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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参与所有政治决定”——访问《独立妇女运动宣言》（1990年1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专题：妇女运动特辑相关链接：苏东资本主义复辟“我们希望参与所有政治决定”——访问《独立妇女运动宣言》作者作者：高兰杰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90年3／4月第17卷第2期（总第148期）[接受访问者美凯（InaMerkel)是《独立妇女运动宣言》的作者、“妇女独立联会”代表之一，并以这个身分成为反对派和政府举行圆桌会议的筹备委员会的成员。访问在一九九○年一月十六日在柏林进行，访问者是《女性主义笔记》记者高兰杰（A．M．Granger)]□：访问者■：美凯□：你代表的团体名叫“妇女独立联会”，“独立”的意思是什么？■：我们有两层意思：一，是独立于所有政党。在我们看来，这是最基本的一点。一向，唯一的妇女团体“民主德国妇女”（DFD)是完全隶属于东德共产党的；二，联会的所有组成团体是互相独立的，可以自由发展自己的政策。由于我们（国家)的历史，东德人一般都有强烈的倾向，期望上面有什么指示下来、按中央化模式处事。妇女自然也有这种倾向。我们希望打破这个局面，不愿意成为一个中央集权化的组织，指示其他组织的行为。在我们看来，重视团体自治与投入共同工作、协调共同行动之间并无矛盾。我们正在为“妇女独立联会”制订最低纲领，适用于所有参加团体，我们也设立了由多个团体选派代表组成的统筹评议会。评议会将定期选出妇女运动的公开发言人；我们致力保证选出的发言人能反映评议会里的不同政治意见。□：你们的主要要求是什么？■：我们第一点要求，是参与所有政治决定；我们尤其主张，在各级政治决策环节，须有“妇女代表”，这些代表对涉及妇女的政策拥有否决权。这项权利，能够引起公众广泛讨论那些看来会损害妇女利益的决定。要重新界定“同工同酬”我们也希望争取平等法律，使妇女有权对歧视行为提出控诉——譬如，假如企业认为女性会因产假旷工以至喜爱雇用男性（这种情形愈来愈普遍)。我们也有需要重新反省我们的劳工契约制度：形式上，确是保证了“同工同酬”，可是，女性的工作很少和男性相同，也没有“同工”的定义，结果往往是女性的收入少得可怜。我们要求立即调升妇女的工资，和男性看齐。我们另一项主要要求是缩减工时。我们还没有四十小时工作制，一般工时是四十二小时又四十五分钟，只有十八天有薪年假！我们认为，这项要求一点也不脱离现实；德国社会学家的研究显示，有30％的工作时间是浪费掉的。人们由于没有工作动机，所以无心工作；因此，何不把这种散漫态度转而为削减工时？这样会对大家有利，会提高大家的工作动机。政府当然不愿听到这种意见。我们时常听说，在获得分配劳动创造的剩余之前，首先是勒紧裤头，刻苦工作吧！我们这样一等就等了四十年，得到的结果，却是生活水准下降！大家对这种局面厌恶极了，政府假如不着手提高生活水准、改善生活素质，只怕跑向西德的潮流会更趋激烈。为下一代建立可以自由呼吸的生态环境往西德跑的情况如果不停止，东德将会变成母系社会了——因为跑到西方的主要都是男性。女性在西德很难找到工作，不过，女性留在东德，也由于这里的社会设施如托儿中心、屋租等比西德廉宜许多，而这些对她们不是无关痛痒的。□：在社会服务方面，东德是毋须羡慕他国的。■：有充裕的托儿中心、幼稚园、小学，当然是十分重要的，不过，假如你有儿女，也不是只为了把他们放到某处、交给某人照顾呀！所以我们的运动很支持为我们、儿女和男性争取增加空闲时间，男性也该用多些时间照顾儿女。我们这个团体里，差不多所有妇女，包括知识分子，都有儿女。身为女性主义者，我们不仅基于我们的处境来考虑问题，同时也顾及为儿女建立未来。生态问题是我们关注的另一焦点。东德所有居民对这个问题都很敏感，我们国家的污染已达无可忍受的程度了，有些地区根本应该划为不宜人居的禁区；在比特菲尔和莱比锡，污染令大家经常咳嗽不已；婴儿根本就不应该饮用自来水！因此，我们认为必须有一套彻底重整生态的纲领，以遏阻生态濒临毁灭。我们不愿意我们的孩子为那些数十年来罔顾这个问题的决策者承担代价，我们要为后代建立一个再没恒常威胁的环境，令他们可以在海洋和河流游泳、呼吸空气，而毋负大自然的名分！要突破男性支配的组织传统□：你以妇女运动代表的身分，和反对派组织一道参加了圆桌会议筹备委员会；你和他们的关系怎样？■：在近月冒起的所有反对派组织现在都知道要把我们算作一分子；他们都意识到，不能够再对“妇女问题”挥手了事。再没有人会公开攻击我们，说这些问题不重要，不过，这些团体却不是自动处理我们提出的问题！事实上，我们经常面临这个老问题：这些组织的结构都由男性支配。投入政治等于是接受男性模式，而这正是我们再不愿意去做的！在我看来，改变这种局面的其中一个方法，是在各级[组织结构]设立配额。我想，评估各式各样的反对派组织必须要设立这个重要的基本标准。不过，问题是妇女通常都反对配额制，她们担心，根据这个标准，她们只由于是女性而当选，而不是由于她们的能力（我相信你也会有这种质疑)。不过，也不能故步自封，即使你因妇女身分而当选，也意味你有机会发展所长，这会是投入政治获得承认的起步点。不过，我感到我们还未至强制推行配额制的条件，譬如“新论坛”宣布，反对其组织使用配额制。我恐怕，在下次议会选举中，女性的比例会剧降，比现在还少；目前国会有三分一人是女性。□：你有没有打算参加选举？如果有，会透过什么方式？■：圆桌会议对新选举法的内容有争议，争议的结果会解决什么人有权竞选的问题：只有政党才能参选呢，还是公民运动也可以参选？[1]我们赞成后一种解决办法。我们视我们的运动超越政党，把不同政见、不同政治团体的女性集结在一起。我们相信，这个运动应该能够有代表厕身国会，并且发挥重要作用。不过，圆桌会议有好一部分参与者认为参选权应限于政党，排拒广泛的运动。这样一来，一场论争势必在我们的运动里卷土重来；直至目前，这场争论还只在全国统筹评议会的会议里出现。争论会是：应该组织一个妇女或女性主义政党吗？来自耶拿的一个妇女团体一直主张这个论点。我个人认为这种主张不会有好处，至终将影响我们的组织方式，逼迫我们接受一个中央化结构。在目前，我们大多数人是反对这种结构的。毫无疑问，我们将决定作为一个议会外的反对派，提出批评、推动公众讨论和推广我们的要求。东德已预备让西德并吞再者，多个反对派政党向我们兜售，在他们的提名名单内占一席位，以作为他们的“妇女标志”。在我看来，我们只有两种选择：或是当议会外的反对派，或是在议会内组织妇女派别。我们或许会和“新论坛”或“联合左派阵线”组成联线，不过，即使是这样，我们也会坚持必须有自己的纲领、有自己的提名名单和在国会有自己的派别。[2]□：你怎样估计将来的事态？■：在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由所有妇女团体同意的《独立妇女运动宣言》，文内有一个句子清楚表明我们的意愿——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句子没有掀起特别讨论；这是当时的民主运动普遍赞同的立场。不过，国家的气候已经很不同，关于这点的讨论很多，我们的争论如果不界定何谓“社会主义”已经无法开展；必须给这个名词恢复内容。今天，“大德国”这主张已经愈来愈风行，理由很简单，只有一点：人们看着西德的财富和消费者机会，希望像西方人一样享受和生活；他们以为那边万事如意，单纯地问：为什么不学他们那样做？愈来愈多的个人和团体按西方模式照办煮碗，用复制西德的方法草拟法律。假如他们更深入去看，会知道西德不是事事都好。在这个意义来说，令人饶有兴味的，是所有反对流派都缺乏想象力、缺乏理念，没有能力提出另一种发展模式。我们妇女运动虽然提出了另一种出路提议（尤其在生态问题方面)，但是我们没有公信力，因为我们没有实行我们的理念的手段。结果，眼前是东德要致力和西德制度分庭抗礼的景象，我们的国家因而已经准备好被西德“并吞”。东德人民将蒙受损害，因为联邦共和国不准备向社会不平等付出对等的补偿。需要激进的另一条出路如果我们的智慧多一点，我们会说：“好的，就让我们立即统一，不过西德不能只说不做，要承担平等化步骤的代价。”西德会拒绝这个要求，届时就可以引发一连串的行动。但是我们太愚钝了，说：“看啊，科尔会把我们从灾难中拯救出来。”迄今为止，发生了什么事呢？是他摆出条件而不是我们，他一星期复一星期地开出新的条件，我们则不断作出调整来适应他的要求，而他实际上不须付出一仙一毫！似乎，这个演变趋势无可避免地会一迳走下去，我们的国家要经历资本主义的演变。我们要亲身经历“消费恐怖主义”的社会到底是怎样一回事。以为我们可以从经济匮乏跨越到另一种制度，似乎绝对是脱离现实的想法了。事实上，我对我们以至全人类的未来，是颇为悲观的，因为我看不到任何可行、彻底的出路，而这一种出路是必需的，尤其是对被剥削的第三世界和行将毁灭的生态而言。所有科学家似乎都同意，如此下去，世界的寿命只有三十五年。这是我们，包括你，面对的前景。注释：[1]东德国会一向保留若干席位给予官方的群众组织（妇女、青年)。在国会470席中，其中有60席归于“东德妇女组织”。[2]在这次访问之后，东德新选举法通过了准许“广泛运动”如政党一样参选。“妇女独立联盟”决定和“联合左派阵线”和“绿党”联线竞选，并且推出本身的候选人。Ø妇女运动特辑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Ø苏东资本主义复辟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独立妇女运动宣言妇女独立联盟（1989年12）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专题：妇女运动特辑相关链接：苏东资本主义复辟独立妇女运动宣言妇女独立联盟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90年3／4月第17卷第2期（总第148期）[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日，东德柏林境内举行了一次历史性的全国妇女团体协商会议，共有一千名女性出席，参加者年龄从二十四岁到四十五岁。会议决定成立“自治妇女运动”（又名“妇女独立联会”)，并推举了两名代表出席反对派和政府举行的圆桌会议，会议并通过《独立妇女运动宣言》，宣言全文有八点，现节译如下]有人说，“妇女问题”已经解决了。也有人说，妇女问题不是我们今天面对的主要问题。不过，我们有些人说，现在是把这个问题提上议程的时候了。可是，“妇女问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妇女说：东德的社会转变是由群众走上街头而开展的；妇女在事变的每一个阶段都在现场，走在最前线，参与了斗争。她们受汹涌的出国潮波及，也是权力篡夺者的牺牲品。可是，当大家着手为复兴社会主义社会的前景而致力的时机一旦来到，妇女发现她们又一次被排拒于外。“国家需要新男人”的口号最近数周不断挂在人们嘴边，可是，我们就不需要新的女人吗？连莫德罗新政府里也有女性部长，这是新的开始吗？社会正经历深刻的危机。今天，成千上万的公民离开国家，领导党已经失去威信，社会主义似乎濒临消失；在国家的另一边，有人垂涎三尺。我们必须用另一种社会模式来抗冲这种似乎已不可免的演变。但是，今天当我们说到革新社会主义时，有谁会倾听我们呢？尽管这样，这个国家必须给予我们机会去建立一个容许个人发展潜质的社会，否则，这个国家势必灭亡。社会应该由自决的主体自行制订工作与消费、政治与生活形态的模式。这就意味着经济要有相宜的发展，不再支配人的需要和热望，而为个人的发展缔造有利的社会空间、闲暇和客观条件。政治权力不会因此而排除，但个人则毋须再受这种权力任意摆布。这就需要有彻底而崭新的政治机制和结构，以保证社会的进步，使人们得以介入社会发展的进程，不断更新、校正它的步伐。经济和政治制度改革无疑是需要的，可是，再不可以用各种因果相循的藉口，推迟改变生活方式、需要和社会环境。我们必须有另一种生活方式的理念，就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求各个政治党派和运动申明他们提出的特定策略所采取的立场和观点。我们妇女的希望和问题，也必须是另一种社会方案的构成部分。我们必须坚持“妇女问题”是重要而基本的问题，绝不是次要问题。“妇女问题”关乎社会怎样生活、生产、发展的多样可能性和目标；正因为这样，我们妇女从自身的特殊处境和经验出发，知道要保证新社会的企图会顾及我们的特殊利益需要，我们自己就得对社会有一个宏观的取向。这种概念的主题会是什么？哪些是一般性问题而哪些是特定的妇女问题？妇女承担社会失败的代价（一)社会近年来迈向穷途。我们目击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急速萎败，这个发展由男女关系恶化、离婚率升高和出生率下降清楚显现；也由独身母亲的生活水准下降、老年妇女被可鄙地漠视所反映——正是她们，从一九四五年以来肩负了重建国家的重担。然而大家显然也不愿意正视这一类倒退：女性和男性的工资下降、女性和男性能够影响其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的可能性愈来愈窄，他们的政治权力愈来愈少。正是由妇女用额外劳动来抵偿社会服务的不足。妇女受男性侵略行为的威胁愈来愈频繁；女性身体变成性对象已经成为社会实况。我们的儿女最终将成为我们无能进化的牺牲品，正是他们要继承短视经济和罔顾生态的后果；他们因父母长期压力的关系紧张、感情麻木而备受痛苦。他们是落伍的教育制度下的牺牲品。上面所说的，是国家和官僚社会主义制度中最严重的社会文化后果。男性精英的专横权力已经把国家引向灾难边缘。须对过去数十年来的政策负主要责任的是男性，尤其是那些以政治领袖、主管和企业经理身分支持政策的人。妇女对这种环境也要负上政治责任，不过，她们在每个领域里都处于从属地位。统一等如倒退（二)在今天，东德人民，男的女的，很多已对任何认同社会主义的社会或文化失去信心。现在已经有人提出恢复“先辈的国土”了。但我们必须问自己是否有能力反对统一的打算，或者统一是否真正的社会主义出路，我们甘愿留下来也是值得的？在目前动辄会发生突变的社会处境中，我们对未来能有什么憧憬呢？怎样的前途才值得我们留下来呢？或者，你们想我们和波恩的男士们联手，用他们的总理办公厅来取代我们的政治局独裁吗？对妇女而言，统一等于倒退了三步，总括来说，就是把妇女送回家庭。我们又要再一次抗争，以争取工作的权利、幼稚园学位和饭堂。我们等于出卖我们艰苦取得的成果，而非踏上新的阶段。我们妇女关心的问题不是国家的得失，而是全世界的未来。现在是抓紧时机的时候，通过对社会主义的革新，让更多不同的生活方式得以发展，让更多的个体差异得以开拓，让更多的憧憬和抱负得以进发。妇女运动必须追上时代的要求，必须参与欧洲左派的力量为多元文化大声疾呼，务求每个人可以按照他们的民族、文化和社会特点安排生活方式。我们必须时刻警觉，我们的国家不会有人因出身、残疾或简单只是与人不同而受排斥；让我们共同创造条件，使男与女、父母与子女、青年和老人、健全人和伤病人……得以迈向团结的关系。社会须有公众权力（五)实行彻底的配额制，是达成真正民主化的条件；即是，要立即把社会上重要位置的一半由女性出任。配额和民主化是政治革新的不可分割的条件。“妇女问题”的确是大多数组织和政党要面对的问题，但问题却不是经常以公开的形式出现，因此，我们需要有自己的政治组织，有一个广泛联结、共同行动的运动，以保证妇女问题受到广泛讨论，成为政治课题。只当妇女有合乎比例的代表，她们才会从边缘性的社群和利益中提升，像男性一样，从宏观的政治课题出发关注自身的问题。正由于妇女占了人类的一半人口，而不是少数，她必须对和人类有关的所有问题发言。妇女运动不是只专注妇女课题的运动，也没有一套社会观念是使这个运动偏于一隅。（六)因此，我们保证四权分立的理念：即是，除了传统的方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外，还必须附加第四重的权力——公众权力才能完满。我们也主张设立一个广泛的妇女媒介网络，除了报章、电台和电视台之外，还应有妇女文化中心、研究中心，以至要设立和日常生活、消费、教育、抚育、价格和工资政策有关的民主代表机关。我们需要有强制生产顾及自然生态的消费者组织；需要有父母自治组织来影响教育的内容和方法；我们还需要大量有主动性和自我组织的团体，俾能在国家里直接行动——这后一种组织，大抵是我们最急需的。Ø妇女运动特辑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Ø苏东资本主义复辟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女性有权做全职工人或全职母亲——谈“经济改革”的妇女政策（1989年6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妇女运动特辑女性有权做全职工人或全职母亲——谈“经济改革”的妇女政策受访者：沃罗尼纳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90年3／4月第17卷第2期（总第148期）[在有关苏联改革政策的众多分析中，很少提及女性的处境。沃罗尼纳（OlgaAlexandrovnaVoronina)是苏联科学院的一位哲学家，同时是苏联国内极少数探索妇女问题的作家。下面的访问原刊于意大利杂志《双周刊》，现节译自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二日《国际观点》]口记者■沃罗尼纳□：沃罗尼纳，有好长时间俄国女性是世界上最解放的女性。你们拥有平等权、男女平等法律、分娩保障、免费堕胎和全民就业。女性在各行各业（由医疗到教育)都占了大多数。不论在任何地方，你们都比男性显眼。已高度解放的俄国女性对她们自己的处境有什么看法？■：你试试对我们中任何一个说“但你已经解放了呀”，我保证她立即在你面前抱头痛哭。如果我对朋友说，西方对我们很感兴趣，我肯定她们会立即反嘲说：“替我取个外国签证吧！我已准备好讲辞，题目是《我的一天——分分秒秒》。”每天工作十六小时苏联女性的日常生活，实际上是八小时在外面工作，八小时在家里做事。苏联很少研究会认真探讨我们的状况。即使仅有的研究也显示，今时今日的苏联女性，每星期花四十小时做家务，另外再花四十一小时在“外面”工作。由于苏联的物资严重短缺，市场轮候购物的人龙永无止境，加上公共设施不足和效率极低，家务劳动是极疲累的事。七十年前，我们在很多方面都是先锋。我们拥有一切“新颖”和“现代”的事物。现在，在同样的事情上，我们却比其他国家落后。几日前，我翻读科伦泰（AlexandraKollontai)[1]的作品。她认为，只要女性享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和平等的权利，她们所受的歧视自然会消除。列宁也是这样认为。就是现在，人们还是这样想，但这看法将女性问题简约为问题的一方面——工作。这严重地简化了女性问题，结果妨碍了有关两性冲突的辩论。□：你的意思是人们还未真正处理女性的问题？■：我想这样说：重要的问题在于没有人（不论男性或女性)认识到，伴随着革命，人际关系也得改变。从一个具体真实的奴隶社会，转变为一个个人独立的社会，过程中必须研究新的方法去处理人际关系，尤其是两性间的关系。在革命成功之后的几年，男性感到已获得自由，但他们没有问，如果女性也要感到真正的独立和解放，还有什么应该改变。女性在工作方面享有同等的地位，但我强调——只是在工作方面。女性承担的家务劳动重担，一点也没有减轻。除此之外，连所谓女性享有的就业权利，也成为一种对社会的义务。□：七十年后的今天，一切都没有改变吗？■：没有。开始时，女性只是作为劳动后备军加入工作，没有人想到要为女性提供专业训练。这情况绝非偶然。它显示了一种想法，就是：无论如何，女性真正、首要的工作是家庭。我认为，女性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这矛盾。“经济改革”要女性回家□：这样，戈尔巴乔夫提出要女性回家去，是否表达了社会的要求和需要了？■：不，我认为戈尔巴乔夫的建议回避了劳动妇女合理的要求。一个劳动妇女曾对我说：“看看我的生活。我天亮就起床，为孩子和丈夫煮早点，之后忙着送孩子上学，然后赶去乘地铁或巴士上班。车程要四十分钟到一小时呢！下班后又要去市场排队购物，之后去接孩子回家，煮晚饭，哄孩子上床睡，之后还要洗洗烫烫……这样的生活，我实在过不下去了。”我想补充，大多数劳动妇女从事的工作都要消耗大量体力。很明显，如果提出让她们回家，开始时她们一定很高兴。但我们仔细想想，如果将晚上的洗烫搬到中午来做，将排队买薯仔的时间由傍晚六时改为早上十时，还有整个下午在家里照顾小孩等等，这样的生活实质上有什么改变呢？当然，这样每晚可以多睡几小时，但生活仍没有改变啊！还有，从此你金钱上就要依赖丈夫。如果他半夜醉酒回家，你只能默默忍受。他从此认定自己是一家之主。如果他离开你，或者你决定自己生活，你还剩下什么呢？除几个孩子外，一分钱也没有。我对上述那位劳动妇女说了这番话后，她答：“不错，这确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我认为唯一的办法是要社会组织上进行根本的改变。但国家领导人要女性回家的时候并没有这样的想法。□：你是否认为，他们的建议，目的是把要耗用大量公众收入和国家预算的社会服务转嫁到女性身上呢？署：回答这问题很困难。事实上，我不认为现时提出要女性回家的人（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真正相信这是解决的办法。女性占劳动人口51％。如果她们离开劳动市场，会发生什么事？经济灾难！此外，女人做的都是非技术性和疲累的工作。你以为男人愿意取代女人这些位置吗？统计数字显示，半数女工的工作需要手力和脚力，但不需要思考。苏联各地的铁路、轻工业和农业，主要就是靠这些女性。在波罗的海共和国，女性的工作需要多一点技术，她们种植棉花、薯仔、小麦，播种和收成。在建筑地盘，是女性用她们的肩膊枱灰泥。在饭店，她们洗碗碟。在服务行业，她们的技术属最低水平。如果要她们放下这些工作回家，想像一下会发生什么事！所以，叫女性回厨房只是一种口号，目的是获得一些当下的支持而已。苏联女性地位的变迁□：但工业改革会大大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部分劳动力会被新科技取代。劳动力中女性的部分，不会因此获得“释放”吗？■：我想问题远比这来得复杂。现时人们通常强调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今时今日我们已在建立一个基础，让女性发展事业。第二种看法认为，女性天生的角色是在家庭内。这些看法有什么意思？虽然不明显，但它们背后的真正理由是，如果女性要工作，她们就要接受社会提供给她们的工作，这些工作还有待发展，但女性应当保持沉默。有关社会服务的问题也一样。社会服务一直没有改善，是因为大家心知肚明，女人总在那里，随时准备好养育孩子、照顾老人，为社会负起这类责任。“女人回家去”这种主张只会引向死胡同。它既不能解决经济危机也不能解决家庭的危机。□：但一般来说，女性想要什么？■：大部分不愿回去厨房。几个月前，在一项以一百个女性为对象的调查中，有八成想要一份工作和社会服务设施。只有两成想做家庭主妇。我个人赞成大多数女性的选择。我们应该发展社会服务设施，解决长期被搁置的社会问题。我们国家将这些问题称为“女性问题”。我看正因为这样，这些问题被无限期地放在最后一项议程。□：“女人回家去”的口号是否代表父权主义的复苏呢？■：事实上，俄国从来就是一个父权社会。革命前，农民占国家人口的八成，伴随着的自然是父权文化和偏见。革命像是对这集体意识刮的一场暴风。故此在二十年代，虽然没有真正和有效的女性主义动力，但女性主义的价值观一度获得推崇，部分最古老的偏见也隐没了。这些年来，参与建造新社会的女工受到所有人的赞扬，就连母亲角色也一下子跌到第三位。格拉德科夫（FvodorGladkov)的小说《水泥》（主要的“五年计划小说”之一)就是一例。小说中的女性才生下孩子，孩子就被交给机关。之后孩子就没有在小说中再出现。机关代替了旧家庭。新一代集体生活，社会负起照顾和教育孩子的责任。家庭作为一个消费单位不再有什么作用。女性裹着红色头巾去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在这情况下，孔武有力的男性形象受到打击。即使在形象方面，男性与女性也看似平等。他们都努力工作，并且将工作做得很好；他们为未来而努力。他们看来没有其他急切的需要，譬如爱情或个人问题。然后战争爆发。战争很可怕，而且将很多其他事情完全倒转了过来。□：在上述的两性形象方面，战争引起了什么改变呢？■：随着战争，所谓“真正男子汉”的偏见又再出现。也许不像五十年代美国那样显着，但也相当普遍。虽然女人也手持武器保卫家国，但保卫家国的荣誉却完全被男性垄断。他们再次成为英雄，再次获得战争带来的荣誉和地位。但没有人指出，战争期间，是女性支撑整个经济。一直以来，人们都将男性看作为唯一的积极分子。但和平之后，种种失望也随之而来。经济一团糟，这削弱了英雄的地位，也动摇了他们的信心。收入不足够养活家人，找兼职不容易，发展事业要看他人面色（要看党的决定)。还有，有一个因素从没有人分析过，但我认为对男性的心理有很大的影响。战争期间，女性意识到她们不需要男人，也可以自己面对最困难的环境。感情上而言，她们当然想念男性，但女性如果沉迷于这种感觉，她们只会被指摘误入资产阶级陷阱。男性回来后又想做一家之主。这引起了很多冲突和失望的情绪。我想，这是导致男性和女性酗酒的原因之一。这同时导致男性和女性对社会和对家庭都抱着冷漠的态度。可以说，现时女性的态度是顺从多于冷漠。这种态度其实是将一切交给社会——男性的社会——去处理。男子气慨达到最高峰。现在，经常可以听到男性和女性说应由男性来主事。改革缺乏女性观点□：但在近期开展的重大辩论中，女性是否已开始说话？她们可有参加选举？他们可有提出要求和推出政纲？■：作为女性，作为主体——没有。人们强调问题不是男性与女性间的冲突，一点也不是。如果女性有参与，也只是作为对政治感兴趣的人，或者作为想有改变的个人。而且，候选人、报章和会议关心的是什么？政治、经济、价格改革、合作社、农业改革。有些人支持改革，也有人反对。但没有任何人（包括选举候选人)用女性的观点去看这改革过程。当然，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是有分别的。后者较多考虑社会服务和女性生活环境的问题，而保守派则要女人回厨房。□：你很强调社会服务。你认为首要的是什么呢？■：我这样强调我们的居住环境可能会令你感到奇怪。我不想过分强调这问题，但我敢绝对肯定，如果我们不能够成功改善我们的居住环境，对女性而言，便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不知道怎样向你解释。我希望女性可以工作、学习、在社会中发展自己，但我也希望她们可以在生命中某些时期放下工作，譬如，当她们有几个孩子时。现时她们不能这样做。一些地方完全没有家庭津贴，就是有，也只有一年。而津贴每月只有可笑的三十五卢比。我来自中亚细亚。那里的女性即使有十个孩子，她们不怀孕时就要工作。还有，她们还需要获得工作单位的保证。对妇女的保障都白纸黑字写着，但有谁会执行？譬如，一个女工的孩子病了，她想请假一天，她知道她有这样的权利，但这不等如她可以行使这权利。大多数情况下，上司会说：“不成。如果你惹麻烦，我便解雇你。”你看，这些问题都有待解决。□：你的看法跟“妇女待在家里，祖国是她们的命运”的口号有什么分别呢？■：不，这是她们应有的权利。问题不是女性“必须”待在家里。我们要将这论点倒过来看。“女性有权做全职母亲”，而不是在做丈夫的佣人、地板清洁工、社会服务的供应者之余，做一个全职母亲。女性这些权利必须透过非常具体的方法发展出来。首先要对我国女性的处境进行认真的研究。至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社会学家这样做过，而我正尝试去做。我们一群年青社会科学研究员非正式地组织了起来。但我们将会需要一个全国范围的网络，让我们做更多访问，建立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女性的问题在莫斯科、列宁格勒、明斯克、诺沃斯比尔斯克、塔什肯特等都不同。她们需要的解决办法也不一样。但我们人力不多，资源也不多。因此我们决定以挑衅作开始。开展关注妇女处境的研究□：什么挑衅？■：首先，我谈论做全职父母的权利。我们说，不论男人或女人都应该享有这权利。应由一对夫妇自行决定：谁放弃工作（放母亲假或父亲假)，在孩子出生后或其他情况下照顾孩子。在我们国家，男性在家里清洁家居或为孩子洗澡的想法，若不是乌托邦就是丑闻。正因如此，我们公开宣布我们要求“做全职父亲的权利”。开始时，这种论点带来嘲弄和讪笑。之后，人们开始愿意听我们讲说话。最急切的是改变人们的习惯和文化。在一个连“个人”这词语也含有眨意的国家，你以为“女性”这词语会有什么含意？□：你谈到挑衅时，我以为你指性。这话题至今仍是禁忌。你们怎样提出这问题？■：性至今仍是一个没人谈论的话题，是秘密。我们的传统向来压抑性，就是现在，我们仍不谈论这问题。谈论性会被认为“不恰当”，就是学校也不谈论。你知道吗？苏联和美国女性曾在电视上进行过一次讨论。有人间：“性关系又如何呢？”苏联女性答：“这里没有性爱。”但翻译员用英文说：“这里没有与性欲有关的问题。”但这个译法不是原意。□：据《星火》画报透露，苏联每年有六百五十万女性进行堕胎。这是真的吗？■：我不知道。官方没有发表堕胎数字。你讲的数字可能与真实情况很接近，但要获得这问题的真确资料很困难。正因此，我们坚持要成立研究妇女状况的社会研究组织。□：但为什么那么多堕胎？你们用甚么方法避孕呢？■：首先是没有性教育，其次是避孕方法很少。偶然有供应的唯一避孕器具是子宫帽。很少夫妇的居住环境可以过像样的性生活。此外，人们较以前早开始性行为。十二到十四岁的女孩怀孕人数日增，其中很多要非法堕胎，否则她们要先获得父母同意，才可以透过正常的途径堕胎。[1]科伦泰（一八七二——一九三二)是列宁时代第一任政府的社会福利专员和政府中唯一女性。一九二一年她成为第三国际的国际妇女部秘书。她的着作论及多方面政治问题，包括女性主义。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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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妇女特辑（1985年9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妇女运动特辑［香港］妇女特辑编者：『新妇女协进会』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5年9月第十二卷第九期（总第105期）·香港妇女大事回顾·香港妇女地位剖析教育·联合国『妇女十年』与妇女斗争转载：香港妇女大事回顾废除一夫多妻制(1971年)一直以来，传统的中国婚姻习惯都具双重标准，男人可以三妻四妾，而女人必须严守贞节，专侍一夫。在婚姻关系中，丈夫此妻子享有更高的地位和更多的权力。一九七一年十月七日，香港正式废除一夫多妻制。从此，『妾侍』这身份逐渐在文明的婚姻关系中消失。这对于改善香港妇女的地位有着深远的意义。虽然丈夫有『外遇』仍然大不乏人，但最低限度在一夫一妻制上，保障了妇女在婚姻关系中的平等地位。堕胎合法化(1978、1981年)一九七三年以前，所有堕胎均属违法。妇女若要进行堕胎，则要问津黑市医生。因这些地方的卫生和设备多欠妥善，故非法堕胎对妇女的健康甚至生命有损害。立法局终于一九七三年通过法例，准许堕胎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合法，即经两位注册医生共同签署，证明继续怀孕会影响孕妇的身心时，她们便可在指定的医院内进行合法堕胎。一九八一年法例更放宽至包括怀有畸型胎儿的孕妇、年龄不足十六岁的少女及强奸、迷奸、诱奸及乱伦的受害者。堕胎合法化的施行，直接保障了妇女在生育上的抉择权，使她们能根据自己的身心状况及环境，决定应否继续怀孕。反强奸运动(1977年)一九七七年，香港妇女协会、家庭计划指导会，撒马利亚会、救世军及联合医院共同组织了一反强奸委员会，展开针对对女性性侵袭的反强奸运动(WARONRAPE)。这运动的三个主要工作范围包括：㈠为强奸的受害者提供辅导及服务，改善投报被强奸反控告强奸者的有关法律程序。㈡利用传媒呼吁妇女提高警觉，防止强奸的发生。㈢推行公众教育，改变社会人仕对被奸者的歧视及认为是咎由自取的观念。反强奸运动的意义在于其公开宣告被强奸不应仅被视为个别妇女所面对的悲剧，而是一个社会问题；社会有责任照顾被奸者的需要和保障妇女免遭强奸的权利。争取男女同工同酬(1969、l970，1981年)六十年代，政府一直歧视女性公务员。同一职位的女性公务员的薪酬只是男性的75％，而所持的理由是『男人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持，女人充其量只是辅助家庭收入』。直至一九六九年，政府才接纳『薪俸委员会』的建议，分期实施男女同工同酬制度，但并没有包括护士行业。为了争取合理权益，女护士于一九七O年发动了『争取同工同酬运动』，终于能迫使政府在护士行业中确立了此制度。一九八一年，经女高级公务员协会力争后，立法局通过已婚女性公务员有权获得与男性同等的福利津贴。至此，女公务员的待遇才真正与男性看齐，代表着政府终于愿意承认女性在社会上的经济地位。争取有薪分娩假期(1979年)一九七O年以前，由于工商团体的反对，政府一直未有为香港女工提供任何分娩福利。至一九七O电立法局才通过妇女有权享有分娩假期，即不用怀孕而需辞职或遭解雇。但大部份女工并不认识这法例，而且由于分娩假期无薪酬，不少女工在沉重的经济压力下，自愿放弃应有的十周假期。有些甚至之前不顾健康去加班，以弥补分娩时的额外开支。一九七九年三月八日，廿多个团体联合发表妇女节宣言，争取妇女有薪分娩假期。之后的两年间，各团体不断以行动去催促政府修订法案，更有怀孕妇女到布政司递交建议书。结果，妇女有薪分娩假期卒于八一年六月一日正式实施，使妇女在生育——为社会生产劳动力时——得到合理的保障。保护被虐妻子(1985年)官方从来没有全港性的虐妻个案数字。但根据香港妇女协会进行的一项统计，虐妻事件平均每月约有一百宗，其中有被勒颈至失去知觉，也有被打至头骨破裂。一九八五年四月，香港妇女协会正式设立『和谐之家』，收容被虐的妇女，使她们有暂时容身地方去思索未来的去向。同年五月，行政局亦建议未办分居或离婚手续的被虐配偶或同居者，可以申请禁制令，阻止使用暴力的另一方回家。此建议正在讨论中。在女性仍处于从属地位的今天，相信仍有很多的妇女默默地忍受着丈夫在精神及肉体上的虐待。尽管收容中心及禁制令都只是消极的措施，它们的出现毕竟标志着有关方面开始正视此问题。基层妇女参政(1985年)『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在今天仍无形地界定了妇女在家庭的主要角色，政治是男性的天下。一九八五年，有三十名女候选人参与了区议会选举，其中更有来自基层的家庭主妇、女工、社工。尽管只是政坛的绝少数，要面对角色的冲突和在繁重的家务中挣扎，他们仍为妇女参与公众事务这个可能性带来希望和鼓励。本地妇女组织的发展(1984—85年)七十年代中以前，除了主要由外籍妇女组成的『香港妇女协会』外，本地妇女组织多是传统的街坊妇女会。近年间，较多不同性质的妇女组织开始成立，有专为促进专业妇女地位的如女律师公会、崇德社；有特别针对屋邨妇女，鼓励其善用余暇的如贤毅社；有隶属一些自发民间组织的妇女组如基督教工业委员会的女工组、大坑东居委会的妇女组；也有争取妇女权益，促进妇女解放运动的如新妇女协进会。香港妇女地位剖析教育编者：『新妇女协进会』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5年9月第十二卷第九期（总第105期）教育虽然男女均享有九年免费教育的机会，大学及专上学院招生也并无性别歧视。但是女性往往比男性更早地放弃升学的机会。八一年人口统计显示，有一千名接受教育的女性时，就有2,434名男性接受同等的教育。父母对子女不同的期望，直接影响子女受教育的机会，仍有很多父母认为女儿始终是外嫁女，为养儿防老，宁愿供儿子读书。目前，学校及家庭的教育方法，往往强化传统的性别分工观念。在男女受教育的范围裹，女生多选文科、教育、商科、护士等训练；而男生则多选择理科、工程、医科及其它技术性训练。这直接影响男女在就业方面的选择和随之社会地位。不少中学仍强迫女生上家政堂，学习将来如何做贤妻良母。在家庭里，女孩要斯文，故多玩洋娃娃；男孩则多玩飞机大炮，以训练其胆色及喜好。这类的社教化过程也塑造了男女不同的性格、观念和倾向。就业因着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和教育过程的性别主义，女性多从事低薪的制造业(占总就业女性之50.8％)和服务性行业(16.5％)，而每月收入在二千元以下的占全就业女性的83％。除了低薪外，『女人工作』(尤其电子、制衣、纺织等职业)的特点是非技术性、晋升机会少、缺乏职业保障和转行机会。由于社会对女性的偏见，女性即使具有与男性同等的学历，亦难与之竞争。特别在管理阶层，女性充当要职者只是凤毛麟角。在低薪的制造业及服务行业中，男女同工不同酬的情况仍然存在，亦有怀孕女工被老板解雇及被迫自动辞职。香港仍未有有薪月经假期的法例。总的来说，虽然女性参与劳动已日渐增加，但所取得的经济地位并不代表没有性别歧视的存在。家庭『公一份，婆一份』这观念已日渐被接受，但『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仍然根深蒂固，特别是低薪的女性劳工，结婚生育后便被迫放弃工作，全职照顾家庭。仍需外出谋生的，则要日一份、夜一份，负担双重劳动及压力。根据一项调查，72.8％的被访劳工妇女表示家务仍由妻子负责，而70.6％则表示照顾子女也是多由妻子负担。全职家庭主妇亦面对很多问题。首先，她们没有自己的身份，如B仔妈，X师奶、家嫂、妈咪等多是她们的称呼，而她们身为女性的需要，往往被忽略。家庭主妇的劳动也不被社会承认，故此社会地位也非常低微，令她们缺乏自信；在局限的生活环境中，生活更觉枯燥。在新市镇居住的妇女的情况更为严重。公众事务参与由于港府过去不鼓励市民参与社会，形成一般的低政治意识。妇女受着教育程度偏低、局限的生活圈子、婚姻及生育的责任，传统的『以家庭为首要』观念等因素所影响，参与更形低落。新妇女协进会在去年曾进行一项『香港女性参与公众事务状况调查』，得出上述结论。虽然女性不理世事是普遍现象，但近年亦有不少妇女小区活动及建设中，扮演积极的角色。1985年的区议会选举中，共有三十多位女候选人，更有六位是家庭主妇。总结妇女在家庭，教育、就业及公众事务参与范畴上的地位，均是互相关连、互为影响的。教育本身除了影响妇女的意识外，更决定了她们在劳动市场及家庭中的位置，使之无心或无能力去参与似乎是非属于她们的公众事务。要改善妇女在社会的地位和发展她们的参与潜质，妇女团体、志愿团体及政府均有责任进一步为她们提供资源、服务、训练和意识培育。妇女形象女性生活形态传统中的妇女形象多是家务劳动、凑仔、在家庭及社会中无权力、无地位。现代妇女的经济及社会角色似乎有了改变，职业女性、工厂女工、学生、女运动员、香港小姐、健美小姐等是一些以前罕有的生活形态，但大部份妇女仍未跳出传统的角色，怀孕、凑仔、家务、街市买餸等仍是占据她们生命中的大部份时间。大众传媒中的妇女形象妇女被大众传媒所渲染的形象都是片面的、被歪曲的，传统的和商品化的。女性的美在选美活动中降为肉体及外貌的品评；智慧沦为对答无聊及侮辱女性的问题。商品广告中，性感的女人或挑逗性的动作似乎已是不可或缺的部份，依附着男性的女人才显得其有『女人味』。好妈妈、好主妇、好太太形象的吹嘘也不离花生油、洗衣机、家庭用品等的广告。女性的真正面貌、智慧，才能、性格就不为这些广泛地影响群众意识的机构所发掘和重视。跳出传统的妇女『女强人』这个称呼似乎已冠在大部份在事业或社会参与上有成就的妇女头上，但它背后代表着女性基本是弱者的意识，或是因婚姻、家庭失败而要以事业填补的妇女代号。其实，很多基层妇女默默地已开始耕耘，打破一些传统给予的角色、在公众事务参与、事业、家庭和社群关系中建立新的形象。你心目中的妇女形象又是怎样的呢？『新妇女协进会』编联合国『妇女十年』与妇女斗争作者：小点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5年9月第十二卷第九期（总第105期）根据联合国1980年一份报告统计，妇女构成全世界人口的一半，占了全球工作时间差不多三分之二，取得全球收入的十分之一，和拥有全球财产不到一百分之一。这些悬殊的数字，充份显示了妇女在全世界各地受到的多重经济压迫和剥削，虽然它们没有指出妇女在其它方面受到的歧视、迫害，例如在社会地位、教育机会、政治权力等各方面。妇女的劳动时间平均此男性多一倍!而以多一倍的工作，竟然只取得十分之一的收入!其中的因素，包括普遍妇女工资只达到男性同等工作的4成至7成，妇女的工作大部份是在最低层的辅助性工作，收取最低的工资，加上不少妇女被迫从事兼职而不是全职工作，还有最重要的因素：绝大部份妇女的劳动是无偿的劳动，例如家务、买菜、煮饭、抚养儿童、照顾老人等等。财产的分配情况更特出了妇女在经济上被极度剥夺的情形。妇女除了在经济上被超级剥削之外。在基本人权上也受到重大压迫。妇女长期受以男性为中心的家庭、社会、教会等压迫，剥夺了种种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被降为每个社会阶级之内的次等阶层，只能默默地接受和负起生育机器、家庭奴隶、男性奴隶等角色。除了社会地位被践踏之外，妇女的政治权力也被严重剥夺。在1925年，联合国宣布从1975到1985年是妇女的十年，要求全世界注意和寻求改善妇女的地位和状况。现在已经是这十年的尾声了，但各地妇女在这十年之中得到各国政府和掌握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力者的什么援助呢?答案是少得可怜。虽然在1979年有130个国家政府支持联合国一次『清除所有对妇女压迫形式』的大会宣言，但直到现在，很少国家推行了大会的极之有限的要求。正如这个特辑之内的日本政府的『平等雇用机会法案』所显示，各国政府只是利用这为借口，推行适合自己和统治阶级需要的政策和法例，甚至是表面上说一套，实际上推行完全相反的行动，不但没有减少对妇女的歧视、压迫，反而加强和扩大压迫女性，男性和各社会阶层。从日本妇女所受到的歧视、压迫，更可见到全球各地妇女普遍受歧视的缩影。联合国的妇女十年，正好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衰退越来越严重的十年。为了将危机转嫁到社会基层身上，各国政府寻求加强家庭的功用，将妇女赶回家中，限制妇女自由作决定的权利，包括选择工作，决定避孕、堕胎等权利。在极端保守的天主教教廷的帮助下，各国政府广泛展开对妇女堕胎权利的进攻，成为近年来妇女运动的斗争焦点。这个斗争现时达到紧急的阶段，各地的极右势力采取越来越暴力的形式，对付堕胎诊所的医生和病人。而各国政府用法律和国家暴力来侵犯堕胎权利和妇女权利的情况更见普遍。长期以来，妇女除了因为生理结构要负起怀孕和生育儿女的角色，忍受这个过程的痛苦和危险之外，更被统治者和男性社会利用这点来加强对女性的歧视，压迫，首先是剥夺她们对自己身体的选择权，不准她们决定是否想要和什么时候生育儿女，在发觉怀孕后是否想要诞下婴儿，是否有条件和有准备生育和抚养儿女，想要和能够抚养多少儿女等。在妇女完成怀孕、生产和最初抚育婴儿的自然分工之后，社会更强迫她们继续负起养育儿女长大的责任，迫使她们留在家中，而无偿的家务工作便继续由妇女承担下去。结果是社会不承认生育和抚养社会下一代的工作是有价值、有偿的整体社会劳动之一，不承认家务劳动是整体社会劳动之一，推卸社会负担养育下一代的责任，更拒绝给与妇女应有的经济报酬和相应的独立经济权力和自主决定权，直接打击了妇女的社会和政治地位。资产阶级更利用妇女在生育前后不能工作的机会，加强压迫妇女，借故辞退怀孕妇女、迫使妇女辞工留在家中养育儿女，甚至像日本的雇主在聘用时已迫使妇女允诺婚后或怀孕后辞职，从而剥夺妇女的年资，升职机会，压低薪酬，迫使妇女做最低层的工作或寻求兼职工作等。在需要劳动力时，资本家便聘请年轻妇女，出最低的工资，而在经济危机时，便首先辞退妇女，将她们赶回家中，承担生产过剩带来的失业代价。因此，妇女自由决定是否需要避孕、假如意外怀孕时是否进行堕胎，除了是妇女的不可侵犯的权利、是最基本的人权之外，更是妇女计划生育，适应本身健康、个人需求、家庭状况、工作情况、社会环境等不同需要，摆脱男性社会和资产阶级双重压迫的一个重要起点。妇女更要争取独立经济权力、争取同工同酬、争取真正平等的工作、教育、训练等机会，首先便要能对自己的身体有全权控制和决定权。有了独立经济权力和由此而来的政治、社会权力，妇女才可以建立对自己的信心，树立妇女的尊严，体会到妇女劳动与男性是平等的。所以避孕和堕胎权利是妇女解放运动不可或缺的基础。正因为这样，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尽力剥夺妇女堕胎权利，以维持对妇女的压迫和剥削。致力于维持现存统治架构和男性社会秩序的教会，更是以各种方法，从教宗的巡回演说到极右派教会团体对堕胎诊所的暴力袭击，压制妇女避孕和堕胎的权利，维持对女性的控制和压迫。这些妇女的压迫者，完全漠视妇女世世代代被压迫、被束缚、被剥削的事实，否认社会有抚育下一代的责任。不谈他们利用妇女的生理分工而加强压迫、剥削的情况，却虚伪地高谈尚未出世、不能思想、不能独立存在的胚胎的『神圣生命权利』，就像他们对所有人，包括妇女的生存权利和基本人权都是平等尊重似的。当这些胚胎成长或婴儿出世之后，他们却理昕当然地对他们进行剥削、压迫，完全漠视他们的生命权利!这种无耻的双重标准，是多么令人发指?在第三世界里，所谓人口控制计划，更是完全漠视第三世界人民，特别是妇女的人权。为了掩饰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对第三世界的极度经济剥削，将第三世界的贫困责任推卸在第三世界的『人口过剩』、『出生率过高』等身上。各国政府便积极推行在第三世界国家之内的绝育运动。大批妇女被强迫绝育，不理她们是否愿意。第三世界的妇女更成为避孕药物和绝育计划的试验品，甚至是在先进国家已被证明有严重副作用，甚至会导致死亡的避孕药物，仍在第三世界生产和使用。印度便是一个例子。一种早已在西欧和美国被禁生产和出售的避孕针剂，却得以在印度生产和使用。人口控制专家喜欢用针剂，是因为它们效果持久，只需两、三个月注射一次便持续有效，但在动物试验和人类临床实验中，已发现这些针剂有强烈副作用，甚至导致多种癌症。热中于人口控制的各国政府，将妇女当作人口控制的目标，完全漠视了她们的健康和人权。印度孟买的妇女解放组织，正为了反对这种针剂而作出动员和抗议行动。先进国家积极鼓励第三世界的人口控制和绝育计划。美国在这些计划之中更是举足轻重。在去年，美国提供了所有工业国所提供的人口控制计划拨款的44％，可见它在其中担任的角色和重要性。在此同时，以里根为首的美国政府，却是最激烈反对堕胎，即使它未能在美国国内立法禁止堕胎，却利用它的经济权势，阻止第三世界的堕胎计划。其中最明显的政治意义，便是将控制人口、控制妇女生育的权力，掌握在统治者手中，不让妇女自己决定是否避孕、选择堕胎。取得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先进国家在第三世界提倡人口控制和绝育，却在西欧鼓励白人多生育，企图扭转欧洲人口出生率下降的趋势，更是明显地有种族主义色彩。也许是由于妇女对抚养下一代的责任最重，她们对生命的热爱和对和平的要求便更明显。欧洲妇女在蓬勃的反战和平运动之中，担任了积极和带头的角色。英国格咸公地的反核妇女动员持续到现在，成为全世界反核运动的榜样，便是最特出的例子。在美国加紧在西欧部署核导弹和苏联相应加强在东欧部署核导弹之际，东、西欧五个部署了核导弹国家的妇女，发表了联署公开声明，表达了她们的愿望，寻求发动基层社会，共同反对核弹、反对战争、争取和平。她们的觉醒和团结精神，是打破东、西阵营之间统治者竖起的各种围墙的重要起步。除了反战之外，各国的妇女运动更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斗争，为争取妇女和劳动阶级的解放作出奋斗。英国和玻利维亚矿工妇女，不约而同积极动员支持矿工的大罢工，甚至带动和支撑了罢工的斗争过程。从斗争动员之中，妇女加强了对自己的信心，带来其它组织和社会阶层的尊敬，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妇女的政治觉醒，认识到社会、统治阶级和国家机器对妇女的压迫和剥削。妇女运动的上升，更有利于动员不同社会阶层的力量。墨西哥各阶层的妇女在全国组织起来的经验，便是一个良好的例子。北爱尔兰妇女投身反抗英国帝国主义统治的斗争，令妇女运动和整个社会向两极分化，更是证明了妇女的解放与帝国主义民族压迫有很大关系，不能只寻求妇女的解放，而忽略民族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实际情况。古巴妇女在革命胜利以来的显著地位改善，证明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妇女受压迫的最重要因素。但她们仍然面对不少男性社会的问题和政治权力不平等的矛盾，显示了这种性别歧视的根深蒂固，更与社会主义革命进程有重要关连。苏联妇女的情况和她们面对的各种社会问题，显示了即使是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但在国有财产制官僚统治的窒息性影响之下，社会问题，特别是妇女面对的多种问题，并未能得到解决，反而以不同形式出现和加深。萨尔瓦多的妇女运动，活生生地显现了第三世界妇女在斗争中如何组织起来和取得更大政治觉醒，为争取民族和妇女解放而努力。各国妇女的实际投入斗争行动，显示了基层妇女力量的觉醒和解放。这是联合国宣布无数个妇女十年、召开无数个大会、无数的政府和统治阶级代表慷慨陈词、大发议论所不能达到的。妇女的解放，要靠妇女基层力量的觉醒和动员，反抗男性社会歧视、资产阶级和官僚统治者的压迫，才能达到。1985年9月19日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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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同性恋权利与阶级斗争（康威，1988年4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妇女运动特辑英国同性恋权利与阶级斗争作者：康威译者：小点资料来源：十月评论第15卷第2期（总第134期）1988年3／4月合刊，5月10日出版在撒切尔主义统治时期，男女同性恋者争取权利的斗争，在英国工人运动之中取得新的突破和重要性。保守党传播媒介以艾滋病为题，对同性恋者发动狂热攻击，部份工人运动则挺身保卫同性恋者的权利，将问题带到政治舞台的中心。在87年6月大选中，这问题成为攻击工党的重点之一。最能显示这些发展的，是84至85年矿工大罢工。男女同性恋者如以往一样，组织支持矿工小区。罢工矿工则破天荒地接受同性恋者的支持，建立联系。这行动对促进同性恋者权利的斗争，有重大影响：争取到工人运动承认她们的权利。在第二年，类似的男女同性恋支持组织支持其它工业斗争，最明显的是印刷工人保卫职位的一年长斗争。全国矿工工会支持同性恋权利，有实时的影响。83年英国职工大会通过反对、歧视同性恋。几星期后，在工党周年大会上，支持男女同性恋者权利的政策，得到很多任务会代表的支持，逆着工党领袖的反对而获得通过。在第二年的大会上，这政策得到四与一比例的票数再次肯定。85至86年的发展，是70年代开始的过程的高潮。在这过程中，争取男女同性恋权利运动将注意力放在工人运动上。像女权运动家一样，他们开始在工会和工党内组织起来。例如在地方政府工人工会、全国教师工会等。反对在雇主和工会会员之中对同性恋者的歧视。新的左倾社会民主派，例如大伦敦市议会领袖列文斯敦等，也正视这个问题。工会和地方上的工党委员会的支持继续增长，提出反歧视的立场，将同性恋权利放进平等权利政策内，有些还采取行动教育会员。虽然支持者不断受到疯狂的传播媒介注意和反对，不少因此从原有支持退却，但在政策、就业情况和拨款支持同性恋组织上，都有一定的进展。保守党及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党联盟在87年竞选运动中，利用人们的偏见和艾滋病的影响，攻击同性恋运动和工党。但北伦敦的史密夫仍能首次以公开的同性恋者身份获选入国会。在大选后，工党右翼攻击工党的同性恋政策，但党内支持同性恋权利的人仍继续争取左翼的支持。此外，同性恋权利运动与女权运动和反种族主义运动在共同斗争和互相支持的过程中，建立了联盟。在工党内，它以黑人运动结盟的形式出现。在87年5月第一次由黑人和男女同性恋者共同组织的示威在伦敦举行，是一个重要的进展。同性恋者被迫害的原因在英国，正如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同性恋在法律上和社会上受到压迫，英国的法律上的压迫特别凶猛。1885年完全禁止男同性恋的法令，在1967年才局部放松，但在一些情况下，男同性恋者仍能被控刑事罪行。女同性恋虽然不是非法，但仍受到国家严重压制，最明显是拒绝给抚养儿童权。男女同性恋者受到警察、法庭、工业审裁处、移民局等歧视、恐吓和迫害。现有禁止歧视的法律，并没有包括男女同性恋在内；相反，法律的『公众政策』视同性恋为卑贱，因此予以歧视。同性恋运动的短期目标，是立法禁止在就业、住屋、移民、社会服务和其它范围的歧视，及废除所有歧视男女同性恋者的法律。它现已成为工党的正式政策，虽然离真正实现还有一段距离，但巳帮助推动要求和进行教育劳工运动的工作。很多人愿意承认歧视是错误，必须揭发的，但会说性是纯粹私人问题，只需一些法律上的改变，便可解决所有问题。这是重大错误，很多马克思主义者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它完全没有触及压迫同性恋者的根源，因此放弃了社会压迫和社会主义战略的主要论题。对同性恋的历史性和深刻的歧视，不是意外。法律和国家支持这些歧视和偏见，但不是造成它的原因。同性恋者受到的最主要压迫，是社会压迫，剥夺任由他们随心所欲地生活的权利，令他们恐怕在家庭、工作地点或社会上被揭发，因而生活在永恒恐惧之中。改变法律会帮助排除这恐惧，但不会消除它的根源。统治阶级为什么敌视同性恋者呢?这是因为他们看到同性恋挑战『正常家庭生活』及其道德价值，威胁到社会秩序。男女同性恋者争取从社会压迫解放出来的斗争．与类似的妇女斗争一样，是直接挑战资本主义的主要社会支柱——异性家庭。性行为的解放，与资本主义家庭结构带来的疏离的人际关系，是完全不兼容的。同性恋者的斗争不但显示除了家庭之外，还有其它选择，而且显示性行为可以随着历史和社会而转变的。争取基本平等权利的解放斗争，在意识形态和实质上威胁了资本主义(以及堕落工人国家)的社会结构。保守党不断地强调『家庭价值』(即家庭的所有压迫性质)，反映了西方国家过去二十年摧毁社会架构的危机的深度：离婚率；青年人的反叛；妇女解放斗争；以及由夫妇、儿女组成的传统家庭单位，在英国现时只占少数这事实，等等。争取同性恋权利的公开斗争，成为这社会动荡的一部份。将同性恋作为可接受的生活方式，是保守党所不能接受的，正因为它直接挑战社会秩序。同性恋者自我组织过去15年来，男女同性恋者在自我组织和政治成熟方面，取得可观的进展；过去5、6年的成绩更使部份劳工运动承认他们斗争合理。运动创出丰富的自我组织形式。如戏剧团体、男女同性恋者中心、学生组织、自卫会社等。一些全国性的杂志扮演通讯网角色。近年来，很多新组织出现，对付艾滋病，为患者组织社会的支持。在劳工运动内，他们的自我组织也有成果。除了工党内的『工党男女同性恋者权利运动』之外，很多细小的同性恋小组在工会内的活动也很重要，令很多任务会采取支持他们的政策。最主要的同性恋小组是在地方公务员工会内，他们取得半官方地位，在一连串问题上受工会全国委员会咨询。这些成果并非足够，偏见仍然存在，但已稍为改变英国工会运动的面貌。70年代以来，男女同性恋组织之间的关系往往是紧张的。早年的运动强调个人的自由，低估了社会迫害的唯物性质。这种态度导致分裂，妇女成立女同性恋组织和更多参与妇女运动。女同性恋者往往在妇女争取堕胎权利和反对种族主义等运动的领导层之内。近年来，不少女同性恋组织出现，关注不同问题和有各种政治立场，除了参与妇女运动外还与男同性恋运动合作。妇女运动和男同性恋运动也认识到，要维持这种合作，需要关注女同性恋者的需求和容许她们自我组织。除了女同性恋者的自我组织外，黑人、伤残者、青年和老年的同性恋者也开始组织起来，并要求全国性同性恋运动关注他们的需要，接纳他们在运动之内。眼见同性恋运动取得进展，保守党发动新的攻击。去年12月，保守党议员尼特建议修改地方政府法令，制止地方政府『提倡』同性恋，制止拨款支持上述活动，工党国会前排议员更支持修订案。工党右翼领导层一直利用同性恋权利问题打击所谓『荒谬左派』。男女同性恋者对保守党和工党领导层的反对是迅速和强烈的。电话、书信和抗议行动迫使工党领导层稍作让步，但仍然大体上赞成法案。今年l月9日，12000人在伦敦示威游行，反对该法案，是英国历史上最大的男女同性恋权利示威。他们的动员仍会继续。面对着右派的攻击，左派必须了解争取同性恋解放运动与争取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的联系的战略重要性。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法国争取妇女政治平等（拉可丝，1988年4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妇女运动特辑法国争取妇女政治平等作者：拉可丝译者：小点资料来源：十月评论第15卷第2期（总第134期）1988年3／4月合刊，5月10日出版今年初以来，支持祖昆竞选总统的运动已开始。祖昆是最近从共产党分裂出来的『维新派』领袖。他竞选总统的运动聚集了一些左派组织和独立人士的支持，对社会党和共产党的破产政策提供了另一个政治选择。祖昆提议妇女在全国性和地方性的公共选举职位应该至少占50％。他的提议在运动内外都触发激烈争论。事实是很惊人的。约5.5％的国会议员是妇女，比1946年的比例还低；在市议会，妇女的比例是14％。在这方面，法国是欧洲最差的，仅次于希腊。这情况很久以来都似乎没有人注意到。『妇女对公共事务无兴趣』的想法广泛被接纳；妇女的『非政治性』态度被右派认为是天生的，左派则看作是社会现实。但现在妇女的社会地位已有改变，她们的关注焦点也转移了。这个现实与妇女在『代表』议会的地位之间的差距大得丑恶。妇女在政治舞台的缺席，带来她们社会地位的问题。对一些人来说，平等是一个陷阱，对另外一些人是斗争。社会制度所依赖的劳动的性别分工，并没有改变；『妇女作为家庭的母亲』，再度成为右派的主要论调。家庭和照顾儿童的责任落在妇女身上，对她们有很大影响。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分配时间。她们没有太多时间参与政治生活。而且，政治也不能激起妇女的兴趣．因为它与她们的生活和愿望相差千里。过去20年显示，妇女的独立动员，关系到对整体社会的挑战。参与行动的妇女很快便认识到『个人的生活是政治的』。它导致激进地批判资产阶级民主，而更多是要摧毁现存架构，却不是参加它们。宣布『机构内妇女占50％』的目标，并不是简单地退却或恢复议会幻想。当政治生活仍是男性专有时，妇女仍会是损失者。在所有层次的平等，是一个权利。要求这个权利，本身并不会对架构产生幻想。今天没有什么人会完全拒绝参加市议会或国会。为什么拒绝给妇女这个机会?宣布这个目标的第一个后果，是暴露了妇女的社会状况。那些参与这个运动的女活动份子更得出一个结论：需要在竞选运动的所有层次都有50％妇女。广泛的辩论出现了，她们讨论如何达致政治平等的手段；至于应否改变宪法，则并不是问题的根源。应否从上而下地由法律强制在机构内的平等，而不理会妇女被压迫的原因呢?这取决于参与的程度，和她们是否利用这些措施帮助及加强她们反抗压迫的斗争。女权运动者之间认为这条法律是否切合时宜，也是意见分歧。有人认为它是骗人的。有人怕它会反过来阻止全女性的候选者。但这法律最少也应该能够在政党中造成涟漪，稍为摇撼这些男性堡垒，让妇女有一个『踏足点』；不应该当它是将斗争引到别处，或作为女权斗争的主要工具。决定性的战场是在于妇女本身的动员。问题是如何改变妇女的日常生活和改变政治生活。祖昆正确地指出：『法律永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在这方面，重大削减工作时间和提供优质的托儿所和社会设备，是走向真正平等的里程碑。另一个仍然存在的问题是：今天的政治不但排除妇女，也排除大部份人民的参与。资产阶级宪法游戏的规则，是基于市民缺乏权力，在选举时期以外保持静默，让『专家』统治。这些规则需要改变过来，例如轮流转换职位、监察被选的官员等。同时更要宣传下列思想：必需终止对『现实妇女』的压迫，她们被社会规限在家庭之内；也需终止对女性『市民』的压迫。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意大利堕胎权利取得胜利·各国妇女反击统治者的进攻（1981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妇女运动特辑妇女解放运动动态国际近事评述（涓滴辑译）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7月第八卷第七期（总第55期）意大利堕胎权利取得胜利在五月十八日，堕胎权利在意大利取得极大胜利。意大利人民以二对一的票数．反对当局撤销已推行三年的堕胎法例。现行的法例，容许在怀孕头九十天内，如果孕妇健康受到威胁或社会经济原因，或强奸案、或婴儿可能畸形，都可以进行堕胎，费用多由政府开办的医院支付。今次有两项投票，一项是由天主教会支持的『保护生命运动』提出，这项动议如获通过，就只会在孕妇生命有危险时才准许堕胎。另一项动议是由『激进党』提出的，它表面上令堕胎法例更开放自由，废除所有限制，但实质上会令妇女处境更为困难，因为要在私人医院付昂贵的手术费。教会竭力作各项宣传以图影响投票结果，例如教宗声明说，任何有利于堕胎的法律，都是『严重违反人的基本权利的罪过』，是违反圣经不许杀人的诫律；神父在布道坛上呼吁教徒投赞成撤销现行堕胎法例的票；南部一些教士甚至率领教区居民游行以作宣传；教宗在投票日之前四日遇刺，也引起揣测说这事件可能引致选民同情而影响票数。但是，投票结果证明，近七成人反对撤销现行法例。这是意大利妇女一大胜利。在这个胜利基础上，她们可以寻求改善现况，例如令法律也保障十八岁以下的妇女。意大利妇女的胜利，也将鼓舞了世界各国的妇女反击统治阶级的进攻。各国妇女反击统治者的进攻当资本主义危机加深之时，妇女的权利也受到日益严重的攻击。在西班牙，堕胎是非法的；最近，越来越多妇女由于曾进行堕胎而被检控。在塞维利亚，一间堕胎诊所被突击搜查，四百三十二名妇女的病历档案被没收，约二万妇女向法院承认她们曾进行堕胎。一个国际运动已发起，要求特赦这些被检控的妇女和要求堕胎合法化。在瑞典，反堕胎的势力正努力要撤销瑞典的开放的堕胎法例。在法国，越来越多医生被检控，他们被怀疑在法律限定的孕妇十个星期怀孕期之后仍为她们进行堕胎手术。进行堕胎手术的几间医院日益拒绝进行堕胎，除非怀孕期并不长(只七周左右)。巴黎四月二十九日举行了一个大会，超过一千人参加，反对政府这些镇压措施，支持堕胎权利。该大会由一系列女权运动、政治团体和工会组织赞助。在纽约市，自里根上任以来第一次支持堕胎权利的主要行动，在五月十六日举行，超过二千名男女，将矛头指向联邦政府的『人生命法案』，该法案旨在令堕胎成为非法。五月十六日的抗议是响应『争取生殖权利国际行动日』。当日，其它美国城市和在十个以上国家都举行了抗议行动。瑞士的妇女，正筹备六月十四日的投票，要将一项宣布男女有平等权利的条文加入瑞士宪法上。在英国，二千五百名男女也参加了五月九日的『反对保守党攻击，争取妇女权利节日』。大会呼吁工会和工党组织一个妇女工作权利的示威大游行。在一向堕胎条件较佳的荷兰，妇女的堕胎权利受到打击。十二年来，该国妇女运动一个最重要斗争是争取堕胎权利。在过去六年来，这个运动在名为『我们妇女要求』的委员会领导下，取得了实际的堕胎权利。结果是，荷兰妇女因堕胎致死的比率是全世界最低的。但三年前，政府改变立场，引进改变现行堕胎情况的新法例，规定诊所要符合一些条件才获得牌照，要有医生同意才可进行堕胎，而妇女要等候五天『考虑清楚』才能接受手术。最后这个规定特别为难现今从比利时、法、德、西班牙等国前来荷兰进行堕胎手术的妇女。这个新法例一开始就遇到妇女强烈反抗，在八○年九月二十七日，阿姆斯特丹一万五千人游行示威，但八○年十二月十八日第二议院以微弱多数通过此法例。在八一年三月三十日，妇女进行总罢工，虽然这个号召只是在三月八日才提出，准备时间并不充分，而且工会并没有加以大力支持，但当日行动仍很成功，阿姆斯特丹有四万人走上街道示威，其它城市也有数千人示威(如奈梅亨有六千人，海牙有四千人，鹿特丹有三千人)。不过，这法例终于在四月二十八日在国会第一议院通过；在国会外面示威的女子被警察袭击，约六十名妇女被捕。回目录下一篇 |
中国攻击了苏联的不平等现象——美国《战斗者》周刊文章（1964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中国攻击了苏联的不平等现象
——美国《战斗者》周刊文章1964年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五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4月出版
中苏之间彼此进行恶毒咒骂的情况的忽然缓和和中止，标志着赫鲁晓夫的倒台和随之而来的中苏争端似将转向协商的暂时休战状态。在中国总理周恩来来到莫斯科之前的一个周末，苏联政府已停止了对中国向苏联听众定期进行的广播的干扰，这表明克里姆林宫实际已接受了这种休战。
可是，在目前的这种休战状态出现之前，中国人，特别是在他们回答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的第九篇文章中，已将争端推到了一个相当严重的阶段。因为在这篇文章中，中国人已提出了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面临的危机的社会根源问题。
正如厄内斯特·杰尔曼在巴黎的一种劳工刊物，9月25日一期的《世界展望》中所作彻底分析中指出的，中国人的这篇文章，同他们最近以来所发表的有关意识形态问题的其他一些文章一样，基本上是自相矛盾的。中国人的文章，使用了只有托洛茨基在反对官僚集团的特权的斗争中曾经使用过的最尖刻的言辞，谴责了苏联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把它说成是苏联国家领导中的修正主义的根源。同时，这篇文章还提出了一个错误的看法，认为苏联官僚集团是一个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阶层，而且这个阶层目前正走向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的道路。
中国的理论家们指出，一个“社会上的特权阶层”在苏联的发展，乃是修正主义所以产生的根本原因。文章极其鲜明地描绘了这个特权阶层的特点，其中有许多话是相当有见解的：
“目前苏联社会上的特权阶层，是由党政机关和企业、农庄的领导干部中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构成的，是同苏联工人、农民、广大的知识分子和干部相对立的。”
如果在这一段中，“健康”的同“蜕化变质”的知识分子和干部的区分还不过限于意识形态和精神面貌方面，那么，关于这种蜕化变质现象的社会和经济条件方面的基础，在文章的另外几段文字中，却是说得非常清楚了：
“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
“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
文章在它的分析中正确地强调说明，列宁（其实他们还可以加上马克思）早就提出警告，指出过分的社会不平等现象的结果就会有招致工人国家的机构走向官僚主义的蜕化变质道路的危险。
“列宁当时非常强调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非常强调发动广大群众参加国家管理工作，不断揭发和清除苏维埃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分子和新资产阶级分子，并且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同时，列宁还非常强调，在工资政策中必须坚持巴黎公社的原则，即一切公务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只对资产阶级专家付给高额的薪金。”
另外，在谈到苏联国家的腐化现象的总的教训时，文章说：
“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
有趣的是，他们在谈到这种教训时，还说：
“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武装部队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坚持军官当兵的制度。实行军事民主、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同时，普遍组织和训练民兵，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枪杆子要永远掌握在党和人民手里，绝不能让它成为个人野心家的工具。”
中国人对苏联经济上的不平等所作的这种攻击，如果继续下去，可能会有很大的作用。因为，如果他们企图恢复斯大林的名誉、反对非斯大林化的宣传运动根本不可能得到苏联工人和农民的任何支持，那么这种以平等为号召，反对苏联官僚集团享有各种实际特权的运动，无疑一定会得到苏联人民的响应。
在斯大林的领导之下，1930年取消了“党内最高限额”（即担任职务的党员的最高收入，一般以不超过技术工人的收入为原则）。从那以后，社会不平等现象不但一天天无限制地发展下去，而且变成了一种公开奉行的教条。布尔什维克对不平等现象作斗争的传统，被公开指责为“小资产阶级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国家、党和经济机构的最上层的领导人，在斯大林的领导之下，全都享受着巨大的特权。
关于军队的问题，我们在这里还有必要说，是斯大林破坏了民兵制度，斯大林并没有建立民兵制度吗？有必要说，是他使军官集团完全脱离了普通士兵吗？是他使得人民对“保安”部队没有丝毫的控制权吗？是他使得政治警察可以进行清洗、进行虚构罪名的审判、谋杀或放逐成千上万正直的共产党员吗？
九评的作者们尽量给斯大林抹粉，却把苏联的不平等现象归罪于赫鲁晓夫。他们一方面承认在斯大林时代，苏联社会中已经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现象，一方面却说，“在赫鲁晓夫上台以前，他们（特权阶层）在苏联社会中并不占统治地位，他们的活动受到种种限制和打击。［但］在赫鲁晓夫上台以后……［新资产阶级分子］就在党、政、经济、文化等部门［逐渐］[1]占据了统治的地位，形成苏联社会上的特权阶层。”
中国人还把这个特权阶层叫做“目前苏联资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叫做“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和“苏联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根据中国人的说法，这个“资产阶级阶层”正力图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
过去的经验已经一再地证明，苏联国家和它的官僚集团是具有二重性的。我们应该相信，这个官僚集团一方面犯下了许多重大的错误并尽量使自己变成一个特殊的特权阶层，一方面，它也按照它自己的特殊方式在维护着国有化和计划经济，维护着十月革命的主要果实。因此，苏联国家虽然在寄生的官僚集团的统治之下已有蜕化变质和腐化现象，但我们仍必须承认它是一个工人国家。
对于一切既支持苏联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帝国主义的人来说，强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和中国的根本一致的阶级性，是完全必要的。这就是苏中军事联盟的客观基础，这一联盟是符合反对帝国主义的国际工人阶级的利益的。
（译自《战斗者》1964年第41期）
[1]此段方括号中文字为《九评》英译者所加，不见于《九评》原文中。——译者 |
克里姆林宫在反对北京的运动中遭到了一次严重的挫折（皮埃尔·弗朗克，1964年12月1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相关链接：皮埃尔·弗朗克
克里姆林宫在反对北京的运动中遭到了一次严重的挫折
皮埃尔·弗朗克1964年12月11日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五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4月出版
由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提出的、目的在于纠合一个多数以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路线的二十六国共产党会议，原订12月15日召开，现在却决定延期了，这是赫鲁晓夫被革职以后，大家所预料到的事。苏联党同时宣布，中国也拒绝参加建议在明年3月召开的会议。
毫无疑问，企图把中国共产党攘之于正统共产主义运动之外的计划，已遭到了严重的挫折。这个计划本身对赫鲁晓夫的倒台，也起了，即使不是决定性的，也是相当大的作用。自那时以后，这个会议就肯定不可能在12月15日举行了。可是我们仍不禁要问——有可能妥协吗？
最近几周来，苏联和中国的领导人们公开陈述了过去总伴之以辱骂提出的两党的分歧。现在，辱骂停止了，但分歧却并没有消除。苏联和中国的领导人们仍各自坚持过去的立场，丝毫也没有转向温和的迹象。问题是非常明显的，如果现在会谈，在一开始，两方面都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坚持自己原来的立场，但这也并不一定表明妥协是决不可能的。而且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现在为止，两方面还都很少谈到中苏两国国家关系上的分歧。莫斯科——虽然没有根本改变苏联官僚集团的国际政策——就帝国主义对待刚果和越南问题所发表的几次声明，态度已强硬了一些。这样，分歧的表现在目前就仍然只是在意识形态上。
尽管别的一些亲莫斯科的共产党，在中苏分歧的问题上仍然尽可能保持沉默，铁托却完全不理会那一套；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的代表会上，他对中国人大事攻击，并且宣称，这根本不是什么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问题，而是“中国领导人想推行他们的大国计划和取得霸权”。这种说法是有矛盾的，铁托忘了，从国家关系上来说，赫鲁晓夫对待中国的态度，正是当年斯大林对待南斯拉夫的态度，他忘了，那时候，他也曾经使用过同样的言辞正确地谴责过苏联的领导。
正在千钧一发的时候，赫鲁晓夫的倒台暂时阻止了走向分裂的趋势。使苏联和中国的领导人分离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并不是由于头脑的活动过多产生的结果；分歧的根源实是这两个官僚集团所面临的不同的处境。一个希望能够同华盛顿达成全面的协议；另一个则看到自己同美帝国主义有冲突，同时又有物质上的困难，因而感到，除了尽量削弱它的敌人之外，再没有任何其他出路。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苏联的官僚集团，虽然得到大多数共产党领导的支持，而且在国际关系方面表面上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实际上已处于守势。它现在是在尽量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群众的冷漠态度，和苏联人民希望立即提高生活水平的心愿。而相反地，殖民地革命却倾向于赞成中国的路线，象这样过于忽视殖民地的人民群众，对于苏联官僚集团的威望肯定是不会有好处的。
目前时期的这种秘密协商、不直接指名的批评和假惺惺的态度，使人不禁想起没有多久以前，中国和苏联领导，通过对南斯拉夫或阿尔巴尼亚的攻击，来进行间接斗争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作法，同那个时期一样，是不会产生什么解决问题的办法的。意识形态的分歧不可能通过妥协从此结束；相反地，分歧将不可避免地日益加深。最近，在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中，阿门多拉甚至比陶里亚蒂在修正主义的道路上还要走得更远一些，他公然提出了同社会民主党合并的问题。
苏联官僚集团已经大大地丧失了它的威信。它永远也不可能再重新建立起一支完全听从它指挥的队伍了。现在，任何一个官僚集团都不可能占据它过去所占据的地位了。过去，为斯大林主义所付出的代价是一系列的失败；现在所付的代价则是长时期的混乱。可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最后终将在世界革命的道路上重新取得它本来应该占据的地位的。
（译自《世界展望》第2卷第43期） |
中苏分歧的发展（波萨达斯，196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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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分歧的发展[1]
波萨达斯1964年12月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五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4月出版
从上次会议提出关于中苏分歧、关于资本主义的危机以及关于欧洲共产党和社会党等文件以后到现阶段，中苏分歧的发展已经进入某种“死胡同”。这是一条明显的死胡同，在其中，似乎只有一种程度已经减弱的公开争论和论战；但是实际上，通过上述文件中已经讨论过的一系列因素和行动，这一分歧正在准备上升到更为激烈和带有进攻性的阶段。这就是说，苏联官僚集团和前进中的中国革命的利益之间，没有调和的可能性。中国革命歪曲地、残缺不全地表现着必须进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这同苏联以及各工人国家的官僚阶层的利益发生矛盾，而且将发生更为尖锐的矛盾。
这一分歧的深刻化，其基础表现在两个主要方面：一方面，苏联官僚集团在他们打算同中国人和解、并在某种程度上应付世界革命的某些压力的范围内，采取了一些保卫或者说是呼吁支持殖民地人民斗争的官僚主义措施；另一方面，在苏联内部出现并发展了一种关于苏联经济计划问题的十分尖锐而深刻的争论。有一种趋势打算走向接近于资本主义的水平，即所谓“市场经济”。赫鲁晓夫和利别尔曼之间虽然有着意见分歧，但他们都打算取消和避免对经济的控制、计划管理和计划集中化，想要使经济自由化，并使每一工业企业和商业企业直接跟市场相接触。即使还服从集中化，还服从国家的控制，这一措施的发展也为资本主义思想影响开辟了方便之门。这就不仅要支持和平共处政策，而且要破坏苏联经济本身的某些基本基础和部门。这跟中国革命的利益和必然性，跟殖民地革命以及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结构和发展，是直接矛盾的。矛盾的基本原因就在于此；没有和解的办法，也没有和解的可能性。
官僚集团不可能回到集中化，也不可能服从集中化，因为这跟这一官僚集团的基础是不相容的，他们都是工厂经理、行政人员和苏联人民中的特权阶层。从国际观点看，对外政策乃是国内政策的继续。苏联官僚集团不得不继续实行和平共处政策，因为这是为国内经济结构的利益所决定的。
中国人的立场就完全相反了。他们不可能跟帝国主义和解，帝国主义也不可能跟他们和解，两者也不可能互相让步。只要中国工人国家继续实行集中的计划，它的对外政策就必然跟苏联官僚集团的政策完全相反。它并不完全排斥或消除跟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和解的倾向，及其临时的或局部的影响。但是，中国经济的主要基础不允许长期地和在一种世界规模上跟帝国主义和解。因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国家的官僚主义的和经验主义的政策，总有自相抵触之处，既确立革命的立场，呼吁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又有主张跟资本主义甚至帝国主义和解的倾向和立场。
但是，将要决定和正在决定中苏分歧的这一矛盾的主要基础，不是中苏分歧本身。这一分歧集中地反映世界革命的过程：在中国人方面，反映世界革命的进展；在苏联官僚集团方面，则反映跟世界革命过程相反的东西。这一分歧最后将由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来解决。任何一方都不能控制或支配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这一明显的中苏分歧，只是世界革命必须前进的一种无意识的、间接的和歪曲了的反映。资本主义不能妨碍世界革命的发展。无论从经济、社会、政治或军事方面说，它都没有力量来阻止这种发展。刚果、越南和古巴的情况，以及伊拉克、伊朗、阿尔及利亚等国家中革命的发展，都是明证。
赫鲁晓夫的下台预示着一个有深远意义的历史阶段，因为这是清除和平共处政策和官僚集团的开端。但这只是一个开端，因为它并不意味着清除整个官僚主义的领导。官僚集团力图保全自己，作了一些自相矛盾的让步。虽然他们打算采取一些比较赞成殖民地人民和被剥削人民革命的政治立场，可是他们的具体的和历史的立场，却是要跟资本主义共处，跟资本主义结盟。但是，赫鲁晓夫的下台并不是无益的。这是殖民地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力量的一种不自觉的间接的表现；这种革命蓬勃发展，力图摆脱这种官僚集团。前述国际书记处决议中所引述的官僚集团的声明，即柯西金的声明（他说：“如果不促进工人的积极性和自治，如果不让他们参加解决所有生产问题和国家组织问题，如果不在各方面发展社会主义民主，那么，就不可能达到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所达到的高度生产力水平。”）和勃列日涅夫关于无产阶级民主的声明，乃是对苏联人民群众的第一次答复，也是一种让步。他们打算跟人民群众保持比较密切的关系，但这只是官僚集团的一种手段。
在巨大压力下的官僚集团
官僚集团取消了赫鲁晓夫，以便继续维持下去。苏联官僚集团后来的声明表明，他们受到来自苏联人民群众和来自世界革命的巨大压力。因此，他们倾向于、或者假装要、并且也不得不暂时地部分地反对帝国主义，这跟以前赫鲁晓夫所实行的和解政策和共处政策是有所不同的。在对待刚果、阿尔及利亚、古巴、越南的态度上，这一官僚集团的声明，也跟赫鲁晓夫的声明有所不同。如果说仍然存在着和解政策和共处政策，那么，同时却也有着一种假装要大力支持北越、或呼吁反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即使这只不过是假装要保卫刚果和反对帝国主义，这也说明：苏联官僚集团已屈服于一种来自无产阶级阵营内部、来自苏联各个社会集团的巨大压力；这些社会集团正施加压力，以求实现跟世界革命的团结一致。这是一种不自觉的过程。它既不是由中国人自觉地指导的，也不是由其他革命运动所指导的。因此，它的情况是矛盾的、混乱的和游移不定的。但是，以赫鲁晓夫下台为起点的明确路线，乃是各种力量正在施加压力以求摆脱苏联官僚集团的一种继续不断的过程。最后，苏联官僚集团的一切图谋、谈论、声明和外交策略都向左面转。尽管他们只是假装采取左的立场，只是使自己适应于左的立场，可是这也表明：他们希望满足苏联人民群众的、各国共产党的以及殖民地革命的巨大压力。这就是说，在这一过程中，赫鲁晓夫的下台仅仅是开始；这一过程还没有找到自觉地表现自己的有机形式。
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国家的领导方面，也还没有一种自觉的领导。
中国领导人没有依靠人民群众
在中国人谴责和攻击苏联官僚集团的新领导人——象谴责和攻击赫鲁晓夫一样——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制订一种纲领，并没有依靠世界革命和人民群众的共产国际，他们并没有公开要求无条件地支持殖民地革命，没有主张必须实行工人管理和对工人国家经济的社会主义管理，他们并没有要求各工人国家的工会、工人中心和共产党无条件地参加世界革命。结果，他们用行政的形式和官僚主义的方法，进行着一种争论；这一争论虽然在表述方式上是正确的，但在组织形式上和在政治行动上是行政的和官僚主义的，因此，它不是也不可能是吸引人民群众的磁极。这一过程处于“死胡同”之中，其原因就在于此。这一“死胡同”的情况如何，无从确定，因为中国人没有取得进展，苏联人也没有取得进展。但是，这一“死胡同”的路线，这一矛盾过程的压力，却有利于革命的发展。
中国人的声明和中国人的态度，都比以前更左一些，但是他们仍然只是停留在外交外面。关于刚果事件，中国人举行了三百万人的游行示威，这是很小的游行示威。在一个由工人国家管理和统治人民群众的七亿人口的国家里，三百万人是微不足道的。并不是中国的人民群众不愿意游行示威，而是领导人没有加以鼓励、号召和组织。但是，三百万人举行了示威以及毛泽东自己领导这次示威的事实，说明他们打算从左面施加压力。这是一种胆小的、外交的和官僚主义的办法。
在中苏分歧中，这一过程所将取得的形式，不会是这双方争论的结果，而是世界革命的压力的结果。世界革命向前推进，这使中国人不得不采取一些赞助世界革命发展的（即使是自相矛盾的）立场。这种过程还不明确，但革命立场却已有了重大的具体的进展了。革命立场的这种重大的具体的进展，表现在中国共产党直接地或间接地呼吁支持殖民地革命上。这种无条件的支持并没有伴随着一种具体的政策。中国工会和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动员一亿人来支持这种说法。因此，分歧进入了死胡同。这就是说，它不具有充分的倾向。但是，在这条“死胡同”中，趋势是有利于革命的。
苏联的官僚集团退却了。他们的退却并没有深刻的意义，但是他们退却了。他们的退却并没有做出重要的让步，但是，推迟召开谴责中国共产党的会议，声明谴责帝国主义，呼吁保卫古巴、保卫越南，军人声明反对帝国主义、声明支持刚果革命——即使这些声明后面并没有任何有效的具体的措施——所有这些，在苏联官僚集团的和解政策的范围内，确是向左让步了。这是世界殖民地无产阶级革命的压力以及苏联人民群众的压力的结果。
由于没有集中的群众组织，由于没有工人的世界中心，由于没有群众的共产国际，所以人民群众不能更多地进行干预。当中国人和苏联人力图把这一分歧局限在两个领导集团的轨道之内，互相控诉、互相谩骂、互相谴责的时候，为了使这一分歧确切地有利于世界革命的发展，有必要让人民群众进行干预。凡是跟工人国家有关的事情，凡是跟人类进步的最高形式即革命和工人国家有关的事情，都跟人民群众有关。人民群众必须进行干预。中国人没有请求人民群众进行干预。他们只是请求人们攻击苏联的官僚集团，而没有请求无产阶级采用行动，这种行动才是人民群众进行干预的最高形式。
必须建立世界统一战线
为了施加压力使这一分歧走上唯一进步的道路——革命的发展——人民群众进行干预是必要的。共产党、工会和中国工人中心有必要请求全世界人民群众讨论这一中苏分歧；并以争取无产阶级革命、群众的共产国际、单一的世界群众中心、各单一的地区中心（拉丁美洲、亚洲、非洲、欧洲）等等纲领的世界斗争为基础，建立一条全世界人民群众、各工人政党、各工会、各工人国家的统一战线。
有一件事实说明革命的巨大影响，也说明苏联集团必须对革命作出让步，这就是，关于建立世界人民群众和工人国家的统一战线的呼吁，被以一种经验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方式提出来了。中国共产党也呼吁建立被剥削的人民群众和工人国家的统一战线。这种提法是正确的。但是纲领是什么呢？目的是什么呢？世界无产阶级的各领袖、各趋势、各革命思潮必须把这一空洞无物的呼吁接过来，把它跟人民群众联结在一起，把它跟各国人民群众争取特殊纲领和总纲领的斗争联结在一起，以便在各共产党的一次世界范围的讨论中得出结论。但这决不能是一种经验主义的议会式的外交讨论，而必须具有把关于中苏分歧的讨论和夺取权力的斗争联结在一起的目的。解决中苏分歧这一问题的方式，必须服从并结合各国、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群众夺取权力的斗争以及各工人国家人民群众争取社会主义民主的斗争。
帝国主义力图利用这一分歧来从中取利。它没有力量做任何别的事情。它不能进行干预。它的干预能够通过中苏分歧所反映的矛盾而得到便利，在这种情况下，它不可能从政治上或从军事上进行干预，因为它不具备进行这种干预的历史立场。必须放弃那种认为任何工人国家都有可能回到资本主义的想法；资本主义没有力量进行这种复辟。尽管象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那样，有着通过自由经济竞争来促进内部和外部资本主义影响的态度和官僚主义倾向，可是工人国家的力量、结构和国际关系都要比工人国家中官僚集团的跟资本主义和解的政策优越得多。另一方面，每一殖民地革命都倾向于并且力图把它自己跟工人国家联合起来，阿尔及利亚、桑给巴尔、刚果都是如此。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正是由于这一前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世界工人运动的共产党的各倾向、各干部、各革命思潮都必须干预这一中苏分歧。
世界革命间接地干预中苏分歧
帝国主义正在准备在适当时机发动热核战争。当帝国主义准备从中苏分歧中取得渔翁之利的时候，人民群众的革命却正在继续不断地向前发展。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具有资本主义的稳定性，即使在欧洲也没有。没有一个国家具有能够维持一段历史时期的资本主义稳定性。在具有共同市场的欧洲，大罢工以及共产党和社会党的胜利表明，资本主义归根到底要依靠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和解政策。在世界范围的革命发展这一基础上，中国人必须呼吁世界人民群众来干预中苏分歧；这种呼吁决不能是要世界人民群众来决定在这一分歧中哪一方是正确的，而是要他们干预阶级斗争和革命斗争：争取群众的共产国际，争取单一的世界中心，争取无条件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争取工人国家中的社会主义民主，争取建立广泛的世界反帝统一战线和世界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争取成立工农义勇军，争取无偿地没收民族企业和帝国主义企业并把它们置于工人管理之下，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争取发展双重权力的组织，并且争取组织苏维埃和公社。要在中国、在古巴、在各工人国家组织苏维埃和公社。要实行工人国家的经济计划化，让人民群众通过工人管理来进行充分的干预。要建立最充分的无产阶级民主和法律，建立工人政党的大多数，来无条件地保卫工人国家和苏维埃无产阶级法律。要成立人民法庭。要无条件地支持殖民地革命，要给以足够的军事的、技术的、经济的和财政的援助。要斥责联合国组织是帝国主义匪帮的一个基地。要建立反对帝国主义的世界无产阶级统一战线。要在所有国家中取消帝国主义的核武器和军事基地。要成立地方的和洲的苏维埃联盟。如此等等。这是一种将会解决中苏分歧的纲领。
殖民地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以及欧洲阶级斗争的发展，是间接地而不是直接地干预中苏分歧的基本因素。它们表面上似乎不甚重要，但是它们是基本的决定因素。各共产党的危机是中苏危机发展中的一个基本因素，但是同时，这一危机又表现在一种革命发展之中。欧洲社会党和共产党在选举上的胜利，就是一种确切的例证。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必须求助于人民群众的共产国际，来建立被剥削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群众和工人国家的世界统一战线，无条件地保卫无产阶级革命、殖民地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以及人民群众的共产国际。还要作好预防性战争的准备，以便使帝国主义得不到任何好处，而让人民群众和工人国家能够在这种预防性战争中得到利益。因此，全世界人民群众都要团结在人民群众的共产国际的纲领的周围，在各个国家中不惜冒任何风险努力夺取权力，因为这是保卫人类，使不遭受资本主义所要进行的热核战争的危险和灾难后果的唯一办法。
中苏分歧并不是中国人和苏联人之间的分歧，它只是世界革命发展在这时所采取的一种形式，一种歪曲了的形式。这一问题的解决，要结合着并服从于殖民地和无产阶级革命以及工人国家中政治革命的发展。
第四国际的呼吁
第四国际呼吁全世界人民群众进行干预，呼吁各国共产党、意大利统一无产阶级社会党、苏联工会和中国工会、欧洲、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工会和工会中心、古巴工人国家的政府、各工人党和群众反帝运动、桑给巴尔、阿尔及利亚、加纳、几内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现阶段革命的民族主义运动，都在具体斗争中采用这一纲领，在各个国家中推翻资本主义，夺取权力，建立以苏维埃和公社为基础的工农政府，推行革命的纲领和世界革命战略，建立工人国家和殖民地革命以及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统一战线，从而建立人民群众的共产国际。
（译自第四国际英国支部机关刊《红旗》1965年3月号）
[1]这是1964年12月波萨达斯在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全体会议上所作的报告。——译者 |
第四国际（波萨达斯派）英国支部革命工人党（托洛茨基主义者）政治局向亲华派呼吁（1964年12月2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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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际（波萨达斯派）英国支部革命工人党（托洛茨基主义者）政治局向亲华派呼吁
1964年12月20月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五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4月出版
我们现在再次向一切亲华的势力和小组呼吁，吁请他们在建立革命潮流的任务中同我们一致行动，共同执行革命的反资本主义的纲领，打倒帝国主义，在英国成立工人政权。
今天世界上发生的每一个事件都这样或那样地反映着帝国主义的崩溃和世界群众向社会主义的前进。这种向社会主义的前进并不限于殖民地革命。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兰西等国的罢工，这些国家的极度的政治不稳定，反映着欧洲无产阶级已经作好准备，开始夺取政权的斗争。在英国，工党的胜利——不管威尔逊的亲资本主义的领导——标志着高度集中的英国无产阶级正在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如果认为我们还得等待几十年，群众才能作好准备，去推翻欧洲或英国的资本主义，那就是完全丧失了任何前景，根本不了解殖民地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工人国家内政治革命的能动的过程和相互作用。
中国的最近几个文件反映，对赫鲁晓夫之流为什么能够提出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政策、实行同帝国主义合作的路线的分析，已经更加深刻了。这些文件说，在工人国家里有一个很大的特权阶层，其社会利益是保守的、反革命的。虽然这些文件把这个阶层笼统地叫做“新资产阶级”，这个分析是同托洛茨基多年前在《被出卖的革命》一书里所作的分析相一致的。这一分析反映，中国同志正在向着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不断成熟起来，同时对于想把斯大林作为“列宁主义的保卫者”保留下来的企图，却清楚地打了个大大的问号。这个阶层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是什么政策鼓励并反映这个政策的？显然，这个阶层是在苏维埃工人国家的发展时期成长起来的。列宁和托洛茨基对这个阶层采取什么立场呢？他们是用什么手段同它斗争的？由于中国同志的最近的立场，这些问题都产生了。怪不得苏联官僚集团的“理论家”苏斯洛夫要指责中国同志实行托洛茨基主义路线。从最近的报道看来，中国同志对“和平共处”正作出更加激烈的批评，他们说，同帝国主义国家是不可能实行和平共处的——这又是同第四国际的立场近似的。
我们所关心的，不但是要澄清世界革命过程发展的一般前景，而且要跟寻求革命纲领的一切力量共同工作。例如，必须提出配合群众行动的口号——以为在大量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话的基础上可以把革命政党和工人阶级结合起来，那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英国工人的活动是有力的、进攻性的。在工会领导的消极被动的态度面前，工人们通过自己的非官方的委员会，经常举行罢工，强迫资产阶级作出让步。革命形势的一切条件正在成熟中——被剥削阶级的信心、统治阶级缺乏权威和信心、小资产阶级倾向于撤回对资产阶级的战斗的支持。为了加速这个斗争，为了集中这个斗争，有必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领导，把它的政策和纲领同群众关心的日常事务联系起来，如住房问题、工厂中受雇和解雇问题、生活费用问题等等。
必须围绕着由许多要求组成的纲领把工人委员会组织起来，纲领内容先包括诸如最低基本工资、每周三十五小时工作等等经济要求，然后发展为工人管理工作节奏和工厂条件等要求，直到成立工人民兵、建立工人政权的最后前景。要这样做，需要有最大限度的灵活性，而抱有宗派主义的成见则将一事无成。
亲华派拒绝提出总罢工的具体前景，又不能提出明确的反资本主义纲领，这就在工人中造成混乱。他们一方面自称是革命者，另一方面又只限于说些一般化的话——如必须粉碎国家机器，这句话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是必须提出的，但是，除非工人们知道已经有了一个明确具体的纲领，它仍然不过是一个纯学院式的命题。事实上，有些亲华分子倾向于争论说，我们还得做许多年准备工作！这句话本身就表明，他们低估了在英帝国主义软弱无能，不能满足群众要求的时候，革命力量面前所展开的巨大前景。
在吁请那些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们进行讨论和组成统一战线的同时，我们并不隐瞒对中国人的批评，他们没有能够给予刚果革命以充分的援助，还一味同戴高乐之流打交道，却不去呼吁世界群众，组织具有革命纲领的真正革命政党。在意大利问题上，他们执意低估欧洲无产阶级的强大能动性。
拒绝同我们讨论是极端宗派主义和反无产阶级的。群众投工党的票，就是实行统一战线。工人之间可以有不同意见，但是在阶级敌人面前，他们却联合起来。
我们坚信，真正的革命战士会同我们结成统一战线，就象在秘鲁和别处那样。整个历史过程是不断革命的过程。尽管有些中国文件谴责了托洛茨基主义者，这也改变不了什么。行政措施取消不了全世界群众和革命势力结成统一战线以打倒帝国主义和苏联反革命官僚集团的客观必要性。
我们特别呼吁就赫鲁晓夫下台的意义和在英国组织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领导的必要具体步骤这两点进行讨论。
1964年12月20月
（译自第四国际英国支部机关刊《红旗》第16期，1965年1月） |
第四国际（波萨达斯派）国际书记处全体会议向古巴同志致敬（1964年12月1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第四国际（波萨达斯派）国际书记处全体会议向古巴同志致敬
1964年12月17日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五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4月出版
亲爱的同志们：
在国际书记处于1964年12月重新统一之际，国际书记处全体会议十分满意而高兴地向古巴支部的同志们致敬；向我们在监狱中的同志以及忍受古巴革命领导人的迫害和威胁的支部的崇高革命行为致敬。我们相信我们的同志不久就能得到自由。我们相信这一点，不是因为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不是因为我们作为一个政党在人数上和力量上都有了增加，而是因为我们的力量的相对增加乃是世界革命力量相对增加的结果。
这一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将直接有利于第四国际，支持它的斗争和立场；这就是中苏危机，即中苏分歧，它是世界革命向前发展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危机产生、刺激和推进了各种革命势力，使它们直接参加斗争来寻求并应用革命的纲领——即争取无产阶级政权和在工人国家中发展革命势力的纲领。
中苏分歧的影响
最近在香港，一位高级中国领导人（未说姓名，但意大利新闻记者曾访问过他）说，苏联有两千万个资产阶级分子。中国人应该说这是官僚阶层。他们自己不把这些人叫作官僚，他们掩盖这种出身来历，因为否则他们就要把斗争抬高到政治革命的水平。另一方面，他们又希望和平地逐去这些官僚，取代他们。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们不能不提到这两千万人并将其列为新资产阶级，这是因为他们已经了解到：存在着这些官僚这一现象，乃是苏联工人国家发展中绝大多数弊害的根源和基础。
中苏分歧在古巴有其影响。奥多基的清洗，桑切斯的清洗，格瓦拉的介入欧洲和联合国，他自己的演说（这些演说既是和解的混合物，也是对革命的号召，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很勇敢的），都说明在古巴内部有一种十分深刻的过程在进行着，不久就可能发生变化。古巴是介在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它在经济上依赖其他工人国家的支持。它在经济上依赖别人，是因为它的领导人在制订工业发展计划方面有错误，这些计划使得古巴要依靠苏联的支持。毫无疑问，它在商业上必须同各工人国家联结在一起，它必须同它们进行贸易。但是，它并不一定要依靠它们。而且，在政治上它也不必依靠它们，不必顺从苏联官僚们的指挥和压力。古巴革命领导人还没有能把工人国家和工人国家领导人这二者区分开来，在这二者之间同在工会和工会领导人之间一样，是有所区别的。
作一个工人国家的领导人，并不意味着他就是这一工人国家的合法的、正确的和忠实的代表，正如一个工会——如阿根廷、巴西、智利、意大利或法国的工会——的领导人并不意味着就是这一阶级和人民群众革命利益的代表一样。但是古巴是处于中苏分歧这种压力之间的，并且接受它的影响。古巴的一般倾向表明，这一工人国家的基本群众不肯屈服于苏联官僚集团。
世界力量的对比有助于古巴支部
古巴政府的这种超然态度，实际上意味着苏联官僚们失败了。即使古巴政府在经济上和财政上依靠苏联，它也没把自己同苏联直接联到一起，这并不是因为它同中国人结成联盟，而是因为它的基本群众不肯这样做。在去年，菲德尔·卡斯特罗曾说：“赫鲁晓夫是一个伟大人物，有智力，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赫鲁晓夫被赶下台了；他们在中央委员会里都不提到他；他们甚至不表示歉意，也不想念他，也不组织集会。菲德尔·卡斯特罗也只字不谈。然而，尽管他只字不谈，为了掩盖他过去的错误，他也不得不作了一项声明，这一声明至少表明他将不屈服于苏联官僚集团的新领导。这并不是一种支持赫鲁晓夫的立场——他以前是采取这种立场的——而是一种抗拒的立场。
奥多基的清洗，桑切斯的清洗，乃是中苏危机的一种表现，是古巴工人国家内部压力的一种表现，它要清洗这些官僚。既然人民群众不能通过它的组织来做到这一点，那就要通过这些斗争和矛盾来加以清洗了。我们说我们的同志即将得到自由，其原因就在于此。他们将得到自由，是因为力量的对比有利于世界的不断革命。这不是因为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人数已经成百万地增加，而是因为世界革命影响的效果是与此相等的。
但是同时，我们的古巴支部继续以它的牺牲和力量，来建立一条反恐怖政治、反迫害、反监禁、反匮乏的战线，以牺牲和力量来面对一切困难。它必须继续它的活动，参加这一过程，不要把自己分裂开来，也不要对这一支部或那一支部采取一种独立的态度，而是要积极地保卫和支持那倾向于形成一个革命阵地并毫无条件地支持它的支部。无需停止批评。有必要了解：古巴革命的领导人并不是来自这一过程，在思想意识上和纲领上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现在正在学习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古巴领导人的错误和苏联官僚们的错误，其基础是不同的。后者犬儒式地保卫它的保守利益。
古巴革命的领导人对于人民群众没有必要的历史的和具体的信心。他们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他们反对官僚化。这种反对并不是由于他们的特殊品格，而是由于人民群众的巨大阻力，这种阻力阻止他们官僚化。这是因为古巴的人民群众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象苏联人民群众在其早期那样能够积极地进行干预。在古巴的主要阶级组织中，人民群众能够施加压力，因为古巴是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革命发展过程中成立的，而且是十四个工人国家之一。这就是古巴革命的力量。就是由于这一原因，我们的支部必须进行干预，无条件地支持消灭官僚主义者的工作，要消灭一切使古巴革命屈服于苏联官僚集团的企图，无条件地支持古巴政府扩展革命的号召，反对和平共处；同时为了帮助古巴革命领导人和人民群众，要积极参加生产工作、军事工作和反对反革命的斗争；但是同时也要要求并争取进行公开的政治活动。
所有古巴问题都应该公开讨论。有必要充分而公开地讨论中苏危机、经济困难、反帝国主义斗争以及拉丁美洲革命的问题；要研究世界革命的最高局势——如在危地马拉——并开始加以利用；要推广这种讨论。重点不要放在批评古巴革命的政府上，而要放在进行和推进这种讨论的必要性上。在这一方面，要反对限制这种讨论的任何事情，但是同时也要了解古巴革命领导人的局限性的性质——这我们已经解释过了。古巴革命领导人由于他们的性质、意图和利益，并不是官僚，但是他们采用了官僚主义的和行政的方法。上面所说就是使我们的同志获得解放的道路。
危地马拉革命的升级
危地马拉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推动其他拉丁美洲革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它也推动古巴前进，它已部分地在古巴有了影响。要对革命关门，那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说过，任何人类的、社会的、物质的、军事的力量，都不能阻止进步思想的进入和渗透。这是阻止不住的。因为吸收和拥护进步的思想，乃是历史发展的本性。危地马拉的革命表明它是殖民地革命的最高表现。它直接就是社会主义革命。
古巴支部必须维持它的出版物，即使有很大的牺牲也在所不惜。它必须争取领导地位。它必须努力使有斗争性的工人来专心致志地讨论国际问题。它必须努力使人们公开讨论奥多基被清洗以及桑切斯自杀的原因。要讨论这些事件并作出结论来说明：这一工人国家的巨大力量在犯了错误和造成损失已经几年之后，只是在最近才清除和罢免那些负责的人。而工人管理在一个月内就能纠正这些错误。我们的同志必须提出的基本口号之一就是工人管理。工人管理并不意味着要取代革命的领导人，也不意味着要同他们相对抗，也不意味着要推倒他们。不是这样。工人管理是要促进经济发展和生产，要防止浪费、盗窃、不公平分配、官僚化、谋取暴利、滥用职权以及市场内部的巧取豪夺。这就是工人管理。此外更重要的是，在所有问题上，要永远使政治活动保持活跃而统一。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赫鲁晓夫下台之后，第二天，柯西金就发表了一项声明，这个声明后来被遗忘了。他说：“如果不促进工人的积极性和自治，如果不使他们参加解决所有问题（不仅是生产问题，而且也有国家管理问题），不发展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民主，那么，就不可能达到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所达到的劳动生产率的高度水平。”毫无疑问，他说这段话，是要用它来制服、安抚、满足和欺骗苏联无产阶级和苏联的人民群众，以便使他们相信：赫鲁晓夫的改革将借此而继续实行，而这就是这种改革的根源。也就是说，他是要寻求人民群众的支持，以反对各种各样的倾向，包括军队中的一些倾向，以及这一官僚集团中其他部分（如工厂和工业经理）的一些倾向。
在古巴，必须应用这一结论。这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的结论。它的表述方式是不够的，但是其基础是托洛茨基主义的。这就是工人管理，必须在古巴应用它。它既不会妨害生产，也不会延缓生产；相反地，它会促进生产。它也会提高工人阶级的领导能力。工人国家不是光由政府领导的，它要由全部人口参加领导。资产阶级议会同工人国家的政治和社会领导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全部人口应参加领导。不光是说“是”或“否”，而是要发表意见、作判断，并提出关于政策必须如何如何、情况必须如何如何以及生产必须如何如何的标准。在古巴，必须充分实行社会主义民主。这是我们的同志必须争取的事情。
同时，支部必须了解，帝国主义侵略古巴的新尝试已迫在眉睫了。我们的同志必须站在最前线。
我们的在监狱中的同志们，必须继续他们的有价值的工作：在监狱里教育自己，为革命准备干部，完成狱中领导人所分派的使命，以马克思主义教育犯人。这意味着一种极有信心的态度，说明我们的同志不是作为反革命、而是作为革命者而被捕入狱的。这种监禁不是由于托洛茨基主义、革命活动同政府之间有着互不相容和矛盾之处，而是由于古巴工人国家的领导人的政治局限性和某种程度的保守主义。如果不是这样，我们的同志的争取工人管理、争取社会主义民主、争取发展革命的斗争，就不会同现在的革命领导人有任何矛盾和互不相容之处。在短期内，我们的同志必将得到自由。
古巴支部的同志们，整个国际都带着深厚的感情和休戚与共的精神，来注视着你们的活动和牢狱生活。但是，由于世界革命的发展，你们即将获得自由，而且在短期内即将获得自由。有必要使我们的活动永远活跃，即使有很大的牺牲也在所不惜：要站在反对反革命的斗争的最前列，要预见到美帝国主义的新进攻，要使古巴工会中心参加整个拉丁美洲和世界的革命，要使它参加进来并给它以支持，从而使每一工人国家中以及古巴的每一工作、活动和生活的地点都有着一种内在的政治生命，同时要预见到帝国主义企图侵略古巴这一巨大斗争的以下几个阶段，并为它作一些准备。作为这种准备工作，必须不断地发展和维持我们作为一个政党、作为一种组织的活动，要努力争取政府公开承认我们，就象古巴人民群众承认我们一样。
古巴支部的同志们，不断革命的不断的世界范围的发展，不久即将使你们离开古巴革命的监狱。古巴革命的领导人为了他们的争取不断革命的权利，而把你们逮捕入狱，这将成为并且永远成为他们的丢脸的事情。
国际书记处
波萨达斯
1964年12月17日
（译自第四国际英国支部机关刊《红旗》1965年3月号） |
关于尼日利亚政府逮捕工人领袖（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希利派）1964年12月6日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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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尼日利亚政府逮捕工人领袖
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希利派）1964年12月6日声明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五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4月出版
1964年，西非洲工人阶级向前迈进了一大步，那是由于尼日利亚总罢工取得了成功，由于尼日利亚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开始了独立的行动。
尼日利亚工人在增加工资的要求方面迫使资本家作出了重大让步，并且又在总罢工之后挫败了一切迫害的企图，这就引起了资产阶级政府的恐惧，这个政府不过是英美投资的看家狗而已。罢工结束时，六千工人委托工会领袖们组织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工人党，于是政府就决定行动了。
他们利用在英国大学里做研究工作的维克多·艾伦博士到达尼日利亚之际，制造了一个煽动和“密谋”推翻政府的异想天开的指责，逮捕了三个著名的尼日利亚工会领袖：港口工人领袖悉迪·凯雅姆和J.K.阿巴姆，教师领袖O.艾地拜约。
审讯中，警察方面（其头子是个南非白人）提出了据说是艾伦所作的供词，作为他们起诉的主要证据。
艾伦坚持说，这个供词是对他施加非法的压力的产物，因此法官被迫驳回了这个证据。
尽管起诉的理由完全垮台，法官还是宣布四个被告有罪，判了每人一年劳役。
审讯过程中犯人交保在外，这时警察突然在夜间到他们的家里搜查，其中一次，还逮捕并殴打了从加纳来的一个英国客人琼斯先生。关于这件事，法官警告警察当局不要干涉证人。
法官的判决中甚至没有提到构成所谓煽动和密谋的具体行为。所谓“阴谋”是纯粹的捏造。
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谴责这样明目张胆地利用警察和法院的机构来镇压和监禁工会领袖，呼吁人们对判决提出最大的抗议。
尼日利亚政府曾经因为支持雇佣军和帝国主义者对刚果人民的“抢救”干涉而引起人们的注目。
这件事十分清楚地暴露了所有对密谋审判默不作声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面目，他们关心的是一个“独立的”非洲政府的好名声。
在英国，工党政府通过联邦国会大臣博顿莱宣称，它不打算提出抗议，因为它相信艾伦所受的审判是公正的。斯大林主义的各党都对这件事维持可耻的沉默。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这些工人阶级传统领导身上已经丧失净尽了。全世界有组织的工人、各国的青年运动和工会，必须响应我们的呼吁，对四个被监禁的人提供政治的和经济的援助。
（译自《第四国际》第1卷第3期，1964/65秋冬季合刊） |
索腊索腊的战斗（1964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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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腊索腊的战斗
1964年12月4日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五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4月出版
［《世界展望》的特约记者，在到卡塔维和西格洛温提矿业中心的一次旅行中，访问了V.E.以及和他一起参加索腊索腊战斗的其他矿工。V.E.是第四国际玻利维亚支部革命工人党的一个成员。在进行这次会晤的一间小屋里，桌子上象征性地放着一挺从政府军那里虏获的机关枪。下面是这次访问记的译文。］
※※※
问：矿工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动员的？
答：奥路罗游行示威和遭到警察、军队镇压的消息，一传到卡塔维和西格洛温提，工人们就开始动员了。我们听说很多人被杀死或受了伤，听说甚至在给牺牲者举行葬礼的时候都发生了战斗。实际上，我们听到的消息是有很多人死了或受了伤，这就是矿工的反应之所以如此迅速如此激烈的原因。
问：他们的具体反应怎样？
答：10月28日的晚间，他们开始动员。夜间，一百五十个至二百个矿工带着炸弹和旧枪，乘三辆卡车，向瓦努尼-奥路罗行进。同时还有一辆卡车从卡塔维出发。当夜，他们到达了瓦努尼，力量集中到一起。在这里，在共产党的干部（在西格洛温提，他们是大多数）和托洛茨基主义的战士（第四国际玻利维亚支部革命工人党的信徒，也是《人民》报的信徒，是由吉勒尔摩·洛腊领导的）之间，展开了一场争论。
问：他们争论的是什么？
答：共产党的游击队员们不愿意打。他们的理由是，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武器最好，所以要让他们先走。于是一卡车托洛茨基主义者开到前面去，其他两辆卡车跟在后面。在索腊索腊，它们分道扬镳了。
问：军队在什么地方？
答：军队在索腊索腊的那一边。实际上，头一辆卡车在刚刚离开村庄时就碰到他们。有人喊着叫头一辆卡车停下来。但是同时有些士兵向卡车放了枪。天色还很黑。矿工们立刻跳下车，设法藏在路旁。不过有七个人——都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已经受了伤。
问：别的卡车呢？
答：一辆开到马夏卡马卡。但是后来共产党的人们回到瓦努尼。
同时，头一辆卡车上的人们让一位司机载运伤员。到了第二天早晨，所有的人都回到瓦努尼，并且开始谴责共产党人在头一辆卡车遭受军队攻击时不去协助。
问：这时在卡塔维和西格洛温提发生了什么事情？
答：由矿工控制的瓦努尼电台广播了第一次遭遇战的新闻。情况很混乱。他们说大约有六十个人死亡了。这时正是其他两辆卡车离开卡塔维和西格洛温提的时候。我正在这两辆卡车之一上。大约十一点钟，我们到达瓦努尼，别人也都到来了。很快地吃完早饭之后，我们离开这一城市，在中午到达索腊索腊。
问：以后呢？
答：他们决定带着炸弹和枪支步行走过平原。我们向马夏卡马卡前进。
有些人在瓦努尼没有吃饭，在他们吃饭以后，召开了一次会议，差不多有二百名矿工参加了这次会议。我们已经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了。
问：这次会议的结果怎样？
答：奥尔顿内兹是西格洛温提的共产党领袖，也是工会的重要领袖，他主张我们不应该再往前走；大约有一百个人就上了他们的卡车。托洛茨基主义者以及赞成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态度的矿工则决定往前走。后来，共产党的游击队员们也跟了上来。
同时，有很多别的矿工到来了（矿工的总数大约有三千人。据说，有些农民的队伍和他们联合在一起。他们越过平原，占领了周围的山头）。共产党人逡巡犹豫了一会儿，走回去，然后又向前进了。
问：军队呢？
答：很快就发生了遭遇战。矿工开始用炸弹进攻一个山头；一队兵士在这一山头上挖有壕沟，矿工击溃了他们。一个兵士倒下死了。其他兵士就都扔下武器，开始乱跑。他们不愿意打仗。有些人也开了枪，但是朝天放的，没有伤着矿工。矿工们抓到一些俘虏和缴获很多武器。
问：矿工们打算到奥路罗去吗？
答：不。那里实际上已经调来了很多的军队，而且带有大炮。同时，风刮得很厉害，尘土飞扬，使你看不见任何东西。尽管有些人持有相反的意见，矿工们通过表决，大多数决定要回到他们的基地去。
在军队方面，他们决定呆在他们的阵地上，不到瓦努尼去，更不用说西格洛温提和卡塔维了。
问：矿工们回到卡塔维和西格洛温提了吗？
答：是的，他们回去了；当地的人民正在等着他们，由于听说有一次屠杀而挺着急。
后来召开了一次会议来做总结。那个工会书记、共产党员奥尔顿内兹说不出话来。他们喊他：“看护，女佣人。”（在这次斗争里，他开着一辆救护车。）这一报告是由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作出的。
这就是主要情况。现在矿工觉得自己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坚强、更有信心了。
（译自《世界展望》第2卷第42期） |
玻利维亚托洛茨基主义者宣告不信任军人议会——第四国际玻利维亚支部、革命工人党政治委员会声明（196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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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维亚托洛茨基主义者宣告不信任军人议会
——第四国际玻利维亚支部、革命工人党政治委员会声明1964年11月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五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4月出版
在全体人民欢呼声中，最残暴的帝国主义走狗在最近垮台了。革命工人党和人民一起庆祝这个杀害大学生和矿工的凶手的垮台。这是资本主义政策瓦解过程中的必然结果，是资产阶级纲领（在玻利维亚以及在全世界）的危机的必然结果，这种危机使得骚乱达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以致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的末日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了。事物的发展，要么是发生一种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人民起义，要么是按照美帝国主义的命令撤换帕斯[1]和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这就是革命工人党所着重强调和要使人了解的事情；记着这一点，工人们准备建立自己的政府。
无产阶级的力量及其革命的斗争，粉碎了这一可怕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政府及其最无耻的屈从国际金融资本的整个反劳工政策。
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的强有力的镇压机构，已经建立了十二年了，并没能压制住或破坏了人民的斗争精神。尽管有流刑和监狱，尽管用军队在索腊索腊进行屠杀并进攻“圣约瑟”电台，可是人民仍然精力旺盛；帕斯这一屠夫的命运已经决定了，他的垮台只是时间问题。
但是，面对着迫害和屠杀的失败，军队突然叛变了；正是这一军队，它直到11月2日以前还支持这一暴虐的政权，它在苏克雷、科恰班巴、拉巴斯等地和雇佣军、政治警察、骑枪手在一起同人民为敌。
在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的最后时刻，这一军队进行干预了。这一军队，它在几天以前还按照这一暴君的命令，屠杀索腊索腊的矿工，并进攻矿工的“圣约瑟”电台。这一军队，它在此以前还在圣克鲁斯和阿波洛进攻游击队。野马式轰炸机在矿场上面飞翔，以威吓无产阶阶级。
而且，同我们的预测完全一样，在玻利维亚发生的政治事件，乃是一次预防性的政变，目的在于保卫这一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毫无疑问，这是得到狡猾的美国大使的默许的，其目的是要压制起义，并欺骗群众的感情。
这样，原本应该转入人民及其政治组织手中的政权，就落到军事议会的手里。而这个军事议会掩护那个屠夫及其随从者逃跑了。
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所建立起来的机构根本未受影响，各种官员仍然是维克多·帕斯政府的旧官员，其中包括一些地主。政治经济也和过去十二年中完全一样。因此，军事议会不是人民所欢迎的那种政府。
全体人民——大学学生、矿工、教师等等——都武装起来推翻了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的整个政权及其所体现的全都概念。人民现在所要求的是：埋葬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的全部政策、它的人员以及它的由美国大使指定的计划。人民不打算继续保留过去的东西，也不打算“恢复”它。
因此，工人阶级、职员、爱国的大学生、革命的知识分子、农民、公社社员、前佃农——所有这些人的立场只能是对军事议会保持绝对独立，提高警惕，完全不信任它。
有必要克服各种机会主义思潮的障碍，这些思潮力图使工人阶级投向军事议会那一边。
至于各工人政党，它们的任务在于建立左翼的统一阵线，来组织人民群众，指导他们沿着革命的社会主义道路争取真正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
沿着这条道路，就有必要以一种革命的办法使玻利维亚总工会恢复生气，医治它的官僚主义的骨胳，消除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的影响。作为无产阶级力量的中心，它必须变成一个生气勃勃的、有战斗性的独立力量。
玻利维亚所属各工会，必须锻炼得具有无产阶级的自我牺牲精神、坚忍不拔的意志和革命决心。
各政党、各工会和全体人民，让我们高高举起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旗帜吧。
（译自《世界展望》第2卷第41期）
[1]维克多·帕斯·埃斯登索罗（VictorPasEstenssoro，1907-），玻利维亚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领袖，1952年起就任该国总统。——译者 |
赫鲁晓夫下台反映工人国家面向政治革命前进了一步（第四国际（波萨达斯派）英国支部机关刊《红旗》1964年11月社论，196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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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下台反映工人国家面向政治革命前进了一步
第四国际（波萨达斯派）英国支部机关刊《红旗》1964年11月社论1964年11月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五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4月出版
赫鲁晓夫下台、中国核试验以及英国工党的胜利，提供了最新的例证，说明世界革命过程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只有第四国际，特别是在波萨达斯的文件中，在不久以前预料到赫鲁晓夫的下台。这些事件使得所有资产阶级评论员都感到惊慌失措，难过万分。苏联前总理和党的领导人的下台，乃是苏联官僚集团日益分崩离析、无法应付中国人的挑战和不能满足苏联群众的要求的必然结果。苏联官僚集团的战略现在处于混乱之中。他们赶紧向西方保证说，他们将继续执行“和平共处”的政策——但是这绝对不排斥红军领袖们在赫鲁晓夫下台的问题上起了一些作用，因为赫鲁晓夫对于军事开支的态度是有害于工人国家的国防的。在这一官僚集团中，有一些人是准备进行核战争的——不依靠世界人民群众，也不希望在经过战争之后他们的官僚体系还保持完整。在苏联的“和平共处”的应用上，很可能要强硬一些。另一方面，全体一致同意废黜赫鲁晓夫，并不意味着官僚集团的团结一致，也不意味着一段稳定时期。实际上，最近这些事件促进了工人国家中的政治革命——由于世界人民群众的压力，由于苏联人民群众愿意参预世界革命的过程，也由于他们愿意参预管理经济和重新建立一种苏维埃民主，所以在官僚集团里存在着许多派系。
赫鲁晓夫被废黜的结果，也非常清楚地表明国际斯大林主义运动的解体。象离开一条沉船的老鼠一样，西欧和东欧的各种老朽昏聩的官僚分子，现在只是设法尽快地使自己适应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装作是苏联官僚们的质问者，并且开始实际提出一些麻烦问题——这种权利，他们是不给予革命者的，特别是当它涉及到他们自己的官僚主义措施的时候。最近的事件把这些可怜的人弄得四分五裂，并且进一步破坏了他们还拥有的一些力量。
中国领导人的胆小怕事
中国核装置的爆炸，大大鼓舞了殖民地人民群众，后者是很重视中国同志在中苏争论中的革命结论的。然而，目前中国领导人的绝望的保守主义和革命的需要显然背道而驰。召开“和平”会议讨论销毁核武器这一梦呓，并不能增加中国领导人的声望——这只是反映他们有着根深蒂固的机会主义，反映他们相信外交是群众活动的代替品，反映他们在巨大的世界革命过程面前胆小怕事。面对着越南政权的惊人崩溃和无产阶级的以总罢工为形式的干预，他们采取了非常明显的被动做法，不肯介入其间，对此我们必须加以批评。
约翰逊中断了竞选活动，召开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来讨论赫鲁晓夫下台和中国核装置爆炸所造成的局势——世界帝国主义感到非常不安，它担心工人国家的发展。戴高乐访问拉丁美洲，并且威胁说如果在农业问题上不能取得让步就要离开共同市场，这都反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一军事同盟内部有着无尽无休的裂痕并完全缺乏信心。整个世界局势在鼓舞着世界人民群众；通过他们的斗争实验，也促使第四国际更有可能在到处都溶合在这种斗争之中，并且把自己提高到最高可能的自觉水平——走上担任群众共产主义国际的新的世界领导任务的道路。
（译自第四国际英国支部机关刊《红旗》1964年11月号） |
英国社会主义劳工联盟（希利派）全国代表会议宣言（［下列宣言是1964年11月28、29日举行的社会主义劳工联盟全国代表会议所一致通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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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社会主义劳工联盟（希利派）全国代表会议宣言
［下列宣言是1964年11月28、29日举行的社会主义劳工联盟全国代表会议所一致通过的。］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五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4月出版
选举工党政府的是劳动人民，但是决定工党政府政策的却是银行家。选举刚刚过去六个星期，这一点已经是很清楚的了。政府已经拒绝在3月份前付给增加的养老金。政府这样做，是欧洲和美洲的冷酷的银行家所要求的。他们坚持工党政府必须放弃给予社会改革和福利的一切想法。大企业和大银行正在要求工党政府反过来加紧实行工资冻结、降低工人的生活水平。
领养老金的工人、无家可归和住房拥挤的工人以及工会会员在大选中都支持工党，希望工党政府能为他们的利益服务。“工党关心着”，这是他们听说的。养老金将要增加，买房子将要更加容易，穷人的负担将要减轻。
可是工党政府关心的是谁呢？
下院议员的俸给已经增加了每星期二十五镑。伦敦商业区已经得到保证，除了已经交付的各项税款，下次的公司税不会使他们再破钞什么。威尔逊先生不是要教资本家出钱，他是准备攻击工人的工资袋。
工党领导人当然关心大企业。卡拉汉先生于11月11日对银行家和股票交易所的投机家们说：
“如果你们对我们的行动有什么批评，请来告诉我们。我们将虚心倾听你们的意见，并将考虑是否能够帮助你们克服困难。如果我们做不到，那决不是因为对你们有什么偏见。”
十三年来在保守党政府的治理下，领养老金的职工年年在饥寒交迫中过圣诞节。工党议员年年要求提高养老金。现在，工党执政了，领养老金的职工将要受到更大的饥寒之苦，因为物价在飞涨。他们当中死亡的将更多。
银行利息的增加、全国保险费的提高、汽油的加价，这一切都意味着生活费用正在猛涨。老年人面对另一个冬天，他们的养老金的真正价值已经降低。工党政府难道是关心他们的吗？
年金部先是作了这样不象样的解释，说什么不能付给增加的年金，因为这牵涉到大量表报印制工作。但是11月25日《卫报》透露，许多讨论增加年金问题的议员“都得到印象，觉得政府是听命于正以大量借款贷与英国的金融界”。
工会会员们，青年社会主义者们，工党的支持者们：你们选举工党政府该不是为了叫它执行银行家的政策吧！
你们必须要求：“把负担放在富人身上，不要放在领养老金的人们身上。”
威尔逊服从大企业的命令。他保证不会大规模进攻利润。他取消了停止派遣海盗飞机去南非攻击非洲人民的决定。他提议用二十亿金镑制造氢弹和军备，以维持对那些为大企业和伦敦商业区生产大量利润的殖民地劳苦人民的奴役。著名的工党右翼议员正在公开谈论实行征兵的必要性。
工党政府将积极向工人的工资进攻。甚至那些劳动了一生的人们也要被强迫受苦，以挽救资本主义制度。整个劳工运动必须支持老年人，坚决要求威尔逊立刻批准十足增加养老金。
银行利率增加到七厘，将意味着失业的迅速增涨。新年一过，汽车业和其他行业将马上解雇工人。成年工人、领养老金的退休工人和青年工人全是进攻的对象，因为工党政府在大企业的呼啸的皮鞭指挥之下，是百依百顺的。
由于威尔逊—布朗公司的现行政策受制于大企业，他们非执行资本主义的政策不可。这意味着从一开始就向工人进攻。
造成这一危机的是大老板们和他们的保守党佣仆。他们有什么理由挥动皮鞭，强迫工人为一次应由上届保守党政府负责的经济危机付出代价呢？为什么工人阶级要容许工党政府被利用来为这个目的服务呢？
10月15日这一天，投票选举工党的几乎有一千二百万工人。这是一支强大的力量，足以促成一次社会主义的变革。联合起来，一致行动，胜利就会是我们的。今天不是1931年。告诉威尔逊—卡拉汉公司，我们永远结束了麦克唐纳主义。我们选举了工党，现在让我们强迫他们执行有利于劳工运动的政策。
所有的工人，不论老少，必须在工厂里、工会里和各地的工党里立刻开展这一斗争。
（译自《新闻通讯》第8卷第373期，1964年12月5日） |
英国社会主义劳工联盟（希利派）全国代表会议公报（1964年11月28—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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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社会主义劳工联盟（希利派）全国代表会议公报
（1964年11月28—29日）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五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4月出版
1964年3月底举行的社会主义劳工联盟全国会议决定，鉴于英国的重要政治形势和工党有可能当选执政，应于当年年底召开一次全国特别代表会议。这次代表会议已于11月28、29日在伦敦举行，出席的有社会主义劳动联盟各支部的代表、即将任满的全国委员会的代表和全日工作的职业工人的代表。
会议举行前，各支部、各种集会上围绕着工党政府的任务和青年在建设革命政党中的任务两项决议进行了为时数周的讨论。
出席会议的人都参加过三月会议以来工人阶级的全部主要斗争，对于决议中包含的各个政治问题都是十分熟悉的。仅仅这一事实就给会议带来了一种为别的组织所从未有过的严肃的政治空气。这些组织不但开会不作准备，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考虑在一年之内组织两次会议。只有社会主义劳工联盟，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组织，懂得绝对必要培养自己的干部成为运动的领导人，才能够进行这样重要的工作。
几个主要报告做过之后，代表们一一发言阐述所提出的各个政治问题。英国工人运动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生气勃勃、思想丰富的讨论。有些青年代表谈到在北方工业城镇反抗种族主义的经验，成为发言的一个特色。青年代表们在发言中表明，他们是怎样在组织示威的过程中使以前沾染了种族主义的年青人和他们的移民弟兄[1]团结起来的。
会议充分了解社会主义劳动联盟对于为工党和工会内部正在发展的左翼运动提供领导的责任。社会主义劳工联盟远没有脱离工党内部的斗争，事实上它正准备在下一时期以大为增强的力量干预反对威尔逊右翼领导的战斗。
会议的宣言是一致通过的。这个宣言将在全运动内广泛传播，作为社会主义劳工联盟对工党领导人面对国际银行家压力而干出来的背叛行为的答复。
代表们在讨论中都不断强调对巴布洛修正主义和所谓巴黎统一书记处所扮演的脚色展开全面攻势的必要性。这一修正主义被看作国际上发展革命政党的绊脚石。
会议一致要求释放伦纳德·维克托·艾伦博士、悉迪·凯雅姆、J.K.阿巴姆和O.艾地拜约。它保证在全国组织最广泛的运动，来揭露帝国主义法庭所加于这四个阶级受害者的罪名的欺诈性，在他们获释之前，决不罢休。会议对正在罗本斯岛上受苦、等待上诉反对对他们的野蛮陷害的内维尔·亚历山大博士及其同伴们，发出了革命的致敬电。与会代表保证竭尽全力募集款项资助上诉。
会议选出新的全国委员会，责成它传播一个有关国际前景的决议草案，希望这一决议草案将大大有助于在政治上澄清劳工运动面对的一些重要问题。这一决议草案将提交社会主义劳工联盟1965年全国会议讨论，然后发表，在整个国际运动中传播。
会议透露，社会主义劳工联盟目前正接收空前多的青年人入盟，英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史上从未有过这么多的青年人申请参加组织。代表们讨论了一些由于盟员激增而产生的问题。会上通过了培养新干部和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计划。
我们的组织以过去从未有过的政治信心迎接1965年。代表们回去决心在支部内围绕着会议的决定继续讨论，并把活跃的内部政治生活同建党的最大限度的实际斗争结合起来。
（译自《新闻通讯》第8卷第373期，1964年12月5日）
[1]指美国黑人，因他们最初来自非洲，故称移民。——译者 |
工党政府的作用——英国社会主义劳工联盟（希利派）全国代表会议1964年11月28日决议（1964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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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党政府的作用
——英国社会主义劳工联盟（希利派）全国代表会议1964年11月28日决议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五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4月出版
自从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开始以来，危机、战争和革命已经成为“正常”的了。全世界被杀死或饿死的工人达千百万，就是因为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关系把科学和技术所造成的生产力的强大发展引导到了不正常和不正当的道路的缘故。
社会主义的全部客观必需条件都已经具备，五十年来，这一经济发展所引起的社会政治危机给工人阶级提供了革命的机会，这个阶级在西班牙、德国、中国和许多别的国家已经多次显示了它的战斗力；然而在先进国家里，资本主义却保持着政权。原因不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力量，而在于国际工人阶级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领导所起的叛卖作用。
在英国，工党和工会的领导人始终忠于这一阶级合作的作用；1964年选出的工党政府是他们在任何阶段适应资本主义需要的一个最新的例子。这一政府是资本主义的政府。它不但不利用国家机构来反对权力日益集中在金融资本家和垄断资本家手里，而且刚刚相反，它的方针任务是利用国家机构来为此作出更有效率的安排。
帝国主义的特点
帝国主义最新阶段的全部特点都为工党政府接受了：需要对经济进行更加有效率的国家干涉和支持；需要在国家机器中设置更加强大的镇压机构；需要自动化，并伴之以高水平的利润积累来用于投资；需要进行生死搏斗以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尤其是由于美国的统治和西欧经济最近的迅速成长；需要在各国大力反对增加工资，以求积累足够的资本，投资于新技术和研究，这样才能在世界市场上保持竞争的能力；需要适应经济基础发达的国家内而不是落后国家内的那种高技术水平的加强投资（特别是美国资本的投资）。
在英国，这一切特点合起来产生了极端的矛盾，那是因为英国资本主义工业和经济结构在历史上发生较早，其结果也就变得更加陈旧。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的规律现在转而恶毒地针对着那些从前站在前列，现在在自动化和国际财政方面愈来愈落后于世界资本的优势部分的人们。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英国成了“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
进攻的纲领
英帝国主义昔日的有利条件（如帝国特惠关税、英镑平衡、各种各样的“无形输出”等等）都已经受到严重的侵蚀，或者已经停止发展了。在这一形势下，英国工业的落后状态所引起的严重的收支平衡危机向统治阶级提出了一个迫切的大问题。
他们需要长时期控制住工资和对他们的现代化计划的一切抵制；他们希望继之以对工人阶级立刻发动政治的和劳资关系的攻势，这是为了实现他们那重新进入资本主义大国集团的目标所必需的。有些大企业支持工党上台执政，相信只有这样才能在阶级斗争的现阶段约束工人。
这种现象并不是少见的。资本主义政府，包括那些所谓社会主义的政府，曾经实行过这一类纲领，以反对工人阶级。这种政府甚至还实行过国有化。
如果是为了通过信货的安排，伴随着日益集中国家的压制力量和英国的进一步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以世界规模合并于帝国主义阵营，从而加强国际金融资本的控制，那么一切计划措施、国家集中、控制工会、甚至国有化，都包含着反工人阶级的性质。
在英国今天存在着的这一形势下，任何资本主义政府，不管是不是工党政府，只有在某些基本工业需要全面控制和合理化，以服务于更有利可图的私营企业的时候，才会采取国有化的措施。即使威尔逊政府不放弃它的钢铁企业国有化的法案，也会采取措施来同企业主全面合作，普遍给予津贴，使他们把股权移转到更有利可图的工业方面去，同时把拥有大量机械和制钢利益的独占资本如格斯特—基恩—内特耳福德有限公司（Guest，KeenandNettle-fold）无论如何留在私人手里。
威尔逊为资本主义服务
威尔逊政府所已经采取和打算采取的措施毫无疑问是一个直接为垄断资本服务的政府的措施。在政府和国家的文武机构方面，重要的永久性人员并没有更换，更说不上废除这一秘密的官僚的阶级统治。所任命的顾问都是毫无疑问忠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是在平时和战时经受过彻底考验的。
威尔逊支持对殖民地的镇压，并不提出支持殖民地群众，就象他处在反对党地位时一样，那时他发言充分支持南非和塞浦路斯的帝国主义。
进出口问题是按照保守党的老办法处理的：进口税将增加成千上万种商品的价格，而雇主们将因他们的出口货而获得特别奖金。
象增加养老金这样的改革措施是一种无耻的欺骗：等到它们实行的时候，生活费用一定不可避免地上升了。在许下每年建造四十万幢房屋的诺言的同时，几种重要的建筑材料（包括进口木材）的价格上涨了百分之十五。
同时，政府在容纳卡曾斯、卡斯尔、格林伍德等“左”派人士这一举动的支持下，坚持工人们必须接受工资冻结。工会领导人，以电气工会的坎农为首，对战斗性较强的积极分子进行政治迫害，以便为这些计划铺平道路。他们谈判长期合同和“一揽子交易”，就几年内的劳动费用和“劳资关系”对雇主们作出保证。
财政大臣卡拉汉向几家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量借款，企图借以减轻危机，尽管他完全知道，通过这些机构，世界金融资本必将坚持对工党政府的全部经济和社会措施实行严密的检查。
这一切措施企图合理地控制住英国资本主义的日益成熟的危机，它们代表英国资本家的阶级利益。它们只能被用来反对英国工人和全世界工人的利益。只有基本工业的社会主义国有化才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
自相矛盾的政策
但是威尔逊的政策是自相矛盾的，是不能解决危机的。进口税已经挫败了资本主义原来想通过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和欧洲共同市场消除现代生产发展和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的企图。这些进口税减轻了外来的竞争，事实上将鼓励英国实业家转向国内市场，除非他们在出口方面能获得甚至更大的让步。
这些临时措施不可能对真正的问题有什么效果。大笔外国借款是必不可少地要实行减税和“所得政策”（incomepolicy）以满足债权人的需要，还可能要实行通货贬值，同时还要直接压制工人坚持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的要求。
改革和工人阶级
修正主义者和中间派把威尔逊政府叫作“左翼社会民主主义”的，说是工人阶级施加压力的结果。他们主张支持这个政府，因为它采取了“进步的”措施。但是威尔逊政府并没有什么进步之处，除了这样一件事实，那就是，它的执政为击败社会民主主义和用共产主义的领导来取而代之提供了一个机会。
威尔逊政府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站在雇主方面。卡曾斯跟冈特一同入阁，并不代表左派的进步，而标志着左翼机会主义者为了为资本主义服务而跨出的最后一步，这是同谋就工党政府的性质欺骗工人。
数百万工人相信，工党政府至少总能帮助他们解决几个问题。社会主义劳工联盟同这些工人并肩前进，坚持说这个政府决不会做任何这类事情，同时坚持必须揭露工党领导的背叛作用。社会主义劳工联盟支持选举工党政府，目的就在于在实践中揭露这样一个政府的机会主义的和反革命的性质。
除非在革命政党的领导下采取战斗的阶级行动，工人阶级不可能赢得任何重要性的改革。在那样的环境里，这种改革是不能维持的，除非提出导致夺取政权的过渡性要求并为之进行斗争。工党政府空谈“改革”，企图通过左的词句出卖群众。我们认为，争取改革的斗争是同争取实现诸如把基本工业国有化之类的过渡性要求以夺取政权的斗争分不开的。
我们的出发点不是政府所说它愿意干什么，而是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在行动中揭露这个背叛的政府的那种力量和能力。今天我们在行动中为工人阶级的各部门的团结而战斗，我们提出的要求包括最小限度的（就是改良主义的）和过渡性的，借以揭露工党领导。现在工党已经执政，我们要加倍努力，继续这一揭露。
两种不同的形势
威尔逊的措施将到处同拒绝按照雇主的要求作出“牺牲”的工人发生冲突。工人阶级已经经历了一个长时期的相对充分就业，它要求提高生活水平，这是同英国资本主义的客观可能性完全矛盾的。
这次工党执政，不是因为工人阶级的压力能够赢得资本主义为了保证制度继续存在而准备给予的一些改革。那是1924年英国成立工党政府和法国成立“左翼集团”政府时候的形势。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危机年代里进行的令人筋疲力竭的革命性的斗争失败之后，资产阶级准备通过容纳工人阶级政党参加的“改革”政府来买得“一两年”和平买卖。在一般的危机和萧条时期内，总有相对的经济回升，资本主义利用这一情况，让工人阶级的改良主义的代表参加了政府。
今天的形势是十分不同的。正是因为危机深刻，所以才需要成立工党政府。在维持资本主义的范围内，采取任何措施都不可能不给予阶级斗争以新的巨大的推动。
每一个主要的经济措施会引起国民收入分配方面的极大斗争。使工会受国家束缚的长期计划会使工会会员和官僚领导之间的矛盾尖锐化。加强对劳动的剥削必然会使资本家愈益同青年工人发生直接冲突，正是这些工人无论在政治上或工业上组成了今天全世界阶级自觉行动的先锋。
增加出口的唯一真正可能性在于减低生产成本，特别是减低实际工资，而这还得在物价继续上涨的同时付诸实施。英国资本主义能不能克服目前的危机，这不光是威尔逊是否能干的问题，而是两种现实力量之间斗争的问题：一方面是工人阶级，争取建立自己的组织和领导，另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利用工党政府做它的工具。
这也不是要支持威尔逊的“进步”措施的问题。那都是不可能的。这种说法事实上就是背叛。说这种话的人不去进行战斗，为斗争中的工人提供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却使自己适应那种自满情绪，这种自满情绪正是威尔逊和卡曾斯希望用来解除工人阶级武装的。这是今天修正主义所起的标准作用。
他们和各种各样中间势力、“左派”社会民主党人、斯大林主义者、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等结成联盟，同他们打成一片，借以掩盖和准备更大胆地出卖工人阶级；他们默认锡兰平等社会党的蜕化变质，他们为本·贝拉提供无批判的掩护，他们解释赫鲁晓夫怎样在古巴危机中“别无他法”，在英国他们站起来充当第二国际的遗老们的辩护人！
从哪里开始
这些修正主义者为某些工人中间存在着的所谓“给威尔逊一个机会”的危险情绪提供理论外衣。我们同这些人完全相反，必须把我们的注意愈益深入地倾注于工人阶级，特别是青年。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始终从阶级的实际需要出发，而绝不从那些最靠拢工党官方机构的人的情绪的次要特点出发。后一程序正代表中间派和机会主义者的做法。我们坚信，以这些客观需要为基础的政策将使我们能够在吸收党员和巩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工作中获得巨大的成就。
只有建立革命政党的这种力量才能使我们在危机愈益深重的时候从工会和工党左翼方面吸引任何同盟者。这将是结成同盟进行斗争的问题，同盟的性质决定于我们自己的纲领的正确性和我们自己的干部的力量。
在一些争论中所表现的工人阶级的力量，工人阶级青年对我们政策的响应，工党官僚分子所进行的政治迫害——这些条件都使我们能够从青年中建立一支相当广大的革命干部队伍，这支队伍知道必须同中间派和修正主义者进行无情斗争，在他们有机会在未来的阶级战役中把广大青年和成年工人引上歧途之前就及时粉碎他们，并在战斗中接受教育。
巴布洛修正主义
威尔逊政府的性质被巴布洛修正主义者规定为“左”翼的和“进步”的，这是国际修正主义潮流用进步的惯用词句粉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需要的一种做法。在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巴布洛主义者同左倾机会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和斯大林主义者同流合污，盛赞“结构改革”是对资本主义的进攻。事实上那是为了资本主义的利益而破坏社会主义的做法的一部分。
这一纲领甚至被用“过渡性纲领”里的语言如“工人管理”、“打开书本”等等装扮起来，而“过渡性纲领”的本质，即建立独立的革命政党以反对一切官僚机构，却被修正得无影无踪了。比利时总罢工是这一修正主义的后果的重要例子。在英国，这一修正主义可以举所谓“深入地打进”工党的理论和所谓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先等待中间偏左的运动出现以后再说的想法为例。这里必须再次强调指出的是：据说工人必须经历从机会主义到中间路线，从中间路线到革命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是根本不存在的。
对于一个小小的革命政党来说，它的许多力量还幼小，没有得到有经验的国际革命者为后盾，要它从为“进步”力量提供支持的战略出发，那是政治自杀。如果我们在任何时候接受了中间派和修正主义者的战术建议，那么我们在青年运动中的追随者早就遭致这种自杀的命运了。
这是一个发展我们自己的力量去领导那些被迫同雇主和威尔逊政府斗争的工人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始终准备摧毁中间派。在这自觉领导成为必不可少的时期，我们决不可以叫我们的力量去适应官僚分子和中间派的心意。
青年的作用
不，我们恰恰是集中精力去扩大和加强青年运动，并且采取确切的步骤，使这支政治力量打进每个工会和每项工业里去。正是依靠这支用布尔什维主义培养起来的力量，我们将要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中创造团结。
1964年初，我们在社会民主主义势力内部的斗争达到了重要的质量阶段，那时我们在青年失业问题上所作的争取“内部统一战线”的斗争进行得很顺利。目光向外，依靠失业青年，加上盖茨克尔死后威尔逊领导在选举前的举棋不定，使我们得以胜利地取得这个结果，尽管敌人进行政治迫害，我们甚至把这种迫害转化为有利条件，用以发展自己的力量。
在青年运动的斗争中，我们曾经通知右翼方面，只有社会主义的政策才是青年能够接受的。工党领导人既然准备去坐资本主义政府里的位置，就不可避免地决定放弃青年运动了。在这个时刻，我们就通过反对威尔逊、反对中间派的斗争，准备过渡到加强革命青年的工作上去，这是绝对必要的。
在威尔逊准备满足资本主义的需要的时候，工人阶级的最迫切的需要是把被导向社会主义政治的青年工人培养成为革命领导的基础。不做到这一点，工人阶级就不可避免地要遭致大失败。威尔逊是为垄断资本服务的，垄断资本一心专注于加强剥削、约束和“软化”青年，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引起青年工人的激进化。
威尔逊政府治下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的成熟，为打进去的战术的新阶段保证了最有利的条件，这种战术是以一支革命青年的广大的有训练的战斗队伍为基础的。
叫保守党人负担损失
威尔逊政府所采取和提议的措施，直接提出了“谁负担危机的损失？”的问题。威尔逊坚持把负担放在工人的背上，一面作出一两个小让步，企图借以掩饰真相，但是不到几个月，那些小让步又被他取消了。在这一纲领的范围内，银行和垄断资本希望巩固它们的力量，而工会则帮助他们约束工人阶级。
以这样的青年为先锋，我们的革命政党将围绕着“叫保守党人负担损失！”的政策建立起来。如果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有化的纲领，就是说，征用全国所有大企业，拟订使用全国所有资源的全国计划，粉碎官僚的和军事的国家机器，代之以工人会议和工人政府，那么唯一的替代办法就是只好让资本家在工人阶级的枯骨上建立起新的平衡来。
工党政府的任务恰恰是要击败工人的这一纲领。但是历史的结果一方面将决定于英国资本主义危机的深刻严重性，另一方面决定于我们发展马克思政党的能力。我们对待工党政府的态度完全决定于英国工人阶级出于自己的经验而拒绝社会民主主义的需要，而要实现这种拒绝，只有靠我们在英国建设第四国际。
（译自《新闻通讯》第8卷第373期，1964年12月5日） |
玻利维亚起义者使托洛茨基主义者获得了自由（1964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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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维亚起义者使托洛茨基主义者获得了自由
1964年11月27日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五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4月出版
革命工人党和人民群众在一起，积极地、英勇地参加了反对最残暴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政府（在他们仍然当权的时候，这个称呼我们反复用过上千次了）的斗争，这使得我党有了许多受伤者。
在最近几个星期里，在我国内部以及在拉巴斯，革命工人党的许多积极分子陷入监狱或者受了伤。在奥路罗，“圣约瑟”工会总书记鲍里诺·若尼基纳受到政治警察、骑枪手和军队的野蛮迫害，直到在最近一个星期被捕入狱并受到残暴殴打。作为一个工会领袖和托洛茨基主义的战士，他很严格地履行了他的职责，和大学学生并肩战斗，并且动员了矿工。
在具有历史意义的那个星期二（10月29日），在拉巴斯，一整队革命工人党的信徒被捕，在政治警察的监狱中受到极其残暴的折磨。其中有加布里尔·古兹曼、尤洛吉奥·山切兹、杰姆·拉托雷、因达累乔·诺哥累斯（是一个工人）、阿曼多·腊米雷兹、洛兰诺·阿巴扎·鲍提斯塔、路易·鲍提斯塔、卡罗斯·西尔瓦、米古尔·扎姆布兰纳、乔治·贝雷多和里嘉多·塞加斯同志。诺哥累斯同志是塞德的一个领袖，他由于把二百个工人从他的工厂带到大学队伍那里而受到鞭打。山切兹同志头部受了伤。古兹曼同志由于凶手曼纳科亲自动手折磨而受重伤。阿达里德·拉托雷也被捕入狱，并受到特务的殴打。
当人民攻入那可耻的政治警察的大楼时，所有这些托洛茨基主义的同志，都得到了自由。我们把所有这些同志的姓名，记入反对帝国主义走狗帕斯·埃斯登索罗的斗争的光荣册。
（译自《世界展望》第2卷第41期） |
“圣约瑟”和索腊索腊的战斗（1964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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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约瑟”和索腊索腊的战斗
1964年11月27日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五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4月出版
在矿业工人的英勇斗争中，革命工人党的战士站在最前列。由于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参加，矿工的动员得到了力量和动力。
革命工人党对于那些参加索腊索腊战斗的在瓦努尼、卡塔维和西格洛温提的本党同志们，表示祝贺。虏获的武器一定要加以妥善保管，并利用它们来组织一支党的武装队伍，作为矿工无产阶级军队的一部分。
索腊索腊的战斗，以及对“圣约瑟”电台的进攻，都将作为人民群众反抗的象征载诸史册。前者以勇敢和沉着为特点，后者则以顽强为特点。在这两次行动中，保卫暴政的军队都曾吹嘘他们的强大和他们的现代武器。
但是，实际上，这两次反对拿破仑主义和复辟主义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政权的战斗，都决定了那个想要终身担任总统的人物的垮台。
（译自《世界展望》第2卷第41期） |
为什么不接受中国的建议？（1964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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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接受中国的建议？
1964年10月30日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五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4月出版
中国政府在10月16日第一次取得核武器试验成功之后，立即提出了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的建议。它向所有的政府宣告，它建议这个会议应包括“世界各国”。
会议的目的是要就“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达成协议。作为达到这个目的的第一步，中国政府建议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和将来可能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保证不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区使用核武器，彼此也不使用核武器。”
约翰逊政府对这件事的反应是异常迅速的。看来，那一声核武器的爆炸到底震动了华盛顿的那些傲慢的统治者，让他们觉察到了中国的存在。可是约翰逊的回答是很难令人满意的。他把中国政府的建议说成不过是一套“宣传”，而不予理会。
可是约翰逊的论断并不等于是经过证明的结论。如果美国政府真的相信中国的建议不过是一种宣传，那他们就应该毫不犹豫地表示接受邀请，以便证实约翰逊的论断的正确。会议的结果自然会证明究竟谁有诚意，谁没有诚意。
真实的情况是，约翰逊政府完全相信，中国政府说的的确是实话。中国政府确实准备签署一项国际协议，以禁止一切核武器、销毁一切核弹储存、制止一切原子武器的生产，并结束一切，不管是大气层或地下的试验。
约翰逊政府既然对中国政府提出的，保证不使用原子武器的建议都不肯接受，那就证明它自己的声明才真正只不过是宣传。
华盛顿曾经作出姿态，表示要把地下试验也包括到部分核禁试条约里去。这是何等的奸诈！在美国已进行了将近二十年的试验（包括在过去的一年中进行的并已公开宣布的三十五次地下试验）之后，在堆积如山的原子弹储存已足以在一次热核战争中，至少消灭全人类七十多倍的时候，约翰逊却表示愿意考虑禁止一切试验！
真实的情况是，美国现在已经不需要再作试验了；在一定的时间内，它根本已不需要再进行任何种类的新的试验。这一点，曾经直接参加美国核武器生产计划的两个科声家，在10月号的《科学的美国人》上，已予以充分证明。
约翰逊政府，如果对于停止核军备竞赛和防止环绕地球的大气层进一步受到污染真正具有诚意的话，另外还有两个办法，它是完全可以采用的：（1）全面公开一切有关制造核武器的资料，使中国政府根本没有必要自己再去进行试验。（2）如果它不愿意同中国举行会谈，它可以提出不需举行任何会议立即实行普遍裁军的建议，而且可以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首先单方面销毁自己的核储备。
采取这类的行动就可以立即根本改变局面，使整个世界远离热核战争，走向和平。
看来约翰逊政府决不愿采取任何这类合理的办法，以代替它目前所走的自杀的道路。因而，它也就只会进一步为中国的论据提供前提，中国人说，为了反抗美国的军事威胁，它除了建立一条核“防线”作为它的军事防御的一个组成部分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
（译自《世界展望》第2卷第37期） |
赫鲁晓夫的下台：苏联官僚集团的危机达到了一个新阶段——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声明（1964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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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的下台：苏联官僚集团的危机达到了一个新阶段
——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声明1964年10月19日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五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4月出版
赫鲁晓夫突然被撤消苏联共产党［苏共］的首脑和苏联政府领导人的职务，又一次极其显著地证明，在进步的苏联经济结构和由斯大林建立的倒退的政治制度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
上升号宇宙飞船的发射，非常具体地证明了苏联科学和工业的巨大进步。三天之后赫鲁晓夫就下台了，这就使得苏联政治上的缺点和混乱，和科学上的成就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照。
克里姆林宫的新的领导人立即慌忙向世界表示，领导人的突然改变决不表明国内或国外政策的基本路线将会有任何变动。他们公开提出，他们将切实地执行赫鲁晓夫的路线。
那么，苏联官僚集团又为什么要抛弃赫鲁晓夫呢？
如果苏联官僚集团领导人对赫鲁晓夫制定的总路线表示出一定的关心，那只是因为他们，象他以及他们之前的斯大林一样，全都是彻头彻尾的经验主义者。赫鲁晓夫在执行那条路线时表现了许多在他们看来显然是过火的和错误的做法，他们因而感到不安了。
事实是，赫鲁晓夫在许多方面已经走进了死胡同，使得局势越来越紧张，矛盾也越来越尖锐化了。苏联官僚集团希望从死胡同里找到一条出路，因而决定拿赫鲁晓夫来作一头替罪羊。
在国内经济政策上，赫鲁晓夫一味提出了许多如何提高苏联人民生活的漫无边际的空洞的诺言。九年来苏联消费者的境遇确也略有改善——这期间赫鲁晓夫的威望主要就是建筑在这个基础上。可是等到他，由于连续五年农业生产的停滞，不得不提高肉类和奶油的价格，不得不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大量的粮食的时候，情况马上有了一个急剧的改变。去年冬天，在无数面包店门口排列的长队，对他的威望就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今年农业上的较好的收成也无法挽救这个局面了。
赫鲁晓夫的“生荒地”开垦计划也同样以失败告终。《真理报》忽然提到的不听专家的劝告而制定的“鲁莽的计划”，实际就是指“生荒地”开垦计划而言，这个计划苏联科学院是一直不赞成的。
赫鲁晓夫农业政策的破产——自1955年以来，第四国际曾一再指出，这个问题对赫鲁晓夫能否掌握住苏共领导权将有决定性的意义——由于重新转向加强正规农业的生产不可能立即获得重大效果，由于建造为发展农业所必需的较大的化学工业需要一定的时间，因而显得更为严重了。
经过大吹大擂提出的建立化学工业的计划，由于苏联总的工业生产率的降低，不得不在相当程度上放慢了速度。要想在同一个时候既要迅速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又要维持同帝国主义进行军备竞赛，既要大力增加对殖民地资产阶级的援助，又要在国内进行狂热的建设，而且还要拿出大量的投资以求长期维持工业的高速度发展，那显然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这里还必须强调指出，赫鲁晓夫提出的经济改革政策，虽然在克服斯大林时期的过分集中和机构的过分庞大所造成的困难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是后来却慢慢地越来越没有作用了。目前在苏联国内进行的有关经济问题的讨论，已初步表明苏联经济正面临新的困难。
赫鲁晓夫根本无意采取“大跃进”政策，而如果实行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和工人自己管理工厂的办法，那经济上的大跃进也还是有可能取得的。
苏联官僚集团牺牲掉赫鲁晓夫，把农业和工业上的困难全部归咎于他，目的是希望用这种办法来争取时间，以便尝试新的解决办法。
但不管怎样，一切可能的改革都只能具有有限的效果；苏联现在需要的是对整个经营管理制度进行一次彻底的改变。
在外交政策方面，赫鲁晓夫变成了一系列的大大降低苏联威望的错误的替罪羊。这些错误包括出于不正当的估计在古巴设置导弹，提出立即解决西柏林问题的诺言而又无法实现，赞成联合国派遣“联合国军”到刚果，而结果刚果又出现了卢蒙巴被杀害的事件，更重要的是他对待中国问题的态度引起了最大的愤恨和反对。
把苏共和中共之间的争吵引到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上去，有其必要吗？有必要忽然停止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吗？有必要在尼赫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打仗的时候，给尼赫鲁以军事援助吗？有必要撕毁协助中国建立核工业的协议吗？这些问题无疑使得越来越多的苏联领导人感到不安。更重要的，事先没有得到充分的保证，不知道被邀请的大多数的党是否会接受邀请并支持苏联的提案，竟贸然决定在1964年12月15日召开二十六国共产党筹备会议，这种做法不是太不明智了吗？
事实上，赫鲁晓夫处理中苏分歧的态度，在苏联官僚集团的眼中，最后简直是造成了一个灾难性的结果。国际共产主义的团结被破坏了，苏联党的威望在各个地区又一次更为下降。甚至那些支持克里姆林宫反对北京的党也不愿意再遵循苏联党的方针办事了。中苏冲突产生了巨大的离心力，这不仅表现在各党之间的关系上，如我们从意大利党的态度上可以看到的，而且表现在政府之间的关系上，比如象罗马尼亚对苏联的关系。如果明天东德，由于抗议苏联和波恩接近的计划，也走上了罗马尼亚的道路，那么克里姆林宫对于这半数以上的缓冲国的控制就很可能会趋于解体。
此外，苏联官僚集团还希望，通过牺牲赫鲁晓夫的做法以制止同北京的关系业已日益恶化的趋势。重新恢复谈判的主要障碍既然已经去掉，那么北京也就可以作出自己的让步而不至感到丢脸了。
如果现在来举行十二月筹备会议，那么它的意义就会完全改变了。那么无限制的争吵，双方采取的许多不负责任的行动也可能就会停止了。即使不可能全面和解，至少可以把这种分歧从烂泥坑中拉出来，重新放到外交家和“理论家们”对坐着的铺着绿色台布的桌面上来。
Ⅱ
赫鲁晓夫在职的那几年，将来一定会被称作是“非斯大林化”的时代。过去，苏联官僚集团篡夺了统制整个苏联的权力，斯大林更把这种权力变成了越来越由他个人专断独行的寡头统治，现在，使这种情况成为可能的国内、国际条件都已经完全改变了，在这种新的条件之下，苏联的人民群众已经不愿意再容忍这样一个残酷的政权机构，不愿意使自己生活上的需要完全从属于许多包含着巨大浪费的、带有投机性质的庞大计划了。为了防止象1953年在东德、1956年在波兰和匈牙利发生的那种随时可能出现的爆炸性事件，为了挽救住他们所享有的特权和他们的统治权力，苏联官僚集团的领导人们于是不得不牺牲掉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实行一定程度的自由化的方针。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同时消除了斯大林在苏联经济、政治、科学和文化领域所使用的一些极端专横、极端有害的领导方法和行政管理办法，因为这些东西越来越严重地阻挠着苏联的进步。
一向被认为是“非斯大林化”的最典型的代表人物赫鲁晓夫，其实既不是这一运动的发起人，也不是它的最坚决的拥护者。在各个领域中，常常是一些更年青的、更有生气的新生力量的代表们在尽力把“非斯大林化”运动向前推进一步。这样做的必然结果，就将是重新恢复托洛茨基以及和他同时代的布尔什维克们所开创的局面。目前，进一步“非斯大林化”的主张早已受到了谴责，甚至已经被完全压制下去。
“非斯大林化”既不是赫鲁晓夫的根本方针，也不是他个人所奉行的政策。这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是官僚集团中的绝大多数都表示赞同的一种笼络人心的让步，因为从这里面，官僚集团可以更安全地保全自己的地位，并得到人民群众的更大的支持。在赫鲁晓夫倒台之后，决定“非斯大林化”这一路线的客观因素还一定会继续发生作用。
几年来苏联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减轻了在斯大林时代使得许多社会阶层陷于瘫痪状态的恐惧心理。苏联人民群众，由于他们赢得了让步，越来越加强了自己的信心，是决不会容忍那种苦难和恐怖的统治再重新回来的。任何一种想要恢复斯大林统治方法的企图都将会遭到苏联人民的强烈的反对。
在赫鲁晓夫倒台后出版的第1期《真理报》上，苏联的新的领导人们宣称他们将仍然执行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和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决定的路线，这件事是非常值得玩味的。他们这样做就等于是向群众保证，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不管在一切次要的政策上出现什么局面，“非斯大林化”所已取得的主要成就是一定会继续发扬的。这同时也就是保证决不会恢复专横跋扈的警察机构、重新在工厂中行使残暴的压制性的法令，也决不会把人民的生活水平再降低到同斯大林时代一样。保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努力将继续进行下去。这些官僚集团对人民群众的让步，从长远来看，将只会增强人民的自信心，而进一步削弱官僚集团的统治。
正是由于客观条件不容许在“非斯大林化”问题上采取根本性的倒退政策，所以他们在对外政策方面也不敢说要作出根本性的改变。苏联官僚集团从来也没有意思要发动世界大战——同事实不符的相反的说法只不过是帝国主义的宣传机器所散布的谎言。另一方面，它也从来没有有意识地扶植社会主义革命，尽管只有那样做才是取得世界永久和平的唯一道路。这两条路线，尽管方式各异，其结果都将会召致官僚主义统治的灭亡。排挤掉赫鲁晓夫的那些人无疑一定会继续执行他的所谓的“和平共处”政策。这个政策并不是赫鲁晓夫首创的——它的发明权应归之于斯大林。赫鲁晓夫的“同美国进行经济竞赛”的政策只不过是斯大林的“在一国中建成社会主义”的旧理论在新的条件下的应用。
官僚集团的新的领导人，那怕只是为了便于同中国重新恢复谈判，为了掩饰，在他们自己的地位还没有得到巩固以前，他们本身的不稳定状态和信心的缺乏，很可能会使用比赫鲁晓夫在过去两年中所使用过的更为强硬的言词。也可能他们将改变赫鲁晓夫最近在和美帝国主义合作方面所采用的某些遭到非难的办法，比如象同五角大楼联合起来武装印度的资产阶级（这就是既反对印度的人民群众，又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或放手让美帝国主义在东京湾和刚果为所欲为。现在，一切引人注目的缓和莫斯科和波恩之间的关系的努力（这一前景曾使得东德、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大为不安），特别是自从西德的资产阶级拒绝承认德国的新边界、并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多边核力量的范围之内追求建立自己的核武装之后，无疑已不可能继续进行下去了。
苏联的官僚集团，一如在赫鲁晓夫和斯大林的统治时期一样，一定会继续寻求，在主要为了共同维持现状的基础之上，同华盛顿作出全面的安排。它将继续反对核扩散，不管华盛顿供给象加拿大那一类的国家多少核武器的储备，仍然忠心耿耿地尽自己最大的力量不容其他的工人国家得到核装备。它将提出减缓军备竞赛的建议和裁军的主张。他将继续寻求同殖民地资产阶级进行经济合作，以代替扶植殖民地地区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因为这一方针将会彻底改变力量的对比，而这种改变，不管对于工人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来说是如何有利，肯定是不利于苏联官僚集团的统治的。它将继续尽一切力量将帝国主义国家中的工人阶级斗争限制于资本主义统治和资本主义法令所许可的范围之内，推延那些国家中的争夺统治权力的斗争，一直到美国的生产按人口比例计算低于苏联的时候。
在这种情况下，想要使中苏分歧，通过两国和两党在根本路线上达成完全的协议，以立即求得彻底的解决，那几乎是犹如扭转“非斯大林化”路线以及放弃“和平共处”政策一样地不可能的。中苏争端实际并不是赫鲁晓夫的“错误”造成的。它只不过是表现了在对待帝国主义、国际革命和各自本国的人民群众的问题上，处于不同地位的两个官僚主义集团利益上的严重分歧。
中国第一次核试验的成功，对于提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具有深刻的影响。它可能会使中国能更快地加入联合国，这种可能由于许多非洲国家继法国之后对中国予以承认，早已逐步加强了。可是约翰逊却仍然不愿意从远东撤回第七舰队，放弃台湾，或听任东南亚条约组织解体。只要华盛顿不肯放松压力，中国就面临着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部分经济封锁的可能。这种情况的存在早就足以迫使北京采取一个跟莫斯科完全不同的路线。
克里姆林宫里的新的头目们，既然决定继续执行由斯大林提出而由赫鲁晓夫加以发展的主要政治路线，必然也就将遇到使他们的前任蒙受政治灾难的同样的无法克服的困难。
Ⅲ
苏联官僚集团希望通过抛弃赫鲁晓夫以求得解决眼前矛盾的临时的办法。只要这个新的班子能被统治机构中的绝大多数所接受，只要政治危机不发生新的震动人心的转折，官僚集团也许可以借此争取到一定的时间。可是官僚集团是绝不可能克服由它的统治本身的特性所产生的各种矛盾的。赫鲁晓夫的继承人们，看来不但不可能缓和那些矛盾和困难，相反地却只会使它们进一步恶化。
为了防止在经济领域中出现爆炸性的事件，农业投资计划必需以加倍的速度进行。可是柯西金，这位由于农业投资应如何按地区分配的问题曾经同赫鲁晓夫发生争吵并以此而闻名的工业专家，在牺牲重工业方面，肯定不会比赫鲁晓夫表现出更大的热情。柯西金所以会被选来和勃列日涅夫分担最高领导权，这一事实就表明了在官僚集团中他所代表的那一部分力量的影响。另一方面，工业生产速度的普遍放慢，对于化学工业计划以及对于农业生产质量上的改进，肯定不会是一个吉兆。为了脱出这个困难的境地，就必须有某些方面遭到牺牲——这或者是人民群众的愿望，或者是官僚集团中的工业派的偏好，或者是工厂和托拉斯的经理们的要求，或者是集体农庄庄员们的愿望，或者甚至是某一些社会阶层的利益。
在国际政治方面，情况也不是很好。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们因为急于要表现他们对“和平共处”事业的热心，作出了种种引人注目的姿态。可是要想一方面改进同北京的关系，一方面又不让华盛顿感到忧虑，那如何可能呢？因为，为了达到这两个目的所需要采取的步骤，在本质上是根本对立的。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情况也完全相同。当然，同北京的关系的某种程度的改善，将可以使中国人在争取建立一个新的亲中国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便同莫斯科的“正统”运动作竞争方面，放慢脚步。可是赫鲁晓夫的忽然下台已经在一切共产党中引起了不安，引起了忧虑和混乱，这一事实有什么办法可以抹煞呢？赫鲁晓夫的被逐以及这件事所以能够产生的具体条件，将不可避免地加强国外的坚强的共产主义者对于苏联的论点和纲领早已抱有的怀疑态度，加强他们不愿机械地亦步亦趋地追随克里姆林宫的倾向，这一事实又如何可以完全抹煞呢？那些在解释“非斯大林化”的意义和力图为不知名的赫鲁晓夫建立威信的工作上遇上了最大的困难的人们，现在可能会感觉到，在作为过渡的“集体领导”由于选出一个新的执掌大权的“第一书记”而宣告结束之后，现在要想在那个神座上再安置上一个新的上帝，恐怕前景是非常不妙的。
同官僚集团上层人物的愿望相反，甚至同这件事所产生的，在他们看来，似乎很令人满意的直接结果相反，赫鲁晓夫的被逐，不但没有阻止克里姆林宫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控制权的日益削弱，而且是更加速了这一过程。官僚集团指责赫鲁晓夫，说他的许多行动帮助推动了“多中心主义”的倾向。但忽然抛弃他的这种行动只可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进一步刺激这种“多中心主义”的发展。没有一个卓越的领导人，而只有一些在对每一个具有一丝一毫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进行清洗的那些年月里，一再受到斯大林的洗炼、庇护的官僚主义分子，在这稳定的个人领导遭到新的打击之后，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不可能重建起自己的威信。苏联的官僚集团慢慢将不得不习惯于看到他们的行动越来越多地遭到别人的议论，他们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出的指示将越来越受到严厉的批评。
那些或者象日益向右的意大利党，或者象日益向左的委内瑞拉党，表现了决心单独行动的各共产党，从今以后，将会更加毫不拘束地走着自己的道路。而那些同法国党一样目前看来在接受领导方面称得起模范的各共产党，也可能会忽然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多中心主义”势将越来越表现出它自己的发展的逻辑。
这个逻辑同样适用于工人国家。对它们来说，赫鲁晓夫的下台也同样既是深刻地危及整个工人国家制度的危机所产生的结果，又是加深那种危机的一个新的因素。它们全都清楚地看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和赫鲁晓夫的下台，两者之间即使没有因果关系，却是发生在同一个时间。苏联领导人的突然更换急剧地改变了苏联同其他工人国家之间的关系。
这些过去完完全全接受斯大林控制的工人国家，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首先它们看到了南斯拉夫的反抗，接着中国也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出现了。反抗莫斯科的情绪越来越高涨了，东德、波兰和匈牙利的动乱更充分地表明了这种情绪，克里姆林宫只得以放松控制作为代价，才重新获得掌握这些国家的权利。由于群众的压力和“非斯大林化”的直接结果，这些年来苏联官僚集团的威望越来越削弱了。赫鲁晓夫的垮台更是对这种威望的又一次严重的打击。其结果也将会在这方面对“多中心主义”产生新的推动力。
赫鲁晓夫的下台最终将对苏联社会产生什么结果呢？人民群众要求彻底改变政治制度的思想已经趋于成熟。在赫鲁晓夫突然退出政治舞台一事的震惊之下，人民群众有种种理由感到，有必要要求克里姆林宫的新的领导人们实现赫鲁晓夫一次再次提出的种种诺言。
这些诺言可以开出一个很长的清单，从修建纪念碑以纪念斯大林恐怖统治时期的受害者，一直到在几年之内使苏联人民生活达到同美国工人生活相等的水平。另外他们还将提出由于政权易人的性质所引起的一些新的要求。
赫鲁晓夫的下台将对苏联人民群众敢于批评的思想产生新的巨大的推动力，因此也将对进一步消除官僚主义统治产生新的巨大的推动力。在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进行清算之后，在赫鲁晓夫突然被撤职之后，苏联的共产党人、其他工人国家以及全世界各地的共产党员将可以更正确地评价动摇着苏联官僚主义统治的那种危机的历史地位。他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到，无产阶级民主的正确形式的建立，不但绝对不会构成对苏维埃国家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稳定性的威胁，而实际却是达到这种稳定的首要条件。托洛茨基的分析在这里得到了彻底的证明。
Ⅳ
从赫鲁晓夫的倒台所提出的主要教训是，现在有必要彻底改变苏联的政治结构。
赫鲁晓夫被赶下台的决定，从性质上讲是非常奇怪的。广大的苏联共产党员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成员都完全不知道，这一决定是由谁作出的、由谁执行的、为了什么理由，以及根据什么论点。他们既不知道这个被作为牺牲的人的观点，也不知道，他对于他所遭受到的秘密控诉曾如何为自己进行辩护。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在苏联是不存在的。
官方的宣传告诉我们，他们正在建设一个共产主义社会；那就是说，在这个社会中国家和同国家有关的各种形式的控制都已经消失了。官方的宣传告诉我们，现在是“全体人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新纲领严肃地将苏联命名为“全民的国家”，将苏联党命名为“全民的党”）掌握着政权。而这据说是掌握政权的人民，只看到政府领导人突然变更，却根本不知道，究竟是哪些中央委员参加了作出这一决定的10月14日的会议，不知道他们用什么方式表决作出的决定，也不知道这一议案是怎样提出的。他们不知道新的政府的纲领同旧的政府的纲领究竟在哪些方面不同。国家属于“全体人民”，而这“全体人民”对国家的事务却仍然一无所知。
在苏联，甚至在斯大林独裁统治时期，政府权力也并不是真正由一个人的力量来推行的。但是很明显，那也决不是“全体人民”的力量，或者无产阶级的力量。那么，构成这种力量的是些什么人呢？是以人民的名义掌握权力的“苏联共产党”吗？无数百万的党员只是在10月15日听广播或者在第二天读《真理报》的时候，才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苏联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又怎么样呢？这个机构，在1957年召集全国各地数以百计的官僚集团上层分子举行会议，以批准赫鲁晓夫的领导地位的时候，确曾表现出它的真正的社会基础。而免除赫鲁晓夫职务的这次会议不管是跟那次会议完全相同，或者在规模上要小得多，它仍然只不过是代表了在苏联垄断政治权力长达三十五年以上的那个官僚统治集团。
陶里亚蒂在他的“遗嘱”——这个“遗嘱”无疑对赫鲁晓夫的下台起了一定的作用——中宣称，苏联仍然没有回到列宁主义的政权形式上去，仍然没有建立在政治问题上公开发表意见、进行讨论的自由。这话是对的，至少也部分地反映了真实的情况。赫鲁晓夫被黜的方式表明今天的苏联，同列宁的时代（那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比现在要穷得多、弱得多，而且受到比现在大得多的帝国主义的压力）所建立的政权形式，不知要相去多远。
苏维埃民主的标准要求组织工人和农民的委员会（苏维埃），在这种委员会中一切尊重国家制度的团体和个人都保证享有发表意见的自由。在这种制度之下，全体工农委员会的代表会（苏维埃代表大会）将根据明确提出的、经过充分的公开讨论的纲领提出政府首脑的人选。在共产党内，列宁所理解的民主集中制的概念是，一切问题在领导集团做出决定以前，必须在党员群众中进行充分讨论；容许在公开发布的纲领的基础上，在把问题提交党员进行毫无顾忌的争辩的基础上，自由地组成党内的派别；同时在经过全党的民主讨论之后，以不同的纲领为基础，选举出自己的代表去参加决定政策的机构。在今天的情况下，建立一种工人阶级多党制以加强无产阶级民主的实施，看来是完全可行的。
在苏联重新建立无产阶级民主，将会大大加强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团结。它将使得苏联政府有可能重新获得跟列宁的时代相同的人民群众的充分的信赖。它的一个巨大的好处将是成立一个有秩序的宪法机构，使领导人的更换始终遵循着正常的程序。
在国外，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国家中，苏联对劳动人民的吸引力也会大大加强。苏维埃民主的优越性，对于作为一个个体或作为一个整体的工人来说，都将会在日常生活中得到证实。
正是为了沿着这样一条路线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民主——甚至比列宁时代更为广泛、更为有效的无产阶级的民主——第四国际，长时期地进行了斗争。
资产阶级记者和政客们总常常拿“西方的民主”来同斯大林时期建立的种种制度相对此。但是，资本主义的民主从来都没有扩展到生产关系上去，而在政治领域中，它也遭到了严重的浸蚀，有时甚至为法西斯主义所代替。无产阶级的民主则将渗透到所有的工厂、农庄以及整个社会的全部结构中去。无产阶级的民主，从质量上讲也将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的最好的民主优越得多。
要在苏联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就必须通过一次政治革命以打破现在的官僚集团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并把这种权力交还给城市和农村中的工人群众。赫鲁晓夫的倒台和他倒台的方式都同时表明这种革命现在仍是如何需要，以及这种革命的苗头已经是愈来愈临近了。
1956年，当斯大林个人迷信问题在联共二十大提出时，这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简直是致命的一击，使得它从根动摇了。比如在美国，它使得共产党不再成其为一个有效的组织了。在别的一些国家，它引起了巨大的争论，使得党的领导易人，并造成党的分裂。中苏分歧也产生了同样的作用，其影响所及远远超出了党员群众的范围。古巴革命的成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在共产主义运动之外形成的新的革命政权，而使得问题更形复杂。现在赫鲁晓夫的倒台，则更是对这一巨大运动产生了新的动力，而这种运动的要求，从根本上讲，就是打破已经僵化的组织结构，在世界范围内重新建立一个新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的领导。
因此，所有积极的共产主义者都深切地关心最近的这一事件，并从中取得一切教训。他们应该要求对有关赫鲁晓夫下台问题的每一个问题进行充分的和自由的讨论。他们首先应该提出的问题之一，是听听赫鲁晓夫自己为他所采取的路线进行辩护。结束居于少数派的赫鲁晓夫的领导权的那次会议的速写记录，应该立即印发给大家，应该让赫鲁晓夫利用苏联报纸的篇幅，以及让他有机会出现在电视台和广播电台，说明他自己的立场。工人阶级中的各个派别，包括托洛茨基派在内，都应该有权参加讨论。
各地积极的共产党员，在他们自己的党内，应该记住一个巨大的明显的教训，那就是，依靠莫斯科的领导是危险的。斯大林领导的灾难性的实质在二十大上已经完全揭露出来，连瞎子都可以看见了。现在有关斯大林死后莫斯科领导的新的揭露，也已经提上了日程。
各共产党，必须在配合本国革命发展需要的指导之下，学着单独制定自己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政策。这样做的最后结果，必将加速资本主义的灭亡，从而大大加强工人国家的阵容。
赫鲁晓夫的倒台又一次强调表明，国际工人阶级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领导权方面的危机。解决这个危机的唯一办法，就是建立一个新的真正能够在国际范围内——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在殖民地世界以及在那些已经取得革命胜利并已经取得工人国家地位的地区——执行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纲领的新的领导。这就是第四国际自建立以来一直奋斗的目标。
（译自《世界展望》第2卷第36期） |
庆祝第一国际一百周年——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宣言（1964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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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第一国际一百周年
——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宣言1964年9月25日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五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4月出版
一百年前，国际工人协会于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举行成立大会。全世界的无产者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国际政党。
第一国际尽管有它政治上的局限性、组织上的缺点和抵消力量的内部纷争，但是它执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任务。工人阶级的民族性组织能够从整个无产阶级运动中吸取共同的经验、知识和本领，这是第一次。他们学会了团结本身力量共同对敌的方法。
第一国际并没有能够胜利完成自己的事业。可是，它从新的经验知识中丰富起来的纲领，在以后的国际组织中得到了体现。
第二国际创建了广大群众性的政党，把科学社会主义的知识带给千千万万的工人，特别是西欧的工人。后来，到了1914年，它在多年来一直是在准备肩负的任务面前，即对帝国主义的战争进行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反对这个任务面前，声名狼藉地垮了台。
第三国际亲眼看到，第一个工人阶级国家在1917年第一次胜利了的工人阶级革命之后得到了巩固。第三国际还在整个殖民地世界播下革命社会主义的种子。自从以斯大林为首的保守官僚篡夺苏联政权以后，第三国际就成为莫斯科对外政策的工具，甚至用来反对许多国家的革命高潮，而最后在1943年为斯大林所解体。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怎样出色地经受了一百年的考验？资产阶级的发言人说，马克思主义已被证明是错误的。修正主义者再三说，马克思的论点需要根本修改。真实的情况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它经过列宁、托洛茨基、卢森堡等人加以发展和丰富以后，为合理了解世界社会提供唯一的钥匙，为改善世界状况提供唯一有效的方法。
过去一个世纪的斗争，包括辉煌的胜利和苦痛的失败在内，特别表明：马克思、列宁对那种认为可以通过“和平道路”进入社会主义的说法指出它是一种空想的警语，是完全正确的。最近的例证可以见之于古巴和阿尔及利亚。
在今天的世界上，国际工人阶级面临着复杂而困难的问题。根据过去三个共产国际的精华而建立起来的第四国际，对这些问题提出活的马克思主义的深遂见解。它向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的工人，对它一开始就在列昂·托洛茨基指导下与之斗争的斯大林主义的奇怪现象作出唯一合理的说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部分透露，十分有力地证实了托洛茨基几十年前的分析。他的透露同样证明第四国际关于工人国家的纲领的正确性。这个纲领就是要按照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所阐述的那样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今天在国际工人阶级面前摆着具有世界意义的任务。这个阶级一方面必须完成由中国革命的胜利开其端、十年后随着古巴的胜利而登上新的高峰的殖民地革命运动。另一方面，这个阶级还必须在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内开始并迅速完成社会主义的胜利。
这是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防止人类在一次核冲突中可能归于消灭的唯一可靠途径。这是一条唯一的途径，可以走上一个种族平等、男女老少平等都能获得保障的世界——一个无比富饶、有着人类发展的充分机会和从生到死的福利的世界；一个持久和平、国际博爱的光明的社会主义世界。
从资本主义丛林里走出一条路来，并不容易。路上的困难重重。有些主要问题，现在正在各洲的先进工人中间进行讨论、特别是结合中苏争论的分歧来进行讨论。在这次争论中，我们相信，中共领导人说了许多正确的话，但是他们在斯大林的作用这个问题上是非常错误的。没有一个人曾象斯大林那样把可能赢得的无产阶级胜利变成势所必至的失败，放慢、戕害和阻滞社会主义革命。
在庆祝第一国际一百周年的时候，如果没有恢复和加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目标，那将仅仅是一种形式。我们要承认，反对这种国际主义的力量还很强大，这种阻力的根子是工人组织的官僚。一定要同这种保守的反动倾向作斗争。象第一国际创建人教导的那样，全世界无产者需要自己的组织来同世界敌人进行斗争。
在第三国际被苏联官僚腐蚀、最后又被斯大林解散以后，第三国际在开头四次代表大会上制订的纲领已由托洛茨基保存了下来。这个纲领成为1938年创立的第四国际基本纲领的一个部分。
首先由第一国际以有组织的方式提出的革命社会主义，第四国际是确保其理论和实践继续的组织。
不管你们抱有怎么样的看法，不管你们同其他工人阶级组织有着怎么样的分歧，让我们在这个日子共同庆祝第一国际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起点吧。让我们根据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精神，在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进行共同的斗争中，致力于寻求团结的途径吧。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译自《世界展望》第2卷第32期） |
为了刚果的自由战士们——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声明（1964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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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刚果的自由战士们
——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声明1964年9月22日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五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4月出版
比、美两国帝国主义联合在一起，把厚颜无耻的新殖民主义冲伯政权强加在刚果人民的头上。冲伯是1960年在联合矿业托拉斯支持下设立于加丹加的分裂政府的首脑。直接参预杀害卢蒙巴的冲伯，长期以来就是刚果的反动的、部落的、亲帝的势力的化身。这股势力把这个不幸的国家交由一些国际托拉斯及其刚果代理人在他们之间进行分割。
非洲的帝国主义主子感到，他们在刚果的巨大产业受到了人民致力于终止殖民主义统治、赢得自由以及冲破帝国主义剥削和困苦的斗争的威胁。外国的统治者为了维持自己的控制，一切在所不惜。他们在“民族和解”的簿薄一层掩饰下把冲伯强加在刚果头上。这个口号的诡辩性质见之于以下的事实：用来达成“民族和解”的军队是由1960-62年公开反对全国统一的加丹加宪兵、由那些曾被用来反对阿尔及利亚自由战士的法国秘密军队组织的前职业杀人犯、由希特勒黑衫党的凶手、由正在南非和南罗得西亚征用的最凶恶的白人种族主义分子雇佣军等四方面组成。帝国主义者为了进一步扶持他们的傀儡，正在日益公开地提供飞机、武器之类的军事援助。
面对冲伯政权这种公开的亲帝国主义的和新殖民主义的性质，由各种卢蒙巴派力量领导的刚果人民大众起义，是刚果革命的一个新的高潮，这次革命由于卢蒙巴派力量在1961年的暂时失败曾经突然停顿下来。刚果人民大众正在为本国的统一和独立、为赶走帝国主义的走狗而进行斗争。到了一定阶段，他们的斗争必然要把帝国主义托拉斯控制本国自然资源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
从国内斗争来说，这个斗争的压倒一切的性质在于这是一次反对帝国主义直接代理人的民族解放战争。这个战争是具有高度进步性的，应该得到全世界、特别是帝国主义国家劳动大众的全力支持。自由战士的胜利将在整个赤道非洲掀起新的革命怒潮。反之，失败将使安哥拉、莫三鼻给的野蛮的殖民主义政权得到加强，将使冲伯与之日益公开勾结的南罗得西亚、南非白人种族“隔离”统治者的地位得到巩固。
在刚果，站在斗争的前列，象优秀的军士那样在民族解放斗争中服役，这是工人阶级和马克思主义的战士的职责。他们必须向自由战士提出外国托拉斯产业国有化的纲领，建立集体农业的纲领。这些措施可以大大有助于刚果摆脱目前的困苦。正是在斗争的过程中，他们的努力将为一个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基础的、致力于将刚果革命继续进行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群众性马克思主义政党奠立了基础。
非洲国家组织在亚的斯亚贝巴会议上就刚果问题作出的反动决议，必须予以彻底的谴责。大多数出席亚的斯亚贝巴会议的非洲“独立”政府，由于他们对冲伯政府的承认，由于他们对刚果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反殖民主义斗争拒不给以支持和援助，他们也就显示了他们的害怕心理，生怕开一“先例”，有利于劳动人民大众反对非洲“正统”政府而举行的别的起义。很明显，这些政府本身大都是新殖民主义的、是害怕类似的人民运动高潮的。埃塞俄比亚皇帝尤其是如此，他是同杀人犯冲伯作成交易的中间人。
打倒作为帝国主义走狗的冲伯傀儡政权！
美国、比利时和英国的工人们：迫使你们的帝国主义政府停止援助冲伯政权！
刚果自由战士的解放斗争万岁！
非洲革命万岁！
（译自《世界展望》第2卷第32期） |
陶里亚蒂的“遗嘱”（皮埃尔·弗朗克，1964年9月1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相关链接：皮埃尔·弗朗克
陶里亚蒂的“遗嘱”
皮埃尔·弗朗克1964年9月18日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五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4月出版
陶里亚蒂那个叫作“政治遗嘱”[1]的文件，是意大利共产党已故领导人为了准备同赫鲁晓夫进行讨论而起草的。这次讨论没有举行。意共领导公布这个文件，现已使官方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危机进入一个新阶段。
到现在为止，危机的公开一面最能在中苏冲突中看得出来。中国人和俄国人，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代表危机的两个极端。人们当然知道，这两个阵营不是同质的。人们知道，在亲赫鲁晓夫一边，有些共产党的领导特意不向法共领导人效法，象他们在多列士领导之下那样看克里姆林宫的眼色行事。熟悉共产主义运动的观察家相信，亲赫鲁晓夫阵营的内部有着比赫鲁晓夫本人更加一贯右倾的一翼。可是，在陶里亚蒂文件公布之前，这些分歧只是在对付中国采取何种战略的吵吵嚷嚷中才隐约可见。陶里亚蒂很可能是为了作为一个密件而写这个备忘录的，原本可以同赫鲁晓夫取得某种妥协的。但是，这个文件的公布和势所不免的广泛传播，以及它在各国共产党中间引起的反应——这一切就产生一种新情况，因为文件表明他同赫鲁晓夫的分歧远远超过他们在跟中共斗争的战术问题上的分歧。文件对当前形势中若干关键性问题提出一个不同于赫鲁晓夫的纲领。这是代表各国共产党内部第三种倾向的纲领。
必须指出，陶里亚蒂小心谨慎地不让事情采取这样的形式。他只是把正在同中国人进行斗争的方式挑出来批评。但从这点出发，他提出了整整一系列具有头等重大意义的分歧。
“多中心主义”
他首先摆出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这个问题，提出以“多中心主义”作为替代，虽然他没有使用他一度曾在1956年鼓吹过的“多中心主义”这个名词。他在提出这个主张时说，即使不会发生正式分裂的危险，国际会议的举行不是无用的，也将是危险的。于是他建议召开地区性会议。
倘使人们在推敲这个建议的意义时还看到他是反对全盘谴责中国人的话（他一再重申，他反对总括性的谴责，主张引用具体的论据），那么很明显，他所企求的就是不在主义上进行任何争论。但是必须看到，在一般性问题上他的确谴责了中国人，而在看来凡是属于他们领域内的具体政策，他是一言不发的。
从他的某些语句中甚至可以断言，他没有赫鲁晓夫那种认为有可能同美帝国主义作成一笔全面交易的观点：“我们对当前国际、国内局势前景的估计，多多少少是有些悲观的。局势比两三年前糟了。……”
在这个问题上，他的结论的根据是赫鲁晓夫本人的观点，就是说，在帝国主义阵营内部有人主战，有人不主战（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从整体来说，帝国主义是产生战争的）。但是陶里亚蒂从他自称为悲观的前景估计中归纳出以下两点：
一、考虑到严重危机的可能发生，决计不要同中国人决裂。赫鲁晓夫在这个问题上的国际政策使人认为，他希望同帝国主义作成一笔取得协议的买卖，甚至把同中国决裂拿来作为预付的代价。
二、各国共产党一定要奉行一个清算“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的政策。他引证的例子表明，他的政治立场是彻头彻尾右倾的。
死灰复燃的伯恩斯坦主义
他首先并且相当详细地谈起西欧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我们只想谈一谈他的那种需要放弃无神论宣传、在各个文化领域开展讨论的说法。作为斯大林主义在文化领域中的极端政策——日丹诺夫主义的反应，他在上层建筑这个最最重要的方面完全抛弃了阶级观点。他赞成“相互谅解”。这种折衷主义是一切修正主义者的特征。但是在陶里亚蒂的文件中，修正主义得到政治上的公开宣告。
他承认“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非常深刻”，“统治阶级不再能用传统方法解决”今天垄断结构内部产生的新问题。他看到资本家不得不实行一定程度的“计划”（“PIanning”，他使用的词儿是“programming”）。他注意到这是“收入政策”中“一个具体因素”。他说这大大地扰乱了工会斗争，使得工会斗争“不再能在各个国家以孤立的方式进行。”他对世界工会联合会进行了谴责，说这个组织只是作一般性的宣传，而没有“为统一行动、共同反对大托拉斯政策发挥任何值得称道的主动性。”
但是，他有没有由此得出以下的结论，就是说，西欧各国共产党的任务在于为广大群众展示一个社会主义的前景？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指出，这些西方国家要在一个比之已经从资本主义体系分离出去的那些国家经济水平、文化水平更高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世界，是真正可以作到的？他有没有提议过，应该提出一个把广大工人群众动员起来、以便工农政府夺取政权的种种方式方法包括在内的过渡时期纲领来呢？他有没有说西欧具有社会主义极其成熟的条件呢？他甚么也没有。我们从他的文件中引述几句话，就可以看出他的立场究竟是在什么地方：
“为了在经济发展计划的总机构内改革经济结构（国有化、土地改革等等），以同资本主义的计划工作相对抗，我们需要发展、协调劳工的当前要求和建议。当然，这还不能算是社会主义的计划，因为这里没有这种计划需要具备的条件，但是这是推进社会主义的一种新的形式，一种新的斗争手段。和平进入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在今天是同理解并解决这个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对和平进入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给以更加深入的思考，我们就不得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对我们究竟有着什么意义作出具体的说明。自由和民主制度的疆界，怎样才能扩大？工人群众和劳动大众参预经济政治生活的方式什么是最有成效的？以下的问题就是这样提了出来的：对工人阶级说来，他们有没有可能在一个尚未改变资产阶级国家性质的国家结构内夺取执政的地位；有没有可能从内部来逐步改造资产阶级国家的性质。”
因此，陶里亚蒂不同于多列士之流百依百顺的斯大林主义分子，他提出了在当前条件下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他力求订出一个计划，一种过渡时期的纲领，但是这不是推翻资产阶级社会的计划。他说，要作到这一点，“条件还不具备”。这种断然的说法并没有得到验证。人们倒很想知道他所考虑的条件究竟是些什么条件。尤其是，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解放时期，法意两国共产党不但得到无产阶级极大多数的支持，而且得到广大中产阶级和数以万计的武装工人的支持，还有哪些条件没有具备？
陶里亚蒂的计划纲要如下：在资产阶级国家的结构内赢得“执政地位”，为从内部来逐步改造成为一个不同社会性质的国家而斗争。在新的——深化和发展的——形势下，陶里亚蒂自称提供的东西不是别的，只是伯恩施坦在二十世纪初的老概念的新版。
根据伯恩施坦的设想，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内将随着每一个立法议席的取得，随着市级行政和合作社成立等等而一步步成长起来。今天再要加上在各式各样替资本主义利益行事的政府部门中的职位。以夺取这些所谓“执政地位”来代替夺取政权。
说实在的，伯恩施坦可以摆出的借口比陶里亚蒂还要有力。当伯恩施坦提出他的修正主义的时候，资本主义经历了将近二十三年的繁荣时期，世界上还没有看到制度上的根本危机的进展，资本主义正处于一个顶峰状态；而陶里亚蒂在半个世纪后提出他的修正主义的时候，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在这段期间使我们经历了十年的世界大战，多年的法西斯主义，千千万万的人长年失业，以及在三分之一地球上把资本主义消灭掉的积年累月的革命起义。陶里亚蒂就是选择这个时间来提出他的从内部来“逐步改造”资产阶级国家的建议！
看不到殖民地革命
尽管殖民地革命今天站在全世界革命斗争的前列，陶里亚蒂的文件关于殖民地革命却只有三言两语。他提议，西方各国共产党不仅应该同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建立关系，而且应该同“所有争取独立、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并在可能时甚至同新近获得自由、政府进步的国家的政界”建立关系。他又说，在此同时，“对于这些前殖民地国家，我们一定要就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目标的含义而言，等等，更深入地为这些国家探讨发展道路的问题。这是迄今尚未澄清的新争论中的一个问题。”
在第一点上，陶里亚蒂的一些结论可能是从法共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的态度中，或者是从许多地区反帝斗争不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起来的事实中得出来的。但是他的说话的方式表明，他不是根据阶级观点思考的。他说，有关这些国家社会主义目标的问题迄今尚未得到澄清，这就格外叫人看得清楚了。
如果说陶里亚蒂从来没有从马克思1850年的著作中，托洛茨基的作品中或者新近中国的文件中看到不断革命论，那是无法使人相信的。不发达国家的具体任务即使有时很难完成，那也不能说不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还有什么含糊不清的地方。陶里亚蒂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证明，他的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概念是渐进主义的，孟什维克的。在这里，他一定也认为“条件没有具备”，象在经济发达国家中一样。然而，革命在前进……
陶里亚蒂在文件中的态度，可以看到是矛盾的。他力求“深化”和澄清新问题。而同时他又要赫鲁晓夫不在一般性方面同中国人进行讨论，应该集中力量于“具体”方面：
“当讨论由一般性（帝国主义的性质、国家、革命的原动力等等）转移到当前政策的具体方面（反政府斗争、批评社会党、工会团结、罢工等等），我们总是取得辉煌胜利的。在这方面，中国人的论战依然是完全软弱无力的。”
孟什维克在他们唾弃“一般性”、偏爱“具体”的时候显了原形。“具体”而不符合总观点，那又有什么意义？这样一种“具体”比起最简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要抽象上千倍。为什么要学习《资本论》、价值论、剩余价值等等？这些“抽象概念”都没有包括在成堆的经济统计里呀。把帝国主义的性质、国家、殖民地革命的原动力等等撇开不谈，那么，正在殖民地革命中发生的事情又怎么能够理解呢？
陶里亚蒂的“无知”
在对待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前殖民地国家两者的问题上，陶里亚蒂的文件是一个十分典型的右派纲领。阶级观点一扫而光了；文件把人类前进的希望寄托在空洞的“渐进性”上。
在对待工人国家方面，陶里亚蒂采取了不同的方针。诚然，他提出的问题和批评，我们过去难得会从这些共产党领导人那里听到。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文件原来只为极少数人听的；这是为了同赫鲁晓夫进行讨论而准备的备忘录，不是因为发生了前所未料的情况，可以十分肯定，这种意见交换将是一次密谈[2]。陶里亚蒂认为中国的批评除了某些地区的贫苦农民外，在意大利是没有吸引力的。但是他知道从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至少有些问题已在工人阶级内部提出来了。
“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建设问题的整个含义，西方知道的太简单了，甚至是太粗浅了。我们不知道各国情况之间的差别，各国不同的计划方法和逐步改造的方法，在各国经济一体化领域方面所采取的方法和产生的问题，等等。有些情况很难理解。……
“不要隐讳，对斯大林进行的批评是留下了相当深远的痕迹。甚至是十分靠拢我们的分子，他们在听到新的经济、政治成就时都抱着某种怀疑态度，这是最为严重的。此外，人们普遍认为斯大林崇拜的根源问题及崇拜所以有可能发生的理由还没有得到解决。……
“我们有许多具体事实不知道……”
一般共产主义战士大部分不知道工人国家面对的问题，他们有着不少问题要问——这是无可怀疑的。但是这些论点出之于陶里亚蒂之口，就有些过分，即使我们考虑到他在提出这些问题时曾对赫鲁晓夫施展了许多外交手腕。此外，陶里亚蒂说，这些问题应由“党的历史学家和有资格的干部”来研究，这说明他知道的比自己承认知道的还多。他还补充说道：“可是我们要求谨慎作出结论。”
谨慎作出结论！陶里亚蒂可以说是谨慎的圭臬；长年的谨慎对待斯大林，谨慎对待赫鲁晓夫，谨慎对待中国人……还要谨慎对待意大利的资产阶级国家、天主教会。资产阶级的世界为什么要尊崇这样一位谨慎的“革命”首脑，也就可以理解了。
可是，文件之所以特别令人发生兴趣，还是由于文件提出了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今天，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最最使人注目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克服斯大林所建立起来的限制并废除民主自由和个人自由的制度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形并不是完全一样的。总的印象是：退缓和抗拒回到列宁主义的准则，这些准则保证党内外在文化艺术领域、甚至在政治方面，有广泛的言论自由和辩论自由。我们很难理解这种迟缓和抗拒，特别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在目前情况下，不再存在资本主义的包围，经济建设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甚至在政治方面”这几个字，意义丰富，仿佛在列宁的时候党的大部分时间用于讨论文化和艺术，只是偶而才摆出政治方面的问题。陶里亚蒂在这里又再一次不能“理解”了。这也许就是他的长年斯大林主义分子奴性的证明，或者是他跟赫鲁晓夫耍手腕的证明。但不管怎样，重要的是他的招认：苏联，主要是苏联人民，非但远远没有回到列宁主义规章上去，却在重获自由的道路上遭遇到阻力和障碍。陶里亚蒂在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领域内主张的是改良主义——渐进主义，在工人国家领域内则是“无知”——“不知道”官僚是昨天产生个人崇拜、今天对苏联真正的、彻底的民主化产生阻力的社会阶层。
发表遗嘱的后果
在陶里亚蒂的文件中，我们撇开一系列有意义的问题不谈而只挑出它的主要本质来谈。这是斯大林主义分子右翼，正确地说，斯大林继任人政治倾向的纲领。但是这个纲领写的十分巧妙。陶里亚蒂的着重点放在必需讨论各种问题上，即那些使绝大多数共产党积极分子感到困扰的问题上；在这里，他在提出他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和解决办法时也表现了某种谨慎的态度。
陶里亚蒂的文件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它的政治内容，而且在于它在时间上适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危机的时候，也在于它可能引起的反应。
由陶里亚蒂提出其观点的右派，至今还克制自己而没有公开暴露自己是不同于赫鲁晓夫主义的一种政治倾向。他们对赫鲁晓夫施加压力，要他在政策上具有更多的右倾性质。文件公布以后，这种右派倾向现在会不会更加明白公开地显出自己的面目，尚难肯定——在工人国家中，有些人居于领导职位，不能自由地公开表示自已的意见。可是文件的公布不免增加赫鲁晓夫的困难，削弱他淮备在12月中召开二十六党会议的地位。意大利人，可能还有别的跟他们看法一致的人，将会坚持陶里亚蒂的文件，以便同莫斯科的领导保持他们的距离。
文件将在许多共产党的领导人中间引起反应。经过这么多年的改良主义政治的日积月累之后，他们中间要想抛弃那些依然受到列宁、托洛茨基时期残余“拖累”的词汇的，不乏其人。对他们来说，能够拾出那一时代的老战士陶里亚蒂那样的人作为权威，真是一件喜出望外的事情。
不能不看到，中国人也将从陶里亚蒂的“遗嘱”中寻求好处，因为陶里亚蒂甚至在猛烈谴责中国立场的时候，也并不希望同中国人闹破裂。他在文件中提出举行讨论、辩论等等的建议，拒绝举行会同分裂牵连一起的会议。中国人并不反对这样一项建议。即使他们已经抨击订于12月举行的预备会议，他们也许会在这个问题上改变看法，以期赢得这个阵地。
扩大讨论
文件的发表将必然在各国共产党一般党员中间引起的反应，比起它在共产党领导人中间可能产生的后果来重要得多。对他们来说，陶里亚蒂文件中提出的右派解决方案，将比他提的问题和讨论这些问题的要求所能引起的影响要小得多。当中苏讨论由于重复而失去其吸引力的时候，陶里亚蒂的文件可以重新活跃这个讨论，摆出了新的观点，提出了新的看法，特别是强调了这样一种讨论的需要。
一次真诚的讨论——这是陶里亚蒂意识到并且要求赫鲁晓夫加以考虑以便继续对运动保持控制的——的愿望，将会从陶里亚蒂文件的公布中得到鼓励，一切希望清算斯大林主义的积极分子，不论他们的立场是右的还是左的，不论他们是不是还要很久才能打定主意，将会利用这个文件要求举行一次在当前情形下任何会议都是消灭不掉的大辩论。
陶里亚蒂说：“每一个政党都必须……学会自主行动。党的自主，这是我们坚决主张的，不仅是我们运动的内部需要，而且是我们在当前情况下有所进展的必要条件。因此，我们将反对一切要想建立一个新的中央集权的国际组织的观点。”
如果要从各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宣言中作出判断，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是看不到什么分歧来的。事实上分歧是的确存在的，这是因为苏联领导尽管已经没有任何正式的组织，却仍然认为各国共产党应该象过去一样按照他们的观点站在一条线上。中国人是由于政策问题而不服苏联领导的指导。至于就陶里亚蒂来说，那是因为他要在意大利强调他的党的“民族”特性，因此他反对任何会议迫使意共推行一个它在有些地方并不接受的行动路线，即使这个会议并不创建正式的组织。
陶里亚蒂提出的问题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一个真正的革命政党而不能独立自存，那自然是无法设想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曾支持过这种意见：建立或保持一个国际，以便取消各国民族领导的需要，并代之以国际的超级参谋总部。他们支持要有一个国际，那是因为即使在民族范围内，没有跟国际的观点、方向联系起来，行动是决定不了的。这些观点和方向只有一个既是民主又是集中的国际才能详细规划出来。
这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其他观点一起，几十年来在斯大林主义磐石般的官僚作为下湮没无闻。在当前的危机中，不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已开始复苏，但是关于国际的问题却依然被埋葬于斯大林主义造成的混乱废物堆里。除此之外，那句为苏联官僚机构消灭共产国际服务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口号，现在反过来对准莫斯科了。每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一面要把磐石般的团结精神强加在本党的内部，一面要求自主。能够解决当前危机的国际会议，是以能够迅速建立一个群众性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国际为先决条件的。形势远远不是那样。目前根本的工作在于最大限度地扩大讨论，在于把那些仍对这些问题关心的干部吸引进来，在于允许党内各不同倾向表白自己的意见，在于提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反对派各种思潮的观点，首先是托洛茨基派的、第四国际的观点。第四国际不但在斯大林崇拜的根源问题上很久就已作出了解答，而且在中俄两方都以恐惧的心情认识到的当前问题解决上，作出了贡献。中俄两方的恐惧可以见之于他们近几个月的论战。
共产主义战士急于在这个影响他们运动的危机中找到一条出路，他们将积极捡起陶里亚蒂文件中的要求长期讨论的建议，并将打消克里姆林宫的预定计划。陶里亚蒂的文件表明，这次讨论不但没有结束，而且还只在开始阶段。
（译自《世界展望》第2卷第31期）
[1]即“备忘录”。——译者
[2]根据根据可靠报道，赫鲁晓夫的代表勃列日涅夫没有能够说服意共新首脑隆哥把陶里亚蒂的文件束诸高阁。可以断言，文件的发表主要是由于意共领导内部有着不同的政治倾向。这些领导人在旨在谴责中国人而召开的会议上找到共同的立场。文件继续秘而不宣，彼此担心对方将从透露文件的存在上取得某种好处，于是全体领导人都主张发表这个文件了。 |
莫斯科为什么公布陶里亚蒂的“遗嘱”？（1964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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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为什么公布陶里亚蒂的“遗嘱”？
1964年9月18日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五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4月出版
意大利共产党领导在9月4日公布陶里亚蒂的“遗嘱”，这是官方共产党内部正在爆发的危机中的一件重要事情。《真理报》于9月10日公布这同一的文件。也是有着头等重大意义的。
据说，赫鲁晓夫的代表勃列日涅夫去意参加已故意共领导人葬礼的时候，曾好几天跟陶里亚蒂的政治继任人发生争论，要他们不公开发表这个文件，并且甚么也不讲。根据同一消息来源的报道，这份“遗嘱”本身是陶里亚蒂在同勃列日涅夫发生激烈的争论以后撰写的。这位意共领导人在争论以后显出十分不安的样子。一眼即可看出，勃列日涅夫的立场是符合克里姆林集团的利益的，而赫鲁晓夫作为“较轻的弊害”而公布这个文件，显然是经过长时间的思考而才作出这个决定的。
在《真理报》上发表这个文件，是不是苏联国内有着内部的压力？对这一点，人们只能猜测。然而，在国际范围内要找到采取这个行动的迫切的理由，那并不困难。
赫鲁晓夫决定召开一次其结果必然是以宣告中苏争论告终的国际会议。赫鲁晓夫在这些事情上的主要发言人苏斯洛夫，要求对中国人干脆来个谴责。然而苏联为12月中召开二十六个党预备会议的宣言，没有象苏斯洛夫的报告走得那么远。宣言表明这次会上并不打算谴责中国人。但是很清楚，预备会议面临着许多困难。中国人和同意他们观点的四、五个党不会参加这次会议。另外四、五个党可能也不会参加。现在，陶里亚蒂的“遗嘱”被扔了进来，声称意共将参加预备会议，以便在这次会上提出是否应在1965年举行世界会议的主张。
这样，赫鲁晓夫就处于一个对本人威望扫地攸关的局面。还只在几天以前，他曾经在陶里亚蒂的丧葬礼上颂扬了他，现在不把他的遗言发表，将在事实上成为对意共友好姿态的一种蔑视，并且冒有关闭任何妥协大门的风险。赫鲁晓夫还必须考虑到，不少共产党的领导人对这个“遗嘱”肯定是抱有好感的。他还必须考虑到，陶里亚蒂尽管是反对中国人的立场的，但是他的文件对于中共领导不是没有好处的。文件一面反对在1965年召开会议，一面充实了谴责修正主义的内容。赫鲁晓夫在《真理报》上发表了陶里亚蒂的文件，他就不得不承认在他原想蒙混过关的某些抨击。
因此，他在一定程度不得不打肿了脸充胖子。但是不要忘记，赫鲁晓夫有他赌客的一面，有的时候是愿意冒很大的风险的。在当前的环境下，由于同斯大林主义国际危机直接有关的原因，《真理报》的读者知道陶里亚蒂提出了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根源、非斯大林化的犹豫不前和阻力、工人国家阵菅内部出现新的矛盾等等问题，他们还知道陶里亚蒂亲自表示有需要就这一切问题进行公开的讨论。不管陶里亚蒂的提法多么谨慎小心，这对苏联公众来说决计不是一个平常的事件。恰恰相反！
要对苏联国内的反响作出判断，现在为时还太早。在一个曾被长期剥夺意见自由对立的社会内，显著的效果很可能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发生。但是，苏联的领导人不管采取什么方法来削弱这个影响，他们的努力终将是徒然的。对于每个人的遭遇和他们的“遗嘱”，那是无法比较的，可是这里的确存在着一个测度表，表明时代已经起了变化，官僚政治的能力也随同起了变化。列宁的“遗嘱”隐瞒了将近四十年。“遗嘱”的占有和传播至少意味着流放。陶里亚蒂死后二十天，他的“遗嘱”就在《真理报》上发表了。
陶里亚蒂的“遗嘱”的境遇表明，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不管看来多么强大，他们不再能够遏制政党动摇的危机了。各式各样的事件打乱了他们的估计和计划。讨论就是在世界前所未见的最最革命的力量本身中产生的。官僚主义的当局和官僚主义的方法注定是要失败的。阴谋诡计要随着压制而失败。斯大林主义的彻底清算已经摆到日程上来了。
（译自《世界展望》第2卷第31期） |
中国和原子弹（1964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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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原子弹
1964年10月9日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五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4月出版
帝国主义的美洲，这个全世界最强大的地区、世界资本主义的根据地和主要堡垒，也以它自己的特殊方式庆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十五周年。9月29日，也就是在七亿中国人民举行盛大的游行活动，来庆祝他们祖国历史上最重大的节日的两天以前，国务卿腊斯克宣称，根据他所掌握的情报，中国可能“在不久的将来”爆炸它的一个原子装置。这位约翰逊政府的发言人显然很担心这种爆炸可能会成为中国国庆节庆祝活动中的一个节目。
腊斯克的目的当然是想挑动全世界普遍存在的反对进一步进行核试验的不安情绪。这种情绪本身原是很健康的，因为它是同全人类中广大群众力求维持世界和平的深刻愿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可是美国国务院领导人为了挑动这种情绪所讲的话，实在是虚例达于极点。他的政府，由于在人烟稠密的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而揭开原子时代的序幕，从而写下了人类历史上最肮脏的一页。他的政府坚持年复一年以数百次爆炸试验来污染环绕地球的大气层，接着更开始了一系列的令人震骇的氢弹试验。
最后，它还进行了一种全新的试验，使这种足以一举毁灭全人类的武器缩小到极小限度，以便他们在一次有计划的战争中作为“战略武器”来加以使用。这种武器的地下试验现在仍在进行中。
除开以上所说的这些之外，美国政府更公然以这种“现代武器”装备了它的武装部队。
就在现在，美国政府的最高官员们还正在热烈地讨论，他们是否需要把他们在南越进行的战争推向北越，并最后扩大到中国。他们在那里争论着，他们是否应该授权战场上的司令官，让他们根据自已的“考虑”实际使用核武器。
非常明显，即使中国爆炸了一个核装置，美国仍然有力量发动一个使全人类陷于热核灾难之中的战争。
尽管腊斯克别有用心，但他实际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做出了一次真正的贡献。他在言语之间已经完全承认，在仅仅十五年之中，中国已经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所造成的废墟之中，从受到美国支持的屠夫蒋介石进行的国内战争的恐怖岁月之中，从由于封建和资本主义长期统治一直被迫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情况之中，终于成长起来，变成了一个现在已经能够跨进原子大门的工业强国。
爆炸一个原子装置的能力，当然也表明这个国家具有将原子能使用于和平事业的能力。中国在这方面取得的技术问题上的成就，说明中国可能会甚至以比苏联更快的速度朝着工业发展的道路上前进，因为苏联当时不得不担任道路探索者的角色。
腊斯克所谓的中国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挤进目前以美国为首的热核战争贩子俱乐部的说法，实际是不值一驳的。即使中国有此愿望，它也根本不可能制造出大批原子弹和投掷原子弹所必需的飞机、潜艇和导弹。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具备有象今天的美国或苏联所具有的那种工业基础。而中国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才能达到那种水平。
目前中国所能做的，至多不过是慢慢通过实验，以取得美国和苏联现在已经加以使用的原子秘密。这种实验的副产品就是聚集足够的材料来爆炸有限的几个象美国在广岛和长崎使用的，以及英国和法国已经爆炸过的核装置。可是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充分证明中国已经获得了美国在1945年和苏联在1949年所取得的技术上的成就。
腊斯克在公开表明美国国务院对于中国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怀着恐惧心理的时候，实际就等于是证实了中国革命力量的强大，证实了计划经济的巨大力量，证实了现在在亚洲大陆上正日益发展的令人惊愕的新的潜力的存在。
中国正迅速地走上世界强国的前列。它的兴起加强了和平力量，而不是加强了战争力量。不管中国在使用原子能方面取得何种形式的成就，热心于社会主义的人们始终会对它抱着这样的看法：尽管华盛顿、伦敦、巴黎和……莫斯科尽一切力量防止中国的科学家在这方面取得成就，但中国完全靠自己的力量终于打破了这方面的秘密。
（译自《世界展望》第2卷第34期） |
苏联的一次新危机——英国《新闻通讯》（希利派）周刊编辑部文章（1964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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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一次新危机
——英国《新闻通讯》（希利派）周刊编辑部文章1964年10月17日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五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4月出版
不管赫鲁晓夫“辞职”或“免职”的直接原因到底是什么，有一件事情是完全清楚的：以他为中心人物的苏联官僚统治是一个充满危机的政体。托洛茨基在他的著作《被出卖的革命》里所作的天才分析又一次得到了充分的证实。
一些时候以来，大家都知道，莫斯科上层方面发生了重大争吵——但是直接牵涉在反赫鲁晓夫斗争里的到底是什么人，却一直是个猜测的题目。
对于所牵涉的问题，并没有进行公开的或党内的讨论——关于他“免职”或“辞职”的背景一直象处决贝利亚的军事法庭秘密审讯那样暧昧不清。
苏联官僚集团由一些担惊受怕的人组成，他们一心希望逃避群众对他们的民主控制。虽然他们象贼一般地在莫斯科的黑夜里互相斗争，在维护自己的特权以压制城乡劳动人民方面，他们却是团结一致的。
让资本主义报刊去猜测那些大人物的前途吧，劳工运动则必须愈益注意向苏联工人伸出国际团结的手——因为苏联工人是最最重要的大人物。事实上，目前危机的根源在于苏联工人要求供应较多消费品以改善生活水平。宇宙飞船和“好日子在前头”的单调而空洞的诺言已经不能使他们满足了。赫鲁晓夫无疑正使苏联更加紧密地靠拢资本主义的西方，以图除了进口消费品外，能够进口更多的生产工具。官僚集团的他的一翼和官僚集团中渴望资本主义复辟的分子关系最为密切。
苏联报纸发表陶里亚蒂的最后遗嘱，显然反映官僚集团内部进行着严重的斗争。陶里亚蒂主张更加靠拢帝国主义者。毛泽东则相反，主张较强硬的路线，这主要是由于殖民地革命的压力之故。
那些推翻赫鲁晓夫的人暂时将从他那里寻求间接的支持。但是这种情形不会长久。形势的演变正在为建立一个革命的政党作好准备，这个政党就是第四国际的苏联支部。
官僚集团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苏联工人阶级愈来愈坚决地要走列宁主义的道路了。我们都知道，列宁主义的道路也就是托洛茨基主义的道路。
（译自《新闻通讯》第8卷第366期，1964年10月17日） |
“我没有忘记……”（关于多列士和陶里亚蒂）（皮埃尔·弗朗克，1964年9月1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相关链接：皮埃尔·弗朗克
“我没有忘记……”
（关于多列士和陶里亚蒂）
皮埃尔·弗朗克1964年9月11日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五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4月出版
在彼此相隔几个星期之内，西欧两个最大共产党的领导人去世了。这固然完全是一个巧合，而这两个事件的同时发生却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象征。实际上，这两人的死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在世界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间，陶里亚蒂年岁最高，就资历说，甚至比毛泽东还高。多列士也是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中间的一个长者，他是工人阶级出身的。陶里亚蒂是一个知识分子。他们两人都属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老的社会党中的年青一代，他们转向十月革命，重新展开曾被社会民主党于1914年出卖因而玷污的工人运动。他们两人出于青年人的热情，受到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吸引。
