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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老战士李永爵同志（1921-2008）（十月评论社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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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老战士李永爵同志（1921-2008）
十月评论社同人
李永爵同志又名李洛明，笔名李平，1921年出生于广东省增城县一个老华侨的家庭。1938年春到香港求学，加入托派的外围组织中青学会的读书会，后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决意要为追求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从此时起，他一直为了这个崇高理想，受尽了无数地下革命者难以避免的被压迫打击，但他矢志不移，直至走完他人生的最后历程，不幸于本月二日病逝，终年87岁。
1941年夏李同志到上海升读大学，得以接受托派中央领导人的讲课培教，是年12月，他们所居住和工作的上海租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日帝所占领。他和一位刘同志接受组织委托，负责保管各同志的书籍文件，油印出版刊物及内部文件。
1944年初，因工厂同志罢工而受牵连，他和刘同志亦被日帝宪兵会同汪伪政权拘捕，在宪兵监督下严刑迫供、灌水毒打、通电灼痛、拷问煎熬通宵达旦，但他们都坚拒供出任何内情，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
1948年，国民党政权在三年内战中兵败如山倒，全国临近解放便到处乱找人。李同志当时在上海开办民校，只因家里有几本合法出版的《求真》和《青年与妇女》，即被视为共产党的证物而被捕，后来在他妻子的奔走营救下，于49年3月出狱，回到广州工作。
1952年12月21日晚上，他同妻子又被中央军委会逮捕，扣上“反革命”的莫须有罪名，判刑15年，强迫劳动改造。刑满后仍不获回家，继续留厂做工，接受“专政”，再过了21年的留厂“就业”。
1983年9月，他才被批准回上海。那时已63岁，大好的青壮年时期和健康，被三个不同时代的统治者所摧残，只因他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事业，不向统治者屈服求荣。他的妻子罗真也同他一样“三进三出”不同统治者的牢狱，在1988年11月11日先他而病逝。
李同志晚年身患多种病痛，尤其是前列腺癌，竟最后夺去他的生命。他的一生，是革命者战斗的一生，也是饱受统治者折磨、坎坷的一生。在他返家后写下了他这些苦难的经历，也记下他对许多战友的回忆，在它永别这个不合理世界之前半年，终于汇集成书出版，取名为《坎坷》，这个书名很恰切地反映出他的一生，同时也是对所有压迫他的统治阶级或阶层的强烈控诉！他还有一本遗集将会由友好人士出版，这些都是他在晚年写下来留给后世，作为他的一点贡献，期望能够提供个人的真实资料，给大众认识统治者面貌参考。
2008年1月4日
原载香港《十月评论》杂志2008年第1期合刊（总第2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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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陈华老战友（1928-2008）（十月评论社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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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陈华老战友（1928-2008）
十月评论社同人
陈华同志又名康溪，1928年4月出生于江苏省如臬县，非常不幸于本月4日病逝，终年80岁。噩耗传来，同人等深感悲痛。
陈华同志幼年失学。1942年，仅14岁便投身上海新新百货公司为练习生。当时已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日帝军队开入上海租界，使上海像中国其他大部分地区一样，变成沦陷区，在日帝汪伪高压统治下，米珠薪桂，民不聊生，人民备受苦难、压迫，敢怒不敢言。陈同志目睹这种极不合理现实，非常不满，在该公司一位较年长同事思想影响后，他接受了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的理论主张，参加了抗日宣传和地下革命工作。
1949年，陈同志转到香港，响应需要“到工人中去”的号召，考入会德丰纱厂工作，同时参加各种活动，向工人学习，也教育工人提高其认识。两年后，他由厂方推荐入红磡工业专科学院夜校攻读。毕业后，1966年获选为同科临时讲师；1968年，该工专提升为香港理工大学，陈同志也升为正式专业讲师，直至1992年退休，移民加拿大，前后共执教28年。这段经历，反映出他勤奋好学，事业有成。
陈华同志在纱厂工作时，与冼宝华女士共事，于1962年结为夫妇，冼女士亦在九龙内明女子中学执教超过17年，两人选择了同一的方向：教育人才；他俩生活非常节俭，千辛万苦仍要让儿子受到良好教育，前赴英国取得工程学位，返加后供职为工程师。
陈同志以陆人笔名，为本刊撰写时事评论（编者按：现择其中一文重刊于后）。他待人接物，和蔼可亲，在今年初返中国大陆一行时，也特地到上海探望重病垂危的李永爵同志，两人终于能见到最后一面，让李同志带着温暖的回忆先他一步离开人间。即在陈同志逝世之前不久，他仍寄出款项帮助国内和香港的同志，表露出他对同志的关怀。
陈华同志长期患有多种疾病，终致猝然倒地，送医院治无效，从此我们又丧失了一位老同志，再也无可补偿了！但他年轻时所开始信奉的理想和事业，将会由其他同志们再接再厉，直至成功实现的。
2008年10月10日
原载香港《十月评论》杂志2008年第2、3期合刊（总第2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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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老战士章华同志（1924-2008）（十月评论社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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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老战士章华同志（1924-2008）
十月评论社同人
章华同志，原名张宏业，又名章涛、江涛，1924年11月12日出生于浙江温州市，非常不幸在本月3日病逝于加拿大温哥华市，终年84岁，这样又丧失了一位很优秀的老同志，我们深感悲痛。
章华同志的家乡温州，是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四大基地之一，他在求学时期已参加这个运动，成为托派一份子。1944年，他考进浙江大学，与同志们一起研读政治理论，参加抗日活动。
1947年，章同志转到上海工作。是年底，上海托派组织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S.Y），他被选为市委书记，并参加公开刊物《青年与妇女》（后改名《新生》）的编辑撰稿等工作。
在解放军进占上海后，他和一些同志被拘捕，不久释放，自知不能再留下工作，于是南来香港，避过了1952年冬至日全国托派分子同遭拘禁、长期丧失自由的灾难。
章同志在港响应当时倡行的“到工人中去”的号召，到九龙纱厂工作，一方面向工人学习，改变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意识；另方面也教育工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吸收为战士，成立工人支部。他当时取名辽远，意味要向白居易诗句“目远心辽然”那样做人。他当日写的《纺织工人之歌》（载于本刊1995年第516期），便申诉出纺织工人的苦况和希望。
在工作之余，他以庄思笔名，翻译出版了戚·格瓦拉著的《古巴革命战争的回忆》，在1973年由信达出版社印行。他再用青云笔名，撰写了《戚·格瓦拉为革命献身的一生》一文（载本刊1997年第三期，总第178期），高度赞扬格瓦拉。
张同志为人十分悭俭，对生果菜蔬也拣过时的价廉的货，在温哥华更时有到街道旁执拾人家丢弃的食品衣物来食用，尽管他的经济并非紧绌。他一直以缴交党费来资助出版事业。移民加国后曾托友人转交一笔为数不少的款项来支持出版。
他长期过着独居生活。早在九龙纱场工作时，曾有过一位很要好的女同志兼同乡相爱，但她返回内地后不再来港，各散东西，他为此写了一首《西风在吹》，抒发内心的怀念。他后来一度结婚生下的儿子，又不幸少年早逝，加剧了他下半生的孤寂寡欢。尚幸他高瞻远瞩，理智乐观，意志顽强，日常又多以跑步运动和注意饮食来维持健康，但最后仍不能扭转“生老病死”的客观规律。在生命后期，他发觉自己头脑已大大退化，记忆力差，有一次竟晕倒在街上，有警察救起送医院治理，并安置在护老院内，靠人护理照料，度过好几个寒暑，直至呼出最后一口气。
章同志虽然跟着同辈代的战友一个个离开这个世界，他矢志要合理改造这个世界成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虽然辽远，但他信奉的这个科学理念终会有逐渐实现的一天，他所译出的古巴革命的胜利便是好的例证之一。他经过庄重思索而译成的这本中译本，将会同他的奋斗事迹一起，留存于后世，供人研究、借鉴。
2008年4月4日
原载香港《十月评论》杂志2008年第1期合刊（总第2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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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刘平梅同志（1920-2007）（十月评论社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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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刘平梅同志（1920-2007）
十月评论社同人
刘平梅同志原名刘广秀，也称刘秀，1920年3月30日出生于中国上海市。本月8日，很不幸因病逝世，终年87岁。噩耗传来，同人等深感难过。
刘同志在中山简易师范学校读书时已接受革命马克思主义，抗战爆发后第二年9月，他们的导师高翚（即《求真》杂志发行人高擎宇）带领大部分剧社成员与一群志同道合友好组成“克克剧社”，再并入中山青年战士服务团（以下简称中青团），团员大多为信奉托洛茨基主义者。中青团的工作主要是宣传抗日，号召群众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政权，人人出钱出力，积极支持抗战。同时经过组织的剧团，到各乡村演出抗日话剧。刘秀在1938年8月加入托派，执行组织定下的工作任务。
38年冬，托派组织决定发展武装群众抗日，中青团派出了刘秀，陆绩等几位同志参加国民党所收编组成由袁带屈仁则统领的第四战区第一总队，希望通过这项“政训工作”，发展农民武装，但后来发现这个部队仍带有深重的流氓土匪作风，绝无可能凭它可以达成我们的愿望，于是只好放弃原定计划。刘秀等人也接受了组织的决定，借口回校复课，退出了这个总队。
39年8月间，国民党中山县党部西安中青团服从国民党领导，接受三民主义，拥护蒋介石。中青团不接受，被国民党出动警备司令部队包围其团部，要拘捕其人员，各人幸而事先闻风躲避，不至遭到逮捕。但最后却被迫要自行解散中青团。39年冬中山沦陷，刘秀随后到香港工作。
他在香港住在筲箕湾工人区，与其姊妹一起，嗣后香港也被日军攻占，她和姊妹们逃到山上躲避日军炮轰，但也被日军搜到山上，向他砍了几刀，几乎要了他的命，他晕了，醒来后在山上小屋过了3天才几经艰难痛苦地下山医治，幸而奇迹的生存了下来。他后来转到广州居住。
1952年12月22日，在中国大陆解放后的全面大大逮捕托派分子行动中，刘秀也不能幸免。后来，他与一些托派同志被判处无期徒刑，在1979年才得以返家，但还要受到监视。
他在损失了青壮年的大好时光之后，从老年时开始，才能在家专心致力于研究和撰写许多历史和理论问题的长文。本刊从1993年初（总第164期）起，便分期刊登他用刘丹青笔名写的《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问题的争论》，和总第173期起连载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托派》（用马还士笔名），《苏共党内工会问题的争论》，《俄国革命与不断革命论》。此外，还有用马腾云、前戈、林丹、林青等笔名写的评论、书评，等等。由此可见他的努力和笔耕成果，对读者从历史理论研究会有所帮助。
刘秀同志以如此高龄，且身患多种长期病痛，仍努力写作，确是很难得的。他的大半生，与许多托派同志差不多相类似，都是为了追求解放全人类的理想，而受尽压迫、折磨苦难，但矢志不移，坚强不屈，历史终将会给他和他的同志以公正的评价的！
2007年12月10日
原载香港《十月评论》杂志2007年第2、3期合刊（总第2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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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沉悼念王国龙（1914–2010）（邱季龙，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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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沉悼念王国龙（1914–2010）
邱季龙2010年
1945年我初中毕业的暑假，正值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我沉浸在八年抗战胜利的激情之中。一天我到老师周仁生家征求报考高中的意见，第一次遇到王国龙先生，他正在分析当时的局势和阐述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前途。他认为抗战胜利的国际大背景是美国对日本的太平洋战争胜利促成的。中国人民从前门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这只恶狼，后门却闯进了美国帝国主义这只老虎。中国将要沦为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中国只有组织工人阶级团结全国人民，推翻蒋介石专制政权，赶走帝国主义，走社会主义之道路才有真正光明的前途。他的阐述使我异常惊奇，顿时眼前一亮，对他的敬佩油然而生。
我上高中时，常到温州《地方新闻社》聆听他的教诲，从抗战胜利到1949年春，他一直是《地方新闻社》的主笔，使我有机会了解他非常不平凡而值得纪念的生平。
王国龙先生于1914年7月23日（农历六月初一）出生于温州市南门的一个贫民家庭。父亲王汉宗原籍平阳，农民出身，到温州城里做豆腐为生。大姐王兰芳温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在温州当小学教员；哥哥王国芳，温州艺文学校毕业。后来家境困难，王国龙和他二姐只是高小毕业。在家中，比他大十岁的大姐不仅教他读书，还教他做人。大姐在女子师范读书时，正值“五四”运动，她在教师影响下，成为运动的积极份子。当时参加“五四”运动的大姐的同学和朋友常到家中谈论运动的情况，使幼小的他（五岁）就受到“五四”运动的熏陶。
小学毕业后因家境困难他辍学在家，这时北伐军十七军到达温州，军政治部举办政治训练班，大姐就叫他报名进训练班学习。上课的教材是郑超麟翻译的《共产主义ABC》。当时他只12岁，是班中年龄最小的，对老师讲的不完全懂，但在这里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洗礼。
1929年春他到上海东宝兴路江东书店当学徒。这是一间以卖外文教材为主的书店。也卖社会科学书籍，如马克思的《资本论》英文本，日本河上肇旳马克思主义和托洛茨基的著作。出于业务上的需要，他在小学英语基础（他就读的小学三年级开始学英语）上勤奋自学英语，他阅读社会科学和历史的书籍。1928年冬温州暴动失败后的一批共产党人常到书店来碰头联系，时任中共中央秘书处干事的曾猛，更是书店的常客。曾猛1925年六月从温州去广州黄埔军校，参加过省港大罢工，入党介绍人是邓中夏和李启汉，1926年7月随周恩来北伐。1927年10月被中央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从而知悉苏共党内斗争的实情。当时托洛茨基有很高的威望，是他一手领导了1905年革命；十月革命期间，他被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当时列宁不在，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武装起义，是他领导了彼得格勒的工人，推翻了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十月革命后，因为反动势力在国际资产阶级支持下掀起内战，在紧急关头他担任革命军事人民委员会主席要职，组建了红军，粉碎了邓尼金等叛乱队伍，拯救了苏维埃共和国。内战结束后，经济建设命脉的铁路运输彻底瘫痪，又是他兼任铁路人民委员，使铁路运输恢复生机，创造了一个“只有上帝才能创造的奇迹”，使他在十月革命后的威望仅次于列宁。
斯大林领导的共产国际要中共参加国民党。就在蒋介石将要发动“四．一二”大屠杀时，斯大林还认为蒋介石是最革命的，要中共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暴动的胜利果实交给蒋介石。“四．一二”大批共产党人惨遭屠杀之后，斯大林认为汪精卫代表国民党的左派，要中共参加武汉政府，结果三个月后就发生“七．一四”武汉政府对共产党人的大屠杀，导致大革命失败。曾猛在中山大学了解到当时托洛茨基关注中国的革命，反对中共加入国民党，主张共产国际应援助中共建立自己的武装，在革命高潮时要建立苏维埃。但托洛茨基的正确主张被斯大林封锁，不让中国共产党知道。斯大林反而把自己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导致中国大革命失败的罪名嫁祸到陈独秀头上。中山大学的学生当时分成支持斯大林和赞同托洛茨基两派。曾猛选择了托派。1929年1月，中共中央提前调曾猛回国到中共秘书处工作。他利用江东书店向王国龙等人传播托派思想观点，介绍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教材《政治经济学》和《西洋史要》给他阅读。王国龙在江东书店近两年中读了不少英文小说和社会科学书籍，在思想上基本接受了托派的政治观点。
1931年王国龙回到温州，当时上海神州国光社的《读书杂志》刊出中国社会史论战专栏，发表各派文章，他赞成李季、杜畏之的托派观点，认为中国当前的社会性质是落后的资本主义社会。曾猛从上海连续给他寄托派刊物《火花》。1932年秋，温州警察局查到寄给他的《火花》，以“危害民国罪”将他逮捕。其实王国龙当时并未参加托派组织，只是思想上接受托派的观点。在看守所关了一年多，才由法院宣判徒刑两年六个月，刑满时县党部派人与他谈话，说刘仁静都已靠拢国民党了，你还不......，王国龙回答说：“他是叛徒。”就凭这句话不仅不释放，还将他押到杭州反省院待了七个多月才放出来，他在看守所的拘押期两天抵一天刑期，这样前后共坐牢四年。在这四年中，他在监外的朋友支持下读了大量英文小说和历史书，如韦尔斯的《世界史纲》、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袁枢的《资治通鉴纪事本末》等等。出狱后以当家庭教师为生，教英文、中文、古文。
1937年深秋王国龙参加了曾猛等人建立的温州托派组织，进行抗日活动。温州托派成员和外围份子都参加抗日团体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抗日救亡。1938年春节温州托派组织经选举产生领导机构第二届干事会，曾猛为书记，王国龙为七名领导成员之一。成立外围组织救亡大同盟，出版刊物《工农兵》。温州民众教育馆举办对市民的时事讲座，聘请王国龙每星期讲一次，分析抗日时事形势，指导民众抗日运动。听众中的叶学廉和叶树芳，原是上海针织厂修理工，上海沦陷来到温州针织厂工作，他们深受日寇侵略之苦，主张抗日，对王国龙讲的抗战知识和理论很感兴趣，要求王国龙对他们厂中当前遇到的问题给予指导。针织业工会在大革命时期是很活跃的，大革命失败后属于黄色的总工会，只向工人收会费，不为工人谋福利。抗战期间温州针织业有较大发展，女工人数增加到三千多人，但工资极低。于是王国龙在曾猛指导下，和干事会成员钱川深入到针织工人中，向他宣传托派抗日观点，号召工人要团结起来，向资方提出要求增加工资，要求改选工会。工人推选叶学廉等人为工会代表与资方进行谈判，结果谈判成功，工资增加了，叶学廉、叶树芳得到工人信任，工人斗争积极性提高了，致使工会改选成功，叶学廉被选为针织工会理事长，钱川担任工会文书。王国龙参加到工会工作中，在曾猛协助下在职工会中建立托派外围组织救亡大同盟，进行抗日活动，组织女工参加军训和救护等战地服务工作，针织业工会活动更加活跃，引起资方恐慌，要求国民党县党部取缔工会，遭到工人反对。县党部对工会不好动手，就把王国龙抓起来，关押在警察局看守所。县党部知道王国龙是托派，但逮捕的具体活动证据不足。曾猛通过社会关系对王国龙实施营救，关押了两个多月后获释。资方见工会活动日趋剧烈，遂采取关厂，停止生产，转而开店销售从上海购进的袜子，迫使工会解散。曾猛提出应付措施：全体工人在厂内静坐罢工，并监视资方的行动。叶学廉等人发现资方购进的袜子是假冒上海袜厂的日本货，于是开展抵制日货的斗争，致使日货被没收，挫败了资方的阴谋。
县党部为制止针织工会日益高涨的工潮，逮捕了工会理事长叶学廉，引起工人强烈反对，愤怒的女工自发组织，冲进县党部，砸了办公室，然后宣布罢工。曾猛一边进行营救活动，一边透过叶树芳，组织工人到防守司令部请愿，并争取其它工会工人支持请愿游行。当天针织业三千多人，加上其它工会声援的工人，游行队伍塞满了司令部前的整条街道，声势浩大，震动了整个温州城。司令部参谋长答应派人到警察局让叶学廉与工人见面。叶学廉登上桌子，鼓励请愿工人继续斗争，直至答应我们的条件……“你们千万不要散掉。”在工人的压力和曾猛的营救下，叶学廉不久获得释放。温州托派第二届干事会期间成立了包括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城市平民运动的工作委员会，王国龙为其成员之一。他除了参与针织业工会等工人运动，还参与指导平阳郑楼师范学校反特务校长王德懋的罢课学潮，联系指导多个农民小组，宣传抗战形势，提出农民当前应该怎么办。在土地问题上，托派主张地主的土地归贫农，获得农民的拥护。
1939年5月王国龙代表温州托派去上海向托派临委报告温州的组织活动情况，见到托派领导人彭述之和刘家良。彭述之要他留在上海参加建党训练班，由彭述之讲课，内容是从第一国际开始一直讲到第四国际。在训练班里认识了蒋振东、籍云龙、毛鸿鉴和后来在重庆中美合作所被杀害的王振华等托派成员。一个多月后回到温州，由于叛徒告密，曾猛、王国龙、陈又东、余嘉等六人被警备司令部逮捕。过了一个多月,曾猛和王国龙两人被解到金华警备司令部监狱。关押两个多月后金华军法官通知对温州情况不了解，不受理他们的案子，又解回温州，先在警备司令部后又关押在温台防守司令部监狱。至1939年冬,王国龙患恶性疟疾，连续二十多天高热39-40度，监狱的医官是他的小学同学，用尽了各种药物均不见效，遂请瓯海医院内科主任胡长庚医师诊治。胡医师是王国龙的朋友，他看后说要马上保外就医，否则必定死在牢中。从而保外出狱，当时身体极度虚弱，两条腿已不能行走了。这是他第三次被捕。
在家疗养了半年，至1940年夏能走路了，彭述之叫他去上海，要他先专心读些托派理论书籍，给他两本书：伊罗生《中国革命悲剧》英文本和美国黑人托派写的美国出版的《从第一国际到第四国际》，并要他在上海过组织生活。刘家良代表临委会参加他们的小组生活会，介绍临委委员对抗日战争性质的不同意见：郑超麟认为中国的抗战是日本天皇和中国蒋介石之间的战争，应采取“失败主义”。王凡西开始认为抗日战争是进步的，但在日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日战争变成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的一部份，抗战就变质了，于是同意郑的“失败主义”。彭述之和刘家良认为抗战始终是进步的，应支持抗日，不能采取“失败主义”。他们之间的争论成为托派后来分裂为少数派与多数派重要的理论根源之一。
1942年彭述之征得蒋振东同意，任命王国龙为托派临委会秘书，处理中央事务工作。在日寇占领上海期间，上海与温州之间交通极为不便，且充满危险，王国龙既来回奔波于温州上海之间，要从事温州托派工作，又要承担临委会各种具体工作，包括同志被捕后的应变，藏匿文件档案书籍，安置领导人家属，指导法文日报馆排字工人罢工和刻印《斗争》报等等，直至1944年冬回温州。
温州托派组织自1939年初秋曾猛、王国龙等六人被捕后，干事会瓦解而停止活动。1942年彭述之委派王国龙进行恢复温州托派组织的活动。当时上海托派临委会已分为多数派和少数派，在温州坚持托派思想的成员中，以曾猛为代表的一部份人认为在弄清多、少数哪一派正确前，是无法恢复组织的。因此恢复活动一时无进展。后来王国龙决定，先把同意恢复组织的人组成小组，在组织生活中再讨论多、少数派的是非问题。其间，受留苏回来温州中学教书的安明波托派思想影响的周仁生表现突出，活动能力很强，王国龙找周仁生谈了温州托派组织没有恢复成功的原由和恢复组织的迫切性。周仁生与安明波商讨，于1945年秋提出不用属于上海临委会的名义，另取名“马克思主义挺进社”，经有关人员讨论。同意用“马克思主义挺进社”的名称恢复组织。曾猛没有参加。挺进社建立后，在中学生和小学教师中发展了一批外围组织成员。至1946年秋周仁生等人去上海参加彭述之举办的训练班，然后参加托派多数派，另一部份挺进社成员到上海参加托派少数派，而留在温州的王国龙等挺进社成员都为多数派观点,从而温州的托派组织便由“马克思主义挺进社”变为托派多数派的温州支部，挺进社的外围成员在1947年2月成立温州托派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发展其外围组织“读书会”，使托派思想在温州各中学学生和社会青年中广泛传播。
