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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委会就李立三的政策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节录）（1930年11月1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1929-1943）
共产国际执委会就李立三的政策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节录）
1930年11月16日
〔注：据以译出本文的书标出的日期是1930年10月；俄文件系由中国资料译出：中国共产党的各刊物一致注明日期为11月16日。——编者〕《共产国际的战略和策略》，第283页
〔巴维尔·米夫，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参加了1930年9月举行的中共中央三中全会〔注：指六届三中全会。——校者〕。此会举行于红军攻入长沙的企图失败之后不久。红军于7月28日进入长沙，而且（国民党的部分守军已经撤出）占领了这个城市几天，但后来被迫退出。国民党军队据说得到了美国、英国、日本和意大利海军炮舰的帮助。这一事件的初步胜利在莫斯科受到喝采；“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始了一个新阶段”，齐华（音译）于8月初在《国际新闻通讯》中写道；这将给农民的苏区以更宽广的社会基础，并加强城市无产阶级的领导；下一步将是夺取武汉。此事的失败，还有国民党军队返回时对居民的报复行为，使得共产国际执委会有必要将这事归咎于中国共产党的不正确政策，尤其是将担任党领导人的李立三免职。据说李立三实际上本来大愿意用军队夺取城市根据地，而是在压力下才同意了这样做，其理论根据是革命运动必须置于“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和苏维埃运动必须有一个“无产阶级根据地”，因为农民只是“革命的同盟军”，而不是动力。好象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曾于1930年7月23日发出一封信，建议巩固和扩大红军，以便“将来，根据政治和军事情况，能占领一个或几个政治或工业中心”。中央委员会后来提到过“红军的进攻同长沙群众斗争之间的不够充分的联系”。《中国问题》中的一篇谈论五月会议，但显然是在长沙败退之后写的文章说，会议未能正确评价中国革命不平衡发展的重要性；文章还说会议肯定了遍及中国存在着直接的革命形势，因此提出立即举行武装起义的口号，然而会议本来却应当集中力量组织城乡的无产阶级和满足其迫切要求；党的领导人完全忽视了城市工人中革命运动的软弱性。
在中共内部也存在着李立三的反对派，他们既来自一群工会领袖也来自“归国留学生”，即一批曾在莫斯科学习并于1930年春天同米夫（曾任中山大学校长）一道回国的中国共产党员；其中最知名的陈绍禹，他化名为王明，和秦邦宪，他化名为博古。没有证据表明王明一伙反对过李立三所奉行的政策；早些时候王明曾写道，红军的任务之一就是“占领城市并同城市的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只有工业城市“才能形成有组织的革命中心”；1930年5月他又争辩说，必须夺取武汉，作为建立苏维埃政府的序幕。瞿秋白也从莫斯科被派遣回国参加中央全会，全会显然是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提议召开的。在全会上，李立三，他得到周恩来支持，承认进攻长沙的时机是错的，策略上的错误也存在，但是这一行动后面的理论和战略都没有受到非难，因为这些都被认为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政策一致。抛弃这些东西的拖沓，部分地是由于陈独秀和托洛茨基的拥护者对这项政策提出了批评，但是到11月时，这种勉强情绪已被克服。中央政治局在11月25日开会，赞同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而李立三，在公开承认错误之后，辞了职〔注：李立三在三中全会后就已经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校者〕被召到莫斯科去（在那里他呆了十五年之久）。
1931年1月四中全会，〔注：指六届四中全会。——校者〕该会的领导权，在米夫的支持下，被“归国留学生”取得，决定加强党同苏区的联系，并努力建设一个巩固的苏维埃政权。（1951年中国共产党发表的一份材料把“归国留学生”说成是“夺取了中央委员会领导地位”的“‘左倾’机会主义集团”。）全会通过的决议在许多问题中谈到：“有一种过早的、冒险的、教条的指示，主张当我们还没有巩固的后方，还没有做好必要准备，在群众中还没有充分基础的时候，就去夺取大城市。长沙的失败是这些错误的结果。”瞿秋白和周恩来在全会上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还留任中央委员会委员。“工会”反对派，他们愤懑于莫斯科新来人得到的地位，又不满于党未能在产业工人中获得拥护，这些人都被开除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现在更加注意苏区的运动，它希望运动能置于中央委员会的控制之下。
库齐莫夫在1931年3月《共产国际》上的一篇关于“中共的布尔什维克化”的文章说，“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发展中的专政，决定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的正确解决，这首先需要无产阶级夺取农民运动的领导权”；党的三项主要任务是，从现有的半游击队伍中建立一支正规的、训练有素的红军，建立一个有权威的苏维埃政府，在大城市组织工业方面的斗争。〕
共产国际执委会满意地看到中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报告，说是在米夫同志的报告之后，它取消了以前的决定并赞同那个与中共中央代表团完全一致的决定。共产国际执委会相信，中共中央将会，以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和一贯性，执行载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决定和政治指示中的政治路线，从而保证中国的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的向前发展。
但是因为，在中国革命的一个历史性重要时刻，出现了以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些委员为一方，和以包括李立三在内的政治局其他委员为另一方的极其严重的分歧，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在阐明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和政治委员会的决议和决定的同时，详细说明这些分歧的实质。……
得到党的领导中几个同志支持的李立三政治路线的内容是什么呢？当他提出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政治路线相反的路线时，他是从怎样的因素估计和力量分配出发的呢？
李立三同志并不从客观形势的分析，各种冲突力量的比较分析出发，而这对于每一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是不可或缺的。因此，他不仅犯了个别的错误，而且创造出一套谬误观点体系，制订出一种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立场。由于它脱离了具体现实，脱离了群众，脱离了群众的组织与动员，这种立场必然导致盲动主义、冒险主义的策略。虽然它用自以为“左倾”的词句掩盖其消极性，这种立场的机会主义性同（譬如说）托洛茨基主义一式一样。从这种非马克思主义、非列宁主义的立场出发，他推导出的理论是，在中国革命形势已经成熟到了全国规模，正在向世界规模发展。武汉、南京、上海、天津、北平、哈尔滨、广州、香港、大连的武装起义，红军向长沙、南昌、汉口的进军——这就是李立三对形势的看法的结果。他坚持他的论点，一省或数省的胜利就意味全国范围的立即起义形势，他还加上一个明显的托派论点，即一旦革命获得一些成功，一旦革命政权建成，这就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不需要停顿就向无产阶级革命的转变。
这就是李立三提出的政治路线。它的错误、危险、危害性是什么呢？
1．李立三同志忽视了中国目前革命高潮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国内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性。其规模、水平、觉悟程度、工人运动的组织在国家中各部分各不相同。……
2．李立三的观点，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分析相反，完全忽视了农民运动在速度和规模上都已远远超过产业工人运动这个事实。这决不是虚构。工人的斗争虽然已经扩展到国家最边远、最落后的地区，但必须记得，整个说来，即使在有决定意义的工业中心，它也落后于农民运动。……即使在上海和武汉，自发的罢工斗争发展缓慢；我们党没能成为经济、政治罢工的有力组织者和领导者；上海和武汉的五月和八月行动只有先锋中的先锋参加了；无产阶级组织得很不好。……
3．在中国形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必须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巨大作用考虑在内。最重要的工业的——因而也是无产阶级的——中心，不仅仅面临帝国主义干涉的直接、立时打击；帝国主义者还对最重要的工业、商业、行政中心行使直接的军事、政治控制。具体来说，意思就是，当李立三同志提议武汉武装起义时，中共在武汉有二百名党员，红色工会有会员一百五十名，随后在武汉的每一次行动都暴露出无产阶级组织得多么不好，准备得多么不充分，而帝国主义者，根据可靠的材料，部署了等于十个欧洲师的兵力。上海的情况也不见得好些，更不必说国民党反革命也部署了若干武装力量，并非处于瓦解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武装起义必将使中国无产阶级的精华受到帝国主义的直接攻击，必将在眼前的大搏斗中使决定性工业中心的工人阶级流尽鲜血，使红军流尽鲜血，使运动向后倒退。
武装起义的道路是要走的。苏维埃政府的建立，意味着中国共产党要在大工业中心举行起义。但是组织起义而不考虑到具体形势，不分析工业中心的力量对比，而此时力量的对比有利于阶级敌人，这不是列宁主义，而是盲动主义。……
4．每个共产党员必须清醒地衡量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力量和弱点。目前在中国还不存在一个真正的苏维埃政府，要是说它存在的话，它只存在在宣言上、纸上，而不是作为一个真正的政府，不是作为起义群众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苏区还不是已经组织起来了的。苏维埃政权并不巩固。即使在苏区，土地革命从完成最重要任务的意义上说，也还没有进行彻底。……我们可以说在实际事实上，在布尔什维克意义上，这些任务的完成甚至还差得远。在这种情况之下，真正的苏维埃是不能建立的，中农也不可能摆脱富农的影响，与中农的稳固、有力的同盟也不可能建立起来。甚至也还没有一套新的政府机构；在许多地方苏维埃并不是选举产生的。与这些弱点并存的，还有一些不成熟的、错误的企图，就是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实行计划经济，实行垄断；管理经济生活而那些地方这种管理并非军事需要。第一次苏维埃会议通过的临时土地法，此法本质上就许多问题表现了不正确的决定。平均分配只应用于所没收的地主财产，这是不对的。大的农场不得拆散而应变为国营农场，这是不对的。雇农分得的财物在现阶段就应联合成为集体农庄，这也是不对的。红军战士要到在全国建成苏维埃政权之后才能分得土地，这不正确，而且极其有害。公布的苏维埃政府纲领明显地表现出托洛茨基主义的精神。我们所收到的关于这个纲领的报告表明，苏维埃政府为自己提出的目标是立刻实行社会主义，而不是建立一个强大的苏维埃政府，强大的苏维埃权威，不是专心组织和加强革命的根据基地，联合各个苏区，巩固已取得的胜利，贯彻真正的中农、贫农土地革命，组织后方和抓紧储备。李立三同志对这些根本的重要任务一点也不考虑。
5．我们不想详细谈论李立三同志对革命武装力量所作的巨大的夸张（五百万工人，三千万农民，每个城镇上的工人赤卫队，五百万少年先锋队队员，等等），但是应该指出，他简直就不了解，我们还没有一支真正的工农红军，其军官队伍应由围绕在坚强的党组织周围的工人组成。红军已经取得伟大成就，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钦佩它的英雄业绩。但是它还弱小，组织得不好，也不是完全掌握在共产党手里。……由于这些缘故，占领大城市、正面攻击帝国主义军队、向大的中心地点进军，仍是在红军力量之外的事。经验已经表明，占领长沙和攻打汉口，需要的力量比红军现在所有的要大。……
共产国际执委会曾经认为，现在依然认为，这条路线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非列宁主义的，它谴责、拒绝这条路线。这条路线导致被动、失败，还可能导致危险的冒险行动。抵制这条路线的有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路线，是它同中共中央代表团共同制订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实际任务，这些任务的实现是整个形势要求的，是下列这些：
1．立即建立一支真正的工农红军，开始时由四万到五万人组成；从社会成分说它应当是一支工人和农民的军队，其军官团由工人组成，要有强有力的党组织，最高层要有最优秀、最可靠的领导人，而且有铁的纪律。这支军队，整个、完全地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应当在一个或几个苏区中有强大的物质基地，同时也是革命的领土基地。……
2．立即建立强大、能干的苏维埃政府，其中共产党人占多数，吸收最杰出的非党工人、农民和红军战士参加。……它应当制订和公布反帝的、土地革命的纲领，着手执行这一纲领，并且以实际行动向劳动群众表明，苏维埃政府能够为他们建设新生活，扔掉帝国主义者和地主。……
3．进行真正的革命的群众工作，即在各苏区按布尔什维克方式组织群众，在非苏区发展经济的、政治的群众斗争，并在斗争中组织群众。中共必须了解，在非苏区的每一次经济斗争，每一次罢工，每一次群众行动，都不但是群众组织起来的一步、因而也是武装起义道路上的一步，而且同时也是对苏区的直接、立时的帮助。忽视工人和农民的日常需要和要求，客观上就是为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效劳。……
同时，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对帝国主义者运用策略不仅仅许可而且甚至是必要的。我们提醒中国共产党，所谓同帝国主义共存这个幻觉十分有害、危险。但同时，我们又必须尽力所能及利用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以此削弱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革命分子之间的联盟，避免在我们较为强大之前的正面冲突，推迟同帝国主义之间的决定性搏斗。与此同时，中共又必须加紧反对帝国主义干涉的斗争，动员、教育工人和农民，使农民了解反对帝国主义这个民族任务。
这些就是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路线的根本特点，这条路线是在中共中央代表团完全同意下制订的。
只有那些同布尔什维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人才会把这条路线说成是一种退却。遵循这条路线，中共决不是退却，而是前进。……造反的道路是一定要走的。造反必须以布尔什维克的坚决性和一贯性来准备、来组织。……
共产国际执委会满意地注意到，政治局和，我们希望，全党都已经接受了这条路线，已经抛弃了根本不同的李立三路线。……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在目前讨论这些问题，会瘫痪党的工作，会把党的力量引离革命的决定性的任务。但还必须运用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向一切积极的党员讲清楚两条政治路线的实质，说明李立三同志立场的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性质，团结党员在正确的布尔什维克政策周围。
此事所以尤为必要，是因为有些危险腔调可在李立三同志的几次讲话中听到。他竟卖弄起所有右倾的和“左倾”的共产主义叛徒的破烂理论，说什么共产国际消息不灵，什么中国情况特殊，什么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革命的趋势。他胆敢把对共产国际的忠诚同对中国革命的忠诚对立起来，……说什么在攻占汉口之后，就可以用不同的口气同共产国际打交道了。……
共产国际执委会深信，中共的全体党员都会坚决拒绝这种反共产国际态度，全体中国布尔什维克都会象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政策周围。 |
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关于美国黑人问题的决议（节录）（1930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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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关于美国黑人问题的决议（节录）
1930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1931年1月15日，第65页
〔1930年7月初在汉堡举行了一次黑人工人国际会议，由福德（美国）主持。参加会议的黑人来自尼日利亚、南非，黄金海岸、塞拉利昂、塞内加尔、冈比亚、特立尼达和美国。举行这样一次会议的想法，是在1929年7月在法兰克福举行的反帝同盟第二次会议上提出的（创议可能来自共产国际执委会黑人局，此局建立于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后），据说会上大家谈到各国黑人之间联系太少，他们被加维主义〔注：马库斯·加维（MarcusGarvey，1887—1940），牙买加的黑人宣传家，曾组织黑人运动，自称世界黑人领袖、“非洲临时总统”，宣扬黑人经商致富来求得解放。——校者〕、泛非主义、民族改良主义引入歧途，这是有利于帝国主义的；黑人应当在国际规模在阶级基础上组织起来。选出了一个委员会去组织1930年会议，这个会议得出结论：在黑人问题上，种族和肤色只占次要地位；黑人问题应当在阶级基础上解决。（黑人只有作为较广泛的阶级斗争的一部分才能获得解放，这个论点，体现在1929年春季红色工会国际黑人工人委员会所拟《黑人的工会行动纲领》中。）皮亚特尼茨基这时写道，美国共产党仍然表现有“白人沙文主义”的迹象；同样的指责一年前洛佐夫斯基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上也提出了，会上，美国代表迈纳说，党内黑人有一种敌视中央委员会的倾向，不管其局面如何，因为“整个党在黑人问题上是机会主义的”。还有些整个地方党组织都反对黑人入党。1930年11月成立了一个“保护黑人权利斗争联盟”，其纲领是争取黑人地带的自决权。〕
1．美国共产党一贯公开、大力采取行动以反对压迫黑人，因而在黑人居民中越来越得到同情。在自己队伍内党也毫不留情地反对哪怕是最轻微的白人沙文主义表现，还清除了洛夫斯顿分子的严重机会主义。……但党还没能做到在自己的队伍中克服一切低估为自决权口号进行的斗争，更加没有做到消除在黑人问题上的一切不明晰性。在党内讨论中，这个问题往往被错误地提出，还出现了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的错误的对立提法，比方说，究竟应当强调社会平等这个口号呢，还是应当强调黑人自决权这个口号呢。应当仅仅进行争取黑人自决权的宣传呢，还是应当把这个口号看作行动口号呢；黑人当中分离主义倾向应当受到支持呢还是应当受到反对呢；是把黑人密集的南部地区看作殖民地呢，还是看作“美国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呢，那里离开了美国总的革命发展恐怕革命形势是不会兴起的。
为了打算在这个问题上把思想彻底弄清楚，美国的黑人问题一定要从它有独特性这个立足点出发来观察，就是说，作为一个被压迫民族的问题，这个民族处于特别痛苦的民族压迫中，不仅仅由于显著的种族差别（明显的肤色区别，等等），更多地因为存在着相当的社会对抗（奴隶制残余）。这就在美国黑人问题中引进一个重要的、独有的特点，这在其他被压迫民族的民族问题中是没有的。而且，有必要正视黑人的地位在南方与北方之间的不可避免的差别，这是由于下列事实：美国黑人中至少有四分之三（一千二百万）密密麻麻地住在南方，他们大多数是农民和处于半农奴状态的农业工人，定居在“黑人带”并且构成那里人口的多数，而北方各州的黑人则多半是最底层的产业工人，他们是新近从南部来到各个工业中心的（甚至往往是从那里逃跑出来的）。
共产党人争取黑人平等权利的斗争顾及全体黑人——在北方也象在南方一样。为这个口号而进行的斗争，包括了在北方的黑人的全部或者近乎全部的重要的特殊利益，但并不包括在南方的黑人的，在南方，共产党的主要口号应当是：黑人带中黑人的自决权。然而，这两个口号是紧密地联系着的。北方的黑人非常关注为黑人带黑人居民争取自决权，因而可以期望在建立北方黑人的真正平等一事上得到强力支持。在南方，黑人受到一切方面的明显的不平等决不比北方黑人少，而是更多；他们在黑人带中争取迫切的局部要求的斗争，在大部分地区说也就是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只有他们主要口号的实现，黑人带的自决权，才能为他们保证真正的平等。
Ⅰ．争取黑人平等权利的斗争
2．黑人的平等要求的根据，就是美国黑人身受由统治加于其身的那个特殊的枷锁。与其他也受美帝国主义压迫的各个民族和种族的境况相比，美国黑人所受的束缚具有独特性，而且压迫最凶。这部分地是由于历史上美国黑人作为贩来奴隶的过去，但是更多地是由于美国黑人身上至今犹存的奴隶制，这一点立刻就可明显看出来，例如拿他们的境况即使跟美国西部的中国、日本工人的境况相比，或者跟在殖民压迫下的菲律宾人（马来族）的命运相比。
说什么黑人奴隶制的枷锁在美国已经解除，这只是扬基资产阶级的谎言。形式上奴隶制是取消了，而实际上南方的黑人群众中绝大多数仍然生活在名副其实的奴隶制下。形式上他们是作为白人地主的大庄园的“佃农”或者“合同工”是“自由”的，但实际上，他们完全处于剥削者的主宰下；他们不被允许或者说他们根本就无可能离开他们的剥削者；如果他们真敢离开庄园，就会被抓回来，在很多情况下还要受到鞭挞；许多人简直就在各种借口下被投进监狱，并且被长铁链缚在一起，他们不得不在公路上做苦工。在整个南方，黑人不但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受到白人剥削者肆意支配，而且被摈斥于社会之外，也就是说，他们并不被当人看待，而被当作畜牲。……
……充当工资挣取人，黑人被迫从事最低等、最艰苦的工作；他们一般都得到比白人少的工资，而且往往不能与做同样工作的白种工人得到相同的工资，他们的待遇也是最差的。许多属于劳联的工会不接纳黑人加入他们的行列，有不少工会组织了专门的黑人工会，以便他们用不着让黑人进入他们的“美好的白人社团”。
这种“隔离”和“种族歧视”的整套体系是使黑人深受其害的民族压迫和社会压迫的特殊形式。这一切的来源不难找到：这种对待黑人的扬基傲慢态度散发出昔日奴隶市场的令人作呕的臭气。这是资本主义“文明”顶峰上的明目张胆的掠夺和鞭挞奴隶的野蛮作风。
3．按照我们的理解所说的平等权利要求，所意味的不仅是要求黑人享有美国白人目前享有的同等权利，而且还要求给予黑人以我们为相应的白人受压迫阶级（工人和其他劳苦者）所要求的一切权利和其他利益。因此，按照我们对这个字眼的理解，平等权利的要求，意味着不断地废除黑人身上一切形式的经济、政治压迫以及加在他们身上的社会排斥、侮辱和隔离。要实现这些，要靠白人、黑人工人的经常斗争，为争取黑人在一切领域里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以及切实加强黑人的平等地位，打击黑人憎恨狂的一切表现。首要的共产党的口号之一是：私刑残害黑人者处以死刑！
争取黑人平等权利的斗争，丝毫也不排斥承认、支持黑人建立自己的专门学校、政府机关，等等，在一切黑人自发地提出这种民族要求的地方。可是，这种事充其量也只可能发生在黑人带。在国内其他地区，黑人所遭受的，首先是被摈斥于一般的社会机构之外，而不是被禁止建立自己民族的机构。随着黑人知识分子（主要是在“自由”职业中）和一个小阶层的小资本主义商人的增多，最近出现的不仅仅是发展纯粹黑人民族文化的明确努力，还出现了走向黑人民族主义的公开资产阶级趋势。然而，北方大工业中心的黑人群众并没有作过任何努力去维持、培植民族的超然姿态，而是恰恰相反，他们致力于民族同化。黑人群众的这种努力在将来会十分有助于促进白人同黑人合为一个民族的进程，但在任何情况下，当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同黑人劳动群众的进步同化趋势作斗争时，共产党人的任务都不是去支持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4．[u]要黑人的平等权利，但不要反对美国资产阶级在憎恶黑人上各种表现的无情斗争[/u]，这个口号只不过是狡猾的奴隶主和其代理人慷慨的骗人姿态而已。这个口号还进一步被“社会主义的”和许多其他资产阶级政客和慈善家一再重复，他们向美国资产阶级呼吁对待黑人的“正义感”为自己博得名声，从而把人们的注意力引离反对“白人至上”这个可耻体系的唯一有效的斗争：即引离反对美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其实，争取黑人平等权利的斗争，就是美国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最重要部分之一。
争取黑人平等权利的斗争，当然应该采取白人和黑人工人共同斗争这种形式。
工人阶级中各种成份日益增强的团结，引起了美国资产阶级总是企图操纵一部人反对另一部人，特别是使白人工人反对黑人工人，使黑色工人反对移民工人或者反过来，从而扩大工人阶级内部的分裂，这就有利于维持美国资本主义的统治。党必须进行无情的斗争，反对资产阶级这一切企图并尽一切努力加强工人阶级的持久的阶级团结。
但是，在争取黑人平等权利的斗争中，白人工人有责任走在这一斗争的前列。他们必须在“歧视黑鬼”的隔离之墙上到处打开缺口，这墙纯系资产阶级奴隶市场的道德观念建立起来的。他们必须最无情地揭露和谴责伪善的改良主义者和资产者“黑人朋友”，这些人实际上只是有志于加强黑人的敌人的权力。他们，白色工人们，必须勇敢地冲向那些百分之百的强盗的喉咙，这些强盗们是当面敢打黑人的。这个斗争将是对美国白色工人的真正国际团结的一个考验。
革命的黑人工人负有特殊责任，要在黑人劳动群众中不倦地开展活动，使他们摆脱对白人无产阶级的不信任，并把他们吸引到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共同阵线中来。……此外，共产党必须抵制自己队伍内各种倾向，即忽略把黑人问题看作是美国的全国性问题，不仅在南方，而且也在北方。应该忠告北方的共产党避免建立任何专门的黑人组织，而代之以使黑人工人和白人工人都参加到斗争和联合行动的共同组织里来。要采取有效步骤把黑人工人组织到工会统一联盟和各革命的工会里去。这项工作上的低估态度有各种形式：不大力吸收黑人工人，不大力使他们留在我们队伍里和吸引他们参加工会的全部活动，不大力挑选、教育和提升黑人力量到组织的领导职责中去。党一定要负起全部责任来完成这项十分重要的工作。目前极其需要出版一份谈论黑人问题的通俗群众性报纸，由白人和黑人同志共同编辑，并把报纸的积极拥护者有组织地结成小组。
Ⅱ．争取黑人带的黑人自决权的斗争
5．把南方的黑人地区看作是美国的殖民地，这是不正确的。黑人带特点的这种概括，在某些方面只能是以人为的类推作为根据，它将在观念的澄清上造成多余的困难。可是，在否定这一估计时也不应忽视，在殖民地人民所受的民族压迫和其他被压迫民族所受束缚的性质之间，划出根本性界线，也同样是谬误的。从根本上说，两种情况下的民族压迫是相同性质的，而在黑人带里在许多方面都比不少真正的殖民地更坏。一方面，黑人带本身，无论在经济上或政治上，都不是象样的一个整体可以作为美国的一块特别殖民地，但另一方面，这个地区无论在经济上或政治上，也不是整个美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象这个国家任何其他部分那样。黑人带的工业化也并不象严格意义上殖民地的一般情况那样，同帝国主义性的资产阶级的统治利益矛盾，这个阶级手中握有整个工业的垄断权，但就工业在这里的发展而论，它丝毫也不会解决被压迫的多数黑人的生活条件问题，也不会解决土地问题，这是民族问题的根本。恰恰相反，这个问题将更加恶化，因为矛盾更增加了，这矛盾来自对黑人农民和黑人带中黑人无产阶级中可观的一部分（矿工、林业工人，等等）实行前资本主义剥削。同时，由于这里的工业发展，民族革命的最重要动力，黑人工人阶级其发展特别地加强了。因此，未来的前景并不是南方的民族革命黑人运动的不可避免的消沉，如洛夫斯顿所预言，而是恰恰相反，前景是运动的巨大进展与黑人带的革命危机的迅速逼近。
6．由于黑人带的特殊情况（大多数黑人居民是农民和农业工人；那里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以及政治上的阶级统治不但特殊，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仍带有前资本主义和半殖民特点），把黑人自决权作为共产党在黑人带的主要口号是适当的。然而，这决不是说，黑人带中争取黑人平等权利的斗争不象在北方那样的必要，或不象那样有充分根据。相反，在这里，由于整个局势，这种斗争甚至于更有根据，但是这个口号的形式并不完全适合黑人居民解放斗争的具体要求。……
自决权的口号，在黑人带的黑人居民进行的反对美帝国主义奴役的解放斗争中，居于核心地位，但是这个口号，我们看来，只应该跟其他两项基本要求联系在一起来执行。因此，共有三项基本要求应该在黑人带里牢记在心，即：
（1）[u]为了黑人农民的利益，没收白人地主和资本家的地产。[/u]美国白人剥削者手中的地产，构成黑人带中民族压迫和黑人农奴制整个体系最重要的物质基础。此地四分之三以上的黑人农民在事实上的农奴制中被白人剥削者通过“分享收获”的封建制度束缚于农场和种植园中。……没有这种革命措施，没有土地革命，黑人居民的自决权只会是乌托邦，或者最多仍然是一纸空文，而丝毫改变不了实际的奴役。
（2）[u]建立黑人带的州际统一。[/u]目前这个黑人地区—正是为了便于施行民族压迫的目的——被人为地割裂开来，分成好些不同的州，各州都包括一些白人居民占多数的遥远地方。如果黑人自决权真要实行，就必须在一切可能的地方把在南方其定居人口中黑人占多数的所有地区划归一个行政单位。在这个州的界限内，当然还会有相当数量的白人少数，他们必须服从黑人多数的自决权。以民主方式实现黑人自决权的其他可能的途径是没有的。
（3）自决权。这意味着黑人多数的完全的、不受限制的权力，在黑人带整个领土上行使行政权，以及决定他们的领土同其他国家，尤其是同美国之间的关系。如果黑人带的黑人只在完全与黑人有关而不影响到白人的情况下才有决定权，这就不是我们所理解的自决权，因为在这里发生的最重要事件必然不仅影响黑人，也会影响到白人。首先，真正的自决权意味着，行政上统一了的黑人带的整个领土内，是黑人多数而不是白人少数行使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权力。目前，这里所有这些权力都集中在白人资产阶级和地主手里。是他们任命官员，是他们支配公共财产，是他们决定税收，是他们统治和制定法律。因此，在黑人带推翻这种阶级统治在争取黑人自决权的斗争中是无条件地必需的。然而，这就意味着同时要推翻地方上白人资产阶级势力赖以维系的美帝国主义在黑人区的枷锁。只有用这种方法，只有当黑人带的黑人居民从美帝国主义那里赢得的自由达到自行决定他们地区同其他政府，尤其是同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时，他们才算赢得真正的、完全的自决。从一开始就应该要求美帝国主义的武装力量不得留驻在黑人带领土上。
7．1930年3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的信上已说过，共产党人必须根据上面所提出的意见，为争取黑人带的黑人居民的自决权“毫无保留地进行斗争”。如果把共产党的立场理解为共产党人支持黑人自决权只到某一限度为止，比方说，只到脱离的权利，而不超过这个限度，那是不正确的、有害的。说共产党人迄今只是为自决权进行宣传鼓动，并不为其实现开展任何活动，那也是不正确的。不对，对于共产党来说极端重要的是，摒弃在此口号的斗争上的任何这类限制。即使局势还不宜于提出起义问题，当前人们也不应当局限于宣传要求“自决之权”，而应当组织群众性行动，如示威游行、罢工、抗税运动，等等。
此外，党不应使在这一口号上的立场依赖任何条件，即使是象无产阶级要在民族的革命的黑人运动中拥有领导权这个条件，或者要求黑人带的黑人多数采取苏维埃形式（佩珀就这样要求），等等。毫无疑问，黑人带的共产党人愿意、也应该努力把黑人的一切劳动分子，即人口中的大多数，争取到他们这边来，还要说服他们不但要赢得自决权，而且要依照共产党的纲领去运用这个权利。但这一点不能作为共产党人采取赞同黑人居民自决权的立场的条件；如果，或者说只要，这种居民的大多数愿意以不同于我们共产党人所喜欢的方式去处理黑人带的局势，他们的完整的自决权必须得到承认。这种权利我们一定要作为自由的民主权利加以保障。
8．一般地说，美国共产党最近在争取黑人自决权的斗争中一直是坚持这条正确路线的，尽管这条路线——在某些情况下——解释得不够清楚或有错误。特别是，有些误解已经产生了，都是由于未能清楚地区别“自决权”要求和行政分离要求，而简单地以同等方式对待这两种要求。然而，这两种要求并不是等同的。完全的自决权也包括行政分离权，但这并不当然地意味着黑人居民应当在一切情况下都要运用这种权利，即黑人必须使黑人带实际脱离或试图使它脱离现存的与美国在行政上的联邦。如果黑人居民要想脱离，它应该有这种自由；但如果它更愿意仍然与美国结成联邦，它也应该有此自由。这就是自决这一观念的正确含义，这一点必须得到承认，而完全不问美国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无产阶级专政已在那里建成。……
9．共产党人对黑人当中脱离主义倾向的总的上述关系，不能说成是共产党人在目前，或总的来说，在资本主义时期，都要无区别地、不加批评地赞同各种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黑人团体的一切脱离主义倾向。因为存在着不但有一种民族革命的，还有一种反动的黑人脱离主义，例如以加维为代表的那种；他的孤立的黑人的乌托邦（不管是在非洲还是美洲，不管是否设想只由黑人组成）只追求一个政治目的，就是使黑人群众偏离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真正的解放斗争。
认为自决权口号只有同完全脱离要求联系在一起才算是真正革命的口号，这是错误的。政权问题的决定不只是通过脱离要求，而且也同样通过另一个权利，即决定脱离问题和一般的自决权。政权上还有一个直接问题，就是没收南方白人剥削者的土地这个要求，以及整个黑人带合成一个州单位这个黑人要求。……
10．自决权口号和黑人带中黑人问题的其他基本口号，并不排斥，而是首先要求发展一个强大斗争，去实现同广大黑人劳动群众日常需要和困难有关的具体的部分要求。为了避免在这方面机会主义的倒退危险，共产党人应当特别记住：
（甲）部分斗争围绕着它们而展开的直接目的和部分要求，要在斗争的过程中联系政权问题引起的基本的革命口号，要用适应群众情绪的、为大家接受的方式。……
（乙）人们不应冒昧地去制订某种完整的纲领或“实在的”部分要求的体系。小资产阶级政客提出的这类纲领应该作为以培植群众的改良的、民主的幻想来使他们脱离必要的艰苦斗争的企图揭露出来。每一个突然出现的实在的部分要求，应该从它是否同我们基本的革命口号一致，或它是否具有改良的或反动的倾向这种观点来考察。每一种引起黑人群众愤怒的民族压迫，都可用作适当的出发点来发展局部斗争。
（丙）要尽一切努力把广大黑人群众引导到这些局部斗争中来，但——这很重要——不要把各种部分要求发展到特别激进的程度，以致黑人劳动群众不能认出这些要求正是他们自己的。不搞群众运动的真正动员——尽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黑人政客总要阴谋破坏——即使是最好的共产党的部分要求也只能搁浅。另一方面，即使是三K党强盗们在黑人带的某些并不引人注目的行径，也能成为重大政治运动的时机，只要共产党人有能力组织愤怒黑人群众的抵抗。
（丁）共产党人一定要战斗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前线，并且要竭尽全力谋求这一群众运动及其革命化的进展。黑人共产党员必须明确地脱离黑人运动中一切资产阶级潮流，必须不倦地反对资产阶级团体对劳动黑人散布的影响，而且在对付它们时必须运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殖民地问题的共产党策略，这些都是为了保证黑人民族解放运动中黑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为了协调黑人广大农民群众同无产阶级结成为稳固的战斗联盟。……
11．黑人共产党员特别有责任经常批评黑人带解放斗争中那些黑人小资产阶级民族革命领袖的半心半意和动摇犹豫，要在群众面前揭露他们。一切民族改良主义倾向，譬如加维主义，它们都是黑人群众革命化的一大障碍，都必须系统地以极大力气向它们斗争。与此同时，黑人共产党员必须在黑人群众中大力反对那些民族主义情绪，它们不加区别地指向一切白人，不但反对资本家还反对工人，不但反对帝国主义分子还反对共产党员。他们向黑人群众应当提出的经常性号召是：利用同白人无产阶级结成的战斗联盟，进行反对白人资产阶级统治者的革命斗争！黑人共产党员一定要不倦地向黑人群众说明，虽然美国许多白人工人仍然沾染了厌恶黑人病，美国的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它由于进行反对美国资产阶级的斗争而代表唯一真正革命的阶级，还是黑人解放的唯—真正柱石。既然南方黑人争取自决权的民族革命斗争已经有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取得成功，这个斗争的成功只有得到美国其他地区大规模无产阶级群众行动的有效支持，才能获得。
12．有关黑人问题在北方进行的斗争必须同南方的解放斗争联结起来，这才能赋予全美国的黑人运动以必要的实际力量。毕竟在北方也和南方一样，问题是美国黑人的真正解放，这实际上在过去还从来没有发生过。美国共产党应该发挥它的全部革命力量，以便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动员美国白人和黑人无产阶级尽可能广泛的群众，对黑人解放的斗争作出真正有效的支持。……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清除正在玷污美国白种工人队伍的白人资产阶级沙文主义，克服黑人群众因美国资产阶级仍在继续进行不人道的、野蛮的黑人奴隶买卖而产生的不信任感——由于这种不信任感甚至于是针对一切白种工人的——和争取千百万黑人到我们这边来，作为在全美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斗争中的积极战友。 |
共产国际执委会宣传鼓动部就俄国革命十三周年发表的材料（节录）（1930年10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1929-1943）
共产国际执委会宣传鼓动部就俄国革命十三周年发表的材料（节录）
1930年10月《国际新闻通讯》，第10卷，第88期，第2151页，1930年10月21日
〔在德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台尔曼说：“保卫苏联必须成为各国工人的革命政策的中轴”。亥克尔特说，苏联，不但是一切工人的盟友，还是他们的祖国，“我们要把自己献给她，直到最后一口气、最后一滴血"。1929年10月，《国际新闻通讯》报导了一项关于成立一个“工人向苏联提供技术援助国际联合会”的建议。〕
十月革命十三周年来临于这样一个时刻，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生严重危机，在深度和广度上无法抗拒地日益增长。它来临于这样一个时刻，资本主义经济的阶级矛盾严重尖锐化，帝国主义各国同工人的祖国苏联之间的矛盾也是如此。
在这个纪念日，全世界的劳动群众绘制出资本主义同共产主义之间的斗争的对照表。十三年来资产阶级的和社会法西斯主义的预言家们一直预言苏联的衰落和苏联经济的崩溃。……但在苏联，我们见到的是繁荣进步，而资本主义却在经历一次最严重的危机。
这个纪念日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念日，在这一天他们回顾无产阶级专政的成就，这些成就使他们充满了新的勇气、新的力量去推翻资本家阶级，新的信念去建设社会主义。……
十三周年纪念日临于这样一个时刻，仅仅以表示同情来宣称同这个工人国家休戚与共是十分不够的。现在全世界工人阶级命运的好坏同十月革命的事业的联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每一胜利都是世界无产阶级的胜利；针对它的每一个打击都是针对各国工人切身利益的打击。威胁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列强，它们指望用间谍活动、阴谋破坏、联合抵制来瓦解它，用战争去摧毁它，也就是那些同样的列强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和殖民地的城乡工人的生存组织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这就是为什么保卫苏联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同工人们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相一致了。保卫苏联，就意味着保卫工人免受资本主义的饥饿攻势，免受工资削减和失业威胁，免受法西斯独裁的恐怖。 |
共产国际执委会就选举结果给德共中央委员会的贺电（1930年9月1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1929-1943）
共产国际执委会就选举结果给德共中央委员会的贺电
1930年9月14日《国际新闻通讯》，第10卷，第80期，第1981页，1930年9月23日
〔打算把赞成纳粹党兴起的民族主义情绪转向自己，德共在1930年夏季草拟出《德国人民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纲领》（由海因茨·诺伊曼“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帮助下”起草），纲领提出，共产党人掌权之后，废除凡尔赛条约和杨格计划，取消一切外债和赔款。它说，“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不但充当资产阶级刽子手，还是法帝国主义和波兰帝国主义的心甘情愿的代理人”，而纳粹党则想恢复容克和军官的统治和德国王族的利益和权力。纲领以下列词句结束：“打倒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苏维埃德国万岁！”皮亚特尼茨基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上解释道，由于纳粹党人反对杨格计划，而德共反对纳粹党人，因而在工人当中认为德共支持杨格计划这种看法可能流传；因此德共，“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帮助下，宣布了它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纲领”。在第十三次全会上，已在纳粹党执政之后，皮亚特尼茨基说，纲领通过得已经太晚了；它非常有用，虽然《红旗》，以诺伊曼为首，歪曲了“人民革命”这个口号，并把它修改得适合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德共党内有个广泛的信念，认为纳粹党的成功从长远来看并非不利于共产党人，因为这些成功削弱了魏玛政权。“这并不是全无道理的，最严肃的德国报纸之一《科隆报》，就很害怕民族—法西斯分子的成功在将来终于不免被共产党人所利用。”工人们终将认识到，纳粹主义不可能为德国的困难找到出路，于是就会转向德共——“希特勒以后，该轮到我们了”。
在1930年9月的选举中德共的票从1928年的三百三十万上升到四百六十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票从九百二十万降到八百六十万，而纳粹党的票则从八十万飞升到六百四十万。《真理报》评论道，纳粹的票数反映了资产阶级在阻止工人走上革命道路方面取得暂时成功；它还表明投票人反资本主义的反叛情绪，这是德国资产阶级政权衰落的明显标志。《国际新闻通讯》上的一篇文章把选举结果说成是“德共的辉煌胜利”。“纳粹党人，他们能够制止反叛的劳动阶层中很大一部分人走向无产阶级革命，其成功本身就包含着法西斯党将来崩溃的种子。”
四年多以后，也就是希特勒执政两年以后，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资料》中谈到，把1930年9月的纳粹票说成是反对资本主义票是个错误解释，在赞同那份“在争取群众的斗争中是个有力工具”的纲领的同时，它谴责了德共党内“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消极态度，他们把法西斯主义看成是向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的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德共并没能够正确地评价法西斯主义；在1930年选举之后，《红旗》曾称布吕宁政府为“公开的法西斯专政”，从而把党的注意力从真正的纳粹危险转移开去。
托派分子争辩说，只有一个纳粹政府，决不是“正常的”资产阶级政府，才会进攻苏联；因此纳粹的胜利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去阻止；希特勒的胜利将意味十年、二十年的倒退，也许还会引起共产国际的瓦解；社会民主党人由于坚持维护资产阶级民主正在帮助法西斯主义，而资产阶级民主是注定要没落的。选举的结果被归咎于小资产阶级对德共有把事情办好的能力缺乏信心。
《共产国际》上的一篇讨论选举结果的文章说，这表明德国处于“革命事态的前夕”；德共和纳粹党人的成功是资产阶级社会解体的明显标志：“革命危机正在德国成熟。”德共应该奋斗去反对资产阶级正在筹备的法西斯专政，还要反对社会民主党人和布兰德勒分子；社会民主党人，象希特勒的追随者一样，全是资产阶级的走狗。拉狄克在评论那些传统的资产阶级政党的选票丢失时说，小资产阶级正在背离历史的资本主义政党这件事，正是资产阶级政权崩溃的征兆；小资产阶级政党已不再能够当做大资产阶级的民主外衣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票数减少六十万张就削弱了德国资本主义最重要的“民主”支柱；天主教中央党没有失败，因为它有“世界上最好的组织者，即天主教的教士们”，但它至多也不过是一个天主教少数的政党；它挽救不了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一部分支持法西斯主义以恐吓和惩戒德国社会民主党，另一部分则希望利用它的帮助去夺权并消灭一切“所谓民主”。可是，却没有人预料到如此规模的纳粹胜利——“政治斗争史上从未有此先例。……没有什么比下述事实更有重要意义了：关于这个党，它在德国政治生活中已经居于第二位，不论在资产阶级文献中还是在社会主义文献中，都是一句不提。它是一个……突然兴起的党，就象一个岛由于火山之力突然在大洋中升起一样。”纳粹党的胜利带着使资产阶级大为惊异的种子；投票选它的群众并不是投票选资本主义。它答应把他们从世界资本主义和杨格计划中挽救出来。“没有什么比这一事实更值得注意的了：托拉斯资本不得不用社会主义假面具装扮新走狗，法西斯党。”选举结果表明了那些人的不满和愤怒程度，他们还不愿意同资产阶级社会彻底决裂而参加德共。德共在组织上是比较薄弱的——“它所经历的分裂比任何政党都多”——因而许多工人并不信任它；此外，它没有多少钱用作竞选经费；它的最大成功是在工业集中的区域。
次年一篇归纳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一次全会成果的文章说：“甚至在9月国会选举之前在德国就已经开始了，在金融资本的不断怂恿下，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运动暴风雨的高涨。共产党以反击策略作出回答。提出《德国的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这一纲领之后，它就向法西斯分子开了火，同时把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吸引到同法西斯主义斗争的统一战线中来。因此，它能制止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发展，甚至能引入一些瓦解因素进去。……”在希特勒执政之前不久，共产国际的刊物说，德共党内对于纲领中象是从纳粹党人那里搬来的那部分存在着“内心压制”和“忧虑”。这是一个错误；德共是德国最早的、唯一的凡尔赛体系的反对者。“德国党必须更多关心在邻近各国的德国居民问题。……我们决不能把他们扔在那里成为国家社会主义分子的掠夺品，而应该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一直到凡尔赛体系的锁链被未来的德意志苏维埃共和国打碎之前他们不会享受充分自决权和参加未来的德意志苏维埃共和国的权利。〕
共产国际执委会向德共致以最亲切的祝贺，因德共在国会选举中把四百五十万以上无产者集合在自己的旗帜之下并给社会民主党以沉重的打击。德共的胜利意义尤其重大，由于它获胜的基础是充分发展了的无产阶级革命纲领和为苏维埃德国而斗争这个口号。你们的胜利是这些选举中唯一的真正胜利，因为它是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基地上取得的。
法西斯分子的巨大胜利确是一个胜利，它的取得依靠的是激进词句，为的是欺骗从大资产阶级各政党逃开的群众。中央党的胜利只是暂时的，因为它立足于企图组织一个阶级共同体，立足于否定阶级斗争。德共必须继续以全力反对社会民主党，工人阶级中还有相当多人仍然是效忠于它的。党必须充分揭露国家社会党人和中央党，还要奋战去把仍然追随他们的工人争取过来。党必须在失业工人中加强工作，更多地注意农业工人中的工作，还要不倦地为把工厂里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争取过来而斗争。
德国的政治危机正在迅速成熟。阶级阵线越来越分明。德共的任务猛烈增长，成为阶级斗争中的决定性因素。我们坚决相信，你们党一定会集中党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去发展极大规模的经济、政治斗争，并在组织上巩固已经取得的胜利。
在实现苏维埃德国的战斗中前进！ |
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节录）（193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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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节录）
1930年6月《共产国际的战略和策略》，第272页
〔各苏区权力的巩固是从1930年2月在江西省建立的苏维埃政府开始的；随后，于5月举行了各苏区的代表会议。米夫在《中国问题》（1930年）上写道，苏区大概不久就会包括几个工业中心和行政首府，这就将给各苏区一个牢固的基础，确保共产党对红军的领导。该期刊随后一期谈到了这次5月会议，该会议通过了临时土地法和劳动法，通过了一项号召保卫苏联的决议，还发表了宣言，将在年底召开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作者批评了土地法，该法在土地分配问题上是错误的，而且时机未到就主张立刻建立集体农场和国家农场。
红色工会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的决议提到，红色工会在工厂中没有坚强的立足点，跟群众只有薄弱的联系；工会数目很少，会员中熟练工人所占比例很低。多数大罢工其组织与领导都没有这些工会参与。哈罗德·艾萨克斯引用了一位中国共产党人的话来支持自己的论点：“工人所要求的与共产党人所建议的其间，鸿沟如此之大，以致于几位仍然留下的工人党员往往向上级党隐瞒即将举行的罢工消息，以便给罢工者机会去按自已的主张进行斗争。”
在讨论莫洛托夫向苏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时，一位发言人谈到近两年来在中共党内进行反对右倾分子斗争时产生的种种困难；苏维埃政府一旦占有工业中心后，它就会强大到足以对付国民党，并且沿着一条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前进。（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提供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资料》提到标志中共1928—1929年的主要路线的“左倾宗派错误”。）斯大林在向苏共代表大会所作报告中提到中国时说：“据说那里已经成立了苏维埃政府。我认为，如果这是事实，那是毫不奇怪的。”〔注：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220页。——校者〕这话刺激了托洛茨基，他评论道：“谁说的？中共是怎么说的？……这是不是意味着，在中国建立的“苏维埃政府”是没有共产党的，而共产党也不知道？那末，谁在领导这个政府呢？……哪一个党掌权呢？”一个没有工业中心和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府，这难道也“是毫不奇怪的”吗？“可是我们要说，在这样的情况下苏维埃政府的出现是绝对不可能的……相信农民有能力独立地建立自己的苏维埃政府，这就是相信奇迹。建立一支什么农民红军也是同样的奇迹。”〕
1．中国近来的事态，完全证实了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革命浪潮的新进展的不可避免性的决议。……中国革命的动力——工人阶级和农民——从反动派的打击下恢复过来后，正在土地革命、打倒帝国主义统治、推翻反革命的国民党政府的口号下，再一次起来进行革命斗争。
2．中国过去多年来的反动统治带给劳动群众极其沉重的负担……破产和贫困就是农民群众的命运。饥馑达到空前的规模，弄得几千万农民濒临死亡。破产更多地降临到城市小资产阶级头上，尤其是手艺人和手工业工人中。反动统治的这些后果理所当然加强了工人群众关于在现政权之下他们的绝望境遇的认识。……
4．在分析斗争的目前阶段时，必须从这样一个事实出发，就是就总体来说，中国迄今并不存在客观的革命形势。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浪潮并没有汇合为一。它们还不确实具有向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发动的攻势所需要的力量。革命的农民斗争迄今只在南方几省的部分地区展开。统治阶级的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和斗争还没有削弱它们和导致它们政治上的崩溃。但是事态发展的方向必将在不久的将来造成一个革命的局势，即使不能遍及全国，至少将包括最重要的省份。这一进程的加速到来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共产党的正确策略，而首先有赖于加强党的领导和开展苏维埃运动方面任务的正确完成。
5．苏维埃运动摆在党面前一项主要的任务，就是组织、指导一个中央苏维埃政府的活动。在这个问题上，党应当从下列假定出发：政府是能够获得必要的力量和重要性的，其条件是……一支真正的红军能够在最安全的地区建立起来，一支完全服从共产党领导并且成为政府支柱的军队。所以非常重要的是集中注意力于建立、壮大红军，以便将来，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形势提供了机会时，它能够夺取一个或几个工业中心和行政首府。……
在建立政府机构时，巨大的心思应该用到人员的挑选上；任何情况下文职官员都不可以从国民党那里接收过来；只有经过考验的、忠心耿耿的人员才应选来担负此项工作。临时革命政府的任务是，在大力肃清封建主义、军阀主义，镇压富农、高利贷者的基础上，联合和协调农民的活动。……同时应当建立一种统治形式，它要能保证农民运动中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保证群众能从上到下参加革命政权的机关。
6．在苏区的注意力中心，党应该放在土地问题的解决方面。土地革命一定是贫农和中农的革命，而不是富农的。它的动力必须是雇农和贫农，与中农和起领导作用的产业工人阶级坚定地联合着。富农的活动，不管是打算推迟没收土地，还是按照农民拥有生产工具的比例去分配没收的土地，都要大力制止。党所应该做的，是去没收一切地主的、教堂的以及其它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然后在贫农和中农当中平均分配，但是并不没收富农的土地。
8．关于苏区的经济政策，党应避免采取不成熟的措施，不要做那种只会使农民群众脱离我们领导的事情。尤其，党要允许贸易自由，目前尚不要禁止土地买卖，不要实行供应的集中化，不要控制国内贸易和价格，除了军事需要或向投机者、破坏者作斗争所必需的某些例外（比如盐和煤油）。
9．为了改善苏区工人的合法地位，八小时工作日应该实行，还有最低限度的社会立法和阶级工会的组织和活动的自由。随后的各种改善措施，其取得不应依靠苏维埃当局的政令，而应依靠与当地具体情况密切联系的阶级斗争和工会活动。
10．……党必须获得对于红军的完全控制和领导，这支军队注定要在革命斗争的未来发展中发挥巨大作用。红军一定要建设成为真正的全国性军队。……以产业工人为强大核心，红军应该从贫农队伍，从整个农民阶级的革命分子中得到扩充。……
11．在所有运动和群众鼓动中，党应当，作为中心口号，以工农苏维埃政府的名义提出：没收地主财产分给农民；如果帝国主义胆敢违反中华苏维埃政府法律，向它们展开斗争，把它们的商业和租界收归国有；把中国建设成为统一独立的苏维埃国家；推翻国民党政府；在全国范围支持和扩大苏维埃运动；实行八小时工作日；由工人的组织管理生产。
12．党在苏区的工作应当同它在中国其他地方的活动联系起来。党在革命高潮不断扩展的情况下的根本任务是去保证无产阶级的坚强的、一贯的领导权。……
13．要确保无产阶级领导权，其前提是党要进行战斗去扩大罢工运动、去组织和领导中国无产阶级的工业战场。当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汇合时，党应当尽一切努力去扩大政治罢工，为在所有或—些工业中心实行政治总罢工作准备。……
14．要确保无产阶级领导权，其前提是党要进行战斗，去发展和领导针对所有帝国主义列强的反帝运动。……
15．要确保无产阶级领导权，其前提是党要进行战斗，去扩大革命的、独立的群众运动。反对军阀战争的斗争，使之转变为阶级战争的斗争，反对一切军阀和一切国民党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都必须成为当前党的群众鼓动口号。与此同时，党必须加强战斗以赢得群众影响，把矛头对准改组派、对准一个第三党、对准胡适集团，他们打算在强大的革命浪潮的新高涨中挽救中国的反革命势力。同时，党还必须暴露陈独秀的追随者和托派分子的破坏罢工的反革命作用，挫败他们联系群众组织的的企图。
16．在非苏区，党应当建立农民委员会、农民协会和斗争委员会。……它应鼓励农民拒绝交租和军阀的征敛。它应号召农民参加游击战争和支持苏区。……
17．党还应加强它在少数民族中的工作。它应加强联系并且领导华北的回民运动、内蒙古的民族革命斗争、朝鲜族工人和满洲农民的斗争以及华南的部族。……此外，见到印度支那日益发展的革命斗争的巨大重要性，党应扩大它对安南族群众的影响，特别是在云南、香港和广州。
18．从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中共在提高其队伍的思想水平和布尔什维克化方面取得很多成功。但它距离胜利完成这方面的全部任务还很远。……如果它想正确地完成它所面临的一切新任务，保证党的路线在实践中正确执行，它就必须在两条战线上开展斗争，反对右的机会主义倾向和反对“左”倾盲动宗派主义，要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进行反对两个偏向的斗争，而且集中火力于右倾这个主要危险。……
21．资产阶级——地主联盟未曾，也不能够解决促成1925—1927年的中国革命的矛盾；相反，它使矛盾更加尖锐更加深刻了。这些矛盾，现在更加扩大了，将以其历史的必然性促成革命浪潮新的、更有力的高涨。不管可能发生的局部失败和退却……土地革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必将扩大，必将毫无疑问地导致一场席卷全中国的革命。
22．这种形势使我们有必要在现在考虑中国革命的方法和任务问题。只有在这种更大的展望中……党的当前任务和策略才能被正确指明。由于1911年革命和1925—1927年革命并未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也没有实现，当年的根本任务仍然适用于来临中的革命高潮——就是清除帝国主义统治，消灭地主的土地制度，打倒资产阶级—地主联盟，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23．但是中国革命不同于通常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仅在于动力的组成方面，也不仅在于，远非跟资产阶级一道的——更不要提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了—工人和农民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实行的任务，是直接针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它的特点在于，如果成功了，它就开辟了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前景。基于种种理由，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时是反帝革命，是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准备前提条件的。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将为中国革命的逐步、稳定过渡提供物质的经济基础，通过一系列中间阶段，最后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
24．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的民主专政，将与布尔什维克党人在1905年革命时所设想的民主专政大大不同。这个不同首先是由于国际形势，由于苏联的存在。……另一方面，中国本身的形势证明这种信念是正确的，就是共产党人将在政府中居多数。因此，无产阶级不但能在思想意识方面，而且能在国家方面对农民实行领导。……
26．中国的国内经济情况也表明非资本主义演化的必要性。工业危机、农业危机产生了一种经济措施的要求，即其特性是向社会主义过渡。对中国来说可供选择的要么是彻底的殖民奴役，进一步的大规模破产，要么是苏维埃式的、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即外资工业企业、银行、辛迪加、股份公司、铁路、航空事业以及主要的水陆运输事业的国有化，而首先是那些为外人所有的；还有曾经组织过反对苏维埃运动的反革命斗争的中国人的企业和资本的国有化；其他企业，包括较小企业的控制；土地、河道、灌溉设施的国有化；合作社的不断促进，从消费合作社这种最简单的形式开始；集体化是下一步，但只能在自愿基础上，并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帮助下进行。……
27．在开始阶段中国革命当然不能就去剥夺资本主义的发展可能性。相反，尤其是在农业方面，一旦地主的土地制度和高利贷者—军阀的债务被废除，资本主义必将表现出向前发展的倾向。……应当记住，我们的任务不是去破坏而是去改造小农经济。在采取上述过渡性措施时，无产阶级决不要割断自己同自己的农民后备军的关系。
28．当为这一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作宣传时，必须留心严格区分这种进程的共产国际观点与（Ⅰ）托派—陈独秀观点和（Ⅱ）孙中山的思想意识。坚持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个立场并不等于同意托派认为中国革命的下一阶段就是社会主义的这个看法。在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这些左倾词句背后，托洛茨基掩盖了他没能看到农民群众的斗争日增，他一贯低估农民力量和革命成就，他不了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和向社会主义阶段过渡的进程。土地问题居于中国革命的核心。革命发展的形式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托派的词句玩弄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毫无共同之处。另一方面，孙中山关于用部分限制资本主义的办法来避免资本主义的消极方面的空想，也与共产国际的立场格格不入。孙中山意识的反动性，从它打算依靠资本主义世界的帮助来实现其计划这一点，就可以看出。 |
共产国际执委会五一节宣言（节录）（1930年4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1929-1943）
共产国际执委会五一节宣言（节录）
1930年4月《国际新闻通讯》，第10卷，第21期，第387页，1930年4月30日
同志们！日趋成熟的世界经济危机越来越暴露出正在撕裂资本主义世界的种种矛盾。资产阶级及其社会民主主义走狗关于资本主义的不会枯竭的力量和有组织及创造性能力的吹嘘，正在崩溃。资产阶级在摇摇欲坠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面前毫无办法。但是他们现在还有权力，能使几百万、几千万的工人、农民陷于饥饿和死亡。在世界各个角落，在本国和在殖民地，资产阶级竭力通过恶化劳动者的景况以逃脱危机。金融巨头正在从危机中大发横财，而无数工人被迫抛弃工作。两千万失业者都是危机和资本主义合理化的牺牲品，在城市街头流落；在农村地区，大批农民在农业危机中破产后，把家当都卖给了金融资本家，就被迫参加了失业者和贫民的大军。
法西斯恐怖比以往更为猖獗。资本主义的政府，也包括社会民主党的政府，野蛮地进攻工人、农民，还处死他们，有的经过审讯，有的不经过审讯。他们枪杀罢工者、示威者、提出抗议的农民、殖民地的奴隶。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的首先目标，都是摧毁工人阶级的革命先锋队，共产党。
工人们，你们难道没有看到，在柏林、伦敦和纽约，在南美洲，在中国，在印度，在印度支那，在非洲枪杀和殴打工人的刽子手当中，就有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的领导人吗？
在帝国主义国家，军备竞赛越来越疯狂。当普通的生产受到削减时，军火工业却在各资本主义国家高度紧迫地开工。所谓和平条约，只不过是一纸谎言，用以掩盖为新的帝国主义战争所作的准备力量部署罢了。世界上没有一块地方，美国、英国之间世界统治权的斗争——这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国际矛盾的中枢——没有作为因经济危机的后果达到了空前的紧张程度。在太平洋地区没有一块地方，华盛顿、伦敦、东京的利益和欲望不处在不可调和的冲突中，伦敦海军协定不过是战争的新工具，参加各方都正在加紧为着各自的战争目标而利用它。在目前情况下，为争夺市场的斗争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激烈，杨格计划的作用就是加速帝国主义集团之间新的军事冲突。法国和意大利在地中海的敌对所引起的战争危险已是如此迫近，连帝国主义分子和第二国际的领导人都已无法遮盖。……
资产阶级相信只有新的帝国主义战争才是摆脱目前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唯一出路。但是国际无产阶级的活动和苏联的不断增长的力量阻挠帝国主义分子推行他们瓜分世界的计划。世界资产阶级希望用政治、经济封锁，用阴谋破坏、暴力、威胁来摧毁苏维埃国家，但他们的打算已被在苏联所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打乱了。……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帝国主义的战争筹划者才更加狂暴、挑拨地向苏联挥舞武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帝国主义统治集团在波兰、罗马尼亚，还有其他屈从于他们国家指定了的那种政府，他们无保留地愿意为向苏联进军提供炮灰。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社会民主主义的诽谤者和挑衅者，他们，被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吓破了胆之后，向工人隐瞒了背后积极准备中的反苏战争，在工人背后积极参加这一战争的准备。……
各国无产者们！共产国际号召你们，按照实际情况，用大规模的革命行动，用大规模的罢工或示威游行，来庆祝五一节这个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节日。共产国际号召你们团结在它的旗帜下去坚决斗争，反对日增的资本主义攻势，反对剥削的异常加重，反对失业的苦难，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暴行，反对迫在眼前的新帝国主义战争。共产国际号召你们，加强战斗准备，立场坚定地保卫苏联，以反抗帝国主义集团和他们在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教皇主义营垒里的走狗，这帮人正在狂热准备针对苏联的进攻。
工人们！要利用经济危机造成的局势：竭尽全力支持千百万失业者，从而加强无产阶级大军的力量。组织你们的力量，为了推翻资本主义，为了社会主义革命。在共产党的周围团结起来！
农村的贫农们、劳苦大众们！只有和革命的无产阶级结成战斗同盟，你们才能摆脱资本家和地主的日益加重的压迫。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向着社会主义的胜利斗争，前进！向十月革命的战士们学习，向苏联的集体农民学习！
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在革命斗争中团结起来，为了推翻你们国家中的帝国主义强盗和他们的封建—资本主义同盟的政权！同资本主义各国的革命工人紧密联合起来！
劳动者和被压迫的人们！要记住帝国主义战争的恐怖和牺牲。帝国主义战争又一次偷偷地袭来了。唤起士兵们、水手们的革命觉悟！准备好，把帝国主义战争变成劳动人民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内战。组织你们的力量去保卫苏联！
士兵们、水手们！打倒铜帽子〔注：铜帽子指高级军官。此词来自布尔战争（1880—1881），指高级军官帽沿上的金色橄榄叶。——校者〕的纪律，打倒营房的奴役！同工人们结成兄弟！牢牢记住，你们的战争责任就是把大炮和机关枪对准剥削者。 |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扩大会议关于苏共报告的决议（节录）（1930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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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扩大会议关于苏共报告的决议（节录）
1930年2月《国际新闻通讯》，第10卷，第22期，第409页，1930年5月8日
听取了莫洛托夫同志关于苏联形势的报告之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宣布，苏联无产阶级，在它的先锋队苏联共产党领导下，在社会主义进展方面所取得的新的巨大成就，表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胜利。……
苏共正在坚决地执行它的政策，其条件是非常困难的，即社会主义的进展遇到所有反无产阶级的、反社会主义的，以及事实上是，国内国外所有反革命力量的顽固抵抗。共产国际理解阶级敌人破坏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绝望尝试，欢呼苏共和苏联政府开展的反对富农、反对破坏者、反对国际反革命的一切代理人的革命斗争。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宣布，苏共开展的反对这些敌人的斗争，就是整个共产国际的斗争，共产国际决心极其顽强地、毫不留情地开展这场斗争。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深信，对于工人阶级的正确领导和为完全克服困难所必需的一切创造力的动员，都将进一步得到保证，只要苏共坚持不懈地继续不调和的斗争去反对一切犹豫动摇，去实行鲜明的阶级路线。共产国际各国支部都要学习苏共的宝贵经验，苏共的力量在于，它掌握列宁主义的领导群众的艺术，它在反对歪曲党的路线的斗争中有布尔什维克的坚韧性，它对党的力量进行系统的检验，还在于党和无产阶级群众有建立在广泛、彻底的自我批评基础上的紧密团结。
以共产国际各国支部的名义向苏共的列宁主义的领导者祝贺时，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宣布，共产国际完全地、毫无保留地支持苏共及其中央委员会的决不调和的斗争，他们的斗争是为了列宁主义原则，为了党的列宁主义路线，为彻底击败右倾偏向和调和论调，和反对一切激进的高谈阔论，这些都是小资产阶级的歇斯底里蛊惑民心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回响，而托洛茨基主义现在已将其反革命性质暴露无遗了。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再次宣布，反对苏共内部以及共产国际各国支部中的偏向的战斗，是件意义十分重大的事，主席团以满意的心情注意到，苏共已经在列宁主义路线，唯一正确的路线，的基础上得到加强，并且看到了威胁着党的战斗力的各种分子和倾向的失败。
五年计划的成功，尤其是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是针对苏联的帝国主义进攻日益增多的真正原因。
处在由于美国危机而更激化的毫不容情的敌对的苦痛中，又无法阻止这一危机向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蔓延，帝国主义从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中看到了自己的计划的崩溃。五年计划的成功，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阵地的同时，挫败了资产阶级打算通过经济压力来制服苏联政府的一切计划。杨格计划，这项为了帝国主义分子（特别是美国的）的利益而掠夺欧洲的，尤其是德国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的计划，其矛头是指向苏联的。……
帝国主义者眼前的目标是，不惜一切代价遏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向前进展。这就要求国际无产阶级保持比以往更高的警惕性；共产国际各国支部也需要比以往更加小心提防。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再次提醒共产国际各国支部注意已经通过的、关于组织起来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各国劳苦大众的唯一祖国——的各项决定。 |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扩大会议关于红色工会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节录）（1930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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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扩大会议关于红色工会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节录）
1930年2月《国际新闻通讯》，第10卷，第18期，第347页，1930年4月10日
鉴于工人阶级的经济和政治斗争日益尖锐和工人运动普遍高涨，革命工会的工作、革命的反对派的工作和革命工会运动的国际中心，红色工会国际的工作，变得特别重要了。因此，红色工会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必须打破通常的、传统的筹备方法，而应当具有专门、紧迫的性质。第五次代表大会应该成为国际工会运动历史上的一块重要界碑。……
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各国共产党面临的任务如下：
1．检查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及其中央理事会第六次会议的各项决定在实践中执行的方式方法。
2．调查共产党在工会的支部的情况，并找出其长期存在弱点的原因。
3．认真研究、公开讨论革命工会工作中薄弱的方面，并制定改进的方法。
4．检查工会反对派和少数派运动的工作，要特别注意它们同群众接触的方式及其群众组织工作的方法。
5．彻底地在党的报刊上讨论国际革命工会运动的主要问题，要为此目的出版红色工会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专刊。
6．在群众中发动一场讨论，内容是同第五次代表大会有关的所有问题，不仅在工会的会议和代表大会上，还要直接在工厂里讨论。
7．要通过共产党支部的活动保证第五次代表大会将有来自工厂男女工人的代表，尤其是来自基础工业的（采矿业、制造业、运输业、化学工业，等等）代表。
8．保证在进行第五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中广泛运用〔严格的〕自我批评和进行反对工会合法主义和实践中的机会主义的坚决斗争，以及大力加强群众工会工作。
共产国际主席团给予红色工会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以极大的重要性，敦促各国支部运用国际革命竞赛的方法做好这项工作。 |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扩大会议关于经济危机和失业的决议（节录）（1930年2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1929-1943）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扩大会议关于经济危机和失业的决议（节录）
1930年2月《国际新闻通讯》，第13卷，第23期，第547页，1930年3月7日
〔1930年初，欧洲各共产党的一次会议决定在3月6日组织一次“反对失业示威日”。一方面说欧洲国家中参加这次示威的人数少于1929年8月1日的，《共产国际》在五月里写道：“3月6日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里都发生了一次失业工人的群众运动，同时还发生了大街上的激烈战斗。各国统治阶级都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措施来破坏运动……各首都变成了武装兵营，由最新的军事技术来保卫着。各大工厂都被警察和武装警戒线所包围，天空盘旋着警察专用飞机。”美国的示威据说规模大于1929年8月1日的；群众已开始转向共产国际，但美国共产党却跟在事态尾巴后面跑。
皮亚特尼茨基说，法国党在工业工作上吃到与德国共产党同样的缺点的苦头。1929年3月，法共中央委员会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说：“我们表现出明显的软弱，在已经举行了的或本应举行的罢工中。这些伟大的运动使得我们措手不及。”但是，法共前面还是有大好机会的，因为社会民主主义在法国不象在德国那样强大，而法国统一总工会却几乎象法国总工会一样大。圣丹尼市议会的六名市议员因为工作同社会党人的“没有区别”而被法共开除，他们与由于类似过错被开除的阿尔萨斯—洛林党组织的领导人，建立了一个工人农民党。
主席团会议之后，德共中央委员会赞同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并指出那些来自左翼和右翼倾向的危险。党必须果断地转向革命的群众工作，以争取工业斗争的独立领导权。另一方面，那些忽视工会工作的人，那些拒绝为建立自下的统一战线而工作还用激进言词掩饰其消极态度的人，也必须反对。这项全体一致通过的决议在中央委员会一位书记保罗·默克看来，显得过于调和，于是他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没有告诉中央委员会），埋怨说，决议对德国社会党的评价是“布兰德勒式的”，有可能导致德共与社会党的首领之间的谈判。他被当作“左倾宗派机会主义分子”在1930年4月5日政治局会议上被解除了职务。红色工会反对派在1929年11月举行了首次全国会议；在到会的一千一百人中，八百人是德共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成员；三百人不属于党派，三人是德国社会党党员。它的第一个工会，金属工人工会，于1930年11月建立。矿工工会于1930年1月建立。
布兰德勒及其追随者此时提出了抗议，反对把苏共的争论机械地整个地搬到共产国际中来；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会运动正由于在莫斯科发生的事件而分裂；战争危险在中东铁路发生争端时被夸大到可笑的程度。在分析了他们同德共的分歧后他们预言，如果德共继续目前的途径，它就会变成一部自以为了不起但其实是内部空虚的机器，与德国工人阶级的实际斗争没有联系；一遇到严峻的考验，德共就会瓦解。〕
Ⅰ．危机、增长中的失业、资本主义诸矛盾的尖锐化
1．美国的生产过剩危机的意义由于一个事实而更显重要，就是它发生于生产力增长和市场缩小之间的矛盾急剧尖锐化的时期，此时萧条期要延长下去这种资本主义国家共有的倾向十分明显，于是萧条表现出慢性性质。……
2．这次美国危机，它产生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现在越来越发展成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同时，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平衡发展，意味着在各个国家危机的表现具有多种多样形式，性质和程度也各不相同。……
3．危机正在给工人阶级带来无穷无尽的苦难；打击他们最厉害的就是大规模失业，这是不少资本主义国家生产急剧收缩引起的，还有更厉害的剥削，这是伴随资本主义合理化的扩大而来的。……
总共有一千七百万人在资本主义国家——如果家属也包括在内就是六千万人——遭受失业的痛苦，此外，还有几百万的非全日就业者，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被扔向街头再去扩大失业大军。失业者的处境无法忍受，因为他们或者得不到国家失业救济金，或者只领到极低的补助。长期性的失业其规模越来越吓人，因为贫农中被农业危机弄破产的那一部分也加入了劳动后备大军，这一点却又被资本家利用来进一步降低工资。……
4．世界危机的后果对于资本主义所以特别致命，是由于它发生的时候已在苏联经济取得了巨大进展之后，从而形成了与资本主义世界的鲜明对照。……毫无疑问，这将使两种世界经济制度之间的力量对比向有利于国际社会主义那方转移，从而使苏联成为加深资本主义危机、使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剥削群众革命化的更有力的因素。……
经济危机的发展，使得各垄断资本家协会及他们的国家之间为重新瓜分世界和扩展保护贸易政策的斗争到了必需解决的地步，从而把资本主义世界推进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时代。英美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英国和美国之间的疯狂军备竞赛，美国对英国的殖民地和自治领施加的沉重压力，英国为保持自己阵地的拚命挣扎，……所有这一切又由欧洲本身的不断发展的矛盾伴随着，这些矛盾由于美国资本同它的欧洲对手在世界市场日益增加的竞争变得十分尖锐。
在这样的情况下，杨格计划，作为一个战争纲领，在取得德国金融寡头的同意后在美国金融资本的控制下，被战胜国的资产阶级所采用，计划的内容是：（1）一个压迫和奴役德国无产阶级，降低其生活水平，增加对其剥削的计划；（2）一个增加战胜国金融资本力量的计划（几十亿金钱将从德国榨取出去），因而也是资本家向那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发动新攻势以降低其生活水平的计划；（3）一个对苏联实行财政封锁和准备向苏联发动军事进攻的计划；（4）最后，杨格计划意味着，帝国主义营垒内部的斗争，由于牵涉到帝国主义赃物的分配的那些问题，将更加尖锐。
在这个问题上，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号召共产国际各国支部，尤其是英国、法国、意大利共产党，要积极支持各国工人阶级，尤其是德国无产阶级反对杨格计划的斗争。……
由于帝国主义营垒内部重新瓜分世界的激烈斗争日益增长，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中革命运动日益发展，还有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胜利前进，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更加大了，尤其是向苏联发动军事进攻的危险。苏联的农业集体化和消灭富农的政策，——这剥夺了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在那里的一旦进行干涉可以依赖的最后同盟者——必然导致反苏阵线的更多活动，导致扩大这一阵线的企图，导致帝国主义列强的反苏挑衅，它们在一切国家中都受到社会民主主义的大力支持和鼓励。……
保卫苏联免受帝国主义进攻的已经逼近的危险，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严重地成为共产国际各国支部的最重要的任务。
Ⅱ．第二国际各党的政府活动罪过表
6．随着危机增长，社会民主主义充当反革命资产阶级的政策的积极执行人的角色，变得更加清楚了。……在德国，社会—法西斯政府十八个月的经历已经表明，在联合政府中居于首位的社会民主党正在执行德国资本家的意旨，支持他们对工人阶级增施压力和准备战争的政策。……
7．在英国，同样的倾向决定了工党政府的政策，工党，在选举之前，允诺过全面裁军，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在殖民地实行民主改革，改善工人阶级的处境和减少失业，但实际上工党不但继续执行保守党人的政策，而且在恶化工人阶级处境和镇压殖民地方面，甚至胜过他们。……
8．这是第二国际两个最重要的党的纪录。……一般地说，在社会民主党没有参加政府的地方，它总是积极、直接地执行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府反对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措施，公开地同俄国白卫军携起手来置身于疯狂反苏运动的前列（法国）；积极给资产阶级政党提供帮助以便提出法西斯的宪法（奥地利）；动员全部力量替法西斯恐怖镇压共产主义的和革命的工人效劳（波兰）。……
Ⅲ．经济斗争、失业工人运动和各共产党的任务
9．危机……以异乎寻常的威力加深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矛盾。由此引起的阶级斗争的加剧，在这一端，导致法西斯主义的增长，对付群众的恐怖层出不穷……那一端，也导致日益扩展的革命浪潮，无产阶级斗争阵线的扩大，从而把殖民地和不少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民后备力量吸入到革命总阵线中来。
10．……工人运动自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会以来最重要的特点是，在世界危机日趋成熟和大规模失业的情况下革命浪潮的进一步扩展。这次罢工运动代表无产阶级的经济要求遍及全世界蓬勃开展着，与众不同的地方，是它程度越来越深地对抗改良主义的工会（它们充当罢工的破坏者），还有未参加组织的群众也越来越积极地参加到罢工中来了。……
11．在已经进入危机阶段的国家里，革命浪潮的扩展，即使在工业罢工次数已经减少的国家里，不仅表现在罢工本身更尖锐的性质上，还表现在斗争形式的多样化上。……失业者运动也在发展，采取了饥饿游行和政治示威的方式。……群众政治罢工的口号已提到日程上。
12．随着危机扩展和加深，不但产业工人而且农民群众的经济状况都恶化了。……革命的农民运动再度兴起，在一些殖民国家中尤其显著，在那里，它与工业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结合在一起。……
13．从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会以来，各国共产党的思想巩固的进程大有进展，大家遵循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反对右翼倾向和调和分子的斗争路线，清除了党内腐朽的半—社会—民主分子。第十次全会作出的关于右翼分子、调和分子的估计——估计宣称，右倾机会主义观点是同共产国际成员的身份不相容的，并断言调和分子在实践上跟右翼立场相同——已被充分证实。
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美国的右翼叛徒，在第十次全会之前已被共产国际开除了，在工人阶级的政策和策略的所有根本问题上都已堕落到社会民主主义的立场，……就象单一工会运动中和法国共产党中的机会主义分子一样。（在那里机会主义分子在所谓保卫工会联盟这面伪装旗帜下勾结一起，为所谓工人农民党进行鼓噪喧嚷。）
跟社会民主党人一样，右翼叛徒们全都赞成加强资本主义的稳定性，否认革命浪潮正在高涨、战争危险日益增加，使用从社会民主党人那里搬来的论据反对独立的共产党工会策略，试图用纪律手段把活跃于改良主义工会中的共产党人束缚在社会法西斯工会机器上，鼓吹在共产党人和社会法西斯分子之间的统一战线，越来越积极地参加反共反苏的社会法西斯主义运动，还为这些运动提供资料。在实践上，托派集团的分散的残余分子在托洛茨基的领导下也采取了同样立场。可以说，托派分子的观点同右翼叛徒的观点完全吻合……两者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地道代理人，都在干着瓦解共产党的勾当。
各国共产党反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坚决斗争，这与为共产主义争取群众这个工是密切联系着的，其前提就是要无情揭露右翼托派叛徒……以及进一步清洗党内玩弄同样把戏的家伙。……
14．共产党在这种危机不断发展的形势下，其主要任务……是要争取无产阶级中明确的多数，动员广大的劳动者（农民、贫困的城市小资产阶级、被压迫民族）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并接受它的领导，保证党对一切群众行动的领导权，引导这些往往自发的行动走进……有组织的政治斗争的渠道。……
完成这些任务就必须……
甲、加强党的组织，特别是工厂党的基层组织和工会中的支部。……
乙、在极力加强宣传鼓动工作之外，还要改变共产党的工作方式和方法，以适应领导大规模无产阶级行动的任务。……
丙、在争取群众这项根本任务方面……特大的重要性要放在改良主义工会中的工作上，这项工作要在自下的统一战线的策略基础上进行，以使群众摆脱改良主义叛徒的影响。这事也要求在革命工会中有更细致的共产党工作……以保证共产党在一切由下面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群众斗争机构中（工厂理事会、罢工委员会、失业者委员会，等等）的领导地位，和加强改良主义工会中的革命反对派。……
丁、工业斗争的发展……将宣传群众政治罢工这个口号的任务，放到了共产党身上，要求它们在活动中使合法的和非法的工作方法结合起来。……
戊、共产党在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工作中心，应当是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的建立和巩固，并保证独立的阶级性质，这是在城乡劳动群众日益发展的民族革命运动中赢得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的主要条件。在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壮大党和红色的工会，把国民党工会中的群众争取过来，保证工人阶级对革命的农民群众的领导。在印度，主要工作是建立作为无产阶级真正领导者的共产党。同样的任务也摆在印度尼西亚和印度支那的共产党人面前。 |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扩大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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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扩大会议
〔主席团于1930年2月8日到28日举行了会议。议程项目有：经济危机和失业、红色工会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关于英国、意大利、德国和苏联各共产党的报告。在开幕词中曼努伊尔斯基谈到了经济危机对于“美国例外论”、对于社会民主党人和布哈林分子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理论、对于右翼和调和分子关于“第三时期”的性质的看法等等的影响。危机“正在以很高的程度加速英国和美国之间帝国主义战争的成熟”，因为美国对逃出危机的出路的寻找已由经济转向政治、军事方面。虽然资本主义的稳定每况愈下，形势还不是革命的；资产阶级仍在进攻，工人阶级还没有完成反攻的准备。经济危机是否会发展成政治总危机，部分地取决于各共产党的力量和战斗精神。它们一定要消除在思想影响和组织力量上的矛盾。“说什么革命进展毫无用处，如果在赢得工人运动的领导权方面，我们并不能狠狠打击社会民主党人。”共产国际大多数支部还没有成长到超过鼓动宣传阶段，还不能组织和领导一次群众运动。
在回答波立特的时候，波立特曾谈到过在目前局势下斗争的困难，这种局势有可能涣散各党，因为失业对战斗精神影响不良，曼努伊尔斯基说：“即使失业人很多，罢工的次数能够而且应该增加，其程度要达到失业本身能使工人阶级起来革命。”敦促工人不要罢工，这是“投降思想，是最卑鄙的背信弃义思想”。部分性的要求应该拿出来，不必管这些要求在垄断资本主义的和资产阶级国家框子里能否实现——就象他们在意大利要求出版自由，还为波兰部分的乌克兰要求民族自决那样。“大部分民主要求在现存制度的体制内已不再能够实现；但是提出、鼓吹它们，我们就能暴露当前资产阶级国家的法西斯性质，揭露社会法西斯主义政策的阶级性质。社会法西斯主义早已放弃保卫工人的起码要求了。这样去做，我们就会以革命精神教育群众，引导他们参加用革命的手段从整体上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
在闭幕词中曼努伊尔斯基还谈到争取民族革命运动领导权的斗争。谁来领导农民阶级呢，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工具就是共产党。“甚至在印度也还没有共产党，更不要说其他殖民地国家了。”在印度，有许多党支部，但没有中央委员会；在印度尼西亚，有中央委员会，却没有支部。无产阶级领导权，曼努伊尔斯基说，意思是应该有一个共产党，它已割断把自己捆在资产阶级的阶级社会的绳子，摆脱了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奉行独立的阶级政策；它所领导的无产阶级应将农民吸引在后面，把阶级斗争的方法用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给它打上无产阶级的烙印。农民在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曾经是关键性问题。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无产阶级，都没能把农民争取到自己一边，而争取农民的拥护的斗争现在要在不同的情况下进行。
在印度未能建立共产党，在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资料》中，被解释为是印度资产阶级，在改良主义者的协助下，将共产党人孤立于工人团体之外一事的成功，和共产党人本身的错误。对甘地和尼赫鲁的攻击接二连三，持久不断。R·P·杜德把甘地描写成是“英帝国主义在印度的警探”，而库西宁写道，甘地害怕群众，比害怕英帝国主义还要厉害；因此才有他那假斗争，设计好了要把群众运动置于资产阶级控制之下；他的抵制运动实际上是对印度革命的抵制。英共1930年5月的一份宣言说，由于甘地叛卖策略已不能控制群众，英国人被迫监禁他和他的追随者，为的是哄骗群众去相信甘地真是帝国主义的敌人。查托帕迪阿亚写道，国大党（它的委员会三百名成员中有一百名在监狱里）所以采用独立这个口号就是为了不丧失它在群众中的影响，群众的支持能使资产阶级威胁英国帝国主义作出让步。
在1930年6月发表的一系列的文章中，拉狄克写道，帝国主义者同印度资产阶级的利益互不相容，因为英国依赖封建主的支持，而资产阶级的发展却受封建主义的阻挠。但是为印度争取自治领地位的口号却是乌托邦式的：这意味由英帝国主义作为礼物送给印度人民十分之九的独立，这种事不可想象。“反对民族改良主义者的战斗，反对甘地主义的战斗，都是印度革命成功的条件，决不亚于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战斗”。在扩大的主席团会议的最后发言中曼努伊尔斯基强调为了共产主义运动在印度的进展英共所肩负的责任。“印度革命的命运掌握在曼彻斯特的冶金工人和苏格兰的矿工手里。……这当然不是说，印度革命在英国无产阶级的胜利之前就不能取得胜利。但这的确意味着，印度的胜利需要……在英国有比目前存在的更大些的群众革命运动。”
台尔曼作了关于德共的报告；德共的1929年代表大会表明，有些党员认为帝国主义之间冲突的危险要大于对俄作战的危险，因而他们“分散工人的注意力……并妨碍党保卫苏联的活动”。（正是德共把力量集中于苏联事务的这事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在它队伍中出现了一股“民族—布尔什维克”潮流，这使人在某些方面回想起二十年代初期的类似现象。这些共产党人争辩说，德共的目的似乎并不是要促进革命，而是要阻止一切反苏运动；它是俄国而不是德国的政治舞台生活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观点反映在当年后来为议会选举德共所制订的政纲里。）在1929年10月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台尔曼继续说，“我们第一次清楚地认识到与社会法西斯主义平起平坐的民族—法西斯运动的重要性，因为很不幸，民族法西斯主义者是在反对杨格计划的斗争中第一次进来的”。
古谢夫祝贺德共在赢得德国工人阶级多数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与苏共一道，德共是共产国际的脊梁骨。德共在争取德国无产阶级的斗争中最重要的方面是反对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战斗，这个战斗由于某些低级干部不甘全力攻击社会民主党而受到阻碍；“他们甚至胆敢破坏党的决定”。
主席团批准了英国、德国、意大利三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的那些决议。（从语气和文风判断，它们似乎都是由莫斯科发出的；它们都是用第三人称写的，象是来自外部的判断，随后就收进正式的汇编中成为共产国际的文件。）英共决议集中谈两点：该党没能“揭露工党政府的社会法西斯性质”、在反苏战争的准备中它的作用、对殖民地革命运动的野蛮镇压；《工人日报》的缺点，该报是本年年初创办的。
德共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提到党最近的两点成功，“在削弱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影响”和在加强本身的政治影响上。它的任务是：推动反对杨格计划的斗争；揭露社会法西斯主义，这是指向建立法西斯专政的主要力量和反苏战争的主要组织者，但同时要注意区别一般成员和头头；把失业者组织起来；为反对资本主义合理化去战斗；改进它在农村工人和脑力工作者中的工作；加强红色工会反对派；进击机会主义；为德共吸收新党员。
意共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谈到经济危机在意大利的影响，对法西斯政权的日益不满和反对。意共一定要在城市和乡村都夺取这次运动的领导权，运动否则就会被那些人出卖，他们相信法西斯专政之后必定跟着资产阶级民主时期，意共必须根除一个完全错误的观念，说什么意大利社会民主党同其他社会法西斯党不同——它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政治附庸”。意共落后于事态的发展。它的任务是：吸收新党员；在法西斯的群众组织中更积极地开展工作；扩大和改进它在工会和失业者中的工作；加强意大利外迁移民中的工作，这要与当地的共产党密切合作；加强反对天主教的斗争，天主教现在是帮助法西斯主义的；消灭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机会主义甚至在它的领导集团中也有（在这方面，有一位“P．同志”受到严厉斥责）；把这些机会主义分子从党的机构中清洗出去。
在主席团中台尔曼说，杨格计划“体现了资产阶级反苏的国际性全球纲领”；赔款银行是“对苏联经济、财政封锁的中心”
德共拒绝参加杨格计划的公民投票，理由是这只能促进法西斯主义，这事在第七次代表大会《资料》中被作为错误受到谴责。
1930年10月，德国共产党的议会的党团的代表和法国共产党在柏林会见，他们两国工人发表了声明，保证在各自的议会中采取行动反对“贡献品的交纳”；杨格计划，它将被用来压低工资，将会加剧经济危机的影响，增加战争危险。
关于杨格计划的公民投票，1929年9月建议，于12月举行，纳粹—民族党反对这个计划的提议获得多数票（五百八十万张）；计划要能生效则必须获得二千一百万张票。在国会辩论中，计划的反对者包括纳粹党人、民族党人、德共。计划于次年3月份获得批准。在德共中央委员会1929年10月的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关于“反对杨格计划的斗争”的决议；这项计划并没有缓和帝国主义的种种矛盾，象瓦尔加断言的那样，反而是加深了它们；计划本来是为了对付无产阶级革命和经济崩溃的危险而制定的。它预兆一场普遍攻势，由社会民主党领导，指向工人阶级；社会民主党已把德国出卖给德国资产阶级和外国资本。“德共是资产阶级反动统治两个阵营的死敌。它将毫不容情地进攻法西斯右翼集团和社会法西斯的联合集团”。杨格计划是“一项新的强有力的工具，用来加速帝国主义反对苏联的干涉战争”。赔款银行将实行对俄国财政封锁；德国更加亲密地站进反苏阵线；这是反对工人阶级的国际攻势的一部分；金融资本的经济独裁为公开的法西斯独裁提供了基础。德国社会党要对“这一滔天罪行”负责。德国赞同了杨格计划，“为的是能够更积极地参与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政策，尤其是在反苏阵线中”。
在评论主席团会议时《真理报》在3月1日写道，危机将加速群众的激进化，经济斗争向政治斗争的发展，社会法西斯主义的自我暴露。“社会民主党变成直接、粗暴地镇压发展中的无产阶级运动的机器，准备帝国主义战争的直接工具，尤其是反苏战争，同时其上层人员则变成特种的警察和罢工破坏团”。共产党的叛徒，不管是右的还是左的，所作所为都是社会民主党的工具；他们否认对苏战争的危险已迫在眉睫，这就为准备反苏战争的那些人帮了大忙。
在这时候，莫洛托夫向苏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报告，共产国际拥有五十三个党和三个同情的民族的—革命的政党。在印度一个党就要建立，他说，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在不少中央委员会中（他提到捷克斯洛伐克、瑞典、美国）非常显著，以致它们的构成必须改变。“甚至在第六次代表大会选出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和侯补委员中，也有七名已经不在共产党队伍里了”。捷克斯洛伐克议会中有二十六名共产党员因拒绝与右翼叛徒斗争而被开除，六名巴黎市议会议员的党员也被开除，因为他们与社会法西斯分子合作，在捷克斯洛伐克，作为这事的后果，红色工会失去了“好几万”名会员。在意大利和法国，反对右翼的斗争还在继续进行中。正是布哈林，他应该对在共产国际里散布资本主义能够组织自己这一观点负责。〕 |
共产国际执委会西欧局关于日本即将开始的选举的决议（节录）（1930年2月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1929-1943）
共产国际执委会西欧局关于日本即将开始的选举的决议（节录）
1930年2月6日《国际新闻通讯》第10卷，第14期，第327页，1930年2月7日
〔选举于2月20日举行；劳动者的候选人，得票五十万张，获得五席；在1928年的选举中曾获得八席。〕
日本的议会选举是在经济危机日趋严重，革命浪潮日益高涨的时刻举行的。资产阶级和地主一心要利用这次选举，正在动员力量准备一次法西斯式的掠夺攻击，比以往哪次都更猛烈，指向无产阶级和农民大众，打的旗号是合理化、节约、新税制、反对共产党人的战斗。……因此共产党人应该做的，就是利用这次选举：（1）无情揭露这些掠夺性的法西斯计划，揭露那个叛卖的社会法西斯观点，说什么现有的法西斯—改良主义的统治能够通过资产阶级民主运用和平的议会手段加以改革；（2）组织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和农民向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反攻，使群众作好准备去推翻君主制（天皇）、托拉斯资本专政、和封建地主统治，无偿没收一切大企业；（3）动员群众，口号是为以苏维埃为基础的工农革命政府而斗争，另一个口号是自下的工农革命统一战线；（4）进行战斗，一方面为保卫共产党和反对白色恐怖，另一方面反对一切（右的和左的）旨在消灭党和遵循警察—法西斯“合法性”的社会—法西斯的和假共产党的企图；（5）进行战斗，以求朝鲜、福摩萨（指中国台湾省，下同。——译者）和中国的完全独立；（6）进行战斗以反对准备中的新的帝国主义大屠杀和赞助保卫苏联。……
应该提出的部分要求和口号如下，它们同主要口号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1．取消反共法，以及旨在镇压劳动人民的一切法律；立即赦免被捕的日本共产党人和朝鲜、中国的革命者；工人和农民的阶级组织应有完全的自由；为反对军警法西斯式的罢工镇压而战斗。……
2．实行全面的社会保险……由资本家和他们的国家承担失业人员的原数工资，……大幅度降低城市贫民的房租和电费；免除失业者的房租和电费。
3．七小时工作日。……取消强制性仲裁。提高工资。……
5，立即从朝鲜、福摩萨、中国撤出日本军队。……公布有关帝国主义计划和针对苏联和中国的干涉计划的秘密文件。
共产党，它的统一战线策略只能从下面执行，不仅决不可以同改良主义者和假共产党人订立任何协定，还一定要同他们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在没有可能性提出“合法”候选人的地方，共产党应该提名政治犯为候选人，并促使群众参加这些提名的示威性投票。 |
共产国际执委会西欧局关于日本共产党的决议（节录）（1930年1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1929-1943）
共产国际执委会西欧局关于日本共产党的决议（节录）
1930年1月《国际新闻通讯》，第10卷，第7期，第144页，1930年1月21日
〔在1928年春天的和1929年春天的再次大规模逮捕之后，以及后来又对某些政治上的触犯实行死刑之后，目前在日本似乎没有什么共产主义的活动了。当时一些在俄国的日本共产党人被派回日本，以加强党的遭到破坏的队伍。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上，片山潜和田中谈到党的工作因逮捕和恐吓而形成的混乱。舒宾谈到清算印度工人农民党的困难时说，同样的困难也在日本遇到，在日本共产党人也建立了这样的党（劳动农民党）；它的存在妨碍了非法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劳动农民党实际上已于1928年被政府命令解散。）自从1928年底以来，已经有人注意到应该建立左翼工会组织——协议会。在剩下的少数几个在狱外的共产党领导人当中发生了争论，一些人赞成反政府的暴动政策，另一些主张与莫斯科断绝关系并放弃取消君主制度的要求；后者被开除了。到1929年底，日本共产党被说成有党员二百名。
看不出什么明显的原因，共产国际这个和下一个关于日本的决议都是共产国际执委会西欧局发出的。〕
日本共产党，日本无产阶级的唯一政党，所受到来自日本政府的迫害，证明了日本共产党干的是真正的革命工作；改良主义分子脱离了党，这事也证明这一点。目前革命运动的主要危险是各色牌号的取消分子，从大山一伙一直到党内的反对派。
所有主张在日本目前所处条件之下就建立合法共产党的人，都是日本的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内部的代理人；他们的目的就是在工人群众当中散布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幻想；他们想把运动引入资产阶级—地主的反动统治、现存的社会秩序的限制之内。合法党的赞成者的立场越“左”，——合法党在当今日本只能是使无产阶级屈从于资产阶级势力和利益的工具而已——要他们当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就越危险。
日共党内在这个问题上的稍微动摇，在目前都是格外危险的。现在最必要的就是开展一场毫不容情的斗争，去反对取消主义和反对在取消非法共产党这个问题上的一切犹豫，因为它动摇对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力量的信心。必须开展顽强的斗争去反对组织一个全日本的合法共产党的企图，虽然日本共产党并不应该只集中力量于现存的合法工人党地方组织之外的斗争，而应当也在它们内部工作。
反对改良主义者和取消主义者的合法政党的不可调和的斗争，丝毫也不意味着拒绝利用现有的合法机会去进行工人和农民群众的革命教育和组织工作，也不意味着削弱这项工作。恰恰相反，日本共产党党员必须投入更大精力去执行从前的那些决定，关于建立、加强工人和农民的一切可能存在的团体，合法的和非法的，如工会、工厂委员会、代表会议、农民委员会、妇女组织，等等。……
日本共产党全体党员和所有进步工人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反对取消主义和合法主义的斗争中加强共产党，扩大政治鼓动于群众中，尤其是在工厂中，准备群众罢工、游行的组织工作和实现。经济、政治危机的前景、资本主义的合理化、不断增大的失业队伍，等等，都在创造条件，这些条件能促成工农群众的激进化，加速革命运动的成长。有了这样的条件，运动能否取得胜利，那就完全要看日本共产党党员的能力、毅力和决心了。……
还必须组织群众的罢工和抗议示威，以反对对共产党的迫害，反对对共产党人的逮捕和判刑，反对资产阶级—地主的反动统治，反对资本主义的攻势，反对工会法。这要求共产党人在工厂中进行有力的、机智的工作以建立、加强工厂的党支部，扩大党支部在提供工人教育、准备和进行斗争，尤其是罢工斗争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也要求加强党的中央委员会。 |
共产国际执委会给英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信（节录）（1929年11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1929-1943）
共产国际执委会给英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信（节录）
1929年11月《国际新闻通讯》，第9卷，第66期，第1399页，1929年11月29日
〔英共1929年1月的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反对人数众多的少数派的新路线；在中央委员会里的路线反对者对于会分散工人阶级选票数的新选举策略，对新的工会政策都感到不安；他们普遍地并不信服共产国际“激进化”的理论。共产国际的一封密信断言，中央委员会，其中官员太多而无产者人数不够，目前力图压制来自普通党员的批评，破坏日报的创办工作，还把新路线仅仅局限于选举范围。英共的二十五名侯选人在普选中共得票五万张。
对中央委员会的攻击是优秀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拉斯特和塔普塞尔组织和发动的，他们受到莫斯科的信任。“越来越明显”，拉斯特（在1934年3月份的《共产国际》上）写道：“在党的新领导选出之前决不可能获得重大的成就或进展，而1929年这段时间完全消耗于激烈的党内斗争了，斗争一直延续到1929年12月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一个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讨论局势，局势在第十次全会上又讨论了一次。曼努伊尔斯基在他的开幕词中谈了这个问题。英国的局势有利于发展一个群众性的党；工人阶级很快就会对工党政府不抱幻想，但这事并不会自动发生——共产党必须为此做工作。党是否处于能够利用这一局势的状态呢？在组织上它很薄弱，在思想上它也不适应。在过去两年中它失去了半数以上的党员。有十年之久一直没有党内斗争；许多人可能认为这是健康的标志，但实际上这意味着政治问题没有得到足够严肃的对待。“我们欢迎英共中央委员会的团结；但是不时给它加条裂缝，在我看来是件好事，不是因为我们想分裂中央委员会，而是要给它的工作带来一些生气，提高它的思想水平，增加它对极其重大问题的注意力。”他们对工党左翼过于友好；他们从不象在德国党和波兰党那样在政策和偏向上进行热烈讨论；他们偏狭、孤立，是一个朋友间的协会，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党。基塔罗夫（代表共产主义青年团执委会发言）批评了英共第十次代表大会的议程；领导人不能理解新路线，其后果从普选的结果就看出来了。皮亚特尼茨基说，第九次全会提出的策略的改变，“惹起英共中央委员会多数人的疯狂反对”。他们曾因机会主义的错误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严厉批评，正是这封信唤起了地方党组织。拉斯特说，党员人数减少到四千人是中央委员会没有执行新路线的结果；领导人没有认识到改变的需要，而党员都认识到了；他告诉全会说，坎贝尔并没有揭露英共的局势有多么严重。自从第九次全会以来，中央委员会同共产国际执委会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冲突；共产国际执委会不得不在中央委员会为代表大会草拟的决议上作了根本性的改动。（坎贝尔和罗特施坦曾建议，在没有共产党候选人的地方应鼓励工人投工党侯选人的票。）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的组成并不能代表党；曾经反对右翼倾向的麦尔菲和加拉赫便从政治局里落选，人们还曾建议代表大会不要把阿诺特和拉斯特选进中央委员会，这就表明，中央委员会只是在口头上接受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定。波立特说，党已经动摇了一年之久，目前面临重大困难；党恳切请求共产国际帮助。莫洛托夫和乌布利希敦促，要麦尔菲和加拉赫重进政治局；这样才能保证对共产国际路线的服从。霍纳否认麦尔菲和加拉赫是由于他们是共产国际路线的保卫者而落选的；恰恰相反，加拉赫是悲观主义者，而麦尔菲是右翼分子。变动是为了引进新人和加强地方工作。贝尔说，中央委员会早已意识到核心部分比重过大；拉斯特和阿诺特没有进入政治局，并不是因为他们富于批评精神，而是因为政治局从九名精减到五名，为的是腾出更多的人去参加地方工作。说有一个左翼反对派受到中央委员会压制，这种指责并非事实。没有什么比播种不和更能瓦解党的领导了。
曼努伊尔斯基在答复时说，英共应当集中精力于工厂而不是工会；它应该在中央作出改变，并创办一份日报。坎贝尔、霍纳和贝尔的发言是“人们应该如何不去维护英共的典范”，而基塔罗夫的发言则是如何不去攻击它的典范。全会之后中央委员会开会五天；三名政治局委员被撤换，由产业工人代替；会议结束时通过的决议承认了委员会的错误：“觉内目前严重局势的主要原因……是领导所犯的右倾错误。”下次代表大会必将把全党引向共产国际路线。贝尔就中央委员会会议情况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作了报告；书记处赞同了委员会对机会主义错误的批评以及集中全党的力量去揭露麦克唐纳政府的决定，“这个政府已经非常鲜明地表明它对工人阶级利益的叛卖”。霍纳、罗特施坦、贝尔和英克平没有被再度选进中央委员会，委员会是根据一个“提名委员会”的名单挑选的，这办法取代了过去代表大会公开投票方法。波立特当了总书记，不久之后创办的日报由拉斯特主编。业务经理是塔普塞尔。〕
你们的代表大会是在你们党的历史和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的一个决定性时刻召开的。它是在一场世界经济危机开始之际，在国际工人运动革命浪潮新高涨的时期，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五年计划胜利完成（这是破坏资本主义稳定的最有力的因素）的时期举行的。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工党”政府的上台执政，这个政府主张资本主义合理化、准备反苏战争、主张镇压殖民地，揭开了英国无产阶级的斗争历史的新篇章。“工党”政府的自我暴露，和工人阶级广大群众对“工党”政府幻想的破灭，造成了在英国发展群众性共产党的有利条件。你们的代表大会应该成为坚决执行新路线、根本改变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的转折点，为的是使党在不断发展的阶级斗争中起领导作用。你们的代表大会被期待着同过去的机会主义的犹豫、动摇作最后的、决定性的决裂，结束党内目前妨碍党的活动的局面，把党引上成为一个群众性组织的广阔大道，成为工人阶级在推翻资本主义的战斗中的先锋队。共产国际执委会深信，代表大会将以列宁主义的方式对待它的任务，使党能在最短时间内成为阶级斗争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英帝国主义竭力在国内国外运用帝国主义的反动政策去克服其重重困难。资产阶级竭力用合理化的方法去压制工人阶级，组织殖民地的血腥镇压，准备一场帝国主义战争，不顾外交上的承认而不断地竭力破坏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执行这项政策，正是资本主义的“工党”政府的使命。……在许多情况下，工人阶级的抵抗是属于反攻性质的，这种反攻，在目前的条件下，采取政治斗争的形式，它是大规模阶级冲突的先导。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共产党人能够带领群众，他们就得到无可怀疑的拥护。
英国工人阶级历史中这一新篇章的揭开，要求立即的、坚决的努力，以弥补共产主义先锋队同群众之间的隔阂，使它接近自发展开的阶级斗争的进程。做不到这一点共产党就尽不到它对英国的和国际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责任。英国党不允异议地一定要从上到下都以布尔什维克态度彻底了解阶级反对阶级新策略的涵义。执行正确路线的任何拖延，对机会主义的动摇、消极、决断和创造性缺乏的助长，随波逐流于事态之后，这些都是对党的生存的严重威胁。党必须了解，正是工党政府上台执政这件事将党推到了阶级斗争的前列，而十分迫切地需要党在最可能短的时间内变成群众性的布尔什维克党。
英国共产党必须明确地了解，谈论什么群众性布尔什维克党，什么党在阶级斗争中的领导作用，都毫无用处，除非党同群众有经常紧密的联系，除非它仔细研究群众的经济和政治斗争，除非它真正地组织和领导这些斗争，除非它系统地、天天地揭露“工党”政府及其仆从的叛卖的、社会法西斯嘴脸。共产党应该成为发展中的群众抗议运动和反对“工党”政府斗争的焦点、政治信念和组织者。共产党必须从一个仅仅从事宣传的组织转变成工人阶级的经济、政治斗争的独立领导者。
党至今还没有做到这一点，虽然朝这一方向已经采取了若干步骤。可是，党员们开始认识到这一转变的必要性，并在寻找转变实现的方法，这一事实标志着重大的进步。
党要完全实现这一转变，只有充分理解新路线的涵义，只有在日常经验的基础上，寻找、采用、发展工人阶级斗争的组织和方法上的新的具体形式。直到第九次全会之前，党的路线一直是用在工党和工会中进行工作的方法来为群众战斗和领导他们斗争。第九次全会彻底地改变了这条路线。阶级斗争的加剧，工人阶级的激进化，社会民主主义和改良主义工会的日益法西斯化，把党面对面地领到独立地领导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个任务之前。新的路线要求各国共产党，在丝毫不减少它们在工会中的活动的同时，创立和发展包括一切工人—已参加组织的和尤其是未参加组织的。在内的独立的斗争机构，以便进行反对雇主，以及反对法西斯的工党和工会官僚主义的斗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把党的群众工作的重点移到工厂中去。但党还没有能够同新的斗争领域里的群众建立联系，而且党内某些人物依然墨守着古老的方法。……
党所以还未能成为工人的群众领袖，少数派运动〔注：工会运动中反对工党的阶级合作政策的一个组织，它在工会中占少数地位，故称“少数派运动”，受当时英共的影响，并加入了红色工会国际。——校者〕所以还未能成为大规模的独立工人运动，主要都是由于党及其领导方法所犯的右翼错误。党的领导者中的机会主义分子阻碍了党以工厂为基础进行改组。这些分子墨守接触群众的旧方式和老一套的工作方法，而不肯在工厂中自下的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利用现有的并创造新的接近群众的途径。必须把这些人公开出来，给以无情的揭露。尤其是，必须做出坚决无情的努力去根除那种形式的机会主义，它表现为机械地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一切决议和批评，但却不在党的实际日常工作和策略中实行根本改变。
为了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不只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为了党能变成工人阶级日常斗争中的先锋队和革命的组织者，党不仅要向右倾机会主义和调和观点宣布无情的战斗，还要在它的实际工作的各个领域切实地进行战斗。只有这样，党才能肃清右倾机会主义和调和观点。党的领导人对资本主义稳定性的估计过高，看不出来工会和工党都在向社会法西斯主义发展，跟在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假左派代表人物（库克，马克斯顿）的尾巴后面，这些都妨碍了党去认识有必要采取新的、独立的斗争形式。党的不少领导成员在这个方面的偏向，就说明了在选举期间为反对工党分子由共产党采取独立行动这事上的阻力，对工会的合法性和反动的工会官僚的领导的消极服从，对党指导工会工作的必要性的过低估计，等等，等等。这些偏向致命地影响了党同群众的接触，尤其影响了少数派运动。实行自上的统一战线策略，在实践中却导致自下的统一战线的战斗中的被动性，反而帮了改良主义者的忙，阻碍了在党领导下的群众斗争的前进。……
但是党决不会成为工人的群众领袖，少数派运动也决不会成为广泛的群众组织，除非党能够把日报创办成功。日报问题不仅是党的问题，而是英国整个工人阶级、整个群众革命运动的问题。这张日报必须成为斗争中党与群众的亲密无间、反应灵敏的接触的中介物。……
对工党政府和工会官僚主义的系统揭露，只有通过一份共产党的日报的媒介才有可能。在为创办工人阶级报纸的战斗中，党应该学习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榜样，他们即使在沙皇统治下，也能创办并维持他们的群众性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报刊。
你们的代表大会应该慎重考虑摆在党面前这些主要的问题。但代表大会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采取广泛、无情的自我批评的方法，批评党的活动、生活、它的成绩、它的根本弱点。……
你们的代表大会一定要选出这样的新中央委员会，它的组成是现任领导中为共产国际的正确革命路线而战斗的最优秀分子，加上新的无产阶级成分，他们在蓬勃的斗争中涌现出来并能够正确表明党的革命决心。在你党的近期的发展中，政治分歧已在领导阶层中表现出来了，一部分人为共产国际的路线而积极斗争，另一部分人仍然以反对明确的、独立的革命政策来给党设置障碍。从这一点上你们的代表大会应该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并且选出一个能够保证执行共产国际的布尔什维克路线的领导班子。 |
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节录）（1929年10月2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1929-1943）
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节录）
1929年10月26日
〔注：哈罗德·艾萨克斯标出本信的日期为10月26日，系根据上海出版的一份共产党期刊。据以译出本文的那本书所列的材料来源是12月29日《真理报》。〕《共产国际的战略和策略》，第252页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7月会议同意“必须唤起严肃的注意去对付中国共产党内的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活动，这种活动有短期扩展的可能性，活动是反革命的”。托派分子争辩说，中国的政权握在资产阶级手里，所以革命应当是社会主义革命。他们否认“新的革命高潮正在兴起”，极力主张集中力量于工业斗争和民主政治斗争，并抛弃勉强起义的政策。
《中国问题》第二期写道，除非中国共产党能够揭露和击败陈独秀的追随者和托洛茨基取消派，否则，它就不能防止战争、保卫苏联、或者击败国民党改组派。陈独秀于1929年11月15日同他的约一百名追随者一起被开除。不久之后，《中国问题》刊登了拉狄克的文章，解释、改正了他从前关于中国问题的错误，并攻击了陈独秀。1930年1、2月间，在（莫斯科）中国研究所对“陈独秀主义的历史根源”进行了一次讨论，有斯特拉霍夫、萨法罗夫、沃伊廷斯基等人参加。报告中包括一个编辑部按语，谴责鲍罗廷和沃伊廷斯基过去的错误，特别是他们未曾把陈独秀的观点报告共产国际执委会。〕
中国最近的事态迫使我们，在还没有接到你们关于党在目前情况下的活动和政策的报告之前，就对中国正在形成中的局势给予评价，并就共产党最重要的任务提出我们的初步建议。
1．中国已进入深刻的国内危机时期，这反映在（一）军事集团之间又新爆发了两败俱伤的战争，它们背后站着帝国主义列强，它们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了；（二）建立了——作为南京国民党的对手——“国民党改组派”……（）由于反苏冒险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矛盾尖锐化，这种局势更加恶化；（四）吸引大量外国投资和修改不平等条约的一切努力都归失败；（五）国民党的切国内政策都已明显崩溃，这些政策已无法镇压革命的群众运动（尽管白色恐怖是空前的）……；（六）许多工业部门凋敝，而同时外国资本在全国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却在增长；（七）农业危机还在延长和加深，在目前的资产阶级—地主政权的体制之内这些危机是没有出路的；（八）工人阶级和基本农民群众的境况普遍恶化，而境况本来就已无法忍受；（九）工人运动的新高潮已在兴起，这是新革命高潮的进军信号；（十）农民运动再度兴起，尤其是游击运动。
资产阶级和地主的联盟企图在反革命获胜的基础上建立、巩固民族资产阶级中央集权国家，这个企图已告失败。如果说，在南京政府的早期阶段，在中国稳定的资产阶级发展还象是有可能的话，那么，现在旧有的种种矛盾正以更大规模重新出现，这是帝国主义势力加强，经济危机加深，统治者之中有了新分裂，以及工人和农民群众革命运动重新兴起的结果。现在还不可能预料，国内危机什么时候将发展成一触即发的革命局势。但我们现在就应该开始让群众作好准备，去用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地主集团的政权，通过积极促进和大力扩展阶级斗争的各种革命形式（群众性政治罢工、革命示威、游击活动，等等）去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专政。
2．在帝国主义者、地主、整个资产阶级的反革命集团中，……内部矛盾和意见分歧正在发展和加深。这个集团跟一切剥削阶级一样都是反革命的，它们各自对于中国内部的和中国与帝国主义之间的根本矛盾的态度差别很小，但这个集团还是分成两个主要的政治派别。
第一派包括军阀、封建地主和本国大资产阶级（主要，但不完全是买办和银行家）。从政治上说，代表这个派别的是占统治地位的几个地主——资产阶级集团，有的是国民党，有的不是国民党。……他们全都把国家置于外国资本控制之下。封建割据和中国一向是帝国主义列强的斗争场所和目标这一事实，说明了为什么这一政治营垒内部不会太平，军阀之间争战不停。
第二派代表用政治手段建立资产阶级民族改良主义中心的企图，它代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中间阶层，即部分工业资本家和商人的利益。它反对目前的国民党政府，正在中小资本主义企业家中间，在不满意的小地主和城镇小资产阶级的（有剥削的）上层中间扩大势力。在政治上，它由“国民党改组派”代表。……这一派，他们广泛利用社会蛊惑和为国家统一、民主而斗争的欺骗性口号，试图利用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日益不满，其目的在于革新南京政府、阻止一场新的革命爆发。这个集团，和代表它的“改组派”，是反革命性的，它刻骨仇视工人农民的革命运动，仇视苏联，它还一味妥协，唯帝国主义和军阀之命是从。……
但因为，在目前，当革命高潮刚在开始兴起之际，这些“改组派”（这个党仍然反映残存的国民党“革新”希望）在劳动群众中还没有最后暴露出真面目，因此对他们的反动妥协影响开展最坚决的斗争，就是进一步发展革命斗争和维护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
其实，南京完全破产之后，在资产阶级的中层出现这个民族改良主义派别，只不过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一次新尝试，他们想端出国民党改组作为逃出政治绝境的办法，以瘫痪革命或推迟革命爆发。……
3．……派系之间的战争，这是资产阶级—地主集团的反革命政策的直接延续，其后果是客观上削弱了政权，把群众吸引到政治斗争中去，加强了他们对帝国主义战争及其后果的日益积极的反抗，促进了独立的工农运动。中国国内危机和革命高潮的另一特点是农民战争。资产阶级—地主的反革命没能消灭革命的农民运动。穆斯林、“红枪会”等等的起义，虽然由反动分子领导，但由于其群众性客观上却是革命的；更重要的还有在中国大多数省份群众性的土地运动全面扩展；苏维埃领导下的地区依然存在，这个政权近来还有所扩大和加强；南方的游击战争绵延不断——这一切汇成一股洪流，将来整个中国革命运动的巨浪即将沿此汹涌向前。
但是高潮兴起的最重要、最可靠的征兆是工人运动的再起，运动已摆脱了1927年的严重挫败后它所陷入的消沉状态。工业无产阶级的罢工运动正在扩展，还显示出有发展成政治斗争、上街游行的趋势。工人运动的这些进程已经导致共产党的加强，它领导了5月30日、8月1日和9月1日的革命示威和罢工。
……然而，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影响和工人阶级组织起来的程度，却落后于群众不满情绪的增长，落后于上升中的革命能量和自发的运动。红色的工会极少是群众性团体，而国民党黄色工会的影响仍然很大。……共产党还远远没能把产业工人的革命干部团结在自己身边；差得更远的是没有完成赢得工人阶级的多数这个任务，或者说，目前最最重要的，没能赢得无产阶级的自发经济、政治斗争的领导权。党还没有成为广大群众的直接革命斗争的先驱者、组织者、领导者。
在共产党内，在策略和政策的一些根本问题上，还存在着严重的动摇（陈独秀的取消派集团，赞成同“改组派”和黄色工会官僚联合的倾向，否定支持、领导农民战争的必要性的倾向），这些动摇妨碍党在即将来临的革命高潮的新情况下领导独立的群众斗争。
党在劳动群众中的影响，在革命的工会运动及党本身的组织程度上都落在工人阶级日增的自发斗争的后面，这是中国革命斗争的整个未来发展中最严重的危险。
4．以上所述指出党的当前任务。在我们关于农民和工会问题的前几信以外，我们认为有必要请你们注意现在党面临的下列根本任务：
甲、要尽量利用已经开始的战斗，借以进一步发展独立的革命群众运动，……和暴露国民党中各派系的反革命作用。党在群众鼓动工作中的中心主题口号应当是：“把军阀战争变为阶级战争，变为内战”和“推翻地主—资产阶级集团的政府”……。
乙、同时，争取群众影响的战斗，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战斗，应当加强，并且要首先指向所谓“改组派”，这些人力图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他们是进一步发展革命运动在目前主要的危险。……尤其重要的是要向群众表明，他们对帝国主义的忠顺，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中东铁路的冲突上他们那疯狂的、十足法西斯的反苏运动。……很明显，同改组派的任何联合都是不能容忍的。如果这种联合被准许，它们就意味着无产阶级的独立运动隶属于反革命的、民族改良主义资产阶级的领导，它们必将导致革命运动的失败。比起以往任何时候，现在我们都更应该集中精力于我们党领导下的工人农民的独立斗争。
丙、必须特别注意罢工运动。由于工业斗争同政治斗争汇合在一起，必须尽一切努力发展各种政治罢工，以便能够导致政治总罢工。……
丁、党必须更多地注意去争取反帝运动的领导权，以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强国，特别是美国。……关于满洲的冲突，必须在保卫苏联的口号下组织一次运动，要把国民党的一切派系，包括“改组派”在内，都作为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暴露出来。
戊、要加强和扩大游击运动，特别在满洲，在毛泽东和贺龙活跃的区域。坚决排斥党内那些低估农民斗争的，尤其是游击运动的革命意义的倾向。要更多地注意士兵中的工作。要尽最大努力夺取军阀的部队来武装工农队伍。……要占领军阀已撤出的区域，在那里巩固你们的阵地。在农民的革命群众斗争发展的地方设法建立苏维埃中心；你们一定要能呆在那里。在苏维埃政权已建立的地方，你们应该积极没收大地主的土地，武装农民，组织苏维埃。要设法协调工人军队和农民军队的分散行动。……
5，要使胜利地完成这些任务成为可能，首先要有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先锋队的增强了的战斗能力和增大了的能动性。在新的条件下，共产党首要的、基本的任务是取得革命运动的领导地位。固然不允许重犯过去的盲动错误，这是已经基本克服了的，党还要尽其可能激发、激化阶级冲突，引导和指导群众的愤懑，并在冲突发展时相应地提出更高的要求，因而把革命斗争推向更高的阶段。
必须更有力地揭露托洛茨基主义的反革命性质，要揭露它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态度实质上只不过补充了右翼取消派观点。党必须肃清队伍中伪装的托派和取消派分子。但党内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和倾向——企图降低反对“改组派”的斗争，这是由于错误地把他们看作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低估农民战争的重要性，低估并妨碍群众的革命能量和主动性，缩小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独立的和领导的作用。这些倾向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是对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权的否定。 |
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关于阿拉伯斯坦起义运动的决议（节录）（1929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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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关于阿拉伯斯坦起义运动的决议（节录）
1929年10月16日《国际新闻通讯》第10卷，第11期，第258页，1930年1月31日
〔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1929年8月23日爆发于耶路撤冷哭墙的战斗，引起共产主义报刊就卷入势力的性质进行了很多的讨论。犹太复国运动从一开始就被共产国际斥为英帝国主义的代理和工具；犹太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运动，受到德国、法国、联合王国、美国的金融巨头的操纵。战斗爆发后不久，《共产国际》的一篇文章断言：“祝太复国主义移民……已将这个国家变成了英帝国主义的合适的战略基地，而且……他们势将充当避雷针，英国代理人一旦需要，就可以把阿拉伯群众反对占领当局的叛乱导向他们”。每当出现革命的民族主义迹象，英国代理人就挑动屠杀和血洗，从而暂时瘫痪革命运动。8月间爆发的战斗“无疑是英国代理人组织的，犹太复国—法西斯主义的资产阶级挑动的，阿拉伯—伊斯兰的反动派安排的”；但是运动已经无法控制，变成真正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起义了。英国的目的是要加强自己的阵地以反对美国资本的渗透，并且挫败阿拉伯—犹太群众的团结。阿拉伯群众已不再相信资产阶级的领导人了，这些人，被来自犹太复国主义渠道的金钱所收买，对帝国主义十分亲善，但群众本身的运动却被泛伊斯兰反动势力所攫取。
共产国际的官方态度受到巴勒斯坦共产党中一些犹太党员的怀疑，他们否认阿拉伯革命运动的存在；工人运动差不多全部都是犹太人的。在《新东方》的一篇文章中阿布兹安〔阿韦尔巴赫〕断言，农民们和贝督因族群众正在积极开展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可是他们不善于服从阶级的政治纪律，因而有可能变成帝国主义代理人的工具。“在阿拉伯东方，革命运动的基本问题是，怎样利用贝督因族巨大的革命精力去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本国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者的革命阶级斗争，并且将斗争同贫困农民和无产阶级的运动结合起来”。犹太社会主义党（锡安山工人世界联合会），包括它的左翼在内，已经变成保护大农场主和殖民者的民族沙文主义组织；工会则把工人的利益牺牲在犹太复国主义的祭坛上。
四年后一篇刊登在《革命的东方》上署名纳达卜写的文章论证，既然犹太复国主义是反革命的，巴勒斯坦的反帝运动就应该把矛头指向少数民族犹太人，因为其中犹太复国主义占压倒优势，文章声称，那些坚持1929年事件是屠杀而不是造反的巴勒斯坦共产党员已被开除出党。
反帝同盟把这次战斗说成是被帝国主义者涂上了宗教色彩的反帝斗争；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都曾阻挠阿拉伯工人和犹太工人组成统一战线。帝国主义者欢迎这个事件，是想把它作为将巴勒斯坦并入大英帝国的借口。《国际新闻通讯》的一篇文章说，阿拉伯执行委员会现在不把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看作是敌人，而看作是争夺英国宠幸时候的对手。一起发表的另一篇文章（署名J.B.）说，8月23日开始的“巷战”是“阿拉伯总起义的信号”。英国政府“每当火苗要熄灭的时候就浇上油”，总在打算破坏这些年来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和睦状态。共产党的力量过于薄弱，未能“对群众运动施加影响，运动每时每刻都在壮大，并受到盲目宗教狂热的影响。”共产党的海法市委员会，它声称所发生的事情就是简单、纯粹的屠杀，扣压了中央委员会的一份声明，该声明把事件解释为帝国主义走狗所干的勾当，他们把反帝的起义歪曲成一场屠杀。在给巴勒斯坦的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中，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谈到党内机会主义的危险以及对锡安山工人世界联合会的调和态度。
1930年10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再一次建议，应该进行准备建立包括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的阿拉伯共产党联盟。在巴勒斯坦共产党于1930年12月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阿拉伯代表和犹太代表的数目相等——而过去阿拉伯代表是占少数的；党所面临的两个主要危险被认为是犹太人的犹太复国沙文主义和阿拉伯人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代表大会所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中阿拉伯人占多数。《国际新闻通讯》一篇报道这次代表大会的文章说，情况不断好转，因为犹太工人已在转向反对他们的资产阶级，而阿拉伯的资产阶级也在脱离民族主义运动。1931年夏天在耶路撒冷举行的泛伊斯兰代表大会被描写成加强反动势力和迷误群众的企图；它的反动性表现在大会所通过的抗议伊斯兰教徒在苏联受到压迫的决议。1932年初曾公布过埃及共产党的一份纲领草案。纲领把埃及描绘成一个靠奴隶劳动的英国棉花种植园，君主政体和地主都充当奴隶驱使者。所有埃及的政党都屈从英国，华夫脱党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民族改良主义”。《国际新闻通讯》1932年5月的一篇文章指出，“作为埃及工人运动的暂时微弱的结果，警察坐探和小资产阶级冒险家瓦解埃及共产党的活动获得成功，他们使党同工人分离，同革命的群众斗争疏远”。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资料》说，在一段时间内，埃及共产党内一个由警察隐藏在背后的“无原则集团”，曾使共产党各组织完全处于无所作为状态。就在代表大会上，一位代表说，由于内部的不和与阴谋，党曾一度被共产国际开除；1931年共产国际执委会任命了一个新的领导班子。
提到1929年事件时《资料》指出，曾经有人强烈反对共产国际执委会使巴勒斯坦共产党阿拉伯化的指示；这些机会主义分子已被撤职，其立场在巴勒斯坦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已经纠正，但党直到现在（1935年）才开始布尔什维克化，这是一个同阿拉伯化不能分隔的进程。
这项决议的一个脚注说：“这项决议只能以删节过的形式发表。特别是，它删去了有关巴勒斯坦共产党对于民族革命倾向的态度那些段落。”
在1929年1月于科隆举行的反帝同盟执委会的会议上，亥克尔特（代表红色工会国际）和麦尔尼昌斯基（代表苏联工会）攻击执行委员会的一个成员A.J.库克，库克抗议同盟中有外来干涉，抗议给工会领导人加上“叛徒”标签，还说他无意支持一个打算变成新的红色国际的反帝同盟。库克不久之后即退出了反帝同盟。反帝同盟1929年7月在法兰克福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共有二百六十名代表，其中八十四名代表殖民地，虽然许多人并非直接来自殖民地本身。明岑堡报告说，曾出席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有如中国国民党，已经投靠帝国主义，也就没有出席法兰克福会议；那里知识分子少了一些，但工人和农民组织的代表增加了。《共产国际》十一月号的一篇谈论代表大会的文章说，在所有的殖民地国家中，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已向右转。独立工党和印度国民大会党行为不忠；锡安山工人世界联合会则是英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左翼社会改良主义者（诸如马克斯顿和菲门）已同民族改良主义者（诸如哈达和格普塔）合作，他们本应由代表大会更彻底地揭露。（马克斯顿后来被反帝同盟英国支部开除。）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革命运动都没有代表出席，因此代表大会上发生了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这个大会根本没能揭露左翼社会民主党人，这些人是“殖民地人民最凶恶的仇敌，是殖民地革命最危险的仇敌”。代表大会的决议关于印度国民大会党的“叛卖和背信”一字不提。“现在是时候了，应该提出把反帝同盟中那些明显的背叛分子清除出去”。〕
巴勒斯坦阿拉伯群众的奋起和在整个阿拉伯斯坦所发生的事件，从总体方面来说已完全证实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和第十次全会关于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国家工人群众之间斗争的尖锐化，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高潮，关于对英国“工党”政府的评价以及第二国际向社会法西斯的、公开的社会帝国主义国际转化的这些分析的正确性。
阿拉伯人的民族分裂，分裂成许多小国的阿拉伯斯坦的支离破碎，阿拉伯斯坦的分属几个重要国家，土著居民的政治权利的毫不存在，强制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殖民化，英、法帝国主义对于阿拉伯国家的更强大的压力——这些是起义运动的一组原因。
巴勒斯坦事件的第二组原因是：为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殖民化（通常在阿拉伯大地主的帮助下）、阿拉伯大地主、外国资本家的利益掠夺了阿拉伯农民的土地，……加租加税和放债者更残酷地剥削农民，商品和货币经济相对地迅增长，督因部落中阶级分化相当迅速地发展。
革命危机的成熟又由这些而加速：失业的增加，……1928年农业歉收，阿拉伯国家中的骚动，叙利亚议会的解散，伊拉克政府危机，……巴勒斯坦、叙利亚工人的游行和罢工，新的英埃条约，……精神上已破产了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即将来到的攻势，这些人已经抛弃了社会主义假面具而公开以资本主义代理人的身份出现（1929年7月苏黎世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的决定即表明如此）。
运动的性质
运动的特点如下：
1．巴勒斯坦起义发生在这样一个时候，印度最重要的工业中心有革俞骚动，中国有反革命危机，西方革命工人运动高潮兴起；它代表阿拉伯各国革命解放运动高潮兴起的开始。
2．运动扩展到整个阿拉伯，具有浓厚的民族特点。它还极其迅速地蔓延到其他阿拉伯国家。
3．运动变化迅速，正向更高的水平发展。如果说，在当初，宗教界和封建主，他们联合在议会伊斯兰教里，曾设法把运动引向阿拉伯—犹太民族仇恨的轨道，那么后来，群众已自发地转而反对法典官、反对议会伊斯兰教和反对阿拉伯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了，谴责他们的背叛行径和向帝国主义投降……而现在运动迅速地从犹太复国主义—阿拉伯冲突变为全国性的农民运动了，民族主义的城市小资产阶级也参加进去了。农民，尤其是贝督因族人，是起义运动最积极的参加者。
4．工人阶级部分地处于消极状态；至少它未曾独立行动，更不必说打算取得运动领导权了。一部分犹太工人和阿拉伯工人受到“他们的”资产阶级的影响，并在“他们的”资产阶级的主宰和领导下参了民族—宗教冲突。然而，也有一些英勇事例表现出阿拉伯工人和犹太工人的无产阶级团结。由此可见，尽管起义运动是对英—犹挑衅的一个反应—对此阿拉伯的反动派（封建主和僧侣）曾想以大屠杀回答，又尽管运动在开始阶段处于反动派领导下，运动仍然是一次民族解放运动，一次全体阿拉伯的反帝运动，而且，在主体上，从它的社会成份看，是一次农民运动。
5．运动发生在由麦克唐纳的“工党”政府在英国执政的时候。“工党”政府，在独立工党全力支持下，公然出来充当屠杀殖民地革命的刽子手角色。
6．这次运动暴露出英、法两个帝国主义在中东势力争夺中的矛盾加深。
阿拉伯斯坦革命的性质和动力
共产国际关于巴勒斯坦和整个阿拉伯斯坦的革命的性质和动力的总观点，经受住了革命群众运动的考验，也被事实经验肯定了。革命的主要社会—经济内容是帝国主义的垮台、各阿拉伯国家的民族团结、土地革命和民族问题的解决。正是这一点决定了，革命的性质是在列宁主义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主要动力是工人阶级和农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才能完成。毫无疑问，这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将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但有些人提出的一种论调，说巴勒斯坦目前情况下的革命是无产阶级性质的，这不但完全不符合历史现实，不但反映了托派不断革命的思想，而且，在巴勒斯坦的具体情况下，首先意味着不多的犹太工人对阿拉伯广大居民的专政。
不同阶级在运动中的作用
犹太复国主义的殖民资产阶级及其走狗以十足的英帝国主义代理人事。……犹太复国主义的“左”翼，锡安山工人世界联合会，勾结了犹太法西斯分子，站到了英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资产阶级一边。
阿拉伯大地主、封建领主和僧侣界高级人士，他们在议会伊斯兰教里连成一气，早已向英帝国主义投了降，扮演叛卖、挑拨、反革命角色。
全阿拉伯国民代表大会，它近几年来已清楚得使人不抱任何希望地暴露了它的民族改良主义特点，……在运动中并不独立行动；而且它的右翼已投入封建主和僧侣的反动营垒。
农民，尤其是贝督因族人，是运动的基本动力。但农民运动没能在时间上同城市无产阶级有组织的、独立的阶级行动取得一致。农民运动是无组织的、分散的。
党的成就和缺点
阿拉伯的起义运动清楚地既表明了巴勒斯坦共产党的一些积极成就，也暴露了它的弱点。
1．起义使党愕然；这是因为起义人员主要都是犹太人；从整体上讲它同阿拉伯群众没有接触，尤其是同农民没有任何接触。
这次起义在实践上证明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党需要阿拉伯化的多次指示多么正确。起义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巴勒斯坦共产党的缺点和错误，正是党没能走上果敢坚决的从上到下阿拉伯化道路的结果。过去，党使用力量和资源并不正确，它把工作主要集中在犹太工人身上，而不是把最大的力量和资源集中到阿拉伯工人和农民群众的工作上。领导工作的阿拉伯化，被解释为在中央委员会里机械地安插几位阿拉伯同志。党没有做到在阿拉伯工人中和在地方阿拉伯工会组织中建成巩固的党组织。对于在农民和贝督因族中成功的工作的可能性，存在着悲观、怀疑情绪，在某些情况下这就导致消极的宗派主义，对阿拉伯斯坦革命可能性的低估，对反动资产阶级在阿拉伯群众中影响的夸大。……
2．特别是在运动开头的日子里，当时党几乎只受耶路撒冷和其他几个城市的事件的影响，它没有注意到宗教的民族冲突已变成农民的民族反帝总行动。因此党没能在它的口号中包括土地夺取、革命的农民和贝督因族委员会的建立、土地革命、所有阿拉伯国家的民族团结这些问题，也没能围绕着建立全阿拉伯工人农民政府的口号来进行鼓动，这些失策可以由党过去在这个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动摇来解释。党也没能提出建立阿拉伯—犹太工人支队、武装工人、阿拉伯工人和犹太工人联合示威、联合总罢工这些口号。……对英国“工党”政府充当刽子手角色的揭露，对阿拉伯和犹太各政党和团体，尤其是对锡安山工人世界联合会的支持者，和他们在起义期间的态度的革命性批评，都不够具体。
与此同时还必须强调，巴勒斯坦共产党表现出是一个由忠诚的革命者组成的坚定团结的组织，它渴望以光荣的姿态履行其革命职责。在理论水平方面和对共产主义的忠诚方面，巴勒斯坦共产党当然是出众的。……
党的任务
巴勒斯坦共产党，以及共产国际在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支部，必须从这次起义中汲取教训。
1．党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要大力、果敢地走向从上到下的阿拉伯化的道路。与此同时，党要尽一切努力去建立阿拉伯的或阿拉伯—犹太联合工会，并且夺取、扩大那些已经存在的工会。……
2．党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根除在其队伍中流行的农民问题上的怀疑情绪和被动状态。……它必须制订一个重视农民和贝督因族人特殊要求的土地纲领。
3．党必须在已参加犹太复国一改良主义工会的犹太工人中继续工作，还有在未参加组织的工人中做工作。揭穿犹太复国主义，特别是它的左翼，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一事，仍然同过去一样是主要的任务之一，要用运动的具体教训来证明这一点。
4．党必须揭露议会伊斯兰教……是英帝国主义的直接代理人。也必须同样无情地揭露全阿拉伯代表大会所体现的民族改良主义。……
5．对派来调查事件的调查团的积极抵制运动，以及抵制的组织工作，……应该在共产国际其他支部的帮助下放在党的注意中心。
8．起义的教训清楚地表明，阿拉伯斯坦的各国共产党和埃及共产党之间需要最密切的联系。最适当的形式将是建立阿拉伯各国共产党联盟。建立这样一个联盟的条件是巴勒斯坦共产党和叙利亚共产党的阿拉伯化，巴勒斯坦、叙利亚、埃及等国共产党的巩固。加速叙利亚共产党阿拉伯化的步骤必须立即采取，以保证叙利亚共产党人，在克服取消主义和机会主义之后，最后能够成为独立自主的共产党。
9．要想完成这些任务需要一个条件，就是要开展反对党内右倾偏向的果敢有力的斗争，右倾偏向在白色恐怖的压力和在起义暂时失败的冲击下一定更加厉害。巴勒斯坦共产党的右倾偏向表现在：低估革命的可能性，公开或隐蔽地抗拒党的阿拉伯化，对阿拉伯群众工作悲观、消极，在农民问题上听天由命、消极对待，不了解犹太同志的作用是阿拉伯运动的辅助力量而不是领导者，夸大反动的资产阶级、大地主、僧侣对阿拉伯群众的影响，对于机会主义错误采取调和态度，不了解需要对党所犯的错误进行勇敢、有力的自我批评，倾向于未经中央委员会准许就移居国外，那也就是逃跑，抗拒工人农民政府这个口号。把起义看成是“大屠杀”和暗中抵制阿拉伯化，这是犹太复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对共产党人的影响的表现。根除这些态度对于党的进一步发展是必不可少的。……
阿拉伯斯坦的起义运动引起了强烈的国际反应。第二国际的各党以及许多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都站在英帝国主义和反革命的犹太复国主义一边。“左”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尤其是马克斯顿，已暴露出他们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共产党人和革命的民族组织是站在阿拉伯起义一边的。
与此同时，必须指出，在起义初期，有一些共产党报纸（甚至于在苏联），还有一些国家（美国共产党的犹太人支部），关于运动的性质存在着摇摆和混乱。但这些在共产国际各国支部中很快就克服了。 |
共产国际关于中东铁路争端的声明（节录）（1929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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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关于中东铁路争端的声明（节录）
1929年7月18日《国际新闻通讯》第9卷，第36期，第773页，1929年7月26日
〔苏联与中国之间的关系由1929年8月16日的苏联政府法令宣告中断，此事发生在4月间北满的苏联领事馆关闭和7月间苏联铁路人员被捕之后。共产国际提出了一个口号，随即为各国支部采纳，即“要保卫苏联。”
陈独秀批评了这个口号，说它给人的印象是共产党在号召中国工人保护一个外国在中国的特殊利益；口号太抽象，极易误解；他们的口号应将矛头指向国民党的政策，指出它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共产国际》9月初的一篇文章写道，这一攻击“是帝国主义国家挑动的，目的在于把苏联拖入战争。”决非“偶然”，这事恰恰与英国麦克唐纳政府和日本自由党政府掌权同时。两国的政策将较多的自由给予中国的统治集团，它们是想诱使南京放弃反帝的战斗而参加反苏战斗。“毫无疑问，这些事件将是不可想象的，除非它们是帝国主义者针对苏联的连续下来的、疯狂的进攻计划的一部分……这个攻击的具体动机和因素相对地说是次要的”。“中国政府”，《国际新闻通讯》的一篇文章说，"是帝国主义者出钱收买的一群强盗和屠杀群众犯”。共产党报刊的所有文章都把这次攻击归咎于外来影响；《新东方》的一篇文章强调法国的罪行，而布劳恩（德共）和沃伊廷斯基则说美国在这些事上最富于侵略性；华尔街在南京具有决定性影响；它可以提供或也可以拒绝贷款；而且，美国的名声没有受到不平等条约的玷污。各位作者都认为，美国的调解表示是一个借口，用以取得铁路的控制权和把美国资本输入满洲；这也就是日本为什么会强烈反对；日本为中东铁路事件感到高兴，希望把中东铁路原来承担的货运都夺给它自己在满洲的铁路；法国的调解表示是在把给俄国的旧贷款收回一些的希望下做出的；中国却什么也得不到——中国的利益在于同俄国联合经营这条铁路，从而使它不被帝国主义者们染指。共产国际执委会西欧局于7月20日发表了一项声明，号召立即行动起来以保卫苏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宣言把中国的行动解释为国民党企图出卖中东铁路给帝国主义者，为的是取得他们的支持去镇压中国革命，这事就为中国与帝国主义者向苏联的联合进攻准备道路。
泛太平洋工会书记处1929年6月的会议发表了一项宣言，反对国民党在中东铁路的行动和对苏联领事馆的袭击；泛太平洋工会8月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举行的会议声称，这次争端并不是中国苏联之间的事，而是“苏中两国工人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争端在12月得到的解决被称为“世界革命战胜世界帝国主义的一次胜利”；祝贺信件由共产国际各国支部纷纷发向莫斯科。
在次年二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会议上莫洛托夫说，正是苏联的影响和力量的增长才促成中东铁路争端的胜利，而也正是这种增长说明反苏运动的加剧。人们注意到，各共产党对张作霖的攻击的反应，暴露出反战工作上许多不足之处，这些缺点是第十次全会已经评论过的。
两年以后，沃伊廷斯基在《中国问题》上写道，1929年7月的事件就是“中国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者利用反苏战争来稳定和解决它们内部的矛盾这种企图的结果”。
1933年底，皮亚特尼茨基在共产国际第十三次全会上在谈到1929年这次争端时说："大家都知道，不但中国的军阀、国民党，等等，还有第二国际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党，为了诋毁苏联，都虚伪地把中国军阀（他们得到帝国主义撑腰）夺取中东铁路描述成反对不平等条约的战争。北方的军阀们也得到托派分子、陈独秀、还有其他人的支持。中国共产党人不受这种叫嚣的响，……在自已的国土上同国民党和军阀进行战斗“。〕
全世界的男女工人们，劳苦大众们！威胁和平事业的危险正在增长。蒋介石这个屠杀中国工人农民的刽子手，按照世界帝国主义的命令行事，正在公开挑起一场反对苏联的新战争。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受到帝国主义虎视眈眈的注意，刺激它向苏联发动加倍的进攻。世界帝国主义，它目前正在东方和西方，在波兰、罗马尼亚、阿富汗组织反对苏联的战争，又迫使南京政府直接袭击苏联为其效劳。国民党，它的头目都是民族革命的叛徒和屠杀中国革命志士的刽子手，正在竭尽全力，唯帝国主义之命是听，把中国变成一块反苏进军阵地。国民党及其南京政府的一切挑衅阴谋，对苏联代表的袭击（北京），对苏联领事馆人员的杀害（广州），都已被苏联坚定的和平政策挫败。然而，它的和平愿望却被国民党军阀及其帝国主义顾问们看作是软弱的表现。
7月10日，国民党的将军们夺取中东铁路，没收电报设施，关闭查封苏联的机构和公务中心，逮捕、驱逐出境几百名苏联公民。苏俄在哈尔滨机构的破坏和铁路线的夺取，随后就是军事力量的动员和白卫军在苏联边境上的集结，目的就是冒险者的战争进军。出于真诚的和平愿望，苏联政府对这些前所未闻的挑衅行为的回答，是向国民党政府建议立即举行会议以便和平解决一切争端，所提出的唯一的初步条件只是，对待苏俄公民的虐政、暴行和镇压措施都应立刻停止。但是即使这样一个建议，国民党政府也予以蛮横拒绝，而以所谓苏俄宣传这类谎言加以掩饰，这就暴露了它的挑衅性行动路线。苏联政府被迫跟国民党政府断绝了外交和贸易关系，这个政府轻蔑地撕毁了同苏联缔结的许多协定，而苏联是唯一真正在事实上承认中国人民主权的国家，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各国人民最忠实的朋友和同盟者。……
全世界的男女工人们，劳苦大众们！共产国际号召你们动员起来，组织一次坚决行动来挫败反对苏联的反革命运动的头领和幕后操纵者。要永远记住这个事实：在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和平主义花样背后，隐藏着狂热的备战活动，新战争的威胁一天比一天严重。这次在远东由蒋介石政府，在帝国主义指使下，所发动的挑衅，就是明证。
中国反革命分子的蛮横行径从麦克唐纳政府执政以后就更显得气势汹汹，而第二国际却把这个政府说成是“和平的保证”。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它现在是联合政府的首领，伙同德国的资产阶级去支持南京的冒险行动和怂愿中国的将军们。法国的社会党人勾结彭加赉政府，竭力利用远东这次冲突来加强反苏阵线。到处我们都能看到第二国际的党——现在已发展成社会—法西斯党——同反革命势力站在一起反对苏联，积极参与制订、执行帝国主义的战争计划。
中国的男女工人们，劳苦大众们！共产国际的呼吁首先是向着你们发的。……
……中国的工人群众一定会回答丧失了理性的将军们所策动的这场冒险，你们一定会同苏联的无产阶级结成比以往更亲密的兄弟同盟，你们一定会进行反对中国的和俄国的白卫军分子的革命斗争。
印度以及整个东方的工人们！反革命的国民党的这次新挑衅，其目的纯粹是加固帝国主义的强盗地盘，从而把帝国主义枷锁加在东方各国人民的身上，镇压你们的英勇斗争。你们要勇往直前，为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反对新的战争，为保卫苏联而战斗，苏联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堡垒，它付出重大牺牲去领导为解放东方被压迫民族的勇敢斗争。
资本主义各国的男女工人们！在蒋介石背后站着的是帝国主义分子和社会民主党人走狗，这伙人急于从地球上除掉第一个无产阶级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在它的旗帜上写着定使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枷锁下解放出来。 |
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墨西哥的宣言（节录）（1929年7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1929-1943）
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墨西哥的宣言（节录）
1929年7月《国际新闻通讯》第9卷，第34期，第732页，1929年7月19日
〔1929年春天，墨西哥共产党人支持波特斯·希尔的政府反对埃斯科瓦尔将军和阿吉雷将军的军事叛变；美国将武器运送该政府。共产党的态度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谴责，执委会把这一错误解释为该党受到右翼的控制。《国际新闻通讯》一名纽约的通讯员写到：“使国外共产党人惊奇的是，墨西哥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农民的联盟并不独立自主地参加斗争，而是跟在波特斯·希尔后面，也就是说，站在美帝国主义一边。”共产国际还解释道，叛乱是由英国资本家资助的，他们企图推翻他们的美国对手的傀儡政府。迭戈·里维拉，墨西哥工农联盟主席，和几位同事被开除出共产党；里维拉加入了墨西哥托派分子一伙。鲁维奥将军，他接替波特斯·希尔，同苏联断绝了关系。1930年1月，反帝同盟发表一篇宣言，反对“墨西哥的法西斯独裁”；工人和农民首先起来帮助平息了埃斯科瓦尔叛乱，这事吓坏了墨西哥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美国主子。
1929年5月，十四个拉美共产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代表大会；同月，拉丁美洲共产党的工会团体和组织在蒙得维的亚开会，建立了红色工会国际一个局。在1930年2月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上，曼努伊尔斯基说，在墨西哥共产党同其他阶级的合作已导致对共产主义运动的镇压，其他的拉美党应该汲取教训；在处于非法时期，工人农民联盟是有用的，但这项政策在拉美的运用是错误的——联盟往往变成了一个平行的党，有着自己的纲领和策略，还堕落到同小资产阶级实行无原则的合作。在拉美国家里，小资产阶级日益丧失民主性而变成法西斯主义的。工人农民联盟必须接受基本的共产主义原则，并有共产党的领导；它们应当立足于共产党建立的组织，而不是农民党或其他小资产阶级组织。在联盟之内，共产党人必须保持他们独立的阶级政策和充分的批评自由。
共产国际执委会南美书记处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后从莫斯科迁到布宜诺斯艾利斯；1930年2月，它发表宣言反对墨西哥政府，在墨西哥逮捕共产党人的事又发生了。宣言说，墨西哥资产阶级已经放弃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出卖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30年4月《共产国际》上的一篇文章说，在拉美有大量骚乱，但在许多国家都没有共产党在领导运动。在墨西哥和巴西，共产党的存在已埋没在工人党和农民党里了；在巴西和厄瓜多尔，共产党失去了对工会的控制；大多数党的领导人是带有小资产阶级心理的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倒退；但是除了在阿根廷，都没有社会民主党或社会民主主义传统，这倒是个优点。拉美的所有政治现象都可以用英、美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作出解释。
曼努伊尔斯基，他自称“在1927年发现了拉丁美洲”，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之前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在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存在着“一触即发的革命形势”，两国的党应当接过农民斗争的领导权。永久性的工人和农民联盟这个主意应该放弃，这就跟第六次代表大会抛弃工人农民党相一致了。〕
我们两位英勇的同志罗德里格斯和戈马斯遭到暗杀——他们倒在刽子手的枪口下—和反对墨西哥工人农民的最可耻、最嘲弄的恐怖行动，加上共产党的被迫解散，工农革命报刊的被查禁，一贯积极参加反帝斗争的优秀战士的被捕，这一切彻底揭穿了波特斯·希尔、卡列斯一伙自我标榜的“革命”政府的假面具，向全世界表明了，墨西哥政府已经变成公开的法西斯政府和北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
墨西哥政府在推行其法西斯政策以充当北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时，把工人从过去几年中所争得的所有阵地赶下来。墨西哥工人反对外国雇主的罢工运动受到镇压。在社会法西斯分子莫罗内斯的帮助下，墨西哥政府还破坏革命工人的组织。
此外，革命期间农民取得的少许利益也被破坏。大地主和农业资本家正在夺回他们原来被迫交给农民的那一点土地。在“自由思想家”卡列斯和希尔——按照美帝国主义的命令——在教皇面前跪下保证美洲银矿区——那里最近发生了内战——的“社会安定”之后，我们发现墨西哥宗教界正在想方设法恢复他们的原有地位和夺回被武力本去的地产。政府军队早已经在解除农民武装，解散游击部队，或者把他们改组成法西斯的斗争工具。被解除了武装之后，农民就会发现他们再也不能保卫自己的利益和权利了。
小资产阶级分子、知识分子、“开明”地主、以及堕落并善于敲诈的年轻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这些构成波特斯·希尔政府的社会基础的集团，在工人农民革命运动的高潮面前畏缩发抖，在北美帝国主义的压力下叛卖了墨西哥的民族独立事业；他们为出卖工人农民的利益去讨好剥削别人的美帝国主义—他们已经出卖了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共同事业，他们已经投入墨西哥工人群众最痛恨的敌人营垒。扬基帝国主义在它的扩张运动中取得了又一次“胜利”。
这一“胜利”在世界上堆积起新的爆炸物，它是美国在准备帝国主义战争道路上新的一步。
这些事件的教训是，现在在墨西哥只剩下了唯一的一个力量，能够而且也一定会始终如一地、大力地领导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这力量就是墨西哥共产党。
墨西哥的人民群众通过自身的体会已经提高了阶级觉悟，毫不掩饰他们对共产党的同情。过去几年中墨西哥共产党获得了很大的政治影响，而且正在逐步变成工人运动号召者与政治领导中心，因为它把农民、贫苦印第安人组织在墨西哥无产阶级周围，它还在夺取土地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组织墨西哥的反帝运动。
墨西哥广大工农群众中骚乱、不满和战斗精神一天一天高涨起来。墨西哥的工人群众正以越来越猛的力量回击自我标榜为“反帝革命家”的那些家伙的背叛行径和他们所发动的反动攻势。墨西哥的工人和农民面临这样一个问题：要么在工农政府的旗帜下抵抗波特斯·希尔的法西斯部队，要么让自己受到镇压，在扬基帝国主义的枷锁下忍受最恶劣的奴役和压迫境遇。
在这一抉择面前没有任何可能的犹豫。……
墨西哥工人们！团结在你们共产党的周围！建立你们革命的工会！
墨西哥的农民们！不要把你们的武器交回剥削者，他们会用来镇压你们！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组成你们的农民同盟，把叛徒清除出去，准备好在共产党的英勇领导下进行伟大的斗争，从大地主手里把土地夺来！打倒帝国主义和帮凶。民族独立万岁！
拉丁美洲的同志们、工人们、农民们！
你们要坚决反对墨西哥法西斯政府的威胁，这种威胁，如果不能击退，就会影响拉丁美洲整个反帝的工农共产主义运动。
世界各国的同志们、工人们、农民们！
你们的责任是要采取强有力的立场去反对墨西哥法西斯主义！每一个共产党，每一个工人组织，每一个真正的反帝组织，都不能不大声疾呼，向墨西哥的法西斯政府抗议。 |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关于布哈林的决议（节录）（192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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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关于布哈林的决议（节录）
1929年7月《国际新闻通讯》第9卷，第45期，第964页，1929年8月30日
〔布哈林（当时的《真理报》主编）及其主要追随者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立场问题，1929年4月在苏共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进行了讨论。斯大林作了长篇发言，详述他们的错误；就涉及共产国际方面的错误来说，布哈林被指责为看不到欧洲情况变得越来越革命，也看不到因此必须加强反对右倾偏向的斗争，开除右倾分子，加强斗争以反对替他们作掩护的调和分子和共产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残余。布哈林没有将他起草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国际形势的提纲在普遍散发之前按照惯例发言前事先提交苏共代表团；苏联代表团是同其他代表团同时收到的，而苏联代表团本来是要提出几点修正的。“布哈林为什么不经联共（布）代表团审查就把提纲发给各国代表团呢”？〔注：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19页。——译者〕布哈林不同意说资本主义的稳定性正在动摇，他忽视反对左倾社会民主党人和调和分子的斗争，他也不强调需要铁的纪律，这意味着他打算为派别活动留下余地。在德共的维托尔夫案件中，布哈林打算支持撤换台尔曼；他还想避免开除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麦尔。斯大林提出的决议案获得通过；决议谴责了这个集团的论点和活动，并提出警告，如果他们坚持不肯服从，就要受到进一步的处分。会议同意该决议将在苏共党内分发，但不予公布。会后布哈林被解除了《真理报》编辑职务。
在第十次全会上乌布利希说，布哈林、洪别尔—德罗、谢拉曾经反对共产国际执委会去年给德共的公开信，还曾反对开除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麦尔。台尔曼说：“也许参加全会的同志并不都知道，甚至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前，布哈林就已试图组织一个宗派，这一点从他同加米涅夫的著名谈话中看得很清楚。”曼努伊尔斯基在闭幕词中说，有些共产党人有一种见解，认为“苏共党内采用的斗争方法并不总是适用于西欧的共产党的。我认为这种看法非常错误。”
在全会之后，《国际新闻通讯》上一篇说明布哈林错误的文章说，他自从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就一直滑在下坡路上了。他在苏联事务方面的机会主义“不可避免地要发展成为国际性的体系”。
布哈林在1929年11月被解除了苏共政治局的职务。
加兰迪一年后（在1930年7月的《共产国际》上）写道，1928年底谢拉曾被要求说明他对意共中央委员会的态度；他写出一份一百页的备忘录关于共产国际的政策和苏联。“谢拉在中央委员会内组成了一个以他为中心的集团，很可能比我们用来反对他的多数派还更同声相应”。由于他不愿投降，他就离开了党，接着出现了领导权的“严重危机”；领导上的全部政策“受到了怀疑”。1929年12月书记处的半数、1930年1月政治局的半数都反对改变党的策略。意大利的群众日益革命化，而党却在“政治上心不在焉”。在1930年3月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博尔迪加这个“还残存在我们队伍之中的最后一名托派领导人”被开除了。他所以没有更早就被开除，只是因为他从1926年年底起遭到三年流放。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资料》在谈到这个时期的右倾反对派时说，反对他们的斗争的成功在苏共最快，在德国也算很快，而在英国就慢，因为英国领导干部思想意识上软弱。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不得不发至瑞典、波兰、英国、中国和匈牙利，这些指示“动员了党员”去反对右倾分子，这事多半是由挑选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才得以完成。斗争一直延续到1930年。两条战线斗争的胜利导致“坚如磐石的领导机构”的建成。〕
获悉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注：原文作“pointplenum”，应为jointplenum。——校者〕4月23日关于撤销布哈林同志共产国际职务的决定之后，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宣布：
还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前，布哈林同志就已有迹象表明与苏联共产党（布）的政治总路线不一致。在布哈林与同意他的观点的人们进行反对党的政策的斗争的过程中，这种不同意见形成了独立的机会主义政纲，实质上是一份右倾偏向政纲。……
布哈林同志关于苏联共产党（布）政策方面的错误，跟他在国际政策上的错误路线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由于低估了苏共（布）的社会主义攻势，作为破坏资本主义稳定性的一个因素，布哈林伙同洪别尔—德罗、谢拉、爱维尔特等人一道，实际上提供给整个共产国际内右倾分子的政策一个思想一政治基础。与共产国际的路线对抗，尤其是与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对抗，布哈林同志正在滑向一个机会主义性的否定，即否认资本主义稳定性日益动摇这一事实，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否认工人运动中新革命浪潮的高涨。布哈林同志的态度的根底在于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削弱这一反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企图以使用世界市场完全保存着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一类辞句来私运这个理论。这种“理论”，它可以用来作为共产国际中所有右倾分子的思想基础，已被资本主义的整个发展过程所否定；在实质上，它只不过是向改良主义思想的投降而已（希法亭的“资本主义复苏”论）。
布哈林同志的文章《有组织的经济混乱论》（1929年6月30日《真理报》）表明，远远没有抛弃他的资本主义内部矛盾不断减弱这个反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仍然坚持错误，并加深它们。在这件事上，已经完全清楚，布哈林同志及其追随者关于共产国际“解体”的悲鸣，是一种胆怯地支持右倾分子的方法，而反对这伙人过去、现在都是共产国际的主要任务。布哈林同志及其集团正力图用尽一切办法来诋毁从各国共产党肃清社会民主主义分子这个健康进程，这是一个绝对必要的进程，尤其是在革命高潮兴起时，布哈林他们还以此来削弱共产国际反对右翼叛徒的斗争。共产国际内部一切右翼分子的吸引中心，布哈林同志及其集团，通过宣扬悲观主义、失败主义和对工人阶级力量的不可信任，不但向所有的反列宁主义倾向灌注新生命力，还帮助去破坏布尔什维克纪律。
布哈林同志的机会主义动摇思想已经促使他背着党同过去的托派分子结成无原则的集团，以进行反对苏共（布）和共产国际的斗争。
鉴于上述各点，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批准苏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关于撤销布哈林同志在共产国际的工作的决定的同时，决议解除他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的职务。 |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关于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国际斗争日的决议（节录）（192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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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关于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国际斗争日的决议（节录）
1929年7月《执行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第882页
〔这个斗争日被说成具有特别重大意义，因为一次反苏战争的准备目前已经达到了“直接的现实阶段”。一份新的月刊《逼近的战争》宣布出版，各国共产党被责成（即按下列顺序）要跟社会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平主义作斗争，要特别注意未参加组织的工人和失业工人，要在战争工业和运输中心建立立足点。第二国际关于在8月4日（一个星期天）举行反战示威游行的决定，暴露出它的“改良主义骗局”的面貌。
决议是由巴贝提出的。博尔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说，他们必须在街道搏斗中取胜，安排自卫措施，作好准备过渡到非法状态去。迄今只有德国、法国和波兰的党在这方面做过好工作。在讨论快要结束时，贝尔（英共）认为，许多发言人的并无道理的悲观情绪可能是过分热衷于自我批评的结果；他认为各国党应该受到鼓舞，不要受到刺激。
在会议结束之后，《共产国际》的一篇文章写道，反战日，“对革命的无产阶级力量的一次战斗检阅”，将使运动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它将考验各国支部的战斗能力。“麦克唐纳的掌权、凯洛格公约、巴黎赔款协定，所有这些组成了一片和平主义烟幕，烟幕背后战争准备却在大力推进”。这烟幕迷惑了共产主义阵营中动摇分子的判断力，引起和平主义的幻想；但烟雾被第十次全会驱散了，事情真相已然大白。
运动看来并不很成功。亥克尔特写道：“从大体上说”，示威游行是“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成功的群众性集会”。但是“仅仅在这里或那里有几个地方曾经有可能发动大规模工厂的工人参加示威性罢工”，而且“即使失业工人也没有多少走上街头”。还有许多共产党人并没有认真地考虑战争危险。《真理报》写道，虽然有几十名工人被枪杀，“资产阶级并没敢组织国际规模的血洗……而只动员了形形色色的社会法西斯主义，从策吉贝尔起到托派叛徒们”。8月1日是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发展成为社会法西斯主义的一个决定性阶段，社会法西斯主义就是要进行反苏阶级战争的那伙人。1929年10月份的《共产国际》上，含蓄地承认了失败：“反战示威的经验表明，共产国际各国支部党内群众还没有完全了解群众性政治罢工作为工人阶级斗争的武器的重大意义”。事件之后一年，同一期刊的一篇文章催促共“要比去年的运动有所改进，去年那次运动只能看作是个失败。它表明全党上下，对于战争危险的低估，而且，尤其是在中央委员会”。正是在这次运动期间，法国共产党许多领导人被捕（对此行动社会党议员曾提出抗议），而正是这一点据说后来给了“青年共产党人”巴贝一塞洛一洛泽雷集团在法国共产党中取得统治地位的机会。与此同时，《人道报》编辑部的六名人员8月1日前后由于“在政府和警察的进攻面前退却”而被解除职务。〕
为了实现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并于组织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国际日的决定，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批准了布鲁塞尔十三国共产党的决定，确定此日为8月1日，并且完全赞同政治书记处就此问题对共产国际各国支部所作的指示。
今年五一节示威游行的战斗性质，尤其是柏林无产阶级在路障旁的英勇斗争。……赋与8月1日的行动比起工人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通常示威游行更大的意义。
8月1日的行动，应当同工人阶级整个经济、政治斗争联系起来，也就是联系工人阶级反对资本、法西斯主义、法西斯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也包括麦克唐纳政府，这是一个主张战争和资本主义合理化的政府。……鉴于8月1日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保卫苏联的斗争方面的巨大意义，共产国际执委会向国际各支部建议：
1．采取一切必要的准备步骤，使8月1日具有无产阶级战斗的革命力量大检阅的性质。……
2．为此目的，加强动员广大工人群众的工作，办法是采取自下的工人统一战线这个新形式的策略。……
3．共产国际各国支部必须进行斗争去赢得工人上街示威游行的自由。……
4．开展广泛的群众斗争以反对资产阶级用镇压和恐怖手段使共产党孤立于工人群众之外的企图。……
5．共产国际各国支部必须采取步骤吸引农业工人和农民群众参加8月1日行动。……
6．以毫不留情的方式揭露社会民主主义及其在准备战争方面的作用，特别是“左倾”社会民主主义，它是社会帝国主义最危险的变种，因为它把对资本主义国家军事准备的支持掩盖在和平主义词句下，这些词句是专门设计来麻痹无产阶级群众的警惕性的。有鉴于此，组织一些共产党小组去积极参加8月4日社会民主党的会议是特别重要的。
7．要尽最大力气去反对和平主义幻想，尤其是因为麦克唐纳已在英国执政，同时要向群众说明，麦克唐纳执政是一种手段，用来掩盖直接准备新的帝国主义战争。
8．……应当在一切可能的地方举行群众性政治罢工。不要理睬警察禁令，群众集会、群众上街游行必须举行，在这些行动中要吸引士兵、水手、女工和青年工人、退伍军人、残废军人参加。在目前反动势力增大的情况下，尤其是很可能会有警察的法西斯分子的挑衅，各国共产党都应当立刻采取步骤加强或建立，首先是在工厂里，无产阶级的自卫组织。