当然，他们长时期有过不同的经历。意大利共产党在1922-23年被打入地下，直到墨索里尼垮台才开始公开活动。法国共产党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有地下工作的经历。在这两个人的性格和举止上也同样有着显著的区别。陶里亚蒂比多列士来得圆滑，虽然这一点不能象许多评论家那样夸大其词。多列士的圆滑曾不时得到证明，而陶里亚蒂表现的是官僚主义的才干。
把他们搞在一起甚至联合起来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多列士和陶里亚蒂两人都是利用他们的才能和地位，把原来是为了准备及领导无产阶级革命而创建起来的组织，置于为苏联官僚主义服务的地位，那时，这个官僚主义在斯大林领导下篡夺了苏联的政权和共产国际的权力。在多列士和陶里亚蒂，这不是一件容易做的工作。他们只是在犹豫和有所保留以后才渐渐担任起这个角色。1924年，多列士在他担任书记的加来海峡联盟散发了托洛茨基的《新方针》。甚至在1928年，他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走廊里还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表示保留的态度。在这同一次代表大会上，陶里亚蒂支持布哈林；可以说，他是在车子正在开足马力的时候从车子上跳出去的，而几个月以后，斯大林打倒了布哈林，粉碎了苏联和共产国际内部的右倾反对派。
这些共产主义运动的老的领导人对斯大林的罪行完全清楚；他们特别认识到“第三时期”的政策和1933年这个政策在德国造成的致命伤。但是他们俩都作了苏联官僚主义心甘诚服的工具；他们俩首先是由于对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丧失信心而成为斯大林分子的。
战后的年代里，多列士和陶里亚蒂之间产生了差别，而这些差别仍然是他们对苏联官僚主义共同效忠的框框以内的差别。（甚至有人指出，他们俩没有死在本国而死在苏联或死在去苏途中，这是颇有象征意义的。）
比起他们在中苏冲突中立场上的差别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立足点——实际上，他们都放弃了无产阶级革命，除了“和平”道路外，看不到别的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对他们俩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他们实际上还通过自己的行动向资产阶级保证，他们领导的政党并不构成革命的威胁。
不幸的是，工人群众还没有懂得这一点。这部分说明人民为什么会成千成万地出来参加他们的葬礼。因此，属于工人运动外围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都不能理解象多列士和陶里亚蒂那样的人究竟起着怎么样的历史作用。于是就有象萨特尔那样的人会对他们两人讲出那么多的蠢话来。
但是，法意两国资产阶级中目光最为锐利的分子，对于这个作用有着十分正确的理解。他们没有忘记从德国占领下解放出来那个时候的局势，没有忘记多列士和陶里亚蒂对他们作出的巨大劳绩。他们的强烈感受，可以从他们二十年后在这两个领导人棺材旁公开表示的感谢中作出判断。
这就是戴高乐写给多列士的一个儿子的，并且准予发表的一封信。
“对于你父亲的去世，我向你和你一家人表示衷心的哀悼。就我来说，我没有忘记在法国处于决定性的时刻，莫里斯·多列士主席曾经响应我的呼吁，作为政府的一个成员而对全国团结作出了贡献，不管在这个时刻之前或之后他原来会采取怎么样的行动。先生，请接受我最真诚的问候。”
我没有忘记在……决定性的时刻。说是多列士响应戴高乐呼吁的话，那是不真实的。多列士和陶里亚蒂是跟斯大林合在一起的。他们是按照斯大林在雅尔达、德黑兰、波茨坦向美英帝国主义承担的义务而行事的。其结果是：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得到了挽救。
戴高乐在信中概括的话，在他的回忆录里有着更加明确的叙述。
“考虑到以前的环境，那时以后的事态和今天的需要，我认为莫里斯·多列士作为共产党首脑的归来，在目前可以使人得到的是好处而不是麻烦……。
“共产党要求的既然不是革命，而是在议会制度中的优势地位，那么社会也就冒着较少的风险……。
“说到多列士，他固然想推进共产主义事业，但是他在许多场合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他回到法国，帮同消灭‘爱国民兵’的最后残余，而这种民兵，他的一些人曾经顽固地要在新的地下保持下去。在他的政党阴暗的、严酷的纪律允许范围之内，他反对解放委员会的越轨打算，反对过激集团主张的暴力行为。在人数众多的听他长篇大论的工人中间，特别是在矿工中间，他不断鼓吹不论代价如何，应该尽力工作以及生产的口号。这是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策略？对这一点加以估计，这不是我的事。法国因而得到了好处，这在我就已经是足够的了。”（《拯救》［LeSalut］，第100—101页。）
戴高乐说，“我没有忘记”。意大利的资产阶级也没有忘记在1943到1948年的一段期间里陶里亚蒂作出了同样的功绩，他甚至使自己的政党和追随这个政党的工人接受那个把梵蒂冈和意大利共和国结合在一起的宗教议定书。这样，意大利议会议长、天主教民主党人莫洛立刻向意共提供一架意大利军用飞机，把陶里亚蒂的助手送到已死书记的遗体边去，以便把遗体运回意大利。戴高乐的极其明白的词句和莫洛的引人注目的姿态表明，他们都懂得这两个共产党所起的主要作用：这两个原是为了推翻资产阶级社会而创建的政党，却在紧要关头挽救了这个社会。
多列士和陶里亚蒂两人，通过他们的政党在他们指使下所起的那种作用，通过他们的参预资产阶级政府，在法国和意大利救了资本主义；不但如此，如果我们回想一下当时希腊游击队的斗争，可能也救了地中海沿海整个欧洲地区的资本主义，纵使我们不谈它的更加深远的影响的话。
社会主义革命的挺进走上了一条更加错综复杂的道路。世界资本主义由于工人领袖的出卖而在西方得到了挽救，但是它的力量还不足以镇压中国革命，而中国革命反过来给予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以巨大的冲力。全世界的革命攻势又将使各国共产党从它们受制于斯大林主义时起赖以生存的神话趋于破灭。在这些政党中间出现了一股敌视改良主义政治、寻求革命后果的潮流。
多列士和陶里亚蒂离开尘世的时候，恰好是经过三十年的磐石般团结以后危机爆发的时候。这次危机结束了他们统治自己政党的时期。这是一次同中苏冲突密切结合的世界范围的危机。这次危机结束了苏联官僚政府对那些同俄国革命联系在一起的工人运动的统治。老官僚的领导注定要灭亡。新的革命领导经过长期的痛苦考验将要出现。他们在回顾陶里亚蒂、多列士之流的时候，将会象戴高乐那样但是带着一种完全不同的感情说道：“我们没有忘记……。”
（译自《世界展望》第2卷第30期） |
不准干涉北越！——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宣言（1964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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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准干涉北越！
——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宣言1964年8月5日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五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4月出版
［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在美国袭击东京湾从而造成严重危机时刻于8月5日发表宣言如下：］
北美帝国主义对北越人民共和国的侵略，不是在谣传东京湾发生海军战斗以后而采取的“报复”行动。这是一次曾经长期精心策划和系统准备的侵略。这次侵略在政治上是帝国主义孤注一掷的作法，想要拖延那为人痛恨的西贡亲帝国主义的政府的垮台。这个政府尽管从它建立之日起得到华盛顿在金钱上、物质上和人力上的庞大援助，英雄的自由战士正在使它日益接近于失败。
这次侵略的矛头正在指向越南人民和英雄的革命群众，指向整个东南亚地区的人民。它的主要目标在于扑灭革命的高潮。它很可以成为侵犯伟大的中国革命的基地。五角大楼的战争大师要为朝鲜军事上的失败洗耻雪恨。
帝国主义再一次表示，在必要的时候，他们准备诉诸武力以对付任何一次新的革命成就。帝国主义再一次表示，“和平共处”的口号只是在群众中使他们对帝国主义本性产生幻想的一个圈套，使他们背离解除帝国主义武装这个迫切任务的一个圈套。这也就是说，为了使人类从可能以核浩劫告终的螺旋形战争中挽救出来而在自己的中心击败自己。
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吁请各国工人对越南革命和北越人民共和国表示积极的团结精神。帝国主义为了要重新奴役越南人民，把他们重新置于地主、高利贷者的统治之下，正在试图对越南革命和北越人民共和国加以镇压。
各地都要组织集会，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表示抗议。
在美国大使馆、领事馆门前举行示威，表示你们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反对。
通过警告性的罢工，阻止华盛顿帝国主义、寡头政治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三方面的同盟军加入对越南人民的侵略。
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吁请各工人国家的政府、共产党人、革命积极分子和工人，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受害者越南人民和北越人民共和国给以迅速的、慷慨的、无条件的援助。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必要的、进步的讨论，不能成为这种援助的障碍。各国共产党人必须要求赫鲁晓夫，不能以中苏冲突为借口避不表示对北越的基本团结精神，或者象滴眼药水那样提供援助。
犹豫逡巡的态度，或者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表示退却，那只会鼓励华盛顿采取进一步侵略的行动。
（译自《世界展望》第2卷第30期） |
苏斯洛夫的报告——苏联官僚机构的反革命纲领（摘要）（波萨达斯，196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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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斯洛夫的报告——苏联官僚机构的反革命纲领（摘要）
波萨达斯1964年8月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五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4月出版
苏斯洛夫的报告在它被提出两个月以后，于4月3日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西班牙文本于5日发表）。必须把这一报告看作是内部斗争尖锐化的一部分。这并不是决裂，但斗争确是尖锐化了。如果他们打算立刻采取行动，他们就会马上把它发表。他们把它压了下来，然后只发表其中一部分，这是因为内部存在着斗争和争论，或者是想在发表以前同中国人达成协议。他们提出这些文件，最后是为了进行争、辩、攻、守之用的。现在把它们都发表出来，是因为斗争越来越尖锐化了。这并不是说马上要决裂；任何一方都不是真要决裂，但是他们正在导向决裂的道路上前进着。
苏斯洛夫文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把苏联官僚们的各种计划加以协调和整理，并把它们一起端了出来。它们是思想，也是纲领。这是苏联官僚们用来回答中国人的纲领的纲领。苏斯洛夫的这一纲领，是苏联官僚们的实际的过渡纲领和背叛行为。这是一个完整的纲领，它顺序地回答了人们提出的所有问题：和平共处、核试验、战争、革命、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它说明这一历史阶段的指导路线是和平共处，而不是战争；它使所有殖民地革命的利益都从属于和平。这就是路线——并且有可能使资本主义确信它们必须接受和平共处。这是这些官僚们的完整的纲领。从现在起，所有共产党都必须以之作为基础，因为它取消了革命的道路。没有什么革命；只有和平的道路。
官僚机构企图用“全民国家”来为自己辩护
从根本上影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这一过渡阶段的基本基础的，有两个方面。这就是关于国家和党的特性的表述，以及他们现在所说的国家的新形式——这种国家是不存在的。他们说苏联的国家已经从工人的国家变成了全民的国家，从仍然反映阶级斗争的国家变成了每一个人的国家。这就是说，他们取消了工人国家的性质。国家被放在一种对于发展和融和资本主义倾向显然有利的基础之上了。只有当消除了阶级斗争的时候，才能消除工人国家和过渡到“全民”的国家。但是那时也就将没有国家了。现在苏斯洛夫建立他的理论，说是因为马克思说——根据苏斯洛夫的解释——在社会主义中有着一种全体人民的国家。根本没有这样一回事。实际上，在苏斯洛夫这一文件中，这些官僚们是要建立工人国家和资本主义的联盟，是要使工人国家中的资本主义倾向和资本主义部分存在下去。
中国人有着与此相反的经验。他们接近于建成了一个同某些资本主义成份联盟的工人国家。他们后来把这些资本主义成份消除了。是用一种改良主义的办法，十分谨慎地消除的，但是他们把它们消除了。
可是，苏斯洛夫对资本主义说，我们能够建成一个全体人民的国家。但是全体人民是什么呢？
全民国家意味着什么呢？首先，它只是意味着一个允许有资本主义倾向、资本主义集团和资本主义利益的国家。但是第二，较此更为重要的是官僚们的利益。这种理论是代表官僚利益的国家理论。这就是关于苏斯洛夫报告的结论。他编造理论来说明代表全民的国家的性质，说它反映全民的利益。但是它是由官僚们来领导的；它是官僚的国家！
官僚们把自己导向各个有关方面那里去。他们把自己导向世界资产阶级那里去；实际上，他们正在打算同世界资产阶级建立联盟。
中国人对这一路线的反应，是攻击南斯拉夫人和赫鲁晓夫，说他们向资本主义敞开了大门。但是，当中国人说赫鲁晓夫已经出卖给资本主义的时候，他们是说错了。实际上，赫鲁晓夫虽然打算对资本主义作一些让步，但他并没想出卖给资本主义。他不能出卖给资本主义，因为这将意味着这一工人国家的终结。赫鲁晓夫要同资本主义和解，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步骤；在这一历史阶段，在资本主义显然正在分崩离析的时候，这一步骤使得资本主义能够生存和巩固下来。当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东南亚公约组织中跟戴高乐有争论，并且戴高乐第一次提出反对意见、投反对票和主张中立化的时候，我们就处在资本主义分崩离析的环境之中了。最近美国在日内瓦又提出它的看法，它承认它并不是支配世界的唯一国家，并且承认有必要注意世界其他部分。实际上，这是各集团之间的一次讨论。美国并不是主张只有一个美国集团能够统治拉丁美洲的市场和阻止欧洲共同市场、日本等参加进去，而是同时承认另一集团具有同它自己一样的力量和权力，并且愿意同这另一集团进行讨论。这是帝国主义的一种退却。这是那挥舞鞭子、发号施令的头子的退却；它同意在各平等国家之间讨论在日内瓦提出的建议。
官僚机构歪曲马克思主义
苏斯洛夫的文件证明，官僚们的纲领编造了一种关于现实国家的性质是官僚国家的理论。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说法，根据实际历史经验，国家当它不再有存在的必要时，它就消亡了。只有当在这里同在世界其他各地一样存在有阶级矛盾和阶级对抗时，国家才有存在的必要。这种斗争是世界规模的，而不是国家规模的。这也适用于中国人，但是他们在他们自己的革命结论中忽视了这一点。的确，他们在攻击苏联，但是他们没有把他们的结论应用到自己身上。现在存在有世界规模的阶级对抗和阶级矛盾，存在有世界规模的资本主义。国家是阶级对抗还存在着的表现。因此，当世界资本主义还存在着的时候，无产阶级的国家即工人的国家是必要的，因为阶级斗争是世界规模的。
不仅国家是必要的，它反映阶级矛盾和阶级对抗，它是一种镇压机关；而且在苏联，国家也反映这种对抗和矛盾，并且，只要还存在着不平等的分配，即按劳分配，国家就要继续反映这种对抗和矛盾。只要还存在着这种分配，国家就是完全不可代替的东西。由于按劳分配意味着还不可能实行对每一个人都平等的分配，所以就还没有充分满足各种需要。因此也就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可是在苏联人和中国人看来，社会主义国家的这些条件是变动无常和可以任意改变的，因为一方面，中国人要掩盖他们不充分的理解力和理论上的幼稚病，而另一方面，中国人和苏联人一样，都要掩盖他们的官僚领导的性质。
需要苏维埃
社会主义意味着一种制度，在其中，镇压机关为说服所代替了。在这种情况下，分配工作不需要有镇压机关。相反地，国家的存在就表明还有着镇压和不平等分配的基础。无论如何，每一个国家都是一个宪兵队；只要国家还存在着，那就有不平等的分配，在苏联就是如此。从根本上说，那里还有着工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资就不存在了，那里是按需分配的。工资意味着还需要根据一些标准来进行分配工作，这就需要有一种机构。在这种机构中，是有着差别和不平等的。因此，这种机构就是一种进行分配工作的机关；从各方面说，它也是官僚政治的根源、基础和力量。这就是在苏联实际存在着的国家。它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国家，但是在这一国家中，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利被剥夺了，无产阶级不能干预政治。
在苏联，无产阶级的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借以发挥威力的主要基础就是苏维埃。中国人和苏联都没有谈到苏维埃。但是苏维埃必须发生作用。如果没有苏维埃的作用，就不会有无产阶级专政。这里存在一种对无产阶级的专政。对资本主义的专政，要通过无产阶级的作用，通过苏维埃的作用，来发挥威力；无产阶级必须在苏维埃内干预政治。如果不是这样，无产者就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实行它的专政。因为它没有赖以实行它的专政的机关。象现在这样的工人国家反映着无产阶级的权力，但是它却不通过那唯一可能的机关——即苏维埃——来实行对资本主义的专政。因此，苏联的官僚们能够推行和平共处政策，能够利用这个工人国家来同资本主义和解，因为这个国家并不代表苏联的人民群众。资本主义不能推翻这个工人国家，这是无可怀疑的。而且，工人群众也不打算推翻它，他们不但无意推翻它，而且保卫它，在上次世界大战时就是如此。那时人民群众是有动机来推倒斯大林的，但是他们保卫了这个工人国家，以抵抗那更重要和更直接的危险，即纳粹侵略的危险。
当苏联官僚通过苏斯洛夫，想要压制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国家——以便走向“全民”国家的时候，那是因为他要压制无产阶级的权力机关，即带有无产阶级性质的机关，也就是工人控制的苏维埃。其目的在于不让人民群众干预政治，并且设法同世界资产阶级建立联盟，再设法通过改革来消除资本主义。这是根本办不到的事情，可是苏联的官僚们却力图编造一些理论，以便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证明他们作为一个领导阶层而存在是正当的。这就是结论。
另一个结论是，苏斯洛夫文件表明他们害怕风起云涌的世界革命。这一文件表明，他们已经有了一个纲领，已经作了理论上的让步，无条件地接受和平，反对革命，同时还捏造了一种新的国家形式，即“全民国家”，这就是说，他们认为阶级国家已经消失了。
这种理论使资本主义相信这些官僚们将很重视同资本主义的联盟，也给这一信念提供了基础。
这些官僚们阐释了他们关于国家的特殊概念，研究并发明了一种公式，来从理论上替他们作为工人国家所有者的利益作辩护。社会主义需要有一个国家这一浅薄的想法，只有当他们企图保卫他们作为一个寄生的、保守的反革命阶层的利益的时候，才是可以理解的。社会主义是这样一种制度，在其中，国家由于没有必要已被取消了。这不仅是因为物资十分丰富以及所有需要都得到充分满足，而且也因为，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人们的思想和道德观念使得各种形式的镇压和强制机关都成为不必要的了。阶级敌人已不存在，也再没有战争的必然性。
当苏斯洛夫论证一种新式国家的理论前提时，那是因为他要说明苏联官僚们的意图，他们要保持当权的地位，就好象他们是一个新的领导阶级一样，尽管他们不可能是这样一种阶级。他们狂热地表明他们要保持从苏联社会窃取来的各种特权和利益。在批评中国人的时候，这些官僚们力图引诱他们，向他们提供一种可以接受的公式，并为建立一种反对世界上被剥削群众的共同阵线编造一些理论。
同资本主义和解的世界纲领
但是，苏斯洛夫的结论所反映的，还有一种比所有这些都更为重要的东西。所有讨论和阐述（在他分析“托洛茨基主义的危险”以前）的最重要之点是，苏斯洛夫把这一报告的重点、出发点和目标都放在这样一种看法上：目前的实际危险不是资本主义，不是核战争，也不是资本主义的敌对力量，而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这就是苏斯洛夫的报告的结论。这是基本结论，也是一种纲领——官僚们的过渡的纲领。
整个文件并不是从世界范围的对立、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的斗争出发的。各工人国家的存在、向社会主义的进军以及资本主义的灭亡，并不被认为是目前历史动向的中心枢纽。这并没有被当作基本问题。整个斗争和危险在于托洛茨基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是什么呢？照苏斯洛夫的说法是不断革命。但是不断革命当然不象他所解释的那样——他在说谎。不断革命并不是指蜂拥到大街上盲目放枪，而是指从头一个工人国家开始直到完全消灭资本主义为止的不间断的革命。这才是不断革命。力量的对比以及进行干预的可能性，决定应该用什么样的办法来进行干预。十分明显，阶级战争的历史分析表明，如果不发生战争，资本主义是不会消灭的。得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结论以后，十分明显，谁采取主动，谁就占很大的便宜。这就是预防性战争的意义。
另一方面，无条件地支持殖民地战争，虽然资本主义要用战争来回答，那也不是预防性的战争。这是要使历史发展服从革命发展的必然性。但是也必须充分利用和借助于殖民地革命的现有力量。
苏斯洛夫的结论是，目前的危险不是帝国主义，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核战争，而且这些东西是可以使之瘫痪、加以约束和使之驯服的。这种结论完全是胡说八道。最近巴西的事例说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并没有驰服；如果它们作了让步，那是因为它们觉得在某一特殊时刻它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到了另一方便的时候，它们一定会进行反击。这些官僚们力图使自己同资本主义相协调，要同资本主义和解；资本主义在它缺乏压制革命的力量的时候，是愿意和解的。一个确切的证明是：在以前，帝国主义在拉丁美洲通过电话来任免总统，随意挥舞鞭子，无需动员兵力就更换象阿根廷、巴西、智利这类国家的总统和省长。可是现在不行了；现在它必须依靠军队。托马斯·曼作了论述并得出结论说，在拉丁美洲，“我们的真正力量是拉丁美洲的军队”；他这是承认，帝国主义者在任何拉丁美洲国家里是没有任何社会基础来作为依靠的。尽管有着经济力量，尽管资本十分集中，帝国主义者却没有能力来说服小资产阶级，让他们向后退却，也没有能力在他们中间找到一块基地。因此就有了依靠军队的新纲领。托马斯·曼说，“这说明军队是民主的最坚强、最可靠和最坚决的保卫者”，——这就是帝国主义的民主。这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结论。不能象苏斯洛夫那样抽象地谈论和平。必须具体地研究这一问题。帝国主义刚刚说过，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他们的支柱是军队。这就是说，他们要用军队、用战争来进行反革命。这是实际的结论，而不是纸上谈兵的结论。
当苏斯洛夫说最大的危险在于可能发生的冒险行为，因而有必要对帝国主义施加压力以便压制它的时候，帝国主义已经在越南表现了它的弱点。帝国主义者联盟显然正在分崩离析。戴高乐的态度使得帝国主义阵线瓦解了。
帝国主义者联盟的分崩离析
欧洲报刊说，中国人正在同法国人和英国人结盟。他们能够这样做，这是无可厚非的。我们并不批评中国人或任何工人国家，说他们想要依靠一个帝国主义来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我们完全同意这种做法，但是它不能有害革命的发展。例如，中国人只字不谈加蓬问题。中国人有责任谈加蓬问题，有责任谴责法国帝国主义说他们正在做跟美国佬在拉丁美洲所做的完全相同的事情。事实上还更坏些：法国人直接用军队进行干预，美国佬还没有这样直接地干预。我们要重复我们说过的话：美国佬不直接干预，那是因为这将造成反对他们的战争。他们间接地干预对于他们有利。
中国人要建立一条支持他们反对美国佬的阵线，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同时，这也意味着法国帝国主义将利用这种“和平共处”，依靠中国和某些半殖民地国家而舍弃美帝国主义。同样，美国佬也要依靠苏联，并设法利用世界帝国主义的矛盾和虚弱的局势。这说明美国佬在不断衰弱着。
托洛茨基主义意味着世界革命的发展
苏联官僚们攻击中国人，因为这是一种基本力量，它甚至用一种既和解又斗争的办法使得这些官僚们的联合世界帝国主义的计划处于危险之中。因此，苏斯洛夫的全部报告都在攻击中国人。除了攻击中国人及其能够得到共鸣的有组织的方式以外，它还攻击中国人所受影响的根源，以便摧毁这种根源。这说明，苏联官僚们的巨大弱点不在于他们缺乏物质力量，他们的物质力量是很大的；而在于他们缺乏社会支持和缺乏社会历史方面的理智。
因此就有了来自第四国际的危险，他们认为这种危险十分巨大。他们是对的，因为历史条件已经使得第四国际有可能发生影响了。如果说第四国际还缺乏影响中国人和苏联人的物质力量，那么，危险何在呢？危险在于客观的历史条件，这些客观历史条件确切地说明，只有革命的纲领才能使历史前进。
多年以来，他们都忽视了我们，可是现在苏斯洛夫突然说了他所说的话。这意味着，我们没有被忽视，他们在跟随着我们；他们不再说“我们已经埋葬了他们，他们已经死了”，而是说：“没有死，这些人正在发生一种影响。”他们认识到，这一懂得如何维持自己的小小团体，今天在思想意识方面并且部分地在政治方面已经有了地位。到明天，它将是一个有机的、有组织的力量。
我们要重复我们曾经说过的话：三、四年以内，整个拉丁美洲将卷入革命之中；我们也卷入这一整个革命之内。这不仅是我们的看法。英国《经济学家》这样说过，美国佬也这样说：他们要么是对付巴西，要么是让整个拉丁美洲都卷入革命之中。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因此我们看到美国佬中间也有了变化。美国佬所建议的变化是很重要的。富布赖特建议承认社会主义革命。在以前，他是跟麦克阿瑟和福斯特·杜勒斯抱有同样看法的人，是“边缘政策”的主张者。可是现在，他说我们能够适应象波兰或南斯拉夫那样的社会主义革命。
富布赖特根据苏联官僚集团的反革命的政策、活动和结果，提出一种同工人国家的领导人和解和结盟的路线；他以赫鲁晓夫赞成同资本主义结盟的态度作为一个例子，又以其他工人国家——波兰和南斯拉夫——作为有决定意义的例子。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是要利用这些国家来达到它的反革命目的。
苏斯洛夫所详细说明的路线，是要把资本主义的改革办法当作是一种纲领，并要靠它来争取生存。
所有这些都说明资产阶级正在做些什么，也说明他们是没有力量的。有必要充分了解帝国主义的这种虚弱性。但是象苏斯洛夫这样的共产党人以及中国人，都没有讨论这种成为革命发展的最有利基础的资本主义的虚弱性，而只是抽象地高谈阔论。
第四国际拉丁美洲局、第四国际巴西支部和波萨达斯的文章都指出：在巴西，只有依靠群众的武装动员和依靠争取权利的斗争，根本改革才能具有意义，才能得到实施。不这样做就意味着退却。改良的政策、依靠军队和依靠民主的资产阶级议会的政策，都已证明是不适当的。也已证明：帝国主义、地主、大领主、资产阶级没有社会力量来进行抵抗，或者能够希望在选举中，以议会形式和社会动员办法来阻止历史力量的前进。改变巴西的政权和结构的必要性是十分迫切的。而“根本改革”为改变巴西政府开辟了道路。因此，军队进行干预了。这种经验是十分具体而明显的。
苏斯洛夫的演说不仅是针对中国人，而且也针对着所有的共产党，针对着在各共产党内部以及在苏联自己内部存在的各种倾向。
当苏斯洛夫认为有必要发表这一文件的时候，那是因为已经没有可能同中国人达成协议了——尽管他们之间有着许多拥抱接吻，也不可能达成协议。周恩来用一种机会主义的和不协调的方式说赫鲁晓夫是恶棍和废物，然后又祝他长寿，说他是一个伟大人物。没有必要这样做；即使为了外交礼节而要祝贺他，那也有一些别的做法。当然，所有这些都说明中国领导人的政策有矛盾，以及中国人缺乏理解力和革命一致性。
这对于这些官僚们是一种危险，因此苏斯洛夫谴责第四国际拉丁美洲局、波萨达斯和托洛茨基主义者。他们谴责中国人遵循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路线，他们不仅警告中国人，而且警告所有的官僚们。他们还对资本家说：我们反对这样。这是他们对资本主义所做的保证之一：我们在“光荣地”保卫着资本主义和苏联的共同利益。没有人能够谴责他们的革命立场！他们正在做国际告密人的事情。其重要性是极其微小的，因为这些问题都是公开的问题。但是他们对资本主义说：我们反对这样做；这就是说，他们向他们的同盟作出保证，他们要负责攻击每一种革命的政治路线。这一文件不仅是针对中国人的，而且也是以一种具体的和使人信服的方式，对资本主义做出的保证。实际上，他们在向约翰逊说他们要保持联盟，“看看我们反对所有这些事情，我们批评这样一些立场，即那些反对和平共处、加速核战争和迫使殖民地不顾任何牺牲来进行革命的立场”。
将要表明中国人取得进展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当中国人对苏联人提出要求的时候发生的。这是一种组织方式，没有它中国就不能取得进展。跟由于苏联办法缺乏而可能取得的进展比较起来，现在的进展只是百分之五。
赫鲁晓夫谴责中国人提倡派系活动自由，并不是由于偶然，因为中国人的立场显出了这种情况。
这些官僚们提到托洛茨基主义，直接攻击第四国际，也是因为他们感觉到：在社会阵营里，在某些工人国家里，在各国共产党里，形成一些革命倾向的条件已经成熟了。他们感到他们在第四国际的思想的面前非常虚弱。他们没有感到我们的实际的有机的物质力量，但是这种巨大的思想意识方面的影响就将变为一种物质的力量。马克思说过，每一种在客观上是正确的和必要的立场，在明天都将由于自己的历史力量而变成为一种物质力量。
（译自第四国际英国支部机关刊《红旗》1964年8月号） |
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关于锡兰平等社会党及其参加资产阶级政府问题的决议（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波萨达斯派），1964年8月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关于锡兰平等社会党及其参加资产阶级政府问题的决议
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波萨达斯派）1964年8月6日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五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4月出版
锡兰平等社会党原是锡兰的一个托洛茨基主义政党，现在却已参加班达拉奈克政府，以求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维护财产私有制，并以协助推行镇压工人运动的政策为其具体目标，因为它对部分工人尚具有领导权，现在它就要利用这种权利来维护和支持锡兰的资本主义政府。
除了直接镇压之外别无其它办法对付目前危机的班达拉奈克政府，对于日益蓬勃发展的巨大的罢工浪潮始终无力控制。它不能对工人让步，因为从资本主义的观点来看，让步的结果就将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彻底清算。因此，它开始求助于锡兰平等社会党，让它来执行这种镇压政策，让它利用它过去作为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的政党、作为一个革命的政党，在工人中取得的威信，来控制和分化工人运动，来欺骗人民群众，使他们产生种种幻想，以造成思想上的混乱。班达拉奈克的政府就是这样利用这个政党来镇压人民群众以支持资本主义制度。
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对于该党奉行的这种政策拒绝承担任何责任。1962年4月的特别会议及1964年4月举行的第四国际第七届世界代表会议已决定将锡兰平等社会党开除第四国际，理由是它背叛了第四国际的原则、纲领和革命的政策。第四国际书记处郑重宣告，即使在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中，任何一个托洛茨基的政党都不容许参加一个非托洛茨基主义的政府。要参加非托洛茨基政府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这一政府必须是为革命的纲领进行斗争的革命的民族主义的政府。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中，第四国际的力量参加到一个革命的民族主义的政府中去，将能产生支持和推动革命斗争以求最后推翻资本主义政权的效果。这种参加的行动是由革命斗争的具体的发展过程所决定的。这就是第四国际，托洛茨基主义的政党可以参加非托洛茨基的政府，也就是说，一个既非资产阶级的，但又并非托洛茨基主义的政府的唯一条件。此外，参加任何资产阶级的政府——即使这个资产阶级政府是革命的和民族主义的——那也是完全违反原则、完全不必要和违反革命发展的需要的。一种民族主义的革命势力，那就是说，非资产阶级的势力，那就不同了。因为这样一个政府，虽然没有有意识的在意识形态方面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纲领进行斗争，实际却倾向于这样一种政策。比如，经过游击时期之后已进入第二阶段的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卡斯特罗政府，就是一个向着共产主义的道路前进的民族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府。参加这样一个政府就将是正确的行动。
参加一个即使是民族主义的政府的条件是，在参加的同时仍必须进行党的独立的活动，号召人民群众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斗争。因为，一切参加这种政府，但是不在政府中支持符合党的原则的活动，不在政府外采取独立的行动，为推翻资本主义进行斗争的政党，结果就会使自己迁就和屈服于浸透资产阶级影响的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政治，使自己成为这种政治的俘虏。参加一个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的、民族主义的、甚至是小资产阶级的政府的基础是成立一个联合阵线，在这联合阵线中，参加政府的政党并不因此取消自己的独立性，而且相反地，这个托洛茨基的政党必须以能保持自身的独立作为条件，以便参加后仍然单独进行革命活动，同时为了使革命向前发展，尽量施加压力以推动政府内部的革命倾向。
锡兰平等社会党的态度是完全违反第四国际的这一革命性的论断的。班达拉奈克政府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府。它并没有推行一种革命的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的政策，却决心维护资本主义。由于找不到社会和政治的手段来维护资本主义政权，资本主义靠自己的政治力量无法自保，它于是转向锡兰平等社会党，希望利用该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利用它过去作为托洛茨基主义的政党的威望，来保卫资本主义制度。锡兰平等社会党在参加政府时所宣称的改革纲领完全是资本主义的改革纲领，其中所提出的要求是并不违反资本主义政权的利益的。锡兰平等社会党只不过以此来欺骗群众，以使自己参加政府的行动可以言之成理。
该党内部的分化和解体并不是一个新近才发生的现象，这是它几年来错误地坚持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策的必然结果。第四国际早已为反对这种政策进行过斗争。自1952年以来，第四国际拉丁美洲局一直领导着这一反对锡兰党和防止该党解体的斗争。在该党，由于对赫鲁晓夫、对苏联官僚集团、对资本主义以及小资产阶级意欲同资本主义妥协的倾向采取妥协态度，而被第四国际开除以前，在第四国际的第四和第五次世界代表会议上，拉丁美洲代表团和拉丁美洲局已经指责了该党对本国的资本主义以及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妥协态度。在第四次世界代表会议上，锡兰平等社会党曾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在苏联应容许小资产阶级政党存在，并应容许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倾向存在；而且说，它们都应该有权利作为政党来进行活动。在工人国家中，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只容许接受和献身于社会主义的革命利益的工人政党进行活动是完全必要的。由于官僚集团在工人国家中掌握了政权，实际情况倒并不是这样。此外，工人国家的停滞、落后状态和保守主义的消极倾向也在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采取的妥协态度中，以及在和平共处政策中，表现出来。
在国际的第四和第五次世界代表会议上，拉丁美洲的一些代表和拉丁美洲局认为锡兰平等社会党已蜕化为资产阶级政党，提出了开除该党的建议。1960年，在国际第六次世界代表会议上，拉丁美洲代表团更以锡兰平等社会党在它的全部政策上所已表露的堕落现象以及拉丁美洲局预计它不久即将参加资本主义政府的断言（这一断言现在已完全实现了）作为依据，再一次具体提出了将该党开除第四国际的建议。以巴布洛、杰尔曼、弗朗克、麦丹等人为代表的一派却极力支持锡兰平等社会党，并对于拉丁美洲代表团坚决反对让锡兰平等社会党留在国际内部的立场大事攻击和诽谤，引起了拉丁美洲代表团的极大愤怒。
锡兰党和以麦丹、巴布洛、杰尔曼、弗朗克为代表的一派，由于共同具有改良主义思想和向工人国家中的官僚集团采取投降主义的倾向，由于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主义的势力采取了相同的小资产阶级的妥协立场，现在已彼此联合起来。我们不可能支持某种妥协政策而不受到那种政策所产生的后果的影响，我们也不可能奉行一种联合政策，直接或间接同资本主义的政权，不管是通过它的议会或它的政府，达成协议，而不致腐化堕落和趋于解体。拉丁美洲代表团严正地、毫不留情地指责锡兰平等社会党不应错误地坚持议会活动，并把这种活动本身当作一个目的，不应象社会党人、共产党人和所有的改良主义分子一样专心致力于议会斗争的道路。尽管锡兰党——曾在一次选举中获得三十万张选票——具有相当的重要性，拉丁美洲局仍然宁愿同它断绝关系。在那次选举中，锡兰平等社会党根本就没有维护那些最终将可以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并将使被苏联官僚集团所窒息的工人国家重新获得社会主义的活力的革命的原则。苏联官僚集团的这种保守的消极倾向所产生的一个最严重的后果是在计划经济的问题上采取了倒退的政策。一切重要的工厂被赋于更大的自由，让它们直接依靠供求关系的要求去进行生产。那就是说，完全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而不是按照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制度来进行生产和控制贸易。这种情况实际就是抛弃革命思想和革命立场的直接结果。锡兰平等社会党拿议会作为进行议会斗争的手段，其结果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堕落和解体。锡兰党的态度跟已在解体中的以巴布洛、杰尔曼、弗朗克、麦丹为代表的一派是完全相同的。
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向全世界的工人和革命运动郑重宣告，锡兰平等社会党已同第四国际完全脱离关系，它的腐化堕落同那些腐化堕落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政党是完全一样的。
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号召锡兰平等社会党中的少数派站到第四国际的旗帜之下来，站到永久革命的旗帜之下来，为了工人和农民的权力进行斗争，争取联合全世界的人民群众共同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殖民地革命和工人国家中的政治革命。
（译自第四国际英国支部机关刊《红旗》1964年10月号） |
美帝国主义对越南北方罪恶的军事镇压和美洲国家组织反对古巴的决议（波萨达斯，1964年8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美帝国主义对越南北方罪恶的军事镇压和美洲国家组织反对古巴的决议
波萨达斯1964年8月5日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五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4月出版
美帝国主义对越南北方的进攻，不是一个由于面临越南北方的假设的或真正的进攻而作出的毫无准备的行动，或是一个突然的、意外的反作用行动。这是一个预定计划，它的最终目的是把战争扩大到越南北方，以便接近中国国境，因为这是美帝国主义抑制、破坏和阻挡东南亚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唯一办法。
如果帝国主义有其他办法来阻抑革命的发展的话，那么它就会利用它。例如举行群众集会等等。不久以前，古巴政府在古巴圣地亚哥举行了十五万人的示威。过去和无论何时都会有上百万人的示威游行和群众集会。帝国主义为什么不组织示威游行和群众集会呢？如果帝国主义具有社会和政治力量及威信来号召人民的话，它也会这样去做的。但它应用示威游行和群众集会来保卫资本家、大地主、杀人犯和军人独裁的南越西贡政府，而以派遣大批军队代替示威游行。它计划派出一万六千人，其中五千人目前已启程开往南越。如果帝国主义准备侵略并把战争扩大到越南北方，这不是由于要反击共产党舰艇的假想的或真正的进攻的结果，而是因为它企图挽救南越崩溃和阻止南越完全落入革命的手中。
南越近在眼前的失败，意味着整个东南亚会受革命的影响和革命的扩大。整个东南亚的革命，就意味着革命会扩大到马来亚、日本、印度和所有的国家。因此英帝国主义是无条件地支持美帝国主义的。这是一个矛盾的态度。在某些地区，例如在古巴，英帝国主义试图在表面上采取超然态度、主张尊重人民主权和意志，它之所以这样作是因为对它毫无损失。即使它可以设法做交易，可是它一点也没有能起作用的手段。相反，它在东南亚就不能这样。它在马来亚、在大洋洲已经挨打，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婆罗洲它也正处于危机之中。还在英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其他地区，它也都面临着危险。它所剩下的极少的地盘都受到了威胁。因此，英帝国主义不能讨价还价而成为美帝国主义的伙伴。
戴高乐的比较“超然”、比较“客观”、不是无条件地支持美国的态度是由于他从他们那里得不到任何好处而决定的。相反地，他如果保持中立，他就能在贸易上捞一把，就能削弱美帝国主义和英帝国主义的优势地位，就能使他重新回到南越进行活动。他想把通过革命失去的东西，通过做生意从贸易上捞回来。由此可见，戴高乐承认中国工人国家，完全基于要利用美帝国主义在贸易上和政治上的削弱而想在贸易上争得一些地盘，因为他要争得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地盘是不可能的。几个月来，美帝国主义的态度已可预见。美国舰队在东京湾巡逻是真正的挑衅。在一般情况下，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允许别人面对它们的海岸演习。任何人都不允许这样作。为什么美帝国主义不把它们舰队行驶的方向面对苏联呢？或者面对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中国呢？虽然问题发生在公海，但离海岸只有二、三浬，这是其正的挑衅。他们在那里处于战斗状态。例如，中国舰艇可能到印度支那进行访问，这是一回事，美帝国主义舰艇到印度支那去，却是另一回事。美国把舰艇面对着印度支那巡逻，其目的只能是侵略、威胁、施加压力和恫吓。它不可能有其他的理由。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是符合逻辑的：它侵犯了法律上显然属于越南北方的领海，并击沉了几支快艇。根据越南北方行动的一切迹象来看，它并没有击沉美国舰艇，而仅仅向它发出了警告。如果越南北方有军事能力击落美国的五架战斗机，它也同样有能力击沉他们的舰艇。它没有这样做是因为它愿意只采取警告行动。假使越南北方炮击美国舰艇而不是发出警告，（他们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美帝国主义的态度，它的舰艇的态度，也是在进行恫吓和威胁。而且很可能这完全是美国人捏造的，以便在世界舆论面前，尤其在北美舆论面前证明他们的行动是有理由的。他们也要向他们的北大西洋公约同盟者和支持他们的人提供理由。事情很可能就是这样的。但实际上，越南北方方面采取的行动一点也不关重要，美国人正千方百计在寻找借口进行侵略。
和平共处的失败和资本主义的战争政策
从基本上来看这种形势，不能仅仅看到美国的进攻，而必须衡量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态度。这里关系到的是和平共处是否有效和先发制人的战争是否正当。这件事说明和平共处显然是十分荒唐的，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帝国主义不可能接受和平共处。它在寻找时机发动进攻和侵略，这就是帝国主义的政策。全世界的舆论，特别是共产党的报刊都把矛头指向美帝国主义。毫无疑问，它是侵略者。但这涉及资本主义的普遍政策。这不是美国发动的第一次侵略。为了侵略古巴，它曾在猪湾登陆。美国还准备了其他方式的侵略，但在1962年封锁时期遭到了失败。不久以前，英国人在婆罗洲和也门也干了同样的勾当。他们轰炸了马来亚。法帝国主义不久以前轰炸了并以武力占领了加蓬。不久前他们和英国人一起轰炸了苏伊士。这就是世界资本主义对它们最强大的代表——美帝国主义的响应。美、英、法、荷帝国主义必须采取这种政策。它们在社会方面、经济方面都没有任何可能使人相信和支持它们的帝国主义利益的东西。它们只能诉诸武力。这就是这次进攻所说明的一切。这次进攻如果不发生在今天，也将发生在一星期、一个月、两个月以后。美国人不可能干出其他事情。他们不可能用和平方式抑制南越的革命，也不可能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他们也无法说服群众放弃革命。他们只能使用武力来镇压群众。这里同美帝国主义毫不相干。这是一个远离美国数千公里的地区。
如果美国不得不派出一支拥有四万人的军队，一个舰队和若干空军师，那是因为它缺少人民的支持。因此它只有使用士兵和大炮。它之所以在那里保持它的士兵和武器，那是因为它不能抑制革命，无法采取主动的攻势。这同古巴的情况同样地是十分明显的。它没有在古巴问题上走得更远，那是因为没有发生拉丁美洲广大群众的反抗。如果帝国主义进攻古巴，那是因为拉丁美洲广大群众发动了反抗。因为拉丁美洲是帝国主义的堡垒。其次，因为苏联人会采取行动，因为保卫古巴对苏联有切身的利益。这尤其是由于同中国有关的内部理由。
从苏联官僚主义和工人国家之间的世界关系来说，它是应该采取行动的。在印度支那，苏联官僚主义者没有直接利益，而且它没有进行干预的必要。相反，苏联官僚主义对它所不能控制的东南亚革命的发展，是没有利益的，尤其当革命处在中国人领导和指挥下的时候。它的利益在于“维持现状”。而在其他地方，无论是世界各国共产党，也无论是苏联官僚主义者对帝国主义的胜利都不会有任何好处。在这个矛盾中没有中间道路。由此就产生苏联官僚主义者摇摆不定的态度。而这种摇摆不定的态度容许了帝国主义的干涉。它估计到苏联官僚主义者将会让它自由行事的。为什么帝国主义在古巴没有进行轰炸呢？那是因为在古巴苏联官僚主义者及时通知了帝国主义它要去干预，而在越南帝国主义依靠中苏冲突，首先依靠苏联官僚主义者的放任态度。这是苏联官僚主义者和各国共产党犯下的一个罪行，因为问题不仅仅关系到对越南的侵略，而是关系到帝国主义企图从中得利的世界力量的对比。今天它企图进攻印度支那，明天就可能进攻中国，其目的是改变它同工人国家和世界革命的力量对比。苏联目前采取的阻抑帝国主义的态度，那是由于帝国主义的胜利对它来说也是不利的。中间的解决办法是没有的。甚至帝国主义真是遭到阻抑的话，它已经证明它将准备发动原子战争。帝国主义轰炸印度支那不是没有考虑到相反的反应，不是不准备冒一次原子战争的冒险的。这些事态表明了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这些事态表明和平共处是不可能的，表明战争每时每刻都在接近，它随时都可能爆发。在这次危机中，甚至今天就能发生战争。
在两年不到的时间里已出现了其他几次危机，我们正处于战争边缘上。战争可能被局限起来，而且将会暂时停止。这不是什么有关美国竞选的问题。约翰逊下令攻击不是为了战胜戈德华特。不，问题涉及到帝国主义的政策。它在古巴也干出了同样的勾当。在进攻越南和进攻古巴之间有着完全相似之处。在古巴，帝国主义曾企图象在越南那样去干。我们说过：帝国主义在美洲国家组织中已遭到了部分失败，因为它最初的意图是谴责古巴为侵略者，然后向它发动侵略。美洲国家组织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具体决定，把它束之高阁，而作出了一个有待于今后执行的一般性的侵略决定。对越南也是一样。帝国主义的态度都是相似的，无论法国人对加蓬，英国人和法国人对苏伊士，英国人对婆罗洲和马来亚，荷兰人在印度尼西亚，态度都是一模一样的。它们完全依赖轰炸政策、军事恐怖和军事侵略，因为它们在社会方面和政治方面不可能给予回答。这说明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和平竞赛的基础就是资本主义承认它能依靠社会和经济的支持来取胜。但它的一切态度都表明它不可能支持这样一个政策；它不可能更长期地支持西贡。
东南亚的局势是帝国主义将在老挝、柬埔寨和缅甸执行的全部计划的一部分。这就是帝国主义的政策。根本没有什么和平共处能约束住它。它必然采取这样的行动。不是今天就是明天，这是显而易见的。
和平共处政策是用以迷惑和欺骗广大群众，尤其是服从占统治地位的各国共产党的群众的，然而群众会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投入革命。即使是共产党和工人国家类似的政党企图用和平共处来欺骗他们，他们也不会听从受骗。
帝国主义对北越采取的这一态度，说明它没有其他出路。不管它怎样辩解，不管是预料到的或没有预料到的进攻，不管是有或没有越南北方的攻击，它们都将找到进攻的借口。完全可以肯定越南北方从未发动过进攻，但它们仍采用同样的手段来回答。美洲国家组织表明，帝国主义准备把进攻推向何处。这也说明帝国主义和工人国家之间发生争执的间歇时间缩短了。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已经发生了美洲国家组织反对古巴的行为，又发生了美国对越南的进攻。严重危机的间歇时间越来越缩短了。
帝国主义表示，从它那一方面来说，它不能再长期地忍受这种局势，特别是南越危急的局势和拉丁美洲的局势。美洲国家组织的决议不仅仅指向古巴，而且还指向所有的资产阶级和拉丁美洲的全体群众，其目的是为了恫吓他们。它也直接指向智利、阿根廷、巴西、秘鲁、玻利维亚，其目的是为了威吓它们的政府和群众。美洲国家组织的决议要说的是：“谁组织一个社会主义的、国有化的政府，采取社会主义的措施，谁就将遭到侵略。”这就是美洲国家组织的决议。这就是帝国主义和平共处的政策。这就是帝国主义对若干共产党伸手言好、主张和平共处的回答。
工人领导软弱无力的回答
尽管各国共产党的决议批评、揭露和谴责帝国主义，但它却加以嘲笑。帝国主义明知自己受到广大群众的谴责和蔑视。当广大群众还没有动员起来剥夺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时候，它就会得寸进尺。它对美洲国家组织的态度和对越南的态度有相似之处。这是法、英、德、意、北美等帝国主义的共同路线。这一路线不能容忍和平共处政策，甚至最起码的民主权利。这一点在古巴问题上是十分明显的。它不能容忍古巴的存在，这并不是因为菲德尔·卡斯特罗（他是主张妥协的），而是由于古巴工人国家的单独存在显示出群众力量的强大、帝国主义的软弱以及它成为广大群众的一个范例。这才是帝国主义企图扼杀古巴的原因所在。古巴工人国家执行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妥协政策的一个无可置驳的和可耻的证明是，古巴工人联合会没有发出任何一个号召，它不存在，不受人重视。对于世界人民来说，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并不存在，因为它没有发出任何号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戈德华特和约翰逊的不同之处不在于哪一个或多或少地同工人国家有意和解，他们代表着两股潮流，正象世界各处所有政党内的两股潮流那样。这是资产阶级的两种语调。总的来就，他们有着不同的但不是敌对的经济利益。有些人认为经济发展是可能的，而另一些人认为是不可能的。显然，戈德华特或多或少地表达了依靠战争政策和军备等等的财团的意见。另一个政策路线决定于这一个倾向，它认为人们能够从工人国家中得到好处，正如波萨达斯在有关肯尼迪遇刺的文章中所写的一样。但这并不意味着戈德华特将对苏联宣战，正象戈德华特目前所说的和我们在上面说的那篇文章在九个月前所说的，他企图从“冷战”中得到更多的好处，换句话说，为了进攻，准备更好的条件。这个政策尤其要在美国人民中找到一个基础来为美帝国主义的政策辩护，并为战争后依旧活命的话作好准备。帝国主义知道，它不仅要发动原子战争，而且还要继续活下去，而为此它就需要有一个存在下去的社会基础。为此，他试图在美国人民面前证明它所干的一切都是必须的和合理的。因此约翰逊表面上采取了战争为了自卫的姿态。你们说“屠杀”，但他说，“我们要和平”。在此同时他还在轰炸一个民族，这个民族从未毁坏过它任何一艘舰艇。而他重复地说：“我们要和平”。美帝国主义对这样一个不属于它的、不处于它地理范围内的国家是没有干涉的余地的。这个国家离它有几千里之遥。美国没有组织一次十万人的示威游行来反对越南。为什么它不象菲德尔·卡斯特罗那样在古巴组织上百万人的群众集会，尽管他主张的是消极政策呢？在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号召下，示威群众要求保卫社会主义革命。他们发出呼声：“我们在这里准备对任何人的进犯保卫我们自己。”为什么帝国主义不这样做呢？它必然以轰炸代替示威游行，因为它不可能容忍和平共处。这件事应当成为各国共产党的群众、所有的同情者和所有同情社会主义思想的人的一个教训。为了打倒帝国主义，剥夺帝国主义，驱逐一切军事代表团，为了撕毁同帝国主义签订的一切军事条约，为了无偿地剥夺资本主义的主要工业企业，实行国有化，使它在工人监督下发挥经济作用，我们不能对和平共处抱有任何幻想，必须依赖革命的行动。
在玩一切花招时，帝国主义的有意识态度是企图找到它能进行恫吓的程度。如果帝国主义还没有把轰炸扩大到更远，这不是因为它只要给一个教训或一个警告，而实际上是为了看一看中国和苏联的反应。但是试探轰炸了百分之十的广大地区，这实际上是对一个国家的侵略。这种轰炸等于对这个国家的入侵。它之所以还没有入侵这个国家，是由于怕引起一些反应，因为象在古巴那样，它曾搞得狼狈不堪。
对越南的这种轰炸和进犯有同样的用意。这种试探，还不只象他们在古巴所做的那样是一种威胁，而是意味着帝国主义在目前决定要走得多么远。帝国主义从现在开始已决定进行战争，由约翰逊而不是由戈德华特来进行。否则的话，它将不会作出这样的明显表示，而会象在古巴那样进行威胁和封锁。它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这是因为它要先看一看苏联官僚主义者的态度。直到目前为止，它对苏联官僚主义者会不会让它放手执行这个政策还没有足够的把握。因为美国知道同中国和越南对敌是一回事，而同苏联对敌则是另一回事。
朝鲜战争已经向它们指出，尽管苏联不干预，尽管没有使用原子武器，尽管军事力量的平衡情况多少同今天有些相似，但美国仍然失败了，遭到驱逐。如果在那时候，苏联给了中国人向它要的三百架飞机，那么今天在南朝鲜已将不再有帝国主义的军队，只有一个新的工人国家，一个统一的朝鲜国家。
中国人应该从他们对苏联进行的一系列攻击中回忆起他们为斯大林辩护的时代得出结论。他们应该记起在朝鲜战争时，斯大林还活着，他并没有给中国人为了使朝鲜从美帝国主义手中解放出来所需要的飞机。中国人几乎忘记了斯大林的这一罪恶政策。斯大林之所以没有给中国飞机，不是由于疏忽或因为他早已抛弃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学习，而是因为这件事违反苏联官僚主义者的利益。今天赫鲁晓夫官僚主义者对此也采取了跟斯大林官僚主义者同样的态度。苏联官僚主义者在中国革命胜利中没有利益，在越南革命胜利中没有利益，在亚洲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中也没有利益。它在那里没有任何利益。
如果苏联在那里有利益的话，那么它会供给武器的。美国已派出若干舰队，为什么苏联不这样做呢？这不是因为涉及到一个禁猎区问题，而是因为他们在那里没有利益，他们是反对的，因为东南亚地区的革命发展将会改变中苏之间的力量对比。苏联内部的革命压力也将越来越大。因此他们企图采取维持现状、保持中立这一可耻而罪恶的态度。在老挝和越南保持中立，他们怎么说得出口呢？这必须由人民去决定。这是何等样的中立？我们不是中立分子，我们支持任何地区爆发的革命。这应该是苏联责无旁贷的。说保持中立时是苏联官僚主义者，而不是苏联人民。苏联今天之所以向美帝国主义提出警告，那是因为在苏联国内，有了争论、喧嚷、忧虑和不安。当苏联官僚主义者发现不得不发出不能再允许美帝国主义采取这种态度的警告时，这说明苏联国内的争论已达到什么程度，以及这种情况将在各国共产党之间的争论中起着什么影响。
这个情况将在中苏危机中占很大的比重。这将指出和平共处是不适宜的，对帝国主义必须采取强硬的态度，此外，还需要把各国共产党团结起来和集中在单一的领导下，它的政策和纲领是消灭资本主义的残余，必须在它进行如在越南正在进行的勾当之前把它消灭掉。所有这一切今天都将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但是值得注意的重大事情是，这里所关系到的是肯尼迪—赫鲁晓夫条约（实际上的）的那些后果之一。
如果帝国主义不依据苏联官僚主义者在革命胜利中没有利益可得这一事实而行动的话，那么它是不会采取这样一个行动的。为什么在古巴它不是这样做法呢？在古巴问题上，充分暴露了苏联官僚主义者的罪恶利益，同时也暴露了拉丁美洲若干共产党的反动。对于越南问题，他们只对帝国主义进行了不痛不痒的谴责，而在古巴问题上，他们则在所有报纸上通栏咒骂帝国主义。对于人类来讲，今天保卫越南北方比保卫古巴要重要一千倍。它千倍地更重要，因为亚洲革命的发展意味着结束帝国主义在东南亚和在太平洋的统治。帝国主义在亚洲被清除，这就打破了目前存在的平衡状态。今天从具体情况来看，古巴不象越南那样存在着被侵略的危险。可是，各国共产党对古巴问题发表了很正义的公报。越南的局势对他们的压力很大，他们表明他们对革命没有客观利益，他们只对官僚阶级的利益和利己主义的、腐朽的社会利益感兴趣。这一情况贯穿在一切过程中。
世界革命的补充过程
革命不是静止的。第四国际在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分析并阐明了不断革命的过程为什么是一个革命的补充发展过程。它分析了帝国主义为什么还能进行攻击，还能占领若干阵地，还能在某些反革命行动中取得胜利，但它不可能使历史倒退。而对帝国主义的每一个进攻，广大群众以促进世界另一地区革命的行动给予回击。斯坦利维尔目前依然掌握在革命者的手中。这一胜利证明只有第四国际曾说过的：依仗弓、箭和石头也能使革命取得胜利。当我们说用弓和箭有可能打败飞机的时候，有人嘲笑第四国际，指责我们是革命的唯心主义者。没有这样的唯心主义者。我们不是唯心主义者，而是客观主义者。因为实际上事情是这样发生的。群众渴望解放就促使他们拿起他们持有的武器，并用这些武器来取得胜利。就连帝国主义今天也不能不承认他们的冲锋枪、大炮和军队在刚果已为弓箭所驱逐。斯坦利维尔还掌握在起义者的手中。这意味着刚果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意味着在刚果有可能建立一个由中国、若干工人国家、本·贝拉和纳赛尔承认的新的独立国家。这意味着在帝国主义的非洲最强大的工业中心之一的地方发生很大的影响。帝国主义受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这一打击抵销它可能在越南北方取得的胜利岂止一千倍。
这说明和平共处的情况是什么。和平共处政策到处都经常遭到失败。苏联官僚主义者和一些共产党的和好表示只给帝国主义而不是给群众带来好处。相反，群众对和平共处是怀疑的。举例来说，在越南北方、刚果、印度尼西亚、古巴等是这样……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在刚果建立一个新的工人国家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此外，根据最新消息，如果在桑给巴尔真正地实现全部工业和土地国有化，那么在那里也应当把它看成是一个新的工人国家。尽管它和坦噶尼喀联合，但在十五天前巴比对意大利《团结报》记者发表的最新声明中是这样说的：“在经济上，我们是独立的。我们有独立的警察，独立的军队，我们进行着独立的管理。”如果桑给巴尔存在着这样一个局势，那么就应当把它看作是一个工人的国家。
帝国主义已经决定使用原子武器。向美国舰队司令问及是否将来会使用原子武器时，他是这样回答的：“我认为我们希望使用常规武器将会是足够的。”因此，他并没有作否定的答复。他的意思是说，如果常规武器还不够的话，他们将使用原子武器。换句话说，帝国主义是不择手段的。这就是帝国主义对和平共处的回答。这是从整个局势中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这一结论是菲德尔·卡斯特罗、格瓦拉、拉丁美洲各政党领袖和拉丁美洲各民族运动领袖所不能不考虑的。再不能对和平共处抱任何期望。帝国主义的态度是明显的：它不能容忍任何革命的行动、革命的压力和革命的进展。
帝国主义反革命的矛盾
对于帝国主义的这一行动，必须以革命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反对资本主义的政策予以回击。
工人国家方面的缺陷是十分明显的和无容置辩的。
美国所有的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者都追随着约翰逊的军事行动，但他们也同时出现了矛盾和动摇。他们知道，原子战争就是帝国主义的灭亡。参议员韦恩·莫尔斯宣布他将不支持给约翰逊以全权的要求，因为那表示愿意听由约翰逊宣布战争。这也说明他们准备走得多么远。约翰逊要求国会同意他所奉行的政策和他在这次危机中将奉行的政策。这意味着同意他可以推行他的政策导致战争。对于这点，参议员莫尔斯说：“我没有同意这样做，因为这就等于事先同意进行战争。”
他说出美帝国主义的意愿是什么。他没有说出他们之间的一切分歧。那些说约翰逊反对戈德华特，主战派反对“主和派”的人说明他们的论点是凭空虚幻的。根本不存在什么主战派和“主和派”。他们只是代表帝国主义的不同倾向，但有着共同的目的。他们只是在取得利益的形式上，从和平共处政策中牟取利益上有所不同罢了。除此而外，别无其他。在发生危机的时候，当他们相信他们能够进行攻击的时候，他们的行动是一致的。而即使戈德华特的支持者反对约翰逊的总政策，他们也还是一致地、无条件地赞成对越南的政策，这并不因此而赞成别的政策。换句话说，如果约翰逊走向软弱无力，他们就会不要他而向前推进。他们现在要的是从中取得最大的让步。
工人国家方面表现出很严重的缺陷。面对着十四个工人国家和代表世界人口一半的殖民地世界，面对着殖民地世界的革命，美帝国主义竟敢对一个工人国家发动这样一次进攻。这并不象那些把进攻看作是美国恶意的产物的共产党人所说的那样，它的进攻是由于它本身的力量或者因为它意志坚决或疯狂。美帝国主义者维护的是资本家的流氓坏蛋的、卑鄙的利益。他们采取的态度是符合帝国主义的：一种罪恶的、卑鄙的、恐怖的、反革命的态度。但是我们所应当看到的是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能够这样做，是因为工人国家没有一个共同的方案、一个纲领和一个预定的计划。
需要有一个革命的世界中心
由于还没有一个群众性的革命的共产国际，还没有一个革命的世界纲领，因此资本主义才能为所欲为。反之，资本主义就不会如此猖狂，革命就会进一步发展，人类的损失、战争的可能、经济和生产资源的破坏就会大大减少。人类遭受的这些破坏将是无限地缩小。帝国主义的行动受它所固有的软弱和它们的原子武器所支配。但原子武器所给它的力量只占次要地位。主要的还是工人国家在殖民地革命问题上缺乏团结和一致。如果有了团结一致，帝国主义就不可能为所欲为，因为它将立即遭到反击。这就不仅仅是对美国进行轰炸，而是号召群众夺取政权。帝国主义利用了世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的妥协政策，它们不去领导群众为夺取政权而斗争却引导群众同资本主义妥协，寻求在资本主义范围内进行的改革和和平共处。这正是资本主义所要利用的。
必须要有所有工人国家的一个统一政策、一个统一的纲领，必须有一个以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为纲领的世界中心。工人国家必须团结在一个组织里，团结在一个群众性的革命共产国际里，这个组织的纲领应该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资本主义”、“把群众组织起来驱逐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则不得不不断后退，并且在发动战争时将处于最坏的情况下。那时候甚至北美的群众也将看到这是帝国主义为了镇压革命而发动战争。这将是向帝国主义开战的革命号角。
但还没有这样一个组织。显然还缺少这样一个计划世界范围统一行动的组织，这个组织是为了推动群众为保卫工人国家并发展革命而斗争。这个计划、这个中心、这个群众性的革命的共产国际不仅是用来保卫工人国家，而且也将是推进革命发展的唯一手段。这是革命的组织。
帝国主义不可能在泰国或者在越南组织一次十万人的示威游行。如果有一个群众性的革命的共产国际，不仅仅是帝国主义将被消灭，苏联官僚主义者也要被打倒。即使苏联官僚主义者在开始时能够控制和支配这一组织，也不可能从中得到任何好处。革命的发展将清除苏联官僚主义者。正因为如此，苏联官僚主义者今天才干预印度支那，因为它不能允许帝国主义有所进展，这不仅仅是因为这样一来力量的对比将有利于资本主义，而且因为在苏联国内，工人国家的需要、组织和生活也反对它这样做。必须有一个群众性的共产国际。这是从当前局势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如果不是在今天，就会在明天，在十天或半个月以后，帝国主义就会侵略越南。
它的愿望是想通过侵略越南，达到侵略中国的目的。它想摧毁中国，并为摧毁中国找借口，不择手段地侵略中国，并试图消灭中国。它既没有经济借口，也找不到社会和政治借口，它什么借口都没有。它遭到了失败，但它无论如何要发动这次进攻，帝国主义不会接受让步。
这些情况表明，如果工人国家或工人的政党不先发制人，帝国主义就会先下手。正如它在美洲国家组织方面采取了主动那样（它的目的不外是要封锁和侵略古巴，尽管它没有什么力量），它也采取主动来轰炸越南北方。它之所以这样先发制人，不是因为它自己感到强大，而是因为它估计到一些共产党、苏联官僚主义者的消极被动和中国方面的部分被动。在资产阶级内部也存在着不平衡，帝国主义没有立即找到支持。十分明显，资产阶级感到恐惧，他们正在寻求一个妥协的政策。只有英国立即给予支持，并且刚刚发表了声明。如果美国的态度真正对世界资本主义有利，那么世界资本主义就会立即给予支持。这说明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不是缺乏团结，而是资本主义的惧怕使它对美国的态度产生了怀疑。这对革命将有很大的好处。
帝国主义在亚洲将不会后退
意大利和法国资本主义内部有了强大的群众运动，它已接近夺取政权的时刻。它使得资本主义深感不安，而建立群众性的革命的共产国际却就应该以此为凭借。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不采取主动而让资本主义采取先发制人的轰炸，那就不能继续保卫工人国家。工人国家必须采取主动，并且要有一个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纲领：没收土地，剥夺并驱逐世界帝国主义。中国的干预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对中国、对中国的革命及其对世界的影响来说，这种轰炸都是一个威胁。中国有责任干预，或者是直接支持越南，或者直接对抗美国。这不可避免地表明，即使目前的阶段过去了，不久的将来经常会可能发生局部战争，从而扩大为全面战争。美国人在这一点上是不会后退的。他们曾明确而断然地宣称：“我们不放弃南越”、“我们不放弃老挝”。他们是为此作了准备的。
失掉这些国家对美国来说就等于死亡。不能抱有这样的幻想和希望，以为约翰逊这次当选就会改变政策。美国不会放弃老挝，也不会放弃南越。因为如果失去了它们，也就会失去他们最后一块地盘的泰国。这对已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缅甸将会产生影响。缅甸已将近成为一个工人国家。这一发展过程也存在于印度尼西亚和柬埔寨（亲王正急切地要保持同中国的友好关系）。但在缅甸，这一发展过程基本上是进展得很远了。在那里，已经有了一支革命的军队。奈温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社会主义措施，进行了一系列的没收等等……。这说明要建立一个以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资本主义为纲领的群众性的共产国际是有着巨大的可能性的。
为驱逐帝国主义、推翻资本主义掀起一个谴责帝国主义的世界运动
必须掀起一个为推翻资本主义而斗争的世界运动。遏制帝国主义的最可靠的办法是作好一切准备，以期一旦爆发原子战争便能及早消灭帝国主义。这将大大减少人类遭受的损失。这就是这个时期中得出来的最重要的结论之一。不管人们今天达成什么协议，这种僵局将是暂时的。
帝国主义不能容忍东南亚存在这种局势。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不仅仅牵涉到老挝或越南，而且牵涉到整个东南亚。革命发展的胜利将立即席卷当前作为帝国主义在东南亚借以立足的堡垒的印度和日本。失去了这两个国家，就失去一切，既失去檀香山，也失去菲律宾，一个也剩不下了。这些岛屿没有任何重要意义，但印度和日本对美帝国主义有它们的重要性。革命将会摧毁这一切，但帝国主义却不会允许达到这一阶段，它将在这之前发动战争。
从这种局势中得出的结论是，为了剥夺帝国主义，为了准备革命、推动革命，为了剥夺资本主义，为了实现无偿的国有化，为了没收并把土地分给农民，为了工农联盟，为了建立新的工人国家，为了组成新的工农政府，必须掀起一个世界运动和世界范围内的群众斗争。在尼日利亚，群众刚刚举行了上百万工人罢工，尽管他们很落后（也门的情况相同），他们刚组织了以工农联盟为纲领、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的革命的社会主义工人党。这就是尼日利亚的情况。群众的意志得到充分的表达。这表明人类社会中存在着向往社会主义的良知。这应该成为对帝国主义的回答。
这也应该是对美洲国家组织所采取的措施的回答，以及对越南北方所采取的措施的回答。必须建立一个以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为纲领、为打倒尚在那里统治的资本主义而斗争的、群众性的革命共产国际。必须有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纲领，来争取小资产阶级、农民和中农参加为没收土地和归还土地、为驱逐帝国主义的斗争，同时组织为建立工人国家而进行的斗争。这就是必须给予的回答。
用不着跟联合国去说。联合国是一个强盗窝。官僚主义者力求把联合国当作调停的中心。不必停止在联合国里进行的辩论，人们在那里有可能利用它作为国际议会的舆论讲坛来鼓吹运动，但是要到联合国外面去寻求解决方法。就是应该在联合国之外去驱逐和剥夺帝国主义，剥夺资本主义，建立新的工人国家和新的工农政府。这就是对帝国主义的回答，对准备战争的回答，同时也就是不论后果如何而要扩大革命的回答。帝国主义已表示它准备发动战争。革命的胜利越快，帝国主义原子战争造成的损失就越小。
从帝国主义对越南北方采取这一行动得出的结论是：它显得十分虚弱，它表明不可能通过和平道路来解决，也表明帝国主义不可能动员广大群众，也不能依靠人民的意志。它只能依靠它的军事力量。
这就是它的巨大弱点。从群众方面来说，群众在斯坦利维尔作出的回答是，依仗弓和箭他们准备夺取政权。同样的情况存在于东南亚。
世界广大群众应该遵循以下的纲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资本主义！没收土地！分配土地！剥夺帝国主义！实现无偿国有化！实行工人监督！组织工农政府！
这就是第四国际的回答，向世界所有群众发出的呼吁。
（译自法文版《共产主义斗争》1964年8月号） |
评中苏冲突（杰尔曼〔曼德尔〕，196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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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中苏冲突
杰尔曼〔曼德尔〕1964年7月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五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4月出版
冲突的辩证法
共产国际的成立，其目的在使国际工人运动向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发展，当时由于战争和革命的时代来临，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但共产国际仅仅取得一个历史性的胜利，那就是：保卫住了并且巩固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从这次革命产生的苏维埃国家。而在世界其他各地，最初一阵革命浪潮全都失败了。结果是第一个工人国家在一个落后的国度里受到孤立，这种情况必然有助于这个国家发生向官僚主义的蜕化。这种蜕化的胜利过程又必然导致老布尔什维克党的破坏、共产国际对苏联官僚主义的屈服，以及共产国际变成只能服务于为了保卫苏联官僚主义而执行的外交策略的单纯工具。
从1943年以后，二十年的国际革命的历史低潮时期让位于新的高涨。这次高涨累积了在南斯拉夫、中国、北越、古巴、阿尔及利亚的革命成功；同样，至少在客观上，它又从苏联的军事胜利和东欧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通过官僚主义道路所遭到的破坏，得到补充的力量。各工人国家本身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也以其特有的方式摧毁官僚主义专政的基础。
从历史上看，中苏冲突首先表示出，已经不可能在旧基础上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官僚主义之间的关系维持下去。它表示出世界革命的高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官僚主义的控制及集中之间的冲突。从这个意义来说，虽然两个主角在表面上交换了位置（中国方面拥护斯大林，激烈地攻击南斯拉夫），它是在更大规模上重复南斯拉夫和斯大林之间的冲突。双方之所以有冲突，有激烈的冲突，那是因为苏联官僚主义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兄弟党）“共产主义世界”的独霸，遭到中国共产党的公开挑战，又因为苏联官僚主义为了保持这种独霸而利用国家压力（经济封锁，撤退专家，对资产阶级的印度的军事援助等）来对付这个“叛逆的党”。
冲突因此复杂化起来，因为这不仅是关于党与党之间的冲突，而且其中的某些党掌握国家权力，除了古巴的菲德尔派运动以外，全都是充分官僚主义化了的。所以，在世界革命的利益和苏联官僚主义的特定利益之间，在苏联官僚主义的利益和其他各国掌握政权的工人官僚主义的利益之间，在卷入中苏冲突中的各工人国家的实际利益之间[1]，存在有种种实际的矛盾。这就同时说明，为什么它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渐渐变成普遍性的冲突，以及为什么它表现出这么一种混乱的情况，其中任何一方都不能坦白地和公开地使自己同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革命的利益一致起来，它们总是把这些利益部分地，或整个地从属于自己特定的利益。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共产党都是执政的党，这还差得远呢；而所有的共产党的积极分子和领导人也并不都是官僚主义者。如果说在苏联领导人和中国领导人之间的这些表面上纯属教义性质的论战，可以反映彼此对立的利益的话，那么，它们同时又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共产党积极分子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内提出的，关于现时代革命的战略和战术的许多问题的真实争论。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斯大林统一体的解体所产生的后果——这一解体并没有产生一个真正民主的群众性革命的国际来代替斯大林的国际机器，而是陆续分裂成为好几个集团，有的向“民族”官僚主义发展，有的向要求摆脱一切监护，暂时局限于“民族道路”的群众运动的方向发展。
所以，中苏冲突既反映出毫不留情地摧毁了斯大林统一体的那个客观存在的世界革命过程的力量，又反映出这个过程内部的主观因素，也就是共产主义觉悟的相对薄弱，这就使得民族革命战略或战术的考虑，以及各个官僚主义的利益构成区分论战中各阵营的界线，同时论战双方的主角中没有一个真正举起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而这面旗帜却在目前进行的论战中反映世界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世界革命的利益。
这面旗帜是第四国际的旗帜，是当代列宁主义的旗帜。由于这个理由，第四国际不作为两敌对阵营之一的支持者而加入中苏冲突，而是以它的整个纲领干预冲突，并且提出它自己的解决方案。这些方案是惟一能使目前冲突朝着加强国际革命、加强真正革命力量的方向，而不朝着使它们分裂、瓦解、没落的方向得到出路的方案。苏联人和中国人彼此攻击对方为“托派”，并且从第四国际的正式文件中引用许多文句，来为自己的攻击辩护，这个事实就证明我们的立场是独立自主的。
但是我们的这个立场不是，也不能是弃权不管的立场。我们不能满足于把这两派官僚主义劝开，希望上帝有朝一日把它们全都用响雷劈死。我们是积极地干预这一深深分裂国际工人运动的斗争中的，这个斗争不仅关系到两派官僚主义的命运，同时关系到正在生气勃勃地发展的革命和真正工人国家的命运。我们参加斗争的路线已经在第七届世界代表大会和在第四国际重新统一代表大会上提出来了[2]。现在我们要来考察一下最近几个月来在冲突中所有的文件和大事。
苏维埃国家和国际的物质力量全都集中在苏联官僚主义手中，这就使得真正的共产国际有可能转变为一架为这个官僚主义服务的国际机器，而无需改变各党和国际的形式。在革命的国际低潮时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认为保卫苏联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这在客观上又便利了这个转变过程。在斯大林正式解散共产国际和许多在本国人民中有真正基础的工人国家出现之后，由于革命在国际方面的扩展和工人国家的经济及文化进步的联合影响，斯大林统一体解体了。这个统一体的解体导致物质力量的分散，结果产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多中心”的理论和实践，因为单独一个国家不能有这样大的力量，足以把世界共产主义的主要力量长期吸引在自己身边。
我们深信，上面说的是历史的一段弯路。中苏冲突和因此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的普遍论战，有力地表示必须成立一个新的共产国际，用民主方式来讨论和处理各党之间的争执，但这需要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讨论必须真正是以民主方式，真正是在平等基础上，真正是在各无产阶级政党之间，而不是在被官僚主义败坏了的各党之间进行。
冲突的原因
不管怎样，中苏冲突双方都不是真正的革命政党，而是程度不同的工人官僚主义机关，是极度官僚化了的工人政党，因此，应该把双方思想意识的分歧看成是远不及各自利害冲突重要，这才能理解冲突的尖锐性。
我们并不否认中苏冲突也具有思想意识冲突的形式，也不否认这场思想意识的冲突具有它特有的价值和逻辑。但单是思想意识的冲突不足以解释这次公开论战的激烈性和由此产生的国家关系方面的多种措施。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争论之所以这样激烈，只能由于这是对立的物质利益，是社会利益的冲突。
关于这一点，中国方面最近发表的文件明白无误地表示了出来。我们特别看一看1964年5月11日《北京周报》发表的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2月29日的信。中国领导人在信中列举下面所受的损害，这些损害全都涉及国家间的物质冲突：
1）苏联政府破坏了中苏边境的现状；
2）苏联政府对于抗美援朝战争中给与中国（和北朝鲜）的军事援助，要中朝两国偿还，而且这些援助贷款还要利息，使贷款的偿还推迟；
3）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没有事先通知或进行协商，就突然被召回苏联，这事“破坏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原定计划，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北京周报》第19期，1964年5月11日，第13页）。中国领导人原本可以再补充一句，说“在我国经济、国防、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部门的二百五十多个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工作的停顿，其后果特别严重，因为中国在这时候遭到一次表现为农业生产的退缩的特别厉害的经济危机。这好象是一把经济的匕首，刺在一个面临饥荒的工人国家的背上。中国领导人事实上是这样说的：“你们乘人之危，采取这样严重的步骤，完全违背了共产主义的道德”[3]；
4）苏联政府自1960年起，造成许多障碍，使中苏贸易不能维持以前的水平。人们知道，这个水平降到很低[4]。中国领导人没有指责苏联领导人在中国发生极大经济困难的年度，1959年至1961年间，没有给中国以无私的援助；其实即使加以指责，也是完全有理的。他们是这样说的：“我们不需要的或者不十分需要的物资，你们就大量给我们；我们很需要的物资，你们就卡住不给或者很少给我们。几年来，你们也利用两国贸易的关系作为向中国施加政治压力的工”；
5）苏联政府帮助印度反动派，供给他们武器来打苏联人民的中国兄弟。应当指出，中国领导人曾有一篇专文，署名是《人民日报》编辑部，题为：《苏共领导联印反华的真相》（1963年11月1日）。其中有一段特别值得注意：“苏联领导人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不仅背叛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而且也说不上是中立的。他们同美帝国主义一起，援助印度反动派反对社会主义中国、反对印度人民。他们不仅背叛了社会主义阵营，而且背叛了印度人民。”
以上是关于经济封锁、给予一个同工人国家发生武装冲突的资产阶级国家以军事援助、利用贸易为政治压力的工具等的五项严厉指责。对于这些指责，苏共领导提不出什么了不起的理由来反对，人们一读苏共领导1964年3月7日对我们刚才大量引用的中共中央的那封信的复信，或苏斯洛夫的报告，对这一点就不至再有什么疑问了。
在1964年3月7日的复信中，苏联领导人提到斯大林死后，他们就撤走了他们在旅顺的军队，清理了在中国的两国合营公司。这是确实的事。这就是说，他们取消了克里姆林宫对另一个工人国家的最可耻的军事政治的压迫形式。但中国的指责并不在这一方面。他们的指责是对其他的干涉和压迫的形式而发的，这些形式虽不及斯大林的那样卑劣、那样暴烈，但从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来看，也是同样不能容许和应该谴责的。对于这方面，苏联领导人提不出任何站得住脚的答复。
不错，苏斯洛夫长篇大段地极力为撤退苏联专家辩护，他说：1）中国当局虽然要求苏联专家留在中国，但同时把他们安排在不能接受的工作环境中；2）苏联专家抗议中国人在“大跃进”时对专门技术规律的无知所引起的损失，当他们的抗议得不到采纳的时候，他们就要求回国；3）中国当局从1960年春天起，开始对苏联专家“做工作”，设法影响他们反对苏共中央，因而引起他们的“愤怒”。在上面提出的三个辩解理由中，第三个当然是苏联领导人方面最有分量的一个。但从国际无产阶级利益的观点来看，从损害中国工人国家从而损害国际革命的一种行为这个观点来看，这个辩解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所以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两个国家之间的冲突——中苏边界这个次要问题除外，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缺乏资料——不是一个简单的“官僚主义机构之间的冲突”，而是苏联官僚主义机构违反中国革命和中国工人国家利益而卷入的一个冲突。很明显，在这类冲突中，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可能“中立”，而应当保卫中国工人国家，反对苏联官僚主义使用经济压力，甚至用在印度资产阶级和中国革命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供给印度资产阶级武器的手段，将赫鲁晓夫路线强加于中国。
剩下来要知道的问题是：两国之间的冲突的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对两党的文件加以仔细研究，特别对于事件发生的年代加以仔细考察，就会发现中苏冲突的根源是中国政府对帝国主义所持的不同态度。
要了解这点，只要考察一下这两个官僚主义对美帝国主义所表现出来的根本不同的立场就行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外交上没有得到承认，也没有被联合国接纳。它的内战实际上还没有停止，只不过是因事实上的停战而暂时中止罢了；一部分中国国土——福尔摩萨——还是为反革命和帝国主义所霸占。一支美国舰队驻在那里，经常威胁着中国工人国家。
反过来，赫鲁晓夫，象在他以前的斯大林一样，并且比斯大林更进一步，从有利于革命的世界力量对比的转化所造成的世界形势中，根本上极力同美帝国主义求得一个安排，一个总的协定。他从戴维营到巴黎，从维也纳到纽约，追求这个幻想。帝国主义在这一方面的最小一点点的让步，最小一点点的姿态，立即被赫鲁晓夫的宣传机器吹嘘夸张，认为是“缓和的证据”、“戴维营精神”、“缓和的精神”。一般来看，这些错觉使群众在对真实的战争危险的斗争中解除了武装，涣散了意志，而结果总是得到迅速的幻灭：在“戴维营精神”之后，是U-2飞机事件引起的危机；在维也纳会晤之后是1962年10月加勒比海的危机；在莫斯科条约之后，是目前在东南亚和在加勒比海的危机。
处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之中，而又受殖民地革命的更加直接的压力，中国领导对赫鲁晓夫关于“苏美友谊”那些废话的不恰当和可耻性特别敏感，这又何足为奇呢？中国领导在“戴维营会谈”时期就责备赫鲁晓夫忘记了提出福尔摩萨问题和中国进入联合国问题，这又何足为奇呢？中国领导得到的结论是——象在它之后菲德尔·卡斯特罗所得到的结论一样——如果有所谓“缓和”的话，那缓和决不适用于中国，这又何足为奇呢？
当中国领导听到西方的警笛吹出那多年来由戴高乐提倡的“欧洲人和西方人，包括苏联人，在黄祸面前的基本团结一致”的声音，接着是资产阶级报纸对赫鲁晓夫的狂热称赞（请看史蒂文森在赫鲁晓夫七十寿辰的特别演说词），他们该怎么想呢？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苏联领导不以特殊的努力来加强团结，从而消除怀疑不信，却利用经济压力和封锁，把自己的路线强加于人，那么，冲突的所有一切基本条件就都出现了。
同工人国家间的冲突问题相连的一个问题，是工人国家间的经济合作，或象现在人们所说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际分工”问题。苏联领导人多次攻击中国领导人是“民族主义”、“主张经济自足自给”等等。很明显，那些主张单独一国可以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的人是没有权利提出这些攻击的。而且，不可争辩的事实是，所有的官僚主义，中国的官僚主义当然也一样，总是表现出某种不应有的民族主义的倾向的。我们在后面再来讨论这个问题。但在这个经济问题的明确范围内，这个问题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实际上我们是面临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很少探讨过的一个领域。众所周知，照马克思的说法，根据世界市场价格的商品交换，是不等价交换，因而将相对不发展的国家的价值（劳动社会生产率在这些国家内低于平均值），向较发展的国家转移（劳动社会生产率在这些国家内比较高）。工人国家之间的商业贸易是不是可以根据世界市场的价格呢？如果不能的话，那么，人们对于价格可以利用哪一种客观的参考系统呢？如果可以的话，那么，这不是同样将“贫穷的”工人国家的价值向“富有的”工人国家转移吗？要补偿商品交换的这种价值差额，不就永远需要向穷国提供善意的援助才行吗？而且所有的“国际分工”都有把工业发展的不平衡情况固定下来的倾向，这不又是把交换中的不平等固定下来吗？也就是说，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这不就是“贫穷的”工人国家受“富有的”工人国家的“剥削”吗？
无论如何，中国人否认他们鼓吹经济自足自给的。下面是中共中央1964年2月29日给苏共中央的信里关于这点所写的话：
“你们经常攻击我们‘单干’，而吹嘘你们自己是主张社会主义各国的广泛的经济联系和国际分工的。但是，你们在这方面的实际行动，究竟是什么呢？
“你们侵犯兄弟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反对兄弟国家按照自己的需要和可能，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经济。
“你们欺负经济比较落后的兄弟国家，反对它们实行工业化，力图迫使它们永远处于农业国的地位，成为你们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场。
“你们欺负工业比较发达的兄弟国家，硬要它们放弃传统产品的生产，变成替你们某些工业部门服务的附属工厂。
“你们还把资本主义世界的弱肉强食的原则，搬到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中来。你们公然把垄断资本集团搞的‘共同市场’，作为自己效法的榜样。
“你们的这些做法，都是错误的。
“我们主张中苏两国之间，以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在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方面，实行真正平等的、互利的、新型合作关系。
“我们认为，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互助委员会必须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加以改造，使这个苏共领导一手把持的组织，改变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兄弟国家自愿参加的、真正平等互利的组织。”（同上15页）
人们至少可以说，以前南斯拉夫提出的同类的揭露（谁也不说南斯拉夫是赞同中国的），现在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在这一方面同苏联的冲突，经济互助委员会内部关于价格计算的争论，关于在经济合作中多边制度、双边制度或三边制度的利弊的争论，都不能反驳中国提出的这些指责。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对这些指责也只能发出无力的叫喊：“反苏的诬蔑！”……可惜的是太多的“反苏的诬蔑”都被不可驳倒的事实证实了，使人不能轻易驳回中国人在这方面提出的指责。
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战术的分歧
在这一方面，最近发表的中国言论（《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和苏联的言论（1964年4月3日《真理报》发表的苏斯洛夫报告），对于人们已经知道的思想意识的分歧，以及冲突开始以来所有的地位变化，没有补充多少东西。
中国继续把他们的攻击集中于下列各点：
1）他们肯定防止战争的根本战略路线是革命，而不是“和平共处”（和平共处作为不同社会性质的国家间的行为规约，他们并不反对，但他们说，和平共处本身长久下去是不能防止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
2）他们主张在现阶段，组成世界革命的主要部分的是殖民地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竞赛”——工人国家的力量加强[5]；
3）他们反对在帝国主义国家以及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和平道路”的论点；
4）他们认为有必要把殖民地人民的斗争引向武装斗争，更明确地说，引向游击战；
5）他们强调各宗主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国家的共产党有义务支援殖民地斗争，而这义务已经多次被破坏了。
在所有这些问题上，象在第四国际重新统一代表大会通过的文件中所肯定的那样，中国的论点是不可争辩地更接近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比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传统论点更为正确。
在战争问题上，毛泽东过去使用了错误的说法，可能使人认为他对世界核战争给人类造成的危险估计过低。很明显，关于这个问题，中国人早就纠正了，而今天如果重复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公开信中说的什么中国人“为实现全世界革命，毫无顾虑的要通过一次使数千万人死亡的全世界的核战争”，那就是干脆纯粹的诬蔑[6]。
现在只把中国的许多文件中的一段引在下面：
“苏共领导为了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惜采取造谣诽谤的办法，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他们硬说，中国共产党主张支持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就是要挑动世界核战争。
“这是离奇的谣言。
“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积极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包括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不这样做，就是背弃了自己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我们同时认为，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只有依靠自己的坚决的革命斗争，才能取得解放，任何别人都不能代替。
“我们一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取得和保持核优势。只有这样，才能迫使帝国主义不敢发动核战争，才有利于彻底禁止核武器。
“我们一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支持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不应当，也不需要使用核武器[7]。
“我们一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手中的核武器，永远只能是抵抗帝国主义核威胁的防御武器。社会主义国家绝不应当首先使用核武器，进行核讹诈、核赌博。
“……事实上，不是我们，而是苏共领导，经常吹牛，说要使用核武器援助这个国家或者那个国家的反帝斗争。（《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1963年11月18日的公开信。）
本来在实践上，关于这个问题的分歧已经很有限了，因为——至少在口头上！——苏联官僚主义并不反对必须“动员人民大众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它也跟毛泽东一样，认为如果帝国主义不顾一切，疯狂地发动世界核战争，那么灭亡的是帝国主义，而不是人类。人们很可以认为这种乐观主义的想法过于大胆，但不论怎样，这是赫鲁晓夫和毛泽东的共同想法。
中国人坚持殖民地革命在世界革命的现阶段具有头等的重要性，竟使他们被指责是种族主义！这是既离奇又荒谬的指责，因为从什么时候开始，拉丁美洲的人民——中国人一贯把拉丁美洲包括在这个最重要的地带内的——全都变成有色人种的呢？当苏联出席阿尔及利亚的亚非会议的代表加富罗夫攻击中国人“踏着成吉思汗（！）和希特勒的脚印前进”的时候，这不叫人想起另一个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所说的“希特勒托洛茨基主义”吗？当他毫不迟疑的在法国资产阶级的新闻记者面前说：“法国人（！）是不是认识到中国人是要联合黄种人和黑种人来反对欧洲人，来反对不管那国的白种人吗（！）？他们看到这种危险吗？”他不过是重弹那最卑劣的反共反华的宣传老调而已，而这才是就“黄祸”大做文章的真正种族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宣传呢。自称为共产党人的官僚主义者居然能堕落到这样低级的论战水平，真是丢脸。不过，这总算向我们证明，为反对苏联官僚主义的敌人而进行的论战，在克里姆林宫还没有收到非斯大林化的好处。……
中国人特别强调暴力革命、武装斗争的不可避免性，特别是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他们提出中国、越南、古巴和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教训，并且要人给他们举一个由“和平道路”取得胜利的革命例子来。这个主张被赫鲁晓夫主义者攻击为“教条主义”。下面是苏斯洛夫关于这方面讲的话：
“中国代表在跟尚未取得解放的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中，在国际会议的演讲和发言中，只是谈在这些国家内发动武装斗争的必要性。例如中共中央委员刘宁一就在世界和平理事会斯德哥尔摩会议上说，‘武装斗争的道路是被压迫民族取得完全解放的道路’。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贯支持反对殖民老爷们和反对专制暴政的武装暴动，一贯支持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战争，并且继续这样做。但他们从来就反对那种简单化的战术，这种战术的基础就是教条式地应用单一的斗争形式，而不考虑具体条件。在目前形势下，这样的战术更为有害，因为在许多（！）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中，民族政府掌握了政权，执行反帝的政策（！）。在这样一种形势中提出武装斗争的口号，把它当作一个普遍的解决方案，那就造成双倍的损失，既使民族解放力量迷失方向，又使这些力量不能去（！）打击帝国主义。说阿尔及利亚、加纳、马里和其他国家的工人面临武装起义的任务，这不是无知吗？象这样的目标归根结蒂只能加强反动派，他们正是要推翻这些国家的现存政府。实现这个目标的企图只能是造成在这些国家内的损害，像在印度尼西亚和锡兰那样。”（《真理报》，1964年4月3日）
这显然是拙劣的混淆和歪曲。让我们饶了这些“一贯”支持反对殖民主义和专制压迫的武装起义的（斯大林派或赫鲁晓夫派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吧；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战士和古巴的七二六运动的战士可以对这点说一些话[8]，且不提我们的秘鲁同志休戈·布兰科，他最近在正式从属于赫鲁晓夫的《新国际评论》中，被指责是一个“煽动者”，因为他犯了罪，想以武装来保卫秘鲁农民占有的土地，反抗为地主服务的无赖打手的武装攻击[9]。可是中国人显然从来没有说过在阿尔及利亚必须发动武装起义；他们正确地认为阿尔及利亚人民从帝国主义取得“完全解放”的任务，基本上已经由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武装斗争实现了，至于其余的，可以由现政府动员群众来完成。
中国人提出的问题所涉及的国家或者是殖民地国家，或者是由帝国主义的直接代理人寡头政府统治的半殖民地国家，或者是由同新殖民主义结成联盟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统治的半殖民地国家。在谈到由“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时，中国人很少谈反对这个资产阶级的武装斗争（这正是人们可以责备他们的地方），而多谈摧毁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地位的武装斗争，没有这个斗争，民族资产阶级终于要为武装的反动势力所推翻（他们对巴西事件所描绘的简图突出地表明了这一点）。
我们倒想请教一下，“民族政府”掌握政权的“许多”拉丁美洲国家是哪些？事实上，拉丁美洲所有各国政府，一个又一个地全都跟美帝国主义站在反古巴运动的战线上。我们也想知道这些神秘的“民族政府”的阶级性。至于在恰当的时机，为取得在印度尼西亚和锡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而进行一些武装斗争的“有害”性质，我们倒要请苏斯洛夫容许我们有跟他不同的意见。
不错，中国领导人在殖民地革命的问题上并不支持完整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他们继续鼓吹这个革命的“两个分开阶段”的论点，先是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然后是社会主义革命。但在实践中，这个论点跟赫鲁晓夫关于“民族民主国家”的论点的不同是对赫鲁晓夫有利的。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认为，这个革命的资产阶级民族革命阶段只是在无产阶级（及其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自己的武装力量才能取得胜利。当他们谈到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时，他们谈的是跟使1925-27年革命归于失败的联盟毫无共同之处的一种特殊联盟，是比较接近于毛泽东在1945-47年所主张的联盟：共产党保存它自己领导的自己的武装力量，控制自己的地区。事实上，这是双重政权的一种变相形式。
人们知道，按照这个论点，中国共产党领导今天依然认为，1949年10月在中国取得胜利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人们将看到，虽然我们同中国人在意识形态上有分歧，我们倒是乐于看到在未来的岁月中有很多这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
老挝的冲突很可以让人清楚地比较一下赫鲁晓夫派和中国人对于跟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不同看法。苏联官僚主义当时无宁是倾向于按照字面来执行日内瓦协议，把所有一切权力都集中在“中立派”的梭发那·富马亲王手中，但巴特寮拒绝让出自己占领的一寸土地，拒绝交出哪怕是一连士兵，一步一步地吞食反动派和中立派的地区，而当中立派露出真面目、同反动势力打成一片时，它就进而占领大部分老挝国土。我们没有充分的资料，不知道这个战术究竟在什么程度内符合或不符合老挝人民群众的愿望；但这个战术跟赫鲁晓夫的战术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
苏斯洛夫攻击中国人，说他们毫不重视解放了的殖民地国家中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关于这一点新华社于1964年5月16日发表了越南《人民报》总编辑黄敦的一篇文章，予以驳斥。中国人的论战所针对的，不是解放了的殖民国家中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发展的不可能性，而是在这些国家内没有事先完成革命，没有成立工人国家，没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单独通过“经济援助”、“经济建设”的道路而达到这一个目的的不可能性[10]。在这一点上，中国人的论点显然又比赫鲁晓夫派的论点更接近于革命马克思主义的论点。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力量的排队
只要把促成世界各处共产党分裂的直接原因列举出来，就足以看出这样一件事实，那就是亲华的倾向，在所有情况中，都是左的倾向，而直至现在，这个规则没有任何例外，这一事实无论如何是中苏冲突的意味深长的一个方面。
在印度，党的分裂起源于对中印军事冲突的态度：亲赫鲁晓夫的丹吉派主张同本国资产阶级的神圣联合，反对中国工人国家（这是比1914年的社会民主党更为卑劣的背叛）；亲华的兰那地夫派主张革命的失败主义。
在巴西，亲赫鲁晓夫的普列斯特斯派公然声称“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道路不适用于巴西”，主张“和平道路”，主张同资产阶级的政客结成腐朽的选举集团（大家都知道以后的结果如何！）；亲华派组成了巴西的共产党，主张武装起义的道路。
在秘鲁，分裂的直接原因之一是利马市市议会的选举：赫鲁晓夫派主张支持政府的候选人；亲华派主张支持民族解放阵线的菲德尔派候选人（民族解放阵线和前身是起义的美洲人民革命同盟的左派革命运动，以及由休戈·布兰科领导的托洛茨基派的左派革命阵线结成统一战线）。
在比利时，雅克·格里巴派批评赫鲁晓夫派共产党在1960-61年大罢工时，在刚果危机时，对斯巴克的对外政策所采取的机会主义的态度；官方承认的共产党不仅维护“和平道路”，而且维护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议会道路”。
在锡兰，桑穆加塔桑亲华派批评赫鲁晓夫派对班达拉奈克夫人的资产阶级政府所持的妥协态度，要求给工人罢工以更有力的支持。
在西班牙，共产党的三个亲华派主张以革命方式推翻佛郞哥，由此转向社会主义革命。赫鲁晓夫派赞成“民族和解”和用“和平的总罢工”推翻佛郞哥，从而转向资产阶级民主的重建。
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亲华派谴责赫鲁晓夫派采取社会民主党方式，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等。
当然，这些分裂在各国的程度有所不同，意义也不一样。一般说来，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亲华的党派比赫鲁晓夫派力量大；在帝国主义国家内（日本除外），亲华力量是少数集团。按照它们在本国社会和阶级斗争中所有的实际分量，这些集团或向对中国论点作有批判的支持的立场发展（这是在殖民地国家内的一般情形），或向整个地、不加批判地接受全部中国的立场发展（这通常引起迅速的分化，引起被左的路线吸引过去的青年和健康的分子同斯大林的老官僚主义者发生冲突）。
不过，中国的论点，或是按同一方向发展的菲德尔派的某些论点，即赞成武装起义的某些论点，看来有可能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取得胜利。这个胜利可能以下面两种方式实现：或者通过整个党、或成为大多数的派别接受中国的立场（特别象在印度尼西亚、老挝、南越、南朝鲜所产生的情况，在桑给巴尔可能产生的情况，将来在印度似乎也将产生这样的情况），或者通过整个党不公开加入中苏冲突而转向武装起义的立场（在委内瑞拉产生的情况就是这样，在好几个中美国家也就要产生这样的情况）。
人们当然不能排除这个假定，即在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人的日益增长的压力下，克里姆林宫对殖民地革命问题，至少在口头上和文字上，不得不要向左转。在目前，除了一些不算数的空话以外，还没有以严肃的方式表现出来；但当它看到可怕的前景的时候——特别因为这个前景使它丧失在帝国主义面前作为殖民地革命的“有效的谈判对手”的地位，这在老挝危机中已经清楚地显示出来了！——当它看到自己同正在世界上进展的革命越来越脱离的时候，类似的转变也不是不可能的。但人们现在不能在这个转变没有发生之前，预先估计它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中苏冲突的动力能产生什么影响。
在继续完全做克里姆林宫附庸的各国共产党和追随北京的各国共产党之间，最近六个月来，出现了一个由几个大党构成的“中间地带”，这些共产党虽然基本上或部分地支持赫鲁晓夫派的政治主张，但拒绝参加可能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完全分裂的组织活动。在这些党中间，首先要提到意大利共产党（意共本身越来越分为好几个倾向，一部分亲华的论点获得基层左倾分子的同情）、波兰党和罗马尼亚党。
当人们知道，赫鲁晓夫要立即召开共产党国际会议的计划，为中国、印度尼酉亚、北朝鲜、北越、南越、阿尔巴尼亚、意大利、波兰、日本、罗马尼亚、新西兰、英国共产党，为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而且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所拒绝时，人们就可以理解上述“中间地带”的意义了。这些党代表几百万党员和几千万同情者；他们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苏联官僚主义从此对这个运动部分地失去控制力量了[11]。
在关于国际革命的观点和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观点之间，不存在什么相互关系。对我们来说，这并不是新鲜事情。我们多年以来就强调指出，铁托南斯拉夫的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之间存在矛盾。它的对内政策无疑是比较反官僚主义的、比较左倾的、部分地走经济自治方向的——虽然由于在政治方面缺乏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而存在种种局限性——，而它的对外政策是超级机会主义的，从朝鲜战争到古巴革命，多次濒于背叛行为的边缘。由于南斯拉夫竭力邀请美帝的走狗、军事侵略古巴的鼓吹者委内瑞拉政府参加“不结盟”国家会议，古巴和南斯拉夫之间发生了公开冲突，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怎么还能否认这个矛盾呢[12]？
在各工人国家中，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官僚主义化的程度，和对国际革命的倾向程度之间，没有任何机械的和绝对的相互关系。同帝国主义的关系以及革命的永久性的辩证关系，在这一问题上具有无比重要的性质。1919年时贫穷衰弱的苏俄远没有1959年时世界第二强国的苏俄那样官僚主义化；1950年比较落后的南斯拉夫曾给官僚主义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施以打击，比在工业和文化方面先进得无法比拟的捷克斯洛伐克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早得多。进行工人管理的试验的是今日只有不到五十万无产者的落后的阿尔及利亚，而不是在有七千万无产者的苏联。是在不发达的古巴，而不是在一个工业化的国家里，革命的国际主义的面貌自十月革命以来第一次又以最鲜明的形式重现出来。
斯大林和非斯大林化问题
同样真实的是，随着中苏冲突渐渐恶化，中国人就更加重视捍卫斯大林和反对非斯大林化的斗争问题。以前，我们已经有机会强调指出他们对这个问题的某些主要论据的拙劣和虚伪性[13]。他们在最近的文件中提到斯大林的地方当然是一样。例如在他们答复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第七篇文章《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里，他们特别指出：“这是因为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内对外政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了最伟大的贡献，对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给了国际主义的支援。”
对于在列宁领导下的苏联共产党的功绩，我们之间没有分歧。但关于在斯大林时期的那些说法，那是歪曲历史真实，只能是愚昧无知或是对历史的蓄意伪造的产物。
请你们解释解释，中国的同志们，斯大林是怎样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内政策的。他强迫实行农业合作化，使苏联的农业倒退了三十年，到他死的1953年时，每一居民的谷物产量，以及在牧畜方面按人口计算的国家储备量，比三十五年前十月革命时还要低下。
请你们解释解释，中国的同志们，斯大林是怎样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内政策的。他把托洛茨基左翼反对派提出的加速工业化的要求从1923年推迟到1927年，整整推迟了五年，他同时宣称同布哈林团结一致，说：“我们现在支持，将来还支持布哈林”，而布哈林是依靠私有制的农民，要以“乌龟的步伐建设社会主义的”。
请你们解释解释，中国的同志们，斯大林是怎样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给了国际主义的支援”的。你们自己也承认，他在1925-27年的革命时期（对于这次革命暂时的失败起决定性的作用），以及在1940-49年时期，执行一条错误的政治路线并竭力把这条路线强加给你们[14]。
请你们解释解释，中国的同志们，斯大林是怎样对西班牙的“革命斗争给了国际主义的支援”的。你们的西班牙朋友的《无产阶级》报和《革命》杂志也承认，斯大林强使西班牙人民接受跟随“民主资产阶级”屁股后面的反革命路线，并堵住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大路[15]。
请你们解释解释，中国的同志们，斯大林是怎样对1944-47年的法国人民和意大利人民的“革命斗争给了国际主义的支援”的。他把最机会主义的、最右倾的路线，包括同君主独裁的反动派团结的路线，强加于他的陶里亚蒂，他又把下面这个著名的“革命的”口号强加于他的代理人多列士：“只能有一个军队、一个警察、一个国家”，也就是只能有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戴高乐的军队、警察和国家。他解除游击队的武装，阻止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请你们解释解释，这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怎么在1945年就在给英国共产党党员的那封著名的信中，传授那“走向社会主义的议会和平道路”的路线，而当赫鲁晓夫提出这同一条路线时，你们今天就理所当然地予以批判呢？怎么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革命家”以他的所有全部权威包庇了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关于以资产阶级的国有化为基础、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新民主”方面的喋喋不休的修正主义废话，而现在陶里亚蒂的所谓“结构改革”路线正是当时所谓“新民主”路线的忠实翻版。
很明显，中国共产党不是真诚的，因为他们可以一面揭露那些象苏联领导那样，“把社会主义在一国或一部分国家的胜利，实际上看作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结束”（《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的人们的观点，一面又可以赞扬斯大林的“国际主义”，可是大家都知道，就是斯大林，他反对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系统地捍卫了这个单独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16]。
所以，为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恢复名誉的企图，在整个中国的论战中显然是一个巨大的矛盾。有必要一面寻找这个企图的根源，一面寻找解决这个矛盾的方向。
中国人是“斯大林主义者”吗？对于这个问题，利维奥·麦丹已经做过一个初步的答复[17]，我们现在只把他的论证的大意重述一下。
很明显，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下面这个意义上是斯大林派；他们是斯大林的政治和组织学校的产物，——同样，赫鲁晓夫跟他在苏联国内外的朋友们和同盟者，从苏斯洛夫到陶里亚蒂，从铁托到多列士，全都是这个学校的产物。中国领导人也在下面这个意义上是斯大林派：他们的国家内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在苏联也一样没有——他们的党内没有党员的真正民主权利，——苏共的党员也一样没有，而且人们不让他们有知道中国“兄弟党”的意见的权利。中国共产党“不顾多次警告”，仍把载有中共文件的数万份小册子，送给苏共党员这个事实，被苏共领导人认为是中国人的一种“特殊罪过”。
但当我们离开这些一般性的范围时，情形就变得复杂多了。托洛茨基派从来就把斯大林主义看成是工人国家在一个特权阶层的力量下向官僚主义蜕化的表现。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认为，现在苏联的官僚主义显然比中国的官僚主义更有特权，更为富有，更脱离人民，更带有暴发户的保守心理。如果说讨论的自由，特别在非政治的范围内进行讨论的自由，在苏联可能比在中国广泛一些的话，那么，在中国，特别是在公社内（它的社员大会是国家的基层机构），自治管理的因素却比苏联的多。在苏联，开始非斯大林化的十一年以来，还没有民主选举的工人委员会，也没有民主选举的苏维埃，而且还在谈逐渐加强“厂长权力”的问题。
难道说，动力在苏联是向工人民主这个方向发展，而在中国则是离开这个方向吗？应该摆出事实来证明，而不能单靠引用斯大林的话！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无产阶级对官僚主义施加的压力在苏联比在中国大，因为苏联无产阶级数量较多，技术较熟练，文化较高。但国内的客观形势，尤其是政府的政策，并不单是这种压力的反映，而是这种压力同官僚主义的抵抗、力量和财力方面相结合的结果——至少在它还没有被政治革命推翻之前是如此。而从这个观点来看，苏联官僚主义的力量、财力和蜕化程度比中国官僚主义大得多。中国官僚主义在本国内没有遭到苏联三十年代的强迫合作化和集体屠宰牲畜所引起的那种可怕的紧张局面[18]。
问题的根子却不在这里。在中苏冲突下面的两个伟大社会力量，一是工人国家的无产阶级，一是殖民地的人民。直至目前为止，苏联官僚主义特别是对第一种力量的压力让步，中国官僚主义是对第二种力量的压力让步。要使中国官僚主义越来越脱离国内外劳动群众，保守政权得到真正的巩固，那就必须使这个官僚主义不再受殖民地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浪潮的影响。因为，我们不要忘记，托洛茨基认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斯大林主义不是“落后国家”的机械的产物，而是由于世界革命出现低潮而孤立起来的落后国家的产物。托洛茨基曾强调指出，甚至是革命“向东方”，也就是向其他落后国家的扩展，也要打断斯大林官僚主义的腰骨。人们很难理解，当世界革命正在高潮之中，官僚主义怎么会在这些条件下在中国又生长了出来[19]。
那么中国人为什么要掀起一个为斯大林恢复名誉的运动呢？是因为他们“真正”是斯大林派吗？毛泽东最初是为非斯大林化叫好的，这又怎样解释呢？——赫鲁晓夫主义者也提起这一点，不是没有道理的。事实上，他对斯大林的错误和罪恶的原因作了一个比赫鲁晓夫的更进一步、更合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是因为在二十大之后，在初次赞许“非斯大林化”之后进行的“百花齐放”的试验，使毛泽东深信非斯大林化对中国官僚主义太危险了吗？但又怎样来解释，在中国丝毫没有对斯大林的崇拜，中国报刊差不多从不依据斯大林，中国杂志上的理论文章差不多从不引用斯大林，而对斯大林言论的引用和为斯大林恢复名誉的整个运动好象完全是给外国读者看的，只是在答复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评论中和给“兄弟党”的文件中才有呢？
我们依然深信，中国人保卫斯大林的运动首先是为了战术的目的；它首先用来把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共产党以及其他共产党内怀念斯大林的人们，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下面这个事实至多是促进了这个运动，那就是毛泽东在维护斯大林的权威的同时，也就维护了一般的权威原则，因此也维护了他自己在中国和在中国共产党内的权威，此外，中国官僚主义害怕“非斯大林化”如果按照逻辑推到极端，就会产生过分爆炸性的力量。这当然算不了对这个运动的一种辩解，也不是一种证实。这个运动的目的和效果在工人国家中是罪恶的，它同时又是一个巨大的政治愚蠢。不过，在我们看来，这个解释更符合于整个形势。
所有马克思主义的定义，所有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同时也是一个历史的诊断。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立场首先取决于它对美帝国主义的特殊地位，它的特殊的国际形势，取决于它由于以上情况，也由于取得革命政权不久，因而受到殖民地革命的较强大的压力这样一个事实。所以我们认为恢复斯大林名誉的运动是它演化过程中的次要的、非主流的因素，不过这个运动给它的演化过程带来了一个矛盾的因子（归根结蒂，这个因子反映出中国领导的官僚主义本质）。
如果这个分析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就将看到中国人由于他们的立场的逻辑，不得不越来越攻击“单独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和平道路”和“与民族资产阶级团结”（实际是由民族资产阶级领导）；我们将看到他们不得不在事实上越来越捍卫“不断革命”的路线，不得不支持“亲华的”的左派共产党，即使是他们不能完全控制的党也是一样支持（印度、委内瑞拉、古巴，以及一般在拉丁美洲的菲德尔派）；不得不接受这些党同在锡兰、玻利维亚、秘鲁、阿根廷、智利和其他各地的托洛茨基派之间的事实上的统一战线；不得不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施加压力，使它彻底改变它的政治路线，开始为夺取政权而进行认真的斗争；不得不支持在非洲的法国势力范围地带的反帝的革命派，虽然他们和戴高乐在外交关系上日益接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斯大林主义”的实际效果，至少是关于世界革命方面，其趋势是逐渐减少而不是逐渐增加，剩下来的问题就是每个国家的群众运动和革命运动的自主力量的大小了。
反过来，如果我们的分析不正确，如果中国人的“斯大林主义”就是他们的根本“原动力”，如果他们从革命方面受到的压力只不过是次要的因素（只不过是一个“思想意识方面的借口”，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那么我们就将相反地看到，中国共产党要中止对于反对“中间地带的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的一切支持，而且推动这些国家的亲华共产党对它们国内的资产阶级采取右倾机会主义的政策[20]；我们就将看到中国共产党要设法以奴役方式，使正在生长的所有亲华左派共产党屈服，并且同所有不能百分之百追随他们的共产党粗暴地决裂；我们就将看到他们拒绝同托洛茨基派联合行动，即使当这种联合行动对于群众运动的前进是必不可少的时候也照样拒绝（在锡兰、秘鲁和玻利维亚的情形确实就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口头上对赫鲁晓夫政策的批评和他们事实上在许多国家内对这种政策的模仿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就将有目共睹；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必然要陆续丧失在殖民地革命内部的全部影响。很明显，到那时候，占统治地位的反革命斯大林官僚主义的影响已经占了最初的“左中派”的薄弱力量的上风了。
托洛茨基主义的幽灵
从赫鲁晓夫派和中国人最近的文件里，可以再清楚不过地看出，这两个敌对的阵营全都攻击对方是托洛茨基主义，全都攻击对方帮助托洛茨基派。毛泽东和苏斯洛夫都说什么“托派的渣滓”、“托洛茨基主义的可怜的残余”——垂死的、临终的残余，却由于他们彼此指责是由对方引起的在官僚主义阵营的突然“分裂”而奇迹似地复活起来了。但这只不过是个行文的问题。人们决不会为一个“垂死的”运动，为一些并不存在的组织写越来越长的文章，决不会在印发几百万份的文章里照原文引用我们的话。
为什么苏斯洛夫不指责毛复活了“布朗基主义”或者“无政府工团主义”呢？为什么毛不指责赫鲁晓夫是为布哈林派、布兰德勒派或白劳德派效劳呢？因为工人运动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这些短命的倾向，早就都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而托洛茨基主义则从没有象现在这样更有活力；在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中，它是到处都以政治的方式表现出来；同时随着近代无产阶级、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越来越多的“新”国家里发展起来，它在这些国家出现，从而鲜明地显示出了它的普遍价值。
辩论的论据一般是显然薄弱的，可能赫鲁晓夫主义者季莫菲耶夫的论据是例外，他在《共产党人》中不是没有理由地攻击中国人借用了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同时又大大歪曲了这个理论。中国共产党答复苏共“公开信”的八评，《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一般说来，也是一篇卓越的文件，显然是中国人直到现在所写的最好的一篇文章，对于其中的论据，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可以赞成百分之九十……哪怕只是因为他们自己说过所有这些话，而且说得更好，说得更早[21]。但象列宁所说：“一勺沥青可以弄坏整桶蜂蜜”；在这篇卓越的文件里的那勺沥青，就是下面这段话：
“苏共领导给中国共产党扣了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的帽子，这更是荒谬绝伦。事实上，继承托洛茨基主义衣钵，同今天的托洛茨基分子站在一起的，不是别人，恰巧是赫鲁晓夫。
“托洛茨基主义在各种问题上表现不一，而且经常戴上‘极端左倾’的假面具，但是它的本质是：反对革命（！），取消革命。
“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托洛茨基主义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实质上是一丘之貉。所以斯大林曾经一再指出，托洛茨基主义是变相的孟什维主义，是考茨基主义，是社会民主主义，是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先锋队。
“今天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实质，也是反对革命，取消革命。因此，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不仅同考茨基主义如出一辙，而且同托洛茨基主义殊途同归。‘托洛茨基主义’这顶帽子，还是赫鲁晓夫自己戴起来罢。”
上面这种推理的逻辑的确是很奇妙的。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所以它同“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是一家人。它们两个都是“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先锋队”。赫鲁晓夫主义呢，则跟考茨基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是一家人；所以它也是一支“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先锋队”。但这样就不仅意味着苏联今天是由一支“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先锋队”领导着，在苏联当权的是国际资产阶级（他们对这一点当然没有意识到），而且意味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他们是老早就可能被斯大林以“腐朽的自由主义”的罪名送到老家去的不可救药的修正主义和事佬——答应跟一支“反革命”先锋队坐在同一张桌子边，跟他们讨论，甚至建议停止公开论战，宣扬继续内部讨论，“达成一致的协议”[22]……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莫非也是类似的“先锋队”吗？人们看到，论战过了分，反而打中了自己；中国领导人想证明太多事情，结果在这方面完全陷到泥坑里去了。
他们说：“托洛茨基主义的本质是反对革命，取消革命，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难道还要浪费笔墨来证明这只不过是经不起客观辩论考验的卑鄙诽谤吗？托洛茨基的历史功绩正在于他在1905年就预言了导致俄罗斯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一定要到来，在1925年就预言了导致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不断革命一定要到来，“托洛茨基主义的本质”怎么能是“反对革命”呢？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希腊的托洛茨基派早在1944年就费了那么大的力气，作出那么多的牺牲，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跟斯大林-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进行斗争，“托洛茨基主义的本质”怎么能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呢？玻利维亚的托洛茨基派早在1952年就参加玻利维亚革命，美国的托洛茨基派就在合众国的心臟内，系统地组织保卫古巴革命的工作，法国的托洛茨基派和其他许多国家的托洛茨基派，在帮助阿尔及利亚的革命上起了头等重要作用，因而使得第四国际书记处的三个成员遭到帝国主义的指控和监禁，而日本的托洛茨基派在1960年阻止艾森豪威尔来日本访问的多次激烈示威游行中起了众所周知的作用，“托洛茨基主义的本质”怎么能是“反对革命”呢？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另一个阵营是怎样看待托洛茨基主义在中苏冲突中的影响的。苏斯洛夫报告《苏联共产党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而斗争》第七章的一大部分是专论托洛茨基主义的。标题是：《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新托洛茨基主义的偏向的危险》。我们不能把论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的段落全都引下来。我们只引下面几段吧：
“所以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采取了这条道路之后，中国领导人合乎逻辑地堕落到这步田地，竟至从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行囊里借用许多思想和概念，同样，他们又继承了托洛茨基主义在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斗争中的派别和分裂方法。
“是的，同志们，应该公开的说出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理论和政治概念的整体在许多方面都是托洛茨基主义的翻版，其实这些早就被国际革命运动所抛弃了。
“中国领导人关于战争和和平问题方面的概念实际是表示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托洛茨基派‘既不要战争也不要和平’的口号在新的条件下的重复。
“拿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反对同资本主义进行经济竞赛的积极鼓动来说吧。这种提问题的方式是新鲜的吗？不，它不过是托洛茨基关于放弃（！）和平经济建设，关于手持武器，向‘革命战争’的战术，向世界革命的‘加速’过渡的老主张罢了。
“人们知道（！），这就是托洛茨基派的不断革命论的真正涵义。在这个问题上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曾经有过历史性的重要意义。斗争的结果决定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和国际革命运动的命运……
“……中国人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蜕化’的危险的论点，跟托洛茨基主义的类似也同样明显。对这一类的捏造，我们可以这样回答：这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我们党老早就听过了。这是在新的条件下重复托洛茨基派所说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蜕化’为‘热月政变国家’这个诽谤。（《真理报》，1964年4月3日）
苏斯洛夫接着对中国领导人发出一连串的警告：你们以为托洛茨基派今天是“微不足道的小集体”，就可以借用他们的思想了。你们醒醒吧！他们将利用，而且已经在利用你们的革命了。从前，你们了解“小资产阶级渗透”的危险威胁着你们自己的党；今天你们好象把它忘了。是你们悬崖勒马的时候了，因为你们这种政策既威胁我们，也威胁你们自己。
这种“理论的”依据（苏斯洛夫无聊的议论的确只配带上引号！）是十分可怜的：倒说托洛茨基主张“放弃”和平经济建设（其实是为了这个缘故，他早在1923年就提出苏联要进行工业化，实施五年计划）；倒说中国人也是这样（实际是因为这样，苏斯洛夫才在后面一页中指责他们要过度加速他们国家的工业化）；倒说不断革命就是过渡到“革命战争”（对一生从没有见过真正的革命的眼光短浅、暴发的官僚主义者来说，无产阶级群众或一个革命的政党夺取政权的斗争只不过是……由苏联来发动一次“革命战争”）。这就是人们在今天，斯大林死后十年，对世界各处的数千百万的共产主义者，作为新福音一般提出来的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
但是，在这些可耻的伪造后面，倒有一种同真理距离并不很远的政治逻辑。苏斯洛夫说，中国人大部分思想的根源是托洛茨基主义；这完全正确！他说，这些思想威胁苏联官僚主义的地位；他也没有怎么搞错。而他最后警告中国领导人说，在他们那里同样有官僚主义，它有为“不断革命”的跃进付出代价的危险；这也是真理。
这就是中国人反托洛茨基派的立场的秘密，也就是他们的一般是进步的思想意识的立场和他们拼命拖住斯大林的企图之间的矛盾的秘密。因此，由于世界革命、殖民地革命、工人国家内的政治革命、还有我们应该期望的帝国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的进步而导致的这个矛盾的正面解决，将在当代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托洛茨基派纲领的基础上，创造出必要的力量，把争取国际工人运动革命路线的斗争同争取工人国家内社会主义民主的胜利的斗争结合起来，把坚定不移地保卫革命马克思主义原则的斗争、在所有工人国家的民主和平等的基础上重建统一集团的斗争以及根据民主集中制重建一个群众革命国际的斗争结合起来。
1964年6月10日
（译自法文版《第四国际》1964年7月号）
[1]关于问题的这一面，我们在谈到因“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分工”而引起的问题时再来讨论。
[2]特别参阅政治决议和特殊决议：《中苏冲突以及苏联和在其他工人国家的情况》，（《第四国际》第19期，1963年第三季度）。
[3]人们可以补充这样的话：你们完全违背了共产主义的道德，因为你们不在这时候以赠与形式向中国提供远远超过你们给尼赫鲁和纳赛尔的“援助”总额的特殊援助。赫鲁晓夫当时没有这样做，现在却吹嘘（苏斯洛夫的报告）他曾建议提供……一笔一百万吨小麦的信用贷款，即中国当时所有粮食的千分之六。在作出这样一种所谓“国际团结”的光辉表示之后，他的建议的虚伪性，也是不足为奇的。
[4]参看1963年3月《第四国际》18号所载我们的文章《中国经济紊乱的五年》。
[5]很有意义的是，苏斯洛夫的报告开始有一章专论社会主义阵营的加强，而这正是这篇报告的轴心。这跟中国文件的不同，很是明显。
[6]即使是无宁属于赫鲁晓夫派的，新的意大利左派社会党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人也承认这点。参看他们在1964年4月19日的《新世界》中《给中国同志的公开信》。
[7]这两小段引文的次序把原文的次序倒置了。——译者
[8]1964年5月9日的《圣战者》周报很及时地提起法国共产党和阿尔及利亚共产党对于1945年5月8日阿尔及利亚塞提夫起义事件所持的反革命态度。在谈到阿尔及利亚报刊在事件发生的时期报道的方式时，这家民族解放阵线的周报继续写道：“读者马上就可以看到5月10日（星期四）总督政府的政治和外交办公室主任阿尔帝先生给法国共产党和阿尔及利亚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记录。他特别谈到关于阿尔及利亚人民党（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政党，民族解放阵线的前身，极左翼）、法国人民党（法国法西斯政党，极左翼）中的希特勒代理人，以及混入其他自称民主的组织，为法西斯帝国主义服务，同法西斯殖民老爷和穆斯林封建主相勾结的代理人的挑衅行为。在制造流血事件的企图未能得逞以后，“这个罪恶的联盟就一心只想挑起内战了”。听到这些话以后，代表团作如下的建议：分配七千五百公斤谷类，解除对干菜的封锁，“特别是迅速无情地征办出卖给希特勒政权和法西斯帝国主义的维希卖国贼……”
中国共产党同志们，这些反对阿尔及利亚人民革命初期的卑鄙诬蔑，不是在斯大林时期说出来的吗？那么，斯大林为什么从来没有加以批评呢？岂不是他赞同这些诬蔑，甚至鼓励这些诬蔑吗？怎么你们可以攻击赫鲁晓夫的政策却赞扬斯大林的政策呢？前者只不过是后者的继续罢了。
[9]《新国际评论》1963年第7期第178-179页。
[10]“民族人民民主革命是向着社会主义发展的。把它进行到底，就将创造有利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条件——现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的任务，完全不是象修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是发展经济的任务。他们的最重要任务是集中他们的力量打击新殖民主义，把他们的民族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以及使他们的国家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上。”
请将上面这段文字同赫鲁晓夫主义的阿尔·哈吉和纳萨尔的文章比较一下，他们实际上认为，新独立国家向社会主义的演化主要取决于苏联的经济援助……：“在最近从殖民枷锁中解放出来的国家内，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只有非资本主义的发展才能保证加速的经济进步。现在有一个越来越强大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民族解放运动的广泛程度和力量都日渐增长，种种条件变得愈来愈有利于终将把这些国家引到社会主义去的那个演化过程。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主义各国在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竞赛中取得的经济成就，取决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给与刚解放出来的国家的无私的和不断增加的援助……”（纳萨尔和阿尔·哈吉：《民族解放和革命过程》，《新国际评论》1964年3月号第48页）。
[11]1964年6月号《共产党人》杂志承认，在九十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只有五十三个支持苏联立即召开共产党大会、解决中苏争端的建议。
[12]古巴报刊的文章曾转载于1964年5月8日的《世界展望》。
[13]参看我们的文章：《在反对赫鲁晓夫的斗争中，向前看列宁——不向后看斯大林》，这篇文章发表在1963年10月22日的《世界展望》。
[14]论文《关于斯大林问题》内。
[15]最后这家杂志的情形颇为奇特。它发表了许多托洛茨基的照片。他发表一篇论西班牙内战的文章，这篇文章在所有各点上（包括对于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批评在内）都同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派的分析相合。它承认在西班牙内战中的斯大林路线是错误的。它甚至承认托洛茨基在反对“单独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论战中，“肯定是正确的”。不过它耍了一个花枪，说是“就整个来看，托洛茨基错了，斯大林对了。”它厚颜无耻地硬说托洛茨基对苏联经济建设站在“失败主义的”立场上（忘记他是计划化和工业化的创始人），硬说托派运动三十年的总结是一部“反革命破产的总结”，还说托洛茨基主义在锡兰和玻利维亚“清除干净”了（？）。总而言之，这是斯大林式诽谤的陈腔滥调，不过是印在光滑漂亮的纸上，而它“精炼”的水平仅仅足以在刹那间迷惑一些没有政治教育和知识的巴黎拉丁区的青年人罢了。
[16]而且这些“亲华分子”在这儿犯了显然的矛盾。《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一文说斯大林打击了托洛茨基提出的在单独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革命》杂志说（第9期第49页），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提出的在单独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这在“理论上”是对的，但在实践上错了。《革命》杂志的负责人莫非是一个伪装的“托洛茨基派”（或赫鲁晓夫派）？或者说，应该到北京去寻找那些潜伏在《人民日报》和《红旗》编辑部的托派？
[17]参看《第四国际》第20期中他写的关于中苏冲突的文章。
[18]参考伊萨克·德歇尔：《毛泽东主义——它的起源、背景和展望》，见：《社会主义记事，1964年》第30-31页，伦敦梅林书店出版。
[19]似乎中国人重新提出斯大林关于随着无产阶级专政越来越巩固、阶级斗争越来越严重的论点。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他们显然是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但应当说，在赵林的文章：《关于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几个问题》里（发表在1963年11月20日第11期的《新建设》，这完全是内部流传的刊物，而且文章连一句斯大林的话都没有引用），作者正确地说，在一个或好几个国家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之后，阶级斗争将在国内和国际范围继续进行，直至阶级在全世界消灭为止。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一位中国作家把不断革命论的第二个论点重又提出来。托洛茨基说的话跟这毫无差别：“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不是革命的结束，而仅仅是革命的开始。社会主义建设只有在国内和国际范围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才能设想”（《不断革命论》）。同样，赵林说得完全正确，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是两个不同的阶级，两者之间各种不同形式的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在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之后的长久时期都是这样。因此，赫鲁晓夫关于苏联在阶级消灭之前的“全民国家”的“理论”是修正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借口赵林追求“一个暧昧的或卑劣的目的”，例如说他企图“在客观上为斯大林的恐怖时期辩护”（他对此却一字未提），因而反对这些论据，那是不严肃的。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有其本身的价值，并不因提出普遍价值公式的作者或时机而被贬低为一堆“客观上正确”或“客观上错误”的思想。
[20]日本共产党在1964年春季罢工时期的机会主义态度是这一方面的表现；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态度则好象比较反映出向相反方向的演化。
[21]参看在利维奥·麦丹著：《战后共产党的政治理论》（米兰施瓦茨书店）里面的，对于在意大利紧接战后的“特殊”条件下，以议会民主作为夺取政权的工具的新改良主义和新考茨基主义的理论的卓越批评。
[22]参看：《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
缓和和紧张——《第四国际》社论（196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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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和和紧张
——《第四国际》社论1964年7月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五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4月出版
国际形势显示着这样一些突出的矛盾是很少见的。一方面，人们不至于会否认“两大强国”正在作出努力使这一形势得到“缓和”并在某些问题上谋求妥协。另一方面，却存在着一些异常危险的紧张地区，这些地区远远不是在趋向于消失而是正在不时地发生危机，这些危机对维持和平来说是孕育着绝大危险的。
自从1962年加勒比海危机以来，寻求缓和方面曾表现为签订《莫斯科条约》、日内瓦裁军会议的谈判……作为这种寻求缓和局面的基础的客观原因有好几个：一次核战争所意味着的绝大危险、核军备竞赛的巨大经济负担、试验性核爆炸所造成的祸害。这些理由之外，还得加上：对这些“大国”来说，其他国家拥有这样的武器，即使数量有限，对国际政治将增加不可知的和不能确切估量的因素。但是，纵然有着这些认真严肃的理由，缓和方面并不见得有显著的和肯定的进展。恰恰相反，《莫斯科条约》并没有在核武器库存上带来丝毫改变（如果它不是有所增加的话），地下核试验依旧在进行。日内瓦会议，正象外交史上的无数次裁军会议一样，并没有取得任何具体结果。
至于紧张地区，人们可以说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还几乎没有消除一个，而在最近几年却出现了新的紧张地区。可以说全世界存在着象大地地売的现象那样有火山潜伏区和经常爆发区，潜伏区的潜伏性可能会突然中止（象柏林以及德国的分界线），经常爆发区则象目前的古巴和东南亚诸国，如越南、老挝、柬埔寨。
不能遗漏掉那些不时间歇地出现险情的地区：位于阿拉伯世界之中的以色列、塞浦路斯……传统的老式外交方式之外，现在还有着不少地域性组织和联合国，人们在那里提出各种控诉和反控诉，而这些组织所作出的“解决办法”时常是昙花一现的。
我们在本刊篇幅中曾不知多少次地指出：国际关系稳定化的想法是一种幻想，因为纵然“两大强国”政府所掌握的手段多么强大，它们从此已不再处于那样的地位，即对那些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瓦解和受到工人国家进展的鼓舞而被解放出来的力量加以阻抑的地位[1]。苏联领导人以及工人运动中追随他们的人所设想的“和平共处”是这样假定的：这些被解放出来的力量（这些力量在它们的动力的推动下正向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攻击），只将作出逐步的进展而且只在对资本主义说来不关重要的地区开始作出进展，而资本主义制度则将接受一种极其缓慢的、毫无剧烈挣扎的、无疾而终的死亡。可是，不但我们并非面临着这种富有诗意的远景，而且帝国主义也拒绝对这些既成事实俯首帖耳。
在对付古巴这样一个给全拉丁美洲以如此激动人心的和如此有吸引力的典范上，美帝国主义并不解除自己的武装而是雇佣各种反革命组织——统治阶级人们和武装小股——试图使这个第一次在美洲大陆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趋于失败。
在东南亚，奠边府之役十年以后，纵然美国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已开始对世界上这一地区的真正形势有所认识，华盛顿方面却依然坚持对这些为他们的民族和社会解放而行动起来的人民作战。美国国会匆匆投票通过几亿美元的补充军事预算，其进度之速正与迟迟讨论给予黑人以基本权利的议案的进度之慢形成对比。人们甚至看到这种带有讽刺意味的景象，即大西洋联盟的强大盟主、恃有核武器而自夸是西欧自由的保卫者竟向它的被保护人要求给它在越南战争上以援助，这种情况不免在法国领导人们中间引起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情，他们至今并未忘怀自己以前的不幸遭遇和美国当时的政策。
恰恰正是这种形势，即美国资本主义的强大物质力量和那本身看来并非美国的对手却在政治上和物质上给美国资本主义力量以打击的那些力量所造成的形势，远远不是有利于“和平共处”而是充满着来自帝国主义方面的非常巨大的祸患；帝国主义的行动受着阶级利益的支配，既不懂得历史的发展，因而致力于大量地和迅速地调动它所掌握的力量来谋求一种解决办法。应该补充说，对美国领导人们说来，要想同苏联人达成协议的那些谈判的目的，较少地是为了要达到普遍的缓和而更多地是为了要得到在世界上这一或那一地区进行干涉的自由行动。中国领导人们对于这方面的事情是非常警惕的，而这也是他们同苏联领导人们发生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
今天世界所处的情况并非面临着这样的矛盾：缓和还是紧张。各帝国主义的内部并没有战争势力和和平势力之间的冲突，那种有可能通过明智的压力和工人运动的支持来使结果有利于保持和平的冲突。帝国主义在某些方面作出缓和的努力以便在别的方面更好地打击革命运动。帝国主义将不会因向它发出一些呼吁和召开一些代表大会而陷于瘫痪，在这些代表大会上多少年来都曾一再高唱为和平和为和平利益的同样大合唱。唯一现实的方法，就是动员群众给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帝国主义以无情的打击。
不错，最近期间是以帝国主义阵营内部出现有那些离心倾向为标志的。人们是否能利用这种形势来削弱美帝国主义并使它在进行干涉方面更加困难呢？
人们知道在这件事上，中国人曾说过某种“中间地带”，特别着重提到法国的情况。人们也知道在这上面苏联领导人们曾攻击中国人，谴责他们同某些帝国主义搞同盟或联合。由赫鲁晓夫那样希望同美帝国主义达成协议的人来谴责中国人所要同二等帝国主义者做的事情，这种谴责是毫无价值的。问题在于要知道怎样去利用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分歧，而不是怎样成为帝国主义者的玩具。
为了这个目的，只有一条行动路线：国际工人运动和殖民地群众运动应最保持它们本身的目标，拒绝把自己变成这一个或那一个外交结合的筹码，即使这样做是会对这一个或那一个工人国家有利的话。不去利用现在戴高乐对美国政策所采取的有距离的态度将是莫大的错误；但是以工人纲领的名义而不去对戴高乐统治进行斗争也将是莫大的错误。法国的当前形势是个再好没有的缩影，它反映着对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进行干预所能有的可能性和危险。法国的工人政党今天都处于吊在空中的地位：社会党只知道谴责戴高乐的“民族主义”并跟在反动浪潮后面反对他的“欧洲主义”，共产党则在寻求在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基础上同社会民主党成立“联合一致”时，不知道怎样来说明情况，它们两者都让戴高乐在对付美国上涂上某种独立的色彩并让他在第三世界方面涂上自由主义的色泽。
从中苏冲突上表现出来的好处之一是：面临着这些工人国家领导班子之间的严重对立，此后将更容易地（特别是在各国共产党中）为给予所有国家的工人运动以它们自己的目标而进行斗争。而正是这样才使工人运动能更有效地为保卫工人国家反对帝国主义世界和为帮助这些国家的广大劳动群众从官僚统治下解放自己而进行斗争。
面临着帝国主义侵略和一切类型的外交交易所带来的危险，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以最大的努力向工人和殖民地群众运动提出如下的几项特别重要的任务：
保卫古巴革命；
从东南亚撤出一切帝国主义的武力；
废除在亚洲、中东、地中海、太平洋、非洲以及欧洲各地的一切外国军事基地；
进行销毁核武器库存的斗争，首先支持那些在各国内部为要求各该国资产阶级进行单方面废除核武装而斗争的运动。
（译自法文版《第四国际》1964年7月号）
[1]资本资本主义瓦解的观点是被一部分自称“左派”的新闻工作者、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等等所反对的。这种反对是以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为理由的，但是，即使以这一繁荣时期的异常持久为理由，又怎能把促使这种繁荣（如军备竞赛）而并非象征稳定的某些情况以及殖民地革命（即使不谈工人国家的进展）的情况一律抹杀呢？对资本主义作出判断是不可能只就资本主义国家本身的情况来论断的，它必须用全世界范围的尺度来衡量，而从这个角度来说，资本主义制度自身呈现着深刻的瓦解状态是无法加以否定的。 |
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支持锡兰平等社会党（革命派）非常代表大会的信（1964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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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支持锡兰平等社会党（革命派）非常代表大会的信
1964年7月10日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五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4月出版
亲爱的同志们：
第四国际的联合书记处代表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向你们的集会表示最热烈的友好祝贺。你们在遭受佩雷拉及其同伙的打击的情况下支持革命社会主义原则的坚定立场，已经到处获得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赞扬。你们的原则性很强的行动已经清楚地表明，你们代表着锡兰的工人和农民的革命社会主义前途。
结合着你们的斗争，第四国际的联合书记处除在6月22日的声明中宣布的动议外，已经通过了下列的动议：
（1）赞成6月7日在科伦坡“工人文化宫”举行代表会议的决定。
（2）赞成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今后在以佩雷拉为首的集团所放弃的平等社会党党纲的基础上作为平等社会党（革命派）而发挥作用”的决定。
（3）赞成由这次会议选举一个临时委员会。
（4）赞成平等社会党（革命派）紧急会议为选举该党常设机构并完成这种会议所应有的其他任务而作出的安排。
（5）承认这次紧急会议是继续推进锡兰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团体，授权它表明第四国际锡兰支部的态度并处理属于该支部的任何事务。
（6）赞成平等社会党（革命派）按照重新统一代表大会所采取的立场继续出版《平等社会》僧伽罗语周刊。
（7）再度呼吁所有投票赞成佩雷拉的参加资产阶级联合政府的建议的人以及由于害怕“分裂”而尚未同他决裂的人集合到平等社会党（革命派）方面来，因为它是在锡兰坚持锡兰托洛茨基运动所依据的纲领的唯一组织。
※※※
我们想对你们的紧急会议发表如下的简短的意见，至于其他问题和更为广泛的意见，则留待将来仔细考虑后再行提出：
毫无疑问，佩雷拉和他一伙人的投降行径给锡兰先锋队带来严重的挫折。它会有助于缓和锡兰资产阶级所面临的政治危机。再结合总理的某些让步，它会助长一部分人民对于在结构上改革资本主义的可能性抱有幻想。因此，佩雷拉的支持和参加资产阶级联合政府的政策会帮助锡兰资本主义延长寿命。
可是，让步和改良的途径将由事实证明在锡兰是没有前途的。要求解决的各项问题的规模远非锡兰的资产阶级和地主的财力和人力所能应付。人们将越来越清楚地看出，有必要转而采取革命的解决办法乃是一件无可避免的事，如果迟迟不予采取，就会发生政治和社会的灾难。先锋队不久就会面临把锡兰政权接收过来的巨大责任和机会。
按照这个前景来看，预料锡兰托洛茨基主义者将很快就从佩雷拉的领导所造成的损害中恢复过来。但是，要想保证实现这一点，那就必须从经验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加倍努力地进行工作，并想方设法根据过渡时期的要求去同其他战斗流派采取共同行动。必须强调指出，对于解决无产阶级在锡兰的领导地位的危机问题来说，一个正确的过渡时期纲领仍然是十分重要的。
在这个过程中，你们可以依靠整个的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精诚合作和同志式的支持，因为它非常关心锡兰这个国家及其前途。
同时我们可以肯定，全世界的托洛茨基主义者都认为平等社会党（革命派）将在帮助和支持第四国际方面开辟新的一章。你们知道得很清楚，在以前的领导下，友好关系往往是空口的应酬话。这意味着削弱第四国际这一世界组织，帮助平等社会党的右派，并在其他地方助长相类的民族主义的或地方性的派系。这种置国际主义于度外的情况在我们的国际运动遭到分裂的几年内变得更加严重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特别受到损害。
由于世界运动在去年重新实现了团结，一支比较强大的力量开始对一切离心的、民族主义的倾向进行斗争，而这种倾向在锡兰是显然以佩雷拉为代表的。在右派看来，这支新的力量不能不是一种随着团结精神在团结大会所规定的革命社会主义原则的基础上日益巩固而肯定会有所增长的对他们的倾向的威胁。毫无疑问，这种形势使他们觉得更加有必要决定赶快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在他们的破坏纪律的罪恶昭彰的行动中，佩雷拉派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派系有了共同的基础，其中有些派系带有极左派的色彩，它们的“托洛茨基主义”没有发展到认真遵守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程度。
平等社会党（革命派）已经证明它能够实行这些原则，因而它的榜样已经加强了第四国际，有助于巩固以团结大会所采取的纲领为基础的团结。我们指望你们将来在这方面起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负责出版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理论性机关刊物《第四国际》方面，你们已经作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现在希望通过你们的合作来使刊物的出版正常化，并使它充分地获得它所应该获得的成功。
在反对佩雷拉所领导的机会主义倾向的斗争中，第四国际锡兰支部的主要干部所树立的榜样是各地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可以引以自豪的。我们希望，当你们以这场斗争中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为基础而向前迈进的时候，平等社会党（革命派）不仅将把自己改组成为一个以革命社会主义原则为基础的群众性组织，而且这次将在国际范围内起一种模范作用，以帮助建设列夫·托洛茨基所创立的第四国际。
致以兄弟般的敬礼！
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
1964年7月10日
（译自《世界展望》第2卷第28期） |
无用的革命领导（皮埃尔·弗朗克，1964年7月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相关链接：皮埃尔·弗朗克
无用的革命领导
皮埃尔·弗朗克1964年7月7日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五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4月出版
［第四国际的创始人之一皮埃尔·弗朗克是以前列夫·托洛茨基的秘书。他出席了6月6-7日在科伦坡召开的锡兰平等社会党的特别会议。作为第四国际在那个集会上的正式代表，他支持了左派反对佩雷拉的关于拥护资产阶级联合政府的建议或其任何变种的斗争。］
※※※
锡兰平等社会党在6月7日举行的特别会议经过表决同意佩雷拉和他的朋友们参加资产阶级联合政府，乃是一种反对第四国际和锡兰群众的行动。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是一个革命领导趋于衰竭的结果。
锡兰平等社会党的来历
平等社会党过去一向在第四国际占据一个独特的地位。它的来历和我们运动的其他一切支部的来历都截然不同。总之，我们的运动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是在有相当基础的工人运动内部的比较深刻的斗争中产生的。在锡兰，工人运动本身在三十年代末期由一群在英国大学受过教育的年轻的革命者所引起，他们恰巧在左派反对派反对斯大林主义的伟大斗争达到高潮时受到共产主义的吸引，决定拥护不断革命的学说。
必须补充说明的是；当锡兰资产阶级自己不想对英帝国主义进行任何斗争，甚至不想仿效邻邦印度人士来进行斗争的时期，这些年轻的革命者在国内崭露了头角。
在大战期间，锡兰平等社会党的领导集团开除了企图同帝国主义合作的斯大林分子。托洛茨基主义者遭到了迫害和逮捕。其中有些人逃到印度，在地下继续进行斗争。这样，在战争结束以后，他们回到祖国时享有极高的威信并站在工人运动的最前列。
象每一个政治组织一样，锡兰平等社会党经历了多次的内部斗争。小资产阶级的思潮被消灭了，同时大多数的领导也阻止了通过有组织的工会工作而获得权威的佩雷拉的著名的机会主义倾向。
由包括考尔文·德·席尔瓦、莱斯里·古纳瓦达尼、贝纳德·索伊萨、多里克·德·苏扎和埃德蒙·萨马拉科迪在内的许多人物组成的平等社会党真正的领导，具有高度的智能和昂扬的斗争精神。全锡丝都承认他们是真正的领导小组。这个小组现在已经解体，因为大多数人在政治上破产了。这是平等社会党所经历的道地的悲剧。这个事件的原因何在？它是怎么发生的呢？
必须说明，这个领导小组固然具有十分优秀的品质，同时也有着一些缺点，这些缺点的后果现在已经充分显露出来了。
首先，就政治教育的水平来说，这些从事国际托洛茨基运动的种种活动的人和党的大多数成员之间存在着一个很大的距离，因为后者不懂英语，又缺乏用本国语文写成的合适的政治教育材料。这个领导小组密切注意第四国际的生活，但没有充分地投入到这种生活中去，也不想把整个的党带进这个生活中去。
这个缺点在国际规模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中间是尽人皆知的。不管其他的问题怎样屡次使他们暂时意见发生分歧，对于这个问题却一致表示关切。第四国际在组织上和财政上一般力量薄弱，不可能采取比较有力的措施，例如派遣十分干练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到锡兰去长期工作，以便帮助提高该党的政治水平。正如国际书记处和国际委员会所承认的那样，1953年的分裂没有予以帮助；而去年开始的重新统一又不容有足够的时间在这种形势下作出新的共同一致的努力来采取一项有力的、健康的措施。
平等社会党多数领导的第二个缺点是：战后议会的胜利使议会派的倾向有所发展，而这种倾向从开头就没有遇到有力的反对，并且它的最后的结果当时还看不清楚。甚至党的紧张活动都集中在争取议会议席的斗争上面。
第三个缺点可以说是党在其最初几年的纯粹“劳工的”性质。平等社会党的领导人通过他们的活动，已经赢得了锡兰大多数工人（科伦坡的工人、运输工人、白领工人等等）的信任。但长期以来，他们没有抓住锡兰无产阶级的最重要的部分，即包括原先由英国人“运入的”、今天没有取得锡兰或印度国籍的印度人在内的种植园工人。平等社会党有一个时期在这方面获得了良好的发展，控制了这些工人的一个强大的工会组织。可是，除此以外，他们很少深入到构成全国人口多数的农村群众中去。
我们可以说，锡兰并没有象印度或其他许多不发达国家那样的贫苦农民。不管这些群众中间的生活水平是多么低，他们却并不遭受饥荒，也没有陷于绝望的境地。形势是很复杂的，并且据我们所知，还没有人对这种形势进行过认真的硏究。总之，平等社会党从来没有为这些群众拟订什么纲领。（锡兰共产党的情况也差不多。）
独立以后
锡兰象印度一样，英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同意给予独立。政权转移到了统一国民党的手里，而这个政党是代表锡兰资产阶级通过他们的种植园、他们的对外贸易直接同英帝国主义勾结的那个人数不多的阶层的。最初几次选举使平等社会党在反对派的系统中占主要地位。从此以后，不但产生了对议会的种种幻想，而且滋长了这样一种想法，认为统一国民党已经衰落和破产，它的末日就将到来了。
可是在五十年代，另一个组织即锡兰自由党发展起来了。使平等社会党的领导人大吃一惊的是，这个新的政党在1956年赢得了选举的胜利，从而执掌了政权。那时，平等社会党的领导人把锡兰自由党说成是一个它的社会基础比统一国民党较为广泛的资产阶级政党，可是他们认为：这个政党也很快就会失势，那时平等社会党就可以有所发展了。
1960年3月的选举的结果使这种希望成为泡影。平等社会党的多数领导人感到手足失措，内心开始动摇。与此同时，带有改良主义思想的佩雷拉则开始越走越远。那时他建议同锡兰自由党组织联合政府。这个建议遭到了拒绝，但平等社会党的议会党团却投了对政府的信任票。第四国际公开地不承认这次投票[1]。
由于班达拉奈克政府逐渐右倾，平等社会党恢复了它的对抗，但并没有对以前的立场进行任何认真的自我批评。它提出了要建立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府的口号。于是，它同锡兰共产党和人民联合阵线这一小资产阶级团体组织了所谓左派联合阵线。这是一个所提出的纲领不够充分的同盟，因为它的纲领没有包括那些同无国籍的印度工人有关的工会组织，而且这个同盟并没有在同锡兰自由党的对抗中表现为夺取政权的候选人，虽然广大的锡兰群众正是怀着这种希望才对左派联合阵线表示热烈的欢迎的。
最后，大约在三个月以前，佩雷拉秘密地开始同总理进行私人谈判。虽然大约在一年以前组织起来的平等社会党左派坚决反对关于组成联合政府的任何建议，多数的领导却赞成不但由平等社会党一党、而且由左派联合阵线的一切组织参加联合政府。
为了给这种立场找根据，他们说锡兰自由党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组织，虽然那时它已经在资本主义的框框内当政了八年，并且他们还似是而非地用古巴和阿尔及利亚的例子来作比较。可是他们不希望由平等社会党单独来贯彻这个行动。就佩雷拉情况而言，这里所包含的是一切改良主义者不能不犯的严重错误。为了影响小资产阶级群众、即在锡兰具体情况下的农村群众，他们不是希望通过战斗纲领来争取他们，而是希望采用那种同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联合起来的办法去争取他们；这个资产阶级政党当然并不代表这些群众，它对他们进行剥削，并且利用他们的反动情绪、特别是反对国内少数民族这种反动情绪来维持资本主义统治。
平等社会党的代表会议
由于平等社会党多数领导人的优柔寡断和迟疑不决的态度使他们在有一段时期已经停止进行教育的党内丧失了威信，佩雷拉变得格外胆大妄为了。党的代表会议固然是仓卒召开的，却显著地证明了这一点。
会议提出了三项决议案。经过两天的辩论，决定首先提出萨马拉科迪-泰姆波动议，因为它在原则上是反对参加任何联合政府的。它得到了一百五十九票，占总票数百分之二十五左右。
接着提出了德·席尔瓦-古纳瓦达尼动议；这是曾经实际上把党领导了二十五年以上的人们的动议。它是作为对佩雷拉动议的“修正性质的”动议而由古纳瓦达尼提出来的。它得到了七十五票，约占总票数的百分之十。
问题还不止这样。佩雷拉的决议得到了百分之六十五的票数；但在赞成德·席尔瓦-古纳瓦达尼动议的七十五票中间，约有三分之二支持佩雷拉的决议。于是，过去起了这样卓越的作用的和赢得了这样大的威望的人们，就发现自己在领导了党二十五年以后只得到二十五票左右，即不到总数的百分之四。
在辩论期间，当其他两派对他们的立场表现出信心的时候——佩雷拉派相信自己的改良主义，萨马拉科迪·泰姆波派相信革命纲领——中派只能表示他们自己的态度含糊和意气沮丧。他们既然忘记了自己所写的有关不断革命论的文章，自然就看不出一个资产阶级虽然不能争取民族独立，却是会千方百计地维持它的社会统治的。他们不再把锡兰自由党看作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了。
这种堕落的最可悲的一个方面是这件事情发生在平等社会党的领导人遇到千载难逢的机会的时候。锡兰的政府危机是一个朕兆，表明一路从中国经过非洲而波及古巴的震撼了全世界的殖民地革命正在这个岛上趋于成熟。资产阶级感到迫切需要同工人运动的领袖联合起来，正足以表明这些领柚已经逐渐具有怎样大的机会在锡兰建立一个工农政府。不幸的是他们看不到这一点，并且屈服于这样的要求，即把他们为之准备了二十五年的好机会变成资产阶级政府中职位的细小更迭。
锡兰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继续斗争
由于这次会议，一伙革命领导人的道路走到了尽头。佩雷拉赢得了人们对他的改良主义所投的赞成票，大多数的旧领导人决定跟着他走。锡兰社会主义革命的大旗转移到了左派同志们的手里，他们一致退出会议，立刻宣布成立了平等社会党（革命派）。
这个由第四国际锡兰支部的继续的团体所构成的组织在困难的局势下开始工作，因为群众中间还对佩雷拉的政治抱有幻想。但是，全部的条件并不是不利的。首先，这次分裂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为了一个重大的政治争端而形成的，并且锡兰的全国人民都了解这一点。这个组织的领导集团拥有全国著名的人物：平等社会党的最早的领导人之一埃德蒙·萨马拉科迪以及另一位议会议员默里尔·费尔南多；锡兰工会运动的主要领袖之一巴拉·泰姆波以及其他著名的领袖如卡腊拉辛格和嘉雅拉特尼。这个组织包括许多工会干部，另外还有很大一部分的包括学生在内的青年斗士。
“在解决了当前的组织问题以后，这个年轻的党将承担重要的政治任务。足以表明锡兰局势的特征的，不但有平等社会党的分裂，而且还有左派联合阵线其他两个组织的分裂。锡兰共产党分裂成为两派，一派是支持联合政府的亲赫鲁晓夫的右派组织，另一派是与之相对立的亲华组织。人民联合阵线也在支持或反对联合政府的问题上分裂了。
我们欢迎这个正在继承旧平等社会党的最优良的革命传统的新组织。全世界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和它站在一起，共同来重新建立一个能够保证社会主义在锡兰获得胜利的新的革命领导机构[2]。
1964年7月7日
（译自《世界展望》第2卷第28期）
[1]参看《第四国际》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专号（1961年）。
[2]英国社会主义劳工联盟的领导人希利利用平等社会党的这次危机攻击了重新统一以后的第四国际；自从他拒绝参加1963年举行的重新统一代表大会以来，他对第四国际的攻击一直没有停止过。
首先，我们要提起一段小小的谎话。6月20日的《新闻通讯》上说，希利“要求参加”会议，“但在会议主席团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皮埃尔·弗朗克……同主张参加联合政府的变节分子勾结起来，竭力主张拒绝希利的申请。”希利的要求是由包括左派代表在内的整个主席团拒绝的。在这一点上，各派的意见在这一次倒是完全一致的，并且人们也没有征求我的意见。
第二点：希利没有透露出，他曾要求革命派在离开会议以后不仅要同佩雷拉、德·席尔瓦等决裂，而且要同第四国际决裂。这恰恰是希利到科伦坡去的真正目的，因为他希望在那里混水摸鱼。他没有提到这件事，因为他遭到了挫折。
现在我们再说一说另一段谎话，这段谎话表面上好象是颇有根据的样子。按照他的说法，第四国际的代表在平等社会党代表会议上发言说明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意见时，支持了鼓吹整个左派联合阵线同锡兰自由党联合起来的德·席尔瓦-古纳瓦达尼决议。但恰恰大家都知道的是：第四国际反对同锡兰自由党实行任何性质的联合，并支持了现今作为第四国际锡兰支部而展开活动的左派。
希利之所以背离真实报道的标准的原因是十分明显的。这不能算是《新闻通讯》一贯不顾事实的作风的一个例证。在科伦坡，希利宣布他支持平等社会党的左派。但左派在去年是始终同它派有代表直接参加的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商量后进行斗争的。希利一直指责联合书记处犯有各种各样的“叛卖行为”。因此，如果他是合乎逻辑的话，他就必须承认他曾决定参加联合书记处所犯的一项“叛卖行为”，否则就应当承认他已经误解了它的政策、至少是它对锡兰的党的政策。由于这种左右为难的处境，希利牺牲了无产阶级道徳而采取政治权宜之计。他想要把联合书记处的立场同它事实上正在反对的那些建议混合在一起！这样他就可以在《新闻通讯》的读者面前随心所欲地表现为反对联合书记处而支持平等社会党左派的卫士！
不管谎话编得多么周到，它恰恰可以十分清楚地说明希利所玩弄的权术的性质。第四国际——在代表会议之前和会议期间——反对同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联合起来的建议，提倡关于建立一个工农政府的积极口号，并且认为针对同锡兰自由党联合起来这一建议，托洛茨基主义者应当相反地提出由左派联合阵线组织政府这一公式，从而在具体的事例中贯彻上述的主张。
在希利看来，这种口号等于是同资产阶级实行联合，因而是叛卖行为。这个看法并不是希利的一次偶然的偏差；它是他的总的概念的一部分，表明他不懂得第四国际的过渡时期的纲领，不能真正地了解殖民地革命的真实意义。他因此就排斥了过渡时期的政治口号，并否认有可能产生一个过渡时期的政府。
即使不详尽地考査他在英国的策略，只要读一读他的报纸也就不难猜想，他是把保守党和工党看作一丘之貉的。他决不赞成经历一次工党政府的经验。
在殖民地革命方面，他所根据的既然是没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就不会有成功的革命这一前提，他便否认不断革命论在阿尔及利亚和古巴所取得的胜利。他把卡斯特罗比作巴蒂斯塔、蒋介石和阿塔土尔克（意为“土耳其之父”，为凯末尔在1934年取得的尊号——译者）。在桑给巴尔，他把那里的革命贬低为一出滑稽歌剧，等等。
希利的政治见解是很简单的。你一打开他的报纸的任何一期，必然会发现最后的消息报道什么地方的什么人已经叛卖了什么事业。《新闻通讯》侈谈“出卖”的方式，正同有些报纸侈谈性的交易一样。它似乎保留着常备的头条标题，只要换一下每星期已经出卖的人的姓名就行了。据说，卡斯特罗已经叛卖了古巴的群众，因此必须建立一个革命的领导组织。本·贝拉已经叛卖了阿尔及利亚的群众，因此必须建立一个革命的领导组织。社会主义工人党已经叛卖了美国的群众，因此必须建立一个革命的领导组织。联合书记处已经叛卖了托洛茨基主义，因此必须“改组”第四国际。根据这个政治标准来衡量，既然除希利以外全世界的人士都在犯叛卖的行为，那就不必深入分析，甚至毋需多动脑筋。两个阵营——希利和全世界其余的人——的每一方都循着它预先注定的途径前进。总之，对于这种政治见解来说，根本不必属于一个国际组织，不必参加它的代表大会；只要开好留声机，把针头放在唱片的蜡纹里就行了。
希利没有真正发明什么新的东西。他不过是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女儿在九十年代所反对的、列宁在二十年代所写的《幼稚病》中加以抨击的英国偏狭的宗派主义的今天的翻版而已。
最后再说一句。在科伦坡，希利力求就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许多问题同我进行争论。显然应当让锡兰工人有机会亲眼看到这样一个天才的能力发挥作用。 |
关于锡兰背叛事件（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希利派）1964年7月5日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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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锡兰背叛事件
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希利派）1964年7月5日声明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五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4月出版
在锡兰，就象在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一样，帝国主义要保持它的控制，只能通过当地“民族”领袖的作用。在锡兰，当地的资产阶级政党已经不能单独进行统治了；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提出了工人阶级同农民结成联盟以夺取政权的问题。资产阶级统治目前所以还能维持，只是因为直到现在为止作为第四国际成员的工人政党锡兰平等社会党，为了约束工人阶级的目的而加入了资产阶级的班达拉奈克联合政府。
锡兰平等社会党的大多数成员已经完全放弃了第四国际和托洛茨基主义的纲领。该党领导人已经跑到帝国主义方面去。国际委员会谴责他们是工人阶级的叛徒和敌人。国际委员会欢迎该党少数派组织新的锡兰平等社会党革命派的决定。
自从第四国际分裂，接着成立国际委员会之后，锡兰平等社会党一直追随直到最近为止由巴布洛领导的国际书记处。当国际书记处赞扬锡兰平等社会党是“全世界唯一真正的群众的托洛茨基主义政党”云云的时候，锡兰平等社会党却在拥护第四国际的公开立场背后，不断地走上腐化堕落的机会主义和议会政治的道路。
巴布洛主义主要在于放弃建立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前景，而依靠小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和工党官僚分子的不可避免的“左”的发展。这就是佩雷拉和锡兰平等社会党领导人的“理论”和政治借口。
锡兰平等社会党参加联合政府后，巴布洛修正主义者的联合书记处开除了佩雷拉、阿尼尔·莫涅辛哈和乔尔孟迪莱·古涅瓦德尼三个部长，并且停止了投票赞成参加联合政府的五百零四个代表的代表资格。这就是巴布洛派和其他人整整一年以前的“重新统一”在锡兰结出来的果实。仅仅几星期以前，巴布洛本人连同他在执行委员会里的支持者也被停止了在联合书记处的职务。在巴布洛派第四国际所属的欧洲各支部里，分裂正在进行；领导停止巴布洛职务的弗朗克和杰尔曼正在转而公开采取在“左”派社会民主党和修正主义的意大利共产党内发展了的结构改革纲领。
巴布洛及其亲密党羽正在公开投降赫鲁晓夫，而弗朗克和杰尔曼则追随着西欧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主义政党的中央集权主义思潮。这两派在修正主义方法上并无基本差别。他们都是为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不同派别的腐化的官僚主义服务的。
当巴布洛派的国际书记处同国际委员会的几个前成员在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支持下于1963年6月组成联合书记处的时候，国际委员会反对这一统一。我们坚持，没有政治讨论和协议的统一是没有原则的，事实上只会造成日后的分裂，削弱而不是加强托洛茨基主义的运动。
不经过讨论而统一的做法是巴布洛修正马克思主义、放弃建立革命政党的自然结果。统一刚刚一年之后锡兰发生的背叛，加上巴布洛的停职，无可辩驳地证实了我们的立场。不同意见的讨论是不许可的。对锡兰平等社会党或任何其他支部的批评是禁止的，理由是这会损害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统一。巴布洛主义就这样有意识地、直接地准备了佩雷拉和平等社会党多数人的背叛。用托洛茨基主义的名义，组织了一次对工人阶级的挫败。
联合书记处在锡兰平等社会党会议上提出一个根据左派联合阵线中共产党和人民联合阵线所扮演的阶级合作主义角色而草拟的“中心”决议案，这样，事实上它继续为挫败工人阶级作了准备。甚至到了现在，他们还不开除德·席尔瓦和莱斯利·古涅瓦德尼的中心集团，虽然他们跟叛徒佩雷拉留在同一个党内。
锡兰平等社会党革命派已经采取第一个必要步骤，完全同机会主义者断绝了关系。它一定会找到建立革命政党的道路，把根扎在城市工人和种植园工人的斗争里，不要什么议会的荣誉，而准备以革命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的政府。
锡兰平等社会党党员参加班达拉奈克联合政府，标志着第四国际演化中整个时代的结束。这一行动是直接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是为挫败工人阶级而作的准备，是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修正主义的表现。要在世界各国建立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反对帝国主义的仆从官僚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反对他们的保卫者——篡夺托洛茨基主义和第四国际名义的修正主义者——重建第四国际的任务必须在这个坚固的基础上担负起来。
（译自1964年出版的《新闻通讯》专刊） |
锡兰平等社会党（革命派）临时委员会书记埃德蒙·萨马拉科迪的声明（1964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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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兰平等社会党（革命派）临时委员会书记埃德蒙·萨马拉科迪的声明
1964年6月26日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五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4月出版
锡兰平等社会党革命派领导人之一、锡兰议员埃德蒙·萨马拉科迪于6月7日发表声明如下：
※※※
锡兰平等社会党的改良主义多数派决定同资产阶级的锡兰自由党政府联合起来从而成为锡兰资产阶级的工具，这种决定是完全违反党的革命纲领所依据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基本原则的。
这种蜕化变质，是党的多数领导人若干年来遵循改良主义的议会道路、以改良主义的议会斗争代替阶级斗争和革命立场并在这一基础上系统地吸收非革命分子入党等做法的必然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锡兰平等社会党的革命者们已经决定在党纲的基础上自行组织起来。他们因此退出了会议，并且从此以后将以锡兰平等社会党（革命派）的名义作为一个独立的组织发挥作用。
为了推进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锡兰平等社会党（革命派）号召全国锡兰平等社会党的信徒和拥护者团结在它拒绝放弃给锡兰自由党政府和资产阶级的革命旗帜的周围。
锡兰平等社会党（革命派）临时委员会
书记埃德蒙·萨马拉科迪（签名）
（译自《世界展望》第2卷第26期） |
中苏冲突中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幽灵——皮埃尔·弗朗克答记者问（1964年6月2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相关链接：皮埃尔·弗朗克
中苏冲突中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幽灵
——皮埃尔·弗朗克答记者问1964年6月26日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五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4月出版
［作为第四国际的正式代表，皮埃尔·弗朗克出席了锡兰平等社会党的6月6-7日会谈，在会上他支持左派，反对机会主义的右派领导人提出的参加资产阶级联合政府的建议。在他逗留锡兰的期间，报界探询他对各种问题的看法。下面的访问记发表在锡兰销路最广的刊物之一《星期日观察家》周报的6月14日一期上，所用的标题是《使赫鲁晓夫先生感到烦恼的幽灵……》。］
※※※
问：弗朗克先生，当前中苏意识形态争论的一个方面引起我们在锡兰的这些人非常浓厚的兴趣，正如我相信它也使你作为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发生极浓厚的兴趣一样。我当然指的是互责托洛茨基主义这件事。双方都互相谴责犯有托洛茨基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思想甚或同托洛茨基主义者合作的罪名。
你无疑地了解到，这些争吵曾经一再提起锡兰。这使我们在锡兰的这些人产生一种“卷入”这场争论的感觉，但确实令人发生兴趣的是双方都把托洛茨基主义当作互相打击的大棒。
这仿佛象是有一个幽灵、即托洛茨基主义幽灵正在使共产主义运动感到不安……
你是否同意这个看法呢？
答：是的，它确使许多人大惑不解。可是我们先从锡兰的情况谈起。
在锡兰这里，你知道你们是把正常的程序颠倒过来了。托洛茨基主义最初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派别组织，后来成了一个独立的运动。可是在这里，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即平等社会党是托洛茨基主义的，而共产主义者是从其中分裂出去的一个集团。
至于说到争论，我同意这样的看法，即一个拥有六七亿人口而另一个是世界第二工业大国这两大强国，居然互相谴责被这个“小小的对手”托洛茨基主义所腐蚀，那确实是颇饶兴趣的，因为，多年以前当他们埋葬了托洛茨基和俄国具有托洛茨基主义思想的任何著名人物的时候，苏联认为它早就把托洛茨基主义埋葬掉了。
然而，我应当首先谈一谈争论的本身。它不象有些人所设想的那样是一种为了争论而作的争论。参加争论的也不是半瓶醋或单纯的知识分子。他们是被卷入世界政治并关心全球事务的两大强国的严肃认真的负责领导人。
所以这是一场非常认真的争论。
问：是的，可是托洛茨基主义怎么会牵连进去的呢？
答：你知道，双方都看到彼此的论点中包含着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或托洛茨基主义的倾向，于是他们吃惊了，真正吓坏了。托洛茨基的幽灵正在使苏联和中国都感到不安。
苏联看到中国关于不断的殖民地革命的观点中包含这种思想，因为中国的这个观点虽然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并不一样，却同它非常相近。
同时，中国人批评走向社会主义的和平的议会道路，批评和平共处，认为那是解除阶级斗争的武装的一种方法，因此苏联人也疑心他们受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影响。
另一方面，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指责充分证明了托洛茨基派之揭露斯大林政权的镇压性质是有道理的，而中国人则对这种指责非常敏感。
问：可是为什么会有这种担心、这种异乎寻常的神经过敏呢？
答：苏联的整个官僚系统（在中国，官僚系统带有一点家长式）是以权力和严格的等级制度为基础的。
认为赫鲁晓夫或毛的思想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是可以怀疑和诘难的，认为一个共产党人、一个共产党、一个马克思主义运动甚或一个国家可以独立思考，认为他们的言论可以象莫斯科或北京一样正确——这种想法突然侵入了这个系统的基础。
莫斯科和北京不能允许这种思想滋长和蔓延开来。
问：由此看来，你的意思是不是说，这是任何教义或“教派”势所难免的对异端思想的恐惧呢？
答：是的，但这是对于所害怕的体系的一种挑战……
问：可是，这整个过程难道不是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发表谴责斯大林的演说时发动的吗？
答：不错。可是我们在这里碰到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赫鲁晓夫谴责了斯大林，但他继承了并且经管着同一个体系，尽管他已经撤消了比较严酷的镇压机关。他的方法也许不同，但那个体系在其根本的性质方面是完全一样的。
拿破仑第三实行自由化，目的在于保全而不是摧毁帝国，赫鲁晓夫象拿破仑第三一样实行了自由化，其目的是为了保护那个体系。
问：保护它不受什么东西的挑战呢？
答：那确实是个有趣的问题。你知道，苏联的社会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简单地说，物质水平和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已经在较高的教育和文化水平方面体现出来，特别是年轻的有思想的人们以及知识阶层正在开始自由思考，提出问题。
那是一种变化。
另一种变化是：当革命的俄国受敌人包围并遭到各方面的威胁时这个年轻国家的第一代人所怀有的那种“变态的恐惧心理”已经逐渐消失了。特别是在战后，当世界的均势发生变化时，那种变态的恐惧心理很快就烟消云散了，许多思想都自由地在苏联流传着。
还有一种变化是苏联经济中从重工业到消费品的转变。在第一个方面，官僚主义和技术主义决定了一切；但在经济领域中，由于现今强调消费品的生产，就不得不让普通人起一种比较重要的作用。
问：可否请你说一说这些变化的性质？
答：我想说苏联社会在思想方面正在发生激荡，但我要着重指出一件事情。
谁也不在诘难经济结构。谁也不在要求发展资本主义思想，象若干时候以前波兰和东德所表现出来的那样。
可是所有的人，无论是作家、科学家、艺术家、经济学家或者大学生，都要求有自由思考的权利。我们在第四国际听到这些事情——秘密团体和非法集会、传单和印刷品。
问：你能否举一些具体的例子呢？
答：哦，你当然知道新作家的情形。可是还有其他许多人。
有一位十分著名的电影导演曾在一次会上发言，其中有一句话是：“我希望得到在党中央委员会召开会议以前而不是在此以后进行思考的权利！”
我们知道俄国一所主要的大学里的某一个青年哲学家的“学派”正在提出“新的”思想。
他们所关心的是自由的概念。
目前，他们对现今流行的思想只是含蓄地抱着批判的态度。但是你知道那是一个开端，并且那是赫鲁晓夫所面临的自相矛盾的现象。
你不能开始实行自由化而又在自由化的过程发展到危险阶段时加以遏制。你不能把思想当作自来水龙头一样随时开放和关闭。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的报告鼓励了作家们以比较自由的态度进行写作，但他现今却在批评他们写得太自由了。这是进退两难的处境。
问：作为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你对这一切有什么感想？
答：哦，对于这场实际上牵涉到象战争与和平、殖民地革命等等这样一些基本问题的争论，我们感到很高兴。
至于说到苏联国内的变化，新知识阶层的一个口号是“回到列宁”，而他们所提出的一项要求是：公布1920-1925年以来俄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的会议记录。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么，其作用已被苏联官僚集团所歪曲和中伤的托洛茨基将在全世界的面前充分得到昭雪。
问：可是，这场争论是旧的争论、即最初由左派反对派发动的争论的恢复吗？
答：是的，不过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在这里，所牵涉到的是几个国家，并且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已经把国家政权、群众宣传和联络等包括在内。不要低估国家政权。斯大林所遭遇的第一个真正的威胁来自南斯拉夫，因为南斯拉夫是一个国家，并且拥有一个国家包括在国际上自由地宣传其思想的能力在内的一切力量。
问：你是否认为中苏争论起初是民族主义的？我的意思是说，是否起源于彼此冲突的民族利益？
答：开头的时候也许是那样，但现在这场争论已经带有国际的性质了。
苏联从国际上进行考虑；中国人也是如此，并且他们正开始在国际事务中起着较大的作用。
我承认：中国可能相信苏联要想同美国做交易，并且认为中国本身也许会成为那种交易的一部分。
可是争论已经超出这些范围了。
问：最后再请教一个问题。俄国人指责中国人利用肤色和种族。你觉得这个指责有道理吗？
答：完全没有道理。这是苏联的诽谤，我们这些托洛茨基主义者对这种方法是并不陌生的……！
问：可是，你是否同意中国人的观点在亚洲和非洲有更大的吸引力？
答：是的，但并非以种族为理由。在激进的和富有战斗精神的人们中间，中国人的思想影响要大得多，因为中国人的观点符合这些希望立即对帝国主义采取断然行动的民族革命运动。
从他们力图通过同帝国主义做买卖的办法保持现状这一点来说，俄国人的对外政策一向都是保守的，所以亚非两洲的革命斗士认为俄国人是在竭力阻挡这些反帝运动……
（译自《世界展望》第2卷第26期） |
论锡兰平等社会党所面临的局势——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1964年6月22日通过的决议（1964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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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锡兰平等社会党所面临的局势
——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1964年6月22日通过的决议1964年6月22日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五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4月出版
佩雷拉同锡兰政府的总理谈妥了一笔交易，在这笔交易中，他和他所指定的其他两个人被添入阁员的名单，作为他背弃锡兰平等社会党纲领和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所依据的基本原则的酬报。联合书记处对此采取如下的立场：
（1）我们谴责佩雷拉同一个资产阶级政府的首脑进行的秘密的私人谈判，因为这种谈判是背着他的党私底下进行的，他既没有得到党的中央委员会授权，也没有报告第四国际的联合书记处，并且公然藐视联合书记处对于除能导致建立工农政府的方针以外的任何方针所明白表示的反对意见。虽然佩雷拉后来把这个谈判的结果——部分地或全部地——提交给中央委员会以及一次临时召开的、没有时间来充分研究或讨论这一重大问题的党的会议，但是这个事实并不能减轻他的严重违反列宁主义组织手续的罪责。
这些暧昧的手腕是佩雷拉的准备分裂党的计划的一部分，继此以后，他自然就同意了总理的要求，让她个人有权决定下次大选中以他为首的一伙人的候选人名单。这样，他就把他的领导权恭手让给了锡兰自由党的头目，并公然扮演了资产阶级政党的代理人的角色。
（2）我们谴责佩雷拉的取消阶级路线。他接受了班达拉奈克夫人的完全以改良主义纲领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政府的职位，这是过去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分子的议会派对阶级敌人实行机会主义投降从而严重地损害了工人阶级及其社会主义愿望的一系列行动的一部分。我们同样也谴责佩雷拉的追随者莫涅辛哈和古涅瓦德尼，因为他们同他一起投降了总理。这三个以前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由于放弃了他们的革命目的并帮同班达拉奈克夫人拼命支持她的危机四伏的政府和挽救锡兰的资本主义，已经背离了革命社会主义的最基本的原则。
（3）这三个人通过他们自己的行动，自绝于第四国际的队伍。联合书记处认清这一事实，并且考虑到罪行的严重而把他们立即清除出去。除此以外，联合书记处暂时剥夺所有那些在6月6-7日会议上投票赞成佩雷拉所提出的参加资产阶级联合政府的建议的社会平等党党员的权利，把他们的问题交给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下一次会议来作进一步的处理。
（4）我们劝告那些支持佩雷拉的主张而错误地希望他的参加资产阶级联合政府的建议会促进无产阶级事业的锡兰平等社会党党员重新考虑他们的观点。我们劝告所有那些继续同佩雷拉合作而错误地希望这样就可以保全锡兰平等社会党的团结的人们立刻同他决裂，集合到拥护党所依据的托洛茨基主义纲领的同志们方面来。
佩雷拉的行径给锡兰的工人和农民带来巨大的灾难。随着政府危机的加深，这一点将变得特别明显。班达拉奈克夫人需要托洛茨基主义者加入内阁，以便拖延时间和暂时摆脱危机，但主要是为了同托洛茨基主义者和解，因为他们最有可能使一个工农政府执掌政权。她的诡计在于施展手腕，让托洛茨基主义者来分担那种以她的资产阶级政权为目标的普遍的民怨和民愤。她希望伙同托洛茨基主义者实行反对工人阶级和少数派的措施、特别是用瘫痪工业行动的办法来达到上述的目的。她指望用这种手段使一个以革命社会主义纲领为基础的政府比较难于当政并且不容易为锡兰打开一个真正崭新的局面。可是，如果这种政府——现在已经提到锡兰的议事日程上来——不能执掌政权，那么极端反动的右派终将建立一个实行残暴镇压政策的政权。佩雷拉的投降有助于为这种不幸的结局铺平道路。
固然一个资产阶级联合政府可能提出一些无关紧要的暂时的改革，僧伽罗族人和泰米尔族人却只有象俄国人在1917年那样，象南斯拉夫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人在1949-1952年、古巴人在1959-1960年以及阿尔及利亚人正在进行的那样突破资本主义的体制，才能解决他们的基本问题。
（5）我们赞扬锡兰平等社会党的所有那些对佩雷拉的机会主义展开党内斗争、亳不妥协地反对他的投降主义路线、尽力维护锡兰的托洛茨基主义的荣誉和完整并认为建立工农政府是锡兰群众的唯一现实的道路而继续为之努力奋斗的领导人和党员。
我们号召第四国际以及全世界同情它的方针的团体和党派的一切成员不遗余力地帮助锡兰平等社会党的革命派来坚持并推进锡兰的革命社会主义的纲领。佩雷拉的变节投降将不过成为锡兰阶级斗争中的一段偶然的插话。不久以前曾经理解到佩雷拉的机会主义议会主义的含意并组织力量对它进行斗争的那些忠实而有远见的领导人和党员，已经经受住了严重的考验。那些同志依靠他们的坚定立场，团结了为在最短期间弥补损失所需要的可贵的基本干部。
有了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帮助，他们将以更大的自信从事建设一个能把锡兰引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社会主义政党的任务。
（译自《世界展望》第2卷第26期） |
巴西政变的教训——第四国际国际执行委员会告拉丁美洲革命人士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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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政变的教训
——第四国际国际执行委员会告拉丁美洲革命人士书
巴西的工人阶级刚遭受了一次严重的失败。当然，这次失败不会长期没有转机。反动势力没有稳定巴西局势的任何可能。目前当权的「猩猩派」〔军事阶层的反动官吏〕消灭不了任何一个爆炸的因素。几百万无地的农民仍归在东北地区挨饥受饿；农业工人群众还仍然是大庄园主的农奴；被吸引到大城市里去的失业者还住在可怕的贫民窟里，统治阶级中间继续实行资本逃遁；野马脱缰般的通货膨胀每况愈下；帝国主义对这个国家的主要资源的控制仍然象以前一样牢固。因此，所有这些客观因素仍然会在未来阶段引起新的群众斗争的浪潮。
但是，这些考察并不打算说明这次失败是不那么真实或严重的。一万五千名工人阶级和反帝的斗士已被关进监狱。工会和农民协会己被摧残。「猩猩派」所实行的恐怖手段，更加糟糕的是一次预料中的失败所造成的震动和惊惶，已使群众垂头丧气，解除了他们的武装，让敌人操了主动权。
巴西的失败对国际上的影响也是同样严重的。篡夺的政权已经同古巴断绝了外交关系。它正在对拉丁美洲其余各国的政府施加沉重的压力，要它们走这条道路。它正在支持委内瑞拉的统治者——美帝国主义的走狗——的种种努力，想以「制裁」古巴在拉丁美洲的「颠覆阴谋」的形式对古巴发动进攻。它跃跃欲试地想率领一支拉丁美洲寡头政治的「神经十字军」来对付古巴的「共产主义威胁」。
因此，巴西的事件继危地马拉、多米尼加共和国、阿根廷和厄瓜多尔的事件之后证明了：美帝国主义断然要推翻拉丁美洲的任何政权，甚至信奉资产阶级民主的政权也不例外，只要那个政权同革命的古巴继续保持正常的关系；它不但打算横施恐怖手段，而且在它恶狠狠地想要推翻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时候，甚至打算把世界推到核屠杀的边缘，因为卡斯特罗在美帝国主义视为禁脔的大陆上敢于蔑视美帝国主义。
这些事件是对各国人民的一种警告。但是，特别是昨天还抱着极大的希望密切注视巴西反帝反资本主义的力量高涨的拉丁美洲的各国人民，即这个广阔大陆的工人和贫苦农民群众，必须想想这些力量怎么会让自己如此容易地被一小撮反动将军所击退和打败。对这个问题的答复包含着美洲革命的战略和战术的基本问题，并构成所有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可以从巴西失败中吸取的主要教训。
「猩猩派」的政权之所以能够如此容易地建立起来，是因为巴西群众在有关走「和平的议会道路」以摧毁亲帝国主义的寡头政权的可能性问题上被那些包括巴西的共产党在内的所谓「进步」政党弄得迷失方向。他们在古拉特的为了「结构改革」而进行坚决斗争的「决心」面前感到迷惘。他们对于古拉特的「抵抗反动势力进政」的意志和能力缺乏正确的了解。
巴西的事件又一次证明了，虽然「民族资产阶级」能够在一定限度内动员群众迫使寡头政治和帝国主义作出让步，它却不会充分地动员这些群众来纷碎国家的基本结构、反动军队和私有制。在不得不就这种动员或向寡头政治投降这两条道路作出选择时，「民族资产阶级」宁可走投降的道路。继夸德罗斯和瓦加斯之后，同古拉特打交道所取得的经验在这方面是颇有教益的。这证明了：群众只能信任自己，不能信任别人；他们只应当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来战胜寡头政治、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只有由一个革命无产阶级政党所领导的他们自己的斗争才能把反对反动势力的战斗进行到底。
巴西的事件又一次证明了，拉丁美洲的一切正规军队是反动透顶的。当巴西的军队中最初出现解体的迹象时，当起初是军士、然后是海军陆战队士兵不服从命令时、反动势力就立刻准备发动一次政变。那时各工人政党的责任是立即准备把无产阶级武装起来，以便不致在赤手空拳的情况下对付反动势力。拉丁美洲的大会战将由武力来决定胜负。这个结论已经彻底粉碎了赫鲁晓夫关于「和平道路」的挖空心思的捏造，拉丁美洲的一切革命派必须强调这个结论。
有些人并没有从当前的事件中学到什么东西。在上次总统选举时，巴西的共产党同将军们以及象德巴鲁斯这种在反动阴谋中起显著作用的资产阶级政客勾勾搭搭。德巴鲁斯已经在为下一次的选举编导一出新的选举闹剧了。拉丁美洲的共产党人和其它革命人士必须从巴西的事件得出结论，认识到「立宪斗争」本身并不能够指引一条出路，大多数国家所需要的是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道路、「起义的道路」、「游击战争的道路」。
在不让群众运动屈从于民族资产阶级领导，拒绝走「和平的」和「立宪的」道路，认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的同时，拉丁美洲的革命派必须懂得：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将象古巴革命一样，是一种不断的革命、一种连续的革命；除非领导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取得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成立一个工人国家，从而象第二哈瓦那宣言所宣告的那样保证把反帝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农民就不能获得土地，国家就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
一年以前，巴西的共产党的领导人普列斯特斯宣称：「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道路不适用于巴西。」群众所遭受的失败是这个破了产的路线的可悲注释。它从反面教导拉丁美洲的革命派，使他们认识到：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道路、而且只有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道路是在拉丁美洲走向胜利的道路。
第四国际向一切革命人士、一切共产党人、一切社会党人、一切坚决的反帝革命者发出呼吁，请求他们组成一个强大的反帝和反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从旺盛的团结一致的精神中吸取鼓舞力量，共同参加一个坚决采取革命道路的庞大的战斗阵线，而这个革命道路是特别应当以一种在地理和物质条件许可下建立游击队伍的办法为基础的。
这样，并且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象在巴西所遭到的那种失败，才会弥补巴西的失败给革命事业带来的损失，才会通过在拉丁美洲本身开辟广大的第二战线这一办法减轻古巴革命所受的压力，才会使美帝国主义受到新的和重要的挫败，才会在西半球赢得社会主义的新胜利。
第四国际国际执行委员会
（译自《世界展望》第2卷第23期） |
托洛茨基主义领导人讨论世界局势——第四国际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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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主义领导人讨论世界局势
——第四国际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公报
由1963年重新统一代表大会选出的第四国际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64年〕5月底在瑞士举行了一次全体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二十四位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四位观察员。
皮埃尔‧弗朗克同志作了关于第四国际在重新统一代表大会以来的种种活动的报告。巴布洛同志作了补充报告。弗朗克的报告以十五票对四票被通过。
利维奥‧麦丹同志作了总的政治报告并分析了世界局势，他的这篇发言将在《第四国际》的下一期上刊出，并以各种语文在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其他刊物上发表。
这个报告以后接着进行了一场生动活泼的讨论。主要的问题包括由美国自动化的发展所引起的日益增多的社会和经济矛盾；在若干工人国家中官僚阶层、工人的先锋队和追求社会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之间明显的紧张关系；非洲革命的新高涨，特别是安哥拉斗争的最近发展所提出的问题；中苏分歧的最新发展和锡兰的目前形势。
关于后面这个问题，委员会委员讨论了为建立工农政府的新步骤提供有利机会的锡兰的政府危机。会上作了关于执政党（即锡兰自由党）向锡兰平等社会党（即第四国际锡兰支部）提出的实行联合的建议的报告。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一致反对任何促使锡兰平等社会党充当资产阶级俘虏的联合。委员们认为，那种联合实际上意味着锡兰平等社会党将同现政府的破产和社会事业的缩减发生瓜葛，而如果资本主义的体制不受到破坏，社会事业的缩减是摆脱目前财政危机的唯一出路。国际执行委员会要求锡兰平等社会党提出反建议，即建议掀起一个有力的政治运动，争取在一个预示将同帝国主义和锡兰的资本主义决裂的社会主义纲领的基础上组织左翼联合阵线政府。
委员会一致通过了政治报告的总路线。
厄内斯特·杰尔曼同志作了关于巴西军事政变以后拉丁美洲形势的报告。这引起了关于政变的原因、政变的责任和应当吸取的教训的一场讨论。发言的人特别强调它对古巴革命和智利的群众运动所产生的危险。
会上决定就巴西事变的意义向拉丁美洲的一切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其他革命人士发呼吁。
在会议期间，全体悼念了在5月6日逝世的阿尔弗雷德·罗斯默。虽然罗斯默不是第四国际的成员，他协助创立了这个运动，深受全世界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尊敬。
（译自《世界展望》第2卷第23期） |
树立一个领导以击败官僚主义分子——英国社会主义劳工联盟（希利派）第六次年会关于工会问题的决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树立一个领导以击败官僚主义分子
——英国社会主义劳工联盟（希利派）第六次年会关于工会问题的决议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五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4月出版
我们的工会工作始终是根据革命政党的纲领进行的。今天的时代是世界革命的时代。要么是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夺取政权，建设社会主义，要么是资本主义奴役工人，结果造成法西斯主义和战争。
为了赢得夺取政权的斗争，工人阶级首先得解决领导的危机，建立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工人运动中的帝国主义代理人和斯大林主义官僚阶层的代理人展开斗争。因此，建立革命政党是我们在工会里进行工作的关键，就象在任何其他领域里一样。
资本主义继续存在，意味着更大的独占企业的成长，资本主义国家代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利益愈来愈多地干涉经济生活的管理。国家干涉以压制企业的行动，或者管理工会的活动。强制仲裁，国家计划委员会，由政府各部控制或建议而订立的长期合同，这些都只是国家干涉的一方面。与此同时，还有资产阶级国家的集权化、警察国家管理制度的发展，以及权力集中到愈来愈少的人的手里。资产阶级通过国家，把政权问题带到了每一个劳资斗争或工会斗争中。通过国家的干涉，罢工成了政治问题。
这种情况向工会提出了明确的阶级问题。资本主义权力的集中是对先进国家工人愈来愈强的战斗性的反应。这是对工人阶级的联合行动足以瓦解和粉碎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形势的反应。一切事情都把重心集中在工人阶级领导的问题上。现代大量生产以及整个资本主义制度，需要顺利连续的运转和任意操纵劳动力的能力。为此，资本家需要工会完全从属于他们的国家机器。所以资本家首先依靠工党和工会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把有组织的工人束缚起来为他们服务。
另一方面，工人则需要革命的领导以推翻国家。所有关于“工会改革”的谈论目的在于官僚分子完全战胜会员，更有效地约束他们。因此，社会主义劳动联盟的成员在工会工作中，继续了共产国际最初四次代表大会（1919到1923年）的工作。他们认识到，工会的官僚阶层是一个确定的社会机构，代表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内部的需要，从而进行战斗，以击败这一官僚阶层。而且，这件工作必须根据打基础的第四国际“过渡性纲领”（1938年）来进行，要认清，这首先是在斗争中建立一个革命政党的问题，这个政党必须能够如实地认识目前的形势——在这个形势下，每次阶级冲突都包含着政权问题。
工会在政治上决不可能是中立的。在英国，官僚阶层一心一意要把“政治问题”排斥在工会事务之外。他们不惜一切代价非要排斥不可的是革命的政治。他们愈来愈从属于资本主义国家，在他们说来，这是采取了确定不移的政治方向。
作为改良主义者，他们声称，国家是独立于阶级利益之上的，它在敌对的利益之间起调节的作用。因此，当国家对工业事务的兴趣愈来愈大的时候，工会领导人就觉得必须同国家发生更密切的关系。无论社会民主党人还是斯大林主义者，他们在每个先进国家都这样做。有的用这样的理论来辩护，说什么资本主义的性质已经改变了。另一些人，如斯大林主义者，则用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理论来为他们的行动辩护。改良主义现在比以前更加公开、更加直接地为资本主义服务，革命者必须对改良主义的领导进行经常不断的斗争。
因此，工会是社会主义劳工联盟成员争取工人阶级领导权的政治战场。为了这个目的，为了击败改良主义者，领导由于今天的罢工形势而掀起的对国家的斗争，我们的成员必须是从政治上组织起来的，他们必须始终从第四国际的政治纲领出发。
选举后成立工党政府，不会改变资本主义、国家、工会领导、工人阶级以及革命政党之间的这些关系。相反，工党政府将企图在“使英国现代化”的幌子下，加速把工会归并于国家的过程。在从目前到选出工党政府这一段时期内，使我们在工会里的盟员更好地作好政治准备是十分重要的。如果做到了这一点，那么就可以有意识地把握住工党政府之下有增无减的矛盾，就可以在斗争里赢得新的领导权。
我们的工会工作的基本纲领是“过渡性纲领”（《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和第四国际的任务》）。但是这一纲领常常受到曲解。为了沟通日常斗争和革命之间的关系，“过渡性纲领”提出一些过渡性的要求，如采用工资工时滑准法，工人审查公司账务等等。
当我们说，“过渡性纲领”是我们工会工作的纲领的时候，我们并不仅仅是说我们争取对方接受一套这样的过渡性的要求。“过渡性纲领”的实质是：这些要求是为了准备在一个革命政党的领导下夺取政权而去争取的。只有在这样的领导之下，过渡性的要求才会意味着工会性质的决定性的改变。
问题依然是：工会不能保持政治上的中立。工会要么继续被改良主义的官僚阶层束缚于独占资本家的国家，要么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之下动员起来。只要它们仍然是一般意义下的工会，它们不可能是革命的，而只能是纯粹防御性的组织。工会作为工人阶级的组织，唯一的前途是置于革命领导的控制之下。
托洛茨基反对那些靠拢资产阶级国家而放弃工会工作的人，他说：
“革命的工会是完全可能的，这种工会不但不是帝国主义政策的股东，而且把直接推翻资本主义统治作为它们的任务。在帝国主义腐烂的时代，工会真正独立的程度只能相等于它们在行动中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工具的自觉程度。”
因此，我们的战略不能仅仅是在今天的工会里建立战斗小组，或者在那里占领阵地。相反地，我们要在工会里建立起工人阶级所需要的全面的革命领导，就是说，我们要从建立社会主义劳工联盟开始。
在每个工会里，我们必须提倡能击败改良主义官僚阶层的各种政策，但是我们并不从每一特殊行业各自执行一种政策的考虑出发。不是的，我们要从这样的考虑出发：夺取权力以及建立一个能够领导夺取权力的斗争的党，是针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而进行的一切斗争的本质。因此，工会中一切政策斗争的基础是工会独立于国家的运动和工会内部的民主运动。这两个口号最根本地表现了官僚主义领导和工人阶级会员之间的对立。
上层官僚分子在工会里紧紧地掌握住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力量，他们并不仅仅依靠来源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其中以腐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奴顔婢膝为主；极其重要的事实是：工会官僚领导依靠着由工资收入相对优厚的熟练工人组成的保守阶层，这个阶层就是各业的“工人贵族”。
就拿“蓝色工会”争执中的装卸工人来说，这些“特权”工人往往喜欢保守的领导，因为他们希望保护他们的特别地位，免受雇主和工人阶级一般利益之间的冲突所引起的复杂情况的损害。
码头工人和矿工的斗争，每个欧洲国家中一致出现的机械工人、铁路工人和运输工人的被挫败的战斗性，以及这些斗争之以青年工人日益增涨的反抗为背景——这一切都表明革命者有坚强的基础，可以领导反对工会领导中的保守官僚阶层的斗争，正如“青年社会主义者”表明，反对工党右翼的斗争存在着这样的基础。
通过不要失业、要国有化、要禁止加班、不要解雇、不要清规戒律等实际运动，通过动员全人口中最受压迫的工人阶级青年的斗争，我们开始动员阶级力量来反对官僚阶层。这种斗争是布尔什维克的建党方法，是十分重要的。只有我们把建党放在首要地位，工人阶级才能吸取罢工和各项运动中的教训。这些斗争不管怎样英勇，甚至不管怎样激烈，只会以损失告终，除非我们进行建党，通过自觉的研究工人斗争，培养阶级的未来领导——包括工会的领导在内。
当我们在工会里为普通工人的组织、为在劳资斗争中建立这些团体、为我们的政策而进行战斗的时候，我们首先必须集中注意于给普通工人委员会指出政治方向。这意味着把可能多的工人引导到反对改良主义官僚领导的斗争中去。这不仅是为了同最广泛的群众保持接触，以解决工会里的特殊问题，而尤其是为了提供某种政治领导，以建立一支力量，去击败上层官僚分子。这些普通工人的团体必须在工会机构的内部展开工作，以击败法定的领导。它们创立的目的决不是为了对特殊的临时问题进行一次“打了就跑”的攻击，而是为了围绕着革命的领导动员起来，对官僚领导集团进行有系统的政治战。
我们同以“工会不谈政治”为使命的工团主义者是根本不同的；工团主义者带着这个使命，反对最主要的方针，即建立一个新的领导，使反对工会领导中的资本主义代理人官僚分子的斗争能够继续下去。大凡只有战斗情绪和受挫的斗争而不发展革命领导的地方，工团主义的倾向是强烈的。
我们的同志必须避免强调为战斗而战斗的冒险主义观点，避免脱离了建党方针的“行伍主义”（rank-and-file-ism）。击败右翼官僚集团是一个政治任务。只有第四国际具备完成这个任务的条件。
在这些准备的基础上，我们就能够转到一种新的工会工作上去，这是在共产国际早期列宁和托洛茨基所指望的工作。
赢得工会的领导权决不是以左翼被提名人去代替现任官僚分子的问题。这种做法的破产已经由电气工会的例子再好不过地说明了。由于反对工会改良主义领导的政治含意受到拒绝，选举胜利走向反面，出现了反动派在报纸和国家支持下直接控制左翼工会的局面。
（译自《新闻通讯》第8卷第340期，1964年4月4日） |
从修正主义到机会主义——英国社会主义劳工联盟（希利派）第六次年会关于国际问题的决议（1964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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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修正主义到机会主义
——英国社会主义劳工联盟（希利派）第六次年会关于国际问题的决议1964年3月28日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五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4月出版
第四国际（巴布洛修正主义派）联合书记处发表声明，拒绝（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关于召开会议以求有原则地统一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建议，这又一次表明了巴布洛修正主义的背信弃义的欺诈本质。
我们必须得出结论：经过一年散漫的会谈、躲闪和玩弄外交手法，巴布洛派的国际书记处没有兴趣去澄清使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分裂了整整十年的政治原则和有争论的纲领性问题。相反地，它企图粉饰严重的分歧，还打算同国际委员会里的新修正主义者结合在一起。这就结束了同国际书记处的长时期谈判。这些谈判的历史只能在本阶段予以总结。必须声明，在这个时期内，国际委员会始终没有离开它的主要目的：在有原则的纲领性的协议的基础上统一第四国际。
1954年，紧接着发生分裂，巴布洛的大多数支持者清洗了他们在斯大林主义运动中的支部之后，国际委员会就采取主动，同国际书记处开始谈判，以求解除围绕着分裂而产生的混乱，同时探索有原则的统一的可能性。可是，社会主义工人党（它在组织上并不属于第四国际，但在政治上一直支持第四国际的决定）却阻碍了这一企图的实现。
接着，在1957年，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詹姆斯·坎农，事先没有同国际委员会商量，就同国际书记处开始讨论，理由是政治分歧正在很快地消失，没有必要再去挖掘过去的分歧。国际委员会要批评国际书记处的理论政治论据的任何企图，都受到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反对。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澄清原则，而“团结”则变成了一系列组织上的做作。
这一行动是同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在理论上的蜕化变质相一致的，他们在1953年分裂发生时所采取的立场和观点，很多已经被放弃了，如果不是全部被放弃的话。
“团结”会谈终于垮啦，因为国际书记处甚至连坎农的委婉建议都不肯接受。他们要的是向他们的纲领和组织方法完完全全无条件投降。得到这次教训之后，坎农被迫宣称：巴布洛派“……把‘国际’当作国际书记处的文字和技术工具，而国际书记处则实际上完全不受任何控制。这种想法和做法是同由许多独立自主的工人阶级政党组成的当今世界运动不相容的，事实上起着阻止这些政党发展的作用。”
1962年2月，还是由于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国际书记处的试探性的“团结”活动的结果，社会主义劳工联盟向国际委员会提出下列动议：
“国际委员会主动同国际书记处接触，以建立一个小组委员会，由国际委员会和国际书记处各派三人组成。小组委员会的任务是作出安排，以便交换双方有关各支部的国际问题内部资料。
“……最后，小组委员会应就双方意见的异同范围，提出一个简要的报告。”
这一议案获得了一致通过。
可是国际书记处对于团结的态度却跟国际委员会不同，而且正相反。6月23日，国际书记处发表声明说：
“第四国际认为1953年的分裂，特别是那封号召把按照正常程序选出来的第四国际的领导置之不顾的公开信，是一个大错，这已经给世界运动造成极大的损害……
“照我们的看法，1953—54年分裂的政治基础在于对第四国际在1950—51年所作世界形势的估计的正确性，缺乏充分的理解。”
※※※
国际委员会从来没有收回由社会主义工人党发出的公开信，也从来没有接受国际书记处于1950年所作、为分裂打下基础的那个国际形势的估计，因此国际委员会不能不把这一声明看作要我们无条件放弃由国际委具会和社会主义工人党在1953年成功地保卫了的政治立场的哀的美敦书。
在事先决定了的协议基础上进行讨论的任何企图，必然要严重危害国际合作和运动的最后统一。这一直是，现在仍然是国际委员会的意见。
尽管有这些障碍，国际委员会还是有原则地努力使讨论得以在国际委员会和国际书记处双方共同成立的同等委员会里进行。但是讨论还没有来得及开始，国际委员会就遭遇内部的分裂，而这是国际委员会和社会主义工人党所怂恿的，如果不是它们所指示的话。
不等国际委员会在1963年9月开会来全面考虑讨论和统一的前景，中国、加拿大和瑞士的支部就阴谋分裂国际委员会，他们在1963年3月匆忙召开了一个残余会议，并且在巴布洛派的第七次世界大会上同国际书记处联合在一起。国际书记处轻率宣称，分裂者代表了国际委员会的多数。这一谎言典型地说明了他们的手法，那是用来解除那些不了解争执的历史和性质的人们的武装的，也是为了在这些人们中造成混乱的。
这一卑鄙的把戏的细节，是并不那么简单的。
首先，无论加拿大支部还是中国支部，都没有就争论双方提出的任何重要文件进行辩论或作出决定。瑞士人从来没有提出过一次书面意见。至于中国人，究竟这个支部存在不存在，发挥不发挥作用，都是受到严重怀疑的问题。加拿大代表充当了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傀儡，一点独立自主的作用也没有起。
其次，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破坏了民主讨论的一切规范，他们没有把四个主要政策文件中的三个文件提交一般成员讨论，就赞成了统一。最后，也是这一阴谋的最不可恕的部分，分裂者对国际委员会所属全部拉丁美洲支部的意见完全置之不理。
这些支部，包括阿根廷人、秘鲁人和智利人，曾经坚持，国际委员会会议应于1963年9月召开，以便他们能够派出代表团，而且有时间研究有关文件。智利革命工人党的声明特别明白清楚，毫不含糊。它拒绝“国际委员会中任何支部所作同巴布洛派国际书记处统一的任何单独的尝试。智利革命工人党决不让自己被想自行同国际书记处联合的任何支部拖着走，它知道，这是革命纪律的基本义务：必须首先作为一个团体在国际委员会里讨论，只有国际委员会的全体才能通过多数表决，决定在世界大会上同国际书记处团结的基础。”
我们并不隐瞒这样的事实：拉丁美洲各支部是赞成早日统一的，但是我们也不想隐瞒他们对团结的有原则的态度。
※※※
分裂者就是这样无视国际委员会的多数而去争取“团结”的。国际书记处现在指责我们反对“早日集结各种力量”。我们已经在上文说清楚，我们反对——坚决反对那种事前没有经过彻底广泛讨论的团结。
这也是列宁在准备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时所采取的态度。
“《火星报》从一开始就在1900年的出版预告中说过，在实行统一以前，我们必须划清界限。……我们的行动准则正是：裁衣以前量七次。”[1]
国际书记处向我们挑战，要我们确切说明对他们的第七次代表大会那些文件的态度。好得很。在这一决议的篇幅里，不可能对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文件进行适当的评论，但是修正主义者可以放心，国际委员会从来没有，而且永远不会对修正主义的问题保持沉默。这里让我们简略地谈一谈大会上提出的主要问题。
在主要决议《当前世界革命的动力》的第四部分（“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里，我们读到：
“未来几年里最可能的转化是……这样的：殖民地革命将继续把一些新的国家牵涉进去，并且将加深它的社会性，更多的工人国家将要出现。这个革命不会直接引起各帝国主义中心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倾复，但是却会在建立新的世界革命领导方面起强大的作用，只要看卡斯特罗主义潮流的兴起，这是已经很清楚的了。”
如果这段话有任何意义的话，那么就是说，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里建立马克思主义领导，须以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出现卡斯特罗式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领导为根据。
可是这些领导不但憎恨托洛茨基主义，而且利用一切机会加以镇压！
国际委员会坚决拒绝这种修正主义的幻想，如果接受这种幻想，那么第四国际将遭致几十年的停滞——几十年的沉沦。
国际书记处的这一吉诃德式的命题必然会进一步得出荒谬的结论，它的作者们在谈到古巴和托洛茨基主义的前景时满怀希望地认为：
“正如激进的（原文如此）美国记者I.F.斯通在访问古巴后所说的，那里的革命者是‘不自觉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当这些人和有关的潮流充分自觉时，托洛茨基主义将成为强大的潮流。”