王国龙自1930年底离开上海江东书店回温州，为革命事业，从未考虑为自己谋求有工资收入的正式职业，虽在温州有一定名望，但生活非常困苦，直至1945年受聘于温州高等商业学校任历史教师。一年多后，托派钱思敬在上海暨南大学参加学运被开除，回温州无工作，生活困难，王国龙就将自己的教师工作让给钱思敬，自己腾出白天搞托派活动，利用晚上时间写稿，兼任地方新闻社主笔，但微薄工资还不足够家庭开支。后受聘于温州普华电灯公司，工资较高，遂将地方新闻社那份工资给了仅靠地方新闻社工资而家境困难的同事，自己仍担任主笔直至1949年5月。由这两件事足以看出王国龙品格之高尚。
自“马克思主义挺进社”成立后，王国龙领导的温州托派活动的主要工作是学生运动，在青年中发展托派组织，扩大托派思想影响。1946年“沈祟事件”中，托派号召学生积极参加反对美帝国主义暴行举行的示威游行。1947年“六二”反饥饿反内战的运动中，托派提出反对内战，反对国民党政府征兵征粮，号召学生罢课、举行示威游行，工人罢工、商人罢市，支持学生运动。到闹市区张贴反蒋标语，自编反饥饿反内战歌曲，在游行时伴随口号歌唱。
1948年1月，温州托派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温州塘河僻静处的船上，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王国龙出席作形势报告，指出中国当前的社会性质是落后的资本主义社会。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对内勾结地主阶级，实施买办资产阶级的官僚专政。民族资产阶级无力反抗帝国主义资本输入，也无力反对地主阶级，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因此只有组织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中国未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只能由无产阶级进行革命过程中附带完成，即走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所指引的道路。
1949年5月7日王国龙从温州到上海参加托派江浙临委，钱川将从温州到上海参加多数派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交给王国龙领导。他遂将这批人按住所分成北区中心和南区中心两个小组，为解决其中一部份人的吃饭、住房困难，发动托派党内有工资收入者募捐。当时暂停对外活动，组织两个中心成员学习讨论，从理论上认识中共领导的这场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革命。至当年10月间，南区中心的叶征庆告密，钱川、赵养性首先被捕，王国龙等江浙临委和北区中心的成员大部份相继被捕，关押在学校等单位，时间不长。最长的钱川、赵养性关押12天．短的如王国龙等人24小时被释放，释放前经过个别谈话，对王国龙讲的内容为：这次不是有计划逮捕你们，是你们自己暴露的；希望你们遵守纪律，不能再活动了，否则就不客气了。这次被捕很快释放表明中共中央还不准备逮捕托派，但亦表明公安机关己掌握了上海托派多数派的情况，江浙临委中虽然还有两人没有被捕，但不可能再活动了。托派多数派江浙临委随之瓦解。钱川等人去了香港，王国龙等仍留在大陆。时隔三年．1952年12月22日，中共对托派全国大搜捕，不仅托派党团成员无一例外，连参加过读书会外围份子甚至同情者和一些亲戚、朋友、同学也都波及，只是后者大多以学习班名义关押半年左右释放。托派党团成员分别判处徒刑，王国龙判无期徒刑，在上海提篮桥监狱重刑一号监关了20年，其间曾在监狱翻译组和郑超麟、杜畏之、周仁生、喻守一等托派一起翻译外文。王国龙翻译过有关彩色电视机生产设备技术资料，北欧国家的无线电、助听器等技术设备资料。1972年9月28日，郑超麟、王国龙，喻守一等人转到周浦玻璃厂，周仁生等人到上海青浦劳改农场。这时开始给生活费，可以买《马恩全集》和《列宁全集》学习。其间，王国龙、周仁生、喻守一三人合译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际事务概览（1959-1960）》,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七年后，1979年6月5日，郑超麟、王国龙、周仁生等十二位托派终于被释放，前后共羁押27年。
出狱后，王国龙和周仁生回到温州，周仁生在温州教育学院任英语教师，深受学生欢迎。王国龙配合批改作业，翻译国外报刊杂志文章，着手翻译世界传记名著伊萨克．多伊彻《先知三部曲》第一卷，周仁生译第二卷。第三卷共六章，周仁生译前三章，王国龙译后三章，全书译成后，因出版问题，几经周折，中央编译局同意出版，但第三卷要采用编译局施用勤等三人翻译的。全书于1998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在新华书店发售。1999年被评为全国十本好书之一。细读第一、二卷，品味译者对原著描述的事件政治背景和论述的透彻理解，文字表达的确切、清晰、流畅，表明译者的精深中、外文功底和素养，真可谓炉火纯青。
九十多岁的王国龙，仍一直关怀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形势和动态，在资料极端缺乏情况下，努力作出自己的分析和判断。视力越来越严重减退，还坚持用高倍放大镜艰难地阅读中、英文报刊书籍。就在他去世前一个多月我拜访他时，还与我商量待天气暖和一点去做白内障手术，希望视力恢复到能翻译文稿，继续为革命事业作出贡献。没想到2010年4月4日，九十六岁的老人王国龙遽尔悄然地走了。我们为失去他这位诲人不倦的好老师、无产阶级忠诚的老战士而深沉悲悼和惋惜！
王国龙从童年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熏陶以来，躬身力行，一贯坚持革命信仰八十三春秋，置个人与家庭安危于度外，致力传播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思想，坐穿国共牢底三十二寒暑，坚贞不屈，不愧为无产阶级坚强的职业革命家。他所选择的道路千辛万苦，而前程光辉灿烂！
原载香港《十月评论》杂志第37卷第1期（总第228期）2010年7月15日出版 |
我所认识的王国龙先生（沈克成，201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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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认识的王国龙先生
沈克成（2012年3月）
认识王国龙先生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那时我业余担任勤奋外语学校的教务主任，听说从监狱里放回来一位姓周的老先生，英语特棒，于是我跟文选先生登门拜访，请他出任勤奋学校的顾问并担任高级阅读翻译班的教席，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周任辛老师。周先生欣然接受了我们的邀请，并推荐王国龙先生担任高级班学员作业的批改。周先生介绍王老时，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虽然只有小学学历，但辅导翻译班绰绰有余。”
那段时间，谊父马骅先生每逢过年，都要在百里坊六楼家中摆上一桌酒，宴请十几位老朋友，这样的家宴我都荣幸地在被邀之列，成了年岁最小的“客人”，因而也就结识了马老的一班老友。每次马家宴王老都参加，马老尊称他为“龙相”，从此我对王老就倍加尊敬。我也以马老为榜样，每年清明前后春暖花开时，都邀请几位老人到郊外走走，以示晚辈的孝心。
记得是一九九四年前后，文选调往杭州海关工作，他特意邀请周、王两位到杭州一游，那时我在浙大任兼职教授，常在杭州，于是我陪两位老人玩了整整两天，并负责护送他们坐长途汽车返回温州。我陪周老去求是村拜访他当年在浙大读书时的老师陈楚淮先生，还陪他们游览了六和塔、花港观鱼等名胜。那次杭州游，周老说是平生最为惬意的日子。从那以后周老成了我的忘年交，我对王老也有了深入的了解，从而在心中泛起了对他深深的敬意。
晚年王老都住在女儿家，他的长女王书丹人如其名，是位知书达礼、贤妻良母式的人物，我们很早就相熟，他的次女婿又是我初中时的同班同学，所以王家我也非常熟悉。二〇〇四年周老逝世后，我还坚持着每年至少去看望王老一次。记得是二〇〇六年新春，我去王老家时，得知年前北大曾经来了两位老师，在温州呆了整整一个礼拜，专门对王老作了录音采访，但是他们走后音讯全无，王老觉得有点伤心。我也深深觉得王老的一生实在很不平常，不能就此被历史湮没，应该将其传之于世。我建议给王老制作录像，王老欣然接受。于是我用了四个半天的时间，在书丹家对王老作了长达八个小时的采访，事后制作了四张光盘，请书丹放给老人看。我一直没有把光盘公之于众，直至他驾鹤仙逝。
采访王老时，他已是九十四岁高龄的老人了，想不到他的思维还是那样的严密清晰，娓娓道来，有条不紊，而且记忆力惊人，过去的往事记得清清楚楚，八个小时的谈话很少有重复之处。我对托派了解不多，对他所交往的人物更是知之甚少，加上自己先天不足，对这些事情都是“敬而远之”，不想介入。但是这次采访，无疑是读了一部中国的托派史，受益匪浅。
王老出生于一九一四年，五岁时就跟随胞姐走上街头，参与了五四运动。十三岁参加北伐军举办的政治训练班，受业于苏渊雷先生。因为家庭经济困难，小学毕业后就辍学，被送往上海江东书店当学徒，那家书店是温州一带左倾激进青年在上海的联络点，于是他开始接触中共，也接触托派，从少年时代就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启蒙，相信中国革命的出路是“不断革命”。
温州托派是中国托派中最为活跃的地方组织，创建于一九三七年，王老是温州托派的创始人之一，是中国托派第二时期的元老级人物，是“一位纯粹的职业革命者”（北大段跃语）。正因其革命生涯，注定了一生居无定所、颠沛流离，受尽了磨难，但是他始终无怨无悔，敢于担当，勇于面对。王老一生坐了六次牢，其中四次坐的是国民党的牢，两次是共产党的牢，总共加起来在监狱里度过了三十三个春秋，而且都是在人生的青壮年时期。最长的一次达二十七年（一九五三——一九七九）之久，但没有被判刑，据说比他职位低的托派头头早先已被判无期，而毛主席又曾发话，托派一个也不能杀，所以对他们几个干脆就不判了，因为要判，该判什么？
前年，《炎黄春秋》发表了一篇纪念王老的文章，受其启发，《瓯风》主编方韶毅来电话，希望我能把王老的自述整理出来。此前，温州图书馆卢礼阳也曾多次建议将录音整理出来。但是，记录整理讲话稿，其工作量很大，非我一个七旬叟所能胜任，年轻的记者朋友王永胜勇挑重担，前期的工作都由他来担当，我仅仅是作了些整理和润饰，而更多的考证和注释，则由方亲自担纲。
王老泉下有知，当会感到欣慰，因为他所经历的一生，无论是祸福功过，都应该如实告白世人，交由后人来评判。
2012年3月
原载《瓯风》新刊第四集，2012年4月，黄山书社出版 |
王国龙口述自传（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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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龙口述自传
2012年
沈克成、王永胜整理
1．早期生活
2．温州托派始末
3．在上海
4．监狱里
5．出狱后
1．早期生活
出身贫苦
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农历六月初一），我出生于温州南门的一个贫民家庭。父母都是文盲。父亲王汉宗，原籍平阳，农民出身，到温州城里做豆腐为生。大姐王兰芳，温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在温州当小学教员。哥哥王国芳，温州艺文学校毕业。还有一个二姐。我在家排行老四。
我本来是在十师附小读书，当时老师很好，对有些学生甚至不收学费。一个学期只象征性地收一角银元学费。学期结束的时候，老师王晓梅端出一个盘子说：“你们这一学期，交了一角银元，用去多少铜钱，还剩多少铜钱，没用完的，我还给你们。”当时一角银元，可以兑换十几个铜板。
一九二五年，整个国民经济都不行了。十师附小停办了，我就去了城南小学。我是从城南小学毕业的。我和二姐都只有小学毕业。那时，家里的条件已经不能再支持我和二姐的学业了。
我的童年是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气氛中成长的。当时，比我大十岁的大姐正在温州女子师范读书，在一位女老师的引导下，大姐成为运动的积极参与者。这位女老师就是温州早期共产党员，中共温州独立支部的创立者胡识因。胡识因在一九二四年冬和丈夫郑恻尘由谢文锦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那几年，大姐经常带着我参加温州城内激进人士的游行、集会和讨论，见到过许多后来成为共产党人的革命者，因为我大姐的关系，很小我就晓得五四运动了。
五四运动时期，温州省立第十中学、第十师范学校、艺文中学，是主要的“运动场地”，以后成为共产党员的，基本上是来自这三所学校的学生。由于我大姐的关系，这三个学校里的积极分子经常来我家聚会。当时我年龄还小，自然深受他们的影响。我在大姐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对我来说，大姐也是我的文化启蒙老师。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北伐军第十七军宣传队率先进入温州城，十七军政治部随后在温州举办了一个政治训练班。姐姐通过朋友让我参加训练班，当时我只有十四岁，是这一班人里年龄最小的一个。李国栋也在这个班里，他比我大两岁。我们可以算是正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洗礼了。
我记得苏渊雷来教的课是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郑超麟翻译的。课程是一个礼拜，有一天休息。
江东书店当学徒
一九二九年春天，我十六岁，到上海江东旧书店里当学徒。虽说是旧书店，其实也卖新书，主要卖外文书。在这家书店里当学徒，我就不得不学外语了。
为什么会有这家书店，是有原因的。当时，有一个运动分子在温州遭逮捕，被关进杭州监狱。我的哥哥王国芳和另一个同伴受牵连，不得不外逃。到了上海之后，我哥哥建议开家书店，一来维持生计，同时也为革命做掩护。他就叫我的姐夫投资，拉上一位在上海的朋友李景芳，他也是温州五四运动中的一位人物，一起开这家书店。江东书店实际上是温州一班左倾激进青年在上海的联络点。
学徒期间，我结识了从苏联留学回来的曾猛。那时，他是中共和托派双重身份，是中央秘书处干事，受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同时，结识了第一个中国托派组织“我们的话派”中的主要人物史唐、陈亦谋、梁干乔等。还结识了中共温州独立支部的一批党员，如王国桢、施德彰等，他们大都是在温州的城市暴动或农民暴动失败后逃亡到上海的。
曾猛是托派，大家都是知道的。托派还没有被扣上帽子，无非是中间派。郑馨对我说，曾猛是共产党员，是不能够参加托派的，不过，我倒是可以的，因为我还不是共产党员。当时的气氛较宽松。
在江东书店，我学了外文，同时受到托派思想的影响。
一九三〇年秋，江东书店因生意清淡而关闭，我不得不回到温州。我再次去上海是在一九三六年。
2．温州托派始末
曾猛对周恩来说：“我没错。”
温州托派组织的创建人是曾猛。他也是我大姐的朋友。在温州的五四运动中，曾猛很活跃，是带头的。后来，他被学校开除了，就去上海读书，后来去了广州黄埔军校。曾猛到广州的时候，第三期报名已经结束，时任黄埔军校管理处处长的戴立夫就把曾猛留在身边。曾猛在戴立夫先生身边认识了周恩来、张太雷，和中共有了接触。
戴立夫先生曾经想把曾猛送到何应钦那里当兵，后来听说何应钦军队里有体罚，就作罢了。香港罢工的时候，曾猛参加了在广州的工人运动，和广州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也有接触。曾猛在广州入党，介绍人是邓中夏和李启汉。曾猛参加工人运动的经验就是从广州学来的。
北伐开始，东南军从广州一路到福建，再到浙江，一路向北。曾猛随军到上海时，刚好第三次暴动开始，就加入了上海总工会，正式参加第三次暴动。曾猛后来任中共中央秘书处机要秘书。当时，中央秘书处除了曾猛是温州人外，还有一个温州人是何止铮。
一九二七年，中共五大之后，曾猛被派到苏联学习，何止铮也一起去。曾猛只在莫斯科待了一年。不记得是谁说的，曾猛在莫斯科，连课都不去上，只待在房间里看《红楼梦》。这件事情应该是真的。曾猛在莫斯科加入了托派，而那时，莫斯科已经开始反托派。那时的反托，虽然不像后来那样被说成反革命这么激烈，不过，干部派和受托派影响的学生之间的斗争还是剑拔弩张，曾猛关起门来看《红楼梦》也是可以理解的。
干部派当然就是指陈亦谋、王明他们。在学校里，干部派过来说教，曾猛是不听的。曾猛说，他是真正看王明不起。王明为了拍别人马屁，真的没什么东西送了，就把自己从家里带出来的一件大衣做成一副图匾——当时在俄国有这种装饰——送给米夫。曾猛说，身为一个革命家，身为一名布尔什维克，怎么能这么干？
当时国内的情况是需要人，曾猛在莫斯科只待了一年多就回国了。一九三〇年，我在上海碰到曾猛。在我的印象中，共产党员都很有学问、很勇敢，心里非常佩服。当时曾猛和广东的人有来往，其他来自温州的共产党员，和曾猛的私人关系都很好，都说曾猛很能干。
没过多久，中国学生在莫斯科加入托派的黑名单被带到了国内。据曾猛说，周恩来找他谈过话。周恩来对曾猛说：“只要你马上退出托派组织，并在党内表态，跟托派划清界线，我可以保证，不再追究。”曾猛却说：“我没错。”曾猛没有接受周恩来的建议。
一九三〇年，曾猛被中共开除了。开除之后，生活没了保障，曾猛想回到温州瑞安老家。临走之前，曾猛碰到彭述之的夫人陈碧兰。曾猛对陈碧兰说：“我现在真的是没有办法了，只能先回家。”陈碧兰说：“你先别回乡下，一回乡下，别人马上会知晓你的托派身份。等我回信吧，让我想想办法。”
陈碧兰找到陈独秀，推荐曾猛做他的秘书。除独秀也知道曾猛工作很得力。曾猛当时一直在做秘密文字工作，而且做得非常漂亮。一个格子可以写四个字，而且非常清楚。当时一些秘密文件都是写在被单上的。
这样，陈独秀和陈碧兰两人把曾猛留下，在上海给托派做秘密工作。一九三二年，曾猛和陈独秀、何止铮被捕。曾猛被捕的时候，当然不叫“曾猛”，是用一个化名：王子平。
曾猛被捕之后，曾猛的妻子秋君叫戴立夫先生去营救他。戴立夫先生和秋君赶到上海，找张冲。张冲是戴立夫的学生。张冲说，曾猛想要出去，必须先要在“留俄委员会”住上一段时间，张冲也是留俄委员会学习班里的成员，是国民党派去学习的。至于在留俄委员会里干些什么，我当然不知道。曾猛没有对我说，我也没有问这个问题的必要。
曾猛很快就被张冲保了出來。出狱之后，曾猛根据张冲的意思，对报界作了个谈话，说自己已对政治“心灰意冷”，随后便和妻子秋君一起回到故乡温州。到了温州之后，曾猛创立了温州托派。
第一次入狱
江东书店关门回温州之后，我和曾猛保持通信。曾猛从上海给我寄来托派刊物《火花》。一九三二年秋，温州警察局查到《火花》，以“危害民国罪”将我逮捕。这是我第一次被捕。算一算时间，我和曾猛差不多也是同时被捕。我是在温州被捕，曾猛和陈独秀是在上海被捕。
我被转到法院，判了两年半，关在温州第四监狱。虽说是两年半，其实真正关押的时间要长。按照当时法律，在看守所里羁押，两天当一天。所以，我坐了不止两年半的牢。
第四监狱里的政治犯是一个人一个房间。我也算是政治犯了。
第四监狱第二科科长是苏州人，叫耳桐（音）。在监狱里，进步思想的书籍都是可以读的，这让我觉得蛮奇怪。朋友送来的书，监狱会盖个印，“许”。我对监狱里的人说，《资治通鉴》是朋友借我的书，你们盖了章，总不恰当吧。我这么一说，耳桐竟然也同意了，朋友送给我看的书，可以不用经过审查程序，直接送到我手里。那个时候，茅盾的《子夜》刚出，朋友带给我。一般说来，这种书是带不进去的。耳桐一看，竟然也同意了。
第三科科长和我的关系也不错。他在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论语》上发表过文章。鼓励我，劝我也写写。我就开始写监狱里的生活，在《宇宙风》连载。当时的稿费蛮高，写一篇文章能收到二十四元稿费。二十四元，可以解决我很长一段时间的生活问题。
刑期快满的时候，审查员找我谈话。
他说：“你知道不，你们几个托派的头头，刘仁静都转投国民党了。”
我就说：“他们都是叛徒。”
审查员问我，出狱后有什么打算？
我说：“我刑期都坐满了。”
他说：“你思想还没搞好，思想还不对。”
我说：“我本来不是托派。你把我判成托派，现在，你让我出来了，那我就是真的托派了。”因为这句话，我被加刑半年。
算一算时间，我第一次入狱，坐了四年的牢，一九三六年出狱。在温州，我没有学历，正式学校进不去，只能去做家庭教师，教语文，教英文，写写稿子。生活来源的问题勉强可以解决。
正式加入托派
一九三三年，曾猛被保出狱，回到温州。他在莲花山看中一所房子，就和妻子秋君住在了莲花山。
我从监狱里出来之后，就去山上看曾猛。在莲花山上，曾猛又影响了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一批年轻人，有余嘉、董国雄、陈又东、钱川等。这是温州托派形成的开始。
温州的托派有几个源头。曾猛是最早的一个。还有一个是安明波，他从苏联带来的讲义，和曾猛的是一样的。我们的理论都是受莫斯科中山大学托派分子的影响。曾猛在山上讲座的内容，也无非就是这些。还有一个源头，就是李国栋。李国栋在上海艺术大学读书，王独清是上海艺术大学的教授，李国栋主要是受王独清的影响。直到抗战开始，曾猛影响别人，李国栋也影响别人，两个人没有交流，也没有碰过面。
后来，上海“我们的话派”成员贺希从国民党监狱出来，身体虚弱，生活困难，就来到温州。贺希到温州后，由李国栋和朱钤出钱为他租房子，由钱川为他打针服药。
贺希说，受两个人影响的托派青年为什么不一起合并成立组织？在他的撮合下，两派合并，成立温州托派组织。我正式参加托派组织就是在这段时间。那是一九三七年深秋。
温州托派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是在莲花山上曾猛家里。出席大会的人有我和曾猛、贺希、朱钤、李国栋、何树芬、何止铮、黄禹石、钱川、陈又东、余嘉等，曾猛主持大会并作工作报告。大会通过两个决议：一、温州工作纲领；二、请求上海托派中央承认温州组织为温州支部。派贺希去上海向中央临时委员会报告。大会选出第一届干事会，曾猛（书记）、何树芬（宣传）、朱龄（组织），干事何止铮和我。
曾猛在干事会上提出，抗日必须联合共产党共同行动。干事会通过决议，派李蔡志代表温州托派与中共浙南纵队驻城内办事处主任吴毓商谈。李蔡志和吴毓是瓯海中学同学，又是同乡，有私人感情，李蔡志向吴毓提出联合抗日的建议，吴毓却断然拒绝。
李蔡志问吴毓：“中共同国民党合作，为什么不能和托派联合抗日？”
吴毓回答说：“托洛茨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敌人，是法西斯奸细，陈独秀是汉奸。”
中共领导的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在抗战开始时成立；同时，国民党永嘉县党部成立“救国御侮团”。干事会认为，尽管吴毓拒绝同托派合作抗日，但托派应参加中共领导的战时青年服务团，因为它是真正的抗日群众组织，决不能加入国民党的救国御侮团。干事会通过曾猛的建议，温州托派成员（除二三人外）及受托派影响的外围分子全部加入战时青年服务团。
李国栋辞去国民党监察委员一职，解决了“跨党”问题。此时温州成立蛋类销售处，李国栋设法谋得该处驻沪办事处职务，干事会决定委任李国栋代表温州托派组织和中央临委联络。
当时，郑嘉治是永嘉县战时青年服务团的秘书长，团长是胡今虚。郑嘉治叫我和李金锡当秘书处中的秘书。他们知道我坐过国民党的牢，所以才让我加入。后来，他们知道我是托派，就和我划清界线。他们的管理相当好。
差点死在监狱
抗战时间，我曾三次被捕。前两次是在组织工人罢工时被拘留，他们没有证据，我只被羁押了个把月，就放出来了。第三次是一九三九年，托派中有人叛变，叛徒支强（音）全盘托出，曾猛和我都被逮捕了。当时被捕的人有很多。
一直到农历七月半的一天晚上，深夜十一点钟，我和曾猛同时被监狱里提出来。我记得，曾猛没有戴脚镣，我戴着脚镣，穿了一件软马甲，一条短裤，一双拖鞋。他们把我们送到金华新江警备司令部。
在金华大概待了半个来月，没有提审。后来来了一个参谋，他对我们说，他们不能受理我们的案件，又把我们两个重新送回温州，交给温州警备司令部审理，搞得我们也莫名其妙。他们把我们送回之后，我们被关在了凰桥司令部。
审判我们的检察官对我们实话实说：“你们为什么会被捕，是因为你们内部有人向政府靠拢了。”
曾猛当然有被捕的经验，我也是坐过牢的。当时，曾猛家里没有留下证据，我只是在半路上被碰到，也没有留下证据。我当然也矢口否认。
曾猛就说：“如果是支强说的，那就让支强过来，让我们当面对证。”据说，检察官也要求支强过来，但是支强不肯来。曾猛对我说，如果支强敢来，你就先狗血喷头，大骂他一顿。
同一个笼中有三个人，我，曾猛，还有一个叫曾定的共产党员。他是玉环三门人，是瓯海中学毕业的。我在平阳山门见过曾定。我说：“想不到我们在这里又相逢。”曾猛的幽默劲上来了，说：“宗兄，你是共产党员，我过去也是共产党员，现在是托派，托派坐牢是当然的，但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你却跟我们坐在一个牢房里，真是幸会幸会。”
没过多久，吴毓代表中共来温台防守司令部看守所看曾定，同时和防守司令部看守所交涉。他们讲平阳蛮话，我们都听不懂。他们谈话结束，吴毓要走时，曾猛喊住他，当面问他：“国民党把我们的同志都关起来，你还相信统一战线的建设吗？”吴毓不待曾猛说完，就表示歉意，不作答复走了。
我们问曾定：“你觉得我们是汉奸吗？”曾定说：“我个人相信，你们两个人不是汉奸。”和曾定相处的日子里，他从不跟我们争论。但他对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从未流露过丝毫怀疑和动摇，只表示承认我们是抗日的，对我们是托派表示惋惜。这一方面证明曾定立场坚定，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是实事求是的。所以，我们相处得不错，特别当我每次发高烧达三十九至四十度时，他极为关怀，非常细心地为我作护理。
一九四〇年五月间，我因恶性疟疾，连续发高烧二十一天，每天大半时间处于昏迷状态。军法处的李医官，是我十中附小的同学，他大哥李圣恩是曾猛的朋友。他不忘旧情一直给我服药，但毫无效果。曾猛要求他请胡长庚到看守所来为我诊治。第二天李医官带胡进来。胡长庚诊断后对李说，希望准予保外就医，否则，必死无疑。李医官如实报告军法处，终于得到批准，但条件是必须在瓯海医院由胡长庚医治。当时胡长庚是瓯海医院的内科主任。
陈素农知道我们的案子移送军事委员会后，即要求他在军委会的同学设法营救。据曾猛说，陈素农的同学要求军委会的瑞安人黄菊裳先生帮忙。由于黄菊裳的出力，最后，军委会指令温台防守司令部准我们交保释放。在我因病保外就医后约两个月，曾猛也交保出狱，但我们仍须随传随到。
出狱之后，曾猛变了
曾猛第二次被捕的时候，除了打通黄菊裳的关子之外，曾猛的妻子也写信给张冲。张冲的回信是：“浙江的事，鞭长莫及。”用这样的理由婉拒了。