9．在8月1日以后，要把运动继续下去，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反动势力，保卫苏联。……
10．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号召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工人大力支持国际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行动，全会责成共产国际各国支部加强它们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工人中的革命工作，加强在帝国主义占领军中的反军事工作。
在提醒大家注意共产国际某些支部未曾以足够的精力准备8月1日的同时，共产国际执委会还了解到，共产党内某些阶层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消极态度，只不过是总的机会主义倾向的一种表现，这些倾向联系着低估战争危险，对战争抱宿命论态度，低估无产阶级的力量和共产党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的作用。 |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关于经济斗争和各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提纲（节录）（192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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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关于经济斗争和各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提纲（节录）
1929年7月|《国际新闻通讯》，第9卷，第46期，第979页，1929年9月4日
〔开头的几段谈论资产阶级走向法西斯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的激进化，合理化，罢工，等等。台尔曼和洛佐夫斯基以长篇发言开动了讨论；台尔曼解释说，把注意力集中到未参加组织的工人身上反映了把重点从工会——工会越变越法西斯了——转向工厂；洛佐夫斯基解释了共产国际执委会赞同美国的新工会的原因，说在美国工人阶级中百分之九十是未参加组织的。英国共产党曾抵制成立一个脱离苏格兰矿工的决裂工会，但这个抵制被人战胜了——“我们同英共争论了几乎一年”。共产党究竟要不要另立新的工会，这问题不要从理论上决定，而应当根据当时局势，按照实际情况决定。洛佐夫斯基检查了共产国际及各支部关于工会、工业斗争等等的决议和决定，从中寻找缺点和不足。他列举了九十四个——本来还有更多，但他照顾了听众。这些缺点从对群众激进化程度的低估一直到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利用改良主义的低估；几乎全部都是右翼方面的失策。洛佐夫斯基报告说，全会之前不久，在蒙得维的亚举行过一次拉丁美洲工会代表大会，有十六个国家出席；会上建立了一个长期性的中心，这两位主要发言人都论证，由于工会已经日益变成国家机构的一部分，夺取工会机器是已不可能，因此工作应该集中到争取会员从事反对工会官僚主义的独立行动上，以及把还没有受改良主义影响的未参加工会的工人组织起来。
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已于1928年3月17日到4月3日在莫斯科举行。它通过了三十一项决议，发表了五个宣言。主要的决议尤其谈到，阶级斗争的利益比形式上的工会团结更重要。“必须进行反对‘不惜任何代价以求团结’思想的有力斗争，因为团结本身并非目的，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一个单一的工会国际仍然是我们的目的，但这个目的只有在与改良主义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的斗争中才能实现。这项在强烈的反对声中通过的政策，号召共产党人和红色工会国际的拥护者取得“工业斗争的独立领导权”。1930年4月《共产国际》中的一篇文章说，第十次全会提出的主要的策略任务是对失业群众的领导，这些人通过非全日工同受雇工人联系起来。第二项任务是组织和领导罢工。“除了共产党和革命的工会运动，现在没有其他力量能够组织和担当罢工斗争的领导”。改良主义分子不但不肯组织罢工，而且实际上一当罢工开始，就破坏它们。
在为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提供的《资料》中，共产国际执委会在谈到第十次全会和工会时指出，固然右翼反对建立新工会，但左的宗派主义者却把工会的官僚们与工会会籍等同起来，并且在许多地方人为地、在没有群众拥护的情况下建立新工会，而不是在改良主义工会之内做工作。“结果，革命的工会反对派主要地就都置身于工会之外了”。就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皮克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作报告时，谈到他称之为1929年所犯的工会问题上的宗派主义错误。这些错误包括：在多数工人已经复工时还继续罢工；在发动罢工之前并未取得工厂中多数的同意；低估了已参加工会组织的工人和改良主义工会的重要性。虽然红色工会国际在使自己担任“粉碎改良主义工会官僚主义的垄断性要求的任务”来决定是否罢工时是正确的，它却错误地主张“罢工的领导权和罢工委员会的任务应该是不理并且反对改良主义工会而独立自主地准备、领导罢工”，它还错误地声言在选举罢工和其他委员会时“所有同社会民主主义及工会官僚主义有联系的人都要排除，理由是他们全是罢工破坏者"。确实，革命的工会反对派，尤其是在波兰和德国，应该加强，“但是又一次犯了宗派主义错误；革命的工会反对派变成了新的工会，结果却发觉自己孤立于改良主义工会的广大会员之外。另一个错误是，我们在其他国家的支部机械地照搬德共的决定"，在英国，策略是如此“笨拙和宗派的，以致少数派运动实际上瓦解了”；而英共曾经“以其薄弱的力量对抗整个工会运动"。〕
Ⅰ．现代阶级斗争的特点
6．当前经济战场的重大特点是：尽管有改良主义的工会机器进行工贼活动，其程度是空前的；尽管有右派的叛卖和调和派的破坏活动；还有最后，尽管至今还没完全学会独立领导罢工的革命工会运动和共产党本身犯了错误；尽管遭到无数失败之后，无产阶级的战斗精神仍然毫未削弱。……所有这些都断然驳斥了改良主义者和右翼取消派分子的那种理论，说什么无产阶级最近的一切斗争，甚至提出了工资要求等等的那些，都一概是防御性的斗争。
7．但是，在评价表明工人运动高涨的目前经济战斗时，其最显著的特点是未参加组织的工人的日益增长的活动。这一点尤其是来自结构上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作为合理化的结果发生在工人阶级的组成中。构成改良主义工会主要成分的熟练工人的数目正在迅速下降。……
未组织的工人的活动表明了群众日益增长的不满，活动还冲破了工会的合法框框，因而把改良主义工会的大批人马卷进了斗争，斗争次数频繁，不但撇开了改良主义工会机器而是跟它对着干。……
10．以共产党的、革命的工会先锋为一方与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工会官僚主义为另一方之间的斗争，现在已不仅只在工会内部进行，而是把一切工人都卷了进去。斗争首先是在罢工中对群众的领导权的斗争。就这一点而论，共产党的、革命工会先锋队赢得工人阶级多数的新的、有利的条件已经产生（特别是自从德国五一节示威游行以来）。因此未参加组织的工人的问题极为重要。因此在工厂委员会的选举上要有新策略。因此共产党的革命工会先锋队撇开、反对改良主义工会机器而独立地领导罢工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必须为反对我们队伍里的机会主义的工会合法主义进行无情的斗争，还要采取来自下面的统一战线策略。
Ⅱ．工人阶级的激进化和改良主义的工会
1．工人阶级的不断激进化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导致改良主义的工会运动的日益增长的危机。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和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都已经记载了改良主义的工会机器同资产阶级国家、同垄断资本主义大企业的勾结。在过去一年里，随着阶级冲突的发展，这个进程越来越深。正如社会民主主义正在经过社会帝国主义发展成社会法西斯主义，同时还跟当前资本主义国家的急先锋一道镇压工人阶级蓬勃兴起的革命运动一样（策吉贝尔在五一节的暴行），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工会官僚们，在经济斗争更尖锐的时期，已完全投到大资产阶级一边，他们为强制性仲裁辩护，力图把工人阶级套到资本主义合理化的枷锁上，改变改良主义的工会机器使之成为破坏罢工的机构。……
在改良主义的工会机器迅速法西斯化并与资产阶级国家勾结的过程中，所谓阿姆斯特丹国际的“左”翼（库克，菲门等人）起了特别有害的作用，这些人，披着反对阿姆斯特丹国际的反动领导人的外衣，却力图向工人隐瞒这一过程的真正意义，并且正在成为社会法西斯主义体系的一个活跃的组成部分（决非最不重要的部分）。
当然，情况愈来愈使工人不能容忍，当他们在经济斗争中老是处于政治上反动的、破坏罢工的幕后操纵者的领导之下。当资本主义扩大和加紧旨在急剧增加剥削工人的攻势时，工会领导人的这些叛卖性的工贼策略，就成了改良主义的工会运动中日益增长的危机的主要根源。
2．这种日增的危机在很多国家中表现为改良主义工会的停滞不前（英国）和革命工会的大量发展（印度、拉丁美洲、美国）。它还表现为工会群众对改良主义的官僚集团的强烈不信任，以及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工会官僚集团对革命的工会反对派的猛烈攻击。……
3．改良主义的工会内部发展的目前阶段，总的来说符合阶级力量相互关系中的总过渡时期。工人阶级已经足够强大，处于能够发动反攻的地位。工会官僚集团在某些部分工人中仍然颇有影响，但革命的工会和革命的工会反对派已经越来越多地把改良主义工会的工人群众大量争取过来。这也就规定了共产党人在改良主义工会中的任务：并不是退出这些工会，而是置身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前列，千方百计贡献力量去加速改良主义工会的会员队伍的革命化进程。
Ⅲ．经济斗争和革命的工会反对派
1．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和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给予各国共产党和革命工会运动的任务是，在工厂中，不仅仅是罢工中独立自主的领导权，而且还有这种斗争的最好的组织技巧和准备工作，以及实现来自下面的工人阶级的团结。还在当时就已指出，革命工会运动的政治影响的增长同它在组织上的规模很不相称。有鉴于此，当时曾建议从下面起改组设在改良主义工会之内的党小组，同时也按工业行业改组革命的工会（在有双重工会的国家里），建立民主集中制，建立工厂委员会作为革命工会的基础。与此同时还提出了要注意社会民主主义传统和工会合法主义的危险。当时工会合法主义在没有独立的革命工会的国家中（德国）特别明显，表现在“迫使工会官僚屈服”这个口号（德文叫做ZwingtdieBonzen）中，还表现在革命工会的领导人同改良主义工会的头头的上层外交联合中。
2．这种危险很可能也一定会在随后的阶级斗争增长和异常加剧的时期中变得特别严重。也正是在这个进程中，共产国际的力量在清除反列宁主义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的基础上变得巩固起来（也不可能会是另外样子），同样的改组在革命的工会运动中也是不可避免的。……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的决定已经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共产党和革命的工会（在工会运动分裂的国家和工会运动统一的国家都是如此）在这个时期取得了巨大进步。……经验表明，革命工会运动在这个时期的成就，是同把这些决定付之实行的决心成正比例的。
3．在那些没有独立的革命工会的国家，工会合法主义仍然是革命工会运动的最大缺点，合法主义最害怕逾越工会的规章制度。……
4．这些国家中的另一个缺点是，害怕运用革命的工会反对派的新策略，他们以为这些策略会削弱他们在改良主义工会中的地位。这正是右翼分子和调和分子喋喋不休的，正象他们从前（在鲁尔区建立了罢工委员会的时候）常在想象中算计共产党和革命的工会反对派投奔“降级了的贫民窟无产阶级”的组织一样。
5．在这方面的一个很大缺陷仍然是工会中共产党党团的结构和活动的性质。共产党在改良主义工会中争取群众的工作要获得成功，其必要的前提是，在各工会中有着能够在工会中贯彻党的路线的强有力的党团，它们彼此联系着，但在分别的党委会领导下工作。全会再次记录在案：共产国际关于工会党团问题的许多决定并未满意地得到执行。工会党团迄今仍未按照第二次国际组织会议的决定在一切应当的地方组织起来；而在存在着党团的地方，它们又往往组织得不好。……
6．最后，在共产党内部也还没有对工会工作在发展的现阶段上独特重要性的清楚理解。工会工作被看作是某个“部门”的一般工作。党并没有把全部注意力，尤其是工厂支部的注意力，集中于当前的工会工作，特别仍然没有注意准备经济战斗的领导工作。……
7．在有独立的革命工会的国家中（法国、捷克斯洛伐克），迄今主要的缺点在于革命工会某些战士对群众的激进化的低估，对工会改良主义的新特点的低估。在法国，单一的工会对事态感到突然，被运动弄得不知所措。（“运动发展得使单一的工会茫然不解，我们的组织缺乏主动”，蒙穆索在单一工会的十月全会上说。）……
8．这种不正确的方向和主动性的缺乏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革命工会同群众之间的联系薄弱。这个事实，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法国共产党人的罢工策略的决议中也承认。……
9．最后，在这些国家以及在具有统一的工会运动的国家里，罢工准备期间的整个活动的主要缺点是宣传鼓动工作过于盖过组织工作。一场罢工说不上已经认真准备，除非充分的事先组织工作已经完成。
Ⅳ．工会和行动委员会
1．从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的罢工经验已经充分肯定了采用共产党独立地领导罢工的方针。实现独立地领导罢工和吸引未参加组织的工人的最好方法，是广泛建立行动委员会（罢工委员会、反对闭厂委员会，等等），这些委员会要由工厂的全体工人选举，包括已参加工会、未参加工会的男工、女工。……正是建立不隶属于改良主义工会机器的独立自主的委员会这一口号，才使共产党和革命的工会运动的拥护者得以从组织上联合广大的工人群众对抗社会民主主义的和改良主义的工会机器，鲁尔区的情况就是这样。
2．为了在政治、经济行动中领导群众，行动委员会应当是广泛的非党群众性组织，因为这些行动委员会的目的就在于团结属于不同党派、不同工会的男女工人，以及未参加组织的工人。虽然是非党的，它们却不能是政治上中立的、漠不关心的或者非政治性的。罗兹的经验表明，在行动委员会中有了资本家的改良主义代理人（波兰社会党）有多么危险。……
3．行动委员会能团结广大工人群众，不管行业、职业，其形式是半巩固的临时组织。它们决不该由上面指派，象改良主义分子那样做（由工会指派罢工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应该在男女工人的全厂大会上或者代表大会上选出。
4．行动委员会是临时性组织，共产党人要争取主动，在无产阶级民主的基础上，在无产阶级的群众行动中把它们组织好。行动委员会不应当限制自己的斗争范围，应当设法扩大范围，把经济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在罢工结束，罢工结果报告已经送出之后，行动委员会就要解散。……
6．把改良主义工会的群众争取过来的一个重要斗争方法（在没有独立的、革命的工会运动的国家中），是在革命的反对派政纲的基础上大力把未参加组织的工人吸收到工会中去，在群众性斗争期间男女工人的最优秀部分一致团结在行动委员会周围。由共产党把未参加组织的工人组织起来——这是在不久的将来一项极其重要的战斗任务——必须这样进行：一方面夺取、组织工厂委员会并把它们团结在行动委员会的周围（还要尽可能团结在一切可能的革命的群众组织的周围，如西印度团、爱尔兰共和军、红色前线战士，等等），另一方面，在有双重工会的国家里把它们组织到革命工会中去。但在经济冲突中，共产党应该特别留意把优秀分子吸收到共产党中和革命的群众组织中去。……
Ⅴ．工会和工厂委员会
1．工人的激进化和工人群众活动的增加，阶级冲突的增多和加剧，以及共产党在工人当中影响的增长，这些创造了前提，可以成功地实现共产国际的重要决定，即从改良主义者手中夺取工厂委员会（或在没有这种委员会的地方把它们建立起来），并把它们从阶级合作的机构——雇主们和社会帝国主义的工会官僚们已把它们变成这样了——转变为阶级斗争的机构。
2．工厂委员会可以而且必须成为工厂中来自下面的阶级团结的自然基础。同行动委员会相反，这些委员会不是临时性的，而是常设的工作机构。它们并不代替工会，也不能被工会代替（只要还不存在产业工会），赢得工厂委员会（或工厂代表团），对于共产党和革命的工会运动来说，是进入主要工业区和工业部门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在目前阶级斗争极其剧烈的阶段，夺取工厂委员会就意味着在工厂中直接实行“阶级反对阶级”策略；它意味着发展经济斗争的群众动员。工厂委员会必须成为动员群众、反对工厂中工会官僚的斗争的杠杆。……由此得出的策略推论是：完全拒绝跟改良主义者作任何选举联合，独立自主地提出候选人名单，不管改良工会工作发出什么规定。在选举运动期间，必须建立由工厂大会（选举委员会）所组成的临时性群众组织。……
VI．使新工会的建立成为必要的条件
1．工会改良主义的新的特点，工会的改良主义机构同资产阶级国家的公开勾结，再一次尖锐地突出了我们在改良主义工会之内的策略问题。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重申，社会法西斯的工会官僚主义的政策，使工会运动分裂的政策（把共产党人和革命的反对派成员从改良主义的工会开除，“转向”，等等），丝毫不应促使我们放松争取工会行伍成员的努力，尤其不应该促使我们号召工人们脱离改良主义的工会。恰恰相反，这一工作应该增强。……
2．工人运动的新高潮和改良主义工会日益增长的危机，形成了拒绝在改良主义工会之中进行工作这个危险倾向。同时，工人运动新高潮带来了在一定阶段、一定条件下，建立新的革命工会这个新问题。
3．前一种倾向根据的是：对未参加组织的工人的问题有个错误观念，把工会跟行动委员会混为一谈，低估争取会员行伍以夺取工会的可能性（人为地建立引向新工会的“过渡”形式组织）。这些倾向直接同共产国际关于争取工会中工人群众的多次决定相抵触。改良主义者方面的日益频繁的挑衅——旨在分裂工会运动，形式为开除共产党员和革命的反对派成员——不能作为理由去修改关于在没有独立自主工会的国家里在改良主义工会内做工作的决定；这种挑衅也不能为放松争夺工会群众的努力，或者人为地组织新工会作辩解。目前形势要求于共产国际的政策，不是退出改良主义工会或人为地建立新工会，而是继续战斗以争取工人阶级的多数，不仅在改良主义工会里还是在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组织里（行动委员会，工厂委员会），这些组织所追求的是跟革命的工会运动同样的目标，但以其特有的方式行事。
4．同时，这也将是有害的、机会主义的幻想，如果去相信我们在目前情况下就能将改良主义工会夺到手，即使工会的会员都站在我们这方面。然而这决不是说，共产党人和革命的反对派在工会领导人的选举中应该不积极参与。相反，从工会中驱逐所有的官僚和资本家代理人的斗争，夺取工会中每个待选职位的战斗，尤其是争取低级工会代表职位的斗争，都应该是我们手里揭露社会法西斯工会官僚主义和打击他们的有力工具。
5．与此相关连的，是反对社会法西斯的工会官僚们的分裂政策的斗争。这个反对开除人员和其他分裂措施的斗争，应当成为反对改良主义的“工业和平”政策、赞成阶级斗争基础上的统一、赞成工会中无产阶级民主的斗争。改良主义领导人的分裂活动，其目的在于削弱工人在经济、政治斗争中的组织力量，和孤立共产党人和革命的反对派于有组织的群众之外。因此，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动员广大工人群众反对社会法西斯的工会官僚主义的分裂活动。……
在这些国家里开展反对工会官僚主义的分裂政策的斗争，不应当采用把被开除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的反对派成员组成新工会的方式，而应采用在工会内部为实现无产阶级民主、反对改良主义、消灭改良主义的工会官僚主义的猛烈斗争的方式。一方面有改良主义的工会机器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勾结，另一方面有共产党在工人中和在众多的改良主义工会中的日增的影响，这些不但扩大了反对改良主义独裁的斗争的可能性，而且也使得动员群众向工会的规章挑战、同改良主义工会的合法主义决裂，都成为必需。
6．同时，革命的反对派又不能让被开除出改良主义工会的革命反对派的日益增多的成员处于散乱状态。因此，在革命的反对派同一切被开除了的反对派成员之间建立积极的联系，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了。然而，这事一定不要导致新组织的建立（例如，向被开除的会员征收特别会员费，分发特别的会员证），这种组织有可能成为人为的“过渡形式”，最后过渡到新的工会去。
7．但是，共产党人在原则上不能反对分裂工会。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指出了共产党人在什么情况下就应该为分裂而工作，这些情况是：“共产党人不要从分裂工会组织这件事情上退缩，如果避免分裂就意味着放弃工会中的革命工作，意味着抛弃把无产阶级中最受剥削的那些部分的人组织起来的企图”。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罢工运动的发展，社会法西斯工会官僚集团发动的猛烈进攻——它以开除和解散许多组织为手段——……已在许多国家造成了条件，在这些条件下，有必要在某些情况下建立新的、革命的工会。……
8．然而，共产党人必须了解，工会的分裂并不就是一个机械地建立新工会的问题。很有必要大力地打击工会全盘分裂的思想。新工会的形成只可能在罢工高潮中，只可能在政治斗争十分尖锐的时候，在无产阶级很大部分已经了解了改良主义的工会官僚主义的社会法西斯特性的时候，在这些群众积极拥护建立新工会的时候。但是即使所有这些条件都具备了，在那些还没有独立自主的革命工会的国家中（例如在德国），新工会的建立也只应根据整个客观形势一个一个地进行。……
Ⅵ．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的工作
过去一年的特点是，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尤其是印度，经济斗争大大兴起。罢工浪潮甚至波及殖民地无产阶级中最落后的部分（赤道非洲），这表明，工人运动日益发展的高潮已经远远超出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边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最近罢工的主要特点……表明，即使在运动自己爆发的地方，运动也具有深刻的革命性质。这就创造了有利条件，可以在已有共产党和革命工会存在的殖民地国家中加强和发展它们，也可以在还没有共产党和革命工会的殖民地国家中建立它们。那些国家所有共产党员和革命工人的主要任务，是在一切经济战斗中保证工人阶级的领导，同时从罢工委员会中清除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社会改良主义者，并把工人的经济行动提高到更高的斗争阶段。……
最重要的任务是把非法的和合法的革命工会一同加强。非常重要的是，在工人运动高涨的基础上，要使用所有一切可能使非法工会克服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的脱离广大群众的状态，发展群众活动，并用战斗获取合法存在的道路。还有，也非常重要的是，要在一切群众性改良主义、黄色组织中不倦地、有计划地进行工作，目的在于把这些组织中的工人争取过来参加革命的阶级斗争。共产党的任务就在于利用罢工运动高涨的浪潮去冲破帝国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为反对阶级工会而设置的铁刺网。帝国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应该有组织地帮助殖民地国家的罢工运动，同时加强同日益高涨的经济斗争联系着的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殖民地独立的斗争。应当特别注意帮助中国和印度的工人运动，因为这两个国家的革命胜利将给全世界的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
IX．最重要的实际任务
1．卷进几百万男女的当前的阶级冲突的政治性质，非常有力地把地方党组织直接领导经济斗争的必要性——在共产国际的决议中反复强调过——提到共产党面前。各国共产党已经摒弃领导罢工的老办法，就是把领导权交给党的工会部门和工会中的党组织。然而，在这个方向还有许多坚决步骤应该采取。当工人运动的浪潮高涨时，领导经济斗争应当成为整个党的任务；党的一切力量都应当集中于这项工作，党的整个组织应当适应这个目的。
2．去年罢工的经验已经表明，共产党和革命工会运动中的最大弱点就是在执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和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定上前后一贯性不够。这些决定的执行现在仍然遇到党内的反对，而且尤为严重的是下级党和革命工会组织的工作人员的反对。摆在共产党和革命工会运动面前的主要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采取实际措施来加速这些决定的贯彻执行。……
4．在这方面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振奋和训练领导罢工斗争的新干部，……在经济斗争的领导上最严重的缺点大概要算革命工会的那一部分会员中几个阶层的保守主义，这些人，虽然在理论上、口头上充分、完全地接受共产国际的新策略和决定，而实际上，却证明并不能把它们付之实施。……
5．共产党人和革命的反对派最重要的任务应当是，进一步地把注意力和力量都集中于工业的主要部门和在阶级斗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工厂。……
8．进行经济斗争，就需要建立无产阶级的自卫机构，以保护和组织工厂会议，保护罢工纠察哨，同罢工破坏者、工厂法西斯主义、各种黄色组织等等进行斗争
9．合理化改革所造成的失业增加首先影响到革命反对派的全体人员。工会的官僚集团在很多场合下利用这些失业者在革命的反对派中的存在来阻止他们在改良主义工会范围内参加工会活动。革命的反对派必须用它所能使用的一切手段来保障失业工人在工会中的权利，即使是在建立了失业工人组织的国家（英国）或在革命分子公开领导下建立了其他形式的协会的国家（例如德国）。……
13．至于组织罢工斗争的实际方法，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向各共产党建议，应把斯特拉斯堡国际罢工会议所作出的决定作为根据。 |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任务的提纲（节录）（1929年7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1929-1943）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任务的提纲（节录）
1929年7月1日《国际新闻通讯》，第9卷，第46期，第973页，1929年9月4日
〔这些提纲是库西宁和曼务伊尔斯基提出的，前者谈国际形势，后者谈的是共产国际的任务。库西宁以攻击瓦尔加开始。瓦尔加在主席团普对下述论断提出质疑：“技术革命”，或者按提纲称之为合理化和高劳动强度，在绝对意义上降低了工人的生活水平；瓦尔加还提出，赔款会议（这个会议制订了杨格计划）是解决帝国主义矛盾的尝试。恰恰相反，这个会议将加剧英美敌对（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接近了），而德法敌对，以及随后的德国对市场的寻求将使局势更加严重。德国外交政策的反苏旨意此时已经十分明显；德国为了在苏联获得市场，将以封锁来对苏施加压力。
莫托洛夫谈到瓦尔加的机会主义倾向；瓦尔加曾说，没有一个大国想用战争的方法去解决它们之间的矛盾，这事解释了杨格计划的出现。恰恰相反，战争危险天天都在增长。“如果杨格计划真能解决帝国主义的矛盾，即使是暂时地解决，那么，对帝国主义的估计，正确的不是共产党人，而是社会民主党人了。”杨格计划将使帝国主义的矛盾，内部的和外部的，愈趋尖锐。瓦尔加就工人生活水平对提纲提出的修正，是“美化帝国主义”和重新提出已为共产国际解决了的问题的企图。工人阶级的境况不断恶化，新的革命浪潮正在兴起；各国党要为伟大的事件作好准备。雷梅勒问道，要是说瓦尔加是对的，那么，第三时期这个概念不是成问题了吗？科拉罗夫补充说，瓦尔加的观点的含意是，资本主义非常强大，革命危机将被长期推延下去。在回答这些攻击时，瓦尔加同意工人阶级的境况已经恶化，但从统计数字看，受雇工人的生活水平并没有降低；他将再次研究这个问题；生产能力和销售额之间的悬殊差别表明危机的临近，证券赌博的程度也说明了这一点；危机在农业、在国际信贷周转中也看得出来。他埋怨人们对他的攻击一个比一个尖刻；开始时的意见不同已经发展成修正主义罪名了；最糟糕的机会主义分子就是那种人，他从研究中获得了若干结论，但因为害怕它们不适合当前的路线，害怕被指为离经叛道，而不敢发表出来。杨格计划的采用并不是道威斯计划破产的结果；这里面有外交政策方面的原因；德国要求占领者从莱茵区撤出，法国要求赔偿，德国是反苏阵线中最弱的一环，杨格计划打算把它拉得近些；德国越强大，它就从拉巴洛条约后退越远。（在德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台尔曼说过，拉巴洛条约已变成“一纸空文”。
瓦尔加说完之后，莫洛托夫和库西宁重复了他们对他的观点的批评。库西宁在全会的第一次发言中说，当阶级斗争日趋尖锐时，资产阶级国家和社会民主主义就平行地向着法西斯主义发展；社会民主党人有跟法西斯分子相同的目的，干着相同的勾当，只不过躲在烟幕后面罢了，他发言之后曼努伊尔斯基谈到了争取工人阶级的多数；这指的是政治上的、不是算术上的多数，即群众政治斗争的领导权；这个任务对于德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共产党来说是当前主要的任务；在其他欧洲国家和美国，目标是建立一个群众性的党；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党落到了革命运动后头，尽管有点力量的社会民主党并不存在一事，使得任务比较容易。妨碍争取工人阶级多数的，是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党队伍内部的机会主义分子和调和分子，这些人否认社会民主主义愈来愈变成法西斯，否认工人们变得更为激进，还否认注意力应集中于未组织起来的工人——他们未参加组织一事就表明他们的阶级觉悟程度低。
贝拉·库恩在试图给法西斯主义下定义时解释说，它并不“仅仅是资产阶级恐怖”；法西斯主义立足于宽广的社会阶层——小资产阶级、离开了阶级的无产者分子、农民、受到社会上蛊惑宣传的知识分子。法西斯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争论并不涉及原则，而是反映走向法西斯主义的不同道路；在资本主义日趋不稳的时期，民主主义不能继续保证资产阶级的统治，于是社会民主党人再次出来挽救资本主义。现在还不能确知，究竟社会法西斯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发展的独特的、最终的形式，还是在象德国这样的国家里只是这个发展中的一个阶段。
马尔丁诺夫（他在全会开幕之前写道：“我们与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终将演成内战”。）认为，在先进的工业国家里，纯法西斯组织的反革命作用不如工人贵族那样重要，这些人才是“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枪尖”。（共产党报刊当时有关社会党和工会会议的报道以《在我们敌人的阵营里》为标题，在德国，年轻的共产党人被怂恿去“把小策吉贝尔们〔注：策吉贝尔是当时柏林的警察长。“小策吉贝尔们”指柏林的警察。——校者〕赶出运动场”。）崔维托说，在象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小资产阶级（他在该文中提到了尼赫鲁的名字）会扮演欧洲的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同样的角色，使用激进的言词欺骗群众，而实际上却为帝国主义者效劳。中国共产党内有右翼分子，他继续说，这些人说，当列宁在世的时候他经常使用说服的办法；现在共产国际却把德共的领导人象小孩子一样对待，还想驱逐他们——“这不是什么领导；整个的领导破产了”；他们说，并不是共产国际的领导薄弱，而是根本没有了领导；自从布哈林离开以后，共产国际中就没有什么有地位的人。他补充说，中国共产党内也有调和派分子，他们认为，一个党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自己队伍内的和平。
在法共，还有在英共，存在着普遍的怀疑，反苏战争是否已迫在眉睫，对群众是否已激进化，新的工会和选举策略是否得策。1929年2月举行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多里奥和费拉特宣布了对新路线的不同意，但他们将服从即将举行的法共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多里奥还特别注重同社会党及法国总工会合作；他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撤回了这些建议，会上塞马尔和弗拉雄说，他的改变主张并不彻底。
在全会上塞马尔说，多里奥是法共中一切调和分子的中心，他要以实际工作表明改变主张的诚意。党一开头，在评价杨格计划时，就犯了相信那个计划会缓和帝国主义矛盾的错误；随后它发表了声明，说该项计划实际上将加重这些矛盾，加剧德国和法国的阶级斗争。
在一系列谈论关于“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的错误”的文章中（曾以小册子形式再版），托洛茨基争辩说，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罢工方面看，认为工人已经激进的断言，并无根据，他还以人数不断下降为例，法共党员从1925年的八万三千名降到1929年的三万五千名，法国统一总工会会员从1926年的四十七万五千名降到1928年的三十七万五千名。战争危险也并不是更大——“战争危险”一词1927年曾被斯大林用来与职工联合会合作，现在又被用来作为不合作的根据。在两种情况下这个政策都是不正确的。〕
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宣布，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以来事态的发展，充分地、完全地证实了第六次代表大会对世界的经济、政治形势的分析，也证实了它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制定的路线的正确性。
尽管有那些由社会民主党人作出、由右翼分子和调和分子附和的预言，资本主义的稳定性不仅没有变得牢固，而是相反，越来越遭到破坏。第六次代表大会对战后资本主义目前这个第三时期的估计的正确性越来越明显地显示出来了：这个时期资本主义总危机不断增长，帝国主义的内外基本矛盾急剧加深，这些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帝国主义战争，导致大规模的阶级冲突，导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革命运动新高涨的发展时代，导致殖民地国家中大规模的反帝革命。
1．在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已经过去的十年中，资产阶级在第二国际各党的直接、积极帮助下，一直有计划地以1914—1918战争已是“最后”的战争这一传奇来欺骗工人。……可是，实际上，自从1914—1918战争结束以来，另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威胁从来没有象现在这么严重过。……国际联盟这个英法帝国主义的工具，正在积极准备这场战争。拒绝了苏联的真正普遍裁军建议之后，国际联盟就暴露出自己正是在准备战争的工具。在伪善的“宣布战争为非法”的面具下，凯洛格公约掩盖着美帝国主义的企图：美国为自己图谋权力和可能性，以最后决定何时发动新战争最为有利这一问题。……
与此同时，尽管帝国主义阵营内部存在着敌对和激烈斗争，但基本的世界性对抗，即资本主义世界与苏联，作为原则上针锋相对的两种经济、政治制度之间的对抗，变得更加尖锐。帝国主义者向苏联进攻，这是主要的威胁。这一点可由下列事实证明：建立、扩大反苏军事联盟的新企图，同苏联接壤的国家中军备的狂热增加（罗马尼亚陆军的改组，在法国总参谋部的帮助下波兰的狂热武装，出现于阿富汗的英国支援的反动叛乱，等等），用袭击苏联在国外的外交机构进行的有计划的冲突。……所有这些为新的帝国主义战争而作的准备，都是在各“社会党”的积极合作和完全参与下进行的，这些社会党的“左”翼都发挥用和平辞句掩饰这些战备工作的最卑鄙的作用。
2．与此同时，资产阶级指望苏联蜕化为资本主义，指望苏联逐步受制于资本主义世界，随后变为国际资本的殖民地，都已全部落空。……苏联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这是破坏资本主义的稳定和加深资本主义总危机的重要因素。
3．资产阶级在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建立“工业和平”的企图也落空了。……更进一步提高生产能力，把几百万工人逐出生产过程，更进一步加剧世界市场的竞争，由于这些，资本主义合理化导致社会冲突的加剧。合理化的全部负担都落到工人阶级肩上，降低了他们的生活水平，同时，由于延长了工作日和采用了传送系统，使劳动的疲惫达到了顶点。工人阶级经过几十年斗争，特别是1918—1920年革命高潮时期的斗争，所取得的一切社会利益，或者已被取消，或者就有被取消的危险。……
农民基本群众的境况不但确实没有得到改善，而且相反，中农和贫农的穷困化已大为增加。农村人口中这两部分人的境况，由于日益加重的农业危机和各国反动势力的增长变得更坏了。美国资产阶级的臭名昭著的“繁荣”口号的破产已经越来越明显，他们为了顶住欧洲的竞争正在系统地打击美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并使失业人数成倍增加（美国的失业人数已超过三百万）。调和派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矛盾正在减弱，认为在世界市场全部保持无政府状态的同时可以组织国内市场，这种概念已被近年来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过程所否定，而且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向改良主义思想投降。……
在帝国主义矛盾不断增长、阶级斗争加剧的形势下，法西斯主义越来越成为资产阶级统治的主要方法。在有强大的社会民主党的国家里，法西斯主义采取社会法西斯主义这种特殊形式，这种社会法西斯主义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为资产阶级效劳，成为麻痹群众反法西斯独裁政权斗争活动的工具。资产阶级凭借这种政治、经济压迫的凶恶制度，在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帮助、唆使下，多年来一直企图镇压无产阶级的革命的、阶级的运动。但是他们在这方面的估计也已证明是错误的。工人阶级越来越多的战斗活动，革命的工人运动新高潮的兴起，突出地表明这种反对劳苦大众的空前的剥削和蹂躏体制的不可避免的崩溃，而这种体制，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却无耻地宣称为“欣欣向荣的民主”时代和资本主义长入“社会主义”的时代。
4．资产阶级镇压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也没有成功。帝国主义同殖民地世界之间的对抗在重要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表现得越来越尖锐。工人农民的革命运动在中国遭到暂时失败之后，中国的资产阶级，他们的经济利益同与封建反动分子勾结在一起的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英国、日本）的金融资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保卫中国独立的问题上已经完全破产，而且实际上已经投入反对中国独立的帝国主义敌人的营垒中去。作为帝国主义政府工具的三个军阀集团之间在中国进行自相残杀的战争，极其鲜明地表明，中国统治集团的利益同中国国家统一的利益是完全针锋相对的。中国的统一和挣脱帝国主义枷锁的解放，这两件事是同土地革命和一切封建残余的根除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这些根本任务的实现，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人农民革命新的大浪达到高峰时才能成功。这一革命浪潮，其条件无疑地已在成熟，决不会不致力于建立苏维埃作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机构。
目前还有一个强大的革命运动在印度展开。……度资产阶级在民族独立事业上毫不掩饰的出卖（印度自治党人的国民大会所通过的赞成自治领地位的决议），和他们对血腥镇压罢工工人的支持，暴露了印度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性。这表明，要实现印度的独立，要改善工人阶级的处境，要解决土地问题，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人农民反对英帝国主义、印度封建统治者和印度民族资本的革命斗争，才能成功。印度革命的任务，只有通过无产阶级和农民在苏维埃旗帜下为建立革命民主专政的斗争，才能解决。……
5．资产阶级在日益尖锐的内部外部矛盾中软弱无力找不到出路，又需要准备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和向工人阶级施加最大可能的压力，作为从目前处境“使自己摆脱出来的手段”以保障后方安全；资产阶级又不能不借社会民主党的帮助而光靠自己的力量来实现这些任务，最后，他们又必需用民主与和平主义的假面具来掩盖这一政策；所有这一切导致资产阶级同第二国际所属各党之间必需公开合作。因此，才出现了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上台执政，在英国工党组织政府。麦克唐纳政府和弥勒政府的政治使命，就是执行资产阶级在国内政治方面所制定的政策（加在工人阶级身上的极大压力，由于赔款而加在德国工人阶级身上的双倍奴役，在英国的合理化），和在国外政治方面的政策（新战争的准备和在殖民地的加紧压迫）。在德国，我们就有新经验，第二国际中最大的一个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掌握了政权。有了自己的经验以后德国的工人正在抛弃他们对于社会民主党的幻想。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表明了自己是这样的一个党，它一上台就以强迫仲裁这根绞索扼杀了工人罢工，它还帮助资本家宣布工厂关闭和取消工人阶级所获得的利益（八小时工作日，社会保险，等等）。建造巡洋舰，采用新的军国主义纲领，以此与社会主义的战前传统的一切残余决裂后，社会民主党就准备另一场战争了。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干部和改良主义工会的领导干部，在完成资产阶级的命令时，现正通过威尔斯的嘴，以实行公开的法西斯独裁来威胁德国的工人阶级。社会民主党禁止五一节示威游行。它在五一节示威游行时枪杀手无寸铁的工人。也正是社会民主党查禁了工人的刊物（《红旗报》）和群众性的工人组织，准备对德共的迫害，并组织以法西斯手段进行对工人阶级的镇压。
这就是社会民主党的联合政策走向法西斯主义的道路。这些就是第二国际中最大的政党的统治活动的结果。
工党的全部政策，特别是在过去几年中，表明麦克唐纳政府也将走德国社会民主党作为执政党所走的同样道路。麦克唐纳政府将非常野蛮地实行资本主义的合理化，同时镇压一切罢工运动。它将扼杀殖民地国家的民族革命运动，尤其是在印度。它将执行侵略性的帝国主义战争政策，主要是进攻苏联，同时却用和平词藻来掩饰这一政策。麦克唐纳政府和美国之间的任何谈判甚至临时协定，都不能防止美国和英国之间不可避免的武装冲突。这些谈判和协定实际上只不过标志着冲突准备的一个阶段，正象1914—1918世界大战前夕帝国主义大国达成一项协议的尝试也是标志那次大战的一个准备阶段一样。在英国工人中流传的工党执政意味着工人阶级掌权这个幻想必将被麦克唐纳政府的帝国主义性的、反劳工政策所粉碎。群众正在政治上迅速分化，抛弃资产阶级“工党”这事即将开始。英国共产党越能坚决地根除其队伍中右的机会主义偏向的一切残余，越能在加强工人反对所谓“工人”政府的斗争时执行正确的布尔什维克政策——英国的劳苦大众就能越快地认识到，英国共产党在最近大选期间所实行的“阶级反对阶级”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认识到惟有这种政策才能使广大工人群众加快摆脱议会政治的和平主义幻想，指明工人阶级夺取胜利的正确道路。
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宣布，第二国际中两个最大的党，在战争临近、工人阶级更加贫困的情况下上台执政，这一事实创造了社会民主党在无产阶级群众中发生深刻危机的条件。这一危机反映在广大群众激进化过程的加速，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民主主义在广大群众中影响的丧失，因而为共产党争取工人阶级的多数创造了有利条件。
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责成共产国际各国支部加强对国际上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它是资本主义的主要支柱。
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指示共产国际各国支部，要特别注意大力开展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左”翼的斗争，“左”翼以制造假象说它反对社会民主党领导机构的政策来阻止社会民主党的瓦解，而实际上它是死心塌地支持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政策的。
6．自从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以来，形势的一个新特点是国际工人阶级极为明显的激进化和革命工人运动新高潮的兴起。……资本主义的攻势现在遇到工人阶级日益增长的抵抗能力。阶级搏斗从资产阶级的攻势转为无产阶级的反攻，而部分地就转为直接攻势斗争。……
7．在展开中的罢工斗争和新革命高潮的背景下的柏林无产阶级的五一节行动，具有非常伟大的意义。这次斗争不但显示了德国无产阶级的斗争主动性，而且还显示了德国共产党的影响的力量，德共不顾策吉贝尔及改良主义工会禁止示威游行的禁令，成功地带领了将近二十万工人走上街头。党在反动派的袭击下没有退却一步，也没有受资产阶级的煽动去实行武装暴动，暴动在当时的形势下必将导致革命的先锋队陷于孤立，并丧失阵地。
柏林的五一节前后是德国阶级斗争的转折点，加速了德国工人阶级运动的革命高涨的速度。决不是象一切失败主义者和叛徒们所断言的什么德国无产阶级的失败，这些日子是共产党的斗争策略成功的明证，党为反对自己队伍中的尾巴主义倾向进行了无情的斗争。柏林无产阶级五一节行动的政治意义在于：它挫败了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要剥夺工人阶级五一节庆祝活动的企图，它迫使德国资产阶级及其社会民主党在禁止示威游行的问题上屈服于工人阶级的反抗，它在其他国家争取上街权利的斗争中有了反应，它还激发德国以外的无产阶级的群众采取群众示威方式来表明他们同德国无产阶级的团结。……
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同英雄的柏林无产阶级、同新克尔恩和韦丁路障的英雄保卫者站在一起，并表示完全同意德国共产党在柏林的五月事件时所实行的策略路线。
8．革命的工人运动浪潮的新高涨和在德国及英国社会民主党上台执政一事，使共产国际及其各国支部紧迫地以特别尖锐的程度面临一个任务，即坚决地加强反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尤其要反对它的“左”翼，把它作为工人运动中共产主义最危险的敌人和工人群众战斗行动的主要障碍。在这方面，共产国际党内政策范围的中心任务已变成了同机会主义作斗争，因为机会主义是在工人阶级中传播资产阶级影响和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传播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渠道。除非各国共产党肃清公开的和暗藏的机会主义分子，它们就不能在大路上昂首前进，去完成在工人运动这个新阶段阶级斗争加剧所赋予的新任务。
就各国共产党而论，新阶段的重要性在于，它有助于在开展阶级搏斗的过程中暴露它内部的腐朽的机会主义分子，这些人在搏斗中起着破坏罢工的作用。这就证实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所发出的警告：右翼的机会主义倾向是目前各国共产党内部最严重的危险。
9．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满意地注意到，在过去一段时期共产国际影响增长了，各国支部在组织上、思想上加强了，以及各国支部清洗了内部的机会主义分子（布兰德勒、海斯、洛夫斯顿）。右翼叛徒们嚎叫什么共产国际已经瓦解，小资产阶级调和派随声附和，这只不过是证明了：为了防止机会主义分子的瓦解工作和保证各国共产党实现真正布尔什维克化，纯洁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是多么迫切需要。布尔什维克化的结果在某些党内，主要是在德国、法国和波兰，已很明显：党清洗了机会主义分子，党的战斗力增强了，党已接近无产阶级的工业斗争和政治斗争任务的完成；新生力量是在工人阶级的活动日增的情况下，在反对机会主义的战斗中，形成了政治观点成长起来的，已经被放到前线；在党内民主更充分地展开的同时，布尔什维克的纪律有了增强；领导艺术有了更多的工人阶级性质。全会注意到，各国党已在第六次代表大会所制定的政治路线和策略路线的基础上得到加强。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宣布，由政治书记处和主席团作为代表的共产国际领导机构，正确地执行了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及时地对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作出了反应，并成功地继续了反对右倾分子和调和派的斗争。
为了共产国际的决议的执行得到更强有力的保证，全会指示主席团要采取措施，加强共产国际执委会机构，办法是从各国支部吸收有开展工作能力的新人员和把机会主义分子清洗出去。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导下，在它那封公开信的基础上，德国共产党已从思想上、政治上粉碎了布兰德勒一塔尔海麦尔叛徒集团，并完全清除了它在工人当中的影响。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积极帮助下，迅速地挫败了海斯一伙分裂捷克斯洛伐克赤色工会运动这个卑鄙企图，并在反对取消派的斗争中在思想上和政治上锻炼得更坚强了。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导下，美国共产党正在很成功地消除无原则的派别活动和机会主义派别领导人对党的干部的瓦解影响（洛夫斯顿、佩珀）。
更强大的反对右倾的斗争在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中也很必须，在这些党内，机会主义分子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影响在无产阶级中的传播者，他们正阻碍无产阶级独立自主的斗争。
全面地、彻底地赞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美国问题的几个决定、关于德国问题的决定、给德国共产党的公开信、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的决定之后，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认为，党员个人为右倾偏向辩护是同共产党员资格不相容的，这些偏向已被共产国际谴责为反党倾向，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利益是完全对立的。
与此同时，全会宣布，调和主义，它表现为掩护公开取消主义的怯懦机会主义，近年来已在共产主义运动的所有基本问题上滑到右翼的立场，并且在共产国际内部充当了右翼分子角色。在右翼取消分子被逐出之后，调和分子便成为共产党队伍中的一切右翼分子的吸引中心，所有失败主义情绪和机会主义观点的喉舌。有鉴于此，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要求：（一）调和分子公开地、断然地与右倾分子脱离关系；（二）他们要积极地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进行反对右倾偏向的斗争；（三）他们毫无保留地服从共产国际及其各国支部的一切决定，并积极执行。这些条件中有任何一条不执行者，即需被逐出共产国际的行列。
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的意见是，除非这些决议得到贯彻，除非右的和“左”的（托洛茨基的）取消分子被清除出去，除非调和主义被坚决克服，那么就不可能在新的高潮时期执行共产国际及各国支部所面临的任务，也就是说，反对战争危险和保卫苏联，同社会民主党特别是其“左”翼进行斗争，使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在即将来到的革命斗争前作好准备，挑选真正的革命领导人，他们要能够勇敢地、毫不犹疑地领导无产阶级去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10．反对取消派分子和反对他们的调和态度，从共产党要争取工人阶级的多数这个任务来看，更显得特别重要。懈怠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过高估计它的力量并贬低共产党的地位，这些人以此来破坏党的争取工人阶级多数的斗争，还阻挠那些已从社会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运动的工人再向共产主义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在指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种工贼作用时，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号召共产国际各国支部把一切力量集中在争取工人阶级多数这个任务上。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强调，鉴于革命的工人运动的新高潮，争取工人阶级多数已是共产党的中心任务。这项任务意味着共产党必须赢得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就是在工人阶级的一切行动中的领导权，包括经济罢工、上街示威游行、工厂委员会，以便以此来保证共产党在无产阶级的决定性的战斗中必定保持其领导权。
鉴于几个至今一直合法的共产党头上悬着非法性的威胁，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指令这些党无条件地、立刻地采取必要的政治、组织措施，以便群众性的斗争能够运用一切可能的手段针对这个威胁而展开，还指令他们保证即使转入地下也能继续甚至扩大共产党的群众工作，还要在任何时候都能把非法的同合法的工作方法结合起来。
在反对迫在眉睫的战争危险、反对资本主义的攻势、反对改良主义者的诽谤运动的斗争中，所有的共产党都应该开展一个广泛的宣传运动来说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五年计划）。他们应该阐明资本主义的合理化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之间的鲜明对比，前者给无产阶级带来日甚一日的贫困，后者则是提高工人阶级和农村劳动群众的物质、文化水平的强大杠杆。
11．与此同时，所有的党应当以很大决心加强共产党员和在改良主义工会中革命的工会反对派的活动，还要在一切有双重工人组织的地方为加强赤色工会而努力工作。……
在进行着革命的农民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国家里，主要的任务，除了争取工人阶级的多数以外，应该是加强这一运动中无产阶级的支配地位和共产党的领导权。
整个共产国际的任务还有尽一切努力在各殖民地进一步建立和巩固群众性的共产党，使之成为无产阶级的党，成为未来的革命斗争的先锋和领导力量。
最后，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指出，革命工人运动的敌人也在竭力想使共产党孤立于无产阶级的广大群众之外（办法是从工会里排挤共产党员，从工作岗位上开除共产党员，查禁共产党的报刊及组织，等等）。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号召各国党同敌人的这些阴谋作斗争，同时还要指出，在目前这个时期，我们所面临的最大危险是，共产党有可能落后于群众革命运动的发展速度（尾巴主义）。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号召共产国际各支部发动坚决的斗争来反对这些落在后面的倾向，这些都是社会民主主义残余的反映，因为除非把这些倾向克服，共产党就不能完成作为工人运动中先锋队领导工人阶级走向新战场夺取新胜利的任务。 |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体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1929-1943）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体会议
〔第十次全体会议于1929年7月3日到19日举行。参加的有来自三十个国家的一百零八名代表（其中三六名有表决权）。议程有六项：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经济斗争和各国共产党的任务，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国际斗争日，把布哈林、吉特劳、谢拉、洪别尔—德罗开除出共产国际主席团，把伊列克、洛夫斯顿、斯佩克特开除出共产国际，选举主席团。全会主要关心的是，把一年前提出的从“统一战线”到“阶级反对阶级”政策的转变完成，以及把社会民主党人补划为社会法西斯分子。
在全会开幕之前，《真理报》写道，对于“已成为法西斯体制一个组成部分”的社会民主主义，全会有两项策略性的任务；自下层开始组织统一战线，制订出一项反对社会法西斯分子和工会官僚分子的自主的罢工行动政策。全会闭幕时，《真理报》写道，自从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群众的激进化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共产国际有蹒跚在后的危险。这就使得比过去更有必要同右翼及调和派作斗争，这些人已开始在各国共产党内扮演敌人代理人角色。他们把苏共中相应的分子看做领袖，就在全会开幕之前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曼努伊尔斯基写道，在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国家的开除表明，“布尔什维克基础现在已经奠定得如此牢固，一切企图分裂共产主义运动的分子必遭灭顶之灾……在共产国际之外不可能有什么共产主义运动”。对那些主张恢复早先的统一战线策略的人，曼努伊尔斯基在全会的第一次发言中答复说：“我们从来都不认为统一战线是个什么时候什么国家都可以使用的公式。过去有一个时期我们曾同第二国际、第二个半国际谈判，同〔职工联合会〕的总理事会和柏塞尔谈判。现在我们更强大了，因此我们在斗争中运用更敢作敢为的方法去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他认为新策略与在苏联对待农民的态度相类似。在共产国际中反对新策略，反对向社会民主党人发动更有力的攻击，就是反对对富农采取更激烈的政策。“谁要求我们对待富农要‘维持革命合法性的所有准则’，谁就必然也得向工会官僚主义宣布效忠”。对于那些为攻击社会党的致命程度感到不安的人，他回答说，只有踏过社会民主主义的尸体，工人阶级才能展开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而这一斗争必不可少的先导，却是要同共产党本身的机会主义者及调和分子作斗争。
在讨论中，奈依曼说，新路线的批评者仍然不相信目前形势比过去，比方说比1926年，更富于革命性，那时在中国和英国发生的事情远比1929年所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更革命。共产国际执委会组织部的一位成员报告说，在德国某些地方，当地的德共委员会曾经拒绝散发体现新路线的材料。乌布利希提到“布哈林—洪别尔—德罗—爱维尔特—谢拉集团”，他们还在继续在第六次代表大会时所做过的事，企图使共产国际走上机会主义路线；向调和分子提出的条件也并不严厉。陶里亚蒂不无伤感地谈到谢拉怎样从调和主义发展到修正主义。他还说，苏联的政策应当付给农民足够的钱来买他们生产的东西；要获得令人满意的产量，这件事比拖拉机更重要；他否认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正在增长，否认工人变得越来越激进；他还否认，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引起了矛盾，或者招致了资本主义残余分子的更加顽强的抵抗，这就使我们有必要采取更加严厉的政策去对付它们；洪别尔—德罗并没有放弃他的错误观点——他在全会上的沉默是很响亮的；同样的条件也应该向这些右翼批评者提出，就象曾向德共里的调和分子提出过一样；在苏共，右的危险威胁着无产阶级专政；五年计划是一项破坏资本主义稳定的计划；德国和印度的革命运动是使这项计划得以完成的保证；谁阻挠苏联境外的革命斗争，他也就是苏联的敌人；谁在苏联境内阻挠同资本主义分子的斗争，他也就是世界上另外地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
全会决定解除布哈林、吉特劳、谢拉和洪别尔—德罗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的职位和责任，并把伊列克（捷克斯洛伐克）、洛夫斯顿和佩珀开除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他们本已被各自的党开除了。斯佩克特，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加拿大代表，因宣传托洛茨基主义而被开除一事，得到认可。加兰迪、哥特瓦尔德、伦道夫（美国）、古谢夫、阿梅里哥·莱多（拉丁美洲）被补进主席团；连斯基从候补委员提升为正式委员，雷曼（捷克斯洛伐克）被选为候补委员。
致闭幕词时，陶里亚蒂宣布他们正处在革命新高潮的开端；整个世界上工人群众都已行动起来。各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夺取这个行动的领导权。
共产国际的鼓动宣传部发表了关于全会工作的冗长论文，这些文章强调了全会“揭露了共产党队伍中积聚已久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腐朽”，重复了对布哈林、迈耶尔、谢拉、洪别尔—德罗和瓦尔加的攻击，还指出德国党和捷克斯洛伐克党自从清除了机会主义集团和调和分子集团以后变得多么强大。谢拉由于不能接受共产国际的纪律于1929年9月被开除。
皮亚特尼茨基列举了一些党员数字，这些数字表明，德共自从1925年以来党员数目保持相当的稳定（虽然党员有很多更新），而捷克斯洛伐克党则从1925年的十三万九千名减到1929年的八万一千五百名，法国党在同期从六万八千名减到四万六千名，英共从1926年的一万零七百名减到四千名。
共产国际1928年的预算表明，1928年的收入为一百四十八万二千卢布，其中一百零一万五千是各国支部缴纳的党费，支出是一百四十四万五千，其中行政费开支为六十三万二千，出版物开支为七十一万一千。
根据全会的指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给瑞典共产党的党员（党员数是一万八千，拥有选民十五万）写了一封长长的“公开信”，批评它的领导人的机会主义错误；他们并没有汲取第九次全会和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教训。“声言在未来的战争中瑞典将保持中立，这只不过是仿法西斯式的传奇”。瑞典的资产阶级正向法西斯演变，瑞典的社会民主主义正向社会法西斯演变；这就给瑞典共产党提出新任务，它必须开展反对社会民主主义的“生死搏斗”，跟社会民主主义绝不会有什么“和平的、民主的共存”。中央委员会中多数没有了解这一点（除了别的以外，他们还极力主张在象住房这类实际问题上同社会党合作。象在英国一样，对中央委员会的攻击是通过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起来的）。中央委员会在1929年6月举行的会议上曾经对抗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的批评，为自己的错误辩解；机会主义领导人将在特别党代表大会上被撤换。在全会上，弗莱格反驳了对瑞典共产党发生的事件所作的歪曲说明，特别是乌布利希和基塔罗夫所作的猛烈攻击。不顾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的反对，中央委员会定在11月15日召开一次代表大会；这事被共产国际执委会宣布无效，它还宣告罢黜多数派（由基耳博姆、萨缪尔森、弗莱格领导），指令少数派充当该党的领导。于是代表大会还未及召开，党就分裂了，多数派夺取了新闻机构，少数派则占领了党的总部。党员中有七千五百名（根据《国际新闻通讯》）仍然依附共产国际，有五千四百名追随基耳博姆。后来在1929年11月底由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的这次代表大会，由登格耳和一位不知姓名的俄国人代表共产国际出席。
在波兰共产党，同样也有人强烈反对新路线。波共中央委员会的一份决议说，斯台方斯基实际上采取了这样的观点：法西斯主义同改良主义政党之间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都存在着基本的对抗；法西斯主义攻击议会民主，就是攻击社会党的根本基础，社会党因而是真正反抗法西斯主义的。斯台方斯基的观点在波兰共产党领导人中得到科斯特尔热瓦和布兰德的赞同。
在波兰，据连斯基在首次辩论中说，许多共产党的地方组织曾同意波兰社会党提出的统一战线建议；这事是科斯特尔热瓦和斯台方斯基的一个观点的结果，即法西斯分子对社会民主党人是一种威胁，而不是他们的同盟者。斯台方斯基改变了主张，而科斯特尔热瓦被逐出中央委员会，但他们还有大批追随者。
全会处理荷兰共产党（该党正要举行全国代表大会）事务的委员会指出，荷兰共产党以荷兰的阶级斗争性质没有明显变化为借口，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后没有实行必要的转变；还指出，社会民主党人仍然在开展真正的工业的战斗，以及跟叛徒怀思科普和斯内夫利特的争执只是纪律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他们并不是荷兰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荷共中央委员会不同意薪的工会政策，也很少注意战争危险。不顾全会后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一再警告，荷共中央委员会坚持其机会主义错误，代表大会因此被催促选出由无条件地服从共产国际路线的人员组成的新中央委员会（人名已经提出）。1930年6月，西欧局答复了怀恩科普集团申请再次加入的信。他们被告知，要解散集团，停止出版报纸，个别地申请重新加入。这些条件都被接受了。
墨苏（印度尼西亚）促请共产国际执委会“为印度尼西亚做些具体工作，使我们有办法给那里的同志以正确的指示”。〕 |
共产国际执委会就农民问题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节录）（1929年6月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1929-1943）
共产国际执委会就农民问题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节录）
1929年6月7日《共产国际的战略和策略》，第236页
〔1929年7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的决议说，“无条件地反对富农仍然是一种错误”，又说“反对富农……的阶级斗争不应当放松”。决议还提到“党的无产阶级基础薄弱，党员政治水平低，工人干部不足”，要把“扩大无产阶级基础”放在党的任务单的最前头。〕
所以特别需要写一封专门的信，是由这样一个事实决定的，某些领导同志在关于农民问题的决定上仍然容许严重的错误。譬如，我们收到的中共中央最近的文件和材料……表明，许多党员不十分明白在目前环境下党对农民问题应当运用的策略，不十分明白无产阶级对中国农村的不同社会阶层应当采取的态度。这类问题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更是加倍地重要；不正确的答案会产生严重的、完全要不得的后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以极其认真的态度要求你们重新审议农民问题，一边考虑我们的下述意见……
严重的、持续的农业危机当然一定会使基本农民群众的处境日益恶化，贫困化的过程必然继续下去。中国的反动派完全没有能力阻止这个进程，减轻这个危机。大家都很知道，中国的农业生产力要想有真正显著的发展，只有肃清了目前束缚着中国农村并阻碍着你们国家经济普遍发展的封建关系的一切残余才有可能。大家也很知道，在这方面中国反动派毫无成就。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国资产阶级中的支配阶层是同地主、同整个封建剥削制度密切联系着的。南京政府所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集团已经表明，它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愿望那怕是半心半意、部分地解决土地问题。
不错，南京政府正在准备某些土地的改革。……但是，毫无疑问，这些改革的做法必将使农民群众的境况比目前更坏。不难预料，拟议中的新土地税的全部负担都将落在贫农的头上。……这一类行动必将完全粉碎现在还存在的减轻农业危机、改善农民境况的任何幻想，只要政权仍然操在资产阶级一地主集团手中。
但是，在不断蔓延的农业危机的背景下出现的农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地位的日益恶化，必将毫无疑问地加剧中国农村的阶级斗争，必将加深、加剧农民群众同骑在他们头上的剥削分子之间的冲突，必将为农民运动蓬勃的新高涨创造条件，必将刺激农民组织的发展，必将加速广大农民群众革命化的步伐。这一种前景现在正在被你们国家许多省份中不断发生的农民骚动所证实。……
虽然这些运动很大部分是由反动分子领导的，但这一点决不应削弱党的能动性；相反，它更促使党去开展更加坚决的斗争，以赢得谋求土地、反对军阀征派的自发的、客观上是革命的这些农民运动的领导权。
我们很不希望被人误解，说我们的意思以为，所列举的这些事实证明了革命浪潮已经有了强大发展，尤其是农民运动。这个结论不符合事态的真实情况。指出这些事实，我们只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被剥削的农民群众中进行工作的前景是极为有利的。党应当利用这一形势去宣传土地纲领，去重建革命的农民组织，去准备即将到来的革命浪潮，去动员群众集合到反对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不调和的斗争的旗帜下，去揭露国民党，这帮人为了地主统治的利益逼得绝大部分农民陷于死亡、贫困和破产。
但是，争取农民群众的斗争要取得成功，如果对农村中各社会阶层缺乏正确的态度，那是不可能的。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首先处理对待富农的态度这个问题，因为正是在这方面中国同志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这个问题对中国党来说并不是新问题；它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就研究过了。当时，分析国内阶级力量的关系时，代表大会，论及无产阶级同整个农民的联盟时，把富农挑了出来，说他们，或公开地或隐蔽地，扮演半反革命的角色。代表大会因此作出结论说，贫农是无产阶级在农村中的坚强支柱，中农是无产阶级有力的同盟军。为什么必得把富农从整个农民之中挑出来呢？这个问题许多中国同志至今仍未十分了解。把列宁主义关于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待农民的态度的公式机械地照搬过来，他们当时继续把中国富农看作属于无产阶级的同盟军。
列宁主义的这一公式现在确实依然适用于中国，但列宁从来没有提出过与富农结成同盟。在任何情况之下与富农结成同盟都是不允许的。在中国党的许多文件中提出的“联合富农”的口号，从任何方面讲都不是从列宁主义的公式中产生出来的。……
农村人口过剩，大多数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毫无保障，这些使富农能象地主一样，用收取沉重的地租和发放高利贷的方法以其资本和土地牟取暴利。……那些中国同志，他们不考虑中国富农独有的特点，把机会主义的解释加到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同整个农民联盟问题的公式上去，是犯了严重的错误，他们把党在这个问题上推到不正确的路线，而这个问题对于中国党是极为重要的。这个错误现在更加值得注意，因为，自从中国革命失败以来，农村的富农分子经常地站到反动派那方面去反对农民群众的革命斗争。……
因此，关于农民问题的全部辩论都是按照不正确的路线进行的。同志们不是去修正六大决议中的不确切的公式，却由于力图从理论上证明……无产阶级联合富农的必要性而使错误更趋严重。
这样一种错误是严重的危险，尤其在中国革命运动的当前环境下。从前，在土地革命的情况下，在农民运动第一次蓬勃高涨期间，在同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作公开的武装斗争的情况下，有着强大的游击队运动，有着许多的苏维埃中心和自己的共产党军队，这时候我们很当心不要在小私有农民，包括其中比较富裕者的关系上制造额外的困难，这是可以理解的；同他们的冲突，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地主阶级的极其尖锐的斗争面前，应该降到次要的地位去。在这种情况下，“不要加剧反对富农的斗争”这个口号还有些道理，因为一切革命力量应该首先集中于打击中国革命的更重要的、基本的敌人。但是即使在那个时候，只要富农还是站到反动派那一方面去，这个公式就为不正确的策略提供了根据。而在目前，革命已经失败，当组织必须重新建立的时候，当施加影响的立足点必须重新建立的时候，如果缺乏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和剥削的坚决无畏斗争，那就不可能动员农民群众和贫农。我们绝对不可能在贫农中加强影响，除非提出阶级口号，而这一点却以广大农业无产阶级和贫农群众反对地主、富农的压迫、剥削的斗争的领导权为先决条件。……
如果奉行联合富农的路线，甚至于只是不能加强反对富农的斗争，共产党就没有能力在贫农的阶级斗争中起领导作用，就会挫伤他们的积极性，这是符合在中国农村从事剥削的富农阶层的利益的。
与此相反，党现在比以往更加应该做的，乃是扩展农村无产阶级的运动，把贫农组织起来。从事这项工作时对富农要“不屑一顾”，也不要害怕他们会“退出革命”。这种顾忌，在目前形势下，当国民党并非很不成功地利用富农对农民运动施加压力的时候，是完全令人不解的。
农民群众的斗争应当与城市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紧密相联系。另一方面，我们在农村的策略，应当同党在城市无产阶级的一天天的经济斗争中争取他们的工作相协调。丝毫不要以为，要开始农民运动就得号召直接进行土地革命，采取游击战和暴动。相反，中国目前的形势却使党的任务成为：利用小规模的和局部的冲突，挑起这种冲突，扩大基本农民群众反对一切剥削形式的日常斗争，将它提到较高的政治水平。……
农业无产阶级的组织起来，贫农之间的团结，这两样对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争取对基本农民群众的领导作用的斗争，是必不可少的。对雇农的工作因此也应是设法使他们加入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积极战士的队伍。雇农是无地的农民；他们不能也不会置身于整个农民争取土地、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之外。在这方面也不要忘记，虽然农村资产阶级和半地主式的富农在农民运动中已成为中国反动派的同盟者，国民党和中国反动派在农村的社会基础和主要支柱仍然是地主、豪绅、督军，这些人在农村的统治并没有受到破坏。……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要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就需要进行坚决的斗争以争取中农，使他们摆脱资产阶级和富农的影响，向他们讲清楚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民族改良主义的反动性—从蒋介石到谭平山各种货色，统统都敌视中国被压迫的农民群众的真正利益。……
在本信末尾，我们要提出警告，不可相信中国革命是社会主义性质这个不正确的、纯粹托洛茨基主义的结论，有些错误地理解这封信中对富农所作的分析的同志是可能会得出这种结论的。在使中共六大关于对农村社会各阶层的态度的决定更为精确，并摒弃“联合富农”这个机会主义口号时，我们毫不动摇地分析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只要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的基本矛盾一天没有解决（破坏封建的—地主的土地关系，肃清外国资本的统治，消灭军阀，和实现国家的真正统一），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就仍然一天保持着。这也适用于中国即将来临的革命浪潮的开始阶段。
同时必须指出，无产阶级同贫农的联合，和无产阶级对整个农民的领导地位的巩固，这一点在解放斗争的现阶段已经出现，再加上其他情况，反过来又应当对革命从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向社会主义阶段发展在速度上产生有利的作用。 |
共产国际执委会西欧局关于欧洲各共产党会议筹备国际反战日的声明（节录）（1929年5月1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1929-1943）
共产国际执委会西欧局关于欧洲各共产党会议筹备国际反战日的声明（节录）
1929年5月18日《国际新闻通讯》，第9卷，第26期，第557页，1929年5月31日
〔这次会议是根据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组织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国际日”的决定召开的。大会是在柏林举行的；但“出于秘密的原因”它被说成在布鲁塞尔举行。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4月16日为宣传员发出的五一节宣传提纲中，有一条（第二十五条）说：
“今年，无产阶级先锋队一定要冲破资产阶级为了阻止五一节庆祝活动所设置的带铁蒺藜的路障。不仅在法西斯国家，而且在所谓的民主国家里，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人也都正在竭尽全力阻止工人在五一节涌上街头。……在这种情况下，组织五一庆祝活动的任务在今年还联带一项夺取街道的斗争任务。”
在柏林过去的习惯总是让五一节游行由工会主办，而各政党参加进去。今年，德共决定举行一次独立的游行，作为新政策的公开象征。害怕骚动的柏林警察部门，禁止一切示威游行。当德共不理睬他们仍然举行游行时，发生了殴斗，殴斗中发生不少伤亡，有些还十分严重（皮克给的数字是二十四）。共产国际执委会西欧局把这一事件说成是社会民主主义为了工厂委员会选举中的失利所进行的“穷凶极恶的报复”；社会民主主义组织了反对无产阶级的内战，希图挑动德共举行并不成熟的武装起义。德共的宣言说它是企图镇压工人运动，以此准备向苏联进攻。
在德共党内，对于党关于在柏林设置路障的号召，显然有人反对；柏林委员会的决议说，“公开地或隐睛地抛弃这些战士，都是对无产阶级的背叛”。德共中央委员会1929年8月的决议，在谈到这些事件时，说过“党制定了一项对付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正确的、布尔什维克的、明确的、战斗的政策；它作为反对社会法西斯主义和红旗社的唯一有组织的庞大力量屹立着，还发动了工人中广大群众反对资产阶级共和国”
共产国际各国支部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攻击，是苏共对布哈林集团的攻击的相应行动。在捷克斯洛伐克，伊列克、穆那、诺伊腊特等人于1929年6月被开除；意大利共产党的谢拉（即罗西，塔斯卡，1929年9月被开除）和瑞士共产党的洪别尔—德罗，都是布哈林突出的支持者，他们曾公开批评共产国际执委会1928年12月给德共的信、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法国和英国共产党人的选举策略、共产国际对各社会民主党的态度。
德共内部，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支持的台尔曼，和得到党内“调和派”支持的布兰德勒一塔尔海麦尔集团之间的斗争，现在实际上已经结束。布兰德勒用号召性的刊名《反潮流》出版一份期刊。1928年底，德共中央委员会开除了（E·迈耶尔投反对票）华尔歇、弗罗利希、恩德尔和他们的支持者；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麦尔被德共在给共产国际的信中说成是“党的敌人”，于1929年1月被开除出苏共。同他们有任何方式的联系，都被说成是“同德共党员的身分不相容”。总共有十名成员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在地方委员会中，被开除的超过一百名。次月，曼努伊尔斯基回答了似乎在其他党内都有过的批评，说德共“机械地照搬”在苏共内部所发生的事情；认为共产国际的态度是为多数派的观点“招兵买马”，那是“庸俗的”。雷梅勒写道，这个争论的重要性不仅限于德共；它关系到对工人阶级激进化程度、对资本主义稳定性等等的估计；德共右翼集团在捷克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内都有相应的集团；在这两个党内，以及其他一些党内，都有一些集团低估了对苏战争的危险。
德共党内的不安，不仅是开除老的斯巴达克同盟的成员所造成，也是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之后所提出的新的工会政策所造成的。虽然正式的政策是在工厂委员会的选举中要有独立的提名，但许多共产党支部继续同德国社会民主党联合提出名单，皮亚特尼茨基写道：“没有一次罢工、没有一次关闭工厂〔注：这里的关闭工厂是当时资产阶级用以压制工人罢工的一种手段。——校者〕、没有一次劳资冲突，工会不是站在资本家方面的”，但他承认共产党工会的反对者（红色工会组织派）所得选票业已减少；他把这种情况归咎于德共的错误或失当的指导，以及在改良主义工会中工作上的宗派主义态度。
德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五月五至十日，本来打算在德累斯顿举行，后来改到柏林。塞马尔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出席。他说，社会民主主义曾经是帝国主义战争和反苏战争的支持者，现在已经变成战争的组织者了；“客观上”同样的事情也由布兰德勒分子和调和派在那里干着。皮克说，并非所有共产党都承认，五一节事件，由于它们针对着国家权力，就算是政治革命行动；他号召要建立各种委员会——罢工、行动、保卫、统一战线、工厂——这些委员会，通过进行夺取街道的战斗，将为成功地武装夺取政权斗争提供所必需的经验。
爱维尔特争辩说，把资产阶级国家用来反对无产阶级的一切压迫措施都称为法西斯主义，把社会民主主义在这些措施的一切参与都称为社会法西斯主义，那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极左派，以默克为代表，甚至反对同社会民主党的下层一般党员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他们之间的分歧只能到战场上、革命法庭上去解决。在苏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谈到这次争论时，莫洛托夫说，默克的立场是失败主义的；这意味着放弃为争取工人阶级的战场，但阶级反对阶级的策略却意味着一场不可调和的斗争，在反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整条战线上，还要争取共产党的、独立自主的领导权。
台尔曼在谈到前一年秋天他一度失去职位时所发生的那些事件时说过，有些中央委员没能认识到，要是不肃清机会主义，党就不能完成新的任务。“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帮助下，党内群众一定要把德共中央委员会纠正过来”。现在肃清工作还不完全，因为调和派把机会主义者的任务接过手去，否认德国社会民主党正在变成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党，否认对苏联作战的危险正在增长；他们极力主张同全德工会联合会联合举行集会来庆祝五一节。他警告他们，他们将会遭到与右翼分子相同的命运；这一警告还被来自欧洲十一个共产党的访问代表在联合声明中用同样的措辞加以强调。塞马尔后来写道，这次代表大会是“共产国际所有各国支部反对机会主义和右倾偏向的斗争的模范”。《真理报》在报道这次代表大会时说，调和派的态度使党在反对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战斗中解除武装。这些人在代表大会上都被赶出了中央委员会。
在第十次全会上台尔曼报告说，在代表大会之后曾向爱维尔特和其他调和派提出了三项条件；但他们拒绝接受其中的第一项，这一项要他们承认他们的政纲是宗派主义的。爱维尔特跟其他几人被开除了，但在1930年初，爱维尔特承认了他的错误，谴责了布兰德勒和布哈林的观点；他被共产国际派往巴西。〕
1）5月16日，由共产国际西欧局在布鲁塞尔召开了一次会议，出席的有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中十三个最重要的共产党的代表，其中六个是非法的党，青年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也有代表出席。
2）会议开始时，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发表了关于柏林五一节事件的情况报告，会议听取后决定以呼吁书的形式向柏林工人阶级致以兄弟般的团结敬礼。会议进一步要求各党要系统地把关于德国社会法西斯主义五月血腥暴行的国际宣传运动继续下去，并进一步加强、扩大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行动，以支持德国工人反对德国资产阶级和社会法西斯分子的压迫措施的斗争。
3）会议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国际斗争日的筹备工作，举办这一斗争日，是在上一年8月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决定的。今年3月，在柏林举行的有十四个欧洲共产党参加的一次会议上，已决定把国际斗争日定在1929年8月1日。
甲、在听取了与会各党的报告之后，会议记录在案，8月1日的准备工作已在各地开始，共产党的五月游行，特别是继柏林五一事件后的团结游行，在欧洲许多城镇已具有反战的国际斗争日准备工作的性质。
会议指出了筹备工作的规模不足和无系统性，并认为必需使各党的最重要活动集中于反战运动，必需做到从上到下全体党员总动员。
要成功地开展反战运动，最重要的前提是，毫不容情地克服和消灭共产党内一切右的和调和的倾向，以及在各党某些部分中存在着的被动状态，这一点其实是在新的革命斗争任务面前退却、投降这种机会主义的隐蔽的、因而也就更危险的表现形式。要保证行动成功，必需具备一个条件，即各党清楚地认识到这个运动的组织工作和共产党先锋队的领导作用的巨大重要性。……
乙、发动这次反战争运动，其依据是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决议，这项决议不但应在各国党内广为宣传，而且应该扩展到整个工人阶级中去，它的列宁主义的指示内容应当成为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战斗的锐利武器。会议上提出的有关进行这一运动的新的可行的建议，已概括在发给各党的指示中，我们在此提出下述几点：
鉴于反苏的帝国主义战争的组织工作已经进入迫在眉睫的尖锐阶段，这一点已从最近的事态——从国际资产阶级方面加紧了的反莫斯科运动，以及从德国在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带领下无条件地向反苏阵线的转向——显示出来，这个运动的主要目标应该是动员最广大的工人群众和一切劳动者挺身而出保卫苏联。与此相连的是，动员群众起来保卫共产主义，反对社会法西斯主义。
在国际斗争日的筹备和实现两方面非常需要把工厂里和所有无产阶级群众组织里的最广大的工人群众团结到来自下面的统一战线中来，并且成立这些群众的统一战线机构。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煽动共产党人进行“流血起事”和“暴动”相反，各国共产党把8月1日定为战斗日这个号召，却号召各国工人举行大规模的政治示威，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保卫苏联。在8月1日停止工作和大规模示威，是这个日子所应采取的方式。8月1日斗争日，应该成为有组织的运动的表现和顶峰，它有广大群众参加，它反对战争危险，同时又是进一步开展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整个帝国主义体系的群众斗争的起点。
丙、各国党在鼓动、宣传、组织方面面临下述任务：
开展反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尖锐斗争，揭露它的反苏战争组织者的作用，尤其是责难“左倾”社会民主主义。证明社会民主主义已迅速发展为社会—法西斯主义。证明对付无产阶级革命组织的恐怖手段与反苏战争的准备之间有密切联系。
加强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既反对工厂法西斯主义，也反对法西斯的国防组织。指出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和防止帝国主义反苏战争的斗争的必要性。
进行反对工人阶级内部的和平主义幻想和反对和平主义宣传的尖锐斗争。
把劳苦的农民群众和受民族压迫的群众吸收到反战运动的革命统一战线中来。
在开展运动的整个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动员未组织起来的群众、失业者以及劳苦的移民。
为党、为红色工会、为革命的工会反对派、为同情的组织开展大规模吸收新成员的运动。……
在军事工业和在交通中心（铁路、海运、陆运、空运，等等）建立革命支援点；在所有工厂中扩充革命的工务员系统。……
在各国共产党的报刊中系统地阐明一切同反苏战争准备有密切关系的问题。
利用议会讲坛揭露反苏战争的准备。……
丁、所有这些措施各国党应该从争取无产阶级的大多数这个中心观点出发，予以应用和贯彻。各党应该实行下述特殊目的：揭露第二国际的请愿运动和各国社会民主党策划的8月4日的示威游行。
各国共产党在开展运动的过程中所取得的组织方面的经验，必将成为帝国主义战争期间系统地发展党的非法工作的最重要根据。…… |
共产国际执委会五一节宣言（节录）（192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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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委会五一节宣言（节录）
1929年4月《国际新闻通讯》，第9卷，第19期，第383页，1929年4月19日
〔共产党报刊关于在阿富汗导致阿玛努拉倒台的事件的评论时透露了一个消息说，这次阴谋使用的军火和金钱是T·E·劳伦斯提供的；阿玛努拉由于苏联的友谊和新兴资产阶级的支持曾经经受住了英国的反对达十年之久；但拉斯科尔尼科夫从另一方面看，他写道，阿富汗并没有资产阶级，即使是商业的（一切贸易都操在印度人手中）。但有些受到苏联和印度鼓励的“年轻阿富汗人”是支持阿玛努拉的；阿玛努拉曾在没有一个资产阶级支持的情况下进行过资产阶级改革；改革的代价落到了农民头上，他没能够用土地改革去把这些农民争取过来。英国乘机利用了这一点，它还利用了这个国家的部落的分离状态。
一次反法西斯的代表大会，由明岑堡代表西欧局组织的并由巴比塞主持，1929年5月在柏林举行，有三百名代表参加；会议通过的决议把法西斯主义解释为起因于战争和战后的资本主义危机、议会制度的破产、资产阶级政党的腐败、小资产阶级的贫困和对社会革命的恐惧；到处都有改良主义者在为法西斯主义扫清道路。〕
……就象1914年战争前夕那样，空中再一次弥漫着火药气味。法西斯反动势力十分猖獗，资本主义想方设法剥夺工人阶级的劳动果实。在这个资本主义合理化时期，工人阶级受到的剥削具有骇人听闻的性质。几百万失业者充塞城镇。殖民地的农民的贫困化具有空前的规模。与此同时，劳苦大众方面的反抗浪潮也不断掀起。一个阶级与另一个阶级对垒相持。无产阶级和殖民地被压迫的各族人民的运动，已在历史上接近转折点。第二国际的政策的叛卖性，从来没有象今天在革命浪潮高涨时表现得那么明显。历史上还没有过一个阶级曾象无产阶级这样在战争期间和战后被第二国际这样无耻地、有计划地出卖过。工人的国际兄弟情谊观念被在工人之间互相残杀的号召所代替，阶级斗争被与资产阶级的合作所代替，革命的号召被反对革命的积极的反革命斗争所代替，推翻资本主义秩序的任务被拯救和加强它的努力所代替。工人决不能迈出胜利的革命的一步，如果他们不能踏过第二国际的躯体，如果他们不能打破它对工人运动的反对，如果他们看不清第二国际的叛卖的全部涵义。工人们和殖民地被压迫的各族人民，国际社会民主主义战后的恶毒行径必须接受你们的毫不容情的审判。
……由于这一叛卖，他们甚至于为美英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制造了口实，这场战争的后果将更加惨重。军备不断增加，军队加紧机械化，天空、海洋、陆地都将变成战场，一切就跟1914年前タ一样。太平洋就要变成血海。大灾难临近了，比起它来，1914—1918那次战争跟它的那些成批屠杀全都黯然失色。……如果说有一种力量能推迟这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那就是统治阶级害怕工人起来造反的恐惧心，除了对苏联的存在的恐惧心之外。在全世界的被压迫者看来，第一个劳工共和国就象一颗光芒四射的明星，它的周围布满了劳动者的刽子手那方面的仇恨的阴云。国际资产阶级想把这个共和国从地球上抹掉，以便放手重新瓜分世界。它的仆从——波兰、罗马尼亚和波罗的海诸国——的刺刀已对准苏联。为了在中亚打击苏联，英国在阿富汗组织了一次政变。
资本主义世界正在准备、组织一场反苏战争，让它发生在任何别的战争之前，因为只有冲破了劳苦大众的反抗，才有可能发动一场新的世界大战；苏联的存在构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致命威胁。
人们曾告诉你，这次战争结束后各国将要解除武装。在当前的事实面前，这些许诺该是多大的讽刺！在和平主义和裁军的外衣下，统治阶级用剥夺劳动者的武装和武装资产阶级的办法，正在有计划地、坚持不懈地建立一支反革命军队，其主要任务就是镇压国内劳苦大众的反抗。印度的工人目前在孟买遭到英国志愿兵的枪杀，昨天英国的大炮轰击了中国的城镇，明天法西斯的德国国防军士兵将被派去镇压德国工人的反抗。只有瞎子才看不到国际资产阶级，通过组织好它的法西斯军队和非正规的法西斯支队，正在准备战争，准备消灭革命的工人和殖民地的劳苦大众。社会民主党人以和平主义的空谈来麻痹工人阶级的警惕性，使他们在资产阶级面前从思想上解除武装，蓄意驱使工人完全、无条件地投降。……
阶级斗争的加剧必然以无情的严峻性导致所有资本主义政府采用内战方法对付劳苦大众。在德国、法国、英国、美国，公开的法西斯独裁的条件日趋成熟。难道这就是资本家的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报刊天天向工人哼哼的战后民主田园诗吗？
……世界已经走进殖民地革命的阶段，这个革命同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结合在一起，必将破坏资本主义社会的根基。尽管新的高潮才刚刚开始，已与过去的革命运动截然不同，它不仅是欧洲性的，它的趋势是走向世界性的运动。越来越多的人间储备已被卷入越来越广泛的国际战线的冲突中。下一次世界经济的尖锐危机，可能在最近的将来就在许多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形成直接的革命形势。如果说先前的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体系是个威胁的话，那么，新的危机，它在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都达到顶点、劳苦大众的活动不断高涨的情况下来临，对于资本主义就会是致命的了。劳动者不会被资本主义日益清楚地显示出来的相对的和暂时的稳定状态吓住，他们也不会叉住双手静待战争降临，他们必将继续为反对战争和资本主义合理化而进行牺牲自我的斗争。在从守势向攻势的转变中他们越加勇敢、坚决。他们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将在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者面临的国际斗争中生长、壮大。共产国际为人类中数目众多的这些人们而进行的反对第二国际的斗争，并不只是一个阶级内部的思想斗争，而是两个阶级之间的一场斗争，这一斗争将发展成反对社会民主党人为之效劳的资产阶级的内战。目前没有一个其他组织象共产国际这样坚定地站在群众的前头进行战斗，这样不屈不挠地保护他们的日常利益和运动的最终伟大目标。除了共产国际，也没有其他任何力量能把世界各地的劳动者的各别队伍的分散努力汇合成巨大的洪流。共产国际是革命工人运动的全部历史最优秀的传统的擎旗人。只有在它的领导下和在它的行列中，工人才能战胜资本主义。 |
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印度革命运动的宣言（节录）（1929年3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1929-1943）
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印度革命运动的宣言（节录）
1929年3月《国际新闻通讯》，第9卷，第29期，第649页，1929年4月3日
〔在俄国左转和“阶级反对阶级”口号提出之后，共产国际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变成了深刻敌对的政策，这是工业国家中对待社会主义党派的新态度在殖民地国家中的对等物；民族资产阶级（不管是否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左翼的或者右翼的），都是为帝国主义效劳；印度的民族资产阶级意识到革命的危险后，就渴望同英国达成谅解，力称如果给他们以较大权力，他们就能对付这种危险。正是由于这些缘故，共产国际撤回了对工农党的支持；英国共产党原来希望这种支持继续下去，而同时建立一个实际上控制工农党的非法共产党。（1929年1月，四个共产党员在孟买市的选举中作为工农党的候选人，在六十万选民中获得一万二千五百票。）1929年3月，印度共产党领导人的会议决定把工农党的地位作为下次会议的议题，但在下次会议举行之前，他们之中许多人被捕。他们最终以在密拉特谋反的罪名受审，并被判处不同期限的徒刑。当时成立了一个由共产党人发起的“密拉特入狱者辩护委员会”，为他们的获释活动。《国际新闻通讯》报道说：“在同意与委员会一起工作的人当中，有一小撮假左派的劳工党议员——以J·马克斯顿和P·布罗克韦最为典型—以及象库克这样的叛徒。”
瑞安是1927年春在汉口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成立的红色工会国际的泛太平洋工会书记处的澳大利亚成员，他于1928年底曾经前往印度，去劝说工会代表大会加入该组织，但没有成功。代表反帝同盟的约翰斯顿却成功地使工会代表大会加入了该组织。1929年，印度工会分裂，一部分加入了泛太平洋书记处，另一部分加入了国际工会联合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资料》赞扬了英共有关印度工会的工作和留英的印度、中国学生。
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出现的非殖民化的辩论后来以同罗易论战的形式继续进行下去，罗易争辩说，共产国际低估了印度资产阶级现在仍然是革命的的程度；他们的态度最终是会改变的，但是在目前他们仍是一股革命力量。
罗易曾说，共产国际把印度自治党人称为反革命，并不是因为他们确实如此，而只是共产国际为自己在中国的错误辩护。这种论点在《新东方》的一篇文章中得到了答复，该文章争辩说，国大党是一个资本主义政党，热衷于同帝国主义结盟，还同样热衷于压制罢工和破坏工会。国大党已彻底堕落，工人和农民已开始认识它的战斗并不是为了独立，而是反对独立。这就说明了印度独立同盟的出现，它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一个尝试，他们打算制造一种能把印度社会中趋向革命的各阶级置于资产阶级影响之下的工具”。在革命词句的外衣下，它是反对工人运动的。不应鼓励工人和农民参加国大党，因为这样做会延误他们摆脱资产阶级影响，使无产阶级更难于取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而没有这种领导权，革命就不能进行到底。改良主义者目前仍然得到的工人阶级的拥护，都是由于印度共产党人和左翼工会领袖的错误。
《国际新闻通讯》在谈到甘地时写道：“他那保护国内工业和消极抵抗的反动梦想并不会促成英帝国主义的垮台”；在谈到“像年轻的尼赫鲁那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独立同盟的英雄”时，该报认为他们已经“向自由主义者投降，而印度的自由主义者都是英帝国主义的代理人”。
《新东方》的一篇纪念共产国际十周年的文章认为，如果在印度确有非殖民化的可能性，那么共产国际就得承认帝国主义在殖民地的进步作用，而这当然是胡扯。
在1929年7月的全会上，卢汉尼，他采取了跟他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完全不同的立场，争辩道，英国是决心要压迫印度工业的；罗易的观点是对印度革命的叛卖；他是尼赫鲁的翻版，只是他那比较丰富的欧洲经验使他能在伪装左派的词句下掩盖他的反革命纲领。舒宾警告全会不要看错了印度形势；资产阶级报刊可以把一切都归咎于共产党人，但共产国际不应夸大他们的力量，而把一切反英的行动都归功于他们。他询问怎样才能把工农党消除掉；这件事进行得比人们希望的要慢。
在全会的开幕词中库西宁谈到英国为反对印度的工业化所施加的更大的压力和印度农民的日益贫困。库西宁说，罗易不同意这一点（“我不知道我是否还可以称他为罗易同志”）；在“布兰德勒的叛徒报刊”上罗易敦促同印度自治党人合作。在随后的辩论中，墨苏（印度尼西亚）声称，罗易不应再被称作“同志”。
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显然尚未被第六次代表大会的辩论所说服，在全会上他们曾受到斯克雷普尼克的攻击，因为他们向英国共产党领导人散发了他们就殖民地问题提纲而提出的修正意见。
洛佐夫斯基说，印度的革命事态正如此迅速成熟，所以同资产阶级订立任何协定都是错误的，资产阶级正想窒息工人运动。在那里所以不能建成共产党，原因之一就是，长期以来共产国际同印度共产党人的唯一联系只是通过罗易；而他是孟什维克。罗易，据共产国际执委会在1929年12月宣布，由于为布兰德勒报刊写稿，已"置身于共产国际”之外。
在全会之前不久发表的一篇曼努伊尔斯基的文章提到，在印度仍然没有独立的共产党。〕
在英帝国主义的铁蹄下，印度大地已经开始燃烧。罢工的浪潮日益高涨。……左翼工会迅速发展，得到工人阶级坚决的、战斗的支持。孟买和加尔各答大规模的工人示威游行前进在为苏维埃而斗争的旗帜下。……
吓坏了的帝国主义强盗们的回答，是把刽子手的屠刀转向工农党，它迄今仍是合法的。他们的编辑室被捣毁，他们的领导人被投入监狱。工农党不属于共产国际。因为这个党是两个阶级的政党，不能参加。但是他们的影响在城乡的迅速传播，反映了工人群众的革命觉悟，他们为斗争而组织起来的愿望。……
残暴的恐怖手段和卑鄙的腐蚀，向来是英帝国主义赖以统治的手段。英帝国主义目前的危机使帝国主义篡夺者更难于采取伪善许诺的政策。各种形式的恐怖和赤裸裸的暴力越来越公开地成为他们政策的基调。
掠夺这个国家的巨大自然财富，这是英帝国主义力量的主要泉源。英帝国主义在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全靠英国在印度统治的稳定性。英帝国主义有关未来世界大战的一切计划，在设计时首先考虑的就是保持印度受它独家的垄断剥削，不让其他帝国主义强盗染指。印度被奴役和折磨得奄奄一息，因饥饿而失去了几百万儿女，还要为英国的战争提供炮灰。
在印度这种更厉害的剥削和暴行正在为革命开道。……革命浪潮高涨，无产阶级在反帝斗争战线中的影响也就扩大、增强。……上海、武汉、广州的沉重教训决非无益的。苏维埃这个口号已经写在印度无产阶级的旗帜上。
土地革命是印度革命的枢纽。印度农民逐渐相信了，尽管他们作出了巨大牺牲，他们却被出卖、击败、投入最黑暗的奴役中，因为他们信赖了那些政客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人。……
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组织向帝国主义的可耻地、叛卖性地投降，这是新的恐怖行动的序幕。在西门调查团的皮鞭下，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抛弃了它早些时候玩弄过的印度独立的口号。……英帝国主义不但迫使民族资产阶级反对派屈膝，还设法使它为自己恐怖主义打掩护。改良主义的工会官僚们，他们轮番匍匐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英帝国主义面前，实际上是支持政府。
今天在印度，策划中的帝国主义战争的线索已被收拢，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暴动的线索也凝拢了。准备中的英美强盗之间的环球屠杀所图谋的赃物中，第一个就是印度。以印度为根据地，英帝国主义正在准备其蓄谋已久的对苏联的“战略进攻”。但是也正是在印度，世界革命的不断扩展的力量的道路，导向反帝斗争的道路，将要汇合。印度革命的进展将向中国、印度尼西亚、埃及的革命运动注入新的生命力，将为一切被压迫的人们敲响警钟。这一天快要来临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暴动将在印度土地上熔成一体。 |
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共产国际成立十周年的宣言（节录）（1929年3月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1929-1943）
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共产国际成立十周年的宣言（节录）
1929年3月2日《国际新闻通讯》第9卷，第13期第223页，1929年3月8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于3月4日举行了由莫洛托夫致词的集会以纪念此事，他在讲话中说：“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是件不可能的事，如果不同时为反对社会改良主义进行决不妥协的斗争。反对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也不可能，如果不在共产党内部进行有组织的反对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斗争。”宣传鼓动部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总共三十八篇——考察了历次代表大会和执委会会议的重要口号，并注意到共产国际路线的一切反对派的失败和衰落。同时发表的一篇文章还计算出，历次代表大会和全会曾占用二百八十九天，会上共有五百八十七人发言一千六百四十八次。共产国际执委会建议，从3月1日至5月1日以两个月时间开展一次运动；宣传鼓动部为此发布了三十四个口号，主题集中在战争危险、社会民主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背叛、以及同机会主义者、调和主义者、托洛茨基取消派的斗争。
此时共产国际报告说，它拥有五十五个支部（其中有六个在苏联）和四个“同情党”（冰岛、蒙古、唐努·图瓦〔注：唐努·图瓦原为我国清代唐努乌梁海的中部地区，1911年为沙俄强占。1924年宣布成立“乌梁海共和国”，1926年改称“唐努图瓦人民共和国”，1944年被并入苏联版图，称“图瓦自治共和国”，1948年又宣布改为“图瓦自治州”。中国政府未予以承认。——译者〕、菲律宾）；除青年共产国际外，它还有十个“有联系的国际组织”，即红色工会国际、国际农民理事会、红色体育国际、反帝同盟、工人国际救济会、国际阶级战俘救援会、苏联之友、自由思想无产者、退役军人联合会和佃户联盟。〕
十年之前，共产国际诞生于革命斗争的熊熊烈火中。帝国主义战争的结果，欧洲变成了一堆硝烟弥漫的废墟。几百万人或伤或亡，而逃出战争恐怖和摧残的士兵返回家乡时也都被饥饿、寒冷、疾病折磨得奄奄一息，许多人还成了残废。整个世界的工人和被剥削的群众的眼光，都转向了那个在十月革命的风暴中诞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是俄国的工人首先作出了榜样，指明工人应当怎样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战斗。伟大的十月革命在世界帝国主义阵线中打开了一个缺口，把帝国主义战争转变成俄国的国内战争，推翻了资本主义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以取代它。在十月革命的直接影响下，革命运动波澜壮阔，席卷全世界。在欧洲、亚洲、美洲、非洲，被压迫的阶级和种族群起反对压迫者，即要对帝国主义的世界大屠杀负责的那帮家伙。
世界无产阶级当时的悲剧在于，在苏俄边界以外还没有有组织的、有经验的共产党。确已存在的年青的共产主义的组织则不得不向那些同资产阶级结了盟的强大的社会民主党作斗争。在发生革命危机的时候，这些社会民主党争先悉后地去帮助行将灭亡的资本主义，听任资产阶级摆布，为的就是用武力镇压革命的工人。
建立共产国际的目的就是为了组织和领导工人和被压迫群众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粉碎社会民主主义，领导世界工人在世界十月的旗帜下走向胜利。……
共产国际建立以来，已经过去十年。这十年是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无与伦比的英勇斗争的年头。在这十年中，全世界的剥削者和压迫者的疯狂的仇恨都指向共产国际。在反对共产国际的斗争中帝国主义者及其社会民主党盟友使用过、现在仍在使用最残暴、无耻的手段。在他们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共产国际的斗争中，没有什么手段资产阶级还没有使用过。法西斯恐怖、白色恐怖、社会民主党人反对工人阶级的勾结、歌唱资本主义光荣和威力的赞歌、针对苏联和各国共产党的恶毒诽谤、捏造和挑衅，所有这些手段在反对革命运动的斗争中资产阶级都曾用过，目前还在使用。
然而，资产阶级的一切努力都已证明并不成功。共产国际尽管困难重重，仍然继续发展并赢得全世界被剥削、被压迫的劳苦大众越来越多的同情。
过去的十年已揭露、粉碎了关于资本主义稳定性的假象。在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年代，帝国主义者及其社会民主党盟友向全世界说，那次战争是一场结束战争的战争，其结果必将带来资本主义的纯净化、永久和平的时代、各国人民的友爱相处。可是实际上，这场结束战争的战争呈现于我们面前的却是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激化的老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对抗目前日益增长。爆发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特别是牵连到英国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时，条件正在积聚。军备空前庞大，幕布后面外交家们组织新的政治一军事协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革命运动正在发展。失业蔓延，资本主义国家中阶级斗争日益加剧。苏联发展壮大，威胁着世界帝国主义的根基。无论是国际联盟，还是社会民主主义的骗人的和平主义宣传，无论是资本主义合理化，还是改良主义者建立工业和平的企图，全都不能够消除资本主义日益增长的危机。资本主义正在临近一场最终将结束资本主义大灾难的新的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冲破帝国主义阵线和建立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而告终。一个第二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加于苏联的干涉，必将给予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以最后的、致命的一击。
在反对日益发展的革命危机的斗争中，资产阶级在社会民主主义身上找到了忠实的盟友。过去的十年确凿无疑地证实了，社会民主党最后终于同马克思主义决裂，变成奉命维护、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工党。在对外政策方面，社会民主主义玩弄和平主义词句，但实际上正积极地帮助帝国主义新战争的准备和向第一个工人国家进军的组织。在国内，社会民主主义帮助资本主义实现其合理化和束缚工人阶级的手脚。由于这一点，我们却能看到一个进步性的过程，即劳动群众脱离社会民主主义，以及，由于工人群众中日益壮大的激进化过程，又能看到他们正转向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是唯一的马克思主义代表者，是唯一在推翻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能够领导无产阶级的力量。
共产国际诞生于反对改良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中。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成长、壮大于反对社会民主主义党的斗争中。在这一斗争的烈火中，各国共产党都变成了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群众性政党，团结在一个世界共产党中。
共产国际不仅在反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中成长壮大，它还在反对自己队伍的动摇和混乱的斗争中，即反对右翼偏向（公开的机会主义偏向的斗争中，和反对左翼的偏向（以革命词句掩盖的机会主义偏向）的斗争中成长发展。共产国际过去十年的内部发展史，就是一部在自己的队伍中消除种种偏向和消除向这些偏向妥协的历史。过去十年已经表明：反对这些偏向，尤其反对作为现阶段主要危险的右翼偏向的系统性斗争，正是使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的不可缺少的方法。缺乏这种布尔什维克化，各国党就不能肃清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残余，就不能以布尔什维克精神教育党员，也不能造就真正布尔什维克政党的领袖，他们能够使群众为未来的革命斗争作好准备，并领导群众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共产国际庆祝自己的十周年，是在全世界资本主义的对抗日益加剧、新的革命时期的条件正在积聚的时刻。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劳动群众正在从防御转向进攻。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新的革命斗争高潮正在兴起。在苏联，工人阶级，在贫苦农民的支持下，并同广大的劳动农民群众结成联盟后，正在反对世界资本主义和反对苏联国内的资本主义成分的斗争中建设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力量正在增长。共产国际号召所有国家的工人和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团结在它的旗帜下，为实现世界的无产阶级专政、世界的共产主义而奋斗。 |
共产国际执委会给美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大会的信（节录）（1929年2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1929-1943）
共产国际执委会给美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大会的信（节录）
1929年2月《国际新闻通讯》第9卷，第12期，第208页，1929年3月1日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取消美国共产党内的“派别活动”方面所作的尝试没有成功。原来的分歧因“双重工会主义”这个新政策而更趋严重，这个政策是以佩珀和洛夫斯顿为首的集团所反对的。福斯特最初曾支持佩珀和洛夫斯顿的异议，但后来变到那一边去了。在莫斯科，洛夫斯顿集团被看成是布哈林的支持者，因此共产国际执委会就支持他们的对手，其为首者是白劳德和比特尔曼。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压力下，力图避免这种指责，洛夫斯顿集团于1929年3月第一周举行的代表大会上提出一项决议案，要求撤销布哈林在共产国际的职务。他们得到一百零五名代表中的九十五人的支持。除了本信（虽然写的日期是二月，实际上在年初已经收到）之外，共产国际执委会还曾寄出一封关于组织问题的密信。登格耳（德共）和波立特（英共）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建议由福斯特担任书记，并要求撤销洛夫斯顿和比特尔曼在美国的工作，并且，连同佩珀一道，遣往莫斯科。代表大会没有理睬这些指示，而让洛夫斯顿的拥护者在政治委员会的十四席中占据十席。
在代表大会之后，一个十人代表团（不顾在美国的佩珀和在柏林的罗易的警告）前往莫斯科。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一个特别委员会在四、五月间审查了这个问题。特别委员会由十二人组成，其中俄国人占八名，包括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其余四名是库西宁、贝尔、库恩和乌布利希。特别委员会坚持改组政治委员会和把洛夫斯顿、比特尔曼送往莫斯科这两件事，促使美国代表团于5月9日发表一项声明，说美国共产党人从这些建议中得出结论：“共产国际执委会打算摧毁中央委员会。”5月12日，特别委员会草拟的给美国共产党人的“公开信”把多数派和少数派都斥为派别活动分子和右倾分子，特别地谴责了他们关于美国资本主义处于“例外”地位的观点，这种观点使共产国际关于经济危机和群众激进化的论点不适用于美国。多数派狡猾地在苏共党内斗争的结局上进行投机，而且在他们的代表大会上很不礼貌地对待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美国共产党现在极其尖锐地面临一个问题，即现任领导干部政治分裂的危险，这威胁到使党的全部工作遭到破坏。”
在5月14日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最后一次会晤时，美国人说，这样的一封信将在美国引起“士气沮丧、分裂和混乱”。斯大林回答说，多数派支持洛夫斯顿集团，这是以他们支持共产国际为信念的。“在共产国际历史上有过许多例子，当最受群众拥戴的领袖们举起反对共产国际的旗帜时，他们……立刻发觉自己陷于孤立。”主席团批准了这封信，但吉特劳（美国）投了反对票。洛夫斯顿和他的两个最重要的支持者，吉特劳和沃尔夫，被解除了职务。在纽约，尽管中央委员会主要是由洛夫斯顿的以往支持者组成的，却一致赞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行动，并指示在莫斯科的美国代表们接受，美国代表中有四人，包括福斯特、贝达赫特和比特尔曼，早已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屈服了。6月4日，中央委员会宣布，它谴责“例外论”。在这个月的晚些时候，洛夫斯顿、吉特劳和沃尔夫被开除出美国共产党。洛夫斯顿反对开除的申诉被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提交给了国际监察委员会。如果他不能亲自来到国际监察委员会的会议（事实正是如此），他的开除就将认为已被批准。佩珀由于拒绝服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在8月被国际监察委员会开除了。在全会上，莫洛托夫报告了此事，他说洛夫斯顿坚持美国的“例外地位”，就是为美帝国主义作隐蔽的辩解。共产国际执委会已着手美共中央委员会的“彻底革新”。贝达特在回到美国时说，他已抛弃了“共产国际策划由于它决定“打烂”我的宗派就是要破坏我们的党这个可怕的想法。……我逐步理解到，我对整个问题的做法其本身就证明了共产国际对我们领导的批评的正确性。”
在执行“双重工会主义”政策过程中，1929年8、9月间在克利夫兰成立了工会统一联盟（工会教育联盟的后继组织），其理由是美国劳工联合会是“华尔街及它的国务院的代理人”。洛佐夫斯基说，党曾经盲目崇拜反双重工会主义。福斯特被任命为总书记；会议表决赞成拥护红色工会国际、泛太平洋工会书记处和拉丁美洲劳工联盟，并决定派遣一个工人代表团前往苏联。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上，洛佐夫斯基说，各工会规模都很小，组织不健全，思想上缺乏战斗力。〕
……工人（共产）党从一个宣传性的，主要从事于团结移民工人、而在本国工人中影响不大的组织，现在开始转变为一个从事政治活动的群众性的党，它指导美国无产阶级中最进步、最富于战斗性的队伍的政治和经济活动。……
然而，党在新的道路上现在才迈出头几步。它还站在新旧之门的门槛上，还没有越过转折点。把它的基础从移民方面转到受雇于主工业部门的土生美国人方面，它还没有做什么工作。关系到几百万黑人无产阶级，它做的工作就更少了。
而与此同时，情况却在迅速地发展，它们将重大的任务赋与美国工人党，迫使它在大规模阶级冲突中起领导作用。在全世界范围争夺市场和最重要的原料资源的斗争中，美国的攻势正在迅速增长。胡佛当选总统一事意味着美帝国主义决心走上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将导致殖民性的占领战争和美国同主要的帝国主义对手——英国——之间的斗争的迅速加剧。美国帝国主义奋力夺取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垄断地位。它一天一天地陷进资本主义的普遍危机，一天一天地走上世界资本主义的日益不稳定的轨道。……
工人（共产）党显然还没有为不可避免地将在美国尖锐的阶级关系的基础上爆发的大规模阶级冲突作好准备。党的过去依然沉重地压在它现在的身上。它的前一时期的残留物成为前进道路上的严重障碍，走完这条道路它才能成功地越过转折点，在尽量短时间内从一个少数人的宣传组织发展成一个美国工人阶级的群众性政党。
但是，这却正是美国整个客观形势，即美帝国主义的战后的全部发展，摆在党面前的任务。这才是主要的、基本的、决定性的任务，其他一切任务都必须完全从属于它。
美国工人（共产）党多年来一直是外来工人的组织，同国内的政治生活联系不大。由于这种移民的排他性，党内有两个领导集团产生、形成并且巩固起来。有六年之久，在它们之间一场几乎没有中断过的、争夺党内最高权力的斗争，一直在进行着。这场斗争，总的来说，并不立足于原则性，有时还表现为无原则性。有的时候从表面上看，它具原则性斗争的外表，但实际上并不完全是原则上的斗争；各项原则主要被用来作为争夺党内最高权力的掩护。每当两个集团之间的斗争较多地集中于原则问题上时（对劳工党的态度，工会的策略问题），分歧就反而能够在没有派别斗争的情况下解决。
两个互相战斗的派别之间在原则问题上并无实质上的分歧，这一点，不仅党本身，共产国际执委会也已多次记录在案。……
多数派表现出低估工人阶级队伍中分化过程还有激进化过程的倾向，这事表现在他们试图以一种静止的方式指出美国工人阶级的保守性，却不对造成其落后性的原因作阶级分析，也不充分考虑其政治觉悟的发展前景。
另一方面，少数派则过高估计美国工人阶级当前的激进化的程度。……
所有上述少数派和多数派之间的分歧，只要派别斗争停止，就能够很容易地用党内自我批评的方法克服。
而同时多数派和少数派在关于美国经济体系同世界经济体系的关系的看法上，却犯有同样的错误，尽管表现的形式不同。两个集团还各自作出不同的结论。这个错误在于他们对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之间关系的性质的错误概念，以及对美帝国主义在迅速尖锐化的资本主义总危机中日益深陷程度的低估。……
不理解美国经济同资本主义总危机之间的密切关系，使多数派错误地估计美国资本在欧洲的稳定性上所起的作用，还错误地认为，侵略性日增的美帝国主义同已托拉斯化的欧洲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地尖锐起来，因为欧洲是要极力摆脱美国经济控制的。而上述这种不理解，则使少数派认为，即将来临的美国资本主义危机完全是其内部矛盾所引起的。……
美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并不能使美国，或任何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免于危机之苦；恰恰相反，由于迅速发展所导致的各种矛盾的极端尖锐化，它反而加重了资本主义的总危机。从另一方面说，人们所以预料到资本主义总危机会走向尖锐化，并不是因为美帝国主义已经停止发展，而是相反，因为美帝国主义正在发展，并且在发展中超过了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这一点导致一切对抗的异常加剧。
对美国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性质的并不理解，不可避免地导致对整个革命前景的歪曲，这概括在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第三时期的决议中。把美国资本主义脱离急速加剧的资本主义总危机来考虑，就意味着忽视资本主义的革命总危机，它包括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帝国主义反对苏联及反抗的殖民地的斗争，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斗争，以及无产阶级在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斗争。
至于根本问题，关于当前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性质，危机加剧的前景，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稳定性的进一步破坏，反对右倾危险的斗争问题——这一点最近已经成为共产国际所关心的主要、决定性问题——那么多数派和少数派都犯了大错误，这些错误不可避免地导致对欧洲的和尤其是美洲的革命前景的过低估计。
多数派在论文中完全忽视了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关于战后事态的第三时期那一论点），而少数派，虽然引用了那个论点，却未能把它同自己的关于美国危机的结论联系起来。美国工人（共产）党第六次全国大会必须坚决纠正这一错误，并就这个极其重大的问题作出完全符合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决定的决议。多数派的这一错误是同它大大过高地估计美国的经济力量和强大的技术发展密切联系着的。象多数派那样在论文中提到第二次工业革命，那是错误的。……对技术发展的喧嚣宣传者的微小让步，微小的动摇，就是不能容忍的机会主义错误。
多数派和少数派都犯了一个其重要性并不小于上述错误的缺点，就是低估技术发展和合理化对于工人阶级的影响。不仅多数派的论文对巨大的技术发展的意义过高估计了，而且少数派的论文又对合理化这一方面不加阐述和很少注意。
事实是：由技术发展和资本主义合理化所引起的紧张劳动强度，表现在输送带和机器运行的加快，挤得满满的工作日，利用奖金使工人可怕地加快工作速度因而筋疲力尽过早地被抛出厂外；结果，某些工业部门中工人数目的绝对减少，这就造成失业人数大量增加——这两件事正在成为整个美国工人阶级的中心问题，因而具有极其重大的政治意义。
这种剥削工人的新形式，立足于增加极少数上层人物的工资和降低工人阶级中绝大多数人本已低下的生活水平（尽管多数派的论文立论相反）。……
号召广大的美国工人起来斗争以反对过重的劳动和猛烈增强的剥削，这是办得到的。能够团结他们共同斗争的主要要求有：（1）七小时工作日，受雇于有害健康的工业和在地下作业的工人则为六小时；（2）由雇主和国家支付社会保险（在疾病、受伤、失去劳动力和失业情况下）。
在整个时期为这些要求进行广泛、持久的鼓动，应当作为党的主要任务来做，这个任务要与把失业工人组织起来同时进行。为这个纲领而斗争，党就能广泛地团结无产阶级的各部分人，在政治上教育他们，在美国工人中扎下牢固根基，成为工人阶级的大党。革命的工会，如果其各级组织经过认真组建，其领导人经过慎重挑选，便能在这项工作中成为极其重要的杠杆。
反对资本主义合理化后果的斗争，应当同反对战争危险的斗争密切地联系起来。在这个方面，党丝毫没有看到这项任务的极端重要性及其决定性的政治意义。因而必然引起对革命前景的过低估计。没有疑问，客观形势以及党在领导群众斗争所获得的初步成果，为党内就原则问题开展健康的讨论提供了基础。但是两个定了形的领导集团的存在，是走上这一路途的决定性障碍。
只要这两个集团在党内存在，就会完全排除党内就原则问题交换意见的可能性，因此也就不会有党在思想上进一步的健康发展。在并无原则分歧的问题上提出人为的这种分歧，在目前绝无他途地只会成为加深无原则派别斗争的工具。派别斗争的根深蒂固的无原则方法，正在成为开展反对离开正确政治路线的一切偏向的斗争的巨大障碍，并且或者阻碍自我批评的发展，或者导致对自我批评作派别性的歪曲。
但无论如何，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反对离开正确政治立场的偏向的斗争的决议，对美国工人（共产）党是有特别重要性的。
美帝国主义在世界舞台上日益壮大的经济实力和日益增强的重要性，资产阶级——他们利用美国劳工联合会这个有力的工具作为他们安插在工人阶级中的代理人——对工人阶级的特殊经济和政治压迫方法；这些条件一起促成在美国党内严重的右翼倾向得以发展这一严重危险。两个派别都犯右倾错误这一事实是最值得注意的，它充分证实了美国党内右翼倾向发展危险的存在。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决议中指出了一系列右倾错误（对社会党的态度，党在组织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和黑人斗争方面的不恰当的工作，对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凶恶政策所进行的不很明朗的斗争），并且写明，“然而，这些错误不能只归咎于多数派的领导人”。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后犯的错误，也是属于右倾性质。
托洛茨基主义在美国的出现可以用下列事实说明：托洛茨基在政党和党的结构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理论——作为它的基础的是跟各色各样反对共产国际的右的和“左”的集团及组织结成无原则同盟这个“原则”——似乎完全适合美国的政治斗争方案，在美国，无原则性总是所有资产阶级政党活动所依据的原则。没有旁的地方，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能看到象美国那样，又容易又迅速地就形成了托派分子与彻头彻尾右翼分子的联盟，因而从一开始就暴露了它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和反共产国际的性质。党的右倾错误助长了托洛茨基主义在美国的发展。
尽管在美国存在有利于托洛茨基主义的某些暂时性前提，那里的托派集团却是注定要瓦解的。在这方面的主要条件是，共产党有一条以消灭和纠正右倾错误为明确原则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在美国工人（共产）党队伍内部反对右倾危险的坚决斗争。
反对彻头彻尾右倾偏向以及“左倾”托洛茨基主义偏向的有效斗争，一直到目前还受到两个领导集团之间的排斥异己的和无原则的派别斗争的阻挠。两派都利用对方的错误，同时掩盖或缩小自己的错误。两派都把所声称的右的和“左”的错误猛烈抛向对方。真实的或臆想的错误，都为了派别的目的而大加夸大，还由之编造出来种种偏向。
出于派别考虑，中央执委会内少数派在某几点上对多数派的攻击比已被开除出党的托洛茨基分子还要尖锐。多数派那一方面，也是出于派别目的，竟求助于绝对不可饶恕的花招（例如，邀请叛徒坎农参加中央执委会会议）。在偏向上做文章（而不是同它们作斗争），还用派别方法制造偏向，这种做法并不能为党提供机会去发现真正的错误和确定右的（以及“左”的）危险的真实程度和真实根源。
反对右倾和“左倾”危险的斗争不得不跟美国工人（共产）党内的派别活动战斗，也不可能以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方式充分开展，一直要到这个主要障碍消除。
共产国际曾多次以极其坚决的态度要求党使派别斗争得到结束。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全会向该党要求“完全地、无条件地停止派别斗争”。美国委员会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期间确认了那项决议。1928年4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宣布：“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意见是，该党在组织方面的主要问题是消灭派别活动的一切残余。”最后，第六次代表大会决定："党所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是结束这种并不是建立在任何严重分歧之上的派别斗争，并且在同时吸收更多的工人入党，还要对提升工人到党的领导岗位一事给予确实的推动。
现存的派别必须坚决地、确定地加以清除。宗派斗争必须无条件地停止下来。没有这一点，就不可能组织起美国无产阶级群众性的共产党。
这就是党的最迫切的任务。工人党第六次全国大会明确规定不准再进行任何派别斗争，否则就要开除出党。大会还要奠定正常党内生活的基础，特别是党内民主、自我批评和铁的党纪，这些都立足于少数服从多数和无条件服从共产国际的决议。
党只是在一定条件下才能成为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那就是先在美国工人队伍中，尤其是在最重要的工业部门中和在黑人工人中，建立它的主要立足点因而扩大自己的基础，而同时在革命的移民工人中仍保持自己的地位。
这条用于美国工人和决定性的工业部门的方针，必须贯彻到党的一切活动中，也必须把它确定为依据，去组织未参加组织者、创立新工会和组织旧工会中的左翼，“从而为真正实现从下层开始建立广泛的工人党这一口号奠定基础”。（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
现在有四个条件是必要的，为了使党能够明确地走上转变为一个群众性的共产党的道路，这四个条件的决定性意义无论是担负领导责任的多数派，还是少数派，都还不理解。这些条件是：
1．在分析资本主义的，及作为其中一部分的美帝国主义的总危机时要有正确的观点。
2．要把美国工人阶级的日常需要摆在党的工作中心，特别是（一）七小时工作日和地下有害工作工人六小时工作日，作此要求的同时要揭露和系统地反击旨在加紧剥削的资本主义合理化手段；（二）要求由雇主和国家偿付的各种形式的社会保险。
3．使党摆脱其移民式的狭隘性和隔离状态，使美国工人成为党的广泛基础，同时适当注意在黑人中的工作。
4．消灭派别活动，并提拔工人担任领导。
共产国际执委会号召美国工人（共产）党第六次全国大会实现这些有决定意义的任务。 |
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节录）（1929年2月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1929-1943）
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节录）
1929年2月8日《共产国际的战略和策略》，第221页
〔当时在中国实际上有两个共产主义运动：一个是老党遗留下来的，在上海设有一个中央委员会，在非法状态下开展工作，并同莫斯科或多或少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另一个是在苏区的共产主义运动，毛泽东、贺龙和朱德以及其他一些共产党领导人都住在那里，并且组织了他们的红军。在上海的中央委员会继续坚持城市中心的重要性，并预言革命浪潮在那里重新兴起已为期不远。当初，人们很少注意到在1929年7月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中所提到的“朱、毛领导下的红军和若干苏区”的存在；他们的活动由于“没有中央委员会的积极指导”而遭到困难。1929年4月的《国际新闻通讯》估计朱、毛领导下的军队约为一万人，并说他们有现代武器的良好装备。共产国际执委会似乎对建立了地方苏维埃的中国那部分地区里所发生的事情了解得很少。斯特拉霍夫（崔维托）曾在1929年7月的《国际新闻通讯》中写道，“在所谓苏区”党是不巩固的；毛泽东和朱德所声称的数字“在我们看来是夸大了，但在那些地区一年前宣布成立了“一些小小的苏维埃共和国，而且现在仍然存在，这是值得注意的。”他把1929年初中共党员的数目计为十三万四千人，其中只有五千名是城市工人，而且他们同党的接触很少。
中共党内产业工人的百分比已从1927年的百分之六十五降到1928年底的百分之九。中共的一份传单，一方面同意“农村的活动不应忽视”，但又敦促“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城市的活动上”。
托洛茨基曾埋怨苏联的报刊缺乏有关苏区的报道，但是，他也同共产国际执委会一样，继续过分强调了产业工人的重要性：“中共由于失去了它的无产阶级核心，已不能适应它的真正的历史使命。”只有无产阶级先锋队才有能力夺取政权。“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使中共重新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他断言，中共控制的工会会员已从1927年的二百八十万人下降到1930年的六万人。皮亚特尼茨基报道，在1929年11月举行的一次大会代表了四万名会员，但其中一半是手工业工人。他写道：“从成分上说，中共在1928—1929年很有变成一个农民党的危险……而且，在城市里它同广大的工人群众几乎失去了接触。……党组织和红色工会的工作人员用了整整一年来讨论是否有可能和有必要在黄色的群众工会中做工作。……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帮助下，中共认识到把工会运动从国民党人手里夺取过来的必要性，并开始在黄色的群众工会中进行工作。”关于由共产党控制的工会，他说：“红色工会也恢复过来了。”《中国问题》（第二期）谴责了存在于某些共产党员中的一种倾向，他们以不经国民党许可就什么事也不能做为理由，要求把留下来的红色工会也取消。与此相反，中共的工作正是要加强非法的工会，领导自发的产业工人的斗争，争取黄色工会里的群众，并在工厂中建立真正的工人行伍的组织。
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同年晚些时候的一项关于中国工会工作的决议提出，红色工会“非常弱小”，并说它们必须变为群众组织，才能领导正在复苏的工人运动。有些“黄色”的和国民党的工会“已成为有广泛群众性的工人组织”，共产党人应更努力在其中做工作，但只有在某些情况之下才应该帮助组织这些工会。“我们组织这些工会，仅仅因为——而且也只是在这种程度上——它们的行伍中群众众多，而且也仅仅是为了争取这些群众。”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客观条件有利，就应该着手组织红色工会，并组织工厂委员会作为这些工会的基本单位。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上，崔维托说，中国共产党内许多人反对建立红色工会，因为害怕被指责为分裂工人运动。
1929年6月，泛太平洋工会书记处举行会议，出席的有中国、日本和菲律宾的代表，会议讨论了“欧洲的改良主义者在亚洲的分裂性策略”。他们通过国际劳工组织“阴谋”摧毁战斗的亚洲工会主义，以谋求压低工资并阻挠争取独立自主的斗争。从中录出下面这篇文章的那本书（1934年出版）的导言，关于这个时期时写道：“在革命的新阶段中，工人运动的一个严重障碍是国民党和黄色工会的建成，这些工会被改组派的形形色色“反对派”集团，陈独秀的追随者，等等，所把持，在半殖民地中国的工人运动中扮演着跟欧洲的社会法西斯分子和阿姆斯特丹工会同样的角色。因此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的锋芒必须首先指向工人运动中这些国民党的代理人。”
《新东方》在一篇纪念共产国际成立十周年的文章中讨论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地位。“对殖民地国家中各种力量关系的分析，清楚地表明，民族资产阶级从整个来说，现在正起着反革命的作用。他们并不走在为民族解放、为土地革命、为建立民主共和国而进行的斗争的前列，这些斗争都是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但是在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者之间存在着矛盾，无产阶级应该利用这些矛盾，并且揭露资产阶级在克服这些矛盾上的无能为力。中国革命的进程已经表明，中国资产阶级在现阶段已经向帝国主义投降，并且已经同封建主义者沆瀣一气反对革命。〕
研究了你们政治局的报告之后……我们可以宣称，根据已经变化了的中国局势而采取的新的策略路线，……总的说已经为新的中央委员会所掌握，但从整个党来看，贯彻执行还是十分软弱无力的。从你们的报告和通知可以看出，党的队伍中仍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混乱和无秩序状态，这严重地妨碍着党的活动的开展。……
最重要的工作是避免这样一种危险，……在革命高涨时期在中共领导下战斗过的党员和工人同情者将会由于失望，失去革命的前景。在目前革命的工人运动极为困难的情况，这种危险是非常现实的。在严重恐怖环境下革命失败后的混乱散漫和意志消沉，只能非常缓慢地消退……对于一些懦弱的人来说，景象看起来比实际情况还要凄凉一些，甚至令人想到革命运动已经毫无希望地被消灭了。另一方面，内战结束后正在开始的部分经济复苏，创造了某种幻觉的根据，好象资本主义的“恢复”时期已经开始，这样就开辟了通向和平的政治、经济发展的道路，这种发展将使革命的重新兴起成为不可能之事，至少也会使它偏向不坚决的渠道。
这就完全抛开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所揭示的东西了：产生早期中国革命浪潮的根本矛盾并未解决，它们也不能用统治的剥削阶级所提出的办法来解决。……
国民党和南京政府力图在人民当中制造一种逐步和平地摆脱外来帝国主义枷锁的假象。然而……英国在南方、日本在北方新近又扩大了它们的“势力范围”，加强了它们的优势地位。因而，根据这些事实来判断，与其谈论什么用“外交手段”使中国得到乌托邦式的解放，不如谈论中国的瓜分以及随之而来的帝国主义战争和军阀间内战的前景，这样才更正确得多。
当然，帝国主义列强对付中国的阵线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巩固的。首先是美国同英日集团的竞争。假如不是由于这一点，日本就不会在对华北的军事征伐中中途犹豫，英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也不会同意中国关税自主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这是事实。但也不要夸大其重要性。
象中共在一份通知中那样，断言美国的“基本政策”跟英国和日本的政策“恰恰相反”，那是不正确的。这不符合事实。美国在中国的政策，跟英国的或日本的一样，都是帝国主义性质的。不同之处只在于实施政策的方法。“门户开放”原则并不反映走向非殖民化政策的意向；它只是貌似慷慨的假面具，可以在现在，或许将来也可以为美国所推行的帝国主义扩张政策打掩护。……美国依仗经济力量，把注意力集中在夺取控制经济优势和将中国中央政府在财政上和外交上置于从属地位，以此弥补它不象英国和日本那样拥有领土势力范围的缺陷。……
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没有办法奉行独立自主的民族主义政策。他们希望利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敌对关系并且依靠美国的支持，在中国的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方面取得重大成就。但这只是幻想。他们只能获得那些在一定时期同这个或那个大国的目标相一致的“权利”。……目前，美国没有什么特殊的帝国主义利益会因中央政府在一定程度的巩固和加强而受到不利的影响。恰恰相反，这对于旧的外国贷款和拟议中的新贷款的保障甚至是可取的。但中国每一项关于这类贷款的保证协定，都只是使中国在殖民奴役的控制下被压制得更加厉害。……
假如认为整个中国资产阶级既已投入反革命阵营，他们就把中国旧的地主一军阀政府的政策全盘接受过来，这也是不正确的。由于民族工业的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同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利害冲突，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全部放弃他们的民族改良主义的政纲。可是，正是这种政纲本身就预含了一个经常同帝国主义妥协的政策，这个政策在实践上就要导致民族资产阶级向帝国主义投降。……
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揭露资产阶级民族改良主义的反革命特性，并动员劳动人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参加不调和的反帝斗争，使他们从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同时还暴露国民党政府所充当的反革命角色，它经常以口头上的反对来掩盖它对帝国主义的卑躬屈膝。……
统一中国以及把它从帝国主义桎梏下解放出来，这个任务是同土地革命和扫除一切封建残余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在中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这个第三项伟大任务，是一项只能由一个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政府来实现的事业。……
因此，毫无疑问，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不但还没有解决，而且完全是中国资产阶级和国民党政府所不能解决的。谈论什么中国事务的“基马尔式”发展的可能性，纯属空谈。基本的矛盾不是正在克服之中；它们变得更加尖锐了，而且必然激起一个比先前更广泛、更深刻的新革命总危机趋向成熟的过程。
必需使党和群众，特别是无产阶级群众，作好准备，来进行推翻封建—资产阶级集团，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个即将来临的斗争。如果共产党不能适时地巩固自己的队伍，增强它对工业无产阶级的影响和加强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对农民斗争的领导，那么，一旦革命的危机爆发，它就不能适当地利用客观的革命形势与确保革命的胜利。
在过去这一年中，中国共产党没有能够使自己的革命工作恰当地适应正在变化的客观情况，而目前这依然是它最大的弱点。中共是在革命的群众性攻势……和公开合法工作的情况下诞生、成长起来的。对在残酷的恐怖中进行地下工作，它无所准备。因此反革命的打击使党受到严重的震动，并产生了组织涣散状态，这种状态仍然有待克服并呈现出巨大困难。觉的在职干部中知识分子所占的异乎寻常的巨大分量，也并不能使这项任务容易些。……在当前这个时期，首要的基本任务就是增强非法的共产党，加强各级组织、加强权威性、加强支配性的影响—这些方面的重要性，在当初曾被合法主义者所低估，他们先是制造障碍，然后是抵制和反对这条路线。
现在对中国的革命运动来讲，右的危险更为有害，因为居于统治地位的国民党正在竭尽全力把小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同时也有工人阶级，吸引到它的轨道上去。心怀着这一目的，同时仍对共产党人继续进行血腥镇压，国民党现在提出若干社会改良办法（缩短工作日、分享红利，等等）……其目的在于制造错觉，好象有些所谓“左派”国民党领袖愿意同反动的封建主义者和军阀作斗争，愿意对抗帝国主义以保卫民族自由，等等。
这种欺骗性伎俩在群众身上不会有持久的影响，因为他们的言行不一太明显了。但在一段时间内它也可以有些效果，我们也不要低估这一危险。鉴于目前共产党各级组织的弱小和它们工作中的困难，国民党利用国家机器所提供的一切手段，并得到剥削阶级的支持，有可能在一定时期内成功地牵着部分工人群众的鼻子走。如果说，甚至在共产党员中也还有些声音（尽管人数非常少）赞成拖在国民党屁股后面的投降政策，那么，很自然，在共产党员队伍之外的有些劳动人民还远远没有摆脱对国民党政策抱的幻想。……
去年的党员脱党事件——而且为数还不少——（甚至有自动向国民党当局自首的情形）表明了党内右倾危险的严重性。但这危险在党外，例如在工会中，还要严重。所以绝对必要采取一条强硬而坚决的斗争路线，以反对党内和群众中的小资产阶级动摇性，不管这种动摇性在什么地方，以何种形式出现。……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号召全党纠正“左”的偏向（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个人恐怖主义）和对待群众的所谓“国民党式”态度（“命令主义”）。作为客观条件的结果，在过去一年中盲动行动和军事冒险主义已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基础，但是如果以为“左倾”病已在党内完全克服，那是不正确的。……
所有党员都必须认识到，在工人阶级群众中没有深入、强固的根基，在工厂和工会中没有广泛的组织基础，党就没有办法在中国革命中起领导作用。他们必须认识到，他们现在在工厂、工会和罢工运动中越是赢得强有力的地位，那么，他们就能在即将来临的阶级搏斗中掌握越是浩大的队伍。在中共六大前夕，中央委员会注意到受到共产党影响的革命工会数目已从武汉时期的七百三十四个下降到八十一个。……从那时起，由于不断地受到迫害，境况变得更加恶劣，而同时国民党的工会却继续壮大。低估这种壮大的重要作用，作为阻碍中国工人革命运动发展的一个因素，是完全不正确的。利用这些手段，居统治地位的反革命党正力图为自己在工人阶级中建立其权力和政策的牢固基础，使工会领导权成为自己代理人的垄断物，胁迫、摧残阶级的工会。为了反对国民党这种工会法西斯主义，共产党人必须在黄色工会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开展一场猛烈的、系统的、顽强的斗争。
只要环境许可，必须竭尽一切努力去重建和加强革命的阶级工会。非法性自然会给这些工会造成巨大困难，因此重要的是要替它们找寻一件合法外衣，或者用那些形式来发展组织与进行活动，使它们在行动中能维持其半合法的存在。……在工厂里要给每个工会建立牢固的基础，在共产党支部的领导之下。但共产党的小组（即使红色工会内的小组）不应以自身的身分出现，如果它们不想为国民党特务的工作提供方便的话。……
但如果认为加强非法的或半合法的革命工会就囊括了共产党人的工会工作的全部，那是很肤浅的错误。不应忘记，除了这些工会之外，还有大量的合法的黄色国民党工会。我们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渗透到这些工会里去，赢得群众脱离黄色的领导人……并把他们团结在秘密的共产党小组周围。在每次争论和罢工中，都必须揭露黄色领导人所充当的妥协、背叛的角色，都必须动员工人反对国民党、反对由国民党任命工会官员、反对国民党的命令和干预。……必须使工人，从自己的经历中，深信国民党政权确是一个压迫人的政权。
只有用这种方法，才能破坏国民党的工会法西斯主义体系，并且甚至于能在黄色工会里建立起革命的工会运动的牢固基础。与此同时，还必须发动宣传，反对国际联盟的劳工部，反对阿姆斯特丹国际，反对日本改良主义者在加尔各答召开的亚洲工会代表大会。……
中央委员会文件所透露的党的组织状况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中央委员会的一份通知说：“很大部分的城市党支部已处于瓦解状态；参加了组织的产业工人中，为数很大的一部分找不到党，因而自动脱离了我们的组织。活动的党员中大部分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同群众的联系，依靠党的津贴维持生活。……”根据政治局的报告，“党内产业工人的最高数字不超过四千人。”……
面对这种局面，中央委员会发出了许多具体、正确的指示：首先集中注意力于工业区、大城市和重要的职业团体，吸引产业工人积极参加党的工作。现在的任务就是务要关心，使这些指示真正得到执行。
在中央委员会指出的各项任务当中，有两项对于中共如此重要，我们想在这里强调一下。第一项是建立生产支部和开展这些支部的正确活动。……目前这种支部很少，而且其数目还在减少；在主要的工业企业中则没有，或者几乎没有。……
第二项任务是要留心党的思想武装。为此就必须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必须牢牢记住：如果不光是党的领导核心，而且宣传者和鼓动者，没有认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准备，那么党就要大冒丧失其必不可少的思想基础的风险，而只有这种基础，才能使党在不断变化的局势中就对党、对革命进程都十分重要的复杂政治问题，采取正确的行动。 |
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1929-1943）
序言
本册共产国际文件的第三卷，即最后一卷所包括的时期（1929—1943年）比前两卷加起来还长。在1928年之后的这十五年中，代表大会只举行过一次。执行委员会四次全会的记录未曾全文发表。执委会同所属各国支部之间的通讯也很少公开。也没有过公开的共产国际声明直接关系到西班牙内战的爆发，奥地利的并入德国，反共产国际盟约，慕尼黑协定，或1939年战争的爆发。《国际无产阶级团结史文选》丛书第六卷，所包括的年份是1938年到1945年，共收入五百九十七个文件（全文或节录），内有四个是共产国际发出的，其中之一是关于它本身解散的决议。
本书所包括的头六年中，即共产国际当时行话中称为“第三时期”，各国党在奉行1928年提出的“阶级反对阶级”的政策时，发现自己同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处于尖锐冲突之中，并且在各自国内日益陷于孤立。它们之中大部分采取这个新政策时本来就很勉强，同时还因此失去了许多较为温和的领袖，这些领袖不愿意同他们原来在其中成长起来的社会主义运动完全决裂。虽然这个政策主要地是取决于苏共内部的斗争—而这种斗争是紧随着进行强制性的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决定而来的—但也是先前的统一战线政策失败所造成的失望的产物，正如统一战线政策本身就意味着承认，共产国际存在的头两年的政策所根据的假设并不健全。
确实可以这样来论证：采取了统一战线的政策之后，共产国际不但抛弃了它原来的战略，而且也抛弃了作为其存在基础的那些原则本身。这些原则的形成依据这个信念：俄国以外其他国家的革命时机也都已经成熟。战争的苦难，几个帝国的覆灭和瓦解之后的方向不定局面，在随后的混乱中成百万群众怀有的、并由俄国发生的事件更滋长起来的种种希望和幻想，这些都是这个信念的充足理由。持此信念的，不仅仅是布尔什维克党人；同样的错误估计当时许多著名的政治家也做出过。革命的幽灵屡次光顾凡尔赛和会。
在共产国际内部，革命没能越出俄国边界外这件事，使得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地位更加突出，而他们本来早已过分强大不利于这个国际组织的健康了。各国党的领导人，看到只有俄国人取得了成功，一般地说，也都愿意服从来自莫斯科的忠告和指示。而他们这次放弃了独立自主，后来也就没能在想要夺回时有多少成功。不能按照自己的地位来进行自己的革命，他们倒是可以取得借来的合法地位，只要把自己充当忠诚自愿的附庸依附于一个政权，这个政权似乎能体现他们的愿望，因而也能博得他们的忠诚。违抗指示、拒绝告诫的那些人，或者辞了职，或者被黜退。而从没有一个脱离主义者的集团曾经有办法建立或者维持一个能生存下去的反对党。倒不一定是由于莫斯科给予它所选中的下级以物质上、组织上的支持，只是广大成员不加鉴别的、感情用事的忠顺，就注定了脱离主义者必然失败。在党内，如果说他们未遭审讯的话，他们却受过判决，服过徒刑。在党外，他们遭到孤立。
由于原来的幻影消失了，各国共产党都重新制定了自己的战略，共产国际便失去了任何稳定的标准，据以判定某一政策的“正确性”。一项政策之所以正确，仅仅由于它得到采用。而所谓“偏向”也不再是对某种公认的原则的背离，而是成为一个标签，形势需要就可以安上。于是就有了什么“左一右”偏向、“机会主义一冒险主义”偏向、“托洛茨基一布哈林”偏向。这类标签得到各国支部的赞同，表明了它们的领导人在品质和精神上的堕落。他们所遭受的屈辱，被摒弃时遇到的残酷待遇，既反映了原有激情的丧失，也反映了他们的政策同他们国内局势的格格不入。即使可以确凿地证明一项政策比较切合国内情况，如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关于发展工业和组织军队的建议，其效果和号召力也会由于应用了“俄国方式”而大受损害。共产国际纪律性的这一个方面最清楚地—也是最少害处地——表现在其文件用语的重复和刻板上，这就使它的文件死人一样地呆板可怕。稍微一点偏离早经审定的文字形式，就可能，也已经被当作离经叛道。
转变到“阶级反对阶级”政策，尽管苏联领导人认为这对他们国内目的用处很大，对共产国际各国支部却产生失去战斗力的后果，因为这项政策同它们所面临的局势格格不入。俄国人一旦清除了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同苏联内部被击败的集团有联系的领导人，他们就不再需要对国际给予多少注意，因为他们全神贯注于国内的“来自上层的革命”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巨大紧张和困难。他们委派第二流、第三流角色去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公开声明的次数迅速、持续地减少了。很难避免这样的结论：苏联领导人在结束共产国际之前很久就已对它丧失了兴趣。此外，辩论和说服工作，这本来需要真正的智慧并且会对纪律有严格的要求，如今也不必要了。有莫斯科的权威就行了。这一点最明显地表现在1939年战争爆发时政策的逆转上，这一逆转引起否定各国党过去五年来所说过的一切。在这方面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这一决定毫无异议地被大家接受；这次解散的确正是其他各党完全由俄国人控制的最鲜明的表现。
如果说“阶级反对阶级”政策从最轻方面说是不切实际，而从最坏方面说，象在德国，就很要命的话；那么，它的后继政策，人民阵线，在莫斯科急欲推进集体安全并为对抗纳粹德国威胁而争取盟友的时刻，却是与苏联的利益非常协调一致的。苏联政策这一方面已经在许多著作中详细讨论过，不需要再在这里叙述了。然而，超过以往的政策，这项政策尤其背离原则。所有同盟者和支持者都欢迎，只要他们同希特勒的政府敌对。只有“叛徒”不受欢迎（因为异端分子总是危险的，而异教徒却可以改变信仰），理由是：“客观上”他们总是法西斯代理人。其他方面，共产党人毫无困难可以同“资产阶级自由派”、“进步宗教界”、“正直的保守派”，甚至还有“改良派”共同活动，这些人从前被他们指责为工人阶级的叛卖者。
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各国共产党，如今不再受到约束，而且被允许、甚至被鼓励去制定适应各自国内情况的政策，他们在政治生活中建立了自己的地位，而且取得了进展。为了证明那种逆转合理，曾有这种争辩：有些时候，当前的紧急问题必须放在长远目标的考虑之上；还有，击败纳粹党，不管同什么人结盟都可以，正是达到那个目标所必不可少的。实际上，这个长远目标的斗争—就是推翻资本主义的斗争—同反对各社会党的斗争相比，在共产国际的全部历史上都是居于次要地位的。根据同样的推理，除非共产党人击败他们的社会党对手并赢得工人阶级的信赖，革命成功就不可能。如果有人认为在这一卷里过多篇幅都为反对社会党人所进行的共产党宣传所占据，那么事实是，这恰恰反映了共产国际文件本身的重点所在。
通常的一个看法，说国际不过是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的一个非官方代理机构，需要纠正。在开头的那些年份里，当时各国党深信它们各有独立自主的革命任务，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时常受到季诺维也夫活动的干扰和阻碍。在后来的年月里，共产国际及其所属各国支部则被利用为俄国共产党内各角逐集团的利益效劳，而不是为苏联的利益本身效劳。的确，“第三时期”这段插曲大概可以被认为对苏联十分有害。思想上固执于毫不相干的阶级的经济范畴，被1848年“那个革命”和“那个反动”的遗产弄得昏头昏脑，又认识不到民族主义的要求非常强烈而法西斯运动虽然不合理性但却有攫取人心的力量，共产党的领导者们完全不能理解这种新现象的本性（虽然它已以较温和的形式在意大利取得了胜利），而把这现象说成是金融资本的极端恐怖的专政工具。决定使政策发生改变的，是权宜之计，而不是理论。对法西斯主义的“分析”仍然象从前一样，是不合时宜、误入歧途的。
有关共产国际及其所属各党的著作不断增多，但迄今仍未有一本关于这个组织的完整历史。虽说不利用执委会及其各委员会和政治书记处、主席团的未经公布的会议记录，就无法作出有充分文件根据的和详尽的说明；可资利用的材料却已够充分，足以进行适当的研究。马列主义研究院，共产国际档案的保管所，所公布的材料，有用的很少。不时发表的文章和专论，总是老生常谈、缺乏内容。E.H.卡尔先生的《苏俄史》广泛、出色地论述了共产国际早期的活动，特别是当这些活动与苏联外交政策有关时，但是即使将来他写完这本书，所叙述的历史也不超过1928年。已故的弗朗茨·波尔堪诺的《共产国际》是关于这个问题的必备入门书，其政治洞察和分析都很成熟，但它只是一张速写，而不是全身肖像。有关各国党的研究，已经有了不少可贵的贡献，值得注意的如罗思柴耳德先生关于保加利亚共产党的研究、德雷珀先生关于美国共产党的研究，以及许许多多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专门研究（这些，也巧，全都是在美国进行的）。同时对俄国党本身所作的研究都很认真、也很全面，可以用来研究它所控制的这个国际组织。这方面的一大空白是德国共产党的历史（尽管弗勒希特海姆教授所写的一篇简述很有用处），在这项工作上柏林文件中心和华盛顿的德国档案馆的微缩胶卷里现在都有许多新材料可资利用。
有人会问：这些事值得一做吗？共产国际究竟成了多大的气候呢？这个问题，我认为，很不中肯。共产国际的基础建立在对情况的错误理解上，它的未经宣告的目的是可鄙的。在那两次事情〔注：指共产国际的成立和解散。——译者〕之间的二十四年中，以它原来的目标来衡量，它能宣称多少积极成果呢，即使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几乎毁灭倒可以部分地归咎于它。不过俄国革命确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而共产国际的历史是同苏联的历史分割不开的。它的活动从总的功过来说是否对俄国的领导人有用，这个问题是不能用简单的是或者否来回答的。肯定地，俄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由于共产国际的存在而受到伤害。假使共产国际未曾花费那么多的精力和资财去贬抑各国社会党和削弱它们对有组织的工人的控制的话，布尔什维克党人本来有可能保持当初已经赢得的许多社会党的支持的。不过从俄国国内的政治史情况来看，也很难期望当时会出现另一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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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卷中，录自英文本的文件要比前两卷多。如果这种做長法曾经更多地运用，编者的任务当然就会容易得多，但可惜这是行不通的。（苏联的历史期刊发表的关于这套书前两卷的评论认为，那些文件从俄文或德文翻译其目的就是为了歪曲原文。）共产国际文件的英译本的编辑们好像在很多地方既不学无术又孤陋寡闻。凡是名字被拼错了的（例如：把Schevenels拼成Chevenel，把Thorez拼成Thorés，把0udegeest拼成Udegeest），可以改正。小的语法错误和不当的标点符号，也可以改正。但是当英语文字不能理解或过分笨拙时，有关文件就从俄文、德文或法文本翻译而来。即便如此，很多十分拙劣的文字仍然保留下来了（这种译文就是英语读者所读到的共产国际的出版物和宣传品的形式了），这也证实了共产国际内部时常发生的埋怨：各国党的语言缺乏群众吸引力。这个并不全是译者的过失。早年的语言，那是带有真正感情的，已经蜕变为陈腐的老套和呆板的歪曲了（以致在法国撤销一个波兰矿工的劳动许可证，宣判某个罢工者三个月徒刑，处决一个反叛者，统统都被描绘为“空前的暴行和恐怖”）。
在决定究竟采用全文还是摘录时，我的指导思想主要地是，避免经常的重复和避免收入烦琐的细节，例如那些用来支持某种议论或主张的某次罢工情况的说明。在附于各文件的说明中，要在共产国际活动范围的事件同属于苏联政策本身或各国党的内部历史范围的事件间，划出一条界线来，那就更难一些了。在几经踌躇之后，我决定删除一些事件，诸如1940年德国共产党避难者的“Auslieferung”〔注：德语：引渡。——校者〕以及西班牙内战期间苏联代理人在那里的大部分活动。即使仅仅由于篇幅关系，也不可能在说明中把文件中的许多错误的说法一一改正过来——例如关于莱昂·勃鲁姆对1939年法国逮捕共产党议员的态度。无论如何，这些问题已在许多研究中充分地讨论过了。在资料来源的书目中，我只列出我曾引用其中的材料作注解的那些出版物。
珍妮·德格拉斯
1964年11月 |
出版说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1929-1943）
出版说明
《共产国际文件（1919—1943年）》，是在英国皇家国际关系学会主持下，由珍妮·德格拉斯选编的，原定计划分四卷出版。第一卷（1919—1922年）和第二卷（1923—1928年）已分别于1963年和1964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中译本。1971年原书第三卷（1929—1943年）问世，从序言中我们得知，这个第三卷已是原书最后一卷。由于本书编者的资产阶级立场，对共产国际文件的选择、删节以及编者所加的说明有一定的倾向性，不少“说明”有诬蔑、歪曲的地方，但本书取材比较广泛，也提供了若干背景材料，所选编的历史文件对于研究有关历史有重要参考价值，在一九七五年世界知识出版社还没恢复业务时，我们把翻译出版本书第三卷的任务承担了下来。
本书上半部（1932年9月以前）是请华南师范学院李匡武教授翻译的，下半部（1932年11月以后）由广西大学外语系英语教研室翻译。参加本书校订的有：华南师范学院外语系徐盛桓同志，北京钢铁学院外语教研室程毓徵、毛正坎同志。
1984年4月 |
李季的声明（1950年11月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中国托派运动文献
李季的声明
（1950年11月3日）
中国自一九二五至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一九二九年出现一个托陈派。我也是参加者之一，不过于一九三四年即行退出。我在一九四七年大学月刊六卷一期批评胡适的一篇论文中，顺便提及“十二、三年来，我不属于任何党派，”就是指这事说的。
直至去年五月底为止，我在上海度过十五年孤独的译著生活，解放后，我公开了。现在对于过去这段历史，应该有所声明。
先就公的方面讲，中国是一个三千多年传统的专制国家，至近百年又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因此，中国人民是受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两重压迫。在农村是地主严重的剥削，农民得不到土地，不能解决最低限度的生活问题；在城市是官僚资本家勾结国际帝国主义，操纵我们的经济命脉，扼杀我们的民族工业。要解放中国，本只有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一条革命大道；而农民战争尤应为主力军，一则针对了卖国政府武力不及广大农村的弱点，比较容易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二则在农村中所培养的基本队伍，一经壮大，即能走向城市，推翻卖国政府，廓清帝国主义的势力。
陈独秀派看不清这种局势，更分不出缓急轻重，一味以所谓“国民会议”为标榜，盲目反对中共的武装革命，甚至诬为“土匪”“流寇”的行动。这的确是取消革命，变成完全反革命的了。
这一派既不能把握现实，提出为一般人民所能接受的策略，便走入绝境。它的分子于是开始堕落，投入蒋匪帮底下，为其爪牙。直至日本投降，这一派的主要分子之一彭述之还在上海创办两种公开的杂志，用尽“革命”的空话，攻击中共的每一行动，希图混淆是非，蛊惑青年。
至于我个人，因长期秘密生活的关系，养成了一种偏于读书译著而绝少行动的习惯。我的知识大都是从书本上而不是从实践中得来的。我之所以加入托陈派，原希望中国的工人运动能和西方民主国家的一样，于每次革命失败之后，重新起来争取基本权利，参加以至领导民主运动，借以迎接将来的革命高潮。但我忽视了中国传统的专制政治，和农民斗争的巨大力量，以致取了一条相反的反动的道路。旋因事实的教训，和学说的印证，我才逐渐明了这种情形。同时，我深深感到托陈派局促城市中，自己不行动，专门攻击中共坚决艰苦的行动——这样去帮助敌人，无论如何，是不应该的。于是因一次最后的冲突，我于十六年前宣布退出。但我未能早就认识托陈派的反动性，在退出以后也未能公开宣布与之决裂，是错误的。迨彭述之在一九四六年的“求真”创刊号化名鼓吹老子的学说，并准备将此学说和托洛茨基主义结合（他这样对人扬言）时，我便起来迎头痛击，至再至三，直到他压下我的反攻文字不登为止。
其次，当二十多年前中国社会史论战时，我曾认周代是封建社会，自秦汉至清是半封建社会。此后虽没有工夫再去研究中国历史，但直至三年前为止，也没有改变自己的意见。因为文献通考的封建考明明说过：“立国曰封，分土曰建。”秦废封建为郡县，自汉至清，大都是分封而不建国的局面，故我称它为半封建。然两年前读西洋史，发现西方国家也常有有无封建之争，我开始注意到封建问题不能单凭字面，甚至也不能单凭一种政治制度去判断，应以社会结构中的实质为衡量。近半年来，我初次看到报纸上所暴露的许许多多农村、矿山、城市的压迫和剥削，还全是封建的，而非资本主义的（把头制度即是一例）。推而上之，秦汉至清自不能称为半封建社会。否则其余的一半是什么？从前总以为是商业资本主义。其实在这个长时期中，外患频仍，一治一乱，一切的一切，大都趋于停顿，商业并不普遍发达，尤其在农村中是如此。何况商业并不能单独构成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商业上所袭用的压迫和剥削手段，仍然是封建的，而不是什么资本主义的。故自秦汉至清仍然是封建社会。
举凡有关现实的大问题，常是极端复杂，需要正确的理论和实践配合，经过慎重和长期的考虑，才能决定的。我在二十多年前，凭着青年人的一股勇气，和书本上的片面材料，即贸然加入托陈派，判断中国社会的性质，这是错误的。可是看到了事实的证明，我愿意虚心承认并改正我的错误。
托派认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由无产阶级专政），这种主张是荒谬的。我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所草“现阶段的民主主义”（登在翌年出版的“求真”创刊号）一文中，承认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之前，应经过一个民主主义的阶段（即“现阶段”），在此时期中，农民应分配土地，工人应参加生产的管理等等。总之，我“所要求的民主，不仅是政治的，而且是经济的，社会的。”我完全拥护毛主席所提出的先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然后转入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
现在全国解放将近完成，新民主主义的建设正在开始，我愿诚恳地在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站在自己的岗位上，以最大的热忱，为祖国工作。
一九五○年十一月三日于北京 |
1941年秋天至1944年的回忆（王国龙，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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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秋天至1944年的回忆
王国龙
1941年秋，我接到欧伯来信，信中有“岁月如驰，贤者不免”之语。鞭策我不要蹉跎岁月，耽误时间，我当即决定去上海。
当时温沪航运，已完全中断。我只能从陆路，经宁海，渡海到沈家门，再乘轮船去上海。但走这样的路径，我没有经验。我打听到温州人跑单帮的都是按上述路径去上海的。经人介绍，我终于找到了这样的旅伴。按照他们的嘱咐：不带行李，穿中式短衫褂，装成跑单帮做小生意的商贩。
我随他们，一天步行六十华里，到达海宁县属的三门湾。那里已无国民党政府。由游击队管辖。游击队的哨兵把我们一行三四个人，押送到设在山上的队部，搜了身后，把我们送到当地人的屋子里。屋主要我们上角楼，但是没有楼梯，他指示我们从大树上爬上去。同行中老于此道的，跟屋主人商量去沈家门的事，他答应了。我们在角楼里住了两天一夜，三餐都在角楼上吃。说好伙食费和船渡介绍费。第三天天未晓，屋主人领我们到海边，乘上一艘小帆船，船上已有三四个人。一共七八个人把船舱都挤满了。船老大嘱咐我们只管睡觉，不管海上有什么动静，都不要惊慌作声，到吃饭时他会叫醒我们等等的话。我没有经验，听了他的话反而不能入睡。想不到花了大笔钱却是把自己的命运付托给老大。同船的倒睡得很香。那天下雨，又是逆风。船必须抗风作“之”字形行驶。一时船向左倾侧，一时向右倾侧。好在我不晕船。中午船老大叫我们坐起来吃饭，下饭的只有一样咸鱼，那顿饭倒吃得很香。饭后同行的安慰我；老大有经验，放心好了。傍晚，终于平安到达沈家门。
当时沈家门已沦陷。同行的领我到一家他们熟悉的小客栈，等候办理领“良民证”的手续，因为买轮船票要凭“良民证”，这事都无须我们出面，一概为小客栈主人代办，我们只要按他们谈好的给钱。第三天客栈主人把“良民证”连同船票交给了我们。我那次带的钱不够，同行的慨然借给我，要我到上海后还给他们。
从沈家门到上海，不过一夜多点时间。我们一上岸，我就要他们跟我去宏华商行。叶正度见我平安到达，非常高兴。当即向同行的表示感谢。当场还了他们借给我的钱，他们看到我这样有信用，非常满意。
宏华商行
1940年冬在我离开上海后，叶正度经李国栋和黄禹石介绍，已见了欧伯。他向欧伯表示，他做生意为赚钱帮助托派，他不是说空话，说到做到。当时“临委”要复印易罗生的《中国革命的悲剧》英文版，他当即拿出五百元。因此欧伯信任他。
由于欧伯的撮合，同情者李华卿、刘中强（新新公司人事科长）、罗瑟希（道亨银号的高级职员）和金源钱庄经理夏杏芳，加上叶正度，合伙开设宏华商行，于北京路中一大楼。这个写字间原是夏杏芳的，投资最多的正度，同时其它诸人知道正度会做生意，就推正度当经理，华卿当副经理，并安排高子良（翠）在该行当职员，他们志同道合，彼此感情极为融洽。
正度当时住在威海卫路《中社》公寓。欧伯在正度住的房间里先后开过两期讲座：《自然辩证法》和《俄国社会思想史》。我到上海时，《自然辩证法》已近尾声。我听了《俄国社会思想史》的全部。参加听讲的除华卿、中强、小罗、和正度和我外，还有高子良和藉云静。
高子良是广东中山人，是中山一所中学的教师。梁定和罗瑟希都是那所中学的学生。欧伯到香港解决“寒君”问题时，把高子良、刘乃光、李永爵、杨玉琼、刘宽德等一批青年带来上海。高子良和刘家良、刘中强原都是朋友。
李华卿原是光华大学毕业的学生，留学过日本。在大学时，他就是神州国光社出版的《读书杂志》的热心读者。他在中国社会史论战过程中曾写信给《读书杂志》（信发表在杂志上）。从信中可以看出他对托派作者的观点，特别是杜畏之的观点表示赞成，后来结识杜畏之，因杜很尊重欧伯，华卿到上海来就找欧伯。
刘中强是刘家良的同乡同学，在北京读大学时，开始受托派思想的影响。他同情托派，愿意帮助托派。他在南京路上四大公司之一的新新公司当人事科长。新新公司店员中的托派分子都是由他的关系进去的。
罗瑟希在中山读书时受刘家良和高子良的影响，也是一个愿意帮助托派的同情者。以后我还要记述他的具体帮助。
那次，我在上海的最初几个月，正度做的生意看来比较顺手，他也显得信心十足，有一次他对欧伯说：要承揽欧伯一家生活，包括子女的入学费用。欧伯只是微笑，摇头说他的热情可感，但不能接受这份好意。据欧伯事后对我说：生意不能保证一帆风顺，虽然他一家生活费用并不很大，但长期承揽，岂是易事，何况他也不能依赖别人的帮助过日子。现在回想起来，这件事表明：一、正度当时的热情固然可嘉，但他没有考虑，他毕竟还没有建立起足以承担这一责任的可靠物质基础。二、欧伯不愿轻易接受别人的物质帮助。这一点不但欧伯，碧兰也是如此。不但对正度，欧伯对李国栋几次提出帮助他，他同样婉言拒绝。但是欧伯却是真的希望宏华商行能赚钱，用以帮助托派组织出版书刊的。
不久，日寇占领租界，上海成了沦陷区。这对正度做生意的信心是一个严重打击。他一下子不知所措。他叹息说：“夕阳无限好。”意思是他要做生意“只是近黄昏。”宏华的股东们商量了一下，正度提出把宏华所有资本连同金源钱庄的贷款都拿去购进颜料，设法运到温州出售。因为内地需要颜料,可以赢利，股东们都信任正度的计划。这样，正度一方面采购内地需要的颜料，一方面要我先赶回温州，准备接货。其时，李国栋已回温州，黄禹石也要回去。欧伯劝黄不要走，向金源钱庄推荐，用黄担任钱庄的秘书，夏杏芳同意了，黄也觉得这个职位合适，但他说要先回温州一次，出来再进金源。为此，夏杏芳还设宴为黄饯行。叮嘱黄尽早回来就职。因此，我和黄一起乘轮去沈家门，事前经杨国森的介绍，到沈家门后住宿在温州人开设的一家木行里。木行的老板免费招待我们，有如上宾。黄不愿经三门湾从陆路回温，要求有直放温州的帆船。我们在木行里呆了半个月都没有船，我心急如焚，认为这样遥遥无期等下去，不是办法。我决定一个人回上海。后来黄终于等到一艘帆船，上了船，才知道是条贼船，乘客都是做小生意的温州人，他们决定死里逃生。因为人多，终于战胜贼船上的海盗。乘客中有驾驶帆船本领的，把船驶回温州，黄也是历尽艰险，才得以回家的，但是他一回温州，却不想回上海了。
正度见我回上海，考虑了一下说；“你回来也好，就留在宏华里，让我回温州准备接货。”这样，我便每天到宏华上班。
当时上海既已沦陷，象颜料这样为内地抗战区急需的物资是不许任意运出去的。正度到处奔走，寻找能负责运输的公司。经人介绍，找到一家叫作“通惠”的运输公司。该公司保证把颜料运到瓯江口外的洞头，因为该公司的船不能进瓯江。正度一时大意，没有先请夏杏芳调查“通惠”的底细，便把颜料提单交给“通惠”。正度走后，“通惠”打电话来说，提不到颜料。夏杏芳要我到出提单的仓库交涉，我到了那里，恰巧那家仓库是温州人开发，而老板又是我在“附小”的同班同学，颜料给我提出来了，但他告诉我这些颜料恐怕会有纠葛。我以为颜料既已提到手，也不加细究。不料，“通惠”在背后把宏华托运的颜料盗卖给温州商人黄苗夫，说是船上交货。给了黄船上提货的提单。这样，“通惠”的船一到洞头，正度去提货，黄也派人来提货，当场发生纠纷。正度当时临机应变，向对方说，先把颜料运到城里再说。同时，正度抢先一步，在城内有关机关办妥了提货手续。正度提到颜料后即电告上海。夏杏芳欣赏正度的办事能力，但黄苗夫等不肯罢休。他们和“通惠”勾结，待正度回到上海时，约正度谈判。正度知道在上海对他不利，拒绝谈判。黄等在大报刊登警告正度。说正度利用抗战区的地方势力，抢夺颜料。夏杏芳主张正度先回温州暂避一段时间。免得对方凭借敌伪势力打击正度，但正度没有接受夏的意见，稍后对方终于凭借敌伪势力秘密拘捕正度，结果正度被迫不得不赔偿对方付给“通惠”的钱。宏华因此元气大伤，一蹶不振。正度深自内疚。但合伙的朋友并不责怪正度，因为他们都了解在沦陷区做生意，吃这样的亏是无法避免的。现宏华赚钱帮助托派的愿望却成泡影了。
阿栋和禹石离开上海时，把他们的住的亭子间交给高子良。那房子的二房东是广东人，可能也是中山人，高和二房东商量，换住二房东的前楼。因为刘乃光、杨玉琼、刘宽德宽全两兄弟都要和高同住。正度离开上海后，我也到那个前楼里去。不过，刘宽德当时和刘家良回中山，为的是宽德要回家继承财产，邀刘家良去帮助他。
我既和高子良他们住在一起，很自然成为一个党小组。但宽全因为当时年纪还小，也没有参加组织的要求，所以宽全还不是小组成员，但我们在那间前楼的组织生活，他都是知道的。
其时上海中央组织已成分裂形势。1939年—40年产生的中央委员：欧伯、刘家良、蒋振东、陈其昌、王凡西毛鸿鉴还有一个在南方，可能是寒君或阿今共七人。我们小组目睹组织内部的严峻情况，曾致力挽救分裂，除了和王凡西谈话时口头要求他不要分裂外，还专门讨论，给他们写信，提出有不同意见在党内继续讨论，千万不要分裂。欧伯知道了，赞同我们写信，并说可以把信刊载在《校内生活》上。欧伯也知道中央形势的严峻，王陈毛已明显站在一起，寒君早已反对欧伯，剩下一个将振东，虽还没有公开站在那一边，但实际上也是倾向对方。因此，欧伯认为必须竭力争取到蒋振东站在多数派方面。为此，欧伯约蒋振东到宏华的写字间开会（其时刘家良已去南方）。开会的其实只有他和蒋振东，欧伯要我参加会议，劝蒋说：“现在家良在南方，出席中央会议的，中央只有我们二人，目前的工作中央需要有一个秘书，提议让阿龙为秘书，参加中央的会议。”（大意）。蒋振东同意欧伯的这一提议。那次，我亲眼看到欧伯说服蒋振东时，那样耐心、态度那样诚恳，使我感动。但蒋仍不作明白表示同意欧伯的意见。
但蒋在另一方面却不断约我和凡西谈话，谈话的地点都是蒋住的机关（一个亭子间）。谈话的内容除了由王详述的抗战变质论外，还回答我们小组提出的不要分裂的要求。他说不要怕分裂，他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分裂为例，说明分裂的不可避免。他还说分裂的责任不在他们，而在欧伯容不得不同意见，是欧伯的斯大林主义促成的。愈到后来，他对欧伯由批评到攻击，甚至人身攻击。
当他们出版《国际主义者》油印刊物时，欧伯认为这是公开分裂的标记。他们的刊物之所以称《国际主义者》，因为他们称欧伯和刘家良是“保护主义者”。他们通过毛鸿鉴是印刷机关的负责人，占有了印刷《斗争报》的那点由格拉斯置办好的铅印器材。致使《斗争报》无法再出版。我们小组原本希望挽救组织分裂的努力也以失败告终。
欧伯既要我担任秘书，我就向欧伯提出版《斗争报》。他说没有器材怎么办？我说用油印出版，由我来刻印蜡板，由小组帮助印刷装钉。欧伯问我能行吗？我说我在温州由曾猛教过。这样，那前楼同时成了印刷机关。曾猛的油印工具极其简单：一块钢板，一支针笔和一块玻璃。连钢板的木框子都不用。印刷时只要把油墨涂在玻璃上，把刻好的蜡纸和白纸覆盖在均匀的油墨上，用软毛巾在白纸上均匀抹一下，不但印出来的字迹清楚，而且印数比用油印机印的要多。既然是印刷机关，我们就得有秘密机关的必要措施：平时把钢板和针笔藏在墙洞里，玻璃洗净后照样放在写字台上；平时都把用的毛巾晾在窗外的竹竿上，一出事，就把毛巾收进来，也不致引起特务的怀疑。这样，我们的人来，一进弄堂只要看见有毛巾就放心进来。否则，及时回头就走。当我们在印刷时，派人在弄堂了望，一有情况便放暗号示警。
我刻的蜡纸，即印出来的《斗争报》和《校内生活》当然远不及曾猛刻印出来的那样精美，但欧伯看了却表示满意，我们印的《斗争报》不是一大张，而是订成小册子的。记得我们出版的《斗争报》有一期是追悼陈独秀的专号，内容是欧伯、王凡西、郑超麟写的三篇文章。我们小组在刻印专号的过程中曾讨论这三篇文章，欧伯的文章是放在卷首作为第一篇，但我们认为就文字论，超麟写的最精彩。凡西的文字比欧伯写得生动，我们认为欧伯的文字老化了，没有郑、王的文字有活力，但三篇中，只有欧伯的文章对陈独秀有批评，文章的结论说陈独秀回到民主主义去了。当时我们都同意这一结论。郑文对陈没有批评，凡西的文章中还认为陈独秀会自动纠正错误。我们认为这一说法是对陈独秀的错误作无原则的迁就。还记得在有一期《校内生活》曾发表了欧伯的长文章批评陈独秀、郑超麟与王凡西。但我现在只记得批评陈的一节标题是《民主主义的白痴》，批评郑的一节，标题为《长了胡子的幼稚病》。我们小组致王凡西他们的呼吁不要分裂的信，由我执笔也发表在《校内生活》上，我用的笔名是“萧璜”。
报上刊载苏联撤销红军的政委时。凡西和刘家良都写了文章，凡西认为这表明斯大林进一步背叛布尔什维克主义。刘家良认为：在斯大林统治下，红军中的政委是斯大林统治红军的工具，对红军是枷锁，致使红军在卫国战争的初期不能发挥积极性，认为红军痛恨政委，战争初期的失败迫使斯大林撤销政委制，两种意见针锋相对。我们讨论时，认为刘家良的文章虽然没有充分的证据，但有新意，凡西的文章只是老套，后来我回温州，和金寰枢的岳父戴树棠谈起这篇文章时,还认为刘文在逻辑上是站得住的.