对这种论点姑不加以着重抨击，我们只想知道所谓“充分自觉时”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充分自觉”就象卡斯特罗的胡子那样，是每个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和农民革命家的天赋才能？这里我们看到，科学的革命理论是怎样地被丢在地上用脚践踏，而粗鄙自然的“自发性”和资产阶级激进主义则被抬高到了美德的地位。
谈论“不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完全是一派胡言乱语，本身就是语词矛盾。就象说冷血的哺乳动物一样，这种说法使人误解现实——而且公然不顾一切分类的系统。
马克思主义，即科学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杜会分析方法，一种世界观，是唯一科学而合理的认识论。这是十分高度发展的人类自觉。它代表对不自觉的历史过程的自觉的表述。它决不可能是不自觉的。“不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是个把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机械而荒谬地等同起来的经验主义的笨蛋。
让我们不要忘记列宁的教导：
“人类的最高任务，就是把握经济进化（社会存在的进化）这个客观逻辑的一切主要之点，以便使自己的社会意识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阶级的意识尽可能清楚地、明确地、批判地与它相适应。”[2]
在这一点上，国际书记处不是跟我们吵闹，而是跟列宁和托洛茨基吵闹：
“布尔什维主义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它对于理论问题的严格认真到甚至有点好争辩的态度。列宁的二十七卷著作将永远是对待理论的最高度负责精神的范例，如果没有这一根本的品质，布尔什维主义就不可能会完成它的历史任务。”[3]
列宁在另外的地方说过，没有党，社会主义意识是不可能发展的，党代表着人类意识的最高形式。这句话一直被认为是革命运动的不言自明的真理。
可是国际联合书记处的修正主义的自作聪明的笨蛋们却用本·贝拉的骗人的假药和卡斯特罗的美丽的词句来代替辩证唯物主义和党——这个卡斯特罗一辈子从来没有读过一本托洛茨基的著作，也没有写过一本理论著作。
那么第四国际的前景，如果还有的话，是什么呢？让我们听修正主义者道来：
“在先进国家里，第四国际可以作出认真的贡献来为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服务……第四国际可以帮助殖民地革命的战士们保持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在工人国家的先进工人、知识分子和青年中，第四国际可以起特殊的作用，帮助他们去发掘那四十年鬼话的残瓦破砖……”
这就是被放在胡桃壳里的第四国际的前景。在这个说明里，运动的任务没有超过日常事务和庸俗宣传的水平。没有提到党领导群众作斗争，反对失业，反对把工会并在国家机构里——也没有提到把工人阶级的青年争取到党的一边来以及在党的周围建立广大的青年运动。
举例说，并没有讨论到出版一张正规的周报的问题——只是草率地提了提要维持“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的出版物”。相反地，我们看到了“可以作出”、“可以帮助”、“可以起”等等词句。国际书记处到底做了什么工作，而在欧洲建立强有力的政党呢？
什么也没有！
列宁把党看作用科学的革命理论武装起来的、有献身精神的革命者的高度集中和有纪律的战斗组织，而国际书记处正是列宁的这一概念的直接相反的东西。
列宁所规定的党设法赢得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通过先锋队，赢得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只能通过宣传、鼓动和组织来完成。只有党的集体的、有组织的行动才能实现阶级的领导。
马克思主义是行动的哲学，是革命实践的科学——不是对教科书的沉思默想，也不是象国际书记处所相信的“发掘残瓦破砖”。
国际书记处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拒绝了“过渡性纲领”的根本思想，它说：
“关于在许多国家里建设革命社会主义政党，一个尖锐的问题是缺乏在革命爆发以前去进行组织和去取得适当经验的时间。在几十年以前，这会意味着对革命的某种挫折。可是，由于一系列新的因素，情况就不一定这样了。苏联的榜样……还有世界资本主义的相对削弱，已经使某种情况下的革命有可能取得部分的成功……甚至能够建立起工人国家来。在这样的国家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面对着极端困难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别无他法，只有完全地、全心全意地参加革命，就在革命的过程里把党建立起来。”
这里自然地得出两个结论：
（1）今天不存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危机；
（2）革命不是组织起来的，不是准备好了的，而是自动发生的。因此，建党的任务是个纯理论的任务——是需要的，却不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没有党的领导，可以革命，甚至可以建立工人国家，那么为什么要在“革命过程中”建党呢？到底为什么呢？
不象国际书记处，我们建党不是为了光荣和威信，而是为了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如果国际书记处的话是真实的，那么现在该是重新检查第四国际的全部理论的、纲领的和历史的基础的时候了。托洛茨基建立第四国际，做得对不对？他的斗争是真正必要的吗？他的历史的预测是正确的吗？国际书记处是否同意托洛茨基这一看法：“没有人曾经在实践中表明，或在纸上清楚地说明过，无产阶级如果没有知道它的需要的党的政治领导，怎样能够夺取政权？”[4]
清算者和修正主义者先生们，请不要支吾蒙混！我们要求直截了当的答复。
我们对国际书记处的文件的批评还绝没有完，但对目前来说，也就够了。我们将在自己方便的时候，另作详尽的评论。
国际书记处声明中的压轴是关于把一切“以革命的社会主义者自许”的力量团结起来的大言不惭的那种夸口。我们对这种说法的真实性提出强烈的怀疑，理由有如下述。
联合书记处及其大西洋彼岸的同盟者对于肯尼迪暗杀案的反应，已经无可怀疑地证明了这一宗派的改良主义的和市侩自由主义的性质。正如1953年斯大林的死暴露了国际书记处内部的腐化堕落，同样地，今天肯尼迪的死也使国际委员会和国际书记处内部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具体化了。当法雷尔·多布斯向世界反动派头子的寡妻发出吊唁，《战斗者》同意地引证一个资产阶级法官的话要求“全国”“放弃仇恨”（！！）的时候，国际书记处的英文刊物《世界展望》正在转载叛徒E.白劳德之流对死了的总统的颂赞，无耻地把肯尼迪比作林肯！
《新闻通讯》正确地、严厉地批评了多布斯这一令人作呕的声明和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下流的行为。这一攻击激怒了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约瑟夫·汉森，他以权宜为理由进行辩护：
“法雷尔·多布斯同美国激进运动的其他领导人一道，说明了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运动是完全反对暗杀的。他的声明发表在《纽约时报》上。这张强大的报纸对于确定美国其他报纸的调子往往是极有分量的。多布斯还对报界发表简短谈话，向肯尼迪夫人表示他个人的同情……他的谈话有助于反击恶毒的政治迫害者把马克思主义者描绘成失去理性的人的努力。”（《世界展望》第1卷第18期）
汉森的“辩护”同多布斯的谈话同样是胡说八道。如果真是象汉森所说，那么在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看来，多布斯犯了双重的罪：他不但在联邦面前丢了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脸，而且拜倒在美国最“强大的”——最反动的——资产阶级喉舌的面前。
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为了一点点体面已经出卖了他们的革命的天然权利。象国际书记处那样把这些人叫做“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是侮辱了“革命的社会主义”这一可尊敬的名字。
我们认为，我们已经十分清楚地说明，为什么国际委员会过去不参加、将来也不会参加“重新统一大会”的猜字谜游戏，为什么我们要谴责由国际委员会没有代表性的少数成员所举行的残余会议。最近的事件，如肯尼迪暗杀案，已经暴露了巴布洛修正主义和革命的列宁主义之间的分裂的决定性和不可挽回性。从今以后，斗争必须而且将要在一切战线上公开进行，使国际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能够区别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伪造的变种。
打倒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
（译自《新闻通讯》第8卷第339期，1964年3月28日）
[1]《进一步，退两步》。《列宁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93、194页。——译者
[2]《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43页。——译者
[3]托洛茨基：《斯大林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
[4]托洛茨基：《斯大林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 |
英国社会主义劳工联盟（希利派）第六次年会公报（1964年3月14—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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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社会主义劳工联盟（希利派）第六次年会公报
1964年3月14—16日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五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4月出版
（一）社会主义劳工联盟和工党政府
不存在到社会主义的议会道路。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这一争论是早在四十五年前就已经解决了的。鉴于英国的主要社会民主党人很可能将在下次选举中上台执政，这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对社会民主主义和议会政治采取的明确的态度。
社会主义劳工联盟领导成员克利夫·斯劳特，在开始讨论上周末在伦敦举行的联盟第六次年会的主要决议时指出了这些要点。年会一致通过的决议包括下列要点：
工党政府很可能要在今年代替保守党人。这不是由于威尔逊和工党领导进行了强有力的竞选活动，而是由于保守党显然是一小撮大企业的保护人，不可能解决任何基本的社会经济问题，因而被选民所抛弃。保守党的危机反映着英国资本主义的深刻的问题，也部分地反映着包括美国在内的一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高涨的阶级冲突。
但是工人阶级不可能利用这些矛盾来赢得社会主义，除非在同官方的工党和工会领导人的斗争中把革命的领导建立起来。工党政府的意义必须从解决这一领导危机的观点来把握，而不是从把它当作优于保守党政府的任何观点来把握。
1959年以来，大银行和垄断资本通过合并和接收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把财富和权力集中在愈来愈少的人的手里。与此同时，国家机器愈来愈多地为资本主义的利益而出面干涉，把它的权力集中在一个单一的由大企业代表组成的高不可攀的司令部里。
在这个时候，资本家需要工党的领导人，他们不会改变这个集中的权力，而只不过为它提供一个议会政治的掩护，并且约束工人阶级，以达到必要的加快生产、减低成本的目的。
要是不剥夺大企业手里的工业，威尔逊的“科学的革命”只能意味着通过自动化而造成的失业和剥削。工人们反对这一剥削的斗争将提出国有化的问题。在资本主义的框框里，布朗和威尔逊所作通过投资解决失业的诺言是完全毫无意义的。
尽管有着这一叛逆的领导，工人阶级仍保持着争取充分就业的巨大力量和战斗能力。只有社会主义的政策才能取代雇主们的种种经济政策。
工会里必须天天进行反对伍德科克和工会官僚分子要把工会同资产阶级国家一体化的计划的斗争。这一计划是在“工会结构”改革和“参加国家计划”的名义下执行的。但是工人们的真正斗争能够粉碎工党和工会官僚分子的计划。工会领导人很容易接受强加的工资冻结，但是工人们决不会接受。
工会和工党内的国有化运动必须要求立刻没收钢铁和公路运输企业，同时通过工人委员会准备机械、造船、军火制造、化工、建筑、建筑用地等业的国有化。所有这一切现在都是由少数大公司所控制的。
此外，必须利用竞选运动的机会责成工党政府迅速废除移民条例、租赁条例和警察条例。
英国青年工人的日益发展的社会主义活动，是脱离社会民主党的保守主义、建立劳工运动的革命领导的真正泉源。这些青年工人在垄断资本主义之下没有前途。避免残酷剥削的唯一机会是失业和应征入伍。在反对征兵和反对垄断资本的斗争中，青年是可以被争取过来支持革命的政策的。青年和一切被迫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人都得同时反对工党和工会里的一切清规戒律。
新的《新闻通讯》和社会主义劳工联盟的公开运动愈益为工人提供了需要的领导。我们是个进行斗争、力求去领导工人阶级的政党，并不仅仅是个宣传的党派。我们必须对官方组织内部的工作给予革命的领导，使矛盾尖锐化，展开改变政策、撤换领导人的前景，而不是仅仅站在一旁拉出批评。
所有主要企业里都必须建立国有化委员会，以便对工党政府提出明确的要求。在已经国有化了的企业里，必须争取制定对现代化、工资、工时、移交和同私营企业的关系实行工人管理的纲领。
除了这些工业方面的问题之外，还必须通过对建造房屋、学校、医院和疗养中心的明确要求，揭露工党政府。
在执行这样一个纲领时每前进一步都需要对资本实行进攻，而有关这些问题的宣传运动不可避免地要提出国有化和国家机器性质的问题。
租户委员会以及甚至有关教育问题的工人委员会，必须调查政府的整个财政系统及其同私营企业的关系。有关房屋、教育、运输、社会福利的种种问题，在工党政府的统治下将积聚起来，因为人民希望这个政府有所改革。工党必须成为工人阶级的要求的冲击中心，每一个要求又必须同厂里工人反对老板的斗争联系起来。
这样，选举就成了把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向资本进攻的战斗的开始。
工人阶级必须准备应付叛卖
在介绍决议的时候，克利夫·斯劳特说，在这个国家，就象在每个别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一样，大企业都集中了大量资本。煤油、化工和钢铁企业正在这个国家里以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快的速度成长着。但是，尽管情况如此，英国资本家还是不能在世界市场上取得一个地位。关于使英国现代化的所有最近的谈论，实际上仅仅意味着资本家要想办法击破工人阶级，减低生产成本，以谋求更多的利润。
英国职工大会总书记乔治·伍德科克说，工资的份额必须降低，这意味着他要帮助英国老板们这样做。还有财政大臣莫德林说要增税两亿镑，实质上也意味着要减低工资。
象全国经济发展委员会和全国所得委员会这样的组织，是以通过国家机器来约束工会为目的的。斯劳特说，现代投资的科学革新是规模十分巨大的，这就需要国家计划、国家控制和国家对工会的控制，以防止冲突，并让计划得以实现。同时，工党领导人和工会领导人同国家合作，这就使人觉得控制是并不那么粗暴的。但是现代资本主义为了企图压服工人阶级，将要更加官僚主义地使用国家机器。
文官、警务、外交、银行等方面的唯我独尊的高工资的专家会形成一个官僚机器，公众对此既无法高攀，也不能通过议会去反对。斯劳特说，威尔逊提议占据政府的席位，以及他所建议的任何变革必须从一个民主政府的角度来考虑。
他引证威尔逊的话说，工党是一贯反对走革命的道路来实现社会主义的，也反对采取实业措施来实现政治目标。在体面大方的假面具的掩盖之下，威尔逊会采取行动来击败工人阶级，就象在1926年的总罢工、1924年和四十年代后期的码头工人罢工中他们派军队镇压工人阶级一样。
社会主义劳工联盟认为，工人阶级现在必须准备采取行动来反击那些打算在工党政府里出卖他们的人。社会主义劳工联盟的任务是动员工人阶级支持革命的政治、建立革命的政党。斯劳特列举了未来工党政府政策的几个方面，然后评论说：没有提出任何强有力的政策的前景，即使有着直截了当的合乎逻辑的理由。讨论中，彼得·杰弗里斯对大会代表说，英帝国主义的最明显的弱点是完全缺乏组织的技术形式。有一个美国人最近报道了英国技术进步的无可救药的情况，这是同世界经济发展和扩张的缓慢相一致的。
这使英国资本主义的矛盾尖锐化了。由于必须实行资本主义的技术变革，结果就会增加垄断和资本集中。在钢铁企业和汽车制造业里早就发生了的变化，不过是可以逆料的一般情况的先兆罢了。
威尔逊会利用国家来作出这些必要的改变，以服务于资产阶级。他会加速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倾向，朝着他的“科学的革命”前进。
北部的一个青年代表说，这个组织的任务是使工人阶级通过斗争自觉到他们的立场。我们有责任在全国和各地揭露官僚主义的工党领导人，不仅仅要选举较左的领导人，而且要使工人阶级脱离社会民主主义和修正主义。
另一个青年代表说，社会主义劳工联盟的成员每天都得进行反对工党官僚主义的斗争。在工党进行过迫害的地方，执政后，他们会利用国家机器来干。
一个伦敦代表在谈到决议的某一部分时说，工党在移民条例问题上所作的退却，引起了各种各样的反应和副作用。驱逐出境会被用来作为对付战斗的工人阶级的某些部分的一种威胁。
彼得·阿诺德说，威廉·卡伦爵士是把劳工运动同“科学的时代”联系起来的第一人，他表明了工会领导人的危险的官僚主义的思想。他说过，因为自动化多了，威尔士钢铁公司的装配工就需要更多的工资。这就是说，每一千个工人多余下来，装配工的工资可以增加一个先令。阿诺德谈到南威尔士青年的“慢性失业”。社会主义劳工联盟必须关心这些青年，把他们同工厂里的工人联系起来，使他们站在改善条件的斗争的最前列。
一个约克郡的代表谈到利用警察来对付青年。他说，统治阶级正在准备一场战争，以击败青年。这是企图压制革命潜力，使它向国家屈服。他指出，我们必须在工人阶级里训练整个新的一代，把他们培养成为劳工运动的领导人，以击破这个阴谋。
（二）工会
社会主义劳工联盟的工会会员必须在他们的工会里为革命的政治作斗争，否则最后就会象无数分散的工人那样接受失业、劳动的流动性、加快劳动速度和改组企业运动。里格·佩里在向大会提出关于工会工作的决议时说，今天工会面对的每一斗争都提出政权问题。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坚持工会工作必须从建立革命政党开始。他说，要么我们为工人阶级建立起革命的领导，要么垄断资本在工会和工党领导的帮助下破坏工人阶级的战斗性，制造一支驯顺的劳工力量。
决议证实了过去几个月里英国社会的发展。英国资本主义为了对付竞争者的挑战而作的努力，要求更广泛地利用自动化、新机器、生产合理化、企业革新来增加工业的效率，尤其要通过国家的干涉，为了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调整国民经济。
佩里说，工会领导人相信维持英国资本主义，相信卫护民族利益。他们愈来愈热中于同国家机构合作。这种工会和国家一体化、国家干涉劳资冲突，将要增加，而不是减少。
保守党遗留的问题，工党政府将有责任去解决。而且它要逆着工人阶级日益增长的战斗性去解决这些问题，这是它将面对的艰巨任务。佩里指出，我们能够预见这一战斗性的发展，并且了解，保守党所造成的选举热潮不是使群众更加冷淡，而是使他们对阶级更有信心，对垄断资本的工资冻结和加速生产作出更大的抵抗。
我们已经看到对资本主义的这种反对，特别是在钢铁业和码头业里。这是垄断资本始料所不及的。这是他们大大地估计错误了的。码头工人表明，他们已经从过去的经验里吸取许多教训，识破了工会领导人的犯罪的叛卖行为。工党政府所要对付的就是这样的码头工人。他们不会不经过恶战就接受码头老板们的计划。我们都知道威尔逊的政策，那是同垄断资本密切配合的，不可能解决今天工人阶级的问题。
威尔逊早就表明他在钢铁企业和建筑企业里的退却。他只谈论把更大的合同给予更大的雇主，并说要考虑各种发展，让一个承包人包揽全部工作。
关于威尔逊所谈论的“科学的革命”，在美国已经比在英国有了更高一个阶段的经验。这样做的结果，自动化增加了，而失业则达到了百分之五到六的水平。佩里评论道，美国工人阶级的整整一个部分贫穷化了，他们的生活已经降低到挨饿的水平。
目前向英国码头提出的计划，在美国早就实行过。美国西海岸二万六千名码头工人中，只有一万二千名是长期受雇的。其余一万四千名临时登记，每星期受雇一天。
里格·佩里接着谈到码头上的情况。几年前，当“蓝色工会”为了争取承认而战斗的时候，许多码头工人被驱离了政治。“蓝色工会”被摒于职工大会之外，结果不少码头工人很长一个时间拒绝参加工会。这一弱点现在已经克服，情况已经扭转。“蓝色工会”和运输工会的码头工人都团结起来反对运输工会的官僚分子了。佩里说，垄断资本和职工大会拼命要把工会统合到国家里去，码头工人是工会领导的麻烦的泉源，也是革命运动的力量的泉源。
《新闻通讯》必须成为工人的组织者，使工人更加全面地了解社会和资本主义，了解国家的作用和官僚主义的真正的性质。它必须通过战术的说法，给予他们同工会领导人和老板们开始战斗的力量。
（三）社会主义劳工联盟的组织
对于当前保守党政府面对的种种问题，哈罗德·威尔逊连一个社会主义的解答也作不出。右翼领导控制下的工党政府将要对千百万渴望社会主义的人民的希望起遏制的作用。
这就是社会主义劳工联盟总书记格里·希利在上周举行的联盟第六次年会上特别强调的一点。他说，这次年会上讨论的问题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劳工联盟的未来，而是英国工人阶级的未来和建设第四国际的问题。
希利指出，工党没有能力为工人阶级提供领导，这就必然在工人阶级运动里造成政治真空。他问，那么谁会挺身而出，提供这一领导呢？
我们要把社会主义劳工联盟建设起来，作为工人阶级政治独立的表现，它将提供这一领导，勇往直前去推翻资本主义。我们活着再没有别的任务了。
希利补充说，工人阶级的政治思考和希望都集中到要有一个工党政府，这就是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特别是在老年工人和二十年代末期及三十年代的工人中间，情况尤其是这样，他们都响往一个能为他们解决问题的政府。如果可能的话，他们要避免大规模的劳资斗争，因为他们毫不信任他们的工会领导人。在他们看来，一个工党政府似乎是把事情办好的最简便的方法。当工人们在工会里进行鼓动的时候，他们总是遇到这样的回答：“现在难啊。等着吧，让我们有了个工党政府再说。”这就是目前不少工人的态度。
希利强调指出，工党领导人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对于他们的反革命的作用，社会主义劳工联盟的成员应当绝对认识清楚。那些只知道迎合群众要求成立工党政府的感情而不了解实际情况的人，是一定要遭殃的。
站在工人阶级一边并不等于跟在他们屁股后面乱跑，而是要在建立革命政党的过程中，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政策进行经久不息的斗争。只有为建党而战斗的人才是站在工人阶级一边的。
那些职业的混乱主义者，无论左、中、右，全部是反对社会主义劳工联盟的。他们痛恨我们这个组织，因为它不断提出当前的重要政治问题，迫使他们无法逃避。如果联盟在某些特殊问题上跟这些“外交先生们”联合的话，那是为了在行动中揭露他们的不合适，而不是要象某些叛党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所鼓吹的那样“跟他们一个模样”。
对于各种不同的势力，我们能够取得最灵活的关系，以便揭露他们，并把能够训练来在英国建立革命政党的人们争取过来支持我们的观点。希利补充说，人们要成为革命者，那是必须加以训练的。他说，革命是一种职业。人们参加社会主义劳工联盟，对于革命工作还是并不熟练的，必须把他们训练成战士和领导人，以便为革命的党把斗争进行下去。
学习的斗争是同变革的斗争分不开的。这条经验不是容易得来的。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是一条痛苦的经验，因为它要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中小学所教的一切东西决裂。这是为了建立把工人阶级领导到社会主义去的政党所绝对必要的。
工党政府和工会内部的危机一旦发展，《新闻通讯》的读者将扩大四倍，格里·希利谈到刊物前途时向年会指出。由于工党政府的无能所造成的思想上的“大真空”，这一读者群是能够建立的。社会主义劳工联盟通过自己的报纸，将提出另一个领导来代替工党。这是为什么我们为这张报纸而战斗，为扩大它的销路而战斗的原因。他说，我们认为，这是发展我们的组织的最重要之点。
从为工人阶级提供领导的运动过渡到成立工人阶级的拥有广大党员的政党，是通过一张全面报道的报纸来实现的。希利说，如果劳工运动的右翼没有一张日报，这表示，这些人是多么惊人地缺乏任何政策和纲领。一张报纸并不仅仅是个宣传问题，而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个发展所必需的东西。
在未来的危机中，一张日报将更加显得必不可少。社会主义劳工联盟深信这种需要，它将从劳工运动中吸取人力物力来创办这样一张报纸。把《新闻通讯》扩大到现在这个样子，把它办成国内技术最好的周报之一，过去就是使用了这个方法。我们应该为已经达到的技术标准感到自豪，因为这表明了我们所争取的高标准的政治效率。希利补充说，这一成就也表明社会主义劳工联盟是认真对待自己的主张的，而且是相信这些主张的。
关于《新闻通讯》的建设问题，我们的组织并不排斥资本主义技术的创造发明。现在已经开始谈判，为生产一张日报购置最好的装备。
他说，我们要训练自己的记者，只能通过把在自己组织里工作和在资本主义报纸工作的经验结合起来的办法。必须大量培训这样的人材，为社会主义劳工联盟的日报造就广大的工作人员。
（译自《新闻通讯》第8卷第338期，1964年3月21日） |
皮埃尔·弗朗克：致北京和莫斯科的备忘录：请改正接受黄金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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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北京和莫斯科的备忘录：请改正接受黄金的地址
皮埃尔·弗朗克
北京的《人民日报》在4月27日强烈地暗示，苏联总理赫鲁晓夫一直在接济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社论没有指名提到赫鲁晓夫。因为它不可能从照顾赫鲁晓夫的感情出发，其所以没有指名道姓的原因还是个谜。同时，从赫鲁晓夫没有机会在中国人的任何法院中获胜这一点来看，这也不可能是由于害怕诉讼的缘故。也许，当《人民日报》实现其提供「证据」的诺言的时候，这个问题可以得到澄清。
关于赫鲁晓夫偷偷地资助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这一指责，是同一天的《人民日报》所发表的对于苏斯洛夫报告的长篇评论的一部分。苏斯洛夫报告中的一个主要论点，是谴责中国领导人正在玩弄托洛茨基派的那一套。〔参看4月17日和4月24日两期的《世界展望》。〕
《人民日报》关于赫鲁晓夫和托洛茨基派作了如下的说明：「我们愿意提醒一下：过去拥护过托洛茨基的反动主张，因为犯了托洛茨基主义的错误而作过检讨的，是确有其人的。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同托洛茨基唱一个调子，发动反斯大林的狂热运动，使处于绝境中的各国托洛茨基分子大为嚣张起来的，是确有其人的。现在到处勾结和收买托洛茨基分子进行破坏革命的卑鄙勾当的，也是确有其人的。我们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公布有关的材料。」
这个指责同去年11月《约克郡邮报》和《费加罗报》刊载的暗示英国的托洛茨基派不是从莫斯科而是从北京领取黄金的材料形成理所当然的对照！
有一位比埃尔·贝特朗在11月19日的《费加罗报》上写道：「不管实际的情况怎样，一切迹象使人更加相信，共产党领导人多少有些感到不安的这种渗透的努力已经把海峡对面的各种托洛茨基派团体当作工具，他们几个月来之所以能够恢复活动，如果不是由于获得来历不明的财政援助而部分地有了依靠，是很难解释的。」
为了说得更明确一些，贝特朗先生引证了《约克郡邮报》的话来说：「至少在英国共产党人的圈子里，据《约克郡邮报》的看法，他们相信中国目前正在不遗余力地——包括财政方面——想要建立一个服从北京的新的共产国际」。〔参阅《世界展望》，11月29日，第19页〕
这种暗示北京和莫斯科双方都资助托洛茨基运动的说法，当然引起了托洛茨基主义世界组织的创始人之一、第四国际司库皮埃尔·弗朗克的注意。
当皮埃尔·弗朗克还在追查人们认为正在流进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中国人民币时，他在《世界报》上又看到财政援助实际上是苏联的卢布以及北京准备提供证据的报道。眼看有这么许多现款可以到手，第四国际的司库不能不怦然心动。他坐到他的旧的轻便打字机跟前，打出了下面这封信寄给《世界报》编辑：
「编辑：
在你们的4月28日那天的报纸上，你们刊载了北京《人民日报》发表的特别宣布下述事项的一篇文章的摘要：
『……现在到处勾结和收买托洛茨基分子进行破坏革命的卑鄙勾当的，是确有其人的〔看来指的是赫鲁晓夫〕。我们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公布有关的材料。』
为了希望莫斯科和北京都能听到我的要求，如果你们把这封信刊登出来，我一定非常感激。」
「作为第四国际的司库，我可以说明我从来没有直接或间接地收到莫斯科的一文钱，我的组织长年累月地处于财政困难的境地。因此我不得不问一下——请原谅我的这种措辞——『钱在什么地方？我请北京立刻发表它所掌握的任何证据，并且也请莫斯科指出那些钱是寄给谁的。』」
「如果我能得到你们的准许，我还想补充一句：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战前受人谴责，说是拿了希特勒和东条的钱；几个月以前，英国报纸宣称北京正在把巨额款项寄给托洛茨基主义者。可是我根本没有收到过这样的钱。因此，是否有必要提醒他们：我们是一个做着革命者能够尽可能毫不隐瞒地做出的任何事情的运动；我在巴黎达波基尔路二十一号有一个非常朴实的办公处；那些政府在其他方面相当聪明，可是居然总是通过靠不住的中间人把钱送给它们似乎打算要接济的那些人，这真是不可思议？」
「预先向你们道谢。
你们的诚挚的
皮埃尔·弗朗克」
（译自《世界展望》第2卷第19期） |
皮埃尔·弗朗克：苏斯洛夫指出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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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斯洛夫指出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危险
皮埃尔·弗朗克
现今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谈将产生什么结果？如果说像哥穆尔卡这样的人物同意赫鲁晓夫的总方针（和平共处、和平和议会道路，等等），他们也不一定同意他过早地召开共产党的国际会议。在目前情况下，这种会议只会保证分裂。赫鲁晓夫需要巩固他那一伙人的队伍，遏制中国人的进展，所以在他多半已经没有希望同中国人和解时，他需要举行这种会议。但是，哥穆尔卡、陶里亚蒂……各人为自己打算，并不希望召开一次终于使分裂确定下来的会议。在莫斯科，哥穆尔卡公开地表示赞成召开新的共产党会议，如果它「有助于缓和我们今天同中国共产党思想和政治分歧」。
赫鲁晓夫能够把哥穆尔卡争取过来同意他的主张吗？还是他将赞成实行和解呢？这是在冲突的现阶段最值得注意的问题之一。
*****
如果说赫鲁晓夫阵营里的这些讨论显然不在公共广场上举行，那么中苏冲突中的另一件事情却是在大声喧嚷使每一个人都能听到的情况下被提出来的。这就是关于「托洛茨基主义」的指责。双方不断地就这个题目互相攻击，使它成为在这场冲突中意义越来越重大的因素。其所以进行这种指责，并非因为「托洛茨基主义」象有些一知半解的评述者所想象的那样是各国共产党之间可能采用的最严重、最恶毒的形容词。当然，在这次辩论中不乏形容词和诽谤的字眼，但关于「托洛茨基主义」的指责却由于一些根本并不神秘的原因而被提到政治的高度，虽然那些原因在双方有所不同，甚至其深度也不一样。
在中国人的最近那篇文章（见3月31日的新华社电讯）里，关于这方面的论证顶多只占二十五行左右，并且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三段论法。托洛茨基主义同拋弃革命的第二国际一样，属于修正主义一类。赫鲁晓夫也是一个抛弃革命的修正主义者。因此，赫鲁晓夫应当给自己戴上「托洛茨基主义」的帽子。
编写这些文件的，不是第二流的官僚，而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他们并不是不学无术的人，至少在重大问题上是如此。即使我们无法直接查明事实的真相，原文的本身却证明他们是注意托洛茨基主义出版物的。他们知道得很清楚：托洛茨基组织了红军；他在二十年代和以后的若干年内对斯大林进行了斗争，因为这个权力的篡夺者死抱住后来赫鲁晓夫不过继续加以推行的「和平共处」政策不放，等等。换句话说，中国领导人本身即使在知识上有某些不足之处，却故意歪曲事实，颠倒了托洛茨基和斯大林所扮演的角色。人们可以感到：他们多少有点担心他们目前的处境，他们希望自己在提到斯大林的时候会获得一种保护色。
在苏联方面，赫鲁晓夫未必能使人产生希望，想从他那里获得深刻的政治解释。他的思想的鄙俗无论在形式上或内容上都是昭然若揭的。你不是赞成穿一条没有窟窿的裤子而大吃其边上放着一盘白米饭的匈牙利式的土豆烧牛肉，便是想要一条可以抽紧的裤带和另一场战争。选择是很明显的：谁不愿意吃一份出色的土豆烧牛肉，特别是一份地道地用辣椒粉烹调的土豆烧牛肉呢？〔「这个厨师会烧出一道辣菜来，」列宁曾经这样谈起过斯大林。〕
可是苏斯洛夫的报告是一篇严肃认真的东西，许多事情都是以斯大林主义的官僚在讲话时所能表现出来的那种坦率的态度来谈起的。
当然，报告里对托洛茨基主义者和中国人旳观点有很多故意歪曲的地方。例如，说什么他们不考虑具体的力量对比而要求立刻到处发动革命，说什么中国人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观点是纯粹和简单地重复了「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既非战争又非和平」这一口号，说什么中国人为了迎合「革命战争」的策略而放弃和平经济建设，等等。
但是在一系列问题上，苏斯洛夫的论点是站得住脚的。
「也许有人认为中国人的使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成为『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带』这一理论是独创的吧？不是的。这几乎是一字不易地重复了当前托洛茨基主义的主要论题之一。我们可以在所谓第四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决议中读到：『由于1919-1923年和1943-1948年的两次较大的革命浪潮，以及1934-1937年的较小的一次革命浪潮的连续失败，世界革命的主要中心有一个时期转移到殖民地国家中去。』应当从这里寻找中国领导人的政治智慧的来源！」（注：引文摘自去年〔1963年〕6月召开的第四国际重新统一代表大会的重要文件之一。这个文件连同其它原文见《第四国际》杂志1963年10-12月号〔第17期〕以及美国托洛茨基主义刊物《国际社会主义评论》1963年秋季号。）
苏斯洛夫指责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他说，关于这个问题的斗争曾经具有「历史性的意义」，现在「中国领导人事实上硬要我们来辩论同样的问题。」中国人的关于「有堕落为资产阶级的危险」的论题，重复了托洛茨基主义者关于热月政变派的说法。（注：托洛茨基主义者说的是官僚主义的蜕化变质，而不是象中国领导人所说的堕落为资产阶级。在这个情况下，这种谎言颇能说明问题。）
在苏斯洛夫看来，事情很明显：
「中共领导人的理论见解和政治见解大体上有很多地方重复了早就被国际革命运动所驳斥的托洛茨基主义。」
苏斯洛夫认为，在某些重要问题上，中国人为处境所迫，显然开始采用了托洛茨基主义观点的一种代替物；他认为中国人对这一点也是同样看得很清楚的。于是他用揭发的措辞发表意见说：
「中国领导人力图使人相信，他们没有注意这一切。他们或许是这样考虑的：『今天的托洛茨基主义是个不大出名的流派，只要使他们的思想变成『中国人的』看法就能从中得到好处。』但归根结蒂，真相总是要暴露出来的！中国领导人很想隐瞒他们的思想来源；但他们无法假装不知道他们的见解是同昨天和今天的托洛茨基派的见解相一致的。」
这些话表明了托洛茨基主义在世界政治舞台上颇有势力的克里姆林宫的主子们中间所引起的恐慌。莫斯科比北京更害怕托洛茨基主义。这部份地是由于他们更清楚地了解它的实质，但主要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即尽管在斯大林逝世以后作了许多让步，苏联领导人却感到一个渴望自由和无产阶级民主的社会正在给予日益严重的威胁。
苏斯洛夫在直接对中国人讲话的时候，实质上是告诉他们：你们这些可怜的傻瓜！你们以为自已是在干些甚么？你们想要拿你们从托洛茨基派那里得来的思想同我们交锋。你们不会不知道这一点。你们自以为十分聪明，认为既然今天的托洛茨基主义是个弱小的流派，你们满可以蒙混过关，只要用中国漆把一切涂盖起来就行了。你们甚至认为把这些思想归功于斯大林是一个巧妙的策略。可是，真相总是要暴露出来的，谁也不会始终受到欺骗。你们想使斯大林复活是办不到的，但你们的行动将有利于「昨天和今天的托洛茨基派」。各国的官僚们团结起来，反对现在还活着的托洛茨基主义！
苏斯洛夫这个官僚把托洛茨基主义的东山再起解释为主要是中国人的拙劣的策略所致。接着，为了贯彻他所担当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他又用中国的农民性质来解释中国人的「托洛茨基主义」。斯大林主义的逻辑自有其莫测高深之处——农民产生了低估农民的思想流派……一场冲突把官僚们分裂开来了，在这场冲突中，他们暴露出自己的无能，不懂得为甚么他们完全不理会彼此的意见，为什么托洛茨基主义又开始使他们日夜不安。
这场冲突将继续恶化，因为它是由全世界的革命高涨所促成和推动的，而这一在现代使革命马克思主义恢复光辉的革命高涨，就是托洛茨基主义。
（译自《世界展望》第2卷第17期） |
皮埃尔·弗朗克：托洛茨基主义出没于莫斯科和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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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主义出没于莫斯科和北京
皮埃尔·弗朗克
新的争论显然已使中苏分歧达到最后决裂的地步。在几个月期间，阐述北京观点的文章一直没有得到答复，之后，莫斯科展开了它自己的攻势，发表了两个月以前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这事发生在中国报刊刊载了一篇题目叫《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文章不久以后。〔全文见3月31日新华社电讯。〕
最后的决裂已经迫在眉睫。这一点可以从这样的事实看出来，即苏斯洛夫的报告要求召开各国共产党的会议，其目的不是要谋求和解，而是要保证进行一场「严重的并从各方面看来长期的斗争」。从今以后，诸如法国共产党的首脑们这样一些莫斯料领导人的最忠实的拥护者，将为这个建议辩解，谴责任何企图规避采取明确立场而保持一种骑墙观望的调和态度的共产党。
毫无疑问，赫鲁晓夫不得不作出这样的判断，即中国人不会承认任何妥协的解决办法，过去几个月的局面的继续将使中国人能够占据上风，并将鼓励所有那些想要利用这个分歧来显示某种程度的独立性的人们。所以他决定提出召开会议的问题，以便纠集尽量大的力量来反对这样一种危险，这种危险「正在滋长；因为我们所对付的是一个执政党的领导人，他们掌握着庞大的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活动的手段，所以危险更加严重。」（苏斯洛夫语）
各国共产党对于这个要求召开一次国际会议的建议的反应如何？答案将是颇饶兴趣的。在1960年的会议上，八十一个党派遣了代表。赫鲁晓夫能否召开一次出席的党势必大为减少但又不致使他丢脸的会议呢？直到目前为止，意大利共产党对这种会议还抱有保留态度，虽然陶里亚蒂在政治上是赞成赫鲁晓夫而反对毛泽东的。官方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的「团结」经受着严重的考验。
***
组织方面的这种发展伴有由上述两个文件所证明的政治攻击的加剧。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决定拋开双方按十足斯大林主义的方式互相用以攻讦的形容词不谈，也不提双方对于对方的观点的粗暴歪曲。旧的斯大林派表明它在这两个阵营里还有它的代表。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赫鲁晓夫的布达佩斯旅行期间，他在这方面证明是最有希望的学生。因此，在关于核战争的问题上，他把一系列愚蠢的主张说成是毛泽东的，并且断定「只有地道的白痴」才会抱有这种看法。
每一方都必然拼命地打击对方的弱点。苏联的领导人从中国人的观点中得出南斯拉夫是个「资本主义国家」这一极端的结论；当然，中国人是赞扬斯大林的。另一方面，中国人举出许多极好的例子来证明走议会和和平道路以取得政权的政策的破产和愚蠢。(伊拉克、印度、法国、阿尔及利亚、西班牙……）
但是，在官僚们所写的这些文件中，尽管实际的情况和分歧是以完全颠倒黑白的方式说明的，某些重要的问题却仍旧可以看得很清楚。
例如，苏斯洛夫的报告开头就强调指出当前冲突中的主要分歧。他说，1960年宣言的基本命题说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意即工人国家的经济——是全世界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他指责中国人在写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革命在今天看来是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最重要的力量」时修正了上述这个命题。他认为，这样讲就意味着(中国的理论家让它〔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只起一种使其支持和推进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的『支撑点』的作用」。苏斯洛夫接着说，这样讲就意味着他们不懂得和平经济竞赛的意义。
他还指责中国人这样地歪曲了苏联的观点：「苏共领导歪曲了问题的实质，力图证明经济竞赛将意味着『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根本用不着进行斗争，用不着起来革命，只要安安静静地等待着，等到苏联的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就行了』。」（引自《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中间略有删节。——译者）
如果对苏联领导人的想法有什么「歪曲」的话，那只是就他们并不完全敌视群众斗争这一点来说是如此。然而，他们不把群众斗争看作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而只是并且主要是看作对资本主义国家施加压力以便把它们纳入苏联外交努力范围的手段——看作苏联和其它工人国家的经济建设已经变成的历史动力的支撑点。
毫无疑问，对于全世界的共产党人、特别是受到资本主义制度的祸害折磨的那些国家的共产党人所要考虑的问题来说，这是由中苏冲突引起的头等重要的分歧。他们的主要战略目标应当是推翻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应当在本国实现资产阶级的政治合作并使这种合作同克里姆林宫达成外交上的谅解呢？历史的动力是否不再是群众的革命斗争而是某些工人国家的经济建设呢？这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已经竭尽所能地（虽然他们所拥有的力量和手段相当有限）强调了多年的重要争点。中国人目前正在以一种据我们看来已在赫鲁晓夫主义的领导人中间引起恐慌的力量把这个争点提出来。
我们也多次说过，中国人并不是通过纯粹意识形态的手段得出这种看法的。他们得出这种看法，是通过他们自身处境的前因后果，通过对苏联政策的亲身试验，在某种程度上还自已花了代价。由于他们对这个问题采取实用主义的方法在政治上逐步求得发展，由于国家的贫穷使他们感到压力很大，中国人在实行有关这方面的路线时并不总是始终一贯的。另一方面，赫鲁晓夫主义的领导集团在实行它力图使其凌驾于群众运动之上的和平经济竞赛的方针时却是前后绝对一致的。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的攻击证明很有力量，足以迫使苏联的领导采取守势。在布达佩斯，赫鲁晓夫不得不申辩：「我们并不反对世界革命，不过……」不过，不过，我们不能越俎代庖。仿佛有人那样地提出过这个问题似的。
***
按照中国人的看法，苏联还没有消灭阶级；资本主义的危险仍然存在；在资本主义的压力下，修正主义乘机兴起——象大战结束以来在一些共产党内所看到的那样，首先是白劳德，然后是铁托，现在是赫鲁晓夫。
按照苏联的看法，中国是一个非无产阶级阶层占压倒优势的国家，中共的领导人「肯定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气质，不能坚决地抗拒小资产阶级精神的压力」。
换句话说，在一方面看来，这是国内资本主义压力的问题；在另一方看来，这是小资产阶级压力的问题。
但是，当它们在其观点的社会根源中找到这种分歧时，它们都互责对方犯有同样的政治罪行托洛茨基主义。在这场论战中，被埋葬了多次的托洛茨基主义又出现了。
在中国人看来，托洛茨基主义不过是改良主义的、孟什维克的概念——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种种说法还不止是概括性的。苏斯洛夫在中国人的观点中找到的托洛茨基主义不仅在于他们的「派别活动的」方法，不仅在于他们指责苏联领导人蜕化变质的论点，而且在于他们对殖民地革命的看法，在于他们对武装革命斗争的想法，在于「和平共处」的问题。（注：如果要把苏斯洛夫的报告中对真正托洛茨基主义观点的歪曲——指出，那就需要写几篇文章才能把问题说清楚。）
如果认为敌对的双方之所以互相指责带有托洛茨基主义的色彩，是由于象某些资产阶级的或社会民主党的评论员所设想的那样，托洛茨基主义是各国共产党之间采用的最猛烈的形容词，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在好多年的期间，那些官僚们宁可保持缄默而不愿提起托洛茨基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者。
不难证明，苏联和中国的主要思想家正在密切注意洛茨基主义的出版物，虽然这些出版物的销路一般说来远不如官方共产党的报刊。
他们并不引证其它政治流派的言论。这是颇有道理的。他们知道——并非根据经过考虑的推断，而是出于一种自保的本能——他们队伍中的这个危机并不会造成资本主义的或社会民主党的威胁。既然多年来全世界的力量对比一直向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这些领导人在他们自己的组织的成员中所感到的危险，就只有托洛茨基主义了。
当中国人听到谈起斯大林的罪恶时，当苏联的领导人听到谈起不断革命论时，任何一方都觉得那种话听来像是会随着目前全世界巨大的革命浪潮而重新出现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回声。
他们都害怕了。并且他们同时竭力互相恐吓：「当心你们究竟是为谁卖力的！」这就是他们彼此提醒的话。苏联领导人暴露出，他们对于这一点甚至比中国领导人更加注意、更加担心。
不论每一方采取什么行动，他们都无法遏阻历史的进程。好多年来，官僚机构一直支配着群众运动。这个运动的日益强大的力量正在突破这种控制。双方的官僚机构互相指责投降主义、修正主义、冒险主义等等。他们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压力来解释当前危机。他们表明他们不会确实认清自己，不会看出自己是什么货色——官僚主义者；并且也不会看出他们的日子是不长的了。
共产主义运动目前的危机首先是这些官僚主义领导集团的危机，是共产主义革新的紧要关头。所以这些领导集团将不再一帆风顺，同时它们将按自己的方式促成托洛茨基主义的最后胜利。
（译自《世界展望》第2卷第16期） |
巴西反革命反动派的胜利和“和平共处”的破产（波萨达斯，1964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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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反革命反动派的胜利和“和平共处”的破产
波萨达斯1964年4月5日
〔第四国际（以波萨达斯为首的托派）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五一节宣言（1964年4月）〕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五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4月出版
拉美派第四国际法国支部机关刊《共产主义斗争》编辑部按语：我们谨请活动家、工人、共产党员注意这篇十分重要的文章，以便理解巴西目前的形势及其意义，从而认识全世界工人运动领导的任务、工作方法和战略。
我们号召共产党基层活动家要求在支部中讨论波萨达斯同志这篇分析的各个结论。
巴西反革命政变最重要的后果之一，将是它在各共产党的危机中所产生的影响。这个危机将不会立即表现出来，而会在短期内从智利、秘鲁和阿根廷将要发生的事件中表现出来。
这个危机是“和平共处”政策的破产的直接后果。而现在，这个危机建筑在跟我们更有利的形势的基础上，因为这个破产已经被共产党的活动家、被民族运动的革命基层所理解。在巴西是如此，在别的地方也是一样。这是“合法斗争”政策的破产。
共产党的危机已经相当严重和深刻。在巴西、乌拉圭、智利，共产党不仅跟它们的基层进行论战，也跟包括我们在内的其他派别进行论战。如果问题只是跟共产党的基层进行讨论，他们就不会怎样重视，他们干脆中止讨论就完了。然而事实与此相反，他们正在跟他们的基层进行争论，以便抵制我们第四国际的影响。的确，在一切派别中，托洛茨基派是唯一赢得权威，提出路线，唯一从巴西反革命暂时胜利的原因中得出结论的派别。只有托洛茨基派才能进行分析，深入研究，得出正确的结论。
有必要把下面这一点充分说清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不管是古拉特也好，布里佐拉也好，雷钦[1]也好——进行新的尝试，以动员群众，争取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革的道路现在并没有堵住。这些改革，归根结蒂将危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这种尝试的可能性并没有被排除。
然而，在目前这个过程中应该讨论的问题，并不是在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中、通过议会道路取得某些进展、获得某些成就、占领某些阵地的可能性的问题，而是以别的方式代替革命的可能性（除了某些极为有限的方面以外）这种幻想的破产的问题。正是应该在这方面作出结论！
反革命的胜利表明以合法斗争、议会制度当作纲领和目标这种做法的破产，而各国共产党不去讨论这一点，却要讨论还能取得一点什么东西的可能性。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巴西的共产党正在进行斗争，以抵制各种革命倾向，特别是托洛茨基派在它们的基层以及在不跟随共产党，而走或者准备走革命道路的小资产阶级中在思想、认识、精神、意志和经验各方面的影响。因为托洛茨基派首先指出了下列事实，对它进行了分析，并且把它作为纲领的基础，那就是：如果不通过革命的道路，任何改革——哪怕是资本主义范围内的认真一点的改革——都不可能取得，而归根结蒂，要巩固这些改革——即使是巴西那种最低限度的改革——就必须夺取政权。
共产党在准备回答我们这个观点。然而它们不准备跟这个或者那个活动家进行论战，却准备在共产党内外，特别是在共产党之外，打击这个潮流，使它不致渗入共产党基层内部。共产党人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活动家不久将作出他们自己的结论，而是因为已经存在着一个宣传鼓动、压力和影响的基础，那就是托洛茨基派，是我们支部，是我们的国际奠定的基础，而这个基础又有广阔的发展前途。对共产党基层，对进行民族主义革命或者受这革命影响的各种派别的基层施以真正的影响的基础是存在着的。
当巴西这样的事件产生并且立即引起这样巨大的反响的时候，决不可以把它看成是独一无二的事例。在庇隆时期，当1955年庇隆出走的时候，也出现过这样一个过程。在方式方面甚至还有某些类似之处。不同的是现在有一个布里佐拉，而庇隆运动那时没有。我们相信——我们要强调——布里佐拉曾经想战斗。这就是古拉特和布里佐拉之间的区别。布里佐拉在最后时刻发出的呼吁并不是哗众取宠。这是一个将在明天产生回响的呼吁。它在发出的时候原来也是可以产生回响的。当1955年庇隆出走时，殖民地革命过程的形势和发展水平远不及今日。特别是那时没有这样一个古巴！而在整个拉丁美洲，当时没有今天这样高的革命发展程度。我们认为反革命的胜利是暂时的，这就是根据之一——这些根据我们都已经阐明过了。使这个胜利得以维持下去的客观社会基础，无论在巴西和在世界范围都不存在，也不存在使这个胜利得以维持下去的政治和军事基础。
今天，我们有着使革命运动在巴西再起的有利得多的条件。可能性比以前大得多。因此，革命运动失败和再起之间这个阶段将比庇隆时期短得多。不应该忘记，当时庇隆倒台了，群众曾进行抵抗。而群众的抵抗曾阻止了军事独裁的建立。尽管巴西的群众缺乏一种传统，不象在阿根廷那样曾经在工会运动有组织的过程中得到过发展，尽管巴西农民的力量虽比阿根廷为大而没有集中到一个组织里去，也缺乏有组织的力量，尽管由于群众缺乏政治生活和政治组织致使集中的陆海军士兵对他们无法产生政治影响，也尽管那些有势力的敌对分子使群众不能根据经验、通过组织得出比较重大的结论，但是拉丁美洲和全世界的总的革命过程很快就将帮助群众得出下列概括的结论：合法方式是不够的；必须用革命方式来加强，拿起武器，组织革命机构，组织工人民兵，组织工农兵统一战线，此外，控制主要生产资源，控制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决策中心和经济机构，并取消资产阶级政权。
共产党却竭力压制这一切，它起着反革命的作用。它具体地担负着反革命的任务！这是因为，今天应该做的事情，并不是来解释用议会方式取得合法的成果，取得一系列果实的可能性。用不着去讨论是否有可能取得什么东西。应该讨论的是巴西说明什么问题！巴西的事件说明，法律范围的、合法的斗争成果，通过议会制度取得的成果，都是很有限的。当他们把从资产阶级民主的议会制度中还能取得巨大的斗争成果这一事实当作中心问题提出来的时候，他们就是混淆视听、设置障碍、阻止群众从每一阶段中吸取经验的主要代理人。而这就是一种反革命作用。
资产阶级为了它自身的利益，也在作出这些结论，采取相应的行动。共产党是压制群众的轴心。布里佐拉要求的却是别的东西。他号召人们武装起来，手执武器投身战斗。与此相反，共产党却号召压制武装斗争。这在客观上是一种反革命的作用，不仅如此，这还是有意识的反革命的作用，因为共产党竭力争取群众走这条“合法的”道路。它竭力压制群众，要他们跟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妥协，向它屈服。这就是我们各支部在现阶段决定方向时应该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
应该不断地、经常地进行澄清工作。不是去攻击共产党，也不是参加论战，而是进行这种分析，进行这种全面的分析，肯定巴西事件的结论。
这些结论的另一方面就是，巴西这一过程是在没有无产阶级的独立行动的条件下导致这样的情况的。巴西跟古巴不同，问题不是到游击战中去寻找解决办法。很明显，如果按照布里佐拉原先的决定，情形可能有所不同。不过，也很明显，当时没有时间这样去做。布里佐拉的民族主义运动是享有充分的权威，足以取得进展的，只是缺乏时间。在这个运动还没有组织起来、巩固起来以前，反革命就行动起来了。布里佐拉的反应表明他的行动并不是为了哗众取宠。我们看到他投入斗争。时间如果比较充分，他的民族主义运动是会组织起来，大大往前推进的。当时很明显，反革命要来。我们全都预见到这一着。我们没有能预见到的是反革命爆发的时刻。不过当时就很清楚，最后两星期，特别是最后四天是决定性的日子。反革命势力看到事态要脱离他们的掌握，就要在一个中心点上行动起来，那就是军士会议。这是把军士集结起来动手的一个中心。
无论如何，反革命势力成功的基础就在于军队，作为一个机构，作为一个组织，不曾被对方争取过去。军队是一种国家设施。而作为国家设施，那就犹如不可能争取资产阶级国家，而应该摧毁资产阶级国家一样，军队也是不能被争取的。但是可以争取其一部分。譬如我们可以争取众议院的多数，但要使资本主义尊重这个多数，就必须夺取政权，摧毁议会。它们是资本主义的机关。
这是很清楚的。因此，在大多数我们掌握情况的国家中，在共产党、社会党、民族主义运动中，目前正发生一个内部分化，对巴西事件的结论进行大争论的重要过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情况。
反革命尽管可以胜利，但从世界形势的整体出发，群众依然可以保持革命的乐观主义。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一个打击就意味着后退一步的阶段了。现在不是西班牙了。当年西班牙无产阶级的失败曾是一次严重的打击。在这里，失败被看成是取得一次经验，结论跟西班牙当年完全不同。人们正在准备新的前进。连政变分子他们也在谈论这一点。由于群众并没有被击溃，政变分子中间的危机依然存在。这表明革命的世界统一性。
虽然共产党采取了否认和掩饰这些结论的态度，可是那也枉然。存在着革命的永久性的世界过程，一个地方的失败立即就毫不延迟地从世界另一地区的胜利中得到弥补。巴西这次事件刚刚结束，玻利维亚和智利就出现革命形势。在玻利维亚，那倒不是什么新鲜事了。雷钦党内发生的决裂是为了重新集结力量而向左进行的。至于在智利，罢工富有战斗性，十分坚决。
共产党说什么挑衅分子焚毁了小汽车和公共汽车等等。应该揭露他们这种反革命的态度。焚毁汽车的是工人，是小资产者，是职员，他们就这样来表示他们斗争的意志，表示他们斗争的决心。在拉丁美洲，智利人民是有着焚毁公共汽车和电车的传统的。当然，这种斗争形式不是最好的斗争形式，因为最好的斗争形式是剥夺企业，占领工厂，强制进行工人管理。然而那些组织不向群众发出这样的指示，所以群众只好自发地上街行动，以表示他们深刻的不满情绪，烧毁他们看到的资本主义所有的一切东西。这是他们表示不满情绪的一种方式。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在智利由来已久了。在每次大规模罢工中，他们总是不让一辆公共汽车留在街上的。这里存在着一个直接的原因。群众并不是无缘无故地破坏公共汽车和小汽车，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打击他们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公共汽车车费高，又要不得。原来设计坐二三十个人，可是得装七八十个，挤得要命，又没有门窗。居民为了发泄他们的不满情绪，砸碎这些公共汽车和大议员们的小汽车。这是一种抗议的方式，因为还没有别的方式可以采用。如果工会和政党的领导能够组织夺取政权的斗争，群众是会参加的。群众有坚决的实际精神，足以理解什么事情是最好的。
共产党的这种反革命立场被他们支持合法的和平道路的外表掩盖起来了。可是正是在今天，不去从巴西这样清楚显著的形势中得出这种合法道路已经破产的结论，不去得出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的合法途径这种“和平共处”政策已经破产的结论，那就是为反革命服务，那就是充当反革命。那就是压制群众，不把他们引向他们应该记住的最明白无误的经验。共产党人说：“列宁这样说。”今天必须说清楚，列宁从来没有说过应该把和平途径或者合法途径看成是唯一无二的中心，而是说所有那些通过合法斗争取得的成果，跟一切议会行动或者民主行动一样，都不过是对打倒资本主义政权的斗争的一种支援，而是说必须以群众示威、双重政权、占领工厂、工人控制、剥夺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来加强这些从资产阶级民主的议会斗争中取得的成果。列宁就是这样说的！请共产党的活动家们读读列宁的著作吧。请共产党的领导人把列宁谈资产阶级民主道路的文章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列宁在谈资产阶级民主斗争的时候，不是把它看成是目的本身，而是把它看成是某一时期斗争的中心。也就是说，就某一时期而言，资产阶级民主斗争形式是主要的。而我们现在是1964年，不是1905年。在1964年以前，在巴西曾出现过政权掌握在群众手中的局面。号召群众夺取政权，组织工农民兵，这就是打倒资本主义。正因为这样，跟民族资产阶级相联系的古拉特就没有向群众发出号召，没有号召军队参加斗争。因为他看到群众超出运动的资产阶级性质，看到群众夺取政权的危险。从这个意义来说，共产党的态度是双倍罪恶的，因为它事先不把巴西无产阶级不可能作为独立组织而行动这种错误论调的涵义告诉它的活动家，事后又不跟他们一起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
无产阶级缺乏独立的行动，是使具有高度斗争精神和革命决心的陆海军士兵屈从于资产阶级领导的主要因素之一。如果无产阶级能以它独立的行动参与运动，它是可以把陆海军士兵吸引过来的。巴西的事件就应该这样来分析。这是分析巴西事件应该采取的方式。
当美国帝国主义指挥下的巴西反革命势力掌握政权的时候，赫鲁晓夫在同中国共产党进行论战，吹捧肯尼迪和约翰逊这两个美国帝国主义的头子、巴西和全世界反革命势力的组织者。共产党掩饰它是巴西反革命势力暂时胜利的主要负责者。
巴西和全世界共产党的基层单位、同情者、工人活动家正在评判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从中得出批判性的结论。他们清楚地感觉到和看到，共处、妥协、改良政策又一次表现了彻底的破产。他们看到和感觉到，继续留在资产阶级民主的议会合法斗争的圈子里就导致对资产阶级领导的投降。巴西共产党无条件地支持古拉特。
古拉特曾经赢得他在群众中的影响，把自己表现得好象是穷人之友的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推进了某些经济发展和基本改革的措施，从而把资本主义所有制推广到小农经济，采取了某些民族经济的措施。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巴西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他曾寻求无产阶级的支持，因为他没有别的基础可以依靠来推进这些打击帝国主义的措施，然而这也是为了民族资产阶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利益。
古拉特曾经依靠群众来发展他自己的道路，然而这不是由于他的能力，不是由于资产阶级的纲领，也不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而是由于共产党不能作为群众的革命的、阶级的政党而得到发展。拉丁美洲群众性的民族主义运动和派别之所以得以发展——如古拉特和布里佐拉，那是因为共产党在社会革命发展成长和成熟的过程中，被一部分群众抛弃了的缘故。共产党那些追求资本主义改良，同资本主义结成联盟，同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政策、纲领和目标，只能起使它们自身解体的作用。
巴西和整个拉丁美洲共产党的破产
在巴西，共产党在1946年曾得到六十万张选票。按单纯的数字增长，它在1964年应该得六百万票，成为巴西人民压倒多数的代表。在阿根廷，共产党曾被庇隆主义这个民族资产阶级运动击退。庇隆的群众试图通过支持庇隆来打倒资本主义。在乌拉圭，共产党在1946年曾得三万多票。按单纯的数字增长和阶级影响来推算，它应该变成最大、最有社会力量的政党。然而它现在却是一个连工人阶级十分之一的支持都得不到的小党。百分之八十的乌拉圭无产阶级依然受白色的或带色的资产阶级政党（乌拉圭资产阶级政党有白党红党之分，各有几派。——译者）的影响，投它们的票。在罢工和其他阶级行动中，无产阶级为阶级利益所驱，反对白色的或带色的资产阶级政党，但是既不跟着共产党走，也不投它的票。在智利，社会党跟共产党势均力敌，甚至还超过共产党。
各国共产党，特别是巴西共产党的停滞、后退和解体，是使民族资产阶级组织起来，发展起来，并对工人阶级以及贫苦和中等的小资产阶级产生影响的主要原因之一。
巴西反革命势力的暂时胜利并不表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对工人阶级的力量占有优势，而是表明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的破产，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妥协、跟它联盟的改良主义政策、纲领和目标的破产，也就是和平共处的破产。反革命的这一胜利又一次肯定了有必要把争取民主要求、工会和政治权利的斗争，跟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工农联盟、成立工农政权的斗争的目标和革命纲领结合起来。
巴西事件的另一个根本结论，就是无产阶级有必要保有它自己的组织，提出自己的口号，提出自己阶级的革命目标，从事独立的行动，以便不受资产阶级领导（不仅是古拉特，也包括布里佐拉）提出的口号和纲领的限制。如果无产阶级带着它自己的纲领和它自己的革命政党组织了起来，就不至由于资产阶级的恐吓、胆怯和资本主义的阶级意识而裹足不前。无产阶级原是有可能走得更远，把农民带动起来的。它原本可能号召农民和士兵参加斗争。它原本可能把他们发动起来，在革命的领导下，争取实现推翻资产阶级政权这一目标，使“基本改革”得以付诸实施。结论就是这样。
布里佐拉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因为直到现在，他还没有行动起来。但是他说：“我们当时缺乏一个组织。”他不认识无产阶级独立的作用。不过这也是很合逻辑的事情。除了我们以外，谁也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开导他、教育他。共产党对这毫无兴趣。因此，也不能把这一点看成是落后或抗拒。他缺乏认识。从他全部活动来看，布里佐拉是个革命者。见过他的人都说他是一个行动的人，一个果断的行动的人，勇往直前，不肯认输。可能他感觉到了革命。他的声明是一个感觉自己是战胜者的人的声明，而不是一个感觉自己是被击溃者的人的声明。因此必须大大强调无产阶级的独立作用。独立并不仅仅意味着有同资产阶级分离的组织，象共产党人那样。共产党人心目中的独立行动就是无产阶级有自己的工会组织，不要雇主参加。你不能有自己的工会，却执行资产阶级政府或者资产阶级的政策。组织独立意味着要有阶级的纲领，有阶级斗争的方法和目标。共产党人说：“应该监视敌人。”你监视帝国主义，举行举行游行示威，帝国主义才不在乎呢。敌人要是看不到无产阶级的武装行动，它是不会感到自己孤立的。当游行示威达到这样一个水平而不提出夺取政权的问题，游行示威也就不会进展。这是应该得出的结论之一。当你达到这样一个限度的时候，那就已经不可能只是威胁威胁，开开会就行了。必须行动起来，必须进行剥夺。按照古拉特3月31日达到的水平，那就已经必须转入剥夺资产阶级，取消资产阶级政权，否则就必然是死路一条。所以猩猩派说：“如果我们再晚四天动手，我们就完蛋了。”他们看出，虽然古拉特不下命令，群众就要自己行动起来了。这个反叛，开始是一千五百名下级军官，可能就会蔓延到全国，波及兵士，他们可能推翻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和政权。到了这样一个水平，要不采取反资本主义的剥夺措施，要不把事实上已经存在的双重政权从组织上具体化起来，那就不可能再前进一步。这是主要的结论。
资产阶级立即作出了这个结论。2日或者3日，有一个资产阶级分子在看电视的时候说：“咱们别乐了，还是谈谈巴西的事儿吧，刚发生的事情是一次1905年。”不错，是1905年，然而用不着再过十二年就将是又一个1917年。
而共产党却掩饰这个结论。他们并不是不知道这个结论。共产党的领导成员跟资产阶级一样，也知道这个结论。然而他们必须对他们的基层组织掩盖这个结论，免得他们受革命的影响。本来吆，这是一个“和平共处”的问题。和平共处不仅指苏联官僚主义统治和约翰逊之间的协议，同时也指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是和平道路还是革命道路——问题就在这里。应该总结一下，巴西事件到底意味着什么？它雄辩地表明和平道路的彻底破产，表明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极度有限。在目前阶段，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不能容忍对土地所有制、对生产、对所有制、对分配制的任何严重的改革——我们说的是改革而不是剥夺。不，资本主义对什么也不能容忍！因为它感觉到自己的衰弱。因此它用反革命手段来保卫自己。要维持古拉特的小小的改革纲领，就必须革命。这是应该得出的结论。这是对各国都适用的结论。拉丁美洲的共产党不这样做，却号召加倍努力，提高警惕，监视敌人，实现团结。团结起来干什么？起来斗争？怎样斗争？警惕敌人？什么叫警惕敌人？瞪眼瞧着他行动？对敌人，瞧着他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对他嚷嚷也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如果工人不武装起来，没有夺取政权的决心，不去占领工厂，没有革命纲领，光是游游行示示威，阶级敌人、帝国主义和各国资产阶级是不大在乎的。
资产阶级在武装起来，进行准备。他们没有别的出路，只能这样准备。巴西事件的结论并不是要号召随便什么“团结”，而是要号召争取剥夺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团结。缺乏阶级纲领的团结毫无意义，它对敌人有利，因为这种团结欺骗工人阶级，使它不能从事件中得出结论。缺乏斗争精神、缺乏斗争纲领的团结对敌人有利，因为它阻碍群众进行斗争，阻碍他们从统一行动中取得剥夺资产阶级的全部利益。
包括剥夺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工人管理、工厂委员会、工农兵委员会、工农兵联盟、工农政府这样的纲领的团结，那才是团结。把基础建筑在和平共处的前景或者单纯的宣言声明上，而不是建筑在群众动员上的任何非临时性或非局部问题的团结，都对阶级敌人有利。共产党搞的就是这种团结。它们起着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的作用。拉丁美洲和全世界的共产党从形势中得出它们自己的结论，它们对革命结论的总结毫无兴趣。
列宁在每次重大事件以后，总是作出每个阶段、每个事实的正确的客观的结论。列宁在1905革命以后得出这样的结论：革命还没有成熟，有必要为建立工农联盟和工农政府而进行准备，必须为此而重新武装起来。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他胜利了。可是我们今天是1964年。列宁的这个经验正在巨大的规模上重复着。当象巴西这样的事件发生的时候，那就说明今天世界处在革命形势之中。整个拉丁美洲在革命。资本主义除了进行反革命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可以维持它的统治地位。这次反革命政变表明，任何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府，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支持，没有群众革命行动的支持，都不能抵挡反革命势力，只能投降。古拉特不经斗争就退让了。因为，发动斗争就意味着他不能控制斗争。他宁可让他的敌人掌握政权，也不愿无产阶级掌握政权，虽然他曾经有意进行一些改良，实施一系列有利于群众的特殊的经济改革——不过这也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反革命的胜利是暂时的
目前这种形势是在对革命十分有利的特定时刻中发展的。出现了大失败。拉丁美洲的革命在巴西遭到了打击。然而群众并没有失败的感觉，因为他们并没有参加斗争。不过这毕竟是对群众的一个打击，因为它使阶级敌人有可能发动一次它正在发动的大反动，进行大规模逮捕，对民主自由进行迫害。这显然是对群众的一个打击。然而群众并没有失败的感觉，因为他们并没有参加斗争。没有人号召他们参加斗争。然而他们在遭受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领导失败所产生的后果。这些后果——我们认为是暂时的——将产生重大的效果，因为它们将鼓励反动政权。它们将鼓励帝国主义利用巴西形势，来把这哪怕是暂时的胜利扩展到拉丁美洲的其他地区。他们尤其将组织起来对付古巴，然而从社会观点来看，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现在在世界范围都处在不利条件下。它们没有巩固的立足点。
帝国主义、巴西和全世界资产阶级，将竭力从这次反革命军事政变的暂时成功中得到好处。然而它们缺乏把这成功长期维持下去的历史的和具体的条件。代表世界资本主义总的思想的资产阶级报刊，纷纷起来进行批评，试图把这次反革命政变的反动的社会经济后果抑制在一定范围，因为帝国主义害怕群众的反应，它感觉自己不够巩固，没有力量来依靠这次反革命的暂时成功，在拉丁美洲和全世界掀起一个加剧这种形势的运动。帝国主义看不到有什么可以利用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可能性。与此相反，它害怕。要不然的话，帝国主义者就会怂恿巴西反动派和反革命分子更进一步，他们就会号召其他国家的反动派效法巴西的榜样。他们是很乐意这样做的，但是他们没有胆量公开说出来，因为他们并不觉得自己有把握。富布赖特的演说反映了世界资产阶级这种心情。巴西反革命胜利两天后，他说美国政府应该花更多的钱来提高拉丁美洲群众的生活水平，以便遏制共产主义，同时在冷战中少花些钱。富布赖特的这些考虑固然是凭借苏联和全世界各共产党赫鲁晓夫之流向帝国主义伸出来的友谊之手，但是，归根结蒂，这些考虑也是从悲观主义和失败情绪出发的，而反革命的和平共处政策却不允许别人利用帝国主义的悲观主义和失败情绪来更好地埋葬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
人民群众的阶级敌人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在现阶段不能利用巴西群众遭到的这样严重的失败，因为力量对比的历史的、客观的、具体的条件不允许他们这样做。主要的问题不是无产阶级有没有参加斗争，而是在世界范围内力量对比对资本主义不利。这是第一个有利的结论。巴拿马也是世界力量对比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和苏联之间的争吵也是一个组成部分。
中苏危机是永久革命的一部分。中苏危机和中国人批评苏联人和平共处的态度是有利于世界革命的力量的一部分。如果不是这样，资产阶级就可能利用那些事件。
正如托洛茨基所说的那样，当工人阶级利用它在自己前进道路中的失败，不因失败而瘫痪，却继续前进，那么有些失败无疑会转变成为胜利。从而可以看出，考虑工人阶级在遭到挫折时是否瘫痪下来，该是多么重要。然而巴西的工人阶级却并没有瘫痪。当然，他们遭到了严重的打击，因为阶级敌人正是神气活现，宣布镇压法令，控制国家机器，准备进攻工会。可是，工人阶级并没有瘫痪。
西班牙革命失败的例子同这次事件毫无共同之处。在西班牙，工人阶级在革命前就瘫痪了很多年了。危地马拉也是一样。从此可以看出我们现在应该进行干预这个结论是多么重要。另外一个结论是：共产党内部的危机正日益加剧，而现在必须进行干预。在力量对比方面有两个重要因素。妨碍群众前进的是哪一个因素呢？一方面是共产党的政策，另一方面是沉醉于合法手段、沉醉于资产阶级民主的议会斗争的那些民族主义党派的政策，它们都麻痹或者限制运动。当这种政策遭到如此重大的打击的时候，就出现对我们有利的结论。资本主义当然立即得到一些好处。然而由于群众没有别的办法取得经验，他们也就从中得到好处。并不存在工人阶级失败、后退、崩溃的条件。后退决不意味着失败。我说的是后退而不是失败。后退和失败是两回事。后退有时候是失败，有时候却不是。在巴西这个情况，后退和失败都有。这一次工人阶级严重地后退了，也失败了，因为阶级敌人巩固了他们的政权。工人阶级之所以后退，那是因为它原来抱着站在古拉特背后有可能向前进的幻想。
这些是行将在下一阶段在政治斗争中起作用的重要因素。阻碍革命斗争向前发展的障碍来自共产党，来自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领导。障碍就在这里。富布赖特抓住了这点，他说：“应该信任赫鲁晓夫，他是一个真诚而诚实的人。让我们跟他接近吧。”这对那些人是一个惨重的打击。由此可见中国人进行干预的重要性。他们所施的打击虽然有限，而且具有相当的机会主义色彩，但是毕竟进行干预了。他们就这样在促进事态的发展，有助于对同资产阶级妥协、一味争取资本主义改革、屈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这些有害政策作出结论。这些都是最重要的结论，我们在谈智利问题的时候已经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那时候说，不应该等待选举。应该组织游击小组，使它们现在就起作用。今天就应该占领工厂。我们说，游击小组不能保证胜利，但是足以为胜利准备条件。不应该提出什么选举胜利以后群众就可以掌握政权这样的保证。不！选举只是革命斗争的一个方面，而且不是主要的方面。在智利现在这样的情况，选举是一个有决定性的重要方面。然而如果选举斗争没有议会以外、选举以外的行动相配合，那就将产生跟巴西同样的事情。再说一遍，跟巴西同样的事情。在组织和在主动权方面的优势将在阶级敌人那一边。这些是最重要的结论。
既然资产阶级面前再也没有一个历史时期可以度过，这种优势显然只是相对的东西。不过革命的任何停顿总是一件对它有利的事情。原子战争也是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认为，既然资本主义怎么样也将失败，推延时日没有什么了不起，那么我们就会让它推行它的政策。不。不。要是我们不干预，要是我们不有意识地进行干预，从群众的经验中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就会取得生存下去、进行打击的时间，就会变得更加凶暴。此外，对资本主义来说，利用和平共处来延续生命，那就意味着利用机会、利用形势来进行打击，使革命的世界进程后退。
一个象在玻利维亚和智利将要取得的那样的胜利，对群众来说，就意味着一个即时的鼓舞，鼓舞他们利用他们自己在现阶段取得的一切经验。他们已经看到，有必要把自己组织起来。特别是巴西的无产阶级已经看到争取自己的阶级组织的必要性了。而这将在下一阶段起极大的推动作用，推动他们以无产阶级为基础，领导军队中的士兵。士兵本身不能是革命的领导力量。他们的行动不会是阶级的行动、革命的行动。我们在一篇文章里已经说过，如果士兵不能及时受到无产阶级行动的影响，他们就会迷失方向，因为他们没有自身的阶级目标。我们在两篇文章里都说过这样的话。我们也曾强调指出，无产阶级应该掌握领导，应该争取时间。资产阶级却先这样做了。我们早就看清楚，如果无产阶级不能及时影响士兵，它就不能有所行动，因为资产阶级领导人会压制他们的行动。士兵是不会有自己的阶级目标的。这将是下一阶段的事情。尽管目前存在着插曲式的失败，群众暂时遭到打击，但是阿根廷、智利——特别是智利——的革命过程将把巴西的群众重新向前推进，使他们特别是在即将到来的无产阶级冲击的基础上重新组织他们的行动。
然而，与此同时，有一件重大事件帮助群众弥补他们遭受的这个暂时打击。那就是中苏危机。等到这个危机进一步公开的时候，它无疑将迫使中国人把他们的政策更向左转。这并不是说中国人将采取一条在每一点上都是革命的路线，然而这将是使他们更向左转的一个压力。中苏论战正达到更高的水平，成了几乎是完全公开的危机，双方的谴责十分尖锐。在这场论战中，很难后退一步。这表明世界永久革命不能后退。革命在这里或者那里的一个国家遭到的打击，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和世界资本主义的稳定和巩固。中苏危机就是这个结论的一个组成部分。资本主义稳定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共产党和赫鲁晓夫的世界反革命政策。因此，中苏危机就是世界革命永久过程中的一个直接因素。
中苏危机肯定将以巨大的力量，在全世界影响革命倾向的发展。它将是把世界群众投入革命斗争的巨大推动力。虽然中国人并不以十分坚决和公开的态度号召每个国家进行革命，但是他们将不得不趋向于同世界殖民地革命结成联盟，在世界范围同革命派别——其中包括第四国际托洛茨基派拉丁美洲局——结成联盟。我们第四国际号召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这是实现革命的唯一可能道路），反对和平共处，反对对裁军的幻想。最近阶段中国人的纲领中有两个问题比以往更加接近我们的路线。在这两个问题上，他们过去跟我们的距离是相当远的，而这两个问题却是极端重要的问题：一个是和平共处，一个是裁军。中国人的态度中含有妥协的倾向，寻求资本主义国家的承认。然而他们将不再能长期这样行动下去，因为在反苏联官僚主义统治的斗争中，他们将发现他们不得不采取——至少是在口头上——抬高革命路线的立场。
中国人在两点上提高了政治认识：一是关于和平共处——它越来越不是共处了，一是关于裁军。这是对他们的政策的一种纠正。在今天以前，他们说裁军是可能实现的事情，而现在说要殖民地国家武装起来，要资本主义国家解除武装。这是明朗得多，公开得多的保卫殖民地革命的态度。这种态度虽然不是巴西群众所受暂时打击的对症下药的补偿，却是世界永久革命过程中力量对比的及时补偿。巴西事件是对共产党、对共产党的反革命政策、也是对群众的打击。然而它不会导致群众的长期失败，因为存在着拉丁美洲和全世界革命的过程，存在着共产党的危机，存在着中国人政策向左转的必然性。
鉴于以上这一切，我们认为有必要在全世界试验进行一个有计划的行动，来统一对共产党反革命政策的分析和结论，来统一安排争取共产党基层组织参加推动拉美和世界革命的统一战线的行动。我们认为有必要号召它们的基层组织进行斗争，从下面这些事实中得出结论，那就是：和平共处、合法道路、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纲领十分有局限性；巴西事件表明有必要在拉丁美洲范围内准备和发展民兵和武装小组，有必要争取军队的重要部门，然而这应该通过无产阶级和群众的独立行动，按照不依附于资产阶级行动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纲领和目标来行动。决不可以紧紧跟在资产阶级领导屁股后面，否则无产阶级和群众就要陷于瘫痪。这就是这个阶段最重要的结论。
资产阶级在它同工农兵的关系上，总是竭力维持对他们的控制。然而这也并不排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党派有时试图调整资产阶级和群众的关系，同他们结成统一战线，以便在改革运动中居于领导地位——例如正在墨西哥发生的那种情况，那里正在进行改革资本主义所有制的运动，分配土地，创造维持资本主义的更良好的条件。当资产阶级能维持它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控制时，它也求助于工人阶级的支持。当它感觉到可能失去这种政治控制时，它就对这种支持不感兴趣，就转过来反对工人阶级。这在巴西是很明显的。这种例子还会重复发生，不会是独一无二的例子。
巴西当前的斗争任务
在巴西，现在应该为争取民主要求、争取无产阶级的政治和工会权利而斗争。但是这应该同时有无产阶级的独立行动与之配合，无产阶级应该提出驱逐及剥夺资本主义、建立无产阶级机构的纲领。在这方面，双重政权的机构是很重要的，有一点是十分清楚、明白无误的，那就是巴西人完全缺乏建立双重政权的意识。士兵的行动、拿起武器夺取土地的农民的行动都是双重政权的行动，但是缺乏有意识的双重政权机构。归根结蒂，决定形势的是有意识的机构，它们可以动员、集中和领导人民，可以成为组织和领导的中心。
在巴西，双重政权机构是以经验主义的、十足经验主义的方式行事的。当士兵迫使某一部长辞职、使军官的命令无效、要求释放由于进行工会活动而被捕的水兵和军士、迫使政府承认他们的工会的时候，他们是双重政权的机构，然而是有其局限性的机构。他们的行动是十分经验主义的，是片面的。他们不是根据一个中心，根据无产阶级的统一纲领而行动。因此，他们的行动是软弱的，得不到有力的响应。海陆军将领所以占士兵的上风，就因为士兵们的行动是经验主义的、局部的、直接同资产阶级机构相联系的。他们没有同无产阶级、同他们自己的阶级联系起来。问题就在这里。这些双重政权的行动没有象在玻利维亚那样建立在双重政权机构的基础上。在玻利维亚存在着同阶级相联系的双重政权机构，帝国主义因而未能把国有化工厂恢复为私有企业。这是共产党人拒绝教给工人阶级的一个经验。他们对得出这些结论不感兴趣。他们为了反革命的意图而掩盖这些结论。在每一事件中，党的责任就在于得出革命的结论，指导下一阶段的行动。革命的结论就是要武装群众来推翻资本主义，而不是同资本主义妥协。
在下一阶段，巴西和整个拉丁美洲——特别是巴西——的问题是应该使双重政权的机构在已经取得的经验的基础上行动起来。农民已经有了武装起来占领土地的经验。士兵已经有了组织工会的经验。既然他们应该组织工会，那么谁也不会把他们这个经验抢走。有个海军上将现在说，应该改善海军中的不良的管理和待遇，力图消除那些驱使水兵组织工会、提出要求的因素。此外，还有这样一个事实，水兵组织工会、并不只是因为海军中的不良待遇。他们的要求并不只是海军的要求。陆军士兵的行动比海军走得更远些。他们是根据人民的要求而行动的。他们跟群众有共同的利益，那就是反对帝国主义，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反对资本主义的共同利益。因此，他们感到了群众的影响。
事实上，巴西最严重的落后是无产阶级的落后。无产阶级组织得最不好，最没有深入斗争。我们在前面说过，无产阶级没有深入斗争，因为它事先没有组织好。它缺乏有组织的阶级生活。它不控制工会。在各部门各行业都没有工会的中心机构。因此无产阶级缺乏有组织的阶级生活，使它不能在无论有无号召的情况下及时采取相应的行动。
阿根廷的无产阶级却是这样行动了的。庇隆刚倒台，无产阶级就动员起来了。当然，当他们看到一切都已完结的时候，他们反应得晚了一些，因为他们直到最后时刻还寄希望于他们的领导。当无产阶级看到他们的领导不号召他们斗争的时候，他们就自己投身进去。在巴西，无产阶级所以到现在还没有投入斗争，正是因为它事先没有组织起来，没有组织好的力量。而工会领导又完全依靠一些小工业部门和人数不多的小组。因此，巴西当前的任务就是组织无产阶级的工会，以便在下一阶段建立真正的双重政权机构的主要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下一阶段重要的是要进行一系列的斗争、权利要求、争取工会民主权利、争取政治权利、新闻自由等，这些斗争都应该同驱逐帝国主义、争取释放政治犯和被捕的工会会员及干部、没收帝国主义企业、没收大领主土地、没收大工厂等紧密结合起来。这些争取无产阶级民主权利的斗争同时应该跟经济斗争结合起来：等级工资制、等级劳动工时制、计划就业、计划经济、对外贸易的独占。不过这些还不是当前应该提出的口号。当前应该提出的口号是争取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和工会权利、整个工人运动工会组织的统一、保卫一切斗争成果、维护工会的斗争成果（包括保卫士兵的斗争成果）、等级劳动工时制、保卫国有化企业、帝国主义滚出去。这些就是主要口号。随着无产阶级占领更多阵地，应该添上反资本主义的口号，如工人管理企业、对外贸易独占、没收大中资本主义企业、争取推翻资本主义、建立工农政府。这些就是从巴西反革命势力的暂时胜利中应该得出的结论。
1964年4月5日
（译自法文版《共产主义斗争》1964年5月号）
[1]雷钦（Lechin）是玻利维亚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左翼领袖、副总统。——译者 |
第四国际（以波萨达斯为首的托派）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五一节宣言（1964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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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际（以波萨达斯为首的托派）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五一节宣言
1964年4月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五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4月出版
致全世界受剥削的人民群众，致各工人国家中的人民群众，致工人、农民、士兵，致妇女，致儿童，致所谓的老年人，致世界上所有为争取人类摆脱一切形式的人剥削人的现象而在进行斗争的人民群众。
同志们：第四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热烈地迎接第一工人国际成立一百周年的纪念日。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第一国际的目的是要把世界上的无产阶级的斗争集中起来，以便组织这场斗争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并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第一国际的存在为时短暂。那个时代不容许它那具有历史意义的存在长期延续下去，但是它却确立了一些必要的概念，这些概念跟组织第三国际和第四国际的那些概念是相同的：就是说，国际是世界人民群众斗争中进行组织工作、确定方针、起指导作用的中心，是世界人民群众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并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指导者。组织第一国际的目的以及由于它的成立而提出的一些问题跟今天世界上受剥削的人民群众所追求的目的和面临的问题是相同的。
不同的地方在于，在目前这个阶段中，力量的对比远远有利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有利于立即有可能在全世界建立工人国家、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残余。
历史阶段是以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所取得的进展同反革命势力、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势力之间的力量对比来衡量的。在马克思的那个时代里，连一个工人国家也没有：当时的问题是要组织起历史上第一次组织起来的一个世界性的工人组织。在目前这个时代里，已经有了十四个工人国家，而且建立一个世界领导的根本性的、必不可少的和具有决定意义的基础也已存在，这种领导的任务包括有，摧毁资本主义制度的残余，在世界范围内把受剥削的人民群众的一切斗争组织起来并且把各个工人国家组织起来成为世界人民群众为争取建立“世界革命阵线”以便在全世界消灭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中的一个部分。这就是形成目前这一历史阶段的特色的基本形势。
目前这一历史阶段的根本问题就是缺乏一个革命的领导。
社会产生真正危机的基础不是经济的衰退，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性的社会危机，也不是各工人国家的危机。这个危机是缺乏一个能够把世界上受剥削的人民群众的斗争组织起来以便消灭资本主义残余的“国际马克思主义革命领导”。从世界范围的人民群众的斗争的观点来看，力量的对比对他们绝对有利。现在有了十四个工人国家的存在，从世界上的力量的对比来看，这些国家是对革命有利的力量对比中的无法代替的、不可战胜的必不可少的历史基础。
同十四个工人国家一道，在四大洲上还存在着另外一系列的接近于成为工人国家的半殖民地国家；阿尔及利亚、埃及、桑给巴尔、加纳、马里、几内亚和缅甸。它们是一些不断地经过了殖民地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接近于取得一种社会主义的解决的半殖民地国家。这些国家没有后退，它们越来越接近于成为工人国家、不是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而停滞不前。而且，还有象印度尼西亚和老挝那些具有如此重要意义的国家。
欧洲工人的力量
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革命在不断地前进。在非洲，正如在亚洲和拉丁美洲一样，殖民地革命无论在规模上、深度上还是在范围上都不断地取得了进展。在非洲，最近在桑给巴尔发生的革命几乎已经直接地提出了建立一个工人国家的必要性。他们短期内即将把土地收归国有，从而开辟走向一个新的工人国家的道路。在加蓬，人民群众不承认并且要推翻亲帝国主义的政府的意图显示出了他们的决心，尽管法帝国主义的军队为了支持并维持傀儡政府立即进行干预。人民群众并没有涣散，而且已经在进行罢工并且作一番新的努力以推翻这个军事政权，其目的是要在这块殖民地上开展走向社会主义的革命。
欧洲的无产阶级不断地、经常地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它在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显示了它那强大的革命战斗精神。无产阶级不断地、经常地通过罢工来表明它要求什么。欧洲各主要国家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表明他们希望推翻资本主义。在英国，无产阶级即将把工党的领导推向执政，这样做显然是抱着一种希望，有着一种意图，这种意图从他们为争取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并建立工人国家而进行的斗争中就可以看得出来。
欧洲的无产阶级，拉丁美洲的无产阶级，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印度尼西亚的农民、工人和小资产阶级人民群众，在为反对资本主义而进行的经常不断的斗争中，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范围上都取得了一些阵地。
拉丁美洲的殖民地革命由于巴西的反动独裁政权取得了胜利肯定地经历了一次退却并且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但是这个独裁政权却不可能使它自己稳定下来。它不但不可能使自己稳定下来，而且由于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巨大压力的结果，已经开始以一种间接的形式出现了内部危机。这些矛盾是革命进展过程中的一个部分，这就意味着，由于人民群众的干预，由于人民群众要求改变社会结构、改变制度的愿望，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进程、经济和社会危机是不能用资本主义的方式来解决的。
巴西的最重要的和最根本的教训不是反动派的胜利和帝国主义的干预。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是，即使是象古拉特想要进行的那些有限的、温和的改革——土地改革，对资产阶级和寡头集团把利润从这个国家抽走的做法加以控制，给文盲以投票权，给海员、班长和军士以参加工会组织的权利，所有这些形式都是在资本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限度范围内得到公认的，要采取这些措施的道路，只有在工人、士兵以及农民、武装民警所组成的种种委员会的支持下，在革命的斗争中，在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战斗中才有可能行得通。在资本主义中，如果不以人民群众的武装斗争为基础，不以革命斗争为基础，即便是要进行这样简单的改革也是没有可能的。
从巴西事件中所出现的另外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经验是，除非总罢工伴之以示威，伴之以工人、士兵和农民的武装动员，伴之以清除资产阶级在军队中的领导，伴之以夺取并清除反动的文官制度，否则资产阶级仍然保持着他们能够动员起来支持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大土地所有者的机构。
另外一个基本结论是，即使象在巴西那样有利的条件下，在那里，有一部分军队过去受过、现在仍然受着民族主义经验和反帝运动的影响，而所能争取到的也只是一部分的军队。但是军队的结构是绝不可能争取过来的。这些结论就是这样：人民群众同资产阶级议会制度、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结构、镇压力量的结构——军队和警察——之间是不可能有一种“和平共处”的政策的。
巴西表明，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如果要实现即使是最起码的改革措施，无产阶级革命也是必不可少的。
第一国际努力要把世界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以便推翻资本主义的政权并夺取政权。在1964年，马克思、恩格斯和第一国际的这个最初的想法不是通过无产阶级的世界组织的主要活动来实现，而是通过已经存在的这些工人国家的世界组织来实现的。
如果说革命没有进一步向前发展，如果说资本主义制度还没有被打垮，这不是因为人民群众缺乏革命意志；殖民地世界有一半处在革命中，欧洲的无产阶级完全处在动乱之中，北美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反对侵略古巴；还有各种各样的国家采取了中立政策。在这些条件下，如果说革命没有进一步向前发展，这是因为缺乏一个集中的领导，缺乏一个符合世界人民群众的利益和革命需要的组织。正是由于这种原因，这个阶段的根本问题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以及阶级斗争和革命斗争的问题，而是由于完全缺乏一个领导以致直接地并在世界范围内削弱了有利于人民群众的力量对比的问题。因此，组织起一个世界性的集中领导是必不可少的了，它拥有一个以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计划并组织人民群众为基础的无产阶级革命纲领，拥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和一些旨在世界规模上推翻资本主义和开始建立社会主义的政党。这就是这一阶段所出现的根本经验。
资本主义危机的加深和革命的发展
资本主义是处于一种经常的、不断的危机之中。尽管欧洲的资本主义在经济方面有了发展（在生产、生产力和利润上均有巨大的增长），但同时，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也在增长，比利时、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无产阶级要求推翻资本主义的意图变得更加明显了。在美国，尽管出现了一种只有战后那几年才能与之相比的相当大的繁荣，但资本主义仍然需要采取一系列的内部措施才能维持生产机构经常开动。但是它找不到一种支持侵略古巴的舆论。资本主义是在极端矛盾的过程中前进的。因此，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人民群众尽管还没有控制生产机构，但他们也受到了殖民地革命的影响。资本主义已经没有控制人民群众的权势了。资本主义依靠它的生产机构使小资产阶级以及无产阶级服从于资本主义制度。但人民群众不再相信它在社会上的权势了；资本主义已经丧失了它在社会上的权势。
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人民群众强烈地受到殖民地革命和各工人国家的发展的影响。肯尼迪的被暗杀表明，资本主义处在一个内部矛盾的过程中，这些矛盾妨碍它的稳定，并且妨碍组成一个对付世界革命的单一领导。这就是世界革命能够指望取得胜利并使人类遭受的损失尽可能达到最小限度的一个基本因素。这种可能性对世界革命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资本主义矛盾中的最清楚不过的例子之一就是，在美国，为了维持生产机构，必须把税收减少一百一十亿美元。
这仅仅是一种暂时的兴奋剂，它只能维持一个短暂的时期。美国的繁荣并不是由于资本主义政策、资本主义经济的性质是健康的，而是由于国家机器采取了一种人为的措施，这种措施意味着一个巨大的通货膨胀的过程，生活费用大大地增长和人数更加众多的失业。维持资本主义机构的主要的基础不是它的生产能力或消费能力，而是军事生产。今天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基础是维持准备核战争的生产。
戴高乐的政策——戴高乐的承认中国，他的拉丁美洲之行，他提出的“向不发达国家提供援助”的建议，他反对在南越进行侵略和战争以及他目前反对老挝的右派政权的态度——表明，资本主义对自己本身愈来惫缺乏信心，资本主义中的一些重要阶层之间存在着一种失败感。
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由于革命以及各个工人国家有了发展而要投降，但这肯定地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抵抗能力正在削弱，而结果，它的历史前途也就要拖延一个短暂时期。肯定地说，戴高乐打算从美帝国主义对各工人国家所采取的立场中捞到好处。因此，正如美帝国主义从苏联官僚集团的和平共处政策中捞到好处一样，戴高乐为了法国资本主义的利益，为了在和平共处政策中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竞争，也打算从和平共处政策中捞到好处，他承认中国，他同各个工人国家和其他进行殖民地革命的国家保持较好的关系。加蓬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因此，当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政府最近对刽子手戴高乐表示颂扬的时候，这个政府所采取的就是一种罪恶的态度；戴高乐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暗杀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地人民群众的创子手。
共产党阻碍革命
帝国主义的这些矛盾是一个有力的前进步骤，这个步骤对于革命的进展是有利的而且必须加以利用。这就是今天，1964年5月1日的世界局势。
如果说资本主义虽然是摇摇欲坠了然而它却能支持下去，这不是由于它自身的力量，而是由于和平共处政策，由于这些工人国家在消灭资本主义的残余的斗争中缺乏统一、缺乏计划、缺乏集中的缘故。苏联的官僚集团，这些工人国家中的领导并没有发挥工人国家所拥有的那种巨大的潜力和权威，因为这些工人国家不能直接表达自己的意志。这些共产党的领导既不反映出也不代表这些工人国家和世界革命的利益和历史需要的意图，它们也不是这些意图的代表。
这些工人国家和共产党的官僚集团的领导人所有的仅仅是官僚集团的保守利益和由此而产生的他们的和平共处政策。各国共产党的一切领导都同世界资本主义结成了一个反对世界革命的世界联盟。这种同世界资本主义的联盟和妥协是由各工人国家、各资本主义国家和先进国家以及半殖民地国家中的共产党的领导所达成的，目的是要保全它们自己。革命的进展不利于资本主义，同样也不利于苏联官僚集团和各国共产党的领导。
然而，世界上的人民群众是团结一致的，并且具有一种强烈的直觉、意识和革命的意志。力量的对比是对革命极为有利的。
五角大楼最近在老挝发动了一次右派政变而且立即被迫退却了，这不是由于美帝国主义、白宫方面反对或者愿意退却，而是由于害怕中国的干预。中国的干预将迫使苏联也进行干预。以一种间接的形式而进行的美帝国主义的这次退却，并不意味着它将继续退却，但它表明，即便是在一种间接的形式下，这种有利于世界革命的力量对比也阻止了帝国主义取得象在巴西所取得的那样的结果。中国的干预可能意味着整个亚洲的革命要有发展。这就标志着有利于世界革命发展的巨大的压力和形势。象在老挝这样的小而落后——不到三百万居民——的国家里，革命都有可能存在下去并且获得发展，这不仅仅是因为革命自己的力量的缘故，而且也是由于同世界上的种种力量有关，同以各个工人国家和殖民地革命作为一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作为另一方二者之间的力量对比有关。
革命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都表现出来。老挝的例子具有决定的意义。如果说巴西没有沿着同样的道路发展下去，那首先是因为缺乏干预，而且首先是因为古巴革命的领导犯了一个重大错误。如果古巴这个工人国家通过工会、通过党——如果有这样一个革命党的话——向人民群众发出了前进和动员起来的号召，它本来就可能有助于巴西的人民群众自己组织起来，这些人民群众就可能进行干预而不会让军队先行下手。
目前这个斗争阶段的另一个经验表明，资本主义处于极端衰弱的状态。戴高乐的态度，美、英帝国主义之间以及同法国之间的分歧表明，不仅仅在贸易方面有着分歧，而且也是对于资本主义的前途缺乏信心和安全感。资本主义的历史性的、具体的利益在于组织一个阻止殖民地世界革命向前发展的统一战线。尽管他们有了这种团结一致——而且它们一致起来对付世界革命——而在今天它们看来是四分五裂的并且进行对革命间接有利的公开争吵时，这是因为它们之间的矛盾太大，因为革命和各个工人国家所取得的进展的成果引起了分化并且打乱了这一阶段的反对世界人民群众的统一战线的现象。
资本主义如果不发动反革命的世界战争，它就不能维持很久。这是一种对革命有利的形势，但是在缺乏一个革命领导、缺乏一个党和缺乏革命的国际集中的情况下，革命的人民群众就不能感到这种形势的激烈。这些就是世界资本主义为什么能够继续存在的原因。
帝国主义准备战争
和平共处是所有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国家中的领导同帝国主义和世界资本主义结成的反对世界革命的联盟，和平共处是资本主义继续存在的主要基础。所有的力量，对国际形势所作的一切分析都表明资本主义是极端衰弱的——它不断加强它的军事和财经能力，但它在社会上和政治上的权势却不断地下降。如果资本主义的存在延续下去，它就更加能够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灾难。它的全部活动都表明，资本主义不能接受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从经济上来说，不出几年之内，资本主义将被各工人国家、被新的工人国家的存在以及被它本身的经济危机所拖垮。它经不起经济竞赛。
戴高乐不顾欧洲共同市场的存在而积极地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寻找市场以及他对待各工人国家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态度，都反映出是在寻找新的出路，因为他不能够被限制在资本主义市场的范围之内。从社会的观点来看，帝国主义不能再在许多年内容许殖民地革命向前发展，因为许多地区和许多区域一直在不断地脱离它的势力范围。资本主义一直在发现它的区域在受到限制，相反地，各工人国家和殖民地革命则在扩大。由于这个原因，帝国主义在有意识地准备战争。资本主义的预算、技术、科学和社会的偏见，一般的电影、艺术、电视都为备战所支配。从社会方面和政治方面来说，它们不断地丧失了阵地。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财经力量和军事力量却在增长。当资本主义的处境不妙的时候，它的寿命愈延长，它也就会给人类造成更大的损害。
人民群众的世界统一战线
资本主义进行原子战争的准备不是这一方面或另一方面的轻率决定，而是历史的必然性。肯尼迪被干掉就说明了这一点。肯尼迪所以被搞掉并不是因为他是五角大楼的敌人，而是因为从政治上来说，他的政策妨碍了资本主义进行战争准备的全面的直接的计划，损害了那些在发动战争的时刻经常持有不同见解的大托拉斯们的利益。同样地，戴高乐在他同无论是非洲或亚洲的某些殖民地的关系问题上，也同美帝国主义不一样并且持有不同的见解。这些并不是在战争或和平之间社会上有着什么分歧的结果，而是那些无法不暴露出来的互相矛盾的利害关系的结果。因此，资本主义被消灭的愈快，人类所受的损害也就愈小。
争取建立人民群众的世界统一战线来组织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在世界革命的发展过程中以及世界革命争取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军队中属于资产阶级方面的人民群众、欧洲无产阶级和各工人国家的人民群众之间建立一个世界规模的统一战线的直接可能性中，存在着一切自然的、正常的条件；这个世界规模的统一战线的目的就是要促进并无条件地支持世界革命。
革命愈加向前推进，世界人民群众愈加向前推进，无产阶级革命组织得愈好，就对人类愈加有利，因为这将意味着损害较小。
防止对人类造成更大的危害，减少核战争代价的唯一的、真正的道路就在于很快地结束资本主义的余生，就在于在世界范围内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以便去摧毁资本主义的残余。这就意味着各工人国家、殖民地革命和欧洲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无条件地结成联盟以便摧毁资本主义制度的残余。
正如在日内瓦举行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会议上所见到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同各工人国家之间结成联盟——在那个会议上，一种特殊的、随时的、有限的联盟已经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同古巴之间实现——的情况一样，即使在象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发展那样有限的问题上，这种联盟表明各工人国家有可能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产生巨大的影响，产生一种客观的联盟以便在一场革命斗争中给予无条件地支持争取这些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尽管这样做意味着帝国主义就要宣战。这样做将使世界上的人民群众在他们自己的斗争中除了他们已经拥有的那种不惜任何代价前进的决心和意志以外，还会感到有了世界性的保障。这就是减少资本主义在反革命核战争中将给人类带来巨大灾害的机会的唯一道路。
资本主义以谈判来争取时间，从同苏联官僚集团和世界各国共产党握手言欢并结成联盟中捞到好处。富布赖特在他最近发表的演说中宣称，有必要承认拉丁美洲的新型的社会主义革命，只要这些革命不同各工人国家结成联盟；有必要承认某些“纳赛尔式”或“南斯拉夫式”的运动；他的演说并不表明帝国主义有意于或者改变初衷而要承认人民群众或各工人国家的社会进步和革命斗争，只不过是表明帝国主义适应现实情况罢了，这种情况既不能维持下去，又不能加以控制，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它感到核战争将会意味着它自身的死亡和毁灭。帝国主义的这种态度表明革命的发展多么强大。富布赖特发表他的这个声明是指靠同世界上共产党领导下的各工人国家的领导方面所结成的联盟的支持的，他打算用这个办法来遏制社会革命。这只不过是一个可以使帝国主义得到某种程度的恢复因而采取的一些修改和改变做法的问题罢了。但是在巴西进行干预的本身就清楚地表明，帝国主义不可能作到这一点。帝国主义的某个方面发表了一些声明，而另外一个居于最重要的地位而且具有决定作用的方面却追求巴西式的解决；就是说，装备军队并且依靠军队来遏制世界革命的发展。没有希望同帝国主义达成哪怕是短时期的协议，这种协议有利于世界人民群众争取他们的民主权利的斗争的发展，有利于世界人民群众争取社会、历史和具体的进步的要求。
中苏争论由于限制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官僚集团的领导之间的讨论范围以内，因而世界人民群众无法进行干预以表达他们所具有的无限的经验。中国人有点是出自一种经验主义的和不自觉的形式，有点是为了要捍卫各工人国家的官僚集团的反革命保守利益，因而就限制了本来有可能使这次论战和危机推动受剥削的人民群众为了推翻资本主义而在世界范围内组成并体验革命的统一战线这种巨大的可能性。
中国人受到第四国际的影响
苏斯洛夫的发言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批判托洛茨基主义的，是针对“受到第四国际政策影响的中国人”而发的，也就是说受到波萨达斯所写的一些关于第四国际最近一次在拉丁美洲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文章的影响；这些文章说明，客观的过程是托洛茨基主义的过程。解决的办法，前进所要经过的道路，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进步和人民群众的斗争，只有在采取一种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政策的情况下，才能取得胜利。这就是托洛茨基主义。欧洲的人民群众要求接受他们所提出的要求的斗争，即使是从工会的角度有限地提出要求改善状况，要求在生活费用日益增加的情况下采取按照生活费用标准计算工资的办法，都不可避免地要导致一个反对资本主义的纲领。资本主义决不可能经受得住人民群众的这种要求社会变革的革命压力和革命愿望。
巴西的例子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古拉特所提出的这种微不足道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本质上不过是要发展和扩大国内市场罢了；事实表明，即使是这样，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革命支持，古拉特就不能保全自己。这就是托洛茨基主义。苏斯洛夫对中国人的批评无异是警告说，如果中国人继续提出他们的号召，继续推行他们推进革命的打算——那就是托洛茨基主义。因而他们不可避免地就要同托洛茨基主义者结成一个统一的、客观上的战线并且将被托洛茨基主义政策所俘虏。因此，他要求中国人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他们是在追随着托洛茨基主义的榜样、号召、纲领和政策，实际情况的确如此，这倒不是因为中国人有意识地这样做，而是因为中国的革命必须前进，而要做到这一点在客观上就需要推进世界革命。中国人不是自觉地只不过是间接地表达了这种需要罢了，他们并没有向世界各地的革命斗争提出号召，在采取一种为夺取政权而进行斗争的纲领的基础上组织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这个阶段是托洛茨基主义的阶段。因此托洛茨基主义就要受到种种的指责，因此托洛茨基主义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就要起着极其重要的历史性的作用。
在人民群众最充分的参预下进行的革命的纲领和任务
中苏论战的根本基础就是革命需要有一个世界性的领导。中国人既没有苏联人也没有提议组织一个群众性的共产国际。他们提议在上层而不是在基层进行讨论。我们说，有必要让那些正在各地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正在积极热情地进行干预的人民群众来参加这个讨论，以便评价双方的经验谁是谁非，所采取的方式不是一种拖延斗争的被动的、保守的方式，而是要组织群众斗争去推翻资本主义。这一阶段的基本经验是，必须在推翻资本主义残余、不是为了那些最强大的工人国家、最大的国家苏联的利益，而是为了各工人国家的整体的利益计划工人国家的经济这种革命纲领的基础上组织群众性的共产国际。这个政策就是各工人国家所拥有的可以用来推动并鼓舞无产阶级以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最强大的力量。
帝国主义知道，这个阶段就是最后结算的阶段。资本主义是准备作为一个整体、一个阶级、一种制度来对抗革命的。它所有的矛盾是不断的，同时又是深刻而巨大的。这一点表现在美帝国主义和法帝国主义之间在贸易问题和测验苏联官僚集团的和平共处政策问题上所进行的斗争上。但是这些分歧和矛盾并没有改变或者消除他们共同准备反革命世界战争的事实。
帝国主义不能提出一种比工人国家更优越的社会制度而且相应地它也不打算把它的政权移交给殖民地革命或者工人国家。它从军事上进行准备要以反革命核战争来抵抗世界革命的发展。因此必须要作好准备并且要预见到帝国主义是要发动世界核战争的。苏联官僚集团和帝国主义一样也企图以核战争来恫吓人民群众。这种共同利益的基础就是要阻碍无产阶级革命，这也就是他们之间的联盟的基础。苏联官僚集团当它不得不在帝国主义面前直接为自己辩解的时候，它就强调说战争将要使帝国主义而不是使人类消失，但是当它满脑子摆脱不开人民群众并且想方设法要去悯吓他们的时候，它就说核战争将是人类的末日。这种说法是谎言。核战争将是资本主义的末日。人类将不得不为核战争的后果付出代价，正象它在其他各种战争中已经付出的代价那样，但是它是不会消失的。这场灾难将比过去的远为巨大，但人类得到的补偿也将更大。人民群众并不害怕战争。
将要发动战争的是帝国主义而不是人民群众。战争是不可能防止的。如果有可能防止核战争，而且延长资本主义的寿命三十年、四十年或五十年就可以防止这种战争，那么接受这一点就是正确的。但这是不可能的。帝国主义要发动战争，因为它没有其他存在下去的历史可能性。它的活动，它在军事、科学、社会和经济方面进行的准备就是很好的证明。建立一个世界统一战线是必要的。在人民群众参加中苏争论的同时，必须要建立一个拥有推翻资本主义的纲领的世界统一战线，一个由工人国家以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建立的世界无产阶级统一战线。
各国共产党腐朽了；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共产党蜕化了、官僚化了、保守了而且是苏联官僚集团的反革命特务。现在提出号召要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纲领的基础上成立各国的新的共产党是必要的。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同民族主义的势力结成联盟是必要的，这些势力为争取一系列的重大改革、为争取人民群众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为争取人民群众在工会中、在工人政党中、在无产阶级的组织中的独立发展而进行斗争，这些无产阶级的组织所抱的目的是为争取建立工人的政权而斗争，而不要陷落在或限制在资本主义利益或民族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势力的政治局限性之内。
正如在巴西已经表明的那样，那里有着一股能够大大向前推进的民族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势力。但是由于并不存在什么能够发挥作用的独立组织，因而民族主义运动将会不断地受到限制，而且容易同军队和资产阶级势力妥协，或者受到同他们自己缺乏远见和社会客观性有关的他们自身所有的社会局限性的影响。
无条件地支持殖民地革命
必须要有一个表达人民群众的世界性要求的纲领，一个支持殖民地革命、支持半殖民地国家和工人国家结成客观上的联盟以便实现驱逐帝国主义的世界统一战线的纲领，一个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纲领，但同时也是使独立的群众性组织革命化的纲领，目的是要使运动中的民族主义的部分对革命具有最大的了解以便毫不迟延地克服它在目的上的局限性。
正象古巴过去所表明的那样，巴西也表明已经没有什么民主的资产阶级革命阶段的历史可能性了，因此，除非开始时是作为一种民族主义运动的革命朝着社会主义革命前进，否则革命就将停滞不前而且后退。这个经验已由古巴革命所证实，而且也得到了桑给巴尔经验的证实，同时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是得到了巴西的经验的证实的。必须要有一个号召世界组织无条件支持殖民地革命的纲领。各工人国家、各工人国家中的工会、各工人国家的共产党必须直接参加到无条件地支持殖民地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中来。
必须呼吁释放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的所有政治犯和社会犯，同时，还必须呼吁为争取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争取建立单一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中心、拉丁美洲中心、非洲中心，争取在所有工人国家内建立以无条件地保卫工人国家为基础的多党制而进行斗争。必须有一个推动殖民地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纲领，即使面对着资本主义发动世界核战争也在所不惜。
战争将是资本主义的末日，这种末日将立即、同时地在全世界范围内来到，因为人民群众将以同时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来作为回答。必须为这个沸腾地、生动地开展革命的阶段作好准备。同时还必须积极有力地同各工人国家和世界各国共产党的领导对世界资本主义达成妥协并结成联盟的倾向进行斗争。
我们号召把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和进行殖民地革命的斗争组织起来，这种殖民地革命是朝着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我们号召组织各工人国家同全世界的人民群众在以社会主义的世界发展为目的的反资本主义的纲领的基础上的联盟。必须有一个在所有国家里要求实现人民群众的民主要求的纲领，要求释放全部反帝国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犯人的纲领，一个要求在全世界实现经济和社会要求的纲领。各工人国家，而且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都表明目前为人类服务的生产能力是巨大的。资本主义把生产和生产力上的所有这些能力完全投入到为战争进行的准备中去。人类能够在一个短短的时期内解决所有的生存问题和粮食供应问题。二十亿居民象集中营里的人们那样地生活着。这就是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专家们的结论。如果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工人国家的话，只要十年，饥饿将从全世界消失，人类将进入一切需要都将得到满足这个充分发展的阶段。
必须摧毁资本主义制度。为了作到这一点，必须在革命纲领的基础上建立各国的新的共产党：就是以统一战线和一个具有革命纲领的新的群众性共产国际为基础。必须为在各工人国家里重新建立各级苏维埃组织、为建立象俄国革命的最初几年里的那样的苏维埃组织而斗争。
苏维埃是工人国家根本的革命基础，而且在遭到挫败、封锁和歪曲的时刻有可能在一个很短的阶段内发挥人民群众和工人国家的结构在发展经济上的巨大的和强有力的动力作用。必须争取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建立人民的公社，并把它们同苏维埃的组成，同古巴革命的发展，同争取释放在古巴和所有工人国家里被监禁的所有革命者的斗争，同争取所有象托洛茨基主义者那样地无条件地保卫这些工人国家的所有工人政党存在的权利的斗争，同争取在所有工人国家里的人民群众选举他们自己的政党和他们自己的革命组织的绝对的权利的斗争结合起来。
这些就是人类在这一阶段上向前迈进时所具有的无限美好的胜利前景，这也就是第四国际笫七次世界代表大会在1964年5月1日所提出的号召的基础，这个号召提出这个阶段革命的中心任务；提出要建立革命的世界领导来表达和集中世界人民群众推翻资本主义、清除官僚集团和在世界范围内建立社会主义的热情和决心。
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
1964年4月
（译自第四国际英国支部机关刊《红旗》1964年6月号） |
第四国际（以波萨达斯为首的托派）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公报（1964年4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第四国际（以波萨达斯为首的托派）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公报
1964年4月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五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4月出版
第四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已于今年3月在欧洲举行。到会的有来自非洲、欧洲和拉丁美洲的十三个国家的代表。古巴支部的代表团由于没有领到出国签证而未能出席会议。第七次代表大会共开了十天，审议了下面的议程：
（1）开幕词——J.波萨达斯同志。
（2）不断革命在全世界的进展——M.埃雷迪亚同志。
（3）在世界不断革命过程中的殖民地革命——C.罗西同志。
（4）在世界不断革命过程中的政治革命、中苏危机和各国共产党的演变——P.佩雷兹同志。
（5）各国委员会举行会议，研究各该国革命的具体发展和第四国际的任务。
（6）组织问题。在本时期内，第四国际的建设问题。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在此不断革命顺利开展阶段中的某种特殊的打入主义（entrism）的发展。在本阶段、以及在原子战争期间和紧接着原子战争之后的第四国际的作用——J.波萨达斯同志。
（7）各委员会报告、讨论和政治决议。
会议通过了下列决议：代表大会就五一节向全世界群众发表的宣言；关于投降分子利维奥·麦丹、密歇尔·巴布洛、厄内斯特·杰尔曼和皮埃尔·弗朗克的决议；关于过渡时期政治革命纲领的决议；关于从帝国主义准备原子战争时期、原子战争进行时期、同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和全人类立即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之间的过渡纲领的决议。
大会名誉主席团包括：纳塔莉亚·谢多娃和列昂·托洛茨基；被巴西地主武装匪帮杀害的巴西支部的杰里迈亚同志；在同游击队并肩作战时被多米尼加军事匪帮击杀的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达里奥·佩拉尔塔同志和法哈斯·坎托同志，以及在武装斗争的最后阶段被民族解放阵线领导当局杀害的阿尔及利亚支部的穆斯塔法同志。
代表大会全体起立静默一分钟，向被杀害的同志，以及纳塔莉亚·谢多娃和列昂·托洛茨基致敬。
代表大会向古巴支部的同志们致以兄弟般的团结的敬礼，因为他们未能获准前来出席大会，而且因为他们不顾共产党和在某种程度上古巴政府设置的重重障碍和进行的恐怖主义迫害而仍然以坚定的、战斗的革命态度坚持活动。代表大会向没有任何罪名就被古巴政府无故投入狱中的古巴支部的三位同志致以兄弟般的团结的敬礼。大会还要求立即释放这三位同志并允许古巴支部自由活动。
世界革命的优势
代表大会向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全体革命群众致敬。
代表大会向欧洲的无产阶级致敬，尽管他们的领导者对资本主义采取了投降主义的和调和的态度，但他们仍然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和动员，阻碍着资本主义势力的稳定和平衡，并且每时每刻都在不屈不挠地扩大着打倒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他们的斗争是促使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群众的革命斗争取得进展的主要因素。
第四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号召拉丁美洲的群众起来无条件地保卫古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工人国家。议程上的所有事项均经全体代表讨论并在广泛讨论后予以通过。
世界代表大会根据各项报告和所进行的讨论，授权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国际书记处最后完成并审定这些文件。
会议是在最完美的兄弟友爱精神和革命热情的基础上进行的。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都是以下面各方面的客观结论为根据的，这就是世界革命的不断取得优势、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群众的干预、欧洲无产阶级的斗争、工人国家的不断取得进展、中苏危机和各国共产党的危机。
各项决议明确阐述了革命的不断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正在整个世界上进行着，影响并交互影响着全世界群众的斗争和决心。就社会方面来讲，资本主义无论过去和将来都是站不住脚的。力量对比始终在向有利于革命的方向发展。在一个国家中的失败和退却，立刻就由于革命在世界其他地方所取得的进展、特别是工人国家所取得的进展而得到了补偿。
中苏危机
中苏危机、即关于和平共处和裁军、关于即使在资本主义以原子战争进行威吓或发动原子战争的情况下也要无条件支持殖民地革命的争论，是体现着现阶段的纲领和政策的一些根本问题。中苏争论突出地说明了不断的世界革命的高涨和进展。中国人为斯大林所作的辩护并没有影响他们对赫鲁晓夫集团的攻击，反而由于进行了这种攻击而得到了好处；中国人目前所采取的立场接近于这个历史时代的既彻底又必要的革命路线。既然中国人为斯大林所作的辩护并没有限制革命，他们限制和平共处并使之服从于无条件保卫殖民地革命的立场就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并且是从各方面看来都对革命有利的结论。这场争论和中苏纠纷，是表现革命在全世界上趋于成熟的一个基本方面。殖民地革命的进展，简直无法生活下去的群众对革命的推进——例如在桑给巴尔——表明，支配和决定历史进程的正是不断的革命过程。相对的挫折——例如在巴西——不能改变有利于世界革命的力量对比关系。帝国主义准备发动反革命的世界原子战争，但是，群众早准备好以在全世界同时进行革命来给予回击，粉碎世界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和社会党的领导、资本主义的领导，都将被革命、即战争革命的进展所消灭。他们将消失净尽，土崩瓦解。无产阶级则将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和团结一致的阶级而继续存在，而把同时进行革命和进行社会的社会主义重建的领导重任担当起来。
政治革命在这个过程中发展着，不管是在革命——即战争革命——之前，还是在这个过程中，都是这样。各方面的前景均将导致世界革命的集中和高涨。根据这个分析，第四国际决心把参与指导或领导，或者带头进行殖民地或无产阶级的革命和工人国家中的政治革命作为自己的目的。
以上就是出席第四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进行的讨论和他们所一致通过的各项决议的主要结论。
此外还通过了一项经过充分讨论和同意的决议，分析并且谴责了投降分子密歇尔·巴布洛、利维奥·麦丹、厄内斯特·杰尔曼和皮埃尔·弗朗克，他们已经蜕化为两个集团和奸党，这两股逆流正在向赫鲁晓夫、本·贝拉、意大利共产党、法国和比利时的社会党寻求庇护，并且扮演着为苏联官僚制度充当调解人的角色。
各支部的生气勃勃的活动
代表大会分析了第四国际朝气蓬勃的工作，打进去主义在现阶段的运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民族主义潮流的发展，这些国家中的革命运动的迅速朝着社会革命发展，以及第四国际在这个过程中的发展远景。
业已决定不成立新的支部，而是巩固已有的支部——但特殊情况例外。
代表大会确认，改组欧洲和非洲各支部以及成立新支部的工作进行了仅仅一年半的时间，但这些支部都得到了巩固，坚持定期出版半月刊和月刊，并在欧洲无产阶级的斗争中坚持着富有生气的、日益发展的活动，并且在斗争中赢得了阵地和威信。代表大会特别提到了西班牙支部的活动，它尽管受到佛朗哥的迫害，但仍然进行了正常而不断扩大的活动。
代表大会注意到，为召开代表大会而进行的筹备工作做得非常完善，为第四国际前所未有。各支部进行了深入的活动，它们朝气蓬勃地参加了阶级斗争和革命斗争；国际书记处在欧洲、拉丁美洲和亚洲进行了访问；筹办了干部学校；各支部召开了预备会议和代表大会；定期而经常地出版了各种文件，以指导并组织国际在有关当代各个重大革命问题方面的活动，以上这些构成了为召开世界代表大会而做出的最完善的筹备工作。
对提出的各项建议和文件进行表决以后，接着就选出了新的国际执行委员会。
消灭资本主义
在代表大会进行期间，桑给巴尔政府宣布将一切外国人占有的土地——这是该国现在存在的唯一的一种财产——收归国有。根据这一措施的实施，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决定承认桑给巴尔为一个工人国家，但要求在实施没收措施时进行核査和批准。
大会结束时，由佩雷兹同志致闭幕词。接着，全体高唱国际歌。后来，举行了友好联欢会，在联欢会上每一位代表同志发表了对代表大会的感想。同志们一致强调第七次代表大会对全世界各地的支部的生活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全体代表欢欣鼓舞地建议立即将此次世界代表大会的所有决议付诸实施。最后，他们向没有出席代表大会的第四国际的同志致意。
此外还向在古巴被捕的同志们、向革命、向全世界的革命群众致以兄弟般的敬礼，这些革命群众象第四国际一样，正在为推翻资本主义、组织工人国家、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并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消灭资本主义和工人国家中的官僚政治而进行着斗争。
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
1964年4月
（译自第四国际英国支部机关刊《红旗》1964年6月号） |
第四国际（以波萨达斯为首的托派）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开幕词（波萨达斯，1964年3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第四国际（以波萨达斯为首的托派）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开幕词
波萨达斯1964年3月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五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4月出版
同志们！
我们以第四国际的名义，以所有因为工作关系而不能参加大会的第四国际战士的名义，以所有因为正在从事斗争而不能出席的同志的名义，以那些由于采取战斗的立场而被人杀害以致不能出席的人的名义，我们以所有这一切的名义举行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标志着对于人类全部的未来过程具有十分重大意义的重要时期。
在致开幕词以前，我认为有必要谈谈主席没有涉及到的其他某些方面：这就是关于在组成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团的问题上第四国际所遵循的准则。共产国际章程和某种程度上在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以前的第四国际章程，在任命代表的方式上有一个类似的地方；即选举代表是根据有关国家的重要性、这个国家中成员人数的多少以及它在国际中的地位。第四国际不是以空洞的数字为根据来任命代表，即不是根据支部的大小来任命领导的一种由各支部组成的联合会。第四国际领导机构的组成不是根据支部的大小和人数的多寡，而是决定于政治重要性、政治力量以及干部成熟的程度。干部不是以任何支部的名义，而是根据整个第四国际的发展需要来选举的。第四国际的领导成员也可能都来自一个支部。但是这些国际的领导成员并不代表任何支部而是代表第四国际。第四国际领导机构的政策、路线和活动是根据第四国际发展的利益而提出的。选举领导成员和代表时所必须遵循的准则，是以能够发展、推进和组织第四国际为基础的。
在选举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时，我们已经考虑了第四国际的这些原则。每个支部的代表的次序和数目，是根据每个支部的重要性和力量来决定的，这将由“监察委员会”在以后加以说明。因此，在选举国际执行委员会、选举第四国际新的领导机构、选举国际书记处的时候，都考虑到了干部的重要性、成熟程度，以及如何能使他们组成一个和谐、一致而坚决的团体，以便推动、领导并组织这个阶段中第四国际的活动。现在是第四国际整个历史上最困难的阶段，但是我们如果就其复杂和困难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一点来看，它也很象另一个时期，那就是列昂·托洛茨基在世的时期，即他组织左派反对派和第四国际的阶段。
争取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胜利的信心和意志
左派反对派、第四国际和我们之间的联系，不仅在于纲领和政策中表现出来的历史连续性，而且在于争取胜利的意志，作出决定和发挥影响的意志，在发挥影响时，不计人数的多寡，不考虑组织力量的大小，而是考虑客观的过程，它最可能的前景，国际局势成熟的程度以及革命在全世界成熟的程度。从这一意义上来讲，重要的、正在和将要起决定作用的是政治信心，是政治的和革命的决心，是行动的明确性、纲领中所规定的前景的明确性、第四国际的政策的明确性，以及领导力量的和谐一致。
三十年前，托洛茨基和一小部分人正是以这样的精神决定组织第四国际的——因为第四国际是在1934年擘划成立的。三十年前，托洛茨基正是以这样的精神考虑到组织第四国际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它的发展和历史必要性。他考虑的不是数目，也不是左派反对派战士的影响，而是独特的基本历史条件，这就是：世界革命运动在一个决定性的阶段必然会需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政策，必然会需要为争取无产阶级政权而斗争的政策和纲领，即改组和革新工人国家的纲领和政策；资本主义危机无论在程度上、影响上和规模上均将不断扩大。
但是这些客观的历史因素还不足以使托洛茨基决定成立第四国际；第四国际的成立是在人类历史最艰苦、最困难的时刻，在革命在全世界处于低潮的时刻实现的，当时斯大林主义象巨人一样兴起，几乎要使革命力量陷于四分五裂，它同世界资本主义结成统一战线，结成联盟来反对革命。就是在这个时刻，托洛茨基擘划了第四国际，拟定了第四国际的纲领和政策的轮廓。
争取胜利的意志
但是，如果没有信心，没有把握肯定历史的客观过程一定要走这条道路的话，托洛茨基也是不可能提出这样的前景的。
每一个纲领和每一项政策都预示着一种前景，这种前景在成为现实以前就已孕育在思想中、理智的认识中、决心和革命的意志中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纲领和政策不仅仅是估计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和工人国家、资本主义和殖民地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工人国家的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结果；基本的要素是争取胜利的意志。
在托洛茨基奠定第四国际的纲领和政策的墓础时，他考虑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将会获得胜利这种必胜的意志，并且以这种意志为出发点。思想本身显然是现实的抽象，因为它是把一种多方面的、分散的、表面上缺乏一致性的客观过程集中起来；思想集中了这个过程，规划出它的轮廓，而且允许人们干预这个过程。任何其他办法都会引起混乱。但是，要设想这样的过程，就必须有胜利的把握。而这种把握来自实践，来自分析，来自对思想的深信不疑，但是也要在实际的活动中有信心。
从那时一直到现在，第四国际已经得到了发展，而且，正如我们将在下面讲到的，它今天在历史上已在很大程度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短期内的前景
同样，我们在这个阶段也准备要来参预人类历史即将出现的实际过程——原子战争和革命。我们所依靠和争取的前景不是第四国际在人数上的增加，而是第四国际的各支部、各团体和各党同各种力量、同各方面的领导、同决定历史进程的下一步的各种运动的联合。这就是在国际范围内、在全面的规模上实行打进去主义。这并不是争得地位或赢得各种倾向的打入主义，而是在非常短促的阶段和时期内推进革命的打入主义。
有了这种前景，我们所依据的就不是对我们的实际力量、人数和我们的物质手段的考虑，我们所依据的是已经在望的、已经在发展着的历史必然性。
工人国家正在不同的程度上发展着，正在开始推翻苏联官僚政治的全部机构。这个明显而不可改变的过程的最重要之点是苏联官僚政治的磐石团结已经成为对去，不仅在国内范围如此，而且在世界范围也是如此；不仅是在官僚政治各部分的范围内如此，也不仅是官僚政治内部各种矛盾的结果，而且我们如果同时考虑到它是官僚政治的矛盾斗争过程的一部分，那么，它也是由于工人国家在经济方面、财政方面、尤其是社会方面的进步现在不容许、也不能容忍官僚领导存在下去。这种矛盾不仅表现在官僚政治的这一部分人或那一部分人中间，不仅表现在同一国家内或不同国家内官僚政治的各种倾向、各个集团和各部分之中，而且事实上，如在中国和古巴所进行的革命以及革命的进展已经同它的领导的政策发生了冲突，而且这种冲突不断地表现了出来。这就是我们的前景。这不仅是长期的前景，而且是短期的前景。短期是指短短几年；两年、三年、四年。不会再多。
战争革命
我们抱着充分的责任感和觉悟，准备并将继续准备这次世界代表大会——它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以便在最近二年、三年或四年以内——虽然也可能不出两年——干预人类历史上前所未闻的一个动荡的、多方面的过程；这个过程将导致核战争，而且就在发生核战争的时候，革命将在世界范围内同时开始。在人类历史上我们第一次可以设想，在下一个阶段同核战争一起发生的是整个世界的同时革命。这两件事相距不会到几个月或几年，不会的；二者将同时发生。同时并不意味着同一小时、同一分钟、同一星期或者同一个月。它意味着同样的过程毫无例外、毫不间断地在全世界发生。这是世界革命不断发展的最高形式，它将把整个世界卷入各方面的革命，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到工人国家。我们为此而做着准备。
我们不仅相信纲领和政策的正确。我们不仅相信革命发展的必然性，我们也相信我们自己。托洛茨基说：“有了党，我们就无所不能；没有党，我们就一事无成。”他的意思就是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相信我们自己只有在掌握了一种能够使人们参加到这个过程中去，领导、组织并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的历史手段之后，才可能有自信。只有这时才会有自信。
因为这不是相信个人的才干、能力和个人的决心，而是相信我们知道如何去团结、了解、认识和实现表达了客观历史需要的千千万万人的愿望和意志。正在准备着核战争和准备着革命的就是这个过程。
我们参预中苏争论
我们已为这个阶段作好准备。不是消极地、学院式地，而是在日常的活动中；由于行动敏捷，由于决心发展我们自己，由于不仅是在过程进行时参加进去，而且还要干预并改变这个客观过程，因此我们的这种活动永远是有生气的。我们人数虽少但仍然要进行参预，因为我们相信我们自己。但是我们之所以相信自己，是因为我们不仅相信巴西、墨西哥、玻利维亚这样的不发达国家的群众的革命意志，而且相信欧洲群众和各工人国家的革命意志。在赫鲁晓夫和毛泽东之间发生危机、矛盾和斗争的过程中，我们并不看重毛泽东或这个共产党的领导。我们不相信他们能够决定一切；他们是暂时的领导，因为他们虽然表明一种需要，但并不代表这种需要，不用多久，这种需要即将同这一领导发生冲突。我们在推进这一过程，我们参预它，促使它达到成熟的地步。我们这个小党参预着中苏争论，以便改正政策，使它具有最直接地反映世界革命需要的立场，而不论是中国的、古巴的革命，其他革命，还是游击战。
群众了解这一过程
我们反复重申：我们相信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相信世界的群众。我们的信赖不是唯心主义的，即所谓“盲目的信赖”。我们的信赖是整个历史中最合理的信赖。没有任何人会有比我们更合理的信赖了。我们的信赖是由历史的过程所指导、监督、判断和考验的。我们并不指望群众因为走投无路而起来反抗。我们也不指望群众因为绝望而起来推翻他们那里存在的资本主义政权，推翻苏联和各工人国家的官僚机构。因此，我们相信他们因而也相信我们自己，因为指导他们的是自觉的理解力。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任何阶段能够表明象桑给巴尔那样的过程。从来没有。那些致力于通过人类的精神方面来解释世界的一切哲学家、唯心论者和大批蠢人都不了解桑给巴尔，他们对它置若罔闻。但是桑给巴尔却是这个历史阶段中最高尚的范例，说明人类的生活在如何进行着，是怎样作出反应的，为什么要作出反应，为什么要推进，说明生活的本能和生活的意识之间的关系，现实和意志之间的关系，现实意志，意志现实。
桑给巴尔就表现出了这一思想的综合。决定群众行动的不是本能。决定群众行动的不是社会现实——这就是饥饿——的直接反映。决定群众行动的不是粗暴的个人行动。桑给巴尔的革命是由一种高度的觉悟所决定的，这种觉悟表现在这个事实上，即紧接着推翻了帝国主义势力之后就出现了建立一个向工人国家发展的政权的趋势。
历史上出现这样一个事件，并不意味着桑给巴尔是一个例外，它意味着桑给巴尔是合乎规律的。它并不意味着桑给巴尔有什么特殊的性质或条件，恰恰相反，它意味着全世界都具有桑给巴尔取得进步的那些条件和可能性。
国家机器竭力在进行威吓
人类历史中的这一阶段必须用以下事实来估计和判断，这就是不断成熟——这种成熟表现出一次比一次更加提高、广泛和深入——的条件同一次比一次更加往后倒退的现行领导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对抗。在这个过程中，貌似非常强大的领导势力，拥有各种机构、手段和物资，他们对群众进行恐怖统治，力图粉碎他们，以为他们有办法可以统治人类的思想。但是人类的思想不是蒙昧主义所能统治的，不是由模糊不定或愚昧无知所控制的。他们之所以能控制人类的思想，是因为他们有残害人的工具，如坦克、火箭和枪炮。如果美国的武装消失了的话，那么美国用以进行镇压的物质手段，即美国政府，也就只能维持三分钟的时间。
左右人类灵魂的不是在历史面前踌躇不定，盲目无知，也不是在社会面前不知所措。不是的！具体地说，在这些国家——北美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其所以受这些东西的左右，是因为在群众面前有步枪、坦克、机关枪，这些构成了一种压力，并且由于实行了防止群众集体活动的恐怖主义而左右了一系列的反应。但是处在这种情形下的群众只要能找到方法来向这种势力进行示威并反对它，他们就会这样做——就象在桑给巴尔一样。
桑给巴尔群众的胜利
在他们和我们之间有完全一致的地方；我们是同他们完全一致的。他们是历史现阶段最进步、最高尚和最有教养的人。能够在没有物质资源的情况下消灭那些阻碍进步的物质手段和社会方式的正是这些人。在从前，似乎必须有了哲学、科学、化学、医学、众议员、参议员以及大批愚蠢的盗贼才能取得进步。当时这就是进步。桑给巴尔的群众表明进步并不是这样的。桑给巴尔群众的进步基础却是他们的革命意志：在历史上最恶劣的条件下，毫无物质支援，他们却克服了压力，而且使用压力来推动历史前进。
我们同他们一样：我们也是有许多困难的一小群人，没有足够的物质手段，却面临着各社会党、各共产党、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各工人国家的领导这些方面的联合压力，面临着各种压力，这些压力似乎非常强大，足以摧毁我们，使我们在巨大的革命过程中显得微不足道和无能为力，使我们屈从于利用我们困难重重和人微言轻的情况而向我们施加的恐怖压力；但是在整个这一过程中第四国际却发展起来了。这是因为它有意志和革命觉悟，意识到它的政策是正确的，而且正在全世界发展着。群众和我们完全团结一致。他们为推翻资本主义而斗争，但缺乏思想觉悟，缺乏成体系的觉悟。我们则有计划，有思想觉悟而自觉地行动着。
争取世界革命的联合
我们深信革命力量不久将在世界范围内联合起来。去年7月间，我们曾谈到在一两年内同中国革命联合的问题。从那时起，根据世界历史的具体过程，我们修改我们的看法说，我们不仅将同中国人联合，而且将同世界革命联合。如果我们首先同中国人联合，这也只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此这并不是我们同中国人联合，而是中国革命同我们一起取得进展。我们对于这一阶段是有准备的。
这次代表大会在历史上的意义超过第四国际其他各次代表大会，只有第一次代表大会除外，因为那次大会是成立大会，它的基本任务是使把握和信心同合乎逻辑的、辩证的前景结合起来；拟定世界革命的纲领和政策。在俄国革命后，这是列昂·托洛茨基所完成的最重要的伟大工作。这是对思想的力量、经验和人类意识抱有信念和信心的最高表现。没有这种把握，托洛茨基就不会有力量设想到战争和斯大林主义是不会毁灭人类或使人类倒退的。
是革命，还是和平共处
这次代表大会是在最艰苦的历史条件下筹备的。两年以前，我们在第四国际中经历了一次危机。有些人更加坚强起来，并且表现出我们对于这一阶段是有所准备的，他们所以能够这样，不仅是由于思想的力量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信心，而且是由于经历了对组织和革命行动产生信心的过程。两年以前，我们在第四国际中经历了一次危机。这次危机是分裂和破坏了第四国际。事实上，瓦解了的全都是那些已经衰弱的欧洲支部——只此而已。在其他地方，特别是在拉丁美洲，第四国际继续取得了发展而且没有中断。我们并没有因为即将到来的核战争而退缩不前或受到阻碍。我们所以没有退缩，并不是因为拉丁美洲的革命热情，而是因为对第四国际的政策、纲领和布尔什维克式的组织具有信心。
运动的威力和历史意义反映在这个运动的不可破坏的连续性上。这样一种连续性没有为危机所影响，就反映出运动的客观必要性并不完全表现在它目前的人力物力上，但是政策、纲领和前景则可以表明它的正确性。我们同投降分子决裂以后，一直在继续发展着我们的运动，他们已分裂成六七种流派。所有这些人的基本路线就是放弃革命的客观远景而代之以改良主义和调和的道路，在现阶段这条道路的基础就是和平共处。
有两条路线：共处或者革命。没有其他道路，没有中间阶段，没有把各方面的因素合在一起的可能，没有能够把它们联合起来的手段。共处就是革命的反面。要维持共处，就得取消革命的斗争。这就意味着取消以群众的坚定有力的干预为基础的革命政治。革命政治不仅仅是宣称“革命万岁”，而是要推动群众去革命并相信群众。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说过的，群众是会犯错误的，但是群众是不会犯那种会使他们去支持一种反对他们自己的社会结构的错误的。群众是会犯支持某某候选人或者支持某种倏忽失效的立场这样的错误的。历史上确实有成千上万这样的事例；但是群众在斗争的方向上，在历史的远景上，是不会犯错误的。相反地，革命的纲领和政策如果不以群众的革命意志为基础，还能以什么为基础呢？
历史通向共产主义
一切投降分子都已经放弃了对群众的信任。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没有前途。这是十分明显的。连蚂蚁也知道资本主义没有前途。资本主义的代理人也感到了这一点。肯尼迪在被刺以前就曾宣称：毫无疑问世界将要走向共产主义，但是还需一段时间。两个月以后，他被除掉了，因为共产主义的发展比他设想的要快。为了赢得群众的同情，当时是世界资本主义最高代表的肯尼迪，也准备说他承认共产主义不仅是人类的理想，而且是人类的希望。作出这样一个声明是因为历史的客观趋势，即历史的固有的发展过程是通向共产主义的。这不是因为苦难，不是因为社会的不平等，而是因为这样的苦难、这样的社会的不平等碰上了工人国家的发展，尽管工人国家的发展也随之产生了社会的不平等，在消费方面实施官僚主义的分配办法以及对群众实行官僚政治的恐怖主义强制办法。但是群众还是支持工人国家而根本不支持资本主义政府。
在阿尔及利亚、古巴以及其他任何国家，群众都有同样的倾向。他们在政治上成熟的程度可能有高有低，他们对付干预的能力可能有大有小，但是路线全都是一样的。因此，桑给巴尔的革命并不是桑给巴尔成熟的结果，而基本上是世界革命的整个力量所造成的结果。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桑给巴尔的群众还没有成熟到足以做这件事的程度。他们没有党，没有工会生活，物质手段也很缺乏。对革命起决定作用的主要是世界革命的压力而不是桑给巴尔的条件已经成熟。
投降分子向国家机器屈服
这明确而清楚地说明我们能做什么。这也表明阿尔及利亚的革命是怎样被本·贝拉的领导所限制、歪曲和束缚了。阿尔及利亚的这些大人先生们甘愿采取革命的和平路线——调和的改良——并不是因为有必要这样做或者这是一条新的历史道路。不是，这是因为他们投降了。这些领导人并不是相信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没有前途的，但是他们对于世界革命没有信心。他们中途变节了，他们放弃了世界革命的前景，放弃了前景、方法、形式、革命的纲领和革命的政治而代之以国家机器。
在他们和斯大林之间有巨大的历史差别，但是也有相同的地方。他们同斯大林之间的巨大历史差别在于他们有意识地不为官僚势力辩护，也不打算这样做。他们企图用改良主义的方法推进革命。但是他们同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政策和利益一致的地方是这种政策不可避免地要导致篡夺群众的权力。在他们之间有相同之处，但是从历史上看这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建立工人国家是有可能采取新的形式的。要建设工人国家也可能有二十种方法。列宁在分析布尔什维克党的结构和组织形式时曾阐明：原则是不能改变的，同原则有关的职能是不能改变的，但组织的形式却是多种多样的。在组织形式、原则和目标之间是没有矛盾的。但是在特殊的阶段中，也可能把过程中的各部分统一起来。有可能用不同的方式建成工人国家——南斯拉夫的、古巴的、中国的、苏联的和东欧的。但是建设社会主义只有一条道路：以群众为基础的工人政权。投降分子丧失了这种信心，只相信国家机器。他们和斯大林是一致的，斯大林不相信群众，他相信的是国家机器。斯大林的堕落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放弃纲领和政策是不能不产生具体后果的。开始的时候是放弃形式、放弃执行纲领和革命政策的活动，最后的结局就会是提出把放弃革命政治的理论拼凑在一起的各种纲领。这一切只是反映某一团体的领导的叛变，他们在一个时期曾完成了革命的任务，但是在历史的现阶段却没有能力去加以发展。策略和方法不论有多少变化，它们总是要服从于纲领和革命政策。如果放弃了革命的前景，如果目标不是推翻资本主义政权，或者象在阿尔及利亚那样不是走向推翻资本主义政权或把群众提高到能够决定国家政策的地步，那就是剥夺群众、封锁群众。仅仅在两年以内，这些变节者就垮台了，这表明在现时期历史的范围之广和压力之大——这是迅速而巨大的压力。
在现时期第四国际必须发展，这是客观的需要。因此必须改变干预主义的策略。从1951年干预主义形成直到今天，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历史变化。在1951年，我们建议发展第四国际作为发展革命的方式之一。目前的基本目标就是贯彻革命，尽管我们在某一特殊时刻也许不会发展，但也要这样做。我们的发展不是某一团体的扩大，或者到处成立团体，取得历史的意义。我们的发展将是群众的发展。为此，就必须扩大我们的影响，取得更多的基地，而最重要的是在政治上更加成熟。
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和参预世界革命
在第四国际的整个历史上，我们筹备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工作是最完善的。这也是为战争-革命、革命-战争这一目标作好准备的整个工作的一部分。我们不是等待战争革命，我们今天就准备在各国参预世界革命的领导。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工作。这不仅表明我们对思想、对未来，对前景抱有信心，而且表明我们同从中国到桑给巴尔的全世界群众已联合起来，这种联合在我们的意识中，在我们的纲领中已经是牢固的了。
这次的代表大会是在两年的过程中筹备的，首先是我们在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上进行的反对投降分子的斗争，接着是四月特别代表大会，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会议，在世界各地召开的各次会议，现有支部和我们谈到的各新支部的发展，所有支部的文件已经系统化和固定起来以及各支部的改进，第四国际的两个支部已出版周报，在世界革命斗争的历次事件的客观过程中，第四国际的发展——这不仅是指阶级斗争，而是指包括阶级斗争在内的革命斗争。第四国际是在下列情况下发展起来的：第四国际在比利时、意大利、阿根廷、巴西、玻利维亚、秘鲁等国进行了反击和赢得了越来越高的威信；我们在古巴的运动虽然受到迫害和威胁（每天都有同志被投入监狱，我所说的三位被囚的同志已经被送到一所悲惨的监狱中，同伦加佐同志拘禁在一起），却表现了不屈不挠的精神和信心；我们古巴支部在继续进行活动方面表现了信心，它在保持影响方面取得了进展。
外交必须为群众服务
从古巴传来了两件奇闻，有些同志可能还不知道，我现在打算谈谈。在古巴支部2月出版的一期双周刊上，曾经报道了在关塔那摩举行的一次工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官僚当局提出了某些建议，我们的一位同志为工人的权利进行了辩护。我们的同志胜利了，这些官僚就打算要逮捕他，但是他们没有成功。在面包工人工会的一次会议上，一位工人代表发言，反对官僚分子剥夺工人的权利。官僚分子谴责他是托洛茨基分子，希望这样一来就能恐吓到会的人，使他们不敢投票选举这位代表。这位代表答复说，“虽然我没有当这个组织的成员的这份荣幸，但是我以被人称为托洛茨基分子而感到自豪”，而他居然当选了。这是今天正当菲德尔·卡斯特罗卑鄙地、反革命地颂扬——群众将因他的这一行动而裁判他——屠杀阿尔及利亚群众、屠杀非洲群众的凶手戴高乐的时候古巴的情形。他把这个凶手说成是“叛逆者”，具有“革命精神”。这就是执行调和和改良政策的结果；这就是放弃革命政治的必然下场。
放弃革命的政治就意味着放弃前景、希望和群众的革命行动，等待结合外交来解决问题。我们并不反对结合外交行事；列宁正是历史上最干练的外交家。他有能力领导那个又穷、又没有枪炮子弹，而且许多人死于饥馑的工人国家。他有能力抵抗巨大的压力、进攻和资本主义的包围。这是因为列宁所根据的是使革命外交成为可能的两个条件：第一，注意群众，尤其是注意他们的革命活动；不让群众的革命利益从属于资本主义提出的外交让步。第二个条件是绝不信赖任何资本家——决不！卡斯特罗对戴高乐的颂扬，就意味着赞许他，在法国群众、殖民地群众和全世界群众面前表示信任他，相信这个一度曾是屠杀全世界群众的元凶的刽子手。早在法国殖民地群众在战后不久成为第一批举行大规模起义的叛逆者的时候，他就开始进行屠杀了。而卡斯特罗称之为“天生的叛逆者”的正是这个人。卡斯特罗一定感觉到了我们对他的反革命行为的反对和鄙视。我们宣布：正象我们过去曾相信他的革命忠诚一样，我们对他站到反革命一边并同世界帝国主义重要堡垒之一的代理人同流合污的行为表示鄙视。
不论是法国的、英国的、美国的或阿根廷的资本主义，如果不得已而同工人国家——它们是同资本主义的世界利益相矛盾的——进行贸易的话，这不是因为它们要保卫自己的地位这一历史目标有了改变，而是因为再没有别的出路了。当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布勒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问题上进行大辩论时——这是两位都想贯彻革命但采取不同策略立场的伟大革命家之间的辩论——他们所关心的是获得外交上的利益，设法从英法两帝国主义的分歧中得到好处。他们是想怎样得到好处呢？托洛茨基把布勒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当作讲坛，用以揭露资本主义匪帮，特别是德帝国主义者，而列宁则向德国工人阶级说：“除此以外，我们没有别的出路；他们正在扼杀我们。要使我们不致被迫作出让步，那就要靠你们了。推翻他们！不要相信德国的资本家！”而这都是正当他同资本家谈判和签署和约时所说的话！托洛茨基说：“条约只在必要的时期内有效，一点也不能超过双方的力量对比所允许它存在的时间，不论是资本家之间签订的条约还是资本家同工人国家之间签订的条约都是这样。”这是革命外交的规律和基础。
卡斯特罗帮助戴高乐
相信国家机器而不相信群众的菲德尔·卡斯特罗颂扬戴高乐，是因为他希望从法帝国主义的需要中取得外交上的利益。他对戴高乐的颂扬是支持法帝国主义的一种方式，这个帝国主义只不过象戴高乐的鼻子那么大而已，这个帝国主义自己已没有力量再活下去。卡斯特罗的支持对于法帝国主义来说，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需要。
如果说戴高乐不论是在承认中国人或者宣扬中立主义上是执行一种同资本主义的世界利益背道而驰的政策的话，那是因为一方面各种矛盾把他置于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对立的地位，一方面他是个失败主义者。否则他是不会奉行这种政策的。从基本上说，戴高乐的全部政策不是由法帝国主义的实力决定的，不是由它的能力决定的，而是由无法摧毁革命的世界资本主义的弱点产生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从法帝国主义那里获得的利益，要比已经获得的无比优越。
如果卡斯特罗认为他正在得到了更多的利益，那他就错了，因为他这样做是在法国的群众面前，在小资产阶级面前支持法帝国主义的威信。法帝国主义被迫在中东、东南亚和古巴作出的一切让步，都大大有利地得到了补偿，使法国的资本主义得到了好处。
巴布洛认为自己是在推进社会主义，我们从来没有，现在也没有说他的意图是反革命的，意思是说他是要把革命拖向后退，但是他同菲德尔·卡斯特罗存在着一样的幻想。他利用计谋和手腕依靠国家机器来推进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群众的需要。社会主义最重要的、而且不可代替的需要和要求是群众的自觉的、直接的、有组织的行动，没有这种行动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是要求每项政策、每个策略、每一个革命行动、每一个阶级行动、每一个反资本主义的行动，都依靠群众的动员，依靠群众的觉悟，依靠创造、发展和在高度水平上保持他们反对资本主义的情绪；根本不相信资本主义。绝不相信！这不是因为我们由于道义式哲学上的理由而不相信资本主义，而是因为资本主义产生了阶级关系。资本主义绝不会让步，除非它被迫让步。
群众追求的目标不是取得今天的利益。群众追求的目标是今天取得利益以支持明天以及今天推翻资本主义的努力。这就是革命外交的基础。而菲德尔·卡斯特罗、皮埃尔·弗朗克、杰尔曼、麦丹和巴布洛之流却与此相反，他们放弃了革命的政策而采取改良主义的调和政策。所有这些人在短短的两年内都投降了。在这两年内，第四国际在进入人类历史新阶段以前，就以最有力、最稳健、最一贯而且最和谐的方式作好了准备。在这两年内，第四国际为这次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作好了准备，这也许是我们进入人类历史新阶段以前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
筹备一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工作，就象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一样，就象第四国际的任何其他活动一样，并不在于发表一些文件，让每个人阅读这些文件并且得出结论。它也不在于让每个人有权进行讨论、独立确定方向并作出决定；而一切象世界代表大会这样重要的会议的基本规律和根本原则在于把第四国际的注意力、精神和意志引向正确方向，使之走向明晰的目标。我们准备参预新的工人国家的建设工作，我们准备同别人一道走在未来的革命领导的最前列。为此，我们的代表大会准备要讨论如何进行参预的问题。我们的讨论不仅要准备好意识，而且要准备好精神和决心。如果我们不做到把自己集中在共同的意志和共同的决心之中，我们就不可能有有组织的行动、不可能有革命的前景。世界代表大会已为此作好准备。它打算发展和集中第四国际的革命力量和意志，以便向下一步的目标迈进——这就是使自己对原子战争、对革命以及对重新组织人类以便走向在全世界建设社会主义作好准备。
第四国际将进行领导
在这个具体的历史阶段中，筹备世界代表大会的工作不论在过去和现在也就是准备用我们微小的实际力量、用我们有限的物质手段，作为即将来临的世界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而自觉地进行干预。尽管我们现在不是组织者和领导者，但我们要把自己看成是这样。我们这样看自己是因为整个客观的过程表明，发展的趋势不仅在形式上是托洛茨基主义的，而且还需要托洛茨基主义的领导，它具体地需要这种领导。第四国际所说的“历史的客观趋势是托洛茨基主义的”这句话还不够——这是一种同国家机器有关的定义，这是从“天上”来的一句话。
每一客观形势都在客观上需要领导，因此必须取得担任这一领导的权利。要取得这种领导权，就必须赢得群众的信任。这种领导权不仅同罢工、总罢工、某个国家的某一政党有关，而且同干预中国、古巴、各工人国家和殖民地革命的全世界群众有关。这次代表大会就是以这样的充分的觉悟、信心和力量进行筹备的，这就是在未来四年内我们将成为人类历史下一阶段的领导。这个时间也许会稍长一点，但是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它将会短得多。
苏联的官僚政治、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第四国际
在我们看来，资本主义再经受不起四年这种革命过程了，苏联的官僚政治统治和窒息工人国家再超不过四年了。它们都没有客观的历史基础能够再支持下去或调和自己的矛盾；它们已经做到了头，它们之间的联盟和和解也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官僚政治不能再往前走一步发展到资本主义，也不能再放弃任何工人国家了。这不是因为它不想这样做而是因为它做不到。官僚政治已经在工人国家中实施了资本主义的形式和成份的宪法，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实施了资本主义关系的部分职能，但是这并没有改变或者消除工人国家不可抗拒地向前迈进的基础。
但是官僚政治仍在进行活动寻求支持，寻求新的支持它的基础，因为它已经在工人国家和工人运动中丧失了支持它的基础。在形式上越来越露骨的官僚政治，不可避免地越来越要向资本主义、改良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集团、机构、关系和组织中去寻找支持，这些东西在今天这个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虽然不是一个东西，却已经毫无二致了。要想把革命拖向倒退是不可能的。因此，官僚分子如果不能在各种团体、倾向和追随者当中找到支持的话，它就无法继续鼓励各种潮流、团体和官僚主义的保守倾向，甚至还有资本主义势力——即使在这些东西把他们置于死地之后！例如，根据苏联刑法，侵吞公款就可处以死刑，而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不会这样。根据苏联刑法，工厂经理可以因为诈骗了工人的两万公尺材料而被处决，而在资本主义国家只判处他五年或十年徒刑，甚至不予处分。但是这是他们的政治、他们的结构以及职能所产生的后果。在这个过程中，官僚政治势必越来越同资本主义合成一体，但是同时也势必要加速和促进工人国家中成熟的革命力量的形成。
论托洛茨基主义道路
在这个过程中，官僚政治玩弄计谋的余地往往更少。它的崩溃即将到来。官僚政治的本领很大：它象所有的官僚政治一样，有本领保卫自己。但是本领并不等于是智慧，它只表明它能够从具体情况中找出最适合于自己的东西。这并不表明它具有推动历史发展的特性，而只表明它是保守势力。官僚政治要想维持下去，除了越来越把具有保守的、官僚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利益的各种倾向、团体和组织聚集在自己的周围以外，没有别的办法。
这个时期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时期。这不仅因为客观的趋势是这样的，而且因为托洛茨基主义者正在进行干预。虽然托洛茨基主义者在组织上没有作出决定，但是在两三年以内，活生生的托洛茨基主义就会直接被人感觉出来。赫鲁晓夫对中国人说，“你们是新托洛茨基分子”。表现在哪些方面呢？这种恐吓的动机是什么？这是针对谁讲的？这不是针对群众，而是针对官僚主义的中国领导，针对中国革命的一部分领导，他说：“你们要当心，否则就会陷入托洛茨基主义的危险之中！”而托洛茨基主义者在中国并无实力。但是，托洛茨基主义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有了实力。
中国人对苏联说，你们的政策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并且谴责托洛茨基是叛徒和机会主义者，但又拿不出任何证据来自圆共说，他们这样做的动机是对官僚势力施加压力要他们反对赫鲁晓夫；中国人对他们说：注意这个家伙这样攻击我们，为托洛茨基分子卖力。中国人为什么要借助于托洛茨基主义呢？他们为什么不去找别的倾向、别的立场呢？他们为什么不找伯恩斯坦呢？他们为什么不找考茨基呢？他们会去找伯恩斯坦、考茨基、加米涅夫或季诺维也夫吗？当他们缺少理论的时候，他们不采取这些人中任何人的路线而只是采取托洛茨基主义的路线。原因是在革命成熟的过程中整顿和革新工人国家就是托洛茨基主义。工人国家现在已经在革新中，但已达到了一个限度，改良的过程已经不够了，需要进行政治革命。这就是一种托洛茨基主义路线，群众也是按照托洛茨基主义来考虑问题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已经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存在于世界上，官僚势力知道，在托洛茨基主义式的客观过程中，这个小小的托洛茨基主义核心是能够担任领导的。不仅能够，而且正要这样去做。
在革命的行动和准备工作中，最重要的不是宣言，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解释理论的教科书，而是思想倾向、革命精神以及能够充分利用一个环境、每一毫米地方、每一种可能来推进争取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活动、革命和斗争的意志和觉悟。在个人的关系中，在同党的关系中，在革命的斗争中，千万不要放弃应当坚持的立场。因为如果我们今天在这一点上放弃立场，明天我们就会在其他方面放弃立场。意志不是内心决定的结果，但是它是由于内心决定去教育自己、纠正自己、使自己服从于意识而产生出来的。意志如果服从于意识，就会成为不可摧毁的。这并不意味着屈从于各种事件发生当时的压力，或者屈从于某一特殊环境或某一特定过程当时的需要，而是让意志服从于达到所追求的目的这个客观意识。这样，意志才是不可摧毁的，因为它只服从于意识，服从于寻求工作、领导和发展的方法以便达到自己的目的。
一切运动，亳无例外的一切运动，都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没有达到它们的政治目的和纲领所规定的目标，世界工人运动的一切思潮和倾向也没有达到这些目标。巴布洛、杰尔曼、麦丹和其他的人在很大的程度上都失败了。一般说来，他们毫无例外地没有达到他们要推进粉碎资本主义的斗争或推翻政府这些目标。他们往往并不缺乏革命精神，并不缺乏向资本主义或政府进行斗争的意志（即使是游击队员和恐怖分子也并不总是具有反资本主义的目标），但是他们失败了。中国人打算建立听命于中国方针的组织和政党的一切意图都将失败。他们打算在很多国家中组织各种运动，首先是在意大利、比利时、法国、英国、智利和墨西哥等国。但是他们在每个国家中都遭到了失败。最初，中国人集中精力于那些分裂和瓦解了的共产党，他们成立了各种团体；但是不出两三个月，这些团体又开始瓦解了。
这种失败中最声名狼藉的例子就是意大利。要成立各种中心、党派和机构以反对共产党同资本主义调和的路线，以及组织支持中国人以反对苏联官僚政治的党派，意大利具有最可靠、最有利和最适当的条件。我们有最肯定的证据，说明有一年时间，中国人在成立他们的试验性组织和党派方面几乎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他们呼吁共产党分裂，并组织他们所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新政党。在整个这一时期中，意大利共产党处在不断的危机中。这种危机表现在各种革命倾向的发展上，表现在意大利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上，表现在共产党组织的危机上，而新的意大利无产阶级团结社会党的成立表现了这个危机达到最高点。这个新党是在两个月以前组成的，在工会的选举中，在共产党控制的工会中，这个新的社会党获得了共产党选票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在直到目前为止共产党仍然无疑地领先的一些重要选区中，这个新的社会党击败了共产党，取得了一些工厂和重要工会的领导权。
这表明建立亲华的政党的条件已经成熟。但它们为什么还没有成立呢？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象意大利共产党和赫鲁晓夫一样，也是调和的、机会主义的和改良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的分析、对陶里亚蒂的攻击、对赫鲁晓夫的攻击、关于国家和革命的关系及有关这方面的理论的阐述，毫无疑问包含着革命的结论。二十五点中除了第七和第八两点是改良主义的和调和的以外，其余都包含着革命的结论。但是，由中国人成立的，或者至少是中国人所鼓励的一些党的具体政策，中国人同意或者鼓励的一些呼吁和具体组织，都是以那些跟陶里亚蒂和赫鲁晓夫的共产党完全相同的纲领和远景为基础的。
正因为如此，由中国人所成立的各个党都失败了。这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机会。在比利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社会党和共产党都处于危机之中，格里巴组织了一个新党，新党已陷于瘫痪，毫无生气。他们在意大利也组织在一个运动之中，显然就要席卷全意大利。但是，这没有成为事实。相反，就象在比利时一样，意大利发展了第四国际。如上所述，在意大利成立了新的社会党，争取到了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以前掌握在共产党手中的工会选票和工厂代表。这表明条件已经成熟了；但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菲德尔·卡斯特罗，尤其是格瓦拉在最近发表在《北京周报》上的一篇文章里，歌颂了拉丁美洲的游击战争。他们得出结论，认为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拉丁美洲的解决办法是游击战。如同中国人一样，格瓦拉这篇文章是革命的，他的结论是革命的，他的精神、他的意图和他的声明都是革命的。我们并不否认这一点。不过，他的分析和他的纲领全是一派会导致恐怖主义的骗人鬼话，表现了对拉丁美洲无产阶级缺乏了解。同样，中国人和苏联人对欧洲无产阶级缺乏了解。他们完全把它误解了。仿佛无产阶级是因循守旧、精疲力竭，而且对革命斗争漠不关心似的。其实，事情恰恰相反，中国人和古巴人之所以能够在革命的道路上前进，是因为欧洲无产阶级坚持着始终不渝的和日渐壮大的革命的阶级斗争；如果不是这样，欧洲的资本主义就能够全力以赴、集中意志、来进攻革命、无产阶级和欧洲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从而使世界的力量更加有利于资本主义。格瓦拉不懂这一点，在他看来，无产阶级是不存在的。
在他看来，甚至拉丁美洲的无产阶级也不存在，因为他说拉丁美洲的革命中心是委内瑞拉、危地马拉、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在格瓦拉看来，这些就是革命中心。而就在他得出这样的结论的时刻，巴西的农民群众正在全国夺取土地，正在组织农民协会，而且在一个月以前，七十万工人举行了一次总罢工，在巴西历史上第一次使全国陷于瘫痪。除去1946年曾经由共产党人组织举行了一次总罢工外，在巴西再也没有过总罢工。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行动起来，作为一个包括各个方面和各种倾向的无产者的阶级而占居支配地位，这还是第一次。
光靠游击战是不够的
格瓦拉不懂得这一点。在巴西，并没有游击战。在巴西，起鼓励革命斗争作用的是农民协会。格瓦拉是在玻利维亚的十一月和十二月事件以后写这篇文章的，在那次事件中，两个政权的局面在新的方面延续了十五天，玻利维亚的无产阶级曾经有十五天成了玻利维亚部分地区的主人。秘鲁群众的斗争情况怎样呢？格瓦拉只字未提，反而空洞地称赞了一番游击战。哪里有游击战呢？在哥伦比亚，游击战已经进行了十六年。革命取得了什么进展，什么成就呢？没有，革命正在停滞不前。某些曾从事游击战的人现在已堕落成为股匪。在委内瑞拉，游击战已进行了五年。在那里，游击战在开始时由于加入了将近三分之一的陆军而得到了加强，而游击队本可以把这支军队打败的。危地马拉的游击战在哪里进行着呢？经过近十年以后，危地马拉的游击战必须进行改组，必须确定新的方针，因为它以前的行动是失败的。尼加拉瓜的游击战在哪里进行着呢？它已经连续进行了六年，现在却已陷于停顿。
要分析拉丁美洲的游击战，就必须具体分析四个主要游击战中心的失败。游击战是不可能的。它们全都失败了。这并不是因为游击战是错误的，而是因为，作为一种手段，作为一种现象，它不可避免地、不可改变地是注定要失败的。游击战可以作为一种原动力，但是，当广大的群众开始参加战斗，游击战的方法就失去了力量、威力、重要性和行动的能力。当群众的行动取而代之的时候，游击战就仅仅成为行动的一种手段，并且不是主要的手段，而是次要的手段。工人民兵和总罢工是比任何类型的游击战都要无比优越的武器。游击战通常不是集中行动，而是分散行动，而民兵则通常要集中行动，集中打击力量。决定胜负的不是打几枪，也不是消灭五个或者十个资本主义杀人犯，决定胜负的是能够在人民中赢得威信、打乱资本主义国家机器、能够在反对资本主义的目标下集中动员群众的能力。象总罢工一样，民兵也是集中群众行动的组织，它使群众对自己具有把握和信心，使他们能够有组织地参加战斗，去坚决实现目的和政治目标。而且，这样不会分散群众，而是把他们聚集在一起。这不是一个选择的问题，一个究竟是民兵、游击战，还是总罢工更好的问题。它们都是行动的手段，可以用于革命的目的，不过，它们的重要性和用途各不相同，因为它们是由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需要所决定的。
总罢工是不能代替的
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高军事形式就是组织无产阶级的军队，这是无可怀疑的。我们指的是一支无产阶级的军队，而不是争取到革命方面来的资产阶级军队。其次是民兵，因为民兵是在已经组织起来的群众中心发展起来的，它依靠的是群众的有组织的战斗意志，它把军事制度应用到群众的有组织的战斗意志上，它利用军事制度作为达到击败资本主义这一目标的手段之一。但是，它有赖于总罢工，有赖于人民的参预。总罢工是不能代替的，因为总罢工意味着引导全体人民进行参预。民兵是从属的，它推动它所赖以为基础的总罢工。它具有不可战胜的力量，其原因不在于民兵本身，因为它的军事手段可能是极为有限的，而是因为它并非从它的武器中获得力量，而是从全体人民要求参加斗争的愿望中获得力量。游击战能够发动这种斗争，鼓励这种斗争。但是，当人们投入农民协会、总罢工和民兵的有组织的行动以后，游击战就失去它的作用、它的重要性和它的力量了。
而且，在具体分析游击战时，不能谈论什么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尼加拉瓜或危地马拉，而是必须进行客观的分析。怎么能够光说“哥伦比亚游击战的范例”，而不说这场游击战已经持续了十六年呢？十六年啊！可是，现在却陷于停顿了！委内瑞拉恐怖分子的斗争已经持续了四年。因为他们不是游击战士，而是恐怖分子。恐怖主义是一种个人行动。它设法通过恐怖手段，通过消灭个别人来强行达到自己的目的，可是，它是以贵族的斗争概念为依据，根据这种概念，起决定作用的是一小撮人。然而，一小撮人永远也不能粉碎资本主义统治。他们可以杀死五个、十个，甚至一百个资本主义领袖，但是，这些人又会被别的人所代替。资本主义不是单纯由人组成的，它是一种制度，一种组织，一套机器。它是一种能够发生、产生、创造为它的发展所需要的种种因素的制度、组织和机器。它所创造出的因素也许比已经被消灭了的东西更好，也许不相上下：总之，它会产生这些东西。恐怖主义的全部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无产阶级领导着斗争
但是，与此相反，为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服务的、从属于群众行动的恐怖行动则具有意义、力量和重要性。恐怖行动不是恐怖主义。恐怖行动可以是一次总罢工附带着消灭五个、六个、八个或二十个资产阶级领袖。不过，在总罢工时附带进行的恐怖行动，其目的在于削弱敌人的国家机器，当它取得进展的时候去打碎它，使之无法恢复，无法重新组织，从而消灭它。杀死十个资本主义领袖，同时又进一步推动总罢工；这就可以打碎国家机器；这就是恐怖行动和恐怖主义的区别。
强调游击战，就好比一个人看不到阿根廷和玻利维亚的群众一样。——就好比分析拉丁美洲的阶级斗争和革命，却不谈革命的基本力量是在巴西、阿根廷、玻利维亚、智利、秘鲁一样。怎么能够无视正在智利所发生的事件呢？怎么能不说智利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是在南美在政治上最活跃的，而资本主义之所以不能够取得进展，正是因为智利无产阶级的行动呢？怎么能不说亚历山德里之所以没有同古巴决裂，之所以能依靠自决，正是因为智利群众对小资产阶级的重大影响呢？由于需要发展自己，资本主义就不能依靠本阶级的力量，它必须依赖小资产阶级，而后者却受到古巴革命的影响。但要不是智利无产阶级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要不是它坚持它崇高的活动，小资产阶级是不会受古巴革命的影响的。一个人怎么能觉察不到这一点呢？怎么能不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呢？他们觉察不到这一点，并非因为他们没有看见，而是因为他们的经验主义，因为他们就客观过程所进行的分析和所作的结论不是以深刻的理解、明确的思想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为根据的，不是以对无产阶级力量的认识为依据的。
忽视欧洲无产阶级是完全错误的，我们重复我们向欧洲干部学校以及在我们的文章里说过的话：当菲徳尔·卡斯特罗、格瓦拉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理论家谈论拉丁美洲的游击战和农民革命时，他们的意思是说，无产阶级没有能够完成它作为革命的组织核心的任务。这就是他们的用意。他们不承认农民是革命的发动机。不！这意味着无产阶级已经失败了。农民是革命的发动机。但是，发动机并不等于是方向盘。如果发动机离开了方向盘，离开了四个轮子，那么，它只能原地不动。提供动力、推动前进的是发动机，但如果既没有轮子又没有方向盘，那么，发动机能走到哪里去呢？当托洛茨基说“农民革命，这是拉丁美洲革命的发动机”这句话时，他说的是“发动机”而不是“方向盘”。就以这个菲德尔·卡斯特罗来说，也表明他是依靠农民革命的发动机来开始革命的，并没有依靠无产阶级；但如果他没有依靠无产阶级的组织，那么，工人国家是建立不起来的。古巴工人国家目前所赖以建立的基础，它赖以发挥作用的基础，不是农民，而是无产阶级。问题在于帮助无产阶级挣脱声名狼藉的苏联官僚政治的锁链、共产党人的锁链、民族主义者的锁链。这就是我们必须做的。
欧洲无产阶级的坚持不懈的革命斗争是决定世界力量对比的一个主要因素。
早在菲德尔·卡斯特罗和格瓦拉还没有梦想到社会主义的存在，或者社会主义有存在的可能性的时候，早在所有拉丁美洲的游击战理论家，或拉丁美洲的共产党领袖和民族主义领袖出现以前，欧洲无产阶级就已缔造了七个工人国家。七个工人国家！除非能证明这不是事实，谁还敢说欧洲无产阶级越来越保守了，他们已经安于舒舒服服地享受优厚的工资了呢（且不谈他们并没有优厚的工资，因为欧洲每天都发生罢工）？无产阶级建立了七个工人国家。
东欧群众在进行革命
从1943年起，欧洲的无产阶级就为消灭资本主义而进行斗争。苏联军队进入欧洲，进入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等国，并不是造成资本主义崩溃的决定因素。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群众事先的行动，没有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群众对纳粹的抵抗，没有群众反对资本主义的行动，占领工厂、罢工和游击战，那么，当苏联军队开进来的时候，它是不会取胜的。在战争期间，所有这些国家中的资产阶级有半数已被消灭。是谁消灭他们的呢？是战争本身吗？不！是群众对他们的斗争。资产阶级支持德国人，群众就起来反对它，尽管有着共产党，但是把消灭资产阶级的斗争进行到底的是他们。
资产阶级的消失并不是因为战争毁坏了他们的工厂，虽然战争的确毁坏了他们的工厂。可是，为什么工人没有把工厂交还给资本家呢？占领工厂和保卫工厂，这两件事本身就是无产阶级革命。这就是战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阶段所采取的形式。当苏联军队到来的时候，群众已经占领了工厂，他们正在举行各种会议和进行着罢工，这就是资本主义在东欧消失的原因。在捷克斯洛伐克，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8年，贝奈斯之所以去职，是因为他说他们欺骗了他。而且因为群众再也不能支持他，于是他们就把马萨利克扔出了窗口。官僚们一直到最后都在寻求和解。他们作了许许多多的让步。群众却不肯让步，苏联的群众也坚持要扩大工人国家，坚持必须发挥工人国家的职能以发展经济。这种事情得以发生，只是因为存在着无产阶级。并非因为存在着农民，而是无产阶级。在这些工人国家成立以后，在欧洲举行了多次大罢工，接着就在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和比利时进行了夺取政权的尝试。从1947年起直到现在，比利时无产阶级曾经有三次想夺取政权，表现了要这样做的决心。在法国，在1946年，如同熟悉法国历史的人所知道的那样，由于开除了两名共产党员印刷工人，致使整个法国生活陷于瘫痪。在战争期间，法国共产党是一个小党，今天，它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党。在意大利，甚至在谋刺陶里亚蒂的事情发生以前，群众就已经纷纷投向集中体现着反资本主义精神的意大利共产党和意大利社会党。意大利共产党给群众的答复却是：支持意大利的资产阶级宪法。闭眼不看欧洲的历史是不可饶恕的。如果说无产阶级没有在欧洲掌握政权，那是因为他们的领导人在从中阻挠。无产阶级要掌权。无产阶级并没有失败，失败的是他们的领导。
政党和工会的必要性
如果没有党，没有组织，无产阶级也能够掌握政权并消灭资本主义的话，那么，我们早已生活在社会主义之中了。党和工会的行动在历史中起着一种根本的、特殊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全人类都为共同的愿望所指导时，当全人类为一种建立在消灭了个人的和集体的斗争、消灭了阶级对抗和个人对抗的基础上的共同的兄弟友爱精神所支配时，当社会主义把所有这一切都消灭了的时候，群众的意志就将是集体的意志，消灭产生这些情感和反应形式的各种因素的社会和历史条件，消灭这些精神和意识的社会和历史条件也就具备了。在任何对抗面前，群众的反应将以集体的形式出现。全世界的群众将决心完全根据自己的看法来改变事物。如果说，现在群众还不能决定自己的事情，那是因为只要集体的行动不是通过组织来进行的，资本主义的教育、结构和职能就会阻挠这种行动。因为决定社会关系的是私有财产。工会、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虽然限制私人的活动，但并不消除这种活动。因此，工会和政党都是不可缺少的，在未来一定时期内也将如此。只有到社会主义时，工会和政党才不再是必要的。菲德尔·卡斯特罗、格瓦拉以及所有民族主义和革命的领袖，所有在拉丁美洲自认为是革命者的人都必须纠正他们对无产阶级的判断。他们必须认识到，今天欧洲的无产阶级已准备好夺取政权。一个无可争辩的主要的证据就是意大利无产阶级团结社会党的成立，它在无产阶级的其余部分中所受到的欢迎和它在意大利共产党中引起的回响。意大利共产党曾向资产阶级说：“我们全都处在危险中。全都如此。我们愿意同政府携手合作，以保障资本主义政策。”这就是他们所说的话：“我们奉行一种维护私有财产的政策，如果不这样，我们全都得崩溃。”这番话表明，所有这些人——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政党和意大利共产党——都认识到了这样的事实：他们都处在危险之中，因此意大利共产党，首先是陶里亚蒂、阿门多拉、巴叶塔等人，正在设法建立一个新型的党，他们想通过这样的党来形成资产阶级潮流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在革命的反资本主义潮流中这些人否定民主制度，而现在在资产阶级潮流——这种潮流力图在意大利共产党内部得到发展——中却又承认民主制度了。
如果不承认拉丁美洲的游击战必须以推动无产阶级起来行动为目的，那就不可能对这种游击战作出严肃认真的估计。只有当农民革命这个发动机找到了无产阶级的领导以后，这个发动机才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失败。
第四国际在欧洲和非洲的新支部
中国人、游击战、古巴的政策、苏联官僚集团的政策、共产党的政策、麦丹、弗朗克、杰尔曼以及所有这类人的政策、纲领和目标全都失败了。它们全都被击败了。第四国际的政策却不断地获得进展，这不仅仅因为历史的进程说明了这一点，而且因为这一点客观地表现在群众斗争中，进而还表现在这一事实中，即一旦革命不论在那一方面开始进行，只要革命继续下去，只要不遭到失败、扼杀或遏制，那么，它立即就会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更重要的是它有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直接参与。
在所有这些都遭到失败，而且经过了千百次的曲折反复的时候，第四国际却取得了进步和发展。这次代表大会就是明证，它不是证明第四国际有那么多的支部，它们出版着许多周刊，第四国际本身也有十四种刊物，而是证明了：同它取得的进展相适应，革命内部在讨论着托洛茨基主义政策。第四国际发挥了影响并赢得了威望；我们的运动随着它决心进行参预的程度而变得强大、有力而又生气勃勃，它影响并决定着诸如巴西、墨西哥、秘鲁、阿根廷和意大利这样一些重要的革命运动的总进程。它具有重大的政治影响；它虽无权决定这些党的方针或某些重要派系的行动，但是它具有重大的影响，而且仅仅是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就产生了这样的影响。第四国际的力量在增长着，而所有这些潮流却在分崩离析。菲德尔·卡斯特罗感到需要依附戴高乐，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呢？依附戴高乐！为了继续奉行工人国家的政策，他觉得不得不决定同戴高乐联合在一起，而为了同戴高乐联合，他就必须颂扬戴高乐。
在这期间，改良主义、调和政策、经验主义政策也都失败了，而有原则的政策的必要性则得到了证实。原则都被巴布洛、弗朗克、麦丹、杰尔曼和菲德尔·卡斯特罗等所有这些人抛弃了。格瓦拉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他正在努力认识并采取有原则的方针。我们希望他这样做。正如我们希望一切诚实的革命者也都这样做一样。正当所有这些人丧失了革命的客观性而依附戴高乐和本·贝拉等等之流的时候，第四国际却在一年半之内建立了六个支部，五个在欧洲，一个在非洲，它发展了它在拉丁美洲的支部，完成了以前的领导不得不着手进行的工作，即在西班牙建立一个领导机构，这不是一个徒有其名，而是一个名符其实的支部，它虽人数不多，力量不大，但已经是建立在一部分西班牙群众的基础之上的。
当这些人都在失去力量的时候，第四国际却取得了进展：在一年半的工夫里，第四国际能够建立起六个支部，其中一个在西班牙，一个在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支部不是在两年前才开始建立。它是在1959年开始建立的。是在前一届国际时建立的。然而，如果说，第四国际在一年半之内成立了六个支部，把它的刊物正规化起来，这些刊物虽然作用有大有小，质量参差不齐，但均在发展，而且享有象在比利时、意大利和阿尔及利亚那样的威信；如果说，它有能力召开一次有来自阿尔及利亚和西班牙的代表同志参加的世界大会（我们也曾决定让古巴的代表来参加，我们一直等到最后一刻，他们没有能来，因为在最后一刻，即十五天以前，他们得不到签证，否则的话，会有两位同志前来）；如果说，第四国际有能力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建立起六个支部，巩固了它们，成立起一些小组，虽然有些面临着危机，有些还存在着弱点，但是，总的说来，正在取得威信，那么，产生这六个支部的，并不是国际领导机构的力量。产生这些的并不是国际领导机构的决心和政治眼光。而是第四国际的纲领和政策。组织它们、协调并建立它们是必要的。我们所做的不过是这一点。要做到这一点，动力、决心、力量和意志无疑是必需的。而且还要相信我们的力量。没有这些，那是办不到的。
在欧洲成立支部的成就
如果说，只是在六个月之内，虽然遇到我们在欧洲成立支部时所遇到的那种阻力，那种由于政治无知、恐惧和没有信心而产生的阻力，以及单纯的阻力，我们仍然能够建立起目前这些正在起着作用的支部，这就说明，第四国际在欧洲马上就是大有可为的。我不仅是说拉丁美洲。而且是说欧洲。情况虽不相同，但都具备着立即实现的可能性。在一年半之内，曾经必须集合起一批同志，以便建立起这些支部的雏形。曾经必须重新组织他们。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他们相信这个事实，即有可能获得成功，有可能出版报纸。就要在欧洲破天荒地信任那些生平从来没有写过文章的同志们，那些新加入第四国际的同志们（他们当中的百分之九十五加入第四国际只不过一年或一年半——没有再多的了）。曾经必须使他们相信，他们能够出版报纸，在我们帮助下，他们能够做到，报纸会受到人们的欢迎，它会得到发展和改进，它能够对付第四国际以前的成员（杰尔曼、麦丹、弗朗克等等）所进行的思想上、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恐怖行为。这些人看来俨然是智慧的中心，是深思熟虑的人，是托洛茨基主义所赖以建立的思想源泉。要使我们在欧洲的团体相信，有可能对抗他们，消灭他们，对付那些自封为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人，对付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客观压力，这些知识分子曾经而且仍在相信皮埃尔·弗朗克的才华、杰尔曼（这个人还想当比利时国王陛下的大臣哩）的智慧和巴布洛的能力；要提高我们的团体，直至他们相信他们有能力克服这一切，以上这些并不是一件思想说服工作。它不单纯意味着思想说服，而是启发和建立意志的工作。因为这在过去和现在都必须对付人数微弱这个客观存在的压力，对付共产党、社会党和工会的庞大，对付亲华派的形成、中国人对我们的压力，以及第四国际缺乏传统和经验的弱点。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决心在一年半期间内完成这个任务。结果就有了这六个支部，它们都派代表参加了大会。
这显示了第四国际的理想、政策、纲领和远景的巨大力量。在一年半的期间就克服了整个斗争阶段的种种困难，证明成立支部、发展支部，以及召开世界代表大会是办得到的，这显示出第四国际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还没有发挥，还没有成熟，还没有充分利用。这意味着，在欧洲有一支在不到一年的期间里就能够掀起巨浪的力量。比利时、意大利、英国、西班牙和阿尔及利亚等国有着立即取得巨大发展的可能性。而且是在短期内，是马上。甚至在英国也是如此。工党群众正在准备击败资本主义，这不是投社会党的票，而是要打倒资本主义。希利派正在企图阻挠第四国际的发展。我向这次代表大会再次提出我们对希利派的评价。这是一些直接或间接地为英帝国主义效劳的人，他们的任务是妨碍、破坏和阻挠第四国际的发展。他们通过他们的刊物和活动来完成的就是这项任务。我们之所以不得不作出这种评价，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微不足道，而且缺乏革命的意图和目标，可是却有种种物质手段来进行同他们完全不相称的出版活动。
在历史的现阶段以前，第四国际并没有发展。在现阶段中它发展了。这并不是因为第四国际的领导人在以前错了。他们确曾犯过许多错误，他们走错了路，他们为小资产阶级的生活和发展所支配，不了解群众。1946年以来的伟大革命他们并不理解。他们不了解南斯拉夫、欧洲的工人国家和中国，他们只是在工人国家取得成就数年以后才看到这种成就。我们重提一下能够说明这些人的投降性让步的评断：1946年，当时被当作第四国际的正式路线的杰尔曼所写的小册子谈到这些已经成为工人国家的国家时提出“把苏联军队赶出东欧，把帝国主义赶出去”的口号，这是不正确的口号，正确的口号是“赶走帝国主义军队，工人国家万岁，让苏联军队无条件地支持欧洲工人国家的建立：让工人群众作出决定。”托洛茨基在1939年曾支持对芬兰的进攻，这不是为了粉碎芬兰，而是为了推进革命。这说明了这些人的投降政策和让步。
第四国际的历史结构
以前，发展第四国际的历史客观可能性是不存在的。要发展第四国际，过去和现在都需要有利的历史条件。有利的历史条件就是世界革命的发展，工人国家的发展，不断革命的发展。在革命倒退、停滞和被扼杀的情况下，是无法发展第四国际的。新的国际——第四国际——是以群众的客观经验、以领导机构、各种行动、各个团体和倾向的客观经验为依据的。它的发展有赖于这一切。不仅仅因为它的政策是正确的。如果仅仅需要制订正确的政策就够了，那么，资本主义早就死亡多时了。群众是在已有的组织中过生活的。他们并不是在学习、体验和克服困难方面都很缓慢。他们是生气勃勃的，异乎寻常地生气勃勃。由于受到私有财产关系的支配，由于只是在家庭联系和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联系上联合在一起，由于不得不起来进行斗争以摧毁一种构成今天的各种事物的基础的各种关系的制度，因此，对于群众来说，要在一天之内来一个变革是不可能的。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精神是保守的，而是因为他们能够体验到的只是他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制度。经验的基础并不在于才智的大小。经验的历史条件是社会发展同人类的关系、同集体的社会关系之间所发生的关系。这决定着经验。就个人而言，这个或那个人可能有更多的经验。而就集体而言，人类则是以上述方式发展的，因为它为私有财产关系所支配。
群众要了解和信任第四国际、相信工人国家、相信革命，更接受第四国际的纲领，需要经过一定的革命发展的历史阶段。但并不是任何的发展。以前的革命发展是在第四国际弱小而官僚政治得到推行的情况下发生的。革命发展了，但官僚政治也发展了。第四国际所不得不面临的不仅是群众的不成熟和客观条件的未能充分发展，而且还有一套官僚机器。我们说群众不成熟，并不是指的缺乏革命的成熟。战后，群众已经准备要在世界的各个地方夺取政权。难道他们不也是准备要改变政党、改变领导、准备团结起来打倒官僚政冶么？衡量成熟不成熟的条件是目标：成熟是为了做什么？比方说，古巴群众是成熟的，完全成熟的，足以阻止资本主义在古巴复辟。但是，他们并未成熟到足以击败官僚势力、官僚政治的代理人和在古巴强制推行的官僚政治。我们决定，我们所采取的同群众有关的行动要以第一种情况为依据，而不是以第二种情况为依据。我们深信，他们也将会作出这样的决定，因为我们对他们的成熟的革命决心怀有信心。
成立第四国际所需要的条件
在1932年以后，在左派反对派成立和第四国际的基础初步奠定以后，还没有历史时间来成立一个政党。在历史过程中，国际的成立经常是，或几乎经常是某一历史事件的产物。第三国际是俄国革命的结果。成立一个对于第四国际至为必要的历史性政党需要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历史条件。要创造内部的和谐，要达到团结，要使人们对纲领、政策和远景具有信心，时间是必要的因素。在这样的基础上，一个对自己怀有信心的、紧密团结的党才有应付历史压力的基本条件。基础并不意味着是击退这种压力的力量。但是，它已有了基本条件。第四国际曾经有能力成立一个党。在1934年以后，第四国际曾经成立了第一个党。那是一个非常小的党，是托洛茨基和散处世界各地的另外四、五个人组成的。而且是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情况下组成的，那时进行活动只能是为了支撑和捍卫马克思主义，防止失败、防止丧失信仰，防止辩证唯物主义被抛弃掉。这是当时的主要任务。当时的任务不是成立一个必然会推动和领导革命的党。当时没有时间成立这样一个党。从1934年1939年，那是革命倒退的五年，当时党——就是托洛茨基——的中心活动就是教育世界无产阶级的各部分，就是解释、支撑和捍卫辩证唯物主义，防止世界运动的潮流脱离工人。当时没有时间成立任何党。后来，1939年战争就开始了，一直打到1945年。这时也没有可能进行活动和展开党内生活以组织并发展领导机构。在前一个时期里，不但不具备有利于在全世界发展党的良好条件，能够使人产生信心和把握，反而出现了西班牙革命的失败，这是自从1914-1918年战争以来世界无产阶级所遭受的最惨重的打击。只是到1946年以后，才产生了有可能发展一个国际党和国际领导机构的新条件。在此以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的。
第四国际前领导人的错误观念
1946年以后，发展第四国际的国际领导机构的客观条件形成了，但是，当时成长着的团体，正如欧洲和亚洲的大多数团体一样，都是很脆弱、很单薄的。领导机构是根据错误的观念组成的，对欧洲国家的革命，对共产党的性质和战后欧洲各种力量之间的内在关系都不了解，而是设法从上层钻进各党，等待着这些党的分裂，并且指向战争。他们的想法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他们期望第四国际的理想和立场在过程中会自动发生作用，他们的思想和行动表现出仿佛自己是精通某种享有特权的思想的人似的，他们指望第四国际会从战争中产生，而用不着他们在任何欧洲国家里建立任何工人团体。
这个领导机构所犯的错误是造成第四国际欧洲各党和各支部的停顿和瓦解的基本原因。可是，这不单纯是犯错误的问题，虽然当时还不具备发展第四国际的群众政党的客观条件。历史还没有表明：第四国际作为一个群众政党，或者是作为一个能够同革命融合为一体的并成为革命的良心的部分、倾向、领导机构或政党，将采取何种手段、道路和方法。然而，要发现这些，从外面行动是不行的。用这种方式行事是不行的。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在群众的核心中建立小组，组织将来世界革命所不可缺少的领导干部。当时存在的可能性虽然并不太大，然而这却是道路。但是，他们却不想去了解这一点，也没有这样做。他们怀着一种特权感和优越感而行事。他们的失败并非第四国际的前景的失败，而是虚伪的政策的失败。这不是客观前景的失败，而是一种企图不要群众进行直接干预就可以取得成功的政策的失败。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关于党—阶级—领导之间的关系和关于党—阶级—革命之间的关系的概念。归根结蒂，这种概念是由以下事实产生出来的：在历史的现阶段，有一个巨大的过程在官僚政治内部发展着，他们很想通过投机手段参与这个过程，但是，同这个巨大过程相比，他们感到自己很渺小。而在同一时期内，在拉丁美洲成立了一个拉丁美洲局。这表明能够做些什么。这并不是因为在拉丁美洲有着特殊的条件。在意大利、比利时和法国，情况同拉丁美洲一样，而且还有千百万无产者的行动这样一个有利条件。所缺少的是，在那个历史阶段中，没有一批人知道应当做些什么，而且懂得运用这个概念、这个政策。
托洛茨基主义在活的经验中发展着
托洛茨基曾经谈到过这一点。托洛茨基在分析阶级—党—领导之间的关系时，曾说明需要有一批能够了解具体条件下的历史阶段、能够对这个阶段进行干预、使之变得更加生气勃勃的人，他认为这是很重要的。那个历史时期的困难不允许第四国际发展，可是却允许在革命群众斗争中博得信任，而且在革命中发展为最优秀的分子所影响的政党，正如在拉丁美洲的拉丁美洲局的情况一样。
要评价领导机构的行动，光研究它的纲领、它的政策是不够的。纲领和政策可能对整个时期都是有效的。虽然政策可以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但是，是纲领决定政策，而不是政策决定纲领。如果纲领规定要在革命中发展第四国际的话，那么，思想以及感情就都应当已经受到革命的最大影响了。而在这个阶段，对于第四国际来说，革命的最大的影响是拉丁美洲局。那么他们为什么没有受拉丁美洲局的影响呢？如果说他们没有受拉丁美洲局的影响的话，那是因为他们抗拒这种影响。当时他们关于领导作用的概念既是经验主义的，也是小资产阶级的和唯心主义的。他们把群众的有组织行动建立在确定需要做些什么这样一个知识性活动的基础上。人们不能限定一项政策，它是发展着的，人们成立政党来执行政策。在活的经验中，组织建立起来并得到发展，以便在阶级斗争中、在集会中、在委员会以及党的生活中贯彻政策。
现在，我们处在另一个阶段。在这些人不断被清算而且陷于分裂的过程中，在拉丁美洲已建立起一个领导机构，这个领导机构组织了这次代表大会，它现正准备使它自己和第四国际去干预世界革命。这说明马克思主义既没有确定不变的命运，也没有什么恩赐权，即使部分地也没有。这说明，文化不是什么书本和文章中的客观知识，而文化，作为历史进步的工具，今天在马克思主义中得到了最高的体现。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少数领袖恩赐的一种工具，它是生活在群众之中的，即使群众并不理解它，并不理解马克思，但是，群众却运用着它。
作为一种推动进步的工具，文化必须以这样唯一的标准来加以估价，才能在人类的现阶段具有历史意义：这就是要看群众是否有了进步。而估价群众是否有进步的最好的和最高尚的办法，是考察他们是否进行干预，是否有作出决定的权力，是否对自己有信心。桑给巴尔、加蓬、拉丁美洲、非洲、亚洲、越南、老挝的革命，非洲一些小国的革命，以及第四国际的发展都是证据，说明马克思主义今天活在全人类一半多人的心中。它不是活在各种事实、书本、文章之中，而是活在要求行动的愿望中。旧的领导人从来未能了解群众的感情。并不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以前就不能做。以前是能够做到的。虽然不能够象今天做得这样多，但是在为未来作准备时，自觉地为未来作准备时是可以在较小的规模上做到的。正因为如此，尽管出现了投降分子，出现了他们的危机和分裂，第四国际仍然发展了，并且组织了这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就是世界革命发展的直接而又生动的表现形式。
世界大会显示了第四国际胜利的前景
在革命产生自己的力量、动力和活力的同时，它也在产生种种可能性和前景。我们的前景是什么呢？是从这群人当中产生的那种前景吗？不。我们的前景产生于第四国际各个支部的意志，这些支部都是在现有的世界革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不论革命的形式是殖民地的、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的，还是政治的革命。这就是我们的前景。那些已经叛变和死去的人的前景是死守着国家机器。现在是第四国际时代。我们不是在为自己辩护。群众的勇往直前、政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不断进步、欧洲无产阶级的一再努力打垮资本主义、第四国际在全世界不断取得具体的进展，凡此种种都证明：现在是第四国际阶段。因为允许第四国际发展的各种因素都一齐出现了。客观上的因素是，各种形式的革命的不断进展，革命的不断过程；主观上的因素是，一个和谐一致的团体的发展，它的成员不一定都具有同样的认识、同样的意志、同样的纪律和为达到目的而努力的集中意志，但是，大家都具有崇高的政治认识。我们深信，革命斗争，我们同群众的结合，将有助于维护纪律，有助于使那些没有足够的信心去作出我们应有的而且能够作出的贡献的同志们产生信心。
这是第四国际的时代。这并不是因为现实在客观上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不。而是因为在客观上存在着一个托洛茨基主义团体。世界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在革命的社会发展中，在各种社会关系中，一切都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因为在今天，托洛茨基主义就意味着群众的直接干预、革命的立场、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对资本主义的剥夺，这一切都是托洛茨基主义。但是这在经验形式上也意味着是马克思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的发展。现在，历史的发展方向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因为有一个团体、一些政党和一个领导机构，它们立意把以经验为基础的关系转变成自觉的关系。这一点不久就可以做到。这种从经验关系到自觉关系的转变，在拉丁美洲、在非洲和欧洲，在短期内即可完成。我们并不错误地以为自己力量强大。我们只是拥有很少物质手段的少数人。可是我们能够做出一些行动来，如在意大利成立新的社会党，阻止菲德尔·卡斯特罗杀害我们的同志，因为如果没有我们的古巴支部，没有古巴支部的活动，菲德尔·卡斯特罗可能已经允许杀害托洛茨基主义者了。我们的行动间接地吸引了古巴群众的注意和兴趣，影响着他们，引起古巴革命的部分领导的兴趣，因为它反映了针对古巴官僚政治而采取民主的生活方式的必要性，因为我们的党是一个严肃地表述了这种需要的党，从而阻止了杀害我们的同志以及逮捕一切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行为。这是对古巴革命的直接影响。这就是我们的力量。这是第四国际时代，第四国际发展的时代，因为托洛茨基主义的客观历史过程表现在群众的每一个行动中，表现在一切活动中，表现在他们为自己确定的每一个目标中。而且还因为我们已经存在于许多国家中，同群众结合在一起，如在巴西、阿根廷、玻利维亚。在这三个国家里，第四国际很快将要发展成为革命的先锋队。我们的目标是，在今年内或者在明年初要成为革命的先锋队。我们相信，在这些国家——再加上秘鲁和智利——在今年或在1965年里，革命将被提到日程上来。而我们将站在革命的最前列。
我们准备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得出最完善的结论，以便建立起一支了解这个客观过程和我们的力量的队伍，而我们的力量乃是以同群众的联系和对群众的了解为基础的。我们站在群众的英勇斗争前面，绝不是凌驾于群众之上。我们说走在群众前面，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比群众有更大的能耐，更强的力量，更甘愿牺牲，或更加勇敢。这些东西群众和我们一样多，或者甚至更多。使我们走在群众前面的是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认识。否则的话，行动就是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空谈的，短命的，以为只要发号施令就能领导革命。这是个人主义的、宗派主义的态度，它同集体的进步和群众的影响是背道而驰的。
我们的力量来自群众的意志
每一个不受群众的革命行动影响的运动都是已经死灭了的东西。我们说“在群众之前，而不是在群众之上”，那是因为“之前”的意思是我们从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影响群众，而他们又通过他们的革命意志来影响我们的运动。一个人如果凌驾于群众之上，那他就受不到他们的任何影响，相反地他就要受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小资产阶级总是不承认群众，而倾向于消除群众的影响。我这篇演说不单纯是一篇开幕词。实际上，它是政治决议的总轮廓，其中涉及了政治决议的所有各点。这就是开幕词的内容。我们并不是想颂扬我们自己的行动，要别人注意我们的进步，而是想综合地谈一谈：我们将往何处去，前途将会怎样。代表大会的全部活动将在这个基础上开始和开展。开幕词等于一个中心，它指导着并有助于决定代表大会的生活、政治活动和政治结论。为此，我进行了分析并得出了重要的结论，这些结论将再次写入政治决议中。如同在四月会议上一样，我们是从分析革命进程出发的，而不是从分析经济形势出发（因为决定历史的是革命），我们这个开幕词也采用了同样的准则。
我还想就拉丁美洲的革命，就我们在意大利和比利时的干预等方面另行作出分析，因为我们在这些地方看到了第四国际立即发展的可能性。我们将在其他一些报告中这样做，首先是在起草关于第四国际的组织和发展的报告时这样做。在组织问题中，也将谈到民族主义和现阶段的民族主义潮流等问题。
第四国际将要并且必须更加有力地进行干预
召开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基础是：革命在全世界的发展，我们对革命的干预，以及我们各方面的同志的被杀害：他们有杰里迈亚，佩拉尔塔，法哈斯·坎托，阿尔及利亚的穆斯塔法，以及其他我们还不知道的人。这都说明了第四国际的活动，不是从可能性的角度来看的活动，而是有效的活动。被杀害了的多米尼加的同志们的活动是他们自己决定的，而且作出了由他们自己执行的各种决议。杰里迈亚同志的行动是第四国际筹划的，阿尔及利亚的同志们的情形也是如此。在四月会议上讲话时我断言，我们必须准备牺牲更多的人。随着第四国际干预活动的增加，我们将会牺牲很多人。我们尊敬并铭记着我们被屠杀了的同志，但是我们并不把他们视为特殊。和他们在一起，我们也铭记着千百万革命战士，铭记着这些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农民和工人——他们象我们的同志和我们自己一样，正在为了推进革命而献出自己的生命。
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同志视为特殊。我们必须在这样的限度内来衡量他们，否则的话，我们就是在制造宗派情绪。杰里迈亚、佩拉尔塔、法哈斯·坎托和穆斯塔法这四位同志，都由于同样的原因，都是为了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成百万的农民以及欧洲的无产阶级一样的目标而被杀害的，这千百万的人也是在为革命而斗争着。我们必须明确认识这一点，我们不能区别对待。但在同时，这些同志的被害则说明了，第四国际是有力量的，它进行干预不仅仅是发表文件，不仅仅是在会议上讲讲话或是卖卖报纸，而是在积极地进行干预。
在下一个阶段，第四国际必须参预游击战、农民斗争、山区民兵斗争、总罢工，要比迄今为止所做的强百万倍。我们将会死更多的人，但我们的革命将会取得更大的进展。不破坏就不能建设，不幸得很，世界上的力量对比关系就是这样。只有社会主义可以在没有破坏的情况下建立，它将进行改造。另一方面，为了建设第四国际，不可避免地要有成千上万的同志被屠杀。我们并不是准备去死，而是要为推进革命而斗争。
在筹备这次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时，不仅把它的力量、团结和信念建立在这些被害同志的活动，即他们的革命活动的基础上；而且把这些建立在两年来的筹备工作的基础上，两年的筹备工作使我们具有这一共同目标，即为了推进革命而进行干预，这不是为了第四国际的荣誉，而是为了人类的进步。我们大家都认为革命是切身的事。我们不是慷慨大方的人，我们不作无谓牺牲。我们战斗是因为我们深信社会主义是必要的。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就是我们人生的乐事。因此，我们同群众之间有着一致的目标，共同的联系，而且有共同的记忆和为社会主义而战斗、而战死的共同认识。否则的话，我们就成了一个自我颂扬的宗派了。
我们成立了干部学校，组织了群众集会、报告会和代表大会，以前各个国际的活动从来没有获得象这个国际这样的发展。从来没有在两年当中，我们在欧洲、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在各个支部都相继成立了干部学校。我们组织了代表大会、报告会、旅行，我们帮助各个支部办周刊影响群众，使它们取得进展。在革命的历史上，从来还没有过象我们在巴西东北部的同志们那样的行动，在那里一小伙人就可以震撼整个巴西。从来没有过象巴西目前这样的形势，在那里囚犯们在监牢里成立了一个有五百个农民参加的委员会；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他们离开又回来。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但是，我们说出这一点绝非是哗众取宠。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告诉巴西西北部[1]的同志们：这意味着革命在前进，它已经临近了。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发展，以便参加到有组织的革命阵线中：去组织合作社、民兵、游击队，利用这些来作为团结下级军官、士兵和工人的开始，准备打倒资本主义制度。这个结论对巴西东北部的支部极为重要。对阿根廷和玻利维亚的同志来说也是如此。代表大会也正是为此进行准备。这就是我们的力量。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相信抽象的观念，而是因为这些观念是组织我们自己和夺取政权的工具。
在结束我的开幕词之际，我以第四国际领导机构的名义向一切同志致敬，再次向那些没有到会的，向象我们一样，在世界各个不同的地方，在另外的活动领域里，为推进第四国际的共同目标而战斗着的同志们致敬。
客观地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客观地促进群众的干预，客观地促进全世界群众斗争的统一，这就是第四国际的胜利。原子战争和紧跟在原子战争以后的革命将意味着世界革命的巨大发展，我们正在为此而准备着。但是，为了在这个时期中进行干预，现在我们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最深刻地、最有力地把领导革命的责任担当起来，首先是在已经可以这样做的国家里：巴西、阿根廷、玻利维亚，部分地在秘鲁、意大利和下一阶段在比利时。
1964年3月
（译自第四国际英国支部机关刊《红旗》1964年9、10月号）
[1]西北部疑为东北部之误。——译者 |
巴西的反革命政变——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1964年4月5日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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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的反革命政变
——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1964年4月5日声明
4月1日推翻古拉特总统的政权的政变，是巴西反动的军事阶层勾结那些代表封建地主、大资产阶级和美帝国主义的巴西代理人或小伙伴的政治人物发动的。这是勉强想要暂时遏制严重的经济衰退和剧烈的社会动荡已经提到巴西日程上来的革命而作出的拼命挣扎的一部分。纽约和华盛顿如释重负地和兴高采烈地为这次政变欢呼，巴西在推翻古拉特政府后，在圣保罗州的反动州长德巴鲁斯提出的「我们一定要『追捕』共产党人」这一口号下开始了全面的政治迫害——这些都充分地证明了这次政变的反动性。
古拉特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最「开明的」部分。这一部分的人认识到：不能长期地违反历史潮流而维持巴西的陈旧的经济和社会秩序；从巴西资产阶级的利益着眼，最妥善的办法是对工农群众让步，因为工农群众希望使他们的国家现代化，并且越来越意识到俄国、中国和古巴革命的类型是达到这个目标的现实主义道路。
但是，巴西的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同那些具有封建思想的地主和直接与美国有商业往来的集团关系密切，已经处于瘫痪状态。它不能发挥应有的革命主动精神来摆脱地主的控制和击退外国帝国主义者。因此古拉特的纲领大部分变成了蛊惑性的宣传。当他确实开始采取一些具体措施时，它们仅限于接收了余剩的七家私营炼油厂，没收了巴西的铁路、公路和航路两旁的狭长条荒地，并答应在城市里控制房租。
从不断增加的群众的压力来看，这是一些很小的让步。事实上，最近几个月农民开始在东北部分夺取土地，失业群众已在巴西利亚发生暴动，并且不消说，还经常有工人们施加压力，要求提高工资以赶上去年猛涨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物价。「争取进步联盟」的纲领曾向拉丁美洲的寡头政治提出过建议，如果它们希望避免被古巴式的革命所推翻，它们最低限度需要实行哪些自我改革，而古拉特的措施是远不足以适应「争取进步联盟」的纲领的要求的。
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但是，就巴西的危机四伏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局势来说，2月17日宣布的这种向左的微弱转变以及接着于3月13日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一次巨大的示威运动，就足以起一种催化剂的作用。古拉特的让步原意不过是想取得和保持他对群众的领导权，但群众却趋向于把古拉特的让步看作新时代的信号。群众行动一经开始，就势必按照它自己的逻辑从古拉特的头上横扫而过。这一点的明显标志是里约热内卢的海员、海军陆战队士兵和工会会员的基本队伍之间开始亲蜜地团结起来（所谓3月25-26日的「叛乱」）。
巴西的反动分子强烈地感觉到其中的含义。古拉特在土改方面所作的姿态引起州长德巴鲁斯的不满，他扬言要用圣保罗州的警察力量来阻挠联邦当局没收土地的措施。全国的大地主威胁说，只要农民前进一步，自行占据土地，就要枪毙他们。在武装部队里，抱有法西斯情绪的分子开始了狂热的煽动活动。大约有七百名海军上级军官，其中包括十五名海军上将，在海军俱乐部开会，下半旗来抗议对「东部叛变者」的特赦。这些人中间有「反共同盟」主席卡洛斯．贝纳．波托和海军上将西尔维奥．赫克，后者是在夸德罗斯于1961年辞职时反对副总统古拉特就职的夸德罗斯内阁的阁员之一。
在华盛顿的决策者给予暗示之后，阴谋分子行动起来了。3月31日，米纳斯吉拉斯州州长马加莱斯．平托反叛联邦政府。该州首府贝洛奥里藏特的一位军队的发言人说：「古拉特总统管不到这里的事情了。如果总统派一个将军到这里来进行干预，我们就要在飞机场上把他抓起来。」接着他们大批逮捕工会领袖，夺取报馆、电台和电视台。巴西二十二个州中有十几个州长参加了反革命叛乱。原来忠于政府的军官不是投降便是被捕。伯南布哥州的社会党州长阿拉斯，像全国其它由选举产生的官吏一样被逮捕了。
劳工领袖们曾经扬言要发动一次全国性的总罢工，如果受到警告的阴谋见诸事实的话。这种威胁证明是一句空话，因为事前对于这个不测的事件毫无准备。于是大多数的劳工领袖被投入狱中。阴谋实现得这幺迅速和这幺容易，连那些策划阴谋的人自己也感到惊奇。
华盛顿点了头
我们必须着重指出，这场阴谋中的一着关键性的、或许是决定性的棋子是3月17日由华盛顿方面下的，那时，负责美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约翰逊总统的拉丁美洲主要决策者托马斯．曼在「美国供职拉丁美洲高级官员」的集会上发表了谈话。那次谈话的全文没有公布，但3月20日的《纽约时报》在头版的一篇文章中报道了它的主要内容。那是要在政策上实行重大转变的宣告。在新的政策下，「美国将不再想法惩罚推翻民主制度的秘密军事集团……」
据说托马斯．曼曾经作出结论：「美国在对外政策上不应当再去努力区别独裁和民主制度。」为了把他的论点说得更明白些，曼据说讲过这样的话，即他很难在政治上区别墨西哥总统阿道夫．洛佩兹．马特奥斯、玻利维亚总统维克托．帕兹．艾斯坦索罗和巴拉圭总统艾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
「新」政策的目标规定为「帮助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保护美园在那里的九十亿美元的设资，不干涉那个地带各共和国的内政，反对共产主义」。
这并不意味着基本政策有什幺改变，因为美国的基本政策一向就是保护美国银行家和垄断资本家的投资并支持反动政权的。它只是表明了：国务院将不再受「争取进步联盟」立场所具有的外交细节的约束，而那个立场却要求在一个「民主」政权遭到军事阶层颠覆时表示遗憾，要求过一段时期才承认成功的政变策动者，即使他们是得到中央情报局的帮助的。
从广义上说，那篇谈话是要宣告美帝国主义将取消那种企图利用墨西哥的卡德纳斯和阿根廷的庇隆所作的那样的大量让步来拯救资本主义的变通办法。除了对让步抱有偏见而外，华尔街非常担心这方面的任何步骤只会为古巴式的革命敞开大门。古拉特的「开明的」方针是不能接受的。西半球的统治者按他们自己的方式赞扬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正确性。
在巴西事件中，托马斯．曼的3月17日的谈话说明了华盛顿是赞成将军们、海军上将们和反动州长们所酝酿的阴谋的。这一点由下列的事实完全得到了证实：约翰逊总统在4月2日——据报古拉特已经逃亡国外的那一天——打了一个电报给阴谋分子指定为总统的替身马济利，致以「最热烈的祝愿」；国务卿腊斯克在4月3日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将同推翻了合法的古拉特政府而建立的巴西现政权「十分密切地进行合作」。
约翰逊之所以关心巴西阴谋分子的成功，原因是不言而喻的。在11月的竞选总统运动中，他指望利用巴西的反革命政变作为他个人通过托马斯．曼而在拉丁美洲采取的新的「反共」政策的巨大胜利，证明实行这种政策的结果是「把巴西从共产主义的威胁下拯救了出来」，使它不致步中国和古巴的后尘。腊斯克在4月3日对记者的谈话中暗示说，现在巴西可以同国务院一起来对卡斯特罗政府进一步施加压力了。
除止以外，美帝国主义显然还抱有这种希望，即巴西这个拉丁美洲人口最多、幅员最大的国家的变动，将不仅防止这一权力中心陷入革命，而且将为整个半球树立一个新的榜祥，甚至可能鼓励智利的军事阶层在左派有希望获胜的9月4日大选之前采取相类似的手段。
不会带来稳定的局面
然而，巴西的反革命政变寿命是不会长的。它只会推迟革命并火上加油。当然，新政权将仿效它的无数先例的典型榜样。它将力求采用镇压手段来稳定局面。几百名工会会员已被逮捕，连稍稍沾一点自由主义的边的派系也遭到清洗。这些步骤的目的不仅在于扼杀反对派或潜在的反对派，而且在于预为「束紧裤带的」措施准备条件，措以牺牲群众的生活水平来寻来暂时解决巴西在经济上濒于破产的问题的办法。
可是，这种措施未必能够解决巴西所面临的那种规模的经济问题。这些问题基本上是从巴西和帝国主义中心之间的相互关系中产生的，并且意味着国际资本主义结构的帝国主义部分和殖民地部分不同水平之间臭名远扬的「不断扩大的间距」。巴西的异常不平衡的经济、过时的农业方式、不适当的设资结构、剧烈的通货膨胀和无法消灾的失业现象，都是由此而产生它们的特殊的病毒的。在今天的世界里，这种根深蒂固的灾害不能靠资本主义的道路加以纠正；资本主义的道路已经被帝国主义的需要以及担心民族资本家会对封建残余采取有力措施这种恐俱心理所堵塞。唯一的出路是用一种同工人国家的计划经济相联系的计划经济来迅速提高生产力。这条基本的真理已经是整个殖民地世界的群众所能逐渐理解的了。
认为「束紧裤带的」措施能使巴西趋于稳定，这种可怜的幻想只会陷入另一个窘境。巴西的生活水平已经是最低的了。在这个国家的某些地区，特别是东北部分，生活水平像在印度一样低得不能再低，若干年来危险的紧张气氛不断有所滋长，在农民中国尤其如此。在另一方面存在着阔绰的财富和显眼的特权的情况下，要设法进一步压低衣食住等基本项目的消费，很快就会证明是绝对不能忍受的。变本加厉地采取恐怖手段、即企图仿照纳粹式的解决办法，这看来在巴西很难推行，虽然某些分子显然打算试着走这条道路。即使他们侥幸成功，最后的结果也势必类似古巴的巴蒂斯塔和中国的蒋介石所获得的下场，不过在目前世界的条件下，其过程还会大大缩短。巴西的前途仍然是严重的不稳定。
领导问题
巴西工人阶级的主要领导人已经证明完全不足以适应形势的要求。当反革命的阴谋活动几乎公开地显露时，他们似乎不能理解实际上发生了什幺事情。他们受到这样一种致命政策的欺骗，这种政策依靠和支持民族资产阶级的所谓「进步」派，而不是依靠他们自己的能力和群众的力量，也不敢果断地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由于信任古拉特，他们使得奸险的前共产党员、现为瓜纳巴拉州反动州长的拉瑟达能移轻而易举地领导推翻联邦政府的阴谋活动。在几十年间，由于共产党采用了同巴西和美国资本家阶级「和平共处」的斯大林主义的政策，巴西的工人们象别国的工人们一样，已经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目前，共产党在党员人数和影响上已大为削弱，井已分裂为亲赫鲁晓夫和亲北京两个派系。后一派连同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其它流派，有希望帮助提供一个核心来建立必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和群众性的革命社会主义政党，但是，只有在它避免重复哪怕是贴着新的(在某些场合还并不那幺新的)标签的旧斯大林主义错误的情况下，它才能移做到这一点。最大的希望是:这些斗士将继续仔细地研究古巴革命的榜样，特别是7月26日起义的领导人在执掌政权以后对于建立一个革命社会主义政党的重要性的的认识。象巴西这种阶级关系十分发达、十分冷酷和十分复杂的国家里，这是绝对具有决定意义的，正如当前的事件又一次证明的那样。
当住在巴西主要城市的为数众多的悲惨的贫民窟里的工人和失业群众还没有作出最新成绩时，他们在难得的机会和严重的反革命危险面前缺乏现今领导人的情况可能会把政治轴心暂时移到乡间。巴西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彻底的土地改革。农民们主要是在儒利奥的领导下已经不断地组织起来，他们的期望无疑地曾经受到古垃持在2月和3月间计划的步骤的鼓厉。他们也许会开始自己来处理种种问题。从地主们盲目地拒绝作任何让步这一点来看，这可能标志着最后将波及城市的一场剧烈的阶级斗争的开端。
由此可见，固然反革命少数似乎已经牢牢地掌握了巴西的政权，他们的孤注一掷的行径可够只是世界上任何力量都无法长期遏制的社会剧变的序幕。
（译自《世界展望》第2卷第１5期） |
美国军队从越南滚出去！——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1964年3月16日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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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军队从越南滚出去!