曾猛出狱之后，就不搞托派了，温州托派也就差不多全瓦解了。曾猛对革命走向悲观，其中一个原因是，彭述之对曾猛被国民党要人保出来有看法，认为曾猛被保出狱不会这么简单。
第一次出狱之后，曾猛曾通过别人问过彭述之，组织是不是同意他出来，叫彭述之答复他。彭述之表示，这个问题，曾猛是不能问他的，应该由曾猛自己决定。
一九三九年五月间，“温托”干事会派我去上海向“临委”报告工作。临行，曾猛托我探听彭述之对他在南京出狱之事的态度。
彭述之跟我明确说过：“曾猛能从国民党的监狱里出来，那一定不会是无条件的，你叫我彭述之批准你可以从牢里出来，这我是办不到的。”
彭述之还对我说：“一个人在政治上发生过这种事，按照党的纪律来说，是不可信任了。我们不能否认，曾猛到温州之后，影响了一批人，但是今后是不是靠得住，这很难说。希望你能明白。”
我向曾猛转告了彭述之的原话，曾猛也知道，彭述之没有原谅他。他以前对彭一向很敬重，但从此他对彭的评价变了，甚至骂起来了。
一九四二年秋，我从上海回温州，企图恢复“温托”组织，几次约曾猛商谈。他虽没有拒绝，但因为对彭述之的不予原谅，耿耿于怀，始终不愿作出恢复组织的行动。由于他持这种态度，受他影响的托派分子，也都没有行动。因此，我恢复组织的企图没有成功。
一九四三年秋，有一天我偶然在路上遇见了曾猛。他对我说要去丽水碧湖浙江省行政人员训练团工作。我问他：“你怎么可以到那样的地方去工作？”他说张冲嘱该团教务长陈希豪到温州来请他。他说：“这等于服兵役，不能拒绝应征。”
抗战胜利后，温州中学迁回温州。原托派分子金宸枢多年随同校长金嵘轩先生工作。金宸枢向金校长建议，聘任曾猛和何止铮任教。曾猛进温州中学，名义是公民课教员，但他上课讲的不是公民课，都在讲时事、讲国内外形势。约在一九四七年，陈素农调任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军官训练班主任。一九四八年十月要曾猛到那里工作，负责文书课课长（军衔：中校）。约在同时，陈在温州竞选“国大代表”。曾猛又替他策划竞选。但那次陈竞选失败。曾猛因为自己帮陈竞选没有成功，感到对不起陈。但陈并不在意，陈知道选票为地方势力所把持，而陈一向在外做官，没有地方势力支持，失败是当然的，因此陈仍带曾猛去武汉。曾猛就跟着陈素农去黄埔武汉分校任教官。
我再次见到曾猛，是在一九五七年的监狱里了。
马克思主义挺进社
温州托派另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周仁生（任辛）。我比周仁生大八岁。我们认识是一九四二年前后。当时，周仁生已经从温州中学毕业。
周仁生在温州中学读书时，学校里的托派气氛很浓。当时，安明波在温州中学教书。他不是温州人。周仁生和安明波的关系很好，因此，周仁生的托派思想也受安明波的影响。
有几个受托派思想影响的温州中学毕业生考上了浙大。这几个人和周仁生都是要好的朋友。这几个人都是来自温州各县的，每个学期开学前，他们都会先住在周仁生家畅谈。周仁生的家人都很欢迎这些学生。
当时的浙大在龙泉，我就在龙泉认识了周仁生。周仁生在浙大大概读了两年之后，浙大要内迁到贵州。周仁生没有跟随内迁，继续留在省内就读。这段时间，我和周仁生保持密切联系。那个时候，温州的托派组织已经瓦解了，后来只是部分恢复，周仁生对这件事，也是很关心的。
有一天，周仁生对我说，安明波想见我。安明波住在西郭。我们见面主要是谈托派问题。当时温州的托派组织还没有完全恢复。
安明波说，要想恢复，要解决的是少数派和多数派的问题，双方都不用攻击对方，干脆，再造一个新名称。
一九四二年五月，中国托派分裂为两个组织：一个是原有的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多数派，又称斗争派）；另一个为“国际主义派”（少数派）。托派的分裂也影响到温州托派组织。
对这个问题，我没有表态。温州托派组织把安明波的这个观点带到上海时，彭述之不同意。彭述之的门户之见是很深的。
周仁生告诉我，组织恢复的时候，不用多数派的名字，准备用“马克思主义挺进队”。我一听就觉得很不妥，表示反对，因为托派组织从没有用过此类名字。周仁生和安明波商量后，改成“马克思主义挺进社”。虽然，我对这个名字还是觉得不满意，但是觉得“社”总比“队”好听点。后来，周仁生还把挺进社的组织纲领拿给我看。
我想，温州托派组织总得要恢复，无论如何，先恢复起来再说。如果告诉彭述之，彭述之是一定不会同意的，到那时，就不利于组织的恢复。我是瞒着彭述之，同意了这个名称。周仁生和一大批学生也就加入了“马克思主义挺进社”，这样，温州托派组织又恢复了。
3．在上海
第一次见彭述之
我最早是从曾猛的口中知道了彭述之，曾猛经常提起他。一九三九年的五月份，我到上海向“临委”汇报工作，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彭述之。
彭述之有很多化名。他常用欧伯这个化名。我们在谈话时，都称他为欧伯。和社会上的人接触的时候，他就会用他妻子的姓，说自己姓“陈”。
一九三二年十月，彭述之和陈独秀因为托派问题被捕入狱。一九三七年八月，两人同时获释。出狱之后，陈独秀不愿意来上海，去了武汉，而彭述之选择了上海，参加临委，当时郑超麟还没有来上海，这样，彭述之当然就成为中国托派第一把手。
初见彭述之，我还不能直接去他家里。彭述之约我到外滩公园里头见面。当时的温州纺织工会组织各种运动，很热闹，彭述之也知晓。他说温州有这么多热血青年，“情况很好”。我们谈到了曾猛问题，彭述之明确告诉我，他不相信曾猛出狱是没有条件的，而称赞我在监狱里经受住了考验。
彭述之很喜欢开训练班。我在上海不能久待，彭述之也要求我参加训练班。当时陈又东也在上海。他是温州达路荣昌记（音）在上海的办事处主任。他公司里的很多房间，也就成为收留从温州来上海的年轻人的容身之地。
我记得我参加一期训练班的题目是：“从第一国际到第四国际”，教了十几天。来听的人不是很多，只有十来个人。陈又东也在训练班上听。彭述之的湖南口音很重，所以课程很难听懂，这是我听完彭述之上课之后的亲身体会。他没有准备讲稿，都是脱稿。听完之后，我对共产国际的历史就清楚了许多。彭述之在我心中变得很具体。他是一个理论家，这是没问题的。
彭述之认为我经得住考验
我回温州以后，就和曾猛一起被捕了。
一九四〇年下半年，我出狱治好疟疾之后，住在一个朋友家。
那一年的秋天，胡长庚的妹夫叶正度（郭溪人）住在温州。叶正度是浙大毕业，在上海做生意，和李振东认识，与托派的人有来往。他知道我出来之后，就带口信给我：彭述之希望我能去上海。我就去了上海。
叶正度通过彭述之的关系，和同情托派的朋友成立了一个商行，商行的名字叫“宏华商行”，他们把做生意赚来的钱支持托派运动。温州人对托派运动，是出人又出钱。
来到上海之后，我和叶正度住在一起。彭述之约我见面。这一次见面，我可以去彭述之的家里了，这是我第一次去彭述之家里。因此，我也就认识了彭述之的夫人陈碧兰。那一次，彭述之夫妇留我吃饭。我们几乎谈了一整天。
彭述之说：“你在温州被捕的情况，我是知道的。”
我问：“你怎么会知道的？”
彭述之说，温州防守警备司令部里都是江西人，是江西帮，其中有一个江西人，公开职务是一名副官，也受过我的影响。所以，彭述之知道我在监狱中的表现，他早已经向彭述之汇报了。
我是经得起考验的。彭述之看人就看这个地方。他认为我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人。本来，他的家，我是跨不进去的。
彭述之对我非常亲热。他说，你和叶正度住在一起，生活由他负责。叫我暂时先别回温州，要我参加“组织生活”，李国栋和黄禹石都在上海，让我们组成一个三人小组。
他还送我两本书，叫我在这段时间好好读读。一本是一位美国托派黑人写的，作者名字已经不记得了，书名是《从第一国际到第四国际》，彭述之在训练班上的课，可能和这本书有关系。这是英文原本，中国还没有翻译出来。那个时候，我读英文书已经没有问题了。第二本是伊罗生写的《中国革命的悲剧》，也不是译本，是原文的影印本。《中国革命的悲剧》影印了五百本。影印也是要钱的。我们活动经费是从哪里来的？主要是靠募捐。叶正度也捐给我们一大笔钱。
一九四〇年底，我从上海回到温州时，温州托派已经瓦解，曾猛认为彭述之不原谅他，所以，对这件事就不是很起劲。对我来说，恢复组织，也是困难重重。
第二年，我原本打算再去上海，后来温州沦陷，我就去不了上海了，因为没有轮船了。
一九四一年秋天，彭述之写信给我，问我去了温州怎么不回来了？是什么原因？他用了一句老话：“岁月如弛，贤者不闲。”接到这封信之后，我只能千方百计去上海。那个时候的交通，温沪航运已经中断，只能走陆路，要经过清江、台州、宁海，再从沈家门乘船才能到上海。
我一到上海之后，就马上去见彭述之，他看到我后非常高兴，彭述之和陈碧兰都说我干得相当不错。
这个时候，上海的组织已经分裂了，分为多数派和少数派。上海临委的两派人，都想拉拢地方组织，我是温州托派的负责人，因此在这段时间，我和王凡西亦有接触。也由于这层原因，彭述之和我走得更近了。
彭述之又开训练班了。叶正度一个人住在威海卫路的“中社”公寓里，一个人一个房间。彭述之就利用叶正度的房间，继续举办训练班。这次的训练班，对象已经不同，对象是受彭述之影响，同情托派的人。彭述之叫我也参加训练班。讲座的内容是普列汉诺夫的《俄国社会思想发展史》，纯理论的内容。彭述之也是讲得非常清楚。
宏华商行和金源钱庄
从一九四一年的秋天一直到一九四四年，我经常在上海和温州两地跑，开展托派活动。这段时间，我和彭述之接触频繁。我住在宏华商行，彭述之住在金源钱庄。宏华商行开在河南路和北京路交叉的中一大楼里，到金源钱庄没有几步路程，彭述之想找我很方便。
金源钱庄的地点在河南路北京路南边附近的一条弄堂。叶先芝（辅臣）为董事长。总经理夏杏芳，绍兴人。在金源里工作的托派有楼子春和陈其昌，楼子春在钱庄里有股，陈其昌只是教钱庄店员们文化，楼上有一个小房间供陈作办公室。陈其昌就是写信给鲁迅的陈仲山，本名是其昌，又名陈大巧。他是北大学生，和王实味、王凡西都是同学。
叶先芝在上海做金融生意，开钱庄。他从金源钱庄股东中买来股份。金源钱庄的前身叫志裕钱庄，叶先芝收来股份之后，改名为金源钱庄。叶先芝和彭述之的私人关系非常好，和杜畏之也是朋友。也因为这样的背景，陈其昌才会进金源钱庄。
没事的时候，彭述之就坐在金源钱庄的经理室里聊天，彭述之是金源钱庄经理室里的贵宾。彭述之连吃饭的钱，都是由金源钱庄提供的。金源钱庄也帮助我们出书，彭述之印《俄国革命史》的钱就是金源钱庄提供的。
叶正度也是经理室的常客，在那里很随便，不受拘束。处理业务外，也聊天。夏杏芳知道，叶正度能饮酒，就把别人送给他的威士忌拿出来，没有下酒的东西，就到弄堂口买点花生来，给叶正度一个人下酒。叶正度常在闲聊时给夏杏芳出生意的点子，夏杏芳采纳了，效果不错，因此对叶正度也很器重。
日寇占领租界，发行伪“中储券”，以一元“中储券”换两元法币，勒令立即执行。上海所有银行、钱庄为防止大量提款，都把提款额限制在五百元以下，只有金源不加限制，对存户提款，敞开供应。因此，金源的信誉顿时家喻户晓。人们都说夏杏芳有魄力，金源的业务随之兴旺起来。
当时李季生活穷迫，和彭述之商量，要把所藏的全套《四部备要》卖了。经彭述之介绍，卖给了金源。夏杏芳的经理室里为此装上了书架。书运来上架的那一天，我也在场。李季把书装上架后，夏杏芳说：“我替你保管，你要用时就来取书，不要以为书归我，你和心爱的书便分手了。”（大意）他的话是真诚的，李季很感动。
从此，李季也成了经理室的常客。我在经理室多次见到过李季，记得有一次他向彭述之谈起，他已译好了桑巴特的《现代资本主义》。他说到书中引有希腊文的资料，他不懂希腊文，只好辗转请人翻译，付了一大笔稿费。又有一次，他给彭述之一张条子，说是“老头子”（指陈独秀）写给他的，彭述之看后递给我。我还记得信上内容：“季子学弟……布尔什维主义是法国勃朗基主义和德国军国主义的混合物……有生之年要为反对布尔什维主义斗争到底……”当时李季说：“老头子实在走得太远了。”这张条子是彭述之后来常引用来批评陈独秀的根据。
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也是经理室的常客。亚东和金源有业务上的来往，金源对亚东的出版事业，热心支持，亚东出的书也堆存在金源仓库里。记得有一次，汪老板在经理室谈话，他对王凡西翻译托洛茨基《儿子、朋友、战士》的译笔赞赏备至。就我记忆所及，抗战爆发后，在亚东出版的小册子有彭述之的《抗日战争胜利必须条件》、《奥国革命是怎样失败的》及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小册子，陈碧兰《抗战中的妇女运动》，郑超麟译纪德的《从苏联归来》及《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刘家良译的《大英帝国的两个基石》，此外还有杜威委员会报告、苏联审判真相（书名已记不清）、托著《在新的世界大战前夜》（译者不知是谁）、楼子春用“郭和”的笔名译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等等，陈独秀在武汉发表的小册子及为陈独秀辩护的小册子、陈在《宇宙风》杂志上发表的两章自传，也均由亚东出版。
陈其昌被捕之后
一九四二年，陈其昌被日本人装进麻袋用刺刀戮死，尸体被扔进黄浦江。日本人要陈其昌说出彭述之的住所，陈其昌一直到死都没有说。
陈其昌在托派中是老资格，他被捕之后，托派就要隐蔽了。托派隐蔽之后，彭述之叫我帮他做事。
首先，彭述之的住所需要转移。第二，彭述之的书和手头的文件要处理。我就先把陈碧兰和他的孩子带出来，我从温州出来经过沈家门时，办了一个证件。当时在上海开旅馆房间，必须持有所谓“良民证”。我就开了一个房间，安置好陈碧兰和她的三个孩子。后来在南京路东亚旅馆开了一个小房间，又将他们带到那里。
彭述之的很多材料都放在金源钱庄的仓库里，特别是《俄国革命史》的纸版，都放在仓库里。为了避免文件被查抄，我就在黄河路和昌和路旁边租了一间房子，安排两个人，伪装成旧书店，刘乃光和李永爵住在店里。店里摆着温州的草纸等杂货，刘妻也会动脑筋，又找些小人书连环画，让周围儿童租看。彭述之的俄文书和其他从苏联带来的材料，都藏在里头。这次匆忙搬出后，彭述之就再也没有自己租住的房子了。
彭述之把《俄国革命史》纸版交代给来自广东的罗瑟希，他是道亨银行的人。我们就把这些材料，从金源钱庄的仓库搬到道亨银行的仓库里。
叶正度和刘中强，就给彭述之安排住所。刘中强是新新公司人事科科长，新新公司是有旅馆的，彭述之就住在新新公司的旅馆里。
在新新公司，彭述之又要办起训练班，让同情者参加。
彭述之那段时间没有工作，非常时期稿子也不能卖了，生活就只能靠妻子陈碧兰。陈碧兰供职于上海青年会。陈碧兰在上海青年会的工作是由王独清的妻子介绍的，王独清的妻子叫黄碧姚，是上海青年会的一个重要人员。
陈碧兰有三个子女，大女儿比较大一点，两个儿子比较小。陈碧兰的女儿小名叫莉莉，我们都叫她的小名。那个时候，莉莉已经读完初中，快读高中了，没有钱缴学费。彭述之本来可以跟金源钱庄说的，不过他开不了口。叫女儿不读书，又好像不妥当。陈碧兰就对女儿说：“我也没办法，你去找阿龙叔试试吧，看看有没有办法。”当时，我做了一起颜料生意，赚了一笔钱，就拿着那笔意外之财，缴了莉莉的学费。
很多人都表示，要在经济上资助彭述之，让他的生活能过得更好一点。李国栋也是这样表示的，都被彭述之谢绝了。彭述之对叶正度说过：“你们的感情很可嘉，不过，我不能依靠别人过生活。苦不苦没关系，没有什么苦是吃不过来的。”不过，叶正度出资印托派书，是支持彭述之的事业，彭述之是接受资助的。
后来，陈碧兰在上海青年会的工作也没了。金源钱庄的经理夏杏芳就买了一台缝纫机，让陈碧兰在家里做枕头套。夏杏芳帮她联系收购的商家。由于费用问题，旅馆里不能长住。叶先芝就让陈碧兰住他家。这样，陈碧兰就在叶先芝家里住了一段时间。
罗瑟希是道亨银行经理的小舅子。所以，他在道亨是有发言权的。道亨银行在艺术路买了一个花园式的住房，让彭述之一家人住。少数派就说了，彭述之住上了花园洋房。实际上，他是替户主守门。如果地产换权了，他就又不能住了。彭述之真是有点丧家犬的样子。
我到金源钱庄的仓库取《俄国革命史》纸版时，看见楼子春正在指点郑超麟和王凡西择取在那里的托派文件。这是我第一次认识郑超麟。我问郑超麟：“纸版如何处置？”他说他们不准备搬走，也没有地方藏放。我说：“让我搬走藏放吧。”他无异议。我对王凡西说，让我也参加择取，让我每样捡一份来保存。郑、王点头表示赞同。于是我们三人蹲在地上，在一大堆油印文件中择取。他们每样择了一份，我也同样择了一份。择好后，我把我择的一份捆好，连同几箱纸版，叫了辆板车，我跟着板车，送到事先约好的一个仓库。
彭述之告诉我，金源钱庄捐出了一大笔钱印《俄国革命史》是很难得的。他认为出版《俄国革命史》是我们组织的一件大事。
老托这部著作是无价之宝，把纸版抢救出来，以后再版，就无需那么多资金了。再说，纸版留在金源仓库，如果被日寇查抄出来，势必牵连金源。他说：“我们在道义上也不能那样不负责任。”关于这一点，我后来问起郑超麟，为什么你们当时决定对纸版不予处置？他的回答是：“没有纸版，可以影印再版。事实上抗战结束后，我们就是用影印再版的。”
后来有一次，我和郑超麟谈起这次应变，为彭述之搬家的事。郑超麟说：“我们就没有搬家，因为我们相信陈大可（即陈其昌）。”意思显然是指彭述之不相信陈其昌。我觉得这样说也不中肯，应变是组织的需要，事实上，彭述之也从来没有流露过任何不相信陈其昌的迹象。
现在回忆起来，彭述之当时对陈其昌的被捕，确实说过如下的话：“大可是在国民党的秘密电台里被捕的，这件事暴露了他参加国民党的经济情报工作。”当然农民银行是重庆国民党政府的银行，但不能因此就简单说成是为国民党工作。农民银行需要沦陷区的经济情报，陈参加电台编经济情报的工作，不等于就是国民党特务。而且当时托派既然主张与国民党联合抗日，那么对为抗日编沦陷区的经济情报的事，就没有理由有所非议，何况陈其昌参加这项工作，是因为他的兄弟（在重庆农民银行工作）要他为抗日做些工作，大前提即是抗日，而他在编经济情报工作过程中，没有做过任何损害托派组织的事。凭心而论，彭述之的话，不能说是实事求是的。
抗战前，彭述之有个想法，想找一个同情托派的文学家，为托派宣传。自然，他第一个想到鲁迅，但是彭述之也知道，他是没办法把鲁迅拉过来的，这个想法也只能作罢了。第二个选择是王独清，他和彭述之的私人关系是很好的，可惜王独清死得早。最后，彭述之才找到为人非常忠厚的胡山源。
一九四四年是抗日艰难时期，在上海凭写文章养活已是非常困难。胡山源也需要一个稳定的职业。钱庄当然是一个稳定的职业，报酬也可观。经过彭述之的介绍，胡山源最后进了金源钱庄。胡山源对彭述之就非常敬重了。
道亨银行的花园房子卖了之后，彭述之没有地方可住，胡山源就让彭述之住在他家。胡山源家并不大，他就腾出一个房间，陈碧兰还带着三个孩子呢。
对郑超麟的认识
我和郑超麟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上海，陈其昌被逮捕之后。
郑超麟和彭述之不同的是，他不怎么爱搞训练班，他知道我是温州人之后，只希望通过我，能在温州发展更多的托派青年。
托派分裂之后，郑超麟搞了一个公开的刊物，叫《新旗》。在我的印象中，这本刊物办得很不错。和彭述之办的《求真》和《青年与妇女》相比，《求真》太理论化，《青年与妇女》太通俗、太浅，《新旗》介于两者之间。
郑超麟能写一手不错的文章。对比彭述之、郑超麟和王凡西的文章，我们就能发现，彭述之的文章比较“老化”。举一个例子：陈独秀去世之后，三个人都写了追悼文章。当时我向彭述之建议，能不能把三篇文章油印在一起，当然，我是多数派，彭述之的文章要放在最前面，其次是郑超麟和王凡西。后来大家一比较，发现彭述之的文章确实比较“老化”。
郑超麟的文章大意是说，从法兰西大革命到巴黎公社，陈独秀一个人身上差不多集中了两百年的思想。这个说法非常生动，让人读了印象深刻。王凡西悼念陈独秀的文章，没多大意思，他不同意陈独秀后期的思想，只是说，陈独秀的思想是不断前进的。
郑超麟经常译书，经济条件比彭述之要好一点，这也养成了他好客的性格。他的文学修养也要比彭述之高。对很多事情，郑超麟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难得的是，郑超麟和中共也处得比较好。
陈独秀也看出郑超麟的为人和品格，也非常信任郑超麟。
陈独秀为什么会和彭述之在监狱里闹翻？彭述之认为，是他从苏联带来了“领导权”问题，在监狱里还摆出自命不凡的架势，这让陈独秀看不惯。两人就闹翻了。在这一点上，郑超麟没有这样的架子。尽管陈独秀不同意郑超麟的一些看法，不过，在私人层面上，陈独秀是很信任郑超麟的。
邓小平留学法国入党，虽然郑超麟不是他的直接介绍人，不过，郑超麟是特意关照过的。郑超麟离开法国到莫斯科时，交代他人说，邓小平年龄最轻，要照顾。邓小平后来评价郑超麟：“是个好人。”
周仁生同意多数派的观点
一九四六年夏，周仁生和一些温州托派分子雄心勃勃地到了上海。到了上海之后，就碰到要加入多数派还是加入少数派的问题，我让周仁生自己好好观察，再做决定。周仁生和两派都接触之后，最后他同意多數派的观点。
这个时候，多数派人数变多了，彭述之就又开始办训练班了。周仁生也参加训练班。
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我每年都会去趟上海。一九四六年，我到上海时，周仁生还是和他的表弟阿明住在一起，阿明当时在上海的一家出版社工作。
那时候，周仁生已经可以进彭述之家了。彭述之对周仁生说：“马克思主义挺进社这个名字，如果你当时告诉我，我是不同意的，不过，从现在看，效果很好，我只能表示满意。”彭述之引经据典地说，这符合托洛茨基的观点。
周仁生当时在上海没有工作，彭述之就通过江苏靖江一位朋友，为周仁生在靖江中学找到了一个当老师的职务。周仁生在靖江中学教书的时候，继续影响学生。一九四七年，我到上海的时候，没有碰到周仁生，那时他已经在靖江了。
我记得很清楚，一九四七年多数派出了两个刊物，一份是《求真》，一份是《青年与妇女》。《求真》杂志的社址在南京路。有一次，我到了《求真》杂志社之后，他们对我说，过一会儿，彭述之就会来，今天有人过来要见他。已经是厦门大学教授的安明波，到上海见彭述之。彭述之已经交代，如果我来访，就让我先等着。
之前，安明波已经通过周仁生的介绍，和彭述之谈过几次。安明波说，他同意多数派的意见，也就是彭述之的意见。所以，我看到的那次谈话，双方都谈得很愉快。
据周仁生说，谈话之前，他还是属于马克思主义挺进社，谈话之后，彭述之就宣布，安明波和周仁生所在的挺进社，并入托派中的多数派。
由于工作需要，彭述之让周仁生留在上海。周仁生的交际面很广，除了上海、杭州之外，连台湾也有他的托派同学。台湾也成立了托派组织。
大约是一九四八年前后，周仁生领我去见彭述之，当时他住在华山路边的一个仓库里，一个仓库的铁皮屋里。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彭述之。
一九四九年，我到上海的时候，周仁生已经离开上海了。当时，周仁生在上海太暴露了，就启程去福建，在海澄中学当校长。这个校长是不是由安明波介绍，我已经记不清了。周仁生去那里当上校长之后，就招黄禹石去当教务主任。在福建当校长，也是周仁生的一种掩护。
周仁生在福建的时候，和国外的托派也是有联系的。当地对周仁生的政治面貌，是不了解的。
4．监狱里
不能再活动了
一九四九年五月七日，温州城解放。我从温州到上海参加托派江浙临委，钱川把从温州来上海参加多数派活动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交给我领导。我就将这批人按住所分成北区中心和南区中心两个小组，为解决其中一部分人的吃饭、住房困难问题，就发动托派党内有工资收入的人募捐。
一九四九年十月份，托派中的几个人在房间里刻印，被警察发现，当时这是不允许的，他们就被逮捕了。江浙临委北区中心的成员大部分相继被捕，关押在学校等单位，时间不长。最长的钱川、赵养性关押十二天，我被关了二十四小时就放了。释放前，政府人员对我们说：“这次不是有计划逮捕你们，是你们自己暴露了。希望你们遵守法律，不能再活动了，否则就不客气了。”其实，对托派的整肃，政府早已做好准备。我们的底细，政府早已经摸清楚了。
托派多数派浙江临委随之瓦解。钱川等人去了香港，我仍留在温州。我当时住在我姐姐家。她也没办法，身为姐姐，她只能让我住。这两年间，我都是靠朋友的关系，做点翻译，拿点稿费，解决生计问题。
监狱里碰到周仁生和曾猛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全国大肃托开始，托派被一网打尽。有些虽不是托派，却受朋友的牵连，入狱，劳改。上海提篮桥监狱人最多的时候，关着两百多名托派分子。一小块房间，人多时关着四五个人，人少的时候，关着两三个人。
我和周仁生、曾猛三人碰到，是在一九五七年监狱组织的参观活动。全国各地的托派分子齐聚上海，周仁生和曾猛是从杭州的监狱“调”到上海。
周仁生在福建被捕。但政府为了弄清楚温州托派的情况，调周仁生去温州，后来又把他关到杭州监狱。当时，曾猛也关在杭州。这样，周仁生就和曾猛碰到了。
参观之后，在上海“住”了个把月，周仁生和曾猛再被“调”回杭州。周仁生和曾猛在杭州，关在不同地方，周仁生在临平劳改，去打石头。我参加劳改，是在监狱里头，相比来说，生活条件还算比较好的。外出劳改的艰苦是可以想象的，周仁生身体不好的毛病都是在那时落下的。
那次参观结束时，曾猛对我说，妻子秋君不应该啊，不应该让张冲去营救他。曾猛的意思是说，秋君如果不让张冲去营救他，那么后来的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了。这也可以证明曾猛的整个心路历程。一九六〇年，曾猛患水肿病后去世。去世的确切月日迄今未查明。他的家属一九六一年才接到杭州监狱的通知，说曾猛已死，嘱领遗物。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六〇年，曾猛被关了十年，至死没有判决。
“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各地托派又集中在一起去参观，有广州过来的，也有杭州过来的。这次周仁生调到上海之后，就落在上海了。刘平梅也是在这次调到上海。
我和周仁生虽然不在同一个牢笼，不过统一学习的时候会碰到，在一条弄堂里。两个人一个房间，当时条件还是比较好的，门都是开着的，大家可以自由走动，我和周仁生能天天碰面。那个时候，周仁生的身体还是不好的，有肺病，但是非常乐观。他把衣服剪成马甲，他说，这就叫“的确凉”。
在监狱里做翻译
提篮桥监狱里后来成立一个翻译组，当时，连懂日文的大汉奸也是翻译组的成员。监狱管理员知道周仁生的英语水平很好，就把周仁生调进翻译组。喻守一和我后来也进入了翻译组。喻守一懂英文、日文和德文。就这样，我、周仁生、喻守一和郑超麟，四个托派分子组成了一个翻译组。
我们主要翻译科技类的文章，当时我们翻译了一些彩色电视机的基本资料。这对我来说，也是在外文方面很好的锻炼。
当时，上海人民出版社带来了《国际概论》的原文。该书由英国一家大学出版社出版，每年出一本，上海人民出版社要我们翻译成中文。周仁生翻译美欧部分，喻守一是留东洋的，日本部分由他负责，我负责亚洲（不包括日本）和非洲部分的翻译，总数大约六十万字。每人一本字典，一本地图。郑超麟当审校。
郑超麟说：“我只有两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郑超麟被捕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是独自一人一个牢房。他就在监狱里向多个单位反映“法律问题”。
一九五六年，我和郑超麟在一起参加劳改，之后又分开了。我们曾经一起到过上海一家柴油机厂，我发现工厂画廊里竟然有一张郑超麟编的《向导》刊物的封面照片，上面也有郑超麟的名字。我告诉郑超麟之后，郑超麟也觉得很奇怪，以他当时的身份，这张封面照片就算能出现，他的名字也是不应该出现的。有人会说，中共把托派的功绩全都抹杀了，事实上可能也并不如此。
我和郑超麟第二次在监狱里碰到，是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的参观活动。我们被安排到人民广场附近一个大楼里，大街上经过的队伍我们都能看得到。参观完之后，工作人员问郑超麟有什么感想，郑超麟说：“这红旗红装味道好啊。”