金源钱庄
金源的前身是志裕钱庄,叶先芝(辅居)投资时,改名为金源钱庄.地点在河南路(北京路南边附近的)一条弄堂里.总经理夏杏芳,绍兴人,钱庄学徒出身.金源董事长为叶先芝,叶和杜畏之是朋友,因杜的关系,叶很敬重欧伯。
在金源里工作的托派分子，有楼子春和陈其昌。楼在钱庄里是业务骨干，有权；陈只是教钱庄的练习生文化，楼上有一个小房间，供陈做办公室。
我那次到上海，和欧伯接触多了。从欧伯的口中，知道金源资助出版托洛茨基箸《苏联现状及前途（原名为《被背叛了的革命》）和《俄国革命史》，因为要翻译这两部书，请当时住在会寨乡间的郑超麟来上海。《俄国革命史》是郑和凡西合译。
金源有两个仓库，一个在威海卫路，一个在苏州河边上。籍云龙由欧伯介绍进金源，就是在苏州河边那个仓库工作的。
欧伯是金源经理室的座上客，夏杏芳非常敬重欧伯。对国内外经济方面，特别是金融方面的问题，夏经常请教欧伯，这对要经营钱庄和增加个人修养很有帮助。夏本人不嗜烟酒，生活毫不腐化。钱庄里有一种新风气，例如：每顿开饭，不论经理、职员、学徒、工人、不分上下，都是一样的伙食，学徒和工人不必为老板盛饭。欧伯和我在那里吃饭，也都是自己盛饭；饭后，也用不到学徒、工人打脸水，都自己到洗手间洗脸，吃好就散席，不耽误厨房工人的收拾时间。
宏华和金源近在咫尺，正度也是经理的常客，在那里很随便，不受拘束。处理业务外，也聊天，夏知道，正度能饮酒，就把别人送给他的威士忌拿出来，没有下酒的东西，就到弄堂口买点花生来，给正度一个人下酒。正度常在闲聊时给夏出生意的点子，夏采纳了，效果不错，因此对正度也很器重。
日寇占领租界，发行伪“中储券”，以一元“中储券”换二元法币，勒令立即执行。上海所有银行、钱庄为防止大量提款，都把提款额限制在五百元以下，只有金源不加限制，对存户提款，敞开供应。因此，金源的信誉顿时家传户晓。人们都说夏杏芳有魄力，金源的业务随之兴旺起来；
当时李季生活穷迫，和欧伯商量，要把所藏的全套《四部备要》卖了。经欧伯介绍，卖给了金源。夏老板的经理室里为此装上了书架。书运来装架的那一天，我也在场。李季把书装好架后，夏说：“我替你保管，你要用时就来取书，不要以为书归我，你和心爱的书便分手了（大意）。”他的话是真诚的，李很感动。
从此，李季也成了经理室的常客。我在经理室多次见到过李季，记得有一次他向欧伯谈起，他已译好了的桑戴克着《现代资本主义》。他说到书中引有希腊文的资料，他不懂希腊文，只好辗转请人翻译，付了一大笔稿费。又有一次，他给欧伯一张条子，说是“老头子”（指陈独秀）写给他的。欧伯看后递给我，就我还记得信上内容：“季子学弟……布尔什维主义是法国勃朗基主义和德国军国主义的混合物…有生之年他要为反对布尔什维主义，斗争到底…。”当时李说：“老头子实在走的太远了”。这张条子是欧伯后来常引用来批评陈独秀的根据。
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也是经理室的常客。亚东和金源有业务上的来往，金源对亚东的出版事业，热心支持，亚东出的书出也堆存在金源仓库里。记得有一次，汪老板在经理室谈话，他对凡西翻译托洛茨基着《儿子、朋友、战士》的译笔赞赏备至。就我记忆所及，抗战爆发后，在亚东出版的小册子有：欧伯的《抗日战争胜利必须条件》、《奥国革命是怎样失败的》及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小册子，陈碧兰《抗战中的妇女运动》。郑超麟译纪德的《从苏联归来》及《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王凡西的《儿子、朋友、战士》、刘家良译的《大英帝国的两个基石》。此外还有杜威委员会报告，苏联审判真相（书名已记不清），托着《在新的世界大战前夜》（译者不知是谁）。楼子春用“郭和”的笔名译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陈独秀在武汉发表的小册子及为陈独秀辩护的小册子，陈原在《宇宙风》杂志上发表过的两章自传，也由亚东以单行出版题为《实庵自传》…等等。
因叶先芝和内地的经济关系，金源在战时的首都重庆设立了分庄。夏老板派他的徒弟何明林任重庆分庄经理。何不是托派，但和刘家良及张乐山私人感情不错。重庆分庄设立不久，张乐山即去重庆活动，张在那里立定了足跟后，上海托派组织即派王焕宇（王振华）也去重庆，他们在那里发展了四川的托派组织。
王独清的忌辰，欧伯通知了许多人去殡仪馆。记得那天到的人有李季夫妇，华卿、刘中强、罗瑟希、梁定（刘家良在南方）。陈碧兰、我、藉云龙、高子良、刘乃光、杨玉琼、小弟弟宽金、李永蔚，还有金源的一个女职员张小姐。但凡西他们都没有去，可能是黄璧瑶没有通知，他们不知道。当时组织已分裂，欧伯是不会通知他们的，大家也举行了简单的纪念仪式。欧伯有一次告诉我：王独清死时开追悼会，到的人很多，李国栋代表王独清的学生在纪悼会上作长篇悼念的演说。没有发言稿，是即时发言，但讲得很好，李国栋有讲话的才能，凭这一点，对我们就很有用。
宏华关门后，正度仍留在上海，到处奔走，企图再创一个局面。有人正在集资创办《中国投资公司》，不知通过什么关系，正度和那个人搭上了，对方口头许诺：公司成立，请正度当副经理。为此，正度除自己投资外，还处去拉股，这事被夏老板知道了，他告诫正度不可轻信。并一直在经理室里当着正度的面，打电话调查对方的底细。但所得的回答都是其人没有家底。夏老板劝正度及早退出，并建议如果他要当一个企业的副经理，明年金源开股东大会，他提议聘请正度为经理，但正度没有接受这一番好意。结果，果然不出夏老板所料。投资公司开业时，对方不但没有给正度副经理的职位，甚至连营业主任也捞不到。但正度的投资陷进去，抽不回，这对正度的打击很大。因为没有接受夏老板的忠告，又感到对不起欧伯的关心，精神上极为痛苦。
此外，夏老板考虑到刘家良生活团难，特请梁定作他孩子的家庭教师。月给的报酬，可以维持一家生活。
黄禹石回温州没有再出来到金源任职。但金源需要秘书，又是欧伯推荐，请胡山源当秘书，胡很敬重欧伯。（自此陈其昌被捕，欧伯就没有住自己租住的家，1944年，我去上海时，胡山源请欧伯全家住在他的家里。）欧伯对我说，独清十死后，我就设法再找一个文学界的朋友，现在我找到了胡山源。
托派中央分裂后，楼子春对欧伯非常反感。因此，在如何对待欧伯的态度这件事上。他和夏老板发生了分岐。我听夏老板说过“子春这个人不正派（指楼在背后说欧伯的坏话）。”华卿也有同样的话，后来又由此发展到和夏老板彼此闹翻。楼依靠金源的另一大股东，要挤掉夏老板，但这一着没有成功，楼才不得不离开金源，据谢公墨说，楼子春脱离金源后，在南京路香园赌场门口开设当铺。（按：那些当铺专设在赌场，输了钱，拿手表手饰及其它衣物的去典当的生意，典当期短，利息高。）
欧伯考虑到我为恢复温州组织，需要经常在温沪之间往返，他要求夏老板由金源贷给我一万元“中储券”作为我在温沪之间跑单帮的资本，我在金源办好了手续。此外，欧伯又和华卿商量，华卿夫人又贷给我三千元“中储券”。住在后楼的某医生有一千元“中储券”准备汇给连江家里的，经陈碧兰说定，也交给我做一趟资本，说明到温州后把一千元转交福建银行汇给他家里好了。这样我一共有了一万四千元“中储券”资本，王会中在上海失业，要回温州。他要求把贷款中的一部分在上海购置他家帽店需要的原料。说可以有一倍的赢利。我同意了，这样，一万四千元的资本，除购进一百支法国的《大键璜》药片外，其余都买帽店的原料。正度托一个同乡木匠做了一对镜框，把一百只《大键璜》装在镜框的后面。会中把帽店原料铺平，分装在两条棉被里。一切就绪，我们就动身回家。路上倒都顺利，货物平安到达温州。我们到乐清时，就有人要收购《大键璜》，价钱不错。但我们想，乐清和温州近在咫尺，乐清人头不熟，恐有意外，为安全计，不如到温州再出售。不料一到温州，价钱不如乐清，人家说还会看好，我自己没有主张，听信人言，越等价钱越铁，我只好忍痛出售，几乎没有什么利润。但倒霉的还不止于此，会中把帽店的原料交给他父亲，他父亲非常高兴，但就是不付货款。我不知道会中有否和乃翁交涉，李国栋和黄禹石知道这件事后，出面和会中父亲交涉才答应付还本钱，而且要分期付清，李黄对我说，看来他家目前确实困难，只好自认晦气。我说，我怎样向上海朋友解释，阿栋说：“他们总会谅解的，我见到欧伯时，替你证明。”我除了把会中骂个狗血喷头外，也别无办法，那年秋天（1943），阿栋要我同去上海。并建议我把一万三千元交给他作为他要设立运输公司的投资。（我到温州，先把某医生的一千元交福建银行汇给他连江的家里）。后来，投资在阿栋公司的本钱拿到三千元法币的赢利。我把金源的一万元和华卿夫人的三千元还了，而把三千元赢利汇给欧伯。我这样做是出于一种想当然的思想，自认为我做生意是为帮助组织。但欧伯却把三千元交给了金源，这件事说明：欧伯不但自己不随便接受别人的帮助，即使是组织的钱，他也是不随便接受的。但这场经历，使我始终感到内疚，感到有负欧伯的嘱托。
陈其昌被捕
日寇占领租界后不久，陈其昌被捕。事后知道：陈是在重庆农民银行设在上海的秘密电台里被捕的。开始，日寇宪兵司令部只知道陈是重庆分子，但到陈家搜查时，发现托派文件，才发现他是托派。日寇宪兵司令部刑牢逼陈供出同党，特别要陈讲出彭述之的住处。陈至死坚贞不屈，陈确是一位为革命献身的烈士。正是这位烈士，曾用“陈冲山”的名字写信寄《斗争报》给鲁迅看的，却招来一封由冯雪峰执笔，用鲁迅名义发表的公开信。人们当时及以后一段很长时间，都以此信去印证所谓“托派汉奸”的污蔑。鲁迅如果泉下有知，知道陈是死在敌人的屠刀下，不知作何感想！
欧伯知道陈其昌被捕的消息后，立即要我紧急应变。他提出：一、立即设法安顿碧兰和孩子的住处，把家中用具须速撤出。二、设法安放他的全部俄文书籍。他给了我一个金源的存折，要用钱时，可到金源提取。
我考虑先把碧兰和孩子们安顿在旅馆里，以后再另找房子。当时上海，开旅馆房间，必须持有所谓“良民证”，想不到在沈家门花钱买的“良民证”，却派上了用场。我凭那份“良民证”在南京路东亚旅馆开了一个小房间，可以说是房钱最便宜的房间。然后赶到欧伯家，碧兰已经把一切都准备好，专等我来。我一到，问家俱都整理好了吗？她说，家具用不到我搬，已托后楼医生了。我当即和碧兰提着随身要用的衣物领了三个孩子，到东亚旅馆。她不嫌房间小，通风不好，就和孩子住下了。我嘱她不要上街去买吃的，就在旅馆开饭，我会随时来看她们的。我吩咐旅馆楼面堂口（即那层楼面的管理处），每餐给他们开饭，我先付了一笔钱给堂口，给茶房小费。他们都非常殷勤，答应一定照办。事实上也确实照办，因为我的“良民证”是沈家门的，茶房只知道我们是从沈家门来的客人。
我在现在的黄河路附近新闸路上一个小菜场租了一间小店面，要刘乃光和李永爵把店面伪装为旧书摊兼售杂货，他们二人就轮流看店。店后的小房间，藏放着欧伯的全部俄文书刊。正度帮我从同乡那里批了一些杂货，如温州的草纸等摆在小店内出售，刘乃光和李永爵也会动脑筋，去找些小人书连环画之类，供街坊儿童租看。
正度自己掏钱，通过刘中强在新新公司的旅馆开了一个大房间招待欧伯，欧伯在那里倒不寂寞。那几位同情分子包括夏杏芳在内都来相聚，欧伯利用这个房间又开起讲座来了。
我安顿好欧伯交待的事以后，正要去安顿刘家良一家。欧伯说：家良那边已由小罗（瑟希）负责办理。要我去金源银庄的威海卫路仓库，把藏在那里的《俄国革命史》和《苏联现状及前途》两书的纸版搬出来，以免日寇抄查仓库，牵连金源。我跑到威海卫路仓库，看见楼子春正在指点郑超麟和王凡西择取在那里的托派文件。这是我第一次认识郑超麟。我问楼子春：“纸版如何处置？”他说他们不准备搬走，也没有地方藏放。我说：让我搬走藏放吧，他无异议。我对凡西说，让我也参加择取，让我每样捡一份来保存。郑、王点头表示赞同。于是我们三人蹲在地上，在一大堆油印文件中择取，他们择了每样一份，我也同样择了一份。择好后，我把我择的一份捆好，连同几箱纸版，叫了辆板车，我跟着板车，送到事先约好的一个仓库。到了目的地，罗瑟希已在那里等我。
关于两书的纸版问题，欧伯告诉我，金源方面捐出了一大笔钱，是很难得的，他认为出版《俄国革命史》是“我们组织的一件大事。”“老托这部著作是无价之宝”。“把纸版抢救出来，以后再版，就无需那么多资金了”。“再说，纸版留在金源仓库，如果被日寇查抄出来，势必牵连金源。”他说：“我们在道义上也不能那样不负责任。”关于这一点，我后来问起郑超麟，为什么你们当时决定对纸版不予处置？他的回答是：“没有纸版，可以影印再版。”“事实上抗战结束后，我们就是用影印再版的。”
后来有一次，我和郑超麟谈起这次应变，为欧伯搬家的事。郑说：“我们就没有搬家，因为我们相信陈大可（即陈其昌）。”意思显然是指欧伯不相信陈其昌。我觉得这样说也不中肯，应变是组织的需要，事实上，欧伯也从来没有流露过任何不相信陈其昌的迹象。
现在回忆起来，欧伯当时对陈其昌的被捕，确实说过如下的话：“大可是在国民党的秘密电台里被捕的，这件事暴露了他参加国民党的经济情报工作。”当然农民银行是重庆国民党政府的银行，但不能因此就简单说成是为国民党工作。农民银行需要沦陷区的经济情报，陈参加电台的编经济情报的工作，不等于就是国民党特务。而且当时托派既然主张与国民党联合抗日，那么对为抗日编沦陷区的经济情报的事，就没有理由有所非议，何况陈其昌参加这项工作，是因为他的兄弟（在重庆农民银行工作）要他为抗日做些工作，大前提既是抗日，而他在编经济情报工作过程中，没有做过任何损害托派组织的事，凭心而论，欧伯的话，不能说是实事求是的。
欧伯夫妇住旅馆，是应变的临时措施。他既然没有自己的住家，只好夫妻分开，碧兰和孩子们承叶先芝的热情相邀，后来借住在叶家，欧伯一个人住在金源钱庄里。
一直到1943年，道亨银号购下愚国路一个外国医生的住宅。这是道亨的地产，准备转手出售，因此房子空着，罗瑟希以房子需要看守为理由，要求老板（是罗的姐夫）让欧伯夫妇暂住。他们夫妇才一同住进那座房子。房子确是花园的小洋房，少数派的人对人说：“老共产住花园洋房去了。”他们哪里知道，欧伯夫妇是替道亨看守房子的。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领导人穷得无力自己租往房子，不得不依l人篱下，甚至以看管房子换得暂时的栖身。而克里姆林宫的奴才却叫嚣他受日寇津贴，颠倒黑白有如此者。
一九四四年夏至同年九月在上海
一九四四年夏，我的妹夫贾楣生要去上海办货。我也正要去上海，他邀我同行，去上海的路费和在上海的生活，都由他承担。
这一次，我们从陆路经宁波，乘轮船去上海。这条路，我上次和李国栋走过，已经熟悉。临行我的姊夫高绍英给我一封介绍信，嘱我们到宁波去找一家颜料行，就住在该行，他们不但会招待我们而且会为我办去上海的手续。所以，一路都很顺利。
我们到上海后，住东方饭店，那里还有其它温州同乡住在同一楼面。李国栋当时也在上海，他住南京饭店。我们以前住的小沙渡路的房子，因为刘宽德把弟弟宽全带走，和我回温州以后，刘乃光和杨玉琼由欧伯另外安排住处，剩下高子良，当时住在李棠的商行里。事前高已来信，告诉我地点。因为我还不知道欧伯住在什么地方，所以先去李棠的商行里找高子良。他见到我，首先向我道歉说：“你走后，宏华关门，我们的生活毫无办法，只能把你的手提英文打字机和大衣都卖了，维持生活。”我说：“不要向我，应该向叶正度和李国栋道歉，打字机是叶正度的，他留给我是为了让我学习打字，大衣是李国栋的，留下来是以备我冬季御寒的。”所谓“道歉”是因为事前没有征得我的同意。老高告诉我：道享的那座在愚园路的小花园已经出售。欧伯全家没有地方住。胡山源教欧伯全家住到他家里，不但住而且和他们一锅子用饭。我要立刻见到欧伯，高子良当即领我到胡山源家。胡家并不宽敞，腾出一间房间，安顿欧伯一家，当时，陈晓霞（莉莉）已在摩尔堂女中读书，玲玲也已读小学，回回也要进小学，孩子大了，一家子五口，挤在一个房间，拥挤的情况，可想而知，摩尔堂女中是教会学校，学生大都是阔小姐，独有俐俐是穷孩子，只能穿一件灰布短旗袍，还是碧兰自己裁剪，用缝衣机缝制的，缝衣机是夏杏芳买给碧兰的，买时欧伯一家还住在那座花园小洋房里，那里房间大。夏杏芳买机的目的，是让她在家代工缝制枕头套，赚取工资。此时，到了胡家，却用不上了，因为缝衣机的噪声吵扰胡家。因此连那点微薄的工钱，也无法再赚。那时学校将近开学，但俐俐的学费还没有着落。李国栋也在上海，但欧伯不愿开口要李帮助。开学前的一天早晨，俐俐一个人跑到东方旅店来找我，我惊问：“出了什么事吗？”她吞吞吐吐说：“学校明天开学，我们还没有钱缴学费，妈妈要我来问龙叔叔有什么办法。”我一边对她说：“你妈妈为什么不早说，要多少钱？”一边要楣生到同乡房间里去取现款。楣生去把钱给了她，她一数，说：“用不到这么多。”楣生说：“还要买书和其它要用的东西。”他笑逐颜开，转身就走。这里要说明为什么到同乡处拿钱。绍英介绍给我的宁波那家颜料行，老板来上海，给我介绍和他有关系的颜料行。说如要办颜料，可拿他的名片去，不会吃亏，并说他已和他们联系好。这是绍英托他的，他说绍英帮过他的忙，他一定要有所报答，这话是真诚的。当时温州同乡要办颜料，不但购办困难而且价钱吓人。我知道了，就为他们去找宁波老板介绍的颜料行。果然不错，价钱比温州同乡要出的价钱低百分之十，温州同乡给我百分之二的佣金，作为报答。这就是我所以能要媚生去取现款的原因。
我那次去上海，主要是向上海组织报告，我在温州恢复组织的活动情况。我向欧伯作的口头报告，话很多，现在当然无法回忆。但以下几点内容，我还记得清楚：一、全面恢复温州组织面临的困难；曾猛口头虽不反对恢复组织，而且也和我谈了几次，但是没有行动。陈又东，钱川，余嘉他们总还是唯曾猛马首而瞻的；二，上海组织分裂后，他们更有籍口：在“那派领导下恢复组织”？因此，先要弄清楚究竟那一派正确。目前先研究两派的意见；三、但是也应当看到：尽管整个组织还没有恢复，但除个别人叛离外，绝大多数的人都还在，而且都还坚持托洛茨基主义。四、少数派派毛鸿鉴来温州活动，找过他能找的人，李国栋、黄禹石、何树芬不会听他的。此外，李绰坚（即李培）时常来李国栋处，毛鸿鉴以李为少数派代表留在温州活动，但李不能起作用。除了常到李国栋处叫草饭，饭后一同出游泳外，没有别的收获。五、以前在高中是“救亡大同盟”的学生此时都已入大学。政治上更成熟了，他们在中学时，除了受温托组织的影响外，还受安明波的影响。（安当时是“温中”的教师。）不但原有的人都还在，而且还增加了人，其中，特别是周仁生。他的活动能力强，正如黄禹石说的“仁生为人热情。”六、原来的工人小组，除树芬死于霍乱，学廉和阿晚还在，尤其是学廉，他除了仍领导针织业工会以外，在他周围还有几个小工会。针织业工会成为托派工会，在温州是出名的。我和学廉一直保持关系。七、温托组织虽没有恢复，但我们的影响仍有发展。如在小学教师中，叶正度影响了邵岳轩，陈博影响了项上川，潘也可影响了他的女婿陈久稹。我把他们组成了一个小组，而且定期开会。八、在老人中，陈又东、王济通、钱川、任侠中聚在一起，我和他们有经常的联系。黄禹石、李国栋、李蔡志聚在一起，当然和我的关系更加密切。此外，还有谢循欢，董国雄、陈国光等都和我有经常的联系。这一情况表明：温托组织虽然遭遇到严重破坏，原有组织虽然瓦解，但托洛茨基派并没有死亡。
欧伯听了我的报告，说：“我们当然希望你能尽快把温州组织恢复起来，但根据实际，即使一时不能恢复原貌，至少应该正式成立一个领导机关。曾猛不愿恢复组织，就让他去。那些受到猛影响较多的人，也也可暂时让他们在组织外考虑，等条件成熟时再说。”最后，有一点必须清楚，成立起来的领导机关，必须是受我们（指多数派）领导。我们不要模棱两可的组织。“（当然不是原话，只是大意。）
楣生早在宏华商行里，已经认识欧伯、家良、高子良和蒋震东。所以除家良当时正在医院动腰子切除手术，蒋震东也参加少数派外，我要欧伯夫妇和高子良常到东方饭店我们住的房间里坐坐。一方面是谈话方便，另一方面由楣生招待他们吃饭，改善他们的生活。常到我们那里的还有李国栋，杨玉琼。
欧伯虽很穷，但他无论穿西装或长袍都衣冠整齐，仪表堂堂，毫无寒酸相。我的朋友刘烈夫妇见了欧伯，事后对我说：“你的这位教授朋友，风度感人”。我向他们夫妇和楼面的同乡都临时应付，介绍说“这位是陈教授”。不知底细的人看见欧伯衣着不错，认为他生活宽裕，但他们哪里知道，他穿的西装还是在中共党内担任宣传部长和北方局书记时，党组织给他置备的，他长袍是和陈独秀一起被捕时，关在牢里，陈独秀的学生和朋友探牢时，同时分送给他的以御寒冷的，欧伯自己哪有钱置备这些衣着。
上面提到为了临时应付，我随口介绍说的“陈教授”。不久，就在那个学期，经胡山源介绍进一所私立某某文学院（校名已忘），真的当起教授来了。据说：欧伯在那所学校影响了几个学生。1948年为建党大会准备会场的严雁宾就是其中之一。当上教授，一家生活总算有了着落，但当时教授的生活都是非常清苦的。
那次在上海，时常上胡山源家，看望欧伯夫妇。有时我去得很早，碧兰告诉我欧伯上兆丰公园（即现在的中山公园）去了。她要我上公园找他，并告诉我到公园的哪个角落去找，一定找到。那个角落的篱笆外面就是圣约翰大学。我找到那里看见夏杏芳也在，大约一共有十来个老头子，他们都席地而坐，有茶，有烟。他们没有谈笑风生，而相互交流各自听到的国内外消息。欧伯告诉我：他们家里有性能极佳的收音机。有几个是遗老，他们的子女在大陆报和泰晤士报工作，所以消息灵通，有几个当过外交官，有几个是银行家。他们都关心国内抗战形势和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争的消息。未到兆丰公园时，我原想，夏杏芳上公园是他的一大爱好，欧伯为什么总上公园？我听了那些老头子交换消息和各自的见解以后，才发现欧伯上公园的用意。欧伯也许怕我不理解，从公园出来，明白对我说：“我们观察国内外的形势，只凭几份报纸，而现在的报纸又都控制在敌伪手中，我们能有多少有价值的材料？无线电没有为我们服务，现在公园里却可以听到报纸上没有的消息。这些人见过世面。他们的观点，我们不能完全同意，但他们提供的消息，对我们了解形势却很有用。而且他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德意法西斯，反对斯大林独裁，和承认托洛茨基是十月革命领袖，都是真诚的。这些人当然不可能成为托洛茨基主义者。但他们有正义感。凭这一点，也值得我们去争取他们作为我们的朋友。”（大意）事实上，夏杏芳因为了解那些老头子的为人，才邀欧伯上公园的。而且经过几次聚会以后，他们对欧伯都很敬重。这是在日寇统治下逼出来的一项活动。
杨玉琼不时来找我，当时她已参加“工委会”。她告诉我“工委会”成员共三人，阿亨及云龙和她。开起会来，每次都争论不休。她希望我留在上海参加“工委会”。我说争论没有什么不好，至于争论不休，有欧伯和家良在，不会解决不了的，但你应该尊重他们二人的意见，认真分析，作出判断，谁对谁不对，而后决定支持谁的意见。二对一，不是就可以有结论了吗？我知道她个性很强，平时就不尊重何亨和云龙，特别是憎云龙。但她总算没有与我争吵起来。
到那次我在上海，家良正在医院做切除腰子的手术。阿扬领我到医院看望他。手术已做，经过良好。但还没有拆线，事前是赫斯诊断，证明是肾结核。家良身体不好，但他没有注意结核病始于何时，他一家四口，长期没有正常收入，贫穷使他没有条件就医，而且那时国内也没有结核病的特效药，即使有，也无力购买。贫穷总是和结核病相联结。到了赫斯诊断确定时，已经严重到唯切除腰子不可了。如果不是欧伯的催促，家良不会主动上赫斯诊所的，如果不是赫斯诊断，他根本不会想到他的肾部已遭到结核菌的严重侵入，如果没有赫斯，他根本无法进行治疗。可以说，是赫斯抢救了他的生命。赫斯知道中国托派人员的贫穷，但不知道家良一家四口只住半间中堂，平时营养不良，梁定的同学李琼，没有工作，但亲眼看家良和孩子身体都不好。常把家里的鸡蛋拿来给家良及孩子，目的是要他们有些营养。
记得我和阿栋决定回温州的前一天，杨玉琼跑到东方饭店里来，约我出去谈话。神色有点紧张。我和她到跑马厅（现在是上海市图书馆）的看台上，没有跑马，那里很清静。她告诉我，容秋厂罢工已经一个多星期了。容秋是罢工的领头人，厂方把她扣在厂里，目的是迫使她复工。杨说他自己跑到厂里去看容秋，容秋很坚定。我听了当即告诫她千万不要再到厂里去找容秋。因为容秋是厂里的工人，而且不知道容秋的政治关系。你是厂外人，又戴了一付眼镜，一望而知是一个知识分子。厂方发现了你，就会断定罢工有外人插手。厂方为了早日复工，会不惜去报告敌寇宪兵队。这样，非但罢工不能胜利，连容秋都有被逮捕的危险。你可以通过容秋家里的人（指容秋的母亲）到厂里传口信给容秋，厂方就不会怀疑。我问她是“工委会”决定要你到厂里去找容秋吗？她说不是，是她自己决定去的。我问：“为什么这样决定？”她说：“容秋出事，我能坐视吗？”而且容秋是我联系的。我有点火了，说：“你至少要得到阿亨和云龙的同意”。她截然反问：“他们会同意吗？想不到你也会反对。”最后我说：“我明天回温州。希望你听我的劝告，不要再到厂里去，要在“工委会”里决定和容少秋联系的妥善办法，或者立刻去找欧伯和碧兰商量办法。”她终于点头，但显然很勉强。
但她既不在“工委会”里研究办法，也没有去听取欧伯夫妇的意见，仍然到厂里去找容秋，终于被厂方发现，不出所料，厂方报告了日寇宪兵队，把她逮捕了。以下事实是事后欧伯告诉我的。
杨玉琼被捕后，经不住拷打，供出高子良和刘乃光的住处。日寇宪兵队来逮捕高子良时，欧伯正在楼上和李棠谈话。高故意提高噪门和宪兵争吵，好让欧伯听见。李也很机警，马上引欧伯到三楼，从角楼的窗口爬出去。他并嘱欧伯在邻居的屋顶的隐蔽处躲藏。他自己下楼应付宪兵队。当他曾先考虑的是欧伯的安全。因此，只能眼看日寇打高子良的耳光，恶狠狠把高扣上手铐带走。李棠看看门外无人监视，才上楼唤欧伯下来。
欧伯当时首先想到的是刘家良还在医院，万一杨玉琼供出刘在医院怎么办，必须尽快通知。刘家良接到紧急通知，马上率全家老小和刘宽德、宽全两兄弟仓皇出走，这么一大伙人，住到哪里去？欧伯想到贾楣生，决定立即到东方饭店找楣生，设法弄条帆船，把家良全家老小都送往温州再说。住在东方饭店那个楼面的温州同乡中有好几个做帆船运输生意的，和楣生都有交情。楣生一打听，刚巧有一艘帆船开往温州洞头岛。楣生当场和船老大说妥，并亲自送家良一伙人上船。嘱咐他们到洞头住那一家商行，给了他们介绍条子。因为当时温州恰恰第三次沦陷。他料想我和李国栋一定避居乡间去了，要他们在洞头等待，勿冒然进城。
家良一行六人总算平安到达洞头。以下是我知道而还记得的情况。
他们住在楣生介绍的商行里，商行老板对家良说，城里刚沦陷，城里人都逃光了，你好朋友肯定也避居乡间去了。现在冒然进城也无济于事，先住下来，再打听，等联系妥当后，再雇船进城，他们住了好几天，城里都没有人来洞头。还是家良自己想到黄禹石是乌牛人，可能黄在家里，至少，乌牛黄家里总有人。他托商行老板设法弄条小船，把他送到乌牛。家良虽不知道黄的住处，但到乌牛一问，那个不知黄禹石。很顺利就到了黄家，禹石正在家里。他见到家务良，惊喜交集之余，就考虑如何为家良一行安排在温州住一段较长时间的问题。他对家良说：“目前阿龙避居何处，还不知道。但我可以和阿栋联系，我知道阿栋的避居处。他要家良先住在他那里等待消息。但家良因为梁定他们还在洞头他如不回去，他们又要担心，不如先回洞头等待。家良回到洞头。事有凑巧，绍英行里的一个职员叫“道胜”的去洞头，也住在那家商行。在吃饭时，商行老板向道胜介绍说：“这几位是楣生介绍来的。”道胜就问他们到温州找谁？家良说：“找一个叫王国龙的朋友。”道胜说：“找二舅！”（我们英行里的职员都叫我“二舅”。当即就对他们说：“明天我就雇船送你们进城，先到我们行里，他们会把你们送到二舅家的，放心好了。”
事前，我和何栋不约而同回到城里。他当时已买下他的舅父吴兆瑛律师事务所所在他的那座大房子的一半。原准备在那里开设运输行的。黄禹石来城告诉刘家良一行正在洞头。阿栋当即要我去洞头迎接家良一行人，并表示：他们来就住在那座房子楼下正屋的两间大间。他说，城里沦陷，反正运输行也开不成了，他们要住多久就住多久。我正准备去洞头，绍英行里人来告诉我：上海客人已到，要我即去，我赶到绍英行里，绍英正在招待家良一行用午餐。我告诉他们阿栋已为你们准备好房子，就在阿栋家里，吃过饭，马上就可以去住。
这样家良一行就在阿栋的正屋里住下，而且有独用的厨房间。阿栋自己住在厢房里。住在那里有许多方便，不但阿栋在身边，还有林天标可以随时照应。
生活算是安顿下来了，但家良仓促离开上海时。手术后本来没有复原，经过这样一场波折，又发了烧了。我只能请胡长庚诊断。但是没有效果，胡长庚主张送董若望医院住院，由他托该院内科主任王德明照顾。于是家良住进了一人一室的病房。就当时说，条件算是不错的，王德明医师非但相当负责，而且有空就到病房和家良聊天。董若望医院的法国神父也来看望家良，用英文和家良谈话，谈日寇占领上海的情况，谈国内外形势。神父认为家良有学问。
这里还需要补记，上面提到欧伯事后告诉我关于杨玉琼供出高子良和刘乃光的事。当时，我回想到自己那次和阿杨的谈话。我感到自己对此事有责任。因此，我在据实转告欧伯那次谈话的内容之时。对欧伯说：“事后回想起来，当时我见她已经点头，认为她即使不同阿亨和云龙讨论，总会去听取你意见，想不到她竟然如此独断专行。但是如果当时我立即把阿杨到容秋厂里去的事，在我临行前及时告诉你，你又能还得及阻止。使她不致被捕，因而可以避免组织这次的损失。欧伯听了后说：“这是你的疏忽，象这样紧急的情况，你本应该及时报告的。当然，我们事先没有想到阿杨会经不起考验。”欧伯这话绝无婉惜之意。他对经不起考验出卖同志的行为是深恶痛绝的。因此，对高子良和刘乃光被捕后的表现极为赞许，从此对他们二人信任有加。
欧伯还说：“当时我们无法知道她究竟供出多少人。凡是她知道的住处的人都进行应变。因此，应变的范围比陈大可被捕时大得多。”不过，实际上被捕的只有容秋、高子良和刘乃光。抗战胜利时，他们才出狱。至于杨玉琼，欧伯说，她在宪兵队看守所里发疯。胜利后，有人看见她死在马路上。
杨玉琼的下场咎由自取。我自问事先对她已尽到责任。但没有及时报告组织。想到老高和乃光由于她出卖而致使他们和容秋在日寇牢里受苦，使我更感到当时相信她的点头是严重的失误。她在牢里发疯，说明她供出老师高子良和好友阿芒即乃光的住处后，精神上受到的鞭挞在出卖行为为人所不齿之类的思想折磨下，可能是促使她终于发疯的内在原因。可能正是因为发了疯，才阻止她继续供出别人。
杨是广东中山人，父母是香港华侨，在中学里受托派主义思想影响，是个排球手。在香港时还参加排球赛。贺希在1938年从上海回温时时，谈香港有一批新人，其中有一个女排球手，即指杨玉琼。杨在香港受寒君领导，常受寒君影响不浅。欧伯到香港解决寒君问题后，杨随欧伯来到上海。还不时难忘寒君，正如陈又东余嘉难忘曾猛一样。估计她死时年龄约二十五岁左右。客观说，她毕竟也是日寇铁蹄下的受害者。
写作时间约于2000年代 |
我在革共党工作的经验（1973年4月至1974年9月）（何仁，1978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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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革共党工作的经验
（1973年4月至1974年9月）
何仁1978年9月12日
前言
当我在七四年九月离开香港之前，酒井同志从日本来到香港，那时胡从善和酒井都认为我应该把我在七三年从法国回港之后的经验写下来，作为一个反映那时组织与运动上的情况的文件。我答应了，但一直没有做。原因是我认为最能推使运动向前走，是从积极性方面提出意见；而我的经历中使人失望的经验远超其积极性，为了不使一些不知道具体情况，但又充满战斗情绪的年轻同志不会因为这一切不健全与满布人身攻击的争论而感到消极（当然，这种想法本身便是消极性的，然而我觉得某些过去争论既复杂又不一定与实际局势有关，就容许自己的消极性态度继续下去。我记得向青同志给我信时亦表示了这个顾虑。），我沉默了四年。四年来我一直希望香港的两个组织合并起来，把精力和矛头指向巩固组织、统一力量和向外发展影响方面去，因为从我过去的经验中，我起码吸收了一个教训，便是：运动和组织一口维持细小的影响，不向外扩张，内部问题不会根本解决。现在我拿起笔来，心里是很多感慨的。我想不到数年之后，
对于一些我认为早已解决与得到一致了解的小问题，现在居然成为了一些反对合并的人的「斗争工具」。这样，我这个在几个文件（「革马盟致国际统一书记局的信」、「欧云致张葵的信」、「关于彭述之给张葵的信」、「一个本不须要的答辩——评欧云的来信」，以上皆见革马盟「内部通讯」第二卷第四期七八年八月二十四日出版）内都被提及的有关者，不得不写一点交代了。但是我得强调，我的动机不是要打击任何人，或助长那一方面，我只是根据事实和自己的体会，让其它当时不在场的同志了解情况。当然，对于当前合并问题的促进，我是希望能起到一点作用的。
关于欧云对胡从善的指责
1．一九七二年秋天，我和胡、小吴的加入国际，是欧云先向我们提出，我们在一次旅法70成员的会议中决定的。从事实来说，胡指出：「我并未要求欧云介绍我加入中支，是欧云要求我加入第四国际」是正确的，张葵同志当时虽未决定加入，但她在场，应该记得。而胡说欧云不安排我们和法支接触，亦事实。我记得第一次和法支领导人之一的VERGEAT和法朗克见面，是胡主动（好像是连根同志写信介绍的）安排的。而欧云不安排我们和法支见面，除了他指出要顾及安全问题之外，确实表示了对法支政治路线上的不满。
2．关于我和部份留法70成员与胡之间的冲突，起源如胡所说，是「个人的」。基本上我同意胡的分析，即我们从和胡的生活作风不同，致产生夸大生活作风后的人身攻击。我承认这些冲突不是政治性的，我们把对胡生活作风的不满扩大成为怀疑胡作为革命者的资格，亦是事实。早在七四年头，我已检讨了这种幼稚的宗派主义的态度，个人性格的不同绝对不应演变成政治上的排斥。这点上，由于主动的在我，不在胡，所以虽然七三年四月回港工作后对胡的排斥同时出于欧云授意，这个责任亦应由我来负。从这件事吸收的教训，是宝贵的；我们应该把眼光放远和把胸襟放大，不能从个人的行为上攻击他在政治上的页献（顺带一提，我听到不少革共党同志对胡以及现在的叶宁的充满人身攻击的言语；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在这方面，下面还会提到。）只是一点我要澄清，我并没有如胡所说的：「和细昌同志的秘密组织下，……举行过一次事先秘密预定用来针对我（胡）的会议」。会议是有的，针对胡也是事实，甚至会议过程中「批评胡时的意识基本是落后的」亦是正确；但我们并没有「秘密组织」这个会议的内容，这样说与事实不符。至于会议的记录（录音带）问题，欧云是记忆错误的。胡并没有把录音带「偷偷地寄到加拿大」；而且我确曾函告胡不用寄会议记录回港。吴家麟有没有告诉欧云关于胡盗用70公款，我不知道，但以我对胡的认识来说，我投他的信任票，胡绝对不是这种人！
3．关于这类的指责，我认为首先不应轻率提出，而且就算有怀疑，亦应通过小心的调查研究。不是因为胡是一个革命组织的领导人之一的问题，就是对一个普通人，亦不能随便根据一面之辞，信任这类人格侮辱的指责。我在RCP工作的期间，以及今年六月在美国和欧云见面之时，仍听到了一些「某同志是毛派间谍」的说法；同样，这不是正确的态度。听者若是相信了，对「某同志」的声誉与安全又如何？我诚恳地希望同志们停止此类人身攻击，不然我可以说「某某同志自称革命者，却躲到外国做寓公去了」，你可以说「某某同志招待外国同志，居然带他去嫖妓」；搞下去，甚至「头发过长、飞型男子」，「口沫横飞、语中无物」、「买中国出产的物品，有亲毛倾向」也成为政击同志的借口了！试想，我们还有可能搞团结吗？还搞什么革命呢？
1．首先，我希望RCP的同志们能够冷静地阅读以下的体会；我深信有些同志已经检讨了这个时期的工作经验，而且改进了。我现在还写这个体会，用意不是增强同志们对一些RCP领导成员的反感，而是让大家了解一下老一辈的RCP同志和青年一辈之间，在两种不同工作方法、不同经验之下，如何出现了问题，以至如何才能溶合起来。同时我？请年青的同志以客观和理解的态度观看这个问题。
2．我和叶宁同志于七三年四月回到香港，根据欧云的指示向全临会（那时领导的名称）报到。有一点我是同意「革马盟致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局的信」的，在我加入国际之前，虽然是青年激进运动的激进分子之一，但从不知道香港有托派组织存在。我记得当我是70年代编委的时候（赴法之前），我只知道耕莘、谷禾（那时还不知道这个党名）和向青三个人是中国托派，甚至向青我们还是估计的。和这三个同志的接触很有限，谷和（录入者注：疑为谷禾）是认识的，耕莘则是由于他那刺激起70编委会讨论「70年代往何处去？」的公开信，向青亦是由于他的文章。我对中国托派的认识，是「数个残余份子，从前跟随陈独秀的」，止此而已。当我从巴黎回港之前，欧云曾和我谈了不少关于香港组织的不健全状态（胡和小吴也知道）；欧云甚至异常气愤的，他告诉我，某同志被他痛骂了一顿之后辞掉了全临会书记之职，组织怎样不活跃之类的说话。欧云是希望我们能够把他们推动一下的；当然，他同时促我不要急燥，要按步就班的整顿。就是这样，我们向全临会报到之后，依据我们的建议在70内部进行工作。这里必须说清楚，坦白说，虽然我从欧云处听了不少关于组织的批评，但观念上是像布尔什维克党员服从领导、尊敬领导的——不管事实上我对组织的一切一无所知。从前是全临会的同志，而且当胡宣布脱党时，我还表示了愤慨。
3．说到胡脱党的经过，我现在还是清楚地记得的，那时胡经日本回来，在他到日本之时，欧云给了我信，都是很愤怒的。内容大约是胡和法国支部搭上关系，和日本开始发生联系，基本上是投靠国际内多数派的行为（这些信的具体内容我由于手头上没有信，只能记得大概，但我在七四年九月离开香港之前，曾把欧云给我的与运动有关的信件给了素来保存文件有方法的向青同志，必要时可拿出来证明）。对胡的反感，在我方面主要是他的生活作风和办事方法，在欧云方面则显然加上对国际多数派的反感。这样说是的而且确的。我和叶宁在70内部对胡确有排斥（顺带一提，那时叶宁并不太清楚胡的作风或多数派的「好坏」；他主要是受我和欧云对胡反感的影响），胡的决定独立于70以外发展，除了在意见认为有成立一独立年青派组织的需要之外，与我们在70内部排斥他不无关系。我们对他在70内部争取成员是不满的，这事并且报告了代表全临会和接触的李西同志，而做成了全临会切断对建立年青托派组织的经济支持——虽然这个支持事先同意的；不过有一点我不同冰同志的说法，即我和叶宁「用尽一切手段极力排斥」数个和胡建立紧密政治关系的70成员，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可能冰同志记忆错误了，因为那时的敌对气氛确是浓厚的。在胡脱党的问题上，我现在认为，胡在做法上有毛病的，然而基本上这个问题除了他对我们排斥他产生反感，觉得很难工作，与及对全临会出尔反尔（指取消经济上支持立青年托派组织）不满外，同时反映了组织与全临会的弱点。我相信，如果我们采取和胡合作的态度，全临会在能力上使胡信服的话，胡不会贸然脱党。
4．我对全临会开始产生不满，是在七三年九月和70分裂之后的（这里要指出，「革马盟致书记局的信」第五条中说「何仁同志和叶宁同志被70开除」不确，我们不是被开除的。我还记得在那次分裂会议中，70部份成员甚至提议我们可以留在70，让他们离去。但由于我们居于少数，这提议被我们拒绝了）。首先，在70年内工作的全部过程中，我和叶宁是独立地工作的。全临会派了李西同志和我联络，但李西同志那时根本不明白70发展的过程，对香港青年激进运动的发展知道得亦很少。比方说，我记得有次我提到70内部的新左派和自由共产主义（libertarian
communism）的倾向时，李西同志不晓得马古沙（HerbertMarcuse）和Murray
Bookchin是谁。所以说，我和李西同志就70内部工作的讨论是非常有限的，加下李西同志说话的法一般地转弯抺角，而且差不多所有的讨论都是在公众场合（如茶楼）进行，他的指示，老实说，我根本听不懂。当分裂的消息被带到了全临会之后，李西同志代表领机批评了我，说我办事不好和不依据指示工作，那时我是莫明其妙多于不满的；然而对全临会只在经济上帮助70的出版，实际上不做工作的干事方法已有不满。我还记得，在我回港复版70之时，连根同志以「小兵」笔名写了一篇文章，谷禾同志也有文章，其它就是我们自己弄出来的。
5．使我重新检讨与胡领导下的「革国盟」的关系的，是成立「国社青」之后的事。虽然，我在全临会经济上的支持下和同意下，把从70内分裂出来的成员团聚在「国社青」之内，出版了「中学生快讯」，但在和70分裂过程中发觉到由于我们和「战讯」（特别是胡）冲突做成的恶劣反应，深深地影响我重新检讨我本人对「革国盟」以及胡本人的宗派主义态度。在差不多同一时间，酒井同志来了香港，通过他的奔跑，我和胡等进行了数次讨论；我开始确悟到自己的宗派主义。但使我进一步与全临会发生磨擦的，却是在我开始考虑在组织上与其它个别不属于RCP的托洛次基主义者进行统一的时候。我那时的想法是相当简单的，就是要求国际调查香港组织的状况，把它推向健全化，而同时和胡、谷禾、连根等实际上合作。产生这个念头基本上是看到了组织上的极度不健全，以及全临会缺之领导的威望，而个别有活动能力的份子都不愿意在全临会领导下工作。加上那时出现了一次争论，使我们的决心更大了。那就是「十月评论」的创办问题。「十月评论」是「国社青」决定出版的一份公开刊物，那时全临会反对出版一份公开的托派刊物，我在经过考虑和与「国社青」其它成员讨论之后，决定不理会全临会的反对，自行出版（此事还是在澳洲同志JIM
PERCY
访港之时发生的，PERCY可以作证）。「十评」一经出版后，全临会才从财政上支持，我那时不管什么纪律不纪律的。「十评」出版了第一期之后，我们并且决定邀请「革国盟」派出代表合编，从第二期开始，「十评」的编委便是黄、胡和我，共出版了三期？
刊（这里如有记忆上错误，胡可以更正）。
6．或许有些同志会质问：「为什么你一方面说全临会反对出版『十评』，另方面又说全临会在财政上支持？」问题就是这样，那时什么问题的决定都是没有经过什么有系统的讨论的，况且RCP的「内部讨论」还没有出版，我和李西同志的讨论，全临会对于我们在70内工作亦没有文字决议，这一切都是口头的。就是胡脱党之时，除了全临会发出一信给他之外，就没有其它文件谈此事，不属于全临会的同志有没有被通知，我不知道，向青同志是党员，他是经我通知才知悉此事的。「十评」出版时全临会的态度，我从李西、辽远两同志口中得悉，后来支持了，也就不了了之。这样的组织内部通讯办法，到我离开香港时还是如此。
7．在第十届世界大会召开之前夕，我又做了一件使全临会和欧云大为不满之事。连同谷禾、胡、连根、向青五人联名上书世界大会，要求国际委派代表团来港调本组织状况，促成其它不在RCP内的托洛次基主义者的统一。另外在就世界大会的政治决议案讨论的扩大会议中，看到的情况使我更为失望。那次会议除了原来全临会的成员外，还有大木同志、游同志和我；会议程中我深深觉得出席者之中有许多对多、少数派的争论了解得太少，讨论集中在拉美问题上，欧洲问题根本没有讨论。翻译了的文件很少，讨论中游同志甚至说出：「我不清楚这问题怎样，但……」，游同志本来对多数派的拉美问题文件有点倾向的，但由于不清楚争论内容，后来变了简单的反对「布朗基极左主义」收场。当时我提出动议，说我们在所有问题上应该弃权，理由是讨论文件太不充份，讨论太不足够。这个提案被否决了。反对的理由，居然有一个（朴克同志）说：我们既然去了，怎能不投票？怎能不负责任？」我给弄到啼笑皆非。这个会议加强了我认识领导不力的意见。
8．七四年一月我参加了世界大会，并且利用此机会，和李西同志、欧云、叶宁和志萌等讨论了关于香港组织的问题。讨论在巴黎进行，气氛是古怪的。我的态度是很消极，对于许多不同意的地方根本不讨论了。这是我感觉到李西、叶宁和志萌好像了一条阵线，我是不列为同声同气的。其中究竟，到今天我还是不明白，或许叶宁同志愿意把这个迷揭一下。我绝对承认我的消极态度是不正确的，但那种感觉，是多说无用了，叶宁决定回港我事前不知（叶在70分裂后因私人问题回到了加拿大），志萌两人回港也是随便模棱两可的谈一下就萛，我当然不追问，那时的气氛就是这样。好像我已经叛变了，和胡混在一起，和多数派挂了钩一样；其实我对国际争论是一般地在拉丁问题上接近少数派的，知道得不够，自然少谈。况且我对国际内的多少数派之间的派系成见感到失望，特别是在审查代表之时，Barry
Sheppard（美国支部领导人之一）是知道中国支部的不健全的，但为了抗拒多数派可能对中国支部的攻击，就根本不理。那时的气氛真使人沮丧。巴黎会议之后，我的感觉是一个局外人一样，本身的战斗性大为降低，这种消极的态度一直维持到离开香港之时。
9．自欧洲回港后，我一直在希望「国社青」和「战讯」的统一，而且朝着这个方向做。叶宁、志萌等从欧洲回来后的态度是不同意「国社青」和「战讯」合一的，在他们的领导下，其中一部份不加入统一后的「社会主义者同盟」的「国社青」成员，成立他们「十月青年社」（名称好像是这样）。不消说，我对这个转变异常失望，然而在那时的气氛与情况下，一切讨论都是多余的。「全临会」支持「十月青年社」的成立，但又不根本反对我们加入「社盟」。当然，他们视「十月青年社」为RCP领导下的一个「群众团体」，对于「社盟」，他们背后怎样界定，我不知道，但口头上则称其为群众团体了。关于全临会在这个期间的确实意见，我希望叶宁或全临会的同志说一下话。因为虽然我那时是一个叫做「群众工作支部」的支部书记（这个支部的成员初初是我、李西、老陈、和康溪，后来加上叶宁和志萌），但对于「十月青年社」的成立，我只知道是支部会议中的决定，决定的经过全临会是知道的。这个「十月青年社」问题在一次和统一书记局代表罗文的会议中，以令我异常愤怒的形式被带了出来，也令我对RCP内部的运行方法和观念感到绝望。
10．罗文同志是大约七四年八月从日本到香港的。在一次会议中，李西向罗文报告了香港的组织情况。谈到RCP内部的运行之时，我突然发觉多了一个支部，追问之下，才知道这个新支部叫「十月青年社」支部，专门讨论和决定关于「十月青年社」的发展。我听到后大为生气，追问究竟这个支部有那些同志，为什么要成立这个独立支部，这个支部的工作范围和我当书记的「群众工作」支有什么分别等等。后来在再经追问下，才知道这个支部的成员除了多出一个X同志（我只知道这个同志真名字，不知道他的党名）之外，根本就和我的支部一样。李西、康溪、叶宁、志萌都是这支部的成员！我觉得这样做是排斥我的，而「群众工作」支部就好像一个空架子，一切要讨论的早在「十月青年社」支部中决定了。这次会议之后直到离开香港为止，我再没有和全临会讨论此事，而RCP内部的情况我亦不知道。
一点感想
以我在全临会领导下的工作经验来说，RCP作为一个革命组织，是完全不及格的。领导机关对于香港青年运动没有认识，而且缺乏能力给予应有的领导，组织运行的方法乱七八糟，用「安全理由」为借口，各支部不但没有实际上的沟通，就连究竟某一个支部实际存在与否也不知道；领导机关亦从不报导其它支部的工作，使人对组织有着强烈的隔离感。要知道，由于RCP在青年激进运动发展之时没有介入，加上二十多年来的低沉，不能构想在新一代有革命理想的青年中会有着革命领导的威望；这时候，只有通过在实际工作中建立领导的威望，才成其为领导。这一个简单的道理，我希望现时RCP的领导仔细咀嚼。在我以后和一些个别老一辈的RCP党员谈话之时，亦得到一个现时RCP领导之缺乏威望的强烈感觉；动不动培植某一倾向自己的青年同志反对另一个，于运动只会有害。试想，五年多来我们究竟花费了多少时间在整顿组织之上？在胡之后是我，我之后是叶宁，难道这些人都是反动的？都是硬要和领导作对，硬要排斥年老同志的小野心家？我请求同志们客观地检讨一下组织本身的毛病，诚实地衡量一下组织的实际情况，不要给同志乱加什么建立「独立王国」的帽子，这是斯大林主义学校的产品！
四年多前我竭力希望年青同志之间的统一，老、青同志在一起工作，那时从年青同志来的反对固然有，年老同志的抵制亦有，今天的情况是不同了。在我今年一月回港的短短十来天内，我和大家讨论的过程中，每一方都是同意（至少在口头下）统一的。我诚恳地希望统一早日实现，在过去数年来渐渐体会到这种需要的同志们，请继续努力，争取统一的实现，没有一个真正有革命理想的同志会反对；而除了宗派主义者强硬地从鸡蛋中找骨头之外，没有什么政治上的理由不能进行统一。我向一切致力统一的同志们致敬！
何仁
1978年9月12日 |
香港目前局势与我们的任务——中国革命共产党（第四国际中国支部）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1977年4月1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中国托派运动文献
香港目前局势与我们的任务
中国革命共产党（第四国际中国支部）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1977年4月10日）
（1）第二次大战结束后，香港以其世界商品集散地的地位，在所谓“自由贸易”的政策底下，给统治者英帝及其他帝国主义，利用为它们向落后地区进行经济侵略的重要基地。同时，由于中国人口不断涌入，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由于长期获得来自中国的大量物质供应，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通货膨胀的速度，因而吸引世界各地资金大量投入（其中包括资产阶级挟其原在中国的资金、器材逃来此地），并且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相对繁荣期间扩张了资本增值的范围，使各种制造业日益发展，使工业在经济中的比重日渐增加；而基于人口剧烈膨胀和工商业的扩展，建筑业也一时蓬勃起来。这演化不但改变了香港的外貌，而且大大提高了它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使它成为重要商港，远东金融中心和比较其他落后地区远为先进的工业城市（虽然基本上仍未摆脱加工的特色）。至一九七三年为止，上述发展曾使本港经济呈现畸形繁荣的现象。
可是，一般地由于整个经济的资本主义性运转，特殊地由于绝大多数原料物依赖外来供应，和欠缺广大本销市场（工业商品主要依赖外销），更由于统治者的反动的经济政策的干扰，上述发展是不平衡的、充满痉挛性的，且时常陷入重重危机之中。盲目追求利润所带来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使许多制造业剧烈膨胀，不久即剧烈萎缩；通货膨胀和贸易对手实施日益严苛的输入限制，使产品成本剧增和外销市场缩小，同时使转口业和商业陷入疲蔽之中。基于它对于世界资本主义的依赖性，自一九七三年起，本港经济已因资本主义的世界性衰退而衰退，从一九七五年下半年起，这衰退虽曾一度缓和，但引致新衰退的危机却仍然存在。官方所发表的经济增长率，虽然显示香港经济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复苏”的间隙中可能谋取一时的活跃，但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相对稳定时期之一去不复，这可资利用的间隙将愈来愈小，而由于贸易壁垒战之加剧，却使它面对的难题愈来愈多，至于官方对未来仍有微弱增长的估计，则一方面是假定“复苏”持续和依赖通货膨胀而维持表面的假象，同时又反映整个经济的维持实质上的依赖于劳动人民生活水准之不断降低。
（2）港英统治者所施行的，是具双重掠劫性的经济政策。这政策在主要是维持其宗主国权益的同时，维护所有资产阶级的利益。为了尽力搜刮以缓和英帝本土的危机，统治者推行高地价、高租金和高税费政策，以及不断助长物价的增高，因而带有“竭泽而渔”的性质。这是它的政策的主调。在中国革命胜利后初期，由于自觉统治朝不保夕的恐惧感，这政策曾一度毫无掩饰地实施着，达到惊人的程度。
（3）中共的机会主义的外交路线，与中共内部不断发生剧烈的派系斗争，鼓励了帝国主义者特别是英帝国主义者。因此，港英逐渐转向了。它希图尽量利用现有条件和吸引外资来扩展本港的工商业，继续维持其统治，甚至代表国际资本主义直接对中国（特别是华南）发挥其腐蚀作用。它一直维持较低的利得税率，使大型工商企业获得超额利润，对陷于困境的大企业甚至加以补贴。它以举债和官商合营方式兴建公共工程，并且通过由高官和大资本家联合控制的机构推动各经济部门的业务，但却主要为英资垄断集团利益设想，而极少顾及中小企业的利益和需要。它纵容甚至鼓励金融投机，使工商业驯服于金融资本的指挥棒下，以此消除了土著资产阶级发生任何独立作用的可能机会。为了抗拒竞争者的非难，和藉较现代化的经营方式提高竞争地位，它鼓励投资兴设现代化工商企业，同时它的劳工法例既增订了纯粹有利资方的条例，也作了轻微的改革。总括来说，它是希图配合廉价劳动力和现代化工商业，使之既合乎殖民主义者利益，也合乎资产阶级的利益。但这整个政策不但对劳动阶级、即对中间阶级也是不利的。在官方压榨和大资产阶级的剥削日益加剧的情势下，整个社会急剧地趋向于两极分化。
（4）在政治方面，统治者所实行的仍然是腐败的殖民地主义制度，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力完全操诸少数殖民者手上。不但广大被剥削阶级不能享有民主权利，而且即使资产阶级也只能对殖民者政权施加压力以图影响其决策，而不能干预其权力。这一腐败制度的维持，一方面依赖于军警暴力，另方面依赖于广大被压迫群众因一时找不到正确政治路向而容忍。同时更依赖于中共的容忍。因而它只好一方面极力利用中共的机会主义外交政策，保持它同中国的“友好”关系，和利用中国官僚政制的弱点减少香港中国居民对祖国的向心力，另方面以暴力强制和伪善面孔双管齐下，企图抑制广大群众的反抗，更进一步企图增强他们对居留地的所谓“归属感”。因此，近年来它摆出改良姿态，拨出较前略多的经费投入教育事业，兴建公共工程和屋宇，在社会福利、医疗卫生等方面也作了一些轻微的改进，同时又进行表面的“肃贪”以缓和人民的不满。但所有这些外貌上的改变，决不能改变殖民统治的基本特性，也不能消除社会不安，相反地，由于统治阶级日甚一日地把权力和社会财富集中在自己手里，它同广大劳动人民和中间阶层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并且不断挑引起广大人民的反抗。
（5）在警政和市政方面，尽管统治者不断扩充警察力量和官僚机构，但这些统治工具除了对善良居民（特别是劳苦大众）极尽欺压的能事之外，根本谈不到所谓“维持社会安宁”。市面抢掠公行、交通堵塞、人为灾祸频仍、自然灾害也因官僚们的故意疏忽而加剧。它的粗暴的小贩政策，只能不断制造混乱，又不断引起身受压迫的小贩的反抗。而赌、毒、黄在包庇下仍然不断泛滥——在这方面和其他防止贪污行为方面，“廉署”的“反贪”工作，只在初期尽了某些欺骗作用，但它的真正功能后来已被大众识穿，因而它本身也成为不满的对象。
在教育事业方面，近两年来，虽然港英当局——在广大人民的压力下——不得不作出一些承诺，提供较多的免费学额和补助学额，以及增设新的学校，但它同时却极力维持不合理的考试制度，阻延青少年升学的机会，规避满足青少年就学需要的责任。它希图强纳学童于工业训练中，把大多数贫苦学生摒弃于大专学校门外，把教育变成主要是替资本家训练劳工的工具。在奴化教育的推行下，教材被歪曲而变成不切实际；官僚钦定师资和公立学校由官僚控制的制度，使师资素质和施教效率强被降至应有的水准以下，另方面，施政者对私校的漠视和歧视，也使广大私校教师在“可耻待遇”下，生活不能获得改善，并使一切现成的教育条件不能合理运用。
在公共工程和屋宇的建设方面，统治者利用公地和公帑把自己变成最大的业主，到目前为止，已有三分之一人口居住在公共屋宇内，旧的较廉租的屋邨不断拆卸，而新建屋邨住户则要向政府缴纳劳苦大众所不能负担的租金，并且不断面临加租的威胁。另方面，众多的劳动人民仍然不得不居住于租金更为昂贵的私人楼宇，或者居住于“安置区”中，过着非人的生活。政府大量兴建公共屋宇的另一作用，实际上是免除了各大企业提供职工以宿舍的责任，因而是以压榨劳动人民为条件，利用公共财富使政府收入和资本家的利润同时大为增加。
另方面，政府不运用历年积余（即所谓“储备金”），反而以举债方式进行交通运输系统的建设，使与这建设有关的资本集团在建设进程中大量和超额地吸吮了香港的社会财富，并且在提供使用时掠取超额费用。
以上叙述，显示港英政府硬软兼施政策的具体面貌，显示这些施政在实际上只能引致更多、更大的社会不安和对抗。但同时又反映了：就现有物质财富以及生产技术的水平来说，香港应该基本上已具备了物质前提，能够实施一连串的措施，使居者有其屋（即住户缴纳劳动者所能负担的维修费用而永久享有居住权利），居民享受较高水平的生活，以及教育普及化，等等，——假如整个社会权力不是在殖民者或资产阶级而是在工人手中的话。
（6）香港是一个在英帝国主义统治下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社会内部存有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由于民族压迫的受害者主要是广大中国籍劳动者和小资产阶级，而所有资产阶级又结连殖民统治者对他们施行残酷的阶级压榨（这里面必须注意，憎恨新中国这个工人国家的华籍资产阶级早已泯灭了民族意识），在这种现实的社会关系下，民族矛盾也就必然与阶级矛盾连结起来。
香港的资产阶级，虽然与港英当局互有矛盾，而且它的内部也互有矛盾，但却整体地成为殖民统治的主要支柱。它理解反殖运动势必与反资运动结合，理解殖民统治的终结可能同时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终结。所以，尽管它的各组成部分之间——英资集团与其他外资集团、外资集团与华资集团、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和个别资本家互相之间……等等——不断发生倾轧，但都与港英同样地理解剥削制度之存在于香港有赖于中共对港英统治的容忍和帮助，从而一致地支持港英的统治。它向港英要求扩大自己的权力（例如要求增加立法局、市政局民选议员席位和扩大市政局权力等），以及不时批评港英的施政引致社会不安和使它蒙受损失，但它却从不要求改变现行政治制度，反而在维护这些制度的前提下，一方面主动协助港英压抑劳苦人民的要求和反抗，另方面极力把一切祸害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并且攫取更大的利益。
另方面，广大被剥削阶级、广大革命青年和中间阶级沦于破产的成分，则基本上结集成为反殖、反资的营垒，并以工人阶级为主力。为了达成自身的解放，这个营垒的各组成部分必须在斗争中彼此紧密结合，并且通过正确的领导使反殖、反资运动连结起来，和使香港的革命运动同世界各地的、特别是中国的革命运动连结起来，在推翻殖民统治的同时结束资产阶级的统治。
（7）无论从任何角度看来，香港都应该是中国的一部分。香港被压迫阶级的解放事业，是整个中国被压迫阶级解放事业的延续，即，解放香港，使它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谋求发展，是中国革命尚未完成和必须加以完成的任务。因此，原先握有中国革命领导权的中共，照理应该尽可能推动、支援香港劳动人民反对殖民统治、反对剥削制度的解放运动，就是说，即使未能立即解放香港，也应该尽力在香港培植劳动者的组织，使这些组织的力量伸展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在反对殖民统治、争取阶级利益的旗帜下，实现劳动阶级对社会事务的种种干预，对殖民统治作公开的斗争，以准备在时机到来时可以顺利地取代资产阶级的统治，在香港实现合乎历史归趋也符合工农要求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已取得中国统治权力的中共来说，实行上述做法，在力量上是绰绰有余的。但不幸的是，由于中共在中国实施官僚专政制度，由于这反动制度的树立和运转使它同广大工农群众相对立，它意识到革命力量的继续兴起必将不利于自己的统治，因此，它自觉地放弃那些必须广泛动员才能完成的革命任务，并自觉地对香港实施一种旨在瘫痪群众斗志、和在实际上同英帝妥协、勾结的政策。
目前中共这政策的实际运用如下：
1．限于在法理上否认香港的殖民地地位，利用默认英帝现行统治这态度来维持甚至加强它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勾结关系，和利用法理权利作为在外交上同英帝讨价还价的筹码；
2．把解放香港的任务推到遥远的未来，以香港问题应隶属于整个国家政策为借口，把在它控制下的群众力量强纳于所谓“反两霸”政策的运转下，使这些力量在实质上起着维护港英统治的作用，同时又横蛮地把一切不受它控制的反殖运动污蔑为“反华、反共”；
3．利用香港作为取得外汇的重要基地之一，同时利用香港的港口等设备，来加强它同其他国家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关系；
4．利用其宣传工具和代理机构，一方面在经济上尽可能争取实际利益，另方面极力控制群众运动，以免除或削弱群众在其他力量领导下起来斗争时所引起的对中国工农反官僚统治运动的刺激作用。
中共执行上述政策的结果，使它在群众中逐渐失去传统的声望，使群众逐渐认识它的真正面目，甚至造成部分群众对中国革命的错误印象。实际上，自一九六七年反英抗暴运动失败以来，它所控制的群众组织的领导层，已比以前更为官僚化，这些官僚分子操纵群众组织，并把执行中国官僚统治层的政策作为群众组织的主要工作，借口推行“反两霸”外交，完全放弃争取工人及其他被压迫群众的利益。因此，无论在主观或客观上，它都已放弃了对香港革命运动的领导。
（8）但中共对群众运动的制动作用，却是不能忽视的。实际上，它目前仍未完全失去对群众运动的控制力，它的叛卖政策不断引致群众运动的失败和衰落，使广大群众被迫长期强忍统治者和资产阶级加诸他们身上的祸害；而由于它拥有庞大的物质力量，和它的传统声望仍未耗竭，因而新的群众运动也未能摆脱它的干扰而全面兴起。
但被剥削阶级的革命能动力，终究必强于官僚层及其工具对革命运动的制动力。事实上，自进入七十年代以来，香港革命阵营中的各种力量，已分别从三方面初步动员起来：工人阶级不断进行自卫性斗争，各社区广大劳苦人民和小资产阶级群众不断反抗各种压榨，以及广大青年群众之日益激进化。
（9）经过廿多年的发展，香港的工人阶级，目前已在其组成上起了重大变化：①产业工人在数量上是大为增加了，而且平均文化水平也显著上升；②在产业工人队伍中，青工占绝大多数，而妇女则占百分之六十；③出现庞大的服务性工人队伍，其人数竟相等于产业工人；④专业性和在政府机构中工作的工银劳动者（教师、护士、非产业部门的汽车司机、文化艺术工作者和低级公务员等）队伍也大大扩大了，在广义上，他们也属于工人阶级，他们是工人阶级中非常特殊的成分，在生活上和意识上接近小资产阶级，但在社会对抗中却仍然保有其作为被雇佣者的基本特色。
另方面，工人阶级的生活处境也有了重大的改变。由于相对繁荣的结果，所有工人的实际工资趋于下降，生活费用的不断而急剧的上升，构成了对他们生活的永久性威胁；而经济衰退的来临则引致大量工人失业。一九七五年下半年起，就业情况虽然有了改善，但大部分青工、女工却是在被剥夺了就学机会和欠缺训练，被迫接受最低廉的工资从事最刻板的工作；同时资本家又全面压迫工人提高工作强度。此外，港英的许多苛例（如“冷静期法案”、“遣散费法案”等），也限制了工人保卫自己的权利。
由于中共所发动的或领导的工人斗争接连失败，相应地引致工人阶级内部政治意识低落。特别是在一九六七年“反英抗暴”运动失败之后，原有的阶级意识强烈同时拥护中共的大量工人群众，已因斗争失败而失去原来的活动基地，他们中绝大部分人被迫转业（被吸进中共控制的官商机构中或转到其他行业去），一些人因职业上的改变不能积极参加工人运动，或因失望而消沉了，而另一些人则变成同群众脱节的工会官僚。这不但打击了中共，且使广大工人与原有工会之间，一度因活动分子之消退而产生严重脱节的现象。往后情况有了一些改善，在六七年失败的创伤逐渐平复后，许多人重新投入工会。另一方面，新兴行业的工人，基本上处于无组织状态，这些行业的工人队伍，绝大部分由青年人组成，他们欠缺斗争的经验和传统，流动性很大且阶级意识薄弱，因而增加了组织和集结上的困难；但他们又较少受到斯大林主义的毒害。而由于亟需改善生活、摆脱重重束缚和寻找思想出路，青年工人们也日渐激进化了。近年来许多青年职工中心的出现，反映出新一代青年工人中有许多人渴求投身青年激进运动，反映出他们对传统的工人运动欠缺信心或认识，而这同时又是中共工会官僚放弃组织青年工人的后果——对于他们，革命者的工作是在推动他们继续激进化的同时，提高他们的阶级意识，逐渐引导他们在其社会岗位上从事阶级斗争。
上述所有变化表明：在资产阶级加紧进攻的凌迫下，香港工人阶级是不得不起而自卫的。实际上，近年来，自卫性的零散的斗争不断爆发，而且工人阶级的边缘部分（政府文员、教师、护士等），由于他们的生活水平日渐低降，和受了群众运动的影响，他们也已起而斗争，取得一些成果和建立起一些类似工会的组织。同时新兴行业的工人群众也在酝酿组织新的工会。这指明香港工人阶级目前正处于酝酿动员的阶段，可以预料，在下一阶段中，他们（特别是产业部门的工人）将会为反抗压榨，为改善生活，为加强自己的组织而进行斗争。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非产业的雇佣劳动者（即教师、文员、护士等）们的斗争是居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的，因为它在反抗雇主的同时，冲击了政府机构、教育制度和医疗制度；而他们的斗争之所以能够较为顺利地进展，则明显是因为中共并未能对他们施行全面的控制。
横在工人阶级前进道路上的主要障碍，是传统领导的堕落和工人组织上的散漫。目前“左”右两翼工会都放弃了推动斗争的责任，也没有普遍地进行组织工人的工作。右翼工会是明显地腐化了。至于所谓“左”翼工会，则它的领导层已变成中共官方的工具，他们把工会工作缩小为主要是宣传中共的政策，同时又敌视任何不受他们控制的工人行动。
我们必须协助工人群众克服上述障碍。为了迎接、推动下一阶段的工人动员，我们必须从今天起就着重地在工人区域中进行推动各种斗争和加强工人组织的工作。具体说来，我们应首先推动工人阶级争取生活改善和劳动条件的改善，在工人进行斗争时协助他们反抗资方和官方的压迫，以及反对资方开除工人和官方种种苛例。在酝酿、进行各种斗争的同时，推动群众投入工会并积极干预工会工作；在未有工会的地方建起新的工会，在已有工会的行业或厂部建起工会基层，实现工会基层的民主。实际上，只要工人运动能自下而上地兴起，那末，“工会民主化”就可经由工人群众的积极干预而一步步实现，可以摆脱旧领导和选拔新领导，发挥工人阶级的力量，从而成为反抗阵营的强固主力。
就目前情况来说，由于中共工会官僚的阻扰，由于工人群众缺乏充分的自信，以及欠缺一个新的有权威的领导，因此，工人运动的兴起显得困难和缓慢。为了打破这一现象，我们必须耐心地帮助工人阶级逐渐形成新的左翼，在斗争中逐渐取代工会官僚对工运的领导地位。而要达成上述目标，则必须围绕有关工人当前实际利益的问题进行不断的宣传和鼓励，和帮助积极的工人组织群众、推动斗争，使他们在群众中建立起威信，从而扩大我们在工人中的影响同时建立起自己的威信。
（10）群众力量兴起的另一表现，是广大青年的激进化。这个运动在七十年代初期兴起，表明在相对繁荣期间成长的新的年青一代，一般说来并不具有他们上代的苟安心理，他们对社会有较高的要求，但殖民地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却不能提供给他们以合理的出路，他们有机会接受较多的学校教育，但奴化教育却使他们更为憎恨现存社会制度，——所有这些，都不断加深他们的不满，引导他们走向反叛这个社会制度，并且滋长起强烈的反对民族压迫的意识。他们中一些人向往“社会主义祖国”，但另一些人对于中共要他们静待解放则从感觉迷惘转向不满、怀疑再转向进行新的思想探索。这运动受世界青年激进运动的鼓舞并且成为它的组成部分。这演变冲击着整个社会，在社会急剧蜕变的条件下，体现着青年一代对一切不合理现象的反抗，反映出他们对谋取自身解放的渴望。因此，青年激进化本身构成一种较持久、有巨大潜力的运动，而由于结合了上述地区的特殊条件，它的先进部分又具有鲜明的反殖（甚至反资的）色彩，实际上，自七十年代初以迄目前，个别的激进团体不断成立，学生组织不断活跃，干预香港的社会问题，也干预中国的重大问题和事件，担当着斗争的前导角色。但青年群众（除青工及职业青年外）并不占有固定的社会地位，他们并不是具决定性的社会力量，所以，青年运动并不能取代或超越工人运动，依以往的历史经验，它必须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才能获致改变旧社会制度的辉煌成果。
香港青年运动发展的轨迹显示：它初期（自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三年）的蓬勃，直接建基于青年群众民族意识的高涨，和较少受到斯大林主义的干扰与毒害。这时期的运动，突出了非斯大林主义青年先进分子的作用，并且使其中一部分人在思想上演变为赞成社会主义但同时否定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以及在行动上着重于进行社会斗争。可是，由于中共挟其庞大的人力物力重新干预青年运动，由于当时兴起的“中国热”推使众多群众依附它的周围，再加上运动中原有领导分子的思想分化，结果是中共能孤立或分化了运动中的积极力量，叛卖地引导青年群众从社会回到校园，把广大群众规限于所谓“认中关社”的运动之中。中共这种叛卖政策直接引导青年运动走向低沉，并且促发了“社会派”和“国粹派”的斗争。这论争无疑相当地揭露了中共的丑恶，但并不能挽回运动的低落——直至目前为止，青年运动仍然处于相对的沉寂。但沉寂并不等于破灭，恰恰相反，由于它本身具有巨大潜力之故，这运动目前仍然继续存在，同时有迹象显示它正在扩散到中学生的成分上而酝酿着新的兴起。这个广大的中学生成分的作用是巨大的：它本身是当前激进运动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激进中学生的升学或就业，即将不断充实大学生和青工的激进运动，同时它本身的队伍也将从青少年中获得不断的补充和扩大。
另方面，中共对香港青年运动的干扰和控制力，已开始逐渐削弱。随着中共内部危机的加深，和它治下的社会病态的不断显露，特别是在天安门事件之后，广大青年群众已察觉它的反动性。在群众厌弃和原有信徒思想动摇的情势下，目前它在一些学生组织中已遭到了挫折；它在这些组织中的领导权，已为具有中间色彩的学生领袖所取代。这反映学生运动正在逐渐摆脱中共的控制而前进。但中间派并没有足够的力量稳定地、长久地维持其领导地位，他们在思想上不能完全摆脱中共的影响，在组织能力和经验上也不能抗拒中共分子的渗透和干扰。因此，我们必须以正确的理论影响他们，帮助他们中的优秀分子摆脱中共的影响和干扰，引导他们在群众中展开思想运动和争取学生的切身权益，并且推动学生运动与其他社会运动重新结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学生运动中培养起真正的左派，才能打败中共分子而掌握领导权力。
上述发展对未来的政治演变具有特殊重大的意义。这表明激进运动势将成为革命者的摇篮，大大有助于在中国复兴马克思主义和建立革命新党的运动。
但就目前情况而言，这运动并未能把自己提升至全面政治化和组织化的高度，它的发展是缓慢的、散漫的、它的各部分也是彼此脱节的——这一缺点，尖锐反映在它的最先进部分同群众严重脱节上面。为了克服这一缺点，革命者必须主动投入群众中，与他们建立紧密的联系，协助他们发展和健全组织，从工厂、学校、社区各方面推动青年群众争取本身权益及干预社会斗争，引导他们克服散漫状态从而提升至广泛的有组织的行动。我们必须着重地从事学生工作。实际上。学生是青年群众中比较易动员的部分，不能动员学生群众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工作方法必然有了重大的缺点。与此同时，对于已组织起来的青年团体，我们也必须尽力打入去，争取他们接受我们的见解。
（11）由于港英对劳苦大众的压榨不断升级，近年来各社区的斗争明显地趋于上涨。广大小贩群众，不断对港英施诸他们身上的迫害进行反抗；广大社区群众，既为了争取教育普及化和反对暴利，也为了反迫迁、反加租和争取合理居住条件而不断进行斗争。这情势表明，广大劳苦群众已逐渐摆脱对暴力统治的恐惧感，和认识到反抗的必需性。革命者必须掌握这一有利时机，在各社区展开教育和组织群众的工作。不但在斗争发生时要全力协助群众，而且要在平时就打好同群众及其组织的关系，要结合进步分子，在安置区和新区展开访贫问苦的工作，充当平民的义务秘书，和协助他们解决困难。实际上，只有通过这种耐心的工作，才能在这些群众中建立联系和信誉，才能在斗争关头领导群众，和引导他们同整个反抗斗争相结合。鉴于主要由教会分子组成的改良派活动近年来在社区中颇有进展，我们应该坚信：革命者的工作必然超越那些抱持“救世主”心态的人的工作，只要我们能有较多的干部和群众投进这方面去，就必能获得可观的成就。
（12）综合所述，我们可以介定：香港目前的局势，已从经济上的相对繁荣转入不断产生重大危机的不稳定局面，和政治上统治者与统治阶级同被压迫阶级不断互相挑战的不稳定局面。同时必须注意，形成这局面及影响其往后发展的条件，是复杂的和特殊的。一方面，虽然民族解放运动有了全球性的胜利开展，原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纷纷宣布独立，但香港的中国居民却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后反而被迫忍受殖民统治，另方面，虽然统治者仍沿用着种种古老的统治方法，同时把压榨不断升级，但它却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控制它的暴力机构，尽量利用欺诈手法以避免太多刺眼的血腥镇压，对群众的反抗作有限度的让步。一方面，虽然广大劳动群众对中共极为失望，不少中间阶级分子甚至对中共抱有明显的敌意，但另一方面，由于现实上不断遭受殖民统治压迫的痛苦，他们仍然向往祖国，肯定工人国家的重大成就，而许多劳苦群众则更表露出对社会主义的支持态度。
但我们不应该从上述展望中，得出可以立即向统治者发动全面进攻的结论。必须首先在群众运动诸环节中做好进攻前的准备工作，必须通过群众力量的组织化，把目前的自卫性斗争推向争取全面改善生活的斗争，必须通过群众政治觉悟的提升实现反抗阵营诸力量的紧密结合，才能进行有效的全面进攻。
（13）解放香港，首先必须推翻英帝的统治，这是革命的直接任务。但香港人民如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必须铲除一切资本主义力量，实现财产公有制，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只有这样，它才能与已实行了国有财产制的母体（中国）相结合。这结合可以给予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以有力的推动，也可使香港在经济上获得充分的物质供应，和在政治上、军事上获得充分的支持，抵拒外来的压力而向前发展——这是历史规律所预示的必然方向。
中共外交政策的急剧右倾，显示它无意于改变香港的现状，使一些小资产阶级政客产生妄图把香港从其母体分割开来的幻想，提出所谓“独立的香港共和国”的观念。这观念穿着“民主改革”的外衣，但实质上是以新殖民主义代替老殖民主义；是小资产阶级企图在形式上摆脱英帝统治，转而依附世界资本势力以延续其有产者生活的幻想产物。这观念在实际上起着瘫痪群众觉悟、帮助英帝延长其统治的作用。
当然，在已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情况下，香港的革命阵营不能把权力奉送给践踏工农民主的官僚统治者；当然需要掌握自主权力，和把所实现的社会主义民主为榜样，推动大陆工农阶级兄弟起来争取自己应享的权利，和进行推翻官僚统治的斗争。这就是说：香港的革命政权，必须对官僚层保持独立，但这并非独立于整个中国的国有财产制之外，也非独立于整个中国的以社会主义民主为基础的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之外。
香港的革命运动与中国本土的革命运动，是相互推动、相互影响的。在未来的发展中，有可能先在香港爆发推翻英帝统治的革命，也有可能先在中国爆发推翻官僚统治的革命，或是两者同时爆发——实际演变及其先后次序决定于阶级力量的结合情况。这是不能预估的。但革命者无须猜测和等待。
（14）建立新的革命领导，是发展香港革命运动和使革命获得胜利的必需条件，同时是香港革命者的当前的急切任务。
革命新领导的建立，要求革命组织必须一方面在政治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客观局势作出正确的判断，指明正确的斗争方向；另方面在组织上坚持群众路线，认识群众运动的具体特点，真实地把自己的工作落实到群众中，使革命理论能通过实践而实现。这不但需要继承全部革命传统，而且需要正确的工作方法和作风，才能主动地摒弃一切小资产阶级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获致最大的工作效果。这是革命组织从宣传小团体发展到成为群众党所必须遵守的法则。就已有的经验看来，只有传统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具备上述条件。事实上，多年以来，我们组织在同中共的政治斗争上，已证明所持立场的正确，同时在推动群众斗争的平面上，也不断同其他小资产阶级政治派别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进行斗争，教育了群众，也教育了自己。今后，我们必须依循这一正确途径继续前进.。
我们必须从现时起，借助于有系统的宣传和鼓励，推动群众斗争和组织（培植）起群众的力量。必须充分利用香港的条件，散播、扩大我们的理论思想和政治影响，一方面培养起自己的干部，另方面教育群众，通过他们把我们的政治影响传到中国本土去。我们必须善于向群众学习，使自己所提的种种主张，能切合实际要求，因为只有在群众接受并起而为之斗争的情形下，我们的理论才具有有可与统治者抗衡以至推翻它的力量。
（15）以下是根据过往经验，配合现实条件拟定的行动纲领：
1规定最低工资和依照物价指数增加工资，物价指数要由工会编定——配合普遍的加薪要求，革命前锋队和先进工人除了在现实斗争中站紧前列之外，还要推动各业工人督促工会编订物价指数，推动各业工人互相支援，要求所有职工团体联合起来向政府和雇主提出上述要求，因为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只有按照物价指数增加工资才能保障工资劳动者（包括低薪公务员、护士、教师等）的起码生活，抗拒资产阶级把困难转嫁到劳动者肩上。
2坚持不超逾八小时的工时制度，反对雇用童工——目前有许多行业仍然没有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而在较大的企业中则盛行压低底薪和以超时工作加强压榨、实际上取消其本已承诺的八小时工作制。因此，保卫和推行八小时工作制在目前仍有重大的实践意义。同时，现行法例虽然形式上禁止雇用童工，但在实际执行上，政府官吏却不仅容忍甚至故意纵容雇用童工，并且成为产生贪污的泉源之一。对抗这一现象的办法是：要求各业工会有权接受投诉、检举雇用童工者，其罚款拨充工人福利金，至于童工退出工作后，其家庭所遭经济困难，则由社会福利经费补助来解决。
3一切人种同工同酬、男女同工同酬，女性职工享有生理假期，产前产后各休息一个月，工资照给；废除一切剥夺、限制工人权利的反动法例，代之以保障工人权利的法案。
4雇主负责其雇员的福利经费和劳工保险费用，福利经费和劳工保险事务由职工团体组织委员会处理之，这些委员会的工作由工会监督和对全体工人负责。反对目前由雇主方面包办任意处理的不合理做法。
5公开业务秘密，实行工人管理生产和监督生产。首先，公共事业中的工人，应有实权参与生产的监督和管理，揭露现行资方指派工人代表聊备咨询的欺骗作用，清楚解说工人参与监督和管理生产对加强社会服务的重要性和必需性。坚持这些代表应由全体工人选举。其次，在因雇主经营不当或其他原因而引致停工减产甚至关厂的现象发生时，公开业务秘密和工人接管生产这要求同样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
6建立和强化各业工会的基层组织，工会民主化——建立工人基层组织这一工作，在还没有工会的行业或产业里是成立工会所必需的准备工作，而在一般情况之下，建立和强化基层工作则是使工会运动健康发展的必需手段。目前此地的工会活动，无论是“左”（工联属下）的或右（工团属下）的，都完全漠视会员的实际利益，都是把工会作为达到自己集团政治目的的工具。矫正这一偏见是必要的。因此，上述口号就有无比重要的实践意义了。组织工人群众自下而上积极参加工会活动，使“工会民主化”这要求体现为在平时打破少数领导者对会务的垄断，在斗争中通过民主选举适时地成立罢工委员会、工厂委员会和工人自卫队等等组织，使无产阶级集体发挥其力量。这一方面是取得胜利的最好保证，同时也替未来无产阶级接管国家权力提供练习的机会。
7教育普及化及民主化——反对政府目前在大专和中小学中所采取的官僚制度和奴化政策，反对学阀利用教育遂其牟利目的的罪恶做法。主张由教育、学术团体、学生组织公推人选成立委员会，重新厘订教育方案，这方案必须包括如下各点：
（A）取消升中考试和中学会考，确立合理的考绩制度，考绩比率中平时测验应不低于百分之五十；
（B）划一学校的收费标准；
（C）划一合理编订教材、班级，确定中文在教与学方面的重要地位；
（D）增设大专和初中学位，打破目前大量小学生不能升中、中学生不能升大专的现象，中小学完全免费，大专奖学金的发放对象主要应该是清贫学子；
（E）取消校监制，校务委员会由教师、学生、家长三方面民主推选，并依民主常规处理校务等等。
8强调就业为基本人权之一。政府必须大量拨款兴建公共工程，公共工程同样应由工人参与监督和管理。政府应拨款解决失业、半失业工人的生活。
9要求裁军裁警，和各区自治——证明香港在现统治下设防根本就是浪费，强调市民日常生活只有在自治的基础上才能获得真正的保障，因此，必须通过民主方式成立各区议会，年满十八岁市民不分性别、种族一律享有选举权和被选权，组织各区民众自卫队代替警察工作，经费由政府负责。
10全面管制租金和管制物价。反对政府目前对所谓工商楼宇不加管制的放任政策，反对住客、业主管理条例对业主的偏袒，成立租金评议会和物价评议会评定租金和物价，评议员由各区召集民众大会公举（并在不称职时加以罢免）。
11彻底消灭贪污——指出官僚制度是贪污的根源，揭破政府卵翼贪污的原因和真相（包括揭破“廉署”的实际作用），要求政府公布所有公务员现有财产的实际资料，没收超出其俸入而不能合理解释来源的部分，拨作公共福利用途。
12反对政府的现行小贩政策——揭破贩管队和警察目前对小贩双重压迫的腐败现象，反对任意限制小贩营生的不合理做法；划定的小贩区应由小贩组织自治以杜绝收规等贪污现象。
13妥善解决工人阶级及劳苦人民的居住问题——各大企业应充分提供工人宿舍，解决工人及其家庭的住宅问题，居民有权决定整个房屋计划；反对不合理的徙置政策，政府必须明白承诺，在合理安置之前不得拆屋迫迁，在徙置实行时必须给迁徙者以合理的补偿；公共屋宇只能收取最低廉的租金，居住条件及环境交通等应接纳住户意见，由政府负责改善，公共屋宇住户有永久的居留权和自治的权利。
14成立公众法庭，法官和检查员由各界提名，由市民投票选举。这种法庭专门起诉和审判政府机构或高级公务员的违法或违反人权的罪行，其起诉书、各方辩词和法官结案陈词应昭诸公众，由市民投票判决。在司法独立已完全缺乏真实性的此时此地，成立公众法庭有其必要，这类法庭所作公正判决，容或一时没有实际处刑的作用，但却有对违法的政府或高级官吏道德惩罚和动摇统治者基础的作用。
15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组织政党及进行政治活动）、示威、罢工等的完全自由，人身自由及住宅不受任何干扰侵犯；堕胎合法化——无论已婚或未婚孕妇均有堕胎自由的权利；凡愿居留香港的中国人民都完全有权居留，不受任何干扰侵犯，撤销一切递解出境或限制入境法例。
16取消殖民地法规，废除目前的统治制度，召集普选全权的立宪会议解决香港一切重大问题。
17在革命运动高潮组织各种代表大会，工人、农民、公共屋邨贫苦居民等劳动人民，各按人数分别组成，并在工人代表大会领导下组成全港最高权力机关，行使一切权力。
以上所举一系列的要求或口号，旨在针对广大劳动者的实际痛苦提出解决办法，针对现行政治制度的种种弊陋，提出合乎实际需要的对策。革命者可以而且应该依照这一系列的要求进行宣传和鼓动。至于这些要求如何具体地实现，主要是决定于具体斗争形势和群众的觉悟程度而非决定于革命者的理想，因此，革命者应该按照群众接受的程度，灵活地加以运用。只有这样，才能把群众运动逐渐推向高潮，进行全面的社会干预，一直走到最后的胜利。
一九七七年四月十日 |
中国托派和抗日战争（向青，1977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相关链接：中国托派运动文献
中国托派和抗日战争
向青1977年
出版说明
这里发表的文章是七十年代中期写的。大约写于1975或76年间，曾于77年1月在RCP内部讨论文集中发表。这本来是一篇较长的文章﹝题为《中国托派与中国革命》﹞的第一节。下一节应该谈论解放战争中的中国托派，往后还要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托派。但续稿一直没有写，现在重新发表，干脆把题目改为《中国托派与抗日战争》，当作一篇独立的文章。
向青
1994年1月16日
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发生于中国第二次革命（一九二五──二七）失败之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内一部份领导人和干部接受了托洛茨基对革命失败的解释和他所提出的为未来的新革命作准备的路线，由此形成中国托派。在多年中，我们中国托派一直坚持着一个自信是唯一能够保证中国第三次革命胜利的纲领，即不断革命的纲领，根据这纲领来进行艰苦的建党工作。后来，第三次革命发生了，在一九四九年取得胜利，建立全国的革命政权，并且继续不断地发展，终于成为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托派并没有在这次革命中起领导作用，甚至完全没有发生任何实际的影响。第三次革命的实际过程，在有些方面符合不断革命论的预测，主要是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不间断性；也有些方面不符合不断革命论的预测，例如工人和农民作为革命动力的相对重量。中国托派未能在第三次革命中强大起来，反而因为革命是出乎我们意料地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农民军为主力取得胜利的：托派首先陷于思想上的动摇混乱，然后在中共的政治压力和暴力迫害的双重打击下陷于崩溃。从五十年代的后期起，我们的组织连尚未受到中共暴力打击的海外部份也变成名存实亡了。
一九四八年底，当中共胜利的形势已经明显的时候，我们中国革命共产党内部已经有人对党所实行着的政策提出强烈的批评，要求改正错误（尹宽同志的意见）。一九四九年起，党内一直进行着检讨，而一九五一──五二年间在香港（当时中央机关唯一能够实际领导的地区）更发展成为激烈的争论，把第三次革命和我们的路线整个地重新检查。以后还继续讨论了好几年，不过再没有一九五一──五二年间那样热烈了。最不幸的是，这些讨论始终没有达到党的正式结论，而且正确的倾向本身也没有发展到对第三次革命作出圆满的理论解释。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最大的革命成就，对二次大战后的世界革命运动以及整个世界形势都有极大的影响。托派对这次革命至今还欠缺圆满的理论解释，不但使中国的托派运动无法在坚实的基础上重建起来，而且大大妨害了一切落后国家中的托派运动。连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托派运动也不免受到相当的影响。这是世界托派运动的一个重大弱点，也是近年托挀内部发生巨大争论的根本原因之一。这篇文章希望能够提出一个有系统的见解，有助于总结托派的理论和行动在中国革命中所受到的考验，对中国第三次革命提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并且由此得出今后继续奋斗的方针。
一．中国托派在第三次革命中所犯的政治错误
中国第三次革命是以内战的形式在一九四五──四九年间开展的；而这次内战又是抗日战争时期一支以农民为主的强大的人民武装力量在中共领导下发展起来的直接后果。抗战不仅是第三次革命的序幕，它实在是第三次革命的前半部。不了解抗战就无法了解第三次革命。所以，我们检讨中国托派在第三次革命中的活动也要从抗战中的活动谈起（注一）。
甲．没有参加抗日战争
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是中国托派运动史上一大转机。在此之前的黑暗反动时代，托派无法避免只能在接连不断的外来打击和内部混乱中挣扎，只能得到一些思想上的锻炼，根本没有机会去有系统地从事群众运动。八年抗战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倘若托派有一个胜任的领导的话，应该可以在这段期间得到很大的发展。但事实上，托派错过了这个有决定性的历史机会。虽然在抗战的前半段里有一些微小的发展，到了抗战结束时，组织的情况差不多又变成同抗战开始时一样地微弱了。
抗战爆发时，中国托派还能够得到托洛茨基的宝贵意见。当时托洛茨基和整个国际托派的领导都非常重视中国的抗战。托洛茨基说：「现在，我们面临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时期」（与李福仁谈话，中国革命问题，一九四七年版，三四二页）。托洛茨基除了指导中国托派对抗战要采取怎样的基本态度外，对于具体的活动方式也提供了很重要而且很具体的意见，具体到一国支部对国际领导者不能希望更高的程度。可惜，中国同志当时只接受了他的原则性的意见，根据这意见制定了一个革命抗战的纲领，拿这纲领作了一般性的宣传，仅此而已。至于实际参加战争活动，设法在行动中同工人、兵士、农民以及一切抗日积极份子密切联系起来，按照每一步斗争的需要来提出鼓动口号，藉此对抗战发生实际影响，取得群众的信仰——在这方面，中国托派组织一丝一毫也没有做到，而且根本没有认真努力去做。
托洛茨基说：「中国一切工人团体的责任是积极参加现在的抗日战争，而且参加在第一线上，却不丝毫抛弃其纲领及其独立的活动。」「蒋介石能够保证胜利么？我不信他能够。但，是他开始战争，今天又是他指挥战争。要能代替他，就必须在无产阶级中和军队中获得决定性的影响；要获得这个影响，就不应当悬挂在空中，而应当置身于这斗争之中。应当在抵抗外敌侵略的军事斗争和反对软弱、无能及内部背叛的政治斗争中获得影响和威望。」（论中日战争致里维拉的信，中国革命问题，三四九及三五○页，译文略有修订）。
中国托派在整个抗战八年中，并没有由组织派遣和指导任何同志去参加抗日军事斗争──一个都没有（只有极少的个别同志在没有得到组织同意，更绝无组织领导和帮助的情况下，参加了军事斗争）。事后多年，有后辈的同志在文章里略略涉及这点错误时，一直身为领导人的彭述之同志写了相当长的文章来答辩，企图证明是客观的困难（包括我们组织的微弱）令组织无法参加武装斗争（见「对苏达的批评的批评」，一九六○年）。但他在全部论述中都把「组织或参加武装斗争「不加区别地连在一起来谈，而他的全部论据都仅仅涉及我们自己怎样不够力量组织武装斗争，并没有半句话谈到我们为什么不能派遣同志去参加蒋介石或毛泽东指挥下的正规军或游击队。在中国这样大的国家里，一个只有一百几十人的革命小团体，谈到群众行动的时候，主要想着由自己去组织和领导群众行动，而极少考虑怎样去参加在传统领导下的群众行动，岂不正是明显不过的宗派主义的特征吗？
中国托派的领导如果真正接受了托洛茨基的教导，如果真正了解投身于实际的抗战活动（尤其是军事活动）的绝顶重要性，当时是不难做到的。在抗战第一阶段里，即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前，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方面都招收大批爱国青年施以短期训练后派去参加抗战的军政工作。一九三九年起，国民党的战场上战事陷于沉寂，国民党对战争采取完全消极的态度，诚意献身抗战工作的人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已经差不多没有机会真正对事业有所贡献了。但群众的抗战热情并没有全部低沉下去，仍有大批激进的民族解放战士独立于国民党指挥之外继续进行艰苦的战斗，组成人民自己的抗日军队。共产党也正是从这时起，采取对国民党更独立、更积极发动群众的政策，成为群众独立抗战的领袖。在以后的四五年中，这支人民的抗日军，光是正规部队已有数十万人，分布在十九省中。只要托派肯做而且会做，是不愁没有机会参加抗战行动的。
不错，当时托派组织很弱小，据彭同志说，「党员数目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还不过有百余人，且多是年轻学生」（对苏达的批评的批评）。但这就可以作为行动的起点了。在百余人中，应该派几十人去直接参加抗战军事活动，或与军事活动直接关联的活动。如果做不到，就算派十个八个去也好。只要有群众运动，更小的组织也可以行动起来。革命组织只有在群众运动中才能够壮大，不下水就没有可能学会游泳。我们知道，在抗战的头一两年，组织就得到了一批年青的新同志，其中许多都是很认真，很有希望的（有些现在仍是党员，或一直留到五十年代中期我们组织陷于名存实亡的时候，他们不少人很快就成为重要的干部），他们十分虚心诚恳地向组织的领导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方法，愿意执行组织的行动方针。如果当时的领导人除了教他们革命理论、托派的抗战基本路线、和宣传工作的方法以外，还教他们认识实际投身抗战活动的重要性，教他们怎样在国民党和共产党（后者更重要）指挥下参加抗战，教他们怎样在得不到自己组织的密切领导，甚至相当长时期完全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事实上，尽管组织没有派人参加军事斗争，没有为联系断绝的情况作准备，这种情况后来还是出现了），自己凭着组织所确定的基本政治方针去独立奋斗──总而言之，还教他们一套在当时最重要的实际工作方法，然后派他们去投身抗战军事活动，那是一定做得到的。至于这种对年青同志的训练，尽管托派的人力物力都很薄弱，有一年左右的时间也足够了。培养革命战士不能采用温室养花的方法。所以，只要当时的领导人肯做，无论如何在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就一定可以做到派遣若干同志参加战争，而且应该已经不止派出一批。彭同志以为只要把故事说出来（那故事对我一点也不新鲜），就可以把我的批评驳倒，就足以证明没有做的就是不可能做到的。这种浅薄错误到极点的辩论，这种假借历史唯物论的名义来掩饰的宿命论见解，是完全经不起一驳的。他所说的故事，除了证明当时的做法错误，证明领导人无能，证明他们根本不是行动的人以外，毫无其它意义。
我们知道，大战时在纳粹占领下的法国，尽管本身也是帝国主义国家，尽管托派对战争的基本立场是失败主义，而且法国工农群众的反纳粹游击战比中国的抗日游击战规模小得多，时间短得多，但法国的托派还是参加了游击战争。彭同志最喜欢引证别国托派也没有成功来替中国托派的失败解嘲（他忽略了一件「小事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了，别国还未成功），为什么他不拿法国组织对反纳粹游击战的积极性同中国组织对抗日战争的没有作为来比较一下呢？
在全面抗战中，全民族、各阶级和每个人的命运，都首先决定于战争。因此，正如托洛茨基所说那样，很自然地，战争问题「成为全国人民的，因而也成为工人阶级的活动的注意焦点」（与李福仁谈话，中国革命问题，三四六页）。那时，任何阶级对政治最积极的人，都千方百计去直接参加军事斗争，或尽可能与军事斗争发生最密切的关系。工人阶级也不例外。在此期间我们托派完全没有参加军事斗争，这就表示我们完全脱离了群众的先进层。我们只在工人和学生中组织若干宣传小组，甚至只是学习小组而已，在里面谈谈理论，写写文章，偶尔参加一次小规模的经济斗争。当时的领导人以为这样组织起来的就是政治觉悟最高的分子，以为这样的小组在战争环境中就可以成为一个革命的群众党的核心。这明显不过地是一条脱离实际斗争的错误的建党路线。这条建党路线失败，是理所当然的。
有人以为：我们是工人阶级的革命组织，所以要留在工人中，留在工厂中；倘若跑去加入军队，就脱离工人了。这见解是大错的。第一，工人阶级想要在抗战中成为全国人民的领袖，就要像托洛茨基所说那样，在第一线上积极参加战争，就要真正置身于战争当中；否则便不可能获得影响和威望。托洛茨基这些话，是实际工作的指示，并非仅仅漂亮的词句。而工人阶级之参加战争，当然要由工人的先进份子开始。第二，先进工人加入军队，并不表示脱离厂内的工人；他们之间仍能够用种种办法保持联系。通过这种联系，参军的工人便以先锋份子的身份对厂内工人起着真正的模范作用和领导作用。关于这方面的工作，托洛茨基非常清楚、非常具体地教导了中国同志。他说：「假使在某一工厂中，几个工人出去打仗，则须组织一个团体，以便和他们保持联系。对他们及其家属作物质上与精神上的援助。在乡村中得进行同样的工作，试行在城市中为此目的组织特别的工人中心。此等为帮助上前线者的工农协会，能够，而且必须坚持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与政府关机援助革命兵士的家属，等等。」（与李福仁的谈话，中国革命问题，三四五页，译文略有修订）「战争时期的日常生活将提供出千百个方法，使我们藉以组织各种不同的协会与委员会，工人将与学生及一般小资产阶级共同参加此种组织。只是这种组织必须具有一个虽然狭小但完全具体的纲领，同军队和工人的利益相联系着的。」）同上，三四五——三四六页）为了达到将抗战发展成为工农革命的目的，「与军队中的革命工人保持密切联系（通信，寄产品），工人、农民与兵士间的各种联欢，等等，具有极大的意义。」）同上，三四六页）。
托洛茨基所有这些指示，当时中国同志都翻译了，发表出来，大家看过了，谈过了，表示接受了——就是没有把最具体、最实际的行动方针拿去执行——反倒是中共在它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里的做法，在一定限度内同托洛茨基的指示暗合。
在民族解放战争中，托派身为革命组织，自然应该全部活动都以战争为轴心。但当时托派并没有这样做。托派不但完全没有参加军事斗争，而且在抗战八年里，组织的中心很不适当地始终留在上海。中国托派向来以上海为主要根据地，中央领导机关也设在这里。这本是很自然的，因为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并且是工人运动的中心。但在战时，上海的地位和平时大不相同。全面抗战开始后三个月，上海就被日军占领了，只剩外国租界变成孤岛，这孤岛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也同样落到日军手上了。在日军占领下，上海很难发生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留在上海的托派和中国工人，至少要有一个长时期极难参加抗战的主要军事活动和政治活动。这些都是不难预见的。因此，托派早就应该有计划地把主要的组织和人员迁移到大后方的中心城市去，或迁移到主要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去。当时组织竟没有这样做。不但上海的中心没有转移，所有其它沿海城市的组织和人员也都没有作有计划的转移，这些城市大都比上海租界早沦陷。不错，有不少同志在战时离开了上海和其它沿海城市，其中许多是去了大后方。但这些都是个人的逃难的行动。他们并没有得到指示，离开原地之后要怎样参加抗战工作。至于彭述之等领导同志，则始终「坚持」在上海或附近的沦陷区。他们在那里做什么呢？彭同志自己说：「我们已无法进行任何有组织的活动。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发生个别影响，争取某些可靠的同情者，为未来的复兴运动作准备而已。」（对苏达的批评的批评）差不多二十年以后，连第三次革命胜利十周年都庆祝过了，彭同志仍然不觉得这是他们的错误。相反，他竟以他们在上海所陷入的困境作为理由之一，企图证明他们没有可能在抗战中作更积极的活动，并且大骂批评他们无能的人是「惊人的主观主义和唯心论的典型表现」！如果彭同志这种传统发扬光大起来，以后不难有「托派」领导人在无产阶级暴动的时刻躲进寺院去为来生或永生「作准备」。另外有些同志的情形稍好一点，在沦陷区中还能做些初步的工会工作。但他们全部活动也同样和当时中国人民斗争的主流，即抗日的军事和政治斗争没有直接联系。
抗战历史可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到武汉失守为止；从武汉失守到一九四四年三月日军重新发动大攻势之前，为第二阶段；此后是第三阶段。第一阶段可称为前期，后两阶段合称后期。抗战期间国内阶级力量对比的深刻转变，是发生在后期里，而第二阶段尤其是转变的关键。在抗战后期，强大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发展了起来；领导它的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取得巨大的威望。恰恰是在这个决定性的时期中，我们托派却陷于瘫痪，毫无作为。抗战初期托派还做了一点公开宣传工作；大约一九四○年下半年起，连那一点公开宣传工作都完全停顿了。这就是中国托派失败的起点。我们要万分悲痛地再次强调说：这失败不是客观条件造成的，而是主观因素造成的，是领导无能造成的。
彭同志拿一九四○——四一年关于抗战是否将丧失进步意义的内部争论作为组织没有参加军事斗争的辩解之一。当然，内部危机是对群众工作有所妨碍的。但以此作为完全没有参加军事斗争的辩解，却是讲不通的。正因为争论得那样激烈，那样吃力，为什么获胜了的继续支持抗战派不去积极进行实际活动呢？况且，实际参战的活动没有理由等到一九四○或一九四一年才开始的。抗战初起就应该着手进行这项最重要的工作；第一批新加入组织的青年同志就应该受训练被派遣去参战。如果从一九三七或三八年起我们组织就真正开始投入战争了，也许后来就不会有抗战变质论那种错误见解在领导层中发生，因为那种见解不是别的，正是由于脱离实际斗争（尤其是脱离中共所领导的人民抗日斗争）才产生出来的消极悲观和书呆子气的错误见解。如果我们组织同群众抗日斗争有相当关系，即使仍然发生那种见解，也容易克服得多。最不幸的是，彭同志所代表的多数派虽然在内部理论斗争中站在正确立场，却同样不会进行实际投入战争的工作，同样完全脱离实际斗争，以致同样在战争中得不到发展，而且同样到了战后还非常荒谬地认为抗战整个失败，完全不了解巨大的人民武装力量在抗战中兴起这件事的伟大历史意义，因此种下了我们组织在一九四五——四九年间犯更大的、致命的错误的祸根。到了今天，我们可以公平地说：彭述之和刘家良同志所代表的多数派，胜过郑超麟和王凡西同志所代表的少数派的地方其实不多，前者的政治眼光比后者高明不了多少。
至于抗战初期对陈独秀机会主义的斗争，毫无疑问，也是彭同志所代表的立场在原则上正确。但这正确性同样限于理论范围，限于宣传工作。在实际行动方面，彭同志的一派走到同陈独秀相反的极端：完全不去进行实际投入战争的活动。这种重大错误致令托派组织不能保留住那些富于强烈行动倾向和实际工作能力、但理论修养较低、抓不稳政治原则的老同志，让他们跟了陈独秀走，或孤立地从事军事斗争而失败，或对组织失望而消极。这情况又反过来更加深我们组织脱离实际斗争的倾向和在实际活动方面的无能。
乙．抗日战争中的左倾空谈
我们托派认为一九三七年中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名义下第二次向国民党作政治投降，结果阻止了革命运动在抗战中兴起；这次投降比第一次更为可耻，因为它竟没有接受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的教训。我们这个判断早已被历史非常明显地证明不对了：中共并没有第二次投降，革命群众运动在抗日战争中却有巨大的发展。但我们组织始终没有正式指出这个判断的错误。相反，甚至到了一九四八年夏天，即第三次革命胜利已经在望的时候，我们革共党建党大会所通过的党纲还写着：「中日战争，原是中国工农群众运动重新抬头，转变国民党的『应战』为革命抗战，走向第三次革命的大好机会。但中共的机会主义政策，恰成了工农群众运动兴起的绊脚石，替日帝的进攻排除障碍，并顺带帮助国民党渡过了种种难关，维持了它摇摇欲坠的政权。其所得到的第一个酬报，便是新四军的解散。」到了今天，还有一部份同志，例如彭述之同志和全临会的诸同志，对这问题的看法仍没有根本的改变。
中共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毫无疑问是机会主义的政策。这政策违反马列主义，认为以蒋介石的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可以进行民族解放战争到底，代表工农的共产党只须在同它合作中对它施加政治压力就够了，不必在战争过程中夺取政权。根据这个政策，中共在抗战初期高呼『国共合作』、『拥护国民政府』、『拥护蒋委员长』等口号。中共如果顺着这个方向走到底，自然要重蹈一九二七年的覆辙。我们托派自然应该重视这种危险，应该提出警告，反对这种政策。但这只是分析和反应的起点，不是终点；是一面，不是全部。除了这一面之外，我们本来还应该注意另一面，就是：现在，在行动上，中共是否同上次合作期间一样地向国民党屈服，甚至更厉害呢？它说拥护蒋介石，是否表里如一呢？我们更应该密切注意：当国共合作的幻想一步步被现实打破时，中共受到国民党越来越多的打击时，它究竟朝哪个方向走，是进一步屈服，还是起来反抗，走上比较独立的道路呢？只有对国共关系不断地作客观而仔细的考察，我们才有可能定出正确的干涉策略，才有可能对中共影响下的忠实革命者和群众发生影响。我们知道，自古以来，农民革命军的领袖在受到重大挫折时，都常常暂时接受地主王朝的招安，保存实力，伺机再起。中共有长久的阶级斗争传统，始终自称为代表工农的革命党。它曾经创立自己的国家机器，已经有好几年作为统治者的经验，因而它像一切统治集团一样，既深明政权的生死重要性和不可分割性，又熟习权力斗争的一切策略诡计。况且，当它被迫对国民党妥协时，又恰恰是在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有利于它重新发展的时机。对于这样一个党，我们固然应该重视它每一步右倾的意义，但没有理由轻易断定它的领袖的毅力和聪明比不上古代农民军的领袖，一下子就甘心向敌人彻底投降。我们过去把中共看得那样愚蠢，以为它完全没有从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失败和随后的十年内战吸收教训，只不过反映我们自己政治上的幼稚而已。
如果我们用更客观的态度，对中共在抗战期间的行动作更周密的观察和更具体的分析，就会得出和我们过去的判断大不相同的结论。
中共在抗战开始时取消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暴动政策，取消苏维埃政府，同时取消红军名义（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接受国民党政府指挥，担任抗战职责）——我们一向认为这些都是机会主义的办法，是中共在政治上向国民党投降的明显证据。这见解其实是不对的。虽然中共自己宣称，采取这些办法是为了实现国共合作，为了达成民族统一战线，但这些办法本身并不是机会主义性质的。即使是不抱有丝毫阶级合作幻想的革命党，当时也同样要采取这些办法，因为这些都是当时环境下不可避免的妥协办法。我们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在这几点上也无法对我们应当视之为革命盟友的这支农民军建议更好的办法。自从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托派一直认为中国还没有具备真正建立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政治条件，中共所领导的那个政府和军队并不是真正的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立即实行暴动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条件并没有成熟。既然如此，现在中共改变策略，岂不是正确吗？何况还能够换得国民党停止『剿共』。倘若中共这样做应该被指责为政治投降或机会主义，那么，过去十年间斯大林派骂我们托派反对盲动、反对冒险主义的路线是取消主义，是社会民主主义，也该算是正当了。至于共军接受国民党政府指挥去进行抗日战争，既然当时工人和农民还未能代替国民党来统治，共军的实力和处境又未能立即独立地对日作战，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做法。托洛茨基也教我们开始时要在蒋介石指挥下参加抗日战争。
上述的改变政策，并未使中共放弃过去十年内战的成果。国共合作后，中共并没有把它原来掌握的军队和政权一笔勾销。原来的苏维埃区改为特区（边区），红军改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后，中共仍旧保持着对它们的完全控制权，国民党的势力实际上一点也不能伸张进去。边区里已经分配了的土地，并没有退回给地主，为了积极抗日，为了实行政治民主化、减租减息和其它改良，中共在边区里还是不得不发动农民和一切下层民众，依靠在他们身上。因此边区政府和八路军的阶级基础仍旧和依靠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相反。划分地域的两个政权对立局面，实际上并未消灭。
在苏维埃运动时期，中共对全国民众来说，是非常孤立的。在当时全国的政治形势中，它的革命暴动口号，为工农群众的绝大多数所不能了解，不能接受。虽然在红军活动的地区，由于实行土地革命，它能够动员农民，取得他们的拥护，但因为没有全国性的群众运动支持，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终于抵挡不住强大的国民党军队的长期围攻，从华中逃去西北，实力损失了十之八九，而仍未渡过被歼灭的危机。在如此情势下，中共放弃冒险主义的暴动路线，同国民党妥协，是明智的。藉此不但保存了它残余的实力，促成了全国抗战的开始，而且根本改变了它过去的孤立地位，取得合法活动的机会，开辟了同全国民众相结合的新的可能性。我们托派忽视了中共政策在积极方面的意义，把它整个新路线的意义估定为向国民党投降，对它大事攻击，这种错误的评论只能妨碍我们自己的发展。对绝大多数的群众来说，他们本来就没有接受共产主义，没有拥护中共以前的苏维埃运动，现在中共宣布为了抗日而放弃暴动政策才比较得到他们的好感，所以我们指责中共背叛革命，当然得不到他们同情。对中共党员和追随者来说，我们这种不合理、不公道、不能服人的批评，只有增加他们对我们的反感，令他们更容易相信他们的领导说什么「托匪汉奸」的话。怪不得抗战八年托派对中共的批评没有产生一丝一毫的效果，连一个中共党员都没有争取过来。
现在，许多当时不公开的中共党内文件已经发表了，一直到国共重新合作的初期都身为中共最高级领袖之一的张国焘也出版了他的回忆录，根据这些文献，参照中共在抗战期间的行动表现，现在已经可以毫无疑问地确定：中共在第二次同国民党合作时决不是真心投降，它所说诚心诚意拥护国民党政府和拥护蒋介石的话只是一种手段。虽然它向国民党提议恢复一九二四——二七的合作方式，即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但这并不表示它准备再一次放弃它的独立性。国民党也不相信它会这样做，倒认为这提议是一种从内部颠覆国民党的策略，所以拒绝。事实上，在第二次合作中，中共从头起就警惕着，避免重蹈一九二七年的覆辙。它决定『让步是有限度的，在苏区与红军问题上共产党领导的保持，在国共两党关系上共产党独立性与批评自由的保持，这就是让步的限度，超过这种限度是不许可的。』（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毛泽东在苏区党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提纲：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这文件编入现行的毛泽东选集，题目和内文都略有改动，但不至改变这文件的政治内容。）如果我们托派在抗战初期仅仅把中共投降的倾向估计得太高了一点，但懂得像我们这样一个微小的革命团体要用怎样的方法向工农群众的机会主义的传统领导斗争，懂得怎样去争取追随中共的革命战士——这不能光靠批评，更重要的是鼓动，要逐步提出适当的行动口号压迫中共领袖去实行或者自我暴露它的背叛的面目——，我们就会避免把那些过份的而且是消极性的批评说得太多，而会注重抗日鼓动，注重积极的干预，藉此对中共战士发生较大的影响。这种重视鼓动的工作路线，同时也是争取我们自己的合法活动机会的方法——我们比中共更迫切需要趁此群众运动高涨的机会打破自己的孤立状态。可惜当时我们组织的领导者不会这样做，他们只顾批评共产党，只顾靠宣传来显示自己是唯一忠贞的马克思主义集团。这种宗派主义的作风自然使托派的孤立状态无法打破。至于像某些同志那样，到了今天还说抗战开始时中共在政治上第二次向国民党投降，只能帮助把托派变成笑柄，让人家相信托派是无可救药的宗派主义糊涂虫。
中共宣布『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这毫无疑问是一种机会主义的态度，因为这宣言和中共领袖自己所作的解释都把马克思主义和孙中山主义两种思想体系之间的不可调和性加以掩饰，使群众的认识模糊。但我们把这点作为中共放弃共产主义并向国民党投降的证据之一，却是站不住脚的。当时中共有不少文件（党内的和公开的都有），清清楚楚地说明：这个宣言绝不表示它放弃共产主义的信仰；它之拥护三民主义，只表示它愿意奋斗去实现三民主义所提出的目标（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以此作为最低限度的纲领而已。事实上，中共在抗战期间不但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例如出版了许多中译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而且在行动上，它所采取所谓实行三民主义的种种政策，和当时同样自称奉行三民主义的国民党所实行的政策是大不相同的。中共并没有因为宣布接受三民主义便在政治上接受国民党指挥。相反，两党之间不断冲突；到一九四一年以后，实际上完全谈不到合作了。
孙中山主义的内容，一方面有类似俄国的民粹主义的名为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幻想，另方面有反对阶级斗争的理论和极端反动的所谓『训政』的一党专政理论和反对工人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前者是用来欺骗和利用群众的甜言蜜语，后者是维护已经存在的资产阶级军事独裁的实际政策。一九二七年反革命以后，国民党所实行的三民主义，纯粹是『训政』和压制工农的那一套反动政策。但一九三七年中共宣布拥护三民主义，却是要求把那些美丽的诺言兑现，同时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反动政策。对三民主义这两种解释，两种运用，是大不相同的，好比欧洲宗教改革时代同样信仰耶稣教义的革新教会与罗马教会一样。因此中共一直强调它所拥护的是所谓新三民主义，革命的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中国托派忽视这种彷佛是微细的差别，恰恰表现出过渡纲领所描写的宗派主义者的特征之一，「只能分辨两种颜色：红与黑」。
中共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既然当时对国民党妥协是客观形势所需要，那么这也是妥协条件中不可避免的一项。前一阶段的农民运动已经被打败，新的运动尚未兴起，这时停止在陕北边区内尚未稳定的新区部份实行没收土地（老区早已实行过了），改为从减租减息做起，并不能算是对农民的背叛。但中共硬性规定在整个抗战期间的土地纲领不超过减租减息的限度，不容许农民没收地主土地，这却显然是机会主义的政策。因为这政策假定抗日必须地主资产阶级合作，而且能够同他们合作去达到胜利。事实上，这政策后来对农民运动发生了阻碍作用。据一九四七年中共重新采取全面的没收土地政策时承认，早在一九四○年春天，即共军打退国民党第一次对陕甘宁边区的大规模进攻之后，边区里已经有农民要求没收地主土地（因为许多地主同日军及国民党军合作向农民和八路军进攻），甚至有些自动实行了，结果被中共阻止。不过，这毕竟是例外情形。一般说来，抗战时期农民对地主的斗争并未激烈到超过中共的领导路线，所以中共所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是起着真正的改良作用而非压制农民运动的。对于沦陷区和前线地区的农民，抗日问题事实上是比土地问题更严重、更紧急的问题。中共能够积极而有效地领导农民抗日，同时在它控制的区域内实行某些政治和经济上的改良政策，使农民第一次获得民主权利，选举自己的代表参加政府，就大大促进了农民运动的兴起，同时也使它自己成为农民眼中唯一实际领导民众前进的政党。它暂时不号召分配土地，甚至阻止部份群众自发的行动，也不至成为农民眼中的叛徒。比较起来，我们托派的抗战纲领要求分配土地，自然是更彻底，更有远见的。可惜我们只会写纲领，只会把纲领照原样来宣传，却不会用有效的方法把纲领带到群众中去，不会设法使群众通过他们自己的经验一步步走向接受我们的纲领。结果，我们的纲领变成纯粹空谈，不但没有实现，而且根本没有引起人们注意：除了一个与实际斗争无关的极其狭小的圈子之外（这小圈子包括托派同志、同情者、托派刊物的经常读者等在内，估计最多不过两三千人），谁也不把它认真看待。
我们组织把全面分配土地当作动员民众抗战和争取胜利的先决条件。刘家良同志所著的《什么叫做托派》（注二）写着：「托派要求立即没收全国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及抗日兵士，因为农民占全国人口之大半，不动员他们起来，抗战胜利是不可思议的，但不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动员他们起来也是不可思议的。不仅为了动员农民，就是为了解决战时的食粮和原料问题也非把土地分给农民不可。而分配土地给抗日兵士，则直接可以提高他们的作战牺牲精神，因为农民和士兵们都深深感觉得保卫国土就是保卫他们自己的土地。」这论调显然把马车放在马前头了，同前一时期某些同志认为推翻国民党政权是发动抗日战争的先决条件一样。倘若我们不沉迷于革命的空想，而根据实际去考虑问题，我们的思路就会变成如下所述。在农民还没有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的时候，在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还原封不动的时候，没收地主土地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又不能靠直接提出分配土地的口号把全国农民动员起来。这是因为，第一，中共领导进行了十年之久的土地革命运动（『苏维埃』运动），新近才惨败了，农民不会这么快有勇气再来第二次；其次，抗日战争开始后，不但国共两大党都强调民族利益高于阶级利益，并以国家镇压力量为此信条的后盾，连群众也天真而诚恳地盼望全国各阶层人民团结一致抗日救国，他们会觉得『立即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带有过去国民党的『安内然后攘外』口号的气味，而比过去国民党那口号更不能令人信服，因为提出这口号的是一个毫无实力又毫无威信的小集团。群众要懂得用阶级斗争和革命的方法进行抗日战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要对自己的革命有信心要通过许多实际斗争的经验。因此，正确的策略是：在抗日救国的总口号之下，从减租减息以及其它经济上的局部要求和政治上的民主要求开始作鼓动，一步步提高工农群众的觉悟和积极性，把他们组织起来，同时尽可能独立地武装起来（在此限度之内，中共的做法基本上正是这样，所以是正确的，而且有成绩）。然后，等到群众的觉悟和力量发展到相当程度的时候，分配土地的口号才能够从宣传口号变成鼓动口号。当时我们托派把宣传口号用鼓动口号的形式（『立即没收……』）提出来，却没有一步步提出真正的（即符合当前形势需要的）鼓动口号来。换句话说，就是实际上只有宣传，没有鼓动。这就是我们本来正确的土地纲领变成左倾空谈的原因。我们整个革命抗战纲领的遭遇也是一样。
我们一向指责共产党帮助国民党压制抗日战争期间的群众运动，认为在这方面真正是国共合作的。《什么叫做托派》书中有如下的话：「在抗战期间，资产阶级之所以顺利地干着上述的反革命工作，正是『国共合作』帮助的结果。民众中每一种批评政府的声音，每一种独立斗争的表现，通通在『破坏统一战线』的名义下给国民党和『共产党』压服了，每一个罢工都在『劳资合作』的名义之下，给『共产党』出卖，破坏了。」在一九四七年所写的该书后序中又说：「一九三七——四五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国资产阶级和史大林党的反动的『国共合作』政策，非常彻底地替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肃清道路了。」这样的指责，显然是太夸张，与事实不符的。
一九三七年共产党所采取的合作政策，既然是一种机会主义政策，自然在一定限度之内，至少是客观上有助于国民党之压制群众运动。共产党真正压制或出卖群众运动的事情也有。但是，上面所引那两段话把国共一体看待，把事情说成那样：一切对政府的批评，一切群众运动，都受到国共两党联合的压制；共产党同国民党一样地彻底反动，一样地替美帝支配中国开路——这却把共产党的罪恶夸张到荒唐可笑的程度了。不但拿抗战整个过程来说，情况并非如此，即使光拿第一阶段（即国共关系最好的阶段）来看，这说法也是太夸张了。国民党压制（但并没有成功地『压服』）群众独立的抗日运动，最重要的对象就是受共产党领导或立场接近共产党的运动。所以，大部份的压制行动，自然是共产党所反对而非合作的。共产党方面压制异己的群众运动的事实也有，例如抗战初期著名的山西张慕陶事件（中共硬指他为托派）。但，第一，这类事件的分量比国民党的压制少得多（因为坚决拒绝中共领导或控制的群众独立抗日运动，根本就微乎其微；凡是坚决抗拒国民党控制而又始终不放弃抗日斗争的，一般都终归被共产党吸收过去了）；第二，共产党之镇压异己的群众抗日运动，并非同国民党合作来干的，也不是因为这种运动妨碍它同国民党合作，而是为了它自己的利益，用它自己的方法，针对它自己的敌人（例如托派，或它认为是类似托派的）。
至于说抗战期间『每一个』罢工都被共产党出卖，更显然是渲染之词。这种渲染，在政治上是有害无利的。这种话只能在我们自己的小圈子里说，以图快意。倘拿出去同共产党作面对面的斗争，难免被人家驳得体无完肤。共产党即使决心把每个罢工出卖，它当时在工人中也没有这样大的力量。以我们托派的微弱、孤立、脱离实际斗争，更不可能知道抗战数年里全中国「每一个」罢工的实际情况。事实上，抗战期间罢工根本不多，尤其欠缺政治性的、要求改善抗战政策的罢工。我们托派在抗战期间也坚持工人要有罢工权，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当时我们组织对个别工厂微小的罢工事件的重视大大超过了对整个抗战军事斗争，又以为抗战期间工人运动的兴起必将由经济斗争开始，而非直接由抗日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开始，并根据这种估计而规定我们的工人运动方针，这些却是严重的错误。
上面所引《什么叫做托派》的话，把国共两党对群众运动的压制，都描写为「在『破坏统一战线』的名义下」进行的。这就是说，国民党也和共产党一样地利用这个名义。这和事实完全不符。我在这里特地指出这一点，并非挑剔小毛病，更不是有意攻击写作这小册子的已经为托派事业献出了生命的刘家良同志。这句错误的话，反映出我们政治上一个致命的弱点。（我一再引用《什么叫做托派》，一方面是因为这实在是我们的运动一本有代表性并且比较有影响的小册子，另方面也因为我现在所能找到的抗战时期的托派文件太少。）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共产党的口号，国民党从来没有表示过接受。在国民党看来（事实也如此），『统一战线』表示国民党原则上放弃『训政』，给予共产党平等地位和民主权利（那时国共之间的关系将是平等之中的次第差别，而非上下统属的关系了）。这是国民党断断不肯接纳的。国民党实行了收编共军和承认陕北边区政府，但它把这样解释为接受共产党『投诚』。对于共产党单方面发表的『国共合作』宣言，国民党只把它当作悔过自新的声明。国民党根本不承认有什么统一战线。国民党自己的口号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军令政令统一』，以此要求共产党和其它一切党派在战时绝对服从它的指挥。共产党虽然在好几年间都喊着『拥护国民政府』、『拥护蒋委员长』的口号，但无论表现在行动上或宣传上，这所谓『拥护』，都不是无条件地绝对服从的意思；它一方面表示相信国民党会进步，表示不和国民党争夺全国的领导地位，另方面却不断要求国民党坚持抗战到底，要求在抗战中实行某些改良，尤其是政治民主化。共产党认为国民党反对统一战线是顽固；国民党则认为共产党投诚以后又不肯服从是奸诈（因此在抗战后期国民党用『奸匪』作为共产党的代号）。这一切分别，如果仅仅当作读文章和写文章的问题来看待（双方的文章都没有把自己的立场说明得如上所述那样显明直爽），仅仅当作词义的问题来看待，自然是十分微妙，很难以捉摸。但在政治行为上，这分别是很清楚的。凡是在抗战期间参加政治活动的人，甚至只要是留心观察政治的人，一般都能看出这种分别。国民党绝不会把『破坏统一战线』当作罪名加在人家头上，它反倒非常憎恶那些谈统一战线的人。尤其到了一九四一年新四军事变以后，在国民党区域里根本不容许公开宣传统一战线。任何人即使无意中使用了『统一战线』这名词表示他希望全民一致抗战，都会有『奸匪』的嫌疑，大有可能被关入集中营，甚至从此『失踪』。我们组织一位主要领导人，在一本抗战期间所写的主要的小册子里，居然连这样重要的现实的政治口号都分不清，连国共两党之间这样尖锐的斗争都看不见，或者不重视，竟把自己的推想当作事实来宣传，可见我们的组织离开实际政治多么远，所患的宗派主义政治色盲症多么深！怪不得我们组织的宣传工作只能影响到站在实际斗争外面的少数青年人。倘若拿这样的宣传品给那些多少有点实际政治经验，亲身受过国民党迫害的左倾分子看，人家岂不要哈哈大笑地走开吗？
我们组织的领导人对中共的统一战线策略只看出它的机会主义性质，却没有看出它带有争取民主权利的意义，因此把它简单了解为投降。他们弄不清国民党对统一战线口号的态度，可能是由于他们用推理代替对实际政治的观察和分析。他们以为国民党既然接受共产党投降，自然也就接受了统一战线，同时国民党镇压民众独立斗争的时候，『破坏统一战线』（即违反投降诺言）也就成为最方便的罪名。这样的推理似乎很正确，很自然，所以便深信不疑。而远离实际斗争的情况，又令他们不发觉这种推想与事实不符。其实，不但根本拒绝统一战线的国民党不曾藉此罪名镇压民众的批评和独立斗争（它利用其它罪名，例如『破坏军令政令统一』，或根本不用宣布罪名，秘密抓起来或杀掉了事），就我所知，连共产党藉此罪名镇压批评和群众独立斗争的事例都绝无仅有。不错，共产党镇压托派，诬蔑托派为汉奸，同时也说反对民族统一战线是汉奸理论，但我只知道托派从原则上反对中共的民族统一战线的言论经常受到中共攻击，却不知道托派曾经针对什么具体的事件或具体的抗日政策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批评而被中共在『破坏统一战线』的名义下加以压制，更不知道有托派领导的抗日群众斗争被共产党以『破坏统一战线』罪名加以镇压的。倘若哪位老资格的同志知道有这种实例，我希望他赶快大书特书地把它写出来，在全世界发表。这不但可增加我和许多人的历史知识，而且是托派真正的光荣史，也是中共真正的罪恶史，证明我们托派在抗日战争中有实际行动，我们的行动比中共更带革命性，而中共为了坚持同国民党合作便对我们加以镇压。这种资料有很大的宣传价值，比陈（或彭）碧兰同志在替彭述之同志祝寿的文章里大谈彭同志在日军占领下的上海生活怎样困苦，怎样化名去教书的宣传价值大多了，更比全临会诸同志根据一本小说（《同志，你走错了路》）来创作历史（参看《新中国的发展与我们的任务》，第一节）有价值得多。在我看来，后二者的价值实在是负数。
正在我们托派忙于写文章斥责共产党向国民党投降和帮助国民党压制人民抗日活动的时候，共产党却在沦陷区乡村里迅速地同不甘心向侵略者屈服的人民结合起来，组织人民的抗日军队和人民的地方政府。起初，从事这种人民的抗日斗争的，各阶层、各党派人士都有；共产党只占其中少数，而且一般情形都不是一开始就掌握领导权的。不久，这运动就向两极分化了。那些站在地主和资本家立场的份子，对外畏惧日军的『扫荡』，越来越避免主动打敌人，只求自保，尽量同汉奸组织和平共处；对内照旧剥削劳动人民，不让劳动人民分享政权。如果他们始终当权的话，他们的组织不久就成为变相的汉奸的『维持会』了（倘若不正式与汉奸合流的话）。能够勇敢地坚持抗日的，只有那些肯改善人民生活（首先是对人民减税，救济受难者，然后是减租减息，等等），肯为劳动人民争取政治权利，不害怕劳动人民自己武装起来的人士。这些人倘若本来不是共产党，迟早也同共产党合作，而且接受共产党领导，因为共产党是唯一的一贯实行这种依靠劳动人民的抗日政策的党派；而且它有一批政治干部和军事干部。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虽然它的正规部队现在也同国民党军队一样使用『国民革命军』的旗号，而且在抗战的头三年里从国民党政府领到若干经费和军火，却并未如《什么叫做托派》所说那样变成『国民党津贴的雇佣兵』。这支军队，由于它不受地主资产阶级控制，由于它自有一套政治工作方法，对兵士施行民主主义的政治教育，又让兵士享有民主权利，所以它是劳动人民自己的军队，性质与一切地主资产阶级的军队根本不同。这两种分别代表地主资本家和代表劳动人民的阶级利益的军队，是不可能长久合作的。日军的压迫并没有令它们更接近和统一起来，反倒促成它们之间的尖锐对抗爆发。所以，『民族统一战线』的破裂，是从敌后游击区开始的（最早的冲突大约是一九三八年四月发生于冀中）。共产党采取依靠劳动人民（主要是农民）和发展劳动人民的权力的路线去进行抗日战争，所以它的群众基础在抗战中迅速扩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只有它所领导的游击队才能够在敌后生存和发展；而国民党和一切右派的游击队都终归消灭了。
抗日战争能否转变成为革命的民族解放战争，关键在于武装民众，即建立民众自己的武装队伍。共产党所实行的发动沦陷区劳动人民的办法，是当时环境中最实际的武装民众的道路。蒋介石政府用最反动的方法进行抗战：一方面严厉禁止民众成立自己的武装队伍，另方面用最丑恶的征兵和带兵的方法以及对民众变本加厉的压榨造成民众对抗战消极。抗战爆发时，代表工农的政党微弱得很：托派固然不必说，连中共也是很弱小而孤立的。在如此情形之下，想从蒋介石统治下的地区开始实现武装民众，是没有可能的。只有沦陷区可以开始。在沦陷区，民众真正面临了做亡国奴还是武装抗日的选择，同时国民党原有的镇压民众的国家机器已经不存在或严重崩解了，而许多地方汉奸政府还未能立即成立或巩固，在这里，只需一个小小的勇敢行动的核心，就可以把不愿做亡国奴的人团聚起来，就可以唤醒民众的民族意识。共产党的政治眼光看准了这个机会、这个缺口，把主力投入这个战场，艰苦奋斗八年，所以得到大大发展。托派虽然种种条件比共产党差很远（人数极少，没有军队），但倘若有这样的眼光的话，也大可以秘密派人去参加共产党所领导的敌后抗日战争，即使始终达不到公开独立活动的程度，至少也可以成为其中最革命的左翼份子。但我们托派的领导人恰恰没有这样的眼光，他们只会写写文章呼吁发动民众抗战。甚至连积极的呼吁都不多，更多的是消极的斥责（看罢，你们不听我们的话，所以抗战一天天失败）。结果不但自己的抗日纲领变成纯粹空谈，而且连中国阶级关系上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事实都看不见，或不了解。他们大大夸张了中共停止土地革命政策的反动作用，却忽视了中共在民族解放战争中领导广大的农民建立起自己的军队和自己的地方政府这件事的巨大革命意义。
中共势力在战场上发展得很快。抗战最初的半年里，它在敌后的发展已经很可观，开辟了第一个新的根据地：晋察冀边区。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年，共军正规部队差不多每年扩大一倍。但同一时期中共在蒋介石所统治的『大后方』的影响还很小。这除了客观的困难之外，中共的机会主义政策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中共根据它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尽量避免和蒋介石政权正面冲突，尤其避免把『民族资产阶级』和『抗日地主』吓跑，这就令它无法在蒋管区中有效地领导工农民主斗争和经济斗争。一九四一——四二两年内，中共受到严酷的考验。这时一方面有日军的大扫荡和清乡，另方面有以新四军事变为起点的蒋介石反共高潮。中共通过了这场考验。为了增强力量对抗两方面的敌人，它的抗日政策比较更左了一点，最主要是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全面认真地实行减租减息（以前许多地方都没有认真实行），民主改选政府，以及在党内『整风』。一九四三年起，又实行军队和公务员的生产自给运动，一方面增加粮食总产量，另方面又减轻人民负担。『解放区』的情况和蒋管区成为鲜明的对比：解放区是朝气蓬勃的新中国的雏形，蒋管区是阴沉黑暗的旧中国的末日景象。尽管重庆政府尽力封锁新闻，解放区的情况毕竟在一九四三——四四年间逐渐让大后方的知识分子知道，而且日益获得他们的好感了。大后方的知识分子是抗战期间蒋管区里除了农民以外最受打击的一个社会层。他们的收入水平降低的程度比工人更大许多，薪水差不多变成和普通工人的工资相等了，有时甚至更低。此外，他们在思想上还受到蒋政权凶暴的压迫，他们的知识又令他们比普通劳动者多一重忧国忧民的悲愤。他们之对中共渐渐发生好感，一般说来，并不是因为向往共产主义，而是由于看见中共确实在为民族民生的事业奋斗，觉得中共远比国民党更有资格代表中国人民。一九四四年三月起，日军在相隔五年半之后重新大举进攻，在八个月内打通了平汉铁路，粤汉铁路，湘桂铁路，一直打上收拾；虽有美国空军和炮兵助战，也不发生作用。于是蒋政权的信誉彻底破产。这刺激起民众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趁此机会，中共于一九四四年九月间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的要求，得到蒋区知识分子广泛的响应。这是中共恢复争夺全国政权的开始（抗战初期，中共曾宣布并不要求参加国民政府），预示了抗战结束后政治斗争的趋势。这时中共的势力，比起一九三七年以前的苏维埃运动时期，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中共势力在抗战期间的发展，虽然同苏维埃运动时期一样，也是限于乡村，以农民为主，而且主要是通过武装斗争得到的，但由于二者的政治环境不同，所以它们的意义也大不相同。苏维埃运动时期，中共所领导的斗争在全国范围来说是孤立的：除了苏区农民以外，全国绝大多数的工农群众都不了解它，对它冷淡。战时的敌后武装斗争虽然在地域上也有限，同其它地区民众的联系也相当薄弱，但决不是孤立的，反而在一定限度之内真正起着先锋作用，榜样作用。这是因为，第一，它的奋斗目标（抗日救国）是全国人民都拥护而且最重视的；第二，它的做法（武装民众，坚持抗战，政治改革，改善人民生活）是民众所能够了解，认为合情合理而必要的；第三，它真正做出了成绩。
和第二次革命时期相比较，中共在抗日战争期间并没有同样向资产阶级国民党屈服。共产国际所决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它并没有彻底执行。虽然在宣传上它向国民党作了机会主义的让步，如表示接受三民主义，拥护国民党政府等，但在行动上，它始终保持着党在组织和政治上的独立性，而且保持并迅速发展实际上是独立的军队和地方政府。这种政治独立性，越到抗战后期越发明显。在第二次革命时期，中共一开始就溶化于国民党中，在群众中丧失了独立的存在。受到『三•二○』政变（一九二六年）和『四•一二』政变（一九二七年）的打击后，更加彻底向国民党屈服。一九四一年国民党『解散』新四军的事件，可以说相当于『三•二○』政变，但中共的反应是和十五年前截然相反的。它不是屈服，不是作更大让步，而是由此时起，公然用中共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独立指挥新四军、八路军以及它所创建的其它敌后抗日军队，并撤回派驻重庆的代表。我们托派在正式文件（例如一九四八年的党纲）和个人文章里都常常提到新四军事变，但仅仅限于藉此指出『民族统一战线』是机会主义幻想，对中共加以讥笑。至于中共对此事变的反应有什么重大意义，在中共胜利以前却没有同志指出过。其实，假定在新四军事变前对中共的政治独立性还可以有所怀疑的话，经过这个事变后就绝对无可怀疑了。而中共在抗战中所实行的策略，上文已经指出，在最重要的方面都是符合革命利益，又适合当时群众的觉悟程度的（至于它始终保持着对中国革命发展的阶段论观点，这在当时还没有成为现实的政治问题。关于这方面，我留到本文第二部份，即从理论上讨论中国革命与不断革命论的问题时才详细讨论）。所以，抗日战争期间的中共，并非比苏维埃运动时期更堕落，从冒险主义摆向比第二次革命时期更可耻的机会主义路线，如我们过去所指责那样，反倒是前进了一大步，比较接近革命的现实主义了。这就是它能够利用抗日战争这个机会得到巨大发展的根本原因。它的成就决非徼幸，决不是客观条件的特殊凑合所造成的偶然结果，而是切实的革命奋斗的成果，是理所当然，完全符合规律的。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我们过去对中共过份的、不公道的指责，并不能丝毫有利于我们对它真正的错误和罪恶方面进行斗争，反而弄糊涂我们自己的头脑，丧失我们自己的信誉，加深我们自己的失败。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只能从认识真理和宣扬真理中得益（不管是多么苦的真理），决不能从误解与偏见中得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既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又对敌对者也给他一个公道。
至于中共在抗日战争中还有些地方做得不够，它的革命政策还不够彻底，不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标准，还包含有机会主义的成份，倘若它采取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政策，就会得到更大的成功，这是群众所不懂得，也不关心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想叫群众注意到这方面和懂得这方面，不能靠批评，靠宣传（批评和宣传只能教育少数先锋份子，对群众只能发生间接的、辅助的影响），唯有靠投入实际斗争，同群众一起斗争，首先以最勇敢、最坚决的战士的资格取得群众信任，然后才有可能在斗争过程中用事实，用活的榜样，通过群众亲身的经验，而且要按照群众所能领会的步骤，使群众逐渐看出还有更好的做法，看出有人能比中共做得更好。一个革命小团体想把群众从机会主义的传统领导手中夺取过来，只有这个办法。抗战开始时托洛茨基给中国托派的指导，也正是这样。但我们中国托派所做的完全不是这样。我们订出了一个正确的抗战纲领，但只会拿来作空泛的宣传，以及对不完全符合它的运动作消极批评，而不会拿它来具体运用，不懂得怎样从现实的处境开步走。我们不会找寻到群众中去（首先是到当时最活跃那部份群众中去）的门路，不知道怎样按照实际情况步步根据纲领提出具体的鼓动口号，不会分别各口号各要求的轻重先后，不会同群众一起通过斗争的经验来一步步证明我们的纲领正确──总而言之，就是没有真正把握到过渡纲领的精神。中国托派所欠缺的，恰恰是从宣传小团体向行动的组织、向群众党转变所需要的领导才能，恰恰是在抗日战争这个历史性的大好机会中所最需要的群众工作的本领。事实证明中国托派的领袖们仅仅是宣传家而已。他们只会把托洛茨基现成的见解加以介绍和通俗解释。至于领导实际的政治行动和群众组织工作，他们是不胜任的。「政治事变对于他们是评论的机会而不是行动的机会」──过渡纲领这句话用来形容他们最适当不过（因为他们自己只是宣传家，所以在评论中共的时候也专门注重理论和宣传方面，忽视具体的政治行动方面）。中国托派有这种致命的弱点，所以没有可能在抗日战争中得到可观的发展。抗日战争是历史性的大好机会，也是一次决定性的考验。中国托派考得惨败，这就差不多决定了自己以后的命运。
注一：中国托派（共产主义同盟）在一九四二年发生分裂。此后有两个自称属于第四国际的中国组织。一个是彭述之和刘家良同志领导的多数派，即「斗争」派，后来改称革命共产党；另一个是郑超麟和王凡西同志领导的少数派，即「国际主义者」派，后来改称国际共主义工人党。这篇文章提到分裂后的组织时，凡是没有特别说明的，都是指多数派。作者是在组织分裂数年后才加入多数派组织的，对于少数派组织的内部情形所知甚少。
注二：这是一本重要的小册子，一九四三年初版，直到一九四九年为止，是我们组织内部和外围中使用最多的一本初级政治课本。 |
向青：简评纲领草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中国托派运动文献相关链接：新中国的发展与我们的任务（1977年4月10－11日）
简评纲领草案
向青
【编者按】：这篇文章最早发表于一九七七年四月革共党内部文件。
全临所提出的“新中国的发展和我们的任务（草案）”，虽然没有正式宣布是新党纲的草案，但它的题目和内容的范围都表明它实际上是党纲草案，因此我现在就把它当作纲领草案来批评，并且这样称呼它。
我觉得这个草案值得批评的地方非常多，目前不但来不及提出详细的批评，连提出全部的要点都做不到。我现在只能够简略地谈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以及指出一些最显著的错误。
首先，我要声明，在一系列基本问题上，我同草案之间并没有分歧。这共同见解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变态的工人国家，现政权是官僚专政，这个官僚政权是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主要障碍，必须用政治革命来推翻这个官僚政权，建立苏维埃式的工人民主政权，反对一党专政，争取和扩大工农群众各种民主权利，根据群众利益修改经济计划和经济管理制度，农村公社民主化，打倒官僚特权以及一切贵族特权，实行更大的工资平等，给少数民族完全的自决权，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外交政策。在这些原则立场方面，我相信所有同志都不会有分歧。
可是，当草案对上述原则立场稍微加以具体说明时，就有不少错误出现了。让我们拿最后一章“我们的任务和主张”来看看吧。
第二条内有这样的话：“反对任何种类的强迫……劳动改造……等官僚手段。”它显然认为任何种类的强迫劳动改造都是官僚手段，都要加以反对。请问：把投机倒把、贪污舞弊或抢劫强奸的罪犯送去强迫劳动改造，是否也要反对呢？须知，劳动改造是工人国家惩罚犯罪者的正常办法，相当于资产阶级国家的监禁（现在犯人普通也要工作），是不能一律反对的。
第四条的题目是“工人管理生产”。里面有这样的话：“由工人自己选出的工厂委员会管理生产；监督产品质量……。”首先，我要指出，既然由工人自己来管理生产了，对于产品的质量就不是仅仅负责监督的责任了，而要直接负起保证质量合标准的全部责任了。所以，“监督产品质量”这话是画蛇添足。第二，这点更重要得多，“由工人自己选出的工厂委员会管理生产”这个主张根本错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不同，我们既要了解现代生产的社会性，又了解“政治是集中的经济”这道理，所以我们向来把工人管理生产了解为整个工人阶级来集中地管理整个社会的生产，亦即由工人阶级的国家机关来掌握整个社会生产的最高管理权，而不是让每个工厂的工人分别管理自己的工厂。托洛茨基说：“工人管理生产……管理的机关不是工厂委员会，而是集中的苏维埃。自然，工厂委员会的作用仍然是很重要的。但在管理产业上，它不复有领导的作用，而只有辅助的作用。”（“以后怎样办”一二四页，英文本见“对德国法西斯的斗争”二四四页）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见解。自从南斯拉夫采取一种工人管理生产的新制度之后，有些托派同志觉得这是一个好榜样，因而主张由工厂委员会掌握生产管理权。这种主张不但本身不正确，而且反映出主张的人对南斯拉夫情况了解得并不清楚：不论南斯拉夫的办法是否值得全盘模仿，他们的办法并不是由工厂委员会掌握生产管理的全权，所以不能归结为“工厂委员会管理生产”这样一句话。最后，我还要指出，第四国际“过渡管理”并没有对苏联提出由工厂委员会管理生产的要求，而只提出“工厂委员会应该恢复监督生产的权利”。中译本把“监督”译错为“管理”了。只要去查一下英文本，就知道原文是ＣONTROL而不是MANAGE。“过渡纲领”这样提法，是因为工人管理在苏联已经实现了，而且仍旧以官僚化的歪曲形态存在着。在这方面，中国的情况也和苏联一样。我们不再要求苏联和中国实行工人管理生产，正像不再要求建立工人国家一样。至于要求工人监督生产，则是把官僚化的工人管理生产改变成为健全的民主的工人管理的办法之一。
第五条第一段在要求农民有单干的自由之后（单干和个体经营有什么分别？为什么要并列？），紧接着说：“国家应帮助他们解决生产上的困难，保护他们不受歧视或打击。”这里的“他们”，虽然从文法上看应该是指全体农民，但从语气上看，显然是指单干的农民——否则为什么要“保护他们不受歧视”呢？不强迫实行集体化，容许农民单干，这当然是对的；但特别要求国家帮助单干的农民解决他们的困难，尤其是在整个纲领并没有一句话主张国家从经济上帮助农业合作社（公社）的情形下，这岂不等于鼓励农民单干吗？这算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呢？
第六条第一段要求：“工会组织……同国家机关或当权党派完全分开，独立地代表工人群众的意愿及利益而工作。”提出这草案的全临显然认为，工会在工作中必须同国家机关及（不是“或”）当权党派完全分开，才能够代表工人群众的意愿和利益。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竟有这样的见解，真是令人吃惊！工会有可能而且应该同最强大的工人党（如果不是最强大的工人党，怎能在工人国家里当权？）“完全分开”吗？工会当然应该独立自主，不受国家机关和任何党派指挥，但这不等于同国家机关和任何党派完全分开。在工人阶级专政之下，工会应该同国家机关有密切的联系，参加许多管理国家和管理企业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真正是整个工人阶级的专政，克服官僚主义，促成国家的消亡。全临会的多数同志为什么连这样的原则都不懂得？难道他们连一九二二年一月俄共中央所通过列宁起草的关于工会作用和任务的决议都没有看过或忘记得干干净净吗？
第六条第二段说：“军队及民兵组织应由下层战士民主选出指挥部，上下层不分高低级工资待遇一律平等。”参照前面第七节内的论述。可知这里所说的兵士选举指挥部不是指革命时期的临时办法，而是指永久的制度。这又一次暴露出全临多数同志既不懂得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巨大困难和实际道路，又不知道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教导。草案起草人显然参考了“被背叛的革命”书中论军队的那一章（他引用了不少话），但他竟没有注意到，书中引述俄共关于军事问题的基本决议很清楚地说明：“指挥人员由下层选举之原则”只“能渐渐推广应用”.。在书中同一段里，托洛茨基特别提醒道：“战争是太严肃的事情，不能将就使用虚构和假冒的东西。”紧接着说：“军队需要批评精神的新鲜空气。指挥部需要民主的监督。红军的组织者从头起就明白这点，而且认为必须为选举指挥部这样的办法作准备。”（参看中译本港版一九四页，译文有修订。上引最后半句，原译根本错了。）由此可见，草案要求一下子实行由兵士选举指挥部，根本违反苏联的经验和托洛茨基的教导，这是全临自己不切实际的幻想，也就是托洛茨基所说的“虚构和假冒的东西”。
至于要求军队里“不分高低级工资待遇一律平等”。这也同样是纯粹幻想。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工资待遇一律平等”是社会主义的原则。但稍有一点现实主义精神的人，或稍微懂得一点社会主义革命史的人，同样知道工资一律平等的原则不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后马上就能实现的，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尤其不能够。甚至全临的草案也并没有要求在中国立刻实行一切工作者的工资一律平等的制度。然则为什么特别要求军队里面工资一律平等呢？有什么理论上或经验上的根据，令全临认为军队可以并应该成为平等制度的先驱呢？“军队是社会的摹本”——托洛茨基这句话难道应当改为“军队是社会平等的先驱”吗？第七条所要求的“一切政府公职人员……的工资不能高于普通工人的工资待遇”，也是目前中国不可能实行的，即使政治革命成功也可能马上实行。工人政权为了尽量利用那些非共产主义者的专门人才，初期不得不给那些专门人才高于普通工人的工资。在中国这样经济和文化都落后的国家，这种政策更须维持相当长的时间。在此时间内，如果政府和军队首先实行工资平等的制度，将使政府和军队缺乏充足的专门人才，结果对工人政权不利。
在工人国家里，学校是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工具之一，所以国家必须掌握学校的最高管理权，不能放任每一学校各自为政，虽然国家管理学校的具体方法也不是绝对集中主义的。纲领草案第六条最后一段主张“学校教师、工作人员、学生共同组成管理委员会，独立处理学校行政及教育等事务。”这里特别加上“独立”两字，理解是表示不受任何外力干预的意思。因此这主张是错误的。也许起草人的用意只是反对军队和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和监理学校。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表达的错误。
以上是纲领草案在实际主张方面的一些明显的错误。至于在理论方面，草案的表现更差。
第十二条批评中共在取得政权后初期保存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政策，说这政策“完全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立即无偿地没收资产阶级生产资料的主张”。其实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这样的主张，草案这句话是信口开河。
“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的末尾说得很清楚，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要“一步一步地（并不是立即——苏达注）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首先要做的，是采取一些过渡性的措施，“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十条过渡纲领，包括没收土地，没收反革命分子的财产，银行和运输业的国营，废除遗产继承权，实行人人有劳动义务的制度等，但并没有立即普遍没收工商业财产的要求。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立即实行全面的工人监督生产，同时实行土地、银行、铁路和商船的国有化。至于工厂的没收，则只是个别的，多数因为厂主关厂或怠工，而且大多数是地方当局未经中央同意而迳自行动造成的。到一九一八年六月为止，全国只没收了四百多个企业，比起一九一八年九月（“军事共产主义”期间）在最高经济委员会管辖下的企业数目，不到百分之五。但一九一八年年三、四月间，列宁已经认为所没收的超过所能够加以管理的了（参看“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和“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当时俄共是打算一步步慢慢地推广国有化的。后来转入“军事共产主义”政策，是内战形式所逼成的。一九二一年采取“新经济政策”后，又倒退一步，把好几千个已经国有化的工厂租给私人经营，同时还欢迎外国资本家来经营租让企业。一九三二年，托洛茨基在教导德国无产阶级怎样干革命时，这样总结苏联实行国有化的经验：“工厂可以借赤卫队的帮助而夺权；工厂的管理却需要新的法律先决条件和行政的先决条件，而更重要的是，需要知识、技能和适当的组织形式。一个学徒时期是需要的。在这时期，无产阶级利于让管理责任留在一个有经验的管理机关手上，但强迫它公开一切账目，并警觉地监察它的一切联系和行动。……从私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过渡到国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再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这种过渡之完成，如果只经过最少的经济震动和最少的消耗国民财富，这如上所述，对于无产阶级是有利的。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无产阶级在接近政权时，甚至在经过最勇敢最坚决的斗争而夺取政权以后，仍完全愿意在工厂和银行里建立一种过渡的制度”。（“以后怎样办”，第十四章）
可见，最有权威的马克思主义导师们并没有主张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立即没收全部资本，相反，他们倒认为通过工人监督生产的过渡制度一步步地夺取更为有利。全临的纲领草案在这方面根本是瞎说。中共在内战胜利后迅速地稳定了金融物价并恢复生产。这是个伟大的成就，在中国内外（包括第四国际）都引起普遍的赞扬，同时证明那种认为中共无法稳定中国经济的见解（我党当时的见解也是这样，参看一九五O年一月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的决议）根本错误。中共这种成就，同它在夺取资产阶级财产方面的谨慎步伐（它第一步只接受旧政权的国营产业和没收反革命分子和官僚资本的产业）是分不开的。中共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当然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它既欠缺历史的远见又没有彻底的无产阶级立场，但中共在夺取政权后没有立即没收全部私人资本这点，却不能说在原则上是错误的。至于详细评价中共当时的经济政策，那不属于这篇文章的范围。现在我只想指出：这种评价必须根据全面的现实和全面的利害比较，而不能像草案那样只根据片面的事实和完全虚构的原则——这种方法根本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直接相反。
第二十条最后一段说：“在进入共产主义阶段之前的过渡时期，‘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仍然是最有效而必须遵守的原则。”它还说这是“马列主义原则”。这见解包括了几重的错误，是撤头撤尾违反马列主义的。第一，把“各尽所能”同“按劳分配”联在一起，当作过渡时期的原则，是斯大林歪曲马列主义的发明。第二，在仅仅能够实行“按劳分配”的时代，根本不可能实现“各尽所能”；而到了真正能够“各尽所能”的时候，必须也能够“按需分配”而不是“按劳分配”了。第三，在现阶段的中国，不但不可能实现“各尽所能”，连“按劳分配”都不够条件，而且距离还很远——真正的“按劳分配”是形式上完全平等的工资制度，即“等量劳动取得等量消费品”的社会主义制度。关于这问题，我在不久前发表的“毛邓所争的究竟是什么？”一文中有比较详细的说明（见“战讯”一月号，此文刊出时有不少错漏字，至少有两处整行脱漏了）。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书中对斯大林这种歪曲有清楚的驳斥，全临多数同志竟会不知道或忘记了，真是奇怪！
第三十三条一开头指出“一支农民军队”在中国革命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紧接着就说：“但它从始就是由一个较强大的中共所建立、所领导；没有这个党的存在，这支军队的胜利将是不可思议的。这证明党的作用是基本的、不可代替的。”乍眼看来，这见解很符合马列主义：它强调党在革命中的决定作用。但是，看清楚一点，再仔细想想，你就会发觉完全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回事。无产阶级革命所必需的党，是革命的党，它有远大的历史眼光，完全忠实于无产阶级，又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因此能够在每一种情势下都为无产阶级提出适当的政策，而永远指向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的最后目标。只有这样的党，才是不可缺少和不可代替的。若是机会主义的党，不管它多么“强大”，最多只能领导无产阶级取得一些改良，而不可能走到革命胜利。至于农民，不论它是否组成军队，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由于它没有独立的出路，也同样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党领导下才可能得到胜利。这是马列主义关于党的观点。现在，全临多数同志在草案中说，没有中共的领导则革命内战的胜利是“不可思议的”，但，在他们看来，中共是否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呢？显然不是。根据他们在草案第一节里所描写，在整个革命过程里中共不断地“错误和动摇甚至叛卖”，在任何阶段都没有自动和主动地为革命提出过好的路线。这样一个既不忠实又无能到极点的党，照理只会成为农民革命军的负累；如果农民军能够把它摔开，一定会胜利得更早而且更圆满。但全临多数同志反而认为农民军没有它就不能胜利，这见解才真正是“不可思议”的！难道农民军之需要党就像封建时女子之需要丈夫一样，管他是白痴或不能人道，甚至只是代表一个死鬼的雄鸡或木偶，好歹总得嫁个丈夫，否则就没有“归宿”吗？无论如何，全临多数同志之强调党的重要性，完全不表示他们支持这方面的马克思主意见解。他们的强调，若非仅仅一种官样文章，就表示他们不觉得机会主义的党或者结党营私的党同革命的党有本质上的分别。
中共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党，这是世界托派运动中一个大有争论而且意义重大的理论问题。在一九三七至四九这段期间，我们中国托派明确地断定中共已堕落成小资产阶级农民党，当时全世界托派对这问题大约也没有什么不同的看法，至少没有人明显表示出来。但第三次革命胜利后尤其是中共政权明显地走上反资本主义道路后，世界托派内部对中共性质问题就在重新考虑中显出很大分歧了。有人认为它始终是工人党，有人认为始终是小资产阶级党，也有人认为它曾经一度成为小资产阶级党但后来又恢复为工人党。此外还有它究竟是革命党，还是机会主义党，还是中派主义党，以及是否一贯的斯大林主义党的问题。虽然议论纷纭，大家却都同意这不是无谓的、烦琐的争论，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关系到不断革命论的基本问题。究竟是“工农民主专政”理论正确，还是不断革命论正确，要看是否有一个独立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党来领导革命达到胜利。托洛茨基在不断革命论纲要第六条中写道：“把‘工农民主专政’当作一种政制，依其阶级内容，从无产阶级专政区别开来，则这样的政制之实现，只有在这种情形之下：一个代表农民利益及一般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利益之独立的革命的政党能建立起来，这个党，在无产阶级这个或那个共同行动之下，能够取得民主政权，而且能够决定其革命的纲领。”现在全临提出一个长达将近三万字的草案，企图在其中对中国第三次革命作出总结，照理应该对这个关键性的理论问题提出解答。不错，草案第七条是专门谈中共性质的。它的见解是这样：中共在第二次革命失败后“曾经一度堕落成为主要以农民为基础、执行斯大林盲动路线的孤立小党；其后，在抗战和内战的过程中……发展成为领导革命的群众党；在胜利地进入城市后，它重新成为以工农群众为基础的执政党，但它的政治路线，一直是依循斯大林主义的；从在野时的阶级合作路线，转变到执政时自觉地结合保守力量建立官僚层的路线。因此，它本质上是一个斯大林主义党”。我们不理会那些小毛病，如“在野党”和“执政党”这样的议会制度的名词，光看主要的意思。草案告诉我们：中共一度成为“小党”，后来长大了，成为“群众党”，而且后来“执政”了。这答案多么简单、明了、不容争辩，同时又多么出人意料，多么有独创性，简直像哥伦布与蛋一样！许多同志为什么要伤脑筋去考虑什么小资产阶级性或无产阶级性的问题？真是庸人之扰！可惜，我们这些在马克思主义学校里训练出来的人始终不能抛弃阶级分析，更特别关心不断革命论正确与否的问题，而全临也始终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自称是正统的中国托派组织的领导机关，所以我们还是要向全临质问中共阶级性的问题，以及有连带关系的不断革命论在中国第三次革命中的证验问题。
上引草案那段话对一个问题仿佛是确立了立场，就是：自二次革命失败后中共一直是斯大林主义的党。但为了真正解决问题，我们不能不追问：所谓斯大林主义党，在政治上的含义是什么？说得更具体些，这是否表示某一阶级性？是否表示它是革命的，或机会主义的，或中派主义的？又是否表示它完全遵照苏联官僚的路线？
草案作为一个总结中国第三次革命的纲领性文件，竟没有解答关键性的理论问题，可见这个草案是多么差。也许有人以为这是对历史的解释问题，对今后的实践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不必太重视。这见解是不对的。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我们第四国际是个世界党，中国革命究竟应该怎样了解，对其他落后国家的革命路线是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的。就在中国本身，为了在理论上说服人，我们也必须对第三次革命提出圆满的解释。草案一面极力企图令人相信在整个革命过程里中共一直犯错误，一面却完全不提托派自己在每一阶段是怎样行动和怎样主张的，连作为自己基本理论的不断革命论在中国革命中的证验问题都无法解释清楚，只空洞地自夸吸收了一切革命经验，这样一面“旗帜”，难道真能把“一切无产阶级战士”吸引过来吗？恐怕只能令有思想有见解的人觉得可笑吧！（未完） |
新中國的發展與我們的任務——中國革命共產黨（第四國際中國支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1977年4月10－1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中国托派运动文献相关链接：向青：简评纲领草案（1977年4月）
新中國的發展與我們的任務
中國革命共產黨（第四國際中國支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1977年4月10－11日）
·（一）革命的成果，其發展及其領導
·（二）經濟的發展
·（三）勞動階級的狀況
·（四）青年及文教政策
·（五）民族自決與國家統一
·（六）外交政策
·（七）軍隊與民兵
·（八）社會矛盾與官僚階層
·（九）我們的任務和主張
（一）革命的成果，其發展及其領導
1.1949年中國第三次革命的勝利，推翻了反動的資產階級國民黨獨裁政權，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完成了土地改革、民族獨立，同時基本上完成了國家統一。革命繼續按照不斷革命的邏輯向深的方面發展，衝破了階段論領導者的理論政策底限制，進行解決社會主義革命任務。帝國主義勢力完全被趕出了中國大陸。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作為完整的舊剝削壓迫階級來說，已逐漸被消滅了；雖然資產階級的個別分子仍然殘存著，但已不能再不勞而獲地過著寄生生活。初期的雙重政權局面，不久已變成單一的政權。一個工人國家（但是官僚主義地變態的）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土上建立起來了。生產力從私有制度束縛下之獲得解放，嶄新生產關係之建立，提供了經濟上飛躍進步的巨大可能性。
這次革命的偉大結果，是俄國十月革命後世界革命一次極重大的勝利，在國際平面上相當地改變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個基本對立的社會陣營間的力量關係，對以後的世界革命運動，產生深遠的影響，起巨大的推動作用。
2.可是，上述革命成果並非順利地取得的；革命的發展過程是被扭曲的。革命發展之所以自始就走著被扭曲的道路，其基因不是由於客觀上的困難，而主要是由於革命陣營內主觀力量方面的缺點；就是說，主要由於第三次革命的領導者──中國共產黨──的動搖、錯誤的政策所引致。
3.革命動力的興起，最初溯源自抗日戰爭。日帝的侵略，激發了全國性的廣大的群眾運動。這一形勢使中共獲得機會，重新干預歷史事變。可是，中共領導沒有接受第二次革命期間階級合作政策失敗的教訓，在抗戰中群眾運動興起的初期，重新採取機會主義政策，自動取消「紅軍」和「蘇維埃」名義，放棄土地革命，聲明服從三民主義，要求與國民黨重新「合作」，在「擁護蔣委員長」的領導下參加抗日戰爭。
抗戰時期，中共在政治上思想上表現得最突出的，是毛澤東公開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這一理論把孟什維克和斯大林的「革命階段論」推演到極端，幻想可以通過「統一戰線」與國民黨及一切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黨派合作，成立「聯合政府」，領導進行抗戰和社會改革。這種機會主義的理論和政策底實質作用，是幫助國民黨抑制工農改善生活、要求民主權利與獨立武裝參加抗戰的鬥爭，這就大大地妨礙了群眾的革命行動，並引致中共本身陷入重大的危機中。在整個抗戰過程中，群眾的武裝力量，被日帝、國民黨、地主、漢奸、土匪的軍隊所包圍，遭遇重重的打擊，隨時有被消滅的危險。
可是，儘管中共領導層沒有接受第二次革命失敗的基本教訓，這教訓卻活在頑強地投入鬥爭的群眾底心坎裡，在運動底洪流中，許多實際參與戰鬥的幹部和群眾，表面上雖仍接受領導層的政策，但在實踐中則加以不同的運用。歷史事實顯示，在危險關頭，在群眾的壓力之下，中共底領導層終於被迫作了改變：它狡猾地在運動內部一方面大力鎮壓反對者，另方面卻部份地採納了這些變易，把它揉合於其路線之中，作為黨對黨員及幹部關於路線實踐的解釋和指導，但在對外的政策聲明中，則其政策底面貌一直保持原狀。
正是由於這樣的改變，中共避免了覆亡的危險，且進一步使其軍隊、黨員能與群眾相結合，在日帝力量逐漸削弱與人民不斷投入戰鬥這一消長的過程中，人民的武裝力量壯大了隊伍，並且在日帝投降時發展到新的高峰。
4.抗戰結束後，當勞動群眾興起，學生群眾要求民主、反對國民黨軍事獨裁的運動遍及全國的時候，中共不但沒有乘著這個最有利的時機，提出革命政綱，發動群眾進行奪取政權的鬥爭，反而卑躬屈節地向國民黨要求和平談判，希望建立「聯合政府」來「建設新中國」，以致讓蔣介石獲得了時間，準備了和發動了對中共的全面性進攻（1946-47）。直到這種進攻威脅到中共的存在時，它才迫不得已起而抵抗和反攻（1947-49），發出「把內戰進行到底」的口號。這時，它一方面不得不在其統治區域內進行部分土改，以此穩定自己的基地，另方面仍不號召國民黨區的群眾起來為掙脫枷鎖而鬥爭；它只號召工人群眾進行「護廠運動」，號召群眾靜待解放，而單靠農民軍隊進行奪取政權的鬥爭。由於中國農村階級鬥爭的激烈，農民運動的高漲；由於長期戰爭破壞造成經濟的殘破，群眾的痛苦和對國民黨統治的憤恨；由於資產階級的分崩離析和國民黨政權的極端腐敗無能；更由於帝國主義體系陷入空前危機中，美帝在戰後所遭遇的重重困難，迫使它不能直接動用軍事力量支持蔣介石，因而在中共的反攻下，國民黨軍隊全面瓦解，使中共利用了極有利的局勢，奪得了政權。
5.中共在取得勝利後，它的政治經濟措施仍然依循著機會主義，即所謂「新民主主義」的方向進行。它和資產階級派系及小資產階級集團（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主同盟、工農黨等），經由「政治協商會議」製訂「共同綱領」，公開宣佈保護「民族」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實行「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經濟政策，拖延土地改革，並公然聲明保護帝國主義在華財產，這一切機會主義的措施，一方面是依照著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所規定的路線，另方面是仿傚著斯大林在東歐各國初期所實行的階級合作政策。
1950年，美帝國主義侵朝戰爭爆發後，客觀局勢迫使中共不得不修改它的新民主主義的機會主義政策，正如斯大林在美帝冷戰威脅下，逐步修改了他在東歐各國的階級合作政策一樣，在美帝的極端嚴重的威脅下，中共為了自保，迫不得已起而援助北朝鮮的抗戰，並沒收美帝在華的財產；同時，為了獲得農民的支持，不得不實施土改（但不宣佈土地國有和禁止土地買賣，而且聲明保護地主富農的工商業財產）。由於資產階級乘著美帝侵朝的機會加緊破壞國家經濟（所謂五毒），中共又不得不發動「五反運動」，以回擊資產階級的反攻。隨後，為了發展工業，中共於1953年開始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實行了對外貿易壟斷。
由於資產階級對計劃經濟的怠工破壞，中共於1956年將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以此逐步地沒收了資產階級的財產，收歸國有，替社會主義的建設奠定了基礎。這和斯大林在「馬歇爾計劃」恢復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經濟，準備進攻東歐的威脅下，改而排除資產階級代表於政權之外，並沒收資產階級的財產為國有，踏上社會主義的建設道路，是同樣的發展。
6.總觀上述中共踏上政權後所施行的政策的演化，由實施土地改革、爭得民族獨立，走到沒收資產階級財產歸國有，這在客觀上是符合不斷革命的基本方向的。但這並非表示中共已自覺地懂得和運用不斷革命的理論，瞭解俄國1917年十月革命勝利的經驗教訓，而是在不可抗拒的客觀事變壓力下，中共為了生存，被迫地、經驗主義地、迀迥曲折地前進的。正因此，中共把革命的進程扭曲得奇形怪狀，令人難於認識。在中共踏上改權後，又把斯大林的「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及與資本主義「和平共處」的路線，運用於中國，發揮為「一國建設共產主義」。這就從根截斷了中國革命向國際平面不斷發展的道路，形成了危險的局勢。因為「一國社會主義」與「和平共處」的路線，不僅放棄了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戰略，而且促進了各個工人國家的官僚的民族保守主義的生長和對立，導致蘇中兩國官僚間的不可調和的衝突。
7.中共的演變過程，是曲折和矛盾的：
在俄國十月革命的感召之下，它最初作為一個接受馬列主義的黨而建立起來，並很快就獲得廣大工農群眾的擁護，成為中國第二次革命的領導力量。可是，由於它接受了斯大林的錯誤政策，導致革命失敗，同時使它本身遭受到致命的打擊。在革命失敗後，它並沒有好好地汲取過去的經驗教訓，相反，卻屈服於克里姆林宮的壓力之下，把黨內反斯大林主義的革命份子全部開除，並把原來的布爾什維克黨制改變為斯大林式的官僚主義黨制，而這就引致了它的墮落。自遵義會議時起以迄現在，由於厲行官僚黨制，徹底革命的思想和列寧主義的民主集中原則，從來不能在它內部立足生長。
第二次革命失敗後，中共把主力撤離城市，脫離無產階級群眾，因而一度成為一個以農民為主要基礎的小資產階級黨。它的領導層希圖以農民運動和其他運動取代無產階級運動，取代明確的階級革命鬥爭。它起先的「農民蘇維埃」路線固然反映出它的領導層充滿了小資產階級幻想，而後來它之倡行改良主義路線，則更清楚暴露它的領導層的小資產階級特質。因此，在這一時期中，無論就其政治路線或黨員成份來說，它都是徒具工人黨名義，而不具備作為一個工人黨的實質的。
其後，在抗戰和內戰的過程中，由於它吸收了廣大的群眾（包括從城市轉到戰區的工人群眾）；同時，由於廣大革命群眾底壓力，由於它擁有軍隊和社會權力，因而不但不能與資產級分享政權（雖然它的言論和政策表明它常希望如此），倒反必須在鬥爭中同蔣介石政權拚個你死我活──總括來說，由於階級鬥爭形勢的迫使，它終於進行推翻地主資產階級政權的鬥爭，使它重新發展成為領導革命的群眾黨。在進入城市並取得全國政權之後，一方面它的工人黨員比重增加了，城市無產階級對它的壓力增大了；另方面，國內外資產階級對它的不妥協態度也迫使它不得不採取反資本主義的路線，反映了無產階級的歷史利益，因而使它恢復了工人政黨的性質。但這種演變並沒有改變它的斯大林主義本質。相反，事實表明，在執政之後，它的領導層自覺地在黨內和在社會上培植起一個特權官僚階層，自覺地製訂種種維護官僚層利益的政策，以官僚專政代替無產階級專政──而這些都恰恰是斯大林主義的「精髓」。實際上，自官僚層強化以來，中共已墮落成為官僚層的統治工具，就是說，它已從革命的領導者地位改變成為革命的對象。
8.從政權方面說，中共完全繼承了斯大林的衣鉢；特別仿效了他在東歐的做法，始則同部份資產階級合作，建立「聯合政府」；繼而為勢所迫，把某些資產階級份子排出政府，以後，即把政權轉變為邦拿栢主義的官僚獨裁，高踞在人民頭上，完全剝奪了工農的民主權利，任意壓迫和剝削工農群眾，以期永久保衞官僚層的特權和享受。這就在上層的政治結構和下層的經濟基礎之間，造成了不可調和的矛盾。同時使中國這個工人國家變成官僚主義的變態工人國家。
9.壓在這個經濟基礎上的官僚獨裁，對社會主義的建設是一塊最沉重的絆腳石。它任意製訂經濟計劃，使得各個經濟部門之間（工業和農業之間、重工業和輕工業之間）失去了均衡，大大地障礙了生產力的和諧發展。另方面，為了加速以至超額完成經濟計劃的指標，官僚們把不可負擔的緊張勞動強加在工農群眾身上，同時又盡量壓低工農生活的水準。最後為了壓服工農群眾和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知識分子的不滿和反抗，只有把專政的繩索日益拉緊，這便在上層官僚和下層群眾之間造成了不可調和的矛盾和鬥爭。這種情況反映到上層官僚中，便爆發了各派系的不斷傾軋和無窮盡的整肅。這一切綜合起來，便構成了中共20多年來統治中國的一幅充滿矛盾鬥爭的圖畫。
10.要想徹底解決上敍的矛盾，只有工農群眾和革命的知識分子，進行政治革命，摧毀官僚獨裁的上層政治結構，在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上，創建符合於此種基礎的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民主政制，依照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基本利益，重新製訂對內對外的政策，中國才有可能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不斷地前進。
（二）經濟的發展
11.革命的社會變革，使生產力得以向前大步發展。在農業方面，土地革命極有效地啟發了農民的生產熱忱。數以億計的人民投身水利建設和墾荒工作，建立了頗為完善的灌溉系統，同時又增闢了許多的耕地；因此，新中國只在頭三年內，便治好了長期戰爭破壞對農村所造成的創傷；其後，穀物和其他農作物品種及農具的不斷改良、積肥和消除蟲害工作的普遍開展等等，又進一步提高了生產效率。二十多年以來，中國的農業經濟，儘管在生產方法上，與現代農業相比，基本上仍未能擺脫其落後性，但卻能戰勝許多自然災害，獲致了很大的成果。另方面，少數單位之採用現代農業機械和化肥，並因而獲致重大成就，則在實驗上證明了農業機械化的可能性和必需性。
在工業方面，工業的生產和建設，是在生產力低下的基礎上，在帝國主義的嚴密封鎖下，部份依賴於克里姆林宮官僚的所謂「援助」（實際上是通過不等價交換而進行對新中國的掠奪），極其艱苦地進行的。其後，克宮官僚之背信棄義地撤消了它的一切「援助」，使許多基本建設陷於停頓或癱瘓。儘管如此，廿多年以來，工業的生產總值較之解放前已提高了許多倍；基本建設方面的進展很快，一系列新興部門出現了，一些資源被開發了，其中特別重要而有輝煌成就的是石油資源的開發。
所有這些有關工商業進展的判斷，由於欠缺正確可靠的統計資料，因此是一種粗略的估計；但我們深信，這估計是可以描劃出進展的一般面貌的。
總括來說，整個國家經濟目前所獲成就，相對於革命前的情況來說，是十分顯著的；但相對於社會的實際需要，相對於資本主義國家中最高發展速度及其已達到的生產力水平，尤其是相對於革命所帶來的許多優越條件來說，則新中國的進展仍顯得緩慢而不足夠；特別是，當估量到廿多年來人口的大量增殖時，國民的平均生產量就顯得沒有多大進展，整個國家仍然處於經濟落後，人民貧困的境況之中。
12.既然革命已解除了生產力的舊有束縛，那末，是什麼因素障礙著中國經濟的飛躍發展呢？在探討上述問題時，馬克思主義者當然不會漠視中國目前所面對的客觀困難。可是，無論如何，可以肯定的是：障礙主要來自中共的路綫政策底缺點錯誤。
在建國初期，中共囿於毛澤東底「新民主主義」理論圖式，要在「相當的長」時間內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使包括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內的「各種社會經濟成份在國營經濟領導之下，各得其所，以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在這種機會主義路綫很快遭到破產以後，中共不得不改變政策，要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它初期仍想實行公私合營這種半吊子的政策，後來終於收歸國營時，仍要採取贖賣政策，以每年給付定息的形式，賠償資本家以相當於其生產資料總值的款項。這一連串對資本家妥協讓步的政策，根本違反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實行對資產階級全面專政，在奪取政權後著手無賠償地沒收資產階級生產資料的主張，因而使新中國經濟發展遭受不必要的阻延，並使國家徒然損失了巨額的贖賣金。
13.中共1955年秋提出的農業合作化運動，不到一年即把全國九成多農戶，從初級社變成「社會主義性質」的高級社；1958年更在幾個月內使全國農戶幾乎全部公社化，把他們的一切牲畜家禽菓樹宅旁地等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全歸公社所有。這種只靠主觀命令行政手段哄起「運動高潮」造成思想壓力強迫參加的做法，既不顧當時的低下生產力水平和貧乏物質條件，又完全違反了農民自願的原則，結果只能大大挫傷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導致以後幾年農業的減產。後來政策雖然稍有放寬，但基本路線仍無改變，因而農業生產發展長期以來仍然很慢。
14.1953年開始的發展國民經濟五年計劃，完全追隨斯大林的優先發展重工業政策，把國家資金的很大部份投在重工業建設方面。1958年的全民大煉鋼鐵運動，把這個政策推到最狂熱的地步：煉鋼成為「重點中的重點」，一切部門都要「讓路給鋼鐵元帥先行」，以此打亂了一切經濟計劃和其他經濟部門的正常發展。由於把許多勞動力從原來部門抽走而為煉鋼苦戰，影響了農業、日用品輕工業、副業等生產，造成各部門間嚴重的比例失調和減產，並使全國因煉鋼而損失了二十億元。
15.1958年的大躍進，提出要以「一天等於二十年」的幹勁工作；要十年趕上英國；大放衞星田上天，畝產十幾萬斤；謊報糧棉產量在1958年增加了一倍，等等。這種浮誇謊報風氣盛極一時，迫使人民及下級幹部只追求數量而不顧質量，以謊報數字去幫助完成任務；因而使公眾後來對中國政府發表的數字失去信心。大躍進所表現的這種「小資產階級的狂熱」，完全是遠離實際的極端盲目冒進，對生產造成有害無益的影響。
16.「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表明國家要求勞動群眾以最高勞動強度的苦戰去進行生產，同時過著最節省的生活，亦即是國家要盡量多取自人民，盡量少給予人民，這就是把工農群眾的當前的利益，同國家的長遠的利益對立起來，以犧牲前者去追求後者，（這同時也是追求官僚層的利益）。在目前階段，這樣的總路線是一般群眾所無法信服地接受，真誠地推行的。
17.中共推行上述三面紅旗的結果，便主要地造成以後3年的嚴重經濟困難，糧食及日用物資更嚴重的缺乏，人民生活的極端困苦。中共事後企圖把責任推諉於特大的自然災害和蘇聯官僚層的停止援助；但這些顯然都是次要的原因。由於當時已有十年的水利灌溉建設，縱使有極大災害也能減少損失；同時，它們又與中共的「人是最重要因素」，「人定勝天」等說法相矛盾。至於蘇聯之停止援助，撤走專家，主要是對基本建設發生了影響。後來中共某些高級領導人指出是由於「七分人事，三分天災」，就比較真實地揭穿了官方的遁詞。
為了消除高擧三面紅旗所造成的惡果，以劉少奇為首的部份中共領導層，被迫採取了較緩和的政策，矯正了過份偏重發展重工業等錯誤政策，使經濟逐步恢復並向上昇，人民生活漸獲某種改善。但以毛澤東為首的一翼，並不滿意這種較溫和的政策，且不甘居第二線，因而向當權派造反奪權，企圖東山再起，伺機重新推行冒進的路線，由此引發了「文化大革命」。但奪權鬥爭的結果，更大大地影響了廠礦交通和農業各方面的正常生產，使經濟又停滯甚至倒退了幾年。
18.根據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理論及主張，根據蘇聯、其他工人國家及中國的經驗教訓，在中國今天所應採取的政策應該是：
在農業方面，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國家，絕不能用強迫壓力去剝奪貧下中農；國家應該盡力供給農民以農機農具化肥農藥等等，以迅速提高農業生產率；應該盡量供應農民以廉價的日用工業品，因而比較等價地換取農產品，減少工農業產品之間的剪刀差，鞏固工農之間的團結；同時，農村物質生活因而得以大大改善，穩定地提高農民的生產幹勁。國家應該設立示範性的國營農場或農業公社，以便在工作上取得巨大成績，表現出其優越性，用事實啟導農民，同時進行思想教育，提高他們的社會主義覺悟，使他們能自覺自願地走集體化的道路。這些都需要很長的時間，及耐心的工作，才能逐漸做到。在國家對農民的稅收問題上，必須特別慎重地訂定一個適當的比率，既不能抽取過多，以免挫傷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又不能抽取過少，以致妨礙國家工業化所需要的資金積累。
在工業方面，重工業和輕工業兩者都應同樣重視，同樣大力地去促進它們的平衡發展，而不應特別優先發展重工業，以免妨礙輕工業的應有發展。重工業的迅速發展，固然可提供更多的輕工業及農業等所需要的機器，但全國勞動人民現階段對輕工業產品的需要更是異常迫切，輕工業所產生的效果更快而顯著，資金積累更易而且多，輕工業發展越快，就越快地滿足勞動人民底物質需要，鼓舞他們底生產熱情。同時，也越快地積累工業化所需要的資金，充份有效地運用重工業所製成的生產資料。
在生產方面，必須真正讓工人農民直接監督管理，讓生產者按照實際條件訂定生產計劃和指標。在直接參與之下，勞動群眾必定以積極的負責的態度，實事求是地訂出最高限度的指標，並努力去加以實現。如果不是靠生產者，而只憑領導幹部的主觀願望，層層加碼地由上頒下無法完成的計劃和指標，結果只會挫傷群眾的積極性（例如群眾認為反正無法完成，便不加緊努力），同時也造成許多浮誇謊報、弄虛作假，只追求數字，不顧產品質量，產生大量廢品次貨，以及其他浪費國家資財等現象。
在決定國家制度和國家的管理方面，每一個勞動群眾都應有平等的權利，享有充分的民主自由。正如列寧所指出的：「人民的多數可以不要那些享有特權的少數人的特殊機構（特權官吏，常備軍長官），自己來直接進行這些工作，而國家政權職能的行使愈是民主化，這個國家政權就愈不需要了。」這就是說，國家機關應該而且必然日趨消亡，決不是像斯大林和中共所強調那樣的日益加強。這樣，所有城鄉資本主義因素的自發發展，就一定會受到工農群眾所遏止，即使有新的資產階級分子產生出來，也一定會被群眾所揭發消滅；任何貪污腐化的資產階級生活作風，都一定會被群眾所肅清。因為，所有這些都逃不過廣大群眾的眼睛，決不會為他們所容忍，也只有他們才有足夠力量加以遏止消滅，有效地捍衞國有財產制，反對資本主義復辟，邁向社會主義的目標。
在積累和分配方面，國家應該採取兩者廉顧的適當比例，既要考慮公共積累的需要，也要照顧勞動群眾物質生活水平的適當提高。為了充分發揮勞動群眾的生產積極性，這種提高是非常必需的，即使因此暫時減慢了積累的速度，但由於群眾積極性的高漲而造成的生產高潮，必然很快帶來更多的積累。反之，如果只顧目前大量抽取積累，因而影響勞動群眾的生活和工作情緒，造成生產發展遲緩，實際上必會使以後的積累減少。這表明勞動群眾的當前利益，同國家的長遠利益絕不是相對立，而是相一致的。
（三）勞動階級的狀況
19.在中國，正如在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一樣，一向都實行盡量多積累而少分配的政策，因而使一般群眾的生活，長期處於物質貧乏的困苦狀態。他們雖然已相對地解除了舊社會那種失業和飢餓的威脅，一般都可以維持一種最起碼的生活，同解放前相比已改善了許多；但廿多年來，生活水平仍未見有顯著的提高。
根據官方的數字：「1958年農村人口的生活水平均每人合85元左右」。大多數的窮隊比這個平均數字更低。這個數字包括糧食分配折合現金計算在內，每人每月平均只有7元，扣除生活資料之後，所得到的現金非常少，自然很難買到多少昂貴的工業日用品。國家對數量不足的工業日用品所定的價格既非常高，配給農民的東西又十分少（例如每人全年只配購十多尺布，每月幾兩食油和半斤猪肉，諸如此類），迫使農民必須從自由市場以高價購入不足的生活必需品，由此可見一般農民的生活是如何的困苦。十幾年來究竟改善了多少呢？中共及政府完全沒有像50年代那樣公布有關具體情況。但從要求國外親友接濟的來信，從國內來人的口述筆錄，從中國報刊所透露出的片斷資料，都可知道實際上並沒有很大的改善。中共要求人民「勤儉節約」，「細水長流」，「好日子當壞日子過」，都反映它的多留少分政策很少改變。而「生產長一寸，福利長一分」這個口號，也表明勞動者最多只能得到增產部份的一成；甚至中共報刊常有透露，農業增產了，公社社員的收入並沒有增加多少。既然農村社員不能指望從生產隊增加他們的收入、改善他們的貧苦生活，他們對集體生產的熱情便會降低，轉而向家庭副業和自留地去努力，以期能夠稍為滿足生活上的需要。這就是自留地和家庭副業屢次遭到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領導壓縮或取銷，但仍恢復存在的主要原因。毛澤東及其支持者之發動對小生產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輿論攻勢，其主要企圖只在於限制社員改善生活的要求，再一次迫使他們盡量放棄自留地和家庭副業，以便全心全力為增加集體積累而苦幹。
儘管中共宣稱在農村實行依靠貧下中農的政策，但廣大貧下中農生活上長期的困苦，卻大大地挫傷了他們過問國家大事的積極性，敗壞了他們對中共的真誠支持。而中共越是限制農民改善生活的要求，一般農民的政治熱情就越低，對中共的不滿就越大，對集體生產「磨洋工」的情況也越難改變，農業生產也越難迅速提高。
20.由於工人階級在社會生產上所處的關鍵性地位，在社會階級鬥爭中所能起的決定性作用，使中共在統治全中國後，不得不（雖然是在口頭上的）承認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承認他們的較高社會地位，給予他們比其他階級較多的經濟利益，以圖爭取他們的支持，減少他們對中共的對抗性。
但這些對改變實際情況並沒有很大幫助。工人階級實際上並沒有當家作主，領導一切的權力；實權仍操在中共的國家領導人及企業幹部手中，工人只是被領導者，沒有享受到真正的民主權利。他們被號召嚮應中共的各種「運動」，但絕大多數工人反應並不熱烈，而只是循例隨大流表態一番，應付了事。他們被號召進行生產技術革新，但許多的革新往往是更加加強他們的勞動強度。隨著工業的發展，產業大軍的隊伍擴大了，工人階級的力量加強了，他們的政治覺悟是日益提高了，但同時對中共缺點錯誤的認識也提高了。
城市工人的收入和生活，比一般公社社員的較為好些。普通工人的平均工資每月為60元左右，比農村勞動者高出許多倍，即使城市生活費用較高，卻總沒有農民那樣貧困。但長期以來，城市工人的工資並未見有全國性的增加。即使部份工人的工資級別，經過幾年可能有所提高，那僅因為技術及工作效率提高了之故，而並不是同工同級待遇的提高。一般學徒的每月工資仍然是過去的十幾二十元，一級的仍然是30元左右，為數不多的八級老工人，仍然是100元左右。
對於增加工資的要求（例如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普遍提出的），中共卻斥之為「經濟主義的妖風」，是走資派「經濟掛帥」、「物質刺激的黑貨」，要堅決加以反對。毛澤東指責工人階級一部份也有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情況，「發生資產階級生活作風。」但以目前這樣有限的工資收入，即使是最高的八級，仍難以令人相信毛的指責是真實的。對於腦力勞動同體力勞動之間的差別，這兩種勞動報酬之間的過份大的差距，當然應該逐步加以縮小。高級知識份子（如大學教授等）、國家高級技術人員、企業管理人員高於一級工人十倍以上的薪酬，應該加以降低，但普通工人的一級至八級的工資，則不應該加以減少，更加不應使較高的工資降低到較低的水平上，以縮少八級之間的距離；而應該把過低或較低的工資提高。毛這個指示的用意，顯然在於製造思想壓力，以便把普通工人（尤其是其中較高級的）工資加以削減，至少是要阻遏工人增加工資的要求。但對於高級幹部高過一般工人或國家機關低級工作人員達幾十倍的「工資」及其他優厚待遇，他卻完全不予指責，不主張大加減低，這表明以毛為首的領導層，一直是以犧牲群眾利益來維護官僚特權的。
在進入共產主義階段之前的過渡時期，按照勞動分配生活品，仍然是有效而必需遵守的原則。中共雖然口頭上文字上不正面反對馬列主義這個原則，但1958年秋曾一度在實際上違反了它，今天在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反對物質刺激及奬金等名義下，又企圖突破它，並且在部份工人中間首先推行義務加班工作，對超時工作不付給報酬，這如果完全出於某些工人的共產主義覺悟，自願不取報酬，當然是值得讚揚的共產主義崇高精神；但如果把這種義務勞動變成一種普遍推行於全國的經常性制度，迫使一般還未具有這種自覺自願的群眾也要長期參加這種「運動」，那就等於增加工作時間而工資不加，不管領導者的主觀意願如何，其實際結果既不會對生產有所幫助，反而會影響工人的健康，增加他們的辛勞和不滿，因而會降低工作的效率。
21.新中國建立後，婦女也從舊的剝削壓迫下得到了某種程度的解放；她們的社會地位比較提高了，在法理上算是男女平等了，但實際上，離開完全的解放、真正的平等還有很大的距離。托兒所等的設立，在中共雖是為了增加勞動力及生產，但也解除了她們一部份的家務勞動；且由於勞保的施行，對婦女的生育和生理病假等都有不同的照顧，她們在這些方面的痛苦已比過去減輕不少。但實際上，她們的痛苦仍比男性深一重。她們不但和男性一樣被剝奪了基本民主權利（包括自由戀愛、結婚、共同一起生活等權利），而且被剝奪了自由生育或墮胎的權利，這些原是人民底起碼權利，也是目前中國經濟條件所能負擔及允許的。她們投入生產建設後，由於生理體力上不及男性，中共提出要她們「頂起半邊天」，就意味著要她們比男性更緊張更吃力地工作。她們辛苦勞動後還要料理家務，生育兒女。加上營養不良（這特別在農村是如此），使婦女的健康狀態，一般都比男性為差，並使她們喪失了平等地受教育和工作的權利。
在收入方面，勞動婦女實際上又比男工或男社員更低，有些甚至低很多；這不但因為工作不同，工資或工分也就較少，而且在許多地方，即使同工也不同酬。對婦女的歧視現象，依然在全國範圍內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中共宣稱中國婦女已得到澈底解放，已和男人一樣平等，並且象徵性地提昇某些「先進」積極的婦女負責較高的職位，甚至當上副總理；這些都難以改變中國婦女一般的真實處境和地位。
（四）青年及文教政策
22.實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政策，目的是為了推行總路線，增加農村的勞動力，減少國家大學教育的經費；並把富於反叛性的城市青年，分散到窮鄉僻壤，消解他們對統治層的威脅。中共為此提出的論點是：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之間的差別應該逐漸縮小，理論知識和生產實踐應該相結合，知識青年應該參加勞動鍛鍊和學習等等。即使抽象地說來這些會是正確的方向，但也是中共現行的上山下鄉政策所無法達到的，它採用強迫調派的行政手段，配合精神上壓力（比如認為不服調派就是違抗毛澤東思想路線，以取消工作權利及糧食配給等相威脅），迫使廣大青年接受。這就使一般知青普遍產生痛苦，不滿、消極甚至反抗；只有極少數高度自覺的革命青年，才具有忘我地艱苦勞動的決心；同時，只有極少數鑽營權位者，才藉助於工作積極思想進步的表現而得到提昇。中共硬性安插不熟練的勞動力到生產力低而產品不豐的生產隊（特別是地少人多的生產隊），首先只能增加這些隊的社員與插隊青年之間在分配產品方面的緊張。知青由於技術低農具缺，所得工分更少，不夠維持起碼的生活，迫得要城市裡的家庭接濟；在得不到接濟而又忍不住飢餓時，往往被迫「偷食」集體的產品，因而引起不少這類的悲劇性衝突。
很多無法忍受這種痛苦的知青則逃回城市，成為沒有工作和配給證的黑戶和流浪者。他們要靠家人節食和購買自由市場高價食物維持生活，既很困難，又很不滿，對前途展望灰暗。隨著中共這種政策的大力推行，這類青年的人數也越來越多，更增加社會的不安因素。
大量被派到荒山野嶺甚至不毛之地進行開墾的知青，極少從國家獲得應有的物質力量支助，幾乎全憑他們雙手去戰天鬥地，經過極艱苦的一段日子，才得到收獲維持生活。這些白手墾荒者的艱苦經歷，更少談到「向貧下中農學習」的意義。
知識青年所要學習的，首先應該是最先進的階級──無產階級，而不是向思想上仍屬個體小生產者的農民，向滋生資本主義的土壤的農村。由此證明中共以這樣的學習為理由，不但虛偽，而且是違反它所標榜的階級立場和馬克思主義觀點的。
為了加速國家工業化，更快地發展到共產主義社會，國家今天應該儘快儘多地培養科技人材。為此就不應把幾乎全部中學畢業生送到農村去「一輩子當農民」（即使其中極少數「政治表現好」的青年可能被選拔入大學，但多年的體力勞動己使他們對過去所學的忘記了很多）。上山下鄉青年的隊伍越擴大，則意味高水準的科技大軍隊伍越縮小，因此，如果對知青的現行政策不予澈底改變，則對國家培訓高水準科技人材以加速工業化，定必產生嚴重的惡果。
23.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後，應當像列寧所說的，「把學校從資產階級的階級統治工具，變成為摧毀這種統治和完全消滅階級劃分的工具。學校應當成為無產階級專政工具」。因此需要澈底改革舊的教育制度，改變舊的教學方針、方法和內容，需要加強青年的社會主義教育，培養他們的革命人生觀；應該使書本理論知識同生產實踐相給合，廢除不必要的繁複課程，適當地縮短教學的時間。
但中共把學制過份地縮短，而在學的學生又要以三分一或更多的時間去從事生產，這實在就是「把學生當作勞動力來使用」，目的為了增加生產，而不是為了增加他們的文化知識。這對學生知識文化水平的提高是一種嚴重的阻礙。
中共對原有的教師採取激烈而強迫的改造步驟，要農村中小學教師從原來受薪給的公職人員，變為領取工分的社員，實則把他們的待遇降低到普通社員的水平；要教師邊教邊生產勞動，則減少他們備課改卷的時間，加強他們的勞動強度。中共更一般地發動學生鬥爭教師的「資產階級學術權威」，要派文化水平很低的工農兵代替他們上講台教學，「成為教師隊伍的骨幹」；這些都在學生與教師之間，工農與教師之間，人工地造成不必要的對立和鬥爭，影響了教師的情緒（「教師難當論」就充分反映教師這種怨懣不安），導致教學質量的下降。
24.中共在學生中間提出重紅輕專，甚至走到只要紅不要專，這是在學校中推行政治掛帥（即「突出毛澤東思想」）的極端表現。它更加導引許多學生只求背誦毛語錄，響應中共每個時期的政治運動和號召，而對一般文化和科學知識則予以漠視；加上他們對前景悲觀灰黯（如畢業後定被送到農村去等等），因而在一段時期流行著「讀書無用論」。
「文化大革命」使全國學校生活停頓了幾年，尤其是高等院校，影響更加嚴重。直到1973年，全國才第一次有八萬大學生畢業。這一事實表明中國在一段長時間內，在提高文化水平和培訓高等科技專業人材方面，落後了多少年，損失了多少專材！隨後實行的大學招生辦法，既大大減少了入學人數，又降低了入學的一定文化知識標準，使教與學都因學生程度不同而大感困難。在現時的官僚控制下，實行這種辦法勢必為特權份子及其狂熱的（或偽裝真誠熱烈的）支持者大開高等學校之門，而把真正熱心追求知識學問的一般青年排拒於門外，其有害結果是顯而易見的。
25.在文化學術、文學藝術（包括影劇音樂等）領域，必須深入肅清舊的剝削階級殘餘影響，代之以無產階級的革命意識形態。無產階級需要一種革命的文藝，需要批判地把既存的文化底重要成份灌輸給水平低的群眾。但正如列寧所批判的，它並不「揑造自己的特殊的文化，把自己關在與世隔絕的組織中」。對於文化藝術工作者，在他們不反對革命和社會主義這個前提之下，應該容許他們在文化藝術的園地內有自主的完全自由。
但中共在這方面卻實行了完全不同的政策，表現了十足的官僚主義。它命令一切文化藝術工作者必須嚴格限制在中共所劃定的小框框之內工作；一切寫作、影劇、歌曲等都只能歌頌中共、尤其是歌頌毛澤東，而且不能存有任何可能意會為影射諷喻的成份；只能讚美光明面，不能暴露陰暗面；只能描畫紅臉，不能描畫黑臉。在這種絕對控制之下，人民只能看到歌德派的作品，只能看到革命英雄的形象，只能看到進步的成績和大好形勢。也因此，自從「文化大革命」以來，七八年間只能看到有限幾齣的「革命」樣板戯；幾乎一切舊的電影戯劇以及無數文學作品，僅僅因為不夠高度讚揚一個人及其功績，或者不合某些人的審查尺度，便被蓋上反革命黑貨的標記，不再容許存在。一切自由地創作的氣氛都被窒息了。一度流行的「文化工作危險論」，就是害怕官僚箝制打擊的一種心聲和反映。整個中國在思想文化的箝制方面，幾乎可和黑暗的中世紀時代的歐洲相比擬。文化藝術的園地，變成清一色的歌德派盤據的場所，多少年來都難長出自由獨立的花朵；全國人民生活在精神上貧乏和枯燥無味之中。
（五）民族自決與國家統一
26.中國和十月革命前的俄國差不多，都是多民族的國家。列寧曾經指出「一切民族都將走到社會主義，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都不完全一樣」。因此，在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翌日，列寧領導下的新政權，立即宣佈境內各民族都有完全的自決權分立權，並且在蘇聯憲法上寫明：「力圖創立俄國各民族勞動階級間真正自由自願的聯盟，……讓每個民族中的工農群眾在自己的全權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去獨立決定，究竟他們是否願意，並在何種基礎上參加聯邦政府及其他聯邦蘇維埃機關」。「這個聯盟是各平權民族的自願聯合；每一共和國均有自由退出聯盟之權」。
但中共控制下的中國政府卻不承認中國境內各少數民族這種自決權和分立權，而只給予他們以「自治」權，把它們全部歸入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大家庭內，使每個民族都必須成為這個大家庭的固定成員之一。這種政策完全違反了上述列寧的民族政策，表明中共在實際上執行的完全是一種大漢族主義政策。這種政策導引出各少數民族與大漢族主義統治之間的對立不和，爆發出或明或暗、或大或小的鬥爭，其中最激烈的就是1959年的西藏武裝反抗。即使在建國四分之一世紀後，中共報刊仍然在強調指出：「在民族問題上，是堅持團結還是大搞分裂，歷來存在著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激烈鬥爭」。這就顯露出，即使在今天，少數民族與中共大漢族主義者之間，仍然存在著「激烈鬥爭」，因而中共呼籲要「抵制一切破壞民族團結的言論和行動」。既然各少數民族中的舊上層剝削階級都已被打倒了，不再存在了，則在這些「破壞民族團結的言論和行動」之中，便會有不少來自各少數民族的工農群眾，反映出遭受國內民族壓迫和官僚統治壓迫的群眾底不滿。
如果中共及中國政府執行列寧那樣的民族政策，並在經濟發展、文化教育、醫療衞生各方面幫助各少數民族，加速它們的進步，使它們的生活日益改善；那麼，它們一定會真正自願地同國內其他民族（包括漢族）聯合在一起，雖有自決權和分立權也不會行使的。同時，它們也會從此瞭解蘇聯官僚層的欺騙，不會成為後者他日進侵中國的輔助工具。
27.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政權退守到台灣，在美帝軍事經濟等援助下，重新站定了腳跟，得到喘息的機會，繼續殘酷地剝削壓迫台灣人民，尤其是土著的台灣勞動人民。新政權已在中國大陸成立了這麼久，但作為中國一省的台灣及一些沿海島嶼，仍受著國民黨政權的統治。不但國家統一不能全部完成，而且讓一個敵對階級的政權，在外國帝國主義利用之下，威脅著新中國的安全（將來如果蘇中關係更加惡化，克里姆林宮官僚也可能試行拉攏台灣資產階級政權一同對中國進行包圍威脅）。雖然台灣政權「反攻大陸」的反動叫囂僅像是夜行人吹的口哨，已越來越聲沉響絕，但中國政府和中共一直聲稱的「解放台灣」，也從未見諸行動，即使在中美關係改善、台灣海峽美艦撤走、駐台美軍大部回國之後。中共企圖經過統戰、協商談判的和平道路解決台灣問題，那是絕不可能成功的，反動的台灣政權絕不會自動地把統治權交給中共，而必然頑抗到完全潰敗的最後一分鐘。中共對金馬島嶼十多年來的隔岸炮轟，完全是一種虛有其表的無效示威。另一方面，中共的許多缺點錯誤，提供了台灣現政權很好的藉口，利用來欺騙台灣人民，減低他們對社會主義的嚮往，渙散他們的鬥志，因而有助於延長國民黨政權在台灣的統治。
但這決不能改變總的歷史趨勢，台灣人民終歸會自己起來進行革命，推倒資產階級現政權，成立工農政府，實現階級民主，以此刺激起大陸同胞的反官僚政治革命，或者是這兩方面的革命互相影響、幫助及促進，因此台灣同胞同中國大陸同胞的利益是緊密相連的。
台灣是舊日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大陸的縮影，包含著同樣的社會階級矛盾，因此，中國革命共產黨1948年通過的「黨綱」中的理論分析和任務、主張，基本上仍然適用於今天的台灣。
28.香港、澳門原本是中國的一部分，只因英、葡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掠奪，百幾年來一直分別成為英、葡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使佔當地居民95%以上的中國人民，長期受著英葡帝國主義殘酷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中國大陸解放後，中共為了眼前的某種利益，為了拉攏「第二世界」的帝國主義打擊「第一世界」的超級帝國主義，採取維持港澳現狀的政策，既不願收回港澳，也不願幫助港澳人民進行改善生活和工作條件、反對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的鬥爭；更不願號召他們起來趕走他們的直接統治者。即使他們有力量有可能自己解放自己、管理自己的時候，中共也決不會讓一個無產階級民主的政權在港澳存在下去；因為這與它直接統治下的中國大陸之缺乏民主自由將構成強烈的對照，將激盪起大陸人民民主化運動洶湧澎湃的浪潮。
中共公開否認港、澳今天分別是英、葡的殖民地，這完全是睜開眼睛說瞎話，根本否認客觀存在著的明顯事實，其作用是想迥避它對港澳的中國居民反殖反帝運動所應負的責任，替它製造對這運動怠工的藉口。
主要由於港澳勞動群眾對中共的缺點錯誤、對中國大陸的陰暗面都有較多的瞭解，而對大陸社會制度改變所帶來的進步面則瞭解不足，因而可以預料，在絕大多數港澳居民心目中，都寧可希望能夠在簡單歸屬於中國大陸現政權之外，找到另一條出路。
但港澳絕難有同中國大陸分開而單獨成立獨立國的出路。港澳居民的命運，同中國大陸同胞的命運是緊連在一起的。他們當前最主要最直接的任務是推翻殖民地統治，建立無產階級的民主政權。但革命決不限於解決反帝的民主任務，而是要不停息地發展到社會主義革命，將主要的生產手段收歸社會公有。這個政權並不是中共大陸政權的擴展。不過，如果將來有一天，中共決心把大陸政權和社會制度擴展到港澳，完全趕走帝國主義統治，港澳的工人階級應當一方面繼續同港英及澳葡鬥爭，另方面盡量保持、發展自己的政治獨立性，反對官僚的控制。即使新政權完全被中共官僚控制，勞動群眾也要保衛新政權，以抗擊一切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復辟企圖；並支持中共政權的某些進步改革的同時，反對官僚獨裁，準備與大陸的工農合作，進行政治革命，推翻整個官僚專政，建立社會主義的民主政制。
（六）外交政策
29.廿多年來的中國外交，在對帝國主義及資本主義國家方面，總的基本原則是「和平共處」；對於其他工人國家，則隨著相互間的關係變化，在不同時期採取不同的評價和態度。在所有這些方面，它都是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離開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革命立場的。