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1964年3月16日声明
近几周来，美国的帝国主义统治者威胁要把他们在南越不宣而战的战争扩大到北越。在这时候，他们稍微压低了一些关于要轰炸河内的好战声明的调子。自从麦克纳马拉（McNamara，1961年－1968年曾任美国国防部长）回到华盛顿之后，说要增派袭击队去蹂躏北越和增加数量本已巨大的武器和美元输出，以维持腐朽的西贡政权。
危险在于，美国对越南的干涉随时可以「升级」。这样几乎可以肯定会依次把中国和苏联卷进去。
在南越的基本事实是，美帝国主义及在那里维持着的反动傀儡面临着一场军事上的崩溃。在同一地区，十年前法帝国主义遭到了历史性的失败。而现在，更强大的美帝国主义的力量将使在为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而起来斗争的人民遭受到更为惊人的大灾难。
殖民地革命显示了多么大的力量啊！越南人民仿效中国、古巴和阿尔及利亚的榜样，勇敢地、几乎是赤手空拳地夺得了运来镇压他们的大量武器以反击他们的所谓征服者。这种勇敢精将永远留在人类的记忆中。
这个教训将以上千倍的力量传遍殖民地世界其他各地，发动千百万的人民起来反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灰烬上建立新的帝国主义联合的阴谋。
而在美国国内，大多数人，特别在工人、农民及少数民族中，将回想起朝鲜的教训，并将更坚决表示反对把美国军队投入外国领土上的疯狂的军事冒险政策。正是这些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形成了迫使美军回国的不可抗拒的力量。现在他们将勇敢地要求美国军队从越南撤出去。
全世界将在这个情况下提出最现实的三个口号支持他们：
不许干涉越南！
让越南人民决定自己的命运！
美国军队从越南滚出去！
（译自《世界展望》第2卷第12期） |
阿尔及利亚政府的性质——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1964年2月17日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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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及利亚政府的性质
——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1964年2月17日声明
在最近一段时期内，阿尔及利亚新政权的方针已经表明；它是早期的共产国际认为可能出现的、第四国际过渡时期纲领中把它叫做工人国家可能的先驱的那种「工农政府」。
这种政府的特征是把资产阶级排除于政治权力之外，把武装力量从资产阶级转移到人民群众的手里，并在所有制关系方面开始采取影响深远的措施。这种方针的合乎逻辑的结果是建立起一个工人国家；但是，如果没有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个前途是没有保证的。在共产国际的初期，人们认为非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得不到这种结果的。然而经验已经证明，由于资本主义的极端腐朽以及今天世界上苏联和一系列工人国家的存在所造成的影响，上述的结论在殖民地世界必须加以修正。
阿尔及利亚从过去接受下来的是一个基本上属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关。民族解放阵线领导方面的危机在1962年7月1日到了严重关头，其结果是在几天之后成立了一个由阿巴斯和本．贝拉在其中代表新殖民主义和人民革命这两个敌对派系的事实上的联合政府。这两派在联合政府内的斗争归结为本．贝拉派力量的加强、1963年3月的一些法令的宣布以及赫德尔、阿巴斯和其它资产阶级领袖的被顺利地逐出政府，虽然有些右派分子还留在政府之中。送些变化标志着联合政府的结束和工农政府的建立。
象这种工农政府所特有的情况一祥，阿尔及利亚政府没有遵循一个始终一贯的方针。但是，它的总的方向一直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旧的殖民结构、反对新殖民主义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它坚决地反击了包括武装反革命在内的所谓新资产阶级各层的先发制人的行动。它曾一再声明它的主观目的是建设社会主义。与此同时，它的意识由于它缺乏马克思主义训练和背景而受到限制。
现在还有待于解答的问题是这个政府能否建立一个工人国家。这方面的运动是很明显的，并且同古巴的模型有很多相似之处。已经实行了以实际上把最重要的耕地区域收归国有为特征的深刻的土地改革。在工业部门，由于确立了公有的和受国家控制的体系，旧的所有制关系已经遭到突破。还需要着手进行的，是没收主要的油田和矿区、银行和保险公司，成立一个对外贸易的垄断组织，开始对外国帝国主义的货币、金融和商业活动采取有效的对策。
阿尔及利亚最令人振奋的迹象是：（1）在对外政策上，同古巴、南斯拉夫、中国、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从而有可能从这些方面获得切实的援助；（2）政府对安哥拉和南非这样一些地区的殖民地革命的发展抱有积极的态度；（3）在阿尔及利亚内部，建立了「自管」的制度。「自管」及其已经表现出来的对发扬工农民主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提供了规定工人国家制度的最有希望的机会。
总之，象我们多次指出的那祥，阿尔及利亚已经进入了一个具有高度过渡性质的不断革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切基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正在受到打击并取得新的形式。这个过程肯定是要继续下去的。如果议事日程上的一个主要问题——根据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纲领组织一个群众性的政党——能够顺利地获得解决，上述的过程将顺当和有力得多。
阿尔及利亚工农政府的出现，是在那里发生的革命过程深化的一个具体明证。这不仅对于阿尔及利亚和北非洲，而且对于整个非洲大陆和全世界其余的部分来说，都是有历史性的意义的。
（译自《世界展望》第2卷第8期） |
法国的承认是中国的一大胜利——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1964年1月27日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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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承认是中国的一大胜利
——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1964年1月27日声明
第四国际提请大家注意，不管戴高乐的动机如何，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法国政府的外交承认一事实具有伟大的意义。
法国的这一外交步骤证明了中国的日益强大的地位，而它的强大乃是由于它在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之后日益发展的结果。法国在目前情况下重新恢复和中国的关系，实际是彻底打破了帝国主义自1950年以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的外交封锁。在目前中国和其它工人国家之间的贸易已降低到具有危险性的程度的时刻，这种突破无疑将会是逐步扩大中国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经济关系的一个起点。
中国的外交胜利也会间接地有助于进一步驳斥，在中苏分歧的问题上，到处流传的所谓中国的领导人「好战」的诽谤言论。
它同时也证明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地革命已取得了进步。
可是这一巨大的外交胜利，这种首先是对美帝国主义取得的胜利，并不能看作是大西洋集团的力量已遭到削弱的表现，也不能因此认为帝国主义分子从此将放弃他们反对殖民地革命的各种阴谋活动，特别在那些殖民地革命正向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发展的地区更是如此。
而这一胜利决不表明，目的在于在世界范围内维持现状的所谓「和平共处」政策具有任何正确性。对于工人、农民和被压迫人民的群众运动来说，特别是对殖民地国家中的群众运动来说，中国在外交舞台上的巨大胜利将会有力地刺激目的在于在世界范围内推翻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
这一外交胜利决不表明应放松世界各地反资产阶级政府的斗争活动，更不能放松对戴高乐政府的斗争活动，虽然它最后决定给中国以外交承认。
〈译自《世界展望》第2卷第5期〉 |
第四国际（波萨达斯派）英国支部革命工人党（托洛茨基主义者）致“击败修正主义争取共产党人团结委员会”的公开信（196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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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际（波萨达斯派）英国支部革命工人党（托洛茨基主义者）致“击败修正主义争取共产党人团结委员会”的公开信
1964年1月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五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4月出版
同志们：
英国共产党的危机反映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反映着英国共产党没有能力适应英国的革命任务，这一危机终于导致了击败修正主义争取共产党人团结委员会的成立。
委员会已经提出，有必要在列宁主义原则的基础上，根据国家和革命的列宁主义的看法，在英国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因为英国共产党的领导背叛了这些原则和看法。英国共产党是一个社会民主党，要想从内部，比如说，从它的中央委员会去把它争取过来，那是不可能的，必须从外部加以摧毁。必须有新的领导来在英国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没有希望可以把英国共产党的今天的改良主义的领导争取过来，因为这个党是工党的附庸，而工党呢，又是资产阶级国家的附庸。
二十五条
托洛茨基主义者支持上面这些结论。但是英国共产党的蜕化变质并不是昨天才开始的。那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斯大林时代开始而又在赫鲁晓夫时代继续下来的蜕化变质的长过程的一部分。斯大林的忠实信徒今天就是赫鲁晓夫的最忠实的信徒——陶里亚蒂、多列士、高兰、伊巴露丽、丹吉、普列斯特斯、柯都维亚、布拉斯·罗加无不如此。这就是斯大林所建立、赫鲁晓夫所继承的队伍和国际领导。
逃过了斯大林的控制、经过艰巨和胜利的民族战争和社会解放战争而使革命在人民中国取得成功的领导，就是今天反对赫鲁晓夫及其支持者的妥协投降政策的那个领导。
托洛茨基主义者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二十五条的革命结论。从一开始，我们就无条件支持中国共产党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争取革命地改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在拉丁美洲，编辑出版中国同志的主要文件并予以广泛传播的，正是第四国际。
这并不是说，我们同意中国同志们的全部主张，而是说，我们同意从二十五条、从谴责陶里亚蒂、多列士、印度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那些文件里得出的革命结论。
但是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分析、也没有向群众解释自己过去的政策，却采取机会主义的形式来为斯大林辩护，而二十五条的纲领客观上则正是反对斯大林的那些原则和政策的。
尽管中国同志们的纲领有着革命的内容，他们在所有共产党里还是得不到巨大的响应，迄今还不能在这些党的外面组织起强有力的倾向，这就并不奇怪了。
仅仅谴责赫鲁晓夫，重申列宁的原则，是不够的。
革命客观上正处于剧烈变动的过程中，要组织革命的新的领导，如果采取了革命的立场，同时又伴之以机会主义的保留和行动，那就决不能贯彻始终地完成任务。
最重要的是，必须揭露赫鲁晓夫主义的社会根源，即在苏维埃工人国家里当权的特权官僚阶层。
委员会说得对，必须在英国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但是不能仅仅在一国的范围内考虑这个任务。这是一个世界任务，其轴心今天就在于中苏论战，只有通过二十五条的讨论来完成。
今天，全世界正处在令人目眩的革命过程中，所有的国家和所有的大陆都不例外。工人国家必须以列宁主义的革命的国际政策，作为世界革命的工具，去干涉这个过程，中国同志们的立场客观上就代表着这种必要性。
同样地，为这种政策所作的斗争是世界革命过程的一部分；它是工人国家内政治革命过程的一部分，在这些国家里，无产阶级和群众进行着斗争，以恢复对他们自己国家的领导权，并重新建立起列宁主义的领导——首先在苏维埃国家里建立起来。中国共产党的斗争部分地就是对这一必要性的回答。
和平共处
中国共产党的斗争也是对殖民地革命和工人国家之间、工人国家和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结成纲领性联盟的必要性的回答。赫鲁晓夫领导在同帝国主义的谈判中，在和平共处的名义下，背叛了所有这些原则，不但放弃了革命的任务，而且扮演了极度反革命的角色，用和平共处的名义反对任何地方的革命。
在帝国主义的两个头子，即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和肯尼迪今年死去的时候，这个卑鄙可耻的角色暴露得再生动没有了。在这两次事件中，苏联官僚阶层和它的佣仆跟资产阶级同声痛哭，在对革命的共同恐惧中双方勾结在一起，因为革命将要剥夺资产阶级和官僚阶层的特权。
谩骂不是纲领
但是对这一下流的蜕化变质进行谩骂，却是不够的。必须同时对它的原因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还要发展一个革命的纲领，借以把这些腐化了的领导集团所放弃和反对的无产阶级任务担当起来。
这一纲领必须清楚地阐明当前历史阶段的根本问题，即战争与革命的问题。托洛茨基主义者说，核战争是帝国主义正在准备用来回答全世界革命的手段。帝国主义舍此别无其他防御手段。我们不要战争。但是帝国主义正在准备战争，而且具有发动战争的手段，因此我们必须准备迎接战争。在战争中，毁灭的将不是人类，而是资本主义。我们反对苏联官僚阶层所描绘的失败主义的和骇人听闻的前景。尽管帝国主义会制造巨大的破坏，人类仍然会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必须准备把这个任务担当起来。我们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们对这个问题的结论，他们的结论是同第四国际多年来所支持的结论完全一致的。
战争和革命
委员会利用赫鲁晓夫用来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同样论点，即说我们要战争，来反对托洛茨基主义者，这是一种机会主义的、完全错误的态度。问题不应该这样提法。要战争的是帝国主义，我们是准备迎接战争，用对一切地方的群众的革命动员来粉碎战争，竭尽工人国家的全部人力物力来支持这种动员。在这个过程中，帝国主义会用战争来作出反应，结果会被清除掉。因此，重要的是先下手为强，发动预防战，进而先发制人，粉碎帝国主义正在准备的进攻。工人国家必须这样做。这是严格的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所说的一切，却都没有正视现实所无情地提出的必要性。
必须使群众，使无产阶级的最广大部分，使党准备好去夺取政权。如果党被战争的恐惧、被共处的理论所瘫痪，那就不能作好准备，因为随着历史过程的发展，争取政权的斗争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世界核战争。
但是中心问题是要面对核讹诈。“社会主义的英国道路”是接受了核讹诈而作出的结论。高兰和赫鲁晓夫知道，英国革命会意味着帝国主义的核干涉。陶里亚蒂曾大致表示过这种见解，他说，意大利革命意味着战争，而战争则是人类的末日，因此，不可能进行革命，只好等待和平过渡。意大利共产党拥有强大的支持，如果执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政策，可以在二十四小时内夺取政权。但是接受核讹诈却意味着放弃革命政策的一切可能性。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同英国共产党一样，除了继续投降和背叛的旧传统之处，就毫无作为了。
“我们要权力”
但是在这个时代，要背叛而泰然无事是不可能的。在意大利，就象在法国、比利时和其他国家一样，二十五条纲领的主旨就是要重新组织力量，以面对采取革命政策，夺取政权的必要性。
当群众设法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时刻，这一切力量正在发展。富有革命意义的罢工浪潮席卷整个意大利已经三年多了；法国无产阶级也举行了许多次罢工；比利时无产阶级进行了斗争，其中有1960—1961年的伟大的总罢工，那是被比利时社会党及其所谓“左翼”出卖的；西班牙无产阶级举行了英勇的罢工；在德国，虽然共产党的力量微不足道，而且社会民主党采取了投降主义的政策，工人们还是在各地高举红旗，游行示威，冶金工人还举行了罢工；法国矿工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尽管共产党举的只是资产阶级的旗帜。这一切事件清楚地表明了群众的情感和愿望：我们要权力。他们被自己的领导出卖了，被理应成为革命中心的工人国家的哭哭啼啼的领导出卖了，他们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表明自己的心意，他们终于找到了这一句话：我们要权力。
建立新的革命的共产党的问题，就是在这个形势下提出的。英国无产阶级并不处在这一欧洲道路之外，正如它并不孤立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向社会主义的波澜壮阔的进军，或孤立于工人国家群众的斗争之外一样。
在最近的补缺选举中，有着倒向工党的强大倾向；有些部门的工人，比较关心起共产党来，尽管它执行着可耻的修正主义的政策；不断发生的罢工和对工人的动员；工人们正自觉地准备把工党选上台，尽管工党的腐化的领导人执行着胆怯的政策；资产阶级的社会危机使它在群众面前的权威破了产；英帝国主义不能确立一种哪怕同欧洲共同市场（ECM）相仿的发展率，尽管工党和工会的领导人予以合作：以上一切因素同世界和欧洲革命结合起来，促使英国无产阶级在展望下一阶段时，不是要改良资本主义，而是要把权力拿到自己手里来。在这个形势下，为了迎接这样的任务，在英国建立新的领导，建立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完全必要的。
霍姆政府是一个过渡政府。它自会尽力维持保守党执掌的政权，但是它的基本目标是准备把政府移交给工党。美帝国主义的头子被刺丧命，牵涉在内的是一个酒排间的老板，英帝国主义的首相却在略早一些时候被基勒小姐暗杀了政治生命。帝国主义的社会危机现在完全露骨地显露出来了。
霍姆目前正在为工党执政制造环境。他随时得到工党的合作。关于氢弹和核武器的全部讨论就是这一准备工作的一部分。所谓为了英帝国主义的力量，任何政府都需要氢弹，就象需要女皇一样，这已经由霍姆确立为不容置疑的事实了。无论氢弹还是女皇，工党都接受了。
工党
在这件事情上，工党及其领导人的所作所为无非是在执行他们作为英国资本主义的支持者的任务而已，他们同英国资本主义是联合一致，难分难解的。但是，由于工党必须多少适应工人基层的压力，它知道决不能割断同这个基层的联系，因而工党对于核军备的政策，表面上就显得不那么明确，比较游移不定。实际上呢，工党领导全部接受了资产阶级的政策。
资产阶级需要氢弹，基本上不是，或并不仅仅是为了对付苏联。当然也不是为了“和平谈判”。不管要花多少钱，核军备成了英国资产阶级的生死问题，这不仅由于经济上的需要，而且尤其是由于核军备的社会职能。
从经济观点看，军备生产维持着和平时期的资本主义运转。这种生产决不能由资本主义来转变为和平的用途。共产党要说服资产阶级，使它相信放弃军备生产，而把飞机出售给中国和苏联的好处，这是可笑的，而且是可鄙的。资产阶级经不起在这样的规模上同中国、苏联做生意，因为不用很久这就会导致它作为一个阶级的死亡。
从社会观点看，拥有核武器是对英帝国主义在群众面前残留的一点权威的决定性的支持。如果英国政府放弃氢弹，那么帝国主义仍旧保有投资的那些国家里的群众就会更加看清它的危机，更快地把它驱逐出去。但是最主要的是，那样一来，英国无产阶级争取权力的斗争将受到极大的推动，帝国主义的社会危机将进入大爆发时期。除了准备核战争，英国及世界资产阶级再也没有其他可以使自己团结一致的政策或前景了。
英国核军备的目的特别是在于维持帝国主义对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和群众的控制和权威。每个资本主义国家都有与其技术发展相适应的军备。要不然，它就崩溃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完全是同拥有核武器结合在一起的，这一点，保守党和工党的领导人是知道得清清楚楚的。因此两者各以与其不同的社会基础相适应的不同表现形式来保卫这核军备。
无论废止核武器委员会（CND）或者任何和平运动，除了和平共处政策，都没有丝毫远景。取缔核武器意味着粉碎资本主义。为反对核武器而斗争意味着夺取权力。在这一场合，核武器不是用来对付苏联的，而是对付社会主义革命的。就这样，美帝国主义和苏联官僚阶层利用着核战争的讹诈。
要打破这一讹诈，必须组织无产阶级，采取在战前和战时夺取权力的政策。核武器并不改变无产阶级夺取权力的必要性。看到这个前景，霍姆正在为工党扫清道路，不是因为他愿意这样做，而是因为他看到工党将被工人选上台。霍姆正向他的阶级保证，要确立工党将在其中活动的结构。而工党呢，也接受这一点。所以，工党在敦提选举中获胜，证券交易市场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资产阶级对这一前景是早有准备的。
但是工党却专心致志于自己执掌政权。它不能不接受这一点，可是并不喜欢这一点。要是工党取得胜利，那么工人阶级和群众的压力一定是十分巨大的。当工党卫护资本主义的时候，它将面对这一巨大的压力。
《论坛》[1]的作用
现在工党正组织它的全部防御体系以反对群众，它接受了冻结工资，接受了国家收入委员会（NIC）和全国经济发展理事会（NED），还接受了有利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投资的“计划化”——象苏格兰的计划那样，打算在不受无产阶级斗争传统中心影响的地区，用国家预算的津贴来创造现代投资区。
这些计划都还不够。工党也在准备自己的左翼，以免被人抛弃并借以吸收革命的力量。在这一点上，《论坛》那样的期刊将起作用。《论坛》增加页数不是偶然的。它准备迎接这些新问题，起一种限制和牵制的作用。这样做之所以特别必要，是因为无产阶级新斗争的压力和前景正在有加无已。
组织革命政党的任务就是在这一形势下提出的。正如击败修正主义委员会所说，共产党是工党的附庸，不过它是为苏联官僚阶层服务的。
可是，在共产党的周围，尤其是在工党的周围，有着来自工人阶级的许多战斗的革命者，这是组织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泉源。目前的任务是围绕着一个革命的纲领和各个现存的组织把他们组织起来，在以后的阶段里，这些组织将表现出工人们的全部战斗性，正如地方选举和最近的罢工所已经表现的那样。
在最近的行动及正在准备的行动中，工人阶级已经显示了把斗争统一和集中起来的决心。只有工会领导的做作和亲资本家的政策起着制动的作用。但是通过车间代表理事会等非官方委员会，已经几次表明了这种统一和集中的倾向。因此就引起了工会头子们的迅速而强烈的反应，他们反对这种联合一致的独立行动。
现在一切部门都出现了斗争的征兆，提出的要求有：增加工资，反对失业和解雇，保卫厂内工会组织，女工同酬，每周四十小时工作制等。
机械工人联合会（AEU）最近取得胜利，增加了工资百分之五，这表明，如果没有工会官僚分子的暗中破坏，本来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可以提出其他的要求（如四十小时工作制）。工会官僚分子确乎向老板指明，为了防止更糟糕的爆发，让步是可取的。面对不许加班的禁令，老板马上就同意增加工资百分之五。
但是建筑业工人取得的胜利为新的要求开了路。所有主要部门——造船、运输、冶金等等——都有同样的要求。
他们确立了整个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进行总的斗争的条件，统一了对工资、失业、假期、工时等等问题的要求。
必须决心举行总罢工，把总罢工组织起来，提出共同一致的要求，以无产阶级的全部力量为后盾。资产阶级要抵抗这一进攻，既没有办法，也没有力量。
组织总罢工的任务客观上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但是无论工党还是职工大会（TUC）的官僚分子对此都丝毫不感觉兴趣，他们将竭尽全力反对总罢工。
可是，工人们所以要那么大力投票支持工党，这是因为这样可以更易于在总罢工中围绕着阶级要求大力团结起来。
这个纲领必须迫使工会领导接受，必须不顾工会领导的种种阻挠立即提出，必须在工厂和车间里讨论和通过。
车间代表理事会的存在和组织是工人手里的最直接的武器，可以用以领导斗争。必须把在所有企业里组织车间代表理事会的总口号推广到整个企业界去。
必须在各行各业里，在大会上，讨论和通过一个斗争纲领，争取成立车间代表理事会，争取增加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争取工人管理和国有化。
必须扩大斗争纲领，组织不同企业的车间代表会议，为总罢工作准备；组织工人的团结，各企业都举行罢工；尤其要组织工人的团结，以对抗不管来自老板或工会官僚分子的压制。
车间代表
必须组织车间代表理事会的全国性运动，准备召开车间代表理事会全国大会，来讨论工人阶级的一切问题和斗争纲领。
在无论哪个企业的工厂里，在工厂的无论哪个部门，必须讨论这一前景，并且组织起来，到别的企业和部门里去寻求接触和支持。
在增加工资、控制工作条件和反抗失业的斗争中，基本要点是工人管理。在传送带的工作条件下，必须马上由车间代表理事会实行工人管理，控制工时和工作节奏。
但是工人管理整个生产过程，管理整个自动化过程，同时也是必要的。自动化的全部好处必须用于提高无产阶级的生活标准。只有整个生产过程由工人管理，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同样地，为了同失业作斗争，必须设法进行其他工作，以阻止资本家利用失业工人来削弱工会组织和降低工资。
由车间代表理事会实行工人管理，是无产阶级纲领的基本要点。
这一切问题今天都直接面对着工人阶级。争取权力的斗争，建立革命政党的斗争，夺取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都要通过解决这些问题来组织。
必须放弃把工会和政治问题隔离起来的政策。工会领导人利用这个政策取消了一切前景，他们把最有战斗力的部门、最有战斗性的工人和车间代表仅仅限制在工会问题的范围内，而这种问题离开了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是不可能获得真正解决的。
必须使工会的斗士，尤其使车间代表和理事会，把工人阶级的政治任务担当起来。
车间代表和车间代表理事会大会不但必须讨论当前要求的纲领，而且还应讨论工人阶级的全国纲领，包括工人管理，一切大中型企业的无偿国有化，工人管理的对外贸易专营，清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及一切帝国主义条约。必须要求同苏联、中国和工人国家进行贸易。必须提出立刻取消对古巴的封锁，要在工人运动的帮助下派遣船只运送货物去古巴，要夺取任何接受对古巴的封锁、拒绝出售古巴所需物资的企业的设备和船只。
工人政府
在英国建立工人政府以实现这一纲领的任务，就是在这一前景之下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党必须根据这一前景来组织。
无论工党还是共产党，对这些任务都毫无兴趣。他们反对任何这样的前景，他们要竭尽全力来击败这些前景。但是工人们要把工党选上台，因为他们要在工党内部找到一个统一的中心，以一般地实现包含在这些任务内的前景，即英国工人政权的前景。在新的胜利、殖民地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发展、中苏论战和政治革命的发展等因素的推动下，通过世界帝国主义的不稳定和巨大危机，向着这一方向的斗争将要开展起来。在这一不稳定和危机的严重发展中，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强大进军中，必须把党建立起来。
第四国际英国支部革命工人党（托洛茨基主义者）向工人们、工党内的革命斗士们、共产党的斗士们、击败修正主义委员会的同志们发出呼吁，请他们讨论这个纲领和这些任务，讨论和组织在英国建立社会主义革命党的共同任务，讨论中国同志们的二十五条以及组织一个新的群众性的共产国际的必要性，以求为执行共同的革命任务而结成联合阵线，大胆地贯彻革命的纲领。
由于委员会采取的立场而在共产党内造成的危机，不过是向革命方向前进的这一总形势的一部分和间接的反映。必须在上述有组织的纲领的基础上同群众打成一片。
这个任务不能在混乱中实现，也不能靠欺骗手段实现。欺骗手段是工党在工人阶级中组织起来作为资本主义的仆从、共产党组织起来作为苏联官僚阶层的仆从的基础。任何势力如果自欺欺人地脱离它的基础，就不能在这两党之外生存，也没有前途。我们的任务是要进行斗争，反对欺骗的宣传者，不要利用他们那套诽谤和欺骗的手段。
我们党严厉批评委员会的同志们出于偏见或其他原因而一再加予托洛茨基主义的诽谤和捏造。同时，我们号召所有这些同志、共产党和工党的所有斗土以及所有战斗的革命工人，大家都来讨论这个纲领并且组成统一战线，以推进英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任务。
工党的竞选胜利、共产党的危机、英国革命的当前任务，都向工人们、向工党和共产党的革命战士们、向击败修正主义委员会的斗士们提出下列要求：
为总罢工作好准备工作和组织工作，迫使对方接受无产阶级的要求！
保卫、加强、扩大车间代表理事会！
召开车间代表和车间代表理事会全国大会，讨论和决定下一阶段的无产阶级斗争纲领！
建立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译自第四国际英国支部机关刊《红旗》第4期，1964年1月）
[1]工党左翼的双周刊。——译者 |
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新阶段——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的决议（1963年10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新阶段
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的决议1963年10月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四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12月出版
（一）本·贝拉政府在过去几周中所通过的决定，标志着阿尔及利亚革命的社会阶段的决定性转折点。这些措施符合群众，特别是贫苦农民的最深刻的需要和愿望，表明革命大大地前进了一步，是对殖民主义者和新殖民主义者利益的严重打击，是对于阿尔及利亚民族资产阶级阶层的公开进攻，并且大大推动了群众的革命动员，促进了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的积极拥护者的日益提高的觉悟。而且，阿尔及利亚领导的最先进的一翼，还不顾右翼分子的抵抗，不顾亲资产阶级和新殖民主义者的压力，顺利地贯彻了一些最大胆和最富于革命性的解决。
（二）3月决议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它们清楚地揭发了一系列过去只得到部分揭露的问题。它们大大地巩固了阿尔及利亚革命的发展所必需的社会化部分，从而创造了先决条件，便于在今后扩大这一部分，甚至超过已经取得的惊人成就（主要是坚决没收一些阿尔及利亚人和欧洲人的财产），并且限制了发展特权（此处原意不明，原文为Thegrowthpriviledges——译注）的可能性和新老殖民主义者伙同他们的“土著”代理人进行阴谋活动的机会。
阿尔及利亚政府已经对阿尔及利亚的地主和资本家给予打击，并且没收了一定限额以上的庄园，而不问土地所有人的国籍如何，证明它打算沿着彻底的土地改革的道路走下去。这就意味深长地证实了，阿尔及利亚的领导不仅具有坚定的反帝国主义立场，而且具有坚定的反资本主义立场。
从经济观点来说，本·贝拉政府发布这些法令也就是批准取缔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在一个重要部分中的优势。这个部分在耕地面积中已经占有很大比重，事实上是产量最高的土地，因此，可以起决定性的开拓道路的作用。
国家和工人对这些庄园的控制可以保证有很大一部分实效和潜在经济剩余会用于发展生产和促进集体化。这就是说，现在已经具体地创造了先决条件，可以用来真正解决不发达国家所面临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了。这种解决不但在帝国主义统治下是根本不可能的，就是在民族资产阶级的管理下也是根本不可能的。若干其他国家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同时，我们还必须着重指出一个重要事实：工业和农产品销售业的某些部分——暂时还是有限的——也是由集体来管理的。
另一方面，没收阿尔及利亚大城市的电影院和旅店的措施，也具有极其明显的政治和社会意义。它已证明是一个非常可贵的措施。这首先是因为它在萌芽期就窒息了土著资产阶级的潜在幼芽。如果不采取这一措施，这种土著资产阶级就可以首先在这些领域中发展起来，然后把他们的势力扩大到经济上具有更重要意义的其他领域中去。
（三）关于无主财产的法令，没收电影院和旅店的新剥夺措施以及解放最穷苦的某几类人的措施（如关于擦皮鞋儿童的措施）就其性质来说，已经推动了群众的大规模动员。这种动员是在阿尔及利亚革命前所未有的规模上实现的。其所以如此，特别是因为，本·贝拉主义的领导已经通过了关于工业企业自我管理和无主农田耕种的重要法令，表现出它愿意彻底依靠群众的主动性和自觉参加。阿尔及利亚革命还继承了工农民主的最优良的传统，因此，必将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在革命民主管理的先进形式的制订和试验方面，发挥开路先锋的作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忽视这些经验中固有的困难（生产力水平的低下，群众文化水平不够高）。他们并没有忽视阿尔及利亚形式的自我管理的实现还有赖于有效地运用这一形式，归根结底还有赖于它在经济上的成功。但是，这些法令的通过和群众的动员是一个根本的出发点，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今后的发展。管理委员会全国代表大会下一次的召开将标志着3月29日开始的社会阶段进一步扩大和深入化的巨大高潮。
（四）在意识形态方面，阿尔及利亚的最先进的一翼（本·贝拉、布迈丁和他们的支持者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也有了新的进步。它已经愈来愈清楚地表现出它具有社会主义的立场，并且了解革命发展的过程，革命发展的动力，革命发展所要求的斗争方法以及其间的辩证的相互作用。它已经具体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明白地和直接地援用了别人的反资本主义的革命经验，特别是提到了古巴革命和它的国际意义。它已经表现出，它具有深刻的国际精神，因为它坚决地不肯让整个一个国家的人民或整个一个种族来对殖民主义的罪行负责。它不断地呼吁欧洲人，包括法国人在内，帮助他们建立新阿尔及利亚，并且要求自己的群众不要采取任何报复或复仇的措施，虽然他们过去受到过不分青红皂白的野蛮镇压。它证明它了解阿尔及利亚革命对非洲革命的作用和职责。它力求援助那些正在为反对传统殖民主义和最残暴的种族主义的最后堡垒而斗争的人民（安哥拉，南非）。
（五）从阿尔及利亚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观点来看，在采取上述最后几项措施以后（这些措施现在正在执行中），阿尔及利亚已经进入明显的过渡阶段。从这个阶段中，将产生一个工人国家。
事实上，还有两个部分存在下来：在农业部分中，革命已经揭开了革命性的结构改革的过程，从而确立了自己的实力地位。在工业、银行和商业部分中，殖民者和资产阶级的势力仍然占着优势。而且，应该说，阿尔及利亚的参加“法郎区”和它在金融、货币和商业上对法国的依赖，构成了一个非常巨大的障碍。
在土地改革扩大后产生的大多数问题上，都会发生决定性的斗争，来争取控制关键性的工业部门和争取摆脱商业上和金融上的束缚。但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从现在起，革命就应该准备必要工具，以便在这个经济部门中取得实力地位。在今后的年代中，这个经济部门在一切方面都将发挥头等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同等重要的是，本·贝拉一派已经用它最近的态度十分清楚地证明，它决心代表广大人民群众，贫苦农民和工人群众的意志，并且决心通过大规模动员群众来加强自己的力量。
这也就是说，在革命所处的过渡时期，在未来的严酷的斗争时期，在各种各样反动派必然要施加的打击面前，革命必须着手准备力量，工具，政治方案和领导人。这些领导人要能抱着现实主义的乐观态度来应付他们面前的任务。
（六）第四国际从一开始就支持阿尔及利亚革命者的斗争，立即就对本·贝拉政府给予重要的支持。现在，第四国际热烈欢迎1963年3月通过的措施，因为这些措施实际上意味着重新肯定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并且不可争辩地说明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对非洲的开拓道路的革命发展的影响。第四国际深信，阿尔及利亚革命将在正在酝酿的新的重要战斗中取得胜利，并且将沿着建立一个工人国家和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
第四国际认识到，阿尔及利亚革命的发展将在整个非洲、中东甚至欧洲，产生巨大的国际影响。第四国际从另一个角度又认识到，这一发展紧跟在许多方面都和阿尔及利亚革命相似的古巴革命之后，将在我们时代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许多领域中，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丰富的新经验。
第四国际认为，在今后不久的任务当中，下列任务最为重要：
（甲）保证以民主的方式有效地实现关于没收和自我管理的法令，扩大加以没收并交给工人自行管理的企业和农田的范围，举行管理委员会区域代表大会和全国代表大会。这些机构可以成为新阿尔及利亚社会的革命民主结构的重要成分。
（乙）扩大工业、金融和商业领域中国家和工人的管理范围，以便为重要部门的国有化尽速作好准备，并且在工业、银行和商业企业中实现工人管理。
（丙）保证国家控制引要农产品的贸易，并实行国家垄断对外贸易。
（丁）在一个民主的结构内，通过已经开始的革命过程，并根据随时产生的具体任务，有效地组织民族解放阵线，使它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成为体现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的意志的先锋队和斗争工具。
（戊）扩大在自我管理法令的有效实施中可以起重要作用的“辛迪加”组织，并真正地运用这些组织，使它们能够不单是发挥保卫工人和贫苦农民的眼前物质利益的天然作用。在农村中，尤其要如此。
（己）制订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计划大纲。
第四国际支持朝着社会主义迈进的一切阿尔及利亚革命力量。它号召自己的一切支部利用一切可能的援助和动员形式，去支援新阿尔及利亚。它呼吁国际工人阶级运动把这一声援运动扩大到世界无产阶级和世界革命的一切力量当中。
（译自英文版《第四国际》1963年10—12月号） |
莫斯科和北京的争执进入新阶段——第四国际书记处关于中苏分歧问题的声明（1963年7月2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莫斯科和北京的争执进入新阶段
——第四国际书记处关于中苏分歧问题的声明（1963年7月25日）
来源：《参考资料》第6027期，1963年9月28日下午版第58-63页
说明：中译本的原标题为：《托派“第四国际”发表关于中苏分歧问题的声明，污蔑当前共运争论的性质是“适应官僚集团的利益”，提出召开一次“由一切组织参加”的国际会议以便进行阴谋活动》。并有说明如下：
[新华社伦敦23日电]9月9日的美国《战斗者》周刊在《莫斯科和北京的争执进入新阶段》的标题下，刊载了第四国际书记处在1963年7月25日通过的关于中苏分歧的声明，声明全文如下。
苏共和中共领导人的代表在莫斯科举行的“意识形态会议”的中断，在中苏分裂和斯大林主义的危机方面打开了新的一章。在中共中央1963年6月14日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25点”建议、苏共中央在一个月以后发表“公开信”作为答复以后，人们对这新的一章看得更清楚了。
第四国际——由列昂·托洛茨基创立的世界性的主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政党——认为有必要公开地说明它对在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的讨论中提出的问题所采取的立场。由于苏共的“公开信”明确提到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态度，并指责中共的行动“是真正的托洛茨基分子的行动”，就更有必要这样做了。这封信还指责中国在锡兰的代表同“埃·萨马拉科迪集团保持着密切的接触，这个集团是托洛茨基主义的第四国际的工具”，并说，托洛茨基主义的第四国际在给中共的一封公开信中“完全支持北京的活动”。
第四国际对中苏分裂的态度在第四国际6月21日到26日在意大利举行的重新团结大会上通过的一个文件中已往阐明了，不久前这个文件发表在杂志《第四国际》（第21年第19期）的专号上。我们想概括说明一下在那一文件中提出的主张，并澄清我们对中共的“25点”和苏共的“公开信”中提出的根本问题的立场。
Ⅰ
第四国际认为，由于中苏分裂而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讨论是一种健康的发展。就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所有基本问题和战略进行坦率和公开的辩论。远不会“削弱社会主义阵营”和“在客观上帮助帝国主义”，而只会有助于使工人阶级运动和殖民地国家的反帝运动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得到澄清，从而加强全世界一切反对资本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力量的斗争。
现在讨论终于公开进行；几年来，尽管主要的辩论是中共和苏共之同的辩论，赫鲁晓夫却集中攻击阿尔巴尼亚，而毛则集中攻击南斯拉夫，现在这一可笑的现象也终于结束了。这的确是向前跨进了一步。
在世界革命运动内部公开讨论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这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统远不是相违背的。无论是在十月革命以前还是在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在世时所有重大的意识形态问题的讨论都是由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公开进行的，以便让所有工人和马克思主义者了解情况，这样做是符合1914年以前卢森堡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改良主义领导的斗争的传统的，也是符合社会党国际左派从1960年起（就社会党参加资产阶叛政府问题）对伯恩斯坦和米勒兰主义进行的斗争的传统的。
在列宁在世的时候，共产国际头四次大会上的一切讨论也是公开进行的。这几次大会的会议记录都发表了。这些讨论牵涉到有关德国、意大利、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群众性的政党的策略问题，也牵涉到在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过程中提出的许多策略问题。
没有什么可害怕的
如果说，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比较弱、第一个苏维埃国家受到敌人的包围、陷于内战、经济差不多垮台的时候，它还能进行这种公开的讨论，那么，现在当它比以前不知道强大多少、苏联已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工业国并且周围有着欧洲和亚洲的一些工人国家的时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这种讨论肯定是没有什么可害怕的。此外，世界力量对此已发生了不利于帝国主义而有利于反资本主义力量的决定性的变化。
有人说这种讨论会帮助帝国主义分子了解社会主义阵营正在进行的事情，这种论点是不能成立的。资产阶级报纸好多年以来一直“得悉”中苏分歧。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国资产阶级一直在随心所欲地在推测分歧的程度，并且试图利用这种分歧。唯一受迷惑的力量则是国际工人阶级，他们被阻止参加辩论。这再一次证明，在工人阶级运动内部采用“秘密外交”的办法只会帮助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
对国际工人阶级和革命运动的战略、策略问题的讨论应当同各个工人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明确地区别开来。虽然我们赞成各党之间坦率地、公开地进行讨论，但是我们强调指出，各个工人国家在军事、外交和经济领域绝对需要保持行动一致。为了确保行动一致，工人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就必须严格地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并且断然抛弃“领导国”和“领导党”的理论。工人国家必须通过互相协商和谈判来采取共同行动，任何国都不得向其它国家发号施命。
斯大林为了保卫篡夺苏联政权的苏联官僚机构的狭隘利益而在世界革命运动中实行共产党之间进行秘密外交的作法。斯大林还在世界革命运动中倡导各国共产党的领导卑躬屈节地服从苏联官僚机构。我们呼吁所有共产党人、特别是声称为共产党之间的平等关系而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人和自称正在“消除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后果”的苏联共产党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断然根除这种官僚主义的作法。
不要向你们的有战斗性的党员和工人阶级隐瞒分歧！
不要用秘密外交代替意识形态问题的讨论！
为举行一次所有矢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组织参加的国际会议而奋斗！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必须包括所有共产党人、第四国际、古巴和拉丁美洲的菲德尔主义派、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从各个正式共产党开除出去的“亲华派”共产党人。唯有这样一次会议能够根据过去二十年的丰富的革命经验而不是用官僚主义的方法，透彻地讨论今天世界革命运动的一切战略和策略问题。
Ⅱ
赫鲁晓夫领导集团企图把问题模糊起来，硬说中共“希望打核战争”，“对爆发核大战的危险漠不关心”。这完全是彻头彻尾的诽谤，客观上帮助了美帝的反华和反共宣传。
的确，中国共产党在从前一些文件中虽然支持苏联争取销毁和禁止对世界工人阶级造成极大威胁的核武器的斗争，但是对问题的提法有时候意味着低估了这种武器的破坏力量。苏共答复中共“二十五点”的公开信继续根据下面这种假设进行争辩：中共对核战争“漠不关心”，中国人甚至希望发动这种战争等等。很明显，苏联领导这样做是故意歪曲和曲解中共在自己的文件中的第15、16和17点中清楚地表明的立场。
实际上，世界革命运动内部并没有也不可能围绕发动核战争“是不是适宜”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因为除了一小撮疯子以外，在国际工人阶级运动内部谁也不会为这种自杀性的建议辩解。讨论也不是围绕核战争究竟有多大破坏潜力这个问题进行的。这也不是什么“策略”问题，而是一个科学事实。真正的讨论关系到的不是工人国家（既不是苏联、也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而是各国共产党和殖民地的革命运动的政策。
中国人在自己的“25点”中没有哪一点要求苏联在殖民地人民的反帝斗争中进行武装干涉。他们所要求的是，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不能用国与国之间实行“和平共处”这一口号来作为他们同本国的资产阶级“和平共处”的托辞，或者以此作为幌子来掩盖他们抛弃革命的战略和策略而实行彻头彻尾的改良派和修正派的机会主义。
武装斗争
中国人提醒共运注意这样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是完全正确的：就是，到目前为止——不仅在核时代以前，而且在发明了核武器之后——一切取得成功的革命，如越南、古巴和阿尔及利亚的革命所显示的那样，都不得不进行武装斗争来推翻它们的敌人。
因此，把说出这种不可否认的真理的革命者同想要煽动一场核战争的人等同起来是极大的诬蔑。相反地，中国人的这样的说法一般说来是有道理的：只有殖民地的人民群众对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如果必要的话也包括武装斗争——并取得成功，而且在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并取得成功，最终才能解除世界帝国主义的武装，销毁核武器，并保证人类享有肯定的持久和平。
由于中国共产党人所主张的大致是上述的总路线，在世界革命的问题上我们支持他们反对赫鲁晓夫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中国人现在也同意托洛茨基主义者对某些共产党极右派的蜕化变质的表现提出的批评，例如丹吉领导集团（在印度）支持本国的资产阶级来不仅反对中国的工人国家而且甚至反对被尼赫鲁投入监狱的革命的工人和农民的背叛行径，美国共产党要求黑人和工人支持垄断资本主义和最狂暴的种族隔离主义者所控制的民主党的可耻行径；法国共产党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所表现的可耻的消极态度，意大利共产党的这样一种修正主义理论：可以通过“结构改革”、通过议会手段、把资本主义社会转变成社会主义社会，而无需推翻资产阶级国家、也无需由工人和贫苦农民夺取政权。在这个范围内，我们支持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些共产党领导集团提出的一般的批评。但是同时由于北京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支持苏加诺资产阶级政权的机会主义的作法保持缄默，我们对中共立场的一贯性表示怀疑。
Ⅲ
另一方面，中共提出的25点（其中的第23点）认为南斯拉夫已经不再是一个工人的国家而已经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国人（在第19点中）（应为第20点——编者注）说，“有些人”过去夸大“某个人的作用”的问题，他们还要求对“批判斯大林”进行讨论，对此我们肯定不能赞同他们的立场。
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中共拒绝过份夸大个人作用的重要性，不同意赫鲁晓夫的这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斯大林统治下对苏联共产党人和工人以及对国际工人阶级犯下的可怕罪行是由于所谓的“个人迷信”造成的。中共这样做是正确的。中国人批评赫鲁晓夫想“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把一切功绩归于自己”（第19点）（应为第20点——编者注），中国人这样说也是正确的。对赫鲁晓夫领导集团进行的这种批评，只有用来比赫鲁晓夫更进一步推行“非斯大林化”，那才是正当的。如果用这种批评来反对非斯大林化的作法，这种批评就会变成不负责任的、不正确的。
对苏联共产党的整个老近卫军领导犯下的罪行，（这些人大多数被斯大林肉体消灭了），斯大林主义领导集团对国际工人阶级犯下的罪行（他们力图在许多国家破坏和阻挠革命斗争）是非常真实、非常具体的。今天，这些罪行在许多国家首先是苏联和欧洲的工人国家里千千万万有良知的共产党人、革命的工人和农民的心中仍然说忆犹新。
当我们批评赫鲁晓夫在这些问题上的政策的时候，我们必须说：这些罪行不仅仅是斯大林个人的责任，而是那一阶段整个苏共领导集团集体的责任。对这些罪行，我们只有看作是官僚阶级利益的表现，才能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这种官僚阶级篡夺了工人和贫苦农民的政权，并压制作为无产阶级政权的真正工具的苏维埃民主。为了防止这种罪行的重演，光谴责斯大林个人是不够的。必须取消官僚阶级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特权、在选举出来的工人委员会的基础上恢复真正的苏维埃民主、恢复共产党人在共产党内形成各种流派的权利（因为正如中共自己说的，一个共产党内的少数也可能是正确的）、并恢复工人在苏联法律许可范国内以及在社会主义宪法基础上成立新的工人阶级政党的权利。有必要重新确立列宁在世时的那样一个条例：“党员最高收入”（政府中的党员的最高收入）不得超过技术工人的平均收入。尤其重要的是，有必要通过工人委员会建立工人自我管理制度，把工厂的实权交付给工人。
对赫鲁晓夫这样的批评在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的共产党员和工人中间将是非常受欢迎和得人心的。苏共公开信说得对，苏联人民群众当然是支持非斯大林化的。中国反对非斯大林化的任何企图只能使他们同所有的工人国家的基层工人和共产党员完全隔绝开来。
第四国际怎么也不支持中共的非斯大林化的立场。我们试图从相反的方向提出我们对赫鲁晓夫领导集团的批评。我们坚决认为只有一次政治革命才会在苏联恢复真正的苏维埃政权。清除官僚机构滥用权力的现象和他们的特权，将大大加强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力量。
我们也反对中国的反南共的宣传以及他们把南斯拉夫说成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提法。中国谴责南斯拉夫在对外政策上极端右倾，这种谴责是正确的。但是南斯拉夫国家的性质跟任何其他国家一样是由财产关系决定的。目前南斯拉夫的财产关系是一个工人国家的财产关系，其程度至少同1948年中共也认为南斯拉夫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时一样，如果不比那时更大的话。
中共谴责赫鲁晓夫提出的以“全民国家”代替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一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这样做当然是有道理的。他们认为赫鲁晓夫——斯大林也是如此！——关于苏联已建立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的论点是没有根据的，他们的看法也是正确的。他们正确地指出，苏联仍然存在两个阶级（工人和农民）因而推翻了所谓苏联已经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说法。但是在中国人从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摘出大量引语以证明只要阶级存在国家也将存在的时候，他们似乎“忘记了”列宁也在《国家与革命》中发展的这个基本真理的辩证的另一部分：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国家”，是一种“开始消亡的国家”，因为越来越多的国家职能应当由劳动人民群众集体行使。中国人似乎并不象列宁那样强调必须不断发展和增进社会主义民主，必须使工人群众掌握真正的权力从而不断反对官僚机构滥用权力和蜕化。为什么？也许是因为在这方面取得最大进展的正是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要不然就是因为在中国就有官僚机构滥用权力的严重现象，而工人群众并不象《国家与革命>所论述的那样行使直接的国家权力？
Ⅳ
简单说，这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在目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内进行的“大辩论”中所采取的立场。
托洛茨基主义者全心全意地、但批判地支持中国以及在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中跟其亲赫鲁晓夫领导集团的右翼机会主义进行斗争的各共产党左派。
我们批判地支持中国的这一主张：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采取革命方针是同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准备核战争的活动进行斗争的唯一有效办法。
但是同赫鲁晓夫派和毛派相反，托洛茨基主义者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反对任何这样的图谋：把这些原则进行修正来适应任何官僚集团或官僚阶层的眼前利益、或对这些原则进行歪曲来反映任何工人国家的暂时利益。我们致力于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以期在现时代人类正在经历的伟大的、革命的剧变中，它能反映国际工人阶级以及全体人类历来抱有的普遍愿望。我们再重复一遍，人类摆脱目前危机的唯一途径是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目前的危机反映出世界共运必须刻不容援地摆脱斯大林主义曾想在其中把它扼杀的困境，以应答现时期的要求。我们再次重复我们向全世界一切共产党人所提的具体建议：
召开一次由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切组织参加的国际会议！
通过工人的民主和国际辩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到再生。 |
1963年6月第四国际重新统一代表大会宪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1963年6月第四国际重新统一代表大会宪章
以下是分裂了的第四国际在1963年6月召开的有26个国家的代表参加的重新统一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基本宪章（两个文件），作为重新统一的基础。
来源：[法国]皮埃尔﹒弗朗克：《第四国际》
刘宏谊/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10月第1版
统一书号：3017﹒280（内部发行）
——录入者红草。
一、重新统一的理论基础和政治基础
1）濒于崩溃的社会的当前危机，实际上反映出革命的领导存在着持续不断的危机。全球范围内生产力的发展已使世界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更趋成熟。只有在全世界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才能迅速改变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经济不发达状态，解除人类遭受核毁灭的威胁，保证全世界实现持久和平，无限富裕，文化无限地发展，人类获得完全的自由。只要社会主义在国际范围内还没有取得胜利，日益腐朽的资本主义就将继续浪费大量资源，使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继续遭受可怕的苦难，使社会和种族的不平等以及独裁政体继续存在下去。饥饿、不安全和压迫、加上资本主义一直在渲染核毁灭的威胁，构成了一幅阴暗的画面。
2）出乎我们所有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前辈的预料之外，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迟迟没有到来，这主要归咎于领导工人运动的传统政党的无能和它们充当资产阶级或克里姆林宫官僚主义集团的帮手的无耻行径。对于1918─1923年和1943─1947年的战后主要革命高潮以及其尖锐程度次于前者的1932─1937年的高潮都遭到失败，没有取得政权，这些政党是有责任的。
3）只有建立一批能够领导工人阶级和勤劳的农民夺取政权的新的群众性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才能成功地解决世界危机，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宗旨和目的就是要建立这样一些政党。一个缺点了口号和过渡性措施的纲领在建党工作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为克服领导危机的主要问题是要消除存在于群众目前的觉悟水平和客观需要的觉悟水平之间的鸿沟。群众的觉悟目前停留在只关心眼前的事务和问题的水平上，而客观需要的是要具有推翻资本主义并建立以民主方式进行选举和工作的工人委员会为基础的工人国家的觉悟。在建立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工作中，必须应用列宁主义的方法。其中包括在现有的各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核心中，耐心地和坚持不懈地吸收工人，但是在需要或时机合适的时候，也灵活地接近各群众组织的、有可能接受革命马克思主义纲领的各种派别。个别地吸收和各种大规模的策略性运动是建党的补充办法。一方面，由于党处于被迫孤立的情况下，在改建的过程中可能产生宗派主义倾向，另一方面，由于要适应改良主义的环境又可能导致右倾机会主义。在实行叫做“打进去主义”的策略时，可能会遇到非常复杂和困难的情况，因此，一般都应保持一个公开的独立工作部门，包括自己的托洛茨基主义报刊。应该充分意识到，偏离这一准则将会带来重大危险。
4）作为国际组织的第四国际和作为各国政党的第四国际各国支部必须接受民主集中制原则。理论和历史经验都证明了这些原则的正确性。民主集中制既符合执行革命任务时采取迅速而有纪律的行动的要求，又保证了讨论的自由和组织各种派别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那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真正的政治生活。托洛茨基主义运动重视内部民主，而斯大林主义、社会民主党和改良主义的工会运动所培养出来的那些官僚主义者却把各种令人窒息的制度强加给那些受他们控制的工人组织，两者的制度是截然相反的。
5）改良主义或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主义集团，并不在一切有可能的地方运用工人阶级有组织的力量来推翻资本主义。他们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特权和权力，而不是无产阶级的历史性利益。由于他们死气沉沉，持有反社会主义的观点或者害怕暴动会把他们赶下台，所以他们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非常勉强地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进行战斗。托洛茨基主义者虽然谴责并反对改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这两个孪生的祸害，但并不把这些组织里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的劳动者和他们的叛徒领导等同起来。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认为，主要的日呢物不在于单单同改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打一场笔墨官司，而是要实实在在地争取这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工人，使他们接受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并参加到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组织中来。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长期繁荣的压力下，同时由于受到了反对斯大林主义罪恶时所产生的反作用，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击。必须进行一场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来反击这股修正主义思潮。
6）虽然官僚主义特权集团篡夺了政权，但苏联仍然是一个工人国家。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摧毁了资本主义以后出现的生产方式并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不论它有哪些缺点、错误甚至罪恶，仍然比资本主义进步。苏联的生产力已有了惊人的发展，通过一场宏伟的工业和文化革命，已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改造成世界第二个工业强国，它已在许多技术领域内向帝国主义的领先地位提出了真正的挑战。这在世界史上是一件崭新的大事，它证实了计划经济的内在威力，同时也说明了托洛茨基主义无条件地捍卫这个蜕化变质的工人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是正确的。
7）苏联官僚主义集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已把自己的权力和寄生的范围扩张到东欧和北朝鲜各“人民民主”国家。但为了维持自己的特权地位，这个集团不得不通过各种军事的和官僚主义的手段摧毁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这些手段所以能够获得成功，是因为当时环境反常，当地的地主和资产阶级政权暂时垮台，加上战时和敌人占领时期大屠杀后工人阶级的力量极为薄弱。这样就产生了一批变质的工人国家。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一直在保卫这些国家，使帝国主义在这些国家中复辟资本主义的企图不能得逞。
8）在无产阶级民主已被斯大林主义破坏的工人国家里以及在由于受到斯大林主义影响因而从未有过无产阶级民主的工人国家里，必须为恢复或建立无产阶级民主，为实现劳动群众对国家和经济的民主管理而斗争。斯大林在列宁和托洛茨基时代就已通过一项反革命政策破坏了无产阶级民主[指党的十大上通过了禁止派别自由的决议──红草注]。现在摆在列宁主义力量面前的任务就是要建立一批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工人阶级行使他们推翻官僚主义阶级专政并代之以各种形式的无产阶级民主的权利。这就意味着要进行一次政治革命。随着无产阶级民主恢复到一个高级的水平，所有的工人国家，首先是苏联，就将恢复它们在斯大林时期以前的吸引力，从而在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将掀起一个为实现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新高潮。
9）在古巴出现了一个工人国家──它的形式尚未定型──特别值得注意，因为古巴革命的领导是完全不受斯大林主义派控制的情况下进行的。7月26日运动正在朝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这为一系列其它国家提供了一个目前可供学习的榜样。
10）世界革命已出现了新高潮，特别是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改变了国际阶级力量的对比，因而苏联无产阶级──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了德帝国主义并且由于苏联在经济、技术和文化方面都已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苏联无产阶级的力量已得到加强和巩固──对官僚主义专政的压力，特别是从斯大林去世以来，已越来越大。为了减轻这种压力，当权的特权阶层作出了广泛的让步，废除了各种极端的警察专政形式（解散立刻强迫劳动营、修改了斯大林的粗暴的劳动法），摧毁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给斯大林历次清党的许多受害者恢复了名誉，显著地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甚至在各个领域里取消了对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的某些限制。赫鲁晓夫政权并不想零打碎敲地拆毁官僚主义专政；它的目的也并不是要来个“自我改造”，而是在面临人民的压力日益加强的情况下想维持特权阶层的政权。但是群众却把这些让步只当作是他们应得权利的一部分，并力求把已得到的权利变成新的支点以争取实现他们的最后要求，即恢复无产阶级对国家经济的民主监督。在欧洲各工人国家中，无产阶级的地位在缓慢地然而稳固地得到加强的情况是斯大林主义的世界性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
11）由于南斯拉夫和苏联两国共产党领导指甲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发生了冲突，因而在各种分歧也就引人注目地暴露了出来，终于摧毁了斯大林主义的清一色结构。匈牙利工人的政治革命的尝试使这一冲突更加恶化。而古巴革命则更进一步地加深了这个危机。随着中苏发生意见分歧，这个危机已成为世界政治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这个危机直接说明了各国官僚主义集团之间以及苏联官僚主义集团同处于该集团影响下的各国工人阶级之间存在着利益矛盾，同时也说明了斯大林主义是同取得了胜利的、富有生命力的革命根本不兼容的，因为先锋队在革命中正在力图重新遵循列宁的教导。因此这个危机具有非常进步的性质，它标志着在重建一个世界性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群众运动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12）同斯大林主义的世界性危机结合在一起的殖民地革命，目前在世界革命的进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在十年多一点的时间内，殖民地革命已迫使帝国主义几乎完全取消了直接统治殖民地的方式，而代之以间接统治的方式，即同殖民地资产阶级（即使有些地区的资产阶级还处于萌芽状态）进行新的“联合”。但是，这种想阻止被殖民地革命唤醒的国家脱离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尝试，遇到了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如果不扔掉资本主义同时粉碎帝国主义的控制，就无法解决这些国家的解放和社会、经济及文化发展等历史问题。因此，殖民地革命有着发展成为不断革命的倾向，即先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然后转向没收帝国主义托拉斯的财产和废除“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最后走向建立工人国家和实行计划经济。
13）在从提出简单的民主要求开始到最后摧毁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革命道路上，由无地农民和半无产阶级力量组成的游击队组织，在决心把革命进行到底的领导率领下，能够在破坏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政权以及加速它的垮台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是从战后的经验中应该得出的主要教训之一。必须有意识地把这个教训作为建立殖民地国家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战略的一部分。
14）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已经在西欧成功地获得了暂时的稳定。这个强加在工人阶级头上的历史倒退，主要应归咎于斯大林主义派和社会民主党的领导的叛卖，因为他们曾阻止群众在战后革命大危机时期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但是，资本主义这种暂时的稳定和随之而来的生产力的增长已造成了一些更重大的、归根到底也是更富于爆炸性的矛盾。其它的帝国主义大国，特别是美国和日本，也受到了这些矛盾的影响。至于它们表现的形式，则包括：地理上日益缩小的世界市场中的竞争已越来越激烈；制止通货膨胀的需要和把潜在的经济大危机转化为更有限的经济衰退的需要，这两者之间已显得越来越互不兼容；一方面是维护“社会和平”有好处，而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处于更有利的竞争地位就必须在工人的生活水平、劳动条件和就业机会等方面打坏主意，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已日益加深。这些矛盾将使阶级斗争更加残酷，有可能从经济斗争上升到尖锐的政治斗争，而且如果领导得好，就有可能在那些帝国主义国家中掀起工人运动，以发动一场新的进攻，在资本主义的那些最后的堡垒中向它挑战。
15）社会主义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胜利是持久和平的唯一可靠的保证。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帝国主义一直在有步骤地准备新的冲突，从而挑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起来反对所有的工人国家，其中苏联是它的主要目标。重整军备已成为当前资本主义经济永久性的主要支柱，已成为符合资本主义世界联盟的头子美国资产阶级政治目标的一种经济需要。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和苏联周围布置了大批反革命力量。它在一些新的解放斗争面前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试图把它们淹没在血泊里。它的武装干涉已越来越具有危险性。在古巴为加强其军事防御力量而作出努力时所发生的危机中，那些统治着美国的拥有亿万财富的家族已表示准备对苏联发动核攻击，甚至不惜使人类和文明冒被毁灭的危险。只有美国的工人阶级才能从华尔街那些疯子手里夺走这种无法想象的毁灭力量。至于把美国无产阶级提高到能够承担落在自己肩上的这项伟大的历史任务──负责夺取世界社会主义决定性的和最后的胜利──的水平，在这方面，欧洲社会主义革命将起决定性作用。
16）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全力参加一切争取单方面裁减核军备的人民群众运动，并为立即停止一切核试验而战斗，同时也明白地指出，当前人类到处面临这样一个根本性的抉择：要么是实现世界社会主义，要么是核毁灭。对这个两点论的明确理解不会瓦解群众的士气。恰恰相反，它是打倒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的一副最有力的兴奋剂。相信不必消灭资本主义，特别是在美国，单靠“和平共处”就能够保障和平，这是致命的幻想。消灭核战争威胁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阶级斗争，为社会主义而战斗。
二、世界革命的现代辩证法
[……]必须认识到世界革命的这三种主要力量──殖民地革命、蜕化变质的工人国家的政治革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构成了一个辩证的统一体。每一种力量都影响着另外两种力量，反过来，它自己的发展也受到它们有力的推动或制约。一般说来，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推迟，无疑地已阻碍了殖民地革命，使它不能迅速地和自觉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如果在一个发达的国家中无产阶级革命已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高潮，或是已取得了胜利，那么在这个高潮或胜利的影响下，殖民地革命本来是有可能出现与上述相反的情况的。上述的这种推迟的情况也使苏联的政治革命不能尽快达到成熟的阶段，这主要是因为它没有向苏联工人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榜样，说明要建设社会主义是有另一条道路可走的。然而，尽管殖民地革命和政治革命的高潮受到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推迟的妨碍，但这种情况却反过来推动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去改变这种革命推迟的现象。
殖民地革命
[……]从根本上说，殖民地革命是这二十亿人要做自己命运的主人和开创者的不可抗拒的趋势。从社会各阶级的关系这个角度来看，这个目标只有通过建立工人国家才有可能实现，这就为殖民地革命的趋势提供了使它走上不断革命道路的客观基础。
在世界革命的进程中，殖民地革命──首先是中国革命，接着是一连串的起义──已使全世界的帝国主义体系无法象在1921年以后那样获得暂时性的稳定。殖民地革命已打乱了国际力量的对比，使之不利于资本主义，并已迫使帝国主义发动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防御战以求阻止殖民地革命的发展，但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又不能不遭到失败。这样，殖民地革命就大大鼓舞了世界各地反对资本主义的力量。它使苏联和其它工人国家得到了必要的时间来超越帝国主义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激烈时在军事质量方面所占有的领先地位。
殖民地革命仅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使帝国主义崩溃的。说起来好象很矛盾，它甚至没有能力去破坏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相对稳定的局面……
在说明这个表面的矛盾现象的许多理由中，有一条理由是特别重要的：只要这些通过殖民地革命获得独立的新兴国家仍然处于资本主义或小资产阶级的领导之下，仍然采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参加资本主义的市场，那么帝国主义在这些国家中的实际势力就不会被摧毁。只不过是帝国主义的统治由一种直接的形式变为间接的形式而已。
[……]由于殖民地革命迄今为止大体上仍处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范围内，所以它并没有使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受到重大的打击，也没有在已经失去了昔日帝国威风的帝国主义国家内引起重大的经济危机。
[……]近十年来，帝国主义国家中发展相当快的私人资本，不愿向正在进行殖民地革命的不发达国家输出其剩余价值，这已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政府对投资的担保能够减少但不能克服这一困难。
只要绝大多数的独立国家仍处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范围内，从世界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些困难就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毛病”，多少还能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加以治疗，至少在目前的情况下是这样。只有在那些主要的半殖民地国家脱离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并成为工人国家的时候，殖民地革命才会在经济上使世界资本主义受到打击，其严重的程度足以在那些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中迅速地造成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
[……]构成殖民地国家进行不断革命的客观条件的基本内容是，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领导集团没有能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范围内，解决因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而产生的那些主要问题。这方面表现得最尖锐的是，资本主义无力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至于主观条件方面，那就是殖民地群众对争取国家独立和争取提高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一般是不加区别的。
[……]对大多数不发达国家来说，最有可能出现的远景是一系列持续不断的社会革命危机，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领导集团虽然会绝望地企图加以抑制或控制，但是，它们却将不顾不可避免的挫折，周期性地冲破这些限制。这个持续不断的不稳定和社会危机时期并不一定会导致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无产阶级力量或农民革命力量自然而然地取得胜利，或是说，工人国家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正象把殖民地革命的开始阶段（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领导的率领下）同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殖民地革命取得胜利的结束阶段等同起来那样，一切以为这个过程就自然而然地或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的时间内发生的想法，比如导致对各种力量的实际对比作出错误的估计，并用幻想和愿望来代替科学的分析。
[……]由于这些国家的特殊的社会学结构，无产阶级的主要力量并不是产业工人，因为除阿根廷以外，他们在这些国家的靠工资过活的总人数中只占很小的比例，在有职业的劳动者的总人数也只是一小部分。应该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理解为所有完全或主要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人，即产业工人、公用事业工人、佣人、矿工、种植园工人、农业工人、乡间和都市的零工或临时工。
[……]在日益壮大的游击队形式下，农民在殖民地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无疑地比马克思主义理论所预料的要彻底得多，其决定性也大得多。他们显示了同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民颇为不同的社会特性。
[……]要确定当前殖民地革命在世界革命总进程中的地位，单单考虑它在政治和军事方面所起的作用，只看到它已使帝国主义受到了几次重大的打击，或者光是考虑它在经济方面曾经起过什么作用，只看到它还没有使帝国主义的世界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那是不够的。还必需仔细观察殖民地革命对帝国主义国家中阶级力量的对比所发生的影响，特别是对工人运动所发生的影响，以及对已蜕变为官僚主义国家或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中反对派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所发生的影响。
工人国家的政治革命
[……]自从中国革命的胜利使世界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以来，所有曾促使苏联群众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各种因素都已大为削弱；各种有利于使群众关心政治和加强他们在政治上的斗争性的条件正在成熟。第一个工人国家不仅在欧洲而且在亚洲和全世界都已不再孤立。斯大林去世后群众的生活水平已迅速提高，这是在技术和经济不断发展的条件下群众对官僚主义集团所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的结果，这就使人民能将一部分精力用在文化和政治方面。苏联已作为世界第二工业大国出现，甚至在许多技术领域内已经占有领先的地位，但这却使本来就相当低的生活水平降低到更为荒谬的程度，从而促使群众提出越来越多的经济要求。帝国主义进攻的威胁依然存在，于是官僚主义集团完全有意识地每过一段时期就利用这一威胁来压制反对派的呼声。但是，当这个官僚主义集团的头子们不断地吹嘘他们拥有使帝国主义战争贩子遭到惨败的能力的时候，群众不能不感到在这个导弹战争的时代里苏联在世界事务中已拥有新的威力和地位。
[……]必须把群众一般地施加压力，群众开始行动（这种行动总是具有改良主义的性质）和开始发生真正的政治革命这三者明确地加以区别。要在眼花缭乱的许多事件中作出这样的区别并不总是那么容易的，因为要作出区别的对象是在同一过程中的一些连续的阶段，而每一阶段又和下一阶段互相联系，其间没有明显的界限。
[……]在对世界革命的三个组成部分──殖民地革命、政治革命（尤其是苏联的政治革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分析的时候，时间因素是很重要的而且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虽然苏联并没有恢复无产阶级民主，但它对殖民地国家的群众仍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这仅仅是因为苏联证明了一个落后的国家能够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成为一个在发展经济和提高生活水平方面都很先进的工业国家。如果在不很远的将来，一个革命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在苏联重新掌权，从而在国内建立起社会主义民主并在国外建立起革命团结，那么殖民地革命同工人国家结合的进程就将大大加快。
[……]苏联的政治革命如能早日取得胜利，那么这对加速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甚至会起更有决定性的作用。苏联如果在更高的水平上恢复了苏维埃民主──这意味着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以来，第一次出现质量上优于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的真正民主的和精神自由的制度──那么这就会一下子消除掉帝国主义国家中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对共产主义的主要反对意见。
[……]对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在苏联的政治革命取得胜利之前，忽视在殖民地和帝国主义国家内取得突破的非常现实的机会，而把全部赌注押在一张牌上，那显然是在犯错误。
[……]以为单靠工人国家的经济和技术进步就能决定性地改变帝国主义国家阶级力量的对比或者推翻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这样的思想应当作为错误的思想而加以摒弃。
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
[……]战后，西欧出现了革命高潮，美国掀起了罢工浪潮，在这以后，工人运动及其在帝国主义国家内面临的客观条件突然发生了巨大变化。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预料恰恰相反，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的工业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即将近半个世纪内从未有过的发展。这种经济增长同西欧传统的工人政党以及美国工会的官僚主义集团的机会主义叛卖政策的相互作用，在没有一个革命的领导可以取代的情况下，使欧洲的资本主义得以获得了暂时的相对稳定。因此，革命运动的主要中心在一段时期内就转到了殖民地国家。
[……]从理论方面来说，应该明白工人的态度是由许多力量决定的，生活标准的绝对水平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而已。对高生活水平有两种看法，一种是认为它是通过工人的斗争得来的，因而是必须加以捍卫的一系列胜利果实，而另一种则是把它看作是一伙“宽厚的”老板的“恩赐”，这两种看法是有天大的差别的。在第一种情况下，高生活水平能够大大加强战斗力而不会起抑制的作用；在第二种情况下，高生活水平则会起破坏士气的作用，使人对阶级合作产生幻想，而这些幻想却正是那些资产阶级代言人和工人运动的右翼理论家在培植的。
[……]西方的两代革命家都受到这一信念的熏陶：即深信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形势是与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国家的重大危机或全面崩溃同时出现的，正如过去在战争中或军事失利时曾经出现的情形那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和中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希腊、法国和意大利）。但是理论和历史又一次证明，在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中，这仅仅是可能导致革命危机的道路之一。
[……]如果说过去吃得很差的无产阶级的某些优良质量在西方工人身上似乎已经消失，那么在他们身上却出现了另外一些新的优秀质量，这正是西方无产阶级获得了更高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结果。熟练工人与资产阶级技术人员在知识方面的差距实际上已不复存在或者说已大大地缩短了。从技术上来说，现在的西方工人有把握地实行社会主义的自管的能力已比他们的父辈或祖父辈要强得多，他们更强烈地感到有必要在生产过程中自觉地发挥领导作用。
今天的工人也更容易理解所有各种因素在经济方面的全部的相互作用、所有各种经济问题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社会主义计划化在实际上的必要性和目标。在许多国家内，空余时间的增加也意味着工人群众广泛参加政治管理的可能性，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马克思主义者决不会否认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真理：资本主义是工人学习社会主义的伟大教育家，至少在经济方面是这样。
第四国际
[……]1963年是第四国际成立二十五周年，离开始用“托洛茨基主义”的名称来称呼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时候将近有四十年了。在思想领域内，我们的运动是有贡献的，要证明我们的运动有存在的必要，光举出这一点就已绰绰有余了。它的纲领性的宣言和它在世界范围内所参加的阶级斗争，都已表明它是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伟大传统的合法继承人和接班人。各种事件在许多方面都证实了这个评价，因此，连它的反对者也不得不到它的“武库”里来借“武器”，尽管在方式上是部分的、片面的和加以歪曲的[……]
要是我们从思想领域转到组织方面来看，那么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就显得远为逊色了。
[……]托洛茨基主义运动除世界无产阶级的长远利益之外别无其它的利益。对于建立一个除了本身的存在别无其它目的的“组织”或是象一个单纯施加压力的集团那样的“组织”，它是并不感兴趣的。它所谋求建立的组织是为实现无产阶级在全世界取得胜利这样一个既定目标而采取的一种手段。这就需要有尽可能高的觉悟，因而也就需要有不折不扣的诚实与正直而不管其后果会使人痛苦到什么程度。要具备这些质量是往往同要迅速建立组织相矛盾的。第四国际除了循着这条困难的道路前进之外，别无其它选择，因为这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所要求的。由于第四国际代表着这一强大进程的理论上和政治上的觉悟，所以它自己的最后命运也不能与之分开。
[……]只要考虑一下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为之奋斗的纲领，就会感到指责它在组织工作上停滞不前那是非常肤浅的。比起它刚开始时，也即在苏联做左翼反对派的时候或是比起它的创始人被暗杀的时刻，今天它已强大了好几倍。
[……]必须着重指出两个有重要意义的发展。第一，在最近几年内，不同程度地随着世界各地的革命普遍出现高潮，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已显著地日渐壮大。这一事实本身证明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符合世界无产阶级的客观需要而不是一个在短时期内发生于某几个特定的国家里的昙花一现的现象。尤其应当把它的成就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其它反对派的成就比较一下，因为这些反对派在开始的时候力量要强大得多。
[……]第二，托洛茨基主义已多次显示出它对具有革命精神的青年的吸引力，不管他们属于哪个党派，共产党的也好，社会民主党的也好，也不管他们的国籍有多么不同，例如美国和比利时，法国和日本、印度尼西亚和意大利、希腊和英国等，都一样有吸引力。
[……]归根到底，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命运是同世界革命的三个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辩证的内在关系联结在一起的。要真正理解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为什么在组织方面出现这些曲折的变化和怎样解决它的最困难的组织问题，就必须从这一基础出发。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上阶级斗争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因此人们本来是可以指望这个新的高潮将首先有利于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但是事实上我们却看到这个运动和世界革命的具体进程的关系要比人们想象的复杂得多。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只有经过很长时期以后才能最终地从中得到好处。
要理解这一点，必须回顾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的最重要的同时也是唯一的事件，即苏联的胜利。这一胜利引起了连锁反应，但其最后的结局如何目前尚难以预料。受压迫的各族人民象过去一样，重新转向了第一个工人国家，以求从中得到启发和引导。但是苏联当时的政权却掌握在斯大林主义官僚主义集团手里。所以，暂时地在力量上得到了加强的不是托洛茨基主义而是这个官僚主义集团。
[……]建立另一个领导工人阶级的机构，也就是说建立一批新的群众性的革命政党，仍然是我们时代的中心任务。问题不在于不断地重复这一基本真理，而在于具体说明应该如何完成这个任务。事实上，群众性的革命政党的建立包括三个具体的过程：忠实捍卫和不断丰富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培养、教育和锻炼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干部；使这些干部具有群众影响。这三个过程是辩证地联系在一起的。脱离了群众运动，那么这些干部就成了一个宗派集团。背离了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纲领，那么投身到群众运动中的一些干部就可能陷入机会主义的泥坑。不吸取那些作为群众的一部分、正在进行斗争的干部的实际经验，那么革命纲领本身就要变得干巴巴的，蜕变成内容贫乏的一些教条主义公式。
[……]“打进去主义”的目标并不是象某些评论家胡说的那样，要建立一个“施加压力的集团”，而是要在某些国家中所必须面临的现实条件下建立一个群众性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策略是充满了危险和困难的，只有经常想到这些危险和困难，才能胜利地加以克服。不过，在进行工作的某一段时期中，也只能采用这一策略，其它切实可行的办法是没有的。由于每个国家都有其特点，因而这个策略也随之而发生很多变化。在应用这个策略的时候必须十分灵活，不能搞教条主义。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们所应遵循的准则是，要保持一个公开的独立工作部门，包括拥有自己托洛茨基主义刊物。
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组织，不论它处于什么样的特点情况下，只要它基本上仍然是一个从事宣传的小团体，就不可能起到领导群众的作用。然而，它能作出有效的贡献，帮助群众通过他们自己的经验，经过积极的和坚持不懈的努力，学会消除他们的理解水平与客观形势之间的差距。最概括地说，要成为一个群众性的政党，这也是必由的途径。对于这一点，托洛茨基在1938年写的《过渡纲领》中已作了概述。必须通过研究群众觉悟的变化和通过与群众相结合的持久努力使这个纲领始终符合形势的发展。
[……]建立新的群众性的革命政党仍然是一项中心战略任务。为了协调这项工作，这些政党现有的核心应该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国际组织。马克思主义者十分了解，对真理的决定性的检验就是人的行动。没有行动的经验，那么任何理论都必然会变得干巴巴的，内容贫乏。要对世界形势作出正确的分析，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复杂。仅举一桩事实就足以有力地说明这一点：一百多个国家的人民经常被卷入世界性的事件中，有时达到一触即发之势，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只有对世界形势作出经过反复研究和实践检验的分析，才能使一个世界性的运动的各个部分摸到前进中的历史的脉搏。只有建立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能使各种派别在行动中团结一致、同时又能民主地交换意见的国际，才能对世界各地的经验作出恰如其分的估量，并据以制定世界范围的革命任务。如果对世界形势的发展缺乏总的了解，要想在一国的范围内作出正确的分析或采取正确的行动，这在今后已不再可能。世界各国及其工人阶级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需要相互依靠。认为革命运动可以在“一国”范围内或在一个孤立的“地区”内建立的见解，在洲际弹道导弹和星际旅行的时代里就更显得陈旧过时了。
现在的问题在于要建立某种机构，在质量上要不同于把一些国家的组织简单地合并在一起的机构。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把各国的经验和意见集中起来，通过这种方式，就有可能建立起一个国际性的领导机构，它的能力要比单独一个国家的政党的能力大得多。基本的概念并不是要集结一支知识分子队伍（不管这种做法是多么有价值和多么必要），而是要在国际范围内使一些深深地扎根在本国土地上并和本国群众血肉相连的政党结合在一起。这样的一种国际领导机构就有能力完成双重的艰巨任务：使理论符合形势的发展并制订出切实可行的政策以指导有关日常遇到的重大问题的革命行动。 |
第四国际重新统一代表大会文件〈196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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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际重新统一代表大会文件
〈1963年6月〉
１.公报
延续将近十年的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分裂，已在列昂．托洛茨基创建的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党，即第四国际的一次重新统一代表大会过程中宣告终结。大会在意大利举行，出席大会的有来自世界各大洲的二十七个国家的代表和观察员。
1963年的分裂是派别斗争的结果。派别斗争的原因是：对苏联发生的自由化过程的意义持有不同的见解，对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内部组织问题有分歧。重新统一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一致认为这些争执现在已过时，双方今日已有一个共同的政治纲领。
重新统一代表大会是两个不同的大会的继续。第一个会议是加入「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大多数支部的代表所举行的大会。第二个会议是加入「第四国际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各支部的代表所举行的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这两个会议举行于6月21日至26日。
重新统一代表大会通过几个共同文件。「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们立即批准了代表大会的决议，「国际委员会」代表们宣称将提交各自的组织尽速批准。
「国际委员会」代表以观察员身分参加了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以整整一天时间讨论了密歇尔‧巴布洛提出的关于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报告。大会一致同意阿尔及利亚现在有可能在非洲和阿拉伯世界开始起着同古巴在拉丁美洲所起的同祥的作用。代表大会决定尽最大力量发动对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援助。
代表大会对大多数工会、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举行的充满窒息性的官僚气氛的会议作出鲜明的对照，出色地严格遵守民主法则。存在于两个主要倾向之间的分歧得到了广泛和清楚的讨论。经过投票，少数派在各代表团的支持下，在新的领导中获得代表权。
在皮埃尔‧弗朗克，厄内斯特‧杰尔曼，列维奥‧麦丹领导的多数派，和密歇尔‧巴布洛领导的少数派之间所讨论的问题涉及；关于制止核战争方法的各种不同估计，不同地区的世界革命的相互关系，中苏冲突的意义和托洛茨基主义者对此应持的态度，以及上届领导机构的工作报告。
大会就多数派提出的下列文件进行了讨论：《当前世界革命的动力》的文件研究了今日革命过程中各主要倾向的辩证法，《中苏冲突和苏联及其它工人国家的形势》的文件分析了斯大林主义运动的危机，确定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应采取的立场；《国际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文件阐述了当前的世界各种倾向，提出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任务。密歇尔‧巴布洛提出一个补充文件《关于际形势和第四国际任务的提纲》，文件简明地归纳自1961年10月以来曾提交国际讨论的许多文件中已广泛地发挥过的观点。
除了前述三个多数派的文件外，重新统一代表大会通过了社会主义工人党政治委员会的一件声明：《争取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迅速重新统一》，文件建议争取重新统一全世界托洛茨基主义的所有力量应采取的立场和根本政治条件。美国的社会主义工人党虽然由于它本国的反动立法关系而没有参加第四国际，但对第四国队生活表达了兄弟般亲蜜的关切。
在大会开会期间，代表们静默一分钟以哀悼列昂‧托洛茨基的伴侣娜塔莉娅‧谢多娃。大会对自上届世界代表大会以来逝世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领导人，色利‧曼刚和弗尔南多‧布拉伏也致以同祥的哀念。
大会发出一项号召，发动一次强大的运动来保卫最近遭受逮捕的秘鲁农民领袖胡哥‧勃朗科，和身系监狱的另一个秘鲁托洛茨基主义领导人伊斯马埃尔‧弗里亚斯。
大会向印度托洛茨基主义者和属于左派的印度共产党人表示关怀。他们由于反对中印边境冲突中被鼓动起来的沙文主义而被尼赫鲁政府投入监狱。
重新统一运动重新集合了全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各主要力量。现在还处在重新统一行列之外的有：拉丁美洲的前曾参加过「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一个极左派，以及「国际委员会」的英国和法国的支部。虽然曾邀请他们派遣观察员，然而他们拒绝了。尽管如此，代表大会仍重申它的关于所有的在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力量重新统一的号召。
1963年6月27日 |
当前世界革命的动力（全文）（1963年6月第四国际重新统一代表大会宪章，1963年6月第四国际重新统一代表大会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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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革命的动力（全文）
1963年6月第四国际重新统一代表大会宪章1963年6月第四国际重新统一代表大会的决议
一、时代背景
按照经典的世界革命的纲领，社会主义将首先在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取得胜利，这样给比较不发达的国家作出榜样。“先进的国家将让落后的国家看到自己的前途，”马克思曾这样写道。按照马克思主义，一般说来，高度的工业化基础、强大的无产阶级以及具有强烈政治意义的劳工运动乃是社会主义要取得胜利所必须具备的主观和客观的先决条件，而这些条件是只有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才具备的。
诚然，在1848年的革命之后，马克思对于这个纲领的政治条件之一曾经表示过某种怀疑；就是说，在一个资本主义还没有完全成熟而现代无产阶级已经存在的国家中，资产阶级是否一定有能力实现传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来恩格斯更进一步推翻了这个纲领：他曾经指出，英国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所以比较薄弱，恰恰是因为英国是一个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它由于它的高度的生产能力在全世界居于垄断地位。
二十世纪初，托洛茨基于1905年所提出的，工人阶级将发现自己被迫去实现按照历史的观点应当由资产阶级去实现的任务的不断革命论，以及列宁于1914年提出的，帝国主义的锁链将首先从它的最薄弱的环节破裂的帝国主义论，都表明他们已经了解到，世界各国发展不平衡和彼此关联的规律所必然产生的主要结果；就是说，由于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着本身的矛盾，无产阶级完全可以在一个落后的国家首先取得政权。列宁和托洛茨基两人都坚决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所取得的革命胜利，最后将证明不过只是社会主义革命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取得胜利的一个序幕，同时也是便于最后取得这种胜利的一个方法。正是根据这种精神，布尔什维主义者在1917年10月取得了政权，并在1919年成立了第三国际。
革命实际经历着一个更为曲折的道路，这是这些最伟大的革命理论家都没有料想到的，我们知道，由于这种革命所走的弯路，整个人类，特别是第一批工人国家中的工人和农民不得不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
改良主义的官僚集团的叛变导致了1918-21年德国和中欧的革命的失败，因而使得第一个胜利的革命运动出现在落后的俄国，其结果就等于是给为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严格控制的苏维埃国家和共产国际的官僚主义蜕化铺平了道路。由于共产国际已从一个世界革命的工具变成了掌握在克里姆林宫手里的外交活动的工具，这就使得它，最初是无意识的，后来是有计划的，阻挠了许多有希望的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的时候，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主义的阶级合作政策，配合着西欧帝国主义的努力，使得某些社会主义的胜利在客观上已经成为可能，甚至已经即将来到的帝国主义国家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政府完全稳定下来了。
由于1919-53年和1943-48年两次较大的革命浪潮——以及1934-37年较小的一次革命浪潮——的连续失败，世界革命的主要中心有一个时期转移到殖民地国家中去。1949年，随着战后欧洲革命浪潮的出现，中国革命取得的胜利给一系列的连续不断的殖民地革命开了先声。所有在1917年之后取得胜利的革命，包括在南斯拉夫、中国、越南和古巴等通过武装革命运动建立起来的工人国家，都是在比较落后的国家实现的，而在帝国主义国家中早日取得革命胜利的可能性却反而推迟了。
有一种观点是我们必须强烈地加以反对的，就是说这种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没有预见到的发展情况或多或少是由于客观条件，或者说由于帝国主义国家中的工人缺乏革命热情或革命意志所造成的。谁也不能认真地否认，在1917年之后，在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所发动的群众运动或甚至说起义运动已经使得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在客观上成为可能了。（这种情况出现在德国和整个中欧是1935-37年，意大利是1919-21年，德国1923年，英国1926年，奥地利1933-34年，西班牙1931-37年，比利时1932-36年，法国1935-37年，意大利1943-48年，法国1944-1948年，英国1945-50年，等等。）同时我们也不能完全否认，帝国主义国家（美国除外）中的无产阶级，通过它的无数次的总罢工、对工厂的占领、动摇本国政府的群众示威运动以及甚至威胁着资产阶级政权基础的起义运动，已经一再地表明他们已经了解到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重新改建社会的必要性，并表明他们要实现这一任务的愿望。这些努力的失败并非由于这些无产阶级天生无能，由于政治上“落后”或者“腐败”，而是由于领导集团违反无产阶级的利益一再拒绝利用客观存在的可能性夺取政权，或甚至有意打消这种可能性。欧洲的无产阶级由于领导叛变所受到的打击比世界任何其他地区的工人阶级都更严重，这种情况从德国和西班牙的例子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当然，革命领导的危机，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中，也和在先进的国家中一样存在。许多失败的或流产的革命运动——从1925-27年的中国革命一直到不久前危地马拉和伊拉克的失败——都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可是在斗争可能产生的结果方面，很显然领导力量的不足在落后国家和在帝国主义国家中是有极大的差别的：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所面临的敌人要强大得不知多少倍。
面对着帝国主义国家中强有力的富于经验的资产阶级，工人阶级要想取得胜利就必须具备一个真正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力量，它必须能够：（1）在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建立统一行动的纲领；（2）尽最大的可能动员工人阶级中潜伏的、常常是隐蔽着的革命力量；（3）战胜已经知道如何利用各种改革来强有力地阻止革命运动的非常狡猾和机智的资产阶级的领导力量；（4）在不牺牲本阶级具体目标的前提下，尽量争取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在帝国主义国家中是资本主义的群众基础），并使其他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居于中立地位。不存在暴发性的土地问题，在大多数帝国主义国家中是资本主义所以能够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落后的国家中情况就不同了。面对着一个从根腐烂而且完全得不到群众支持的统治阶级，革命力量能够使全体劳动人民群众，其中包括最穷的农民和完全破产的小资产阶级参加斗争，彻底破坏传统的秩序和状态，对中间派的工人阶级政党和类似的党派施加巨大的压力，最后让他们取得政治领导权。
在任何接近于正常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之下，我们必须记住，正像列宁曾经说过的，“决不可能存在从经济的观点来看无法找到出路的情况。”在帝国主义国家中，一次革命浪潮的失败，最后总给那个国家带来某种形式的暂时的相对的经济上的稳定，甚至促成它的新的发展。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在一定时期内推延了新的革命运动，因为工人阶级的政治上的失败（甚至意志的消沉）更加上生活水平的提高显然是不利于立即再采取新的革命行动的。
另一方面，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由于资本主义本身的缺点，由于帝国主义创造出来的特殊的经济结构，由于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在没有完成激进的土地革命之前永远处于悲惨状态，由于一方面工业化以相当大的速度向前发展而另一方面生活水平始终停滞不动或甚至日愈下降等等情况，一次革命浪潮的失败不会自然地带来相对的或甚至暂时的社会或经济的稳定。因而，一个似乎永远不会完结的群众斗争运动会继续下去，正像玻利维亚在整整十年中的经历一样。敌人的力量的薄弱使得暂时遭受失败的革命，和在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情况相较起来更容易尽快得到恢复。
总起来说，1917年以后的革命的胜利和失败表明了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旧的统治阶级和劳动群众之间的关系。革命首先在落后国家而不是在先进的国家取得胜利的事实，并不能证明先进国家中的工人没有表现出足够的革命战斗性。这只是表明在这些国家中他们必须战胜的反对力量，要比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不知强大多少倍。落后国家中敌人的力量的薄弱，使得他们甚至只有一些非常迟钝的武器的时候也有可能取得政权。而在帝国主义国家中，由于敌人的强大，就要求他们必须使用更为完善的工具。
同时，另外一个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三种世界革命的主要力量——殖民地革命、蜕化变质的工人国家中的政治革命和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革命——实际组成一个辩证的统一体。每一种力量都影响着其他的两种力量，同时从其他力量受到促使自己发展或妨碍自己发展的强有力的影响。帝国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革命的推迟一般说来，毫无疑问地阻止殖民地革命使它不能更快地和更有意识地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而如果它能够受到先进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强有力的革命运动或革命胜利的影响，情况就会完全两样。这种推迟同样也使得苏联的政治革命不能尽快达到成熟的阶段，特别是由于这种情况使得苏联工人看不出采取另一种办法来建设社会主义的令人信服的榜样。最后我们还必须说明，由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推迟而受到某种阻挠的殖民地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浪潮，却又反过来帮助了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使他们极力想不让革命再推迟下去。
二、殖民地革命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而且更明显的是自从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以后，始终不停的群众运动已经使得一个接一个的落后国家走上了不断革命的道路。这一浪潮的一般的原因应该说是由于旧的殖民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遭到了削弱；苏联的进步，特别是新中国的进步对它们产生了吸引的力量；所有这些国家的人民群众已经开始认识到他们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所处的悲惨境地；民族独立运动所表现的威力以及在人民群众看来获得民族独立就可能改变他们的悲惨处境、提高他们的低下的生活水平和低下的文化水平，并消除各种各样的剥削和压迫；特别是在“朝鲜战争时期的繁荣”结束以后，输出原料的国家在国际贸易上的地位日愈恶化，在过去十年中，一切工业化国家的巨大的经济发展和大多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群众生活水平的变化的近于停滞（或每况愈下）——所有这些都可以说是殖民地世界普遍发生动荡情况的主要原因。
作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种过程，殖民地革命首先表明了二十亿的人民——男人、女人和孩子，他们按照几百年的传统一直处于被人统治的状态之下，遭受着最大的压迫和最残酷的剥削，遭受着无比的屈辱，而在如果他们不被作为大量屠杀和灭绝的对象的时候，就必须完全抛弃他们的民族传统和甚至他们的作为一个民族的地位——现在却忽然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说出了他们自己的语言并表现了他们自己的人格。归根结底一句话，殖民地革命就是这二十亿人民至少要变成自己的命运的主人和建造者的不可抑止的趋向。从社会的观点着，这情况是只有通过建立工人国家才有可能达到的，这就给殖民地革命的总的倾向提供了使它走上不断革命的道路的客观基础。
在世界革命的过程中，殖民地革命——首先是中国的革命，接着是一系列其它地区的革命运动——已使世界范国内的帝国主义体系不再可能有1921年以后的暂时稳定的局面。它使得各种力量的国际关系不利于资本主义，并迫使帝国主义不得不进行一系列大大小小的防御战——而且往往遭到失败——这些战争原是帝国主义为了遏止殖民世界的革命运动的兴起而发动起来的。这样，殖民地革命就对世界一切地区的反帝的力量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它使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获得了必要的喘息机会，以便它们能够克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达到高潮时期帝国主义在军事方面所掌握的优势。
殖民地革命决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摧毁帝国主义。说一句看来有许多人不会同意的话，殖民地革命甚至并没有能够破坏帝国主义国家的相对的经济稳定。完全违反1919年以后一般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作的论断，殖民体系的垮台并没有立即给帝国主义国家带来经济危机和经济崩溃；而和它同时出现的却只是一如半个世纪以来的情况，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对外贸易得到了最大的相对的发展。
这个看来似乎不可信的情况所以会产生是有很多原因的，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只要这些通过殖民地革命获得独立的新兴的国家仍然处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领导之下，仍然采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参加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那么在这些国家中帝国主义的真正势力就依然可以说是安然无恙。只不过是帝国主义的统治由一种直接的形式变成了间接的形式罢了。正像很早以前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早已预见到的，在面向着殖民地革命的时候，帝国主义的基本策略将是改变它的统治的形式，而竭力保存它的统治的实质。当然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转变曾使帝国主义遭受到一些实际的损失，因而它不得不尽量避免这种具有危险性的统治形式的改变，有时甚至不惜发动不顾一切的残酷的殖民地战争。
由直接的帝国主义统治改变为间接的帝国主义统治，就必须对殖民地人民群众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重新进行分配，其结果是有利于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而不利于帝国主义势力的。同时由于这种转变必然会加速殖民地国家工业化的过程，所以这甚至等于是要改变国际劳动分工的状况，使得生产某些工业消费品（特别是纺织品）的殖民地资产阶级可以从世界市场上分得更多的利润，而限制了帝国主义国家，使它们不能进一步扩大向外输出的投资商品的数量。
新殖民主义的这一方面的情况是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本身的固有的需要相适应的，工业结构的改变迫使它急于想寻找新的出售生产资料的市场，而不是出售消费品的市场。所谓的“对不发达国家的援助，”拆穿了说，不过是从财政上来支持求得满足这些需要的努力，其所能预期到的政治上和社会关系上的结果都不过只是成功地满足主要的经济需要之后的副产物。可是这种在资产阶级把持下的极其有限的工业化的过程以及帝国主义所提供的少得可怜的“援助”，丝毫也没有能够满足殖民地国家经济发展的真正的需要。从根本上来看，它们的社会经济结构现在和过去处于帝国主义直接统治之下的时候是并没有什么改变的。它们实质上仍然是生产和出口原料和食粮的国家，仍然完全受着国际市场价格的影响。它们的农村地区仍然有严重的失业或半失业的现象存在。甚至这种有限的工业化过程也是在引起通货膨胀和降低实际工资的情况下完成的；那也就是说，在进一步加深工人阶级的苦难的情况下完成的。
既然直到现在为止，殖民地革命还仍然被限制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范围之内，所以它对于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经济并不是一个严重的经济上的打击，同时也并没有在那些失去旧日的帝国统治的帝国主义国家中触发起较大的经济危机。只有一个帝国主义的经济，由于它的特殊的经济结构，仿佛是在一旦失去自已的殖民地的时候就无法维持下去了——葡萄牙。
可是这并不是说，殖民地革命对帝国主义的经济活动完全没有影响。它的最显著的结果是，减缓了私人资本对落后国家的输出，并迫使国家或国际的公共（政府）机构负担起在帝国主义极盛时期始终由私人资本负担的任务。从这里就产生了严重的金融、财政和经济上的矛盾。在过去十年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在相对的迅速发展的时期就已不愿把剩余部分向落后国家输出的私人资本，由于殖民地革命的发生，这种输出更完全停止下来，这情况显然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政府对投资的保证和保险只能减轻，但并不能完全克服这种困难。
只要极大多数新兴的独立国家仍然处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范围之内，从世界资本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些困难还只不过是一个“较小的灾祸”，这些困难在资本主义的体系之内多少还有可能加以克服——至少在目前的情况下是如此。只有那些主要的半殖民地国家脱离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变成工人国家的时侯，殖民地革命才会给它带来严重的经济打击，并迅速在那些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中造成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
完全从发展的情况来看，可以认为在政治革命在苏联取得胜利以前，以及在无产阶级革命在一个或几个重要的帝国主义国家中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以前，这些国家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变成工人国家的。可是不管怎样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如果以这个不十分肯定的假定来作为他们行动的基础，那恐怕是不十分合适的。要实现这种前景不但需要殖民世界的永远革命的过程一直延续下去，实际情况肯定会是这样、同时需要这种过程在一定的时间限制之内（在各个地区都已取得胜利之前）得到一个胜利的结局。世界革命的三种主要力量的发展在时间的先后上可以有种种不同，如果任意以其中的任何一种可能性来作为我们政策的基础，都可能产生极其严重的政治上的错误。
殖民地国家进行不断革命的客观条件，最主要的是，殖民地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领导集团没有能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范围之内，解决由经济和文化的动荡所产生的一些根本的问题。这方面的最突出的表现是资本主义没有力量进行激进的土地改革。其客观条件则是由殖民地群众一般都不能理解争得民族独立和争得较高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之间的差别这一事实所决定的。如果生活条件得不到改善，他们就会认为，他们所取得的独立似乎不够完全、不够彻底，或者是不真实的。这就说明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不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殖民地国家中要想求得社会、经济或政治上的稳定是不可能的。在短暂的时期内，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领导力量也可能取得政治上的稳定，因为它可以让人民群众仍然认为它是在进行争取民族独立的真正的反帝的斗争，并可以成功地让人民相信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已经实际在进行之中。在这方面取得相对的成功的一些比较突出的例子是阿根廷的庇隆、埃及的纳赛尔和印度的尼赫鲁，甚至在这些例子中，它们的政治上的稳定实际上也是极不稳固的，并且表明，如果出现了另一种能够环绕着根本的、具体的革命目标来动员人民群众的一般反帝情绪的（这是传统的领导集团所无能做到的）工人阶级领导机构，将会发生如何不同的情况；比方，在印度实行的激进的土地改革。
由于以上所有这些原因，对大多数落后的国家来说，最可能出现的前景是，在那里将出现一连串持久的社会革命的危机，这些危机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领导力量将不顾一切地加以限制或使其转化，但它仍然将不顾一切不可避免的挫折不时跳出那些领导力量的限制之外。这种持久的不稳定的时期和社会危机并不表明无产阶级或革命农民阶级的力量在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之下自然而然地取得胜制；或者说，工人国家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正如把（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势力的领导之下进行的）殖民地革命的开始和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胜利的结束完全等同起来的情况一样，任何人如果认为这一过程会自然地或者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的时间内发生，那就势必会错误地估计各种力量的真正对比关系，并以幻想和一厢情愿的打算来代替科学的分析。它事先就认为，这种必须通过先锋队的主观努力（亦即对群众运动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的领导）在斗争中来加以解决的任务，会在客观过程中自己解决。在革命的过程中，并且在一个比较短的时期出现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古巴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然而这个过程也决不是必然发生的，同时如果没有这一过程，革命就肯定会遭受严重的失败或者至少不可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是其它拉丁美洲国家最近的历史所表明的，例如玻利维亚、阿根廷和危地马拉的情况就是如此。
要比较精确地推断每一个按种族和地理划分的大区域的殖民地革命（拉丁美洲、阿拉伯世界、黑非洲、印度次大陆和东南亚）可能的前景，我们就必须对这些地区的特殊的社会和政治力量以及他们的更确切的经济情况作出具体的分析。不管怎样，某些一般的社会趋势在所有的或大多数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是大体相同的：
[b]（a）民族资产阶级在数量上和经济上都是不够强大的[/b]。尽管从历史上讲，民族资产阶级出现得更早一些，可是事实证明他们并没有能力好好地利用在“对不发达国家的援助”的名誉下向他们提供的资本，以求获得预期的工业化的结果。这也许是对经济不发达问题采取“资产阶级式的解决办法”的最大的障碍，在所有的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一种相同的现象：可以利用的剩余资本一大部分都从工业用途上转向对土地的投资，或者用于放高利贷、囤积物资、进口奢侈的消费品，甚至直接流出国外去。这种民族资产阶级的无能并不是它的道德败坏的结果或反应，而是在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下资产阶级分子追求利润的冲动所必然引起的正常情况。对不断革命的恐惧在这里也起着决不是最小的作用。
[b]（b）以财产国有化的形式，通过国家机器建立重工业的下层结构[/b]。推动并具体代表这一过程的社会基础是由城市小资产阶级，特别是知识分子，军队和政府机关中的职员所构成的，因此这个过程，甚至是必然地，有利于民族资产阶级政体的发展。然而，在私有经济方面，它可能同旧的资产阶级在许多方面的利益发生冲突——不仅是同传统的买办资产阶级，而且甚至同工业资产阶级也有所冲突。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在像埃及、加纳等等国家中会出现反对资产阶级的宣传和把资产阶级企业收归国有的情况，不管尼赫鲁和纳赛尔这两个政权之间存在着多么大的差别，国家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乃是尼赫鲁和纳赛尔的“社会主义”的客观基础。资本主义的一般经济特点在下面这样一些国家中是必然会明显地存在的，只要（1）国家机器本身和已经国有化的部分经济仍然是私人资本积累和私人工业的培养所（通过贪污、盗窃、公开受贿和拿津贴等等办法）；（2）国家的经济仍然从属于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3）可以助长资本积累的小商品生产在农村地区普遍存在。
[b]（C）殖民地无产阶级的战略任务[/b]。从这些国家的特殊社会和经济结构来看，我们可以说，无产阶级的主要力量并不是产业工人，因为他们在这些国家靠工资过活的人群中实际只占少数，这里，只有阿根廷是一个例外。殖民地的无产阶级因而就必须包括一切完全或主要靠出卖自己的劳力为生的人群；那就是：产业工人、服务行业工人、家庭雇工、矿工、种植工人、农业工人以及打零工和临时工的城乡劳动人口。在他们中间，最重要的是后面的四种人——矿工、种植工人、农业工人和大部分时间失业的劳工——这正是殖民地经济的典型的情况。他们为数之多往往是一般人所料想不到的。甚至在黑非洲的一些国家中（罗得西亚、南非、安哥拉、刚果），他们也占全国人口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三之多。在古巴革命运动中，由于首先参加游击队的都是贫雇农，革命因而得以农业工人以及农村失业人口为基础，最后才跟制糖工业和城市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古巴革命所以能够很快地达到那样高的觉悟水平，其部分原因就在于它的群众基础。
[b]（d）农民阶级的积极作用[/b]。在扩展游击队的活动中，农民阶级在殖民地革命中所起的积极的、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完全没有料想到的。它表现出了一种和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农民阶级多少有些不同的社会特性。然而，为了防止误解或混淆（这在某种情况下是可能会引起极其悲惨的结局的，中国实行人民公社以后的情形就是一个例子），他们之间的两个根本的差异这里必须说明一下。
首先，农民阶级为争取以私有制形式占有土地（虽然土地以合作社的形式集中起来）而进行战斗的革命作用和农民阶级在对农村所有制关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保守作用之间的差异。东欧和中国的经验已再次证实了俄国的教训，那就是，无论什么地方的农民，为了使自己变成土地的主人，在反对地主、高利贷者和买办的联合势力的斗争中总是站在最前列，它作为一个阶级，只是在工人国家还没有在农村实行社会主义所有制以前，能够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这种关系的基础只能是农民阶级中最穷苦的部分，因而在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中，如果希望避免严重的社会危机，就只能逐渐地改变。同时，还必须注意到，并不是一切农民普遍都是革命的。在农民阶级中占绝大多数的占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的存在，无疑对某些东南亚国家（马来亚、泰国，甚至锡兰）的革命运动起着巨大的遏制作用。
其次，具有数百年小商品生产历史的古老的农民阶级的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他们或者已经占有土地，或者始终渴望着占有土地——和部分或全部生活在部族所有制（公社式的）经济条件下的农村人口的集体主义倾向之间的差异。后面的这一阶级，和传统的农民不同，他们本质上并不反对在农村实行社会主义所有制。因而，他们在不断革命的整个过程中始终可以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在某些国家，这一阶级的存在可以使农民起义从一开始就具有强有力的半无产阶级性质。可是，甚至在这种极有利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能对这些群众的思想觉悟程度给以过高的估计。由于处于悲惨的被压迫的境地，由于他们真是“除了锁链之外再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东西”，这些群众的确可以给人类提供最光辉的革命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的榜样。然而，要使他们具有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意识，特别是纪律性、自治能力和现代工业的观点等等，那就必须使他们处于有力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和工人国家的教育下，才有可能。
为了在殖民地国家的群众中争得领导权，马克思主义的先锋队必须学会如何使这些劳动群众的基本的进步要求和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纲领严密地结合起来。不断地教育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使他们认识到无条件地支援殖民地革命的必要性的工作，必须和为殖民地革命争取物质支援的实际活动连结起来。对于殖民地国家中争取自由的战士们，主要的任务是要把他们基本的革命意识提到科学的社会主义的高度，要使他们理解今天世界革命的三种力量之间的辩证的、互相影响的关系。所有这一切是不能希望它们自动完成的。在一切情况许可的殖民地国家中，教育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干部、建立各种流派和独立的政党乃是绝对必要的工作。建立能够对本国的特殊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并能对存在的问题制定出具体解决办法的第四国际的支部，现在仍然是一切国家的最主要的战略任务。
为了确定当前殖民地革命在世界革命总的进程中的地位，如果光是从政治和军事角度（如在什么地方曾经给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或者从经济的领域（如在什么地方还没有造成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严重威胁）来考虑，那是不够的。我们同时还必须注意到这一殖民地革命对帝国主义国家中阶级力量对比的关系所发生的影响，特别是对工人阶级运动，对在官僚主义制度下蜕化变质的一些工人国家中的彼此冲突的社会和政治力量的影响。
到目就为止，殖民地革命在太多数帝国主义国家中，还没有能够使各种力量的对比关系发生不利于资产阶级、有利于无产阶级的重大的变化。不过，以法国的情况而论，阿尔及利亚的革命——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坚持不懈地对法国帝国主义进行英勇的斗争——的确阻止了戴高乐的拿破仑式的独裁政治，使它不可能得到最后的稳定。在戴高乐于1958年5月上台时受到严重打击的法国工人阶级，终于得到了一个喘气的机会，这对于使他们能够恢复士气并重新积蓄力量是有很大的作用的。就葡萄牙来说，安哥拉和其它殖民地的革命的爆发，对于破坏萨拉査的独裁政治的稳定性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同时制造出一种革命前夕的气候，把推翻葡萄牙法西斯主义的问题提上了日程，萨拉査的倒台势必将加速西班牙的革命，削弱法国的拿破仑式的政权，并加强西欧劳工运动的新的斗争热潮。
到目前为止，殖民地革命还没有对大多数帝国主义国家中的群众运动的激进化产生直接的推动作用；最多它只不过是提高了早已在某些重要基层中普遍存在的思想觉悟：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已慢慢相对地变弱了。可是它却以间接的方式发生了某些影响，它推动了新的反抗运动，反对旧的领导集团对殖民地革命采取观望、消极或甚至背叛的态度，或者对大多数帝国主义国家中一般比较低下的政治水平发生了新的促进作用。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那些新的基层一向呼声极高的法国，而且还发生在某些别的欧洲国家，特别像西班牙，还有美国，在这里，由于有机会和古巴革命互相呼应，这就为新的一代先锋队打开了进行激进政治活动的大门。
同样的，由于殖民地革命，特别是非洲革命对黑人运动的影响，这就帮助了一个新的激进的左翼的形成。在上述所有这些情况中，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尽量在这些新出现的先锋队中争取最出色的分子，使他们相信托洛茨基主义，并使他们同左派的群众运动发生联系。
殖民地革命对于工人国家中逐渐觉醒的群众的影响是极其复杂而且是多方面的。一般说来，殖民地革命帮助克服了丧失斗志和感到政治上无能为力的情绪。这些群众对于殖民地革命（主要是对中国的革命，还有1959年以后对阿尔及利亚和古巴的革命）一直是极为关怀的，而且这种关怀伴随着休戚相关的感情一直有增无已。同时，由于殖民地和帝国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采取反革命的策略，并由于工人国家中的官僚主义统治集团对殖民地革命怀着矛盾的感情而引起的一些问题，现在已经促成了工人国家共产党内部的政治分化，这首先表现在青年群众同官僚主义集团之间，后来则更表现在毛泽东派和赫鲁晓夫派之间。可是，毛泽东同苏联官僚机构中最保守的一派结成机会主义的和无原则的集团，再加上他对于破除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抗拒，正如我们从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导集团的情况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出的，使这种分化在许多工人国家的共产党中受到了限制，没有发生实际的结果。殖民地革命的另一作用则是它对殖民地学生力量所产生的直接影响，这些学生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磐石一块的气氛中成到呼吸困难，他们有时候不得不像在莫斯科和索菲亚发生的学生示威运动—样，超出语言的范围，而用行动来表现他们的情绪。由某些已越出斯大林主义的控制之外的党派所领导的群众革命运动的出现（如古巴、阿尔及利亚），对国际斯大林主义产生了极有力的分化作用，这是很有利于革命的左派势力的发展的。
如果说在帝国主义国家中我们还不能很清楚地看出殖民地革命所产生的经济和政治上的直接影响，中国、北朝鲜、北越和古巴等工人国家的建立对于各国共产党以及对于整个革命领导力量的形成，却产生了强有力的分化作用。
由于许多特殊的原因，南斯拉夫和中国共产党都没有能够使它们的“倾向”在国际范围得到充分的发展。南斯拉夫极力想同民族资产阶级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亲密的机会主义的联合。这就使得它很难同殖民地革命中的最富有战斗性的力量进行合作。在西欧，他们对改良主义的官僚主义集团也采取了一种机会主义的道路，这同样也使他们难于同那里的革命的无产阶级运动发生有效的联系。可是，南斯拉夫内部进步力量的发展对于工人国家是有相当重要的影响的。比如说，工人委员会的“重建”就在特别像波兰和匈牙利这些国家中引起了反响，虽然由于工人委员会并不掌握政治权力，它的发展不可能不受到一定限制。
中国共产党，由于北京对某些（并非全部）民族资产阶翻政权怀着仇恨，在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中成功地获得某些影响。可是由于中国和没有改建的斯大林主义的政权进行无原则的联合，由于中国国内仍维持着官僚主义的统治，它在帝国主义和工人国家中的影响不免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正是在这两个主要的问题上，各大都城的具有战斗性的工人以及工人国家中的工人、青年和农民感到他们不能同中国人站在一起。不过，中国人对陶里亚蒂之流的人物进行的批判却在许多共产党的群众中得到了赞扬。
古巴的胜利标志了世界革命历史的—个新纪元的并始；因为，除开苏联之外，它是在斯大林主义影响之外建立的第一个工人国家。这一发展，不管它所涉及的国家大小如何，在世界革命中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而且它必然会对整个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发生深远的影响。
事实上，国际卡斯特罗主义的浪潮已经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革命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了，而且，正如可以料想到的，这种浪潮以殖民地，特别是拉丁美洲和亚洲为最高。在其它工人国家中，也是显然存在的。卡斯特罗主义对阿尔及利亚的影响更证明了古巴这一发展的重要性。
除开西班牙和葡萄牙之外，卡斯特罗主义在欧洲并没有产生重大的影响。它对其它殖民主义中心国家如美国和日本的影响也是极有限的。其原因之一乃是古巴的领导集团现在还不十分理解，它如何才能最好地扶助这些地区的革命力景的复兴。
通过殖民地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以使更多的、特别像阿尔及利亚这样的工人国家出现，将会帮助加强和充实国际卡斯特罗主义的浪潮，使人们能看到一个更长远的远景，并从而理解到新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党派的国际组织的必要。这一历史可能性的任务的完成，即部分地有赖于第四国际在殖民地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也有赖于第四国际的各国支部能协助它取得新的胜利。
使托洛英基的思想和这个新的卡斯特罗主义的浪潮密切结合也将有利于（特别是在工人国家中）自觉的革命领导力量的发展，将帮助防止“铁托主义”的倾向，并更好地保证群众的压力和直接行动进化为政治革命的清洗力量。从历史的观点看，短期内即将成为可能的葡萄牙和西班牙革命的发展，也将表现出接受卡斯特罗主义的新的趋势，因而将帮助古巴人和在这一浪潮影响下的人民更充分地了解到整个世界革命的发展道路。
三、政治革命
一
1923年以后，苏联群众在政治上越来越消极，对政治越来越漠不关心，这种情况是由两个基本因素决定的：（一）国际革命失败，第一个工人国家从而陷于孤立；（二）由于国家落后，群众生活标准低。这样，苏联广大群众被迫日日为生计操心，无暇旁顾。苏联群众还感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国家始终有受到世界帝国主义进攻的严重危险，这种感觉对他们政治上的消极也不无影响。
中国革命的胜利使世界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从那时起，有利于苏联群众不关心政治的一切因素已日渐消失；有利于群众对政治发生兴趣和鼓舞他们的士气的条件在日渐成熟。第一个工人国家的孤立已被打破，不仅是在欧洲，而且在亚洲和整个世界。斯大林死后，群众的生活标准很快地上升——这是在技术和经济日益进步的条件下群众对官僚机构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的结果——人民因之有可能把他们的一部分精力用于文化和政治的目的。苏联一方面成了世界的第二工业强国，甚至还在其几个技术领域内领先，一方面生活标准却相对地低下，二者相形之下显得极不相称，这就促使人们提出更多的经济要求。帝国主义进攻的威胁依旧存在，官僚主义集团还自觉地利用这种威胁来按时压制反对的声音。然而，群众毕竟感觉到在这个火箭武器时代，苏联已在世界事务中拥有新的力量和地位，而官僚机构的领导人自己也在不住地吹嘘他们有能力给予帝国主义战争贩子以毁灭性的打击。
因此，自从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以后，特别是1953年斯大林逝世以后，那些工人国家所取得的总的进展已逐步消除了促使群众和他们的先锋队对政治抱消极态度的各种原因。在东欧的工人国家内，由于群众有一种受到民族压迫的强烈感觉，这种进展的速度加快了，虽然情况也变得越加复杂了。所有这些新的因素都有助于促使下列事件的发生：1953年6月16至17日，东德发生总罢工和暴动，1956年春天波兰发生波兹南事件；1956年10月波兰和匈牙利开始发生政治革命，1957年初，在中国的“百花齐放”时期，工人先峰队和共产党反对派中间的某些阶层又重新发挥政治战斗性；苏联群众向官僚机构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结果赢得了1953年的让步（粉碎了国家政治保安部的权力，解散了奴隶劳动营，根本改革了暴虐的工厂劳动条例），随后是1956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谴责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而且由于官僚机构对经济政策的总路线作了根本的改革，从1953年起，群众的生活标准就一直在不断上升；最后是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作了重要的新的政治让步（新的政治权利写入了新党纲，受到斯大林镇压的无辜牺牲者有一部分公开恢复了名誉，等等）。
在苏联，群众的压力开始于反抗斯大林拿破仑式独裁中最野蛮、最暴虐的制度，参加这一普遍反抗运动的是所有的社会阶层。随后，这种压力开始向经济领域内分化，所有的社会阶层也都参加了，但各有各的一套要求。此后运动又向提出特殊的政治要求的方向发展，这种要求最先由官僚机构内部的人员提出，他们要求了并获得了一种使官僚主义者作为个人可以得到保障的稳定局面。这就是在施政方面扩大参与者的范围。这些改革受到了工人们的欢迎。从农民中听到的第一阵雷鸣，是要求集体农庄中的民主，这种呼声在苏联国内到处都可以听到。知识分子和学生也在跃跃欲试，提出艺术自由和科学研究自由这类的问题，预示对政治上的民主将要提出要求。官僚机构中的某些部门也显示已经认识到了客观的需要，那就是必须放松斯大林主义对生产力上的束缚，以便更好地对付美帝国主义在军事上和技术上的进步所带来的威胁。
到目前为止，像工人管理工厂、通过民主选举的委员会来建立管理制度等这类基本要求还没有提出。然而这不过是时间问题，这类要求迟早要提出的。苏联的官僚机构之所以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那么敏感，其理由之一就是害怕南斯拉夫在工人委员会和工人自治方面所取得的经验会吸引进步的苏联工人、青年、知识分子，甚至官僚机构中的下层人员，尤其是工会系统的下层官员，因为他们和无产阶级有直接的接触。
必须明确划分普遍的群众压力、开始采取群众行动（必然是改良主义性质的）以及开展真正的政治革命这三者之间的差别。在事件的高潮里，这种差别有时不容易明确划分，因为在事件的同一进程中，各个阶段都彼此衔接，相互之间并无清楚的界线。例如1956年的波兰事件，以及导致匈牙利革命第一阶段的那些行动，都清楚地证明了这个论点。尽管如此，关于苏联发生的事情，却可以略作一些概括。
首先，从1953年开始的主要趋势是群众压力而不是群众行动。其中也有一些显著的例外：伏库塔和其他奴隶劳动营的暴动可能在加速清算这一完全反动的制度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某些地方性的罢工在住房和合理分配消费品方面替工人们争取到不少让步。学生、青年团体和先进的知识分子的某些行动也许有助于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对群众所作的政治让步。但是总的说来，对官僚机构的压力却始终停留在群众行动的水平之下，在政治生活方面慢慢觉醒起来的广大群众的压力，当然足以使官僚机构梦寐不安而不得不作出实质性的让步。
这些让步远不能满足群众并哄骗他们沉默下来，相反地，他们的胃口却更大了。群众对他们的低生活标准比斯大林死前更加不满，如果说在程度上并不真正比过去大，至少呼声硝实比过去响亮了。这种看上去仿佛是矛盾的现象，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却是为人所熟知的。对官僚机构来说，让步的代价是获得一种普遍的改良主义气氛，尤其是在匈牙利事件以后，这种改良主义气氛使群众觉得，继续施加压力可以赢得新的重大让步。他们还没看出有必要或者有可能采取更广泛的群众行动，这种行动的规模势必会扩展到革命的程度。
这种气氛也许能持续一个时候，但是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在群众的压力和官僚主义的改良之间固有的辩证关系中潜在的两股力量，使这种气氮不能长久存在下去，第一股力量是群众倾向于将在纸上答应给与他们的政治权利变为现实。这在某一点上可能导致跟官僚机构的某些权力部门发生公开的冲突。第二股力量是群众的要求有进展到要求工人参与监督和管理的趋势。这方面的压力在1962年11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第一次有明显的反映。事实上，在到达公开冲突阶段之前的让步越大，苏联的经济越发达，那么冲突的性质将越具有决定性意义，在发生政治革命的时候，力量的对比对群众将越有利。
二
在分析世界革命的三个组成部分——殖民地革命、政治革命（主要在苏联）和帝国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相互作用时，时间的因素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即使苏联没有恢复无产阶级民主，它对殖民地国家的群众也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也许仅仅是因为苏联证明了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内，能够做到在经济发展上和提高生活标准上使一个落后国家赶上一个先进国家的水平。万一在不远的将来一个革命社会主义的领导能在苏联执政，从而在国内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在国外建立革命的团结，那么把殖民地革命溶入工人国家的过程就一定会大大地加速。
这在实践中要采取双重形式。苏联的新领导要结束莫斯科目前所采取的依靠与殖民地的资产阶级结盟的总战略。自然，新的领导也要继续推行列宁主义的政策，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领导人与帝国主义发生公开冲突时，要给与前者以有批判的支持和物质援助。它要制止的是那种把革命先锋队从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动玫策。只要去掉了这一政治和物质力量的源泉，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就会很快地失去对舆论中那些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的控制。这同一政策的另一面是要排斥今天控制着殖民地的大多数共产党的机会主义领导，它的主要力量就在于对苏联亦步亦趋。苏联的新领导要援助这些共产党内愿意坚决向左转的反对力量，或者支持那些在传统的共产党外面涌现出来的新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尤其是在某些殖民地国家里，这些共产党或者是十分薄弱，或者是因为过去犯过错误或出卖过革命，在殖民地人民群众眼里已威信扫地。依靠上述两种办法，纯粹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就会很容易地取得殖民地革命的领导权，随之在有利的客观条件下，殖民地革命以建成工人国家结束的趋势就会大大加速。
政治革命在苏联早日取得胜利，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革命过程的加速甚至会起更有决定性的作用。苏联如果在更高的水平上重建了苏维埃民主——象征着自二十年代初期以后第一次建立的有真正民主和精神自由的政权，质量上要比大多数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高出一筹——那么就会一举消除帝国主义国家内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对共产主义所持的主要反对意见。这还会迅速导致旧的共产党内官僚主义的斯大林主义领导的解体，它将会向四面八方分化，主要分化为一个左翼的改良主义派和一个真正的革命社会主义派。在法国和意大利这类国家内，共产党尽管奉行着机会主义路线，却继续控制着群众运动，如果苏联的政治革命早日取得胜利，在这些国家里就会迅速发展起一个群众性革命政党，只要客观的有利条件一成熟，就会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在那些共产党的力量还很薄弱的国家里，也会通过社会民主党内的左翼——被再生的苏维埃民主所吸引——和旧的共产党党员中的优秀分子的溶合，出现一个革命社会主义群众运动。这样的话，革命领导的危机就能最后得到克服，而客观存在的新的革命形势就会给无产阶级的胜利开辟道路。
但是不管苏联的政治革命早日取得胜利后会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如何诱人的后果，这一过程却可能要比我们所盼望的拖延得更久。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力量如果把一切都压在一张牌上，同时却忽略了在苏联的政治革命成功之前可能在殖民地和帝国主义国家内取得突破的真正机会，那当然是一个错误。总之，在早日的胜利尚未来到之前，把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技术上和经济上的不断进步对世界革命的进程可能发生的影响估计在内是明智的。
三
如前面所述，工人国家内经济和文化的不断上升会对殖民地人民群众发生重要的影响，使他们对于用“资本主义方式”解决不发达的问题失去信心，而对于社会主义的解决问题办法增加信心。工人国家的经济发展，特别是苏联的经济发展，增加了工人国家在世界经济内的比重，使它们有可能粉碎帝国主义从许多落后国家买进农产品的垄断，同时也使它们有力量提出一个富于吸引力的建议，以代替帝国主义附带苛刻条件的装备赠与和发展计划。工人国家在技术和经济方面的进一步发展，在客观上有利于殖民地革命，也有利于在这一革命的痛苦过程中跟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割断联系的趋势。古巴的例子最清楚地说明了这问题。显然，在华盛顿拒绝购买古巴糖的时候，如果没有苏联和中国挺身而出当古巴的新顾客，帝国主义的突然封锁和迫使古巴屈膝的企图很可能更加见效。
工人国家在世界市场的比重虽然日益增加，但在与落后国家的国际贸易中总的说来还远不能比帝国主义起更大的作用。在未来的几年中，工人国家的联合经济力量似乎还很少可能超过高度工业化的西方国家的联合经济力量，除非是某个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取得了革命胜利，那情况当然就不同了。不应忘记，苏联和中国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上所起的补充作用，也远不能和西欧资本主义强国相比。同时还应注意，只要政治革命尚未在苏联取得决定性胜利，苏联的官僚主义集团就不会热衷于充分利用因工人国家经济力量的增强而带来的革命可能性，因为这是与殖民地资产阶级结盟的方针相抵触的。
有人认为工人国家的经济与技术方面的进步本身就能根本改变帝国主义国家内阶级力量的对比，或者能对在这些国家内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作出重要贡献，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必须予以排斥。这类的进步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积极影响可以在两个方面看到，在客观方面，为某些工业产品争夺国际市场的竞争更趋激烈；在主观方面，因斯大林主义的罪行而产生或引起的许多反对共产主义的反动偏见，会慢慢地消失。苏联人民群众的生活标准与西欧越接近，这些偏见的消失也会越显著。但是，这两方面的影响都不足以使规模较小和丧失威信的共产党复兴，也不足以使法国、意大利、希腊等国家的有群众基础的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官僚主义领导发生奇迹，一下子转变过来，采取革命的方针。
因此，对帝国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来说，主要的贡献只是斯大林主义的危机和苏联技术和经济方面的收获对工人运动所产生的影响。这在下列这些情况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各国共产党之间内部越来越分化；真正群众性的反对势力有可能在某几个共产党内部发展；革命马克思主义先锋队和斗志昂扬的向左转的群众在某些共产党内溶而为一的可能性日益增加；由于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金的决议所产生的结果，许多共产党内的反托洛茨基主义的偏见已迅速消失。
四、帝国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革命
一
自从战后在西欧掀起过革命高潮并在美国出现过罢工浪潮以后，工人运动以及它在帝国主义国家内所面临的客观条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于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们的意料之外，那些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包括日本在内）的资本主义经济竟得到空前的扩展，这种扩展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那也就是说，差不多在半个世纪里——从未有过的。这种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加上西欧传统的工人阶级领导所采取的出卖工人阶级利益的机会主义政策和美国工会中的官僚主义领导，在缺乏真正的革命领导的情况下，使得欧洲的资本主义有可能获得暂时的相对稳定。因此，革命运动的主要中心也就暂时转移到殖民地国家了。
这一暂时的发展孕育了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革命所抱的修正主义看法和失败主义看法，这两种观点中的无论哪一种都排斥了西方的无产阶级在未来的长时期内现实地争取权力的可能性。既然谁也不可能不看到世界总的潮流是在冲击资本主义，鼓吹这些概念的人们就把希望主要寄托在依靠外力来最后推翻帝国主义中心的资本主义制度。在许多共产党的领导圈子里流行着一种理论，认为苏联的经济发展会最后解决在西方赢得社会主义的问题。只要苏联人民的生活标准高出于西欧和北美工人的生活标准，那么这些工人就会自动地转向共产主义。另一种理论，由斯威齐和萨特这类理论家多少有点自觉地提出，说是殖民地革命会最后打倒帝国主义，而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先锋队除积极援助殖民地的革命者外，再也不能起更大的作用了。
这种两种理论都基于同一个错误的假设；那就是认为在今后数十年内西方的无产阶级不可能完成自已的历史使命。随后为了冲淡这种一悲观主义假设的刺激性，就提出其他的替代办法作为行动的目标，但是只要仔细一分析，就可以发现这些替代办法都是不现实的。
即使在今后十年内苏联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生产量已经赶上了美国，那么要赶上美国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生活标准至少还需十年，因为这是当前的生产和过去累积的消费物资以及公益粮食的总和。因严重的经济危机引起美国和西欧工人的生活标准的急剧下降，当然会改变这一前景。可是那样的话，经济危机所产生的革命后果，显然要比苏联的经济成长所发挥的诱人力量重要得多。
即使苏联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生活标准成为世界上最高的，那么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是这件事本身就会推翻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因为它不会自动地导致萧条、经济衰退和工人生活标准的降低。维护这一理论的人们是从这样一个错误的假设出发的，就是假定西方的无产阶级基本上“满足”于目前的经济“繁荣”，认识不到那些渗透资本主义社会的比较深刻的离心现象。
至于说光靠殖民地革命本身就能够使西方帝国主义崩溃的理论——我们前面已经作过分析，说明这个前景是不现实的。
事实上，这两种关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潜力的失败主义理论最后必定会引向这一荒谬的结论，肯定帝国主义的寿命还很长。
这些理论万变不离其宗，其基本的荒谬之处在于它们浅薄的机械经济定命论。其不言而喻的前提是一个工人阶级如果有相对高的生活标准，就不愿意或者不可能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斗争。这一假设无论在理论上、在实际经验上，都是没有根据的。从理论的角度看，应该明白工人们的态度是由许多力量决定的，生活标准的绝对水平只是许多其他先决条件中的一个。工人所享受的高生活标准究竟是工人阶级斗争的结果，因而像一系列斗争的胜利果实必须予以保护呢，还是对工人们来说只不过是一伙“慈善”的主人所施舍的“礼物”呢，这二者是有天大的差别的。在第一种情况下，高生活标准不但不会起阻碍作用，反而能起有力的推动作用，激发工人们的斗志；在第二种情况下，高生活标准却能起瓦解士气的作用，给资产阶级代言人和工人运动的右翼理论家所散播的阶级调和论幻想提供营养。从经验的角度看，马克思曾收集相当多的资料，说明英国工人在上一世纪赢得十小时工作制以后对他们自己所起的革命影响。罗莎·卢森堡曾要求人们注意工会取得的一切基本成就所产生的革命影响。最近在比利时、西班牙和意大利所掀起的罢工浪潮——都是由薪金极高的工人们发动的——再一次证明，认为工资最高的工人都自然而然地被“资本主义繁荣”所“腐蚀”的看法是十分错误的。
不论是理论或经验，都证明了最革命的后果并不产生于实际工资和生活标准的绝对水平，而是产生于它们短时期的相对波动。如果资本家企图甚至稍微降低一些经过艰苦斗争赢得的高工资，或者如果工人们普遍地担心这样一种企图正在酝酿中，那么在某种情况下，这就可能引起大规模的阶级行动，这些行动还会迅速地从防御阶段转入进攻阶段，而且围绕着过渡的口号会把客观上具有革命先驱意义的斗争提到日程上来。这类斗争甚至可能导致革命形势的形成。
西方的两代革命家都受的同样教育，相信工业化国家内的革命形势是以大的经济危机或者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因战争或军事失利的全面崩溃为转移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和中欧，笫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希腊、法国和意大利）。但是，理论和历史又再一次证明，在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里，这只是导向可能的革命危机的一条道路。1936-1937年的罢工大浪潮，以及随之而来的西班牙革命，都不是发生在战争结束之后或是在某个经济大崩溃的顶峰。它们发生于1929年和1938年两次大的经济危机之间相对的经济恢复时期。整整一系列的有利因素——最重要的是法西斯的威胁和工人们想要补回大经济危机时所受的损失——使得这次罢工浪潮在美国和比利时具有革命先驱的性质，在法国则具有革命的性质。今后五年至十年内，在帝国主义国家里产生这类革命的危机和机会，其可能性要比产生1918-1919年或者1944-1948年的崩溃类型的危机为大。
当然，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会否认长时期的经济“繁荣”会给无产阶级的生活和思想方式带来变化。在长时期贫困中所形成的各种习惯——对消费动产的漠不关心，对共享金钱立即表示团结一致的趋势，对日常牺牲的习以为当，对许多制度和资本主义的整个上层建筑的漠不关心和敌意——逐渐消失了。新的习惯和思想方式开始出现，这些在肤浅的观察者看来，似乎是“小资产阶级的”。但是，从抽象的“唯心”观点来看待这些变化是错误的——贫困、堕落以及把需要降低到纯粹的生理水平等现象的理想化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十分危险的！新的思想方式和行动方式只是在它们于特定的条件下用来阻碍或者促进阶级斗争的时候才是重要的。美国工人的汽车——不久之前还被许多入看作是“美国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情绪”的象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已成了一个完全新的、急进的罢工战术的工具，欧洲工人的机动踏板车和摩托车在比利时总罢工时也被用来组成罢工别动队，这是未来比利时无产阶级革命自卫队的胚胎。
如果说昨天的面黄肌瘦的无产阶级所具有的某些明显的优良品质似乎已在今天的西方工人身上丧失，那么另外一些新的好品质却也在他们身上出现了，这完全是西方无产阶级所赢得的更高的生活标准和文化标准带来的结果。技术工人和资产阶级技术员之间的知识差别事实上已经消失，或者已经大大减少。今天，西方工人在工业技术上已比他的父辈或祖父辈更有能力进行社会主义自治了，他自己也更强烈地感觉到有必要在生产过程中起一种自觉的领导作用。
今天的工人也更容易理解一切因素之间的全面经济的相互作用、一切经济问题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社会主义计划的必要性和实际的目的。许多国家内休息时间的增加说明了群众参加政治管理工作的可能性也增加了，这一条件是过去从未有过的。马克思主义者决不会否认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真理，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是给工人们以社会主义教育的大教师，至少在经济领域内是如此。
二
在资本主义经济相对稳定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里，革命前或者甚至革命的形势如何产生，其要点可以简略地归纳如下：
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先经过第一阶段的迅速扩张，这种阶段的主要刺激是军备、欧洲和日本的新建设需要（包括绝对和相对两方面，也就是说，重建破坏了的城市和工厂，使过时的装备现代化）以及在新建设和准备一次新世界战争的双重刺激下所掀起的技术革命的大浪潮。此后它就进入了另一阶段，在这阶段里扩张的力量正在慢慢地自行削弱，经过新的技术装备的帝国主义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日益尖锐，而这个世界市场由于殖民地革命的胜利和工人国家的经济扩张，已经变得相对地小了。这一日趋激烈的竞争更因西欧共同市场的形成而变本加厉，最后平均利润率降低的不可避免的趋势也会因之变得更加严重。（归根到底，这一趋势也就是新技术革命的后果；换句话说，即是更高的资本有机构成带来的后果。）
作为对这些趋势的反应，资产阶级将会按时想方设法来改善自己在竞争中的地位，或是放慢增加实际工资的速度，或是冻结工资，甚至企图减低实际工资，特别是在工人的相对工资最高的帝国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对这些进攻的回答会导致大规模的斗争，逐渐造成革命前或者甚至革命的形势，只要工人阶级，或者至少是它的广大的先锋队，有足够的自信心推行社会主义方式来管理经济和国家，以代替资本主义方式。这反过来主要依靠工人运动中广大左翼力量的活动和影响，要它来教育工人阶级先锋队为什么必须为社会主义方式管理经济和国家而进行斗争，要它来树立自信心并建立一个能够通过一系列成功的局部斗争而进行革命斗争的机器。
这当然只是个大概的雏型，里面应该包括各种特殊的灵活变动：工人阶级为反抗一个想限制或者取缔其政治基本权利和工会基本权利的企图而采取激烈行动的可能性（反抗一个擅自采取“强硬”措施的企图或者反抗突然出现的法西斯危险）；对一个突然出现的财政或政治危机采取迅速行动的可能性；群众反对发动一次新的殖民地战争或者反对一般的备战政策等等的可能性。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主要的一点是通过符合各国特殊情况提出一系列过渡的要求、通过与群众运动的密切联系，把革命社会主义的纲领与群众联结起来。目的是尽量鼓舞和扩大群众斗争，尽可能争取在这类运动中起领导作用，开始时提出最基本的要求，随后在过渡的口号指导下把这些要求发展到争取权力和建立双重权力的政体的水平。（工人执政；争取一个工人政府；一个工农政府；一个以工会为基础的工人政府；以及其他的变种。）
在美国，能在国内形势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工人阶级战斗浪潮极其可能会按照一个类似的雏型前现。支付差额上长期存在的赤字，伴随着集体合同中伸缩条款的取缔而产生的越来越厉害的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为改善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地位而想冻结或降低实际工资的企图，对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增加间接税，所有这种一切都会迫使美国工人阶级起来采取措施进行反击，从而破坏资产阶级与工会的官僚主义领导之间的联盟，掀起工人阶级斗争的浪潮，日益增加的永久性失业人数和工会力量的相对削弱更会给这种一酝酿中的斗争火上添油。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一开始采取的几个重大的敌对行动就会引起工人阶级大规模的反抗，迫使某些工会领袖中断与民主党的联盟，最后为一个有群众基础的工党的出现开辟道路。
因此，在今后数年中最可能的变动如下；殖民地革命会继续下去，席卷一些新国家，随着更多的工人国家的出现而日益加深其社会意义。它不会直接导致帝国主义中心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推翻，但是它会在建立一个新的世界革命领导方面发挥强有力的作用，如目前卡斯特罗主义潮流的出现已经清楚地证明了的。工人国家内群众的压力也会继续下去，在某些工人国家内还有发展为日趋激烈的群众行动和可能开始政治革命的趋势，这两种发展都有利于鼓舞帝国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群众的斗志，从而加剧了由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和资本主义经济扩张速度的放慢所直接产生的那一趋势。
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不只是葡萄牙或西班牙，而是包括其他的西欧国家和日本、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内的工人阶级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在今后十年中因此是存在的。这些国家内任何一国的胜利都会反过来加速苏联这个关键性国家内的政治革命，如果政治革命还未在那里发生的话，而这些反过来又会影响美国革命胜利的加速。在任何一个先进国家内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都会对发展落后国家的经济起决定性的作用，使其经济发展达到可能的最高速度。
三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起，帝国主义列强一直在疯狂地准备第三次冲突。事实上帝国主义始终在发功战争，规模时大时小，目的是要遏止世界革命的前进：如在中国、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亚、肯尼亚、朝鲜、苏伊士运河、阿尔及利亚、老挝、安哥拉等地的战争，外加一些帝国主义的干涉，如艾森豪威尔在危地马拉和黎巴嫩采取的行动，肯尼迪对古巴吉隆滩的进攻。向苏联和中国发动核战争的主导计划在过去十五年内有几次到达了危险的程度；在冷战的开始几个阶段，在美国侵略朝鲜时期，在奠边府战役上，在苏伊士危机、1960年的柏林危机中，以及最后也是最危险的1962年秋天的古巴危机中。
有几个相关联的因素解释为什么帝国主义尚未发动一次全面的原子战争，在周期性的重整军备的浪潮推动下，经济扩展仍有可能；还没有重大的经济危机出现，带来迫及眉睫的威胁；通过与表面上“中立”的殖民地资产阶级的事实上的联盟来转移殖民地革命的希望依旧存在。（例如老挝问题的所谓“中立”解决，在这问题上苏联官僚主义集团帮助了美帝国主义，迫使老挝的革命陷于停顿。）
还有其他的考虑阻止了美帝国主义者，迫使他们把日程表上的时间推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美国军队证明是不可靠的，不管依赖他们进行其他的战争。面对着大规模的罢工抗议和“送我们回家”的示威，美国当局不得不送他们回国，重新建立一支完全新的军事力量。此外，还得把国内可能反对另一次战争的政治力量估计进去，并设法加以压制。实行麦卡锡主义的那些年使美国国内的民主权利和公民自由受到很严重的侵犯，但是公众是否已真正适应于接受另一次战争却依旧是个疑问。朝鲜战争的经验在这种方面是很说明问题的。它很快就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不得人心的一次战争，这次冒险终于被迫停止。殖民地革命也起了同样的作用，促进了美国的黑人运动的发展，使它成为一股富于潜力的独立力量进入了政治舞台，将来能轻而易举地与工会中组成工党的任何行动以及反对另一次世界大战的政治力量联结在一起。美国军队跟与他们为敌的那些力量接触以后，也有可能受到革命思想的“传染”，美帝国主义把这一考虑估计在内以后，就更踌躇不前，不敢贸然发动另一次世界大战了。
此外，核战争给战争作为政治的继续带来了新的因素——自杀的真正可能。一场可能自己毁灭自己的战争失去了战争的主要目的——胜利、掠夺战利品。美帝国主义者挥舞氢弹已有许多年，可是总觉得无法与希特勒媲美，无法在自己收集起来的火葬柴堆上点火。这样，尽管有某些战争贩子在竭力撺掇握有绝对权力的统治者们发动战争，他们却总有所顾忌，被迫推迟最后的摊牌。
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家们明白这一制度面临着彻底崩溃的危险，因此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戢结束以后，他们就在一直设法在内部巩固这制度。在世界资本主义重大政策的后面的是这样的看法，就是认为要保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下去，或者延迟它的死亡，只有通过世界规模的防御战略来对付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那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正同那些被连锁的军事同盟（北大西洋条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等等）紧紧拴着的卫星国家一起在担任世界资本主义警察力量的角色。
但是，美帝国主义虽然必须动员世界资本主义的总力量——特别是西欧和日本——来合力进攻工人国家，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却远不是一块磐石。像英、法这类旧的帝国主义强国已被降为从属于美国巨人的仆从了。在它们看来，扩军备战、接受所需要的美国布施来支撑它们的结构，对于它们是极其有利的。然而，经验已经教导它们，战争本身并不一定像备战一样有利。而这一基本真理尤其适用于核战争，因为战争的结果会毁灭这个星球上的一切高级生物，包括资本家在内。因此，离世界末日越近，它们就越表现出裹足不前的强烈倾向，像戴高乐之流所采取的一个突然行动，就会出人意外地暴露出资本主义联盟中间很深的裂痕，从而给西方的统治者们带来新的疑虑。
殖民地革命、资本主义国家内的阶级斗争、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势或工人国家的经济发展会使世界力量的对比发生变化，但是只要这种变化并不威胁到资本主义制度的立即消灭，两个主要的敌对阵营里的首脑们之间进行一次新的妥协总是可能的，只要它们并不面临一个迫及眉睫的重大威胁，美帝国主义和苏联官僚主义集团双方总是会双峰对峙，谁都企图取得更好的地位，或者避免陷入更坏的处境，谁都想加强自己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赢得新的盟友或者避免失去旧的盟友；只要一方真有意思发动段争，另一方总会设法妥协。这是一种很危险的赌博。双方试图保留的“安全区域”究竟有多少安全可言呢？由于“错误”、“误会”或者一个愚蠢的疯狂行为，任何时候都能把这一“安全区域”冲破。
科学家们差不多已取得一致的意见，认为一次全面的核战争如果不会把全人类消灭，至少也会把人类文明全部摧毁，因此显而易见，世界工人运动的主要战略目标不可能是在一场世界规模的原子战争中争取投机性的胜利。要建设共产主义，人类必须存在某些最低限度的物质下层建筑也是必需的。认为光靠“共产主义觉悟”就足以在放射性的废墟上建设共产主义的任何假定，其水平都已在马克思主义前的原始空想家之下了。目标必须是防止一场世界性的原子战争。
有一个时候，苏联核武器的发展对于防止一场核世界大找是一个必要的步骤。如果没有苏联的原子弹，朝鲜或越南的地方性战争的结果，一定已经引起了一场世界大战。但是到了某个阶段，防止一次核世界大战的唯一方法是由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工人来解除帝国主义的武装。这是办得到的，因为原子武器不能在内战中使用，否则就等于是整个资产阶级集体自杀——尽管出现过“宁死不变红”这样的疯狂口号，这种可能性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
一场核世界大战并不是不可避免的。最现实的办法是在帝国主义的主要堡垒里推翻帝国主义，解除它的武装。这必须是殖民地革命、工人国家内的政治革命和帝国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革命互起作用的过程所产生的最后结果之一。这一过程的发展会在帝国主义者的思想上起二重作用。随着革命力量日益壮大，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最后远景也就越来越失去信心，从而也越来越不敢贸然发动核战争作孤注一掷，另一方面，同一过程的发展也可能使他们更倾向于闭起眼来不看将来。当他们觉得自己除了向革命乖乖地投降之外别无出路的时候，他们也可能作重大的冒险。可是在某个时候，阶级斗争的动力会促使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工人及时干涉，阻止帝国主义发动核战争。
归根结底，只有最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的胜利，尤其是美国无产阶级的胜利，才能把人类从核毁灭的梦魔中彻底解放出来。这是革命社会主义的解决办法，第四国际就是以这种办法来反对“和平共处”和在一场核世界大战中取得“胜利”的这些乌托邦幻想的。是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主义，这两者之间的抉择在今天也可以归结为：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美国呢，还是整个人类被核武器所毁灭？
这样，革命马克思主义今天给世界无产阶级的所有部门带来了一个单一的、完整的世界革命的概念，说明全力支持殖民地人民进行的解放战争就是对帝国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在不久的将来解除帝国主义武装作出重要的贡献。同样，在帝国主义国家内单方面的和平主义性质的过渡口号非但不像旧时代的和平主义那样是“反动的”或者“乌托邦”的，相反地，只要它们与其他的过渡口号联结起来，最后提出工人阶级为夺取政权而斗争，那么这类口号还是能起极其进步的作用的。
五、第四国际
一
1963年是第四国际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离革命社会主义被贴上“托洛茨基主义”的标签差不多有四十年了。在思想上，我们的运动是结了丰富的果实的，光是这一收获就远远超过它存在的价值了。在它纲领性的宣言中，在它参加世界规模的阶级斗争的实践中，它已证明自已是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伟大传统的合法继承人和传播者。事件已经证明它的许许多多论点都是正确的，因此连反对它的敌人也不得不从它的军火库中借用武器，虽然在方式上是部分的、片面的或者是经过歪曲的。
列昂·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领导了使苏联有计划地迅速工业化的斗争，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富农破坏工业中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对外贸易的垄断，这一斗争早在1927-1928年就被证明是正确的。今天，世界工人运动中的任何人都不会怀疑，托洛茨基主义者为反对斯大林臭名远扬的“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所展开的斗争是正确的，正是这种开始于三十年代初的“社会法西斯主义”给希特勒铺平了道路。托洛茨基主义者对“人民阵线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批评，也通过最最令人痛心的方式被一再证明是正确的，工人阶级遭受到一连串不必要的失败，尽管客观条件已建最有利于他们取得胜利，例如1935-1937年在法国和西班牙，1943-1948年在法国、意大利和希腊，等等。
托洛茨基主义者在三十年代对斯大林曲罪行的揭露和谴责，目前终于在苏联官方的教条中得到为时已晚的反响，这一反响开始于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招认。托洛茨基主义者把官僚主义的性质解释为一种社会力量的正确性，已经被一切认真研究苏联问题的学者所接受。它甚至在南斯拉夫政府通过工人会议和工人自治的实验所提出的理论基础和实际做法中得到了反映。1956年10月波兰和匈牙利的政治革命一开始，一些多少带点自发性的工人会议就出现了，这充分地证实托洛茨基主义者为了在苏联恢复无产阶级民主的列宁主义准则施展开的斗争是完全正确的。
从下面的情况中还生动地说明，甚至某些最老的托洛茨基论点也是适合时宜的，在1923年，托洛茨基曾说过，如果在一个不发达国家里建成的工人国家某种程度的官僚主义化在客观上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一个革命的政党就有任务把这种官僚主义化程度加以限制，方法是发展一切主观与客观的有利条件，使工人阶级得以从事政治活动并参与国家和经济的管理，总之，不应该否认这一危险的规模和严重性，党也不应该向官僚主义集团的压力屈服，更不应该使自己成为帮助官僚主义集团篡夺权力的工具。在1962年，菲德尔·卡斯特罗对于古巴工人国家中刚冒头的官僚主义提出了强烈的谴责，跟着又指责官僚主义的基础在于国家和经济机构中脱离工人群众、物质上享有特权的分子。菲德尔·卡斯特罗对古巴的阿尼瓦尔·埃斯卡兰特分子的攻击，听去很像约莫四十年以前在苏联听到的列宁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演说的重复！
同样，不断革命的理论由第四国际作为珍贵的遗产从托洛茨基那里承继下来并赋与生命力，很久以来已在正反两方面完全得到证实。（反面的例子如革命的无数次失败，如印度、突尼斯、摩洛哥等国家内的资产阶级领导没有能力实施彻底的土改；正面的例子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某些历史任务——特别是土改——得以完成，意是通过工人国家的建立，如南斯拉夫、中国、越南和古巴。）
托洛茨基主义者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使世界力量的对比发生根本变化的估计，今天已被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革命运动所接受。托洛茨基对苏联的阶级性的分析便我们早在1946-47年就能预见到，甚至在那些受到苏联官僚主义集团的占领和残酷剥削的东欧国家里，只要它们的结构一旦适应于苏联的结构，那么那里显然一蹶不振的生产力不久之后一定会高涨。
托洛茨基主义者对世界形势的分析使我们在斯大林逝世之前就能预见到苏联工人阶级力量的高涨和斯大林主义的越来越严重的危机，以及它们最后一定会导向政治革命和列宁主义型的无产阶级民主的恢复。在国际工人运动内，唯独第四国际能在西欧“繁荣”的高峰和戴高乐上台执政的时期，始终对欧洲无产阶级的革命潜力保持信心，从而正确地预见到1960年开始在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和其他地方爆发的新的工人阶级斗争。
二
如果我们从思想领域转到组织领域，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显然不那么成功了。除锡兰外，第四国际还未在任何国家产生持久性的群众性影响。它的支部还只是未来的群众性革命政党的核心，而不是名副其实的革命政党；也就是说，不是那种能在自己的旗帜下动员相当大部分的工人阶级力量的组织。
托洛茨基主义的纲领是正确而有力量的，但是作为有组织的运动，它的力量却是薄弱的，两者之间的罅隙早已一再受到注意，特别受到来自一些大共产党和殖民地革命组织的新阶层的注意。他们表示同意托洛茨基主义的纲领性的观念，但是对于托洛茨基主义在组织上是否能有所成就，开展托洛茨基主义的运动是否有可能性，却始终抱着怀疑。这个矛盾是实际存在的，因此有必要加以慎重的考虑。
首先，这个问题必裁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托洛茨基主义运动除世界无产阶级的长远利益之外别无其他的利益。它对于建立一个只是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或者仅仅是施加压力的集团那样的“组织”并不感到兴趣。它想要建立的组织是为了达到明确的目标——在世界范围内取得无产阶级的胜利——而采取明确的手段的组织。这就需要有尽可能高的觉悟，因而也就需要有彻底的诚实和廉洁，不管其直接后果有什么痛苦，这些品质的具备往往是同迅速建立组织相矛盾的。第四国际除了循着这条困难的道路前进之外，别无其他选择，因为这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所要求的。只要它代表着那一伟大进程的理论觉悟和政治觉悟，它自己的最终命运同这个进程是不可分开的。
为了更合理地对第四国际的力量与弱点作出估价，最好的办法是拿它与它的先驱者作一比较。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领导下建立的第一国际，从来不曾有过巨大的组织力量，尽管它在理论上的成就在人类的历史上是空前的。第二国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增加了贡献，同时也建立了一些巨大的组织。但这一切都在1914年的大崩溃中瓦解了。为了在俄国取得胜利，左翼力量发现有必要从这个母组织中分裂出来。第三国际在布尔塞维克的好心领导下发展得很快，但是得仰斯大林主义的鼻息，后来终于被可耻地解散，作为克里姆林宫送给罗尔福——帝国主义联盟的政治首脑——的战争礼物。显然，建立一个革命社会主义的国际并使它成功地达到目标，并不是容易的事。
只要记住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为之战斗的纲领，就会发现责备运动在组织上停滞不前是没有根据的。这个运动此起它刚开始的时候（苏联左翼反对派成立的时期和运动的创始人被暗杀的时期），已壮大了不知多少倍。1938年出席第四国际成立大会的支部不到十个；出席1948年第四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的支部不到二十个。今天，托洛茨基主义的组织已在四十个国家内成立，这些组织极大部分都要比十年或者二十年前更为强大——要是那个时候还有它们的话。
有两个重要的发展必须予以强调。第一，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最近几年内有显著的壮大，而且与世界规模的革命浪潮的普遍高涨多少有连带关系。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是符合世界无产阶发的客观需要的，它并不是在短暂时间内发生于某些特定国家里的昙花一现的特殊现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它与共产主义运动中其他反对势力相形之下所取得的成就，尽管后者在开始的时候实力要雄厚得多。在这些势力之中我们可以列入意大利的波尔迪格主义者、德国的布兰德莱主义者、美国的洛夫斯东主义者、西班牙的卡塔兰联盟、日本的共产主义同盟以及其他许多类似的派别。所有这些“民族共产主义”反对势力都完全不能发展为世界性的组织，其中的大多数不是已经消失，就是甚至在国内基地上力量也比不上托洛茨基主义势力，应该注意的是，有一股竞争的反对势力——南斯拉夫的铁托主义者——已经执政近二十年，然而已经证明它无法在国际上作一次认真的挑战。
第二，托洛茨基主义已一再证明对于那些有革命思想的青年具有吸引力，不管这些青年是在社会民主党还是共产党，或者是在像美国和比利时、法国和日本、印度尼西亚和意大利、希腊和英国这样截然不同的国家里。这就清楚地证明，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是符合数以千计的进步分子所感觉到的具有国际规模的强烈需要的，这些进步分子都在日渐脱离传统的工人阶级领导的机会主义路线，正在寻找方法和手段来建立一个能领导群众斗争取得胜利的新的革命领导。
托洛茨基主义纲领的正确性同为实现这个纲领而斗争的运动在组织上的软弱性之间的矛盾不是新的。在二十年代末期和三十年代，它一般总是以提出这个疑问的形式出现：“要是托洛茨基是那么正确，他怎么会被斯大林夺走权力，后来怎么会无法把它夺回来呢？”
在这个以个人为象征的问题上，有一点是没有看清楚的，那就是托洛茨基和斯大林所代表的敌对社会力量的浮沉。托洛茨基不能在1924年以后保持权力这件事，是和他能在1917年这样的形势中取得权力这件事直接联系着的。在斯大林所代表和体现的反动社会力量猖獗的情况下，托洛茨基因为始终忠实于无产阶级的长远利益，不得不与无产阶级共命运，暂时在苏联失势。随着斯大林个人迷信的破除，托洛茨基的明星又开始在苏联上升了——换句话说，也就是那里的无产阶级再度开始进入政治舞台了。
三
归根到底，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命运是同世界革命的三个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辩证关系联结在一起的。要对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组织上的盛衰有任何真正的理解，包括解决运动中最困难的组织问题，就非从这种个基础出发不可。
光是证明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理论上正确，并不曾自动地导致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壮大。托洛茨基的理论解释了1926年的英国总罢工怎么会失败，1925-1927年的中国革命怎么会失败，希特勒怎么会在实际上无人反对的情况下上台执政，西班牙革命怎么会失败，以及三十年代中期法国工人运动的大高涨怎么会毫无成就。可是这些失败毕竟是无产阶级的失败，因此也就是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失败，而它所遭受的损失也最为惨重。它的干部四分五裂，有的丧失了信心，有的投降，有的入狱，有的竟然被暗杀。世界的反动势力集中了最可怕的力量来打击托洛茨基主义运劫——从斯大林通过罗斯福到希特勒。在整个历史上，没有一个进步的政治运动遭受过这样的迫害，也没有一个进步的政治运动像托洛茨基主义运动那样除了自己的队伍之外，简直从外界得不到任何支援。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的先锋队终于能坚持下来，这是人类意志力坚韧的不朽证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规模的阶级斗争高涨，本来似乎可以指望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能在这一新的革命高潮中首先得到好处，但是它与世界革命具体进程的相互关系却证明情形要比这复杂得多。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只能在最后和在长远的时期内得到好处。
要理解这一点，必须回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生的最重要的唯一事件——苏联的胜利。这一胜利开始了一个连锁反应，其最后结果在目前还难以预料。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仍像过去一样，转向第一个工人国家寻求鼓舞和指导。但是苏联的政权却是在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机构手中。结果，这一官僚机构——而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力量得到了加强。
这一矛盾现象在当时就得到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解释。我们还预料到正是那些加强这个官僚机构的力量本身，不久将会开始败坏这个机构的基础，其最后的结果就是斯大林主义的灭亡。然而，直到1956年，这一进程还仅仅部分地在苏联政府的官方声明中记录下来；只是在今天，这块世界磐石才无可挽回地被粉碎了，给一些趋向于涌向托洛茨基主义的新的政治潮流开辟了道路。这一趋向可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那些工人国家涌现的形式中清楚地看出来——从东欧国家到南斯拉夫和中国，最后到古巴，它们的领导都已表现了脱离苏联官僚机构的越来越大的独立性。
这一趋向还可以从另一方面看出来。随着斯大林主义磐石的粉碎，越来越迫切的需要在共产党之间讨论问题，并用合理的方式来处理一些真正的问题，而不是像过去斯大林那样，用制造假问题来代替真问题，用贴标签、诽谤和陷害来代替说理。例如，富于教育意义的一点是看到今天在世界范围内讨论的大问题之一，是有必要把扩展无产阶级革命作为结束帝国主义战争威胁的唯一实际办法。显然，那些讨论者的看法，已越来越接近于截至目前为止还一直被认为是托洛茨基主义言论的那个禁区了。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南斯拉夫和中国的革命以及最近的古巴革命的胜利，加上斯大林个人迷信的破除，这一切都只会加强托洛茨基主义的力量。正如目光锐利的美国新闻记者I.F.斯东在古巴做了一次旅行后所说，那儿的革命者都是“不自觉的”托洛茨基主义者。随着这些潮流和有关潮流中间的觉悟的提高，托洛茨基主义将会变成一股强大的潮流。
这反过来也会影响世界革命三个组成部分的发展。群众性的托洛茨基主义政党的出现将会给政治舞台带来一支新的生力军。甚至在这些政党尚未在各个国家内占优势之前，光是它们的存在，以及它们开始取得的部分成就，就能深刻地影响世界形势，在三个主要部分加速革命过程的自然节奏。
四
第四国际的干部们执行了他们的革命任务，赋予托洛茨基主义的纲领以生命力，同时按照世界形势的要求不断丰富它的内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那些拥护托洛茨基主义纲领的组织不会受到长时间的孤立和迫害的影响。有两个主要问题必须经常加以关心。有一种倾向不时在各地出现，想要寻找捷径来建立一个群众性组织。这方面的经验毫无例外地证明，这样做只会带来不幸的结果，使许多从事这类冒险的人从革命社会主义运动中消失。另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宗派主义的倾向偶尔冒头。机会主义者的特点是背离原则以逃避来自敌对环境中的压力，宗派主义者的特点则是躲进书堆，把书本变成教条。一个革命者受到他无法控制的情势的孤立之后，很可能不自觉地掉进宗派主义的泥坑。因此对一个小组织来说，宗派主义要比机会主义更富于潜伏的危险性，因为机会主义一般说来是比较容易辨认的。
建立另一个工人阶级领导——即新的群众性革命政党——始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心任务。问题不在于一再重复这一基本真理，而是具体地说明这一任务怎样完成。事实上，建立群众性革命政党包括三个具体进程：保卫和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纲领；培养、教育和锻炼一支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干部队伍；替这支干部队伍赢得群众影响。这三个进程是辩证地交织在一起的。脱离了群众运动，一支革命的干部就会变成一个宗派主义者。脱离了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沉浸在群众运动里的干部最后就会屈从于机会主义。脱离了作为群众的骨干而进行斗争的干部的实际考验，革命的纲领本身就会僵化，日渐退化为背诵教条公式的毫无内容的咒文。
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已经很好地考虑了这样的问题：怎样从小股的力量开始去争取工人阶级，把它组织成一个能够向资产阶级的统治挑战的政党。它在组织路线上遵循的总原则是那句列宁主义的名言：一个革命者必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让自己脱离自己的阶级。因此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准则就是要加入自己的工会组织，在工会工作中起积极作用，不管这个工会的官僚机构是如何地反动。同样地，他们也应该参加一切群众性的大组织，不管这些组织的性质是民族主义的文化的或者政治的。他们应该尽可能地在这些组织的成员中传播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和纲领，并设法从他们中间发展新党员。
在某些国家，如西欧和澳大利亚，群众在阶级觉悟和强有力的政治组织方面都有旧的传统，这就给革命核心提出了特别困难的问题。由于这一传统以及会员群众的力量，这些组织深受工人们的拥护。同时，由于过去的失败和官僚主义领导对工人运动的长期控制的结果，群众虽然极愿意走革命行动的道路，开始的时候却并没有高度的马克思主义觉悟，而是只有一种比较接近于偏左的中立主义观点。
此外，官僚主义的领导对于向群众散发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材料还不肯提供便利。它们起的作用就跟残酷的永久性党派一样，完全敌视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准备使用政治迫害和各种最不民主的手段来对付那些宣传新观点或者挑衅性的观点的人们。
这就是革命核心必须面对的总形势。他们除了“打进去主义”之外，别无其他选择；所谓“打进去主义”，就是以正式成员的身份参加群众运动的内部生活。在这种形势下，革命核心的特定作用是宣传一些过渡口号，作为群众觉悟水平不够和有客观的必要采取行动踏上革命的道路这两者之间的桥梁。革命核心应该积极参加建立左派势力的工作，俾使这些势力有可能领导越来越广大的群众采取行动。通过这些行动中积累起来的经验，他们起了应起的推动作用，使这些中立主义势力或者偏左的中立主义势力中的优秀力量日渐转变为纯粹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
“打进去主义”的目的并不如某些批评家所攻击的那样是创建一个“施加压力的集团”，而是在许多国家必须面对的实际形势下建立一个群众性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战术是充满危险和困难的，如果不把这些危险和困难经常牢记在心，就无法成功地施展这个战术。但是在工作的某一阶段，除此之外，简直别无出路。由于国内的特殊条件，这个战术应该有许多灵活性。在运用的时候，也必须十分灵活，不应该有任何种类的教条主义。对采用这个战术的人们来说，工作的准则是保持一部分公开的群众工作，包括出版自已的托洛茨基主义刊物在内。
不管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组织所处的是什么样的特殊情况，只要它基本上还是个很小的宣传团体，就无法起领导群众的作用。尽管如此，它还是可以做不少有效的工作，通过积极的、始终不渝的努力来弥补群众的觉悟水平与客观形势之间的罅隙，以帮助群众从经验中学习，用最普通的话来说，要成为一个群众性的政党，这是必由的途径。这一道理还总结在托洛茨基写于1938年的“过渡纲领”中。这个纲领必须经常注入新的血液，办法是通过研究群众觉悟程度的变化和经常联系群众。
在许多国家内，跟建立革命社会主义政党有关的一个尖锐问题是缺少时间在革命爆发之前组织群众和积累足够的经验，在过去几十年中，这可能意味着革命的失败。然而，鉴于一系列新的因素，情况已不一定是这样了。苏联的榜样，其他工人国家的存在（从它们那里还可以得到物质援助）,世界资本主义相对的削弱，这一切都有可能使革命在某些情况下取得部分的成功，达到某种高度（他们可以在这高度上暂时保持不稳定的平衡，如玻利维亚那样），甚至径直建立一个工人国家。在这类国家内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着一些极端困难的问题，从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水平不够到缺乏执行无数迫切任务的久经锻炼的或者有经验的干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别无其他的选择，只有整个儿地、全心全意地投入革命，在革命的进程中建党。
五
建立新的群众性革命政党始终是主要的战略任务。为了协力完成这一工作，应该把已有的这些党的核心集合在一个国际组织里。
马克思主义者都清楚地知道，真理的最后考验是人类的行动。不经过行动的考验，一切理论都是空洞的，没有内容的，对世界形势作正确的分析，在今天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复杂得多。有一个事实本身生动地说明了这种个问题：一百多个国家内的人民，在人类历史中第一次被经常卷入世界事件中，有时候情况甚至还极有爆炸性的。只有通过对世界形势的分析，并经常用实际行动来重新检查和考验这个分析，才有可能使一个世界性运动的每一部门感到前进中的历史的脉搏。只有一个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国际，一方面把许多不同的势力团结在行动中，一方面却允许他们民主地互相交锋，唯有这样才能使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经验得到正确的估量，然后再纳入世界规模的革命任务中。如果对世界形势的发展缺乏总的了解，想要根据本国的倩况作出正确的分析或者采取正确的行动，那简直是不可能的。各个国家和各国的工人阶级，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必须互相依赖。认为革命运动可以在“一国”或者孤立的“区域”内建立的看法，在洲际弹道火箭和外层空间旅行的时代，未免大落后了。
现在的问题在于建立某种机构，在质量上要不同于光是几个国家组织的总和。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把每个国家的经验和意见集中在一起，建立一个比在单一的区域内能建立的任何机构要优越得多的领导机构是可能的。基本的概念并不是把一群知识分子召集在一起（不管这种做法本身是多么必要和有价值），而是把各个领导机构在国际规模上联结起亲，这些领导机构都是在自己的国土里扎根的，跟本国的群众有血肉联系。一个这种类型的国际领导就能够完成困难的双重任务：一方面使理论适合时宜，一方面制订有生命力的政策，领导世界当前的重大问题上的革命行动。
鉴于目前存在于世界革命三个主要部分之间的辩证关系，建立一个坚强的、民主集中的国际的必要性就更明显了。在先进的国家里，这个国际能为殖民地国家里的革命作出卓越的贡献，创造一些方式方法来激发工人阶级团结一致的感情，这种感情甚至在政治上最落后的工人中间也都存在的。这个国际能够帮助殖民地革命里的斗士始终成为真正的国际主义者，使他们对世界无产阶级保持信心，学会区别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工人群众与那里的政府以及传统的群众组织里出卖无产阶级利益的领导人。在工人国家的进步工人、知识分子和青年中间，这个国际能够起一个特别的作用，那就是帮助他们在堆供了四十年的伪造、歪曲和诬蔑的垃圾中觅路前进，去寻找革命马克思主义。
古巴革命的胜利使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某些势力对于建立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必要性提出疑问，特别是对于建立一个民主集中制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国际的必要性提出疑问。这样的结论是毫无根据的，因为菲德尔·卡斯特罗鉴于他自己在一个活的革命中的经验，今天都在强调在所有国家内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极端重要性。
事实上，建立群众性革命政党的必要性产生于无产阶级争取权力、赢得权力和在胜利后施行权力时所面对的客观任务。工人阶级的旧领导机构的无能与背叛使得这个必要性更为迫切。核毁灭的威胁更使这必要变为一个与全人类生死攸关的问题。要赢得世界社会主义的胜利，除了把群众性革命政党友爱地联合在一个国际组织内以外，别无其它办法。这一任务看来仿佛很艰巨，但总是会完成的，而且是及时地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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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冲突和苏联与其它工人国家形势（1963年6月第四国际重新统一代表大会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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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冲突和苏联与其它工人国家形势
1963年6月第四国际重新统一代表大会的决议
世界革命的高涨、经济不发达国家和各工人国家强大革命力量的解放、以及它们对整个工人运动的影响，大大加剧了早在斯大林逝世前即已开始的进程，并给予斯大林主义、即给予莫斯科官僚机构统治群众共产主义运动、苏联社会和各工人国家的完全霸权以致命的打击。
基于这种霸权和一种无容置辩的指挥权，多年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国家一直承认苏联共产党是“领导党”，承认苏联是“领导国家”，并且一直与苏共和苏联站在一起。由于官僚机构在苏联社会和所有工人国家中都再也不能恣意统治、再也无法保持穷凶极恶的警察制度，于是对群众做出了一些让步。最近时期以来，官僚主义制度瓦解过程规模之大，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以前各国共产党的盘石般一致已不复存在，尽管苏联领导机构的威望仍居统治地位，但今后它已陷入无法整个领导各国共产党的境地了；几年来都保持在内部的分歧，现已公开暴露；激烈的论战已在光天化日下进行，甚至出现了分裂的可能性。各工人国家和这些国家的党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克里姆林宫的附庸的关系，并且在某种情况下还存在着公开的争端。近年来的两个主要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古巴和阿尔及利亚），是在独立于本国共产党和工人国家的官僚机构之外的一些领导机构和组织的领导下进行的，这大大损害了斯大林的或斯大林死后的领导机构的威信与权威。在各工人国家中，尤其是在苏联，“非斯大林化”－－即官僚领导机构用来维护自己对苏联社会的统治的自由化－－，没有解决苏联社会的矛盾：这些矛盾正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使各工人国家中有力地出现了真正生活民主化的趋势。
各工人国家和各国共产党体系内的危机，目前阶段最显著地表现在中苏冲突上。特别是在1962年秋季加勒比海危机和中印边界事件之后，中苏冲突采取的形式是在工人运动国际政策的重要问题上(如战争与和平、不断革命、是通过革命道路还是议会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等问题)，发生理论上和政策上的公开冲突。这个冲突有使共产主义运动各左派在世界革命问题上趋于一极的趋势。另一方面，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机构的存在，特别在经济不发达国家的青年中正使尚未组织起来的派别汇集于一极，并开始使拉丁美洲有组织的派别各趋一极。尽管南斯拉夫工人管理制的贯彻程度由于缺乏工人的政治民主而很有限，可是这一试验却吸引着苏联和东欧工人国家最先进的阶层。
这个危机是与苏联和其它工人国家国内生活中突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冲突并行发展的，而随着这个危机的发展，托洛茨基纲领的有效性就愈发突出了，因为，托洛茨基纲领的某些部分，诸如殖民地国家中和帝国主义宗主国中的世界革命问题，工人国家中反对官僚机构、争取工人民主的斗争，都渐渐在这个危机中表现出来。
然而，尽管官僚主义制度的危机已达到很大的规模，可是至今在旧的斯大林主义范围内表现出的各种派别，仍从属于工人国家的官僚机构，没有任何一派摆脱了官僚机构的利益与前景而提高到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与前景的水平。这种局限性首先表现在这些派互相指责为“托洛茨基主义”一致谴责“托洛茨基主义”，它们把讨论拿到基层去是迫不得已的。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机构则把自己的活动集中在拉丁美洲，部分地、很有节制地参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辩论。
对危机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最多可以通过短时期的休战使论战中断下来。官僚机构的任何阴谋都无法阻止各国共产党和各工人国家的官僚主义制度的危机。第四国际参与这个进程确保革命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革新的可能性，正在不断增长中。
（一）共产主义运动磐石般一致的终结
（甲）中苏冲突
中苏冲突早在1957年就已公开，1959年“戴维营”会谈后有所发展，1960年莫斯科会议达成暂时妥协后冲突再起，1962年秋加勒比海事件和中印边界事件之后更趋恶化。中苏冲突再次证明：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即使是受一个官僚主义领导机构所控制的，它的发展与胜利既同斯大林时代的那样斯大林主义不兼容，也同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联官僚机构的利益不兼容。
不论是世界力量对比不利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战前时期也好，还是在使世界力量对比变得有利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国革命胜利之后也好，苏联官僚机构国际政策的标志是不断设法保持现状，而这个现状却始终是不存在的。在战后时期中，保持现状应该理解为与帝国主义保持世界均势，这种均势不应被大革命运动所扰乱，帝国主义的主要地位也不得受到危害。
随着这种力量对比因工人国家的经济成就和苏联的武装力量而获得巩固，赫鲁晓夫领导下的官僚机构除在有利时机时进行一些冒险主义的行动外，最经常地还是加紧它在国际关系上的机会主义进程。苏联官僚主义机构出于自己的目的，利用了苏联群众中正常存在的这样一种情感：他们对爆发一场新战争怀着恐惧心理，他们渴望他们在多年中为捍卫苏维埃制度和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经济做出牺牲后，终于能在物质上获得补偿。苏联官僚机构把一系列右的倾向和立场系统化了，而这些倾向和立场早在斯大林时代、特别是当斯大林与帝国主义民主国家寻求相互谅解的时代就已提出来了。
赫鲁晓夫与斯大林在这一点上的重要区别，并不在于他们各自领导下的官僚机构的前景与意愿，而是在于他们从事活动的条件不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后果。斯大林曾公开地，厚颜无耻地把一些革命葬送给刽子手（别的不谈，诸如1925年至1927年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西班牙革命，希腊游击队的斗争）。赫鲁晓夫也曾不得不支持革命运动，但是，他是根据同帝国主义或不发达国家资产阶级达成协议的情况，或者在革命取得决定性成就之后，才这样做的，而且做的很不够的、畏畏缩缩的。
在这同一时期，中国领导人饱经二十余年的风霜，取得了胜利，开始时生产力水平很低，并且常常处于受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帝国主义的进攻的处境。美帝国主义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看作一个新的革命中心，把它看作实现自己在太平洋的野心的障碍。中国领导人没有对设法与资本主义国家达成协议提出原则性反对意见,但是，他们得到的经验是：这是他们来说是很不现实的，何况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在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某些利益的情况下达成协议的危险，一直存在着。因此，他们不得不使他们的行动方向远不是朝向设法与帝国主义达成协议，而是继续奉行旨在削弱帝国主义的政策。必须进一步指出，中共领导机构更贴切地感到十四年前取得胜利的那种朝气勃勃的革命的压力，而苏共领导人则代表着四十年来已巩固了自已政权的官僚机构。
中苏冲突的根本原因恰恰在于两个领导机构有不同的需要,一个需要表达居于经济发达国家领导地位的十足官僚机构的需求，另一个则需要领导一个还很贫穷的、不能指望从苏联得到大量援助的社会。苏联官僚机构方面设法达成协议、特别是同帝国主义达成全球协议，是与中国领导人方面在帝国主义强大压力面前寻求越来越多的援助和更强大的国防相对立的。正是从这种不同的需要出发，才产生了中国人和苏联人在当前重大国际政策问题上的分歧，这些分歧已导致中国人十分尖锐地谴责赫鲁晓夫的方针及各国追随赫鲁晓夫者（如陶里亚蒂、多列士、印共、美共）的方针。
这些分歧大体可以归纳如下：
（一）
苏联人强调即使在资本主义仍旧存在的条件下也有可能确保和平，并且强调设法同资产阶级的某些派别、包括美帝国主义内部的某些派别合作的必要性，中国人则反复强调，帝国主义本性没有改变，在维护和平的斗争中不应对资产阶级的某某类别和某某帝国主义领导人抱幻想。他们尤其正确地提醒说，避免一场世界大战的决定性的唯一办法，是在世界范围内推翻资本主义，在这方面努力的唯一方法是开展群众革命斗争。苏联人则认为，社会主义的动力主要是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的经济发展，世界范围内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则主要由苏联在经济竞赛中的胜利来保证，世界各地革命群众的力量只想辅助作用，而且还要避免在某些特别敏锐的地方“挑起”同资本主义的重大冲突。中国人则申明：世界革命力量应起根本作用。因此，中国人在这个重耍问题上所捍卫的立场是接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方针的。
最后，中国人责备苏联领导机构没有充分利用今天世界上存在的一般说来是有利的客观形势,责备它为了机会主义的目的，高估美帝国主义的力量。
赫鲁晓夫和铁托指责，中国人希望爆发一场世界大战，这种指责是明显的论战性的歪曲。尽管中国人有我们后面还将提到的严重弱点，但他们从来没有表示过这样的方针，也从来没有预先表示反对于帝国主义达成任何暂时妥协。事实上，1962年10月国际危机时，他们之所以批评赫鲁晓夫，不仗是由于他的机会主义，不仅是因为他践踏古巴革命的起码权利，而且还因为驱使他在古巴领土上设置火箭的冒险主义。
（二）
苏联政府主张同资本主义进行主要是“和平的”竞赛，因此力图与不发达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达成某些协议，并使这些国家共产党的政策以及（如有可能）群众运动都从属于他们。中国领导人一方面表现出某些类似的态度，——特别是在对印度尼西亚方——，另一方面对民族资产阶级持有批判性得多的态度，强调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强调革命的不断性。（这使他们与斯大林的革命阶段论的孟什维克观念相对立，并使他们接近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观念。）因此，总的说来，中国人倾向于支持不发达国家中最革命的运动，不受苏联犹豫不决态度的羁绊（请看对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态度）。
赫鲁晓夫在中印边界冲突时所持的态度，以及他事实上支持尼赫鲁政府反对中国工人国家，正是在这样重大问题上的方针性差别的极端表现。
（三）
中国人批评赫鲁晓夫及其在世界各地的追随者关于走向社会主义的和平、民主、甚至议会过渡的新改良主义观念，这些批评是逐渐加强和明确了。尤其是对陶里亚蒂的论战，超出了一般化的范围，极为详尽地研究了意共书记——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中赫鲁晓夫主义的首领——的提法。这场论战实际上是要捍卫马列主义的国家观。尽管陶里亚蒂及追随他的人口头上也接受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对这种观点的莫大的讽刺。
中国人的这个批评具有广泛的意义，这特别是因为，许多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的某些共产党，也宣扬赫鲁晓夫的和平道路观点，而这些国家，不是革命危机已经存在,就是正在迅速酝酿中，任何“民主”的、“和平”的前景都只会给这些国家如速带来灾难的后果。
※※※
因此，在这个时期的三个重要问题——反战斗争问题、殖民地革命的性质与不发达国家革命运动的方针问题、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完全证明中国的观点比赫鲁晓夫观点进步，与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相类似。因此，中国观点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些地区和左派潮流中博得了有力的响应，中国的态度对它们来说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推动力。
我们对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演进的意义作出评价，丝毫不妨碍我们对他们在其他一系列问题上持错误和危险的立场进行批评。
首先，他们对一场核战争可能造成的后果的认识太简略了，事实上他们仍低估这些后果。另一方面，中国人似乎有时低估帝国主义今天仍旧拥有的力量。特别是，他们不考虑一场核战争与以往的战争相比可能具有质上的新性质问题，因为，根据大部分科学界的说法，使人类全部毁灭的危险是存在的。
其次，我们的批评还针对着中国共产党人在非斯大林化问题上的落后，而第一阶段时他们似乎是想对非斯大林化作出贡献的。特别是他们对阿尔巴尼亚斯大林主义者和对苏联的老斯大林主义集团。所持的态度，他们对苏联谴责斯大林、谴责迷信斯大林所持的保留态度，共会产生消极的后果。首先是妨碍苏联和东欧工人国家中“支持中国派”的发展。世界这个地区的左派，虽然赞同奉行革命的国际政策，但只能谴责一切老斯大林主义者，谴责对斯大林时代的任何留恋。类似的看法同样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首先适用于那些有很大群众影响的党（如意共）。
再者，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谴责中国人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论战。这种论战常常使人想起斯大林主义的旧作风，它是以对南斯拉夫现实和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表示的观点的明显歪曲为依据的。诚然，南斯拉夫人在一系列问题上（如国际政策方针，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对“第三世界”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等）犯的右倾偏差，从它的某些经济观点引起的、已无可否认地产生了一些官僚主义蜕化现象的十分危险的倾向，都应加以谴责，但丝毫也不能证明指责南斯拉夫资本主义复辟和把铁托及其追随者开除出去是正确的，实际上这些做法正好不利于那些这样做的人。
最后还应指出，中国人不断地要求遵守1960年八十一国党声明，但这篇声明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折衷性的妥协文件，因此不能澄清争执中的根本问题，事实上它远低于近几个月来中国文件的立场。
（乙）各国共产党中的其他分歧
中苏冲突是当前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冲突，但共产主义运动并不因此而没有其他分歧与矛盾。事实上不仅南斯拉夫潮流——虽然它靠拢赫鲁晓夫——保持着很大自主性和独具的特点，而且在两个“阵营”内部的分歧和特点也是五花八门的。
不仅中国人和阿尔巴尼亚人是如此，他们的观点并非一模一样，而且，赫鲁晓夫集团特别是如此，事实上,该集团聚集的各领导机构在一些非常重要问题上的方针很不相同。例如，哥穆尔卡的路线，特别是对农业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和非斯大林化等问题的态度，譬如与保共的路窥就距离很远。再如，意共领导机构在非斯大林化问题上的态度不会接近于法共的态度，因为法共至今仍避免对官僚控制这种旧作风有丝毫的放松。再譬如关于国内政策的方针问题；多列士形式上宣称自已更忠于马克思主义观点，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莫大讽刺,首先他无视任何过渡纲领的主张；陶里亚蒂则自夸为更“大胆的”革新者，公开对马列主义的国家论的某些方面适用与否提出疑问，强调用十足的改良主义方法构思出来的过渡纲领。
到目前为止，斯大林主义的磐石一致瓦解了，瓦解的特点是：这是按照各国民族路线发生的瓦解，也就是说是各国领导机构之间的公开分歧，领导机构和党仍然保持着表面的政治团结。但是,分裂的规模，尤其是中苏冲突的规模——中苏冲突不可能以谋求始终可能的妥协的新尝试来求得真正解决——正动摇着官僚领导机构的威信，从而动摇着各党中存在的制度。尽管至今还没有任何一个党恢复了真正民主制度、承认派系权，尽管蓄意歪曲对方的立场仍然是一种流行的方法，官僚主义领导机构至少在某些情况下，也开始不得不承认本党党员采取了不同于官方路线的立场，但不允许他们保持着领导地位。意共党内已经存在着相当明显的分歧和更大的批评的可能性，这表明有一派尽管总会遇到一些暂时的波折与退却，它是一定会巩固和扩大起来的。
（丙）卡斯特罗主义的潮流
卡斯特罗领导机构在当前共产主义运动的环境中，占据着一个十分特殊的地位，它日益起着真正的国际作用，当然首先是在拉丁美洲。这个领导机构不仅在它产生的起源上、而且在国际和国内问题的立场上，都有别于其他工人国家的领导机构。
尽管该领导机构的某些成员在参加“七·二六运动”之前，就个人来说已达到了马克思主义立场，但古巴领导机构作为领导机构来说,其理论修养过去不够明确，甚至在夺取政权的问题上也表现出过模糊混淆的思想观点。但由于它深入联系群众，特别是深入联系古巴社会最贫苦的阶层，因而逐渐懂得了革命进程的真正逻辑,尽管有思想意识上的局限性，实际上它是遵循着不断革命的路线来努力的，保证建立了美洲第一个工人国家。因此古巴是当代这样一种革命的第一个范例，即：领导机构本身是在斗争中并通过这一斗争取得的经验才和马列主义观点结合起来的。
后来的经验证明这种结合是深刻的，事实上，
（1）古巴领导机构是继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机构之后，第一个有着这样的领导机构的工人国家，它在美洲大陆上面向被压迫群众，号召他们进行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见第二个哈瓦那宣言）：
（2）菲德尔·卡斯特罗及其战友的讲话和声明表明，他们主要是从革命的角度来考虑拉丁美洲的革命问题的，拒绝了大多数拉丁美洲共产党的赫鲁晓夫观点。菲德尔·卡斯特罗在美洲妇女大会上的讲话就是在这方面再迈出决定性一步的标志。
（3）国内方面，卡斯特罗领导机构强烈地感到了过去威胁过、现在仍可能威胁革命的官僚主义的危险，于是，正如左派反对派企图在苏联和布尔什维克党内采取的做法一样，也有意识地公开号召群众进行反官僚主义化的斗争，并在解除埃斯卡兰特的职务后，采取了一系列具体的组织措施。
因此，看来卡斯特罗领导机构是目前所有工人国家中最先进的政治领导机构。尽管由于它需要苏联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它在投入当前这场国际辩论时非常审愼——无疑它的革命路线更接近中国路线——,但它一定会，不仅在拉丁美洲，而且在其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乃至资本主义国家和各工人国家的青年中，产生日益巨大的国际影响。
（二）各工人国家的演变情况
（甲）苏联的演变情况
苏联社会中的紧张和冲突，有在托洛茨基运动长期以来所阐述的根本利益与倾向的背景下，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趋势。
非斯大林化有极其深远的经济、社会与政治根源。它基本上是符合在斯大林的方法与观点可能引起爆炸的危险的情况下，来维护并保持官僚主义制度的需要的。它是试图哪怕是部分地解决涉及苏联切身需要、涉及苏联及帝国主义对峙的国际需要以及涉及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关系的、过去和现在客观地摆在苏联社会面前的问题的尝试。
在经济方面，苏联领导人曾面临着由于官僚主义制度对生产力本身的发展造成的后果所引起的一些问题。
由于十月革命建立起的集体所有制关系持有的活力，以及特别在战后也由于苏联也分享到的技术突飞猛进，因而生产增长率是相当高的。但这不等于说一切可能性都已真正利用起来了。恰恰相反，还有发挥出来的巨大的生产潜力,一方面，这是由于群众的民主积极性的发挥还很有限，另一方面则由于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造成了工具利用率很低、生产不平衡和巨额的浪费等现象。
斯大林时代末期，这些现象达到了极点。赫鲁晓夫主义本身的意义,在于为这种局面找到了一条出路而又不损害官僚主义统治本身。
权力下放是曾经被考虑过的解决办法之一，受到南斯拉夫经验启发的一股共产主义运动潮流都赞成这一解决办法。1957年的工业结构改组正是向这个方向进行的。尽管这种改革取得了某些成果，部分地消灭了触目惊心的流弊，但它既未能避免新的经济结构（州一级的结构等）中重新产生官僚主义，又未能避免地方上封建现象的出现，——这些封建现象与已往的封建现象是同样不幸的。所以，由于这个改革所造成的后果，因此在各级领导中都出现了新的变化，带来了在经济区域和经济领导机构上的重新改组。最近时期以来产生了重新集中的趋势。
苏联经济学家和领导人为此进行了讨论和论战，有一派深恐权力下放，乃寻求此较集中的管理方式；另一派则认为新弊端之产生系权力下放不够所致，因而希望扩大权力下放。因此也对市场应有的日益增长的职能进行了讨论，有些人倾向于实行企业的更大自治（这也是跟踪南斯拉夫的经验）。
最后，还就经济客观规律、就制订新指数和经济核算标准以便为生产、定额提供更为精确、更可比较的指标的必要性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除在工业方面进行组织上的结构改革外，赫鲁晓夫官僚机构最近还考虑改变党的结构本身，考虑建立某些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的机构。1962年11月，赫鲁晓夫宣布改革党，改革的真正目的在于逐渐使党成为整个官僚主义控制经济的机器的一个部件。这只能产生部分的结果（节制浪费，限制经济犯罪等），但绝不能解决劳动生产力的重要刺激办法和经济各部门的平衡等问题，甚至还能引起政治危险。根据类似的经验（生产委员会）而拟订的建立咨询委员会计划，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官僚机构本身看到了真正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但同时却也表明，官僚机构在这方面不能走得太远，只能极度谨慎地行事。即使这些委员会真正成立起来，它们也不会握有实权，不过是发表咨询意见而已。因此，它们不可能是苏联经济所需要的主要原动力。
因而很清楚，官僚机构无法解决过渡时期苏联经济的矛盾，因为一方面它无法深刻懂得经济规律并与之相适应，另一方面又不善于动员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力量——即群众的创造力。它只是不断地找到一些治标的方法，提出“技术上”的解决办法，顶多采取新的官僚主义控制形式，只让工人阶级起一种完全从属的作用。
苏联经济当前的困难,在农业方面尤其显得尖锐和突出。尽管进行了事务改革，苏联农业仍很落后，农业增长率按人口计算（虽不说没有增长）是很有限的。苏联农业仍然落后的程度，首先表现在农业方面的生产人口还要占全部生产人口的50%以上，这个百分比无法与最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拟。其次，农业纳入计划经济遇到了巨大障碍，因为，农村中非集体的生产关系仍居主导地位。
增加集体农庄的自治权，建立更加有利于集体农庄庄员和农民的交换，已使得避免了保持斯大林传统路线可能造成的灾害。不过，这些措施并未能实现计划多次规定的生产增长率，因而无法应付日益增长的消费的需要，也没能消除或逐步限制集体农主庄员对自留地的兴趣。因此，集体农庄无法指望充分利用它们所组织起来的劳动力。最后，垦荒实验证明是不稳定的，靠不住的，主要是因为收获量有很大波动，荒地上的国营农场本身中也已经提出了社会方面的问题。
赫鲁晓夫的试验没有为农业找到真正的解决办法，因为它没有触及问题的最深根源。农业的困难只能靠大量增加对农村的投资来克服，要想做到这一点，则需根本改变经济方针，首先是缩减重工业方面的集资。再者，要想有一条更协调的经济发展方针，则意味着群众民主参加，即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民主管理。只有当集体农庄庄员看到自己的农庄——因而自己农庄的收入——有巨大发展的具体可能性的时候，只有当他们感到集体农庄是他们自己真正领导的民主大家庭的时候，他们对自留地的兴趣才会渐渐淡薄，长此以往，才有可能考虑毫不紧张、毫无抵抗地从集体农庄形式过渡到集体管理的完善形式。
（苏联）经济发展所遇到的困难，特别是农业方面依然存在的落后状态，严重地妨碍着在充裕消费方面取得显著进步，1962年采取的大幅度提高食品（肉类、乳类等）价格的措施，就是最明显的迹象。
已经指出过：赫鲁晓夫曾力图使苏联社会朝着“福利国家”方向发展，对他来说，共产主义社会缩小到了“福利”社会的规模，赫鲁晓夫在这方面的失败尤其惨重。诚然，苏联的生活水平在不断地提高，同样千真万确的是，1962年生活水平的增长率就更加微弱，绝对讲来，它不足以满足苏联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而苏联群众是期望官僚机构常常大肆吹嘘的苏联经济、技术的长足进步，能在消费和舒适设备方面得到反映的。
在文化方面，苏联官僚机构威到需要针对斯大林的做法来个转变，首先因为教条主义和行政的方法是一个桎梏，使科学工作贫乏，从而使生产力的发展得不到提高；其次，因为这种态度有使知识分子与政府之间公开破裂的危险。因而产生了自由化运动，其发展形式是众所周知的，这个运动在某些时期曾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了各科学学派相互竞赛的主张，出现了官方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外的别的艺术流派。最近关于文学、绘画的问题的论战是很有意义的。一方面，这些论战表现出年轻知识石子阶层的沸腾的激情，他们渴望苏联文化向着高于前一时期水平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也突出暴露了赫鲁晓夫主义的主要局限性，这特别表现在1963年初所肯定的文化领域的某种新日丹诺夫主义形式上。显然，赫鲁晓夫与青年知识分子之间的冲突所牵涉到的问题，远远超过了抽象派绘画或十二音节音乐固有的意义。赫鲁晓夫十分了解，在一个民主表现形式不存在或极为有限的社会中，最普通的政治冲突也会部分地或变相地在文艺冲突中得到表现。叶甫图申科和沃兹涅森斯基等诗人拥有那么多听众，这不仅表明苏联青年精神上的某种兴趣，而且也表明了这些活动的政治意义。另一方面,很明显，如果说官僚机构采纳了科学文化多流派，以及各流派自由辩论的主张，那么，它在客观上就会促进政治上的分化，这将使对一些政治问题有某种固定的看法，因而将是肯定苏联多党制权利的前奏。
之所以特别强调在文化方面进行辩论的政治意义，是因为在这场辩论中再次提出了斯大林问题和斯大林时代的罪行问题，其中包括集中营问题。事实上，在讨论文化问题和某些苏联的知识分子在斯大林时代所承担的责任问题时，往往都提出当前的许多苏联领导人在这一时期的责任问题。这对赫鲁晓夫领导机构本身来说是个极其严重的危险，因而感到必须尽快地堵塞这个漏洞。
赫鲁晓夫主义的矛盾再次明显地暴露出来了。赫鲁晓夫为了博得群众的支持，无论过去和现在都以“个人迷信”的消除者自居，都以斯大林滔天罪行的揭发者自居。实际上，每逢他在各方面处境困难、遭到对手的攻击的时候，他就再次求助于谴责“个人迷信”，想给人造成这种印象，即：恶劣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本人就是这恶劣时代一去不复返的保证。但是，另一方面，赫鲁晓夫走向非斯大林化的每一个倡议，都会引起某些阶层提出新问题，提出新的需要，要求更彻底地进行非斯大林化。这对这个官僚主义制度来说终归是一个危险，因而对赫鲁晓夫派来说也是一个危险,赫鲁晓夫派要么偃兵息鼓，要么不履行自己许下的诺言。
推进非斯大林化与后退时期的交替进行，可以由赫鲁晓夫主义的性质来说明，这种交替进行甚至在最近的将来仍将继续下去。
最近几年来由于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生产力的发展，向官僚机构提出了关于工人国家一体化经济发展的新问题，而在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正进行经济一体化的尝试的同时，各工人国家经济配合的必要性也大大加强了。尤其在1962年下半年，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措施，包括设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银行”，从长远来看，这些措施将影响组成经济互助委员会的各工人国家的经济结构。
此外,还曾考虑建立一个所有这些国家共同的计划经济桔构。因此官僚机构本身也不得不代表并表达（即使是以变相的形式这样做）各工人国家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即使撇开某某国家的某些暂时的抵制不谈，官僚机构的存在也将阻碍这种经济一体化的实现，原因和在各国范围内起作用的因素相似，即官僚民族利己主义和官僚机构的利益，如果在国内不实行民主的计划经济，如果各国间不实行协调发展，那就不可能实现国际上的民主计划化和协调发展。各官僚主义管理下的各种经济内部发生的紧张和冲突，在某种国际环境下将不会减少,而是会增多。此外还应着重指出，官僚机构是不惜采用经济制裁的，它的政治需要与它使用的方法，妨碍着经济任务的完成。因此，如果工人国家的真正的经济配合排除其中某些国家参加，那么，这种配合是不可能有效的；具体来说，如果中国不得不留在这个体系之外，那么这种配合便只能是很有限的。远不该采取这样一种方针，恰恰相反，应该要求各工人国家间的这种经济配合的某些不发达国家的大量参加敞开大门，这些国家的革命正朝着社会主义的解决办法前进（如现阶段的阿尔及利亚）。
官僚主义领导机构正不断遭到一连串各式各样的社会与政治压力。我们曾多次指出，现在甚至在官僚机构内部也存在着利益与方针上的冲突。最近几年来，最明显的压力莫过于经济方面的官僚机构的压力。众所周知，这是工农业的领导人施如的压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采纳赫鲁晓夫的某些改革。但在目前阶段，在关于市场法则、经济核算、厂长的职权、市场的作用等问题的讨论中，工业方面的某些领导人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这种趋势的另一个反映是：苏联领导人中，受过技术教育和技术员出身的领导人的数目在增长中。关于农民各阶层方面，他们与官僚机制的关系虽然与斯大林时代相比有了改善，但仍然是困难和复杂的。事实上，农民兴致勃勃地搞自己的自留地、集体农庄庄员力图高价缴纳征购物资、他们偏爱集体农庄市场等问题,尤其表现了经济方面的抵制与冲突。
而最引人注意的冲突还明显地表现在官僚机构同工人阶级——他们的具体作用正不断增长——和知识分子的系关上。当然人们不能说现在已经有了群众大规模反对官僚机构的行动，也不能说工人已自觉地、确切地提出了自己的经济与政治的权利要求。但是，最近几年来发生了一些区域性或地方性的示威游行和冲突，这表明有些趋势正在深化中。只要举出奥德萨和诺沃捷卡斯等地的罢工就够了，在罢工中，工人提出了经济权利要求，提出了有关领导方法的问题。另一方面，在某些正式文件中，甚至在赫鲁晓夫的报告中，都提到了工人敌视工厂中官僚机构的监督方法。这二切实际上包含着工人管理问题。
至于知识分子，如上所述，最近发生了很有意义的冲突，冲突的内在意义远远超过了文化问题。事实上，青年知识分子，甚至某些遗老，都愈来意提出重新批判性地研究斯大林时代的问题。某些阶层还非常明显地关心诸如工人委员会等问题。继赫鲁晓夫最近加紧控制以后，许多知识分子进行了抵抗，这表明，不管有什么样的暂时波折，官僚机构通过行政措施和强迫做有损体面的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当代苏联社会的所有这些人心动荡现象，势必在国内问题与国际矛盾的刺激下，愈演愈烈和愈来愈多。（目前的中苏冲突至今尚无突出的影响，但随着冲突的继续发展，一定会有些影响，另外还出现了年轻一代对古巴经验很感兴趣的迹象）。官僚领导机构一定会千方百计地力图应付这种局面，有时诉诸强制力和做一些后退，有时在非斯大林化方面做些新的让步。特别是赫鲁晓夫领导机构一定会力图用极端波拿巴特式的技照来保持政权的。但是,总的说来，无论采用那种政策，都不会窒息革新趋势，因为这种趋势在苏联社会中是有十分深远的根源的。因此，每向非斯大林化推进一步，都会打开新的缺口，都将出现一些要求取得新让步的趋势，而任何后退的企图都会遭到愈来俞明显的反抗，都将促使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先进阶层对官僚主义制度的本质有批判性的认识。
（乙）中国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演变情况
中国最近五年来的发展是以具有十分重大意义的事件为标志的，这些事件揭示了在这辽阔的范围内进行革命实验的矛盾面及其目前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一方面来自中国工人国家本身实行的官僚主义管理方法，另一方面则因为国际经济援助太不够了，即使苏联政府不采取施加压力的措施——当然，这些措施使局势更趋恶化——,国际经济援助也是绝对不够的。
1958—1959年是以“大跃进”和建立公社为标志的。这两个措施成取得的成就不能因随后几年的失败而被否认或缩小，充分利用农业劳动力对于一系列不发达国家仍然是很有价值的启示，这些国家面临着相类似的问题。但是，当中国领导机构一方面想把这一经验搬到城市中来、另一方面想把这一经验用于无限度的“大跃进”的时候，就必然会遭到失败。他们用官僚主义的方法来动员农业劳动力，甚至采取军事方法，过分延长劳动日，不合理地取消了必要的假期，这些都只有在非常时期、为了特殊目的才能这样做，长此以往则损害劳力，降低生产率，虽不说是消极抵抗或暗中破坏。所有这些，必然会影响到工业方面。在工业方面同样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大部分“小高炉”的产品没有用处，因此付出了无谓的代价，造成了浪费）。除此之外，还有天灾。据官方消息,实际上天灾造成的后果异常产重。
这就是近几年后退和经济困难的原因。我们再重复一遍，这种情况由于苏联官僚机构持如下的态度而更趋恶化，他们不仅不尽最大努力帮助陷入非常困难境地的中国工人国家，反而撤回技术人员，要求迅即偿清债务，与中国的贸易关系锐减。
中国领导机构面对这些经济失败所持的态度，证明是一个经验主义领导机构的态度，但它也不是按照强迫合作化时期的斯大林方法而行事的。毫无疑问，公社运动的发展速度太急了，没有足够地考虑先决的必要技术条件:此外,把公社集体生活的条件描绘成几乎是有将到来的共产主义就会的前夜，实际上是犯了理论上的错误。这是宣传上的哗众取宠。但中国共产党人从未诉诸暴力强制农民加入公社,也未求助强迫合作化过程中的斯大林方法，下述事实证明了这一点、那里既没有那种曾经血洗苏联农村的屠杀，也没发生那种大量屠宰牲畜的农民的绝望反抗。
另一个很有意义的事实是，当所犯错误产生的后果暴露出来的时候，领导人在经过内部的激烈斗争后发生了转折,使得公社方面和总的经济路线方面逐渐有了根本的改变。
他们懂得了调整几年的必要性，懂得了不再加速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因而把力量集中在工业消费品和食品上，直到肯定优先发展农业。
另一方面，中国领导机构的特殊性还表现在与群众的关系的观点上。尽管他们一向采取官僚家长制，但重点还是放在必须说服上面，而不是放在必须施加强制力上面。中国领导机构投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讨论也证明了这个特殊性，如上所述，中国领导机构在讨论中维护了一系列与斯大林主义的思想相对立的思想，对斯大林主义的磐石般一致给以致命的打击。
但是，中国客观存在的落后基础以及现任领导机构的政治素质，在中国工人国家中造成了严重的官僚主义畸形现象。前已指出，中国工人国家的管理依然是官僚主义的，“大跃进”和疯狂建立公社时期所犯的错误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此外还应该强调指出中国领导机构对非斯大林化所持的官僚主义态度。1956年至1957年间，它似乎赞同进一步开展非斯大林化。毛泽东写了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论文，文中承认了罢工权；在文化方面，他提出了“百花齐放”学说。但是当刚开始的放松造成许多派系的发展时（其中包括公开冲突），中国领导机构就打了退堂鼓，此后就一直在这块阵地上居于后卫地位。
中国的经济情况客观上是困难的，只有其他工人国家提供重大经济援助，只有民主地动员群众生产才能迈出显著的一步。中国人正是在这种局面下在国际方面提出问题的，对他们说来，建立在“和平共处”与长期经济竞赛的基础上的解决办法，是很难设想的，但是，通过群众的革命斗争，才能直接向帝国主义施加压力，这样就会造成更有利于他们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人们也不应无视这一点，即:他们希望把中国群众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国际问题上，这就是强调苏联领导机构对缩减援助应负的责任，提出扩大国际革命问题；另一方面则掩盖中国情况的另一面，即：必须对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实行真正的民主化。事实上，这种民主化可以带来以下的后果:充分利用群众的创造潜力，减少今天无可否认地存在着的紧张，减少官僚主义的管理由于其性质本身而给生产力的发展造成的各种困难。
目前阶段，真正的民主派别只存在于地方，而且很可能极为有限，根本政治问题和基本方针一向是由最上层、由寥寥的几个官僚主义阶层决定的。
各人民民主国家由于一系列因素而发展不平衡,这些因素是：1）原有水平；2）经济发展速度；3）具体的政治因素；4）国际因素的影响。
像捷克斯洛伐克之类的一些国家沿用旧有的经济结构，至少在这个国家的部分地区是如此；像阿尔巴尼亚之类的另一些国家，过去和现在都只能依靠有限的生产力。在一些国家中，非斯大林化引起了历史性冲突，例如匈牙利革命和波兰十月事件，而在另一些国家中，非斯大林化有的被公开拒绝（阿尔巴尼亚），有的是被动地接受，有名无实地进行（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一些国家的发展未受到国际上的牵制，而另一些国家（东德）则广泛地受到国际局势的影响。
总之，人们可以指出下列倾向和问题，
——在经受某些困难和不平衡之后，工人国家的国际一体化和计划化的必要性越来越肯定了。然而这种倾向同民族的具体需要和具体情况相抵触，同官僚主义的民族利益主义相抵触。
——工业化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合理化的问题，经济核算问题，反对浪费问题等），在某些国家中（如捷克，南斯拉夫），这些问题同苏联面贴的问题是相似的，而在另一些国家中（像东德，波兰的部分地区），则提出确保更高和更规律的增长率的问题。
——官僚领导机构在农村的失败是明显的。不考虑必要的技术先决条件而快速发展的集体化，导致了真正的危机，例如在东德和捷克就是如此。另一方面，哥穆尔卡的领导机构通过的相反的路线，即使避免了快速集体化的紧张局势和失败，但它过去和现在仍不能保证农村生产力的必要的高涨，不能保证把农业部门实际纳入经济计划化；事实上，还异常缺乏一个起主导作用的社会主义经济部门。
——关于生活水平问题，好几个国家的生活改善仍然受到限制。而另一些国家，即使生活水平比较高，但由于农业发展不够和官僚主义的管理造成的混乱，在供应上仍不时发生危机。
——在文化方面，一些国家（东德，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的官僚机构的控制力仍然很强大，某些小心谨慎的尝试在萌芽状态就被粉碎了。相反，在其他国家（如波兰，甚至匈牙利），知识分子获得一定的自由化，自由化的程度在波兰比苏联更大。
在1956-1957年苏联对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采取新的路线之后，民族因素——战后一直到匈牙利事件为止都是很重要的因素——起着越来越小的作用,随着旧的统治阶级的影响逐渐消失，随着人民民主国家获用类似苏联的结构，因而苏联特有的冲突和问题在人民民主国家也就逐渐产生，尽管它们是以这些国家所特有的形式出现的。
最近时期，最可能有重大发展的局势是波兰和匈牙利的局势。在波兰，存在着左派批评力量新高涨的迹象。在匈牙利，上次选举反应出不同潮流的存在，它们可以利用非常有限的合法条件来表现自己。在捷克斯洛伐克，存在着甚至可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引起尖锐冲突的日益紧张的局势。巴拉克事件、大学生示威游行、工人冲突等事件，提供了这种局势的迹象。
（丙）南斯拉夫的演变情况
南斯拉夫是各工人国家发展中的一个特殊情况。尽管生产在某些情况下有的减缓，一般讲来，生产的增长是很可观的。甚至在农村中，（南）领导机构似乎也制定了一个比东欧其他工人国家领导机构所制定的方针还要正确有效得多的方针，显然，工人委员会的存在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虽然这种委员会的权力还有限，尽管官方也揭发某些蜕化的现象。
新宪法——它应该被通过——的制订表明，在关于过渡时期工人国家的结构问题上，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已经作出了、而且正在做出十分积极的贡献，超过了其他工人国家的领导机构，甚至超过了那些最赞成非斯大林化的工人国家的领导机构。人们不会忘记，赫鲁晓夫派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南斯拉夫人早就提出来了，如（权力）下放、经济刺激的必要性等。
不过，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得毫无批判地全盘接受南斯拉夫的经济政策。（权力）下放的倾向已经走上了极端，尤其是，允许市场的自由泛滥不能不带来极为严重的危险，事实上这些危险已经具体化了,连领导人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此外，（权力）下放也未妨碍官僚主义在地方上的重新出现，并且有助于特殊化倾向的发展，
事实上，就连南斯拉夫的情况也证明：真正的解决办法在于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的真正的彻底的民主化。但这种民主化现在没有因为建立权力有限的工人委员会而实现，因为现在没有能就政治方针的根本问题真正表示意见的无产阶级民主的组织。
（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首耍任务，是不断地对官僚机构及其制度开展革命的批评，不管这种制度目前的表现形式如何。第四国际不隐瞒，它对苏联及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战略目标仍然是反对官僚主义的政治革命，以求实现（1938年）过渡纲领中和我们国际运动后来的文件中所阐明的纲领。此外，这些国家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是，在本国际的帮助下，根据每个国家群众运动现有水平和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为不同国家制订纲领。
总的来说，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在官僚制度的当前危机中找到支持点，以便回答正在争论的、反映（经常是以变相的形式反映）过渡时期的问题。他们特别应该竭力用年轻一代能够接受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意见，因为这一代即使没有被斯大林教育弄成最坏的畸形，也不会因而可能了解列宁主义批判性思想的优良传统的。
在中苏冲突中，以及一般讲来，在目前各国共产党的论战中，第四国际最坚决地谴责使用国家手段来解决理论问题与政治问题。第四国际尤其谴责赫鲁晓夫领导机构对中国和阿尔巴尼亚采取的经济措施，它再次强调必须把工人国家的政策同共产党的政策分别开来。它谴责下述的事实：即，党的领导机构之间的分歧与冲突，引起了国家方面的报复与决裂。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面，第四国际重申：第四国际批判地支持中国共产党入反对赫鲁晓夫领导机构和大部分其他共产党领导机构的新改良主义的斗争，因为，它认为，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资本主文斗争的根本问题上（如反战斗争的方法问题，对殖民地革命的看法，“不断”革命问题，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等问题），中国路线大体上比赫鲁晓夫分子的路线进步，更能使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集中于一极。
但第四国际也就其他很重要的问题，如对一场核战争可能造成的后果的估计，对某些不发达国家民族资产阶级所持的态度，对南斯拉夫工人国家性质的判断，对非斯大林化问题的态度等，也对中国领导机构提出批评。
第四国际支持必预举行一次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会议，会议的筹备工作应在广泛的民主讨论中进行，并且所有革命马克思主义派别都参加讨论，第四国际应该享有参加这样一次会议的权利。
在苏联，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在现阶段为扩大和加深非斯大林化的进程而斗争，迫使官僚机向群众和知识分子作出更大的让步。应该特别着重批评官僚主义的管理在经济中产生的不良后果，提出在企业中建立监督组织和工人管理的必要性。
对于工人享有以罢工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要求的权利，不是抽象地支持，而是从经验和实际进行的运动出度来支持。
在文化方面，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一切日丹诺夫的观点或新日丹诺夫的观点，为各种科学学派和各种艺术流派的充分自由而斗争。
同时，他们还要为新闻自由，特别是为苏联公民享有直接和完全了解党和国家机关中现存的或可能存在的不同立场的权利而斗争。同样，也为他们能享有直接、完全了解各国共产党之中存在的不同立场的权利而斗争。
在经济政策方面，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支持显著提高农业部门和消费品部门投资的必要性，甚至可占用重工业部门的投资。这种方针将确保经济更平衡、更协调的发展，同时还可能提高生产率，其结果将在一切领域中包括在重工业部门中得到表现。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赞同各工人国家日益扩大的经济一体化，它可以确保更加合理的分工。与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同时，还应该有日益密切的政治与文化联系，和各工人国家间人们的流动自由，这将促进经验交流和日益增长的一致。
在中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须强调指出：虽然中国领导机构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冲突中起着积极的作用，但它仍然是一个官僚主义的领导机构，它所领导的工人国家的特点是深刻的官僚主义畸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需要进行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制度、争取无产阶级民主（即争取拥有实权的工人委员会和农民委员会）、争取真正的苏维埃结构、争取使处于革命后的社会之中代表工农利益的派别和政党享有自由表达权、争取使工会独立于国家之外、争取一切科学学派和一切艺术流派的自由等的斗争。只有通过一场足以在政府的政治形式中发生质变的群众性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才能取得上述成果。
现阶段，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要在中国为以下各项而斗争：
（1）为公社的有效民主管理而斗争；
（2）为在企业中建立工人监督并继而建立工人管理而斗争；
（3）为在党内享有批评权而斗争，并争取在中国实行（中国）领导机构在国际上所要求的那种少数派的权利；
（4）为恢复并发展1956-1957年间关于非斯大林化的方针而斗争，这一方针在毛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中和在“百花齐放”的运动中得到了表现。
在东欧人民民主国家中，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当前斗争纲领应根据与适用于苏联的标准相类似的标准来制订，同时还必须从前面已指出的十分不同的情况出发。
在南斯拉夫，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为反对当前经济结构的离心倾向、为工人委员会起到更大的作用、拥有更多权力、为把工人委员会的权力扩大到政治方面、为真正贯彻最进步的宪法新规定、为在党内享有派别权利享有自由表现、批评和反对权、为享有苏维埃性质的多党制而斗争。在国际政策方面，他们要为反对领导机构在战争、“和平共处”、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和“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等问题上的右倾的和机会主义的方针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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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统一的理论和政治基础（全文）（1963年6月第四国际重新统一代表大会宪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历次世界代表大会决议及主要文件
重新统一的理论和政治基础（全文）
1963年6月第四国际重新统一代表大会宪章
“社会主义工人党”[1]政治委员会在几个月以前通过一项决议，“争取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迅速重新统一”。这项决议把它认为有可能重新统一的理论基础和政治基础归纳为十六点。重新统一代表大会接受了这项决议，作为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重新统一的基础。全文现在发表如下：
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自1954年以来分裂了。过去各种努力对弥缝裂痕都证明无能为力。但是近来，由于第四国际，即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党，在数量和影响的新的发展方面存在着鼓舞人心的因素，双方感觉有作出进一步的努力以谋求重新统一的必要。
“社会主义工人党”前已指出，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各派统一有着一个原则性的基础。
去年国际书记处曾采取主动，坚持指出结束分裂的必要性和现实的可能性。“国际委员会”[2]方面建议成立一个仲裁委员会。居管“国际委员会”有些同志对此认为仅仅是便利共同讨论和进行有关各个方面的共同利益的统一工作的一个有效办法，但是多数同志明白表示欢迎成立仲裁委员会，认为是走向迅速重新统一的一项重要步骤。
尽管还存在着若干实质性争论，特别是关于1954年分裂的原因，但是在基本共同纲领和对目前世界发展中主要事态共同分析面前，分歧各点已成为次要，这两方面已将两派团结起来。只要有良好的愿望，有可能把所有还存在着的争论放在一个统一的组织内，继续通过讨论来澄清；这样来做；现在还属于这一或那一组织的各成员的力量和才能统一起来的重大益处就有了利用的可能。
主要的事实是，双方的多数派对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基本立场已统一起来。我们尽可能简略地指出共同点如下：
（一）垂死的社会的当前危机归根到底反映了革命领导存在着长期的危机，全世界范围的生产力发展已使全世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达到更为成熟的阶段，只有实行全世界性社会主义经济计划才能迅速地克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经济不发达状况，解除人类遭受核毁灭的威胁，保证世界社会取得持久的和平、无限的富裕、无限的文化发展和实现人类完全的自由。社会主义不取得国际性的胜利，腐朽的资本主义将继续大批地浪费资源，把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保持在可怕的贫苦中，延长社会不平等和种族不平等，支持独裁制度。为了充实这幅饥饿、不安全和压迫的恶惨图画，资本主义还不断地进行着核毁灭威胁。
（二）出乎所有我们前辈的著名马克思主义者预料之外，社会主义世界革命延迟了，这主要是由于工人运动传统领导的无能，由于他们作为资产阶级和克里姆林宫的帮手的可耻行为。他们应对战后1918-1923年和1943-1947年主要革命危机以及1932-1937年次要的危机的失败负责，应对这些危机本应以无产阶级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内取得政权为结束而终于失败负责。
（三）只有建立一批能够领导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取得政权的新的群众性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党，才能胜利地解决世界危机，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建立这样的党是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方针和目的。制定一个包括各种口号和过渡步骤的纲领在建党工作中有着决定性作用，这是因为克服领导危机主要的问题是消除存在于群众目前的觉悟水平和客观需要的觉悟水平之间的鸿沟。群众觉悟目前停留在只关心当前的事务和当前的问题的水平上，而客观需要的是要推翻资本主义并建立以民主方式选举并以民主方式进行工作的工人委员会为基础的工人国家的觉悟水平。在革命的社会主义党建党工作中应该实行列宁方式，这些方式包括在现有的社会主义革命党的核心中，同时也要在有需要或有机会可以灵活地接近而又有可能被吸引到革命的马克义主义纲领中来的各种不同倾向的群众团体的领导内部，耐心地坚持地吸收工人分子。个别吸收和大规模策略性运动的方式应该作为建党工作的补充办法，这两种办法都各有各的特殊的问题和特殊的危险。一方面由于党处于被迫孤立的情况下，在改造过程中很容易产生宗派主义，另一方面，由于要适应改良主义环境，也容易产生右倾机会主义。在实行所谓“打进去主义”的策略时，凡是已打进那些特别复杂和困难的地方去的人，应该经常地保持一部分公开的独立工作，包括他们本身的托洛茨基主义报刊；应该充分意识到，离开这个标准将会带来严重的危险。
（四）作为国际组织的第四国际和作为民族党的它的支部都应该接受民主集中原则。理论和历史经验都证明这些原则的正确性。民主集中制符合为实现革命任务而采取迅速和有纪律的行动的需要，同时它保证讨论的自由和组织各种派别的权利，没有这些自由就是从根本上否定真正的政治生活。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由于关怀内部民主，这和斯大林主义、社会民主党或改良主义工会运动培养出来的官僚分子强加于他们所控制的工人组织的窒息性制度是恰恰相反的。
（五）改良主义或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机器不利用工人阶级有组织的力量去推翻所有已存在这种可能性的地方的资本主义。他们不去关心无阶级历史利益而首先关心他们自己的特权和政权。由于他们的消极怠工，由于他们的反社会主义观点，或者由于他们了解到起义会把他们一起冲垮，他们只是在不得已的、被迫的情况下发动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斗争。托洛茨基主义者在谴责和反对改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孳生祸害的同时，不能把这些组织的真正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劳动者和他们的叛徒领导同等看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承认，主要任务不在于单单进行反对改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文字斗争，而是真正地把这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劳动者争取到纲领中来，争取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组织中来。
在先进资本主义各国长期“繁荣”的压力下，和反对斯大林主义罪行的反应中，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经掀起一次广泛地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进攻。必须进行一场坚决的思想斗争来反对这股修正主义潮流。
（六）苏联的政权尽管被享受特权的官僚主义所篡夺，但是它依然是个工人国家。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摧毁了资本主义，由此产生的生产方式依然是非资本主义性质的，而且不论它有多大的缺点、错误甚至罪行，比起资本主义来它依然是进步的。通过巨大的工业和文化革命而实现的苏联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已经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改造成世界第二个工业强国，在许多技术领域内确实可向帝国主义挑战。世界历史上这个伟大事实证明计划经济有它的巨大潜在力，证明托洛茨基主义者采取无条件保卫蜕化的工人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是正确的。
（七）苏联官僚主义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脚印，把它的权力和寄生主义伸展到东欧的所谓“人民民主”国家和北朝鲜。但是为了保持它的特权地位，它必须在这些国家用官僚—军事办法摧毁资本主义。这些办法所以取得成功是由于不正常的环境：当地的资本家和地主的政权暂时垮台，加上战时和敌人占领时期大屠杀之后工人阶级极端地被削弱。这样就产生了一批变质的工人国家。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保卫这些国家反对帝国主义要在这些国家里使资本主义复辟的企图。
（八）在无产阶级民主到斯大林主义摧毁的工人国家里，以及由于斯大林主义影响从未有过无产阶级民主的工人国家里，必须为无产阶级民主的恢复或建立、为实行劳动群众民主地管理国家和经济而进行斗争。斯大林在列宁和托洛茨基时代已经用政治反革命手段摧毁了无产阶级民主。因此列宁主义力量面临着这样的任务：组织一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以便工人阶级有领导地实施推翻官僚贵族的独裁并代之以无产阶级民主的权利。这意味着必须进行一次政治革命。把无产阶级民主恢复到高水平后，各工人国家首先是苏联，将恢复斯大林之前的吸引力，从而将在资本主义各国中掀起一个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新高潮。
（九）在古巴出现一个工人国家——它的形式还未肯定——具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因为古巴革命是在一个完全独立于斯大林派之外的领导下实现的。7月26日运动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这一事实提供了一个典型，它现在已成为一系列国家的榜样。
（十）由于世界革命出现了新高潮，尤其是由于在国际范围内改变了阶级力量对比的中国的伟大胜利，已被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德帝国主义的胜利以及苏联经济、技术和文化的巨大成就壮大起来的苏联无产阶级，对官僚主义专政所施的压力越来越强大了，特别是在斯大林逝世之后。当权的贵族为了减轻这种压力，作出了大规模的让步：取消了极端的警察专政（撤消了强迫劳动营，修改了斯大林的专横的劳动法），摧毁了对斯大林的迷信，恢复了斯大林清党运动中许许多多的受害者的名誉，显著地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甚至在各领域内撤除了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的限制。赫鲁晓夫政权并不是要粉碎官僚专政，他的目的不是要来个“自动改造”，而是要在日益高涨的人民压力面前保持贵族的政权。但是群众把这些让步只当做是偿还他们的欠债的一部分，他们力图把所取得的东西变成新的据点以争取他们最后的切身要求，即恢复无产阶级对经济和国家的民主监督。欧洲各工人国家的无产阶级地位这种缓慢地然而稳定地加强，是斯大林主义的世界性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
（十一）南斯拉夫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领导之间发生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冲突，促成了触目惊心的分歧的爆发，从而最后地打破了斯大林主义的完整体系。匈牙利工人的政治革命的尝试加深了这种冲突。古巴革命使这个危机更加深刻化。随着中苏冲突的发生，这个危机已成为世界政治头等重要问题之一。危机除了反映各民族官僚主义之间的利益矛盾、苏联官僚主义和它影响下的各国工人阶级之间的利益矛盾外，还反映了斯大林主义和生气勃勃的胜利的革命之间的根本不可调和性。在生气勃勃的胜利的革命中，战斗的先锋队伍力图遵循列宁的教导。因此这个危机具有非常进步的性质，它标志着重建一个全世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运动的一个重要阶段。
（十二）殖民地革命与斯大林主义世界性危机已结合在一起，在目前世界革命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在十年多一点的时间内，殖民地革命迫使帝国主义取消了几乎全部的直接的殖民地统治，而代之以间接的统治，即同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实行新的“联合”，即使在有些地方这个资产阶级还在萌芽状态中。但是这种制止被殖民地革命所唤醒的国家摆脱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企图，遭到一个无法克服的障碍：不推翻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控制，就不可能解决这些国家的解放和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历史任务。因此殖民地革命有着发展成为不断革命的趋向，就是说，这些革命以彻底的土地改革开始，而后转到剥夺帝国主义托拉斯和“民族”资本家财产，最后走向建立工人国家和实行计划经济。
（十三）在一个以仅仅要求民主权利开始，而将以摧毁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告终的革命的道路上，无土地的农民和半无产阶级力量所进行的游击战，在有一个决心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领导的情况下，是能够在摧毁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政权、加速它的崩溃的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这是从战后经验中应该得出的主要教训之一。这个教训应该有意识地结合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党的战略中。