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社会上在斗，监狱中也不可避免。在监狱里，托派和非托派的很多犯人要批斗郑超麟，这当然是一件挺麻烦的事。当时，他们认为郑超麟是反革命，要郑超麟跪着，把凳子举在头顶。我还能有什么办法呢？只能暗地里要求在郑超麟边上陪同批斗的人，尽可能地保护郑超麟。
郑超麟说：“我只有两个问题还没有解决，第一个问题是，一个国家能不能够建设社会主义？第二个问题是，托洛茨基算不算反革命？”到最后，郑超麟说：“我是反革命，陈独秀不是反革命。”
这是我亲眼看到的一件事。
“干部主义”
我和郑超麟在同一监房的时候，我就跟郑超麟学外语。郑超麟懂德、法、俄三国外语。我跟郑超麟学俄语，花的时间比较少，因为我已经有一点基础了。
郑超麟在监狱里写过很多关于自己思想的材料。一个是关于读《毛选》的心得。另一个就是他对国际风云的看法。
郑超麟提出一个独特的看法，叫“干部主义”。他说，人类从原始社会发展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之间，就是“干部主义社会”。他是拿苏联来举例，苏联和中国，都是“干部主义社会”。他爱到处发表他的新观点。我对他说，我当然不同意你的这个观点。
上海人民公社夺权之后，监狱里一连十多天没有报纸，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感觉是发生了什么重要事情，后来才知道，是上海人民公社夺权了。监狱里的主管问郑超麟：“你对上海人民公社有什么看法？”郑超麟说了一句：“只怕上面不会批准吧。”后来，毛祥东指出：“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各地的新政权机构一律改名为革命委员会，上海的新政权也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上海人民公社”从生到死只存在了十八天。大家都佩服郑超麟的政治经验。
在“文化大革命”当中，郑超麟写的文字资料都被没收，甚至是“毫无关联”的诗词。那个时候的郑超麟是很痛苦的。但是，我也从来没有看到郑超麟垂头丧气过。在监狱里除了看书读报写字之外，他也干活，洗被单。
郑超麟和彭述之私人关系不好
郑超麟和彭述之在私人关系上并不好。托派分裂之前，就这样了。
在监狱里，我问过郑超麟：“为什么和彭述之走到这种境地？”
郑超麟告诉我，中国到莫斯科学习的学生，分为两派。有一派是“领导派”，因为选来选去，都是那一拨人当干部；另一派，就是“被领导派”。
彭述之属于“领导派”。郑超麟说，他是同情“被领导派”的。
从那个时候起，郑超麟就对彭述之有不同的看法了。
“文化大革命”时期，具体是哪一年，我已经记不清了，日本一家很有名的历史悠久的杂志社，在法国访问了彭述之，主要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第二个是刘少奇问题，当时是说刘少奇变叛徒了。当时这篇访问，中国的党史资料也做了翻译。
彭述之说的意思大概是，刘少奇是他的朋友，从湖南到莫斯科都是朋友，后来，由于政治意见不同，就没有关系了。但是，如果说刘少奇是叛徒，他是不相信的。这是根据彭述之对刘少奇为人的了解，和刘少奇在党内的历史可以推断出来的。他不相信刘少奇会是叛徒。
几乎在同一时间，也有人问郑超麟关于“刘少奇是叛徒”的问题。问的人和郑超麟几乎吵起来了。郑超麟说，说刘少奇是叛徒，那是没有道理的，并反问对方有什么根据。对方的根据是，某年某月某日，刘少奇曾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声明，被逮捕之后，放弃共产党的身份。这就是证据。郑超麟说：“你们根本不知道实情，我可以告诉你，某年某月某日之前，根本没有发生刘少奇被捕的事情。”当时他在中央，所以他是知道的。
我的看法是，郑超麟的认识比彭述之更进一步，彭述之是个人相信，而郑超麟是直接拿出证据。
我听到郑超麟指责那人说：“你怎么能人云亦云！”而那人也指责郑超麟说：“太顽固！”
我后来对郑超麟说：“虽然你和彭述之的政治看法不同，不过对刘少奇的看法，却是相同的，都是实事求是。”
和周仁生在监狱里分开
到“文革”期间，我们已坐了二十年的牢。他们就给我们换了地方。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十二名托派全部被送到青浦农场和周浦玻璃厂等两处劳改单位，各人分一间事先准备好的居室，每月发给不菲的生活费，但六人一个院落，不许与外人接触，事实上是由关押在狱中改为管制。
我被换到周浦，还有郑超麟、喻守一、蒋振东、李培和林华，一共六个人；周仁生被换到青浦，还有黄鉴铜、刘平梅、叶春华、郑良、熊安东，也一共六个人。我和周仁生，又分开了。
管理青浦监狱的负责人对周仁生挺好，对周仁生说，有机会，他可以带周仁生去周浦，让我们老朋友见面。有一次，这个负责人还真的借了一辆车，把周仁生带我这里来，和我见面。
在青浦，犯人们主要过着农场生活。那个负责人对周仁生说，你的身体这么糟糕，干农活怕受不了，就没有让周仁生参加农场工作，让周仁生负责煮饭，不过，周仁生不会煮饭。黄鉴铜的身体也不好。那个负责人说：“你们两个人轮流试着煮饭得了。”
周仁生在坐牢期间，他的叔叔去世了。死之前，家里人给周仁生写信，他叔叔希望能在死前见周仁生一面。周仁生把这封信拿给监狱负责人看，竟然批准了。他们让一个队长陪同，把周仁生送到温州。周仁生见到了叔叔最后一面。
周仁生和监狱里的每一个工作人员都相处得很好，工作人员也没有说过周仁生一句坏话。
青浦农场里也有一个化工厂，需要资料翻译。这个时候，又要用到周仁生了。
5．出狱后
一九七九年六月五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和上海市公安局负责人把我们十二人集中到青浦农场，宣布恢复公民权。六月底，郑超麟、李培、黄鉴铜、喻守一、叶春华、郑良、林华、蒋振东等八人搬入石泉路新房居住，刘平梅回广西，熊安东回徐州，周仁生和我回到温州。据郑超麟回忆，当时有二十多个托派分子，一直关到一九七九年，都没有经过审判，就释放了。
陪郑超麟买棉袄
一九七九年出狱时，天气转冷，我和郑超麟在监狱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去买棉袄。我们先到上海一家饭店里吃饭，郑超麟说：“今天，我们要放开吃。”
郑超麟在商场里脱掉外套，惹来商场的女营业员一阵哄笑。原来，郑超麟里头穿着短袖的香港杉，再套着一件马甲，让女营业员觉得奇怪的是，郑超麟把土布做的毛巾，缝上短袖，接成长袖。这样穿确实是很怪。我听到女营业员在议论，看上去陪同人员对他又很敬重，怎么穿着这么寒碜？
郑超麟选了一件棉袄。郑超麟背着一个包，出来时，整个人已经走不动了，几乎是挂在我身上了。我看他很吃力，就接过他背的包。
我笑着问他，下一次，这个商场还敢不敢进。郑超麟说：“还会进去的。”如果爱面子的彭述之碰到这件事，下次一定不会再进这家商店。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郑超麟和彭述之生活态度的不同。
释放时没有文件
上海专门成立了一个管理托派的机构。政府正式宣布给予我们公民权，却没有说是平反。最后，由上海市政协出面，在上海衡山饭店里请我们托派吃饭，大家都去了。酒席分三桌。第一桌有郑超麟、黄鉴铜、蒋振东、喻守一；第二桌，有我和周仁生；第三桌是其他人。
出狱后，政府给出的条件是，第一是提供生活费。给郑超麟一个月的生活费是八十元。我和周仁生的生活费都是七十元。其他出狱的托派分子是六十元。我们也被分为三等。
第二是安排住房。他们对我和周仁生说：“你们要回温州，因为你们还有家属，可以和家人团聚。”有些在温州已没有家人的温州托派，就留在了上海。上海的普陀区是当时中国托派的居住地，郑超麟、蒋振东他们都留在了上海。
郑超麟本来是和另一个人住一套房子，后来为了照顾到郑超麟的出行，就单独为郑超麟安排了一套房子。其他人都是两个托派分子住一套房子。
我和周仁生当时的要求是不想回家。工作人员也确实向上级反映，问这两个人留得还是留不得。据他们说，是邓小平明确表示，我们两个人一定要回去。当时上海公安局一个处长来到温州，他是事后才跟我说的。他到周仁生和我家都看过。看过之后，才跟我们说，决定补贴周仁生几百元钱用来修补房子。我在东门的房子太小，住不下，就决定分配房子给我。
第三就是提供公费医疗。
释放的时候，工作人员对我们说，没有文件，“是中央的决定”。
托派可以释放，据说是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一次谈话定下来的。毛泽东说：“你们大多数人都不抗争了，思想也已经转变了，虽然说还有个别人（指郑超麟）还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没关系，无所谓了，你就坚持自己的观点得了。都释放。”
办英语班
根据“有家的回家”原则，我和周仁生只能回家。上海工作人员把我和周仁生送回温州。
我们回来之前，温州都已经收到消息了。回温州之后，周仁生就开始教英文，他就带上我。他教书，我帮他改卷，周仁生对我很尊重，把我当成老前辈。我对他说：“在英语上，你是老师。”
我和周仁生的友情是很深的。周仁生对我说过，我们有共同点，就是乐观，不会整天愁眉苦脸，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把钱看得很淡。
周仁生带的两个班，甚至是不收钱的。学期快结束的时候，有人对他说，你要收点钱，周仁生这才收一点钱。
周仁生的身体一直不好，整个上午都会觉得头晕。到了中午稍微变好，下午去教书的时候，精神会变好，这都是在监狱里留下后遗症的原因。
从监狱里出来之后，还能参加工作，这让周仁生觉得很高兴。他觉得，又可以贡献自己的力量了。
周仁生的居住环境比我差，这不是说房子的质量，而是有干扰。他的一个邻居，老是对他大喊“你是反革命”，还闹到派出所。有客人来看周仁生时，他的那个邻居更是大声喊。周仁生也没有办法。
苏渊雪赠诗郑超麟
出狱后，每年我都会去一趟上海见郑超麟。我还当了一回中间人，把苏渊雷介绍给郑超麟认识，后来，苏渊雷写了一首诗，裱好送给郑超麟。
苏渊雷是这么写郑超麟的：“玉尹残编把诵频，天荆地棘一超麟。ABC读少年老，丁字碑传客新泪。孤愤酸情谁得遣？童乌病妇世难春。彭陈不作声名在，硕果犹存偃塞身。”ABC指郑超麟翻译的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丁字碑》是郑超麟所著的《玉尹残集》中的一首诗，是写他想象中的托洛茨基的纪念碑。彭陈是指彭述之和陈独秀。我记得苏渊雷的第一稿是“天造地方”一超麟。后来改成“天荆地棘”，后四个字，更能概括郑超麟的一生。
苏渊雷的这首诗很富感情，从诗中可以看出苏渊雷对郑超麟的认识，苏渊雷是同情托派的。一九四二年，托洛茨基被暗杀之后，苏渊雷也写过两首悼念托洛茨基的诗。
《先知三部曲》出版始末
一九八八年前后，出狱之后的郑超麟，认识了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朱正。朱正很敬仰郑超麟。当时郑超麟手中有《先知三部曲》中的第一卷，郑超麟就问朱正，能不能出版？朱正说，如果能翻译得出来，湖南人民出版社可以想办法出版。对我们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好消息。
我去上海的时候，郑超麟对我说，《先知三部曲》有希望能出版，朱正已经答应了。说我出手比较慢，让我拿走第一卷，回温州先翻译。
后来由于某种原因，朱正靠边站了。所以，《先知三部曲》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希望也就没有了。当时第一卷我已经翻译了十有七八了。
这个时候，郑超麟通过王凡西买到了《三部曲》原文全本。第二卷交给周仁生翻译。第三卷交给喻守一翻译。周仁生基本功好，出手快。我们最大的优势是对历史背景比较熟悉。
我之前从没有翻译过书。我翻译出来的东西，拿来和郑超麟和王凡西翻译的作品做对比。对我来说，这也是一种进步，有时候也能超过他们，并不是我比他们在历史背景上有更深的理解，而是在文字上较好读。
我翻译时想尽力做到信、达、雅。“信”、“达”，我自认为是能做到的，“雅”那是万万不能做到了。《先知三部曲》的原文非常漂亮，周仁生也有同感。
后来，我碰到苏渊雷。苏渊雷让我只管翻译，翻译好了可以交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他找该出版社的负责人谈。这样，我们又重新看到了希望。
另外，我们还要解决知识产权的问题。托洛茨基死了，《先知三部曲》的作者也死了。这该和谁去接头呢？王凡西后来找到国际上一个专门负责托洛茨基著作权的代表巴顿。巴顿得知后非常高兴，说著作权没有问题，一切按手续办就是。手续很简单，只用交一千多元的费用，他的委托书就寄来了。这前后大约花了一年时间，等到我们拿到委托书，想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时候，苏渊雷已经去世了。
我们想过要自费出版。郑超麟和北京人民出版社的范用认识。范用却说，这本书值得翻译，可是他已经退休二线了，无能为力。我们又找到上海书林出版社，他们也是满口答应，只要我们能拿出五万元钱。
后来，一个偶然机会，周仁生一个学生找到北京一家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社编辑施用勤一口答应。施用勤来到上海找郑超麟，提出一个条件，第三卷他们（施用勤、张冰、刘虎）已经翻译好了，可不可以用他们的译稿？郑超麟为了能出版，当机立断，一口答应。
当时是喻守一负责翻译第三卷。不过，喻守一没翻译多少就病倒了，之后去世。第三卷，其实是我和周仁生一起翻译完的。周仁生翻译前三章，我翻译后三章。翻译出来的稿子一直放着没有派上用场。后来，《先知三部曲》出版的时候，第三卷是用了施用勤等人的翻译稿。全书由施用勤等人统校。《先知三部曲》能够顺利出版，施用勤起了很大的作用。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也增加了著作的合法性。
从郑超麟拍板决定到审校、出版，时间不算长。当然，我和周仁生翻译这部书，也不是为了钱，而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段真实的历史。这是我们的目的。
我的总结
我本来是贫苦出身，我也是苦惯了。
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九年，我是电灯公司职工。那两年，生活有所改善。电灯公司的报酬很好。其他时候，我过得并不宽裕。我教书的时候，工资也是不高的，无非就是分些粮食。
我的一生，大小被捕六次。第一次被捕，从我虚龄十九岁一直坐牢到二十三岁。虽然只判两年半，其实坐了四年牢。
抗战时期的前两次逮捕，我只是被关了几个月。他们没有找到证据，我是硬顶顶过来的。抗战时期的第三次逮捕，我和曾猛一起被捕，关了一年多。这三次加起来，总共坐了五六年的牢。
解放之后，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七九年，关了多少年呢？整整二十七年。二十七加六，等于三十三年。我一生中最宝贵的时间，都是在监狱里度过的。
在我看来，我不算白白坐牢。我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只是小学毕业，能够学一点中国文化，能够懂一点外文，这都是在监狱里学到的。我没有觉得白坐牢了。我拼命利用时间学习，也读了相当多的书。这在监狱外是做不到的。所以，我能教书，我能办报。
在最后一场最长的牢狱生涯里，我读完了《资本论》三卷，也读完了马恩列宁全集。读书总是和思想分不开。
从生活态度上说，我在坐牢的时候没有愁眉苦脸。很多事情，不坐牢是不能明白的。我从没有抱怨。
一九五二年，我被捕之后，我的妻子就疯了，三个孩子生活困苦。当然，我对不起我的家庭。
这是我的人生总结，我也只能这么说。
原载《瓯风》新刊第四集，2012年4月，黄山书社出版 |
缅怀乃光（张开）（萧舟，2019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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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乃光（张开）
萧舟2019年1月12日
原载《十月评论》杂志第46卷第1期（总第246期）2019年7月31日出版
刘乃光同志，2018年9月4日逝世，他的离去，是我们中国托派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
刘乃光同志使用过的姓名，有张开、陈卓、陈福祥等，我仍用在我们同志间最亲密的直呼“刘乃光”或“乃光”。
我在1947年1月到了上海，不久进入“哲学班”，结识刘乃光，算来已经有七十多年的情谊了。哲学班借用育才中学的阶梯教室，它比普通教室较大，能容纳近百人。听众带一本英文书，对外称英语补习班。遇到可疑人员来查，彭述之的女儿陈晓霞（现名程映湘）即起立读英文。哲学班学员专注听彭述之讲哲学、社会发展史、革命斗争策略等。
哲学班彭述之讲学，但班务具体工作，都是刘乃光负责的。当年华贝、阿丁、康溪都是听众。
当年彭述之托派多数派出版二本公开刊物，一本是大型理论学术物《求真》，彭述之主编，发表彭述之、刘家良和国内著名学者的理论文章，另一本是普及宣传刊物《青年与妇女》（简称《青妇》），后改名《新声》，陈碧兰主编，刘乃光参加《青妇》编务，负责具体的出版事务。每期《青妇》都有刘乃光写的时事评论短文。刘乃光的文笔颇受读者喜爱。
哲学班曾组织一次江湾叶家花园联欢活动，一次虹口海宁路大公小学纪念托洛斯基被害纪念大会。这些活动，刘乃光都是默默无闻地做具体组织工作。
1948年开始，彭述之、陈碧兰、刘家良南下香港，刘乃光夫妇也到香港，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彭述之、陈碧兰、刘家良受港英当局迫害到了越南，刘家良被越共谋杀，彭述之流浪法国、美国。香港的革命工作由刘乃光等人支撑，《十月评论》是此时的中心。
刘乃光等到香港，我和他们就断绝了联系。1952年12月中共大肃托，我经过失去自由与世隔绝三十五年后，1987年离开内蒙古劳改农场回到上海，逐渐见到一些老朋友，与郑超麟、周仁生建立了密切关系，和刘乃光取得联系，此后三十年来，遗憾未能面晤，但书信电话不断，情谊长存。
刘乃光在香港的数十年的贡献，我无法叙述，仅以成果见到：(1)坚持以《十月评论》为核心的活动；(2)出资出版由天地出版社公开出了《陈碧兰我的回忆》和《彭述之回忆录》；(3)组织人翻译美国出的十二卷本《托洛斯基文集》和二卷《补遗》。《补遗》二卷已由周仁生和虞争鸣译成，十二卷本请施用勤翻译，刘乃光每译完一卷就支给稿费，现已完成近半了。待完成后争取出版。
乃光的一生是光辉的、坚贞不屈的，缅怀他以寄托思念。
2019年1月12日 |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沉痛悼念张开老同志（十月评论社仝人，2018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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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沉痛悼念张开老同志
十月评论社仝人2018年12月13日
原载《十月评论》杂志第45卷第2/3期（总第245期）2018年12月30日出版
《十月评论》创刊于1974年，至今45载。创始人之一兼主编张开同志，从无休止，笔耕45载，直到2018年9月4日离世之前，仍孜孜不倦编辑、撰文、校对、付印，以99岁高龄羸弱之躯、微薄之物力，撑举着旗帜使其不倒。一年前，抱病的他留下遗言，期盼《十月评论》继续办下去。十月评论社仝人将谨承其志。
张开同志于五四运动爆发翌年出生于广州中山农民家庭，资质聪颖，好读书，是大家庭中唯一入读中学的孩子。19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民国动荡时期，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寻求社会主义出路的思潮在青年一代流行，他就读的小学组织学生游行，抗议帝国主义侵略，年纪小小的他，摇着纸制的小旗，参加游行，齐喊“打倒列强、反对军阀”的口号。初中的校长毕业于暨南大学，老师是就读北京大学接受了托洛茨基思想然后回乡的年青教师黄静波。因此，他18岁时，已经在这种熏陶下谈论国事、出版墙报、加入“中山青年战时服务团”、宣传抗日、救助日军炮弹下受伤的民众。
这是一个不考虑个人利益的大时代，热血爱国青年比比皆是。张开同志16岁成绩优异，考入广东省最有名的广东省立第一中学。翌年，因中山沦陷，中学南迁至澳门。尽管战时艰困，张开同志本可以像同龄人一样继续升学，可是，当时托洛茨基主义组织“中国共产主义联盟”，因需要有人接替做出版工作，建议他接手。他觉得义不容辞，毅然辍学，转到香港，在旺角一间梗房室内，一个人日夜用铅字排版，印刷抗日传单、刊物和内部讨论文件。同时，他跑去坚道一间左派新闻学院上课，坚持自修学习。20岁正式加入“中国共产主义联盟”。往后80年，他矢志不移，为选择了的革命事业，鞠躬尽瘁。与他的托派同志的遭遇一样，用“坎坷”一词来形容是太轻描淡写了。但与他的绝大多数的托派同志的遭遇相比，他却算得上受到幸运之神眷顾，没有在日帝、国民党、共产党、英帝等所有权势对托派的迫害、诬蔑、打压、杀戳中被摧毁。毕竟，他活了几近一个世纪，他的一生，彰显一个无权无势且受尽政治压迫的共产主义者，坚守信念，在峥嵘岁月中，活出尊严磊落、无私奉献、无愧无疚的一生。
张开同志个人经历的肉身和精神痛苦，不足为外人道。22岁时，上海丝绸厂工人罢工，三位女同志被关押，其中一人是知识分子，受不了殴打威吓，供出同志名字、地址。张开同志因而受牵连被捕，日本宪兵与华人密探对他电击、灌水、毒打、酷刑迫供，但他拒不供出内情。拘留三个月后获释。
30岁时，张开同志第二次被捕。这次是在香港，被港英当局发现，控告印制传单、作政治宣传，从事“非法政治活动”，在政治部被英帝帮辧和华籍警察毒打迫供，他坚拒招供，拘禁一个月后被“终身”递解出境，抵广州。1951年潜回香港，幸免于1952年冬至日亦即斯大林74岁寿辰翌日，全国一千多名托派成员和同情者被逮捕的命运，他们不是在狱中死去，便是度过长达三分一世纪的牢狱生涯。
尽管在香港有人身自由，可是张开同志与家人，承受着不可言喻的精神压力。非法居留，不仅工作、生活上诸多不便，而且随时有被发现再递解回大陆的危险，回大陆则意味托派的牢狱之灾。巨大的心理压力如悬顶之剑。只在1995年75岁之时，申获香港居民身份证之后，才算过上较为安稳的晚年，却又逐渐疾病缠身了。
尽管如此，张开同志少年立志，献身共产主义事业，几十年如一日，从无后悔，从不懈怠。20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联盟后，一直从事研究、文书、宣传工作。1948年，中国共产主义联盟召开第三次全国大会，改名为“中国革命共产党”，张开同志被推选为大会秘书长，之后担任中央委员会秘书长。1950年代，全国大逮捕以后，留居香港的同志组成中国革命共产党全国临时委员会，张开同志任书记，到1978年由李西同志接任。他不仅撰写大量文章，也整理托派文献，主持出版了244期《十月评论》、11本社会主义研究丛书，也整理协助出版《陈碧兰回忆录》、《彭述之回忆录》、《彭述之选集》4卷，等等。张开同志离世前两个月，完成了他的自述，既回顾他一生的重要经历，也描划了他所接触的中国托派的历史、争论、主张。
他为人谦逊，默默耕耘，不求名不求利，但求出一分力，推进共产主义事业。
张开同志本名刘桂安，曾用的笔名有：刘芒、康君、刘乃光、唯康、流光、向升、方兴、如日、军行、振言、微波、涓滴……尽管20世纪帝国主义资本主义重重危机下风起云涌发生革命，苏联、中国的革命却一一被背叛，但是，张开同志深信，人类只有一个未来，就是推翻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民主平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他也深信，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从1920年代至今，尽管被权势者污蔑、中伤、迫害、残杀，但是，他们每一个人的故事，从陈独秀、彭述之、陈碧兰、郑超麟、王凡西、尹寛、刘家良、籍云龙，到王振华、黎洁霜、李永爵、罗丽萍、姜君羊、刘平梅、周仁生、高擎宇、楼国华、兆立、郑泽铿、谢山、徐可康、王国龙、李西、章华、陈文、吴仲贤以及无数为事业献身的、在史册上有名或无名的同志，都以其光明磊落、高风亮节的一生，昭示着高贵的共产主义战士的灵魂。
托派沉冤昭雪日
家祭毋忘告乃翁
张开同志，安息! |
我的简要经历回忆（张开，2018年6月30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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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简要经历回忆
张开2018年6月30日完稿
第一章从家庭到学校
第二章中国托派对抗战的主张和行动
第三章组织的两次分裂
第四章托派同志深受的苦难
第五章抗战结束后我们的工作
第六章第二次被捕和偷渡回港
〔编者按：张开同志于2018年9月4日因病逝世，享年99岁。本自述完稿于2018年6月30日〕
第一章从家庭到学校
第一节家庭
在五四运动爆发后第二年1920年农历7月29日，我出生于广东省中山县第二区溪角乡一个富农的家庭。我的祖父母养育有三子四女，“三代同堂”二十多人全部住在一间大屋内，合成一个大家庭。
乡村的空气清新、宁静，我有时爬上村外的大树看书，底下有溪水流着。全村的人都同一姓，大家互相视同叔伯兄弟姊妹，亲爱善良，融洽相处，既无利益冲突，很少争执，更不见打斗。我的母亲是一位慈祥良母，在没有现代的节育避孕方法帮助下，生下了七子四女；终于因病而不幸在中年便遗下我们离世了。在我的脑海中，至今仍留着她濒危时那个深夜的情景：在微弱的油灯照明下，她握着我的手，嘱咐我长大后务必要“好好做人”。我的父亲是长子，不务正业，更染上当时流行的鸦片恶癖而不能自拔，我母亲对此自然是不满、抱憾的。在我祖母病危时，我站在她床边，她也不约而同地这样希望我“好好做人”。我一直牢记着她们的教导，身体力行。
我的二叔父有二子一女，他在外面“走政界”，在我印象中，他因过问乡间的鸦片事情，得罪了恶势力因而被杀，连带我的三叔父都遭杀害。由此可见，我家也是帝国主义输入鸦片的无数受害家庭之一。
我的祖父为儿孙取名字，孙儿一代全用桂字开头，第二个字依次是：全欢安乐心甜和意添福。大哥名桂全，二哥名桂欢，我排行第三，名桂安，我以后读书都用这名字。大姊名伯珍，二姊名仲英，大姊在我开始写这回忆时仍然健在，已101岁了！
我祖父以务农获取收入，维持全家的生活，他勤劳俭朴，与一些持有小量农田的乡人联合组成一个“围”，再雇用贫农耕作，或分租部分农田给佃农。他被视为富农阶层。他经常要步行约一小时到“围”工作。我至今还记得，有一次是在夜晚，他经过连绵的阡陌泥路时，滑落路旁的小河，在漩涡中几经挣扎，幸而爬了上来，不致淹死。这件事也深印在我脑海中。
第二节入读学校和活动
我虚龄6岁时，邻居一位叔叔教我认字，念“人之初”《三字经》，再进而教读深奥难明的《古文观止》中的部分文言文。