對發展中國家的資產階級政府的態度，中國政府長期堅持它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經濟上給予它們無數的援助，在政治上表示非常的友好，替它們的反動面貌塗上進步色彩；同時在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下，拒絕支持這些國家工農群眾的革命運動，而對鎮壓這些運動的統治者，則給予物質上精神上的支援（最新鮮的例子是對斯里蘭卡），穩定他們的統治。
在對美帝以外的其他帝國主義國家方面，中國政府的政策是要拉攏它們以孤立它所認為是最主要的敵人。為此，它違反了列寧對帝國主義的分析和態度，美化它們是屬於「第二世界」的國家，不惜代價地討好他們，公開聲言喜見他們強大和團結，以此幫助延長這些帝國主義者的壽命，延長他們統治壓迫下的無產階級底痛苦。
30.在對美帝國主義方面，毛澤東曾一度嚴正地譴責它是全世界人民的最兇惡最主要的敵人，號召全世界人民打倒它，並在實際上支援朝鮮及印支的解放戰爭以抗擊它。這些在當時都是進步的。但他及中共後來卻作了極大的轉變，不但與美帝的代表人物友好、和解，不再像過去那樣猛烈抨擊它，反而希望美軍繼續留駐東南亞，為的是對抗蘇聯。中國雖仍在宣傳上把美帝列為兩霸之一，但在實際上已不視它為最主要的敵人。這種轉變顯然不是由於美帝的本質有所改變，而是由於中共蘇共關係的變化，使中國外交政策也起變化，這種變化特別清晰地表露出它的極右機會主義性質。
儘管中共領導下的中國政府採取這種「和解」政策，但由於階級基礎及社會制度的根本不同，帝國主義及資產階級政府對新中國的友好態度完全是暫時的利用；在它們不需要或不宜於再利用的時候，它們就會重現出不可調和的階級敵人真面目，對中國採取敵對仇視的態度，甚至進行顛覆活動或軍事政擊。在發生這類的衝突時，不理中共底政策，也不理那一方面首先發動，革命者都堅決地無條件地站在中國方面，抗擊帝國主義資產階級，保衛中國這個工人國家及其國有財產制。
31.對於蘇聯，中共最初曾推崇她是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核心和為首的力量；稱讚她是自己的「老大哥」，她對新中國的援助，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無私的援助，表示要一面倒向蘇聯。但事實證明，尤其是中共後來所揭露的事實證明：早在斯大林統治時期，在五十年代初期的抗美援朝鬥爭中，蘇聯對中共的援助及所供應的軍用物資等，都完全是站在蘇聯官僚層的極端自私的立場上的。
主要由於建立在「一國社會主義」基礎上的雙方的狹隘民族主義的官僚立場、利益的衝突，六十年代初公開爆發了中蘇兩國共黨之間的爭論。為了對抗蘇聯官僚層的強大壓力（同時也是對抗以美帝為首的帝國主義的強大壓力），爭取國際上進步力量和各國共黨內某部分的支持，中共一度被迫要從馬列主義思想武庫中借用某些論點，並在實際行動上較為收斂一下過去的右傾政策，較多地支持某些發展中國家的群眾運動，特別是支持傾向它的共黨領導下的武裝鬥爭。但它同時仍堅持不同社會制度和平共處原則，並照舊露骨地推行於印尼；它聲稱絕不觸動資本主義國家一根毫毛，反對「輸出革命」；它仍自誇曾力主蘇聯血腥壓平匈牙利革命，等等。因而中共當時的轉變是很有限度、很不徹底，是在言語文字上多於實際行動的。雖然如此，在六十年代初的中蘇共黨爭論中，中共的論點還是比較進步，值得歡迎和有條件地支持的。
蘇聯官僚層佈署大軍於中蘇邊境和外蒙古，企圖對中國施加壓力，作軍事進攻中國的威脅，並且發動過一些地方性的軍事挑衅，這完全暴露了它一貫的大國沙文主義和征服別國的反動企圖，應該受到全世界的嚴正譴責和堅決反對。
中共後來在理論上斷言社會主義陣營已不再存在，蘇聯已復辟了資本主義，變成了「社會帝國主義」，在實際政策上把蘇聯看作最主要的敵人，這完全是脫離了階級立場，拋棄了馬克思主義對國家性質的分析方法和已作出的判斷，顛倒了對最基本對立的階級敵人的鬥爭目標，因而有利於階級敵人和帝國主義，損害了自己階級兄弟間的團結和力量，並幫助蘇聯官僚層對蘇聯及其它工人國家工農的欺騙，加強他們中間的狹隘民族主義情緒。因此，中共今天對蘇聯的國家性質的重估和態度，是極端錯誤而有害的。
克里姆林宮和北京間的對立，基本上是兩個官僚統治集團之間的對立，是雙方堅持「一國社會主義」的具體表現。中共和蘇共之間的矛盾，不應影響蘇聯和中國這兩個工人國家之間的正常關係，更不應超越過工人國家陣營與資本主義陣營之間的矛盾。在任何工人國家（包括蘇聯及東歐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發生戰爭時，革命者一定要站在工人國家一邊，保衛它們以對抗資本主義國家，而絕對不應中立，更不應站在資本主義國家那邊去反對工人國家。
32.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份，中國對世界革命運動負有推動、幫助的責任；後者的順利發展和更多的勝利，對中國更有鞏固、保障的作用。反之，世界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繼續存在、團結、強大，只能是新戰爭的根源，對中國也是一種巨大威脅。
但中共所推行的外交政策，卻不是為了推動、幫助世界革命，消滅資本主義制度，而是為了追求與資本主義制度的和平共處，其出發點則是為了維護官僚層本身的利益，以及狹隘的民族主義利益，因而把這種利益置於世界革命的利益之上，使後者為它而服務而犧牲。
因此，在外交政策方面，無論就和平共處的內容和表現，就其出發點和反映的利益看，基本上都同斯大林當年的外交政策一樣，具有明顯的斯大林主義性質，不同的是中共所處的時代是世界革命向上發展的時代，它所感受的影響和壓力較大，使它有時要加以利用，因而有時表現出中間偏「左」些（當然斯大林有時也表現出極「左」的言行，如「第三時期」的理論政策，這種盤旋搖擺，正是斯大林主義的特點之一）。
（七）軍隊與民兵
33.由於各種特殊歷史條件的配合，使一枝農民軍隊在對蔣介石的反攻過程中不斷壯大，不斷消滅舊政權的軍隊，發揮了極大的作用。但它從始就是由一個較強大的中共所建立、所領導；沒有這個黨的存在，這技軍隊的勝利將是不可思議的。這證明黨的作用是基本的、不可代替的。
但中國政策的官僚主義化，在軍隊中也得到完全的反映，使它經歷了同樣的過程；越上級的指揮官和政委，其權力則越大，所享有特權也越多。解放前的艱苦樸素優良作風，被追求權力和物質特權享受所代替；解放前官兵間較為平等的關係，被一層層的等級和兩端差距達一百倍的極不平等待遇所毒化。雖然後來中國軍隊的軍階名銜在名義上已經取消，軍官已改稱為指揮員，中上級將領的過高薪俸已略為減低；但特權享受和不平等關係依然存在。
34.正如托洛茨基所指出的：「軍隊乃是社會的摹本，社會的一切病症，它都要傳染到，普通還發得更厲害些」。中共強迫全國農民迅速集體化，尤其是公社化，使絕大多數來自農民的戰士產生了很大的不滿和反對。當時的國防部長彭德懷對人民公社等的批評，就是軍中這種情緒的曲折反映，他和當時的總參謀長黃克誠之被整肅，則是中共鎮壓軍中反對情緒的間接表現之一。以後對總參謀長人選之不斷更換，意味中共對控制軍隊的棘手和亟圖加強，也顯出軍隊中鬥爭的尖銳和複雜性。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利用軍隊鎮壓革命群眾及紅衛兵，派軍隊進駐廠礦、學校等單位，賦予軍隊極大權力，管制許多從不屬於軍管的部門；使解放軍報成為對各方面發號施令而與黨中央機關報平起平坐；使出席中共九大的代表及其選出的九屆中委中，軍人成份佔了很大的比重；這一切都極度地擴大了軍隊領導人在黨政各方面的權力，導致林彪為首的一派底飛揚跋扈，更導致毛澤東在利用完林彪之後即加以清除，並調換絕大部份軍區司令員的駐地，解除他們的黨書記等兼職，強調重申黨指揮槍，而非槍指揮黨。所有這些都證明中共黨內各派系把相互間的明爭暗鬥帶到軍隊之中，以奪取對國家軍隊的控制權，來鞏固自己一派在黨及國家政權內的權位，把人民解放軍變成自己的工具。
35.為了追求和平共處、進行和平競賽，而不指望從世界革命的勝利獲得保障，中共只有盡力加強本國的國防，依靠軍事力量的強大來保持實力地位，防禦外國的侵犯。因此，中國官員曾宣稱，中國政府寧可人民沒有褲子，也要發展核子。這是帝國主義者過去主張要大炮不要牛油的同樣比喻；兩者所依賴的階級基礎雖然不同，但犧犧牲人民生活以追求軍備競賽的政策則一。然而馬克思主義者並不是唯武器論者，真正能保衛工人國家的最強大力量，不是核彈之類的國防武器，而是全國勞動群眾的真誠支持。中共的寧要核子不要褲子政策，雖由於科技人員的集體努力而在尖端科技上獲得巨大成就，但同時也造成廣大群眾因生活上的不滿而對國家的支持熱忱減低。
中共強調戰爭迫近的威脅，驅使人民「深挖洞、廣積粮」，其更大用意是想藉此種戰爭威脅，驅使人民束緊褲帶，更努力去增加生產，加強國防力量。但這種備戰而緊張的狀態並不能長久保持，特別是人民覺得中蘇戰爭爆發的可能性很少的時候，他們的情緒便會鬆弛下來。這證明用人工製成的氣氛，對國防的鞏固不會有多大的實際效果。
36.蘇聯紅軍的締造者領導者托洛茨基正確地指出過：工人國家應該逐步創立一種軍隊，「盡可能的用超軍營法，即，使之接近於勞動階級的勞動條件」，與工廠、礦山、農村公社等相結合，有地方的指揮部、軍械庫和軍用品儲藏所。「地方的教育的工業的體育的青年團體，將代替軍營所造成的團體精神，而且養成自覺的紀律，沒有高踞在軍隊之上的職業的軍官」。這種制度需要一種高的經濟基礎，需要較充足的鐵路、公路、水道和交通工具，以便戰事發生時，地方軍隊能迅速集合行動。如果具備必需的經濟條件，民兵制度比之正規軍會有更多的優點，國家所付出的代價也會更少。但以中國目前而言，由於生產力水平和經濟條件所使然，保持一技強大的正規軍仍然是很必需的。正規軍和民兵兩種系統，仍然需要相輔相成，互相補充其優劣點。
無論在正規軍或民兵隊伍中，都需要有批評精神的新鮮空氣，它的指揮部需要民主的監督，需要由兵士自下而上地選舉指揮部。「指揮員的昇遷，若是根據本人的能力和功績，則須在軍隊本身自由的創意和批評條件之下才能實行，同時須有全國的輿論來監督軍隊。嚴厲的紀律祇能與寬大的民主制相輔而行，而且是直接依靠於民主制之上的」。但中共控制下的軍隊和民兵組織內部。從來都缺乏這種民主自由。
37.中國除了有全世界最大的正規軍，還有各地方及廠礦成立的無數民兵，這枝民兵隊伍中，有越來越多的工人參加，且擁有各種武器裝備。中共在林彪事件前後之特別推廣民兵隊伍，並非表示它自願讓工農武裝起來，讓他們獨立地積極地干預國家大事，而只表現它懷有如下目的：第一，利用某部份有武裝有組織的工農，以對抗社會上、黨內及正規軍中不受指揮的異己力量（尤其是異己的高級軍官）；第二，加強軍事力量，以對抗克里姆林宮及帝國主義的壓力。
不管中共某些派系之企圖利用民兵組織作為派系鬥爭的工具和資本，不管他們對民兵組織已加以官僚主義的控制；工人和貧下中農之利用參加民兵機會，學會使用武器和作戰技術，且能組織起來，武裝起來，手中握有武器，這在客觀上卻有很大的進步意義，對工農參加政治生活及實際鬥爭具有重要價值，在將來群眾進行反官僚的政治革命時會起積極作用，因而會造成官僚玩火終被火焚的結果。
所有工農和革命者都應該盡可能爭取參加到民兵隊伍或正規軍隊中去，爭取武裝自己、接受軍事訓練、使用武器的權利，正如爭取接受文化教育的權利一樣。
（八）社會矛盾與官僚階層
38.二十多年的事實表明，中國社會充滿著各種各類的矛盾和鬥爭，在最初幾年，主要的社會矛盾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間的矛盾（在農村表現為地主階級與貧苦農民間的矛盾）。隨著1956年社會改革的基本完成，舊的剝削階級已被消滅；但各種矛盾仍然存在，它們表現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殘餘勢力之間，社會主義傾向與資本主義傾向之間，城市與農村之間，農業集體經營與農民個體經營之間，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之間，等等。在這許多矛盾衝突之中，大部份都根源於高度進步的生產關係與低下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
中共的一貫政策，不是按照馬列主義的原則，朝著社會主義的方向，逐步消滅社會的不平等和矛盾衝突，反而是利用它們，且在客觀上加深加劇它們；而且越到後來（特別自1957年起），就越使自己的官僚統治與工農群眾之間的矛盾，變成更尖銳的主要矛盾。其具體的表現在於：一般勞動群眾與「先進積極」份子之間，公社社員與公社幹部之間，上山下鄉知青與直接領導的幹部之間，一般文化教育工作者與限制他們自由的領導者之間，群眾與公安（特務）人員之間，各少數民族與大漢族主義者之間，國家機關下級工作人員與其上層之間，軍隊及民兵的下層戰士與上層指揮員之間，等等。這許多矛盾鬥爭反映到中共黨內，便是一般黨員與黨領導之間的矛盾鬥爭。
39.社會矛盾的加深和鬥爭的加劇，另方面又加強了中共黨內各種傾向、集團、派系之間的衝突。它們在主要由自己的官僚主義及政策所造成的困難之前，互相不滿怨責，要用不同方法維持官僚統治的歧見越來越大，對立越來越顯；加上官僚們各為了追求自己及自己一派更大的特權、更高更穩的地位，於是黨內鬥爭便不斷爆發出來。
極權專制的個人獨裁，是中國國家政治生活的特點；也是中共黨內生活的特點。中共繼承斯大林「黨內無派」的官僚傳統，一向不容許任何與毛澤東思想路線不同的傾向、集團存在。一旦形成且開始和毛澤東對抗，便被套上階級敵人、特務叛徒等罪名，加以清算、整肅；被整肅者永遠沒有辯護的權利。毛澤東以前的戰友都一批批被加上最壞的罪名鬥垮鬥臭了。這種不斷整肅表明中共黨爭的激烈，更表明中國社會政治危機的尖銳化。
40.面對著蘇聯和東歐工人國家人民反官僚獨裁統治的洶湧浪潮（它們以匈牙利革命、波蘭波茲南工人暴動，蘇聯集中營暴動等一系列事件為代表，也間接反映於赫魯曉夫1956年清算斯大林罪惡的演說中），面對著國內人民受了這種感染而加劇的對社會主義民主的要求，毛澤東在1957年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號召，要全國人民加以響應，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並許諾「言者無罪」。他的目的是試圖以這種「開放民主」的姿態，讓群眾發洩一些不滿情緒，緩和一下緊張的矛盾。革命群眾利用這個號召，實行大鳴大放，他們（如林希翎所代表的）嚴厲批評了中共官僚層的缺點錯誤，提出要求在國內實行社會主義民主，對外實行真正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政策，推進世界革命。另一方面，政府中的資產階級份子（如龍雲等）也乘機提出批評，企圖影響中共政策，以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這樣地從左、右兩方來的批評，其矛頭都直指中共，對中共統治造成了威脅。
像玩火者被火灼傷了手指而趕快縮手一樣，毛澤東佷快就下令結束這一鳴放把戱，以「反右派」名義，不但鎮壓資產階級分子，而且對真正革命的左派也同權套上右派帽子，同樣加以鎮壓。他事後解釋，這種鳴放號召是引誘右派露出頭來的陽謀而非陰謀。但在全國人民看來，卻完全是出爾反爾、背信毀諾的行為，是公然欺騙人民的陷阱，絕不是一個光明磊落的領導人所應採取的。
大鳴大放的收塲表明毛和整個官僚層一樣，連一些革命性的批評意見也不能容忍，而繼續任意踐踏1954年憲法所明白規定的人民底基本權利，把一切民主自由的規定都變成只是官僚獨裁的點綴品。這種自我暴露的弄巧反拙的做法，不但沒有緩和中共同人民之間的矛盾，反而更加深了矛盾。
41.1958年盲目推行三面紅旗所引起的人民更大不滿，反映到中共黨內，就引發了次年廬山會議上國防部長彭德懷的「苦諫」陳詞。雖然他的批評溫和含蓄，且是站在維護共黨統治的立場上作出的，但仍不能見容於毛，而終被撤去一切職權。這具體表明毛和中共都決不容許任何不同意見存在於黨內。與此同時，毛也因三面紅旗失敗而辭去國家主席，暫不直接干預國家事務。但一般群眾鑑於鳴放的教訓，仍不敢公開提出批評，而只在黨幹部或一些知識份子中間，藉助於借古喻今、指桑罵槐等間接手法，來宣露他們的不滿（如「海瑞罷官」、「燕山夜話」等）。但這樣很有限度的隱約批評，也不能存在多久；這些批評者終於成了1966年發動的「文化大革命」首遭清算的對象。
42.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質上並不是以無產階級為主體，在文化思想領域進一步肅清資產階級殘餘影響及官僚控制的革命。它最初的鬥爭和打擊的對象，是那些思想言行上反對毛及其三面紅旗、不滿官僚控制、要求基本民主權利的進步群眾，以及某些主張溫和改革的黨員、幹部。毛派對他們的這種打擊鎮壓，完全是反動的，應加以反對的。第四國際黨人同情和支持那些因反對官僚獨裁、爭取民主權利而受迫害的人們。
它雖曾一度號召要「破四舊、立四新」，但其主要鬥爭矛頭，卻很快轉到「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上去，因而使它基本上變成為官僚內部冒進與緩進的傾向及勢力集團之間的鬥爭，這種鬥爭是沒有任何進步意義的。
毛及其支持者，由於當時在黨及國家機關內處於少數地位，為了鬥倒劉少奇為首的「當權派」，不得不呼籲黨員群眾（主要是學生）起來支持自己，造劉鄧「當權派」的反。最初，學生紅衞兵有很多都受毛派所利用，替毛派火中取栗，把舊當權派拉下馬來；另一些則仍支持舊當權派，這兩派紅衛兵互相對立鬥爭。但後來，更普遍的卻是，廣大的青年學生紅衛兵和部份工農群眾，他們平時對官僚獨裁、特權享受和錯誤政策等早已深感不滿，這時官僚上層發生分裂鬥爭，統治基礎岌岌可危，正是起來爭取本身利益、依照自己意願發展獨立鬥爭的最好時機。因此，他們中的很多人，很快就越過中共新、舊當權派的頭，突破上層領導的意圖和劃定的框框，提出自己的獨立政治主張，要把革命進行到底；有的甚至要進行政治革命，推翻整個中共官僚層的統治。對於群眾這種進步傾向和表現，我們革命者是予以支持、鼓勵，以推動他們完全而澈底地站在馬列主義的立場，使反官僚鬥爭得到最後的勝利。
這種發展顯然是中共各派領導人所預料不到，也是他們所一致反對的。因此，當毛派發覺到這種危險威脅後，就立即提出同舊領導幹部、軍隊代表及「革命群眾代表」「三結合」（亦即三者的互相妥協），並出動軍隊鎮壓紅衛兵及其他群眾，解散他們的組織，把絕大部份紅衛兵遣送上山下鄉。這就使萌芽、抬頭的反官僚進步力量再遭摧殘，其中有些則被迫轉而進行地下活動。
這整個過程都表明了毛派政策的反動本質。在這個過程中，群眾進步力量的蠭起，並非表現毛派政策有任何進步性，兩者是不同的，在本質上是對立的，正如帝國主義戰爭造成群眾蠭起或導致革命，並非表現帝國主義戰爭有任何進步性一樣。
43.四屆人大通過的新憲法，雖規定國家保障人民運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四大」自由，但形式遠超過實際，最多是用來批評某些中下級官僚以疏導不滿，特別是用來打擊毛及其親密支持者所要打擊的對象，其主要作用，正如新憲法所寫明的，是「以利於鞏固中國共產黨對國家的領導」。
毛澤東提出的五七幹校，幹部參加生產勞動，認為這些「有助於克服官僚主義」。但對於大多數的低幹部，或「犯了錯誤」的較高級幹部來說，這主要是一種強迫的變相勞動改造（他們中很多人之不定期地繼續留校，便是改造未得到上級滿意的明證），有許多甚至是強迫的轉業，失去原有的工作，變成新的勞動生力軍。如果完全是出於參加者的自覺自願，同時出於必要的收縮多餘的工作人員，根據有關人員自己的公平決定，而非根據對毛思想的擁護表現及上層的獨斷命令，那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
某些在職高級幹部之參加生產勞動，主要是象徵性的短暫勞動，即使可能稍為收斂一下他們之中過於惡劣的官僚主義行為，但其主要目的則是想帶頭推動生產，監督鞭策群眾努力勞動。在參加勞動的同時，這些高級幹部所享有的特權並無減少，不但保留原來的職位實權，而且繼續領取原有的優厚「工資」待遇，因而對官僚特權及地位並無觸動，無助於「克服官僚主義」。
44.長期以來，中共黨員在全國範圍內，既擁有無上的政治特權，又享受很大的物質特權；黨內的地位越高，在政權機關的權位也越高，所享特權則越大。從三反五反運動，到大鳴大放，文革時期紅衛兵的揭露，批林批孔，揭批「四人幫」，都不斷證實這種特權的普遍存在。這絕不僅僅是「一部份」黨員幹部才有的偶然現象，而完全是中共整個黨制政制所造成的必然結果。
毛澤東及其支持者公開指責黨員的「一部份」已產生「新的資產階級」份子，要遏制它的生長，肅清資產階級生活作風。這表明中共的維護官僚特權的政策已招致嚴重的後果，引起工農群眾越來越大的反感，因而迫使毛澤東要稍為抑制某些黨員的過份昭彰的劣跡。但他們更重要的企圖，則是要利用「加強對資產階級專政」的理由，在執行極「左」的冒進路線的同時，打擊那些不同意或不積極支持自己意見的那「一部份」，給他們戴上「資產階級」帽子來轉移群眾對官僚層的反對，以犧牲他們來保存整個官僚層。
寄生在國有財產基礎上的官僚層，將來如被迫要對黨員中產生的資本主義因素加以壓制，雖然其根本目的是為了維護整個官僚層的特權利益，但同時也保護了國有財產制；在這種鬥爭中，革命者自然應當全力反對任何資本主義傾向和勢力。但近幾年來，發生在中共領導層的鬥爭卻不是這樣的鬥爭。
45.毛澤東生命的結束，意味毛澤東時代也開始結束了，他的嫡系「四人幫」之迅速被清算，意味毛自文革以來的某些偏激冒進政策之漸被揚棄。所有自文革時起積極支持和狂熱推行毛的文革政策的重要幹部，幾乎已無一倖免遭受清算的厄運（從最先的林關戚王，到陳伯達、林彪，到後來的王張江姚）。這表明官僚層已在事實上打擊了文革。對「四人幫」錯誤的揭批，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揭批毛澤東的錯誤；他們由於最死硬奉行毛的後期政策而得到毛一手提擢至最高層，一直受毛所支持、縱容。隨著曾被毛派批鬥的大批舊幹部之復職當權，特別是隨著群眾干預政治的壓力日增，對毛澤東缺點錯誤的揭批將會越來越多，其方式也會從間接的、含蓄的，走到較直接和明顯，最後，毛澤東也勢難逃避被澈底清算的歷史裁判。
從文革開始，一個接一個而不停息的鬥爭和「運動」，尤其是近幾年來的，清楚顯示中共內部派系鬥爭的尖銳激烈，錯綜複雜，曲折反覆；證明領導危機的日益嚴重。在毛、周這批權威領袖去世之後，這個危機更是空前地嚴重了。新的繼承者既少威望，又背著過去熱心支持毛政策的包袱，分擔著過去許多錯誤的責任，但又不肯公開承認和改正錯誤。黨政軍各方面的不同傾向，派系或集團勢力依然林立，互相勾心鬥角，進行爭奪權力，設法削弱對方，或拉這一派打另一派。華國鋒急不及待地以非法途徑一身總攬黨政軍警四方面最高權力，既與他本人的資望實力極不配稱，因而基礎不穩，又反映出他對權力會被分薄奪走的恐懼心理。如果他不能與毛澤東的錯誤路線政策相決裂，反而堅持走向毛澤東個人獨裁的老路，實行寡頭統治，那他將終於會從最高的寶座上被推下來的。
在中共領導層內不斷爆發的鬥爭中，雖然它們都是官僚層內部的派系鬥爭，但革命者決不放過任何參加鬥爭的機會，而要積極參與任何一派所影響下的群眾活動，與群眾結合在一起，但絕不給予任何一派官僚以政治上的支持，以引導群眾走上正確的獨立鬥爭道路。
46.中國的官僚層已形成為牢不可破的一個社會階層，緊緊地保持著政治經濟特權，不可能自動實現社會主義民主。領導著這個官僚層的中共，無論是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鄧少平或華國鋒當權，都不可能經過自我改革而變成一個革命的馬列主義政黨。它死死控制著中國的經濟、政治、文化、軍事各方面的權力，獨斷地推行經常錯誤的路線政策，變成中國生產力飛躍發展的最大障礙物。它甚至專橫地操縱著每一個勞動人民的一切：從工作、學習、民主自由、以至日常生活；並非常苛刻無厭地要求人民長期「以苦為樂」（但它自己卻過著腐化的生活），變成了和全國人民直接對立和憎恨的對象，只有從根本上移去這個最大障礙和人民的敵對者，才能使中國順利地發展到社會主義。
而要移去這個障礙物，則必須經過無產階級領導一切勞動群眾進行徹底的政治革命，推翻中共的官僚統治，實現真正的無產階級民主政制。
在目前中國必須實行政治革命，這不但是唯一正確而必需的道路，且也是全國勞動群眾的迫切要求。中共十大通過的黨章之寫上要進行多次的「政治大革命」，就反映出中共在這種客觀要求的面前，企圖以畫餅給群眾充飢，以偽裝的「政治大革命」去轉移群眾的鬥爭目標。但這種企圖不僅決不會得逞，反而和「四大」自由、武裝民兵等的提出一樣，在客觀上鼓舞群眾的鬥爭情緒，為群眾所利用，激盪起反官僚的革命浪潮，最後將中共和官僚層埋葬。
1976年4月5日天安門十萬群眾的暴動，就是反官僚層政治革命的預演，它的矛頭直指整個官僚統治，特別是反對毛澤東及其嫡系。這是1949年革命勝利以後，最偉大的群眾革命行動，第一次表現群眾如此公開地用行動反對中共。它雖被官僚鎮壓了下去，但不到一年，客觀形勢已迫使官僚不得不釋放被誣為「反革命」的參加者；將來，也可能被迫承認中共中央誣指它是「反革命事件」的錯誤。這些都會大大鼓舞起群眾的鬥志。
近年來工農群眾鬥爭已不斷爆發，並長期持續；這表明工農的政治覺醒和力量的加強，無數的大字報也勇敢地提出群眾的許多要求，這些都是無誤的徵兆，顯示反官僚層政治革命的漸趨成熟。
中國，正如托洛茨基對蘇聯所作的分析一樣，「乃是介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中間的一個矛盾的社會」；「日益增長的社會矛盾，其繼續的發展，可以向前走到社會主義，也可以後退到資本主義」，「在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上，反革命必須打破工人的抵抗才行」，「在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工人們必須打倒官僚制度才行」。最後分析起來，問題要決定於國際舞台之活的社會勢力的鬥爭。
而在最近將來的中國，也會像第四國際的過度綱領對蘇聯所作的預測一樣，「革命底新的高漲，將無疑地在反社會不平等和反政治壓迫的鬥爭旗幟下展開」。群眾是會利用已打開的各種缺口，利用中共所標榜的假民主開放的號召，一步步發展自己的力量，鞏固自己的陣地，在正確的革命黨領導下，最後走到完全的勝利。
（九）我們的任務和主張
47.針對中國的情勢，們提出如下的任務和主張：
一、堅決保衞中國革命成果
保衞國有財產、民族獨立和國家統一、土地改革、國家對外貿易的壟斷權、計劃的經濟等等。
推翻英、葡帝國主義在港澳的統治，推翻台灣的資產階級反動政權，澈底完成民族獨立和國家統一。
堅決反對任何資本主義的復辟，抗擊帝國主義的進攻。
二、爭取工農群眾的基本民主權利
人身、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武裝、罷工、示威、居住、遷徒、旅行、受教育、選擇工作和創作等的完全自由；
國家應提供物質幫助及方便，使人民能充分行使這一切自由權利；人民對政府及執政黨有完全的批評和監督權利；任何侵犯、壓制人民這些自由的，應受到嚴厲的懲罰。
反對強迫知青下鄉下放；除真正的刑事罪犯外，國家不得對任何人強行勞動改造、思想改造等官僚手段。
戀愛、結婚、生活、生育、墮胎等應有完全自由，不受任何官僚干擾限制。
三、改善工農生活及工作條件
每日工作不超過八小時，根絕失業；禁止強迫提高生產定額；禁止違反生命安全的操作，防止工傷事故；以勞動者自覺的熱情和紀律，代替官式的勞動競賽制度。
按照實際生活的需要，規定最低限度的工資，逐步減少工資等級之間的差距；反對工人貴族特權與勞動者生活窮困之間的巨大不平等。
婦女同工同酬，生理病假分娩等應獲得特別照顧，反對對婦女的任何歧視。國家應普設托兒所、公共食堂、洗衣場等，以幫助促使家務社會化，消除婦女的家庭重擔。
糧食、副食品、日用必需品等應供應充足，定會低廉，以保證工農大眾吃飽穿暖，澈底改變國家低價收購農產品、高價出售日用必需品的政策。
沒收一切房屋歸公有，首先分配給最迫切需要的勞動人民。
四、工人管理生產
根據生產者及消費者的利益，從上到下地修訂經濟計劃，重訂積累與分配間的合理比率，使輕、重工業之間，工、農業之間和諧地平衡地發展。
所有廠礦交通單位都由工人自己選出工廠委員會執行國家經濟計劃，管理生產，保證產品質量，禁止追求虛偽數字。
以民主方法組織消費合作社，監督產品品質、種類、數量和價格。
國家經濟和政府工作的詳細情況應經常定期公佈，使人民能行使其權力，監督全國經濟計劃和政府政策。
五、按照勞動者意志改組社隊
廢除土地私有制，宣佈全部土地歸國有，由勞動者無償地按平均原則使用，禁止轉讓，農業應走集體化、機械化道路，國家應用物質力量盡力給予幫助，配合民主化示範及思想教育，健全集體化組織；由農民自由選舉產生的代表會議，依照社員的意願和利益，改組或重組公社等集體化組織，實行真正民主的管理，自行決定生產計劃及指標，決定積累和分配之間的比率，提高社員的工分及生活待遇。
農民應有完全的自由，以決定參加或退出公社等集體化組織，在禁止剝削他人勞動及制止富農生長的前提下，容許農民有選擇單幹及非農業人口選擇個體經營的充分權利，國家應保護他們不受歧視或打擊，在目前時期，反對官僚強迫取消現有的小量自留地、家庭副業或自留畜。
六、一切團體組織、機構，實行民主化
工會組織應由工人群眾民主選出領導機關，獨立自主地代表工人群眾的意願及利益而工作，不受國家機關或當權黨派的指揮。
軍隊及民兵組織應由下層戰士民主選出指揮部，指戰員工資待遇基本上應該平等。軍隊、民兵與人民打成一片，絕不充當官僚派系鬥爭或鎮壓人民的工具。
一切文化藝術工作者有權獨立組織自己的團體，不受政府或當權黨派的干擾約束，有完全自由地創作的權利。
學校教師、工作人員和學生共同組成管理委員會，處理學校行政及教學等事務，反對軍隊或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等的進駐和監管。
七、建立工農兵的代表大會（蘇維埃）
以不記名投票，按人數比例選出代表，召開各級代表大會，構成各級權力機關。由各級代表大會選出各級政府負責人，排拒資產階級地主份子及舊軍官政客參加。由工農兵全國代表大會構成全國最高權力機關，廢除現存的一黨專政；廢除獨裁點綴品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重新制定社會主義民主憲法。
一切政府公職人員均可隨時由人民加以撤換，他們的工資待遇不能高於熟練工人的工資待遇；廢除任何特權享受。
八、實施社會主義民主
工人有權組織政黨或派別，參預國家事務；一切擁護社會主義的政黨都有合法存在及公開活動的權利；廢除任何一黨一派的政治特權，反對利用國家機關替任何私黨私派利益服務。
實行無產階級的法治，反對任意亂加罪名給任何個人或團體，進行迫害或私刑迫供。非經公開、公正、合法的審判不得加罪任何人，應容許被告有自由答辯的權利，不得剝奪任何人身自由或加以壓迫。
廢除秘密警察制度，停止公安特務人員隨意逮捕、監禁、流放或殺害任何人。
釋放一切未經公正審判的被扣押者，對過去一切政治犯實行公開而公正的重新審查，並由工人團體推選代表參加審判。
釋放一切擁護社會主義而對中共當權者的思想或政策持有不同意見的「政治犯」。
九、少數民族應有自決權
廢除民族自治區內的漢族監督和統治；反對任何形式的大漢族主義或民族壓迫。
國內各少數民族，不論大小，一律享有完全平等的權利。
少數民族應享有完全的自決權分立權，可以自由決定是否願意共組或退出社會主義聯邦。
十、確定國際主義的對外政策
以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革命政策，代替現行的狹隘民族主義政策，排除與資本主義制度和平共處的反動幻想。
支持、幫助各國工人和勞動群眾的革命運動，反對各國剝削階級對群眾的限制和鎮壓。
公佈一切外交條約和文件；反對秘密外交。爭取同一切工人國家的團結合作，共同對抗帝國主義國家或資產階級反動政權；思想政策分歧不應妨礙這種團結合作。反對任何工人國家對其他工人國家的壓迫，掠奪或軍事侵佔。對各工人國家的官僚統治錯誤應予以批評揭露，喚起工農群眾進行監督和改革（包括政治革命）。
一切工人國家應該根據完全自願及平等的原則，成立社會主義聯邦，作為未來全世界社會主義聯邦的第一步。只有在全世界範圍內，才能真正實現共產主義的崇高理想！
48.上列的任務和主張，必須歸結到以工農群眾的政治革命推翻官僚統治這個重要任務上去，因為沒有這個成功的政治革命，則上列的任務和主張是無法達成的；現時的官僚統治既不會自動地徹底完成上列的任務和主張，使中國最後走到共產主義，也不會自動退出政治舞台，恰如古今中外所有統治階級或階層不會自動退出政治舞台一樣。
但要準備、進行這一政治革命，並保證獲得勝利，必須有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黨的領導，這個黨就是托洛茨基所創立的第四國際──社會主義革命世界黨（其中國支部就是中國革命共產黨）「第四國際是第一、第二和第三國際的一切革命傳統的直接繼承人，建立在一個經得起歷史考驗的綱領的基礎上」。第四國際的綱領吸收了百多年來先進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反資本主義、反帝國主義鬥爭的經驗，也吸收了50年來反對工人國家中的官僚層獨裁統治的經驗。第四國際在組織原則上實行列寧主義的民主集中制，既保證了充分的黨內民主，又保證了對外的集中行動，這兩者都是一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的黨所缺一不可的。一切無產階級革命戰士，團集到第四國際旗幟底下，共同為建設社會主義的美好世界而努力鬥爭吧！ |
「到工人中去」学习马克思主义（曹惠白，197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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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工人中去」学习马克思主义
曹惠白（1975年7月）
《「到工人中去」，学习马克思主义》，是我在「文革」时，被批斗中所写交代材料《回顾与前瞻―—我的交代与检查》中的一个章节，完成于1975年7月。虽因记忆模糊，有些人名已无法写清，但事实却是翔实的，仅据原稿复印寄上（文题是现在另加的）。供保存备考。
又，文革中，来我处外调者很多，九龙厂工人，据外调人员透露，回国者大多给戴了「托匪」帽子，令我气愤至深，不知现况如何？念甚。康生曾有讲话，意指港九归国者多系不可靠之「特务间谍」，恰如去延安投奔中共革命的青年，在「抢救运动」中挨整一样……，我衷心希望：斯大林上个世纪30年代在苏联「肃托」的惨痛悲剧，永远不要再在中国重演！
2005年五一劳动节补记
※※※
简序
我1949年5月7日应同学之邀，由沪经穗去港，先住「持恒之友」社，不久，因该社另有社友来住，我辗转移至友人与同学介绍的地方寄住，生活极不安定。曾去荃湾等地招工纱厂求职，皆受婉拒，读报又知在沪系狱的大学好友解放前夕被杀害牺牲，深感悲痛。一度拟就沈阳老同学之请，去沈阳某中学任教，以缺少路费而不能成行。困苦时，独自在街头、海边彷徨，偶遇大学中文系同班女生之弟（小学生），拉我去见病中乃母，乃母留我住下，顺便教该小学生读书自习。不久，忽然有位名叫康溪的青年来找我，说明就在我住处（九龙城）附近，有一工人社团，每周有一、二次晚间的学习课程，问我能否去担任国文教师（义务的）？
我在南京中央大学读书时，即参加过中共地下党同学举办的「民众夜校」语文教学，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义务，便欣然任教：教国语课程，教唱国际歌，教普通话，同时也向工人学广东话。（不久，又受两位女工友之邀，住入她俩合租的小屋，其一受中共影响，另一受托派影响，两人都对我很好，受托派影响的女工，名项青薇。）
其后，该社团一位男工友陈文，问我愿不愿去深井一家九龙纺织厂做工？该厂正在招工，嘱我径去该厂找一位名叫俞梅的女工介绍入厂，但必须改履历，绝不能说自己是大学生，还应改一下名字，免得在港的熟人（同学）认出。
这样，我就决定：改名曹慧，进厂做工：1．解决迫在眉睫的吃饭问题。2．实践「到工人中去」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之路。
一﹑暂时的安定——进厂做工
1949年10月底，我通过九龙纺织厂车间养成工俞梅介绍，进入正急需廉价劳动力的九龙纺织厂，做成包部临时工。俞梅大概和招工的职员有同乡或亲戚关系，本人并非托派。
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流浪不安生活和一些重大的精神挫伤，能够找到一个职业，自食其力，确感无限欣慰。该厂日夜开工，两班制，每天工人都要紧张劳动12小时：早上七时入车间，傍晚七时半才能出来，夜班时间相反。成包部又系劳动强度最大的车间，初去时，我经常累得筋疲力竭，放工后，往往连饭也没吃，浴也未洗，就倒在铺上睡着了，……这使我第一次尝味到在生活煎迫下，不得不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向资本家出卖全部劳动力的工人实际生活。
所幸我当时年纪轻，又有一股经受各种痛苦打击而迸发出来的顽强意志，劳累得混身疼痛，几乎想哭时，就想：千千万万工人不都是许多世纪这样受人奴役吗？如果吃不了这一点苦，那还侈谈什么献身「共产主义革命」？咬紧牙，终于坚持下去了。
以后，我除了劳动，就在自己的铺上休息、读书。我十分用心地阅读了《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和资本》、《价值、价格与利润》、《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书，结合工厂实际和香港这个帝国主义统治下的社会实际来对照理解，马克思和列宁的语言，忽然变得非常明白易懂了！我开始贪婪地阅读，还读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在九龙纺织厂做工的这段生活，是我在港唯一比较安定的时间（自食其力），也是我读书自学较有成效的时期，它确实是我毕生经历中难忘的「共产主义学校」，对我思想的发展，烙下了永难磨灭的深深印记。
二﹑九龙纺织厂的罢工斗争和托派的活动
九龙纺织厂里有托派，我事前一点也不知道。我进厂后，专心从事上述的劳动与学习，并开始和国内的同学有了通讯往来。汪淑培、陈文宣等从四川给我写信；钱文治告诉我郑显芝惨遭杀害的消息，并给我以安慰，刘士熙告诉我，她已进入上海《新闻日报》社工作，还给我寄来解放后的《新闻日报》。……
同时，我开始观察周围工友们并具体了解他们不同的思想状况，生活又开始丰富起来，我感到有许多东西要学。
上工不久，厂方的徐考工即来车间闲谈，探问我：「你本来是做什么事的？」「我看，你也不像是做这种苦工的人。这个活很累，你好好做，我日后提拔你！」我按照预先编好的履历回答了，不免暗自觉得好笑：我，能是受资本家「提拔」的人？
1．九龙纺织厂的托派小组
两周以后，陈文忽然跑进成包部，匆匆通知我：某晚某时，到九龙某街某号大门口附近等候。这时，我才第一次知道：陈文即在该厂的摇纱车间做工。
我按时前去，在一个僻静的门楼台阶上，会见了六青年人，其中有一个浙江人章涛，原在上海听「讲座」时，曾看见过，听说是浙江大学学生，他介绍我和其它几个人互相认识，才知这六个人，全部都在九龙纺织厂做工。他们的工种，年龄如下：
章涛（男）材料科书记工（大学生）廿余岁
斯佩瑶（女）厂长办公室书记工（高中生）十九岁
徐一清（男）并条车间养成工（中学生）十八岁以下
刘素芬（女）细纱车间养成工（中学生）十八岁以下
林雅英（女）细纱车间养成工（中学生）十八岁以下
陈文（男）摇纱车间工人（工人）卅余岁
章涛、斯佩瑶是浙江人，徐一清、刘素芬、林雅英、陈文四人，皆广东人。斯、徐、林、刘等，都很年轻，中学生气味十足。
介绍完毕、章涛就叫徐一清继续谈他在工人们中宣传，筹组工会的情况。徐用广东话讲述，叙及的人名和事情，对我又完全陌生，所以，我虽然非常用心听，也只勉强地吃力地听懂一半。
聚会后，约定了下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第二次是在当地一个中学生家里相会的，内容同前：徐一清讲述；刘素芬、陈文等补充；章涛有时询问，有时作指点。讲完这方面（筹组工会）的事，因为刚发工资，章涛就说，目前有许多「同志」在港，还没找到工作，生活十分困难，希望大家尽自己的力量给以支持。于是，除陈文外，都拿了工资的大部分交给章涛。陈文则因已有孩子，负担较重，章涛也叫他不必勉强。
也许就在这次（或下次），适逢广州解放，章涛作了形势介绍，讲到港英政府的恐惧心理（唯恐解放军进而解放香港）和C.P.在这方面的「让步」。然后说，「C.P.取得全国性的胜利后，我们遇到的困难必将更多。因为，一方面C.P.的胜利，不可免地要唤起很多人的幻想；另一方面，由于C.P.总是竭力阻挠和反对『我们的事业』，道路必然很艰难。但是，只要确实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论证的社会发展规律，不管阻力多大，我们的事业，最终仍将胜利前进。」
这以后，每周都有定期聚会，除陈文有时缺席外，（据说他由于生活负担重，常兼做两份工作），我们几人都积极参加。讨论内容都环绕「组织工会和厂内工人『同乡会』『行会』思想作斗争」和资方的阻挠破坏作斗争的中心，内容具体而详，大家莫不全神贯注，认真讨论，这样，我才通过小组会上的学习和个人的观察，对该厂的情况，获得一个大致的概念：
2．九龙纺织厂概况
九龙纺织厂位于九龙沿海公路干线青山道远程深井村，是国内武汉市某民族资本家的南逃资金所经营。原来，1948-9年解放前夕，国内一些民族资本家受其阶级本性的驱使，纷纷抽出其国内资金，来港租地建厂，继续其商品生产与资金积累，从事剥削获利。当时，九龙青山道公路沿线一带，新厂林立。（多系上海、常州、无锡、武汉的资本家开设）劳动力需求量剧增，大批劳动力涌入工厂，给工人阶级队伍的集结和形成，创造了条件。
九龙厂资金较薄，工人待遇因而比其它厂为低，又因该厂初建时，由武汉招来一批青年养成工，他们远离自己家乡，随厂来港谋生，工资待遇的高低，不能不直接关系他们眼前与日后的生计，在和其它工厂福利待遇比较后，九龙纺织厂工人对资方的不满情绪，特别强烈。
托派徐一清等，在工人中宣传「工人只有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工会，才能进行效的斗争」，很快得到广泛的赞同，他通过并条车间工人吴浩，联系了一部分湖北工人；刘素芬、陈文等，则在广东工人中进行串联，人数由少到多，热情向往工人有自己的组织，徐一清等，在工人的敦促下，乃常去港九工联（中共在香港的工运领导机关）请示组织工会的办法和合法手续。
资方风闻工人在酝酿组织工会的消息后，立刻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分化瓦解，并通过其亲信及高级职员，拉拢一部分工人参加「同乡会」。此外，资方又在各车间，以较高工资「提拔」少数「把头式」的人，藉以监视，压制一般普通工人。……因此，在筹备组织统一的工会过程中，必须努力争取受「同乡」观念蒙蔽了阶级意识的工人群众，并同时对「把头」式人物进行揭露和斗争。
当工会筹备工作逐渐就绪，工人选出了筹备会负责人徐一清和×××（湖北籍工人）后，徐一清即曾在托派小组会上谈到：劳资间的关系已非常紧张，资方对他们的监视日益加强，公开性的斗争，恐难避免。因为：1．资方在工会成立以前，即可能进行破坏，促使工人抗议和斗争；2．工会成立后，劳方必将提出某些要求，资方拒绝，亦会引起斗争。
果然不出所料，当资方探听到工会筹备人徐一清和×××是工人普遍信服的带头人之后，伺机打击，先发制人，借口他们在下班后玩扑克牌是「赌博」行为，触犯了什么「厂规」，不容分辩，立刻就在次日清晨，贴出一纸通告，将这两人「除名」，勒令立即离厂。
工人闻讯，全厂哗然。在这个突然打击下，徐一清和×××两人马上去向港九工联汇报，请示对策（路途较远，且须过海），厂内工人愤激之余，就在厂房屋顶平台上举行集会，一致认为：「开除这两人的实质是：资方企图阻挠工人组织起来，目的是在打击工会」。未经周密考虑，便决定次日开始，举行罢工，进行抗议。
3．罢工斗争的简单经过
大概在1950年一月初，九龙纺织厂就因上述事件，而开始罢工。
工人们自己组织了纠察队，在车间入口处劝阻工人上班，并唱《团结就是力量》的歌曲，进行鼓动。厂长发现了这一异常现象后，亲自前来干涉，纠察队工人便引他去看墙上贴的那些漫画之一，其上一个肥头胖脑，大腹便便的资本家，牵着一条狗，工人们只管指着那条狗，叫厂长看，把平时威风澟澟的厂长气得要死。
工人们还自己写了许多标语，贴在墙上，要求资方「收回成命」、「不许任意开除工友」、「团结就是力量」、「坚决斗争到底」等等，强烈表达了工人的决心和意志。罢工开始时，表现极为高涨的自发斗争热情，尽管漫画和标语字体都极粗糙，却有鲜明的阶级意识。
但资本家也立即开始了紧张的密谋策划，决心压倒工人。
本来，广州的解放，对香港工人给以巨大的鼓舞，斗争情绪普遍高涨。1949年12月，香港电车工人在港九工联和电车工人工会的领导下，为增加工资而爆发的罢工，此时正处于斗争高潮，在电车工人斗争情绪影响下，青山道一带工人亦有同样要求。资本家们不免提心吊胆，唯恐其本身利益受影响。
九龙纺织厂爆发了罢工，据说，其它厂的资方，立即对九龙厂资方给以支持，订立「攻守同盟」：要求九龙厂资方坚决压垮罢工工人的斗争，以免「工人得逞，后患无穷」，影响其本厂工人。
因此，资方自以为后台有力，乃采取各种方法来破坏罢工。例如：1．宁开空车，使习惯于在车间紧张劳动的部分工人回到机器旁；2．张贴布告，勒令工人上工，否则予以「开除」；3．然后，出动亲信走狗，去工人宿舍强迫罢工工人离厂，并企图把罢工工人的被盖抛上街头；4．停开伙食，切断水、电供应；5．进行挑衅，制造事端，以图串通警务局进行逮捕镇压，等等……所有这些卑鄙的手段，由于事前有所提防，及时进行揭露和抵制，并依靠工人们的一致团结和坚决斗争，一一战胜了。但工人处境也日见困难。
自发热情难持久。一周以后，资本家开始采取个别分化拉拢的办法，进行威吓利诱，将一些感到「罢工无前途」的工人，偷偷拉入车间；另外一部分工人，在资方有意拖延和劳方艰难的时刻，感到无望，但又不愿进入车间而背弃罢工集体，便悄悄离厂，甚至工人为之罢工斗争的工会筹备人之一，湖北工人×××，竟亦离厂他去。……一时间，消极悲观情绪，便在罢工工人中蔓延起来，资方冷眼相看，幸灾乐祸，劳方斗争热情，立即急转直下。
这时，罢工工人的急躁和愤恨，由于找不到对象（资方已躲在幕后策划而不公开与工人对仗），转而竟错向进入车间上工的工人发泄，认为他们去上工，就是出卖罢工，破坏斗争，并痛骂上工工人为「走狗」，发生相互的对立与攻击、资方于是洋洋得意，因为，这样一来，就转移了罢工工人的斗争目标，可以达到自己利用工人间的矛盾以达到破坏罢的工目的。
罢工爆发刚开始，厂里托派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听徐一清的汇报，批评陈文的「左倾盲动」（大概陈文起了一些煽动罢工的作用），并研究对策。托派小组平时开会都不惮奔波，分别乘车去到九龙相聚，而且在厂里都从不交谈，佯做互不相识，免得被资方或警方发现，暴露「关系」。罢工后，势必有许多情况，需要及时交换意见。于是商定：由斯佩瑶和章涛联系，反映情况，并决定在一个什么墙洞或什么地方，交换纸条。如果章涛急需向斯佩瑶了解情况或有所通知，就在经过斯佩瑶身边时，用右手搔头，这时，斯佩瑶就应该注意，……等等。
另外，具体决定了向工人宣传的内容，斗争中注意事项，估计资方可能采取的各种破坏手段，作好思想准备和相应的对策，并强调：无论如何，工人绝对不能离厂，工人离办厂，就失去了斗争的基地。
九龙厂既无其它领导力量（当时尚无中共党员及组织在该厂活动），托派小组便自然地充当了唯一的决策者和领导核心。章涛在小组会上号召：「巴黎公社起义前，马克思曾告诫：条件尚未成熟。但起义一旦爆发，马克思就立刻无条件地投入斗争。」要求大家为促成罢工的胜利而积极行动起来。最后，却又规定：「曹慧不要参加罢工」，理由是1．成包部并非主要生产车间，其它车间罢工，成包部即停产；2．曹慧尚属临时工，资方若要解雇，极其简单。
罢工期内，我既照常每日进车间达12小时，遂观察到上工工人的各种思想状况：在车间外罢工工人「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激励下，大多数的上工工人都心情沉重有惭愧的表情，他们上工，主要是不明白罢工的目的，怕失业、怕失败；只有极少数的人，才是力图向资方讨好邀功而去的，……当工人的团结在资方拉拢分化的手法下，开始涣散并发生对立冲突时，我不免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下工后，就向「工人纠察队」队员建议，劝他们不要把上工工人一律都骂成「走狗」，因为各人的认识和看法还不一致，各有各的上工情况，最好的办法是：争取上工工人出来。特别对那些曾经参加罢工而后来又进车间的工友（罢工工人对他们愤恨最深），要相信，他们本来是支持罢工的，……等等。由于我的恳切分析，合情合理，罢工工人接受了我的建议。
同时，我自己深受工人们斗争热情的感染，便主动替「工人纠察队」编写了一些鼓动性的歌词：阐明斗争目的，诉说工人的痛苦生活，揭露资本家的剥削和欺骗，号召「天下工人是一家」、「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
「工人纠察队」都是青年女工。香港有一条资产阶级「文明」法律：即，男人不许打女人。所以，纠察队一般由女工担任，而她们也确实起了很大的保卫作用。如有一天，资方派人进入男工宿舍，强行「驱逐」罢工工人出厂，这时，女工纠察队闻讯，立即奋不顾身，跑去保卫男工，阻挡来势汹汹的资方人员，使那些资方的男职员无法下手。这些青年女工们很快学会了新歌，并到处传唱，进行宣传鼓动，起了极好的鼓励团结，统一认识的作用。
后来，当罢工斗争陷于僵局，退入低潮时，记得托派小组开会讨论研究打开局面的办法，我曾发表个人的意见，认为，「现在还不能认定罢工即将失败，目前是一个改变力量对比的问题」。建议：1．最好能争取厂外的同情和支持；2．争取上工工人出来，那怕只出来一、两个都好；3．在当时的小组会上，草拟了一份「慰问信」，冒名是「一群工人」写的。讨论后，由斯佩瑶带交罢工工人，就说是厂门外碰到一个人托她转交的。
这次会后不久，香港《文汇报》为九龙厂的罢工刊登了一小方报导，讉责了资方的拖延解决，大概是徐一清向港九工联反映后得到的舆论有力支持；接着，陆续就有外厂的工人前来慰问：送食物、唱歌、跳舞、鼓励罢工工人的斗志。有一次，我看到跳舞的外厂工人中，有项青薇，大概是托派去组织的：
当厂内工人情绪好转，斗争力量对比有利于罢工工人时，工人立即抓紧时机，要求港英政府劳工司从速解决。据说，当时电车工人大罢工，因为毛主席发言中，讉责了港英政府，他们有所不安，又怀疑九龙纺织厂的罢工，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唯恐事态扩大；加以资方受到《文汇报》报导的批评后，深怕他的「民族资本家」美名受损，才勉强签署了同意工人要求的协议。历时共达半个月的罢工，于是胜利结束。
这次罢工斗争获得的成果是：1．资方收回成命，撤销开除工人徐一清、×××的决定；2．资方允许工会筹备会公开成立，不再横加阻挠；3．复工后，不得任意开除参加罢工的工人。
经过这一次罢工斗争的锻炼，九龙厂工人的阶级斗争觉悟普遍提高，涌现了许多热心的集体工作的积极分子，大灭资本家的威风，大长工人的志气。我个人也在工人团结斗争和无私无畏的精神中，受到空前的深刻教育：对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和光辉前途-―共产主义的理想，树立了无限乐观的信念。
4．关于「宣教委员」一事
我进入九龙纺织厂后，被陈文叫去参加他们的小组聚会，最初并没有发言权。因为1．我是最后一个，也是半途去的，一切都不了解；2．广东话听不懂；3．大家也显然视我如外人；4．我进厂前过了较长时间的失业与颠沛生活，受到许多排斥歧视，自卑感很严重。
罢工，规定我不要参加，一方面固然是为了怕我因此招致失业；另一方面，也模糊感到是对我的藐视，认为我只能作一个「旁观者」。但因为我无发言权，只好听从。
当前述由于资方分化工人队伍，造成工人间的对立：罢工工人情绪由急躁而转为对上工工人的愤怒，辱骂时，我心里异常着急，由于我天性积极多事，很快给工人编写了一些歌，明确斗争目的，统一大方向、竭力号召团结。纠察队员传唱后，立刻起了很好的作用，我看见自己也能替罢工工人做点事，心里也很高兴。这天，斯佩瑶突然在女工宿舍无人之际，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是章涛写的几个字：「我任命曹慧为宣教委员，大力从事宣传鼓动……扭转工人消极情绪」（大意）我一看，不觉非常反感：罢工弄得这样，眼看都要失败了，任何人见此情况，都有责任尽一分力，免得工人遭殃，资本家得意：要谁来「封官」？何况，「扭转工人消极情绪」，又哪里是一个人的力量能办到的？就回答说：「我做不来，我没有这么大的能力。」说完，便愤然把纸条撕掉了。
斯佩瑶非常生气地斥责我：「好，好！我去告诉章涛，你不服从『组织』！」这最后两个字，不禁使我猛然一惊：难道我已经有了一个什么『组织』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托派讲到的关于「组织」的话。
但我事实上从未参加他们的任何「组织」，叫我去开会，我就像在学校参加进步社团活动时的心情一样，积极地去参加，并不知道究竟属于什么「组织」？这一次，我也实际上拒未接受章涛的所谓「任命」。小组会上，根本不曾讨论过，要我去担任什么「宣教委员」，所以，我从来不曾认为自己曾「荣封」过什么「官职」。但我爱说爱讲，凡认为正确的意见、看法，或认为对集体或别人有利的话，都自发地「宣传」，这本来是我学生时代就形成的缺点和性格。
在当时工人和资本家尖锐斗争的时刻，我认为自己看到问题，而袖手旁观或并不决心站在工人一边，则是不应该。也不可能的！
有关情况，仅如实叙述如上。
5．资方的忌恨．折磨和解雇
斗争胜利，罢工工人兴高采烈地召开了庆功大会，全部复工。
资方则气恼万分，从其「雇主」的立场出发，在发工资时，对未参加罢工者，加发双薪；而参加罢工者，半月无工资。通过发薪职员之口，资本家又竭力向工人宣传其唯利是图的观点，对罢工工人说：「下次再也不要这样上当了！你看，人家发双薪，你们呢，半月工资损失了！」罢工工人旗帜鲜明地回答：「资本家的损失还更大！」
复工第一天，据斯佩瑶在托派小组会上反映：厂长来上班时，第一句话，就是厉声对徐考工讲：「成包部的那个曹慧，你快点叫她替我滚蛋！」这使我明显有所预感：我的「饭碗」迟早总要「砸」了！
女工宿舍的舍监（资方的亲戚），则叫我去专门抄写「工人宿舍」规则，内容无非是许多约束工人活动的清规戒律，其中有一条，特别强调，「不许赌博」，这并非由于资本家道德「高尚」，而是在劳资谈判中，工人强调了：玩扑克牌并不等于赌博，而且谁也不知厂规上有这种规定。厂长放马后炮，想挽回一点面子，并叫我抄写，以为是对我嘲弄，根本不知道这些谈判的理由，全系工人的集体智慧。
徐考工则到成包部车间来，阴沈而狡诈地对我说：「这里的活太累了，你还是另外找工作吧！本来我有意『提拔』你，但你这回却要去帮工人编歌，……厂长已经知道，我也帮不了忙，你在这里呆不长了，还是早作准备，另找工作的好。」
过几天，他见我并无自动离开之意，又明白通知我：「厂长已经叫我让你走。……你的活路值不了44元。」我于是说：「我走到哪里去？整个制度，都在制造失业！……你认为我做的活路值不了44元，那就减薪好了。」
他们不敢采取公然的强制与解雇，主要还是慑于罢工斗争后普遍抬头的工人情绪。我虽然还是临时工，但工人们亲切地称我「曹姐姐」，和我非常要好。
于是厂长和考工商量，买了一个极精密的磅秤，叫我去做成包部最苦最累的检纱卷，过秤的工作，供应五、六部成小包的机器压制成包：要求我每弯腰一次，两手就要抓起十个纱卷，两次就要称平20磅，不能多，也不能少。我每分钟得不停地弯腰抬臂数十次，由于五、六部机器等着要料，人工操作犹如与机器比赛，必须连续操作不停，无法休息喘气，不仅腰酸臂痛，汗流浃背，而且头昏脑胀、耳鸣目眩，……车间工人都明白：这是资本家在故意折腾我，他们企图用这种折磨人的方法，达到逼迫我自动离厂的目的。
我当时也确实忍受不下，心想：不如开除或解雇了，我反正可以回国。我的朋友们都一再来信召唤我回国。胡德馨写道：「国内现在已经全部解放了，快回来吧！为什么你还留在那个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香港？」我回信说：「你以为香港只会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但我看到的却是劳苦大众和他们的斗争！」本来，我还并不急于回国，工作再累，但能参加小组会，了解许多情况，知道生活里还充满着斗争、希望和前景，并且和广大的工人群众同呼吸，我总感到生活是有意义的……
但资方的折磨有增无已。有一次我暴露了「宁受开除」的想法，立即受到斯佩瑶的批评。
最后，当工人重又被束缚到每天12小时的繁重劳动中去，并在资方采取的一些改良措施下，如：取消了搜身；职员们不再任意斥喝工人，反而十分客气；甚至还专门给工人开设了小吃部……等等（当然这一方面是工人斗争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资本家麻痹工人的一种手段）工人们的不满情绪稍见缓和平静以后，徐考工终于伺机钻空子，说我上厕所（五分钟也不到）是「旷工」，在成包部贴了一张小纸条，把我「解雇」了。
三﹑我在「工人之家」的活动
我在1950年3月被资本家借故解雇，九龙厂工人纷纷发起捐款。有个广东男工何学义（后回国进南方大学）对我说：「曹姐姐，你不要走，住到我们的『工人之家』去，我们每人出一毛钱（港语：一个毫子）就能养活你。你留下来，和我们一起，跟资本家斗争！」女工谭彬姐妹，也给我很大鼓励。有些年轻女工，知道找被解雇，围着我哭了起来。
罢工斗争胜利后，工会筹备会公开活动，由工人集资，借住了厂外村民的一间房屋，作为「工人之家」的会址。我被解雇后，就暂时住进了「工人之家」，用工人给我的捐款，购买了一些纸张、文具、球类和棋子等文娱用物，把「工人之家」简单布置了一下，放工后，工人们可以三三两两或更多人来到这里休息，下棋或闲谈。
晚上，我给工友们抄了一些歌：《国际歌》、《工人之歌》、《路是我们开》等，还有一些我在大学歌咏团里学来的歌曲和民歌，爱唱歌的工人就来学唱，我一边教唱，一边教识字，还按我的理解，把歌辞内容向工友们讲解。我讲得最多的是《国际歌》，这个歌，也是无数次唤起我激动和渴望的歌。
还有《工人之歌》，也是为我常讲，也为工人喜唱的歌，据说十月革命前，曾在旧俄工人中广为流传，也是列宁爱听的歌，它似乎唱出了被压榨的工人们共同的心声。歌词是：
1．生活像泥河一样的流，
机器吃我们的肉，
煤烟涂黑我们的脸，
火酒烧焦了心窝。
2．酒后引起心中烦闷，
无处泄愤无奈何，
常见父亲打着儿子，
丈夫敲他们老婆！
3．全世界的工人兄弟，
到处一样受痛苦，
我们天天被人剥削，
这是最大的耻辱。
4．工人兄弟拉起手来，
大家团结一条心，
为着光明的新社会，
快把斗争来展开！
有时，工友们来得多了，我们就玩集体游戏，「捉领袖」或其它。斯佩瑶也常来，她会跳新疆舞：《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工人们也亲切地称她「斯姐姐」。
在这段时期内，青山道沿途的好几个工厂先后相继罢工，徐一清传来消息后，我们就组织慰问，照例要编些鼓励性的歌带去，表示慰问，支持，鼓励团结。
我被解雇后，九龙厂的托派小组就不叫我去参加他们的聚会了，此后，关于托派小组的活动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在「工人之家」住了一个多月，深深感到：靠工人的支援来生活，绝不是长久之计，我又不是「工人贵族」！就开始想回国，并把这种想法，告诉了斯佩瑶。
这段日子里，有一次，香港纱厂（据说是宋子文的官僚本所经营的，有几万纱锭，是那一带最大的一家纱厂）罢工，但工人缺乏策略和经验，被资方赶出厂外，只得在厂外街头坐地罢工。我们也和九龙厂工友们一同去慰问，并捐款赠送了面包等食品，在慰问中，我注意到其中有个女工好像是九龙城我去教「国语」时的那个社团的成员。但香港纱厂罢工的前因后果，我则不知其详，据说，由于「『左』派幼稚病」，召致了惨败。
「工人之家」的附近村舍里，有九龙厂四个技工，保全工人贾福忠、朱小庄、赵永法、曾愓予合租了一间小屋居住，他们大概都是中学生，有文化；工会筹备会开始编印油印的《会讯》，就由他们负责。我既住厂外，和他们也就接近与熟悉起来，工余时作过一些交谈，大多是有关厂内的人、事和筹备会的工作。这四人有不同的个性，其中，以贾福忠最热心公益。
四﹑回国以前，托派向我灌住了些什么？
我在「工人之家」住了一个多月后，决定回国。一天，斯佩瑶通知我：章涛约我在深井村后的一个偏僻山坳里，和我谈话。
他对我谈了很久，主要是劝阻我：不要回国。认为我「对C.P.幻想很大」，又「不会隐藏自己的思想」、「容易暴露自己」，回国后必然要「吃亏」，甚至有很大「危险」。要我留在香港，他们大家想办法替我找工作。
我的理由是：1．我不怕共产党，我又没做对不起共产党的事！2．我是中国人，要革命，也应该回自己的祖国；3．香港失业的人太多，找工作很困难，我留下来也是负担，国内，我有不少同学，他们了解我这个人，找个工作，总还可以；4．解放了，共产党总比国民党好，我相信共产党是讲道理的。5．不隐瞒自己思想又不是坏事，怎么会「吃亏」，「有危险」？6．不管怎么说，我也还是应该亲眼看看，究竟共产党是不是你们（托派）讲的那样？……
最后，章涛无奈，叹了一口气，说道：「我发现：要让一个人去接受别人的痛苦经验，总是很难很难！」于是问我：「回国路费有没有？」我如实说明，解雇时领的工资全部被扒，工人的捐款，除了生活费，大多买了「工人之家」的一些用物了，所剩无几。章涛表示：替我想办法。
不久，斯佩瑶又叫我×日去九龙市内一个山坡上，有人和我谈话。
在九龙的一个僻静山坡上，我会见了湖北口音的××（直到80年代，我才得知其真名为喻守一），是一个态度非常和蔼可亲的人，约40多岁，后据斯佩瑶介绍：他是大革命时期的Ｓ.Y.（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解放后，还被武汉市群众推选为人民代表，但他不愿做共产党的官，所以跑到香港来了。
他说，听说我准备回国，他们想留我。工作已在帮我找，而且，听说已经有眉目了。我又重复了向章涛讲的理由，他才问：「那打算什么时候走？」我说，「筹到路费，马上就走。」他于是很客气地，用商量的口吻问我，他们想托我带点东西回去，不知我愿不愿意？我既然认为托派是「革命的」（九龙厂的生活经历，使我认为，他们是在「为工人的眼前利益和远大理想而斗争」的「马克思主义政派」），立即表示欣然同意，他才说明，主要是文章，需要抄写，要我稍等几天。最好能搬到九龙市内来住，这样，抄好给我，或有人找我谈话，就方便些。
他还考虑了，东西带给谁，问我：「回上海找什么人？」我说，找熊安东，他点头认可。然后问我：「现在身边还有哪些托派的书？」我大概讲了一下，他说：「书全部留下，不能带着走，对你很不安全。」我当时很舍不得，因为《俄国革命史》（托着）我根本还没看呢，而且也不明白：书，又有多大的「危险性」？他微笑着，断然说：「不要辩了，这是『组织』的决定」，他态度那么亲切，以致我还只是第二次听到的这个「组织」一词，也成了非常可亲的，又必须听从的事物了。虽然它在我的思想里，还只是一个极抽象的概念。
接着，他约定，叫我搬来九龙市内后，×日×时去某小饭馆，那里有人等我，并嘱我把有关的书带去交给那个人。
谈话结束后，他像青年人一样充满热情和幻想，望着远方对我说：「我总是在想，什么时候，群众的革命运动能把『第四国际』的旗帜打出来，斗争就不这么艰难了。社会主义革命必能更快发展……」
回深井后，我就准备搬进九龙市内项青薇处寄住，记得离开「工人之家」前，斯佩瑶给我一百元港币作路费，还把她个人的毛线衣、呢裤，各送了一件给我，大概因为我的衣服都很破旧之故。
在××约定的时间内，我去到某饭馆，看见了阿丁，带了一个孩子坐在里面。
阿丁，约卅岁上下，是一个戴眼镜的知识分子，广东人，在上海听「讲座」时见过，熊安东说，他是中山大学毕业生，夫妇两人住在九龙。
我把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共三本）交给了他。
他说，「听说你要回国，我今天特地来把电车工人大罢工的过程向你介绍一下，通过这一罢工的失败教训，让你更具体地了解，『机会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危害性』，回国后，也可以讲给别人听。」
他讲了很长时间，把整个过程，细节，资方如何，劳方如何，都叙述得十分详细，大意是：电车工人大罢工，开始对工人极为有利，广州解放，工人斗争热情极高，工联大力支持，工人团结一致，形势很好。但在罢工过程中，C.P.的领导不坚决，在几个关键性问题上，作了错误的决定，以致罢工工人被拖得疲惫不堪，最后迷失方向，急躁起来，终于在警方的挑畔与镇压下失败了。
（这次大罢工，对香港地区影响很大，历时近两个月，最后，警方进行镇压，向工人投掷催泪弹，罢工工人与警察转斗，形成街垒战……一次，我乘电车时，向司机询问当时战斗情况，他激动得把方向盘都放下了，挥拳向我叙述「战斗时情景」。）
阿丁讲完后，一面指责「C.P.领导的机会主义策略造成了罢工的失败原因之一。」一面又说：「我们的同志，曾及时提出了正确的方案，但未获通过，我们的同志便放弃了自己的意见，积极支持C.P.通过的办法――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是正确的，在工人共同斗争中，不应该因意见不同而闹分歧对立，影响团结。」大概香港电车公司中，有托派工人，在罢工斗争中，并没有和C.P.闹分歧，改变了过去的托派作风。
最后，他告诉我，托我带给熊安东的文章很快就要抄好了，嘱我三天后即在这同一个座位上来拿。
三天后，我按时前去，那里坐了一个卷头发的广东人，约卅多岁上下，他用不熟练的普通话对我分析「解放后国内形势」，大意是：中共解放大城市后，开始必会有许多改良，但由于阶级路线不明确，旗帜不鲜明，既要联合民族资本家，就不能彻底依靠工人阶级，工人也难于全心全意跟C.P.走，长久以后，C.P.的政策会出现摇摆，甚至倒退，土地不实行国有化，私有制的根子，也很难拔除……等等。
他说了许多后，忽然又讲：「但我们不能把毛泽东也看成『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是按照自己的方法领导中国革命的。」最后又说「日本的工人斗争水平很高，他们电车工人大罢工，出动了很多任务人上街宣传」，说明工人不得已罢工的苦衷，争取市民的谅解和同情，言下之意，是说香港电车工人罢工后，这方面工作做得较差，造成市民生活上的不便，引起了反感。
这人自我介绍叫阿今，我回国后对熊安东讲起，熊好像知道他，说他「虽是工人，理论水平却很高」，据说是九龙红磡太古船坞的钳工。
最后，他把抄好的文章交给我，是包在报纸里的三本书。当时「解放社」出版的「干部必读」理论书《社会发展史》、《国家与革命》等，他说：「文章抄在里面，是用米汤写的，你交给态，他知道怎么办：用碘酒一浸，就现出字来。」过去，十月革命前，列宁就是用这种方法传递文章书信的。
以上便是我在香港到九龙纺织厂做工的一段难忘的经历，和离港前托派章涛、喻守一、阿丁、阿今等四人和我谈话的内容。1950年4月下旬，我和当时也要回国的九龙纺织厂工友曾愓予同路，乘火车由九龙经广州回上海。离港时，九龙纺织厂的工友们吴浩、贾福忠、朱小庄、赵永法等好些人相约，从深井请假远道来送行，一直把我们送到深圳。这说明：在工厂中相处为时虽不长，但共同斗争中结成的友谊却无比真诚与深厚。（完） |
中共统治与我党底任务（1951年9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中国托派运动文献
中共统治与我党底任务
重源、方兴、辽远、邝稽、林斯、明明（1951年9月15日）
说明：原载中国革命共产党《内部公报（华南分版）》第十九期，下册，1951年9月18日出版
农民战争胜利底意义
（一）蒋介石的血腥统治，基本上已被打倒，政权已确定地落入中共之手；此次政权的转移，不是由于广大工农群众积极地、独立地、活跃地、直接干涉的结果，只是中共领导的农民武装所进行纯军事战争胜利的结果。我们必须认清几年来所发生的事实：纯军事行动所造成的新局势，并不等于革命局势；旧政权的崩溃并不等于旧制度的崩溃；中共的胜利并不等于工农的胜利。
（二）作为不断革命不可或缺的动力之工人阶级，在整个事变中未曾发生任何决定的或积极的作用，在中共兵临城下时，甚至处于沉默状态；他们的情绪是冷淡的，意识是模糊的，行动是散漫的，处境是可悲的，消极地眼看着来自农村的武装将他们「解放」（中共亦久已叫他们「静待解放」）。工人在无出路中对农民军事胜利虽存若干幻想，但也普遍地怀疑与迷惑，既未相信只有靠自己的力量才能澈底解放自己，也不相信别人能真正解放他们。
成为此次直接推翻旧政权的唯一力量乃是农民武装，这一武装，自第二次大革命失败后的农民运动余波中生长出来，但它一开始就操纵在中共之手。中共一方面利用农民的革命潜力以培养其武装斗争，没有农民的革命潜力，便没有它底军事斗争的成长，但它反过来又以官僚主义不断约束饥饿农民一切对土地要求底独立行动，限制着农民斗争的自由发展，使之转变为它所控制的军事斗争，因为农民斗争一旦自由发展起来，就立即会超过它的军事斗争底头，不再受它的控制。因此，农民始终没有，也不能独立而积极起来形成一个一个泛滥的运动，也因此，中共所领导的农民武装斗争显然绝不同于泛滥的农民运动。
事变过程自己证明：农民武装斗争从来没有与城市工人斗争相结合。中共不是使工人与农民联盟，而是使工人与农民隔离。工人阶级及其斗争，只有在某一时机内认为对其有利可图时，被利用来尽一些从属或点缀作用，或者用作与资产阶级国民党妥协的筹码；或者用以缚在农民战车之后壮其声势；或者用为北京天安门上的装饰品。
（三）目前掌握政权的中共，曾几次三番地主张与资产阶级合作，声言拥护蒋介石，并企图与之组织联合政府。只当蒋介石由于中国阶级矛盾的尖锐化，连毛泽东的那种妥协投靠都不愿意接受而大举进攻之后，才迫使中共仓皇改变态度，初则发表「五四指示」以贯彻双减政策，继之又发表倒蒋宣言，颁布「土地法大纲」藉此取得农民的支持，挽回其军事劣势，并进而夺取政权。因此，中共由拥护蒋政府而至打倒蒋政府，与其说是前者对后者决裂，毋宁说是后者对前者决裂，以其说主要是受了群众底压力，使中共执行其既定「革命」政策，毋宁说主要是受了国民党底军事打击，使中共经验主义地在无望中不得不放弃其投靠政策。
但中共由于其本质使然，并未因击倒资产阶级政权而抛弃资产阶级，它仍然迷恋着所谓民族资产阶级，在花言巧语的革命词句掩饰下，竭力保护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并拉拢臭名扬溢的工农创子手李济深之流的资产阶级代表为新政权的显贵。这样必然一开始就决定了它为工人阶级利益真正服务者少，为资产阶级切实保护者多。
（四）抗战结束后，各大城市兴起的群众运动所形成的革命前夜局势，当时如果有一个群众的革命政党执行正确的革命政策，这一局势本很可能发展成为革命。但是发生决定作用的中共，恰恰与机会主义结了不解之缘，以反复无常的政策阻碍了这一革命的到来。1947年下半年后，群众运动，尤其是工人运动，便已趋向于低沉，虽然1948年国民党经济总崩溃到来的时候，城市的群众斗争，曾经稍行复活，虽然蒋介石的倒台，在客观上本有可能开辟第三次革命的道路，但中共的政策及其上台，却窒息了这个甫经复活的群众斗争，堵塞了可能开辟的革命道路，因此，毛泽东的胜利事实上显然没有开辟了第三次革命。
（五）毛泽东的胜利也没有给中国带来一个民主时期，工农群众正被置于极度严密的军事管制之下，没有说话的自由，没有行动的自由；适合新政权需要而发动的「群众运动」，无例外地都是官式化、行政化，一切必须以新政府的意志为意志，以新政府所规定的范围为活动范围，从上而下的政令执行代替从下而上的群众斗争；官僚的方法箝制了群众底创意；所谓「走群众路线」不是意识地加强工农的联系，听取群众的意见，而只是意识地加强对群众的控制，更有效地消除群众的独立言行；工人阶级被捧为「主人翁」，也不是表示他们已成为领导阶级，而只是籍此称誉以便于堵工人的咀，阻挡其斗争，使之牺牲更多的阶级利益而已。
（六）中共所领导的农民武装，它的发展与胜利，虽非革命，却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且有相当重大的意义。
应该承认：推翻旧政权的行动是一种进步的行动，它结束了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和帝国主义工具国民党廿余年反动的血腥统治。
应该承认：进行土地改革的行动是一进步的行动，它扫除了封建地主的剥削，多少给了贫雇农一些土地，在某种程度内改变了旧农村的土地关系。
应该承认：反对帝国主义的行动是一种进步的行动，它驱走了百余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大陆的政治势力。
应该承认：毛泽东的胜利打破了远东的均衡局面，它给以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一种刺激，加强它们的反帝斗争。
但我们必须指出：中国历史所要求的，绝不止于推倒蒋介石政权，及进行某些程度，甚至相当进步的改良，它需要一次革命的风暴，澈底摆脱帝国主义的束缚，争取中国民族的独立，澈底解决土地问题，使中国一切民主任务的解决与社会主义的前途连结一起，唯有如此，才能最后解除生产力的束缚。但这种澈底的解决，只有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达到，而中国今日的事变，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正不允许真正工农力量的抬头，这是中国社会当前危机的主要关键。我们于坚决支持中共一切进步行动的同时，必须毫不隐瞒地揭穿中共阻碍革命的这种罪恶作用。
我们也必须排斥在中共胜利压力下我党内部所产生的一切小资产阶级悲观、失望的修正主义，它们「指鹿为马」，「鱼目混珠」把1947年10月起中共领导下的斗争胡混为中国第三次革命的开始，毛泽东的军事胜利当作不断革命胜利底第一阶段，把邦拿巴特军事独裁日益对工农民主的剥夺看成为革命局势的发展，把党在事变中不能发生作用归罪于党政治路线的错误，这些以神经质代替坚持性，以主观想象代替客观事实的奇端异说，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加以无情的摈弃！
这个胜利是历史诸特殊因素的遇合
（七）中共领导的农民武装能够单独倾覆旧政权，是由于一种稀有的历史因素之特殊的遇合所造成。
落后中国广大而贫困的农村，在地主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三重枷锁下，长期陷于破产的深渊，1925至27的大革命，本有可能把它拯救出来但革命失败的结果，蒋介石的反革命军事独裁，却愈来愈加深其破产，8年抗战的摧残与战后国民经济的分崩解体所转嫁给它的重负，更把它推向死亡的边缘。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对土地日甚一日的饥渴，迫使他们普遍地，不断地为这一饥渴而挣扎。这就造成中国农村长期存在着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也形成了中国农民反抗旧统治的巨大潜力，这种阶级矛盾与潜力，给农民的武装斗争提供了客观基础。
（八）农民，不管它的数量或力量多么庞大，由于其本质使然，在现代的政治舞台上，企图经过它的运动或纯军事斗争单独地颠覆一个旧的政权，只有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才有可能，即城市两大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都已陷入无力状态。当这两大阶级之任何一个力量健在时，农民的斗争不是变工人阶级领导必然要遭受资产阶级压缩。1925-27年，农民因为跟着无产阶级的斗争走，才发挥了它的伟大革命作用，1927年革命失败后，无产阶级退出政治舞台，获得相对而暂时稳定的资产阶级统治，在帝国主义的协助下，予孤立的农民斗争以沉痛的打击，且几使之败亡。今天农民武装能够挥兵直指政权，以不可一世的压倒姿态出现于一切阶级之前，这不仅因为无产阶级无力，而且主要因为资产阶级已过分衰败，无法维持政权。
中国资产阶级由于血缘关系，开始就必然与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密切勾结，而与群众决裂，其结果本已命定它无开创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前途，又无法觅得稳固的统治基础。8年抗战后，它的统治更陷于未之前有的衰败之中，物质基础的无比削弱，国民经济的迅速破产，行政机构的贪污腐败，军事组织的分崩解体，一般群众普遍的不满，统治集团内部的离心倾轧等等，所有这些都暴露了统治阶级之难以为继。即使如金元帝国这样的主子亦无法拯救其工具走出死巷以抵抗农民军的攻击。小资产阶级的农民就是乘着资产阶级的透顶腐烂和帝国主义无法直接干涉的时机，才能凭其武装走上政权。
同时，在资产阶级军事独裁长期横暴的屠杀与迫害下，加上中共长期反复无常左右跳跃的磨折，革命惨败后的中国工人阶级，20多年来，其信心、斗志、团结及组织，一直没有恢复过来，战后曾初步起了头，但还来不及克服长期白色恐怖中积累下来的意识与行动的缺点，却又遭受国民党的镇压和中共错误领导的叛卖，以致农民军事胜利当前，工人仍然淡漠视之，正因为如此，农民才有可能凌驾其上，俨然成了中国的主人。
（九）农民的先天缺陷，乃在于它的散漫和落后。但是大革命失败后退入农村的中共，在农村的革命余波中，迅速蜕变为农民党，成为农民斗争的领导，将散漫的农民斗争纳入军事斗争的轨道，集中起来。那些从各大城市和莫斯科回来的知识分子，他们具有较优的教养充当着农民军各级的领导与干部，相当地弥补了农民的愚昧与落后。长期机动性的游击战争，使这枝军队具有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往后，又藉苏联之助，在东北接受了日帝大批重武器，得以在后来的军事发展中，具备攻城战略和防城部署的较优越条件，使游击战发展为阵地战，以至于占领城市。
几年来的事变不仅反映国共两党所代表的阶级矛盾底尖锐化，同时也反映国际间美苏矛盾底尖锐化。毛泽东正式宣布反蒋的时候，正是克里姆宫国际政策转变的时候，虽不能说中共每走一步都单纯地以苏联的马首是瞻，但前者的政策却总是仰符于后者的外交利益，正因为如此，中共才得以藉助于美苏间的矛盾使美帝一时不敢直接派兵支持蒋介石，并藉助于马列招牌和10月革命的权威，取得某部份城市急进小资产阶级对它的支持。所有这些因素，配合着上述资产阶级统治空前腐烂和帝国主义无法有效干涉的主要因素，使农民军的胜利完全成为可能。
新政权底阶级基础及其性质
（十一）中共之取得政权，只是凭纯粹军事底武力攻夺或和平占领，而没有经过群众革命暴力，因此对于旧的国家机关，就不可能进行澈底的粉碎。整个攻占过程的事实已经证明：农民军当它击毁旧统治的抵抗力后，立即就成为这个仍然属于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国家底主要的压迫工具，它的上层官僚也就代替了旧的官僚，盘据于国家的各级机构之中，成为新政权的发号施令者。一切旧机构的转移，不管经过投降或战斗，都是采取和平接收方式。接收后的行政机构，只加以改组，撤换其上级人员；为了加强其机能以适应新的统治，当然也有好些机构曾加以裁撤或扩大，但终不过是旧履翻新而已。某些地区（如疆云等省）。甚至还几乎是原封不动地接收过来。对于投降过来的军队，也只加以改编。这些接收过来的，改组了的，或新增的机构，在新官僚的统一指挥下，立刻被用来维持资产阶级的旧秩序了，因此，旧国家机关，在形式上虽或多或少已改头换面，其性质却丝毫没有改变，而其机能反更加强了。
但虽然如此，新政权底阶级基础却与旧政权底完全不同，它既为胜利的农民武装所建立，自然以这一武装作为它的主要台柱，又因为它是由已沦为农民党的中共所掌握，并进行了某些社会改良，因而也获得城乡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的支持。新政权，明显地，建筑在农民及城乡小资产阶级基础之上。这一基础之先天的贫弱，也就命定它将永无独立可言。
（十二）新政权没有独立性的最显著表现是它无法创立一个新的生产关系，它只能屈服于旧有的社会制度之前与资产阶级妥协。中共进入城市就特别宣告私有财产之不可侵犯，并执行保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措施。与这种对资产阶级妥协行动相一致的，就是依旧排除工人阶级于生产管理与监督之外，尽一切可能瘫痪他们的斗争，强令他们继续忍受资本家的剥削。因此，小资产阶级农民党虽代替资产阶级国民党掌握了政权，但事实上这个政权仍然为资产阶级服务，仍然是一个资产阶级性的政权。
（十三）马克思主义者不因为新政权之仍属于资产阶级性便忽视了近年事变所引起的阶级关系的变化，这一变化具有异常重大的意义：国民党政权之被推翻，已使中国资产阶级失去政治的凭借，大大地削弱了它的力量，大资产阶级的有力部份官僚资本家已不复存在；帝国主义在华的政治势力已被严厉打击；工人阶级虽突然于不知不觉中在被捧为「主人翁」获得若干微弱的利益，但实际上却是以牺牲更大的政治权利为代价，阶级地位一点也没有提高。在农村，经过土改的地区，地主已先后被肃清，中农一度激增，贫雇农一时缩减，老区生长了新富农，新区旧富农依然存在（未经土改的地区，虽进行着减租减息，反霸反特等斗争，但阶级关系基本上并未改变）。这些阶级关系变化的结果，便异常清楚显示了新政权必然采取的统治形式。
削弱了资产阶级的力量，摆脱了工农群众的监督，当一切其它阶级在政治上都表现不能发生决定作用时，中共依靠城乡小资产阶级的基础便建立了一个似乎是超然的，凌驾于一切阶级之上的邦拿巴特底军事独裁政权。这个政权，完全把持在新形成的官僚集团手里，凭借庞大的农民武装，警察、特务等来维持统治，这个新官僚集团的中坚份子，是在长期军事斗争中培养出来的中共底干部和领袖。在「军事管制」的刺刀之下，工人阶级被迫接受大力增加劳动强度和更野蛮的剥削，资产阶级则无可奈何地暂时忍受着政治权力之被约束。
1950年1月17日我党中央扩大会议决议认定：中共的统治，「是建筑在依靠农民武装的小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妥协之上的，一种赤裸裸的邦拿巴特军事独裁」，往后的事实已更充份证明，这一认定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固然要与那些将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相等并列，认新政权是大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联合的意见区分开来，更要坚决排斥那些认新政权是「以工农为基础」的谬论。
新政权底政策和无法解决的社会矛盾
（十四）从新政权的对内对外政策中，更明白而具体地可以看出：一种压迫与改良并施的政策，是绝对无法澈底解决中国当前的革命任务，也无法采取任何切实有效的办法以解决横在面前的一切紧张的社会矛盾，至多只有一时加以压缩而已。
在民族问题上，新政权的政策是不澈底的，它虽已赶走了帝国主义在中国大陆上的政治势力，但却没有没收那明知是中国人民底经济锁链的帝国主义在华财产，没有声明全部废除那明知是用以压迫和掠夺中国民族的不平等条约，没有提出收回那明知是「丧权辱国的租借地」和割让地，反之，它甚至再三想加入那「强盗机关」的联合国，这些都是对帝国主义保持妥协的明证。
目前新政权狂热地进行「抗美援朝」冻结美国在华公私存款，及管制其在华财产等反帝行动，客观上确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特别是「抗美援朝」不管它是在毛泽东命令下的纯军事行动，也不管史太林主义党怎样不让中朝两国工农独立地与积极地组织起来参战，但它总是站在亚洲殖民地反帝斗争基础上，大大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肆无忌惮的侵略，使朝鲜人民今天得以免于完全受美帝的奴役。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当然必须坚决支助这种反帝的行动，但同时又得指出：就新政权整个反美的动机，做法及目的看来，显然不是为了要澈底进行反帝，达成中国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和帮助朝鲜人民的真正解放，而是因为美帝直接或间接的封镇与轰炸，打破了它的妥协幻想，以及适合莫斯科的外交利益等，才使它大事反美宣传；为了美帝首先冻结中国在美存款才使它如法泡制地予以报复；为了侵朝美军迫近国境才急起自保，出兵「抗美援朝」，但这些反美行动也还是带着妥协性的。至于对英帝及其它帝国主义，则更竭力谋取谅解，以香港九龙继续租借的默认来维持中英间的外交和贸易关系。像这样的政策，只能说已对帝国主义取得相当的政治独立，而这种政治独立也是极不巩固的。
中国民族遭受另一种束缚来自克林姆宫，它企图通过对中共的控制，将中国置于其支配之下，在东北新疆的特权，对旅顺大连的租借（史毛协议虽规定1952年归还，但不立即归还已极不合理，而将来是否依期归还，尚成问题，即使归还，其对旅大等的控制，也必不会轻易放手的），和不平等贸易协议的签订等，就是克林姆宫对中国贪欲的一种最明显的表现。中国民族要能真正独立，除争取对帝国主义的独立外，同时必须摆脱克林姆宫的束缚。但新政权却已公然声明「一面倒」亦即要中国民族忍受着史大林官僚层的自私企图，把前者的解放利益隶属于后者的特权利益，这完全是违反中国工农的意志和愿望，中国工农已因苏联官僚层的贪欲与罪恶行为而大大反感了！
对国内少数民族，新政权只容许它们「区域自治」公然剥夺了它们的自决权，继续奉行大汉族主义。这一邦拿巴特统治也绝不会有民族自决权的革命民族政策，它只能继承了过去对少数民族的压迫。
（十五）在土地问题上，新政权的政策也是极不澈底的。中共对于土改自始就没有一贯的澈底政策，当它处于不利或困难情势需要农民支持时，才有限度地迁就于农民要求土地的压力而进行土改。每次土改的程良虽随着中共处境的不同而异，但其结果都帮助中共渡过难关。如果说在江西时代最孤立无望的环境下所进行的比较澈底的土改，使中共能抵挡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免于完全败亡，则1947年在军事的劣势下老区所实行的半吊子的土改，无疑地已使中共的武装迅速壮大终于走上胜利，而最近在新区进行的更不澈底的土改，也足以使新的政权相当稳定了新区的农村统治。
从老区到新区土改之间，新政权由于立足未定，一方面害怕真正农民运动兴起之不能控制，另方面企图与资产阶级取得更大的谅解，并缓和农村旧势力的抵抗，曾一度勒令停止土改。后来由于土地问题严重的新区（特别是华南）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比其它区域更难缓和，农村普遍的不稳定威胁新政权在农村统治，同时，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所引起工业生产的萎缩并由此反映出来的社会经济生活底紊乱，迫切需要开辟国内市场。这些原因迫使新政权不得不进行新区的土改。后来，「抗美援朝」需要在广大的新区农村中吸取更大的人力物力，于是更加速了新区土改的实行。
新政权建立前后的土改，其规模在中国历史上无可否认是最大的一次，但中共根深蒂固害怕群众的心理，使土改从头到尾在它严厉的箝制之下进行，而不尊重群众意志，没有一个地方土地的分配曾经是澎湃由广大的农民自己执行的，且也不是所有的地方，土改的执行都能与新政权的如意算盘相吻合，某些地方农民的行动在土改过程中往往超过新政权所限定的范围，但这种过火行为立刻就被新政权强力拖回或加以镇压。
新政权的全部土改，完全是站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立场进行的，它只是将地主的土地私有制改为农民的私有制，分配后的土地，新政权绝对承认其私有权，而且准许自由买卖，自由租佃，富农经济和地主底工商业获得大力的保护。由于这种土改不是国有化的分配，以及国家对贫农帮助的缺乏，其结果不管新区或者老区，农村阶级的重新分化，土地的重新集中，将是必然的事，只不过是进行土改的时间和程度不同，新区比老区更糟而已。
在老区，旧地主富农是被清算了，贫雇农分得一份土地，中农数目一时大增，但在「农家致富」的鼓励下，新富农迅速成长，中农随即再向两极分化。那些农村的干部，利用他们执行土改的地位与职权，往往获得较多较好的土地，在农村中，成为最有势力的一群。在新区，也不过重复老区土改不澈底的分配和阶级重新分化的过程，所不同的，旧富农却被保存下来，贫雇农所得土地较少，农村私人资本更大大地操在富农之手，农村一切行政机构实际上也多为中富农所控制，有些地方甚至还为地主的走狗二流子等所控制。事实已经说明：新政权的土地政策，愈到南方，就愈对农村的资本家势力迁就，阶级关系的改变也愈有限，因此也愈受资本主义法则所支配。新政权绝不能解救贫困的中国农村。只有真正的无产阶级政权，站在一个崭新的生产关系上，才能澈底解决土地问题，替农业生产开辟社会主义大道。
（十六）在一般民主问题上：为了掩盖赤裸裸的邦拿巴特军事独裁，新政权不得不披上一件民主的外衣，口头上赐与民众某些表面的和微弱的民主但这些表面和微弱的民主与基本民主权利之被剥夺比较起来，对民众的利益而言，固微不足道，对新政权的专横倒是一个有力的暴露。
最残酷的计件工资剥削及十小时以上的工作制代替了最基本的民主权利八小时工作制；强迫仲裁或镇压，代替了罢工权；在国营企业中，以厂长经理对生产最后的决定权代替了工人直接的监督；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人身等自由在实际上已完全剥夺，连为工人争取改善生活的工会，也成了单纯鼓励增加生产与执行政令的机关。人民所需要的不是一些微弱的或只是好听的民主，而是一种名符其实的最基本的民主权利，但这正是新政权所不能给与的。
（十七）新政权既无法澈底解决上述的民主任务，又如此维护私有财产，它就必然无解除旧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使中国生产力获得飞跃的发展。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并不是资本建设问题，即不是生产力己经解脱桎梏如何力求发展的问题，仍然是如何打破旧有生产关系与外来的桎梏，以求生产力发展的问题，帝国主义在国内经济生活中那些直接起控制作用的经济势力，随着政治势力与特权的丧失而暂时在中国市场内贬低其作用，但以美帝为首的经济封锁，却严重地将中国从世界经济的整体中肢割开来，使工业的生产技术和原料供应以及国际贸易都受到扼阻，在国内，不澈底的土改，一方面使农业生产仍旧停留在分散的小农经济阶段；另方面，富农经济的发展，已使土地重新集中，虽然在土改后的初期，农业的市场会一时扩大，但随着土地的再集中，必将重趋萎缩。城市中，因为保护私人工商业和低工资政策，以及繁重的财政负担，已使工人阶级及一般平民普遍贫穷化，购买力可怜的低下。因此，在国内就无法给工业品开辟一个广大的市场，使工业根本繁荣；同时工业的不景气，又将反过来阻滞农业生产的发展，迫使农村要为工业品提供低廉的生产费用，而降低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形成可怕的剪刀差最后戕害了农村经济复兴的前途，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新的萎缩性的危机。那些被誉为社会主义的「国有化」企业，虽然通过各种公私合营，合作社，联营企业甚至个别私人资本，控制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命脉，但它只不过把资本与国家机关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已，它本身的生产正是依照资本主义的法则行事，既离不开与私人资本的结合，和他们共同分配社会全部的剩余价值，更无法摆脱商品市场的盲目支配，反之却招致官僚主义对生产之粗暴的破坏，自然不会给中国带来全盘计划性与和谐的发展，使之走出衰败的困境。
（十八）在上述的那种妥协的，不澈底的，改良的政策下，新政权就必然无法解决旧有的。现已引起的，或将必发生的深刻矛盾。
1．中共从国民党手里接收过来的是一个遭受长期战争空前破坏、衰败了的经济基础。进行中的某些社会改良，虽能够有限地、相对地便经济一时好转，但将极难谋求根本好转是可以断言的。庞大国家机构的行政支出，美帝经济封锁所引起的经济资源的缺乏（特别是工业原料）和生产无法大大提高，因大战危机威胁而渐增的军备负担，特别是最近「抗美援朝」底巨额军费的消耗等，更大大减弱了改良的效果，使新政权在经济上将更陷于无出路的状态中。在这种情形下，如得不外来的援助，最后仍不免走向衰败之一途。新政权固不可能从苏联方面得到充分的外援，而向英美帝国主义妥协屈服求助更只是死路一条。
2．要维持庞大的军政支出和使经济不致迅速衰败，新政权必将站在新官僚及资本家方面把重负转嫁给工人阶级，用增加生产的名义强迫工人加强他们的劳动，压低他们的待遇，这样，在新政权和私人资本家与工人间的矛盾，将随着经济的恶化，而日益深化起来。
3．在不澈底的土地政策下，未土改地区全部旧矛盾固然保存下来已土改地区也必然在新旧富农与贫农之间发生新的矛盾。同时，随着转嫁给农村重负的日增，农民对新政权的不满和反抗也将必日益普遍起来。
4．城市手工业者，小商人、店员及其它贫民，从重税捐献等难以担当的重负中也分担了经济困难的恶果，他们只有日趋贫穷，日益临于水深火热中，而日渐不满新政权的统治。
5．新政权所赖以支持的最主要台柱，是一枝数百万人的庞大军队。这枝军队，直接受毛泽东党的严厉控制与思想教育；过着较贫雇农为优的物质生活，其家属在土改中得到一些果实等，使它具有较好的军风纪，在战场上英勇善战。像这样的军队，其瓦解决不是轻易的。军事官僚层的日趋腐化与专横，必影响到它的士气，未来的财政困难，必降低它的兵士生活水平，但仅仅这些因素，还只能促成它对新政权不满乃至部份的叛变，但它的最后命运，仍将与新政权一起，决定于国内外阶级斗争之决定性的发展。中国未来的工农革命，在初期将仍遭受到它的打击，但革命浪潮最后必能争取穿着制服的农民叛离毛泽东，从内瓦解了它，或者是在世界大战中帝国主义的军事胜利从外击溃了它。
6．上述经济无出路及城乡阶级矛盾的一切严重情形，一定会反映到「联合政府」内部，势必使代表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党派」或「民主人士」利用国内外的紧张局面与帝国主义及蒋介石相呼应，而与中共摩擦，冲突以至破裂。
7．上列的一切矛盾，又必然与美苏间的矛盾联系和纠缠在一起。一方面克林姆宫将随大战的迫近更企图以各种可能加强控制中共，支配中国。另方面美帝国主义则凭借它在国际上所有的庞大优势，通过英国，其它资本主义国家和台湾蒋政权以及中国内部资本主义的孔道，一定会影响那些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份子及一切「民主党派」的政客们使之成为它们的「第五纵队」。
中国局势底前途
新政权处于复杂底新旧矛盾底夹击中，它固然永远无法解决这些矛盾，随着国内外局势的日趋紧张，这些矛盾且必将加剧起来。未来的大战或革命，都要颠覆这个政权。因此，新政权完全是属于过渡性质的。
目前摆在中国面前的只有两个前途：
第一，在下一阶段，或者是由于中共的统治受它本身所包含的深刻矛盾所动摇，或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刺激之下，中国工人阶级重新抬起头来，与农民斗争取得紧密结合，在一个革命党的正确领导下，推翻中共的邦拿巴特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澈底解决民主任务，走上社会主义，这是中国第三次革命的前途。
第二，或者是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的直接帮助下，以武力推翻中共政权，恢复它血腥的反动统治。这是资产阶级复辟的前途，根据目前的情势观察，这一前途只有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才有可能。
（二十）新政权的阶级基础及其客观环境，决定它必须向左右镇压，以维持它的统治；国内外阶级矛盾愈尖锐，这种左右镇压将愈加强。它不可能意识地找寻无产阶级为其基础：「发动工农群众，开放阶级民主」，「把中国变质为工人国家」。因为如果发动群众，开放阶级民主，工农群众首先就要取消中共的邦拿巴特统治。它同样不可能让资产阶作其基础，「将政府及一切社会政治措施，完全依照资产阶级的意志加以改组」，「让资产阶级和平地恢复其统治」，因为资产阶级已衰败到此程度，倘非得到帝国主义的武力支持，是决不可能恢复其统治了；同时，美苏深刻矛盾下克里姆宫的官僚利益与中共的农民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基础也不允许中共政权按资产阶级的意志加以改组，让资产阶级和平地恢复其统治。
无论无产阶级专政或资产阶级的复辟，都绝不可能和平地到达，前者必须经过革命的暴力，后者也必须经过血污的战争。
（廿一）新政权的全部政策，都显示出它正盲目地将中国推向第三次世界大战，无产阶级如不及时起来结束它的统治，中国将不可免地要遭受大战的浩劫。在未来大战中，中国资产阶级的复辟，虽不无可能，但由于世界资本主义之濒临死亡，世界革命之必然爆发，中国无产阶级更可能以革命结束毛泽东的统治，进而与世界革命总汇结束世界大战。
（廿二）但革命的乐观道路，在中国也并非一条坦途，未来局势的发展，将必然要经历一段曲折复杂的过程。中国革命共产党，当它领导无产阶级走上政权之前，必须密切注意的就是新政权与克里姆宫之间的关系，在克里姆宫方面，因为国际局势的日趋紧张，尤其由于南斯拉夫的经验，对中国的控制将必更感迫切而谨慎，在毛泽东方面，因为他的势力，在整个生长的过程中，保有相当的独立性。于是就相当表现出民族主义的色彩，克里姆宫对东北工业设备的掠劫等已引起中国一般民众对克里姆宫深感不满，以及美帝利用各种孔道从中挑拨，其结果在中共内部将必定要对克里姆宫产生一种更严重的离心倾向，但必须指出：因为中国未曾像南斯拉夫一样经历工农革命，建立工农政权，所以中国的史太林主义分裂运动与南斯拉夫的不同。
其次，我们必须同样密切注意的是：毛泽东党在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化和国际史太林主义分裂运动的影响下，必然会产生左右两极的分化，我们中国革命共产党应竭力帮助中国史太林主义者对克里姆宫的叛离并促成它的向左分化。
目前形势中我党的行动策略
（廿三）在中共统治下的新局势中，我党最迫切的任务在于与中共的邦拿巴特军事独裁，及其「新民主主义」路线作坚决无情的斗争。我们以一切可能在各种社会生活中恢复和扩大我们与群众的联系，领工人阶级走向第三次革命。
根据目前的具体形势，最实际的革命工作就是首先向工农群众解释中共之能获得政权不是由于它的政策底正确，倒是由于工人阶级之尚缺乏组织与领导，新政权并不是代表工农利益的政权，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工农所需要的不止于一些进步的改良，而是一个从根改革的革命。以此，使工人能够普遍地从新民主主义的欺骗中解脱出来，恢复自己的信心和力量，与农民斗争取得一致行动，从日常的经济斗争走向政治斗争，从一般的民主斗争，走向夺取政权的社会主义斗争。同时又必须向农民解释：新政权没有也不能满足它们的土地要求，必须进行澈底的土地斗争，这一斗争又必须与工人阶级的斗争配合起来，才有胜利的保证，只有工人阶级才是他们可靠的同盟者与领导者。
与群众一起，在反对毛泽东军事独裁一切斗争中，我们必须首先争取一切民主的自由权利，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居住，思想等的完全自由，让群众能自由发表意见，自由组织和行动起来。
不是口头上承认，而要事实上使工人阶级成为「主人翁」就必须废除十小时以上的工作制和计件工资制，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让他们获得时间从事政治活动。取消公营厂中厂长或军事代表的官僚监督与私营厂中资本家的直接控制，立即由工人自己组成工厂委员会，直接监督和管理生产。
要求全面而澈底的土地改革，宣布土地国有，不得自由买卖，反对保护新旧富农，国家应予最贫苦农民以低利息贷款等切实帮助，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实行单一土地税。
组织工农民军，以代替现已成为压迫工人及贫农的工具之武装队伍和警察。
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一切失地，没收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反对克林姆宫的一切贪欲的特权与企图；完成真正的民族独立。少数民族完全自决！
所有上述这些斗争，必须归结到一个中心的口号：立即召开普遍选举而且有全权的国民会议，代替目前完全由党派指派的政治协商会议」或将来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以解决一切重大问题。在邦拿巴特的统治下，这一口号更具有重大的鼓动意义。
同时，提出必须组织工人，农民及兵士苏维埃的口号，以补助国民会议口号进行鼓动——在土改过程中，苏维埃口号更具有现实的鼓动意义——反抗和揭破中共控制下的那些不民主的欺伪的工人代表会和农民代表会议，以准备成立工农政府，以代替现时军事独裁的「人民政府」。
（廿四）只有根据上面这一行动纲领进行百折不回的斗争，才能使工农从「新民主主义」的欺骗下，从邦拿巴特的军事独裁的压制中解脱出来，重新团结与组织，走上真正革命的道路。我们坚决相信，这个过渡的新政权，不管它将来可能披上更多的伪装，散布更多的甜言蜜语，但由于中国极待澈底完成的历史任务之不能完成，深刻的社会矛盾之无法解决，它绝不可能长久维持其统治。中国民族真正独立与工农澈底解放的重责，必然落在中国革命共产党的肩上，唯有它，才具有一个正确的革命政纲，也唯有这个政纲才能领导工农经过暴力的革命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直接走上社会主义。
今天我们微弱的组织，正遭受空前未有的迫害，横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空前未有的艰苦时期，我们必须以加倍的艰苦斗争精神，逆流前进！
1951年9月15日 |
中国革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印发：致中国共产党党员一封公开信（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八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中国托派运动文献
致中国共产党党员一封公开信
中国革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印发（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八日）
录入者按：一九四九年四月，以周恩来为首中共代表团与张治中为首的国民政府代表团在北平举行以八项条件为基础的和平谈判，此时中共军队已抵达长江北岸。在这种情形下，中国革命共产党（第四国际中国支部）发出了此封告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公开信，批评和分析了中共的机会主义路线，并号召中共党员与这一机会主义领导和路线作斗争。应该指出的是当时中革共“没有看到中共即将取得全面的胜利的形势”，除去这些对客观形势估计的错误外，这篇文章对于了解中共的机会主义路线还是大有帮助的。
亲爱的同志们：
现在你们的党所领导的运动，对反动的国民党政府所进行的军事攻击，确已获得了空前的胜利。你们的党已占领了半个中国，你们的军队已到达了长江沿岸，并且正在准备渡江向华南进展。另一方面，反动的国民党政府，由于它自身的绝顶腐败无能，无论在经济，政治及军事上都已完全暴露其破产，正在日趋崩溃，日益迫近死亡的境地。在这种情势下，你们一定是兴奋异常，欢欣鼓舞，以为全般的胜利或最后的胜利已经临近眼前了！
但我们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根据西方全部革命史的经验，尤其是根据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和中国第二次革命（一九二五——二七年）惨败的教训，以及目前整个国际局势的极度严重性，深深地觉到你们的党在现时空前军事胜利的当中，却同时隐藏了未来的悲惨失败的一切种子。我们为革命的责任心所驱使，不得不在你们对当前军事胜利的兴高采烈中提出极端严重的警告，指出你们行将遭遇的致命危机，以及挽救此种危机的唯一路方。虽然俗语说“忠言逆耳”，但我们相信你们主观上都是忠于共产主义，忠于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或者不致因为“逆耳”而拒绝我们的“忠言”吧！
记取第二次革命惨败的教训
同志们，为了认真避免你们党这次所领导的运动不致趋于惨败，不致重蹈第二次革命的覆辙，首先便必须彻底理解第二次革命的教训，并坚决地根据这一教训来彻底改变你们党现行的领导路线。
当第二次革命进展到一九二七年初，即当“北伐军”抵达长江沿岸的时候，那时的情势比起你们党现时所处的情形来，表面上虽极为类似，但实际上却还要远为有利得多。因为那时所有大城市的工人阶级都已组织起来，觉醒起来，并行动起来了（如上海工人暴动的胜利及汉口工人自动收回英租界等）；南方广大的农民群众自动地，狂热地，有组织地卷入了反地主，反土劣和争取土地的斗争漩涡中；全国一般下层小资产阶级分子，尤其是学生青年，都对革命抱着莫大的希望。而当时革命的直接对象——反动军阀更是日趋瓦解，自感末日降临，因而其中一部分转而向革命投机。在国际关系上，当时的帝国主义虽然异常仇视中国革命和苏联，但它们还远没有像今天这样形成了一个包括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强有力的同盟，来反对苏联，反对革命。在这种十分有利的革命情势下，所以当时领导及参加这一革命运动的共产党人，莫不感到兴奋，满以为革命的胜利，是不成问题的了！然而，不料在这一最有利的革命形势中，却埋伏了往后悲惨失败的全部祸根，因而跟着他们满怀胜利希望而来的，乃是空前残酷的祸害！
但这当中的根本原因究竟何在呢？
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领导中国革命的基本路线，不但绝对不是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恰恰相反，乃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俄国孟什维克主义最坏的翻版。因为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在二月革命后是坚决地领导工人和贫农反对资产阶级，反对任何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党派的欺骗，反对任何形式的联合政府，坚持经过苏维埃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此直接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而当时的孟什维克及在其政治影响下的社会革命党，却顽强地反对布尔什维克党的主张，坚持工农与资产阶级合作，与后者成立联合政府，希图以此完成民主革命，因而疯狂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由民主革命直接转向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胜利的事实，完全证明了布尔什维克主义之正确与孟什维克的背叛，但异常不幸，斯大林却将十月革命中完全证明为背叛革命，背叛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俄国孟什维克主义，经过第三国际的河床，运输到中国来，强迫当时的中共接受，变成了中国第二次革命的领导路线！
这一孟什维克主义路线，在当时表现的主要特点是：（一）从认定中国革命仅是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军阀（或封建势力）的民主革命出发，坚持在这一民主革命中工农小资产阶级必须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与之结成联合阵线，即结成所谓“四个阶级联盟”。（二）为了实现这个“联盟”，代表无产阶级的共产党便被斯大林命令加入了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并拥护后者的三民主义或“三大政策”，美其名曰“国共合作”，实际上乃是充当国民党笼络群众的工具。（三）为了实行“国共合作”，共产党完全放弃了社会主义，而专门从事三民主义或“三大政策”的宣传，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四）因此，在整个革命进程中，不揭破国民党的资产阶级反革命企图，不批评三民主义的反动性和欺骗性；尤其在革命高潮中，不组织苏维埃，不武装工农，不准备夺取政权，成立无产阶级专政，以此走上社会主义；反而与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左派”（当时的汪精卫派）成立“联合政府”（如武汉政府），希图以此完成民主革命。当时那个最有胜利希望的革命局势，便是在此种孟什维克主义的最可耻的机会主义路线下极度悲惨地被葬送了的。其结果是成千成万的工农及革命者（即曾经对革命抱着绝大希望并为之欢欣鼓舞的人们）被扫射，被斩决，被葬身于血海之中，而工农的“同盟者”民族资产阶级，共产党的“合作者”国民党（以蒋介石为领导），却从这血海中踏上了政权！最后，国民党政府并与帝国主义和军阀妥协来压迫和剥削中国的工农，且由此招致了日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这难道还不是铁一般的历史事实，极度惨酷的血的教训吗？！
你们党又在重复第二次革命惨败的机会主义路线
但今天领导反国民党运动，指挥军事进攻国民党政府的你们的党，是否理解了第二次革命惨败的这一历史事实，接受了这一历史教训呢？绝对没有！相反地，你们党的领导机关现行的总路线，正是以前葬送第二次革命的那种孟什维克主义路线！现在让我们举出一些最重要的事实来与第二次革命中的故事来对照一下吧：（一）你们的党认定中国革命仍然只是反帝国主义（且限于反美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特别是反蒋介石派）的民主革命，因而仍然坚持“工、农、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阵线”。（二）为了实现这一“联合阵线”，你们党便与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李济深派及民盟等合作，并宣言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或“新三民主义”。（三）你们的党在为了实行与“民主党派和合作”中，又完全放弃了社会主义，而以宣传和实行“新三民主义”或“新民主主义”为限，并宣称“愿为实现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而奋斗”。（四）因此，你们的党不但不揭露民族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性，反而加以掩饰；不但不揭露李济深派及民盟领袖们的投机欺骗，反而替他们宣扬；不但不揭露三民主义（连“三大政策”在内）在第二次革命中的反革命作用，反而有系统地“有理论地”加以发挥（如毛泽东在《论新民主主义》中所发挥的）；你们的党，虽然组织了庞大的农民军，但很少工人参加；你们的党，虽然准备接收国民党的政权，但坚决地反对组织工农兵苏维埃，以此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以召集各党各派的新政协会议，成立工，农，小资产阶级及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政府”为限。（五）最后，你们党，更坚决地宣言：这次的革命绝不是走上社会主义，而只是“完成民主革命”，实现“新民主主义”，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等等，这一切在本质上究竟与第二次革命中的机会主义路线有什么不同呢？主要不同之点仅在于：在这一路线上冠上“新民主主义”的招牌而已！
不错，你们党的上层领袖们，都把毛泽东所发明的“新民主主义”誉之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最光辉表现”（林伯渠）或捧之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学说”（周恩来），但实际上，这不过是斯大林所继承下来的俄国孟什维克主义，经过毛泽东脑袋的“实践”与孙中山反动的三民主义“相结合”之最庸俗的“表现”，因而成为“中国孟什维克主义的思想和学说”罢了。关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之怎样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及其绝顶的荒谬性和反动性，我们将为专文来加以检讨，这里只要指出毛泽东在“论新民主主义”中说及“国家体制”一点来与列宁论国家政权对照一下，就够证明你们的党所奉行的“新民主主义”（公然写在你们党章上的）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点了。毛泽东说：“全世界多种多样的国家体制中，按其社会性质来划分，基本不外乎这三种：（甲）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乙）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丙）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新民主主义》一五页），因此，他坚持“在一个长期中”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及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专政共和国，“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与政治形态”（《论联合政府》四七页）。可是列宁却教训全世界的共产党人说：“谁读了马克思的著作而不懂得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个尖锐的关头，在每一次严重阶级冲突发生时，都只能有或者是资产阶级专政，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那就证明他对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和政治学说，都是一窍不通”。（见《第三国际在历史上的地位》译本《列宁文选》六〇八页）正因此，列宁曾坚持在俄国革命中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代替资产阶级专政，且曾在《国家与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中，详尽地说明了这两种专政的历史和社会根源及其必然性，并排斥此两种专政以外的一切小资产阶级党派（孟什维克在内）之机会主义的，超阶级的民主政权，或几个阶级的民主专政的欺骗性和空想性。而毛泽东在“资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之外，却坚持要建立“各阶级的联合专政”，难道还不足以“证明他对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和政治学说，都是一窍不通”么？！难道还不足以证明他在国家政权“那个最重要的，最根本的问题上”（列宁），已完完全全地堕落到“极庸俗的小资产阶级的理论方面去”（列宁），即堕落到孟什维克和考茨基等的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么？
同志们，你们由此应当觉悟到：你们全党现时所崇奉的，你们党的全部政策和行动所依以为根据的“新民主主义”，是一种怎样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极端庸俗的孟什维克主义呀！而你们的党在这次反国民党政府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总路线之所以与第二次革命中的机会主义路线本质上完全一致，其根源也正在这里！！
具体政策和行动中的自我暴露
现在，让我们更进一步更具体地来检讨你们党最近的政策和行动吧。自从你们的军队在徐蚌战争中获得大胜后，你们的党差不多已统治了长江以北的重要地区，并以压倒的优势，兵临江上；同时，反动的国民党政府正陷于张惶失措，它的经济正陷于崩溃，它的军队正陷于瓦解，它的内部正陷于分崩离析，它统治下的工农及一切小资产阶级群众正陷于水深火热，因而迫使最顽强最反动的蒋介石不得不暂时离职；——这真是“千载一时的机遇”！倘使有一个真正代表工人阶级，农民，兵士及一切被压迫小资产阶级群众的革命政纲，坚决地号召他们，动员他们，领导他们组织起来，行动起来，武装起来，以他们自己的组织，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武装，去摧毁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可以说直等于摧枯拉朽！可是，你们的党却恰好缺乏一个革命的政纲，因而不但不坚决地号召群众，动员群众，领导群众起来摧毁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反而与这个反动透顶且已陷于摇摇欲坠的政府进行和谈，谋取妥协，这还不是等于在群众面前散布幻想，并让国民党得喘息的时间，借此团结其内部，整编其军队，等待美帝的援助，来重新作战么？！
或许你们党的领袖们以为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和谈，正是为了在群众面前暴露国民党的欺骗与反动，以便打破群众对它的任何幻想。倘使果真如此，那也必须有一个革命政纲作条件。但毛泽东代表你们党所提出的“和平八条件”①，不但不是革命的，反而是赤裸裸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首先，在那“和平八条件”中，竟没有一句话提到工人阶级的任何利益，这就透骨地暴露你们党的领导者完全没有将工人的利益放在眼里，只是纯粹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为了便于与资产阶级国民党进行和谈，为了迁就与你们党合作的“民主党派”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竟将工人阶级利益完全排除于“和平八条件”之外了！其次，但也是绝顶重要的：现时工人，农民及一切被压迫民众，在国民党的军事独裁的长期迫害下，所最急切地感到需要的是一般的民主权利（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及罢工等的完全自由权），并且这正是暴露和瓦解国民党的军事独裁及其横暴的特务压迫之最有效的条件。但毛泽东的八项条件中又完全不曾提到它！这又刚好暴露你们的党虽口头上大叫“民主”，实际上却是恐怕民众获得真正的民主权利，因而也就暴露你们的党不过是准备以自己的军事独裁来代替国民党的军事独裁罢了。至于毛泽东那个“和平八条件”的本身，更是在一个最现实最具体的问题（“和平”）上更具体地重复地暴露了你们党所坚持的机会主义路线。在最基本的民主任务的民族独立问题上，只笼统地主张“废除卖国条约”，只强调国民党政府“和美国政府订立的卖国条约”，而不提出取消中英条约（如收回香港九龙等），中苏条约……没收一切帝国主义在华的财产（反而声明保护外人生命财产），这就暴露了你们的党有意讨好英帝，掩饰苏联官僚的罪恶政策，和保留帝国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优越地位。在另一最基本的民主任务的土地问题上，同样笼统地只主张“改革土地制度”，而不提出“无赔偿地没收一切地主富农的土地归贫农”，这又暴露了你们的党现时正在牺牲贫农利益而与地主富农妥协的机会主义政策。仅主张“没收官僚资本”而不提出组织工厂委员会来加以监督和管理，这更暴露了你们党以新官僚来代替旧官僚的企图。至于用“惩办”几个“战犯”来代替根本消灭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用“改编一切反动军队”来代替彻底粉碎国民党的武装，用“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协会议”来代替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用成立各民主阶级的“联合政府”来对抗无产阶级领导贫农的“工农政府”，那更是你们党的机会主义之更深刻的和重复的一种自我暴露哩！正因为你们党的机会主义在这次“和平八条件”中过分明显的暴露，所以各大城市的工人阶级都对你们的和平条件表示异常冷淡，甚至怀疑，而反动的国民党政府却表示愿意接受作为“和谈的基础”。这难道还不够讽刺么？！难道还不值得你们深深地反省么？！！
不错，你们的党正在大肆宣传：如果国民党不完全接受毛泽东的“和平八条件”即将大举渡江，以军事来摧毁国民党政府，来代替它的统治，来改编它的军队。但这又恰好暴露了你们的党完全放弃真正的革命动员，而站在机会主义路线上纯粹依靠军事冒险行动来“打江山”！像这样的纯军事冒险行动，不但不能摧毁地主资产阶级的一切旧制度，旧机构，而且不可免地要产生一种新的邦拿巴特的军事专政的。因为你们党的军队，完全是由小资产阶级农民乃至游民无产者所组成，绝没有强有力的城市无产阶级作领导。它将不可免地要产生邦拿巴特主义者，要堕落成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工具，转过头来压迫工人和贫农群众的革命要求和行动的。
现在事情已非常之明显，你们党对于反动的国民党政府，不是发动它统治下的工人，农民及一切被压迫的民众，用革命行动来从根摧毁它的基础，而是用和谈妥协来分化它，或用纯军事行动来屈服它，希图以此排斥蒋介石等反动派，而与其他的“进步派”妥协，建立“联合政府”。另方面，在你们党所已经占领的区域（所谓解放区）内，则尽力拉拢一切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客，尽可能保留国民党的旧统治机构（甚至保留它的“保甲制”）；虽然没收了“官僚资本”，但只以新官僚代替旧官僚，尽力阻止工人建立工厂委员会来直接监督与管理；对于所谓“民族资本”和“外人产业”，你们的党不但不敢侵犯它们，而且极力加以“保护”；对于城市的工人阶级，你们党表面上虽尊它为“主人翁”，但实际上却仍然把它当作生产剩余价值的奴隶看待，强迫它在增加生产的名义之下加强劳动，（美其名曰“改变劳动强度”）依照国民党统治时代的工资标准发给工资，规定工时至十小时——十二小时，尤其严禁罢工（罢工者甚至遭枪毙），更不要说组织工厂委员会来直接监督和管理生产了；对于“新解放区”的农民，你们的党竟公然下令停止“土地改革”，而仍以减租减息自限；最重要的而含有决定意义的是：你们党虽自称领导革命快要达到胜利了，却绝对不许工人，农民和兵士组织苏维埃，让他们以此种真正的民主会议，来发挥他们伟大的革命创造力，来准备建立他们自己的政权——“工农政府”；……上述的这一切政策和行动，如果拿来与俄国十月革命中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和行动对照一下，那就异常明显地，绝对无可否认地证明：前者完全是机会主义，改良主义，即孟什维克主义的了。你们党领导层所唯一据以自解和骗人的只是：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仅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因而现阶段的政策和行动，只能是“新民主主义”路线的政策和行动，然而你们党的全部致命危机，也就完全隐藏在这一“新民主主义”路线的政策和行动里面哩！
致命的危机之所在
看到这里，你们一定会问：所谓致命的危机究竟是怎样的呢？
如果顺着你们党现行的“新民主主义路线”的一切政策和行动继续下去的话，其最近将来的后果不外两途：（一）在和平谈判中你们党向国民党作某种让步（如在“惩办战犯”与“改编国军”方面），取得妥协，甚至与它成立“联合政府”——然而这仅是暂时的休战或和平，因为这绝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你们党与国民党间的根本矛盾还是仍旧存在的，因而新的破裂与新的战争还是不可避免地要爆发的。（二）如果和谈破裂，你们党的军队即将大举渡江，向国民党政府进行大规模的攻击，战争当然依旧猛烈地延续下去。但无论你们的党与国民党经过一度妥协后重起战争，或者从和平破裂后直接继续战争，由于你们党的机会主义路线，此种战争绝对不能解决中国任何根本问题，只是徒然地加速破坏一般的生产力，延长和加深工农及一般民众的痛苦和牺牲吧了。最后且让我们作一最大限度的假定：你们党以其庞大的军事力量，并利用国民党政府的极度腐败无能，终于摧毁了它的军事抵抗，并依照你们党的预定计划召集各“民主党派”的“新政协会议”，成立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政府”，把整个中国东欧化或“新民主主义化”，——但这仍然不能解除中国社会经济和阶级中间的不可调和的根本矛盾，只不过将这一根本矛盾从国民党的统治下转移到你们党的统治下面去而已。现在让我们将这一根本矛盾的主要点指出来给你们看看罢：
（一）在经济上，你们的党既坚持保护资本主义的私产，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但资本主义的经济，如果没有国际的交换（如某种工业原料及资本等）是绝难发展的，尤其在经过长年日帝侵略战争与内战的极端破坏下，更难谈到什么发展，反而只能日益衰败。在这种情形下，假如你们的党不向美英帝国主义妥协和屈服，乞求援助，就只能任听经济状况日趋衰败下去。但无论走哪一方面的道路，都是致命的。
（二）在经济没有出路的情势下，你们党对于城市工人阶级，必然是站在支配国有产业的新官僚及私人资本家方面，在“增加生产”的名义下，强迫加强他们的劳动，降低他们的待遇。这样，在你们党和私人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便不可免地随着经济的恶化而日益深化和尖锐化起来。
（三）在农村方面，你们党虽然分配了一部分土地给贫农，但既然要“保护地主富农的工商业生产”，“发展新富农经济”，那就必然要在贫农与“新富农”之间造成新的矛盾。在城市经济日趋衰败底下，即在农村经济得不到城市经济的援助和调节底下，农村经济也将日趋衰败，中农将日益向两极分化，土地的重新集中，农村贫富农的阶级对立也将日益深化和尖锐化起来的。
（四）在城市和农村经济的毫无出路与日趋衰败当中，一般贫苦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更只有日趋贫穷，日益陷于痛苦与死亡的绝境。
（五）现时你们党所唯一赖以打击国民党的军队，到了那时，由于城乡经济的衰败，财政的毫无办法，将绝对无法改善其生活，同时又在城乡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影响之下，也将不可免地产生深刻的不满和分化，像国民党的军队一样，大有趋向瓦解之可能。
（六）由于上述经济毫无出路与城乡阶级矛盾的一切严重情形，一定会首先影响那时的“联合政府”内部，使一切代表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与你们的党产生摩擦，冲突，甚至火并。最后，就是你们的党本身也将产生分化甚至分裂的。
（七）最后，上列的矛盾必然会与美苏的矛盾联系起来。固然，克里姆林宫经过你们的党可以在表面上控制中国。但美帝国主义依据它在国际上的庞大经济压力，通过中国内部一切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孔道，一定会影响那时已陷于困境的一切资产阶级分子，一切“民主党派”的政客们，形成它的潜势力或“第五纵队”。这样，美苏在中国内部的矛盾，不过是在一种新的情势下，换一种新的方式，但仍旧随着时局的推演而日趋深刻化和尖锐化的。
在上面所举矛盾的日趋发展底下，你们党所遭遇的危机也将随着国内外的危机而日益加深，而等待机会去爆炸开来。假使那时欧洲或印度发生一个真正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并获得胜利，中国工农群众在此种胜利的推动之下，可能从你们党的“新民主主义”镣铐下摆脱出来，重新踏上革命的道路，中国可能由此得救。但如果不幸，而美帝反苏的第三次大战竟然发生，那就不仅你们的党将为自己造成的矛盾所毁灭，你们党员及工农群众将遭受比第二次革命惨败更大的牺牲，而且整个中国亦将陷入第三次大战的浩劫中，其惨祸将是空前可怕的！
固然，你们党的领袖毛泽东正在强调地宽慰你们说：“优势在我们方面，不是在敌人方面。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业已形成。……欧洲各新民主国家，正在巩固其内部，并互相团结起来。以法意为首的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反帝国主义力量，正在发展。整个亚洲，兴起了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我们和全世界民主力量一道，只要大家努力，一定能够打败帝国主义的奴役计划，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使之不能发生……”（见《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但毛泽东这一宽慰的说法，不但是阿Q式的，而且又一次暴露了他的机会主义的幻想和欺骗。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经坚决地警告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和工人阶级说：凡尔赛和约已经种下新的大战种子。只有世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走上社会主义的胜利，才能阻止这一战争。正因为第一次大战后各国的革命运动都先后为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和斯大林所叛卖，因而便发生了第二次大战。经过第二次大战考验之后，列宁的“警告”愈益显出它的绝对正确了。在今天，如果没有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社会主义去代替资本主义，美苏第三次大战是绝对无可避免的。但现时斯大林所指挥的各国共党（连你们的党在内）却恰好是完全放弃了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而以小资产阶级的“新民主主义”和与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政府”的机会主义路线来代替。然而这一机会主义路线，正是在客观上帮助美帝国主义毫无忌顾地进行反苏第三次大战的主要源泉！毛泽东拿来证明“阻止第三次大战，使之不能发生”的“民主力量”，正是促成第三次大战的根因。因为斯大林放弃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而以民主主义或“新民主主义”的机会主义路线领导各国共产党，致使各国共党陷于死巷。以此延长了资本主义的生命。因为斯大林在东欧国家阻止它们走向社会主义，而以“新民主主义”自限，致使这些国家陷于极度不稳定的状态（南斯拉夫的“背叛”就是无可否认的实例），因为斯大林命令法意共产党不要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专门追求与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政府”，以致法意革命运动陷入了极度严重的危机，在客观上帮助了戴高乐法西斯势力的生长。因为斯大林以机会主义与冒险主义指使亚洲各国共党把“亚洲伟大的解放运动”，尤其是指使你们的党把中国的解放运动，限制在“新民主主义”与民族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政府”的狭小圈套内，以致中国和越南等国的解放运动陷于异常危险的矛盾中。如果顺着这种趋势发展下去，不但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而且为期并不在远呢！
挽救危机的唯一路向
我们指出你们党正在制造的严重矛盾和行将遭遇的致命的危机，并不是绝对不可挽救的。相反地，只有彻底地改变你们党现行的“新民主主义”的机会主义路线，而以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革命路线来代替它，挽救是十分可能的。因此，我们在这里特地向你们贡献一个革命的路线：
（一）首先，必须根据俄国十月革命的教训，根据中国的社会经济，阶级关系和时代环境来重新确定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当前的直接任务（完成民族独立与土地革命等）虽然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但中国的资产阶级同俄国的资产阶级一样，绝对不能完成它本阶级的民主任务，而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贫农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来完成它。但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专政便绝不能以完成资产阶级民主性任务自限，而必须把社会主义的任务提出议事日程，由此踏上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因此，中国的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绝不能有任何的阶段（连你们党的“新民主主义”阶段在内），而是由前者直接地不断地发展到后者的。——这就叫做“不断革命”的性质。
（二）站在这一“不断革命”的基本立场上，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贫农与一切小资产阶级的下层群众联合，不可调和地进行反地主资产阶级（所谓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斗争。反对与任何资产阶级的派别联盟或合作。在现时，尤其要反对李济深派及民盟上层领袖们的资产阶级的投机倾向，暴露他们的反动性和欺骗作用。在思想上，必须以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去对抗资产阶级的三民主义（所谓“三大政策”在内）和小资产阶级的“新民主主义”。尽量暴露前者在第二次革命中的反动作用和后者在现时运动中的欺骗作用和危险性。
（三）必须坚决地废除一切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彻底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一切失地（如香港，九龙，澳门等）没收它们的财产（赃物）以完成真正的民族独立，但同时必须废除“中苏条约”。因为这条约是根据英美帝国主义与苏联反动官僚的“雅尔达秘密协定”而签订的。只有废除这种条约，才可以杜绝帝国主义的借口来辩护它们的不平等条约。
（四）必须彻底摧毁帝国主义的工具和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以压迫工农的反动国民党政府。从上至下地粉碎它的一切政治机构（保甲制在内）和武装势力（包括军队，宪兵，警察及防务队等）。因此，必须立刻停止你们党同反动国民党正在进行中的和谈妥协勾当，而代以动员全国工，农及一切被压迫民众的革命力量来扫除它。只有如此，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和平。
（五）为要彻底推翻帝国主义的特权和打倒反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首先又必须争取一切基本的民主自由权利（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及罢工等的完全自由权），让民众自由地发表他们的意见，自由地组织和行动起来，只有如此，民众才有可能发挥他们的伟大革命潜力，才有可能进行真正的革命斗争。
（六）为要不是空话，而是在实际上承认工人阶级为革命的主要动力，为革命的领导力量，为“主人翁”，首先便必须实现八小时工作制，以便他们从长时间的奴役劳动解放出来，获得时间以进行革命的活动，实行按物价指数增加工资，维持他们的生活水准；实行组织工厂委员会，监督和管理生产，尤其对于没收官僚资本的产业，必须附以组织工厂委员会管理为条件；——而这一切首先必须在你们党的统治区域立刻地完全地执行。同时，必须公开宣布你们党现时所施行的十小时至十二小时工作制，阻止工人组织工厂委员会和罢工等，是完全背叛工人阶级基本利益的反动行为。
（七）必须无赔偿地没收一切地主富农的土地，组织贫农委员会分配给无土地及土地不足的贫农和兵士。并同时宣布土地为国有，不得自由买卖。而你们党在“新解放区”停止分配土地，在“老解放区”保护“开明地主”和“新富农”的政策，完全是违背贫农利益的机会主义政策，应坚决予以反对。
（八）必须坚持组织工人和贫农的民军来代替资产阶级的常备军。现在你们党指挥的军队，必须加以改组，尽可能提升城市工人和贫农到军队的指挥地位上去，至少到监督的地位上去。各级军官应由兵士自由选举和撤换。只有如此，才能防止你们现在的农民军不致堕落成为替资产阶级，替新官僚和新拿破仑主义者压迫工人阶级和贫农的工具。
（九）宣布国内一切弱小民族有完全的自决自主权，连脱离汉族自行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在内。只有如此，才能吸引几千万落后民族的民众到反帝国主义和反地主资产阶级的革命解放的运动中来。
（十）立即进行召集普选而具有全权的国民会议或立宪会议，来解决国家当前的一切重要问题。你们党现时所坚持的“各民主党派”的“新政协会议”完全是违反民众意志来与资产阶级及上层小资产阶级民主政客们从事拉拢，勾结，和分赃的反动机关，应当予以严厉的排斥。
（十一）现在你们的党自称它所领导的“革命”已到了高潮，那便必须在你们党统治的区域内，立刻进行组织工人，农民和兵士的代表会议——苏维埃（事实上你们“老解放区”内的农民代表会，已经具有苏维埃的雏形。）然后逐步推广到全国的范围内去。只有工农兵苏维埃这种真正的民主会议，才能团结一切下层劳苦群众的力量，集中他们的意见，发挥他们伟大的革命创造力和牺牲精神，也只有这种会议的往前发展，才能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权——无产阶级领导贫农专政的“工农政府”。你们党现时所坚持的建立各阶级合作的“联合政府”，应该宣布为出卖工农，与资产阶级勾结的背叛行为。
如果根据我们上面所提出的这一革命政纲，这一革命路线，去代替你们党现行的机会主义路线，以此坚决地去动员全国工农及一切被压迫的群众起来，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统治的斗争，并坚决地将这一斗争推动到底。我们十分相信你们党的机会主义与军事冒险主义相混合的路线，及其一切政策和行动所造成的严重的矛盾和致命危机，不但都会被消除，被挽救过来，而且中国可以从现时的运动中直接走上第三次革命的狂潮，走上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假如中国走上第三次革命而又获得胜利，则其影响必然很迅速地达到朝鲜，越南，荷印，缅甸，乃至印度——那时，整个东方将陷入革命的火焰中。而且这一革命火焰，很快就要燃烧到欧洲，乃至全世界。到了那时候，美帝所准备的反苏第三次大战，也就自然而然地被解消而化为乌有了！
必须进行极坚决极勇敢的斗争
自然，要你们接受我们这一革命路线来代替你们党领导机关现行的机会主义路线，是异常之困难的。你们不但要直接遭逢你们领导机关的无比压力，甚至迫害，而且还必然要遭受到克里姆林宫官僚独裁者斯大林的最横暴的压迫的。但你们如果真是忠于共产主义，忠于无产阶级及一切劳苦群众的解放斗争事业，那就必须不顾任何困难，任何压迫，甚至任何迫害，必须挺起身来，在你们党内进行极坚决极勇敢的斗争！
要实现这一斗争，首先必须冲破你们党组织上的官僚集中制（即只许上层批评，下层互相批评，而绝对不许下层批评领导机关的“总路线”，不许批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思想及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思想等的制度），而根据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民主集中制的党内民主权利（即对于有关革命的任何理论和政策，党员不但可以互相批评，而且可以批评领导机关的任何领袖的权利），将你们党现行的全部“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总路线和一切政策，要求你们党的领导机关提出到全体党员面前来重新加以检讨和批评，来与俄国十月革命中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论，路线和策略对照，与中国第二次革命中致使革命惨败的机会主义理论，路线和策略对照，要求根据十月革命胜利和中国第二次革命惨败的教训来根本改变你们党现行的机会主义领导。假如你们的领导机关拒绝这种要求，拒绝这种改变（我们相信它是一定拒绝的）那你们就应当不顾你们领导机关的干涉，应该自己进行检讨，进行批评，自己提出自己的主张，重新集合一切革命分子来与你们的领导机关对抗，同它分裂。为了忠于共产主义，忠于革命，这样的对抗和分裂，是绝对需要和应该的。而我们将完全站在你们方面，用马克思，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理论和遗教，用西欧，俄国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来帮助你们，与你们携着手进行反机会主义的斗争，重新组织革命的领导，将你们已经进行了的运动领导到第三次革命的胜利道路上去。
同志们，现在你们党的机会主义领导，是毫不犹豫地将你们带到万丈悬崖的边缘去！假如再不及时地，坚决地，勇敢地回过头来，与你们党的机会主义领导进行斗争，绝对地脱离它，那比之第二次革命失败更为悲惨的灾祸，将光临到你们的头上！！
现在是时候了，如果再不觉悟，再踌躇，再拖延，都会变成罪恶，都会造成浩劫的。同志们，立刻地，坚决地，勇敢地站起来与你们党的机会主义领导斗争吧，将现时被机会主义领导的运动扭转到第三次革命的前途上去吧！
此致
布尔什维克主义革命的敬礼！
①中共提出的和平八项条件为：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军队；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录入者注 |
我们对于国共准备重新和谈的态度和主张（中国革命共产党中央政治委员会，1949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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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于国共准备重新和谈的态度和主张
中国革命共产党中央政治委员会（1949年3月20日）
（一）自中政委会发表《最近国际及国内局势的新发展与我们的工作方向》（去年11月11日）后，4个余月来，国际局势尚无多大变化，但国内局势却起了一个重大的转变：由反动的国民党政府在徐蚌战争中完全溃败，蒋介石即被迫发表了《元旦文告》，要求「和平」；毛泽东针对蒋的《和平文告》，宣布「和平八条件」；孙科提出「无条件停战」，争取「光荣的和平」；蒋介石离开总统职位，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宣言「以毛泽东八项和平条件为基础」，「力求实现和平」，并邀请南京和上海的「民众代表」赴平向中共「试探和平意向」；最后，共方亦表示愿派代表与国民党进行和谈；同时，国共在军事上亦呈现着停滞状态；——这一连串的事实都表示出：不但国民党的「戡乱」已有180度的转变，而且两年余来异常猛烈的国共内战局面又在开始终转向公开和谈的局面了！不管这一局面能继续多久及其后果如何，都不能不说是我国当前政局上一个重大的新的变化。我们站在无产阶级和贫农的立场上，必须对此加以严重的注意，分析国共双方对和谈的企图及其趋势，向群众表示我们对此种和谈的态度，向他们指出争取实现真正和平的路向。
（二）异常之明显，蒋介石这个独裁者之所以公然表示放弃「戡乱到底」，转而要求「和平」，甚全宣布「下野」，乃全由于他20年来的反动统治，无论在经济、政治及军事各方面都已澈底暴露其绝顶的腐杇无能，不但招致了一切民众的极端仇视和愤懑，即他一向所凭借的社会基础——一般的资产阶级和地主们也已对他表示失望和厌弃，最后，甚至他多年来所唯一依靠的美帝国主义，也公然拒绝支持他而决心寻求另一工具了。但在蒋介石的主观上，他这次之「求和」与「下野」，全是一种阴谋。他的「求和」，只是为了缓和他在军事、政治、经济上破产所引起的不可抵抗的压力，以便获得喘息时间，重整旗鼓来再度从事战争；他的「下野」，更只是为了缓和同一压力，以便经过一番重新部署之后，卷土重来；——这从他的「元旦文告」及离职前夕的一切布置（如撤换台湾、褔建、浙江、江苏、广东、四川等省的军政要员及整军练军等）中赤裸裸地暴露了出来。孙科呼喊「无条件停战」及「争取光荣的和平」，仅仅是蒋介石的和平阴谋之合奏。至李宗仁之强调「力求实现和平」，除了他站在蒋介石的同一反动立场上希图缓和局势之外，便是想利用与中共和谈来提高桂系的权位，以便拉拢国民党内外各派势力，尤其争取美帝的重新援助，代替蒋介石（牺牲一部份官僚资本集团的利益）延续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总之，不管蒋介石派和李宗仁派间对共党和谈有何分歧意见，但在本质上都是希图利用和谈来缓和局势，争取时间，尽可能保持自己的实力，准备随时从事续战，以便拖延国民党残破的反动统治，等待美帝国主义发动反苏第三次大战来救援。
（三）中共这次在军事上既已获得空前大胜，并正当国民党统治陷于异常危急的关头，也公然提出「和平八条件」，并应允派遣代表与摇摇欲坠的国民党进行和谈，这除了暴露该党所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的无可救药的机会主义妥协性之外，便是表示它在徐蚌战争中受了巨大的损失，也希图利用和谈获得时间来整补其军队，并以此分化国民党，争取蒋系以外的势力到自己方面来。毛泽东所宣布的「和平八条件」，虽自认为实现「真正和平」的基础，但实际上只是史太林党的全部机会主义（所谓新民主主义）政纲之最有系统的具体的暴露而已。所谓「惩办战争罪犯」，是纯粹站在军事观点上用「惩办」几个「战犯」来代替消除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正如「联合国」惩办几个日本战犯来掩盖它维护日本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基础一样。只强调国民党政府「和美国政府订立大批卖国条约」，以此主张「废除卖国条约」，而不具体提出取消中美商约，中英条约（如收回香港九龙等），中苏条约及其它一切不平等条约，没收帝国主义的财产（实际上还宣言「保护外人的生命财产」哩！）等等，这不但表示它有意讨好英帝，准备与后者勾结，掩盖苏联官僚的罪行，给帝国主义及国民党以反苏的口实；而且是保留了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经济生活中的支配基础。笼统地主张「改革土地制度」而不提出「无赔偿地没收一切地主富农的土地归贫农」，显然是现时中共牺牲贫农利益与地主富农妥协路线之继续。「没收官僚资本」而不提出工人监督生产，反而同时宣布「保护工商业利益」，这只是国民党资产阶级「左派」的立场。不提出澈底粉碎国民党的反动武装，由工农民军来代替资产阶级的常备军，而只主张「改编一切反动军队」，更是模仿过去军阀收编别系军队的反动行为。主张「召集没有反动份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仅仅是以前坚持召集政协会议，成立联合政府之一种稍为修改的翻版，而以此来对抗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和建立工农政府，比之俄国的孟什维克还要远为反动。至于在现时提出「废除」「伪法统」和「伪宪法」，简直是毫无意义的空话。最带讽刺意义的是：毛泽东在他的「八项和平条件」中完全没有提到工农及被压迫民众的一般基本民主权利（如出版、言论、集会、结社、信仰及罢工等），这不但表示中共平日所宣传的民主自由是虚伪的，而且暴露它取得一部份政权之后，便已害怕民众，而不敢提出民众的基本民主自由权利了！但最荒谬而又最反动的是：所谓作为「真正和平」基础的八条件中，竟无一句话涉及工人的任何利益，这便充分暴露史太林党已经完全背离工人阶级而澈头澈尾地变成为一个小资产阶级的集团了！像毛泽东这种代表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的和平妥协纲领，不但绝不能获得真正的和平，而且不可免地要被资产阶级的政客们利用去愚弄工农大众，以便重新稳定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的。至史太林党以为利用和谈可以分化资产阶级，分化国民党，以此削弱国民党的统治，以后再逐步用军事去消灭它，但实际这只是让国民党获得喘息的时间，重新团结自己，整补军队，并争取美援来准备新的战争而已。
（四）从现时国共两党准备和谈的种种事实和企图分析起来，它们的和平妥协是绝少任何客观条件的。即使双方将来互派代表进行和平谈判，甚至根据谈判成立某种形式的联合政府，但国共间的基本矛盾还是继续存在的，往后的破裂和重起战争仍然是不可避免的。最后，中国将被迫拖进美苏第三次大战的浩劫中。
我们一向认为国共所进行的内战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陷中国工农及一切被压迫民众于极端痛苦的深渊。因而我们坚决主张和平。但我们坚持的和平绝不是国共妥协的虚伪的和平，而是革命的真正的和平。在现时要实现这种真正的和平，首先必须让工农及一切被压迫民众自己组织起来，行动起来，以自己的力量和武装澈底粉碎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的全部反动统治机构，立刻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完成土地革命和民族独立，实行8小时工作制和国内弱小民族自决，由此走上建立工农政府（即无产阶级领导贫农的政府）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但中国史太林党所坚持，并正在进行的全部机会主义和军事冒险主义路线，恰好是阻止工农及一切被压迫民众走向这一实现真正和平的革命前途。因此，我们对于现时国共行将进行的和平谈判，不但要尽量暴露国民党方面的和平阴谋，而且要特别指出中共对和谈的机会主义的妥协毒害。我们必须依据我们的全部过渡纲领及当前的事实，分别在国共统治的区域内向群众进行坚决的鼓动和宣传，以此引导群众去为实现革命的真正和平而斗争。
（五）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除了暴露国民党的一切反动横暴的压迫政策和它现时的和平阴谋，反对美援，反对它的整军备战、征共征实等外，我们要特别着重鼓动释放一切政治犯，取消一切特别法，戒严令，解散一切特务组织，以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和罢工等的完全自由。只有这样，才能让民众有可能自由组织起来，行动起来，准备用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武装去摧毁国民党的统治。也只有这样，我们的过渡纲领（如8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归贫农，对外民族独立，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等）才有可能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鼓动和宣传，获得群众的积极拥护，使我们的过渡纲领成为群众行动的指南。我们在这区域内的总口号是：打倒国民党政府，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其它一切口号，都应围绕着这一总的中心口号而进行鼓动和宣传。
（六）目前中共已统治了半个中国，因此我们要特别注意在中共统治区域内进行有系统的宣传鼓动。首先我们必须向群众指出：中共现时所谓的「人民政府」统治，实际上是一种建立在枪杆上的少数官僚的军事独裁，最后分析起来，中共现时的政权是资产阶级性的，是建立在小资产阶级的农民武装与资产阶级妥协的基础上，其最主要的基础是小资产阶级的农民。像这样的政权是极不稳定的。因此我们要特别提出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和罢工等的完全自由，使工人和农民自由组织和行动起来，以对抗中共军事独裁的压迫暴行。我们提出澈底粉碎国民党的一切旧统治机构，解散一切国民党军队，来对抗中共现时原封不动地接收国民党的旧统治机构和改编国军的反动政策。我们提出工人组织工厂委员会，实行监督和管理生产，来代替现时中共以新官僚接收国民党官僚资本集团的产业及与一切资本家进行合作的反动行为。我们提出立即实行8小时工作制和按照物价指数增加工资，来对抗中共现时所规定的10小时和12小时工作制及依照国民党统治时代的工资标准发给工资。我们主张组织贫农委员会，由它实行无赔偿地没收一切地主富农的土地分给无土地及土地不足的贫农和兵士。我们主张立即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以代替现时中共坚持的与地主资产阶级谋求妥协的「新政协会议」，并同时成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准备建立工农政府，以代替现时中共所坚持的各阶级合作的「联合政府」。总而言之，我们要尽量暴露中共牺牲工人和贫农利益以图与资产阶级谋取妥协的一切反动政策，以我们代表工人和贫农利益的过渡纲领来对抗它。只有这样的鼓动和宣传，才能将工农及一切被压迫民众逐步地从史太林党的机会主义的欺骗下解脱出来，重新走上革命的道路。总而言之，我们在共区的基本路线是：转变史太林党站在机会主义路线上的纯粹军事冒险行动为真正民众的革命动员。
（七）在中国要实现真正的和平，只有经过一个狂风暴雨的革命，澈底摧毁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及一切资产阶级社会基础，建立工农政府，完成民主民族的历史任务，走上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并将这一革命推广到东方各国及全世界去，才可思议。也只有如此，才能阻止美苏第三次大战的爆发，避免中国陷入这次大战的浩劫中。此外的任何道路都是没有的。
中央政治委员会1949年3月20日通过 |
中国革命共产党（第四国际中国支部）时局宣言（1949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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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共产党（第四国际中国支部）时局宣言
工人、农民及一切被压迫民众们：
蒋介石已宣布「引退」了，这个出色的「民众刽子手」，这个满手血污的专制屠夫，终于被迫而离开他的首都了。资产阶级报纸一致颂扬他的「贤明的退避」。一致把他的「引退」解释成为蒋介石及其政制「谋和的诚意」——这是漫天大谎！他这次分明是在全体被压迫民众的敌忾中出走的！假如不是长期的中国社会震动已澈底腐蚀了他的统治基础，假如不是普遍的反抗已使他完全孤立，假如不是广大和执拗的农民武装斗争终于把他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机构的惊人腐杇全盘暴露出来，一句话，假如不是他的反动统治已替自己掘好了坟墓——他是不会轻易离开的！
蒋介石走了，他留下给中国人民的只是一团血污，一片废墟！在「三民主义」的反动盾牌之下，他20余年来所干的业绩就是用「奴隶择主」的政策来葬送中国民族的建立，用监禁和杀戮来代替民主，用饥饿和贪污来摧毁人民的生存权。中国人民今天只有立即经过狂风暴雨的革命浪潮把蒋介石底残存的腐朽统治机构加以澈底的扫除，才能替未来中国经济和政治的改造奠定坚固的基础。
今天中国所缺乏的正是这一真实的革命。正因为如此，蒋介石的出走才带着一种不容忽视的阴险和诡诈的意义，他才能从容的替他明天的卷土重来布置基础。也正因为如此，帝国主义及其工具——中国资产阶级才能够继续玩弄阴谋。他们希望牺牲中国资产阶级政制中最腐烂的一环来挽救他们的整个利益。他们用另一个工具来代替一个残旧的工具。李宗仁之代替蒋介石只有在这一意义上了解才可思议。假如蒋介石不适宜于扮演一个「和平之鸽」，那末就换一个李宗仁吧，其目的则一——诱致中共的妥协，替资产阶级的摇摇欲倒的统治争取一个喘息的机会。这就是今天南京政府的「和平」，接受这样的和平，也就等于又在一个新的危急关头中，挽救资产阶级反动政制的生命，替中国的特戈尔——蒋介石留下一个复辟的余地。
中国史太林派共产党正在企图与「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进行和平谈判」。毛泽东在他的声明中已清楚的指出：他拒绝接受蒋介石的和平条件，但他并不拒绝在他自己提出的八个条件之下进行和谈。而这八个条件，除了「惩办战争罪犯」一条之外，竟意外迅速地完全为资产阶级接受作为谈判的基础。资产阶级的代表们甚至讽刺地称这些条件与「三民主义」并无冲突。这里必然牵涉到一个中心问题：毛泽东的八条政纲式的条件能否带来真正的和平？
毛泽东的八大条件分明就是他的有名的新民主主义政纲，也就是中共武装斗争的总战略目的。
在一个真正的革命党看来，把和平提高到战略的平面上，也就等于把和平与用革命手段来解决中国一切基本问题的政纲联结起来。在这里，和平才暴露牠的真正的本质，真正的面目——牠只是，而且必须是革命的最后的战略目的。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所发生的一切战争（包括内战外战），一切阶级的冲突，一切不安和骚乱——完全是由于中国社会矛盾所提出之一切基本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只有澈底解决了这些问题，并进而澈底消灭了人剥削人的野蛮制度才能得到真正的和平。
毛泽东的政纲不能解决这些基本问题，因为：第一，他没有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不是少数几个「战犯」或「官僚资本家」，而是帝国主义及与帝国主义密切勾结的整个中国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这个反动统治不是靠驱逐或撤换几个领袖人物所能终结，牠也不能加以任何改良，只有用澈底的革命手段才能摧毁；第二，正因为如此，他没有透澈了解中国的阶级关系，没有认清整个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无能、背叛与澈头澈尾的反动性质，企图把整个反动的资产阶级划分为「反动」与「进步」的两群，与后者成立分赃式政治协商会议及联合政府，幻想经过与资产阶级的合作来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三，与资产阶级妥协势必引伸到与帝国主义的妥协，毛泽东虽然在口头上反对美帝国主义，但他却不敢提出「没收帝国主义在华的全部财产」，而代之空洞的「废除卖国条约」；事实上中共占领北方几个大城市之后，已公开宣布保护一切帝国主义者的生命财产了，这种妥协行动把一切反帝国主义的空口允诺都推翻得干干净净了；第四，毛泽东在他的声明里还暴露了另一个致命的弱点；他始终不敢触犯到克姆林宫战后对于中国工农公然叛卖的政策，他不敢指出史太林和罗斯福签订的雅尔塔协议及其副产品——中苏协议正是掩护美帝国主义今天公然侵略中国，助长中国内战的一面盾牌；因此，他的「废除卖国条约」不敢具体的包括「收回一切租借地及割让地（包括香港、九龙、澳门、旅顺、大连等）」，「撤退一切驻华外军（包括英美苏驻军）」，「取消中美商约、中苏协议及其它一切卖国密约」等要求；第五，正因为中共对中国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对苏维埃官僚采取这种不可药救的妥协态度，牠才不敢全面的坚决的触到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牠以空洞的「改革土地制度」来代替「无报偿的没收地主的土地归贫农」，以单纯的「改编」来代替「成立兵士委员会及民军」的要求，他甚至没有提到人民的一切自由权（包括集会、结社、罢工、示威、言论、出版等自由），最可注意的，他矢口不提中国工人阶级有生以来生死力争的八小时工作制及今天正竭力要求全面实现的「按照物价增加工资」，毛泽东心目中没有工人阶级，因为他为了讨好资产阶级，早已宣布「劳资合作」「努力生产」这一类以工人阶级为牺牲的反动政策！最后，但重要性不稍减的，毛泽东一方面攻击国民党的「伪国民大会」，要求「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另一方面却不主张把政权直接交还人民——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中心问题，但毛泽东仅以单纯的「接收」一切资产阶级的旧统治来代替马克思关于澈底摧毁旧政权的遗政。北平的「和平」清晰的证明毛泽东所走的不是革命道路，而是换汤不换药的「改良」！
正在这种妥协的、不澈底的基础上，毛泽东重新在「解放区」中下令停止土地斗争，不敢实现澈底的民主，不敢成立兵士和农民的代表会议，不敢以明确、透澈和勇敢的革命口号来动员全中国，特别是蒋介石统治区域中的工人阶级及其它劳苦大众起来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中国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今天中共反对蒋介石之只敢限于纯军事的行动正如昨天蒋介石抵抗日本天皇之始终限于纯军事抗战一样，完全是出于他们的共通的反动心理：害怕自己无法控制工农的革命运动，害怕这个运动必然反过来攻击自己。假如由于这种政策，蒋介石昨天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只为的是与美帝国主义妥协，今天毛泽东打击了蒋介石也只为的是与另一个资产阶级代理人妥协，这就是南京资产阶级立即接受毛泽东的妥协条件为和谈基础的秘密！
显然的，在最近不久的将来，以「联合政府」为代表的妥协政治将出现在中国舞台。不管其成立的过程如何，不管其内部的力量关系如何，这种「联合政府」只是全般继承了南京政府所由崩解的社会矛盾，牠不能解决这些矛盾，因此牠的结局不是被中国内部的阶级斗争撕毁，就是被美苏的冲突撕毁，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西欧的法国，东欧的南斯拉夫，已替中国未来的「联合政府」指出两个典型的决择。
只有中国工人阶级及时起来才能干涉和挽转这个新的妥协及牠所必然招致的新悲剧！中国当前局势的一等严重的现象就是：在农民武装空前胜利资产阶级政制空前溃败的有利时机中，中国工人阶级竟缺乏一个强大和正确的党，竟无法抬起头来！这一点固然是国民党长期的屠杀和迫害的结果，但主要还是史太林党的同样长期的反复无常的机会主义与冒险主义的跳跃，尤其是牠最近对于工人阶级的反动政策才造成城市工人今天对农民军事胜利的冷漠，迷惑、怀疑和瘫痪的态度！「解于军」占领城市（从济南到天津）从没有唤起过城市工人的热烈响应，这一刺目的事实与1927年上海工人以三次暴动来迎接北伐军的热烈态度形成可悲的对照！
中国革命共产党（第四国际中国支部）现在严重的向中国工人阶级指出这一危机：由于中国工人阶级缺乏组织和一个强大的真正无产阶级党，农民的武装已落入一双妥协派的手里。牠正被史太林党的上层官僚利用来向资产阶级讨价还价，成立「联合政府」，农民武装一旦充作「联合政府」的保镖，牠就势必被资产阶级及妥协派利用作进攻工人的工具，工人阶级不能幻想别人来解放自己，牠必须及时的团结来，恢复和巩固自己的阶级组织，创造工人阶级的新领导，在这个新的正确的领导之下，坚决的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工具——中国资产阶级，肃清障碍这一斗争的妥协派，勇敢的从日常的经济斗争走上政治斗争，从民主斗争走向夺取政权的社会主义斗争，只有经过这一艰苦的与农民联合斗争的过程，才能重新唤起农民对城市工人阶级的信任，才能使中共及「解放军」内部的广大下层贫苦农民得到鼓励，才能重新把农民从资产阶级及其奴仆——妥协派方面拉开，才能替工农联盟奠定一个巩固的基础。
中国革命共产党以同等严重的态度向中国广大贫苦的农民大众，向「解放军」的下层农民武装同志，向中共的一切下层农民党员群众提出这一热切的劝告：中国资产阶级因为自身与土地利益保有密切的关连，牠绝不敢，也不愿意满足你们的土地要求及其它民主要求，你们的上层领袖（以毛泽东为代表）引导你们去和资产阶级合，等于引导你们走入一条死巷；只有一无所有的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革命共产党（第四国际中国支部）才是你们的真正可靠的同盟者。立即背向资产阶级，转向工人！他们正向你们伸手！澈底的土地斗争必须与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联合起来！
最后，中国革命共产党以一个无产阶级党的资格向全中国被压迫民众贡献牠的和平条件：在中国实现真正和平的前提条件就是澈底地满足大多数工农大众的历史和社会的要求，而实现这一条件的唯一手段就是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靠自己的斗争力量澈底清除横在我们道路上的一切障碍！
我们要自由！——给我们以全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示威的自由！打倒戒严令！打倒特务！打倒保甲制度！释放一切政治犯！
我们要粮食！——按照物价指数增加工资，打倒伪造的生活指教！立即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我们要土地！——立即无报偿的没收一切土地归贫农！铲除征粮征实！
工人监督生产！——无报偿的没收一切「官僚资本」，一切大企业、银行、矿山、森林，收归国有，由工人组织工厂委员会监督生产！
武装归还民众自己！——立即在「解放军」及其它一切军队中成立兵士委员会，军官由兵士选举！反对一切违反人民意志的强抽壮丁！以民军来代替雇佣的常备单！
中国境内一切少数民族均有自决权利！——打倒大汉族主义！
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没收一切帝国主义在华的财产，收回一切租借及割让地，撤退一切驻华外军，取消一切新旧不平等条约，中国问题由中国人民自己解决！
打倒资产阶级国民党的军事独裁，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解决中国当前一切重大问题！——反对分赃式的政治协商会议，反对一切变相的军事独裁倾向，反对一切变相的军阀割据！
工农政府万岁！——革命的农民不应与资产阶级任何派别成立「联合政府」，应该与工人共同反对资产阶级，成立工农政府，只有工农政府才能替中国民族打开一个澈底改造，澈底解放的远景！
以上就是我们认为实行和平的最可靠的条件，没有澈底的革命，就没有澈底、真正和恒久的和平！
中国革命共产党（第四国际中国支部）中央委员会
1949年1月25日 |
最近国际国内局势的新发展与我们的工作方向——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1948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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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国际国内局势的新发展与我们的工作方向
——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1948年11月11日
1948年11月初版；1949年2月再版
（一）最近国际局势的新发展要求我们特别注意最严重的现象便是：战争的威胁又重新支配了国际政治和经济诸领域，而唯一能够阻止战争到来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则由于许多原因，主要是由于史太林主义的致命障碍与主观领导生长的过分缓慢，而遭逢不断的挫败。我们必须严重承认这一事实：在战后三年来战争与革命的竞赛中，前者又以压倒的优势远远走到前面了。
（二）现在在国际的主要矛盾：美苏冲突中，美帝国主义无疑已占了操纵的地位。她的内政和外交的趋势足以指示整个资本主义旧制度的一般动向。在战后第一个时期，美国为了急于霸占世界市场，她的国内工业曾一度积极进行复员工作，即由战争工业转变为和平工业。但这一复员工作旋即为世界市场的混乱、衰弱和不安所阻挠，逐渐陷于停滞状态，当时不仅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一般较精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者，都是根据这一事实来预测美国新经济危机或不景气的临近的。我们一般的认定新的经济危机将促进世界革命的发展并推使美国立即走向战争。现在这一估计显然有及时加以修正的必要。美帝国主义在不景气临近的前夜已迅速走向战争的准备了。最具体的表现就是陷于停滞的和平生产已急速回转到战时的生产。整个美国经济现在又开始战争化了。最近美国经济的重新繁荣就是造因于此。
（三）美国战争工业的繁荣暂时缓和了工人阶级的失业和不安定，使他们的斗争重趋沉寂，并因此阻缓了他们的政治觉醒过程。这一点对于美帝国主义在国内的巧妙的政治攻势，尽了很大的辅助作用。反苏、反共的宣传，「不稳分子」的大批清除，反劳工法案和压迫黑人政策的施行……这一连串步骤都证明美帝国主义在国内积极替自己清除走向战争的道路。在这一趋势中，最富于象征意义的便是军国主义的强化和军人阀阅的形成，这一军人阀阅现在已逐渐干预和操纵美国对外对内的政策了。
（四）在外交方面，最重大的变化便是马歇尔的援助欧洲的经济复兴计划已讯速转变为重整西欧军备的备战计划了。「欧洲合众国」的乌托邦计划已代之以西欧五国军事同盟，更进而扩张为北大西洋七国军事同盟，其主要军事领导权当然握在美国手中。现在则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军事同盟机构也在酝酿中。那个「和平」的联合国则久已转变为美国制造战争舆论、孤立苏联的备战机关了。
（五）美国这种内政和外交的全面备战计划，再与她的军事的积极部署配合起来，已构成一个无可否认的因素，使新的世界战争将加速的到来。
（六）在这一可怕的战争压力之下，苏维埃官僚也被迫而停止了苏联战后的和平复员工作。第四个五年计划未及完成已为战争的计划所补充，苏维埃的经济机构本已不足应付全国人民的消费要求，经过战争的严重破坏之后，这一机构还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和平时期才能恢复到战前的水平，但现在复兴的计划刚刚着手进行，便为新战争的威胁所阻害，使整个残缺不全的经济机构又负上沉重不堪的负担。这就不可免要造成苏维埃经济的不可忍受的危机：牠一方面必须牺牲国内人民的消费要求，另一方面又必须加紧向牠的卫星国搜括牠们的物资和人力。这种应急政策结果势必空前加强国内人民对整个官僚层、以及诸卫星国工农对苏联的不满和离心的倾向。假如肃清之再度带热性的发生。强迫劳动与集中营的大量增加是前者的表现，则南斯拉夫的「叛变」以及东欧各国共产党重要领袖之不断被撤换便是后者的表现。
（七）为美国的战争威胁及这一威胁所促进的危机所惊吓，苏维埃官僚除了一面用更横暴的手段对付国内人民以及更进一步迫使东欧诸小国迁就苏联维埃制度以外，便是在外交上采取一种新的冒险主义政策，企图利用各国共产党以「左」的姿态在资本主义各国的工农中造成一种革命压力，迫使以美国为首的资本帝国主义与她妥协。这一政策在欧洲则表现在法意两国的几次无效果的总罢工和散漫的工人斗争中，在东方则表现在差不多所有殖民地的内战中。假如这一次法国北部矿工的惨败是这种无计划，无口号的冒险主义行动结果，最近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暴动的流产便是这种行动的另一典型的代表。克林姆宫这新冒险政策的最大特点便是藏着极端腐败的机会主义实质。当法意工人受了史太林党领导的伪善的斗争煽惑所鼓励，风起云涌地走向政治斗争时，史太林党却立即把这一斗争限制在经济斗争的界限之内，并利用这一斗争迫使资产阶级恢复「联合政府」。在东方，史太林党则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转变为一种纯军事的冒险，而其主要目的也在迫使「民族」资产阶级接受「联合政府」的计划。所谓「联合政府」，无论在西方或东方，其主要作用也是替克林姆宫制造有利的外交筹码。但数十年的惨痛经验告诉我们：冒险主义的最后牺牲者不是帝国主义而是国际无产阶级和殖民地的工农大众。这一切史太林的冒险主义政策也不能例外，等到牠把工农的力量耗竭净尽之后，美帝国主义将肆无忌惮地向苏联进攻。因此，牠客观上替美帝国主义铺平了战争的道路。
（八）上述的一切条件证明：美国正全面的走向战争，而苏维埃官僚的一切政策则在客观上帮助美帝国主义的备战计划，在这个总的战争趋势中，一切和平妥协都只能是一种策略性的插话。目前尚有两个条件成为美国走向战争的重大障碍：美国战略据点之尚未充分完成，以及法意工人阶级之尚未遭逢压毁，特别是后一条件迫使美国要采取审慎的态度。但不幸法意史太林党领导的每一致命的失败主义步骤都在摧残法意工人阶级的意志和力量，鼓励美帝国主义盟友——戴高乐等法西斯运动的生长，并加强美帝国主义对西欧的控制，这就造成了目前世界革命的骨干——法国革命势力有被折断的危机。
（九）史太林主义在战后空前的发展以及牠之能够成为革命主观领导生长的严重障碍，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苏维埃工农之战胜希特拉和战后苏维埃官僚的扩张政策。牠与其它改良主义的机会主义领导不同，牠那种特有的不稳定和左右跳跃的路线，已证明是败坏工人情绪、浪费其力量、混乱其思想的最可怕的疫病，这一疫病不仅已证明有足够的力量促使国际工人阶级及一切劳苦民众坠入第二次大战的深渊中，而且还正在证明牠有足够的力量促使他们重受第三次的浩劫。正是史太林主义这种意外顽固和凶恶的疫病才使第四国际运动备受折磨、摧残和障碍，致令其生长的速度陷于意外的迟缓。「整个人类的危机还原为无产阶级领导的危机」——这句话的严重意义在目前显得加倍的深刻。
（十）中国当前局势的主要特点是城市工人阶级不仅尚未从过去的长期失败中恢复过来，而且还继续忍受史太林主义领导的最沉重的灾害。中国无产阶级的不断被击溃和颓丧造成了中国历史的稀有的例外：一方面是腐杇入骨的资产阶级国民党政制竟能继续延长其早应熄灭的残息，另方面是小资产阶级党——史太林派共产党的空前膨胀。这两个党的长期军事斗争不仅反映和加深中国社会的复杂而深刻的矛盾，而在战后，还与美苏的国际冲突发生有机的关连。
（十一）最近共军的空前胜利以及国民党在军事惨败中所暴露的全部弱点，迫使我们要在这一新发展的光照之下，对内战双方加以重新的估计。我们在过去一切基本文件中，对中国史太林党及其武装的特质和阶级基础的全部分析仍然保持全部的效力。但这并不妨碍我们随着这个党的新的发展而更进一步的补充，甚至修正我们过去的某一部分见解，在这次军事胜利中，除了暴露国民党政制腐烂的深度之外，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事实和倾向有如下几点：一、中国史太林党的武装虽然是一种农民的武装，但他得到苏联移交的大批日军武器，以及苏联直接所给予的新武器，特别是重武器，这使牠不仅有充分的力量冲破国民党传统的封锁和碉堡政策，甚至还能够攻占城市。我们过去虽然从未排斥中共的农民武装有攻占城市的可能，但我们对于上述的新因素显然没有给予特别重视；二、中共这次占领东北及华北的若干重要城市，是付了莫大的政治代价的，假如牠过去利用土地改革来扩充牠的群众基础和兵源，现在则经过土地改革的匆忙放弃和工商业的保护政策来博取城市资产阶级的谅解，作为牠进占城市的基础；三、中共不限于与城市工商业妥协，牠甚至还更进一步尽可能保存国民党旧政制的一切现成的机构和统治层。这种深刻的堕落政策表面上似乎可促成国民党的瓦解，实质上却使中共大开门户，成为国民当旧军阀、官僚政客、土豪劣绅的新避难所。
（十二）上述的几种严重的事和倾向，把中共军事胜利的意义贬降为纯粹的军事和政治投机，甚至连牠过去所标榜的改良主义气味也丧失掉了。而这种投机所尽的唯一作用只是利用那些不满现状的中国民众来满足苏维埃官僚的战略目的。但这种投机对于中共未来的发展却势必发生如下的决定的影响：第一、中共及其武装已被迫而把牠们的社会基础扩大到城市中去，即是说牠们不仅包含了农村，而且包含了城市的全部矛盾了；第二、中共对城市的资产阶级及其统治机构的迁就，将迫使牠们逐渐脱离农民的基础而澈底屈服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变为国民党第二，而牠的武装则逐渐变为正规军化的雇佣军，成为保护资产阶级私有财产的新工具；第三、中共及其军事机构只简单地逐渐承受了国民党的全部社会矛盾，并没有加以丝毫决定性的变革，这一点将保证牠在不久的将来迅速重蹈国民党的腐化、反动和终于瓦解的过程；第四、中共愈屈服于中国的民族主义，愈被中国民族的诸般矛盾所束缚，牠将愈益难于忍受克林姆宫那枝反复无常的指挥棒，因为每一次匆迫的跳跃都足以引起中共内部的致命危机，甚至引起深刻的分解，这是中共未来将被迫而重走南共道路的社会前提；第五、今后任何重大的历史事变，一旦引起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的新的紧张，必然也招致中共内部的分解：在革命的条件之下，包括在中共内部的下层工农分子将势必与上层的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领导分子发生破裂；在战争的条件下，所有包括在中共内部的资产阶级军阀政客将必然成为美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第五纵队，在火热的战场上使中共陷于崩解或整个投降。
（十三）当然中共的这种黯淡的前途并不会留给国民党有任何胜利的机会。国民党政府正因为在军事、经济、政治上证明已全般失败才急于把自己的命运缚在美帝国主义的战车上。美帝国主义在战后三年来正在利用国民党的一步一步的惨败来屈服中国资产阶级并把中国推向澈底殖民地化的方向去。最近东三省及华北的军事失败，所谓「经济改革」政策的破产，政治上严重的离心倾向，宛如火山一样一齐爆发起来，使资产阶级国民党政制陷于空前狼狈的地位。但它之仍然没有立则塌台，并不是由于奇迹，也不是完全由于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主要的仍是由于中国城市工人阶级继续伏处不动。假如下一阶段，在粮食或其它条件的威胁之下，迫使城市工人阶级风起云涌的起来斗争，这个政府的寿命是指日而待的。正因为预感到这一点，国民党政府现在正在争取时间，希望在徐州会战中获得一个喘息机会，迅速取得大量的美援。为了维持这个极端反动而又极端脆弱的统治，国民党将不惜接受美帝国主义把中国「日本化」的条件：加入国际的及其军事同盟，使中国更直接的隶属于美国参谋部的监督之下。事实上资产阶级国民党的全部计划久已自动地迁就美国的战略目的了。工业南移，西南铁路及公路干线的加紧建设，沿海一带重要据点之美国化设备、军事人员的训练，美国军事、经济顾问团的来华，……这些都在说明中国正在转化为美国对苏作战的基地。将来的发展只是表明美国将逐步把备战的支配权从又腐败又无效的国民党机构手中更直接地落入美国参谋部手中而已。国民党的参战步骤与中国殖民地化过程是紧相连系的。当然在国民党再度遭逢更无可收拾的财政上或军事上的溃败之时，恢复和谈，其至组成「联合政府」都是可能的，但中国局势只是国际局势之一环，中国内战假如得不到世界革命或中国第三次革命的及时干涉，便被命定要痛苦地拖延到第三次大战中来解决了。一切行情性的军事荣衰，一切妥协和谈（包括「联合政府」）都只能是这个总行程中的插话。
（十四）直到今天为止，虽然国际、国内的局势证明战争已远远走到革命的前面，但世界革命尚未耗竭牠的伟大潜力，牠的骨干——法国革命力量尚保留大部份生机，一旦在这一革命的胜利推动之下，中国无产阶级还有重新觉醒、团聚和抬头起来的机会。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更应加紧进行革命的准备工作。我们之特别着重指出战争的威胁只是为的打破一切和平主义的幻想和惰性，使我们党的每一个干部和党员及早的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准备应付一个最坏的前途，这个前途不仅有极大的可能性，而且有极大的实现性。我们必须不懈的、耐心的利用一切时机向群众进行坚决的反对第三次大战的斗争，揭破克林姆宫及其奴仆（各国共产党）否认战争危机以及一切企图藉腐败的和平主义手段（如缩军等）来消灭这一危机的反动空想，暴露帝国主义备战的每一步骤，积极指出只有世界革命，只有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才是终结这一灾劫的基本道路。这一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在中国具有特别现实的意义，因为它不可免要与反对内战，无条件休战实现和平的口号发生天然的联系。在目前正因为战争而发生普遍的饥饿，正因为中共为了军事的利益而牺牲了农民的土地改革愿望的时候，和平的口号又天然地与要求吃饭、要求土地、要求自由的口号连系，每一个中国革命共产党员，必须把这些口号带到群众中去，与我们一般的纲领口号，特别是国民会议与工农政府的口号配合起来，灵活地进行宣传鼓动的工作，扩大党的基础和影响，谁要是在这千钧一发的时机中袖手旁观，谁就是革命的怠工者。
（十五）在组织上，我们党必须在重要的产业城市中积极建立、加强和扩大牠的组织。在北方和华中一带，准备适应全般新的条件，在中共统治之下作极其刻苦耐心的地下工作，这些地方的同志应该澈底明了中共平身的矛盾及其前途，消除史太林格别乌所长期培养成功的恐怖心理。我们在中共统治区中继续活动的可能性是依赖这几个条件：（一）牠本身无法解决的矛盾将造成不断的不满和分化；（二）牠的马克思主义招牌给了我们一副天然的盾牌，使我们至少能够公开利用马克思、列宁的著作来进行有效的教育工作。只须我们充分利用这两个条件再配合巧妙的秘密工作方法，我们就能够很好的稳定和建立我们的基础。我们在这个地方的工作进行得愈有效果，我们将来就愈能从中共未来不可免的崩溃中收获大量的果实。由于工业的南迁，及未来战争期间政治经济重心的必然南移，华南的党基础显然增加其特别重要性。华南同志应该了解自己这一特殊的任务，加紧进行巩固和扩大党的工作，不要放过一分时机，浪费一分力量！
（十六）在战争时期，军事斗争将支配一切，每一个布尔什维克党员除了刻苦地进行政治理论的教育工作，并从实际的阶级斗争中学习经验之外，还应该尽可能对军事知识作初步的准备，预备将来随时都可能手握武器，进行武装的革命斗争。
（十七）我们托洛斯基主义者与一切和平主义者不同，我们不讳疾忌医，我们不怕说出真话，我们不回避现实，因此我们率直指出战争的迫近和最大的可能性，我们将加倍努力利用一切现存的可能条件来阻止人类这一可怕的浩劫；但我们一刻钟也不存侥幸的幻想，一刻钟也不忘记这一天经地义的真理：只有推翻资本主义才能消灭战争的一切前提条件。战争与「短促的和平插曲」只是资本主义临死挣扎的愈来愈厉害的间歇阵痛。每一个同志应该牢牢记着托洛斯基这句名言：「我们必须准备长年（如果不是几十年的话）的战争、蜂起、短促的和平插曲、新的战争与新的暴动」。即使我们来不及在这次「短促的和平插曲」中推翻资本主义，我们也能够有充分的自信和准备在「新的战争」中来推翻牠。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这一点：资本主义既然在「和平」的喘息时期中无法复兴，在新的战争中牠更难得救。在未来的战争中，原子弹的可怕的破坏力必然与革命的震动交织起来，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能经得起这种天翻地覆的剧变，史太林主义政制也难逃牠的最后试验，牠将在新的更致命的帝国主义围攻中澈底暴露牠的无能和失败主义的真面目，让苏维埃及全世界工农的不可遏制的愤怒来埋葬牠，使牠遭逢一个世界范围的大破产。这个时候，那些受了帝国主义数度欺骗和屠杀的工农大众将必然找到牠真正的领导：第四国际。 |
组织原则与方法——中国革命共产党建党大会（1948年8月20日至9月8日）一致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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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原则与方法
中国革命共产党建党大会（1948年8月20日至9月8日）一致通过
·（一）党的性质和任务
·（二）三种恶劣的组织倾向：社会民主主义、斯大林主义与苏瓦林主义
·（三）布尔什维克制之真髓
·（四）领导机关之作用
·（五）党内之派别
·（六）党内公报与机关报
·（七）党的成分
·（八）干部的培养
·（九）新的方向与新的作风
（一）党的性质和任务
（1）半世纪以来中国所呈现的长期的痉挛性的危机，在过去八年的抗日战争中，尤其是在战后将近四年内，以最尖锐的形式暴露出来。缺乏一个革命的领导，中国民族将陷于永无了结的混乱、衰败和屈辱的状态。
（2）根据中国革命性质、阶级关系及革命动力之最后分析，能够领导中国一切被剥削与被压迫群众彻底解决中国的历史性危机的党只能是一个认真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党。由于中国革命的不断性，又由于无产阶级的国际性，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党只能是一个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党之一部分。在今天，马克思主义的丰富了和深刻化了的别名诚是托洛茨基主义，而唯一能代表国际无产阶级利益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国际组织就是第四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党），那末今后，中国的无产阶级党，只能是以托洛茨基主义为基础的第四国际党。
（3）中国第四国际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先锋队或参谋部，它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和领导中国无产阶级，经过它领导农民及一切劳苦大众走向夺取政权，完成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它必须立即严格实现下列迫切的条件：要坚决地、自觉地与宣传小团体的阶段决裂，从纯粹干部的党转变为广大的群众党，排斥无所不包的中派主义的党观念，排斥无原则的分裂和拉拢，建立一种最严格的遵守党纲党纪的党结合[1]，培养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爱党精神，而且无论在任何条件之下，也要严格的保持无产阶级党的独立面目——忠实地继承俄国布尔什维克——列宁党的组织传统，因为在历史上，只有这个党第一次领导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获得了全面胜利。
（二）三种恶劣的组织倾向：社会民主主义、斯大林主义与苏瓦林主义
（4）在过去将近一个世纪的无产阶级国际运动中，有两种表面相反而相成的组织形式、作风和传统造成无穷的失败和祸害：社会民主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从第一国际的巴枯宁主义一直到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总是企图把无产阶级党的组织溶解于庸俗的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氛围中，形成一种无所不包的、松弛的、缺乏集中行动，因而也缺乏战斗性的团体。这种精神在第一国际时代反映了过时的小手工业者的没落倾向（以巴枯宁、普鲁东为代表），它与这些小人物之企图越过无产阶级革命而实现公社制度的无政府主义的浪漫空想是紧相连系的，这同一精神在第二国际时代则反映了一般小资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向上发展所产生的民主主义制度，怀抱了无穷的乐观。这与他们之幻想越过无产阶级革命，纯粹依赖于议会选票之逐渐增加来实现社会主义发生有机的关系。历史久已证明：巴枯宁主义的组织只在一个短促的期间内便烟消云散。第二国际的组织只适宜于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时代，当资本主义趋向崩溃而踱入革命与战争的临死挣扎阶段，这种充满和平主义与民主主义幻觉和惰性的组织立即遭逢破产，转变而为障碍无产阶级行动的绊脚石。因此，第二国际的大厦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一炮所摧毁并非偶然。第三国际是产生于前一国际的废墟之上的。它的任务是在资本主义衰落的基础之上，组织无产阶级的革命和夺取政权，因此，它提出了布尔什维克的民主集中制来代替社会民主主义的腐败党制，在俄国表现了一个成功的夺取政权的行动。不幸这一国际寄托于一个落后的环境中，而且遭逢世界革命失败所造成的过度孤立，结果苏维埃特权官僚制度逐渐腐蚀了它的生机，把它从一个活泼的战斗的团体转变为一个无生气的、拜詹廷式的官僚机关。于是与过去社会民主主义的灿烂时代成了不可忍受的讽刺对照，来了一个斯大林主义无比横暴和野蛮的极端官僚主义集中的时代。独断的命令代替了民主的讨论，任意的指派代替了下层的选举，人性的蔑视代替了个性的尊严，阿谀代替了批评。所有这种精神和作风与苏维埃官僚的狭隘的物质基础以及在这一基础之上所产生的“一国社会主义”的反动空想是不可分离的。第四国际绝对排斥上述两种组织倾向，但它却无须另行创造一种新的党制，它的主要任务在于从斯大林特尔米多的污泥中，救出布尔什维克的党制，把它加以彻底的洗刷。
（5）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是在反斯大林官僚主义的长期艰苦斗争中生长起来的，它的最初的阶段（左派反对派时代——一九二三——一九三三年）为自身的历史任务所限，仅仅从事于第三国际内部的理论教育与宣传。因此，它具有一种严格的宣传小团体的性质；加上斯大林官僚党制的恶毒的枷锁和污蔑政策，使它逐渐与广大的群众脱离关系。这个阶段所造成的最大成果，是在理论和政治上武装了一批优良的干部；但另一方面，却由于长期的反斯大林官僚主义斗争与闭塞的环境，在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知识分子宣传家中，培养了一种自由主义的极端倾向出来。这种倾向的登峰造极的产品便是苏瓦林主义。苏瓦林主义的历史根源是巴枯宁主义和第二国际的民主主义，其最大特点是认定：斯大林的官僚主义只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有机产物，而由反对官僚主义的集中而走到反对列宁的民主集中制。于是马尔托夫对于列宁的批评又宣告复活，仿佛得到了历史的证明。于是民主与自由竟与集中机械的对立起来，“领导机关”、“领袖”、“权威”、“纪律”、“组织手段”以至一切集中的领导工作与决定，通通被谥为“官僚主义”的标记，加以犬儒主义的侮蔑和讥讽，甚至一种诚实的自我批评也被说成为“忏悔”或“自我屈辱”。人们根本不理解官僚主义并不是一种主观的任意产物，而是有其一定的历史和物质的基础的，因此生出了一种对于漫无边际的民主的发狂的追求。这是小资产阶级在没落的资本主义时代，受了官僚主义的践踏，而企图回复到资本主义民主主义的牧歌时代的绝望的憧憬和幻想。这与他们一般的对十月革命，对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对社会主义的悲观、幻灭和失去信心，是有密切关连的。这种犬儒主义精神之危害新生的无产阶级领导，不下于上述的两种倾向。因此，我们特别指出：过去在抗战期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倾向，从政治的堕落开始，一直走到彻底的攻击布尔什维克党的民主集中制（如轻视甚至厌恶党的集中作用，把斯大林的官僚主义归咎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等），与苏瓦林的观念不谋而合；今天在国际上围绕于美国工人党（夏克曼派）周围的修正主义倾向与其派生兄弟——中国的新旗派也正在有系统地破坏和曲解布尔什维克的党制。它们的弱点久已成为苏瓦林主义的最好的培养基，关于这一点不仅在一九四〇年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内部斗争中，而且在一九四一年的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内部斗争中也已清晰的暴露出来。必须无情的肃清这种十分有害的倾向，我们才能谈得到建立一个健全的中国无产阶级党。
（三）布尔什维克制之真髓
（6）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中心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这个制度包含两个基本的观念，而这两个基本观念又是辨证地统一的：第一，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党是生长在现社会中的，它不能不经常在各种各式的阶级斗争过程中，反映各种异阶级或无产阶级各种成分的压力，而这种压力总是通过党内各种不同的成分表现出来的——每一个党员就是党与社会接触的触须。因此，党只能让每一个党员保有高度和充分的讨论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才能使党内的无产阶级倾向与革命的传统得到发展的机会，才能加强党的教育与提高每一党员的理论水准，才能于紧急关头克服党内的危机（而这一危机又是每一尖锐的社会和政治危机的无误的反映），改善党的成分；——而且，最后而又最重要的，只有充分的党内民主才能及时的改正错误，形成一个正确的政治领导。窒息这种民主也就等于砍断党与活生生的社会斗争的连系，也就等于窒息党的呼吸，把党变为死尸；二十余年来斯大林官僚主义的试验已在历史上造成一个可怕与悲惨的教训。第二，但党内民主之具备上述的伟大作用，它之成为强有力的杠杆，只有当它有机地与“迅速集中多数意见，付诸实行”的行动观念配合起来，方有可能。永远得不到集中意见的民主，无限制的讨论自由，只能把党解消为一个无生气的讨论俱乐部，使它丧失一切战斗和行动的机会。凡是追求四度空间的民主——在本已松懈而毫无官僚主义物质基础的幼弱的无产阶级党内强调民主而特别仇视集中领导的倾向，其主要根源是出于没落的小资产阶级的偏见，其主要作用是拒绝行动，其唯一后果是使党趋于混乱和瓦解；这种倾向，我们刚才已指出过，从第一国际的巴枯宁主义、经过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一直到第三国际与第四国际交替时期的苏瓦林主义，有如一根赤线一样，贯通于国际劳动运动史，在各个不同的时代，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党观念发生不可和解的斗争。在过去的深刻的历史教训的基础之上，中国第四国际党现在特别着重的排斥一切反纪律、反集中、反行动的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清谈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没有党内民主——没有革命的教育。没有纪律——没有革命的行动。”
（四）领导机关之作用
（7）在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党内，每一个党员都具有充分发言、批评领导机关的基本民主权利，但民主的权利与对革命所负的义务是不可分离的，因此，每一个党员必须对党忠实地在经济上、工作上贡献最大的努力，而且对党的纪律、对党内多数所决定的政治路线与选出执行这个路线的领导机关，都应真诚地服从和信任。从这里就产生了领导机关与党员群众的辩证关系。一般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总是企图把这两者加以机械的甚至不可和解的对立，把党员所具备有的民主权利加以过分夸大，而竭力规避他对党所负的义务，因此，对执行纪律的领导机关采取永远轻蔑和仇视的态度。事实上领导机关只是党的多数政治与组织意见的集中，因此它也就是革命的集中主义的体现物。没有集中就没有行动，没有领导机关就没有集中行动的指挥部。那末凡是抹杀领导机关之积极作用的，也就等于抹杀一切革命行动的义务，其罪恶不下于对革命的直接背叛。今后中国第四国际党绝对排斥这种无政府主义的倾向，把领导机关与下层党员的关系置于真正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基础之上：使每个党员都了解监督、批评、选择领导机关与对它的信任与服从是不可分离的，领导机关只有当遭受大部分党员的否决时，才失去它的职权。一个健全的领导机关将发挥革命的集中主义的最大效能：一方面，经常的执行对党内的教育和组织工作；另一方面，经常的对外进行宣传、鼓动、组织群众及领导群众斗争的工作，在事变的紧急关头则保证党能迅速行动，不致错失时机。总而言之，领导机关的主要任务是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及时领导无产阶级走向政权。从这里就决定了：领导机关中的领袖或负责人绝对不容许革命的玩票友或钻营家来滥竽充数。伟大的历史任务必须选择认真的革命家来担任。凡是不以革命为终生职业、不以党的生活为中心生活的人滚开去，凡是以文学的赏玩为目的而不屑做一个组织家和行动家或单纯地拿组织来满足个人野心的小组织阴谋家，也绝对不能在领导机关中插足。领导机关必须由一批优良的、经过长期革命试炼、而认真的以革命为终生事业的战士构成。根据过去的痛苦经验，中国第四国际党严格的立定这一规则：领导机关必须从工人党员中有系统的教育、提拔有能力的工人干部来补充自己，使它变成为名符其实的一所工人干部的政治学校。知识分子由于其本身的缺点，不能直接由学校教室走入无产阶级的党的领导机关。他们必须在工人运动的过程中经过一个相当长期的学徒期间，充分证明他是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才能负起革命的领导责任。
（五）党内之派别
（8）无产阶级党的最大特点是用耐心的教育和说服来代替简单的哀的美顿主义的强制，用充分的讨论和最大限度的容忍来代替单色的“思想统一”。它并不幻想一种“永远的思想一致”——因为党是最尖锐地反映社会的复杂的矛盾的；因此它并不盲目地排斥党内一切分歧的倾向或派别——官僚的钳制只能成为小组织产生的根源。恰恰相反，中国第四国际党认为克服党内危机的唯一办法不是抹杀或掩盖它，而是尽情地把它揭露于全党之前，让每一倾向、每一派别有权充分发表其独特的异见，因为对每一事变的不同见解或对政纲的不同解释，只有经过充分的民主讨论——内部斗争才能彻底解决。但派别或倾向必须以认真的政治见解作其存在的辩护。关于这一点，我们特别指出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经历过的一段特别惨痛的历史：过去十八年来由于脱离群众及运动本身的狭隘性（仅限于宣传任务），无原则的小组织斗争不断发生，这些小组织并没有严格的原则立场，它们的结合仅依赖于个人野心的动机或个人感情的连系、拉拢、以及自我主义的月旦评，要是不符合于它们主观愿望的，都加以排挤、攻击甚至造谣中伤。它们总是在阴谋中打滚，任何领导和权威都得不到它们的支持，它们自命不凡，要求无限制的“自由”。结果，党的基础和生机被它们大大浪费和破坏，因为它们总是妨碍党的向外发展，又最重要的，总是对不可靠的分子甚至敌人的间谍大开门户，过去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之遭受敌人破坏，大都是内部无原则的小组织斗争的直接结果，而这些小组织的假装急进的英雄们又大都是迅速幻灭，变成最无廉耻的叛徒，在这一悲剧性的教训的基础之上，中国第四国际党不得不严厉的规定：缺乏政治和原则基础的派别只能是一种无原则的阴谋性的小组织，它将在全党面前遭逢应得的破产和严厉的打击。而一个具有认真的政治原则立场的党内派别，如果它尚处于少数地位的时候，便应当一面服从纪律，对外与党的多数保持一致的行动；另一方面则在党内从事于耐心的说服工作，绝对不应以不同的政治意见为借口，向党的多数派用哀的美顿主义，破坏党的纪律和内部的和谐（如拒绝工作、拒纳党费……等等），以致引起分裂的危机。这与党的多数不能用开除或任何手段来压制、排挤少数倾向一样。爱党主义将成为党内每一党员、每一派别的最高准则。
（六）党内公报与机关报
（9）任何认真的内部讨论如果不在领导机关的直接指导之下，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是不会收到预期的效果：在这里仍然可以看出民主与集中的不可磨灭的辩证关系。党内公报将尽量容纳、尽量印刷、发表和传布一切重要的争论文献。为了保证最大限度的公正，在争论过程中，党的多数派可以而且应该与少数派共同成立临时的党内争论文献的编辑局，双方必须针对党的物质基础来决定“党内民主”的界限——多数派固然不能任意限制一些必须的步骤，少数派也不能不顾及党的物质条件与客观环境而任意提出过分的要求。我们必须紧记着：在无产阶级党初期的幼稚，因而难免过分松懈的阶段内，打击小资产阶级的失败主义与离心倾向，假如不重要于、至少也不下于打击官僚主义的作风。假如党内公报是党内民主——党内教育的工具，党的机关报便天然是党的集中对外宣传的喉舌。两者的性质和任务是截然不同的，但又是辨证地互相关连的，它们只是民主集中制所表现的另一面。因此，假如党内公报可以而且应该由党内争论的各派共同编辑，体现最大限度的民主，党的机关报便必须在党的领导机关绝对控制之下，决定对外宣传的方针和编辑计划，体现最大限度的集中行动。即使在原则上党并不排斥内部的争论可以扩展到同情者及先进的群众中，达到较广泛的教育意义，因而必要时可以在理论机关报上增辟一争论栏，尽量发表双方的争论文献；但这一原则并不妨碍党的中央委员会的编辑权力，它不仅可以有权决定实施这一原则的条件是否具备，而且万一在实施这一原则时，还应该在编辑方法上，尽量以显著地位阐明党内多数的政治路线。党内少数派有权要求党内公报的最高限度民主，但无权干涉或破坏机关报的最高限度的集中。新鲜的历史事实连续的证明：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往往企图把党的机关报溶解为无所不包的自由主义刊物，因而最后走到“越过党的头”，出版与党机关报平行的独立机关报，把党降为无所不包的孟什维克组织，结果造成分裂。中国第四国际党在这一问题上坚决地排斥盘纳姆——夏克曼——意因——连根过去所表演的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组织作风，彻底肃清一切离心的、对党失败的无原则分裂主义者！
（七）党的成分
（10）布尔什维克的民主集中制仅仅是中国无产阶级党的革命党纲之一部分，历史的经验证明：任何革命的政纲和制度都不是抽象的唯理主义的产物，而是依附于一定的阶级基础之上的。因此，一个无产阶级的政纲必须配合一个无产阶级化的党组织。第四国际内部一些小资产阶级理想派因为受斯大林主义的深刻堕落所惊吓，总是小心翼翼的追求一种永远防腐的最理想的党制，结果他们疯狂的热中于“民主”与虚幻的“反官僚主义”斗争，却暴露党的真实危机并不在于民主集中制的“缺点”，而是在于他们所代表的党内小资产阶级成分的过分跋扈。假如漫无限制的民主是小资产阶级的理想党制，则民主集中制天然是无产阶级建党的杠杆。要想把布尔什维克党制放在健全的基础之上，我们必须使党的无产阶级成分占绝对优势。这一天经地义的真理已为许多新鲜的经验所证明：在战争的压力之下，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与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的小资产阶级一翼竟于一昼夜间背叛党纲（连同布尔什维克的党制）。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使我们明白光是靠一个革命政纲是不能保证党的生命的，只有当党的无产阶级成分压倒了小资产阶级的成分时，我们才能顺利地抵抗有如瘟疫一样的自由主义、怀疑主义、悲观主义、忧郁病与歇斯得里的反动情绪的袭击，这种情绪现在在崩解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最流行于没落的小资产阶级层内。中国第四国际党今后应把党的无产阶级化视为生死问题。