（十四）第二次大战后，西欧的资本主义成功地暂时稳定了。这个强加于工人阶级的后退，主要是由于斯大林主义领导和社会民主党倡导的叛变所致。他们阻止群众在战后革命大危机中走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但是，资本主义这种暂时的稳定和随之而来的生产力的增长，包含着更尖锐、从而归根到底更具爆发性的矛盾。这些矛盾也关系到其他帝国主义大国，尤其是美国和日本，这些矛盾包含着地理上日益缩小的世界市场越来越猛烈的竞争，想克服通货膨胀的必要性同想把潜在的大经济危机转化为有限的衰退的必要性之间的不可调和性；维护“社会和平”的愿望同为了使自己处于更有利的竞争地位而必须进攻工人生活水平、劳动条件和就业机会之间矛盾的加深。这些矛盾越来越使阶级斗争尖锐化，使阶级斗争有可能从经济斗争上升到尖锐的政治斗争，并在有优越的领导条件下，可能掀起帝国主义国家工人运动一次新进攻，在资本主义最后堡垒内部对资本主义进行挑战。
（十五）社会主义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胜利是持久和平的唯一可靠的保证。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帝国主义有步骤地准备一次新的冲突，挑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起来反对各工人国家，其中以苏联作为主要靶子。扩充军备已成为当前资本主义经济的经常的支柱，已成为符合资本主义世界联盟的头子美国资产阶级政治目标的一个经济需要。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和苏联周围建立广泛的反革命力量。它对新的解放斗争的第一个反应是设法把解放斗争淹没在血泊中。它的军事干涉越来越具危险性。随着古巴加强军事防御力量而发生的危机中，统治美国的亿万富翁的各资本家家族表明他们准备对苏联发动核武器攻击，甚至要使人类和文明冒毁灭的危险。这个难以想象的毁灭力量只有美国工人阶级才能把它从华尔街的疯子手中夺走。欧洲社会主义革命在把美国无产阶级提高到伟大的历史任务的水平上来将起决定性作用，这个历史任务即是争取世界社会主义决定性的最后的胜利。
（十六）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积极地参加一切争取单方面裁减核军备的人民群众运动，为立即停止一切核试验而斗争的同时，应该明白地指出人类到处面对这样一个根本性的抉择，即不是世界社会主义就是核毁灭。清楚地理解这种处境不会降低群众士气，相反地有力地推动打倒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以为不必结束资本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而可以通过“和平共处”来保证和平，是一个致命的幻想。打退核武器战争的威胁最好的方法是通过阶级斗争来争取社会主义。
※※※
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由于对这些基本观点见解一致，有义务加速实现重新统一。企图延长分裂是不合原则的。重新统一也已成为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从各方面来看，革命运动已有了新的扩大机会。古巴革命已给拉丁美洲和其他殖民地国家所奉行的斯大林主义的阶级合作政策以沉重的打击。在古巴革命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新的潮流正向革命的社会主义寻找它们的道路，努力把殖民地革命主要的教训应用到自己的形势中。阿尔及利亚革命已对非洲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先进队伍起了同样的作用，联系这些向左发展的各朝潮流，同它们一起进行工作，甚至在不放弃我们的原则下团结它们，这一切已经成为紧迫的需要。重新统一将大大地便利我们这一任务的完成，加强我们本身的力量并赋予托洛茨基主义以日益增长的组织上的吸引力。立即可取得的后果将是：我们在帝国主义内部所进行的保卫殖民地革命的工作将取得越来越大的效果，托洛茨基主义的主要纲领在争取本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根本改造的一切严肃的革命者中间的份量将越来越大。此外，毫无疑问延长已分成抱有各种暗淡的动机的派别的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分裂局面，只能把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吸引新的力量的能力大幅度地削弱。
与此并行的是，斯大林主义的危机导致了出现在中苏分歧中的明显的大分化，解放了全世界共产党内的巨大力量，许许多多战士被我们的列宁主义纲领和传统、我们几十年来反对斯大林主义斗争的正确性、我们坚持保卫内部民主的行动所吸引。我们缺乏团结，我们表面上不能在一个单一的巩固的组织内调动我们的力量，使他们惊异，使他们不敢接近。重新统一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将有效地推动用真正的列宁主义精神、用自己的真正的国际团结和无产阶级民主的传统去教育共产主义战士的工作。很明显，一个统一的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对所有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将更具吸引力。这些世界共产主义力量对斯大林主义和它的分支来说是越来越具危险性，它们已准备对一个不但在理论上而且在组织能力上是严肃的运动的立场进行考察。
最后，我们应该以最大的注意力来考虑我们对青年工人和学生的吸引力问题。青年工人和学生在示威、进攻和领导革命起义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古巴革命主要是青年的功绩。同样，正是青年把土耳其的曼德列斯和南朝鲜的李承晚的腐朽的独裁既府推翻了。在美国的争取黑人平等的斗争中，法国的同情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斗争中，反对日本和西德的重新武装的斗争中，英国的反对失业的斗争中；也是青年人充当了突击队。在苏联和欧洲各工人国家加深和扩大非斯大林化的运动中，青年也是站在战斗的前列。在全世界，青年高举起争取单方面核裁军的斗争旗子。我们可以用我们大胆的纲领，我们的战斗精神和我们的战斗行动来争取这新一代中最优秀的分子。我们之间过去的争论对革命的青年积极分子已很少意义了，他们关心的首先是关于迫于眉睫的问题和当前的重大政治问题，因此为了过去争论的分歧而拒绝加强我们之间的团结只能把青年往外推出去。
简言之，迅速地重新统一已成为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必不可缺的。当然，在派系斗争曾经是长期的和剧烈的各国，还存在着不少困难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也是可以在整个国际重新统一的条件下得到很好的解决。重新统一将使双方的主要领导人开始在目前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形势下创造新的友好气氛并扫除客观上毫无根据的害怕心理。经过了一段时期在越来越多的方面的共同的友好活动，我们确信在目前看来无法克服的地方性的问题将由同志们自己通过民主方式来解决。
我们也相信，一个统一的组织有可能提出可供考虑然后接受的各种建议，以便在不涉及割断民主集中制中的集中精神的情况下，消除还可能存在的关于章程所载明的保证民主权利的一切怀疑。
我们的运动已面临同1938年第四国际成立时同样巨大和严重的责任，我要求两个潮流在今后几个月内即将举行的各自的国际会议作出决定：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统一的时刻已经来到了，而这种事应该在重新统一代表大会上予以实现，而重新统一代表大会应在上述国际会议后尽可能快地举行。
1963年3月1日
[1]社会主义工人党是美国托派组织。
[2]“国际委员会”是英国托派于1953年同“第四国际”，分裂后成立的一个对立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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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63年6月第四国际重新统一代表大会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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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1963年6月第四国际重新统一代表大会的决议
序言
1960年以来，世界力量的对比继续向不利于帝国主义的方向发展。古巴革命的胜利加速了许多拉丁美洲国家革命前夕的形势。继古巴革命胜利之后，阿尔及利亚人民群众经过了七年流血斗争取得了独立，开辟了阿尔及利亚革命新的社会阶段，建立了整个非洲和整个阿拉伯世界革命的辉煌的中心。在东南亚，特别是在老挝和南越，殖民地的革命在停顿了七年之后重新向前发展。尽管中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和波兰工业生产增长缓慢，全体工人国家的工业生产继续以高于全体资本主义国家的速度发展。
另一方面，欧洲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最近三年来，在维护生活水平的斗争中表现出日益增长的战斗力。尽管在这些国家内出现了相对的“繁荣”景象；特别是在比利时、西德、西班牙和英国，但是无产阶级的重大的经济斗争却屡次动摇了这些国家的制度的政治上的稳定性。即使在法国，1958年5月之后受到严重挫折的工人阶级的战斗力也开始恢复，而当他们的生活水平受到威胁时，他们表现出来的抵抗能力是非常出色的（例如矿工的罢工）。
尽管世界力量的对比逐渐对他们不利（统治阶级对这点是十分清楚的），但是世界帝国主义依然保持着经济、军事和政治力量到这种程度，即在日益高涨的世界革命的各种力量前，还没有失去反扑能力。在经济方面，帝国主义在欧洲大陆和日本继续迅速地增长它们的资源，虽然这种扩张已开始严重地缓慢下来。美帝国主义克服了1960—1961年的衰退，现在美国的统治阶级正竭力用大量增加国家开支办法来加速扩张，因而造成通货膨胀和美元的国际地位的削弱。在军事方面，帝国主义继续扩充核武器的储存，迫使苏联也不得不加速这方面的军备。在殖民地革命新的进展前，帝国主义的反应是一方面进行局部的干涉战争（老挝、南越、古巴、拉丁美洲的军事代表团）；另一方面，力图用加强财政和政治援助来勾结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印度、巴西、委内瑞拉、伊朗、刚果等）。这些办法从长远来看，是不能发生效果的，但是能把社会主义的到来推迟若干年。日益尖锐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特别是欧洲帝国主义大国之间、欧洲某些帝国主义大国和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还没有把世界帝国主义削弱到在革命的进展前毫无反扑力量的程度。
在这种情况下，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是现实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危险只有在最主要的帝国主义堡垒内部的无产阶级设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才能最后地排除。现阶段的殖民地革命的进展和资本主义国家内的工人运动的进展正削弱着帝国主义，从而准备着这个胜利。这个战争所以被推迟的爆发，首先是因为帝国主义统治阶级和苏联官僚主义领导人意识到一场世界核战争将造成全人类自行毁灭和自杀的巨大危险。所以有可能帝国主义非到最后关头，即它感到一切继续生存下去的一般可能性完全被切断，它的关键性利益受到迫切的威胁而它还保持着进攻主力时，不敢发动这场战争。这意味着革命力量还有一段时期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尽最大可能削弱帝国主义，尽最大可能准备帝国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胜利的可能性，以便能够及时地从堡垒内部瘫痪和推翻帝国主义。
最近的革命进展已在国际工人运动内部产生了最重要的政治后果。古巴革命的胜利是1917年以来第一个不属于国际斯大林世界的政治力量所领导的革命胜利，也是从1917年以来第一个革命领导由于它所处的客观环境和它本身的认识水平不得不公开地求助于革命的国际性发展的胜利。在阿尔及利亚，有利于重复古巴经验的条件日益在明朗起来。各工人国家的官僚主义团结已经破碎了，从而加速了以中苏冲突为代表的剧烈的政治斗争，这个斗争越来越迫切地向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战士提出了和将提出一系列根本性的战略和策略问题。
这就是说，不论是殖民地革命的进展，或是蜕化变质的工人国家的政治革命的进展，都开始越来越摆脱过去十多年来力图控制这些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中派主义或官僚主义的势力。殖民地人民群众争取他们的革命取得社会主义出路的动向；知识分子、青年和工人先锋队伍力求使非斯大林化运动超越赫鲁晓夫阶段而真正地回到列宁道路上的斗争，中国企图建立一个共产主义运动国际左派，从而把帝国主义国家的“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争取同资产阶级联盟”等根本方针重新提出来讨论的努力；各帝国主义内部新的先进队伍的出现——这一切现象表明，建立一个新的国际性革命领导的道路已取得进展，而建立这样一个新的领导是保证世界革命迅速成功和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一项关键性的任务。如果说建立和壮大第四国际各支部是这个过程的基本因素，那么，这个因素还包括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道路上取得了重大进展的各国革命力量必须合并的任务。
（一）世界经济形势
美国经济曾发生1960-1961年的衰退，而后又有了恢复，这次恢复虽然比预料的要缓慢，却在没有遭受很大破坏的情况下克服了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华尔街的金融崩溃。目前美国经济发展最值得注意的一点还不是这个金融崩溃，而是每次经济衰退后找不到工作的失业者和未利用的工业生产能力趋向于扩大。另一方面，把经济危机转化为规模和时间上有限度的经济衰退，是用不断增加财政开支，首先是军事支出作代价的，这是美元逐渐贬值的基本原因。肯尼迪政府想以巨额预算赤字来加速美国经济增长,只能加剧今后几年美帝国主义经济政策的矛盾，再次扩大国际支付的赤字，引起新的物价高涨，从而削弱美帝国主义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从长远来看，美帝国主义被迫面临着这样的任务，既要保证经济增长以便它有可能稍微推迟苏联经济“赶上”的日期；又要不断增加它的军事费用和在财政和军事上援助殖民地资产阶级，首先是拉丁美洲的各“同盟国”政府。这样，它如果不是向美国工人阶级已取得的生活水平进攻，就是对美国工人阶级实行严格的工资冻结，此外别无办法。大批失业的压力，美国资金向“劳动力价格”较低的国家外流,工会力量的削弱和政府对某些工会特权的侵犯,加上自动化的客观效果，逐渐地给上述进攻创造有利条件。从而引起这种进攻的政治和社会不堪设想的后果。
西欧和日本（除了英国和比利时）资本主义经济在美国和加拿大经济衰退时期，再一次成功地逃避了经济衰退（在1957-58年经济衰退时期已是这样。它们长期增长的因素，首先是工业现代化和合理化投资水平高，以及耐用消费品工业的发展。这些因素是这些资本主义经济十年来特大“景气”的原因，也是得以逃避这次衰退的原因。
但是，这些长期增长的因素已开始一点一点地疲软下来，钢铁业受生产性投资逐渐缓慢的影响，三年来已处于真正的停滞状态,汽车工业1960-61年已出现明显的衰退象征，现在虽然出现一个短时期的复元，但是一般估计到了1965年汽车市场将趋于平衡。同时，在资本主义欧洲，经济越来越出现生产能力过剩，因而表明即使不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固有的生产过剩现象依然存在，只不过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罢了。
因此，可以肯定所有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以及日本的增长率都将逐渐下降，耐用消费品和“新产品”的市场将达到饱和点，大多数的工业资本主义大国的生产率水平将趋接近，由此帝国主义之间必然会发生的竞争将趋剧烈，欧洲资本主义经济也将逐渐重新出现经济衰退和工人失业。突然兴旺的景象让路给更加“正常”的循环期的速度在各国之间是会有所不同的。毫无疑问，像意大利特别是日本这样的国家还拥有大批工业后备军，资产阶级可以利用比美国、英国或西德低廉得多的工资，它们延续这例外的“景气”阶段可能要更久一些。
目前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形势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帝国主义工业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市场越来越缩小，这些国家的在世界贸易的比重也越来越缩小，从而帝国主义之间的贸易成正比例地增长，特别是由于欧洲共同市场的建立。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封建资本主义结构阻碍了本国经济的发展，阻碍了本国的工业化以及人民群众贫困的生活水平真正的提高。1960-63年这一阶段同上一阶段一样，尽管“援助”这些不发达国家之说甚嚣尘上，尽管有一切“争取进步联盟”的办法，这些国家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依然在下降，下降的原因或者是交换条件的恶化从而削弱它们在世界市场的购买力，或者是特殊现象例如通货膨胀。军事费用的增长和外国资金的外流。这样，这些国家中有些国家，本来已很缓慢的资产阶级工业化的过程受到了阻碍，特别是在阿根廷、印度，甚至在委内瑞拉也是这样。最近一个时期的原料市价的上涨，也不能根本地改变这种局面。
随着大部分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投资景气接近尾声，制造工业设备的工业因而越来越焦急地寻求新的市场。无疑的，这些帝国主义国家要作出新的努力，用贷款方式去资助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在经济上去配合为稳定大部分这些国家中的新殖民主义制度所作的努力。即使不低估这种政策取得短时期的成功的可能性，这种政策也不能消除引起群众不满情绪的任何一个因素，而殖民地革命的动力将在所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继续起根本性作用。
在这同一时期，除中国外，各工人国家的经济继续不断地在发展，尽管发展速度各不相同。特别是较为发达的工人国家的工业发展（例如苏联、波兰、特别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捷克）这一二年来出现或多或少的显著的缓慢；相反例如罗马尼亚这个国家的发展却十分惊人。某些计划甚至完全失败了，特别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七年计划（这计划原定：“到1965年按人口计算生产要赶上西德”），捷克计划和苏联的化学工业计划。但是，苏联七年计划大体上似乎可以在1965年完成。
农业由于气候影响、储存缺乏、投资不足以及农民群众对合作化生产不关心，继续出现一年比一年更猛烈的波动。各工人国家经济缺乏国际间的协调和一体化的后果越来越显著，苏联官僚机构因此不得不来一个大转弯，企图把经济互助委员会变成国际间经济一体化的机构，包括计划一体化（至少在某些方面）和国际贸易及多边国际支付在内。在各工人国家范围内改进国际间的劳动分工，毫无疑问，会使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和捷克等国家工业重新增长。这些国家受到自给自足倾向的害处最深，而这种自给自足倾向是每个民族官僚主义的计划工作的特点。
南斯拉夫克服了1961-62年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在歉收和过度的分散主义恶果双重影响下，曾突然地中断了经济特大增长时期，甚至破坏了对外贸易垄断，造成了严重的国际支付的逆差，今年，在调整了中央对外贸易的控制之后，同等的甚至高于百分之十的增长率可能再度出现。
至于中华人民共如国，由于特大的自然灾害，但是也由于建立“人民公社”的过程中过分的做法所造成的恶果，连续三年来情况暗淡，目前似乎正在复元，这个复元是依靠彻底改变经济政策——给予农业和轻工业以优先权，大幅度放慢重工业发展而得到的；重工业的发展还受到苏联停止援助和缺乏国际援助或贷款的阻碍。
总的来说，世界经济形势依然包含第四国际以前的文件所指出的几个大特点，即：
——帝国主义国家经济发展迅速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经济发展迟缓之间的矛盾日益扩大，这样不断地加深了这两个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区域的经济发展和群众生活水平之间的鸿沟，从而提供了殖民地革命不断扩大的客观基础。
——工人国家高速度的增长同帝国主义国家波动很大的增长速度（一般趋向下降）之间的矛盾日益扩大。
——由于利润率普遍下降和市场日渐缩小，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和竞争日益剧烈化。
（二）国际政治关系的演变
肯尼迪政府正是美帝国主义在国际关系上遭受许多显著的失败和挫折的时期结束后上台的。这些挫折和失败是，古巴革命取得了胜利，就在美国大门口建立一个工人国家；美国傀儡李承晚和曼德列斯在人民示威的压力下垮台；拉丁美洲（尼克松巡回旅行），和日本发生了猛烈的反美示威；苏联在宇宙火箭方面取得了显著的领先地位。此外，苏联官僚机构重新提出西柏林问题，企图迫使美国军队撤出西柏林,给人一个印象：苏联不但力图巩固乌布利希摇摇欲坠的政权，面且还想把不利于帝国主义的总趋势转移到十年来朝相反方向发展的世界一个地区，即资本主义欧洲。
代表纽约财政资本和帝国主义最顽强的资产阶级的智囊团所包围的肯尼迪政府，用尽一切办法企图制止这种不利于帝国主义的国际局势不断地恶化:加紧扩大核火箭和常规武器的军备；用政治军事压力和加紧财政“援助”相结合的办法在古巴周围建立一条安全带，进而用军事干预、经济封锁、或者两者并举地来推翻这个工人国家；加强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策，即使因而损害它的欧洲帝国主义同盟国也在所不惜；对这些盟友和竞争对手保卫自已的经济利益，特别是强制它们承担更大一部分的军事政治的共同负担（对殖民地资产阶级的“援助”）。同时，这个政府很明确地表示，它随时准备好发动一场世界核战争，以阻止世界力量对比的任何巨大的恶化，尤其是如果这种恶化是由苏联官僚机构直接引起的话（如柏林、古巴）。
毫无疑问，在许多方面，美帝国主义是依靠这种政策获得了比杜勒斯的“战争边缘”政策若干更大的策略性的成功。美帝国主义始终保持着它在西柏林的地位，而赫鲁晓夫事实上在这个问题上后退了一步，而满足于建立一座“墙”，以阻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公民的大规模外流，并可能在更换旗帜的情况下让占领军继续在西柏林呆下去。美帝国主义迫使苏联官僚机构撤离了刚果，从古巴撤出火箭。它暂时阻止着委内瑞拉和圣多明哥革命进一步的发展。它在宇宙飞行方面部分地改变了落后情况，而在核武器方面保持着数量上的优势。
但是从战略性方面来费察，两年来国际局势却不断地朝着不利于美帝国主义方向发展。三番四复推翻古巴工人国家的企图，包括入侵，都以失败告终。不论在巴西、墨西哥和智利，由于广大群众对古巴革命的同情，帝国主义强迫这些国家当权的资产阶级同古巴完全决裂的企图未能成功。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发生了政治和社会严重的危机，那里的群众运动加强了，在若干国家中发生了游击战。帝国主义联盟内部的矛盾在加剧，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目前比1956年11月苏伊士运河危机以来任何时候更加紧张。苏联的技术和经济进展继续把增长速度缓慢得多、不平衡得多的美国经济抛在后面。殖民地革命出现了新的爆发中心，特别是在东南亚（老挝、南越），这比任何时期更迫使帝国主义把它的军事、财政和经济资源分散到许多地区去，而这些资源并不是用之不尽取之不蝎的。阿尔及利亚革命从法帝国主义手中夺得了独立，革命的第一批成果之一是阿拉伯世界的群众运动重新高涨，从而直接威胁到在沙特阿拉伯、波斯湾各酋长国、伊拉克甚至伊朗的英美石油公司的巨大财富。
面对着1960年以来发生的事中所包含的巨大革命可能性,苏联官僚机构的根本政策基本上是保守的，它害怕世界革命的劲头和世界革命在苏联国内的反应。这个官僚机构的总路线依然是“和平共处”和“经济竞赛”，它不去动员革命群众，不坚决支持争取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殖民地革命中最先进的斗争运动，而以坚持同殖民地资产阶级联盟和“利用帝国主义矛盾”作为长远的战略的基本因素。但是随着这条总路线在官僚机构内都越来越受到批判，特别在中国共产党的压力下，这条总路线毫无例外地不能严格地执行了。因此，如果苏联官僚机构没有给予阿尔及利亚革命以重要的援助，而一直等到阿尔及利亚独立前夕才正式承认；如果法国共产党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采取罪恶的消极态度；如果拉丁美洲各共产党阻止了和继续阻止对古巴来说是最好的帮助的群众革命斗争，那么，克里姆林宫却不得不给予古巴的工人国家以经济和军事援助以便它抵抗帝国主义的封锁和第一批的侵入尝试。同样的，如果苏联官僚机构赞助老挝的“中立化”，如果它企图制止东南亚的革血斗争，那么它却不得不保护寮国力量反对美帝国主义对老挝的直接军事干涉。
克里姆林宫的保守路线在最近一个时期表现得最恶劣的是，它对中印边境的态度（供应米格飞机给尼赫鲁，赞扬“尼赫鲁的和平政策”），以及它对印度共产党内的丹吉的赫鲁晓夫派的态度（在本国资产阶级面前实行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投降）。
同过去一样,三年来殖民地革命的胜利伴随着一系列连续不断的帝国主义反革命军事干涉或者反革命战争（刚果、安哥拉、多米尼加共和国，南越和老挝、南朝鲜、新西几内亚、也门、北婆罗洲等）。国际工人运动和各工人国家有义务给这些正在进行中的革命以政治、经济和军事援助。这些革命在现阶段是最能打击帝国主义的力量。
同时，同过去一样，尽管举行了一系列“裁军”会议，核武器军备竞赛仍然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苏联官僚机构和美帝国主义进行了一系列新的核试验。这件事实促成了一个新“原子休战”的缔结。从核试验威胁到人类生理状况，成为核讹诈外交的因素的方面来说，原子休战有其积极性。但是即使这种休战真的缔结了——特别是在符合克里姆林宫和华尔街停止在世界上扩散核武器的共同利益的情况下——，它丝毫不能成为真正实行核裁军的保证或甚至是许诺这种休战实际上也只不过是加紧进行核扩军的两个阶段之间的休战。在国际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帝国主义，还拥有原封未动的经济和军事的力量的整个时期，任何认真的裁军依然是个不切实际的幻想。这说明美帝国主义力量存在多久，全面核战争的危机将存在多久。反对核危险的最后斗争是推翻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只能由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才能进行得好。削弱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殖民地革命在现阶段对这个未来的裁军可以作出重大的贡献。正是基于这种精神，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义务去大力地参加争取帝国主义国家任何单方面核裁军的运动。
近年来越来越尖锐化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经济力量对此起了变化。美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翌日所取得的在帝国主义阵营中的绝对优势已经丧失。英帝国主义的世界地位几乎一直在下降。相反，西欧国家的帝国主义（特别是西德帝国主义，其次是法、意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大大地改善了它们在世界市场上的相对的经济地位。这种变化表现在相对的生产数字上，也表现在各列强在世界贸易中的相对比重上。
但是政治军事力量的对比并没有同经济力量的对此并行地起变化。美帝国主义在英国放弃了“闪电”导弹计划后甚至加强了它的核武器垄断。它继续控制着帝国主义的联盟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它毫不考虑它的盟国的特殊利益（刚果、加丹加、新西几内亚等），在决定性时刻甚至不同它的盟国协商就采取行动（1962年10月加勒比海危机）。帝国主义联盟内部的日益剧烈的紧张局势，尤其是戴高乐拒绝接纳英国进入共同市场之后新爆发的法美之间的紧张局势，归根到底表明美国的至高无上的军事威力同经济优势相对地下降之间的矛盾。
虽然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在这个斗争中各有各的打算，但是帝国主义之间的基本团结精神在革命和工人国家的进展面前还是占着上风。真正的“反同盟”（就是说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同苏联结成联盟以反对美帝国主义）是不能想象的。一些暂时的阴谋活动，特别在贸易方面，不会改变这个根本动向（如英国拒绝承认美国对某些所谓“战略”物资向工人国家出口的禁令；加拿大突破对古巴的封锁等）。
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后，戴髙乐追求在欧洲建立第二个帝国主义集团。这集团将与美国的集团相等与它并起并坐。戴高乐的所谓“法兰西打击力量”（欧洲独立的核攻击力量的核心）和他的拒绝扩大共同市场的政策——华盛顿希望把共同市场溶化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内）——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但是他这种野心既不符合法帝国主义真实的具体份量，也不符合西德帝国主义战略和经济利益，西德由于它已延伸到非洲（参加共同市场的非洲国家）早已感觉它在“小欧洲”中的地盘太窄狭了。因此最可能的演变是，与其说“欧洲帝国主义集团”同美帝国主义之间冲突将长期化和深刻化；不如说，其他帝国主义大国日益参加到大西洋联盟实际的冲导中去。
（三）殖民地革命的进展
自1980年以来，殖民地革命继续在各个爆发中心发展：古巴和拉丁美洲革命；阿尔及利亚和阿拉伯革命,南非和非洲革命,老挝、南越和东南亚革命；中印纠纷和印度革命。
古巴工人国家的建立是，没有受到苏联官僚机构控制和影响的独立的政治力量所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个胜利。这也意味着，1917年10月以后第一次由于客观需要也由于阶级觉悟，有计划地企图在国际上至少在整个拉丁美洲扩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革命领导取得了政权。由于这两个原因，就是说，由于古巴对拉丁美洲贫困群众所具有的客观吸引力，和“卡斯特罗主义”在拉丁美洲工人运动先锋队内部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内部引起的逐渐的分化，古巴革命有力地推动了拉丁美洲革命的高潮。
相反地，这个革命也导致美帝国主义政策的改变，在1932-1957年这一段时间内，美国政策主要特点是，间接干涉和经济财政的压力，即实行所谓“睦邻”政策。现在，美帝国主义对拉丁美洲越来越采用直接的经济、政治干涉，甚至军事于涉。
至于拉丁美洲的资产阶级，它正处于越来越剧烈的分化过程中，一股力量企图用表面上适应群众反帝要求和实行绝不触犯半殖民地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若干改革的办法象抵消群众运动；另一股力量则企图对实质上威胁到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群众运动实行直接的镇压。
古巴胜利影响下的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涨，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面对这种高涨的反应，这两种趋势结合在一起，正是最近三年来拉丁美洲政治社会的动向。
群众运动的高涨在委内瑞拉、秘鲁、智利和厄瓜多尔这样的国家特别突出；至于阿根廷，工人运动已屡次表明，工人运动在现政权的经济政治崩溃的气氛下（劳动人民和国家公务员的工资未发，接二连三的军事政变等）依然保持着完整的发动大规模罢工的能力。甚至最稳定的国家例如墨西哥也受到农民反抗周期性爆发的震动。
另一方面，“争取进步联盟”应该是美帝国主义干预拉丁美洲的一张王牌,但是直到现在不论在经济上（通货膨胀严重地阻碍工业化发展），在政治上都显得无能为力。美帝国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无法消灭革命高潮的客观原因，加上缺乏成熟的革命领导，这种情况促成了长期的危机，其中最典型的事例是玻利维亚危机已延续十年之久。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很快在过时，它正处在锻炼和不断分裂为社会主义革命或亲美反革命的过程中。但是在拉丁美洲三个国家中，即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资产阶级比这个大陆的其他国家强大些，因此帝国主义还有比较宽阔的回旋余地。在阿根廷，民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扶植下还能够设法重新运用庇隆主义，庇隆主义在群众中的影响比过去任何时期更强大，足以用来对抗社会主义的出路。
最尖锐的革命危机正在委内瑞拉酝酿中，那里的局势依然很紧张。但是在那里美帝国主义有着巨大利益，它势必要用一切方法来保卫。在智利由于群众处在等待大选的精神状态，随着1964年的大选的发展，正在酝酿一埸巨大的较量；在秘鲁，群众运动不论在城市或农村都已达到一个非常先进的阶段。
阿尔及利亚革命在它转向社会主义过程中，对阿拉伯人民贫困群众，不论是马格里布或者已经巴尔干化为七个国家（姑且不谈波斯湾各酋长国和教长国和亚丁殖民地）的劳苦群众来说,都是一股巨大的吸引力。这些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纽和民族主义小资产阶级只是在彻底玩弄阿拉伯统一的花样，即建立面积广大和石油资源丰富（这将最后地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大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来对抗一个真正社会主义的阿尔及利亚的情况下，才有一丝希望抵住这股吸引力。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倾向于团结在纳赛尔主义周围，他们利用纳赛尔主义作为动员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工具，作为严密地官僚地控制或限制群众运动的手段。纳赛尔主义最显著的特征是出现在埃及本身，在群众的支持下纳赛尔主义无可怀疑地是狠狠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地位。但是纳赛尔主义却把工人运动任何自发性和工人运动应有的斗争维持在窒息性的控制下，从而产生了恩格斯所用过的名词“国家资本主义”；旧时资产阶级通过管理和经营国有化的经济日益发财致富。
因此，伊拉克、叙利亚的“统一主义”的政治力量的胜利，约旦的群众斗争和也门的革命都可以认为是阿尔及利亚革命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初步反应，同时也可以认为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治力量对这个革命的初步反应。正是主要是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共产党所犯的巨大政治错误使阿拉伯统一高潮暂时地造成了工人运动的削弱而不是工人运动的加强。但是今后，阿尔及利亚革命的胜利以及纳赛尔式的“社会主义”强加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生产力发展中的狭窄的界线，将为阿拉伯世界的工人运动新的前进创造出合适的条件；同样地，阿尔及利亚革命的进展将促进突尼斯和摩洛哥的工人运动。
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本·贝拉领导机构明确地表示，决心支持黑非洲各地的革命运动，特别是葡萄牙殖民地，主要是安哥拉、南非的革命运动，由此，阿尔及尔正在成为整个非洲革命运动的推动中心。
1960年政治独立斗争取得辉煌的胜利之后,黑非洲革命曾一度出现停顿，特别是由于新殖民地主义势力在几乎整个前法属黑非洲和刚果取得胜利，卢蒙巴和穆尼埃被杀害，新殖民主义在肯尼亚的某些进展以及加纳和几内亚群众运动的低落。总的说来，帝国主义直接的、间接的干涉是这个新殖民主义胜利的主要原因，但是这也得归功于部落势力的强大（特别是在刚果、加纳、肯尼亚）推迟了真正民族主义政党的建立对真正的民族意识的树立，归功于新资产阶级势力在独立后立即超速度地出现，特别是在行政部门、政治干部方面、商业部门和“公用事业”部门。
在这些条件下,黑非洲革命在葡萄牙的殖民地东山再起，首先是在安哥拉，南、北罗得西亚，特别是南非。在南非，情况可以与1954年11月以前的阿尔及利亚相比，一触即发的原料已经堆积成，而种族隔离立法和经济剥削程度的加强更是火上加油。因此一开始就采取武装斗争形式是无可避免的。土著居民的特殊性：大部分是半无产者，他们的文化水平和技术熟练程度高过于黑非洲其他国家，使即将到来的南非革命成为整个黑非洲社会主义革命未来的中心。
在日内瓦协定签订和越南分割之后一度陷于停顿的东南亚革命，这几年来由于南越的游击战运动和老挝的内战的高涨重新在前进。想在华盛顿和莫斯科压力下停止这场内战的企图遭到了北京和河内的抵制，和寮国对那些所谓“中立主义”力量所产生的吸引力的抵制。此外，南越和老挝革命的进展在泰国广大的边境地区创造了革命前夕的形势。
优越的经济地位和一批相当富裕的农村小地主，以及华人和马来亚人之闲所爆发的民族冲突，使马来亚的新殖民主义者得以暂时地控制这个国家的革命运动。然而新加坡革命运动的规模却并未缩小，这迫使马来亚买办资产阶级起草一个马来西亚计划，以便一方面抑制新加坡革命高潮另一方面更好地抵御越南、老挝和泰国革命进展的影响。但是这个马来西亚计划遭到北婆罗洲群众的猛烈的反对，引起印度尼西亚民族运动的新发展。
印度尼西亚仍然是东南亚革命的关键性国家。在这个国家里，革命已停滞了一个很长时期，虽然还不能说资产阶级政权已稳定或群众运动已遭到重大的挫折。苏加诺政权只是一方面依靠印尼共产党（该党实行毫不反对反而完全支持苏加诺并且绝对不考虑采用夺取政权的斗争的极端机会主义政策），另一方面依靠巧妙地利用群众反对各种分裂运动和关于新西几内亚及北婆罗洲的民族感情来维持。
最后，印度各左翼政党（印度共产党、革命社会党、社会党等）可悲的态度，它们在沙文主义压力下投降和接受同资产阶级结成“神圣同盟”可耻的行为，使得尼赫鲁政府在中印边境发生冲突后给印度工人运动造成严重的失败。尽管中国军队在边境战役中严重地打败了印度资产阶级军队后在众目睽睽之下撤退了，印度资产阶级政府还是把大规模的国家军事化费用强加在群众身上。这种军事化并使第三个五年计划遭到失败。然而扩充军备的客观后果（通货膨胀、生活费高涨、税捐剧增）将为工人运动的再起造成有利的条件，如果先进的政治力量懂得把无产阶级和贫穷的知识方子保卫生活条件的斗争同真正土地革命的行动结合起来。
总之，殖民地革命的一切新的进展，将越来越把这个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化（这种转化已开始在阿尔及利亚出现）提到日程上。当这种转化达到各地理区域中的关键性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印度或巴西时，世界力量的对比将发生新的质的变化。
（四）帝国主义国家阶级斗争的演变
总的来说，帝国主义国家的阶级斗争的主要推动力来自帝国主义之间的猛烈竞争的后果，而这些后果导致对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定期性的进攻。资本主义欧洲的大部分国家长期存在着相对的充分就业的气氛。在这种有利气氛中，劳动人民对付这些进攻所进行的不可避免的反击可以采取经济形式：或者只限于要求增加工资，或者争取减少劳动时间和延长工资照付的假期（这是面对着耗尽无产阶级体力和精力的无休止地提高劳动强度所必需采取的自卫步骤）。但是当一个足够强大的先锋队成功地教育了劳动群众中最富战斗性的阶层必须为过渡性要求进行斗争的时候，这种反击也可以采取具有更进攻性和政治性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反击能够成为对资产阶级的一场力量的较量，创造出一个革命前夕的局势和促使政权问题迅速成熟，而相对的“繁荣”景象消失并不是一个必要的先提条件。
尽管各国具体条件很不相同，但是比利时无产阶级进行的伟大斗争。（1960年12月-1961年1月的总罢工），西班牙无产阶级的斗争（1962年4月阿斯土里亚斯矿工的罢工，接着全国各地发生的声援罢工），意大利无产阶级的斗争（1962年夏季冶金工人的大罢工），英国和芬兰无产阶级的斗争（1962-1963年冬季的罢工运动），都是在同一个气氛中发生的。无论哪一处这些罢工都具有时间长的特点，罢工时间长到超乎惯常情况；并且在斗争中出现了一批新的青年战士，这些青年战士以特别旺盛的战斗精神参加了战斗。这些特征也同样出现在德国西南部的十万冶金工人的罢工。这些德国冶金工人的罢工运动表明：这是在接近上述总的情况下，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的战斗精神第一次觉醒了。无论哪一处，归根到底，先锋队的相对力量、它在群众中的影响和它提出的切身要求的水平才是，想把斗争保持在狭窄的工团主义范围内或想把斗争提高到将动摇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决定性因素。
甚至在法国，那是西欧唯一的无产阶级在1958年5月没有认真地起来反对而让拿破仑式的戴高乐政府建立起来，从而使无产阶级遭受严重失败的国家，1963年3月的矿工罢工运动也表明，工人阶级已准备艰苦地保卫他们在“繁荣”时期取得的生活水平，表明这样的斗争甚至已创造了有利于工人运动的政治复兴的客观条件。此外，戴高乐政府实行的政策把社会党推到反对党地位，威胁到社会党在议会制度中的原有的地位，这便利了社会党和共产党的接近，从而扩大了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因此，首先，由于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抵抗，其次，由于工人运动的若干复兴，戴高乐政权没有能够得到深刻的和经久的巩固；当它遇到经济和社会情况发生任何突然的恶化，在任何一个未解决的结构问题突然被提上日程上来时，仍然会束手无策；而这些情况反过来将会突然触发阶级斗争的火焰，为工人运动的真正复兴创造可能性。
总的来说，资产阶级想利用阶级斗争暂时的平息和工人阶级的若干非政治倾向来加强它的镇压武库，对罢工权重新规定，加速向“强有力国家”的演变。但是这种演变却到处遭到工人阶级先锋队伍的猛烈的抵抗，而工人阶级先锋队伍已有足够的影响来推迟（德国）或在很大程度上挫败（意大利、比利时）资产阶级的计划。假如这种反抗能与好几年来更加艰苦的经济斗争的潮流结合起来，那么它也将成为工人阶级斗争再度政治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此外，资产阶级，特别在某些国家，酝酿了一种新方针：在不同的或甚至表面对立的方针下，加强经济相对的健全和合理化（这对资本主义利益本身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其次，把工人阶级，首先是工人阶级的工会，逐渐地“溶化”在“新资本主义”液体中。这种政策开始于法国孟戴斯—弗朗斯执政时期，然后更有组织地发展于戴高乐时期，最后在意大利依靠中间偏左的势力在更大胆的形式下明确起来。但是尽管有若干传统的工人政党对此采取机会主义的或混乱的态度，这种政策显然没有达到目的。不论1962-1963年的经济斗争（意大利几次罢工带动了停滞好几年的某些工业部门，法国矿工的罢工等），或如1963年4月意大利大选那样的出色地有意义的事件，都清楚地表明这一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阶级战斗派对这类性质的新试验应该在下列两个方面继续予以反击，一方面，拒绝在“计划化”、“收入政策”等借口下的任何公开的或隐蔽的工资冻结,保持工会运动的一切行动自由权，利用充分就业以改进劳动者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集中力量宣传如工人监督、工农政府（各个国家要有各个国家的具体的特殊的内容）等过渡性的要求，这样可以顺利地揭露所谓“中间偏左”解决办法的资产阶级本质。
下列两个事例特别值得提出：西德的事例和英国的事例。
十多年来，西德工人阶级的组织和政治觉悟出现了退化现象。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并且承担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乌布利希政权的不得人心的全部重担，因而完全陷于孤立，降到一个毫无力量的积极分子的核心，中派主义的小集团逐渐瓦解，被社会民主党排挤出来的新的中派集团孤立于群众运动之外而大部分瘫痪下来了。社会民主党自哥德斯堡代表大会以来快速度地向右转，那次代表大金抛弃了该党纲领中仅有的社会主义的残余，迎合了该党社会成分的变化，即小资产阶级、公务员甚至中等资产阶级。他们这些人代替了工人，而成为该党日常工作最活跃的积极分子，使该党变质为一架选举机器。然而社会民主党远不能成为西德工人阶级政治团结的一个主要中心。
但是，各工会，特别是各大全国性的工会（冶金、化学、公用事业），保持了甚至相对地发展了它们的力量。所以发生这种演变，背景是，十五年来，没有通过面对面的大规模的斗争而只是通过谈判就取得年年提高工资。1949年起点很低的工资水平和工业特大发展促成了这样的演变。但是这种演变目前已遇到越来越大的客观的阻力：国际间竞争的剧烈化，德国的工资今日已在共同市场内达到最高峰，国家非生产性的开支（特别是军事开支）不断增长（这自必沉重地转嫁到劳动群众身上）。西德的资方必将拒绝“一年一度”的加薪,甚至于通过生活费用的上涨强使实际工资降低。最近德国西南部冶金工人的斗争导致工人罢工和资方停业，说明了这种时刻已经接近。这个时刻一旦来到，即使在那时社会民主党已参加政府，最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工会和资本家之间发生剧烈的冲突，工会先锋队激进化，至少这支先锋队可能迅速政治化。
这几年来英国大体上是朝相反方向发展。对某些政治问题的反应越来越敏感了，首先是对核军备裁减问题；其次，盖荚克尔提出修改工党纲领的“第四点计划”遭到猛烈的反对；保守党经济计划破产，使英国蒙受一连好几年的经济停滞；劳埃德宣布冻结增加工资；大批失业重新出现，企图损害工人阶级以实行工业合理化——这一切造成了社会紧张和逐渐重新政治化的气氛，使今日的英国工人运动此过去任何时期更强大。工党可能在群众和积极分子不能再忍受（即使不起来反抗的话）保守党仅仅继续它现在的军事和经济做法的情况下再度登台，那时毫无疑问地可能促成工党在一个短时间的间歇后重新向左转。
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独裁制度继续衰弱下去，一个是由于群众运动的真正复兴，另一个主要是因为殖民地革命扩展到所有的葡萄牙殖民地。这两个政权的覆灭已经指日可待。
在日本，资产阶级利用经济空前的发展,利用在这种条件下劳动者、特别是扩展中的私营大工业部门的劳动者生活水平的提高，在1960年严重危机之后成功地稳定了政治局面。但是日本资本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着根本结构脆弱的特点，如现代工业和古老工业同时并存，相当高的工资和不足温饱的工资同时并存，此外它承受着某些工业部门结构性没落的后果（煤炭工业、造船工业），以及来自中国革命的吸引力，群众反核战争情绪的强烈等。这些条件汇合起来依旧是有利于群众运动的复兴，在美国，尽管失业数字不断在扩大，若干“萧条地区”的困谁继续在扩大，工人运动总的说来是停滞不前。不时也发生一些罢工运动，其中也有时间较长、斗争较顽强的；但是这些罢工一般地是防御性的（特别是反对自动化后果），而且都是在上述的总的经济气氛中由资本家越来越倾向于加强他们的反劳工阵地所引起的（冲天的通货膨胀，比起欧洲竞争对手来更加恶化的竞争条件等）。这种形势直至美国资产阶级认为经济普遍恶化到需要对美国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和工资大举进攻之前基本上是不会变的。这种进攻可能引起坚决的反击，导致民主党和工会之间联盟的破裂，导致其中一部分的工会官僚分子出头来组织一个工党。加拿大新民主党的进展的速度,包括在大选方面，也将有利于美国的这个过程。
同时，如果说美国的工人运动停滞不前，甚至连原来的阵地也没有保住，那么争取种族平等的斗争却太大高涨。黑种居民由于一系列的原因采取了主动：南方的工业化，向北方移民的问题，战争的后果,工业中的地位,殖民地革命的反应。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青年一代讨论现状的倾向越来越大,他们组织示威,建立越来越富有战斗性的团体。这种倾向又与另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倾向结合在一起，即民族主义愿望的抬头,特别在穆斯林黑人运动发展过程中更为明显。
在美国长时期以来的相对的“繁荣”压力下，加上这个国家空前的对民主权利的破坏和最凶恶的搜捕，美国整个极左派的力量已大大下降。只有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在如此不利的环境中成功地维持下来。由于古巴革命的胜利，美国先进队伍重新觉醒了。这种觉醒在大学里特别显著。在殖民地革命、非斯大林化运动、反核武器的斗争和争取种族平等斗争的影响下，以及了解到美国资本主义不可能给青年提供可靠的前途下，美国新的一代的先进力量正在形成中。
（五）国际革命工人运动内部的演变
1960年以来，国际革命工人内部最主要的变化是：卡斯特罗主义潮流的出现，中苏争论不断扩大的后果。
古巴革命的胜利不但不是在古巴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而且甚至是在反对了古巴共产党的阻力及该党在菲德尔·卡斯特罗进入哈瓦那之前一贯执行的政治路线的情况下取得的。这个胜利对所有殖民地共产党所执行的赫鲁晓夫路线是个十分沉重的打击；特别是在古巴建立工人国家和苏联官僚主义领导默认这既成事实之后，是如此。如果说这股卡斯特罗主义潮流对各工人国家（特别是苏联、捷克和波兰）的青年和学生是一种吸引力，那么它对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国家尤其发生了深刻和持久的影响。在某些国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在古巴革命而“中国路线”的双重影响下发生了分裂（特别是在巴西、哥伦比亚）。在另外一些国家，共产党不得不大踏步地向左转，采取了武装起义的路线（危地马拉、委内瑞拉）或是采取了非常先进的纲领和武装起义路线（南非）。此外，一些非共产党的独立力量也采取了同样的路线（委内瑞拉的“左派革命运动”，巴西的儒利奥等等）。
传统的斯大林主义领导乞求“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甚至在民族资产阶级把他们投入牢狱还是如此。在这种令人恶心的消极态度和机会主义的面前，卡斯特罗路线的吸引力是如此之大，以致拉丁美洲各国大部分先进青年都深受威动（在非洲，阿尔及利亚革命和“中国路线”的影响也起着同样的作用为）。这种普遍具有爆发性的局势，如果缺乏有经验的和在政治上成熟的干部,在有些地方（例如委内瑞拉）,就可能发生考虑不周的军事行动。
一般说来，中苏争论的第一个阶段也在逐渐地发生影响，特别是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在各工人国家和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共产竞（特别是群众性的共产党，如意大利党、法国党），这是二十二大以后非斯大林化运动的一个新的推动力，使讨论扩大化并使讨论接触到当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策略中几个关键性问题。两个完全对立的潮流，很快地在有利于非斯大林化潮流内部分手了，一个是赫鲁晓夫潮流或叫做陶里亚蒂潮流，它根本上是共产主义右派的潮流，修正主义的和新改良主义的潮流，一个是共产主义左派的潮流，“非斯大林化”对它来说，只是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的列宁主义方针的一个起点。
关于中苏冲突的重要意义和原因另有专门决议来加以讨论。
社会民主党的群众运动（主要局限于资本主义欧洲、日本和澳大利亚）和改良主义工会官僚机构除了在上述国家外。在北美保持着十分强大的阵地；它特别受到资本主义的“繁荣”同在这种“繁荣”之下发生的或多或少剧烈的阶级斗争这两者之间矛盾的影响。大部分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机构不但在国际政策，而且在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继续向右转。在国际政策方面，它们越来越迎合美国路线；在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它们抛弃了马克思辞汇的最后残余，而完全站到凯恩斯式的新资本主义路线方面。
但是在这些党的内部，普遍地出现左派，有的反对迎合大西洋公约集团的扩军政策（包括核扩军），有的反对整个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在阶级斗争越有力、越剧烈的地方，这些左派的力量就越强大，也就是说，比利时的左派比荷兰的左派强大，英国的比西德的强大，丹麦的比瑞典的强大，芬兰的比奥地利的强大，许多情况是，由于反对改良主义官僚机构同意扩军而引起分裂，从而产生了一批左翼或中间派的社会民主主义党派（丹麦、挪威、荷兰）。这些党派在群众运动中的影响还是微不足道的（丹麦除外）。但是它们对社会民主党领导已起了一个警告和施加选举压力的作用。
这股社会主义左翼力量逐渐组织起来，同工会建立联系，吸收工会中最先进的力量参加，取得一个真正的群众基础，制定一个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整个投降主义政策的统一纲领，它就能为更换领导准备好基础——尤其是在缺乏一个群众性的共产党和群众性的共产主义老传统的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它就能够增强无产阶级对自己的力量和对自己的斗争前途的信心，从而深刻地影响事态的发展方向。正是这个因素决定了1960年12月-1961年1月比利时总罢工规模的空前巨大，这个因素也能在明天在英国甚至在西德起作用，一旦那里的阶级斗争有了新的重大的发展的话。
相反的，在工人运动受着共产党控制的国家里，社会党没有能够照这条抛物线发展。例如在意大利，南尼的社会党这几年来更加向右转，它的右翼直截了当地与国外的传统的改良主义潮流同流合污，它的左翼受着陶里亚蒂新改良主义的有害影响。在法国,统一社会党是作为各社会民主党和中间派力量的汇合中心而产生的，社会民主党和中间派不能再忍受摩勒-拉戈斯特-勒荣纳的领导在阿尔度利亚战争和戴高乐上台期间所起的变节角色。但是在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之后，摩勒重新转到反对戴高乐行列中，以及缓慢的建立法国社会党—共产党统一阵线的趋向，可能使统一社会党在传统的社会民主党人眼中失去存在的意义。
（六）我们的任务
根据前面的分析和关于各工人国家形势的特别决议中的分析,第四国际在现阶段的主要任务确立如下：
（一）第四国际继续向全世界群众提出警告：从事核军备竞赛的帝国主义，把核军备竞赛作为它目前经济支柱之一，随时准备对全世界革命的进展进行军事干涉，而在它感到生存受到迫切的威胁时，这种干涉可能采收核战争的形式。第四国际向群众提出警告：一场核战争对全人类将造成一场巨大灾祸，制止核战争的发生是当前头等重耍的任务。
今天，帝国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削弱主要地是由殖民地革命所造成的。帝国主义的削弱为未来的裁军创造了最有效的条件。只有通过资本主义大国的无产阶级的行动推翻了帝国主义之后，裁军才能彻底实现。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义务，如果不是主动地，站在最前列，来开展争取本国资产阶级单方面裁军，首先是核裁军的运动；这些运动的目标应包括反对在这些国家的领土上安置核武器或建立北大西洋公约集团的基地（美国基地、西德基地或“一体化”基地）。这些运动应该成为最广泛的群众运动，联合一切积极分子（主要是青年），联合各种倾向的工人运动（包括基督教工人运动），甚至应该把运动扩大到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这些运动不会因为这样扩大而是因为选择错误的政治目标或者领导逐渐消极而蜕变。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同参加这些运动中的最富于战斗性的阶层一起，向比简单的示威更彻底更有效的战斗形式前进。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设法把这些运动引向以工人运动夺取政权为基础的政治解决的方向；应该努力说服群众；归根到底只有彻底裁军，就是说推翻资本主义；才是裁军的有效答案。
（二）在现阶段，殖民地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主要部分。因此,“第四国际”和它的支部参加领导、保卫和援助殖民地革命，是我们运动的主要任务。鉴于若干国家的客观形势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现有的力量，第四国际应该对下列地区给予优先的注意：
（甲）阿尔及利亚
无可争辩地，目前正在进行殖民地革命的所有国家中，阿尔及利亚是把这个革命转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走得最远、并且正向着建立工人国家前进的一个国家。第四国际的力量，首先是欧洲的第四国际力量应该为推动工人运动援助阿尔及利亚革命而作出贡献。同时，第四国际力量继续警告阿尔及利亚和全世界的群众：在这方面如果不同帝国主义切断货币和财政联系，不用革命手段动员群众，不在城乡群众中建立民主自治政府的政治组织的基础上建立国家机器，要取得最后胜利是不可能的。
（乙）秘鲁一玻利维亚地区
正是在这个地区资产阶级和拉丁美洲贵族的力量是最薄弱,群众运动已获得非常丰富的经历，形势继续是革命前夕的形势，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力量最有可能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不论在农民运动或工会和工人运动中取得优势地位。用武装民团夺回被侵占的土地（按照乌哥·勃朗科传统方式），和建立一个新的工会中心是现阶段秘鲁的中心任务，我们拉丁美洲的力量对此应该通力协作。在玻利维亚，我们的力量主要应该为建立用来替代玻利维亚总工会现领导的真正的左派顽导、和为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的统一而斗争。
一般地讲，拉丁美洲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成为古巴革命最好的保卫者，设法打进卡斯特罗主义潮流中去，反对传统党的方针，坚持革命斗争是保卫击巴最好的方法。他们应该参加贫农的组织，贫农将是保证这些绝大部分的国家革命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在警惕冒险主义和暴动主义的同时，他们必须支持游击战运动，首先是支持已经在秘鲁和委内瑞拉发生的游击战。
（丙）南非和安哥拉
这两个国家，特别是南非的局势，目前在整个黑非洲中最具有爆发性；由于客观力量（无产和半无产阶层的重要性）和主观力量（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领导的理论发展水平、南非有大量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干部）同时存在，大大地有利于即将到来的革命朝着社会主义方向迅速发展。我们在南非的运动在武装自卫的道路上采取了正确的政治方针，同时对其他朝着同一方向发展的各种群众运动的潮流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即稳步地着手建立反帝反资本主义统一战线的方针——能使我们的运动在即将到来的革命的初期就起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南非革命初期必然会采取反对国家、反对军队和反对种族隔离的群众性总起义的形式。对这个斗争最初阶段的民族民主性质我们应当避免采取任何宗派主义态度,而应该了解到斗争一开始,它必然在农村中表现为夺取土地的斗争，在城市中表现为反对建立资本主义的国家和军队的斗争；应该在这个群众的民主斗争内部和领导这个斗争中使这个斗争赋有社会主义的目标并予以实现。
（丁）第四国际也应该特别关心它的亚洲各党的活动，这些党已掌握了能深刻地改变客观形势和保证我们的运动向前跃进的杠杆。
我们的锡兰支部已逐渐纠正了1960年支持锡兰自由党的自由资产阶级政府的错误方针。当群众一开始行动起来，锡兰支部就毫不犹豫地领导群众起来反对它昨天的大选同盟军。但是对过去的错误进行一次更深刻的自我批评将是有益的，特别是因为这些错误归根到底是由于过高估计单纯的大选对在锡兰夺取政权的斗势中的作用。不然的话，在锡兰阶级斗争的另一个阶段中，可能产生新的另外一些错误。
锡兰平等社会党今天应该毫不迟疑地采取建立工人阶级组织——政治团体、工会组织（锡兰平等社会党——锡兰共产党——人民联合阵线和工会组织，包括拥有绝大多数种植工人的锡兰工人大会和民主工人大会）——统一战线的方针，并提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统一战线政府的方案，作为改变锡兰独立以来历届不同类型的资产阶级政府的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应该进攻性地实行这方针，把这个方针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它的中心不是仅仅依靠上层的谈判，而是依靠建立各级（全国、省、市、区）统一战线委员金,并赋予这个方针以明确的阶级性。在政权问题上，同英联邦的关系问愿上、同各工人国家的关系问题上、以及关于主要生产资料国有化、语言等问题方面，统一战线的纲领都应该反映我们的阶级立场。抱着这种精神，锡兰平等社会党的争取统一战线和统一战线政府的运动必然只会扩大党的影响和群众基础，提高党在工人阶级中的威信，挫败可能混进统一战线内部来的投机分子的一切阴谋活动。锡兰平等社会党应该关心的其他任务是：制定农村贫苦人民当前的和过渡性的具体要求的纲领，总结军事政变失败的教训，征求党员以及对工人党员和干部进行经常的政治和理论教育。
（戊）第四国际坚决支持南越和老挝游击队推翻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政权的斗争。第四国际号召抛弃使革命半途而废的一切主张，号召拥护贫农和工人大胆地夺取政权的方针。
在印度，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着反对资产阶级及其国大党和它的大人物尼赫鲁的毫不调和的斗争。他们揭露共产党的丹吉集团和人民社会党的美国代理人的叛变行为；这些人同印度资产阶级结成“神圣同盟”，不但反对中国工人国家，并且反对深受尼赫鲁政府迫害的本国革命的工人和农民。他们将继续进行澄清和革命力量重新集合的工作，越来越走向同共产党左派联系的方向，制定一个符合于城乡贫苦群众的愿望的过渡性要求的纲领。
在印度尼西亚，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苏加诺民族资产阶级政权，并批判共产党屈从于苏加诺及其政策。他们将努力开辟社会主义的前景，制定一个导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性要求的纲领。
（三）在世界范围内，今天革命的马克恩主义者应该参加到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大争论中去，以便逐渐澄清共产主义运动的各种思想和战略方针，努力建立一股多少成整的强大的共产主义左派潮流，从而为殖民地章命、工人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的新的革命领导准备宝贵的干部。
这种参与应该在我们自己的旗帜下，以全部的托洛茨基主义思想和第四国际的纲领为基础，不向任何倾向让步；因为我们深信，只有我们的纲领，即真正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才能够对在共产主义战士们面前已提出和越来越将提出的各项问题给以完满的答复。我们的参与有双重目的；经常地渗入真正的工人运动中去，以便取得领导地位；不断地为建立一个国际无产阶级新的革命领导而斗争。正是为了这两个目的，我们参与中苏争论，在对双方观点提出分析批判的同时，实行策略性的选择以便缔结能使我们接近于建立新的群众性革命政党的同盟。
因此问题决不是在官僚机构内部寻找同盟军，而是在群众运动内部。而这些同盟军只能是共产主义左派,即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帝国主义国家）共产党内的卡斯特罗派和“中国”派，以及各工人国家中同赫鲁晓夫派对立的左派（他们愿意比官僚机构更进一步推进非斯大林化运动）。
除了它的原则性和始终保卫我们的立场外，这种参与的效果将取决于正确地理解参加争论的共产主义活动分子越来越关心的一系列问题，取决于我们正确地答复他们的能力。这需要：
（甲）努力阻止帝国主义从这个争论中得到好处。为此目的，必须坚持，把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同工人国家之间的关系区别开来的必要性；尽管争论剧烈，中苏联盟应予维持的必要性；制止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经济报复手段的必要性等等。为此目的，还必须坚持，召开一次各国共产党的国际会议，会前应公布所有文件并通过广泛地民主地讨论，举行有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和各种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参加的讨论和会议。
（乙）应该排除讨论中的学究式和空泛的强词夺理的争论，提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工人国家或资本主义国家中面临的战略和策略问题，提出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而解决的办法不但必须参照革命马克思主义经典传统，而且应该广泛地总结这几十年来大大地丰富起来的革命经验。并且为了这个目的，必须毫不犹豫地提出过去没有得到充分解答的新问题的解决办法。这些新问题如：武装斗争在殖民地革命中的作用，关于在目前帝国主义国家经济形势下提出什么样的新的过渡性要求；工人国家内的党、工人委员会和工会互相之间的关系；国际间的经济规划等等问题。我们运动朝着这个方面所进行的理论工作今天已有保证可以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广泛的响应。
（丙）二十大，特别是二十二大所造成的局势出色地有利于我们的运动在各工人国家内的发展。我们应该组织起来，使我们有可能加强我们对在列宁主义道路上走在最远的人的帮助，并为此目的通过一批成熟和热诚的干部、一套特殊教育方法和策略，把我们的观点顺利地深入到名工人国家的先进阶层中，特别是青年中去。
争取恢复列昂·托洛茨基和所有斯大林恐怖的受害者的名誉的运动应该给以重要的地位。
（丁）在资本主义欧洲，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继续参加到群众运动中去。
一般来说，他们应该在下两个方面提取更明确的口号和采取更明确的行动，即反对核武器斗争方面和欧洲经济一体化及共同市场方面。今天应该提出一系列过渡性要求来补充传统的“欧洲社会主义联邦”的口号。这些过渡性要求应该着眼于：一方面要求同各工人国家加强经济合作和无私地援助殖民地革命的国家并制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计划（这些计划能够保证充分就业）；另一方面大规模地扩大国营经济（对在许多国家内设有分支机构和工厂的托拉斯，实行无赔偿的并置于工人监督下的国有化等）。同时还应该普遍地宣传制定一个全欧经济发展计划的观点，这计划应由各工人组织的代表大会来制定，用以抵制共同市场所冀求的新资本主义的“规划”。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还应该要求召开这个单单是共同市场范围内的工人组织（工会组织和政治性组织）的代表大会，以适应工人运动制定共同战略的需要，来对付资本家和政府对群众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的进攻。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1960-61年比利时的罢工、阿斯土里亚斯矿工的罢工和法国旷工罢工中得出一切结论。它表明这些真正令人难忘的罢工所取得的经济效果，已由于国际货物比不久以前更快更自由地周转而被抵销了，从而表明，在欧洲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工会和有效的国际团结，越来越成为欧洲每个国家的罢工行动能否取得效果的必要条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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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际关于中印冲突的声明（第四国际书记处，196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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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际关于中印冲突的声明
第四国际书记处（1963年4月）
来源：《参考资料》第5734期，1963年5月5日上午版第10-11页
说明：中译本的原标题为：《锡〈观察家报〉》刊载所谓“第四国际”的声明》。
[新华社科伦坡4月17日电]今天的《观察家报》发表的头条消息的通栏标题是：《第四国际说，印度共产党屈服于大国沙文主义的压力。全世界的托洛茨基主义者都支持中国。谴责赫鲁晓夫的动摇》。
这条消息如下：
“锡兰平等社会党加入的第四国际，已经在中国同印度的边界冲突中站在人民中国这边。第四国际的国际书记处通过了内容如上的决议，并且把决议在各个托洛茨基主义党内散发。”
决议如下：
“第四国际的国际书记处说，在中国和印度的冲突中，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坚决保卫中国工人的国家，它谴责苏联官僚的不能容许的动摇、印度共产党的多数领导采取的态度以及印度其它自称属于工人阶级的组织所采取的态度。它们忘记了声援中国革命的义务而屈服于大国沙文主义的压力”。
决议还说：
“同时，国际书记处号召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在保卫自己对付尼赫鲁的攻击的同时，考虑到印度革命的群众运动的利益，对印度群众采取真正的国际主义者的行动，从而使尼赫鲁在印度群众越来越多地了解国大党统治破产的情况下在印度制造大国沙文主义的歇斯底里更要困难得多。” |
巴西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波萨达斯，1963年12月3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巴西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
波萨达斯1963年12月30日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五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4月出版
自从夸德罗斯逃亡以后，人们看到巴西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处于瓦解过程。帝国主义在巴西失去了威信、基础和力量。资本主义失去了来自小资产阶级、农民和落后无产者的基础、威信和力量，这些小资产阶级、农民和落后无产者以前在政治上都是支持资本主义的。这三年是巴西群众不断成熟的三年，也是他们在阶级斗争和革命斗争组织能力方面取得巨大进步的三年。
革命在前进而共产党的威信则在下降
1946年，共产党获得了六十六万张票。这意味着今天的三百五十万张票，因为那时候只有八十万至九十万工人，而今天则有二百五十万工人了；世界革命斗争已经非常成熟，工人国家起着不容争辩的影响；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显著的阶级划分；资本主义为一方，反资本主义为另一方。这六十六万张票在今天应该至少是三百五十万张票，因为共产主义在正常地扩大它对全世界的影响，世界正在向共产主义的方向发展。可是，共产党今天所获得的票数还不到1946年获得的百分之三。
巴西组织工会的浪潮，特别是组织农民协会，是在反对共产党的情况下进行的。巴西几次组织大罢工是在反对共产党的情况下进行的。在这些罢工中，有几次是由共产党党员和共产党的积极分子组织和领导的，但是他们并没有用共产党的名义，如果不是违反它的指示而进行的话。
因此这一过程说明巴西革命正在成熟并且是在没有共产党参加、组织和领导下而是在反对它的情况下，向最后突击的方向发展的。
在这三年内——从夸德罗斯垮台到今天——巴西大大地成熟了。巴西革命成熟的发展是由下列因素促成的：资本主义的衰退、群众革命意志的突飞猛进、资本主义内部发生的种种矛盾、反资本主义世界革命的巨大影响和资本主义本身所显示的无能，它无法通过经济——社会的发展找到能满足群众的意志、要求和意识的解决办法。
巴西北方的农民正在发展一大批农民协会。我们的党是参加到这种组织中去的。为了这一点，杰里迈亚同志被暗杀了。为了同一缘故，现在我们有四个同志被关在狱中。他们杀害了杰里迈亚；于是又出现了四位新的领导者。他们监禁了四个托洛茨基派领导人，现在有了二十个以上的领导人。在巴西北部，党有着异常高的威信。象伯南布哥（巴西沿海城市）发生的那种事情是历史上从未见过的，那里的犯人可以出狱到政治集会上演说，随即又回到狱里去。这种情况只能在革命期间看到，那时社会基层的意志、感情和意识已在革命中培养了起来。否则，这样的事情是不会有的。让政治犯——而这些是托洛茨基分子啊！——出狱，让他们在集会上演讲，这就意味着在当局的意识中，革命已经获得胜利了。他们的做法就象已经垮了台的那种人的做法一样。
当巴西发生士兵和下级军官的叛变，当这些军人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召开会议、发表宣言、同工农结成统一战线，这是说革命已在他们的意识中取得了胜利。革命在取得真正胜利之前，在采取行动和取得胜利的决心上已获得了胜利。
1946年以来的十七年中，巴西工人群众曾举行了出乎他们领导人意料之外的空前规模的总罢工。小资产阶级分子大量地并且经常地参预罢工。社会各阶层中的人也参预了罢工。资本主义的镇压机构已无能为力。它正在崩溃而且感到在采取对策方面毫无办法。主要镇压机构不是警察而是军队。拉丁美洲国家的军队担任着警察的任务。拉丁美洲（国家）的资产阶级不能对军队灌输丝毫爱国行为的思想。它交给军队一个相当有爆炸性的任务，要它去对付居民。而军队则感到居民是对它沉重的负担，对它施加一种压力。军队感到居民是对的。因为自从1810年以来，拉丁美洲国家的军队的唯一光荣是杀害工人和镇压罢工。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军队还能给自己某种理想的军人信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那些扩展殖民地的战争还被军人认为是一种军事行动，此外，还被认为军队具有超社会的一种社会权力。给它权威感的，并不是侵略非洲的事实，因为它知道这种侵略是何等肮脏、何等血腥的杀人行为，而是资本主义感到有实现这种侵略的力量和权威这一事实。
巴西没有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
在巴西，资本主义没有向前发展的任何出路和途径。从财政和经济观点来看，它是半死不活的。它毫无发展前途。
这不是投资的问题。咖啡作为巴西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正在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它必须减少生产来维持价格。固然，通过改进生产和生产技术还可以进一步降低价格；它还可以增加投资从而把生产成本降低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但是，向谁去销售咖啡呢？咖啡正处在危机之中，不论是在消费方面还是在价格方面。巴西国内市场不可能替代国际市场。如果咖啡生产下降，巴西的全部资本主义即将陷于瓦解状态。
巴西的工业发展了而且大大发展了。从工业的观点来说，巴西的生产量很大。但是它的经济依然是以出口咖啡为主。他们必须改变情况来解决这一问题。改变情况的基础是改进技术；就是降低咖啡的生产成本。这将意味着，除了其他一些后果以外，失业情况将大大比现在严重。这种情况实际上靠发展工业是得不到缓和的。今天任何落后国家都不能从资本主义观点出发来发展工业了！没有一个国家能这样做！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已达到了饱和点。北美、日本和欧洲共同市场以及一些工人国家都能以低于拉丁美洲国家生产成本一半的价格向拉丁美洲国家推销产品。这就是说，这些国家发展工业的可能性的基础是有限的。问题不在于政府或投资的好坏。问题是，帝国主义对投资存有戒心；这是肯定无疑的。但这并不是不投资的主要原由，因为对非洲来说也同样存有这种戒心；可是他们却在那里投资。如果不进行投资的话，那是因为在那里没有投资的可能性：那里的平均利润率低于可以在别处得到的。此外，还存在投资不安全的现象。
组织工会的进程超过官僚主义的领导
此外，在巴西，农民动员起来、为土地而斗争、为组成农民工会而斗争，这是一场革命。过去资本主义赖以维持统治地位的基础之一是不让农民组成会。目前所开展的形势已经是谁也不能再加以阻止的了。在四年的过程中，从已经被远远抛在后面的儒利奥的农民协会开始，群众纷纷参加了工会组织。从组织工会起，他们现在正走向组成工会联合会和统一的农民中央组织以及制定一个阶级的和革命的纲领。这一切是在短短四年时间内发生的！
这一发展过程是在背着共产党而且是在反对它的情况下进行的。它既不是由任何阶级的政党所领导也不是由任何阶级的政党所组织。托洛茨基分子以相当大的声势参加了巴西农民群众的组织工作，但他们并不是其中的主要分子。他们的行动和活动是重要的，但主要还是靠群众的主动性。这是以群众为基础来发展这个工会运动的。群众在全国各地组织了工会，在那些不可想象地非常落后的地区组织了起来。无产者扩大它的工会组织，它的斗争和它的胜利。斗争和胜利主要不是通过增加工资来衡量，而是通过他们组织工会的决心以及统一斗争和统一工会组织的决心来衡量的。
到目前为止，资产阶级，象他们现在阻止农民组织工会那样，使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未能参加工会。他们所以能这样干，是因为共产党、民族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的领导人直接间接地在为资产阶级的目的服务。这些领导人曾经破坏或者正在破坏由群众直接干预和决定的群众斗争和罢工。他们为此施加了某种恫吓手段、某种阻挡办法，使群众不再自发地广泛组织工会。资产阶级的力量并非来自本身固有的能力，而是得自民族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产党的领导人的反革命行动和破坏行为。
今天，这些领导人继续扮演着同样的角色。但是他们被群众的动员所超过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危机正在不断加剧。这种表现之一就是，不可能建立一种资本主义政权的平衡局面，例如，通过议会来做。自从夸德罗斯下台和逃亡以后，那些以前基本上是在议会形式下得到解决的东西——资本主义政权的稳定、平衡的基础，解决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和问题的根本方法——都已消失了。议会成了一个杂技团。他们在那里表演，但是问题的解决是在议会外边进行的。这是每天发生的事，大家都对此心中有数。
因此，这种经常性的危机正在这形势的基础上发展，并且清楚地在我们眼前摆着一条短期革命的途径。
农民、工人、小资产阶级群众以及军士的冲击力是决定性的力量；他们代表着全国的绝大多数。资产阶级的各级机构都有一种瓦解现象，这种瓦解是从主要的镇压机构，即军队开始的。士兵和下级军官的叛变只是军队瓦解的一个方面。这是最重要的方面，但不是唯一的方面。这是国家领导人同军官之间的斗争，即公开支持古巴革命的军人所进行的斗争；而这种情况并不新鲜。不要忘记夸德罗斯曾企图给格瓦拉颁发勋章。这并不只是一种蛊惑宣传。从基本上来说，这种宣传的意义是他不愿意在巴西来一次古巴式的革命。但是他又要借用古巴的革命来博取群众的支持。这就是给格瓦拉颁发勋章的意义。当为了当选而有必要支持古巴革命时，他并不是要使群众对古巴革命发生兴趣，而是因为这种兴趣早已存在。虽然夸德罗斯的垮台是直接由于这种作法引起的，但这并不是他垮台的真正原因。真正的原因完全是另一回事。这件事被反动派作为借口联合起来，用以向大批军人和部分资产阶级说明采取一种违宪的出路是合理的，从而使一部分反对革命的反动分子达到目的，就是说，通过依靠小资产阶级给巴西强加一个作为独裁制政府基础的强有力政府。夸德罗斯逃亡了。群众没有逃亡。
这并不是因为群众不能从巴西逃亡。他们可以不管这些事！相反，他们对这些很关心。他们参加了进去。结果，两个月以后开始了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发现群众在没有党、没有领导、没有工会、没有组织的情况下，在巴西推行了一条革命的进步路线。没有党、没有组织、没有工会和反对共产党！从这里人们可以估计出有利于革命的力量、有利于革命的全世界力量同全国力量之间所形成的关系。
革命形势朝着一个目标发展
当前的形势正朝着一个目标发展。由于没有党和没有领导，所以这一过程不是按部就班地进行的。这就是说，它不是根据预见的、有组织的行动分阶段进行的。这个过程是动乱的、鲁莽的、混乱的和武断的（我们这样说，因为这一过程有它的各个方面和各种情况）。它可能是混乱的，但不一定是动乱的。它可能是武断的，但未必是动乱的。但是所有这些情况说明群众的这一巨大的干预行动是由成千上万的人民不断地和大规模地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有农民的游击队活动、占领土地行动、工会的罢工行动、农民的罢耕、军士的罢役、军士开会和示威，他们说：“我们的武器是供工人阶级为了保卫人民自由使用的……”这好象是一部电影！不是因为有了这种情况，而是因为有这种情况时，它没有取得胜利！
资本主义依然在巴西存在。人们甚至不能解释当资本主义没有任何理由找到支持自己的力量时，它竟依然存在。这说明所有社会主义者、共产党人以及卡斯特罗的政策失败了。因为在巴西当前的形势下，在革命的形势下，支持资本主义政权要比推翻它困难得多得多！应该计算一下，在巴西的整个社会内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古拉特总统认为自己有必要作出调整工资的建议！象阿方索（A.Alfonso）那样的部长竟用法令（！）来承认农民组织工会的权利。他用法令的方式接受航空公司职员和驾驶员的总罢工。在有关农民工会和它们组成中央统一机构问题上也发生了同样情况，而这是——根据宪法——不许可的。正象其他方面一样，任何宪法都不准许军人干预一个国家的政治，特别是反对资本家的政权！在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中，资产阶级是反对那些不顺从他们的军人进行干预的。而十年以来，资产阶级已经不得不让军人公开地进行干预。但是，不能让士兵这样做！进行干预的是军官们。然而，所有这些都表明巴西目前处于什么情况。
在这一进程中有必要成立一个群众的中心机构。巴西的托洛茨基党现在担负起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军人联盟的组织者、指导者并且成为这一联盟的中心。我党积极参加了这一过程的活动。党在革命事态的发展中起了非常重大的影响，这不是由于它的人数众多而是由于它的理解能力和组织能力。虽然它的规模小，但它能够而且将在巴西革命中扮演一次比一次更有决定性的角色。它将成为主要的因素之一，将成为推动革命的组织者。
巴西没有资本主义的出路。巴西、阿根廷、智利和墨西哥是拉丁美洲资本主义体系的主要基地。巴西资本主义的存在，巴西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社会稳定性，对美帝国主义来说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十分明显，全世界资本主义以及美帝国主义将丧失巴西，而且资本主义在不久将来会丧失巴西。但是它们无法加以阻止；不论是投资、援助或军事镇压都将无济于事。因为对巴西进行干预会立刻激起群众的反应，尤其是在巴西，但是在阿根廷、玻利维亚、秘鲁、智利、墨西哥也同样——特别是由于巴西同南美洲联系在一起的关系——反应的情况将是对街道上的一切北美人进行屠杀以及没收一切资本家的财产。
资本主义是要对巴西进行干涉的。它已组织了干涉。四五个月以前，它结束了一次海空军事演习，名为“统一行动”，演习范围遍及拉丁美洲南部，以可能的入侵者为假想敌人。谁会入侵呢？是蚊子吗？这次演习的目的是反革命准备对拉丁美洲群众、小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者运动的反抗进行干涉。这是一次旨在恫吓、设法抑制群众的革命行动的演习。但是它并没有抑制住群众的革命行动，反而使这行动更加高涨了。帝国主义没有任何有效的主动办法来阻止这一革命进程。一种也没有！“进步联盟”已被埋葬。肯尼迪的声明在这方面说得很清楚。他们已经懂得这是一种无法扭转的革命进程，——肯尼迪是这样表示的——它是无法用武力来抑制的。他们懂得在拉丁美洲已经有变革的必要，但是这种变革是要以土地的世代地主自动地进行土地改革为基础的。于是寡头们用这种口吻来回答肯尼迪：“你，姥姥！”首先因为他们不准备放弃他们的利益。其次因为进行一次真正的、自愿的土地改革，就等于革命。这一切都说明资本主义的方法不可能解决革命问题或者说资本主义对革命有所理解是不可能的。
巴西所提出的当前问题是：最近将来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巴西社会的一切进步力量都参加、愿意参加并且将参加进来。目前，事实上在行动方面已经结成了一个统一战线，这种行动是武断的、没有联系的、没有明确目标的：军人、农民、工人、小资产阶级正在包围、攻击、不承认、摧毁、粉碎、打乱资本主义制度的作用；这特别表现在士兵和下级军官这些军人的行动上，他们正在摧毁资本主义制度结构的稳定性。
问题是现在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工会。现在还没有农民的中心组织，也还没有规模庞大的农民工会。现在还没有一个阶级的党，群众的党。现在有一种导向革命出路的危机。现在有一个革命的形势。革命形势的基础是：资本主义不能够施展它的威风，特别是对军士和农民不能这样；资本主义政权经常遭到反抗，群众不断发扬他们的革命意志并采取行动、取得胜利来削弱、瓦解、从而推翻资本主义政权。
反动派试图用各种手段把反动的出路强加于人民，但都没有得逞。阿迪马尔·德巴罗斯在圣保罗选举中获得的胜利并不能说明群众在政治上有支持右翼的趋势，相反却显示出小资产阶级的种种矛盾，这些矛盾表现在小资产阶级在几个战线上行动不一致而且还有很多人弃权。这才使阿迪马尔·德巴罗斯以很少的选票获得了微不足道的胜利。拉瑟达的当选出现相同的情况。但是这些人在选举中获得的政治胜利并不意味着右翼在政治上的稳定，也不意味着他们的权力增大——这是在选举以后马上就看到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的矛盾中，不论是古拉特，还是工人党或是库比契克（Kubistchek）的社会民主党都不能获得群众的广泛支持，因为它们的政纲都没有很大差别。但是，一旦选举结束，就可以看到不论是选举还是议会都不能解决问题。于是群众出来干预。他们不是在选举中干预而是在具体斗争中，在群众性斗争、罢工、占领土地、农民武装斗争中进行干预。这里有群众的参加。
当前是组织一个群众性政党的阶段
当前的形势正在成熟，有利于组成用来集中、领导和组织群众行动的机构。这就是巴西革命的目前阶段。组织一个群众性政党，——即使不是一个由自己来承担推翻资本主义的政党——在它的政纲的各点中载有一系列反帝国主义的措施来给群众以一种民主的、革命的权利：这是巴西社会主义革命成熟的一大步。而这就是当前的阶段。现在还没有群众性政党，也没有群众性工会。现在还没有工农阵线，没有工人、农民、士兵和下级军官的阵线。可是，这样一个阵线是必要的。
在下一阶段，巴西革命的高涨程度将表现为有必要组织群众，从而使它能够有组织地向夺取一系列阵地进发，使它推出甚至象布里佐拉那样的一个民族主义政府，这将是革命道路上的一次大前进。在下一阶段，将呈现这种短期的前景，在这阶段，士兵、下级军官、农民、工人都将参加进来，在这阶段，所有的人都将参加。
我们的党，第四国际的巴西支部，面临的任务是开展这一活动，把军人、农民、工人等等的个别的、不相联系的行动统一在一个纲领下。这一任务，我们的党必须在布里佐拉那样有民族主义假面具的人的领导下来进行；这种民族主义倾向在现阶段来说，具有极大的进步性，它将推动革命并使群众大大提高自己的意识和信心，以便在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政权的斗争中走得更远，这就是说，在不久将来把它推翻。
巴西革命所达到的水平已使它不会再后退。要达到的目的如下：经常地和不断地动员农民；组织农民工会，使它们干预和参加本国的政治生活和革命生活；发展工人工会、组织罢工并使它们在争取民主权利、工作条件等方面取得胜利；但是也要动员它们反对拉瑟达和阿迪马尔·德巴罗斯的反动政权。现在已具有把军士、工人和农民动员起来的统一目标。以拉瑟达和阿迪马尔·德巴罗斯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政权，日前已不可能动员群众来反对下级军官、士兵、工人和农民。
古拉特政府所采取的一切措施旨在寻求一个资本主义的解决方法，寻求一个资本主义的出路，向群众作出某些让步以便减轻群众的压力，并破坏士兵、工人和农民之间已有的客观存在的阵线。它所建议的措施根本没有胜利的可能。相反地，资本主义被迫采取的限制资本主义政权的这些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禁止输出投资资金的利润，石油提炼业的国有化，旨在阻止资金外流的各项措施；接受农民有组织工会的权利——都有助于加强群众斗争向前发展，有助于限制和削弱反动资本主义的政权，并且可以影响军队本身，也就是说，影响士兵、下级军官赞助群众。
没有政党、没有领导，就会使这一形势拖延下去，从而使资本主义政权可以设法研究对策并继续运用策略来破坏群众的团结。这就是具有最大可能性去组织一个群众运动的布里佐拉集团所以毫无作为的原因。纵然他宣称愿意制订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和抑制资本主义政权的纲领，但他还是希望通过议会和内阁来这样做。他害怕动员广大群众。他对通过群众取得结果没有任何理论上和政治上的信心，他认为他提出的那些措施能够同资本主义的存在相调和。他可能希望并相信：通过和平共处，资本主义会自行消灭；这意味着他抄袭了赫鲁晓夫和一些共产党的论点，但是这是以巴西的小资产阶级的名义提出来的。这说明他是没有成功可能的。
然而，尽管他有这些幻想，布里佐拉被迫采取的以免失去对群众控制的一切措施仍将在各方面刺激群众起来进行斗争。因而在这一阶段就有必要发动一个运动、组织一个政党（即使是过渡性质的），通过它来集中群众斗争的意志和统一群众斗争的行动，以取得一个非议会和非内阁的出路；这个运动、政党还要在布里佐拉运动内部把现有的革命各派集中领导起来。在组成阶级政党以前，将有必要发动一个运动，即使这个运动是混杂的，包括象布里佐拉、阿方索以及其他人等那样有小资产阶级各种派别和倾向的人参加，但是它必须统一在一个共同愿望上，即提出一系列旨在阻击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并让群众组织起来和向前迈进的措施的共同愿望。这就是巴西下一阶段的情况。
这并不意味着整个阶段都是这样。巴西社会已成熟到这样的地步，以致纵然布里佐拉、阿方索和其他的人对这一进程作出有限的推动，他们仍将刺激组织群众的力量使士兵、农民、下级军官有联合在一起的感觉。而且这些力量将会超出它们的领导的控制。毫无疑问，这样一种运动会趋向于建成一个官僚主义的、保守的、投机分子的机构；工业资产阶级将试图依靠它并试图利用它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而这是有双重目的的，即利用它为自己的资本主义剥削的利益服务和垄断国内市场，同时使革命群众的行动走入歧途。这些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很小。
总的进程是向推翻巴西的资本主义，而且是在最短期间内实现的方向发展的。这是一个还不能在这时期在巴西实现的远景。毫无疑问，正象现在没有一个组织那样，领导方面也不是革命的。现在还没有群众的一个集中领导。他们还没有一个有革命纲领的领导。发展成为反资本主义的革命或民族主义运动的过程可能是缓慢的。但这是它的前进道路。
反动派正准备用一次反革命的军事行动来回答。拉瑟达、阿迪马尔·德巴罗斯和反动派已经作好准备。几个月以前，他们曾试图行动。他们自动推迟了，因为他们感到他们将被粉碎。即使现在，他们也感到他们将被粉碎。但是他们不想长期迁就下去。帝国主义唆使他们进行干预，给他们各种援助。另一方面，他们的利益正遭到严重损失，因为他们在任何方面都不能同巴西革命目前的进步过程相调和。虽然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资产阶级可以设法适应这一过程，但他们则将无论如何进行一次军事的和政治的反革命镇压来回答。
巴西正朝着爆发一次短期革命的方向迈进，在这一革命中我们党将担任一个主要角色，而群众将获得一次巨大胜利。这一进程即使进行得很慢，即使由民族主义者来领导，它也不会象玻利维亚那样拖上十年之久，因为这里的条件较好、历史阶段更为有利、世界上的力量对比对革命非常有利、这里有一个强大的无产阶级，而且还因为有我们的党。
作为不断革命的世界进程的一部分，巴西的现阶段正向不久爆发革命的方向发展，它可能导致一个民族主义的运动出来当政；这可能就是布里佐拉。但是，从这里将开始一个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革命过程的阶段。
我们这些人将全力以赴投入这一进程。我们将试图把这一过程在最短期间内导向社会主义的目标。
1963年12月30日
（译自法文版《共产主义斗争》1964年3月号） |
资本主义的危机和工人国家的经济情况——波萨达斯1963年12月20日在第四国际欧非各支部干部学校发言的摘要（1964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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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危机和工人国家的经济情况
——波萨达斯1963年12月20日在第四国际欧非各支部干部学校发言的摘要1964年2月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五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4月出版
人类的三分之一已经进入工人国家，工人国家正在发展，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依然存在。它们当中的关系怎样？这是一个对立物互相渗透的过程。从这个过程中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在短期内将出现怎样的前景？
很明显，资本主义处在垂死阶段。资本主义之所以依然存在，并不是由于它自己的经济、社会或军事力量，也不是由于共产党和社会党给它所作的工作、给它的支持和支援，而是在于各工人国家的领导是资本主义的坚定可靠的同盟者。这个问题正应该从世界范围来考虑，而不应该从这个或者那个共产党来考虑。
事实上，那些共产党没有足以决定资本主义依然存在下去的那个根本力量。在欧洲，除了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毫无力量。有力量的是社会党和英国的工党。在亚洲，除了越南以外，共产党毫无力量。在非洲，共产党没有任何力量，没有任何可能起有影响的作用。拉丁美洲也是一样，只有智利除外。
与此相反，社会党、工会领导、民族主义运动则执行同资本主义妥协、支持资本主义的政策，不过，他们的力量并不在于他们自己这样做的决心和政治能力，而在于他们依靠苏联官僚主义统治在世界范围内同资本主义妥协的政策。正是这样，他们才能在群众面前为自己的政策辩护，才能欺骗群众，使群众跟着他们走妥协的道路。
如果苏联官僚主义统治、中国、所有工人国家（包括南斯拉夫、古巴等）的官僚主义统治决定并且执行了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政策、纲领和目标，那么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其他派别就全都会受这种政策的影响。这就会决定它们的路线，阻止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派别，使社会党、共产党或工会能掌握群众运动的领导。这就是现阶段的根本问题，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这就说明，为什么苏联官僚主义统治过去把手伸给肯尼迪，现在伸给约翰逊。这就说明它为什么给资本主义直接的援助。它为资本主义打开了进入苏联内部的大门。当苏联官僚主义统治执行这样的政策的时候，就给了世界工人运动中的民族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各派别以充分的权威，带着一个纲领在群众面前出现，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群众支持这个纲领或者同意这个纲领，它只说明群众没有别的选择罢了。在苏联官僚主义统治的这个政策背后还有那些工人国家。在全世界群众心目中，苏联和所有工人国家（包括中国）的官僚主义统治以工人国家的全部权威表现为资本主义的敌人，这就在世界群众中引起了极大的混乱，使他们对工人阶级的政党和领导失去了部分信心。而这是第四国际不曾得到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
第四国际不应该对个别共产党、个别社会党或者个别小资产阶级政党进行斗争，而应该向工人国家的巨大权威所产生的结果、向工人国家领导亲资本主义的妥协政策进行斗争——这种政策是被当作工人国家必然采取的政策向群众提出的。群众并不接受这种政策；他们的斗争性、他们进行斗争的必要性是同这种政策背道而驰的。然而在现阶段，群众比已往任何时期都更不可能具有对革命过程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概念。而他们需要过日常生活，需要进行日常斗争的纲领和政策。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的现状。资本主义正在度它的末日，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死亡。还需要打它，它才能倒下。因为它还拥有强大的破坏手段，而它准备无恶不作。如果以为它不会使用原子武器，不会发动原子战争，那就未免太愚蠢了。在五千八百亿美元（原文作五百八十亿美元——译者）的总额中，投入原子战争的资金达七百三十六亿美元。他们自己说，这超过国家预算的百分之四十五。美国的国民收入是五千七百亿美元。投入原子战争的资金超过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十。这是他们自己宣布的数字，实际数字还要大得多。譬如说，为了暗杀肯尼迪用的钱——这是发动反革命世界战争的准备工作的一部分——他们是在所不惜的。他们为了这个目的化了好几百万美元。
资本主义继续存在着。它在现阶段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他们一致同意准备反革命的世界原子战争，一是他们相互之间仍然存在矛盾，进行内部竞争。
人们之所以可能通过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其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资本主义是个充满矛盾的制度。在矛盾之中存在着竞争。这是曾经导致资本主义危机，而且现在日益导致资本主义危机的方面之一。然而由于群众斗争今天比过去任何时期无比强大，它就构成资本主义内部竞争激化的根本因素之一。并不只是欧洲国家无产阶级的斗争才有很大的重要性，全世界殖民地群众的斗争也是如此。这个斗争使资本主义剥削的范围，使它投资和取得利润的基地日益缩小。因此，这个斗争就加剧了资本主义国家为了重新分配日益缩小的世界剥削范围而相互间进行的斗争。
无产阶级的工会斗争是人类进步的一个主要方面。它反过来又构成促进资本主义内部相互竞争的一个因素。无产阶级的斗争曾经迫使，并将继续迫使资本主义在它存在的整个时期减少它大量增加利润，并使资产阶级各阶层有成长的可能性。剩余价值的总额在增长。然而享受这个利润的资产阶级人数在减少。这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实，因为它意味着资本主义统治的社会结构的缩小、资产阶级的分化和他们相互间竞争的增长。
另外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方面就是工人国家——这个世界工人阶级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及其代表——迫使资本主义加剧相互间的经济竞争。这种竞争是事实。这是赫鲁晓夫为他的政策辩护时所根据的那个幻想的基础。然而资本主义在准备原子战争同时，也在同工人国家进行竞争。它之所以这样做，那是因为它没有能把工人国家摧毁掉，也是因为苏联官僚主义统治无意于通过革命来摧毁资本主义。
在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以及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为数不多，例如意大利——进行经济金融的干预方面，苏联官僚主义统治也直接同帝国主义进行竞赛。《消息报》不久前说，是帝国主义在直接的竞争中杀死了马泰（意大利国家碳化氢公司总经理——译者），因为马泰发展意大利资本主义的一个部门的利益，而他因此必须直接面对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德国人等等。
在现阶段的历史发展中，这个因素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它使资本主义能以生存下去。苏联官僚主义统治的政策是资本主义的养料，这不仅因为它跟资本主义争相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这些落后国家进行投资，尤其因为它同时执行着同资本主义共处和妥协的政策。而现在，通过经济互助理事会的银行，它向世界资本主义提供了向有关国家投资的可能性。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政府不久就要赔偿在革命中被剥夺的资本家。这是对资本主义的直接支持，对革命的危害超过无产阶级的任何失败。这些就是表明资本主义的基础何在，力量如何的有份量的、无可怀疑的事实。不错，帝国主义拥有强大的军事和金融机器，但是从世界历史的观点来看，资本主义之所以还能存在，归根结蒂是苏联官僚主义统治和所有工人国家造成的。
竞争受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法则的支配，其中包括平均利润率法则。平均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的主要因素，它决定资本主义发展的努力方向，决定资本主义的投资。美帝国主义是世界资本主义的主要中心。然而四年以来，它在国外的投资比在国内的投资逐年成比例地增加。现在它竭力控制欧洲汽车市场。这就说明世界资本主义的主要中心已经没有办法在它内部发展，而必须到外部觅取平均利润。由此产生日益尖锐、日益残酷、日益凶暴的竞争。
戴高乐跟美国佬之间的“冻鸡之战”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例子。谁知道他们明天会不会为一棵蒿笋厮打起来。这是很可能的。重要的是，对美帝国主义来说，是在美国之外，而不是在美国国内，平均利润率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另外一方面，跟攫取剩余价值的资产者的人数越来越少、越来越集中的同时，世界资本主义大量支出的必要性也越来越增大了。这些支出用之于反革命世界战争的准备，用之于反革命的军事和警察镇压行动，这就使帝国主义不能以最大的力量跟工人国家进行竞争，因为工人国家虽然也要为军事准备投入资金，但是它们从世界殖民地革命和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罢工中得到支援，足以弥补它们在军事准备方面投资的不足。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群众以及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所有这些斗争都增强工人国家的力量，因为群众的斗争有助于摧毁资本主义。这就从具体的军事观点上削弱资本主义的结构、机体和力量。
这就是殖民地革命和工人国家之间的客观的、“天生的”联盟。毫无疑问，这就为一个自觉的联盟提供条件和基础，使工人国家能和殖民地革命结成一条推翻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官僚主义统治对此不感兴趣。这就使工人国家和殖民地革命间的这个客观存在的联盟不能产生更大的效力。
资本主义是个充满着矛盾的制度。这个矛盾的主要基础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就妨碍资本主义实施计划化，因为每一个资产者按照他个人的利益来决定他的行动。垄断是一种简单化的、私有的计划形式。这个计划不是为了发展经济，反而阻碍经济的发展。归根结蒂，一切垄断的目的都是为了控制市场。这就导致危机阶段的来临。因此，垄断就不可避免地，而且事实上也起着减少生产和消费的作用。此外，资本主义不能在事先进行计划，而只能在市场表示出它需要什么东西以后再进行计划。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使资本主义没有可能精确预见市场在哪怕是一个短时期以后的反应。
决定资本主义投资方向和场所的是消费者和商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购买力。欧洲资本主义的资金是在观察了市场的反应以后再动员起来的。（社会主义的）经济计划却指导市场，因为它不是由利润，而是由消费的需要决定的。
所有这一切使资本主义不可能结成一条和谐的军事、经济和政治的统一战线。这我们现在可以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的分歧中看出来。这些分歧的一部分导源于官僚主义统治不要战争这样一个事实，然而殖民地革命却不断发展。本·贝拉不止十次地向法帝国主义提出保证，他不会损害它的利益，他要赔偿它的损失。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群众来说，这些话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占领了工厂、土地、房屋。他们迫使本·贝拉把革命向前推进。伊拉克复兴社会党就是这样一个例子。那时有一个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但是缺乏马克思主义纲领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直到那时候，马克思主义只限于在口头上。一个月以前，制订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托洛茨基主义的纲领。这就是不久前伊拉克发生军事政变的原因。这次政变正在影响，或者就要影响埃及和阿尔及利亚，因为那是革命发展的最先进的形式。这并不是说革命向前进了，而是说那是最先进的思想意识纲领形式。这是工人国家（和殖民地革命间）的客观存在的、“天生的”联盟的又一个例子。
另一件就是不久前刚在巴西发生的事件。几天以前，有可能当巴西财政部长的布里佐拉[1]说，如果任命他当部长，他要执行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法国《世界报》的一个记者说：“那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式的……”布里佐拉辩解说：“我不认识他。我是巴西人。”布里佐拉的政党在某些行动上是同我们党结成联盟的，它的主要领导人跟我们的同志有联系，采取共同行动。
阿根廷政府最近宣布它卖一百七十万吨小麦给共产党中国。这对美帝国主义是一个十分严重的打击。反过来，中国卖商品给阿根廷，而贸易超额是用英镑支付的。有意思的是英国人也牵连进来了。这就是所谓三边贸易，虽然形式上只是双边贸易。
资本主义最根本的条件价值法则，也就是剩余价值，同样支配着工人国家。不过它在那里产生的效力、后果和作用有所不同。这只能用这样一个事实来解释，那就是工人国家是一个过渡性质的国家形式，那里有着对立物的互相渗透。价值法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法则。当它在工人国家中存在时，它应该起同样的作用，产生同样的结果。然而由于工人国家是需要发展经济的过渡性质的国家形式，它就必须在整整一个时期内建立在能够取得剩余以便发展国家这样一个基础上。这项剩余只能来之于人的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剩余是资本主义积累，从而也是私人资本主义力量的基础，而在工人国家，它是发展的基础。但是这并不是说，剩余价值就实际上全部用之于发展，而是说，按照不同的领导、计划和决定方针的人，剩余价值在工人国家起着大小不等的进步作用。
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今天还受到一个重要事实的影响，那就是它的国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必须用来保卫它本身的存在。而这还不仅是正常的国家预算（包括军事和警察费用），它的数额达到国民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例如美国并不把它给不发达国家的四十亿援助列入军事预算，这并不是给不发达国家的援助，而是一种反革命投资。
这种为维护制度而经常投资的必要性，减削了它自己抵抗的能力。两星期以前，一个美国经济学家在意大利《晚邮报》的一条消息中谈到了美国的经济衰退。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最近两次在美国出现的经济衰退所产生的后果并没有全部消失。也就是说，这两次衰退在美国经济结构中留下了创伤，而任何一次新的衰退都将在危机的总的基础上以更高的水平开始出现。这些基础之中有一个就是：生产、生产率和投资都在增长，而失业人数却降不到三百五十万以下。
市场购买力保持稳定，因此购买力是强大的，但也不特别强大。美国有百分之十八的人口既没有电灯，也没有自来水。
美帝国主义在重工业中的投资方向主要是军事工业。汽车和钢在投资中的百分比降低了。煤炭的生产和投资也在降低。美国经济的基础显出是薄弱的。主要的刺激不是决定于货币—商品—货币这个资本主义的循环，而是决定于国家的干预。
资本主义国家也以一定的方式计划它们的生产。国家以强大的行动能力和反应能力进行干预。然而资本主义的这种行动并不取决于资本主义的力量，而是取决于它的衰弱。国家之所以能够干预，那是因为它是由越来越少的资本家阶层控制着的。我们再就肯尼迪的被刺说几句话。只有那些自信具有无所不能的绝对权力的大金融集团才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才能把美国的“民主权利”推翻个一干二净。它们之所以还没有这样做，那是因为它们目前还无意于此。肯尼迪被刺了，而凶手找不出来，那是因为金融机构和军事机构是串通着的。这是现阶段资本主义的一个现象。
在资本主义世界，至少是在那些大国中，国家越来越成为少数垄断集团的代表，这些集团的力量基础不在于议会而在于有势力的军阀集团。这是一个可以随时发动战争的机构。它凌驾于人民之上，凌驾于人民的民主权利和法律传统之上。国家机器是大金融集团和主宰一切的军事机构的一个共栖体，这一个事实就概括地表现了上述现阶段资本主义的那个现象。这是现阶段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
美帝国主义在它跟世界其余部分的关系中，需要使资本主义保持其活跃和具有生气。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对我们的认识和行动也是非常重要的。英国、法国和德国尽可以发生危机，在这些国家尽可以发生经济恶化，这并不必然牵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反之，美帝国主义的任何重大危机却牵动资本主义的全部。
下面这个事实是无庸置辩，能够说明问题的：美元已经没有它十年前那样的力量了。它丧失了百分之二十五的能力。不过它依然还是国际货币。德国资本主义可以发动一个反对美元的斗争——至少是在欧洲——来促使美元贬值，从而增强德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德国人在德国贬低了美元的价值，但是贬得很少，甚至不到百分之四。他们之所以不更进一步，那是因为美元的落价牵连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他们是事先研究过这个问题的。
这个事实之所以重要，那是因为在战前，资本主义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那时大家都认为美元是所谓“健全的货币”。今天，这种货币不再健全了。它有它自己的毛病，而且还为殖民地革命和工人国家所苦。
这个事实显示了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制度的虚弱状态。欧洲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竞争中不能利用对美国佬不利的形势，因为它害怕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发生问题。
关于这一切，还有一个证据。大战结束的时候，美帝国主义的货币储备是二百九十亿美元。现在则是一百六十亿美元。这就意味着美元贬值了百分之三十。货币储备减少，而与此同时，战争等非生产性开支却在增加。
关于这个非生产性开支问题，必须稍为解释一下。所以叫做非生产性开支，就是因为它没有完成资本主义发展的循环。人们生产具有使用价值的商品，产生利润，使一部分资本家积累了资本，然而它却没有进入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也没有使这体系运行起来。因此，这是妨碍资本主义的扩展，妨碍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力量的一个障碍。资本积累增加了，但是这个积累和消费间的直接关系并没有增长，也就是使生产性再投资和资本主义的扩展成为可能的那种关系并没有增长。
当我们谈到资本主义的完全的循环的时候，那就是说：货币生产商品，商品卖出去，消费者把它买来，货币又回到资本家手里，其中包括他的投资和他得到的利润。与此同时，它发展、维持或者扩大了市场。它扩大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资产者和小资产者的数量增加了，就业、劳动和商业增加了。
与此相反，军事生产的投资却产生相反的效果。资本家从事投资。他取得比其他任何投资无比优厚的利润。他积累了大量货币。然而买主是国家。国家只占全部人口的千分之一。因此，一切就止于此了。它并不扩大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因为它并不产生更多的小资产者，更多的商人——除非是在极度微小的范围内。从历史观点来看，这不但不是加强资本主义，反而是削弱和限制资本主义。
此外，付钱的并不是消费者，为更大的投资，为货币的稳定创造社会基础的并不是由人民的消费所产生的资本积累。付钱的是政府，它是从人民那里取得财源。因此这是一个逆方向的循环。它不仅不能加强资本主义制度，反而从两方面削弱资本主义制度。第一方面是从金融方面：资本主义国家经常负债，它跟社会的关系因此恶化。第二方面是社会基础方面：商人、小资产者、资产者日益减少，而占统治地位的少数资本家的比重却日益增加。
结果是，这个以维持资本主义制度、准备反革命世界战争为目的的非生产性投资的循环，从社会方面不断削弱资本主义制度。
赫鲁晓夫、苏联官僚主义统治要跟这个制度搞和平共处，搞经济竞赛。只要稍为看一看事实，就可以看出：如果短期内不发生战争，资本主义的大危机就要爆发。应该读一下戴高乐的皮尔拉特（法国正在兴建中的新原子研究中心——译者）投资计划。他上哪里去筹款？要实现皮尔拉特计划，要如他所愿，增强法国的“原子独立”，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法国资本主义的金融和贸易能力。然而这将怎样实现呢？他们还为胡萝卜和冻鸡打得不可开交呢。
一年半以前，他们在一次宴会上跟戴高乐谈过一次话。戴高乐咳了一阵嗽。他们问他：“将军，您怎么啦？Allergie（反应过敏）？”戴高乐答道：“不，Algérie（阿尔及利亚）！”
戴高乐是个讲究精确的人。他订了一些计划。工资已经两年不涨了。今年跟前三年一样，国家投资又减少了。不过这还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国家投资的方向。百分之七十用之于军事目的。你们见过法国的地下电车吗？他们添了一个车厢，添了三四十米月台。他们这样做，为的是提高运输能力，减少开支。事实上，法国人需要整整一个新的地下电车网，因为现有的不够用。我们有一天坐了地下电车，那都老得没有牙了。
法国资本主义在法国、意大利、英国和美国都有投资场所，可以按照正常的投资途径，增加它取得的利润。然而，法国资本主义的资本却越来越投到非生产方面去。
因此，虽然资本主义对赫鲁晓夫抱有好感，它却提不出任何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的前景。恰恰相反，象我们所分析的那样，它却以它的全部资金来保卫自己。
切合实际而且具有纲领性质的结论是，应该预料在资本主义国家内迅速出现大规模的斗争。此外，由于资本主义没有能力建立法西斯或军事独裁，有可能使社会党，甚至共产党出来担起组织反革命政府的任务。法国社会党就在准备这样做。（……）
另外一方面是工人国家。应该把工人国家和资本主义放在一起进行全面分析。不光是把资本主义当作一个整体，而是把它和工人国家当作一个整体来分析。也有一个相互影响，有一个对立物的相互渗透过程在不断地发展着。毫无疑问，基本的倾向是对革命有利的。不过，资本主义不会不作一番努力，不会不试图利用工人国家官僚统治的狼狈处境。肯尼迪的政策只能这样来解释。
帝国主义对南斯拉夫和波兰的态度，其目的就是要建造通往工人国家领导的一座影响和引诱的桥梁。资本主义在确定它的目标的时候，它的指导思想并不是认为这些国家就要回到资本主义去。谁也不这么想。他们试图从中取利，争取时间，尽可能维持自己的生命，并等待发动原子战争的有利条件。在这些有利条件中，还不仅是占有可以在半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内解决战争问题的武器，占有能以反击工人国家的最大火力的足够数量的武器这样的条件，更重要的是利用各工人国家官僚统治之间的分歧、异议和相互间争夺利益的竞争。（……）
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官僚统治比南斯拉夫走得无比地远。经互会银行为私人资本的投资敞开大门，这是比南斯拉夫采取的各项措施无比地更加具有灾难性的一个措施。这是为金融资本打开了大门，而金融资本的侵入比在工人国家建立一两所资本主义工厂厉害得不知多少倍。
现阶段工人国家的发展应该同殖民地革命以及资本主义国家联系起来考虑。对它们各方面来说，短期内就要算总账，这是明摆着的。苏联官僚统治感觉到算总账的最后时刻就要来到，这从它对帝国主义的政策中可以看得出来。化学工业方面的四百二十亿卢布的投资和经互会对私人资本的呼吁，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四百二十亿卢布意味着工人国家生产机构的极度虚弱，是一个有利于资本主义竞争的开放的阵地。如果帝国主义向经互会投资的话，那它将不是为了攫取百分之几的利润，而是为了取得决定投资目标、投资监督人、投资的社会和财政保证等的权利。
苏联官僚主义统治之所以必须执行这样一种政策，那是因为它感觉到在工人国家内部，群众无论从社会方面或者政治方面都不接受这个统治。存在着拒绝、抛弃官僚主义统治的过程。
就工人国家的过程来说，根本的因素不是在这个或者那个经济部门投资的问题，而是在世界范围内全体工人国家的计划化问题。我们说的是世界范围，而不是国际范围，因为在四大洲都有工人国家。如果说非洲还没有工人国家的话，那末那里却有两三个接近于工人国家的国家。它们现在还不是工人国家，不过不久就要成为工人国家的。
决定一个国家是不是工人国家，有两个标准。如果推翻资本主义的政权是具有革命性纲领的革命政党，那立即就是一个工人国家。（……）
要保证无产阶级政权的社会基础，就必须一切生产资料的国有化。然而，即使没有实现一切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只要政党是革命的，依靠革命群众，进行革命活动，那么这个国家也可以被看成是工人国家。
反之，如果推翻原有政权的不是革命政党，那么，只有当所有制关系国有化了，或者至少是主要部门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以上国有化了，这个新国家才能被看成是工人国家。资本主义的法律机器摧毁了。当生产资料国有化时，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不可避免地崩溃了；基础、根基、法律结构崩溃了。例如，在苏联，生产资料国有化了。私有财产制的法律根基、法律基础消除了。然而，人们还是按照资产阶级的规则来审判酗酒、盗窃和罢工，那就是说，还存在着资本主义的法律形式和法律关系；不但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通过剩余价值），还存在着资本主义的法律关系。（……）
在阿尔及利亚，很大一部分生产资料国有化了。在工人管理下的生产资料并没有国有化，这是过渡形式。我们为它的国有化而斗争。不过，这是过渡形式，从法律上看依然是在资本主义手里。阿尔及利亚群众的斗争、动员、占领土地，这些都是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是社会主义方向的。不过，所有制还是资本主义的。要说明阿尔及利亚的性质，不能单从群众斗争来看，要从群众斗争和生产资料归谁所有这两方面来看。绝大部分还是在资本家手里。
在埃及，百分之六十的主要生产在国家手里，或者说是不再在私人资本主义手里了。这是确定一个工人国家的主要基础之一。然而我们不把埃及说成是工人国家。第一，因为埃及经济目前的主要基础，也就是土地，还处在私有制状态下。每一个业主占有的公顷数减少了，然而土地还在大小地主手里。即使他们每人占有的公顷数不能超过某一数字，同一地主也可以使用法律伎俩，一个人占七八份。
如果埃及把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土地收归国有，剥夺大纺织工厂，那就是一个工人国家了。我们用来衡量一个国家是不是工人国家的就是所有制关系。资本主义的特征，它的基础，那就是私有制。尽管可能有一个社会党和共产党政府（英国就有过两次），但生产资料依然留在私人手里。决定一个国家的性质，不能考虑是哪个政党当政——因为这是暂时的——而应该考虑现存的所有制关系。共产党在法国和意大利都当政过，然而我们谁也没有认为法国和意大利曾经是工人国家。反之，菲德尔·卡斯特罗在1960年虽然还是小资产阶级领袖，自称反共，但是他把百分之六十到六十五的生产资料收归国有，所以我们就把古巴称之为工人国家，尽管当时他自己还没有这样说。古巴无产阶级的斗争在国有化以前曾经比后来激烈得不知多少。然而我们并没有因为这些斗争而说古巴那时就是工人国家。那时群众占领了所有的住宅和工厂。但是只是当菲德尔·卡斯特罗在群众的压力下（这同当阿尔及利亚的群众占领土地和工厂时的情形一样），不得不把大部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的时侯，我们才说古巴是一个工人国家。所谓大部分，并不是就数量而言，而是就社会和经济比重而言。在埃及，对外贸易由国家垄断，银行国有了，百分之四十五到五十的纺织工厂国有了，全部交通运输国有了，大中商业也国有了。资本主义还剩下什么呢？
应该从所有制关系来决定一个社会的性质。
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会根据我们的主观意图，或者根据当政的人说的话来决定一个社会的性质。本·贝拉每隔三分钟就喊一次“社会主义万岁！”可是他每隔四分钟就跑到群众面前，不让他们剥夺资本家，不让他们占领工厂。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本·贝拉讲的话，而是阿尔及利亚现存的所有制关系。因此，在目前这个过程中，我们说，由于它的所有制关系，埃及更接近于是一个工人国家，而不是更接近于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毫无疑问，埃及的工人被杀害，也被关进监狱。不过赫鲁晓夫也关人，也杀人。斯大林消灭了六百万农民。他轻而易举地一下子就消灭了一万五千名托洛茨基主义者。尽管有这些屠杀和罪恶，我们从来没有说苏联不是工人国家，因为决定工人国家性质的不是政府的作为，而是所有制关系。
这个分析的实际的、历史的、具体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决定我们在每一个情况下所采取的态度和应该实现的任务。譬如说，如果我们鉴于斯大林的屠杀，就肯定苏联不是一个工人国家，我们当时就可能组织无产阶级革命来推翻这个国家。我们在苏联国内的政策就会是进行怠工破坏，不顾一切地展开阶级斗争，因为那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如果我们认定它是工人国家——我们事实上也就是这样做的——，那么我们的斗争目标就是，而且现在依然还是发展工人国家，不仅仅是从经济方面来发展它，同时也通过群众的集体干预和苏维埃的恢复来发展它。在古巴和在中国也是这样。
在埃及，我们当前的政策是支持埃及政府。不过我们同时也为彻底剥夺资本主义而斗争，保卫埃及不受资本主义和旧地主的进攻，带着反资本主义的革命纲领参与埃及国内和议会中的斗争，参与已经组织起来的统一政党的工作。
如果我们不这样来看待埃及的话，我们就会发出组织革命政党、推翻政府、消灭资本主义的号召。我们并不想推翻纳赛尔，这不是我们的政策，同样我们也不想推翻本·贝拉。我们向纳赛尔或本·贝拉的资本主义政策和国有化的局限性进行斗争的方式就是把革命继续发展下去。这就是决定一个国家性质的具体的、历史的、政治的、实际的结论。
（译自法文版《共产主义斗争》1964年2月号）
[1]布里佐拉（Brizzola），巴西众议员，前南里约格朗德州州长。——译者 |
“阿拉伯社会主义”和纳赛尔的民族运动（萨迪，1963年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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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社会主义”和纳赛尔的民族运动
萨迪1963年2月4日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四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12月出版
“阿拉伯社会主义”是仅仅几年之前在阿拉伯，特别是叙利亚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头脑中产生的一种新的思想。最近来，纳赛尔领导的，用以作为共产主义运动“另一出路”的阿拉伯民族运动，对这种思想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并把它当作了得到正式承认的意识形态的基础。
紧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一系列的没有间断的群众性的民族解放运动，使得许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一个接着一个，走上了长期革命的道路。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所取得的巨大胜利，再加上中国革命的胜利，已使得殖民地国家的人民群众，开始认识到他们在物质的、精神的和文化的传统方面所处的悲惨地位。事实已经向他们证明，要想改变他们的这种悲惨处境，提高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唯一的道路就是社会主义。因此，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群众的口号，变成了所有不发达国家中，任何一个希望得到群众支持的党派或运动用以号召的旗帜。可是阿拉伯世界的斯大林主义的政党所采取的、随着苏联官僚统治集团的外交利益随时更换的政策，特别是这些政党所采取的态度——处处追随着苏联政府，甚至比方像在巴勒斯坦战争的问题上——惹怒了阿拉伯的人民群众，特别是一向团结在这些党派周围的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由于对这些斯大林主义的政党和苏联感到失望，这些知识分子于是开始寻找一个“新的上帝”——要想建立一种脱离苏联政策和影响的社会主义。其结果就是现在大家都知道的“阿拉伯社会主义”这一观念。
1952年的纳赛尔政变正出现在阿拉伯世界，特别是埃及的巨大革命浪潮的高潮时期。工人罢工和农民起义的巨大浪潮，再加上苏伊士运河区抗击英国占领军日益加剧的游击战，从基础上动摇了法鲁克的统治。这个专制的国王已经对自己的人民失去了统治的能力。那时候埃及已经临近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边缘。王宫进行自卫的一次挣扎就是1952年1月24日对开罗的焚烧。可是这一目的在于打击群众运动的斗志并使一向屈从于群众压力的瓦伏德政府失去威信的企图，并没有能够挽回国王和他的封建同盟者们的命运。焚烧开罗的举动，实在说来，不过是作为一个借口以便推翻瓦伏德政府，并代之以一个“将不屈从于民族感情”和群众压力的新的政府。可是这个新的政府在刚诞生时就已经处于瘫痪状态。它不但没有能够恢复法制和秩序，而且面对着日益高涨的革命浪潮，显然是完全无能为力。危机愈来愈严重了。正是在这样的一些情况之下，纳赛尔和他的同僚们发动了那一次政变。一枪没有放，法鲁克的统治就像一所纸板搭起来的房子一样完全垮掉了。
纳赛尔的军事政变，事实上是为了防止一个真正的人民革命运动而进行的孤注一掷的活动，这一革命运动很可能会发展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纳赛尔同时还要遏止群众的活动，使他们不能左右事态的发展。
这一政变的领导人们，由于他们所受的军事教育和他们的军人的头脑，对群众是从来不相信的。的确，从一开头他们就对人民抱着怀疑的态度，而且始终对他们有一种害怕的心理。他们攫得政权后的头一项措施就是禁止罢工运动和示威活动。在政变之后，当亚历山大港的纺织工人宣布举行罢工的时候，马上就受到警察和军队的镇压，而且有两个罢工领袖被判处死刑。
纳赛尔在他的《革命的哲学》一书中说，“军政主义是我毕生的信念”——他的同僚们也全都如此。他们要求“严格的纪律和对命令的服从，群众性的活动总使他们感到惊恐。他们采用军事独裁的毫不留情的手段尽量粉碎这种活动。纳赛尔在同一本书中说，我们需要的是纪律，可是我们发现在我们的队伍中存在着混乱现象。我们需要团结，可是我们发现在我们的队伍中存在着分歧。”
诚然，纳赛尔和他的同僚在发动他们的政变时确也有他们的目标。可是这个目标是很模糊的。他们感觉到有需要进行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可是他们并没有一定的纲领。在攫得政权之后，他们立即面临一大堆复杂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对这些问题他们从来连想都没有想过，现在事到临头，他们简直是给弄得昏头昏脑，完全无力应付。他们甚至后悔不该“冒失地”、“愚蠢地”进行了攫取政权的活动。纳赛尔不得不“承认，在7月23号以后我常常不禁责怪我自己、我的同僚以及军队里的其他的人们，不该在7月23号作下那种冒失的愚蠢的事。”他自己说“当时的情况在我的心理上产生了一种令人难堪的危机，可是后来的经验和进一步的思考以及我从这些事件中体会到的真正意义才减轻了我心理上的反感，逐渐克服了那种危机。”只是到了这个时候，他才得出结论说，“我们目前正处在两个革命，而不是一个革命，诞生的前夕……一是政治革命，通过这个革命（每一个国家）将重新从一个强加于他们头上的统治者和未得他们的同意占领着他们的土地的占领军的手中获得自治的权利，另一个是社会革命，在这个革命中，社会中的各个阶层将彼此进行斗争，一直到全国人民都能得到公正的待遇，国家的情况能从此得到稳定。”
因此帝制被推翻了，土地改革的口号也被提了出来。可是帝制的推翻并没有能够产生人民群众的“自治的政府”。甚至连资产阶级的民主权利和自由都未能获得。相反的，一个坚定的军事独裁政权建立起来了。一切政治党派被视为非法，罢工和示威运动遭到了严格的禁止。新的统治者们对人民群众的恐惧始终丝毫也没有减退。土地改革实际颇有限制而且规模很小，但它究竟也多少有些改善了相当大一部分农人的命运，因此他们对新的政权采取拥护的态度。新的统治者们原希望赎买时付给地主的款项将会用于工业投资，这样来协助发展国家的工业。可是那些地主由于传统的势力，由于缺乏经验和不相信能在工业中获得巨大的利润，却把他们的新的资金仍用在对不动产的经营上。可是不管怎样，土地改革终于打碎了封建阶级的基础并从此结束了他们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的影响。
新的政权诱导私人资本投入工业的企图既然遭到了失败，于是开始依靠国家的资金来兴建新的工业，因而建立了一种国家对工业的控制和工业的计划性。
在对外政策方面，新的统治者们从一开始就竭力和英国和美国取得谅解，彼此相安，并从它们获得援助。可是由于美国拒绝供给军火以使他们对付以色列的继续不断的入侵，这就迫使纳赛尔不得不转而向工人国家寻求军事援助。这种新的友好关系激怒了美国和英国的帝国主义势力。英美两国不惜以侮辱性的言词收回了帮助埃及修建阿斯旺水坝的协议。纳赛尔立即以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的决定作为报复。这就引起了苏伊士危机，最后并导致英法在以色列的帮助下发动对埃及的攻击。在这一危机中，苏联对埃及的帮助，提高了苏联和其他共产党在整个阿拉伯世界中的威信。
同时这种对埃及进行的帝国主义的进攻唤起了阿拉伯人的民族感情并使所有阿拉伯国家的人民群众感到彼此之间休戚相关的关系。于是“阿拉伯的团结”变成了一个普遍的口号。
在叙利亚，共产党的势力日益增强，影响也日益扩大。这情况越来越引起软弱无力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复兴社会党分子的恐惧，复兴社会党分子实际当时是叙利亚的统治力量。他们匆匆和埃及联合起来要想得到强大的埃及资产阶级的支持来反对共产党。共产党人则挡住逆流，反对彼此联合。
接着在纳赛尔的威信正高的时候，伊拉克发生了革命。纳赛尔当时被看着是整个阿拉伯反对帝国主义、实行民族团结和社会改革的民族运动的领袖。在伊拉克，则是复兴社会党领导了和埃及进行联合的运动。可是当时在伊拉克最为强大的党派，控制着工会、农民委员会、知识分子组织和民兵的共产党却协助卡塞姆粉碎了复兴社会党和民族团结运动。
叙利亚和伊拉克共产党人的这种反对民族团结的态度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反感，因而开始失势。在伊拉克，复兴社会党被粉碎以后，卡塞姆立即转而反对共产党，迫使他们转入地下。叙利亚的共产党在工人中的影响已大大减弱，他们中的许多知识分子都脱离了党组织，和纳赛尔合作。当纳赛尔的社会改革方案激怒了叙利亚的地主和一部分的资产阶级的时候，共产党竟和那里的最反动的势力联合起来。于是纳赛尔利用这个机会发动了一次反对共产党的搜捕和迫害活动，并为此不惜采用了一切宣传手段和警察恐怖的策略。而同时他却又和那些反动势力，甚至一些著名的帝国主义代言人彼此妥协，以争取他们共同反对共产党。
埃及和叙利亚的联合自然对埃及的资产阶级是很有利的，因为埃及资产阶级的势力比较强大。和叙利亚的民族资产阶级比较起来，他们所获得的利润更为增高了。这情况使得叙利亚的民族资产阶级颇为不满，而纳赛尔和那些最反动势力的妥协和合作以及他的独揽一切权力的实行专制统治的办法终于引起了他和复兴社会党的分裂。
纳赛尔在埃及和叙利亚所采取的经济和社会措施最后证明并无实际效果。私人资本的投资并不能有助于国家经济的发展。新的改革使得许多埃及的资产阶级的财富更为增加了。资金开始慢慢集中到少数几个百万富翁手中。资本家从国民收入中所分得的红利，在实行工业化以前只是百分之六十八，而到1961年竟增加到了百分之七十二。可是他们仍然不肯向工业投资。他们把全部资金都用于商业和不动产的经营，因为在这些方面他们肯定可以获得巨大的利润。大地主们会用尽一切方法躲过土改法的限制。
所有这些迫使纳赛尔不得不采取新的更彻底的措施。1961年7月20日，他发布了将银行和保险公司收归国有的命令。他同时宣布国家将参与某些私人的工业企业。私有土地的最大限度从二百亩减到了一百亩。
叙利亚的资产阶级，他们在本国的地位由于和共产党以及和一部分复兴社会党的合作，由于纳赛尔和极右派的妥协；已经颇为加强，对纳赛尔的这些措施当然大感惊恐，他们于是利用他们在军队中已经建立的影响，发动了一次反对纳赛尔统治的政变，使叙利亚从埃及分裂岀来了。
※※※
叙利亚脱离埃及的事对纳赛尔来说简直像一个晴天霹雳。这使他不得不回顾一下他过去所采取的全部政策。从这种回顾中，他看出了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代言人曾经进行各种阴谋活动来反对他的统治。他感觉到了在埃及本身所存在的危险，于是开始寻求人民的支持。他说他发现“几世纪来的苦难和希望已经最后形成了阿拉伯斗争的各种明确的目标。这些目标真正地表明了阿拉伯人的民族意识，那就是自由、社会主义和统一。”他承认一个革命决不是“某一个个人所能完成的工作，”而“一个革命的价值决定于它的人民性的程度，决定于它是否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是否能够动员他们的力量来建造自己的未来，同时也决定于它是否能够使这些群众按着自己的意志来安排自己的生活。”他同时也承认，“扩建国家财富的基础的工作决不能留待不负责任的专享剥削的私人资本去完成，”并且承认“社会主义的解决办法是获得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唯一道路。”
在这种基础上，他进一步加强了他的国有化的措施，并于1962年5月21日召开了一次“人民组织全国代表会议”。在举行开幕式的会议上，纳赛尔提出了一个“民族宪章”，它同时也就是“阿拉伯社会主义”的“科学的”纲领，它表明“我们人民目前所面临的一切重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必须在一个科学的基础上加以解决，”“革命的行动必须有科学的基础。”这一宪章同时宣称：
“我们的最直接的目标是消灭剥削，使得所有的人在行使天赋的权利的时候都有同等的机会，消灭阶级差异，结束一个阶级的专政，因而也就消除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不但对于个别公民的自由构成一种威胁，甚至也威胁着整个国家的自由，因为这种冲突破坏了人民的权利，从而使国家暴露于外国势力随时可能给我们带来的潜在的危险中，那些外国势力随时都伺机把我们的国家拉入冷战的舞台，要把我们的国家作为它们的战场，让我们的人民去为它们充当炮灰。由于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而产生的阶级之间的冲突，在过去的社会中长期存在的剥削者和在那种剥削之下受尽苦难的人民之间的冲突，即使完全消除了，也决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消灭一切阶级差异，实现社会自由和真正的民主。
然而阶级冲突的消除就使得我们有可能，通过剥削阶级的消灭，和平地逐步消除阶级差异，并为民主的交往开辟道路，从而使整个社会和真正自由的时代愈益接近。”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按照宪章的作者们的设想，如何才可能在一个“科学的基础”上实现这种“消灭剥削”和“结束一个阶级的专政”的目标。
他们在承认有必要“消灭剥削阶级”的同时，却谈到“和平地逐步消除阶级差异”，并且宣称“埃及人民拒绝任何一个阶级的专政。”可是这个剥削阶级如何才能够消灭呢？难道宪章的作者们相信这一阶级，为了他们所想望的乌托邦式的自由社会能够实现，将会自愿放弃他们的剥削活动吗？同时，如果他们以埃及人民的名义，拒绝接受任何阶级的专政，那么他们的国家的目的又究竟是什么呢？难道现在还有必要向他们证明，历史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每一个国家都是阶级斗争的产物，而国家的任务仍然总是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反对那些被剥削的阶级吗？每一个国家都是一个阶级专政的工具。没有无产阶级的专政，剥削阶级就根本不可能消灭。
可是埃及的评论杂志《撰写者》（TheScribe.）的一期专号上，曾发表过一篇题为“阿拉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章，该文在阐述宪章的意义的时候，完全排除了阶级斗争。“我们不相信阶级斗争的必要性，”作者说，“也不相信一个阶级应该凌驾于其他阶级之上。”他相信“这种阶级斗争，甚至在西方世界的资本主义政权之下，也可以有效地加以遏制，”他相信“美国或西欧的工人们，通过基本上应算作是和平的手段，已经成功地取得了很大一部分权力，并且使自己达到了一种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从这里他得出了一个结论，“无产阶级为了获得自己的权利和为了达到不断增高的合理的生活水平，阶级斗争已不再是绝对必要的了。”
可是在这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如果不进行阶级斗争，又如何能够达到“合理的生活水平”呢？在这些国家中阶级斗争真是已经不再必要了吗？美国和欧洲国家中的工人阶级经常进行的罢工运动，如果不是一种阶级斗争的表现，那又是什么呢？此外，阶级剥削在西方已经不存在了吗？仅只是达到“合理的生活水平”就能算作是社会主义吗？那就能够结束了阶级剥削？根据那篇文章的作者的意见，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应该是，“是的。”他说，“在这些国家中，社会主义是最主要的因素。”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阿拉伯社会主义，在这些拥护宪章的作者的心目中实际不过就是现代资本主义”。
宪章承认“一部分没有剥削的私人资本也可以参与在总的计划下进行的经济发展工作，”这一事实更进一步证明了我们的结论的正确。根据这个宪章，国有化政策，“并不是对私人资本的一种打击，”而“倒是使一般人的经济利益能够得到发展的一种保证”。
“对于公有部分的任务的加重，”宪章公开宣称说，“决不意味着取消私有部分，私有部分在整个发展计划中也担任着重要的任务。它必须得到保护以使之能够完成自己的任务。”“现在要求于”私有部分的，只不过是“力求革新，开创一条新的进行创造的道路，而不要像过去一样完全依靠寄生虫式的剥削活动”。
这等于是吿诉狼从此以后就只吃一点青草！要私人资本从此不再进行剥削！过去十年的经验仿佛已经向“阿拉伯社会主义”的领导人们证明，资本家如果不是为了利润就不可能进行生产，因此他们准备让他们得到“没有剥削的合理利润”。可是利润如果不是来自剥削，又能从哪里来呢？
在土地改革方面，宪章宣称，“在阿拉伯的农业方面实行社会主义，并不是要实行土地国有化，把土地变成公有的财产。根据经验和研究的结果我们赞成土地的私有，但必须加以限制，以防止封建主义的发展。”“埃及土地问题的革命性的解决办法，”根据宪章作者们的意见“是增加土地所有者的人数。”
他们并且进一步吿诉我们，“根据7月法令精心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的结构已经完全消灭了剥削的残余，而为愿意在普遍发展的范围内促进一般人民利益的私人投资打开了大门。它同样也是有利于私人资本所有者的，因为他们从其中可以得到没有剥削的合理利润。”
我们不能否认埃及的新的政权所采取的、在宪章中提出的各种改革和国有化的措施，对于这个国家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可是这些东西还不能算作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决不仅限于财产国有化。最重要的，没有无产阶级的政权、没有粉碎旧的国家机器，就根本不能建成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基础的国有化政策决不应该是花钱赎买。对资本家的国有化的财产付给赎买的价款，并容许他们以私人的资本进行投资，使他们获得“合理的”利润，这根本不可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
那么新的埃及的政权的阶级性质又是什么样的呢？在埃及当权的是什么阶级呢？
新的埃及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当权的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也许有人会反对说，这个新的国家的经济基础是国有化的资本主义财产，它甚至还迫害某些资本家。这是完全不错的。可是这些措施对于整个资产阶级来说是完全有利的。纳赛尔所说的“进行剥削的”资本家，只是那些把自己的利益放在整个阶级利益之上，并且不愿配合他的发展工业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计划以促进作为统治阶级的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某些个别的人。统治埃及的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官僚统治集团。当前的官僚集团永远是一个阶级的代表和仆从。这个仆从有时可能坐在他的主人的肩膀上朝他的脸上吐唾沫，可是他总永远是仆人。希特勒尽管曾经采取剧烈的手段反对个别的德国的资本家，尽管他强有力地通过国家机器控制着徳国的经济，可是直到最后他仍不过是德国金融资本的仆从。
纳赛尔并不是一个新的希特勒，在埃及建立的新的政权也并不是法西斯主义的。代表高度发展的渐趋没落的金融资本的希特勒，担任了一个反动的角色。纳赛尔，作为一个半殖民地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并由于他赞成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却担任着一个进步的角色。纳赛尔主义并不是一个什么完全新创的东西。它不过是在新的不同的情况下产生的凯末尔主义和庇隆主义的混合体。
在凯末尔的时代，帝国主义正处于最强大的时期，而俄国革命也正鼓舞着其他地区的无产阶级。这位土耳其的统治者对这从两方面来的压力感到难以忍耐。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恐惧迫使他不得不和帝国主义进行妥协，结束了他的改革计划。庇隆则作了经济危机的牺牲品。可是纳赛尔主义出现的这个时期，正是帝国主义愈来愈弱、工人国家愈来愈强，同时是殖民地革命大量兴起的时期。帝国主义不可能张牙舞爪地对待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对殖民地无产阶级革命的恐惧以及和工人国家进行冷战的需要迫使帝国主义尽一切努力在争取不发达国家中的资产阶级。同时，为了使那些资产阶级在冷战中采取中立态度，苏联也不遗余力地支持它们。纳赛尔，始终扮演着中立主义的角色，所以他能从两方面得到援助，并利用这种援助来加强自己的政权。
可是在现在，还没有别的力量可以替代他来掌握阿拉伯世界的领导权。阿拉伯的无产阶级还没有建立起一个有效的领导力量。那里的各个共产党，由于采取了罪恶的政策，差不多完全失去了对解放运动的影响。在一开头，他们毫无保留地支持纳赛尔。在埃及和叙利亚成立联盟以后，特别是在伊拉克革命之后，它们又把纳赛尔看作是主要的敌人，甚而至于参加帝国主义代理人组成的阵线来反对他。当纳赛尔提出表达着广大群众的愿望的两个主要口号——社会主义和民族团结——的时候，它们也完全反对。它们公开提出阿拉伯的团结必须建筑在从帝国主义的枷锁下获得彻底解放的基础上，而它们却没有看到民族团结的斗争正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斗争的一部分。它们教导人民群众，要他们等到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获得彻底解放之后，再去开始进行争取团结的斗争。至于社会主义革命，它们却认为时机和客观条件都还没有成熟。它们抛弃社会主义的口号，号召建立一个民族主义的民主国家，“它不代表任何一个特定的阶级，却以爱国主义的民主集团的支持作为自己的依靠，这就使我们的国家将能依据我国的具体条件和民族特点和平地转化为社会主义。”
就这样，阿拉伯世界的各共产党实际是退出了解放运动，现在是从外部来进行反对纳赛尔主义的斗争。可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本不应该站在这一运动之外。他们应该参加进去，从内部进行斗争，以实现他们自己的社会主义和民族团结的口号。他们的反对资产阶级领导和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主要斗争，在性质上应该属于思想意识的范围。他们应该向人民群众解释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以及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应该担任什么样的角色。他们应该尽一切努力争取工人阶级，并帮助工人阶级取得自己的独立。
纳赛尔主义，以其目前的形式，是决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的。它本身充满了矛盾。它既想依赖民族资产阶级，又想依赖工人阶级。可是这两个敌对阶级的利益是根本无法调和的。此外，旧的统治阶级，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也还没有完全消灭。它们现在不过是在等待时机，以便发动一次进攻。西方世界的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就可能迫使帝国主义又开始张牙舞爪起来。对外援助的停止很可能会把埃及推向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那时工人群众就会更加强他们的斗争。纳赛尔政权的领导集团也就会被迫进行选择，究竟是应该依赖内部的工人阶级和外部的工人国家，还是依赖内部的资产阶级和外部的帝国主义。它将选择哪一条道路显然是不难预测的。只有在工人阶级取得运动的领导权之后才能挽救这一资产阶级革命，并把它推向无产阶级革命。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办法只有依靠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深入到运动中去，从内部把这一革命运动的领导权夺取过来。 |
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关于阿尔及利亚的决议（1962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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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关于阿尔及利亚的决议
1962年11月4日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四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12月出版
（1）经过大约三个月的政治危机之后，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的国内政治斗争的第一阶段随着国民制宪议会的选出和本·贝拉的总理职务的任命而吿一结束。
在这次斗争中得到胜利的是在本·贝拉领导下、得到以布迈丁为首的民族解放军多数派支持的政治局所代表的一派势力。布迈丁的支持是本·贝拉获得胜利的决定因素。政治局和民族解放军多数派的联盟——尽管在许多方面彼此间有明显的分歧——加强了城市和农村绝大多数群众的力量，并使他们团结在现在的领导集团的周围。布迈丁的“法农主义”（Fanonist）的或甚至是“卡斯特罗主义”的路线，加上本·贝拉所作的一些声明（尽管其中还存在着一些矛盾，软弱性，同时包含着他的同盟者的政治方针），再加上阿尔及利亚新政府已经作出的一些决定，表明各种力量之间的关系的变化有利于（纵然是有限度地）人民群众坚持基本的社会变革、反对新殖民主义的这一倾向。
在这次政治危机的各个阶段遭受失败的那些势力彼此是极不相同的。某些倾向，从它们对待地方主义的影响，对待混乱而危险的观念或者甚至对待亲资产阶级和新殖民主义势力的直接或间接的压力的态度来看，可以视作是保守主义的倾向。另一些倾向，比如像第四军区的那些倾向，因为不能代表一个明显的路线，就不能视作是右派、亲资产阶级派或亲新殖民主义派。
在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的局势中，真正的亲资产阶级和新殖民主义的势力是很难露头的。从主观方面来看，民族解放阵线的干部和领导人要想充当这种角色就很难办到，因为他们都一致承认黎波里纲领，承认斗争所以胜利是由于革命群众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这个从殖民主义时代传流下来的摊子里，危险是在于混乱，也就是对一些特殊问题缺乏明确的方针，在于对一些本应采取的具体措施上犹豫不决，在于对当前的冲突和斗争的社会性质和潜在的客观情况缺乏了解。
可以承认，民族解放阵线内部的某些干部，包括一些居于领导地位的人和先锋组织，也许可能提出一个比本·贝拉及其同僚所提出的更为民主、更为首尾一贯的革命路线。但我们同样不能否认在各个团体中（工会，《圣战者报》甚至在反对政治局支持各军区的人中）也在较大规模上出现了左派。可是那些干部和先锋组织，即使已经提出一个明确的政治路线，然而，首先，由于缺乏具体的群众支持，只是在一个很狭小的基地上进行活动；其次是太无团结力，不能在这次政治危机中起着催化剂的作用。
因此，主要是以本·贝拉为代表并得到民族解放军多数派支持的、围绕在政治局周围的领导集团，尽管是软弱无力和优柔寡断，尽管是带着官僚主义和甚至拿破仑主义倾向，它仍然获得了胜利，成为在这次争夺政权的斗争中比当时其他各派更能代表国内和国际革命需要的一派。我们再说一遍，就这方面说来，在这些特殊的势力中得到胜利的是比较进步的势力联合起来的力量。
（2）在国民制宪议会选出之后，一个新的阶段开始了，这一阶段的重要意义不亚于前一阶段。一切问题现在都以一种尖锐的形式提了出来。甚至就在最近的将来各种重大发展都是可能的。眼下的决战将是反对一切新殖民主义的企图。
最近的事件证明，群众压力远远没有减弱，而且是日益加大，尤其是在乡村。当前的迫切需要，人民群众在长期英勇斗争中培养成的深刻的革命情绪，农民和城市贫民不愿放弃在胜利后得到具体的社会果实的希望——所有这些因素都要求再向前推进，这样，革命的停滞或退却在目前就很少有可能性了。近几周来，这种比较积极的迹象之一就是阿尔及利亚政府的关于处理被所有者放弃的财产的决定，这实际是对民族资产阶级，尤其是乡村的资产阶级，以及法国殖民主义者的一个打击，同时也表示了一种勇敢的捍卫古巴的立场。
各左派团体和势力不团结的情况大大增加了许多军人集团的思想混乱，不过现在似乎是很清楚了：许多军人、干部和领导人已经得到了殖民地革命最基本的教训，就是，要想真正得到胜利，革命必须是“持久的”；必须从一开始就继续不断地坚决反对任何招来新殖民主义势力的企图。这类的因素将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此外，还必须着重指出：正如国民制宪议会头几次的辩论中所部分地反映出的，在目前的革命气氛里，任何一派，想通过一党专断和国家机构以官僚主义和家长式的方式强行领导并提出自己的措施，都将遭到反对。民主的领导方式将是各个阶层越来越强烈的要求。
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对真正的发展所必要的条件是这个新国家要有一个真正革命的、民主的、建立在人民的基础上的政府。无论在城市或乡村人民群众都应当能够确实行使他们自己的权力，自由表达他们自己的意志，实现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制定的一切措施。这类机构的某些雏形及实现的客观基础现在已经存在，不管它们是如何产生的，也不管它们的活动方式还如何值得讨论。为了把这些原始的机构发展成为真正的新政权机构，为了不仅限于少数人而是要使越来越大的人民群众阶层认识这种最根本的需要，我们就必须以这类刚具雏形的机构为起点。对于使革命继续向前发展来说，人民群众积极参加这类的国家机构是一个重要的条件。
归根结底，这仍然是建立一个有效的政治机构的问题。它不仅只是关于最好的政府形式或诸如此类的问题，而是把民族解放阵线重新改造为一个具有群众影响的革命政党的问题。简言之，这是急待解决的、广义上的革命的政治领导问题。
这个革命正面临着严重的危险。假使建立有效的政治领导的问题长期拖延不决，以致在严重的经济和财政困难时期不能及时采取重要措施，则危险的新殖民主义倾向就会抬头，并借口“结束混乱局面”而强力采取可能是基于帝国主义者的诺言或甚至象征性“援助”的欺骗性的措施。通过这样的迂回的道路，新殖民主义就可能会得到某些成就并阻滞（哪怕只是暂时地）革命朝着取得基本社会成果的方向发展。
(3)第四国际从一开始就支持民族解放阵线的英勇斗争并一直在继续号召对阿尔及利亚的革命给予无条件的支持，现在也正在给予独立的阿尔及利亚的现政府以最大限度的支持。虽然第四国际基于自己的立场提出了批评，它现在和将来还是会支持阿尔及利亚政府已经和将要作出的各项革命的进步决议的。
阿尔及利亚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相信急须将民族解放阵线重新改组，如何重新改组，应当在各级组织的充分讨论以后由全国代表大会来作出决定。民族解放阵线应当制定一个基本的政治纲领并坚决采取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赞成无原则的团结。我们极力主张所有的革命倾向和力量都能进行革命的团结，并且建议必须以遵守黎波里纲领为基础。在这个明确的政治基础之上就冇可能分清哪些力量是真正在为革命事业而斗争，哪些力量是甘愿充当保守的、亲资产阶级的角色。这样就可能克服左派之间现在的分崩离析的情况，团结另一些还在犹疑恐惧的力量，从而组成作为阿尔及利亚持久革命的主要推动力的真正革命派。
同时，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定要争取组织从下面选出、作为真正权力机关的民主的人民委员会。我们已经指出过，这必须以群众所能了解的具体经验为基础并以已经存在的那些刚具雏形的组织形式作为起点。
更广泛地讲，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定要提出一个具有社会主义内容的纲领，坚持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将主要的工业部门、银行、运输系统收归国有、实行计划经济，垄断对外贸易并将对外贸易企业收归国有的绝对必要性和迫切性。
对于当前的措施，我们提出如下的建议：
（a）解除农民的债务并停止交付地租。
（b）由工人和农民来管理一切被所有者放弃了的工厂和田庄。
（c）在所有的银行和工业企业中建立工人的控制权。
（d）建立人民对一切食品、住房和租金等等的控制权。
我们已经指出过，像这样在这个总方针之下所采取的这些具体措施，将会使得这个革命进入重要的新阶段，并克服帝国主义者希望借以在地中海沿岸防止光辉的古巴再次出现的各种障碍。 |
一九六二年的拉丁美洲社会结构中的矛盾和经济展望（列维奥·麦丹，1962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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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二年的拉丁美洲社会结构中的矛盾和经济展望
列维奥·麦丹1962年10月20日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四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12月出版
谁都知道——我们所领导的运动[1]在它的世界会议的决议案中对这一点也已经强调提出——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进展，一般说来比亚非国家更为重要。其中特别有些国家——它们大都已经有一个社会结构比较先进的基础——在这方面已经有显著的进展，这种进展，配合着民族资产阶级的加强，一直提出并且现在仍然提出了具有它们自己的特点的问题：根据这种情况，它们现在仍然是半殖民地国家呢，还是已经达到了一般所谓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阶段？不管怎样，这种经济发展并没有消除，或者甚至并没有减弱，社会结构方面的根本矛盾，这种矛盾可以综合地分列如下：
（1）经济发展的速率，如果存在的话，一直是部分或者全部地被相当可观的人口增加的速率抵消了；
（2）工业化的过程仍然只限制在某些地区，而且一般限制在某些社会阶层的手中，所以这些国家中的大部分地区的经济结构仍然是落后的农业经济；
（3）失业和半失业的情况仍然是一个严重的创伤，它把足足一千二百多万的人民逐出了经济和社会生活之外；
（4）在大多数这些国家中有相当可观的一部分人发现自己正面临一种戏剧性的选择：究竟是在情况还一直在日益恶化的农村苟延残喘地活下去，还是眼看冒着很大的风险到城市里去，住在可怕的窝棚中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拉丁美洲的大都市中，大部分地区都笼罩着这种悲惨的乌云；
（5）国内的社会结构和帝国主义的铁掌是阻挠更广泛的、比较平衡的经济发展的天字第一号的障碍，因为很显然，在这样的一些情况之下，经济就只能有一种符合于外国投资者和本国最得势的阶级中某一部分人的需要和利益的不平衡、不统一的发展，而所谓的商业“自由化”，对外汇没有控制权等等情况，都只会有利于国外的竞争，国家资源的浪费和它将产生的一切后果都是我们很容易料想到的……；
（6）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是，拉丁美洲国家的真正的致命的弱点仍然是它们的生产结构和对外贸易。流入外国资本家手中去的剩余价值，一方面由于原料产品价格的变化，一方面又由于工业产品价格的变化，已空前地增高，这种价格的变化，从朝鲜战争结束后的繁荣时期开始，一直就不停地产生一种对经济最落后的国家极为不利的情况。甚至根据官方的文件所透露的洎息，原料产品的价格的下降，在性质上已足以抵消在“争取进步联盟”的基础上所提供的一切经济“援助”可能产生的效果。
所有这些本身已具有爆炸性的困难和矛盾，在拉丁美洲无法逃避一种国际威胁的时候，甚至以一种更为严重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国际威胁把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的问题，跟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工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问题置于一个显著的对比的地位。
丢开这些假想的方面不谈，不管这些方面是多么令人不安，在某些国家中（阿根廷的经济瘫痪、智利和巴西的财政困难和通货贬值、玻利维亚的经济解体，在那里民族工业差不多已经是被置于毁灭的境地），最近或不远将来的经济前景看来甚至更为暗淡可悲。根据所有的迹象来看，既然没有重大的革命运动发生，就不可能有任何机会使这种社会结构中的矛盾，不用说完全消除，甚至也不可能略为减轻，拉丁美洲在国际商业中的地位必然只会每况愈下，特别从欧洲共同市场的前进的发展和它跟许多非洲国家的联系来看，更是如此。
说明拉丁美洲贸易在世界贸易中日益没落的材料是尽人皆知，而且是不容争辩的。共同市场的发展是同时也牵涉到农业生产的——加上这一组织对组织内的各种产品给以直接和间接的保护，已迫使某些拉丁美洲国家不得不降低某些产品的价格，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大大减少了挽回的货物的数量，这就不但在欧洲市场上给它们造成了困难，同时在第三世界的国家中也给它们造成了困难，欧洲国家一直就试图，现在也正努力着甚至要拿它们的农产品打入第三世界。
另一方面，拉丁美洲国家也很可能会看到，和法国有密切联系的非洲国家以同样的产品在共同市场中将会享有的有利的条件，对它们却是一种严重的打击。
在这种阴暗的前景中，参加欧洲共同市场的那些国家已经宣称准备提供的财政和技术援助也不可能是一种有效的补偿，许多拉丁美洲国家都感到从外来的威胁已经触及到它们目前的经济神经中心了[2]。更为一般地来讲，正像我们已经强调过的，世界市场愈来愈不利于不发达国家的贸易的情况——再加上如果新的困难愈来愈严重——将会抵消美帝国主义，为保卫自己的一个重要阵地，在拉丁美洲可能作出的一切努力。
各统治阶级的政治危机
社会结构中的矛盾的拖延和恶化在许多国家中将是一个无法逃避的难关，这种矛盾反映在政治上就表现为领导权方面的危机，使那些领导力量几乎都到了朝不保夕的境地。在过去的几个月中，除了很少的一些例外，差不多所有的国家都发生了改变政府的事件，而且大多出之于尖锐的政变的形式，都出现了领导退出政治舞台和自动辞职的情况以及其他一些富于戏剧性的变化。在这里我们还有必要向大家讲一讲阿根廷政权中长期存在的危机、夸德罗斯的离去和巴西不同阶级之间的剧烈斗争、厄瓜多尔和圣多明各的起义运动、贝坦科尔特政权极端不稳定的情况以及秘鲁的军事政变吗？
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同时也是影响最大的一个因素，从根本上说，就是民族主义运动和民族革命运动正日益迅速地遭到削弱，这情况在某一特定阶段，已使大部分甚至所有的群众运动处于瘫痪状态。这一过程在秘鲁已达到极其严重的阶段，秘鲁的美洲人民革命同盟在全国三分之二的地区已失去原来的影响，它所领导的工会也日益面临全部破坏的危险。在委内瑞拉，愈来愈残暴的迫害和某些在农村中进行的惑乱人心的改良主义——它的欺骗性质是非常明显的——已再不能掩盖贝坦科尔特的民主行动党的破产，这个党早已招致了多次的分裂和许多人的叛离。在玻利维亚，只是由于在短期内看不出有任何其他的出路，因而才使人产生一种虚假的印象认为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相当稳定，而其实在人民群众的眼中，它已经大大失去了从前的威信，这一点，除开其他许多证明以外，从1962年6月的选举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得出来，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分子真是花了很大的代价才取得这次胜利[3]。从根本上讲，事实上是由于这些运动彼此进行了合作，才迫使它们作出了他们原来不可能作出的选择，并推动它们慢慢走上了和美帝国主义公开妥协的道路，从此以后美帝国主义——从它自己的观点来看当然是正确的——就认为阿亚·多莱、贝坦科尔特、埃斯登索罗（更加上它的“左翼的下属莱钦）是它在拉丁美洲的最可靠的同盟者。
在所有这些民族运动中（它们除了自己的特点外都有一个共同的客观的根源），只有庇隆主义还能使自己免于衰亡。它一直还能控制着人民群众，朝着一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为了了解庇隆主义所以能够免于衰亡，并能够大有希望地等待时机以便再次登上舞台，实际就是由于它——带着某种殉道者的色彩——退出了掌权的地位，那我们只要回想一下在庇隆倒台之前的那几年，在庇隆和他的参谋本部都认为自己不可能再恢复从前的权力的那几年所面临的无法克服的困难就完全够了。
在智利方面，目前以阿乘山德里为中心的领导集团是以各种力量的联合组织作为基础的，这情况使人想起的倒是某些欧洲国家的经验，而不是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经验（这自然也是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和特殊社会组成的反映）。可是这个领导力量也慢慢被削弱了，很难说在即将来临的两年中，在各种困难的考验的前面，它是否能够照常存在下去。这个国家事实上是正处于一个非常微妙的过渡阶段，在那里所有的力量都积极准备着，等待1964年的来临，如果把1964年单纯只看作是一个选举年，那不过只是一种表面的看法，在这未来的前景中，智利的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必须克服很大的困难才能维持住目前的这个不稳定的局面，它们甚至在选举的问题上也愈来愈失去了自己的阵地[4]。
在已经达到高潮的拉丁美洲的风暴中，像墨西哥这样的大国，竟能够维持相对稳定的局面。这的确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例外。可是非常显然，这种稳定局面的根源，恰恰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墨西哥在三十年中所经历过的革命运动的浪潮。在这种浪潮的压力下，同时出于自我保存的必需，墨西哥的资产阶级相当深入地推进了这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这次革命是在拉丁美洲其他地区差不多都还完全没有动起来的时候进行的，其发展的结果甚至形成了一种反对美帝国主义所占据的重要地位的斗争。三十年间的革命危机，加上人民群众的动员，自然在客观上包含了出现一种社会变革的可能。可是由于缺乏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领导，这种可能竟未能实现。资产阶级，由于能够使自己确保对人民运动，特别是城市中人民运动的极大的控制权，由于为自己创造了一个相当可观的经济基础，由于取得了对于具有保守传统的拉丁美洲其他一些社会阶层（它们整年胆战心惊地生活在帝国主义的魔影之下，只要能够得到从帝国主义的筵席上撒下来的一点面包屑就感到心满意足了）所不能想象的政治上的明确性和灵活性，从中取得了很大的利益。不用说，墨西哥的资产阶级的基础，从各个方面来讲都并不是十分稳定的，特别是在农村，甚至在现阶段也经常存在着彼此冲突的力量，可是我们如果忽略了或者低估了墨西哥的局势中所存在的某些非常特殊的特点，更重要的，如果我们不考虑到它们的存在将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这一国家中群众运动的新的高涨和成熟的过程，那将是完全错误的。
在它们的这种领导权的危机中，包含着对本国居于领导地位的阶级的一个极端严重的威胁。这种危机的另一方面也正导向一些新的，相对说来，具有独创性的经验。这些经验包括军队中的某种力量的发生和发展，所以很值得在这里提一提，那种力量将会打破拉丁美洲的反动的和一成不变的保守主义的传统。
比方说，1962年7月秘鲁的军事政变，实质上，不能算是一次反动的政变，因而也就不应该，比方说，拿它和3月的选举以后的阿根廷军事政变相提并论。佩雷兹·戈多伊的执政委员会的建立，在某种程度上是反对寡头政治和买办资产阶级阶层的，而且至少在一开始，对公开支持阿亚·多莱的美帝国主义，怀着明显的仇恨。更有意义的是，执政委员会当时还受到了作为候选人的贝朗德的支持，他是民族资产阶级中更为“先进的”分子们极力支持的人，他所感兴趣的是某种工业的发展和一般生活水平的改善[5]。
同时，戈多伊的政府乃是某些革新的倾向得到加强的结果，这种倾向首先产生在军队中，主要是在军队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而进行的某种现代化的过程的刺激下形成的。它首先表明的是国家普遍现代化的迫切需要，而不单纯是为了争取使军用武器发挥最小（原文如此——译者）的效率。有很多军官，特别是其中的一些年轻人都十分注意那些阻止任何改革的障碍，决心要和那些跟帝国主义关系最密切的反动分子们进行斗争，因为他们使一切进步都变成了不可能的事。由于这个事实，在军队中就存在着某些改革的愿望和公开的民族主义的情绪，这里面也多少包含一些畏首畏尾的反帝思想。他们中有某些人毫不犹豫地希望进行国有化政策和土地改革政策。我们还必须补充说明，从他们的主观愿望来看，越来越多的军官都极不愿意被迫处于以屠杀为事的地位，不愿意压制由保守分子的软弱性和愚昧无知所促成的革命浪潮。
换句话说，在拉丁美洲国家中，我们看到一种纳赛尔式的军政主义倾向已开始显露出来。这种倾向最近在阿根廷也有所表现，胡安·弗朗西斯科·格瓦拉上校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是这一倾向的最积极的代言人。在巴西，这种现象的出现还更要早得多，而且已经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在那里有一部分主要集中在南里约格兰得的军队，已经彻底抛弃了民族主义的立场，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公开反对彻底亲帝国主义的势力[6]。
关于每一具体情况的前景我们下面还要谈到。总的说来，所有这些企图规模都是很有限的，运动涉及的范围在客观上，甚至在主观上都非常有限。这个大陆上的根据地的经济前景我们已经根据这里的具体情况（那就是，古巴社会主义革命越来越发挥更大的影响，各种领导力量，在群众运动的前面全都各自为政而且日益削弱）作过一番简略的概括，很显然，旧的公式既然已经失败了，“新的”公式肯定也没有成功的希望，特别是由于这些新的公式始终梦想着建立一种拿破仑式的军事政权，在这种政权下群众只能担任一种消极的角色，同时如果他们拒绝担任这种角色，那他们最后或者就会变成了被镇压的对象。
问题的症结却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经济情况甚至会每况愈下。在社会结构上或者在政治上都不可能取得平衡。可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是否一定可能很快得到一种有效的革命领导力量，这种力量将能够在全国的范围中把他们重新聚集起来、组织起来，领导他们进行一种具有决定意义的革命斗争呢？或者另一方面，这种真正的领导力量的缺乏以及旧的组织形式的长期停滞和瘫痪状态，在一个很长的时期中，将是革命的主要障碍呢？
首先，在拉丁美洲建成其他工人国家的前景，甚至在不久的将来，看来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可是如果目前这种有关领导力量的情况还会继续下去，那末在某些国家中可能产生的结果就会是总的情况愈来愈坏，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情况就会真正地日益解体。这种现象在玻利维亚早已出现。而且现在还正继续着，在那里，经济情况已经比十年前更坏；在那里，社会危机仍然丝毫没有减缓；在那里，人民群众随时都准备着战斗，而且也正在进行着有效的战斗；在那里，归总一句话，数年来一直存在着两种相持不下的力量。可是尽管有上面所说的这些情况，那里的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到现在仍然安然无恙，敌对的力量始终也没有能够推翻他们，把政权争夺过去。这一带有戏剧性的例子不过是许多类似情况中的一个，我们决不能把它看作是例外的少有的现象。
农民阶级、城市里的穷苦人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当统治阶级由于它本身的危机已开始动摇的时候，群众运动在两个方面进一步取得了进展，一方面是动员的规模日益扩大，另一方面是群众运动的许多先锋队的组织在政治上已经迅速地成熟起来。如果我们认为这种进展是一种直线式的运动，那当然是错误的，甚至是未免过于天真了：这种运动可以在某些地区有效地发展着，但是也总随时受到许多挫折，走过许多弯路，表现了许多没有取得任何具体结果的缺乏统一意志的热情，或者进行了某些过早的时机尚未成熟的活动，其结果不但没有达到主观的愿望，甚至还招来了使自己的力量大大削弱的危险。可是，总的说来，比如像在过去的两年中，运动是始终向前发展着的，它所取得的新的成就，甚至对未来的一段时期都会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在既定的客观条件下，推动这种进展的主要力量当然是古巴革命。除某些具体情况不同之外，它和俄国革命代表着欧洲的工人运动一样，一直代表着，现在也仍然代表着，整个拉丁美洲的工人运动。在卡斯特罗取得胜利，古巴走上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之后，这一大陆的社会和政治的分界线，不仅在先锋队的眼中，同时在广大群众的眼中，也已经变得非常明显，非常确定了。
在这种情况下，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情绪就越来越深入人心，越来越无法调和，而且更重要的是，大家已经认识到，只要能打倒这个泥足巨人，反帝斗争在目前这个阶段中就可以彻底完成。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的前景已不再只是一种为期尚远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斗争。它已经通过具体的事例使自己呈现在人们的眼前，表明自己不久就可以实现；它甚至完全清除了那些所谓的先锋队的混乱思想，以及他们在考虑到拉丁美洲革命的“必要”阶段，和现阶段在世界的这个地区工人和农民争夺政权的斗争具有“不现实”的性质等问题时所表现的畏首畏尾、犹豫不决的态度。
古巴革命的影响首先推动了农民群众，使他们在自己原有的客观的基础上日益达到政治上的成熟。正像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过的，城市地区已经出现了某种工业上的发展和某种现代化的过程，可是在广大的农村，除了很有限的一些地区之外，大都处于停滞状态，难堪的痛苦和绝望的心情在在皆是。如果再追随那个在许多都已古老的道路，使农村的发展依附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依附于资本主义向农村的渗透（这种渗透的过程即使是非常缓慢而且是极不平衡的。再加上，更具体地说，随着传统的个体农民经济的不可避免的危机的加深——这种危机说到最后，反正总不能逃避现阶段世界农业生产所带来的严重的后果——甚至随着人口的增长），任何旧日的“平衡”已经不再可能了。饥饿的情况不但没有减轻，对于日益增多的人民群众倒反变成了更直接的威胁，他们一方面为时势所迫需要在某种形式下进行战斗，另一方面又都离开农村拥挤到满是窝棚的小市镇上去。
由于住在市镇上的人和留在农村的父母和亲友还经常有联系，由于许多学生在放假期间还会回到自己的家里去，拉丁美洲的农民，甚至那些最落后地区的农民，也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听到关于古巴的消息，了解到古巴的革命和那里所进行的重大的农业改革等等。这样他们的传统的反抗精神，由于他们的物质条件相对地，甚至常常是绝对地，日益恶化，现在就被强有力地鼓动起来，并且在思想意识上也形成了一种明确的概念：有必要和古巴一样干。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广大的各个阶层逐渐明确地认识到了为完成“古巴式的”斗争所必须的方法：武装的革命斗争，游击战。必须进行这种形式的斗争的信念，已经在农人中随时表现出来，特别是在那些已具备革命条件或革命运动正迅速发展的国家中。
必须进一步指出，物质上的极端贫困和饥饿并不是在农民中培养反抗精神的唯一因素，归根结柢，运动渐趋成熟的情况在这样的事实中也已经反映出来，那就是，甚至在那些土地问题或恶劣的生活条件并没有以极其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地区，农民，在古巴的范例的刺激之下也已经动员起来，因为他们也希望彻底改善他们作为人的生存条件；希望能够逃避愚昧无知的处境，自己受到教育，不能让自己被排除于日益进步的现代生活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使自己具备足够的彼此交流思想的工具。毫无疑问，在拉丁美洲，城市对农村的诱惑之一，特别是在青年一代中，就是脱出农村生活的孤立状态，参与市镇中的集体生活，因为在市镇中，即使住在窝棚里的那些可怜的人，也有可能接触到人类生活上的进步（即使他们得到的只是一点面包屑，只是这种进步的发臭的副产品）。
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和学生中，古巴的影响也同样是非常显著的。这些人长时期以来一直在寻找自己的道路。他们对一个不能使他们有一个光明的前途的社会表示不满，对于帝国主义和本国的统治阶级的种种罪恶活动表示痛恨，在和民族主义的运动发生联系时又经常感到自己受了欺骗，因而在没有一个能够指出明确方向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的情况下，始终彷徨歧途。古巴革命对于这些学生和知识分子也是一种巨大的推动力，他们有相当大一部分人都变成了“卡斯特罗主义者”，他们在本国中极力想把那些愿意追随菲德尔和他的战友们所走的道路的那些阶层组织起来。尽管他们有许多错误，也可能有其一定的局限性——这个问题我们回头还要谈到——目前正是在这些组织中在热情地讨论着，在不同的拉丁美洲国家中进行革命的具体的道路。他们所提出的问题是真正的问题，任何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忽略了这些问题那就是犯了极严重的错误，因为这些阶层在为革命运动提供干部方面将会发挥很重要的作用。我们特别不能忘了，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在中学和大学中，成千的年轻人都出身于农民家庭，他们在城市里念书，而一年中总有一部分时间是消磨在农村里，或者至少和农村的人保持联系，所以他们是和农民运动取得联系，以及使革命观念和革命的方向深入农村、深入各居民点等等的主要的通道。
最后，在拉丁美洲革命局势紧张化的情况下，至少在某些国家中，那些严格说来并非无产阶级的人民群众，那些失去自己的阶级，或者一般说来非常贫穷，聚集在大城市里悲惨的贫民区里的那些人也可以发生某种特殊的作用。无家无业，在利马的市区、在里约热内卢的贫民区，或者甚至在圣地亚哥的某些地区过着非人生活的十数万人，并没有和拉丁美洲的群众的革命潮流完全断绝联系，而且在过去的几个月中已经发出了令人不能忽视的威胁性的怒吼声。在一定的情况下，他们可以代表一种爆炸性的力量。他们中的年轻人首先可以变成宣传鼓动家，进一步推动在群众中骤然爆发的愤怒和反抗情绪。使得长期存在的大量失业的灾祸无法减缓的不发达状态，以及由于新的因素的出现反而更加恶化的悲惨的生活情况等等，都使我们可以假想这种爆炸性的潜力将会越来越聚集更大的力量。即使只从这一部分人的数量上来讲，如果对他们完全忽视，按照传统的看法认为他们不过是一个政治上和经济上都较为活跃的社会中的社会副产物，或者低估他们的潜力，不相信他们能够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也将是一个重要的力量（尽管根据一切证据，他们都不可能是革命的主要动力），那也将是完全错误的。了解到这种可能性就可以帮助我们在现阶段更好地完成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和特殊的组织工作。
面临死胡同的旧的领导和新的革命热潮
以我们已经进行分析的这些基本特点为基础来展望一下最近或者不远将来的前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另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因素，那就是得到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支持的各种组织的情况和路线，也就是先锋队内部的情况。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说一方面现在已经存在着一种带有积极倾向和表现的巨大的革命热情，那末，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一些对于人民群众的伟大斗争迅速取得胜利不十分有利的因素。
在世界其他地区具有重大影响的传统的工人阶级政党，在这里，除了某些众所周知的例外情况之外，只能指挥极有限的一部分力量，这些力量甚至在最有利的情况之下也常常是无足重轻，只是居于次要地位的。不管怎样，如果它们从拉丁美洲情况的激烈化和从古巴革命的反响中可以得到一些相对的好处，可是它们所处的地位，使它们并没有能够从其中取得主要的教训，而且在现阶段，群众运动的绝大部分的力量并不是团结在它们的周围。
另一方面，这种运动和组织本身，在绝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中都发现自己处于极端危急的情况之中，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从根本上来讲，这些组织，在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革命形式中，代表着一种革命的民族主义潮流，这一潮流以农村和城市的人民群众为基础，同时受着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领导，它们的行动在客观上只是表现为，为了一部分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进行着有限的反帝斗争。面临着近几年来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发展，特别是在加勒比海一个工人国家的出现，所有这些组织都感到自己应该适应目前的情况作出某种选择。在某些国家中，我们看到它们差不多是公开地选择了反动的道路，因而付出了在群众中的影响日益下降的代价，在另一些国家中，不同的客观条件过去容许它们，现在也仍然容许它们进行活动、并仍然拥有对群众的控制权。最显著的例子是阿根廷的庇隆主义，庇隆所领导的力量，因为并没有当权，可以不必立即作出任何具体的选择，相反的，却可以暂时使自己处于一种十分自由的地位，空口唱一些迷惑人的高调。巴西的劳工党，虽然在程度上差得很远，情况也大致相同，在过去十五个月的重大变化中，它始终保持着具有重大影响的地位。
这种情况的结果是，人民群众，比如像这两个最大的国家的人民群众，发现他们自己的传统的组织大部分都变成了自己的障碍，或者领他们走了许多弯路。在巴西，让我们再说一遍，如果这些组织的影响是极有限的，由于没有一个真正团结一致的运动，在本国的不同地区具有不同影响的革命运动的一部分力量或组织的确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动员绝大多数或相当大一部分的工人和农民。但另一方面，谁都不能不想到，这个政治组织的水平极低的领导如何很容易就使这一组织在阿根廷最近期间经历的一次危机中，担任了（基本上是）消极的角色。
最为消极的情况是，某些民族主义的组织的危机并没有能够产生新的运动，产生通过在现阶段担任具有决定性的角色而能够完成别人未能完成的各种任务的新的领导。这里我们只就几种不同的情况举出几个例子：在秘鲁，容许美洲人民革命同盟组成叛逆的人民革命同盟（即现在的左派革命运动）的那一部分力量，目前仍然非常薄弱，路线不明，在群众中并没有真正的影响。在玻利维亚，任何能够取得对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极端厌恶的某些组织的信任的新的旗帜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出现。在委内瑞拉，左派革命运动尽管忽然发展起来，可是这个党，由于缺乏正确的思想和策略，同时由于接受了共产党的保护，内部已呈现四分五裂的状态，因而也不能有效地领导群众争夺政权，尽管贝坦科尔特的政府已经越来越众叛亲离了。
最后还有一点，在许许多多国家中，都有大量的集团和组织，它们聚集了一批值得重视的、主观上革命的成员，可是它们始终只作为一些先锋队在那里活动，既缺乏在群众中的影响，也没有可能配合当前的政治现实作出有效的行动。同时我们还必须说明，在它们之间经常存在着力量分散和极端有害的各自为政的情况，而且这种情况并不是由于基本政治观念有所分歧而产生的。至少在某些国家中，重新整顿组织的工作应该看作是在这准备阶段中的首要的工作。
可是这些组织的这种分散的缺点尽管存在，我们决不能因此忘了，分析到最后，这种缺点实际是古巴革命影响的反映，这种影响在先锋队的组织中触发了具有无限前途的政治热情和思想意识上的热情。目前的种种论辩和讨论肯定并不是学院式的，这些讨论常常提出了现阶段或即将来临的新阶段中的拉丁美洲革命斗争的真正的问题，这一点实在是非常可贵的。
遵循着古巴革命的道路，所有这些组织都已经得到一个结论，肯定传统的领导，不论是跟国际方面的活动有关的，还是只限于拉丁美洲某些地区的传统的领导，都已经失败了，因而有必要在一个新的基础上重新开始。甚至极有限的几个组织，如果它们了解一个革命路线的纲要并能使用有效的斗争方法，那也就是具体地说，拒绝接受“和平”过渡或“民主”演化的概念、了解使用革命暴力的必需性、在组织农民游击队和城市武装起义的基础上发动真正的革命武装斗争，那它们就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在这些一般是由很年轻的人组成的（但有时也包括一些曾经和并且现在仍然和传统的政党有过联系的一些具有斗争经验的人）组织中，对这一问题，更有较为细致的分析和讨论，它们考虑到在某一个国家的特殊的政治现实中，武装的农民的作用究竟应该完全居于主导地位，或者相反的，它只能作为具有决定性的群众斗争的一种辅助力量。我们必须认识到，甚至在一个由于它的特殊的社会结构使得第一种情况成为不可能的国家中，农村中的某些武装斗争活动，对于城市中的运动也可以构成一种必要的刺激，这些城市中的运动，我们有时可以把它看作是和传统的领导一贯遵循的路线完全一致的。在某些客观条件更为成熟的国家中，甚至这种讨论也显得有些过时了，因为总的解决方案在那里已经被接受了。在那些国家中，对问题进行分析的重点首先是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特殊的具体的形式，以便有效地发动游击战，而不是要求从国外弄来一批武装力量，而且这种游击战必须是和一般的农民斗争具有密切联系的。
具有这种成分和这种性质的组织，当然很可能有发展成为冒险主义或单纯行动主义的组织的危险。我们从来也没有强调眼下必须立即准备武装斗争，特别是在某些国家中，因为这包含着在现阶段已经成为必要的一系列的具体措施。可是我们必须批判所有那些跟真正的运动脱节的虚假的和空想的观念，而且要更强烈地反对一切时机尚未成熟的行动，因为这种行动只会招致采取行动的人本身的失败和牺牲，也反对任何一种玩票式的或甚至滑稽可笑的冒险行为。
具有更成熟的斗争经验的人们似乎也已经感觉到这种危险，他们也开始在批判某些甚至是具有一定规模的行动，比方像委内瑞拉起义的插曲。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不能很细致地来研究这些已经形成或者才刚刚萌芽的革命组织和古巴人的关系中的一些细微和复杂的问题。任何人都知道，菲德尔的领导集团对于拉丁美洲革命运动的发展越来越更感兴趣，而这些运动的比较激进的、方向更为正确的领导人们并无意和共产党联合起来，更不用说把自己放在共产党的控制之下。相反的，他们对这些领导人和他们的政治路线不遗余力地进行批评，甚至当着到古巴进行访问的代表团的面对他们大肆攻击。追随着哈瓦那宣言的根本方向，他们坚持武装革命斗争的必需，坚持农民阶级和游击战争的重要性，而拒绝“和平”的斗争方式以及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但这并不说明现在古巴人已同这一或那一团体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他们给人的印象是，由于他们在传统的组织中大力推动左的倾向，所以他们仍然是在不同的水平上进行活动。
在这些组织本身之中，尽管许多领导都极力想把古巴事件说成只不过是一般的彼此支援或借以进行宣传的问题，卡斯特罗的影响却仍然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在阿根廷，庇隆主义内部的分化更为加强了；在巴西，儒利奥的运动更被向前推动了一步；在智利，在社会党和工会内部引起了真正的巨大的反响，至于像委内瑞拉一类的其他的一些国家那就更不用说了。
特别是在共产党内，古巴的经验刺激了某些组织和左派的力量，它们有的已经从有地位的党派中分裂出来了[7]。很显然，官僚主义的领导集团已看到自己面临一个主要的矛盾：一方面它们只能赞扬古巴的革命、古巴革命的领导人以及诸如《第二次哈瓦那宣言》等等重要的文献，另一方面，它们又始终希望采取一个甚至是否定菲德尔主义的方向，否定《哈瓦那宣言》的根本方向的政治路线。我们丝毫也不怀疑各共产党中居于领导地位的机会主义分子们搬弄花招的技巧；可是由于他们坚持自己的这种态度，他们就不可能防止自己陷于孤立，并使他们的组织日益削弱（这些组织至多只能像在古巴一样，到了最后关头才又坚强起来），或者甚至会看到自己受到某种严重的危机的打击，在这种危机中左的倾向很可能就会抬头。如果在像智利这样的一个国家中，这一性质的发展显然对于革命运动的形成具有很大的重要性（我们承认智利共产党具有一定的力量），那末即使在那些共产党的力量非常小的国家中，干部的获得和忠诚的、客观上革命的、基本方向正确的战斗人员的组织也将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性。
特殊的现实和对未来的展望
我们从目前的局势中总结出来的一般的共同的特点，决不能使我们低估了某些特殊的条件。事实上，在这非常普遍的共同的发展中，各个民族的具体情况彼此是完全不同的，这种差异对于我们理解现阶段的具体现实，和对于最近以及稍远的未来的展望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更重要的，可以使我们知道，在群众运动的某些部分日趋成熟的过程中，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最有效的策略方针。我们只要很粗略地分析一下多少是根据过去的经验挑选出来的一些国家的情况，就可以完全相信这一点。在秘鲁，统治阶级的危机终于使得我们前面已经谈到过的佩雷兹·戈多伊的解决办法得以实现。可是他所提出的只是一个显然只是暂时的解决办法，在不久的将来有关领导力量的重大问题仍然会被提出来的（比如说在选举之前，如果进行选举的话）。
可是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城市和农村的群众运动过去和现在的发展。已经出现了一段时期的美洲人民革命同盟内部的危机，由于选举上的失败，更重要的由于工会中心组织为了支持阿亚·多莱发动的总罢工的可悲的失败，而更为恶化。因为这样，只在本国的北部还有一些影响，但不能得到全国大多数人支持的美洲人民革命同盟，在工会的范围内也失去了居于多数的地位，事实上，某一些重要的工会已经脱离了秘鲁工人联合会，准备单独组织和它平行的工会的中心机构。建立新的工会中心的斗争，以及逐渐使所有的工会从属于这一中心以求避免工会内部的分裂的工作，乃是现阶段秘鲁群众运动的中心任务。这个中心机构很可能将由受着共产党影响的人来领导，或者在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参与之下由一般的“社会主义者”来领导[8]。这将是工会运动中的一个转折点，最重要的是，这样工会运动将可以从一切资产阶级集团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并最后获得阶级自治权。
在农村中，革命的形势正在迅速形成。在不同的农民阶层中，首先是在各农村社会集体中，必须追随古巴的方向、为武装斗争进行准备的思想正在到处传播。占领土地已不是什么很少见的事，而且在某些地区，政府当局认为暂时不予干涉看来是比较聪明的作法。在另外一些地区，相反的，又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在这里我们只要讲一讲弗朗西斯科·法莱霍斯的例子，他是国民警卫团里的一个年轻的士兵，可是他却把许多大学生组织起来，并且有一天带着这些大学生解除了当地的警察的武装，准备跑到山区里去。可是在他们走脱以前救援的军队赶到了，于是发生了一场极端激烈的战斗，结果法莱霍斯和一个农民领袖全都牺牲了[9]。我们还必须指出，在起义山谷中，雨果·布朗科有一个时期曾经组织过游击队，根据未经证实的报道，这个游击队对于农民占领土地的活动是大力支持的[10]。
毫无疑问，山区和海滨的运动的发展对于秘鲁的革命将有决定性的作用；毫无疑问，依靠一些游击支队的力量来形成一个完整的农民革命运动组织的条件已经存在了。非常可能，正像秘鲁的先锋队似乎已经理解到的，在和农民占领土地的运动取得直接联系以后，武装斗密，特别是最初的一个阶段，一定可以逐渐发展。农民出身的大学生阶层和知识分子对于在农村组成自觉的先锋队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并将最终保证城市运动和农民运动之间的联系。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定要不遗余力地把这些具有重要的桥梁作用的人争取到自己的队伍里来。
在智利，这种冲突并没有表现为如此尖锐的形式，从1960年的形势来看，运动甚至有逐渐减缓的趋势。可是正像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保守阵线仍然满足于它已经享有的有限的稳定，而基督教民主主义者仍只是单枪匹马地进行活动。事实上，统治阶级在制定自己的策略的时候，首先考虑到的正是这个政党。他们是不是应该寻求一个新的包括基督教民主党在内的组织方案呢，或者他们甚至，在候选人的问题上，到1964年还准备进行分散的斗争吗？难道不是有人为了防止人民行动阵线获得胜利正主张采取大胆的尝试，要提出一个基督教民主党和人民行动阵线的联合候选人吗？不管怎样，在我们看来，最后的这两种作法实在是一个未免过于大胆的游戏。
另一方面，直到现在为止还不能说具有真正的政治力量的某些农民阶层所进行的活动代表着一种积极的因素。这些活动也帮助在智利引起了关于农民在革命中的任务的讨论，以及在智利是否可能进行游击斗争的讨论。可是，一般说来，在一个像智利这样的社会结构的国家中，我们不可能事先看到农民将起着主要的作用：战斗将主要是在城市里进行。另一方面，甚至即使我们愿意接受这样一个概念，认为农民将只起着推动的作用，只是燃起一个巨大的运动的一星火花（古巴人自己对这个概念的应用似乎未免过于广泛一些），非常明显，在最近一段时期内——在1964年以前——一切想普遍地直接进入游击战或武装斗争的企图都是不可避免地注定要遭到悲惨的失败的。
归总一句话，我们决不能忘掉，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传统的组织对群众运动仍有巨大的控制力，这种控制是不可能因为某些考虑不周的行动就会完全消除的。更具体地说，总有那么一个阶段是工人和农民群众都非常注意的。事实上，在智利，一般都认为，1964年的选举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而且对于这一点差不多是一致同意的，其中包括那些已经考虑到，传统的组织在群众中看来已经变得软弱无力的人，以及那些公开宣称要单独采取行动的人们。最重要的一点是，依目前群众的精神状态来看，1964年的选举肯定将是人民行动阵线的候选人阿兰德取得胜利，而这个胜利要想取得，又必须使它，仿佛作为最后清账一样，具有一种革命的意义。本文作者根据直接得来的资料，了解到，至少在一个地区，农人已经在纸上作下了分地的计划，准备在阿兰德获得胜利的第二天付诸实施。
所以非常明显，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仍然还须要和传统的组织打交道。如果左派更明显地得到群众的支持，那就很可能会出现分裂。1964年的事件可能会是一种强大的推动力，便得各个力量之间须要进行一次新的安排。人民行动阵线在选举上可能获得的胜利，将不可避免地在国内引起非常激烈的斗争，而且甚至人民群众也许不会甘于失败的[11]。
在玻利维亚，革命十周年所提出的一个平衡表对于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是并不十分光彩的。经济情况非常严重，因为锡的生产已经大大降低，出口的货物在总的数量和价值方面差不多都减少了一半，各个矿场差不多全都停工了。技术革新看来完全没有希望，因而我们也无法想象情况在短期内会有改善的可能[12]。其他一些工业部门也感觉到所谓的解放带来的严重的后果（将近60%的工厂去年都倒闭了）。另一方面，土地改革的效果非常有限，在某些方面甚至产生了相反的效果。
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的日益削弱的过程仍然在继续着，它的领导机构一天比一天更为官僚主义化；最近一次选举的未来结果已经被过分地强调，玻利维亚总工会的代表大会差不多完全变成了莱钦那一帮人的事情，其中还参加了不少共产党人。人民群众，尽管表现出某种消极的情绪，可仍然在进行斗争，甚至公开在街头进行活动，而农人们却总能够用他们的剧烈的示威运动把政府当局轰走。双重力量并存的迹象仍然明显地存在。
正像我们已经说过的，不幸的是，群众在对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感到失望以后，再看不见任何其他的可以经常吸引着他们的注意力的旗帜。玻利维亚总工会本身看来十分缺乏内容，游击队只在某些地区存在，而且也缺乏全国性的配合。总结起来说，从客观的观点来看，我们应该可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革命的形势将有某种的发展，可是革命组织和革命领导的严重缺乏却严重地否定看我们的这种看法。
关于巴西，那里的情况我们只有一般性的了解，不可能用简单的几句话作出更细致的分析，这里我们将只着重谈两个方面。
群众运动仍然处于分裂状态，而且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组织起来的，这种组织形式各个地区都完全不同，全国统一化的企图没有一次不是以失败告终。更糟糕的是，这个运动始终还完全没有脱出民族资产阶级的直接或间接的控制。这里且只说几个更重要的例子，在某些地区，控制这个运动的是巴西工党（PTB）和它的工会组织；再像圣保罗这样一个重要的市镇中，大多数的工人都追随着夸德罗斯主义（夸德罗斯领导的运动）的路线，在东北地区，组织农民的是左翼社会主义者弗朗西斯科·儒利奥，他被看作是巴西的第一号卡斯特罗主义者。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考虑到那些多少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组织，这种组织一共有好几个，可是其中没有一个具有重要的群众影响。巴西的共产党（普列斯特斯）已经大大丧失了原来的力量，在将来即使它希望（它实际并不如此）采取真正的独立自主的行动，也是不可能办到的。巴西共产党最多只不过能算作是一个力量有限的先锋队的组织。巴西的社会党始终依赖着这方面或那方面，甚至工会的有限的支持，可是它本身完全是混乱一团，它看来更像是由许多完全不同的团体组织起来的一个联合机构，而不像是一个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活动的统一的政党[13]。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群众和他们的组织，尽管在这种具有爆炸性的局势中，尽管其中一大部分都有一定的战斗性，却仍然常常在民族资产阶级的各不同阶层和不同派系所进行的重大活动中，仅仅居于观望的地位。在过去的十五个月中，这种情况曾经两次出现，一次是古拉特取代夸德罗斯的地位的时候，一次是在去年9月的那一次危机中。结果是，在群众的帮助之下，古拉特取得了自己的地位，而且同样是依靠群众的支持，加强了自己的力量，可是到最后，他却露出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和右派取得谅解，并且和肯尼迪携起手来，对肯尼迪来说，他是他在拉丁美洲的最值得重视的同盟者。这情况向我们表明，巴西的资产阶级手里仍然拿着我们不一定能够忽视的王牌，即使现在他们完全失去了经济或社会的稳定性。
所有这些都表明，总而言之，巴西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是极端困难和极端复杂的，只有通过毫无成见的，随时注意到最新情况的细致的分析，他们才有可能认清群众运动的更深刻的发展过程，才能使自己在这个运动中能够担当起促进的作用[14]。
阿根廷近年来，由于几个政治方面和军事方面不同倾向的力量的形成，已经经历了一个无比严重的危机。我们不打算在这里重复一些大家都已经知道的事实，比如像弗朗迪西主义的结束，“游击派”和军人中的“现代派”之间的冲突，纳赛尔主义的倾向的发展以及阿耳索加赖和阿兰布鲁这样一些人所进行的活动。在阿根廷的政治生活的中心，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庇隆主义所造成的现实，庇隆主义一方面阻挠着任何政治上的稳定（这种稳定即使不会使庇隆完全倒台，至少对他是极不利的），而另一方面，它对于群众运动仍然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怀疑，阿根廷的资产阶级和美帝国主义是否可以再拿出庇隆主义的那张牌来，对马德里的流亡分子敞开大门。可是真正的困难在于，在1962年的拉丁美洲，谁也不能说，像庇隆重新取得政权这一类的事是否可能只是一个序幕。在人民群众的眼中，庇隆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像是反帝斗争的旗手，是反寡头政治并求得他们的民族和社会解放的旗手。他们会把他的重新得势看作是一个巨大的胜利，这会更增加他们的战斗性和斗争积极性，而整个运动也可能迅速向前发展，突破庇隆和他的参谋总长所拟定的目标。在革命的根据地，只有庇隆将军自己对这些情况是完全理解的，除开那些空洞的声明，他的各种具体的行动完全可以表明，在最近的将来，他根本无意进行有效的争夺政权的斗争。这一问题很可能会长时间拖延下去，摇摆于两种倾向（完全排除庇隆势力，或者必须依赖这种势力）之间的资产阶级，最后只能或者参与目前的群众运动，或者，由于没有其他解决的办法，扶植庇隆的势力，让他重新登台[15]。
在同样的情况下，庇隆主义的运动本身决不能防止内部的动乱，而且肯定将受到各方面的压力。内部的分歧将会越来越严重，等到国内的情况更为复杂的时候，除开其他许多必然的结果之外，古巴革命的影响肯定会更为显著。[16]当以弗拉米尼为主要代表的左翼的工会组织自动地开始向左转（这一点庇隆自己也认为是有必要的[17]），而弗拉米尼自己又站在古巴一边（比如像他接见意大利记者的谈话中所说[18]）的时候，右派的马蒂拉却向军队中的“温和派”和游击队提出建议，拒绝“向左转”，而为争取进步联盟喝采[19]。
根据所有这些情况，我们显然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庇隆主义的这个总的框子中，一种具有重大意义的、有利于阿根廷政治斗争的发展，特别是有利于群众运动的发展的形势将逐渐形成。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低估或忽视这种情况：阿根廷的人民群众必须先取得一整套的经验，然后才可能找到其他的组织形式和其他的斗争工具。根据最近庇隆主义的青年所表现的极端有趣的热情，我们完全可以以乐观的情绪来看待他们的这种逐渐成熟的过程。某些青年已经在一种极其坚固的基础上把自己组织起来（尽管现在还只是地区性的），组成司令部、秘密地散发传单、表明他们的战斗意志。在这里我们看到在庇隆主义内部无产阶级倾向已初步逐渐形成，对于人民群众革命运动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革命的干部将一定会从这里产生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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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为拉丁美洲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力量规定各种任务和政策方向。这种规定只能由实际参加行动的人的共同宣言提出，同时只能由我们的国际运动的合法的机构加以批准。
可是，我们必须作的是，向大家说明，在目前这种情况下，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是如何地艰巨；目前的情况是，革命前夕的和发动革命的条件已经存在并且正迅速成熟，而先锋队的战士和组织却仍然规模很小，而且常常彼此分裂，对于帝国主义和它的代理人的行动完全不加考虑，此外某些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简直是在进行一个有计划的运动来打击、孤立，或甚而至于消灭最进步的干部和积极分子。拉丁美洲的现实，甚至在某些国家内部——我们只要想一想像巴西这样的大国就行了——是非常复杂和瞬息万变的：各种变化、各种意想不到的动乱随时都可能发生，甚至可以说必然会发生。一切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像对待瘟疫一样拒绝一切不正当的计谋，紧紧地抓住拉丁美洲的现实，用辩证的观点来解释这些现实，及时地抓住其中最有前途的倾向。那些只能空喊口号的人，在任何情况下，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中也永远只会空喊口号，他们不了解新的革命组织和领导自然会从群众运动本身的发展中产生出来，不了解把某些微小的组织视为神明是完全荒唐的，这些组织，不管它的成员的精神如何[20]，最后必然毫无成就，而只能把别人取得的胜利看作自己的胜利，狂妄地把自己放在高级顾问的地位。因此，我们必须有最广大的胸怀，认识到革命的道路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有些甚至是意想不到的。这表明，我们永远不能够满足于实质上只不过是一条条原则的概括性的结论，而必须注意每一现象的具体的发展，并依靠以对事实的深刻认识为基础的具体的分析。正确的调查研究的态度，在具体的行动方面，必须包含最大的灵活性，最高的敏感，一方面在政治上作出决定，一方面又明确地反对组织崇拜。在客观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随时准备发挥大胆的主动性，正确地参加那些最大的运动（尽管那些运动的发展方向和他们的行动并非完全适应），并通过在运动中担任自觉的先锋队的角色，来刺激这些运动。如果必要的话，他们必须有勇气让人民考虑当前的现实，让他们了解群众运动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这些规律，对我们来说，大多是决不能凭简单的意志活动加以否认的客观事实。
拉丁美洲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同样享受着一个巨大的便利，那就是，他们也是一个国际共产组织的革命历史潮流中的一部分，这个组织拥有一套完整的理论遗产和政治遗产，这就是它的非其他任何东西所能代替的认识的工具和斗争的工具。可是他们又不应该完全以这种遗产为满足，因为如果这种遗产不随时更新，并以新的经验加以充实，最后就可能会变成一种障碍。古巴革命，除开其他许多事情之外，更表明，由于一个革命已经达到高度的自觉，整个的革命现实已发生了新的变化。对于愿意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特殊的时代发挥最大的作用的人们，这里还整整有一个大陆可以供他们进行分析、进行活动。
1962年10月20日
附注：甚至秘鲁托洛茨基主义组织中的某些积极分子所组织的对信贷银行的攻击的插曲也极有意义地表明了这个国家的气候，特别是，我们看到，工人和学生对于被监禁的人提出了巨大的热情的支持。
[1]即第四国际的活动。——译者
[2]受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书记处邀请，在智利的圣地亚哥参加一次重要会议的某些专家最近发表了一个很有趣的报告——甚至在这个报告中，比方说，我们可以看出在1937-1938年间拉丁美洲出口贸易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10%，1961年拉丁美洲出口的货物按价值算降低到6.5%；在1934-1938年间欧洲共同市场所购买的拉丁美洲货物的数量，占欧洲总入口量的11%，而在1960年却只占6%……。
[3]实际上弃权的人数是相当多的，根据官方的偏低的估计已经达到60%以上。在较大的矿区中心，只有几百个选民投了票。
[4]可以参看1962年9月在圣地亚哥举行的部分选举的结果，在那次选举中，政府的候选人已经落后，而人民行动阵线，特别是基督教民主党的地位却得到了加强。
[5]编辑《工农》杂志的革命工人党（托派）的同志们，在7月18号发表的一个声明中，作出了这样的分析。
[6]根据最近在巴西出版的一部书中的某些段落，似乎像儒利奥这种领导人也对军人给以相当的重视，他看出在巴西的军队中，某些将军都表现出了“民族的”和“接近人民的”倾向。
[7]我们想到，比方像巴西的共产党就已从普列斯特斯的党派中分裂出来，此外还有秘鲁的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也已经分裂了。
[8]铁业工人工会是由革命工人党（托派）的著名的战士领导的，革命工人党（托派）在建筑工人工会以及其他一些行业的公会中都有很好的影响。
[9]和他们一同牺牲的还有梅塔，她临死时大声喊叫着：“革命万岁！”她的名字是一切革命者永远不应该忘记的。
[10]雨果·布朗科在有一次和记者谈话的时候，毫不隐讳地表示赞成托洛茨基主义者和第四国际所采取的路线。
[11]现在在那里存在着一种普遍的情绪，大家认为，只有在使用不正当的手段进行破坏的情况下，阿兰德才有遭到失败的可能，而如果结果真是这样，人民群众肯定将有所反应……。
[12]由于对过去的所有主付给极高的赎买金，工商企业的现代化过程早到了严重阻挠。
[13]社会党内一方面有许多机会主义者，其中甚至还有一位政府的部长里马；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接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富于战斗性的左派人士，同时也有弗朗西斯科·儒里奥这样的人。
[14]在巴西，进行游击战的问题是早晚会具体地提出来的。不管怎样，我们决不能忘了在像巴西和墨西哥这样一些幅员广大的国家中，在落后地区进行的游击战可以很长时间进行下去，而并不能带来中央政权的迅速的衰落和灭亡。
[15]在9月中旬的危机之后，前一种倾向看来更为显著了。
[16]除开一般的影响之外，古巴革命的主要效果是刺激了先锋队中的各个阶层的人对问题进行思考，对许多政治上和理论上的问题进行更深刻的分析和研究，而过去他们是没有这种习惯的。
[17]参看庇隆关于必须使他的理论配合当前现实的某些宣言。弗拉米尼所提出的十点中包括：一切银行收归国有、由国家控制对外贸易、主要的经济部门国有化、禁止资本外流、无偿地没收地主的财产、由工人控制生产、消灭商业中的黑市活动等等……。
[18]参看1962年8月18日的《团结报》（L’Unite）。
[19]参看1962年10月17日他对外国印刷公司联合会所发布的声明。
[20]如果，像现在某些不正确的自称为属于第四国际的组织一样，这种组织的政治路线一般还是原始的，组织机构又完全是官僚主义的，那当然就更糟了。 |
安哥拉革命进入第二年（巴布洛，1962年2月2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安哥拉革命进入第二年
巴布洛1962年2月20日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四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12月出版
1961年2月4-6日，安哥拉人民群众，在佩有MPLA（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简称）标志的战士们的率领下，袭击了罗安达州的监狱、无线电台及军营。
同月5日，葡萄牙的警察军政当局采取了报复行动，在这一天之内，他们屠杀了三千多名非洲人。有一些民族解放运动的骨干，在逃出罗安达屠杀之后，即设法转入农业地区。在农村里，他们把马兰惹州拜亚·都·柯桑日各种植场的雇工们组织起来，进行了反抗活动。
在这一些范例的鼓舞下，安哥拉北部的人民也开始了武装斗争。安哥拉从此燃起扑灭不了的战争火焰。
一切迹象都可以使人看出：在邻近帝国主义非洲最后基地——南非联邦和罗得西亚——的南非洲，一场新的“阿尔及利亚战争”已经开始了。
炽热的刚果还在追求它那流产的革命；一部分非洲尚处于少数欧洲人（他们组织完备、下定决心为其非法特权顽抗到底）的霸占下。夹在它们中间的安哥拉，所需要面对的斗争无疑的是艰苦的。但是，最后结局如何却是无可怀疑的。
战争的直接原因和背景
从表面上看起来，这次的“暴动”似乎是安哥拉人民群众挑起来的；葡萄牙帝国主义则是被迫应战，目的只在于“自卫”。但是，实际上，1961年2月的罗安达事件，完全是葡萄牙的罪恶统治一系列的挑衅和种种勒索手段所造成的后果。
1961年2月4日，安哥拉人民群众袭击罗安达的军事监狱和普通监狱时，目的是想营救1959年3月以来被捕入狱的那些民族主义的领导者民族斗士。例如，民族主义者的领袖阿贡斯提纽·内图，是在1960年6月8日被警察逮捕的，后来又被送往里斯本，不经审问就放逐佛德角群岛的。当阿贡斯提纽·内图博士故乡的人民闻讯，举行游行运动，要求释放内图时，葡萄牙军队竟在伊科洛和班果对和平游行的群众进行了大屠杀。在这一次屠杀中，安哥拉人民有三十名被杀，二百名受伤。
仍在1960年这同一年的6月25日，安哥拉著名反殖民主义人士、非洲神父华金·德·安德拉戴，也被逮捕入狱，后来同样地遭到不审问就流放的命运。
1960年6月间，由于刚果独立事件取得大量援助的葡萄牙军队，在罗安达的非洲人居住区和腹地，进行了频繁的残酷镇压，疯狂地残杀、拷打非洲人。
当然，他们的目的显然是想通过镇压行动，防止刚果革命的范围向南扩大，特别是有鉴于安哥拉北部的巴刚果族居民同解放了的“法属”及“比属”巴刚果人属于同一个民族。而且，显然的，刚果事件已给予安哥拉的反抗活动可以说是直接的影响。
自从刚果独立之日（1960年7月1日）起，不仅在罗安达的先进的民族主义者的圈子里，而且在喀奔达和安哥拉北部的森林地区及城镇内，包括武装反抗在内的反抗葡萄牙殖民主义当局的思想，就已开始深入人心了。
从那时候以后，在安哥拉北部和喀奔达的森林里，反抗殖民者的农民群众便在卢蒙巴[1]的政治影响下，结合起来。正是这些揭竿而起的农民的小团体，为了回击殖民者制造的1961年2月罗安达大屠杀事件，进行了一场复仇战役。在1961年3月15日前后，他们袭击了欧洲人的住所、种植场、商店、办事处和交通中心。
但是，安哥拉战争的老根和基本原因，自然还得从葡萄牙帝国主义者对安哥拉数世纪之久的奴役之特征与后果上面去找。安哥拉战争只能沿着武装革命的道路，即安哥拉革命的道路发展，别无其他道路。
葡萄牙人的占领包括今天这样的范围的安哥拉领域，是到1885年2月26日的柏林条约（这一条约承认了帝国主义势力瓜分非洲的局面）成立后，方才生效的。安哥拉内地人民进行了那样强大而顽强的反抗和一次又一次的起义——约每十二年一次——，以致迟到1922年，葡萄牙人才达到了在军事上征服安哥拉的目的。这就是说，直到这个时期（1922年），葡萄牙人才实际完成了对这一片广阔土地——面积约等于两个半法国，人口将近四百五十万人——的行政上的占领。
从这个时期以后，欧洲殖民者便开始向安哥拉腹地殖民，庞大的租让企业也成长起来，开始了对广大咖啡种植场、金钢石矿、锰矿以及油田的掠夺剥削。现在，欧洲殖民者为数大约已有二十万人。
其实，远在1482年，葡萄牙人就已侵入安哥拉。十六世纪时，他们已在安哥拉沿海一带占领了许多据点。约自1700年到1850年，奴隶是这个国家的主要出口品；其中仅运往南美洲种植场的黑人即达一千五百万名。[2]1836年，贩运奴隶的贸易才正式宣告废止。但是，出卖无数安哥拉劳动者的隐蔽的奴隶制——作为葡萄牙帝国主义者的特征——一直是继续存在的！
安哥拉的劳动者
安哥拉的劳动者可以分为以下的三大类：
（一）强迫劳工：这类劳工不折不扣地等于驮重的牲畜一样。他们大多是农民出身，为数约占非洲的劳工群众的50%左右。虽然，在理论上，安哥拉从1906年起，即已实行自由劳动制度。强迫劳工是通过殖民者和行政官之间订立的契约“召募”来的，他们每天做工的时间经常达到十二小时，而每月平均收入的工资还不到三块半美元。为了种植咖啡树、棕榈树，行政官并且命令土著头脑必须给他们挑选输送强壮结实的劳工。他们把这些劳工逐往汤加和卡太特等地，在军队监督下种植劳动。[3]无疑的，非洲人在物质、体质和文化上日趋退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强迫劳动。
（二）自由劳工：这类劳工是根据政府和殖民者签订的单方面的合同，在殖民者的企业中做工的。他们的工资固定，按天计算，全月总计只有七美元左右！而且，工资要到次月两星期后才能拿到。这中间的期间，这类劳工就靠工厂发的一种准许他们赊购的凭证，到殖民者开的店里去买饭，将来再从工资中扣还。还有一点，他们根本没有什么加入工会的权利。非洲的劳工，95%都被剥夺了一切合法的工会会员的权利。[4]
（三）有知识的劳工：这类劳工被称为“同化人”。原则上，他们享有和葡萄牙人同样的权利。但是，他们的人数总共还不到非洲全部人口的1%。
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安哥拉有八十万劳工，其中十五万人是工人，五十万以上做农业劳动。
但是，实际上，私人雇主和殖民地国家所雇的工人和强迫劳工（从事修筑和保养公路、桥梁、砖窑、种植场的劳动）就有二百五十万非洲男女工人和童工（年龄不满十二岁）。
安哥拉的民族运动
由于存在上述这种社会条件，由于99.3%的人口——按照葡萄牙的法律，即所谓“土人”——没有选举权，由于文盲的数字占到全人口99%以上（只此一端就足以构成取得“同化人”资格的进一步的困难），安哥拉除了实行“暴动”，实行武装斗争，作为争取民族集体的解放和个人情况的改善的唯一手段以外，再没有其他道路可走了。
在安哥拉民族政治运动采取“阿尔及利亚”和“古巴”的道路——武装斗争的道路——以前，它也毫不例外地经历了殖民地人民解放运动一般历史共同具有的各个阶段。
有过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抱着种种幻想饮鸩止渴，妄想和占领者同化调和，或者“通过合法手段”在同帝国主义者——殖民地宗主国的“联合”与“合作”中，谋求独立。但是，所有这一切一切当然只是局限于“进步”的知识分子范围。在这一片大约拥有一千三百万居民的国土上，衰老的葡萄牙帝国主义者采取中古式的剥削手段，设法树立“威信”和经济势力。处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上述的一切注定是要失败的。
1928年，葡萄牙的萨拉査政权建立。这一政权法西斯主义色彩的加强，推动了安哥拉民族运动的发展和成熟。
1929年，罗安达州的非洲人首先创立了非洲人全国联盟（LigaNacionaIAfricana简称LNA），其后又成立了非洲人俱乐部（GrémioAfricano），后来称为非洲土人地方联合会（AfricanClub或者AssociaçãoRegionaldosNaturaisdeAngola简称ANA-NGOLA）。非洲“土人”往往都支持非洲土人地方联合会（ANA-NGOLA），同化人则倾向于拥护非洲人全国联合会（LNA）。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连后一个组织（尽管它同人民关系比较密切）也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危机：它的下层群众普遍要求放弃改良主义的方法，而直接采取群众斗争的方式，而它的领导却为帝国主义所收买，被警察渗透进去，不能符合群众的愿望。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第一年，才在安哥拉城市，特别是罗安达青年，以及里斯本和巴黎的青年留学生间，出现了一个民族文化运动（它是目前的民族政治运动的先驱）。安哥拉的诗人、作家、黑人和黑白混血种人，恢复起民族思想的幼芽，推广了激动战后革命世界并使葡萄牙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受到批判的自由思想。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阿贡斯提纽·内图、马里奥·德·安德拉戴、维里亚托·克鲁兹、依利迪奥·马夏多，这些安哥拉新兴民族文学的代表人物的作品，具体地表现了安哥拉青年和群众的民族的愿望。
1956年12月，一个不久以前产生的非法群众团体，即安哥拉非洲人统一斗争党（PartidodaLutaUnidadosAfricanosdeAngoIa简称PLUA）和其他组织的领导人，联合组成了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这个非洲群众的政治组织。它是由从未离开过本国的非洲人在罗安达和安哥拉内地建立起来的。
在安哥拉内部民族运动取得上述发展的同时，移住在当时的比属刚果的安哥拉民族主义者，1954年也建立了一个组织：北安哥拉人民联盟（UniãodasPopulaçõesdoNortedeAngoIa）。1958年，这个组织改称安哥拉人民联盟（UniãodasPopulaçõesdeAngoIa简称UPA）。
安哥拉革命领导权的性质和问题
在当前安哥拉民族运动中，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和安哥拉人民联盟是要求领导安哥拉革命的主要政治组织。目前还很难确定这两个组织在安哥拉革命斗争中，各自对人民群众的影响的程度。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所领导的似乎是活动于罗安达、北宽扎（QuanzaNorte）和马兰惹等州内的游击队；安哥拉人民联盟指挥的游击队则在安哥拉北部刚果安哥拉边界一带活动。在刚果的安哥拉人达五十万名，他们的祖先二百年前就开始移居刚果。安哥拉人民联盟同他们是血肉相连的，实际上也就是刚果民族运动的一个分支。因为这样，该联盟目前的总领导人霍尔敦·罗伯托，才靠着卢蒙巴的威望，在非洲民族主义者的圈子里取得了信任。1958年阿克拉会议后，罗伯托才在国际舞台上初露头角。会议时代，他好像还只不过是卢蒙巴的门生。
霍尔敦·罗伯托自称曾发动安哥拉农民的武装斗争。按照他的说法，这一斗争是1961年3月15日，在安哥拉北部的刚果州开始的。他拒绝参加组织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有权以平等地位参加的安哥拉解放阵线（AngoIanLiberationFront）。他并且宣布他的组织：安哥拉人民联盟为安哥拉革命运动独一无二的领导。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方面未曾否认刚果州农民所担任的活动，也不否认安哥拉人民联盟对后者的政治影响。[5]但是，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声明1961年2月的罗安达事件是由他们领导的，这一事件促成安哥拉北部的农民活动，并且使活动后来扩大到安哥拉中部。另外，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还坚决地主张由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和安哥拉人民联盟成立一个联合阵线。
从纲领上看，由于两个组织都强调争取民族独立是民族反帝斗争的首要目的，在现阶段，它们之间的分歧似乎是无关紧要的。
但是，阿尔及利亚，尤其是刚果的经验已经清楚地表明：在直接的群众行动里的永远存在民族运动的分歧。这既不是出于偶然，也不是个人、部落或种族间的对抗造成的。分歧是很清楚地沿着明确的阶级路线发展的——为了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实现政治和经济上真正的独立，在目前的历史范围内，民族反帝斗争已经有了发展为社会革命的无情的倾向。
但是，只有社会主义的政权才能够确定不移地达到这样的目的。不过，甚至在革命的民族反帝阶段，现在就经常显示出非洲民族运动已经分成两种倾向，一种是“布尔吉巴主义的”，也就是说，资产阶级的亲西方的，一种是“卡斯特罗主义的”，即以社会主义为目标而坚决摆脱帝国主义的。
任何人要想很清楚地掌握安哥拉革命发展的情况，他必须特别记住目前美帝国主义，在非洲，特别是黑人的非洲所起的特殊作用。
由于经济的原因（这同这个洲的富饶的农业和矿产财富有关系）以及政治的原因（这联系着非洲在“冷战”中的战略地位），美帝国主义决定一方面要驱逐其他较弱的帝国主义，首先是比、葡帝国主义，另一方面要阻止中苏的势力插入这个地区。
要达到这个目的，美国就必须大搞黑人的民族主义，特别支持“民族”政府领导下的形式上的独立，而这种政府是遵循它的经济路线外交路线的。美国目前在刚果通过中央政府的形式所搞的勾当就是一个实例，这个政府一方面反对冲伯（冲伯主要是受英国利益，以及一部分比利时甚至法国利益摆布的傀儡）；一方面也反对基赞加（基赞加不是潜伏的苏联力量渗透的工具；就是刚果真正的革命运动复活的工具）。
诚然，安哥拉民族运动不会不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以及东方同西方的矛盾，以便加速形式上的民族独立的时刻。但是，由于这种独立只有在革命朝着反对帝国主义的、社会的和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时，才能完全地实现，相当重要的一点在于：安哥拉群众必须正确地认清在美帝国主义企图操纵的当前安哥拉民族运动中，它的动力是什么。
葡萄牙帝国主义（目前，它动员的兵力已达六万名左右）一年来的野蛮镇压行为丝毫未能制止安哥拉群众的英勇的反抗。
尽管安哥拉群众牺牲了五万人，并且有十五万人逃亡国外，好几百人做了政治犯，已经燃烧起来的斗争火焰仍在继续燃烧着，并且要一直继续到最后胜利的到来。
不过，正像我们已经指出的，斗争必将十分艰苦。安哥拉革命关系着整个南非洲（在那里，欧洲人的居留地是壁垒森严的）的命运。正因为这个原故，罗得西亚及南非联邦才同萨拉査政权积极地团结，联合国对这项问题的干预态度才有所节制，干预行动迄今都限于口头或书面的方式。
安哥拉战争的延长，战争的向南部蔓延并且由深入转为一场革命，势将把这一片土地燃烧得成为像南非联邦一样的一触即发而且更加动荡的地带。它同时势必导致萨拉査政权的覆灭，这一政权的覆灭会给予西班牙现在正孕育着的革命一个巨大的动力。
帝国主义之所以一致地谨慎起来，原因就在这里。联合国决议劝吿萨拉査政权对很多世纪来饱受压迫的安哥拉实行表面上的、有控制的逐步非殖民化就是这种态度的表现。
安哥拉革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将摆脱帝国主义势力有力控制下的刚果目前所提供的援助，这有赖于战争的向安哥拉南部扩展。南部的人口虽然远少于中部和北部，但居民都是坚强的游牧民族。
战争的向南扩展可以分散统治势力的实力，同时也可以密切同南非群众的共同战线，南非群众是安哥拉革命的主要的自然而必不可少的同盟军。
另外，早日确定比较明确的安哥拉革命社会纲领，并将重点特别放在土地问题上，可以激励革命的基础组织：农民群众的活动。
安哥拉革命的欧洲同盟军不能仅仅是热烈地希望迅速形成一个全安哥拉政治组织反帝联合战线，而应该以下述几点作为他们的主要责任：防止拖延、脱节等弱点（在他们援助阿尔及利亚革命的行动中标志着这些弱点），更加有效地加速对安哥拉已经展开的革命的积极支持，具体的做法应核是组织有广泛代表性的、在物质及精神上援助安哥拉革命的委员会。
这类委员会应该由所有一切无产阶级政治组织工会组织，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联合战线的基础上组织起来，以便在财政上、医药上、技术及军事上援助安哥拉革命，宣传和鼓吹革命的主张，并且发起在商业和外交上抵制葡萄牙法西斯主义。
当前的问题是通过绝对必需的积极而有效的团结，把欧洲革命同殖民地革命重新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新的战线，这个战线要成为尚处于帝国主义奴役下的人民的解放斗争所知道的最英勇、最鲜明的新战线。
[1]参看下文。
[2]根据迪厄多尔神父提供的情况。
[3]前葡萄牙殖民部部长马塞洛·凯塔诺在说明强制劳动的正确性时说道：
“劳工不是自然就出现的……换句话说，需要并不符合于相应的工人的供给。召工的经理人必须到处捜寻，才能罗致适合于种植场、工厂、矿山、港口和交通方面需要的工人；为了使召工工作纪律严明，行政当局也必须干预其事……特别是这样的，因为国家也需要召工人进行公共工程……而且由于欧洲人不能经常都是在劳工很多的地方置办产业，通过契约（通过第三者，比如说私人雇主，一般的以三个月为期）召募劳工的工作，便不得不把劳工发送到远离他们故乡的地方去。”（M.卡塔尼奥：《在非洲经济中的本地人》（OsNativosnaEconomiaAfrica），科英布拉1954年版。）
[4]合法的工全只有全国司机、铁路工人、冶金工人联合会和全国雇员联合会，会员主要是欧洲人，领导人是由总督和殖民部长任命的。
代表非法的工会的有安哥拉黑人工人和劳工联合会和安哥拉全国工人联合会。前者的总部设在安哥拉，后者设在利奥波耳德维尔。
[5]并请参阅《武装斗争》一文，载《安哥拉团结》杂志（UnidadeAngoIana）第1期。这份“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战斗刊物”是1961年12月在利奥波耳德维尔创刊的。该刊通讯处是：刚果，利奥波耳德维尔，托姆布·德·塔伯腊街51号。 |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反响——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1961年12月5日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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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反响
——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1961年12月5日的决议
〔说明〕译文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三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7月出版。
苏共二十二大已经在斯大林主义的危机中打开了一个特别尖锐的局面。作为教条的大集成,斯大林主义是已经完蛋了；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任何人再在行动上十足表现为旧式的斯大林主义者，因为甚至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也至少打破了两条被斯大林主义视为天经地义的惯例,即:无条件忠于苏联官僚机构的曲折的策略路线，绝对不公开议论苏共的官方领导。可是，斯大林主义与其说是一种学说，还毋宁说是一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和政策的歪曲，并且它是为那在苏联篡夺了政权的官僚阶层服务的。在这个意义上，斯大林主义虽然经过非斯大林化的过程还依旧存在，只要这个非斯大林化的过程仅是苏联官僚拼命想要维持权力的一种努力，以抵抗在苏联本国和整个世界革命运动中日益抬头的争取苏维埃民主的力量。在这样做的时候，苏联官僚阶层不由自主地给了一切革命力量以一种新的动力，这些革命力量逐渐削弱官僚阶层对苏联的无产阶级、“人民民主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治。
斯大林主义危机中的这个尖锐的新局面采取两种辩证地互相影响的特殊形式：
（甲）超过二十大的秘密揭露的做法,这次公开地揭露斯大林的罪行；揭露斯大林从列宁逝世以后违反了早经确定的民主原则；公开揭露基洛夫遇剌案的煽动性；把“个人迷信”的开端放在1933-1934年——赫鲁晓夫由于作了这些揭露，已经为从法律上推翻莫斯科审判和从法律上恢复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全部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的名誉这两件事提供了有力的论据。毫无疑问：在苏联本国和在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内，要求恢复那些被诬吿的人的名誉的呼声将日益高涨；在决定由法院对基洛夫遇刺的详情进行査究时，苏联的官僚阶层将越来越难以逃避那种使这些人恢复名誉的责任，因为为斯大林恐怖统治的受害人树立纪念碑和把斯大林的遗体移出红场的陵墓这两件事已经为受害人的恢复名誉作了准备工作。
官僚阶层的努力现在将集中在拒绝从政治上恢复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特别是托洛茨基的名誉这方面。可是在这样做的时候，官僚阶层将越来越频繁地面对人们要求由公众公开讨论反对派的思想、重新出版他们的著作、根据过去的形势审査他们的观点的呼声，而所有这些都将把斯大林主义的危机推上一个更高的阶段、一个政治的阶段。
（乙）由于把苏共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分歧公开出来——并且经过这场冲突又把苏共和中国共产党的分歧公开出来——赫鲁晓夫已经在各国共产党之间促成了一次新的和迅速的分化。目前，除我们的流派以外，还有在共产主义世界内部可以看到的三种不同政治流派：赫鲁晓夫派、中国派和南斯拉夫派。在这几种流派的内部，可以看到一系列的分化，如意大利共产党的流派，与中国共产党的流派有所不同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流派，以及1956年“波兰十月事件”以后经过长期的“衰退”已经开始重新出现的波兰共产党的流派。法国共产党已经公开地反对意大利共产党。古巴共产党为它的关于古巴国家性质的见解辩护，它的见解同其他共产党的见解不同。公开分化的一个突出的例子当然是印度共产党的多数派公开地同本国的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在最近边界事件的问题上反对中国共产党。
这些分化只会加剧。
Ⅱ
斯大林主义危机中的这一尖锐的新局面，归根到底只能用工人国家本身和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过程的加速以及许多帝国主义国家（比利时、英国、意大利、法兰西）的阶级斗争的加剧或加强来解释。
在苏联，自从赫鲁晓夫当权以来,政府除了受到消费者的压力之外还第一次受到来自下层的政治压力。人们由于同官僚阶层的统治部分暗中或公开发生政治争论而掀起的自发性示威运动增多了；敖德萨爰生了一次罢工；在“争取和平的进军者”抵达时学生举行了示威；发生了以诗人叶甫图申科问题为中心的示威；党内产生了意识形态的讨论以反对那种时时刻刻禁止组成派系的统治；人们要求继续进行非斯大林化等等。这种压力不但在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间是强有力的，而且在共产党内部也是很厉害的。
在那些从事殖民地革命的国家和运动中，和平共处的幻想，关于“戴维营精神”的空谈，苏联官僚阶层同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联合起来这一外交总方针，它同法国共产党一样对阿尔及利亚革命所抱的消扱态度，埃及和伊拉克共产党由于执行克里姆林宫命令的灾难性政策而遭到的悲惨命运，阿尔及利亚共产党或古巴共产党在这些国家出现的两次重大革命中所起的微不足道的作用或根本不起作用——所有这些都是拒绝利用殖民地革命的巨大潜力以促进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迹象。这些企图限制甚至阻止这种革命的形形色色的努力，已经在这些党和国家内部引起了种种议论和日益高涨的不满，而对这些党和国家来说，中国党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起了解释者的作用——这些都对苏联官僚系统的统治阶层施加了巨大的压力。甚至在这个官僚系统所控制的国家的内部，甚至在莫斯科，卢蒙巴大学殖民地国家学生的勇敢的反帝活动也屡次导致了同官僚机构、甚至同警察发生小冲突，例如最近一次在法国大使馆门前要求释放本•贝拉的示威运动就发生过这种情况。
苏联国内的革命高潮、世界革命的演变和这双重的发展对苏共和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影响之间的相互作用，现在使斯大林主义危机越来越显出是一个持久的和爆炸性的过程，这个过程很快地向前发展并且容易产生耸人听闻的变化。不论官僚阶层作出怎样的努力想要像在二十大以后那样来阻止这个过程，他们获得成功的机会是愈来愈少了。
III
为什么赫鲁晓夫要冒很大的危险在二十二大作那些揭露并公开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发生冲突呢？即便承认他的个性在多数场合下表现出一种冒险主义的气息，我们也只可能用克里姆林宫现在的主人发现自己所处的困难的政治局势，来解释这种对苏联官僚说来充满着严重危险的策略：他发现自己陷于双重反对的夹攻之下，其中之一代表苏联社会和各国共产党内精悍的、进步的，年轻的革命力量的反对意见，另一种代表官僚阶层中越来越激烈地反对赫鲁晓夫在许多领域内所规定的革新方案的那部分最保守、最倒退的力量的反对意见。
正是这种双重的压力，无疑地再加上军事阶层的压力（它最近几年一直不接受削减军事预算和兵力的建议），迫使赫鲁晓夫作孤注一掷，以便阻止他的敌人联合起来反对他。持续的农业危机，尤其是他所创议的“生荒地”试验的相应的失败，助长了敌对者的联合。他的政策主要有两个部分：在国际方面加剧对帝国主义的紧张关系（柏林危机，恢复核试验、五百万吨级炸弹），其目的在于使那些谴责他对华盛顿让步的人丧失批评的根据；在国内政策方面则重新发动一次非斯大林化的运动，因为这个策略最为合适，一方面可以保证他获得广大的群众基础，另一方面可以把他的国内和国际的敌手或多或少地说成是斯大林罪行的“同谋犯”，或图谋恢复苏联群众希望不惜以任何代价加以避免的斯大林主义方法的一党，从而使他们处于孤立的地位。可是，由于采取这种大胆的行动从而使他的权力能够继续维持下去，赫鲁晓夫也就同时打开了筑在苏联官僚阶层的权力和特权周围的一系列堤坝。通过这些缺口，革命批评的洪流可以有越来越多的机会找到一条在苏联群众中间引起强大共鸣的途径。固然赫鲁晓夫暂时总算在群众面前扮作非斯大林化的英堆，可是不久以后,对马林科夫在亚美尼亚清洗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对卡冈诺维奇在铁路工人中间进行清洗时所扮演的角色的指责，将促使人们顽强地提出责问：乌克兰的清洗是谁组织的……
在掌权以后，赫鲁晓夫所以能够在二十大达到的高度上遏制苏联的革命浪潮，主要是由于他所开出的提高苏联公民生活水平的支票（而且一部分已经兑现）。他最初的打算是想通过保证在二十年内解决工人的一切问题……这一办法把二十二大时期的压力抑制在同样的水平上。这就变成了一项条约，其交换条件是：苏联人民在“建设共产主义”的整个时期必须容忍官僚的统治。
可是群众的压力十分强大,不是能够被抑制在这种水平上的。所以就有必要扩大缺口，继续进行非斯大林化运动。赫鲁晓夫无疑地正在希望寻找一个新的缓冲手段。他会成功吗？无论如何,看来他不可能得到像1956—1961年那样的五年喘息时期。在国际革命压力的帮助下，苏联无产阶级很可能在几年之内就迅速走上政治革命的道路，最后一定会把作为统治阶层的官僚机构推翻。
IV
苏联官僚机构把它的种种罪行完全推在斯大林身上并用单纯谴责“个人迷信”这一借口来模糊人们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批判，这种努力是注定要失败的，而且已经可以认为是失败了。在包括苏联共产党在内的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内，越来越多地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些罪行怎么会发生的呢？为什么一定要过了二十年或二十五年才开始谴责这些罪行呢？在波兰统一工人党（波兰共产党）最近一次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奥斯卡·兰格提出了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解释“个人迷信”的问题，拌且他要求“苏联同志”提供解释。哥穆尔卡提到了苏联的孤立和它的落后状态。在意共书记处的文件里,也同样强调有必要提供解释，并对苏联共产党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1961年11月22日的《真理报》发表了长篇社论，其中一部分专门用来驳斥那种在意共不同成员中，特别在青年中事实上已经完全公开谈论的关于“苏联的蜕化变质”的说法，这就证明在苏共本身的内部现在也已经开始进行这种辩论了。目前这种辩论的展开所采取的方式，使第四国际可以充分利用它的经验和它对于苏联的性质所抱有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态度来参与辩论。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是唯一能够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严格科学标准来解释斯大林主义的运动。只有它的分析才能看出斯大林主义的现象是一个可以用苏联社会的矛盾来解释的社会现象。
《真理报》的社论只同那些认为“苏联的蜕化变质”意味着在那个国家恢复资本主义所有权的人论战，这并不是偶然的。这个论据不难驳倒。可是，在另一种情况下，如果人们根据十月革命所推行的新的生产方式，来解释苏联已经发生的那种同热月反革命派在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做法一样的政治上的反革命，那么，苏联的官僚阶层除非承认这是恢复旧制度的行动，就不大容易把他们驳倒了。相反地，《真理报》的社论作者却断言单独一个人无法根本改变苏联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怎么能够承认:对于千千万万人的暗杀、对于所有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的清洗、对于红军领导人员的清洗、种种使苏联受到可怕损害的事件、种种具有社会规模的事件（从而表现出社会的矛盾），不过是莫名其妙地发生的“个人迷信”的结果，不过是“值得遗憾的偶然事件”，而不是政治制度的一种极端的蜕化变质、其性质已经昭然若揭的一种蜕化变质的产物呢？
托洛茨基主义对于苏联政权的官僚主义蜕化变质的分析，将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兴趣，将在各国共产党内部、特别是工人国家和苏联本身的内部找到越来越多的共鸣。这将是我们对于这些国家目前正在进行的讨论的主要贡献，这个贡献将有力地反对关于共产主义原则的任何修正主义和失败主义的倾向，保持全部马克思列宁主义遗产的完整，并给予现阶段在工人国家中提出的所有那些问题以一个原则性的和富有政治内容的答复。
Ⅴ
世界无产阶级的“指导国家”的思想，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坚如磐石”的思想——在斯大林主义时代已经提高到教条水平的两种显然是修正主义的和反列宁主义的思想——现在已经出乎意料地发生了不利于苏联官僚机构的变化。它们已经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愈来愈迅速的和混乱的分化，引起了离心倾向的发展；只要人们还经常否认党和国家之间应该有所区别和差别，这些离心倾向就要冒一种使工人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同盟遭到威胁的危险。在缺乏一个真正的共产国际的情况下，由于所保持的结构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任何有关意识形态的讨论的爆发——这在各国共产党之间是绝对正当的和不可避免的——结果只会迅速地造成统一行动的破裂。由于缺乏健康的内部生活，由于各种不同倾向享受不到真正的无产阶级民主和自由，这种讨论结果只会造成各国官僚阶层之间，不同国家的共产党之间的对立,而每一个官僚阶层则竭力宣扬它自己党内“坚如磐石''的神话。虽然现在的一些思潮似乎在规模上是国际性的，并且所有重要的共产党的队伍中不乏这些不同思潮的代表人物，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却窒息各国党内的一切少数派，并使必要的国际讨论呈现出国与国之间或民族与民族之间发生争吵的有害的和危险的局面。只要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不肯彻底地和老老实实地恢复实行列宁主义的原则，这种局势就只会加剧。这些列宁主义的原则包括：
1）铲除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制，而代之以包含组织各种倾向的权利在内的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重新规定完全的讨论自由；重新规定各国共产党内的真正的无产阶级民主制度；除在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开辟公开讨论栏以外，定期出版内部通报，以便按时展开有关意识形态和政治问题的真正的讨论。
2）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对过去和现在一切有争论的问题组样一次国际性的讨论。让一向被排斥于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之外的共产主义反对派、特别是首先谴责斯大林的罪行的第四国际有组织地参加这个讨论。在苏联和各个工人国家出版苏联国内的反对派、尤其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左派反对派以及布哈林的反对派的一切材料和纲领，并在各国共产党内部传播。
3）准备召开一次共产主义运动的世界代表大会，以便为重新组成一个以民主集中制和无产阶级民主制为原则的共产国际打下基础；各国党和各个共产主义派系无一例外地均可参加这个世界代表大会。
4）承认在各国共产党的任务和义务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区别这一原则；在兄弟党之间进行坦率的公开讨论，以便共同努力在平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一切工人国家之间、特别是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必要的联盟。抛弃对南斯拉夫、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实行经济制裁的一切歧视性措施。
在为这个纲领进行辩护时，深感其自身责任重大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所采取的行动，不是为了保卫狭隘的派系立场，而是为了共产主义、工人国家和整个世界革命的事业。
他们所提出的组织讨论和解决世界共产主义危机的建议，是仅有的一些建议，这些建议一方面给予苏联的官僚阶层和各国的官僚阶层以决定性的打击，另一方面也考虑到了要维护和巩固工人国家间的团结，加强而不是削弱工人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行动。
VI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展开的讨论的动力，有助于提出一切问题来重新检査所有的教条和审査斯大林主义政策的各个方面。我们这些托洛茨基主义者可以鼓励大家进行一次规模尽量大的、尽量广泛的讨论，这种讨论不可动摇地以马克恩列宁主义原则为基础，使任何疑问、任何奥秘、任何问题都不致在“爆炸性太强”因而不宜讨论这一借口下得不到探讨。全世界几代年轻的共产主义者正在迫切要求了解事实真相。革命是没有什么东西要隐瞒他们的。
这次讨论将提出共产主义政治的一切基本问题。它将由于这个事实而大大地超过斯大林主义分子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之间的辩论、赫鲁晓夫集团和中国共产党人之间的辩论，因为这些辩论比较带有危机的性质，内容也比较偏于共产主义纲领的一个特定范围。所以，虽然并不排斥主要在各国共产党本身内部有可能结成策略性同盟以便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取得优势，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任务却首先是在这次辩论中拿岀他们自己的对于一切有争论的间题的纲领性解决办法。
他们所以有必要采取这种态度，主要是由于目前各种思潮在意识形态上的多样性，这些思潮还没有明确的定义和界限,并且在一般情况下把对某些问题的非常进步的观点同对另一些问题的保守的和落后的观点混合在一起。说得更精确些，今天苏联官僚阶层和中国官僚阶层所以对非斯大林化问题抱有相反的看法，是由于这两个官僚阶层所遭到的压力不同，正如中国的官僚阶层关于殖民地革命抱有一种比较进步的看法一样。中国的官僚阶层特别受到这种革命的压力，但它主要是通过它所处的国际地位以及在中国各种社会力量的严重紧张局面的恶化的客观情形中间接地体验到的，这些形势的性质不可能鼓励一个官僚阶层走上非斯大林化的道路。
相反地，赫鲁晓夫却受到一个现代无产阶级的愈来愈大的压力，这个无产阶级在人数和资格方面占世界第二位，在一般文化和政治水平上无疑地占世界第一位，它的全部力量在这位苏联领导人被迫作出让步时把他推上一条不同的道路。
1）关于赫鲁晓夫派，我们要批判地支持它实行非斯大林化以反对更保守的流派的斗争，但同时提出这样一些要求:应当公布全部事实真相；所有犯罪的人都要加以揭发；必须从托洛茨基本人起，全部地公开恢复受害人的名誉，不让留下一件悬案。与此同时，我们决定对这一流派进行革命的批判，谴责苏联国内的权力和特权，保卫苏联国内反官僚主义政治革命的全盘纲领（成立工人委员会，重新建立并扩大一个真正的苏维埃政权，承认种种苏维埃政党有存在的权利，以民主方式改组计划工作，规定党员薪金的最高限额,等等）。我们也必须对那来自赫鲁晓夫集团的关于殖民地革命的孟什维克调和主义政策继续进行革命的批判。我们必须继续以革命的态度批判赫鲁晓夫的策略，因为他的策略以虚妄的“和平共处”为基础——并不是没有冒险主义的摇摆不定——在对来自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的斗争中没有强调要动员帝国主义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劳动群众，并且归根到底是没有强调要在资本主义的主要根据地推翻资本主义。
2）关于毛泽东派，我们像过去一样给予批判的支持，因为它对帝国主义和殖民地资产阶级抱着比较激烈的态度,因为它真正地支援正在进行的革命（阿尔及利亚、老挝），特别是因为它抛弃斯大林主义关于殖民地国家“革命阶段论”的整个观点，根据经验以它自己的方式走向不断革命的理论。同时，我们也保持革命的批判态度，反对它不可容忍地和无原则地为斯大林主义的制度辩护，而且那种制度同中国共产党本身在1956-1957年所采取的某些立场是格格不入的。我们批评它在中国制度中的一些显著的官僚主义，我们要求它坦率地和充分地恢复无产阶级民主，恢复中国共产党的列宁主义制度，以及在该党党内恢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所争辩的一切问题的普遍而自由的讨论。我们一方面支持中国共产党对于苏联减少对华经济援助这一不可容忍的政策的公正批评（1960-1961年，这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五以上），同时也批评“大跃进”的过分急促的节奏，要求它根据最近两年的困难情况，以列宁主义的精神和用民主的方式批判地检査目前的经济方针，检査中国人民在国家迅速工业化的道路上能够忍受多大牺牲这一整个问题，
3）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我们像过去一样，在有关工人委员会以及一般经济的比较民主的管理问题上给于批判的支持，另一方面也批评该党的明显的官僚主义化、它的外交政策的机会主义、它对殖民地革命特别是对殖民地资产阶级的态度，并且也要求该党恢复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和组织方法，根据那种承认各个派系和苏维埃政党有存在权利的真正无产阶级民主制度来组织一个不折不扣的苏维埃国家。
4）关于意大利共产党，只要它提倡非斯大林化，在取得政权后确实使各党各派的权利合法化，我们就支持它的某些在客观上起积极作用的立场，另一方面则有力地批评它在国内政策问题上所表现的机会主义，批评它未能指出一条现代意大利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并完全拒绝它的“多中心主义”的观点,与此相反,我们所主张的则是一个以民主集中制和最广泛的无产阶级民主制为基础的共产国际。
5）关于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和苏联的莫洛托夫集团，我们一方面抨击这些流派的极端官僚主义的性质，因为他们已经犯过官僚主义的罪行,或者可以说他们在阿尔巴尼亚还在犯着这种罪行，另一方面要求他们公布他们的文件和纲领——特别是莫洛托夫写给苏共中央委员会的那封信——并提交国际讨论。我们现在反对并将继续反对以行政手段排斥这一流派的做法，正如我们反对以这种手段排斥工人运动中的任何一种流派一样。我们现在反对并将继续反对任何外国进行政治-军事的干涉来决定恩维尔•霍査集团的命运。他的遭受排斥，只能由阿尔巴尼亚的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本身的迫切而必要的反官僚主义政治革命来实现。
我们必须在国际范围内到处尽量广泛地宣传一个共产党对任何具体问题所采取的正确立场，以便推进斯大林主义危机的总的发展。我们必须到处保卫列宁主义原则，以便让大家知道我们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列宁主义的最有原则性的，最负责的、唯一的继承人，是能够全面解决现阶段国际工人运动所面临的问题的唯一流派。
VII
我们对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讨论以及斯大林主义危机的干预，必须根据毎一国家的条件、根据共产主义运动是否已经着手讨论以及讨论已经达到什么程度等情况，把注意力特别集中在问题的特定的方面。
一般说来，恢复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尤其是托洛茨基的名誉,纠正历次莫斯科审判，恢复国家政治保安部在苏联境外暗杀的一切受害人（安德烈·宁、列夫•塞多夫、伊纳斯·雷斯、鲁道夫•克莱门持，艾尔文•沃尔夫以及在西班牙的许多受害人）的名誉——这一切已经在我们插手干预的第一个方面占据最重要的地位。它们在法共或英共这样一些共产党内将继续起重要的作用，因为这些共产党还没有明确地承认有必要“依法恢复名誉”，虽然意共实际上已经这样做了。可是意共的明确承认并不能代替一次法院的重审或一次正式的关于恢复名誉的宣吿。
然而，随着讨论的展开，比较帯有根本性的意识形态问题和比较清楚的政治问题将超过我们干预斯大林主义危机的第一阶段。这些问题显然有以下几种：
1）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解释“个人迷信”、即苏联官僚阶层的蜕化变质，并讨论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自1923年以来所坚持的政治立场。
2）具体规定关于殖民地革命（为工人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在殖民地革命中（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的列宁主义政策。
3）具体规定对帝国主义战争威胁以及对那向人类前途投下阴影的核武器的特殊威胁进行斗争的列宁主义政策。
4）根据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客观形势以及对它们的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的形势的正确分析，规定推翻帝国主义国家本身的资本主义的革命策略。
5）保卫共产国际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保卫我们关于以各国共产党为一方、以各工人国家为另一方的关系的列宁主义看法。
6）重新确立在各国共产党内部组织派系的自由。
7）保卫我们在第四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斯大林主义的衰落》这一文件中概括说明的在工人国家重新确立和扩大苏维埃民主与无产阶级民主的纲领。
国际书记处号召第四国际的一切支部、全世界的一切托洛茨基主义者在这争取继承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的战斗中，在这革新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中，以无上的勇气、热心和热诚进行活动。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有更大的可能来取得我们思想的胜利，巩固我们的各种组织，把这些组织同一个庞大的共产主义先锋队、同一些庞大的工人先锋队联合起来。所有的托洛茨基主义者都必须坚决地参加到运动中去，以便有效地利用这些机会。他们应当为1962年的一次体现出托洛茨基主义者的革命大团结的大规模世界代表大会作好准备，因为这次代表大会对于正在提出一些问题而只有从第四国际才能得到有条有理的、令人满意的和革命的答案的遍及世界各地的千千万万共产主义战士来说，是一个真正能够吸引人们的兴趣的中心。
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
1961年12月5日 |
在苏联的进展（1961年11月20日“战斗者”社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在苏联的进展
（1961年11月20日“战斗者”社论）
在苏共“二十大”后对斯大林在苏联历史中的作用可能存在的任何模糊的看法，在最近举行的“二十二大”上已经完全被驱散了。过去没有，现在也不可能再有认为这个已死的暴君仅仅在“他的晚年”犯“错误”的说法了。在苏联共产党的讲坛上，斯大林一再地和详细地被昭示为一个嗜血的专制君王，他要对一切谋杀、自杀、诬陷、用严刑逼出虚假的供词、以及对无辜的和忠诚的共产党员和苏联公民的大规模清洗负责。
赫鲁晓夫在1956年的代表大会上的演讲中，关于由斯大林的极端愚笨和无知而造成的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巨大损失的叙述，以及和它相等地渗杂在一起的关于斯大林罪行的揭露，现在已经成为常识了。因为，在最近这次大会上的演讲，主要地详尽叙述在斯大林和他的手下的共谋下多行不义时期漫长的恶梦，他的手下曾经不成功地反对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的首要地位。
赫鲁晓夫直截了当地告诉代表大会，那些被告人于1937年自供为“德国、英国或其他国家的间谍”，而他们之所以那样做，是因为“要结束苦刑和快些死掉”。
在揭露1934年基洛夫被刺事件的错综复杂的详细情况时，——这次行刺事件被用作后来对老布尔什维克进行“自供”审判和清洗的借口，——赫鲁晓夫证实了列昂·托洛茨基和思想与他相同的人当时所说的话。关于斯大林和他的秘密警察在这次行刺事件中参与共谋并利用了这次事件的证据，是有压倒力量的。
但是，在揭露一直回溯到1934年的、他仍然委婉地称之为“个人迷信”的东西的时候，赫鲁晓夫为他自己和他代表的官僚寡头政治留了真正的后路。
他说，在1934年这种“迷信”已经到达这样可怕的程度，以致斯大林能够制造这样一种罪行，它不仅需要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的合作，而且需要党的全体支部和政府的合作，以进行一次严重地危害，如果不以亿万计算也要以千百计算的苏联各社会层人民生命的巨大诬陷。喜欢追根究底的苏联青年和各地有良知的共产党人，将质问为什么这可以解释为个人的过错。这样一种情况是怎样能够产生的？容许它产生的政治结构发生了什么差错呢？这岂不是必须要从1934年以前斯大林正在把权力集中在他无耻的双手的时候来解释吗？
而前一个时期，正是列宁死后的年代，在那时期中斯大林把托洛茨基主义的左翼反对派置于非法地位，而把作为一个民主组织的列宁的党摧毁了。
只要对那个时期进行一些研究，就很快表明托洛茨基当时不是同个人作斗争，而是同一种制度的成长作斗争，这一制度是以一种在经济上获有特权的官僚政治对下层党员的政治剥夺为基础的。斯大林作为这一官僚政治的代表、保护者和分歧意见的仲裁者，就把它的统治归于个人。但它的统治不因斯大林的死亡而结束，也没有因亵渎地把他遗体迁出列宁陵墓而结束。
赫鲁晓夫把反斯大林化造成“二十二大”的中心题目，其作用不仅仅是以棍棒痛击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集团一顿而已。在“二十二大”以前，他对他过去的合作者的斗争已经取得完全和稳定的胜利了。他强调及斯大林主义，是为了在兴奋的苏联人民中为他的统治制度取得人心，并尽量消除自己的不好名声。因为，如所周知，他对斯大林罪行的共谋，同“反党集团”一样地严重。
而且，反斯大林主义在他同中国及其助手阿尔巴尼亚在外交问题上的争论中，对他大有帮助。赫鲁晓夫能够把对斯大林主义的指责投掷到中国共产党身上去时，就能够掩盖了北京方面对他的正式的外交以及强加于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身上的纲领中实施的外交政策提出的许多正当的批评和牢骚。
说服苏联人民，说他的外交政策是反斯大林主义的，而北京的外交政策是斯大林主义的，就可以保证他自己在这一问题上不仅获得国内的支持，而且也获得全世界许多共产党的支持。
中国的领导人反对揭露斯大林的罪行并支持丧失名誉的霍查在阿尔巴尼亚的统治，就便利了赫鲁晓夫进行反对他们的强大的宣传运动。
因为，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不过是斯大林的政策的继续。获得胜利的官僚政治对列宁的革命的国际主义的丢弃，已经包括在“在一个国家内实现社会主义”这个有名的口号上了。用实践来解释，这意味着把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的革命运动改变成外交扑克牌戏中的许多筹码。为了酬答或仅仅为了导致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帝国的统治阶级之间的外交上有利的交易，这些共产党的政策就要由克里姆林宫来操纵。它把它们的政策冲淡成为最纯粹的自由主义，或者把它们弄得强硬一点，要看它认为在交易谈判中怎样才最为有利。这些国家工人的实际利益——以推翻资本主义或殖民地统治为其顶点——在克里姆林宫外交政策的操纵者方面是把它最后和最少考虑的。从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革命的国际主义者看来，斯大林统治下的世界政策已成为狭隘民族主义的世界政策了。
当东欧国家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统治的崩溃而纳入苏维埃的轨道上时，克里姆林宫狭隘民族主义政策在继续着。强加于这些国家身上的政治和经济政策，既不以它们的利益，也不以整个苏维埃区域的全面利益为基础，而是以克里姆林宫官僚政治的本国根据地苏联的利益为基础的。
当与斯大林对中国的希望和纲领相违反，共产党在中国掌握政权时，——这是俄国革命以来最大的事件，——克里姆林宫继续执行同样的民族主义政策，虽然比较起来没有那么愚笨，因为中国的面积不同东欧那些小的国家。
因此，当北京方面因举行“最高级会议”交易的前景而被激怒时，——它将没有代表参加该会议，同时它对台湾的主权、对它外交上的承认、以及它的进入联合国，都没有被当作解决问题的前提条件，——当它发现“和平共处”的政策在殖民地国家方面被解释为制止革命运动实际夺取政权时，它不仅反对赫鲁晓夫的外交政策，而且反对把斯大林的外交政策简单地延续到现在。
“二十二大”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在苏联以及在整个苏维埃集团中潜在着的各个进程及其相互作用中的一个步骤。在1956年的代表大会后，当事态缓和下来以后，赫鲁晓夫以这样的气力来挥舞反斯大林主义的改革的旗帜，证明了苏联人民在发展中的政治态度。反过来，他对这种压力的反应不能不给它以更大的冲击力量。只有在摧毁了赫鲁晓夫所代表的和企图改革的统治制度即官僚政治的统治，这一进程才能够停止。即使是在最改良的外衣下，它最后也将证明是苏联人民所不能容忍的，以年青的一代为其先锋的苏联人民将继续施加压力，直到经济特权被摧毁而工人的民主被恢复为止。
结束苏联的孤立状态，已经破坏了斯大林在各个共产党之间建立起来的旧关系。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不再是一个整个僵化的集团。它是各个僵化单位的集合体。因为，事实上，现在它们中间存在着政治倾向或派系的权利。这里有俄国、中国、阿尔巴尼亚、意大利、波兰、法国和南斯拉夫等派系。它们每一个都仍旧是僵化的。但是它们外部的冲突将加速每一党内已经存在的内部压力，导致成立各个为内部民主而斗争并朝着有原则的革命主张摸索前进的倾向和派系。
这样，斯大林僵化主义的死手，正在从内部和从外部走向灭亡。 |
二十二大以后，共产主义运动往何处去？（巴西“工人阵线”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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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大以后，共产主义运动往何处去？
巴西“工人阵线”报评论
斯大林主义是什么
继苏共二十二大所发生的各种事件，证明了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工人国家里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虽然官僚机构尚未完全失去其控制能力，但是由于官僚机构的异己因素所致，非斯大林化已经阔步昂进。
赫鲁晓夫想把自己说成是斯大林主义的死对头，揭发斯大林的罪孽（其中的一部分），为他的受害者敬奉一石纪念碑，更改受到他的威严洗礼过的城市名称，捣毁他的塑像，并把他的遗体从红场陵墓中搬走。
显而易见，赫鲁晓夫这样搞并非出于本意，而是屈于苏维埃社会的压力。
然而，赫鲁晓夫采取这些措施真是攻击斯大林主义吗？斯大林主义又是什么呢？
赫鲁晓夫对“个人迷信”的解释一点儿也站不住脚。共产主义运动普遍反对这种解释。斯大林罪孽之深重和当前非斯大林化运动之广阔，要求从苏联生活的历史与社会根源中进行解释。
斯大林主义并非斯大林罪孽的总和，而是一种社会现象的政治体现，是苏联国家和共产党的官僚化。斯大林主义是苏维埃国家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深刻蜕化。斯大林派曾经领导了反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反革命运动，因而从无产阶级手中夺取了政权，之后苏维埃官僚机构便独揽政权，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从而依附于它的利益。
苏维埃国家在政治上是蜕化变质了，然而并未触动工人政权的经济基础。因为，苏联正在酝酿中的革命是一次政治革命，它将把政权还给无产阶级，而不侵犯经济结构。
这个革命正在发展中，官僚机构不可能用恩赐改良挡住这个革命。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是斯大林分子和官僚分子搞的把戏，他们篡夺了劳动者的政权。他们需要烧掉自己的木乃伊，借以苟延残喘。但是，熔化斯大林塑像并没有摧毁斯大林主义，而应推翻苏维埃官僚政权。
斯大林主义为什么会土崩瓦解？
斯大林主义孽生于苏联的落后，孽生于内战后苏维埃群众的疲惫，孽生于苏联当时在世界范围内的孤立状态，是时资本主义在1920—1930年期间取得了稳定，而世界其他地域的群众却节节败退。
这一切条件俱已烟消云散。二十年来一直可以称之为革命发展最高的结晶和中心的苏联官僚机构，如今在殖民地革命日益高涨、新的工人国家不断出现并蒸蒸日上的条件下，实际已经暴露了本来面目，证明它反工人国家的保守性，它正在疯狂地挣扎以求在革命的浪潮中苟延残生。
革命每前进一步都提出了苏维埃官僚机构无可解答的问题。赫鲁晓夫发明了民族民主政府的理论，作为官僚机构对殖民地革命的回答，同时又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谋妥协。赫鲁晓夫妄图将他的理论用于古巴，而布拉斯·罗加却不得不在代表大会上侈谈古巴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国家），从而揭露了他的谎言。赫鲁晓夫想贯彻斯大林的和平共处理论，但又无可避免试验维护这个工人国家所必需的五千万吨的炸弹。赫鲁晓夫对阿尔巴尼亚（实际是对中国）施尽了一切压力，想重新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建立起磐石般的团结，但是被周恩来责之为没有共产主义道德，并退出会场，使原打算召开的各国共产党会议归于无望。赫鲁晓夫发明了他的“共产主义纲领”，想以此回击中国革命和殖民地革命的挑战。在二十二大讨论中这份官僚纲领却毫不重要，轻描淡写地通过了。但是，尤其重要的是莫洛托夫的批评，他在三十五年来第一次大肆渲染地责备这位总书记的文件是反革命的。
并不是罗加、马利诺夫斯基、霍查、周恩来或莫洛托夫致斯大林主义于土崩瓦解。他们想永远忠于斯大林主义的实质，依附于莫斯科官僚中心。周恩来献给斯大林陵墓的花圈就有这种象征的涵意。但是，他们的处境迫使他们向莫斯科施加压力，并对它提出苏联官僚机构不能答应的要求。人们无法拿民族民主政府这种妥协的理论在殖民地革命中招摇撞骗。人们无法把斯大林式的磐石般主义强加给中国。莫洛托夫不从左的方面对赫鲁晓夫进行攻击，他就不可能在政治上生存下去。这些问题已日益紧迫，并压迫着赫鲁晓夫，而他又无法对付。
此外，还有苏维埃群众的压力。赫鲁晓夫冲击斯大林，借以自卫。他企图借苏联群众对斯大林的愤慨，用以对付来自殖民地革命、中国和军队方面的压力。这是一种绝望的、注定要失败的、既没预测对头、也失去了控制的把戏。
二十二大的进展迫使赫鲁晓夫从陵墓中搬走了斯大林尸体。伴随周恩来的挑衅而来的是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工人集会。
就在官僚机构内部也还有更激进的反斯大林一派。福尔采娃和谢列平对斯大林的谴责远远胜过赫鲁晓夫。甚至有一位代表建议取消禁止在苏共党内有派系的规定。科兹洛夫无力的反驳表明他没有自信。搬走斯大林的尸体说明他们对局势已失去控制力。
北京可能取莫斯科而代之吗？
面对莫斯科官僚中心的危机，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官僚主义分子的右翼都想迎合赫鲁晓夫的口味，然而并没有自信心（《新方针》周刊只字不登二十二大和新的非斯大林化的材料）。与此同时，官僚分子的另一翼却在喃喃自问，有无可能由北京取代莫斯科。
但是，中国的无可争辩的威望本质上不同于莫斯科在1924—1940年的情形。当时，莫斯科在趋向反动的全世界，代表了革命的唯一巨大成果。保卫苏联和保卫俄国革命可以同脱离其他国家革命的具体可能性提出来。世界工人先锋队很大一部分所采取的正确态度——保卫这个唯一的工人国家——可能变形走样，而出现了这样的政治现象：附属于莫斯科的对外政策。
但是，今天就中国而言，情形却完全不一样了。中国的威信不可能同殖民地各国人民争取各自的民族与社会解放的斗争分割开来。中国并不是独立于各国具体革命任务的中心。敬仰中国的（各国）共产党人比较不关心毛泽东关于殖民地革命和同资产阶级联盟的混乱理论。他们感觉兴趣的是中国的实践经验、它的灵活性和革命的潜力。
此外，在中国并不曾发生过任何同苏联官僚政治反革命运动相比拟的、将中国式的领导人强加于其他共产党之上的过程。中国这个工人国家虽然在蜕变为官僚化，但并不像苏联那样落入一个特权社会阶层之手，苏联的这个特权阶层正以一种反动的政策为维持其特权而挣扎。中国官僚分子的保守性表现在拒不公开反对莫斯科的政策。在各国共产党的官僚分子中，没有任何人能比他们更不斯大林化。他们依恋斯大林的形象只是为了阻止更左的倾向和中国群众参与同莫斯科的争辩。
北京是一个同莫斯科对抗的中心，因为它代表了革命的发展。但是，一个革命中心并不能代替莫斯科对共产主义运动的作用。这个中心应该激发各国共产党内的比较革命的倾向，使他们更密切地联系各有关国家的群众，联系革命任务。这种作用同斯大林上台之后莫斯科的作用毫无共同之处。列宁和托洛茨基时期的苏联共产党曾经起过这种作用。
中国共产党领导机构无能作到这点。发源于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主义局限性本身妨碍了他们这样作。北京的作用在于加速斯大林主义的瓦解，并为各地左派经验共产主义倾向扫清道路。这个新中心将会造成一个具有思想政治觉悟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流派，这流派将毫不动摇地号召共产党人重新按照革命的宗旨组织起来，谴责斯大林的反动作用及其根源，并号召与之进行斗争。
苏联的局势
斯大林主义曾经使苏维埃群众一直处于政治上的消极状态。他们如今在经济与文化变革的高潮中，在殖民地革命的影响下（这种影响直接由莫斯科卢巴蒙大学的学生传送到苏联）表现出独立的反叛精神，在有组织的争辩中表示自己的倾向性（青年论坛），举行集会（支持刚果和古巴），就文学问题开展热情的交锋（勒弗突生科和毕加索），宣布罢工（敖德萨）。
群众在政治上的复苏深入到了官僚队伍本身。官僚机构正在分化，各派系正在你争我夺。并不只存在一个“反党集团”，而是有许多反对派集团。
莫洛托夫隐约地体现了官僚机构内部正在发生的某些现象。莫洛托夫的几封信，并不像赫鲁晓夫力图使人信以为真的那样，只是对斯大林主义的念念不忘。莫洛托夫是斯大林主义的残灰余火，并且正抓住今天的某些问题，借以在死里逃生。莫洛托夫在他的一生中都是和平共处的狂热卫士。居然在七十岁的今天，发现了列宁从来都反对和平共处。实际上，莫洛托夫的言谈是针对拥护列宁并在苏联内部反对共处的一种有势力的派系，也针对着党员。
如果说赫鲁晓夫不能不承认莫洛托夫责难的危险性，那是因为除了莫洛托夫是一个老牌斯大林分子外，还有许多人抱有同样的立场。赫鲁晓夫就莫洛托夫对左派进行攻击，以诋毁左派，但是这暴露出有一个左倾派系正在批评他的纲领，拥护中国人，希望同资本主义各国的革命结成联盟并努力回到列宁的道路上来。另一方面，福尔采娃没有重新当选，谢列平调离了保安书记处都表明了，赫鲁晓夫正两面受敌。
两个表面矛盾的派系实际上都反映了苏维埃群众的斗争。反斯大林主义（是一回事）和左倾（又是一回事）并不矛盾。赫鲁晓夫想把它们说成是矛盾的，并将二者对立起来。
同资产阶级大多数记者的说法相反，赫鲁晓夫的阵地正在迅速地削弱中。赫鲁晓夫代表了官僚机构中的中间阶层，他们正在鬼鬼祟祟地既向苏维埃群众又向帝国主义让步。随着时间的发展，他们的步调将更加矛盾百出。他之所以还能苟延其生，是因为他代表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官僚中的最觉悟的灵魂，这些官僚们借反对“斯大林主义”反对派和军人在政治上的狭隘性，对付由于群众的压力（这种压力甚至表现为有人建议在党内恢复派系的权利）而使他们所处于的危险的虚弱状态。.