1926年，我入读溪角乡立小学二年级，那是1925-27年中国第二次革命爆发后第二年，中国人民，尤其是城市的工人阶级，纷纷起来游行、示威、罢工，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压迫，剥削工人。当时学校组织了游行，小小年纪的我也参加了，手里拿着纸制的小旗帜，上面写着“打倒列强”、“除军阀”等字，大家摇旗吶喊，齐声高呼打倒帝国主义，以抗议帝国主义者侵略我国，日帝横行无忌，多次开枪射杀工人，例如打死正在罢工的上海纱厂工人顾正红，激起国人的极大愤怒。尤其是省港25万工人大罢工，历时1年4个月，在中国革命史上是伟大的里程碑，在世界工人大罢工史上也是少见的。我当时参加游行，脑海中仍留下依稀的景象。
由于当时领导中国共产党的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在斯大林的错误领导下，实行向国民党采取国共合作的阶级调和（实即投降）的政策，给予蒋介石金钱和军火，帮助他势力日大，最后得以大规模残杀共产党员，使这次革命悲惨地失败，陷于低潮，城市工人阶级失望消沉。
革命失败的恶果之一，是国民党实行军事独裁，各地的军阀割据，自立为王，残杀和压榨农民；共产党领导层在革命失败后，不采取守势，反而在一些地方盲目地进行暴动，把自己的剩余力量高度消耗，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实即是狼狈地向偏远的山区撤退）；虽然沿途加入了贫民和流氓等，但到达延安时只剩下十分之一的力量。
托洛茨基当时先是反对斯大林的阶级调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主张中共退出国民党，领导工农进行阶级斗争，在农村没收土地，分给农民，在城市革命高潮时建立苏维埃，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革命被叛卖而失败后，则应采取守势，团聚力量，从而反对秋收暴动等盲动政策。但托氏的正确预见和主张得不到采纳和实行。当时这种阶级力量对比的不利形势，其另一恶果是促进帝国主义的军事入侵中国。帝国主义各国在1914-18年第一次大战后，分别瓜分势力范围，向落后国家投资设厂，进行经济侵略，掠取超额的剩余价值；甚至公然占领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企图纾解其经济危机，例如1928-29年的大经济危机。
在革命失败后的中国，日帝最明目张胆的是在1931年9月18日出兵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而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则采取不抵抗政策，日本在东三省成立满洲国，立溥仪为傀儡皇帝，从而把东三省由中国分割了出去。
因此，又一次激发起全中国人民的抗议示威游行，主要的呼声是“打倒日帝”、“抵制日货”。我就读的小学也响应了，我参加了游行示威，开始听闻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暴行。
此外，学校又组织了一次旅行，到我所住的西乡遥遥相对的中山县东乡翠亨村，参观孙中山纪念中学和他的故居，粗略获悉他被誉为革命家的事迹，而中山县名是因孙中山而把原来的香山县名改成的。
我在小学毕业后，考入位于邻乡的第二区区立中学（大家简称之为“区中”），读了三年初中。在全家众人中，我是唯一能有机会入读中学的（除了四姑姐年青时修读了新法接生课程之外）。
区中校长胡茑存，早年毕业于广州暨南大学，聘请了一些大学同学为教师，其中有黄静波（我们尊称他为T叔）、蔡振光，他俩在全校学生定期听讲会上，时常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存在的各种问题，特别是猛烈抨击帝国主义者，也批评国民党政府的贪污无能（但不提及苏联的事情），显现出思想十分进步。他俩有一次在饭厅吃午饭时，恰巧与我同枱，蔡振光主动地对我说，他能观貌辨色看相，并且说，我的眼睛显示我将来如果走上歪路，将会做“贼头”；但如果走上正途，将会有贡献于社会。我虽不信这种“相学”，但一直以此警惕自己。
黄静波也同是中山县第二区人，曾到北京大学读书，与我的同乡刘家良为同学，他们当时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参加了托派组织，并积极影响了其他人，可以说，中山的许多托派份子，都是他们发掘、教育、吸收过来的。刘家良影响了他的亲弟弟刘家才，后者在乡间组织读书会，研讨马恩列托思想，我最初便在他的带领下，与刘祖庆（其胞兄刘祖强也早有此思想）、彭碧舫结成读书小组，定期开会研讨政治、理论问题。我后来思想较为成熟，了解到中国共产主义同盟这个托派组织一贯主张马克思社会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于是加入了这个组织的中山支部，当时是在参加1940年的抗战工作中，年龄仅二十岁。
区中还聘请了一位在广州教书的张杜若到来教国文，他住在教员宿舍，我们有时到房间请教他。他举办了一次全校作文比赛，我的文章被选为第一名，贴在墙报上，我得到很大鼓舞，于是几乎每天写日记，多读鲁迅、王独清、巴金、丁玲等作家的著名现代文学作品；而在小学时期，我已主动地看了很多著名小说，包括《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等，这些书对我的阅读和写作兴趣的提升，很有帮助。
在区中的同学中，有一位来自广州培正中学的插班生王裔贤，他和我及多位同学共同出版了一份墙报（现时国内则称“墙”报），取名为《火车头》，是当时全校独有的墙报，或多或少提高了同学们的写作、发表兴趣，墙报上登载有时事评论的文章，谈论国事。
在区中初中毕业后，该校没有办高中，我投考了广东省最有名的“广雅书院”，即广东省立第一中学（简称“省一中”），据说，报考该校高中的每一届都逾千人，但只取录几百人，竞争激烈，我幸而入选。该校师资优良，办学传统深厚，校园位于广州市西村，地方宽广幽静，学习环境很好。
但好景不常，第二年便受战争影响。1937年7月7日，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日帝侵略，揭开了8年英勇抗战的序幕。我入读省一中后，学校由于战事的南移，被迫迁到广州附近顺德县碧江村，我也随校迁移。该处有许多大祠堂，用作为课室。
在课余黄昏时份，我时常连同同学，到附近农村宣传，期望能发动群众参加抗日，并且组织起来。但为时不长，成效不大，因为战火迫近而打断。
第二章中国托派对抗战的主张和行动
第一节任务和主张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中国支部，简称中共同盟）于1937年8月15日，日军进攻上海第3日，散发题为《武装保卫上海！发动全面抗战》的传单，提出：“保卫上海，使这次战争达到胜利，把日本帝国主义强盗驱逐出境；这是我们必须担负起和必须完成的任务，必须全体工人及一切劳苦群众武装起来和前线士兵站在一道积极参加这次战争！”最后，传单提出8项主张，包括：要求国民党立即对日本绝交，立即发动全国普遍的抗战；没收日本在华的一切财产，废除不平等条约；组织群众的抗战团体，要求国民政府发给武装；释放一切政治犯，反对箝制民众运动，力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反对国民党御用的国民大会，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大会，领导抗战并解决国事等。
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托派中央于9月13日召开紧急扩大会议。会议通过决议案：《世界大战与我们在抗战中的任务》，确定这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重新分配殖民地的战争。中国的抗日战争，自然会卷入世界大战中，我们“应该以独立的态度，利用帝国主义的矛盾，首先予直接压迫的帝国主义以打击，并进而解脱一切帝国主义的束缚。”
中共同盟“坚决认为中国抗战只有靠全体民众奋起并与先进国工人阶级的反战斗争，及其他殖民地的独立运动联系起来，才能达到胜利的目的。”
第二节实际的抗日行动
我在2005年11月写了《中国托派对抗战的主张和行动》一文，扼要地叙述了托派中央作出了有关抗战的决议和传单等以后，即把它们传达到各地方支部，落实执行。但在开展抗日工作中，遇到了重重障碍，首先是来自中共，他们污蔑托派为“日帝走狗、汉奸”；托派在多处所组织的武装抗日队伍四面受敌：日军、汪派伪军、国民党军和中共军队都要攻打和消灭他们，不少托派成员被枪杀；加入中共领导的游击队抗日的托派成员，例如上海百货支部曾派新新百货公司工作的托派成员曹铸成到崇明岛参加中共领导的游击队，也终于被查出而赶走，致使从事武装抗日的工作困难重重。关于这方面的斗争，现在把我知道的分述如下：
（一）在广东中山三、五两区，由参加过1925-27年土地革命斗争的托派中央委员陈仲禧同志所组织和领导的游击队，与日军汪派伪军作战了多年，直到抗战结束前不久，陈仲禧同志不幸在战斗中壮烈牺牲，这支队伍也被打败而溃散了。
中山有些托派成员如刘秀也曾参加了国民党所收编组成的游击纵队活动，但了解到这支队伍的作为在老百姓心目中并无好感，不可能把它改造成为农民的抗日武装，最后退出了。
关于我曾参与的托派在中山的其他抗日工作，我现在记忆犹新，具体叙述如下：
1938年10月21日，日军占领广州，战事更向南移。1939年初，中山县立中学、县立女子中学、简易师范学校合并，改名中山县联合中学，被迫迁校至中山县东陲的南屏乡（邻近澳门）。我此时已从省一中转而就读于联合中学，同时参加抗日工作。
1938年9月，中山县托派组织成立了外围抗日团体，名为“中山青年战时服务团”（简称中青团），团聚了几间学校的师生和各乡的青年，有300多名成员。团长为郭光，副团长为郑泽铿（别名郑致祥）和刘家才，不久，郭光辞职，改由刘秀任团长，两副团长依旧。
郑泽铿十分高大，大家都尊称他为「LONG哥」，是我的中山同乡，他有时唱出洪亮的抗战歌声，很能感动人。抗战结束后，他回到上海，在四大百货公司之一的新新公司工作，与公司同事梁女士结婚，并成立百货公司的支部，开展工作。他能说流利的普通话、英语、粤语、中山话和乡下地方话，真是语言专家。
我与二哥桂欢（别名刘泓）、大姊伯珍及其爱人吴渭川，他的哥哥吴眦，我的二姊仲英，都参加了中青团。当时大家都在炽热的抗日气氛中热心参加，以图尽一己之力支持抗日工作，打击日帝和汪伪汉奸。
我在参加时，刘家才替我起一名字叫刘芒（流亡的谐音，意味当时要过着类似于流亡的战时生活），其他一些人也起一单名，以方便呼叫。
中青团专门从事抗战宣传工作，号召民众积极行动起来参加抗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出版墙报贴于街头，同时演出抗战话剧，例如“放下你的鞭子”、“八百壮士”、“故都春梦”等；在这之前，陆绩同志已组成了“克克剧社”，上演街头剧，宣传抗日。
当时的主要负责人是陆绩，他是我的中山同乡，和我很熟识，在此要对他多写几句。他能言善道，是编剧及导演能手，也是出色的演员，歌喉洪亮动人，身材高瘦，脸圆眼大，热情待人。他在中山沦陷后，转到香港，与他的妻子李展开办一间小印刷厂，编印一本刊物名《指南针》，通俗易懂，后被香港政府拘捕并递解回广州，在1952年12月22日的全面逮捕托派人员中不能幸免，长期受尽折磨苦难，最终患上肝癌，未得到好好的医治，不幸早逝，当时只43岁，遗下妻子李展单独地过活。
中青团除了以街头演出等宣传抗日、组织民众之外，还派出人员协助救伤工作。在1938年10月底，日军轰炸中山石岐镇，由郑致祥同志率领的救伤队不顾生命危险，走上街头救助被炸伤的同胞；致祥本人后来也被日军投下的炸弹碎片射入胸部，送院急救留医，幸而多月后复原，只留下伤痕昭示日军的暴行。
1938年冬，米价飞涨，是由于奸商运米到敌伪地区，牟取暴利，中青团发动粮食斗争，反对奸商抬高米价，激起社会和当局震动，收到效果。
在中青团成立进行工作之后，中共人员则成立了“抗日先锋队”（简称“抗先队”），在中山各学校及社会上与中青团相对抗。中青团批评中共放弃阶级斗争和土地革命，实行阶级合作，服从三民主义，拥护蒋委员长；抗先队则污蔑托派为汉奸、帝国主义走狗。
尽管中青团是一个抗日团体，从事抗日工作，却不能见容于当政的国民党，在它企图迫使中青团服从国民党领导但不成功之后，即命令警备司令部派兵前往中青团逮捕各成员。我们幸而事先得到消息躲避，其后知道中青团不能再公开存在和活动，于是在街头张贴墙报，散发《告中山民众书》传单，说明因被当局打压，被迫宣布“自行解散”。各团员随即分散到各地进行抗战工作。
（二）广西省托派成员的抗日活动主要部份是先后三次参加国民党所组织的学生军，第二、第三次的学生军随军队北上做抗日宣传工作，但第三次参加后，由于中共份子制造“反托”狂潮，向广西当局报告托派份子的活动情况，拘捕他们，进行刑讯逼供，结果迫使他们要退出学生军。据当时的广西托派重要负责人姜君羊同志以蔚然笔名写的《广西托派史话》记述：1938年11月，南宁及各地的有托派思想倾向的同学或同情者积极参加到学生军中，为抗日战争尽一分力量。
1939年冬，日军进攻南宁，南宁沦陷，托派成员和同情者共同组织抗日游击队和战工队，1944年又在坛洛区各处建立“民众抗日自卫联队，配合政府军投入战斗，曾经进行过四次抗击日军的战斗。”
但他们的抗日工作，最后却遭到中共份子的打压破坏。就在那个时候，正是王明、康生一伙无耻地诬蔑陈独秀和中国托派为“托匪汉奸”的时候。这股“反托”的风暴也吹到了学生军中。那些盲目跟着指挥棒转的“反托”人员，在学生军中，上至团政治部，下至中队的负责人、排长、班长，都大有人在。他们“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要开展反对汉奸托派斗争的指示精神，……决定发动反托斗争。”
他们还“通过在学生军政治部门中任要职的地下党员，以扰乱军心为由，向桂系头面人物，报告托派份子的活动情况。”（见1988年11月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广西党史资料丛书《党在广西学生军》第10页）。他们采取特务的方法，盯梢、监视、告密，甚至非法拘捕，刑讯逼供……。
这场“反托”风暴席卷了整个学生军团，从迫走了毛鸿鉴，到1939年春节过后不久在第三团逮捕李启成，继而不久又逮捕杨士足、江国豪、韦昆章等13人，达到了顶点。
在逮捕杨士足等13人之后，把他们送去宾阳县监狱拘押，也一次又一次分别对他们非法审讯和施用电刑；强迫他们招认背后指挥者。在百般折磨之后，施刑者和审讯者仍然得不到他们所需要的口供。没有任何罪证，这13位抗日的同学竟平白无辜被关押了半年之久，受尽了牢狱之苦。
在人们蓄意泡制的“反托”狂潮下，不要说真正的托派份子，有托派思想倾向的同情者，都不可能在学生军工作下去为抗日战争出力，被迫纷纷退出了学生军（详见《十月评论》总第221期）。
即便是那些与托派组织、托派思想毫不相干，但不是随风倒而有独立思考的人，也惶惶然不知道甚么时候自己会遭到排斥打击的劫难。
在国共合谋高压迫害之下，广西的托派同志在服刑期满后，有的曾出版《南宁商报》，但无法维持下去。有的被迫离开家乡，有的转到上海，或者到广州或香港，多数在工厂工作。苏燕梅、陈传诅、徐汝璋等人转到香港，与香港原有同志汇合，过组织生活。
（三）托派在山东江苏的抗日军事斗争，据梁贻写的《回顾》叙述：他在上海参加完1939年9月的中央紧急扩大会议之后，即带着会议通过的对抗战的决议回到山东老家，召开山东省代表会议，然后把该决议分别派到各个地方支部的同志，嗣后在济南、赵庄、泗水、乌江、巨野等县组织游击队，和参加政工大队，他们最后都分别牺牲了。
当梁贻和我都在上海时，我们曾有过来往，但以后就没有机会再见面了。梁贻来自山东，说一口山东普通话，曾撰写《回顾》一篇长文，详述托派同志在山东等地的抗日事迹，内有他们备受打击和牺牲的事实。
据台湾的国民党中央调查局档案所载：“托派于一九三九年在苏鲁边境被杀。被杀者为该党青年百余名，近（疑是‘连’字的错字——引者）该党鱼台县县长李贞干及苏、鲁、豫边区动员委员会陈筹等四十余人。”（关于山东等地的工作，山东老同志赵芳举写的《夕阳忆语》详细的叙述了他和一群托派同志站在抗日前线，参加军队中政工大队等事迹。）
（四）浙江温州托派组织在抗战爆发后，认为应该积极进行抗日，起初是向中共成员提议，双方联合抗日行动，加入他们所领导的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但遭拒绝，“理由”是托派乃日帝走狗、汉奸；该团江北五区宝台支部，是托派朱铃等数人领导的，却遭战青团总团下令解散整顿，但不久，该总团也很快被国民党勒令取缔了。1939年春，温州托派决定成立温州救亡大同盟，分成几个支部，以抗日宣传工作为主，但在同年7月间，托派领导的针织工会领导罢工，有多人被捕，使抗日工作受影响；1941年9月温州沦陷，托派组织被彻底破坏。（详见温州曾猛、王国龙等同志写的文章，均分别刊在《十月评论》上）。
（五）在香港，托派成员素来朝向工人中工作，他们吸收了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加强无产阶级成份和意识的经验，动员很多成员到工厂中工作，特别是在太古船坞。1938年，日本商船“浅间丸”到香港太古船坞企图修船，与船坞的英国资本家签订了40万港元的修理合约，托派在该船坞工作的同志起而反对，张贴传单号召全体工友拒绝替它修理，船坞工人响应，实行拒修，迫使该商船离港，这一反日斗争得到了胜利。
第三节国民党帮凶镇压托派
在后来的战时首都四川省重庆市，国民党政府实行严厉统治，托派组织的活动十分困难，多次遭到打击破坏，许多成员被捕和监禁。1940年前后，他们共有30多人，大都在电力厂等重要企业中工作，在1945年曾胜利地进行了一次反国民党特务的斗争：由于大特务田凯枪杀了电力厂工人胡世和，他当时前往田凯的渝电餐厅执行剪线任务，激发了整个电力公司以至全市工人、市民的公愤，发电厂的托派成员及其同情者向特务发动了斗争，重庆广大工人为此酝酿罢工，要求枪毙田凯。蒋介石迫于民愤和罢工的强大压力，不得不下令处决自己手下大特务。这项结果带来的轰动西南中国的效应，对蒋家王朝的崩溃也起了某种催化作用，为工人阶级反抗国民党统治写下了珍贵的历史一页。
嗣后，国民党当局又一次拘捕了重庆托派10余人，其中7人在抗战结束后获释，3人被处决，领导人王振华、黎洁霜夫妇连同他们在狱中生的两个幼儿，从1942年春被捕时起被监禁8年后也一起被处决。他们在监禁中历经残酷刑讯，威迫利诱，但绝无表示过屈服。在处决前，他俩昂首挺胸，抱紧孩子，从容就义。小说《红岩》有这段描述。这些坚强表现，在1983年8月31日的《重庆日报》等以《火中的鳯凰》和《一对宁死不屈的患难夫妇》等为题有详细的报导（虽然后者揑造他俩变节，加上了临刑时“高呼共产党万岁”这类虚构情节，他俩终被评为“烈士”。（详见赵芳举的《夕阳忆语》一书的叙述）。
当我在香港时，曾与王、黎夫妇有过短暂见面，王来自山东，身材较高，操一口山东普通话，说话流畅，思路敏锐；黎洁霜来自广西，在港住深水埗时，我曾与她面谈过几次。我对他们之坚持托洛茨基主义宁死不屈表现深为钦佩，他俩在新中国建立过程中献出了宝贵生命！
第四节评价和总结
前面的叙述我后来也写在《中国托派在抗战中的主张和行动》一文内。由此可见中国托派同志的艰苦奋斗和牺牲事迹，而且对武装抗日等是有决议和实际行动的。虽然由于长期受尽不同统治者的残酷压迫打杀，以致力量微薄，成效不大，但努力从事各种斗争的历史事实，却是应予肯定，不容抹煞的。
可是，向青同志在1975年1976年间，曾以苏达或马基名字在组织内部讨论中发表了《中国托派与抗日战争》一文指责道：“至于实际参加战争活动，设法在行动中跟中国工人、兵士、农民以及一切抗日积极份子密切联系起来，按照每一步斗争的需要来提出鼓动口号，藉此对抗战发生实际影响，取得群众信仰——在这方面，中国托派组织一丝一毫也没有做到，而且根本没有认真努力去做。”中国托派在整个抗战八年中，并没有由组织派遣和指导任何同志去参加抗日军事斗争——一个都没有（只有极少的个别同志在没有得到组织同意……下参加了军事斗争）。（引自1994年1月新苗社出版的《中国托派运动资料选辑》（第一辑第4页）。）
其实，以上所引的向青批评是相当武断甚至近乎霸道的。试问他当时有否和各地托派一起参加抗战活动，亲自知道，或引自当时任何同志的批评呢？是否要完全照足上引他所列出的活动方法和步骤去做，才算是“实际参加战争活动”！他这样的批评，等于完全抹煞托派组织（包括地方组织）及其成员在8年抗战等过程中所作过的一切努力以至牺牲，推翻所有实际参加的同志的有关著作（包括梁贻的《回顾》、赵芳举的《我们在抗日前线》、姜君羊的《广西托派史话》，以及刘平梅编的《中国托派党史》所记述的第七章七个托派地方组织的抗日活动等等，彷佛他们所写的参加抗日活动都是虚构的！难道托派各地方组织不是托派组织吗？对于苏达即向青对托派组织的批评，彭述之曾写出两篇长文，全面阐释和逐点有理有据地予以反批评：1960年6月15日写的《对苏达批评的批评》，和1977年11月14日写的《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理论、政纲、传统及其干部的历炼——又一次对<对苏达批评的批评>》。（见十月书屋出版的《彭述之选集》第四卷第168至182页，和340至384页。）但向青对彭述之这些批评长期以来都不见有任何响应。是不屑回答还是理屈词穷呢？看过有关各文的读者自有公论吧！至于中国托派领导层对当时局势的一些评论主张和估计等曾有错误，彭述之在上述文章中也作了详实的检讨和承认。
我从上引我所写的该文曾总结指出：
第一．托派在抗日战争中，遭遇到非常巨大的困难和打击，尤其是中共的污蔑和打压封杀，使他们的活动（甚至存在）无比地艰难。加上抗战前所受国民党镇压和抗战结束至新中国成立后所受到的中共可怕打击，写下她长达大半个世纪被各个时期统治者残酷压迫的历史，其所受打击之大和历时之长，在古今中外的革命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第二．尽管遭遇到那样多而且巨大的艰难险阻，他们依然为了追求科学社会主义的信仰和理念而坚持斗争，在主张和行动上反对当时最直接的压迫者日帝，同时在思想、路线上批评及反对他们的政敌——国民党和中共；这种批评和反对，是任何不同政见的政党都应享有的权利，以便争取群众支持，最后实现自己的政纲，不应因此便给他们扣上各种政治帽子。
第三．他们人数实在太少，与其统治者和政敌的巨大力量相比，的确微乎其微；以这样微弱的力量，在各方打杀之下实在难以蓬勃地发展起来，难以在工作上取得极大成就，反而在军事斗争中最后被敌人打杀，以至消灭。如果对他们也用“成败论英雄”、“成者王败者寇”的势利眼光，去否定他们曾经为理想而作过的努力以至牺牲，或者，指责他们“一丝一毫也没有做过”，那是极不公平、公正的。即使对托派的理论政纲有不同意见甚至反对，但对历史事实却不应抹煞。
第四．从最早的陈独秀向中共提出联合抗日开始，到抗战时托派一些地方组织要求与中共领导的团体联合行动反对日帝，中共中央和地方的人员都秉承王明所说的：“我们和甚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从而坚决加以拒绝。而且，托派成员更到处遭到中共人员的诬蔑、打击、游击队员被消灭。中国托派面对着这样极端敌对而又特别强大（抗战时拥有几十万军队，还有来自苏联的庞大人力、物力、财力帮助）的中共，有如被巨石压下的小动物，这种极为不利的处境，是一般国家各政党之间的对立斗争所少见，也是非常不同的。如果托派当时把她全部力量都动员去参加游击战争，可能发展很大的力量，但即使如此也极难改变她与国共之间非常悬殊的力量对比关系，而取得可与中共及国民党势均力敌的成就；但如果处于“四面受敌”的困境中，也不能完全排除有“全军覆没”、或者被敌人分头逐一消灭的可能，有如前面所述的许多托派武装成员被消灭那样。
第五．在各大城市的托派成员，继续奉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统理论主张和斗争道路，绝大多数都在工厂产业部门中工作，一方面与工人群众一起，团结和影响他们，为争取工人阶级的权益而共同斗争，在条件具备时进行罢工，同时帮助优秀的工人参加到革命队伍中；另一方面，使非工人出身的党员在工人环境里学习、锻炼，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也起码能保持着工人政党的革命核心，为将来的兴起作准备，这种努力是应予正面肯定的。
第三章组织的两次分裂
第一节华南组织的错误和分裂
1939年冬，中山沦陷，联合中学被迫从南屏乡迁往毗邻的澳门，校内的托派学生也跟随着到澳门读书和活动。
我到澳门就读后，组织负责人寒君与我作了一次长谈，其中他特别提出：由于在香港负责出版的同志不能继续工作，领导同志选择我接手负责，询问我的意见。我表示这是义不容辞的，于是答应了。跟着我辍学而转到香港。
抵港后，我入住工作地方，那是在旺角弥敦道一楼宇内，租了一间梗房，里面摆了许多盘铅字，像小的排字房一样，只是铅字数目不多，一般都是我们的刊物常用的；如缺少了便到荷里活道铸字店补购。原来负责的林华焕同志简单地告诉我：排好一版字后，用一条沾好油墨的胶轇在铅字上扫过，再把白纸压在铅字上，便可印出。这种原始的人手印刷，往往印不全所有字体，需要大力地多试。就这样一个人从朝到晚单独地工作，不与别人来往，只有方少侬（方秋心）女同志来联络，带来稿件和我的生活费用等，离开时再带去“制成品”，其中重要部份是对外散发的抗日传单和宣传刊物，其余部份是内部讨论文件。方同志后来移民美国，不幸早逝。
1938年，广西一位托派青年黄杰到香港，找不到工作，难以生活，去找以前在南宁中学执教的老师胡兰成（又名胡兰澄）求助。胡在汉奸报《南华日报》任编辑，在资助一些钱后，胡向黄杰提出，愿以私人名义出资帮助托派出版书刊。据黄杰说，胡是托派的同情者。寒君等华南区临委讨论后，同意胡的建议，接受过胡二、三百元出版《二十世纪》杂志，胡要求一张收据给他作纪念。
上海中央常委会事后得到华南区临委的有关报告，表示绝对反对，指令华南区临委立即停止收受胡兰成的捐款，把已收过的捐款全部还给他并讨回收据，且断绝与胡兰成的关系，该刊物也停刊了。华南区临委其后服从中央常委会的决定，并加以执行。
中山沦陷后，曾经是托派份子的蔡俊光，由于留学日本，通晓日本语文，日帝军官迫使他担任日军翻译，因而时常随日军官员乘车出入。
托派上海中央在得知上述胡兰成和蔡俊光两事后，认为华南区组织对党员的社会关系及其行为的管束没有重视，蔡俊光的行为表现组织没有接受胡兰成事件的教训，因而在1940年3月的《斗争报》上，刊登了解散华南区组织的通告，原因是华南组织不纯。
由华南区临委书记寒君及其领导下的南方一些同志反对中央的解散措施，寒君认为，“即使是敌人的钱拿来干革命事业有何不可呢？”他的意见是可以的，因而接受了胡兰成的捐款去出版刊物。但中央则认为是绝对不可的。早在1930年代，中国托派已一直被中共无中生有地诬蔑为收受日帝敌伪的金钱资助，替他们效劳，因而长期扣上“托派汉奸”的莫须有帽子（尽管中共并没有举出确凿事实作为根据）。如果收受了胡兰成的捐款，那不是自己人提供弹药给中共利用来证明其污蔑确有事实根据吗？为了维护托派一贯的政治上、组织上的纯洁清白，上海的中央领导层在得知华南区临委的错误后，立即采取上述的断然措施，实在是正确而必要的。刘平梅是赞同寒君们的意见的，因而在他所撰写的《中国托派党史》中加了许多不尽客观公正的叙述，比如争论“最少有相当大的数量的不纯份子，才能说华南组织不纯”，来为当时的错误辩护，表现出他和寒君们完全不理会政治上、组织上保持清白问题的必要性。寒君们既不认识自己的错误，又以拒绝重新登记而造成华南组织分裂，实在是一错再错。
在此顺便指出：上引《党史》一书，在撰写前曾与少数派郑超麟等人长谈并作记录，对彭述之、刘家良等多数派作了许多不够客观公正的叙述，我在此不想详细指出，将来有时间再作讨论。
我当时是支持中央常委会的上述意见和措施的。我除了白天工作外，傍晚到香港坚道一间开办于左派中学内的新闻学院上课，讲师有著名的新闻工作者范长江、乔木等，讲授新闻采访及撰写、报刊编辑以至标题选取等。范长江1941年在香港与邹韬奋等创办了《华南报》。