（11）我们并不否认，特别是在落后国中，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运动的推动与无产阶级党的建立贡献非凡的助力，但过去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知识分子之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与无产阶级革命的酵酶素，必须首先具有勇气和决心与小资产阶级环境决裂，毅然走入工人环境中，使自己得到再教育的机会（最大的榜样便是马、恩、列、托），凡是拒绝与工人阶级同化，以闭守于书斋自满的学究，不管他如何辉煌地背诵革命的词句，在严重关头终归要背叛革命而退回庸俗的小资产阶级环境的（考茨基、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因此，中国第四国际党，在无产阶级化的过程中，首先应该替党内的知识分子同志开辟一条到工人中去的道路，而且要促使每一知识分子同志自觉地走到工人中去，并给他们订立一条严厉的规则：凡是在相当时期之后证明不能在无产阶级环境中工作，且不能替党吸收工人战士者，立即取消党员的资格降为同情者。当然我们的态度并不是而且不应笼统地把知识分子同志加以宿命的排斥，而是鼓励和推动他们自动经历一种严格的阶级斗争试验。盲目地在知识分子同志与工人同志之间划一条机械的鸿沟，只是一种有害的教条主义精神，与马克思主义对于革命知识分子的正确态度毫无共通之点。
（八）干部的培养
（12）第四国际的过渡纲领明白的指出：新无产阶级的领导建立的主要障碍是老一代的消沉、颓废、退却、与新一代的缺乏经验。这一现象也最深刻的反映在中国建党的过程中，在中国无产阶级队伍内由于受斯大林主义的特别沉重的灾祸，老一代的退却和死亡与新一代的幼稚和缓慢生长形成更难于忍受的对照。因此，中国第四国际党当前的最迫切任务就是克服这一危机，而克服这一危机的最切实的办法之一就是对新的一代干部的加紧训练。新的干部必须继承过去的优良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和组织传统，必须认真的在实际斗争中把这种传统化成自己的骨与肉。拒绝从过去学习等于拒绝从政治与理论上武装自己的头脑，拒绝实际的群众工作和斗争等于拒绝前进。理论与实践必须打成一片，一个理想的第四国际干部必须同时是一个优良的理论家——宣传家和实际革命家——组织家。在我们队伍中，纯粹的事务工作主义者与纯粹的学究都只能是一种病态的产物。健全的党组织必须有健全的骨干。末了，我们还要特别郑重的指出：每一个第四国际干部都应自觉地不但以革命为终生事业，而且准备随时应党的需要，以革命为终生的职业。下一阶段，党的发展规模，端视它能否有系统地培养一批优良的革命职业家而定。总而言之，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就是应时检查、医治不良的倾向和传统，助长、创造良好的倾向和传统，只有在健康的大气（传统）中，新的干部才能迅速生长起来！
（九）新的方向与新的作风
（13）假如第四国际的短促的历史已充分证明：新领导的维持和扩大主要是靠新一代的青年干部，中国无产阶级党当然把全般希望寄托于广大青年男女工人和学生，他们未受到长期失败的打击，充满自信和朝气，新的历史希望与任务只有在这一代中得到最热烈、最迅速的支持，我们必须跑到他们中去进行刻苦的教育，而进行这一工作的最重要的桥梁就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建党的工作与“青年团”的扩展是不可分离的，前者必须通过后者。“中国共产主义同盟”过去两年来的发展趋势已充分指出：团的发展迅速地远远超过了党，这种现象只能反映我们所指出的道路之准确性。青年团今后应该对充满革命向心力的青年男女工人和青年学生分子广开门户，这是党的乐观主义的泉源！
（14）新的远景与新的组织任务必须伴之以全新的工作作风的转变。今后我们的中心工作不是单纯的宣传小团体的工作，恰恰相反，一切在过去小组织阶段中所造成的文学玩赏重于实际工作，尚空谈、教派主义、小家子气、行会式的狭隘作风以及害怕对群众公开自己面目的心理，必须全部埋葬。每一个无产阶级党的党员必须毫不犹豫的走出闭塞的小环境，利用一切可能的关系，走进广大的群众中去活动，到大的产业工会、工厂、作坊、学校、兵营和农村中去，替革命的政纲勇敢的工作、勇敢的发言、勇敢的站到群众斗争的最前面去！每一个中国第四国际的党员都应该做一个模范的工会会员和规模阔大的群众领袖！在适当的时机中，不要害怕把自己的面目公开，不要放过一分钟争取合法的阵地，合作工作必须与非法的秘密工作辩证地连系起来。我们不是教派主义者——因为我们深信合法与公开的地位是建党的最经济手段；我们不是取消主义者——因为我们根本不幻想统治阶级会长久容忍公开的革命批评和活动，因而必须继续保持组织的秘密工作系统，准备随时应变。在目前这个资产阶级统治最不稳定、社会崩解与革命震动，变成慢性危机的时代，不懂得如何配合公开的工作与秘密的工作也就等于不懂得如何建党。“新旗派”在这个问题上也牢骚抑郁地攻击我们为“取消派”，这只证明这些人丝毫没有勇气与过去的闭塞环境决裂，没有勇气在群众中露面，因而最不适宜担负建党的伟大和艰巨的历史任务而已。他们的教派主义的组织观点只是他们的教派主义政治的成长。过去的痛苦经验告诉我们：教派主义不仅是我们走到群众中去的严重绊脚石，而且还是使组织发生混乱和瓦解的主要因素。因此，我们对于这种有害的倾向，必须加以严厉的监视，并与之作决绝的斗争，把它从我们的队伍中加以彻底肃清。但在反教派主义的斗争中必须同时警惕，不要走到另一极端，以致忽略了非法的秘密工作，产生取消主义的危险倾向。每一个党员应该时时刻刻的记住：合法的公开的工作，只有在严密的秘密工作的基础之上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轻视合法工作等于折断党到群众中去的桥梁，但轻视秘密工作则简直等于把党的生命交给统治阶级的刽子手。
（15）我们立定一切党的方针和原则只为的是便利于一个总目标：转变一个宣传小团体为群众党。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之改变为一个党并非表示立即可以改变它的性质。它仍然是一个宣传小团体，仍然是一个干部的组织——先锋队的先锋队。但假如有人认为这纯粹是无意义的名称改变，那就大错特错了。当建党的客观条件更成熟，当我们决心改变为党的组织时，我们就更有决心与过去的小组织阶段决裂，更有决心、更有勇气、更有气魄把这个党转变为群众党。革命的群众党不是定做的，不是定时宣布的，而是从今天、从我们这个干部的党开始，一点一滴创造成功的。我们比任何人都了解这是最艰难的任务。凡是对我们这个发轫的工作讥嘲、怀疑和畏首畏尾的，让他站开去，因为无产阶级党永远不是靠这种人建立起来的。每一个第四国际党的党员今后必须坚决地、勇往直前地跑到群众中去从事建党的工作；不发展就是死亡！这是我们的心中口号。
校对记录：
[1]建立一种最严格的遵守党纲党纪的党结合——“结合”疑为“组织” |
致美国《第四国际》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少数派），1947年10月2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中国托派运动文献
致美国《第四国际》杂志编辑部的信
（1947年10月20日）
〔说明〕刊载于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少数派）机关刊物《建立》第5期，1948年3月8日出版。
亲爱的同志们：
最近我们接到七、八二月合刊的《第四国际》杂志，读到了一篇由中国“斗争派”同志写给你们的报告。这报告是关于中国托洛斯基主义运动，尤其是关于最近十年来中国托派内部的思想分歧。
这报告在我们中间引起了甚大的愤慨。因为它乃是诬蔑、歪曲、谎骗与胡吹的混合品。这样的报告竟会由中国二派托洛斯基主义者之一的领导机关写出来，又竟会发表在你们的刊物——目前第四国际中最有权威的一个刊物上，这使我们既惊异而又愤怒的。
为使国际同志能够明了中国托洛斯基运动真相起见，也为了中国的，其实是全世界的托洛斯基主义运动的利益起见，我们一方面要向“斗争派”的领导机关提出抗议，为了他们写出如此虚伪的报告；另方面，我们要写这一封信，指出那篇报告中主要的虚伪与诬陷之处。
从“与陈独秀的斗争”讲起
那报告开始叙述了中国的托派组织和陈独秀的斗争，同时又叙述了陈独秀和中国托派中一九二五——二七年一辈的老革命者的关系。对陈独秀，那报告只说：“他差不多一出监狱便立即背弃了同盟，……”“他在一封致上海一位老同志的信上说，他决心要反对那该死的布尔雪维克主义至最后一次呼吸。”
这样的描写是过分简单，因之是不正确的。陈独秀，这位“中国共产主义之父”、中国共产党从开始起一直到一九二七年八月为止的总书记，中国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的第一个领导者，革命失败后转入托派，成为中国托派主要的奠基人与领袖，曾经在国民党的监狱里，以托洛斯基主义者的资格渡过了四个年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思想上确实与布尔雪维克主义决裂了。但这决裂不是“立即的”，也不是最后的。在抗战既兴，第二次大战不曾起来的时候，他对抗战采取着绝对拥护的立场。他认为：中国托洛斯基主义者在当时，除了无条件拥护抗战之外，不能奢谈别的，根本谈不上在抗战中引起革命，或将抗战转变为革命的前途。这立场自然是错的，但陈独秀这次和他往常一样，并非原则地提出这立场，而只是经验地或策略地提出它。他表示这立场时含有这样的意思：在现在必须拥护抗战，至于革命则将来再说，过些时再看。因之，陈独秀这个立场虽是错的，却不是固定的与系统的。
一九三九年，抗日战争发生后一年余，托洛斯基为要认清这位中国“老人”的意见，曾托李福仁同志转询他，结果陈独秀写下了他的意见，由李福仁转去，托洛斯基读了他的书面说明后，写道：
“我非常欢喜，我们的老朋友在政治上仍旧是我们的朋友，虽然含有若干可能的歧见，但现在我不能以必需的精确程度来判断他这些可能的歧见……然而他表示的意见，我以为在本质上是正确的。……”（见托洛斯基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一日致李福仁信）
待到德苏协定签成，欧洲大战发生之后，陈独秀的政治立场离开托派更远了，他主张拥护民主帝国主义，反对法西斯的与俄国的“帝国主义”，他认为为要促成民主帝国主义的胜利，连印度的民族运动都是反动的。
这个立场毋须我们介绍，它乃是上次战争中普列哈诺夫、格德等人的立场，第二次大战中整个第二国际以及德苏战争后整个第三国际的立场，这自然是彻底背叛了托洛斯基主义。
不过我们说过，正如托洛斯基正确地评估过，陈独秀不是一个普列哈诺夫型的理论家，而是一个拉萨尔型的革命家。他的理论修养不大深，他的行动时常受印象的指使，因之他的意见能够转变，他易犯错误，但也容易勇敢地改正错误。在他一生三十余年的革命进化史上，充满了这样的矛盾和错误。一个人的弱点往往就是优点。陈独秀之所以能在七八年内（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七年）由民主主义者变成共产主义者，复由一般的共产主义者变成托洛斯基主义者，部分也由于他这“弱点”。
在一九四二年五月临死之前不久，陈独秀写下了一个关于世界局势的提纲，他在本质上虽然仍是错的，但他对人类的得救，已不再寄希望于民主帝国主义的胜利了，而重新寄希望于世界革命了。
如果不死，陈独秀是否还能以其余年为第四国际斗争？对这个问题我们只能给一个不肯定的答复，因此我们说，他之与托洛斯基主义相决裂不曾是“最后的”。
对于陈独秀的错误意见，我们，这些一九二五——二七年一辈的老同志采取了什么态度呢？请你们查阅一下一九四二年八月份《第四国际》上李福仁同志的证言吧。他在关于陈独秀的一篇文章中，正确地说道：
“一方面在四川乡村中的陈独秀，另方面在上海的中央委员，用书面进行争论，结果陈独秀居于单独一人的少数！”
又说：
“陈独秀后期的政治思想，在中国组织内找不到一个拥护者。”（见那期《第四国际》二四一页）
李同志是中国托派长期的朋友，他从一九三五年起一直到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为止，最大部分的时间住在中国，他参加组织，并且担任过“临时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他熟习于托派内部的思想分源，他的证言是可以相信的。
可是那个《报告》上说了恰好相反的话：“差不多所有处于一九二五——二七年一辈的老同志，都围绕在他周围，受他的决定影响。”多么赤裸裸的谎言！
我们，被报告所称为“老辈”的人，非但不曾拥护陈独秀的主张，而且与他进行了最不含糊的争辨，以致最后，这位“老人”发了脾气，和我们绝交了。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国际主义派）
1947年10月20日上海 |
战后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国际主义派）呼吁多少数派统一的三篇原始文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中国托派运动文献
战后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国际主义派）呼吁多少数派统一的三篇原始文件
按：以下三篇文件及意因、连根的按语均根据原件录入。为方便读者阅读，我们把原件最后一篇：意因、连根的按语放在前面。意因即郑超麟、连根即王凡西。《为建立新党再告全国托洛斯基主义者书》原文不清楚的地方，我们根据刘平梅的《中国托派党史》引用的文献补正。总标题为编者所加。
·为建立第四国际中国新党告全国托洛斯基主义者书一九四六年七月十日
·为建立新党再告全国托洛斯基主义者书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日
·为建立新党三告全国托洛斯基主义者书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
同志们：
我们的组织，即“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内的国际主义派，于此次大战结束之后不久，便向全国托洛斯基主义者建议，召开大会，恢复统一的组织了。我们于一九四六年七月间发出了第一次告全国同志书，得到各地同志以及国际同志的赞助，但受中国一个较大的托派组织，新斗争派的领导机关所拒绝了。不过我们并不因此而停止了我们的统一运动，我们又于一九四七年六月发出了第二次告全国同志书，进一步提出了五项具体建议，这时新斗争派则提出三个“先决条件”来对抗我们的建议。我们又于同年九月发出了第三次告全国同志书，提出有关统一的三个问题，请求同志们考虑和讨论。今年九月间，我们更发出了一个具体建议（即我们的《内部通讯》第六号），邀请各地方同志，团体或个人，与我们一起筹备统一建党大会。兹将三次告同志书及具体建议复印附上。
近一个多月来，我们接到若干地方同志来信，赞同我们的具体建议，并表示愿意参加大会筹备工作了。十一月二十八日，我们的组织，编辑部和上海地方委员会，开了一次联席会议，决定依照上次发出的具体建议中四项的规定，促成筹备委员会之成立。为此原故又推选我们两人代表我们的组织，出席筹备委员会。现在我们二人以我们的组织的代表资格，敬致书你们，请你们也推选一个（如在十人以内）或二个（如在十人以上）代表，来上海出席“筹备委员会”。若因交通或其他技术上的困难，不能派人来上海的，亦得委托在上海的同志代表出席。外地代表旅费请各组织自筹，但到沪后简单的食宿，在筹备委员会成立后未曾筹到经费以前，我们的组织愿意负担。
筹备委员会到大会开会那日停止职权，但各组织有随时罢免并重选其代表之权。这点，在筹备委员会未曾自行决定具体规章以前，必须声明的。
此致托洛斯基主义的敬礼！
连根意因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
为建立第四国际中国新党告全国托洛斯基主义者书
——本文转载自《建立》第一期——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日
同志们：
在战争过去，革命局势在全世界酝酿的时候，全世界连中国在内却没有一个真正革命的坚决站在马克思主义之上的群众的党，这是目前世界最最严重的一个问题。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主义就已过度成熟了，需要社会主义来代替。但被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的改良的机会主义所断送，以致促成了法西斯主义，造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次大战以其无比与空前的残酷性与痛苦性，向人类提出了那个老问题：走向社会主义呢？还是走向毁灭？这时候那些仍旧享有大多数工人阶级信仰的社会民主党与斯大林党，那些业已死亡的第二第三两个国际的遗孽，却拼命要去医治这腐朽的资本主义，要去复活民主的改良主义，以此阻止群众之走向社会主义，并以此引导人们走向毁灭之路！
目前，全世界的革命局势是真实的、必然的，但缺少一个世界党来领导这个革命局势，使它发展，胜利而走上社会主义，这却也是真实的。
中国的情形，无论就客观革命局势之存在，或主观革命领导之缺乏上说，与全世界情形都完全一样。
十年前，托洛斯基在他起草的第四国际的纲领上开宗明义就说：“整个世界政治局势的主要特点，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历史危机”。这情形到了今天尤其显然。
第四国际在托洛斯基的领导之下，十余年来，确曾企图去解决这个根本的历史危机。在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思想领导之下，无疑已完成了一个伟大的业绩。第四国际的政纲保持了过去第三国际的优秀传统，综合了这百年来工人阶级斗争的经验，接受了俄国三次革命的教训，又垒积了俄国十月革命后世界革命的失败教训，针对着这时代的特点，并且规定了十分精确的革命战略与策略。
历史上未有一个革命组织，能有第四国际那样丰富的政治资本，世界上也没有一个革命导师，能像托洛斯基那样留下一个如此深刻而正确的政纲的！
经历了如此残酷的战争，遭受如此沉重的压迫，第四国际的革命旗帜终于能在全世界撑着不倒，并且还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里露出头角来，这主要应该归功于第四国际十分正确的政治立场的。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同样也不该否认：世界各国第四国际支部的组织，还远不曾达到群众党的程度。在目前，除了美法二国以外，其他各国的支部，差不多还是些脱离了群众的知识分子。这情形自然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在长期的反革命统治与惨酷的战争压迫之下，一个最革命的政纲，那是不能不由极少数“理想主义者”的知识分子来拥护的。不管你欢喜不欢喜，历史总已经告诉我们不止一次了。
不待说，革命党不满于这样的情况，一个以实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为目标的政党，如果始终得不到广大工人阶级做它的基础，那不管它存在得多么久，总是不会有生命，不会将它所坚持的政纲实行出来的。社会主义的革命政纲，必须以工人阶级及其政纲结合起来，而首先，必须有广大工人群众接受它，而且为它拼命斗争，方才能发生力量，能够干涉政治，干涉历史的行程。
因此，目前第四国际的政纲，如想发生力量，进而干涉政治与历史的行程，首先要将自己造成一个群众的党。只有这样一个群众的第四国际党造成了，才能不空放过目前正在展开的革命局势，才能领导这局势走上胜利的革命。
今年四月间，第四国际的许多支部在比利时开了战后的第一次大会，就是向这方面走去的一个重要步骤。
在各国，第四国际组织及分子的团结运动，也积极进行着。英国一向分裂的三派，合成了“革命共产党”，法国二派组成了“国际主义共产党”，美国在战前分裂的二派，目前也正在进行讨论各种争论问题，以便试探重行合并的可能性。各国此种第四国际分子的趋向团结，乃是建立托洛斯基主义群众党的初步，是解决目前历史危机的一个必要的步骤。
中国的托洛斯基主义者也必须先行团结起来！
中国的托洛斯基派发生于一九二九年，基于大革命的失败的经验，接受了俄国联共党中反对派的政纲。一九二九年，中国托派因分裂与初生之故，同时存在着四个派别，在托洛斯基同志直接的敦促之下，这四派在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统一了起来，正式成立了中国统一的“布尔什维克——列宁派”，以中共党内一派的资格存在着。累经摧残，势力薄弱。虽在一九三四年末改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放弃对共党改良的企图，以一个独立政派的资格来活动，然终因中国政治局势正经历着反革命的深化，世界局势（连苏联在内）亦走向反动的法西斯主义与战争的道路，故中共同盟保持极少革命者在自己的队伍中，无法向群众化方面前进一步。
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有一部分老的托洛斯基主义者从监狱中出来，另有一部分激进的青年参加了我们的队伍，中共同盟在数量上又约略增加了些，组织的力量又相当强大了些。但在民族主义的洪流中，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思想上却起了新的分化。这种分化的本质就是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分歧。在第一时期就有两个争论的问题：（一）关于抗战的原因，（二）关于抗战的前途。国际主义方面对第一问题的解答是：抗战乃革命失败的后果，而民族主义方面则认抗战乃是中国民族革命之一种发展。关于第二个问题，前一立场以为抗战不一定立即妥协，我们所关心的并非妥协与否的问题，最主要的乃是如何在战争中打倒国民党；后一立场则认为反对妥协是我们中心任务，一切都唯抗战之延长是依赖（不管它如何延长）。
这个争论并未引起中共同盟组织上的分裂，只有少数说抗战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之更再发展的人，自动脱离了去。但这两种思想的系统，无疑是暗中存在着，一遇到新的问题就要重新爆发出来。这样的爆发，终于在太平洋战争的将近一年前发生了。这次争论延长了一年多，结果使统一十年的中国托派重新分裂，分成国际主义者派和新斗争派两个派别；接着又因为战争的加深，中国各地的联系成为不可能，因之许多地方与个别托主义者都陷入孤立状态，结果，中共同盟全国性的组织事实上是不存在了。正是在这样的一个组织状态中，中国的托主义者迎接了中国历史上行将空前的一个革命局势。这情形是必须加以克服的，中国的托主义者必须立即站在明确的政治立场上，重新组织起来，组织一个坚强的、群众的、足以完成其历史使命的党。
不用说，中国的托主义者的重新团结以及郑重的走向新党的缔造，主要还必须站在明确的政治立场上。简单的组织上的分合，那是与真正的托主义无缘的。在不同的情形中，一个革命党的分合标准，固然应有宽狭不同。但至少，在一些主要争论中的重要教训，还是不能不顾的。托在一九二九年·三·三十一致欧洲同志的信中说得好：“群众的行动照例洗去次要的与插话性的不同意见，且助成那些亲近的诸流派的合并。而在停滞或退潮时期，那些不同的思想派别，却大大地倾向分化，分裂与内部斗争。我们不能跳过我们所生息的时代，我们必须通过它。一个明显的思想分化是绝对必要的，它准备着未来的胜利”。
中国托派自育生以来，便是处于“停滞或退潮时期”，所以是在“原则的思想分野的基础上形成的”。它之“大大地倾向分化、分裂与内部斗争”，原是极其自然的事。现在，局势是在变了，我们的组织要在“群众行动的基础上来形成”了。为了一些亲近的流派的合并，由此促成一个群众的新党起见，某些次要的与插话性的不同意见自应予以洗除。但这决不是说：过去分裂的一些根本问题是可以不顾的。否则我们就无法“准备未来的胜利”。为此，我们要在这里把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引到中共同盟分裂的问题，重新提出，希望大家讨论，作为我们未来团结的基础。
那个问题最初是：
（一）关于帝国主义战争中中国抗日战争的性质问题。
（二）关于抗战中托主义者的根本态度问题。
当时斗争报（中共同盟未分裂前的机关报的名称）编辑部的最大多数（六分之五）认为那时候（一九四〇末至次年初），由国民党领导的抗日战争，无论在那一方面都已成为世界帝国主义战争之一部分，成为奴隶帮主人的打架了，它不再是，也不能是为了中国的独立而战。同时，它结果即使胜利，也只能使中国最好成为菲律宾第二了，所以他们认为中国的抗战从此就失去它原有的所谓“客观的进步意义”。他们主张中国的革命者不仅反对国民党领导战争的政策，而且要反对战争的本身了。他们认为要“转变”抗战为革命的战争，只有在首先反对帮凶战争的基础上打倒国民党才有可能了。而认为“继续拥护抗战到底”的路线，只有帮助国民党去蒙蔽民众的眼睛，使他们把菲律宾的地位，当作“民族独立”去接受。
另一方面犀照，后来参加了耀如，则坚持他抗战开始时的所谓“反妥协”的路线，亦即民族主义路线，他们认为中国是殖民地国家一天，而国民党的抗日战争一天不妥协，则不管它如何与美帝的战争“妥协”，如何受制于美帝的参谋部，它仍不失其“进步意义”，仍值得中国托主义者的“拥护到底”。因为据说一个殖民地国家投靠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来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是“原则上允许的”，是可以达到民族独立的。
“胜利”后的中国的实际情形，该已能使犀照及其一些拥护者明白了自己立场的错误，由此我们希望他们能得出一个教训来：
成为帝国主义一部分的殖民地的战争，即一个殖民地国家在世界大战中，投靠一个主人去和另一个主人作战，是没有什么进步意义的，是反动的。
关于第二个问题，当时编辑部多数派的主张是：不管抗战是否进步，中国托主义者依据托同志的指示，所应采取的基本态度总是：在战争中组织彻底的阶级斗争路线，至少在基本精神上是与列宁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中所提出的“革命的失败主义”相符合的，而且必须以列宁的“失败主义”的精神来了解这个路线，才能不致于在口头上接受而实行上否定了它。因为在统治者对外作战时继续阶级斗争，只叫真正执行起来，总会有一个时期与军事的胜利相违背的。
犀照派则一味在“进步”与“不进步”的观念上打转，一方面在口头上接受着托同志的阶级斗争路线，另一方面则附和着国民党“胜利第一”的口号。幸而犀照在书斋中渡过了整个战争，没有机会将他的政策实施在群众斗争中，否则，一遇到阶级斗争与军事胜利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定会暴露出十分民族主义者的原形来的。
关于这个问题，虽然双方都无由获得事实上的证验，但前一立场要在任何情形中坚持托同志的路线，而后一立场将阶级斗争路线仅仅限制于不和军事胜利相冲突的时候，那是很明显的。我们希望同志们来彻底讨论这个问题，并坚持托的路线。在未来中国事变的发展中，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会发展为敌对的路向的。
在这次的分裂中，有一个问题虽不是直接原因，但也占着相当意义的，那便是未来中国革命的性质。一方面，就是我们国际主义者方面，认为未来革命一开始将就是社会主义性的，这就是说：未来中国革命的高潮一开始，就要在城市动摇私有财产，在乡村中反对富农，无产阶级必须为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斗争。至于民族民主的未了任务，果然也要成为群众兴起的基础，但它们真正的解决与完成，则只有在无产阶级的专政之下才有可能，换句话说：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顺带地完成。
另一方面，犀照一派，认为中国未来革命必须先经过民族与民主的时期，只当无产阶级在民主要求上，走上了政权，才能开始社会主义的革命。这个立场主要的错误有二：（一）他看不见中国革命将在第一阶段就动摇私产与反对富农；（二）他不知道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而作斗争的本身就是社会主义性的。
这个问题的争论决不是思辨的或玄学的，它在未来的革命中划分着中国托主义者中的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我们希望全国的托主义者，于进行组织上的大团结之时，必须考虑对这个问题的立场。
我们希望在上述三个问题的基础上，进行中国托主义者的新党组织工作。这意思并不是说：在那三个问题上犯过错误的人必须做了公开的认错，才能加入新党，不，我们最反对斯大林党那种“坦白自辱”的制度——这制度完成于莫斯科审判中的供词。我们的希望，只是那三个问题的争论结果，或事变关于它们所给我们的教训，必须写进团聚中国托洛斯基主义者的政纲中，否则将变成无原则的集团了。
×××
我们提出了这些过去的争论问题，绝对不想妨碍中国托洛斯基主义者新党的建立，我们只是希望在明确的政治立场上从事这个建党的工作。无论如何，中国的托洛斯基主义者新党是必须建立的，因为客观局势万分需要一个这样的党。谁企图用些次要的与插话性的“纠纷”来作为“建党”的前提，谁便是中国革命事业的怠工者。我们提出了上面的政治问题，并非向任何方面提出的哀的美敦书，而只是为了建立新党所提出一些政治的基础。对于这些基础，我们希望同志们尽量讨论，并希望把积极的正确意见写进未来新党的政纲中去。
为了最近期间，便能完成中国托派的再团结与新党之建立起见，我们提倡：各地的托洛斯基主义者——个别的或团体的——能于一两个月内，自己或派代表到上海来，召集一次全国托洛斯基主义者的代表会议，磋商有关组织新党的一切政治的与组织的问题。团结起来，为中国托洛斯基主义的群众的新党而奋斗！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国际主义派）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日
为建立新党再告全国托洛斯基主义者书
——本文转载自《建立》第二期·一九四七年·七月号——
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日
同志们：
我们发的第一次告同志书，第一次提出统一问题，至今将近一年了。在这期间，“新斗争”派领袖们起初完全不理，后来本地和外地同志纷纷接受我们的统一建议，纷纷要求他们表示意见时，他们便口头表示反对，但不敢把反对的意见用文字表示出来，直至上月间编纂《建立》第一期时，我们还未曾看见他们对于统一问题的书面意见。最近，建立第一期出版后，我们才接到他们的两个文件，一是他们为此问题的告同志书（后面附的日期是五月二十日）；一是他们在美国两党联合声明后面附的尾巴（也是五月发的），其中第一次有了他们对这一问题的书面意见。
在他们的告同志书中，他们回答我们的统一建议说：“假如他们真是有悟于过去分裂的错误，诚心诚意来和我们谋取统一，来努力建立新党，我们是表示欢迎的，但从他们的‘告托洛斯基主义者书’中所表现的那种极端的虚伪和谎言看来（如我们上面所指出的），连起码的普通人的诚实尚且缺乏，怎样谈得上同我们革命者‘统一与合作’呢？”，又说：“最后我们重复声明：虽然少数派过去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犯了那样极端严重的错误，我们对于他们的门还是敞开的。只要他们停止说谎，诚实地提出他们的政治意见来和我们讨论，坦白地承认民主集中制，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纪律（如美国少数派所表示的），他们可以随时回到组织内来。”
在美国“联合声明”后面的尾巴中，他们也说：“除非中国少数派在这件事上也学习夏克曼派的榜样——这是他们唯一正确的榜样——我们是不轻易玩弄‘统一’的把戏的。正如我们过去不轻易诉诸分裂或开除一般”。
以上引来的三段话，已经是足够表示他们对于统一问题的态度了。他们的口头意见，曾要求我们要承认分裂责任，先悔过，然后能开始统一谈判。现在，书面意见中，他们虽然不敢这般明白说出来，但包含的意思是一个样的，即，先承认错误，然后谈判，这就是他们的态度。
我们的态度刚刚相反，我们在第一次告同志书中很明白地主张：先讨论政治问题，如果能达到共同的政治基础，就应当统一起来，一切次要的插话性的纠纷，都不应当妨碍统一。现在我们仍然这般主张着。
在统一问题上，只有这两种态度：他们的态度和我们的态度。第三种态度是不存在的。
同志们，你们读了《建立》第一期附印的托洛斯基同志论统一问题的信，一定可以明白：惟有我们的态度是正确的，他们的态度则是错误的，官僚主义的、有毒的、下贱的！
托洛斯基同志说得很好：“政治问题是这样：是思想上的同志呢，还是思想上的敌人？如果是敌人，那么就谈不上统一，如果是同志，那就不容许先屈辱其他的派别，再去同他们统一”。现在两派对立是事实，我们有两个组织系统，有两个领导机关，有两个机关报（倘若他们肯承认他们的刊物是机关报——如果不承认，那他们就没有机关报，是五年长久没有机关报），无论用什么官僚，都不能抹煞这个事实。在这个事实面前，我们所应当做到，就是检讨一下：这两派之间有共同的政治基础吗？或能够达到共同的政治基础吗？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则什么都谈不上，提到过去政治问题以外的一切纠纷都是多余的，如果有这个基础，那么一切纠纷都不应当妨碍统一。
他们的态度恰好相反。他们至今还拒绝同我们谈判，还在提出“承认错误”做谈判的先决条件，还在把政治问题以外的纠纷提出来，置于政治问题本身上面。他们在告同志书中，不仅提起了那些纠纷，而且说谎，诬蔑，伪造事实，不仅自己说谎而已，而且诬我们第一次告同志书为说谎，为没有诚意。
实在说：他们这个态度，并非对于统一的态度；而是根本上拒绝统一，根本反对统一的态度。他们伪造事实，诬蔑，说谎，牵涉种种私人争吵，其用意不外转移同志的视线，把政治问题变为组织问题，甚至变为个人间纠纷问题。
一九二九——三〇年间，德国左派反对派团体“列宁团”为了内部争论将陷于分裂时，托洛斯基同志写了一封公开信题名告全体团员书，其中有如下的话：
“我把你们个人间和组织上种种互相攻讦和控告的事情置之度外。自然，这些事情在一个团体的生活上也有相当的重要性，但统一问题或分裂问题，并不是由这些事情来决定的。一个团体，并非无论何时，无论在何种环境之下，都能保持一致的。内部的分歧如果是很深刻了的，则分裂也许是唯一的出路。但此时必须小心注意，使得这分裂是一种光明磊落的分裂，换言之，即是为了确实的原则上分歧的分裂。而这分歧路线是必须为团内一切成员所明了的。由这观点出发，我不能不说到列宁团领导机关一月二十日和二十九日的两个通告，不仅准备了分裂，而且是以最危险的最有害的方式去准备的。即将种种纠纷的事情置于前面来，而伪造事实来歪曲原则上的分歧”。
从上引来的一段话，我们可以明白：无论是为了分裂或是为了统一，都应检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分歧，而不应把种种纠纷的事情置于前面了，如“新斗争派”此次的告同志书中所做的。
我们主张先谈政治问题，这并非我们怕提过去纠纷之意。我们并不怕追究过去分裂的责任。我们相信，追究结果，这个责任一定要由他们负担的。但是，凡有诚意谋求统一的，如附印在建立第一期的托洛斯基同志的那封信上所说的，是不应该预先把这些纠纷提出来，以妨碍统一的。现在他们既然提了出来，既然以此为借口来反对统一，我们当然接受他们的挑战，当然要揭破他们的谎言，为了肃清统一路上的障碍物。但这里，我们更重要的是提出积极的主张，至于揭破谎言的工作，则宁可在其他的文章中去做的。
我们现在更具体地向新斗争派领导机关提出如下的建议：
（一）双方立即宣布第四国际中国支部两派有重新统一之必要。
（二）双方领导机关进行谈判统一。以对等代表成立一个“协议委员会”，负责起草一个简单的政治纲领，在起草中讨论一切理论上和政治上分歧的问题。
（三）“协议委员会”同时筹备“统一大会”，双方依照人数比例推举代表参加“大会”。
（四）“协议委员会”所起草的纲领及其他议结案，其中应有一个议结案明白规定：无论那一派都需遵守大会决议，成为少数的须服从多数决议而行动；同时，成为多数的须尊重少数有表示其自己意见并替自己意见辩护的权利，连公开刊物辟争论栏登载少数派文章之权利在内。
（五）统一大会选出新的领导机关后，双方领导机关立即解散，双方刊物立即停刊，而出版共同的机关报，双方支部及其他组织立即合并。
以上五条建议，我们除了直接函致斗争派领导机关以外，在这里明白宣布出来。全国托洛斯基主义者同志们，统一和建立新党首先是每个同志都应努力的事情，而非仅仅是领导机关的事情。起来，为实现统一而奋斗！我们与你们紧紧的握手，共同斗争，以克服一切以及反对统一的人，以克服建党事业上的一切障碍。
请接受我们的国际主义的敬礼！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国际主义派）
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日
为建立新党三告全国托洛斯基主义者书
——转载自《建立》第三期——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
同志们：
我们去年七月和今年六月发的两次告同志书，已经说明我们对于“统一”问题的态度和提出五条积极的建议了。最近接到“新斗争派”机关关于“统一”问题的决议（七月十四日）和答复我们的信（七月十六日），其中明白宣布拒绝我们那五条建议，认为“根本无法考虑之余地”，其中又向我们提出三条反建议，以为谈判统一的“前提条件”。这三条大意是：（一）要求我们改变所谓“伪造和歪曲作风”；（二）要求我们承认他们是“代表中共同盟的组织传统”；（三）要求我们承认过去分裂应由我们负责。接着，他们又“忠告”我们说：“你们如拒绝我们所提出的关于统一的前提条件，那么你们以后可不必向我们再要求什么统一”。
同志们！“新斗争派”机关已经以此三条件关闭统一之门了。他们以此辜负国际书记部和各地同志热烈的希望了，——这一年来，如书信和谈话所表现的，国际和国内同志是如何希望中国能有一个统一的第四国际新党。
“谈判统一的前提条件”！在“新斗争派”的机关看来，中国两个托洛斯基主义组织之统一，竟不是理论上与政治上有无共同基础问题，而是谁伪造歪曲，谁代表“组织传统”，谁担负分裂责任，这一类问题！如此把组织、纪律、法统，等等置于理论的和政治的问题之上，只有两种理由可以解释：或者，这是一种官僚主义作风，视组织、纪律、法统等等为万能，而轻视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或者，他们在理论上和政治上自知不能立足，所以提出那些问题作为“前提条件”来避免理论的和政治的争论。
同志们！我们的第二次告同志书已经明白指出：在统一问题上的两种态度了。他们的态度是把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搁在一边，而提出种种纠纷来做谈判条件；我们的态度则是先提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来讨论，以探究双方有无统一的基础。现在，他们的决议和复信，是把他们那个态度表现得更加清楚了。
无论他们如何避免理论的和政治的问题，我们仍然要站在这些问题上同大家讨论的；无论他们如何拒绝统一，我们还是不肯放弃为统一而努力的。但以后，在他们尚未改变他们的态度之前，统一问题，我们是向你们提出的了，——向你们，全国托洛斯基主义者，无论属于那一派，或根本不属于任何一派。至于他们机关中人，则他们已经叫我们勿向他们“要求统一”了。
统一和建立新党（统一乃是建党的重要步骤），本来不是仅由双方领导机关负担的任务，而是全体同志共同努力的任务。从今以后，每个同志都应把这任务负担起来。这里，有几个问题是大家必须讨论和解决的。
第一，上面所说的我们的态度和他们的态度，究竟谁是谁非？——这个问题必须根据真正的列宁托洛斯基主义组织原则来解决，不可根据是斯大林主义组织原则来解决。新斗争派领袖们拿来教育同志的所谓“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其实乃是斯大林主义的组织原则。真正的列宁主义组织原则，可以从我们上次告同志书中所征引的托洛斯基同志说的关于中国反对派统一问题和德国反对派分裂问题的两段话看得出来。为了这两段话都很重要，请你允许我们再征引一次：
“政治问题是这样：是思想上的同志呢，还是思想上的敌人了？如果是敌人，那么就谈不上统一；如果是同志，那就不容许先屈辱其他的派别，再去同他们统一”。（见托致中国“我们的话派”的信）
“我把你们个人间和组织上种种互相攻讦和控告的事情，在一个团体的生活上也有相当的重要性，但统一问题或分裂问题并不是由于这事情来决定的。而是由于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分歧来决定的。一个团体，并非无论何时，无论在何环境下，都能保持一致的。内部的分歧如果是很深刻了的，则分裂也许是唯一的出路。但此时必须小心注意，使得这分裂是一种光明磊落的分裂，换言之，即是为了确实的原则上分歧之分裂，而这分裂界线是必须给团体内一切成员所明了”。（托洛斯基：致“列宁团”的公开信）
由以上两段话可以证明：我们把原则分歧置于个人间和组织上种种互相攻讦和控告的事情之上，如他们以前的态度和此次的三条件中所表现的则是错误的。
他们也明知他们的态度违反了托洛斯基同志这两段话所指示，所以竭力减轻或抹煞这两段话的意义。他们竟厚颜到这个地步，否认这两段话所指示的并非一般的组织原则，而认为不过是一时性的指示罢了。他们教训我们道：“可是，你们完全弄错了时间！那是第四国际远未成立以前的事实。如果托洛斯基还在的话，他对背叛第四国际政纲和破坏民主集中制而分裂出来的小组织，一定同我们今天所采取的态度一致”。（见“新斗争派”对我们的复信）
上面两段话，以及包含两段话的全信，何曾有一处暗示信中的指示仅能适用于第四国际成立以前而不能适用于第四国际成立以后呢？对于他们不利的话，他们便毫无证据断定不适用于此次的统一了！其实，恰好相反，这两段话本身已经明白说出所指示的是一般的组织原则，可以适用于任何一次的统一或分裂的。难道第四国际成立以后则容许“先屈辱其他的派别，再去同他们统一”么？难道第四国际成立以前，统一或分裂的问题是由“原则分歧”来决定的，而第四国际成立以后则是由个人间和组织上种种互相攻讦和控告的事情来决定的吗？或者托洛斯基逝世以前不久曾说出相反的意见吗？事实上，托洛斯基曾征引一九一七年俄国布尔什维克派和国际主义派统一当做例，来说明他的话，可见他这话不仅仅适用于运动初起时期的。
我们采取的态度是有托洛斯基这两段话以及其他的话来做根据的。他们所采取的态度则找不到托洛斯基的话做根据，他们倒可以到斯大林主义者言论中找到根据。
第二，双方有没有共同的政治基础呢？换一句话说：双方原则分歧是否已到了不能统一的地步呢？这个问题必须采取我们的态度才能解决，采取他们的态度是不能解决的。这话就是说：要知道双方原则分歧到什么程度，首先必须展开原则的争论。我们方面不仅把原则问题列举了出来，而且详细发挥了我们对于这些问题的意见，我们为此出版了整本的书，在翻译书中写了长篇的序言，又在刊物上详细批评他们的意见。可是，直到现在，他们未曾回答我们的批评，除了谩骂以外也未曾反驳我们的意见。在这个情形之下，怎样能够判断原则分歧到什么地步呢？
退一步说，即使双方自身都认为，原则分歧已到了不能统一的地步了，则这并不能作为反对展开原则的争论之理由。因为双方自身知道原则上有深刻分歧是一回事，而让同志们都能了解分歧深度又是一回事。为使同志们都能明了分歧深度起见，我们也必须展开原则的争论。在这争论中，同志们不仅可以明了分歧深度，而且可以看出那一方面是错误的，或错误较大的。如果坚持这错误仅是几个领袖而非多数同志，则统一仍是可能的，因为多数同志能够压迫少数领袖，或者使之纠正错误，或者使之退出我们的运动。
再退一步说，即使原则分歧果真到了不能统一的地步，而坚持错误的领袖又能得到多数同志的赞助，那么我们也必须使得这继续分裂“是一种光明磊落的分裂，换言之，即是为确实的原则上分歧的分裂，而这分裂界线是必须给团体的一切成员所明了的。”为此原故，我们是需要展开原则的争论的。
第三，双方展开的争论，是否会妨害了我们对外的工作呢？——这个问题需看争论的内容如何而定。如果依照他们采取的态度而展开争论，即是说，如果将“谁伪造”，“谁正统”，“谁负责”等问题置于原则分歧之上，则当然要妨害对外工作的。不仅争论能妨害对外的工作而已，这些问题本身就没有积极意义，而谈到原则分歧问题时，又必然会夹杂这些问题，因而使得分裂界线模糊不清。但如果依照我们采取的态度而展开争论，即是说，如果将原则分歧问题置于其他问题之上，则此争论乃是我们对外工作的必需条件之一，即使一时间会相当妨害了对外工作，但其良好的后果，不管将来能统一成功与否，都是足以补偿一时损失而有余的。当初俄国如果没有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派原则分歧的争论，如果没有在争论中显出孟什维克的错误，则布尔什维克派自己就不会如此生长，而十月革命也许不能成功了。
我们反对将“谁伪造”，“谁正统”，“谁负责”等问题置于原则分歧问题之上，但并非反对讨论这些问题本身。他们既然提了出来。我们当然要把这些问题弄清楚的。不过我们将在别的文件做这工作，而不在这里说。
以上三点，是每个同志不能避免去考虑和解决的问题。新斗争派虽然关闭了统一之门，我们还是继续为统一和建立新党而努力。我们又是继续保持以往的态度去努力的。但这努力能否成功，依赖于你们，全国托洛斯基主义者同志们，是否手携着手与我们共同努力。
请接受我们的国际主义的敬礼！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国际主义派）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 |
中国革命共产党1948年2月29日中常委的政治讨论记录（部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中国托派运动文献
中国革命共产党1948年2月29日中常委的政治讨论记录（部分）
出席者：犀照、耀如、芸纪录：虹、曦
犀照：现在开始讨论中国问题。我们现在须集中于讨论一个问题：即中共能否起而代替国民党？最近国内经济动荡，物价高涨，国民党更暴露其无能，小资产阶级和工人的痛苦更深刻化。在军事上，由于东北战争的危机，小资产阶级对于国民党政权的信心更加动摇，甚至认为国民党再不能维持下去了。另方面，一些小资产阶级份子看到中国此时还只有中共是一个现实力量，便以为只有它可以代替国民党。这种观念综合起来，有两种不同的出发点：一是对中共抱幻想的小资产阶级及一部份的工人，他们欢迎这一局势的实现，以为由此可走到东欧式的局面。另一种是一般小资产阶级，甚至部份工人，对国民党久已失望，毫无信心，但根据苏联的政策与解放区传来的消息，对中共也取怀疑态度。因此并不乐观，更不欢迎中共来代替国民党，因为他们预想这种代替仍然是灾祸。但是又认为中共的上台是不可免的。于是他们抱着宿命的悲观主义的态度等待着——这是最普遍的情形。我们可从几方面来解决这个问题：国民党之腐化无能，以及从政治，经济，到军事都不能使它长期存在，而且连支持也很感困难，这是毫无异议的。中共在中国的确是一个庞大的力量，假若它有良好的政策，是可能代替国民党的。但是中共的最大弱点是：它的构成份子既几乎全是小资产阶级（包括农民，知识分子及小政客），完全成了小资产阶级的政党，所以绝对无法反映无产阶级的意识。至于它的政纲，对城市无产阶级没有根本的态度，土地政纲也不稳定，时常在变换，对于政治问题的解决也毫无固定的政纲，直到最近仍始终站在阶级合作，与资产阶级妥协的立场上。更坏的是，这个党已完全成了史太林外交政策的工具，没有任何独立性，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创造性，再没可能站在中国工农的基本利益上提出革命的政纲和政策来。也许有人说，东欧的史太林党也与中共的情形一样，因此中国也可能走向东欧的道路。可是，东欧是由红军直接占领，那时希特勒的势力刚瓦解，新的革命党不及生长，因此成立了在红军刺刀控制下的「联合政权」。然而，中国国民党则有自己的政权，又能得到美国的直接援助。不论国民党如何腐化无能，它的力量如何薄弱，但如果没有一个新的革命潮流到来，国民党还是将继续支持下去的。同时没有一个革命局面的到临，在三次大战之前，中国仍将受美国的控制。所以中国的东欧化是决无可能性的，至多东北或将受到中共的控制。
耀如：了解中国问题可以更深刻地了解一般人对东欧幻想的原因。中国无产阶级至今仍无新的领导产生。并且中国无产阶级的失败也最惨重，在它刚逐渐恢复过来的时候，是可能对中共产生幻想。至于一般小资产阶级对国民党既已失望，所以也只有对「新民主主义」发生幻想。群众是现实主义的，在目前他们只看到中共的力量。至于「新民主主义」实现之后果如何，他们却并未想到。而且中国较法意等国更为落后，所以也更容易接受这种幻想。其次因为中共的武装力量很大，又有苏联暗地资助，再加以国民党的过份腐败，因此一般人以为中共之代替国民党是绝对的。这是一般人的论调，甚至较有头脑的知识分子也抱着此种幻想。其实史太林主义之最大特点是害怕夺取政权，在抗战刚结束，中共若夺取政权当然比现在有利得多。因那时国民党政权比之现在更动摇，内部的离心倾向也更厉害。在那时中共没有决心推翻国民党，不夺取政权，到了现在，又有什么勇气夺取政权呢？况且中共是小资产阶级党，依其政纲来说，也决无夺取政权的可能。至于在政治上，中共是迁就莫斯科的外交政策的，而莫斯科的外交则以苏维埃官僚的利益为依归。莫斯科的行情性外交政策，对各国共产党政策的支配，其最显着的例子是法意大罢工。我刚才已说过，意大利史太林党控制了工人达百份之六十，武装力量有25至40万，而资产阶级本身的武力倒很薄弱，但在这种情形之下，意大利的共产党却不夺取政权，反而投降得非常可怜——总罢工举行了一天便复工了。由此可推测到中共虽然有武装，但在国民党之区域内还没有很大的影响，在城市无产阶级中也没有基础，则更没有可能夺取政权了。另有一种论调是认为国民党太腐败，而美国的援助又不能很快的到来，国民党拖不下去时，会自动崩溃的，到那时也只有中共能取而代之。但是，我们得注意中国的政治制度是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一部份。美国既然对世界各国都很关注，当然也决不会放弃中国。还有一种看法：认为未来的美国经济恐慌将影响到中国的局势。但是美国经济恐慌向我们提出的不是一个前途，而是两个不兼容的两个前途：第一假定美国经济恐慌爆发时，美国还不能击破世界革命的力量（她正努力这样做）。法国戴高乐的势力也不能及时生长起来，则这经济恐慌将更推动欧洲革命运动，虽然它会影响美国对华的援助，使国民党更陷入危局，但同时也将推动中国无产阶级运动的复兴。第二再假定美国经济恐慌爆发时，法国戴高乐已上台，法国走向法西斯的道路，则更推动世界走向三次大战。不管那一个前途实现，「新民主主义」在中国也没有实现的可能。
犀照：对于中共能否夺取政权的问题，目前最流行的有两种说法：一种说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的力量还很薄弱，而农民小资产阶级的数量非常庞大，说这种意见的人也承认中共的政策是妥协的，非马克思主义的，但是它可能适合中国的落后性，在这个过渡的时期，可能取得胜利，获得政权，其实像这种理论是完全错误的，我们也承认中国的落后性，但是就落后的条件上讲，那些阶级能解决中国的出路呢？不论中国如何落后，但中国的生产关系总是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支配了整个中国的城市和农村，而资产阶级支配了这种经济关系，小资产阶级是中间性的，它的上层总是隶属于资产阶级，虽然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支配了整个国家，但不能替中国找出一条出路来，它绝对不能领导农民解决土地问题。能解决土地问题的，就只有无产阶级。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农民以及一切小资产阶级走上政权，因为只有无产阶级的政权，才愿意并能够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而且社会主义是国际性的，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它必然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联系起来的。由此更证明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才能替中国开辟一条新的出路来。有人以为中国无产阶级的数量很少，但是与资产阶级比较起来要多得多了。说到农民的力量固然不能轻视，但是他们在经济上是没有前途的，因为解决土地问题还是私有制的，是细小经营的。要真正解决土地问题，替农民开辟一个新的前途，即集体农场的前途，必须有城市的高度的工业才有可能，这就是说只有在社会主义计划下才能解决。今日的资产阶级已经把这种前途摧毁了，它已绝对无力替自己开辟一个出路，当然更无力替农民解决问题了。再从历史事实来说，俄国由于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才有十月革命的胜利，土地问题才能有彻底的解决。当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也是一个大党，号称有百多万以上的党员，那时的布尔什维克还是一个小组织，当时也流行着这种观念，以为俄国的政权最后一定是属于社会革命党的，他们就不懂资本主义末期的小资产阶级政党是天然不能夺取政权的，它会自愿隶属于资产阶级，最后它将反过头来反对无产阶级的。因此，社会革命党是出于一般小资产阶级的意料而终于消失了。今日的中共就是俄国昨日的社会革命党，它根本就没有一个走向社会主义的政纲，所以它本身是绝对没有前途的。
另有一种见解是以为中共虽然一直不敢要政权，只愿与中小资产阶级合作，可是今日不同的是资产阶级太腐化了，逼得它非拿政权不可。然而这种人也不懂得凡是一个政党要夺取政权，不像做买卖，讨价还价，它必定一开始就应当决心准备夺取政权，而中共并没有这种决心，更没有这种纲领，亦没有策略上的配合，所以这种看法是太天真的。资产阶级不论如何腐化，没有经过生死的斗争，是不会自动把政权转让出来的。即使经过斗争，然而中共在群众的教育中，并没有夺取政权的准备，所以它必然在将来成熟的条件中，会断送了政权的机会，一九二五年就是最好的例子。像汪精卫那个武汉的政权有什么力量呢？资产阶级终于稳定了下来，回过头来摧毁了千百万的工农力量。抗战结束的时候，国民党在华北的军队很有限，中共如果有一个正确的政纲，要取得政权是很容易的。但是结果如何呢？一再的谈判协商，而给与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以准备的机会，使得中共在军事上遭受了严重的打击，并得相当稳定其政权。而且我们还不要忘记，国民党是有美援的支持的，中共要想在军事上完全摧毁国民党是绝对不可能的。
芸：目前中国的主要局势是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失利与美援的迟迟未决，使得一般小资产阶级联想到政权问题，甚至国民党内部也有失去了自信的。美帝之所以不能很快援助国民党，是由它现时的当权派认为这个机构太腐化了，认为对它的援助并不能有什么好的效果，但是又不能不援助它，因此颇为迟疑不决。因此就引起一般对中共的幻想与恐怖二种心理。资产阶级是恐怖的，而某些受中共影响的小资产阶级份子却抱着极大的幻想。在这种情势下，我们估计，中共固然不能获得政权，但是加强了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因而相当加强了中共的发展，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不管恐怖的也好，抱幻想的也好，局势的本身是拖下去的。美帝为了怕中共势力的扩展，将必然降低条件援助国民党，使它再拖下去。中共夺取政权绝对不可能。但是拖到第三次大战还是拖向革命，那要看以后国际局势及中国本身的发展来决定。至于东北也许可能变成东欧，但是要全国变成东欧是绝对不可能的。
犀照：最近史太林在远东的政策表现得很明显，他在朝鲜的北部建立了一个东欧式的政权，一面中共在东北加紧攻击几个重要的据点，希图与之联系起来，因此引起了美国一种强烈的反感，因而加强其援助中国的决心。共和党首领塔虎特公然提出大规模的军事援助国民党，并主张不顾任何牺牲，不管国民党如何腐化，援助国民党是急切的要务。另一派是民主党的领首如马歇尔所代表的，他们的基本观点与前者大体相同，就是国民党太腐败无能了，必须改良一点，即是说使援助更有效果些。这样看来，这二党在中国问题上迟早是要合流的，可能一方面援助，一方面又加以若干的改革：容纳一些民主派的份子参加政府，所以我们估计美帝将不顾一切来加紧援华，这就是史太林在远东政策所引起的后果，使美帝内部对中国问题的更趋一致。由此可说明要华北东欧化是绝不可能的。在军事上，美国有二派主张，一是主张支持东北的某些据点，逐渐「收复」东北，另一种意见是退守华北，先肃清中共在华北的势力，然后再去「收复」东北。由此看来，他们并非愿意放弃东北的。残酷的战争还在后面。所以今天小资产阶级的行情性的乐观，明天又会因美援的增加而趋消沈，那时也许其中好的份子，会因此走上第三条道路，形成新的力量，来彻底为夺取政权而斗争。
芸：东北如果东欧化，美国的援助一定会更积极，更加以军事的帮助。因为这对它将是一个很大的威胁，而国民党只要力量允许的话，还是要拼命挣扎的。
耀如：目前小资产阶级的幻想，主要的还是国民党的自动崩溃。但这种种幻想今天已不是第一次了。抗战时武汉的失守，充份地表现了国民党的腐化无能，因此有人抱着同样的幻想。但是至今国民党还没有垮台。这就是说，如果城市的无产阶级不能独立起来与之斗争，没有决心推翻它，它是不会自动垮台的。另一种幻想是经济财政的危机，引起群众的自发骚动，资产阶级会因此自动垮台，把政权奉给中共。其实这也错了，即使退一万步说，群众真正骚动起来，资产阶级的政权已无力支持，那时中共会反而会骇怕起来的。那时他们将拼命与资产阶级「左派」李济深之流合作，压迫群众的「过火」运动，把政权奉还资产阶级，替资产阶级尽宪兵的任务。俄国二月革命后沙皇垮台，全部政权已落入苏维埃手中，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却不敢要政权，反而哀求、胁迫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去接受政权，这可以说是一切小资产阶级妥协派的通病。像这种群众运动，只有新的力量已经形成起来，动摇资产阶级的政权之后，才有可能。
耀如：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政纲，主要的有三点：（1）土地改革，（2）没收垄断资本，（3）联合政府，现在试就这个纲领本身加以批评，首先，我们问：单靠农民的武装能否推翻「垄断资本」呢？毛泽东的观念不仅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而且甚至还违反了东欧政治发展的常识。没收「垄断资本」，只有集中的无产阶级的力量才能成功。毛泽东根本就不明白甚至东欧的产业国有化，也是经过无产阶级自动起来加以实现的。现在毛泽东希图靠散漫的农民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来没收「垄断资本」，只是一种反动的空想。其次土地改革，中共并不是今天开始提出的，然而为什么总是归于失败呢？主要的就是没有无产阶级的集中的政权来保障它——保障土地斗争的成果（像苏联一样）。甚至东欧的土地改革也不是空洞的联合政府所能实现和能够保障的，而是在红军的刺刀与工农的合作之下暂时保留下来的，而将来的发展如何，还要依赖于最后的决斗而定。毛泽东要靠一些不稳定的农民政权与武装，来实行和保持这种土地改革，只不过重复过去一切孤立的农民运动的覆辙吧了。关于联合政府的问题：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愿不愿与中共成立东欧式的「联合政府」呢？我们必须明白在东欧一些国家中，资产阶级是在苏联红军的刺刀压迫之下，希望尽量保留其财产，才接受这一「联合」的。但中国目前并没有这种条件。中国资产阶级并没有受到红军刺刀的直接威胁，相反，他们却有美帝的援助。在这种条件之下，假如没有城市工人阶级革命的压力，资产阶级是并不向散漫的农民武装轻易屈服的，它绝对不会也不肯接受这种东欧式的「联合」的。所以毛泽东的联合政府公式，在中国比在东欧更没有根据，更带虚幻性。最近捷克的政变，更明白的给与中国「中小资产阶级」一个可怕的教训，中国资产阶级舆论也正在有系统的利用这一教训。
犀照：总之，这次战后到现在为止，更一天天地暴露了美国资产阶级的没落与克里姆宫的没有出路，只有依靠一个新的领导，世界才有出路，否则就是走上新的战争。最近法国社会革命党分裂是带有象征意义的，中国的革命必须与国际的革命联系起来。
（原载《校内公报》第八期） |
关于中国内战的决议（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三日中常委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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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内战的决议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三日中常委通过
（一）中国当前内战不仅反映美苏的矛盾，和国共两党的历史性的冲突，而且主要的反映八年抗战当中国民党的反动政策造成和积累下来的民众对统治阶级的普遍和深刻的仇恨。
（二）抗日方告结束，国民党统治者突然发现牠们不仅在『自由中国』普遍失去『民心』，甚至在『收复区』中也迅速招致了民众的怨恨。由于物质基础之遭受战争空前削弱、中国统治者愈来愈表现得贪婪、横暴和失却自信，他们肆无忌惮地抢劫一切人民的财富，把人民八年流血所得的成果（如敌产等）完全收夺在官僚个人或集团的手中，最大部份则集中于少数上层官僚，使所谓五大官僚独占资本突然肿胀起来。结果在残破与日益缩小的统治物质基础之上，国民党统治者的掠劫政策不仅在穷困和切望生活安定的民众中引起空前的绝望和不满，甚至在资产阶级、在统治者自身内部中也引起巨大和复杂的利益冲突与离心倾向。蒋介石的统治从没有遭遇过像战后这样孤立和危险的局面的。
（三）从这里我们就可以了解：何以在抗战过程中，尤其是抗战结束不久之后，广大的破产和饥饿的农民宁可拥护史大林党的微弱的农村改良政策，而城市的小资产阶级（以知识分子为代表）和工人则同情史太林党的不彻底的民主口号，史大林党的武装力量和政治影响的扩大完全是国民党过于腐烂的结果，同时也是中国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革命政党的结果。毋须根据过去的历史经验，牠的政策和领导本身已充分证明牠是一个堕落和无望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牠已不止一次的表演，在历史严重关头拿中国群众对牠的信仰充作和资产阶级讲价还价的政治资本。牠之反对资产阶级并不是为了推翻牠，而是为了用改良的手段来挽救牠。这是莫斯科的哲学、同时也是中国延安的哲学：幻想经过改良的手段来缓和资产阶级与美帝国主义对中国民众和苏联的紧张关系。这种哲学的阶级根源：当然是小资产阶级。一切反复无常的动摇、叛卖、和无耻的政策都是从这里出来的！
（四）中国过去一年来的内战局面主要就是由上述这种复杂的社会矛盾造成。抗战刚结束时最初局势具有如下的特点：统治阶级空前的孤立、不稳定和陷于内部的倾轧，牠的政权是大大的削弱了；另一方面差不多半个中国落入史大林党的武装控制之下，广大的农民和城市学生、工人对延安政权起了幻想，不仅以昆明为代表的学生运动，就是工人的经济罢工也一时蓬勃起来，部份地取得『按照生活指数增加工资』的胜利，甚至国民党的统治区域中，农民也不断零星地发生反贪污反抗征粮抽壮丁的骚动。这些条件构成显著的革命前夜的局势，假如当时史大林党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党，牠从这个局势中所能得出的唯一结论也只能是：发动广泛的政治攻势，把夺取政权提出于议事日程之上，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证明过两重政权是能够长久并存的，牠只是阶级冲突达到最紧张程度的表现。
（五）不幸这个局势始而断送于毛泽东在重庆的妥协谈判及克林姆宫经过『中苏条约』对中国民众的可耻的叛卖，再而断送于政治协商会议的几纸空文（所谓民主同盟和其它中间党派在『协商』中充份证明他们只是国民党诱骗和屈服史大林党的工具），以后则每一次妥协和谈都证明国民党有系统在利用史大林党上层的动摇和叛卖，把革命前夜的有利局势逐渐转变为反动的局面，国民党不但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上也逐渐由防守转向攻势，直到今天，我们还在经历这个可耻的阶段。
（六）今天，一年之后，我们所面对的局势已变成这样：史大林党已完全向无望的挣扎和军事冒险中，在政治上则陷于无出路状态，仅仅希望靠拖延政策来等待国民党统治的更大危机出现以及国际的联合干涉（当然包括克里姆宫的干涉）；国民党则在军事和政治上已取得决定的主动地位，牠的政权又略形稳定，牠之取得这种有利地位经由两个手段：一方面利用小资产阶级政党——史大林党及其附庸——民主同盟等对大资产阶级的依赖性（其最高成果是政协会议），另一方面又利用国民党自己对美帝国主义的依赖性（其最高成果是『中美商约』及大量美国物资的援助）。
（七）这个不幸的无出路的僵局已在群众心理中造成显著和普遍的变化。他们对国民党统治者不但愈益反感与愤恨，甚至对史大林党的领导也逐渐滋长了失望和批评的精神。这种深刻的心理变化表现在群众对新出路的强烈追求中，最近许多象征，许多事实都在说明这一点，甚至连资产阶级内部（以政学系的大公报为代表）也不自觉地提出政治重新结合的口号出来；中间党派——民主同盟内部（以施复亮为代表）也提出扩大民主同盟下层，提出独立政纲的建议。一个革命组织必须及时把握到这种客观局势和群众心理的变化，提出具体的策略口号出来。
（八）中国战后局势的主要趋势是：美帝国主义已代替了其它帝国主义，成了中国的主人，因此，我们，中国托洛斯基主义者的总策略口号及时改变为：我们的主要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国民党。围绕这一口号周围，我们运用我们的政纲和造出新的策略路线：凡是一切便利于推翻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的群众斗争，我们都要站到最前面去，和各党各派共同行动，并在共同行动过程中严厉地揭破他们的欺骗、动摇和叛卖。
（九）根据这一路线，我们当然在内战中把同情放在史大林党所领导的农民队伍方面，坚决反对国民党地主企图用武力恢复农村的旧秩序，我们公开宣布不管史大林党的领导如何反动，牠行的某种改良政策是含有进步意义的，农民保护这一点可怜的成果当然是一种正义的行为，因此，『解放区』中的托派将毫不踌躇的站在农民方面抵抗国民党的反动进攻。在抵抗的过程中暴露史大林党的妥协和出卖，改变牠的反动政策；在蒋介石的后方，托派则提出无条件停战的口号并支持群众每一种反战与和平的运动。
（十）今天当内战已陷于无出路的状态之时，当一般民众，尤其是在国民党后方的民众已对牠冷淡和失望，已生出了对双方不满的情绪之时，无条件停战与和平口号已成了最迫切的要求。这不仅由统治阶级之歪曲地利用这一口号来证明，而且还由史大林党及其它中间
党派之有系统地利用这一口号来证明。但我们必须提出：国民党之谈和平，只是企图利用民众这种情绪来辩护牠的『戡定内乱』，史大林党等小资产阶级党派之谈和平仅是企图掩饰牠的军事投机与政治叛卖之无出路。我们托洛斯基主义者则严格地和牠们的企图划分清楚，我们向群众指出：实现真正和平的唯一道路是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这个会议不仅能消灭内战，保护『解放区』的一点子可怜的改良，而且还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实行真正的民族独立——关税自主，改善民众的生活（包括八小时工作制），把一切自由给民众，撒退一切外国驻军出境，取消一切新不平等条约，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国民党的军事独裁。
（十一）史大林党所领导的农民武装斗争乃是中国民众反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斗争的一面，而且这一斗争已由于缺乏一个正确的领导及城市工人的援助堕落为无出路的军事冒险，在广大的国民党统治区域中，甚至在『解放区』中也引起民众的失望和不满，从这一事实看来，今后中国农民运动的复兴和出路显然仍要依赖我们不断指出的新条件之上：城市工人运动的复兴。史大林党过去数度悲剧性的失败，主要就是由于有意忽略这一条件，因此，我们从始就没有跨大史大林党的农民队伍的作用，今天尤不应如此，如果我们寄托幻想于这种队伍上面，将它的战斗跨大为『革命之起点』，这充其量也不过是史大林党过去把江西农民暴动夸大为中国革命高潮到来，这种妄狂思想的可怜的讽剌而已。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写实主义来代替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幻想，集中全力去领导和组织城市工人、贫民和学生运动。因此，除了史大林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之外，我们必须参加和支持一切其它自发的群众斗争（如工人罢工及学生反美示威等），发展和加深中国群众的阶级斗争。
（十二）认识了上述当前群众心理的变化，今天我们必须在政治上坚决的、明确的向群众指出第三条道路——亦即托洛斯基主义的道路，在组织上尽量帮助群众的中派主义的进步倾向和酝酿取得有组织的表现，促成一种容纳他们的群众团体，以此帮助他们走向革命的道路和托洛斯基主义党方面去。谁放弃这个宝贵的历史时机，放弃这个艰巨的任务，谁就是革命的罪人。
（十三）目前严重地妨害我们建党工作的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教派主义倾向，牠简单地以背诵社会主义及革命的词句为满足，把一切达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手段——民主斗争视为『阶段论』、视为『机会主义』，在工作上，怀有这种倾向的人总是成为我们的绊脚石；另一种倾向则是中派主义、混乱主义所包含的机会主义倾向，在每一个新的斗争中，这种倾向总是把牠的作用夸大，对牠发生莫大的幻想，因而往往迁就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舆论。这两种倾向最清晰地组织在『新旗』派的修正主义集团中，以意因和连根为代表。意因认为『中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骂我们的不断革命论为『阶段论』；连根则夸大史大林党的军事投机的作用，对牠发生幻想，因而甚至对史大林党外围的小资产阶级政客如马叙伦和陶行知等，极力加以赞扬，粉饰他们的面目，替他们散布幻想，连根这种机会主义的迁就当然不是从今天起的，这是从抗战之始一直到今天的有机的政治发展。这两种有害的倾向无疑已经而且将要在我们的幼稚组织内引起不断的回声。正因如此，我们必须加倍警惕，关心地、坚决地把他们不断肃清，这是建立新党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痛苦过程。
（十四）我们特别指出，最近一年来在我们各地组织内部，凡是不能影响和教育群众的孤立分子大都是在思想倾向上与『新旗』派取得有机连系的，对他们的『批评』也反应得最敏感，这种份子的共同特点就是：工作上表现无能，永远闭锁于孤立环境中，对内不能教育同志，对外不能影响群众，在政治思想上则陷于无望的空虚和混乱，精神状态是孤僻的，自满的，以目空一切来安慰自己的灵魂。在这里就生长了以漂亮的革命词句来眩耀他人、麻醉自己的教派主义精神来，事实上，这种教派精神只是政治无能的粉饰而已。这种孤立分子是不能抵抗任何外来异阶级思想和压力的，他们永远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和阶级立场，永远摇摆，永远缺乏耐性，永远陷于绝望的不满，永远从绝望中不自觉地寄托于奇迹，屈服于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舆论。从这里自然又生出一种机会主义的倾向出来，极力夸张史大林党农民武装的作用和牠的『改良主义』的意义，甚至竟称目前史大林党的军事投机在历史作用上超过了过去江西的土地革命，是第三次革命的起点……等等。事实上这次新的农民武装斗争与过去的土地革命相较，在历史的发展上，只是一种堕落了的、受抑压了的运动；而在政治和社会作用上，无论那一次农民斗争，无论这些斗争的深度和广度如何，就其自身而言，是没有任何出路的，除非牠们及时地与城市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连系起来。在中国这种落后的小资产阶级国度里，小资产阶级的斗争（包括农民，城市贫民与学生斗争）充满于近代史，但牠们总是因缺乏城市工人的领导而失败了。史大林党的最大罪恶就是把这种必然招致失败的缺点加以理论化。现在在我们队伍中居然有人忘记了托洛斯基主义数十年长期理论斗争的传统，明目张胆做了史大林党的应声虫，在经济衰败与工人阶级缺乏组织和领导的条件之下，把一种堕落了的史大林党农村改良运动和军事冒险视为新革命的兴起，这是荒唐的自欺欺人之谈！我们应该彻底打击这种无骨头的机会主义倾向，向中国民众坚决地、不嫌重复地指出：只有托洛斯基主义政纲所指出的第三条道路才是唯一的出路，只有工人阶级的运动复兴才能开拓一个新的远景，最后只有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党才能保证中国革命的胜利。没有独立的政治道路就没有建党的基础，没有一个独立的马克思党就没有成功的革命，谁不认识这一点，谁就站开去！ |
对战后国际及国内时局主张──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中央委员会声明（1946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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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战后国际及国内时局主张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中央委员会声明（1946年1月16日）
原编者的话
这是『党内文献』第一集。编这一集有两个范围。第一，是中央委员会底正式文件，或中央委员会委员底言论；第二个范围，是一九四五年战争结束后到一九四七年三月为止的文件。在这期间，据我们知道的，这种文件就只限于这三个。如果同志要更清楚党底意见，请参阅这期间的《求真》与《青妇》，但这两个杂志只是公开群众性刊物，不是党底正式文件。
除《内决》的是全文外，这集子的其它两文件都是节录直接有关内战的部分的。
国际的混乱、矛盾与出路
（略）
中国的僵局及其前途
中国战后的局势，除了反映整个国际局势一般的矛盾、混乱和灾祸之外，其特点就是：国民党军事独裁下的军阀、官僚，更显出了稀有的贪婪暴虐和腐败无能，共产党暴露了无比的军事冒险与政治投机，以及国共两党间之毫无顾忌的私斗与混战。
然而中国战后所以陷于这一异常纷乱、悲惨和混战的僵局，也绝不是命定的，不可避免的。
当『八·一三』抗战开始时，我们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就指出：国民党政府之由『不抵抗主义』转而『应战』，绝非为了全民族的利益，只是迫于日帝的过份进攻，民众要求抵抗的压力，以及英美帝国主义拟予援助的示意。换言之，牠只是为了保持自己的特权，并在民众压力和英美示意下，才起而勉强『应战』的。因而国民党的应战政策，完全寄托于英美的调解或干涉。而对于民众则采取过去的一贯的反动态度。其结果，不是中途妥协，就只有使抗战节节失败。同时我们并指出：共产党从极左的盲动冒险转到极右的机会主义，投降国民党，服从三民主义，高唱『阶级合作』，强调『国共精诚团结』抗日的政策，除了帮助国民党压抑工农群众抬头，加强其反动政策之施行无阻外，也不能有别的前途。当『一二、八』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们更着重指明：国民党、共产党及一切小资产阶级政客们，将全部希望寄托于美国的对日胜利，并容许蒋介石将中国抗战的军事指导放在美国的参谋部底下，其后果，只能化中国为菲律宾。
正因此，我们从抗战开始后，即提供了动员全体民众独立抗战的革命政纲（见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本同盟上海紧急会议对抗战决议案），主张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民众武装抗日的完全自由，抗战经费由富人负担，改善工人生活，没收土地分给农民与抗战兵士，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代替国民党的军事独裁来领导抗战——这是动员广大民众积极参加抗战、转变国民党政府所包办的投机应战为全体民众的革命抗战，走上真正胜利之唯一可能的道路。
但异常不幸的是：不仅国民党对于我们的主张表示仇视，就是共产党也视之如蛇蝎，公开攻击我们为『破坏抗战联合战线』，特别是破坏牠同国民党的『精诚团结』，乃至于以极端卑鄙的诬蔑技俩，大肆宣传『托派汉奸』！以致在八年抗战的进程中，共产党在合作的名义下，帮助国民党毫无阻碍地实行了其反动的应战政策，抑制了革命民众的兴趣。结果，除了丧城失地，将大半个中国送给日帝尽情蹂躝压榨外，并放纵其贪官污吏在后方任意敲榨民众，大发其国难财。而最后，牠们的『精诚团结』，也就为互相攻击和互相火并所代替了。
固然，日帝国主义是终于被打倒了。但这绝不是出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什么『合作』的力量，而是由于美帝国主义的精锐武器和丰富物资，特别是由于牠那绝灭人道的原子炸弹。也正因为如此，美帝国主义便成了战后中国的唯一主人翁，国民党政府的太上皇。名义上，美国虽将中国列为『四强』或『五强』之一（主要为的是对抗苏联），实际上，中国不过是一个变相的菲律宾而已。
现在只要头脑稍为清醒，敢于面对事实的人，都可以看得明白：国民党政府的全部重要措施，无不受美帝国主义的指使。军事上，无须说完全听命于魏德曼，就是在经济上，如财政、关税、乃至外汇，都在在等候华盛顿的命令来决定。在政治上更是诚惶诚恐地唯杜鲁曼的马首是瞻。至于国民党一般官吏和党棍们对于美国人所表现的一切奴颜婢膝的态度，恐怕就是菲律宾的奴才们，也觉得大有逊色呢！
自然，人们可以说，不平等条约取消了，租界收回了，治外法权撤废了，这些总算是抗战胜利的成果。但是这些成果却是由日帝强盗给了西方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和搅乱之后（如日帝『交回租界及撤消治外法权』等把戏），才迫得英美不得不予以承认的。而且美帝国主义在某一点上同日帝国主义正一样，牠所要的不是某一城一地的租借和治外法权，而是要支配整个的中国。所不同者，日帝用的是极端横暴的武力，而美帝则带着假仁假义的民主与和平面具，借着金元借款及物资援助的锁链，将国民党的头颈套住就够了。何况事实上香港与九龙还依然在英帝掌握中呢！
正因为战后美帝国主义企图支配整个的中国，也就引起了苏联的异常危惧，引起了苏联同美国在华争取势力范围的斗争。这一斗争的趋势，如果中国工农民众不及起来用革命解决自国的问题，用自己的力量加以干涉，也许中国（特别是东三省）将成为第三次大战之爆发点。但史大林官僚主义的对美政策，在客观上恰恰是在阻止中国民众走上革命的道路。史大林近来在东三省所进行的一切不名誉的、违反社会主义原则和苏联工农大众利益的投机举动（如割据旅顺，『共管』大连，分占中东及南满铁路，搬运矿山和工厂机器等），以及指使中国共产党进行极端的军事冒险和政治投机，都只能在中国民众面前丧尽苏联的信用，并顺便帮助了美国在中国抬高其声价，发挥其权威（如现时马歇尔之被国共及所谓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看作救星，看作最高的裁判者，就是显例）。
国民党的军阀、官僚、党棍子和特务人员，在美帝国主义的卵翼下，利用『胜利』的名义，如狼似虎地攫取了『收复区』的一切生产机关（不仅敌伪产业一概把持，就是民营事业亦常藉端侵没），霸占了一切财物，尽情挥霍，尽量腐化。而对于民众则愈来愈趋于横暴，愈来愈肆无忌惮地施行刮肤吸髓了。特别奇怪的是：国民党的军阀官僚们，甚至对于卖国殃民的著名汉奸也不予以公开审判，明正典刑，反而公开包庇，暗地敲榨，藉饱私囊。像这样的党，如果容许牠长留在统治的地位，那只有驱使中国走上毁灭之一途！
但国民党，在本质上始终是一个代表上层资产阶级及地主利益的党。再经过二十年来的军事专政，团结了一切军阀官僚于其自身，并训练了无数的党棍和特务人员，因而构成了一个空前无比的骄横、贪婪和腐恶的官僚系统。像这样的系统，如果没有狂风暴雨的工农民众革命起来推倒牠，是绝不会自行退位的，蒋介石近来所大吹大擂的『还政于民』，不过是在民众异常不满和美国授意之下，企图用一些改良主义的迷药，容纳党外某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客们，藉以缓和局势，渡过难关，稳定其政权而已。
所以国民党在宣誓『还政于民』之后，同时依旧采用种种残酷手段压制人民（如昆明惨案）。在宣布『收复区』『二五减租』及『免除田赋一年』之后，同时更纵容其贪官污吏，伙同汉奸余党加紧敲榨人民。而另一方面，则动员其全部武装势力向所谓解放区推进，有时甚至不惜利用敌伪队伍向共党军队进政。这一切，难道还不够说明国民党『还政于民』的真实用意吗？
现时正以武力对抗国民党的共产党，其下层固然包含有成千成万的革命份子，但这个党在本质上却早已堕落成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政党。牠的领导层所代表的，除了中国一部份中上层农民、知识分子及流氓无产者的利益之外，主要地是替克里姆宫官僚层在中国外交上扮演辅助的作用。因而牠的基本政策，不是偏于军事冒险，就是侧重政治投机。而现在则是军事冒险与政治投机双管齐下了。由于牠在思想上既已完全背叛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而投降了反动的三民主义，在政治上又放弃了土地革命政纲，声言『愿在蒋主席（即共党曾经认为反革命刽子手）的领导下建立三民主义共和国』，那牠还有什么东西可资号召民众来同国民党对抗呢？（例如共党放弃了土地革命，企图用『二五减租』号召农民来对抗国民党，但自经蒋介石发出允许『二五减租』的支票之后，共党便失去这一号召的作用了。）所以牠嚷来嚷去，只是要求国民党允许牠多编几个军队，多给几个省长或市长，多让些地盘，以便其党羽们有官做，有饭吃。但这一切与一般工农民众究有什么好处呢？至于牠所高唱的『民主』，不仅仅是空洞的小资产阶级幻想的，而且还是一个恶毒的讽刺。因为共产党自身就是纯粹的官僚专制，根本缺乏任何民主的。史大林在苏联之官僚独裁，更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假如有一个共产党员（更不用说人民或其它的革命党人了）敢于怀疑或批评史大林和毛泽东的政治路线，试问能容许其在他们统治下自由存在一天吗？苏联境内之无数次的清党肃军，杀掉整代的老布尔塞维克，成百万的工农革命份子被充军和监禁，难道还不够暴露史大林和毛泽东的共党所吹嘘着的『民主』是怎么一回事么？我们早就坚决地认定：中国的工农大众是十分需要民主来帮助他们踏上革命之路的。但共产党现时所吹嘘的『民主』，恰恰是替这一道路安置障碍物。
至于现时团结在『民主同盟』旗帜下的份子，也许其中有不少的进步青年，但牠里面的几个小党派（如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职业教育派、救国会派等），差不多都是一些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政客和知识分子的混合物。牠们现在的民主要求，固然在客观上多少反映了一般民众对于国民党专政的愤怨及某些民主的愿望。但这些党派（尤其是青年党和国社党）的本质是调和主义的，投机的，最后分析起来是反动的。牠们现在正利用国共间的冲突，站在『调和』的立场上串演其政治掮客的勾当，作一票政治交易，企图以此取得一笔政治佣金——做官。牠们今天之表示『同情』共产党而反对国民党，并非真对共产党具有什么好感，只是因为国民党太过于把持政权，对牠们太不客气，太『悭吝』。倘使国民党稍微『客气』一些，『慷慨』一些，多给牠们的上层份子几个官做，牠们是容易感到满足，甚至容易转而同情国民党反对共产党的。事实上，像青年党的上层份子已开始在替国民党撑腰了。假如真正的民众——工农——积极起而要求民主，要求根本改变自己的奴隶地位时，这些党派的领袖们，便将立即转到国民党方面，大喊其『过激、过火』，大干其反革命勾当的。我们只须将这些党派的领袖们（如曾琦、张君励、黄炎培、张东荪等）在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中之依附北洋军阀，及对于当时革命工农群众所抱的仇视态度，稍微回忆一下，就够清楚了！
战后国民党和共产党间所不断进行的种种斗争和混战，固然根本上是由于国民党企图消灭共党领导下的武装队伍和群众组织，是极端反动的。但这同时亦是共产党多年来一贯的军事投机政策所造成的必然后果。顺着共党现行的投机政策去同国民党斗争，只是徒然加深战后人民的灾难，增多无谓的牺牲而已。如果没有真正民众的革命力量起来干涉，国共两党间的冲突是不会得到正当解决的。像现在的什么『政治协商会议』或马歇尔特使，绝对不能彻底调解国共本身间的根本矛盾——两种军队和两种政权的对立的矛盾。因为国民党的立场既牢不可破地要维护牠的整个官僚系统，及牠系统内一切军阀官僚的既得特权，便不能不想尽方法来征服现时足以妨害牠们的特权利益的共党，改编其军队，解散其特区。此外，更为重要的因素是：美帝国主义既自以中国的唯一统治者或最高指导者自居，便需要一个忠实可靠的现成工具来供牠驱使。就历史关系和阶级关系上看来，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这一工具是较为合格的。固然，美国也深深感到国民党过于腐化无能，但在牠看来，这尚非放弃这一工具的理由，只须加以若干改良就够了。美国之所以也主张国民党政府『民主化』，正是想利用民主作为防腐剂或清血针来医治牠，以便合于实用。早已堕落成为小资产阶级的、并再三宣誓拥护三民主义的共产党，在阶级关系上，在思想上，国民党原可容纳牠作为驯服民众的工具。但因为共产党既自具武力，另建特区，同时又显然是史大林的私人工具，这便使得国民党，特别是牠的主人翁美国所万难容忍了。如果共产党愿意放下武器，交回特区，给牠的领袖们换几个官做，国民党和美国都可以容纳的。但共产党之放下武器，交回特区，就等于在自己的群众面前完全宣告破产，引起牠内部致命的混乱和分裂，从此不但军事冒险无法玩起，就是政治投机也没有资本了。共产党之所以死死要求保持军队和地盘，其秘密即在于此。所以最后分析起来，如果没有真正民众的革命及时起来干涉，今后国共两党间的矛盾，不论人们用尽拉拢、谈判、调解的手法以图妥协，但经过一番盘旋曲折之后，仍然只能循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或者共产党彻底投降，让国民党改编其军队，收回其特区，以此换得其上层领袖们在『参政』的名义下，在政府里面占几个席位，做几个官吏。否则两党的决战总是无法避免的。决战的结果（由于美国的财力和武装帮助），当然是共产党下的无数群众的肉体之遭受毁灭，重演一次更大规模的江西惨剧！
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为什么史大林不效法美国对待国民党的态度，积极起而援助他的工具——中共，而任听其投降或毁灭呢？但史大林在美国压迫之下，既早已解散了共产国际，公开否认了中共与他的关系，并承认了国民党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甚至为『四强』或『五强』之一的政府，现在又加以原子炸弹的威胁，怎么敢公然挺而冒险相助呢？所以史大林只能把中共当作私生子，私下加以暗助而已。但『暗助』究竟是缺乏决定的效果的。
现时正在重庆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在某些人眼中似乎是解决中国当前问题的锁钥，不但共产党、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的『贤达』们，把全副精神灌注于牠，就是许多小资产阶级的份子，对牠也抱有不少的幻想。但其前途究将怎样呢？让我们来稍微分析和估计一下吧。
就这次政治协商会议代表的产生，既非出自人民选举，只是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邀请』。这就已够表明该会议不是代表人民大众的利益，而只是在国民党的许可下代表各派的私利来从事『协商』的。就近几天（从开幕到十六日）的会议情形看来，约有两点可值得特别注意：第一、蒋介石在开幕会上公布了国共两党间的停战，这乃是马歇尔压力的结果，可以缓和国共间当前的尖锐冲突。但其主要作用，还是换取苏联在东北的让步，给国民党获得时间，顺利运输军队，占领东北，整理交通，加强华北的控制，松懈共党军队的抵抗精神，并减少一般民众的愤激。然而还远没有能解决国共两党（两种军队和两种政权）间的根本矛盾问题，只是将问题移到另一种形式，移到谈判的形式上去互相纷争而已。纷争的最后结果，仍然难于逃出我们前面所指出的两个趋势：若非共党完全屈服，就是拖延若干时候重起战争。至于一月十四日会议上，国民党代表提出改组国民党政府，扩大政府委员名额（增加三分之一），并在会外声言允许其它党派增派代表参加其预定于『五五』召集的『国民会议』，其用意更属显然：这一切都不过是国民党让出一些空无实权的位置给共党及各派的领袖们，满足他们的官瘾，换取他们的拥护，藉以改编共军，并在未来的『国民会议』上通过一套『三民主义的宪法』，选举蒋介石为总统，以完成其『军政统一』的预定计划而已。自然，将来的政治协商会议上，甚至会议以后，共党及各派的政客们，还要提出一些要求，发表一些意见，因而他们与国民党间还有许多争吵，讨价还价的把戏将层出不穷。但争来争去，总难逃出马歇尔五星大将监视下的国民党所能『让步』的范围。由此我们可以说；所谓政治协商会议，只能是一个各派上层政客们临时的政治交易所，或互相妥协的分赃会议。我们在这里，提醒人们只须略微注意一下：凡是有关当时国家急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如彻底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九龙香港，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归农民（这是关系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民大众的真正民主问题），罢免国民党一切贪官污吏等等，竟没有一个党派的代表敢于把牠们提出议事日程！（最富讽剌意义的是：连近年来共产党及其某些追随者所高唱的『联合政府』，现在也竟被出席协商会议的共党代表收进口袋里，不复重提了！）这就足够预示政治协商会议将来所『协商』或『解决』的是一些什么东西了。
在目前，如果要认真来解决国家一切重大的问题，只有召集一个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才有可能。我们早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即提出了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代替国民党的军事独裁。但当时共产党的领导层不但不予以赞成，反而诋之为『取消主义』（因为他们那时正忙于在江西山地上建立『苏维埃』）。『八·一三』抗战发生后，我们更坚决地主张立刻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代替国民党政府领导抗战。但国民党则以其指定的『参政会议』相搪塞，而共产党及各党派也竟然参加了这样的御用会议。现在的政治协商会议，已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牠除了『协商』分配共党及各派领袖分子参加国民党政府机关外，是绝不会解决任何一个重大的民主问题的。牠的根本作用是替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在已经不满的民众面前重新装璜一下，藉以平平民愤，渡过难关而已。
现在只要不害怕真实的人们都不难看出：共产党及其它一切派别之大吹『民主』，并非为了要真正实现工农大众及一切被压迫人民的民主权利，只是向国民党争取一些自派的利益。牠们之主张取消国民党专政，更只是祈求其自派领袖们参加在美帝操纵下的国民党政府的官僚机关。
正因此，我们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有充分理由和权利，号召工农及一切被压迫民众积极起来为实现下列的真正民族民主权利而奋斗：
（一）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及罢工的完全自由。立刻取消极端反动的新闻检查、邮电检查及出版法。
（二）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订定劳工法，保护女工和童工。按照物价比例增加工资。工人自由组织自己的工会。打倒国民党官僚特务份子包办的伪工会。
（三）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土地及土地不足的农民和退伍兵士。废除高利贷。惩办土豪劣绅。
（四）国有工厂、矿山及一切生产机关和交通机关，尤其是没收日帝汉奸的产业，立刻由工人组织工厂委员会进行监督，防止官僚们的侵占和把持。
（五）废除城乡一切苛捐什税。征收遗产税及所得累进税。
（六）由工农及民众代表组织物价评议会和房租评议会，评定物价和房租。
（七）立刻组织民众法庭公开审判汉奸，并严惩纳贿纵奸的军人官吏。没收一切汉奸的财产救济失业贫民。
（八）罢免国民党一切贪官污吏，各省、市、县官吏概由人民选举。彻底废除城乡一切反动透顶的保甲制度，让人民自由参加各种产业及职业团体。
（九）释放一切政治犯。彻底解散特务队。停止由国库供给国民党的任何党务费用。
（十）组织民军代替现有的雇佣军队，军官由兵士选举。
（十一）国内一切弱小民族完全自决自主。
（十二）彻底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立刻收回九龙、香港、澳门。关税绝对自主。一切外国军队撤离中国。
（十三）立刻召集普通选举而具有全权的国民会议，代替国民党政府实施上举任务，并进而解决其它一切重要问题。
真正的民主权利，绝非现时共产党及其它党派的政客们专事上层拉拢、勾结、谈判及妥协等勾当所能达到。而只有人民用自己的力量、自己的组织去进行勇敢的坚决的斗争，才能获得成功。至于国民党的军事专政，更非什么谈判妥协所能结束，只有人民自己的真实力量才能清除牠。
现时的中共既已自陷于彻底投降或毁灭的岔叉口，那只好让牠的至死不悟的上层官僚去选择。但我们希望共党底下一切真诚的革命份子立刻觉悟过来，立刻从反动的三民主义转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方面来，从官僚机会主义的史大林指使下转到革命的第四国际旗帜下来，继续为中国工农的解放事业服务，为牠们的社会主义前途奋斗。我们中共同盟是竭诚地欢迎你们来共同携手合作的。我们并向一切前进的工人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建议，迅速地团结起来，同我们创立一个群众的革命新党去领导正摆在我们前面的伟大的历史斗争——第三次革命。
全国工人、农民、兵士、革命的学生及城乡一切被剥削被压迫的民众们，起来！首先争取你们迫切需要的民主权利，勇敢地踏着民主运动的潮流前进，一直走上革命的最后胜利！
世界革命的伟大导师列宁，在第一次大战开始时就曾经断定：『战争一定造成革命的局势』。这一箴言，随即由俄国革命（一九一七年二月—十月）及德奥等国的革命（一九一八年末）获得了证验。在这次世界大战中，虽未曾直接爆发大的革命，但由战争造成的革命局势，正在全世界酝酿着生长着。我们现在正处于世界革命的前夕。我们的斗争绝不是孤立的。未来的世界一定属于我们！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六日 |
马克思主义与教派主义──争论的总结与教训（耀如，1942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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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教派主义
──争论的总结与教训耀如
这次回沪，我碰到了党内的一件重大的事变，那就是少数派终于分裂了。这并没有出乎我们的意料。因为从争论问题的深度和斗争本身的逻辑推测，我们早已预感到这一步了。他们只不过重复了美国少数派所做的一切罢了。但为了帮助同志有系统的了解这次斗争的经验，我们不能不耐心做一番最不愉快的清算工作，我希望在这篇文章里从政治到个人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加以解答。
（一）中国革命之性质与民族革命
在这次争论中，意因最先提出了「民族革命没有进步性」的问题，并把这个问题与中国第三次革命性质问题连结起来。他的思想非常简单：目前是帝国主义时代，亦即是社会主义革命时代，中国革命只是这个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份。在中国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当中，「民族革命是没有进步性的」，意思是说，过时的，反动的。后来在争论过程中，他更把他的论据发挥清楚了，他声辩他没有因此否认民族与民主任务之重要性，他不过说明这种任务是整个无产阶级革命的附带任务吧了。那末，民族革命与民族任务，在意因看来，当然是两回事了，他把前者视为资产阶级领导的，后者视为无产阶级革命任务之一部份。这就是意因思想的中心。原来他把民族革命与民族任务对立起来，顺便又把前者与整个无产阶级革命对立起来。假如我们抛开那种学院式的名词争执，我们总可以明白，所谓民族任务是从某一个国家底深刻底历史要求（民族独立要求）提出的，正因为一种深刻的历史要求提出了这个任务，所以才会在任何时机中翻成为革命行动（民族革命）。至于这个行动在什么阶级领导之下，又以其它什么任务配合起来才能完成，这是另一个问题，这是民族革命的领导和成败的问题。意因显然是根据民族革命的领导性质来决定民族革命或发动的进步与反动或「不进步」，因此，把行动与任务抽象的机械的对立起来。这种对立往后我们将看到，已成了少数派决定战争性质的领导方法了。
民族革命既然与民族任务脱离关系，他当然成了，或彷佛成了一种无原因的，无物质基础的，无内容的运动了。但意因总得告诉我们牠是怎样发生的，因为一种运动总有它的动因，这个动因就是领导者资产阶级的动机。是资产阶级的反动动机。不是半殖民地国家性质支配着民族革命。历史的唯心论于是对历史的唯物论奏了「凯旋」！
意因用唯心史观的刀子把民族任务从民族革命中阉割出来，把它放入无产阶级革命任务的「次要的」或「附带的」箱子里，当然，抽象的，没有民族任务（!!）的，「资产阶级领导的」，「无进步性的」民族革命便与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对立起来了。但殖民地的民族革命，事实上却并不肯屈服于这位百分之百「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命令，它本身仍毫无例外的反映殖民地的历史要求。而且更坏的，这种切实反映殖民地民族解放要求的民族革命，一开始总难免要受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反动领袖欺骗和操纵，在一种不愉快的现实中，我们怎样实现意因的公式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这种可诅咒的民族革命斥之为「不进步」，才能让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去领导，而自己则退回书斋里，从容等待那个「顺便解决民族任务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到来。事实上，这个公式不仅可以应用于民族革命，还可以应用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凡是有历史常识，或稍有一点革命常识的人总知道，不但民族革命，甚至意因所最心爱的无产阶级革命，在初期总难免受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影响和操纵的。假如我们能够以资产阶级领导为借口来拒绝民族革命，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理由来拒绝社会斗争，拒绝保护苏联。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意因的空虚的，漂亮的，形式激烈的机械公式，是一切小资产阶级极左派逃避现实，临阵退却的烟幕弹。凡是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史太林党或甚至「假托洛茨基派」领导的民族革命或任何斗争都是可恶的，「不进步」的，干脆让它自生自灭，我们还是等待那合乎标准的无产阶级革命来敲我们的大门吧！换一句话说，我们还是等待那来世的一线希望吧，这就是意因的「弹火」的「革命」哲学。
（二）不断革命论与极左的阶段论
我们既然证实「没有民族任务」或与民族任务对立的民族革命只存在于意因的脑子里，他的抽象公式翻成实际只是把那一有血肉的民族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对立起来，我们便进一步指出：他的那个彷佛实际的，有内容，顺便解决民族任务的无产阶级革命，实际上却是与民族革命对立的，没有内容的，骗人的，抽象的东西。到这里我们有理由作出结论：意因实际上已经把民族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割裂成两个不可调和的阶段。他与史太林派的最大不同点在于他站在虚伪的，抽象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从左面把民族革命，也就是把整个中国革命当做一个阶段，送给资产阶级去领导，而后者则站在同样虚伪的，抽象的「资产阶级革命」立场上，从右面把革命送给资产阶级去领导。不管从左面或从右面替资产阶级划出一个完整的民族革命阶段，这种理论总是阶段论。如果我们需要更正确的称呼，那只好称意因的理论为极左的阶段论。我们说，中国第三次革命将从民族与民主革命开始，不断的有机的生长到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显然并非把前者和后者对立起来，但我们也不排斥这不断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在初期，在发展过程中有被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领导和操纵的可能性甚至必然性。我们的不断革命不是自然生长式的「不断革命」，而是经过斗争来发展的不断革命，只有经过剧烈的夺取领导权的斗争，无产阶级才能保证这个革命的不断发展，否则他将会重新被资产阶级出卖而中断，但意因却要一个理想的无产阶级革命来附带解决那种讨厌的民族任务，在这个理想的革命到来之前，他发誓不参加任何受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革命，即不断革命的起点，这就是阶段论与不断革命论的区别，无生气空谈家与实际革命家之分别，我们除了称这种空谈家为革命逃避者之外，则没有什么更好的名称了。
（三）意因的极左派思想的秘密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位老布尔什维克走入这条可怕的自杀之路呢？普通的自杀大都出于一种厌世的动机。照理，政治的自杀当然也多份出于这种厌世的，悲观主义的传染，意因厌弃民族革命最有力的根据就是：凡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斗争总是镇压阶级斗争的，民族革命既然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它当然无法发展阶级斗争。这一「三段论法」与另一论据配合起来，这次中日战争是第二次大革命失败之后果，中国资产阶级的抗战也就是他镇压革命的延长，因此在中国抗战中，中国民众是命定不能起来的，如果仔细地考察一下这种论调，我们不难发现他之把民族革命与民族任务对立起来，把民族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对立起来，是把民族革命与阶级斗争抽象分割的结果。而这种抽象分割的最大的，最深刻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自己已对阶级斗争，对革命绝了望，从过去大革命一直到现在，我们这位老布尔什维克曾经怀着莫大的热情和希望去参加民族革命，但这种革命运动都一次再次的被他们的领导者——资级及其仆从史太林党叛卖了，这种失败的经验伤了这位老布尔什维克的心，使他于绝望之余一方面悲愤的宣布一切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革命通通都是「不进步」的，一方面却又幻想着一种非资产阶级，非史太林派，甚至非「假托洛茨基派」领导的阶级斗争「附带决民族任务」或没有民族革命的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来安慰自己。这就是意因思想的全部秘密。事实上，意因的失望情绪只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失败后共产党内部小资产阶级绝望情绪的复版。前者于目前黑暗局面中大声宣布资产阶级领导的一切「民族革命」都是与阶级斗争对立的「不进步革命」，后者则于大革命失败之翌日叱责：资产阶级已永远走入反动阵营中。但假如史太林派对资产阶级的极左的或绝望的辱骂，并没有阻止它于资产阶级再度向左摇摆时，又赶快投入资产阶级怀抱，把资产阶级迎入「工农民主专政」的公式中；我们同样也可以预测意因对民族革命的绝望，将翻成为强烈的幻想。他今天所经历，所设想的是资产阶级以残酷手段压制的，不断失败的，阶级斗争不发展的，孤立的「民族革命」，但明天当群众运动自发起来，迫使同一资产阶级以左的，怀柔的，「克伦斯基式」的假面具来领导那个强大的民族革命时，我们的意因也许又狼狈的丢弃这种对「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的旧成见，赶忙从「无产阶级革命」阶段跳到资产阶级的民族革命阶段去了。这是革命辩证法对于小资产阶级经验主义和犬儒主义的必然惩罚。
（四）「民族革命与无进步性」论「抗战变质」论
意因从无产阶级革命中割出一个完整的民族革命，让给资产阶级，宣布它为「不进步」之后，他当然很合乎逻辑的顺便宣告中国的抗日战争自始至终是反动的，或帝国主义的战争。事实上，中国的抗战不仅是他的理论的终点，同时也是他理论的始点，因为谁也知道，中国抗战已成为他的「民族革命无进步性」论的主要论据了，换一句话说，中国抗战的不断失败已加深了他的悲观主义和厌世观了。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彻底明白：何以意因始终成为那个「绝望者同盟」——少数派的思想灵魂。他有他一贯的思想方法——经验主义或空虚的形式逻辑。他有他一贯的精神——愤世嫉俗的犬儒主义。他有他一贯的政治理论——修正主义或极左的阶段论。他有一个完整的政纲——从否认民族革命之进步性到否认中国抗战之进步性，最后他还有一贯的思想来源——绝望的小资产阶级的悲观主义。
意因的同盟者只是他本人的思想上的俘虏或仆从，连根便是最好的代表。因为从争论一开始直到最近，他一贯站在折衷主义立场上，完成了一个最完整的最标本的背叛过程。从马克思主义的怀疑一步一步的堕落入修正主义的泥沼中，我们和他争论的每一个文件都丝毫不爽的记录了他这种不光荣的背叛。他最先向应史太林党徒的喧哗，向我们提出了「抗战变质」的问题。这样提出问题的方式本身就是不彻底的，折衷主义的。因为战争本身取决于进行这个战争的国家性质。他一方面不否认中国仍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也不否认民族革命的进步性，他不否认中国的抗日战争在初期是有进步意义的，他甚至不否认（至少在口头上）现在中国兵土（注意，是兵士，不是蒋介石）和一般民众的抗日行为仍是进步的，但另一方面他却毫无逻辑的宣布「抗战变质」「抗战已成为反动战争」，「帮凶抗战」等等。他宣布「抗战变质」的最初论据是军事同盟与派兵登陆（见《斗争》四卷一期），第二次又改为「抗战已和未发枪的美国反日战争连结起来（讨论大纲），第三次又扩张为几个条件：抗战已由半独立战争转变为帝国主义战争之一部份；蒋介石已由联共联俄转变为反共；人民今后在抗战中已绝不可能起来等等（见「批评之批评」），最后，也可以说是第四次，他只坚持了「帝国主义大战之一部份」这个论据了。不管他的论据如何变化多端，如何脆弱，及如何矛盾，但他总有一个中心观念是牢不可破的，这个观念就是：中国抗战的性质是取决于中国资产阶级政策，动机及它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他就在这一点上与意因取得一个共通点，他对于战争性质的观察方法丝毫不爽的重复了意因对于民族革命性质的观察方法。所不同者，意因有一个完整的修正主义的理论体系，连根则只在战争的问题上开始了他的怀疑与修正工作。从这一点就可以了解何以意因一贯对他的同盟者，采取保姆式的态度，用一种怜悯，鼓励甚至宽恕的口吻来帮助他们从原有的「进步」（读作「堕落」）到他，意因的立场上去。
连根最初的理论工作是企图折衷于我们的政纲与未来的「抗战变质」间，这个时期虽然他所提出的「军事同盟」与派兵「登陆」的条件尚属于将来的事，但无论如何，他对自己原有立场已开始怀疑了。第二步，当他宣布「抗战变质」不是将来而是既成事实时，他还企图折衷于他的新立场与他的旧立场：「抗战变质论」与抗战进步论，失败主义与保护主义，「民族革命不进步论」与第四国际政纲，修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往后斗争愈剧烈和深刻化，他的折衷主义立场愈不稳固，最后他便可怜地完全投降了意因的立场了。现在留给他做的工作，只是如何运用意因的政治哲学去修正自己昨天的立场，修正第四国际政纲，曲解甚至捏造历史事实，向托洛斯基和列宁，甚至马克思的遗像画花脸罢了。
五、中国抗战与帝国主义战争
目下少数派否认中国抗战底进步性的最有力根据便是：中国抗战已成为帝国主义战争的一部份了。他们还以其特有的浅薄态度自夸这是他们发现和预言的最大真理。尤其是意因和连根，后者竟妄自尊大的宣称李福仁同志之承认这一点是一个「进步」，而意因则以其一贯的宽宥的口吻宣称：指欧战爆发之前的抗战有进步性，甚至指日美战争爆发以前的抗战有进步性尚可原谅，现在当中国的抗战已成为帝国主义战争的一部份时，我们就没有理由继续认为抗战有什么进步性了云云。这些狂妄的「先知」们竟然把问题弄得那样简单；彷佛我们之间的争论只在于中国抗战是否被卷入帝国主义战争似的！又彷佛抗战之被卷入大战中就能证明他们的「变质」论似的，现在让我们把真相弄个清楚吧。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一开始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论来对抗少数派「变质」论，我们正确而详细的指出战争只是一种机能。要想了解一种机能的性质，必须首先了解发挥这机能的器官（国家）及整个有机体（社会结构）的性质。我们认为这是决定中国抗战性质的唯一正确的标准。中国是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社会，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这个国家现在所进行的抗战是反对一个野蛮的，正在进行征服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就从这一种分析中得出必需的结论；中国抗战是进步的，是半殖民地追求解放的表现，所以我们无条件支持这个战争，所谓「无条件」就是说，我们之支持抗战，并不把条件放在领导这个战争的国民党身上，我们之支持这个抗战是独立于领导者的动机和政策之外的。但我们不在此停止，我们还进一步具体的规定：这个抗战是病态的，纯军事的，孤立的，它的进步性受了资产阶级反动领导的限制，正因为如此，我们支持这个抗战的具体任务是无情的反对资革命产阶级的一切反动政策和行动，在战争过程中唤起民众，夺取抗战之领导权。我们比任何口头革命家都严肃的认识：抗战能否胜利，以及这个战争能否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完全看我们能否取得政权。
少数派用什么来决定战争的性质呢？除了一些行情性的标准之外，一无所有。这些标准现在已有百分之九十九连他们自己也不好意思再提了。连根就最惯于这类沉默的放弃的，或更正确些说，惯于忘记昨天所说的话的，这是一切印象主义者的共通弱点。现在他们剩下「最有力」的标准就是「中国抗战已成为世界大战之一部份了」。他们拿这个标准来判定中国抗战的「变质」。他们认为中国抗战初期尚是中日两国单独进行的战争，所以是进步的，托洛茨基的公式是对的；但自从中国已加入ABCD阵线之后，中国抗战已成为大战之一部份，所以是反动的，假如托洛斯基尚在，他一定改正他的公式云云。（注意这种理论的发明者当然是连根，意因则只以宽宥的态度来承认他的）。这种理论之浅薄和无知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还是拿他们的灵魂意因自己的见解来驳倒它吧！意因在最初的几篇文章中曾有系统的证明中国抗战一开始就没有什么独立的意义，它久已替英美服务，自欧战爆发后，中国抗战愈加明显的成为帝国主义战争之一部了。这种论调不管如何片面和机械，但它毕竟还不失为彻底的，有系统的主张。事实上，意因的见解也具有一部份真理的，我们过去和他争论时，我们并不否认中国抗战与英美帝国主义利益的密切关系，我们更不否认英美正经过中国资产阶级来利用这个抗战，以达到打击其竞争者日帝的目的。意因的最大错误不在于指出这一事实，只在于他夸大和曲解了这一事实，以做成他的极左派的结论。既然中国抗战一开始就与英美帝国主义的利益连结在一起；尤其是大战发生之后，我们有什么理由称中国战争是一个单独的战争呢？由此可知：决定抗战性质的标准不是中国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关系，而是中国的半殖民地国家性质。
也许人们反驳我们说，太平洋大战爆发以前的中日战争究竟在形式上尚是单独的战争呀！那末我们再提出一个他们所最不高兴的例子来答复，苏联的抗战早已在形式上，实际上也成为英美阵营之一部了。难道苏联的抗战也「变质」了吗？这个问题无疑把这些狂妄的「先知」迫入窘境，他们最近试着来解决它。他们向我们指出苏联与中国根本不同，前者是一个工人国家，它有国有财产给我们保护；后者则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值得保护的东西……云云。这种答复把他们的错误扩大到不可较量的地步。第一，他们起码也承认虽然苏联抗战已公开成为帝国主义战争之一部，但我们仍应根据苏联国家的性质，从帝国主义战争中，区别苏联战争的进步性质，同时他们也承认即使德苏双方已各各参加了帝国主义两大阵营之一，但我们仍应该把德苏战争当作一个单独的战争来区别两国的性质，并进而决定双方战争的性质。但为什么在苏联，在德苏战争的场合，人们可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在中国就不能呢？这除了证明人们只有当远离了战场时才来承认马克思主义之外，没有什么意义。第二，他们在这里提出中苏两国性质的不同点来诡辩只能混乱问题，不能解决问题。现在战争是发生于中国与日本，苏联与德国之间，而不是发生于中国和苏联之间，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区别中国和日本，苏联和德国两国之间的不同性质，来决定我们对中日战争及德苏战争的基本态度，我们有权利区别一个工人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的不同，我们也有同等权利区别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不同。在目前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机中，中国的命运和苏联的命运联结得那样密切！它们竟分别在抵抗欧亚同一阵营的那些帝国主义。那末，它有什么理由阻止我们把它们放在「非帝国主义国家」的范畴中来比较呢？第三，少数派的无知最是惊人的是认为中国没有值得保护的东西（!?）。这即是说，中国的抗战除了保护英美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财产外，并没有保护什么！他们竟忘了中国抗战除了保护资产阶级的财产之外，还有含保护整个中国民族利益来抵抗日帝侵略的意义，大概一个瞎子总也知道不仅资产阶级，甚至整个中国民族在日帝攻击之下所遭遇的损失吧？少数派假如对于资产阶级财产损失不感兴趣，他们总也应该对工人的失业，流离失所，农民的失去土地和耕作权，学生的失学，以及其它广大城乡小资产阶级群众的饥饿感到兴趣吧。那末，在日帝进攻之下，我们为什么没有可保护的东西呢？当然，在中国民族抗战的过程中，在民族利益所受的损害中，工农损失的百分比永远超过于资产阶级的损失，因为后者往往尽量转嫁于前者。但民族利益总不是抽像的东西，它的存在与损失总是事实。少数派之否认这一点暴露他们不了解民族利益是什么，也不了解工农利益是什么，他们只晓得在口头上保护一种既得的工人国有财产，他们只有赞助一个现成的革命胜利品，他们不晓得，也没有勇气去保护和争取他们本国那些正受日本帝国主义摧残的工农的起码的实际利益。这就是少数派的真面目。
现在我们总可以下一个判断：中国抗战和苏联抗战一样，它之被卷入帝国主义战争中，它之成为帝国主义战争之一部份，并没有取消它的进步性，因为它还有可以保护的东西。而且中苏抗战不仅在保护既存的利益，它们之保护既存的利益，主要还为的是走上彻底胜利和解放的前途。这种前途是与它们的进步性有密切关连的。
（六）战争与革命
少数派之偶然承认苏联的抗战有进步性，并没有改变他们的荒谬立场，但他们之否认中国场战的进步性却彻底暴露他们完全不懂战争与革命的辩证关系。只须留心读一读他们的文件，我们就知道他们虽然口口声声嚷着革命将要到来，并声明要准备（在书齐中）迎接它，但他们却绝难掩饰他们对战争的绝望的悲观，他们把战争视为整个黑暗的事情，他们只晓得自己夹在帝国主义的两大阵营中，他们之承认苏联抗战的进步性的只是一种勉强的义务，他们并没有把希望放在它上面，他们对整个中国的前途悲观到这个程度——竟然连那个与它生死悠关的抗战也否认。无论那里的斗争都是无望的，因为从一个工厂的工人罢工一直到全国的抗战都难免分配到两大阵营中，都难免受那可恶的帝国主义利用。更令人忧心的，他们都难免要给那些奴才式的领导者毁灭哩！因此，目前没有一个斗争是符合于他们所理想的那个百分之百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标准，他们正在静候这个革命，这个理想的天国，这个伟大的奇迹啊，我们将用什么更高贵的字眼形容它好呢？大概所谓柏拉图式的革命家就是指这种蠢才吧！他们的特点就是整天浸淫于理想而又不晓得，又没有勇气去实现这个理想，因为实现这个理想的首要条件是面对黑暗的现实，从中区别何者为反动力量，何者为进步力量，即使这种进步力量如何被歪曲、限制、转移。只有有勇气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为「非理想的」斗争而斗争的人才有资格创造一个理想的革命。中国的抗战正是这种「非理想的」斗争之一。但少数派所缺乏的正是这种正视现实和斗争的勇气。他们宁愿浪费精力于「理想的」设计，而不愿意为现实的斗争而牺牲。他们只晓得为中国抗战变成帝国主义战争的一部而哭泣咒骂，表示绝望，他们并不晓得革命的进步力量却正好孕育和交织在反动的，黑暗的战争中。换句话说，他们只晓得中国抗战是帝国主义战争之一部。他们不晓得它将来也会转变成为世界革命之一部，在这一点上，他们的错误完全重复了美国少数派在苏联问题上的错误——他们把战争和革命割裂为两个不相干的阶段，使理想和实际分离，使革命和革命的准备分离。总之，他们干脆拆除了今天和明天的桥梁。
（七）「失败主义」和保护主义
但还有更荒谬，更昏庸的在这里呢！愈接近具体的问题，这些口头「革命家」愈加狼狈和出丑，我相信他们对于失败主义和保护主义的解释已竭尽了他们的智慧，在这个问题上，也像在战争问题上一样，当然是连根来充任「先知」，因为自从他毅然投降了意因之后，他已成为意因思想的最好解释者了。连根最初也曾企图拿他的失败主义的政策和保卫主义的政策折衷，但这个企图失败之后，他便干脆拿失败主义来修正自己的过去了。最先，他把失败主义和保卫主义抽象的对立起来，称前者为阶级斗争的政策，后者为「国内统一，阶级调和」的政策。当然，把这种解释运用到一个帝国主义战争中是最好没有了。「但我们不是在谈这个问题，我们是在谈中国抗战」，连根这种说法分明是针对中国抗战而言的。这就暴露他犯了三重的错误：第一，失败主义和保卫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对战争的二种不同的态度和政策，他们与战争的性质（反动或进步）是紧相联系的，把它们与战争性质分离起来，就等于把一个具体的真理变成抽象的谬论。第二，即使承认他的说法是对的，他总也知道第四国际政纲上写过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保卫祖国」是进步的，「爱国」是进步的等语，他也总不致忘记他昨天所采取的立场正是拥护抗战，保卫中国以反抗日本的立场，那末他是不是也承认自己昨天和犀照，耀如共同采取的保卫主义政策是「国内统一，阶级调和」的政策呢？第三，连根即使不敢承认他昨天的保卫主义立场是「阶级调和」，但他今天这种荒谬的说法至少也不自觉的暴露了他所极力否认的一个「秘密」：原来他昨天是站在独秀的机会主义立场来了解抗战和我们的保卫主义政策的，他今天站在极左派的立场所惩罚的「保卫主义」就是他昨天的思想。
大概连根自己也觉发这个论据不很彻底，他于是进一步，索性划分失败主义为「特殊的」与「完全的」两种，把前者来描写他昨天的立场，后者来形容他今天的立场，而保卫主义则仍丢入「阶级调和」的泥沼中。但要给这两种奇特的「失败主义」下一个定义仍是很困难的，因为即使在形式上，名词上统一起来了，在内容上，连根仍旧无力克服「特殊失败主义」的保卫主义性。美国的军事政策给了他一个喜出望外的「出路」。他于是更「深刻的」发展了他的「失败主义」思想。他想着：假如我们可以对美国工人说：「对的，我们也憎恨法西斯的统治，但我们不相信罗斯福的战争是反法西斯战争，为了举行一个真正的反法西斯战争，我们首先要在美国取得政权，根绝本国的法西斯根源。」那末，我们不也可以用美国同样的口吻对中国工人宣传吗？只须把「中国」换了「美国」，把「蒋介石」换上了「罗斯福」就够了。这就是失败主义呀！这个思想再「深刻」发展一步，就是，原来失败主义不但可以实施于反动战争，还可以实施于进步战争。（见连根最近给萧璜的信），那末不但在中国的现在和过去可以应用，就是苏联也可以应用。但托洛斯基过去为什么那样坚决的反对墨西哥极左派的「失败主义」呢？这个问题人们早就答复好了，托洛斯基反对的并不是「革命的失败主义」或主观的失败主义……等等。我们须得有一个完备的表格来整理连根关于失败主义的分类，但是我们没有丝毫义务来做这件傻工作的，我们只须明白这一点就够：凡是企图掩饰昨天和今天两种立场，托洛斯基和少数派的保卫主义和失败主义之间的矛盾时，连根总是在失败主义上面加上一个特殊的形容词──在托洛斯基脸上多划一匹胡子就行了。此外，连根便大可以放心把失败主义扩张到过去的抗战，甚至扩张到苏联去，……呵！想不到「失败主义」的思想逻辑那样伟大，终于使中美那国少数派的路线统一起来了，或更正确的说，在行动上，在政策上统一起来。
连根对于「失败主义」的了解至此已「深刻」和「圆通」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但可惜他始终忘记了一件小事：战争性质。他之考虑一种战争政策时，完全不受这个政策的基础——战争的性质来拘束的，这无怪他的思想如一个断了线的轻气球了，这个球终于要炸破的。他提出美国党的军事政策来，但他并没有懂得这个政策。因为他把这个政策也和美国的战争性质分离了。美国的战争是一个反动的帝国主义战争——我们的政策是「主要敌人在我们自己国内」（失败主义）。这是再明显没有的。但罗斯福把这个战争描写为反法西斯战争，企图利用美国工人对于法西斯的憎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为了揭破这一点，我们当然要彻底暴露美国战争的帝国主义性，向工人指出当前的主要敌人正是他们自己国内的统治阶级——美国法西斯主义的制造者。总之，我们在美国帝国主义战争中的总路线是——夺取政权消灭帝国主义战争和法西斯主义。中国和苏联的抗战却是进步的战争，它们一方面在保卫现存的利益，一方面在争取最后的解放——这是我们采取保卫主义政策的根据。但不幸这两个战争的领导权却落在史太林和蒋介石这两双坏手里，他们最大罪恶不在于他们举行这些战争——而在于他们竟实施了一连串反动的政策来限制这两个战争的进步性，因而使战争连续失败——这就决定了保卫主义的内容。我们一方面应该清楚明了的告诉工人，这两个战争是进步的战争，我们主要敌人是德国或日本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我们又指出这两个战争不断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史太林和蒋介石的「失败主义」政策——他们为了苏联官僚寄生虫的和中国资产阶级的私利，不惜让战争失败，阻止这种失败的唯一办法，是工农民众自动起来，把战争的领导权握在我们手里。我们在美国以失败主义对抗资产阶级的「保卫主义」，我们在中国与苏联以革命的保卫主义来对抗史太林官僚与资产阶级的「失败主义」。在两种场合，我们的政策与苏联官僚及资产阶级的政策都是一种阶级的政策。美国资产阶级的「保卫主义」是用「阶级调和」的政策（因为只有经过这种政策才能）保卫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利益，在苏联和中国，史太林官僚和国民党资产阶级为保卫自己的利益，不能不实行一种令战争失败的反动政策，但这种「失败主义」政策的基础仍然是「阶级调和」。由此可知，「阶级调和」是统治阶级保持其对民众统治权的传统政策，不管它采取「保卫主义」的形式也好，「失败主义」的形式也好，至于我们的政策却是一种被统治，被压迫阶级的政策，假如「阶级调和」是统治阶级保卫其本身利益的武器，那末阶级斗争便是保卫被压迫阶级的唯一武器。我们的失败主义政策——是在帝国主义国家对外战争中的阶级斗争和夺取政权的方法。我们的保卫主义——是在工人国家与殖民地国家反帝国主义战争中的阶级斗争与夺取政权的方法。这一点虽然意因和连根永远不懂，但一个觉悟的工人却非常之懂。这是一个断了线的汽球与一个脚踏实地的革命家之分别。
（八）苏维埃与国民会议
──沦陷区和「自由区」──
我们的口头革命家既然在理论上已确定中国目前是一个不经过民族革命玷污的纯洁无比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代，他们既然宣称中国抗战已变做帝国主义战争之一部份，不，已变质，他们既然宣称中国目前最迫切的是夺取政权，而夺取政权的最好办法就是他们那个出色的失败主义，那末，现在我们就把他们拉到实际的泥沼中，让他们替我们规定一些具体的「失败主义」口号和办法来吧。「我们的中心失败主义任务是首先打倒国民党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些「先知」们装着博学的样子教训我们说：「但现在有两个国民党政府（事实上有五个政府，我们的教师们未免不「博」了，他们难道不知道除了汪精卫政府外，还有满洲国政府，华北政府，陜北边区政府吗？）两个区域（沦陷区和「自由区」），「自由区」的蒋介石政府是英美的工具，他的统治区域无形中是英美的殖民地，沦陷区的汪政府是日本的工具，它的地盘也是日本的殖民地，既然中国实际上已区分为两个殖民地，我们则不可避免地要采取一种表面似乎「一元」的政策了。譬如在沦陷区，我们应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汉奸，政权归工农苏维埃，在「自由区」则应该「由全权国民会议组织工农政府，代替国民党专政」。（见少数派的提纲）这真是一种漂亮和如意的办法。在沦陷区我们可以直头建立苏维埃，在「自由区」我们则稍为麻烦一点，经过国民会议来组织（!?）工农政府。这真无怪他们那样兴高彩烈的高呼「中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万岁了。但他们的革命情绪愈高揭，口号喝得愈漂亮，愈显得他们内心的空虚。他们不是从阶级力量的对比，从一种现实的局势分析中得出这种激烈的结论，他们的口号与他们对于目前战争局势的估量和他们的悲观，厌世心情是极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自己已不止一次承认他们已陷入极端反动的深渊中，流露一种绝望的神气出来，一方面却认为目前是实现苏维埃时机：这种从绝望中反映出来的冒险主义情绪又无非是一九二七以后共产党内底小资产阶级冒险主义的情绪的翻版罢了。
一般的讲来，他们彷佛已从失败中渡过了过渡的时期，他们已无须过渡政纲和过渡的中心口号了。他们之提一提国民会议只是为了「组织工农政府」的方便，而且也只在「自由区」提出罢了。这正是意因最得意的意见，同时也是一切极左派的意见，他们一贯认为毋须藉助于一道桥梁也可以飞到彼岸去的，这种荒谬妖诬式的幻想也就是他们不愿意，也不能渡到彼岸的证明。我们却非常老实，我们认定目前不仅仍是一个过渡时期，而且反动局势也加深了，阶级力量对比对于我们又愈加不利了，我们的过渡纲领不仅没有失去现实性，而且在一般人看来还认为太高。在这个时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把苏维埃的口号来代替国民会议的口号，甚至在未来革命运动抬头时我们的过渡纲领也只有愈显得有现实性，在过渡时期放弃过渡纲领就等于放弃斗争，放弃达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桥梁，亦即是说，等于放弃夺取政权。
现在在政治上我们可以给少数派作一个总的结论，他们使民族任务与民族革命分离，使阶级斗争从无产阶级革命与农民革命分离，使战争性质与国家性质分离，使革命与战争分离，使战争政策与战争性质分离，使保卫主义与阶级斗争分离并用失败主义排斥了前者，使过渡时期中的中心口号国民会议与过渡时期的局势分离，并用苏维埃口号排斥了前者，最后，我马上谈到，他们自己不得不实行与革命分离了。
（九）民主集中制与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第二次大会上，我们通过了一个组织决议案，重新确立布尔什维克的党制，这件事起码表示我们已预见到这次争论必然发展到组织问题上了，我们这个预见不是无稽的。我们根据了过去的种种经验和当时现存的象征，在争论一开始已预见一个无原则的政治联盟出现的可能了。这个联盟在政治思想上是小资产阶级的假装的急进主义，在组织问题上是同一个根源的无政府主义与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与假装的急进主义是不可分离的，他们对革命的轻浮与不负责任的态度再生产他们对革命党的轻浮与不负责任态度，他们既然不耐烦继续参加困难和危险的革命工作，教育和争取无产阶级的多数，他们自然也不耐烦去教育和争取革命先锋的多数。并不是我们内部有什么官僚制度迫使他退却，不是的，任何认真过着党的生活的同志总不会相信这个可笑的说法。就是他们，少数派自己也不好意思过于着重这种无稽之谈。因为差不多一年来，他们自动出版一个独立的校内生活，已享受了一种过份的民主了。他们的真正理由是：他们的精神不能忍受我们的民主集中制。他们仇视「集中」的成见无疑是一般没落小资产阶级仇视资本集中的反映，这一点也经过他们的口无意中招认了。他们居然援引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党制以对抗布尔什维克的民主集中制，布尔什维克刚刚在民主集中制的问题上与孟什维克决裂，这些先知们却蠢愚的发问，为什么布尔什维克不也要孟什维克服从多数，停止出版机关报呢？其实这等于质问历史，为什么社会民主党当时不立即变为布尔什维克一样，不过，问题也不在于他们愚蠢，问题的中心意义在这里：我们的少数毕竟已亲自招认他们不是在向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学习，他们是向孟什维克学习，因为他们现在只是掇拾孟什维克的唾沫，在民主集中制的问题上与布尔什维克党制决裂。
他们借口破坏民主集中制的另一个理由虽然表面上十分堂皇，也不能挽救他们。他们说组织隶属于政治，他们有原则（读作「无原则」）的失败主义政治已不能容忍民主集中制了，他们要向阶级讲话了！这种论调简直是无耐性，愚蠢，与狂妄的混杂物。目前谁也知道是一个反动时期，革命家的唯一义务是从理论上教育自己和别人，但真正能够严肃地在做这个工作的除了我们这个组织外，还没有发现另一个更好的党，只要不是行将就木的老腐败，总也不致否认我们这个小组织究竟还有一批有希望的青年干部。如果是一个认真的，而不是对自己失望的老革命家，这个时候也应该参加这个教育工作，现在在我们内部没有任何事物足以阻碍这个工作，我们不是病在不民主，我们还是病在太不集中。在这种唯一有希望的组织内，我们的多数人即使犯了严重的，原则上的政治错误，少数人也不能拒绝教育的工作。大概他们总也不会忘记过去左派反对派的历史吧。过去我们从政治原则到组织原则，都与史太林派陷于不可调和的对立，但我们一直至一九三三年希特勒胜利之前，还承认是第三国际派中之一派，我们之出版一个独立报纸并非出于一种自由主义精神，不是的，我们之出版也只是当史太林派的官僚主义已完全剥夺了我们党内民主权利之后。我们想在有没有官僚主义的制度足以促使少数派出版一个独立报纸呢？如果没有，少数派就不能拒绝党内的教育工作，不能借口政治原则不同而破坏党的纪律，他们起码也应该学一学我们过去的精神，我们一天认为第三国际尚有改良的希望，一天认为它内部还有广大的有希望的革命群众，我们就一天也不放弃我们的教育义务。但我们的少数派终于放弃这个义务了。为什么呢？除了暴露它们的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精神之外，还暴露他们蔑视了党。而他们这种蔑视民主集中制，蔑视党的行为根本就没有资格教育干部，没有资格教育干部也就没有资格向「阶级」讲话，除非他们向的是一批绝望的小资产阶级。
少数派之脱离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就是他们逃离革命责任的最具体，最实际的表现。我们从理论上，政治上，组织上不断的，一步一步的指出他们的悲观、逃脱思想，现在已得到无可辩驳的证明了。这不是我们的胜利，这是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胜利。
（十）政治与道德
──个人问题──
道德是隶属于政治的。对个人的批评也是隶属于政治的。一种堕落的政治足以毁坏任何善良的革命家。我们往往在内部争论中听到争论双方都互相指责对方道德上与智慧上的缺憾，因此引起所谓个人的问题，而这问题又往往使一些无经验的党员迷惑不清。我们这次争论也不能例外。但马克思主义即在这问题上已并不是束手无策的。
普通党争的规律是这样，政治原则站不稳的派别往往最先转到组织问题和个人问题上去。在我们这次争论中，最先为个人问题写一篇专文的是少数派的连根。他指责犀照许多个人的私德问题，如造谣、污蔑、中伤等。我们多数派对这种问题一开始就提出个人问题隶属于政治问题的原则态度，拒绝把争论转入这个不正确的方面去，我们这种态度毕竟形成一种强有力的压力。虽然少数派并没有停止他们的私人攻击（这些攻击当然集中在犀照和我身上），但他们不能不尊重我们的舆论。直到去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因为我们内部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同志发生了一时的迷惑和动摇，少数派又乘机提出他们的政治结论来讨论，这当然是他们的权利，但他们除了争取一个广原之外，他们并无什么大收获，于是他们便写出那篇动人的告同志书，全篇罗列一些攻击个人（犀照）的罪状。这就证明他们并没有违背那条内部斗争的规律了。
党内斗争的第二条规律：过度注重个人问题的人往往就是最爱面子的人，但他们的错误的政治主张又并不能替他们掩饰面子，结果他们便宁愿牺牲一切党的与革命的利益，他们宁愿犯下一个错误又一个错误也不愿失去自己那种小资产阶级的尊严，这样一来，他们就不自觉会走到夸张，曲解，捏造……的道路上去。这次少数派也不能例外。我们虽然不能否认他们过去都是一些忠诚的老革命家，但他们既然已受了第一条规律支配，他们也难逃第二条规律的支配，因为现在已不是他们控制着争论的逻辑，而是争论的逻辑拖着他们走了。我们只要稍为留心少数派，尤其是连根的文章，我们总可发现他们对我们的政治主张曲解成为这样，彷佛我们之继续支持抗战就是甘受蒋介石的领导似的！还有更可怕的例子，连根最近已有系统的站在意因的立场上来曲解托洛斯基和第四国际的立场，譬如称托同志连太平洋形势的前途也看不清似的。连根又曲解托同志反对极左派的「失败主义」，称他只是反对「主观的」，和平主义的「失败主义」，并没有反对「客观的」失败主义，彷佛托同志亦主张在中国抗战采用「失败主义」似的！他甚至公然捏造一个个事实，称过去托同志给李福仁同志的信上曾说过「不支持中国抗战」的话。而意因则更可笑，竟称托同志之支持中国抗战是因为他是把资产阶级的抗战误解为人民的战争，彷佛托同志是一个小孩子似的！总之，诸如此类的曲解，心理猜测，甚至捏造，我们都可在少数派的文件方面找寻，其数量是很可观的。为了个人的面子，为了维持他们的虚伪的破产的政治立场，他们已不自觉的贬损了他们的道德了。
他们对自己的政敌，甚至对托同志和第四国际的政治立场都表示这种不忠实的态度，我们总可以估量他们对犀照同志个人攻击的价值了。他们的攻击文件里面充满了陈旧的成见，狭隘的怨恨和歇斯特里的病。本来对这一类的文件我总是不感兴趣的，但今天他们竟引用我的话来充作他们的攻击武器，我不得不出来说句公道话了。不过我在这里仍然不愿单独来谈个人的问题，因为要想澈底了解少数派的攻击和这次党争的个人问题，需要首先把这几年来我们这个小组织的发展史好好的回忆和了解一下。
（十一）老一代的混乱、退却与新一代的无经验
最近听说少数派曾拿这一句话来教育年青人：「许多老同志都离开犀照了，我们是最后一批了。」我们姑勿论少数派说出这句话的用意何在（他们的用意是很明白的！）我们毕竟从中窥见一点真理，少数派无意中说出一件含有历史悲剧的意味的话了。「许多老同志都离开了」，到什么地方去呢？据我们知道，「八．一三」战事发生之前，确有许多（百分数很大！）老同志叛变了，消沉了！自谋出路了，只留下极少数在监牢里和组织里。「八．一三」之后，监牢里的老同志出来了，但不幸独秀却为当时的那种轻浮乐观的小资产阶级舆论所左右，在政治上复活了他的机会主义，并一步一步的脱离了第四国际。独秀这种堕落对老布尔什维克的影响是很深刻的，使围绕他周围的人都更加退却了。当我这个年青的后辈于一九三七年出狱回沪时，我发现组织内只剩了三四个「老前辈」了。老革命家的退却当然不是中国的独有的现象，在国际上也已发生这个潮流了。这种退却当然在年青一代中引起极大的冲动，甚至走到虚无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极端。他们并不是凭历史的经验与革命的法则去了解这种不幸的现象，他们只能凭一种直觉和肤浅的知识去下判断，结果他们竟抽象的，甚至带有轻率意味的宣布这个真理：「革命的责任已落在新一代的身上了。老一代已完结了。」但他们并没有真实的了解这个真理，他们竟误以为老一代完结了，跟着革命的传统也完结了，他们可以无须从过去学习也可以干成功一个革命——这是一种虚无主义的见解，结果他们竟走到否认、轻视，甚至憎恶一切「老家伙」。这种心理在抗战初期确确实实支配了大多数年青同志，老寒就是他们的代表，同时也是这种思想的发挥者和组织者（他在港沪分别组织一些秘密的中心来「训练干部」，准备代替现存的领导机关）。我本人当时就在这个问题上与他决裂了。我始终认为老一代的退却固然已成为不可挽回的潮流，但我们不能让一种宿命的观点来促成这个潮流，我们应有勇气和它斗争，尽可能从中挽回一些优秀的老同志，因为他们毕竟保有革命的传统，他们的经验和教养都是我们年青一代的宝库，假如他们能把他们的传统传授给我们，我们将求之不得，而且我们也可以用年青人的精神鼓励他们，使他们从失望中恢复过来，我们的口号是：「挽救一个老革命家胜过增加十个不稳定的知识青年党员。」我的认识决定了我当时的任务。从那时以来，我就一贯的自觉充当了一些残存的老同志与年青同志间的桥梁。
我之担当这个任务不是容易的，一开始是完全孤立了，当我初回上海时，我发觉老寒所代表的倾向顽固的支配了一时，我坚决和这种倾向斗争，现在回忆起来，我还感觉那一段生活是我几年来最痛苦，最不愉快的生活。唯一能安慰我自己的，就是我这个斗争毕竟挽救了不少的年青朋友，挽救了香港的组织，并使他们从老同志方面学了不少东西。老同志们也在这种健全的空气中振作起来，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我今天说出这长长一段话，丝毫没有自夸的意思，我只是说明党的生活，以及我处置这个生活的基本态度。
当我和老寒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斗争时，我并没有无原则替老同志掩饰弱点和政治上的错误，如果这样，我们不但无法克服年青同志的偏见，同时也无法挽救老同志于消沈堕落了。我只是负了解释挽救老同志之必要责任，对于老同志的弱点和错误，我是宁可站在青年同志方面来斗争的，所不同的是我和老寒的方法而已。在几个老同志中，老寒及其领导的一般青年人当时攻击最厉害，并宣布他们绝对无望，甚至主张排斥出领导机关的就是室川，其次便是老蒋和老希，他认为他们是害虫。至于谷和，他认为是无足轻重的，「可以利用，利用」。等到连根回沪后，他又把他认为「自由主义者」，列到「被打倒之列」的。至于犀照，我得说句公道话，老寒对他还是有希望的，所以他也称他为「中派」。
但老寒所代表的青年同志，对这几个残存的老同志的攻击是不是无的放矢呢？不是的。室川的公开辩护独秀的主张在同志中间已引起强烈的反感了，连根回沪初期流露出来的陈独秀的取消主义思想，以及他对组织和党报的厌弃态度也在同志中间引起抵抗了。老寒不过把这种反感和抵抗引导到极端的道路上去吧。至于其它老同志则多份由于消沈，对政治无兴趣、懒惰，生活不严肃而引起青年同志的失望。不过当时一般青年同志对犀照还是希望着的，他们对他的唯一不满的只是一点老年人的共通弱点：隋性。老寒当时批评他也只是说他有点「懒」，所以把他放在无希望的「老腐败与青年人之间」，称为「中派」。当时我与老寒的根本不同，主要还不在这些批评上而是在结论上：他得出完全绝望的极端结论，而我则认为我们还是要尽一番善意的挽救工作。我始终认为如果设法让他们接近下层的同志，尤其是青年同志，可以使他们得到振作和再教育的机会。这几年来，我在领导机关中与这些老同志的和谐的合作（我自认，我从中也学了不少东西），以及他们与青年同志之逐渐消除了旧时的人工界限，都不能不说是这种观念造成的。
但在几年合作的过程中，这种「和谐」也不是照字面上所表现得那样完满的。首先，我得承认，我在这些老同志中间，已发生了不只一次的失望。他们所特有的惰性，他们的陈年的成见，他们的闭关自守的感情关系以及这种永远不变的关系中所培养出来的木乃伊的气氛，在在都足以妨碍他们的进步。今天少数派中的几个老人，除了意因是后来者之外，他们老早就结成一种感情关系，这种关系有一个共通的成见就是憎恶犀照，究竟这种成见是如何发生的，我们也无从追究了。总之，多份是一些老年积聚的毒物，一少部份则出于政治原因。当然，我应该公道的说，在这几个人中，连根的成见最初也是很浅的，我清楚的记得他早期对我说过几次关于犀照的话。有一次他谈到过去的小组织时代，他说「我们的话派」：区芳，梁干乔等当时确实是很刻苦的，无产者社则多数是一些消沈的老人，它里面只有三个人，独秀，犀照，长之是真正革命家。所以老陈决意要同那些青年人合作。另一次，他又说到长之和犀照，他批评长之是很难对付的人，所以很多老人都宁愿跟犀照接近，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忠厚长者」。又一次他在家里对我说：「许多人都说犀照怎样怎样，我倒觉得这个人很可以做朋友。」
我之所以不嫌麻烦举出这些私人的谈话，我的目的在证明：连根对犀照的成见是较后形成的，是在他的古旧的，木乃伊式的氛围中逐渐培养起来的。过去这个反犀照的小集团在政治上，精神上是与陈独秀连系在一起的，连根只是一个撞入者吧了。正因为如此，所以从前的合作能够建立起来。连根自己确是曾努力尝试脱离这种腐臭的小环境，他几次想自拔，最后他的最大弱点阻碍了他，他是一个新闻记者式的革命家，他对于文学的爱好超过于对组织的关心，这个弱点，同时也是目前整个少数派的弱点。结果，他总难打破那种狭隘的，塞闭的小环境。我们曾努力让他参加青年的训练工作，努力让他负责组织和实际工作，但他之接近青年只是经过偶然的训练班，他对组织和工作始终毫无兴趣。每一次会议讨论组织和实际工作时，他差不多是冷淡的。今天他和他的同盟者虽然在组织上列出无数的罪状来攻击犀照和耀如，但他们昨天是双手把组织送给犀照和耀如去经营，而自己则以文字工作为满足。
这一次意因之来沪无疑增加了那个小圈子的力量，旧成见堆上旧成见再加上一个极左的政治思想——绝望的思想，结果把连根牢牢的关在旧环境中不能自拔了。这个时期，连根对犀照的批评开始变化，从政治思想一直到否认他的人格。由此可知，连根对犀照个人的批评与他自己在政治上，组织生活上的堕落是紧相连系的，这个定理也可以适用于整个少数派。
他们在「告同志书」引了我一句话来攻击犀照，究竟我这句话是什么时候，什么场合说的，在什么问题上说的，指什么事情讲的，他们没有说明。这也是他们的惯技，他们就一贯用这种方法来引用（甚至还捏造哩！）托同志及别人的话。现在我不必在这里去追寻一句孤独的话的来源，我且乘这个机会说明一下我和犀照的关系。在过去的合作当中，因为工作上和组织责任上的关系，我和犀照的接近比较密切些，同时也比较任何年青同志都深切的认识了他。我觉得他对组织和对革命的严肃态度和责任心是他的最大优点，所以他能够打破老布尔什维克所常犯的那种闭关自守的毛病，他能够把自己永远建筑在新的基础上，在自己周围培养一种富于进取心的，有生气的健全气氛。在这次争论中，青年人是站在他这方面，而不是站在少数派方面，这不是偶然的，这究竟反映犀照具有少数派所缺乏的若干美德。当然我并不是说犀照没有什么弱点。这是无常识的说法，我自己也常常因为他的惰性发生不满，甚至说过一些偏激的话，但自从他与青年，与党的工作接近之后，他已洗脱了不少这种毛病，只要他继续保持他这种进取精神，他之澈底根绝这种毛病也并不是困难的。事实证明，即在进取的精神上，在努力上，在乐观的态度上，他也远超过了他的政敌。到这里使我回忆起一段插话来，这段插话是发生于争论之前的，有一天连根和我在他家里举行了一次谈话，后来谈话锋转犀照身上，他说：「犀照是代表过去了。」我说：「一般的说来，老布尔什维克的某些弱点可以使他变成历史的障碍物，但是犀照还努力接近青年人，譬如他这次居然肯到南方去工作……」连根立即接着说了一句完全与他刚才的结论相反的意见话：「当然，他还是向上的。」这段插话含有很大的意义，它代表了两种观察人的观点。一种是唯心的，一种是根据活生的事实。总之，我这几年来，无论对犀照，对连根及其它少数派的人物的批评丝毫没有先入的成见，完全是以活生的事实和这些人物的发展过程来做根据，我并不因为少数派对犀照的恶毒的成见和攻击而影响我的见解，我也自幸能超脱这种狭隘环境的包围，这几年来，从和老寒斗争开始，我和犀照同志在政治上，组织上，工作上自始至终保持一种模范的合作，这种合作就是我对他认识的雄辩的反映。究竟犀照或耀如能否合作到底，那是一个历史的问题，不过在这问题未解答之前，引用我那句话的少数派却不幸已确确实实「在事变急速进展时，成为我们的绊脚石」了。历史也将大书特书：他们确确实实「是离开犀照的最后一群了」！
（十二）总结和教训
这次斗争无疑是我党几年生活的总结。它具有划时期的意义。从反对陈独秀右派修正主义开始，经过反对寒君的无政府主义与卑鄙的政治行为，经过反对浙东组织的史太林主义式的路线，一直发展到目前这次反极左派的斗争，我们现在总算作了一次总的清算了。这一连串的斗争无疑是老一代的退却与新一代的无经验的反映。只有最浅薄和无望的政客才把这种斗争看成为某几个人的野心冲突和阴谋，在大的党内斗争中，个人的因素永远退居次要的地位，历史和阶级的背景起着决定的作用。我们差不多一开始就指出少数派的极左思想的反映的正是抗战失败当中的小资阶级幻灭和悲观情绪，这种情绪经过史太林党传染给他们。他们之成为这种情绪的牺牲者并不是偶然的，他们那种狭隘，闭关自守的小环境已使他们远离了党和群众，他们结果成为党内最难抵抗外来思想影响之一环了，少数派最憎恨我们说这一点秘密，他们骂我们向美国多数派「鹦鹉学舌」。不错，我们的方法，我们的武器有不少是从美国多数派学来的，我们并不以此为羞。但假如我们是向美国多数派学习，中国的少数派却向美国的少数派学习了。他们在中国问题上所应用的思想方法，运用的论调和得出的结论丝毫不爽的重复了美国少数派处置苏联问题的方法，论调和结论。现在甚至在失败主义问题上，他们也已取得共通点了。在组织问题上，他们也同样以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来对抗布尔什维克的民主集中制，同样于政治立场不稳时把斗争移向组织问题和个人攻击上（所不同的只是美国少数派攻击加农，而他们则攻击犀照吧了！）。同样引用俄国社会党的情形，甚至引用同一个例子（布、孟二派各自出版机关报）来分裂组织，出版独立机关报，又同样擅自称自己的小组织为第四国际之一派。如果我们还需要更仔细的对比，我们不妨再进一步指出，中国的意因在思想方法上，地位上是美国盘纳姆的翻版，一个在苏联问题上否认了工人国家的性质因而主张在瓜分波兰及苏芬战争中采取失败主义，一个则在中国问题上否认了民族革命的进步性因而主张在中日战争中采取失败主义。更奇特的，两个人都是最先出来的﹐最坚决的「改革家」，但等到他们和各种各式的折衷主义者结合成无原则之联盟时，却又把「大前提收到手提箱里」等待将来讨论了。美国有一个聒噪的、狂妄的、假装博学的折衷主义者夏克曼，我们也有一个连根，这两个人之负担这种角色不是偶然的，因为都是同具有新闻记者式的才能，都是文学的爱好者，都具有「一种浮动的气质」，两者都各自热烈的充当了「妖巫」盘纳姆和意因的律师，他们都宽宥或忽视了那个「大前提」，把苏联和中国的国家性质置之不理，但是如此，他们却凭空宣布苏联战争和中国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因而采取那两个「妖巫」的结论。不过中国少数派和美国少数派唯一重大不同，就是他们缺少了一个阿本。阿本并非一个小角色，在组织上他是个职业反对派，而盘纳姆和夏克曼则只是反对派的玩票友。阿本在政治上虽是他们的俘虏，但在组织上却尽了莫大的作用，他把一群小资产阶级的宣传家组织在自己周围，形成了一个重大的小组织基础。中国少数派缺少这个角色。他们当中室川没有资格做这个角色，谷和更不用说。做这个角色需要一种专门的小组织才能。只有从这一点，我们才能了解他们何以在斗争中始终孤立，没有引起更大的叛乱，因为他们本身在小环境内过一种隐士的生活，从来不接近组织。他们必须有一个阿本式的人物才能补救这个弱点。他们也下意识的感觉这一点，他们一开始尚想自己兼任，临时抱佛脚式的接近一些青年，但结果仍然失望。现在他们想把一个最卑污和下流的小政客和小组织专家老寒请回来，他们自觉的在选择他们的阿本了。可惜这件事做迟了一点，历史是不会如意地重复的，中国少数派只不过是美国少数派的蹩脚的翻版吧了。
上述少数派对我们的责骂，至少承认了一个真理：我们多数派，自觉地继承了美国多数派的斗争，而中国少数派则不自觉地步了美国少数派的后尘。这是一种历史的偶合吗？不是的，这是一种历史必然的连续性。
少数派已承认他们是「最后一批离开」革命的老布尔什维克了，这是含有历史意义和悲剧性质的宣告。但这是不是证明我们过去对他们的希望是不正确的「幻想」呢？不是的，我们过去为了保护他们而反对老寒的斗争还具有宝贵的教训意义。它不仅替我们保证了三四年来的合作的成绩，而且还使我们青年一代学了不少东西。我们对它们并没有「幻想」过，所以我们也不因为他们的退却而幻灭。我们今后仍应本着这种正确的态度去接近老同志，鼓励他，保护他，向他学习，但坚决和他们的旧成见和任何弱点斗争；向过去选择一些好东西，丢弃一些坏的陈腐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的原则。但这一点还不是我们从过去党内生活得到的唯一教训。我们的更重大的教训还是：每一个知识分子同志，不管是老的也好，年青的也好，如果不严肃的过一种正常的党内生活，接近群众，接近下层党员，总之，如果他们不坚决与知识分子那种孤独和闭塞的环境决裂，他们将永远成为资产阶级舆论侵入组织的媒介，他们将难免重陷少数派的覆辙，我们组织内不利的社会成份已十倍的加速这个教训的意义，我们暂且不说华的例子，我们就拿这次「一二．八」事变后的组织情形来看吧。在大事变中，知识分子同志（从负责机关到下层）那种特有的迷惑，动摇和狼狈一时。他们昨天还在坚决的举手赞成甚至自己也写文章，做决议案来保护我们的政治结论，但于一画夜之间，他们居然对自己昨天庄严地确定了的结论怀疑和动摇起来，大谈「领导危机」，甚至更坏的赶忙投降到少数派阵营中了。这一点说明他们在大事变中无法抵抗少数派所代表的那种小资产阶级情绪的压迫，他们无法坚守自己的立场。这种现象才是「领导危机」的根源哩！因为他们以自己的无经验和动摇来补足了（或加速了）老一代的退却。我们下一步的工作方向将坚决的转向工人和下层群众中去。
我们这次长期斗争积聚的经验和教训太丰富太深刻了。每一个党员，如果他想做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战士，如果他想认真负起建党和阶级解放的责任，他应该从了解这次斗争经验开始！
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日
（原载《保卫马克思主义》卷三） |
什么是托派？（刘家良，1942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中国托派运动文献
什么是托派？
刘家良1942年
目录
一、托派是怎样产生的？
二、托派的世界革命政纲；
三、托派对中国革命的基本见解；
四、托派与抗日战争；
五、托派为建立一个真正无产阶级党而斗争；
六、胜利终会到来！
九十三年前，科学社会主义之父──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
“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个怪物就是共产主义。旧欧洲有权力的人都因要驱除这个怪物，加入了神圣同盟。罗马法王，俄国皇帝，梅特涅，基佐，法国急进党，德国侦探都在里面。那些在野的政党有不被在朝的政敌，诬作共产主义的吗？那些在野的政党，对于其它更急进的政党，对于保守的政党，不都用共产主义这名词，作为痛骂的套语吗？”
今天，九十三年后，我们很有权利将这个怪物来形容托派。所不同的，她不仅徘徊在欧洲，她还踏遍了全球。正因如此，所以不仅欧洲，就是全世界有权力的人，也加入神圣同盟来驱逐她，这个同盟也同样包括了罗马法王、法国急进党、德国侦探。所不同的只是俄国皇帝换了个苏联官僚的首脑──斯大林，梅特涅变了希特勒和莫索里尼、基佐变了贝当和丘吉尔，同时还新增了美洲和欧洲的一批新盟友吧了。
旧世界的私有财产的拥护者，不仅争先恐后的加入新的神圣同盟来驱逐和迫害新的怪物托派，他们甚至拿托派来互相攻击了。例如中国的斯大林党人，不消说，是拿托派来攻击政敌的老手，他们称一切托派都是汉奸，回头又骂一切汉奸都直接间接与托派有关。但上海一个地道汪派汉奸的机关报《新中国》也称斯大林派与托派是一丘之貉。这种论调在许多汪派汉奸的机关报上都可以发现。
事实既已如此，那么我们更有权利抄袭马克思的两个结论，只不过词句上略为更改吧了。
托派已被全世界有权力的人认作一种势力。
托派向世界（包括中国）劳苦群众详细说明自己的意见、目的、趋势，并对抗关于托派这怪物的无稽之谈，已是时候了。
我们现在本着这个宗旨，向中国民众特别来做一番详细的解释工作。
一．托派是怎样产生的？
了解一个政治的派别，像了解任何社会集团一样，首先应了解它是怎样产生出来的。因为任何政派都不是平空产生，都有其社会的背景和阶级根源的。托派当然也不会例外。只有那些最廉价的资产阶级学者和政客，才会把托派说成是个人争夺权位的工具。
我们现在从国际和中国两方面来说明托派产生的原因吧！
（一）国际的背景
托派是一个国际党，并不是一个民族党，因此，它产生的基本原因必需从国际方面去找寻。目前稍为有点政治常识的人，大概总知道，现代社会的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历史利益，前者代表私有财产和民族界限，亦即代表历史之过去，后者则代表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亦即代表历史之未来。那么、唯一能组织国际党的当然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国际党过去有过三个，即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第一国际经过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手，立定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基础，但因为巴黎公社失败造成国际空前反动局面，这个国际就瓦解了。第二国际继第一国际而造成各国无产阶级党和群众组织，并争取了生活上的改善。但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的第一天，第二国际的领袖背叛了无产阶级的反战立场，投降了帝国主义，第二国际政治生命也就完结了。直到一九一七年，俄国的无产阶级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布尔什维派（第二国际中的革命派）的领导之下夺取了政权，才又复活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于一九一八年建立了第三国际。
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是产生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基础上面的，它不仅继承了第一国际的革命传统，同时还熔化了大战当中和以后的宝贵的新鲜经验，这种传统和观念通通结晶在第三国际首四次大会的许多决议案中了。但不幸这个新国际既然建立在十月革命的基础上，它不仅接受了这个革命的好处，同时也受它的弱点牵累。
十月革命的最大的弱点，就是农村破产，工业凋残，和普遍的贫穷、饥荒。在这个破蔽的国土中，无产阶级如果得不到先进国工人的帮助，不仅建立社会主义，就是长远的保持政权也是妄想。这即是说，俄国无产阶级要想和落后的环境斗争，要想把俄国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必须首先促成先进国无产阶级的胜利。
但一九一七年以后，国际的革命运动都因为第二国际的出卖，一个一个的失败了。现在俄国无产阶级不仅生活在落后的环境中，同时又陷入孤立环境中了。于是俄国的工人、农民普遍的发生疲倦、失望的情绪，这是革命退潮的现象，这又是群众的落后思想复活的现象，这种现象在共产党、苏维埃政府、工会等机关中到处暴露出来了，于是俄国无产阶级内部便产生了分化，有一部份共产党人公然与农村的资产阶级（富农）联合，主张对资本主义大大让步（如取消对外贸易独占权等）。这一派叫做右派，以布哈林为代表，另一派则摇摆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采取了跳跃不定的盲目政策，这就是中派，以斯大林为代表，这两派曾长期结盟，形成俄国工农的官僚层，霸占了工农的一切机关，所有国家的分配权力都落在他们手中，我们刚才已说过：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她的工业很不发达，农业则更不用说，生产不足自然影响到分配不足，比方，我们假定俄国每天产生的面包，每人只能分到一个，这显然是不够饱的，那负责分配的人（工会、苏维埃、党等机关的上级人员）自然首先满足自己和自己的亲属，食个饱才把剩余的分出去。他们就这样在分配过程中吞没了无产阶级国家收入的大部份，这就是一种不合法的特权，享受这种特权的，就叫做官僚，凡是享有特权的便天然结成了官僚集团，这个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和利益，为了平服下层工农的不满，它就不得不维持一个庞大的警察机关（在苏联叫做博格乌），取消党、苏维埃、工会等机关内部的一切民主权利，苏联下层人民的口通通被钳制了。但这还不够，官僚集团为了巩固它的统治权威，还要进一步骗取国际工人的信任，因此它就篡夺了第三国际的机关了。总之，苏联的寄生官僚不仅要牺牲苏联人民的利益，同时还要牺牲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来保护它的特权了。这就是近二十余年来苏联国内外形势日趋险恶，国际革命（包括中国革命）不断失败的原因。
但俄国十月革命并没有白白空过，它的活的传统关系存在少数先进、最觉悟的战士心中，历史往往就靠这少数人开辟道路。他们勇敢的起来和官僚战斗了，他们最先起来反对官僚的破坏党和苏维埃的民主制度，反对官僚对富农和资产阶级的让步，他们还积极提出俄国工业化的计划，往后他们又在国际革命的政策上，反对官僚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这一派人叫做“左派反对派”，又称为“布尔什维克──列宁派”。他的领袖是托洛茨基，故又称为托派。托派因为坚决反对苏联官僚的国内和国际的政策，遂遭受了斯大林派和右派联合的残酷压迫，一九二三年以后，托派便不断被开除、放逐、充军。至一九二八年，她的领袖托洛茨基也被逐出苏联了。各国共产党内的托派也同样受了开除的迫害。
托派从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三三年整整十年，为什么自称为“左派反对派”呢？那就是她认为第三国际还保有庞大的革命群众基础，她的领导尚有改良的希望，但等到一九三三年，第三国际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最大支部──德国共产党，不经抵抗便投降了希特勒以后，托派便立即宣布第三国际死亡，宣布脱离它，同时宣布建立第四国际来领导世界革命了。往后的事实也证明，第三国际一步一步走上叛变、出卖和镇压各国工农的道路，它在法国、西班牙和中国都和资产阶级及其走狗联盟，破坏工农的独立革命运动。第四国际的产生是必然的，是适应历史的迫切需要，这个第四国际，就是人人所称的托派。
根据上面的简单叙述，我们知道托派（第四国际）的产生是苏联和第三国际堕落的结果，它是第一国际──布尔什维主义的真正继承者，是国际无产阶级及一切被压迫阶级的先锋队或参谋部。
（二）中国的背景
但托派为什么发展到中国来的呢？上面一段话还没有解释到，目前有些政客，为了蒙蔽中国民众的认识，就妄称中国托派是舶来品，其实，如果一个政治派别只是一种舶来品，她又怎样能够在中国存在了这样长久？这又怎能引起资产阶级那样大的仇恨和迫害，其名字又怎么能年年出现呢？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最好是让我们自己来冷静的研究一下吧！
中国的托派（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支部）和各国的托派一样，最先是从共产党内的斗争中形成的。当然，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中刚刚出世的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本身，还是很幼稚的，他们不仅没有经验甚至还没有力量来了解自己的经验呢！那么，他们自身的问题，最初在国际无产阶级参谋部（第三国际）内提出来就并不稀奇，共产国际于一九二七年，即一九二五年──二七年中国革命的生死年头，为中国革命问题引起激烈的斗争，亦即是托派与斯大林派的斗争，托派认为斯大林派在中国执行的政策，从头到尾是迁就资产阶级国民党，牺牲中国工农利益的投机政策。它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亦即工农反对受资产阶级的政治束缚，而保持工农自己的独立领导，它要求组织苏维埃，亦即要求工农有独立的斗争机关，它要求发动土地革命，亦即要求扩大和加深中国革命，让农民帮助工人夺取政权。这些见解，斯大林派通通拒绝了，结果把蒋介石捧上了台，中国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惨遭失败。这个失败证实了托派有先见之明，同时也唤醒了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内的优秀份子。一九二七年，第三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斗争便发展到中国共产党里面来。一九二七年之后，在中国共产党内有一部份人直接承受了国际托派的主张，斥斯大林派为中国革命的掘墓人，他们公开承认革命已告失败，认定中国工农群众的当前任务是防守将要失去的阵地，并逐渐恢复已失的阵地，而不是进攻。
因此，他们提出一个过渡的民主政纲（关于这个政纲，我们往后再详说），准备第三次革命。另一派（斯大林派﹞则不承认过去的错误，甚至不承认革命己告失败；相反的，他们为了平服中国、苏联和各国工农对他们的领导的不满，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威，他们居然提出种种荒谬的学说出来，认为中国革命形势愈来愈高涨，因此他们到处发动不成熟的暴动，把工人的生命当作儿戏，城市暴动通通失败之后，他们便转向农村，企图在山上成立“苏维埃”，等到这个幻梦又打破了，农民运动在孤立的环境之下消竭了，他们就又在抗日的名义之下，重新投降资产阶级国民党，他们现在简直成了苏联的外交工具，他们为了苏联官僚的利益已公开叛变了中国工农了。
从上面的事实看来，我们就可以清楚了解，中国托派是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的产物，她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团结和斗争起来，她就表现了她自己与无产阶级的密切关联，她站在上次革命的经验上，把这些问题加上正确的解释，她就代表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基本利益，同时也代表了中国民族的利益。正因为如此，托派才能在中国立足了十几年，才能在中国社会中生了根，才能在思想上逐渐影响了广大的工农群众，又才能使斯大林党和资产阶级的政党惊惶失措，生起“恕托病”来啊！
二．托派的世界革命政纲
我们已把托派产生的原因说明白了。当然，我们对托派产生的历史只能这样简单的叙述。如果想详细叙述非要连带把近二十余年的国际革命运动史和中国大革命史也详细述说不可。这本小册子的目的不是写托派的历史，而是写它的主张，托派怎样替中国民族和中国工农谋解放呢？说明这个问题是这本小册子的主要内容。不过我们已说过，托派不是一个民族党，是一个国际党，那么要想深切了解她的中国政策，首先就不能不了解怎样为世界大多数被压迫被剥削的工农大众谋解放。
简单的说来，托派改造这个世界的方法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这不是新的发现了，人类前扑后继为此奋斗已差不多一百年了，尤其是经过俄国革命的胜利之后，这个名称已成为妇孺皆如，甚至连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政治集团也挂上了这个名字了。从希特勒到孙中山都说他们最后目的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叛贼，虽然已出卖了工人们自己的灵魂，但他们口口声声也就是为社会主义，在这种紊乱的情形之下，为了使中国工农明了社会主义的真义起见，我不得不进一步把托派关于她的见解介绍一下。
托派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到目前的地步已把整个地球的各部份连结在一起了，连结的纽带就是商品经济。现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过闭关自守的生活，落后国的原料与先进国的商品，轻工业国与重工业国，形成天然的分工，互相补充，互相依赖，印度少不了英国或美国，英国也少不了印度与中国、日本这些轻工业国家，一方面少不了如英美德这样重工业国，另一方面也少不了如中国朝鲜这样供给原料的国家。总而言之，现在每一个国家﹝不管落后的也好，先进的也好﹞都不是满足为自己民族，自己的国家而生产，都是为满足世界市场的需要而生产。这种现象明白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的生产实际上已超出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已把这些界限变成历史上的障碍物。正如它过去在国家范围内刚刚生长之时，把封建的地方分割主义变为历史的陈迹一样了。既然整个地球已连成了一个经济单位，我们为什么还要人工地把它割裂，造成许多无必需的，多份还是很可笑的国家界限呢？尤其是我们为什么还要建立这许多关税壁垒、海陆空军，甚至一次两次的驱逐无辜的人民去为它牺牲生命呢？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但资本家不能不维持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因为原来他们的经济客观上虽然是为满足他人而生产，但却以私有财产为最高手段。有了这个手段，资本家不仅可以预防国内缺乏购买力的广大穷人起来革命，同时还可抵抗另一群﹝即另一国﹞资本家的吞并，他们甚至可以利用这个手段来剥削其它人民的利益呢！那么，归根结蒂资本家维持的不合理现象就是私有财产制度。现在所有破坏人类福利、障碍历史前进的恶果、战争、民族仇恨、恐慌、人剥削人……都造因于这个私有财产制度。
托派从上面分析中，就做出这个天然的结论来：资本主义已造成了包括全球的经济基础，我们的任务就是站在这个基础上把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彻底破坏，换之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合理制度。这种制度就叫做社会主义，但要实现社会主义，过去无数的经验告诉我们，必须经过暴力革命。这个革命就叫做社会主义革命，它的担当者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牺牲者──全世界工农。只要他们一起来，他们就要分别的推翻其本国的资本主义统治势力，建立工农政府，这个建立的过程当然是复杂的，每一个国家都按照其本身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程度来决定它参加这个革命过程的迟速和繁简，但虽如此，每个国家的出路仍然是社会主义。无论中国与美国的工农，只要他们在革命中争取胜利，他们就无法也不应该把革命限制在自己国内，这个革命的潮流就要被推展出去，一直到全世界工农的胜利，这就是说，社会主义既然只能在国际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革命，也只能是国际的革命。
这就是托派对社会主义的全部见解，同时也是她的世界革命的政纲，我们就拿这个政纲来做标准，考察一下各种各式的“社会主义”吧！希特勒和孙中山的政纲不是社会主义政纲，它们只是一张保护私有财产的文书。第二国际那些资本主义的奴仆，也不是“社会主义者”，他们只是“社会主义的背叛者”，因为他们竟认为资本主义可以和平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的革命性割除。第三国际自从受斯大林“领导”之后，已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学说来代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原来见解，他们也是社会主义的阉割者，因为他们把社会主义的国际性割除了。
由此可知托派之遭受各国资本家及其奴仆的野蛮迫害不是偶然的，因为这已成了他们的照妖镜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就是国际革命者，托派的全部世界革命政纲已证实他们是世界革命者的集团。
那么托派怎样具体的指导各国革命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劝读者最好去读一读“第四国际的过渡纲领”。这个政纲就世界各国不同条件，﹝如“民主”国──英美等、法西斯主义国、工人国家─苏联、落后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分别指出正确的详细的斗争路线。此外，还有一个“反战宣言”﹝一九四零年五月﹞，号召各国工农起来反战，指出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应采取“失败主义”的路线。不过，我们在这里不能逐一评述，我们只能告诉读者，托派怎样为中国民族和中国工农谋解放，在底下各节我们就专门说这个问题吧！
三．托派对中国革命的基本见解
我们刚才说到中国托派产生的背景时曾经得出结论：中国托派是中国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产物。那么，它的全部政治见解当然也以这次革命失败的教训为出发点，一个革命﹝不管其结果是失败或胜利﹞不仅最清楚的暴露一个社会的所有弱点，提出所有问题，而且还引起社会的深刻变化﹝最主要的就是阶级力量关系的变化﹞，如果在上一次大风暴似的中国革命，我们还看不清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的诸革命问题及阶级力量的关系，我们也得不出半点敎训，则千百个的工农头颅也空掷了。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同时也是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她因为受帝国主义压迫，便被牵入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里面去。但因为她加入这个制度太迟了，不仅世界其它各部份的市场通通给先进国夺了去，就连她自己的国内市场也被人宰割了。因此帝国主义的侵略虽然刺激中国民族工业的生长，但中国的民族工业很快就踫到重重的障碍，这些障碍的主要根源当然是帝国主义。
（一）帝国主义怎样扼住中国的命脉？中国“民族”资本和它的关系如何？
自十九世纪中期以后，帝国主义连续举行几次鸦片战争，用武迫使中国签订种种不平等条约，取得无限特权。他们不仅操纵了中国关税，他们还可以在中国自由倾销，投资和办厂。结果他们支配了中国纱厂的三份之二。他们操纵了中国大部份的铁路投资，全部电力，三分之二的矿业，大部份的重工业。至于百业之王的银行资本，他们竟占了四份之三，从这些粗略的数字里，你们就可以知道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已完全扼住了中国的命脉，这种情形当然立即就反映到政治上。帝国主义为了维持自己的特权，便把中国划分为几个势力范围，扶助中国军阀的割据，近几十年来，没有一次军阀战争不是帝国主义操纵指使的。除了助长中国的分崩离析局面之外，帝国主义还极力维持中国封建和一切落后的反动势力，靠这些势力来替他们服务。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最初培养了一批买办，替他在中国倾销商品开辟市场。后来这些买办中有些发展了洋财的，便自己经营工业，向外国买机器来办厂，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因为各帝国主义者都被欧战吸引了去﹝只有日本是个例外﹞，无力兼顾中国市场，许多买办资本家便乘机扩大营业，大办厂，想把中国市场争回自己手里，因此便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民族独立要求，我们通常称为“民族”资本家的就是这种人。
从“民族”资本家产生的过程中，我们就了解他们与买办资本家的关系多么密切，同时也可以推想得到他们既然从买办出身，那么，当帝国主义重新来击中中国而使他们蒙受极大打击的时候，他们又或多或少的回到买办地位。所以如果有人把“民族”资本家和买办资本家看作两个敌对的不可调和的阶层，是非常错误的。这种人一定会把“民族”资本家理想化。
现在我们进一步把“民族”资本家和帝国主义的关系看一看。我们从刚才列举帝国主义操纵中国经济命脉的数字就明白，中国“民族”资本家的基础是很薄弱的，他们没有办法购买最新式的机器。他们没有办法采用最新式的设备，因此他们生产的货色往往比帝国主义的商品差，竞争不过。其次，我们刚才已说过中国的关税不能自主，外国商品纳很低的税，甚至免税可以运入中国，入了中国的关口，他们又有不平等条约的保障，可以自由畅销中国各地，免除一切苛捐什税，因此帝国主义的商品既“物美”又“价廉”。中国的商品虽然用不着入口税，但在国内倾销却反而受重重苛捐什税的抽剥，因此弄得既“物劣”又“价高”。光举这两点就可以明了，何以中国“民族”资本家常常被帝国主义的资本排挤，假如碰到恐慌，中国的“民族”资本受打击更大。这好比小工厂和大工厂的情形一样。前者总是大大吃亏的。“民族”资本家在不断的被打击之下迫得借外债，日甚一日的向汇丰等外国银行抵押借款。他们始终脱不掉买办的臭味，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二）“民族”资本家和工人阶级
“民族”资本家受了帝国主义的排挤，一方面在经济上反而愈加依赖帝国主义；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补偿于廉价劳动的残酷剥削。因为中国本身非常落后，农村经济早已破产，流浪待业的人非常之多，所以劳动力很便宜。而劳动力愈是便宜，劳动时间愈是更长，资本家的生产成本也愈是低，而得到的利润也愈是大。结果，中国的民族工业便维持一种最黑暗，最带封建臭味的剥削制度。你们试到中国的工业区去看一看吧，有哪一个国家的工人生活有中国工人生活那样的悲惨的啊！他们每天做十二十六十八个钟头，所得的工资还不够养活自己的老婆子女，而资本家还利用种种机会抬高物价，间接的剥削他们。至于工厂卫生设备、失业保险，养老金等则谈也不要谈，工人在这种高度的剥削之下，很快就衰老死亡了。但这有什么要紧？资本家是不愁雇不到工人来填补的，因为中国流浪失业者正多着呢！这件事无意中告诉我们一个秘密：“民族”资本家对帝国主义是力求妥协让歩，对中国工人则连半点的改良都不容许的。这就无怪他们在最后关头总是联合前者来反对后者了。
（三）“民族”资本家与农民
中国的“民族”资本家不仅从城市方面取得补偿，它还从农村人口方面取得补偿。中国的资本家差不多没有一个人不和农村没有关系的，或者他们自己本人，或者他们的亲属就是地主。他们就经过这种关系在农村营谋高利借债，用贱价替外商收买原料，又用高价替所谓国货﹝数量很少﹞倾销，同时是利用这些手段﹝尤其是高利贷﹞来进行兼并农民的土地，现在全国农民竟有百分之五十五没有土地，土地不足的也占百分之二十，地主们﹝包括城市资本家和银行家）则竟占去耕作它的百份之八十。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农村当然成了一幅最悲惨的图画，农民为了谋生不得不租地主一小块土地，佃租的条件非常苛刻，他们通常除了偿付地主百分之四十到七十的收获物之外，还负担种种封建式的苛捐杂税，他们即使可保存一小块土地，但也不够维持他们一家数口的生活，因此他们便长期依赖高利借贷来弥补，永远变成地主及商人的债权，这种农民构成农村人口的大多数，就叫做贫农。至于靠自己一份田，尚可自供自给的农民（中农），地是朝不保夕的，在旱灾、水灾、兵灾的不断夹击之下，他们很快就成为地主商人的债务人，并逐渐连自己的土地也送给他们了，中国农民就这样成千成万的被逐离土地和家乡，变为一无所有的流浪者。他们或者成群的被卖到外洋去，或者当土匪，或者增加军阀的队伍，或者变为都市的流氓，只有一部份人侥幸走入工厂，或者当苦力，或成为农村的工人。农民中也有少数人变为富裕农民靠剥削他人维生，甚至继续爬上了地位，但他们数目很少。而且这种富农对一般贫农和农村工人的剥削，与地主一样残酷，他自身就成了地主──商人──高利贷的三位一体。
所谓“民族”资本家就是靠这种农村的无情剥削来积蓄自己的资本。这也使得他永远仇视农民的斗争，永远站在帝国主义方面来出卖农民了。
（四）自由和权力在谁的手里？
照上面的情形看来，中国的“民族”资本家只有无情的剥削工农才能生存，绝不能对他们作丝毫让步的，即使是最轻微，最可怜的改良步骤在中国资本家看来也是一件无可忍受的事情。这样一来就引起“民族”资本家利益与工农利益的极度紧张的冲突，使中国资产阶级在民众中处于孤立的地位，四面受工农的敌对威胁。一个统治阶级人数又少，经济基础又薄弱，又遭逢全国大多数民众的反对，它当然不让民众有充分的权利，更不愿意民众起来和它斗争。所以中国“民族”资本家一出生就仇视人民的自由权利，因为它晓得广大人民得到了自由，就无异替他掘坟墓。但资本家愿不愿意人民有自由权是一回事，民众自己愿意不愿意放弃这自由权又是一回事，结果当然引起剧烈的阶级斗争。事实上，中国近数十年来的历史就充满这种阶级斗争。在全国大多数人民反对之下，中国的“民族”资本家只好依赖于外敌（帝国主义）的金钱和武力，把全国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组织在一起，培养一个庞大的警察机关，雇佣一支庞大的军队──组成一个最野蛮的军事独裁政府。这个政府的任务就是无间断的逮捕、监禁、枪决，活埋工农的战士，它的“功业”就是一团血污。自国民党一九二七年上台直到一九三零年，短短的几年内就有十四万人被杀，加上以后“剿共”（即屠杀农民）和城市的白色恐怖，这数目就真是惊人了。
“民族”资本家为了自己利益不惜用流血手段来剥削工农民众的自由和权利，但却因此保持和巩固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自由权利。这正是资产阶级军事独裁的另一主要任务。他们试看“九一八”以来，国民党那种卑鄙的妥协政策，他因为忙于“安内”（剿共）不惜把国土一块一块的让给日本了。不过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再详细说。总之“民族”资本家的军事独裁就是“民族”经济的集中表现，一面依赖帝国主义，一面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工农。
（五）怎样解放中国，谁来解放中国？
你们凭上面的分析就自然知道：目前解放中国最彻底最迫切的办法，就是推翻一切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使工人得到八小时工作制，使农民获得土地，使广大民众得到自由，得到权力，而民众得到权力的最理想最合理手段，就是召集一个人人有权利选举和被选，有权利立法和执行法律的国民会议──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除了这种根本的办法之外，一切都是骗人的空话，不推翻帝国主义的势力，中国民族得不到独立自由的发展，不改善工人的生活，不没收地主的土地归农民，不给工农民众以自由和权力，换言之，不改善中国大多数人民的生活，不让他们自己握有权力，就谈不到中国民族的解放，谈不到推翻帝国主义。这些任务都是不可分离的。民族的自由解放与民族大多数的人口（工农）的自由解放是不可分离的。但谁能解决这些任务呢？我们已经知道，中国民族不是一个清一色的统一体，其自身包含三个利益完全不同的阶级：“民族”资本家，工人阶级和农民，在解决这些任务的时候，每一个阶级因为利益不同，态度也就不同。“民族”资本家既然一方面仰赖帝国主义的扶持，一方面拼命吮吸工农的血液仇视他们。它当然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因而也不能动员民众起来坚决的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他们不想经过斗争，更不想经过工农的武装来反对帝国主义，他们只是想藉妥协的办法，藉奴隶择主的办法（投降一方的帝国主义反对另一方）来谋取帝国主义的让步，而这种妥协或奴隶择主的办法不但不能动摇帝国主义，倒还给帝国主义的侵略大开门户。这种政策当然充分说明他们的反动心理：他们认为在帝国主义的支配之下，还可以分得一杯羹，在工农的觉醒之下，他们的剥削制度和整个私有财产就受到威胁了，因为在进行没收帝国主义财产的时候，工农是分不清中外资本的，在反对国外剥削者和压迫者的时候，同时也不能容忍国内的剥削者和压迫者的。只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就了解何以近代中国的革命史充满了“民族”资本家的叛卖。
农民小资产阶级也没有能力解决这些任务，甚至还不能独立解决土地问题。因为他们自身就瓦解为数个阶层，经济利益互相冲突，同时农业的落后性、散慢性、地方性也是他们的致命弱点，所以农民的斗争始终是组织松弛，此起彼伏的，他们始终无法形成一个一贯的政策，更谈不到有一个明确政治经济制度。太平天国运动和最近十余年来农民暴动的失败告诉我们，没有一个城市阶级的集中领导，农民是永远得不到胜利的，农民的地方政权和土地斗争的成果必须靠一个中心权力机关来保护。这个中心权力机关不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军事独裁，因为它根本就仇视工农的。
只有工人阶级才有能力、有资格定立一个革命的中心权力机关（无产阶级独裁）来满足农民的要求，并解决上述的一切基本任务。因为工人阶级是近代一个唯一没有财产的阶级，“除了失去一条锁炼之外，便没有什么可以损失的”，他们的本身利益就是彻底解决中国目前的一切根本问题，他们自己正想解除中外雇主的剥削，所以能不顾一切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中国的代理人，所以能够衷心帮助农民取得土地，所以能给中国被压迫民众以最大限度的自由和权力，又因为它操纵了中国社会的心脏和命脉（一切城市和交通），所以除了资本家之外，他们是最有组织、最统一、最集中的阶级。只有他们方能代替资本家阶级，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因而工人阶级是唯一代表人类未来的阶级──是农民的领导者，同时也是开辟人类未来的唯一担当者。
（六）“工农民主专政”是一个反动公式
以上就是托派对中国革命的基本见解，这种见解是唯一代表无产阶级的。至于“民族”资本家的见解不消说，是彻头彻尾反动的，他们久已沉醉于“国民革命”胜利，久已将“革命工作”变为屠杀工农的掩饰了。值得我们提一提的就是一种颇为流行的小资产阶级学说，这种学说以“共产党”为代表，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所以认为中国革命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这一革命的工具是“工农民主专政”，这个“工农民主专政”当然是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的。因为它假定工人和农民平等参加政权，即是说，假定工人“暂时”放弃推翻自己的本国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代理人）的任务，迁就农民的“民权革命”，这个政权科学的说来就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政权，不用说，这完全是一种开倒车的幻想。我们刚才已经指出过，中国的“民族”资本家太过于依赖帝国主义和藐视工农，工农在没收帝国主义财产时，是不能避免连带没收中国资本家的财产的，这即是说，中国的革命不能永远停留在“民族革命”的范围之内，势必要不断的超出这个范围，走上社会主义革命。那个真正够资格领导这个革命的就只有无产阶级了。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革命，就叫做无产阶级革命党，所成立的政权，就叫做无产阶级专政，其任务不仅限于解决一切阶级和民主的问题，同时还要解决社会主义的任务（没收一切私有财产，有计划的生产和分配）。
“共产党”的“工农民主专政”学说的反动性，最清楚的表现在新的“国共合作”中。因为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国抗日战争是“这个革命之一部分”，“工农民主专政”的公式自然就应大开门户，加入“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地主和军阀，扩大而为“民主主义共和国”或“新民主义共和国”了。
四．托派与抗日战争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日战争开始爆发，这次战争是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来的一件重大事变，当然不是凭空而来的，可以说完全是上次革命失败的结果，资产阶级国民党自从叛弃革命之后，便大规模的镇压民众的反帝运动和一切革命斗争，对工农及其战士的屠杀更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而这种镇压和屠杀还交织着军阀的内战。每一次内战都大大地破坏了农村生产，把田园变成废墟，同时还毫不容情的浪费无数国家的财富，回头来交战双方军阀又把一切负担加给人民，平空增加了一批苛捐什税，结果使民众趋于赤贫化，农民更快更多的离弃土地，全国的经济生活更趋于破产。这就是资产阶级反革命工作之赐。资产阶级就这样戕害中国民族的生机。这无异替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进行残酷的报复，这无异扫清道路欢迎帝国主义的进攻。日本帝国主义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就在这种有利的条件之下进攻东三省，资产阶级国民党碰到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立即采取“不抵抗”的政策自动放弃满州以后，从“九一八”至一九三七年，在整整六个多年头当中，资产阶级国民党只是一方面向帝国主义的分赃机关──国际联盟哭诉，一方面则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一个和解又一个和解，热河及冀东都相继落入日本手中，整个华北也变相的让弃了，甚至当一部分军队自动起来扺抗日本侵略时（一二八），资产阶级国民党也完全怠工来答复，结果连上海也迫得划一个非武装地带，一切抗日运动和要求均遭受残酷的摧残，资产阶级为什么这样干呢？为的是“围剿”南方的农民暴动，为的是惧怕工农运动的复兴──一个工农的刽子手是永远畏惧工农的。
这六年来的退让政策，一方面固然给了蒋介石击败江西“红军”的机会，另一方面却把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空前的提高了。这都是让蒋介石耗竭无限国富动员几十万大军“剿平”农民的武装，却确实替日本的进攻扫清了障碍，这就难怪正当江西的农民军逃入僻远的陕北之时，日本发动了企图征服整个中国的全面战争。
（一）中日战争爆发的原因
根本上说来，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日战争，当然是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失败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工作的后果，当它把中国工农力量彻底破坏之时，日本帝国主义便不客气的要吞并中国。所谓吞并中国不仅表示它要把中国人民沦为它的第三者奴隶，同时还要表示它是彻底吞并和破坏中国的民族工业。这即是说，日本帝国主义还要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连根摧毁。我们只要观察日军每占一城市之后便尽量接管中国工厂，劫走运机器，便知道日本帝国主义是不能容忍中国有“独立”甚至半独立的经济基础的。这件事迫使中国资产阶级起来自保。这也是中国抗战的直接原因之一。其次，自“九一八”以来，中国民众突然遭受不断的镇压和打击，但抗日运动始终没有停止。恰恰相反，它总是随着日帝的螺旋式侵略，不断扩大。在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前后，西安的军事叛乱，北平上海等地的学生示威运动，上海青岛的蔓延的罢工浪潮均直接间接与抗日要求有关，甚至各派军阀也开始在抗日的名义之下发生冲突了，这种压力成了中国抗战的第二个直接原因。从这两个原因看来，可知中国的抗战从始就反映中国民族解放的要求，而在这个要求之中，包含两种不同的矛盾的要素。即资产阶级的“自保”与工农的彻底解放中国民族的愿望，资产阶级为了使整个抗日运动迁就自己的利益，他们能否先获得一个压制民众的可靠的保障，幸运得很，资产阶级固然找到这个可靠的保障，即就是共产党的授降──“国共合作”。共产党在一九二五──二七年“国共合作”的政策之下断送了革命，现在经过十年的“国共冲突”之后，又重新成立“国共合作”，重新宣布放弃阶级斗争，放弃宣传自己的政纲，放弃“苏维埃”，放弃土地革命……总而言之，放弃一切革命的行动和政策来拥护“蒋委员长”，拥护“三民主义”，这种国共合作，无非表示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压倒一切，违反“三民主义”的任何独立的抗日斗争停止。这便是资产阶级放心举行抗日战争的最后一个原因。
（二）抗日战争是进步的呢？还是反动的呢？
深刻的了解抗日战争爆发的原因，是我们估计它的性质的先决条件，我们已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法，把它的原因简单扼要的说过了，我们根据这些原因可以做出我们正确的结论来。虽然这次中日战争是上次大革命失败的结果，又虽然这次抗战是在资产阶级的反动领导（国共合作）之下，但这次抗战既然直接反映着中国民族解放的要求，则这次战争无疑是进步的。每一个进步革命家都应该拥护这种进步的战争。同时，一个进步的战争不仅反映在国内的历史要求中，同时还反映在国际革命的作用中，一个殖民地要求解放的战争与整个国际革命的利益必然是一致的，它自己就是这个革命的要素之一。中国抗战的目的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欲沦中国为殖民地的企图，这个战争的胜利将不仅完成中国的民族解放，同时还直接动摇帝国主义的统治基础，促进世界革命，并帮助苏联十月革命的复兴。总之，不管资产阶级出于最自私的动机（“自保”），又不管资产阶级采用的是最反动的政策，但资产阶级的抗战不仅保卫着它本身的利益，同时也是最蹩脚的保卫着整个民族的利益，因而也尽量促进世界革命与保卫苏联的作用──这与苏联官僚的抗德战争不仅保卫着自身的特权，同时也是最蹩脚的保卫着十月革命的成果，因而也尽着促进世界革命与帮助中国民族解放的作用一样，每一个真正的革命家都应根据这一正确的客观的前提来确立自己的革命态度。
斯大林派──共产党和各式的机会主义者正是弄不清这次抗战的原因和意义，结果把资产阶级的抗战行动及其客观意义与资产阶级的反动政策和动机混为一谈，他们认为资产阶级参加和领导了一个进步的抗日战争，所以它在自觉地继续完成它的“国民革命”，它的动机和政策也是进步的结论，便是“拥护蒋委员长”，“拥护抗战政府”，“拥护三民主义”，而比较害羞一点的机会主义者则竭力劝民众不要怀疑政府中途妥协。
一些厌弃斗争，以漂亮的空谈自慰的极左教派主义者，同样也不正确的了解这次抗战的原因和意义，他们也一样把资产阶级的抗日行动，与资产阶级的政策和动机混为一谈，只不过成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反面，他们认为因为这次抗战是上次大革命失败的后果，是在资产阶级的自私动机与反动的领导之下的，所以民众根本没有起来的可能，而抗战也只是纯粹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反动战争。结论便是：失败主义！非常有趣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以抗战的进步性“淹没”或遮盖了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动性，极左空谈以资产阶级的反动政策动机和行动来“淹没”或遮盖了抗战本身的客观进步性。前者在催眠民众，后者则以骄傲的态度丢弃了广大的民众逃避战场，而两者的作用一样帮助了资产阶级，同时也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者。
（三）托派的抗战政策
托派一开始便根据上面的正确分析确定了它对这次抗战的基本态度，拥护抗战，反对资产阶级的反动政策，更具体的说，它一方面在军事行动上支持国民党的军队，一方面依然积极的反对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和行动，在抗战过程中，一步一步的向民众暴露它，教育民众，唤醒他们，提高他们的认识和政治觉悟力，发展他们的斗争，把他们组织起来，准备充分的力量，推翻国民党──蒋介石政权，把抗战的领导权握在工农政府手中，这次的抗战才能从不断的失败转上一个胜利的民族革命战争。从这个基本的态度和政策出发，托派便向民众贡献了一个最彻底的抗战政纲，它认为实施这个政纲是抗战胜利的先决条件。
第一，托派要求立即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财产，取消它的特权和租借地。
第二，托派要求立即没收全国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及抗日士兵，因为农民占全国人口之大半，不动员他们起来，抗战胜利是不可思议的，但不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动员他们起来也是不可思议的。不仅为了动员农民，就是为了解决战时的粮食和原料问题，也非把土地分给农民们不可，而分配土地给抗日士兵，则直接可提高他们的作战牺牲精神，因为农民和士兵们都深深感觉得保卫国土，就是保卫自己的土地。
第三，托派要求彻底改善工人的生活，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不仅可以提高工人的战斗心，还可帮助解决失业问题。其次为了预防资本家任意抬高物价，间接克扣工人的工资，托派又要求按照物价增加工资，这就是说，工资的增加应依照物价的增加而增加，这是保障工人生活的彻底要求，因为如果工人们像以往一样只是要求增加工资，结果资本家只要抬高物价便可以抵消了。再次，因为战时资本家往往为自己利益，任意操纵生产，不是故意囤积商品、原料，就是以恶劣的生产品拿来赚钱。这不仅影响民众的生活，同时还影响抗战。因此，托派又直接提出工人监督生产的要求，由工人自己来监督工厂的原料和生产品之分配，监督资产阶级的资本和利润。换一句话说，由工人自己来提高战时生产力。
第四，托派要求由一切消费者──工人农民学生管家妇等组织物价委员会，共同监督和规定粮食和一切日用品的价格，同时还规定房租，因为战争是促进投机事业的滋生地。资产阶级当然利用战争所做成的种种破绽（如交通不便，生产不足等），蓄意囤积居奇，抬高物价，抬高房租，靠资产阶级及其政府来消灭这种现象完全是一种梦想，只有被牺牲的消费者本身组织起来，才能打击一切战时投机。其次，托派还要求征收财产累进税，及没收一切汉奸奸商和投机家的财产充作战时经费及救济难民贫民。
第五，托派要求彻底武装工农民众。如果一个民族解放战争，把构成整个民族大多数的民众排出战争之外，纯粹靠雇佣军来作战，这完全是不合理的。一个落后的国家要战胜一个比较先进的国家，只有靠武装民众参加的革命战争才有可能。俄国十月革命已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教训，一支新生的工农军队可以肃清内乱，打退一切帝国主义的围攻。不错，国民党也假装武装民众，他久已下令征兵和抽壮丁。但这种办法完全是拉夫式的强迫征募，毫不尊重民众自己的意愿，更不关注他们的利益，所以托派反对强抽壮丁，要求工农的武装要由民众自己的组织来监督，并应由工农自己选举教练官，经费由政府负担。
第六，托派要求给民众以一切抗日自由，并恢复民众一切组织（工会农会等），民众没有发表意见的自由，没有把意见印在纸上的出版自由，也就表示民众没有批评资产阶级政策和提出自己政策的自由──这无异叫民众眼看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眼看资产阶级把自己出卖而不准出声。民众没有集会和组织的自由，民众没有团结的自由，也就表示群众没有集合力量来保卫他们自身和中国民族利益的自由──这无异叫民众束手匐伏于敌人进攻屠杀之下。
第七，托派要求军队民主化，要求兵士有成立兵士委员会的权利。中国资产阶级军队纯粹是一种雇佣兵，他们过着一种野蛮的文盲的贫困的生活，并为一种极端严峻的军纪拑制着。尤其是上级军官们都是一些生活糜烂和无能的专制者，国民党军队分明以最尖锐的形式反映着阶级的矛盾。而这种充满紧张的矛盾的军队是最经不起反帝战争的。兵士们因为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怀着莫大的仇恨，已不是一切自动的发挥他们的神奇的战斗精神（如“一二八”十九路军抗战及目下抗战中的许多表现）。但这种精神往往为长官们的叛变，临阵逃脱，无理压迫等窒息了。为了解放兵士的创意力和战斗力，必须让他们有自己的组织、有自由选举和撤换长官、决定作战计划等权利。
第八，托派要求与苏联及全世界一切弱小民族和一切被压迫人民建立革命的反帝联盟，反对资产阶级的秘密外交，反对与任何帝国主义成立任何秘密的军事同盟，因为这种同盟只能把中国从一个虎口送到另一个虎口。
第九，托派要求立即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解决国家的一切重大问题，并批准人民的一切革命行动。中国民众忍受国民党的军事独裁太长久了。他们在抗战中受它的压制和摧残也太利害了。而抗战本身之所以遭受不断失败，主要的是国民党的罪过。民众要想得到解放，要想进行一个胜利的革命战争，必须召集国民会议来代替国民党的军事独裁──抗战的领导权必须从资产阶级转到工农手中。
除此以外，托派还为广大的沦陷区工作贡献几条特别重大的见解：
一、她认为动员广大的沦陷区的人民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工具──汪派汉奸政府，是个非常急迫的任务。在沦陷区中动员农民起来的最有力口号是没收汉奸地主的土地，因为沦陷区的地主已毫无例外的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具。其次便是反对汉奸收捐税，没收汉奸奸商的财产，成立农民的游击队及抗日军，抵抗伪军。
二、组织工人的秘密组织，发动罢工怠工和一切打击日军行动的斗争。当然，在沦陷区中发动工人斗争和组织工人都是非常困难的，因为都市是日军统治最强的地方，同时也是最恐怖的地方，但即使在此种环境里，工人仍然证明是能够斗争的。上海闸北、虹口、杨树浦的工人仍然不断的发出行动。而且不仅在英美的厂内，甚至还在日帝汉奸区，因为跟着工人的斗争无法完全遏止，所以也进行组织一些所谓工会来笼络工人，为了对付这些汉奸工会，托派直接提出“打倒汉奸工会”的口号，但如果某些场合汉奸工会居然骗取了一部份落后工人甚至或已骗取了不少工人群众，则驱逐汉奸工贼出工会，又成了一个有力的口号了。