但是赫鲁晓夫集团的势力正在急转直下，他的威信也越来越成问题。由于苏联群众政治运动的发展，不久的将来，赫鲁晓夫主义就要受到谴责。
斯大林主义在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内的解体
（苏联）中心的瓦解反映了斯大林主义在资本主义各国的迅速分崩离析。埃及共产党已分成三派。日本、印度、墨西哥、秘鲁正在依样发展。在我们巴西已有两个共产党，其他的共产党还会接踵而生。
共产主义运动的磐石团结源于莫斯科的权威。这种权威一旦消失，各国共产党的领导机构无能维持统一。它们实际不知该如何是事。
共产党的官僚们只是因为俯首听命于莫斯科方才爬上领导机构的。他们何曾有什么创造才能或政治见解。各国共产党的基层对莫斯科已不信任。还有什么理由能使他们相信自己的领导人。由于殖民地革命的重压，一个日臻坚强的左翼正在所有共产党内分野蜕出。在这场危急中，左倾处于主导之势，只因没有革命马克思主义思想修养的干部和由于斯大林的兽性和蜕化，他们才没有能以团结正从共产党基层涌现出来的新左派的集团。
右翼在失掉莫斯科这根支柱之后，正在倒向资产阶级的立场。他们脱离共产主义队伍，将自己的前途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拌成一团。仍然巴结赫鲁晓夫的官僚集权中心实际没有前途。斯大林主义在资本主义各国留下的经验是这种传统，即妥协、迁就资产阶级制度，基于对各国政府施加压力的政治观念和打击（共产主义）运动内外的革命派。在当前的危机中，由于莫斯科官僚中心的倒台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世界革命的高涨，任何置身于斯大林主义这种传统的派系都无法生存下去。在斯大林主义从各资本主义国家分崩离析之时，继续（共产主义）运动的唯一前景（尽管方式不同，结构不同，并由另外一些领导集团去进行）是投身于革命的需要，同群众同心同德，并回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上来，即揭露并对斯大林主义的残余展开不调和的思想斗争。
前途
在这革命四面八方取得胜利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决不能从斯大林主义的发展中继续如愿地发展下去，斯大林主义在革命发展的重重压力之下，已经破产。这种破产也包括了赫鲁晓夫主义，它是斯大林主义的矛盾变种。
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派应该在新的基础上，重新组织起来，恢复列宁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路线。
在此，恢复列昂·托洛茨基的名誉起着根本的作用。共产党人应该为争取平反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一切斗争而斗争，这不仅是恢复历史真相的学术需要。列昂·托洛茨基的形象体现了不妥协维护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反对官僚化的革命，同时体现了对工人国家和共产主义运动蜕化过程的理论阐述。红军和第四国际的组织者，这位形象不在莫斯科恢复名誉者名单之列，虽然二十二大摒弃了对他的全部污蔑中伤，这决不是偶然的。
在重建革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同时否认列昂·托洛茨基的形象，这是不可能的。
群众的革命共产主义运动必将再度形成。看看今日的世界就足可以认清这一点了。近几天来，革命使事态和历史变革迅步风行，最丰富的想象力也无法理解，这些事变竟是如此的集中。谁固持偏见或奔走捷径，不承认历史事实，谁就无法适应新形势。共产主义的“革新者”认为可以不必考查近四十年来托洛茨基坚持的反斯大林主义的斗争，他们必将碰得头破血流。
苏联的政治革命、不断革命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各国的胜利、托洛茨基党的发展和攻势、它们同群众精神的溶合，这些正在为彻底的革命共产党人指引道路。
重建革命共产主义（包括群众性的革命共产国际）的最捷径在于立即在一切共产主义流派之间，包括托派，开展公开的辩论。列昂·托洛茨基在1924年列宁去世期间曾发起辩论，这场辩论至今还为托派坚持下来，然而托派并没有放弃发展战斗性的积极的经验和反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斗争，斯大林的倒台与崩溃决不应使任何人对今天在共产主义运动内也开展这种辩论抱有任何幻想。托洛茨基主义的经验构成重建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基础之一。
（译自巴西“工人阵线”1961年11月下半月号） |
苏联的政治革命正在向前发展（巴西“工人阵线”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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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政治革命正在向前发展
巴西“工人阵线”报评论
“革命将打开所有全部秘密档案，平反一切审判，替受辱者恢复名誉，为受害者竖立纪念碑，刽子手将永受咒骂。作为革命的掘墓人和历史上最阴森可怕的形象的斯大林，由于其罪孽深重将消失于舞台”。——摘自列昂·托洛茨基的《斯大林的罪行》一书，1937年墨西哥科约干出版
托洛茨基这些天才的思想竟如此迅速地在全世界得到了证实，以致使官僚主义和改良主义机构、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都吓慌了手脚。对苏共二十二大讨论中应作出的结论沉默寡言。资产阶级报刊一般都避而不谈，只有“圣保罗州报”在一篇社论中指出了攻击斯大林和莫斯科审讯所意味着的真正的危险，因为这可能导致托洛茨基思想在苏联的胜利，从而导致革命向世界扩展。苏联的官僚机构是群众和它可以与之进行谈判周旋的帝国主义之间的缓冲的垫子。
从苏联官僚机构的观点看来，这次代表大会是一次失败。大会召开的目的原是要制定建设共产主义的纲领，然而开了十多天的会，只有三天是用来讨论和通过纲领。实际上，其他全部时间却花在官僚主义分子进行内部争夺和摩擦。
苏联官僚机构所代表的政治中心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和群众面前已经威信扫地，因而，阻止群众革命向前发展的障碍正在趋向消除。官僚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危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主要是由于殖民地革命的影响所致，这种影响表现在苏联群众和要求共产主义运动在殖民地革命中采取更有生气和富于战斗性的政策的阶层，他们都倾向中国人和表示支援古巴及刚果的革命。
另一方面，1956年二十大期间开始的“自由化”和非斯大林化为苏联群众大开门窗，他们生龙活虎地造成了思想与政治开展的真正气氛，并且在这种气氛中讨论了官僚机构今昔所奉行的内外政策，而官僚机构无法用从前的残酷手段加以扼杀。
这样，我们便看到了敖德萨的罢工，关于列弗耶夫杜森科及其诗篇“巴拉比”的争论，电影院里唾弃斯大林的表示，以及最近大学生要求将他的尸体从红场陵墓中移走的运动。这一切形势促使赫鲁晓夫和苏联其他官僚分子在大会上抨击斯大林时代的暴行。
面对国际范围和苏联本身群众情绪的巨大高涨，苏联官僚机构分裂了。赫鲁晓夫企图调和各阶层的立场，藉以维持官僚政权。当他攻击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等人的时候，他没有攻击——甚至不提——在苏共党内怀着同一鬼胎的一个成分复杂的集团。赫鲁晓夫顾及到群众反斯大林情绪，只得对这些官僚分子笼而统之地进行攻击。他对所谓的“反党集团”的攻击是出于一种实验主义和缺乏预见的，即使在这次大会期间，也是由于内部分歧重重所致。将斯大林的遗体迁出陵墓和将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马林科夫开除出苏共本来不在赫鲁晓夫召开这次大会的计划之列。
然而，由非斯大林化所揭开的时期不可能按苏联官僚机构的愿望那样完结了事。我们正处在一个不可遏止的发展过程中，它只能以政治革命的胜利和官僚机构的倒台而告终。
官僚机构的任何阶层那怕是抓住或力图适应一种比较左的政策的阶层，显而易见，都无法长期稳定下来。莫洛托夫反对赫鲁晓夫的纲领，称它是“反革命”，并责难这位第一书记忘记了资本主义各国的革命，显然莫洛托夫体现了苏联群众的情感。莫洛托夫攻击道，列宁从未谈过和平共处，这样使群众不仅会对赫鲁晓夫所发展的和平共处政策的反列宁主义性质作出自己的结论，而且也会从莫洛托夫本人的作用上得出自己的结论，因为他在斯大林时代一直是外交部长，是时这种政策在理论上进行了阐述和论证并且消灭了所有反对这个政策的人。
这个阶层或那个阶层的一切阴谋诡计，或者国家和党的官僚分子新阶层的兴起，都不会有可靠的支柱，因为没有可能使官僚机构脱胎换骨。它是苏维埃社会的赘瘤。在特殊情况下，有人篡夺了理应属于无产阶级的政权，这些人用恐怖消灭了行使群众权力的民主机构，群众本来是要通过这些机构来领导苏维埃国家的生活的。官僚机构疯狂地抵制在苏联重新建立苏维埃制度，匈牙利和波兰1956年发生的情况就是如此。
殖民地的革命对最终摧毁官僚机构起极重要的作用。中国人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态度的重要性就在这里。虽然特别是由于周恩来瞻仰斯大林使中国人在苏联群众中间失去了某些威信，但是无论如何，他们对殖民地群众却代表了对帝国主义的“强硬路线”。
如果说，直到战后维持斯大林主义的磐石般的团结还是可能的话，那么今天对共产主义运动而言，却存在着极度的混乱。南斯拉夫、中国、苏联、波兰和古巴，后者不为共产党所领导，但都代表了达到社会主义的选择模特儿。
然而，在这些模特儿中和在这些工人国家的领导机关中没有任何一个——包括苏联和中国——拥有足够的权威使自己成为整个工人运动的中心。从这里，人们清楚地看到，革命的发展是如何地冲击并摧毁了斯大林主义的基础。
同帝国主义的记者们所企图证明的相反，二十二大既标志着赫鲁晓夫在国际范围里的威信下降，因为共产主义运动已脱离了古老的克里姆林宫中心的控制；也标志着他在苏联国内威信的降低，那儿群众运动的兴起使任何形式的官僚统治成了问题，并冲击着这种统治，尽管这种统治蒙上了父亲般的、改良主义的、“光明磊落”的形式。赫鲁晓夫继续当政是因为他代表了官僚机构对苏联群众实行专政的最后可能形式。他是官僚机构中对国内形势最清楚和最敏感的分子。
不论像莫洛托夫“左派”或福尔采娃这样的非斯大林化最热衷的分子，他们的批评都意味着极迅速地在苏联群众中复活一种致整个官僚机构于死地的政治行动的危险。
赫鲁晓夫无法避免不断发展中的孤立状态，无法避免其集团的缩小和他在日益增长的群众政治生活浪潮面前的虚弱无力。这种浪潮的汹涌而起，它瓦解着整个官僚机构，直至它的最上层。“反党集团”的名单还会增加。
周恩来瞻仰斯大林的遗容和他的发言都代表着这个年青的中国国家领导机构的必需的官僚表示，这个国家继续以一种不断革命的速度抗击苏联人的保守政策，拯救了各国共产党依附于莫斯科官僚中心的“原则”。但是，不论周恩来也好，或者地拉那的斯大林分子集团也好，都无法避免他们自己的引为会变成给斯大林主义带来毁灭的强大打击。
虽然，各国共产党力图冲淡二十二大对苏联官僚机构依附制度打击的严重程度，但是新的局面仍不会不在所有共产党内迅速抬头。斯大林主义在极短时期内的崩溃乃是一个现实的事实。各（共产党）领导机关，如巴西，妄图隐瞒这些事实，避免讨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过去和未来，他们客观上在加剧各国共产党的分裂和危机。
已经是时候了，共产党员应该要求彻底讨论整个党的生活，并在每一个国家里对斯大林时代作出结论。应该将像普列斯特斯这样的僵尸从领导地位中甩走，只是因为斯大林，才有他们的位置的。必须粉碎反托洛茨基的反革命神话，讨论托洛茨基和第四国际为维护布尔什维克——列宁原则对斯大林所进行的不调和斗争的历史作用。
斯大林主义的崩溃和死亡，不会使人们对共产主义在现代革命中的作用发生疑问。但有一点，即真正的共产主义的领导应该到那些过去虽然是少数，但是善于对斯大林时代的监禁与罪行进行反抗的人们中去找，而不是在斯大林的官僚政权的继承人中去找。
（译自巴西“工人阵线”1961年11月上半月号） |
（英国）塞里尔·史密：苏联：下一步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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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下一步是什么呢？
（英国）塞里尔·史密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已透露了世界各国共产党的领导存在着严重的分裂。但是正如在斯大林时代一样，有关政治争论的问题仍然被掩盖着。
赫鲁晓夫在攻击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的时候，指责他们在斯大林政权的罪行中是同谋罪。他小心地不让他们有答辩的机会。因为他们不仅会问起赫鲁晓夫本人当时在干什么，而且还会提出一些赫鲁晓夫力图避免回答的政治问题。
因而对斯大林的攻击是按照真正的斯大林主义的传统进行的。赫鲁晓夫处于与斯大林不同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之下，但是他代表着同样的苏维埃社会的官僚主义奠基者。为了继续执行斯大林的政策而牺牲了斯大林的偶像。
今日的官僚机构必须应付日益壮大的工业劳动阶级关于提高生活水平的要求以及让他们在实现这个目的的方法方面有更多的发言权。领导机构有一派主张采取老办法来阻止这个趋势。另一派则企图用让步和关于共产主义前途的谎言来绕道前进。
内部的斗争是同官僚机构继续未能解决苏联的解决问题有关系的。赫鲁晓夫的六个小时的报告提到将在俄国建立的共产主义社会（只要帝国主义允许它和平地实现）。但是他也表示了俄国人生活水平即使要达到西方的水平还得走很远的路，他还举了特别是在农业方面的许多官僚主义笨拙的例子。
“和平共处”的政策是六十年代的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政策。赫鲁晓夫的氢弹，和斯大林与希特勒缔结盟约一样，是关于同帝国主义进行外交斗争的战略。工人阶级、殖民地革命和各国共产党只不过是在这场权力政治竞赛中被操纵的工具。
对阿尔巴尼亚的公开攻击和对中国的暗中攻击，回避了他们所提出的关于和平共处的问题。莫斯科的领导人力图转移对这些问题的注意，而指责阿尔巴尼亚人和中国人固守旧时的斯大林主义的观点。
斯大林的遗产只是作为他个人的特性提出来。赫鲁晓夫不能够追究这些遗产的政治基础和历史基础。
从列宁的“遗嘱中”小心地摘引的话，是企图用来阻止人们去追究写作这篇文件的环境。列宁在1922年和1923年反对开始发展起来的苏联官僚主义的斗争只是由托洛茨基及其左翼反对派继承下来。
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标志着赫鲁晓夫继续使官僚机构的政策适应现代条件的企图。但是它反映的苏联工人的压力将会继续加强。
关于进一步深入追究斯大林主义的根源和历史的要求将会增长起来。关于清洗的全部真相仍须揭露。所谓“反党集团”的真实政治情况仍然被掩盖下来。
俄国的工人，特别是各个地方的青年人和共产党员，都想要知道1957年中央委员会会议的真实情况。莫洛托夫在他的现在已经闻名而尚未公布的信件中究竟说了些什么？
这次非列宁主义的代表大会将导致一次讨论的新高潮，这个过程只有建立起一个以列宁的原则为基础的党才能完成。
到那个时候，赫鲁晓夫的官僚机构的日子也就指日可数了。
（译自英国托派刊物《新闻通讯》1961年11月4日） |
为受斯大林之害的共产党人建立纪念碑（法文版“第四国际”1961年11月号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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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受斯大林之害的共产党人建立纪念碑
（法文版“第四国际”1961年11月号社论）
“（苏联的政治）革命将要打开所有全部的秘密档案，平反一切审判，替受辱者恢复名誉，为受害者竖立纪念碑，刽子手将永被咒骂。做为革命的掘墓人和历史上最阴森可怕的形象的斯大林由于他的罪孽深重将消失于舞台”，这就是托洛茨基在1937年所说的话，当时正是基洛夫被害引起的莫斯科审判案阴谋达到顶峰的时候。
苏共二十二大决定为受斯大林之害的共产党人竖立纪念碑并决定把斯大林驱逐出红场陵墓，这表明苏联社会中正在成熟的东西。这还不是托洛茨基所宣称的那种政治革命，但它是这种革命的征兆之一，它表明这种革命的动力已开始在这个三十多年来已不再懂得什么是政治生活的国家中有了某种政治上的表现。
我们虽然还未掌握代表大会的全部资料，但已可肯定：这次代表大会表现赫鲁晓夫这几年来所采取的改革措施已经用完，他企图把苏联社会中上升的力量做一次有利于自己的整顿的新尝试。在二十大时，他是在一次秘密的会议上做了关于“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报告，并强调不要把事情泄露出来和家丑不可外扬。但是家丑是太丑了，而家丑又太大了，以至到二十二大时，他不得不把事情公诸于全世界。这个人并非是为原则理由而行事，而是受到环境和自己的某些性格上的特点所触动，使他去进行巨大的赌注。
在苏联，生活水平已有所提高，虽然当前有许多缺点，但物质方面的前景是实际改善的前景。另一方面，专制和恐怖是消失了。但是苏联社会还有其他需求，它从未有过政治制定权，始终还不懂得苏维埃的民主。这就是官僚政权将要在这上面摔跤的一个问题。
几个月前，当赫鲁晓夫的领导机构开始筹备代表大会时，它曾把重点放在纲领草案上，该草案实质上向苏联人说：二十年后你们将生活在幸福之中，只要你们把官僚政权交给我们（关于加强党的那一章特别有这种意思）。但是，在代表大会召开前，领导机构就不得不改变方向了。筹备讨论中提出的许多问题，尤其是通过一些揭发事件（这点我们以后还要谈），我们已看到的那种局势，迫使领导机构不去谈二十年后的幸福了，而去谈其他问题。纲领草案合理地提出了“个人迷信”的问题，但是对斯大林的过去却保持了沉默。在代表大会上，二十年后的事情很少有人谈及，而二十年前的事情却占了大会讨论的统治地位。
为什么会如此呢？不是苏联人不关心未来的远景，而是更被当前的问题所吸引。对他们来说，斯大林的罪行在历史上不会重演了，但仍有急迫的现实意义：要继续前进，就要把使每个家庭都惊受过恐怖的过去清洗干净。再者，官僚主义政权—过去的遗产——即使不再犯过去的罪行，仍继续大大妨碍着苏联社会的呼吸。1938年托洛茨基为苏联所写的行动纲领中就谈到公开重新审查反动官僚机构制造的政治案件。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证明，揭发斯大林罪行是鼓舞苏联社会的头号政治问题。赫鲁晓夫看到了这一政治方向，并为了从中吸取好处，他就重新展开并加以扩大，他五年前进行过的阴谋。赫鲁晓夫在追述开除“反党集团”次日和卡冈诺维奇的电话谈话时，向苏联人民说，我们不会再像斯大林时期那样办事。但是不再犯罪的诺言远未成为一种政策，也不能使那些在国内和国际问题上与赫鲁晓夫有政治分歧的人感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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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赫鲁晓夫的领导不再从肉体上来消灭人，可是它还保留着斯大林时代一整套方法的遗产，特别是这方面的艺术：混淆政治问题，捏造在政治问题上的讨论。
很显然，在苏共党内，在苏共领导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之间都存在有分歧。和赫鲁晓夫领导有意见分歧的人并不都属于同一倾向，他们有着非常不同的观点。此外，除阿尔巴尼亚人以外，很少有人能被称为斯大林主义者。赫鲁晓夫领导机构不但没有让每人用自己的论点说明各自的立场，在讨论中保证使问题得到最大限度的阐明，而它做了什么呢？它采用斯大林所喜欢的把问题混淆一团的方法，把一切反对者和所有的观点混淆一团，使人只能知道一些严加挑选的立场的残余，而且把所有一切都扣上一个共同的称号——一个对赫鲁晓夫最方便的称号：“个人迷信”。在政治讨论方面，官僚主义的黑夜虽然不再像斯大林时期那样浓厚，但是昏暗仍是严重的。可是，政治生活开始在苏联恢复它的权利，磐石般的团结一致和盲从主义已死亡了，从今后没有任何东西能再使它复苏。
对磐石般一致的最严重的打击是中苏领导人之间的分歧的公开化。不是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扰乱赫鲁晓夫昼夜不宁，如果赫鲁晓夫决定公开提出阿领导人的事情，那是他别有所指，更明确地说，是指的中国人。我们记得，去年召开的八十一个工人党和共产党的会议实际并未解决政治上的分歧问题，会议对于不同意见制定了一种协议，商定不要把分歧搬到大庭广众中去，而采取关门讨论的方式。从这以后，虽然分歧意见偶然也出现，但大家仍延守着休战的诺言，除了阿尔巴尼亚人以外。这个党的领导形成一种家族形式，采用着堪称斯大林式的和前巴尔干暴君式的方法，它以一些与中共所维护的立场很少有关的理由来支持中国共产党。赫鲁晓夫在代表大会上对阿尔巴尼亚人的攻击是企图迫使中国人或者保持沉默，或者处于最不利的情况下进行斗争。周恩来避免从政治上维护阿尔巴尼亚人，但他用了相当激烈的词句指责对阿尔巴尼亚人进行的攻击。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不是徒然——受到惊动的官僚主义者是害怕在工人国家和有力的共产党之间进行一场会摆脱官僚领导机构控制的公开讨论。
中苏之间存在的分歧——从1960年发表的文章中表现出来——在代表大会上既未得到阐明，也未进行讨论。除了对霍查集团的攻击引起的事件外，1960年八十一个党会议所缔结的休战虽在形式上没有破裂，但受到严厉的打击，以至要在二十二大之际立即趁热召集一次各国共产党领导会议成为不可能。周恩来向斯大林遗体的献花——这是他可能在莫斯科进行的最后一次拜谒——和中国总理在闭会前就动身回国，都表明分歧的跃进程度。即便这场斗争不至声势浩大地公开进行，也必然首先在各领导机构中加剧，客观条件将供广大的共产党群众都知道已发生的争论，他们都通过对斯大林的新贬黜和所进行的真正揭发而觉醒了。
此外我们还可以指出，人们对莫洛托夫就纲领草案致中央委员会信件进行的指责中，还指责了企图在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混水中摸鱼。
这封信的存在是超过了写信人个人的意义。事实上，从1927年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开除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柯夫斯基和所有左派反对派以及谴责他们只能做为非法形式出现的纲领以来，这是第一次一个事实上构成反对派纲领的文件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寄到了中央委员会。可以肯定，莫洛托夫这样做也并不是为了在列宁主义理论方面拯救自己的灵魂。如果他有这种考虑的话，过去他早就会写信给斯大林提醒他注意列宁从未承认过在“和平共处”名义下掩盖的观点。事实上莫洛托夫这样做是考虑到他的立场可能在党内得到反应。从赫鲁晓夫回答莫洛托夫所占用的篇幅就可看出情况是这样的。
换句话说，在苏联，首先在知识分子界和学生界出现有不同的意见，现在党本身也出现了不同意见。事情的本身并不令人惊奇：由于党是全国唯一的政治组织，在这个党内政治思想已有了某种程度的革新，必然要开始表现出来。因此莫洛托夫的信件以自己的方式反映出这种政治觉醒的方向，也就是说派系斗争的方向。对这类集团进行任何形式上的谴责都不能阻止载入史册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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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掌握代表大会全部的材料，才能为由于分歧而引起的问题做出——即使不太完全——总结。
首先，赫鲁晓夫提出的问题中，自然包括承认在农业方面——在口头上已多次谈到——的困难的问题，但赫鲁晓夫在报告中顺便也指出了有关工业方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工业方面存在的不平衡是那么大以至必须把下一年——计划以外的一年——变成调整的一年。这样一种做法是可以解释的。但奇怪的是，这种做法只是在停止了第六个五年计划，实行七年计划前就已采用上述同样做法之后仅仅五年时间，又采用了这种做法。这说明权力下放的措施远不能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这说明在官僚主义管理的范围内，采取行政医疗措施不可能令人满意地把经济向前推前，迫切需要进行民主管理。
在讨论中，人们提出“结束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在这个问题后面，表现出保守主义倾向和扩大个人权利的倾向，要求使这种权利得到合法的和组织上的保证。
但是，这些问题通过几十年来都未见过的一系列的示威游行而具有了它全部的意义。我们在本刊第13期已经谈到今年夏天敖德萨的罢工，这次罢工不是由于经济要求，而是为了保卫犹太工人同他们在国外的双亲通信的权利。人们也看见了一位叫艾夫图显科的青年诗人攻击至少是受当局容忍的反犹太主义，其次，人们在莫斯科看到第一次爆发的自发性的示威游行。首先上街的是殖民地国家的大学生，他们终于战胜了警察的禁令。然后，苏联大学生也反对军官们企图阻止“和平游行者”表示他们的意见。最后这次重要的示威游行终于于十月初一个富有诗意的日子，在马雅可夫斯基的塑像前爆发了。诗人艾夫图显科在五千人的面前和军官们冲突，他能在那里宣阅了一首诗来反对“那些走狗们，对他们来说，重要的不是苏联政权，而是寿命不长的政权”。反对官僚主义、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精神是在这种把这些诗变成了反对政权的第一批宣言的条件下表现了出了。在莫斯科的大学和各工厂里要求驱逐斯大林尸体的示威似乎也是自发的并强使代表大会作出决议。“古塔德在人道报上写道：建议也许不是人们所期待的”。
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被提出来，在有一点上赫鲁晓夫完全像在二十大时一样只字不提，就是斯大林不仅犯了反苏联共产党人的罪行，而且犯了反其他国家共产党人和反工人运动中其他倾向的党员的罪行：西班牙人、德国人、波兰人和其他国家人。赫鲁晓夫不谈这点是可以理解的：他像斯大林一样，放弃革命斗争，放弃世界革命，只想到苏联的经济建设，而为了达到这点，他会像斯大林一样准备牺牲革命。二者在这一点上唯一的不同，就是当前的环境远不如过去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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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大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如上所述，赫鲁晓夫企图从他的阴谋中获得利益，这一阴谋旨在投身在这一潮流之中：使自己成为这一潮流的首脑，从而加强一种公民投票式的权力，并依靠广大群众来反对一切反对派。这一阴谋可能在落后的，没有政治头脑的群众中获得暂时的、立竿见影的成效，对于这些群众来说，赫鲁晓夫可能被看成是一个敢于驱逐斯大林的人物，但是对于苏联社会中有政治性和先进的阶层——这个阶层的人数并不少——来说，赫鲁晓夫是正在给自己拆台。首先，赫鲁晓夫特别不是一个清白无罪的人，他进入政治局只是在莫斯科案件后和热佐夫（JEZOV）时期结束时才进入的，很显然，特别是由于他在乌克兰的镇压行动才使得他得以身跃高职。此外，用个人迷信来“解释”一切必然使人有这样的渴求：是什么东西使个人迷信建立起来？其次，对真相的揭露不能半途而止，年青的一代要了解全部真相。赫鲁晓夫权威下写出的“历史”。只能是一个暂短的时期。再者，赫鲁晓夫由于他大胆赌徒的心理状态，正冒着反过来打着自己的危险。所以他毫不迟疑说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不会自愿地放弃政权，阿尔巴尼亚群众终于要发表自己的意见。说得多么好听，在苏联不止有一只耳朵要记住这些话。
如果赫鲁晓夫希望在苏联本身获得一些暂时的好处，相反，完全不可避免的是：在其他工人国家和共产党内到处只能看到领导机构、党的基层和追随这些党的群众之间的关系的恶化，因为任何一个领导都不可能同时做出一切贡献。这些领导无法替赫鲁晓夫这些人进行的镇压辩护：说他们是无知的。甚至害怕这样做。他们今天揭露霍查对阿共产党人犯下的罪行、可是为什么过去当斯大林处决列宁时代的党的领袖时，他们也欢呼该死呢？今天成千上万的被他们的领导引入歧途的忠诚的共产党员有什么样的处境呢？他们今天应该向自己的工作同志们交代过去为斯大林搜集礼品的事，以及其他更重要的事情。那些被他们的领导灌输对自己的阶级同志具有优越感的共产党人从来没像现在这样感到处境困窘。他们不能不要求向这些领导算账。无须预言即将展开的危机的新阶段的形式和速度，毫无疑问，领导机构要阻挡这一危机是十分困难的。
因为危机将触及各国共产党人。而且危机是从最大的混乱中开始的。面对着共产主义世界互相对峙的各种洪流（苏联的、中国的、南斯拉夫的以及第四国际的），经过多少年来的虚假的思想一致之后，有多少人将提出问题：真理究竟何在？
我们要向共产党战士们说，不要等待着人们会把真理带来，必须以更大的努力才能寻找到它。
必须要求了解过去全部不加修饰的真相。因为它关系到整个的工人运动，而它不是一件“家庭事务”。必须要求成立一个包括第四国际在内的，能代表工人运动中的各有资格的组织和派别的国际调查委员会。
关于未来的真理，必须强制进行一次公开的、国际性的讨论来寻求它，就一切主要的问题、在所有要求共产主义根本原则的各种别派的参与下展开这场讨论。
十月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曾在三十多年的时间中被斯大林主义所统治着。事件表明：正如我们的运动不断在理论上所阐明地那样，这只是历史上一段暂时的畸形状态，不是历史的持久产物。共产主义运动已开始医治这个几乎由于它而致命的肿瘤。医好这个病要求所有共产党人参加，他们必须从这依靠这个令人惊恐的经验所丰富了的理论和政治教益中吸取全部的教训，以确保共产主义的全部革新。
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克服目前的混乱。这样他们才将能通过重建共产主义运动初期所具有的，像群众性的第四国际那种形式的光荣的共产国际，来实现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的、真正的团结。如果说在莫斯科为纪念为斯大林扼杀的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党国际而树立纪念碑是正当的，那么最美的纪念碑将是为斯大林主义时代的受害者树立的纪念碑，正是这个共产国际，将把对他们的纪念融化到争取世界共产主义事业的斗争中去。
（1961年11月4日“第四国际”） |
英国“社会主义劳工联盟”全国委员会给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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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社会主义劳工联盟”全国委员会
给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信
先生：
作为已故的托洛茨基的政治拥护者，社会主义劳工联盟盟员们对于赫鲁晓夫10月27日的发言有着极大的兴趣。赫鲁晓夫先生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到了1934年基洛夫被暗杀事件。
他说：“还需要作不少努力才能真正弄清他的死亡是谁的罪过。我们越深入地研究有关基洛夫死亡的材料，产生的问题就越多。”
1936年8月，当时流亡国外的托洛茨基和他的儿子西道夫，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布尔什维克党前领导人一道被控阴谋暗杀了基洛夫。被告们在被拘留时‘供认了’一切罪状，并在审讯之后立即被处决。
赫鲁晓夫还说明了当时是如何从无辜的人们的嘴中逼出供词来的。1936年审讯以后，就发动了一个特别是反对托洛茨基的诽谤运动。他被控与包括希特勒在内的苏联的敌人共谋推翻工人国家。
现在这些卑鄙的指责已在全世界面前证明是毫无根据的，我们要求公布关于几次审判的全部真相，以及关于托洛茨基和他的拥护者在建设苏维埃国家中所起的作用，应当澄清这些人的革命历史。
托洛茨基和西道夫两人在亡命国外的时候被暗杀了。正如托洛茨基的寡妇已经提出要求的，必须调查这些暗杀案的始末以及斯大林在已经揭露的组织这些暗杀案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要求立即恢复她的苏联公民权。
在1954年审判法西斯战争罪犯期间，英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曾经要求持有希特勒政府档案的纽伦堡法庭，调查这些档案，看有没有关于希特勒和托洛茨基之间的所谓的‘阴谋’的任何暗示。没有进行这种调查。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报告提到要公开关于这些审判的真相。六年以后的现在我们还在等待着它的公布。
一直到被暗杀的日子为止，托洛茨基尽管在政治上不同意斯大林的政策，他始终坚决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把他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政治活动的真相公诸于世是国际工人阶级的责任。
社会主义劳工联盟作为一个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组织，继承着托洛茨基的斗争，并主张无条件地保卫苏联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战争准备。我们认为根据我们提出的要求进行调查，将会在国际工人阶级的眼光中大大加强苏联的地位。
我们相信你会把这些建议转达给你的政府，并请你尽快地让我们知道他们的意见。
社会主义劳工联盟全国委员会代表格·希利（全国书记）
（译自英国托派刊物《新闻通讯》1961年11月11日） |
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致苏共二十二大及新的中央委员会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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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
致苏共二十二大及新的中央委员会的信
同志们：
十月革命的领导人，与列宁一起创立了苏维埃国家的人、红军的创始人列昂·托洛茨基在1937年说了这些话反对斯大林：
“莫斯科的清洗和可怕的审讯的主使人将饱尝羞辱，苏联人民将为受斯大林陷害者树立起纪念碑。”
今天这一预言实现了。在你们的代表大会上，你们党的第一书记作了诺言将树立这个纪念碑。他开始扯下继秘密警察筹划的暗杀基洛夫事件后犯下的那些耸人听闻的罪行的帷幕。
但是斯大林及其合作者们罪行的受害者不仅仅是成千成万忠实于工人阶级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无名战士。他们之中，还有在党的历史上有着最光辉的名字，列宁最忠实的同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皮达可夫，拉柯夫斯基，克里斯坦斯基，斯米尓加，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托姆斯基，拉狄克等同志，特别是列昂·托洛茨基同志。就是他们的名字应该用金字刻在为斯大林的受害者树立的纪念碑上。应该首先恢复名誉的，就是他们。
这些苏联与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被罪恶地杀害了。不止于此，他们还受到无耻的诽谤。世界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曾卑劣地重复和支持这种诽谤并且把它说成是名正言顺的。共产主义的道德要求全部的，严肃的公开重新审查这些案件与控诉。这不是一件只关系到苏联共产党人的事，而是一件关系到全世界共产党人和劳动者的事。
我们要求成立一个国际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你们党的代表和国际工人和革命运动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代表、意大利共产党的代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代表、日本工会总评议会的代表、英国联工大会的代表、意大利社会党的代表、智利工人统一工会的代表、古巴和阿尔及利亚革命的代表、国际工人运动一切大的派系的代表，其中包括托洛茨基派。第四国际书记处要求这个委员会听取它作为见证人和作为唯一从一开始就了解和揭发所有这些罪行的共产主义派系而要讲的话。第四国际书记处曾不倦地为了维护和恢复你们在二十五年以后的今天要为之建立纪念碑的这些受害者的名誉进行了斗争。
我们要求把在苏联和其他地方对国际工人运动的战士们所犯下的全部罪行真相大白于世并且不放过任何一个同谋行为。我们和娜塔利亚·托洛茨基同志一起要求弄清暗杀列昂·托洛茨基事件的真相并公开揭发与制裁主使和从事这一罪行的人。
同志们：
超过二十大并且较之更为深入的二十二大会上的异乎寻常的揭发并没有结束“清除可耻的过去”的阶段。而是又一次开始了一个把有关共产主义纲领、社会主义革命和国际革命的全部关键性问题重新提出来讨论的时期。
你们公开揭露了斯大林时代的全部恐怖行为。但是，你们在对那一时期作解释时依旧归罪于所谓的个人迷信。二十大后，这种解释没有使任何人感到满意，而在最近的揭发之后，这种解释更加不能令人满意了。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如此广泛的现象不能用别的，只能用社会因素来解释。当赫鲁晓夫宣称斯大林为了保证官僚阶级的特权（这一阶级是当苏联的无产阶级在敌对的资本主义世界中陷于孤立时强加在他们身上的）而篡夺了权力并把国家和经济的控制集中在自己手里时，使用了托洛茨基曾经用过的字眼：“篡夺者”。
托洛茨基主义者多年来曾一直提出这种看法。他们揭发了由此产生的工人国家的官僚主义蜕化现象，但仍继续主张无条件地保卫苏联使它不受帝国主义的侵犯，虽然人们对他们犯下了种种罪行。并不是所有的共产党人都同意这种解释的。可是大家都感到必须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二十二大的揭发有力地推动了这种讨论，无论如何它将会开展起来。
为了本着国际工人运动的利益，在政治上进行一次澄清，必须在各国共产党内自由地展开讨论，首先就在苏共党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所有派别：中国共产党，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四国际都必须参加这种讨论。这一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理论问题的讨论必须公开进行，就像列宁时代的讨论一样。那个不应公开进行这些讨论的原则是完全违反布尔什维克的实践与原则的。
在讨论中，必须让人们了解受斯大林之害的那些共产党人的纲领和他们编写的书籍与文章，首先就是托洛茨基、左翼反对派和布哈林的文章，我们要求在苏联出版这些文章。
我们的组织要求把这种讨论扩大到共产主义运动当前正在辩论的所有重大问题上去，特别是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两党之间讨论的问题。当前的这种沉默只能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有好处它使各种流言蜚语和捏造的新闻渗透到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相反地，对于这些分歧进行公开坦率的讨论将会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之间的必要的团结。
今天，世界共产主义事业已成为战无不胜的了。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但是，只有当这个事业的旗帜洗尽了血迹和泥污，只有当篡夺权力的官僚阶级被赶走，只有当苏联的民主完全得到恢复，只有当无产者在民主选出的苏维埃中管理国家和经济，只有当共产主义的旗帜重新成为国际的旗帜，成为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旗帜时，这个事业才将取得胜利。
我们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运动胜利地捍卫了并且使其免遭不幸的列宁的不朽遗产万岁！
共产主义万岁！
第四国际书记处
（译自意大利托派刊物《红旗报》1961年11月号） |
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斯大林主义的最后危机——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的声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
斯大林主义的最后危机——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的声明——
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和其他官僚政治领袖们被迫依然又回到“个人迷信”的题目及其后果上面去了。大会的决议和讨论把赫鲁晓夫在1956年所秘密揭露的东西公开出来了。从1956年以来，全世界的斯大林主义的领袖们一直把这个“秘密演讲”以及，更重要的，它的政治内容置之不理，企图这样来欺骗历史。他们所关心的只是把1956年后发生的政治问题压制下去，并继续执行斯大林主义的政策。赫鲁晓夫坚持将关于“迷信”的真相揭发出来，这将以甚至更大的紧张程度重新引起公开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于1956—57年所遭受的危机。所有那些争辩说“这类其实不应该谈”或说“困难时期”已经过去的人，将被千百万下层共产党员所摈斥。
×××
从代表大会的报告看来，虽然有巨大的压力从下面而来，要求对斯大林主义的过去加以清算。列宁格勒的党委书记皮里顿诺夫提出对死硬的斯大林主义者进行纪律处分，以及关于把斯大林遗体迁出列宁陵墓的决议。纺织工业的一位代表叙述了当清洗时期卡冈诺维奇到她那个地区去时的恐怖情形，描写出党的无数领导干部失踪的情况，并说她和她的同志们仍然把那时期看为“黑色的旋风”。另一位代表谈到1935—37年镇压时马林科夫同叶佐夫在一起的工作。
×××
苏联和全世界的共产党将提出下列的问题，并要求一个答复，这是丝毫没有疑问的了：“在那些年头里赫鲁晓夫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赫鲁晓夫不是用了同样的传统来镇压匈牙利革命吗？”“能够把对过去的处理就这样交给赫鲁晓夫和他的合作者吗？”
从事实说来，现在各国共产党应当讨论过去由左翼反对派和托洛茨基提出的，以及后来由第四国际提出的一切政治问题。赫鲁晓夫被迫开始的这个过程，是不可能以任何其他方式来完成的。目前克里姆林宫集团有什么权利配称为国际工人阶级的领导？他们是被挑选的以及在斗争和牺牲中经过锻炼的领导人吗？他们的政治路线和他们的革命决心有经过一个世代以上活生生的运动所考验吗？相反地，在过去三十年的政治斗争中，他们所能够为自己辩护的话是：“我们生存下来了。”
在苏联反对斯大林统治的真正反对派，已经被一种苦刑磨折和肉体消灭的制度所清算了，这种制度完全被一种弄得很完善的法庭谋杀的程序所掩盖着。现在的领导人是由于在这些镇压事件中保持缄默和积极合作而获得他们的地位的。一个新的领导将只能在正确的政治战略上产生，而首要的是答复“二十二大”的“泄露”所提出的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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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934年基洛夫被刺事件，赫鲁晓夫说：“我们越深入地研究有关基洛夫被害的材料，产生的问题就越多。”沿着他在苏共“二十大”上的演说的路线，他接着答应进行一次充分的调查。我们就不明白为什么调查一直没有完成，因为妨碍这个调查的“反党集团”已经在四年前被打败了。
即使根据能够得到的材料，赫鲁晓夫说明这一次被利用来实行以托洛茨基为主要被告的巨大清洗审判的行刺事件，是在斯大林的秘密警察积极合作之下进行的。各个共产党的每一个党员马上产生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个煽动性的谋杀行动？”现在需要完全揭露斯大林需要这样一个行动的政治原因，这一个行动是为清算反对派首先是托洛茨基的追随者所首先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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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的代表们举出一个又一个的例子，说明了清洗事件的可怕的程度，以及整个革命世代被破坏的情况。赫鲁晓夫不能够说出造成这样的政治原因，他也不能够完成对基洛夫事件的调查，因为如果这样，就会立刻说明了在历史上，他在那个官僚反革命集团中处于怎样的地位，这个集团只有在三十年代摧毁了反对派，才能维持它的统治。
托洛茨基派对革命历史和共产国际的态度，已经为官僚政治本身目前的危机所充分辩明。尽管斯大林主义官僚坚持苏联的现代建设工作，但是代表大会的巨大关心的事情是追究布尔什维克运动历史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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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揭开了基洛夫问题，也就解开了托洛茨基主义的问题，不管他怎么想把这个进程遏制。所有对斯大林的罪行作“历史的辩护”的一切论调都已破产了。赫鲁晓夫为了确定历史事实而提出的口实将不能使苏联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工人们和青年们感到满意。
赫鲁晓夫说，真相之所以需要弄清，是为了使事件不致重演。但是在苏共“二十大”之后就发生了匈牙利事件。为未来作准备的唯一方法是了解在俄国的工人政权和党变质的政治原因。在这个分析当中，赫鲁晓夫的“和平竞赛”的战略，将被公开揭露为“在一个国家内实现社会主义”这个官僚主义思想的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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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兹洛夫对讨论的回答表明，对党的章程提出的修正案曾经要求恢复1921年以前民主的党内制度。在那一年实施的对派系的禁止，是由于内战引起的破坏情况的一个特殊的反响，而绝不是被看为党的生活的一个永久的特点。
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的“反党集团”在代表大会上受到谴责，而没有传阅过他们的任何政策文件，而且这种谴责是在官僚机构把事情处理后进行的。当共产党员新的一代一旦开始了解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真正传统时，他们将不能容忍这样一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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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在俄国建立一个参加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布尔什维克党，它领导着苏联工人阶级恢复苏维埃民主制度，并在反帝斗争中恢复它同国际工人阶级的关系上的一个适当位置。只有彻底击败赫鲁晓夫和他的党羽，才能够为此准备好道路。
必须对过去进行一次政治清算。赫鲁晓夫和他的官僚政治不能实行这一点，只有在反对官僚政治的斗争中，不断地反对它的机会主义作法，才能把这实现。
赫鲁晓夫的目的在于说服俄国人民，工业化的好处和从警察制度下“解放”出来，将给他们一个“共产主义”的未来，而这是脱离国际工人阶级的。
第四国际必须拥护苏联工人阶级举起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以反对赫鲁晓夫的派系。像“反党集团”一样，这一派系事实上不能够解决由斯大林主义的过去时代所提出的问题。
在确定斯大林主义历史的真相时，还必须弄清楚有关国际共产党人的命运的事实：把德国共产党人雷姆梅勒和纽曼交给希特勒，把匈牙利领袖库恩·贝拉处决，以及在1938年把波兰党全部领导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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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铁托要求恢复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被处决的二百名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名誉。这个要求从来没有被接受。但是这将引起关于在斯大林控制下的共产国际在欧洲和中国背叛革命，关于斯大林主义在西班牙的血腥统治，以及关于战后向“西方民主”投降的整个问题。这又一次说明了，“只有对过去作一次彻底的分析，才能准备好对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进行革新。
国际委员会完全支持已故的列昂·托洛茨基的寡妇娜塔利亚·赛多瓦·托洛茨基的要求，即立刻进行一次关于她的丈夫被审判和被谋杀事件的公开调查。我们要求立即恢复她的苏联公民权利。
×××
赫鲁晓夫想用斯大林主义的办法来处理斯大林遗留下来的东西。他说他是用“思想上”的方法来处理“反党集团”。事实上在党内没有进行过任何讨论。当反对是来自“左派”的时候，如在匈牙利，他所用的方法就不是“思想上”的了。
赫鲁晓夫在代表大会结束时请求代表们不要制造新的“个人迷信”，这是同领导方面的实际情况直接冲突的，事实上赫鲁晓夫是免受批评的，而他是唯一可以指挥对别人提出批评的人。
这个危机只有在受托洛茨基和第四国际思想领导的力量自觉的政治行动下才能获得解决。赫鲁晓夫的“揭露”是由下面来的巨大压力的反响，这种巨大压力要求恢复苏维埃民主以符合苏联工人阶级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需要，以回到真正的国际主义上去。
×××
列宁格勒党委书记在代表大会上说，历史问题现在正在“以更大的坚持性”提出来了。这一进程必须贯彻下去，同时将遭到赫鲁晓夫和其他官僚的抵抗。下层共产党员已经有好几十年仅仅受到机会主义方法的教育，现在很需要领导。
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反对一切关于国际运动改革过程是无可避免的和自动到来的理论。它需要在每个国家，当然包括苏联，建立第四国际的支部。这将为从政治上推翻苏联的官僚机构准备道路。官僚机构对下层的巨大反对运动的绝望反抗，使我们对推翻官僚主义的力量具有充分信心。
×××
在每一个国家内，我们将同所有争取真正了解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及为其复兴而努力的共产党员一起工作。在各个地方我们将要求彻底调查对托洛茨基及其他一切反动派分子的审判和暗杀事件。托洛茨基本人于1935年就基洛夫事件所作的判决书，在今天仍然是正确的。
“唯一的出路是布尔什维克党的革新。这一问题只能在国际范围内解决。为了使俄国的工人拒绝“在一国实现社会主义”的鸦片，并一同转向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世界无产阶级先锋队必须团结在列宁主义的党的旗帜下。除了比过去更加不妥协地进行反修正主义的斗争外，还必须进行反对斯大林主义官僚政治对国际工人阶级运动的瘫痪和败坏作用的斗争。没有为第四国际而斗争，对苏联的保卫是不可想象的。”
1961年11月5日
（译自英国《新闻通讯》1961年11月18日） |
（美国）威廉·瓦尔德：从列宁到赫鲁晓夫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相关专题：乔治·诺瓦克
从列宁到赫鲁晓夫
FromLenintoKhrushchev（美国）威廉·瓦尔德WilliamF.Warde（即GeorgeNovack）
提交给即将召开的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的纲领草案，显示了克里姆林宫中的人们所受到的社会压力
一份新的纲领已经发表，将提交10月份召开的苏联共产党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它将代替1919年3月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列宁的纲领。可以用这两个文件作为标尺来衡量苏联四十二年来物质上的巨大进展和政治上同样巨大的衰退。
赫鲁晓夫五万字的纲领草案比列宁的长得多。列宁写的纲领大部分只谈国内任务，因为在同一个月第三国际成立时所通过的文件已经谈了涉及面更广的问题。
现在这个文件包括了国内和世界问题。但是尽管它的范围很广，这个苏联的世界影响达到高峰时提出的新党纲，在实质内容上却不像列宁的党纲那样是国际主义的文件。（列宁纲领是在年青的苏维埃共和国为了生存而同反革命和外国干涉进行斗争的时期写的。）
虽然如此，这文件仍然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里程碑。它代替列宁的党纲成为苏维埃集团中居于统治地位的国家的最高权力组织的指针。它总结了斯大林的继承人在这个独裁者逝世以后迅速变化的八年中。经验主义地得出的关于国内和世界事务的观点。
今天的苏联寡头政治的代表人物比斯大林拥有更多的经济威力、军事力量和外交威信。这些有利条件给他们更多的保证、灵活性和在国内外问题上玩弄阴谋的可能。但是，当苏联领袖们的力量随着帝国主义的削弱而得到增长的同时，他们也被苏联的群众、东欧卫星国、中国和蓬勃的殖民地革命浪潮逼得更厉害了。这份修改了的党纲反映了苏联领导人迫于条件的变化而不得不对他们的立场进行的各种调整。（它另外还反映了一些别的东西。）
这份冗长的党纲草案试图为相互矛盾的目的服务。它直接向苏联人民中因为成就而感到的骄傲呼吁，恳求他们为他们所希望的更多的自由和较好的生活再耐心多等一会儿。它所强调的不是轻松和享受，而是必须为此目的进行劳动——更艰苦、效率更高的劳动。
新党纲提出许多论据来为这个统治集团的持续存在进行辩解。它几乎不加掩饰地在某些关键性的世界政治问题上同北京所持的不同意见进行论战。它企图争取到“中立”国家，用的办法是：向殖民地人民表示苏联是他们最可靠的物质援助的源泉，同时向亚洲、非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资产阶级保证克里姆林宫不仅将支持他们反对帝国主义，而且将支持他们反对本国的叛乱群众。
和苏联生活中的许许多多事物一样，这个政治文件也是极端矛盾的。它对资本主义的腐朽性的揭露和对苏联自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所取得的震撼世界的成就的追述是令人信服的，它对社会主义目标的重申和对社会、经济、教育、科学等方面的进展的回顾也是令人鼓舞的。成堆的事实和论据证明，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尽管迄今为止仍有它的局限性和受到曲解，已经不可改变地把人类提高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峰，展开了无限的前景。
草案中提出的各项指标是同苏联所取得的动人进展及其计划经济的潜力联系在一起的，这就使得它们更加显得是行得通的。这个以苏联日益增长的威力为依靠的、同时又被草案发表一星期后“东方二号”宇宙飞行员季托夫的飞行生动化了的新党纲，应当能对殖民地世界的群众和领袖人物，甚至对西方国家的进步工人，产生深刻的影响。
“纽约邮报”的编辑部们曾竭力警告华盛顿的高级人物说，不能用投票同意肯尼迪扩大军事预算、削减用于教育、社会服务和经济发展的拨款的办法来对付这个“共产党宣言”提出的挑战。
新党纲作为最强大的工人国家的成就和目标的表现，在性质上比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家们所有的声明都站得更高。但是，人们对这个领头的共产党的政治宪章的要求，却不仅是要它比旧秩序的思想堡垒表现得优越。
这个修改了的纲领把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科学方法和无产阶级原则往前推进了多远呢？它有没有满足苏联人民的要求和愿望呢？它有没有正确表达争取社会主义的世界斗争的利益呢？它能给与美国社会主义先锋队以多大的帮助呢？
在所有这些方面这个文件都有着重大缺点，并且会把人引入歧途。
赫鲁晓夫对于新纲领同马克思列宁主义传统的关系作了两句考语。他明确地说，新纲领是列宁纲领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和忠实的继续，他还告诉我们说，苏联已经全面完成列宁的纲领。他说新纲领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发展的一个重大贡献”。赫鲁晓夫含蓄地说，新纲领放弃了斯大林的政策和实践。
赫鲁晓夫的这两句考语都是没有根据的。尽管赫鲁晓夫的纲领向列宁的肖像致敬，但它却在社会主义理论和阶级斗争等最主要问题上脱离了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它尽管不提斯大林但它却重申和正式承认了斯大林主义在这上面同布尔什维克主义决裂的主要论点。事实上，赫鲁晓夫在冒充列宁的继承人这一点也是学了斯大林的样。
斯大林不见了
这个文件除了提到没有姓名、也未加解释的个人崇拜以外，没有提到赫鲁晓夫的前任。斯大林已变成一个“非人”。这种厚着脸皮不肯忠实地研究斯大林时代二十五年历史的做法表明，纲领作者们同科学社会主义的精神和方法是多么格格不入。
如果说机会主义政治家没有这种义务的话，历史唯物主义者却有义务睁开眼睛研究历史，批判地分析历史的过程，并且充分尊重事实。这个纲领草案没有这样做。它用一块幕布遮住了苏联的发展，也不考虑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讲话，就像他从来没讲过这篇讲话。①
①这篇讲话的内容虽曾传给共产党员，但一直没有在苏联报纸上发表。与此最有切身关系的苏联人民对于斯大林罪行的这一次历史性暴露却知道得最少。参加二十二大的诚实的代表们也许会感到这种压制手段并不符合纲领草案中的下面这一段话：“党认为现阶段思想工作中主要的是：培养全体劳动人民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原注。
最近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历史”也表明，如此勇敢的赫鲁晓夫和他的同事们竟不敢正视1917—1953年间苏联的真实历史。对于他们来说，忠实地叙述历史所将引起的问题，将多于这样做可能解决的。这些统治者，由于他们否认自己是一个具有特殊利益的特殊集团，因而也就无法解释他们自己的出身和历史，据他们的说法，在他们国内只有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而没有蝗虫一样的官僚。
官僚政府的不同派别对斯大林的遗产（如强迫集体化、反对左右倾反对派的斗争、莫斯科审判、清党、斯大林恐怖和对他的崇拜等等）显然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见，因而他们不是老老实实向苏联人民进行解释，而是什么也不说，希望让时间来磨灭这些令人难堪的回忆。这种想掩盖还令人感到痛苦的过去的蹩脚而又不成功的努力，同伪造和装饰苏联今天的实际情况的做法混在一起，这就进一步破坏了社会主义的第一条戒律：“说真话，不管它在当时是多么难听”。
我们对这个内容广泛而又矛盾百出的文件的讨论必须限制在国民经济问题、苏维埃民主的状况、国家作用、苏联社会的性质和苏联国内发展的前景等基本问题上。
纲领详细公布了党在经济发展方面的任务。甚至苏维埃制度的了解情况的敌人也承认，苏联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成就，特别在科学、技术和重工业方面的成就，是巨大的和惊人的。美国空军的“兰德公司”的研究表明，俄国国民生产总值在过去十年内增加了一倍，还说这样的增长速度可以无限期地维持下去。
不平衡的发展
从东德到中国，所有共产党国家的领袖在订计划的时候都热衷于提出高的要求和异想天开的目标（然后又不得不对计划作重大的更改）。赫鲁晓夫也不例外。但是即使纲领内许多夸大了的目标远远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实现，二十年代以来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的坚固基础将保证在今后二十年内获得显著的发展。
在谈到这种发展所需要的步骤时，党纲没有接触到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令人苦恼的不平衡问题，而这种不平衡是阻碍苏联经济发展的。现在重工业远远地走在轻工业和农业的前头。
“兰德公司”的另一个报告说，今天每一个苏联公民平均享有比1928年多一倍以上的货物和福利，生活“水平比1950年差不多高了三分之二”。尽管有这种显著的令人欢迎的改善，人民仍感到消费品和食品的匮乏。
几乎每一种主要物品的供应都跟不上需要。买什么东西，从干鱼到面包，都得花很多时间到国营商店门口去排长队。大多数城市家庭的主要食品依旧是茶、菜汤和黑面包。肉、奶、蛋品和其他农产品又少又贵。
幸运的人能买到洗衣机、冰箱、吸尘器、电视机，甚至汽车。但是大多数家庭用具的数量都非常有限，甚至党员们也得进行登记。大多数人居住的地方不足，渴望能得到一套小小的公寓住宅。苏联的工资收入者虽然在房租、公用事业和医疗保健上花的钱不多，但工资很低，而且在各类工人中间都有工资收入悬殊的现象。
纲领中的一些说法，从反面证实了这种低标准生活条件的普遍存在。纲领说，今后二十年将在生产消费资料方面取得巨大成绩。面包和房租也将同医疗、教育和休假疗养一样免费。这些东西不仅将充分供应，而且将分配得更加合理。
苏联群众以前也听到过同样的诺言。但是现在他们感到，能够把宇宙飞行员送上太空并使他们回来的制度也应该能够更好地照顾人民最迫切的物质需要。群众的要求不仅对纲领草案产生影响，而且使得它成为一把两边有刃的刀子，这是因为：如果纲领的起草人能足够迅速充分地交货，那么纲领草案引起的巨大的期望也能不利于他们自己。
自从1953年斯大林逝世以来，他的继承者一直在同由于优先发展重工业而引起的困难进行苦斗。搞规划的官员们经常反反复复，一回儿宣布要把大部分国家投资投在轻工业，一回儿又要一切服从基本工业的要求。关于基本投资的先后这个中心问题文件并没有解决，这表明上层人物在这个问题上有分歧和踌躇不决。
但是苏联群众，特别是工人，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明明白白的。他们只要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愿望，就要求更多的消费品，要求少强调重工业。
例如，赫鲁晓夫在1959年12月宣布，苏联的黄油产量按人口平均计算已经超过美国。而今年春天，缺乏油脂的敖德萨的码头工人举行罢工，抗议把黄油运往古巴。他们高喊：“要古巴，不要黄油”。这口号表示他们愿意同遭到美帝禁运的革命的古巴团结一致，也表示他们要求政府多行动少宣传。这一事件比纲领里的夸口更好地说出了苏联社会内部的冲突和它的经济实况。
尽管赫鲁晓夫宣布今年收成良好，并采取了许多扩大和改进耕作的措施，农业依然是苏联经济中最弱最难发展的部门。农村之所以比较停滞不前和发展不够是有许多原因的。其中一个不是最次要的原因是经济结构中的严重不平衡所产生的影响。忽视轻工业，就不能为农民提供充足的商品以维持和刺激他们的生产，结果城市工人就不能从农村得到足够的农产品。
如果说，估计苏联的某些基本工业部门能够接近甚至超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是现实的，那末同消费者接近的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速度将会慢得多，问题会困难得多。
其他一切都取决于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工农业的产量的提高。纲领里面有许多规定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点，如：工业的进一步合理化、机械化和自动化，权力下放和其他行政管理措施。许多措施已经经过试验，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但是计划中的生产现代化和生产技术的改进无疑地将大大提高工业生产效率。更加充裕的消费品和工资率的更加趋于平均也将有助于此。
生产力和工人民主
1919年的列宁纲领规定，提高生产能力和发挥工人潜力的主要方法是让工人民主管理工厂。就是说要减少厂长的专横权力，减少党的官僚主义造成的浪费和管理不善。工人选出的代表要监督和检查计划和生产过程的各个阶段。
切·格瓦拉①在5月1日发表的关于经济计划的演说中，对古巴去年生产计划中的缺点作了下面的解释：“我们没有到群众中去。我们的计划是在实验室里作出来的。我们估计了已经安装的工厂的生产能力，估计了它们的生产量，这样就成了我们的工作计划。今天我们看得很清楚了，群众没有参加制订这个计划，而没有群众参加的计划永远有遭到失败的危险。”
①古巴工业部长—译者注
古巴的革命者一开始他们的国家计划，就注意到群众的自觉参加和全面管理是不可缺少的，这同苏联官员们的态度不同。一个靠上面几个人的万能和一贯正确性办事的政权是不可能采取这条解决生产问题的道路的。
没有参加管理政府的工人，怎能指望让他们管理计划或生产呢？他们甚至连抗议计划不周所造成的后果的罢工权利也没有。工业中缺乏民主，这是苏联经济发展的主要阻力。同这一点结合在一起的，是国家产品分配上的极大的不公平现象。
纲领保证要消除最显著的不公正现象。但是，只要物资缺乏的情况继续存在，执掌最高权力的人们就不可能放弃积累和享受生活中的好东西的优先权利和特殊地位。靠牺牲群众过“甜蜜生活”，这种情况在苏联存在，虽然同意大利比较起来，它的形式不同，基础不同，……但是它存在着。
这些坏事的存在——而且是长期的存在——首先是由于生产不足和缺乏民主。当然，纲领草案是这样宣布的：“苏维埃社会的全部生活是建筑在广泛的民主的基础上的。……并且保障实际实现这些权利。苏维埃社会保证了真正的个人自由”。
这些是好听的话。但除了最轻信的人以外，谁会把它们看成是苏联生活的真实描写呢？
1919年的纲领宣称：“剥夺政治权利和限制自由只是作为对付剥削者想要维持或恢复他们的特权的任何企图的暂时性措施才是必要的。随着人剥削人的客观可能性的消失，这些暂时措施的必要性也将逐渐消失，党也将竭力减少这些措施。”
现在，四十二年后，赫鲁晓夫对我们说，一切剥削都已消灭了，社会主义建立了。那么，列宁的无产阶级民主纲领是否已经实现了呢？还远远没有。斯大林时代的恐怖揭露出来了。今天的苏联公民不必担心突然被捕，根据假证据被控受审，在集中营服长期徒刑的苦役。
但是现在工人甚至没有那些他们在1917年争得的、而且直到出现斯大林主义以前一直行使的那些权利和自由。民主已经在苏维埃政府和党内消失。干部不必对他们的行动负责。全体劳动人民都没有被吸收参加国家管理。法官不是由工人选举产生。“统治的干部”替人民支配一切，决定一切。
新纲领吹嘘说，苏联人民有言论、出版和结社的充分自由，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实际情况怎样呢？苏联公民被禁止阅读未经许可的出版物，收听外国广播，拥有国外出版的书刊。他们不能在国内自由旅行，未经官方许可不能离开苏联。不鼓励或不允许发表反对意见。公开发表反对意见要受严厉处罚。政府工作人员和党的检查官员严格监督文化艺术，以免散布太“危险的思想”。
赫鲁晓夫吹牛
苏联总理8月17日在他的关于柏林危机的讲演中说：“现在已经能以充分的信心的说，全体苏联人民一致同意我们党的纲领草案。”这种夸口的说法表明伴随着这个纲领的诞生的是多么强迫的一致，多么微少的民主呵。同赫鲁晓夫的说法相反，很可能不仅在群众中间，而且在上层人物中间都有反对纲领的人，虽然不能公开听到他们的声音。
这个文件保留了党的磐石般的团结、这一教条以及对官僚主义国家的崇拜，这就使得纲领的民主外衣更显得是一派胡言。如果真的有赫鲁晓夫所说的那种利益完全协调和观点绝对一致，那么党又何必不仅在现在而且在今后共产主义阶段都一定要保持它的政治垄断并完全控制公共生活的各个领域呢？一个团结无间的制度不需要有永久性的总管，共产党也不会为此害怕它忠诚的党员进行有组织活动，以致于绝对禁止“派别活动”的任何表现。
如果它们的政策或统治没有遭到广泛的反对，那末，新斯大林主义者由于他们意见的正确性，观点的说服性和工作中的威望就很容易维持它们的领导地位了。纲领重申一党极权的重要性，并坚持政府高压政治，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肯定存在着需要加以制止的社会和政治冲突。
“无阶级”的国家
这些考虑也适用于纲领草案所谈到的关于苏维埃国家的作用问题。列宁教导说，随着生产力的成倍增长，给每个人提供丰裕的产品，阶级对抗的消灭，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民主将要扩大，国家的强制性和官僚主义方面将大大减少。
赫鲁晓夫却断言所有这些美好的条件都已经实现了。这个完全和睦的社会的政府是那么民主，它已不再具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性质。它是一个“全民的国家”。
如果是这样，苏维埃国家的统治者们又为什么今年要恢复斯大林在1947年废除了的经济罪犯死刑法呢？已经有几个人在这项法律下被处死。而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死刑已经取消了。很清楚，必定有一种不可抗拒的经济力量在逼使公民们犯侵犯国家财产的罪，也必定有一些强有力的原因使得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头子们采取如此野蛮的报复手段。
最近赫鲁晓夫自己泄露了关于党的上层人物大规模盗用公款舞弊和欺诈的秘密。这个社会金字塔的各个阶层都有盗窃国家财产的事情发生。乌克兰去年粮食收成的一半不知去向！这些反社会主义行为，这些“资产阶级思想”残余有它们的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它们的原因就是连续不断的贫困、困难和不平等，就是官僚主义分子的不受管束的统治，以及群众的对他们无法驾驭。
新纲领提出了要进行各种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以及克服这些弊病，为通过秘密投票选举、罢免、撤回和更换中央一级的各种政治委员会。但是纲领同样也清楚地表明，目前的总司令无意交出任何重要的地位，权力或特权。
这个文件宣传，“社会主义已在苏联取得完全的和最后的胜利。”在斯大林和他的继承者以前的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社会主义并不是局限于一国的制度，它是一个包括人类大多数和它的最发达部分的国际制度。社会主义要获得真正的经济实质，它必需不仅把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和采取计划经济，它还必需提供比最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更高的生活水平。
赫鲁晓夫本人承认，今天的苏联（更不用说苏联集团的其他国家了），并不能很好地满足人民的物质需要。纲领仅仅许诺在今后二十年内，苏联的生活水平将迅速提高，接近然后超过西方国家的生活水平——如果世界和平得以确保，军备竞赛得以放松的话。
这样的一种穷人的“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对比起来看）在用语上就存在矛盾。这仅仅是在纲领中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苏联实际情况之间的许多矛盾中的一个。现在苏联经济在科学、技术和重工业方面正在迅速赶上资本主义国家，而供应消费者的大多数部门却比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得少和差。苏联还有着极端官僚化的统治，苏联公民得不到基本的权利。因此今天的苏联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缔造者和继承者所设计的、工人们所期望的那种社会主义秩序还远得很。
比较正确和老实的态度是承认这些缺点，把苏维埃社会看作是一个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工人阶级的国家，但由于经济上生产不足，政治上有特权统治，国际上工人阶级未能在帝国主义的各个堡垒中取得政权而阻碍了自己的发展。
但是苏联领导人需要用捏造的神话来打扮自己的政权，支撑自己的统治，给他们的追随者注射不能实现的希望。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特别要曲解苏维埃社会性质的许多原因之一。马克思主义在他们的手里丧失了它的科学性，变成了替他们的代价高昂的统治进行辩解的工具。
纲领草案为苏联提出了一个极其简单的、止痛镇静的发展计划。他们告诉我们说，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之间有着牢不可破的团结，各族人民也牢固地融合在一起。不存在产生严重的社会对立或政治分歧的基础。随着苏联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前进，它的经济、科学、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发展也将加速起来。一切还存在的不平等现象和过去遗留下来的落后状况都将一扫而光。
只要国家的领导权完全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这一切就可以保证实现。仁慈的官僚们将带领群众走向光明的共产主义未来。
苏联人民由于考虑到斯大林逝世以来国际紧张局势有了缓和，人民生活状况有了改善，又考虑到自己工作的成就和潜力，因此很可能会相信纲领中所作的诺言，看一看这个政权到底能不能把它们兑现。
赫鲁晓夫又给苏联人民开了一张巨额支票。苏联人民一定会坚决要求它兑付越来越多的款项。随着苏联政府的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兑现，魅力将会消失，不满情绪将会增长。
激起了人民的希望，而又不能使其实现；改良主义政权的诺言和让步为群众的独立行动和政治形势和政治结构的根本变革准备条件。不论在近代历史或苏联历史上，这种情况并不是第一次出现。1953—56年在东欧发生的正是这样的情况。
苏联人民经过斯大林极权主义的恐怖统治以后，现在正在试验斯大林的较“开明”继承者所实行的政策。现在无法预测，多长时间以后他们才能了解赫鲁晓夫统治的内在局限性。但是对这个斯大林主义的支架发生土崩瓦解的时期的体验，尤其是对它的厌烦，将不是成为官僚统治的的巩固及其永久存在的主要条件之一，而是将成为官僚统治的破坏和它的最后被无产阶级民主所代替的主要条件之一。我们坚信，苏联人民迟早会赶走这些官僚而完全由他们自己来管家。
列宁的国际主义
列宁时代的布尔什维克并没有把社会主义前进道路上的一个至高无上的永久的地位指定给哪一个国家（包括他们所建立的苏维埃共和国在内）或者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讨厌这种民族的傲慢情绪的。列宁认为，俄国革命者在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这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过程中的领导作用是暂时的。他把苏维埃政权的命运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联结在一起。
目前苏联寡头政治的头子们的一言一行，都表现得好像谁曾经封给他们一种永久的统治权，不仅是苏联范围内的、而且是全世界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永久统治权，尽管他们否认这一点。他们掌握的权力把他们陶醉得昏昏沉沉，摇摇晃晃，以为自己掌握了永远保持最高权力的一切必要手段。
赫鲁晓夫在柏林危机问题上提到“我们为我们的威严得到承认而斗争”，这句话暴露了他代表的那个阶级的沙文主义观点。党纲草案也充满了这种“民族威严”的精神。斯大林还只是宣布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不管这个世界的其他地方的条件和情况如何，而他的门徒们却进一步夸口要在同一个祖国内创立共产主义。
纲领说：“在社会主义阵营，或者换句话说，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里，谁也没有而且不能有任何特殊权利和优越地位。”然而纲领的作者却为他们自己的政权保留了作为第一个实现社会主义和进入共产主义的特殊权利，让运气欠佳的人类的其他部分跟在后面。
这个前景不仅对苏联人民来说是虚幻的；它对苏维埃集团的其他国家来说也是极端反动和反社会主义的。当苏联正在向共产主义前进的时候，从阿尔巴尼亚到中国的其他反资本主义的国家将会怎么样呢？难道它们会心甘情愿地落在——而且是远远地落在苏联老大哥的后面么？
苏联有两亿人口，而中国有七亿人口，其中大多数人完全靠配给生活。当苏联向丰衣足食的共产主义跃进的时候，难道叫中国人在他们非常低下的经济水平上向前爬行？中国为了建设重工业，需要愈来愈多的设备。莫斯科怎样才能满足这些要求呢，要是它按照计划必须把大量年度预算分配给轻工业和农业的话。
在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大家庭”里，富国和穷国的共处充满着民族对立，正像资本主义国家的富人和穷人之间充满着阶级冲突一样。这是中苏关系幕后摩擦的主要根源之一。（只是没有说出来罢了。）
信不信由你，纲领草案总共只用了十六个字谈中国和中国革命——十五年来最重大的事件。但是由“一国建成共产主义”的前景所引起的困难和不和靠遮遮掩掩是解决不了的。北京没有掩盖它对纲领草案的不满，它对于这日益加深而且必然会深刻化的分歧，无疑地将会有更多的话要说。
***
如果说苏联和它的集团的发展计划并不像纲领草案所描绘的那么简单和美好，那么世界事态的前景也不那么简单和美好。这里我们只能谈谈两个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战争危险与争取和平的斗争问题和争取工人政权的斗争战略问题。
（苏联）共产党总书记说，他对制造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的估计和列宁的估计不同。列宁教导说，战争和剥削一样，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去不掉的特点。他不止一次而是多次地写道：“只要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存在，我们就不能在和平中生活。”扑灭战争和取得世界和平的唯一办法是由革命的工人阶级消灭帝国主义的主要堡垒。
新纲领根据赫鲁晓夫在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革新（这次代表大会把斯大林的修正主义做法变成正式的理论），抛弃了列宁的帝国主义概念和与此适应的革命的阶级斗争政策。
纲领草案正确地把战争危险的主要责任归诸帝国主义。集体化的、有计划的苏联经济和垄断投机商人的制度不同，它不能从军事合同中取得好处，也不为了保护或增加私人企业利益而培育国外战争。只要和平共处这个口号揭露帝国主义国家的好战性，突出苏联外交的和平目的，这个口号就不仅符合事实，而且对宣传目的也有用处。
但是，克里姆林宫的仆从们在和平共处的幌子下所采取的政策却有它另外的意义。它现在所包含的意义不仅是维持不同社会和政治制度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这一点当然没有人反对），而且是维持利益对抗的阶级之间的现有关系。如果共产党执行这个政策，那么它在阻碍劳动群众为了自身的要求和政权而进行的斗争方面所起的作用，要远远超过它在制止战争贩子方面能起的作用。
莫斯科和华盛顿举行各级谈判，争取达成有助于保持和平和维护工人国家利益的协议，那是适当的。但是，如果为了追求这个目的而把有钱人的代表人物描绘成和平战士，像在“戴维营精神”达到高峰时描绘艾森豪威尔那样，那就会把人引入歧途，招致祸害。
纲领草案没有把和平共处这个公式拿到生活中去考验。赫鲁晓夫的理由和结论还没有把白宫、五角大楼或美国国会争取过来。肯尼迪依旧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支持蒋介石，并继续第七舰队的封锁。他和中央情报局继续阴谋反对古巴。可是新纲领却根本没有提到古巴，也没有把古巴列入社会主义国家。
为什么对最容易遭受帝国主义攻击的古巴和中国采取这种令人费解的不关心态度呢？是不是因为这两个工人国家的立场推翻了和平共处这个假设，暴露了赫鲁晓夫路线的荒谬呢？即使北京和哈瓦那愿意相信华盛顿的和平意图，肯尼迪政府的敌对态度也会很快把这种幻想驱走的。事实上，就是在这一点上资本家也并不完全同意莫斯科。
这种新的启示的论据是，能够做到迫使资本主义国家实行裁军，能够做到使它们的战争能力成为无效，但不是通过工人夺取政权的办法，而是通过以苏联和它的盟国的压倒优势为中心的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因此，即使资本主义军国主义继续存在，而且有五十倍以上足以毁灭人类的氢弹，战争还是可以避免的。
列宁支持资本主义国家中要求裁减和停止军备的反军国主义群众斗争。但是他总是不忘记指出，只要垄断资本家和军国主义者还控制着经济和政府，他们就能够很快地重新武装起来。不从经济上剥夺资本家统治者，并在政治上取而代之，单纯军事上的裁军是不会行之有效的。
但是赫鲁晓夫却暗示说，只要达成全面裁军，就能保证世界和平。他还进一步辩解说，苏联的军事优势和核武器的高度破坏力使得谁想发动战争或进攻任何社会主义国家成为不可能，不可想象，除非他是疯人。
纲领婉转地表示，到现在为止能够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是由于苏联的威力和它的和平共处政策。事实上，中国和其他殖民地革命在世界力量对比中所引起的改变，对于帝国主义战争制造者所起的约束作用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因素。但是，这个事实证明正确的是列宁的对帝国主义国家推行不可调和的斗争的路线，而不是斯大林调和路线。
为了防止战争威胁，纲领把很大的希望寄托在不发达国家的“中立主义的”资产阶级领袖和西方国家中的“爱好和平的”资本家身上。纲领从本质上把资本家划分为互相对立的两类：贩卖战争的资本家和爱好和平的资本家。这个文件宣称：“支持和平共处的原则也符合那一部分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理解到热核战争也不会饶恕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的。”
纲领没有说明应该把肯尼迪放在哪一类人中间——和平共处的支持者，还是战争狂热分子。这种对大大激怒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美国军国主义政府首脑作用的故意的含糊态度，泄露了莫斯科和平政策的反列宁主义的基础。赫鲁晓夫正在扩大斯大林所采取的同资本主义国家保持“集体安全”、同进步的爱好和平的资产阶级合作建立“人民阵线”的政策，而这种政策在三十年代把工人们引上了歧途，却又未能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列宁的纲领不是把争取和平、社会主义和保卫一切革命成果的斗争仅仅寄托在苏联的资源身上，而是把它寄托在无产阶级革命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尤其是扩展到西欧和北美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心堡垒中去。一切问题的解决有赖于阶级斗争的发展，有赖于一个又一个国家中的工人阶级先后夺得政权。
赫鲁晓夫的纲领却提出一条不同的路线。不断扩大的经济成就将取得如此巨大的优势，它们将不仅解决一切国内的根本问题，而且将挫败地球其他部分的一切反对者。“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压倒优势、威信和压力将能争得和平，迫使帝国主义者进行裁军，并挫败他们重新征服世界的阴谋。此外，通过加强工人的力量和士气，苏维埃集团的进步将创造把政权比较容易地过渡到反垄断力量联合执政的条件，甚至可以保证某些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地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文件中有许多关于需要进行斗争的话，目的是想用一些骗人的字眼来调和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和互相对立的观点。民族主义分子和国际主义者，主张阶级妥协的人和主张阶级斗争的人，斯大林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都能从文件中找到肯定自己立场的段落。因此，就在关于一部分有和平倾向的资产阶级这一段话前面，纲领告诉我们说，和平共处这个概念“是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提供更加有利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进行斗争的可能性”。这就是说，和平共处路线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既推进工人的阶级斗争，又符合他们的爱好和平的阶级敌人的利益！谁能在这种故意制造的混乱中分清是非？
事实上，斗争的号召只是一种装饰，实际上它是从属于企图同进步的、爱好和平的资产阶级达成某种合作和妥协这条主要路线的。真的，如果苏联的“社会主义”成就真能保证和平，又能做其他许许多多的事的话，那么资本主义统治下的工人们尽快摆脱他们的压迫者和剥削者的那种生死攸关的要求又怎么说呢？
新斯大林主义的路线的要旨就是：社会主义力量甚至能够战胜帝国主义中心的一切反对者，不是通过内部阶级力量的榜样，而是通过苏联的榜样这个外部力量。进化与渐进主义高于独立的阶级斗争和革命的群众行动。这种希望（它曾经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和改良社会主义者的思想观点），变成了莫斯科国际政策战略的基石。
问题在于，工人的阶级敌人同样也很好地从工人国家的进步中学到东西。当苏联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前进，并破坏帝国主义的力量和威信时，帝国主义者会继续退却，站着不动吗？他们会慷慨地放弃他们的统治和特权，还是会进行殊死的斗争来保卫它们呢？古巴提供了一个新的例子，说明帝国主义者是多么的不可妥协。
对严肃的社会主义者来说，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最有利的发展上是愚蠢的，更坏的是跟在莫斯科的背后，并把它作为实际政策的轴心。工人们现在需要少一些人开镇定他们，多一些人来激励他们，激发他们同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搏斗，鼓舞他们用自己自觉的行动去结束这个制度。
赫鲁晓夫对华盛顿的决策者说：做一个现实主义者吧，承认世界力量的新对比，在柏林问题上达成协议吧。但是帝国主义者是不会让步的，首先因为他们害怕今后的变化产生对他们不利的后果。他们不会眼看着自己的权力不断遭到浸蚀而不采取激烈的反措施。
那么，既然这个世界正被殖民地革命和各种各样反对旧秩序的群众运动所震撼，而大企业主又顽固地不让他们达到目的，资本主义力量和社会主义力量之间和它们的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又怎能在这个世界上维持几十年呢？这个文件赤裸裸地提出了这个世界政治中的根本问题，当然没有给它回答。
正当柏林局势日趋紧张的时候，把和平共处提出来当作争取和平的万灵丹看来是不适时的，甚至是不适当的。让我们假定这个危机像苏维埃集团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其他危机一样都克服了，但是当华盛顿、伦敦、波恩和东京依然被控制在军国主义分子和垄断资本家手里的时候，什么东西能够保证永远避免最后摊牌呢？
文件没有提出什么可靠的保证；它提出了各种条件以留下后路。但是问题的焦点正在于这些条件中最重要的一条——拥有权力的资本家对于战争的约束——的有效性。只要克里姆林宫的首脑们不能为帝国主义阵营中倾向和平的分子的胜利写包票（甚至就算他们写了包票），那么，他们所提出的把人类命运完全寄托于此的建议，至少也是有问题的。
纲领提出的预防战争的药是建立在一种还有待考验的、基础不稳的假说上面的。它假定没有任何情况能驱使帝国主义者进行核战争，因为核战争是违背他们本身利益的。只有疯子才会走这条路。然而，甚至今天，华盛顿还有人叫喊着要在柏林问题上冒战争的危险。没落的阶级为了防止自己的灭亡，最容易采取丧失理智的行动。
实际上，和平共处政策所依靠的，并不是苏联的压倒优势，当然也不是工人夺取政权，而还不如说是资本家们对抗战争对自己会造成的后果的害怕。即使反对他们的社会主义者不逼他们，清醒的考虑也会使他们相信和平要比原子屠杀好。他们就会乐于退却。失败、被剥夺，而不去发动核毁灭的战争。
这个立场把争取和平斗争的基础从一个阶级力量转移到它的反面。列宁认为，战争的推动力是帝国主义所固有的，帝国主义制度遭受的威胁愈大，战争危险就不是减少而是增加。肯尼迪总统在他最近的讲演中说，这个国家的政策最终是以军事力量为基础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加紧军备竞赛的做法和它在柏林问题上的态度证明，纲领认为已经过时而加以抛弃的列宁观点是正确的。
赫鲁晓夫的纲领磨损了阶级斗争的锋芒，有利于阶级合作。正如纲领要苏联工人充分信任斯大林的开明的改造了的继承者一样，它也劝告西方国家工人押下全部赌注去改变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性质和路线。工人们不要靠自己独立的阶级组织和阶级行动去达到自己的目的，保卫自己的福利，而是应该设法去同资产阶级统治者中最通情达理的部分进行联合。
这对美国的社会主义者意味着什么呢？从美国共产党总书记葛斯·霍尔在7月16日“工人周报”上发表的政策声明中可以得到回答，“形势要求把主要打击方向针对战争贩子和法西斯势力，这些人正在迫使肯尼迪政府进一步向后转。同时，必须坚决反对和尖锐批评肯尼迪的每一个有利于右派的政策和行动。应该对政府不断施加压力，使其政策朝着和平共处和保卫民主的方向转变。”
这就是新斯大林纲领在居于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具体运用。不是把肯尼迪看作垄断资本家和军国主义分子的政治领袖，而是把他看作反动派和法西斯分子的牺牲品和攻击对象。今天进步力量的主要任务不是去进行斗争和揭露他作为帝国主义政策的主要执行者的作用，而是去施加足够的压力使他的政府走上民主进步的轨道。霍尔对我们说，前任是赛兰克林·罗斯福，即史密斯法的签署人，我们都知道，他是在和平和民主中完成他的总统任期的。
这就是今天美国政治生活中共产党的和平共处路线的真实意义。作为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的信徒，我们反对这种机会主义。它已使美国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因为接受这一路线而蒙受了许多损失，甚至赫鲁晓夫的显赫的威信也已经蒙受了损失。
（译自美国《国际社会主义评论》1961年秋季号INTERNATIONALSOCIALISTREVIEWVolume22Number4(WholeNo.157),Fall1961） |
（英国）汤姆·甘普：斯大林的阴魂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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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阴魂尚在
（英国）汤姆·甘普
自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来，赫鲁晓夫在党内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必须经过斗争来强使别人接受他的意见。中国党和阿尔巴尼亚党的态度表明他不能拥有斯大林那样的权威。而他不得不对“反党集团”再一次进行鞭挞，证明甚至在俄国党的上层领导中间还继续存在着批评的意见。
斯大林有一个时期有好几年没有召开代表大会。对于赫鲁晓夫来说，代表大会是代替斯大林的“打、打、再打”的做法的必要统治工具。
赫鲁晓夫采取口头的鞭挞，而受鞭挞的人却不在场或默不作声。强调的是二十大的政策亦即赫鲁晓夫的政策的胜利。为了使到会的五千名官僚机构的成员留下好印象和巩固他们对他个人统治的忠诚，会上表现意见一致。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举行真正讨论的必要，因为没有什么可讨论的。官僚们按照通常的仪式集会，发表了按小时计算的、没有人答辩的冗长演说。他们必须对赫的智慧和权威表示好感，他们作为同谋者参加了会议，在匆匆发言之后，就要回去贯彻这个早就作了决定并为到会者所熟悉的总路线。
不能期望这样的集会会有什么新鲜或独出心裁的东西；会议的召开不是要提出什么创议而只是去举手赞成。党的下层组织没有参加会议的征象，更不用说群众了。至于发表的演说，是令人讨厌的陈词滥调和诺言的混杂物；他们的假想是同俄国生活的现实格格不入的。没有存在“无产阶级的民主”而谈论未来的“全民的民主”，那不过是一句空话。
然而有重要意义的是，赫已不得不作出不仅是关于住房和鞋子的诺言，而且还有“民主”。好几百万俄国工人阶级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和欲望，它决不是单单用面包可以满足得了的。
物质供应也没有像诺言所保证的那么快。关于农业成就的大话已由于承认肉类产品的缺乏而落空了。企业下放并未能防止着手进行的工程超过经济的负担能力，由于商店缺乏某些商品的供应，已使赫鲁晓夫本人承认这是“对我们的工作的严重批评”，计划经济已表明它能够迅速发展和取得技术上的成就，但是管理不当、贪污舞弊和自私自利却妨碍了潜力的充分发挥。
如果不是因为害怕政权内部会有人表示异议，对“反党集团”的恶毒攻击就会成为不可理解的了。赫鲁晓夫知道，恢复斯大林主义将会被认为是不可容忍的。
然而他自己仍然处于进退两难之中。把资金转向核武装、火箭和潜水艇方面证明他继续受到资本主义世界的压力。“和平共处”的政策（为了减轻这方面的负担这是必要的，从而使经济有周旋的余地，特别是可以对人民作出物质上的让步）没有收到多大成果。它所带来的思想意识上的歪曲和政治上的牺牲已引起国内的批评，同时也引起中国党的领导人的批评，他们更加大大意识到它对于殖民地革命已经产生或可能产生的影响，他们自身的稳定有赖于殖民地革命的扩展。赫鲁晓夫希望同世界资本主义取得妥协以维护他们代表的阶层在国内的地位，只有取得这样一种妥协才有可能走向“共产主义”。中国人把这个政策看做是背离了斯大林主义是不对的，因为它是直接继承了斯大林的政策。
代表大会提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的新的证据，这种分裂不是原则的问题（虽然也提到原则），而是两个官僚主义领导机构在哪一种政策能够更好地维持他们的统治的问题上发生分歧。尽管主张相反，双方的理论和方法都是来自斯大林主义的机会主义学校；而发生这种情况的世界形势，部分地是由于三十年来实行斯大林主义政策的结果，这个政策应当对国际工人阶级运动不断遭到失败负责。
（译自英国托派刊物《新闻通讯》1961年10月28日） |
[意大利]阿弗华多·科斯塔卡罗斯·罗西：赫鲁晓夫纲领草案中的国家与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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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纲领草案中的国家与共产主义
[意大利]阿弗华多·科斯塔卡罗斯·罗西
去年11月“八十一国党”通过的那个决议的第二章在一开头说：“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苏联正在胜利地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社会”。九个月后诞生了新的理论文件。应当仔细地研究这个文件，对文件的所有继承下来的特点进行分析，以便回答提出的这一问题：它是继承谁的衣钵呢？
“向共产主义过渡意味着尽量发展个人的自由和苏联公民的权利。社会主义向劳动者提供了并保障了最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共产主义将给劳动者带来新的、巨大的权利和可能性。”
党提出的任务是：“保证严格遵守社会主义法制，根除一切破坏法律秩序的现象”。（见苏共党纲草案第二部分第三章第一节）
应当指出的第一点是，“新的权利”并没有改变这一事实：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权利存在并将继续存在。这里这个权利很清楚是直接指平等权利而言，即资产阶级法权，根据这个权利，所有的人在法律面前都平等，这就是说，大家都是用一个标准和一个尺度来衡量的。特别是不可能对这一段有什么别的解释，因为从形式上看，除了“平等权利”而外，剩下的就是“不平等权利”了，由于这个问题在理论上是那么重要，我们认为说是文件起草人忘记了提它，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如果是不平等权利，简而又简地用权利这个名称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不能够再用马克思的说法：“以原则为依据”的权利来谈问题了。
因此，平等权利是和一切权利一样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假设在法律面前是有形式上的平等的，但在社会上则实际上是不平等的，就是说是分化成阶级的。这正是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期间的现象。因为在这个时期，像马克思所说的，衡量“生产者”的共同尺度是劳动，所根据的法则是：“每个生产者都得到完全符合他付出的那部分”。亦即按劳取酬，在这个时期，所有的人都是工人，但由于“个人的能力不同”，就是说由于先天条件不同，分化仍然存在。显然，可以下结论说，只要有权利存在，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平等，即共产主义。
应当指出的第二点是直接从上面一点引申出来的，就是要说明，“权利”有多少，“强制”也就有多少。就是说从外部把一个法则，如刚才所谈到的“按劳取酬”，强加于每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劳动是以强度和时间这些客观标准来衡量的，而不是按照每个人的特点来衡量。在把一个法则强加于人的行动中就有政权这个原则，在政权为了行使它的职能就需要一个相应的机器，即国家，因为“没有一个可以强制人们遵守法律的机器，权利就等于零”（列宁）（直译——译注）。这就是说，从权利追溯到国家。对于苏共的理论家们来说，共产主义、“生产者的自治”和国家在一个历史社会范畴中并不是相互排斥，而是彼此补充的。
此外，在这点上我们就接近了纲领草案的全部论据，特别是如果我们研究一下国家和党在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中以及很可能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所应起的作用。基本观念是：国家和党应当——并且已经十分地——以阶级工具和组织转变成建设共产主义的苏联全体人民的工具和组织了。党和国家的任务正是领导这一建设，起组织（经济规划、行政管理等等）和教育群众以及保卫苏联不受敌人侵犯的作用。由于篇幅有限，我们姑且不去一一指出今天这个纲领的论点和不久以前曾在苏共党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占主要地位的那些论点之间的明显的关系。当我们在纲领草案本文中看到，在苏联，“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出现”的国家如何“转变成一个全民国家”，并且将这样“一直存在下去直到共产主义取得彻底胜利”时，我们就不能不用马克思的话指出，如果想实现国家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的那个变化，肯定说“即使无数次地把人民和国家这两个字眼平列在一起，也是不能促使人们解决问题的，连一丁点也解决不了”（重点是我们加的）。可以从这点上看到共产党理论家在进行论证时所惯用的解说方式的特点，纲领草案在好几段中都正式地宣称国家消亡了，而实际上，从文件全文来看，文件的基本内容是否认国家消亡的；换句话说，他们修正了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却又表面上声称他们的论点是同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有血缘关系的。
除了指出他们的解说方式以外，还至少应当就文件关于国家和党的论点提出下列三点基本意见：1、在最近二十年或更长时间内（未明文规定相反的东西），赋予国家和党的领导苏维埃社会的职能不可能意味别的，而是进一步规定（从理论上说，这是使之成为永恒的）官僚主义的磐石一致是工人社会的基本结构；苏联理论家们把官僚和共产主义这两个对立的名词结合在一起的作法，一方面不能不使那怕是最粗心的读者看出：他们的全部论点的依据是恩惠主义（群众觉悟的逐渐成熟和从上面加强领导是两件不可调和的事情），另一方面，他们不能不修正（这次是明目张胆地修正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采用虚假的“建设共产主义”观念，它是和历史发展与辩证法背道而驰的（请注意关于共产主义创造之父党的那个奇怪的托马斯主义二元论）。2、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历史意义丧失了，这首先是因为通过新的“全民政党”的提法，人们就在法律上明文规定党完全是个国家组织了（因此前面的意见是正确的），其次是因为人们完全把党应当先是有别于群众然后是和群众结合在一起这个关系本末倒置了。文件认为，随着社会向共产主义转变，党的（脱离群众）的作用是相应增加了，（据说因为任务更加复杂），而正确的作法是：这种过程应当意味着党的职能逐渐消失，而化为每个“生产者”的个人职能（即党应当逐渐和生产者结为一体）。3、提出了仅在苏联有可能建立共产主义，尽管说得不那么清楚；不仅在研究了整个文件之后可以看出这点（例如，使国际局势的缓和和西欧各国共产党的政策屈从于苏联的国内问题），而且特别是他们对国家本身的概念上可以看出这点。这种对国家概念认为，国家的任务之一，而且是首要的任务，就是要组织对可能的外部敌人的防御，即便在国内已经“建立了一个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后也应如此。这种说法显然不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依据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根据经验来看，共产主义只有作为被统治的各民族大家“一下子”或者同时发生的行动才有可能实现”（直译，中文原文与此有出入，见“马恩全集”三卷39页最后两行译注）
在结束这些简短的意见时，我们再回到开头的说法上去，可以说，苏共这种新的理论创造，尽管表面上涂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油彩、其实是继承老一套挖马克思主义脚的工作。即苏联的领导阶级又一次打算无批判地为它的过去和为它当前的政策辩白，企图为苏维埃社会的未来铺平道路。没有任何自我批评。他们采用的方式是以两个基本点为依据的：一方面是以一套正统的词藻，为针对偶然的机会而经验主义地采取的那些具体的统治决议进行事后的理论上的辩解；另一方面是经验主义地认为苏联当前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及其领导阶级在未来也存在，因此也就是把它们看成永恒的经验主义，把唯心主义于是结合在一起了。
（译自意大利托派刊物“红旗报”1961年10月号） |
（法国）尔·梅尔兰：苏共纲领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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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纲领草案
（法国）尔·梅尔兰
根据提交给二十二大的纲领草案现在的一代人将在共产主义下生活。已荒谬地变成共产国际的苏联共产党为准备资本主义各大国和不发达国家的劳动人民所制定的目标（前者的目标大致是“恢复与革新民主”；后者是建立“民族民主国家”）与最近莫斯科会议使用的说法比较起来是微小得多了。
不单是谈到苏联或各“社会主义国家”首先这种措辞上的不相称引起了读者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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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护赫鲁晓夫战略的好心人（在这方面，各国共产党的政策丝毫无异于斯大林的观点。）将会说：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奋斗目标的局限性是由客观形势造成的。这是所有共产党的领导人惯用的论据。
可是人们怎能相信这些人呢？他们造成了西班牙革命的失败、他们破坏了法国、意大利和希腊在1945年夺取政权的斗争、他们也曾反对过——幸好未成功——中国、南斯拉夫、古巴、和阿尔及利亚这几国革命的发展。
事实上仅举法国为例来说，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挡把劳动人民发动起来团结在走向社会主义的纲领的周围。我们在五月号“劳动者真理”中就指出过：法国共产党的政策不仅是乌托邦的，而且是机会主义的。因为这一政策没有考虑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度危机的必然性。关于这个问题苏共文件的内容是适应这样的理论：通过扩大民主的办法，以和平和议会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一理论在1945年曾取得那么大的成就。
关于资本主义不太发达的国家问题，我们已经指出过：苏联人于1960年在莫斯科曾对中国人作了若干让步。这些让步到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还保持着。可以再次指出：文件谈到民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并提醒人们注意这一点。但是，文件对各国共产党一点也未谈到经常便利它们采用古巴式的发展。然而在世界上还存在着像印度尼西亚、拉丁美洲、阿尔及利亚等许多地区，在这些地方要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从今后已列入事实之中，因而，不管客观形势如何，路线仍然是无原则地与民族资产阶级进行联盟和根据历史阶段进行革命。
显然，我们不会天真地期望苏联共产党领导会接受不断革命论。但是，像往常一样，草案也带给革命战士一些蕴藉。草案中可以读到这样的段落：“以从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为主要内容的现时代，是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斗争的时代，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崩溃、殖民主义体系消灭的时代，是越来越多的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代”。
这段话只是一种托词：它与另一段话是互相矛盾的：
“各国人民应当集中力量来及时地制止帝国主义者，使他们不可能动用杀人武器。主要的是防止热核战争，不使它爆发。而这是现在一代人能够做到的。”
从而，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被推给了下一代，换言之，被推到遥远的将来。
苏联人的温和态度并不是出自任何人道主义。苏联共产党领导人表现的这种机会主义使不止一个不发达国家的共产党进退维谷。因为苏共领导人害怕革命的发展会给苏联的官僚主义制度招致更加严重的困难。
官僚机构把它所喜欢的任何理论都让别人看作是列宁主义，都冠之以著名的“和平共处”的政治名词。这种理论除去要求不同社会制度国家达成合法的、令人满意的协议外，不幸还必然导致维持在国际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力量的现状。
因此，与前几届代表大会相比，特别是与八十一国党声明相比，在斯大林主义影响下的国际工人运动的战略和策略在纲领草案中丝毫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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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批判一下纲领中谈到与苏联有关的段落。这是一个提出在二十年内实现的计划，分作两个互相衔接阶段：
十年以后，苏联将在（甚至是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量上超过美国。苏联将是世界上工作日最短（每周30—36小时，随后还要缩短）报酬最高的国家。
二十年间，苏联的工业产量将增加五倍。电气化将全部完成。至1970年苏联电力的年产量将达一万亿度；至1980年将达三万亿度。相当于法国的46倍。
二十年后，苏联钢铁产量每年达二亿五千万吨。（美国于1960年产钢九千万吨，法国：一千七百三十万吨）
各种消费品的生产也将迅速增长。
十年以后工业运输和农业将全部机械化。
二十年内，大规模实现自动化。
农产品的产量在十年内将增加一倍半，而在二十年内就要增加两倍半。
工人的实际收入在十年内要增加一倍，农民的实际收入要在二十年内增加三倍。
在1980年前，住宅、城市、交通、午餐、取暖、煤气将实行免费供应。
这些都是非常美好的，谁能不为之而高兴呢？
人们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是：这些目标是否可能实现。时间是相对的短了一些。而计划经济虽经受到官僚主义的破坏依然有着实在的惊人的潜力。托洛茨基主义者是第一个预见到苏联将在物质和文化上的迅速发展。然而，这个文件的乐观主义似乎也太过分一些。根据这个文件第二个十年（1970—1980）过程中生产增长速度要比第一个十年要快得多。然而人们已经看到最近时期增长率正在缓慢下来。众所周知苏联领导人曾经多次不得不以更小的目标来重新调整计划。
我们不想强词夺理，我们预见的计划在总的方面很可能都将实现。
文章的编辑者们想把综合这些成就，提到理论概括的高度：
“在最近十年（1961—1970年）里，苏联在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时，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量方面将超过最强大最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劳动者的物质福利和文化技术水平将大大提高；人人都将在物质上得到充足的保证；所有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都将变成生产效率高、收入高的经济单位；苏联人对设备完善的住宅的需求将基本上得到满足；繁重的体力劳动将消失；苏联将成为工作日最短的国家”。
“在第二个十年里（1971年—1980年）将建立起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以保证全体居民得到丰裕的物质的和文化的财富；苏维埃社会将紧紧地接近于实现按需分配的原则，将逐步过渡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这样，苏联将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完全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将在下一个时期完成”。
在这十分重要的一段文字里，共产主义一词被混用。很有必要在再重新看一下下列著作中的经典定义：卡尔·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以及布哈林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著的“共产主义ABC”等。
根据这些作者的定义：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应该有一段称为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改造的历史阶段。无产阶级专政社会的低级阶段是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才是名符其实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在生产上以全部生产资料的国有化为特征。在分配上，扣除更新机器和社会基金等款项以后，每个无产者可以从社会得到与其“个人的劳动数量”完全相等的报酬。
尽管马克思承认价值规律有一定的作用，却没有研究过在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社会主义）会有货币、商品和市场的存在。
人们可以立即知道，苏联今天还没到达这个阶段，它仍然处在社会主义的准备阶段。因而怎能谈得到不久将来的共产主义呢？再者，无论马克思还是列宁都未考虑过可能在单独一国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事实证明了他们反驳斯大林的理由：斯大林竟然宣布说苏联在1936年已经是社会主义了。实际上苏联还不存在共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集体农庄和合作社另成一种所有制。还存在着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他们的利益并不是一样的。正是这种形势说明要维持工人国家的状态。苏联所存在的主要的问题显然是城乡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在1961年远远没有解决，在农业问题上还有不同派别的斗争。在本刊上一期里，我们业已指出：在这个问题上几乎已形成了好几派，赫鲁晓夫表示赞成维持现状。我们至少可以说，在农业问题上，草案写得很笼统、含混、不可思议。真正的困难草案并未谈到。
这样，主席团的起草人在写道“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产生的国家已变成全民的国家，变为代表全体人民利益和意志的机构”时，是掩盖了苏联的现实。
这一切是如此的矛盾，以至他们不得不补充说工人阶级还要保持领导作用。其所以如此，正是因为苏联社会中仍有紧张的社会关系存在。
当谈到国家消亡问题时，文件是极度混乱，国家在消亡同时又在加强，人们愈接近共产主义时代，愈想到要加强党。而显然如果苏联已到了共产主义前夕，正是应该建立相反的进程。
莫里斯·多列士正确地批评德普勒（按：法国统一社会党领袖）用社会主义的词句形容非社会主义的东西，我们也可按照多列士的说法来说：苏共领导则以共产主义形容远非共产主义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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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在谈自己的目标时的夸张，而在谈其他党目标时的节制，深刻反映了官僚机构的这样这一种政治路线：几乎只需要从苏联和工人国家的经济发展中来等待革命，这样就是用字眼来美化了现实。毫无疑问，各工人国家的成就可能鼓舞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但这种鼓舞只是辅佐性的东西，只是其他因素中的一种因素。决定性的东西是：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领导上的政策，而不是相反的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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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对纲领草案的研究证明：在很大的困难中一直进行不断的争辩的领导人在渴望更美好的生活、有更多的民主的苏联群众的压力面前作了让步。纲领中关于消费资料的生产、行政管理的下放、党内生活的某些灵活性等等段落就是这种让步的证明，但是，这仍然不是苏维埃民主的纲领。相反，这是一个要使苏联群众相信官僚机构在未来几十年的社会中有合法作用的纲领。我们在下一期文章中再谈纲领的政治作用和新党章的问题。不过，我们现在就能说：我们远不会相信官僚机构为领导苏联所作的这番新努力有什么成就，我们深信，在未来的岁月中，苏联劳动人民的要求将日益增涨。
正是应该在这方面我们期望能“回到列宁”的阶级战略和实践社会主义民主的战略上去。
（译自第四国际法国支部刊物《劳动者的真理》1961年9月号） |
我们来谈谈苏共新纲领（意大利“红旗报”1961年9月号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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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谈谈苏共新纲领
意大利“红旗报”1961年9月号评论
无疑，最近发表的苏共纲领草案是斯大林的继承者们在斯大林思想逐渐瓦解之后为了使党有一套新的系统理论而作的巨大努力。
很明显，这个纲领广泛地反映了近几年的国际局势。苏联领导方面之所以能够制订出这样一个纲领（并且采用了那么一些词句），主要是因为帝国主义的危机以更快的速度加深了，而苏联的经济发展则为一种社会形式的集体主义生产关系所具有的历史优越性提供了不容置辩的实际证明。另一方面，战胜了资本主义的那一系列思想也由于苏联在斯大林死后所起的种种变化而得到了表达。
阐明这点并且指出了如下事实显然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即：有关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今后作为需要在实际中予以处理和解决的问题提出，我们就来批判地研究一下提交二十二大的这一文件吧。“红旗报”将陆续详细分析各个问题，我们在这里只是指出概括性的看法，作为开场白。
古巴被遗忘了
首先，从形式上看，文件仍未避免冗长啰嗦。许多东西是原可以扼要提出的（例如，只是提一下已由苏共签字的最近的八十一国党文件就够了），还有一些东西由于带有过多的偶然性，原可不必写在这种性质的纲领文件中。其次是像一贯那样，宣传味道太浓，虽然可以同意多依歇（英国资产阶级评论家——译注）的看法，即尽管尊重了形式，但与经典的斯大林主义文件比较，它还是个进步。
文件的整个第一部分（标题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是人类发展的道路”）实际上没有任何新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复八十一国党会议的论点。在某些地方强调的重点略有不同（如关于贫困化的理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和平共处），但根本的东西仍原封未动。
不过，值得着重指出的是在谈到中国时一笔带过，文件只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而八十一国党的决议关于中国要谈得多得多，几乎把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相提并论）。同样耐人寻味的是对古巴和古巴革命只字未提（而这是一份企图论证近几十年世界演变的各个方面的文件）。这是有意避而不谈的，（旨在避免对这种革命的性质和“古巴道路”的意义发表意见），并且用了一章多的篇幅来来让人了解文件的真正性质是什么。
纲领的第二部分，“苏联共产党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任务”具有更重要得多的意义。大概人们将特别对这一部分进行讨论和论战。
毫无疑问，突出的新东西就是宣布了为期二十年的经济发展轮廓。过去已经宣布过这一新东西，但文件把它具体化了。
不待言，能够规划出很长一段时期的如此高的发展速度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这一经济结构的性质是十分健全的。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甚至最繁荣的国家）也不能作到这一点。应当看到，这不是“吹牛”或者美好的诺言。没有疑问，在战后经验的基础上，特别是这十年的经验基础上，纵使人们不超过预订的速度，也必将遵循这个速度，这也由于考虑到苏联从各个工人国家之间日益扩大的国际分工之中得到的好处。或许，将会遇到的最大困难仍然是在农业问题上。不管纲领本身似乎预先考虑到这一点，因为在这方面拟订的速度（特别是在关键性的粮食产量方面）显然是比较低的（规定在二十年内，把农业总产量提高两倍半，工业总产量是五倍，而粮食产量将只提高一倍）。
无疑地，在这个基础上，某些严重的不平衡现象（这特别是斯大林时代的特点，不过现在仍然存在）将在很大程度上被克服，首先，将有可能较目前好得多地（满足显著增长的对于各种消费品的要求（当前这种要求还显然未得到满足）。
但是由于文件的性质，这里首先应当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规划的一切都实现了，那是否就可以说二十年后在苏联将会有一个共产主义社会，并且人们现在是在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呢？
纲领草案在准确的建成日期上是相当谨慎的，从最后一句话上也可看出这点，即：“这一代的苏联人将要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这句话尽管是庄严宣布的，但它并未明确指出到底是哪一代（是六十岁的那一代、四十岁的那一代，还是二十岁的那一代呢？）。不过，它的目的本身是要证明对于上面那一主要问题的答案毫无疑问是肯定的。
事实上，这点是个关键，就是说我们看到了文件的基本暧昧或者隐晦的地方。二十多年前斯大林已经宣布过在苏联实现了社会主义，他的继承者们对这个问题没有作什么本质上的修改。从这一前提出发，经过几十年的那么始终一贯的发展之后，关于苏联的性质，他们只能是宣布共产主义建设正在进行，并且将在1980年左右完成。在这方面，草案在很大程度上重复了赫鲁晓夫在二十一大会上所作报告中的论点，赫鲁晓夫虽然一方面批评了斯大林的一系列提法，可是另一方面，他又把主要的暧昧不明的提法肯定下来（见1959年3月号“红旗报”上的文件）。
让我们仔细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根据草案所说，只是在今后十年内，苏联方将超过美国的产量（首先是绝对产量，然后是按人口平均产量）。应当看到，这种比较是以目前的美国产量为依据的，这就有一个严重的缺陷，因为不论如何，在今后十年内，特别是在今后二十年内，美国的产量大概总会增加的。
主要暧昧不明之处
但是，让我们姑且承认，就算是考虑到那时美国将达到的水平，苏联也必定会超过美国。正如我们曾不厌其烦地屡次指出的那样，这点将再一次证实苏联的经济曾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但是这也总不过是个出发点。只有在远远超过资本主义所达到的最高生产水平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因此，在还没有超过美国的水平和一些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按人口平均产量时就宣布实现了社会主义不论从过去和现在来说，都是荒唐的，而把逐渐超过这些水平的阶段说成是在建设共产主义，也同样是武断的。事实上，严格地说，只有在二十年后，当达到被草案假定为完成共产主义建设时的那个水平时（同时也总要实现一系列其他的国内和国际条件），才能说是实现了社会主义（而不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今天这样说是正确的）。
从草案关于经济的各个方面（货币价格、商品关系等等）的提法上也可以证实有“隐晦之处”，这里所指的共产主义建设的种种过程也恰好相反应当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特征。
政治结构
对于收入和消费问题也应当这样看。
让我们再说一遍：没有人会真正否认各方面将有可观的进步。特别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是社会消费基金的不断增长，到1980年，这种基金约将等于实际收入总额的一半。另一方面，草案进一步强调指出了将逐步缩短收入差别（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现在这些差别还十分大）的趋势也并非没有意义的。
不过某些远景指标（收入将较目前提高两倍）以及关于一些仍然存在的基本“辣手”问题（如住房问题）的提法，清楚地表明，即使在二十年后，也远不能实现作为共产主义阶段标志的那种在人类社会生活条件方面的彻底革命。到那时将在某些方面大大超过甚至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水平，并且将有客观可能来建立某些纯属社会主义阶段的分配形式等等（见缩短劳动时间问题）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我们要再说一遍，那还离共产主义远着呢。
纲领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在共产主义建设阶段的政治结构问题。
总的说来，充分证实了赫鲁晓夫的“改良主义”的革新路线。人们对政权的行使形式和政权结构本身提出了进一步朝着“自由主义”方向的修改，并且企图肯定有必要使目前机构产生实际作用以及正确执行法律（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关于（在国家和在党方面）选举领导机关和更换领导机关成员的原则计划，采用诸如全民投票的形式、宣布决心缩减领取工资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些都是在赫鲁晓夫分子在二十大以后制定的道路上更向前迈进几步。
不过，即使在这里缺点和矛盾也是明显的。首先，在理论上制定准则和在实践中遵守这些准则之间有可能脱节（正如1936年的那个宪法所表明的）；尤其是草案本身也公开指出这点。其次，如果不在苏联恢复一个实质上的无产阶级民主，所谈的一切指标和措施都可能统统是纸上谈兵，无产阶级民主要求有真正的批评权，特别是在主要问题上，特别是对最高领导人，并且这种批评权要通过真正的工农政权（首先是在工厂中的真正工人管理权）表达出来。在这方面，纲领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变化，它也不能作到这点，因为制定纲领的领导机构是官僚主义性质的。至于党，纲领相反地明确重申了非但不允许有分裂派，同时也不允许有各种集团或派别，这就意味一点也不打算抛弃官僚主义磐石般一致的概念（应当指出，这是重申二十一大报告中关于党在共产主义建设阶段的作用日益增长的错误论断。1959年四期“红旗报”）。
特别耐人寻味的一点是：虽然就应当尊重的正义和法律原则作出了种种声明，但是草案连取消死刑都没有计划进去。略掉这一点要比解释苏共官僚分子的观念的那些长篇大论更能说明问题！难道说我们在对货币投机罪犯判处死刑的条件下会享有共产主义？
最后，在赫鲁晓夫纲领中，对斯大林只字未提。至少在这方面，我们担心的倒不是历史上的准确性（既然认为在三十年代在苏联就建立了社会主义，就应当提一下那一时代的最高领导人），而是这种闭口不提的作法所具有的政治意义。事实上，在整个文件中，在对苏联经验进行的全部分析中，除了极少几个地方间接地提到而外，根本未谈严重的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主义蜕化，而这一问题曾是二十大的中心问题。人们在总结过去和制订未来远景时就好像是一切都未曾发生似的，就好像一切辩证的问题、过渡阶段的内部矛盾问题都早就解决了并且不可避免地以最好的方式解决了似的。
不用提别的，只是这一“漏洞”就足以否定那么大肆宣扬地提出来的新纲领的科学意义。事实是：尽管苏共领导机构的草案反映了当前世界上的力量对比和第一个工人国家的巨大经济发展，可是也反映了官僚主义蜕化仍然存在，从斯大林的无情的专制主义到赫鲁晓夫的这个改良主义恩惠主义的过渡，并没有把官僚主义蜕化连根铲除。
（译自意大利托派刊物“红旗报”1961年9月号） |
[英国]汤姆·甘普：八十年代的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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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的共产主义
[英国]汤姆·甘普
明眼的左派和同路人将会以敬畏的心情冥想着纲领草案的诺言中所提出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的苏维埃社会。顽固的党徒们将会根据东德的事件更加坚持这个文件的宣传价值：反共专家们将会斥责它是欺骗或试图估计它对于两个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具有什么重要意义。
只有根据历史和对今日苏联社会力量的分析来判断这些诺言，才能得出正确的估价。纲领的目的是为了使现在的统治集团——那些在一个由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的革命所产生的国度里拥有实权并享有非份特权和美好生活的人们——能够继续统治下去。
在每一页，实际上在每一节都能看到来自下面的压力，建议和诺言被用来应付具体的不满和信仰与事实之间的矛盾。官僚机构力求对它现在不得不作出的让步加以限制；它力求维护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因此它需要诱导群众忍耐，告诉他们一切美好的事情将随着时间而到来。但是它还必须用物质的引诱和诺言，并且在言（以及最低限度的行）方面接近于真正工人阶级国家的要求，以争取他们的合作。
纲领无疑地是一件聪明巧妙的作品，它的意图在于掩盖一切不满，而没有作出任何真正的让步。
而且，尽管管理不善和有着相当程度的贪污，但是计划经济的无可怀疑的成就意味着生产和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在技术上是可能的。只有这一点使人对于整个纲领在外表上多少是可以相信的。
必须记住，尽管苏联声称已经建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个阶段，但这并不能阻止苏联暴露出许多明显弱点和矛盾的真实情况。官方诡辩家们甚至吹嘘得更加厉害，他们声称经过二十年的训练、倡导和参加（建设）之后，天国就可在望了，但是社会关系却没有根本改变。
苏联发展的不平衡，落后现象与声称已经建成“社会主义”之间的不调和，在纲领中也得到了证明。当纲领提到每一个家庭将有“舒适的、合乎卫生和文化生活要求的住宅”时，它说明有成百万的苏联公民现在面临这不舒适的和过分拥挤的住宅问题。现在正在兴建的许多住宅只能够供应住宿的勉强需要，如果人类避免一场核战争的话，它们大概不会在二十年内全部毁掉。
当纲领提到需要建立有许多支线的公路网时，它表明目前在公路和汽车运输方面大大落后，对于幅员广阔的国家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
强调加强电气化的需要表明必须开发许多能源以弥补电力供应与需求之间的鸿沟。为了克服这些缺陷，需要作很大的努力，需要庞大的和源源不断的劳动力、水泥、钢和重型设备。
以国有化为基础的经济较之资本主义经济有可能更充分地和较顺利地发展自动化，这是事实，但是苏联经济的现有水平意味着要实现纲领还必须迅速发展那许许多多自动化条件受到限制的部门。
这一切就是说，决不能有任何停顿。纲领答应要缩短工作时间，这也许是最稳当的诺言，比起答应给予更多更好的物资的具体保证将能够更容易实现；假如必要的话也便于收回。
关于纲领所假定的发展速度能否真正办到是无关重要的。计划经济的能力是很大的，特别是有了自动化和技术改革，而且人民的科学技术水平不断在提高。苏联肯定将需要扩大贸易，不仅是扩大本集团内的贸易，而且是扩大同世界市场的贸易。在伦敦、巴黎和东京举办的商业博览会并不是为了资本主义商人的利益。和平已成为必不可少的：有了和平，计划就可以实现，或者如纲领所说的那样；没有和平，资源就要从建设性的投资与消费转移到别的方面去。于是，同资本主义打交道的“和平共处”政策不是原则的变现，而是根据于官僚机构为保持其在国内的地位的需要。
纲领的其他部分也同计划经济管理方面独断专权过多而真正的民主管理不足的问题有直接联系。纲领谈了许多“参加（管理）”、训练和关于“精神刺激”亦即自愿合作的必要，这证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这种自愿合作并不始终是现成的。至于自上而下没有负起真正的责任，以及纲领中提到的苏维埃已成为统治集团的管理机器的一部分也就不足为奇了。虽然如此，但是（纲领中）关于政治改革部分还是直接产生于下层群众要求有更大的权利参与决定事情。
纲领的作者对于现行计划制度中的缺陷自己是敏感的，虽然由于他们本身的社会地位，他们对于这些缺陷的真正原因是不清楚的。必须把（纲领中）关于“预先防止经济比例失调”、消除“地方主义和狭隘本位主义的因素”、更多地注意成本核算和价格制度的号召，同工业和集体农庄中管理不善、经营无方连系起来看。赫鲁晓夫本人经常不得不表示反对那些不仅占取正常的津贴金而且刮取大块社会糕饼的个人或集团。总之，在过分强调物质刺激的地方，个人采取非法形式追求私利是不足为奇的。
官僚机构羞怯地提到不平等的问题，这显然是每个苏联工作场所和公寓住宅的一个迫切问题。他们问道：“社会主义”是不是按劳付酬？官僚机构企图掩盖关于他们自己就是劳动价值的评定者的事实，而声称不平等的存在不过是由于劳动的社会价值不同所以酬劳不同的问题。他们坦白地宣称，这种不平等将随着工人熟练程度的提高而逐渐缩小。然而不可掩饰的是。还有许多低工资的工人，根据诺言，他们的收入（包括公共福利）在今后二十年内必须提高三倍才能使他们满意。真正的关键所在，而必须用诡辩的弹幕加以掩护的，是上层的不相称的报酬，富裕的日子还遥远得很，当前的问题是要想办法使人民能够自愿合作而又不用交出目前享有的任何特权。要保持这些特权将是一项棘手的工作，它将不是纲领所能办得到的。
（译自英国托派刊物《新闻通讯》1961年8月26日） |
（英国）汤姆·甘普：官僚们的蓝本——苏共纲领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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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们的蓝本——苏共纲领草案
（英国）汤姆·甘普
要令人满意地处理一项错误往往要比表达这项错误的意见本身花费更多的篇幅。要详尽地分析苏共的新纲领草案将需要比六整份“新闻通讯”还要多得多的篇幅。苏共新纲领草案里面的省略、歪曲、捏造和矛盾是数不尽的，只有彻底地研究目前苏联经济状况，才能对第二部分所提出的“共产主义”的前景作出估价。
考虑这一个文件的出发点应当是先了解一下它的制订者和它的背景。当然它不是布尔什维克党的第三个纲领，而是为盗取它的名义的官僚篡夺者进行思想辩护。它是在世界历史的紧急关头产生的。这些人掌握着养成他们自高自大同时也使他们自己感到害怕的巨大机器。他们希望有一个平静的生活，一帆风顺地发展。可是现在是热核子时代，世界资产阶级对于直接威胁资本主义的计划经济国家的工业高涨正感到沮丧不安。而且，在国内，他们必须对付苏维埃无产阶级的无情的压力；在国际上，他们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指导。
这种矛盾产生了理论上的混乱和一系列野心勃勃的诺言——使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而在实质上则是根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于是官僚机构就利用列宁作为一个无害的偶像来掩盖同列宁的真正学说的背离。它最需要的下列教条都按上列宁所作：“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和平共处和议会道路。至于长期以来作为他们的导师的约瑟夫·斯大林，已成为反对个人迷信的牺牲品，甚至连一次也没有提到他！这是一些什么样的“布尔什维克”呢？他们可以郑重其事地叙述苏联的历史而只字未提作为共产党的领袖将近三十年的人。如果对过去的事情尚且不能老实对待，我们如何设想关于未来的诺言呢？
这些省略比文件中的许多正面的说法更能说明问题。它们证明了特别是由于苏联人民的压力所引起的深刻不安。现在官僚机构不得不讲他们的好话，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它把过去的成就归功于他们，力促他们作出新的努力以便将来享受利益。
对世界形势的全部分析暴露了苏联统治集团的恐惧和愿望。他们有意或无意地低估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力量。以下几个例子可以说明。
“资本主义的自动化夺走工人的面包”。“很大一部分生产设备开工不足，然而在企业的大门之外却有成百万的失业者”。“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虽然取得一些个别的成就，但是整个说来，他们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状况却在恶化”。以上这些说法，没有提到时间和地点，而且与当前趋势极相矛盾，也许有助于使苏联工人忍受下去；假如官僚机构相信这些说法，那末他们在国际政策方面犯了若干重大的错误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由于它自身的矛盾正在崩溃。
这样一种观点符合官僚机构要求平静的生活的愿望。为了实现它向苏联人民提出的诺言，它要求没有波折的和平发展，它要求资本主义世界不必经过什么斗争而会自己心安理得地走进历史的坟墓。如果现实本身没有满足这些愿望的话，纲领满足了这些愿望。它希望避免革命的冲突，能够在先进国家和新独立国家中找到可以同他们打交道的部分资产阶级。它看到了没有赢取过的胜利，并织成了一副自我妄想的网。所有这些主观估计所包含的“理论”决不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思想或任何类似思想的贡献。它不外是官僚机构为了维护其在国内的地位而希望能够执行和求其实现的某种行动路线的思想辩护。
事实上，理论来自实践。因此，虽然许多共产党的老实的党员真心地接受这个理论——因为这个理由，它不得不包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它的根源是纯粹机会主义的，正是在这一点上必须给予迎头痛击。
官僚机构关于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一切言论，很明显的是希望在资产阶级中间寻找同盟者。
在关于“反垄断组织的洪流”、关于“广泛民主”、关于爱好和平的资产阶级的言论中，隐含着新的“人民阵线”的思想——即建立对苏联友好的政府，它将以保持资本主义基本所有制作为代价使和平共处的政策得以实现。把主要的打击指向垄断组织，于是可以迫使统治阶级“停止准备新的世界战争，放弃发动局部战争，把经济用于和平目的”。在这方面，各国共产党将执行一项改良主义政策：“打退法西斯反动势力的进攻，实现全民族的和平纲领，取得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使人民生活条件得到一定的改善”。这就是多列士和陶里亚蒂二十五年来所实行的政策。
于是，可以分阶段地——纲领对于“阶段”的主张是强烈的——争取到“在有利于人民的条件下实行广泛的国有化”，共产党和他们的同盟者可以取得议会中的多数，使议会“从为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服务的工具，变成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工具”，并为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准备条件，它还可能包括向资产阶级进行“赎买”！这种官僚机构的荒诞的梦想被标榜为“社会主义革命”，并且企图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非和平（注意：不是‘暴力’）过渡”的可能性的言论来为它本身的枯燥无味进行粉饰（为了真正的战斗者的缘故）。事实上，纲领是无拘束地剽窃社会民主党的旧的最低纲领。
为新独立国家开的方子也有类似的情况，甚至对于与部分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的可能性更是明确。于是提到“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程度，在不小程度上（！）取决于工农联盟的巩固性”。虽然它承认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将会同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妥协，有的将会“代表国家作出让步”。这就为共产党同纳赛尔和卡塞姆之类的人实行策略性的联合开放绿灯，实际上，在这种联合中作出让步的只会是在共产党方面。
在国际方面，纲领坚持“符合全人类的切身利益，只有大垄断巨头和黩武主义者除外”的和平共处政策。在爱好和平的资产阶级和“走上独立发展道路……实行独立的对外方针”（例如？！）的小国的帮助下，在世界部分地区存在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就能够遏制帝国主义者。简而言之，官僚机构不过是编造另一套小资产阶级的空想，（为了战斗者的利益打算）而美其名为“阶级斗争的特殊性形式”。但是这种“阶级斗争”显然是列宁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整个“理论”不是从现实世界出发，而是从官僚所期望的结果出发，的确，如果要使纲领第二部分所提出的诺言接近于现实，必须有这样的结果。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讨论第二部分。
（译自英国托派刊物《新闻通讯》1961年8月19日） |
苏联新纲领（美国“战斗者”1961年8月7日——14日合刊号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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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新纲领
美国“战斗者”1961年8月7日——14日合刊号社论
“真理报”于7月30日发表了苏联共产党提出的五万字的新纲领草案，这是列宁在1919年所写的纲领公布以来的第一个纲领。8月6日，正好是新纲领发表的一星期后，苏联的科学家把宇宙航行员季托夫少校驾驶的五吨重的东方二号宇宙飞船送上天，围绕地球飞行了十七圈。
这种长时间的宇宙飞行对于证明苏联的世界强国的地位有着巨大的影响。然而新纲领无疑地将证明具有更深远的意义，因为它说明了惊人的技术成就的根本意义——至少苏联的高级官员表白了这种看法。
文件显然是为下列四个主要对象而写的：（1）革命压力正在上升的“中立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区域；（2）苏联的劳动群众；（3）苏维埃官僚阶层；（4）对于北京隐蔽地批评莫斯科的对外政策有共鸣的世界许多地方的部分共产党。
纲领向殖民地国家人民强调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对比——有可能为迅速的工业发展和各方面的现代化提供条件。
文件更为具体地强调苏联政府愿意提供为争取解放和争取改善生活水平而斗争的不发达国家以物质援助。同时强调苏联愿意同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合作而不图谋推翻他们的统治。
这些呼吁，加上它强调苏联争取世界和平的真诚愿望，无疑地将证明对于殖民地国家人民具有最大的吸引力。这里所阐明的援助殖民地斗争的政策与赫鲁晓夫政权在大约三年前在这方面开始的有限度地向左转是相符合的。
文件向苏联劳动群众强调过去四十年的伟大成就的光荣，并希望能够很快地克服贫困和官僚主义。例如，严重的房荒问题将在十年到二十年内解决。消费品特别是粮食将会丰富起来。生活水平将超过美国，面包以及房租、医药、卫生服务事业、教育和休养设施将实行免费。
所有这一切将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大大提高。但是即使是重体力劳动，最后也将通过农业机械化和自动化而被消灭。但那个时候将实行世界上最短的工作日。
目前苏联收入水平的差别将通过增加工资逐步缩小。官僚主义将减少，人民在政府中将有更大的发言权，最后并将对政府官员有更大的监督权。
这些炫耀的诺言特别引起兴趣，因为它们暴露了国内的压力。
对苏维埃官僚阶层提出的诺言是，国家将不会“消亡”——即使到了共产主义阶段（文件宣传这个阶段现在在苏联已经开始了）也不会。事实上，即使阶级已经消灭，国内的“阶级斗争”仍将继续。为此，以及为了保卫苏联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必须有强大的国家组织。
关于逐步实现民主化方面，官僚阶层的年青一辈可以期望通过实行经常更换各政府机关人员的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制度而得到更好的上进机会。
对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党员，文件为“和平共处”政策进行辩护（而没有指名北京）。它说明“和平共处”政策不单纯是同资本主义比较哪个制度最好的友好竞赛。这个竞赛也包含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必然要取得最后的胜利：文件强调通过议会道路取得政权，但也没有排除其他的道路。
因此，这个纲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观点至少是作了形式上的让步，但实质上则攻击他们的立场。
纲领草案一次也没有提到斯大林。这是对普遍憎恨这位已故独裁者的人们的明显的让步。然而，对于斯大林的“在一国之内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没有加以摒弃。相反的却把它发展成为“在一国之内建设共产主义”的新的在逻辑上荒唐可笑的理论。它甚至认为在苏联集团内的其他国家水平还比较低的情况下也能够做到这一点。而没有提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认为只有在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建立的国际技术的基础上才能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本刊下几期将回到本题来，对这个文件特别是它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违反列宁的真正观点作进一步的剖析。 |
《第四国际》法文版1961年秋季号评论：苏联共产党的纲领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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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共产党的纲领草案
《第四国际》法文版1961年秋季号评论
马克思主义力求掌握支配人类各个社会发展的规律。首先力求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逻辑和动力，以便给予工人阶级一把进行社会的革命性改造的有效工具。只有当人们首先掌握住现实，才能自觉地去改变它。
因而，任何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组织的纲领，首先要看它是否能抓住起草该纲领的时代的社会现实。其次要看它提供给无产阶级为完成其历史使命的理论和实践的武器。
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这些起码的议论上，我们就会是些相当低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语道破，简直是些"唯心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份纲领（根据不同情况），它是一群人的理论作品（或意识形态的作品），不管他们所力图达到的觉悟水平是高是低，他们总逃脱不了历史唯物主义法则的制约。即便他们的视线锐利地刺透未来的重重浓雾时，他们依然在各个方面是他们时代的俘虏。
共产党宣言至今仍以其作者的大胆令人惊叹不已；可是这些作者还没能预见到电气时代，原子能够甚至未能预见到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他们耿耿挂怀的“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共和国，即：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工人和贫农的委员会的共和国所应该采取的具体形式。布尔什维克党毫无疑问在当时是有史以来最有胆略的党。该党夺取争取政权之后于1919年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就反映出了这种胆略。但是，就连这份纲领也没能预见到法西斯专政和处于孤立中的第一个工人国家的退化以及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由于殖民地的革命而走的弯路，甚至也没能预见到垂死的资本主义竟在将近半个世纪之后，由于工艺上的新的巨大的革命而重新获得了生命力的长足进展。
当我们从这些巨大的理论方面的探讨转到往往因为“恶意的”思想作祟而表现为谨慎地欲言又止的探讨时，摆脱时间和空间的界限是不可克服的困难。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哥达纲领，虽然是千百个有觉悟的无产者的经验和真诚努力的结果，然而距起草之日十年以后，似乎就成为一个已经完全为事变所超过的文件了。哪怕为当时列宁所推崇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袖们所起草的同一个社会民主党的爱尔弗特纲领，其命运也并不好多少。至于强大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处订立的所谓林茨纲领，就更不在话下，这个纲领（在纸上）预见了无产阶级专政，可是未出十年，竟然在法西斯主义崛起时，由于深怕“招来”敌人而表现得束手无策，连起码的自卫都不行。
这说明：任何纲领都要从两面去考察它。正面价值也好，反面价值也好，它总保有它自己实在的价值。任何纲领，同时又是人的和起草该纲领的时代的图像——与其说是由于作者的意图，倒不如说是不以作者本意为转移的。赫鲁晓夫准备捍卫的、欲使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新的纲领草案也应经受这双重考验：其一为批判性的，其二为解释性的。
1、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名符其实的[共产主义纲领]吗？
纲领草案，对于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的现实，给我们提供出科学的分析了吗？它向无产者提供出完成其在资本主义世界里的历史使命的必要的武器了吗？它给苏联以及其他工人国家的无产者提供出堪与共产主义相称的若干前景了吗？正是这些涉及纲领的实在价值的问题，使我们得以了解我们面前的是否是名符其实的“共产主义纲领”。
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现实缺乏分析
无疑，纲领的这一分析性部分是最薄弱最保守的一部分，——在很多方面，它也是最易把人引入歧途的一部分。我们似乎可以把它概括成三部分：
1.无容置疑地正确部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只不过是重复从1919年甚至是从1903年纲领中抄来的老真理而已；
2.全然错误的部分，特别是当纲领草案的作者企图——应该说他们是很小心翼翼地——“革新”和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现象、或者当他们企图使苏联现实合理化的时候；
3.缺少的部分。就是说当代现实的许多重要方面被忽略，甚至也没有隐约提到，而起草这份纲领草案的奇怪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没有对这些部分提出任何解释。我们将来有机会再谈。不过为了提醒应该立即指出的是：纲领草案既不谈斯大林，也不谈所谓“个人迷信”的现象；不谈自1918年以来开始而又丧失的欧洲革命；不谈中国的“人民公社”；不谈古巴革命，这个革命是一个由名义上和事实上不是共产党的政党所领导的和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不谈殖民地战争向帝国主义国家和工人国家中无产者们提出的使命。（或者说，只用泛泛的无意义的“支持”的词令）
莫斯科外交出版社发行的“纲领草案”法文版外表上仅有150页。实际上，他应该有足足的250页之多，然而这补加的100页都已经挥发净尽：这些依然是空白的篇章，是钉书的
人“忘记”加在这部著作中去了。既然脑力劳动者们已经忘却了斯大林，那么“权力均等的体力劳动者们”自然也可以有这样的小小的遗漏了。
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没有句句采用和概括引用共产党宣言或（1903年和1919年）布尔什维克党老的纲领中的段落而是仅仅满足于谈及一些无关痛痒的平庸的问题，遗留下成百的其他问题悬而未答。
文章肯定二十世纪是一个“生产力惊人增长、科学高涨的世纪”；又肯定“资本主义的腐朽性日益加剧”（人民出版社出版“苏共二十二大主要文件”第184页，以下页数同此）；肯定了“这种腐朽性并不意味着完全停滞和生产力的堵塞，也不排斥资本主义经济在个别时期在个别国家中的发展”（第184页）。文章进一步说“整个说来，资本主义日益严重地束缚着现代生产力的发展”（第184页）。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危机“正在加深”（185页）。
人们将会承认，这些公式同其他一些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稍微有点儿修正主义的公式一样。并不具有特殊的光芒。对于垄断资本主义，尚没有人下过定义——它是垄断组织把国家掌握在手中，还是国家掌握一部分经济以利于垄断组织呢？或是垄断组织通过国家的中介来对非垄断的经济部门进行监督呢？“草案”使用了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帽子遮盖了三种相互区别的现象以及其他的现象。“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指生产过剩的周期性危机，还是指结构上的危机呢？危机是从1914年、1929年，还是1949年才日益加深的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尽管有这种“（结构上？）的危机的加深”，为什么生产过剩的周期性危机的发生不仅速度加快而且比起1913——1918年的危机严重性大大减少、在时间上也大为缩短了呢？这一现象是否为在暂时性质的？如果是，那么如何来解释它，其结局又将是怎样呢？如果不是，那么，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倾向，应该从中得出结论呢？
如何解释下述这一明显的，昭然若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没有预见的矛盾，十二年来，帝国殖民地的丧失和帝国主义在世界上的阵地的不断削弱，并没反应为帝国主义国家经济情况的恶化，而是相反，在（除美国以外）的所有这些国家中，伴随而来的是从二十世纪初，甚至从帝国主义时代初开始的生产力以最快速度的增长。
草案顺便鲁莽地踢了一下“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的荒谬理论。草案说“工人阶级的状况相对恶化，有时也绝对恶化”（中文167页）。这一公式是正确的，当时我们曾以此公式同流行于各共产党、尤其是流行于法共和苏共的理论相对峙。但是就在这同一文件中，人们还会找到与此正确定义明显对立的公式。
在第二页上（第167页），人们肯定：“（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规律，不可避免地造成一支失业大军。”但是，如果说这支军队从前的确是“不可避免的和大的”，那么绝对贫困化也会是不可避免的和肯定无疑的。只有当人们了解了，在某些时期，失业后备军趋于减少或不再增加时，人们才会懂得，并没有任何“绝对贫困化”的“法则”和不可避免性。总之，一切都包含在一个特别含混不清和矛盾的段落中，我们原封不动地引之如下：
“对革命的恐惧，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就，工人运动的压力都迫使资产阶级在工资、劳动条件、社会保险方面作出部分的让步。但是日益加剧的物价腾涨和通货膨胀往往（所以就并非总是。作者。）使这些让步化为乌有。工资落后于工人及其家庭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即或是一小部分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中的相对高的生活水平，也是靠掠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靠不等价交换、对妇女劳动给予不平等待遇、残酷压迫黑人和外来工人，以及靠提高对本国劳动者的剥削程度来维持的。资产阶级所谓“充分就业”的神话已经成了一种不祥的讽刺——工人阶级经常苦于对明天失去信心。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虽然取得一些个别的成就，但是整个说来，他们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状况却在恶化”（第186页）。
在这段话中只有一句话是完全正确的，这句话是关于限制帝国主义国家中工资变化的意义的世界条件。
如果说资产阶级“被迫”在工资上做了“某些让步”，我们能说工人阶级的处境正在恶化吗？难道“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就是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的所有劳动者吗？显然，这是一个毫无实际意义的“平均数”，因为社会现实的矛盾之一正是这样的对照，即：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生活水平的降低或停滞和十五年来帝国主义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免遭的二次世界大战的国家则为二十年来）生活水平的不可否认的提高。
充分就业的“资产阶级神话”无疑是历史上的一个“讽刺”。当然决非在十五或二十年间在一系列帝国主义国家中都是如此。“生活费用的日益高昂”只有在根本没有增加实际工资的情况下才会使“资产阶级让步”“化为乌有”。可是，近十多年来，大部分帝国主义国家实际工资的增加是无可非议的。以为承认事实就是在“美化资本主义”，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理解，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个严谨的科学分析的方法。
实际上，抱着“草案”所使用的含混的提法，就是助长修正主义者们和社会民主党人，给人造成这样的印象：即有意在帝国主义国家实际情况上欺骗苏联劳动人民。这同时是可笑的，因为人们向自己提出的目标是“赶上”这一……正在恶化的局势！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使命是要解释帝国主义国家中劳动者生活水平提高的真正现象的原因，同时指出提高的局限性，并确定出这种提高到何种地步就必然妨碍或不妨碍帝国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有人会说：批判是容易的。然而，我们的运动有权对斯大林阵营，或对改良主义和新改良主义阵营的假理论家严厉一些。我们的运动并不满足于提出问题；它试图提出答案。如果人们研究一下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歌德斯堡纲领”或者是英国工党新的“原则性声明”；如果人们阅读一下苏联共产党“纲领草案”，并且把这些文件与第四国际第五和第六届世界代表大会和在两节代表大会之间举行的国际执行委员会所通过的主题相同的文件加以比较，人们有权说：如果说这第四国际在组织上仍然薄弱的话，那么谁也不会否认今天它是国际工人运动中唯一严肃的马克思主义潮流，它是唯一力图紧紧跟上世界现实发展的潮流，它力图对世界现实发展中出现的新的经济现象给以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的解释。
对“第三世界”和工人国家的分析更显得贫乏
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客观形势的分析比起对帝国主义国家客观形势的分析更显薄弱和贫乏。草案用一连好几个笼统概念（“亲帝国主义的反对制度”；“封建基础”；“民族资产阶级”）耍来耍去，而毫不对这些概念的经济和社会内容进行分析。甚么是民族资产阶级？是工业资产阶级吗？包括那些也已变成“垄断的”资产阶级在内吗？如果不是，那么分界线在那里呢？达达（TATA）和毕尔拉（BIRLA）是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吗？这些不同的社会阶级和阶层所启发的具体政治运动究竟是什么呢？谁希望就这些问题获得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答案——我们仅仅列举了一些最起码的问题！——可千万不要拿起这份草案。它不会有任何用处。
至于说对工人国家的尤其是对苏联现实的分析，即便重新提到了几个老的真理，但是却仍要特别提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几个基本概念只字不提或粗暴地加以修正的罪名。
我们已经讲过，斯大林的名字甚至没在草案中提到，而且尤其严重的是，整个官僚主义化的现象在草案中未被提及。从这个观点来看，这份纲领甚至比1919年纲领还后退了一步。1919年纲领在毫无前车之鉴的情况下尚且指出工人国家官僚主义蜕变的危险。苏联近三十来年的以及各“人民民主国家”所获得的巨大的——可怕的——经验被放过，甚至连一般的结论也没有得出。
马克思在关于巴黎公社的著述中，以及后来列宁在“国家与革命”和在1918至1921年的著述中所捍卫的思想：即公务员和工人之间待遇的差异以及给予专家的优厚待遇，都是腐蚀劳动者的源泉，是国家向官僚主义蜕变的源泉，这思想已经被“根据付出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的荒谬公式所代替。在分配中，海军总司令、扮演主角的女演员或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的工作“质量”被人看成比钢铁工人或高度熟练的焊接工人的“质量”高出一、二十倍。根据甚么客观的标准呢？按照草案作者们的话来说，根据甚么“严酷的法则”呢？神奇莫测……
草案肯定了“过去城乡之间的对立……消灭了”（第10页，中文第173页）。不错，强制的合作化（人们将徒然地在这份纲领草案里寻找一点痕迹，哪怕是谴责它的一点痕迹也没有）显然不是完全协调的表现。农民反抗强制的合作化并不说明是爱恋城市。他们在大战时的态度是属于同一类的情况。如果城乡之间的任何“对立”都已经确实消失，那么如何来解释赫鲁晓夫于1955年亲口承认的二十五年来谷物生产一直停滞不前？如何解释赫鲁晓夫于1961年1月中央全会上亲自承认的苏联大部分地区集体农庄向国家（即向城市）交售的小麦不断地“减少”？
当人们从描绘现实的角度来研究下述的颇为说教气息的段落时，该作何感想呢？
“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部生活建筑在广泛民主的基础上。劳动者通过苏维埃、工会和其他群众性的社会组织，积极参加管理国家事务，参加解决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问题。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既包括各种政治自由——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包括各种社会权利——劳动权、休息权、享有教育权、年老以及生病或丧失劳动能力时的物质保障权，一切种族和民族的公民一律平等、以及妇女在国家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一切领域中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的民主不同，它不仅宣告了人民的权利，而且保障实际行使这些权利。（第173—174页，译时参照该作者所引用的文字，与中译本有出入）。
在这寡廉鲜耻的描绘面前，人们顿然瞠然。也许是草案的作者们在援引不幸的布哈林起草的1936年苏联宪法吧？那么，它正是“纸上谈兵”呢。
但不是，谈的却是“实际的可能性”!如果我们理解得正确的话，全体苏联劳动者都有权组织示威游行（集会自由）抗议在物质供应上的组织不良。他们都有权组织公众集会（集会自由）要求修改实际上限制青年工人进大学的法律，他们都有权组织任何的政治团体（结社自由），只要遵守苏联宪法。这种事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发生了吗？三十年来甚至连一次都没发生过吧。这些自由显然只存在于“纸上”，而不是存在于事实中。
列宁在苏联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谈到修改党纲的问题时，肯定地说：
“如果说过去保证集会自由的要求特别重要，那么现在我们对集会自由的看法是：现在谁也不会来妨碍集会，苏维埃政权只是应该保证给予集会用的大厅。”（列宁全集第27卷，1958年人民出版社112页）
任何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传统都会朝此方向发展。谁敢肯定今天的苏联就是这种情况呢？当作家和大学生们甚至无权自费出版一些非政治性作品的时候（理由很简单，因为这些作品不符合某一官方审查官的口味），能说有出版自由吗？还说甚么苏维埃政权应把印刷厂交给除反革命分子以外的全体劳动者、全体公民来掌握呢？
同样的评论也适用于对草案中谈到工人国家之间关系的段落的内容。草案的作者们肯定“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在享有主权和完全自愿的基础上、在符合这个体系各国劳动者的根本切身利益的情况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第179页）。苏联干涉匈牙利是在匈牙利劳动人民“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的吗？匈牙利劳动人民进行了三个星期的卓著成效的大罢工来反对这次干涉，而这次罢工是工人委员会领导下的世界工人斗争史上为时最长的一次，苏联军队的代表自己甚至也承认这次工人委员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因为他们曾企图与它们进行谈判。这次干涉难道不是反对纳吉·伊姆雷领导下的这个工人国家的合法的、享有主权的政府吗？草案的作者们敢不敢说：德国分裂成为两个国家是出于德国居民的“自愿”呢？所以必须沿着东、西柏林的分界线修建起一道墙以便使东柏林的居民们表现出他们“自愿”地同意建立在他们城市里的制度。……
“纲领草案”的作者们，由于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问题上，搜罗了许多的平庸的、老一套的谗言媚语和高度夸张的形容词，竟然不自觉地陷入了明显的矛盾。在第140页上，草案声称：
“社会主义制度创造条件来消灭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各国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中的悬殊现象……，保证这一切的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优越性，经济关系上的平等”（第273页）
在第16—17页上的草案肯定：“在社会主义阵营……谁也没有而且不能有任何特殊权利和优越地位”（第178页）
作者们似乎忘记了苏联政府于1956年10月23日发表的那份著名的官方声明，这项声明承认该原则已长期遭受破坏。但是作者们没有意识到这一原则所具有的矛盾性质。
因为，只要有商品交换存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的平等交换都显然只会对发达的国家构成优惠。“根据世界市场的价格”在平等基础上进行的一切交换都会使不发达的国家蒙受损失，而有利于发达的国家。实际上，从1956年—57年起，苏联领导人就默认了这一事实。所以他们才尽力用单方援助（而不是“平等基础上的互助”！）和低息贷款来弥补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但是，为了一个浅显易懂的理由，“纲领草案”根本没提到发达的工人国家有义务单方牺牲自己的一部分资源来加速不太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而不附加政治条件。
至于指出“脱离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孤立地、单干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它在经济上是有害的，因为它会导致社会劳动的浪费、生产增长速度的降低……”（第179页）这一点，如果说就笼统和抽象而论是十分正确的话，但当人们考虑到实际情况的时候，不幸，它就不是正确的了。实际情况是，这个“世界大家庭”领导人发生了变化和官僚主义的退化：他们存心于1948年从内部驱逐出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他们企图已卑劣的封锁来窒息它，随后，他们又想把它推入资本主义的怀抱；并且，自1957年起，他们打乱了南斯拉夫的计划性，拒绝履行合同和订单。
尽管如此，“南斯拉夫的生产增长速度”大大高于欧洲其他工人国家的生产增长速度。这虽不表明单干的优点，却表明了官僚主义管理的不利和工人委员会管理的优越。
缺少关于帝国主义国家内劳动人民革命的任何行动纲领
“纲领草案”中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任务那部分是以明显的违背真理开始的。
“胜利了的社会主义以自己的榜样正在使资本主义世界的劳动者的思想革命化，鼓舞他们去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并且大大地改善这种斗争的条件”。（第190页）
由于这一整段不是专论殖民地革命，（殖民地革命问题在另外地方以有点令人惊讶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标题被谈到），所以它是虔诚心愿的典型，也是草案越发用心欺骗的典型。莫里斯·多列士竟厚颜无耻地把它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大厦”，不错，仍是这位多列士，对今天业已冷落的某本“苏联共产党简史”也有过百般推崇的提法。说它是一座“大厦”，它的确是这样的一座大厦；它肯定了（毫无限制性条款，毫无保留地！）：“胜利的社会主义”，自1945年起就影响了美国、加拿大、英国。和西德（即资本主义世界的三亿公民）的劳动人民使他们具有了“革命行动”。
事实上，各国共产党领导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知道：（挪威共产党领袖于立法选举的次日，刚刚公开阐明了这一点）：如果说苏联的存在无可争辩地在削弱着国际资本主义，并从而在客观上有助于国际的阶级斗争，那么，苏联领导人所奉行的政策以及对低于最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生存条件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所铸成的大错，则在主观上阻碍了帝国主义国家中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这一点是十二年来，造成大部分帝国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显著削弱的一部分原因。此外，这种削弱也是由于这些党在第二次大战的翌日的革命关头犯了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可是，“纲领草案”既不谈这种削弱，也不谈其原因。
“阶级斗争不断地（原文如此）震撼着资本主义国家”（中文191页）；“单个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动势力已经无力对抗日益壮大的民主和社会主义力量”。（同一页）；“甚至在那些改良主义仍然保持着强大阵地的国家中，工人运动也发生了显著的（原文如此），向左转的变化”（第192页）；诸如此类的百宝丹方，具有不辩证、教条、徒然的绝对化的特征，对于澄清西方各共产党面临的严重问题毫无帮助。
凡在帝国主义国家中从事斗争的共产党人都深深知道：不幸，美国并没有被阶级斗争“不断地震撼着”不幸，法国的“反动力量”十分有力地“对抗了”“社会主义力量”，社会主义力量非但没有日益壮大，而是明显地削弱了；西德工人运动发生的“显著的变化”不是向左，而是向右转了。……等等，……
总之，“纲领草案”仍然忠实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新改良主义的论点，而在这方面，它甚至比“八十一个党声明”还后退了一步。它毫无根据地肯定说“甚至在推翻资本主义以前”，工人阶级就“能够迫使统治集团停止准备新的世界战争……把经济用于和平目的”（第192页）这是出现在这里的所谓“和平共处”的论点的最反动的一面，它企图以“强迫”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变成“和平主义者”的斗争来代替推翻资本主义的斗争。这是一个反动的乌托邦：说它乌托邦，是因为这一目的不能达到，说它反动，是因为根据这种概念，，各国共产党就要妨碍群众斗争（它在不同时期可能超过资本主义范围），限制斗争目标、拒绝给他们以反资本主义目标的倾向。
这种新改良主义在下述段落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工人阶级依靠人民的大多数，并且坚决打击那些对于资本家和地主不肯放弃妥协政策的机会主义分子，就有可能击败反动的、反人民的势力，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使它从为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服务的工具，变成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工具，开展议会外的广泛的群众斗争，推毁反动势力的反抗，为和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准备必要的条件”（第195页）
自然，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从来也没有维护过关于社会主义革命非伴有暴力革命或内战等等论点。社会主义革命所要求的暴力程度只能取决于力量对比和阶级敌人的反抗能力。因此“纲领草案”在这个问题上略显笨拙地提起这些著名的真理是有道理的。可是，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列宁说来，革命的内容是没收资本家的财产和建立起新的国家机器，它依靠工人和贫农选出的民主委员会，使工人阶级在事实上变成统治阶级，掌握着经济和国家的管理。
既不谈没收资本、又不谈工人委员会或工人会议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明显地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种修正主义观点。作者们大谈什么“思想上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的危险，（第197页）；他们似乎还没有觉察到他们自己深深陷在修正主义的泥坑里了。
实际上，这些新改良主义的段落，虽然用折中的办法，被“多种形式”下的“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的其他的“正统性的引证所间断，只不过是把发生于“人民民主国家”内的事物合理化、理论化而已。仅仅是由于外国的干涉、以及苏联领导人的军事官僚的压力，这些“人民民主国家”的共产党才最后得以把“议会从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工具，转变成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工具”同时，也不是没有改变“议会”“选举”和“各政党”的概念，使它们成为陪衬性的东西。可是“纲领草案”却偏偏一再笨拙地强调各国共产党并不希望“通过战争”和在“外国的帮助下”夺取政权的思想。历史上至今尚未给我们提供一个本国的共产党没有外国占领就能通过议会道路而夺取政权的先例。以前，这是共产党反对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时的最主要的宣传论据。现在，它正在成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赫鲁晓夫式的新改良主义的锋利的论据。
关于帝国主义国家工人运动任务的整整一章有两个根本的弱点。它没有描绘出这些国家中革命的阶级斗争的科学的、现实的任何前景；它没有以任何方式回答这一阶级斗争所提出的关键问题，即把一大部分改良主义思想占上风的劳动者实际上引导到开辟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上去的过渡性要求和过渡性组织形式的问题。
浮现在该章的唯一《远景》是完全为最近十年所否定的机械的论点即：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愈强大，帝国主义国家中阶级斗争的变化就愈激烈，从而这些国家中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就愈大。
比这一论点还糟糕的是今天主导各帝国主义国家共产党领导机构的这种幻想即：等将来苏联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水平的时候，这一点就会得到证实。这一点也鲜明地保留在《纲领草案》里了。（第149页），但是，它没有得到任何说明。
业已达到的绝对生活水平，对人的思想意识的影响不是比起与外国做比较更为直接吗？特别是当这一绝对水平已经相当高的时候更是如此。似乎应该说明，是由于什么经济作用才会使得帝国主义国家中现已达到的生活水平在未来的二十年中可能——或不可避免地降低。此外，这一论点根本是解除斗志的。因为它会使帝国主义国家中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斗争后退，把这种斗争的期限放在假设的未来的一点上，可能是距今15、20或25年以后，甚至是更遥远一些的未来上。
一个在殖民地革命中使共产主义运动陷于瘫痪的战略
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共产党人的任务一章的标题本身就颇说明问题：“民族解放运动”。
所以苏联的官僚机构继续死抱着它的两阶段（即所谓“民族解放运动”阶段和所谓“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相互机械分开的孟什维克观点。这种观点已经使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陷于瘫痪，阻碍了它仍在十年来的多次革命中起领导作用或先锋作用，并且在像埃及和伊拉克之类的国家中，在无耻的投降之后，把它们导致严重的失败。
“只有始终不渝地执行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的、用先进的革命理论武装起来的和团结一致的、同群众密切联系的党，才能组织并引导全体人民走向社会主义的胜利”（第176页）“纲领草案”肯定了这一点。
在纸上是多么美丽、多么轻松！……然而却有一根鱼刺横梗在草案作者们的喉头上。它叫做古巴。
在那里有过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它控制大部分工会，拥有许多干部，保有悠久传统。在那里曾发生了一次了不起的革命。可是，对那些喜爱教条和现成公式的人深为不幸的是：发动这次革命的并不是这个共产党；该党阻扰这次革命，甚至当革命胜利时还去破坏它。正是在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下的“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英勇力量，发动了起义，动员了人民进行反巴蒂斯塔独裁的武装斗争，推翻了独裁制度，实现了土地改革，与本国的资产阶级决裂了，并且过渡到全部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国有化，过渡到建设社会主义，而不顾共产党的反对和不理解。
这一决定性的历史经验，在草案作者们的教条里，在“唯有共产党才能推翻资本主义”的教条里在隔开“社会主义革命”整整一个阶段的“民族解放”的教条里，都找不到它的位置。
所以“纲领草案”才继续宣扬应把“民族资产阶级”算在内的“一般民主运动”。唯有那些“当地剥削阶级的反动力量”才应该被排除出去（第201页）。草案的作者们进一步明确道：
“民族资产阶级按其本性来说具有两面性。在现代条件下，殖民地国家以及过去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同帝国主义集团没有联系的民族资产阶级，客观上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基本任务的实现有着利害关系。因此，它的进步作用和它参加解决全民族迫切任务的能力还没有发挥干净。
“但是，随着劳动人民和有产阶级之间矛盾的增长以及国内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民族资产阶级表现出愈来愈大的同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妥协的倾向。
“解放了的国家的发展过程可能是复杂的，包含若干阶段。由于解放了（？）的国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不同，群众的革命创造性会给这些国家沿着社会进步道路发展的形式和速度带来许多特点”。（第201页）
可是至今，“沿着社会进步道路”（附带说一句，这是改良主义的古老的公式）真正有所革新的倒不大是“群众的创造性”。这或许是官僚主义者们凭空的想象吧，他们自八十一党会议时起就牵出一条从来不熟识的、没有性别的、非兽非鱼而被称为“民族民主国家”的动物。
根据马列主义关于国家的理论，国家乃是一个阶级强制另一个阶级的机器。“民族民主国家”的特点在它不是任何特定阶级的工具，而是一个“争取充分民族独立、争取广泛民主、争取把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一切进步爱国力量的联盟”的表现。（第203页）
“纲领草案”的作者们竟然达到在每页上都自相矛盾的地方。上一页谈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对于在解放道路上前进的殖民地人民不利的问题，那么就应该得出下面的结论：将民族解放进行“到底”，也就是摆脱资本主义剥削的枷锁。在这种条件下，随着这种革命出现的经济是以社会主义化为基础的经济（如古巴）；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便是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是民族革命，便是一个工人国家，而不是“民族民主国家”。
现在让我们来举出相反的假设。假设我们承认“将革命进行到底”就殖民地国家的范围而言是指原封不动地保持“本国”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仍然是有产阶级。可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教导我们：国家乃是有产阶级的统治工具。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并非是一个“民族民主国家”，不管它是多么的民主，它还是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列宁也教导我们说：即便是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也不过是被掩盖起来的资产阶级专政而已。难道这一点不适用于殖民地国家吗？
“纲领草案”的作者们让我们在两种修正主义中间进行选择：或是，假设不建立工人国家就可能消灭资本主义经济；或是：假设不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就可能把殖民地各国人民的解放进行“到底”。人们或许能在这两种修正主义中进行选择，每个人将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但是，即或在这种令人痛苦的选择之后，人们依然不会找到“民族民主国家”的痕迹。
当人们把这群修正主义式的革新的卫士们赶进他们最后的壕沟里、提出下列问题，“那么就请你们给我们举出民族民主国家的范例时”的时候，他仍不举伊拉克，也不举加纳，因为这两个国家无疑具有资产阶级的特征，甚而也不举几内亚。他们举……，举出了古巴，也就是说举出了这样一个国家：那里的外国和本国的资产阶级的财产已经完全被没收，资产阶级作为有产阶级已经消失了，不仅那里的生产资料实现了国有化，那里的人民也已武装起来了。
当人们再接再厉地问起“究竟古巴的国家和数年前的人民民主的国家有何区别”的时候，人们所得到的唯一严肃的回答、是……是共产党没有执政（古巴共产党除外，它开始承认面前的是一个工人国家！）。于是，这群奇怪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确定国家性质的定义时竟采用纯粹是主观主义的标准。
当“纲领草案”在第48页上（第203页）写到“民族国家愈来愈积极地成为世界舞台上的独立力量”的时候，混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这是似乎有别于“民族民主国家的”一些“民族”国家（总没有阶级性！），但是和民族民主国家这个神秘的动物比较起来，民族国家本身的存在，就体现出它的好处。也许民族国家指的是印度、伊拉克、埃及，加纳，或许还有摩洛哥、突尼斯等诸如此类的国家，等等。我们理解作者们缩手缩脚地不便把这些国家形容成“民主的”，因为这些国家最主要的活动之一就在于监禁共产党人和其他工人和贫农战士。但是，难道（确实存在着）这些国家不是资产阶级国家吗？草率地肯定这些国家的政府“实质是进步的、革命的，反帝力量”，难道不是在粗暴地欺骗这些国家的人民和苏联的各族人民吗？难道人们能够以尼赫鲁政府就起着这样的作用来说服中国人民吗？难道人们能以布尔吉巴或哈桑二世的、“革命”作用来说服阿尔及利亚的群众吗？难道人们能以纳赛尔和卡塞姆的“革命的、反帝的”作用，来说服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白白地期待“来自上面”的土地改革的埃及和伊拉克的村民吗？难道能以恩·克鲁玛的“进步”作用来说服不久前举行抗议生活条件恶化的大罢工的加纳的劳动人民吗？
所有这一切歪曲、混乱、和真假参半的情况，都是“纲领草案”的作者们不得不求助的东西。因为他们拒绝贯彻已为经验所证实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基本原理。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团结在与资产阶级各政党隔绝的、平民的或无产阶级组织周围的无产阶级和贫农，（一旦有可能，他们就团结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党派周围），正给予民族资产阶级所进行的一切具体的、反帝的行动以有力的支援。但同时他仍还以对资产阶级不信任的思想教育群众。他们向群众解释道：资产阶级就其阶级本性来说，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它们将不可避免地转向反革命阵营，尤其是在彻底的土地改革动摇私有制的大厦的时候更是如此，因而他们号召群众不停留在一个阶段上继续革命，进行“不断”革命，直到经济和社会的解放补充了民族的解放，直到，继摧毁资产阶级国家，建立起新型的、国家之后能够着手进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建设的时候为止。这个新型的国家，就是以劳动人民选出的民主委员会为基础的无产阶级和贫农的专政。
狭隘的共产主义观点
但是，如果说“纲领草案”对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群众来说是微小的和令人失望的话，相反，纲领草案对工人国家的群众，首先对苏联的群众却充满了美好的诺言。“纲领草案”以这样的号声结尾：“党庄严地宣布：这一代苏联人将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150页）。纲领草案仔细阐明了这个“共产主义”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内容。
在社会经济方面，我们将记住下列定论：
“在最近十年中（1961—1970），苏联在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时，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生产方面将超过最强大，最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劳动者的物质福利和文化技术水平将大大提高；人人都将在物质上得到充分的保证；所有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都将变成生产效率高，收入高的经济单位；苏联人对设备完善的住宅的需求将基本上得到满足；繁重的体力劳动将消失；苏联将成为工作日最短的国家。
在第二个十年（1971—1980）结束时，将建立起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以保证全体居民得到丰裕的物质和文化的财富；苏维埃社会将紧紧地接近于实现按需分配的原则，将逐渐过渡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这样，苏联将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完全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将在下一个时期完成”。
如果事实符合上述定论的话，这确是令人眼花缭乱的远景。那么我们现在可以仔细看看具体事实。
在最近十年中，苏联产量应按人口计算超过美国，这个诺言能否实现呢？不太可能。这尤其是因为人们（纲领68—69页）详细说明了，为实现这一点，必须超过美国现在工业水平的两倍半。而美国现在的水平高于苏联35%。因此苏联必须由65的指数增加到200或250，这就是说，在十年中要翻三翻或几乎翻四翻。现在苏联每年的增长率是8—10%，按这个增长率，十年后可以增加200—250%，就是说，十年后，可达到130或165的指数。但是，苏联的人口比美国多50%，因此，十年以后，美国的指数达到135—150就足以使得它的生产按人口计算高于苏联50%，而美国要达到135—150的指数只要每年增长2.5—4%就够了。这样的增长率并没有什么异乎寻常。
按人口计算的工业生产水平不等于按人口计算的生活水平。为达到这一点，还必须考虑到农业，而美国在农业生产率方面的进步是巨大的。从长期积累的消费品来说，美国也是大大走在前面的。总之，根据赫鲁晓夫的定论，将会有一个生活水平低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国家。纠缠在这样一种定论的违反常规的性质上是没有益处的。举一个数目字的例子来说明我们的怀疑。纲领草案规定电的生产到1970年将达九千至一万亿瓦。而美国现在电的生产即达八千五百亿瓦；1950年是六千二百亿瓦，每年的增长率是6%，按照这样的增长率计算，美国的电力生产在1970年可能超过苏联电生产的50%左右，还不用说按人口计算的生产了。
赫鲁晓夫缺乏精确的估计也表现在农业方面。在二十一大时赫鲁晓夫就有过这样的表现，他当时宣称:从1965年起，工人国家的生产将超过世界工业生产的一半。现在我们已到了1961年底，工人国家的生产只是勉强达到世界工业生产的35%。显然，赫鲁晓夫是严重地低估了欧洲一些帝国主义国家，日本和某些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国家当前的经济增长能力。轻率地作出这样的诺言——过去我们曾对它进行过揭露（见“第四国际”59年2月号）——是不会对苏联经济的成就及其动人的活力提供任何东西的。这些诺言只会表明官僚机构的浮夸，也补充说明了它在全世界到处升起的革命力量面前的恐惧。
从第二个年头起，在苏联将生产出丰富的物质和文化财富。因此，人们可以充裕地过渡到按需分配。但是，“纲领草案”大大地使我们在这方面失望。诚然，纲领草案——以二十年为期限——许诺，“社会消费资金将差不多达到人口实际收入的一半”但是，要达到这个情况，只有在实际收入中把免费教育，社会保险，免费医疗保险和其他间接或延期工资形式包括进去。而这些社会保险，免费教育等在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也是同样存在的，估计达到劳动者能够领取的总收入的35—40%。
实际上，同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实在的进步只表现以下三方面：免费住宅（这是前进一大步，但一切还要看住宅的质量）；免费的公共服务事业（其中包括公共交通）；企业学校免费供饭，（即食堂一天免费供应一顿饭）。根据严格的马克思主义的定义，这只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初期，是开始从地平线上升起的社会主义的第一阶段的初期。但是，把这个称之为“大体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是贬低共产主义，因此，这就给了它一个非常狭隘的定义。
这个奇怪的“共产主义”将保存着的商品，货币和商品经济，保存着工资的收入者，甚至“按劳分配”的制度，更糟的是，在这个“共产主义”社会里，必须靠“物质来刺激”生产的积极性，必须制订“收购价格”来“刺激庄员提高劳动生产率”，像是庸俗的交易经济那样，生产基本上取决于利润。甚至还必须维持根据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来支付不平等的报酬制度，这是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按照提供的唯一劳动数量进行严格平均分配的定义不相符合的。因此，这是一个甚至连面包都不能免费的“共产主义”，在那里，真正的平等永远是一种遥远的诺言。
有几个例子可以说明这种“共产主义”极为狭隘的性质。
列宁在1917年5月——这是在44年以前，当时既没有自动化，也没有核子力量——为修改党纲而草拟了一些文件。他在文件中特别规定禁止不满十六岁的儿童参加工业劳动。现在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纲领草案规定这一类的青年劳动者都是在享受十一年教育以下的青年，即是说，实际上从十六岁，十五岁甚至十四岁就工作。列宁曾规定在不久就要把有害健康的工业中的劳动日迅速减至4—6小时；纲领草案规定在有害健康的工业中每一劳动日为5—6小时。在1918年列宁继续起草同一新纲领时谈到，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要逐渐把每天的劳动日减少到六小时，逐步拉平各行各业间的工资和待遇”（列宁曾这样指出，见全集27卷158页）。
但是，纲领草案的作者却厚颜地在谈“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支付报酬”，这种做法既不是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也不是在社会主义的第一阶段时期，而是在建成的社会主义的第二阶段，即共产主义阶段的时期！这种提法难道不使人立即懂得这是滥用帽子吗？难道还不足以说明苏联的社会并未完成社会主义的第一阶段的建设，而更不用说社会主义的第二阶段了？
国家消亡又同时加强！
“纲领草案”的作者在谈到共产主义社会中的政治组织问题时，这些矛盾达到了顶点。
第一个定义与第一个谬论
“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全体劳动者的全民组织的过程开始了。无产阶级的民主越来越改变为全民的社会主义民主”。
这一段的第一部分有这样的意思：“将国家改变为全体劳动者的普遍组织的过程”（像恩格斯所说，后又为列宁所重申的那样，变成生产者和消费者自由联合的公社。但是，“纲领草案”不认为这些“无政府主义”的观点！）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正是国家的消亡，正是“将无产阶级民主变为人民的社会主义民主”。
纲领的作者不再记得列宁的教导：“国家的消亡就是民主的消亡，民主就是承认小部分人服从大多数人的国家，即是说，由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施行暴力”（“国家与革命”，选集第二卷）。说国家消亡了，但是民主继续存在，即是说，国家既消亡又存在。说无产阶级民主正在改变为全民的民主，即是多数人向少数人施行暴力的组织（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民主）正在改变为反对无产阶级自己的集权的暴力组织。
第二个定义与第二个谬论
“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产生的国家，在新的阶段即现阶段上已变为全民的国家，变为表达全体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的机构……党的出发点是，工人阶级专政不再成为必要是先于国家消亡的。作为全民组织的国家将保存到共产主义取得完全的胜利。它表达人民的意志，它的使命是：实行对劳动量和消费量的监督；保证……；维护社会主义的法律秩序和社会主义所有制……”
我们在这里就不再引证关于帝国主义包围继续存在的时候，国家在“国防”中的作用的一段话。但是，这点，就使我们就抓住了关键问题，而且是很适当的。那么，在踏上这个共产主义的大门——“大体上”甚至已经建成了的共产主义社会之后，始终仍需要有一个通过暴力来强制实行纪律、法律、对消费和劳动措施的监督的国家，这难道是共产主义吗？甚至是社会主义吗？
我们特意说，通过暴力，因为列宁曾经重复过几十次：国家不是简单的少数屈从多数，不是简单的遵守纪律和道德的起码准则。国家是一个特殊机器，一个强制和暴力的特殊体，它从一个阶级的名义把这个屈从和暴力强加给这个社会的另一阶级。列宁说，“民主是国家的一种形式，是多种形式中的一种形式，因此，像一切国家一样，民主就是有组织有系统的实行对人们的强制”。
只要经济和社会条件不许可阶级、商品经济和私有财富欲望消失的时候，事实上，就必须实行对公民实行有组织的强制，以使其不偷窃集体财产，不擅自占用消费基金中的大宗款项，不在街头欺压妇女，不组织任何不正当的交易。但是，这种强制的存在显然说明阶级的存在，说明我们还未处在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里，更不用说是共产主义社会了。
但是，也许这只是一种定义上的错误？但现实呢？也并不是那么令人高兴。苏联政府不得不在经济犯案中重新采用死刑，此刑在小偷窃案中比大偷窃案中使用更为多，以借以示威。难道还须要例举其他证明来说明下列事实：国家仍然存在着，丝毫没有消亡；在官僚主义颓化形式下的无产阶级专政仍然存在，剩下的都只是些无稽之谈，都是对劳动人民施放烟幕弹和欺骗。
第三个定义与第三个谬论
“党认为必须继续发展管理方面的民主原则。应该逐步推行国家机关的一切领导工作人员由选举产生并向代表机关、选民报告工作的原则。必须设法缩减领取工资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使愈来愈多的群众学会管理本领，使这类机关的工作将来不再是一种特殊的职业”。
列宁（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把无产阶级专政确定为这样一种制度：在制度里，1、公务人员的队伍开始由工人来代替，工人轮流完成这些职务；2、在这个国家里，对保留下来的公务人员根据工人的平均工资来支付。但是，“纲领草案”的作者却向我们说，在苏联，已经是一个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正在愉快地进行着共产主义建设，这个建设从现在起二十年内“大体上”完成——但是，在这个社会里还存在着如此庞大和有力的公务人员的队伍（根据苏联的官方统计有几百万），对公务人员的滥用激怒了人民，必须减少他们的人数（这是二十五年来一再提出的口号）和逐步采用选举的方式来代替任命……。
列宁确定的作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本任务，纲领的作者却许诺在建设共产主义以后才“逐步”实现它！他们承认，直到现在，“行政机关”并不具有实行“民主原则”的特点，（更多一些民主原则的说法只是一种工作作法上的比喻）因为，从未进行过公务人员的选举。
2、如何来解释这个纲领
因此，这是对纲领理论上的缺点的严厉批评。但是，纲领不是没有优点的。首先，纲领对于苏联官僚机构内部，苏联社会内部以及整个“社会主义世界”内部当前存在的紧张关系做了有力的揭发。在这方面，纲领草案揭发了什么呢？对于苏联的未来和“社会主义世界”的未来可以得出哪些结论呢？
这个纲领虽然是官僚机构本身“合乎逻辑的”和“观念”的产物，纲领也是今天的世界现实和苏联的现实的产物，无疑，是一种戴着变形的眼镜看到的现实。但是，这个现实迫使苏联当政的特权阶层在主要问题上采取阴谋，让步和后退，为了在有损于这个阶层阵地的革命力量面前自卫。
在殖民地革命压力面前的官僚机构
如果把“纲领草案”的表达方式同二十大和八十一党声明的方式相比较，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压力的痕迹。古巴革命的胜利，阿尔及利亚革命的彻底化，在具有强烈革命进程的国家里的许多共产党几乎处于瘫痪状态的事实，所有这些事实迫使克里姆林宫领导人说出几句话。这些话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其作者的意图，而在于向某些共产党或准共产党人提供了这样一个遁词：使他们可能从左边越过莫斯科关于殖民地革命的机会主义路线。
“纲领草案”的根本路线在于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包括臭名昭著的“民族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进行联盟，以便使帝国主义（它在联合国中已沦为少数）接受“和平共处”。这个路线完全是机会主义的，因为它消灭了世界其他地区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前景。甚至当这个机会主义采取冒险主义形式时——像恢复核试验，其战略基础始终是不变的：给帝国主义施加压力，把基础建立在使帝国主义的“转变”上，而不是由无产阶级去推翻它。
但是，在这个基本上是机会主义路线的范围内，却钻出了“从殖民枷锁下解放出来的国家”选择“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可能性。这种说法只是附带提到的；它和许多受到限制的、有保留的条款混杂在一起，这显然是对下述多种多样的力量所做的一种纯粹口头上的让步：这些力量在世界各地越来越强烈地斥责克里姆林宫和共产党在殖民地革命高涨面前的被动性，缺乏胆量和缺乏首创精神”。
但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将抓住这些话把它作为一根棍棒来敲打斯大林主义者领导人的脑袋，这些领导人甚至在一些无产阶级数目达到成百万的国家里，同民族资产阶级，进行联盟，实际上给这些国家的人民堵塞了“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
在中国革命压力面前的官僚机构
第二个压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压力。她是苏联伟大的和必不可缺的同盟者，对苏联来说，这种联盟比所有已经发明的和可能发明的一切核火箭都更有价值。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殖民地革命更普遍的压力——在这方面，苏联领导人竭力回答的批评是符合我们刚才提出的批评的。
但是，这个联盟也反映了另外一个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成为工业比苏联落后的所以工人国家的劳动群众的代言人，或者更确切地说，中国是所有在总的方面经济不发达的各国人民、包括在这些国家当政的官僚机构的代言人，所有这些国家辛酸地指责苏联官僚机构的领导人有民族自私主义，缺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当赫鲁晓夫许诺给每个苏联人的家庭一套现代化的住房，甚至给本国每个公民一部汽车的时候，而数千万中国人，越南人，朝鲜人，甚至阿尔巴尼亚人、罗马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在未来十年中仍很少能吃得饱和穿得暖。
这个指责在对“援助不发达国家”问题非常敏感的国家世界里引起强烈的反应，以致“纲领草案”作者在纲领中插进一段难以想象的说法：
“社会主义国家在统一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内的发展以及对这个体系的规律性和优越性的利用，保证它们有可能缩短建设社会主义的期限，开辟了它们大致同时，在一个历史时代内，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远景”。
除非给于这个“历史时期”一词以广泛的意义，那么整句话都变得意义是空洞的（比如，时期就等于世纪），这可能说明，整个“社会主义集团”，而首先是中国，可能在若干个十年里建设共产主义，也就是说，用赫鲁晓夫常用的标准来说，可能从现在起三十——四十年后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生产方面超过美国。
只要看一看数字就可以知道这说明什么了。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学家和有觉悟的共产党人可能会回答苏联官僚机构的领导人说“或者你们的意思是说（指大体同时进入共产主义——译注），在目前这样“互助”的条件下，实现这样大的“跃进”，那么你们是厚颜地撒谎了，你们是拿伟大的中国人民的痛苦和英勇的牺牲来开玩笑。或者你们的意思是说，苏联准备在这方面尽一切必要的努力——给予比目前的物质援助要更多十倍二十倍的物质援助—那么，从今以后你们就要在世界无产者面前实现这个诺言”！
问题不仅是苏联官僚机构的保守主义和狭隘的民族自私主义。这是不可否认的。问题还在于有一个主要的客观困难。几乎从半个世纪以来，苏联无产阶级为共产主义事业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苏联国家向官僚主义脱化，使这种牺牲增加了三倍或者四倍才换取了国家的工业化和军事保卫力量。当这么多年以后，第一次生活水平有了相当快的提高时，没有一个苏联领导会要求新的巨大牺牲来加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业化——虽然如果国家和经济方面的领导吸取列宁主义的原则，可能会在不妨碍苏联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情况下给中国以更多更好的东西。但是，客观困难仍继续存在着。
归根到底，这个困难所说明的，这就是由于历史奇怪的转折，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理论再一次显得荒谬，但是，以致过去没有人能够怀疑。肯定在一国完成社会主义建设；肯定人们甚至能够在一国“大体上”完成共产主义建设；建立“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制度能够“首先”在一国实行的幻想——这就得出荒谬的结论：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可能免费供饭，而在满洲里还有人挨饿；只要从爱泽鲁姆到巴统（黑海巴库附近——编者注）实行免费穿衣就够了；苏联人民因此应该在自己的边界上建立一套经常的围栏，以便驱除数以百万计的想挤到那里去，好摆脱地狱生活而享受伸手可及的天堂之乐的人，从而制止现代人类的大迁移！这种假设当然是荒谬的。但是，我们可以指出当年青的马克思指出下述事实时他是多么正确，他说：共产主义只能普遍胜利；共产主义社会只能是一个如果不是世界性的至少也是包括世界人口的大多数人民的一个社会。
让我们补充一点，“纲领草案”同样包括关于“不断完善国际分工”必要性的一段话说。这段话似乎是部分回答某些执政的共产党，特别是波兰共产党曾经给克里姆林宫提出的批评。
在苏联消费者压力面前的官僚机构
在“纲领草案”中某些部分，甚至在每一页，都可看到苏联消费者压力。
当“纲领”宣布“高收入和相对的低收入之间差别将应该逐步降低”的时候，这是因为消费者对此敏感并吵吵囔囔的提出抗议。当纲领草案申明：“在今后十年中，工资相对低的职工的实际收入将会提高，使国内将不再有低工资等级的工人和职员”时，这是因为所以这些人“—即数百万计的男女—认为今天自己领取的报酬太低！当纲领宣布说，“苏联共产党提出的任务是解决提高苏联人民福利水平的最尖锐的住宅问题”时（96页），这是因为苏联很大一部分居民对恶劣的居住条件的不满正在不断增长。当纲领宣布说，“必须给妇女较轻的，但有足够报酬的工作”时（99页），这是纲领和斯大林的下述理论决裂：用妇女和男人同样参加有害健康的沉重的劳动来象征着男女之间的平等。因为这点曾经不免在苏联女工中慢慢引起了不满。当纲领草案指出，“给居民制造的汽车将会有显著增加”时，尽管纲领在前面这样宣布过：“我国汽车的数量要增长到能保证充分满足货运和客运需要的规模，汽车出租站将广泛设立”。这是因为几百万苏联人不接受赫鲁晓夫关于出租汽车能满足苏联人民对汽车方面的需要的论点；因为他们非常希望获得一辆汽车作为私人所有，或者经常有使用权。其余照此类推。
对于这些诺言的总结无疑是令人感动的。尤其令人感动的是，当人们考虑一下苏联的历史，不仅是在1917年或1927年的情况，甚至是在1945年，乃至于1952年的情况的时候。无疑，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最近十年中比起1917——1952年的整个时期，或者，比起20世纪的整个上半世纪来有了更多的提高。在这方面或那方面，诺言也许将不能实现。特别是关于农业生产，赫鲁晓夫不顾最近几年的经验，继续冒进，而这些经验本该会使他学得谨慎些。然而，应该这样认为：这些远景将大体上实现，这意味着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从现在起十年后如果不超过也可达到西欧大多数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并将列入世界水平最高的国家之列。
“赫鲁晓夫的改良主义”是建立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如果肚子的主要要求得到满足，人们的心就会平静下来，至少在批评制度官僚主义变形的道路上使人们少动脑筋。但是，这个理论是错误的。如果改善生活水平将会避免爆发像1953年6月16日至17日在德国那样的，或1956年10月23日在匈牙利那样的饥饿与愤怒的话，那么，这种改善结果将会推动而不是防止反对官僚主义的批评精神，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国家里更是如此：在这个国家里，“国家与革命”一书不仅可以自由阅读，而且还是受到政府鼓励的。
“纲领草案”无容置辩地表明，官僚机构同样开始遭到来自苏联消费者方面的压力，这些消费者意识到：他们不仅是比美国消费更多的肉和奶的机器，而且是公民，是生产者，作为公民和生产者，他们终于要求行使苏联宪法和旧党纲所给予他们的——至少是纸上写着的——权利。
在苏维埃公民压力面前的官僚机构
事实上，自从赫鲁晓夫执政以来，这是第一次，“纲领草案”包括了不仅关系到群众的生活水平，而且关系到他们的民主权利的明确的诺言。原来，继斯大林之后而上台的新的领导集团只满足于废除斯大林时代的最野蛮的滥用职权（秘密警察的无尚权利，缺乏最基本的司法保证，解散集中营等）。现在，这个领导集团也不得不在政治方面向前推进一些改革了。
这些改革的要点，包含在下列的建议中：
1、“每次选举时更换的代表宜不少于苏维埃代表总数的三分之一”。
2、“应当确定这样的一个原则：全联盟机关加盟共和国机关和地方机关的领导人一般最多只能三届连续当选担任自己的职务”。
3、“应该充分实现下述各点：……在苏维埃会议上有关国家管理、经济和文化建设的一切重大问题都是公开的，都得到自由的全面的讨论；……苏维埃经常讨论代表的质问……”。
4、“应当把立法方面的倡议权，即提出法案的权利，交给工会，共青团和其他群众性的社会团体”。
5、“最重要的法案应交付全民表决”。
6、“党认为这些团体中领取工资的人员自下而上都必须进一步裁减，在每届选举中，每一个社会机关应当更换约一半人员。认为社会团体的领导工作人员一般最多只能两届连续当选是适宜的”。
7、“发展党的民主……”。“对于党的选举产生的各级机关——从基层组织到中央委员会——的成员，采取按照一定比例经常更换的办法，同时要保证领导的继承性。在每次选举时，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的成员至少更换四分之一。主席团委员一般最多只能三届连续当选……。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边区党委会，州党委会的成员在每次选举时，至少更换三分之一……。基层党组织的书记可以连续当选，但最多不得超过两届”。
在我们上面所提到的几点中，应该加上一个第八点，即关于逐级选举公务人员的问题。
乍一看，这个令人感动的政治改革单人们会怎样想呢？预先有两点可以提出来：
首先，今天这些做为惊人的革新而提出来的一系列的措施早就包括在苏联宪法的内容之中。人们默认这些措施实际上并未实行。这并不表明称之为自我批评的这个如此热烈被赞扬的美德是经常付诸实行的。
其次，其他一些措施由于限制性的条款大而使其真正的民主意义大为缩减。“主席团委员的当选”，“一般地”最多只能三届连续当选，但是“党的某些负责人，由于他们享有公认的威信，具有高度的政治品质，组织工作和其他方面的才能，可以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连续选入领导机关”。
我们知道，代表大会主席团委员都是一致当选的，因此四分之三多数票当选的“条件”是无实际效果的。对于苏维埃机关的领导人也是同样情况，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即当大家认为由于某工作人员的才干，让他继续留在领导机关工作是有利和必要的时候，可以重新选举他，最多能连续三次，而所得票数是四分之三的多数。
这就是说，人们不得不采用一种平息情绪的办法，它表明政治压力已具有了重要的形式。某些已列入要进行的改革无疑会仍是一纸空文。但另一些改革将被广泛地执行（特别是全民表决，工会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倡议权；讨论代表的质问等等），但是，这是针对一些次要的，特别是有关地方性或区域性的问题而言。
这些措施的要点在于：以公民投票性质的政治专政来代替斯大林的警察专政。在这种专政下，群众被分撒为单孤的个人享有着不断增长的权利，但不能享受组织起来和能够挫败——即使在次要的问题上——官僚领导集团所制定的路线的权利。
比较一下从斯大林死后一直到消灭“反党集团”的这个时期，事实上，党的领导机关内部讨论的自由冒着被限制的危险，而没有由于“纲领草案”的改革而有所增加！
在整个这一时期，赫鲁晓夫和他的朋友们为了稳坐江山和避免军队巨大的压力，不得不扩大那些参加真正讨论的人的圈子，政治方针的问题已在这些讨论中解决。在进行反对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以及他们朋友的决定性斗争时，他甚至不得不直接号召中委会的委员群众来反对主席团的委员。这类事态的演进有助于在中央委员会内建立集团和派别，甚至使集团和派别的重新出现是不可避免的。
而根据新的方法，在每一次代表大会上要有三分之一的委员被取消，除了赫鲁晓夫周围的“必不可少”的核心以外——这些人也是以此资格而任职的——每一个企图维护不与第一书记不同的观点的中央委员将自动地受到威胁，这种威胁不是“开除”（人们可能采取一些方法来反对开除），而是在下届代表大会上“不得再当选”。因为，是即将御任的一届领导机构来向代表大会推荐应该重新当选的委员和不应再选的委员以及新的候选人员的名单。要反对这种通过无情的和“民主”的道路进行的淘汰，只能越过中央委员会向基层发出呼吁，而这种做法显然是被禁止的，它被视为是“派别主义”和集团思想，是与马列主义的党性不相容的“表现”。因此，由于这种改革，派别的形成将是更困难，而不是更容易。
在苏联的各种选举中，也存在着这种表面上更民主的做法。中央委员会控制着党，通过党控制工会，共青团，和一切“社会”组织。事实是，只要党的领导集团保留着提出候选人的绝对垄断权，无论是直接提出，还是通过“社会组织”间接提出，即使是经常更换苏维埃的成员，也并不能减少极端官僚化的性质和君主体制。
这就是整个这座大厦的弱点。在“大体上进行共产主义建设”的情况下这个弱点甚至是成为可笑的。
列宁于1921年时曾肯定禁止分裂活动（而不是禁止“集团”或“派别”）是正确的，因为当时无产阶级专政受到俄国小资产阶层和农民的压力而遭到巨大危险。他阐明在这种情况下党内任何分裂活动的斗争都会成为国内阶级斗争间接的（不自觉的）媒介。
而现在，人们对我们说：阶级对立已经消失；阶级本身也正在“大体上”消失；因此，不再有可能有“实质性”的分歧，因为这些分歧归根到底只是反映了阶级的对立利益。但同时，人们仍继续禁止“派别主义和集团思想”。最好是，人们在这方面修改1919年的纲领，因为1919年的纲领丝毫未谈到这个“列宁准则”，列宁本人显然还没有意识到这点①。
①—例如（千百个其他例子中的一个）：在列宁“全集”第2卷的注解中，人们提到布哈林曾在1916年时组织过一个“反党集团”在民族政策方面反对“党的路线”。列宁好像并未赞成过这一判断，因为列宁在1919年曾推荐并使人赞成，把布哈林接纳入政治局，并且在1920年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前夕，列宁又把他做为中央委员会的特派代表派到工会去，同时还向那些对这种做法提出批评的同志们说：“你们认识像布哈林这样优秀的理论家吗？”如果根据目前的纲领的精神，列宁就不得不把他开除出去了。根据这样一种精神，列宁就不是……“列宁主义者了”。
这样就得到了一个荒谬的结论：当过去布尔什维克党还很弱小，处在被强大的敌人所包围的时候，党还能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允许有建立派别和整个集团的自由。当党领导了苏维埃国家在内战和外国干涉的时候，当苏维埃国家的生活处在千钧一发的时候，在那种情况下，苏联是弱小的，处于饥饿和普遍的贫穷，党还能一直付出很高的代价，没有在1919年的纲领中提出“禁止”的字眼。
而现在苏联已成为世界上头等军事强国和二等工业强国时；它自称已进入胜利地建设共产主义的时候，“集团思想”却变成了致命的危险，而在1917年，1918年，1919年或1920年时，这种思想都未曾被认为是致命的危险。谁能理解就让谁理解吧。
赫鲁晓夫如果维护南斯拉夫下述论点，那么赫鲁晓夫的理论就更合乎逻辑，根据南斯拉夫的论点，党应该随着国家和阶级的消亡而消亡，因为党只是一个社会阶级的先进部队。当党消亡时，“派别和集团”也随之而消亡。但是，赫鲁晓夫却相反地认为：随着阶级和国家的消亡，“党的作用是日益加强的”。（143页）
既然不再有阶级对立，党的作用只能在经济、文化、科学领导方面日益加强。那么，“共产主义的建设”为什么会由于“无代表意义的集团”在各级，包括在党内，与拥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人”进行斗争而受到威胁呢？那么，为什么由于两三个“派别”就关于布拉斯克建立一个大型水坝——在还不存在能够消费由此而供应的电力的工业之前——是否有用的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就会使社会主义的胜利受到动摇呢？
如果一边是执守僵化纪律者的集团，掌握着政权的一切指挥的杠杆，而另一边只是一些孤立的个人，他们没有组织任何集团的权利，哪怕是暂时的，只是一次讨论会期间，为使自己的论点获胜而组织的集团，那么，要对全部经济和文化问题进行“自由的，详细的和公开的讨论”怎可能呢？难道人们没有看到，尽管人们增加形式上的民主，而这种制度，也只能是官僚集中制。只有在领导党的内部有建立集团和派别的自由，根据宪法和在苏联合法范围内有建立苏联其他党（或集团）的自由的时候，真正恢复各苏维埃的主权才能成为事实。这不是很清楚吗？
1919年的纲领曾在第八次党代会上讨论过。当时，苏联正处于死亡的危险中。然而讨论是完全自由的，各种不同的意见都表达出来，辩论会进行得非常激烈。而这次在二十二大上会进行真正的讨论吗？这将是一个很清晰的考验。没有人会相信对“纲领草案”所提出的几千个问题：——例如，关于当国家消亡而民主仍然存在的思想——在几百万苏联共产党人、成千上万的干部中会没有任何不同的意见。会有人敢在代表大会上表示不同意见吗？人们会让他们有发表不同意见的可能吗？假如，没有，那么就应该看到，草案中的一切“民主”都是一种烟幕弹。恢复苏联民主的真正任务在苏联远未解决，事实上，人们还未开始提出恢复民主的问题。
在苏维埃生产者压力面前的官僚制度
剩下最后的一个压力，这个压力还不是实际的，而只是潜在的，因为“纲领草案”丝毫没有反映出这一压力的存在，但是这种压力对于苏联的未来将是有决定意义的：这是欧洲最优秀和世界人数最多的无产阶级为了获得亲自对自己用牺牲和智慧建立起来的企业进行管理而施加的压力。
因为，这正是“纲领草案”全部政治部分中的矛盾的顶端。人们要使苏维埃“民主化”，使行政“民主化”，甚至使党，工会，共青团“民主化”，但是人们甚至没提到可能使企业管理民主化的问题。甚至没提最近几年赋予工会的监视经济的官僚管理的一些微小权利。
“纲领草案”在三个不同的地方谈到“群众参加企业管理”的问题：在第77页，谈到有待完成的经济任务的那一章的结尾部分；在第89——90页谈到基层组织在制订计划草案和地方组织在“经济领导”方面日益增长的作用问题；第110页上谈到工会做为“经济管理的学校”问题。
但是，在这三段中，立即引人注意的是他们的极其模糊的性质，没有任何具体的建议，没有规定任何机构上的变化，对现行制度没有丝毫改变。这些无足轻重的说法同关于苏维埃、“社会组织”和党的具体建议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重要的是：没有谈到在企业中实行集体领导的问题，没有谈到工会参与这一领导的问题。在工会一系列的任务中，这一任务完全被抹掉了。唯一被采用的一句实际的话是：“应该把最优秀的分子提拔到企业的领导岗位上去”。就是这些。这太少了。很少劳动者都将会认为这太少了。一些人甚至会立即提出这个意见，许多人迟早也会说出这点来。
自从在南斯拉夫的工人委员会做为一种经济管理组织建立以来，苏联的官僚机构在这方面表现出了一种真正的精神紧张。这是一种被迫的紧张，因为苏联的官僚机构必须反对这种制度，不管其利益和成果如何。有罪的责任还要更复杂一些，因为列宁和1919年的纲领在这方面都说得很清楚，只要把二者拿来对比一下就可以知道修正主义在于不向未来——向将要消除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提出关于生产者实行自治的问题。
如果说今天在苏联，除了恢复有建立派别的自由和建立苏联其他政党的自由的要求之外，还有一个急迫的暂时性的要求，那就是：结束企业领导的官僚和君主制度，恢复民主管理的制度，建立工人委员会，工人委员会在它尚未结束学习阶段，未全部掌握民主管理之前，首先先参加民主管理，并为此目的，在工人委员会中规定人们在苏维埃，在党的领导机关和各“社会组织”中所采用的同样的轮换原则。
总结这些各种压力来看，很明显，这个“纲领”还不是一个最后确定的文件它将通过生活和实践；看到在苏联和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许多变化、改变和辩驳的事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到现在为止至少已经出现了四种派别：中国派；赫鲁晓夫派；南斯拉派夫和托洛茨基派。其他的派别还将会涌现出来。它们之间的三种派别赞同草案中的某些部分——至少是这些部分所涉及的演进——而不赞同另一些部分。由于事情的发展，这些派别之间的继续进行讨论将是有利的。不管官僚分子的力量是怎样企图去窒息它。我们托洛茨基派认为在这些辩论的最后，将只可能有一个结论：坦率、真诚、完全地恢复列宁主义的原则，这种为经验所丰富了的列宁主义原则比任何时候都更是争取世界社会主义胜利的唯一有效的指南。 |
阿尔及利亚革命的决定时刻——巴布洛于1961年7月18日从阿姆斯特丹狱中写给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信（1961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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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及利亚革命的决定时刻
——巴布洛于1961年7月18日从阿姆斯特丹狱中写给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信1961年7月18日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四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12月出版
亲爱的同志们，亲爱的民族解放阵线的兄弟们：
在我向你们写这封信的前一天，沙尔•山登和我因为从事“非法”活动支援民族解放阵线，被判处了十五个月的徒刑。
阿尔及利亚的革命现在实际上已经胜利了。帝国主义的最后的拖延和诡计可以阻碍解放时刻的到来，但是，解放的时刻是肯定的了，而且已经比较近了。
这个胜利首先是阿尔及利亚工人和农民奋斗的结果。他们七年来毫不吝惜他们的鲜血，付出了各种各样的巨大的牺牲。
在七年的残酷战争中，革命的根子已经深深地扎到阿尔及利亚人民当中，阿尔及利亚人民培养出的民族革命领导——民族解放阵线——已经发展成为不可轻侮的、同国际上有联系的、群众性政治-军事组织。
这一胜利同样也是阿拉伯群众，非洲群众，工人国家，中国，南斯拉夫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在物质上和道义上给予援助的结果。
国际的革命环境，多年来在国际范围内早已确立的新的力量对比，一直在朝着不利于帝国主义的方向发展，大大有利于阿尔及利亚革命的胜利。
欧洲和法国工人运动的群众，也对这一胜利作出了同等的贡献。他们的人数起初很少，但是后来却愈来愈多。当然，在这一领域中，同殖民地国家兄弟的革命斗争比起来，欧洲的工人运动，由于仍然处在传统的社会党和共产党的领导下，一般来说，是停滞不前的。这种情况在法国有清楚的表现——不仅表现在帝国主义政策的执行者和工人阵营中戴髙乐独裁政权的主要支持者法国社会党的可耻态度上，而且同样表现在法国共产党在初期和现在对阿尔及利亚革命所采取的态度上。直到现在，法国共产党还满足于纯粹在口头上反对戴高乐和阿尔及利亚战争。
无产阶级的主要组织的这种态度是露骨的叛卖态度，从根本上来说，也是机会主义的态度。正是这种态度迫使许多具有战斗精神的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寻找各种各样带有非常性质的方法和形式来援助阿尔及利亚革命。这种方法和形式当然不可能和群众的真正革命行动具有同样的外观和同样的内容。
然而，法国和其他地方这支有限的先锋队的主动行动和活动仍然是可贵的，因为这种活动唤醒了法国和欧洲工人和民主舆论去注意阿尔及利亚问题，并且引起了更广大的人民的反应。
今天，这就表现在法国各地，甚至还有阿尔及利亚各地，抗议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不断增长的呼声上，也表现在欧洲资本主义各国国内对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更有力的声援上。
你们知道，法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和整个第四国际从阿尔及利亚革命一开始时起，就对这一演变作出了贡献，虽然这种贡献是微薄的。
我们中间有些人，同法国和欧洲各国具有不同政治倾向的几十位战士和革命知识分子，不惜冒生命的危险和监禁的危险，毅然表现出他们热爱阿尔及利亚革命和一般的殖民地革命。
当然，这种牺牲同阿尔及利亚人民蒙受的巨大牺牲比起来，是算不了什么的。我在这里提起这一点只是为了说明，我们也有一点点权利在彻底解放的前夕，作为阿尔及利亚革命的真诚朋友，向你们讲一些坦率的话。
你们将面临一个重要的抉择。你们打算怎样利用革命的胜利呢？
在1954年，阿尔及利亚人民掀起了一个群众运动，它的首要目标是争取民族独立和摆脱帝国主义。
七年来，这场斗争是以没有明确社会分化的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为主力进行的。这些社会力量一旦参加到局势中来，就决定了革命的动力，并且在风雷激荡的国内外革命环境中提高了他们的觉悟。
在这场斗争中锻炼出来的还不单是粗糙的民族觉悟。支持革命和战争的社会阶层，阿尔及利亚的高山和农村中的农民，阿尔及利亚各城市和宗主国法国的农业无产阶级、工人和“知识分子”，都通过曲曲折折的道路，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意识到他们自己的社会愿望和理想。这种社会愿望和理想现在已经大大地超出了单纯的民族独立的范围。
革命在开始时采取民族阵线的形式，是不可避免的。
在革命初期，信仰，风俗和传统在发展和加强觉悟和民族团结方面，甚至起了进步作用。因为他们面对着帝国主义×××［此处疑原文有错漏——译者］来自突尼斯和摩洛哥的×××。这些国家尽管取得了独立，仍然处在封建-资本主义制度下。
不管革命在自己的动力推动下怎样不知不觉地前进，革命已经提高到更高的水平。今天，在同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主力进行了七年战争以后，阿尔及利亚群众的精神已经受到时代的思想，愿望，主要思潮，即社会主义和革命思潮的有力感染。任何人都不能忽视这一事实，因为这一事实对于阿尔及利亚革命的前途，实在具有头等重要意义。
阿尔及利亚革命目前是在一个发生着剧烈变化的世界上进行的。在这个世界上，变化的剧烈、深刻和加速度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在原子能、自动化和宇宙空间硏究的领域中，科学和技术最近的进步已经把人类的实际能力和潜在能力的边疆推进到以前完全不可想像的地步。人类现在已经有了生产丰足产品，移动高山和使沙漠繁花盛开的物质力量。
这一新的工业革命为一种新文明，开辟了道路。这种新文明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了物质可能性和必要性。而且这一新的工业革命还同惊人的政治和社会变化结合在一起。
这样，这两种过程就互相作用着，注定要稳定在更高的发展水平上。
苏联，中国，南斯拉夫和其他工人国家的物质和军事力量一直在不断地增长，并且在世界生产上及帝国主义和新生社会主义世界的力量对比上，留下自己的烙印。
这一不断增长的力量和以前受到帝国主义束缚的各国在战后掀起的波澜壮阔的解放斗争的发展互相起着促进作用。
请想一想阿尔及利亚革命以来非洲的变化吧！以前，这个大陆是最落后的大陆，现在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卷入到一场革命高潮中，这个革命高潮正在扩大到森林和热带丛林的最原始的人民当中去。
从埃及到摩洛哥，从尼日利亚到坦噶尼喀，从北非到南非，穿过马里，几内亚，处在革命门槛上的怯尼亚，刚果，号称“新阿尔及利亚”的安哥拉，整个非洲都掀起了革命热潮。这种革命热潮将继续汹涌澎湃，直到这个地区从帝国主义的朿缚下获得了真正的彻底解放，并且实现了社会、经济和民族复兴为止。
在这个历史性过程中，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英勇斗争过去起了，现在仍在起着他们自己也没有充分认识到的非常巨大的作用。
在中东，革命热潮也是同样深刻，不论是在土耳其或伊朗或伊拉克都是如此。在伊朗，国王和封建资本主义买办阶级正在作垂死挣扎，企图推迟不可避免的爆炸的到来。在伊拉克，克伦斯基式的波拿巴主义政权摇摇欲坠，变动频繁，局势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对帝国主义来说，远东的情势也在恶化。老挝、南越的革命斗争的发展，日本和印度尼西亚的工人运动的高涨，南越的长期危机，就是最好的例证。
世界这一地区已经愈来愈处于红色中国的影响之下，在那里，革命不久以后就会取得进一步的进展。
至于拉丁美洲，在帝国主义的堡垒美国的大门口，可以称得起就处在“恶鬼魔掌中”的古巴革命取得了胜利。这一胜利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它说明在帝国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一种新的力量对比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来了；从历史观点来看，它不仅意味着拉丁美洲“演变”的开始，而且意味着北美“演变”的开始，因此也就意味着全美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
拉丁美洲群众的革命要求和封建-资本主义政权的不稳在整个美洲差不多都是很显著的。事实上，只是由于在所有这些国家和世界各地区缺乏能够英明勇敢地发扬工农群众的革命潜力的政党和果敢的革命领导，革命才不能不断加速地发展。
当然，我们必须记得，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工人国家的变化和革命发展比起来，西欧和北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是落后了。
但是，作为这些国家相对社会稳定的基础的经济昌盛却很脆弱，很不巩固。好些年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恢复工作完成时起），这些国家的繁荣就是在三个基本因素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发展和维持的。这三个基本因素就是：在目前的“工业革命”中科学技术发展所造成的生产力的惊人增长，有利于每个国家的工业部分的、对于农民的剥削，以及工业国集团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剥削。
由于生产力增长，实际工资和用于重新投资的积累资本也同时有所增长。
工业国集团对每个工业国的农民以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农民的剥削也使工业部分的利润可以保持高度水平，并且为它的扩大，为积累的实现，带来了必要的市场。
但是，归根结蒂，这就意味着农民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要经历相对的贫困化，而资本主义经济则背上不断扩大的军备所带来的沉重开支的负担。同时，资本主义经济的下降和财政危机从长远来看也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下降趋势已经清晰可见，在英国如此，在美国和加拿大也是如此。以德国为首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目前却从这种局面中得到好处。
另一方面，各国通货——包括美元在内——的不断贬值和世界性金融危机的现实威胁已经十分清楚地说明了目前的资本主义繁荣的脆弱性。事实上，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已经陷入不可挽回的经济和军事衰微中。这个过程注定要不可改变地加速起来。每一年都会有明显的事实来证明这一点。
阿尔及利亚革命正是在这样一个翻天覆地的革命的世界上逼近胜利时刻的，逼近决定时刻的。
帝国主义和它的国内外同盟者也认识到阿尔及利亚革命有走上“古巴”道路的危险。这条道路可以引向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从而为阿尔及利亚带来社会主义的结构。
在古巴，也像在阿尔及利亚一样，革命基本上是在农民革命军的斗争的基础上和不存在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党的情况下进行的。然而，就其行动和成就来说，古巴革命的发展却比各国怯懦的共产党在它们的政治纲领中所表明的快得多，也果敢得多。
以某种方式把阿尔及利亚革命“资产阶级化”，把它局限在无碍于建立一个同帝国主义结盟的阿尔及利亚资本主义政权的范围内，那对法帝国主义及其在阿尔及利亚和阿尔及利亚革命内外的各色各样“布尔吉巴主义”盟友来说，是有利的。戴髙乐，美国人，美洲和阿拉伯国家的一切封建-资本主义势力以及阿尔及利亚内部的“布尔吉巴主义”分子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所力求达到的目标就是这样。
他们说什么撒哈拉大沙漠资源丰富啦，法国可以在康斯坦丁计划下对阿尔及利亚的“工业化”给予财政援助啦，欧洲籍“优秀分子”可以前来阿尔及利亚啦，阿尔及利亚移民可以前往法国啦等等，企图利用阿尔及利亚问题的一切方面，来制造幻想，制造对于“美好未来”的憧憬，以便把革命引向资产阶级和亲帝国主义的方向。
你们愿意在别人的诱惑下坠入这种陷坑中吗？
总之，处于革命胜利时刻的阿尔及利亚需要决定何去何从：突尼斯的解决办法还是古巴的解决办法？
“布尔吉巴主义”的突尼斯已经取得了形式上的民族独立，但是它的根本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不受帝国主义控制的真正独立，土地问题的解决，工业化，失业现象和文盲的扫除，妇女解放等。它仍然是一个不发达的封建-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的盟友和附庸。
相反地，古巴虽然是一个小国，投手之间就可以落入“恶鬼魔掌”中，但是它却真正地摆脱了帝国主义，解决了土地问题，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计划，彻底扫除了失业和文盲，解放了妇女。
由于这一事实，这个小国已经具有了国际重要性，置身于拉丁美洲大革命——从历史观点来说，还是泛美洲大革命——的先锋队中。靠了果敢革命领导的英明和极大的胆识，古巴已经走上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新生社会主义的道路。
阿尔及利亚革命现在也有可能取得同样卓越的成就。只要它走上阿尔及利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它就可以在不可避免的阿拉伯和泛美洲革命中发挥领导作用。
决不要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机会主义思想家的武库里借用一些论据，说这是困难的或不可能的。
在社会主义的解决以外，阿尔及利亚明天的基本问题是无法真正解决的。
被帝国主义窃取的阿尔及利亚最好的土地都掌握在富裕殖民者和帝国主义企业手中。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占有的公有土地和个人小块土地数量有限，土壤贫瘠，而且由于缺乏财务、物质和技术援助，都没有能很好地耕种。
可是，阿拉伯阿尔及利亚居民绝大部分却是由有地无地的农民组成的。
这些群众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革命军队的基本力量，也是革命的基本力量。
为了不出卖他们，革命决不能拒绝给他们以土地，甚至不能推迟日期。
这样一种政策要求废除农民的债务，没收富裕殖民者和帝国主义企业的土地，至少把—部分重新取得的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和无地的农民，通过民主的农业工人合作社，以合作方式开垦国家所有的其他土地，巩固公有土地，由国家给农民以财务、物质和技术援助。
但是，如果不同农业经济的多样化和改造以及有计划的高度国家工业化结合起来，这种彻底的土地改革也将毫无前途。
阿尔及利亚本身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何况还有撒哈拉。撒哈拉有大规模迅速工业化所必需的极可贵的原料。加上这个地区以后，阿尔及利亚完全可以满怀信心、勇气百倍地面对这一问题。
这样一个经济计划所必需的资金可以用下列办法筹措：把收归本国所有的帝国主义企业的利润用之于生产事业，争取工人国家的援助，利用目前没有就业的大量劳动力，开发撒哈拉的富源。
但是，这一切人力物力需要由国家在一个国有化为主的经济基础上，并按照一个长远的计划，加以动员和组织。这个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实行国家垄断对外贸易。硏究落后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资产阶级专家也广泛认识到这一措施的妥善性。
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最有资格的专家——从密达尔到希金斯——都放弃了古典理论，不再主张实行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放任”和“自发平衡”政策，而赞成有计划地发展不发达国家，由国家加以推动，而且大体上由国家加以控制，包括采取国有化措施，实行土地改革，垄断对外贸易……就阿尔及利亚或任何其他国家而言，当然不可能在开始时采取自给自足和完全国有化的经济方针。如果实行这样的方针，那只会在一个整个的时期阻碍群众生活水平的必要提高，并引起危险的社会矛盾。
有计划的国家经济建设必须尽可能利用世界市场的资源，包括利用外国资本，如果外国愿意在长期的基础上和有利的条件下提供资金用于经济发展的话。
这也不是一个立即实行农业集体化和农业、商业和各种手工业完全国有化的问题。采取那样的政策，只会降低生产力水平（相反地，生产力水平应迅速予以提高），并且会使一些重要的社会阶层反对政府。在开始时，采取下列政策是必要的，同时也就够了：由国家把关系经济命脉的银行业，工业，农业和商业企业收归国有，确定个体农民可以占有、但不得转售的最高土地限额，实行对外贸易垄断。把国有化和计划化的经济扩大到私人可以经营的各部门的过程，应该按照国家的物质和技术力量以及群众的觉悟程度，逐步地进行。
正是在这样一个总方针下，才可以解决撒哈拉问题以及同欧洲少数居民和法国的关系问题。阿尔及利亚国家应该主张和附近的非洲国家一道，并且和法国的资本一起来开发撒哈拉，其具体形式应保持阿尔及利亚对阿尔及利亚撒哈拉的主权并保证以阿尔及利亚国家为主。阿尔及利亚国家也同样应该愿意同法国成立优惠的长期协定，以便使法国可以通过财政援助，通过由法国工厂和企业提供设备的合同，来对阿尔及利亚的经济发展作出贡献。这种可能的合作方式对前宗主国和新解放的国家都有利。
这种援助排除了政治束缚，可以防止把投资用在不妥当的地方，可以防止榨取可耻的高额利润以致吸尽受“援”国的膏脂，不但有利于新解放的国家，而且可以保证前宗主国工人的充分就业。
这样来重新安排阿尔及利亚和法国的关系，就可以很容易地解决阿尔及利亚境内欧洲少数居民的问题，因为这样一来，就可以使一切愿意适应新阿尔及利亚国家结构的成分都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并且可以使被剥夺了财产的人最后得到补偿。这种补偿可以由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两国政府凭借开发撒哈拉所得的收入来共同负担。不过，帝国主义愈是推迟离开阿尔及利亚的日期和解放的时刻，丧失这种解决办法的好处的危险也就愈大。
为了使这种根本性的结构改革有可能实现，必须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政权——阿尔及利亚工人和农民及他们的革命军的政权。这一政权必须建立在民主选举的机构的基础上，即乡村、城市和地区的各级代表会议、委员会、一个制宪国民议会，一个对各级代表会议、委员会和议会负责的政府。在革命期间成立的政治-军事行政体系的各种代议机关应该成为明天的政权的胚胎。
不过，阿尔及利亚的全部政治和经济前途的关键实际上都系于民族解放阵线的前途。
民族解放阵线是作为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斗争和革命的公认领导而发展起来的。从这一观点来看，它所取得的威信和巨大影响在许多年份内都将在各方面保持下去。民族解放阵线在起初是一个独具特色的政治-军事组织，是阿尔及利亚人民当中为民族独立的根本目标而斗争的各种成分和流派所组成的独特的阵线。
但是，实际上，在这场斗争期间，民族解放阵线已经变成一个政治机构，表达了革命的动力和愿望。
现在是时候了，民族解放阵线应该把自己真正变成一个政党，拥有更清楚、更明确的政治和社会纲领。
这个纲领必须是一个社会主义的、革命的和民主的政党的纲领。民族解放阵线只有成为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才知道怎样充分地表达工农革命群众的思想、理想和愿望，以便不致出卖他们。
另一方面，只有作为一个民主的政党进行活动，它才能合法地保持它对政权的垄断，至少在明天的阿尔及利亚的第一阶段是如此。要成为民主的政党，也就意味着要允许各种思想和倾向在这个组织内自由地对垒。作为革命的基础的各种人民力量具有各色各样文化，甚至物质和社会背景。在仅仅存在单一的政党的情况下，这些思想和倾向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
但是，也不应该为了维持这种一党垄断的局面，就不准拥护革命的基本果实、在新阿尔及利亚宪法范围内进行活动的其他政党存在。只要同意了这一原则，这个单一的政党的存在就完全是靠了群众的信任，而不是靠了党对国家的垄断。党对国家的垄断可以导致党和国家的官僚化，并且使在革命烈火中产生的人民政权退化成一党对群众的独裁统治，甚至退化成党的领导机构对全党和群众的独裁统治。在初期的过渡阶段，由于不能不和帝国主义作某些妥协，由于要处理全国所遭受的破坏，再加上干部不足，文化水平很低，革命的政党可能无法顾及这些规则中的某些规则。但是，革命党应该明确地阐明和宣布这些原则，革命党不能支持国家根据经验实行妥协的日常政策，也不能为这种政策辩护。这件事对革命来说，具有头等重要性。
在结束这封信的时候，我只需要再谈谈最后一个问题：从过去继承下来的风俗和信仰对阿尔及利亚革命的压力问题。
这一传统当然是所有这些国家的人民，特别是那些已经从世世代代的封建主义转到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各国人民身上的沉重负担。风俗和信仰是群众力求适应一定社会制度的生活方式的表现，因此，从这个观点来看，它们对于在社会内部更经济地组织个人和家庭的生活和保护人种的统一，也有一定程度的贡献。但是，尽管如此，这种情况对于这一具体社会的发展来说，仍然是一个障碍因素。而在这一社会中，得到好处的，基本上只有当地和外国的主要统治阶级和阶层。
在阿拉伯社会中，由于社会的结构和历史发展方面的种种原因，风俗和信仰——特别是宗教方面的——的力量仍然很大。革命不能一笔勾销这一切，强要个人和社会的生活达到二十世纪所要求的知识水平和合理组织的水平。为了消灭和有效地取缔不合时代潮流的、野蛮的和不合理的风俗和信仰，包括宗教在内，必须消灭物质上和文化上的落后状态，必须消灭社会划分为阶级的现象，并接近一个世界共产主义社会的水平。这已经是非常遥远的未来的事了。
在没有充分的物质水平、在文化上还没有达到自然的成熟状态的情况下，单靠宣传（当然宣传也是非常必要的），单靠禁止个人或家庭的这样那样的习惯，是无法达到高度文化水准的。以官僚主义的方式干涉个人或家庭的生活，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来“移风易俗”反而容易加强旧风俗的力量，使许多落后的分子和阶层反对政府。只要在社会实现中存在着物质匮乏，文化水准低下，群众得不到真正的民主等现象，群众就会保持他们的风俗和信仰，就总会在遇到现实生活带来的挫折，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和希望，不能理解大自然和社会的奥秘的时候，到宗教中去寻找慰藉。
但是，如果以这种历史负担为借口，不把革命贯彻到底，反而去阻碍决定性的结构改革，接受折衷的解决办法，那也会犯不可原谅的错误。相反地，必须在革命胜利的时刻利用群众的巨大的革命热潮。因为，在这样的时候，群众的热情仍然锐不可当，群众要求根本改变他们作为人的处境的精力、意志和愿望仍然极其强烈，以致他们一步就可以迈过许多决定性的阶段。
革命应该宣布宗教和宗教活动是严格属于私人的事情。
革命已经大大改善了青年们和妇女们在古老的家长制家庭里面的地位。这是革命对他们的功绩，对他们作出的巨大牺牲的理所应当的表彰。胜利的革命必须巩固和扩大这种改善，特别是要改善妇女的地位，使她们在经济上，在社会地位上，在两性关系上，获得真正的解放。阿尔及利亚革命的这样一个纲领，这样一些成就会鼓舞马格勒布的革命，会鼓舞整个阿拉伯民族和非洲，以致成为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的历史里程碑。以阿尔及利亚为中心的马格勒布会受到特别有力的鼓舞。阿尔及利亚旁边就是突尼斯和摩洛哥。这两个国家在形式上取得了独立，但仍然受到封建-资本主义的、亲西方的、亲帝国主义的政权的支配。这种纲领和成就还会鼓舞从摩洛哥到伊拉克的整个阿拉伯民族。阿拉伯民族现在正在通过过渡性的联邦方式来寻求统一。但是，由于阿拉伯民族地理上的分散，由于社会结构的多样化，由于阿拉伯民族各成分的历史发展，而且由于世界帝国主义的阻挠，这一统一至今仍未实现。而从历史观点来看，这种统一无疑是阿拉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阿尔及利亚的革命应该成为这个革命的光荣的和决定性的开端。
阿尔及利亚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整个非洲的影响也会具有同样的重要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是在黑非洲，现在还存在着一个原始的农民社会。这个社会仍然有根深蒂固的部族经济和风俗，然而，由于帝国主义商业资本的侵入，已经革命化了。本地的农民阶层和资产阶级商人阶层一般是有限的，而且远不如埃及、突尼斯和摩洛哥等中东阿拉伯国家类似的阶层重要。在这些已经取得独立的国家里，国家机构在很多情况下仍然处在雏形状态，它们的社会的命运仍然没有决定。一切仍然要以国家政权为转移。它们的社会基础主要是由穷苦的农民和进入城市的（此处原文不通，揣译。——译者）非部族化的成分组成的。这些政治上有局限性的中坚分子想要把城市加以利用。这种社会基础，加上目前的国际环境带来的革命热潮，就逼迫这些中坚分子朝着国有化的、计划化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本地的资产阶级和潜在的资产阶级分子，加上帝国主义，逼迫他们以拉丁美洲各国独立以来的演变为蓝本，朝着买办资本主义制度的方向发展。
现在已经有人把非洲划分为两部分：“改良主义的”非洲和“革命的”非洲。前者以象牙海岸、塞内加尔、尼日利亚和利比里亚各国的现政府为中心，后者以几内亚、马里还有某种程度上的加纳为轴心。这种划分很可以说明上述两种趋势。阿尔及利亚的革命在胜利时刻所作出的抉择将大大影响整个非洲当前的命运。
人们也不能低估阿尔及利亚的社会主义革命对于地中海周围各欧洲国家所将产生的影响。非洲，古巴和拉丁美洲的殖民地革命的行动已经震撼了佛朗哥和萨拉査的独裁统治。阿尔及利亚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及其影响很可能会加速他们的独裁统治的垮台。
甚至在法国，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英雄斗争都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使法国的工人和革命运动重新活跃起来，阻碍了戴高乐独裁统治的巩固，并且还遏制了法西斯主义的发展。毫无疑问，阿尔及利亚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可以成为法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从而说明殖民地革命的历史性发展和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之间目前存在的密切的辩证关系。
历史已经用它的辩证法把基督教的一条原则变成了自己的原则：“最后的一个将成为最先的一个”。这种辩证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古典思想家也没有预见到。
这种可畏的历史命运将以阿尔及利亚革命在胜利时刻的决定为转移。
你们打算怎样利用这一胜利呢？
请想一想古巴领导者的极大的胆识和深邃的智慧为革命者树立的举世无双的榜样吧。他们真正理解到了现时代历史的方向和机会。
在今后要走的道路上，一刻也不要犹豫，决不要不惜一切代价使革命的前途服从于民族或党的抽象团结的迷信。
勇敢地举起阿尔及利亚社会主义革命的大旗，历史将给你们以巨大的奖赏，不朽的光荣。
在这一任务面前，决不要后退，不管用什么借口。 |
给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公开信（巴布洛，1961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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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公开信
巴布洛1961年7月6日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四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12月出版
亲爱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
亲爱的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同志们：
我现在在我的牢房给你们写信，我已经在这儿被囚了十三个月，一直在等待法院的判决，而法院现在才审理桑坦同志和我的案件，我们俩被控告干了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和阿尔及利亚革命的“罪恶”活动。
最近，我在这儿接连读了两本很好的书，非常满意，一本是赖特·米尔斯著的《听着，美国佬》[1]，一本是胡伯曼和斯维济合著的《古巴，一个革命的剖视》[2]。
重要的是，迄今论述古巴革命的最出色的书都是美国人写的。
关于古巴革命的历史性意义，美国自由派的一些知识分子或社会主义左派已经了解得很清楚，我认为，它的历史性意义的另一证明是：古巴革命不仅是拉丁美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而且从历史角度来讲，也是北美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一言以蔽之，是伟大的泛美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
这一情况已经说明古巴革命的重要性和动力是多么大了。
第四国际是最早一批认识到英勇的7月26日运动与巴蒂斯塔进行斗争并取得胜利的动力的，也是最早一批随时注意、了解并欢迎古巴永久性社会主义革命的每一胜利阶段的。
在全世界劳苦群众中，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和北美洲工人中间宣传并保卫古巴革命，过去是，今后仍然是第四国际的一项基本任务，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我们的战士们已经付出了他们全部的旺盛的革命精力。
这就是我坦率给你们写信的原因，我是下面这样一个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在历史上根据自己的信念和经验准备毫不踌躇地和全面地了解古巴革命，并且将全力地和无条件地手持武器保卫古巴革命，反击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
根据我被捕前对你本人和7月26日运动的了解、对你如何领导人民与血腥的巴蒂斯塔独裁政权进行英勇斗争的了解、对革命第一批胜利的了解，以及根据我被捕后对革命进程所了解的一切，我深深相信，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具有高度智慧和实践能力的社会主义的革命领袖。就你目前已经完成的和你正在进行的工作来看，你的确是伟大的革命者之一，像罗莎·卢森堡、列宁、托洛茨基、并且在某些方面来讲还有革命的南斯拉夫人和中国人那样，知道如何以创造性的和高度革命的方式来发现、吸收、解释并发展马克思主义。
因为，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像有些人那样根据经典作品干燥而死板地规定一些教条和条文，以机会主义的或愚蠢的方式来解释；这些人一旦掌权就把马克思主义制度化，以便使国家的全部实施和他们所代表的官僚主义阶层的利益合法化，像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情况就是这样。
马克思主义是旨在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真正的社会知识和革命行动的灵活而公开的方式，它不排斥在任何地方所获得的真理，并经常得到永世新颖的和无双的革命实践的创造性经验来丰富自己。
我个人非常羡慕和欣赏革命的和反教条的方式，这种方式常常具有一种很独特的体系，你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就曾使用过这种方式来解决重要的基本问题。那就是真正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在与巴蒂斯塔进行武装斗争时，你曾依靠贫农，依靠你对建立游击队、使游击队与革命农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和打成一片的深刻认识，这种方式对全拉丁美洲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这种道路一定能克服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当中仍然存在的死板的和宗派的偏见，那些人实际上低估了以革命农民为基础、为达到下列目的而组织游击队的巨大重要性：发动武装斗争反抗亲帝国主义的反动势力、步步加强这一斗争、鼓励和推动城市无产阶级并使他们更加接近革命的农民。
整个拉丁美洲要向古巴革命吸取的基本教训之一，就是你在这方面依靠革命农民的支持和力量所表现的大无畏精神。
这一范例可能指导拉丁美洲的各个革命力量，其中有些至少受了共产党的影响，已经堕入了无尽无休的机会主义策略，寻求一种据说是有“革命”性的臆想的“民族资产阶级”，并且指望联合它，甚而依靠它来领导。他们应该放弃这种想法，从农民或无土地的农民那里寻找巨大的革命力量，依靠他们并坚决抛开资产阶级的犹疑性，用巨大勇气热情地投入真正的组织工作和包括游击队在内的革命行动。
古巴革命从马埃斯特腊山到哈瓦那的胜利进军，是具有特别意义的。
至于我们时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总进军，古典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已经完全改变了。革命正从包括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区域向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占领的中心，和最后，向美国的帝国主义堡垒挺进。这样，在许多国家里，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革命就能在一个整个时期主要依靠农民的形势下开始并前进，因为这些农民可以推动和支持无产阶级在城市的斗争，在那些城市里具有敌人的主要的和装备齐全的力量。
当然，每个国家的特点都会影响革命的发展，并且给它加上一种独特的性质，跟其他一些因素一起影响着联合城乡、共同斗争的方式。
但是，进程的特点只有依靠古巴革命的总背景才能了解，至少对所有被帝国主义控制并具有同类阶级结构和地理特点的国家是如此。
我个人也同样羡慕你在初期不可避免的几个阶段解决国家经济改造和社会改造问题时所采用的办法。
我所指的是，你在发展经济所规定的方向和解决上地问题时所采用的方法。
赖特·米尔斯等人曾肯定说，你根本不想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古巴经济，从而片面地长期依靠优先发展重工业并且几乎是绝对发展重工业，而是想建立一个主要供应世界市场需求的经济并且依靠重工业、轻工业、农业保持均等的和和谐的比例；如果赖特·米尔斯等人所肯定的是真实的话，那末毫无疑问，你所采取的道路就是正确无误的。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于革命的政治演进来说，尤其重要。
这样一个方向首先意味着，社会主义能够立即给古巴农民和工人群众带来好处，的确能够适度地但是经常地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而不是牺牲目前积极一代的利益，使将来的一代去享受。
这样的方向还意味着，可以建立一种和谐的经济，可以避免苏联目前还存在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与农业之间的严重失调现象。
重工业、轻工业与农业之间的比例的平衡不仅意味着可以不断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从而显示岀国家在政治上的健康发展；而且还意味着可以避免在将来某一阶段在一个或几个经济部门发生“瓶口”现象以及“瓶口”现象带来的许多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后果，从而可以显示出国家在经济上的健康发展。
你好像已经完全认清了古巴发展那样一种经济的重要性，这对革命所产生的政权的演进是非常重要的。
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特别是关于创立和推行合作社的办法，也同样是重要的。
合作社的农业工人认为自己是合作社的一员，他们都卓有成效地参与合作社的组织工作和管理工作，并且能够分享企业的部分盈余；这一点，我已经注意到了，而且认为是很重要的一点。
在全国各处，工人和直接生产者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参加组织并管理国家国有化的和计划化的经济，并且不再把自己看成只是为一个抽象的和官僚主义的国家效劳的工人；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政权的将来演进，是一个具有巨大重要性的政治经济问题。
我还认真地注意到，赖特·米尔斯在其著作中对你肯定的另外几个问题：即你对于国家和社会主义的结构和执行、对于文化的自由和发展、对于消灭文盲的斗争、对于儿童教育等等所表示的关切和思想。
所有这些极其鲜明地使人感到形势十分美好，而且符合真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开明思想的最高传统。
从刚才作为思想和第一批成就所提出的来看，我们很自然地会认为，古巴革命将很快地找出家庭和私生活必需品与积极的社会集体生活中必要的化一之间的正确差距，使妇女从笨重的家庭负担中解放出来、提倡节制生育、甚而推广越来越被自愿接受的明智的优生学从而提高人类物质的危量，使艺术和科学硏究工作从一切官僚主义的干涉和一切偏见中解放出来。
所有这些措施在各个阶段执行时，都将发生踌躇、甚而错误，发生迂回和退却等现象（因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任何一本书都没有规定过），这要决定于群众已有的物质和文化水平以及国家是否被官僚主义所削弱。
关于最后一点，我想强调一下。使国家具有真正的民主结构并防止官僚主义浸蚀变质（在一个漫长的过渡时期，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是一国革命在取得政权并在本国原来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上进行基本的社会改革以后的关键问题。
古巴革命仍然由取得政权的革命军队的领导人所指导。
直到目前为止，这是历史上唯一无二的情形，因为在这里夺取政权以及发起一个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革命，是在没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苏维埃制度的情况下实现的。
从这一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时代中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股新动力，即世界建立的新均势的结果。
党的角色已经由革命军队的角色所代替，苏维埃的角色已由斗争和斗争中的事件所形成的不同机构的角色所代替。
不过，目前的问题是，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制定革命的国家的新机器的结构。
一个政党当然是必要的；以苏维埃为基础的，也就是说以由掌握了真正的行政权和立法权的群众所选举的机构为基础的国家结构也是必要的。
这些机构的形式将由每个革命的特殊经验和每一形势的特殊性质来决定。
看来，你好像已经从事创造一个单一的党，它的组织自然是以7月26日的历史性运动和已取得胜利的革命军队为基础。
这的确是巩固和行使革命政权中的一大步。
这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党，它将扮演何种角色呢？我认为它将坚决扮演成一个伟大的、高度民主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就像列宁时代的布尔什维克党那样。
如果这个党具备了那种条件并允许党内自由对待意识形态的倾向，就像列宁时代那样，那末，这个党将获得绝大多数人民的无限信任，并且能够事实上在实践中成为唯一生存的党，即单一党。
在这种情况下，党内民主倾向可能发生的冲突将清楚地成为劳苦群众不同阶层的利益和希望的反映。
如果这种实际的政治垄断的可行，事实上不是完全决定于群众对这个党的信任，而是决定于官僚主义对国家的统治，那末，就有必要立即宣布，每一个处于本国社会主义宪法范围内并坚持革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成果的党都有权存在。
其他政党拥有如此解释的这种存在权利，乃是发展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制的关键。
因为这种权利不仅证明人民对于单一党的自发的信任是真实的，而且还证明群众选出的构成新的国家机器结构的各个机构具有真正的民主性也是真实的。
如果不仅在地方上允许自由行使不同的政治倾向，而且在全国范围内也允许自由行使不同政治倾向并且具有进行组织的权利，那末在苏维埃，国民议会等等机构里，就只能有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
没有一个自由的政治生活，就既不能有政党，也不能有国家政治机构。
自由的政治生活意味着，自由对待不同的政治倾向。
革命在取得政权后所潜伏的最大危险，首先在物质和文化水平低下的国家里，是革命党和国家迅速的官僚主义化。
当革命受到敌人四面夹攻而处于极端危险的某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肯定，掌握政权后所建成的还不巩固的革命政权，可能被迫在一个极短的时期里中止正常地行使社会主义民主，并且在实践中形成党对群众的专政，甚而党对党、对群众的专政。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这样做，实际就会葬送革命。
就在这种意义下，可以理解苏联在国内战争和帝国主义干涉时期所及生的一切。
就在这种意义下，列宁和托洛茨基说明了，他们一直认为特殊的、反常的和暂时的一些措施是正当的。
因为这个原故，我不同意，伊萨克·多依彻（IsaacDeutscher）在其著作中对托洛茨基所下的一些结论；从其他方面来讲，他那本书还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书，因此我曾以应有的严肃认真的态度读完了它。
列宁没有，托洛茨基也没有把政权被迫采用的（在极特殊情况下采用的）那些反民主的措施概括为一般准则，而且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们作品中阐述的民主思想以及无产阶级的和社会主义的国家的民主思想。
列宁和托洛茨基从来没有以归纳方式对国家的某些实践作理论阐述，却公开说过，那是一个临时的、特殊的措施的问题，甚而是退却的问题，这些都是必要的，但在某种深远的意义上来说，也并不是不违反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
我们不应当忘记，第一个指出官僚主义化极端危险性的以及早期对这种危险展开斗争并对党内以斯大林为首的、代表这种危险的人展开斗争的，也是列宁。
毫无疑问，只有实际提高群众的物质和文化水平，才是最终克服歪风、甚而是克服革命成立的国家的官僚主义堕落的有效药方。
因此，从一开始就制定一项旨在不断提高群众生活水平的合理的经济政策，是极为重要的，这样可以防止农民顽强反对政权。苏联三十年来不平衡发展重工业和轻工业以及粗暴地和强制地实行农业集体化，就是这种情况，一直没有一个以低价满足农民需要的市场。欧洲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南斯拉夫除外——的情况也同样是这样，他们的轻工业发展情况过于落后，他们采取了注定失败的实验道路，没有充足的技术和经济基地而强行农业集体化。
当然，国内战争带来的破坏和解体、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以及军事负担，造成了经济上的不平衡发展，并且为了国家工业化和军事装备给工人和农民带来了沉重负担。
但是，不应当发生的是，由于错误和官僚主义的惊人浪费增加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客观不利条件，这种官僚主义在物质缺乏的情况下，加上群众没有对越来越脱离群众的国家机器进行有效的控制，势必有所发展。
必须从一开始就大力抵制这种危险，防止革命建立的政权由于单一党、甚而党的领导对党和群众的专政堕落成官僚主义对群众采取波拿巴式的专政。
这样的过程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说是不可避免的，那就违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因为社会主义思想是持相反态度的。
那末，目前必须考虑并参与所有那些能够保持革命军队民主性和革命建立的国家的民主性的措施。
官僚主义的偏差在整个过渡时期，即群众物质缺乏和文化水平低落的时期，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有可能有成效地控制这些偏差，有可能利用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防止他们进攻国家和控制国家。
我个人长期以来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就是说，如果在掌握政权以后的决定性时期，革命政党与群众选出的机构密切合作来直接掌权是几乎不可避免的，那末，就必须严肃认真地争取这样一个局面：政权一经巩固，官僚主义化的危险，在另一方面，一经变得明显和严重，党就能够毅然使自己与国家机器、与政府脱开。
党首先应当关心使群众和革命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保持忠诚，党应当坚持自己的最后目标，走应当走的路，在原则方面不妥协，永远把全部真象告诉群众。
这样，党就不会与官僚主义浸蚀的国家混为一体，虽然，国家归根到底仍然是一个工人的国家，即革命的产品，保卫着革命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这种国家的政策，就其性质而言，只能是实验的，迁就当前的一些问题，充满妥协和退却，与其他国家来往采取俗套用语，采取一种基本上常常是机会主义的政策。
党不应当依附这种政策，也不应当无保留地或无批评地全力支持它。党特别不应当在理论上把这种政策描绘成社会主义理论的和社会主义的实际的真正范例。采取那种道路，就像苏联的斯大林那样，党就将被国家所左右，马克思主义就要庸俗化到无法辨认的地步，群众就会大为受骗。看到下边这种情况是可能的，而且是有益的：党同工人的国家建立关系，尤如同工会建立关系一样，办法是同群众及其用民主方式建立的、国家赖以为基础的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在群众的协助下把国家管得更加有条有理。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与形成党的最高精神支柱的党内重要领导人分开，与全国主要领导人分开，就可以大大鼓励群众学习控制和管理工人的国家。
至于新的国家机器所依靠的群众机构，那是不能随便规定的。这些机构要根据每个革命和每个国家的特点来建立。但是，在实质上，它们只能采取民主方式来选举，作为一种苏维埃或代表大会或两者合一的形式，使全体公民都有机会参与，可能时轮流行使政权，这样，绝大多数的公民就可以学习控制和管理国家。
我个人曾受到亚里士多德的《雅典宪法》[3]的影响，这本书是我在狱中阅读的，书中有许多高度民主的特点，说明了公元前四世纪的雅典民主制。
当然，这种民主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只限于一些自由民享受。但重要的是，如何使这部分人行使民主，虽然我们时代是可以用机器代替奴隶的时代。在这种安排中特别突岀的是：推行人民大会制度，参加城市参政会和法院的人有许多是市民以及采取抽签办法使市民担负大部分行政职务。
社会主义民主不必抄袭这些古代制度，因为雅典民主的例子在历史上并不是绝无仅有的，社会主义民主只能在下列情况下才是正确的：如果它不跟一种抽象的官僚主义国家混为一体，脱离生产者和公民，而是跟大多数公民组织融合在一起。
古巴革命至今所取得的成就，以及革命领袖的气质和批判精神，提供了一种与官僚主义和官僚主义化斗争的非常可靠的乐观主义。
古巴革命的全国组织是一个还不甚发达的小国的组织。
但是，它的影响是世界性的，特别是对于拉丁美洲，甚而北美洲的前途，具有决定性意义。
古巴革命具有许多有利条件。它的成功没有经受到（至少比较起来说）十月革命以及后来其他革命所遭受的帝国主义战争带来的破坏和掠夺。
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以及所有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特别是非洲和亚洲）集团的存在和力量这一事实，可以说明，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无法施展往日的威力了。
这些国家所给的经济援助，包括苏联和中国的军事援助在内的帮助，已经证明，对于古巴革命的巩固和生存是极为重要的。
在另一方面，古巴革命还从近邻具有高度技术水平和工艺水平的一些国家，如美国，得到了好处，这些国家是提高古巴群众整个文明的重要因素。
由此看来，在古巴革命的最初几个阶段，物质潜力和文化设施已经有了高度的和有希望的水平。
为了古巴群众和世界群众的利益，这次革命的领导肩负着巧于利用这些机会的重大历史任务。
你是充分了解这一点的（这可以从不止一件事上看到）：你的言论、你的政策和你的行动都具有巨大的教育价值。
你在这方面是正确的。
你在解决下列这些问题时的作法和政策，不仅被古巴群众热情地注视着，而且被美洲各大陆和全世界千百万人热情地注视着，这些问题是：经济方向的规定、土地问题的解决、新的国家制度的制定、社会主义民主的行使、享受文化自由的方式、房屋和城市的建造、俘虏的待遇以及许多较小的事情。
你在历史面前所肩负的崇高责任也就在这里。
古巴革命，不管在哪一领域，每走一步，都响遍全球。
在这封信的开头，我曾说过，从历史角度来讲，我认为，古巴革命不仅意味着拉丁美洲革命的开端，而且意味着北美洲革命的开端。
我深深相信，古巴革命的胜利、存在和巩固所引起的革命影响已经深远而且将日益增长，特别是对于美国黑人少数民族群众、在美国的波多黎各工人和其他拉丁美洲移民、美国工资低微的工人和大批青年与知识分子的影响。
古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已形成美国的外围领土，但是它能变成美国的阿溪里的脚跟[4]。
古巴革命在美国黑人少数民族当中已经家喻户晓，而这些黑人是美国将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动力和最激进的力量。
当然，美国现在是，将来仍然是古巴革命的主要危险，去年五月策划未遂的政变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美帝国主义根据保全自己的高度本能已经认识到古巴革命对拉丁美洲，即这个帝国主义目前力量的第一号储备所的巨大革命影响，归根到底，它是为了自己的国家。
在另一方面，它已经了解，在它的近邻，比方说，在“虎口”建立了该半球第一个工人国家又是美国傲慢霸权无法忍受的一种侮辱，并且鲜明地形成了世界舞台上建立的新均势。因此，它决心要使用一切力量制止古巴革命的不可避免的进展，并且如果可能还要把它扼杀掉。
古巴革命的巩固和生存将是美帝国主义在世界力量新均势面前注定衰落和公开无力的最有力的信号。由于这个原因，必须预料到它将不停地阴谋削弱古巴革命并将采用一切手段扑灭古巴革命。
从这里就可以看到，克里姆林宫的现在领导人提出的诺言，即一旦古巴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将给予军事援助的诺言是多么真切了。
过去，即斯大林时代，克里姆林宫从不迟疑地鼓动一些革命，利用这些革命为苏联外交、为苏联掌权的官僚主义阶层谋取金钱实恵，并且无情地背叛他们。
1936-1939年西班牙革命、上次大战时期和战后的希腊革命、南斯拉夫革命以及中国革命就特别表现了这种情况。
你知道，南斯拉夫和中国所以成功，实际上只是因为他们的领导幸运地没有理睬斯大林的建议和指示。
一个时期以来，克里姆林宫对帝国主义采取了一种更加强硬的态度，对殖民地民族和他们争取自由的斗争采取了一种更加肯定的态度。
这是一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如果这种倾向能以巩固，那末就应当举起双手表示欢迎。
不管这是苏联日益増长的力量的反映，世界力量新均势的反映，还是克里姆林宫与北京对抗的反映和中国革命对克里姆林宫的压力的反映，抑或，最后，是所有这些因素的总合的反映，事实总是，克里姆林宫的这一新动向目前在世界舞台上形成了一个极进步和极革命的因素。
由此看来，古巴革命在苏联强大力量的支持下，不管怎样，还在中国强大力量的支持下，是能够保存下来，而且能够继续发展的。
但是，国际群众，特别是拉丁美洲的群众，甚而北美洲的人民力量的支持，对于古巴革命的前途，也同样是重要的。
归根到底，古巴革命的前途将决定于革命扩大到拉丁美洲，决定于革命浪潮在美国的发展。
因此，再一次提出，古巴革命的健康发展具有巨大重要性，因为它是推动这些地区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强大力量。
凡是有助于提高古巴群众生活水平、有助于古巴工业化、有助于消除失业现象、有助于消灭文盲、有助于发展一种自由文化、有助于促进革命群众参加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生活的，都必然对美洲各大陆产生巨大的革命影响。
你们是伟大的泛美革命的先锋。
要充分了解这项巨大的历史性使命的深远意义。全世界无数工人将准备根据你们的言行，为保卫古巴革命而斗争、而牺牲。
成千上万的革命者，特别首先是第四国际的革命者——在北美洲、南美洲以及全世界，将宣扬古巴革命的成就和重要性，准备保卫古巴革命，反击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并通过革命把它扩大到本国去。
古巴革命万岁，伟大的拉丁美洲和泛美洲革命的先锋万岁。
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萨尔·桑坦和我从监狱向你们，亲爱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亲爱的7月26日历史性运动的同志们，致以最亲切的兄弟祝贺。
前进吧，要小心谨慎，以便你们可以继续，就像你们卓越完成的那样，为世界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神圣的和不朽的事业服务。
1961年7月6日于阿姆斯特丹监狱。
[1]C.WrightMills：ListenYankee.