第二节对抗战态度的争论和分裂
早在抗战爆发之前的6年间，上海组织不断遭到国民党破坏，从中共退出的领导人及干部，在1931-34年间，被捕而监禁者在30人以上，到1936年止，领导机关共遭到5次的破坏和成员被捕，但除了几个人投降悔过外，其余的都坚持不屈，多数先后获释，而陈独秀、彭述之、尹宽等则到抗战爆发后才获释放。这许多打击，使组织涣散，不少成员消极退出。上海只有3个支部存在。
1937年7月7日，日帝发动侵华战争，中共同盟在9月15日发出传单：《武装保卫上海，发动全面抗战》，号召全国人民动员武装起来，并组织义勇军、宣传队、救护队到前方参加抗战等。托派成员在各地积极参加抗战工作，但他们在山东等地组织的武装游击队却被国共两方军队所围攻、消灭。全国各地具体详情已在前面一一叙述。
1939年9月13日，在我赴沪之前一年，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中央紧急扩大会议通过了《世界大战与我们在抗战中的任务》，其中对于抗日游击队的态度是：“尽量参加”、“以勇敢的抗日行动争取群众的信仰，并灵活地宣传土地政纲，在可能时首先没收汉奸地主的土地分给贫民。”
1940年，由于上海也缺乏技术工作同志，需要我去，于是随同来港解决华南组织问题的欧伯（大家对彭述之的尊称），乘搭太古轮船由港抵沪，我租了一间“亭子间”居住，在入房门口的顶上，以及房内的木板上，我揭开了，把许多内部的档案等放进去，需要时才拿出来用。安排好后，我便开始排字、印刷等出版工作。
抗战爆发后，托派中央对抗战态度分成多数派与少数派：多数派在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向国民党屈从投降的同时，又和托洛茨基及第四国际领导人的意见一样，认为中国是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半殖民地国家，中国抗战具有进步意义，应予以支持，以打败日帝；少数派则认为：抗日战争没有进步性，对之应采取“革命的失败主义”，其中的郑超麟（意因）从一开始即认定无进步意义，王凡西（连根）、陈其昌（室川）、楼国华（谷禾）等人则认为：抗战初期虽有进步意义，但后来，抗日战争与太平洋日美战争纠缠在一起，已变成帝国主义战争一部份，失去其进步性，因而他们不再支持中国的抗战，改而采取“革命的失败主义”，与郑超麟几年前已采取的态度一样。可是，如果是帝国主义战争性质，则按照第一次大战时第二国际左派的主张，是“主要敌人在自己国内”，应先打倒主要敌人（即本国统治者）了！这对于侵略和蹂躏着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不是非常有利吗？这显然是非常错误的！
1941年12月8日，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进攻珍珠港和香港等地，驻守香港九龙的英军敌不过日军，香港为日寇所占领，陷于非常黑暗时期，工厂纷纷停产，大量工人失业，市面粮食缺乏，人民生活异常艰难困苦，许多人被迫到内地偷运粮食回港维生或售卖。有一天，刘平梅及其妹为躲避日军滥杀平民，逃到山上，但他又被日军砍伤，几乎断了命。寒君等人居于港岛筲箕湾工人贫民区，他后来又患上肺病，在贫病交迫中悲惨地逝世。
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成员，自从被中国共产党开除而在后来成立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后，就连续遭到国民党政府打击，所有领导人先后被拘捕，判处多年监禁。
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彭述之和陈独秀，对于民主运动与不断革命，国民会议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民众政权，对国际局势的估计——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危机，对国内局势的估计及策略等问题，双方产生了不同的意见和争论，可见于《彭述之选集》所引述的陈独秀意见及彭述之的批评，以及坊间近年来大量出版的陈独秀文集（尤其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最近出版而由唐宝林编著的《陈独秀全传》）陈所发表的意见中。
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彭述之、陈独秀和尹寛、郑超麟、王文元（又名王凡西）、刘家良等人都获得释放，其他的人都重回上海恢复组织工作；陈独秀却独自到武汉，公开表示：“拥护国民党政府领导抗日”，“人民如果真能做到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我相信政府更能够抗战到底，不会中途妥协而言和。”
而对于共产党，则拥护“其倡导的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上引文俱引自唐宝林的《陈独秀全传》698、700、702页）。彭述之如实地批评陈这些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
在上海的领导人，对于抗战的态度、意见立场正反的双方都纷纷写出其书面见解，提出其理据，阐释自己的论点，批驳对方，十分热烈。例如，刘家良以耀如名字写出三篇长文，详细阐释太平洋战争并不能改变中国抗战的进步性质：第一篇《日美战争与我们目前的几个争论问题——评连根的<讨论大纲>》，第二篇名《小创不治，将成坏疽》，第三篇是《答复几点诡辩》，共约3.6万字，直到不再争辩。多数派的意见，逐点有理有据地驳覆对方——王凡西们。我当时完全赞同多数派的意见，并写了一文刊在“内部生活”上。所有的争论文章、档案都收集在《保卫马克思主义》为名的内部讨论文集内，共分成4卷，其中第2卷又分上下卷，做到有文皆登，内容丰富，浩浩瀚瀚，充分表现出内部争论的完全自由、民主。这4卷集以腊纸油印印出，我不善于刻写腊纸，只刻了一部份，主要是做印刷等工作。印好后，发到各地（包括广东、香港、广西、重庆、温州、山东等地），也有小部份同志同意少数派意见，在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也总结出两种对立意见及支持的地方代表，而以支持抗战的人占绝大多数。后来，少数派要求中央领导同意他们在党对外宣传的机关报《斗争》上发表他们对抗战的不同主张。中央领导的多数意见仍然是坚持民主集中制一贯原则：经过内部充分民主讨论，集中多数意见对外执行，少数可保留意见在内部继续讨论，但须服从多数；因此，不同意他们对外发表少数意见的要求。但郑、王、楼等不肯服从多数，实行以“国际主义者”名义，出版“国际主义”刊物，公开对外散发。中央多数派认为这样已形成组织的分裂，少数派已自行分裂出去，不再属于“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中国支部）的成员了。最后便由于少数派的继续“对外发言”，而脱离开去，从而造成了重大的分裂。少数派先是在政治上犯下原则性重大错误，再犯下分裂组织的错误。
第三节组织分裂的责任
王凡西后来在他的自传的“组织分裂”一章里辩解：“组织分裂乃由于一个关乎一个组织原则的步骤。在1941年夏天彭述之等主持了一个所谓中国托派“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我因病没有参加）在会议上产生了一个新的领导机关，其成员全体属于多数派。我们对那次的会议的准备和进行都不满意。但接受了它的结果，自安于少数的地位。不过，我们要求一个权利，即在机关报《斗争》上辟一讨论栏，双方继续问题的阐明。新中委会拒绝了我们的要求。我们自行出版内部生活，后来我们命名这个独立辑印的内部生活为《国际主义者》，以此同时对党内党外的革命者发言。我们这样作的时候，同时声明中央如答允我们在《斗争》报上开辟讨论栏的要求，随时可以停刊《国际主义者》的。以彭述之为首的新常委会，不允考虑我们的要求，并指出少数派的行动破坏组织原则。如果继续发行，则宣布所有的反对派同志已自动脱离了“中国托派”。（自传285页）
就这样，于1931年5月1日统一起来的中国托派，在1941年底（或1942年初）再陷分裂，从此便以两个组织存在着，迄今不曾合并（自传285页）。（以上引文引自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0年2月出版的陈碧兰著：《早期中共与托派：我的革命生涯回忆》470页）。
陈碧兰批评：
王凡西歪曲关于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事实，其目的是企图把分裂的责任嫁给多数派，特别归咎于彭述之。现在我应当而且有责任把事实的真相弄清楚：首先，王凡西说：第二次代表大会所产生的“新的领导机关，其成员全体属于多数派”。这便意味着多数派是有计划的排除少数派于新的领导机关之外，这完全是背着良心故意说谎！事实是，第二次大会开会时，少数派曾派陈其昌和楼国华出席。当选举新中央委员时，多数派的代表曾建议选郑超麟和王凡西为中委，陈其昌和楼国华坚决地拒绝参加新的领导机关，企图阻碍它的产生，因而多数派只好从自己的代表中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以便执行大会的决议……。
王凡西说：少数派“对第二次大会的准备和进行都不满意。”为甚么不满意呢？他没有说出其原因之所在，好像暗示着，“大会的准备和进行”，不合乎民主集中制。实际上，在这次大会召开之前，关于两派政治方面的分歧意见，仅关于抗战变质论已讨论了半年之久，两方面争论的文件，集成了好几大册的《内部生活》。正如王凡西自己所说的：“这可以说在政治上已经充分民主的讨论了。”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在组织方面，出席大会的代表，完全是按照各地方党员人数的比例选出的；而且少数派所派的代表，却远远超过他们人数的比例。他们一共只有四个人，却派出两名代表。像这种苦心孤诣（由于我们环境的恶劣，托派运动稀有的艰难），这样对他们让步，超出他们人数比例选举代表的宽大民主程序所准备和进行的大会，他们还不满意……。
现在我应当进一步地来检讨组织分裂的责任究竟谁属的问题。直接促成组织分裂的确如王凡西所说：“乃是由于一个有关组织原则的步骤。”事实是：在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问题的决议之后，多数派曾经答允以后在《内部生活》上继续讨论政治的分歧意见，但少数派却不以此为满足，他们要求一个权利，就是在《斗争》机关报上，辟一讨论栏，双方进行政治意见的继续讨论。当新中央拒绝了这一要求之后，少数派便自行出版《内部生活》，随后改名为《国际主义者》，“……同时向党内外的革命者发言”。像这样的要求和行动，是否合乎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呢？关于这个问题，最合理而又最准确的判断，我们只要引证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一九三九年末和一九四零年所发生的分裂故事来对照一下，便足够证明一九四二年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分裂的责任究竟是由谁来负责的问题，那便明若观火了！
当一九三九年秋，社工党内部因德苏协议所引起的关于苏联性质的争论到达高峰时，班纳姆（JamesBurnham）和夏克曼（MaxSchackman）所领导的少数派，曾要求在党的机关报上——《社会主义呼声》和《新国际》，辟一讨论栏：以便双方阐明自己的意见。但以加农（JamesP.Canon）为首的多数派，却毅然决然地拒绝了这个要求。更有意义的是：托洛茨基不但完全支持加农派的立场，而且对班纳姆和夏克曼派的要求作了如下的深刻批评：“《新国际》和《社会主义呼声》，不是在特别讨论委员会控制下的讨论工具，而是党及全国委员会的工具。在讨论的内部公报里，反对派可以要求与多数派同等权利。但党的正式机关报却有保卫党和第四国际的观点的职责，直到这些观点改变……。”（《保卫马克思主义》英文本65页）（引自陈碧兰所著同上书470-473页）。
第四章托派同志深受的苦难
第一节在日帝铁蹄践踏下我们的被捕
1941年12月8日，日帝偷袭珍珠港，掀起了太平洋战争，日军开进上海英租界，而我们当时全都住在英租界。我当天清晨外出晨运时，在沪西马路旁看到日军开进来，知道英租界已在日帝直接统治之下，连带我们也如此了。在日帝统治期间，上海的中央与各地组织的连系和日常工作便变得非常困难。当时的地区组委会负责人为籍云龙、郑致祥和蒋振东3人。
当时一个必须处理的问题，是大家（尤其是欧伯）家里存有许多档案和书籍，要找个地方安放。于是由李永爵和我在街市租了一个小档位，作为买卖旧书，并零售文具用品杂物，四周钉上木板，离开时上锁。就这样把书存在该处，白天由我俩交替看守，算是勉强解决了大家的问题。
1942年夏天，上海一间丝绸厂工人因待遇问题罢工，我们有两位女同志印蓉秋和罗子玲（罗真）在该厂工作，成为工人代表的罢工领导人，被扣押起来；另一位女同志杨玉琼事前虽遭到组委会的反对，但仍擅自送饭到拘留室；警方见她是一位知识分子，不是同厂工友，怀疑她是共产党人，把她扣留，逼供盘问，在殴打及威吓之下，她经不起考验，供出了刘家良和彭述之及其住址，幸而他们在杨被捕后都及时离开上海，彭述之陈碧兰夫妇及其女儿，到昆山的同情友人严雁宾祖家暂住；刘家良当时患了肾结核病，正住在医院医治，刚做了割除腰子的手术，还未复原，也被迫要出院转到温州躲避；但是替他租住所担保的高擎宇则被牵连而被捕。在拘捕他时，欧伯也在他处，听到楼下的说话和嘈吵声（高擎宇故意吵闹以便彭知道），立即跑上天台，跳到邻居天台躲避，才免于被捕，但这样的跳越是很危险的，有可能因跳不过去而从高空跌下去，幸而成功无事。由于我和家良一家人同住一层楼，他们住前楼，我住在后面的“亭子间”，房东说是我介绍他们来租住的，且和他们是同姓兼同乡，关系密切，家良一家去向，自然要找我查问。同时，警方在家良住处找到一张精武体育馆会员咭，查到该会，知是该馆工作的李永爵介绍取得的，警方于是要拘捕我和永爵，以追查家良下落，因为他们据报，家良是仅次于彭述之的第二号领导人。
我同永爵本已约好在大世界游乐场门口会合一起去温州避难的，但警方从永爵朋友获知我们的约会地点和时间，于是前往把我们拘捕，交由警员总局的特高科审理，追问组织情况和家良等人下落。我因为上述的与家良的密切关系，所以对我的逼供追问特别严酷；日本宪兵在旁监督提示，华人密探为虎作伥，从被带至侦讯处的黄昏时起，直至凌晨4、5小时，他们轮班工作及休息，我则一直不停地被折磨：从拳打脚踢，到用通了电的电棒直击我身上的敏感处。我仍不供出，便被绑紧在长櫈上，头低垂下向天，密探则坐在我身上，用水喉水直射入我鼻子内，令我透不过气来，张开口呼吸又被水冲进口中，充满了体内。这种灌水逼供令人难以抵受的痛苦，真非身受其害者所能体会的。但我拼命忍受，坚拒供出任何内情和其他人的行踪，使日伪们毫无所得。到次日上午再提讯时，我依然坚拒，换来他们又一轮毒打，我随即到厕所饮下我的尿来解伤痛。永爵所受的逼供折磨也和我差不多。事后听到他们称我俩为“好汉”。
次日上午再提讯时，永爵、杨玉琼和我坐在一起，我们被禁止说话，我只好用手指在椅子上向永爵写出：越不怕死，越不会死，顶硬上，捱过去！
我再看杨玉琼，她披头散发，目光呆滞，已经像是神经错乱的人。她可能也自知供出了家良和高擎宇等人的地址，完全是出卖同志、背叛组织和大家信奉的事业之所为，是绝对要不得的错误。但她在敌人殴打逼供的威吓胁迫之下，已经神经失常，丧失了理性，供出了组织的情况和她所知的同志住址；如果她冷静下来，能回想自己的供认是出卖同志时，也许会羞惭自责，更加刺激她的神经错乱，加剧她的疯癫发作。
囚室分开男女，男的一间可收容十人，众人挤睡在水泥地上，近铁门口旁有水喉和厕所，还有小小空地，可供来回踱步。吃的是每顿一个小铁碗盛着的半硬稀饭，内有粟米或土豆，但绝少有肉。有的人不够饱，便吃别人剩下的“残渣”（如仍有余的话）。高擎宇老师（又名高翚），以前在中山县立中学任教时，曾教育及吸收了许多学生加入组织，平时抽惯了烟，囚禁中无法取得香烟，对他是非常难受的事，他于是用踱步来消磨，克服困难。
囚室外的走廊天花板上装有电灯，微弱的灯光照着室内，看守常来巡视，点点人数，便又退回外面。
我们共三男三女（除杨玉琼早些释放之外），被拘留了三个多月，却找不到任何犯罪证据；经过蓉秋托她的堂叔与警局中朋友疏通，终于无条件释放。
杨玉琼获释，继续神经错乱，在沪西的街边垃圾堆中找食物，罗丽萍家人给她食物和衣服，但衣服也不穿。李琼同样见她裸睡在沪东的街边，后来听说她饿死了。
杨玉琼长得高大健硕，在中山读中学时是一个出色的排球、篮球好手，曾被选为女子排球队广东省代表，参加全国运动会。后来加入了托洛茨基主义组织，转到上海。她为人主观很强，不听其他同志的意见，不应独断独行去探监送饭，以致害己害人，最后断送了自己的生命，成为日帝敌伪铁蹄下的受害者之一。
上述关于杨玉琼的发疯情况，当时似乎所有知道她的朋友都是公认如此的。但在经过大半世纪之后的近年，却有当年知事者独持异议，说杨当时并没有癫疯，而几位现在仍健在的当时经历者（包括郑铿和我），则仍维持旧日这个记忆。李永爵写的回忆是如此写着：“杨玉琼一下子神经错乱……已全疯了，…由罗真把她送去疯人院。……听说不久杨即逃出来，饿死在马路边云。”（见李永爵写的《坎坷》一书40和43页。）
第二节大陆托派同志长期惨受折磨迫害
在此次事件中同遭拘禁审问的李永爵和罗丽萍，第一次在拘禁患难中相识，获释后在1947年结婚，但在结婚一周年时，却无辜地一齐被国民党政府抓去，当作共产党疑犯监禁起来。嗣后获释了，在1952年12月22日晚又被中共当局逮捕。两夫妇进进出出牢狱3次之多，备受3个不同统治者折磨。罗丽萍其后虽得以返家，却患了舌癌，于1988年病逝。李永爵则继续被中共政权监禁、劳改、管制达35年之久，他到晚年还受癌病折磨，在2008年1月2日去世。他俩夫妇为了追求革命理念，献身于人类解放事业，而历尽苦难。永爵把一生的遭遇，包括对其他许多战友的亲切回忆，写成一书，取名为《坎坷》，在他离世前不久出版，确能真实地反映现实，也是对这个极不合理的社会，特别是对残暴统治者的控诉和抗议。我与李永爵同志相处的时间颇长，大家感情很深，每当想起他，我便难过不已。在他逝世的噩耗传来后，十月评论社同仁随即交由我起草了《悼念老战士李永爵同志（1921-2008）》一文，刊载于《十月评论》总第224期上，以表永远沉痛悼念。
李永爵的遭遇，实际上也是其他许多人的遭遇，1952年的冬至日，全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遭到全面大逮捕（甚至连他们的家属和同情者都受株连），他们许多人过着差不多与永爵相类似的艰苦困难日子，失去自由达几十年之久！
据上海学者吴基民指出：1952年冬至日，“全国公安，一齐行动，将留在大陆的全部托派以及他们的同情者1000余人全部逮捕，无一漏网，主要骨干被判了“重刑”。（引自吴基民著《炼狱：中国托派的苦难与奋斗》一书163页，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08年4月初版。）
1957年，毛泽东提出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呼吁人民起来批评中共，而且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人民踊跃响应发表意见之后，毛泽东便言而无信，声称已经“引蛇出洞”，要全面进行“反右派斗争”，把其中的“右派”份子揪斗。事后据称有百多万人被扣上右派帽子，受尽劳改、监禁、改造等屈辱、折磨，其中许多人更达30年之久，与托派份子所受的颇相类似。这是中共官僚层专制独裁的无数罪行之一。
我在上海的拘留所时，有一天来了两位商人：一是苏州钱庄姓蒋的老板，另一是苏州一间银行的经理。他们答应替我找一份工作。我获自由后，为了暂避风头和暂时解决生活，便到苏州找他们，在蒋先生的永盛钱庄工作。
工余之暇，我常到苏州有名的沧浪亭所设的公众图书馆阅览报刊，和借出书籍，其中有日文书，我译出了一些。
我在苏州生活了一年多，其间曾在假日独自到附近的虎丘山、寒山寺等名胜古迹游览。有一次，3名新四军突然持枪从山峰冲下，向我盘问和搜身，然后放行，这是我第一次遇见到解放军。
1944年末，临近抗日战争结束，我离开苏州回到上海。
第五章抗战结束后我们的工作
第一节内战扩大和我党的态度
1945年8月，美军向日本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迫使日帝宣布投降，太平洋战事结束，中国抗战也宣告“胜利”。
但战事并没有完结，国民党向中共解放区的进攻反而更加扩大。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中委会于1946年1月16日，发表了《战后国际及国内时局主张》，分析了战后中国的局势是：在国民党的军事独裁下，更显出稀有的贪婪暴虐和腐败无能，对民众越来越肆无忌惮地施行刮骨吸髓。如果没有狂风暴雨般的工农革命起来推倒，是绝不会自行退位的。
共产党“已堕落成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政党”。由于它在思想上既已完全背叛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又放弃了土地革命政纲，声言“愿在蒋主席的领导下建立三民主义共和国”。共产党高唱‘民主’，是恶毒的讽刺，从斯大林到中国共产党，是官僚专制，根本缺乏民主的。
“战后国民党和共产党间不断进行的种种斗争和混战，固然根本上是由于国民党企图消灭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队伍和群众组织，是极端反动的。但这同时亦是共产党多年来一贯的军事投机政策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如果没有真正的民众革命力量起来干涉，国共两党间的冲突是不会得到正当解决的。”“政治协商会议绝对不能彻底调解国共本身的根本矛盾”。国共两党间的矛盾，只能循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或者共产党彻底投降，“否则，两党的决战总是无法避免的”。
文件接着提出13点具体主张，号召民众积极起来为实现这些民族民主权利而奋斗。
在国民党军队向中共解放区进攻后，我党中央常委会于1947年2月13日通过和发表了《关于中国内战的决议》，其中指出：中国抗战后的主要形势，是美帝国主义做了中国的主人。因此，托派总的策略口号改变为：“我们的主要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国民党”，“凡是一切有利于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的群众斗争，我们要站到最前面，去和各党派共同行动。”“在内战中把同情放在斯大林党所领导的农民队伍方面，坚决反对国民党”。因此，“解放区中的托派将毫不犹豫地站在农民方面抵抗国民党的反动进攻。”“在蒋介石的后方，托派则提出无条件停战的口号，并支持群众每一种反战与和平的运动，发展和加深中国群众的阶级斗争。”我当时认为这种态度是非常正确的。
第二节出版公开期刊
我们在各地的许多同志和友好在抗战结束后到上海聚集，重新开展工作，其中一项是出版公开的期刊，一份是综合性的大型月刊《求真杂志》，先得到一些同情友好的经济支持，由彭述之主编，邀请不少当时著名的译作家、学者撰稿（例如李季、蔡尚思、唐虞世、胡山源等），并得到不少学者（嵇文甫、王亚南、唐虞世、郭大力、张大军、李毓基、朱维镛、冰夷、西岑等）投稿讨论。彭述之所用笔名为陈人白、欧伯、鹤皐；刘家良笔名为刘少严、海明；陈碧兰笔名为碧云。我除了参与校对等工作外，也以康君笔名撰写时评和翻译一些文章刊出。其他朋友如籍云龙则以竹云龙、谢少翁笔名发表其小说，王凡西在第9期也发表了一篇《论宪法的本质》译文。《求真杂志》从1946年5月1日创刊，到1947年1月1日出版了最后一期后停刊，合共出版了9期，每期80页。
《青年与妇女》在1946年3月20日创刊，每月1期，每期36页。1年半以后，改名为《新声》，至1948年12月1日，由于中共军队迫近京沪，《新声》出版了第3卷第7期后停刊，一直都由陈碧兰主编，她用韵霓、群音、碧云等笔名刊出文章；彭述之用的笔名是旭东、镜微，他在《求真杂志》停刊后较多地为《青年与妇女》撰文；刘家良用的笔名是纪芬、翟光；籍云龙用的是竹云龙、华贝笔名；我除了负责校对、对外通讯联络等之外，还几乎每期分别以刘乃光、唯康、流光等笔名撰文刊出。温州的周仁生（笔名沈念）常寄来通讯和译文，香港的阮仲琦（笔名招志坚、张志坚）等也寄来地方通讯，学者胡山源、林汉达等也有来论，都一一刊出。
上述各月刊营销到全国大城市，许多相识而失散多年的朋友、同志，从其中的意见、主张等，得知我们已恢复活动，非常高兴，纷纷来信连系，有些朋友则经此途径而到上海找到我们。
在出版公开期刊的同时，彭述之又主持政治、理论学习班，借用上海育才中学的课室，讲述马克思托洛茨基主义关于哲学、经济和社会的各种问题，并举行座谈会讨论青年所关心的问题。他讲时不假思索，滔滔不绝，讲话内容丰富、有条有理，很能吸引人，每次都有三十至五十人参加。我当时也每次必到，获益良多。这些讲话和讨论会记录，部份发表在《青年与妇女》或《新声》上。
彭述之又曾以大学教授身份在上海一些大学讲课，影响了一些进步大学生，他/她们有些人也曾参加学习班、座谈会，讨论问题，替《青年与妇女》等刊物撰稿，例如诗人陈景光（笔名陈曦、蓝天）、谢山（笔名嵇山）等人，他们后来又加入成为党员。
在此之前的1938-41年，中国托派公开出版刊物，如《动向》、《西流》和《破晓》等小册子，出版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中译本初版用《苏联现状与前途》为书名）、《俄国革命史》三卷集，以及由亚东图书馆出版了十多本托洛茨基及中国托派领导人写的小册子，在社会上产生不少影响。
距今20多年前，我与访港的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一位华裔馆长晤谈时，他说在哈佛图书馆仍存有《求真杂志》；与此同时，我电询香港一间最大的公共图书馆的职员，据答该馆也存有《求真杂志》；但在香港回归后已在一次清查图书馆书刊中被剔除了。
前少数派的王凡西、郑超麟等，从1946年6月1日起也出版了《新旗》半月刊，但在1948年7月1日出版了第19期后也停刊了。
第三节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1948年8月20日，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召开了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前先由彭述之起草《党纲》，刘家良起草《党章》和《组织原则和方法》等草案，分发到各地方支部，全国共有10个地方支部（上海、香港、广州、广西、温州、杭州、中山、山东、四川、南京），进行了会前讨论各份草案文件，选出代表13人参加，加上前中委犀照（即彭述之）、耀如（即刘家良）及陈碧兰、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康溪（即徐可康）、特邀代表尹寛、俞守一（党名梅尔端）参加，合共19有效票。我被上海支部选为代表之一，又接受中山支部委托为代表出席。我被推选为大会的秘书长，并与香港代表震炎（苏燕海）同志一起负责大会记录。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纲》、《组织原则和方法》和《党章》，并将“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改名“中国革命共产党”。