三、在日军中进行反战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宣传，鼓吹中国革命士兵联欢，以同样的革命的宣传瓦解汉奸军队，组织工农的真正民主化的抗日军。在日军及伪军中进行革命的宣传是件非常重大的工作，因为这些军队本身也是由日本和中国的被压迫工农构成的，他们之参加掠夺战争，一半是被迫，一半是受欺骗，我们如果不发展这些军队内的阶级斗争，不刻苦耐心向他们进行革命的鼓动和教育，使他们了解我们，就无法顺利的击溃日本帝国主义。当然，如果中国本身不爆发蓬勃的革命运动，如果中国工人、农民和兵士自身得不到解放，一句话，如果中国的阶级斗争不发展，要想瓦解敌人的军队也是办不到的。革命的宣传只是革命行动的辅助工具。
我们已概括的把托派的整个抗战政纲叙述过了。这个政纲事实上也只是把他们原来的主张适用到抗日战争的局势中吧了。无产阶级的战争政策是其阶级政策的延长和尖锐化。同样的道理，国民党与斯大林党的战争政策也是他们底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政策的延长和尖锐化。
（四）托派对国共合作的态度
我们刚才已指出过，资产阶级一开始就毫不放松的把抗战的领导权握在自己手里，竭力把抗战限制在自己设定的范围内，迁就它自己的阶级利益，光是这几点就可以证明中国的抗日战争并没有取消阶级斗争，恰恰相反，倒还使阶级斗争更尖锐起来了。我们就更具体的看一看资产阶级怎样镇压工农的阶级斗争吧！
一、资产阶级国民党因为害怕动员工农，所以自始至终只是靠它的雇佣军队在抵抗日本的侵略，而这种军队在腐败和专制的军官率领之下孤立作战，只能不断打败仗。
二、资产阶级有系统来破坏民众的斗争和组织。本来在抗战初期，群众受战争的刺激产生了不少的抗日组织，并且进行了不少的抗日斗争，但资产阶级最先狡猾地成立一个“抗日后援会”及类似的官办组织，把一切自发的抗日团体加以收编或解散，等到群众的任何独立斗争被它压制之后，国民党便愈来愈凶残的对付一般群众领袖和战士，尤其是对付青年战士。集中营、劳改营、监禁活埋……一切残酷的手段都用出来了。
三、资产阶级把全部战争的损失转嫁给工农民众。在抗战期间，不仅工农得不到什么实际利益，且还得不到公平的分担损失。巨额的军费均由种种变相的苛捐什税来抵补了，如救国公债，救国捐，飞机捐，难民捐等。这些苛捐什税都落在平民大众的头上。至于战时所产生的一切困难如运输不便，生产不足，工厂农田受破坏等也要分落在平民大众身上。因为资产阶级都乘机以囤积居奇抬高物价、买卖外汇、滥发货币、延长工作时间、克扣工资等方法、直接间接的加倍向工农大众剥削。他们不仅已取得补偿，甚至已空前发了“国难财”了。现在每一个人都知道，政府要人们（尤其是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攵等）都有大笔外汇存放在外国银行里。
四、资产阶级以加强军事独裁来答复民众的民主要求。蒋介石利用抗战的名义，进行把一切异己势力压平！他不仅枪决和削弱一切异己的军阀，他还以极集中，极严峻的警察和宪兵的力量监临在工农的头上，颁布无限期的戒严令，用死刑来对付罢工，扩充“法西斯”蓝衣社的秘密组织；另一方面他又狡猾地成立一个所谓国民参政会，网罗一些无耻的政客来替他歌功颂德，粉饰他的狰狞面孔。
五、资产阶级既然自絶于人民，他便愈来愈密切的投降英美帝国主义，不仅希望靠他们来反对日本，而且还希望联合他们来对付中国人民的革命威胁。结果国民党一方面在扺抗日本的侵略，另方面却在欢迎英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在经济政治上逐步成了她们的附庸，所谓A、B、C、D运动就是这个意思。
光是根据这几点主要的事实，你们能说资产阶级在抗日也放弃了，甚至缓和了阶级斗争吗？任何有革命良心的人、任何被压迫民族都一定齐声答复一“不”字的，但居然有个自称为“共产党”的斯大林党告诉我们要“阶级调和”“劳资合作”，并居然把这个荒唐的“格言”写在党纲上。结果他们与国民党结成一个联盟，这就是有名的“国共合作”。
但“国共合作”本身就消极的承认了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国民党与“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合作的条件是“共产”党取消苏维埃，把红军改为国民党的雇佣兵，放弃城市和农村的阶级斗争，放弃共产主义的宣传，赞成三民主义，统一军权，拥护蒋委员长和国民党政府。这些条件就是在政治上完全解除“共产”党的武装，要它无条件迁就和屈服于资产阶级利益。那么，所谓放弃阶级斗争，所谓“阶级调和”或“劳资合作”或“国共合作”，并非真正调和阶级斗争，只是“统治阶级”接受了“共产”党的投降，并经过它来屈服于对工农被压迫阶级的统治，统治阶级并没有放弃阶级斗争，只是藉共产党的“合作”，把他镇压掉罢了。在抗战期间，资产阶级之所以顺利地干着上列的反革命工作，正是“国共合作”带来的结果，民众中每一种批评政治的声音，每一种独立斗争的表现，通通“在破坏统一战线”的名义之下，被“国民党”和“共产党”压服了，每一个罢工，都在“劳资合作”的名义之下，被“共产党”出卖破坏了。但有一件事非常有象征意味的，那就是：每当“共产党”压迫任何一种阶级斗争的时候，它总是加上一顶托派汉奸的帽子，这即是说，凡是主张阶级斗争、批评资产阶级政策的总是托派汉奸，那么，“共产党”的“国共合作”政策又消极的证明“托派”是唯一能坚守工农的阶级利益和立场的。
事实上，托派从头至尾的指出“国共合作”是工人抗日斗争的绞索，并坚决的反对这种“合作”的一切反动政策和行为。但托派并不因此反对联合战线，恰相反：托派一贯就主张在抗日的军事行动上与任何抗日党派和群众组织成立联合战线。托派的联合战线与国共合作的唯一不同就是：她并不因为和别人合作而放弃了自己的政纲和宣传自己政纲的全部自由。她和任何党派合作只是在行动上的合作，并非政治上的合作，因为她很懂得自己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别的党是代表剥削阶级或半剥削阶级的，两种政纲和政策固然也代表完全不同的阶级利益，根本谈不到调和或合作。如果要和资产阶级党在政治上联盟，只有像共产党一样彻底放弃自己的政纲，牺牲工农的阶级利益才有可能，因此殖民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只能在行动上的联合共同抵抗帝国主义，这即是说：无产阶级可以用自己的方法，提出自己的口号，来参加资产阶级的反帝行动。托派的武装队伍可以和国民党军队共同接洽，规定共同攻守的计划，无产阶级党影响的工会或任何群众团体可以和国民党的黄色工会共同接洽，甚至成立一个临时的协议，规定共同组织工农，共同募捐，共同罢工、示威、监督物价等实际任务。但联合的双方不能干涉他人的工作方法，更不能要求他人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或政治批评。这就是托派所主张的真正联合战线。每一个政党都可以在这个联合战线的过程中，自己宣传鼓动自己的政纲，暴露和批评别人的政纲和行为，这就叫做“分别进军共同攻打”，目标是一致的，大家都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每一个党由于其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攻打的方法也就不同。群众将赞成那种方法呢？那最好让他们在实际斗争中去选择。我们不幻想任何阶级会自愿放弃自己的利益。谁是真正彻底反帝国主义的，谁的利益就自然得到胜利，阶级利益只有阶级斗争才能决定。
托派这种正确的联合战线主张当然被资产阶级仇视，但最奇怪的就是自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也对之深恶痛絶起来，他们称此种主张为“阴谋破坏抗战”，为汉奸理论。它的意思是明显的，托派的联合战线是阴谋损害资产阶级的，为揭露“共产”党投降的“毒计”。但不幸几年来铁的事实却一步一步的证明托派主张之正确，暴露“国共合作”之破产。假如说国共合作是消极承认了阶级斗争，“国共摩擦”与“新四军”事件却积极的证实了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了。尽管“共产”党以“国共合作”为榜样，忠心帮助国民党去“调和”（即欺骗和镇压）阶级斗争，但资产阶级国民党现在最后却要它的工具──“共产”党偿付自己的头颅来完成资产阶级的斗争工作了。换句话说，“共产”党帮助资产阶级压毁群众的革命力量之后，资产阶级便把共产党当作赘物，当作炸干了的柠檬来践踏了。“调和”阶级斗争自身也成了阶级斗争的牺牲品。这是千古不移的定律。西欧的社会民主党一生调和阶级，却不止一次成了法西斯的牺牲品。斯大林──共产党的收场只不过给我们一个更新鲜的实例吧了。
（五）托派对抗战前途的估计
目前全部的局势是这样，资产阶级反动政策（利用“国共合作”一面压制民众，一面投靠英美）已把大半个中国丧失掉，全国的海岸线，主要交通线，工商业大城市和大半富庻沃野通通落入日军手中，资产阶级统治基础日益狭窄，有一部分资产阶级地主明目张胆投降了日帝，形成了一个对抗的南京汉奸政权，在这种情形之下，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地主，军阀以及整个资产阶级及其政府都以更残酷、更无耻的方法来剥削工农，而非人的经济剥削又必然的伴以非人的政治迫害，结果“自由中国”充满了不自由和黑暗的集中营，屠杀和监禁。这一点，甚至一贯充当资产阶级工具的斯大林党也公开承认了，为的这种恐怕已打到它自己的头上来，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狭窄，它愈害怕民众，它就越是明目张胆的投降英美帝国主义，把中国从日本的虎口送入美国的虎口。这就是目前中国及其抗战的危机。但局势并非完全无望，中国的命运尚未最后决定。中国究竟从半殖民地的地位变成日本或美国的殖民地，抑或变为苏维埃的中国，这个问题历史尚未做出最后的答复，但近日的日美战争，当然是日美两个强盗争夺太平洋（主要是中国）霸权。中国的命运无疑的将视这次大战的后果决定。如果帝国主义战争得不到世界革命干涉，则不仅中国就是苏联和全世界工农的命运也不堪设想了，但这是最可疑的前途。我们认为在这次大战中，世界革命爆发的条件比之上一次大战完备得多了。我们有非常强烈的信念，认为这次大战争将会由世界革命的火焰来消灭，中国甚至苏联民众的力量之所以陷于麻痹状态，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处境孤立，只要下一阶段革命的火焰在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蔓延起来，中国和苏联民众的活力就会立即苏生，改变全般局势。正因为如此，所以今天中国的抗战虽然在资产阶级和斯大林党的叛变之下，变成奄奄一息，而且表面彷佛无望，但只要这个斗争本身尚存在，只要中国尚不完全沦陷为任何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我们还有胜利之希望，我们还没有任何理由放弃我们的斗争阵地。帝国主义大战临近太平洋，这就表示中国已临近最艰难的决斗时机了。谁要想胜利就不要于危难之中宣布局势无望，束手待毙。临阵逃脱也就是不战而自动屈服，这实等于一种最可耻的叛卖。
目前损害中国民族的光荣远景的有两种倾向，一种认为中国的命运应与英美帝国主义之命运联系起来，结成“民主阵线”来对付日本，英美战胜日本，中国就可解放了，甚至如孙科所说：“中国将成为四大强国之一”了，从这种奴才思想出发，人们现在极力在鼓吹所谓ABCD运动，把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粉饰为“民主反侵略”或“反法西斯”的战争。临近的日美战争分明是争夺中国的战争，人们也故意把它说成为美国主持正义或援助中国抗战的战争，甚至还希望这个战争尽早爆发。这种倾向以资产阶级国民党为代表，并且欺骗了广大的群众，而相信一群以掠夺为生的帝国主义强盗，换一句话说，他们因为害怕民众而自甘把中国带到英美帝国主义的屠场中去，并希望中国可以在屠刀之下得到解放。这全是说谎，最无耻的说谎！在日美强盗战争中，只有中国民众的革命力量才能解放中国，否则中国只会变成日本或美国的殖民地，国民党和斯大林派的倾向政策正是把中国推向美国殖民地的深渊中去。人们也许只答复我们说：即使做了美国的殖民地，也比做日本的殖民地好呀！是的，这正是资产阶级的结论。当它把中国民众迫入死巷和绝望中，它就进一步拿这种思想来催眠民众了。对菲律宾的手段不是比日本统治朝鲜的手段更“文明”么……总而言之，资产阶级认为做一个阔绰的富家奴比较做一个穷的富家奴赚得更多外快，享受更多“文明”“自由”和“民主”。这就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中心思想。但这不仅是一种毒害的思想，同时还是一种愚蠢的幻想。美帝的“文明”是建筑在雄厚的经济力量和肥厚的利润上的。但美帝征服全世界的野心，却迫使她在这次战争中要进行庞大的、可怕的消耗战，即使假定美帝得到最后胜利，她也只能在地球的废墟之上来庆祝她的胜利。战争不仅消耗了她的敌人，甚至消耗了她自己的财富，她将成为穷凶极恶的绝望的胜利者，她将继续进行无间断的战争和屠杀，来榨取殖民地和征服殖民地民众的血汗，笑嘻嘻的“民主”将变成狰狞的“独裁”，“文明”将变成“野蛮”，阔绰将变成可恨的“吝啬”，中国的美丽的幻想将变成一场恶梦。
另一种倾向则认为抗战已被或正被资产阶级完全转变为美国对日作战的工具了。日美战争爆发或甚至现在，在日美战争之前夜，中国抗战的进步性要被帝国主义战争的反动性“抵消”了。因此中国实际上已经沦为日美两种势力支配的殖民地，蒋介石与汪精卫只各自成为美日的工具，中国的解放只有待于另外创造一个抗战了。这种理论在德苏战争之前夜，日苏协议之前后，主要因斯大林──共产党发挥出来，在革命的队伍内也开始得到回声，不过斯大林党尚未做出应有的确认，就又因为德苏战争回到昨天的立场，赶快宣布忠诚的支持这个无望的或必然变真的抗战了，这个应有的结论只好由一些不受苏联外交支配的人们做出来，那就是：“反对资产阶级及其反动战争”，实行“失败主义”。虽然这种思想已因为德苏战争的爆发和苏联外交的转变，失去了重心了，但这种思想的错误和有害，仍值得我们注意和批评。这种思想的根源，一半是由于日苏协议，因为当时斯大林既然在西方不惜任何代价与希特勒妥协，他在东方也想牺牲中国来买好日本，而中国共产党也势必要为苏联外交作辩护，结果加深了国共摩擦。共产党准备应付最后的冲突，遂做成一种不利于国民党的舆论，把一切抗战失败之罪恶诿之于国民党，并以表面似乎很左的口调宣称反对参加“帝国主义战争”，指国民党参战就是把中国抗战变为“帝国主义战争之一部分”，而其实骨子里这种舆论却在掩护日苏协定，掩护共产党之退出中国抗战。这种思想却正与小资产阶级的悲观和幻灭情绪相配合，这也就是它的另一半根源。我们记得在抗战初期，一般小资产阶级份子对抗战和国共合作均抱了疯狂的乐观和幻想，但不幸“国共合作”却把大半个中国丧失掉，时间还一步一步的给“自由中国”带来集中营恐怖、经济破产和没落。最坏的是世界大战的可怕雷声又响到太平洋来了，黑暗又加上黑暗，于是一切都变成悲观、幻灭了，在绝望之余就只好哭泣和咀咒，把一切统治者把整个社会都加以口头上的惩罚，用“术语的恐怖”来安慰不安的灵魂，用“失败主义”和简单之否定来报复自己所幻想过和拥护过的资产阶级及其抗战，一切都无望了，抗战，哼，什么抗战，鬼才晓得这是什么抗战！它早已完结了。我们所理解的全不是这种丑恶的现实，假如我们昨天支持它，把中国弄到这个地步，我们就让用“失败主义”惩罚一下了，这就是一个绝望的小资产阶级的哭泣声，咒骂声。他们就这样从机会主义的幻想，跌入期望的深渊，资产阶级的赞美歌突然变为极左，极激烈，极漂亮，略带涰泣和伤感的呼号。这就是在决斗之前的狼狈的逃脱和溃退。
中国的工农要想在临近的决战中得到胜利，他们首先就要战胜各种毒害思想，思想的解放是物质解放的前提。
五．托派为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
托派已贡献了一个精确的政纲。但是一个政纲还不足以保证革命胜利。我们必需有一个能够运用这个政纲的党。所谓党并不是一个随便结合的团体，它是由无产阶级中最优秀、最聪明、最富战斗经验、最有牺牲精神的先锋份子构成的。这些份子不仅正确的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而且还以最聪敏的战略领导每一群众斗争，一直走上夺取政权。她经得起失败；她能够从失败中学习，所以它也能胜利。总而言之，党就是一支无产阶级参谋部，她的党员就是无产阶级的军宫。没有她，无产阶级就等于丧失了一个指南针，就有迷失方向、撞入死巷之虞。但有了一个不胜任的坏参谋部，也同样招致灾难。最近二十余年来国际革命运动已证明，没有一个好的领导，没有一个好的参谋部或党，无产阶级革命是命定要失败的。第二国际不用说，就是第三国际也以丧失了无产阶级参谋部的资格，她的能力只在把革命引向失败方面去。中国无产阶级就是最切身的尝受过它的“领导”。一九二五──二七年，她把中国工农引导到资产阶级的屠刀之下，把国民党捧上了台。一九二七──三六年，她又用冒险的暴动方法，把无产阶级的残余精华糟塌完尽，同时又把农民运动从江西带到僻远的陕北，不久就把这个运动慷慨地卖给国民党，为的是交换一个新的“国共合作”，而这个新的“国共合作”，则把中国抗战引导到目前这条绝路中。总之，第三国际给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只是一个灾难又加上一个灾难。这件事最雄辩的证明，中国无产阶级要想胜利，必需创造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党。这是中国革命的生死问题。
但是，建立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党也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情。因为一个真正的革命党除了具备一个革命政纲之外，还必需建立一个健全的党制──民主集中制。
我们知道，党的中心任务是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为了达到这一步，党必需有一个正确的领导。要想得到正确的领导，只有充分反映无产阶级的利益才有可能，而充分反映无产阶级利益的唯一办法，就是给予每个党员以发表意见、批评党政策、撤换和选举党领袖的自由，每个党员都是党在群众中的触须或耳目，党只有经过他们才能了解群众的真正状况，亦根据这些来规定、修正或考验自己的领导，因此党内民主是可以保证党得到一个正确的领导，不致坠落。第三国际堕落之第一步就是窒息党内民主。但党的社会成份不一，每一党员反映的意识也未必一律符合于无产阶级的利益，有些党员反映无产阶级中的落后见解，有些则甚至反映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舆论，党内民主只是受党外的实际阶级斗争的尖锐反映，假如我们在每一次实际阶级斗争中，必须做出结论，我们也不能让党成为一所永无了结的俱乐部，我们必须把大多数的意见集中起来作成结论，并把这个结论作为实时行动的指标。推动全党党员继续作战，并在作战时，少数必须服从多数，这就是布尔什维克的民主集中制。
一个官僚主义的领导必然取消党内民主，但取消了党内民主的“民主集中制”，就成了官僚的集中制了，即只是依照上层领袖的意志下命令，而绝对漠视下级党员与群众的意见了。但这种官僚的集中制也不是平空而生的。例如斯大林党就是这种制度最典型的代表。这种制度也有她的物质基础。第三国际的官僚集中制建筑在苏联官僚层的利益上，这犹如第二国际的官僚主义，建筑在贵族工人的利益之上一样。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中有一部份人受了资本家贿买，享受了一般工人所不能享受的特殊利益，他们为了维护这种非份的利益，便错误地使用官僚集中办法把持了工会，把持了党，牺牲了广大下层工人的利益。苏联虽是一个工人国家，但因为生产落后，分配不足，负责分配的上层份子，便取得了优越的特权，牺牲广大民众的利益而满足一己之欲望，而保持这种特权之唯一办法，就是采取官僚集中制，用严峻的命令和警察的力量来消灭党员的不满和呼声。官僚集中制是无产阶级寄生虫的自保制度。
官僚集中制培养了一种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思想，这种思想把一切官僚集中制的恶果归咎于“集中”，因而连带仇视了布尔什维克的民主集中制，他们甚至认为斯大林的官僚制度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当然结果。其实，仇视“集中”已成为一切没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共通特色，他们在资本主义集中的无情规律之下受了托拉斯、辛特加的排挤，而趋于破产和没落，他们便满腹牢骚的反对“集中”，在政治领域内，他们又碰到法西斯主义，波拿帕特主义，斯大林主义，这些极度专横的官僚集中制，他们的脆弱感情受伤更深，对“集中”的仇视也更大，他们不求甚解，不愿也不寻求一切事物的真理，只是抓着事物的一些皮毛类似，便觉满足。他们的理论是什么？是一种无限制的民主的天国，在这种玄虚的幻想之下，他们仇视纪律、仇视严肃的态度、仇视集体的行动、仇视领袖、仇视领导机关、仇视党，甚至仇视党的大多数意见，他们把一切都归于官僚集中的范畴之内。
但社会的发展不是这些堂吉诃德先生所能拦阻的。资本主义经济的集中并不因为小资产阶级的哭泣而停止。经济集中使一切社会生活更趋系统化集中化，因而使一切社会的力量也集中化了。资本主义的集中规律，集中了资本家的力量，同时也集中了无产阶级的力量。假如说法西斯主义是资产阶级反动力量极度集中的体现物，必须以集中的力量来对抗集中的力量。无产阶级党是无产阶级力量集中的最高表现。它经常在铁的纪律之下作战，并曾经在俄国表现夺取政权之一幕。在阶级斗争中，无产阶级的集中是一种进步的因素，没有集中的“民主”，则是一种违反历史规律的小资产阶级反动思想。
“没有内部的民主─就没有革命的教育。没有纪律（集中），就没有革命的行动”。没有真正党内民主集中制，就没有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党。
托派就根据这种基本的观念建立第四国际，中国的托派（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支部）也正根据这同一观念，进行组织中国无产阶级党的准备工作。
六．胜利终会到来
有人必然发生疑问﹕托派的人数那么少，组织那样薄弱，她所代表的主张具有胜利的希望吗？这种人根本不懂得历史的规律，他们以为人类总是受环境支配的，他们就不知道人类也可以支配环境，创造环境。而支配环境创造环境的先决条件，就是认识社会的法则，认识真理。谁把握了真理，谁就是未来的胜利者。大家知道，第一次大战时，第二国际的领袖差不多完全投降了环境，只有极少数革命家死守住真理，不肯低头，结果他们以布尔什维克的名义，夺取了俄国资产阶级地主的政权。由此可知，真理虽然一开始只有少数人认识，但她终于得到胜利。问题就在有没有少数人坚持她，耐心地解释她，把她传给广大群众。因为人类历史往往就靠这“少数人”持续下去的！第四国际成立于一九三三年，她的组织遍及全球，就数量讲，它当然属于少数的地位，但无论在数量上，质量上，它比一九二五年的第二国际的左派强大得多。现在没有一个国家，不把阶级斗争和托派的名字连系起来的。这无疑是一种伟大的象征。第二次大战爆发之初，捷克首都的工人和学生在民族独立纪念节之日举行了一个示威，德国的捷克总监牛赖特公开声明此次示威是托派领导的。后来捷克的亡命总统贝奈斯也在他的机关报上证明这一点。又正当希特勒进攻波兰之时，法国、丹麦等国报纸遍传柏林工人区墙上发出“打倒斯大林，托洛茨基万岁！”的标语。这种事实清楚的表明，第四国际与世界革命密切的结在一起了。关于这一点，我们的阶级敌人也知道的。
一九三九年八月廿五日，正当德法外交关系行将破裂之前，法国驻德大使古龙德（Corilonilne）报告法国外长波立德（Bonnet）说，他于当天下午五时三十分与希特勒会谈一次。
“我（古龙德自称）说，“虽然我真的想我们将来会胜利，但我也想战争结束时，唯一的胜利者是托洛茨基先生。”元首（指希特勒）拦断我的话，叫起来：“那么，你们为什么要放任波兰呢？””
在法国外交官和希特勒看来，所谓“托洛茨基先生”当然就是指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民主”帝国主义的外交代表战战竞竞的对他的敌国元首说：“战争将不可避免要引起社会主义的革命的。”那个法西斯的混世魔王也答道：“那么，为什么你们……”，他们都在害怕战争引起革命，同时也害怕托派，但他们既然没有什么力量制止战争，他们就更加没有力量防止革命和托派的胜利。
我们现在又从资本主义的大本营─美帝国主义的统治层中找出一些新事实来。参议院多数派议员的领袖巴克莱（Barkly）于一九四一年八月五日在议院居然说出这样的话来了：
“当他们（指一九一七年革命后的民众）着手之时，他们曾有一种含糊的妄诞的思想，满以为他们将要把全世界社会主义化或共产主义化，而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根本分歧，就在这个问题上。据我们所知，托洛茨基是一个世界革命家，而斯大林则采取这种立场：认为俄国政府的第一宗义务是替俄国人着想，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斗争就围绕着这个问题：他们应从事于世界革命呢？抑或应集中力量于俄国？斯大林胜利，托洛茨基不得不离开故国”，（见一九四一年八月五日美国国会纪录）
巴克莱向他们的帝国主义同僚耐心解释：“斯大林在向我们服务，他不像托洛茨基”。因为托洛茨基是一个危险的革命家呀！
这是敌人口中的第四国际和托派。敌人的话加倍增强了我们的信心，胜利是必然的！这次大战将无疑招致世界革命的大火灾。第四国际的旗帜在世界革命的火焰中飞扬全球，它就是胜利的象征。托洛茨基，这位自始至终尽忠于无产阶级的伟大战士，在临终时声称：“我确信第四国际终得胜利，前进！前进！”这是他一生斗争经验做出来的总结论。
一九四二年初完稿
根据民国时期中国托派出版小册子《什么是托派？》录入及校对 |
答复几点诡辩（耀如，1941年9月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中国托派运动文献
答复几点诡辩
耀如
我的文章用复写成中抄出发表之后，少数派的思想领袖意因立即起来替连根辩护，可惜得很，他站在一个与马克思主义绝对相反，即被托同志斥为「叛徒」的立场上，所以他的辩护完全是一种强词夺理的诡辩。关于「失败主义」我不想在此多说，因为他的理论并没有什么新花样。现在我只简单的答复其余几点。
一、关于决定战争的标准
列宁在第一次大战中，关于决定战争性质的标准问题曾与第二国际的叛徒作过深刻的理论斗争，他认为决定战争性质的标准只能有一个，即历史的标准。此外什么「防御」和「侵略」通通都是抽象的骗人的公式。我们决定中日战争的性质，也一贯是运用这个标准。因为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所以这个国家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是含有民族解放意义的，并因而这个战争在历史上是进步的。一贯和「民族革命运动」与「世界革命」机械地对立起来的意因，当然发现我们这种说法是「民族主义者」的原形毕露。当我们说上述这种看法是决定中国抗战性质的唯一标准。而保卫苏联与推进世界革命等意义只是附带的……之时，意因立即指出我们牺牲了「世界革命」和「苏联」，那还了得!可惜，我们从来就不把中国民族解放斗争与世界革命视为水火不兼容的（只有愚蠢的极左派空谈家才这样干!），恰恰相反，我们正因为从历史的标准上确定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进步意义，我们才确定这一战争对世界革命与保卫苏联的进步作用。总之，战争性质的确定不是以抽象的「世界革命利益」来对抗进行这个战争的国家和社会的具体性质，而是从后者推断出来的结论。推进「世界革命」与「保卫苏联」，这固然是一个革命家的神圣义务，但找出一个具体的道路来达到这个目的也是我们的神圣义务，在今天，中国革命家「保卫苏联」与「推进世界革命」，首先就要区分殖民地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区分这两者的战争性质（如中国抗战与日本对美战争）。否则把「世界革命」刻在额上，挂在口头上，放在少数派所特定的第一个位置里，也只是一种书呆子的阿Ｑ式空谈吧了！
二、修正主义与无原则的政治联盟
意因企摆脱修正主义的恶劣名称，甚至企图转嫁给我们头上。他说他只不过（！）「修正第四国际的殖民地运动政纲，而第四国际的殖民地运动政纲，则仅仅是（?!）世界革命中某一部份策略问题，而非原则问题（?!）」。这真是强盗式的横蛮！声称殖民地解放运动没有进步意义，把失败主义无原则运用到殖民地解放战争中，一句话，修正了全部马克思主义的殖民地运动政纲（注意：是政纲不是策略，更不是某一部份策略!!!）这还不是原则问题，这还不是原则上的修正!!!可怜得很，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的政治水平还不致于低到连原则和策略也分不清的程度。我们仍然称意因为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者，不管他愿意与不愿意，而那个混杂的乌合的「国际主义」（?!）联盟，仍是无原则的政治联盟，它的作用仍然是替意因放的烟幕弹，今天的辩护仍然是一种修正主义的妄想！
三、又谈辩证法
我在前一文中依依不舍的指出连根那个「愈掩愈丑的破洞」时，曾涉及辩证法：指出辩证与形式逻辑的关系。其实这已是辩证法教本里的ABC了。不错的，辩证法的公式是「是——否，否——是」，但这并不是说，辩证法绝对排斥了形式逻辑的公式「是——是」，在某种时间和空间的界限之内，「当『A』」的量的化对眼前的任务尚无足轻重时，我们可以认定『A』等于『A』」。比如在某一界限之内，我们承认苏联是一个工人国家，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中国抗战是进步的等等。有了这一确定的认识，我们才规定我们的确定的斗争态度和政策。（我之说：「同一事物在同一时间内是不能具有绝对相对的两种性质」——即抗战不能一方面被宣布已成反动了（变质），一方面同时被宣布为进步的（未变质）——就是此意，）否则我们就成了一事无成的诡辩家。辩证法也被曲解为诡辩术了。意因就站在诡辩家的立场上曲解我的说法。彷佛我承认了「A-A」这一公式的相对的极有条件的正确性就是否认了辩证法，否认了事物之内在的矛盾似的！又彷佛我承认抗战之进步性就忘记了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动性似的，这同样是一种诡辩术！这无怪他居然有勇气出来偷偷摸摸的替连根那个著名的，致命的破洞——一面宣抗战反动，一面反对国民党出卖抗战——掩饰了。
以上就是我对意因的几点诡辩的答复。事实上，少数派近来因为理论上的混乱和动摇，已愈来愈流于强词夺理的诡辩了。他们不注意论敌的理论系统，甚至不注意一段文章的上下文义，他们只是神经质的割裂人家的文句，找寻一些可借作曲解的孤单字句，此外便是忙于从马克思的旧文中去搜寻一些断简另篇，摘译一些托洛茨基在完全不同场合中写作的文章来影射他们的正确，但最坏最坏的就是这种半疯癫的追求使他们失去了理论上的良心，流于捏造事实，比如最近连根给李福仁同志一信，他刚刚毫无证据的称李福仁对他的批评是根据我的「不忠实」的转述之后，（事实上李福仁的批评是根据他自己和连根的两次讨论和连根给他本人的第一信的），一转瞬间他居然极等「不忠实」的说出这个谎言：「当你大前年起草远东问题决议案时，托同志曾在书信中对你说：「我们并不支持蒋介石的战争。」这是一个无良心的说谎！不用说，李福仁同志是绝对否认这一事实的（他只承认托同志叫他特别指出：『我们支持这个战争，但不支持蒋介石』），我们就是根据少数派所极不愿谈的托同志反墨西哥极左派及其它关于中日战争的文章，也可以找出「支持中国抗战不支持蒋介石」这个公式是他的一个中心思想，同时也是我们三四年的指导概念。为什么连根要说这个谎呢？为的是证明：「我们过去并不支持这个战争」这真是一个大胆——大胆到疯狂的抹杀！我们过去三四年的纲领式文件（包括连根自己写的！）恰恰证明我们过去「支持这个战争」！唉！一个荒谬的结论，竟使人家走到如是之远——走到全盘抹煞自己的过去，真是难于想象的！
一九四一年九月三日 |
「小创不治，将成坏疽」（耀如，1941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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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创不治，将成坏疽」
耀如
恕我袭用一位伟大领袖的题目，因为我认为这个题目最切合于我对于连根底《批评的批评》的答复。
这次争论从二月正式爆发迄今已四个多月了，争论之始，虽然在「抗战无进步性论」者方面出发点与结论庞杂不一，但经过争论之后，他们至少已结成一个「联盟」了，懦怯的优柔寡断的调和思想已或多或少为争论的逻辑所推使或在尖锐的斗争中「勇敢」的投降到最坏的一方面去了。在这次论争中，自始至终坚持一个一贯的立场的除「民族爱国主义者」（？）之外，无疑只有意因一个人，连根和室川只不过是意因的修正主义的俘虏吧了。这一点最清楚的暴露在连根最近的《批评的批评》一文中。这篇文章不仅表示他最「坚决的」维持原有的错误，而且以更荒唐更肤浅的论据来弥补和加深他的错误，换句话说，他已自甘堕落为意因的俘虏了。连根同志惋惜地称我批评了他之后，我的「一般理论能力，乃至普通的逻辑方法都失去了」。现在我就把他反驳我的新论据，一步一步的解剖给同志们看，究竟我用的是马克思主义刀子，抑或「腐朽的刀子」，那当然最好让同志们自己来判断，至于我个人的「理论能力」更无须辩护。
（一）战争的性质由什么来决定？
连根同志一开始就答复这个问题：「我根本不以为资产阶级及其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决定抗战性质，但我以为此种政策与关系是决定战争的目的与后果的，而抗战性质之是否进步，则决定于它的目的与后果。」（见他的《批评的批评》第一节）又在他原文第三节中劈头一句话说，「耀如不懂得战争的性质系决定于其目的及其后果」现在我们首先看一看战争的目的及后果是否决定战争的性质。第一我们要问：战争的目的和后果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连根的解答说：决定于资产阶级的性质及它与帝国主义的关系。这样一来用「普通的逻辑方法」来说岂不是最终仍决定于「此种政策和关系」吗？但连根却出乎「普通」「逻辑」的推理之外，又表示「根本不以为然」。那我们就有权利解释他「根本」没有勇气推翻这个「大前提」。这个公式显然是矛盾的，循环的，玄学的。
照我们马克思主义方法看来，「战争不是一个器官，而是社会的一种机能，即统治阶级的一种机能。要确定和研究一种机能，而不明白他的器官，即国家，那是不可能的。社会的骨骼就是生产力和阶级（财产）关系」（托同志语）。由此可知，战争的性质，绝不能从战争（机能）本身或领导者的主观「目的及其领导所造成的后果」来判断，恰恰相反，战争的性质是独立于此种「目的与后果」之外，而取决于它的器官（国家）和整个机体（社会之构造）的性质的。我们就一贯拿这种历史唯物论的方法来观察中国的抗战。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它的社会是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社会，从这种国家和社会特质中生出了肃清落后的封建关系与帝国主义束缚的两个主要的不可分离的任务（民主与民族解放任务）。中国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就是含有民族解放意义的斗争，亦即是「为独立的民族国家而奋斗」底政治的延长，托同志从来就这样说：「在今天，蒋介石总算在为中国的民族独立而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圈是我加的──如）我们也从来就这样了解，我在头一篇批评连根同志的文章中说：「我们认定：中国的军队和民众无论受什么政党什么阶级领导，又不管他们的领导如何反动，只要他们实际参加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行动，则这种行动是进步的，因为它客观上实际上是中国民众长期积累对日仇恨及他们的抗日迫切要求的反映，同时也是日帝反动政策一个打击，有利于我们底抗日反帝任务的完成。」（末句圈是补加的——如）尽管连根后来把这段话的大半抄下来，把我的意见解释成为「民族仇恨的反映论」，但他把我最后的一句话删去，无论如何，表现他对论敌的不忠实。其实我全段话的中心思想，完全归结在末一句里，即这次抗日战争是「有利于我们反帝任务的完成的」换言之，它本身是含有民族求解放的意义的，这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确定抗战性质的唯一正确的标准——历史的标准。其余如保卫苏联，推进世界革命等意义只是附带的。
（二）抗战的「目的」与资产阶级政策
据连根说，抗战的「目的」是决定于资产阶级的政策及其与帝国主义的关系的。这一点证明他把抗战的「目的」机械的隶属于资产阶级的政策之下，而并非从辩证的阶级斗争的观点上来观察。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为了解释抗战「目的」何以跟着它的性质从「进步」走入「反动」，便把资产阶级的性质加以心理和玄学的分析，这种分析使他陷入极危险的思想逻辑内。
他说：「资产阶级政策之彻头彻尾反动固然是真理，但反动之中也有程度之差，如果它不得不「联苏容共」（这种政策自革命无产阶级看来是错误的，那是另一回事。）今后又变为剿共反苏，难道这样的政变于抗战「客观进步意义」丝毫没有关系吗？」（圈是我加的——如）抗战「目的」既然取决于资产阶级政策，「目的」的改变当然也是跟着「政策」的改变而改变的。这就是连根认为资产阶级政策「反动之中也有程度之差」的原因，不管连根口头上如何「不以为」抗战性质取决于资产阶级政策，又不管他如何承认资产阶级政策之彻头彻尾反动的真理（我应指出：口头上承原则，而实际结论中又无形推翻它，这已构成连根底诡辩术之一），但为了从资产阶级政策找寻抗战「目的」改变的根源，他无形中难免把资产阶级抗战政策分为「较少反动」（进步）与「反动」的两个时期。说到这里，我们最好举出连根对抗战客观进步性所指示的「主要一点乃在于中国资产阶级为保持半殖民地地位而反抗日帝欲沦中国为全殖民地的企图，即在于中国资产阶级半独立的立场了。」跟着他进一步说：「但是在大战实际爆发后两年的今日，我们却不能宣布美帝已全部控制国民党的对日战争了，今后他不仅不再为中国民族的独立而战，甚至他是否反日（即和战之权）要不要反苏也惟华盛顿的命令是听了。」照他上述的话看来，他分明说过抗战之所以进步，第一个标准就是中国资产阶级以「半独立」资格而战，现在他已完全变成美帝的附庸，「不再为中国民族的独立而战」了。在这里，他又无形中把中国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划分为两个时期，即「半独立」（好的）与「完全是美国工具」（坏的）时期。
这种玄学的划分，就是连根决定抗战「目的」甚至「性质」的武器，同时也暴露连根过去拥护抗战多少是受了资产阶级与斯大林党的欺骗，多少是因为他自己跟着发狂的小资产阶级后面对「国共合作」政策和资产阶级的「半独立」地位怀着幼稚的幻想的。
（三）抗战的「目的」与「性质」
我们对于抗战「目的」与抗战「性质」同样是从辩证的活生生的阶级斗争观点上看的，具体的说来，我们从来就把抗战的性质与资产阶级政策视为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同样我们把抗战所表现的客观的历史要求（表现在进步阶级党的政纲上便是自觉的「目的」）与资产阶级为保护其一己私利的反动「目的」也视为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矛盾在抗战中统一和发展起来，在翻译为实际的阶级斗争，只要这个抗战存在一天，这种斗争还没有最后决定。直到今天为止，虽然我们不否认资产阶级对内对外政策已把中国抗战带入极危险的境地中，并造成极不利于抗战底客观进步性往前发展的条件，但中国的命运还没有最后决定，斗争还在进行，斗争和胜利的机会尚未丧尽，换言之，在抗战中我们还有机会来推翻资产阶级政策和反动「目的」，夺取抗战的领导权。连根不从这种矛盾的，辩证的阶级观点去了解抗战的「目的」与「性质」，而单纯地机械地从资产阶级的政策及其对外关系中去寻来解答。这无怪他从他对于资产阶级的幻想而陷于对它的悲观——在斗争来决定前，在阶级斗争最严重和最危险关头，首先宣告无望和失败，脱离战场，这才真是个谈「阶级斗争」而实际放弃阶级斗争，只谈「失败主义」而实际对革命采取失败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懦怯者和临阵脱逃者。
（四）「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关系
连根沦为陷入错误的思想圈套中，所以不仅曲解了自己昨天的立场，甚至还曲解论敌的立场。关于他曲解我的决定抗战性质的标准，我在上面已说过。他跟着为了辩护他对中国资产阶级从「半独立」堕落为「完全美国工具」的玄学分析起见，他竟又曲解了我对于抗战的辩证的观察。我在前一文章中说：「如果从资产阶级本身及其政策看来，它彻头彻尾是反动的，从它与帝国主义的关系看来，不仅他本身从头到尾是英美帝国主义的工具，它的政策和行动（连抗日行动也包括在内）也从头到尾是为他们的利益，受他们指导和唆使的。」我之说出这段话，分明是加重抗战的进步性不能取决于资产阶级政策及其对外关系，而只能取决于「有利于我们底抗日反帝任务的完成」——唯一的历史的标准。我之说资产阶级本身是英美帝国主义工具，甚至资产阶级的抗日行动也从头到尾是为英美帝国主义的利益，分明不是凭空说的，而是从「中国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关系的角度或条件来说的，这一点甚至连根本人也不自觉的承认，他说：「蒋介石的抗日也同时含有两种意义：——替英帝（也含有美帝等）打击日帝，二：……」为什么耀如说的，就使连根「胡涂之至」！连根自己说的就那样不「夹缠」呢？这里有个道理的：连根不但根本不了解资产阶级的内外政策，与抗战进步性，资产阶级的反动「目的」与中国民族底进步的历史要求之间的辩证关系，甚至还不了解中国半殖民地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之间的辩证关系，他之偶然说出一点连自己也「胡涂之至」的真理，只不过加重他的思想昏乱吧了。
照他看来，中国抗战一开始之有进步性，其主要一点「乃在于……中国资产阶级半独立的抗日立场。」现在既然中国资产阶级的对日战争已全部受美帝控制了。所以进步意义也失去了。照他的描写中国简直已从半殖民地「确定地」转变为日美瓜分的全殖民地了。这也就是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美帝国主义一时的统一已成为绝对的统一了。这种机械的观点根本就不了解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何以要抵抗日本。我们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的决议案中不是明白地说中国资产阶级抗日原因之一是由于它的统治权受了日本的过份压迫吗？不管资产阶级本身的反动及其过去的罪恶如何大，我们仍然一贯估计「民族」资产阶级有可能在帝国主义的进攻之下向左摇摆，我们这种估计不是出于对资产阶级的幻想，而是以中国社会性质及阶级关系的客观分析为根据的。因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资产阶级由于民族经济发展的推动，与其主人（帝国主义）发生了矛盾，这个矛盾虽然永远落在资产阶级与工农底矛盾之后，但他总归存在，而且在某一时机之下，它始终要爆发起。「民族」资产阶级起来保卫自己的利益，同时也保卫了民族的利益，虽然用的是最坏的方法，为了保卫自己的利益，它今天依赖美帝来抵抗日帝的致命进攻，他明天受了美帝的致命的威胁，也同样要迫得起来抵抗。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李福仁同志的解释是非常正确的。正因为此，我们就不能凭着蒋介石依赖于另一帝国主义协助的程度来断定中国是否变成殖民地，我们只能从实际斗争中来断定这一点。在今天，中国资产阶级无疑的还在抵抗日本，甚至美国无疑的尚未和日本在统治中国问题上作最后解决，这就证明不但中国抗战本身的命运尚未决定，就是在美帝国主义的力量关系还未决定中国将由一个半殖民地变成美帝的全殖民地呢？抑或经过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变为苏维埃的中国呢？这个问题正如全世界工农的解放问题一样，只有斗争才能决定。尽管连根指出我那个使它「胡涂之至」的「错误」之后跟着有掇拾我的所谓「错误」来做他的「抗战变质论」的有力根据，仍然宣布中国已变成殖民地，中国资产阶级已完全是美帝工具，抗日目的「已由『总算为民族独立』而变为完全替美帝保障并取得远东利益，」换言之，宣布完全放弃了自己的斗争阵地，但中国工农是不会赞同的，他们不能随便接受一个精神病态的知识分子的即兴文章，他们的阶级利益和本能超过于任何个人的「兴趣」和「聪明」。
（五）抗战与革命的可能
抗日战争之始，我们便从阶级斗争的立场上指出民众有可能而且必须利用这个时机走上独立武装斗争的道路。但这只是在抗战所造成的新局面下所作之新估计，它本身并不是一个唯一的前途，——因为它之能否实现纯然靠我们的斗争来决定，它尤其不是决定抗战性质的标准——因为我们已说过，决定抗战性质的标准严格的说来只有一个，那是历史的标准。历史上进步的战争（如一八七0年的普鲁士对法战争）不一定引起本国的革命，但反动战争结果却不少引起革命的。可知革命能否在抗战中兴起，不是一个标准，而是一个斗争的前途——一个处于有利条件下的斗争前途，不幸「失败主义者」意因竟拿民众不可能起来为理由否认了抗战的进步性，而室川则以「民众可能起来」为唯一的理由解释初期抗战的进步性，并终于掇拾意因的论调，否认抗战目前的进步性，为了辩护这一个虚伪的标准，他们竟把托同志曲解为一个天真的幻想家，托同志为什么拥护中国抗战呢？因为他「认为此次战争是民众战争」云云。现在连根也把他底盟友的唯一标准抄入他的三大标准中，并以「抗战绝无生长革命的可能」这同一理由宣布抗战变质。
事实上我们在抗战之始就没有怀着什么过份的幻想，托洛茨基说得对：「在认真的社会改良条件之下，中国政府可以在群众中唤起深刻的同情并动员群众作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过去的经验，不允许我们对蒋介石将军的社会政纲抱有幻想。……」最后这两句话在意因的引证里，故意删掉了，但这正是托同志与我们对抗战的一贯的观察哩！我们知道资产阶级战争政策是其过去和平时期政策之继续，他是不会信任民众和放松对民众的压迫的，他只有依赖于帝国主义及苏维埃官僚的支持。国共合作不但不能解放民众力量，而且还给了民众兴起的制动机，而过度的孤立与无领导状态又加重了中国民众的困难。这些都是过去抗战失败与革命未能爆发的原因，但我们又知道中国的命运，将在世界战争中求得解决，在这一点上，我们很有理由权利保持我们的乐观主义，世界的巨大革命灾变将结束这次大屠杀，把中国人民从绝望中救出来。现在的问题就是准备好好地迎接这个临近的大决斗，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坚决拥护这个仅有的（虽然是无救的）斗争，并利用它来准备群众。推翻资产阶级及其主人的统治不是靠空口说白话，而是建筑在今天的实际斗争——现存的阵地上。在这一点上，仍然是暴露连根、室川及那位著名的「失败主义者」意因是害怕斗争的革命空谈家，是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让人们整天唉声叹气，宣布局势无望吧。我们还是认真的耐心的一点一滴的斗争下去。
（六）在新事变光辉之下检讨「抗战变质论」
连根同志的「抗战变质论」的最有力论据之一便是抗战与保卫苏联的关系。关于抗战客观上含有保卫苏联之意义，我们在「十一月决议案」中早己指出过了。但我们之了解这一点也是独立于资产阶级与苏联官僚的外交关系及国共关系之外的。我们说抗战含有保卫苏联之意义，是指这一行动客观上对保卫苏联尽了眼前和未来的两种有利作用：第一，它在目前可以牵制和削弱苏联远东边境的强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第二，它如果发展而为广大的革命战争，一直走上无产阶级专政，则苏维埃的中国可以唤起苏联十月革命的复兴。只要抗战存在一天，这两种作用总是存在着的。但我们的连根同志却不幸在这个问题上也只看到资产阶级的政策。事实上这种政策不仅对内是彻头彻尾镇压民众的，对苏联也是绝对不利的。「国共合作」成立那一天起便成了中国民众蜂起的掣动机，有系统的削弱抗战的力量，败坏民众的斗志，使苏联的东部边境完全陷于日军包围中。后来的「国共磨擦」以至「新四事变」当然是「国共合作」镇压民众的后果，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苏联官僚与帝国主义（英美）之间底新的紧张关系。民主帝国主义的奴仆——蒋介石为了应付日苏接近之威胁，他不能不事先谋解决苏联官僚的在华工具——斯大林党，但李福仁同志说得对：因为美国忙于应付希特勒的威胁，它尚未能充份援助蒋，因此前非常审慎的维持他与苏联的关系。但室川和连根同志竟不去了解「国共磨擦」的真相，把它夸大为「四一二事变」，即表示资产阶级脱离革命行动的转折点。资产阶级的打击共产党，无疑是他进一步投降英美帝国主义，甚至是他投降日帝的步骤（事实上他已往一贯的政策和反动行为又何尝不是此种步骤），但它不仅没有结束抗战，甚至没有与共产党破裂，苏联则更不用说。可能性是存在着，而且很大，但尚未转化为现实性。如果光是根据资产阶级与苏联官僚的一起一伏的行情性的外交关系——根据此种关系对抗战的可能的（即使很大）影响来断定抗战变质，要求删改全部革命政策，这除了称之为政治的冒险主义之外，别的没有适当的名称。现在德苏战争的爆发，已完全推翻了室川和连根的行情性的估计了，新的事变不仅把苏联外交推回「民主及法西斯阵线」的旧时代，不仅立即改变了中国斯大林党及国民党的敌对腔调，使「国共磨擦」「四一二事变」不幸又回到「国共合作」，而且还非常清晰的暴露＊＊＊参与保卫苏联的生死关系，暴露我们上述底抗战对保苏联的政治作用。这次无疑又证明连根和室川受了斯大林的绝望的「抗战变质」的欺骗，正如他们在抗战初期受了它的轻浮的「抗战必胜论」的欺骗一样，印象主义者往往成了「舆论」的俘虏，连根和室川就是最坏的印象主义者。
（七）从「抗战变质论」谈到辩证法
听说国际执委会讨论「中国的抗战是否变质」的问题时，一致认为这样提出问题本身就是机械的。我认为这是非常正确的反应。连根这样提出问题分明含有一种心理的玄学的，神秘的成份在内。问题的提出方法，可以推断这个人的解答方法。连根无疑是假定抗战尚继续存在，但进步性质则经过神秘的点金术改变了。这种点金术是什么呢？对时局的行情性的估计。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不把战争视为抽象的孤立的东西，关于这点我们刚才已说过了，它是某一种特定社会构造（机能）的某一特定国家（器官）的一种机能。但一种机能的发挥必须有个对象。只有当某一国家用武装力量与某一种特定对象发生战争行为时，才能构成这一机能。因此，当我们说到某一国家的战争时，我们不是说一般的战争，而是指这一国家在某一持定时期对某一特对象的一种特定的战斗行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就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在被侵略的期间反抗其当时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战斗行为。所谓主要敌人，也不是一种心理，感情的产物，而是指那直接用武力征服中国，企图把中国民族立即成为奴隶的日本帝国主义。中国抗战的进步性就是从所有这些具体的考虑得来的。而我之提出四个条件来说明「抗战变质」的内容也就是根据这种考察。但连根似乎并不关心于这些具体客观条件，他却去追求资产阶级的政策。企图从资产阶级脑汁里寻出抗战性质的变化。因此，目前上述的客观具体「目的」条件未变化之时，他竟根据一些印象和行情性的估计宣布「抗战变质」了。
连根为了辩护他的新结论，他举出一些直接牵涉到方法论的例子。现在我就趁这个机会来谈一谈辩证法问题。我们说过，中国的抗日战争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在被侵略期间，反抗其当前主要敌人（日帝）的战斗行为。那末要断定抗战是否「变质」分明要视两个客观条件而定：第一，其它一切条件（「被侵略期间」和「主要敌人（日帝）」）未变时，中国的军队是否已把枪口转向别的方面（如镇压人民反苏等）；第二，当主要敌人（即直接侵略的主要敌人）已变时，中国军队的枪口是否也跟着转向。这两个条件便是抗战「变质」的决定点，亦即是判定资产阶级政策及其与帝国主义关系是否已引起抗战「变质」的尺度。连根反驳我这个条件的第一个例证是：「这等于说，只当一个人死了时，才改变性情」。这完全暴露他以诡辩代替辩证法。一个人的性情与抗战性质同样不是一种抽象的东西。我们判定一个人的性情是根据他的行为，不是根据心理猜测，当一个人的行为是善良（如对人和霭乐于助人等）时，我们就说他性情好，当他的行为是不良（如凶残好杀）时，我们就说他性情坏，而行为的善恶，又取决于阶级立场。抗战就是中国军队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行为，而这种行为就是中国民族求解放这种进步性质的表现。中国军队放过其主要敌人，转而镇压中国人民；这种行为是中国军队为资产阶级利益而背叛民族斗争这一反动性质的表现。可知「性情」或「性质」的改变，不是以一个人或中国军队的「死了」为标准，而是以他底行为的改变为标准。连根的第二个诡辩是：「我们问：在什么条件之下一块好肉才变成坏肉，耀如同志答道：只当他变成鱼的时候！」这几句话固然「滑稽」，但他们将成为连根底辩证法知识破产的可悲的例证。假如我们要判定两块肉的好与坏两种相反性质，我们的标准也不是抽象的。我们也必须以科学的分析为根据。如果它的养份尚保全，对于人生营养尚有益之时，它是好的，相反如果它的养份已完全被毒菌破坏，转变为一块毒害人体的腐物之时，它是坏的。总之一块肉对于人体的作用（营养人体或毒害人体）是它底好与坏的标准。拿一块肉来比拟中国抗战对于连根一点没有帮助。这个比拟恰恰证明：当中国军队抵抗中国民族当前的敌人（日帝）时，这个抗战对于中国民族这个有机能是尽了解放的作用，因此他是一个进步战争（一块好肉），反之，当中国军队放弃这个主要敌人而去反对中国民众时，这个战争对于中国民族这个机能则尽了戕贼的作用，因此它是一个反动的战争（一块坏肉）。
连根对我从前所列举的第三点抗战变质的内容又提出一个反驳的例证说：「如果以为美帝之完全控制抗战并不表示抗战变质，一定要等他执行美帝的命令去『镇压别国人民革命后』才算变质，那无异认为吞食砒霜不算自杀，一定要等它在肚里发作才算自杀。」这里重新暴露连根以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来判定抗战「变质」，而并不是以抗战本身的客观标准为根据。他口口声声说美帝「完全控制」抗战，他的意思当然是说抗战已「完全」变为美国的帝国主义工具了。但他并没有告诉我们这里「完全控制」表现什么地方，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不是一个主观的感情的革命家，光是感伤地气愤地宣布斗争已「完全」失败（或「变质」）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如果中国抗战当真已为连根所说变成「完全」的美帝国主义的工具，它就必须「完全」替美国的反动目的服务，而这种服务，只有靠行动来表现。现在我们看事实中国抗战是在替美国的反日目的服务吗？一点也不错，这一点连根也承认抗战从始就含有两种意义的：第一，是替英美帝国主义打击日帝，第二，是民族解放的表现。但直到现在，这两种意义有什么变动呢？没有。当我们说抗战已「完全」变为美帝工具时，我们就必须认真地指出抗战已变为镇压国内民众及反苏的战争等。否则纯粹凭重庆与华盛顿的外交关系来做结论，是冒险的，宿命的，悲观的。因为从外交关系到抗战转变为「纯粹」的美帝工具还有一个过程，这过程（即使是短促的）对于连根虽没有多大的兴趣，但对于我们无产阶级却是个莫大的关头，我们绝不会随便宣布斗争已无望，放弃这个决斗关头。抗战的领导者在替抗战吞服砒霜，一点也不错，但从吞服砒霜到死亡还有一个过程，我们还有机会以一个医生的资格，检查吞服砒霜的份量，检查抗战受毒的程度，和设法施救。但连根却以一个悲观的庸医资格，对这个受毒的有机能摇头叹息，放弃一个负责任的医生所应尽的积极任务——即放过时机，在病人未死以前唱起丧歌来，顺便又埋葬了辩证法。
（八）原则与策略
埋葬了辩证法之后，连根当然拒绝分析复杂的局势，拒绝划分主要敌人与次要敌人（不管他口头上偶然说些双关语），拒绝分别今天与明天，最后拒绝划分策略任务与战术任务，一句话，他拒绝分清原则与实施这些原则的步骤——口头上拥护一个政纲，事实上拒绝行动。这就难怪他把我们的「抗日是我们目前的中心策略任务」曲解成为国民党的「抗日第一」。把「日帝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曲解成为放弃反国民党及反美蒋的斗争，当我们说只有主要敌人已从日帝变为美帝时，抗战才真变质。他们便故意曲解为「两期抗战论」，彷佛我们拥护美帝打败日帝后之后，再来反对美帝似的。又当我们说：必须分清美帝国主义对日作战的行为与中国军队抵抗其主要真接压迫者奴役者（日帝）的行为时，他又歪曲我们把国民党军队的抗战视为真正的民族革命战争。但这些例子没有推翻我们的正确立场，只是更清楚的暴露连根的错误立场。
本来我们指示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民族当前的主要敌人并规定抗日是我们的中心策略任务，我们纯然是根据目前中国抗战的新局面做出来的策略结论。但想不到坚持了这个结论三四年之后，连根把它曲解成为「抗日第一」。他们现在反对这个结论有两个理由：第一，美帝由于非军事的侵略（经济的政治的）已成为「自由中国」的「主要敌人……」第二，「如果我们不把『自己的中心任务』用以打倒国民党政府，便不能打倒『中国民族的主要敌人——日帝』」。在这个问题上，连根陷于极大的混乱和胡涂。他的意思非常明了，我们今天虽然碰到日本的进攻，但如果我们不首先打倒「自由中国」的「主要敌人——美帝及其「完全」工具——国民党」，我们是不能打倒日帝的。表面上，这一个真理，因为彻底打倒日帝，必须把国民党的领导权夺到无产阶级的手中。但现在问题在这里：我们怎样领导群众去夺取领导权呢？我们认为目前动员群众的最切实办法（策略）就是站在今天的斗争（抗战）基础上，提出实际的口号来。无产阶级领导的抗日战争——是非现实的，资产阶级领导的抗战——是现实的。在日帝的进攻之下，中国资产阶级率领的军队起来抵抗了。一个认真的革命家必须站在现实的斗争（不管它多么违反我们的理想）中去准备推翻国民党，否则他只是一个漂亮的空谈家，一个生活在空想中的柏拉图式马克思主义者。
除了抛开策略空谈原则之外，他又拒绝分清帝国主义战争与中国军队的抗日战争。他的唯一理由是蒋介石的抗日战争是「资产阶级纯军事抗战」，而不是他所理想的「民众的反一切压迫者与剥削者的革命斗争」。他特别不满我们把他的理想标准和现实斗争混为一谈——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做过这种混淆的工作。在这个问题上，连根的教派主义情绪特别高扬——高扬到抹煞事实。照他看来，资产阶级的纯军事抗战彷佛是在真空里进行似的！它不但与中国的客观历史要求无关，他与群众也毫无关系。他一则曰：「工农大众始终是消极的，后来甚至是仇视的」再则曰：「工农大众对国民党及其战争的态度完全是敌对的了」。首先我们得指出，虽然抗战始终给国民党限制纯军事斗争，但他本身既然是中国民族求解放的表现（即连根也不否认此点）它自然得到工农的拥护，工农的消极不由于战争本身，而是由于国民党的政策。但他们虽然不是积极参加，他们却消极的支持它，他们虽然不是全体，却是部份的参加了它。士兵大众不管给连根描写为无灵魂的奴隶，但他们之参加而不是逃避战场都是事实。小资产阶级学生份子和农民甚至一部份工人之构成斯大林派抗日队伍也是事实，工人没有对战争采取「失败主义」而相反采取了「爱国主义」的立场却是事实（作者本人也亲自领导过一次唯一的工人抗日罢工，他们的情绪和坚决心超出连根的悲观想象之外的）。如果群众真如连根所说，工农仇视抗战，他应指出工农反对抗战的一些行动来证明一下（如兵士大批逃脱，工人举行反战示威或任何行动等），否则我们有权利称他是一个以歪曲事实为能事的教派主义者。当然，我们也和连根一样并不以资产阶级纯军事抗战为然，我们在期待一个理想的「革命斗争」，但我们与连根不同的就是我们不限于期待，我们还要脚踏实地的去创造和推进这一「革命斗争」，而创造这一「理想」的第一步就是承认现存的战争（抗战）之存在及其意义，把它与帝国主义战争划清楚，号召民众积极参加它，扩大它，并一直走到夺取领导权。
（九）谁在歪曲托洛茨基的立场？
从意因到连根近来特别起劲的称我们「祖国保卫主义者」或「民族爱国主义者」歪曲了托洛茨基，虽然意因不仅已公开在批判托同志而且还批判列宁的殖民地政纲，而连根则尽可能对这种批判含默——为的是维持他们那所谓「国际主义」的无原则政治联盟。关于意因和室川之妄想把托同志描写为他们一类的幻想家或幻灭家，我们刚才已指出过，现在让我们来检讨一下，连根对我的控告。
我发现连根控告我的罪状，只有一点是站得稳的，就是指责我引证过渡纲领的某几句话，旁加黑点，而又忘记注明是我加的。除了这一点罪状之外，连根的指责没有暴露我，只是暴露他自己的「曲解」。
首先我得声明，我之引过渡纲领主要是证明：即使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中国抗战采取军事同盟的方式与某一方帝国主义的战争纠缠起来，我们也应分清两种战争的不同意义。过渡纲领——「援助非帝国主义国家」（包括半殖民地，殖民地与苏联）的几段话，非常雄辩的说明我们的立场之正确，我们现在看连根怎样解释这几段话。
过渡纲领关于「援助非帝国主义的国家」一节，头一段就指出「有些殖民地国家或半殖民地国家，无疑要利用战争来挣脱奴隶的束缚」这分明表示在第二次大战中，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的解放战争有与帝国主义的战争纠缠起来的可能。但连根却作了一个奇妙解释，指托同志写这段话时，「所设想的是第一次大战那种局势，即帝国主义并不与殖民地本身作战场，大战进行于欧洲大陆……」而现在呢，事实并非如托同志所设想，「帝国主义大战势必在殖民地从事实际的争夺战，那末情形就不是那末简单了。」——就需要连根对意因的修正主义投降了！惭愧得很，我们这种「不肖门徒」（室川语）倒没有那样看小托同志，我们始终相信托同志早知道第二次大战将在整个地球进行的。伊罗生着中国革命史的序言是连根自己翻译过的，他里面有几句话说：「将来主要的斗争场，当然不是小人国的洗澡管，地中海，甚至也不是太平洋的盘地。战争的最重要目的物将是包含四份之一人类的中国」。这篇文章和过渡纲领同是写于一九三八年的！为什么托同志写一篇序文时却设想得那样周到和远见，当他写一篇指导全世界斗争的政纲时却只能设想二十多年前的情形，把事情弄得那样简单呢？
我引用上述过渡纲领同一节中的第二段话，目的在证明即使殖民地与帝国主义国家订立军事同盟（过渡纲领称为「暂时的，本质上不可靠的联盟」）帝国主义国家工人仍然援助这一殖民地国家的反帝战争。但是连根在字里行间非常不忠实的把我的原意加以曲解，说我想拿老托的话来证明「殖民地资产阶级可以与帝国主义缔结军事同盟」连根在文中用括孤引出这句话给了读者一个印象：彷佛我在什么地方说过这句话似的，我说：「即使」有了「军事同盟」，他则把它故意歪曲为我主张「可以」有这一同盟。难道我们没有权利去向这种无理的歪曲抗议吗？最奇妙的就是连根同志为了解释过渡纲领这一段话竟对托同志又做了一番牵强附会的心理分析。他说托同志写这段话时是在「民主阵线」时期，他主要是指法苏等的「不可靠」公约是专门针对苏联而言的云云。这种解释简直在抹煞过渡纲领的文字，意义则更不用说了！过渡纲领这一段话明明是针对着「非帝国主义的国家」——苏联、半殖民地和殖民地而言，为什么需要连根拿一些自作聪明的心理分析来作一次大胆的抹煞工作呢？
连根这种曲解和抹煞的行为证明了托同志一句话：「一个错误的政策不仅妨害现时的工作，而且还迫使人们用一种虚伪的见解来解释他自己的过去」不过我们还要补充一句：「甚至迫使人们去曲解和污蔑他自己平日尊重的导师。」
（十）一个愈掩愈丑的破洞
我在前一篇文章里指出连根一面宣布抗战已被出卖（变质），一面又指出国民党出卖抗战，是他企图调和不可调和底思想的矛盾中心（变质）。本来一个思想忠实的人是不应该对这个明确的无可掩饰的破洞加以掩饰。而应该公开承认的，但不幸连根把这种布尔什维克的基本精神，当作嘲侮的对象。当人家没有用书面承认错误时，他加以讥讽（见他给犀照的公开信），当我公开承认我对目前争论问题初期所犯的某些错误时，他又讥为「忏悔者」了。这分明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犬儒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之毒害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传统不下于他对修正主义的投降。我们希望这种人不把政治利益牺牲于个人面子，简直难之又难。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一种丑陋的掩饰工作。
连根掩饰他那个著名矛盾的第一个例子：「一九一七年列宁宣布第二国际死亡，一九三三年托洛茨基宣布第三国际死亡，但直到现在——一九四一年，我们还时常提出『反对第二国际出卖工人利益』『反对第三国际叛卖世界革命』。这该是『思想的最大混乱』了。」稍为具有政治常识和「普通的逻辑方法」的人也看出这个例子的牛头不对马嘴。我们还是回到逻辑吧。抗战已是变质——反对出卖抗战，这就等于说抗战是反动的同时又是进步的。同一件事物，在同一时间内是不能具有绝对相反的两种性质的。比如你说一个人，你不能同时又说他不是一个人，如果这样说就从辩证法中抽去了形式逻辑，流于诡辩了。但死亡了的第二第三国际与工人利益却不是一件事物，而是两种绝对相反的利益。前者是代表资本主义国家与苏联的工人官僚特权，后者则以广大下层工农为代表。反对前者正是保护后者的前提条件，正因为前者「死亡」，我们才反对他们的「出卖」。
但你不能说正因抗战变质，我们才反人家出卖它。其实如果连根拿这个例子来说，却是恰当的：「我们宣告中国资产阶级久已变成中国民族革命的反动障碍，所以我们反对它出卖抗战」。但连根害怕举出这个例来，因为他的「抗战变质论」已使他失去「普通的逻辑方法」了。
第二个补充例子：「一九一七年四月列宁宣布整个临时政府是帝国主义的，要夺取政权，但他在六月间还提出『打倒十个资本家部长』的口号」，连根举出这个例子又无非是说：你看，列宁有时也在表面上是「矛盾」的！但这个例子不仅越发牛头不对马嘴，而且还暴露连根对于列宁路线的无知。一九一七年临时政府的产生，完全是苏维埃领导（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自动让弃政权的结果，但全国的实际权力仍操纵在苏维埃手里，临时政府只是一个空洞机关，它的存在只由于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妥协及群众觉醒之不足，因此列宁在四月提纲中特别注重「耐心的解释」，以后并提出一切政权归苏维埃作为推翻临时政府的一个中心的鼓动口号，列宁希望推动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去「收回」临时政府的权力，正因为如此，列宁在六月里才提出「打倒资本家的十个总长」这一口号来补充「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中心口号，这个口号的意义，仍不出压迫苏维埃的小资产阶级妥协派与资产阶级决裂。这一个例子和前一个例子一样，并没有证明列宁或托洛茨基犯了什么矛盾，甚至表面上的矛盾，只是证明连根本人的混乱。
除了这两个例子之外，连根还创造一个新理论来掩饰它的矛盾，他说耀如「竟连抗日任务之依然存在与国民党抗日之失却进步性这两回事也分不清。」这简直是在矛盾之上再加上矛盾，使问题愈弄愈胡涂。既承认抗日任务尚存在，甚至还承认日帝是主要敌人，为什么又指出国民党军队的抗日行动是反动的呢？这种说法根本违反了策略的常识，一个知识分子在闭塞的环境里谵言乱语说一些反乎普通逻辑的话以自娱是可以的，但走入阶级斗争的战场便要丢丑了。上面的话证明，连根的掩饰工作不仅暴露他的「理论能力」和「普通的逻辑方法」，甚至还愈加反衬出那个愈掩愈丑的破洞。
（十一）再论失败主义
诚如连根所言，失败主义的意义在这次争论中被曲解得最不幸，人们把这个术语当做一种超出时空限制的法宝来应用并加以种种希奇古怪的解释。他们一般的忘记了失败主义只是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的一种阶级斗争的方式，也是革命家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基本态度。由此可知失败主义与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是有密切关联的。前者是从后者得出来的战术任务。失败主义的基本口号就是「转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或「主要的敌人在你们自己国内」。详细的解释起来就是在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交战之时，两国的无产阶级要决绝的拒绝为军事胜利——为帝国主义们掠夺目的而牺牲它的历史利益，但我们并没有把「你们自己的帝国主义政府失败为害较少」解释成为「比敌国失败的害处较少」，或欢迎敌国战胜，这全是连根底心理分析的胡说。我们的真意是说：「由于革命运动生长致军事上遭受失败，这对于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比『国内和平』而使军事胜利，要无限大得多。」总之，在帝国主义战争中革命的失败主义者公开告诉群众：「这个战争是帝国主义掠夺殖民地的反动战争！」并积极参加军队和战争，和群众一起过战壕生活，正如他们在后方参加工厂，和工人一同受资本家剥削一样，在战壕中他一刻也不放弃暴露这个战争的反动性，并一步一步引导群众走向夺取政权，美国党的新军事政策，就是这种工作的最好的指针，它是根据新的战争经验做出来的，但它并不是什么新的原则。只是旧的原则的发挥和延长。这是革命的失败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的分歧点。
但不是所有国家的对外战争都是帝国主义战争，有工人国家抵抗帝国主义的进攻的战争，有殖民地反对宗主国的战争，有半殖民地直接抵抗其侵略者的战争，所有这种战争，都是人类谋解放的正义战争，同样的革命者在这种战争里采取完全不同的立场和态度。我们应该把这种战争的进步意义公开的向群众说出来，我们应该把它和帝国主义战争分开和对照起来，我们应该公开宣布我们拥护它，尽可能援助它，一句话我们的整个路线是争取它的胜利，而不是宣布我们自己是失败主义者。但争取一个进步战争的胜利与反对一个帝国主义反动战争一样，要经过阶级斗争。这前后两个场合中唯一不同的只是阶级斗争的方式。前者采取保卫主义，后者采取失败主义。在进步战争中，我们与领导者为一个共同的目的采取共同行动的态度，在军事行动上无条件的公开支持他们在政治上暴露他们，准备在战争过程中推翻反动战争的领导，我们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是如此，在最近的苏联抗德战争中也是如此。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和平主义及极左派空谈家的分歧点也在这里。
不幸连根同志为迁就和抚慰他的同盟者——意因，不惜把我们的抗战政策加以离奇的解释，竟自作聪明的冠上一个「特殊的失败主义」的名词。照他看来，凡是在战争中采取阶级立场的就叫作「失败主义」，所以在中国抗战中的第四国际立场也是一种「特殊的失败主义」，至于「保卫主义」，只是「阶级调和，一致对外。」这真是玩弄名词到了玄灵的地步。我们刚才已解释过，帝国主义战争中的失败主义与进步战争中的「保卫主义」，是有一定含义的。是在不同条件之下的两种不同的阶级斗争方式。托同志在临死之前还说这句话：「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为了独立的民族国家而斗争，因之，为了『保护祖国』，在原则上是与帝国主义国家情形不同的（见紧急大会宣言──如）托同志为什么指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保卫祖国」原则上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失败主义」不同呢？因为两种战争在原则上有进步与反动之分。这还不够证明连根玩弄「失败主义」这一名词的狂妄吗？
连根为什么要苦心制造个新名词：「特殊的失败主义」来对抗我们的「保卫主义」呢？这个动机连他自己也不好意思隐瞒：为的是造出一道＊＊＊通他的昨天的立场与今天投降意因的新立场，这不仅仅是术语上的进步，而且还是政治上的投降。由此可知，在无原则的政治联盟中，可邻的牺牲者永远是那些无骨头的中派主义者。连根投降意因的修正主义的经过，我们应该要作一个典型的例子收入无产阶级政治学教程中。
连根已正式宣布我们的立场应该从「特殊的失败主义」变为「完全的失败主义」了。这就是说：在最重的尖锐的斗争中，他没有徘徊的必要了。不是投降，就是退回原来的阵地不幸他选择了前者，一个人如果立心自杀，那是无法可想的，但连根仍然有点羞赧，为的是耀如和一切同志都没有忘记他刚才的徘徊。于是他拿大话自慰说，耀如说我在「大纲」上没有提出失败主义是「悔悟」的表示，可惜得很，我现在已证明是失败主义者了。而且第四国际的战争宣言，不也没有提到「失败主义」吗？云云。凡是参加目前争论的同志总也知道，「失败主义」问题差不多贯串这次内部斗争，差不多是我们与意因底修正主义斗争的中心问题之一。为甚么在那样重要的，被意因称为「四月大纲」的「讨论大纲」上对这个问题不表示可否呢？我们所指责的正是此点。总而言之，连根从《斗争》五卷第一期那篇文章，经过「讨论大纲」直到目前的「批评的批评」代表一个完整的过程，即从旧立场逐渐投降意因底修正主义立场的过程。意因也差不多和我们齐声指出过连根的矛盾和调和，所不同的只是意因以快乐的声调称此种现象为「进步」，而我们则警惕地指之为「堕落」而已。
（十二）划清马克斯主义与小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立场
连根虽然称我们指出他们底思想的阶级根源是抄自美国多数派，但他自己也受了美国那次内部斗争的教训，不敢否认「此次争论中的阶级意义」他称我们为小资产阶级的「民族爱国主义者」，而他们则是「国际主义者」，这种划分当然也是他的权利，不过我们也有权利用马克思主义者的眼光来检讨这种划分。连根说：「假使我们组织里不是只有几个小资产者份子，假使它拥有大多数工人群众」，我们就不致于采取「民族爱国主义」的立场发。这几句话充分暴露连根过去对我们底组织生活和状况的蔑视。他直到今天还把我们的组织指为「只有几个小资产者份子」，他不知道我们的华南组织还有三分之一工人，我们的香港青年组织有半数青年工人。他尤其不知道我们的小资产者份子不少已积极的打入工人和群众的环境，难道他们整天与群众接近，所反映的意识倒还比不上少数派几个蔑视组织生活，脱离群众的病态知识分子吗？现在国际执委会的决议案也到来，他们的立场与我们是不谋而合，难道在帝国主义战争中正采取失败主义的国外同志，难道工人成份占绝对大优势的美国党的领导也反映了小资产阶级意识吗？最坏的是为什么我们的真正「国际主义者」在国际机关中得不到一个同情者呢？为什么那样正确反映无产阶级意识的「失败主义」路线在我们的工人同志中得不到一票赞成呢？少数派想一想这些事实不会脸红吗？
「小资产阶级的帽子」与「失败主义」一样都不是随便说来玩的。必须有一番认真的考虑和分析。在争论未正式爆发之前，我在几次和意因讨论的编委会中，已模糊的感觉连根（室川不消说）底态度的软弱和意因的思想的危险，大概连根还记得吧，我在《斗争》上摘登过《过渡纲领》中反教派主义的几段话，当时曾经引起一些不满，我和连根为此事谈过一次话，连根认为现在思想最大危险还是D.S.方面，意因的思想是次要的云云，我则认为D.S.思想的危险在群众中，而意因思想的危险则恐怕要发生于我们组织内，因此两种都同样危险，从此以后我就把这两种不可调和的思想当做我考虑日美战争问题的借镜，我后来之毅然改变某些错误，也是供这种不可调和的考虑中作出来的。后来在争论的初期，在第一篇文章中，我已觉得连根犯了调和的毛病，不过还希望经过讨论之后改变他的错误。但讨论一旦展开，连根愈走愈远，终于走到完全投降意因。而室川则愈来愈密切的跟在连根后面。我们在讨论过程中预感到的一个无原则的政治联盟果然形成了。在这个联盟中，意因无疑是真正的思想上领袖，他有他的一贯的理论前提和结论——民族解放运动无进步性，中日战争自始是反动的，「失败主义」，连根只是在日美战争迫近的借口之下否认抗战的进步性，并投降意因的「失败主义」。室川则直今天，还躲在连根的影子后面，只接受了意因一个小前提而不敢公开做出什么政治结论。这种在理论庞杂不一致的，甚至在原则上还不一致的（意因已放弃了援助民族革命运动及中国抗战的原则，连根则至少口头上保持这个原则）联合，不是无原则的政治联盟是什么？
这个「联盟」的目的是什么？它在内部斗争中思想上的主要敌人是谁？他的目的是修正第四国际的殖民地运动政纲，他的思想上主要敌人是中国第四国际支部内的马克思主义派，甚至还是第四国际的执委会。这种立场完全是他的抗战的立场的再生产，它在抗战中的主要敌人是领导抗战的资产阶级。它这种虚伪的立场在思想上放过了D.S.与意因的修正主义，在抗战中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汉奸工具。总之，无论在理论上和实际上，这个「联盟」都是一个背叛的集团，它不但对抗战采取失败主义，甚至对自己的组织也采取失败主义！光是从一个「联盟」本身就可丝毫不＊＊＊地找出少数派的根基是没落的小资产阶级。
除此之外，他们的悲观情绪、伤感、神经质和对组织轻蔑的态度都可以反映出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性来。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与这种绝望的联盟完全不同，我们自始至终保持一贯的立场，我们不掩饰我们的错误，我们也不随便放弃自己的确定立场，我们三四年来没有对D.S.的机会主义让过步，我们在这次斗争中，更坚决地反抗意因底狂妄的极左派立场，一句话，我们自始至终与右方及右方机会主义作不可调和的斗争。我们把这两种殊途同归的修正主义当作我们底思想上的主要敌人，正如我们在抗战中，始终把日帝及其工具当作主要敌人一样。在这斗争中，中派的调和的思想，已经不止一次的证明它是一块绊脚石，同时也不止一次的证明它只是敌对思想的烟幕弹，正因为如此，我才一步一步的跟在连根思想的后面，一次比一次严重和他作公开的不可调和的斗争，这不是「个人问题」，这是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小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生死问题，谁曲解这次斗争的意义，谁不从这次斗争中认真学习，谁就不是一个战斗的革命家。思想斗争是实际阶级斗争的预演！
一九四一年七月八日 |
再论日美战争与我们的任务、策略与前途──答今同志（耀如，1941年3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中国托派运动文献
再论日美战争与我们的任务、策略与前途
──答今同志耀如
亲爱的同志：最近给你两信谅已收到，我打算在这封信里答复你给我的那封长信。不过我必须对你说明一下：关于日美战争对中国抗战的影响，抗战性质，「失败主义」等问题，我已有系统的在《日美战争与几个争论问题》一文中加以解答。所以，我这封覆信力求不重复一些讲过的话，而仅限于我认为必须答复你的几点。
（一）日美战争与帝国主义力量关系的可能变化
你认为「日美战争爆发以前，他们（指日美——如）不同的由于（此处疑有漏说——如）日本要用武力立即将中国奴化；而美国则今天还让中国保持半独立的地位——为的是好于明天支配它。」这是非常之对的！分辨这种不同正是我们斗争策略的出发点。
你跟着又认为：「然而美日战争爆发后，尤其是在中国爆发后，他俩之间的这种不同就立即消失了……（因为）美国同日本一样，都是要立刻支配中国的。」当作抽象的公式看来，这也是百分之百正确的，因为日美战争在本质上正是争夺太平洋，特别是争夺中国统治权的强盗战争。这个公式不仅对中国，就是对印度、菲律宾及所有东方殖民地也可适用；在整个帝国主义战争中，一切殖民地的命运都要重新判定。但这个抽象公式只能说明殖民地斗争目标（中心的策略任务）的迅速改变——因为与革命一样，无产阶级的斗争目标是随事变的急促发展而瞬息万变的。比如拿中国来说，这个公式告诉我们，中国无产阶级的抗日中心任务将随战争的急速发展，随时可以转成为推翻美帝国主义及其中国工具蒋介石政权的中心任务。这一点正是我们在未来的日美战争决议案中应加重指出的。这个公式的正确的意义也正在这一点上。
但是你从这个抽象公式中，得出什么实际结论来呢？你说：「美国既然和日本一样要立即奴化中国，而国民党则把抗战直接卖给它，那末，我们那能分得出日帝走狗之南京和美国走狗之重庆那一个危险较小呢？我们应该两者都打倒」，一个动人的结论把战争的具体的，活生的，辩证的过程完全取消了，把时间和复杂的世界也取消了，剩下来的是一个死的、空的外壳，彷佛战争一发生，中国无产阶级立即有双倍的神奇力量，可以同时打倒一切敌人似的！彷佛中国民族独立战争是天上掉下来似的！总之彷佛战争已把我们突然一下子提到原则的平面，而无须经过策略的桥梁似的！我们说：「日美战争将必然引起一切力量关系的变化。因此，我们的策略路线和行动口号，将随着事变的急速发展而改变。」可知我们并未取消了策略本身，恰恰相反，形势愈复杂，我们愈要分辨何者为主要敌人，何者为次要敌人，——这是一切策略的出发点——因而确定我们在某一个时期中（即使很短促的）的中心政治任务，提出中心的行动口号。那末无论现在和日美战争爆发之后，假如日本帝国主义仍然成为我们的直接压迫者和侵略者，我们的主要敌人仍然是它，因而我们的中心政治任务仍是抗日。如果因为蒋介石依赖美国和日美战争爆发的事实而拒绝在行动上、策略上分别何者为当前的主要敌人，你就无异取消了我们的行动路线，而成为空洞的形式激烈的清谈家。我知道，有些人宣称此为「机会主义」，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懂得（或只是假装懂得）原则和策略，战术和策略任务的分别，一句话，他们一贯就不懂得革命目的与革命行动（任务）的分别。他们不是空谈原则不顾事实，就干脆用削足适履的办法，把原则减损来迁就事实。目前代表这两种（表面积极）思想的人均起来攻击我们的原有路线，一点也不希奇。他们甚至共通到这个地步：不是诅咒我们为「反革命」（意因）就是诅咒我们为「机会主义」（室川）。你见到室川的谥语不会报之以狂笑吧？他昨日还公开写文章替D．S的思想辩护，今天他发表那篇混乱透顶的文章，在基本的精神上充满更坏的取消主义的气味，但他还要称我们的思想为「机会主义」！
（二）抗战的进步意义在甚么条件之下失去？
目前争论的中心点就是：抗战是否已经失去进步意义，又将在什么条件之下失去进步意义？答复这个问题，其它问题就迎刃而解。现在我看你怎样答复，你说：「前后不同（即指日美战争前后——如）只有这一点：日美战争之前，它（指资产阶级政府——如）在行动上投降较少凶残的美利坚的前提下用军事行动抵抗最凶残的日帝，而战后，则是一方面在行动上投降要立即奴役中国的奴隶主——美国，而另一方面则在这一奴隶主的支配下反对另一个——日本，因此在这个时候，资产阶级的反日军事性质行动是不同性质了。前者带有落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的性质，而后者则是这个奴隶主反对另一奴隶主的工具，前者是进步的，而后者则是反动的，」你虽然不是说抗战现在已失去进步性，这一点你是和连根不同的，但即使你守在第二道战壕，把日美战争作为抗战变质的决定点，也是站不稳的。目前问题不是在日美战争是否反动，谁要是对这一点起怀疑谁就是货真价实的机会主义者。问题就在于日美战争是否立即（或第一个星期）就改变了我们的中心政治任务——抗日。你虽然没有明确的答复这一点，但从你的口气看来，你分明认为日美战争爆发，我们的中心策略任务已从抗日改变为「主要敌人是汪、蒋、日、美」了，实际亦即无「中心策略任务」了，这样说来，资产阶级的军事抗战当然变质，只可惜这种「否定」或「变质」没有丝毫实际意义吧了。
不过，我不否认日美战争是引起抗战变质的重要条件：许多可能的变化都会随之而起。也许日苏协议签订引起国共的分裂，而引起大规模的国内战争；也许日本遭逢打击和困难，引起国内革命并因而改变了我们对日本的态度，甚至使我们要联合革命的日本来反对美帝和推翻蒋介石；也许大战改变为反苏战争，蒋介石与日本妥协成为反苏友军之一；也许安南、印度、缅甸发生革命，蒋介石与帝国主义联合镇压这个革命。我今天只能指出这几个可能的前途，而且我认为应该在未来的「决议案」中着重的指出来，并根据最可能最急迫的危机提出新的口号来补充我们原有的口号。此外，如果闭着眼睛不看客观形势究竟变化到什么程度，而轻率的宣布抗战变质，都是虚伪的，有害的！
（三）错误的引证与错误的了解
你为了证明中国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抗日战争在日美战争中立即失去进步意义，你引出列宁三个例子来。头两个例子是挪威脱离瑞典与波兰问题；你首先要了解列宁说到这两个问题时他心中是对那些人发的。他当时一方面和卢森堡所代表的极左派思想，另一方面又和波兰一部分右派思想斗争，卢森堡在这个问题上抱着极有害的见解，她根本否认民族问题的进步意义，她认为目前是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时代，民族自决根本是一反动的空想等等；另一方面波兰社会党的右派机会主义份子则完全无条件的拥护资产阶级的分立运动而忘记了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因而在思想上成了波兰资产阶级狭隘爱国主义（取消阶级斗争）的俘虏。列宁对民族问题的见解是从反对这两种极端思想中形成的，所以他在上述两个例子中才得出这个正确的见解：「挪威工人和波兰工人有条件的赞成分立」，所谓「有条件」就是工人用自己的阶级立场来赞成分立，不是做资产阶级的尾巴。关于这一点，他在《论民族自决权》一文中说得最清楚：「民族完全平等，民族有自决之权，各民族工人溶合起来了」。总之弱小民族工人要站在国际无产阶级立场上拥护民族运动。我们过去三年来的抗战政策正是站在这个现实的立场上规定出来的：「拥护抗战，反对资产阶级的一切反动政策！」我们这个政策也是我们与极左派（意因）和右派（D．S）划分道路的标准。我们的斗争只是列宁底斗争的继续！
但是你引证这两个例子，尤其是挪威的例子，你的目的分明不是拿来解释我们过去或现在的政策，而是拿来证明你今天的新结论，你进一步引证塞尔维亚的例子更清楚是为着这一点。
列宁在挪威的例子里说过：「假如挪威和瑞典之分立，一定会或大概会引起英国和德国的战争，那末于由这个原因，挪威的工人也就应该反对分立。」从后来在塞尔维亚的例子里也同样认为塞国要是单独与奥国作战，则塞国的战争是含有民族解放的进步意义，但不幸帝国主战争跟着爆发，因此塞国的民族问题已降到次要的地位了。你拿这两个例子来证明中国抗战在日美战争爆发后失去进步意义。你第一个错误就是把欧洲和亚洲作了一个等号。实际上欧洲在列宁时代也好，在目前也好，民族问题一般的说来已成为过时的了，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帝国主义的国家已在欧洲占了主要的地位，所以无论挪威或塞尔维亚，即使得到全民的拥护对帝国主义作战，假如这个战争卷入帝国主义战争中，它的民族解放意义便完全退到次要的地位。亚洲可不同，假如我们说在欧洲，帝国主义国家占了主要地位，小民族成了例外，那末，在亚洲半殖民地与殖民地都占了主要地位，日本却成了例外，无论在什么情形之下，亚洲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抵抗其主要压迫者和侵略者的战争都是进步的，帝国主义战争没有取消中国民族独立任务，也不立即改变中国民族当前的抗日任务，因而也没有「淹没了」中国军队抵抗日帝的进步意义。在印度也一样，帝国主义战争没有取消印度民族反英运动的进步意义，即使印度资产阶级与希特勒或日本天皇联盟。恰恰相反，我们还因为印度资产阶级继续投降印度民族的主要敌人（英国）而宣布它为印度民族的叛徒哩！老实说，你引证列宁的几段话让极左派做结论（即说明中国的民族问题已过时）是最合「逻辑」的，可惜你的思想是半吊子式的极左派思想，所以把这几个例子弄得不伦不类，做出一种极端牛头不对马嘴的结论出来：一方面承认日美战争爆发后民族独立仍是我们的基本任务，另一方面又无形中取消中国抗日的中心任务并因而否认资产阶级军队抗日行动的进步性——这种思想比连根的思想发展得更糟，更危险！
此外，你的信中还有些辞句上，表现上非常含糊和错误的地方，不过我认为这是次要的，所以暂时略而不谈。我希望你和南方一般青年同志在这次思想斗争中采取严肃和认真的态度，务求将思想面目和倾向划分清楚，并深入到阶级的根源中去。这样，我相信我们从这次斗争中出来是能够长得高一个头的！
布尔什维克敬礼！
一九四一年三月五日
（原载《保卫马克思主义》卷二） |
日美战争与我们目前的几个争论问题——评连根的「讨论大纲」（耀如，1941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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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美战争与我们目前的几个争论问题
——评连根的「讨论大纲」——耀如
最近因为日美战争行将爆发，同志们普遍的注意新局势的可能发展并及时把我们现在的立场加以重新估计，以便充分准备未来的大事变，这种现象是非常好的。关于这个问题最先提出正式意见的是连根同志（见《斗争》五卷一期），他当时的意见含有如下的要点：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如果另一帝国主义派兵登陆以及领导抗战的政府与另一帝国主义订立军事同盟，则中国抗战失去独立性，亦即失去进步意义，到时中国民众应在日美及其工具双方阵营内采取「失败主义」的立场。本文作者当时除了关于抗战变质的标准（即决定点），采取考虑的态度之外，差不多是完全同意了这个意见的。但最近编委会数度公开的争论，尤其是连根同志提出他的第二次意见之后，使我不得不把这个问题加以更深刻的考虑，考虑的结果，不仅把我初步考虑的抗战变质问题加以解决，而且其它问题也迎刃而解，因此形成我今天这个正式的结论。现在我公开承认，我在初期大致上同意的那个意见是不成熟的，错误的，连根同志第二次提出的意见（「讨论大纲」）之所以走到如是混乱、矛盾，完全是他头一个意见的逻辑发展，为了教育自己和帮助同志思考起见，我特别围绕着三个主要问题（抗战变质，策略转变，失败主义）给连根同志的「讨论大纲」以彻底的批评：
（一）抗战变质了吗？
连根同志第一次认定抗战变质是以军事同盟和派兵登陆为危机点；最近他干脆宣布抗战的性质已改变了。他的理由是抗战「本质上」已和美帝的反日战争纠缠一起，而由于国民党的长期镇压，民众已没有力量阻止资产阶级把中国抗战作成美帝战日之一翼。从他第一次以至二次的意见看来，他分明从资产阶级国民党的政策以及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关系来评定抗战的性质。事实上，我们自从日本帝国主义实行进攻中国，并引起中国的抗战以来，我们一贯就抱着这个态度，日帝是中国民族当前的最主要敌人，我们当前的中心任务和行动的中心口号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组织和斗争策略，要完全适应于抗战的新形势，我们认定：中国军队和民众无论是甚么政党甚么阶级领导，又不管他们的领导如何反动，只要他们实际参加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行动，则这种行动是进步的，因为它客观上、实际上是中国民众长期积累对日帝仇恨及他们底抗日迫切要求的反映，同时，它也是日帝的反动政策一个打击，有利于我们底抗日反帝任务的完成，这就是我们能够与斯大林党及资产阶级共同行动的客观基础。由此可知，我们一开始就不是从资产阶级的政策及它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来决定抗日战争的性质，而是以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行动本身是否会有我们上述的几点客观上进步的意义而足的。如果从资产阶级本身及政策看来，它彻头彻尾是反动的，从它与帝国主义的关系看来，不仅它本身从头到尾是英美帝国主义的工具，它的政策和行动（连抗日行动也包括在内）也从头到尾是为它们自己的利益，受他们指导和唆使的。资产阶级的军事抗战最后分析起来，如果没有英美的支持是不会爆发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就不能拿这两点来分析资产阶级的行动。那末我们从军事同盟（资产阶级的外交政策）或抗日战争与美帝对日战争的纠缠（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关系）这两点上来决定抗战的变质就完全是不正确的，不合逻辑的说法。
不错，我并不否认资产阶级的政策及它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发展到某一点就一定影响或改变资产阶级抗日行动的进步性质。而且我也不否认中美军事同盟与资产阶级参战是促成军事抗日行动的变质的重要条件。但这种条件只能辅助我们测量中国军事抗战危机的深度，它本身尚不足以说明抗战的变质，至此，我不得不解答一个问题，甚么叫做抗战变质呢？这个问题自从连根同志提出以后，从来就没有人好好的解答过。我认为抗战变质含有如下的具体内容：（一）资产阶级已把抗日战争转变为国内战争；（二）转变为反苏战争；（三）转变为镇压别国人民革命的战争；或（四）日帝已被美帝战败，中国的主要敌人已由日帝变为换美帝与中国资产阶级的抗日军队已成为实现新任务的障碍和敌人，其实这四种内容可以更明确的归纳为两种：（一）当我们的主要敌人尚是日帝之时，资产阶级的军队已把枪口从日帝转到别的方面去；（二）当我们的主要敌人已变换为美帝时，资产阶级的抗战完全失去意义转向反动。这就是资产阶级国民党在抗战中全体政策反动所造成的危机。它最近之把抗战与美帝与日战争联系起来，他把这个危机提到空前紧张的地步。万一抗战转变成为上述几个内容中之任何一个，我们当然要重新改变我们的策略任务和行动口号，但在今天，只要我们不否认我们的中心策略任务仍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又只要资产阶级军队仍在本国继续抵抗日本，我们就没有理由否认中国抗战的进步性。
人们一定立即反驳道：「中国抗战卷入帝国主义战争漩涡中受英美参谋部直接支配，还不明明把中国抗战目的迁就了英美帝国主义，而英美帝国主义战争的反动意义不是完全淹没了或「抵销」了中国抗战的进步意义吗？」凡是拿资产阶级政策及它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来决定中国抗战性质的人都难免发出这个问题。首先，我必须反复声明：我并不否认资产阶级参加帝国主义战争是引起抗战性质变化的重点，甚至致命的条件，但根据我刚才对抗战性质的具体分析，我认为只要中国军队仍然在中国领土内抗日，从我们的抗日任务上看来，这种行动仍然是进步的。我们必须分别美帝国主义对日作战的行动与中国半殖民地军队抵抗其主要和直接压迫者、奴役者──日帝的行动，这两种行动愈纠缠一起，我们愈要向民众及全世界工农划清它们的不同意义。除非这一行动已被资产阶级的反动政策实际改变或失其作战对象。关于这一点，托同志已不断给我们指出，他从未忽视过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反帝战争与帝国主义战争纠缠的可能，恰恰相反，他正再为看到这种可能，才郑重指出援助非帝国主义国家的义务。他在过渡纲领中指出，「有些殖民地的或半殖民地的国家无疑的要利用战争来挣脱奴隶的束缚。他们的战争可不是帝国主义的而是具有解放意义的。国际资产阶级的责任，在于帮助被压迫国家反对压迫者的战争，他甚至指出，即使殖民地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订立军事同盟，帝国主义国家工人仍然援助这一殖民地的反帝战争，他说：「不过帝国主义国家工人，不能经过他们自己的政府来援助反帝国主义的国家，不管那两个（即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与一个殖民地国家──如）在这一时期内（即战时──如）的外交与军事的关系如何。假使两政府那时正缔结着暂时的其本质是不可靠的联盟时，则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用自己的方法来援助那种非帝国主义国家的『同盟者』……」托同志在写这一段话时，并没有把无产阶级领导的抗战放在心上，他的话分明是对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帝战争而发的，因为只有资产阶级的领导，能与帝国主义联盟：
「但到底资产阶级的反动政策与帝国主义战争已淹没了抗日战争这一点子进步意义啊……」我相信人们仍不服我上述的解释的。因为人们惯于采用资产阶级的簿记学观点来考虑问题。现在我试举一例帮助人们去思考一下吧。当我们在进行抗日战争时，上海租界或任何沦陷区中，一个中国或英国工厂工人起来罢工，要求增加工资，但这个罢工立即被日帝军部或汉奸工会利用，那末，当这个罢工尚限于增加工资改善生活这一点上，我们是否因为民族敌人的利用或领导而宣布这个罢工是反动的呢？因为这「一滴」罢工或阶级斗争已被日帝或汉奸的反动战争「淹没」了呀！但我知道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人肯定的持有这种荒谬的见解，大家都承认工人的改善生活的斗争是进步的，不管它如何孤立，不管它受任何反动势力所利用。但这种观点为什么不可以应用到中国抗战与美帝在日战争关系上呢？两者同样是一个具有解放意义的斗争，两者在客观上同样明显的「帮助帝国主义」。可知拒绝区别帝国主义战争和殖民地反帝国主义战争的本质不同与拒绝区别工人罢工与帝国主义战争本质不同同样犯了一种机械论的错误，以数量代替了质量。这也是一切极左派的共通错误。
其实在抗战发生以来，我们甚至还可以说：资产阶级镇压民众的反动行动在数量上远超过了它的抗日行动。这一点，我们绝不替它掩饰，即在它举行的进步战争中，我们也不断和它的反动行动斗争，这就是说，我们不仅区别中国半殖民地的抗日战争与帝国主义战争，我们甚至还区别资产阶级的抗日行动与它的一切反动行动（如用军队解散民众团体解散异己的抗日军事）。在过去如此，在现在和将来我们为什么不应如此呢？这正是我们在抗战与资产阶级斗争的客观基础哩，只有那些极左的空谈家才将我们过去的抗战主张描写为阶级调和论。我相信我上述的话已驳倒了连根同志关于目前抗日质变的不正确论据。我认为他笼统的说「抗战变为美国对日作战之一翼」这一句话既没有解决问题，也没有摸到问题的本质，甚至还无形中陷于极左派的理论圈套，引起思想上的混乱，关于这一点我们往后谈到策略问题时，将更清楚的暴露出来。
（二）我们得到什么「转变」？
连根同志既凭空宣布中国抗战失去进步意义，他在理论上的逻辑结论当然是放弃「拥护抗战」的口号并提出「反对资产阶级及其进行的反动战争」的口号，这就是他宣布「至于两种战争已纠结到何种程度，抗战性质要怎样才能彻底改变，那对于我们只将具有次要的策略意义，而不能依照决定整个政策的」的理由。他这里说的「整个政策」当然是指「反对资产阶级及其进行的反动战争」而言。这当然是「整个政策上」的转变，这是非常显明的，但「政策」的内容是甚么？即怎样「反对资产阶级及其进行的反动战争」呢？这就靠连根同志的新「策略」（虽然是「次要」的！）来答复了。我们记得在抗战爆发之始，我们也重新确定过我们的「整个政策」──拥护资产阶级的军事抗战，但我们跟着便改变我们的「次要的」「策略」——暂时放弃「打倒国民党」的口号，代以共同行动的策略，现在连根同志既已宣布改变「整个政策」，他也应该勇敢的，彻底的，把他的实际策略结论做出来，他应该毫不含糊的告诉一般工农民众及抗日士兵：你们参加的资产阶级抗日战争是反动的战争了，你们应该打倒进行这个反动战争的国民党，但不幸他没有做出这个结论，他却仍然告诉作战的士兵道：你们的抗日战争是反动的，但你们的主要敌人仍然是日本帝国主义。这种奇妙的、深奥的口号不是一个头脑简单的群众所能了解的。我相信一个兵士听到这句话，他一定指着对面战壕的日军告诉连根同志说：「国民党也正在告诉我们，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呀！请问我们继续作战是否反动的呢？」这还是极有礼貌的答复哩！而且假如这个士兵是有政治头脑的他一定还要追问下去：「你既然承认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现在仍在蒋介石的指挥之下继续打日本，你是不是和我们共同行动，你是不是帮助我们打？」我相信连根同志的「参加这一战争为的反对这战争」的公式将立即被打成粉碎，在这个聪明的士兵质问之下，他是没有理由拒绝答复，他说：「对的，你们的战争是对的，我并非站在你们方面作战，不过我不相信蒋介石的领导！」
我们读连根的「大纲」愈读到策略部份，愈感觉到他的调子愈唱愈旧，除了偶然发现「反对资产阶级及其反动战争」「参加战争为的是反对战争」这些空洞的，无连贯的变音之外，我们简直看不出他的基本策略与昨天有何新奇的不同。我们看到第六节末括孤内的话，我们更莫明其妙，他一开始已宣布抗战已确定地失去进步意义，已宣布反对资产阶级的反动战争，但碰到客观事实时却依然留恋于他毅然舍弃的旧公式：「在争取此等抗日群众的影响时，「反对国民党出卖抗战」乃是一个有力口号，但同时更应着重地指出国民党之必然出卖与正在出卖，方不致催眠群众，使他们对国民党保持幻想」。思想之矛盾与混乱至此已达顶点。我们既然还要「着重地指出国民党之必然出卖与正在出卖」，既然尚要拿「反对国民党出卖抗战」为争取群众的口号，这即是说，抗战在今天还未变质，还值得我们拥护，否则我们为什么要「反对国民党出卖抗战」呢？既已变质，亦即既已出卖，又何「反对」之可言。这一点充分暴露连根同志一只脚陷入极左思想的圈套里不能自拔的矛盾和苦恼。也许有人辩解说，抗战变质与反对「反动战争」是先锋队的事情（或用连根的名词：「政策」）「反对出卖抗战」是群众的事情（或仍用连根的区别，「次要的策略」）吧，我相信这种话是不会出于连根同志之口的，因为这不仅仅是幼稚的话，还是自欺欺人的话哩！连根同志的策略实际上已自行推翻了他的理论前提（或「政策」）。
（三）论「失败主义」
连根同志在第一篇文章里公开提出：如果抗战变质，则我们在日美及其工具交战双方采取失败主义。我初期也保有这种思想，南方有些年青同志也公然赞成这种思想，最近意因同志（极左派）则公开以失败主义相号召，连根虽然在大纲里已不提起它，但在口头上他仍认为他的「大纲」是具有「失败主义」精神的，这就明示他口头上尚没有放弃这种思想，我现在公开承认这种思想是错误的，虚伪的。首先我们须将「失败主义」了解一下。列宁的著作我们姑且不引证，我们就引证托洛斯基的定义吧，他在过渡纲领中把「失败主义」翻译成：「主要的敌人在我们自己国内」，或「你们自己（帝国主义）政府的失败较胜一筹」。托同志在「你们自己」下面加多一个括号：「（帝国主义）」不是多余的，偶然的，是在警告一些没有头脑的极左派。他无形中告诉我们：在半殖民地中国的军队反抗日帝的战争中，我们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我们不能使自己政府失败。所谓「双方失败」更属不通。这是不是说我们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区使日本政府失败，在蒋介石抗战区域内也取失败主义呢？如果这样，我们的策略路线和行动便失去中心，成了二元的了，因为需要同时打倒两个主要敌人啊！这不仅不是我们的路线，同时也不是极左派的「失败主义」路线，因为我们的路线是：「主要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意因同志的路线是：「主要敌人是国民党政府」。只有小孩子或大人患了「小儿病」才高呼：「你们的主要敌人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汪派政府，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及一切帝国主义！」这不是严肃的革命策略路线，这是以原则代替策略，以空话代替行动，一句话，这是极左派的最坏的变种。
连根同志的沉默是不是放弃了「双方失败论」呢？他实际上放弃了，他不仅放弃了「双方失败论」甚至已放弃了「失败主义」了，因为他既然说：我们今天的主要敌人是日帝。这就是说，日帝的失败较胜一筹，而不是蒋介石的失败较胜一筹。不管他愿意不愿意，他究竟还站在原有的立场，不敢失陷太深。革命的名词是不好随便玩弄的，这是我从自己及别人错误中得出的教训。
那末我们放弃了反战了吗？因为「失败主义」是国际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总路线啊！浅薄的人将起来质问。其实他们不了解「失败主义」只是反战的一般形式，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里还有它的特殊形式；即用民族独立战争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主要的敌人是你们的直接侵略者和压迫者。殖民地的「保卫祖国」和「爱国主义」与帝国主义国内的「失败主义」并不是矛盾的，是同一反帝和反战的进步因素。中国工农今天反帝反战的中心任务是进行彻底独立的抗日战争，只有全面发展这一战争才能发展而成为推翻一切帝国主义及其所有中国工具的战争，但这一战争不是从空中掉下来的，也不是用极左的「革命」符咒可以唤起来的。我们必须刻苦耐心的根据目前现存的条件，一步一步的教育群众，发动农村与城市的阶级斗争来转变资产阶级的军事抗战。我们今天的主要任务不是空口否认「抗战」的存在，而仍然是：发动阶级斗争来转变资产阶级的军事抗战！极左派的任务（反动的）是转变资产阶级的抗日战争为国内战争！这两个路线的分别是非常明显的，不可调和的，但连根同志的任务（调和的）却是：参加抗战以反对抗战，我们的目的是分化军队，把抗日指挥权操在兵士手里！
让同地从这三条道路中去选择一条吧！
（四）我们的任务
根据目前的形势看来我们今天的基本策略除了加以部份的补充或修正之外，尚没有全般转变的必要。连根同志虽然已宣布抗战变质，但仍然保持原有的基本策略路线，光这一点就足以证明我这个结论是不错的。他彷佛为了表明他的转变点，着重说明「分化军队的必要」。但这一点也不是新调，我们过去，现在，甚至将来，虽然和资产阶级的抗日战争共同行动，我们绝不因此拥护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及其雇佣兵制度，恰恰相反，我们在抗日过程中，不断鼓吹土地革命，不断鼓吹工农兵抗日委员会以及鼓吹国民会议就是为的取消军事独裁，为的「分化军队，把抗日指挥权操在兵士手里」！托同志在批评夏克曼说：错误的思想是足以令人虚伪的解释自己过去的（大意），连根同志虽然没有走到这个地步，但他的思想确有这个危险。
至此，连根及其它同志一定会问的：「日美战争难道对抗战毫无影响吗？难道为了应付新的大事变就以维持原有路线为满足吗？」我绝对没有这种保守的观念，我还竭力反对那些对形势的变化闭目无睹，而一味背诵公式的人。但我刚才已说过，日美战争对中国抗日的影响要到了什么程度才叫做变质，同时我也一次再次声明资产阶级目前的反动政策已给中国抗战造成致命的危机。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不仅限于支持抗战，而且还应该加重指出资产阶级出卖抗战的一切反动政策和行动——从军事同盟到消灭新四军，这就是说在思想上准备和教育群众。
「这是尾巴主义！因为你明知资产阶级已镇压了民众，民众已没有力量干涉它的出卖，你为什么还不及早转变呢？」这不是尾巴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写实主义。我们的策略是建立在今天的形势上，是领导或教育今天的群众斗争的，我们绝不应该抛开群众或客观形势，而把明天的或明天底「必然的」结果来做我们今天领导群众行动的策略和口号，我们一面指出明天的「必然的」结果，我们还要尽可能根据今天的条件发动群众斗争，形势愈无望，我们愈有效的暴露资产阶级的面目——这就是我们的方法。过早的（或不如说感情的）宣布抗战变质，只能帮助资产阶级的欺骗——这是连根的方法。前者是唯物的，战斗的，后者是唯心的，宿命的，我们也让同志们去选择这两种教育群众的方法吧。
（五）目前争论的意义
我一开头就声明，在日美战争之前夜，我们这次争论是好的，有益的。因为一个无产阶级先锋队在大事变之前不能反映各种意见出来，确定自己的立场，那就是一个死尸了。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由于其阶级成份的差别，在每次内部政治斗争中，不仅反映无产阶级内部的落后思想，同时还深刻的反映异阶级的舆论和情绪。这一点，美国上次的内部斗争已充分告诉我们，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在阶级成份上是最不利的，旧的多少保有革命传统的份子已大批消沉堕落了，目前年青的不足三四年党龄的知识分子却占了多数，再加上整个组织的长期脱离群众，这一点不仅有使青年同志在大事变前走入迷途之虞，就是原有的老同志也有陷于思想背叛与混乱之虞。「反对派」十年来在战争中受第一次试验，以D．S为首的一些老同志都经不起资产阶级舆论的压迫，走上理论或行动背叛之途了；现在我们在更不利的形势下，碰到更大的试验了。一方面资产阶级投降「民主」帝国主义的舆论笼罩了小资产阶级与落后工人，另方面是史太林党小资产阶级的「反对参战」「反对帝国主义争战」，「严守中立」的伪善的「左」调高唱入云；在这两种舆论的包围压迫之下，我们内部隐伏着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即史太林昨天的思想，以D．S为代表）与极左派的思想（以意因同志为代表）便趁机抬头，各各以其自己的方法来修改第四国际的基本路线。这就是我们内部思想的主要危机。每一个同志都应该勇敢的，负责的，严萧的乘着这次思想的斗争起来克服这个危机！在斗争中严守无产阶级的立场，无情的打击异阶级的思想影响。无论右倾机会主义与极左派的思想都不是新奇的，都是出于同样的国际和社会根源，它们同样是绝望的小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只不过前者已干脆投降「民主」帝国主义，而后者则以革命的空谈或咒语来妨碍斗争罢了。我们必须认清它们与我们的面目，它们与整个第四国际原则是完全相反的，原则的斗争就是阶级斗争尖锐的反映，是无可调和的。如果有谁企图（不管有意无意）把我们的原则立场与右方或左方的思想「调和」，我们应该同样无情的批评他，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在大事变中不致迷惑起来，动摇起来，也才能把自己的立场坚守不让。我今天批评连根同志思想的动机和目的全在这里！
一九四一年二月十五日
（原载《保卫马克思主义》卷二） |
关于D.S.对民主和独裁等问题的意见的决议（1941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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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D.S.对民主和独裁等问题的意见的决议
（1941年1月10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中央临委会（多数派）主编：《保卫马克思主义》卷一。文中的“D.S.同志”即为陈独秀。
关于D.S.对战争问题的意见，我们已于去年6月×日的决议案中表示过我们的态度。今阅到D.S.最近致西流的信，我们觉得有更进一步严肃地表示我们的态度之必要，并且我们决定将D.S.前后关于战争问题及民主和独裁等问题的信件及我们的决议全行公布，让同志们自行讨论。
（一）D.S.在这次信中所表示的最根本的意见，是根本否认了无产阶级专政。他认为“史大林的罪恶”即史大林的官僚专政，乃是“无产阶级专政之逻辑的发展”，是“十月苏联制度之违反了民主制之基本内容”。是无产阶级专政本身所“造成的”。这种思想正是近年来美国的（也有欧洲的）小资产阶级自由派（如伊斯特曼、路易士等）之特别“发明品”。这班人把史大林官僚专制的一切罪恶都归咎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归咎于马克思主义，特别归咎于十月革命后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本身，因而以便服务于资产阶级而从根本上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前途。我们的D.S.亦完全是如此。
（二）但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制度，乃是从资本主义制度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之必经的桥梁。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便根本谈不到无产阶级革命，更谈不到社会主义的前途。所以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基本的问题，它即是全部马克思主义的中心问题。正因为如此，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第二国际和各种各式的机会主义者）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正因为如此，列宁将无产阶级专政列为加入第三国际的主要条件之一（见“廿一条”）；正因为如此，托洛茨基第四国际的纲领中特别重申此点。D.S.之后反对无产阶段专政，就是表示他在思想上已根本离开了第四国际，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而完全堕落成为极端庸俗之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了。
（三）D.S.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根因，是他根本不了解资产阶级的民主只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在他看来，“民主主义”是超历史的、超阶级的，因为在任何时代任何条件之下都是存在的，发展的，甚至进步的。这种对于超历史阶段的民主主义的观点，正是一切小资产阶级的观点，一切无政府主义者、一切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观点。这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一点，列宁在《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及《国家与革命》等小册子中已详尽地指示过了。
（四）D.S.由于把史大林的官僚专政的罪恶归咎于十月革命后的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并把史大林的专政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专政等量齐观。因此根本否认了苏联的社会主义财产制度，否认它的伟大的进步性，以至最后把仍为社会主义的苏联（当然是病态的）和法西斯的资本主义的德国竟放在同一平面上加以攻击和诅咒，并站在拥护英美的“民主制度”之下反对它，其昏乱和反动与第二国际的最庸俗的机会主义者是毫无二致的。
（五）D.S.根本否认在这次大战中有发生任何革命的可能。这种见解也彻头彻尾是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如康诺夫、考茨基等）在第一次大战初期所坚持的老调。他们为了维持资本主义现存制度，为了防止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为了反对“以国内战争去消灭帝国主义战争”，便不得不根本否认在战争中有发生任何革命之可能，便不得不抛弃巴塞尔宣言（该宜言曾指出战争会发生革命，并以1871年的普法战争和1904年的日俄战争为证）的指示。但列宁当时所反对的也正是此种取消主义的见解。列宁完全遵照巴塞尔宣言的指示，坚持战争最能造成革命形势。列宁对于战争的全部革命政策（如转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失败主义、前线双方兵士联欢等）即基于此。第一次大战的后果，完全证实了机会主义者的欺骗和列宁的正确。我们的D.S.现在又抄袭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老调，企图以此来阻止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来维持资本主义（特别是英法的资本主义）的现存制度，但我们相信这次大战的后果一定要证实他的错误与欺骗的。
（六）最后，D.S.对于战争与革命的意见，对于民主与专政及苏联等问题的意见，现在已经发展到了顶点，发展到了完全离开第四国际的立场，完全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离开了无产阶级的立场而站到最庸俗的最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者的立场上去了。现在的问题是：不是D.S.完全放弃他的荒谬的意见，就是他离开第三国际，离开革命，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日中央临委会通过 |
中国支部在战争和苏联的问题上决议谴责那些不愿捍卫苏联的人（1940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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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onWarandUSSRTakenbyChineseSection
ResolutionBlastsThoseWhoWillNotDefendtheUSSR
中国支部在战争和苏联的问题上决议谴责那些不愿捍卫苏联的人
1940年6月10日韩达译、coward校
摘自《社会主义的呼吁》（SocialistAppeal），第四卷，第30号，1940年7月27日，第4页。由EindeO，Callaghan为ETOL转录和标记。
战争和苏联问题，在我们的国际里（尤其是在美国支部中）已经讨论过了，关于这一问题，中国共产主义同盟（CommunistLeagueofChina）经过自己的讨论并认真研究了来自其它支部的有争议的文件，将以下立场和观点列入记录：
1．战争的问题：我们认为，国际秘书处于1934年通过的纲领《战争与第四国际》在原则上仍然是正确的。当前战争的实际发展，从根本上证实了该文件所作出的分析和预测。某些事件，诸如敌对阵营走到了一起（例如斯大林与德国帝国主义者的联盟），并未曾被预料到，但这丝毫不会使纲领中提出的原则立场无效。
正如在过去十年中，我们的纲领和其它重要文献所做出的正确定义那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特征是相互竞争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战争，即依照帝国主义者之间新的军事力量对比关系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但是在这里必须牢记这一点，即占据了地球面积六分之一的苏联是瓜分的目标之一,并且是主要目标之一。
由于苏联在斯大林政权制度下的退化，它与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的对抗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和，这种对抗在阶级和社会学意义上是当今世界上最根本的对抗，而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巨大冲突目前则是被掩盖着的。但是，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帝国主义对苏联的武装干涉已从议事日程中剔除，将会是一个弥天大错。正如纲领第二章（苏联与帝国主义战争）所阐述的那样，我们认为帝国主义战争与即将到来的反苏战争之间的相互关系将继续与现实相对应。美国支部的少数派认为，这应该归因于托洛茨基同志的论断“目前的战争是反苏战争”，这完全是不真实的。在托洛茨基同志的最新著作中，我们找不到任何类似的陈述。
捍卫苏联
2．苏联问题：确实，战争要求我们对苏联内部发生的一切变化给予最密切的关注，以便我们可以不时检查我们的政策。但是中国支部认为，迄今为止没有发生如此重要的改变，以至于需要修改我们无条件捍卫苏联的政策。为了支持这一观点，我们提出以下理由：
a．今天的斯大林－希特勒同盟和昨天的斯大林－赖伐尔条约之间没有根本区别。斯大林入侵苏联西部边界上的小国与他最近放弃远东的旧领土（中东铁路，阿穆尔河诸岛）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即避免大战。
b．由于斯大林突然采用军事侵略的方式，美国支部少数派认为苏联目前的对外政策属于“官僚扩张主义”或帝国主义，使得苏联经济陷入了“扩张或死亡”的两难境地。因此，少数派放弃了无条件捍卫苏联的政策。我们认为，他们的观察评论是完全错误的和肤浅的。斯大林已经将他的准则从“我们不贪求一寸其它国家的领土”转换为采取军事占领策略，仅凭这一事实不能成为我们改变对苏联态度的根据。正如先前我们拒绝认同斯大林为了维持社会主义在单一国家取得胜利的现状而推行的保守政策，现在我们也拒绝将苏联的军事掠夺视为“官僚扩张主义”这一新政策的证据。纯粹的防御性战争和“侵略战争”都是资产阶级法律和道德的范畴。它们不能代替苏维埃国家在社会学上和政治学上的定义。
仅凭“侵略”这一事实不足以证明苏联有经济上的扩张需求。有观点认为苏联在1920年攻击波兰和格鲁吉亚，1923年将外蒙古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1924年决定持有中东铁路，这些事件是“扩张或灭亡”这一经济需要的表现，这种说法正确吗？抑或反之：当斯大林在1933年出售了中东铁路，并在一段时间后将阿穆尔河诸岛让给日本；我们可以说他的政策与“一国社会主义”原则相一致吗？
当形式变化超过一定程度时，也意味着内容的变化。量变转化为质变。但是，克里姆林宫政策形式的最新变化—从一种妥协让步到一种侵略行为—并未改变苏联的性质。国有资产仍然存在。尽管官僚对其进行了极度地剥削和歪曲，但十月革命的这一伟大成就可以复兴，并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强大堡垒。因此，第四国际革命战士仍然必须无条件地捍卫苏联。
借鉴中国经验
3．苏芬战争：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在苏芬战争中采取捍卫苏联的立场。
我们毫不妥协地反对斯大林所有的反动政策，因此我们也不支持入侵芬兰，它是斯大林反动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我们是积极的革命者，因此仅仅谴责对芬兰的入侵是不够的。红军在斯大林反动政策的控制下，卷入了与资产阶级国家的战争，这时我们不能再局限于批评和谴责了。我们必须权衡哪个结果对工人国家以及整个革命运动最有利：红军的胜利还是失败？革命家只有一个答案。我们必须成为苏联的真正捍卫者，并将我们自己与红军置于同一阵营。
在许多情况下，有必要区分军事行动和政治上的信任与支持。在中国，我们与蒋介石和斯大林主义者的军队并肩作战，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但我们从未对国民党或中国共产党给予丝毫支持，并从未停止对其政策进行批判。在我们看来，美国少数派的错误在于他们拒绝区分政治信任和军事支持。
进步战争的问题
4．经济体系和战争的性质：两国之间战争的性质主要取决于交战国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和社会制度。这并不意味着将所有历史经济体系统一在一个模式中，然后根据其在历史序列中的位置来确定哪些是进步的，哪些是反动的。在当前时代，只有两个对立的经济体系：垂死的资本主义和萌芽的社会主义（苏联）。就某些国家落后的经济体系而言，它们都没有独立发挥任何作用。如果一个国家在这样一种落后的制度下进行战争，那么战争的性质必须由它所反对的对象来决定。如果战争是直接针对帝国主义强权的，那它是进步的（例如，中国对日本，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译者注）对意大利，印度反对英国），如果成功，它将扫清落后国家发展自身生产力的障碍，并且无论成功与否，都会削弱帝国主义。相反，落后国家对已经废除私有财产的国家发动的战争则完全是反动的（例如，中国在1929年对苏联发动的战争），因为落后国家充当了帝国主义的工具。在整个问题上，少数派由于其图式主义和机械思维而出了问题。
反苏少数派协助帝国主义者
5．关于第三阵营的问题：我们只是在这种意义上主张建设“第三阵营”：我们对当前战争中的“民主”和法西斯帝国主义阵营都采取失败主义立场。但是，对于苏联和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对立和即将发生的战争，我们决不认为自己属于第三阵营。美国少数派提出的“第三阵营”的概念将苏联等同于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机构，将纳粹帝国主义与苏联政权视为一致。这种可耻的混乱本不应该发生，它只会帮助“民主”帝国主义者的阵营。
第四国际既不能由于希特勒与斯大林结盟对苏联采取失败主义立场，也不能在今后斯大林可能与英法帝国主义者结盟以对抗希特勒时对苏联采取失败主义立场。通过少数派的立场可以得出其合理的结论，即保卫苏联是不可能的，除非苏联被完全孤立，没有任何帝国主义盟友并成为侵略的受害者。对于一个自称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人来说，再也无法想象比这更荒谬的立场了。
6．关于第四国际的组织：在阅读了社会主义工人党（SWP）的两个派别的所有文件并听取了S同志（少数派的访问成员）的口头报告后，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得出的结论是，在SWP大会召开之前的讨论以及会议进行中的讨论均完全遵循党内民主的原则。在我们看来，少数派对“官僚主义方式”的控诉不足以证明他们分裂党的行为是正当的。
鉴于战争和分裂带来的特殊情况，我们赞成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各支部召开泛美会议的提议。如有可能其它支部应派代表参加，以便为第四国际选举新的执行机构。抱着有可能重新争取少数派忠实成员的希望，我们还提议邀请少数派派代表参加会议。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支部）
由S．S．P．（签名）
1940年6月10日，上海
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history/etol/newspape/themilitant/socialist-appeal-1940/v04n30/china.htm |
临委给国际的报告——关于D.S.同志问题（彭述之起草，1940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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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委给国际的报告——关于D.S.同志问题
彭述之起草（1940年6月6日）
〔录入者注〕本文刊载于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中央临委会（多数派）主编：《保卫马克思主义》卷一。据《彭述之回忆录》所述，该提纲是彭述之在1940年6月6日所起草的。文中的“D.S.同志”即为陈独秀，“C同志”即为陈其昌。
D.S.同志自出狱后便一贯在政治上采取机会主义立场，在组织上采取取消主义的观点。过去临委及各地组织的同志虽曾努力要求D.S.同志共同讨论，但他不是回避答复便是以谩骂来答复。现在经过国际同志的敦促，经过C同志的长途跋涉，得以与他勉强交换一下意见，但他给我们的回答除了满纸的不负责任随便牵扯的“批评”以凑合他久已加在我们头上的“极左派”罪名以外，除了他对抗战前途及整个民族解放的悲观论调以外，他还是避免把他的积极意见，把他对抗战的一贯政策明白告诉中国同志及国际同志。这种不诚实的态度其目的无非想夸大、甚至捏造整个中国组织的“错误”，以便在国际组织中混淆黑白，惹起混乱来掩饰他个人的无法解脱的错误而已。临委为了使国际同志彻底明白D.S.同志一年来所造成的严重错误并中国整个组织一年来与D.S.同志这种严重错误斗争的意义，除将我们整个组织在抗战中策略及今后的工作路线摘要报告外，并特行提出这个报告书，希望国际同志予以严正的判断。
一
我们已经在前一报告中，说到中国这次抗日战争是进步的反帝斗争，因此，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应该拥护这次战争，并唤起民众来积极支持这次战争。这一点我们与D.S.同志间没有多少分歧。但这次战争是资产阶级一手经理的纯军事“应战”，我们一方面固然是在实际行动上，尤其军事行动上与资产阶级国民党政府合作，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站在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观点上，站在独立的革命政策上，以监视着战争的每一步发展，向民众指出国民党政府的不彻底、欺骗、动摇和妥协，只有这样才能唤起民众转变这种消极的军事抗战为积极的民族革命战争；在这一点上，D.S.同志与我们是相距甚远的；他一方面把战争的意义极度夸大，一方面对领导抗战的国民党及其政府采取批评和极其有害的机会主义态度，他一开始便以“政府也有二三年军事上的势力”，当作发生抗日战争的原因（今天他把“准备不够”作为军事失败的理由，并非偶然），于是号召人民“在坚决抗战到底的政府领导之下对敌人作战”，并称此为……我们胜利之最大保障”。于去年十一月九日在国民党政府妥协倾向最浓厚的时节，他又对不满的民众解释说：“前几天外报盛传中日言和停战，全国人心大为不安，因而外交部发出辟谣的消息，并且中国负责当局告合众社记者，谓‘于今日而与日本言和，即为汉奸’，从此以后，我们应该相信政府确有抗战到底的决心，是不会中途妥协的了。政府曾昭告全中国人及全世界上的人，‘中途妥协，即是千古罪人’，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人民不应再怀疑政府了”。
我们批阅他过去一年来发表的一切演辞、小册子，他一贯便采取政府与人民的中间的立场，一面向政府以超然的“公正人”的资格哀求和说服政府对民众采取宽容和改良政策，一面则以空洞和含糊的话叫民众“相信”政府，叫民众“自动”起来帮助政府。这种游离的超阶级的态度与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基本明确阶级立场不能调和。
二
D.S.同志在抗战过程中对资产阶级国民党政府之所以满脑机会主义的幻想，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对中国无产阶级力量及社会主义的信心已根本动播，他之屡屡郑重“无保留的以百分之百的力量用于民族民主斗争！”并不是表明他站在不断革命论的观点上来提出这个问题，恰恰相反他最近思想的发展已接近了“阶段论”的学说。他认为“社会主义在中国之经济之成熟，自属是无稽之谈，有相当力量的工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有在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才能够生长起来，没有相当力量的工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自然谈不上政治成熟……”他这里所谓力量显然是指数量而言，因此，他自然做出落后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不仅在经济上，即在政治上亦不能成熟的结论。他虽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尚可以靠“外部的影响”走上社会主义，但这一条件“目前还在等待时期”。所以他认为目前最主要最迫切的任务是“经济建设”（在资产阶级政府“计划”之下），是“提高生产力”，是建立所谓“近代国家”，一句话，即中国当前的问题是“建设资本主义”。“中国此时还是一个‘初期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在中国，还有大有发展的余地。”他叫“老诚谋国者”放手做回去，同时叫社会主义的青年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但是他并不指出：社会主义者促进“资本主义”的唯一方法，在于实行彻底的反帝国主义斗争（争取关税自主）和土地革命（这两个任务是不可分离的）。使农业中国变成工业中国的唯一道路也只有经过关税独立与土地革命。至于关税独立与土地革命之彻底实行，则必然要不断地走上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要“跳过”资本主义的阶段了。在这一点上D.S.同志已无形中陷入于孟什维克的死公式中，把中国革命的过程隐然划分为“建设资本主义”的阶段与遥远的社会主义阶段了。正因为如此，所以D.S.同志说：“自从十五、六世纪，一直到今天，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代”，不是偶然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了解他的所谓“经济复兴”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者对经济行情变动与阶级斗争的辩证关系的观察，没有丝毫共通之点。
三
D.S.同志对两个基本的革命问题，对资产阶级的态度以及对中国革命前途的估计，既已根本动摇，走向机会主义的道路，则他把我们原有的政纲加以修正是必然的，如他把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口号抛在一旁，主张“民族利益放在党派利益之上”，并因此而主张“共产党及其他党派都应以在野党的资格拥护抗日战争，一致承认国民党一党政权及其对抗日战争之最高统率权这一事实，不要把开放党权和开放政权混为一谈。”这就是说我们的政纲是一回事，在抗日过程中容忍国民党军事专政又是一回事。他又在他独自提出的政纲中把“八小时工作制”降为“减少工作时间”，把“没收土地归贫农”降为“解决贫农耕地问题”。在《抗战一年》一文中主张“假如意大利能有助于我，我们便不惜承认它兼并阿比西尼亚”。从这些地方都可以补助我们了解D.S.同志与我们之间在抗战过程中有根本不同的两条路线：一条是向孟什维克机会主义乖离的路线，一条是不可调和的布尔什维克-列宁派路线。
四
对无产阶级革命前途满怀悲观而寄托幻想于资本主义的机会主义者，往往就是无产阶级党的取消主义者（请看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后的情形呵），D.S.同志也不能逃出这个规律。自他出狱后对我们组织所采取的冷漠、轻蔑甚至敌视的态度，他对某些同志屡屡表示“各人干各人的，将来再说”的观念，甚至他在敌人面前公开表示他和“托派”无关的声明，这些都足以觇知他的取消组织的观点。因此，我们应该继续声明，即在组织问题上我们与D.S.同志的取消观点也陷于不可调和的地步。
五
只有根据上面的说明，我们才能够了解D.S.同志这次意见书的全般意见，才能够了解他所谓“中国工人在数量上，物质上，精神上都倒退到三、四十年以前的状况”等悲观的论调（关于中国无产阶级状况的估计，他显然没有了解这次战争对于中国无产阶级的打击虽然很大，但战争对于一般工业的影响却应该辩证地来看。一方面固然是极度的摧毁，但同时［不必等到战后］也在创造着，西南交通事业以及各种军用品工业之相当发展，沦陷区中日本资本统治下各种工业之逐渐恢复等。所以无产阶级力量的团聚并不是极渺茫的事。）关于他的意见书，除了对抗战前途估计的一部分我们已在另一文中答复，又除有一些劝告我们努力接近工人等的话，我们完全接受外，我们现在必须对他批评我们的部分郑重声明：
他批评我们为极左派所列举的例子，大半是过去数年前的争论（从前的争论多仅限于少数上层同志，包括D.S.同志），这种争论久已结束，而他所列举的那些幼稚的见解久已在过去争论中淘汰掉了。现在组织内部没有任何同志轻视民主民族斗争的意义，没有任何人怀有D.S.所列举的那些陈旧不堪的意见。虽然他所举的后面几个事例（如“此次战争是蒋介石对日本天皇的战争”等）纯然是他道听途说或凭空臆造的。凡是在组织内部积极工作的同志谁也没有这种幼稚甚至自杀的意见。总而言之，临委一再最后负责声明：D.S.攻击我们为极左派所列举的罪名，没有一条是真实的！
我们并不是说，我们毫无缺点或错误，相反的，我们并不用超历史的眼光来夸大自己。我们十余年来固于一个宣传的小团体，在大事变中我们自然要暴露许多弱点出来。这些弱点中最大的一个便是创立这个组织的老同志差不多一大半消极、腐化、堕落，而留在组织内积极工作的干部大半都是后起的青年分子，因此，往往因为政治斗争及工作的经验较浅，不能拿原则活用到事变中去。其次，我们这个团体一贯处境孤立，一贯受迫害，一贯与群众没有保持密切的联系，因此不能及时反映出广大群众心理的转变。但我们认为这些缺点都不是原则上的错误，更不是“极左派”的表现，而这些缺点只有靠时间才能克服。
六
D.S.同志个人的斗争历史与斗争经验（可惜他不能正确理解他的经验）我们都是尊重的。他留在第四国际内，是很有意义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一贯对他个人问题的解决采取审慎的步骤。去年上海十一月代表大会，我们通过的决议案只要求他恢复组织生活，和我们进行彻底的讨论，以期达到最后的结论。直到今天，虽然我们认为他的错误已非常严重，且一年来对外发表的言论已发生很坏的影响，虽然上海、香港、浙江、广西各地的同志要求我们公开向外声明D.S.同志的意见不是我们共产主义同盟的意见，有些同志甚至主张与他决裂，但我们还是极力抑制，使其仅以内部批评为限。我们自得到托同志的意见后，我们更希望他能到美国去。总之，我们一贯便想尽最后一分努力去挽救他。但这只是技术的组织的方面，我们认为改正一个领袖同志错误的最不可少的办法，还是对他的错误不可调和的斗争（自然是在民主的讨论的批评范围内）。有极少数的老同志往往以道德的感情的观点来回避这一斗争，仿佛一个领袖可以在情感的温室中永远得救似的！这些同志中又有人拿D.S.同志发表的文件中某一句话、某一段文章来辩护他并未离开我们立场。这只证明他们不了解D.S.同志这种机会主义立场的特质。机会主义者往往在口头上，在某一场合上部分的保留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但在总的方面，他是以双关语、诡辩来掩饰他的机会主义面目。他过去一年中对国民党资产阶级政府公开的态度，我们在上面已加以揭发，但这并不妨碍他在意见书中偷偷摸摸的宣布“国民党政府复以反革命的方法，来执行民族革命的任务”，仿佛自言自话时可说些真话，对群众则非说假话不可似的。这真是机会主义者的伎俩呵！我们现在特别请求同志注意：假如我们这次不从D.S.同志的错误中得出真正的教训，我们就无法保障D.S.同志不在事变的下一阶段或将来的事变中不走得更远，做出更大的错误。我们现在仍继续诚恳的要求D.S.同志和我们、和国际组织恢复正常的关系，进行彻底的讨论。假如他仍坚执成见，把我们视为“极左派”以保留他一贯的机会主义路线，则我们始终是无法接近无法合作的。 |
临委对D.S.函的决议（彭述之起草，194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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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委对D.S.函的决议
彭述之起草（1940年6月）
〔说明〕本文刊载于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中央临委会（多数派）主编：《保卫马克思主义》卷一。据《彭述之回忆录》所述，该决议是彭述之所起草的。文中的“D.S.同志”即为陈独秀。
我们前后读了D.S.同志关于大战的三封信之后，觉得在政治责任上不容许再事缄默，特作如下的表示：
（一）D.S.同志在三封信中所表现的根本思想是：这次世界大战决非帝国主义重新分割世界的战争，而是民主阵营反对法西斯阵营的战争。因此，他公开站在民主的英、法帝国主义方面，反对革命的“失败主义”，反对“以国内战争去转变帝国主义的战争”，而“认为不但在英、法、美国内反对战争是反动的，即印度独立运动也是反动的”（见第二信）——这明显地完全承袭了过去史大林“以民主阵线反对法西斯阵线”之荒谬立场，这在本质上是英法帝国主义的狭隘爱国主义思想，是蒲列汉诺夫、格德和亨得曼第一次大战中所表现的极端可耻的机会主义之再版。这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与第四国际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基本立场和策略毫无共同之点。
（二）第四国际对第二次大战立场和策略，详见于《第四国际与战争》纲领（此纲领为托同志所起草，后由第四国际书记部通过，至今仍被视为第四国际对战争的基本文件）之中，我们这里无需引证（因D.S.同志曾经阅过这个文件）。现在且将托同志自大战开始后对于战争所发表的意见略引一二于下：
“把下次战争描写成为民主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战争，这一企图已给事变的实际进程粉碎了。目前的战争（它的参加者在他们签定凡尔赛和约前后就已发动它了）从帝国主义的矛盾中生长起来。……
外交的各种阴谋诡计拿民主主义对抗法西斯主义的公式，拿关于责任的诡辩来欺骗人，但他们却不能使人忘记：这次战争是为着重新分割世界而在不同阵营的帝国主义之间进行的。照他的目的和方法看来，目前这次战争是过去第一次大战直接延长，只不过资本主义经济较前变得更腐朽，破坏和毁灭的方法变得更可怕吧了。
因此，我们找不出半点理由，把一九一四年和一九一七年在列宁领导底下工人运动的最优良的代表所苦心制作出来的关于战争的原则，加以改变。目前战争的双方都有一种反动的性质，无论哪一方阵营胜利，人类都会被抛到老远的后面的。
工人阶级及被压迫民众的真正代表的任务不是帮助某一帝国主义阵营来反对另一阵营，而是教育各国的劳苦群众去了解目前这次战争的反动意义，高举他们自己的政纲——世界社会主义联邦——和自行准备用普遍的合作制度来代替掠夺的制度。
这就是第四国际的政纲。……”（上文写于一九三九年九月五日，见《德苏协定的前因后果》二七——二八页）
上面引证的托同志的几段话，我们认为是再明显也没有了。这也正是我们自大战开始以来所采取的立场。我们最近半年余来对大战所发表的意见（连《动向》的意见在内）亦不外于此，当然这是与D.S.同志的意见完全相反的。因此，我们应郑重声明：D.S.同志对于这次大战所持的意见是根本错误的，是赤裸裸的英法帝国主义的思想，是根本违反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尤其是违反英法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利益的。D.S.同志如果不立刻放弃此种错误的危险思想，势必完全离开第四国际而重蹈亨德曼、格德和蒲列汉诺夫等之可悲的覆辙。我们最后希望D.S.同志对此加以慎重的考虑。我们准备继续与D.S.同志讨论这一当前的根本问题，但在考虑和讨论时，我们希望D.S.同志不要将自己的意见公开向外发表，以免引起我们中间的严重纠纷。
一九四〇年六月×日 |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1930年代中国早期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活动报告（弗兰克·格拉斯〔FrankGlass，中文曾用名：李福仁〕，1939年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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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主义同盟
——1930年代中国早期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活动报告
弗兰克·格拉斯（FrankGlass，中文曾用名：李福仁）1939年年底
郢歌客校订译文
【编者按】南非革命者弗兰克·格拉斯（FrankGlass，中文用名：李福仁）所撰写的给与托洛茨基的报告，其对于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在1930年代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所进行的英勇而不为外界所知的工作进行了描述。作为一个地下组织，中国托派同时面临来自国民党专制政权、包括日本侵略者在内的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和由斯大林主义者所控制的中共的镇压与打击。尽管存在如此诸多的障碍，由国际社会主义思想和观点所武装起来的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们明确工人阶级在政治生活中占主导地位，并努力在一些关键城市建立其地下组织，产生了重要影响。当前的资本主义危机和它在中国的影响正在鼓励新一代的工人和青年重新审视托洛茨基主义──也即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方法。
以下文章来自于弗兰克-格拉斯所撰写的一份报告中的第9页到第20页的内容，这份报告是从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托洛茨基档案中找到的，其文档编号为T2.16872。它证实了当中国的斯大林主义者放弃了工人斗争而关注于农民游击战争时，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着力于工人阶级斗争。该报告中使用的英文化名史尼尔（NielSih），其真实姓名是刘仁静，他曾是弗兰克·格拉斯在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主要盟友。此后在1937年刘仁静因遭受国民党酷刑而加入国民党，随后在1949年他与毛泽东讲和。本文写于1939年末其与哈罗德·伊萨克（HaroldIsaacs）商议后，根据霍顿档案记录，该文于1月21日被寄给托洛茨基。
本文原载英国期刊《革命史》（RevolutionaryHistory）,第二卷第四期,1990年春季。译文选自《社会主义者》杂志第8期。
※※※
下面是关于目前我们在中国进行的的运动。我的信息有效性只能到9月1日离开上海之时。同样，所有的关于我们组织的信息与数据都只是尽可能接近事实而已，因为即使我们自己同志内部对于例如成员人数等信息也有不同的观点。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成立于1931年，大约是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上海政变的四年之后。政变后，从斯大林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脱离的革命者形成了几个不同的组织。得益于来自南非的格雷夫斯同志[弗兰克·格拉斯]的支持，这些团体得以团结和巩固并在1931年正式成立同盟。
目前我们党在全国各地大约有500名成员，其中约一半是活跃成员。其分布大致如下：100名成员在上海；100名成员在福州，一个位于上海与英国直辖殖民地香港之间的港口城市；在香港岛和相邻的九龙有100名成员；在位于华南珠江三角洲的中山市有100名成员；其余的成员遍布中国。同志们对于我们的实力有不同的估计。一些人认为这一数字为500，其它一些人认为200人更为准确。这场战争使人们无法准确了解整个情况。
我们的同志数量的多少并不能准确说明运动的影响。我们在中国有许多密切的同情者，特别是在学生和知识界中。这反映在人们广泛地参考共产主义同盟和第四国际的各种出版物。
我们党的领导人都是资深的革命者，其中许多人自1921年就参与了中国革命运动。除一名成员，我相信所有的中央委员会成员已在国民党监狱。这其中一位表现突出的的同志是王文元[王凡西]，他在莫斯科时从开始就是左翼反对派；另一位同志是彭述之，他原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另外有郑同志[郑超麟]原来也是中共的中央委员，此外还有陈其昌同志和楼同志（应是楼国华－文库编者）与寒（应是寒君──文库编者）同志。
在全体同志中约百分之六十是工人，此外一些是知识分子或白领。
党的工作除极少数情况外都是非法的。在1937年8月前，我们共有约50名同志被捕入狱，其中包括陈独秀同志。1937年12月南京陷落前，这些同志已在不同的时间陆续被释放。战争开始前，我们的同志一经发现就会被逮捕，已有两届中央委员会被集体逮捕。这些逮捕都是由国民党方面，或与英国或法国租界警察合作进行的。目前，除非我们的同志参与非法活动，国民党一般不针对我们的同志采取主动的措施。国民党对我们同志的威胁已经暂时减弱。
在上海的两个外国租界地区，我们的同志现在相对安全。但是，英国或法国警察会根据日本刽子手的要求不经审判地把他们移交给日本人。截至我离开的时候，过去两年内我们没有同志在上海被逮捕。
在上海和中国其它地方，我们同志目前面对的最大的威胁来自于格别乌（GPU——苏联情报机构即国家政治保卫局，克格勃（KGB）的前身）和斯大林主义者。我们的几位同志，包括刘仁静与彭同志都收到过对方送来的恐吓信和这样或那样的警告，毫无疑问它们都来自斯大林主义者或者格别乌。通过在他们的宣传上将我们同志的名字与日本傀儡联系起来，斯大林主义者事实上正为这些同志带来暗杀。在上海的同志自然地采取了最大程度上的预防措施，其中几个担心可能被斯大林主义者认出的同志已经完全隐藏起来。
近日，上海的斯大林者出版了一份中文小册子《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罪行》。这些“罪行”包括那些通常的指控，其中很多我们已经通过对我们友好的资产阶级报纸进行了反驳。由于找不到任何“犯罪行为”，斯大林主义者往往诉诸个人诽谤和观点抨击，例如小册子声称，“'几乎所有的托派都是同性恋者，并在浴室内举行狂欢”。另一个“罪行”是指控格雷夫斯（Graves）同志写了针对伊萨克（Isaacs）同志的《中国革命的悲剧》（TragedyoftheChineseRevolution）一书。
这些诽谤不时出现在斯大林主义者的报纸上。但是，斯大林主义者并没有完全成功。他们在重庆声称陈独秀同志正与日本人合作，是个“反革命托派”。约30名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其中很多是非常有名的公众人物，写了一篇有力的声明以驳斥这一说法。这一驳斥声明与作者们的签名被广泛刊登在报纸上。自此以后，斯大林主义者就没有公开提及过陈独秀。陈独秀也发表了声明回应这一指责，声明得到了广泛传播，揭露了斯大林主义者的诋毁活动。
在上海，我们党通过同情者，迫使斯大林主义者撤回了发表的指责彭述之同志是日本傀儡的文章。这两个例子表明，当斯大林主义者在中国对我们进行诽谤时，他们必须谨慎行事了。
在香港，直至我离开的时候，英国政府给斯大林主义者完全的自由行动权，但是我们的同志却没有。我们的几位同志曾在一艘日本渔船上领导一场罢工。他们被逮捕并被关押了几个星期。我们的同志从英国警员处得知，对他们的逮捕是斯大林主义者对我们同志背叛的结果。随后，可能作为此事的直接结果，香港政府通过了法律，允许逮捕、监禁或不经审判的驱逐任何中国人。我们的几个同志被迫离开香港。
在国民党控制下的地区，工作也同样困难。为了处罚罢工或“任何其它有损于国家利益的活动”，死刑已经被允许。早在1938年，我们的两个同志在史尼尔[刘仁静]同志的协助下出版了合法的杂志《斗争之路》。但这本杂志在出版两期后就遭取缔。陈独秀同志撰写了大量关于战争的文章，但其中至少一半被政府禁止发表，其中一篇包括对日军的呼吁。据我们所知，从战争开始以来，我们没有同志在国民党控制的地区被逮捕。但是至少有一人，罗汉同志，一位老革命者，在重庆死于日军的空袭。
前一段时间，汉口的学生组织了一场抗日示威。我们的同志积极参加了这次示威。警察在示威进行时禁止了这场示威。为了成功地阻止示威，他们向学生开枪并打死一人。愤怒的学生攻击了一名犯罪的便衣。撕破他的衣服后，学生们发现该男子是蒋介石的恐怖主义集团蓝衣社的成员。但是这个事件没有在中国任何的报纸上得以报导，包括那些斯大林主义者的报纸。
游击队
在日本控制区，除了位于华南珠江三角洲广州附近的中山地区，很少有我们的同志。自从1938年秋广州陷落以来，中山地区有5到12名我们的同志，在第四国际的旗帜下领导着一支有100至200名战士的游击队。据报告，我们的同志发动了与日本军队的几次小规模冲突并取得成功。这些同志由一名参加过省港大罢工的经验丰富的成员领导。在日本人控制的地区，日军通常会杀死任何被发现从事抗日工作的人，而这一指控可能是因为任何原因，包括没有给日本兵卷烟，没有向哨兵正确地鞠躬或藏有国民党报纸等。在这些地区，日本人的恐怖统治不仅针对革命者，而且针对全体人民。无数的村庄因为被日军认为一直在协助游击队而被纵火焚毁，日军的机枪向逃离的居民扫射。这些故事绝非空想，而是已被一次又一次地证实。这一恐怖统治的结果是那些原本企图返回自己位于占领区村庄的农民，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得不到租界、城市或内地避难。据估计，这场在中国的战争产生了不少于6千万的难民。
党现阶段的工作集中在翻译著作和宣传出版、强化领导层和增加成员。因为工人们的消极怠工，较小规模的鼓动工作的努力被证明是徒劳无功的。但是传单经常在特殊的场合分发，并以中文和日文书写。
我们党目前定期出版两份报纸。《斗争》每月一至两期，每期1000份；以小报格式出现，四到八页，流通全国。《斗争》在上海发行，1936年以来一直保持着定期出版，虽然在前两年的有段时间出现过不定期出版。《火星》自1937年以来一直在香港定期出版。它也是每月发行一至两期，四到八页，小报格式，每次1000份，全国流通。报纸的印刷机器是由我们的同志设计和建造，印刷和出版工作也是由我们的同志负责。这些印刷机操作起来是无声的，而且非常的巧妙。印刷机也可用来印刷各种小册子、宣传单张和内部刊物等。我们发行的所有资料都是印刷的，工人们不必看油印的资料。
我们的同志从报社和印刷厂等偷来了大部分的字模。本来有一位我们的同情者负责印刷。但这位同情者逐步提高了印刷的价格，以至于形成一个危机。最后，格雷夫斯同志和其它同志冒充外国警官一举“扫荡”了这个出版社并拿走了印刷机和字模。这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但成功地完成了。从那时起，组织就开始经营自己的出版社。
我们报纸的分发遇到了许多问题。但由于在邮政局有我们的同情者，众多的材料可以通过邮寄发送。其它则由我们的同志和同情者在工厂和难民中进行散发。我们的同志估计我们的报纸每份至少能有四个读者。
在过去的两年里，随着国民党在上海的影响力消失，我们的同志第一次发现可以通过上海外国租界合法出版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其它书籍。在这种情况下，同志们得到了一位出版商同情者的大力协助，而一位外国同志专门成立了一个出版社以享受外国保护。现在我们的同志编辑出版了合法的月刊（虽然不是以党的名义），但这是第一次我们党合法出版书籍以外的刊物。这份月刊称为《动向》，英文为《生活时代》（TheLivingAge），第一次印刷的1000份几乎被销售一空。作为中国唯一一份预测莫斯科与柏林会签订条约的杂志，该杂志获得了巨大威望，并且只要其不被禁止，就可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的同情者们还为儿童出版一份合法的有3000份的发行量的日报。最近，不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书籍，包括很多小册子得以合法出版。其它的书籍包括塞尔（VSerge）的《从列宁到斯大林》（FromLenintoStalin），安德烈·纪德（AndreGide）的《从苏联归来》和《从苏联归来答客难》（RetourandRetouches），马尔罗的《中国大革命序曲：征服者》（LesConquerants），及西龙尼的（IgnazioSilone）的《丰丹玛拉》（Fontamara）。这意味着大量的翻译工作，平均需要两个同志工作三至六个月的时间。目前我们的同志正在翻译《斯大林伪造学派》（TheStalinSchoolofFalsification）和《中国革命的悲剧》（TheTragedyoftheChineseRevolution）。由于我们的同志中外语好的不多，翻译工作将非常缓慢。而且这些同志必须为维持自己的生活翻译那些资产阶级关注的内容。
释放
据我们所知，自我们的组织建立以来，没有任何被逮捕的同志或其它同志背叛组织。已经有约五位同志脱党，三人发生在1936年前。1937年3月，刘仁静同志得以在其刑满的四个月前释放，他向国民党投降，但没有背叛组织。刘仁静已经被从组织中开除出去，并声称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一度他曾与我们的一些同志有密切联系，并协助他们进行一些合法的工作，但他随后加入了国民党全国军事委员会的宣传部。史同志（史朝生）是一位非常能干和有才华的同志，1937年12月被从监狱释放。他现在精神失常并已出家成为一个和尚，还声称发现了一种新理论，并坚持要求我给托洛茨基同志寄去几卷中文的佛教经典以供托洛茨基同志审阅。
陈独秀同志于1937年8月被从监狱释放。随后他去了汉口，在那里为几家合法的刊物写作。当斯大林主义者指陈独秀是托派时，陈独秀公开表示他只以自己的名义写作而不为任何政党或团体服务。后来，一位《纽约时报》的记者，也是我们亲近的同情者，采访了陈独秀同志。或许是因为语言障碍，采访很不成功，据说陈独秀同志认为从任何角度来说，如果日本人成功地征服了中国，对于革命运动将是最好的。幸运的是该记者并未向任何人提及这次采访而拯救了我们的同志。陈独秀同志关于他不属于任何政党团体的说法在我们年轻的同志中引起了巨大的愤怒。最后，一位同志被派往拜访陈独秀同志并报告如下：陈独秀同志百分之百地赞同第四国际，但并不公开地向任何政党表示效忠。实质上，同志们决定不公开承认或是否认陈独秀同志是我们的成员，只要他在整体上被证明对于运动是有益的就行。这是我所了解的目前陈独秀同志的情况。他已经七十多岁了，而且多病。他现在住在重庆附近，据说已经由于过于病重已无法写作。我们曾经尝试说服他去美国，但当他最后同意的时候，却为时已晚：旅行申请被国民党方面拒绝，而他的健康状况已经不允许他出行。由于他已不再活跃以及他的巨大威望，我个人认为陈独秀同志不会遭受任何来自国民党或格别乌的威胁。但他也确实采取了预防措施。
除了陈独秀的情况外，过去的三年中党内没有出现严重的派系斗争。有一些小的争议：一个是我们的同志是否要在抗日组织中发挥积极作用，这一争议已经随着战争的冲击而消失。另外，关于陈独秀同志的问题实际上已被解决。截至我离开的时候，关于应该“无条件保卫苏联”还是“有条件保卫苏联”的问题上，党内已经没有任何分歧。党一致站在应无条件保卫苏联的态度上。所以一般而言，目前中国组织不受任何严重的派系斗争的影响。这是一个几乎完全没有彼此妒忌和政治内斗，紧密团结且有良好组织基础的组织。从1931年至1937年，党内确实存在着严重的纷争和派系斗争，而这主要是由于斯大林主义所遗留的影响。在这些年的斗争中，党已形成了坚实的基础，其领导人接受了教育，纲领也变得明确而坚定。
上海是一个复杂的城市，但简单地说，是由两个外国租界和周围的中国管辖区组成。而这些中国管辖区现在都已被日本人占据。曾经有至少一半的中国工业坐落在这些中国管辖区，但现在无论是在上海还是整个中国，所有日本人占据的地区，工业已被完全破坏，至今没有任何复苏；但在上海的外国租界和香港，工业仍是繁荣的。在过去两年，生活的成本大增，单是房屋租金就上升了百分之一百五十，而食品价格至少涨了百分之五十。中国的货币贬值严重降低了生活水平。虽然大工业的工资提高了约百分之十五，但实际的收入比战前少得多。例如棉纺厂的平均工资约为15上海元，换成美元大约是1.15美元。这样的工作需要每天12小时工作，每月只有一天假期。这些条件，加上战争造成的劳动力供大于求，再加上因为战争而导致的工人和农民们完全消极的态度，使我们的组织发展新成员变得非常困难。不过，也有几位新同志加入，其中大部分是工人和学生，特别是学生。同时第一次有几位女性同志加入。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唯一在国民党控制下的开放港口城市福州，在其保持经济“繁荣”的同时，我们的力量也得到突飞猛进。同样，在西南一些重要的交通和工业中心城市，如桂林和云南府（昆明）等，虽然其程度稍低一些，我们也取得了重要进展。 |
世界大战与我们在抗战中的任务──1939年9月13日中央紧急扩大会议通过（1939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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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战与我们在抗战中的任务
──1939年9月13日中央紧急扩大会议通过──
（一）以革命反对战争
第一次大战的结果，给欧洲社会主义革命造成了最有利的条件，只因第二国际之彻底叛变，故除俄国以外，资本制度重新又站住了脚跟。
战后资本主义由动摇而稳定，由稳定而复趋恐慌，这中间，又酿成了威胁资本制存在的多次革命，但因第三第二两国际之荒谬的错误与可耻的叛变，使资本主义又延长了生命，并踏上了法西斯的道路（所有「民主」国家都或多或少在经历着这个过程），甚至连战后唯一推翻了资本统治的苏联，也不幸受这反动过程的影响，发生了可怕的堕落。
第三第二两国际断送革命后的必然结果，就是第二次人类的大屠杀。
战争这一个残酷试验，立刻显出了史大林主义者、改良主义者、和平主义者、民主主义者以及一切革命空谈家的原形，都是些帝国主义忠实的奴仆。苏联既做了德国纳粹党的帮凶，第三国际的各国支部逐分裂成各「自」帝国主义的走狗；第二国际诸党尽力驱策劳工去为「自己的」资产阶级送死，一切「反对战争」的「和平主义者」都对战争作积极的歌颂；至于「民主主义者」则完全拜伏于罗斯福、张伯伦与达拉第的战时独裁之前，竭力践踏劳苦大众数十年来所争得的民主权利，完成了「民主」国家法西斯化的过程。
各帝国主义得到了这些奴仆们的效忠，将进行比上次大战更为惨酷的屠杀；但上次大战以及战后历次革命（尤其是十月革命）的经验，对于一般劳苦群众毕竟不是白过的。故此次屠杀将在较短期内，使各国兵士们从战壕中跃起，把枪口对准「自己的」统治者，以革命来干涉及消灭战争。
这一可怕的革命前途，有使各帝国主义于战争的持续中，将战争转变为反苏十字军的可能。因苏联的统治者在目前虽已彻底堕落，第三国际亦已完全死亡，但只叫苏联一日不恢复生产工具的私有制，则始终要为各帝国主义者所仇恨，并将予各国劳动者以可怕的标样的。
目前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能坚决站在反战反法西斯的立场，不为狭隘的爱国主义者所腐蚀，能领导这些可能的革命，且真能保护苏联的，只有极少数的第四国际派（虽然它在思想及组织上，都比第一次大战中的青梅瓦特派坚强得多）。只有他们始终秉承着过去一二三个国际的革命传统，大胆而正确地指出战争的真正原因在于资本主义本身，在于帝国主义之重新分配殖民地，而不是为了什么「正义」，「民主」或「人道」，他们坚决地继承着列宁—卢森堡—李卜克内西—托洛斯基的教训：要以国内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大战。
如果第四国际的本身能巩固强大，能及时争取那些觉醒的群众，进行国内战争，根本推翻帝国主义，根本消灭战争的原因，那末此次战争将是人类最后一次的大屠杀，否则，大战的结果仍不过是一派帝国主义打败另一派的帝国主义，而人类将重遭第三次大屠杀的厄运。
（二）大战与中国抗战
要给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使人类永免战祸，则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国内战争，还必须与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战争联合起来。业已延长两年的中国抗战，在反对帝国主义大战的一般斗争中，以及在殖民地解放的特殊斗争中，无疑的都占着一个极重要的地位。因此，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在这次大战爆发之时，不得不对目前抗战的局势作一新的检讨，对我们在抗战的任务作一新的确定。
大战的目的既在于重分殖民地，则中国民族的解放战争，自不能不牵入于战争的漩涡。中国民众无法保持幻想的「中立」，但决不应投降某一方的帝国主义，而应该以独立的态度；利用帝国主义的矛盾，首先予直接压迫的帝国主义以打击，并进而解脱一切帝国主义的束缚。
欧战爆发，中国将简单成为日美互争的对象，日本将利用英法苏（德苏协议并不能保证苏联在西欧长期中立于战争的发展，甚至有变为共同反苏的可能，这在远东方面，恐将促成日苏妥协。）不能兼顾远东的良机，加紧军事与政治上的进攻，企图及时使国民党屈服。美国将竭力援助中国，一方面乘机接替英法的利益，另方面准备根本击败日本，其结果自然要导成日美两帝国主义的战争。不过在目前，美国为要争得世界霸权起见，故当她未能保证欧洲战局中「民主」国方面的决定的优势之前，一时颇难与日本作战。大战延展到太平洋上，多半要在大战的后期了。
在这样的局势中，平素原已充当过傀儡汉奸的地主买办及大批官僚军阀，当然要更勇敢地做日帝侵华的先锋；而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一派国民党资产阶级，也将更公开地为日帝服务。这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多数中国财政资产阶级，则把抗战的希望，全部寄托于美帝国主义身上。
国民党政府此种态度，只能产生两种同样悲惨的结果：或者等不到日美战争（日苏战争较少可能）的发生，中国资产阶级就受不住日本（或取得英国联络）的压迫而屈服（日美战争仍旧要使它复燃）；或者把不生不死的战局拖延到日美战争，参加在美帝国主义方面作战，那时假如抗战还不以中国民众作主力，而仍旧处于国民党的反动领导之下，则无论在客观或主观上，都只是美帝国主义的工具，即令美国战胜，仍不能争得中国民族的真正独立。对于欧洲战争，现在国民党表面上虽然声明「中立」，但事实上即已在宣传「正义战」或「反侵略战」的谎言。这无疑是替交战的一方帝国主义效劳。此种态度非但于中国的抗战无益，而且还会帮助部分奴隶主渡过战时的难关，并断送全世界殖民地（尤其是印度，安南）起来挣脱帝国主义束缚的良机。国民党汪精卫派自称「幻觉」了民主国家援助之不可靠，但结论是立即对日投降。中国史大林党因史大林之投降法西斯，竟公然寄同情于希特勒（见毛泽东在新华日报上的论文）；明日假如苏日协议成立，则中国史大林党也必然会放弃「抗日」的旗帜（这当然要促成史党分化）。不过在目前，他们只是拼命散布苏联将在远东积极的欺骗。
这样看来，从标准汉奸汪精卫派起，一直到「最抗日」的史大林党止，无一真为中国民族的彻底解放而斗争，他们只是要把中国的抗战，或出卖给日本，或缚上英法乃至美国的战车，或附属于史大林官僚的外交政策。
（三）抗战危机及其胜利之道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与所有这些政派的态度完全相反，坚决认为中国抗战只有靠全体民众奋起并与先进国工人阶级的反战斗争，及其它殖民地的独立运动联系起来，才能达到胜利的目的。
两年来因国民党及史大林党所执行的反动政策，压制民众起来抗战，以致军事不断失败，使中国的主要城市与多数人民，沦陷于日本军阀的魔手之下。他们惨遭日本帝国主义烧杀、盗劫、毒化等政策的逼害，复承受各层汉奸、地主豪绅、投机商人、失意官僚的横征暴敛。在大战期中，日帝多半还将加强对沦陷区中的统治，而汪精卫派资产阶级恐将成为日帝统治中国的头号汉奸。
沦陷区中的多数乡村，仍旧为国民党正规军及游击队所统治。这在军事上说，自然是对于侵略者的一个有力打击。但因此等军队的一贯执行着反动的政治路向，到处与地主豪绅相结合，压迫农民大众，结果许多游击队被民众所厌恶，得不到民众的援助，以致腐化堕落，作战无力，甚至在客观上帮助日帝汉奸来收买民心。
仍在国民党与史大林党治下的西南西北几省，因辖境缩小，整个统治官僚层之集中在狭小落后的区域以内，故民众受到了加倍的负担。金钱与人力的供给，全部出之于农工身上。苛重的捐税，强抽壮丁，保甲制度，以及因地主资本家投机垄断而形成的可怕的生活程度，使民众对抗战采取消极或仇视的态度。
中国民众（特别是农民）的抗战情绪：一方面因国民党史大林党的镇压与欺骗，使他们只受到战争的痛苦，而没有看到自身福利的丝毫影子，另方面因日本军阀、汉奸汪精卫派的凶恶残杀，根本摧毁了他们的生计，所以确实到了最消沉的地步。甚至连抗战初期情绪最高的小资产阶级，现在都垂头丧气了。抗战无可否认是遭遇到最严重的危机。
不过大战的影响，多半能促进沦陷区与抗战区中经济的相当活跃，会相当团结中国无产阶级的队伍，会提高各下层阶级的力量，而战争期间帝国主义国家中（尤其是日本）可能发生的革命，与其它的殖民地（如印度，朝鲜等）的斗争定将予中国抗战以声援；再如日美或日苏发生战争，则于中国民众之抗战情绪，亦能有甚大的刺激。因此，现在中国假使能立即实行革命的抗战纲领，那末抗战还决计不是绝望的。
（四）革命的抗战政纲
在这艰难的国际局势中，要使全国民众起来，克服目前的抗战危机，根本消灭自王克敏以至汪精卫的大小汉奸，要防止蒋介石国民党的对日屈服，或变成美帝国主义的工具，要揭破史大林党的欺骗与叛卖，以自力争取民族的独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乃至取消其它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必须实行下列的革命政纲：
（一）必须立即宣布没收地主土地归贫农及抗日兵士，藉以吸引占全人口百分八十以上的农民到抗战中来。使一切军队及乡村游击队知道为民族独立作战也就是为自己的福利而战，并从根本消灭汉奸的基础，使日本军阀在中国永无胜利的可能。
（二）改善农民生活，废除保甲制，反对抽壮丁。全体农民武装起来。
（三）必须彻底改善工人的生活：反对借口战争减低工资，工资应随物价上升而增加，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以便容纳全体失业工人；反对资本家怠工破坏生产，工人监督生产；没收汉奸资本家的产业归工厂委员会管理；自由组织工会及纠察队。
（四）改善兵士待遇，保证兵士家属生活，组织兵士委员会，以全民武装逐渐代替雇佣制。
（五）必须改善城乡平民大众的生活：取消一切苛捐杂税与高利贷债务；战争期内免收房租（至少应减低房租），没收乘机敲诈的业主的房产；组织民众物价委员会；没收一切投机商及发国难财者的财产，救济难民；抗战经费应完全由富人负担，严格征收财产累进税。
（六）组织工农兵抗日代表会。
（七）言论、出版、结社绝对自由。
（八）国内一切弱小民族自决；与印度，安南的殖民地解放运动，尤其是与日帝践踏下的朝鲜、台湾的革命运动，密切联系。
（九）联络各国反战的工农，尤其日本国内及在华作战的日本兵士，藉以破坏日本军阀的基础，推翻日帝的统治。
（十）打倒史大林官僚的反动政策，以苏、中两国工农大众的压力，逼成中苏军事同盟，保护苏联，反对帝国主义的进攻！
（十一）彻底抛弃依赖「友好」帝国主义的幻想，反对为某一帝国主义集团服务；更反对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汉奸汪派。中国工农民众应在原则上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在行动的策略上，首先反对直接压迫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
（十二）为要实行上述的抗战政纲，必须取消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但因目前中国的大半土地，尤其是主要城市，都处在日帝指挥的汉奸统治之下，国民会议的选举与召集均较困难，故在沦陷区中，应先由工农兵组织的抗日代表会付之实施。而仍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区域，也应先由民众自动予以实施，毋须等到国民会议召开以后。
这个艰巨伟大的斗争，当然要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所以首先必须有一个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才能保证它的胜利。因此，属于第四国际的旗帜之下的，中国新党的运动，将成为我们最近期间内宣传与组织工作的中心。
（五）本同盟的迫切工作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目前还只是一个人数很少的小组织，当然不能立即担负起这样大的使命，适合着它现有的力量，应规定如下的迫切工作：
（一）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工具──汉奸汪派，在这斗争中，如果国民党及史大林党尚未放弃抗日的旗帜，我们应和它们采取事务性的联合行动。
（二）在一切宣传上，应尽量反对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妥协倾向，及其想以抗战变成帝国主义战争工具的企图，揭穿史大林党的叛卖与欺骗。
（三）集中力量去从事工人运动，尤其要组织西南新兴交通工业的工人，以及沦陷区日本工厂中的工人，争取组织工会的权利。
（四）尽量参加游击队及军队，以勇敢的抗日行动博取群众的信仰，并灵活地宣传土地政纲，在可能时首先没收汉奸地主的土地，分给贫农，藉以争取贫农到抗日队伍中来，使游击队具有革命的社会基础。
（五）发行中央及各地的机关报，解释并宣传第四国际的政纲，分析抗战的进程，领导实际斗争，并使全世界工人及被压迫民族的反战斗争，与中国民众的抗战，首先在精神上联系起来。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五日
补充决议案
史大林在西方勾结希特勒，瓜分波兰，牵入欧战，在东方便不得不与日本谋取妥协，促使欧洲及远东局势发生了极大变化。英法在欧洲地位之显趋不利，将使美国于较短期间干涉欧战，而日美战争的爆发自将更加延长。
苏联为要阻止日本与英国接近，并与之完成彻底妥协起见，恐将出卖中国抗战。同时中国资产阶级在英美法均无余力东顾之时，也已增强了屈服倾向。故在史大林「帮助」之下，蒋介石将步汪精卫的后尘，颇有成为事实之可能。因此，本同盟在最近将来的主要任务之一，应尽量暴露史大林官僚叛变各国革命，出卖中国抗战，危害苏联存在的一切阴谋，并反对国民党在史大林官僚压迫之下的对日投降，以全力鼓吹并支持抗战到底。
中常委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
临委给国际的政治工作报告（彭述之、刘家良起草，1939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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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委给国际的政治工作报告
彭述之、刘家良起草（1939年1月29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中央临委会（多数派）主编：《保卫马克思主义》卷一。据《彭述之回忆录》所述，该决议是彭述之和刘家良共同起草的。文中的“D.S.”即为陈独秀。
自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上海事变所发动的中月战争，至去年十月末广州和汉口先后失陷，已走到了一个决定的阶段，因此我们也得对于这一年余来抗战失败的经验及我们过去的策略，有重新加以检讨的必要。恰在这时，我们又看到D.S.同志致托同志的一封信，其中主要是攻击我们整个组织在抗战中的策略是“极左派”的，因而他把这次抗战失败的一部分责任加在我们身上，说我们的政治影响和组织之不能发展，其原因也在这里。他甚至于说：即使我们的组织发展了，也是将来中国革命的障碍。这迫得我们不得不立刻将我们过去的政治路线重新加以检讨，并根据现时抗战的情形和趋势，以确定我们今后的策略和工作方针。
国民党政府对于日帝国主义的态度，自“九一八”直至“卢沟桥”事变，甚至到日军进占平津为止，一贯是退让、屈服，企图尽可能地向日谋取妥协，以期保存自己的统治地位。“八一三”的实行“应战”，可算是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的一个转变。但这个转变并没有使国民党政府改变它一向对于民族及民众之保守的反动的立场。因为国民党政府这次之起而“应战”，完全不是基于民族解放的利益，而只是在日帝之过分进攻下，尤其在平津失陷后一般民众反日情绪特别高涨，并对它那无止境的退让政策极端怀抱愤懑，同时英、日间又无法取得暂时的妥协等等情况下，它为了缓和民众和取得英国的支持以便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迫不得已而走上战争的。其意在借“应战”以达到最后妥协的目的。
但不管国民党政府的“应战”目的是怎样，我们认为这在客观上还是反帝国主义的战争，是进步的，含有革命意义的。因此，我们至始即决定拥护这个战争，主张参加这个战争，并尽可能地把这一战争推动到底。所以在“八一三”事变发生的第三天（十五日），我们的宣言便这样说：“保卫上海，使这战争达到胜利，把日帝国主义驱逐出境，是我们必须担负起来和必须完成的任务，要实现和完成这一任务，必须全体工人及一切劳苦群众武装起来和前敌兵士站在一道积极参加这次战争，我们必须……向国民党要求武装，充实民众的抗战力量，……必须自动在各方面消灭日帝的一切势力，没收其一切财产，必须变国民党局部应战为全面的应战。”但同时我们根据过去一切革命经验，尤其是一九二五——二七年的血的经验，以及当前一切活的事实，不能不向民众指出国民党政府“应战”的保守立场及其对民众的反动政策。所以同一宣言中又申说：“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目前局势潜伏着的危机：日帝已经极野蛮地在各地进攻了，而国民党不立刻向日断绝一切关系，不立刻宣战，甚至还企图一面抗战，一面谈判，这显然是准备中途妥协和投降了。……不许民众自动成立抗日团体，用极卑鄙的方法消散民众的抗日情绪，总之，它极怕民众真正起来参加抗日战争，这显然是表示在目前上海抗战中，国民党毫不放弃其对日妥协的一贯政策。”因此，我们最后要求“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领导抗战，并解决国事！”
以上所叙，是我们在上海抗战初起时所表现的最基本的态度。但同时也得指出一点错误，就是“打倒国民党政府”的口号，即在上海战争发生后的一个短期内，还在我们的刊物上发现，这对于外面曾发生了一些误会和不好的影响。其原因，一部分是由于疏忽，一部分是由当时的负责者中有一人还坚持保留这一口号以为宣传之用。但不久因为多数同志的指责，便把这一口号完全取消了。在上海战争期中，国民党政府虽调动全国现有的大部分的军队以事抵抗，但它对于阻止民众参加抗战的反动政策，丝毫没有改变。正因为如此，上海、南京、杭州以及各地的民众完全没有办法来直接参加这一战争，帮助战争，也正因为如此，上海就很轻易地被失陷了。自上海失陷后，国民党政府即尽量向日帝谋取妥协（经过德使陶德曼）以期终止战争，但终因日帝所提的条件过苛，不但国民党政府在当时反日空气紧张之际难以接受，即英国也绝不愿承认。因此，国民党政府又只好把战争勉强继续下来，以待将来新的机会到来时，再进行谈判（随后此种谈判曾有好几次，如南京失陷后，徐州失陷后以及武汉失陷后等等。）
我们的组织在上海失陷后，曾召集了一次代表会议，重新审查和决定我们在抗战中的任务和策略（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在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案中，明确地指出了中国这次抗战的意义及我们的态度和参战的全部政纲。在开始指出国民党政府所以发动这次战争的原因后即说：“这次战争，不管国民党政府的‘应战’如何消极和反动，在客观上仍然是中国民族对日帝压迫之不可忍受的一种强烈的反抗的表现，含有进步的革命的意义，如果我国民众能及时起来支持并扩大这次战争，则其前途很有可能达到中国民族的彻底解放……”。但“就国民党‘应战’的全部军事看来，其实质是以‘应战’作为达到它妥协投降的目的的手段。它一方面十分畏惧的压制民众，而专靠一部分雇佣军队去应战。另一方面，则投降英美帝国主义，希望经过他们的干涉而取得有利的妥协条件。”因此，我们向民众指出：“抗战只有从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应战转变到全体民众的革命抗战，才有胜利的前途”，“必须把民众从国民党政府的欺骗下解放出来，抗战才有可能不致中途妥协而走到胜利。”
我们对于史大林党及其他小资产阶级派别的态度是：“史大林党之彻底投降（国民党政府），是苏联官僚外交命令的直接结果。但今天的国共合作，不仅是一九二五——二七年国共合作的重演，而且是自觉的叛卖。……在抗战或革命运动的初期，它可以在群众中起较大的政治作用，正因为如此，又必然成为资产阶级欺骗和压迫民众的天然的工具。无产阶级先锋队为了争取群众的抗战的革命统一，必须无情地打击小资产阶级的改良派，以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斗争政纲，去抵抗史大林党为首的欺骗虚伪的机会主义（放弃阶级斗争）的潮流。”我们当时所决定的政纲是：“一、立刻宣布对日绝交和宣战，没收日帝国主义在华的租界及一切财产；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完全自由；三、工农兵普遍组织抗日委员会；四、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及高利贷债务；五、没收地主土地分给贫农及抗日士兵；六、反对借口战争增加工时和减低工资，失业工人由资本家维持；七、八小时工作制；八、反对资本家怠工破坏生产，工人监督生产；九、在战争时期内免收房租（至少必须按一定比例减低房租）；十、没收日帝国主义者、汉奸、奸商的财产救济难民；十一、征收累进税充抗日经费；十二、缔结中苏军事同盟，联合弱小民族共同抗日；十三、国内一切弱小民族自决；十四、解除一切帝国主义的束缚，完成中国民族的自由独立；十五、取消国民党的军事独裁，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
但我们虽然在抗战中坚持阶级斗争的立场，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民主革命的政纲，对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信任态度，对于史大林党及一切小资产阶级派别进行不妥协的斗争，但我们并没有像某些人所批评的，是一个“教派”，或像D.S.同志所攻击的是走到了“极左派”。我们在决议案中说：“为了统一民众的抗日行动起见，我们可以，而且必须与史大林党及其他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派别根据当前最实际迫切的任务订立共同行动的纲领，共同组织抗日委员会，共同进行斗争，在斗争中向群众暴露他们领袖的妥协与欺骗，使群众离开他们而走向坚决的民族革命斗争。就是对于国民党的左派，只要他们还没有公开放弃‘应战’的行动时，在抗日战争的一点上，尤其是军事行动上，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也应与之订立临时事务性质的协定，以便集中力量抵抗当前的死敌——日帝国主义。但在共同行动中，必须不断地揭破国民党各派的种种妥协投降的企图，号召群众监视他们的行动，并准备力量推翻他们”——“如果它实行妥协投降时。”
总而言之，我们认为“八一三”国民党政府所发动的对日战争，在客观上是一个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必须尽可能鼓动，尤其是工农大众自动地积极地起来参加，使战争进行到底。但我们对于国民党政府始终采取不信任的态度，并公开告诉民众，如果他们不自动起来冲破国民党政府的一切压制和束缚，国民党政府将不可免地要把战争领导至不断的失败，最后将以妥协投降来结束它的“应战”。但要民众积极参加抗战，便必须首先让民众有完全的民主自由权，在抗战中消除民众的一切痛苦，提高民众的地位，改善民众的生活，特别是要改善工人的生活和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我们对任何小资产阶级政派，尤其是史大林党的一切欺骗，都采取不可调和的斗争，但同时并不排除在实际行动上的共同阵线——这便是我们“八一三”后，特别是去年十一月上海会议后，对于抗战所采取的基本路线。我们一年余来，无论在宣传鼓动上，在实际的活动上，都是依照这一路线而工作的。
我们认为这一路线是完全正确的，至少大体上是正确的，因为这不但是根据过去俄国及中国的革命教训，根据列宁和托同志过去所给予我们的一切基本文件，而且与托同志最近关于中日战争所发表的许多文件特别是一九三七年九月廿三日写给里维纳同志的信的意见相符，并且中日战争一年余来的事实，也从反面证实了我们采取的路线之正确。国民党政府一年余来，虽一面支持应战，但一面还是对民众加紧压迫和剥削，并不断向日帝谋取妥协。史大林党不但是愈来愈替国民党，特别是替蒋介石散布欺骗，并实在各方面抑压左倾的民众以“托匪”、“汉奸”的名义诬蔑和迫害真正的革命分子。正因为如此，所以国民党政府的“应战”一天一天地走向失败主义的道路，而一般民众，尤其是农民，也就一天一天地对抗战发生冷淡、失望，甚至抱起怨来了。
固然，我们的政治路线并没有能给予这次抗战以多大的影响。换句话说，我们并没有根据我们政治路线鼓动民众，组织民众起来干涉这次抗战，转移这次抗战，以至抗战不断失败。但这不是我们主观的过失，更不能以此证明我们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像D.S.同志归咎我们的）。这是一大串的客观原因所形成起来的。（如第二次革命的悲惨失败和失败后史党盲动政策以及随后向国民党的彻底投降；苏联官僚政策对中国抗战的怠工；世界整个局势的反动；……）。至于要说到我们的错误，也不是没有，如不能将我们的政治路线根据随时发生的事变和民众的实际要求配合起来，向各种民众随时进行鼓动和宣传，并进而实行组织广大的民众……。但同时也必得知道这是由于我们的组织太弱小太独立了。在“八一三”开始时，我们有正式组织的地方仅仅是上海和香港。其他如广州、武汉、湖南、广西等地完全没有组织，不过有少数个人存在而已。即沪港的组织亦异常微小，总共不过□□人，并且与群众是隔离的。直到战争开始后，才有十余个比较有能力的同志自京或其他地方监狱中被释放出来。但这些同志又大半因生活或其它关系星散于各地，无法集中于某些重要城市工作。此外，再加国民党对我们之压迫及史党对我之疯狂排斥和诬蔑迫害。这一切情形便决定了我们在这次抗战中不能发生决定的影响，只能在狭小范围内进行一些宣传工作而已。虽然如此，我们在较进步的青年和少数工人及知识分子中还是发生了相当的影响。如上海、广东、广西、浙江等地的组织的相当的发展，以及近年来对我们同情者增加，就是事实。
自广州和武汉失陷后，抗战显然已临到了一个决定的阶段。主要的事实是：全国最重要的城市都失去了，全国的重要海口和铁路交通线被堵塞和载断了，在我们抗战方面再没有足以联系各地的经济和交通的中心了，……所有这一切，都足以指出今后之抗战形势，再也不能有大规模的集中抵抗。何况加以国民党政府对于民众压迫和束缚之有加无已，史大林党对于民众的欺骗与对于革命分子的迫害之雷厉风行。因此，我们认为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恐怕是不可免的了。因为民众既已不能立刻起来干涉战争，转变战争，而国民党政府又已精疲力竭，本身已发生深刻动摇（最近汪精卫之公开主张妥协就是其动摇的事实表现），英美又是素来主张用调停方式停止战争的（最近英美致日照会已一再提出远东幕尼黑会议以解决中日纠纷）——在这种情形底下，抗战还有什么前途呢？！因此，我们认为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是时间问题，只要英美给日帝以相当压力，在日帝感到再继续战争于它不利时，真正的妥协谈判就会到来。那时蒋介石不是屈服，就得离开他的地位（也许是暂时的），让汪精卫回到国民党的指挥部去“结束”战争。如果在较长时间国际上不发生重大的新事变（如世界战争或法、比的革命等）来干涉，据我们看别的前途恐怕是很小可能的。但这并不是说，国民党政府的投降后，日帝就从此统治了整个中国，反日战争就完全结束了。我们认为日本的军事统治，只能及于华北、华中的某些重要城市及交通线。而局部或零碎的游击反抗战争，还是会继续下去的，而且在战争结束后，由战争所破坏的工商业将逐渐恢复起来（现在海南的交通与较小的工商业已有相当的发展），工人阶级将会重新团聚，在经济重新活跃之下，工人阶级将重新走上斗争的道路，成为将来民族民主斗争的主力。
或者有人说（如D.S.）中日战争可以形成不和不战的局面，而无限期的僵持下去，但我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不和不战的局面，只能在一个短时期。长期的不和不战，在日本固不愿意，在英美看来也是不利的。所以我们认为不战不和的局面，正是走向妥协的过渡阶段。至于D.S.说日帝能进而占领四川与昆明，那更是过分地夸大了日帝的力量，是一种过分悲观的思想。
我们根据目前的情形，觉得走到事实上的妥协，恐怕还将经过较长的时间（或者三五个月），因为各方面（主要是英日间）的矛盾太尖锐太复杂了，不可免地还得继续。首先就是日帝还想进占长沙、西安和广西等地。不用说，在英美支持下的蒋介石政府对于日帝的此种新进攻，是会给予相当抵抗的。因此，在蒋介石政府尚未公开表示放弃应战妥协之时，我们对于抗战的基本路线，还没有根本改变之必要。就是说，我们还得根据我们一向坚持的抗战纲领在一般民众中积极从事鼓动和宣传，尽可能使民众觉醒起来参加抗战工作。同时我们要特别注意于产业中心的工作，利用经济行情的变动，领导工人的日常斗争与一般的抗战联系起来。这虽然不能改变当前整个的局势，但至少可以给国民党政府向妥协谈判的道路上安置一些障碍，为将来的斗争建立新的基础。如果国民党政府公开地正式的实行投降了，不用说，那时我们全部的抗战路线必得加以改变，但这还是将来的事，要根据将来的具体情形而定。
我们现时的工作，除在政治上还积极鼓动继续抗战外，主要的是，尽可能地经常维持我们的刊物出版，并拟出版一批基本的书籍（如《被背叛的革命》、□□的《世界革命史》、易的《中国革命史》、T的《俄国革命》以及其他小册子等）。整理我们各地新发生的组织（如广西、浙江温州）及发展旧有的组织，尽可能使组织接近群众，在工人农民中建立新的群众组织，领导他们去抗日的及日常的斗争等等。最后是关于新党的成立，我们准备在各方面开始进行积极的宣传和联系。不过新党的正式成立，恐怕还将经过若干时期。
一九三九年一月廿九日 |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为武汉广州失陷告全国民众书（1938年10月2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中国托派运动文献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为武汉广州失陷告全国民众书
（1938年10月28日）
全国工人、农民、革命的智识分子及一切被压迫的民众们：
现在，我们的广州和武汉，我们华中和华南的经济政治交通重心，我们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最后两个重要堡垒，又在一个星期之内先后失陷了！这表明我们的抗战已临到了最最危急的关头！
广州与武汉的失陷，深深地激动了每个中国人的灵魂，使每个人都感到烦闷、痛苦、愤慨、甚至失望彷徨。可是这是没有用处的。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冷静下来仔细想一想：究竟为什么失败到如此地步，中国民族的前途是什么，以后怎么办？
现在一切事实已明白地摆在我们面前：国民党自一九二七年背叛革命而取得政权后，一贯的政策是向帝国主义妥协，向革命民众压迫，因而引起了日帝国主义“九一八”的进攻。在“九一八”时国民党政府完全采取不抵抗主义，以致一下断送了满洲。随后，它除不断地向日帝国主义退让外，并以全力镇压国内的反日运动，摧残一切革命分子，因而又引起了日帝国主义“七七”和“八一三”之肆无忌惮的大举进犯。在“八一三”，国民党政府虽然在军事上采取了“应战”策略，但它自始却没有抗战到底的决心。它对日帝国主义在华的租界，财产及一切不平等条约，始终不敢宣布没收和撤废；它并且不断地与日方进行妥协谈判；它对于英法美甚至德意志帝国主义始终抱着无数的幻想，希求它们起而援助和进行调解；它对于民众始终采取极严酷的镇压政策，不许民众有任何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武装参战的自由权；对于人民大众的生活痛苦，不但不加以解除，反而把一切抗战负担加在他们身上，反之，对于富有阶级的利益，则尽量维护；至于国民党政府本身的专横腐败，更是变本加厉，丝毫未加以改造，它所召集的“国民参政会”，不过是用以掩饰蒋介石之赤裸裸的军事独裁而已……凡此一切，都充分证明了国民党政府对于帝国主义的妥协态度，它的“应战”政策，不是引导中国民族走向彻底解放的道路，而是借“应战”以达到它与帝国主义妥协的目的。
在另一方面，史大林于一九二五——二七年以官僚机会主义葬送中国革命之后，随即又以盲动主义命令中国共产党在乡村建立“苏维埃”，组织“红军”，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迄至这一斗争完全失败之后，他又命令中共奴颜婢膝地向国民党投降。尤其自“八一三”后，史大林党更公开宣言拥护反动的三民主义，放弃阶级斗争。它对于国民党政府之反动的“应战”政策，不但不加以指责，反而极力代为辩护，把国民党在民众中已失去的信仰重新替它恢复过来，尤其对于蒋介石之军事独裁的罪恶，尽量粉饰。同时并在民众中极力散播侵略阵营与民主阵线的胡说，加深民众对英美法等帝国主义的幻想。而苏联自身不但不积极援助中国，反而卑屈地向日帝国主义表示让步，（例如黑龙江小岛的放弃与张鼓峰事件后之对加仑的惩罚，便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更恶毒的是：凡是不同意史大林投降政策的革命分子及不信任国民党政府抗战到底的革命民众，史大林党都加以“托派汉奸”罪名，横施迫害……这一切，都有力制止了革命民众的兴起，帮助了国民党政府欺骗政策的顺利进行。
我们共产主义同盟（布尔塞维克列宁派），自第二次革命失败后，即不断向民众指出国民党和一切资产阶级的党派已经不能担负中国民族解放的任务，只有中国无产阶级领导农民采取俄国十月革命的手段，反对外国及本国的一切剥削者和压迫者，建立革命的工农政府，才有可能。因此，自“八一三”战争爆发以来，我们即不断向民众指出：不要相信国民党政府，而要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的组织和武装。只有民众自动地组织和武装起来积极参加抗战，在抗战中提高民众自己生活水平和政治地位，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以代替国民党的军事独裁，把国民党政府发动的军事应战转变为全体民众的革命抗战，我们的抗战才有胜利的可能。否则，这一次战争将不可免地要被国民党的中途妥协所叛卖。像它过去叛卖第二次革命一样。但不幸，我们所提出之这唯一可能胜利的抗战路线，竟遭受了史大林党之最无耻的诬蔑，恰同俄国二月革命后孟塞维克社会革命党之诬蔑列宁的路线一样，在各方面阻止民众走向革命战争的前途。
现在，国民党政府所领导的“应战”不到十四个月，即已断送了大半个中国，断送了华北华中的无数名城重镇，甚至丝毫不抵抗而放弃广州，最后并宣称“自动”放弃武汉，这种希有〔的〕退让与失败，难道是偶尔的吗！？难道不是国民党和史大林党的反动政策之分工合作（所谓国共合作）所造成的后果吗！？
而且广州刚失陷之日，国民党的最高负责人汪精卫即发表声明，表示愿意接受和平谈判。武汉失陷后，和平妥协的空气，更是甚嚣尘上。又充分证明了国民党政府于军事应战失败之余，不惜公开表示屈膝投降了！虽然国民党的官式报纸乃至外交人员还起而否认妥协，声言还要继续抗战，假如国民党政府真有继续抗战的决心，首先就得根本放弃它一贯的不彻底的“应战”政策，立刻开放民众运动，让民众自动组织和武装起来参战，解决土地问题，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等等，否则只是欺骗民众，企图借此以掩饰国民党政府便利暗地里进行妥协谈判的工作而已。我们根据国民党政府之一贯的反动政策，又加以英帝国主义牺牲捷克后急图与日帝妥协。苏联旁观坐视和史大林党及一切小资产阶级政派对于国民党政府失败不敢批评和抗议的情势之下，国民党政府之向日帝国主义谋取妥协，以便保持一部分实力，共同与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中国的工农大众，将是不可避免的。
但我们工农及一切被压迫民众是否任听国民党政府最后出卖抗战，出卖民族利益呢？我们相信民众是绝对不愿意的，民众是愿意继续抗战，直到中国从帝国主义下解放出来为止的。可是，我们的民众过去是被骗了，现在应该立刻觉醒过来。应当重新认识国民党之一贯的妥协反动政策，尤其要立刻脱离史大林党的恶毒欺骗。认清所谓民主阵线的英法美帝国主义，正在出卖中国，像不久以前之出卖捷克一样；就是史大林所领导的苏联，也只能袖手旁观看着中国的被出卖。我们再重复一遍，你们只有相信自己的组织与武装。你们最可靠的外面朋友，只有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众。日帝国主义已是精疲力尽了，只要我们把抗战继续支持下去，我们一定能达到真正消耗日帝国主义的目的，我们的民族一定能获得最后的胜利和解放！
广州和武汉虽然是被陷落了，但抗战必得继续下去！
民众们，立刻自动组织和武装起来，把抗战的责任放在自己肩上！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武装的绝对自由权！
组织工农兵代表抗日会议！
没收土地归贫农和抗日士兵！
工人监督工厂，反对资本家借抗战增加工时，削减工资！
立刻召集普选全权的紧急国民会议，以代替国民党的军事独裁领导抗战！
组织革命的新党！
反对任何妥协，拒绝任何帝国主义的调停！
进行抗战到底，中国民族解放万岁！
世界革命万岁！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中国支部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八日
何伟录入 |
武装保卫上海！发动全面抗战！（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布尔什维克列宁派，1937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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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保卫上海！发动全面抗战！
1937年8月15日
感谢赤心录入
工人们、兵士们及一切劳苦群众们：
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又来蹂躝上海了！这次战争比「一二八」无比地严重、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铁蹄已经踏遍了整个华北。牠企图一举而攻下上海威胁国民党并保证它在华北的胜利。如果我们让这次战争失败，则今后整个中国民族必将长期处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下难以翻身。因此这次上海战争的胜败不仅关系上海一隅，而且关系全局、关系中国整个民族的存亡！
保卫上海，使这次战争达到胜利，把日本帝国主义强盗驱逐出境；这是我们必须担负的和必须完成的任务。要实现和完成这个任务，必须全体工人及一切劳苦群众武装起来和前线兵士站在一道积极参加这次战争！我们必须立刻组织各种义勇军、宣传队、救护队，到前方参战，在后方镇压汉奸，救护伤兵与难民，并向国民党要求武装，充实民众的抗战力量。为要保证这次战争达到胜利，我们又必须自动在各地方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势力，没收其一切财产，必须变国民党局部应战为全面的抗战！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在目前局势中潜伏着的危机：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极野蛮在中国各地进攻了，而国民党不立即对日本帝国主义断绝一切关系，不立即宣战，甚至还企图一面抵抗，一面谈判，这显然是准备着中途妥协和投降，在成千成万的青年，都立待以满腔热血贡献民族时，而国民党则把持包办已成的民众团体，不许民众自动成立抗日团体，以极卑鄙方法消散民众的抗日情绪，总之牠极害怕民众真正起来参加抗日战争。这显然表示在目前上海抗战中，国民党毫未放弃其对日妥协的一贯政策。
工人们及一切劳苦群众们，只有发挥我们伟大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彻底驱逐，才能使国民党的「应战」欲罢不能！只有坚决反对战争限于局部的应战，反对任何妥协的谈判，才能保证战争的最后胜利！
起来，用我们的力量保卫上海！用我们的力量促成全面的战争！用我们的力量扫荡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我们参加这次战争！并以我们的全部力量争取战争的最后胜利！我们反对任何使这次战争中途而止的企图！
工人们，一切劳苦群众们！我们要一致起来作不妥协的抗战，使战争进行到底，我们要为中国民族的解放而作殊死战！我们应当：
一，武装保卫上海，积极参加这次战争，把日本帝国主义强盗驱逐出上海及全中国！
二，要求国民党立即对日本帝国主义绝交，立即宣战，立即发动全国普遍的抗战！
三，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一切银行工厂及一切财产，自动废除不平等条约：
四，反对任何妥协的谈判！不达到彻底扫荡日本帝国主义在华一切势力及收回失地，决不停战！
五，群众起来组织各种抗战团体，要求国民党政府发给武装，进行群众自动抗战！
六，要求释放一切政治犯，反对压制民众运动，力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
七，征收资本家特别捐作为抗战经费：强迫征收一切大建筑物，收容和救济失业工人及难民！