[2]L.HubermanandP.M.Sweezy：Cuba，AnatomyofaRevolution.
[3]Aristotle：TheConstituionofAthens.
[4]阿溪里（Achilles）是古希腊作家荷马作品《伊利亚特》中的英雄，传说阿溪里全身刀枪不入，勇猛超群，唯一的弱点是脚跟；在一次战斗中敌人巴里斯（Paris）用箭射中了阿溪里的脚跟，立即致死。——译者 |
争取社会主义的世界斗争──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代表会议决议（196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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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社会主义的世界斗争
──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代表会议决议（1961年6月）
现在摆在人类面前的最迫切的任务，是摆脱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建立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制度，完成1917年俄国革命所开始的过程。这一任务延搁了四十年了，由于这种延搁而造成的损失，有经济萧条、文化停滞。法西斯主义和世界规模的大屠杀。在现在，除了这些以外，还有能够毁灭所有高等生活方式的热核战争的危机。
世界各地的劳动群众，在各种难于忍受的压力的推动之下，曾经不断地发动朝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斗争。这些斗争的结果，在许多国家里是取得了国家政权，在另一些国家里是建立了强有力的工人阶级的组织。所以没能取得对国际资本主义的决定性胜利的原因，在于领导力量不足，甚或是领导有错误。需要建立一种与这一世界历史任务相适应的领导力量，乃是1938年第四国际基本文件的主旨；这种需要在其后二十三年中显得越来越迫切了。
这样一种领导的主要特征在于能够了解各种有关的症结所在，并能作出最坚决的决定来使它们得到有利的解决。另外一个必要条件（在某些时候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能够在战略和战术方面作出正确的判断。这就不光是需要有天赋的洞察力。战畧和战术必须以客观条件为基础，也就是说，必须以阶级斗争的消长变化为基础，而这种消长变化是被概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资本主义反革命这二者的相对力量之中的。
一、四个主要阶段
自从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已经经历了四个主要阶段：
（一）1900－1917年。这是一个准备时期，在其中，不断革命的理论有了发展，并且经受了考验；这种理论使人们看到世界社会主义的实际型式和革命的政党的作用。它为无产阶级提供最有效的政治武器。在这一时间中，阶级斗争的高峰是1905年的俄国革命、1910年的墨西哥革命和1911年的中国革命。这些革命开始了我们现在生活于其中无产阶级起义、农民起义和民族主义的反殖民主义起义的新时代。在1905年的革命中出现了工人代表会，这说明社会主义革命的固有趋势，是要在一种新的阶级基础和各种社会力量的新的相互关系上，扩大民主并使之深刻化。
（二）1917－1923年。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突破时期。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共和国的巩固，标志出资本主义末日的开始。在许多十分重要的经验教训之中，最为重要的是指出了革命领导的重要性。俄国革命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领导之下成功了，可是欧洲其它地方的革命却遭受了失败。1918年的德国革命使社会民主党取得了政权；可是它的领导人不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却协助重新稳定资本主义。他们出卖了世界工人阶级的利益。再建一种能够利用1900－1918年经验的领导这一任务，是在1919年由布尔什维克人和第三国际旳组织开始的。然而，社会民主党的背叛所造成的蛊惑力量，却使得世界资本主义恢复了元气，足以把俄国革命孤立起来，阻止它的扩展。
（三）1923－1943年。俄国革命的长期被孤立导致了它的堕落，导致了各国共产党的斯大林主义化，也导致了1943年第三国际的解体。工人运动不断白失败促进了反动力量的扩展，尤其是在欧洲的最恶毒的法西斯反动力量的扩展。工人运动1926年在英国的失败，1927年在中国的失败，1933年在德国的失败，1934年在奥地利的失败，1937年在西班牙的失败，1938年在法国的失败，终于造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帝国主义企图粉碎第一个工人国家。
（四）1943－1961年。这是国际革命新复活时期，这一时期现在仍在继续着。1943年苏联在斯大林格勒取得的胜利，乃是标志着德国帝国主义即将溃败的转折点，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件。南斯拉夫的革命于1948年和斯大林决裂了，这乃是斯大林主义将要完结的信号。1943年墨索里尼的垮台以及意大利无产阶级的重新登上政治舞台，标志着西欧革命力量的复活。这一大有希望的开端在希腊、意大利、法国和比利时由于背叛行为而遭受了挫折，它们在西欧挽救了资本主义的统治；可是在印度、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却有着殖民地革命的高潮。在战后，整个东欧的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被推翻了，这是由于苏联进入柏林而成为可能的，这就打破了帝国主义在俄国革命周围建立起来的围墙。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1952年美帝国主义在朝鲜的遭受挫折，大大改变了世界的力量对比，使之有利于社会主义。其后，整个中东和非洲掀起了殖民地起义。由于古巴革命的胜利以及因此而来的西半球头一个工人国家的建立，拉丁美洲也达到了新的转折点。1960年日本工人和学生的游行示威，以及这年年底的比利时总罢工，说明无产阶级斗争在帝国主义国家中也重新开始了。
二、世界的三个部分
我们现在处境如何呢？现在的力量的对比关系如何呢？妨害社会主义革命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物是些什幺呢？我们要怎样去克服它们呢？
从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观点来看，当代世界分成了三个不同的领域：（1）帝国主义的根据地，包括以美国这一主要资本主义强国为领导的从日本到西德各高度工业化了的国家；（2）各工人国家，从东德到中国，在这里，在所有主要问题上，苏联仍然或多或少地保有着领导权；（3）亚、非、拉美的各殖民地国家。
在这三个主要部分里，革命力量的发展水平，因而其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极不相同的。
苏联区域的人民已经超越过资本主义阶段，但仍然为一些有特权的、不受限制的、斯大林式的官僚机构所统治着。摆在这些人民面前的中心任务，是发展他们的经济和文化，结束官僚主义的统治，建立平等主义的社会关系，并建立一个健全的工人国家所应有的民主政治结构。就绝大多数人类而论，毫无疑问，计划经济已经证明要比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优越得多。重新建立由列宁和托洛茨基培育起来的无产阶级民主形式，会使经济计划工作能在每一国家中表现出更大得多的力量，也会有利于所有工人国家经济之间的协调合作。结束官僚主义阶层的独裁统治，给世界提供一个无产阶级民主实践的新榜样，工人们就会大大增加他们的国家的防御能力，并鼓励世界其它各地加速超越资本主义。
各殖民地国家仍然停滞在资本主义以前的、不发达的或不平衡的资本主义的情况之下。这些国家里，主要的任务是摆脱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寡头执政者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枷锁，并建立工人和农民的政府。这种政府能够贯彻执行早已愆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土地改革、国家的统一和独立、军队民主化、扫除文盲、和世界市场建立更有利的关系，等等）；在前进的时候，能够尽可能快地结束资本主义的各种关系，改变国家结构，并设法解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工业化、经济计划，等等）。中国和古巴就是如此。
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们，应该推翻垄断资本主义的统治，夺取生产资料，建立民主的工人政权。这种政权将消除热核战争的威胁，制订与其它国家合作的国民经济计划，并朝向一种社会主义联盟迈进；这将使所有人类能够立即把他们的生产力量统一在一个有计划的由各国组成经济社会之内。
三、互相影响的各种过程
在现在的重要关头，世界革命在策略上必须把三种巨大的历史过程结合在一起，这三种过程是：高度工业化了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工人的反资本主义的斗争；殖民地人民反帝国主义的斗争；苏维埃各国中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反官僚主义运动。
这三种过程是以极为不同的速度向前进展的。一个快步前进，另两个则退缩不前，或者不能和带步人的速度相配合。这种不平衡发展的最显着的例子是，古巴的工人和农民要在离开佛罗里达九十英里的地方建立一个工人国家，可是美国工人还没有脱离民主的机器来组织他们自己的群众的政党。
但是这三种过程总是彼此互相影响的，有时互相促进，有时互相促退。例如，苏联势力之伸入东欧以及中国革命的胜利（这从两面打破了对苏联的封锁）的后果之一，就是大大加强了苏联人民群众的自信心。改善生活条件的迫切要求，使得官僚主义者不得不做出重要的让步。斯大林死后的「解冻」也刺激了东德、波兰和匈牙利反对克里姆林宫代理人的虐政的起义。
苏联这一部分里的互相矛盾情况，对于其它两部分的人民群众也起着互相矛盾的影响。在殖民地人民看来，苏联和中国的成功似乎就是他们也能取得成功的榜样。从而莫斯科和北京成为他们取得支持和有力鼓舞的源泉。另一方面，在西方，斯大林主义的罪恶及其极权主义的措施，却使工人们感到沮丧和气馁，使他们放慢了脚步，不和他们自己的资本家进行清算，以免陷入更坏的灾难。西方工人对政治的漠不关心，又使得帝国主义者能够较自由地进行冷战，从而妨害苏联地区内工人争取无产阶级民主的斗争。
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殖民地区域，通过共产党的中介和影响而进行的斯大林主义，在阻碍国际革命方面起着直接的作用。例如，在美国，共产党已经把它的党员埋葬在民主党之内，使他们成为史蒂文森之流的人物的司阍人。它一贯地不肯做有害于民主党的政治活动，并且反对社会主义的候选人。在古巴，那强有力的共产党甚至曾经一度支持巴蒂斯塔政权。它反对七月廿六日运动中革命党人所进行的争取政权的斗争。古巴革命的成功，只是因为古巴农民和工人最后从旁路上赶过了共产党。斯大林主义的作用在古巴和意大利之间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如果围绕着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少数学生，只凭精力、自我牺性和献身于战斗的原则，就能够领导一种群众斗争取得权力，那幺，意大利共产党连同它那成百万的党员，要是表现出古巴人革命决心的十分之一，又有什幺不能完成的事情呢？
民族主义运动也有着同样互相矛盾的影响。它们已经从帝国主义那里赢得了很大的让步，并且有助于鼓舞在帝国主义中心进行的进步斗争，例如，我们已经看到，在美国的黑人就受到这种鼓舞。这种运动有着反帝国主义倾向，要解放出不可控制的革命力量，因此它们从莫斯科和北京那里取得了支持。这对于争取自由的斗争是有好处的；但是那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由于他们反对无产阶级民主，却又加强了莫斯科和北京的反民主的统治阶层。当这种运动在许多国家里能够赢得国家独立的时候，它也散播了一些新的错觉，认为帝国主义控制的联合国是一种和平的工具。卢蒙巴的悲剧就说明这种错觉所能带来的灾难。一般说来，民族主义运动，在挣脱帝国主义政治枷锁的时候，只想把争取自由的斗争局限在资产阶级的渠道之内，反对实行那些为尽快地使殖民地区域摆脱由来已久的停滞状态所必需的彻底措施。然而，在群众的革命压力之下，特别是再加上帝国主义进攻的压力，有些民族运动也能够采取非常激烈的步骤。墨西哥、玻利维亚、埃及、阿尔及利亚和一些其它地方的民族运动都是如此。在古巴，美帝国主义已经陷入一种挨打和反挨打的过程，这一过程最后不仅是把美国资本家的财产国有化，而且也把古巴资本家的财产国有化。
四、主要的决定因素
目前的世界局势是由四种主要因素来决定的：帝国主义阵营的衰退；苏联集团的力量的不断增长；殖民地革命的不可遏止的发展；最后但决不是不重要的是，帝国主义中心的工人运动不够活跃。
总起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规模的斗争的发展是有利于工人阶级及其同盟的。他们已经从帝国主义者那里赢得了阵地，并且继续前进着。力量的对比仍然有利于他们。
帝国主义联盟中最强大的一个成员在1945年以后所丧失的威信和权力，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轴心国被击败之后，美帝国主义成为在经济、军事和外交上最有力量的一个国家。在大多数人看来，美国将在无限的时期里保持这种优越的地位不受排战。有些华尔街的宣传家夸耀说有一种美国统治下的和平，它像罗马帝国一样可以持续一千年。
然而，十五年以后，它所自认具有的在经济、政治和道德方面监督世界的权利，从朝鲜到古巴，都发生了问题。
美帝国主义的力量相对地衰退了，苏联集团越来越占上风，而前者一部分是由后者所造成的。这在许多方面都有所表现。各工人国家计划经济的发展，以意料不到的速度胜过了美国的经济优势。苏联的经济成长率不仅始终高于美国的经济成长率，而且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矛盾使得美国经济甚至不能发挥其全部生产能力（实际生产目前只为生产能力的75%左右），同时周期性的「衰退」和自动化又不断地增加失业大军。在军事方面，苏联很快地消除了美国在核武器生产上的优势，而且在火箭和导弹的能力方面超过了美国好几年。在教育方面，苏联在培养工程师、医生、物理学家、化学家、数学家等等人才方面在全世界中首屈一指，因此在这些科学的基本研究工作和发明方面它很快地取得了领先地位。在外交舞台上，自从斯大林死后，苏联表现得越来越大胆，越来越灵活；通过援助计划，通过揭露华盛顿的侵略政策，它在各「中立」国家之中取得了地位。甚至在华尔街一向认为禁地的拉丁美洲，美国的外交方面的领导权也在受到了挑战。
然而，在这些敌对的国家集团之间，反对资本主义和争取社会主义的决定性的斗争将不会发生。资本主义国家和工人国家之间的争论是十分重要的，而且在冷战中能够很容易地表现十分尖锐。但是，它们只是一种远为重要和更有爆炸性的斗争的一些组成部分；这种远为重要和更有爆炸性的斗争，就是旧秩序的支持者和主张社会主义的忆万人民之间具有世界规模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斗争。正是这种国际的阶级斗争，它将最后决定人类的命运──我们是要陷入原子战争的深渊呢，还是要开展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的新文明。在这一舞台上，局势非常复杂；结果如何，尚难预料。
从东欧到中国都废弃了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的力量越来越大，这使得帝国主义不能不退却，不能不屡次推迟进行摊牌的战争。不仅于此，自从中国革命以后，殖民地的革命就一直从东亚扩展到中东和非洲，甚至越过大西洋直到古巴；这种殖民地革命的进展，进一步削弱了帝国主义体系的力量，加强了反资本主义阵营，并且增加了工业不发展国家中被压迫群众的自信心。
但是，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并没有和上述这些胜利相配合的东西。在那里，情况一直是大不相同的。工人们不仅没有和其它各地的盟友采取一致行动，而且总的说来是死气沉沉。这种不活跃的情况，是由于战争结束时共产党领袖和社会民主党领袖的背叛而造成的，而长期繁荣以缺乏其它有效的领导（现在必须创造这种领导）又助长了这种不活跃的情况。
例如，在英国，工党在1945年取得了政权。但是艾德里、比万等人并没有在这世界上头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他们虽然对工人作了相当的让步，但却利用职权来支持资本主义，并使它有了新的生命。工党的官僚们不但没有给人类开辟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新大路，反而使得英国有可能成为美国帝国主义所筹划的反苏战争的滩头堡。这种背叛社会主义目标的行为，对于英国工人起了使他们意气消沉的作用，直到现在他们还没能恢复过来。在美国，大战结束时发生了这一国家有史以来最大的罢工浪潮。可是工人的头目们却把这种运动局限在狭隘的范围以内。由于这一原因，再加上他们不断阻碍一般工人打算建立一个工党的积极性，并且在民主党机关里充当卑躬屈节的角色，就为麦卡锡主义铺平了道路。五十年代中这种政治迫害的气氛和对民主制度的侵蚀，再加上长期的繁荣，大大削弱了美国国内的阶级斗争，使得帝国主义在外交方面能够无所顾忌地实行一种最危险的「战争边缘」政策。
革命的发展只限于世界上不发达的地区，而且西方在政治上显然落后，这已经成为我们这一整个时期的特点。这种消极的特点是当前现实情况的最主要的因素，它既牵涉到帝国主义力量的根据地，也牵涉到必须动员起来以夺取这些根据地的无产阶级的力量。现在世界局势的关键就在于此。只有当工业发达国家中的工人以他们全部巨大社会力量控制了政治舞台以后，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才能获得胜利。
主要的问题是，怎样解开这一死扣，打开这一困境，克服国际阶级斗争中这一有决定性的地区里工人的消极情况。不办到这点，就不可能有决定性的改变，不可能有世界范围的力量对比的质的变化，不可能取得社会主义的立于不败之地的胜利，也就不能保证原子战争不把我们的地球变成放射性的荒地。
五、蓄积力量
在西方，有许多有助于突发一场阶级斗争的的客观力量正在蓄积着。其中有一些是暗中进行的，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有一些则十分明显。当它们聚集起来的时候，它们能够在某一点上结合在一起；打破反动势力的锁链，解放出大工业中心和大城市中心产业工人的郁积的力量。
最基本的力量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衰退。那种使工人态度消极的繁荣，并不是正常的繁荣。这种繁荣大分是以修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创伤，维持反动的统治和支离破碎的资本主义地区，以及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为基础的。如果必须依靠这些事情（包括核武器、洲际导弹、毒气、毒菌的生产）来保证就业，那它根本是不健康的。工人们深深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对它感到不安。尽管有着长期的繁荣，工人阶级仍然感到在经济上没有保障。一定有越来越多的工人陷于失业，无论是由于裁员而引起的剧急的失业。通货膨胀不断地在暗中降低工资收入，因而仅是争取维持生活水平就成了一项无尽无休的斗争了。在工作条件方面，情况也同样地不妙。除此以外，还有疾病和衰老的危险，这在像美国这样的国家里尤其如此，因为美国虽然十分富足，可是它的社会福利是非常不够的。这些慢慢蓄积起来的经济压力怎样能够导致一场爆炸性的局势，1960年年底比利时的事例可以作出极好的说明。在那时，一个计划中的要更严峻地对待工人阶级的资本主义纲领，引起了一场罢工浪潮，其规模和强烈程度甚至使政府都动摇了。
在美国，还没有工党，工人阶级觉得在重要问题上，他们的经济利益越来要在政治舞台上加以解决，而政治舞台上却没有他们的代表和辩护人。这就不断引起了独立政治行动的问题。少数民族争取经济和社会平等地位的斗争，也倾向于采取政治的方向，并和工人运动结合在一起。一旦组织一个工党的推动力发生作用（在邻近的加拿大它已经发生了作用），它就能以非常的速度向前发展，而且能走得佷远。在英国，存在着一个有力的工党，由于没有独立的政策，由于在为工人阶级争取经济与社会利益的斗争中缺乏战斗性，这就有助于这一政党的急进化，有助于使左翼倾向显露头角。西欧大部分共产党人和各社会民主党的情况也是如此。
殖民地世界的动荡，对于各帝国主义中心有着直接的经济影响。超额利润减少了，国外的赚钱企业被放在国家控制之下或甚至被国有化了。这不仅削弱了垄断资本家，而且也增加了老资本主义国家由于资本积累过多而闷塞的趋势。因此，除了资本主义在国内所面临的矛盾之外，又增加了许多新的脱节现象。
无尽无休接连不断的起义，对于各帝国主义中心的工人阶级，也有着一种累积的心理上的影响。那种把这一切都归因于「共产党阴谋」的不停的叫喊，已经骗不了人了。人们越来越觉得帝国主义的宣传家们是在说谎；不管关于「共产主义」的实际情况是什幺，殖民地的人民必然有充分的理由按照他们的想法做法去想去做。
此外，殖民地国家的群众活动树立了一个又一个的战斗的榜样。这种活动开始深入人心。它的力量，由于揭发和揶揄帝国主义，由于爆发例如用石头打尼克松之类的事件，由于直接求助于那种深深触及工人们团结一致的心弦的同情心和支持，而又得到增强。这一事实已开始深深印入群众意识之中。
各殖民地和各帝国主义中心之间的关系的这种改变，乃是「新现实」的显着特征之一。日本的情况就发生了最剧烈的变化。它所最积极经营的殖地──华北──不仅赢得了自由，而且成为一个计划经济的组成部分。已经感到小小的古巴的起义于美国的影响的美国人，有条件来摹想巨大的中国的各种发展是怎样对它的邻国日本发生影响的。
在欧洲，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帝国主义法国就受着接连不断的殖民地起义的打击。印度支那人和阿尔及利亚人的顽强的英雄主义，对于法国工人不是没有影响的。法国的气候，尽管表面上很消沉，却决不适合于法西斯主义，1961年4月殖民主义者和军事阴谋家的失败就说明了这一点。法国的政策是不断向右转的，但是，当一长串的殖民地起义最后跨过地中海并鼓动起法国工人的激情的时候，这种趋势就会以惊人的速度转过来。在比国，刚果的丧失马上使阶级关系尖锐起来，因为时资本家们仍想用他们惯常使用的方法，要靠牺牲工人来维持他们的财产。不列颠帝国的解体（现在在非洲正以很快的速度进行着），对英国将发生同样的最后影响；不管这一世界上政治手腕最圆滑的统治阶级手中有什幺样的聪明办法，事情总是如此。
说到美国，古巴只不过是一个先兆，说明拉丁美洲的各个民族都准备不顾华尔街的「门罗主义」，而提出他们自己的民族独立和经济解放主义。在从下加利福尼亚直到巴塔哥尼亚这一广阔区域内的这种革命过程，必然会不断地摇醒美国工人的昏睡，如果他们还没有被其它事件所唤醒的话。
苏联的成就也深深渗入群众的意识之中。最初，在美国人看来，苏联居然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复制了一套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这简直是不可理解的。一般都认为这种成就一定是由于「间谍偷窃了秘密」而得到的。当苏联的技术很快地发展了氢弹时，这种愚昧的想法就动摇了。当苏联把第一个人造卫星送上了轨道，进而要击中月球，拍摄月球另一面的照片，发送一只空间到太阳和金星去，最后把第一个人送到轨道上围绕着地球转的时候，这一愚昧的想法就完全垮台了。在世界市场的某些地区里，苏联甚至也开始对美帝国主义挑战。例如，石油垄断资本家们就诉苦说，在许多地区（包括西欧），苏联有以低价和他们竞争的能力。这些成就有助于使重实效的美国人相信计划经济的潜力。一个直到1917年才推翻封建的沙皇统治，遭受两世界大战、一次内战、三次入侵的灾难，并且受到官僚主义错误管理和各种极权主义措施的妨害的国家，在四十年的时间里，居然在世界的技术战线上居于领先地位；这除了用计划经济的潜力来解释以外，还能有什幺的解释呢？
苏联在群众教育、公共卫生和体育方面也获得了同样大的成就，这些成就对于殖民地人民的影响，乃是资本主义报刊经常关心的主题。更有眼光的编辑可能更关心这一事实：西欧的工人，甚至美国的工人也不是没有注意到苏联的这种成就。计划经济一定要万古长青；它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已深深渗入帝国主义地区广大工人的思想之中，不管他们有什幺关于苏联地区缺乏民主的保留意见。
最后，核战争的威胁使任何有思想的人都不能安心。的确，由于没有阻止这种趋势的有效办法，有很多人都力图把他们对于这种双方显示自己能够用多幺快的速度向对方发送大量氢弹的竞赛的恐怖心，排除在思想意识之外。但是，恐怖仍然存在着；而且每隔不几天，各种通信工具就会通过关于这种那种战斗活动的报道，把它提到表面上来。像爱因斯坦、施魏策、罗素这类人物，以及第一流的核物理学家，都明白表示他们非常关心这一危险的严重性。
这种恐怖和不安，导致了许多次越来越大的反对核战争的示威。这些示威是在和平主义者领导之下开始的。和平主义领导者企图把这种抗议变成对各大强国的恳求，恳求他们加以注意并改过自新。这种目标是空想的，但是争取和平的示威者的希望却不是空想的。像许多其它开始的好象很和缓而无害的社会抗议运动一样，这种反对核战争的示威也能够逐渐激烈化，并采取战斗的阶级形式。一个重要的标志是成千上万的母亲也列队游行。妇女成群地出现在政治活动的舞台上，一向是群众革命激情高涨的一个标志。另一个重要标志是绝大多数参加者都很年青，而且他们都献身于和平事业。
六、青年人的重要性
革命主要是靠青年人来进行的。战后的一代人似乎注定要进行人类历史中最大的革命。许多人在像1948年波哥大那次大示威，或像1945-1957年那些席卷西欧的大示威里，已经受到革命的洗礼。更年青的一些人于1958年和1959年的古巴，或在去年日本、南朝鲜和土耳其的群众活动中，也活跃起来了。这就是一个先兆，说明将来发生什幺事情。在今天美国的反对种族歧视的运动中，新的一代正在恢复美国的激进主义。
全世界的学校里都生气勃勃，流行着各种新的思潮。在这里，知识分子──这是测量社会气压升降的灵敏的风雨表──和学生们一起探索真理。在这里，在思想战线上，人们在一些关于常常显得和当前阶级斗争关系不大的问题的论证和争辨中，预先讨论到即将到来的革命的斗争。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直接会涉及战争与和平、争取平等、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关系等等问题。讨论势必导致行动，这种趋势由于来自工人阶级家庭的学生人数越来越多而更为加强了。在学生主持下开始的行动，总会由远远更为有力的人们接着进行下去。匈牙利工人起义以及古巴革命都是先从知识分子骚动和学校中有反对意见开始，这是值得注意的事情。
另一个极为重要的征兆是出现了年青的社会主义者和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急进派。例如，真嘎库仑运动中在政治上最活跃的人们，都热心学习马克思理论，包括托洛茨基主义。真嘎库仑运动的发展，只是一种证据，它十分生动地说明：当新的一代理解了当代重要问题的意义，并转向革命的社会主义政策的时候，世界上将发生什幺事情。
的确，也存在着一些危险的逆流，在美国尤其如此。在美国，像戈德华特青年协会和约翰．伯奇协会之类的反动的甚至带有法西斯思想的组织，已经有了发展。这些都是初期的阶级偏极化的症状。在和反动倾向作斗争时，青年人得到了政治锻炼，为以后的阶级斗争作了预备。
还需要注意的是青年人当中有决定意义的部分──产业工人中的新的一代。当阶级斗争展开了前哨战，失业工人举行示威时，这些青年工人就将和过去一样，开始活动起来。青年的工人把他们的精力和成熟的工资收入者的见识结合在一起，并且接跟工业过程与老一代工人联系起来；随着革命的发展，他们是完全能够掌握领导权的。他们在比利时总罢工中所起的作用，说明他们有着多幺光明的前途。
七、寻求领导
任何数目的消极迹像──例如核战争的危险，富足的美国中的失业，种族歧视，亚、非、拉美特有的饥饿等等──都说明自从1924年革命的社会主义黯然失色以后，人类所面临的领导危机是十分深刻的。在这种危机的末日开始到来时，即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现阶段，各种目的还处在半明半暗之中。那些按照历史逻辑顺序已被罢黜的领导现在被推了出来；他们被迫去处理那些属于别的阶级的任务；但是他们处理这些事情的方法给世界上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变态，各种各样不三不四的办法，以及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大杂烩。例如，1938年墨西哥资产阶级没收了石油工业并把它放在工人管理之下。阿根廷的皮伦和印度的尼赫鲁都采用了五年计划。纳赛尔接管了苏伊士运河。现在最惊人的事件是古巴的革命，：一个从一种资产阶民主纲领开始的领导，却信奉革命的辩证逻辑，而不信奉它自己的纲领的形式逻辑；并且最后在西半球建立起头一个工人国家，宣称它是所有拉丁美洲的榜样。
对于革命的社会主义来说，这一切意味着什幺呢？有人宣称，这意味着不需要有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或者，列宁主义式的政党至多只能更快速地和更有效率地完成必不可免的事情。即使如此，也不能证明不需要这样一种政党。要使人们不致陷入核战争的深渊，「快速」和「效率」可能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但是，实在的情况是，这些事实最雄辩地说明，必须有一个像列宁和托洛茨基在1919年开始建立起来的那种国际政党。这一国际政党是以各国的组织为基础的，而各国组织的根基则建筑在各自国家中群众运动之上，它们决定它们自己的领导人和发展方向。
人民群众，特别是殖民地的人民群众，非常强列地感觉到他们的处境是糟不可言的。他们完全不能等到建立起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以后才开始行动。由于除了作为一些细胞以外，还不存在这种政党，他们就遵循一条众所周知的政治法则，对于任何偶然站在当权的政党左方的全国性领导人，都加以拥护。由于缺乏社会主义的领导──这种缺乏是由于几十年来各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背叛而造成的──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组织就占领了左翼地位，并且要比他们在受到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侧面攻击的情形下强大得多。因此，摩萨台能够取得政权并把英国的石油企业国有化，决不意味着伊朗的人民大众能够指望抄小路走而不必进行建立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工作。正相反，这说明组织这种政党的条件已经成熟，并且需要它来保证迅速而肯定的成功。摩萨台的垮台以及伊朗石油工业又回到英国殖民者手里，说明人民大众如果没有一个战斗的政党是多么脆弱。
即使是古巴的经验也不能取消这一结论。事实上，它大大加强了这一结论。古巴的领袖们为生活本身所迫而承认：他们的革命并不是什幺历史的例外，马克思主义同样适用于加勒比海。古巴革命的经验多幺有力地说明问题啊！
伊朗的失败使得建党工作的前景暂时十分暗淡，与此相反，古巴带头在拉丁美洲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它也很可能在建党工作上开辟一个新的局面。古巴的情况说明，如果只是因为一个有革命思想的小资产阶级组织开始时带有小资产阶级看法，就取消这种组织，那该是多幺大的错误。很明显，至少在一些殖民地国家里，这类组织乃是为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补充力量的来源。
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由尼赫鲁、夸德罗斯和卡德纳斯为代表的那类民族主义──虽然当前有些力量，但提不出什幺新的问题。列宁所制定的路线是，承认它是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的一种盟军，但由于它的性质不可靠和常常变动，无产阶在政治上不能信赖它。正确地说，现在世界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发展──以及在某些地区中它的急进主义的发展──乃是一个重要标志，说明帝国主义正在衰退，而为殖民地国家里的革命的社会主义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
如果殖民地中种族主义的领导人有力量主要是由于缺乏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那幺，社会民主党的继续存在和甚至复活，乃是由于在斯大林独裁统治时代缺乏共产主义。从历史观点看，社会民主党当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背叛了无产阶级时，就已经完结了。只是由于有战斗性的工人们反对斯大林主义，它才好象又取得一次新生命。但是无论在哪里它也没有打开什幺新的局面。它只是继续做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所做的事情──把它的追随者的手脚束缚在资产阶级民主上，不管这种民主已衰败到什幺程度。在德国，这种情况尤其严重，以致这种政党公开地连马克思主义的门面都不要了。
然而，在有些国家里，由于有广大的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工人为基础，社会民主党表现出相反的趋势。在以德国、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为代表的最右极的对面，是一些中间和左的组织，它们在英国和比利时很有力量。社会民主党的这一部分，现在正处在动乱之中。凡是赞成战斗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般党员，都在向左转。他们的领袖，在某种程度上都和右翼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感到左右为难。这种分裂反映着阶级关系更为尖锐了，这是阶级斗争一种新浪潮即将到来的预兆。左翼社会民主党工人的最活动的部分一定会发现：即将发生的事情将大大加强他们目前走向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倾向。
在美国，社会民主党的规模、影响和力量都缩小了，因此它不得不退出选举活动。完全死硬了的右翼总是用铁腕来处理事物；然而，关于古巴革命的争论以及为它辩护的说法已经出现了，首先是在青年们中间。
在世界政治中，这种运动在共产党中和在共产党周围碰到的事情，要比社会民主党的最后命运远为重要得多，尽管后者像英国这样的国家里也十分重要。社会民主党和西方列强的保守的工会官僚们联系在一起，也抱有后者的基本看法及其根深蒂固的不愿意采取独立行动来反资本主义统治的倾向。各国共产党则和各苏维埃国家的保守的官僚主义阶层联系在一起，而后者又和计划经济紧紧绑在一起。这一区别乍一看来似乎不大，实际上已证明是一种有决定性的区别。
尽管几十年来，斯大林及其继承者曾努力要和资本主义统治者达成一种和解，来和工会官僚媲美，可是「和平共处」已证明是一种空想。原因之一是：虽然资本家发现工人领袖对于他们的统治是不可或缺的，可是他们不能在相同的基础上接受苏联的官僚机构。苏联的官僚机构是和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的，而这种制度对资本主义是一种永远的威胁。只要苏联被孤立起来，罗斯福（比如说）就能和斯大林主义有利地共处。但是他们不能容忍一种扩张的苏联经济制度。特别是美国的大资本家，把计划经济尤其是计划经济的加强和扩展，看做是一种致命的灾难。资本家们并不把计划经济和负责管理计划经济的人区分开来，不管后者是寄生虫般的靠着计划经济吃饭，还是用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办法来保卫计划经济。美帝国主义专心致志于摧毁整个苏联制度（包括官僚机构在内），力图把这些地区开辟为资本主义投资和剥削的场所。历史经验已经表明，当情况不妙的时候，苏联官僚机构的做法和西方工会官僚的做法，是大不相同的。例如，德国的工会官僚屈服在法西斯主义的淫威之下而毫无怨言。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主义者也同样抛弃了他们在德国的代表；但是当纳粹大举入侵、他们自己的脑袋也被放在断头台上的时候，他们就从惊愕中清醒过来，并拚命地加以回击。其结果是非常成功的，这现在全世界都知道得很清楚了。
但是，计划经济的发展也从另一方面对官僚机构的命运具有决定意义。计划经济的成功最初会加强官僚机构，但最后会破坏它。正和在其它领域中一样，主体本身健康愈增强，对于寄生虫就越为不利。要理解「新现实」──即现在和斯大林时代的不同之点──必须记住这一点。
对于这种官僚机构来说，各种关系现在比以前复杂得多也困难得多了。这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国内工人阶级无论在数目上或在文化程度上都比以前强大得多。它的自信心和它的期望以及它急躁的心情都有所增长。斯大林死后，工人阶级就期望政府作一些大的让步，而它也得到了不少让步。在整个东欧，工人阶级的力量也都有同样的增强，东德、波兰和匈牙利的变乱证明了这一点。第二，苏联在国际上不再是孤立的了。战胜德国帝国主义，席卷东欧，以及中国革命的胜利，打破了在二十年代早期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的包围圈──这种包围圈乃是官僚机构成长和得势的主要条件之一。战争疮痍的迅速恢复，以及那些使苏联成为一个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强国的巨大成就，使得苏联手中掌握了许多崭新的外交武器。这就打破了官僚主义的另一个条件──即苏联在国际上的弱点。第三，计划经济扩展到其它国家，这在官僚机构内部造成了对抗的倾向。莫斯科不再能简单地制订法律而不考虑不同意见了；它必须考虑北京、贝尔格莱德、华沙等等的利益和意见。第四，殖民地革命的兴起引起了一大堆问题；这些问题，从有机会促进「中立主义」起，到难于祓除一种社会主义革命的魔鬼为止，这种魔鬼很可能苏联造成一场争取回到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无产阶级民主的大运动。
苏联的官僚机构，在对国内作出让步时，从来没有忽略过真正的东西，即它自己的权力和特权，和这一样，在国外，它是靠着牺性革命斗争来维持它那通过「和平共处」来和帝国主义者打交通的政策和目的的。但是，在这一具有许多巨大压力、许多引人入胜的机会和许多可怕的危险的「新现实」中，苏联的官僚机构必须修改和转变它的路线。当然，在斯大林所做的转变和修改中，可以找到很多相同之处，但是不同之处是特别重要的。例如，1929年的向左转是为那种由富农压力造成的组织危机所迫使然的，主要是想打击一下托洛茨基主义的左派反对党，这个反对党曾警告说要有来自富农的危险。赫鲁晓夫在1958年（正当他奉承人谄媚人的作法达到顶点的时候）开始的向左转，是为了避免来自左翼的包抄；但是它是为来自北京的压力所迫使然的，也是为阿尔及利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斗争的革命压力所迫使然的。在这种情况下，向左转的后果和斯大林那时所要达到的后果可以是完全相反的。
莫斯科不断努力对于阿尔及利亚战争之类的问题采取骑墙态度；即使这种作法也碰到斯大林在他统治的晚期从来没有碰到过的抵抗。掌握国家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反对它，而且这种反对十分有力，最后取得了一种以在精神上和质上支持阿尔及利亚人为形式的让步。
在处理「顶端」问题方面，莫斯科现在也不像斯大林那样能够完全不受拘束。北京很有理由地不肯承认没有它的代表参加的最高会议，而且至少它已否决过一次拟议中的会议。
关于战争与和平、帝国主义的本性以及殖民地资产阶级的作用的问题，中国人的批评意见（不管他们的实际动机如何）轰传于各国共产党一般党员之间，且超出共产党党员的范围以外，这些批评意见已加深了克里姆林宫轨道内部的分歧。
所以，在过去十五年中我们所目击的情况是：计划经济扩展了；斯大林主义的独石柱得到暂时的加强，然后又破碎了。这在1956年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了惊人的表现，赫鲁晓夫遣责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并且承认这一暴君的许多罪行。
那种把思想意识统一起来的催眠术不灵了。例如，很多年来一直禁止派系活动的美国共产党，现在变得派系纷绘，莫衷一是。他们证明不能有效地和旧领导相对抗，便转入各种不同的方向；有的人参加了社会主义工人党，大多数人在政治上表现消极，更糟的是，有的人参加了民主党，因为他们几年来就已经在那里替所谓的反垄断的候选人作工作了。在英国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很多党员投入托洛基主义运动。加拿大共产党党员人数大大减少了。在匈牙利，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垮台乃是1956年发生工人变乱的一个主要因素。很有意义的是，很大一部分匈牙利共产党党员都转向无产阶级叛变者这一面，而且在组织起来的工人委员会中占显着地位。
在一些国家中，共产党虽然还能团结一致，但是这种动荡也使得一般党员的心中要多做一些批判的思考。他们现在已准备要亲自评估各种情况和问题，对于各种其它急激派的立场，要根据是非曲直来加以判断，不再简单地把它们甩在一旁不加一顾了。他们之中有计多人已经知道自己的知识有很多不足之处，而且在力图弥补这种不足时，甚至暗地里阅读一些托洛茨基的著作。北京、莫斯科和贝尔格莱德在其意识形态的争论中都觉得不能不提到「托洛茨基主义」（即使有时只是讽刺地提到，而在更多情况下是歪曲托洛茨基的真正立场），这一事实促进了上述的过程。正如托洛茨基早已预言的，在世界范围的改造革命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工作中，各国共产党的一般党员们必将提供某些最重要的力量。
现在还必得考虑到一种完全新的力量──古巴的革命及其领导。哈瓦那在整个拉丁美洲发挥了巨大的独立的影响。由于在四月间击溃了由白宫策动的入侵，古巴人的威望在世界范围内大大提高了。
和在其它地区里一样，在苏联地区里，这一说法也是适用的；在苏联地区里，古巴革命显得是西半球的政治的漫漫长夜中一盏耀眼的明灯。苏联、中国和东欧的工人们是用多么感谢的眼光来看着这些勇敢的古巴人啊！在自从1945年起就挥舞着原子弹的帝国主义者的鼻子底下，这些勇敢的古巴人居然在拉丁美洲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
古巴的革命使全世界每一个共产党，特别是古巴的共产党，有一些值得深思的事情。少数坚决的革命者证明，群众是能够动员起来的，而且无需有莫斯科的批准就能取得政权。他们做到这点，并没有得到一个强有力的共产党的帮助，而且甚至是遭到它的反对的。这条绕过共产党的旁路，为整个世界开辟了一种新的境界，说明在建立革命政党的工作中，克服斯大林主义的障碍是可能的。
它还表明了一些别的事情。其中之一是：殖民地的革命，在一种没有带上斯大林主义脚镣的领导之下，能够很快地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阶段。另一件事情是：这种新领导的出现丝毫没有削弱苏联。相反地，它加强了计划经济的防御力量。它鲜明而生动地证实了托洛茨基的说法，即苏联的最好的防御力量在于把革命和计划经济扩展到新的地区去。对于加强苏联来说，赫鲁晓夫给予古巴革命的援助，要比多年来对帝国主义的「顶峰」谋求互相谅解的工作有用得多。
八、第四国际
列宁看出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战斗的政党的必要性，并把它付诸实践；这种必要在第三国际成立以后并未丝毫失却它的迫切性。在第三国际成立以后发生的一切重要事件，都只是更加证实列宁的看法是正确的。现在，在世界规模上集合起来的各种巨大力量，都打算在革命过程中建立这样的政党。
我们手边已经有了一切有利因素。这些因素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所阐明的基本纲领，革命成功的经验和严重失败的教训，强大的工人国家的存在，局势发展的越来越快，广大群众的急进化，阶级斗争的高潮，全世界革斗争的风起云涌，帝国主义世界里的严重危机，斯大林主义的解体，在许多国家内小资产阶级分子的激烈的不满情绪和他们争取断然改革的斗争，以及那种必然要转向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潮流的出现。
聚拢在第四国际周围的干部们都看到：在这困难的几十年里他们所十分顽强地保卫着的纲领和预测，都证明是正确的。他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前途是非常乐观的。
第四国际，即「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党」，是于1938年在托洛茨基的指导下成立的，那时正是托洛茨基被斯大林的秘密警察暗杀的前两年。托洛茨基断言，第三国际在1933年已经表明：当它在德国和社会民主党联合在一起，允许希特勒上台而不作任何斗争的时候，就不再是一个革命的组织了。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建立第四国际工作中起过重要作用；它一直是第四国际的一个成员，直到美国政府通过一项反动立法迫使它退出这一组织。然而，社会主义工人党仍然完全同情第四国际的解放人类的社会主义目标，并且一直以兄弟般的情谊密切关心它的繁荣昌盛。
第四国际力图使国际工人阶级尽可能充分地了解当代的主要问题，及其自己的解决这些问题的历史使命。为了这一目的，第四国际首先是阐明事实的真相，不论这些真相是多幺使人不快或暧昧不明。从它成立的那天起，它就尽其所能地认真观察问题并说老实话，为了这样做，它曾花过很大的代价，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折磨和迫害。在我们的时代里，要作真理的一个心口如一的代言人，是很不容易的。
第四国际在维护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教义并把它们应用到当代现实上去的工作中，充当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它并不把这些教义看做是圣经，而主要是把它们看做是一种生动的自我批评的方法，这种方法使人们虚怀若谷地看待那些要求我们对早已发现了的阶级斗争规律作新的评价的新事实。
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并不认为它自己是一个具有和整个工人阶级利益分离开来的利益的教派。它的利益就在于说清无产阶级的长期经验和历史目的，在于尽力所能及为目前斗争提供革命的社会主义的领导。它并不冒充握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专利权。它的贡献是以研究国际科学的最好的态度直率地提供出来的。它也以同样的态度研究别人的贡献。
从一开始，第四国际就面对着许多严重的困难。正如托洛茨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所说的，「在反动派得意扬扬、群众感到幻灭和疲惫的情况下，在由于工人阶级传统组织的腐坏而中毒的政治气氛中，在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障碍的中间，第四国际的发展必然是很慢的。中间派曾经不止一次地图谋把左翼统一在一起，他们的这些图谋是单独搞的，而且乍一看来既宽宏大量得多，也显得有希望得多。他们看不起我们的工作。但是，所有这些抱负不凡的图谋，甚至在人民群众还没有机会记住它们的名字之前，就化为泡影了。只有第四国际仍然顽强地、百折不挠地、而且越来越成功地逆流游泳。」
除了上述这些困难之外，第四国际还受到斯大林暗杀托洛茨基这一严重的打击。以后就是可怕的受迫害的年代，在这些年代里，许多著名的干部都在法西斯的毒气室和集中营里丧失了生命。在美国这个自命为「自由」世界的战士的国家里，托洛茨基主义的领袖们是史密斯法案的首先的牺牲者。
尽管如此，托洛茨基主义还是活下来了，而且在所有大陆上赢得了新的立足点。下面的事实可以说明托洛茨基思想的不可磨灭的性质。那就是：在帝国主义统治者看来，托洛茨基主义及其首尾一致的革命纲领，乃是他们的制度的致命的威胁；而莫斯科、北京和贝尔格莱德则发现，在我们的时代的一些重大问题的影响之下，托洛茨基主义问题已经不顾它们的反对而发生出来了。尤其使人注意的是，中国和古巴的革命在其主要路线方面，正是根据托洛茨基在很久以前确立的客现法则进行的。
现在，在许多国家内，人们对于托洛茨基、对于他的看法和贡献显然发生了新的趣。许多种他的著作已经出了新版，而且印数越来越多。最进步的知识分子也越来越理解到：不论一个人的态度如何，如果他不明白托洛茨基主义的中心意义，那就不可能完全了解今天的现实。
十分明显，复活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大规模地使托洛茨基主义原则普及化的条件，已经成熟了。但是，也必须坦率地承认，第四国际还面对着一种严重的内部危机，这种危机已经持续了许多年，而且是没有什幺容易而即时可行的解决办法的。在这种危机中心的关键问题之一，就是在这一国际中集中和民主之间的关系问题。1937年，在回答一个问题时，托洛茨基曾谈到这一现在使第四国际感到苦恼的问题，他说：「如果每一个党都自行其是，不征询别人的意见，也不服从根据民主原则作出的决定，那就不需要建立一个国际了。另一方面，如果这个国际建立一个中心机关来对各国的党发号施令，那就不需要有什幺有智力的人，各国的党中只要有些机器人就够了。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有一个实际政策，即中庸之道。」
无论这类内部的组织上和政治上的争端于第四国际的机能起了多么不利的影响，在所有大陆上，仍然集合起很大一批干部。在有些地方，这些干部人数很少，而且是孤立的。在另一些地方，他们在阶级斗争中扎下了深固的根基，在急进的工人运动中受到人们的尊敬，并且已经建立起党的基础，这种基础有利的条件下能够很快地发扬光大起来。
前面已经说过，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关键问题，在于把反资本主义的、反帝国主义的和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结合成为一个伟大的解放运动。托洛茨基主义的力量，除了直接参加每一种这类斗争以外，还要在从思想意识方面把它们拉拢在一起的工作中，起一种不可或缺的作用。直到现在，第四国际的主要的有历史意义的贡献就在于这样一种纲领，这种纲领有意识地表明世界上所有三个部分的劳动人民的广泛利益，并把这些利益结合在一起。
把这三个部分的斗争融合在一起的过程中，无疑可以证明：在一个区域中的比较拖长然而很巨大的胜利总是能够加速其它区域中的活动，从而能以更快的速度使它们更紧密地靠拢在一起。
在苏联区域里，生产力的成长率很高，使得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东西越来越比较丰富，这就增加了工人的要求。其前景是，各种条件将或多或少地稳步成熟，终将使得有可能排除官僚机构并恢复无产阶级民主。官僚机构是不会进行自我清算的；但是另一方面，现在好象也不会发生迅速的早熟的爆炸。
在殖民地世界里，随着革命浪潮的扩展和加深，事变的发展要迅速得多。在这里，在像印度、印度尼西亚、埃及和加纳这样还没有越过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的国家里，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困难问题。这里的任务是要突破这些限制，并采取1917年俄国的工人和农民以及现在中国和古巴的工人和农所标明出来的道路。作为现在世界上最活跃的部分，今天的殖民地地区存在着最大的即时的革命机会。
在工业发达的地区里，越来越深刻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危机正在摇撼着工人阶级，使它不再那幺漠不关心和静止不动。什幺时候会发生急进化，是不能确切地加以预测的。只是十分明显，这种长期拖延的最后效果，一定会使这些斗争（当它们爆发的时候）在改变世界力量的均衡方面具有很大的深度、速度和决定意义。革命的社会主义运动现在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西德、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和荷兰赢得的每一个据点，在即将到来的日子里一定会有极大的扩展。在世界的这一部分里，应该向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推推荐的主要策略是，继续顽强地、不屈不挠地保卫并宣扬托洛茨基主义的纲领，和建立列宁式的战斗的政党。
托洛茨基在1940年宣称：「资本主世界是没有出路的，除非是把拖长临死时痛苦看作是它的出路。它必须准备好很多年（如果不是很多代）的战争、起义、暂的休战间奏曲、新的战争和新的起义。一个年轻的革命的政党必须以这一远景作为自己的根据。历史一定会为它提供足够的机会和可能性，使它检查自己，积累经验，从而日趋成熟。先锋队员们融合得越迅速，流血的动乱时代就会越缩短，而我们这个地球所受的破坏就会越小。但是，如果没有一革命的政党站在无产阶级的前列，这一重大历史问题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得到解决的。事态发展速度和时间间隔问题确是十分重要；但是它既不能改变一般的历史前景，也不能改变我们的政策的方向。结论是很简单的：必须以十倍的努力来继续进行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工作。而第四国际的任务就在于此。」
事实已经非常有力地证实这一预测是完全正确的。建立自己的革命的政党，已成为无产阶级的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同时，出现这种政党的客观条件，在现在也要比在1940年有利得多。各种迹象表明，一个伟大的革命发展的新时期已开始了。赢得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最后胜利这一历史使命，已经落到现在登上政治舞台的这一代人的身上。
1961年6月 |
日本政治斗争的态势（1960年代香港出版的托派小册子）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日本政治斗争的态势1960年代香港出版的托派小册子（1960年2月1日）●日本政治斗争的发展──时评二则王凡西●日本政治斗争的态势王波龙●日本学生大闹国会记山田●「大学生革命」的参谋总部读卖周刊日本政治斗争的发展──时评二则三山（王凡西）法西斯势力的再起我们从来说：德意战败，希特勒、莫索里尼死去，并不等于法西斯主义消灭。我们所以这样说，不但因为以美帝为首的资本主义各国从胜利时刻起就立即着手保存纳粹和法西斯的余孽，也不但因为他们千方百计复活西德的军国主义，而且为了更根本的理由，即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造成的国际局势：一方面依然存在着财政资本占统治地位的「老民主国家」，另一方面出现了不少虽然推翻了资本制度，却建立了官僚统治且以民族为本位的「新民主国家」。法西斯主义是财政资本的一种工具，只要财政资本继续存在，法西斯主义也便有随时复活的可能。真正能消灭法西斯主义的是结束整个资本统治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可是以一国为本位的，且以最专横的官僚制度来指挥的社会主义建设，非但不能将它们已有的革命成果推广于全世界，而且相反，它们本身倒是最有力的宣传，帮助着各「老民主」国家中的财政资本在必要时，在群众中造成社会主义的死敌——法西斯主义。事情正是像我们所预料似的发展着：新的法西斯运动现已在全世界开始复活。它们目前虽还不曾有燎原之势，但显然已不是星星之火了。最近开始于西德，迅速波及到欧美各主要国家的反犹运动，已经不是法西斯抬头的象征信号，而是现时代这股最反动最邪恶的暗流业已汇聚相当力量的警报。全世界一切真诚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人，对此警报立即表示出最坚决的抗议，采取最警惕的戒备，那是完全应该的。我们完全站在他们一起。但于此我们必须再次指出，反对法西斯绝对不是一个单独的任务，这个任务也不能由单独的一个组织、一群人，或一个民族去完成的。将此任务信托给联合国固然是荒谬绝伦，把它付托给某一特定的反法西斯团体也是徒劳无功。至若以犹太民族名义去反对法西斯的排犹运动，则更是「扬汤止沸」。因为任何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都不能真正反对法西斯主义，而只是给它添加燃料，供给营养。反法西斯主义是全人类社会主义革命纲领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因此，只有作为社会主义革命中一个任务的反法西斯斗争，才能有前途，有结果，而且能彻底干净地将它消灭，使它永远不能再生。一般的资本制度，特殊的财政资本统治，乃是法西斯主义所依存之物，不剥除这张皮，光想拔清法西斯主义的毛是不行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那些业已推翻了资本主义的「新民主国家」中，如果不在事实上，实行经济和政治的工农民主，如果不在事实上显示出缔造中的社会主义确乎在任何方面都比资本主义为优美，那末，要想「老民主」国家中的工人阶级起来推翻「自己的」资本统治，是不很容易的，甚至，在资本主义更尖锐的危机发生时，还能帮助各该国新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总之，世界规模的反法西斯主义斗争，一方面与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不可分离；另一方面与诸「新民主国家」中的反官僚斗争无法分开。这一个浅近的然而是非常根本的道理，我们愿在此法西斯初步再起之际，及时地指出来。日本军国主义的复燃法西斯势力在欧洲重新活跃，军国主义的死灰也在东方的日本复燃。在美国的大力扶持之下日本正以飞快的速度，再度走上大日本帝国扩张主义的旧路。日本军国主义的复燃当然不自今日始。朝鲜战争一爆发，它便在美国的直接指挥之下，利用一切名义和机会，从事军事力量的再建立。如所周知，这个宪法上规定「不得再进行战争」的国家，却早已拥有了一支相当强大的海、陆、空军队；而新陆军所配备的火力，竟已达战前「皇军」的四倍以上。因此，这次岸信介之赴美修改日美条约，签订日美军事同盟，决非日本军国主义的什么开始复燃，而是它走向新战争的一大关键，又是军国主义的半法西斯式的统制，在日本思想、政治以及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重建霸权的一个重要步骤。岸信介政府此一行动自然要引起日本广大民众的愤怒反对。同时一切在上次战争中受过日本军国主义祸害的国家，也自然表示忧虑和抗议。不用说，我们是和所有这些抗议者站在一起的。不过关于日本现状的某些看法，我们发觉和许多反日本军国主义的战友们有多少不同。于此我们必须加以阐明。有一个看法相当流行：彷佛日本至今还只是美国手中的一名小卒，它的政策完全不由自主，它的走上军国主义老路亦只是受了美国主子的驱使，是被逼出此的。这个看法其实早已与事实不相符了。诚然，今日的日本在许多方面都还有赖于美国，它在不少地方还受着美国主子的压制和榨取。可是我们绝不能因此看漏了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即日本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本集团，早已在美帝的扶植奖掖之下站住了脚，不但站住脚，而且比之于第二次大战前，这个阶级的力量甚至更为壮大了。据统计，日本的工业生产水平早已达到了战前的三倍！然则，二十年前，经济力量仅及目前三分之一种资产阶级，尚且敢与英美为敌，想鲸吞中国，雄霸亚洲，因此而独力发动战争，那末力量大了三倍之后，他们又怎能乖乖听命于人，自己一无主张呢？即使以常情猜度，也必无此情此理。其实日本垄断资本的复兴，必然也就是军国主义的复兴，同时也就是战争威胁的重来。这中间如影随形的关系，只要看其他两个统计数字就够了。当日本工矿业生产量达到战前三倍的同时，国内市场的消费水平却比战前只增加了百分之十八，对外贸易只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一。试想，这么多增产出来的商品，如果不设法另找市场，日本的资本主义生产，如何能避免严重的危机？所谓出路，就是要给日本商品找到更多更大的市场，而且是要由它垄断的市场。可是当强大的新中国雄峙大陆，新民族国家纷纷成立于东南亚的今天，日本要想在那些地方获取垄断性的市场，显然不是谈判方式所能达到。唯一可幸致之道，便是诉之于战争。因此，军国主义和战争威胁乃是日本资本主义再发展的逻辑结果。备战出乎它本身的需要，决不能看成为日本「某些反动分子」，为了取悦美国主子，「被动地为它火中取栗」。日本统治阶级之积极走上备战道路，显然是，也主要是要为它自己取栗。虽然，经过了上次战争的教训，面对了亚洲全新的局面，日本统治者深知要发动新的战争，并使之有若干获胜希望，它必须与美国战争计划联在一起，成为美帝准备的世界战争的一部分。在此意义上，日帝当然只是美帝的一个帮凶；但若就日本一国内外政策看，我们却必须主要着眼于该国资本主义的本身矛盾及其所造成的阶级关系。谁若以上今天日本的主要矛盾是整个日本对美国的民族矛盾，以为岸信介等不过是一小撮的美帝服务的「日奸」，因而希望日本的「民族」资产阶级都参加在反美的斗争中，号召全体的日本人民起来作反帝斗争，那是一种天真而错误的想法。今天日本的主要矛盾显然是内部的阶级矛盾，是一方以资产阶级为首、另一方以无产阶级为首的，为日本继续发展的两个前途而作的斗争。围绕着这个主要矛盾，当然有民族矛盾，但其所占地位是次要的，是附从的。换句话说，日本无产阶级及全体劳苦大众之反对美帝主义，首先因其为日本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压迫日本民众的靠山与帮手，而不把它视作对整个日本民族的压迫者。把美帝看成为日本垄断资本家们压迫日本劳苦大众的盟友和帮手，那是社会主义者的立场。把美帝看成为整个日本民族的压迫者，那是民族主义者的立场——这立场不但可以为日本的军国主义服务，而且还可以在形势略变的情形中（即美帝在形式上更尊重日本的独立时），为美帝的野心服务。不幸，今天有许多「社会主义」，甚至有一些「共产主义者」，在日本问题上却采取了简单民族主义的立场。他们或者从美帝为世界反动头子这个事实出发，或者为了争取部分较小的日本资产者到反美阵营中来这个策略出发，却故意放过了，至少是有意轻估了日本资产阶级在今后日本国内反动政策发展上的决定作用。他们希望因此会有一个反美的、和平民主的、主张中立的资产阶级的出现，那真是虚妄的幻想。现在且让我们看看日本共产党的态度吧。在去年召开的六中全会上，日共通过了反修约斗争的决议，其中特别强调要使反修约斗争的统一行动，「发展成为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为了发展这项斗争」，那决议又指出了「四项必须加强的活动」，全文如下：「第一，阻止修改日美『安全条约』的斗争是粉碎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反动派所建立的『旧金山和约』体系斗争的一个环节。因此，必须使这一斗争成为全体民主力量的共同斗争。同时必须不断揭露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第二，同冲绳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实施冲绳新刑法，反对把冲绳变成美国的殖民地，并为争取把冲绳归还日本而斗争。「第三，必须清楚答复人民群众所提出的在阻止修改和废除日美「安全条约」以后如何保障日本的安全问题。同时要阐明日共关于日本中立化和争取独立的政策。「第四，必须加强在工人阶级中的活动，同时要努力把各阶层人民的要求汇集起来，组织成为对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卖国垄断集团进行斗争的力量。」在这个虽然包含了不少正确策略的决议上，我们可以看出，它的基本思想，亦可以说战略思想，却是不正确的。因为它显然将目前的日本看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一个被压迫民族，其主要的斗争目标为民族独立与领土完整，为将殖民者美帝国主义者驱出日本。这看法当然是错误的。今天处在「旧金山和约体系」下面的日本，和希特勒上台前处在「凡尔赛和约体系」下的德国是一样的，战败而复兴了的帝国主义国家依然是帝国主义国家，决不是什么殖民地国家。藉反修约斗争所透露出来的一个中心问题，乃是如何打击与推翻那再度以真面貌显现出来的日本帝国主义，是如何反对与打倒这个本国的、「自己的」帝国主义；而不是向另一个帝国主义去争取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因为这样的「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那个重新崛起的日本帝国主义将以战争手段向苏联、中国以及所有东南亚国家索取的。「主要的敌人在你自己的国内」，日本的共产党似乎忘记了这个列宁主义的真正遗教了。被称为「极左派」的日本学生组织「全学联」，据报载，因为不满意日共的「投降」政策而脱离了它的领导，据说他们现在是受日本托派组织影响的，主张实行较彻底的路线。很可惜，我们至今还没见过日本「全学联」领导人或日本托派的正式文件。不过就他们所采取的行动看，多半在我们上述的战略路线上是较近于真正列宁主义的。所以我们竭诚地希望这个组织的力量能够从学生群众再深入到工农群众，以致于在全日本的革命运动中取得前列的与首脑的地位，那末，不但日本民众可以避免一次有灭亡之祸的新战争，可以赢取日本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且对于整个亚洲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发展，包括已走上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中国之健全化在内，都会有良好影响的吧。写于岸信介赴美之日。日本政治斗争的态势王波龙日本的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之间的斗争，自战后以迄于今，从来是极激烈的。最近，由于岸信介政府企图修改日美安全条约，更推使此种斗争达到白热化的阶段，产生十一月二十七日国会大厦前严重的流血冲突事件，因此更吸引住全世界的注意力。革命前夜局势一位日本自由民主党的议员，在目击了国会大厦冲突事件之后喊道：这「简直是革命前夜的光景！」这位议员发出这样的惊叹是容易了解的，它是出于统治阶级对革命之本能的恐惧，可是这一声惊叹，却偶然道中了日本局势的特点。当然，在这位议员的眼里，所谓革命前夜的光景，完全是以群众冲进国会并与警察发生冲突作为根据的，但在革命者看来，判别一个局势是否处于革命前夜，倒不能单纯以群众冲进国会发生流血冲突为准绳。我们也认为日本处于革命前夜局势，这因为日本群众的政治生活和斗争行动，已达到空前活跃的程度，而日本的统治阶级始终无法压倒群众运动，建立起稳固统治。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说，革命前夜局势之在日本，并非始自今日，远自战争结束以来，就一直存在着。就日本统治阶级的经济基础而言，它的工业生产，自战后以来，差不多一直处于上升状态，以致比战前提高了一点五倍（有说二点七倍）。但这种上升，是以尽情剥削国内工农，大大降低他们生活水准为条件的，因此国内购买力的低下与工业生产上升处于极度矛盾之中。而国外市场，因为战败结果失去庞大的殖民地。感到异常狭窄，以致输出贸易始终未曾达到战前水平，资本输出比战前差得更远，这就使日本经济时时感受到生产过剩的威胁。经济危机，在日本只是一种潜在的因素，并未正式达到恶性阶段，造成日本统治阶级战后统治长期不稳的原因，主要还不是直接由于经济危机所引致的，在这个问题上，政治上的因素比经济危机的因素更大。日本人民经过长期战争磨折，尤其经过原子弹的浩劫之后，对战争的深恶痛绝，已达到比世界上任何国家更高的程度。在战争中，日本差不多丧失了四分之一的人口，几乎每一家庭都有因战争而引起家庭成员死亡的；广岛整个城市之毁于原子弹，无一生命幸免，更是惨不忍睹的景象。所以日本人民憎恨战争，渴望和平，似乎比改善生活更感到迫切。在这种情形下，他们对美帝在日本建立军事基地，进行导弹装备，以及日本统治阶级依附美帝，趋向军国主义，企图投入美帝战争集团的一切措施，自然要产生狂烈的反抗。反战斗争，已成为日本革命运动不竭的力量泉源。围绕着这一斗争，日本群众的政治生活空前活跃，经常有几百万人卷入斗争行列，他们甚至还公开提出打倒岸信介政府的口号。光是这些，已足以判断日本局势处于革命前夜了。社会党不过正如过去许多历史所显示的，并不是所有革命前夜局势都能直接转变为革命局势，要使革命前夜局势转变为革命局势，有时还需要主观领导上的努力。日本革命之所以未曾正式到来，与革命领导上的懦弱是息息相关的。日本革命运动的领导，一向落在日本社会党手里。这个党是个十足机会主义的政党，它虽然控制着有三百万以上工人的「总评」，拥有广大群众基础，但其上层，无论从最近脱党的右派西尾和尚未脱党的右派河上起，以致中间偏左的浅沼和铃木止，都不过是一些官僚政客集团。他们表面上标榜着社会主义，实质上则推行着资产阶级的和改良主义的路线。当群众革命要求过于高涨时，他们之中某些人，也会领导群众举行罢工和示威，但他们的终极目的，即使是最左倾的，也不希望依靠暴力革命推翻旧有政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只希望在议会中争取多数，组织内阁，替资产阶级在危难中维持政权。一九四七年六月至一九四八年二月间社会党的片山哲内阁就是一个例证。片山哲内阁不但毫无实现社会主义的决心，甚至不能缓和通货膨胀，终于在邮电和火车加价问题上倒了台。近年来，在社会党里虽说铃木和浅沼等占了上风，但这些集团，除了强调中立主义，要求与人民中国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之外，仍不曾跳出社会民主主义的樊篱。他们也附和群众打倒岸信介政府的要求，但他们却将群众这一革命要求变成为一种上层的倒阁运动，希望经过议会，由他们组织内阁来代替岸信介的内阁。在这么一种领导下，日本群众长期来的斗争行动自然要迷失明确的方向。共产党日本革命中另一个领导力量就日本共产党。这个党无论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深受斯大林主义的毒害，以致长期处于瓦解和无力状态。在政治上，日本共产党同样带有严重的改良主义倾向，丧失了明确的阶级立场。他们将日本局势笼统地划分为「反动力量」和民主力量」，以此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他们也反对美帝在日本的备战措施和岸信介政府的军国主义趋向，但他们的重心并不在推翻日本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而只想促使日本资产阶级政府摆脱美帝战争集团，与中苏友好，放弃军国主义。这就是他们所努力要实现的所谓「独立、和平和民主的日本」。事实上，如果不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要建立独立、和平和民主的日本是不可能的。只有依靠日本的工农群众所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才能真正给日本以独立、和平和民主。日本共产党在政治上的致命弱点就在这里。在组织上，日共在战争结束后的最初一个时期，因为群众的普遍左倾，党员人数曾经突然激增，但党内政治意见的分歧以及官僚主义的作风却使整个党长期陷于分裂状态，致令自一九四七年第六次大会至一九五八年第七次大会之间，中经十一年时间，竟无法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野坂参三在日共第七次大会中总结长期分裂的教训说：「引起党分裂的直接原因，是中央委员会的瓦解和分裂。党内的分裂使党员之间互相不信任……「党内忽视了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基本原则。由于个人领导的结果，党内民主得不到保证，批评与自我批评受到压制。进行批评的人受到迫害，被开除出党。代表大会没有定期召开。……「党内的分歧被转到群众组织中去，这样就造成了这些组织的分裂。……」（见「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一九五八年第二期）从野坂上述的总结中，我们完全可以了解到日共组织危机的深重程度，但野坂的总结仍然是表面的，他将日共的分裂归咎于中委会的分裂，那么中委会的分裂又是什么原因促成的呢？对此他没有作进一步的解释。事实上日共中央的分裂，与内部政治倾向的分歧以及莫斯科和北京间争夺日共领导权是紧相关联的。一九五零年一月野坂自己被国际情报局所指责的理论（美帝占领日本促进日本民主以及日本经过议会可以和平达到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是代表一种右倾机会主义倾向。与野坂遭受指责差不多同时被开除的中西功及其信从者，则主张在日本立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他是代表日共较革命的一翼。野坂和中西功等的分歧，只不过是战后初期日共内部的意见分歧，到了联共二十次大会和波匈事变时，新的分歧又在内部爆发，引致全学联领导层的分裂。国际情报局于一九五零年一月以观察家名义在它的机关报中公开攻击久居延安的野坂，不仅在纠正野坂的过分右倾倾向，同时也是企图削弱中共在日共中影响的手段，这正与第二次大战结束时斯大林让法共杜洛克出面攻击美共领袖白劳德，以扶植福斯特势力的作用相似。野坂的下台，使日共中民族派椎野悦郎取得领导权，担任了临时指导部主席职位。同年九月，人民日报又发表一篇社论，椎野唯恐不及地号召日共虔诚拥护中共社论，并乘机指责「国际派」，公开指名攻击志贺、宫本和春日是分裂主义。椎野并非中共裔派，但从这些冲突中，可以让我们了解到斯大林与毛泽东间对日共领导权的暗斗确是存在的。这种暗斗，增加了日共内部宗派活动的复杂性。斯大林死后，莫斯科与北京间磨擦的缓和，也影响到日共内部。一九五五年该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野坂称这次会议为恢复党内团结会议，这因为会议使野坂和志贺等重新进入领导圈，联合起来对付椎野。次年九月，他们在第八次中全会上，指责椎野搞男女关系，解除其职位，并开除了椎野派的志男，志男于被开除后重新成立民族共产党，反对向苏联一边倒，反对日日共中央对椎野和志男等的处分。自此之后，野坂和志贺等便建立了联合领导。像这样一个在政治上抛开社会主义革命政策，在组织上陷于极度混乱的日共，当然也不能担负起日本革命的领导责任。反修约斗争从上述对社会党和共产党的说明中，我们对日本群众运动如此长期汹涌澎湃，为什么不能走向革命这个问题，就很容易获得答案。这答案该是：正由于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妥协、懦弱和无能，才使群众运动陷于走马灯式的旋转，以致每一回斗争，群众虽经过一次两次三次乃至十多次的行动，老是停留在集会示威的阶段，始终不能跨进一步，采取准备夺取政权的步骤。日本革命局势之所以未能到来，主要的毛病就在于此。日本统治阶级藉助日本革命运动的这一弱点，便大踏步向扩大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走去。岸信介政府，又拟订了第二次扩军的计划，准备在一九六五年完成日本军队核武器的装备。因此他更迫切希望投入美帝战争集团，取得装备上的便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自然需要修改日美安全条约。岸信介知道，修改日美安全条约，将日本直接缚在美帝战争的牛车上，必然要激起日本人民狂烈的反对，所以过去他的政府与美帝间对修约的谈判，都在秘密中进行。他企图先修改警察职权法案，加紧对革命势力的箝制，然后再来公开修约。但警察职权法案的修改，在群众的反对中搁了浅，大大阻遏了岸信介修约工作的进行。自去年四五月间起，有两个事件加强了岸信介的信心，其一就是自由民主党在地方选举中获得胜利，其二就是社会党右派的分裂行动。这种分裂原是社会阶级分化明朗化的表现，但分裂却使社会党在参众两院里减少了很多的席位，更便利于岸信介政府的巩固。日本局势已向右倾方向前走了一步，岸信介完全了解到这种趋势，便不顾群众的和社会舆论的严厉反对，竟悍然要公开修改日美安全条约，准备于本月中旬亲自赴美签字。为了对抗岸信介这种极度反动措施，社会党便团集各大左翼群众团体，成立「安保改定阻止国民会议」，作为反修约斗争的中心机关。参加这个组织的单位共有一百五十八个，表明这次斗争的规模比反警职法案的规模更大。群众热切希望以他们的力量阻遏岸信介修约的实现，他们带着决战的决心投进战斗。但社会党仍旧重复旧日的斗争方式，只是集会游行，游行集会而已。不过在斗争中却出现了一种新的领导力量，这就是托派的共产主义同盟。这个组织原是从日共中分裂出来的，它反对日共领导的斯大林主义，反对社会党和日共在革命中的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路线，主张回复到阶级斗争立场，因此获得广大学生群众的支持，在全学联中取得领导地位，使全学联变成一个最富战斗性的组织，被资产阶级称为「好斗的」「气焰万丈」的学联。十一月二十七日国会大厦冲突事件，就是在这个战斗性学联领导下进行的。全学联全学联的全名是「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联盟」，加盟的单位共有二百六十三个学生自治会，包括一百一十一间大学。全部会员人数，据去年七月一日日本警察局的调查，有二十六万六千人，但据全学联第一次大会的公布，有二十八万五千人，占全国大学学生百分之四十一。这个组织原于一九四八年成立，最初在日共领导之下。自联共二十次大会之后，尤其自波匈事变之后，学联中的青年共党分子开始对斯大林主义产生怀疑，追寻新的道路，这就推使他们注意起二十至三十年代联共党内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斗争，从托洛茨基以往的著作中，他们了解到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思想传统，并非由斯大林而是由托洛茨基所代表。于是他们便在学联里为托洛茨基思想展开斗争。如此便与日共领导发生冲突，逐批被开除党籍。在整个全学联中，拥护托洛茨基思想的分子，大多围绕在一位二十多岁的东京大学学生名叫香山健一的周围。前年五月全学联第十一次大会中，香山当选为全学联委员长，他的势力在全学联最高领导机关执行部中取得了多数，自此，全学联的领导权便转入托派之手。次月，日共开除香山等党籍，他就出来组织新党，名为「共产主义同盟」。这是日本革命共产主义者一个有力的组织，它从群众革命斗争中产生，并建立在群众革命斗争之上。去年六月全学联第十四次大会中，香山自动辞去委员长职位，专心致力于新党工作，全学联委员长一职，由唐牛健太郎担任。唐牛是北海道大学学生，也是青年托派领袖之一。现在全学联执行部三十人中，托派占十八席，斯派占十二席。副委员长加藤升，书记长清水丈夫以及东京市学联委员长糠谷秀刚等都属于托派分子。这场斗争之后全学联领导下的学生群众冲进国会事件，使社会党、共产党和岸信介政府都极惶恐。社会党为了表白自己和任何激烈斗争绝缘起见，便在「安保改定阻止国民会议」中开除了全学联，日共也和社会党一起攻击全学联的「盲动」。这些自命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者的政党是怎样一副可怜的相貌呵！他们不去指责日本警察局是造成流血冲突事件的罪魁祸首（学生群众原是手无寸铁的呵！），反来指责学生群众的「过激」。社会党和共产党联合反对全学联的举动，助长了岸信介政府镇压革命力量的决心，他舞起了反动的警棍，到处搜查共产主义同盟和日共总部以及学联、总评各机构，逮捕了加藤升、糠谷秀刚、永见尧嗣、叶山岳夫、清水丈夫等八名学联领袖，也同样逮捕了教师联合会和总评的领导人物以及一些日共党员。最讽刺的是：社会党上层越想尽力与学联划清界线，表白自己与国会冲突事件无关，越鼓励了各反动势力向它狂吠，有意集中火力攻击浅沼煸起这次冲突，要在国会里动用纪律来制裁。经过国会冲突事件之后，社会党和共产党像手指被火灼伤一样，带着后悔的心情，再也不让群众斗争越过温和的界线。在第九次第十次的反修约行动中，它们甚至不敢让群众走到国会门前。没有比这种领导更畏葸的了。岸信介看到社会党和共产党的软弱，看到他的逮捕除了受到学生反抗之外，没有遭到有力的反击，他越来越嚣张、跋扈而大胆了。面对全国五六百万人的集体反对，他竟然丝毫不加收敛，决心如期飞赴美国签订修约了。剑和舞剑日本的革命势力和反革命势力还要继续斗争下去，群众决不会放过岸信介政府每一个反动措施。旧的革命领导既然表现得如此软弱无能，新的领导力量必然会发展开来。日本共产主义同盟将会逐渐成长为革命的阿特拉斯巨人。当然，在目前阶段，这个组织还未成为巨人，它只是一个初生之犊，虽然它在学生中已拥有广大的群众基础，但它还需要在工人群众中扩大影响，争取对总评的领导。一个革命的共产主义运动，初期首先在知识分子中生根是自然的事，往后它必定要寻求到工人中去的道路，一旦在工人中落脚生根，它便会成为盘石般不可动摇的力量，且会真正肩负起历史的使命。日本革命的当前任务，自然在于反对美帝及岸信介政府一切备战措施，争取政治民主权利和群众生活的改善，但所有这些斗争都必须归结到一个中心任务上去，即：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怎样使当前斗争归结到最后斗争上去，怎样在每一当前斗争中找寻通向最后斗争的桥梁，是一种巧妙的政治艺术，它不仅有赖于接受以往革命的教训，也有赖于对现实条件和实际力量之准确而灵活的把握。探索这种艺术，在实际斗争中活用它，乃革命胜利的重大保证。扩大革命思想，明确革命路线的工作，该是日本革命者当前最迫切的课题。革命当它准备击倒反革命堡垒之前，必须清除阻碍革命向前发展道路上的一切绊脚石，社会党的改良主义和共产党的机会主义，乃是两块顽固的绊脚石，急需在思想上，在理论上，在实际行动上从根加以揭露；要做到不仅在革命先锋队的眼里，而且在群众眼里，都能透切认识到它们路线的破产。在一切反岸信介政府的斗争中，革命者与改良主义或机会主义政党及其群众组织的联合战线是极端重要的。有时为了联合行动的利益，或者为了适应群众未曾高度的认识，以便引导他们从低下的认识达到高度的认识，某种妥协是需要的，但必须保持思想的独立性和高度的批判性。一种明确的路线以批判的精神投身于联合的行动，不仅会加强这种行动的力量，也是赢得群众，使群众摆脱传统错误领导的有力武器。与列宁一起领导俄国革命的一位领袖说：「一个人光只有剑是不够的，还必须给它以锋利；一个人光只有锋利的剑还不够，必须懂得怎样舞动它。」我愿拿这句名言作为本文的结束，也作为一切革命者的座右铭。日本学生大闹国会记（日本航讯）山田日本于战后从投降、签订和约直到如今，已有十多年了。由于国防关系的变化，尤其是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兴起，使得美国在东方，不得不想尽方法去扶植日本——好让它成为远东的看门人。如战后的西德一般，日本凭其过去的重工业基础，再加上美国的扶持，的确恢复得很快，使举世之人，皆目之为「奇迹」。日本虽然从一片瓦砾之中爬了出来而且站了起来，可是它的社会问题并未根本解决，结果它的矛盾只有一天天积累起来，一有机会，随时都可以引起强烈的爆炸。譬如说：美国战后在日本驻军的问题，迄今仍成为日本人强烈反对的中心问题之一。固然这不仅是日本一国的现象，但由此类事件常常引起群众斗争，在日本已成为经常的事。今日之日本，已恢复了相当的国力，因此日本统治者对于增加本国军力，加强日美合作以共同负担起远东反共急先锋任务的要求，也随之提高。执政党之希望改订「安全保障条约」，就是因为这个道理。他们还藉以表示自己有所作为；反对党——社会党与共产党则根本想挣脱这一锁链，以适应人民反战的心理讨好中苏。这一反对修订「安保」运动，到去年十一月里，闹得举国震动，大家明知主持它的是社共两党，但因其合乎民族主义，且为反对美帝，就洋洋乎成为一条大流大浪的局面，而学生们在日本全国学生联盟的领导之下，首先成为这一运动的急先锋。在十一月二十七日集合游行时，为请愿而走向国会，当时和保卫国会的警察不免发生了正面冲突，双方僵持了两点多钟，当时因警察寡不敌众，警官的阻止线就被学生冲破了，适因国会亦在开会期间，社会党的议员（并且是社会党的总书记）浅沼为表示同情学生，出而迎接学生于正门，这时却遇学生跑进来，遂引起了执政党——自民党——的激怒而鼓起了轩然大波，一面制订限制今后任何向国会请愿示威的条例，一面要用警察拘捕示威者，威吓并惩戒浅沼议员，说他有鼓动学生运动嫌疑。把这个肥头胖脑素惯投机的家伙，弄得焦头烂额，惶恐不可终日。话分两头。且说学生闹进了国会，也不过示示威罢了，不到一个钟头，也就各自散去了，所以这件事算算时间，只不过二三小时而已。可是它的意义却并不小。第一，它暴露了所谓神圣庄严的议会也者，究其实不过是欺骗民众的把戏而已。其次，统治阶级的最高权力机关，表示它并非全能全力的。纸老虎一被拆穿，只不过如是罢了。反之，主持这个运动的社共两党，除了浅沼本人想投机被牵连在内而外，其余如社共两党及总评主要分子，大家都临阵逃脱，作了可耻的背叛行为，丢下了这些青年单独作战。这一来，第二天举国震动，当局下令追究责任，全国「学联」首当其冲，而东京最高学府——东大学生会的领导者，如叶山、清水、唐牛等，一些素不为人所知的学生，为了要逮捕的关系，在报上几乎每天看到他们的名字。学生方面也不甘示弱，因为东大乃最高学府，警方不能随便跑进去抓人，学生就组织了人海战术与当局及警察对抗，双方抗争了半个月，警察始终无法将这些领导者捕去。这时候，各报及杂志记者，藉此机会，会面这几位为首的学生，作种种报道与新闻，因而暴露了许多可贵的消息。当然，学生群众有组织的拒捕，只能暂时在学校里有效，一离开学校便成了问题。在十二月十日第二次示威游行时，上述叶山等人，俱慷慨悲壮的一一于游行阵头就警察之缚而入狱。可是日本舆论界暴露一些什么可贵的新闻呢？第一，学生们表示学联会与日本共产党完全脱离关系，已有一年多了。学联会的领导是托派。它是一个最最革命的组织，其名称是：日本共产主义同盟。其次，他们已严厉地批评日本社共两党的机会主义者，不配领导日本社会革命运动。今后他们将要担负起领导日本革命运动的责任。最后，使日本人民由此晓得日本也有了托派运动。本来，日本警察一向以为日本无第四国际活动，如今可不成了；托派的书籍，一向很少人看，经这一来，全国都在找托派书籍一睹，想看一下这究竟是什么主张，这样怪物，为什么会抓住这些知识青年们。可是，社共两党对这些学生则极尽侮蔑、谩骂之能事，指责他们是「托派分子的挑拨行为」，「极左的冒险主义之狂奔」，「红色阿飞的跳梁」等等。据新闻记者报道，「日本共产主义同盟」在国会事件之前，并不赞成冲进国会，认为这一举动不会给运动造成实际益处，一旦到了学生们这样行动时，却一齐和他们同进退，且一道被捕。到了十二月十日第九次行动前再讨论冲进国会之举时，他们便尽全力阻止了，因而避免了作无谓不必要的牺牲。这种态度确是革命者对群众负责的态度。顶要紧而具重大意义的，就是他们在帮助学生们抽取运动的结论，分别敌我之利害，引导大家获得有益的教训，；并尽力保卫群众利益以待将来。日本的学生运动是年青而勇敢的，它已经验过一次风雨的打击而锻炼了自己，正证明了他们有其辉煌的将来。1960-1-12于京都「大学生革命」的参谋总部读卖周刊1959年12月20日念柔节译按：关于日本全学联和共产主义同盟的中文材料所见甚少，但在日本各报刊中则有颇多报道。兹特从日本著名的《读卖周刊》1959年12月20日号中节译出此文，作为读者研究之参考资料——编者。一个怪物在日本徘徊共产主义同盟在共产党宣言的开头有这么一段文字：「有一个怪物在欧罗巴徘徊……」，全学联的干部将这段文字改成这样说：「有一个怪物在日本徘徊，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同盟』。所有一切日本的旧势力，无论岸信介、警视厅、铃木茂三郎、西尾末广、甚至日本共产党，他们为了压服这个怪物而结成了神圣同盟。」十一月二十七日，当全学联学生蜂拥而入国会大厦时，他们的先头部队所飘扬的旗织，就是共产主义同盟的旗帜。由这一事实可以显示出：目前在幕后操纵全学联并推使它「不胫而走」的正是共产主义同盟，这个自称为怪物的同盟将日共视作「右倾机会主义」，说「唯有我们才是日本唯一革命的政党」。至于怎么组织革命呢？关于这点，请先听听该同盟二十八岁的书记长岛成郎君的谈话吧。流血可以减少问：「你们的革命纲领怎样？」答：「学生和知识分子是革命的核心，劳动阶级是革命的基本力量，革命由总罢工而兴起。日共和社会党所谓新中间层，即白领阶级的统一战线是无用的。一般市民的兴起也无济于事。」问：「如果对方拿起武器怎样办？」答：「当然我们也要有武器。但是，与俄国革命比较起来，现在的新闻、广播、通信网和交通网已发达得多，先占据这些东西，流血将会减少。但是革命不是浪漫蒂克的事。高尔基说：『为什么要杀人呢？』当列宁听到他这样提出问题时答道：『历史不是如此甜蜜的东西。』」问：「怎样才能实现革命？」答：「革命不会限于一国的。当革命战胜国内的反革命势力之后，还要战胜美帝国主义和苏联官僚主义。代代木的日共也将会组成反革命的势力。「对反革命阴谋者罪行的还击，必定是无远弗届的，而且要再三加以扫荡。还有，那些作恶多端的人，必须上绞刑台和电椅。」内部分裂的起源怪物诞生的由来这个怪物是怎样诞生的呢？事情的发端，要追溯到三年前的「砂川事件」。当一九四六年第二次进入测量被停止的时候，革新阵营方面喜不自胜地喊着：「赢了。赢了。」就从这个当儿起全学联的分裂便开始表面化了。在全学联中对「砂川事件」的评价存在着分歧。现在属于全学联主流派的森田实等认为「因为我们的力量关系，测量可能会被停止。」被称为代代木派的高野秀夫等反驳说：「停止测量，只不过是政府和总评等民主派之间的一桩买卖。胜利是必定的。」主流派认为高野这样说法，就是日共中央的意向，乃是极愚蠢的想法。被日共开除的中心全学联中央集团内部日共党员之间的分歧，此后越发加深。主流派越加自信要加强禁止原子爆炸和反对勤评等政治斗争，遂与主张经济斗争的代代木派相抗争，这一抗争于去年五月的全学联第十一次大会上爆发了。当讨论到运动方针的时候，主流派和反主流派都大声叫嚷，引起了大乱斗。于是反主流派被从全学联中开除出去。日共中央对此种情势顿为震惊，于六月一日在代代木总部召开全学联内部党员集团会议。在会议上，日共指导员与全学联主流派之间又发生乱斗。由此，全学联内部的对立，便变成为日共与全学联之间的正面对立。事件的负责者森田实和香山健一（原全学联委员长）等十多人，便被日共开除。共产主义者同盟，就是以这批被开除的主流派为中，于去年十二月间组成。日共猛烈责难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反党的托洛茨基集团」。托洛茨基是俄国革命时与列宁一起的革命大功劳者，他坚持世界革命的理论。因此，托派便成为「极左过激主义者」的代名词。共产党对托派的憎恨，比对资产阶级的憎恨，尤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今天，全学联已从日共的「得意宠儿」变成了「讨厌的顽童」。也有外国插手诱导十月三日，从巴黎来了一位负有秘密使命的意大利人，在羽田机场降落。他的名字叫做马尔顿‧利比亚，是托洛茨基派国际组织——第四国际在巴黎的国际局书记。他访日的目的，就是要日本托派各集团统一起来，他在东京公然以托派名义出现，分别与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盐川喜信（东大学生，前全学联委员长）等会谈，又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干部等会谈。结果因为各分派的关系复杂，他的使命并未实现，于十月二十三日离开日本。莫斯科以外的共产者团体伸手于日共与全学联的对立中加以诱导，可以说还是仅见的事实。全学联的托派倾向，不只表现在国内问题上，也表现在当前的国际问题上。震动世界的「赫鲁晓夫访美」，唯独他们认为是「对帝国主义的妥协」，加以反对。这倒是新鲜的初次听到的意见。世界青年学生友好节的所谓国际节，是每隔一年召开的。今年的第七届友好节在维也纳举行。五六年前，全学联对此友好节总是尽力宣扬，派了很多代表去参加，自从它与日共对立之后，突然冷淡了。现在他们的理论是：一切都与「世界阶级斗争」的利益相结合，认为友好节是没有可利用的价值，所以出乎意料之外，在今年总共一百四十九名代表之中，全学联只派了四名代表去。动摇了代代木的根据地负责干部深入各大学共产主义者同盟对代代木的日共举起了反叛之旗后，它与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势力，今天已独占了全学联的中央执行部，换言之，代代木派已被从全学联里完全扫了出来。中央执行委员的选举，由执行部提出候选人一览表，完全采用连记投票制（即选举人可在选票上选两名以上候选人的选举制度——译者），因此中执委往往全部都由主流派（共产主义者同盟和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担任。六月召开的第十四次大会中，代代木派的代表从第十三次大会的二十名增到一百五十七名。共产主义者同盟本来策划独占中执委，因为代代木派突然入侵，便与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握手。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中执委中占了半数以上，而且掌握着三个首脑职位，所以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只得接受他们所确定的运动方针。虽然如此，据说也有交换条件的。日共正想卷土重来，在赤旗报上强烈攻击全学联的行动是「托派挑衅者的行动」，这种攻击反招致主流派的疯狂的反击。迄今之前，早稻田大学，师范大学、东京大学师范学院等，都是代代木派的最后据点，但主流派则伸入其中离间，国会示威后，东大师范学院的自治会选举中，共产主义者同盟以一三一七票对七二零票当选了委员长。十二月四日的东大选举中，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三十三席中执委获得三十席。早大的五个学院已加盟到全学联去，形势已倒向共产主义者同盟一边。在国会示威的先头部队中，师范大学的共党支部，竟公然反对党中央的方针，开始发出鼓动传单。从这种情形中也可知道今天全学联「不胫而走」的大原因之一，就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与代代木派的思想对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摇动战术」，使日共的下层组织也发生动摇。十二月六日所召开的东京都日共支部代表会议，传说也引起相当争执。塔斯社和新华社的报道，给人的印象似乎对全学联的行动加以支持，因此更加速了日共的动摇，不仅下层如此，神山茂夫也再三逃避会见。据全学联主流派中的一人说：「日共中央委员神山茂夫的动摇已很清楚，不过还装着政治病而已。」事实上，神山氏于国会示威后便生病，不再在党总部出现。本杂志曾去电话询问，据答说，神山氏「现在患病，或许十二月十日后可以来总部。」十二月十日，全学联第二次国会示威时，神山的言论，已够使他的「动摇传说」得到证实了吧。「小孩子革命家」的生活日共青年学生对策部部长谷川浩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干部作这样批评说：「他们都是一批小孩子，所以偏向于极左的冒险主义。全学联的运动之所以不能驾驭因为它的指导者生活无轨道无规律。」那么，这批「革命家们」的生活和意见究竟怎样？难得归家迄今以前，共产主义者同盟中以岛成郎、香山健一和森田实三人为实力者。最近香山、森田两人因与岛书记长对立，离开主流派。岛成郎文章通达，因此成为同盟中第一个实力者。他生于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自认是「战前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父亲为已故岛五郎氏，生前是通产省东京工业试验所所长。岛成郎曾在东京府立高校读书，那时，据说他为人粗野，并不用功，对共产党极其厌恶。到了一九四九年「国铁争议」时觉醒起来，参加了共产党，次年考入东京大学，任该校师范学院学生自治会副委员长。在斗争中受学校当局无限期停学处分，五郎氏大为震怒。岛成郎于绝食抗议被学校逐出时，他的父亲曾亲去恳求过，不久，就病卧床第，当岛成郎在砂川斗争中最活跃的时候五郎氏便死了。岛成郎最初想专攻物理学，因为考虑到不能兼顾他的活动，就选读了医学。在学生运动中，与现在在美术大学卫生组服务的女子结婚。因为他从事于共产主义者同盟「职业革命家」活动，几乎很少回家。夜间工作全学联委员长唐牛健太郎，今年二十一岁，他的母亲在函馆市汤川邮政局保险部里工作，母子俩相依为命。他在函馆东高校读书时是一位拔类超群的高材生。据该校教师田都三和田中正苗说，第二年，因为他知道了家庭的复杂关系，用功的态度突然改变了，很少去上课，与教科书比较起来，他更埋头于阅读思想的书籍。对英语和数学甚感兴趣，其他功课虽觉得非常无聊，考试的成绩仍是满分，因此总成绩一向在十五名之内。他想考早稻田大学，将来当个新闻记者，因为经济不许可，便考入北海道大学。他的性格明朗而快活，喜欢运动，在运动会中必定成为一等运动健将。在全班中众望所归，是一位领袖型的学生。入北大之后，因为成绩斐然，被选为该校自治会委员长，他能掌握到「革命意识」，就一帆风顺地升为道学联委员长，全学联书记长，以至全学联委员长。自从当了委员长之后，他连一次都没有返乡。现在，唐牛连公寓都很少回去，他从早晨八时起一直活动到深夜十二时之后，过着寝食无定的生活。他当了全学联的委员长，同时又想当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职业革命」，因此已抛弃北大毕业的希望，说：「假如能力许可的话，还是好好地当个职业革命家。」提出二十一项政策在革命成功的时候，他们掌握了革命政权，就要实行所提出的二十一项政策。例如：「解除自卫队、警察、公安调查厅、海上保安厅等资产阶级的权力。「（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第十二条第二项）「废除资产阶级审判制度，审判官由民主选举产生。」（同上第三条）「劳动者的武装采取民兵组织方式。在没有官僚制的基础上建立陆海空赤卫军。」（同上第四条）」「粉碎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立即释放劳动者的政治犯，追究一切死刑事件的责任。」（同上第五条）「外国资本的投资及借款无偿没收。接管外国设施的军事基地。推行有利于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外交政策。」（同上第十六条）等等。此外，通讯和报道机关、产业、金融机关统统国有化（同上第六、七、八条）。没收资本家的所有地、住宅和其他财产（同上第十五条）。教育由国家管理，彻底普及共产主义（同上第二十条）。为了实现这样一种「理想」，现在共产主义者同盟正在尽力注意去培养「日夜埋头于革命运动工作」的「职业革命家」，这一工作的中心由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学生对策部部长青木晶彦主持，青木是东大经济系二年级学生，兼任全学联组织部部长，在全学联里，组织部长一职表面上与委员长书记长等有所分别。实则地位相同，都在内部握有实权，居于重要地位。前任组织部长就是今天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记长岛成郎。青木的父亲是暖房器具等制造公司的经理，在他的浩沼公馆里，青木不断招待学生「恳谈」，引诱他们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被一般人作为话题的，曾躲藏在大学里的东大法律系前绿会委员长叶山岳夫，在初期只参加集体歌咏合唱，与学生运动没有直接接触。他与因十一月二十七日国会示威而被捕的全学联副委员长糠谷秀刚等，于去年在故乡升学时，就成为绿会候补委员，在学生运动面前崛起。今年六月，被选为委员长。国会示威逮捕状中指他「从地下指导学生运动」，使之「精锐化」，东大中央执行委员会声明中说叶山「站在学生先头部队奋斗，毫不向弹压退缩的雄姿，正是学生运动和民主主义健全的证据。」另有一说，他之所以成为「英雄」，与策划共产主义者同盟作战组织的扩张也有关系。将来也发行日报共产主义者同盟除了注意培养职业革命家外，处处想要打开「革命」的道路。其中一点，就是为了纪念十一月二十七日国会示威，开设了印刷所。这是在代代木共产党的「黎明印刷所」之后新设的印刷所。它的设立，是从掌握大量宣传的观点出发的，急急于希望由自己之手出版日报。设立印刷所的计划，作为正式努力的目标来说，是从去年冬天开始的，最近，在东京江户川桥租得一间约十公尺附有电话的房间，为了纪念国会示威的「成功」，印刷机已搬了进去，开始活动了。铅字约有十五万组。迄今之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机关杂志「共产主义者」（两月刊）是由外面印刷所承印的，以后就由这个印刷所自印了。预定于明年春天至六月间先出版周刑，等周刊有了门路，将来发行日报的各事齐备之后，又要买轮转机了。印刷所的负责人是东大学生香村正雄，他在社会主义学生同盟中担任宣教工作，原是全国学生新闻联盟的书记长，「共产主义者」的发行，原由「解放社」经营的。「解放社」据说是在「革命运动任务还未确立时设立的」，它是香村从变卖了他父亲金器的三十万元中借了钱来，于今年一月开业的。现在的印刷所取名为「雄正社」，它之所以能够设立，是从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中发动了「千元捐款」，募集到二十万元而成立的。香村说：「共产党在非法时期也有印刷所，他们能够办得到，如果我们处于非法时期，也许会办不到了。」香村在这个极小的房间里，见到了「大印刷所」的美梦。现在从革命纲领进而说到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人数，据岛书记长说：「有四位数。」那么起码有一千人以上（据公安当局说约有五百人）。它的中央组织中有中央委员二十三人，书记局局员十一个。书记局在文京区元町大夏的一个小房间里，这房间如果有六个人进去就转不了身。这就是「世界革命」的总部。从北海道到九州止，还有九个地方委员会。地方委员会之下还有地区委员会。例如京滨地区就有川崎、千叶、东京的东、西、南、北、中、三多摩等八个地区委员会。这个所谓革命政党，它的组织原则，并不拘泥于依照选举区划分，乍一看来，这点是异常奇妙的。九州的地区委员会在福岗和筑丰，这里是三池煤矿的争议中心，在大牟田且发生了旱灾，因此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特性都被这里的人们谈论着。同盟盟员的年龄以二十岁到二十四岁居多，三十岁以上的非常之少。过去曾是日共党员，直接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人数比率约为三对七之比。同盟盟员每月缴纳二百元至四百元的同盟费（视地区委员会而各异），这就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运动基金。关于基金来源问题，有说是从「国际学联」来的，代代木派的一部份人则说它是从自由民主党和美国来的，杂说纷纭，岛书记长对这些杂说付之一笑说：「至于说到同盟费，大多是从斗争场合从工会方面募捐基金而来的。」岛书记长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今后，作了展望说；「迄今之前，社会主义运动的指导者，差不多都是由学生运动中出身的。今天，学生运动中的优秀分子，将日共抛在一旁，都聚集到共产主义者同盟中来。日共的下层，因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翻天覆地都高兴得心情动荡。在不久的将来，共产主义者同盟必定要比代代木派占优势而无疑。」原载1960年香港出版的托派小册子《日本政治斗争的态势》（原野丛书，原野出版社1960年2月1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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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莫斯科会议的纲领的革命性的批判（利维奥·迈坦（LivioMaitan），196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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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莫斯科会议的纲领的革命性的批判
利维奥·迈坦（LivioMaitan）
1957年11月，各国共产党在莫斯科举行了一个会议。显然，这个会议旨在阻止斯大林逝世以后和苏共二十大以后所出现的离心倾向，并制定一个代替斯大林时期的新的理论体系。I960年11月的会议具有类似的目的：1959—1960年的争论，特别是苏联同中国之间的争论，确实使1957年重建起来的团结遭到了威胁。
要对这样一个富于变革的时期作出有效的概括性结论，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项任务对于那些用经验主义的方法行事的人几乎是完成不了的。这些人冒着眼看他们由于形势所迫而勉强进行的一些建设处于朝不保夕的危险。但是，在莫斯科完成了一件最不平凡的工作。这次会议，无论从代表团的数量，从它所付出的劳动的时间，从它的讨论的广度和尖锐程度，以及从它最后通过的文件所使用的语气来说，都远远地超过了1957年的会议。后来的各种评论，尤其是某些领导人的评论，都肯定了这次会议正式通过的文件具有根本的重要性。[1]
正像在会前几个月中苏的争论中那样，在莫斯科会议上也提出了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全部或者几乎是全部重大问题，或者说得更广泛一点，关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个历史性阶段的各种重大问题。因此，对于会议所选中的解决办法，应当不仅仅看作是（或主要不是）过去的总结，而且应当从它给了国际反对资本主义阵线中的各个阶层在进行短期或长期的斗争时带来了前景这个角度加以评价。
我们要请读者们原谅，我们将大体上遵循前一篇文章的梗概来分析这些问题，虽则这未免有重复的毛病，但是，这种做法将便于在规定的范围内进行。
和平共处、战争和革命
对国际形势的分析，特别是决议的第一章，鲜明地反映了过去几年来的重大事件。因此，这种概括的估计比1957年的文件更为明确，尽管它还不如中国人过去几个月来在各种文章和演讲中常见的若干提法那样明确。事实上，不应忘记，尽管美帝国主义遭到很多失败，他们还有许多可怕的箭可以射出[2]。
同1957年比较，有一个着重点显然是不同的。美帝国主义被称为全世界的头号敌人（“最大的国际剥削者”，“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国际宪兵”等等）。而三年前仅限于说“美国的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和“美国某些侵略集团”自从首脑会议失败以后，在这个有限时期内所出现的形势，对于使用某些激进的语句，特别是中国人所要求的那样，例如对艾森豪威尔的作用的争论，再也没有多少反对的意见了。
更有意义的是，这种论断的重要性已被一些正式的评论家们特别加以强调。
“资本主义总危机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两个阶段的特点在于：它不是与世界大战相联系而产生的，而是在两个体系的竞赛和斗争中……而产生的。”[3]
乍看起来，这种论断似乎是再明白不过的真理，是可以立即被接受的。但是，这种论断是同另一种论断相联系的。即：
“帝国主义者所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果都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个事实，绝不意味着走向社会革命的道路一定要通过世界大战，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存在着强大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时代。”（I960年莫斯科声明第五章）
因此，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以争论的方式提出的前述论断，这种论断实质上否定了中国人提出的某些论点。虽然，提出战争是革命的必要的先决条件这样一种“理论”是荒谬的。但是不应忘记：第一，在上面引用的决议第一段（它同第二段是矛盾的）似乎认为，归根结底，战争所造成的变乱是产生帝国主义当前危机的根源，而这种变乱是从中国的革命开始的，这个革命是最近十五年来产生资本主义世界危机的基本因素；第二，问题是，不应满足于一般化的论述，应当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现阶段是否存在各种发展的趋势，因而战争和革命必然会交织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战争——革命的进程。但是，在这个问题上，这个决议除了有它明显的正确方面以外，它的论断是含糊不清的。因为，归根到底，它掩盖了最近几年来所发生的，以突然的分裂、尖锐的冲突，几乎是从未间断过的各种局部战争，以及不断出现的全面战争的新的危险为标志的历史进程的真正革命内容。
因此，我们就接触到“共处”和到底战争是否不可避免的争论问题。
1957年会议实际上是重新提出了二十大的论点。新决议要解决的是更为广泛得多的问题，它不但要重申一般的看法，而且特别要解答自从国际工人运动内部出现了争论以后，尤其是中国人表明了立场以后，所提出的各种反对意见和保留意见。
我们已经看到，关于战争将会引起革命的论断已经遭到驳斥，中国人在许多演讲和文章中所表达的关于帝国主义本性并没有改变的中心思想再次遭到申斥（确实，怎能否定这样一个基本的真理呢？），但立即加上新的因素，因而这样说：尽管帝国主义的本性并没有改变，但从今以后，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如所周知，这种看法的主要论据是：世界上新的力量对比的出现，能够有效地防止帝国主义者由于他们的制度的逻辑所驱使而发动的全面冲突。
由于中国没有直截了当地否定战争可以避免的论点和共处的论点，他们现在可以在这个问题上装得若无其事。但是，他们却不能掩饰他们的退却。正如我们在前一篇文章所强调指出的，这种分歧主要是在：强调了某些论点而不是强调其他的论点；使用一种调子而不是使用另一种的调子。因此，完全用不着怀疑，八十一个党的文件——特别是在这一点上——基本上代表了赫鲁晓夫的看法而不是中国人的看法。
这种估计已进一步为其他各种因素所证实。因此，在关于可能发生核战争的后果问题上，决议一方面重申“帝国主义国家如果发动战争，人民将会消灭资本主义，并把它埋葬掉”[4]但是，另一方面却特强调这样一场冲突所具有的灾难性，强调首要的任务是要通过斗争来避免这场冲突；并且没有对中国当场提出的任何论据作出让步[5]。同时，在关于裁军问题上，基本上也是苏联的看法，认为裁军是可能的看法比中国的看法占优势。中国的看法认为，归根到底，裁军运动不过是一种宣传的策略[6]。最后，还有一种讲法，根据这种讲法，为了要消灭战争，“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完全胜利”不再是必要的了。这也就暗含地驳斥了中国人的论点：反动势力即使处于被孤立的境地，他们仍然不会降服。[7]
但是八十一个党会议不能忽视国际工人运动中提出的、反对共处理论的某些基本论点——这些基本论点已部分地反映在中国的观点中——的论战力量，以及，对共处的内容，特别是在有关否认共处的“调和”性质方面，作出一系列详细说明，如同某些共产党在自己的代表大会决议里所做的那样。
“和平共处的路线是动员群众开展积极行动反对和平敌人的路线。
各国之间的和平共处，并不像修正主义所断言的那样，意味着放弃阶级斗争。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共处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间的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
“和平共处”……“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调和。相反，它要求工人级阶、所有共产党为争取社会主义思想的胜利而加强斗争。”（1960年莫斯科声明第三章）
要制定一种公式，使它在纸面上能解决各种矛盾，调和对立的看法，往往是可能的。但是事物的实际发展如何，却尚待证明。因为，共处的思想，它本身可以成为陈旧的真理的一种说明，或者不过是一种可以随便充塞内容的空洞的辞藻，要不然，它本身就具有某种逻辑，这种逻辑以某种方式通过国内或国际的政治斗争具体表现出来。
现在，让我们先把宁愿通过和平而不愿通过新的大战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撇开不谈。这是一个无聊的，但又是经常不断地被提出来的问题，特别是在针对革命运动而发生争论的时候。[8]抽象地说，没有人竟会疯狂到“宁愿”用新的大战的道路来代替和平的道路。但是，让我们无数次重申，这不是一个表示愿望的问题，而是分析各种客观趋势，根据最有希望的前途予以决定的问题。从这一点看来，莫斯科会议坚持一般化的提法，提出折衷主义的办法，允许在一定范围内作不同的解释（达成一致这是有必要的），总之，一面说战争是会爆发的，同时说帝国主义将会分崩离析而没有力量发动这样一次战争，可以说他们的这种说法是对的。[9]
但是，所缺乏的正是具体的分析，根据这样一种分析来确定（用一般政治分析中所难于避免的那种大体上的准确性），在最近的将来，什么因素必然会占上风，因此，什么是最有希望的前景，而工人运动应为此作好准备。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运动在上届大会通过的文件中采取了更为严肃的立场、而不满足于臆想出来的诡辩理论。尽管帝国主义遭到了削弱，尽管它在核导弹武器的某些方面处于劣势，但是它仍然具有必要的力量来挑起一次全面的冲突。由于它的制度本身的矛盾日益尖锐化而使它遭到经常不断的压力而不得不这样做。恰恰是因为帝国主义的危机，从其总的趋向来说是无法避免的，所以冲突的危险特别加深。因为美国领袖们深知，时间对他们是不利的，作为一个统治阶级，他们绝不会不使用最后垂死挣扎的手段就甘心情愿地退出历史舞台。
另一方面，赫鲁晓夫和他的追随者们坚持列宁的共处原理，但是，除了少数引语以外，列宁某些看法的意义却被遗忘了。列宁的论点实质上并不像一些在不利的条件下参加革命战争的某些极端分子所看的那么简单化。它重申这个基本的真理，即不能从热战的角度来设想国际资产阶级同第一个工人国家之间的斗争，而会有不发生战争的“共处”时期，工人国家必须尽可能地利用这种“共处”的时期。
托洛茨基对共处持有类似的看法。[10]
显而易见，在八十一个党会议上并不是这样解释的，在这次会议所通过的文件中，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似乎把共处当作从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总的概念。而这种概念有其本身内在的逻辑性及其相应的实际的含义。
这些含意之一是，如果战争甚至在不推翻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就能避免的话，那么，反对战争的斗争就可以在更为广泛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甚至可以包括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在这里，我们就碰到斯大林主义政策和斯大林主义以后的官僚领导集团的政策之间的新传统矛盾的问题。同时，我们也碰到这两者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之间的最大分歧之一。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矛盾呢，因为要不是认真地争取同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结成联盟，就是要以阶级斗争的形式来进行反对战争的斗争。前一种做法对不断发展的群众斗争不能不是严重的限制，经常为此付出代价，特别是在西欧的某些国家。后一种做法则会使拟议中的联盟不能为那些被争取参加这个联盟的人所接受。这是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最大分歧之一，因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一直认为，要真正避免一次新的全面战争，其不可缺少的条件，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即使不必在全世界，至少也要在一系列有决定性的国家内这样做。
赫鲁晓夫在八十一个党代表会议以后所作的报告中更加明确地阐述了他对共处概念的最本质的看法，他说：
“苏联在同美国经济竞赛中的胜利，整个社会主义体系对资本主义体系的胜利，将是历史上根本的转折点，这对全世界的工人运动将发生更加革命化的影响。那时即使最怀疑的人也会明白：只有社会主义能为人的幸福生活提供一切必要的条件，因而他们将做出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选择。在同资本主义的经济竞赛中赢得时间，是现在的主要任务。”[11]
这些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也许不过是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明白地说出来罢了。自然，赫鲁晓夫对殖民地人民和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斗争并不是无知的。但是对他来说，这几十年来在同资本主义所进行的历史性的斗争中，具有决定性的因素，现在是将来也是苏联经济的发展，以及在“和平”竞赛中苏联的生产能力超过美国的生产能力。这个公式的逻辑的结论是：要尽可能争取同国际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合作，希望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长期合作并且接受对革命运动采取某些控制的必要性，只要这样做会被认为是有利于达到总的战略目标的话。[12]
中国人争论的目的，归根到底就在于反对这种战略的某些具体做法。但是，他们的弱点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声称在总的方面接受（共处）这个概念，但是，又不肯接受这个概念必然具有的含意。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既没有无视也没有低估苏联和其它工人国家的经济发展在客观和主观意义上作为一个革命的因素的重要性。但是在集体主义制度的历史的潜在优越性变成经济上在一切方面占压倒优势以前，同时尽管社会主义建设的范例愈来愈具有吸引力，却仍然不是一个很充分的因素，就在这个时候，需要进行在世界范围内打倒资本主义的具有决定性的战斗。决定性的因素将是世界许多地区的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以及更先进的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只有在上述的最后一种斗争取得胜利，而且还要取决于在国际资产阶级武装力量最优良的堡垒中所取得胜利的程度，才能确保不受核战争浩劫的悲惨的威胁。这种威胁今天仍然笼罩着那些已经取得革命胜利的国家。
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是，坚持这种主张，并为其具体实现而进行斗争。还有另一种理由，即世界各地革命斗争的开展将会调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无穷尽的力量，从而能把任何官僚主义的污垢从根铲掉。毫无疑问，基于同样的理由——从相反的利害观点考虑——官僚主义者“宁愿”并企图把“共处”的看法和概念强加于人，其实，这个概念绝不是阶级斗争“根本”的形式，它实质上只不过是在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的情况下把社会主义在一国取得胜利这旧理论作一种极端的引申。基于同样一些基本的理由，三十年前，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接受后一种理论，今天，他们也绝不接受前一种理论。
殖民地革命和“独立的民族民主国家”
最近几年来的混乱现象，特别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混乱现象，以及中国对赫鲁晓夫路线某些方面所进行的批评，使得八十一个党的会议比1957年那次会议更加重视殖民地革命的问题。1957年的决议只是一些仓促提出的综合材料，而去年11月八十一个党的会议的决议中却有整整一章，不仅对这种形势作了概略的分析，而且还阐明了群众斗争的前景和各个共产党的行动。[13]
我们自然可以同意会议文件中的一系列论述。除了本章开头部分的概括性总论外，我们也不否认，“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冲击下，殖民主义奴役制度的瓦解，就其历史意义说来，仅次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同样，文件比过去更及时地谴责了现代殖民主义；现代殖民主义是老殖民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正在用以使已经获得独立的亚非国家仍旧处于它们的剥削和霸权之下的工具。[14]
但是，一当文件提出现阶段殖民地革命动力的问题及其发展的趋向与前途时，分歧就变得明显了。
在对现代殖民主义所进行的谴责中，认为帝国主义者在力图“收买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这种说法，肯定是错误的。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个腐朽的退化现象，而是一个社会现象。虽然，殖民地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在力求以“积极的中立主义”来保障自己，但另一些人却预见到一种同宗主国的有产阶级结成联盟的新形式，可以作为巩固那条反抗群众运动的压力的阵线的办法，哪怕这种巩固只是暂时的。
如果把这一切都归咎于决议起草人在语言上的疏忽，那就错了；实际上，它已经是根据下述分析而提出的总路线的一个反映，这种分析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具有积极作用，认为它即使在现阶段也是一种领导力量。
是的，文件宣称民族阵线必须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它还明确地提出了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的这种观点。但是，尽管文件存在着一些局限性——它之所以提出上述观点，显然是前几个月那许许多多争论的结果，而其目的则是，再一次为各种各样的解释及今后在中途可能提出的改变大开方便之门——它却肯定了“一切爱国民族力量的伟大作用”（其中包括资产阶级，至少是包括它的某些阶层），肯定了资产阶级仍然能够具有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这种进步性。[15]
关于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国家所进行的革命的性质，文件称之为“民族的、反帝的、民主革命”以及“反帝、反封建革命”；资产阶级仍然具有领导作用的这种可能性便从这里产生了。然而首先一个关键问题恰恰就是：从民族资产阶级的结构、成分及其社会经济关系来看，民族资产阶级亦或它的某些阶层，难道能够始终一贯地进行文件本身所说的那种包括根本的土地改革和“清除帝国主义统治的经济根源”等等在内的革命吗？虽然民族资产阶级存在着上述弱点，但八十一个党的会议仍然承认这种可能性，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则视之为一种抽象的、与现实不符的公式。从尼赫鲁的印度到纳赛尔的埃及，还有伊拉克，即使不把巴西或委内瑞拉计算在内的话，经验迄今已有了很多，而且重要。在帝国主义极端脆弱的国际形势下，虽然某些民族资产阶级已经能够在争取形式上的政治独立和实行某些重要的反帝措施的斗争中站在前列，但革命的进程却半途而废（就算还没有公开地倒退），这正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真正能够解决诸如土地改革、工业化以及消灭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等等重要任务。
八十一个党会议并没有能够完全漠视从那些经验中作出的判断，事实上，在决议中的确有这样一些段落，这些段落归根到底是决议中主要的新东西。他们承认，取得独立以后，“随着社会矛盾的尖锐化，民族资产阶级越来褪倾向于同国内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妥协”，而“人民群众确信，消灭长期落后状态和改善他们生活条件的最好道路，就是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但此后，这种趋势又将向着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形式发展并在什么力量的领导下发展呢？
他们的回答是，“在现代的历史情况下，正在形成有利于在许多国家中建立独立的民族民主国家的国内和国际条件”，也就是说，这种国家一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军事集团，反对现代殖民主义，争取进行土地改革和保证“人民有广泛的权利和民主自由”。
于是，这里我们就面临一种新的生命，一种社会政治形式，它既不属于资本主义类型，又不——或者还没有——属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类型。关于领导力量，文件谈得就更模糊不清了。因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一样，资产阶级堕落的倾向受到了谴责，并谈到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的“绝对重要的作用”（？）而上述资产阶级或它的某些阶层所能继续起的作用却一点也没有被明显地排斥，对无产阶级领导的需要也未清楚地指出。古巴的情况将有助于表明，在争取建立“独立的民族民主国家”的斗争中，丝毫也不排斥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16]
回避这个真正的重大问题，便足以暴露八十一个党会议这一“发现”的本质。没有做丝毫的努力来表明，争取实现“民族民主”的可能性来自非洲或拉丁美洲社会的客观趋向；[17]他们只限于提出目标和制定公式，而这种公式的错误性质就不言而喻了。虽然事实上可能产生一段非常短暂的过渡时期——如果不是以星期或日来计算的话，最多也不过以月来计算，——在这期间，国家的社会性质还未固定下来，那里存在这样一种发展，即它既不再属于资本主义性质，而又未变为集体化的或社会主义的。[18]一个相反的假设事实上可能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析的根本标准加以修正，不仅如此，它将必然地同现实相矛盾。
这一事实已经提到过了，即已获得独立而无产阶级领导尚未建立起来的国家，已经不能解决那些对于它们的解放与发展都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当然更谈不上已经踏上“非资本主义型式”的道路了。不用回顾越南与朝鲜的情况了，新近的，大家议论纷纷的古巴的例子，就已从相反的观点，用有力的论据，驳斥了八十一个党会议的那套站不住脚的理论。
很自然，决议热烈地为古巴欢呼，但几乎是奇怪地回避了卡斯特罗式革命——它被说成一次“完全是人民的”革命——的特点问题：这些共产党的“贤人”们真的没有怎么动脑筋![19]但是，姑且不谈那种转移人们视线的宣传，如果真有亠个国家足以作为“独立的民族民主国家”的典范的话，那就是古巴。在古巴，卡斯特罗领导集团“为政治独立和经济独立不断地进行斗争”，实行土地改革，清除帝国主义统治的根基。我们立刻同意，在古巴我们面临着“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但它是什么呢？——也许不是合乎八十一个党会议的公式的那种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发展，而是一种历史性的新形式？我们运动的领导为去年十月那些决定性的措施所直接作的清楚的回答是：——至今，无产阶级运动中的各种倾向也以或多或少的正确性作出了这一回答，尽管是为了各种不同的目的——在古巴，不仅是帝国主义的统治，就连统治阶级的霸权也一起被推翻了，集体主义式的关系已经确立了。换言之，古巴的革命已不间断地由反帝的民主革命过渡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并且建成了已经开始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人国家。[20]
现在，真相已经大白，他们是企图以可笑的遁辞来完全掩盖古巴的真实情况，并费尽心思去构思出一条公式来挽回自己的面子。[21]这不仅仅是关于社会学的观点的正确性的问题，这里关系到战略路线和总的看法问题。
像拉丁美洲所有的共产党一样，古巴人民社会党一直不断地重复着一种令人作呕的说法，说什么这种革命不应该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应该是“民族的、土地解放的、爱国和民主的，并且是反帝和反封建的革命”；还说什么有必要同“关心解决这种革命任务的民族资产阶级共同进行工作”。[22]这条路线已经证明是破产了的，这里无需再加以说明：卡斯特罗派的领导已经远远超过了罗加和他的同志们的目标，幸好当时在山里搞革命运动时他们不是处于领导地位，否则古巴将仍然处于巴蒂斯塔的统治下，或者按最好的设想，代替他的也不过是弗朗迪西或贝坦科尔特之流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在理论方面，卡斯特罗向《团结报》的记者发表谈话时，已经宣布了在整个拉丁美洲要和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合作的这种理论的死亡[23]。
因此，八十一个党会议的文件提出的程序，已为在发展中的崭新的革命所有力地粉碎了，它忽略了对正处于沸腾状态的非洲大陆的真正特殊条件进行具体的分析——从这里可能出现不亚于在拉丁美洲所显露出来的那种崭新的发展——并顽固地坚持它的陈旧的机会主义的主张，或者逃避在殖民地革命的领导力量的性质问题上采取明确的立场，继续无视在新阶段中把这一革命不断地发展，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这一关键问题。但是，所有这些都包含着深刻的逻辑性：这恰恰就是赫鲁晓夫提出问题的一般方法的逻辑所在，是他关于“共处”和从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的道路的逻辑。
如果将赫鲁晓夫路线——这一文章已经谈过这一路线——作为基点，从逻辑上随之而来的将是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合作，和尼赫鲁、纳赛尔、苏加诺之流进行合作——这种合作不只限于国家之间的关系上，而且要扩展到各共产党的政策上。这是一条陈旧的路线，在古巴，这一路线没有妨碍革命取得胜利，这是因为布拉斯·罗加的党在革命中只是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但是这一路线已经在伊拉克和印度尼西亚造成了损害，它过去妨碍了，目前仍然妨碍着像印度和阿根廷这些国家群众运动的不断成熟。尽管对这一条路线作了本文所提到的一些修正和保留，它仍然作为制定八十一个党会议的文件的根据，唯一比较新的东西——“独立的民族民主国家”——也仅仅是一种主观的想法而已，从最好的方面设想，它可能作为一种宣传手段，但归根结底下，它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出现的“进步的民主”，或者是欧洲中部某些共产党所设想要建立的，将促进进步的民主并对垄断资本加以控制的国家。以一提法和其它提法的最基本的东西都具备着相同的概念、相同的总的观点。
先进资本主义的旧矛盾和新矛盾
八十一个党会议的文件在分析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形势和解决所谓通向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时，比起1957年会议的文件，并没有显著的修改或补充。
正如那一次的分析一样，这次的分析仍然是一般化，和经常使用宣传的口吻，虽然不断地重复那些昭然若揭的真理，但却远未能使人能够掌握住某些现象中的带有本质性的具体因素。至少，一些参加莫斯科会议的党，在过去数年中已经根据相同的论证制定出远为透彻的文件[24]。
我们可以列举一些例子。在第一章中，为了企图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形势完全加以否定，并将之描绘成一幅几乎是灾难性的图画，因而不光强调了真正显示这一制度的将要崩溃的一些现象，而且像下面的表述也加了进去：
尽管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有一定的增长，但是，资本主义的矛盾无论在本国或国际范围内，都在不断地尖锐化。……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性质日益加深。
我们可以同意：归根结底，资本主义的矛盾正在尖锐化，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不可能合理化的，我们上一届的代表大会也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在得出这一结论之前，必须对这些年来的一切现象，特别是对那些相对地说是新的现象进行分析（这些现象甚至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感到惊异），并必须准确地指出他们的特定的局限性和特定的矛盾。当由于殖民主义的崩溃和帝国主义的世界性危机而被大大削弱了的西欧出现了生产扩展的阶段，生产经常以不断的、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时，只提出“在某些国家”，“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有一定的增长”，并匆忙地加上“却并未改变资本主义的矛盾在不断的尖锐化这一事实”，“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性质日益加深”，这倒是逃避事实的轻而易举的办法。这样的论断已被降低到像宣读口头禅一样，这简直是将战后时期最“崭新的”现象（再说一遍，这也是最令人惊异的现象）轻轻放过，而没有作出任何努力来对这些现象进行分析。
文件的其它一些章节提到了群众的生活水平这一可资讨论的问题：
在个别国家中，工人阶级只是依靠顽强的斗争才使自己的一些切身要求得到满足，而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里，生活水平依然低于战前水平。……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包括某些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存在着经济不发达的、群众生活特贫困的地区，这样的地区甚至还在扩大。（第一章）
并继续说：
对工人的剥削和广大农民群众的贫困化的进程正在加剧……。
这里也存在着将甚么东西都塞进同一个口袋的倾向，一方面给人以正在趋向贫困化的倾向，但是却不对这一趋势加以明确的断定，并小心翼翼地不提出一些具体例子，不说出正在发生上述现象的是哪些国家或者是哪一种类型的国家[25]。
但是，竟然想出这样一种解决的办法，它一方面参考了苏联经济学文件的传统的分析方法[26]，另一方面允许多列士和法国总工会继续持有他们关于贫困化的理论而不致发生矛盾，并且允许陶里亚蒂和意大利总工会反对他们。
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形势的特点过分简单化和不加批判地沉迷于关于群众贫困化的某些公式，这种做法所带来的后果，比乍看起来更为严重。因为，自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各种类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当中，并不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即使在最发达的国家当中，引起崩溃的最富于爆炸性的因素依然是群众的匮乏和贫困。这样，在最近这些年头特别是在某些西欧国家中（例如意大利和比利时）所呈现出来的这种趋势，是一种阶级冲突再次加剧的趋势，但是这种趋势是产生于和过去不同的基础上，就是说，出现当前的运动不是由于贫困，而是由于最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特定的矛盾、由于“繁荣”和正在不断扩展的新的需要（这似乎只是同不断发展的技术有关）以及由于劳动者要求冲破阶级异己的锁链，并成为生产过程中自觉的因素，这种日益增长的愿望——但文件却完全忽略了这一趋势。当然，关于这一趋势将发展到什么程度（它只是在现在才具体化起来），以及关于它在发展中可能出现的节奏，是有些东西可以讨论的；但是一个忽略了这一趋势的文件，对了解工人运动中最有决定意义的部分必须以之作为行动依据的条件，与其说是一个帮助，毋宁说是一个障碍。
关于共产党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在西欧的战略路线、工人阶级取得政权的道路等问题，八十一个党会议的文件只是再次重复了1957年的提法。主要的着重点是放在反对垄断资本和争取更进步的民主的斗争上，这一方面，个别党的代表大会和欧洲党的代表大会已经细作了规定。尽管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已经加深，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正在加剧，而工人国家所显露出来的吸引力正日益扩大——文件对于所有这些明显的因素并不是没有觉察到——而共产党的领袖还没有将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的任务向工人阶级提出来。他们的战略目标仍然是争取一种民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垄断资本的权力将被打倒——通过对主要的经济部门实行国有化和民主化——但资本主义的政权却保留下来。关于说明所有这一切怎样才能实现这一艰巨的任务，让陶里亚蒂之流的精明的策略家来担当吧！让他来说明如何在不用破坏现政权结构的情况下，亦即是不用推翻整个资产阶级，不用建立起无产阶级作为当政的阶级，就可以对现政权的主要神经中枢施加打击。[27]
我们不会坚持究竟采取什么形式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个问题：决议原原本本地重复了1957年的理论，这是二十大所制定出来的理论的忠实的回声，我们的运动已经反复地批判了这种理论。在这里，我们只要提一下如下的事情就够了：当世界上已经谈论到各种情况，并发生了各种事件时，决议仍然停留在一般化的阶段上，它没有试图提出一些有助于指导实际斗争所必需的假设或者事例。一些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进行工作的党，如意大利共产党和印度共产党却对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采取了同样的观点这一事实本身，就应该使人看到采纳这种观点的真正根源，而就连那些最热衷于议会道路的人也必须承认，法国的戴高乐主义正是对他们的理论的一种否定，并且，不应该将这种经验不声不响地放过去。
显然，如果对这样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则决不会只是对它进行一些诡辩就草草了事，而是应该对所提出的各种假设给予一种更加正确的回答。特别是关于行动的目的问题，并不在于去猜想资产阶级究竟接不接受民主方法这种不测事件，而是根据以往的经验和客观的趋势，作出它可能选择这条或那条道路的预测。对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来说，毋庸置疑，第二条道路远远背离了更加可能出现的前景，应该依据这种前景来制定切实的方针；各国共产党虽然抽象地提出了不排斥实行革命的摧毁这种设想，但却根据一种“和平的”“民主的”和“议会的”道路来进行指导，实质上，这就是一种从内部实行转变、用旧的形式来套新的内容的做法。[28]
不用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和其他支持他们批评议会道路的人已经完全退却了；文件的这一部分没有反映出去年的争论。[29]
第五章也谈到了工会团结和克服工人队伍中的政治分裂的问题。工会团结，尤其是在某些国家内（如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无疑是一个迫切的问题，同时，无产阶级政治上的团结也可能出现一种明显的进展。但是，在若干典型的西欧国家（首先是英国和德国，也包括各个小国）内，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组织上分裂的问题，——实际上，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都追随一个单独的政党——社会民主党的领导经常处于绝对的优势。这种情况继续发生的原因何在呢？采取什么途径、通过什么样的中间阶段以及运用什么策略手段，才有可能扭转这种形势，从而使新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领导能够占上风呢？这便是已提出的若干真正的问题；除了一般地号召团结——尽管这种作法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之外，还必须就这些问题提出答案。
但是，在八十一个党的决议中却找不出这样的答案来。
领导国和领导党不存在了吗？
甚至关于“社会主义体系的加强和胜利”那一章，也没有提出什么新的、值得重视的东西，这一章又一次谈到了苏联及其他工人国家的性质的当前特征；在1957年已经谈过的关于工人国家之间具有平等地位的滥调；以及显示经济发展的老一套征象。有重大意义的是提到了“国际分工制度不断趋于完善”，这是符合当前的新阶段的，因为各成员国之间已经处于一种新的关系之中。显然，现在各方面的事情比1957年时大大的发展了，而1957年时所用的公式只能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除此之外，文件几乎没有明显地反映出近年来在苏联、中国及人民民主国家中已经提出和还在继续提出的那些争论得最厉害而实际上也是最迫切的问题。应该对农业问题、集体化的方式、速度以及如何刺激增加生产等问题加以考虑。文件提到了——但是，这不完全是谈农业方面的问题——“关于物质利益的列宁主义原则”（为了避免任何困难，在同一节中，紧接着又提出“要尽量加强精神刺激”），也有一小段谈到了在人民民主国家中，“农民自愿从小私有财产过渡到大的社会主义合作化的农庄”。而对于各人民民主国家之间的那些显著的分歧，对于中国公社的巨大的和议论纷纷的试验所产生的无数困难和矛盾，以及对于在会后数个星期就在苏联明显地出现的危急局势，决议也只字不提。
但是，显得更空泛的是，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内在辩证关系，在文件中几乎是完全消失了，而在1956—57年间这种关系曾经以指责和争论的明显的形式表露出来。只是在两三个地方暗中提到斯大林主义时期出现了退化现象，并暗示已经达到了消除这种现象的目标。“人民内部矛盾”似乎已被忘记了。[30]
更重要的是谈到有关反资本主义的战斗队伍的内部关系，有关各个工人国家之间和各个共产党之间的关系的那些段落。文件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的强调远远超过了1957年，并且指出了殖民地革命的发展的特殊作用。同时，任何有关使人相信领导国家这种理论的表现都被仔细地消除了，虽然苏联和苏共的先锋作用仍然得到了承认。[31]
赫鲁晓夫特别坚持这一点，并且认为不可能“由任何一个中心来领导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因此，官僚主义的领导者们并不打算恢复斯大林主义时期的共产国际——或者是声名狼藉的共产党情报局——的那种组织形式。但是，文件却清楚地表现出这样一种倾向，即以举行各国共产党的代表会议来作为商讨问题和互相启发的一种正当的形式；并且，要建立起对所有与会党都具有约束力的纪律原则。[32]
我们当然不会赞成重新建立列宁主义式的共产国际。而更糟糕的是，从会议的筹备阶段、到会议的进程、以及会后公布消息的做法，都清楚地表明他们仍然打算采用的老办法。根本的问题和重大的分歧只是在“上层”进行讨论，不仅不征求下层党员的意见，甚至还不老实地告诉他们各种不同的观点，而只是要他们接受既定事实的结论。[33]这完全照搬那些最正规的官僚主义传统。
同时，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所进行的猛烈攻击以及这种攻击所采用的形式，足以表明出席会议的那些官僚主义分子所关心的是什么以及他们所抱的是什么目的的另一个迹象。像过去一样，不在这里提出有充分理由的批评，也不对南斯拉夫联盟的真正主张进行考察：他们光是一味地戴帽子和贴标签，甚至采用了含糊的带威胁性的词句。而八十一个党中有些党一回国，就赶忙变本加厉地散布纯粹是斯大林主义式诡辩权术。[34]
第四国际并没有掩饰它认为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理论和内外政策所应当进行的批评。但是，八十一个党却着重谴责他们所做的那些事情当中最正确的事情：谴责他们坚决地维护某些让工人参加工厂管理的试验，谴责他们在最近的纲领中所提出的对过渡阶段的矛盾所作的某些大胆的分析。正是因为这班官僚主义分子企图把某些非常重要的论断继续当作清规戒律，所以他们甚至不愿讨论这个纲领，而宁愿莫名其妙地中伤它，或者用一大堆诡辩的名词把它埋葬掉。[35]
文件也对修正主义或教条主义的倾向进行了比较一般的批评。但是，在这方面没有任何新东西。这些都是目前一再重复的那套老公式，而且所开的药方是：如果每个领导都宣布自己忠实于代表会议的那些理论，那么，它就始终能够使运动朝着一定的方向发展。
暂时的解决办法
在八十一个党举行代表会议以前，发生了大家都知道的争论。从若干与会者的报告和正式文件本身所承认的某些事情可以看出，这次会议出现了激烈的和长时间讨论的场面。[36]
几乎在一切根本的问题上都出现了不同的主张，而“中国的”路线尽管显然居于少数，但也得到若干代表团的支持。[37]
但是到最后，不仅决议被一致通过，而且这种努力成功了：使各个党在随后几个月里采取更加一致的态度，而不要时而产生刺耳的分歧和暴露前一个时期的那些争论。在某些问题上，显然进行了妥协；在另一些问题上，解决的办法包括采取或重复有充分伸缩性的公式；而在其他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实行了退却（或者暂时接受了多数人所制定的纪律）。
正如我们已经提到过的，在阐明会议的结果和运用文件的方针当中，有不同的侧重点：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采取截然相反的立场，比如说说，前者是斯大林式的保守主义的第一个前哨，而后者目前却成为赫鲁晓夫主义的先锋。[38]
中国人方面已不再采取1959年和1960年时那种好辩的态度了，而强调已经恢复了的团结、尤其是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团结；他们不再提出自己在共处问题上所抱的保留态度，并且避免提到领导国。[39]甚至对某些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所进行的批评，就算没有完全取消，也是大大地减弱了：的确，自从中国人同印尼达成协议以来，现在一直同苏加诺保持着一种新的好关系。[40]
但是，尽管如此，分歧并未消除。他们除了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进行宗派主义的议论之外（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仅次于阿尔巴尼亚人），毫无疑问，对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群众的革命斗争的贡献，毛泽东比赫鲁晓夫有更高的评价。分歧几乎经常表现在着重点的不同上，而不是表现在立场的截然不同，但是，只要读一读有关的文章、发言稿和文件，事情就明白了。
在会后这段时间中，对世界局势的估计，存在不同的看法更加明显了。中国人对国际力量的对比进行了更加乐观的判断，而今年春天所发生的那些事件——从加加林的飞行到对古巴所进行的可耻的讨伐——自然使他们更加强这种看法。[41]这种分析的实际含义是清楚的：中国人认为了苏联及其他工人国家应当利用这种比较有利的条件，在若干关键性问题上以更大的勇气行事。[42]但是，又一次在对美国领导集团的看法上，产生了非常明显的分歧：中国人对肯尼迪从来不抱松懈或“等待”的态度，他们目前直截了当地把肯尼迪描写得比艾森豪威尔还要坏。[43]
但是，不会由于出现了这种新的分歧，八十一个党为团结所作的努力就注定不会持久。局部的分歧可能因时局而变得尖锐或消失，而折衷的方案则会助长阴谋活动和宣传性的捏造。更重要的是如下事实：莫斯科决议对于我们目前经历的这个历史时期中的若干重大问题丝毫未提出答案，而实质上是在逃避或者歪曲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实际上是存在的，需要加以切实的解决，而不论可能采取什么方案或策略手段，它们都会不断地一再抬头。八十一个党的团结迟早终会因各种事件而遭到破坏和分裂，分歧必然会再度出现。
（译自英文版《第四国际》1961年春、夏季合刊）
译文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一辑》，商务印书馆1963年11月出版
[1]赫鲁晓夫在他对苏共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中，说这是极大地丰富了国际共产主义思想的宝库，这个决议……是一个具有重大国际意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件。
[2]赫鲁晓夫在对苏共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中，坚持这一现点：“帝国主义仍然拥有可由它支配的巨大实力，仍然握有强大的军事机器”。
[3]这一段及下一段引文均译自1960年12月6日《团结报》意大利文版。
[4]无论如何，这种讲法（第三章）看来是突然加上去的，并且是用假定的提法，而且并不怎样坚持，这样做必定是为了避免摔“修正主义的”跤。
[5]参看利维奥·迈坦：《中苏争论反映出来的我们时代的问题和前景》（1960年《第四国际》秋季号，第11-20页）一文中的看法。
[6]参看，比如，1960年6月7日的声明。从报告的内容看来，赫鲁晓夫坚持实现裁军的可能性（同上，第12页）。
[7]参看中国共产党《红旗》杂志，1960年4月号中的一篇文章。
[8]参看反对托洛茨基同我们的运动的论战（1960年秋季号《第四国际》第18页及脚注25）中有引文；并参看《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1960年10月第10期雷曼在社论中的老式斯大林主义的攻击。
[9]参看我们在I960—1961年冬季号刊登的文件。
[10]在1922年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谈到“一段相当长时期的和平共处和同资产阶级国家进行事务性的合作”。（参看伊萨克，多依歇：《没有武装的预言》，第31页）
[11]参看《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1961年1月第1期。
[12]赫鲁晓夫路线的根本意义，已刊登在1960年秋《第四国际》内上述文章中。
[13]参看1957年决议第1章及1960年决议第4章。
[14]在文件的其他部分，基本调子却是宣传性的，而有时候甚至是煽动性的。
[15]决议把“殖民地和附属国”同已“从殖民枷锁下获得解放”的国家加以区分，而明显地限制了民族资产阶级在第二范畴内可能发挥的作用。
[16]我们自然是指布拉斯・罗加及其同事在I960年夏代表大会上的解释。
[17]关于文件有意含糊其辞与躲躲闪闪的特点，从下述事实可以找到新的例证，即“独立的民族民主国家”之假说只是以“许多国家”的名义提出，而没有加以任何具体的说明，甚至连一个例子也没有举出来。
[18]参看在弗拉霍维奇关于八十一个党的会议的报告中，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分子”对“独立的民族民主国家”这一公式所作的大体上正确的批评。（《倒退一步》，南斯拉夫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61年第71-72页）
[19]在上述报告中，赫鲁晓夫没有怎么特别提到“人民”取得了政权。（决议第13页）
[20]参看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关于古巴情况的决议，《第四国际»1960—1961年冬季号，第48-50页，及本期有关文章。
[21]在莫斯科，关于古巴宣布成为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消息是被尽可能的掩盖起来。事后为了辩解，就拉出了一些公式，在这方面，作为一个例子，可参阅5月3日《团结报》的社论和后来埃斯卡兰特在5月间较晚一些时候在《团结报》上所发表的一些声明。显然，自此之后，布拉斯-罗加谈到了在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很可能，经过数月的推迟，面对着一些无法找到遁辞的事实，共产党正在准备来一个转变。
[22]这是布拉斯·罗加在去年夏天人民社会党代表大会上所提出的理论。让我们再提另一件事情，也是在去年夏天，人民社会党和7月26日运动的右翼的官僚分子攻击参加哈瓦那青年大会的第四国际拉丁美洲部分的代表是“挑衅者”，“罪名”是他们提出了反帝和反资本主义的方案，这些方案在几个月后被卡斯特罗执行了。
[23]见1961年2月1日《团结报》。
[24]例如，意大利共产党的某些文件就是这样。在草拟这一文件（指八十一个党会议的文件。——译者）的这部分时，曾经受到了意共这些文件的影响。
[25]文件所述的先进国家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是指那些国家并不都是明确的。
[26]在苏联，绝对贫困化的理论很流行，见1954年底出版的《经济手册》。
[27]这样的公式本质上是机会主义的，但如果根据列宁主义的方法作为一种过渡的形式来想象，它还被当为是有意义的东西。这样的解释已经被明确地加以排斥。根据提出这一路线的人的意图，“进步的民主”的阶段，被想象为可以客现地出现的。
[28]在上回提到的报告中，赫鲁晓夫谈到了“拿议会的形式来为人民服务，并将新的内容灌输到这一形式中”。（同上，第16页）显而易见，这是要抛抛弃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所谈到的必须完全摧毁旧的形式，并建立起新的，一种在历史上崭新的形式的列宁主义的现点。
[29]隆哥在他向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吿中谈到了一些共产党的代表对和平道路的观点采取保留的态度，他们说明，由于在他们的国家中，目前（原文如此）不存在任何民主生活方式，因此对和平道路的观点“难于理解”（见1960年12月19日《团结报》）。
[30]文件中关于“不论建立何种形式，无产阶级专政（声明原文此处有“永远”两字。——译者）意味着扩大民主”这种说法至少是过于马虎了，特别是在1956年已经对此谴责过。
[31]1957年的决议仍然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同上，第182页），但是最近的决议——对苏联采取了更为一般化的提法，（如“最强大的堡垒”等等）——只说苏联共产党“过去是、今后仍然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公认先锋队”。似乎这是苏联共产党自己提出来的修改，据了解，好像中国对此提出了非议，坚持要用过去的提法。
[32]赫鲁晓夫认为必须特别强调最后一章中的这一部分：“每一个党的全部活动都必须严谨地和忠实地符合于会议的各种决议。”（同上，第19页）
[33]他们花很大的力气企图否认资产阶级报纸所发表的意见分歧，会议参加者之一，意大利的阿利卡塔激烈反对那些可能需要“带有毁谤性议论”的人。（1960年12月《再生》杂志第12期第932页），我们所要的不是带有毁谤性的议论，而只是要文件的抄本和发言等等，就是说要忠实的公正的消息。与此相反，他们却小心翼翼地限制这些东西的发表，例如，就连中国共产党人的文章也不让发表。
[34]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代表大会上所使用的辞句比较起来，八十一个党的决议的措辞是十分温和的。而且，中国人在莫斯科会议前后都曾经猛烈地掀起反南斯拉夫运动，因此，亳无疑问，他们在起草决议的这个部分时施加了影响。奇怪的是，与此相反，赫鲁晓夫在他的报告中甚至没有提到南斯拉夫人。隆哥在他向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中，匆匆地提了一下这个问题，他提醒说，谴责并不排斥“聚会、会见和联合行动”。
[35]特别是在已经提到的弗拉霍维奇的报告中，已经提出了南斯拉夫对决议的答复。有些批评是一针见血的，例如，对他们采取秘密外交的方法来讨论工人运动中的问题所进行的批评，对逃避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问题所进行的批评，以及对决议的性质所进行的批评；当然，除了谴责他们对南斯拉夫联盟的态度而外，还允许对决议进行各种不同的解释。在战争、共处等国际问题上，众所周知的南斯拉夫观点又被重提了；这种观点是和我们运动的现点根本不同的。
[36]例如，可以参看已经提到的隆哥在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上的报告，以及法国共产党领袖们所提供的各种材料（他们提到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对法共的攻击，等等）。我们注意到，12月1日的公报谈到“各自的意见和主张”，同时，决议的最末一句指出，“各国共产党……的进一步团结，是联合工人阶级的一切力量的最重要的条件”等等。
[37]除了阿尔巴尼亚以外，澳大利亚也支持中国人，而印尼人在世界工联北京理事会上所表现的亲华立场也是众所周知的。日本人、印度支那人和朝鲜人（以及中美洲的若干共产党）对中国人也颇有好感。
[38]陶里亚蒂在1961年4月第四期《再生》杂志第361页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明确地批评了阿尔巴尼亚领导集团所采取的方法。
[39]“以苏联为首”这种惯用的辞句已经完全见不到了。
[40]这就证实了甚至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的某些立场的经验主义和随机应变的本性。（但另一方面，在同尼赫鲁的关系问题上的争论仍然继续存在。）
[41]《人民日报》在五一节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帝国主义阵营“奄奄一息”。
[42]根据英国的报刊透露，对于目前时代的描述似乎是会上争论的主题之一，中国人赞成这样一个定义，这个定义包括目前是一个“战争和革命的时期”这样一种观点，而苏联人却喜欢目前流行的那种观点（参看决议第一章）。从赫鲁晓夫对决议中的那个定义加以强调这一点，就可以间接地证实这种争论；那个定义虽然也很平凡，但是它在反对另外一个不同的定义中却显然具有重要意义（参看决议第三页）。
[43]在这里，成问题的是毛泽东在4月28日所发表的讲话，从那以后，中国报刊便经常重复这番话（例如，可以参看《人民日报》所载的上述文章，以及该报所载的另一篇文章［1961年5月9日新华社电讯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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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古巴革命（智利革命工人党决议，196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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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古巴革命
智利革命工人党决议（1961年6月)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四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12月出版
任何一个自认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或革命党的党都不能逭避确定古巴国家的性质的责任。我们智利革命工人党——它自巴蒂斯塔政权被推翻以来已经给了古巴革命以充分的支持——已就古巴国家的性质是什么这个理论问题辩论了一个时期，这个问题的阐明可以导致重要而切实可行的行动口号。在我们大家看来，十分明白，在去年10月实行剥夺以后，古巴已不再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了。现在重要的事情是详细说明这个已经出现的新型国家的内容。
我们强调“详细说明”这几个字，因为各种马克思主义倾向已用各种方式说明古巴国家的性质。有些说它是一个自成一类的工人国家，另一些说它是一个处在过渡时期的工人国家，或没有任何限制条件的工人国家。我们暂且不提那些别有用心地谈论社会主义国家或共产主义国家的那些资产阶级政治流派；我们的目的是要作出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
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由于下列理由认为古巴是一个工人国家。
（1）因为这个国家的基本生产资料和基本交换手段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已从帝国主义和民族资本家那里没收过来无偿地转入国家之手，这是客观上符合于工农的历史利益的一个步骤。
（2）因为资产阶级民主的任务现在已经实现（驱逐了帝国主义，实行了土地改革），同时与社会主义任务平行的工作也已全面开始（集体耕种土地，没收工厂，垄断国内和对外贸易，建立了单一的国家银行）。
（3）因为现在古巴已经开始根据社会主义原则规划经济。
（4）因为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及其一切上层建筑已被摧毁。按照资本主义方式为大资本家和帝国主义服务的军队和警察已不复存在；资产阶级法院已被清算而代之以人民法院；资产阶级议会已经消失；教育制度已经经历了重大的改变，教会的有害的宣传已不再向青年人灌输。总之，一切事情表明，革命已经在古巴以其旺盛的气势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
这里发生了一个问题。这个工人国家具有哪些特点？我们认为古巴这个工人国家现在还没有像列宁领导的1917年革命之后的俄国这样一个模范的工人国家的那些特点。在古巴，现在还缺乏这个模范的工人国家的一些决定性的要素：苏维埃或控制和管理全国一切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表现的工人委员会。另一方面，古巴也不是一个像俄国后来在斯大林的官僚政治支配下变成的那样的变了质的工人国家。所谓“变了质的”就意味着它曾经一度是好出身的。
古巴在巴蒂斯塔被推翻后并没有成立一个以苏维埃为基础的（像1917年的俄国那样的）工人政府，而发生了一个不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资产阶级国家被清算了，但没有建立起工人的权力机关或工人委员会来管理全国的经济。甚至在1961年初成立的技术顾问委员会和生产委员会也不是从下面产生出来、而是从上面指派的，且还不曾起到在全国范围内管理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作用。
由于这些理由，我们认为古巴是一个畸形的工人国家。一个国家之所以生来就是畸形的，主要是由于没有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衷心地希望这些将通过英雄的古巴人民群众的努力和创造精神而消失。但我们决不能让我们的希望把我们的眼睛蒙蔽起来使它看不到现实，甚至由于害怕把事情搞乱而像某些投降主义者所做的那样使我们去奉行尾巴主义。援助古巴革命的最好的方法并不是闭起眼睛不去看它的缺点，而是勇敢地指出这些缺点，以便阻止反动派的进展，并找出克服这些缺点的社会主义道路。
要作类比的话——这总是危险的——我们可以说，今天的古巴在性质上很像中国革命一开始取得的那种畸形的工人国家。它的性质和南斯拉夫革命更为接近。不同之处是，在古巴还没有形成重要的社会等级或官僚阶层。我们进行比较的是一些生来就带着某些畸形的工人国家。
正像我们承认某些缺点那样，我们也坚信古巴政府的性质是一个工农政府。我们认为国家和政府是有区别的。国家是整个民族，而政府则是这个国的政治领导。根据托洛茨基对这种政府所下的定义，我们认为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政府是一个工农政府。到古巴能够通过工人委员会来管理经济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说它已成为一个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基础的工农政府。
古巴是要在我们拉丁美洲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工人国家和第一个工农政府。这是拉丁美洲革命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我们可以说，古巴革命正在拉丁美洲促成一种极像中国革命在五十年代里在亚洲造成的局面。
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毫不迟疑地赞成无条件支持古巴工人国家的胜利。正像我们主张保卫俄国、中国、南斯拉夫以及北朝鲜和越南等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胜利一样，我们也主张保卫古巴。
我们支持古巴政府，但是批判地予以支持。我们支持它的一切社会主义措施，支持它的抵御帝国主义入侵、保卫祖国的行动。但是只要它没有把工人委员会建立起来，只要它没有摆脱斯大林主义的外交政策，我们的支持是带批判性的支持。
我们认为，在国内方面，对古巴革命的最好的保证是迅速建立工人委员会。工人委员会将管理国家的整个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还将通过真正起到工人议会的作用的常设工会全体委员会由群众选举和罢免来自古巴工人联合会的工人部长们和来自全国土改委员会的农民部长们。我们认为任何一个领导人的报酬都不应多于一个熟练工人，同时省、市政府应掌握在古巴工人联合会所属的工人委员会和古巴全国土改委员会所属的农民委员会的手里。
古巴革命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危机之一是共产党所得到的越来越大的控制权。它的从属于斯大林的“和平共处”的路线和它的在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观念可以使古巴革命脱离其余的拉丁美洲人民而孤立起来，并开始进入一个官僚主义化的危险过程。这方面的迹象明显地表现在大批外国专家的来到古巴和古巴共产党领导人所明白宣布的下列观点上：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不能仿效古巴而必须走和平的议会道路。因此，我们必须支持一切企图组织马克思主义革命党或按社会主义方向改组七月二十六日运动或革命指导委员会的努力，以避免古巴共产党的政治垄断。
古巴革命提出了丰富革命理论的一些重要的新问题。在古巴，有史以来第一次发生了一个没有工人政党参与的社会革命。不但没有马克思主义革命党参与，甚至也没有一个共产党参与。在中国、南斯拉夫等国的革命中，共产党为特殊环境所迫参与了革命，虽然使革命变成了畸形。但在古巴，甚至这样的情形也没有发生。革命是在没有一个工人政党参与的条件下发生的，领导革命的是一个非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七月二十六日运动。这也许“吓坏了”不止一个认为古巴革命否定了革命理论的拙劣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主义如果承认古巴革命在没有共产党领导的条件下清算了资本毛义，那末它就会面临可以危及它的威信的问题。在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看来，古巴革命并没有使不断革命的理论归于无效；恰恰相反，它证实了并丰富了这个理论。第一，因为要实现民族解放和土地改革，就必然得实现社会革命。第二，因为现实已经证明，在古巴那样的特殊环境下，可以在非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下摧毁资本主义。这是例外，不是规律。但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取得政权、清算资本主义，是一回事；没有一个革命的工人政党而保持政权、建设一个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另一回事。我们认为后者是不可能的，至少不无陷入各种畸形的危险。更加重要的是，古巴的现政府在实行社会主义政策时，发觉它自己不得不乞援于马克思主义的整个武器库，因为在向社会主义前进时，没有一个别的理论是有用的。总之，如果没有一个革命的党，就没有达到共产主义的保证。
城市改革的经验乃是古巴革命对革命纲领的一项重要贡献。这一政策在人民中间造成的影响使我们不得不把这一口号载入我们过渡时期的纲领。
古巴革命同样已经着重地指出农民在拉丁美洲革命过程中的作用。在玻利维亚和危地马拉的革命中靠着千百万农民的参加而发动起来的这个潮流，在古巴革命中获得了更加明确的意义。我们在这里更加明白地看到了革命可以从农村向城市推进，同时，这种现象可以在一系列拉丁美洲国家中重演。这丝毫不是意味着否认无产阶级在决定革命的最后胜利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最后，古巴革命在革命的军事战略方面作出了一个巨大贡献——在拉丁美洲可以发挥游击战的作用。
古巴革命无疑地已经在阶级斗争中开辟了一个新的阶段。它不仅意味着打破了被帝国主义所强加的美洲内部系统，并且对美国本身也已发生影响，影响着在那边从事劳动的黑人和墨西哥工人。在拉丁美洲，它已引起了工人运动的高涨，且已加速了在资产阶级指导下的民族运动的领导权的危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得到群众支持的这些思潮（庇隆主义、瓦尔格主义、民主行动党、美洲人民革命同盟等）明白地指出了民族资产阶级是不能把反帝斗争进行到底的。古巴革命充分证明了民族解放和土地改革只能通过社会革命而实现。有人提出建议说，应该先争取民族解放，而在实现之后才开始进行社会革命，这样的建议是错误。主张采取像梯子那样的一系列步骤，无疑地就是背叛革命而开始和资产阶级分子结成联盟。古巴革命证实了第一次应用于拉丁美洲土地上的不断革命的理论。
对于像我们这样希望建立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党的人来说，最重要的结论是：古巴革命并没有加强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却分散了这种运动，因为它使各种新兴力量、阶级和革命力量得到了自由。它使各种中立的政治组织开始分化。它已使委内瑞拉的民主行动党发生分裂并组成了左派革命运动，使秘鲁的美洲人民革命同盟分裂、组成了叛逆的美洲人民革命同盟，使巴西北部出现了一个农民协会的强有力的运动，使各社会主义政党中、玻利维亚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中、厄瓜多尔的使贝拉斯科·伊巴拉上台执政的运动（现在由阿劳育领导）中的左派壮大起来，促使墨西哥工农力图组成一个新的政党，使各国共产党频繁地发生变动，等等。
总之，我们相信，工人、农民和贫苦小资产阶级的先锋队现在正在通过阶级斗争鼓动各种潮流（实质上是各种有力的革命倾向），并在不久的将来，它将作为能够有效地通过社会革命争取实现民族解放和土地改革的唯一阶层而出现。这些发展着的战斗潮流将形成摆脱各种陈腐的中立组织的窠臼、而归根到底会促成要一劳永逸地贯彻“古巴式”的革命潮流的运动。今天谁认为先锋队将再度经历像庇隆主义、瓦尔格主义等那种资产阶级运动的经验，谁就注定要成为拉丁美洲革命事件的一个单纯的旁观者。更坏的是，那些想为陈旧的民族解放理论的战略辩护的人实际上已转变成为拉丁美洲革命的明目张胆的叛徒。
那些由于受到古巴革命的影响而得到解放的新的力量，为重新组合各种革命团体、独立的战斗党派、左翼倾向铺平了道路，虽然上述中立主义组织中发生了分裂。因此，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任务是鼓励和发展所有这些战斗的和主观上的革命潮流，同时支持一切反帝国主义的运动。
拉丁美洲的现在和未来的阶级斗争的情势为一个有利于通过拉丁美洲社会主义工人国家这一不断使这个口号具体化的道路使各国人民团结起来的广大运动提供了广阔的机会。
智利革命工人党号召大家为保卫古巴革命而在智利展开有力的斗争。应立即在赞成不干涉主义、赞成各民族自决的各党派之间建立起一条统一战线来。拥护和保卫古巴革命委员会应采取主动并要求它所联系的各社会团体组成士兵委员会和连队来保卫他们的古巴兄弟。智利工人统一工会应即拟订支持古巴的总罢工计划，以便在帝国主义对古巴发动另—次袭击的时候及时决定措施。迫切需要在整个拉丁美洲范围内早日召开一个拉丁美洲工会会议。智利革命工人党同时建议，作为一个具体措施，组织一个所有支持古巴革命的政治派别的拉丁美洲会议，以便制定一个全拉丁美洲的广泛的反帝政治统一战线，并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加速各国的革命，这是真正保卫光荣的古巴革命的唯一方法。
《国际社会主义评论》编辑部评语
古巴革命已成为全世界激进运动所最为关心的问题。这一部分固然是由于这个小小的岛国对待美国这个全世界最可怕的强国企图残酷地从经济上、外交上和军事上来粉碎新政府并根本摧毁其成就的努力所采取的英勇、壮烈而予人以深刻印象的态度，但也是由于这一事实，即人们都觉得这个革命是非常重要的。它的鲜明和自然，说明了新的一代和新的力量正在成长起来，历史的新的伟大的一章即将出现。的确，如果我们稍稍研究一下，就可以明白，人类命定要遇到的最大的社会变革之一——拉丁美洲全洲规模的革命——已经开始。古巴革命就是它的序幕。
保卫古巴革命就是保卫拉丁美洲革命的开端。这同时意味着：保卫的第一个方法就是扩大已经在古巴开始了的事业；也就是保证这一经济的、社会的新秩序的正常发展，使它的直接利益及其所开辟的伟大前途成为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因而也是整个西半球人民可以享受到的东西。从这一点看，古巴似乎是一个需要加以密切注意和研究的榜样。当然，对彻底的革命者说来，分析仅仅是在原则上决定对一切关键性问题应该采取什么态度这个过程的一部分。
因此，保卫古巴革命这一巨大的实际工作显然是理论工作，因为从古巴的经验中得出的教训，只有当它们和革命理论的主要部分、即和无数战士与人类中头脑最清醒的人多年来所积聚并加以总结的丰富经验相结合起来之后才有价值，才为人所赏识并在政治上加以运用。
古巴革命虽然它的行动显然十分单纯朴质，但它提出了一些异常难以解决的理论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各色各样的解决办法和许多不同的意见。当然，其中有些反映了理论家的不够成熟。可是，除此之外，古巴革命的确作出了难以评价的真正的新发展。
古巴领导人本身对于他们革命的理论还没有作出过重大的贡献。他们坚决地说，他们基本上是实际行动者，还得多多学习理论。十分明显，其中最杰出者，虽然已经像今天世界上一切有教养的人那样熟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都在重新学习像列宁那样的人物的著作，并把从革命本身中得到的丰富经验带到他们的学习中去。我们终于可望从他们那里得到重要的贡献，这种贡献正是对古巴革命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判断的集体努力的一部分。古巴革命使全世界各种托洛茨基主义派别感到万分高兴，主要因为它启示了帝国主义的衰落和社会主义的革命潜力，同时因为它鲜明地确认了不断革命论的真实性。古巴革命的主要道路是托洛茨基早在1905年时就已制定了的！
拉丁美洲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特别有理由对古巴革命感到高兴。上面刊载的智利革命工人党的决议说明了他们的反应。我们知道，他们是作为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榜样的古巴的无条件的支持者。
他们对古巴革命的研究使他们强调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同盟军的农民的重要性，组织游击队活动的重要性、以及把土地改革的口号和城市改革的口号相互结合起来的重要性。特别重要的是他们就古巴革命对拉丁美洲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影响的评价，以及对重新组织有革命思想的战士的令人鼓舞的前途的估计。
我们同意这一决议的主要结论，即古巴已成为一个工人国家，于1960年8月至10月间在经济的各主要部门中推翻了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关系。可是我们对于各种提法和论点有不同的看法，其中有些我们认为是十分重要而必须详细加以说明的。
例如，我们认为用“畸形的”来说明这个工人国家的种类是不妥当的。这一形容词首先用于苏维埃所有制关系的扩展到东欧的问题上，然后应用于南斯拉夫和中国。这一称呼不是完全令人满意的，特别对发生了强有力的独立的革命的南斯拉夫和中国是如此，但它的确有助于说明它们的领导是在斯大林主义中教育出来的，同时它一开始就促成了一个有特权的官僚阶层的成长，更不必说它的对官僚政治的偏爱了。
在古巴，革命乖离了斯大林主义而使一个有多得多的革命思想的领导执掌了政权，这个领导虽有一些错误，但它在革命过程中已经证明它能够按照革命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这个领导的倾向显然是民主的，不是反民主的。把古巴叫做“畸形的”工人国家就是诋毁它是一个与在斯大林分子领导下没有什么不同的系统化了的官僚机构。但是这种情况迄未发生，它究竟会不会发生还有待于我们去了解。最后结果将决定于不在古巴领导人控制下的各种世界力量。在防止古巴革命的官僚主义化的斗争中，我们觉得卡斯特罗的领导是站在无产阶级民主方面的。如果用社会主义工人党所用的下列生动的话来说，看来要更为正确一些：“还缺乏无产阶级民主统治形式的”一个工人国家。我们认为，这句话的内容接近于革命工人党赋予“畸形的”这个词的意义。它有表明问题尚未解决的优点。
我们觉得，认为古巴人民社会党（共产党）有可能把革命的领导权夺过来、从而使革命官僚主义化的估计是过高的估计。我们承认，有些旧时代的共产党领袖的确代表某种危险，因为按他们的派别来说，他们喜欢滥用职权，并利用它来谋取派别的私利而毫不踌躇地来贯彻最恶劣的官僚主义作风。古巴现在完全依靠着来自苏维埃各国的物质援助，这种援助使这样的人物据有不适当的重要地位。甚至很可能整个卡斯特罗领导集团，出于对苏联的感激或他们所说的政治上的必要，在这方面作出不正当的让步。
可是，古巴革命中主要的事实仍然是有作用的——在推翻巴蒂斯塔政权时，革命乖离了斯大林主义。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人都不是斯大林主义者而是致力于最高解放目标的革命者。他们是古巴人民所尊敬的人，而且确实值得尊敬。斯大林主义的潮流依靠本身的力量改变不了这个情况，即使它蛮勇得试图这样做。
此外，共产党容易受到革命的压力。不管它的某些领袖是多么厚颜无耻，普通党员对古巴革命所采取的道路，对革命的主要领袖所提出的指导，当然是共鸣的。由于像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次大会上进行揭发那样的事件而已经开始行动起来的那种想打破斯大林传统的企图，已经由于古巴发生的一切事情而大大地得到加强。
至于来自苏维埃各国的专家，他们当然是应该受到欢迎的。他们的才能，整个说来乃是物质援助的一个必要部分。必须注意，这并不是一种单方面的过程。派到苏维埃各国去的一些古巴代表团都被灌满了革命热情。这些代表团所受到的盛大的接待是衡量他们被苏联群众所欢迎的程度的标尺和说明古巴革命在苏联集团国家中得到完全同情的反响的标志。
当然有历史上的正当理由的对斯大林主义的恐惧，使革命工人党主张加强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和革命指导委员会作为对共产党的抵消力量。在我们看来，更大的问题似乎在于组织一个大规模的社会主义革命党来加强从政治上保卫革命的工作。但这就要求党派的分歧处于从属地位。
在古巴出现一个大规模的社会主义革命党将是一个最好的发展。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每一种倾向都应包括在内，且都赋有参与党内生活的充分权利。如果各种倾向的权利都应受到尊重，根据什么理由可以把现在的共产党排斥在外呢?