大会选出了彭述之、刘家良、陈碧兰、俞守一、尹宽、刘毅、阮仲琦（党名真渔）、戴颜（党名畲独夫）、和王国龙9人为中委，朴克（郑泽铿）和籍云龙为候补中委，我则被选为新的中央委员会秘书长。
此外，党所成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S.Y.），也于大会之前在全国各地有党组织存在的地方发展起来，全国人数较少于党员人数。
在《党纲》通过之前，大会先对《党纲》草案逐个重大问题（由各小标题即各章来分开）讨论，然后分别表决。总体来看，较重大的分歧是在第二章“革命的任务、动力及其性质”，主要为香港代表震炎和戴颜所提出及付诸表决，大体上只有香港两票支持，而支持犀照原草案意见的则有17票。主要的歧见是：草案提出，中国革命是以民族独立和土地革命这个民主革命不断生长到社会主义革命（这也是托洛茨基起草而由第四国际正式通过的《过渡纲领》的意见）；但香港代表则表示反对，而认为“第二章的中心思想应在于社会主义，并非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才提出议事日程，无产阶级起来作广大斗争企图完成民主任务的时候，必定要侵犯私有财产权，那时革命的性质便带上社会主义性”（录自震炎经过重抄好的他的记录第11页）。
刘平梅所编撰的《中国托派党史》，在叙述这个争论时就更明白地认为：中国第三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革命，以此排拒了不断革命论的从民主革命不断生长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同时对彭、刘作了许多攻击，反映出他在撰写该书前曾与郑超麟和苏达（即向青）作了十多天的长谈和获取的资料，他们三人都与彭述之、刘家良有过激烈的争论和很深的积怨，因而显出该书不够客观、公正。
前少数派于1949年4月27-28日，在上海举行全国代表大会（此时全国有100多人，在上海有64人），成立"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选出郑超麟、王凡西、楼国华等7人为中委，其后，王、楼和梁贻三人即离开上海南来香港免为中共逮捕，郑超麟及其他留下的成员则不能幸免，郑的刑期最长，同革共党的一些成员几乎一样。
第四节共军南下我们被迫离沪赴港
党大会后，鉴于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官僚层对托派的残酷迫害追杀，而中共则一直追随斯大林对托派的污蔑打击不遗余力，当中共解放军在1948年末已南下到长江北岸，即将渡江占领南京、上海，届时在中共统治下，托派组织和中央领导人等将无法继续存在，于是召开了紧急会议，在上海的全体党员和团员一致赞成，中央政治局必须迁至南方，上海则成立一个江浙临时委员会，选出刘毅、林斯、丁毅三位同志担任，负责与各地的组织联系；同时决定，各党员团员设法加入中共及其青年团，或工农组织，在政治方面则支持中共的一切进步措施；有些为中共所认识的成员则需离开上海，与别处的一些成员来沪对调工作。尹宽原本约好与其他同志一起离沪南下的，但当他们齐集码头见面时，尹宽却表示不愿一起南下，而要重返安徽乡间。其后不久，他被捕，死于中共的监禁中。
1950年，上海的江浙临时委员会三位成员被捕。据刘毅后来说，他从牢房窗口看见他以前接近和介绍入党的一名同厂男工人，自由进出警局。他们不需逼供，但须承诺以后不再活动，很快便释放了。他们认为中共已熟知托派内部情况，表明有内奸早已打入党和团之内。他们获释后，随即也离沪赴港。
这种发展显示，彭述之等人如果不及时离开，也会同他们一齐被捕，但结果却不会一样。1952年12月22日和1953年1月8日，全国托派成员（包括过去曾参加而在当时之前已退出的）和同情者同时在各地被拘捕，这也显示中共对全国托派情况早已了如指掌。
彭述之们南下广州不久，解放军已迫近华中，他们被迫要再转到香港。当时的中委会，由南下3成员，加入了1948年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在港二成员（焦励夫、戴颜）共五人组成及运作。国际主义工人党（前少数派的领导人和成员也同时被捕，除王凡西、楼国华和梁驷及时南抵香港之外，留沪的郑超麟等被监禁或失去自由，长达29年之久）。后来，由于香港组织连续有几批人被捕及递解出境，彭述之也发现被港英侦探跟踪，一再迁居仍不能摆脱，在得到越南托派同志帮助下，他们于1950年1月前赴越南。数月后，因为当地托派组织被渗进了越盟份子，后者声称越盟占领区有一位参谋长（‘以前的托洛茨基主义者’）邀请越南托派负责人和刘家良前去讨论发展托派运动问题，有军队保护，无危险，于是他们应邀去了。但在归途中却把他们逮捕，刘家良不久即病逝于狱中。这样地失去几个重要领导人，对于中越两个托派组织的打击很大。刘家良当时还是壮年，政治理论水平高，写作及工作能力强，他的逝世是托派的无可补偿的重大损失。
彭述之夫妇感到在越南处境已很危险，香港同志也告诉他们，中共已知道他们居于南越西贡市，建议他们必须离开，并尽力在经济上资助所需交通费。他们于是在1951年5月26日乘船流亡欧洲，后来再转居美国，得到美国同志的经济帮助，生活安顿下来，参加国际托派运动的工作。彭述之在1983年病逝于美国，终年89岁，陈碧兰1987年病逝于香港，终年85岁，走完了他们作为革命者的艰苦而坚毅的最后人生历程。
以上所述的中国托派重要领导人和成员的遭遇，反映他们从持有不同政见时起的大半个世纪内，持续处于备受压迫的地下活动之中，历尽所有统治者（从国民党、日帝、英帝、中共，以至越南的越共）的残酷迫害、无理监禁，甚至屠杀。受不了这种高压的成员都先后消极离队，那些坚持信仰理念的则工作困难，生活艰苦。
现在转谈我俩夫妇情况。我和伴侣蓉秋第一次见面是在日伪的侦讯室，虽然在这以前我俩已听到对方的名字和为人，但一直无机会见面。蓉秋早已没有父亲，母亲则年迈失明，生活要靠蓉秋维持，租住在一小房间内，不能走动。蓉秋为人很好，面容姣美，善良可亲，高擎宇和华贝都曾追求她，但她都没有接受。
得到释放回家后，她在她堂叔开办的一品香中菜馆主管账务，邀请我担任会计。我欣然接受，以解决生活问题。由此我俩便每天在一起工作，相互了解日深，感情日炽，最后，我俩同意结成终生伴侣。1948年2月1日，我们借用一间学校的礼堂，邀请三十多位相熟的友好和同志到来，有些同志（如彭述之、刘家良等）讲话祝贺，便算婚礼完成，既没有茶点招待，更没有酒席宴客。
从1948年结婚开始，到现在写成这篇回忆为止，已经70年了，她已103高龄，我也已98岁了。在这悠长的时间里，我俩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困苦和迫害打击，依然双双健在，矢志不移，尽力工作，真的是俗语所祝愿的“白头偕老”，共度晚年，十分难得。
婚后不久，中共军队在江淮等战役上节节胜利，将横渡长江，进占京沪。上海中央鉴于中共紧跟斯大林对托派尽力迫害的政策，深知在中共统治上海后，定遭无情迫害（1952年12月22日实行全国逮捕所有托派份子甚至同情者，便是事实证明），因此，决定迁移至南方。我俩乘轮船先到广州，然后转至香港。在航行中，她在船上小产，健康大受影响，因全无药物及补品调理。她的母亲年迈失明，我们经济拮据，难以带同南下，只好留沪托她堂弟照顾。
我回到香港后，我胞妹蕴碧仍然留在上海，她在几年前只身赴上海，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当年我家除我外另一人参加托派组织（其余两位姐姐和二哥桂欢则只参加外围团体中山青年战时服务团）。蕴碧后来在沪结了婚，丈夫对政治较少兴趣，她婚后不幸患了白血病，很难医治，且经济能力差，结果病逝。我知道后深感难过。
第六章第二次被捕和偷渡回港
第一节被港英警员拘捕后递解出境
在香港，我白天在外任职，工余则住在抄写油印的地方，一起工作的杨同志来自广西。
有一天，他忘了关房门，给房东闯进，见他在做这种工作。他没有经验，惊慌失措，用箱子把所有油印品及工具企图搬到一位女同志家，但在路上遭警员搜查，并带到警局盘问及落案，连带我放工回去时也被捕。由于印制品中有传单、政治宣传刊物，被控从事非法政治活动，转解政治部，被英帝帮办肆意殴打，逼供组织情况及成员名单，但我坚拒招供，头面被殴，肿胀得很，连旁边的华籍“杂差”在我去厕所时也叫我多饮自来水，以消解瘀血。其后送到荷里活道“大馆”收监前，当值官见我如此伤势，不肯即收，要送到玛丽医院得到验伤报告后，才收进域多利监狱，被囚禁了一个多月。
在实行递解终身出境的当天上午，我还被送到政治部再追问，但仍毫无所获，再遭英帝特务毒打一轮，然后和小杨一起被递解落船赴穗。到广州后，我需要给跌打中医师诊治休养，才逐渐恢复健康。所有这些，都显示英帝殖民主义者的无法无天，任意残害中国民众。
我治好伤痛后，便在李永爵亲友开的碾米厂当会计，并住在厂内，以解决生活问题，同时负责广州组织的工作；蓉秋也随同我离港来广州，并在税务局任职会计。
不久，我去开支部会议返回住所途中，发现有人跟踪，我于是走入横街小巷，途中低头看跟踪者初时还在跟着，后来不见了。
如果我俩后来不够警惕和当机立断，不及时离开广州赴港，则在次年冬至的全国大逮捕中，必然无可幸免，从而影响了我俩以后大半生的生活和工作。李永爵同志因响应第四国际领导人巴布洛错误地主张返回中国大陆的意见，从香港返回广州，接任我的碾米厂会计职和党的工作，从而在不久的冬至夜遭拘禁，再次而且长期地受尽迫害折磨的苦难。
第二节偷渡回港长期非法居留
1951年，当港英政府实行封锁中港边境，只准持有证件者入境的新政策之前一天，我知道不能在中共统治下的广州长住下去，于是再离开广州，经过澳门乘船到香港，以后便开始了45年无合法居留证件的非法地下生活。蓉秋也来港，我俩在荃湾芙蓉山脚路边租了一间小木屋，她到附近的丝绸厂做她的熟练老本行，我无工作，曾一度跟她学师，但难上手，只好作罢。
当时，香港情势日渐严峻，组织方面领导干部分成“基础”和“任务”两派，各以其对中国政治局势的评断和主张的题目末两字为名，前者为原有本地负责人，后者是来自上海的干部。欧伯等老一辈则已离港，我来港后，不参加任何一派，而要协调双方，以免纷争持续扩大。但争论仍多少影响了日常的工作。
部份由于我的态度客观中立，我被他们双方推选为当时成立的全国临时委员会书记，直到1978年，才由李西同志接任。
全临会之成立，是鉴于原有的中央委员刘家良不幸在越南为越共所杀，迫得彭述之夫妇要从越南转赴欧洲，另两位中委俞守一和尹寛留在大陆，他们后来都被中共拘禁，在香港的中委只有阮仲琦（党名焦励夫）和戴颜（党名畲独夫）、刘毅和后补中委郑铿。这样的实际情况使得彭述之俩人认为需要改组中委会成立全临会，成员除阮仲琦、戴颜、刘毅、丁毅（党名明明）和郑铿外，还加上林斯和我。
早在1949年之前，我们在香港的实际工作，正如前面提到过的，由于接受了托洛茨基和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多数派领袖加农们所总结的该党被班纳姆等人分裂的教训，支持党员应到工人中去的主张，动员党员到工厂环境中工作、学习；因此，香港支部的成员绝大多数于1940年前后都在行动上加以响应，特别多的人是到纺织厂中工作，例如当时设于荃湾名为上海（后改名德丰会）、南海、东南和九龙等纱厂，都曾先后爆发过争取改善待遇的罢工（后来再有反对关厂或搬厂、要求遣散费等）；托派在各厂的成员共有30多人，都积极参加斗争，有些更是发动者和领导者。
在此之前托派成员曾领导香港太古船坞工人罢工，并且得到胜利。此事已在前面较详细地谈过。
由托派成员梁苏为后期副主席所领导的活版印刷工会（旧名印刷工会，因避免与中共人员领导的印务工会名称相类似而加上活版二字），在1941年12月香港沦陷于日帝统治之前一年，曾发动罢工，要求改善生活待遇，结果得到胜利，每月工资从20元或20多元增加到30元。他们汲取了以前罢工失败的教训，非全部工人同时罢工，而采取选择性的策略（以上是根据梁苏说的情况）。
1949年圣诞节前，港岛电车罢工，托派有4成员积极参加，但无领导它，而是由工联会属下的电车工会所领导。罢工失败，后来检讨认为是由于选择错误的罢工时间，应该等工人领取到年尾双薪，有经济力量才罢工。结果争不到工资增加，在电车工作的工会领导骨干约30人被港英当局驱逐出境。香港工人的斗争持续了几年，便逐渐低沉了，这也连带影响了香港托派同志而导致士气低落。
在国际上，当时的重要领导人巴布洛主张，中国在海外的同志应回到中国大陆，参加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有50多位优秀的同志，包括来自武汉的领导干部俞守一、广西来的震炎、徐汝璋、子越、黄斧等都加以响应，但返国后不久，在1952年冬至的全面逮捕中无一幸免。
在这之前数年间，又有许多托派成员纯粹因旅游观光或探亲等原因，先后回到大陆，但全部被国内当局拘捕，不需供出香港托派组织及各成员的情况，而只要他们承诺返港后不再参加组织生活和活动，便把他们释放回港，他们后来全都退出香港组织。
中共领导革命的胜利，使得不少同志感到迷惘，怀疑我们的见解主张是否正确，俗语说：“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在他们有些人中不无影响。加上其他因素，消极以至退出的人产生骨牌效应。在以上几方面的影响下，组织的规模日益缩小，对外工作日感困难。
我由于偷渡入境而没有香港身份证，如果去申领又恐怕翻查档案知是递解终身出境“犯”。因此，这个问题长期困扰着我。在供职公司报我的薪俸税时，我只能设法避免，或用别人名字顶替。而最难防备的是，在街头遇到警员检查身份证。有一次，在住处附近遇到警员要查看身份证，我说：“忘了带出来，我回家取。”他信以为真，让我走进一座楼宇。我进去后，即往楼下后门走出去，再从远处看，他已不在等我了。这算是非常侥幸的逃脱；如果被带回警署，就会被查出，监禁一段时间再递解出境，且恐怕只有解回大陆，又要落在中共手上：这真是不堪设想的发展。幸而45年来都避过了！由此可反映出我处境的潜在危险。
直至1995年12月，距离香港回归前不到两年，在国际特赦协会英国友人的帮助下，我才第一次取得了香港身份证，结束了非法的地下居民的生活，能够在银行开立个人户口，享有投票选区议员、领老人生果金、到公共医疗机构看病等权利。在去申领证件时，那位英国朋友说：真难想象如此长期过着地下的生活。
回顾一生中两次被捕的坏影响和后遗症：第一次在日帝宪兵指挥下虽受水、电等酷刑的逼供，但获释后只在短期有较坏影响；而第二次在英帝殖民地政府的高压迫害下，影响和后遗症却是非常长远的。可堪告慰的是，我两次都经得考验，没有丧失革命者的立场，一切辛劳苦难，都会凭坚强的意志加以克服。
第三节坚持写作和出版等工作
1974年初，我们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创办了《十月评论》杂志，后来在刊物注册处登记成为合法刊物，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在以后一段很长时间内几乎都能维持每月一期。特别是在1989年中国4月学运和民主运动期间，得到读者的供稿，内容更加充实，当时出版了《四月学运特辑》和《中国民运原始资料专辑》（该专辑有两集），图文并茂，十分精彩，此后再版了几次，社会上不少刊物都转载其中一些图片、大字报、传单等。这是我们对中国民运的支持和效力的具体工作之一。
《十月评论》除了对中港澳台等地发生的重大事件、问题作出评析，提出主张外，更翻译外国的政治、理论等文章、和第四国际的文件、文献，以介绍给中文读者，尽其沟通的桥梁作用。在1996年，曾辑集其中的重要文章、文献，出版了8本书（总名为《社会主义研究丛书》），最近又有3本书出版了。
2016年3月出版了《彭述之回忆录》，这部钜著涵盖近现代革命史，资料翔实，由他生前口述，再由他的女儿编撰成中文，我仔细校对及改正，然后出资交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发行。法文本及英文本则由她和法籍丈夫高达乐合作先行出版了。陈碧兰的回忆录则早前由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再版发行。
《十月评论》独树一帜，发出不同的声音，社会上许多人认为它反映和代表中国托洛茨基主义思想立场。
时移势易，由于人力、财力的日益减少，《十月评论》每年出版期数，改为三期。尽管如此，至今45年仍始终维持着出版，不致于停刊。一份没有社会上财政支持的刊物能在中国境内的香港如此长期的出版，可算难能可贵。每当一期出版拿到手上时，内心的欣慰悠然而生，为她付出的辛劳就觉得很值得。我长期以来便是如此在工作中得到快乐。
我在港继续工作后，写出了许多文章，主要是对中国问题的评析和主张，最初用小册子和丛书等形式，以向升、方兴、张开等笔名，以铅印或油印发表。其后在《十月评论》上，从1974年初创刊号起，几乎每期都分别用张开、如日、军行、振言、微波、涓滴等笔名刊出各类文章。至今大半个世纪，我从未停止过写作（除了在暂失自由的短时期之外），犹如我对追求理想的意愿从未放弃、停止过一样。
即使在出版物的技术工作方面，我也努力依从列宁的指示，务求做到尽量少错漏，每个出版前的校样，我都细心地校对二、三次，以改正发现到的错漏之处。
在个人家庭方面，从1953年起6年内，我们生育了一子二女，蓉秋为了照顾三个幼孩，不能再去绸厂工作。我们借了友人几百元在荃湾石围角盖搭了一间木屋居住。她申领了商业登记证，在门外摆放了日常用品、食物等作为零售，主要目的不在谋利以维持一家生活（因附近只有十多户人家），而在于希望以后当局拆迁时可分配到铺位或补偿。她一方面买卖货物，料理家务，非常能干；另一方面，培育孩子，教导有方。孩子们从幼儿园起便各自上学回家，没有大人接送，十分独立。我要到市区工作，为节省交通费和路上时间，我睡在工作地方（很多时睡在工场或写字枱上）。我除了日间正职外，还多做兼职和代人报税，以尽量挣取收入，所得几乎都交回家用（除了个人生活费外）。当要靠我个人收入维持全家重要开支那几年间，我的兼职更多，工作更忙。
1967年，我在中环一间公司任职，又在中环半山找到一层旧唐楼，租下来，蓉秋同时把荃湾的木屋卖掉。儿女们相继成长，考入附近著名的中学，课余为家庭补习，所得全交作家用。他们勤奋攻读，学有所成，贡献于社会，我的孙女和外孙女攻读了大学。儿孙他们为我们带来很大的慰藉和期望。
三十多年以来，我的许多亲密同志战友，都非常不幸地先后一一离世了，例如周冀瓯、周仁生、姜君羊、李永爵、罗丽萍、章华、谢山、刘毅、明明、陈景光，以及前一辈彭述之、陈碧兰、刘家良等，我时常想念他们；特别是长期努力为《十月评论》大量撰稿和翻译的同志离世，对出版工作的影响重大，更难以补偿。
彭荣老同志党名李西、张明，他在1978年接任全临会书记。2004年一天，在同我谈话的上午，他有病去看医生服药；下午和我坐在他家附近的天桥下面的石櫈谈话中途，他突然中风，我立即送他到附近的律敦治医院急救，他后来在病床上醒了，见了我，流出眼泪，自知已难再活下去。后来他出殡时，我虽然想去见他最后一面，但我因病住院，医生不许我请假赶去送殡，说我很可能因而中风，以致我无法送他最后一程。在这之前，已有刘毅、明明等同志因中风而离世。
我自己有幸，能够多活至今，惟有尽量保持健康，以便能够传承他们的遗愿，继续工作，希望争取活下去，多做些事情。但我已经年老了，至今已度过97个寒暑。30年前，我陆续患上多种疾病。较难根治的是高血压、心血管收窄引起的心脏病和支气管炎引起的咳嗽，一直在看医生服药，还算能控制，暂无大问题。只是在开始写这篇回忆之前不久，我患了肺炎，在医院捱过了半个月非常痛苦的折磨；返家后休养了一段时间，体力、精神等才渐渐恢复过来。我虽然年纪如此老迈且有大小病患，我仍要努力保持健康，克服困难，争取活下去，以继续努力写作、出版等工作。
我奉献一生，无愧无疚！
2018年6月30日完稿
原载《十月评论》杂志第45卷第2/3期（总第245期）2018年12月30日出版 |
悼念陈镜林（杨林，2020年12月2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托派人物小传
悼念陈镜林
杨林2020年12月23日
2007年9月陈镜林受邀到日本参加陈独秀学术讨论会，作了《陈独秀思想的三次飞跃》学术演讲。
在陈镜林逝世周年的日子，我萌生了写篇悼文的念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延宕了四个多月才搁笔。与他七十四年来积淀的深厚友谊相比，这四百多天时间的磨砺，丝毫没有消减我对他的深沉悼念。2019年6月28日，他突发大面积心肌梗死，入院抢救，昏迷了一个星期后，我到医院重症监护室看望他，见他沉睡在病榻上。我压制抑郁的心情，在他耳旁大声喊：我来看你啦！握住他的右手持续摇晃，用左手摸他的脸颊，好一会儿，发现他的眼皮轻微颤动。我喊得更起劲了，终于见他半开了眼，并微微点头。我高兴得连忙叫他女儿，你爸爸醒啦！接下来他的病情有所改善，转到普通病房，大家充满希望。经历了一个多月，却终于再次恶化，于2019年8月7日与世长辞。我陷入无边的沉痛之中。
陈镜林1930年生于温州农村，原名陈兆魁。家无耕地，全靠爷爷手工做纸维持一家生活。幼时的他饱受饥寒贫困的蹂躏。村中大多是无地或少地而租种地主田地的农民，生活都很困苦，一张张愁眉苦脸给他幼小的心灵刻下深深的烙印。他父亲出身棉布业学徒，上过四年私塾，粗识文字。凭着勤恳和辛苦经营，使家境有所改善，这才使得陈镜林有条件上学。而整个小学和初中阶段都在抗日战争中度过，亲身经历日本帝国主义对温州多次飞机狂轰滥炸，百姓死伤无数。三次军事占领，每次都奸淫烧杀，大肆掠夺大米、黄豆、食糖、牛、猪、鸡、鸭、木材、布匹及各种战略物资。瘦弱的他还曾被抓去抬稻谷，因无力而被日本兵的皮鞭抽打。他对日本帝国主义恨之入骨。
1945年秋，他考入当时温州最高学府温州中学高中部。这里汇集了温州一批最优秀的青年。他们学习成绩优秀，思想活跃。课后挤满了图书馆、运动场，还有多个课外小组，自由参加。面对腐败的国民党统治，搜刮民财、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对时局不满的同学，关注社会问题，参加时事讨论小组，对中国社会现状和社会性质，蒋介石买办资产阶级与美帝国主义勾结下中国的前途等问题开展热烈讨论。开始时，陈镜林专注于功课，对古今中外历史有浓重的兴趣。直至国民党发动内战，学生运动如火如荼，尤其是1947年南京学生自治会主席于之三被国民党杀害引起的席卷全国的“六二”学潮，陈镜林被卷入浪潮的漩涡之中。他与班级同学编写墙报，创作反饥饿、反内战歌曲，书写标语直至深夜才回家。他积极参加反蒋反饥饿反内战示威大游行，高喊反对内战，反对征兵征粮，号召全市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游行过后，陈镜林陷入深思：中国革命的前途是什么？共产党的同学争取他参加读书会，介绍他阅读《新三民主义》，对他宣传共产党的革命主张。他对农村实行“二五减租”政策产生反感。他认为孙中山都说“耕者有其田”。回忆幼年贫困农村，农民一年忙到头，好容易盼到秋收，把粮食挑到家，却要把大部分好的稻谷送给地主，自己留下小部分，甚至不够全家一年吃的。后来认识到这是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他认为中国要革命，首先要没收地主的土地，均分给农民。与他同班的托洛茨基派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认为中国革命应如俄国十月革命，由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及其买办阶级相比要弱小得多，不能领导中国进行并完成民主革命，因此只能由无产阶级领导先夺取政权，在革命进程中完成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进而建设社会主义。他在托派组织的读书会中阅读了恩格斯的《共产主义ABC》、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恩格斯著林超真（郑超麟）译的《自然辩证法》，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多部马列主义原著。从这些经典书籍中逐渐理解无产阶级革命的原理和路线。酷爱历史的他特别当读到有关中国1925—1927年大革命的著作——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才恍然大悟中国这次大革命的失败主要是斯大林为首的联共政治局和由他指挥的共产国际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造成的。共产国际要求年幼的中国共产党以党员个人的身份参加国民党，要服从国民党的纪律，不准批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许共产党独立创办日报，使中国工农群众听不到共产党的革命号召，使中国共产党依附于国民党，完全失去独立性。斯大林基于大国沙文主义，根本不把中国革命利益和中国共产党放在眼里，从自身利益出发，依靠、扶持甚至纵容蒋介石掌握政治和军事大权，施行军政独裁，推崇蒋介石反革命集团领导中国民主革命。武装蒋介石，而反对武装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群众，反对共产党掌握革命领导权，把共产党压低为国民党的附庸和苦力。
托洛茨基主张中国共产党要成为无产阶级独立政党，要竖立鲜明的革命旗帜。一贯反对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多次提出共产党要退出国民党，吸引工农群众到共产党周围，号召工人建立苏维埃，使之成为一切真正革命组织的吸引中心。
当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占领南昌时，便建立他的反革命中心。但这时他正面临唐生智等反对他的压力，正孤立无援。斯大林再次支援挽救他，及时签署联共政治局会议决定，电令鲍罗廷向蒋介石表示支持：“同意总司令本人和司令部因前线关系驻在南昌，但国民政府驻在武汉。”当蒋介石以辞职相威胁时，斯大林电告鲍罗廷向蒋表示：“我们理解形势的复杂性和你所面临的困难。但是我们认为，你有哪怕是暂时的退出领导岗位的情绪也是危险的。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你的领导。”蒋介石在得到莫斯科的支持，站稳脚跟后，即转而发表反共演说，制裁共产党，诱杀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接连捣毁南昌、九江、安庆、南京等地的共产党党部和总工会，以回报斯大林。
针对斯大林掌控的共产国际1927年3月18日刊登的《论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与国民党》的社论所强调：“中国革命此刻的任务中的任务，乃是国民党的地位，在南部中国属于领袖地位的国民党之往后发展。”托洛茨基发表《论中国革命的阶级关系》批评道：“这样看来，任务中的任务竟不是数百万工人在职工会和共产党领导之下的觉醒和统一，不是将贫苦农民和手艺工人吸引至运动主流，不是加深共产党争取无产阶级的斗争，亦不是加深无产阶级争取数百万被剥夺了产权的群众之斗争。”斯大林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哪里去了？托氏指出：“斯大林指示中国共产党帮忙将工农的血液注入国民党的政纲，不会产生什么结果，也不能有什么意义。那里也有另一种工农血液。中国工人正在流血，不是为阶级觉悟的任务流的（被蒋介石屠杀的血）。加入国民党的工人将是国民党的党徒，这就是说，这个无产阶级的原料将在那个小资产阶级的孙中山模型里重铸过。要阻止这种事情发生，工人们必须在共产党中受教育。可是为了这，共产党必须完全解脱任何外面的限制，能自由地领导工人斗争，且以列宁去对抗孙中山主义。”托氏进一步指出：“进行不独立的共产党政策，供给国民党以工人，乃是准备了条件，让人们最成功地在中国建立法西斯专政，而且在不很远的将来，无产阶级不管如何，总是被逼从国民党中退出来的。”托氏1927年4月3日这一预言，不幸在九天后被蒋介石的上海“四·一二”和三个月后蒋汪联合的武汉“七·一五”两次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大屠杀，而最终被逼退出国民党所准确证实。