八，反对国民党御用的国民大会，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领导抗战并解决国事！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布尔什维克列宁派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 |
我们对于独秀同志的意见（彭述之起草，193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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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于独秀同志的意见
彭述之起草（1938年7月）
原编者按：这个提纲是一九三八年临委提出讨论，经多数赞成并由三个委员负责签名的。
录入者注：本文刊载于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中央临委会（多数派）主编：《保卫马克思主义》卷一。据《彭述之回忆录》所述，该提纲是彭述之在1938年7月所起草的。文中的“D.S.”即为陈独秀。
我们对于D.S.同志的意见，最主要的有以下几点：
（一）D.S.公开宣称他“与任何党派没有关系”，这是完全采取了“超党”的，即“超阶级”的立场。他自“八一三”以来发表的一切文字，正由这一立场出发，因此一贯地充满了机会主义的精神，即充满了站在各党派之间，站在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调和主义精神，这是根本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对阶级”的基本观。
（二）“八一三”国民党政府所发功的对日抗战显然不是为了全民族的解放利益，而只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过分进攻和民众长年所积累的不满等等压迫之下，为了保持自身的权位，迫不得已起而“应战”的。这种“应战”在客观上虽有它的革命意义，但就国民党政府所代表的阶级性及过去和现在所施行之一贯的压抑民众的反功政策看来，如果没有民众的强大力量起来干涉和推动，它的“应战”是不能贯彻到底的，将不可免地要走到中途妥协屈服投降。因此，我们的基本政策即在于预先警告民众不要过分相信国民党政府的“抗战决心”，要依赖自己的力量、自己的组织和武装自动地积极地去参加抗战，严厉监视国民党的政府的一切投降企图，并切实准备于它真正投降时以实力去推翻它，使抗战不致半途中止。但D.S.既一方面把国民党政府这次应战的革命意义尽量加以夸大（殊不知日本帝国主义“九一八”以来的不断进攻，正是国民党政府叛卖第二次革命及其以后一切反动政策之后果），同时又公开叫民众“要相信政府有抗战决心，是不会中途妥协了”。这完全是替国民党政府作宣传筒，结果即是欺骗民众。这与我们的基本政策毫无共同之点。
（三）因为我们根据理论和经验，根本不能相信国民党政府的“抗战决心”，所以必须召集一个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来代替他领导抗战，而且这是我们多年来所极力主张的根本政纲。可是D.S在口头上虽还保留这政纲，在实际上却已完全把它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在《抗战中的党派问题》一文内所说的“共产党及其他党派都应以在野党的资格拥护抗日战争，一致承认国民党一党政权及其对抗日战争之最高统率权这一事实，不要把开放党权和开放政权混为一谈。”这里十分明显地是主张维持国民党的军事专政，是完全放弃了以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来代替国民党的军事专政之原来的政治主张。
（四）D.S.主张“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这在马克思主张的观点上也是错误的。因为“民族”是抽象的，在现代的社会里真正代表民族利益的往往是一个最进步的阶级（是现时的无产阶级），而代表最进步的阶级利益的，又必须是一个真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党。所以单纯地说“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实际上即等于否认无产阶级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的领导权，这根本是反动的思想。对于这一点，列宁和托洛斯基同志已经无数次解释过了。
（五）D.S.在答复《新华日报》的公开信中，不但不严正地反驳史大林党之对于我们整个组织的无耻的诬蔑，揭破史党之阴谋诬陷的企图，反而公开地宣布他与“托派”没有任何关系，即公开宣布他已脱离了“托派”，这是完全表示了他放弃了自己多年来所坚决拥护并为之奋斗的革命旗帜，这等于叛变了组织，叛变了自己。
（六）D.S.所以远离第四国际的基本立场（在最重要问题上走到了如此的机会主义），主要由他自出狱后妄图无条件地保持自己的“公开地位”，因而不得不向国民党政府妥协，不得不向史党表示让步，结果也就不得不在迁就环境所许可的借口之下，放弃了自己原来的革命立场。然而这正是社会民主党及一切所谓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堕落之根本原因。D.S.要想重新回到革命的队伍里来，首先必得考虑他们幻想的“公开地位”，进而考虑他近来全部思想错误的根源，否则他的错误将跟着时间前进至于不可收拾。
（附言）在组织问题上，我们同史大林主义的根本差异点，即我们完全遵守列宁遗教，欲使党内常常保持活泼的革命精神，欲避免党的堕落，党的官僚主义以及党内无原则的小组织纠纷等，只有尊重党内的民主化、党内讨论和批评的自由。我们发表对D.S.同志这个批判的意见，也就是根据上叙的精神而来，我们希望同志D.S.都站在革命的利益上来互相讨论和批评，以便最后获得共同一致的正确结论。 |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告民众书（1937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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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告民众书
（1937年7月20日）
工人、农民、兵士、学生及一切劳苦民众们；
目前卢沟桥事件，决不是偶然的事件，而是日本帝国主义有计划的侵略。就其全国动员，并派遣十万兵力来华等事件看来，日本帝国主义此次的侵略实存有必得华北或至少其一部分的决心。因此，华北事件，决不是一地方的问题，而关系全民族的生死，假如中国民族不急起作全国抗战，则冀察主权丧失以后，民族生命将立即陷于危殆。现在是我们为争取民族生存而起来抗战的时候了。
资产阶级国民党政府对此事件的道路只有两条：第一是在日帝武力压迫之下，一方面玩弄手段，欺骗民众，以遮掩自己的投降，另一方面则摆出各种姿势向日帝讨价还价，谋求更有利的投降条件。在采行这条直捷的投降道路时，蒋介石会把华北的抗战陷于一隅，而让廿九军士兵孤军独战，不予实力援助；等到宋哲元军阀因不甘单独牺牲而对日屈服时，蒋介石政府则把屈服的罪名加到宋哲元身上，以图保全它欺骗民众的面具。第二是日帝提出的条件过于苛刻，国民党政府不敢接受（怕民众反对）或不愿全部接受（因与资产阶级不利），因而稍作武力抵抗，在稍微抵抗中间，要求条件之降低。目前国民党政府正采行着前一条道路，而同时也作后一条的准备。但无论采行那条道路，国民党政府结果要投降日帝并出卖民族，则是必然的。因此，谁如果要我们民族停止作独立的抗战运动，而统一到蒋介石领导下去进行抗日，那不是资产阶级的走狗，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奸细。而目前的中国史大林党与各色的所谓救国团体，则正演着这种走狗奸细的脚色！
民众抗日救亡的道路，必须是一反国民党的欺骗投降政策，而采行彻底抗日的政策。我们必须反对把华北战事陷于一隅，而要发动全国性的抗战；我们必须反对国民党政府之压迫抗日运动，而要争取救国运动之绝对自由；我们必须反对蒋介石的让廿九军士兵孤军独战的奸计，而要逼迫蒋介石政府立刻动员全国军队普遍抗战；但我们必须认清中国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而抗日胜利的保障，只有全国民众武装起来，自动奋斗，我们必须反对再与日帝作妥协交易，而要把日帝在华势力彻底驱逐出去。这是抗日救亡的唯一道路！
全国劳苦民众：卢沟桥事件表示中华民族的生存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让步投降，只会加重这种危机。我们再不能消极等待，受日本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联合宰割。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号召全国革命民众，为实现下列抗日口号而一致奋斗：
一、立刻动员全国军队民众普遍抗战！
二、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一切势力出中国！
三、争取抗日救国的一切自由！
四、反对卖国谈判！
五、民众自动武装起来彻底抗日收回失地！
六、打倒欺骗民众投降日帝的国民党政府！
七、反对国民党御用的国民大会，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解决国事！
（1937年）七月二十日
何伟录入 |
告绸厂工友书（上海工人联合会，1937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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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绸厂工友书
上海工人联合会（1937年2月）
亲爱的工友们：
从一二八以后，我们的生活真是苦透了，工钱被资本家减得一塌糊涂，从前做两三块钱一天的，现在一天一块钱都做不到，厂里生活不知比从前难做多少倍，资本家还要拼命扣码尺。去年各个厂里都赚钱，资本家大发财，我们工人一点好处都得不到，市面一好，日用东西反而都贵起来，弄到肚子都吃不饱了。
这样生活那能吃得消？不同资本家上一上，那能有生路？恒丰、美丰、大美丰、美丰号记几厂工友都罢工向资本家要条件了，我们大家也要赶紧齐心团结好准备干！罢工要条件！
一、一律加工资三成（包括准备部）
二、码尺一律与公尺计算不折不扣
三、等经等纬等花等件改造家伙每日津贴大洋五角
四、减少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十小时半
五、每月例假两天（一号十六号为期）纪念日放假例假与放假期工资照给
六、夜工每天津贴夜饭钱大洋一角
七、不准开除工人
八、取消包机制度
九、因公受伤厂方应津贴医药费用及工资照给
要得到这些条件，顶好是各工友联合一道上。不过我们现在各厂工友还没团结好，许多厂还没开齐，资本家生意还不忙，有的工友回家还没回来，今年又一次工钱都没拿到，所以马上联合罢工，很不容易得胜利。我们现在要赶紧准备，把工会弄好，纠察队、宣传队、交通队成立起来，没加入工会的工友也赶快加入，大家齐心团结紧，准备好了，时候一到，我们就全体罢工，同资本家上。
顶要紧的要把工会办好，要我们大家工友齐心来管工会的事，要选举好的忠心替大家办事的工友来做事，工会的一切事情都要代表大会或者会员全体大会通过！没有加入工会的工友赶紧加入工会！
现在的丝织业产业工会（特别是四区工会）我们不相信他能替我们工人办事，把条件争到。他们过去只收钱不做事，许多厂方压迫工友的事，他们都不用力去办。现在他们嘴里叫罢工，又不极力去准备（如把各支会各小组办好，纠察队组好，组织没入会的工友），只是要钱（收一角罢工费），这样看来将来罢工时他们一定要向资本家投降。社会局一讲就要叫我们复工。这样，条件一定不能得到，所以我们还是要靠自己来把工会办好！罢工才能胜利！
亲爱的工友们！赶紧帮助恒丰、美丰工友争条件！赶紧齐心团结好，大家一道罢工争条件，同资本家上。我们没有生路，要得条件，是由靠我们自己。市党部、社会局不会帮我们忙的，他们不使用警察、流氓来压迫我们，就是叫我们先复工再听他们调解回话，他好等我们工人心冷下去，打散我们团结推翻一切条件。工友们，不要听他们的鬼话，那一个叫我们听他们这种鬼话的就是工贼走狗。我们不得到条件，绝不罢手绝不复工。工友们！我们自己的事只有我们自己来干，只有我们大家齐心团结才有力量，资本家才会害怕就答应我们条件。
工友们！快点准备，快点团结，罢工要条件！
上海工人联合会
一九三七年二月
工友！你看过后，请转送别人。不要丢掉或撕掉！因为这是我们工人用血汗钱做来的。
（录入者：昨日霓虹） |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为西安事变告民众书（1936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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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为西安事变告民众书
（1936年12月20日）
工人、贫农、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们：
国民党正在兴高彩烈地宣传「国家已经统一」的时候，军阀内斗又表面化：卖国贼张学良扣留了国贼头蒋介石，杀死了南京政府的官吏，在西安独立，使国民党政权陡形动摇。这件事无情地证明了在资产阶级国民党的领导之下，要统一国家，只是梦想！
现在军阀内战已经发动了，同时英日帝国主义又在乘机活动，各自企图统治蒋介石下台后的南京卖国机关。各式各样的军阀政客，都在竭力活动，以增加军阀内战的程度。史大林派的所谓「共产党」竟「声明愿跟在张学良的后面去抗日」，事实上即是要扩大军阀的内战。军阀混杀的灾祸又临到我们的头上了！
为要根本消灭军阀战争，为要真正完成国家统一，为要彻底谋得民族解放，我们工农兵大众必须对这次西安事变有正确的了解与主张。
第一，我们要知道张学良杨虎城等的起事，完全是了自己的利益，什么「抗日」口号，都是进行内战的借口；
第二，但东北军中的十几万兵士们无家可归无地可耕，他们那种抗日反蒋的情绪，则完全是真实的；
第三，蒋介石屠杀过千百万工农与革命者，断送了四分之一的国土，所以不仅他的被捕不足同情，而且是死有余辜。资产阶级说蒋介石是「民族之父」，没有他国家要亡掉云云，这只能表示在失掉了头目以后，国民党资产阶级的无耻欺骗与恐慌。事实是要想国家独立，非先打倒帝国主义的最大走狗蒋介石不可！
根据这样的认识，我们工农兵大众应该有下列的主张与行动：
一、交战各方的士兵们团结起来，成立兵士委员会，打倒各方的军阀！把蒋介石张学良等逮捕，交给全国民众审判！
二、立即对日宣战！要求苏联无产阶级的援助，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阴谋！
三、言论、集会、罢工、罢课之绝对自由！打倒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压迫！
四、打倒史大林党的革命叛徒，一切革命民众及贫农队伍集合到共产主义同盟的旗帜之下！
五、释放一切政治犯！
六、打倒降敌害民的国民党，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解决一切国事！
1936年12月20日
原件藏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 |
悼西班牙死难战士·为援助西班牙革命募捐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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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西班牙死难战士
西班牙的无产阶级正在与凶恶的法西斯主义者作殊死的斗争。全世界革命的战士们都间接或直接地参加了这一斗争。第四国际旗帜下的勇士们都已经动员了。西班牙本部，第四国际的人们在喀泰隆那组成了一支最精劲的军队，它将巴塞罗娜从法西斯的铁蹄之下拯救了出来。在比利时与法兰西，我们的同志正在不断地组织赴西义勇军，且尽量利用我们有限的财力，替西班牙的劳动者购买军火。全世界的布尔塞维克列宁派，正在和法西斯蒂肉搏，这给史大林的诬蔑（“与法西斯勾结”）以怎样无情的暴露呀！
西班牙的前线上，已经有许多我们的同志牺牲了，下面这两位是最近死难的两个著名的战士：
马拉巴巴PierreMalabarba法国国际主义工人党（第四国际支部）马赛区的党员，他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创造者，西班牙内战爆发后，他参加喀泰隆省民军，在萨伦高斯的火线上饮弹而死。
穆林JeaguimMaurin西班牙共产党首领，因不满于第三国际的破产，参加反对派，最近组成马克思主义联合党，为喀泰隆省之军事领袖，他在政治上虽有机会主义倾向，然仍忠于第四国际的运动，此次因事赴马德里，途中被法西斯所获，遇害！
我们同志们在西班牙的鲜血不是白流的，在这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将很清楚地分辨出“保守中立”的史大林主义者，与国际主义的布尔塞维克列宁主义者！
为援助西班牙革命募捐启事
西班牙的内战是两个阶级的最尖锐的斗争。战争的结果不但关系一国的命运，而要影响到全世界今后几十年间的命运。假如内战结果而工农大众胜利了，则世界法西斯势力便难再抬头，假如失败了，则法西斯恐怖将要毁灭欧洲工人阶级的组织，而世界工人及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也要延缓几十年。自然，目前世界革命前途的决定因子是今后法国革命运动的胜败，但西班牙内战的胜败却能影响法国革命运动的前途。希特勒与莫索里尼认识这一点，所以他们联合了欧洲各国的反动势力而为西班牙法西斯军作后盾。而在另一方面，则第二第三国际的各欧洲支部都为了“和平”，为了维系与资产阶级的“人民阵线”，而主张所谓“中立”，即坐看西班牙革命战争的失败。由这种事实，我们就可想象西班牙革命战士之急需援助了。欧洲法比各国的第四国际旗下的同志们，以及第二第三国际影响下的个别革命工人，因为知道这种急需，曾组织队伍，亲往参战，并且有许多已牺牲在西班牙法西斯的炮火下。中国因地理的远隔，我们无机会亲往参战，但中国的革命者绝不能坐视西班牙革命战士们的英勇血战。我们不但须反抗法西斯蒂的国际联合，不但要反对阶级骗子们的“和平”与“中立”，而且还要给西班牙前线战士们以物质的援助。这种物质援助即使是微小的，亦可以表示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并鼓励西班牙革命战士的斗争情绪。为此，我们发起援助西班牙革命战争的募捐运动。中国的工农大众及一切革命分子们：积极起来参加这一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运动！为使援助力量迅速生效，规定十月十五日为第一次募捐结束之日。一俟募得相当数目，立即汇往。
斗争编辑部启九月十五日
载自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机关报《斗争》第一卷第十期，一九三六年十月一日出版。 |
第四国际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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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际万岁！
在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继长增高中，第四国际的运动更加成熟了。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廿九，卅，卅一与八月一日中，主张建立第四国际的各党各派，又举行了一个第四国际的准备大会。
这次大会上参加的有苏联、比利时、英国、荷兰、瑞士、德国、意大利、法国、美洲等国的代表。通过了一个主要的文件：“新的革命高涨与第四国际的任务”。
大会的中心问题为讨论西班牙，法国与比利时的局势。第二第三国际的政党在该数国所采取的立场完全帮助了本国的资产阶级。他们不仅在法、比两国中，甚至在西班牙，那里的无产阶级正在为社会主义革命与打倒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而战；但他们却命令西班牙的劳动者只许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而奋斗。
大会对全世界的工人发表了一个宣言，指出了“人民阵线”政策的破产，并坚决地提出了土地归农民，组织苏维埃，武装民众，夺取政权的路线，它指示出只有这样才能打倒法西斯蒂。
大会宣布工人阶级与自由资产阶级缔结联盟（人民阵线）为对于革命的叛变，这联盟只能妨碍工人阶级的革命行动，帮助法西斯蒂的政变，且准备帝国主义的大战。
大会关于苏联的现状，关于史大林官僚迫害布尔塞维克列宁派的野蛮手段；关于“伦敦局”，即受中派主义影响的各个社会主义“独立党”；关于北美合众国；关于第三国际的历史；关于青年在反战中的作用，等，均有明确的决议。
最后大会选举了一个第四国际的书记部（中国同志有两人参加）以为第四国际运动之总司令部。
第四国际的运动虽然还在萌芽时代，但它却已有了精确的政治立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略路线；它继承了第二第三两国际的历史使命，它将成为世界无产阶级，亦即全人类前进之伟大动力。
它现在虽然还居于劳工阶级的最少数；但我们深信未来的胜利是属于它的，中国觉悟的工人们以及先进的革命者们，快快团聚到第四国际的旗帜之下来！第四国际万岁！
载自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机关报《斗争》第一卷第十期，一九三六年十月一日出版。 |
立即对日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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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对日宣战！
一月来，所谓“中日关系”又进入到新的阶段，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一些民众抗日的事件，或简单私人的仇杀，甚至像“梨核抛中日兵头颈”等“侮辱皇军”的小事，正在调舰增兵，抗议与要求了。
如今事件还正在开展中，但我们必须及时认识这局势的严重，并立即确定我们战斗的策略。
日本帝国主义这次之所以“俄然紧张”，决不是什么各个“反日恐怖”的反应，而是利用这些事件以进行他们自己侵略的计划。我们早已断定了，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是永无止境的，除非中国民众给它以一个有力的反抗。在国民党政府那种投降政策之前，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只能时紧时松，而决不会“根本觉悟”的。
日本帝国主义自去年六月间不费一弹而领有□东与实际统治了冀察之后，它的野心早已在占有整个的黄河流域了。去年冬季的所谓“自治运动”只因全国抗日运动的高涨而稍稍顿挫。但当国民党很诚恳地替它压平了这个运动之后，日本的华北分离运动又行抬头了。尤其是这次南京政府“统一”了两广，香港的郝德杰爵士和蒋介石密切地过往了以后，日本的武士们就更加“激昂”了。他们准备和这抱着“两重政策”的“不贞妇”来一个清算。他们这次是以最大的决心来行动，非将整个的华北与华中攫在自己手里不休的！
最近的几天来，在南端，十九路军的抗日部队，在蒋介石的飞机的威胁之下退出了北海，随后就开来了日本的九艘南遣队。在华中，汉口的日本陆战队大批地登陆，准备大杀人民，为他们的被害者复仇，在华北，丰台的二十九军完全为日本的“皇军”所驱逐。连长被掳，宋哲元还发了“睦邻亲善”的告民众书。在上海，他们又利用了一个事件，施展了“皇军的威力”，全市陷于恐怖状态中了。在南京，日本帝国主义的代表提出了四项“根绝祸害”，即根本奴属中国的办法。对于这办法，国民党政府声明还不曾“知道”，其实还不曾决定，因为他们的决定，要视蒋介石和郝德杰爵士（英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的谈判而定。
而目前局势的整个关键也就在于此：假使英帝国主义无力东顾，郝德杰爵士对蒋介石表示了爱莫能助的遗憾，则蒋介石马上就会回到南京来向日帝国主义表示诚意，他将宣布“和平尚未绝望”“为了睦邻关系，接受了日本的条件”。假使英帝国主义愿为它远东垂危的势力挣扎，鼓励了蒋介石，那也许他会“强硬”一下吧！
不过无论在哪一情形之下，都无益于中国民族的解放，因为前一道路固然只将中国完全出卖于日本帝国主义；而后一办法也只是简单地调换了主人。
现在中国民族的命运是处于最紧急的生死关头了，要谋得中国民族的真正解放，只有立即对日宣战，因为多一日的“容忍”，只能给敌人加强一分奴属中国的力量，尤其在目前这个生死的关头，假使不及时与之作战，图最后的挣扎，则中国劳苦大众将长期沉沦于日帝国主义之铁蹄底下了；不过在这样的战争中，立于日帝国主义买办地位的国民党资产阶级当然是要站在敌对方面的，所以我们工农民众以及兵士们之抗日战争，首先还必须打倒资产阶级国民党的军阀！
目前工农民众以及兵士们的抗日战线已经结成了，试看南自十九路军的部队，北至二十九军的士兵们，不都已站在抗日的最前线了吗？成都，北海，上海，北平，各地的群众，不都已表示了他抗日决心与勇气了吗？
现在中国的群众都已奋起了，阻止这一抗日运动的只有那些国民党统治阶级以及全国大小的军阀，资本家地主们。所以我们要求得抗日的胜利必须打倒这些帝国主义的走狗们，首先就要推倒南京国民党的政府。
为使抗日群众有坚强的领导，必须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它不仅要计划抗日斗争中军事的与经济的步骤，并且要解决国家一切根本的问题。
载自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机关报《斗争》第一卷第十期，一九三六年十月一日出版。 |
陈仲山（其昌）致鲁迅的第二封信（1936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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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仲山（其昌）致鲁迅的第二封信
鲁迅先生：
看到了你公开答复我的信。我很怀疑，你是否看了一下我寄你的各种刊物的内容。
我得向你说明，我寄信寄书给你的本意，是因为看见了你对“联合战线”问题的意见，想供给你一些研究问题的资料，所以我的信中所说到的只是这一点，并非因谁曾指你是什么什么，寄你书的是我个人并非你回信中指明“污蔑”的“中国的拖洛斯基”，其次，革命是大事，明白的有责任心的人都应该虚心的坦诚的研究革命的战术与战略。我平素认为你无论如何总还是明白的有“道德”的人，所以我写信向你谈政治问题，但不幸你的复信全篇是避开政治问题不谈，而却因为从前谁骂过你拿卢布的乘机在我，甚而不止在我的身上发泄积恨。谁骂过你，我不知道，在我看来，如果有这事，如果是简单的骂，这种骂是无意识的，因为倘若是为了革命，则世界工人阶级首先胜利的国家应该供给物质的帮助，而我国革命者也应该接受这种帮助，但这终究是从前的个人小事，在民族危亡之眼前，有“道德”的人不应该弃这小嫌而看远些吗？然竟不然！你拿辱骂与污蔑代替了政治问题的讨论，而这恰是史大林党官僚们的一脉相传的法宝。你的回信的态度是“中国现代文豪”之思想与行为的最最无情的讽刺！
你似乎深恶痛恨于中国布尔雪维克列宁派对史大林党的“联合战线”政策的攻击。你对这一点尽量展布了你那辱骂污蔑与恐吓的本领。我希望一切明白的人都了解，布列派之所以反对斯大林的联合政策，绝不是对个人，而是由于忠实于中国工人阶级，不忍再见一次“四一二”的屠杀。你可详细知道上次中国大革命是在怎样与谁的政策之下失败的？一九三三年德国无产阶级之不战而溃与一九三四年奥国革命革命运动之被压碎是什么政策造成的世界革命的连续失败把人类的痛苦延长了几多年？你应该从这里来观察问题，来认识革命者的斗争之出于不得已，而非什么“道德”不“道德”了。
中国史大林党遵奉第三国际的命令，认为一切阶级可在日本压迫之下联合反抗，因而他们打通电、派代表，到宁、粤×，香港向刽子手军阀官僚们去接治，并高喊不分阶级不分党派的联合战线。抗日是中国民族的生死问题，如果如果各阶级各党派真能联合起来挽救了民族的危亡，那自然是当欢迎的。然无奈这是一种幻想，事实上，尤其在目前的中国办不到，即使变相的办到，其中还含有最可怖的前途。中国的主要阶级如个派资产阶级与工农劳动阶级，后者与前着是死敌对于抗日问题，则更本说来，这两阶级是背道而驰的——资产阶级以不抗日为主，而工农劳动阶级以抗日为生。详言之，中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是与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相依存的，所以更本上他不会抗日。在事变发展中，尤其在受到工农大众的威胁时，他只有降日。他与帝国主义固然有利益冲突，但他们之间的这种冲突比之他们与工农大众的利益冲突，小的不算什么。所以在工农未起来时，资产阶级在口头上甚至在行动上会表示抗日，但当工农起来而威胁到它的生存线时，他与帝国主义间的冲突将降到近于零，他们会联合起来对工农来一次大屠杀。这就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四一二”。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各阶级关系的根本认识。而且中国目前的阶级关系又与别国别时期的不同，现在的通知政权就是在“四一二”的屠杀上建立起来的，因而他更害怕民众起来，更依赖帝国主义：宁坐看华北丧失而不敢放松他对“红军”对抗日民众的压迫。革命政党的战术必须建立在这种对阶级关系的根本认识上，才能应付万化千变的形势。本此，中国布列派指出了“必须打倒资产阶级国民党才能达到抗日胜利”之大道。
那么是否可以就因此而认为资产阶级各派绝无抗日作用了呢？只有蠢材会这样想。资产阶级可以因时因势而长向“左”摇摆，在他们真有抗日行动时，无产政党应该和他们共同行动但即在这样作时，我们在战略上绝不应该离开我们的基本认识在策略上也不能离开太远。我们必须设立堡垒以预防“四一二”之猝然到来;这即是说，无产政党必须时刻揭明自己的旗帜不使与资产阶级的混淆，时刻指示给工人资产阶级的动摇性与叛变性，使他们时刻提防同路人，时时团结并扩大本身的力量。这样，仓促遇到“四一二”屠杀时他们才不至于措手不及，致认识不清敌人和自己人这就是中国布尔雪维克列宁派的抗日运动的道路之大略，而中国史大林档的联合战争政策恰和他相反：他们认为在日本压迫下国内阶级冲突会消灭：其实则不但不会消灭反而更尖锐：他们离开阶级的立场，放弃自己的旗帜而使工农大众相信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如使相信北伐前的蒋介石与汪精卫是革命的一样，他们完全重走使上次革命的“四个阶级的联盟”的道路。其结果必使工农再遭一次“四一二”的屠杀，而抗日运动也不能胜利对于这样危险的毒害工农亦毒害名族的联合政策革命者怎样坐视而不反对呢？有“道德”的人怎能盲目瞎叫而不研究呢？
鲁迅先生，你看，这两条中国名族抗日的路线：布列派的是脚踏实地地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的结论，是本于阶级对立的实际：史大林党的不分阶级不分党派的联合主张，是根据于幻想，绝不能实现（或在工农被屠杀之结果下能变向的实现）——着两条路线到底哪个是在天上？那个是在地下？假如布列派的主张打到帝国主义代理人国民党来进行抗日是日本人所欢迎的，那么，你们派代表向南京的帝国主义代理人即汉奸交涉合作，不更受日本人欢迎吗？你躲躲藏藏的造谣，说日本人拿钱叫我们办报等等。真亏你会污蔑的这样曲折周到！布列派的《斗争》与《火花》是同志们节衣缩食并闷在亭子间阁楼上挥汗劳动的产品，正因财力不给，《斗争》已从周刊变为半月刊听说又快要降为月刊了。假如布列派能从日本人拿钱办报，那他一定要向你们那样，公开的一本本一种种的出书出杂志，并公开摆在四马路出卖，即不然也仍可以交给日本人书店在玻璃窗内张广告出卖而决不须这样自印自散了。
你说“你们的行动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这确有点使我“糊涂”起来。中国人中有阶级，各阶级中有汉奸，有小资产阶级势利之徒，有被压迫的工农大众，你所谓中国人的道德，是殷汝耕的道德？是国民党的道德？是鲁迅的道德？还是这几种人混合的即所谓不分阶级不分党派的道德？如果你指的是后者，那就要请你再来一篇《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的神话给我说明它到底是一种怎样奇怪的东西；如果你指的是资产阶级……的道德，那大概是关于“新生活”“劳资合作”的吧？这是革命者时刻要推翻的；如果是劳苦民众的道德，那我们革命者始终是切切实实为这阶级的利益而斗争的，此外，我们不知什么叫道德。布列派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吗?你这里所谓大众，不知是中国那个阶级的大众。如果是国民党的大众，那当然不欢迎；如果是鲁迅手下的大众，那或许不欢迎，但如果是工农劳动大众，那他们因遭受屠杀遭受压迫的记忆比你的要亲切而新鲜的多，是天然的会深恶痛绝于阶级混合的背叛政策而欢迎布列派的政策的。
最后，说一说你对苏联那种赞羡的态度。工人国家受到中国小资产阶级之赞美，以保护苏联为责任的我们是很欢喜的，但革命者向来是眼看实际口说实话的，绝不为别人对苏联的空赞羡所眩惑。你称赞“史大林先生们的苏联在世界上任何方面的成功”，我不知你指的是哪几方面。事实表示，苏联十余年来的成功是经济建设，此外，无论在国内国外都着着失败。中国上次大革命失败后几十万青年之被残酷的监禁与枪杀，这是史大林先生的苏联的成功？放弃了世界革命的领导把头缩进一国社会主义的壳子里而与帝国主义联盟，这是史大林先生的苏联的成功？各国共产党已无不拿爱国主义代替共产主义，这是史大林先生的成功？鲁迅先生对这些世界大事何以太茫茫然！假如十余年来苏联是处在列林和托洛斯基的领导下，那它在国内的成功要比现在高几倍，而中国与德国革命的胜利或早已把世界资本主义摧毁大半了。假如这样，现在中国小资产阶级势利之徒必然只会赞颂，绝不会污蔑托洛斯基同志了。说到苏联工业建设的成功，我介绍你知道这几点史实：一九二七年联共左派反对派最先提出了工业建设计划，当时被史大林斥作“超工业计划”不加采行；同年第一个年计划实行后，行不通，于是一九二八年放弃了原来计划而采用了反对派的计划数字，这才有了后来的成就；然当反对派的计划被采用而获得了部分成功时，创造计划与为这计划的实行而奋斗者，却被史大林流放到西伯利亚或驱逐到国外。再，你知道苏联五年计划成功的基础是什么吗？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生产国有。而创造这种国有制度的，是十月当时的革命者。但这些革命者凡生存的全遭史大林的迫害。举例说，那时的七个政治局委员中除列林已死外，有五个都被史大林流放监禁驱逐或加以别的处分了，剩下的一个就是史大林。知道这些史实，你就知道五年计划之成功之中渗透着被放逐者的血和汗，你就懂得只有小资产阶级势利之徒才会认为这成功，使托洛斯基的被逐晚境成为“可怜的”对比；这样，你或者就不会盲目的跟着别人，对毕生献身革命的伟大的老革命托洛斯基那样的污蔑了吧。鲁迅先生，告诉你，像你那样的污蔑辱骂，国际布列派听得多，受的多了。什么勾结帝国主义图谋倾覆苏联，什么阴谋暗杀谁谁，等等。史大林官僚及其徒子徒孙们，政治上破了产，不敢面对政治的攻战，而却在私人生活造谣污蔑，而这武器现在被鲁迅先生拾了起来。托洛斯基在欧洲贫病交加，靠版税维持生活，因出版他的著作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书店，造谣者就指着说他“用敌人的金钱”。鲁迅先生，你拿版税稿费的地方，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假如有人向我说，鲁迅先生躲在上海租界里，借日本人的庇护，并拿日本人的杂志的稿费来宣传名族文学，是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指使，那你可放心，我必定要为你痛骂这个造谣者的不“道德”与无耻！
你不得到我的同意就把我的信与你的答复故意以那样的标题公开发表，并且还不仅发表在一个杂志上。而你那公开回信的内容，又不谈我向你诚恳提出的政治问题，而只是由我而侮辱到中国布尔雪维克列宁派，并污蔑到托洛斯基，你是讲“道德”的人，你既然这样作了，我就不得不再诚恳的请求你把我这封信公布在曾登过你的回信的杂志上。标题用《托洛斯基一分子对鲁迅先生的答复》，这里，我在热烈的企待着鲁迅先生的雅量，革命者向来不回避堂堂正正的论战，你如愿意再答，就请摆开明显的阵势，不要再躲躲藏藏的造谣污蔑。你的话在中国人中是有吸引力的，如出言不慎，那必将贻害青年，必损伤你的盛名，并有害革命。
顺祝
进步
陈仲山
（一九三六年）七月四日 |
告革命学生书（传单）（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布尔什维克列宁派〕，1935年12月2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中国托派运动文献
告革命学生书
1935年12月22日
〔说明〕根据传单原件录入。凡原件破损缺漏以及难以辨认的字，均以□代替，同时将暂时的辨认结果放在随后的括号内。
亲爱的朋友们！
你们现在又以你们的热血展开了你们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光荣的运动。我们——布尔塞维克列宁派，为革命的热情所驱使并本着我们自己的责任，有向你们贡献意见之必要。
中国近代的民族解放运动开始于有名的五四运动，这是受第一次帝国主义抢掳战争及日本帝国主义乘机掠夺所起的『打卖国贼』的学生运动。这次运动代表中国民族之第一次的觉醒，开展了自由解放的呼声。
但是，你们可以知道，这次运动并未收到直接的成功，这次运动之历史的价值就在于一方面做了思想解放，另一方面提醒了觉悟的青年『到民间去』，从事群众的革命运动，做工人和贫农的训练员。
在五四运动之后，接着就是不断的罢工潮。工人得革命的青年之引导由经济斗争走向政治斗争，由此便酿成五卅运动中上海的大罢工及省港大罢工。只有五卅运动才表现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之深厚的势力。
继工人之后的便是乡村的贫苦农民之武装的斗争。这种斗争经过十余年来事实的证明亦表现中国革命之伟大的储藏力。
国民党的北伐就是利用工农的革命势力才取得对北洋军阀的胜利而成就它的统治。然而！这个统治又是从工农的血泊中建设起来的——而这个工农的血泊中也到处掺和着你们的血！
原来这时的革命是受了苏联的腐败官僚之错误的领导，这个错误就是拥护国民党，相信代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可以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保护工农利益并给人民以自由。现在你们应该知道这种相信是建立在什么错觉上的！
在帝国主义卵翼之下的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是外国资本的买办。它的利益就是在外国资本支配下用最最野蛮的手段剥削中国工农。因此它不能不敌对民众的自由，维持军阀制度。这就说明为什么国民党反对北洋军阀，而自身又变成军阀。北洋军阀卖国，国民党的军阀也要卖国——并且比北洋军阀更恶辣更无耻的卖国。
『九一八』以来的事实完全证明，在帝国主义进攻之前，国民党的军阀官僚争先恐后的投效，它的责任□〔尽〕在以武力保持『镇静』。对外愈屈服它愈要实行反动的压迫。奴颜卑膝的对外，张牙舞爪的对内，这就是国民党所□〔演〕的脚色。
日本帝国主义按照预定的方案，是逐步吞并，国民党只有逐步压制中国人民接受日本的条件。按照阿比西尼亚的现例，英美列强的干涉纵能抑制日本，对中国亦只是瓜分，还有便是帝国主义的抢掳的战争。
日本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领土将更进一步利用中国的买办军阀官僚以奴役中国人民。如果因列强分赃不匀而引起战争，那更是中国民族的大灾难！
中国的命运取决于中国民众之解放的斗争。为能自由的做民族解放的斗争必须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的军事专政。
自『九一八』以来国民党屡次向国民宣告要公布宪法，召集国民大会，但是即按照它的意旨所预制的国民大会亦延宕而不召集由此足见它的军事专政在民众之前表现如何的恐怖！如何不敢放松一步！
你们，热血的青年，你们不仅充满着革命的热情，而且是有知识能思想的人。你们应该了解历史的教训，观察当前的事实，寻找正确的道路。
你们所受的包围是很多的，不仅有军警的压迫及法西斯的捣乱，并且还有你们的教职员——那些假装正经的缙绅先生们，正在利用你们的弱点向你们泼冷水。这些先生们（如胡适）受了外来的侮辱也想借你们做点『舆论表示』来给□□□□〔他们遮羞〕。但他们□□激起□〔真〕实的革命运动。所以他们要尽可能的维持绅士派的面貌之下做点『抗议』为政府的外交后盾。
其实国民党政府的外交政策就是『宁赠邻人，不与家奴』。它背着人民与日本订立秘密的条件（淞沪协定，塘沽协定，今年六月的河北问题等），并对日本帝国主义负有『根绝排日思想』的责任。真正的『舆论表示』，不仅□□〔开罪〕日本并且要暴露国民党买办统治的真相。所以『舆论的表示』如果要认真的表示一下也是要碰着国民党军阀的刺刀！
但是你们也应知道你们自身的缺点。你们应当知道你们现在所从事的是多年未完成的革命的大事业。这种事业不但不是仅凭着一腔热血，做一次激烈的表示或是英勇的牺牲，就可以激发军阀官僚的天良而收到某些实效，而且也不是你们运动的本身所能成功的。
根据历史的经验，你们的运动只是群众的革命运动之发动。如果不把你们的运动与工农大众结合起来成为一种真正群众的革命运动，那你们的运动一定要失败的。
罢课游行是表示斗争的志愿与决心，唤醒群众的觉悟，检阅自己的队伍与力量。标语传单是指示行动的目标。但这一切都必须本着一定的目的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冲动，才不致成为一时的冲动，受那些绅士派们之讪笑。
那些缙绅先生们说，你们的游行示威标语传单是无用的——是的，但如果你们的运动真能发动群众的革命运动，那就会吓坏那些缙绅先生们！
他们说，你们赤手空拳与军警的刺刀肉搏是白牺牲的——是的，但你们应拿起武器来！
如果你们的运动仅限于一种『抗议』作政府外交的后盾，那么待政府的外交办好了，马上就是枪刺在你们头上！
本着这样的认识，我们仅以至诚，向你们贡献三点意见：
（一）你们应从各校组织真正代表群众革命意志的学生会，并成立全国学生联合会，以统一指挥；
（二）你们应认清斗争的对象，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提出明确的政治主张，以号召国人；
（三）你们应把你们的运动与工农大众，结合起来，成为群众的革命运动；
最后，我们提出以下的口号，愿与你们一致行动：
一、民众武装起来，抵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二、反对『防共自治委员会』及冀察政务委员会！
三、取消淞沪协定及塘沽协定！
四、收回失地！
五、反对秘密外交！
六、释放一切政治犯！
七、言论集合罢工罢课绝对自由！
八、立即释放被捕同学，惩办屠杀学生的军警！
九、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一切帝国主义！
十、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十一、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
十二、为中国的独立与完整而奋斗！
十三、革命的学生万岁！
十四、中国民族解放万岁！
十五、第四国际万岁！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布尔什维克列宁派）
十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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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布尔什维克—列宁派）临时委员会会议记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中国托派运动文献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布尔什维克—列宁派）
临时委员会会议记录
编者弁言
中国的托派以一九二八年诞生于莫斯科，到一九五二年被中共全部镇压为止，其间存在了二十四年。可是有关这个运动的历史文献，由于其组织不断遭到统治政党的摧残之故，可以说是非常之少的。
与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活动有关的内部文献，大概分别得存在四个档案库中：1，苏联秘密警察处；2，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与司法机关；3，中共的公安机关；4，托洛茨基的私人档案。
此外，在侵华日军的宪兵司令部的档案中，也可能保存着一小部分资料（例如陈其昌的被捕与被杀）。
为了明显的理由，我们不可能接触到上举这些档案。因此，中国托派运动的历史始终只能保存在少数几个迄今幸存的老人的记忆中；可是人的记忆将随着人之消失而消失；而用文字记录下来的这些记忆，如果不根据文献，不以真实的文献来核对，即使记忆者一本真诚，无意撒谎，也必因种种缘故而无法保持全部真相。
一九八〇年一月保存在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里的托洛茨基档案密封部分的启封，给了我们在这个方面以极大的帮助。三年前，我们曾经将从那里获得的十四封托洛茨基写给中国同志们的信，译成中文，与其他已发表过的书信结合在一起，印成专册。它不但对于我们运动的史料方面有颇大贡献，而且于一个革命党的内部组织方面处理方面，于我们工作的策略、战略的阐明方面，都有极大教益。
近年来，我们又托朋友从那个启封的档案里找到一些由中国托派写给托洛茨基或国际组织的信件与报告。这些文件，虽然其价值与重要性大小不一，但多少都能帮助我们去构成一幅有关中托运动历史的较为完整的图画。特别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日那次“组织重建会议”的详细记录，具有非常重要与独特的意义。这样的详细记录，在中托运动的历史中也许是绝无仅有的。因为始终处于极端严重的白色恐怖中，中国托派领导机关的会议从来不做详细记录，即使记下了，也终于被统治者的警探们拿去“保存”与毁灭了。
我们意外地获得这样一个文件，真是万分欢喜，因此先把它译出，公诸于一切与中托有关并与其历史感到兴趣的朋友们。
近年来，在流亡海外的几个老托派之间，对于运动的某些史实发生了争论。其中有如：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七年期间中国托派是否全无活动？《斗争报》到底是什么时候创办的？是一九三五年还是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它是由一九三五年年尾的新临委创办的呢？还是于一九三七年秋冬由出狱后的彭述之办起来的？……
这样的争论，空口白话是解决不了的；可是一经这个《会议记录》的核对，谁是谁非便一清二楚了。
今后，我们还准备把托洛茨基档案中找到的其他资料译印出来。
王凡西
一九八四年八月廿一日
组织重建委员会第一次会议[1]，1935年12月3日星期二，夜。
出席者：王凡西，陈其昌，尹宽，贺希，蒋振东，邵鲁，李福仁。
宣布开会时间：下午七点十分。王凡西当选主席。
1.签署：《为建立第四国际的公开信》。[2]
国际共产主义同盟中国支部对于《为建立第四国际公开信》上的签署，如何写信问题，有两种意见。第一种写一封简单的信。仅说我们拥护第四国际。另一种是写一封长信包括中国组织历来的意见纷争等等。
长时讨论之后，决定：两种意见不是不可分的，应该写两封信。李福仁写一封简短的信，签署《为建立第四国际的公开信》。尹宽写一封内部生活讨论的长信，交常委会通过后寄送。
备考：下面是经洛生（伊洛生）交国际书记处的一份决议案。
“1935年8月9日，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宣布无条件拥护号召所有革命组织建立第四国际的公开信，并决定在它的上面签名。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中委会：
“列尔士（刘仁静）
“斯朝生
“洛生经手转”
2.选举代表参加第四国际总理事会。
尹宽说，他由刘家良的老婆那儿得来的消息：列尔士已经自首，转送苏州反省院，可能不仅获释。他已声明自愿投降国民党。虽然尚无确证，有些同志已不愿选他做总理事会代表。
长时间讨论了推翻陈独秀进总理事会是否适宜的问题。因为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给中国同志的信中[3]，说愿跟反对选举陈独秀的人们斗争。尹宽就问对这问题是否曾经有信写给国际。
李福仁回答：就他所知没有写过这种信，但是托洛茨基知道以往别人和陈独秀的争论，这无疑是他事先说愿跟反对者斗争的原因。李福仁指出虽然存在这些分歧，托洛茨基同志仍然坚持提名陈独秀。
尹宽发言：“陈独秀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假如我们考虑选他基于他的威望和影响力，我们就欢迎他做候选人。但是我们应当讨论他的政治意见，判定他是否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如此，我们应当接受托洛茨基的陈独秀提名，因为他的（陈独秀的）威望和影响力。”
陈其昌：“中国同志中没有一个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要把这两问题分开。第一个问题：我们能否选陈独秀进总理事会。第二个问题：陈独秀是否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现在我们应当只讨论第一个问题，他的提名接受与否。”
全体接受托洛茨基的提议，赞成陈独秀加入总理事会的提名。
蒋振东说，他以为陈独秀的政治意见不能代表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因此联系到他够不够当代表。两个问题一定得合起来讨论。他提议押后决议，等待讨论。
李福仁指出创造第四国际的任务，不止包括布——列派，应该包括所有那些见到第二和第三国际破产而需要第四国际的人们。问题在于联合所有需要建立第四国际的人们。将来无疑会分化，但在此阶段，不能以次要的分歧为理由，而排除个人或党派。现在的目的是联合所有赞成建立第四国际的革命党派到一个组织里来。
长久的讨论了（1）我们是否接受托洛茨基的提议；（2）陈独秀的真正立场。
李福仁正式提议本组织赞成托洛茨基的提议，即陈独秀由国际书记处提名参加第四国际总理事会。
尹宽提出了如下的方案：“我们接受托洛茨基的提议，同时我们告诉托洛茨基：我们（中国布—列派）不承认陈独秀的政治领导。”
陈其昌：“我们接受托洛茨基提议陈独秀作为总理事会候选人。不管陈独秀与我们政治上有多少分歧。我们必须仅仅从第四国际的大原则来考虑这个建议。”
李福仁说，我们还不能我们不接受陈独秀的政治领导。我们立场的方案尚未做出。这决议案只能简单的赞成陈独秀参加总理事会的提名，无任何保留。我们不希望为了未来的工作先疏远陈独秀，特别是我们尚未将我们的立场规定下来。接受建议不需要加上什么保留。我们应当是接受或拒绝。
尹宽重说他的意见是应当接受建议，但要加上一句说明我们与陈独秀之间的分歧。
李福仁：“接受建议仅是说我们和陈独秀之间有足够共同观点，可以合作创立第四国际。”
尹宽重申他的立场：“我们接受托洛茨基的提议，我们希望我们之间的争执可于最近解决。”
有些同志反对这一条件。
李福仁：“尹宽像是认为接受了陈独秀的提名，就是接受了他的各方面飞意见。这不是一回事。”李福仁再提议我们“赞成托洛茨基的提议。”
尹宽说：如果委员会举行投票，那还得被全体同志们批准。
投票。决议案：“我们赞成托洛茨基的提议：提名陈独秀参加总理事会。”四票赞成，三票反对。赞成者——陈其昌，王凡西，邵鲁，李福仁。
备考：下面所引草案是由洛生交来的：
“国际书记处为提名中国代表参加总理事会的草案：
“国际共产主义同盟提名陈独秀，列尔士和斯朝生三同志为参加第四国际总理事会的中国代表，因为这些同志现在狱中不能直接征询他们的意见并获得他们的允诺，国际书记处提议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批准这一提名，并且以必须步骤与第四国际总理事会密切合作。”
注——斯朝生的名字随后被删。
3.委派一个委员会起草：
（a）原则宣言
（b）组织条例（党章）
（a）中国同志都认为现时起草原则宣言不合需要。因为他们组成的是临委会，而这一任务必须由一个正式选出的中委会来担当。他们以为顶重要的是起草一个行动纲领。他们还指出起草原则宣言是一件费时而又艰巨的工作。
李福仁：“是件大工作，但是我们要致力我们人数的发展，为了这个，我们就得有一个宣言，使新人知道他所要加入的是什么。”
王凡西指出我们有托洛茨基过去起草的纲领，现在只要根据新的形势加以补充就好了。
王凡西（讨论了一阵之后）“目前我们只须一个简单的行动纲领。同时我们可以委派一个委员会以托洛茨基过去提的草案为基础预备一份纲领。”
李福仁“行动决议案应基于纲领。”
王凡西：“我们同意指派一个委员会起草原则宣言，但是现在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工作大纲。”
决定起草行动纲领。这一工作交给一个同志去做，完成后交由常委会通过。
陈其昌提名王凡西。蒋振东提名尹宽。李福仁说两个人一齐做。
尹宽和王凡西起草行动纲领，通过。
李福仁建议在交给临委会前两位同志应当于行动纲领要有一致意见。
（b）起草组织条例。
王凡西说中国同志于这一项也认为是大事。他说首先要草一个组织决议案规定组织的最基本条例。如党员的资格，党员的任务等等。此外一定得记述过去的教训，特别是四个组织的互相冲突以及无原则分裂的问题。
4.组织的名称。
简短的讨论后，通过仍用前中委会采用的名称。组织的正式名称是“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布尔什维克—列宁派）。”
5—6.常委会选举和职务分配。
尹宽说应当继续出版《火花》作为理论机关报，也应当出版一份政治性的周刊，这是刊物将是非法的，是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的机关报。
另一位的意见：应当出版一份合法的周刊，利用目前相当有利的情势散布我们的政治影响，但因它是合法的，不能称为我们的机关报。《火花》一定也要出版，并且要政治性和理论性的。
一个意见：合法的周刊会是左派资产阶级出版物的性质。
李福仁以为左派资产阶级的性质还是布—列派的性质，要看是谁出版它，并不只就合法或非法来断定。
尹宽：“火花应当是一份理论机关报，将是不定期的，一个月或两个月一次，要看材料和技术能力等等。此外要出版一份政治周刊（非法的）分析时事。如果可能也出版一份合法的周报。”
陈其昌：“火花应该是一份理论性和政治性机关报。应当一月出版两次或一周一次。另外应该出版合法的周刊，利用当前形势增长我们的影响力。”
一致同意着力办秘密机关报。对于第二种出版物应该是合法或非法则发生了不同意见。
李福仁：“我们首先要设法做到火花按期出版。通过这一媒介能吸收新的分子。周刊也很重要，但较火花为次。诚然我们要利用目前似乎存在的每个时机把我们的意见公诸于更大的群众，不管通过合法或半合法的机关报。但问题在于出版合法或半合法周报，大半要看我们的财力。合法或半合法的刊物应当致力传播我们民主纲领的观念。我想有关合法或半合法的刊物，我们能获得外来的帮助。有一个从前是中共的小团体，我知道他们很有兴趣出版合法或半合法的机关报，致力于民主要求的大众化。为了节省时间今夜不再谈这问题，移交常委会去办。同时我们必须把出版火花，登载国际和中国为题的讨论当作首要任务。放弃火花而办一份周刊，会是个错误。”
尹宽：“我们应当出版两份非法机关报，一份理论的机关报，另一份政治机关报。理论机关报是定期出版的（火花）；政治机关报是周刊。”
决定出版一份周报。版面为新闻纸的四分之一。作为政治机关报，评述时事。理论的基本的文献作为特别文件出版。合法周报的问题由常委会去处理。还要看我们的财力而定。
有人发问：最近一期的火花会照原样出版吗？是的，现在预备出版了。
有人发问：周报将叫什么名字？李福仁建议“工人生活”。尹宽以为这不是个好名字。提议移交常委会。李福仁提议，叫它“斗争”，提议被通过。周报名字将是“斗争”。
有人发问：是否要有一个宣传委员会，与负责“斗争”出版的委员会分开。决定有两个委员会；一个宣传委员会，这个的任务是出版一般性的文献（火花等）；另一个委员会出版周报。
常委会选举
（1）书记——司库。陈其昌提名李福仁。讨论。李福仁建议这职务由一个中国同志担任较好，不然要有一个中国同志当他的助理。这个建议未获得通过，因为李福仁和别人没有共同语言。建议两个职务可以分开。
贺希：分开职务好些，李福仁司库，尹宽书记。
陈其昌：现在重要的是常委书记应能团结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因此李福仁应做书记。
讨论书记职务的性质：书记真正是政治代言人还是他的职务主要是技术性，如写信，会议记录等。
王凡西：书记的地位应当认为是执行技术工作的，并不是手握党的政治路线决定权。
书记司库两个人被提名：尹宽和李福仁。李福仁退出，让尹宽。陈其昌提名人拒绝收回提名。理由是书记一定要与全体同志关系良好的。这个意见邵鲁赞成。
投票。李福仁当选书记——司库。李福仁得三票。尹宽得两票。投李福仁的是尹宽，陈其昌，邵鲁。投尹宽的是贺希，蒋振东。
（2）宣委会（包括出版火花）主持人：
尹宽和王凡西被提名。王凡西四票当选：陈其昌，邵鲁，李福仁，尹宽。
（3）《斗争》编辑。邵鲁提名陈其昌。蒋振东提名尹宽。陈其昌三对二当选。投陈其昌的是李福仁，邵鲁，王凡西。投尹宽的是蒋振东，贺希。
投票前后苦争不休，主要的参加人是陈其昌和尹宽，尹宽强烈地反对陈其昌当选《斗争》的编辑。
尹宽说：陈其昌是不胜任的，他从未发表过政治意见。他问：选举是否算决定啦。他问李福仁为何这么投票。
李福仁说：根本不应要求同志拿出他投票的理由来，但是问题既是提出来了，他不妨回答一下，他的投票是基于和两个同志过去的经历的。过去几个星期来尹宽在和李福仁以及别人通讯或谈话间表示的态度是喜欢宣传自己的意见，不管这些是否是组织的意见。或是陈其昌证实不能胜任，自然会撤换，有如撤换别的当选的同志一样。但是陈其昌既当选了，尹宽就该像个忠实的同志那样的合作，去做他能做的。若是他做不到这样，他就不是个共产主义者。
蒋振东说，这里是牵涉到两条路线的，一条是布尔什维克，一条是孟什维克。
贺希说投《斗争》编辑的票，应当基于政治观点上挑选。李福仁说他没有许多机会去确切了解两个提名人政治的现在立场，他很清楚的记起几个月前陈其昌和尹宽在政治上是一致的。他因为不能由政治方面作判断，他被迫拿别的因素来考虑。
（4）组织员。
被提名者：邵鲁，尹宽，贺希。尹宽三票当选。投票者陈其昌，邵鲁，李福仁。
常委会有下列四人——
1.书记—司库：李福仁
2.宣传：王凡西
3.斗争主编：陈其昌
4.组织：尹宽
7.组织部预算案
提交常委会。
8.其他事项
第一次常委会出席者将是尹宽，陈其昌，王凡西。十二月四日或五日召开。李福仁不能出席。
第二次会议将于十二月七日早九点举行。四个常委都出席。
会议结束：夜十二点十五分。
王凡西注
[1]“组织重建委员会”（ReconstitutedCommittee）不是正式的组织名称。记录中应用这个名称，只是想说明这次的作用吧了。中国托派多灾多难的历史，若简单从它的领导机构的变动来说，截止一九三五年为止，大致如下：
1.一九三一年五月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实行统一，成立了全国中央委员会。但不出一月，全体正式中委除陈独秀外，悉遭逮捕。
2.陈独秀会同候补中委彭述之与宋敬修等，再建中央领导机关，它又于一九三二年十月全体被捕。
3.自一九三二年年底至一九三四年春这期间，实际上无全国性的领导机关存在。其中有个别积极同志，特别是活动于上海区的陈其昌同志，会同另一些积极分子，进行有限度的宣传工作。
4.一九三四年春，李福仁与伊洛生二人联合了刘仁静及与刘接近的四个年轻同志，企图重建领导机关。他们曾与陈其昌等商议合作，但因政治意见不同（主要是为了对陈独秀的态度。一方面以刘仁静为主脑，竭力抨击陈独秀的错误思想——“机会主义”，对“红军”的看法等等；另一方面是陈其昌等，他们认为对陈独秀的错误的批评早已结束，自当不应旧事重提），未能实现。于是刘仁静等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三日在上海召开一次会议，（刘本人未列席），选举刘仁静，斯朝生，刘家良，扈焕之，王叔本为委员，成立新的中央委员会（此节根据伊洛生于一九三五年八月三日在巴黎给国际书记处所作口头报告的记录）。这个新领导开除了陈独秀，开除了陈其昌，还有开除了出狱不久的尹宽。可是这个领导机关只存在了不足二月。同年三月，刘仁静在北京被捕，不久，四位年轻领导人亦在上海被捕。
5.新机构遭到破坏后，李福仁力谋与陈其昌等重新接近，此时王凡西等刑满出狱，亦希望重建全国统一的领导机关。于历时数月的接触及商谈之后，便决定召集一次上海地区的活动分子代表会议，藉以产生新的临时中央委员会。这个会议终于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日开成于李福仁的寓所。李福仁称它为“组织重建委员会议”。当时大家却都称它为“上海区积极分子代表会议。”
[2]“为建立第四国际的公开信”，是托洛茨基在一九三五年春天起草的。它的副标题是“致一切革命的工人阶级的组织与派别。”这是继“团体宣言”之后，托洛茨基走向建立第四国际的一个重要文件，它代表着国际建立途上的一个重要步骤。
[3]这是指托洛茨基于一九三五年八月十日写给李福仁的信，信中提议让陈独秀参加“总理事会”。此信已译成中文，收入《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见该书第六十三页至六十六页）。 |
致国际反帝联盟代表团的公开信（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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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国际反帝联盟代表团的公开信
国际反帝联盟代表团：
听说你们准备最近在上海召集一个反帝国主义战争和反法西斯的大会。我们站在拥护中国彻底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立场上；站在保卫苏联——无产阶级的国家，世界革命的大本营——的立场上；站在反对帝国主义瓜分殖民地的和反苏联的大战的立场上；站在反抗国际法西斯反动的进攻和准备推翻垂死的资本主义世界，从事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上；都必需同意这个会议。我们特地为这个会议准备了一篇宣言：公开地号召全中国广大的被压迫群众积极地参加这个会议；我们热诚地动员我们的一切组织，去推动这种工作，并防止革命的一切敌人：国际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等等对大会的破坏！我们也可以派正式的代表参加这个会议；但我们必须公开地郑重地声明：我们在会议中必需保持我们的对于参加的一切党派的理论、政策、行动之计论和批评的绝对自由！
最后我们向大会提议：
①立即筹备在反帝反法西斯化的国民党统治的“联合战线”之下建立一个全国性的为民族解放和民主斗争集中的总机关。
②由东方一切被压迫民族建立一个强固的反帝联盟。
③要求苏联与中国建立一个远东反帝的军事和政治的攻守同盟。
我们希望大会能够接受我们的提议。此致
革命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派）
《火花》第二卷第一期，1933.12.15 |
为号召全中国被压迫民众参加上海参反战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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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号召全中国被压迫民众参加上海参反战大会宣言
全中国的工人们！一切被压迫的群众们！
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已四年多了；这期间，一切资产阶级国家企图牺牲劳苦群众的生命和精力来挽救自己垂死的运命；都证明是完全失败了。现在世界已处在资本主义没落期的帝国主义时代，生产力之向国际发展与民族限界的冲突，已成了当前不可解决的矛盾；苏联的存在和发展，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复兴，便加强了这个矛盾。这样，帝国主义要找寻新的出路不得不实行镇压世界革命——重新分割世界市场。因此，帝国主义强盗的掠夺战与反苏联的战争已是十分紧迫而实际的了！
德国在社会民主党叛贼出卖了工人利益放弃斗争与共产国际的错误政策领导之下，加速了希特勒的胜利，造成了法西斯的反动潮流；这样，在西方更巩固了反苏联的阵线！中国自反动的国民党出卖民族利益把东北四省拱手奉献给日本之后，又益以苏联政府少数领袖的软弱的外交政策，于是更促成了远东反苏联的军事堡垒的建立。中国民族现在已处于最悲惨的沦亡和覆灭的运命里，自日本帝国主义武力占领东北四省以后，法国随之占领小九岛，英国正在向西部准备推进；而反动的国民党共管的前途；中国民族将在国际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共同宰割之下趋于灭亡！
要挽救民族的沦亡与争得解放，首先就必需反对帝国主义的瓜分殖民地与反苏联的战争，必须推翻法西斯化的国民党及其主人国际帝国主义的统治！
上海的反战会正在准备召集中了，在目前这种群众革命的集合与“统一战线”是极端必要的！不管在会议的派别如何，只有他们不背反帝反法西斯化国民党统治的目标，不背革命的利益，我们左派共产主义者必需站在最前线和公开地号召你们，全体动员来参加这次大会，选出你们积极和忠实的代表。但同时，你们必须了解，要根本消灭帝国主义的战争，就必须推翻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必须充实自己的力量，整顿自己的队伍，准备以阶级的革命战争来代替不可避免的帝国主义强盗的掠夺战争！你们必须相信自己的力量，不应迷信社会的上层分子，不应当把自己革命斗争的精神，溶解于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之中！“和平”是绝对必要的！但必需准备自己的铁和血的斗争，准备一个革命的“进攻战”；在推翻法西斯化的国民党和国际帝国主义的统治之后，才可达到的！
你们必须参加这次大会，你们必须彻底了解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法西斯化的国民党之真实的意义！
我们左派共产主义者公开地和诚恳地向你们和大会提议：
①立即筹备在反帝反法西斯化的国民党统治的“联合战线”之下建立一个全国性的为民族解放和民主斗争集中的总机关。
②由东方一切被压迫民族建立一个强固的反帝联盟。
③要求苏联与中国建立一个远东反帝的军事和政治的攻守同盟。
最后我们高呼：
反对世界帝国主义战争！
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
保卫苏联！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中国民族解放万岁！世界革命万岁！
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派） |
致河北省委一封公开的信（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北方区，1932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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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河北省委一封公开的信
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北方区1932年10月22日
〔来源〕载《先锋》（托派北方区委机关报）第四期
〔说明〕河北省委：系指中国共产党河北省委员会。
河北省委会：
我们党底创始者陈独秀同志，已被帝国主义及中国的资产阶级的刽子手们逮捕去了，他的生命已非他个人所有，而是系于我们的最凶狠的敌人之手了。我们不但自己应该公开地承认，而且应该普遍地公开的告诉中国无产阶级，独秀同志底被逮捕，不仅仅是我们党底一大损失，而且是中国革命底一大损失啊！
独秀同志对于党的贡献，也就是他对于中国革命的贡献，是他的一生都致力于革命，主要的是他之创造中国无产阶级底党！——中国共产党，并且几年来领导党及革命的劳苦群众同我们的敌人作英勇的斗争。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中独秀同志底机会主义的错误，实是国际底孟塞维克政治路线所造成的；独秀同志这里只是负一个盲昧执行的责任而已。革命失败之后国际官僚主义领导把全部责任都推在他一人身上，而他为了党底生命为了中国革命，仍不稍异其为革命奋斗的初衷：从失败之中求教训，从教训之中求中国革命底新出路，接受国际左派反对派底政治路线，这正是独秀同志底伟大处！
现在，独秀同志已为反动的统治阶级逮捕去了。党应该及时审查其过去对独秀同志所加的一切非议，诬蔑之错误，接受反对派底政治路线，并为援救独秀同志而斗争。
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北方区很诚恳地希望河北省委号召北方全党同志及其所领导的各种社会团体发动援救独秀同志的广大斗争，从统治阶级底监牢中夺回我们党底及中国革命底领袖。同样的我们希望河北省委转求中央号召全中国底革命战士起来应援。冲破敌人底白色恐怖，援救我们的领袖，这是我们的重大责任啊！
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北方区认为在援救中国革命底领袖这一任务上，全世界的劳动者，革命的无产阶级应该表示他的力量与同情，只有全世界革命的无产阶级之联合战线，才能冲破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之白色恐怖，以及他们的联合战线进攻中国革命。河北省委应该请求中央转请共产国际迅速停止对于左派反对派的摧残，造谣与诬蔑，号召全世界的劳动阶级为中国革命底领袖而斗争！
同志们，反动的白色恐怖已临到我们的领袖头上了，我们要十百倍的加紧我们的斗争，我们要争回我们的领袖，争取政治自由，争取共产党公开存在，根本上打破白色恐怖的统治，反对压迫革命，反对逮捕劳苦群众底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我们的使命促我们做英勇的斗争！
致布尔塞维克敬礼！
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北方区十月二十二日 |
告全党同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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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全党同志书
（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
亲爱的同志们：
目前的反日运动，虽在表面上声势浩大，而在行动上还是学生的孤军独战，只有工人群众很快的起来充实这一运动，领导这一运动，才能够使这一运动走上革命的道路，即在这一点，我们党的责任，是何等重大而迫切啊！
开始左倾的学生运动，已由反日走到反国民党。各地国民党党部受了相当打击之后，它箝制民众运动的力量一时弛缓了；又正当他们各派争夺党权正权的相持中，是给了民众组织与斗争的机会。然而实际上民众奋起组织与斗争的运动还很微张；其主要原因，当然要归到我们的党在群众中活动与领导的力量太不够了。
自从上次革命失败之后，我们的党如果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团聚群众的力量而不是溃散它，党与群众的联系日深而不是日渐脱离它，则现在的反日反国民党运动还会这样软弱吗？
不幸三四年来，我们（左派反对派）对于盲动主义再三再四的警告，而党的斯大林主义的领导机关都充耳不闻，反诬蔑我们是取消派，是反革命，是国民党资产阶级营*这中一部分，这样的辱骂，并不能改变了事实，并遮盖不了他们（自莫斯科到中共现中央）自己也不得在党员群众面前可承认的过去错误，盲动，夸大，忽视了城市职工运动，脱离了群众等等。
可是同时他们把这些错误，削弱党的基础力量之错误，一概归罪以所谓“立三路线”，只有把三个人攻击得体无完肤。而现中央可执行的政策，仍旧是以前立三可执行的斯大林主义的路线，即他们可大吹大擂的“国际路线”；反对国民会议的口号，忽视城市职工运动，过分的估计农村游击战争；企图组织并巩固离一工业中心政治中心城市的苏维埃政府，空喊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此次原件文字脱省一编者）。现中央因威仅缺乏，不惜更加历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简单的以强制服从，代替政治及工作的领导，使党的组织比以前更加破碎无生气。
莫斯科方面根据他们“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反动理论，埋头于国内的和平建设，向全世界工人大喊“和平”与“尊重国际条约”，这显然是违背了马克思“不断革命”和列宁“扶助弱小民族解放运动”的遗教。他们容忍了日本占据满州即进攻苏联之有力准备；他们对于中国民众反日运动之冷漠，已使帝国主义有造谣（如日俄密约等）之机会，使中国民众减少对苏联之仅仰。
这一切一切都使广大的反日群众不能认识我们共产党员是一个实际领导他们向前斗争的政党。日渐高涨的反日运动至今还没有一个中心，这便是目前反日运动的危机，也正是我们党的危机。
我们（左派反对派）为挽救这一危机，向全党同志提出如下的意见：
（一）由党员群众要求中央向莫斯科建议：改变苏联对满州事变的态度，尤其是共产国际应加紧号召全世界各国工人及其先锋队——共产党，一致起来援助中国民众反日运动。
（二）由党员群众要求中央，对于现实的民族民主斗争迅速采取坚决勇敢的态度与积极政策，以国内革命斗争来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进攻苏联，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愈能坚决勇敢的参加并领导民族民主猛烈斗争，愈有把握的走上夺取政权的道路；同时民族斗争倒如现时反日运动，如果得不到工人阶级的领导，很难走上革命的道路；民主斗争例如同时的国民会议运动，如果没有工人阶级参加与领导，群众很容易为国民党及一般上层阶级可欺骗。最多只能走向议会制度的道路；又如现在的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如果没有城市的工人及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斗争汇合起来取得共同的胜利，终会以外部或内部的原因而失败。
（三）由党员群众要求中央，并各级党部集中全力于城市职工运动，以推动工人群众能够很快的起来参加并领导反日反国民党斗争，使之突飞猛进。
（四）由党员群众要求中央，决定会可有苏区除原有的土地等农民切身利益要求之外，即时加上普选的全权的国民会议口号；因为要求国家独立民族自主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反对军阀税捐压迫和争取土地连系起来这些运动之民主的反映，在一般民众意识中，尤其在农民意识中，正是全体人民代表的全权的国民会议。
（五）由党员群众要求中央，决定令苏区的武装力量尽可能的就近向有工人运动或反日运动的城市前进，和这些运动汇合起来；以便公开的号召并领导全国反日反国民党斗争。在农村建立苏维埃政府的企图，日久必因经济压迫和阶级领导之薄弱，受富农商人之挟持及贫农之怨望而破产！
（六）由党员群众要求中央，对于可有工会运动中，罢工斗争中，学生运动中，反日运动中，国民会议斗争中，反国民党斗争中，以至组织苏维埃运动中，一切共产主义者之联合行动，不加任何形式的阻止与破坏；以便统一我们的力量向阶级的敌人进攻，我们（左派反对派）在一切行动中都准备和全党同志携手前进！
同志们！目前是一严重时期，反日运动如果没有无产阶级之参加并领导而失败，日本帝国主义在满州胜利即一切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和更进一步奴役中国民众之序幕，中国之殖民地化将加重中国无产阶级的民族解放斗争以及自己阶级解放斗争之巨大困难。摆在我们面前的反日斗争是绝对的重要。斗争中需要我们党的正确政策之领导是无疑义的迫切。同志们！我们纠正党的领导机关之错误以及改造整个党之努力，还能延缓一天吗？凡是有政治自觉的战士，都不应再等待了！我们还能等待什么呢？
此致
共产主义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
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
原载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主办《火花》第1卷第7期1932年1月出版 |
记沈文铨（1921年-2010年）（林东，2010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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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沈文铨（1921年-2010年）
林东
1952年全国大肃托后被捕判刑投入劳改的托案人员，1956年6月突然被从各地劳改单位调回上海监狱，集中起来编成三个小组进行学习（后来知道在那同一时期，武汉地区和重庆地区也是这样做的）。上海地区集中了四十多人，这些人的刑期不同，五年、十年、十二年、十五年、无期，还有几个尚未判决的。
北京来的托案承办人员在市监狱长的陪同下，向我们讲话，大意是：把你们集中起来学习，还要组织你们出去参观，让你们看看我们共产党人是不是搞社会主义？！我们摆事实，讲道理，用事实改造你们的反动思想……
这已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为了说明承办人员讲这番话的口气，我离开要讲的主题，先絮叨点当时的实际情况：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彻底动摇了中国托派的一个传统观念：认为农村包围城市和农民战争是打不败占城市的国民党的。托派成员大都读过马列原著，脑子里装了一些有关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概念。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建立了新政权，有托派思想的人，不能接受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社会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1952年被“一网打尽”，并判刑强制改造，在专政的压力下，仍然是认输不认罪。“成者王败者寇”这句成语，是中国二千多年历史演化的简明写照，具有中国特色文化。认输不认罪，是当时托派成员的一个解不开的思想结子。1956年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宣布进入社会主义了，同时又宣称人民民主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看你们托派们还有什么解不开的思想结子？我就是这样理解承办人员那番讲话口气的。现在回顾起来，1956年组织那次突然参观学习，共产党收到了一定程度的“教育”效果。参观学习结束后，继续劳动改造，有的人就自认为也在和人民一起建设社会主义了，劳动表现热诚，受到奖励等等，这是题外话，不谈，言归正传，说沈文铨。
1956年集中起来学习时，我才认识沈文铨的。认识后，我和他很能谈得来，知道他是读东吴大学化学系的，在抗日战争快要结束时期，他与一些青年朋友组织过一个交朋友求知识性质的“翼社”，后来他和这个社团的一部分人参加了托派少数派。1952年被捕，被判五年徒刑。到1956年集中学习时，他的刑期还有一年多一点，当时我们都乐观地猜测，参观学习后，五年的减刑提前释放，判重刑的也会减刑等等。沈文铨是个乐观开朗又直爽的人，心里有啥讲啥，与人争论问题时，他坚持他认为对的，不怕得罪人。
参观了两个刚刚建立起来的农业初级生产合作社，公私合营的信谊制药厂，公私合营的一家棉纺厂和国营第一棉纺织印染厂，彭浦机器制造厂和柴油机器制造厂，第一百货公司，曹阳新村，复旦大学和一家市立医院等。一个星期，每天上下午分别参观一个单位。每个单位的负责人都向我们宣读一篇事先准备好的报告，引导我们认识共产党领导的正确、伟大。听完报告后允许我们提出问题。
沈文铨是个最喜欢提问题的人，常提别人注意不到或不会提出的问题。比如，参观曹阳新村时，沈文铨提问：“是不是劳动模范才有资格住？”大概给我们做报告的负责人没有预料到我们会有人公开提出这样问题，急促地回答：“是的，这是应该的。任何人都好争取做劳动模范，也照顾到住房特别困难的职工。”又如，参观上海第一棉纺织厂时，厂党委书记详细讲了从国民党手里接下这个烂摊子如何改造成今天这样规模的全过程，这个厂生产的花布全部出口外销，赚外汇购买我国急需要的机器，他还讲了解放后工人精神面貌的改变和全厂职工人数等。党委书记念完讲稿后，沈文铨提问：“职员人数的比例是不是太大了？”负责人立即回答：“管理干部有一部分是不脱产的。”
产生这些问题的思想根子是不相信斯大林宣传的苏联是社会主义，中国一边倒，从老大哥那里学来的是不是社会主义？
参观学习结束后，刑期较短的调回原单位，据说，大都提前释放，但都留在原劳改单位当留场人员，继续受管制。沈文铨调到哪里去了，我好像当时就没有留意这件事情。再次知道他的下落是1958年的事，在一次监狱内的广播教育大课中，我听到了沈文铨的名字，被上海虹口区中级人民法院宣判加刑十年！罪行有两条：一是诬蔑伟大革命导师罪，一是不服从管教罪。
据后来所知，他同其它犯人编组在一起劳动，不知在什么情况下，他讲了一句：“如果不是斯大林，我就不会吃这五年官司。”他这句话，成了别人检举揭发立功争取宽大，用来打小报告的材料。至于不服从管教罪，就是因为讲了那句话本身，投入劳改时，政府工作人员，一再关照我们不准向任何人暴露案情，不能让人知道我们的政治身份。
沈文铨所以讲那句话，显然是受1956年二月苏共二十大提出的斯大林问题影响在思想上的反应。那时我的思想也产生过波动，好在我看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知道中共的立场是极力维护斯大林，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铁托全盘否定斯大林，明白了这其中的区别，我的思想波动受控，没有乱说乱动，没有说真话。这些又是题外话，还是言归正传。
1968年，沈文铨十五年徒刑期满释放，但只是由劳改犯人变成了留场场员，继续留在安徽白茅岭劳改农场受管制。直到1983年以后才允许离开劳改农场回到苏州老家，他祖上在苏州留有房产，他无家室，无儿无女，与他的侄儿侄女同住。
从1952年12月22日被捕算起，原只判五年，后来加刑十年，整整关了十五年，之后又被强迫留在劳改农场管制十多年，前后共计三十多年，生命最美好的时光留在专政的大铁门里面了。
定居苏州后，他常来上海访友，托派思想反而更坚定，也曾替郑超麟抄写文章。平时省吃俭用，省下钱寄给困难的老朋友。每次到上海来，总到我这里聚谈。1991年，要我陪他到四川北路虹口区中级人民法院递送申诉书，他要求为他的加刑十年平反。后来，我听说法院通知他，撤销了对他的加刑判决，还给了他几百元的补偿。沈文铨曾对我讲过：当时法院的人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要求连那五年都平反，法院的人说：“这要问北京”。
去年，俞益敏告诉我，沈文铨已不能自理生活，住进了老年公寓。我想到苏州去看看他，也因自身多病未能成行。今年先后收到他的三封信。二月是贺年信，七月的信上告诉我一件事情，二年前，苏州平江区刑事审判庭庭长突然到他家宣称托派案是冤错案，问他有什么要求，他回答说，既然是冤案他要求平反，庭长说：“这要看北京”。八月，他知道我因病住院，立即写信慰问，信文简短情谊深，全文抄录：“接小俞（益敏）来信，知道你近来身体不大好，特向你问候，祝你身体健康。想你收到我的信，心里会高兴一些，对健康也有帮助。我身体很好勿念。”仅仅是两个月时间流逝，沈文铨也随时间流去，不可再见，不会再收到来信。感叹万分，写此文祭悼。
2010年11月24日
[沈文铨2010年11月18日在苏州病逝，终年90岁。] |
共产主义战士寒君（刘平梅，2004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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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战士寒君
刘平梅
三十年代中国托派开会照片。左起第四人为寒君
今年是寒君逝世61周年。
寒君原名王璇，南京人。他出生后就跟着母亲行丐生活，他未见过他的父亲，也不知道他的父亲是谁。
某年，他在上海与母亲行丐，一个中国共产党人收留了他，教他读书认字，自小受共产党人的思想影响，接受了共产主义教育，当他十五、六岁时就加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工人地区做工人工作。他自小就养成吃苦耐劳，工作积极，对阶级敌人极度憎恨，立志要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1932年时为共产党沪东区区委员会委员。他积极参加工人斗争，在一次电车罢工斗争中，他打电车，被电车的窗玻璃把右手掌划开了二寸长一个口子。他领导过多次的上海工人斗争。
他在共产党内是属于罗章龙派，不满意李立三路线的盲目的罢工斗争，盲目的暴动政策，他从工人接触中，了解工人情绪低落，在敌人白色恐怖之下，盲目的进行罢工斗争和盲目的策动暴动是行不通的。1932年间他看到了陈独秀主编的《热潮》，深受感动。他从多方面去找寻《热潮》的关系，他从托派工人那里找到托派。彭述之与寒君谈话，彭述之介绍了托派在革命退潮时的政策。寒君以自己亲身斗争经验，认定托派的政策是对的，于是他和中共沪东区委员会的李平一道参加托派。参加托派后，他是托派沪东区委员会委员。
1933年9月间，寒君和李平被捕，李平大骂国民党，立即被枪毙，壮烈牺牲。国民党不知道寒君在托派担任的职务，把他作为在工人活动中的托派，判他3年有期徒刑。
1936年底尹宽被捕，适好寒君刑满释放出狱，寒君补上尹宽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委员的位置，寒君为中委。
1938年夏，在香港工作的刘家良回上海，寒君被调到香港工作，寒君任华南区临时委员会书记。
1939年9月，我以中山潜逃至澳门，在一间私立小学任教，无所作为，我写信去香港给寒君，我要求去香港工作，寒君答应我去香港。到香港后，一时找不到工作，就与寒君住在一起。在我与他共同生活中更好地认识这位共产主义战士的为人。
我们住在工人、贫民区的筲箕湾，或者太古船坞附近地区，为的便利于做工人工作。筲箕湾的工厂有我们的工人同志，太古船坞及附近地区的工厂亦有我们的工人同志。寒君不会说广东话，有时由他妻子当翻译，有时我当翻译。
寒君勤奋学习，中文写作文句通顺明达。为了阅读第四国际的出版物、报章、文件，他在上海时得到懂得英文的同志帮助，学习英文，他来到香港时，依靠翻字典，已能勉强看英文报纸，或者把它翻译为中文。他经常买《密勒士评论报》来看。他为了争取时间来看书报，就利用走路的时间来看书看报。我们为了节省几个铜板，都是走去工人区开会或工作。我受到他的影响，也是经常带着一本书走路，边走边看，或者利用等人见面的空隙时间来看书。以寒君连小学也没有读过的人，文化水平已达到中学生程度，是很难得的，这是他勤奋学习的结果。
他要全心全力做托派工作，就没有去找职业，他的生活是依靠托派组织来维持，但是托派很穷，党员不多，所收得来的党费就不多了，能给他的生活费也就不多了。有时同志们知道他经济困难，就帮助他几块钱，因为同志们大多是工人，工资不多，还要养家活口，拿出几块钱帮助他就很不容易了。
我和他住在一起时，时常断炊。有一次我们二天没有饭吃了。我躺在床上看书，他恐怕我是肚子饿情绪低落，他以乐观的态度笑着脸逗我笑。其实，他是饿惯了的，而我因家庭贫穷也是饿惯了的。
寒君对人的态度是诚恳可亲，从来不会恶言相对，即使是犯了错误的同志，诚恳地帮助他改正错误，对与自己意见不合的同志，也是心平气和的与之争论，他从没有摆出领导人的架势，压制对方。对同志热情帮助，无论对工作或同志的生活都是如此。有一次工人同志失业，生活困难，无钱买米，他就把身上仅有的二块钱给她，而自己回到家里无钱买菜，我们就吃白饭。我们平时很少食肉，大多数是大豆芽菜煮汤。
我们从这些事例，就可以看到这位共产主义战士的高尚品德。
1942年托派中央解散华南组织，寒君和我们十多个工人同志拒绝接受三个登记条件而离开托派组织。寒君对我说，我们不另立托派组织，我们争取无条件的恢复组织关系，我们仍进行托派活动。寒君并不因为脱离了托派组织关系，就消沈不干革命了。
不久，日军占领了香港，工厂关门，商店竭业，同志们在香港无法生活了，纷纷离开香港回乡生活。寒君夫妇生活陷于极度困难。此时，因长期吃不饱，已患有肺病的寒君迫于无奈在太古船坞找到一份工作，在锻造车间抡八磅大锤的重体力劳动，不幸于1943年3月间吐血而死，结束了这位托洛茨基主义者、共产主义战士的一生。
2004年3月18日 |
段跃：永远的坚守——悼念托派老人刘平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刘平梅
永远的坚守
——悼念托派老人刘平梅
段跃
2007年11月9日傍晚，我接到黄先生从香港打来的长途，他告诉我，刘平梅老人在昨天的晚上故去了。黄先生是刘平梅的女婿，消息不会有错；而一年多以前我已得知，刘平梅患上老年痴呆症，记忆全失，生活不能自理，恐怕不久于人世了。对他的过世，应该说我早有心理准备。然而，那一天，电话中传来的消息依然令我感到意外，面对电话，竟无语。
我第一次听到刘平梅这个名字，是在2000年采访上海的托派老人熊安东时。从熊安东老人口述中，我获知关于刘平梅的三个信息。
首先，他是信仰托洛茨基主义的中国人中，在1952年以后被处以无期徒刑者之一。第二，他是少数坚持不认罪、态度强硬者之一。第三，他在被释放后曾经从银行里取出他在上海诹浦劳改农场7年的积蓄，但没有取走利息，理由是，利息是剥削来的，分文不能取。三件事联系起来，足以使我对这位老人产生好奇，我设法去采访他。
熊老先生说他已多年没和刘平梅联系了，他推荐我去找上海的另一位托派老人周履锵。不久周履锵老人给我回信，说刘平梅同意接受我的采访，并随信寄来一张便条，是刘平梅亲手画的地图。为了减少我的寻找之累，刘平梅把他家的住址以及乘车路线一一绘出、标明，地图画得非常仔细，字迹清秀，位置明确。虽未见面，我已感受到老人的慈祥与细腻了。
2006年4月，我终于来到广州，依图索骥，在一条老街上找到了刘平梅的住处。他给我开门的时候，动作有些缓慢，我可以透过防盗门近距离观察到他：满头白发，面部轮廓清晰，神情平和，动作从容；一袭浅色居家便装，整洁朴素。观察所得，我对这位老人的第一个印象是：超凡脱俗，气质高贵。
在以后7天的采访中，每天我都和他谈4个小时左右。像以往的采访一样，谈话以他为主，我只是倾听，偶尔提些问题，或确认他提到的人名、地名。口述时，他使用普通话，语速缓慢，时而夹带出广东口音。与我所采访的其他托派老人一样，他出口成章，思路清楚。可以想象，他在风华正茂之年，曾经才华出众。
刘平梅的祖籍在广东中山，其家族是当地一个破落的地主。父亲很早就到上海去做生意，所以他是在上海出生的。出生一年后即回到广东。学龄期曾在上海读过一年小学，此后，他的生命故事几乎都发生在广东一带。
他加入中国托派组织的时候正在读高中师范。他在初中时已读过很多书，先是无政府主义的文学作品，然后是马克思和托洛茨基的著作。他在回忆参加托派的过程时说：“一天我的老师高擎宇对我说：‘我已参加了共产主义同盟，为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他问我是否愿意参加。我回答，‘这样的大事，让我考虑三天后答复你’。三天后，当我把决定告知高擎宇后，高擎宇带我去见黄静波。黄静波向我讲述了共产主义同盟的历史，组织系统，及党员应该遵守的纪律。我表示愿意参加组织，服从组织纪律。自此我就成为共产主义同盟的党员。那时我还不知道共产主义同盟是托洛茨基派，也不知道托派和共产党有什么不同。后来我逐渐知道了托派的革命路线、政策、战略与策略。自此，我就忠实地奉行托派的革命路线”。
那一年是1938年，刘平梅18岁，自此一直到死，他没有放弃过这个信仰。
刘平梅加入托派后更加热情地投入到广东中山县青年战时服务团的抗战工作中。1937年他就和他的老师、同学们一起成立了服务团，其主要工作是，向民众宣传抗日，抵制日货，帮助前线士兵写家书，组织战场救护等活动。一年多后青年服务团被当地政府强行解散，他和同志们散发了一份“告中山民众书”，提出：“人民有集会结社自由，抗日自由，反对镇压抗日的群众团体”。为此他遭到政府通缉，东躲西藏，潜行于广东、澳门与香港之间。期间他冒着危险继续在青年学生与工人中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他也经历了托派组织内部的分裂和整顿。1941初，他总算把工作稳定在香港一家印钞票的工厂里。
1941年12月8日，日军攻占香港九龙，18日从湾仔到筲箕湾分4个地方向香港岛登陆。刘平梅一家及工友们避难的茅屋遭到登陆日军的搜查，老弱病残被放走，青壮年男工被留下，他亲眼看到一些人被捆起来带走，一些人当场被砍死。他也没有逃脱砍头的厄运，他说：“日军举起刀就向我砍来，我用左手一挡，刀把我左手砍伤，我站不稳，倒在地上，日军用指挥刀从我颈后插进去，刀在颈骨上发出沙、沙的声音，血涌流出来，淋到我脸上，血是暖暖的，我还没有感到疼痛就昏过去了”。他醒来后，日军已经退去，他被当作死人丢在一片死寂中。在历尽一系列生命的冒险之后，他终于从屠刀下捡回一条性命。他说，他的头几乎被砍下来，刀入最深处离颈动脉只有一指之遥，如果再多用一点力，脑袋就掉了。
我用相机拍下了他的伤痕：臂上一处，颈上两处，刀痕深深凹陷。
抗日战争胜利后，刘平梅拖着伤病的身体在广东、广西一带做工、教书，同时宣传托洛茨基主义思想。期间经常因国民党政府的通缉、追捕颠沛流离，生活贫困不堪。
1949年新政权建立前夕，广州托派组织几乎瘫痪，他出面主持这个时期广州托派的工作。他在生活艰难、政治环境紧张的压力下，设法维持广州托派组织的活动。当时的所谓组织活动，无非是在青年学生和工人中恢复读书会，讨论形势，学习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著作。刘平梅的想法是，“在组织处于低潮的时候应该有人出面担当责任”。他说，“从那时开始，我做好了准备，早晚有一天我会被捕”。
1952年12月22日，他回家吃过冬至饭，然后返回学校宿舍。那天晚上他在学校宿舍被捕了。刘平梅的前妻也是托派，我采访她时，她讲述了那天晚上家里发生的事情：她正在家中带孩子睡觉，孩子当时还不足三个月。有人敲门，她打开门，几个公安人员闯进门，用枪对着她说，你被捕了。她问：孩子怎么办？回答：抱着，一起走。刘平梅回忆：“几天后，我在牢房里听到婴儿的哭声，我听出那是我女儿的哭声”。“这时我明白了，我的妻子和女儿也在这里”。
在采访的第三天，刘平梅拿出一份判决书来。判决书共两页，是那种印有红色竖格的、很软、很薄的纸，纸已经发黄，字是用蓝色钢笔手写的，很多字迹已经模糊。抬头写着：“广州市人民法院判决书，市字第476号”。判决书简要地历数了刘平梅的三个罪状。末尾处写道：托匪刘平梅“捕后无悔改表现应予严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特此判决罪犯刘平梅无期徒刑”。落款处印有广州市人民法院的大红印。时间是1954年。据刘平梅回忆，他收到这份判决书的时间已是1956年。
老人向我一一说明了三个罪状的不实之处。他回忆，审判期间没有经过任何取证、申诉、辩护等法律程序，只是在收到判决书后，公安人员曾对他说：如果你不服此判决，可以继续上诉。刘平梅没有上诉，他说“我心中已经明白，这个罪不是针对我一个人的，是对整个托派的。”从被捕的那天起，不论是审判还是谈话，刘平梅都没有认过罪，他反复重申一句话：“我不是反革命，托派不是反革命。”
从1952年到1979年的27年中，他因为认罪态度不好，思想顽固，受过刑具之痛、重刑关押之苦。他的妻子也因此被判刑10年，他的妻子告诉我：“出狱后我看到孩子生活得太困难了，我提出离婚”。刘平梅说：对于离婚，就像当年等待被捕一样，我早有思想准备。
文革期间，他又作为不思悔改的典型，在监狱中被批斗。根据熊安东和王国龙老人的回忆，文革中监狱里有三个托派被拉出来批斗，郑超麟、蒋振东和刘平梅。蒋振东被强迫跪在地上，刘平梅也在强迫下跪过。
1972年，监狱在押的托派们暂时被安置在青浦劳改农场管制。据说毛泽东开恩下了指示，要对这批人宽大释放，因为尚在文革中，社会秩序混乱，即做此处理。就在那一次，别人都走了，唯独把刘平梅一个人丢在监狱。他被送到上海郊区诹浦劳改农场的时间比别人晚了20多天。原因是他不认罪，态度强硬。
1979年，在劳改农场管制的托派们被正式释放，每人收到一份裁定书。刘平梅的裁定书全文如下：
“刘平梅，男，五十九岁，广东省中山县人。因反革命罪，于一九五四年被广州市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在服刑期间，有悔改表现，已于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宽大释放，现决定给予公民权。”
时间，一九七九年六月五日，
印章，“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刘平梅回忆，当他接到裁定书后即找到管理人员，他说：“你们有没有搞错？我不是反革命，托派不是反革命，我没有认罪，没有悔改。你们可要想好，如果一定要认罪才释放我，我宁愿回到监狱”。大概管理人员把他的态度向上级做了汇报。第二天答复他说：上级的意思是“不论态度如何，一律释放”。
刘平梅的女儿回忆道：“1979年，公安局的几个人找到我，动员我把父亲接回来，我想，既然政府都给他出路，我怎么能不给他出路呢？”
从出生三个月，女儿就离开了父亲，12岁之前她曾和祖母一起探监见过父亲两次，以后父女俩再没有见过面。她对父亲的记忆除了因反革命家属而备受社会歧视，生活异常艰辛外，就是听奶奶说：“你的爸爸是个好人”。1979年，她已28岁，她拿不准自己是否能够认出父亲。她是带着公安局提供的一张照片去上海接父亲的。
回到广州后，刘平梅开始了他对中国托派史的研究工作，在他的房间，几只高大的书柜，排满书籍。他说，那几年他的生活费除了吃饭都买书了。我浏览一番，书约在千册以上。可分为三类，一类是马恩列和托洛茨基的原著；一类是中共党史、俄共党史、国际共运史；另一类是有关托派的理论、历史资料，包括六十年代出版的供批判用的内部读物灰皮书。我问他，那些灰皮书很珍贵，怎么搞到的？他说，都是在旧书摊上一点一点淘来的。
在他的晚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研究中国革命史。2005年，他的《中国托派党史》在香港出版。他说：“唐宝林先生的《中国托派史》，我们是不满意的。我想，不满意不如自己也写一本，用我们所掌握的事实说话”。在我结束采访的几个月后，他把这本书寄给了我。客观地说，这部《中国托派党史》作为史书，还有许多缺陷，其学术价值也有待商榷，但是作为非专业学者，能做到此，谈何容易！何况这部《中国托派党史》在一些史料和史实的掌握发掘上也有新的进展，对研究中共党史和托派史具有参考价值。
他在总结自己人生经历时说：“我决不后悔，在信仰问题上，我的思想一直是稳定的”。
我问他：“据说中共胜利后，中国托派在思想上发生了混乱，你当时有什么想法？”他说：“这个事情，主要在香港，而不是在大陆。大陆的托派，在当时的最大问题是生存，是怎样在新政权下立足；香港的托派确实比较集中地思考托派本身的问题”。就个人而言“我不会因为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而改变我的信仰。”
我又问：“判无期徒刑时，怕吗？”“他说：“不怕！这个准备早就有了，加入托派的时候就准备好要为革命牺牲”。我问：“当时的革命目标是推翻国民党政权，现在推翻了，而逮捕你的，不是国民党是共产党”。他笑了一下说：“是呀，没想到，最终，我坐了共产党的牢，这一点我没有想到，想错了，没有想到会是共产党”。
我问他：“苏联的解体，是否意味着社会主义理想的破灭？你的信仰没有因此而动摇吗？”他说：“没有，这是托洛茨基早就料到的。苏联问题的主要教训是党的专制，党本身变质了。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不是一两次革命能够成功的，要有多次的斗争，要不断革命”。
我问他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看法，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对的，但中国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是错的。因为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都是自己同志之间斗，是群众斗群众，方向错了。无产阶级专政应该是对敌人的专政。但在中国成了党内的派系斗争，成了文革的武斗”。
结束采访的那一天，我在街上买来一大捧鲜花送给他，他看到花，脸上绽开童稚般的笑容，那个笑容令人感动，我不由地想起他对自己名字的解释：“刘平梅这个名字，是我参加托派后自己改的，我喜欢梅花，因为它高傲、耐寒，有坚强的品格；最初我想用‘铁梅’二字，又觉‘铁’字太硬，就改为‘平梅’了，取‘和平’、‘平和’之意”。
我和刘平梅老人相处的时间虽然只有7天，我却和他一起穿越行于他85年生命的往事中，受益匪浅。我有幸与这样一位陌生而传奇的老人相识，记录他生命的轨迹，被感动，并产生深深的敬意。
我相信，老人走的时候，一定是带着遗憾的。因为，在我们中国，法制还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来维护个人，尤其是持不同政见者的信仰自由、思想自由；我们的政治文明还滞留在专制的历史阶段，迟迟不得前行，所以在老人活着的日子里，没能听不到一个郑重的声音“托派不是反革命，你们不是反革命！”
我相信，老人走的时候，一定是从容而坦荡的。因为就个人良心而言，他不会留下明末清初士大夫吴梅村式的万古惭愧。在他从1952年至今的55年中，不论遭遇怎样的处境，他都没有停止过作为一个生命的申辩：“我不是反革命，托派不是反革命！”
思其人，悲其遇，感其志。尽管我和刘平梅老人之间的信仰不同，政见不一，作为生命，他永远值得我去尊重。如果抛开特定历史环境，对刘平梅老人选择信仰和坚持信仰的价值评价还有重新审视的余地，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尊重个人的信仰，确保个人思想的自由，却是我们永远要坚守，要捍卫的原则，我期待着那个时刻的到来。
写到这里，我想引用陈独秀先生晚年的两幅对联来结束我的悼念文字：
“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
“海底飞尘终有日，山头化石岂无时。”
段跃谨识
2008年2月1日写
2008年2月22日修改于北京 |
怀念阮金兆同志（姜君羊，2004年9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姜君羊（田淑）相关链接：托派人物小传︱托洛斯基论苏联的命运（阮金兆编译，1941）.pdf
怀念阮金兆同志
游铭（姜君羊）（2004年9月）
阮金兆同志在耄耋之年与世长辞，消息传来，使我感到无比悲痛，原因是他与我有着半个多世纪的真摰友谊，他是我最亲爱的朋友中最亲密的一个，即使在我们长期音讯隔绝的情况下，我们的心总是相通的。
阿金冋志姓阮，原名金兆。他在中学读书时便接受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的教育，是当时学生中抗日运动的积极份子。四十年代初，他曾从师郑超麟学习俄国革命史，他曾把托洛茨基著作中有关苏联问题的言论编辑成一本小书，书名《托洛斯基论苏联的命运》，署名刘绮英编，由上海历史研究所出版。这本小书简要介绍托洛茨基对苏联社会性质、斯大林官僚集团的形成、苏联社会发展的前途，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托派保卫苏联的政策等问题观点，揭穿了当时流行的斯大林主义者对托洛茨基和托派进行无耻的诬蔑和中伤，使读者从中明白事实的真相。
他离开中学之后，曾有一段时间到农村去开展群众运动，后来即转去香港从事工人运动。在群众集会上，他是个出色的演说家，能够深入浅出地把革命的道理讲解得明白易懂，使听众易于接受。
1947夏天，我第一次到香港见到他时，他的公开职业是一间小商店的伙记，但他却是香港托派华南临委的领导人之一。有一天他带着我从西营盘坐电车到筲箕湾去，沿途给我介绍香港的市容市貌，路经当时太古船坞厂区时，他对我说：如果适逢上工或放工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延绵几里路的浩浩荡荡的工人是何等的威武雄壮。工人阶级是当代大工厂作为基地集合起来，任何社会都离不开劳动生产，工人阶级就是当今社会主要的生产阶级。十月革命的经验证明，现代社会可以没有资本家和地主，但不可以没有工人和劳动农民。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农民只要具有社会主义的觉悟，组织起来进行斗争，使自己成为社会的真正主人，就一定能够使社会沿着公正、平等、自由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他的这些话使我终生难忘。
那一年也是香港二万多机器工人大罢工的时候。当时香港托派组织一直是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阿金作为托派领导人之一，自然是义不容辞地同工人同志们一起日以继夜进行工作，动员广大的工人群众投入到罢工斗争中去。我有幸参加过一次托派组织召集的各工厂罢工积极分子的会议。那时的香港是在大英帝国的军警统治之下，这样的会议只能秘密召开。会议的地址就选在某山洞里，会议从夜幕降临后开始，议题就是如何发动全体机器工人群众团结起来去争取罢工斗争的胜利。会上的讨论非常踊跃热烈，其程度的激烈使我作为旁听的人也感到热血沸腾。会议一直开到第二天刚亮的时候才结束，虽然经历了整晚的唇枪舌剑的辩论，与会者却没有一丝疲劳之意，便精神抖擞地各自回到工厂投入到火热的群众斗争中去。这就是当时真真正正为工人的利益进行斗争的香港托派。
1948年中国托派中以彭述之、刘家良为首的一派筹备成立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阿金积极参加这一建党工作，他带领一个地方组织开展党纲、党章的学习和讨论，并为建党开展群众活动，他虽然没有出席1948年8月在上海召开的托派建党大会，但却被大会选为新成立的中国革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之一。
我在80年代才得以离开牢狱大门，此时，我与他已经是40年不知音讯，但，当他知道我生活困难，虽然他并不是富有，却尽可能给我经济援助，使我得以免除挨饥受寒的痛苦。对于他的无私援助，我既感激，也愧疚。当我流露出深心的感情时，他总是说：不要说什么感激的话，我们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建立起来的友谊，比什么都珍贵，这绝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他的话使我非常感动。我由此也常想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时代流传的各国工人阶级互相支持的许许多多故事。有个故事说：某国的一位工人同志，在国内被捕，逃到别国去，但由于人地生疏，孤零零单身一人陷入了绝境，但他会唱国际歌，因此得到了别国工人阶级同志的帮助才渡过了难关。这个故事固然说明了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也生动地反映了肩负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同志之间大公无私的关系和纯真的友谊。这同当今统治阶级中追名逐利，争权夺利，鈎心斗角，你虞我诈的人际关系是多么鲜明的对比！
金无足金，人无完人，阿金在个人生活中有着应当受到责备的缺点，但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实现社会主义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他确实做到了他所能做的一切，尽到了他所能尽的责任，这就足以使他感到此生无憾了。
阿金同志永远离开这个直到今天到处充满了种种灾难的世界走了，但他的音容笑貌，言行举止一直留在我的心中，永远也不会抺掉。我们面对的当今世界，到处的贫困、饥饿、疾病、死亡，以及野蛮的恐怖主义，报复主义，复仇主义和帝国主义者的战争威胁，这一切祸害，归根结底都是由于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阿金仇视这个制度，也坚信唯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才能使人类免除陷于野蛮和毁灭的厄运。阿金为此奉献了他的一生，这就是我怀念他的原因。 |
游铭：怀念阿今同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姜君羊（田淑）
懷念阿今同志
游銘
阿今同志在耄耋之年與世長辭，消息傳來，使我感到無比悲痛，原因是他與我有著半個多世紀的真摯友誼，他是我最敬愛的朋友中最親密的一個，即使在我們長期音訊隔絕的情況下，我們的心總是相通的。
阿今同志姓阮，原名金兆。他在中學讀書時便接受馬克思主義、托洛茨基主義的教育，是當時學生中抗日運動的積極分子。四十年代初，他曾師從鄭超麟學習俄國革命史，他曾把托洛茨基著作中有關蘇聯問題的言論編輯成一本小書，書名《托洛茨基論蘇聯的命運》，署名劉綺英編，由上海歷史研究所出版。這本小書簡要介紹托洛茨基對蘇聯社會性質、斯大林官僚集團的形成、蘇聯社會發展的前途，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托派保衛蘇聯的政策等問題的觀點，揭穿了當時流行的斯大林主義者對托洛茨基和托派進行無恥的誣蔑和中傷，使讀者從中明白事實的真相。
他離開中學之後，曾有一段時間到農村去開展農民抗日的群眾運動，後來即轉去香港從事工人運動。在群眾集會上他是個出色的演說家，能夠深入淺出地把革命的道理講解得明白易懂，使聽眾易於接受。
1947年夏天，我第一次到香港見到他時，他的公開職業是一家小商店的伙計，但他卻是香港托派華南臨委的領導人之一。有一天他帶著我從西營盤坐電車到筲簊灣去，沿途給我介紹香港的市容市貌，路經當時太古船塢廠區時，他對我說：如果適逢上工或放工的時候，你就會見看延綿幾里路的浩浩蕩蕩的工人隊伍是何等的威武雄壯。工人階級是當代大工廠作為基地集合起來。任何社會都離不開勞動生產。工人階級就是當今社會主要的生產階級。十月革命的經驗証明，現代社會可以沒有資本家和地主，但不可以沒有工人和勞動農民。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農民只要具有社會主義的覺悟，組織起來進行鬥爭，使自己成為社會的真正主人，就一定能夠使社會沿著公正、平等、自由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他的這些話使我終生難忘。
那一年，也是香港二萬多機器工人大罷工的時候。當時香港托派組織一直是在工人中進行宣傳和組織工作，阿今作為托派領導之一，自然是義不容辭地同工人同志們一起日以繼夜進行工作，動員廣大的工人群眾投入到罷工鬥爭中去。我有幸參加過一次托派組織召集的各工廠罷工積極分子的會議。那時的香港是在大英帝國的軍警統治之下，這樣的會議只能秘密召開。會議的地址就選在某個山洞裡，會議從夜幕降臨後開始，議題就是如何發動全體機器工人群眾團結起來去爭取罷工鬥爭的勝利。會上的討論非常踴躍熱烈，其程度的激越使我作為旁聽的人也感到熱血沸騰。會議一直開到第二天剛亮的時候才結束，雖然經歷了整晚的唇槍舌劍的辯論，與會者卻沒有一絲疲勞之意，便精神抖擻地各自回到工廠去投入到火熱的群眾鬥爭中去。這就是當時真真正正為工人的利益進行鬥爭的香港托派。
1948年中國托派中以彭述之、劉家良為首的一派籌備成立中國工人階級的革命政黨。阿今積極參加這一建黨工作，他帶領一個地方組織開展黨綱、黨章的學習和討論，並為建黨開展群眾活動，他雖然沒有出席1948年8月在上海召開的托派建黨大會，但卻被大會選為新成立的中國革命共產黨的中央委員之一。
我在80年代才得以離開牢獄的大門，此時，我與他已經是40年不知音訊，但，當他知道我生活困難，雖然他並不富有，卻盡可能給我經濟援助，使我得以免除挨饑受寒的痛苦。對於他的無私援助，我既感激，也愧疚。當我流露出深心中的感情時，他總是說：不要說甚麼感激的話，我們為社會主義事業而建立起來的友誼，比甚麼都珍貴，這絕不是用金錢來衡量的。他的話使我非常感動。我由此也常想起馬恩列時代流傳的各國工人階級互相支援的許許多多故事。有個故事說：某國的一位工人同志，在國內被追捕，逃到別國去，但由於人地生疏，孤零零單身一人陷入了絕境，但他會唱國際歌，因此得到了別國工人階級同志的幫助才渡過了難關。這個故事固然說明了工人階級的國際主義精神，也生動地反映了肩負工人階級解放事業的同志之間大公無私的關係和純真的友誼。這同當今統治階級中追名逐利，爭權奪利，釣心鬥角，你虞我詐的人際關係是多麼鮮明的對比！
金無足金，人無完人。阿金在個人生活中有著應當受到責備的缺點，但在爭取工人階級的解放，實現社會主義的大是大非問題上，他確定做到了他所能做的一切，盡到了他所能盡的責任，這就足以使他感到此生無憾了。
阿今同志永遠離開這個直到今天到處充滿了種種災難的世界走了。但他的音容笑貌，言談舉止一直存留在我的心中，永遠也不會抹掉。我們面對的當今世界，到處的貧困、飢餓、疾病、死亡，以及野蠻的恐怖主義，報復主義、復仇主義和帝國主義者的戰爭威脅，這一切禍害，歸根結底都是由於現行的資本主義制度造成的。阿今仇視這個制度，也堅信惟有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才能使人類免除陷於野蠻和毀滅的厄運。阿今為此奉獻了他們的一生，這就是我懷念他的原因。
2004年9月 |
姜君羊：怀念李培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姜君羊（田淑）
怀念李培
姜君羊
李培死了。他生时的音容笑貌，言行品格却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中，再也不会消褪，直至永远永远。
追悼会上，众口一词说李培是“志士仁人”，他是当之无愧的。
李培确是个有志之士，早在他读初中的时候，就受到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的熏陶。自此以后，他便把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事业作为自己毕生奋斗的目标，勤奋学习，努力工作，从未稍有懈怠。
1936年至1937年间，他是南宁市学生中的佼佼者。他与李启成、张贵等人作为南宁市学生的代表出席过广西全省学生代表大会，为团结同学一致抗日而奔走呼号。
1938年，他与陈传谊、黄拔、邝安荣等人毅然放弃了宝贵的学生生活，在桂林到工人群众中去宣传抗日进行群众抗日动员。但是，那时候王明、康生之流正在到处起劲地掀起“反托”的恶浪。堂堂的一代宗师陈独秀竟被无耻地诬陷为领取日本津贴的“托派汉奸”。甚至连那些与托派毫不沾边的如广西的王公度，也平白无辜地被戴上“托派汉奸”的帽子，并以此为例对中国托派进行毫无根据的攻击，以便把主张抗日的托派排除在抗日运动之外。在这种浊浪排空的情况下，李培等人自然也就成了那些“反托英雄”要打击陷害的对象。1939年，当时参加广西学生军的毛鸿鑑正受到那些“反托英雄”们的跟踪追捕，毛鸿鑑先藏身于李培等人的住所，然后再逃出桂林，才免遭毒手。但李培等人的住所却由此被暴露。那些“反托英雄”竟然通过学生军的上层关系，促使国民党的桂林当局对李培等人的住所进行搜查，并逮捕了李培、黄拔、陈传谊三人，邝安荣虽从后门越墙逃脱，免了牢狱之苦，却跌断了脚骨，成了跛子。李培等人在国民党监狱中，受尽了折磨；但由于没有任何“犯罪”证据，国民党桂林当局终于不得不让他们取保释放。
大约在1941年，李培出狱后，便离开广西到了江西的赣州，和黄鑑桐一起办过一个时期的报纸。1943年，他打算去上海从事沦陷区的工人运动，途经浙江时，被国民党驻浙江的部队拘押，幸好在押送途中他设法逃脱才免了再次陷入囹圄之灾。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李培来到了上海，虽然生活很困苦，但为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他不知疲倦地动员群众进行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一名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李培，自然不会为那些视托派为洪水猛兽的人所见容，他终于在1952年12月间又一次锒铛入狱。这一次是在共产党的监狱中足足消磨了26个春秋，直至1978年才得恢复自由。
上面所记的是我知道的有关李培的几件事。但滴水见世界，于式微处见精神。
李培的一生，是备尝艰难困苦的一生，也是磨炼坚强意志的一生，是为了追求劳动人民解放，实现社会主义而不屈不挠奋斗的一生。虽然在历史事变的转折关头，他也曾有过彷徨，动摇的时候，但他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始终忠诚于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忠诚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事业。这就是李培所以为“志士仁人”的原由。
李培已经死了。他已经不可能亲眼看到劳动人民解放的前景，看不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前景。尽管现在还是长夜漫漫，但曙光必定会出现。到那时候，人们将会怀着崇敬的心情，缅怀这位曾经默默无闻地为劳动人民的解放，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事业含辛茹苦奋斗了一生的“志士仁人”的。
1993年11月8日 |
附录：周仁生同志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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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仁生（任辛）文存
——附录——
周仁生同志传略
周仁生同志，浙江温州人，生于1922年4月22日。温州中学毕业后，就读浙江大学外文系。1945年起在浙东三临中、温州师范等校任教。抗战胜利后到上海，以教书为职业，主要从事革命宣传工作。
1948年参加托派多数派的建党大会。那次大会托派多数派正式定名为中国革命共产党，会后周仁生负责宣传工作。1948年下半年，到福建海澄中学任教，后任校长。那时开始，改名周任辛，后来一直用此姓名。
周仁生同志的革命理论、写作、外文翻译、宣传鼓动能力都很强，曾用托洛茨基思想影响了大批青年。1952年全国大肃托时被捕，判处无期徒刑，先后被关押在福建、浙江、上海等地监狱。
1972年9月28日，关押在上海狱中尚未释放的十二名托派全部被释放，但当宣布释放后，随即将释放证收回去，被送到青浦青东农场和周浦玻璃厰两处劳改单位，各人分住一间事先准备好的居室，每月发给不菲的生活费，但六个人单独一个院落，不与外人接触。事实上等于由关押狱中改为管制。
1979年6月5日，法院又把十二人集中到青东农场，公安局裁定恢复公民权。6月底，其中的郑超麟、喻守一、蒋振东等八人被送到上海居住，周仁生和王国龙等人则回到家乡。从1952年至1979年，周仁生等被关押了27年。之后的生活，名义上有公民权，实际上有时也受到“特殊的关照。”
周仁生从1979年7月初回到温州，到2004年1月27日逝世，一直从事外语教学和翻译工作，其中有很大影响的译作是伊萨克多伊彻的《先知三部曲》第二卷，这套由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三卷集，出版后曾经赢得1999年全国十大好书的第七位。他在译完《彭述之回忆录》第一卷的大部分后，很可惜未能亲眼看到自己大量译作的出版便病逝了。
周仁生在温州从事英语教学(许多都是不收报酬的)，培养了不少杰出人材，以其高尚的品德和卓越的教学水平，深得大批学生乃至当地社会人士的尊敬。
仁生同志的逝世，是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安息吧！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周仁生同志！ |
悼黎彩莲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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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黎彩莲同志
听到了彩莲同志的死讯，没有一个人在内心不引起深刻的哀悼，她的死对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使我们的队伍里永远地失去了一个超群的战士。
彩莲同志武汉人，生于一九一二年，一九二五年后大革命浪潮不仅推动她成为当时学生运动中一个极活动的干部，且在政治上使她获得极大的启示：接触到当时革命运动中最左一翼——CP——的领导，一九二六年遂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正式加入中国共产青年团。
自是以后，直至武汉左派国民党反动，国共正式分裂，彩莲同志始终是当时青年运动中一个极活动极富于影响的干部。她从事秘密工作，先后参加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在极恶劣的环境中，与帝国主义军阀的枪刺奋斗。北伐军攻克武汉后，她在总工会组织部及女工运动委员会工作，负责武汉工业区硚口区女工的教育与组织，极得一般工人群众的信任。国共分裂后，武汉白色恐怖异常猖獗，她以从事公开活动过久，不能再事立足，遂被派至莫斯科中山大学，从事理论学习。在俄国受反对派的政治影响，于一九二八年加入反对派，为十月革命的传统作不调和的斗争。
一九二九年秋回国，参加上海沪西区工人运动；同时积极从事在正式党内进行反对派纲领的传布，不久为官僚机构发现，遂被开除党籍。党内斗争的道路已绝，于是彩莲同志于一九二九年冬与其他回国的反对派同志共同组织十月社，发表宣言出版《十月》杂志。至一九三一年春中国反对派统一大会，各派合并，始行取消，统一运动过程中，彩莲同志始终是反对无原则斗争，各派立即统一之积极主张者。
一九三一年冬至一九三二年春是彩莲同志生命史中最痛苦时期。爱人陆梦衣对革命的叛变，给她精神上以极巨大的打击。她几个月的艰苦斗争，不能克服梦衣思想上的动摇，终于叛变，到南京上任去了。可是彩莲同志是以全生命贡献给革命的忠勇的阶级战士。思想上政治上既处于敌对地位，爱的关系的继续保持，只是罪恶。为着革命利益，她拒绝、反抗一切的诱惑与压力，抱着产后失调的病躯，抛弃了刚生产的爱儿，以极悲痛极憎恨的心情撇开叛徒出走了。
出走后，立即抱着病躯，投身于实际运动，自一九三二年四月至一九三三年秋，有一年半时间，领导上海沪东区妇女部，不断地深入到女工群众中，进行教育与组织工作，在群众消沉与白色恐怖猖獗的艰苦环境中，先后组织女工读书班十余，联系女工近百人。工作过程中，反对派组织迭遭破坏，沪东区尤甚，她几次仅以身免；但她始终沉着奋斗，工作不懈，绝未一次气馁，物质生活困苦达于极点，几乎每日都在饥寒交迫之下，她仍怡然前进，绝未丝毫退缩。直到最后，劳苦的工作，饥饿的生活，悲愤的心绪，使她染上了深刻的肺结核病，才被迫离开工作，从事休息。
但是艰苦的物质环境使她连最低的生活都无法维持，营养更是谈不到。深刻的肺病，使她失去一切工作能力；为了革命工作，她不仅已将家庭关系抛开，连一切社会连系都完全断绝，在这样的环境中，负着沉重的病体的她，是怎样痛苦地挣扎着、奋斗着，是可以想象的。但是彩莲同志仍然负着病躯参加妇女救亡运动；参加革命的妇女报纸的工作；节衣缩食，省下最后的一文钱，想尽各种办法，从事狱中同志的救济；此外更利用余暇，武装自己，从事理论的研究；直至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四日晚上七时最后的一个喘息！
竭尽自己最后的力量，彩莲同志死去了！可是她在每一个革命战士的记忆中，是怎样的生动着啊！一个活跃的，忠实的，坚决的，勇敢的布尔塞维克！她没有死去，她永远地在前面为我们的前进作领导！
载自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机关报《斗争》第一卷第十二期，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
追悼我们的死者──区芳同志（劳他，1931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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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悼我们的死者──区芳同志
劳他
在理论上并且在实际行动中，尤其是极反动的时代，能继续不断的，坚决勇敢的领导同志，和自己阶级的群众与反革命作英勇的斗争，如果我们要想找到这样的人，如果我们要想找到这样难能可贵的布尔什维克，那我们就不能忘记我们的死者──区芳同志！
我们的区芳同志，最精干的布尔什维克没有了！永远没有了！他为反对派事业为革命，为谋中国工人阶级之解放而犠牲！
正因为区芳同志具有那样卓绝少见的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精神，反革命派才更深刻的忌恨与仇杀他。
我们追念我们的死者，为他报仇，为完成中国的革命，我们必须了解，并不要忘记区芳同志对革命的功绩！
区芳同志是广东南海人，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共，入党以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于莫斯科孙文大学，当他研究革命理论之时，正是中国数千百万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极高潮的时代，史大林共产国际对于这个伟大革命运动之领导不是布尔什维克，而是孟雪维克的机会主义政策，因此在共产国际和联共党中产生了反机会主义的列宁主义者反对派。区芳同志在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加入了反对派。
区芳同志加入反对派之后，即在莫斯科积极参加反机会主义的斗争。他用各种方法从俄国反对派取得在史大林党制压迫下的无数“秘密”文件散到莫斯科的中国革命战士的手中。他在理论上和组织上领导了莫斯科的中国反对派。
因为他积极于这个革命工作，区芳同志曾受过史大林主义者不少侮辱，与威胁，然而他并不因此而停止他的工作，并且更努力的前进。
一九二八年末，区芳同志回到中国，即开始组织中国反对派。“我们的话”就是在他领导之下创立起来。他是这个组织的创造者，和领导者。创立“我们的话”不久，区芳同志即到香港，在那里不一年期间，他即组织起了三五个香港工人反对派。在区芳同志领导之下，香港工人不仅坚决的反抗资产阶级，并且反对史大林机会主义的领导，所以香港的觉悟工人都知道区芳同志是他们的领袖。
一九二九年末，“我们的话”在上海召集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区芳同志被选为参加大会的香港工人代表。大会以后，区芳被留在上海负责领导工作。“我们的话”在他领导之下，组织和发展了上海工人反对派，现在的上海反对派同志没有一人不知道不敬服他之刻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一九三○年末，中国反对派统一运动开始之时，我们最精干的区芳同志就被反革命逮捕了。因为他积极反对机会主义，因为他领导中国工人革命，因此反革命判他十个月的坐牢。资产阶级的监狱对于无产阶级战士之无人道的苛待，自然是不必说的，所以我们的区芳虽然具有极健壮的体力亦不能抵抗这样人间地狱之摧残，因此区芳同志得病。病的情形，不能由他自由的及时传达出来，及到我们知道这个消息，区芳同志己经没有了！
中国资产阶级此时所以疯狂的杀人，以各种形式来残害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就是因不如此，她就不能统治了中国，就是因为她在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中在史大林机会主义政策之帮助下取得了完全的反动的胜利。
所以我们不仅正面的反对资产阶级的白色恐怖，同时我们要反对制造白色恐怖之来源的史大林机会主义。我们记着：我们的同志被伤害一个，我们要杀死反命者百个千个。
区芳同志未完成的任务放在我们的肩上，我们要特别的努力，准备我们的伟大的革命力量，总有一天，这个力量是要把一切的反革命势力扫除干净的。
1.不要忘记我们的区芳同志！
2.为区芳同志报仇！
3.打倒资产阶级的白色恐怖！
4.打倒国民党和帝国主义！
一九三一，十一，二七。
原载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油印刊物《火花》第一卷第六期，1931年11月出版 |
曾猛其人（王国龙，199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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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猛其人
王国龙（1992年2月）
本文资料来源:一、曾猛当年先后对我讲过的话（文中所记都是我记得准确的）；二、我亲身的经历。本文引号里的话并不都是当时所讲的原话，历时已久，只能说是大意，但和原意决无出入。
本文只记述事实，不加评论。
王国龙
1992年2月
一、家庭
曾猛在兄弟中排行第二，故字仲略，小名阿沼。生于1904年，温州市人。老家住在麻行僧街。父亲曾丹仙，在福州南台当过一任小官吏，卸任归来，当选过永嘉县议会议员。他不喜欢多发言，他说：任你口才多么了不起，即使口若悬河，但抵不上我的屁股——我不起立表示赞成，你讲得再好也没有用。这话足以说明他父亲的个性。
曾猛同母兄弟四人。长兄曾亮，字伯明，法政学堂毕业。曾挂牌从事律师业务，但他从未出过庭。因此他人有两句顺口溜：“律师曾伯明，永远不出庭”。他爱好旧文学，有文才，诗及楹联，都写得很好。他讨厌厕身官场，又鄙视市侩；终日以吟咏及杯中物自娱。他曾以“荷锸刘伶”自况。曾丹仙目睹他“不求上进”，极为失望。老三早卒，听说是纨裤子弟。老四季豪，小名新姆，是钱庄职员，曾猛还有后母生的妹妹一人，弟弟二人。
曾猛在旧浙江省立省第十中学（现温一中的前身）读书，成绩不错。父亲望子成龙心切，而其它的儿子都辜负了他。看见曾猛读书用功，所以对曾猛抱有莫大希望。但当1919年五四运动一起来，曾猛投身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学生运动，成为十中学生会的领导人，在斗争奸商、缉拿漏海、鼓动罢课罢市、反对道尹黄庆澜等运动中，他都挺身冲在前列。黄庆澜要逮捕他，幸有他父亲的朋友及时通风报信，他逃离温州去上海。十中开除他的学籍，后来他去广州参加革命。
在1926—1927年年度交接时，曾猛回家过一次。给家里留下一张身穿国民革命军军装的照片。他父亲把它挂在客厅里，指望他从此平步青云，光宗耀祖。但转眼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父亲才知道他是共产党，只好把挂历客厅里照片又收起来，父亲唯一的指望又落了空。
曾猛在1925年—1927年大革命以前，经家庭的旧式婚约和陈育芳结婚，生过一女一子，女名为巧秋，子名为晓白。1930年，陈育芳到上海找到曾猛的朋友李景芳，要李景芳转告曾猛，要求离婚，并提出：子女归她养育，要曾猛付养育费等条件。当时曾猛还在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不能出来公开谈判。只好委托李景芳转达：同意离婚，家中用具全部归她，子女由她养育，养育费应该付。但身处于地下，无收入，无力承担这笔养育费，请她谅解。他当时是为付不出这笔养育费，心里正在感到不安，恰在这时，何止争（即何葆贞）译好高尔基的《母亲》由郁达夫介绍，列入西洋大学名著丛书，由中华书局出版。拿到稿费二百银元，何即拿出一百元转交给曾猛离婚的妻子，作养育费。
曾猛和育芳离婚后，和黄秋君相爱。秋君是育芳的表姐妹。由于他处于地下，又担任秘书技术工作，无法公开结婚。直到1930年被开除出党，才和秋君同居。但开除出党后，社会上还认为他是共产党人，国民党还是要逮捕他。他无法在社会上谋生，生活困难，他当时给我的信中用“牛衣对泣”这个成语说明他们夫妇的贫困。到中国托派统一大会后，陈独秀要他住机关，负责秘密技术工作,才使他的生活有了着落.1932年秋君生下长子,但养育仍有困难,准备把婴儿送给别人.朋友们都不赞成,结果决定由秋君带婴儿回乡下,交外婆养育.秋君从乡下回来,曾猛已同陈独秀一起被捕了.
约在1933年秋,曾猛从南京国民党狱中出来,回到温州,住在麻行僧街老家.他既没有为老家门楣增添光彩,父亲和他的关系恶化.就可想而知,他无法再在老家住下去.稍后曾家的一个老帮工叫阿潘的,帮他在莲花心山上盖了间茅顶屋子,他夫妇和孩子三口就在茅顶屋子里住了下来.
阿潘是莲花心农民，王屏周担任中共永嘉县委书记时，执行秋白路线，举行暴动，王指示莲花心的起义农民夜里在山头了望，等候城里的信号，冲下山来，但那次暴动计划失败，莲花心的起义农民因而没有下山，未遭摧残。
曾猛在茅顶屋子的正门，自撰对联“竹舍茅檐，仅堪遮风避雨；高山远水，未必旷目盗胸”。边门的门联，集诸葛亮句：“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室内书架上摆有《诸葛亮集》，陈素农著《大军统帅学》，陈立夫著《唯生论》，当然，还有一些社会科学译著书籍。
1937年春节，陈素农上山看望曾猛。曾父非常高兴陪陈上山。曾父看正门对联，对陈说：竹舍茅檐仅堪遮风避雨；高山远水未必旷目盗胸。陈不以为然。陈指边门的联要曾父看。曾父看了，说：“诸葛亮终究出山，鞠躬尽瘁，死而后己。”陈说：“人各有志，不可强求”。
陈素农的话使曾父消除了对儿子的不满，父子关系有了改善，父亲把收起来的那幅曾猛的照片，又挂在客厅里。
秋君和曾猛结婚后共生三男四女。
二、在广州
因道尹黄庆翔要逮捕曾猛，他逃离温州到上海后，他父亲为他在温州闯祸，狠狠责备他，但仍希望他老老实实在上海继续升学。上海的旧制中学。除国文外，其它各科都用英文原版的教科书。为了升学，他只好先进英文补习学校。他学不进英文，一心想到广州参加革命。他的十中同学，跟他在反帝爱国运动中结成战斗友谊的，如李圣恩、李超麟及孙道济等都已考进培养革命思想的上海大学。但他要进黄埔军校，其原因，除广州是当时中国的革命摇篮外，还因为那里有非常关怀他的戴立夫在黄埔军校任管理处处长。
立夫先生是曾猛的父执。他非常敬重立夫先生，一生师事之。他给立夫先生写信，开头总是“立师座右”。1925年五卅斗争不久，他决定到广州去。他想进黄埔军校第二期，但到达广州时，黄埔军校该期的招生工作早已完毕。该期新生已经入学。立夫先生就把他留在身边。稍后，立夫先生认为应该送他到部队中去锻炼。征得他的同意后，立夫先生亲自送他到何应钦部队当兵。过了几个月，立夫先生听到何应钦的部队对士兵常行体罚。立夫先生反对体罚，不放心，又把他要回来，安排他在身边工作。
立夫先生请周恩来及黄辅军校里其它共产党员教导曾猛。并且随时要他去听萧楚女、张太雷等的演讲，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他因此结识并追随这些第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活动家，受他们的影响，接受共产主义思想。不久，随同邓中夏在职工中活动。他后来在托派活动中能用通俗语言鼓动工人，组织工人进行斗争，都是从邓中夏那里学来的。他当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介绍人之一就是邓中夏。（另一介绍人据曾猛的儿子说是“李森”。他说看过曾猛的自传底稿，我担心他的记忆有误。为此向九十老人郑超麟。郑说：“一直认为是周恩来介绍的，想不到是邓中夏介绍，…“李森”（就是李启汉，他是做工人运动的，五卅前后由上海调广州。我知道李启汉在广州改了名。（也是一个字…他和邓二人介绍曾猛入党是可能的（“我把郑超麟的话一并附记于此，以待证实。）他在工人运动中，结识陈延年、苏兆征及刘华，当然也受他们的影响。当时，省港大罢工，就是邓、陈、苏领导的。1926年6月27日省港元罢工委员会在广州创办劳动学院，邓中夏任院长。曾猛没有对我说过进劳动学院学习。这可能是同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曾猛要追随同周恩来，准备出发了。
关于曾猛入党的确切日期，读过他的自传底稿的家属都记忆不起了(查阅<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中关于庭审的记录,曾猛自供“在一九二六年加入共产党”但无日月。)
曾猛自幼练过书法，1926年年尾，他回温州为我家写过“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对联。懂书法的老先生都称赞字有功力，颇具风姿。在职工运动中，他书写大幅游行标语，曾大献身手。后来他看到当时的油印文件，质量不高，他又自告奋勇，毛遂自荐。他心细，善动脑筋，由他刻印出来的文件，清晰悦目，使广州党的领导们大加赞许。这为他调任中共中央秘书处干事准备了条件。
受曾猛影响去广州参加革命的，先他去的有陈素农（黄辅第三期），后曾猛去的有王屏周、胡长庚等。广州准备北伐，需要大批医务人员。王、胡都是医生，也都是在温州反帝爱国学生运动中和他结成战斗友谊的。除王、胡外，还有艺文中学毕业后学医的王祥龄。北伐军出发，他们都是随军的军医官，屏周和祥龄是卫生队队长。他俩又动员黄琮和朱汉章等在他们的卫生队里当军医。
立夫先生为曾猛在广州的表现得到领导赞许，深感欣慰。他对因曾猛的影响而来投身革命的青年，象对曾猛一样喜爱。举一个例：据曾猛说，王屏周到广州见立夫先生时，立夫先生平时不吸烟，他老人家亲自搬了几只箱子，从压在下面的箱子里，拿出听头“白金龙”香烟款待屏周，这样殷勤的招待可以说明他老人家对投身革命的家乡青年的欢迎态度。
三、中共中央秘书处干事
曾猛刻印的文件，在广州得到广东区委陈延年的赞赏。组织要他钻研这项秘密技术工作，中央需要这样的人员。广东区委就把他送去随同周恩来出发北上，在上海第二次和第三次暴动期间，在总工会工作。第三次暴动胜利后，到中央秘书处任干事
据郑超麟回忆：曾猛在1926年从广州到上海后，在进中央秘书处任干事之前，曾在中央办的印刷所做校对工作。那个印刷所归郑领导（史唐也是那个印刷所时排字工人），后来曾猛调中央秘书处，是在王若飞领导下工作的。王对曾的工作要求相当严格，曾猛都能接王的严格要求，密切配合。郑说有一次有事到秘书处去，那房子是三层，王住二层，三楼就是秘密技术工作的地方，郑到三楼看见曾猛正在刻蜡纸，何止争在油印，工作紧张，没有跟他们谈话。
刻蜡纸，他能在蜡纸的每一小格里刻四个字。他用笔均匀，字里行间，整齐划一。为增加每张蜡纸印出的份数，他不用胶辊印，而把油墨涂在玻璃板上，然后把刻写好的蜡纸复盖在上面，用软布在蜡纸背面均匀轻抹，这样印出来的文件，字字清晰，加上字体漂亮。看过的人都叹服不止，要刻出这样小的字，他得经常自磨，甚至自制笔尖，要亲自去选购日本产的纹路最细的刻板。
他担任秘书处工作后，又钻研密写工作，文件的伪装工作。他用米汤把文件写小说的空页上、书页边、上下的空白处、写在字帖的夹层纸上，甚至写在汗衫及白色被罩上，不但没有漏字、错字，而且用碘酒显现后，字字清晰。
中央秘书处机关伪装成上流社会的公馆派头，人员不仅要穿着讲究，而且派头也要象上流社会中人，为在应付环境、举止谈吐，都得受到严格训练，不能在行止态度方面，露出一丝破绽。长期的机关生活，使曾猛养成坐必端正的习惯。即使在后来，他看见我坐不象样时，就马上纠正。我们认为这是封建社会的一套。他严正说：“不是，这是革命的需要，是秘密机关纪律的需要。我是在长期机关生活中锻炼出来的。”不但谈吐举止，甚至放在箱子里的衣服都要自己折叠得非常整齐，一丝不苟。我问：这干什么？他说：“既然是公馆，当然有佣人干这一行，我们当然不能让伪装佣人的同志真的做佣人工作。”机关搬迁时，马路上可能遇上巡捕“抄靶子”，搜查行李，或者，万一巡捕房来搜查，总之，以防万一，不露马脚。箱子里冬天有皮袍，夏天有罗衫，都各有折法。
在长期机关生活中，他接触最多的是周恩来，其次是王若飞。他的秘密活动技巧、应变的镇定、平时的警惕，都是他们，特别是周恩来一手教导的，他对周的敬畏，在我们后来的相处中，仍然时有流露。
1927年2月20日——24日，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周恩来为军委书记，同年3月21日——22日，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领导起义的特委有陈独秀、周恩来、罗亦农、汪寿华等八人。周负责军事。曾猛说：“上海第三次暴动时，我在机关里实在按耐不住，要见识见识暴动的壮丽场面，再三要求出去，才得到批准。随同陈独秀、汪寿华…到闸北去了一趟，但不是激烈战斗的场面，而是毕思澄已被打跨，武装工人暴动后震奋人心的胜利场面”他说：“汪寿华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还遭到杜月笙诱杀的。”
以下（一），（二）的事说明他除刻印秘写文件外，还在周恩来手下参与机密工作。
（一）
曾猛了解当时温州地下活动的情况，这是因为温州各县的县委，大多数都是他在“五卅运动”中结成过战斗友谊的至交，如王屏周、林平海（王是永嘉县委书记），平阳县委书记游侠(公任)及屏周的前任书记郑馨…等。1928年6——7月间游侠所领导平阳夺城起义失败后，到上海。一直和曾猛有来往，随时把温州地区的斗争情况告知他。
约在1929年夏，中共中央为对温州地区的土地革命及武装斗争作新部署，特召郑馨（这时郑已是中共浙江省委成员）、王国桢及雷高声（即施德彰）到上海。我从郑馨口里知道，他们在上海的住宿、开会、联络都是“阿猛参与安排的”。而且王、雷因意见相左有矛盾。双方都是曾猛的朋友，所以“阿猛从中调解”。
（二）
王屏周是在1928年3月间和林平海一起，受中共省委指派回温州的。8月间担任永嘉县委书记。同年12月15日清晨在永宁巷底家里被捕。温州驻备司令甘清池即派兵将王押解杭州。当时是乘轮船去的。按该轮航线中途，原都是在海门停靠，因此，温州中共组织闻知消息后，策划在海门劫救屏周。但甘清池因王是“要犯”，命令轮船直放上海。劫救计划落空。屏周在船上对押解官兵做工作，要求船到十六辅时，允许他打电话给朋友，押解的军官同意。船到埠时，他打电话给商务印书馆西书部职员李景芳（李是王和曾猛的朋友）。屏周知道李平时和曾猛有联系，希望通过李通知曾猛。李接电话，立即赶到十六铺，在附近的饭馆请屏周及押解的官，共进餐。屏周在席间无法明言，只能暗示。但李糊涂，没有立即通知曾猛，只送了一些钱给押解的官。只要他们在途中照顾屏周，到第二天才把这事告诉曾猛。曾猛听了禁不住拍台子大骂李糊涂，误了大事。曾猛后来对我说：“中央知道了海门劫救计划落空后，周恩来指示他无论如何要设法在上海营救，李的糊涂使中央的营救也落了空。他还说李虽是我的好友，但毕竟是党外人，我不能向他泄露秘密，只能委托他，如有押解屏周的船只到上海的消息，立即通知。而李只知道尽友情，一接电话，只知急于见屏周，不马上通知我。如果当时李能稳住押解官兵，立即打电话通知我，也还来得及营救。但他到第二天才通知我，李还怨我不明言…曾猛告诉我这件事时，还越说越生气，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没有完成周恩来交给他的任务。
屏周押解到杭州后，关在陆军监狱。经王祥龄的疏通，监狱医官，放屏周出牢房，给犯人治病。屏周利用到各治病的有利条件，在政治犯之间进行联络。察看狱内防卫情况及地形，为越狱作准备。
1930年8月间的一天，我在上海《新闻报》看到浙江陆军监狱枪决越狱犯人的消息。当时，曾猛拿报纸赶来说：“屏周牺牲了。”他要屏周的朋友立即设法派一个人去杭州领取遗物，办理安葬。曾猛对我说：“屏周在广州时就已受到周恩来的器重。”
1929年8月3日李立三在《红旗》上发表《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和中国机会主义大纲》。李立三不但完全执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指示，而且在苏联党争问题也完全拥护斯大林。
1930年秋，莫斯科送来在中山大学参加反对派的中国留学生名单。其中有曾猛，为什么到1930年才发现曾猛是托派？这是因为他在中山大学参加反对派时用的是假名：“徐慧英”。周恩来知道曾猛是反对派后，曾跟曾猛谈话，告诫他必须承认错误，脱离托派，把问题交代清楚，党可以从宽处理，否则，后果是不言而明的。（这是曾猛告诉我的话的大意）。但曾猛坚持不肯认错，说他是为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参加反对派的。并且反对李立三执行斯大林的盲动主义路线，说这条路线使党的力量受到本来可以避免的摧残和损失等。那次谈话后不久，他就被开除出党，迁出机关，生活陷于困境。
（附记：这二节题为《中共中央秘书处干事》。但周恩来曾负责组织部，曾猛从莫斯科回国后参加的工作机关可能是中共中央组织部，因此，曾猛也可能是组织部干事。此外，王文元（凡西）在他的《双山回忆录》中说自己是组织部干事，而曾猛在加入反对派前就已认识王文元。总之，到现在为此，我还没有找到材料，证明他有否担任过以及什么时间担任过组织部干事，对此，只能存疑，待后证实。）
四、在莫斯科中山大学
1927年“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派一批干部去莫斯科学习。在那批留苏的中共党员中，曾猛是其中的一员。温州籍的还有戴宾（英若，是立夫先生的女儿）何止争，胡识因（她的十余岁的儿子育才，因为是烈士郑恻尘的遗孤，也由她带往莫斯科。）等等。据国民党最高法院庭审记录，曾猛自供是“一九二七处十月被派去莫斯科的，”“同行有二十余人。”
据汪原放的回忆，陈独秀是在同年9月10日由汪陪同化装从武汉秘密回上海。曾猛去苏联的时间，估计当在陈回上海以后。曾猛说他只带了一条鸭绒被动身，足见天气已凉。他是经海参威，乘西伯利亚铁道的长途列车到莫斯科的。
他进中山大学学习时，斯大林已派米夫到中山大学，米夫的任务是清除前校长拉迭克在中大传播的托派思想。
中共中央派去莫斯科学习的干部，绝大部分都带着中国革命为什么失败这样一个问题去的。在拉狄克任中大校长时，他们谈到反对派，特别是托洛茨基有关中国革命的主张及第三国际争论中国革命问题的文件，不少中大的学生认为托洛茨基的主张是对的，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是第三国际，也即斯大林的错误指导造成的。曾猛在中大学习时，校内已有反对派组织。他通过校中的反对派同学，也读到了托洛茨基的文章，他当时认为已找到中国革命问题的钥匙，不久他加入校内的反对派组织。
当时，米夫虽然是中山大学的当权派，但校内的陈绍禹（即王明）为首的所谓“布尔什维克”为一方，以接收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观点的同学为另一方，争论非常激烈。曾猛在争论中，除理论斗争外，他还揭露王明从国内带出来的新制大衣上的缎里子剪下送给米夫作礼品（因为俄国人有用中国绸缎作壁饰的爱好）。
这里应当说明：据曾猛说，当时的情况和后来的情况不一样，托洛茨基还没有被彻底打倒，中共领导在苏共党内斗争问题上还没有公开站在斯大林一边，因此，当时中共旅莫支部书记王若飞对中山大学里两派中国同学的斗争，没有偏袒王明一派。王若飞对王文元和曾猛在校内的活动，没有加以干涉。他们都曾在王若飞领导下工作而且得到过他的器重。
温州籍的留苏同学逢星期天都到附近树林中聚会。有一次聚会，曾猛和胡识因的谈话，可以说明曾猛当时的思想和态度。胡识因不同意反对派的意见，但她也不是王明派，她跟曾猛的私人感情不错，平时无所不谈。她劝曾猛不要参加反对派（她不知道曾猛已经秘密加入反对派），不要反对陈绍禹等“布尔什维克”，并且责备曾猛不去听党课，而躲在寝室里看《红楼梦》曾猛则反唇相讥说:“斯大林的错误害得中国革命还不够吗？如果不执行斯大林的指示，早作防备，我们数不清的同志会人头落地吗？你的丈夫会牺牲吗？如果听斯大林的话，会有上海工人第三次暴动的胜利吗？陈绍禹会把新大衣的缎子剪下来作礼品，奉承米夫，这是为中国革命战争吗？米二夫会接受这样的礼物，是关心中国革命，还是关心他房间里的装饰？…”据曾猛说，当时胡识因赶紧用温州家乡话说：“童子痨！童子痨！”（意即短命鬼），暗示曾猛不要再说下去了，谨防“隔墙有耳”。
五、《我们的话》派
曾猛在莫斯科的时间只有一年多，（据国民党最高法院的庭审记录：曾猛自供是“一九二九年一月回上海。”）即由中共中央提前调回国，他一方面仍在中共中央干秘密技术工作，另一方面是中国托派之一的《我们的话》派的重要成员。为什么定名为《我们的话》？因为他们的机关刊物名《我们的话》。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托洛茨基流亡欧洲期间，办过名为《我们的话》的刊物。
《我们的话》派领导机关称“干事会”。就我所知，当时的干事有陈亦谋、欧方、史唐（施云）、梁干乔、张特、曾猛等。
《我们的话》派很穷，平时的活动经费都无着落，靠卖译稿接济，例如把英文小说《七重天》拆开，分由该派分子翻译。
曾猛动脑筋，企图为《我们的话》派筹集比较可靠的经费来源。王屏周在温州被捕，王的好友韩敏家二，是王隐蔽活动的一个地方，因此韩在王被捕的当夜逃离温州到上海。曾猛撮合韩敏、李景芳及其它好友出资，在上海东宝兴路开设江东书店。以销售大学用的英文教科书为主，同时兼售新文艺社会科学书籍。《我们的话》派干事会成员同福州路上的新文艺及社会科学著作的出版社都有关系，不需要先付书款，代为经销。原文教科书则由李景芳向商务印书馆西书部记帐供应。曾猛的目的是希望江东书店有盈利，可以资助《我们的话》派。他自己被中共中央开除后，生活无着落，就是靠江东书店，才有栖身之所，为了安顿他的生活，江东书店在福州路的一条弄堂里租了一间房间作为书店业务的联络处，曾猛就住在联络处，同时也成为《我们的话》派干事会的活动地点。
何止争到1937年才从苏联回国，他完全因曾猛的影响，加入《我们的话》派，他住在江东书店翻译高尔基的《母亲》。《小小十年》的作者叶永蓁是江东书店内常客。他看到译稿后，即自告奋勇说：“我去要求郁达夫介绍出版。”想不到马到成功，第二天就送来郁达夫给中华书局总编辑舒新城的信，嘱何止争立即送译稿去，可以当场领取稿费。何止争译《母亲》一书的署名是“何妨”。
《我们的话》派和国外通信的地点之一是曾猛设置的。他在“五、四”运动中结识的好友李钟英，当时是上海四川路桥边德商礼和洋行营业部高级职员。他要李帮忙，李每月花点钱给营业部的练习生，嘱附她收到给××信件及书报都交给李，而后每次由曾猛到李处去取。这个通信联络点，从未出过差错，何止争译的《母亲》俄文原书也是寄到礼和洋行的。
据曾猛说，刘仁静原是《我们的话》派的创始人，刘去过土耳其普林基普岛，见过托洛茨基，在托面前自夸回国后，一定能发展反对派运动。但托知道这一运动的发展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托认为刘过于自负。刘在《我们的话》派为时不久，就离去另搞了一个派别《十月社》。不久，又搞了个《明天》。又不久，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进江苏反省院，还当了反省人的所谓“自治会”的主席。
《我们的话》派要求其成员到工人中去，代表绝大部分基层分子都去做工，象何止争去当修理下水道工人。但他们在上海工人群众中没有打开局面，只有欧方在香港太古船坞领导过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斗争。因为欧方原是省港罢工斗争中的骨干，有群众基础。
《我们的话》派斗争干事会成员都上马路散发传单，象史唐就因散发传单被当时的公共租界巡捕房捉住，因为他当时的职业是印刷工人，被捕时没有暴露真实身份。所以只在提篮桥监狱关了半年。欧方和陈亦谋也是先后在群众中活动被捕，死在牢里的。
《我们的话》派存在不过几年，在那几年中，他们忙的是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及中国四个托派之间的争论，当然也出版过几本书。如刘仁静译的《托洛茨基自传》。刘用的笔名是刘镜园，神州国光社出版；陈亦谋等几个人译编的《苏联党争文献》，新生命书店出版。
陈独秀派的尹宽最早从《我们的话》派中看到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文章，然后交给陈独秀、彭述之。陈独秀完全接受了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的论点。
1931年春，在托洛茨基极力促成下，中国的四个托派：无产者社、我们的话、十月社、及战斗社协商统一。同年5月1日，中国托派大会在上海召开，陈独秀当选为总书记。《我们的话》派中，只有陈逸谋当选。该派的梁干乔在统一大会不久，投奔他的黄埔军校老同学胡宗南；张特则去广西投奔桂系。
1930秋，曾猛所赖以生活的江东书店，因生意清淡，只好关门大吉。曾猛的生活陷入绝境。他同何止争商量：在上海即无法谋生，只好冒险回温州避居偏僻的乡间。统一大会后，有一天，他在马路上遇见彭述之的妻子陈碧兰。她问起他的近况，他说在上海已无法生活。明知回温州有被捕的危险，也只能回去。她制止他回温州，嘱咐他等候她的回音。她当即转告陈独秀，陈没有忘记曾猛的秘密技术工作，当场决定留住曾猛，住机关，负责秘密技术工作。他因而同何止争一起住进机关，当时出版的《火花》、《校内生活》以及秘密文件都是他干的。
1932年10月15日,因托派叛徒告密,陈独秀、彭述之、曾猛、何止争被捕。第二天由公共租界引渡到上海警察局。19日国民党中央命令上海市政府将陈等全案人犯押解南京，26日由军法处转移到江宁地方法院看守所关押。
曾猛被捕后，秋君到南京去找戴立夫先生。要求设法营救。当时立夫先生任国民党立法委员，和张冲住同一幢房子。张住楼下，他老人家住楼上。秋君在立夫先生家住了八个月，立夫先生最后不得不托张冲。但张提出的条件是释放后必须在“留俄同学会”过一段时间。曾猛从狱中出来，住留俄同学会招待所。几个月后，他才和秋君回温州。
五、发疯之谜
曾猛返温，住在麻行僧老家。父亲和他的关系虽有所改善，但靠父亲吃饭，总不是办法。从南京回来时，张冲交给他陈立夫写的一封“八行书”，说凭这封信，可以到任何文职机关求职。为了他一家人的生活，他确实需要有一个职业。但他明白，凭这封“八行书”求得一个职位，等于承认自己是陈立夫的手下，他不愿干。他一直都没有利用过这封“八行书”。
史唐从广西南宁来信，告诉他在师范学院教书，并且要他也去那里。说教书，他很愿意，但考虑到这是投奔桂系的张特出的主意，决定回绝。
1936年夏，我到上海去。曾猛托我带一封信给立夫先生。当时戴家往霞飞路（即现淮海路霞飞坊），立夫先生的房间在三楼。我进去一看，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一张单人床，两张小沙发椅和一只茶几，一张靠墙角斜摆着写字台，台上放一部日文的《资本论》，写字台前入一藤椅，室内别无装饰。立夫先生看了曾猛的信，就说：“我不写回信，你回去告诉阿治，余汉谋是我的学生，我可以介绍阿治到那里求职。谅必余也会答应。但余是反共的。即使安排阿治去教书，也一定有条件的，所以阿治要仔细考虑。”我回温州把这些话转告曾猛，他听了感动地说：“真是君子爱人以德。”他接受了立夫先生的告诫，打消了在余处谋职的念头。
这时曾猛认识了陈又东、余嘉、王济通等几个青年。他在老家的客厅里给他们讲苏联拉皮多斯著的《政治经济学》及用王纯一笔名译的《西洋史要》。这两本书原都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讲义，由反对派带回中国出版的。
曾猛住在老家，觉得终非久计，他同秋君商定，要她回娘家取些钱。由老家的帮工阿潘在莲花心山上找块朝南的地，搭三间茅顶的屋。在本文第一节中说过阿潘在王屏周的领导下，和莲花心农民一起响应过县委夺城起义的号召。曾猛认为那里的群众关系好，可以久居。从此，莲花心山上的茅屋就成了他向那些青年传播托派思想的地方。
1937年初，曾猛接到张冲从南京发来的电报，要他立即到南京去有事待商，他无法拒绝。他说：“淮南的电召，无法拒绝，必须随传随到。”他没有路费，要我向亲戚借一百元，即充路费，又留作家用。并且要我跟他同去，因为我的哥哥当时在南京德士古大煤油公司当职员。我父亲也在那里，而且我还没有见过新婚的嫂子，我同意了。
我们到南京后，第一天，他要我同去付后岗三号张冲住处。但没有见到张，只见到杜桐荪。我记得杜在客厅里对曾猛说：“淮南这次非常高兴和你合作。”至于“合作”什么，杜没有说。我们从付后岗三号出来后，我问他“张冲究竟要你干什么？”他没有回答。以后他每来我哥哥处，只讨酒喝，说自己晚上失眠，又说已写信要秋君出来，要我陪他去找房子。又过了几天，他对我说：“神经太紧张，要到无锡陈素农处玩几天。”陈当时是无锡警备司令。曾猛还从无锡来信，告诉我陈素农如何用他的包车（黄包车）到车站迎接。陈自己则乘自行车跟在后面等等。以后就没有音信，快到这年的七月时，突接到秋君来信说，他因发疯在上海医治。
为什么会发疯？有人因为他的疯病好得快，认为他为摆脱张冲，不得不装疯。但不少人，包括他的家属都说他是真发疯。我也认为发疯是真的，因为他事前有过连续的神经紧张和严重失眠。发疯毕竟是有原因的，从本节上面记述的事实，可以证明。一、他不愿眼看张冲跟国民党其它派走，否则，他不会发疯；二、他仍坚持托派观点，否则，他也不会发疯。我几年后才知道，张冲要他去南京市，所谓“合作”，原来是要他去西安到张冲新成立的一个办事处工作。那个办事处是代表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协商联合抗日的联络机构。张冲要他去，可能是因为他曾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过。他当时得知“合作”的内容后，就神经紧张，连夜失眠。因为他没有忘记当年周告诫他时，他振振有词说过“为中国革命前途”的话，如果去西安，见到周，不要说周的严词谴责，就是含笑问问：“为中国革命的前途，怎么跑到国民党机关里去了？”他就会无地自容。而且，尽管当年他拒不接受周的告诫，被中央开除。但由于在周的领导下工作，受过周的教导，周在他心上的精神威慑，一直没有消失。他既不敢见周，又不能公然拒绝张冲的“合作”，思想上没有出路，所以神经紧张，严重失眠，才促成他的发疯。
六、温州托派组织
卢沟桥事变引发了全面抗日战争。曾猛认为托洛茨基主义者应当积极抗日。当时，陈独秀（八月间）在武汉，托洛茨基在国际上都主张抗日。彭述之从南京监狱出来后，到上海领导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托派）临时委员会。写了《抗战胜利的必须条件》小册子，在上海亚东书局出版。
在温州一方面，曾猛影响了身边的一些青年。另一方面，在上海参加过《我们的话》派的何树芬、朱钤及受王独清影响的李国栋也影响了一些人。双方都要成立托派组织，但彼此没有沟通。恰在这时，一个《我们的话》派分子贺希，从国民党反动派的牢里放出来。因为身体很弱，加以生活无着落。上海的老朋友要他到温州来找何树芬和朱钤。贺到温州后，由李国栋和朱铃出钱租房子。供给他生活费用。并托当时同受两方面影响的钱川给贺打针服药，进行护理。
于是，贺撮合双方合并成立温州托派组织，他的领导机关也称干事会。第一沓届干事有曾猛（书记）、何树芬（宣传）、朱钤(组织)、何止争及李国栋。
温州托派组织成立后，贺希身体已经有所恢复。曾猛提出应向在上海的“临时委员会”报告，要求承认。干事会决定委托贺去上海报告。
曾猛提出经干事会通过：为了抗日，必须同中国共产党联合行动。决定派李蔡志代表“温托”和中共浙南纵队驻城内办事处主任吴育商谈。李和吴是欧海公学同学，又是同乡，原有私人感情。但李向吴正式提出联合抗日的建议时，吴断然拒绝。李问吴：中共和国民党合作，为什么不能和托派联合？吴回答说：“托洛茨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敌人，是法西斯的奸细，陈独秀是汉奸。”
中共领导的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在抗战开始时成立，同时，永嘉国民党县党部成立救国御侮团。“温托”干事会认为：尽管吴育拒绝“温托”的建议，但托派应参加战青团。因为它是真正抗日的群众组织，决不能加入御侮团。曾猛提议经干事会通过。“温托”成员（除二三人外）及受影响的外围分子全部加入战青团。
贺希从上海回来，带来“临委”承认温州托派组织为支部的信件。但“临委”同时交给贺希一个任务：教育温州的青年托派分子不要信赖曾猛。于是贺在钱川家中分别跟每个他要教育的对象进行谈话。贺的这一活动，不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引起每个教育对象对“临委”的不满。因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受曾猛影响参加托派的。曾猛当然立即知道贺的背后活动，但装作不知，只是领导青年托派分子积极进行群众运动。他用实际行动使青年托派分子更加信任他，使贺希在青年托派分子中陷于孤立。
“温托”组织成立后不久，青年托派分子提出李国栋的跨党问题。因为李当时还是国民党县党部的监察委员。他们认为李由国民党的监察委员成为托派是一进步。但既当选为托派干事会的干事，应该退出国民党。何树芬和朱钤认为：如果李退出国民党，县党支部势必追究原因。就有暴露阿栋托派身份的危险。目前还是要阿栋辞去监察委员，另找工作，脱离县党部。曾猛同意这一措施，并由他说服青年托派分子。当时温州成立蛋类运销处，李设法谋得该处驻泸办事处的职位，于是李辞去监察委员，这个所谓“跨党”问题，就这样解决，干事会决定李在上海代表“温托”组织和“临委”就近联络。
1938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步步加紧要解散战青团，与此同时，从武汉开始大规模的反托运动，说陈独秀、彭述之是领取日寇津贴的汉奸。温州城内街头也出现反托海报。生活书店书摊上摆满反托书刊。“温托”组织自己没有刊物，只能用油印方式编发“临委”机关报《斗争报》上的文章，但这不能公开散发。曾猛指示中华书局职员托派分子王济通联络店里的师兄弟把亚东书局出版的陈独秀、彭述之、高语罕、李秀等的著作摆在显著的台子上，任读者翻阅。其中还有意因译的纪德著的《从苏联归来》、《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以及王凡西译托洛茨基悼念儿子西道夫的小册子《儿子、朋友、战士》（西道夫是在法国被格别乌谋杀的），杜威委员会对莫斯科审判案的调查报告（五十年后，苏联才为莫斯科审判案平反。）同时，曾猛还指示陈独秀在战青团的刊物上发表《敌乎！友乎！》一文，受到战青团中中共党员的围攻。
战青团江北五区宝台支部因为是托派朱钤、潘泰运及吴昭松领导，战青团总团下令解散整顿。但支部解散后还没有整顿好，总团终于被国民党反动派“勒令取缔”。
1939年春节，“温托”在莲花心曾猛的茅屋里召开第二届代表大会。为了防备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曾猛布置两个托派分子在莲花心山顶上的小庙前了望。如发现山下大路上有可疑的动静，立即放鞭炮示警，以便及时疏散。代表会上曾猛当选为主席，率领全体代表首先为抗日阵亡战士及牺牲的托派分子默哀。李国栋受上海“临委”委托传达“临委”指示，那次代表会选出第二届干事会。选举前，曾猛指出“温托”当时已有工人支部，新的干事会中，应该有工人的席位，才能表明是工人的政党。因此，选举结果，第二届干事会中有针织业工会理事长叶学廉，而且叶还是代表会主席团成员。新选的干事会共七人：曾猛（书记兼组织）、陈又东（宣传）、李国栋（温托驻沪代表）、何止争、王国龙、钱川、叶学廉。那次代表会还决定成立工人运动委员会，其成员为：曾猛、叶学廉、陈又东、王国龙、钱川五人。
那次代表会决定筹备温州救亡大同盟,把原来参加战青团的托派外围分子作为基础,分别先成立工人、学生、店员、小学教师、农民等“同盟”支部，待“同盟”发展到可以召开代表大会时，产生救亡大同盟自身的领导机关。
1939年5月间，“温托”干事会派我去上海向“临委”报告工作。临行，曾猛托我探听彭述之对他在南京出狱时事的态度。我见彭时，按曾猛的嘱托问彭，彭说：“我们既被捕，只有利用他们的法庭作为我们宣传的讲坛。我们在狱里，只能进行斗争，包括当时正进行的绝食斗争，决不能去想什么出狱问题。国民党放你，总是有条件的。他说没有条件，但我不信，我怎能批准有条件的出狱？当然，他在温州影响了你们，并且成立了组织。对此，我们已表示肯定，但我不能不向你提出警告：不能无条件信赖他，而应督促他，使他不致重蹈覆辙。因为斗争还很艰巨，国民党反动派不会放过我们。”（这些话是我今天还记得的大意。）我回到温州后，把彭的话，如实转告。曾猛听了知道彭不原谅他，他以前对彭一向很敬重，但从此他对彭的评价变了，甚至骂起来了。
八、温州针织业工会
温州针织业工会在1925—27年大革命是一个很活跃的工会。大革命失败，落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黄色工会手里以后，工会只知收会费，毫不顾工人利益。工人极为不满，抗战军兴，温州成为东南沿海唯一的转运口岸。针织业突然兴旺起来，针织女工人数激增。正在这时，原在上海做工的针织机修理工叶学廉、叶树芳等回到温州。他们在上海有过斗争经历，眼看工会腐败，女工受尽剥削和压迫，而工会却充当资方的帮凶。因此，他们就想重整工会。在民众教育馆主办的时事形势报告会上，他们遇上了陈又东（陈是该馆的图书馆馆员。）王国龙和钱川。他们要我们帮助他重整工会。我们当时都没有职工运动的经验。于是曾猛亲自出马。他掌握了当时温州针织业兴旺的有利时机，他要叶等动员女工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那次争取增加工资的斗争取得胜利，使女工信任叶等。她们都说工人如由叶等领导就好了。曾猛因而要叶等推动各厂女工要求工会改选，否则，不缴会费。这时，曾猛要我们帮助叶等在女工中成立救亡大同盟工人支部，以此为核心去组织各厂女工进行改选工会的活动；并派钱川和叶等生活在一起，为他（她）们办理改选工会的准备事项，为工人护理小病。不久，工会终于改选，择定曾宅花园的一个小楼作为会址。叶学廉等几个救亡大同盟工人支部的成员都当选为工会理事，叶学廉为理事长，工会正式聘钱川为工会文书，陈办会务外，加紧组织女工，办文化班，讲抗战形势，组织女工分批接受军训和救护技术的培训等等。
工会改选中，曾猛看到叶学廉等三人公正无私、能团结工友、肯吃苦、有活动能力，就向干事会提出吸收他们入党，并由他们三人成立工人支部。
工会改选后，向资方提出改善女工工作条件的要求，针织业资方害怕大革命时期那样的针织业会重新出现。他们要求国民党县党部取缔针织业工会，并决定对策：关厂开店，从上海运进成品，解雇工人，企图借此从根本上扼杀工会。工会经过调查，得知资方运进的成品都是日商出产的。曾猛对叶等说：“这正是结合抗日和保护工人利益斗争的典型例子。”他问叶等：“运进的成品并无日本牌号，你们用什么办法证明是敌货？”他们说：“我们有办法。“
于是，针织业工会要求县抗敌后援会召开各界联席会议秉公处理针织业资方解雇工人，贩卖敌货事件。叶等在会上当场对资方运来的敌货和国产成品进行拉力及染料作对比试验。试验的结果证明资方运进的袜子是敌货。叶等还提出证据说明资方运进的袜子上贴的厂家招牌，不是上海无此厂家，就是早已关门的厂家。与会的各界代表都认为叶等的证明很有说服力。叶等向各界代表呼吁说：“资方此举，不但陷三千多任务人生计于绝境；而且贩运敌货，替敌寇为虎作伥，是奸商行径。”各界代表会议决定查封敌货，并要资方继续开工，不得解雇工人。这一斗争的胜利，不但针织业女工更加信赖工会的理事会，而且其它工会出纷纷要求进行整顿。
国民党县党部出于阶级本能，决定摧残针织业工会，拘捕叶学廉，关在警察局看守所里，进行威胁利诱。女工们愤不可遏，除到看守所探望外，还到县党部质问书记长吴子屏。翌日，《浙瓯日报》发表吴的谈话，说针织业工人工潮受少数阴谋分子操纵，必须取缔。这使女工和县党部的矛盾更加激化，以致一群女工未经理事会同意，拥进县党部捣毁办公室，曾猛知道后，马上到工会的理事中去，指出不可这样蛮干，他建议理事会召集全体三千名女工到防守司令部请愿，并请求其它工会支持。
当夜,曾猛去见防守司令参谋长陈适。陈是平阳人，是他与当年在广州时的朋友。他向陈说明针织业工会斗争的实际情况，指出县党部无视女工们为本身生计及抗日救亡的合理要求，而为奸商张目，拘捕工会理事长叶学廉，这样倒行逆施，能坐视无睹吗？第二天，针织业女工（包括男工）由工会理事们领头，列队到防守司令部（即现在的市委所在地）门前请愿，三千多女工加上其它工会支持的工人队伍，西起道前桥东至旧县府（即现在的人民广场）门口，站满了人，当时街道狭窄，因此挤得水泄不通，陈适出来站在桌子上，向请愿工人讲话，表示防守司令部一定秉公处理，女工们要求立即释放她们的理事长。陈说：释放要同县党部商量后处理，工友们如不放心，我派人请叶理事长来同大家见面，让他亲自跟大家讲话。陈当场写条子派一副官到看守所提叶。叶到场时，陈请叶登上桌子，叶情绪激昂，话简单明了，而又坚决：“我们的要求合理，我们要抗日。大家在理事会领导下继续斗争，不胜利不停止，即使不放我，我关在里面也很高兴。”陈当时对叶的表现非常钦佩。但无权当场放叶，过几天，敌机对城区滥肆轰炸，陈乘机着令释放叶学廉。
九、在军法处看守所
“温托”组织既成了国民党县党部的眼中钉，1937年7月间，他们终于动手了。曾猛、王国龙、陈又东、谢循欢、董国荣相继被捕，逮捕的机关是旧浙江省第八区专员公署。何止争，钱川逃走，李国栋险些被捕。因为他机警，连夜从旱路逃往上海，我不知道曾猛被捕时待遇如何。我一被捕就被钉上死镣。那天古历七月十五日，即俗称“鬼节”的深夜，突然提我上来，才看到曾猛，他可能事先已得到我通知，所以他身边带有一个包袱，我身上只穿一件汗背身和短裤，拖一双破鞋，我们两人共戴一副手铐。由一个军官和六个荷枪士兵押送到西门外的码头。上了舴艋船，押解的军官才告诉我们要解往省保安司令部。当时该部设在金华。到金华之后又把我们押送到该部设在郊区罗店的看守所。
这时有一批汽车司机，因为不服当地机关的敲诈勒索，也被关在该看守所里，罗店看守所是临时设立的，监房不多，所以把我们两人也关在司机们关的大笼子里，那些司机都爱国，关心时局，痛恨国民党的腐败。他们问我们对时局的看法，曾猛第一夜对他们讲的话就吸引了他们。于是他们要求他每天给他们讲形势，讲抗日的胜利条件，讲工人的责任。他讲了国民党说要抗战，却实行法西斯统治；国共虽合作，却秘密逮捕共产党的基层干部。讲我们主张并且积极投身抗战，主张抗日必须依靠工农兵，维护他们的利益，因此，把我们关起来，还钉上死镣等等。我们同司机们一起共过了半个多月，曾猛还对他们讲《共产党宣言》的内容，讲十月革命的意义和苏联党争等。后来司机们在外边的朋友向国民党行了贿，才得到释放，他们临行时把他们在金华的住址留给我们。说：如果放出来，希望能出去看他们。
我们后来又调了一个看守所，那里防备严密。在那里关押了两个多月，一直没有提审。古历快十月时，省保安司令部的一个军法官来通知我们说：“已电温州保安司令部的人把你们押解回去，由防守司令部军法处审判。”
押解我们回温州的是押解我们出来的原班人马，所以他们打开我们的镣铐。曾猛看他们这次态度比前次好说话，就要求去看司机们。他社会经验丰富，怕他们不答应，就说：“到那里他们会招待你们，对你们的辛苦，会有表示。”他们答应了。司机一见我们就围上来，要他讲形势。有个司机说：在席上边吃边谈吧。他们摆了两桌酒席。酒宴完毕，他们还用卡车送了我们一程，然后上船，在码头，一个司机给押解人员一笔钱，要他们在途中照顾我们。回到温州，保安司令部把我们转送到设在太平寺的温台防守司令部。为什么把我们解回温州？因为朱钤叛变，告发了“温托”组织的全部活动。防守司令部没有看守所，临时把太平寺的三间腌咸菜的矮屋装上铁门和铁栅，把我们关进去，和咸菜为伍。
曾猛和我说定:我们开审时，矢口否认，军事法庭一定提出朱钤的证词，我们就要求朱到庭对质。他若来，我们就借此把他痛骂一顿；他若不来，就说朱不敢来，证明他的证词纯系捏造。反正是死，也落得个痛快。结果，军法处的军法官说朱钤避免对质。
曾猛和我商量；我们还是要设法托朋友营救。他经过妻子给陈素农和杜桐荪写信。杜当时是重庆军事委员会外事局局长。陈素农接到信后，立即打电报给温台防守司令部黄权，说明曾猛是他的朋友。黄和陈是陆军大学同学。黄接到电报即来咸菜间看曾猛，当场要曾猛搬出咸菜间，另外安排房间给他住，我仍留在咸菜间。杜桐荪没有回信，张冲却来信了（当然是杜告诉张）。说浙江情况复杂，重庆鞭长莫及，除非他亲自来浙江等等。这话是否推诿，不得而知。
曾猛搬出咸菜间不到半个月又回来。他认为我们的终审判决近了，他准备自杀。我说：“自杀是弱者的行为。”他摇摇头说：“不，枪毙并不比自杀更痛苦，但自杀是把死亡操纵在自己手里，越飞不是在列宁像前自杀吗？”但是，军法处毫无动静。这时来了一个新难友—曾定，我在平阳山门见过曾定。我说：“想不到我们在这里又相逢。”曾猛的幽默劲上来了，说：“宗兄，你是共产党员，我过去也是共产党员，现在是托派，托派坐牢是当然的，但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你却跟我们坐在一个牢房里，真是幸会幸会。”
吴育到防守司令部来交涉，也来咸菜间栅栏口探望曾定。他们讲平阳蛮话，我们都听不懂。他们谈话结束，吴育要走时，曾猛喊住吴，说：“我们经李蔡志向你建议：我们两党联合抗日，但你执行斯大林的命令，这是服从纪律，我不怪你。今天我们和你的同志曾定关在一处，客观事实证明：凡是真正抗日的必然成为蒋介石的死敌，我看，你来交涉，不但不会有结果，而且，不久恐怕蒋介石把你也抓起来。我说的意思是应当记取中山舰事件、马日事变及四·一二等血的教训…”吴育不待曾猛说完，就表示歉意，不作答复走了。我们和曾定相处的日子里，曾定从不跟我们争论，但他对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从未流露过丝毫怀疑和动摇；只表示承认我们是抗日的；对我们是托派表示婉惜。这一方面证明曾定立场坚定，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是实事求是的。所以，我们相处得不错，特别当我每天发高烧达39-41度时，他极为关怀，非常亲切的护理。
温台防守司令部军法处通知：我们的案子已呈送军事委员会，要我们听候发落，曾猛要妻子立即写信告诉陈素农。
1940年5月间，我因恶性疟疾，连续发高烧二十一天，每天大半时间处于昏迷状态。军法处的医官，是我十中附小的同学，他大哥李圣恩是曾猛的朋友。他不忘旧情一直给我服药，但毫无效果。曾猛要求他请胡长庚到看守所来为我诊治。第二天李医官带胡进来。胡诊断后对李说；希望准予保外就医。否则，必死无疑。李医官如实报告军法处，终于得到批准，但条件是必须在瓯海医院由胡医治。当时胡是瓯海医院的内科主任。
陈素农知道我们的案子移送军事委员会后，即要求他在军委会的同学设法营救。据曾猛说，后来陈的同学要求军委会参谋长（？）黄菊裳先生帮忙。下由于黄的出力，最后，军委会指令温台防守司令部准我们交保释放。在我因病保外就医后约两个月，曾猛也交保出狱，但我们仍须随传随到。
“温托”组织因为主要人员被捕、逃亡而瓦解。曾猛从此脱离托派组织。
十、尾声
1942年秋，我从上海回温州，企图恢复“温托”组织，几次约曾猛商谈。他虽没有拒绝，但因为对彭述之的不予原谅，耿耿于怀，始终不愿作出恢复组织的行动。由于他持这种态度，受他影响的托派分子，也都没有行动。因此，我恢复组织的企图没有成功。
1943年秋，有一天我偶然在路上遇见了他。他对我说要去碧湖浙江省行政人员训练团工作。我问他：“你怎么可以到那样的地方去工作？”他说张冲嘱该团教务长陈希豪到温州来请他。他说：“这等于服兵役，不能拒绝应征。”
抗战胜利后，温州中学迁回温州。原托派分子金宸枢多年随同校长金嵘轩先生工作。金宸枢向金校长建议，聘任曾猛和何止争任教。曾猛进温州中学，名义是“公民”教员，但他上课讲的不是“公民”课，都在讲时事、讲国内外形势。
约在1947年，陈素农调任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军官训练班主任。1948年10月要曾猛到那里工作，负责文书课课长（军衔中校）。约在同时，陈在温州竞选伪“国大代表”。曾猛又替他策划竞选。但陈那次竞选失败。曾猛因为自己帮陈竞选没有成功，感到对不起陈。但陈并不在意，陈知道选票为地方势力所把持，而陈一向在外做官，没有地方势力，失败是当然的，因此陈仍带曾猛去武汉。
（1948年下半年，曾猛从武汉回来。路过上海时，由余嘉领他到中陆小学，原拟经由蒋振东去见郑超麟，但到了那里，郑正在该校。郑当时因曾猛社会关系复杂，避免和他谈托派问题，只谈大革命时期的往事）。曾猛回到温州后，我在一个朋友家里见到他，我问他对解放战争的看法，他说：“在武汉知道长江布防情况，长江天堑，共产党要渡江，不那么容易，蒋介石手里有钱，有装备，谁抵抗共产党，就给谁钱和装备…。”这些看法跟他以往的见解完全不同，而且和托洛茨基说的红军有一天会进大城市的话，也不符合。
温州解放初，曾猛仍住瑞安的仙岩，温州解放第二天，他被捕，，不多久，准予保外。他在家里写了一份自传作为交代。镇反时又被捕。后来转解杭州，关押在杭州监狱。
1957年夏。政府集中各地关押的托派分子在上海、北京、沈阳、鞍山、抚顺、武汉等地参观，我又见到了曾猛。有一天他心情沉重地对我说：“我的家累太重，我对不起秋君。但她也没有为我着想。”这话在不知情况的人听来，可能觉得含糊。但我完全知道这话的含义，这他对我讲的最后的话，应该说是他的心声。参观总结写好后，曾猛被送回杭州。三年自然灾害中，在1960年，他患水肿病后去世。去世的确实月日迄今未查明。他的家属是在1961年才接到杭州监狱的通知，说曾猛已死，嘱领遗物。
从1950年到1960年，他被关了十年，至死没有判决。 |
缅怀孟宪章同志（赵芳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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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孟宪章同志
赵芳举2000年
2000年7月26日，我接到乐山市五通桥孟宪章同志的女婿骆先生7月20日的来信，告诉我：「我父亲孟宪章患肝癌晚期，可能不久于人世」。剧接来信，极感震惊！经查，5月31日我还收到老孟5月26日的亲笔信，说，收到了我的拙文《我为「五三惨案」作证》。信上他也谈了「当年日本浪人横行济南」。怎就重病突然降临？随即急切覆信并汇上百元，对病人表示慰问。此后，日日夜夜盼望着能够送来病情好转的讯息。
8月13日，终于又一次收到了孟婿8月7日的来信，随信送来了噩耗──孟宪章同志已于7月30日凌晨5点40分与世长辞！终年七十七岁。
老孟去了！无需说，他的去世，对人民是无可弥补的损失。他那当年坚决抗日的主张和行动；他那面对蒋家王朝的屠刀而毫无畏惧的精神、意志；他那为革命奋斗的一生，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对他自己来说，也是问心无愧的！话，还得从1937年谈起。
一．齐光中学就读和他的老师阎子桂
孟宪章，曾用过化名李诚、孟宪武，山东陵县人，1936年8月考进济南齐光中学。1937年春，我在该校阎子桂老师的宿舍里同他见过面。齐光中学是一所初级中学，也是当时济南比较有名望的学校之一。这时，他是初二学生，与他交往最深的同年级同学，还有同县来的学生杨寿源和康至全。
阎子桂，山东平原县人，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较长一段时间，在山东济南齐光中学任教，担任历史、地理课程，也担任过公民课（类似政治课程）。齐光中学校址在济南东关郊外约一公里，与我校山东建专分处胶济铁路南北，近在咫尺。阎子桂一段时间曾在我校兼课，很受同学们的欢迎。阎在北大读书期间，与王振华（当时在校学名为王树本）同为该校学生，都在北大参加了托派。
阎子桂有很好的政治理论修养，据我所知，他在齐光中学任教期间，就是山东济南托派组织理论宣传的负责者。每逢星期天，济南各校的托派成员，都分别分组密往他的宿舍听他的政治理论讲述。苏联斯大林对革命的背叛和托洛茨基对斯大林官僚统治的斗争，也是他讲述的内容之一。对斯大林一手连续炮制的多次大屠杀冤案，同是当时阎老师讲述的重要内容。
孟宪章在齐光中学读书期间，学校受阎子桂老师托派思想影响较早的学生之一是杨寿源。杨是孟宪章的同乡同学。据孟宪章生前回忆：「1937年4月的一天，杨寿源给我两本不同期的《火花》刊阅读，说是阎老师交他看的。我这是第一次接触托派的报刊。以后又知道有个『第四国际』。」这就是孟宪章同志接受托派思想和以后正式参加托派为托派革命工作拼搏的准备时期。
二．学校南迁和阎子桂的抗日主张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九月底日军已沿平汉线和津浦线长驱南下，津浦线日军已越过沧州直逼山东黄河北岸，济南受到严重威胁。济南的大、中学校开始南迁。而齐光中学则同省立一中等其它学校于1938年初春迁往河南南阳赊旗镇，改名为「山东联合中学」。
齐光中学的三个学生杨寿源、孟宪章、康至全和山东第一中学的部分学生住在山陕会馆，阎子桂老师也住在会馆。因此，就有更多的学生如孙鸿志（今改名孙敬，现在重庆）、杨承章（已去台湾）、杨承志（现在济南）等，都有机会到会馆和阎老师接近，受到阎的影响。这时，他们都从阎子桂那里读到了江西南昌托派组织出版的刊物《胜利之路》。《胜利之路》提出了抗日必胜的基础条件，揭批国民党对日退让妥协的政策。这些同学在山陕会馆与阎子桂的相处，使他们进一步靠拢了托派。
由于国民党的消极抗日，战局节节败退，河南已受到败局的严重影响，6月中旬，山东联中又向湖北迁移，七月初到达湖北郧阳。山东联中又改名为「国立湖北中学」。这时阎子桂担任公民课。孟宪章同志曾有以下的回忆：
（阎老师）上课必先讲述他亲自编撰并列有提纲的抗战理论。内容有『批判抗战必亡论』，『驳斥抗战速胜论』，『反对唯武器论』。提出抗战必胜的条件是：大力发动群众，全民动员，改善士兵的生活，实行农村耕者有其田，改善工人阶级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要求立即召开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领导抗战。
这时，和阎老师接触的又新增了同学张圣诗（山东泰安人）和尹纯德（济南人）。托派成员和思想上靠拢托派的同学，在不断地继续增加。
三．学校西迁和「真理读书会」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为湖北局势造成了极大的不利影响。河南的日军，迅速向湖北北部入侵。当时湖北郧阳一带已受到敌机的骚扰。国立湖北中学遂由湖北郧阳中经陜西汉中长途跋涉，于1939年2月迁到四川绵阳。学校又改名为「国立第六中学」。孟宪章被分在罗江第四分校。阎子桂也在四分校任教。就此，孟宪章同志进一步受到阎子桂的思想影响。他曾有这样一段回忆：
这时，我和同班同学范文华、刘志超、康至全、李雨亭（后改李慎之）等人，筹组「真理读书会」。由大家凑钱订做了一个大木箱，集藏各成员的社会科学书籍，供会员选读。我把在汉中和绵阳买到的托洛茨基著作《文学与革命》、《儿子朋友与战士》和陈独秀的《实庵自传》等交给读书会。另有从阎老师那里拿来的《托洛茨基自传》上下集、纪德写的《从苏联归来》和《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以及郑学稼写的《苏联党争》、《苏联党狱》等，也都交给了读书会。……从此，读书会已成为国立六中托派组织宣传、学习的外围组织。
主持真理读书会的是范文华和孟宪章同志。一段时间之后，读书会的会员，都已先后加入了托派组织。
真理读书会出版了墙报《思潮》，《思潮》的命名，是大家商定后，复经阎子桂老师考虑决定的。墙报的刊头画面，均由张圣诗设计并亲自绘制，由于墙报的版面新颖醒目，格外吸引同学们的注意和阅读。《思潮》的稿件内容，大部份取自《长期抗战必胜的条件》。据说，这本小册子是托派出版的，再经阎子桂从中选定刊登。其它文稿一部份来自同学或转载《斗争》、《火花》的文章。总之，墙报《思潮》充分反映了号召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坚决反对妥协投降的思想潮流，受到同学们的赞誉和欢迎。
由「真理读书会」的发起，和《思潮》的大力号召，国立六中成立了「学生会」。成立学生会是国立六中的创举。它的旨意当然是代表学生的权力和切身利益，一经倡导，全校学生一致欢迎和群起拥护。范文华由于带头组建「真理读书会」的影响，被选为学生会的第一任主席。当时已是开始暑热的七月天气，经过学生会的争取，学校添置了供学生使用的饮水缸。为了增加几个饮水用的口盅，学生会与学校当局发生了激烈争执。学生会主席范文华被学校以「怂恿学生闹事」开除学籍。为此，真理读书会发动罢课，反对学校无理开除学生。结果，迫使学校当局收回了开除范文华的命令，改将范和孟宪章、康至全三人各被记过处分。经过此次罢课运动的胜利，使真理读书会的威信大大提高。本班会员陡增至二十余人，占全班同学百分之五十以上。其它班的会员，也有很大发展。
四．孟宪章拼搏在抗日战争的陪都
1939年9月下旬，阎子桂老师征求孟宪章的意见，愿否去重庆的工厂当工人，孟当即一口答应，并遵从阎子桂老师的意见，去六中绵阳本校邀约同学孙鸿志一同到了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根据阎老师的介绍，在重庆曾家岩「知还山馆」电力公司宿舍会见了当时重庆托派组织筹建人梁贻和刘振基。经梁贻介绍，孙鸿志进了二十一兵工厂当工人。孙见工人工作又脏又累，终日怨言不绝，没几天，借口身体不好（其实，在校是体操健将，可以倒立行走绕操场一周），返回了学校。从此，远离了工人，脱离了托派。
十月初，经梁贻的师兄介绍，孟宪章进入了中国钢铁兴业公司（即今重庆钢铁公司三厂）动力厂当电工学徒。陈师傅见孟爱好学习，勤慎工作，吃苦耐劳，遂即向上级说通，调他到办公室学绘图、保管办公用品。但孟宪章自己认为长此下去会脱离工人。决定于1940年4月下旬离开兴业公司，考进了二十一兵工厂的迫击炮厂。不久，迫击炮厂迁去了江津铜罐驿。孟以铜罐驿远离市区与组织联系不便，申请留厂并调步枪厂，专学「金属热处理」。
二十一兵工厂，地处江北嘉陵江边的簸箕石，与梁贻所在的金陵大学电工培训班（地处中四路求精中学内）和刘振基所在的电力公司宿舍（曾家岩知还山馆），均为一江之隔，一有时间即过江会见梁贻、刘振基，听梁贻讲述在上海的地下活动和1938年在武汉领导泰安纱厂工人罢工斗争取得胜利的经过，讲述从武汉步行到西安、宝鸡，再到罗江国立六中四分校的艰苦历程。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给了孟宪章极大的教育和鼓舞，也使他对托派革命工作更加充满了高度的热情。他说：「（梁贻）多次把以『马克思主义青年团』的名义复写的传单，叫我趁天黑到二十一厂洗澡机会夹在图书馆的书里。在规定的时日，沿嘉陵江边以散步的形式系统地讲述托洛茨基主义。拿《斗争》、《火花》给我阅读。」「在迫击炮厂和步枪厂，我曾多次把托派抗日传单和后来的重庆托派刊物《工人呼声》放在工人们吸烟、休息的地方。」
孟宪章先后工作在迫击炮厂和步枪厂，在这段时间中，他除了以传单、刊物等形式积极宣传托派抗日主张和革命路线、方针、政策之外，另外就是稳妥发展托派成员，扩大托派组织。同一宿舍的白玉喜，洛阳人，父兄都是陇海铁路工人。此人沉着稳重，工余喜爱读书学习，关心时事。经过对其讲述托派的抗日主张和抗战必胜的条件，白玉喜在思想认识上逐渐靠拢托派，最后成为二十一厂托派组织的可靠成员。另有孟的师弟李国翘，湖北人，李的父亲、哥哥和姐姐都是工人。他在孟宪章的思想影响之下，也逐步靠拢托派，并协助孟宪章做了不少工作。
1941年春，国立六中先后陆续到重庆二十一兵工厂的托派成员，就有杨寿源、张洪仁、王香臣三人，再加孟宪章和白玉喜，已有五人。重庆托派组织的工作布置和上下联系，都由孟宪章向大家传达。所以，在解放后新中国给他栽上的罪名是「江北区二十一兵工厂的托派支部书记」。当时，重庆地区托派虽没有明确给予孟宪章同志这个名义，而实际已经是肩负这个任务了。
同年（1941年）初春（旧历春节之后），王振华由香港经广西梧州到了重庆，就在曾家岩「知还山馆」电力公司宿舍刘振基的住处，孟宪章第一次会见了王振华。当时，重庆地区的托派组织，除二十一兵工厂的孟宪章等五人之外，还有五十兵工厂、磁器口军政部制呢厂、南川飞机修造厂、益世报印刷厂、重庆电力公司（包括三个发电厂），南岸酒精厂、文聿出版社印刷厂、南岸重庆织布厂和邮政局南岸分局等，到后期总共有四十余人。王振华来重庆之后，除积极筹划出版《工人呼声》之外，即以二十一兵工厂作为重点，亲自下厂指导工作。孟宪章同志对王振华亲自抓好二十一兵工厂的托派工作，作了如下的回忆：
他（王振华）对人和蔼可亲、衣着简朴。……以后约定时间，对我们系统地讲述中国社会阶级分析、革命性质、革命动力和革命对象等等。办学习班……多数是在嘉陵江边沙滩上以散步或座谈形式进行的。每次聚会的时间，大都是在下午下班之后直到黄昏天黑。
为便于联系和来去方便以及存放一些宣传品，孟宪章在二十一兵工厂附近的陈家馆租了一间阁楼，王振华也曾在这里住过多次。
1941年9月，旧历的中秋节前一天，孟宪章到二十一兵工厂技工学校宿舍去会杨寿源，一进寝室即感到气氛与往日不同。两个不曾见面的青年陌生人分别坐在两张床边上。其中一人问孟：「你找杨寿源干吗？」孟说：「他是我的小同乡，明天中秋节，请他到我家过节。」。王香臣这时正坐在双层床的上铺，接着也说：「咱们都是山东同乡。」边说边下床，送孟宪章走出了寝室，小声说：「不能走校门出去了，咱们快从刚刚打穿的防空洞出去。」进了洞，王香臣急切告诉孟宪章：「杨寿源在前天（旧历的八月十二日）下午被捕了，留下一张纸条，叫大家马上离开二十一厂。字条中的Ｍ是指你，你快走罢！」
孟宪章回到他住的第三宿舍，把《苏联党争》（封面包的是《三民主义浅释》）藏在一间空床的席子下面，就以听天由命的心情等待事态的发展。这时，他只知道曾家岩电力公司宿舍刘振基一个人的住处，但梁贻已一再警告决不能再去刘振基处了。两天过后，王振华特意来告诉孟宪章，必须立即离开二十一兵工厂，特务正在查找孟的住处。杨寿源、王香臣他们的主管领导沈正功接到稽查大队的电话，命令把王香臣、张洪仁监管起来，马上就来逮捕。沈正功是日本留学生，是工程师兼行政领导，对手下的杨寿源、王香臣、张洪仁这几个年轻人颇有好感，而对国民党特务深恶痛绝。他接到电话，立即告诉王香臣，让他们赶快逃走，并让王香臣穿上了他的一套西装。他们就这样暂时躲过了一难。
孟宪章第二天一早，以洗被盖为名，抱着被子直奔嘉陵江边，王振华已在头天约定的地点在那里等他。王振华把孟送到南岸织布厂，该厂管理员苏学常是国立六中四分校的托派成员。苏让孟前往磁器口军政部制呢厂去找刘广恩，并拿一件旧棉大衣换下孟的棉被。就此，在军政部制呢厂当了杂工。工作是扫地、担抬、扛挑一切杂活。管工头是个退伍的兵痞，对工人打骂，非常凶狠。冬天冷了，孟宪章睡在谷草堆里，盖上那件带来的唯一破大衣，就此越冬过夜。
五．国民党特务的追捕和歌乐山避难
12月中旬，孟宪章转到了歌乐山「甘肃油矿局汽车修理厂」，学习修理汽车。修理厂并没有正式厂房，是在公路边草棚里干活。师傅们对孟深表同情，有的拿棉被，有的给衣服，有个名叫赵今庸的师傅，是个木模工，他是从城里来歌乐山汽车修理厂会人的。知道孟宪章是从二十一兵工厂逃出来的时候，特别同情他的险遇，非常关心他的生活。主动留下了自己的地址，并告诉今后有甚么需要他帮忙的时候，尽可来找他。
就在歌乐山工作避难期间，范文华前来同孟联系，带来了《工人呼声》并交谈活动情况。孟宪章把《工人呼声》放在工人宿舍或厕所的隔墙上。有时乘机放在「战时儿童保育院」。孟宪章遵照范文华的工作要求，亲自到青木关一个学校会见了刚从国立六中来的托派同学。传达了目前重庆的工作情况和紧迫的不利形势。此次来去六十多里，全是田间小道，回到歌乐山天已黑尽了。
孟宪章同志是以自己的真诚热情和坚定不移的信念，从事抗日宣传和革命活动。就是在国民党特务穷凶极恶的追捕之下，也一直不曾疏于自己的地下活动。在歌乐山避难期间，充分利用工余时间，那怕是和师兄弟们逛公路、走田边以及山林闲游，都以自己的思想，信念去影响他们。通过思想的交流，明显地启发和影响了他们。大家对抗日都有了相同的看法，都有抗战必胜的信心。
孟宪章一直没有淡忘在二十一兵工厂亲自发展的托派成员白玉喜，他以白玉喜哥哥的名义，从歌乐山给他写了一封信，白玉喜接到去信，马上到了歌乐山。他告诉孟宪章：「你那天清早走了之后，厂里稽查大队的士兵包围了宿舍，叫管理员把你交出来，好险哪！杨寿源在特务的监押下，回厂拿过衣服。便衣特务曾对人说，有人看到你乘坐公共汽车往歌乐山方向去了，你要小心注意呀！」
此后，没几天，范文华来到歌乐山告诉孟宪章：「王振华在一个学校（即华岩高农校）教书被捕了。那天下午，振华外出归来，进入室内的特务，已经把他保管的油印机和一些书籍文件放在书桌上面。问王振华︰『你是干甚么的？』振华说：『你们已经看见了还问啥？』梁贻、刘振基也都先后被捕了。」范文华又告诉孟宪章，特务们也正在全市通缉范，他准备暂去贵阳一个做木材生意的亲戚处避一避。并告诉孟，今后可与求精中学电训班王香臣联系。
当天下午，孟送范下山，一起路过沙坪坝南开中学，他们又把范身上带的两本《工人呼声》，从学生宿舍的窗口投入寝室的桌子上。他们也许没有想到，这次的会面，竟成了他们两人最后的袂别。
1942年4月1日，孟宪章去城内大溪沟拜会曾在歌乐山相会的木模师傅赵今庸，下午坐公共汽车回到歌乐山，几个师兄弟已在车站等他，个个都表情紧张，告诉他二十一兵工厂的三个便衣特务正在等待他回来逮捕他。师兄弟们把他安顿在山坡下的田边崖下，又回厂探视特务的动向。直到天黑，看准特务们已去街头的旅馆住宿后，他们才让孟到寝室。事后才知道，那天下午，特务们强令闻厂长交出孟宪章，百般威胁，一直折腾了大半天。
此后，孟宪章已不能继续留在歌乐山汽车修理厂。这时，赵今庸师傅在城内大溪沟一家木模厂工作，孟为躲避特务的追捕，只好前往赵师傅厂里学做木模手艺。
六．组织啊，您在哪里？！
1942年9月，赵今庸师傅决定去四川乐山武汉大学实习工厂工作，孟宪章同志已身处走投无路的境地。赵师傅问他愿不愿意一起去乐山？当然，他是决不愿就此离开托派已有相当基础的陪都重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军步步进逼祖国的大地，国民党蒋介石，已向重庆地区的托派举起了捕尽杀绝的屠刀，就此离开重庆、回避现实，内心将是难以抑制的痛苦！赵师傅发出了最后的劝告：「情况这么紧急，对你这么危险，就算暂时躲一躲嘛，以后还可再作打算。小孟，走吧！」就此，孟宪章踏上了远走乐山的路途。
孟宪章同志身处乐山的日子，心情是可以想象的。在他的估计中，重庆一定还有未被逮捕的同志。他曾以化名和借用「亲属」的身份，写信给重庆的王香臣、李国翘、白玉喜、刘志超等等所有的能够略知地址的十多位同志，一处处都是石沉大海，音信全无。回想起重庆战斗的日子，一个个意气奋发的形象，历历在目，禁不住内心的呼唤：「组织啊，您在哪里？！」
远在乐山，与组织失去联系，生活的孤独，精神的抑郁，内心能无痛苦？！特别是王振华、梁贻、刘振基几位核心同志的被捕，给革命事业带来的损失，将何以弥补！孟宪章同志在痛苦的思虑之下，禁不住落下了两行热泪！
孟宪章几年熬过去了，他哪里知道，在这难熬的几年当中，重庆托派在国民党捕尽杀绝的白色恐怖下，几乎全遭逮捕或杀害。除王振华、梁贻、刘振基被捕之外，另有黎洁霜、王坤荣、赵金声等与王振华一起被杀害于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而杨寿源、任玉玺等七位同志被捕关押于江北「兴隆场集中营──战时青年训导团」。免于难者已寥寥无几！
七．新中国阳光下的苦难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它将预示着一切都应「实事求是」，对待托派也应该理当求实，但事实并非如此。1952年12月22日，以效劳日本的「汉奸」、帝国主义的「间谍」、国民党的「特务」等等罪名，一夜之间，将全国的托派（包括被株连的家属）一揽子捕进监狱。这一天正是斯大林诞辰七十三周年之夜，新中国为他献上了一份厚礼！被捕的托派，有的关押二十七年之久，有的病死狱中，有的判刑十余年和六、七年不等，有的被摧残致死，至今尸骨不见。还好，孟宪章总算活下来了。1958年，乐山地区厂矿单位，大搞「肃反补课」，孟宪章又以托派罪名被揪了出来。他生前曾有这样一段回忆：
1958年，乐山地区厂矿单位搞『肃反补课』，原五通桥市法院，以我『青年时期参加托派，任重庆托派江北区支部书记、托派四川地委候选人（这两个职务均非事实──引者），介绍曹庆华等十多人参加托派』的罪名，判我五年管制。其时『大跃进』初兴，地委给川康厂月底完成三十二台简易机床的任务，月底到了，没有完成任务，便向法院诬告我对肃反判管制不满，利用职权破坏生产，破坏大跃进。为此，法院判我十五年徒刑，而厂领导则不负任何责任。事实上，三十二台机床任务，就当时生产设备，生产能力来说，也是根本无法完成的。
孟宪章被冤判入狱，亲属受到株连：
我爱人张德芬，1954年西南师范学院毕业，55年调来川康厂，专搞职工文化教育工作，以丈夫是托派，被定为是反革命家属，被下放车间当工人，直到1977年退休。爱人的大弟张德骏，1950年春天参军入西藏，1957年转业，当兵七年未能入党，也不准提干，外调说他的姐夫是托派。爱人的小弟张德骥，在厂里工作，手指被机器压掉，是因公致残，不属精减对象，1962年被精减下放回家。原因也是他姐夫是托派。我的岳母生病，要求随同职工乘坐厂里的大汽车到她女儿处医病，车上有人说她是『反革命份子家属』不能上车。有位解放军的汽车司机问明情况后解释说『这位老人不是反属』，人家还是不准她上车。爱人的妹妹，1950年春参军入藏，转业后申请入党，查到她的姐夫是反革命，不准入党。
时至今日，我们应该斗胆质问一句：这是社会主义还是封建主义？即是资本主义社会，恐怕一人犯罪株连全族的作法，也早已不复存在了。
八．面对五十年的沉冤，孟宪章死不瞑目
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中国的「肃托」，也同当年苏联斯大林的「肃托」以「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人民的敌人」的罪名，冤杀千千万万人的冤案一样，中国的「肃托」也全是冤案。不同的只是中国托派的「罪名」更多一些罢了。不是吗？「托派头子陈独秀，向日本特务机关月领大洋三百元，为日本效劳」；「托派份子是国民党的特务，帝国主义的间谍」等等。孟宪章同志五十年来，在新中国的人民面前，为他的托派身份招致的「十五年徒刑」，到底有多少次向新中国的各级当政一再坦陈，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可结果都是一样：「没有上级的指示，我们也无法为你平反。」就这样，孟宪章面对五十年来未获洗雪的沉冤离开了人间。他死不瞑目！
作为一个革命者，他死后应该闭上自己的眼睛，安然地归西。再说一遍，我们的老孟，一生所作所为，扪心自问，无愧于天地良心，无愧于人民，这就很够了。至于说，「汉奸、特务、间谍」甚么的，那是为了丑化异己，「唯我独革」，而加给对方的一种专用名词，有甚么值得计较的！
孟宪章同志的人生观，我不是今天才知道的，正如他1994年6月30日写给雨亭的信上所说的：「……那时候，生活是困难重重、贫病交加，但精神是愉快的。我们都为救国救民、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不计个人安危进行活动，自愿为真理奉献自己的一切，直至生命。」这正是一个革命者的正气所在和乐观主义精神。
在此祝愿革命的老战友、老同志、老朋友孟宪章地下安息！
2000年12月10日于重庆 |
赵芳举《夕阳忆语──时代的变迁和我的托派生涯》（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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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忆语──时代的变迁和我的托派生涯
赵芳举
（2005）感谢郢歌客校订全书（2017.8）
作者简历及封内照片
自序
1．家庭的演变和兴哀
2．坎坷的读书生活
3．革命者的摇篮──山东省立第一乡村建设师范
4．我们在抗日前线
5．我的军伍生活和姐夫姐姐的殉难
6．重庆地区托派初期组织的始末
7．“胡世合事件”──重庆地区托派发动的一场反特斗争
8．家庭与家庭之间
9．抗日战争胜利后，重庆地区托派的情况
10．我对梁贻(波臣)《回顾》的几点意见
11．重庆解放前后琐记
12．“52.12.22.事件”──解放以来全国最大的冤案之一
13．王振华、黎潔霜八年监禁和生命的最后时刻
14．王振华、黎潔霜评烈的前前后后
15．关于王振华被开除的问题
16．谈谈“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殉难的托派成员王坤荣、赵金声
17．告别“中美合作所”的“杨家山”
18．失业与就业
19．“大鸣大放”和反“右派”斗争
20．103中学和“大跃进”时代
21．八年农村改造忆略
22．家破人未亡，含愤忆当年
23．结束语
附录：缅怀孟宪章同志 |
黄公演《过去的岁月》（自传，1983-2004）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托派人物小传
过去的岁月
黄公演（自传）（1983年写，2004年改）
一、我的童年
二、中学时期
三、流亡生活
四、在狱中
五、场员生活
一、我的童年
我出生在1930年古历二月初九日，老家在浙江乐清湖东村。
妈妈时常谈起我的出生，她总是怀着幸运的感情述说的，家乡大灾荒，由于天旱，庄稼颗粒无收。第二年我家买了二亩田，我哇哇堕地了。好象由于我的出生，才给家庭带来富裕似的。那时候谁也肯定不了，将来我是恶煞，还是吉神？
记不清祖父的模样，他去世时我才五岁，出殡那天非常热闹，我戴上一顶贴有红纸的白孝帽。大姊抱着我，我当然不知道祖父去世是否应该悲伤，但是我哭着，因为好多孩子举看各色旗帜走在出殡行列的前面，我闹着要举旗，大姊没有答应，因为我太小了，连走路都要人扶着。祖父的丧事化了好多钱，我是从记忆中推测的，父亲是做官的，当时他要讲排场，讲体面。
祖父去世那年我就上小学，个子很小，有时候邻居大孩子背我去学校。念小学的时候，正值抗日战争，家乡处处有民兵、保安团，农民们都轮流受到军事训练，一些受过军训回来的，也将我们这些孩子组织起来训练。我也学会了“立正”、“稍息”、“向右看齐”、“向后转”这些动作。也懂得什么叫“散兵行”等等。我们操练得很认真，胸口还佩戴自己做的“符号”。我们还盼望我们这支孩子兵能参加区县的军事检阅。
在学校的大门口，学生要轮流站岗，轮到我时，我俨然象一个士兵，背着大斗篷，握着木棍，摆着一副严肃的面孔。老师走过，我会神气十足地喊“立正”。
小学四年毕业，必须到镇上去念高小。当时的学制：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一般是四年。
投考高小时，对我口试的是校长黄公衡先生。他是我同村人，但他不认识我。
他问：“你哪里人?”