至于古巴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我们认为他们当然会为这样一个发展而欢呼，并且作为党的完全忠诚的缔造者而参与这一工作。
卡斯特罗等领导者当然会被选出来担任党的领导工作。他们已经证明他们有充分的能力并且适宜于担任这一工作，因而我们认为每一个古巴的革命者都会对他们投信任票。他们率先创立一个大规模的社会主义革命政党这件事本身就是他们有能力领导古巴革命的明证。
从上面所说的话可以明白地看出，我们对卡斯特罗政府的要求要比对革命工人党的要求宽得多。我们认为上层领导人做得非常之好，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从原来的小资产阶级立场向前进展到社会主义的那种方式。这已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今后可以利用的一个历史榜样。在古巴已经得到证明，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即使有最真诚、恳切的意向也是不够的——如果你真正关心人民的福利和国家的命运的话，那就必须越过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而走向社会主义！
的确，工人委员会还没有建立起来。我们同意革命工人党的看法，即工人委员会的出现将使古巴革命极像列宁和托洛茨基时代的俄国革命。显然，这将大大地便于保卫古巴革命，因此我们非常希望看到它的出现。但是我们认为——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看法可能和革命工人党不同——古巴正在向这个方向进展。
我们不想详细说明我们心目中无产阶级民主应该在古巴采取的形式。首先，这是一个要由古巴人民来决定的问题。第二，他们已经把无产阶级民主巧妙地发挥到这种程度，他们可以很好地走上新的形式。我们抱着热切的兴趣等待着他们制定出卡斯特罗曾在公开的演说中提到过的社会主义宪法。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第一次在俄国1905年革命中在托洛茨基领导下出现的工人委员会，在当时也是没有预见到的新东西。它是革命本身的产物。已经给了我们这样多的新东西的古巴革命，可能也会在这里给予我们某种新的东西。
我们愿意用表示我们和拉丁美洲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团结一致来结束这篇文章。古巴革命已经为他们打开了宏伟的新的前景。作为议事日程上的第一项，我们在竭尽全力来保卫古巴革命这一伟大的拉丁美洲革命的宏伟的开端方面，是和他们完全一致的。 |
关于古巴革命的性质（第四国际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决议，（1961年1月10日至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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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古巴革命的性质
第四国际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决议（1961年1月10日至15日）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四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12月出版
（一）革命前古巴的最显著的面貌，是一个在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半殖民地国家的典型的矛盾。工业发展是非常有限的，并且是服从帝国主义者的经济需要的。农业生产大部分是一年一次收成的，而且直接受外国托辣斯的支配。失业的比重非常高，相当大的一部分劳动力没有被利用。群众一般是在非常低的生活水平下生存。“民族”资产阶级是有限的，他们不能够作任何独立的发展，而且主要是寄生性和腐败无能的。政权是独裁的，并以残暴的镇压为基础，这里不存在任何资产阶级民主的保证或权利。
在目前的国际和拉丁美洲形势下，这一些基本的客观条件，对于菲德尔·卡斯特罗先锋队发动的革命行动来说显然是有利的。尽管在开头的时候碰到了非常严重的困难，然而他们同马埃斯特拉山区贫农阶层的联系，却在运动的初期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这样的环境下，菲德尔·卡斯特罗开始起草土地改革的纲领草案。在这些条件下，菲德尔派的先锋队就能够很快地同农民群众联合起来，能够取得其他阶层劳动人民的支持而逐渐扩大他们的影响，能够在国内的一个地区中立足下来，并由此在一个比较短的期间内准备了胜利的起义。基本上就是在世界上这一地区中前所未见的、一次非常强大的群众运动的诞生、发展和成熟，造成了巴蒂斯塔独裁统治的失败，使首先反对帝国主义而后来反对本国资本主义势力的攻势有可能越来越扩大，并且成为帝国主义者进行侵略的最大障碍，帝国主义者企图实行这种侵略，以改变妨害他们利益的局势。
（二）古巴革命到现在为止有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中，菲德尔派运动初期时把他们的目标和方法局限于“劝告执政者”以及用一小群人企图争取一部分军队以发动武装行动这一纲领之内，其后则发展为反对执政者的斗争，而主要的目标是实现资产阶级民主的要求以及越来越进步的农民的要求。第二个阶段的标志是第一次革命的胜利，特别是土地改革。第三个阶段的高峰是在1960年夏季对帝国主义产业的致命打击，以及包括同年10月把本国资本家产业收归国有在内的国有化的起决定作用的浪潮。
在特定的政治方面，在第一阶段中，人民革命力量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势力的代表们签订一个条约（1958年7月）。第二阶段的标志是以乌鲁蒂亚为总统的一个有自由派-保守派分子参加的政府的成立（1959年1月）。最后发生了同上述这些人的无可避免的分裂，这一分裂主要是由宣布土地改革所引起的。
因此在前两个阶段中，古巴革命作为一个激进的反帝民主革命而发展起来，而在第三阶段中，它便实行转变到一次社会主义革命，这一革命不只消灭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而且消灭了本国资本家的产业。在政治领导方面，发展的形式远超过它的实质，因为甚至在取得政权后到乌鲁蒂亚下台前的这个特殊的两重政权的时期内，真正的政权是在起义军和菲德尔派总部的手中。
如果一个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真正决心要打败敌人，实现它的根本目的，以及满足群众基本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需要的话，它就必须具备一种永久的性质，而古巴革命给予这种性质以一个新的、显赫的证明。
（三）在革命目前正在经历的显然过渡性的时期中，古巴不再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它通过1960年10月国有化措施的实行，而成为一个工人的国家。这一个社会分析主要是以下列三个因素为根据的：
(1)在实行把外国企业和财产国有化的措施以后，古巴的资产阶级虽然已经失去了政权，但仍旧保持它的经济地位，甚至革命后新的机构还容许它继续积累剩余价值。但是在10月14日政府的决定以后，本国资产阶级的经济权力也被消灭。而资产阶级的产业——包括甘蔗种植园——在这个岛上实际上已不存在。不错，中等规模的和小的产业原则上继续存在，甚至享受某种援助。但是，特别在像古巴这样一个国家里，它们仅仅代表一种次要的经济和社会因素，从社会分析的观点来看，它们在目前条件下是不可能起决定作用的。
（2）土地改革并没有，在短时期内大概也不会，涉及农村地区的关系的真正社会化——因此在苏联和其他工人的国家都没有把它实现。但现在所谈的是一种非常进步的措施，它消灭了帝国主义者的财产和资本家的大地产，并建立了一个非常广大的和急速发展的合作机构。而且，国家以全国土改委员会为桥梁，完全有可能实行干预和统制，其办法是防止潜在的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利用新农业机构在现阶段上不可避免的矛盾来为他们自身的利益服务。(这些矛盾是：各个合作社经济上的差别；属于合作社社员的农民和非社员的农民之间的利益冲突；在实行合作农业机构的地区和个体农民产业继续存在的地区之间的裂缝，等等。）
(3)国家在本质上建立了对外贸易方面的垄断，并能够以此为手段来对经济生活起决定性的影响。(由于在古巴这个国家，对外贸易一直在起，并继续在起极其重大的作用，所以这个措施是更加重要了。）
结果是，在古巴建立了一个具有特殊根源的和新型的工人国家。
（四）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已经主要地被革命所摧毁，这特别表现在军事和警察镇压机器被摧毁这种形式上面。
然而，旧的机器还没有被符合新的所有权关系的新机器所代替，还没有被以工、农、兵委员会为基础的民主机构所代替，而这个严重缺点在现阶段中是革命的主要弱点。但是，在实质上，起义军——它的作用远非纯军事性的——和民兵以农民、工人和激进的小资产阶级为基础，已经保证对机器进行一种特殊形式的、虽然是非常不够的革新。
另一方面，虽然存在着重要的官僚主义局限性，群众通过工会、合作社（合作社的领导是选举的，不是委派的）、七月二十六日政治运动及其他政治集团，在政治生活中起着越来越积极的作用。群众参加巨大的集会和听取电视演讲等等，这些是群众动员的另一种形式，这是“公民投票的民主”的形式，它虽然主要是温情主义的和充满危险的，但是比起革命前的政治条件来，它对群众还是具有具体作用的。
（五）在实行基本的机构改革以前或以后实施的一系列的改革，证实了古巴革命的进步性质。这些改革，如在教育、房租和住宅方面，关于被剥夺继承权或没有地位的若干类人的生活条件方面的改革等等，具有一种真正的革命魄力，并且表示同过去的野蛮状况的完全分裂。
（六）古巴革命有着同我们这个时代的其他革命共有的特点，同时也有着这个国家（或这一类国家）本身特有的特点。
共同的特点是：（1）农民在数量上占压倒优势，特别是已经接近于夺取政权；（2）事实上，城市无产阶级虽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政治和工会传统，但比起主要社会成分是农民的革命军队来，起着较小的决定性作用；（3）由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干部所起的作用。
但是，要说明革命的胜利，必须考虑到若干特殊的因素：
（1）农民之所以能够起显然革命性的作用，主要不是因为他们在数量上的优势（这种优势在古巴比起同类国家还小得多），而是因为他们的特殊的社会结构（农业工人的决定性的比重以及占有土地的小农的极端贫困）。还须补充一点：在古巴农村地区中，若干在历史上倒退的意识因素（如宗教的影响）只在一个非常小的范围内起作用。
（2）在制糖工业中有相当大数量的工人，他们在农村地区工作，并同农民有许多联系，这在事实上有助于在农民和集中得多的无产阶级核心之间建立联盟。
（3）美帝国主义的严重压迫对最广大的群众阶层的反帝动力给予一种巨大的和爆发性的推动，同时残暴的巴蒂斯塔独裁统治则帮助了小资产阶级甚至自由派资产阶级若干阶层的动员。
最后，必须特别说明的是，虽然在推翻巴蒂斯塔方面，无产阶级的作用不是决定性的，但它在防止小资产阶级或自由资产阶级控制新政权方面的作用却是主要的，而且它容许革命的反帝和反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
所有这些因素会合在一起，使革命的胜利成为可能，还有一件事实是：本国资产阶级极端脆弱和完全依赖帝国主义，同时在世界的形势下，帝国主义不能够直接干预，来支持那些本身无法应付农民和工人群众强大运动的旧的统治阶级。
（七）菲德尔派的领导，作为一个急进民主主义的总部而出现，它具有非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成分和意识，但它一开始就同农民群众有联系，而后来，特别是在取得政权后则同无产阶级有联系。在像古巴那样的局势下，以及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它越来越遭受这些群众的影响，摆脱了小资产阶级和它甚至曾经与之订立暂时协定的保守派资产阶级分子，并且远超出它所曾经想像的目标，因而经验主义地，然而大胆地使它自己适应于永久革命的逻辑。
甚至在估计菲德尔派领导的性质和作用的时候，一定不能忘记它与之联系的农民的激进性质。还有，在意识方面，虽然他们的理论被渗入了根本上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折衷主义（“人道主义”），但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的同志们从来没有发表过一些直截了当的资本主义思想，而更重要的是他们非常迅速地就表示对革命动力的一种清楚的政治觉悟。这大大削弱了他们的经验主义行动的消极面。
我们也一定不要过低估计了一件不可否认的事实：在菲德尔派的领导当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是由那些曾经学习和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课程的人们所担任的。
（八）古巴革命在国内范围的重要意义是很大的，然而它并不局限于这方面。
1959-1960年的革命给美帝国主义的声望以重大的打击，表明它已遭到严重的政治失败。这次革命有助于进一步改变世界范围内的力量对比，使之对资本主义不利。
这次革命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群众运动的发展，注定要发生一次非常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它已经发岀一股强大的吸引力。
而且，这次革命使工人国家和殖民地革命之间事实上的联盟有可能进一步具体化起来。
（九）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能够和必须从古巴的经验中吸取具有巨大重要性的整个一系列的政治上和理论上的教训。
第四国际必须掌握这样宝贵的一个时机，集中它全部注意力在这些问题上，以丰富它的理论遗产，同时它必须制订出恰当的战略，以便当相类似的现象在同类结构的国家中在同样的局势下发生时，能够准备进行干预。
必须吸取特别有关下列各方面的教训：进步的农民阶层在若干特殊的局势下所起的作用；作为反资本主义革命的一种形式的、具有主要属于农民的根据地的游击战的范围；从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干部所起的作用；农村地区中的合作化实验的急速普遍化；民兵的组织；以及革命军队在某些特殊时期中、甚至在经济组织方面所能起的作用。但是更重要的是关于一个新的革命领导在特殊的——虽然可能不是唯一的——情况下如何诞生、培养、形成和走向成熟的问题。因为，在一个在许多方面都是崭新的革命中，最新鲜的因素是，一个资本主义的政权首次地被一个在领导上同传统的工人政党没有联系，也没有受苏联官僚主义影响的运动所推翻。
（十）假如古巴革命的成就可以毫不夸大地描写为历史性的话，它的继续需要完成的任务仍然是巨大的。
在最近的将来，古巴必然面临帝国主义的威胁，甚至军事威胁。但除了可能进行的军事防卫以外，革命的命运有赖于它是否能够保证国家首先以真正工业化为基础来实行调和的经济发展。在政治方面，一个新的无产阶级民主的结构必须从头建立起来。
革命目前正在受到全体人民的支持。这是由于所获得的革命政治后果和已经完成的经济进展，同时也由于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但是必须巩固这个地位，稳定地发展，并逐渐消灭遗留下来的矛盾。
我们的古巴同志的任务，特别是要制订一个详细的、过渡性的纲领，以便向古巴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提出。
这里我们限于一般地着重提出下列各点：
(1)革命必须肯定地取得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特别是在拉丁美洲的群众，以及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积极支援。第四国际的各个支部的根本责任，是在一切国家中发起和组织对古巴革命分子的各种形式的支援，其中包括鼓励派遣技术人员，成立保卫古巴革命委员会，以及派遣志愿队。
(2)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在各方面无论如何必须经历困难的情况下，新的政权必须建立一种真正工人的和农民的民主制度，以保证工人和农民真正地和直接地执行政权并在经济管理上起领导作用，这样才能加强自己并成为不可动摇的。这样的无产阶级民主结构显明地同资本家的哀悼的传统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毫无相似之处。
(3)从工业化着眼的经济计划成为一个越来越迫切的客观需要。如果没有建立起一系列由技术人员、工人和农民组成的民主计划机构，这是不能够实现的。
(4)如果革命能够根据社会平等的精神避免任何官僚主义的畸形发展，那么人民群众将毫不松懈地支持革命。必须避免将经济特权交还给一般行政人员、技术人员、政治、经济和军事的领袖。
(5)工人们有责任在革命的经济发展中忍受牺牲，但他们必须得到保证，充分保障他们的特殊利益。这就是说，他们必须保存工会组织的完全权利；只要工会保证自己在建设社会和保卫革命政权中同国家合作，它们必须保持独立于国家政权之外。
(6)所有接受新的革命法律义务的无产阶级和农民政党、集团和派别，必须保持组织和自由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
在今后的革命阶段中，在工业化和经济计划的进程中，工人阶级注定要起决定性的作用。与此同时，建立一些灵活得多和较少僵化的经济的和行政的国家机器，客观上成为越来越大的需要。在这方面，工人阶级的作用也是无法代替的。
这样，同时就有更大的需要和更有利的条件来建立一个能够克服经验主义、局限性和目前领导的矛盾的、永久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领导。
这个革命政党的任务基本上将是保证革命在今后各个阶段中，有一个意识到革命的最终目的，并能够英明地选择过渡性的目标和选择适当手段的领导。
同时这个领导必须实行摧毁帝国主义和本国资本主义的最后痕迹，并注意防止官僚主义化的危险，这种危险今天虽然由于群众的动力而受到限制，但它在目前古巴那样的客观条件（落后的经济地位、低下的文化和技术水平、从外面来的压力）下基本上是存在的。
这个革命政党必须进一步坚持成立“拉丁美洲社会主义联合协会”的前景，作为真正解决地球上这一地区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办法，并在开头的时候提出“社会主义联合会”在整个中美洲的战略任务，以作为动员群众的一个有力的因素。 |
托派第四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文件（1961年1月10日至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托派第四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文件
（1961年1月10日至15日）
1、宣言
2、世界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3、世界经济的趋势和前途
4、殖民地革命——它们的比较、问题和前景
5、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的斯大林主义危机
6、关于古巴革命的性质
7、关于锡兰
第四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宣言
全世界劳动人民：
殖民地革命的广度和深度，工人国家朝气蓬勃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本身不断发生的矛盾，正在加深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并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开辟空前广阔的前途。
科学的发明，应用原子能方面的巨大进展，以及探索空间方面的惊人成就，证明人类拥有使自己摆脱匮乏和贫穷的难以估计的可能性。同样地，千百万男女动员起来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制度的斗争，以及群众建设新经济的创造性精神的发扬，证明人类可以依靠这种巨大的主观可能性来利用一切创造性力量，剥夺掉帝国主义的破坏能力，建设一个迄今无人怀疑的能够继续发展成长的和谐的社会。
人类的经济和社会矛盾的表面化，其规模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广阔，动员起来的力量没有象现在这么大。从阿尔及利亚到南非，从古巴到阿根廷，从土耳其到印尼和日本，各个地方的群众都卷入这场斗争里，甚至迄今被认为是最落后的、最少受时局影响的人也不例外。在短短的几年甚至几个月内，这些群众克服了分散状态，历史上的落后状态和社会与政治组织的落后形式，并由于他们闯入世界舞台而提出了人类争取发展的最先进和最适时的任务。
帝国主义的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工具——另一方面则为苏联官僚机构的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工具——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的面前正在逐渐失去它的支配力和主动性。威胁着爆发世界冲突的危险点在于以古巴的农民和刚果的半部落制居民或者是伊拉克和阿尔及利亚的最受压迫剥削的群众为基础的暴动。
工人国家动员起来的庞大人力和他们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的巨大发展，在另一方面也碰到这样的事实，即帝国主义现在还保持着经济和军事力量，而且几年来社会也比较安定。正式殖民地革命和工人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所动员起来的这些巨大的力量和帝国主义为保卫它的制度而集中起来的旧的力量之间所表现的矛盾冲突，它的规模和潜力，同时它所具有的创造力和破坏力，都是人类前所未见的。
殖民地革命和工人国家力量的结合所产生的巨大推动力已压倒了老斯大林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或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领导者，他们必须不断使自己适应为他们所不能控制的新形势或调整他们的策略。中苏的矛盾；“民族主义”领导者所受到的深刻的歪曲；以及他们中间所发生的质的变化（如古巴的情形）；共产党和一些社会民主党的危机的新发展；——所有这一切表明这些老的领导者已落在这个革命的新生力量的后面。
工人国家和殖民地革命之间日益发展的联盟以及他们之间相互作用，正在推动着这历史的进程，它要求有新的领导。根据欧洲无产阶级（如比利时罢工所表现出来的）投入这场斗争，并在帝国主义的心脏打击帝国主义势力所能达到的程度，形势的动力因素将会使世界革命向前跃进并且取得更加深刻得多的发展。
革命已进入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整个说来是不可改变的，帝国主义或官僚主义领导机构用尽它的一切力量也不能加以改变，相反地，官僚主义领导机构在国内的地位已经动摇并且日趋崩溃。
在帝国主义的虎口下取得胜利的古巴革命，推翻了资本主义，建立了一个新型的和具有特别根源的工人国家，它显示了革命的不可抗拒的力量，革命的客观的和主观的动力，这种力量已克服了对于它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领导的一切限制，克服了斯大林主义的反抗，战胜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革命的领导的一切旧的倾向和观念。与旧的领导不同，正式今天这个革命向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和其他大陆的人民指出了群众革命行动的道路和可能性。
阿尔及利亚群众的伟大示威运动打击了法国帝国主义的一切计划，它同时给于阿尔及利亚革命新的动力和新的范围，为新的思想发展与政治发展开辟了道路。
刚果的危机在经过几个月之后所表明的事实，虽然有着极不相同的情况和形式，然而可以同玻利维亚几年来的革命所表明的事实比较起来看：它们都缺乏一股具有足够的明确性和力量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来解决局势的潮流，同时，帝国主义也没有能力在这些国家重新建立起帝国主义的统治。
比利时的罢工，和英国工党左翼过去取得的进展与政治成就一样，表明了欧洲无产阶级尽管遭到挫折和局部的失败，仍然保持着革命的精力，同时也表明了帝国主义政权所享有的稳定性缺乏巩固的基础。
整个形势以及工人阶级国家本身所取得的成就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压力，正使工人阶级国家和共产党的斯大林主义的领导机构陷于窘境。
官僚主义行政机构和一党独揽的方法与斯大林主义的方法越来越明显地同发展中的经济和社会发生冲突，这个社会拥有从事深入的创造性工作的无产阶级、农民群众、技术人员和研究人员。中国人和苏联官僚主义机构在观点上的分歧，表现了在殖民地革命发展和国内发展的新阶段的压力之下分化的因素。八十一党会议企图在一个新的水平上稳定共产党的思想，在保持与资本主义和解的观点的同时，也保持在殖民地革命压力之下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新思想，这个企图只不过是一种妥协，是不能持久的。它也表明了斯大林主义在现阶段没有能力使自己适应世界领导的新的要求。
苏共中央委员会的讨论和法共及其他共产党内部的危机是一种迹象。赫鲁晓夫通过中级领导干部对全党发生的直接呼吁，同时坦白承认官僚机器不是以适应经济发展的新的需要，这个新的企图也间接地表现了群众关心并逐渐过问经济管理问题。
工人阶级国家并没有分成哪些是比较有朝气的，哪些是比较保守的，但是越来越同官僚主义上层建筑发生抵触，这种官僚主义上层建筑在苏联更加强固，但是他们正以更有朝气和充满革命可能性的方式继续在各地发展。
在革命发展中的这条新道路危害着旧的领导并加速它的危机，而继续为发展新的领导提供客观因素。
新的革命形势继续勇往直前，一般说来，是按照其发动和采取的形式，伴随着一般与旧的方针和领导无关的青年人越来越多地参与其中而来的，他们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之下，倾向于向前推进。
古巴的革命已逐渐克服了它的领导的阶级限制和克服了旧的领导的反抗，并把它的任务发展为社会主义的任务。土耳其和南朝鲜的暴动；阿尔及利亚大城市群众的骚动；南非群众的行动；比利时群众的斗争，为争取改变制度的成熟局势开辟了道路；拉丁美洲群众几年来脱离了他们的旧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领导所坚持的行动——所有这一切为建立新的领导打下了客观和主观的基础。
第四国际坚持和发展了现阶段的革命纲领，即全世界人民群众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动员的纲领，它必须越来越发挥作用以建立这种新的领导来领导这新阶段的革命。
这条革命的道路正在发展着难以计数的力量，除了托洛茨基主义的语言和纲领之外，它客观地超乎任何预见和纲领。参加第四国际各党虽然小，但是它们能够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领导或参加领导革命运动。要建立这种新的革命领导，要求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先锋队采取比过去更大胆和积极的行动，因为旧的领导正在施加各种压力以维持他们的统治，他们并且力图引导、转移和阻止新的发展和加入斗争的新阶层。
殖民地革命和工人阶级国家建立联盟的问题（正如古巴革命所表明的，它开辟了很大的和生气勃勃的可能性），殖民地革命中的工农联盟问题，游击战争在发展和集中革命力量方面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一些都要求采用斯大林主义和改良主义以外的方法，为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创造精神和主动性打开道路。群众在几个月内就获得了成熟的经验，——在其他时期，这也许需要几年或几十年的时间。根据革命发展的新道路，在今后几十年内必须加以解决的任务是：发展、指导和集中最庞大和最生气勃勃的力量来推动人类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并建立能够担负这个任务的领导。
全世界的青年们！
在殖民地革命中，在工人阶级国家里，在帝国主义国家里，这种革命的发展，是同能够摆脱旧的领导的传统、能够以最大的勇气和最快的速度学习和行动的新阶层投入这场斗争相联系的。在青年人投入斗争的地方，他们就以他们的干预行动和开展消灭殖民主义、争取社会主义和打破斯大林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控制的斗争，为群众开辟一条新的途径。
全世界被压迫的妇女们！
在这唤起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大革命中，千百万妇女正在激烈斗争中争取实现完全解放的权利。从南非到阿尔及利亚、从拉丁美洲到亚洲，她们正在粉碎着社会套在她们身上的锁链，这个社会不仅是建立在人剥削人的基础上，而且基本上是建立在对妇女进行绝对压迫的基础上，把妇女置于完全下贱的地位。在中国，妇女参加革命是建设新社会的重要基础之一。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参加无产阶级斗争（如比利时大罢工）或参加反对殖民战争的斗争（如法国）的妇女人数正在不断增长。
在反对剥削社会的斗争中，妇女必须在工人运动和反帝运动的领导机构中和在世界革命的发展所需要的建立新的革命领导机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劳动者们！
资本主义阻碍了发展的可能性和提高人类生活条件的可能性。赶走帝国主义，打倒资本主义！正如在古巴一样，必须改造革命，执行社会主义任务，剥夺资本家的财产，把一切经济资源和人力都用来为有计划的经济发展和更大的幸福服务。
古巴的劳动者们！
拉丁美洲的群众，其他工人国家的群众，殖民地国家的群众，以及各国的托洛茨基主义先锋队都尽他们的一切力量在保卫着你们的工人国家，你们的国家是在你们的革命的特殊条件下诞生的，它正面临着帝国主义的侵略，你们的革命被认为是其他国家应当遵循的道路。有信心地发展你们的斗争。发扬工人阶级的民主，通过工人和农民的权利机关由工人和农民直接执政，这个步骤加上其他已经采取的步骤，将给予古巴革命的胜利以力量来推行为全体群众服务的纲领。
北美洲的工人们！
人类是否将为一场毁灭性的战争所吞噬，其他国家人民所采取的前进步骤是否将遭到北美帝国主义武装行动的阻拦，这在很大的程度上要依靠你们。支持其他国家人民的革命胜利，支持他们自由选择自己道路的权利，保卫古巴的革命，反对任何反革命干涉的企图！为了你们自己的前途，组织你们的政府准备战争机器，反对原子战争！
苏联、人民中国和其他工人国家的劳动者们！
你们的成功的榜样已为人类的新的地区打开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官僚主义警察政权限制了你们的发展，也限制了注视着你们的榜样的其他国家人民的发展，只有粉碎官僚阶层和警察机器的压迫，重新打开走向苏维埃民主的道路，才能使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取得胜利！
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们！
你们的斗争对于消灭殖民主义、消除阿尔及利亚的残酷战争、消除非洲、亚洲和其他大陆广大地区的压迫，将有决定性的作用。学习日本和比利时群众的榜样；为打倒你们本国的资本主义政权而斗争、处在殖民地革命和工人国家的发展形势中，你们的普遍斗争能够基本上削弱帝国主义，而给予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以极大的鼓舞。
世界革命万岁！
第四国际万岁！
世界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在殖民地革命的高潮和工人国家经济与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压力之下，世界力量的对比继续发生不利于世界帝国主义的迅速恶化。1960年标志着这个恶化过程的新阶段的开始，其重要意义只有1950年的情况可以与之相比，当时美国帝国主义在朝鲜和中国革命力量的手中遭到了第一次军事上的失败。
苏联在导弹方面所赢得的军事优势；在美国老家的边界上的古巴革命的非凡进展以及它与工人国家日益紧密的联盟；南朝鲜和土耳其的暴动；美国帝国主义在日本的丢脸，殖民地革命在非洲的扩展；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日益增长的反资本主义倾向，它以在接受工人国家的援助，并且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1960年12月的示威中，阿尔及利亚城市群众已走上街头投入革命的斗争；古巴革命在拉丁美洲的影响迅速扩大，它加强了群众的不断增长的战斗性和工人与贫苦农民的革命愿望；——这一切就是对于帝国主义来说最近世界形势恶化的显著特点。在最近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帝国主义集团自从联合国成立以来在若干问题上第一次处于少数派的地位，只不过是象征地反映了这种总的趋势。
自从“最高级会议”失败以来，在我们面前已打开了一个扩大世界革命的新阶段。在东南亚，在非洲和拉丁美洲，革命力量正在波浪壮阔地发展着。
应当预计到所有这些地区会有新的进展，这些进展将会进一步改变力量的对比，有利于革命力量而不利于帝国主义。后者从来就没有经受过日益增长的殖民地革命和工人国家之间事实上的统一战线的压力。
在下面的短决议中，对于这个趋势的规模和范围，以及对于帝国主义、苏联官僚机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和宗主国的人民的反应，都作了估计，并且从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中得出关于经济、政治和社会的近景的看法。在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殖民地革命、关于经济前景、关于欧洲和关于自苏共二十一大以来的斯大林主义的危机等文件中，对今日世界的根本趋势另外作了更深刻的分析，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一、殖民地革命的新阶段
最近的时局在双重的意义上标志了殖民地革命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它的地理范围扩大了，社会主义深刻化了。随着比利时殖民主义者在刚果的直接统治的结束，帝国主义在黑非洲的脊骨已经被打断了，这个大陆第一次被逐渐地吸收到殖民地革命的过程中来了。古巴革命朝着几乎完全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方向迅速发展。这个革命是殖民地国家的革命第一次导致了一个工人国家在拉丁美洲的诞生，同时也是自从917年以来，第一次出现了一个不是斯大林主义势力也不是多少受斯大林主义影响的势力所领导的工人和农民建立起了一个工人国家。这个决定性的转变，其长期效果将是巨大的。
古巴革命的胜利开辟了殖民地革命的领导权转入无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力量的手中的时期。它超过中国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日益增长的影响，超过几内亚的日益增长的反资本主义的演变，也超过阿尔及利亚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可能性。群众将会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摆在他们面前的两条道路：活着是让反帝运动的领导权仍然掌握在不能够同资本主义断绝关系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手中，其结果是不能实现殖民地革命的基本目标；或者是象古巴那样，同资本主义坚决一刀两断，而使历史性的迅速进展成为可能。
在非洲、阿拉伯世界和拉丁美洲可以感受到上述这些进步发展所产生的最强烈的影响。阿尔及利亚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日益紧密的联盟（即使在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内部的某部分力量的意图不过是作为一种要挟美帝国主义的手段），将加强阿尔及利亚群众中左的倾向，而使任何想用“布尔吉巴主义的”妥协来解决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办法几乎成为不可能，在一旦法帝国主义在阿尔及利亚或其大部分地区遭到政治上的失败和实行军事上的撤退的时候，它将会为把革命扩展到摩洛哥和突尼斯开辟很大的可能性。从12月11日开始在阿尔及利亚的城市爆发的激烈的群众示威，回教选民中的弃权派在戴高乐玩弄的公民投票的诡计中的胜利，以及在这以后这种不平常的战争气氛的继续——这些都是革命力量强大和帝国主义将从阿尔及利亚退却的迹象。它进一步削弱了企图达成虚假的“妥协”的打算，并使北非洲的一切“温和”派势力（实际上是亲资产阶级的势力）有所恐惧。阿尔及利亚群众的革命运动经常超出法帝国主义政治计划之外。今天它威胁着从后方来削弱帝国主义联盟在地中海的整个军事计划。
世界帝国主义没有能力重新控制刚果，以及它在当地的同盟者的日趋分裂和惊慌失措，而拥护卢蒙巴（他得到加纳、埃及和其他非洲领导者的支持）的民族主义力量的控制和影响正逐渐扩及全国，这对于瓦解中非联盟和加速南非火药桶的爆炸是一个鼓舞力量。正如马里的例子已经表明的，来自北方和南方的这些革命势力已使法国——非洲共同体的假“独立”的国家不可能得到稳定，相反的，它们却是促使非洲走向统一的客观的推动力量。
在拉丁美洲，特别是加勒比海地区直接感受到古巴革命的影响，其中尤其是在委内瑞拉已经鼓起了群众斗争的新高潮，并且促进了“官方”的“左”派和同古巴革命站在一起的中间派与左中派之间的分化。
在拉丁美洲各地，古巴革命的影响是同令人不能容忍的客观形势（通货膨胀、为了消灭支付差额的赤字而实行的“精简”、失业等等）的影响连结在一起的，它们掀起了罢工的浪潮、农民的暴动，促进了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以及普遍的政治动荡局面。在这种形势下，群众寻求自由政治集中化的倾向将继续体现在若干拉丁美洲国家内群众工会组织的政治作用和萌芽时期的双重权利，或体现在大陆的其他地方建立游击基地或爆发游击战争。
游击战争将成为更加普遍的斗争形式，这不仅是因为古巴的例子的影响，而且因为游击战争是拉丁美洲多数国家的革命所必须采取的农民战争的根本特征。从中美洲到哥伦比亚、秘鲁和巴拉圭，各个地方早就普遍有了这种倾向或甚至采取了这种方式。游击战争将越来越表现为目前正在若干拉丁美洲国家燃烧着的内战的更普遍的特色。我们（托派组织）的任务之一就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为自己和为工农先锋队做好进行游击战争的准备（包括研究、学习经验、建立特别干部学校等等）。
同北非洲、中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形势比较起来，亚洲最近的演变对于反资本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倾向是有些不利的。由于当地的斯大林政党执行灾难性的政策（这种政策有时接近于实际上的出卖）的结果，在伊拉克和印尼都失去了很好的革命时机，从而让资产阶级取得了和发展了走向军事独裁的某些倾向。
在南朝鲜和土耳其，资本主义和亲帝国主义力量已暂时成功地缓和了群众日益增长的不满，这种不满已表现在推翻了被忍痛恨的李承晚政权和曼德列斯政权。尤其重要的是，印度资产阶级的统治暂时还比较稳固，虽然下层的不满和分裂的巨大力量正在逐步建立起来，然而最近在老挝发生的事件，表明东南亚这些亲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政权基本上仍然是不稳固的。对于在1960年内在世界范围内帝国主义的统治被瓦解的过程，帝国主义几乎仍然是无能为力的，它现在可能首先在一些它认为其地理位置、经济潜力和客观力量具有战略上决定意义的国家里有所反应。这种反应可能采取双重形式，先叙述如下：
（甲）给印度、巴西、伊朗、委内瑞拉也许还有阿根廷这样的国家以重大的经济援助，然而由于革命范围的广泛，如果它想延缓（即使是稍微延缓）革命走向建立无产阶级的领导，就需要越来越多的投资，而这种援助的规模势必越来越赶不上这种需要。
（乙）采取措施以防止古巴革命在加勒比海地区的“蔓延”和防止阿尔及利亚革命在阿拉伯世界的“蔓延”。
但是从帝国主义可能有所反映的观点来看，最薄弱的地方显然是北非洲，戴高乐没有能够在那里制止阿尔及利亚战争，可能会在欧洲的大门口产生另一个新的古巴。因此，美帝国主义要求第五共和几乎要不惜一切代价使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不会一开头就成为工人国家的压力将会越来越压倒一切。
另一方面，由于帝国主义遭受到重大打击以及由于力量对比突然发生了有利于世界革命的新的转变，才组织了帝国主义对古巴进行军事干涉。远比苏联的导弹威胁——虽然是重要的，这是事实，但它受到苏联官僚主义机构更全面的利益的限制——更大的威胁从而阻止了帝国主义的侵略魔掌伸向古巴革命的是拉丁美洲群众的革命反响。
二、资本主义经济新衰退的前夕
从经济观点来看，1960年也是资本主义战后历史的转折点。尽管美国资本主义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马尔萨斯主义”在钢铁大罢工中的作用，但是罢工的结果并没有给生产能力带来任何新的高涨。相反的，美国的经济在年初仍然停留在“平稳状态”上，而自夏季以来则开始走下坡路。钢的生产仍然只接近与生产能力的50％；耐用消费商品部门（汽车、电用具等等）多数的生产能力有很大部分没有使用。在这之上的，是房屋建筑的猛烈下降和证券市场的直线下降。失业人数从来没有低于全部劳动力的5％，因此可以正确地说，美国的经济是从1957－58年的衰退又转入1961年的新衰退，中间没有插进一次真正的繁荣。
在西欧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日本，发生了不同的情况。这些国家特别是法国、意大利、德国和日本，几乎都成功地避开了1957－58年的一次严重衰退。与在美国发生的情况相反，它们在1959年和1960年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真正繁荣。今天它们所遭受的仍然是过分发展的现象（人力的严重缺乏、支付差额赤字的不断增加、为了避免全面通货膨胀而日益加强信贷限制等等），而不是衰退的开始。
但是，与1957－58年的情况完全不同，在美国经济中出现的衰退已经开始影响到欧洲资本主义的经济状况。对美国的输出（特别是汽车输出）已惨跌。结果欧洲的汽车工业已受到衰退的打击。美国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包括削价的竞争）越来越厉害。自从1945年以来美国帝国主义第一次取消了对欧洲资本主义的任何形式的经济援助，甚至取消了给当地重整军备的款项。由于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输出或者陷于停滞状态或者增加的速度大大低于生产发展的速度，因此发展的生产越来越多地需要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即内部市场之间互相交换。这种发展的势必突破资本主义对群众购买力所强加的限制，并在西欧带来新的衰退，这不过是时间问题。
或者是采取重要的通货膨胀的措施以刺激一个新的繁荣，从而增加国际对美元的不信任而使美国黄金储备减少；或者是采取重要的通货收缩的措施来保卫美元，从而扼杀了在孕育中的繁荣，处在进退两难之中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实际上是选择了第二个解决办法，但即使是如此，它仍然未能防止美国支付差额赤字的增长。新当选的肯尼迪政府无疑地将会断然改变这个政策。它将会增加军备和行政部门（公路、学校、卫生计划等）的公共开支，虽然它将回削减或完全停止对资本主义欧洲和日本的经济援助，但它将会大力增加对殖民地资产阶级的经济援助。
这些措施也许可能阻止一次比1957－58年的衰退更厉害的衰退（它在整个1961年内对于资本主义是一个真正的威胁），但是决不能在经济复元以前抵消一切导致经济温和地走下坡路的力量。
同时，这些财政和经济措施加上竞争的加剧，也可能引起大多数西欧国家发生温和的衰退，更重要的是，将会在1961年的衰退之后限制新的繁荣的出现。虽然还不能确切预言这些发展的力量在西欧和日本将如何消耗，但是无论如何，可以确定的是，现在已明显地出现了对这些力量的限制，特别是在汽车、耐用消费商品和建筑部门方面。
殖民地革命任何一个新的全面胜利（例如北非洲的胜利），将会促使一个重要的国家突破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而沉重地打击了目前保持着西欧和北美资本主义相对“繁荣”的不稳定的平衡，并会立即增加帝国主义采取军事反击的危险。
三、工人国家在经济、技术和军事方面不断取得进步，但是官僚机构出现了新的矛盾
工人国家特别是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60年争取得了经济、技术和军事的进展，这种情况同美国经济的差不多是停滞不动，以及世界帝国主义在技术、政治和军事方面所反映出来的混乱、失败和局部瘫痪，是鲜明的对照。苏联在诸如导弹技术、空间探索和自动化技术方面已取得优势甚至在不断加强这种优势。苏联经济继续不断的高速度发展，使它的七年计划的目标在工业方面有一点实现的可能，同时，农业生产继续有很大波动，特别是谷类生产仍然低于赫鲁晓夫对于开发“处女地”的期望。
在中国，自从它由于过分的发展速度导致“调整生产数字”的挫折，因而把速度放慢之后，即使它越来越把重点放在农业上面，人民生活水平仍然低，尤其是人口增长的压力很大，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还是惊人的。
欧洲各工人国家经济也在慢慢地加强互相合作和结合，通过更合理的国际分工来开辟发展经济的新源泉。
这种倾向正在以实验的方式表现出来，苏联官僚机构方面和许多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则持很大的保留态度，但是由于客观需要的巨大压力，它的力量将会逐渐强大起来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苏联的赫鲁晓夫官僚领导机构基本上坚持二十大和二十一大的宣布的双重路线：在内政方面的赫鲁晓夫式“改良主义”，在国际方面的“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这意味着：对群众实行经济的让步和在苏联官僚机构内部扩大专政的基础：力图与帝国主义达成全面的妥协，以便“冻结”目前世界的“势力范围”，同时支持殖民地资产阶级拿群众的革命愿望去交换资本主义世界更多的利润的努力。
即使在官僚机构的这种让步政策之下，在苏联国内仍然酝酿着社会和政治的危机。对提高生产特别是提高农业生产的要求，客观地提出了群众要求有更多的权利参与管理和监督经济的问题。苏联在世界中的作用；新的一代已经成年了，在他们懂事的时候斯大林统治时期已经过去；科学技术研究的发展——这一切事实客观地要求工人国家必须有新的领导。直到目前为止，官僚机构是采取党内斗争和清洗的办法来适应这种形势的变化。但是，苏联继续发展以及不平常的世界革命形势，已创造了条件使这个形势在苏联国内得到贯穿和反映。在劳动者们坚持地和直接地就关于他们参加管理工厂的整个问题提出国家和经济民主化的关键性问题之前，还需要有一定的时间，还需要有一定的时间，还需要生活水平有新的提高。
但是苏联国内以及其他工人国家的社会与政治危机的问题，在政治方面得到完全和有意识的体现之前，将客观地在许多方面（经济、艺术等等）的纲领或纲领性的解决办法中得到体现（即使是经验主义的、变了形的和零碎的）。但是苏联的整个过去和现在正在创造条件，使这种危机很快地就会在相当高的水平上表现出来。我们（托派）的运动不仅在纲领上面而且在组织上参加干预的可能性正在增长并且是现实的，即使它在最初阶段是采取间接的形式。苏联国内的斯大林主义危机的道路，正如世界革命的道路一样，在客观上是属于“托洛茨基主义”的性质，它为托洛茨基主义打开了门户，同时为了它的革命的结果，要求托洛茨基主义作为纲领和组织进行干预。
但是在国际方面，“和平共处”的政策在取得初步胜利之后，已导致失望有时甚至是灾难。尽管苏联官僚机构目前在导弹方面占据优势，它仍然没有能够通过“最高级谈判”从帝国主义取得任何重要的让步。1960年春季巴黎会议的失败，只不过是这个基本事实中的一个为时已晚的反映。同时，赫鲁晓夫把共产党的战略“限制”在永远从属于殖民地资产阶级的企图，已断送了埃及和伊拉克的共产党，破坏了印度尼西亚的极好的革命形势，阻碍了若干拉丁美洲国家的共产党可能取得的发展，导致了马格里布和古巴爆发了共产党在其中未能起任何重要作用的革命。
这种令人不能容忍的局势产生了以下几种情况的发展。首先，好些共产党（如摩洛哥共产党）或部分（如巴西共产党等）发生了反对这种自杀路线的倾向；其次，在关于与帝国主义和与殖民地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已明显地成为“和平共处”路线的“左倾反对派”；最后，苏联官僚机构本身被迫对自己的路线作了某些调整。它的关于要在刚果和古巴实行军事干涉的威吓并不真确地反映了“和平共处”的政策，而八十一个共产党的“莫斯科声明”则包含了对殖民地资产阶级的最激烈的批评。
以上这三种倾向在最近的将来将会继续表现出来，即克里姆林宫将坚持其“和平共处”的路线而把它调整得更为“左倾”一些，以免使自己在殖民地革命的先进力量中完全陷于孤立；这个路线也可能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中继续捣乱，因而使反对的倾向增强起来；最后，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在国际上表示共产党队伍对“和平共处”的不安，它将会在大多数共产党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势力中扩大它的影响。
同时，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两个国家发生公开分裂是极不可能的，因为在帝国主义的威胁面前，他们的联盟对于两国都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而且因为中国在经济上还要依靠苏联很大的帮助。中苏联盟的保持，远远不会停止而是成为加深意识形态的讨论和冲突的一个因素，在一方面是殖民地革命另一方面是苏联官僚机构对“和平共处”的反响的压力之下，必然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促进这种意识形态的讨论和冲突。
在这种讨论和官僚机构内部斗争中，现在的问题不是关于谁应当主张或反对战争，而是关于我们时代革命政策的基本问题：帝国主义的本质；世界阶级力量的对比；对待殖民地资产阶级的态度；不断革命的问题；争取殖民地革命胜利的条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国际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等等。
官僚机构内赫鲁晓夫的势力和中国的势力之间目前的讨论（虽然它当然是有点变了样的），再一次提出、引起人们的注意并证明我们关于这些问题的基本思想的有效性。因为根据国际形势的逻辑和动力所达到的程度，官僚机构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当然，随他们的便）。
于是，自从斯大林主义巩固以来，在空前未有的世界性革命形势之下，第一次开辟了国际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危机的新的决定性阶段，它比南斯拉夫“分裂”时期更广泛和更深刻。
且不用说这个危机不可避免地会时起时伏，并且有可能在表面上掩盖下来，但可以认为，可以恰当地称为机会主义者或右派的官僚机构的势力同“中间主义”倾向的势力之间的分裂将是深刻的和持久的，还可以预见到，在后者的压力之下，前者在对待群众的行动上，不得不考虑到后者，甚至在对待帝国主义的行动上，也不得不部分地考虑到后者。
四、帝国主义的反动和战争危险
帝国主义在1960年面临着世界力量对比于自己不利的新的严重恶化，而表现近于麻痹状态，但这应当解释为由于例外的和特殊的环境而不是由于中国人民的革命胜利使世界形势发生了质变。如果认为1960年的时局已证明帝国主义已变成“纸老虎”，即认为它已失去了必要的力量和资源来反对全世界反资本主义力量的前进，那将是轻率的和不负责任的。
自从中国革命胜利以来，我们曾经根据下列两个因素正确地的分析了战争危险的存在：世界力量对比日益不利于帝国主义；以美国居首位的世界帝国主义仍保有巨大的经济资源和军事力量，使它们能够进行垂死的挣扎，对革命的每一个进展实行以牙还牙。只有当我们估计到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已不再拥有足够的资源或力量来保卫自己，亦即只有当我们估计到帝国主义将会消极地屈服于前进中的世界革命的时候，才能够改变这个结论。
今天没有任何重要的经济、政治、社会或军事因素可以证明存在着这个乐观主义的假设，只要帝国主义在美国还保持着主要的力量，这种假设就不会存在。
必须认识到，帝国主义对于它在1960年受到的打击没有相应的反映，相反地是由于一些例外的因素联合造成的。无疑地，说明这种暂时的麻痹状态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是，殖民地革命以外的成熟，殖民地革命的领导（至少在某些国家里）正在转入与帝国主义决裂的力量的手中。在这总的形势下，还存在着其他因素，例如苏联在导弹方面的成就；由于目前艾森豪威尔外交的破产所造成的政治上的混乱以及美国的大选运动；由于美国领导地位的暂时垮台，另一方面又由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的变化（参阅关于经济前景的文件），世界帝国主义联盟内部已陷于混乱和缺乏中心领导；最后则是出人意料之外的因素，即帝国主义完全没有预见到古巴和刚果形势的发展，它受到了殖民地革命的突然蔓延和殖民地革命与工人国家竭诚联盟的打击。
美国帝国主义在朝鲜战争中受到打击以后，华尔街的国际战略首先被在大力重整军备之后“压倒共产主义”的思想占上风，其后又被“从实力地位出发的谈判”的思想占上风。
但是这个战略在杜勒斯死去之前就已经失灵了。军事力量的对比不是越来越有利于帝国主义，而是越来越不利于帝国主义。共产主义没有被压倒，倒是帝国主义自己被压倒了。殖民地革命的新浪潮和工人国家在军事方面的领先地位所造成的世界形势，使美国资产阶级的领导人重新估价他们的战略。这个情况在1960年春季和夏季就已经明显了。在大选前夕，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大本营都在酝酿一个新的世界战略。
这整个过渡时期使美帝国主义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停止主动。在资产阶级中间，即使到了今天，反对这种重新估价的保守势力依然强大。在尼克松竞选运动中高唱“我们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强大”的主调之后，肯尼迪只获得微弱多数的胜利，证明了这种反对力量，另一方面，五角大楼和国务院之间的对立也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1961年可能标志着帝国主义对世界反资本主义力量不断取得的进展将开始有激烈的反应。即使苏联在火箭和核武器方面保持领先地位，帝国主义仍然可以通过增加军费和集中更大的力量来发展火箭和原子潜水艇，建立一支强大的攻击力量，使它有可能发动全面战争或在开头的时候发动局部战争，它并且将会在这方面与苏联进行竞赛，集中全力来防止苏联从目前的领先地位变为完全决定性的。
殖民地革命的辉煌发展和开始进入社会主义阶段（至少在某些国家是这样），以及世界资本主义的日益苦难和欧洲资本主义竞争的日益加剧，将迫使美国帝国主义寻求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建立更密切的联盟。后者为了其有限的经济发展前途，将会把对帝国主义的敲诈同对帝国主义的亲善二者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美国对西欧帝国主义的压力将会越来越大，以支持各地的资产阶级和半资产阶级的力量，并使西欧帝国主义在援助殖民地资产阶级和重整军备方面更广泛地参加经济负担。
当资产阶级对殖民地群众运动的控制已比过去任何时候更显著地削弱，当工人国家对群众的吸引力以及它们同殖民地革命事实上的联盟使它们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间的威望日益增长而帝国主义的威望日益下降的时候，这种联盟（指帝国主义与资产阶级和半资产阶级力量的联盟——译者）正在加紧进行中。
在最近的将来，工人国家能够给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使用的代替资源——虽然增长很快，而且从平等的条件来说，也证明比帝国主义的“援助”更加有效得多——仍然不能够完全清楚这种“援助”对于殖民地资产阶级的吸引力，尤其是后者同它需要保持政权和保持一般资产阶级政权有密切的关系。
即使这种帝国主义的“援助”能够帮助某些国家缓和经济形势的恶化（至少是暂时地），然而在殖民地革命的主要国家里，这种援助对于生活水平和群众革命动员所能产生的影响仍然是微不足道的。
帝国主义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它甚至力图帮助使一些半殖民地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结构“返老还童”。它支持巴基斯坦、苏丹和南越的军事政变，并且懂得如何利用土耳其的军事暴动及南朝鲜的学生革命，以图把政权移交给比旧的统治集团的腐败程度少一些和更能够赞成工业化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集团。
但是，即使华盛顿克服了反对这种工业化的美国资产阶级（正如在马歇尔计划时期它在西欧毫不犹豫地表现的那样），它仍然不能够摧毁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封建资本主义结构，而它同殖民地资产阶级的联盟为了这个基本理由到头来还是不能制止殖民地的革命。
最后，帝国主义者第三种反应的形式将士加紧它们之间的军事联盟。由于英国不再成为世界强国，它在防御问题上将会越来越依赖于美国帝国主义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力量。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作为一个“独立的”核强国（即德国和法国军队拥有核武器装备）的出现，将会导致帝国主义联盟成立美国帝国主义和西欧的“共同领导”，而德国资产阶级将在其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这三种反应的结合将会在最近的将来使世界形势产生一个新的极端危险的转折点，那个时候帝国主义将拥有与苏联最新的发展相匹敌的攻击力量，它将加紧它在西欧的联盟和它同一些殖民地资产阶级的联盟。在现在起一直到那个危险时刻，战争的威胁始终笼罩在我们的头上，还不是因为五角大楼会发动一个自杀性的“反攻”，而在于：（甲）核基地分布在世界各地，大大增加了由于错误或惊慌而爆发战争的危险；（乙）对于革命的每一个重大进展（特别是在拉丁美洲）企图采取军事行动的压倒趋势——这种趋势将越来越占上风，并且将会转变为一场国际间的内战。
五、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群众的反应
1958年5月以来西欧局势的发展证明了关于欧洲前途的文件中所作的分析的正确性，这个文件曾经预言，拿破伦式政权在法国的建立，在最近的将来将会是一个例外而不是一个规律，各地的工人阶级和劳工运动将会保卫自己，反对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攻势。
局势同样地证实了：（甲）这种攻势首先在竞争加剧的压力之下，将继续作为一种世界性的现象在工业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乙）劳动群众的反抗程度主要将依靠主观的因素，即依靠劳工运动的团结和相对的战斗性。
资产阶级的攻势特别表现在美国、日本、西德和若干欧洲小国日益增多的反对工会、收买工会或反对罢工的法律。它表现在：企图同意大利的极右势力（天主教当和新法西斯党）建立联合政府；准备在西德和日本通过反民主法案；第一次试图在比利时建立超议会的政府；以及右派或极右势力在奥地利和日本的重新出现。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已经实行了或准备实行对工人购买力的经济进攻，即使在多数情况下（法国是例外），这些进攻被经济繁荣所带来的实际工资的提高抵消了。
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攻势的强烈反映在日本（学生示威、矿工罢工等）、意大利（塔姆布朗尼政府在工人群众强大的示威之下倒台）、英国（海员的不时罢工和工党内部左派的压力）特别是比利时（改良主义政党和工会向左转；1959年初和1960年底的罢工）已逐渐倾向于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工人阶级政党（特别是左派政党）在瑞典、芬兰、丹麦大选中的胜利以及在意大利大选中的部分胜利，应当归于同一范围。在荷兰，在一系列罢工中也体现了工人阶级战斗性的微小加强（特别是由于繁荣的结果）。
在加拿大，失业的压力已把工会推向建立工党的道路。在西德（它同法国是今日西方劳工运动中最弱的部分），由于改良主义领导机构的叛徒们的讥讽式的出卖，反抗中心仍然是在青年和工会中，特别是在五金工人联合会中。最后，在法国，戴高乐政权未能结束阿尔及利亚战争，已在经济领域中和在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特别是在青年中间）的斗争中掀起了新的斗争高潮。
各个地方反对核武器和争取普遍裁军的斗争已成为促使反对资产阶级攻势的斗争浪潮政治化的强大推动力量。在有些情况下（例如日本和英国），它已赋予或正赋予这种斗争以反攻的形式。
1960－61年爆发的比利时大坝工（它将由工人运动内部的广大先锋队逐渐达到的成熟程度来特别加以说明）是对初步进攻劳动群众购买力的一个答复。它的异乎寻常的范围和时间的持久性，以及同过去最大胆的经验有连系的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彻底地动摇了资产阶级政权事实上并已转变为争取实现过渡性要求的斗争，这些要求只有在推翻了反动政府而代之以工人政府之后才能实现。这表明在整个欧洲工人阶级中仍然存在着巨大的战斗后备力量，它迫切需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力量在群众运动中取得阵地和影响，同改良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争取领导权，以便挽救这新的浪潮，免致再招受一次新的挫折如果不是新的失败的话。
由于殖民地革命的继续发展，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正在被削弱并在殖民地群众面前遭到失败或退却，同时殖民地群众的斗争也树立了榜样，推动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群众去克服背叛的领导者的反抗并越出他们的改良主义方法；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竞争的加剧以其对于工人生活水平所产生的有害后果往往越来越明显；由于欧洲的许多国家、美国和加拿大，失业的范围正在扩大；由于雇主们越来越不愿意对工人作出新的让步；由于一些国家是用损害工人生活水平的办法来实行稳定经济的计划（以法国为例）——由于以上这些事情的发生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工人阶级斗争的次数可能会增加，范围可能会扩大，它们将有助于加强左倾力量特别是加强那些以工会为基础的左倾力量。
在英国，盖茨克尔一派所表现的对于斯加波拉大会（即1960年英国工会年会——译者）决议的公开蔑视将会发生同样的作用。在西德，1961年大选的失望将是左派在社会民主党内和工会内重新施加压力的起点。在法国，随着帝国主义在阿尔及利亚的必然失败而来的将是戴高乐加强其政权的拿破伦主义色彩的企图。
但是，从现在到失败的这段期间，如果群众的斗争性加强了，在阿尔及利亚革命胜利之后，随着帝国主义的削弱，必然会产生一次新的社会危机。加拿大劳工党的进展，以及殖民地革命对住在美国的黑人和波多黎各人的影响和古巴革命的吸引力，将使这个国家的左派力量克服最近几年来的极大弱点。
但是如果认为这两种接近于平衡的力量——逐渐走向“强有力的国家”的压力和工人的防御性的斗争——可以维持一个长时间，那将是错误的。充分就业的终止（它在下一次衰退时几乎在各个地方都有可能发生的危险）；资产阶级和保守的小资产阶级势力在世界力量对比恶化的情况下日益惊慌不安；工人阶级一次又一次的斗争如果不能导致决定性的政治变化或产生实实在在重要物质成果，其士气有瓦解的危险；——所有这一切对目前的过渡阶段按下了时间的界限，至少对于西欧和日本是如此。
工人运动必须通过争取决定性的过渡目的的斗争，表现它转入攻势和组织夺取政权的斗争的能力。
上述这些斗争的条件和成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倾向势力的发展道路，它至少必须在群众运动中的关键部门扎下根，发挥它的领导和组织能力。比利时罢工证明工人阶级有采取攻势行动的巨大可能性，但是它同时也证明，如果工人阶级不能成功地冲破改良主义领导（即使是最左的领导）所强加于他们的限制，不能超过对资产阶级政府施加压力而不把问题公开提出来的阶段，它就不能够尽其全力突破障碍和组织资产阶级攻势的基本措施。
相反地，如果工人运动在这个斗争时期中不能提高它的眼力，右派势力终于会在经济和政治发展形势的压力之下突破障碍——这将会打破困难的平衡局面，而有在其他国家里重新出现法国类型（政权）的严重危险。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力量（通过大胆的干涉行动，并利用目前大大有利于工人阶级开展广泛斗争的主客观形势）的任务是使欧洲无产阶级克服改良主义领导甚至是左倾的改良主义领导的阻挠行动，并采取能够使提出政权问题的条件成熟的方法和提出过渡性要求来组织斗争。
在新的世界形势中，我们的运动大有可为。我们的整个过去就是为了这个局面，为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历史道路而准备的，我们在意识形态上比工人运动的其他一切潮流无比的先进。
我们在群众运动内部，以我们的大胆的和有方法的辛勤努力，已经在各个地方取得了重要的阵地和丰富的经验。在这新的有力的世界形势之下，我们在扩大我们的行动方法的同时，必须坚持这条道路。
殖民地工作仍然是主要的工作。
六、我们的任务
（甲）殖民地革命在下一个阶段将继续成为第四国际的主要活动中心，也将是我们的运动可能取得最迅速的成就和发展的地方，这是因为现有的条件以及因为第四国际在一系列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已经取得了发展。在殖民地革命中，巨大的力量正在发展和扩大，它们已摆脱了不管是斯大林主义者、改良主义者或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传统领导。在殖民地革命的新阶段，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斗争在一系列国家里将是一个当前的任务。在转入无产阶级革命的阶段中，正如古巴所表明的，第四国际的作用是巨大的。它是唯一能够为作为革命新领导的基础的这些力量更融洽地发展开辟道路的组织。
在一切国家中，我们的组织必须作为推动这个新的领导出现和组织的中心，通过现有群众组织或采取这些国家的群众所要采取的形式（如游击战等等）来参加、领导和准备组织和领导群众的动员工作。
我们的组织应当提出使革命的发展无产阶级化的纲领，提出过渡性的口号和任务，但是同时作为取得这个发展的组织者（即使开始的时候只在一些有限的部门）和领导者（即使现在事实上还不是）。
在下一时期中，在殖民地革命正在开展的一些国家里，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存在着第四国际领导革命或参与领导革命的真正可能性。从现在开始，至少必须在群众运动或群众组织的一些主要部门中争取领导权，从这里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行动使全国的群众运动感受到我们的纲领和组织的力量，同时在它的面前，在行动中考验我们的纲领。
正是通过殖民地革命使第四国际的发展有着最迫切的机会，以便在建立世界性的新的革命领导的条件已经开始成熟的过程中，在斯大林主义危机的过程中，在工人国家取得发展的过程中，使第四国际不仅在思想和纲领的观点上，而且在组织上对于整个世界革命能够发挥真正的力量。第四国际的努力和行动特别应该集中在这广大的前途上面。
在实现这个任务的时候，我们还应当对那些不依赖于传统的政党而出现在群众革命暴动的最前头的新的革命力量（如阿尔及利亚、古巴、日本、委内瑞拉、南非洲和黑非洲等等）表现最宽宏的友爱精神。对于他们一般的经验主义的革命方法我们毫不掩盖我们的保留态度和提出政治上的批评，我们在表示了我们的批评权利之后，始终应当参加和大力支持这些暴动。这些运动的中下级干部在考虑一切战略问题或策略问题时都很虚心坦率，没有斯大林主义或中间主义的偏见。这就为我们在纲领上和行动上的渗入创造了无限的机会。
关于在殖民地革命的不同地区的专门任务详见关于殖民地革命的提纲（即第四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另一个论“殖民革命”的文件——译注）。
第四国际还必须继续动员它的力量并号召世界工人运动起来保卫殖民地革命——在今日特别是阿尔及利亚和古巴的革命；明天新的烈火将会燃烧起来。第四国际必须继续加紧协调已经开展了的对于阿尔及利亚革命的世界性的重要援助。它必须极端重视采取各种形式来援助古巴的革命，继续在世界范围内开展组织或联合成立保卫委员会的工作，号召或组织劳动队、民兵队、劳工代表团，动员工人和学生保卫革命，等等；动员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干涉；在一切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争取领导权，利用目前的有力条件以便给予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以致命的打击。
（乙）只要帝国主义拥有大规模的毁灭性武器，世界性核战争的危险就依然存在并且是现实的，这个战争不仅威胁着人类文明而且威胁着人类本身的生存。用宣传“裁军谈判”、请愿等等或用“经济竞赛”（即一般地仍然停留在“和平共处”的范围内）的方法来反对核战争的危险，是一种反动的空想。反对全球性核战争危险的唯一有效的斗争，就是在具备可能条件的地方争取推翻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和在其他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开展争取帝国主义裁军（单方面裁军，特别是单方面解除核武器）的斗争。不论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应当站在这个斗争的最前线，在国内或国际范围内成为这个斗争的组织者和协调者，并把这个斗争同工人阶级争取社会主义和推翻资本主义的一般运动联结起来。
（丙）在美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迫切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保卫今天越来越受到威胁的工会的阵地；保卫古巴革命和殖民地革命；反对种族隔离；宣传加拿大的榜样同时立即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这些是开展一个以工会为基础的工党的主要武器。
（丁）在工人国家里，特别是东欧的工人国家和苏联，我们重新建立起来的第一个核心组织必须制订一个提出过渡性要求的纲领，在一方面是“改良主义”的幻想另一方面是思想的日益解放和不一致的目前气候中，要求允许成立工人阶级的新的先锋队。在中苏矛盾中，我们给予中国共产党有批判的支持，并努力提倡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围绕着争执中的问题开展国际性的讨论。
（戊）在西欧，一般的任务仍然是关于欧洲前途的文件中所提出的任务，主要是通过中间主义的媒介，在群众组织和劳工运动内部建立强大的左派，它必须能够为先锋队或群众中的各种不同的左派积极分子起集合各种不同论点和团结中心的作用，并为这些积极分子指出主要的政治前途，并提出一个以各国具体的过渡性要求为基础的当前行动纲领。特别应当重视英国的局势，那里以在极端有利的条件下决然地参加进去，此外，还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建立联系和组织，那里正在集合力量准备掀起一个劳工运动的新的高潮。
1960－61年比利时罢工的实例已把下面的工作提到议程上来：更坚决的开展支持建立欧洲工人统一战线的活动和把所有工会力量集结在一个联合国里，以便采取共同行动（特别是普遍实现四十小时工作周），并且在某一个国家发生先进的斗争性，采取积极一致的行动以便组织真正国际性的同情罢工。
总之，我们在所有国家里是一支最明确地、最积极地和最自觉地体现我们时代的巨大革命可能性的力量。在这个阶段，当许多地区的革命运动和世界革命建立新的革命领导的条件已更具体地成熟的时候，当各个地方的力量已经起来并朝着这个摆脱工人阶级一切传统组织的控制的新领导前进的时候，第四国际应通过它的纲领和通过参加世界革命的过程，成为最自觉地促进这个新领导的出现和组织起来的中心。
我们正在进入世界革命发展的新阶段。第四国际在这个新阶段中应当起自觉地、生气勃勃的、有组织的、积极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力量的作用，它从已经取得或正在取得的一系列主要的阵地出发，以其对革命发展过程的理解和掌握，充当这个过程的领导，促使这个新领导的成熟和出现。为此，第四国际特别要在那些在现阶段是最重要的和容易接近的地区、在那些今日最直接地反映了我们时代的“托洛茨基主义”特性的地区扎下根（今后将更牢固地扎下根），这些地区是：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和一般的殖民地革命，以及工人国家。
同时，第四国际将通过它在大的群众组织中的地位，成为能够促进和彻底利用目前已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重新开展起来的极为广泛的革命可能性的力量，以促使全世界的革命运动在下一阶段在更高的水平上汇合起来，并且把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可能性和这种活动同殖民地国家和工人国家的群众已经开展的可能性和活动结合起来。
为了实现这个任务，第四国际正在建设和将继续建设适应这个时期的干部，建设适应这个过程的组织，总而言之，就是建设适合担当领导群众运动或参加领导群众运动的自己的布尔什维克干部和组织，它们仍然是争取社会主义的世界性胜利的不可缺少的武器。
世界经济的趋势和前途
一、导言
最近十年以来，世界经济形势一直为下列三种因素所支配：
（1）工人国家——首先是苏联以及后来日胜一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苏联的工业不仅已跃居世界第二位，而且，它将在未来的某一时刻超过美国工业力量的可能性已经第一次具体化，并且受到了美国资产阶级本身的认真考虑。从现在起，资本主义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已在无法挽回地日益缩减。
（2）虽然不如工人国家发展得那样快，西欧帝国主义各国的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持久性仍然超出了一般的预料——尤其是如果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时期相比较的话。特别是参加欧洲共同市场的各国以及——在较小程度上——奥地利和挪威，这种情况表现得尤为显著。和马克思主义者以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作的一切预言相反，从1938年以来也就是说有二十多年之久，美国和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并没有发生过一次非常严重的危机，1949、1953和1957年的三次战后衰退都没有妨碍相当迅速的复元和十二至十八个月以后的新的繁荣。
（3）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经久存在的危机——而在资本主义世界，这只不过是帝国主义国家相对繁荣的另一面。它是由下列两者之间的矛盾引起的：一方面是通过投资和贸易（如果不是通过殖民主义的直接干涉的话）进行的帝国主义剥削，另一方面是争取政治独立、驱逐帝国主义、推翻旧寡头政权、实行土改和工业化的深刻而广泛的群众运动。帝国主义制度的这种矛盾表现为：甲，随着世界上的大片地区获得政治独立，殖民帝国和列强瓜分世界的局面逐渐消失；乙，最近十年中殖民地革命所采取的没收帝国主义企业的经济措施：英伊石油公司、玻利维亚锡矿、苏伊士运河以及在埃及的帝国主义企业的被没收；印度尼西亚对荷兰企业的没收；古巴的经济国有化；玻利维亚和古巴的土改等等——同时，除去以上列举的各种措施以外，还有帝国主义统治的危机和投资的不安全；丙，作为殖民地革命风起云涌的结果，世界各地封建——资本主义上层建筑——帝国主义统治赖以为基础的政权的崩溃。
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繁荣时期”的有利条件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业化已经有所进展，但是，它们的经济发展不仅和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更不用说工人国家了）的发展不成比例，而且很难跟上其人口增长的节奏；它甚至都不能抵消交易条件的不利发展。其结果是，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国家和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程度和生活水平方面的差距，在今天比十年、二十年、乃至五十年前都更为显著。
某些特殊情况——例如日本，它正在经历一种特殊迅速的工业扩展——并没有被我们谈到，但以上的简短分析仍然总结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轮廓和基本趋势。本文件将详细说明这些趋势将在今后十年中维持和改变到何种程度，由此将造成那些主要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后果。
不过，我们必须提醒一句。为了研究一般的以及长期的经济趋势，我们不得不把社会的和政治的变化、革命暴力的爆发等等从经济领域中排开。第四国际比以前更深信这些爆发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它深信未来的十年和刚刚过去的十年或二十年一样，不讳是维持现状的年代。在这种意义上说来，任何以“两大集团之间进行经济竞赛”思想为中心的共产党的政策，都是既不现实又瓦解人心的：国际工人运动的战略不应该是保证这种和平竞赛，而应该是争取推翻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而且，本决议的结论也提供了证明这一论点的主客观理由。
尽管如此，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在研究资本主义和由于官僚主义而退化或成为畸形的工人国家的发展趋向时，必须假设这些政权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将继续存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了解作为一切政治发展之基础的各种客观力量。没有这种假设和不进行这种研究，就不可能对现实有全面的了解，也就不可能制订出一套有效的革命策略——特别是当我们要使如此表明的某些客观力量失去作用，或者是利用某些力量做基础的话。
第五届世界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国际经济和政治前景的提纲已经指出，大会希望。
“根据两种类型经济的当前形势和动态所能得出的推论以及在这一时期内将不会发生任何重大冲突的纯理论假设，判明资本主义经济和工人国家经济在未来若干年中的一般趋势⋯⋯”
纲领还特别指明，“如果我们打算判断一般的趋势和前景，只能采用这种外推法，也就是以当前的形势和动态为出发点，而不考虑会发生重大动乱的可能性。”
通过利用同一种方法并且通过大体证明第五届世界代表大会的各项结论，我们强调这样一种需要，即必须科学地了解从长远来说将最后决定世界发展的各种客观力量——没有这种了解，关于革命行动前景的任何判断都有染上主观主义色彩的危险。
与此同时，我们也完全了解——关于这一问题，正如第五届世界代表大会的纲领所阐明的那样——实际发展将不是这些长远经济趋势的简单反映，而将是这些趋势和人们有意识的干涉（即包括反资本主义力量的革命行动，也包括有产阶级及其它害怕革命的社会力量的保守行动）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一种相互作用能够深刻地变更，有时候甚至能完全扭转以这种外推法表明，客观趋势。在这些超经济因素中，群众的革命行动正在起并且今后将日益起一种决定性作用。
（一）工人国家的经济发展
二、工人国家的经济正在比资本主义国家更为迅速的发展
在最近十年中，工人国家的发展速度一直非常迅速，即使说这一国与那一国此一时期和彼一时期以及经济部门和经济部门之间并不一样。它的发展速度比资本主义经济快一倍以上。和发展最快的资本主义国家（西德、法国、意大利、日本）相比，工人国家的得意程度要稍有减少，但它仍然显示了发展节奏——特别是就长远说来——的鲜明差别。
从1950到1959年，工业产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是：
苏联11.8%
波兰13.3%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0.8%
捷克斯洛伐克10.7%
中华人民共和国24.8%
对：
日本14.0%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10.0%
意大利8.5%
法国5.8%
以及：
美国2.8%
英国2.5%
（资料来源：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所作《1956年欧洲经济形势研究》以及1960年国际清算银行的《第三十届年度报告》）
从1955到1959年，工业产量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如下所示：
南斯拉夫13.5%
苏联10.8%
捷克斯洛伐克10.4%
波兰10.0%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8.2%
对：
日本11.2%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8.2%
意大利8.0%
法国6.7%
以及：
美国2.3%
英国2.1%
三、产生这种优越性的原因
这样，计划经济胜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优越性便惊人地呈现出来。产生这种优越性的原因值得我们谈一谈：
（1）和资本主义经济相反，工人国家经济经历着一种为危机、衰退、工业产值的突然下降所不会打断的发展。它经常保持着劳动者的充分就业和生产资料的充分利用（虽然这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最适当的就业和利用）。
（2）由于决定最重要投资问题的权利集中，因此可以避免无益的重复劳动、设备能力过高以及浪费和非生产性开支——即使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竞争和“自由企业”也往往要造成这些浪费，虽然官僚主义的管理部分消除了这些有利条件。
（3）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消除了资本主义国家中尚待收回的固定资本所有者的私人利益给技术进步造成的有力障碍。
（4）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使生产可以更为迅速地标准化，也就是把大规模生产的技术应用到工作母机这类产品上去，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些产品则处于专利权持有者的小心监视等等影响之下。
（5）由于是计划经济和生产资料为国家所有，因此在分配国民收入时有以减少某些从经济发展观点说来是无益的浪费（过高的分配费用、过多的奢侈品消费等等）。不过，官僚主义化的政权仍然使这些非生产性的和无用的开支维持着一种过高的水平。
此外，苏联和其他大部分工人国家已经完成的真正的文化革命，在经济发展方面也发挥了很大作用。苏联今天拥有的工程师、发明家、工艺学家和技师的队伍，在人数上已大大超过美国。因此，它便得以维持一种胜过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革新的节奏。
一切有才能的人一般都能受到高等教育这一点，消除了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才能的浪费。由于在教学工作上有更多的经费并且系统地唤起和鼓励求知欲，因此便形成了一支人数更多的大学教师的队伍。这样，无论是在质量或数量上，技术革新在苏联得到的刺激都比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更不用说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了——远为有力。
在今后若干年中，没有理由指望这些方面的发展速度——或它们对最重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先——会发生根本变化。诚然，以1950－55年和1955－60年相比，工业发展速度已经显著降低[1]，而且连这种较低的速度苏联都不能维持——这就是不得不放弃第六个五年计划的原因。
一方面，群众压力已经迫使官僚阶级更为经常地努力增加人民的消费量，虽然并没有实行可以同时刺激生产发展的更为民主的管理制度——如果实行了更民主的管理，就可以维持甚至加快发展速度。另一方面，官僚主义管理以及特别是经济的过分中央集权，则起有降低这些发展速度的作用。后一类障碍已经部分为赫鲁晓夫的改革所克服，他的改革已经使苏联有可能再次获得第六个五年计划预定的发展速度（只有某些部门例外）。
[1]在所述整个时期工业增长百分比如下所示：
1950－551955－60
（1955年计划）
捷克斯洛伐克70％50％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90％55％
匈牙利102％48％
波兰118％53％
苏联85％65％
四、中国即将成为世界第四强国
在这些条件下，将使今后十年中工人国家的经济发生变化的最重要的新因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作为一个一等工业国而出现。即使我们对中国的统计数字保留某些怀疑（鉴于对有关“大跃进”成果的数字的修改），我们仍然可以接受这一事实，即中国国民收入的现行增长速度要比苏联高二至三倍。造成这种极高速度的部分原因是中国开始时的基础要低得多，部分原因是各个部门、特别是重工业部门中新企业的兴建，使得这些部门的生产可能立刻获得很高百分比的增长。
然而，此外也还有两个辅助原因：其一是苏联以及其他工人国家的援助，虽然这种援助显然并不充足，但它仍旧构成了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缺乏的相当帮助；其二是中国有可能避免一系列失败的经验，特别是有关企业管理的极端官僚主义化和农业生产低落这些曾经妨碍过苏联工业发展的问题。中国农业得以避免产停滞不前——而在苏联，由于强迫集体化的关系，这种现象在迅速工业化的阶段一直存在——的事实，消除了不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更迅速地发展工业的一个重要障碍。
即使中国的工业发展速度今后会有降低——一旦重工业的最初基础建成以后，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它很可能依旧高于苏联，并且比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高得多。和印度及其他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相比，中国和它们在工业化道路上的差距将特别显著。不管某些官僚主义的方法已经使并将继续使中国劳动群众受到多少本可避免的牺牲，中国迅速工业化的例子就象近几年中一样，将对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特别具有吸引力。
可以预料，中国的工业生产在今后十年中将大大超过日本和英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因此而成为世界上的第四个工业强国。不过，它仍将低于欧洲经济集团（共同市场）、苏联和美国的工业产量。在这种情况下，预言工人国家的总产量到1965年将超过世界工业总产量的一半，似乎很难说是现实的——如果在新兴的重要工业国家中废除了资本主义，那当然是例外。
此外，我们还不应该忘记，尽管中国在走向工业化方面获得了这样多的成就，如果按人口计算产量，这个居民超过六亿的国家仍然非常贫困。中国要想达到日本现有的工业水平，它的钢铁、电力、机器和纺织品产量就需要超过日本六倍（也就是要达到苏联计划在1970——72年达到的水平）。看来，要达到这一目的至少还需要再过二三十年[2]。
[2]中国目前的钢产量是一千四百万吨（公吨或长吨）；要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量上达到日本的现有水平，中国将需要生产一亿零二百万吨钢（一千七百万吨的六倍）。
五、工人国家经济中的特殊问题
工人国家的经济在发展速度上快于资本主义国家，是其最基本、最主要的特征。然而，这并不是其唯一的特征。工人国家经济发展的另一特征是不同部门中发展节奏的不均衡这一点在加上这些国家的官僚主义蜕化或变形造成的结构上的缺陷，引起了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造成了经济发展期间的种种困难和紧张，甚至引起了一系列障碍的出现。
不同经济部门的不均衡发展首先是工农业之间的不均衡发展。农业在今天比以往更成为苏联经济的致命弱点。不论是赫鲁晓夫通过开垦“生荒地”来“回避”农民的策略，活着是对农民们作出的严重让步（向集体农庄出售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机器），都还没有解决这一问题。由于西伯利亚中部的农业和气象条件特殊，那里的生荒地只能每两年得到一次丰收——这便使苏联的谷物产量年年有巨大波动：
（按百万吨储藏量计算）
19371953195419551956195719581959
9682.588.5108104.8127.8139.4110[3]
在苏联，彻底解决农业落后于工业问题的两大障碍是：集体农庄庄员对逐步发展生产的兴趣不够以及对农业的投资不足（特别是肥料的使用有限）。这就使苏联农业劳动的平均生产率远远低于美国——更不用提实行集约农业的西欧和中欧国家了。
赫鲁晓夫的改革，特别是修改集体农庄向国家供应的产品的价格以及把拖拉机和农业机器出售给集体农庄，无疑已经在一定程度提高了农业生产。但它们也同时产生了一个新问题，即集体农庄因此积累了巨额资金。集体农庄的收入已经从1953年的五百亿卢布增加到1956年的九百五十亿卢布和1959年的一千五百亿卢布，也就是说在六年中增长了三倍。
由于对农村的消费资料供应肯定没有按相同的比例增长，集体农庄事实上已经积下一笔无物可购的巨大购买力。赫鲁晓夫通过出售拖拉机和农业机器吸收了它的一部分。某些工业生产资料也在日益容易地出售给集体农庄，因此，农庄便建立起轻工业工厂、发展起建筑材料工业，有时候甚至开始向城市居民出售产品。这样，苏联的经济结构中就多了一种新成分；国营工厂从而丧失了它们对工业生产的事实垄断。不过，这显然是一个并没有影响重工业的纯边际问题，在目前生产中只占很小一部分。
不同工业部门以及工业与交通运输体系之间发展速度的不均衡，在今天也非常显著。一般说来，在1955年以后制订的新计划中，轻工业的增长速度一静非常接近于重工业，虽然还没有完全达到它们的发展速度。但是在执行计划时，重工业部门仍然优先获得重视，这样，和预定计划相比，便推迟了纺织工业和耐用消费品工业的发展，这在苏联和大多数“人民民主国家”都是如此。
基本工业（电力和金属矿开采）和制造部门之间发展的不均等，在东欧很多国家——特别在1953——56年期间——造成了种种危险的障碍。这些障碍已经通过在东德强迫发展褐煤以及向这一地区大量供应苏联的石油产品（正在铺设的输油管网将鼓励大部分东欧国家以石油代替原煤的趋向）而被消除。
[3]如果考虑到人口的增长，这一产量数字按人口计算竟比1937年还要低！
六、工人国家的经济统一和消费者的压力
全体工人国家（或者甚至是欧洲工人国家）经济统一的问题，一直还没有解决。经济互助委员会并不是一个统一经济的工具：它的任务只是处理某些部门（汽车、机器和工作母机）以及对外贸易中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问题。它甚至都不负责统一调配全体工人国家的投资（可以参看哥穆尔卡最近在这方面表示的不满）和全面的安排计划。这种合作不足是有各国官僚阶级（包括塑料官僚阶级在内）各自的特殊利益造成的。
客观力量（例如在动力资源方面进行竞争的风险）和主观力量（消费者的压力）的压力在未来的年代中将达到如此程度，以致苏联的官僚阶级被迫走向进一步加强起全部“势力范围”内经济统一的道路——而这将造成新的内部冲突，动摇在经济方面“团结得坚如磐石”的神话。
这种已经表现在经济互助委员会上的对工人国家经济将强国际安排的趋向将日益增长，在布加勒斯特就这一问题达成的协议以及八十一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的决议都证明了这一点。这种发展将在新的基础上再次引起群众参加经济管理的问题，并且随之而带来它所造成的一切后果。
不仅如此，消费者的这种压力还将在苏联本国和大多数其他工人国家逐步加强。五十年代初期已经是这种情况。但是既然赫鲁晓夫改革的第一阵浪潮已经发挥作用、人民的衣食得到了改善，这种压力又将大大增长。它将表现在一下三方面：质量（特别是衣服的质量，但也包括对食品质量的要求）；耐用消费品和住宅问题。
“罢买”（BUYERSTRIKES)现象正在日益经常地发生（苏联报纸最近就承认在塑料制品方面有过这种问题），而消费者的压力在今天对官僚专政说来是最有力的威胁，正如1959年哈萨克斯坦的骚动所证明的那样——在1959年，那里的几千个青年由于缺乏最低限度的舒适和消费品而发生骚动。
赫鲁晓夫答应“赶上并超过”美国平均生活水平的宣传，将日益给他自己招来压力，刺激起人们对耐用消费品供应的大规模要求。如果这种压力——特别是想得到私人汽车——在今后十年中变得过于强烈，就会给苏联钢铁工业带来崭新的问题，因为苏联和美国以及西欧正相反，其钢铁工业中用来生产小汽车的部分是微不足道的。
另一方面，想更多地参与企业管理的生产者的压力增长得则比较慢。但是，生活水平的改善，特别是工作时间的缩短（普遍实行七小时工作日制）以及文化与技术水平的提高，在今后将使这种压力加强。
七、几个特殊例子
欧洲的某些工人国家另有其特殊的经济问题。
南斯拉夫：无论是就工业生产或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而言，该国在所有欧洲工人国家中都居于首位。这可以以其经济政策的独有特点来解释：由于一步步彻底实行企业自治而使官僚主义有所削弱；实行了一种既避免强迫集体化又避免使私有农民统治市场的农业政策；更为和谐地统一于世界市场之中，因而可以从世界分工中得到更多的好处。
供应给南斯拉夫劳动者的耐用消费品，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在以快于大多数其他工人国家的速度不断提高，不过，南斯拉夫的经济将碰到两种危险：其一是市场经济在工业部门中的过分扩张，这将引起社会不平等日益发展的危险（参照最近把房租调整到与“实际成本价格”相一致的做法，其结果是使最好的住宅产生了有利于特权阶层而牺牲工人的再分配）；其一是过分统一于世界经济之中，这会使它日益依赖（在信贷和外汇方面）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并且使它长期脱离（这是苏联官僚阶级的过失）工人国家日益加强的国际安排。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尽管这个国家的居民可能已经享有在一切欧洲工人国家中算是最高的生活水平，它和西德之间的差距仍然很显著，即使说这种差距正在一点一点地缩短。照西德经济目前相当高的发展速度来看，这种差距在短期以内多半不会完全消失，除非西德会受到一次严重经济危机的打击。
这种差距目前不但在经济方面而且甚至在社会方面都起着关键性作用：它使东德在“人民民主国家”的组织整体中成了一个真正的缺口。它是使得技术分子（工人和知识分子）不断大量外迁——这种大迁徙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经济资源的真正外流——的原因之一。
乌布利希为“解决柏林问题”施加的压力，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他决心要堵住这种外流。此外，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上狭隘的教条主义和粗暴的官僚主义，特别是通过强迫全部农业集体化（即使这是一种名义上还维持相当一部分农民私有财产的“集体化”），也进一步加重了这种形势。
捷克斯洛伐克：捷克的经济在所有“人民民主”国家中具有最多样化和最平衡的结构。经过1953——55年前后的衰退，现在已经重新高涨。但是，由于这个国家中对某些产品的需求看来已经充分饱和，因此，目前正在发生——这在一个工人国家中来说还是第一次——调节耐用消费品供求的问题。要想以一种和谐的和进步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让生产者和消费者在企业和地方集体（城或区）内部都能积极得多地参加制订计划。
（二）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
和马克思主义以及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所作的预料相反，战后并没有发生一次1929或1937年类型的生产过剩的严重资本主义危机，而是出现了一段恢复阶段，接着便进入了一段经济繁荣时期，中间只发生过几次时间相当短并且没有两次大战间的经济危机那样严重的衰退。目前，西欧和日本正在继续着这种经济繁荣，虽然它在美国已经让位于一种近几年来的经济只是维持原状的局面。
八、存在这种繁荣和没有发生严重危机的原因
工业化国家中资本主义经济之所以呈现这种新的繁荣，并不能归之于单独一个主要因素。这种繁荣毋宁说是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国家）政策中或资本主义企业结构中各种环境的凑合和一系列改变的结果。造成这种相对稳定和刺激这种空前发展的主要因素有如下几项：
（1）国家的作用日益增长，因而限制了经济危机的累积过程，能够在危机的最初阶段就设法加以阻止（美国的统计资料表明，在1957年，衰退刚一开始的来势几乎和1929年大危机的最初阶段同样凶猛；1957年不同与1929年的事实是，危机在这种最初阶段就已经被防止，而在1929年则听任其在三年中日益加重。）[4]
[4]和1929年危机头九个月中工业产量下降了15.9％相比，美国在1957－58年衰退的头九个月中，工业产量跌落了13.1%。和经济大危机相同时期减少26.5%的数字相比，在1957－58年衰退期间，耐用品的订货减少了20.1%。
我们必须区别开资产阶级国家以经久方式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所起的日益增长的作用，以及它临时出面干预以缓和危机震荡的可能性。
在大多数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公共支出目前吸收了国民收入的15－35％。所以，国家成了投资（特别是在军事部门以及在辅助程度上的交通运输和动力部门）和工人及白领阶层消费者（公务人员队伍和国有化或市有化企业中的工人等）收入的主要提供者之一。国家还同时实行了各种重要的转帐支付，从而减少了劳动者由于无产阶级基本上无保障的地位招致的购买力的损失（养老金、失业救济金、疾病或工伤事故保险等等）。诚然，这些支付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工人本身的筹集。但是，大多数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也以津贴方式提供了相当帮助。
作为整体来看，这些实际上不会受暂时危机影响的公共支出，有助于使消费者的投资和收入保证有较稳定的数量，从而起一种经久性的反周期作用。
此外，资产阶级国家还拥有一整套在危机刚发生时便使之缓和的手段：普遍增加转让开支（实行赤字财政）；减少信贷成本，给予私人投资和出口以津贴和红利等等。
总起来说，资产阶级国家在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生活中这种日益增长的作用意味着，在资本主义今日正在世界范围内经历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当中，非经济性因素在经济中正在起着并将继续起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意味着资产阶级（作为集体来说）正在牺牲其通货的稳定和长远利润的未来（以及某些部门的当前利益），以利于这个制度的当前自卫而不估计其长远后果。
在未来的年代中，由于全世界各种力量的对比管理一步步走向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变化，这种因素非但不会削弱，而且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美国将尤其如此。
在这里补充一点是有益的，即这一分析不仅不证实认为资本主义现在因此就得以“避免危机”的修正主义论点，相反地却证明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理论：景气与不景气、繁荣与危机的交替是资本主义经济与生俱来的一种痼疾，资产阶级国家唯一能够做到的，只是暂时限制住这种疾病本身。此外还需要指出，这种可能性本身也不是无限制的，它既不能组织衰退的爆发，也不能——不管国家怎样日益加强干预——使现在的衰退不变得逐渐严重。
（2）技术革新的大爆发（基本上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准备下的），结果在私营工业中造成了一种比两次大战期间高得多的固定投资率，从而帮助缩短了资本主义周期（现在，衰退每隔四至五年便爆发一次，而不象以往要隔七至十年），并将继续得到军备生产（核子和电子技术）所部分刺激。这种技术革新——它在自动化的发展上表现最为突出——同时也是资本家得以在战后最初几年中对工人加强自己的工会和增加工资作出的基本答复：相对剩余价值的增加和由于生产力的急剧增长以及通过技术失业造成的工业后备军的扩大。
在美国，技术进步的这一社会特征已经极明显地表现出来：甚至在景气时期，失业人数也始终保持在三百万以上。在英国和共同市场，这种现象出现得稍晚（特别是在共同市场，由于其发展速度甚至比生产力的这种巨大增长还要快，这种现象来得尤迟）。但是，今天正在美国发生的事看来也预示了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将来发展。
（3）劳动群众对消费品的需求已经发生一种结构变化。重心正在日益从食物和衣服转移到房屋和耐用消费品上。这种变化部分是充分就业最初阶段的延长和实际工资相对增长的结果。这也要归因于消费信贷和广告压力的日益不加限制的利用（这也是一个以第二类消费代替第一类消费的问题，譬如若干情况下食品消费质量的某种降低）。
这样一来，对耐用消费品的购买力便以一种快于纺织工业品购买力的速度不断增长，而对农产品的购买力则正在相对地（如果不说是绝对地）下降。此外，部分也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象谷物、马铃薯和猪肉这类大宗食品的绝对消费量已经开始减少。
劳动者需求的转移本来是一定时期的相对繁荣和高就业水平的结果，以后则转而给耐用消费品工业带来兴隆局面，从而成为对这种繁荣的主要支持。这可以从共同市场的不同部门中相差很大的发展指数上明显地看出来：
（以1953年为100的指数）
在1959年
小汽车生产340
全部工业生产158
纺织生产122
农业生产104
“新”部门（耐用消费品、石油产品、塑料产品、电子仪器、自动化机器等等）的发展速度极高这一点，明确地解释了工业化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在西欧和日本——平均增长速度何以相当高的原因。
购买力的转移还表现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多少是经常性的农业生产过剩的危机上。面临着由滞销——特别是对谷物、马铃薯和猪肉说来——造成的农产品价格普遍下降的趋势，为了维持一种哪怕是日益减少的收入，农民们已经通过使农业工作高度机械化、增加肥料投资以及日益改善农业技术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生产力的这种提高在正常情况下本会排挤掉最软弱的农场，并且导致放弃比较低劣的土地。但是，一切资本家政府主要为了选票和社会目的（农民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一般都是最保守的社会阶层）而执行的人为价格补贴政策，仍然认为地维持着这些土地的耕种，限制了农村人口的外流，从而把生产力的增长化成了需求低落和多少是经久性的生产过剩局面。只有比较“高贵”的产品（优质肉类、柑橘等）还没有发生这种趋势。
（4）就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业化而言，不管它们的工业发展性质如何有限，通过这一过程——即使具有其种种限制——仍然发生了资本市场日益扩大的现象，这样，资本商品便部分代替了受工业化威胁的消费品的出口。
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业产品价格上涨的同时，却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输出的原料价格不断加以压抑。[5]
这种帝国主义国家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无偿取得的劳动，是有助于帝国主义国家繁荣的另一种因素，这样，它们就把一部分矛盾转嫁给了落后国家。
[5]西欧1958年输向落后国家的出口总值与1953年相比已经增长了50％。而同一时期原料输出只增长3.12%。美国在这一时期的输出增长了41％，而输入的原料总值比1953年还要低2％，这种现象事实上早已出现。譬如说，在1930－33年的世界经济萧条以后，比起从本世纪初到萧条时为止这段时期的平均价格来，阿根廷的价格下降了19％。按照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的计算，这意味着每年平均损失利润二亿三千八百万美元。
九、资本主义经济在今后十年中的前景
以上这四种因素经过短期和不长不短一段时期以后的情况会怎么样呢？关于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前途，我们能够作出哪些结论？
（非经济因素中的）国家干涉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将继续空前加强它将具有一种日益显著的趋势。和工人国家展开“经济竞赛”的迫切需要，将使得几个资本主义大强国不得不通过国家保证来扩大本国关键部门的生产能力，即使这种扩大并不能“得利”（考虑到目前设备能力已经非常过剩的情况）。特别是在美国的钢铁和石油工业中，已经出现这种局面。大垄断组织制定“投资计划”时比以往更少考虑短期内具体景气问题的趋势，也便利了这种干涉。
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殖民地革命和帝国主义力量对比的进展就以此为转移），将决定日益加强的国家干涉成为“节约”类型或（牺牲劳动者来提供投资资金）通货膨胀性质的“温和”类型（由工资和利润共分发展果实）的程度——前者如德勃雷－比内政府统治下的法国，后者如从战后直到1953－53年左右的美国和英国。
技术革新的浪潮将继续推进，虽然它在美国的发展已经缓慢下来（钢铁工业等某些部门例外）。在欧洲，相对于美国而言的技术落后状态在今后十年的头五年中，仍然容许生产力大量增长和进行巨额投资。不过，资本主义的历史表明这些“技术爆炸”不可能无限期地延长，因为在两次“爆炸”之间必须有一个间隔，以便容许新的固定设备全部得到充分的发展和摊还。到今后十年中的后五年，这种浪潮就将逐渐平息。随同六十年代第二次衰退的开始，它无疑将产生显著影响。
群众消费的结构变化在美国已经不再起刺激作用。与此相反，耐用消费品部门获得的重要地位目前正日益成为一种不稳定的因素，因为这类产品的需求比对非耐用消费品的需求波动得远为强烈。正式在这一部门，生产设备能力过剩的情况最为突出，甚至一个周期比一个周期更严重。
在欧洲，达到这种饱和状态无疑还要经过一段时间。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西欧（包括英国、瑞典和奥地利）的小汽车生产能力目前已经达到年产五百万辆，而这一能力在得到充分发展以后，到1963年将提高到年产七至八百万辆——比起1955年最高年产量才达到七百万辆的美国来，西欧的人口多得极其有限，而美国消费者的平均收入却要比他们高出250％！——考虑到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预言，在今后十年中，欧洲在耐用消费品方面也将达到美国目前的饱和状态。因此，这一因素在西欧也将逐渐失去其刺激工业相对地迅速发展的作用。
第四种因素（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投资以及和这些地区的贸易）和对于整个帝国主义体系说来是最深刻和最持久的变化密不可分。在今后的一段不长时期，相应于帝国主义“援助”日益增多的程度，它作为帝国主义经济刺激的作用，将由于输向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机器、工业装备等的增多而加强。但是，殖民地革命向无产阶级革命的逐渐转化也将相反地给予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
鉴于所有这些原因，所以今后最有可能出现的变化，从短期来看，将是西欧和日本的发展速度比美国快得多，从未来不太长的时间和长远来看，将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速度的普遍下降，并且将经常为日趋严重的衰退所打断，而这些衰退将一方面遗留下技术性失业，另一方面遗留下生产能力的过剩。
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速度的这种下降所表现的节奏和范围，以及由此而造成的竞争加强和对工资施加压力的现象，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西欧和北美工人阶级斗争的客观条件，即使它们并不是工人运动在这些地区复活的必须条件。
十、资本主义内部力量对比的变化
资本主义内部各种力量的对比在近年来发生的重大变化，必须放在以上所谈各种前景的范围以内来考察。
由于西欧和美国经济发展节奏的差距日益增大，由于欧洲经济集团的建立，美帝国主义主义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刚一结束时在资本主义阵营内取得的和整个战后初期（先是复兴时期，然后是所谓的“朝鲜战争繁荣时期”）一直保持的绝对统治地位又开始发生问题。美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统治地位的这种相对衰落，是许多征象引起的结果。以下是几个例子：
钢产量（百万公吨或长吨）
1929194619531959
美国57.361101.384.7
共同市场35.611.839.762.3
英国9.812.917.920.5
汽车产量（百万辆）
19371950195319551959
美国3.96.76.17.955.6
共同市场0.510.580.901.503.10
英国0.380.520.600.901.20
出口值（十亿美元）
1913192819381950195519571959
美国2.45.03.110.115.320.917.4
共同市场5.17.34.89.518.222.425.2
英国2.73.52.36.08.09.39.8
由于共同市场目前的工业生产发展速度比美国和英国至少要高一倍，考虑到共同市场的开始基数已经相当高，欧洲经济集团和美国之间的生产差距将迅速缩小。在未来十年中，欧洲经济集团在大部分耐用消费品方面有可能赶上乃至超过美国的生产能力，不过，这种进展将由于欧洲劳动者购买力的相对下降而受到部分妨碍。
同时，从上列数字可以看出，和世界工业生产的“三巨头”（美国、苏联和共同市场）相比，英国正处于下降为四等强国的危险中，虽然其出口值按人口平均计算仍稍高于共同市场。在今后十年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乃至于日本都有可能超过英国的工业产量。因此，某些资本家集团正在为迫使保守党政府让英国参加共同市场而施加压力便不难理解了。同时，我们因此也就会明白，赞成——特别是出于政治动机——建立共同市场的美帝国主义何以仅对英国加入：这样一种溶合形成的工业力量将对世界市场施加巨大压力（它将购买50％以上的全世界出口商品），并且可能很快就追上——如果不是超过——美国本身的工业能力。
美帝国主义对资本主义内部这种力量对比变化的一个重要反应，就是日益向欧洲，首先是向英国和西德，输出资本。这种趋势想同时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利用低于美国的欧洲工资，以便特别是利用比较先进的技术击败其他欧洲竞争者；一是在美国建立起一支工业后备军，借以对美国工资日益施加压力[6]。这种趋势将保持若干年；这样，它也有助于使西欧经济具有一种高于美国的投资率和发展节奏。
诚然，欧洲非常严重的政治或经济危机（一场新的柏林危机、一阵仍有可能发生的群众运动的高涨，伊比利亚半岛上的革命及其国际反响、戴高乐政权的倒台等等）可能会改变这种形势，延缓西欧的资本积累，甚至会使资本向海外国家大量外流。世界革命的新跃进——例如印度、阿根廷、日本的历史规模的胜利——也会动摇西欧资产阶级目前对自己的命运所表现的越来越大的信心。不过，一旦各种力量的对比发生变化了这类从资本主义角度看来是灾难性的变化，战争的危险就会加大，而一阵扩大军备生产的新浪潮也许会部分缓和资本家和私人企业的这种丧失信心。
[6]象莱明顿.兰德、福特和通用汽车等美国公司，已经决定在欧洲全部生产它们的某些产品，然后从那里向美国再进口。
十一、欧洲共同市场的发展可能性和局限性
代表大会以前的文件《欧洲劳工运动的形势和前景以及我们的任务》，已经大致说明欧洲共同市场的产生和发展的基本原因。它既符合于已和欧洲小民族国家的限制长期发生冲突的一般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又符合于资本主义大垄断组织的发展逻辑——它们早就把自己的力量扩张到国境以外，一直在设法使这种新扩张“正常化”和合法化。
但是，相应于这种双重起源，也存在着双重动态，一方面，交换的自由和更广泛市场的建立促进了一般工业更加迅速的——虽然也是更有差别的——发展。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联合相互渗透则垄断了这种发展带来的利润，加剧了落后企业部门和集体间的竞争，并且在较后阶段甚至使垄断集团内部也将发生争夺欧洲“六国”领导权的范围深广的斗争——这将在普遍发展过程中造成突然的中断、。
从共同市场提供的发展可能性上得益最大的是西德经济。不过，法国的戴高乐政权所体现的法国雇主中进取的和有魄力的一翼，也正在设法保证自己在共同市场内部能得到大力发展。这样，在许多方面就建立了一种法德两国的共同领导，这在实践中便表现为统治着今日共同市场的巴黎－波恩政治轴心。在意大利，范范尼－马蒂的倾向也代表资产阶级中最活跃的一翼，这一部分资产阶级正力图最大限度地利用共同市场的可能性为自己谋利。
只要整个欧洲经济的高速度发展所引起的还只是瓜分利润的问题，这种形势就将基本保持。但是，在若干“落后”的工业部门——煤炭、纺织以及明日的各种冶金和重化学产品部门——生产能力过剩的现象一静在整个共同市场内出现。从这一时刻起，将首先承担损失的是成本价格最高的那些部门和国家：法国的造船业；罗亚尔区炼钢业；意大利的铁矿开采业等。一到为现代化提供的投资不再增长，一到市场逐渐为耐用消费品所饱和，“竞争和合理化”趋势就将凌驾于“扩展和谅解”的倾向之上。各个垄断集团内部将要进行的斗争以及这些斗争对劳动者生活水平的影响，将便利于西欧工人阶级的斗争——这首先是防御性的，如果获得成功，则进而转入进攻，最后必然会出现围绕着欧洲问题文件中说明的过渡时期要求进行的共同人运动的普遍复甦。
整个这一前景都是以下列假定为前提的，即至少是在过渡时期会维持这样一种经济结构，其特征仍然是共同市场六国都各自维持着主要是“民族性”的私有财产。到这一过渡时期结束时，资本的相互渗透便让位于单纯的联合之上。但是，在日益严重的衰退、全世界的革命以及上述欧洲工人运动的斗争给予资本主义以新的打击下，这些前景将经常因此产生问题。
十二、几种特殊情况
美国：在世界规模上变的日益不利于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使美国资产阶级面临着一系列在1960年总统竞选中已经清楚表明的选择。
为了对付世界市场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日益加强的竞争，美国资产阶级本应该日益对工资施加压力，拒绝任何新的社会改革，集中力量来提高生产力，并且利用越来越扩大的失业群众把这种生产力发展带来的利润完全归于雇主和用以加强美元的稳定性。为了保卫它的长远利益，它也本当使新的投资尽可能合理化，发队新增加任何公共开支，而在增加军费时——从它的观点看来，这是“不可避免的”——则按相同的比例削减民用开支。
钢铁业巨头的态度表明，这一派资产阶级正准备实行这种政策。但是，共和党政府的反映已经清楚地表明，美国资产阶级的大多数负责领袖，不论是民主党或共和党，都了解这样一种借口从长远利益出发巩固资产阶级政权的政策反倒会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摧毁这一政权。
事实上非常显而易见的是，正当苏联在它的历史上第一次准备实行新的大胆的社会改革（7小时工作制，然后是35小时工作周）时，对工会政权进行恶毒进攻并同时冻结或降低工资，肯定会使工人立刻发生猛烈反应（如钢铁工人大罢工所显示的那样），惊醒那种使得劳工运动瘫痪多年的政治昏睡和冷漠，从而为美国预备下一场严重的社会危机。
此外，以维持“预算平衡”并同时保持很高水平军费开支为中心的政策，不仅要限制美国国内的社会开支，而且会减少对不发达国家的援助，它会使美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危险地缓慢下来，并且使有得美帝国主义在短期内把它对殖民地资产阶级仍然具有的一点影响丧失干净的危险。
艾森豪威尔政府部分地遵循了这样一种政策；这就是它威信扫地的原因。在1957年的衰退以后，随之而来的只是一种繁荣的假象，而到1960年，忧心忡忡的经济学家就已经怀疑美国面临的究竟是一种经济的水平发展还是一次新的衰退。通过洛克菲勒之口——正如通过肯尼迪之口一样，美国大垄断资本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群正在号召——并且从1961年起实际执行——彻底改变政策。他们将抛弃“稳定美元”的保守政策——一种不是反危机而是反周期的、使得经济停滞不前的政策，而再次代之以一种增加公共开支（这被当做是加速经济发展的主要刺激剂）的政策。他们将既增加军事性的公共开支，又增加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援助，以便大规模地作下一次扭转局势的最后努力，改变目前正在使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一段不再是很长的时间内陷于灭亡的世界局势的发展。一个拥有五千亿美元国民收入并且还能动用巨额储备的国家，可以冒这样一种危险而不用担心立即垮台。在这样做时，美国资产阶级将有意识地牺牲长远的稳定性以应对短期和不太长期的需要。但是，在当前的世界局势中，它实际上也别无其他选择。
同时，竞争的迫切需要仍然使美国雇主不得不日益顽固地反对增加工资（国家在社会开支方面的增加，能够在工人阶级的某些阶层中缓和这一政策造成的震荡）。对工会运动的敌视以及打算慢慢破坏其力量的企图将会加强。这样一来，客观条件就会变得日益有利于工会中的工人先锋队在一定程度上过问政治。这些条件将会为殖民地革命对美国劳动群众中某些部分（非洲革命对黑人、古巴革命对波多黎各人和知识分子等等）发生的影响所加强。在加拿大，目前正企图以工会为基础组织工党，这如果成功的话，也将有助于为美国劳动者提供榜样。
日本：日本经济的特征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大工业部门和一个家庭工业及手工业部门的结合——前者为国内外市场生产资本商品和耐用消费品，后者以古老原始的方法从事操作，只是由于对极廉价劳动力的残酷剥削才得以存在。就日本的资本主义——麦克阿瑟的土改尽管有种种局限和不足，仍然无疑为它创造了一个更较大的国内市场——说来，这两个部门的同时并存既解释了它的力量何在，又说明了它的弱点。
在高度国际景气时期，这个国家的资本主义拥有几乎是无限制的人力后备（出去从事手工业的人力以外，它还可以动员那些在农业中实际就业不足的群众）。这支潜在后备军对工资的压力，使工资即使在繁荣时期也保持很低水平。其结果是，它积累速度便能超过在西欧或美国平常见到的任何水平。
但在另一方面，日本工业迅速发展的能力和日本人民几乎停滞的购买力之间的矛盾，使得日本资本主义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更加依赖出口。现在，它已经失去其一部分传统市场，而它打算扩大自己在世界市场中所处地位的企图则遭到了其新老竞争者（前者如印度、香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是在纺织品方面；后者如英国、西德）的猛烈反对。这样一来，日本经济便比欧洲共同市场或英国更不稳定，更容易发生严重的衰退，而不得不实行大规模的结构再改变（发展强大的资本商品输出工业；纺织工业的相对衰落；煤炭工业开始衰退等等）。
这种不稳定性并不会自动地对工人运动起有利作用。在工会分裂、大工厂工人日益担心失业和原始工业中的工人缺乏觉悟的情况下，它甚至会暂时造成工人运动的相对衰落。但是，大部分被剥削群众的必然觉醒加上更大的经济不稳定，最终将会在日本形成一种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最有爆炸性的局面。
（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发展危机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经济的一切局部的、暂时性的现象都为一种普遍现象所遮盖，这就是：帝国主义和半封建制度的开始被消灭，旧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开始改变，土改和工业化运动。
正如在帝国主义国家一样，政府竭力通过直接和经常的干涉来支持经济景气一样，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正是群众在支持着结构变革过程，正是他们强迫政府实行国有化或者只是防止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统治稳定化。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这一过程已经产生了中国、北朝鲜、北越和古巴等工人国家，并且始终不断地在扩大加深。正是这一过程使得帝国主义本国不论什么暂时性的有利景气，最后总会爆发帝国主义危机，正是这一过程肯定地促进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
当工人国家和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一直在并且仍然在经历着不同程度的迅速发展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看到它们在生产力和消费水平上落后于先进国家的距离更为增大。因此，它们正在经历着异常作为殖民地革命基础的真正的经济和政治危机——这是过去十年中主要的并且在今后十年中也将无疑是主要的事实。
不错，当我们谈到经济危机时，我们必须具体说明这是一种“特殊的”危机，是一种发展不足的危机而并非标准的生产过剩危机，虽然某些征象（某些产品的暴跌、大规模失业、劳动者的实际工资下降等）对这两种类型的危机说来都是共同的。然而，尽管有这种“特殊的”危机，工业生产的增长，也就是说工业化的过程依旧在进行，只不过是其节奏抵不上先进国家，完全不是以改变国家结构，特别是无力改善群众生活水平而已。
举例说，拉丁美洲的工业生产指数就从1950年的九十一增加到1953年的一百和1958年的一百三十六。可是，这种增加仍然比欧洲六国（更不用提日本、苏联和中国了）低得多。而且，世界上的大部分不发达地区在生产的增长上都还不及拉丁美洲；印度半岛和东南亚的情况特别是这样。
殖民地和扳指民地国家经济所表现的发展日益不足，既有其时机性的又有其结构性的原因。前者关系到在这些国家的出口中占主要地位的输出原料的价格（有时候甚至还连同其数量）的下降趋势。后者关系到这些国家中严重妨碍迅速工业化的封建——资本主义结构的主要后果。
十三、帝国主义体系和殖民地革命
投资于落后国家的帝国主义资本获得的利润（它们在宗主国起有重要作用），使得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不可能进行原始积累。和帝国主义宣传家今天所鼓吹的刚刚相反，正是世界上的落后区域部分资助了先进地带。
使落后国家的经济可以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资源部分得益的一向是原料输出。然而，交易条件的不利发展甚至使这种可能性也受到了限制[7]。帝国主义国家本身在原料生产方面的发展（石油和合成汽油；合成橡胶；人造丝、尼龙和其它合成纤维等）以及象非洲这种新原料产区的开发（特别是咖啡、棉花、可可、铜、锡、铝等），更加深了这种局势。
[7]根据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发表的情报，从1953年到1958年，整个非工业化地区可以用它们的出口抵偿的工业制品的比例，已经从90％下降到63％。
此外，帝国主义——特别是在朝鲜战争以后，还有意识和有组织地设法压低原料价格。作为施加压力的手段，美国主要利用它自己的国内资源，特别是农业劳动生产力空前发展所造成的剩余农产品，以及它本国的矿藏和石油产品等。至于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在宗主国内不生产的原料，它们则组织大消费者市场把自己的条件和价格强加给原料生产国。国际锡理事会[8]，国际糖业协定，以及有关咖啡、棉花等协定就是这种情况。
[8]以锡为例，美国采取的办法是通过外汇活动以低价积下巨大数量的存货，然后，每当价格趋于上涨时，使用这些存货对市场施加压力。
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权采取的某些反措施，是限制外国资本所得利润的送回本国，建立不同的外汇制度、执行有利于本国工业的保护贸易主义措施，特别是提高进口工业制品的价格。但是，帝国主义通过积极干涉硬把为抵制其扩张正在关闭的大门打开。它利用殖民地国家收支差额中逼人的赤字、危机和困难，迫使它们给予外国资本以不受一切经济和财政控制的“自由”。特别是在拉丁美洲、伊德计划（玻利维亚）、克兰－萨奇计划（智利）、勃列比奇计划（阿根廷）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直接干涉，通过强迫这些国家放弃对外汇的控制，表明帝国主义认为保持这些国家的经济继续向它的剥削开放是如何必要，表明它是如何需要这种剥削来保卫美元。
当帝国主义企图利用所谓“援助”计划来缓和如此加剧的矛盾时，它实际上并不能解决引起的任何问题。帝国主义的援助只等于它本身正在从落后国家榨取到的剩余价值的一小部分。要保证它们的工业化和全面经济发展，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将不仅需要把本国生产的全部剩余价值都化为资本以及为它们的原料取的公平价格，而且要接受这样一笔净投资形式的援助，其数量至少比目前所有帝国主义者及一切工人国家每年提供的“援助”总和大十倍。
“第三世界”的某些地区已经接受投资，并且经历了一种并非不重要的工业发展：例如南非联邦、南北罗得西亚、前比属刚果、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智利、以及印度和亚洲其它地区。委内瑞拉和近东产石油国家已经得到巨额矿区租界费，然而这并没有能缓和社会矛盾，反而加剧了阶级的两极分化和国内局势的爆炸性。
土地改革或为争取土改进行的斗争，提出了让半数以上的人数过文明生活的问题。它正在动摇本国地主或占有最好土地的白种殖民者（特别是在阿尔及利亚、怯尼亚、南罗得西亚和南非）的权利，和资本主义种植园制度发生直接冲突，并且推倒了多年一来一直把公社或部落（在热带非洲、秘鲁、玻利维亚和印度）和外界隔绝的墙壁。
在这类国家中一般包括大多数农民并且占有大部分（虽然不是最肥沃的）土地的这些人口的觉醒，要求有巨额投资使他们摆脱落后状况。玻利维亚土地改革的长期停滞就证明了这一点。土改本身及其所引起的经济发展问题，不能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以内得到解决。它要求没收和驱逐以前的主人，要求有以获得其所耕土地的千百万小农为基础的大规模投资计划。因此，土地改革的发展便艰巨了帝国主义体系的危机，从而为正在努力消灭全世界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提供了客观的——甚至也是主观的（这种程度已经越来越大）——支持。
由殖民地革命推动的另一个巨大经济进程就是工业化和普遍发展经济。和土改一样，它植根于群众要求改变本身生活状况的深刻愿望之中。而且，也和土改一样，它很快就和资本主义本身发生冲突；和以下种种问题发生矛盾：帝国主义强加给这些国家的片面的劳动分工、国内市场的狭小、拉丁美洲、阿拉伯世界和热带非洲的内部分裂，资本的缺乏，以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生产的剩余价值有很大一部分被送回帝国主义国家等等。资本主义不可能通过土改使广泛阶层的人口摆脱过一天算一天的生活状态，从而使他们包括进国内市场。
只有由国家积累资金——特别是通过没收外国企业和本国地主的办法——才能部分解决这一问题。这样，社会生产剩余才能集中在一个工农政府手里，这个政府将利用它同时发展经济和改善群众生活水平，其办法则是大规模地动员起潜藏于巨大数量失业或就业不足的劳动者中间的生产能力。这就是殖民地革命可作的另一选择，它已经通过中国革命迈上这条道路，今天正在接近古巴，并且已经开始为它本身在非洲的某些地区开辟途径。
十四、封建－资本主义结构，迅速工业化的一个阻碍
除去开始于1952－53年的、不利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交易条件的逆转以外，这些国家的封建——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一直是迅速工业化的主要障碍。一般讲来，特别是在黑非洲和东南亚，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极端贫困——他们不是仍然过者原始生活，就是被地主、高利贷者或商人的联合吸干血液——造成了国内市场的不够广阔，因此不足以刺激私人大工业的发展。这些地区——拉丁美洲、黑非洲和各阿拉伯国家——的分裂状态又进一步限制了国内市场。其结果是，并不总是有限的可用于积累的资金，便被专门用来从事土地投机、商业、放高利贷或送往国外。
那些生产大量石油的国家（委内瑞拉、伊拉克、伊朗、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卡塔尔）近十年来已经积累了几十亿美元的矿区租界费，但却并没有因此经历真正的工业化进程，其秘密就在于此。这一笔客观的资本大部分都被用于基础工程或壮观瞻的建筑（在加拉加斯、德黑兰等地）、大量进口奢侈品以及兴办只是辅助石油生产的工业（炼油厂、港口、化工厂）。在那些于同一时期主要由于战略原因而接受数十亿美元的国家，如南越、南朝鲜、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则以甚至更为巨大的规模重复着这种浪费。
即使在本地民族资产阶级相对说来力量最强大的国家（印度、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它采取主动的方面也只限于消费部门。直接和帝国主义发生冲突和竞争的建设本国重工业的努力，一般都必须由国家来承担。随着重心由计划或准备转到实际执行，它所遇到的社会和经济阻力也越来越大，并且常常会由于部分统治阶级的节外生枝而重新成为问题（曼德列斯统治下的土耳其、弗朗迪西统治下的阿根廷等）。
在墨西哥、埃及、印度尼西亚或玻利维亚这些国家，重要的帝国主义产业已被没收，但却还保持着资本主义的经济经营，在这种情况下，这类国有化产业正在趋向于变成私人财产的营业领域和职员及官僚私人发财致富的泉源——这便使国有化产业亏本倒欠、丧失信用和不适于作为发展经济的积累来源。
埃及、墨西哥、委内瑞拉的贝坦科尔特或印度的尼赫鲁这些政权完成的土地改革，只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土地赎买，目的仅在于缓和农村中的矛盾，而并不打算解决使耕者有其田的根本问题或者提供发展农业生产的投资。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资产阶级本身正在为内部矛盾所动摇。弗朗迪西指望依靠帝国主义发展重工业的企图，也许已经在牺牲轻工业——它是在庇隆政府任内发展起来的——短期前途的情况下如愿以偿，这就是说它正倾向于通过加强对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的剥削，即限制轻工业的国内市场来积累资本。
既领导着异常反对这些解散工业计划的经久斗争，同时又实际保卫着已经取得的工业化水平使之不受资产阶级本身破坏的，正是工人阶级。
通过地区协定克服分裂敌对的打算只是一些效果不大的措施——例如过有关中美和大哥伦比亚的协议或者目前的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区”，它们只有助于维持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订协议以前存在的地区贸易的某些特权而已。一般讲来，即使在半殖民地国家之间差别也是很大的，因此，地区协定将意味着比较发达的国家享有特权，而比较落后的国家打算工业化的企图则会受到它的妨碍。
十五、殖民地革命的经济影响
殖民地革命影响了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并且在今后将继续破坏它的基础。无论是在殖民地或宗主国本身，都直接感受到了它的影响。
在不发达国家，殖民地革命刺激起群众要求福利的愿望，从而妨碍或阻止了资本主义的财政和经济“稳定化”，损伤了利润率，使得任何长远的私人投资都越来越带有投机性和冒险性。殖民地革命通过有力地施加有利于这一地区工业化的压力，倾向于缩小现在还对资本主义宗主国开放的市场（这些宗主国已经由于资本主义在大片地区的消灭而丧失了很多销售地）。此外，它还给宗主国工业生产者带来新的竞争对手，并且就它自发地和工人国家结成同盟的程度而言，它也威胁着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使它们的出口品为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等所排挤。
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革命减少了以向海外国家输出作为对付资本主义生产固有的生产过剩趋势的安全活门的可能性。通过减少或消灭向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输出的资本投资的收入，它动摇了收支差额的平衡，缩小了资产阶级在反对无产阶级斗争中的活动余地，并且倾向于迫使它采取了一种可能有造成社会危机之虑的节约政策。
不过，殖民地革命的这些经济影响只是在长远中才会被感受到，而且其大小完全和它使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国家脱离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程度相应。目前，在整个第一阶段，帝国主义企图通过把不发达国家的政权移交给民族资产阶级，来保存它在那里的必要地位。只有在同时把投资于该国的外国资本收归国有和对外贸易转变基本方向的时候，政权的这些转移才会是对帝国主义的严重打击，尽管以往十年中有过某些国有化的壮举（如伊朗的石油工业和苏伊士运河），一般讲来，卷入殖民地革命的大多数国家并没有全盘脱离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这就是迄今限制着殖民地革命对资本主义宗主国经济立即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
在这方面，古巴的革命经验在殖民地革命中开辟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次革命甚至在为无产阶级所领导以前，就已经第一次把投资于该国的主要外国资本收归国有，并且使古巴的对外贸易根本转向工人国家。如果说这些发展对美国或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眼前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它们却具有一种展示出未来一般倾向的历史意义。相应于未来十年中若干国家的殖民地革命超越资产阶级民主领导阶段的程度，它对资本主义宗主国的经济影响将日益加大。如果“第三世界”（印度、巴西、中东）集团全部脱离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这些影响就将变成灾难性的。
今天的殖民地革命以一种尖锐的形式表现了资本主义体系的世界危机。不过，这种危机转化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程度，完全要看它对最重要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共同市场、英国、日本——的经济起有多大的破坏作用。我们根据经验可以指出，在短期以内，这种破坏作用的大小大体上要完全取决于殖民地革命超出民主资产阶级领导的程度。
十六、迄今限制着殖民地革命之经济影响的因素
过去十年中主要的矛盾现象恰就在于下一事实，即：尽管存在着一个把不发达地区和工业化地区联系起来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尽管殖民地革命有巨大进展，尽管各种力量的对比发生了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性的变化（这愈来愈损害投资的长远安全），尽管有这些情况，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却仍然能享有相当迅速的工业发展。归根结底，其唯一的解释只能是：有一系列暂时限制着殖民地革命对宗主国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影响的因素在起作用。这些因素大部分已经由第五届世界代表大会关于经济和政治前景问题的提纲所指出，它们是：
（1）帝国主义在已经开始殖民地革命的国家中仍然维持着重要地位。这既适用于资本投资，也适用于工业产品的市场。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伊拉克，在那里，尽管已经开始革命，大量红利仍然在不断流向伦敦商业中心区。英国每年仍然从它的对外投资中获得总数大约为三亿五千万英镑（九亿八千万美元）的收入。以市场而言，在1959年，英国出口商品中仍旧有53％、法国有44％、意大利有27％、西德有25％是输向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以及英帝国自治领的。
（2）在不发达地区内部丧失的市场由新市场所代替。例如英、法、荷等国在它们的前殖民地失去的市场，已经由于向其他“有联系”领地（对英国来说，特别是澳大利亚、南非、加拿大和中非联邦；对法国来说，特别是黑非洲和阿尔及利亚；对荷兰来说是荷属西印度群岛）或者其伙伴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输出的繁荣而得到部分补偿。
（3）和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国家的贸易为工业化国家之间的贸易所代替。一般说来，自1953年以来，工业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一直在以一种快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和不发达国家间的贸易发展的速度向上增长。在这方面经常存在着两种突出现象：
其一是美国已经成为大多数殖民强国的一个重要市场，它们在那里部分找到了在别处丧失的销售地：
卖给美国的商品在出口额中的百分比
国家1928193819501959
英国6％4％5％11％
法国6％6％4％8％
意大利11％8％6％12％
荷兰4％3％5％6％
比利时8％7％9％14％
至于日本，它目前的出口商品中有30％是输向美国。
其二是共同市场内部贸易发展的目前速度要比共同市场和世界其余地区间贸易的发展快很多。
（4）原来需要出口的产品为国内的产品（及市场）所代替。这既适用于合成工业或国内新兴的原料工业上（意大利、法国、德国、荷兰的石油；意大利和法国的沼气；美国、加拿大和法国的铀等），也适用于以本国制合成纺织品和耐用消费品的逐步代替向国外购买食物或纺织品。
（四）今后十年世界经济的前景
根据这里和关于殖民地革命的决议中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基本经济趋势所作的分析，显然可以看出，这些国家目前将继续向着与世界其余地区相反的方向发展，而且无疑在整个一段时期内将继续如此。一方面在世界上的工业化地区，产量和按人口计算的收入一静达到很高水平，或者正在非常迅速地发展（工人国家）或迅速发展（西欧和日本），另一方面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按人口计算的收入和产量却继续陷于停滞或者从一个非常地的水平开始提高得非常缓慢。
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工人国家在这种形势下，正设法根据自己拥有的资源以及它们所体现的阶级力量来对付这种情况。但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前景仍将越来越多地为日益加深的帝国主义危机所支配，特别是在殖民地革命达到受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领导阶段的意义上说来是如此。
十七、在缓和不发达国家方面的竞争
从纯经济观点看来，资本主义国家今天拥有的资力超过工人国家，因为它能够发动一个规模更大的援助殖民地资产阶级的运动。它们不仅要富有很多，能够使它们在机器和人力方面的储备力量在这方面产生效果，并从事更丰富的资本商品的当前生产，而且它们不象苏联，没有象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一个强大的盟国经常对它施加压力，这个盟国为了自己的发展，需要耗用掉苏联的大部分现有资源。
工人国家的优越性在于：它们的援助虽然数量较少而且是在于政治原因给予的，一般说来却和可能改变这些国家落后结构的运动和企业有直接联系。这种援助之所以会重要和有成效很多，而在今后一些年内将越来越是这样，其原因正在于此。正如埃及和其他国家的事例已经证明的那样，古巴的事例说明，这种援助是使它可以避免帝国主义国家的报复和经济封锁企图的一种支持力量。
诚然，美国的共和党政府由于对美国收支差额的不利发展感到不安，有一个时候在给予不发达国家以赠款和信贷上甚至有所遏制，借口要用这种讹诈手段来迫使它在西欧的盟国——首先是——西德——作更大的牺牲。但是这种政策——最后以政治上的消极和无所行动告终，并且使得美国资产阶级只能在以下两者之间进行选择：在殖民地革命更为扩大的情况下，进行有计划的军事干涉，或者干脆投降——正在美国本国和西欧世界资本主义的领导集团中间引起越来越大的烦恼。
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这种政策就会改变，而且我们会看到美国给予不发达国家的援助比以往多得多。这种援助非常可能是有选择的，要看华盛顿认为一下那个地区最危急和最有战略性而定：拉丁美洲（首先是巴西、墨西哥、委内瑞拉、也许还有阿根廷）、印度、土耳其、伊朗，也许还有印度尼西亚。
但是，帝国主义执行这个计划的具体可能性碰到了严重障碍，特别是就美帝国主义的情况说来是这样，因为在扩军备战的巨大负担下，它在财政上已经日益衰弱。
此外，它还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本身遭到各种社会障碍，在半殖民地国家中，这些障碍将严重地限制这些“援助”计划的效果。
（1）私人资本很不愿意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可以与宗主国的工业竞争的加工工业。因此为此目的给予的援助将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援助（受各该国资源的限制），因为美国政府可以为了资产阶级的集体利益而超出这个阶级中某些部分的狭隘经济利益的范围，就如它于1945年以后的西欧所做的那样。
（2）这样一个计划的规模本身不足以在短时期内改变群众的贫困于不满，也不足以制止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革命形势的高涨。只有在某些有限的情况下，并且要经过一段时期以后，它才可能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此外，提高生活水平并不能自动地对群众起涣散革命斗志的作用。
（3）在大多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没有一个足够广泛的资产阶级社会阶层能够把这种援助全部用于生产方面来促成真正的经济高涨。在这方面，不仅象蒋介石、李承晚和伊本·赛义德这些过去的政权，甚至比较近的国家，如伊朗、土耳其、南越和老挝问题，都是很大的。
无论如何，“援助”计划绝不会稳定这些国家的经济形势，这是由于革命过程和这样一个事实：不论接受这种援助的资产阶级阶层的本性如何，最后它总是与群众运动相对立的。
事实上，帝国主义想和暂时领导群众运动的民族资产阶级达成协议的企图就要依靠牺牲进步事业来实现：他们尽管避免没收企业；他们用不充分的措施来代替土地改革，他们赞成通过过分剥削工人来积累资本，这就使得一切矛盾原封不动，依然得不到解决，而且起了把革命运动与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分开的作用。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最可能发生的事情是：在今后的一些年内，给予不发达国家的美援，也就是说资产阶级的援助以及苏联的援助将继续增加，美帝国主义将格外努力通过对殖民地资产阶级的某些部分作重要让步以使他们依附自己。但是从这些国家目前的社会和政治情况看来，不论是在短期内还是不长不短的时期内，这种援助都不能制止殖民地的革命。
十八、工人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
至于苏联与美国之间，以及所有工人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直接竞争，假定目前的趋势大致继续下去，可以断定说：到1970－72年，苏联的产量极不可能超过目前美国按人口计算的产量，至于象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所说的那样，工人国家的产量在1965年就将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产量，那就更不可能了。只有在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完全陷于停滞的这样一个非常不可能出现的情况下，这两个预测才能成为事实。比如，苏联人士自己就承认，在1959年，工人国家的电力总产量只占世界总产量的20％，钢铁产量只占世界总产量的31％，这些数字表明，要实现赫鲁晓夫的不是非常郑重其事的预测，在六年内需要取得多大的成就。
不错，并不是丝毫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苏联的产量可能赶上美国按人口计算的产量，特别是如果在有关年份（不论是1965、1970、1971还是1972年）发生严重萧条的话。但是如果要从中归纳出两国经济力量的对比或人民的生活水平到时候就会相等的结论，那就是自欺欺人。
至于经济力量的对比，必须考虑的是生产能力而不是目前的产量。至于生活水平，在目前的产量之上必须加上的是在十年或几十年内积累的内用消费品的总数。由于所有这些原因，今后一二十年有希望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对工人国家保持一定领先地位的最后一个历史时期。但是这种领先地位会逐渐下降。因为随着衰退越来越广泛，生产能力与目前生产之间的差距在越来越多的工业部门日益加大以及殖民地革命使越来越多的国家退出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这种优越地位可能时常因为工人国家在当前产量上已经赶上资本主义国家水平而短时期中断。
必须进一步考虑到，工人国家、帝国主义国家以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经济动态是得到以下超经济因素支持的：为建设第一类国家而奉行的国家政策和对群众的动员，在第二类国家中国家进行的干涉以及在第三类国家中革命进行的干预。
衡量国有化计划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成就的标准不仅是它的发展速率以及即使是在官僚主义领导下目前在提高群众的消费水平方面取得的成绩，而且还有这样一个事实：经验说明，的确唯有这个制度才能使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即全人类的四分之三——摆脱落后状态、建立现代化的经济，并且按照群众的需要来利用它们的资源。以中国为一方，以印度与所有其他获得政治独立的国家为另一方的对照证实了这一点。这个事实成了对群众革命运动的具体鼓舞力量。
下一个阶段工人国家于资本主义进行竞争时将不仅通过苏联和中国的五年计划以及帝国主义能够利用来避免最坏的危机和维持有利于景气的手段，还要通过这个或那个政权所表现的解决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发展需要的能力。
必须补充一句：美国资产阶级是意识到在这场竞争中所下的决定性赌注的。它将动用所拥有的一切资源来加快美国工业的发展速率；使它的工业在技术和工艺上对苏联工业保持一定的优越地位，并在它失去其最后一张王牌以前，迫使对方摊牌。
十九、政治结论
殖民地革命的新高涨、帝国主义制度的危机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对工人国家保有的经济领先地位的下降意味着世界资本主义力量与反资本主义力量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有利于反资本主义力量而不利于资本主义力量。力量对比的这种改变将相继从社会方面发展到政治－军事方面，最后再发展到经济方面。我们的运动在1950年就首先强调了这一根本变化，它没有理由只是因为苏联官僚机构的领袖和全世界斯大林主义政党的首脑也正在——已经晚了若干年——作这种估计就把它放弃。
工人国家与殖民地革命之间的联盟可能在今后几年使力量对比的这种变化飞速发展。通过动员过去历史上闻所未闻的人力资源，通过第一次在非资本主义基础上以世界规模利用经济资源，这个联盟具有无限发展前途。这种联合发展——殖民地革命和工人国家——对帝国主义制度和官僚主义控制都是不利的，虽然可能出现过渡性的新官僚统治形式。
这种强大的革命发展不仅危害了帝国主义和苏联官僚的统治，并且由于它提出了在工人和被剥削群众进行监督和领导的基础上，对经济发展问题作出协调而科学的解决，这就使革命先锋队的影响在今后有可能日益增长。为了在下一个阶段指导这些革命运动，非常需要一个解决这一发展阶段中经济改革和管理问题的过渡性纲领。
但是，我们的估计和赫鲁晓夫以及各国共产党机械论估计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辩证的，也就是说包括今日现实中的所有矛盾因素。我们懂得，尽管力量对比发生了这种有利于世界上反资本主义力量的变化，美帝国主义仍然在经济上处于实际领先的地位，仍然拥有巨大的潜力，我们还懂得，资本主义在西欧已经经历并且正在经历着一种表现为资产阶级的自信心有所增强（有时候甚至超过了美国资产阶级中某些部分的自信心）的新高涨。
在这种情况下，要期望世界形势通过美国对苏联的经济领先地位的下降（甚至是丧失）而发生根本变化，那是绝对虚妄和危险的。
降低这种领先地位不会使美帝国主义丧失任何这样的武器，这种武器现在和将来都使它能够在力量对比发生变化过程中的任何决定性时刻，发动一场自杀性的防御战争。
此外，如果资本主义欧洲的经济现象在这样发展下去，苏联的经济进展同样不可能自动改变那里的社会力量对比而有利于无产阶级，更不用提有利于共产党了。
由此看来，期望单单从工人国家的经济进展上就产生奇迹，所谓“和平共处”战略是以两个完全不切实际的假说为基础的。这种战略主要表现的不是苏联社会广大阶层“不惜以任何代价实现和平”的决心（经过几十年来不断的受苦和牺牲，这种决心无疑是存在的），而是苏联官僚阶级在世界革命获得新进展的情况下所感到的恐惧。这种战略是极为保守和涣散人心的，因为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使国际工人运动（包括殖民地国家的群众在内）的作用降低到只是对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施加压力，以便迫使他们接受“共处”。
不错，绝对不可能也要求苏联政府使用“核战略”，要求它利用目前在核弹头导弹方面的优势来消灭这个或那个国家，或者甚至是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奉行这种政策的结果不会是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而会是文明或者甚至是全人类的消灭。
问题在于懂得这样一点：只要帝国主义继续拥有它今天仍然拥有的力量，核战争的危险将继续存在，而且在今后二十年内，工人国家中的任何发展都无法剥夺帝国主义的这种力量。因此，问题在于最大限度地利用目前在某些国家存在的有力条件，以便那些国家的劳动人民从内部打击世界资本主义，以保证工人运动在它暂时停止的国家中恢复。这是决定性地解除帝国主义的武装并防止和战争浩劫的唯一方法。
有人说，工人政党奉行的这种政策会“刺激”帝国主义，他们忘了解释。为什么他们不同时赞成制止同样“刺激”帝国主义的、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发展。
只有在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革命获得胜利，才能肯定使世界大战“可以避免”。对这场战争的恐惧远不会使群众人心涣散，倒可能成为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者态度趋向激进的主要力量（如日本和英国已出现的情况那样）。把这种恐惧化为一种强大的反资本主义武器——这就是迄今为止为共产党所可耻背叛的工人政党的责任。因为对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说来，推翻资本主义不一定预先要求存在生产过剩的严重危机；可能由于政治和社会危机而将推翻资本主义问题上议程，有了这种危机，就可以对群众进行革命动员，尽管在经济上并没有发生灾难性情况。
千方百计推动殖民地革命，使它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取得新胜利，将日益损害资本主义经济的相对稳定性，从而也有助于恢复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运动。
第四国际正是用这种战略——革命的、现实的和负责的战略——来对抗“和平共处”的神话，这种神话在劳动者的队伍中播下了精神沮丧和消极的种子，并且使资本主义保有迟早会把他们拖进一场残酷核战争的力量。
殖民地革命
——它们的比较、问题和前景
（一）总论
一、殖民地革命持续高涨的原因
过去十年来，殖民地革命的不断高涨同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革命工人运动的长期停滞是一个显明的对照。
战后时期殖民地革命的高涨是由一系列因素产生的，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则缺乏这些因素或者其剧烈程度已不如过去。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是和大多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财经状况的恶化同时发生的。
这些先进国家的资本主义由于大量输入美国资本以及由于战争结果引起了世界各国在恢复建设和发展工业方面的广大需要而得到了好处，使资本主义在更高的生产水平上得到了新的周期性的发展。与此相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在战争期间和战后的初期所积累的资本都很快地消耗净尽，并且由于先进国家所取得的绝对或相对的进展而越来越被抛落在后面了。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经济发展的标志是工业化，虽然其工业化的过程是急促的和不平衡的，但一般还没有中断过，这种情况对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发展是有利的。
同时，资本主义国家也从技术和科学的成就得到了好处，增加了某些农产品和原料的自给而使这些产品原料的输入价格下降，对附属国保持了有利的贸易差额，更好地防止通货膨胀。相反的，附属国的贸易差额愈来愈恶化，并且正在同疯狂上涨的通货膨胀进行挣扎。
由于附属国的人口增长率比生产发展得更快，因而附属国无论在绝对生产量和按人口计算的生产量方面都落后于先进国家。
根据这种发展情况，附属国有着不同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并且在历史也是发展比较晚的。一个国家要赶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现有的发展水平，必须有一个发达的经济基础作为起点，并且必须拥有技术熟练的人力和按人口计算比例很高的投资。
现在附属国在这个竞赛中受到结构上的障碍。他们的经济基础薄弱，国民投入比较低，并且由于他们目前收入有限以及由于他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大部分回到帝国主义国家的腰包里去，因而未能积聚足够的资本，而属于本国寡头政治的大部分资本则被用于进行高利贷、获取商业利润和租金方面。
在这些国家里，要从国民收入中积累15％到20％的资金以供实行大规模大工业化的需要，在目前的具体情况下，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就其中的多数国家来说，如果没有其他资源的支援，即使这个比数也是不够的。
在那些其结构已经是资本主义的国家里，这些资金来源通常是以公共投资或私人再投资的形式出现的外国资本。即使他们找到这些资金来源——尽管它对于不能获得平均利润的投资有保留权——，其数目要大大超过目前给予“落后”国家的每年开支的总数（包括苏联给予这些国家的数目在内）：从四十亿美元到二百亿美元以上，如果不是更多的话。[9]
[9]据联合国专家们的估计，在三十五年内，要把现在每人每年有一百美元的人口（即大约十六亿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一倍，每年需要的款项将达到二百亿美元。但是其他的估计则把这个数目提高到五百亿至六百亿美元或甚至更多。
资本主义是不会同意这样做的。在这种情况下——然而决不低估帝国主义更广泛地“援助”所谓“落后”国家（印度、拉丁美洲、非洲、阿拉伯国家）的新企图——，必须预见到在今后的年月里，这些国家同先进国家之间绝对的和相对的（就其含义而言）悬隔将会扩大。
这意味着这些国家的经济和工业的发展（虽然不会不是稳步发展的）将在具有高度爆炸性的和与先进国家大不相同的条件（它不仅有衰退、失业和通货膨胀，而且有真正的萧条）下来完成。
由于附属国同已开始了新的周期性发展的先进国家比较起来，在历史上发展得比较晚，以及由于附属国的发展遭到他们自身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封建资本主义者及渗透了资本主义的部落地区的障碍，这种不同的经济状况，说明了附属国群众革命活动力量强大和不断更新、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工人运动却在衰退的根本原因。
目前正在鼓励着殖民地革命运动高涨的另一个原因：明显地是由于帝国主义的衰退和工人国家（指社会主义阵营——译者）力量的日益强大，以及由于战后时期的殖民地革命的领导阶层一方面同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同工人国家的官僚机构所建立起来的新的关系。这些拿破伦式的领导阶层主要是有那些追求本国经济发展的分子组成的，他们由于工人国家的存在、工人国家的努力和财富以及由于他们对帝国主义的敌对态度（显然是为了加强他们的拿破伦主义的作用和进一步努力摆脱帝国主义的直接控制）而得到好处。
殖民地革命在实现了它的基本目标——从帝国主义统治下取得形式上的独立——之后并没有结束。它继续力求完全清除帝国主义的余殃和一切经济及社会的桎梏，争取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实行工业化。这些附属国的人民群众越来越感到难以抑制的迫切要求就是要很快地达到先进工业国家的水平和弥补他们在历史上的落后状态。
正是因为这个原故，所以一般来说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能够起领导作用的殖民地革命的反帝阶段，现在正让位给提出了附属国的迫切的经济和社会要求的更高阶段。特别是拉丁美洲许多形式上独立的国家、中东和北非的国家以及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锡兰等国家的情形更是如此。在古巴，不断革命的必然发展过程已使这个国家的革命突破了资本主义的界限。
在这种情况下，殖民地革命在世界革命中已占居先锋的地位，并且是它的主要力量，包括重新觉醒起来的先进国家内的革命斗争在内。由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革命的迟缓（这是由于上层领导的背叛和资本主义新的经济发展相互影响的结果），殖民地革命同工人国家日益壮大的力量联合在一起，在客观上已成为世界革命的动力。
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内，由于这种联合力量的外部压力（至少部分地是由于这种压力），在一个对目前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更为不利的新的经济危机中，重新唤起革命是极有可能的。
二、殖民地革命和帝国主义
这种不可抗拒的群众运动的力量正在不断地把殖民地国家推向更先进的地位，帝国主义已被迫不得不采取更间接和更灵活的依赖（此二字原文系DEPENDENT,疑系“独立”INDEPENDENT之误——译者）形式。英、法和比利时帝国主义最近的所有例子都清楚地表明了这种趋势：许多昨日还是殖民地的领地今天已提升为自治区的地位，或是同宗主国的联系有更大的伸缩性的自治领地位；许多国家在形式上已完全独立。
帝国主义——至少是其中更开明的势力——目前正在力求通过把政权移交给当地的上层领导集团，以维护对自己有切身利益的经济地位，它正在企图用付出这种政治和经济权利来发展和收买当地的上层领导集团。帝国主义的这部分势力已认识到，不论是采取欧洲人直接统治的形式，或是采取不是广泛独立的、更为灵活的当地政府的形式，要想长期统治下去是不可能的。
在存在着当地上层领导——知识分子和其他阶层的人士，实际上是或可能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地方，帝国主义力图依靠他们，立即地或分阶段地把政权交给他们，并通过和他们一起对他们本国共同进行经济剥削的办法来收买他们。但是帝国主义在这项事业中碰到的最大困难就是当地的领导阶层并没有足够发展的力量来担负这个角色，在他们面前的是声势猛烈的群众运动，群众所要求的生活条件是资本主义没有能力保证的。
各个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特定地位取决与它的力量和它所面临的具体形势。
及时地从亚洲解脱出来的英帝国主义，在成功的维护它在印度、巴基斯坦、锡兰、甚至马来亚等国家的主要利益的同时，考虑到中非洲和南非洲的特殊形势，当地的大量欧洲移民，以及数量巨大的投资岌岌可危，现在也企图在非洲采取同样的办法。但是甚至在这些地方，帝国主义现在已冷静地看得见，终有一天爆炸性的种族歧视政策和少数欧洲人的独裁专权要被迫让位给当地大多数人民的政权，尽管人民必须预见到这些少数人会进行激烈和长期的反抗。
法帝国主义目前已被迫要跃越几个阶段，从帝国到父子关系的“共同体”，从而进到“革新的”共同体，即诸如现在已取得“国际主权”的、在形式上多多少少是独立国家的联合体。法帝国主义现在只是在阿尔及利亚进行着绝望的反抗，那里居住着数量甚多的欧洲人，而且拥有撒哈拉的不可估量的财富。
比利时帝国主义在一度倾向于进行短暂的然而无能为力的反抗之后，已被迫允许刚果独立。
葡萄牙帝国主义——它知道它的殖民地如果取得独立，就会暴露（葡萄牙）独裁政权的软弱物理和断绝它的大部分经济和财政的来源，而为独裁政权敲下丧钟——仍然在进行反抗，保卫它的奴隶式的统治。但是这样就更有理由说明，在目前国际斗争和非洲斗争中，它的不可避免的崩溃将会更加猛烈。
至于美帝国主义，它殖民政策更是多种多样。除了在波多黎各之外，它都避开直接地统治，但在它拥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的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如中美洲、南越、南朝鲜、泰国等），它毫不犹豫地支持当地的残暴政权。相反地，在非洲，由于它必须同吃到直接统治苦头的老的帝国主义对手进行斗争，因此它就给自己戴上“解放者”、“自由主义者”的假面具，企图通过物质“援助”的手段来讨好正在形成中的当地资产阶级。
对于帝国主义来说，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在经济上和部分战略上的重要性仍未消失（就取得原料供应和输出工业品甚至输出资本而言，不过最后一个因素的重要性同其他二者比较起来已经减少了）。而且，对于发动突然袭击有力的原子战争的战略，提出了生存的问题，从而导致（战争）基地分散在世界各地。
在这决定性的竞赛中，由于形势的压力，帝国主义必须同工人国家对抗，因而保持它在附庸国的势力比过去具有更重大的意义。因为这个竞争——假定它将“和平地”持续一个时期——包含着一场比过去激烈得多的夺取经济权利的竞赛，其中最重要的后备力量仍然是附属国的资源和工业化。
在今后十年内，帝国主义参加这场竞赛有以下几个不利的方面：群众对它的历史记忆犹新；由于它的机构，它没有能力给予有效的援助；内部分裂，已经重建或超过过去的势力的强国之间在最有利于积累财富的地方正在进行激烈的竞争；附属国的工业化。
帝国主义在这方面的唯一机会就是依靠正在形成中的殖民地资产阶级所可能提供的帮助。殖民地革命的下一个阶段将取决于这个阶层的形成（帝国主义正千方百计地给予帮助）和群众革命运动（他们要求根本解决他们的问题，因而要求有一个急进的领导）之间在时间方面的竞赛。
但是即使这个过渡是通过一个当地的新兴资产阶级的领导来实现，这个过渡时期在历史上也将不会是很长的，最后仍然会使帝国主义在经济上遭到破产，因为当地资产阶级所取得的任何重大发展，到头来必将减少仍然为帝国主义所垄断的那部分剩余价值。
三、殖民地革命和工人国家
在目前历史阶段，同资本主义并行的是工人国家体系，殖民地革命和这个体系建立联盟应当是非常自然的并且几乎是自动的。他们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利益一致是显而易见的。工人国家对这个斗争应当给予积极的和无条件的支援。
而且，在经济交流方面，工人国家可能占有优势，逐渐地代替帝国主义所提供的“援助”，并将（附属国）目前与帝国主义联系的路线纳入它自身的轨道。工人国家可以提供低廉的经济援助和技术援助，不强加任何政治条件，来帮助这些附属国取得真正的经济发展。
他们可以在经济上互通有无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贸易关系（虽然这种情况不可能是普遍的）：由附属国输出农产品和原料，而丛工人国家输入工业设备物资。从历史观点来看，这个关系的发展将十分清楚地表明工人国家在这方面所拥有的巨大潜在能力和帝国主义在一场长期的“和平竞赛”中最后将要碰到的致命危险。只是由于工人国家的政权性质遭到官僚机构的败坏和歪曲，才使上述可能条件的利用受到了限制，并且妨碍和损害了殖民地革命和工人国家之间事实上的联盟。
自然，对于苏联或其他工人国家给予附属国资产阶级的经济援助不能提出反对，因为这种援助可以使这些附属国暂时抵住帝国主义或者更自由地发展自己。但是要反对的是把这种援助来交换殖民地资产阶级的“中立”政策，而附属国内的共产党则被迫把他们的独立性的阶级政策服从于工人国家外交的需要，这实际上是冒巩固资产阶级政权的风险，而这些资产阶级政权必然要回头来对付他们本国的工人运动，而在一个更遥远的阶段，他们必然要回头来反对工人国家。从这种现象出发，最近由尼赫鲁、苏加诺、纳赛尔、卡塞姆和其他从工人国家的援助得到好处的受益者所提供的例子雄辩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然而，工人国家的援助在客观上仍然可以帮助群众的日益成熟和最后成为资本主义的客观威胁。这特别说明了某些国家如古巴和玻利维亚的资产阶级的态度。古巴的情形体现了殖民地革命和工人国家之间的客观联盟的力量，在这里，苏联的官僚机构不得不抛弃和平共处政策而答应用火箭来捍卫（古巴的）革命。在这新的阶段中，尽管苏联官僚机构和小资产阶级的领导力图阻止，殖民地革命事实上正在同工人国家的力量联合起来。
必须在各个方面特别是在群众中鼓励这种联盟。第四国际将促进劳工中央组织、工会、农民组织和其他群众团体同工人国家的各种组织之间的联盟，作为建立这种联盟的一个具体步骤。
四、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
依靠商业利润、地租和高利贷的收入或充当帝国主义走卒的当地买办寡头，是目前在附属国里正在没落中的阶层，它的没落有利于反映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和工业发展过程的新的社会阶层的形成。这些阶层在现阶段正直接地或通过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政治煽动家掌握着殖民地革命的领导权。被成为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些阶层，根据各国经济发展的程度，在不同的附属国里面，他们的重要性各有很大的不同。
例如在印度、阿根廷、巴西和智利，它已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阶级，有足够的力量并且自觉地去直接掌握政权，即使这个政权随时有丧失给同垄断寡头和帝国主义有更密切联系的其他势力的危险。
在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其他国家里，民族资产阶级的重要性要比买办寡头差一些。
在某些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常常是通过拿破伦式的政权（如苏加诺、纳赛尔、卡塞姆、恩克鲁玛等人）来行使它的权力，这些政权从历史观点来说是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
在其他情况下（非洲往往有这些情况），除了部落酋长和为帝国主义效劳的官吏以外，力量非常薄弱的当地上层集团可能产生出同帝国主义密切勾结来对本国进行经济剥削的新的买办资产阶级。
在各个地方，民族资产阶级取得发展的主要工具已证明是拿破伦式的政权，正是这个政权使民族资产阶级有可能同时对付垄断寡头、帝国主义和群众，并且可能找到为打下基础和共给大企业资金所必需的数量客观的资本。民族资产阶级还通过行使政治权利和国家的经济职能，用扩充政府官员、渗入企业、贪污腐化等方法来部分地建立自己的干部队伍。在这种情况下，拿破伦式的政权成为在附属国里发展资本主义的培养所。
最适合于这种拿破伦式政权的意识形态就是实行事实上的一党专政，它又简缩为掌握权利的领导集团的专政。如果这个党通过它的纲领和意识形态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和社会主义的党，那么，这种以群众组织的民主委员会或公社为基础的专政毫无疑问地具有历史进步意义。但是目前有某一些人用所谓无阶级的殖民地社会作为借口来为其在非洲实行拿破伦式的一党专政，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不受群众组织的民主监督的行为辩解，都是必须加以反对的。
不错，对于一个刚刚摆脱部落制度的社会的确不能搬用社会主义民主的多党制度（现在正是这样），但决不能因此而认为不需要建立这样一个单一的政党，它具有阶级特性，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纲领，并且是以群众民主地组织起来的农民公社和城市委员会（它们管理政府并掌握权力）作为基础的。
无论如何，第四国际决不能放弃这个观念，即应该有几个工人的党作为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保证。
决不能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真正倾向抱有任何幻想。虽然民族资产阶级在其形成的过程中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反对帝国主义和垄断寡头，不得不同无产阶级及其工会组织结成同盟，不得不主张甚至在一定时期内实行国有化和“混合经济”，但是一旦它的力量壮大之后，它必然要和先进国家的正统资产阶级一样，回过头来反对工人运动，并且通过“废除”它的“混合”经济（为了吸引外国资本和刺激本国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和在外交上同帝国主义站在一起来进一步靠拢帝国主义。尼赫鲁的印度就是一面镜子，它是第一批获得独立的国家之一，并且形成了本国的有势力的民族资产阶级，现在在印度已经清楚地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必然的历史发展过程，它在短期间内已经走向倒退和反革命。（其他例子是：突尼斯、埃及、加纳、阿根廷、巴西。）对于殖民地的群众来说，潜伏着的最大危险就是受到与本国资产阶级建立民族团结的神话的哄骗，并为此而牺牲自己的组织和独立性的阶级政策。
五、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
殖民地的群众要求政治独立和经济迅速发展的普遍愿望是深切的和不可抗拒的。
民族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同时也是为了安定民心，正努力想完成这个使命。但是它不可能通过资本主义的道路来达到经济迅速发展的目标。
无论哪一个地方的民族资产阶级都证明它自己不能坚决地把帝国主义在附属国勒索的剩余价值的主要部分收归国有（经过几个阶段之后势在必行），也不能解决地把本国封建主义者的地租收归国有，不能调动本国庞大的没有被使用的人力。没有一个地方的民族资产阶级能够或者愿意不付赔偿地没收帝国主义在农业－矿业和商业部门的企业，不付赔偿地没收封建主义者土地而分给农民；没有一个地方的民族资产阶级能够或者愿意实行国有化和计划经济动员本国的群众来为这个目的服务。
目前土地问题是普遍的根本性的问题。无论什么地方，土地大部分是掌握在本国地主、大殖民者或外国帝国主义公司的手中，只有一部分（其重要性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而有所不同）是本国农民私人耕种的土地或是集体耕种的部落保留地（例如黑人非洲）。
即使这些既不是农奴、不是佃农也不是农业工人的自由农民，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民水平来说，大多数是贫穷的，他们要作为农民继续生存下去还必须拼死拼活地干。这里就产生了实行根本土地改革的极大重要性，这种土地改革必须和真正无产阶级国家的有效的物资和技术援助同时并行。
土地改革的首要工作就是按照土地耕种者的自由意志来分配土地。根据具体情况，可以采取把封建主义者和大殖民者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的方式，同时由国家援助农民合作社；或是采取集体管理土地的方式，一开头就由公社（其规模相当于一个村或大于一个村）和大庄园的农业工人和佃农集体管理；或者采取如在最通常的情况下实行的混合制。
民族资产阶级仅仅指望外国资本的主要援助来发展经济，然而按照外国资本的数量及其条件，要期望附属国甚至用稍微快一点的工业化速度来赶上先进国家不过是一种妄想。在这方面，中国和印度的例子的比较是有决定性的意义（不必坚持苏联的例子）。南斯拉夫则是另一种例子。中国的经验是非常宝贵的，它指出了一个从生产力水平很低的基础上起来的殖民地国家争取经济的迅速和平衡发展的特殊道路。
把农民群众组织起来成立公社，在有些情况下特别是在农民的地方自治传统还比较强烈的地方，包含有许多可以有利地加以运用的因素。公社的政治和经济组织利用当地所有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力，把所有能够劳动的人都雇来进行生产，从而使国家开始了迅速和平衡的经济发展。
一般说来，对于公社的建立只能从生产官僚主义管理机构这个角度来加以批评，因为这种官僚主义管理机构有不够关心群众的生活状况和群众自愿参加这种新型的经济和社会组织的必要性的倾向。但是在官僚主义受到限制的地方（主要是由于有管理公社的群众民主组织的监督），公社在历史上将成“落后”国家争取迅速和平衡地提高生产发展的一种组织形式，它可以充分和精明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人力物力，并成为一个更富有地方自治的社会生活的学校。
南斯拉夫的经验也是有价值的，它是一个农村小私有制占优势的“落后”国家取得迅速发展的榜样，虽然它的经济性质是工人阶级的经济，它仍然对世界市场大开方便之门，同时生产者在监督和甚至管理经济方面有更密切的民主联系（工人委员会）。
“落后”国家远远不会因为外国资本的帮助而陷于或者停滞不前或者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进退两难的境地，它们有实际可能性而已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采取“中国的道路”或“南斯拉夫的道路”，或是把这两种道路结合起来而去掉二者的消极因素。
但是，要取得这种可能的发展，最基本的条件就是建立起社会主义类型的新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这意味着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争取真正的解放和争取经济发展与工业化的斗争是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不可分割的。只有那些懂得如何把反帝斗争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结合起来的附属国才能够真正地从帝国主义制度下解放出来并为本国的迅速发展和工业化开辟广阔的道路。
六、殖民地革命的不断性
投入反对帝国主义直接或间接统治的反帝斗争的群众，必然地要朝着超越形式上独立的范围的目标前进。
在目前殖民地革命的国际和国内关系中，它有发展成为一种不断性革命的难以扭转的趋势，它越来越把广大农民和工人群众所要求的经济和社会目标提到最前面来，这些目标是：土地改革，国有化和计划经济，解放妇女。
在这个过程中，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冲突在一定的斗争中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虽然附属国的资产阶级着手建立一种包括所有社会阶级（封建主义者和买办资产阶级除外）事实上的统一战线来反对帝国主义的直接或间接统治，按照阶级路线来划分这个统一战线的斗争仍将不可避免地深刻化。民族资产阶级很快将会发现他们自己同工农群众运动的急进主义扭在一起，工农群众要求实行土地改革、国有化和计划经济及解放妇女，而这一切目标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制度是不相容的。这就迫使资产阶级回头来反对群众运动，并且公开地或不公开地实行专政制度。
在还没有一个真正的革命群众政党的时候，民族资产阶级在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斗争时期中所取得的威望使他们赢得群众的信任，并暂时使革命在半途中停顿下来（例如尼赫鲁、苏加诺、布尔尼巴、纳赛尔、卡塞姆、恩克鲁玛等）。跟着就会产生这样的要求：决不能把独立性的群众革命运动置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领导之下，决不能“美化”民族资产阶级，决不能停止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批评和揭露，同时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可能采纳的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具体措施，则视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和贫苦农民中继续取得信任的程度，给予批判性的支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排除在特殊环境之下，就某些足以推动革命前进的明确目标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建立统一战线、但是反帝统一战线一般在非资产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中居于支配的地位。
民族资产阶级或归根究底具有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小资产阶级目前在殖民地革命中所占有的显著地位，部分是由于斯大林主义政策的结果，因为这个政策把群众的独立性的革命运动置于宗主国的资产阶级或殖民地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之下。假如不根本反对这个政策，假如不停止把群众革命运动仅仅看作是资产阶级玩意儿和资产阶级与斯大林主义者官僚机构之间的关系的一分力量，就有可能使殖民地革命走向更高水平的过程大大迟缓下来。
在这些附属国活动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分子往往不可能从外部和完全独立的方式来反对目前由资产阶级领导或受资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民族运动，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有可能冒同国外的群众割裂开来和实际上陷于无能为力的状态的危险。他们在接受在各地开办能阐明问题和指出明确前景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出版物的任务的同时，不得不在具有群众性和革命性的当前民族运动内部继续进行他们的主要活动，并在运动内部鼓吹执行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方针的努力。这个方针在有些地方是采取组织阶级政党、以工会为基础的群众性工党的过渡形式。
但是，任何专门为了无产阶级而在事实上忽视农民阶级的方针将会成为取得革命斗争胜利致命伤。除了必须实行适当的土地改革纲领，考虑各种不同的具体情况外，还必须坚定不移地把工人斗争同农民斗争联结起来，并通过日常工作使革命组织在农村中扎下根。
许多附属国具有适合于组织和维持游击战争的条件，游击队可以由农民供给人力并且得到农民的帮助和保护。把农民的武装斗争同城市工人的动员工作适当地结合起来，将能够大大加强革命的力量和效果，加速附属国的帝国主义政权或买办政权的垮台。
在许多情况下，革命的领导的成熟和效力应当表现在它的首创精神、能力和敢于抓住时机发动农民武装斗争，以便支持和促进民族革命运动，使敌人得不到喘息的机会来重新巩固它的阵地。
根据中国以及阿尔及利亚、古巴等地的经验来重新估价农民战争的革命可能性，是处于相似条件下的每一个领导者的责任，也是必须加以融会贯通的殖民地革命的最珍贵和最重要的经验教训之一。在许多附属国里，一个现代的革命政党必须证明自己是农民武装斗争的真正组织者，能够把本国的革命发展过程正确地提到更高的水平，包括夺取政权在内。
（二）殖民地各的各种不同的爆发中心及其特点
七、印度和印度尼西亚
在远东的附属国中，直接的政权目前是掌握在民族资产阶级（如印度）、或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拿破伦式政府（如印尼和缅甸）或与帝国主义密切勾结的买办集团（如南越、柬埔寨、泰国、锡兰、马来亚和南朝鲜）的手中。现在我们必须和他们打交道的以上这些形式上独立的国家，资产阶级没有能力来完成包括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内的革命，已经是明明白白的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其中最发达的国家印度。
印度不是沿着越来越“社会主义化”、国有化和计划经济的道路前进，不是沿着根本的土地改革和真正国家统一的道路的前进，从而为经济的迅速发展奠定基础，而是实际上背道而驰。它特别上是在私营方面发展它的“混合”经济，再次为外国资本主义大开方便之门。同时，不论是“乡村建设计划”、“全国乡村推广计划”或维诺巴·巴维的非官方的“捐田运动”，都未能解决分配土地给农民和把他们有效地组织在合作社里的实际问题。
由于印度的古老的结构还未能根本推翻，资产阶级政府的经济目标依然受到限制和从属于外国资本主义的援助。这就导致本国工农业经济的发展速度依然很低，甚至落后于人口的增长速度。
国家经济发展的薄弱以及它的仅仅受到轻微触动的封建资本主义结构进一步阻碍了对于地方之间的对立和风俗、语言、宗教等各种障碍的消除，它们妨碍了国家的真正统一和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
和印度尼西亚、非洲的许多地区甚至拉丁美洲一样，印度也缺乏一次根本的革命，因而使资本主义以前的生活方式和野蛮主义的恶果没有得到清楚，加上帝国主义的统治，情况就更加恶化了，从而阻碍了国家越过地方主义、教派主义、部族制度或帝国主义所树立起来的老朽的或认为的障碍而走向统一的过程，阻碍了经济和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
随之而来的，在今后的时代里，局势的发展必将是爆炸性的，它将会促使资产阶级政权在保持了一个时期的议会制度和表面上的民主之后，转为更公开的专政。由于生产的增长和人口的增长之间存在着严重的鸿沟以及由于中国不断取得成就所产生的革命影响，在这双重压力之下，印度的资产阶级从现在开始已看到有朝一日国大党和尼赫鲁本人在反对英帝国主义斗争时期中所树立起来的威望就要丧失殆尽了。
国大党内部已开始发生分裂了，它的更为好战的封建资本主义和亲帝国主义右派势力的崭露头角，这都是它可能发展成为类似巴基斯坦那样的公开独裁的征象。将来印度的例子也可以证明，不论哪个地方的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决定要破产的。
在民族资产阶级及其领袖能够拥有难得的威信（由于共产党在大战期间的失算）的另一个国家印度尼西亚，资产阶级的议会把戏已经结束而建立起了以军队为基础的公开的拿破伦式政权。这是由于印尼共产党的背叛政策而使软弱的印尼民族资产阶级的“英雄”苏加诺得以渡过自1945年以来接连发生的一切严重危机，并且在现在，在它对群众和工人政党采取更坚决的反对行动之前，得以巩固它的拿破伦式的政权。
的确，即使到现在，印尼的资产阶级政权还是软弱的，它正面临着本国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如土地改革、国家的真正统一、清除帝国主义所遗留下来的全部经济恶果、工业化等）和群众的不满，群众的生活水平由于经济发展速度的缓慢、通货膨胀和失业已降低了。
根本改变工人阶级领导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必将大大有助于在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在一个比较短的时期内掀起新的革命斗争浪潮。这种情况似乎不大可能发生，因此，诸如印度的革命共产党和印度尼西亚的共产主义青年党这样的组织就更应该担负起制定一个具体的过渡纲领的任务，这个纲领将完全揭露资产阶级政权，并把一切革命力量导向争取建立工农政府的斗争。
保卫中国的革命和普遍推广的它的一切确实有效的成就（包括关于公社的概念），不仅是在上述这些国家中活动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责任，而且是他们手中的非常有力的武器。再者，为了对资产阶级进行有效的斗争，为了促使传统的工人阶级政党内部不可避免的思想分歧（这一句原文如此，意思不明——译者），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党和共产党及其工人组织之间实行列宁主义的统一战线政策是必要的。
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革命是在今后年代里将要碰到的两个伟大的事件，必须从现在起就以极其认证的态度来做好准备。
尽管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在经济发展方面，在资产阶级的力量比较方面，以及在农村的结构方面都存在着不同的地方，但双方都具有如下的相同的决定性的因素：在印度和印尼，群众都已经有了民族资产阶级直接统治的巨大经验，民族资产阶级面临着人口的日益增长，却没有能力来解决土地问题、（国家的）真正统一的问题和工业化问题，而且正在向着独裁方面转化。这个政策已把他们引进了死胡同，它越来越同中国的革命成就和国际局势背道而驰，结果只会导致（革命的）爆发。
这两个国家中的一个爆发革命危机，就有可能触动远东一系列其他国家爆发新的革命，这些国家目前正处在受美国帝国主义积极支持的买办集团的统治之下。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还必须注意到，在南越，有利于革命斗争的形势已日益明朗化。南越的许多地区在现阶段存在着革命的根据地，它们还在继续扩张，并且多少是各自为政的。它们的领导者是在反对法国帝国主义的斗争有了经验的中级干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是参加到这个武装斗争中去。根据这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武装斗争可以为夺取政权和重新统一全国开辟道路。
锡兰由于存在着一个拥有巩固的群众基础的平等社会党，因此锡兰的革命可能成为一个例外。为了充分发挥它的作用，锡兰平等社会党必须加强它的布尔什维克结构，并通过在农民群众中开展工作、党的劳工力量的支持以及根据经济和政治的过渡性要求的具体纲领，加强同农民群众的联系。
至于南太平洋岛屿虽然人口很少，资本主义不发达，但是其他地方的殖民地革命对它仍然发生影响。
这个地区的主要经济特点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或多或少地受到商业资本主义的破坏，商业资本主义剥削了它的一部分热带产物，主要是椰子干，在政治上，殖民主义通过部落酋长对它进行管治。
但是在这种普遍经济落后的状况下，还有若干重要的例外。
第一，在英国殖民地斐济群岛，有高度发达的糖业，经营者是农场主，但受到澳大利亚糖业垄断资本“殖民地炼糖厂”的实际控制。岛上居民大部分是印第安血统，他们特别感受到世界殖民地革命的浪潮。在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领导下，组织良好的工会在去年同殖民地政府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斗争。除非小资产阶级的领导同殖民地政府之间达成协议，亦即除非他们取得了某种程度的独立，否则在1961年将会有新的爆发。
第二，在法国殖民地新喀里多尼亚群岛，拥有一支在镍矿和加工工厂工作的实力可观的无产阶级队伍，还有一批生活水平和当地居民一样的受压迫的法国农民。人们还曾经提出过国有化的要求。当地居民具有反法斗争的传统，在最近以前还发生过这种斗争。
第三，在一些岛屿（如塔希提、萨摩阿）正在进行着反对殖民统治的斗争。西萨摩阿将在1961年正式独立，虽然它实际上仍控制在酋长的手里，但总算是开了一个例子。
第四，在澳大利亚的新几内亚也有政治觉醒的征象。印度尼西亚争取西几内亚（即西伊里安——译者）的斗争为澳大利亚管治的远东半部提出了问题。把整个新几内亚并入印度尼西亚的问题必须加以认真考虑。
南太平洋革命高潮的中心最大的可能是在斐济群岛。这个高潮将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产生重大的政治影响。
第四国际必须提出南太平洋社会主义联邦的问题，这是在地理上处于孤立地位的各个岛屿的唯一解决办法。帝国主义将会企图组织这种政治上的合并，特别是力图孤立那些可能产生革命高潮的地区。建立南太平洋社会主义联邦的口号对于在这个地区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将起决定性的作用。
八、阿拉伯革命
中东
在亚洲的另一端，在中东国家中，现在突出了伊拉克革命的中心点。它构成了阿拉伯革命的一个特殊部分。
在经过一整段时期的向前迈进，采取了没收若干帝国主义的阵地、土地改革、解放妇女和建立工会及群众性军事组织等重大措施之后，（伊拉克）现在已有一段时期踏步不前或甚至向后退了。
和其他类似的例子一样，伊拉克革命使一伙小资产阶级出身，渴望更迅速地发展经济，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和束缚的“民族的”军官掌握了政权。这些人正夹在中东阿拉伯国家特有的敌对社会力量的中间，即：一方面是封建主义者和商业及高利贷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有限阶层及城市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职员、公务员和知识分子），一方面是革命无产阶级与农民，他们具有显著的拿破伦主义的性质。因此，他们注定或者最后再次屈服于封建资产阶级的势力，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成为民族工业资产阶级和被他们拉过去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政策的工具。
在这方面，卡塞姆的转变是具有特色的，他的转变比纳赛尔更快。有一整段时期，卡塞姆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不仅容忍城市和乡村的革命运动以及自称代表这个革命运动的组织，而且他本人也部分地依靠这个力量来对付那些企图推翻他的买办封建资产阶级和亲纳赛尔集团。
卡塞姆已逐渐变成伊拉克统治集团的政策的工具。伊拉克统治集团想攫取本国的巨大财富，他们同其他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叙利亚的统治集团共谋与支持纳赛尔的埃及资产阶级争夺中东的霸权。
卡塞姆和纳赛尔的对立，以及纳赛尔之反对布尔吉巴，粉碎了关于超阶级的阿拉伯统一的神话，并且证明了历来寻求阿拉伯民族真正统一的决不是阿拉伯资产阶级，而是从事反帝斗争并在一定阶段内同样反对本国统治阶级（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阿拉伯革命群众。
伊拉克共产党的背叛政策大大帮助了卡塞姆政权的相对巩固。伊共把卡塞姆“理想化”，大大帮助卡塞姆个人威望的建立，而把革命运动的独立政策和组织置于卡塞姆领导之下，并且没有能够利用这个运动来把革命推进到更高的水平。如同纳赛尔和埃及共产党的情形（埃共有一整段时期也颂扬纳赛尔和他的政府）以及摩洛哥共产党对回教国王及其政府的态度一样，伊拉克共产党现在正受到它所崇拜的偶像的侮辱和压迫。
正是因为这个道理，所以有批判地支持他们反对帝国主义或本国封建资产阶级的进攻虽然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但是十分重要的是必须打破群众对他们的幻想，并促进一个目的在于建立工农政府的独立的阶级政策。
以一个保证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纯粹的资产阶级民主纲领，来代替把群众的基本经济要求与政治要求同过渡性要求联结起来的过渡性纲领和工农政府的前途，结果只会导致革命运动的必然失败和资产阶级独裁统治或甚至是买办封建资产阶级独裁统治的建立。因为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群众革命运动，建立起工农政府，才能解决附属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土地改革、消除帝国主义的迫害、实现国家的真正统一），才能在国有化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实行工业化，调动全国的没有使用的人力来从事生产。
继伊朗的摩萨德和埃及的纳赛尔的经验教训之后，伊拉克革命的经验教训成为到目前为止殖民地革命在中东的最突出的事情。
这个经验同时证明，群众的革命运动如果没有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领导，革命就不可能解决资产阶级民主的任务和认真实行工业化。相反的，掌握政权的拿破伦主义的领导者们，致命地屈从于本国的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转过来反对群众，以便把他们的运动保留在本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范围内，这种资本主义发展是以外国资本的不可缺少的援助和对本国群众的肥分剥削为基础的。
但是，卡塞姆的政权还是软弱的，伊拉克群众的革命潜力虽然遭到打击，但还没有完全消失。只要群众运动明确了它对卡塞姆的资产阶级拿破伦式政权的立场，断绝了从属于卡塞姆领导之下的永久性联盟，在伊拉克开辟出建立工农政府的前景，局势还是可以扭转过来的。
更一般地说，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为争取成立阿拉伯东方社会主义联合共和国和马格里布社会主义共和国而斗争，这是走向成立阿拉伯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第一个步骤。
阿尔及利亚革命
几乎是在阿拉伯世界的另一端的阿尔及利亚，反对法国帝国主义主要的侵略军队的革命斗争已经持续进行了六年多了。
因此，阿拉伯世界正处在伊拉克和阿尔及利亚这两个积极革命的温床中间。除了他们内部的困难之外，还必须考虑到帝国主义的敌视，苏联官僚机构的相对的关心，以及突尼斯、摩洛哥和埃及资产阶级的态度。阿拉伯革命中的资产阶级势力已大大加强，按照它本身的力量，它会把革命保持在类似拉丁美洲半殖民地国家的水平上。
阿尔及利亚的革命在目前是一支不受马格里布的资产阶级或任何帝国主义驾驭的平民力量。尽管存在着已经严重分裂的封建阶级和相当重要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发展过程的深入，正在促使作为阿尔及利亚革命的基础的农民和无产阶级，比起上层的少数资产阶级分子和把持着民族解放阵线的机器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始终起着主要的影响。
但是民族解放阵线的结构已产生了严重的危机，它的在国外成立的政治机构同革命的战斗部队之间的联系和受他们的控制都是不够的。这个因素，加上民族解放阵线的社会和政治主张仍不具体，来自法国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也不够，因而使革命经常受到外国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力量的压力，使民族解放阵线官僚化。
只有无产阶级的有效援助才能阻止这种演变，首先是法国无产阶级的援助，以及在民族解放阵线内部制订明确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方针，同革命的战斗基地、国内的战斗部队和居民及移居法国的无产阶级联系起来。
已经六年了，它在异常实力悬殊的反对强大的帝国主义的战斗中牺牲了一大部分有生力量，没有得到世界无产阶级的实力援助。同时，它已能够在战斗中达到无可怀疑的成熟程度；培养干部，扩展国际宣传网，接触舆论特别是阿拉伯和非洲国家的舆论，并迫使法国帝国主义在物质上和军事上的努力严重地妨害了它多方面的利益和计划。
目前，为了应付可能同法国帝国主义进行一场新的长期斗争，除了工人阶级国家（指社会主义国家——译者），国际无产阶级和阿拉伯及非洲人民的援助（物质的、外交的和道义上的援助）之外，它还需要把领导它的组织提高到更高的政治水平和组织水平。否则，巨大的损失，消耗和战斗的疲劳可能使它遭到失败——不是争取这种或那种形式独立的斗争的失败，而是争取能为国家工业经济的迅速发展开辟道路的那种真正独立的斗争的失败。无论如何，阿尔及利亚革命的平民基础已经取得了充分的经验，因而可以使革命的发展不会导致单纯的布尔吉巴式的结局。
在民族解放阵线内部存在着思想的分歧，如果不是终究不可避免的话，它可能分为两种倾向，一种是资产阶级的、布尔吉巴主义的倾向，它企图使国家的领导限制在同帝国主义妥协的基础上；另一种倾向即是比较无产阶级化的。在这种情况下，在摩洛哥的独立党发生的事（指独立党的分裂——译者）可能在民族解放阵线重演，不同的是，布尔吉巴主义的右的倾向在开始的时候可能力量较弱，而左的倾向可能比摩洛哥（独立党）的左派更急进，并可能转变为一个以工会为基础的群众性政党。
1960年12月的群众运动标志着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的特点是：（1）城市的群众已被积极动员起来；（2）示威的自发性质已远远走在民族解放阵线的干部和指示的前面；（3）在战争期间形成起来的还缺乏政治经验的新的一代人投入了运动，从这年青的一代当中新的干部繁盛地成长起来；（4）妇女大批地参加了运动，她们在斗争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5）一些新生的委员会所起的作用，它们保证了对运动的事实上的领导。
由于上述这一切因素，民族解放阵线的左派在这新阶段中力量加强了，在关于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可能同戴高乐达成协议的臆测中，他们已握有愈来愈大的优势（在目前客观条件下，这种协议决不可能包含有民族解放阵线投降的意思）。
阿尔及利亚革命不仅对于整个阿拉伯革命而且特别是对于整个非洲革命具有强大的推动力。在缺乏来自法国和欧洲无产阶级的有效援助的情况下，非洲革命的进展仍然较其他任何因素能够对阿尔及利亚革命以后的发展产生更大的影响。而且，阿尔及利亚革命是马格里布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马格里布革命的复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阿尔及利亚斗争的发展。在马格里布的一般范围内，摩洛哥的革命将起很重要的作用。摩洛哥拥有在数量上最重要、最集中、最有组织和最有战斗性的工人阶级，事实上，封建资产阶级是在经过同工人阶级进行一场激烈斗争之后才取得政权的（与此相反，突尼斯的资产阶级却是在平民力量的支持下取得政权）。若干因素表明，互相对立的阶级力量正在准备着一场决定性的摊派，它甚至很可能在最近发生。
不论阿尔及利亚革命和民族解放阵线的前途如何，在革命还没有得到真正的国际援助和没有在这个组织内部开展工作以前，决不可能满足于站在外面对这个组织进行批评。自1960年12月以后，特别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努力同这个运动中涌现的中级干部取得联系，这些中级干部是代表第一批无产阶级领导核心的萌芽。
九、黑非洲
在最近展开的殖民地革命中，最蔚为壮观的是黑非洲的形势。
许多在殖民地直接控制下的国家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跳过几个阶段取得自治或甚至正式独立。英、法和比利时帝国主义在群众要求从殖民地的直接束缚之下解放出来的运动面前，已不得不到处退却，或者采取把政权交给当地上层集团的办法来企图分裂这个运动。只有中非洲、南非洲和葡萄牙控制下的一些地区还落在形势变化的后面。
驱使帝国主义采取这种更大的伸缩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由于大战的结果，非洲群众的觉醒以及以此以来（以苏联为首的工人阶级国家力量的增强，中国革命的胜利，阿拉伯国家特别是阿尔及利亚革命），又加上资本主义经济在非洲的发展，城市化，部落制度的解体，早先自给自足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被带来了不稳定性，集中的和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诞生，甚至在有些地方也产生了想自己掌握政权的资产阶级分子。而且，整个非洲（特别是黑非洲拥有非常巨大的和几乎尚未开发的矿产、人力和农业，自从大战结束以来，它已成为帝国主义的主要的殖民保留地了。它的战略地位也更加引起帝国主义的兴趣。最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对非洲大陆的争夺，以及东方和西方的对立，增加了当地上层分子的自信心，使他们认为有可能利用这个形势来直接取得政权。
英国帝国主义以及法国、比利时和美国帝国主义的动向现在已经十分清楚，就是要把人数有限的当地上层分子赶快组织起来，把政权移交给他们，联合他们，贿赂他们，以便共同对非洲进行经济剥削。在没有一个有历史渊源的阶级结构、没有资产阶级，甚至没有具有有机结构的小资产阶级的情况下，现有的人数有限的上层分子（少数知识分子、公务员、工会干部、小商人和商人）如果不是已经成为新的买办阶层，实际上也是潜在的新买办阶层，帝国主义正是要依靠他们，希望看到他们发展和巩固。
但是另一方面，这些人数有限的上层分子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仍然是十分软弱的，面对着强大的群众运动，同时他们也觉得有可能在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竞争和东西方之间的对立上面进行赌博，这样就以下的更为具体的意义上来说，不仅把他们推到特殊的政治地位，而且把他们推到特殊的社会地位。
在这急剧变化的非洲社会中还没有形成起来和扎下根的这些上层分子，在现阶段还不是新资产阶级的萌芽，而是转移于目前非洲社会的平民群众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国家官僚阶级的萌芽。只有在象加纳或象牙海岸这样的地方，才能找到民族资产阶级政权的萌芽，这些地方由于资本主义之侵入农业，已产生了商业性的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其中也点缀着少数真正的资产阶级分子）。
为今日非洲社会所特有的（这些上层分子的）这种特殊社会地位，可以转变为具有完完全全的资产阶级性质，也可以转变为半无产阶级性质，一切以群众运动的力量以及它们同帝国主义和工人阶级国家的关系为转移。在目前，塞古·杜尔的几内亚是这种现象的最突出的例子。约莫·肯雅塔的怯尼亚以及喀麦隆、葡萄牙控制下的殖民地和其他地方都可能在明天成为类似的例子。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未来演变的根本因素在于国家和管理这个国家的阶层。
如果经济目标是对少数主要的矿产、农业和商业企业实行国有化，在部落村庄的基础上实行农业集体化或扩大公社，和把国家结构建立在农村和城市公社的基础上，那将是向着以国营经济和计划经济为主要基础的工人阶级国家发展的开始。
把外国企业收归国有可以分阶段进行，但是必须规定它们只能把一定限量的利润运回本国，其余全部必须在当地再投资；并且必须接受国家和本企业工人组成的委员会的监督。
由于黑非洲残存着部落公社的习俗，大大便利于实现农业集体化。国家为了防备不好的气候条件和提高产量而对农业提供的主要援助（科学的、技术的和物质的援助），也将在一开始就大大促进农业集体化的趋势。在这些国家里，迅速发展经济的最重要泉源在于充分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劳动力来从事生产，直到现在，还有很大一部分劳动力没有被使用。
但是要把一切人力都动员起来，没有真正的革命气候，没有实行国营经济和计划经济的真正的工农政府，是不可能的。当然，它的目的决不是要建设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经济，那样的经济只会使群众保持很低的生活水平，并使政权蜕化为官僚专政。它的目的是为了使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社会主义世界市场的一切可能方面都很广泛地得到好处，同时也有利于非洲内部之间的市场和贸易的发展。
黑非洲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可避免地有其不同的特点，这是因为我们在这里与之打交道的国家，其经济和社会水平都低于世界其他部分（拉丁美洲或亚洲）的封建资本主义结构的附属国。在黑非洲，我们与之打交道的国家一般都具有更特殊的结构，大部分仍然是由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入侵而陷入四分五裂的部落社会，它们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也受到了破坏，本地的商业化的小规模农业生产与资本主义的大规模农业生产同时并存，这就造成了由于传统的民族经济的瓦解而被解放出来的劳动力，都集中在城市、矿业中心和帝国主义的种植园。
因为这种经济发展的程度并没有排除掉本国的统治阶级（因为直到最近以前，人数有限的少数欧洲人在亲自管理和指导经济的同时，把地方民政机构交给传统的酋长及其僚属去管理）。今天的黑非洲社会具有一种自然经济、单纯的市场经济和帝国主义经济并同发展的特殊形式，而完全缺乏或大部分缺乏封建经济或本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这一环节。（只有尼日利亚北部的某些地区封建主义的农业占优势。——原注）
正因为这样，才造成了正在取得政权和管理国家的人数有限的民族阶层，在这前所未闻的同样特殊的国际和民族关系中的特殊地位。这个阶层拥有自己的力量，它没有经历过作为统治阶级的代理人所受的明显的影响或控制。这个阶层是通过管理国家来发展和取得社会重要地位，而不是由于生产的内在需要和它在生产中的地位。在第二次大战以前的历史条件下，这一阶层只会发展成为帝国主义效劳的买办资产阶级。
但是在目前的特殊条件下，它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强大的群众运动和工人阶级国家日益壮大的力量的影响，并且知道它可以从东西方的对立得到好处，这个阶层正在本国起着拿破伦主义者的作用，其本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还不是明显地必然朝着正统的资本主义方向发展。
目前非洲各国的疆界是认为的和不合理的，是适应划分势力范围的方针，它是帝国主义在上世纪末（1885年的柏林大会）所执行的分裂政策。必须把现在的这些国家重新联结成为更广大的组织，它的方向应当是成立“非洲政府”，把北非的阿拉伯国家以南的所有黑人国家联合起来。
如果从人种起源、语言和宗教的观点来看，这些国家的人民严格地说来并不是同一种族。但是由于几世纪来受到白人及在白人指挥下的本国雇佣者的奴隶剥削，促成他们在一个共同的部落、经济和社会组织的基础上有了共同的风俗、共同的文化和共同的命运，现在由于争取从帝国主义的束缚下获得解放的斗争，他们已开始具有共同的非洲民族民族意识。激起非洲上层分子并且越来越把先进部分投入决定性的反帝斗争的泛非洲主义，反映了他们急忙于寻求由这种共同的血统、共同的命运和共同的斗争所促成的非洲民族的团结。
姑且认为泛非洲主义也能够成为现在正在形成中的非洲资产阶级的思想，来掩盖分歧和阶级斗争，并在一整段时期内利用群众的革命潜力和劳动力来为其本阶级的利益服务。（掌握在纳赛尔和阿拉伯新兴资产阶级代言人手中的泛阿拉伯主义正遭遇到这样的命运。）必须把恩克鲁玛嘴中的泛非洲主义同作为整个非洲黑人民族团结的理想的泛非洲主义区别开来，非洲黑人是推动非洲群众进行反帝斗争的强大革命力量。
关于把非洲国家重新联合起来的具体步骤，究竟是采取合并还是联盟的形式，现在这个时候要预见到或提出来为时尚早。但是可以说，这种统一的趋势应当是受到普遍赞成、鼓励和写入非洲革命政党的纲领中的。如果塞古·杜尔的几内亚往非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努力所发射的光注定要在全黑非洲扩大的话，在今后几年内，在黑非洲须要注意的革命温床有南非洲、安哥拉和莫桑比克、中非洲、怯尼亚、刚果和尼日利亚。
已经在南非洲开始发生的革命在今后几年内极有可能发展成为在大陆另一端的第二个阿尔及利亚战争。这个战争是游击战和城市与矿区的无产阶级革命动员相结合的斗争，它将会得到由（非洲）内地构成的全黑非洲的积极支持。农民后备军和本国有利的地理条件都是对游击战争非常有利的。而且，南非洲的工业、农业和矿业无产阶级的本国经济是非常重要的。以一个全国性的真正的革命组织为基础的南非群众的革命暴动有可能比较迅速地结束少数欧洲人的激烈反抗。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必须把这种不可避免的反抗考虑在内，决不能轻视它而必须根据这种考虑作好准备。
南非洲的革命不可避免地将会是无产阶级的和社会主义的革命，它将推翻在全非洲在经济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政权（具有努力思想、种族主义和特殊地位的政权）。在它进行斗争的时期以及由于它的胜利结局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和后果，南非洲的革命将把全黑非洲的革命发展形势推到一个更高的水平。目前在南非洲需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非欧洲人的群众革命组织。这个组织在提出群众的全国性的经济和政治要求的同时，它的目标将指向武装暴动和无产阶级革命。
如果没有朝着上述方向的决定性行动，没有群众参加各项动员工作，没有灵活性的策略以便即使群众采取错误步骤时也不致同群众割裂，那么，就会有很大的风险，使群众的革命潜力在一整段时期内浪费在没有前途的爆发上面，群众的实际领导权可能转移到没有能力坚持全国性的长期斗争和不断地把斗争提到更高的水平。
如同在阿拉伯国家的情形一样——有的地方甚至也和在黑非洲国家的情形一样——，各个地方需要建立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倾向的组织将须要在一整段时期内把大部分工作放在现有的全国性的群众运动和工会里面。它的总的目标将是在各地建立起以工会为基础的群众性的阶级政党。
这些政党将须要制定一个过渡性的纲领，这个纲领须适应本国的具体情况同时也要考虑到将来把它们重新联合起来和成立非洲联邦（或黑非洲社会主义联邦合众国），建立工会组织和全非洲性的独立自主的工会联盟，是各地必须热烈执行的任务，因为各地工会代表着主要的组织力量，各地政府（还有现在正在形成中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会力图使这些工会为他们服务。
十、拉丁美洲革命的新阶段
拉丁美洲不稳定的原因
拉丁美洲的革命是现阶段殖民地革命所达到的最高水平，它已越过了正式独立的阶段并且取得了关于买办寡头政治甚至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不少经验。
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发展在所有附属国家地区中是最先进的，在某些情况下，例如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墨西哥甚至已达到接近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虽然同今天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比较起来，它们是明显地落后的，但它们基本上接近于战前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但是，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帝国主义以及买办地主阶级和商业寡头对它们的控制还是很紧的，它们在这些国家里形成一种在经济发展中充满矛盾、时断时续和不平衡的联合体。
拉丁美洲在大战期间大大加快了它的工业化过程，自从大战结束以来，工业化过程仍然在继续着，尽管它是痉挛性的。在所有附属国地区中，拉丁美洲拥有欧洲和北美洲最大的投资。
但是帝国主义也正是从这里榨取了最大部分的剩余价值，它远远超过帝国主义的“援助”而且没有就地再投资生产。帝国主义对拉丁美洲庞大的农业、动力和矿业资源的剥削，加上寄生的地主和商业垄断寡头的剥削，阻碍了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并造成了这种经济发展所表现的时断时续、危机和不平衡。
由于矿业、煤油业、农业和其他帝国主义企业所榨取的最大部分剩余价值都被运回本国；由于垄断寡头对投资的投机性变化；由于人民目前收入低，国内积累的比率非常小，因而使就地再投资生产的资本构成受到阻碍。然而目前两个因素比较起来，最后的因素在资本构成中的重要性是有限的。
在拉丁美洲输出的农产品和矿产品在大战期间和战后由于在世界市场上奇货可居而获利的情况下，本地货币资本的构成在增长，并且数量很大。这个因素连同其他因素有助于加速工业化的过程。但是自从这些输出品的价格甚至出口数量下跌以后，这种本地资本构成的来源也就减少了。
而且，拉丁美洲的老朽的封建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结构，阻碍了国内市场的平衡发展，大多数农民只有很少的土地或者没有土地，他们从国家方面也得不到适当的援助，工人的工资一般很低，同时也缺乏发达的下部结构（交通、动力、各种公用事业的建设等等）。因而使国内市场受到限制和互相脱节。
而且，由于它的经济往往依赖于单一农产品和矿产品或者范围极为有限的产品的输出，在发生真正的经济危机时，这些国家就感受到在世界市场上的衰退，并在慢性通货膨胀中进行痛苦的挣扎。这无助于扩大国内市场，也无助于本地资本的投资构成。
人为的疆界（这是帝国主义殖民地化和帝国主义的统治及买办寡头区域性利益的遗产）也使市场不能在它的自然界限内得到充分的发展：即整个拉丁美洲，或者以南美洲为一方面，中美洲、墨西哥和加勒比海诸岛为另一方面。
反对拉丁美洲革命的自由发展最坚决的是北美帝国主义，拉丁美洲的农业、动力和矿产资源，从墨西哥经过富饶的委内瑞拉和巴西直到巴塔哥尼亚（阿根廷南部高低——译注），已成为正在消耗着本国资源的经济高度发达的美国的绝对不可缺少的后备力量。而且拉丁美洲是美国帝国主义的工业品和资本的最重要的出口，它的战略利益对于美国帝国主义也是十分重要的。
北美帝国主义在很大程度上逐步地取代了欧洲帝国主义在拉丁美洲的势力之后，已成为主要的反动力量，它同买办垄断寡头结成同盟，阻碍了拉丁美洲自由和平衡地发展经济和实行工业化，保持了过时的社会结构，并把这个地区割裂成为许多互相对立的小国。
北美帝国主义战后对拉丁美洲的控制不断地遭到拉丁美洲新兴力量的猛烈反抗，有时且是胜利的反抗，它的控制同样地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重新竞争以及工人阶级国家开始的竞争而受到破坏。
不管怎么样，随着这个地区战后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继续和加速，这些国家的社会面貌已大大改变了，它们大大不同于世界上其他附属国地区，而且比较发达得多。
除了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的农民（分益佃农、农业工人和个体贫农）和人数相当多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机关工作人员、职员、小商人和手工业者）之外，已经形成了集中的和生气勃勃的工业无产阶级，特别是在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墨西哥，以及在智利、玻利维亚、秘鲁和委内瑞拉的矿业或油业中心。
而且除了正统的买办地主和商业阶级之外，还形成了新的工业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希望争取一个比较自由的、受帝国主义和垄断寡头的阻力较小的经济发展。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中，正是这些阶级直接地或通过拿破伦式政权力图垄断和把持政权，并利用农民、工人和激进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强大的革命群众运动来为他们自身的利益开辟道路。
但是帝国主义和垄断寡头的反抗力量仍然很强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本身也害怕过分相信革命群众对他们的支持，而不能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垄断寡头。这个政治因素和经济困难的相互作用，社会矛盾的尖锐化，以及革命群众运动的力量，是现阶段拉丁美洲国家长期不稳定和几乎是不断发生革命危机的基础。
依靠军队和警察的买办垄断寡头的独裁政权在多数情况下已证明今后是不可能的或无能为力的，而处在帝国主义与垄断寡头的反抗和群众运动的急进主义之间的民族资产阶级政权又证明是非常不稳固的，因而政治危机就成为拉丁美洲特有的病症，在政治方面就反映了目前拉丁美洲革命的变化，在帝国主义发生总危机、工人阶级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威力在增长、殖民地革命正在各国兴起的当前国际局势中，充满了矛盾、时断时续和不平衡。
拉丁美洲国家的不稳定和革命危机的延长，也表现了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迟缓（或不如说是不够成熟），未能使这个危机在最近的将来达到胜利的结局。但是客观条件对于这种迅速的成熟和建立革命无产阶级的集体领导是极为有利的。
目前拉丁美洲一般的客观革命形势明确地反映了群众革命运动的威力和领导阶级之间的极端分裂和尖锐的对立。
阿根廷无产阶级自庇隆垮台以来所进行的不停的斗争，玻利维亚自1952年革命以来所保持的基本革命果实，智利工人阶级政党势力的增长，哥伦比亚、秘鲁和委内瑞拉独裁政权的垮台，古巴的革命，以及现在已经在巴拉圭开始的反对独裁的斗争，这许许多多的事实雄辩地象征着群众革命运动力量的不断增长。
另一方面，阿根廷、巴西、智利、玻利维亚和其他国家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以及军队（它是这些国家的反动独裁政权的传统工具）之未能有效地干预和阻止这不断发生的危机，也是标志着拉丁美洲的深刻不稳定和客观的革命形势的重要征象。
拉丁美洲革命的过渡性纲领和主要的问题
下一阶段的拉丁美洲革命可能达到的水平将取决于建立能够代替目前领导群众革命运动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分子的革命无产阶级的集体领导，只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倾向性的组织在群众运动中大胆和巧妙地开展活动并考虑到各国的具体情况，这个任务在目前是可能实现的。
在各个地方把在无产阶级群众组织或具有革命性质的平民群众组织中的独立活动和招收成员的工作结合起来，它的任务将是制订和提出一个走向工农政府和社会主义的过渡性纲领，这个纲领将特别包括以下几点：根本的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给耕种它的农民；国家给予农民合作组织以有效的援助；在经济基本上国有化的基础上实行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计划，它应考虑到世界市场特别是统一的拉丁美洲市场的资源以及来自工人阶级国家的援助和同工人阶级国家的贸易。
在拉丁美洲一般地必须不懈地宣传建立拉丁美洲社会主义联邦的口号。
各个地方所需要的不是争取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抽象的口号，而是具体解答各个国家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必须由以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及民兵组织和各种委员会为基础的工农政府加以解决。
土地改革必须把垄断寡头的土地分配给耕种的农民，只有在公社习惯根深蒂固而便于实行集体主义经营的特殊情况下才能立即实行，集体主义经营，如同种植园的工人合作社经营的集体主义模范种植园。伴随土地改革而来的应当是来自工人阶级国家的、有利于农民合作经营的技术和经济援助计划。
虽然银行、运输、某些主要企业和对外贸易的国有化，在开始的时候是不可缺少的权利，但是其余的国有化将根据生产继续的标准和生产的标准，在国家对企业（包括外国企业）可能管制的范围内采取措施。
正如在其他比拉丁美洲国家更不发达的附属国家一样，促进拉丁美洲按计划迅速发展经济和实现工业化的主要源泉之一是，把世界人口生长率最高的地区之一、而目前有很大一部分没有使用的人力动员起来参加生产。但是只有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根本革命，在工农政府的统治之下，才能为这项动员工作创造必要的精神状态和具体的架子。
具体的过渡性政治纲领的制订必须与寻求走向群众性革命政党的过渡性组织道路同时进行。目前在拉丁美洲各地，这方面的目标必须是成立具有群众影响的阶级性的政治组织，它不同于垄断革命领导权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急进的小资产阶级的最先进的组织。
拉丁美洲革命比其他地方的革命有一个更显著的特点就是工会运动在若干拉丁美洲国家（特别是阿根廷、玻利维亚和智利）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包括政治作用）。在所有这些国家中，民族资产阶级力求使工会成为反对它的敌人和发展自己的力量。为了阻止这种趋势并充分利用工会在社会上和政治上的重要作用，必须有系统地宣传建立以工会为基础的群众性工党和以工会为基础的工人政府的思想（在存在着提出这个口号的客观条件的地方）。而且，为了加强工会运动本身的力量，必须号召为争取各国工会的统一（每个企业一个工会和单一的工会联合会）以及为争取建立拉丁美洲劳动者的单一的革命联合中心而斗争。鼓动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始终是同鼓动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联结在一起的，这种鼓动适应目前这个时期的需要。
拉丁美洲的无地农民的巨大革命潜力已在玻利维亚、巴西、哥伦比亚、中美洲特别是在古巴表现出来。工农联盟是这个国家的革命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依靠对农民系统地宣传根本土地改革的纲领和在农民中间进行系统的工作，就能使革命组织在农村中扎下根并培养农民干部，使农民的革命动员成为可能。但最重要的是必须在革命激烈动荡的时期中，抓住有利的革命时机，组织农民大胆地发动争取土地的武装斗争，把这个斗争同工人的动员联结起来。然后农民游击战争将可以证明是工人斗争的强大鼓舞力量，并在一旦工人运动可能遭到部分失败或处于低潮时，使阶级敌人不能加以利用。
在拉丁美洲，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倾向拥有比其他地方可以迅速发展的有利阵地。除了有利的客观条件之外，现有的社会党和共产党在群众中还没有扎下根。唯一的例外是智利，那里的社会党（它的阶级构成和影响都和拉丁美洲其他社会党完全不同）和共产党（它拥有广大的群众）在群众的压力之下建立了统一战线（人民行动阵线）。社会党左翼的行动还有助于部分地纠正共产党支持民族资产阶级的路线，在这里面托洛茨基主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其他地方的共产党和社会党实行听命于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的和怯懦的政策，这种政策不符合于拉丁美洲群众的革命愿望，也不符合于根本解决问题的迫切需要。
在强大的群众革命运动的压力之下，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和危机，帝国主义在国际的削弱，以及工人阶级国家的力量和威望的不断增长，目前在若干社会党（智利、乌拉圭、阿根廷）中，重要的左倾中间势力正在发展。
相反的，共产党唯一的中心目标就是为了苏联外交的暂时利益而对美国帝国主义施加压力，把赌注专门放在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之间完全相对的对立上面——他们从而放弃了独立的阶级政策而实行极端机会主义的政策，把自己置于无能为力的配角地位，没有任何威信，而且常常遭到各种以“左”的美名作掩护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出卖”。
特殊的形势
在拉丁美洲目前客观形势一般是革命的，其中阿根廷、玻利维亚、委内瑞拉和古巴具有更加特殊的形势。
阿根廷，工人阶级自发的斗争性，只有日本的群众可以同它相比。在这种条件下，政权经常不稳定，可是群众也未能够把国家的不断发生的危机导向革命的结局。只有建立以工会为基础的阶级政党，它们将懂得如何抓住有利的时机把群众组织起来，成立各种委员会和民兵组织，动员农民和农村无产阶级，把整个斗争的目标指向成立工农政府，只有这样才能把国家从死胡同里挽救出来。
在这由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动员而产生的形势中，在各个不同的关头已经出现或至少可能出现双重政权的因素，这些因素还可能再度出现。必须努力使这些因素采取具体的组织形式（如各种委员会、民兵、游击队）。在这种形势之下，加强十倍地宣传建立以工会为基础的工党的主张，将能够产生更实在的效果，把庇隆主义者的工会中的激进派扭转到这个方向来，——它将由于相互作用而加速整个国家的革命过程。
因为从政治观点来看，由于它现在走进了死胡同，妨碍了大部分属于革命的工会主义的活动，到头来将会至少暂时会失去群众的积极兴趣，而使主要依靠军队的公开或隐蔽的独裁政权得到暂时的和相对的稳定。
在玻利维亚，我们看到革命群众运动的新高潮，它表现在ROSCA和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右翼在农民和矿工中间所遭到的残酷失败。但是由于缺少一个足够强大的革命党，这个高潮有可能再一次为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的左中势力（埃斯登索罗）所独占，而得到玻利维亚总工会中间派领导机构（雷钦）和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左派的支持。
革命群众运动的力量使得革命的基本胜利得以保持下去，并且胜利地击退了反动派和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的亲帝国主义右派势力的一切进攻。由于革命党力量的薄弱，而使革命不能够以成立工农政府告终。
鉴于埃斯登索罗——雷钦的中间派联盟有可能重新取得政权和目前拉丁美洲的有利形势，群众不可避免地会重新起来，必须利用这个形势把整个矿区置于工人（委员会和民兵组织）的有效管理之下，在农民民兵组织和农会的压力之下普遍实行土地改革，并强制实行一项经济计划，它将考虑到国家的实际资源（包括劳动力在内）和工人阶级国家的援助及工人阶级国家的交易。
玻利维亚总工会特别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在委员会和民兵组织的协助下）解决政权问题、土地问题和经济计划问题的口号，在这些条件下将再一次成为适时的口号。这种可能的和必要的发展的关键仍然在于在全国范围内将强党的力量，特别是加强党在矿工和农民中间的力量，党应当把日常活动和领导工作的主要部分放在这方面。
在委内瑞拉，依靠革命群众而掌握政权的政党必会面临着来自帝国主义和来自群众的压力，群众迫切要求根本改变和实现当初他们进行革命所要求的真正结局。这个国家以往的经验证明，所有的政府不论它开始的时候表现多么“革命”，结果必然屈服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压力及其在委内瑞拉的无比丰富的石油和矿产中的巨大利益。
民主行动党是一个类似美洲人民革命同盟（秘鲁）或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玻利维亚）那样一种异常组织，以急进的小资产阶级为领导，它业已化为亲帝的反动的一派和比较能够接受急进的基层的影响的一派。如果没有建立工农兵组织和委员会，决不可能迫使党和政府扩大革命的胜利果实，实行真正的土地改革，把本国的石油和矿产富源收归国有，颁布多种经营和迅速发展经济的计划，从国家的巨大经济资源获得利益，从而有效地捍卫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必然要发动的新的进攻。
革命马克思主义倾向性组织在民主行动党左派内招收成员的工作应当导致主张成立以工会为基础的工党。
在古巴，古巴革命已成为整个拉丁美洲革命的最前哨，它的成就和教导是很多很重要的。
古巴的革命说明了，游击队的功效，它依靠迫切要求实行根本土地改革的贫农，同时动员城市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包括在一定阶段内，在人民的同情与保护之下，组织人数有限的小队采取武装行动。
尽管领导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而且缺少一个群众性的革命政党，但是在革命群众（农民、无产阶级和急进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推动之下，同时在面临着与现在已被推翻的血腥独裁政权极度妥协的买办势力的情况下，古巴的革命正在迅速有力地发展为不断的革命。
古巴革命的领导机构在清楚了一整批的赤裸裸的资产界自由主义分子之后，目前已成为一群接受群众不同程度的革命影响的急进民主主义者，也就是说，尽管他们的社会成分和思想是非无产阶级的，他们不得不超越资本主义的界限并严重地破坏了它的平衡状态。但是他们到现在还没有推翻这个制度，按照它现在的样子，没有建立一个同群众的民兵组织、委员会和工会联结起来的群众性革命政党，要推翻这个制度是不可能的。
根据土地改革已经达到的范围、对外国帝国主义企业实行国有化的一些措施，彻底清洗了国家机器，以及建立了民兵组织和人民法庭等方面来看，古巴革命已经大大超出资本主义的框框，但还没有完全粉碎这个框框，而代之以建立在国有化经济和计划经济基础上的新型的国家。在目前阶段，重要的还不在于完成推翻封建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和社会措施，而在于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和扩大民兵组织和人民法庭的组织，和建立作为地方政权机关的公社和委员会的组织。
在这种情况之下，可以根据在国内和国际上巩固革命的需要，宽缓地采取实现有效的国有化和计划经济的经济措施与社会措施，不致过早地挑起美国帝国主义的反应，和引起生产失去平衡。古巴革命胜利发展的关键在于：在国内，迅速成立具有明确的无产阶级的和社会主义的纲领、并包括全国一切革命人士的群众性革命政党；在国外，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国家，成立捍卫古巴革命的国际组织。
古巴革命在所有这个地区的反应和影响是巨大的并且将继续扩大。因此可以预料到美国帝国主义和拉丁美洲买办垄断寡头会采取残暴的行动，用尽一切办法来打倒古巴革命政权或迫使它屈服和走向资本主义。
因此，古巴革命的安全，最后决定于在拉丁美洲国家有效地保卫住古巴的革命，并向美帝国主义明确表示，对古巴进行任何军事干涉，一定会在拉丁美洲掀起一场大风暴，使古巴的革命在拉丁美洲其他国家蔓延开来。必须迅速地在全拉丁美洲开展组织“保卫古巴革命委员会”和成立“志愿队”的运动。
（三）殖民地革命和第四国际
十一、结论
殖民地革命的最积极的局面之一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直到昨天他们还遭受到帝国主义和买办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贫困、没有文化、消沉）已经形成不可改变和不可抗拒的运动，要争取符合于人类现有条件的物质、文化和社会水平。
从这个观点出发，这种要求实现最高文明愿望的革命觉醒已在人类中间产生了质的变化，例如，由于这种觉醒的结果，妇女和家庭的地位现在已经在发生根本的变化。全人类已经从这个质的变化得到了好处，这个变化是由于长期生活在文明边缘的群众的革命所引起的，这个革命通过以上事实已促使总的运动朝着新的社会主义文明的方向发展。
事实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工农群众正在飞快地取得政治上的成熟，迅速地跳越过几个阶段。
由于有了自己的经验，得到了其他落后国家部分群众所取得的胜利的鼓舞，得到了现在正在进行的革命的胜利的鼓舞，得到了工人阶级国家特别是中国的经济成就的鼓舞，殖民地群众（他们越来越可能转向托洛茨基主义和我们的运动）将能够找到一条使他们的政治觉悟得到迅速的进步的道路，他们的先锋队的重要阶层将会直接接受人类最先进的理想和纲领：第四国际的理想和纲领。
可以说，殖民地革命在历史现阶段居于世界革命的先锋地位，这决不是言过其词。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充分意识到，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迟迟未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所带来的缺陷，它未能提高群众的思想水平，未能建立真正的群众性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未能克服运动中和工人阶级国家中的官僚主义，未能迅速建设立即有利于群众而不是不久将来才有利于群众的社会主义。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背离目前历史现实和尽量利用目前历史现实的问题。现在已经明显，世界革命的过程是从外国、从殖民地和附属国以及从现有的工人阶级国家向着欧洲和美国（它可能是最后的国家）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
第四国际，列宁与托洛茨基的第三国际的革命传统和原则的传承者，在这些条件下，很自然地，只能是在革命活跃的地方，在群众和世界上最受压迫和剥削的人民进行斗争的地方，开展它的主要活动。
由于正当的历史原因，在一整段是内，第四国际的发展是集中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方面，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它一直是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看作是世界革命的第一号中心。
现在第四国际作为一个国际组织，必须根据殖民地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主要部分来重新组织它的活动，在一整段时期内，把它的主要努力放在这方面。
国际的前途就在于印度、印度尼西亚、阿拉伯、黑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国家和地区以及日本，这些地方有立即和迅速取得胜利的可能。
第四国际必须表现自己有能力在所有这些地方组织有效的力量，没有任何宗派主义，把自己同群众革命运动联系起来，并对群众的愿望提供有效的回答。
的确，第四国际已经在殖民地革命的许多中心起着虽然有限然而重要的作用。第四国际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支持阿尔及利亚革命的这一有力的行动，把阿尔及利亚革命提到最高的水平。在古巴，（第四国际）古巴支部和出席拉丁美洲青年代表大会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代表团的行动使我们的运动在古巴革命内部赢得重要的虽则是分散的影响。在阿根廷，（第四国际）支部在上次大选中同庇隆主义工人运动中的重要势力结合起来了。
所有这一切表明，在下一段时期，第四国际有可能同重要的群众运动结合起来，并且领导或与其他势力共同领导某些殖民地革命的国家或地区的革命运动。
社会民主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已极端堕落，前者听命于垂死的帝国主义；后者听命于保守的苏联官僚机构，殖民地革命的阵地，已为在战略上和实践上敢作敢为，在策略上机警巧妙的第四国际的革命组织广开门户。
只有同群众和世界上最受压迫的人民的斗争密切地并且最终地结合起来，第四国际才能证明它在历史上是完全正当的，并发挥它作为领导革命的先锋队的作用。
苏共二十大以来的斯大林主义危机
一、“非斯大林化”是斯大林的继承人为克服斯大林统治后期所积累起来的矛盾而采取的一系列经验主义的行动，这些矛盾在苏联本身和在“人民民主国家”已达到爆炸性的顶点。在1956－57年，危机不仅在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是尖锐的，而且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也是尖锐的。
赫鲁晓夫领导机构于1957年7月成功地巩固了它在苏共党内的领导地位，它采取了一系列的经济和政治措施，并为工人国家和各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了一个重新聚合的路线，力图克服危机，以便确立一个可以受它控制的实现“非斯大林化”的范围和界限。这个重新聚合的路线就发表在各国共产党（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除外）领袖于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在莫斯科通过的宣言里。
这个文件指出了斯大林的“优点和缺点”，对过去的解释则限于讲斯大林一生后期的“个人迷信”（它尚不及赫鲁晓夫向二十大所作的报告），并且谴责了想追究苏联国内社会分化的任何企图，因为这将会不利于官僚主义政权。这个文件还重申“和平共处”的政策，亦即把共产主义运动从属于苏联外交需要的政策。
因此，（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所规定的路线仍然属于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的官僚主义制度的范围内，属于世界各国共产党“一党独揽”制度（直译磐石般的制度）的范围内。不论在工人国家或各国共产党内，它形成了一个防御的路线，一个反对工人民主的屏障。
赫鲁晓夫领导机构力图在一个新的水平上稳定官僚主义政权（比起斯大林时代是自由民主的），并重新确立各国共产党的领导的权威。
到了苏共二十一大（1959年1月）的时候，这些努力在关于重新确立官僚机构的统治地位方面已获得了一定成就，并在关于工人国家政府结构和各国共产党内部关系方面引起了很大的变化。官僚主义领导机构为适应新的形势而采取的这些努力已为斯大林主义危机的发展和走向政治革命开辟了新的道路。
但是，在苏联的领导机构、官僚机构和群众之间，在官僚机构的各个阶层之间，由此而建立起来的平衡状态是非常有限的，如果考虑到“共产主义世界”内部存在着不利于苏联官僚机构的新的力量对比的话，则在苏联领导机构和其他工人国家及共产党之间的平衡状态也是很有限的。
一切改革是为了保卫自己的权利和官僚主义特权，向没有给工人民主带来即使是一点点有价值的东西。这一点，苏联工人只有通过自己的行动、通过把斗争提高到政治革命的水平的时候才能够得到。自从斯大林逝世以来，苏联国内的整个演变，不论其范围如何广泛，从来没有超出官僚主义制度的框框。因而这种广泛性本身就强调了实行政治革命的必要性，这个革命将把官僚机构作为一个其利益与群众利益不同的社会阶层赶下台来，并重新建立一个适应苏维埃社会巨大的经济和文化成就的苏维埃民主。在这三、四年的一定稳定时期内，新的矛盾已经成熟起来，代替了或着盖过了一部分旧的矛盾。这些新的矛盾一般地比旧的矛盾更高一级，它们将给予官僚主义制度的危机以在苏联具体实现政治革命和建立新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所不可缺少的政治形式。
二、除了共产主义世界的这些内部矛盾之外，现在还有一个使它担心的全新的事实。强大高涨的革命运动几年来第一次在世界各地发展着，革命斗争的先锋已摆脱苏联官僚机构的控制，它们正努力寻求一个不受它控制的社会主义学说。两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当前两个主要的革命运动：阿尔及利亚革命（阿尔及利亚共产党在这里已不再有任何发展的机会）和古巴革命（斯大林主义者在这里所起的作用只是因为他们做了运动的尾巴并公开表明他们没有接管这个运动的意图。在黑非洲也有同样的情形。）
于是全世界的共产党人第一次看到莫斯科的领导地位（这个领导地位甚至在第一共产国际以及后来在共产党情报局解散以后仍然是被承认的）受到了挑战——挑战的不再是小的先锋集团，主要的也不是思想性的，而是站在反对资本主义世界斗争最前列的革命群众运动。于是强大的革命运动暗地里提出了建立新的国际革命领导的问题。此外还加上这样的事实，即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在实际上谴责了斯大林对南斯拉夫人所采取的行动之后，并没有能够成功地使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回到莫斯科的轨道上来，从而在所谓共产主义世界中仍然留下了一个伤口。
目前共产主义世界中的主要矛盾
三、在工人国家的群众起来、殖民地革命兴起和新的世界力量对比（在群众和国家的水平上）的影响下，目前共产主义世界正在发展着新的矛盾，它已使苏联领导机构对世界的领导权和政策成为问题，从而为走向共产主义更新的新阶段作了准备。
中苏的争论，即使是按照目前所表现和发展的形式，是这些矛盾中最突出和最严重的表现，它已使共产主义运动对以下这些主要问题的政策成为问题，即：关于国际关系，关于同世界资本主义的关系，关于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关于夺取政权的道路，关于在资本主义已被推翻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等等。
中苏的争论并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想求得理论上的阐明而引起的，而是由于改造中国社会的需要和在殖民地革命压力之下提出的问题而引起的。在很早以前，苏联共产党就已经很明显地成为官僚机构的政治工具并且是极端保守的，中国共产党尽管也具有重要的官僚主义的特征，但它对于世界革命的压力要敏感得多。因此，中共和苏共之间的对立虽然不是（工人国家之内）一个革命的党和一个保守的党之间的对立，这个对立对于世界革命斗争具有重大的影响。
从此以后，各国共产党对下列问题观点的一致性已或明或暗地发生问题了。
（甲）战争危险与和平共处
关于国际关系问题，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联领导集团的路线正如在斯大林领导之下的路线一样，不论是在“和解”时期还是“冷战”时期，是没有什么不同的，即：不惜任何代价（包括牺牲世界革命运动在内）同世界资本主义达成协议，同时共产党和和平运动则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施加压力以便取得政策上的转变，使其有利于苏联的外交主张——这就是战争结束以来各国共产党的基本方针。在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代替推翻资产阶级政府以夺取政权的斗争的是“争取和平”和同资产阶级势力达成协议。
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之间的不同只是由于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工人国家的变化。在斯大林时代，苏联还没有核武器，故而发动了斯德哥尔摩呼吁书运动。在赫鲁晓夫时代，宣传的是裁军，它是作为可以实现的结果而提出的，它仅仅是保证两个阵营之间的经济竞赛和思想斗争。
共产党及其同路人所遵循的机会主义、和平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方针，没有受到其他许多共产党特别是南斯拉夫人的挑战。由于国际条件和国内条件不同，中国正在进行不断的革命，因而中国的领导机构在国际关系的水平上对苏联的基本方针提出疑问。中国人赞成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和裁军建议。但是他们反对——而且十分正确地——莫斯科的关于资产阶级内部和平势力反对好战势力的想法，他们也不同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实现裁军的可能性。他们提到战争是资本主义固有的现象，要人们不要受资产阶级领导人的和平建议的欺骗，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不应当在群众中散播幻想，认为应当利用裁军建议的被拒绝来教育群众，引导他们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
于是，不用明明白白地对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方针下结论，中国人十分正确地反对了莫斯科的基本观点，虽然他们自己的某些论点（如称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过低估计核战争对于人类的危险性）可能有缺点或者是危险的，他们后来对这些论点已多少作了一些明确的改正。
（乙）对殖民地革命和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
在这个问题上，苏联的领导机构仅仅是从外交上的考虑出发，而不是从反对帝国主义和阶级团结的观念出发。因而在碰到阿尔及利亚革命的问题时，苏联政府为了希望同戴高乐达成协议，长期以来就认为阿尔及利亚问题是“法国的事务”。相反地，中国政府承认了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
苏联的领导机构努力寻求和支持那些赞成它的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路线的民族资产阶级或其中的一部分人。它促使共产党去支持这些“同盟者”并把工农群众的斗争摆在从属的地位。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印度的克拉拉邦和伊拉克共产党对卡塞姆政府的态度。为了使这样做法名正言顺，赫鲁晓夫的“理论家们”只是重复斯大林对于这些国家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和关于资产阶级在这些革命中的进步作用的话。
由于中国自己的经验和由于中国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政府的关系，中国人没有正式地抛弃他们的党二十多年来所持的革命阶段论的基本观点，而是提出了“不断革命论”的观点以鼓励这些国家的工农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不依靠而且反对资产阶级的领导。且不管中国政府有任何外交政策上的考虑，这不是一个绝对明确的和原则性的态度问题。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的方针也是指向正确的道路。
（丙）走向社会主义的议会道路和和平道路
赫鲁晓夫从二十大开始，就已经明确地提出了一种观点，确定了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特别是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的活动是通过和平的和议会的道路夺取政权，而一笔勾销了关于摧毁资产阶级政权的问题。关于在遭到资本主义或其中一部分人的激烈反抗时，这些道路将证明是行不通的保留提法，只不过是一种文字上的装饰，因为共产党的政策的基础完全放在议会道路和和平道路上面，如同社会民主党一样，共产党仅仅是为了这个前途而组织起来的。
受到许多共产党领导热烈欢迎的这种观点，已引起党内群众的不安和反抗。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对这个模棱两可的公式提出了与赫鲁晓夫相反的提法。他们坚持认为资本主义必然要进行反抗，并坚持关于资产阶级议会必将成为对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障碍的理由。他们还坚持关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国家的必要性。
（丁）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型”
战争刚刚结束以后，特别是在“冷战”开始以后，当时“人民民主国家”在结构上是一模一样的，它们奴颜婢膝地抄袭苏联的模型，各国都提出“在一国之内建设社会主义”（极度工业化、农业强迫集体化等等）。
第一个反对这种奴颜婢膝地抄袭（它重新恢复和扩大了一切斯大林主义的错误）的是南斯拉夫人，他们走他们自己的道路。1956年，特别是在匈牙利和波兰，又出现了其他反抗行动。最后是中国人——特别是由于“公社”——他们采取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
于是有三种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同“模型”面对面地存在着：苏联模型，中国模型和南斯拉夫模型。
这三种模型各具有根据本国发展条件所固有的特点，他们的出发点不同，甚至关于社会关系的观点也不同，因而工人国家的群众有可能来对照他们的观点和判断他们的成就。
苏联的模型受到重视是因为它的资格老，并且在经济和技术方面已取得了成就，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最强大的国家。但是，尽管自从斯大林逝世以来实行了各种改革，它的主要特征是官僚机构在苏维埃社会中的势力，它在各个领域里的无上权威，它的极度保守性，以及在这官僚机构中占优势的个人利益的倾向。此外，它的斯大林主义的过去（特别是强迫农业集体化和可怕的清洗）仍然欠下东欧工人国家和西欧工人运动的债。
中国的模型特别是以公社的实验为其特征。尽管由于领导的观点和中国经济文化的落后而产生了官僚主义，然而公社的实验含有在集体基础上而不是在纯粹个人利益的基础上动员群众的企图。公社的实验是为了通过这种集体的努力使整个中国社会摆脱极端落后的状态。同时，它在社会方面特别是在使中国妇女从极端卑贱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这方面获得了非常巨大的进展。中国的模型对于正在摆脱殖民主义桎梏的国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他们从中可以获得关于通过呼吁群众的集体参加来发展本国的宝贵教训。相反的，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却害怕中国的模型，他们从公社的例子中看到了它到头来对官僚机构的权威具有潜在的危险，因而力图诋毁它，诬蔑它和斯大林的强迫集体化是一模一样的。
南斯拉夫的模型尽管有其局限性和不足之处，它却是第一个企图——在企业一级和在某中程度上在地方和行政区域一级——依靠城乡群众的主动性和自愿，让工人在这些方面参加监督和管理，以便有意识地反对官僚主义倾向。这个政策的局限性似乎在于南斯拉夫没有全国性的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保持着没有其他流派的一党制）。然而正是由于依靠群众反对官僚主义倾向才使南斯拉夫能够取得重要成就。这个实验在农业经济方面也已证明是有成果的，它试图促进农业的逐步集体化，并照顾到其技术可能条件和小农业主的自愿贡献。南斯拉夫模型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之所以受到其他工人国家和共产党的反对，特别是因为它作为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具体创例。
(戊)工人国家的计划的配合不充分
在苏联和其它工人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已不再存在曾使苏联——南斯拉夫矛盾达到破裂点、然后又引起紧张局势特别是与波兰和匈牙利的紧张局势的那种错误行动和粗暴作法。但是，矛盾和紧张关系继续存在，并且由哥穆尔卡最近在波兰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反映出来。
经济互助委员会并不是各个工人国家的经济的全球性计划组织；它只保证某种分工。这一点的原因是，每一个工人国家的执政的官僚机构，首先是苏联官僚机构，具有首先是民族的利益，并且想要取得它们认为对它们自己在本国的地位是最有利的结果——甚至在损害其它国家的情况下这样做。在东欧，指出这种危险的正是由于这种情况而处于最不利地位的领导，即波兰的领导。
各个工人国家的经济发展使国家计划的占主要地位的“民族”性和这些经济具有国际计划的必要性之间的矛盾愈来愈尖锐。这种矛盾的发展将是使苏联对东欧国家的领导权受到怀疑的一个重要因素，结果，它也将有助于斯大林主义危机的发展。
＊＊＊
这些新的斯大林主义矛盾断然结束了工人国家和共产党的机构磐石般的一致性。除了南斯拉夫的情况以外，正式在整个时期没有发生决裂情况的共产主义世界的中心出现了巨大的矛盾，并且彼此对抗，整个说来对这些矛盾开始制订了一个在国际和国内方面从革命政策，而不是苏联领导人的机会主义政策：工人的控制和管理，社会主义在农村地区的进展，工人国家之间的平等与合作关系，对殖民地群众的支持，包括反对他们自己的民族资产阶级，走向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通过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争取和平。
但是，今天反对苏联的政策和领导的群众力量都没有以完全前后一贯的方式提出它的反对意见，没有在斯大林主义的全面的基本的批评中把所有这些矛盾集合起来。相反，共产党和工人国家的各个领导之间的对抗的立场明显地纠缠和交错在一起。因此，阿尔巴尼亚人由于中国人的一些立场和方法而支持他们，而这些立场和方法跟作为——例如——巴西人支持中国人的原因的那些立场和方法是非常不同的。因此，为了决定我们的运动的正确的干涉，必须避免任何全面的简单化的并列，这种并列可能导致对于在斯大林主义危机中表现出来的不同趋向的错误估计，非常重要的是，在每一个情况中都要知道怎样正确地区别每一个趋向关于逼迫它的动机的特点和它所特有的倾向、方法和立场。
此外，所有这些力量都没有正式怀疑各党的磐石般团结的概念，没有保卫在党内抱有不同倾向的权利，更不用说在工人国家建立几个工人党的权利了。
在不同的方面，我们看到出现了工人国家的进步和“在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之间的对立，这仍然是所有共产党的领导的方针和思想中的中心问题。在客观上，这个局势，特别是中国革命的局势，第一次向党的领导提出了在相结合的三个方面的永远革命的问题：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顺便解决资产阶级民主任务，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迅速（“飞速”）发展，在一国范围已经胜利的革命的国际扩张。
因此，斯大林主义的矛盾已达到一定程度的政治成熟性，它非常有利于更为具体地提出政治革命和使共产主义运动复兴的问题以及重新建立新的群众性的国际革命领导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决不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但是这些立场表明了它的巨大可能性，并且开辟了象托洛茨基主义在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一个工作方面。我们的运动最大程度地利用了这个特殊的方面的条件是：充分地了解中国的立场取得的进展，以便前进建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目前的限制的、前后一贯的共产主义倾向，向全世界的共产党战斗分子以及向共产党影响以外的其他革命力量提出一个全面的前景。
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
四、在作了两次尝试（第一次在莫斯科，然后在布加勒斯特）而没有取得任何持久的结果以后，俄国人和中国人在十月革命四十三周年的时候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议上努力寻求一个折衷办法，以结束他们的争端。由于所争论的阐明影响到整个共产主义世界，他们不得不让一切忠于斯大林主义的党的领导参加他们的努力。
八十一个党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会议已经由于它开得很长——三个多礼拜——而证明了斯大林时期有很大的不同，在斯大林时期，一直意见是由于追随他们的“天才”而自动地达成的。磐石般的一致已为讨论所代替。但是这并不是民主在这些党内复活的一个迹象：讨论是在渴望避免象在列宁和托洛茨基时代所做的那样向战斗分子和工人透露他们的困难和分歧的领导人之间秘密进行的。
除了会议开得长以外，它所发表的文件表示了寻常一个可能是持久的折衷协议的决心。
一般地说，看来已在苏联官僚机构的主要立场上达成协议：这个文件是已通过“和平共处”和裁军争取和平为中心的，中国人反对了这些意见，但不是清楚而直率地反对。文件重复了苏联的公式，但是关于每一个立场，都提出了各个政治主张、保留意见和考虑，并把中国人所保卫的立场考虑在内。它特别不再是资本主义分裂为贩卖战争派和爱好和平派的问题，并且用与戴维营心情毫无关系的、有利于北京报纸的字眼有力地强调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性。
中国在“不断革命”方面退却了：我们现在看到了一个新的提法出现了——“民族民主国家”——一个没有阶级性的国家，对这个国家的定义不是取决于生产关系的性质，而取决于它的政策在显著改变着的性质，在这个公式的背后，我们事实上再次发现旧的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在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正当中的革命，一个既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是工人国家的社会阶段，在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的一种社会。
作为补偿，中国人在他们肯定最关心的问题上取得了非常重大的让步，这个问题就是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这些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既反对（但是非常不均衡地）帝国主义又反对工农群众——受到谴责。文件在这一点上远不是正确的，但是它包含着中国人在他们不发达国家的关系的问题上可以有效地加以利用的公式，这些国家在经济上仍然依靠帝国主义，在这些国家里，民族资产阶级不是寻求改善群众的情况，而是从这些国家生产的剩余价值中取得更大的一份。从殖民地革命目前在世界革命中所占的地位来看，很明显，这不仅是向中国人所作的重要的让步，而且还是在世界政策规模上在对帝国主义的关系方面的左倾步骤——不管它可能是多么胆怯的和矛盾的。实际上，对中国人所作的这个让步可能由于它所牵涉的后果而证明是非常重要的。
文件或多或少重复了二十大就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所说的话，俄国人对这些话作了一种解释，中国人作了另一种解释。在这一点上没有新的发展；没有任何东西会阻止在一有机会时就重新进行讨论，象在过去那样。
关于公社问题——作为社会向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种形式，中国人给予公社以占压倒优势的地位——文件的沉默表明分歧继续存在。中国人所获得的东西最多不过是：这是一个考虑到各国的民族特点和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利益，“正确”运用建设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律的问题。这是不够的，如果人们记住这一点的话，对中国人来说，公社制度要普遍实行的。
决议以一种不同的和不平等的方式谴责了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后者被称为是次要的和没有具体指名的道姓的危险。相反，南斯拉夫被猛烈攻击为修正主义者，更有甚者，错误地指责他们宣称马克思主义“过时”，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进行“破坏工作”。这些无节制的攻击证明官僚主义者面对着在莫斯科会议上派有代表的党和国家的矛盾，多么害怕南斯拉夫的态度——不管它看来可能是多么有限的。
在波兰人提出的关于在工人国家之间进行更密切的规划这个问题上，他们得到满足。
文件似乎表明，在“指导党”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改变，苏联共产党保持它作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工人的先锋队等等的称号。当中国人想要反对苏联领导人的政策时，他们从来不把这个提法放在心上。
可以指出，在宣布举行会议和宣布与会者名单的官方公报中，苏联共产党不再列在第一位，而是按照字母次序在土耳其和乌拉圭之间。在象目前这个世界那么等级化和官僚化的世界里，这个小的迹象可能具有象征性的价值。
会议通过的文件表明，事实上分歧并未消除，而是“一项同意保持分歧的协议”，如果这项协议是十分谨慎的话。在会议期间，中国人虽然处于少数，但是得到了若干共产党领导的支持。而且，其他的领导起了调解的作用。
国际局势以及使中苏发生分歧的总的条件还不会使这种分歧缓和，反而会促使这种分歧，并且会使其比过去更为尖锐。因此，我们在指导我们的运动时必须要看到这种前景，就是在共产党世界内可能重新发生冲突，重新发生分歧，出现愈来愈重要的预示紧张局势和危机的迹象，而在现在不可能确切地断定其动向，其确切的形式以及从而再次引起危机的政党。
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会议表明，世界革命的发展和在工人国家内生产力量的加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并没有停止促使产生斯大林主义危机，在官僚政权的范围内通过官僚领导之间的协议不可能找到解决办法。这些只会损害局势本身所提出的要求，即恢复工人民主和恢复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共产国际。
苏联社会的问题和矛盾
五、在斯大林死后苏联领导表现的朝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向努力的总的趋势得到了保持和发展。苏联领导必须考虑在斯大林时期遭到粗暴压制的主张平等的趋势，它必须把最低的工资提高，虽然不平等的差别仍然是很大的。群众生活条件的改善使最基本的要求消除或者减少了，但是产生了新的要求。劳动者越来越感觉到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力量和他们自己仍然很低的生活水平之间的巨大矛盾（请看在讨论苏联人造卫星时发表的各种谈话）。这就是为什么赫鲁晓夫坚决地许诺要超过美国水平的原因，这也是他争取“和解”的原因，以便把大量军事开支中的一部分移用来满足群众的需要。
购买者对消费品的质量要求越来越严格，以前对质量是忽视的，因为只对重工业、军事需要及与此有关的物品“空间导弹等等”注意质量。
必须指出，在哈萨克斯坦出现的运动中，工人们十分重视社会性质的需求：托儿所、戏院、电影院、运动场等等。
在企业活动方面，当局采取了各种从本身看可以被认为是开明的措施（企业中某些工会组织有了权利，把某些机构的管理权交给了企业或工会）。不管工人在时间仍然未定的将来如何利用这些措施，总的来说所以采取这些措施首先是需要改善管理，因为目前的管理仍然是官僚形式的。这些措施是同在整个经济中、在计划中采取的分散措施一致的，因为旧的高度集中的形式同高度发展的和广泛的机构是不相称的。
官僚主义所以成为无数批评的对象是由于它的领导的形式和方法，而不是——至少不是公开地——把它当为一种社会现象。为数众多、遍及许多城市中心的苏联工人阶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要求实行企业民主化，这种要求通常会形成一种桥梁，通过它提出更为一般的政治性的要求，目的是要在这个工人国家内恢复苏维埃民主。
由于农业经济仍然是苏联经济的薄弱环节，领导方面试图刺激集体农庄庄员的个人利益来改善农民的处境，同时又以利用“处女地”获得生产来对他们施加压力。用两种办法取得了平平的成就，而且只要农民是和官僚主义的当局打交道，情况就只能是这样。
知识分子即使收入已经依然是一个有很大特权的社会阶层，但是一直要以它表明自己顺从当局的意旨为条件。在艺术和文学作品方面，经过一个时期的解冻以后，赫鲁晓夫的领导一方面提出自由主义的样子而且放弃斯大林特有的某种荒谬的作法，一方面加紧对知识分子的控制。它担心，可能会通过这些知识分子而对官僚主义政权提出政治性的批评。“党的文学”、“党的艺术”这样一些观念仍然保持下来，虽然范围比斯大林时代放宽了一些。重要的事实是，知识分子抗拒恢复控制。此外，除了官方的文学和艺术产品以外，还存在以半秘密的方式流传的不世顺从正统的产品。
在青年、特别是大学青年中，新的潮流，绝对不是顺从正统的新倾向已经成熟起来。正式从他们身上将产生为真正“回到列宁时代”而斗争的革命力量。这些倾向的存在已经以各种形式并在各种情况下表现出来，但在目前尚处于相当于萌芽的阶段（为重新发掘俄国革命的真正历史而进行的研究以及反对干涉匈牙利的情绪）。
各级官僚政治、特别是最高几级的官僚政治的最骇人听闻的、和过分的特权受到了一些限制，同时也保持某种稳定，一种能够在明天还存在下去的保证，这是斯大林时代所没有的，不会再有大规模的清晰。“在哪行精通哪行”成为越来越正式的问题。最终要的考虑是一个人在他的职位上的“效率”如何，否则就会有降级的危险。
目前的自由主义并不意味着，整个官僚政治都能在政策方面有发言权。只有少数地位很高的人员与党中央委员会进行的讨论是有关联的。不过同主席团（前政治局）比较起来，这个组织恢复了它已完全失去的某些权利；就是由于中央委员会，赫鲁晓夫才得以制止使他在主席团处于少数的“反党”倾向。包括最高苏维埃在内的国家机构只是执行中央委员会决定的工具而已。
社会关系缓和的新情况使党的机构——在政治上把苏联社会凝聚在一起的唯一因素，同社会各阶层比以往更加隔绝了。然而由于这个机构，更具体地说来，就是中央委员会是国内唯一真正的政治机构，苏联社会的巨大的政治危机大概会在一开始的时候在那里表现出来。目前的中央委员会，除了极少数的例外情况以外，全都是一些新人物，他们没有什么政治的经历，在政治上没有什么真正的从属关系。
苏联领导人对党报上反对中国人鼓吹的观念所进行斗争的重视和坚持，以及在全党各组织就这个问题提出的警告，使得人们认为，在苏联共产党内部存在同意中国人的观点的潮流，或者在“和平共处”政策及其结果转向同一方向便说这是前斯大林主义分子、拥护旧的所谓“反党”倾向的党羽的问题，这种说法是没有任何根据的。看来倒不如说，这是新的阶层所表示的意见，从而证明自从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以来，已经发生一种变革：第一个工人国家内发生的斯大林主义危机的新阶段正在臻于成熟。官僚主义的绝对统治赖以建立的基础是群众在政治上的原子化，现在替代这种状况的是群众中间某些提出要求和先锋中建立一些研究和讨论中心的倾向。苏联经济的跳跃式的发展使得行政机构无法保持稳定，并且正在迫使它作出调整；它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就使自己受到批评。
苏联报纸不断公开批评行政中的问题。苏联社会的动力经常冲击官僚主义保守主义。殖民地的革命正对苏联社会发生强烈的影响。
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情况
六、在这些党中间，1956——1957年的危机在各地许多地方都以引人注目的形式呈现出来，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有必要进而撤换领导人或重要人员。后来开始出现一场倾向性的斗争。然后，总的来说，党的领导恢复了它们对共产党组织的控制。但是自从1956——1957年危机以来，可以看到各地的共产党，比较重要或不那么重要的共产党内的危机加深，即使这种危机的各个方面不再是引人注目的。
在共产党是群众的党的那些地方，党同劳动群众的关系都没有因为进行了同“个人迷信”有关的讨论而大大恶化。但是始终存在一种危机，表现为领导的权利削弱，这些党内比较重要的阶层对于领导奉行的政策表示怀疑，以及到目前为止在基层组织中间一些自发的反对的表示，他们在国内的某些情况主张这种反对的时候，就作出这种表示。
至于那些在群众中间影响微弱的较小的共产党，1956——1957危机在各地的表现几乎都是党员退党和党明显地丧失影响。然而从那时以后可以看到相反的发展。例如在象英国和澳大利亚那样，由于工人阶级中间同工党的关系发生的某些剧烈的变化，某些共产党可以看到新党员并收复他们失去的地盘。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象在丹麦那样，党以前一个主要领袖拉森建立了一个中间党社会人民党而在选举中主要以牺牲丹麦共产党为手段而获胜。
从现在起，若干因素会使斯大林主义的国际危机和每个共产党内的危机加深，这些危机就是，提出莫斯科政策所未能解决的问题的资本主义危机，由于事态进展和群众活动而引起的群众运动，中苏争端以及更为普遍的斗争——官僚政治的内部斗争。
这些因素现在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某些情况下，殖民地革命的发展使共产党在政治生活中消失了。最明显的例子是阿尔及利亚，在那里阿尔及利亚共产党为了使自己成为法国共产党的工具及其甚至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民族”政策的工具，几乎取消了自己的存在。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共产党都受到了它们自己国内群众运动的压力，虽然程度有所差别，同时它们受到了来自莫斯科或北京的压力。这种情况使这些党内产生了分歧的潮流，反对意见的趋势（印度、巴西）和有时造成分裂（伊拉克）。
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特别是大党，受它们赞同克里姆林宫政策的态度，受它们自己的政策的右翼和机会主义性质的影响要大得多。在这些党内可能会发生新的广泛的危机，其原因不是由于它们受到了新的重大危机特别是苏联本身的危机的刺激，就是由于工人阶级运动及其对这些党内的中下层干部产生的影响有了新的增长，而这些干部只有在群众的压力使他们有实际的可能采取一项富有战斗性的政策，左翼反对派的政策的情况下才会决心表示反对意见。
由于中苏分歧对各国共产党的影响的结果，我们将会越来越多地面临政策随国籍的不同而异的政党，因此在每一种情况下需要有适当的方针。在莫斯科的影响占主导地位的党内，必须对右翼和机会主义的政策进行斗争，办法是确立根据左翼反对派政策制定的行动纲领与之对抗。在特别受北京影响的党内的或党的趋势内，我们将会看到一种新型的中间偏左主义，如果我们不对其采取正确的态度，在某个时期内这种中间偏左主义可能会妨碍我们自己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以这些党已经取得的进展作为起点，提出奉行这种方针的激进分子和潮流必须进行不断的理论和政治斗争，这就是说，必须超出已经到达的境地而进入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境地。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从这一总的考虑出发，即共产党世界的矛盾将会继续发展、国内和国际问题将会在其中起作用、所有的共产党不管它们目前的政策如何，将会成为第四国际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越来越有利的地盘。
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要共产党内，可以看到不断发展的斯大林主义危机的各种不同现象：
具有最富有斯大林主义色彩的领导和最强大的工具的法国共产党装出看法一致这种十分虚伪的外表。在它的党员和干部中间充满了严重的不安。法国政治局势的恶化或者国际斯大林主义中产生新的公开危机的表现将不会不在这个党内引起重大的危机。
意大利共产党一贯遵循着右翼政策（在需要时会左倾），而对内部政治生活采取一定的自由主义。
印度共产党从没有停止过思想意识上的分歧，喀拉拉邦的失败以及中苏纠纷不能不使它的分歧加深。
巴西共产党在过去曾经经历过好几次很严重的危机，现在再一次为一场巨大的联系斗争所分裂，在这场斗争中，由于巴西的政局所造成的分歧意见和中苏争端搅起的问题联结在一起。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过去也经历过好几次严重的危机，它在最近一个时期经历了一些突然的变动（不超越支持苏加诺这一政策的总限度），大概可以把这些变动解释为是反映了党的领导人物之间的分歧。
即使中苏争执的以公开危机形式出现的明显可见的影响目前只限于巴西共产党以及少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这一争执——中苏两方的领导都没有能解决它——最后会不可避免地便存在于各国共产党内的各种矛盾滋长起来，并倾向于孕育出巨大的危机来。首先是因为这一争执引起有关各国共产党在国内和国际上的总政策的种种问题。其次是因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有着重大影响。
第四国际与斯大林主义危机的新阶段
七、现在正在成熟的斯大林主义危机的新阶段证实了前几次世界代表大会的根本分析和几次大会的主要展望。这使得我们的运动更迫切地需要利用这一新阶段，来——在斯大林主义人士中，他们在资本主义国家和工人国家内都是接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工人积极分子的最丰富的后备——推进我们的思想，来加速在工人的国家中成立第四国际的分部，成立群众性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并从而为在工人的国家中进行政治革命和恢复对群众运动的国际领导作准备。
（甲）在苏联和工人国家中。第四国际的1938年纲领和第五次世界大会的提纲中拟定的大部分项目仍然留在确定工人国家的行动纲领的议程上。
反对社会不平等，因为已经消失的只有少数十分昭彰的弊端。在这方面，“恢复列宁准则”空前地要求把薪金限制于一个熟练工人工资的水平。
反对政治压迫，这种压迫并未随着抑制秘密警察的无限权力而消失。在苏联，并不是所有的团体和机关都是不受国家权利控制的自由机构。恢复工人民主仍然是政治革命的主要任务：恢复基本自由（集会、结社、言论自由），工会组织独立自主，在苏联组织多党的权利。没有这些权利，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苏维埃和真正的苏维埃民主。
没有苏维埃民主，就不可能改组苏联的经济，把它置于生产者有效管理之下。
恢复苏联、布尔什维党以及共产国际的历史的真实面貌，不错从科学的诚实态度方面说是一项当务之急，而且从政治上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必要，以便让苏联的群众和全世界的共产党人重新见到真正与十月革命初年列宁主义政策连结在一起的方针。
中苏对于苏维埃政权有必要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谈判并为防止新的世界大战而努力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但中苏的政治使1938年纲领上的要求具有迫切的当前意义，1938年的纲领要求采取一种革命的国际政策，要求无条件地支持工人运动和殖民地群众的运动，反对任何想实行秘密外交以牺牲任何国家的群众利益而求得同帝国主义达成全球协议的企图。
（乙）在群众性的共产党内。第三次世界大会所确定的工作方针已为下列两件事证明是正确的，一是斯大林主义危机在现有组织中出现时所表现的形式（而不是由这些组织中的大规模分裂来证明），一是1956——57的危机年头所表现出来的结果，即倾向于把自己组织起来在各共产党内进行派系斗争的反对集团的形成。走向在共产党内形成和组织派系的道路，完全不同于社会民主党内的道路，因为它们需要以进行长时期的秘密、非法工作为前提条件。
不同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之间的愈来愈明显的矛盾表现，不能不有助于任何一个共产党内派系的形成，因为每一个党员首先是或者说应当是一个共产党人，然后才是法国的、意大利的、苏联的、中国的、南斯拉夫的，等等。在这个问题上，首先的要求之一是，把争论中的问题以文件形式完全地老老实实地编出来交给党员，办法是甚至把对立领导的全文也予以公布。这是党员们能够自己进行讨论，自己作出判断，而不是由于对纪律滥加解释而遵循他们本国领导的见解的第一个条件。
这样一种观念必然导致成立一个共产主义运动国际组织的必要，必然澄清建立一个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的思想。自第三国际解散以来各国共产党关系的演变的特点是苏联官僚制度的一连串的失败（组织共产党情报局、双边关系、和现在较多或较少几个党的领导人偶尔举行的会议）。所有这些失败都证明，官僚主义越来越有必要同时也越来越难于回避组织一个共产主义先锋队的国际新领导机构的客观需要。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以其自己的方式不自觉地承认了组织一个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世界党的必要，在目前，在国际工人阶级运动中，只有第四国际代表着这样一个党，不仅在理论上是，而且在实际上也是。
老老实实把情况提供出来，在党员群众中进行民主讨论，举行国际会议讨论分歧意见——这些东西就是各共产党内的普遍要求，同时，我们提出我们关于把群众性共产党中的左派力量大规模地联合起来的主要立场。这样一种纲领的总方针由于国际局势的重大问题和由于已在苏中之间发生的分歧意见而变得越来越具体了：通过剥夺资本主义的政权从而解除其武装来争取和平；无条件地支持殖民地人民的革命和帮助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者创建独立的工农组织来实行具体的阶级行动；谴责走和平和议会道路的思想，回到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主张的观念上去；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根据一次过渡纲领并依靠一切工人组织或统一战线的策略来夺取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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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局势发展越来越证实托洛茨基主义的论断，那就是斯大林主义，即共产主义运动从属于苏联官僚制度这种现象是与任何伟大的革命发展不相容的。南斯拉夫的革命很快就和斯大林主义决裂了。接着，在苏联和在东欧其他的工人国家中，在群众的眼前要求上产生了一连串的矛盾，这些矛盾引起了爆发（波兰和匈牙利的十月事变）。尽管赫鲁晓夫领导想方设法，想用一种以苏联经济和技术的巨大进展为基础的、缺乏活力的“改良主义”来缓和这种危机，但是新的矛盾却仍在成熟，特别是由于中国革命的发展。
在那时以前，伴随着每一个这种危机而来的是包含在第四国际总纲领中的有限要求，或者是朝着这个方向的要求。目前斯大林主义国际危机的新阶段提出了一大堆问题，这些问题是世界革命问题和国际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在这些问题背后，还有新的群众性的国际领导问题。正在成熟的斯大林主义危机的新阶段因此将大大有利于托洛茨基主义及其组织——第四国际的进展。
关于古巴革命的性质
（一）革命前古巴的最显著的面貌，是一个在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半殖民地国家的典型的矛盾。工业发展是非常有限的，并且是服从于帝国主义者的经济需要的。农业生产大部分是一年一次收成的，而且直接受到外国托辣斯的支配。失业的比重非常高，相当大的一部分劳动力没有被利用。群众一般是在非常低的生活水平下生存。“民族”资产阶级是有限的，他们不能够作为任何独立的发展，而且主要是寄生性和腐败无能的。政权是独裁的，并以残暴的镇压为基础，这里不存在任何资产阶级民主的保证或权利。
在目前的国际和拉丁美洲形势下，这一些基本的客观条件，对于菲德尔·卡斯特罗先锋队发动的革命行动来说显然是有利的。尽管在开头的时候碰到了非常严重的困难，然而他们同马埃斯特拉山区贫农阶层的联系，却在运动的初期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这样的环境下，菲德尔·卡斯特罗开始起草土地改革的纲领草案。在这些条件下，菲德尔派的先锋队就能够很快地同农民群众联合起来，能够取得其他阶层劳动人民的支持而逐渐扩大他们的影响，能够在国内的一个地区中立足下来，并由此在一个比较短的期间内准备了胜利的起义。基本上就是在世界上这一地区中前所未见的、一次非常强大的群众运动的诞生、发展和成熟，造成了巴蒂斯塔独裁统治的失败，使首先反对帝国主义而后来反对本国资本主义势力的攻势有可能越来越扩大，并且成为帝国主义者进行侵略的最大障碍，帝国主义者企图实行这种侵略，以改变妨害他们利益的局势。
（二）古巴革命到现在为止有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中，菲德尔派运动初时把他们的目标和方法局限于“劝告执政者”以及用小一群人企图争取一部分军队以发动武装行动这一纲领之内，其后则发展为反对执政者的斗争，而主要的目标是实现资产阶级民主的要求以及越来越进步的农民的要求。第二个阶段的标志是第一次革命的胜利，特别是土地改革。第三个阶段的高峰是在1960年夏季对帝国主义产业的致命打击，以及包括同年10月把本国资本家产业收归国有在内的国有化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浪潮。
在特定政治方面，在第一阶段中，人民革命力量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势力的代表们签订一个条约（1958年7月）。第二阶段的标志是以乌鲁蒂亚为总统的一个有自由派－保守派分子参加的政府的成立（1959年1月）。最后发生了同上述这些人的无可避免的分裂，这一分裂主要是由宣布土地改革所引起的。
因此在前两个阶段中，古巴革命作为一个激进的反帝民主革命而发展起来，而在第三阶段中，它便实行转变到一次社会主义革命，这一革命不只消灭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而且消灭了本国资本家的产业。在政治领导方面，发展的形式远超过了它的实质，因为甚至在取得政权后到乌鲁蒂亚下台前的这个特殊的两重政权的时期内，真正的政权是在起义军和菲德尔派总部的手中。
如果一个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真正决心要打败敌人，实现它的根本目的，以及满足群众基本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需要的话，它就必须具备一种永久的性质，而古巴革命给予这种性质以一个新的、显赫的证明。
（三）在革命目前正在经历的显然过渡性的时期中，古巴不再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它通过1960年10月国有化措施的实行，而成为一个工人的国家。这一个社会分析主要是以下列三个因素为根据的：
（1）在实行把外国企业和财产国有化的措施以后，古巴的资产阶级虽然已经失去了政权，但仍旧保持它的经济地位，甚至革命后新的机构还容许它继续积累剩余价值。但是在10月14日政府的决定以后，本国资产阶级的经济权利也被消灭。而资产阶级的产业——包括甘蔗种植园——在这个岛上实际上已不存在。不错，中等规模的和小的产业原则上继续存在，甚至享受某中拨助。但是，特别在象古巴这样一个国家里，它们仅仅代表一种次要的经济和社会因素，从社会分析的观点来看，它们在目前条件下是不可能起决定作用的。
（2）土地改革并没有，在短时期内大概也不会，涉及农村地区的关系的真正社会化——因此在苏联和其他工人的国家都没有把它实现。但现在所谈的是一种非常进步的措施，它消灭了帝国主义者的财产和资本家的大地产，并建立了一个非常广大的和急速发展的合作机构。而且，国家以全国土改委员会为桥梁，完全有可能实行干预和统制，其办法是防止潜在的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利用新农业机构在现阶段上不可避免的矛盾来为他们自身的利益服务。（这些矛盾是：各个合作社经济上的差别；属于合作社社员的农民和非社员的农民之间的利益冲突；在实行合作农业机构的地区和个体农民产业继续存在的地区之间的裂缝，等等。）
（3）国家在本质上建立了对外贸易方面的垄断，并能够以此为手段来对经济生活起决定性的影响。（由于在古巴这个国家，对外贸易一直在起，并继续在起极其重大的作用，所以这个措施是更加重要了。）
结果是，在古巴建立了一个具有特殊根源的和新型的工人国家。
（四）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已经主要地被革命所摧毁，这特别表现在军事和警察镇压机器被摧毁这种形式上面。
然而，旧的机器还没有被符合新的所有权关系的新机器所代替，还没有被以工、农、兵委员会为基础的民主机构所代替，而这个严重缺点在现阶段中是革命的主要弱点。但是，在实质上，起义军——它的作用远非军事性的——和民兵以农民、工人和激进小资产阶级为基础，已经保证对机器进行一次特殊形式的、虽然是非常不够的革新。
另一方面，虽然存在着重要的官僚主义局限性，群众通过工会、合作社（合作社的领导是选举的，不是委派的）、7月26日政治运动及其他政治集团，在政治生活中起着越来越积极的作用。群众参加巨大的机会和听取电视演讲等等，这些是群众动员的另一种形式，这是“公民投票的民主”的形式，它虽然主要是温情主义的和充满危险的，但是比起革命前的政治条件来，它对群众还是具有具体作用的。
（五）在实行基本的机构改革以前或以后实施的一系列的改革，证实了古巴革命的进步性质。这些改革，如在教育、房租和住宅方面，关于被剥夺继承权或没有地位的若干类人的生活条件方面的改革等等，具有一种真正的革命魄力，并且表示同过去的野蛮状态的完全分裂。
（六）古巴革命有着同我们这个时代的其他革命共有的特点，同时也有着这个国家（或这一类国家）本身特有的特点。
共同的特点是：（1）农民在数量上占压倒优势，特别是已经接近于夺取政权；（2）事实上，城市无产阶级虽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政治和工会传统，但比起主要社会成分是农民的革命军队来说，起着较小的决定性作用；（3）由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干部所起的作用。
但是，要说明革命的胜利，必须考虑到若干特殊的因素：
（1）农民之所以能够起显然革命性的作用，主要不是因为他们在数量上的优势（这种优势在古巴比起同类国家还小得多），而是因为他们的特殊的社会结构（农业工人的决定性的比重以及占有土地的小农的极端贫困）。还须补充一点：在古巴农村地区中，若干在历史上倒退的意识因素（如宗教的影响）只在一个非常小的范围内起作用。
（2）在制糖工业中有相当大数量的工人，他们在农村地区工作，并同农民有许多联系，这在事实上有助于农民和集中得多的无产阶级核心之间建立联盟。
（3）美帝国主义的严重压迫对最广大的群众阶层的反帝动力给予一种巨大的和爆发性的推动，同时残暴的巴蒂斯塔独裁统治则帮助了小资产阶级甚至自由派资产阶级若干阶层的动员。
最后，必须特别说明的是，虽然在推翻巴蒂斯塔方面，无产阶级的作用不是决定性的，但它在防止小资产阶级或自由资产阶级控制新政权方面的作用确实主要的，而且它容许革命的反帝和反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
所有这些因素会合在一起，使革命的胜利成为可能，还有一件事实是：本国资产阶级极端脆弱和完全依赖帝国主义，同时在世界的形式下，帝国主义不能够直接干预，来支持那些本身无法应付农民和工人群众强大运动的旧的统治阶级。
（七）菲德尔派的领导，作为一个急进民主主义的总部而出现，它具有非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成分和意识，但它一开始就同农民群众有联系，而后来，特别是在取得政权后则同无产阶级有联系。在象古巴那样的局势下，以及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它越来越遭受这些群众的影响，摆脱了小资产阶级和它甚至曾经与之订立暂时协定的保守派资产阶级分子，并且远超出它所曾经想象的目标，因而经验主义地，然而大胆地使它自己适应于永久革命的逻辑。
甚至在估计菲德尔派领导的性质和作用的时候，一定不能忘记它与之联系的农民的激进性质。还有，在意识方面，虽然他们的理论被渗入了根本上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折衷主义（“人道主义”），但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的同志们从来没有发表过一些直截了当的资本主义思想，而耕种要的是他们非常迅速地表示对革命动力的一种清楚的政治觉悟。这大大地削弱了他们的经验主义行动的消极面。
我们也一定不要过低估计了一件不可否认的事实，在菲德尔派的领导当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是由那些曾经学习和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课程的人们所担任的。
（八）古巴革命在国内范围的重要意义是很大的，然而它并不局限于这方面。
1959－60年的革命给美帝国主义的声望以重大的打击，表明它已遭到严重的政治失败。这次革命有助于进一步改变上世界范围内的力量对比，使之对资本主义不利。
这次革命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群众运动的发展，注定要发生一次非常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它已经发出一股强大的吸引力。
而且，这次革命使工人国家和殖民地革命之间事实上的联盟有可能进一步具体起来。
（九）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能够和必须从古巴的经验中吸取巨大重要性的整个一系列的政治上和理论上的教训。
第四国际必须掌握这样宝贵的一个实际，集中它全部注意力在这些问题上，以丰富它的理论遗产，同时它必须制订出恰当的战略，以便当相类似的现象在同类结构的国家中在同样的局势下发生时，能够准备进行干预。
必须吸取特别有关下列各方面的教训：进步的农民阶层在若干特殊的局势下所起的作用；作为反资本主义革命的一种形式的、具有主要属于农民的根据地的游击战的范围；从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干部所起的作用；农村地区中的合作化试验的急速普遍化；民兵的组织；以及革命军队在某些特殊时期中、甚至在经济组织方面所能起的作用。但是更重要的是关于一个新的革命领导在特殊的——虽然可能不是唯一的——情况下如何诞生、培养、形成和走向成熟的问题。因为，在一个在许多方面都是崭新的革命中，最新鲜的因素是，一个资本主义的政权首次地被一个在领导上同传统的工人政党没有联系，也没有受苏联官僚主义影响的运动所推翻。
（十）假如古巴革命的成就可以毫不夸大地描写为历史性的话，它的继续需要完成的任务仍然是巨大的。
在最近的将来，古巴必然面临帝国主义的威胁，甚至军事威胁。但除了可能进行的军事防卫以外，革命的命运有赖于它是否能够保证国家首先以真正工业化为基础来实行调和的经济发展。在政治方面，一个新的无产阶级民主的结构必须从头建立起来。
革命目前正在受到全体人民的支持。这是由于所获得的革命政治后果和已经完成的经济进展，同时也由于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但是必须巩固这个地位，稳定地发展，并逐渐消灭遗留下来的矛盾。
我们的古巴同志的任务，特别是要制定一个详细的、过渡性的纲领，以便向古巴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提出。
这里我们限于一般地着重提出下列各点：
（1）革命必须肯定地取得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特别是在拉丁美洲的群众，以及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积极支援。第四国际的各个支部的根本责任，是在一切国家中发起和组织对古巴革命分子的各种形式的支援，其中包括鼓励派遣技术人员，成立保卫古巴革命委员会，以及派遣志愿队。
（2）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在各方面无论如何必须经历困难的情况下，新的政权必须建立一种真正工人的和农民的民主制度，以保证工人和农民真正地和直接地执行政权并在经济管理上起领导作用，这样才能加强自己并成为不可动摇的。这样的无产阶级民主结构显明地同资本家的哀悼的传统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毫无相似之处。
（3）从工业化着眼的经济计划成为一个越来越迫切的客观需要。如果没有建立起一系列由技术人员、工人和农民组成的民主计划机构，这是不能够实现的。
（4）如果革命能够根据社会平等的精神避免任何官僚主义的畸形发展，那么人民群众将毫不松懈地支持革命。必须避免将经济特权交还给一般行政人员、技术人员、政治、经济和军事的领袖。
（5）工人们有责任在革命的经济发展中忍受牺牲，但他们必须得到保证，充分保障他们的特殊利益。这就是说，他们必须保存工会组织的完全权利；只要工会保证自己在建设社会和保卫革命政权中同国家合作，它们必须保持独立于国家政权之外。
（6）所有接受新的革命法律义务的无产阶级和农民政党、集团和派别，必须保持组织和自由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
在今后的革命阶段中，在工业化和经济计划的进程中，工人阶级注定要起决定性的作用。与此同时，建立一些灵活得多和较少僵化的经济的和行政的国家机器，客观上成为越来越大的需要。在这方面，工人阶级的作用也是无法代替的。
这样，同时就有更大的需要和更有利的条件来建立一个能够克服经验主义、局限性和目前领导的矛盾的、永久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领导。
这个革命政党的任务基本上将是保证革命在今后各个阶段中，有一个意识到革命的最终目的，并能够英明地选择过渡性的目标和选择适当手段的领导。
同时这个领导必须实行摧毁帝国主义和本国资本主义的最后痕迹，并主义防止官僚主义化的危险，这种危险今天虽然由于群众的动力而受到限制，但它在目前古巴那样的客观条件（落后的经济地位、低下的文化和技术水平、从外面来的压力）下基本上是存在的。
这个革命政党必须进一步坚持成立“拉丁美洲的社会主义联合协会”的前景，作为真正解决地球上这一地区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办法，并在开头的时候提出“社会主义联合会”在整个中美洲的战略任务，以作为动员群众的一个有力的因素。
关于锡兰
第六次的世界代表大会在讨论了锡兰的形势之后，声明它不赞同平等社会党（锡兰）在1960年3月大选失败以后所采取的政治路线。
大会特别谴责该党议员在议会中对英王敕语和预算案的通过所表示的支持。
第四国际并不排除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里支持即使是由民族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府所采取的进步措施。但是班达拉奈克政府的社会性质、组成和一般纲领，是不应当给于支持的。
大会呼吁平等社会党根据第四国际领导机构的文件所指示的方向根本改变它的政治路线。大会深信，下一届的平等社会党全国代表会议（整个第四国际应当参与其政治准备工作）将会懂得如何通过一切必要的政治决议和组织决议，以克服随着1960年大选结果而暴露出来的危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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