我说：“我住湖头浃东”。
“你是湖头人?”校长有点惊奇地问：“你父亲叫什么？”
“叫xxx”，我毫无顾忌地说。在当时来说，我的回答是相当“开明”的，依照旧传统，做儿子的是不叫自己父亲的名字的。因为我的家庭是必较开明的，我受到一定的影响。
高小录取了，名次还是中上，我至今不知道，我的被录取，由于真的是成绩过关呢还是由于这位校长先生帮忙？我知道校长先生是我父亲的朋友。
读高小必须住宿在学校里，这对我来说的确不习惯。我还是乳臭未干的孩子，从来未离开过家，日常生活都是妈妈料理。住在学校里不象在家中，什么都要自己干，穿衣、盖被，毛巾脏了，要自己洗干净。同时还要遵守学校纪律，一星期只能回家一次。这一切对一个孩子来说是多么的困难！开始时我很不安心，老想家。第一个星期六就遇到了大风暴雨，学校不准假，不让我回家。我急得哭了。后来我伙同几个也想家的同学，不请假而私自逃回家了。浑身淋透，也不顾了。星期一回校，被班主任大训了一顿，还被训导处记了一次“大过”。这学期的操行成绩因此而不及格。后来又给父亲训了一顿。
在高小读书，在班上我还是最小的一个。我记得，上晚自修课时我们点的是有玻璃罩的火油灯，那时也叫“十字灯”，这不知是什么原因？我每次擦玻璃灯罩时，能将手掌伸进罩内，可见我当时的手是多么小啊！
我上学穿的衣服，布是母亲自己织的土布，鞋子也是母亲做的布鞋。我的衣服做的都不合身，又大又长，母亲说我个子天天在长，做得大点长点，过一二年还能穿。穿上这些又肥又长的衣服，真够倒霉的，走路时必须将手放在西裤口袋里，这样，衣、裤就能向上缩，人家就不会发现我这不合身的衣服“破绽”了。同学中有穿平口牛皮鞋的我很羡慕，我几次要求妈去买，她老是不答应，最后在我再三的要求下总算买了一双，说句老实话，它真没有布鞋好穿，没有布鞋穿得舒服，既然硬是要买的，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去穿。
学习并不认真，但能跟得上。我最喜欢《自然》课，我时常以自己学到的自然知识去解释一些自然现象。喜欢自己动手去做大气压、唧筒等实验，自己动手做了架蒸气轮机。
我会编竹篮，会做会叫的坭杜鹃鸟，做杜鹃鸟是从二伯母那里学会的。
一次学校劳作课，刻“不求人”时，不小心，手背被刻刀划了一个长两寸许的口子，血向外涌，吓坏了老师。至今我的手背还留有刀疤。
住在学校里，总是料理不好自己，毛线衣生了虱子，虱子钻在毛衣的孔眼里，找到时，屁股总是向里，捉虱子倒是件乐事，真的想多捉几只，捉不到倒感到扫兴。
我的堂兄是高中毕业的，他时常对我谈高中时的学校生活，学生闹学潮的情况，我都凝神地听着，这对我的影响可大了。一次我班要求外出露营，学校不同意，大孩子打算罢课，我第一个同意，我不知道罢课是否合理，但闹学潮总是挺有意思的。
我们吃饭是受时间限制的，吃一顿饭规定15分钟，15分钟一到，值日的哨子一吹，未吃好的，也只好放下碗筷。我至今的吃饭速度还是很快的，可能长时间受到这种快速度的训练结果。饭厅开饭时，是听不到讲话声的，听到的只有碗筷碰击声。学方规定，吃饭时不能讲话。
一天我们在操场上玩耍，天空飞过一架架飞机，这使我们惊奇，哪里来的这许多飞机呢？日本人的飞机我们见过，也被吓过，眼见过日本飞机轰炸的情景，日本飞机来了，要投弹了，飞机向下一冲，上来时地面冒起滚滚黑烟，接看是振耳的爆炸声。这次的飞机不过是经过我们这里，并没有投弹。人家说：太平洋战争爆发了，美国参战了，这些是美机。那时候，我们这些孩子，很高兴，大声欢喊，雀跃着，为什么我们会这样热情地欢这些美国老爷们“光临”呢？因为是老师教育的结果，他们说只要美国参战，中国就有救了。在老师的教导下，我们唱救亡歌，演抗日的戏，我们也期望自己能走上救亡前线。
这些小心灵，也打上救亡的烙印。
当我们快毕业时，我班里真的有四位年龄够上的同学参加了远征军。不知这四位后来的结果怎么样？
二、中学时期
小学毕业以后，我不打算继续上学。那年中秋节，我同伯父去温州父亲处，送一些过节的东西。父亲要我继续念初中。但学校都早已开学了，去哪个中学呢？建国中学校长是我父亲的朋友，通过校长关系，我去建国中学学习。住在父亲那里，走读。
进入初中后，我精神上十分苦闷，因为我同婶母生活在一起（异母）我感觉受到歧视。她对我的要求相当苛刻，我这幼弱的心总感到受压制。吃饭时我象小老鼠一般缩在桌角，婶母教我，每口饭只夹一次莱，而且是自己前面盘子里的，筷子不能向盘底翻菜、检菜吃。每天晚上，要在楼下自修，另一任务是守门，因为父亲时常很迟回来，要我开门。婶母总说我长大了也没“出息”，讲话不大胆，做事缩手缩脚。客人们对我很冷淡，而对我的妹妹（同父异母）却很奉情。我自己也觉得低人一等。当时父亲是温州城防指挥部秘书，有自己的“包车”，妹妹上学时常坐包车，而我三年只坐过一次，婶母还数落我：派头大了，上学还坐包车。没有钱用，偷偷地向父亲要，父亲也偷偷地给我。
被婶母严格的约束下，也使我在待人接物、生活方面，养成一些好习惯：做为孩子，大人谈话时是不能插嘴，对人要笑脸相迎，态度要和气，吃东西不能嚼出声音，坐着吃饭时不能独霸一方，不能说谎。这种约束在当时来说，对我是莫大的压力，使我透不过气来。
建国中学读了一个学期，就转入温州瓯海中学，当时的学生看不起建国中学，认为建国中学学生水平低，成绩都是差的。瓯海中学是一私立学校位在九山河、九山寺的东边。除了后面的一座大楼外，都是古老建筑，校门南，有一八角亭，亭下有一水池。学校离古城墙的墙基很近，围城河上有小桥相连，过了小桥，就是一片柑园。学校附近的风光是美好的，每天早晨，我们都漫步在河边、柑园边，背诵英语或语文，感到空气特别清新，精神分外舒畅。在热天，我们还在九山河里游泳。
瓯海中学和其他几所中学一样，每年校庆都要演出大型话剧。那年“六一”校庆，演的是曹禺的《日出》。演员是几位校友，在读学生和老师。经费一部分是由校董会拿出，一部分由门票收入。《日出》的导演是温州的知名人士董新民先生，他高高的个子，瘦削的脸孔，有一个高高的如西洋人的鼻子，看上去真有点象西洋白种人。老师参加演出的是谢印心和叶漫济老师，还有一位是我们班的语文老师（他演剧中的黄省三）。第一晚演出是给全校师生、工友们看的，第二晚才是凭票观看。第二晚开始都有送票，送票是送给政府机关和军警领导。我当然也有一张“送票”，但还是没有看成，因为学校规定本校学生不能买票看。
第三晚将演时，一位演“乔治”的演员，喝醉了酒，这给导演带来难题，戏马上要开始了，而他还没能清醒过来，校医给他打针，也无济于事，谁代他上台呢？最后也只有导演自己出场。当观众听说董导演亲自参演时，全场鼓掌欢迎，还连续出现几次暴风雨般的掌声。导演总还是导演，不是演员，首先他不熟识台词，对白靠后台提示，因此动作就不那么熟练、自然免不了使人失望。第二天温州小报上登载着表示遗憾的文章。
学期快要结束时，我们学校出了一场大风波。事情是《瓯海日报》社挑起的。一天《瓯海日报》登载一篇攻击我们学校的文章，学生会决定给以回击，上午校工吹响了紧急集合号（我校上下课都是吹军号的），同学们离开了课堂来到大礼堂，学生会主席发表了激昂的讲话，号召我们以行动维护学校的声誉，对报社要采取行动。队伍立即出发，高中同学在前头，我们初中部的在后面，大家都是跑步前进。到了报社，那里的工作人员都逃之夭夭了。这群“丘九”（那时候称国民党士兵为丘八，学生为丘九）老爷，个个大显身手，蚊帐撕了，门窗捣毁了，电话机、时钟都甩烂了，又排起了长队，将铅字一版版的传倒至门口的河中。不到一个小时，报社被破坏得一塌糊涂，好象遭受一场战祸。我们都怀着胜利的喜悦回校。回校后，学生会又召集我们开会，要我们立即去收拾各家各户的当天的《瓯海日报》，作为《瓯海日报》诽谤我校的罪证。天下大雨，大雨中交杂着大风，是台风天气，但我们都毫无怨言，在温州城内奔走，挨门挨户的收拾当天报纸。现在想想，倒觉得有意思。但也有点儿幼稚，用得着这样兴师动众地去大量收拾么？有一二张报纸，也己足够作为报社诽谤学校的证据了。由于热情和正义感，我们参加这些行列的人，不去考虑这么许多，只有一个心眼，去执行学生会的决定。
事情闹大了，第二天天还未亮，学校被军队包围了。机枪驾在学校的前后门，大有大敌当前的味道，校门紧闭着。我们在宿舍的楼上，唱歌，喊口号。
九点多钟，声援的学生队伍到了，温中、永中、……长长的队伍，给军队来一个反包围。他们也喊口号，唱歌。真的是振奋人心的场面。校内的同学喊着要冲出去，校外的学生喊着要冲进来。这支军队的上师是否会考虑到：也许要‘流血！’
谈判开始，谈判结果是：军队撤离，支援的学生也回去。事情总算没有向坏方面发展。
学校提前放暑假。
后来听说：省教育厅给我们的校长谷寅侯先生记了一次大过。法院也提审过学生会的负责人，结果还是不了了之。《瓯海日报》过了二个月才复刊。
内战在进行着，学生的大多数对国民党军政警人员，抱有敌对情绪。学生中有三青团分子、国民党特务，也有国民党员，但他们在学校中起不了作用。
一天晚上，有几个同学在放生池畔散步，（离学校不远）一只狗跑近他们，这些还带有孩子气的学生，看狗好玩，就拾起一块石子丢它，被几个不速之客看见了，他们过来，其中一个伸手给丢石子的学生一记耳光，这一粗暴的行为，激起了在一起散步的高中同学的愤慨。同学一声喊叫，在场的学生都大声呐喊，且包围了这几个家伙，你拖我拉地将三个弄到学校，将他们严严实实地绑在排球柱上。他们裤袋里的手枪也缴了过来，电话通知专员公署，说我们捕获了几个带枪的暴徒。过了一个小时，公署的稽查队来了，稽查员大概也是为了应付局面，不分青明皂白，重重地给这三个家伙几个耳光，并声言奉命缉拿归案。将他们从排球柱上松了绑带走了。同学们哈哈大笑，回宿舍休息去了。
第二天当我们上课时，几个衣着整齐的军人，傲慢地来到学校，要找学生会负责人。原来这几个就是昨晚被同学们摆弄过的人。不言而谕，这几个是国民党特务，他们是来报复的。但命运已安排了他们白白地吃了一次亏，谁也不理睬他们。他们也无可奈何地离开了。
内战在进行着，恐怖的乌云笼罩着温州城。一个清晨，九山寺南边的城基上，躺着几具青年尸体，脚上没有穿鞋，是否死后被人剥去了的，没人知道。但我们都十分清楚，他们是被国民党政府枪杀了的革命志士，心中有说不出的感慨。这时候，我还是个孩子，还不懂政治，还不懂斗争，心中还有些害怕。
国民党是草菅人命的，杀人是家常便饭。那个年月，温州城内，电线屡屡被偷，记得有天，城防指挥部的司令廖肯来我家做客，他同我父亲谈起这些事，他说要杀鸡儆猴。第二天，一颗人头就落地了，他的罪名是偷窃电线。实际上他不过是个收旧货（温州人称为“挑高箩”）的。我跟着人流去看杀人，到了“警报楼”时（在府前街口），人头已挂在楼边的电灯柱上，地上躺着无头尸体，一时分不清是前身还是后背，真的是惨不忍睹，看了以后，几天吃不下饭，一想起那颗血淋淋的头和那倒在血泊中的无头身躯，就要作呕。这是一位无辜的牺牲者，那个司令先生就这样轻轻松松地将一个活生生的人置于死地。
在初二时，在中饭时和同班同学施永钿发生口角，后来动了手，桌上的盘碗都被我打碎在地。结果我两人都被校方处分，各人都记二次“大过”。
由于记过二次“大过”，操行不及格，成绩报告单上写的是“留校察看”。这给我带来麻烦事，因为开学注册时，必须要有保证人的保证书，保证以后不闹事。我本来的保证人是柯麟的父亲，他当时在永加县府工作，去他那里签印保证书是件丢人的事，同时怕给父亲知道，于是我去刻字店，私自刻了一颗柯先生的私章，保证书的事就这样解决了。这颗偷刻的章，存放在我的箱子里，如请假什么的，不要再去找柯先生，我自己在请假单上盖上这个章就行了。
初三第一学期，我们班去雁荡旅游。我是乐清人，班主任要我参加先锋队，同村人黄孟劭也参加了。我们几个人比队伍（全班同学）早出发一天。第一个休息站是乐清中学。我们安排了伙食，等待队伍的到来。我们又先到雁荡，住处是雁荡中学，当时称“怀南中学”，是纪念蒋春——蒋怀南先生而命名的。一切安排停当，队伍到了。先锋队的工作受到老师们的赞扬，由于我们几个人工作认真，服务周到，对人有礼貌，也受到怀南中学的老师的称赞。
在雁荡山玩了一个星期，同几位亲近的老师照了几张相。也买了雁荡山的几张风景照。这次旅游，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合掌峰。合掌峰里的观音洞，上下要走几百个石级。为了要数清石级，我上下跑了几趟，但还是数不清。
旅游回来，学校给我们先锋队每人记一“大功”。从此班主任对我的印象好起来。过了不久，我担任初三（甲）的班长。
这个学期是“多事”的学期，每座学校都是如此，因为毕业班的学生特别会闹事。毕业班的学生被称为“毕业老爷”。我们的伙食是由厨师承包了的。厨师对毕业班的同学特别头痛也特别照顾，也特别小心服侍。未到开饭，我们先到厨房里打饭吃，吃过了再在开饭时间去饭厅吃。炊事员也无可奈何。如果将这些“毕业老爷”弄恼了，他们就会闹饭厅，那么厨师的损失就更大了。
有一次，我们决定闹饭厅。事先相互通气：中饭每人多吃一碗。一个饭厅几百个学生，每人多吃一碗，即多吃了几百碗。事情真的发生了，饭不够了，大家都哄起来，高声喊：“快抬饭来”！炊事员弄得手忙脚乱，哪里去弄饭呢？重烧，没有时间，学生要上课，不烧，学生不肯罢休。他们只得去请训育主任来，班主任也来了。
训育主任一来就问我：“饭没有了怎么办？
“您说怎么办？我们总不能饿着肚皮上课。”我理直气壮地说。
“你们真的未吃饱？”训育主任紧接着说。他当然了解我们的底细。
“哪有假的！”我说。大家也跟着嘟哝。
“好！未吃饱的登记。”
我立即向同学们宣布：“未吃饱的来登记，马上发烧饼。”
主任看苗头不对，立即厉声说：“不登记、不登记，谁说发饶饼？”
我说：“主任刚才说要登记，登记好了当然要发烧饼。”
我记不清后来怎样解决。班主任为此找我谈话，他硬软兼施，叫我今后不要带头闹事。
毕业考试开始了。第一节考化学，我们甲、乙两个班都考不好，接下去是考英语，这是第二天的事。考完化学时，同学们都议论纷纷，也许有人已经商量过，打算进行罢考。我当时还是孩子，做事单凭热情，一点儿不知道他们的预先计划。他们就利用同学们的对考试厌恶情绪，就乘机提出罢考。我当然同意，我觉得闹闹倒有意思。在自修课时，有人提出要大家考虑明天的考试问题。大家热烈地展开讨论。有人认为明天是星期日，理该我们休息。多数的意见也是明天不考试。于是决定以班会的名义出布告，内容是：“明早在放生池召开甲、乙两班合并班会，讨论重大问题，希同学们按时出席。”这个布告一贴出，班主任立即叫我和乙班班长陈时聪去问话。
“你们明天开会，不考试啦？”班主任问。
“是的，”我说。
“谁的主张？”
“大家的决定，”我说。但陈时聪却说这是几个走读生的意见，我不同意，再三强调这是大家决定的。最后班主任说：“明天如果不考试，就找你们班长说话。”
我回到教室问大家：“明天开会不考试是谁的意见？”
“大家的决定！”同学们喊着。
“有人说是几个走读生的主意！”我说。
“谁说的？”
“刚才陈时聪在班主任面前说的。”我毫不客气地揭露了陈的谎言。
同学们都很气愤，说陈卖身投靠，不老实。于是骂声、敲击台子的声音，响成一片。最后大家坚决表示：明天不考试，开会去。
大阳刚从树梢上露脸，和风抚摸着池边的杨柳，水面一片片漪涟。在放生池北面的房子里，聚集着情绪激昂的甲、乙两班同学。郑秀祥第一个发言，紧紧地抓住我们这些好动好斗的心扉。他把这次罢考同考试制度的不合理结合在一起，结论是：我们罢考是为了反对不合理的考试制度。
就我来说，当时的确不理解考试制度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多少年来，学生都是经过考试入学升学的。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考试制度不合理。不过还是那句老话：“闹”，我是同意的，这是我的偏好。在罢考决心书上，我第一个签上自己的名姓。
谁也没有不签名的，陈时聪也签上自己的名姓。每个人都出于真心、自觉，这就很难说了。有些人的确是迫于形势。
罢考开始了，试场上连人影都找不到。人们在校园里，在走廊上，宿舍里。散步，谈天，睡觉。好象这里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班主任还是喊我们去。我推个一清二白，陈时聪也不敢再说话。虽然主任声色俱厉，而我们表示无可奈何！
一个星期过去了，学校采取不理睬的办法，好象校方也认为什么事没有发生。
我们再次去放生池开会。会议决定：学校不给毕业，我们自己毕业，晚上立即开毕业茶话会，邀请校长、教务主任、训育主任、班主任参加。
当万家灯火的时候，茶话会开始了。我们一边喝茶，吃糖果，一边说话。因为我是班长，所以第一个说话：“我们这次罢考是表示反对不合理的考试制度，考与不考都是一样，现在我们给自己宣布毕业，给不给毕业证书，是学校方面的事。”
校长讲话：“你们这次罢考是少数人的意见还是多数人的意见？”
班主任立即接上去说：“谁现在要求考试举手！”
我立即想到这是校方的阴谋。他们要离间、分化我们，如果让这阴谋得逞，我们几个领头的就会吃亏。依据这几天的观察，我们中间有人已经动摇，他们很可能在这时候举手要求复考。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连忙站起来说：“今天是，不谈考试，来，我们喝茶、说笑、唱歌，大家能愉愉快快地度过这个夜晚。”许多同学立即表示赞同。在这些赞同声中，校领导也不再开口了。
第二天，我们又在放生池召开全体毕业生会议。我们几个带头的说：“罢考已经一个多星期，在我们中间有人表现动摇，为了不把事情弄得没有回转的余地，我们的意见是去同校方谈判，如果校方答应，不管成绩好坏一律给我们毕业，我们就复考。”同学们都同意了。于是撕掉了那张要罢考的签名纸，我们都认为，这张签纸已没有保存的必要。
同我们对话的谷寅侯先生，他是我们的英语老师，又是教务主任，他答应我们的要求。谈判后的第二天，我们又参加了毕业考试。
学校真的履行了诺言，这届全体学生都毕业了。
依照传统，毕业后要吃毕业酒。我们的毕业酒是在府前街一家酒楼上吃的。邀请了校长、教务主任，就是不请训育主任范式书，因为我们不喜欢他。酒宴开始，我举杯给郑秀祥敬酒，因为他领头了这次学潮。有人也给我敬酒。同学们都开怀痛饮。我是不会喝酒的，因此只喝了一点点。酒宴上充满了欢乐，说说笑笑。街上已没有行人了，外边的夜是静悄悄的。我们结束了宴会，这时才发现有人醉了，女同学也有醉了。好不容易将他们扶回家。我装着喝醉，由别人扶我上楼，有人喊：“又来一个醉鬼”，我哈哈大笑，他们也哈哈大笑。多开心的夜呀！于是我查点人数，是否都已回校。
马上要投考高中了。这个暑假，我留在温州，想复习几天。
经过这次罢考，郑秀祥这几个，和我更接近了。我还不知道他们的政治倾向。但我十分相信和钦佩郑秀祥。我和黄孟劭时常去郑家玩。
郑向我和孟劭提出组织读书会，组织读书会是为了学习文艺和政治书籍。我们立即同意了。这也倾向于渴求知识的缘故。第一次读书会上，秀祥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斯大林怎么样？我不一知道从何答起，关于斯大林我知道得太少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名字是知道的，他们到底是怎么样的人物？我不清楚。我知道克鲁泡特金是无政府主义者，因为在初二时，我读过《克鲁泡特金的生平与思想》，这书是从堂兄那里拿来的。当时我认为克鲁泡特金的言论合情合理，很吸引人。有人发现我读这本书，开笑说我也是无政府主义者。郑见我们答不出来，他轻描淡写地说：“斯大林是个阴谋家，是一不择手段的政客。”这话我好象立即接受了，因为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幼稚加轻信，同时对郑的信赖。今后我们拿到了《新声》、《新旗》等刊物。读书会一星期开一次，规定了学习内容。
命运之神敲开了我的生活之门，从此开始了我今后的生话道路。
我们很认真学习。学习政治经济学基础知识，学习哲学、社会发展史。开会时按提纲讨论。平时看这些书籍。
我们认真、刻苦地学习着。如果拿这样的学习精神对待学校课堂学习，有什么课程攻不下来呢？
秀祥和我考入永高（永嘉县立中学高中部），孟劭考入温高。读书会还继续着。
在永高读了一二个月，我已经明确自己已接受了托洛茨基观点。对斯大林与斯大林主义深恶痛绝。
我也以托派的思想开始影响别人。通过李也白认识了周金轩、郑雪娥、黄克俭等人。我负责这几个人组织的读书会。
有时候我也苦恼，因为我懂的不多，许多理论问题无法解决。我也只有勤奋学习，真的做到手不释卷。把学校里的功课放松了。
我整天忙着，负责的读书会也多了，开会看书，看书开会。还参加社会活动（学校里的）。除了阅读社会科学外还要读小说、诗歌。读的都是外国作品，如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雨果、巴尔扎克等人的。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雨果的《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深深地吸引着我。读书时我都做了笔记，有的还写了读后感。我曾写过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的《田园交响乐》读后感，我已完全以托派的观点分析作品的内容了。
在学校里，托派与中共分子的斗争是很激烈的，在学生中，一开会两派就会斗起来。国民党特务和三青团分子是不敢露面的，他们躲在黑暗的角落里行使阴谋诡计。我们出壁报，中共分子也出壁报。双方在壁报上表明自己的观点。那个时期，出壁报是十分风行的，每个班级都有自己的。几个人也搞。学校还组织壁报比赛。纸张大都用粉红色的道林纸，报头、篇头，都装饰得十分美。为了出版一期壁报，要化费心血。
我们还演话剧，那学期我们班演法国剧本《最后的晚钟》，内容是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飞行员为国殉职的情况。一位女同学演女侍员，她的台词只有一句：“上校，您的咖啡冷了。”学了一遍又一遍，老是讲不好。真的是：“天不怕，地不怕，只怕温州人说官话”。弄得她很焦急，我们也替她出汗。
在高二时，我和一女孩子接触多了，心灵中也萌芽了爱情。我尝到了初恋的苦涩。我时常在夜晚送她回家，怀着忐忑的心情，默默地漫步在冷冷清清的街道上，最后是握手告别。后来我发现有人也在追求她，我就退出来了，但心中象丢失了什么！在相当长的日子里，我还感到的不安。秀祥发现了我的情绪，同我谈话，赞扬我的自我“牺牲”精神，安慰了一翻。这位女孩子最后还是被那位仁兄丢了，她大概在痛苦和忧伤中早早地离开了人间。至今我还为她的早逝而怨惜。
当我在爱着她的时候，曾写了几封信给她，第一封信中，我以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娜塔沙和那年青人恋爱情节表达我对她的爱。最后的信是以“远处传来了凄惨的枪声，不幸的事件又发生了”结束。
后来我爱过一姓郑的女同学，她也十分爱我，我们时常在夜晚散步在中山公园。在草地上我偎依着，吻着。我们沉醉在爱的海洋中，星星和月亮也在分享我们的欢乐。后来她去上海念书了。48年下半年，我们去杭州旅行，路过上海，在她的住处见面，那晚她让给我床铺，自己坐在我的床边，整整一夜紧紧地握着我的手，默默地坐着。由于生活的变迁无常，我们没有成为终身伴侣，至今我还怀念她，但不知她去了哪里？
48年9、10月间，天气有些变冷了。我班同学要求去杭州旅行。开始学校不同意，后来军训教官支持我们，学校领导才批准。淮海战役正在进行，形势十分紧张，国家刚发行金圆券，社会上谣言很多，说去上海的轮船没有了，又说轮船是最后一班了。为了这，我们打电话询问招商局，并要求澄清这个问题。招商局回答说：客轮还是继续，并没有中断。我向父亲要了二十圆金圆券，作为旅行费用。
我们坐的是招商局货轮“海沪号”。
路线是经上海去杭州。
我第一次坐海洋轮船，从未见过海洋。轮船启航后我站在船头，观看两岸的景色。出了瓯江口，风浪大了，轮船颠簸得厉害，浪头一忽儿将船头抬高数公尺，一忽儿跌落下来，这样一上一下，我感到昏晕，四肢发冷。我赶紧离开船头，进入货仓，躲在被窝中。从此再也不敢出来。饭也是同学拿给我吃，但又吃不下。因此我虽坐船，但不知道这艘轮船是怎样漂洋过海的。
第二天早晨，大雾弥漫，伸手不见五指，轮船只得停航。停泊在吴淞口外。当轮船进上海港时，外滩江海关大楼上的时钟，正告诉人们，时间是上午11时。
走上码头，脑子也是昏沉沉的，行走在大街上，好象还坐在船里，大地、房子还在摇晃，坐在“北站”的靠背椅上，还有天动地摇的感觉。
“北站”内人山人海，吵吵嚷嚷。背、拎着行礼，你挤我推，摩肩接踵。人们在逃难，向南撤。虽然我们还听不到炮声、枪声，车站上的人流，清楚地告诉我们，战场在向上海靠近。人们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如果他们知道我们去旅行的，那会怎么想呢？在这兵慌马乱的时候，竟还有闲情逸致去西湖游玩的人。呀！这些还不知道饭是米煮的小子！并没有立即买到去杭州的火车票。军训教官多方想法，才搞到一节车皮。开车的时间是第二天上午。
乘在上海逗留的机会，我们几个同学——郑秀祥、陈良初等，在当晚去南市半淞园路拜访朋友、同志。路是陌生的，等我们找到，已是十时左右了。他们从被窝里出来迎接我们，我也找到了女友。这一夜，我们就住在半淞园路，我的女友让出了铺。
在杭州，我们住在温州同乡会办的一所中学里。
到杭州城站，已经很晚了。领导去联系住处，同学们留在车站。没有地方睡觉，我和几个同学离开车站，打算去西湖边玩玩。杭州夜晚的马路，给人以清净深遂的感受。路灯一直延伸到远方。我们走着走着，越走越感到不对头，怎么老长时间走不到西湖？路上没有行人，也无从打听。但我们肯定是走错了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得走回头路，回到了车站。，杭州的景色，现在是一片模糊，只记得去过林隐寺、岳坟、杭州博物馆。借博物馆的游船，在西湖中游。白、苏堤上，坐着写生的学生。玩了一个星期，我们才离开杭州。仍经上海乘船回温。回上海时，又去和上海的同志联系，秀样搞来几本党团文件，交给我携带，我将它放在自己的裤子口袋里，用别针将袋口别好。
又买不到回温州的船票。还是教官的努力，我们乘坐一艘机帆船回温。
机帆船的速度比不上轮船，而且颠簸得更厉害，饭食、茶水的供应也不及时。我们只好忍受。快到瓯江口时，船员告诉我们要接受温州城防指挥部巡航轮的检查。这对同学来说是无所谓，他们没有什么被检查的东西，我十分担心自己的裤口袋，因为里面有组织文件。我有些紧张，但还是硬着头皮，极力保持冷静、镇定。
巡航轮真的来了，他们靠近时，向我们提问：“哪里来？”“船中装的什么货？”我们的全副武装的军训教官回答了他们。巡航轮就离开了。我也松了口气。
机帆船平安地到达温州码头。
48年杭州旅行回来，托派组织找我谈话，内容是我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认识，对托派思想的认识。平日组织对我的工作是满意的，通过谈话，领导认为我的思想也成熟，于是由郑秀祥介绍，参加了青年团——温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即“s。y”。
入团以后，我才知道中国的托派组织叫“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它分裂为“多数派”和“少数派”。而温州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是独立的，接受双方指导温州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理事会下设政治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读书会”是团的外围组织，许多“读书会”成员大多都以托派自居，但团内有些问题是不对他们公开的，如政治意见的争论，是不告诉他们的。所以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多数派，什么是少数派。
关于中国的托派史，我倒知道的不多。
中国大革命（1925一27年）中，苏联（布）党反对派，关于中国革命问题，同斯大林派争论很急烈。托洛茨基是反对中国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托氏主张中共可以和国民党党外合作，但不能党内联合。同时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而斯大林认为国民党是四阶级联盟的党，所以中国共产党应该加入国民党。中共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第三国际可以对中共发号司令，一切工作都要听第三国际即斯大林的。蒋介石在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革命人士后，斯大林又将赌注投向武汉的汪精卫。最后中国1925一27年大革命湮没在血泊之中，中国革命失败了，斯大林没有勇气去承担革命失败的责任，而将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做为替罪羊，说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不执行斯大林第三国际的正确路线使革命遭受失败。后来陈独秀接受托洛茨基思想，成为中国托派组织的总书记。陈独秀、彭述之、王凡西、郑超麟……等中国共产党党员，都成了托派，中共也开除了他们。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托派又分裂为“多数派”与“少数派”，因他们对抗日战争性质的意见不同。以彭述之为代表的“多数派”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殖民地反帝战争，是进步的；以郑起麟为代表的“少数派”认为：大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其战争性质变为帝国主义分割争夺殖民地战争的一部分。
对于中国的革命性质和社会性质，多、少双方的意见都有分歧。
关于中国的社会性质，多方认为是一落后的资本主义社会；而少方认为中国社会已出现金融资本、垄断资本的社会。
对社会性质有不同的观点，所以对革命性质的意见也不同。多方认为中国革命应从民主革命开始，由民主革命不断地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意见同中共的主张不同的地方，在于“不断发展”。中共将革命分为两步：第一步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民主革命完成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少数派的意见是：中国革命一开始就带有社会主义革命性质，民主任务是在社会主义革命中顺带地完成。
多数派的机关报是《新声》。
少数派的机关报是《新旗》。
温州组织虽然是独立的，但有些团员是同意多数派的政意，有些则同意少数派的。而双方都希望温州组织加入他们的一派。
我由于参加团组织不久，还搞不清哪派的政见正确。后来我参加了青年团组织委员会，成为组委会委员。
1948年，温州团组织筹备召开代大。组委会负责起草团章。这工作在秀祥家中进行。
团章草案中的总纲，规定了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目前的斗争口号和任务。
团章中认为中国是一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必须领导中国革命，即领导农民，小资产阶级去完成中国资产阶级自己这没有完成的民主任务，首先是土地任务，革命不能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它必须不断地直接地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目前革命还处在低潮，我们的任务是争取教育群众，唤醒群众，达到组织群众的目的。我们的口号是要召开国民大会，进行直接的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团章中所规定的中国革命路线，实质上是属于多数派的政见。
“民主集中制”，是团的组织原则。斯大林主义者也讲“民主集中制，”实质上他们的是“官僚集中制”，他们也谈少数服从多数，实际上他们是多数服从少数，多数服从个人，总之，他们的党内没有民主，中央是个人说了算，地方上是书记——第一把手说了算，地方对上级和中央是盲目服从，即所谓“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执行”，同时要求“必须和中央保持一致”。
我们规定：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但我们强调，当个人或少数有不同意见时，允许保留，有权在下次会议上提出，再行讨论或争论。下级认为上级的决议或命令不当，下级有权提请上级改变或撤消决议或命令。但未改变或撤消前，下级仍要执行上级的决议或命令。团内有意见分歧时，允许在团内部报刊上发表和争论。
团章还规定了中央地方机构、代表大会的权限，代表及各领导人员的任期、产生程序。
我离开温州前，曾召开过代大。团员大概有四、五十人，外围人员有二、三百人。可见，托派在温州力量是相当强的。
由于“解放战争”，靠近长江，温州托派开始“应变”。一个星期天，我突然接到通知，立即去陈良初家。我到时，已有几个同志在。我问有什么事？他们说是“应变演习”。后来知道，这样的集中地点有好几处，都在同一时间。集中的目的是应付突发事变。张光华曾为此而发牢骚，认为事先没有同他商量过。现在想想，这种做法，既幼稚又愚蠢，如果国民党或中共给我们打击，是不会给我们应变时间的，这种“集中”的办法倒帮了他们的忙。
“应变”的主要内容还是在另方面：团内职责的移交，让一些在温州已公开了身份的人，不担任领导工作，让他们离开温州。
49年春天，我和郑秀祥、叶春华、曹家骥、曹家聪……等同志离开温州去上海。
我们没有告诉家中，只同自己较“知己”的同志告别。
离开温州，心中虽然也感到难受，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能否回来？但是我们都很乐观，满怀着雄心壮志。
到了上海后，我曾给家中写了封信，信中没有我的通信地址。信中说：“妈妈：儿子没有向您告别就离开了，您一定会很难受。但是，现在还有千千万万的母亲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她们，我只得暂时离开您……有一天我会回来的。那时候，红旗将在祖国的大地上飘扬，全世界被奴役、被压迫的人们，将获得自由与解放……那时候我会回到您身边”。
三、流亡生活
到了上海以后，面临的是如何生活下去。职业一时找不到，经济来源无着。我们四个人生活在一起，有时候吃不上大米、面粉，也只好煮蚕豆来充饥。
少数派领导意因（郑超麟）同志时常来我们这里，同我们谈理论，他戴一副老花带平光的眼镜，胖胖的个子，矮矮的身材。说话有些口吃。在大热天，脸上满是汗珠也不用手帕揩一下。他有时还在公园里同我们见面。
他同我们接触的目的是要说服我们加入少数派。
怀着同样的目的，多数派也来同我们接触。
为了解决生活问题，有同志去做临时工，我和曹家骥去摆小书摊，出租《连环画》。
也是为了解决生活问题，决定刻印（油印）托洛茨基著作《不断革命论》，进行内部义卖。我刻蜡纸、油印。没有油印机，只能用自己做的橡皮刷印刷。效果还是好的。
生活虽然很清苦，但还是很乐观，充满信心。因为信仰支持着我们。自从接受革命思想以后，就下决心：为了人类的解放事业，愿意赴汤蹈火，准备最大的牺性，甚至自己的生命。
经同志介绍，我去浙江硖石镇，打算在硖石镇公所工作。硖石是王凡西的家乡。硖石有两座小山：东山、西山。由于两山的存在，我就猜想，王凡西老人，多年离乡背井，在异国过着流亡生活，未免有些思乡之情，因此他后来发表著作，署名双山——《双山回忆录》。
在硖石住在一位同志家中。这位同志身体不好，也许是在家养病。他家庭的生活条件很好，我的吃喝也没有付钱。他认识王凡西，他喜欢唱歌，但歌声总是软绵绵的，带着一些忧伤的感情。我学会他唱的朝鲜民歌：“异乡相思曲”，至今没有忘记。当我流亡在外时，也带着一些儿乡愁，唱着这支歌。当时我也是一个有家不能归的人，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故乡的山河，见到故人的容光？
解放战争向南推进，镇公所的工作迟迟不能着落，我只有在家中等待。没事就漫步硖石的小山头，小山头有许多野花杂草，其中有蒲公英。成熟了的蒲公英种子随风飘散，来年将有许许多多的新蒲公英诞生。它们的生命就这样延续下去。我采拾了一些蒲公英带着种子的花朵，夹在信中寄给在温州的黄克俭，信中说：“愿你做为像蒲公英样的种子传播革命，将革命传向四面八方”。
在硖石，我还继续抄写《不断革命论》。有时看小说《包法利夫人》……我一天能看完如《包法利夫人》那样厚的书。有天来了个女孩子，她听说我看书的速度，惊讶地说：“啊呀！你比我还看得快。”引发在座的几位笑声，弄得她倒不好意思起来。
在硖石，那天朱德下令渡江进军的晚上，我们听了北京的广播。一些民主党派人士向江南同胞讲话。我考虑硖石的工作无望，还是回上海去好。
离开硖石时，我的箱中带有《不断革命论》和刻好的蜡纸，还有从硖石同志处借来的《资本论》。上海还没有解放，而车站检查很严。我带着这些东西是很危险的。火车一到上海南站，我就下车了，（听说北站检查得严些。）总算一路平安。
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天天杀人。刑场在闸北的宋公园——宋教仁的墓地。我想这位国民党元老，着实烦恼，每天要面对死人，迎接新鬼。这些都是打着“三民主义”维护党国的旗号干的。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上海的电台，每天都在叫喊：“与城市共存亡”。
炮声越来越近。
国民党政府在上海四周围上栅栏。到处是地堡，重要地段堆上沙袋，摆出一副决一死战的架式。
5月24日夜，解放军从南市那边进城了，我们在闸北，能听清密集的枪声。在东北角，火光映红了半边天。
24日夜里，天下着雨，早晨雨住了。在马路上躺着国民党丢下的士兵尸体，国民党军队丢下的装甲车。那些遭受雨水冲刷、浸泡过的兵士尸体，更显得苍白，看了令人作呕。
当我们走近闸北铁道时，战争还在进行。解放军士兵猫着腰，提着枪向北站前进，有的还挥着手对铁道旁看热闹的人群喊话：“跑开，子弹会碰着你们的！”街道边的墙上，已张贴着安民告示，张贴着上海新出版的报纸。这些报纸以特大的红字，报道上海解放。
苏州河边和北站大楼，战斗进行得最激烈。国民党最后从吴淞口坐军舰撤退。据说，当军舰启航逃跑时，国民党军队自己开枪打死不少自己的士兵，因为他们为了逃命而争抢上船。
上海解放那天，我的住处又来一位同志，他是从上海财经学院里出来的。他说，国民党公安局在上海解放前夕，大肆逮捕，将各大专院校中的左派学生逮捕集中在财经学院。他们打算在解放军进城时，将这些学生杀掉，就在千钧一发之际，那些执行任务的警察起义了，学生们才免于受难。
上海解放后，国民党飞机时常来骚扰。当敌机来时，四面八方响起射击飞机的枪声。后来高射机枪也参加了战斗。上海遭受两次轰炸：一次是炸弹丢在离闸北中兴路不远的棚户区。那里靠近火车站，也许是炸弹没有命中目标，偏离了方向，使棚户区的群众遭受灾难。我亲临现场，房子七零八落，人员死伤不少，有的炸掉了四肢，有的没有了脑袋，一位死去的母亲手中还紧紧地抱着也已死去的孩子。真的惨不忍睹。另一次是轰炸江南造船厂，从远处看，炸弹如墨水般的连续往下滴。
在上海，我见过白天高射炮射击国民党飞机的情景。飞机过来了，高射炮弹象朵朵白色的花朵在飞机周围开花。
一个晚上，一架国民党飞机飞入上海上空，四面八方射出探照灯的光柱，后来集中一个点上，敌机被探照灯捕捉住了，四面的高射炮火似流星般地集中到被探照灯捕捉住的点射击，这架飞机尾部冒出浓浓的黑烟，一头向浦东方向下冲，接着是半天红光，一声爆炸巨响，飞机完蛋了。从此以后，敌机没有再来上海骚扰，他们不敢来了。
上海解放了，我们怎么办呢？共产党解放大陆巳成铁的事实。这将怎样以我们托派的理论来解释呢？多数派在我们还未离开温州时曾有文件解释这个问题。他们将解放战争的胜利归结为苏联援助和国民党的过分腐败的结果。这些论点显然经不起推敲，国民党也得到美国的支持，他们的军队都是美式装备，同时还有美国军事顾问的参预，为什么军事上还是失败？国民党的过分腐败，为什么没有使我们的革命力量迅速壮大呢？在现实面前，的确有同志开始动摇了。林启旦坐在亭子间里呻吟：“一个懂得社会发展规律的人今天还坐在这里，不能直接参加火热的斗争”。叶征庆到我们住处，以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提出一些问题——一些反面意见。我自己也十分迷惘，无法解释这个事实。但对革命的信念和对斯大林主义的恶感支持着我，虽然有些傍徨，但还是继续工作，还是忠实于托洛茨基的思想而工作。我和一些和工人接近的同志一起油印出版工人刊物。
上海解放前，多数派的主要领导人都去海外了，如彭述之等人。少数派也进行应变，党在上海召开了党代会，正式命名为“中国革命共产党”，青年团命名为“中国马克思主义青年团”。一些领导人如王凡西等，也离开了大陆。
意因（郑超麟）还时常来我们住处。他为了稳定我们情绪，提出了“国家资本主义”理论。他认为共产党所进行建设的社会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国家资本主义”，他的理由是在这个社会里，工人阶级没有享受民主权利。意因在组织路线上提出“单独作战”的方案。他认为在斯大林主义统治的国家，我们的党、团不可能以完整的组织形式生存下去。如果过正规的组织生活，我们有可能被一网打尽。
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我们只有听听而已，当时也无法进行评论。关于他的组织路线，我们坚决反对，他的意见无疑的是要解散党团组织。没有坚强的组织领导，怎么还能工作和战斗呢？现在想想，意因的意见还是正确的：事实上也是如此，在共产党统治的国家，一个反对党派是无法生存的。
意因还说一些小道消息，说中共毛泽东透露，如果中国托派不再反对、不再骂共产党，共产党将不加追究。当时我们也仅仅听听而已，并没有什么反应。该骂的还是要骂（不能说“骂”，是批评），该反对的还是要反对的。
在49年六月间，父亲托人给我信，要我回家，当时在上海没有重要的事可干，去温州一趟也好，了解一下温州组织的情况也好。我将自己的意见告诉叶春华，他开始时反对，认为我一去不复返，是由于思想动摇的结果。我向他保证：如果温州不能工作，我还是要上海来。他最后同意了。
七月底我回到了温州。
回温后，立即和温州组织取得了联系。一开始我还留在老家，以免怀疑。很少去温州，有事他们来找我。
在家约住一个月，乐清柳市区公所带信叫我去。我知道麻烦的事来了。工作人员同我谈话要我交代参加托派的情况。我矢口否认。后来是父亲找保，保释回家。区政府要我每星期做一次思想汇报，但我一直没有理睬。
接着家乡土改。工作组进驻我村，父亲被逮捕了。于是我去温州。
在温州，开始时住在黄兆煜姊姊家，后来住在戴云标楼上，最后住在席凤仪家中。
在温州这段日子里，我编辑出版油印刊物，同时负责抄写油印。刊物分两种：内部、外部。内部刊物取名为《叛逆者》，对外的名为《工人的话》。（所谓内部指团内，外部是指团外围组织。）在内部刊物上，有“多”“少”之争的文章。
在席凤仪家中，抄写在白天进行，印刷都在夜间。印刷时，凤仪作我的助手。我同凤仪相处的时间长了，相互产生了爱情。在表白相爱的第二天，凤仪对我说：“老哥（当时在温同我接触的一些人叫我老哥）是否太早些？”我说：“既然我们懂得了爱情，就不算太早。”
当我还在乐清家中，就听说上海“多数派”遭到打击，信息是郑雪娥带来的。当时曹家骥来温，他来去匆匆，没有来找我。我接信后认为是“多数派”的事，没有加以重视。
上海组织来信，要我回上海去。50年正月初四，伙同周金轩，席凤仪，还有一位是周金轩的表妹，一起由金华乘火车回上海。
由温州去金华的途中，我们闹了一次笑话。去馆子吃中饭时，不知道怎样买菜饭，我们四个人都未上过馆子，这是第一次。我们一进去没有说明吃客饭呢还是要几个莱？服务员不问清明皂白地给我们上了一桌子菜，并且还一个接着一个上，直到我们说不要了还上来一个。好像我们在赴宴，不是吃便饭。很显然，店家将我们当“洋盘”耍。还好，一结账，只要了两元钱。以现在的价格来说，也不过百来元钱。
到上海后，凤仪住在父母处，金轩和她的表妹住在她亲戚家，我和春华等人住在南市筷竹弄，那里四邻都是温州老乡。
冤家路狭。一天傍晚，我在窗口看见楼下过来一个面熟的人，他是来找房东的。想起他就是在乐清柳市区政府和我谈话的工作干部。我立即告诉了春华。以免意外。春华将我送到别的同志家中暂住。第二天春华来找我，说家中出事了，他说自己这一夜也是住在别处。
事情原来是这样：地下工作的我们事先已经约定，如果住处出了问题，在家的人想法将窗纸捣破，外来的同志一见窗纸破了，就不能进屋，马上离开。那晚春华安顿好我后，立即回去了，一到住处，见窗纸已破，也就避开了。怎么办呢？我们决定由凤仪和金轩去打听一下，反正她们是女孩子，人家不会怀疑。下午，她们来告诉我们，家中太平无事，是一场虚惊。为什么窗纸会破了，那是曹家骥（后据叶春华说是胡振南）弄的，他刚来这里，一时还未搞清楚我们的约定。
过了不久，凤仪和金轩介绍去加兴担任幼儿班的保育员。我也去加兴昌明书店做店员。
由于考虑问题不周，去加兴时化名黄民华，一到那里，派出所要我的户口，我回上海想办法，上海有一空户口，（人不在，户口还在）户名叫曹定龙。黄民华和曹定龙相差十万八千里，怎么能自圆其说呢？没法只好将曹定龙的户口迁至加兴。我对老板和同事们解释说：我本来叫曹定龙，因同父亲不合，改姓母亲姓，所以叫黄民华，店方也不加追究。但店里人（同事）还叫我民华。
曹定龙本来是曹家骥的化名。他来上海后即以曹定龙为名登上户口，当我回上海后，他又回温州，在温州工作一段时间后，又回上海。一起走有琳瑜、有一工人。路经宁波时，被中共逮捕，三人都被送回温州，关进监狱。
他们在狱中表现十分顽强，狱方组织狱中托派学习，曾猛这位老托派充当中共说客，对这些年轻托派进行说服，家骥时常和曾猛辩论，学习会往往无法进行下去。
一天夜里，睡在牢房里的人不知夜是什么时候，一阵凄厉的铁门碰击声，惊醒了“罪犯”。随着铁门的打开，牢房门口有人喊曹家骥的“犯人”编号，曹家骥翻坐起来，擦了擦眼睛。
“快！”一看守员催促着。
深夜提取犯人，往往不是好兆头。家骥还是沉着地穿好衣服。看守进来给他戴上手铐。他大踏步地走在看守的前面。
外面如死般的沉静，天上的星星被乌云禁闭着，早春的、带着寒意的东北风，在捉弄着还是光秃的白杨树。
小巷里的路灯是昏暗的，看守提着木壳枪跟在家骥的后面。他命令一回儿向左，一回儿向右。
家骥肯定了自己的想法，今夜决不是提审，提审不会走这么长的路？但也不是处决，如要处决他，后面要有行刑队。也许是“暗算”，人家要秘密地处死他。
家骥站住了，他不肯继续往前走。看守再三催促，他还是一动不动，而且以愤慨的口气说：“哪里去你要说明白，这样不明不白我不干”。
看守有些急了，额上出现了汗珠。他带着恳求的语调说：“老子，再走几步就行了！”
家骥被弄糊涂了，今夜见什么鬼？看守求起犯人来！但他还是不走。
“再走几步就明白了”，看守说。
“说明白了再走！”
“我的老子，你在越狱，我帮你越狱。”
“不要耍花枪，你们以越狱的罪名将我收拾了。”
“我们是同志，温州组织决定今夜弄你出来。”看守无可奈何地说明了真相。
“如果是组织安排，为什么不事先通知？”
“时间不允许呀！”
家骥犹豫了片刻问：“现在去哪里？”
“前面同志家。”
他怀着不十分信赖的心情继续向前走去。
房里坐着他熟识的人。他举起戴手铐的手要击过去，同时狠狠地骂着：“你这个王八蛋，糊涂虫，为什么事前不通知一下？”
看守放下枪，松了口气。他的手帕已被焦急和担心的汗水湿透了。当他伸手摸口袋时，喊了声：“不好了！”
大家被他的喊声镇住了，片刻后才异口同声地问：“什么？”
“开铐匙丢了！”
“哪怎么办呢？”
“这是土铐。”
经半个小时左右的折腾，总算打开土铐。
家骥就这样越狱了。
他在上海等了些日子，组织决定他去香港，那天他坐火车离开上海，我去车站送行。
家骥的越狱，对中共是一打击。为了挽回影响，也为了报复，温州中共采取了镇压手段。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温州学校中的托派和外围人员，都被集中在电影院，狱中的连正样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执行以后，在电影院才宣布这个事实。
在书店里，生活单调。为了更好地利用时间，一有空，我就看书。书店里的书太多了，不知先看哪本？我决定先读哲学方面的书。我一边读，一边作笔记。
团体购书发票，都是我开，书的数量又多，我的算盘不熟练，因此时常算错。
老板进书，征求我的意见，所以店中有世界名著。但当时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没有进到。
我开始学俄文，我们的同志老唐是精通俄文的，他也是小提琴手。我也跟他学提琴。
铁路机车制造厂来加兴招生，我报名投考，笔试是录取的，但口试没能通过。也许是口试中说话前后有矛盾。后来，交通部在上海招生，我考取交通部干部学校（即南京航务工程学校）南京分校，读的是“桥涵修建科”。
于是我离开加兴去南京学习。
离开加兴时，店方给我双月工资，一到上海，同志问我是否有钱，我将身边的工资交给了组织，自己只留一点儿零用，一到南京钱就没有了，不得不写信向上海要。
凤仪考上山东农学院，金轩考上浙大外文系俄语班。她们都比我早离加兴。
“五一”早晨，我到了南京，南京正值“五一”大游行。一千人的腰鼓队，声势浩大。我顾不得路途劳累，站在马路边看热闹。
后来知道：正当我坐在火车上奔驰在铁道上时，全国进行大逮捕——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了。学校正式上课前，对我们进行了两个月的思想教育，学习内容是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结束时搞思想总结。学校号召学生放包袱，敞思想。具体的要求是每个人将自己的历史向组织交代，是否参加过反动党团。他们用政策攻心。一些所谓要求进步的同学，都纷纷地交代了自己的问题。他们的思想斗争十分尖锐，饭吃不下，觉睡不好，有的还痛哭流涕。这样的运动对我们来说，是不起作用的，我们不可能将自己的真实历史告诉他们。我当时用的是曹定龙这个姓名，籍贯是浙江仙居，瑞安中学高中毕业。我表示自己的历史清白，没有包袱可放。他们也没怎么样对待我。我在各方面的表现还是不差的，是积极的。这不是装出来的，这好像是我的本能，也是本来的个性、品质。因此我还担任了班组里的小组长。
一进这学校，我遇到三个温州人，两个是永高同学，比我高一个班，我猜想一定认识我，但我的姓名改了，也许他们有些弄糊涂了，直到今天我还是不知道他们有否向领导告密。另一位是女的，姓名在温州就听说过——陈鸿珠，但她现在改名陈鸣珠。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俩单独在一起，谈话中使我知道陈鸿珠就是她。她本来是温州托派外围，虽然是外围，但很活跃，工作积极，我立即将她作为同志看待，将自己的身份也告诉了她。事后我考虑到这样做不妥，立即写信告诉上海，上海来信批评我一顿。的确我犯组织原则错误，没有组织介绍，不应该这样草率行动。事已如此，上海要我抓紧影响，将她吸收到团里来。长时间的接触，她还是一个可靠的同志。
由组织介绍，我同南京电照厂的高兴农联系上了。他同我第一次碰面时，表现很冷淡，虽然在温州时，我们没有碰过面，但彼此知道姓名。第二次见面，他才热情起来。也许他在第一次见面前，还未得到上海的通知。于是我们四个人：华东水专的陈珠凤、柯左豪、我、高兴农，组成马克思主义青年团南京支部。我任书记，高任政委，柯、陈任组委。决定一星期会面一次。
当时的形势我们不可能开展工作，能够保住自己已经不错了。我们支部学习内容是上海带来的秘密文件。
为了总结一下解放以来我们个人思想情况，支部决定开展一次个人思想总结。将自己的思想情况写在一个红布面的小本子上，相互交换阅读。
在学校里，我学的是桥涵修建。一开始要学物理，着重力学。还学习绘画测量。还要学写仿宋体（文字）。我们的老师有工程师、有南京大学土木工程教授。力学实验都在南大实验室里进行。
刚刚解放，这些工程师、教授的确还不懂什么是辩证法？有次上物理课，我们的老师——一位南大教授说：“运动是相对的，某物体对某一参照物来说，位置变化了，该物体就在运动。”这个说法，对物体机械运动来说，当然是正确的。但当时我向老师提出：“物体位移了，说明该物体在运动，那么人死了，社会制度变了，算不算运动？他们并没有发生位移。”这位教授答不上来。如果他学过辨证法，他会给我们满意的答复。
教工程材料的老师是交通部公路局局长，他给我们上课时说：“美国丢了两颗原子弹，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得以结束。”这句话立即被同学顶了回去。直至“三反”，还有同学对他批判，说他思想反动。
马裕音和李世昌老师是我们的助教，他们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对我特别好。他们时常和我谈哲学方面的问题。在我的影响下，也读起恩格斯的《自然辨证法》。在和他们的交往中，我一直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也不想将托派思想影响他们。后来我毕业留校担任助教，他们提升为教师。他们还是和我同一个教研组，同一个办公室。关系更好，外出坐车、逛公园都是他们化钱，他们的理由是：哪有叫学生付钱的理。每晚点心，总有我一份，去迟了，也给留着。
51年春天，学校开始“三反”，反的对象是一个采购的事务长。每天晚上学校组织学生打“老虎”。采取的是“疲劳战”，每个班攻他二小时。弄得“老虎”捞不到休息，也不能睡觉。他被搞得昏头昏脑，只得糊说八道，说自己贪污了多少钱，多少粮食，还有多少金子放在哪里。打虎会会暂时停止一下。他休息了一回，又全盘否认了，说刚刚是糊说的。我们也被他弄得骑虎难下，无可奈何。在隔离反省的日子里，我们几个积极的打虎队员，轮流值班看守，我们守在他床边。他老是睡，睡够了吸烟。后来给他定了案，听说是送去劳改了。
接着就是“五反”。我也被派往第十督导组工作（图书文具业），在南京中山路中苏友协楼上办公。我和一位中共党员同学负责一个打虎大队。上午，我们在大行宫中国图书发行公司楼上审查材料，下午，分配打虎队员外出调查。这些打虎队员是比较积极的图书文具业的店员。晚上，在夫子庙召开打虎大会。我担任大会主席，负责掌握斗争大会情况。有问题的老板坐在我们会议桌前面，打虎群众坐在他们背后。我们向老板交代政策，要他们老实坦白自己的罪行。
有次我们曾动员一个老板的女儿对他父亲控诉。这位做父亲的真是个守财奴，她晚上学习时点灯，这个父亲都要反对，平日对待子女十分苛刻。我们要他承认错误，写悔过保证书给子女。他也乖乖地写了。现在想想：他们父亲子女之间在未来的日子里是怎样相处？
督导组内部也时常开会，除了布置任务外，有时还要纠正工作中的偏差。因为工作人员所谓违反政策：如用茶水泼老板，有的体罚老板，有的要老板跪砧头，顶洗脸盘……由于这些粗暴举动，使个别老板自杀。
这时候我还是青少年，不知哪里来的勇气担当这个工作。我还时常对年纪大我几倍的老店员做思想工作，解决他们自己相互间的矛盾，主持近百人的打虎大会，有时还要处理一些意外的问题。图书发行公司经理因此而夸奖我有能力、有魄力，不过我还是认为是逢场作戏，对于资产阶级的仇恨倒是自然的，是出于自己的思想，如果政权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那是没收他们的工厂、商店、资本的问题，用不着这样那样的去教育他们守法啦，不要违法啦……
老板也有反扑的，会私下向市委或五反办公室控告督导组工作人员。但倒没有控告过我。
茌“五反”过程中，我弄得很疲劳，夜间一、二点钟才回校，早上五、六点又要出来了。有时实在不能支持，就抽空在图书发行公司楼上的沙发上睡一回。
每当夜间回校时，在白下路，我们时常遇到有老妇人领着一个年轻女子，向你靠近，并且发问：“姑娘要吗？”那是妓女。这时候我们不吱声，用手指指自己上衣口袋上的工作证，她们也就会识相地离开。五一年的南京街头还有这么多的妓女活动着。
毕业后，我留校任助教，鸿珠去南京市建设局工作。我所以会被学校留下来，我想有两种可能：1、我成绩较好，尤其数理方面，学校急需培养一批教师。2、南京公安局要将我留下来，他们已经知道我是托派。
留校后，我十分忙碌，白天听课、辅导，三个晚上去南京教师进修学校学习，三个晚上负责辅导华侨学生物理，因我是南方人，口音容易被他们听懂。我和学生们相处得很好，每次工会有电影包场，我总多要几张影票，分给学生去看。每当和学生们上街外出，坐车、公园门票，都由我化钱。鸿珠在建设局工作后，租了间房子，这对我们来说，碰面就比较方便，不要去她单位找她，兴农也时常和我去她那里。
52年下半年，在华东水利专科学校里的托派被发现了。我们思想总结的红本子给校方收去了，南京组织处在危急时刻。上海决定柯佐豪离开南京。柯走了以后，陈凤珠被捕。上海指示我和兴农坚持在南京。我们知道等下去没有好结果，但组织的决定，也只有执行。事实上，凤珠被捕以后，我们立即受到严密监视，我们一外出，后边就有“尾巴”。南京只有我和兴农联系，无论怎样跟踪，不会找到第三个。因此有时候我们就跟踪者闹着玩，同他们捉迷藏，故意走向闹市，前门进，后门出。或者走着走着，突然来个回头走。
后来我们发现，他们住进兴农所在工厂“电工楼”的对面进行监视。
为了避免被跟踪的麻烦，我们就不直接碰头。山西路口有一新华书店，我们约定：在书店的某书中折上几页，表示我们还“平安”。
我们每天都有被捕的可能，至今我还是弄不懂，为什么上海要我们坚持在南京，束手待毙。
1952年12月21日深夜，一阵敲门声将我惊醒，我睡眼矇眬地打开了房门。第一个进来的是我们学校的总务主任。跟着进来是三个人，一个手中拿着卡宾枪。我明白了，好事终究来了。其中一个将逮捕证给我看，没有交到我手中。我穿好衣服，走出房门时，左右手臂被两个人挽住，我来火了，不知哪里来的力气，我左摔右甩，两个挽我手臂的，都被我摔倒在地。他们连忙爬起来拿出手铐，将我铐上了。又将一件衣服蒙住我的头，我如瞎子被他推拉着走。这时候我记起，口袋里还有一封上海组织来的信。于是我将戴铐的手伸进口袋，将它捏成一团丢向路边，夜是漆黑的，我的动作也被蒙头的衣服遮住了，没有被发现。当我走向校门上车时，高声大喊：“同志们，再见了”！
四、在狱中
我被带上吉普车，当我跨上车时，我说：“谢谢！我还是第一次坐吉普车哩。”衣服已经从头上拿下。夜里下过雨，路上的水潭，倒映路灯的亮光，车轮发出“扎扎”的溅水声。人们是已进入梦乡，他们作梦也不会梦到，今夜中国共产党向全中国的托派围歼。
由吉普车下来，被带进市公安局。在楼梯边，我看见我所熟识的行李，一切都明白了，兴农和鸿珠都已进来了。共产党总是统一行动。
公安局的干部同我谈话，我问为什么逮捕我？
“你是反革命”。
“你们才是反革命。”
“你们这伙人反对苏联、反对斯大林、反对共产党，所以是反革命。”
“斯大林才是反革命，历史会审判他的，”我理直气壮地同他辩驳。
“现在先审判你”，他接着是一声冷笑
谈话当然没有好结果。他命令手下人将我带走。我又坐上吉普车。
开了一道铁门，又开了一道。在这宁静的夜里，铁门的碰击声，显得有些儿凄厉。我被关进一个小号子里。接着又是铁门的凄厉声，片刻恢复了宁静。偶而有卫兵的脚步声从门口经过。
我的牢狱生活开始了。
一夜没有睡好。一早看守送来稀饭，一杓子黄豆。我吃了一碗稀饭，黄豆剩了一半。饭后，看守告诉我监房纪律：不能随便行动，大小便都要报告。号房里除了床铺，还有一块长方形的水泥地，可以散步；还有抽水马桶。窗子外钉着斜向木条，只能顺着木条向下看，可以看到下面小块水泥场地，不能向远看。
监房已陈旧不堪，墙壁上的石灰已经剥落，露出灰黄色的泥土，好多处有人用什么硬东西划上许多“正”字，一开始我不理解划这许多“正”字干什么？后来我明白了，这些是失去自由的人为了计算被关押的日子而留下的。独个儿关在这里，的确会忘掉了日子。
每天下午，看守挨号房放犯人出来“放风”。也有单独的，也有成群的。好象是：重要的政治犯，未弄清问题的，都是单独关押。这里也有女犯。
在这里，犯人不使用姓名，一人给一号码；我是“83”号，提审或有事，看守喊号码叫我们出去。
这里也有戴上“脚镣”的。每当铁门碰击声后，有时会听到脚镣有节奏地在水泥地上发出刺耳的声响，真使人不寒而栗。
我发现我的窗外有女子的声音，我站在铺上从木条的夹缝中向下看，刚好看到的鸿珠。我立即用温州话高声喊叫“报告小便”。鸿珠听到我的声音，站在我的窗下，抬头上望。以后，每当“放风”，她都在我窗子下面徘徊。我也站在铺上，从木条缝中看她。
关进看守所后，一个多星期不提审。我整天看书。看守送来斯大林的著作和一些别的书。我看书的速度很快，我老是催看守送书。看守没有送新的来，我就背看过的好书。
终于来提审了，一辆小轿车送我去公安局。也是第一次坐轿车，软软的沙发，车窗关上，经过闹市也听不到一丝儿声响。怪不得人们会争权夺利！坐小轿车多舒适，有了权有了利，什么享受都有了，轿车、洋房，还有美女。但是还有另一特殊享受，可能也在等待着他们：人民的唾弃！
第一次审问，用的是“疲劳战术”，如那次“五反”，我校打老虎一样。下午开始，一直到第二天天亮。他们轮班，而我站看，手铐被捏得陷进皮肉，有时还加上打手的拳脚。在严冬的深夜，他们穿着呢大衣，围着围巾，而我被剥掉棉袄，在受冻、挨饿、挨揍。我忍受着，不哭、不叫，沉默着。
后来知道：公安厅的厅长，也参加这次审问。
在看守所中，进出的犯人，都是弯腰、低头走路，十足的犯人相。我外出受审时，虽然看守也叫我低头弯腰，但我没有理他，还是昂着头、挺着身走路。
在看守所理发，没有水，不要说热水了，胡子干刮，痛得要命。理一次发，不到三分钟。
日子长了，看守要我出来劳动：扫地，打扫厕所，还去铺草坪。这样倒可以活动筋骨，也可以呼吸新鲜空气。
政府曾组织我们学习，公安局的干部给作报告，这时候我才知道南京还有我不认识的托派。最早被捕的陈珠凤也参加学习。在讨论时，我曾提出一些问题，如：为什么中国革命的功劳都算在毛泽东一个人身上。讨论结束后，干部让我单独留下。他说我提出这些问题，表明我还坚持托派立场。我说托派对中共的“解放战争”的估计是错的，但有些方面是对的，如世界革命和一国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都是正确的。我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都归功于毛泽东是很勉强的。他最后要我多学习，要彻底与托派思想决裂。
在南京羊皮巷看守所等了一年半，这不能说是暂短的时间。接着是判刑七年。后寄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
南京老虎桥监狱据说是日本人设计建造的。它有三排牢房，国民党时称为“智”、“仁”、“勇”三号，半月形排列，看守坐在中堂，就可以看到三个号内的情形。牢房设备不好，没有抽水马桶，小便桶放在犯人的睡铺边。因此一进牢房就闻到臭气。没有高铺，犯人都睡在地板上。在“镇反”期间，牢房拥挤不堪，不能仰睡，犯人侧着身子挤在一起。我进去时，牢房里还关押有十多人，也够挤的。没有空间活动。犯人之间是不准谈话的，白天都促膝坐着。
犯人也别出心裁，衣服破了没有针缝，他们用筷子作成竹针，将衣服补好。
老虎桥监狱我蹲了十天，被送往龙潭采石公司劳改。
在采石公司第一天，我和高兴农参加抬石头，不知哪来的积极性，我们都抢大的抬。也许是这种生活比蹲监狱新鲜，同时我们本来就有劳动观点，不是养尊处优的人，也不是二流子。但是一天下来，肩痛、腿痛，轻轻的碰一下肩头，就痛得不能忍受。初步体会：劳动改造不是件容易的事。
那年长江水位高涨。我们公司犯人受命参加防汛。任务是抬石头、抬草包。和我抬一杠的是我们的小组长。石头刚上肩时，石头离我远远的地方（距我三分之二杠子的地方），组长说这是照顾我。但抬到半途，他把石头向我这边一推，距我只有三分之一杠子的地方，肩膀加重负担，痛得难受，路也走不稳了。我回头望望，他以鼓励的眼光对我笑笑。以后他说：“只有这样，才能锻炼成铁肩膀”。
我们抬石头上船。上船时要走过一条长长的跳板，走在上面，它会上下晃动，脚下是滔滔江水，一不小心，会葬身鱼腹。走的次数多了，也就习惯了。
长江决口了。为了堵住决口，身强力壮的，一人抗两个土包，拼命飞跑。我没有多大力气，自甘落后。晚上我们睡在堤边，夜深有些冷，没有棉被，只好盖上防汛的麻袋。两条麻袋一盖，感到够暖和的了。谁曾想到，这辈子曾盖过麻袋。
在这里我第一次知道“上大课”。全体犯人集合在大场上，听厂长或其他干部作报告。听了报告，晚上根据讨论题进行讨论。
每晚，我们有两小时学习。
在晚上的学习会上，每人都要联系自己个人实际发言，即是同自己的实际思想挂起钩来，进行反醒批判。这是共产党的学习方法：不联系实际的讨论叫空谈，叫无的放矢。
我吃过早饭，突然通知上午不出工，一会儿紧急集会。队伍又向上大课的大场进发。四周的气氛有些异样。一到大场，一切都明白了，大场四周树着标语牌，讲台上方有一条黑色横幅，上有几个醒目的大字：“宣判大会”。大场外面是举枪的公安，步枪与机枪的枪口，都对着会场。这是一严肃而叫人心悸的场面。
今天判决了一个死刑，立即执行。在宣判时，会场上不准走动，不准喧华，不准喊口号，违者要按现行反革命论处。散会回来，我们必须进过死刑犯的旁边。领导的意图是让我们看看坏人的下场。但当我走近死犯时，却歪过了头。
在采石公司劳动是烦重的。敲石子也有定额，完成不了定额，要受点名批评。这里劳动也很危险，每天晚上饭后，医务室的场地上，都要排上长长的队伍。这些排队的犯人，大多是外伤，不是这里破了，就是那里破了。敲石子时，一槌击下，石屑四溅，可能要钻进手腿皮肉内，立即使你淌血。我眼见一个在石堆上撬石头的犯人，上面抬石头的将石头倒下，只听他“啊呀”一声，他的腿已被石头砸断了。有一次，一犯人见上有一石块滚下来，他下意识地用两手去挡，石头就不客气地碰断了他的手。
我们喝的开水，我给它起名“石粉茶”。开水桶没有盖，石粉落在开水中，在阳光照射下，可以清清楚楚看见漂浮着的石粉。
为了所谓“立功赎罪”，犯人表现积极劳动，尤其那些年青人，抢着活干，超额完成任务。
同家中，我将近四年没有通信。如今劳改了，我给哥哥写信，要求哥哥寄点钱来，或寄点吃的东西来。这时候对家中情况，一点儿都不知道。我只考虑自已目前生活艰苦，没有其他的援助，只好求助于家中亲人。为了探求真理，为了个人的信念，我失去了爱情、友谊，付出了青春。当然这也没有什么可后悔的。回信是弟弟写的，陌生的字迹，文言的语句，我以为他找人代写的。信中说以后不要给哥哥写信了，但没有更详细地告诉我家中情况。这使我很纳闷。他寄来三元钱，但没有吃的东西。
变，一切都在变。离家时，弟弟只有十三、四岁，那时候他读初中，写不好字，文句不通。而如今他字迹清秀，言语通顺又是文言。他说这是他近几年勤学苦练的收获。几次通信，他总不提家中的详情。
后来我才知道，家乡土改，父亲、哥哥相继死去。房子土地分了。家中祖母、母亲的生活，都是由十七、八岁的弟弟做小生意来维持的。他起早带黑，爬山越岭，省吃俭用，才将这个家支撑下来。我这个做兄长的，还向他伸手。现在想想，真有点惭愧。
过了国庆节，我和高兴农调离采石公司。
我们十几个犯人，由龙潭车站上车，坐的是闷子车，车门上锁。我身上还留半包双斧牌香烟，这时候真的想吸烟，但苦于没有火柴。做为犯人，可买烟，但不能买火柴。有人动脑筋了，他撕下棉衣中的棉花，搓成一团，放在鞋底下死命磨擦，结果真的发生了火种。我们象原始.人一样生活，有了火，大家快快活活地吸起烟来。
调回南京老虎桥监狱，过了三天，我和兴农等人，又被调往南京中央门外新生砧瓦厂。这个厂有几千犯人，一部制砧机，日产十六万块砧坯。有十多座窑——砧窑、瓦窑，大砧窑一次能烧十多万块砧。
初到时，被分配在直属队。直属队是搞杂务的。除了直属队外，另设制瓦、制砧、窑务几个部。
直属队时常去南京车站拖煤，或到城里去拖货。坐的是厂里自己的汽车。坐在汽车上，我时常要引颈高歌。不知为什么这样开心？也许如人们说的：“女悲哭，男悲唱。”我是悲伤自己的身世吧？
每次去火车站拖煤，中饭都是送来吃的。吃的是黄玉米和大米合煮的饭。当我们开饭时，围观的群众不少，他们带着好奇的神色看我们吃这白中夹黄的干饭。我们开玩笑说：“我们吃的是蛋炒饭”。
刚到新生砧瓦厂，许多厂规都不知道。我站在窑头，指着南面的公路询问别人：“这条路通向哪里？”来了个站小岗的年青犯人，问我叫什么名字？我不理解他为什么要问我姓名？他走了以后，有位老犯人对我说我要倒霉了，他说：“你刚才问路，站小岗的立即会向上面汇报，说你有逃跑思想。”我哈哈大笑，我说：“给我路费，还要给遣返证明，我才会走哩。”
后来我知道，这里时常有犯人逃跑。追回来的，立即戴上大镣。在这里我再次听到脚镣碰击地面而发出有节奏、刺耳的凄厉的声音。
54年的南京，冬天分外寒冷。不知外面的世界足否暖和些？雪连续地下，积雪压垮了坯房，压坏了坯。这给我们带来分外的苦难。每天我们要爬进坯架，将马鞍子（盖砧坯用的）上的积雪除掉，弄得衣湿鞋潮，没有一点干燥的地方。我没有胶鞋，借人家的解放鞋，它不防水。脚上生了冻疮，又痒又痛。雪一停下，我们又要打扫地上的积雪。一筐筐抬倒在水塘里。高一脚，低一脚，一下滑去，一下滑来，手脚弄得麻木。有的下雪天，还要去卸汽车拖来的毛竹。当要放下汽车两旁的铁栅栏时，手被冻粘住了。卸完一车，必须在空旁子里蹦跳，才能驱走周身的寒气。
说来还是幸运的，第二年开春，我被分配到窑务部，学习烧窑技术。烧窑是门技术，学会了倒是件好事。但也叫人心烦。每当一窑结束，领导要检查质量，如果次、废品过多，领导就是不指名批评，我们也感到心情沉重。做为一个犯人，真的怕出事故，希望能过个太平日子。烧窑如出事故，轻的批评，严重的则要加刑。
管教干部对犯人的思想工作，不是那么细致。他们也不深入调查，往往靠几个所谓积极分子的汇报过日子。这些“积极分子”，本来是社会上的渣滓，他们哪里考虑道德，为了骗取领导的信任，往往无中生有，或加油加醋向领导汇报别的犯人的所谓“错误”。
依靠犯人积极分子的汇报，加上一些干部对知识分子的偏见，所以领导对我的印象很坏。因此对待领导我是退避三舍的。那年年终冬训中，我又“莫须有”地受到警告处分。在冬训学习会上，有人说我在“五一”劳动节时说了反动话。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谁还记得“五一”节所说的话呢！我终于回忆起这么件事：“五一”节早上，我们一组人，拿着扁担箩筐外出劳动，在路上，我的确说过：“我们这行人今天向美帝示威，今天是‘五一节’。”这句话会变成“反动言论”，真的天晓得。他们捕风捉影，如此颠倒黑白，叫人有口难辩。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得到了个“警告”。
这件事使我加强了个人信念：某些干部，的确缺乏起码的政治道德。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不择手段，不去考虑别人的死活，包括别人的政治生命。譬如这次冬训，事先就肯定这样的方案，犯人中要分成三种情况：积极的，中间的，落后的（其中包括反动的）。每一种都要找出典型（代表）人物来。他们不管我的真实思想如何，只要有一点影子，就拿我开刀，反正我的出身、犯罪性质、文化程度（文化程度也作为条件），都够得上“反动”。
中共在“反右”中，每个单位都要分配右派数字。如果这个单位搞不出右派，上面就会认为阶级斗争的盖子没有揭开。或者搞出的右派数字不够，都要千方百计几地找出几个凑上。有一单位闹过这样一个笑话：这单位排来排去就少一个右派，党书记说不要再找了，就把我的姓名写上去好了。他以为报上自己有什么了不起。想不到过了几天他被抓去坐牢了，弄得有口难辩，吃了几年冤枉官司，还被戴上“右派”帽子。在反“右派”运动中，多少人断送了青春、才华，有的丢掉了生命，后来虽然得到了改正，但年华失去了，生命消逝了。诗人艾青说自己被压制了廿一年，结果是三个字“解决”了问题：“弄错了”。一个字化了七年“光阴”。
由于我平日表现“反动”——他们认为。窑务部主任找我谈过一次话。他一开始问我认罪程度怎么样？我说我一直认为自己是革命者，我反对国民党，反对美帝，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为全世界无产阶级而献身，结果而坐牢。以往我真的不知道升官发财，放弃了自己的学业，甚至连生命也不顾惜，我也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此我的思想决不是你们想象那样反动，你们可以从我的劳动态度中可以看出。他说：“你到现在还是不认罪”。谈话后也没有给我带来更好的待遇。
56年6月，我和兴农突然接到通知不上工。我们猜想大概又要调动了，心在突突地跳。调动是最伤脑筋的，象一个家庭，搬家是最头痛的。过一会，管教干部带我去裁缝铺。我们还是弄不懂这是为什么？他对裁缝师父说：“将他们的身材量一下，给他们做套衣服。”这更使我们丈二金刚摸不着脑袋。又带我去理发铺。因为我们是被管教干部领来的，理发师父特别客气殷勤，象一头哈八狗，又是摇头，又是摆尾。当干部说仍将我们剃光头时，他又换了付面孔：轻蔑和高傲。真的是：三月天，孩儿脸。人本来就是这样势利的呀！
第二天我俩被送往老虎桥监狱。给我们住的牢房里，已住着三位不相识的犯人：两个老头，一个年青人。这年青人同我们的年龄相仿。与常规不一样，房门非但不上锁，而且整天开着。在牢房里我们可以随便说话，唱歌，下棋。一天且吃三顿大米饭（早稀），别的犯人一天吃二顿，而吃的还是麦麸饭。开饭时，劳动犯来照应我们，送饭送菜。为了报答劳动犯对我们的殷勤，每顿饭我们都多要些，吃不完就送给他吃。因此劳动犯对我们更客气了。
从谈话中我们知道，住在一起的都是托派（只有一个老头不是，大概是弄错了）。其中一位是中国大革命时的中共县委书记。那年青人原是同济大学的学生，当时在南京龙潭采石公司劳改，名叫孙钰华。我们共同猜测：这次大概是要外出参观。那个“县委书记”说：过去苏联也曾这样搞过。参观可以加强我们的思想改造，让我们看看社会的变化。那个不是托派的老头，被我们弄到别的号房里去了，他睡觉时大打呼噜，闹得我们睡不好觉。这个人本来是国民党特务，大坏蛋，我们这位“县委书记”也吃过他的亏。
典狱长来看我们，他问政府这次把我们集中起来干什么？我们回答说：“大概是外出参观吧？”他说我们想的倒美。我们也无法论证，也只有听之任之。
后来典狱长又给我们送来一顶草帽、笔记本、铅笔、一双布鞋、短裤、肥皂等等东西。
又过了一天，事情总算公开了，我们的确是外出参观。一共是六个人，其中有一女同志。我们左口袋上方，别着一个红色的参观证，坐着中型面包车，一位省公安厅干部、典狱长、一位医生，陪同我们。
我们参观了“十月农业社”、“华东水利学院”、“南京博物馆”、“玄武湖公园”，“南京机床厂”、“南京中央商场”等单位，历时一个多月。
每到一处，该单位的书记，或者厂长，或其他的负责人来接待我们。大多先在他们的会议室内向我们介绍该单位的情况。以后陪同参观，参观后还要我们在留言簿上留言。
在南京博物馆，看了两台清朝的闹钟，它们是外国朝贡的。每当时针到点，就会发出音乐。有一台在音乐声中，钟顶有两只白鹤展拍着翅膀。另一台是在音乐声中，几个人物进进出出。在博物馆的留言簿上我写着：“以往有人认为中国没有奴隶社会，但在博物馆内却展出奴隶社会的情景。”
参观南京中央商场时，响导是我认识的，“五反”时一起工作过的店员——图书文具业的打虎队大队长，现在大概是文具业工会的领导人了。他大概有所回忆，老是望着我。我感到尴尬，于是我对典狱长说：“不要响导了，我们自己能看”。这位响导离开了。
大概事先有所安排，营业员介绍产品时，总要强调这是“国产的”。他们也许在尽对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义务。
参观“十月”农业社时，田中劳动的社员给我们唱歌欢迎。大概他们不知道我们是犯人。如果已经知道，那歌声不会从他们口中出来。也许出于“礼貌”，他们不至于骂人，但决不会这样“热烈”欢迎的。
在“十月:”社吃中餐。我们吃的是领导带来的面包，我吃了半个面包就不吃了，公安厅干部叫我再吃，他说：“在厂里你能吃几斤，今天吃这点点就够了？”的确，我怕吃多了，而让他们挨饿。
我们那位女同志一定要看看托儿所。孩子们一见到我们，拍手喊：“阿姨好”、“叔叔好”！那位女同志不知是高兴还是难过？眼中闪烁着泪花。也许一个做母亲的人在想念她自己的孩子；长期的牢狱生活，长久远离自己的骨肉，如今不能不触景生情哩！
参观结束回来时已是“七一”了。领导要我们写参观总结，写写自己在参观中的收获，其中当然要联系自己以往的托派观点有哪些改变？
公安部的干部也找我谈话，他说中央对我们很关心，希望我们能早日争取做新人。
总结写好后，我们就回新生砧瓦厂了。孙钰华也不回龙潭采石公司，留在新生砧瓦厂劳动。
我变得又白又胖，几乎成了两个人。这是可想而知的：一个长时间干重体力劳动者，一旦不劳动了，坚实的肌肉就会发松。加上生活好些，精神愉快些。但力气不如以前了，过去我烧窑时，一口气能向炉中投200斤炭，现在连续投100斤，也感到吃力，汗流浃背，而且呼吸急促。厂里管教干部也知道这个情况，要我们慢慢来，重新锻炼。
在新生砧瓦厂，我接到周丹萍的来信，信笺上盖着家乡乡人民政府的公章。她要求同我解约。我们是在解放前订婚的，是父母包办婚姻，我本来.就不同意。所以一直没有放在心上。我立即给她写了回信，我说：“想不到你还在等我，实在抱歉。你赶快去走自己的路吧！”
社会上的政治风暴对劳改队的影响是很大的。
“反右”开始，厂领导组织犯人开座谈会，要犯人谈对共产党和政府的看法，要大家畅所欲言。我们从报纸上看到，社会上一些知名人士，对共产党提了很多意见。兴农参加了座谈会，他真的毫不顾忌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说：共产党人说话不实事求是，关于南斯拉夫，过去说铁托是叛徒，南斯拉夫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最近又说南斯拉夫在坚持社会主义，铁托又成为时代英雄。到底我们应该相信过去的说法，还是去相信现在的说法？运动接下去是“反右”。那些“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人，被打成“右派”。还好，兴农已是犯人，他的意见也没有再加以追究。
56年下半年，南京公安局干部，同我谈过好几次话，问我能干些什么？如果担任教师，能教什么课？我猜想政府要着手处理我们的问题了。
57年9月我接到通知：星期六去南京文教局报到。到了星期六又说文教局在开会，星期一去好了。到了星期一又通知说：你们暂去长江砧瓦厂就业，说我们被“假释”了。
“假释”也是释放。当然高兴，但又要去劳改单位就业，使我们有些头痛。当时我没有提出回乡的要求，现在真有些后悔。没有要求回乡，而在劳改单位就业，一等就是二十多年。也许就是要求回乡，也不一定照准。那时候我们有这样想法：犯人释放立即回乡，有些狼狈，就业后可积蓄点钱，穿着也可以象样些，在面子上也可以过得去。
释放了，虽然还生活在劳改单位，但总是自由些。当你是个自由人时，你不会去想失去自由是怎么回事。当你生活在幸福之中，你不会感到幸福。你总是认为那是很自然的事，好象人的生活本来就应该如此，所以也不珍惜。当你一旦生活在不幸之中，你会立即感到痛苦，感到过去的幸福生活之可贵。所以民间谚语：“活在福中不知福”就是这个道理。我尝够了失去自由的滋味，什么时候该笑，什么时候该哭，你都要听人家的，连唱歌都要受到限制。有次我突然心血来潮，唱起了《热血歌》：“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做马牛……”被别人汇报给政府，几乎要受处分。
释放了，我步出了厂门，深深地吸了口气，精神上感到一些轻松、舒畅。伸了伸几年来一直被压缩着的身腰。
政府发给的“假释”证57年3月签暑的，而我们拿到手时，已是九月。我想其中有些变故，什么样的变故，我们无法弄清楚。
五、场员生活
“假释”书上写得够好的，说我在劳改期间思想有所悔改，劳动积极，红旗竞赛中连续得奖。我暗暗好笑，直到昨天，我们的队长还说我思想反动，说我顽固不化哩！在劳改队的确有竞赛优胜奖，但我什么也未得到，人家一月拿10—15元的生活补贴，而我只拿3、4元。那时候我也只有望钱兴叹而已。想不到竟有这些冠冕堂皇的评语。真的是：“踏破铁鞋无处觅，得来全不费功夫”。我有意识的将这“假释书”给那些政府认为的积极分子看，我想他们也会有所联想。
长江砧瓦厂座落在长江北岸的卸甲甸，在大厂镇附近。据说卸甲甸是楚霸王卸甲放马的地方。大厂镇是有名的永利宁厂（化工厂）而得名的，“大厂”指的是永利宁厂。
长江砧瓦厂的刑满人员留场就业部，的确有些自由气氛。八级工资制，最低的一级，工资为24元。场员大多数是三级，拿36元。厂中也有工会组织，没有戴“帽子”的可加入工会。我们都被称为“职工”，有职工工作证。职工真的象一职工，外出时皮鞋大衣，留着分头。晚上也不要坐两小时学习，可以自由外出看电影。我散步在长江大堤上。我和兴农大都在晚上散步在长江边上，看着滔滔江水，对着夜空，昂首高歌。
我被分配去炼焦车间，每天和炼焦窑打交道。
新职工的工资，要由小组评定，再由领导审批。
几个月以前，由于新的工资制度刚刚实施，留厂人员，一般都是三级工，我来这里，不了解情况已有所改变，职工的工资高了，给厂里造成过多的支出。而且在某些干部的思想感情上通不过。因为这些从劳改这来的人，工资超过某些干部的工资水平，这怎么能使这些自以为高人一等的人心甘情愿呢？所以最近厂方已有压缩工资的趋势。我和兴农在新生砧瓦厂时，拿的是四级假定工资，在这里按理应评为四级工。在我们的坚持下，我们为四级工被小组通过了。我们的组长还是一级工，心中当然不舒服，但他不当面反对，他也采取劳改队积极分子惯用的技俩，加油添醋地向队长汇报。我们的队长也是不做“细致”思想工作的货色，也是靠汇报过日子的。第二天我们正在劳动，队长来找我们，他怒气冲冲地，一开口就来个“训斥”：“你们为什么闹工资？”我和兴农被这个初级的官僚主义队长弄糊涂了，异口同声地问：“你说谁闹工资？”队长接下去还是训斥。这种作风好像已成为劳改队中干部的工作习惯。他们好像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出同我们的差别。什么“耐心教育”、“耐心说服”，不过是漂亮话而已。摆摆老爷式的架子，才能表明自己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界限清楚。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我们，当然不吃这一套，立即和他争辩。这更使他怒火万丈，我们更其是“造反”了。他大概是第一次遇到像我们这样的被领导者。他说：“你们回去好了！”我们问回哪里去？如果是回老家，请给手续。他恼火透了，叫我们跟他走。
“去哪里？”
“去厂部！”
他说非将我们拘留起来不可。
到了厂部，他到里边去了，我们等在外面。等着等着，老半天见不到他的影子。我们不理他了，回到自己宿舍。一天、两天，我们九天不上工。乘这机会，我们去大厂镇、浦口玩玩。到了第十天，厂部干部来找我们谈话。他倒和气些。我们陈述经过，说不上工的原因是等待队长给我们办理回乡的手续，因为队长叫我们回去。干部说这是我们误解了，队长不是叫我们回老家，而叫我们回宿舍。为了免些是非，少些麻烦，我们写了检讨。后来继续上工劳动了。
事实上，厂部压缩工资已付诸行动了。他们召开大会，对一些违法乱纪的职工，以降低工资的办法处理。就是最高等级的，每月也只能拿15－16元，就是说这些人只能拿到最低限度的生活费。
共产党的政策有人说是摇摆不定的。一些事实总让人摸不着头脑。56年，劳改单位大力实施所谓“人道主义”，对刑满留场就业人员，他们的工资分为八级，即同其他非劳改单位——厂矿一样的八级工资制。建立工会，称就业人员为职工。到了58年，八级工资制没有了，职工大多送往农场，“职工”改为“场员”，工会也无影无踪了，也没有职工那样自由了。一切又变成原来的样儿。
57年年底，长江砧瓦厂五、六百职工，调往苏北农场。苏北有“民新农场、”“新荡农场”、……这些农场本来总称为“建设农场”，后来分为五个农场。
我和兴农也是被调人员。我们乘坐内河船队去苏北。
这几天刮着寒冷的北风，天气阴沉。我们的心境也像这阴沉的严冬日子。船队静悄悄地航行着，没有歌声，也没有笑声，也没有喧哗声。
在途中我曾写了首诗，现在记不清诗句了，大意是说：在这阴沉的日子里，我们航行在苏北，平原上是刺骨的寒风，悲愁的心境，前途如这次航程那样渺茫，何处是我们的归宿。
为什么说：航程是渺茫的呢？因此每次调动，政府是不告诉我们调往哪里的。我们是瞒着双眼被牵着拉磨的驴子，转呀转！转到哪里就算哪里。
从“大有舍”登岸，要步行到农场。我被分配去民新农场三大队。兴农去四大队。皮箱压得我透不过气来。目的地又如此的遥远。生活在江南的人，真的连作梦也不会梦到，在苏北竟有这样一大片空旷的土地，人烟稀少。走了好一回，才看一堆房子，这就是农场的房子了。
在民新农场，冬天是拾棉花季节。我们都投入抢拾棉花。每人有两个花袋挂在身上，一个花袋可以放四、五斤棉花，如果两个花袋拾满了，可以到田头过秤，然后将花倒入大袋。长江砧瓦厂来的，上半月的工资还是长江厂的工资标准发放的。因此我们这些人，上半个月的劳动都是马马虎虎的，一天拾满两袋就算了，多了的送给了老场员。拔棉梗时，我错拔了别人的，也就算别人的了。想不到在年终评比会上，有人竟给我提“不计较工分”的优点来。我也只有在肚子里笑，我们是拿固定工资的，还计较什么工分呢？
后来，我的工分老是达不到标准，每月拿照顾工资：14元。由于收入不多，生活更清苦了，老场员每顿吃一、二角钱的荤菜，我则吃三分钱的青菜，一月的伙食费不超过七元。有时候还给家中寄三、五元，那么，那个月的生活更清苦了。
这里的葵花子很便宜，一角四分钱一斤，我时常买它几斤，上工吃，下工吃，硬是将香烟戒掉了。
据老场员们说：他们来得很早，是治准结束后来这里的。当时这里是一片芦苇滩，一望无际的芦苇。他们住在芦席搭的棚子里。每天的任务是割芦苇。每个中队的住处竖一面红旗，以免下工的犯人迷失方向。在割芦苇的劳动中，不知多少次，手脚被芦苇割破。睡铺底下就是水，到处是水，但吃不上淡水。有时候还吃不上饭。他们说我们现在来是来享清福的，如今住的是瓦房，饮的是井水，睡的是高铺，吃的是大米饭。
据说在51年冬天，他们中队一下子死去一百多犯人，一天里活活被冻死的。那天，中队动员场员去大有舍米厂背米。早上去时，天气还比较暖和，回来在半路上，刮起了东北风，接着是毛毛细雨，寒流突然袭击过来。这些人都是从福建、浙江过来的，没有经历过这种奇冷的生活，衣着又不多。除了几个一口气死命跑回场的外，其他一百多人就冻死在途中。
56年开始这里实施计件工资，以完成多少计算工资。这个制度，激发了场员的劳动积极性。他们拼死拼活地干活，每月可拿到七、八十元钱。我们去时，这个制度虽然还在，但工分值已降低了，每十分工分本是九角钱，降为七角二分钱。而且也不是以往不封顶——开放性的。如今规定平均每人工资是多少元，由这个数任场员依工分多少而分配，总工分越多，工分值越低，结果是工分是多了，但钱拿得少了。这样一来，场员又不肯多干了。
我们中队福建人特别多，过去称为福建大队。这些人十分富于同乡感情。他们都知道自己是他乡之客，有必要相互照顾。如烧东西吃时，不管你有钱无钱，都有一份。
这里的花生米很便宜，四角钱一斤，我每天上工时买它一、二角，吃了后，到中午也不知道饿。卖花生米的都是当地的老百姓，妇女、孩子占多数。他们天一亮就来了。
打野兔的也很多，一头野兔只卖八角。
这里场员曾大闹“迁返”。的确，谁不想回家呢？报纸上、电台时常宣传说流亡在台湾或海外的大陆同胞，日夜思念家乡和亲人。但人们却忘记了，这些刑满人员，也有一颗活生生的心，有血有肉的躯体，难道他们就不思念自己的家乡和亲人么？但他们捞不到回乡的机会。长时间、无期限地生活在农场，在劳改单位。他们说劳改有期，而留场无期。他们曾给毛泽东和党中央上书，有的将自己的老迈母亲接来，恳求农场领导，让自己的儿子回乡生产，并奉养老母。非但没有得到迁返的目的，反而受到批判斗争，甚至给以“劳动教养”的处罚，罪名是无理取闹。
我也参加过批判他们的大会小会。领导要我发言，而我能说些什么呢？难道我自己就不想回家么？谁都有个家。我在农场等了几十年，知道闹迁返的从来未停止过，不过方式有所改变而已，有的消极怠工，有的采取逃跑，逮住了被扎上大镣，或加刑。每年年终思想总结，领导都要我们检查是否有逃跑思想？是否安心留场。虽然我们有要求回乡的思想，但在每个人的总结上，几乎都上：“爱场如家，安心留场”等字样。
过了那个冬天，农场的工资制度又改变了，改为“三包一奖制”：即包成本、包劳力、包产量，完成或超额完成任务的得奖。但我没有继续参加农业劳动，所以实际情况无从知晓，据说也没有好结果，最后是不了了之。
我被调往四大队窑厂，又去烧窑了。
窑厂的中队长对我很好。因为他看过我“假释裁定书”，又知道我识几个字。他时常跟我学数学、物理。虽然他是个老头，刚上过速成中学，求知欲很高。但由于我的劳动紧张，也没有精力应付。后来他离休回乡了。
窑厂的生活当然比农业劳动要好，粮食定量也多，工资也高些，而且也比较自由些。离集镇较近，老百姓来卖吃食的也多。我又学会建窑技术，烧窑技术也得以发挥，因此心情也较舒畅。
58年大选，选民名单公布时，没有我的姓名，我去找老队长，询问为什么没有选举权，我出身地主家庭，但我的成份是学生。经过老队长工作，我拿到了选票。事实上参加这样的选举有什么意思，一切都事先被安排好。每个选民拿到一张候选人的名单，我们只能在这名单上画圈圈，表示同意哪位。这些候选人我们一个也不认识，他们是干什么的，个人品德怎么样？这就是中国式的民主！八月间，我们又突然得到通知：要调离民新农场，到哪里去，还是不知道，传说是去工业单位。要调动的信息早已有了，这也许人们愿望的反映。
我们从长江砧瓦厂来的五、六百人，有的由于生活的改变，重新走上犯罪，有的自杀了，有的逃跑了。我们这些可以说是安分守纪的人，的确要换换环境。这一天总算到了，虽然情绪不安，但还是愉快的。
在民新农场，我们经历了大跃进的历程，社会的运动也反映到农场里来。在四大队，召开了“摆擂台比武”大会。每个单位都派代表参加，在大会上“打擂”。如棉花产量，有单位说保证完成年产1万5千斤子棉，争取2万斤。这是亩产呀！有代表说：“我们保证单产1万8千斤，争取2万2。”接下去发言的，提出更高的产量。真的是“站着说话不知腰痛”。那天我正好值班没有去，这些数字是参加“打擂”的回来告诉我的。我说：“你听错？”他说：“不仅听见，同时还看过他们的挑、应战书！”我说：“棉花哪有这样高的产量，每亩广300斤子棉已是高产了。亩产2万斤，连同棉田里的泥土一起过秤差不多。”他说：“你找死啦！怎么能这样说呢！现在是大跃进呀！比的是气魄，比胆略呀”！我还是不懂，但比刚才清楚一些：所谓“大跃进”就是要不着边际地喊空数字，互比吹牛，牛吹得越大越好。但我还是伸了伸舌头，感到那句“将泥土一起过秤”的话，可能会使自己遭殃，又要祸从天降了。还好，这位老兄并没有去告发我，还让我平安地过去。
大队的比武大会开了以后，接着是中队的比武会。每个小组要在中队会上表态。我们小组叫我上去发言。我计划好了在后面发言，我上去发言时，知道了他们的指标，我提出比他们都要高的数字，真的是“一鸣惊人”，这样高的产量“保证”，搏得了全场雷动般的掌声。走下讲台，我还是迷迷糊糊的，不知自己在干什么？为什么这时代的人，这么喜欢谎言？说谎的人心不跳而脸也不红，而听的人也感到很自然，没有感到半点尴尬。真的时代的悲哀！会议最后由中队长总结，他表扬了我们，将这些“空炮”说成是有胆略、有魄力、有上进心的表现，他要求我们彻底解放思想，力争上游。好像说我们牛吹得还不够。最好是能向大会“保证”，明晚将天上的月亮摘下来。
大跃进时，我们的确闹了许多花样。天天开夜班挖河，这叫“一天等于二十年”，人人弄得筋疲力尽。于是不知谁想的主意：挖一点点土放在反过来的箩筐底上，抬土的口中高喊号子，就是不走，老远地方去听，这些人干劲冲天；老远去着，他们抬的是满满一筐土。
割黄豆时又开夜班。但人们都躺在田里，有的还呼呼大睡。领导好像.也知道这种情况，也是无可奈何。为了紧跟形势，也不得不应付局面。
大家都好像心安理得地过着这互相欺骗的日子。
原来由长江砧瓦厂调往农场的人，现在又调离农场。
兴农他们调回长江砧瓦厂，而我和其他人调往盐城炼焦厂。这是由于大炼钢铁的需要。
盐城炼焦厂属于盐城钢铁公司，这公司是大跃进的产物。没有正式厂房，在水稻田里搭了几座三角棚子，作为我们的厂房、住房。厂部办公室设在民房里。炼焦厂有总厂和分厂。我被分配到分厂，任务是打砧坯。来日烧砧建厂房。
这里的干部，大多是从商业局调来的。他们没有带过犯人，也没有带过场员。因此他们对待我们完全如对待工人一样，一点儿没有歧视。小组长、小队长晚上开会，吸干部的香烟，烟吸光了，干部同我们一起在拣烟屁股吸。会到九点，就要吃夜餐。关于工资、劳动时间，都同我们在会上讨论决定。队长称呼我老黄、老陈.……有时喊我们小组长、小队长。我们解除了政治上的压力，虽然工资少些，但也是愉快的。
冬天，天冷了，领导还帮我们做棉衣，不收布票。
有次，职工家中来信，信封上的邮票掉了。干部立即找这位职工解释，说邮递员送来时就没有邮票，叫他不要误会。为什么我要记述这件小事呢？因为，多少年来，我们的通信是没有自由的。就是刑满留场人员，我们的信件也没有谁来保证不被拆阅。检查信件对我们来说也已司空见怪了。而炼焦厂的干部，这样尊重我们的人身自由，尊重我们的人格，怎么不令人感动呢？
可是我们后来也有意见，连续三个月不发工资，我们连零用钱都没有。
分厂撤销了。我们同总厂合并。我开始烧砧窑。大队长是带过犯人的，在他的影响下，其他的干部对待我们的态度就同以往不一样了，也有了劳改队的味道。元旦休假，也要集中工具，借口是清点物资。我们一清二楚，劳改队或场员队，逢年过节，都是要集中工具的，以免犯人或场员闹事。
我们烧窑人员中，有个老头奴相十足，逢迎干部，旧社会那一套都使用出来。早上他休班时，去集上替老队长买油条吃食，又买这买那，好像就是队长私人伙计，我看不惯这种作风。厂书记来到我们窑上，我就将这个情况反映给他。大概书记对队长谈过这事，队长对我们做了解释，这类买东西的事就不再发生了。
在盐城炼焦厂生活了七、八个月，我们又奉调了。这时，我家中来信，要我回家。我找队长谈这个问题，我说我要回家，这次不能再服从调动了。队长找我谈了几次，最后一次他说职工是要服从国家统一分配的，如果不服从是要强制服从的。我理解“强制”两个字的含义。想想，回家是件不容易的事，最后还是服从了调动。
这次我们调往大中农场。
又是农场。
大中农场位于东海之滨，大丰县东北，原来也是一片荒地——盐碱地。我们来这里的目的是修建盐场。
车到大中农场，巳是晚上八、九点钟了。东西收拾好后，立即开饭。什么饭呢？玉米稀饭，稀得可以当镜子照。我吃了半碗，半碗倒入洗碗桶里。据老场员说，这还是特别优特我们的。第二天我们就吃豆饼稀饭了。中午吃的是豆饼干饭。豆饼有点像牛肉片，我们开玩笑说：我们过共产主义生活了，可惜只有牛肉没有土豆。赫鲁晓夫不是说过么？共产主义生活是土豆加牛肉。
关于玉米稀饭，我在南京念书时遇到过。那天外出测量实习，见到一老百姓家在熬浆糊样的东西，我问：“这能喝吗？”同学说这是他们的主粮。我伸了伸舌头。想不到我也要以“浆糊”做为主粮了，而且还是“特别优特”的呢！
我们的口粮是定量的。但是在抢种棉花时，我们另外加了碗豆饼饭。我们以盐城炼焦厂来的人，连本分都吃不了，谁还要加饭呢？我们将它送给老场员吃，他们十分感激。但是不到两个月，我们自己也嫌口粮不够了，也只有“瓜、菜代”了。
在大中农场，最使人头痛的是每年防汛保堤。大雨滂沱，狂风怒吼。不管白天黑夜，有命令我们就要向海堤出发。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夜，我们要挑土修堤，还要面对干部手中的枪口。在这所谓战斗时刻，谁也不敢怠慢，否则将以“反革命论处”。我们往往弄得精疲力竭，浑身湿透，肚子又饿。这真的不是滋味。现在回想起来，也有些不寒而栗！
有次刚值海堤抢修完毕，在回队途中，来了台风——14号台风。马路上积水尺余，只得在四大队避风避雨。在深夜，四大队接连发生房屋塌倒。风声、雨声、房子塌倒的轰隆声，真的是一部惊天动地的交响曲。我也只有抱着听天由命的念头，躺在铺上。
如今是这样的厌恶大水。在童年的时候，当大雨淹没家乡的土地时，我家的院子里也会积水，不理睬母亲的责斥，用木片做成小船，在水中嬉戏。但往往玩得正高兴时，院子里水退去了，我因此而感到扫兴。
一头小牛犊，总是跟着拉车的母亲东跑西跳，要它安静地在牛棚里躺着是不可能的。虽然你告诉它将来有它拉车的时候。到它要拉车的时候，它又会抱怨“安闲”是多么的不容易得到。小孩子也一样，在大人干活的时候，他也总是喜欢东动动西摸摸，叫他坐着不动，也是不肯。到那一天，真的要他去担当劳务时，他又怨天尤人，.感到劳累不堪了。
建盐场的计划破产了，原因是进不来海水。改种水稻，也失败了，没有淡水。化了巨额资金的基本建设报了废。我问队长，这责任应由谁负，他答不上来。最后还是种植棉花、玉米、黄豆和小麦。
大中农场的土地变化很快。我们来时，一亩地还能打一、二百斤麦子，几十斤仔棉，当我们要离开时，大多的农田翻了碱，变成白茫茫的不毛之地。
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们生活得十分艰苦。口粮很少，一个月吃十八斤粗粮。为了填饱肚子，用野菜、草根和着玉米粉当主食。我们自己到处挖草根找野菜吃。一种叫“土当参”的草根，味甘但有一些药气，我们不仅熟吃而且还生吃。每个场员上工时都带着一个口袋，收工后，到处找食，连胡萝卜缨子，也不放过。由于粮食不足，营养缺乏，多数人得了浮肿病。一个大队，有两个中队是病号。
那年冬天，我们一天只吃两餐。一餐是胡萝卜稀饭，另一顿稍稍干点，里边有几粒黄豆。晚上临睡时喝一杓豆浆。
劳动力都瘫痪了，谁都不想干活。冬天有割草任务，领导为了刺激场员积极性，规定割草超过500斤，第二天奖给干饭一碗。我负责过秤，谁能完成这个数字呢？有的割了一、二百斤就去找野食了。为了照顾一些年老体弱的人，我私自将他们割草的数草多记一些，达到500斤，使他们能多吃一碗饭。日子长了，割草在账面上数字不少，但草堆增大不多。队长发现这个问题，过来问我：“割的柴草哪里去了”？我说：“在堆上”。“怎么还是一点点呢？”我说：“加工厂家属哪天不来搬.！”队长不再说话，只是“哼”了一声。第二天就撤了这过秤的好差使。
就是那年冬天，祸不单行，我病倒在床上。半夜忽听到：“救火，救火”的喊声。我从睡梦中惊醒，后窗巳映来通红的火光。不好了，伙房失火。大火很快漫延开来，我住的宿舍也着了火。我们的宿舍都是用麦草盖的，一烧就着。我立即起身，振作精神向舍外搬东西。噼啪的燃烧声，人群的唤喊声，混成一片。我冒着滚滚浓烟，三次进出宿舍，连别人的东西都帮着拿出来，棉袄背上着火，大队长替我扑灭了，等我想起自己还有一只箱子在架子上时，房子巳被大火吞没了。箱子早已化成灰烬。可怜我多年积.蓄，付之一炬。箱中的新衣服，是打算有一天回家去穿的。我翻着已成灰烬的衣物，眼中充满泪水。正当我心中难受的时候，一位场部的干部还怀疑我在搞破坏哩！真的只有天知道。这些人永远忘不了阶级斗争！
我们的大队长真是位好干部，在这严冬深夜，北风凛冽，他只穿一件棉毛衫，一条棉毛裤，站在围河的坝头，一直在喊：“快救火呀！快救火呀！”声音嘶哑了还在拼命地喊。他忘却了自个儿的寒冷。
第三幢宿舍在场员奋不顾身的抢救下，免遭烧毁。他们用自己盖的棉被湿了水覆在房顶。
在这场大火中，涌现了不少抢救人民财产的英雄好汉，但也出现一些趁火打劫的流氓。他们趁大火之际去抢拿别人的衣物。供应站里的商品，也被他们抢偷了不少。第二天我也发现我搬出来的东西，也被人拿走了。还有人在大火的余烬中烤胡萝卜吃哩！他们始终没有忘却自己的肚皮。
我们又调动了。我们在支援种植水稻的名义下调往苏北方强农场。
调动前，我们小组杀了一只自己养的山羊。烧羊肉的柴草，是房间里睡铺上的竹片。这也是场员们的心理反映。由于消极怨愤，谁还怜惜这些所谓“国家财产”呢？烧吧！烧它个精光！
在这个农场我也自个儿养了一只山羊，它很爱清洁，纯白的毛，很讨人喜欢。调动了，羊怎么办呢？有人要买，但价格太低，我不愿意卖，于是随身带往方强农场。
离开大中农场时，我写了首诗：
忽令即刻上征途，行装已就马踌躇；
寄问家园何处是，中天明月照荒漠。
虽然我写不好诗，不懂古体诗的规格，但它是我当时心情的反映。许多年来，调来调去，何处是最后归宿呢？月光下的荒漠是这样的辽阔无际，如前途样的渺茫！
这些就算“诗”吧！在南京看守所里，我也写过一首：
飞雪北风归鸦远，白壁孤灯铁窗寒；
独坐牢房怀旧梦，家园老母嘱黄昏。
在大中农场的那年七月七晚，我也写过一首：
今夕织女会牛郎，烟雨风波断鹊桥；
天公何日才作美，相逢无需路迢迢。
这些诗无疑都反映自己思乡及想念亲人的情绪。
方强农场也在大丰县，位在大中农场的西北。种植的都是水稻。我们中队100多人，种3000亩。
苏北农场的田亩，都是条田化。一块条田，长有1000米，宽50米。条田与条田之间是进排水渠，条田头部是进水总渠，条田尾部是排河。
大队与大队之间以排河为界。一个大队大都分为三个中队。条田由东向西，编号为：一号条田、二号条田……一直到二十号。这二十个条田由三个中队分种。每个中队有自己的房子。房子四周有围河，围河只有一个通道，称坝口。劳改犯居住时，坝口还设岗哨，犯人进出都要向岗哨报告。这是为了防止犯人逃跑。
因此，苏北农场的田亩都整整齐齐，住房也按规划建造。不像我们家乡，村庄和田地参差不齐。
在方强农场，我才正式学会插秧，而且成了中队的插秧快手。
我学会了以大镰刀割稻。家乡割稻用的是一种短小的“稻镰”。
这里鱼很多。有许多水塘，休息天组织几个人去把塘里的水弄干，就可以捉到鱼了。当时可以把这些鱼卖给别的场员。
几年所谓：“自然灾害”，吃不饱，营养不足，我曾被弄得骨瘦如柴，皮包骨头，弱不经风。来方强农场后，就尽量弄吃的。大米一元一斤，每晚在饭后的七、八点钟，都烧一斤大米饭来吃。我们曾施行保留工资制，年终可以全部拿来，大约百元多一点。这些钱被我几个月补贴光了。我的身体因此而复元。人家开始叫我小胖子了。我的身体一直保持“小胖子”状况。这个雅号也一直保留到我离开农场，回到家乡。
一个人没有经历过饥荒，是不会理解饿肚皮是什么滋味？尤其是长年吃不饱的人的痛苦滋味怎样？
饥饿是无情的，它会使一个人不顾一切的去弄到食物。对于一个意志不坚定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场员会不顾农场的制度、国家的法律，如不上工，私自外出去买周边老百姓的食物——黄豆、豆饼、胡萝卜、山芋等东西。队长知道了要批评要处罚，但谁理这些呢？有人去偷窃粮食仓库，偷吃农作物。一块田的玉米被偷吃光了。重新犯罪的人不知有多少！其中有逃跑的、久出不归的、在外流窜作案的。在我的年终总结上，也都要写上：“时常私自买老百姓的食物吃”。
早在大中农场时，我打过报告，要求回乡探亲，但都没有批准。原因是政府认为乐清是前线。不能让一个曾犯过罪的去前线。来方强农场以后，我又打报告请假，天大的喜事，总算批下来了。假期还得特别照顾，批了二十天。
我的准假轰动了整个中队。人们奔走相告，时刻作为谈话资料。大家都为我高兴。
当我拿到准假条后，当晚就去场部招待所住宿，归心如箭呀！“归心如箭”，只有如我阔别家了二十多年的人才会有深切的体验。回乡探亲是多么的不容易呀！不像社会上的自由公民，只要有钱，有时间，今天去哪，明天去哪，都可立即如愿。而我们呢？自由则握在别人的手里！
多年未见过世面，什么都是新奇的。但一路上很怕和别人谈话，和人家谈话时总要回答一些令人尴尬的问题：哪里来？哪里去？在何处工作？我真没有勇气说自己在劳改场就业。如果我真的这样老老实实地告诉了别人，也许会立即受到冷遇。人家将会像躲避瘟疫一样地避开你，这将是何等的难堪！上街买物，也显得胆怯，老是有低人一等的感觉。
到上海后，我买不到去温州的船票，只得买去宁波的船票。我第一次到宁波。虽然它是一个著名的城市，但我无心欢赏宁波的风光。一上岸，立即雇了辆三轮车去汽车站。车夫问我去南站还是西站，我无法回答，只能说是开往乐清的车站。
到了南站，去乐清的车票三天前已卖光了。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个很大的打击。举目无亲。又不能在宁波等待三、四天。我的假条写的是“刑满留场人员”，这个“派司”是不受旅馆欢迎的。犹豫了片刻，决定硬着头皮去找车站负责人。我找到了汽车队队长，亮出了自己的准假条。这时候如民间谚语所说：“卖花生不带秤，论堆了”。他看了准假条，就立即同意我上马上要开往乐清班车。他代我买了车票，临走时还吩咐说：“汽车是对号就坐的，你是超额票，没有座位，先找个空位坐上再说。”我心中十分感谢这位队长。天下还是有善良的好人的！他的美举，至今我没有忘怀。
我也是第一次在这条线路上旅行。汽车要翻过三、四个山头。上去时，汽车的速度很慢，不断地哼着粗气，老半天才绕上了山顶。向下望去，公路如黄色腰带，紧紧地一圈圈地捆绑着山腰。汽车下坡，心向上提着，这是离心力作用的缘故吧？汽车驶下山崖，公路正在铺浇柏油，有些地方，很不平坦，汽车颠簸得厉害。
车到乐清时，我要求司机补买去柳市的车票，司机仍旧叫我坐着，没有要我补票。车到柳市，许多人纷纷下车，我还犹豫不决。因为我弄不清这个车站是否就是柳市车站？江山依旧，面目全非了。我记忆中的柳市不是这样。直等汽车又要开动了，我才喊下车。这迟疑的行动，挨了同车旅客的批评：“这么大年几的人了，还不知道到站下车！”谁能理解我呢？一个阔别了家乡的人，怎能立即将家乡的现实与自己的记忆联系起来呢！我也只有默默无言地跨下车门。
我一到家，母亲十分快乐，快乐得掉下眼泪。我的眼睛也充满了泪水，我弄不清这是高兴的还是悲伤的泪水。弟弟已有一个胖小子坐在摇篮里，他歪着脑袋望我，他弄不懂哪里来的陌生人？我抱了抱他，亲了他一下，一股暖流从我全身流过，是的，从这孩子身上，我看到了这个家庭的希望。
屋里立即围上乡邻。他们好像在看刚过门的新媳妇。我分给每个孩子两块糖果，给每位大人一枝烟。屋子里是一阵阵的欢笑。
到家的第二天，屋后的大场上要放电影。我主动帮助清理场子。妇女们在指手画脚地在谈论我。事后有人时我说：“她们说你清理场子时挑担子，真的如电影中的，跑得快，干得欢。”我笑笑。我想二十多年的体力劳动，我不再是一个手不能提篮，肩不能挑担的书生了。
我又参加了大田劳动；又上山去打柴；自己编打草鞋。这些行动，受到了村大队长的表扬。
假期只有二十天，而我在家已四十天了。我还是不想离开。
一天晚上，村书记找我，他要我立即回农场去，再超假，说他们不好交代。我答应立即回去，不给他们找麻烦。
又别离了，真叫人伤心。见到母亲忧伤的脸色，我的心如刀割。那一夜母亲一直没能睡着，对我说这说那。他老是抱怨我为什么不好好念书，去参加什么党，什么派的。她说自己老了，我应当奉持她几年，她死也瞑目了。虽然我再三说我会回来的，她还是说个不停。最后我说：“你当我十几年前已经死了，不是就完了吗？”她被这话镇住了，再也不说话了。现在想想，这句话是多么的严酷，多么狠毒。它好像是一把带毒的利剑，刺透了母亲的心。“死”镇住了母亲，叫她不再开口。“死呀！”曾给母亲带来过多少悲痛，十多年前，她的亲人相继悲惨地死去。泪流干了，心痛得淌血！十几年后的日子，我又以这个“死”来揭开这个悲痛的疮疤。母亲不作声了，但她的心又在淌血。
弟弟送我到温州。坐在候船室里，我再也不敢多看他一眼。我一看他，眼泪会立即从眼眶里涌出。我默默地坐着，弟弟也默默地坐着。虽然有千言万语要说，但谁也不开口。弟弟撕下日记本，给我写了一首诗（我记不起内容了）。我还了他一首：
鹿城三月风满楼，瓯江黄水随潮流；
无情最是连绵雨，打得桃花满腹愁。
轮船在汽笛声中离开了码头。人们在招手，在凝望，在流泪。人生最难堪的不外是生离死别。
江水东流，轮船东去，江岸被丢在后面，家乡隐没在远方。接着是连天的海洋，起伏的波涛，伴随着海鸥飞翔。游子的心，也如海浪一般起伏着，也像海鸥依恋船只一般的依恋着家乡。
又一次别离。
当汽车进入农场的圈子时，我的心情又沉重起来。即将重复的又是那没有多大自由的生活，又是那充满着敌视、猜忌、相互提防的生活。
回农场后的一、二个月内，我老是想家，想念亲人。但我又相（？）想，因为随着思念，又会是满眼的泪水。我是常在恍恍惚惚中过日子。
1966年春天，我们又调动了。这一次是去苏北最大农场——洪泽农场，它位于洪泽湖的西北岸，靠近安徽，方圆八十华里的范围。四周围着堤坝，堤坝外面又是人工围河，真的像古代西方的城堡，一个独立王国。汽车路通到场门口的大桥边——“车路口”。从泗洪坐车到这里，要跑四、五个小时。这去谁曾想过，江苏这个所谓人口稠密、面积不大的省份里，竟还有这样一大片一大片荒僻的平原。
来到洪泽农场后，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揭开了：小组讨论吴晗的《海瑞罢官》。谁也不会想到，这场所谓学术界的争鸣，竟酿成一场史无前例的十年灾难。
我也经受了这场灾难的“洗礼”。
社会上刮什么风，农场里会下什么雨，人们都强调说农场不是避风港。当我们小组讨论吴晗的《海瑞罢官》，场员当然谈不出什么深奥的见解。这些社会渣滓，只能是人云亦云，只能有一些道听途说、一知半解的发言。而我也不愿意在这些场合发表自己的看法，应付过去就算了。
不谈那些别有用心的政治“阳谋”问题。他们当然有目的、有步骤地将运动推向何方。自批判《海瑞罢官》开始，一直到后来的“破旧立新”行动，他们都是站在虚无主义的立场上对待问题。
就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除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外），是一部血淋淋的剥削史。但是各种社会制度在历史上存在是一个事实。虽然奴隶社会是靠鞭子和锁链维持的，但是比起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来是历史的进步。没有奴隶社会，人类也将没有现代的物质文明。所以对待历史，我们不能抱虚无主义观点，将历史全盘否定。我们不能说过去的社会制度，对于人类都是罪恶。黑格尔说：“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所以当我们评价历史人物时，也应该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对待他们，不能一概否定。
人们否定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人们烧毁书籍，尤其是古籍。毛泽东的著作例外。除此以外，将知识分子说为“臭老九”。中国的“臭老九”被打倒在地，还踩上一脚。多少“臭老九”忍受不了侮辱而自杀，多少的“臭老九”被关在牛棚，关进监狱。
在文化大革命中，农场也搞得“热火朝天”，时常停产开大会，开批判会，批斗会。谁也不会知道自己的命运。被揪斗的人要弯着腰，或跪在毛泽东的像前请罪。如果喊谁的姓名，谁不老老实实立即站出来，或稍有抵触的表情，他会立即被那些“闯将”捆绑起来。过去是“历史犯”、“反革命”和一些有文化的，大多逃不出被冲击的命运。那些过去是小偷小摸或强奸犯等，他们才是这次运动的“闯将”、“英雄”。
主持批斗大会的是我们的政治指导员。在批斗会上，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火候不到，猪头不烂”。每当被批斗的人不肯“坦白”自已的“罪行”时，他就会说：“火候不到，猪头不烂。”于是那些打手们身心领会，立即会加强“火力”，这时候的指导员会出去“小便”或“大解”了，任他们采取什么方法对待被批斗者，“捆”、“吊”、“打”是通常事。他进来时，见到已有人被捆、被吊、被打得喊叫，他又会假惺惺地说：“怎么捆上了！让他好好谈么！”好像世界上唯独他是善人、好人，是软心肠的君子。
那时候每个单位的（中队）领导，只怕自己所领导的单位被上级认定是阶级斗争不开展，或被认为阶级斗争的盖子未揭开。因此他们唯恐自己的中队搞得太“和平”，宁可“左”些，不能“右”，这就是他们的处世哲学。因此无形中，他们在搞比“左”竞赛。看谁的中队捆的人多，跪的人多，打过的人多，高帽子戴过的人多，这些数字越高，这个单位越革命，表明这单位的领导有能耐。这使我想起：日军占领中国的某些城市后，曾进行过杀人竞赛，谁杀的中国人多，谁就是英雄。在他们的屠刀下，多少中国人，成了冤鬼？
我们中队在这次运动中，也“揪出”两个所谓“反革命”集团。事情真令人费解，在专政单位里，竟有“反革命”在活动，这岂不是给这个“专政”抹黑么？这些“反革命”真的是三头六臂的了，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而我们的场部，也真的将它做为一件正经事来办，他们也煞有介事的召开了处理大会，一些年青人，也真的被他们以“反革命”罪判了十年、十二年，有的也得以宽大处理。
顺便说一话说，“四人帮”打倒后，他们都得到“平反”。
像我这样的人，当然逃脱不了被冲击的命运。
有人揭发我的问题，因为问题的严重性，我被列为重点冲击对象。
在几年前，我在方强农场时，看到《盐阜大众报》上一篇文章：“谈谈精神变物质”。我给报社写了一封信，我说明不同意该文章对“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关系的提法。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物质决定精神，在物质决定精神的前提下，精神对物质有反作用。这种观点，即所谓辩证观点。我们既承认精神的从属性，又承认精神的反作用的积极性，如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产生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也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布，加速了资本主义的灭亡。人民群众一旦掌握了先进思想，就会有所创造，有所发明。但我们不能简单的命名为“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如果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那么人可以变鬼，鬼可以变人了。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却十分荒唐的结论。
这封信寄出以后，报社没有给以回信。可是却被好心人汇报给中队领导。中队领导又向场政治部汇报。政委来找我，我承认写过这样的信。我将底稿交给他，他看了以后，没有发火，只冷淡地说：“机械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后来当我学习“社会主义教育”文件时，才知道：“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是毛泽东说的。我非常吃掠：“乖乖，这还了得！”在一次闲谈中，我说：“早知道是毛主席说的，我哪里有胆量向报社写信呢！毛主席放的屁是臭的，也应该说是香的。”就这件事和这些话，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一个逃跑归队的场员在大会上揭发出来。他呢，急着要立功赎罪。我的言行恰好适合他的胃口。
我在大会上表示不服，反辩了几句，这样就罪上加罪，立即被那些“闯将、英雄”捆绑起来。但我还是不承认自己有错。大会结束后，领导松了我的绑，换上了手铐，叫我反醒交代。手铐一直戴了三个月。
在戴铐反醒期间，他们搜集我的犯罪材料，想将我置于死地。将我以往写的东西，也进行检查，将我那些诗歌也作为罪证。
更严重的是，将我与一个所谓的“反革命集团”联系起来，说我是该集团的策划者、指挥者。
依照这些“罪行”，我真的是罪魁祸首了。但最后没有受到处理。高尔基在《母亲》中说：“真理是血的海也不能淹没的”。没有的事，怎能强加给人们呢？
这也许可称为“红色恐怖”吧！“红色恐怖”笼罩着农场。这时候你不能说错半句话，写错半个字。有人学日本人将毛泽东的“泽”字，写成“（？）”字，立即遭到批判，说他犯有污辱领袖罪。
我们每天按升降红旗上下工，有人看到太旧的红旗说：“红旗都退成白色了，还不换一面”。说他攻击红色政权而挨了批斗。
有人从上海回来，他说：“上海有种灯叫小太阳”。他也挨了批斗，说他影射攻击领袖。
厕所里发现一页毛主席语录，立即轰动整个中队，大检查，查阅谁的《语录》本缺页。谁被查到了，谁就是反革命。还好，每人的《语录》都完好的。
有人将“早请示、晚汇报”说同国民党的纪念周差不多，灾祸也降临在他的身上。
有人说刘少奇是好人，立即遭到逮捕。
“天安门”事件，也被作为反革命事件在农场宣传。当听到“天安门”事件发生时，有人说：“乖乖，干起来了！”被戴铐反省。
整整八年，我生活在这样恐怖的气氛中。如今回想起来，还是心有余悸。
追查“政治谣言”，也在我们中队进行过。政治指导员多次恐吓我们，谁听到政治谣言，立即要问政府坦白，如有隐瞒，查出来要受重罚，要按反革命论处。他采取突击集合的方法，制造紧张气氛，叫我们坦白交代。最后还要我们当小组长的画押保证：保证我们小组没有听到政治谣言。如有隐瞒，查到后愿受重罚。
但是我们多数场员，早已听到不少所谓政治谣言，如说江青泄漏国家机密等。但谁也不愿意向政府交代，谁也不愿自找麻烦。“不知道”，多简单的回答！大家都回答说：“不知道”。
毛泽东逝世的日子里，也有人犯了“罪行”：饮酒消遣。我们不敢唱歌，不敢大声笑，否则会被扣上“幸灾乐祸”的帽子。
我去伙房玩时，听炊事员说：“四老鼠捉住了”。我问什么是“四老鼠”？他就不说下去了。我懂了，他在说小道消息。当报纸电台未公布前的消息，都是小道消息。场员是不能传布小道消息的。
下午，我才知道中央已揪出“四人帮”。
关于江青，场员谈论得最多。
这些重大事件，又被时间的浪花湮没了。人们感兴趣的，又转入场员的“迁返”问题。
一批批国民党县级以上人员被迁返回家了。他们恢复了公民权。临走时还拿到100元生活补助费，一套衣服。
其他场员也陆续迁返。
没有轮到迁返的，更不安心劳动了。他们在注意动静，打听消息，向家里问信。
浙江的场员也开始迁返了，宁波地区的走了，加兴地区的走了。我的心也有些不安，不知道哪天轮到我？如果走不了又怎么办？
在迁返过程中，中队还进行了几次批判会，对一些违法乱纪的进行批判。差不多每次批判会，都指定有我发言。我总是感不到兴趣，应付着过去。
1978年2月，在全农场大会上，我被宣布摘掉反革命帽子，这在人们说来，当然是件大事，所以要我买糖请客。我也只好买了些分给他们。
迁返终于也轮到我了。在割稻时，有人来喊我回去。清理回乡，盼望几十年的大事，终于降临了。
从此我正式成为公民，获得进一步的自由，回到自己亲爱的家园，能同自己的亲人生活在一起。总算可以摆脱那相互仇视、相互提防、相互间勾心斗角的场所了。
小鸟儿飞吧！飞回那熟识的阔别了的山林吧！也许那里还有风暴，还有严寒，还有崎岖的道路，还有艰苦的生活历程。但是过去的总算过去了，前程总还有一丝亮光。
生活并没有完结，生活的河流还是向着前方，流着，流着。回顾过去了的岁月，有过激情，有过温暖，也有过辛酸。怀着理想、信念，历尽千辛万苦，遭受千重磨难。时间夺去了青春，如今老了，老了！年过“古稀”了，但是我永远没有后悔。人生本来如此，有什么可惋惜的呢？多少人为了个人的信念而献出了生命，但这些人的信念，并不一定是真理。为了自己的信念而作出个人的牺牲，是值得的，个人的得失又算得了什么呢？
自1952年12月被捕，1979年11月离开劳改农场而回到家乡，差不多是27个年头。
如伏契克说的：“不论我活着还是死去，我都是一只快乐的大苍蝇”，“在我的坟头，不要安上悲哀的安祺儿”。
1983年2月5月写完
2004年4月27日修改打印 |
悼念兆立同志（1929.12.23──2006.8.14）（邱季龙，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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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兆立同志（1929.12.23──2006.8.14）
邱季龙
大洋彼岸的加拿大传来令人极为悲痛的消息：兆立同志于八月十四日晚十一时五十五分，因患脑瘤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七岁。这是我们不可挽回的沉重的损失。
兆立同志奋斗的一生，是很值得纪念的。
兆立同志原名周冀瓯。生于1929年12月23日。小学和初中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的轰炸和三度占领的战乱中度过的。温州模范小学校长王晓梅和进步教师黄禹石等的抗日救亡思想教育下，使他幼小的心灵深深埋下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种子。他积攒零用钱去捐献，还和同学一起冒着风雨，走街穿巷，义卖手工课的制品，为抗日战士募捐。他在温州中学读高中时，正值全国学生运动风起云涌。自1946年抗议美军在北京的暴行的沈崇事件，接着“一二一”昆明血案，继而南京、上海、天津镇压学生的“五二0”事件，温州中学学生都积极一热烈参加运动。兆立更是按捺不住胸中怒火，积极投身到学生运动中去。尤其是1947年"六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他和班级同学不分昼夜写制标语、传单和街头漫画海报，编写反对内战、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一切不民主制度的歌曲。兆立从小就喜爱音乐，拉得一手好二胡。他领头组织“在一起”歌咏队，在同学中教唱进步歌曲。一些喜闻乐唱的如《团结就是力量》、《跌倒算什么》、《山那边呀好地方》等等向往民主的歌曲，一时间，从这个歌咏队传遍各个班级。为了配合运动，他还把大家熟悉的向往光明的歌曲，如《谁愿意做奴隶》的歌词改为《谁愿意打内战》。不仅团结了全班同学，也活跃了战斗气氛，且在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的队伍中，口号声此起彼伏。“在一起”歌泳队教唱的革命歌声响彻温州市的大街小巷。
学生运动锻炼了兆立同志的意志，提高了思想觉悟，在进步同学的介绍下，他开始如饥如渴地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寻觅解救国家、民族危机的道路。他阅读《青年与妇女》、《新旗》、《求真》等刊物和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问题》等著作。认识到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是斯大林的愚蠢和错误导致失败的，从而选择了托洛茨基所指引的不断革命论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道路。
1949年他考入台湾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后于1956年赴加拿定，考入U·B·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数学硕士，获得学位后在多伦多长期从事计算工作。他始终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放在首位。深入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1961年他与黄芬我女士结婚。黄女士一直支持他的革命事业。他为人热情、正直、刚毅，助人为乐，生活俭朴，节省费用资助工人运动和困难的同志。到加拿大几十年，两个孩子都长大了，仍住在公寓里。由于长期在电脑屏幕前工作，他的双眼视网膜受损，视力大大下降。医生告诫他尽量勿面对电子屏幕。但他关心革命事业甚于生命，革命的需要使他置自己的健康而不顾。他设法通过屏幕放大，近距离地，极其艰难地，长期坚持翻译大量革命理论著作，有些已收编成书，并将这些书籍赠送给诸大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就曾颁发给他赠书荣誉证书。他还长期为《十月评论》翻译有关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曼德尔的著作和第四国际重要文件，如《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以托洛茨基为可供选择的道路》，以及《曼德尔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观点》等等大量文章，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他关心世界大事，不顾视力低下，坚持每天在放大屏幕前困难地阅读大量报刊杂志和电视新闻，并作出自己的判断。他在2003年1月22日给我的信中写道：“美国在准备攻打伊拉克。你问我作为美国邻国的加拿大对这场战争持什么态度？加拿大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反对这场战争的。事实上，全世界人民都在反对这场战争。刚过去的周末是世界反战行动日，加拿大、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中东、日本、澳洲……等国人民都在反对美国发动这场战争。昨天，美国参议员、已故的肯尼迪总统的弟弟特迪·肯尼迪说：‘这是在错误的时间所发动的错误战争’（wrongwaratawrongtime），美国人民在游行时所举的标语是：‘不要以血换石油’（Nobloodforoil）。可见人人都知道这是美国大资本家的代表为了攫取伊拉克的石油而发动的战争”。时隔三个月，2003年4月21日的来信中写道：“美国攻打伊拉克战争接近尾声，但是它的麻烦才刚刚开始。伊拉克人民大规模上街示威游行，反对萨达姆，也反对美军占领。世界上反战人士开始向国际法庭提出公诉，它犯了战争罪。所以，美国布什政府今后的日子不会好过”。三年多布什政府在伊战泥潭中越陷越深的事实，证明兆立同志的预言正确！在当今世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势力虽然仍很强大，而矛盾重重，且正走向没落。具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眼光的兆立同志对历史的发展，用他2005年12月5日的来信中的话说：“我对整个局势充满乐观”。
自1946年投身革命运动至2006年离开我们，兆立同志始终坚持不断革命论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观点，热情洋溢地致力群众革命运动，默默地专注笔耕革命理论建设，不顾个人安危，满怀信心，六十年如一日，将自己的整个生命和心灵贡献给全人类的解放事业。我们会永远铭记他奋斗一生的功绩、高尚的品德和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
他所走的路，后继有人！ |
痛悼周冀瓯（兆立）同志（1929-2006）（十月评论杂志社同仁，2006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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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悼周冀瓯（兆立）同志（1929-2006）
十月评论杂志社同仁
周冀瓯同志长期以笔名兆立为本刊从事翻译工作，2006年8月15日在加拿大多伦多市非常不幸逝世，我们很感痛惜。
周同志在1929年12月23日出生于中国温州，成长于中国巨大动荡变革时代，因而培育出进步的政治理念。其父是国民党军官，在日本侵华时期及其后的内战时期，经常与家人分散，周同志多由温州的祖父母照顾，其母及弟妹则跟随其父在外。在中学时期，他受到40年代初中国民主运动深深的感召，在左派政治活动中非常活跃。他在分析中国革命在20年代后期对抗北方军阀的失败原因时，接触到托洛茨基的思想，此后终生便奉行托洛茨基的思想主张。
1949年，其母恐其政治立场会影响他的安危，敦促他离开中国大陆。他在除了一身衣服便别无所有的情形下，乘坐中共解放温州前最后一班船抵达台湾。父母和两弟一妹则留在大陆，父亲在内战将结束前被擒，在狱中去世。母亲从未离开大陆，在1992年12月25日与世长辞。
在台湾，周同志报读台湾师范大学，因为学费全免。毕业后，获美国一所研究院取录入读研究生，可惜无法符合签证所要求的经济条件，于是留在台湾3年，头两年在后备军营服役，另一年任职教中学。1956年，周同志获加拿大的英国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ofBritishColumbia,UBC)录取攻读研究生学位，并成功取得签证。1956年秋向朋友借贷筹得机票款，抵达加拿大。完成UBC的数学硕士学位后，在加拿大联邦政府任职统计分析。同一时候，他认识黄芬我女士，1961年结婚。1964年，开始在一间保险公司任职，接受培训成为保险公司的精算师。1986年因眼疾失去大部份视力而退休。
之后20年，终其一生奉献给进步政治工作。他使用一部机器，把字母一个一个放大在电视屏幕上，每天长时间伏案从事于将英文翻译成中文，直到脑癌侵害其大脑、被迫卧床时，他才搁笔。他从不动摇，乐观地深信人类终会达到一个人人平等的合理社会。冀瓯同志遗下妻子黄芬我女士、女儿周微微医生〈多伦多大学医科毕业〉、儿子周加生博士〈麻省理工大学毕业，现于华盛顿从事科研〉、以及刚刚出生的孙女周心月。
冀瓯同志虽然因眼疾而辞职退休了，但实际上是退而不休，反而使他用全部时间去贯彻他的理想，专心致志于翻译第四国际的重要文件和领导人著作。由于他的中、英文水准高，理解力强，边看边译，文字浅白流畅，很能表达出原文及作者的本意。其重要且已公开发表的译文有：第四国际在20多年内召开的各次世界大会文件，曼德尔的《以托洛茨基作为可供选择的道路》，沙玛莉的《计划、市场与民主》和《曼德尔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以及大量的当前政治和理论问题的译文。他的这些译文，大部分都收集在十月书屋1997年5月出版的8卷《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内，其中的《第四国际文献》译文，更占了三卷《文献》中的大部分。他认为，把这些重要文件、文章译成中文，将有助于沟通中文读者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了解，增加对现实政治发展及立场等的认识。他是完全自动自觉地作出这种努力，尽一己之力贡献给革命运动的！
我们相信，冀瓯同志一生为促进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的史实及其翻译成果，将永远活在人民的记忆中！
2006年8月18日 |
痛悼梁时杰同志〈1922─2006〉（十月评论社同仁，2006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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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悼梁时杰同志〈1922─2006〉
十月评论社同仁
梁时杰同志原名梁庭咏，又名定荣，十分不幸于本月20月病逝，同仁等很感难过。
时杰同志在1922年出生于广西蒲北县寨墟镇。在他17岁念中学时，信仰了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主义，结合其余的托派份子，参加抗战救亡工作，到各处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1939年参加国民党广西当局组织的学生军，并排演戏剧，号召民众起来抗日。
但在此时，广西的中共人员执行王明、康生等中央领导人所捏造的「托匪汉奸」罪名进行反托的命令，对广西省内有托派思想或其同情者，大肆污蔑攻击，并利用当局力量拘捕了其中13人加以审訉逼供，但毫无所得后仍然无理地关押了半年才予释放。
40年代初，时杰被迫离开广西，到广东韶关，入读省立艺术专科学校〈简称「艺专」〉，攻读戏剧、选科舞蹈，历时3年，毕业后即参与剧团编排戏剧演出，在演艺界渐有名声，并且在广东省肇庆中学执教。
他在1947年转来香港，参加同志们组成的克克剧社，负责编排导演独幕剧、指导舞蹈等工作，大家称他为『文化人』。
当时在港英殖民地政府反动统治下，对港人尽量在经济上榨取，成果交回『老家』，更在政治上加紧压迫，发现有从事政治活动的人士，几乎都被递解出境，而对一般社团，也加以箝制，曾一次过取缔了36个团体，克克剧社也在其内〈另一个她的姊妹剧团『绿洲剧社』也同被取缔〉。这不但影响了他的演出工作，而且被迫离港，再到韶关教书。1949年大陆解放后，他又不能见容于中共政权，必须再次来港，在中学任教，并与社会上的文化界和学生团体交往，帮助排演等工作。他为人和蔼可亲，热心助人，喜欢接近年青人，互相打成一片，部份可能由于他身材较为健硕，被昵称为『大木』。
对于本刋的出版，他也尽过很大力量，为本刋撰写有关中国和香港问题文章，所用笔名为『大流沙』，也有时用『山前雨』、『江上飞』等名，文字流畅，且富文艺笔调。
进入老年，自学校退休后，时杰为多种疾病缠身，尤其是双脚肿烂，不良于行，健康日坏，与病痛搏斗多年，终于『溃败』下来，终年84岁。回顾他的一生，自从信奉了托洛茨基主义后，60多年来，多次遭受不同统治者的政治压迫，但并未表示过动摇、放弃其信仰，这种坚持精神是很难能可贵的。
2006年8月23日 |
痛悼姜君羊同志〈1922─2006〉（十月评论社同人，200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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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悼姜君羊同志〈1922─2006〉
十月评论社同人
姜君羊同志，我们的蔚然老战友，非常不幸地在本月22日病逝，终年85岁，同人等深感难过痛惜。
君羊同志在1922年3月28日出生于广西省南宁巿。他16岁在南宁念中学时，接受了当时在当地散播的托洛茨基主义(南宁和桂林是中国托派发展的重要基地之一)。
1945年，君羊与他的一班同志在《南宁商报》编辑部工作，他担任记者。46年抗战结束后，他到广州参加了当地托派的组织，正式成为成员，并考入了中山大学，主修历史系，课余十分活跃，组织了一个群众团体「海社」，成员有中山大学和其它大学、中学的同学数十人，主要活动是讨论时事、歌唱及旅行；后因战争局势紧张而解散了。
1949年8月，君羊从广州到桂林，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桂林巿支部书记。嗣后党团两组织合并，他即担当书记一职。
是年底，广西解放，他鉴于斯大林党残酷镇压托派的历史经验教训，深知自己也会遭到拘捕，于是离开桂林。果然，当局在51年便逐步拘捕各地托派份子。他到湛江巿一间小旅舍当服务员，但被人认出而加以逮捕，从此在一个长期内失去自由。
他被监禁后，在53年递解到汉阳，与许多被捕的托派份子一起囚禁，「接受教育」。因为他曾担任领导工作，被判15年徒刑；到1957年减刑3年，62年刑期满了，但仍须留厂就业，「劳动改造」。82年底，获释返回南宁家乡，才大体上结束了长达30年受尽折磨的生涯，展开他较自由的阅读、研究、写译工作。其后，他与一位医护女士结婚，第一次过着互相照顾的家庭生活，此时，已是60多岁而进入老年的人，人生最富精力的青中年时代已被糟蹋了！由此可见他为了追求人类解放的理想、坚持自己的革命信仰而付出的代价是多么的巨大！
姜君羊在他生命的后期，曾经艰难困苦地努力笔耕，撰写和翻译出大量的政治性理论性有价值的文章，其中许多都已经陆续公开发表。例如在本刊，以前所用的笔名颇多：林子、林蔚、田人、田友、惠之…，交互替换，反映出他内心仍犹有余悸，不想引起检查官的太大注意而追查到他。直到最近几年，他才较多地使用「蔚然」的笔名(在其它的刊物的署名是田淑)。从这许多著作中，可显示出他的理论、政治水平十分高，这是他努力研读马恩列托主义的宝贵成果。君羊同志的永别，实在是我们、读者以至社会的重大损失，特别不幸的是我们在3个多月内连续丧失了3位亲密合作的老战友，更是深重而难以承受的打击！
2006年11月 |
沈文铨自述（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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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文铨自述
沈文铨
我本是上海市复兴中学数学化学教师，因1949年与俞硕遗、杨宝骢、周祖德等五人以革命马克思主义派的名义参加托派少数派统一大会，为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党员，于1952年12月22日被捕，判刑五年。
1957年即将刑满时适逢「反右」运动，有人揭发我曾说过「中共说托派勾结帝国主义一事，我心中总有一个疙瘩」，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庭上，法官问我「上述言论说过吗？」我说：「说过，但托派本无勾结帝国主义一事」，于是法庭认为我「坚持反动立场」，加刑十年，1967年刑满，又适逢文化大革命，到1968年7月才到上海市白茅岑农场劳动（农场在安徽），到1985年我提出申诉，不久因我已满65岁，退休回家。
到1987年上海市第二人民法院来信约我到上海，在法庭上宣判所加十年刑期撤销，以前的五年上海市管不了，只有北京才能管。回家后不久上海市第二人民法院又派人到我家，说撤销十年刑期是纠错，不是平反，给我一张四百元支票，说是营养费。
摘自作者给友人的一封信。约2005年 |
怀念杜畏之先生（1906-1992）（军行，1993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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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杜畏之先生（1906-1992）
军行
一年前，杜畏之先生不幸逝世，享年87岁。
杜先生原名屠庆祺，又名杜沧白，河南省永城县屠庄人，曾就读于河南中州大学、南京东南大学。学生时代，受五四运动影响，献身革命，1925年春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在永城县成立共青团小组。同年10月，由中共派到苏联学习，成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一期学员。次年春由团转党，毕业后留校任翻译，1928年秋回国，先后在河南团省委宣传部、上海共青团中央宣传部、组织部工作。
在杜先生留俄后期，联共党内以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为代表的政治争论（包括关于中国1925-27年革命路线问题的争论），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留俄的中国学生也深受争论的影响，特别是对中国这次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他们更有切肤之痛；中山大学内支持托洛茨基意见的中国学生约占了全体中国学生的一半，杜先生自然没有置身事外。在回国后，便由于批评李立三的盲动路线「罪」名，于1930年春被中共停止党内工作，同年6月被开除党籍。在被停止工作后，他开始用杜畏之笔名从事翻译、写作和在大学教学。他精通英、俄、德、法等十多国文字，翻译出不少马列著作，其中包括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普列汉诺夫的《战斗的唯物论》等；同时写了《唯物论的防御战》、《辩证法和相对论》等论著。他用这个笔名，反映出他「不惧怕」强权的意志。
另一方面，他又参加政治活动。例如1933年冬到福州参与十九路军的反蒋介石斗争，1936年冬到南宁参加桂系的反蒋运动，等等。1940年往新加坡教学，并且筹建南洋大学；42年回国，一直从事翻译工作。在全国解放后不久，中共逮捕了所有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及其同情者，听说杜先生也于1952年被捕，从上海转解北京；后来虽然获释，却一直受到中共政权的敌视、排挤、孤立。直到1980年以后，他才获邀先后为十多处中共党史研究单位提供党史资料：1987年被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1990年被接纳为上海翻译家协会会员。这些转变，是中共标榜「解放思想」平反冤假错案以后才连带产生的。但在这以前，杜老遭受中共官僚的精神迫害，已长达30年；如果加上30年代初开始受中国文化界的中共份子及其支持者对杜老的打击、排挤，就达半个世纪之久了!
一个具有崇高理想、聪明好学、知识渊博的人，竟然一生坎坷，杜老就是其中一例，也是中共对不同政见者横加迫害的无数事例之一。
看来，杜老为人一直有如其笔名，他的早年思想信仰似乎并没有完全消失，他在个人生命的最后两年，还乐于译出苏联历史学家潘佐夫的《托洛茨基传略》（编者按：该文刊于《十月评论》总第154、155期），以及第四国际的《纲领性宣言——在廿一世纪前夕，要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主义？》（初稿）。他在译完后一文三件后，便患病卧床，以至与世长辞了。
杜老的去世是革命运动的一大损失，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
写于1993年6月11日杜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日
赵浩宇录入 |
祭陈道同（熊安东，201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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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陈道同
熊安东
一九八零年初，在郑超麟家中，我与陈道同初次相识。郑老介绍，道同是陈其昌的儿子，我肃然敬慕。道同自我介绍，一九五二年底在北京被捕后，在监狱里与我的一位亲如兄弟的初中同学张洪仁（巩一），在一个小组同劳动同学习而认识。张洪仁常讲起我的事，因此，道同说：“我早就知道你的名字”。这样一来，立即拉近了我与道同的距离，象是旧相识重逢一样地感到亲切和高兴。
道同与洪仁有相似的政治命运，他们都曾一度参加托派。抗日战争结束后，洪仁在沈阳读大学，道同在北平读大学。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他们又先后踏上了中共领导农民战争胜利的船，并且分配了工作单位。经过严格的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运动，那时的政治要求是：历史清白不等于历史清楚。他们没有扮演“二丑”（借用鲁迅《二丑艺术》一文中对“二酸”的解读）。他们都自认为参加托派，虽然与当时中共主张的新民主主义不相符，但最终的目的都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此，他们都向组织讲清了各自的社会政治经历，想跟着共产党走。他们没有想到一九五二年底还是关进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监狱。他们都不忘，当他们被宣布是反革命后，曾与他们友好相处的同事们，立即变了脸色，以敌视和仇视的目光看着他们被逮走。“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对此，道同与洪仁有共同的感受，两人结下了铁窗友谊，这友谊延续了他们终生。因为他们早就主动交清了家史和个人从小到大的经历，获得从轻处理，判四年徒刑。一九五六年，刑满释放，刚刚三十岁出头，在北京又被安置了新的工作单位。
自从与道同相识后，常在郑老家碰到他。看望郑老后，有时也顺路来我家坐坐。那时他家住在西康路，与我住处较近。多次交往中，我体会道同是个性耿直爽朗的人。他有独立思考和独立意志力。一九四六年他参加托派组织，是受他父亲生前的社会政治关系影响，被拉进去的，一九四八年初，他理性思考后，宣布退出了托派组织。
陈道同的腿没有受伤行走不便之前，他常去书店购书，曾代我买过好几本书，或告诉我去买值得看的书。
从他父亲时代就住的西康路地段拆迁改造，他家搬到七宝附近的一处规模大的新村，是他所在单位的建筑公司承建，他分到一套较宽敞的住房。距离远了，要换乘两次公交车才能到达，等车和换车，来去一趟，都需要一个多小时。
他父亲陈其昌遭日本宪兵杀害，壮烈牺牲，给他心灵留下了深刻难忘的伤痕，在他晚年的诗词中多有发挥。二零一零年《浪淘沙——思亲》下关：“忠烈舞罡风∕情系苍空∕休说死去万事空∕西向行人多壮士∕道与天同”。二零一二年《终点》诗：“列车到站末一班∕整理行装拟过关∕大限到临且潇洒∕冥神有清应壮胆∕母教命我謏笑∕父例示儿腰不弯∕大步阔行雄伟志∕有无生死入循环”。二零一四年最后一首诗《新年好——读“苏联史”》的最后两句：“且待读完新史鉴∕仰天含笑化云烟”。仍然是想到他父亲被日本宪兵杀害，现在仍不被列入烈士一事。且待读完“新史鉴”，明白过去一边倒向苏联时期所接受的政治思想宣传的真伪。
我最后一次去看望他们是二零一二年底。他的夫人叶阿嫂是位热心肠的人，不仅周到地招待，下午还一定要陪我同乘要换两次的公交车，送到离我家最近的一站，她才换乘下一班车回去。
二零一三年我因多次住医院，没有去看望他们。二零一四年初闻知陈道同肺癌晚期且已扩散，急着想去看望，迟至五月尚未成行，五月四日他病逝！儿女遵照他的遗嘱，事后才告知亲友。深感到一阵无言可喻的忧伤和悲痛！又逝去了一位坦诚相待的友人！
2014年5月
赵浩宇录入 |
永远怀念郑泽鉴老战士（1918-2014）（十月评论社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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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怀念郑泽鉴老战士（1918-2014）
十月评论社同人
尊敬的郑泽鉴（又名郑致祥，朴克）老战友，于2014年7月28日在加拿大离世，终年96岁，我们对他的永别深深感到不舍。
鉴哥——我们一向以来对他的亲切称呼——祖籍中山，在1918年5月27日出生于上海。他身材高大，昂藏七尺，我们有时又昵称他为LONG哥。他待人接物，和蔼可亲，能说国语、沪语、粤语、中山话和英语。
1931年918事件后，上海告急，他随家人回中山县居住。自小学业成绩优秀，初中二已任童军队长。他在年青时期，便已确立起他的革命人生观，在同乡和同学的相互影响下，加入了托洛茨基主义组织：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简称中国同盟）。
1936年10月，他身体力行，加入过国民党地方官员徐继炎主持的抗日后援会工作；1937年6月出任中山县立男中女中话剧委员会主席；抗战爆发后，他与中山托派同志一起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工作。1937年12月，他获推前往香港，参加刘家良主讲的训练班，大大加强了对各种政治问题的认识。次年，被派回中山工作，在黄静波指导下共同成立中山青年战时服务团，被推选为副团长。中青团的目的是发动群众，武装工农，日常工作是向民众宣传。贴出壁报，演出话剧，号召他们起来抗战，在战时则从事消防，扶危救伤。
他通过中山二区政客——周守愚，周克明，及珠江三角洲别动队司令袁带（即北阀时第X军司令李福林部下袁瑞庭），取得其参谋屈仁则同意，在其部队中增设政训员，由他、刘锡勤、王文本、刘秀、李伯若担任；主要职责便是向那些草集成军的队员们介绍中国地理常识、国情及战况。
1939年4月29日，日机滥炸中山县石岐市长提，郑泽鉴当时忙于在街头救助受伤民众期间，不幸被炮弹炸至重伤，送到侨立医院急救，县长特别聘请著名外籍医生抢救，幸保存性命。留医两月，期间得到大批民众携带鲜花食物等前来慰问。后因日机继续轰炸石岐，医院成为它的目标之一，于是被迫提早离开医院，避店临近澳门北面的南屏乡。
1940年10月，伤后初病愈，他离开中山南屏赴上海，入上海四大百货公司之一的新新百货公司工作，并与丁毅、徐可康（康溪）共同建立新新支部，随后，担任党的江浙组织工作委员会委员之一。
1944年5月，他与新新公司同事梁女士结婚。同年8月，便因受杨玉琼被捕事件牵连被追捕，幸获同僚胡庭宇等帮助，及时逃脱，在崇明岛暂避，开始教学生涯，直至1946年和平后方返回上海，后长子出世。他从事教学，日教三校，包括与长期战友李永爵经营民众学校，为日间工作的青年人在夜间提供学习机会。
1948年8月，中共同盟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新一届的中央委员会后备委员。不久，由于中共军队渡过长江，将攻占上海，他鉴于中共一向对托派的敌视，深知难以在中共统治下的上海工作，于是举家及时迁居香港，否则在1952年的全国大逮捕中也不能幸免于难。
他在居港期间，曾从事船务及印刷业，将大部分收入用以成立出版基金，支持组织的工作。1979年，他陪同香港组织的全临会书记李西同志出席了第四国际第十一届世界代表大会，随后共同游览了欧洲，凭吊巴黎公社遗址。
他于七十年代中期陪同家人移民加拿大。他亦身体力行，积极参与翻译和撰文支持《十月评论》，他在八十年代曾分别出版了多部书，包括《毛泽东以后的中国》、《彭述之选集》共三卷、《过渡时期的社会和经济》及《陈碧兰回忆录》。
他的儿女们成家立室，他与终生伴侣梁姊（我们对她的称呼）两人同居一室，融洽相处，互相扶持，直至梁姊于2009年因癌病去世。
他年届古稀，入住护老院后仍积极活好每一天，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他虽然受手震及视力衰退影响难于执笔，但仍凭电脑和挚友保持联系，每天读报并借助录音机记录及整理有关中山托派的资料（部分刊于本刊本期，同时刊出译文《我为什么脱离印度共产党？——痛恨斯大林及其领导的共产国际断送许多国家的革命》）。
2010年他应卑诗省大学亚洲图书馆的邀请参与“人头税工作坊”，协助整理有关来自中山在加拿大入境时需要缴“人头税”的第一代华侨籍贯的资料。
泽鉴老战友，为了实现他所追求的马克思——托洛茨基主义，历尽艰难险阻。他的一生贡献，将永远留在历史的记忆中，他的灿烂笑容和雄壮歌声亦将长存在家人和挚友心里。
2014年8月6日
原载香港《十月评论》杂志2014年第2、3期合刊（总第237期）
龚绛录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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