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上《关于中国革命的第一次演讲》指出：“三月十六日，在蒋介石政变短短一个月前，《真理报》的一篇社论宣布反对派（指托氏）的罪，状，因为反对派相信资产阶级居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之首，且在准备叛变。《真理报》非但不把这一真理明白告诉中国工人，反而愤慨地加以否认。社论争辩说：‘蒋介石是服从国民党纪律的。’还是在四月五日，即在蒋介石政变前一星期，斯大林在莫斯科活动分子会议上排斥拉狄克的意见，且再度声明蒋介石是服从纪律的。”七天之后，蒋介石用机枪和屠刀表明他的反动的国民党的纪律性。斯大林为掩盖错误，隐藏了他四月五日的讲话记录，并说汪精卫是国民党左派，命令中国共产党投奔武汉汪精卫政府。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托洛茨基作第二次演讲时指出：“斯大林在此地再次宣布反对建立工农苏维埃。理由是国民党和武汉政府已经是足够的手段和工具，为土地革命之用了。以此，斯大林负起了，而且要国际也负起国民党与武汉政府的政策的责任。我们与这个政策无共同之点，我们丝毫不要替武汉政府和国民党领导者的政策负责。我们迫切地劝告共产国际拒绝负担这个责任。我们直接对中国农民说：假使你们服从武汉领袖，不组织你们自己独立的苏维埃，则汪精卫一类的左派国民党领袖，一定要出卖你们的。土地革命是一桩严肃的事情。汪精卫型的政客，在困难情形中，将十次地与蒋介石联合起来反对工人和农民。……我们对中国工人们说：假使农民不由你们，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而由小资产阶级激进派领导，那末不能将土地革命进行到底的。因此，建立你们的工人苏维埃，将它与农民苏维埃联合起来，由苏维埃武装你们自己，吸引兵士代表们到苏维埃来。……只有经过农民兵士苏维埃，你们才能争取蒋介石兵士大多数到你们方面来。你们，前进的中国无产者，假如相信不到二十五万人的那个领袖的组织（国民党）、小资产阶级与妥协成性领袖组织，能够代替那包括成千百万人的工农兵苏维埃，那你们便是你们的阶级与你们的历史使命的叛徒。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不将在苏维埃形式中前进而胜利，则将完全失败。
由于斯大林害怕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听到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的正确指导思想，将它们完全封锁，执行他自己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结果导致蒋汪联合反共的武汉“七一五”大屠杀，中国共产党被迫退出国民党，宏伟的中国大革命终于以失败告终。
陈镜林惋惜和痛恨这场深刻影响中国革命发展进程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伟大历史事件的前途，被愚蠢而专横的斯大林所断送；而对于被斯大林封锁，匮缺情报资料的情况下以高度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经验，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立场，无误判断中国革命形势，给出准确事变预言，提出正确的革命策略和路线的托洛茨基敬佩不已。
接着陈镜林又读了《震撼世界的十日》《列宁传》、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以及上海托派多数派出版的《青年与妇女》《求真》和少数派出版的《新旗》等书刊，思想上基本接收托派的无产阶级不断革命论；而在组织问题上采取慎重态度，直至1949年2月，由徐联芬介绍参加温州托派社会主义青年团。入团之后积极领导两个外围组织“读书会”，宣传马列主义和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
1950年秋，他考入了久久向往的北京大学历史系，对清代以来的中国近代史和中国革命史进行系统研究。北大优越的学习环境使他孜孜不倦地沉浸在历史研究中。
1952年12月23日的全国肃托运动中，陈镜林在北大被捕，判刑五年。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掀起反对个人迷信，揭露斯大林在列宁死后谋取领导权，对联共政治局除他之外的所有成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和托洛茨基以及大批坚持马列主义的老布尔什维克，捏造各种莫须有罪名，清除异己，用各种严刑拷打，驱逐暗杀，制造震惊世界的莫斯科审判案。当年6月，公安部和北京公安局将北京天津“劳动改造”的托派成员集中到北京，组织参观北京十项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然后学习总结。负责学习的干部告诉陈镜林等人：“你们都是大专学历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这样的人才。”大家都等待分配工作。然而秋风带来了“匈牙利事件”的消息，风向变了，生活也变成半天学习，半天劳动。直至1957年2月28日，正是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发表的日子，陈镜林被提前十个月释放，回到故乡温州。他继续坚持研究中断了四年多的近代史和中国革命史。
1993年他参加北京陈独秀研究会，并先后瞻仰四川江津陈独秀晚年旧居和安庆陈独秀陵园。并在《风雨人生》第五期上发表《访江津，仰独秀》，文章以一首七律引路：
遥路三千访江津，连年心事竟成行。
文章光泽润百代，意气高昂压群英。
山花寂寞先贤去，江水长流后继频。
问道当年德与赛，光焰万丈照今程。
继而详述石墙院的情景和陈独秀在江津的生活经历和观感。最后表述：“二十世纪前半叶，曾在中国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陈独秀，死后他的英名正如史学家王观泉先生1994年说的‘像盗天火的普罗米修斯被绑在耻辱柱上，终于没有走下高加索’。他是一颗彗星，不可与世人见面，深恐烈火再度把天空烧亮。然而经过苦难的中国人很快从愚昧中觉醒，曾几何时，禁区打开了，陈独秀问题又浮出水面，多年压地，他又将是一个巨人站起来，“民主、科学、社会主义”又向我们走来。
他积极投入为陈独秀被诬“右倾机会主义”等罪名平反的努力。当他细读了中央文献出版社《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丛书》1—6集，赞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陈独秀研究会会长唐宝林主编《重新认识陈独秀》中的论文《中国学术界为陈独秀正名纪实》《重评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和他的巨著《陈独秀全传》中的观点和论据：“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伟大思想家、革命家、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但同时也是中共党史上第一个最大冤假错案的受害者。”自1927年八七会议直至1951年胡乔木《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不实地给陈独秀扣上了十顶帽子：机会主义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托陈取消派、反共产国际、反苏、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事实上，上述《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丛书》揭示，证实斯大林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左右共产国际，强迫中国共产党和陈独秀执行中国革命的各项决议和政策。唐宝林在《重评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中指出：“1923至1927年，斯大林为首的联共政治局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共召开122次会议，作出738个决定，从大的决策（如令中国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对待国民革命总方针）到小的决定（如何结束五卅罢工，何时找蒋介石谈话，谈时要注意什么问题等等）考虑全面细微，然后命令驻华大使加拉罕、驻国民党顾问鲍罗廷、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罗易等直接执行或布置给中共中央并监督执行。中共中央还要直接受加拉罕和鲍罗廷等人的指导和监督。所以陈独秀的实际权力和工作范围是很有限的。在革命紧急关头，针对蒋介石反共，陈独秀提出中国共产党要有独立性，应与国民党党外合作，多次提出退出国民党，都被斯大林严辞拒绝，哪里可能有什么陈独秀的主义和路线呢。而斯大林独断在中国大革命时期贯彻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例如1925年8月21日联共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决定：指示中共必须“避免加剧关系”，指示共产国际东方部书记瓦西里耶夫起草《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指示》，要求中共：（一）“对国民党工作的领导应当非常谨慎地执行”，“党团不要发号施令”；（二）“共产党不应要求必须由自己的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领导职位”：（三）“相反，共产党应当竭力广泛吸引（未参加共产党的）国民党员……参加本国民族解放斗争事业的领导工作。”这个指示以“谨慎”束缚共产党，令共产党放弃在国民党党政军的领导职位，实际上就是放弃革命的领导权。
再来看忠实贯彻斯大林主义的穆辛提纲，强调：“现在革命胜利后走向全国政权的党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在人民革命取得胜利时，中国无产阶级只能指望自己目前常常是奴隶般的地位有一定改善，……所以现在共产党应该做国民党的苦力。”提纲主张：（一）“共产党不应公开提出垄断工人运动的要求。”（二）“农会不应由共产党一手建立，也要吸收国民党人参加。”（三）“共产党人在国民革命军中的工作，不是……为未来无产阶级红军准备干部，而是巩固和加强（国民党）军队”，为此，“应该取消军队中建立的共产党支部。”而且“决不允许突出共产党人，让共产党人占据太重要的职位，试图取代高级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斯大林是多么害怕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领导权，因此再三强调中共要放弃独立性和领导职位，捆绑共产党人手脚，做国民党附庸和苦力。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可查阅上述所提档案资料。斯大林限制共产党，而关心国民党，扶植、武装、纵容和鼓励蒋介石，结果导致中国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人头落地，大革命失败。这是彻头彻尾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史上最可耻的帮凶。而更可耻的是他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推卸罪责，使用卑鄙手段将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在陈独秀头上。因此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是不存在的。
唐宝林研究员在《中国学术界为陈独秀正名纪实》中指出：“加给陈独秀的托陈取消派、反共、反共产国际、反苏、反革命、叛徒六项罪名都是因为他与托派相结合。陈独秀出任托派中央领导人期间，曾领导托派进行过许多重大的”反蒋抗日“革命行动；抗战爆发后，也做过许多抗日工作。托派与共产党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反对走上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托派及陈独秀认为革命应该像欧洲那样，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不能离开城市，离开工人阶级而到农村去与农民相结合；否则共产党就会农民意识化，革命就会像农民起义那样没有胜利希望。这在马克思主义正统理论和策略上没有错，只是运用到中国实际时成了教条主义，自然是错误的。这个错误的性质是阵营内部的路线分歧，不应定为“反革命”。而联系到中共胜利至今的历史，也很难说陈独秀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的注释：“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主张抗日，……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承认了托派不是间谍、汉奸。而对于这起斯大林指使王明、康生捏造事实、造谣中伤、影响非常恶劣的严重政治事件，用“流行着”来推脱罪责，未免不够严肃了吧？
所谓“托陈取消派、反共、反共产国际、反苏、反革命、叛徒”，实际上是陈独秀反对斯大林的右倾错误路线，坚持无产阶级革命主场反而受到的诬陷。2001年中共中央党校组织全国著名学者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历程》成了继上海党史研究室编的《中国共产党上海史》之后又一部放弃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导致大革命失败的传统错误观念的权威著作。经过中央书记处五位书记审批，中共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吸收学术界研究成果，承认“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直接受国际指导。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并不真正了解中国情况，也作出过许多错误指示，作出了一些错误主意”；“在国民党新老右派变本加厉的反共活动面前，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共产党如果同国民党新右派进行斗争，必将导致国共关系破裂，因而主张妥协退让。……中共中央只能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使妥协退让在党内占了上风”。在三十年“为陈独秀正名”运动的压力下，中共高层通过各种方式，终于悄悄地放弃原来加于陈独秀的“十宗罪”。
2007年陈镜林和陈良初、黄公演参加南京奚金芳牵头举办的陈独秀研究会期间，与会的日本代表东京大学著名教授、日本陈研会会长佐佐木和庆应义塾大学著名教授、日本陈研会事务长长堀祐造与他们三人进行交流，邀请他们到日本研讨参观。当年9月4日由北京陈研会会长唐宝林率领代表团一行起程去日本。佐佐木教授、长堀祐造教授和日本大学中国语教授、陈研会会员山口守亲自到成田机场迎接。先到日本最著名的名胜风景箱根休息参观了两天。该地整个是温泉区，浓荫绿树，空气清新，孙中山和鲁迅都曾到此游览、居住。
9月7日在东京大学和9月9日在庆应大学特意为代表团举办了两场陈独秀学术讨论会。中方代表唐宝林团长作了《陈独秀和日本》的学术演讲，论述了陈独秀受中日甲午战争和日本参加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国被打败的刺激，寻求救国道路，五次留学日本。直至日本军国主义长期对华侵略战争最严重关头的1942年去世，日本对陈独秀一生荣辱，有极其深刻的影响，产生持续一生的强烈的救国救亡的爱国主义情思；他也从日本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介绍的西方民主思想和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中获取救国救亡之路的启蒙和知识。其他三位代表，陈良初作了《陈独秀早期思想的演进》，黄公演作了《陈独秀晚年与托派》，陈镜林作了《陈独秀思想的三次飞跃》学术演讲。
四人演讲结束后，日本学者评述、提问、互相讨论，气氛十分热烈。特别值得提出的提问是：“陈独秀后期与托派结合，其基本主张是反蒋抗日，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独裁统治；后来又拥护国民党领导抗日，拥护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统一战线。这些主张与共产党没有区别，为什么把他说成是汉奸、反革命、叛徒？”答：“托派的基本主张之一是党内要有民主、容许反对派合法存在；在党外，容许反对党合法存在。而斯大林不容许这两个存在。陈独秀问题的要害就在这里，尽管他许多政治主张和活动与中共是一样的，但由于陈公开反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瞎指挥，所以中共其他几次路线错误的领导人，虽然也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犯了错误，也曾受过”替罪羊“式的处理，但没有受到像陈独秀那样严重的打击，（被冤枉扣上汉奸、反革命、叛徒等帽子）。这种情况，生活在像你们这样”两个允许“的国家中的人，是很难理解的。”
由于在代表团到达前日方已在报纸上刊登了讨论会的消息，所以参加这次学术讨论会的各方来宾十分踊跃，还有多家新闻社记者到场。日方以这四篇演讲的论文为中心，出版日文版专辑。佐佐木教授曾发表过多篇论文，把陈独秀的思想和活动，放在亚洲和世界科学史上，与其他世界伟人进行比较论述，给予高度评价。把陈独秀和伽利略、马基雅维利、福泽谕吉并列，称为世界民主和科学史上的四大伟人之一。会后日方还安排了四天参观考察。这次中国陈研会代表团访日受到日方如此高规格热情接待，深切表明日本友人、陈研会学者对中国陈独秀研究的高度重视。
回顾陈镜林一生的思想发展轨迹，从少年时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地主及两千多年来的封建道统的守旧思维，到青年时期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买办国民党蒋介石一党专政的反动统治，再提升到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不断革命的高度。晚年的他仍一直关注和思考无产阶级世界革命问题。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金融化、信息化和人工智能化的演化，贫富两极分化和社会矛盾日趋剧烈，无产阶级革命需求和革命动力问题更加突出，他坚信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前景一片光明。
2020年12月23日于红枫山庄 |
黎洁霜烈士事略（黎超良，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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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洁霜烈士事略
黎超良（1984年）
〔来源〕本文载于《梧州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
〔说明〕王振华、黎洁霜夫妇均系中国托派成员，王振华，原名王树本，化名流星。早年由北大经济系毕业。30年代参加托派组织。30年代初托派中央多次遭到破坏，骨干成员几乎尽数被捕。作为新成员的王振华，伙同刘家良等年轻托派，参与刘仁静夺取中央机关的阴谋，宣布将陈独秀等老人开除，使得勉强维持的中央机关彻底瘫痪。1935年，刘仁静与王振华等被国民党尽数逮捕，刘叛变投敌，王振华等则被判刑。1937年国民党大赦政治犯，王获释出狱。之后被派往香港工作，期间认识了黎洁霜（香港托派成员）。黎洁霜，广西梧州人，在香港时便加入了托派组织，任支部书记。黎家境富裕，而王振华则是一个穷小伙，他们俩的爱情遭黎家人之反对，于是黎离家出走，追随王赴重庆参加托派工作。王担任重庆托派机关报《工人呼声》主编，负责理论宣传工作，平日散发自制传单，主持读书会。黎则入重庆女师学院学习。1942年，由于叛徒出卖，致重庆托派组织全遭破坏，王振华、黎洁霜夫妇也因此被捕，他们先是被关押在贵州息峰，后被关押至白公馆。1949年11月王振华、黎洁霜夫妇全家四口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官僚们在八十年代先宣称“王振华宣传抗日主张被托派中央开除”，后又称“他们在狱中思想上完全转变为共产党”，因此恩赐“烈士”称号（详见赵芳举《王振华、黎潔霜评烈的前前后后》）。这种假惺惺的“赠谥”，实际上是对他们的最大侮辱，不过是假借革命的幽灵，来粉饰官僚们治世的“天公地道”。
中美合作所白公馆殉难人员中的黎洁霜是我的大胞妹，原名黎琦清。
我家祖籍是广西苍梧县林水公社林水大队。父黎庆裕（地主兼商人）清末宣统年间到梧州经商，早死。我们由生母黄衍文（1979年去世）抚养长大，长期在梧州生活。同父异母有三个姐姐，皆家庭妇女。胞兄黎超贤，是国民党官吏，于1950年逃亡香港。我尚有个细胞妹黎琦新，是共产党员，1940年在淮南抗日根据地来安县牺牲，生前是该县屯仓区区委书记。我这两个妹妹的性格各异。黎琦清文静好学，由于她的语文好，深得高、初中语文老师的青睐。黎琦新较聪颖，性格泼辣，敢于斗争。她俩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追求真理，都是年轻时，先后为革命牺牲。她俩是我永远悼念的亲人！
黎琦清（洁霜）烈士于1920年5月（农历）出生。她读的小学是省立梧州女中附小，1932年升上女中后转苍中（后与二中合并，改为梧州初中，即现在梧州一中）。在初中时，她就长期订阅《中学生》，从中吸取精神力量。那时她逐步树立抗日救国，争取妇女自立的思想。她在童年时，对家中婢女很尊重，平等对待。1936年春，她赴南宁集训（当时桂系规定初中毕业后要集中军训一期）。同年6月间，桂系发动反蒋的假抗日运动。她参加了桂系组织的第一届广西学生军，视野扩大了。从那时起，她开始认真地阅读社会科学、苏联文学及我国三十年代的进步文学作品。在学生军时，她虽曾和桂系特务王公度一伙中某些人有过接触，但事后她亦逐渐认识他们的丑罪面目。她说：“曾到过苏联留学的人，为什么返回广西还当上高官呢？”她对李一麆（梧州警察局长）1936年冬镇压梧州学生的反内战游行更为痛恨。
广西学生军复员后，她于同年9月升入西大附中（后改梧州高中），受进步同学影响，参加中共外围组织的广西大学读书会，认识了高朗如、宁培聪、陈志明（均系共产党员），并得到他们的帮助，提高了政治思想觉悟，阅读了不少进步书刊，经常和进步同学热烈探讨如何团结抗日，如何争取中国革命胜利等大是大非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但对联蒋抗日有怀疑。
“西安事变”发生后，梧州学生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内战的示威游行（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一致团结抗日）。她热情地参加这次游行。事后，西大当局奉桂系之命，对参加这次游行的学生都给予各种惩罚，她遭到留级的处分。经此事件后，她认清了桂系的抗日假面目，她认为联合各派军阀抗日很不可靠，要提高警惕，要时刻提防他们出卖。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桂系再次组织广西学生军北上抗日，她怀着爱国热忱报了名，但因受母亲阻挠，没有成行（黎琦新在南宁参加学生军，没有受到母亲的阻挠）。她曾为此而痛哭，但并不气馁，而是热情地投入西大学生的救亡运动。她参加街头剧演出一《放下你的鞭子》，向市民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她能歌善舞，喜爱演剧。“梧州爱国话剧社”每次演出都邀西大学生会参加节目，她多次参加演出。她是西大附中女生中活跃的一个，一反过去的文静性格。积极投身到宣传抗日的工作中去。当时仅17岁。
广州沦陷后，梧州形势紧张，大哥黎超贤（中山大学学生）与中大教授高承元，助教梁某接踵来梧州。高承元当时是国民党战地军政委员会的少将参议，属于李济深领导。他们在我家商谈如何展开华南的抗日工作。他们依据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两文的论点来分析我国当时的抗日形势；高、梁等还高谈马克思学说。黎琦清认为他们是进步的抗日派，遂要求参加他们的抗日工作。1939年春，梁某和黎超贤奉高承元之命赴香港筹办日报，她便随同前往香港。梁等到港办报不成，遂各奔前程。梁某不知下落，高承元和黎超贤均返中大。黎琦清发觉高承元只是口头抗日派，遂跟他们脱离，自己滞留在香港寻求抗日救国的途径。她留香港（1939-1940年）期间，跟王振华相识。她仰慕王抗日坚决，才华洋溢，品性纯朴，遂与王相恋。
1940年10月，黎琦清和王振华结伴从香港返梧州。王在我家停留二十余天，他便赴重庆《新蜀报》当记者；黎琦清则由黎超贤介绍到贵县中学当语文教师（一个学期）。我和他俩相处的二十余天中，得知他俩很认真学习《法国农民战争》、《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等革命经典著作。当时我从王振华的反对国共合作抗日，主张反蒋抗日的言谈中，我怀疑王是托派。我背着王振华向黎琦清诘问，她承认他俩是托派。我反对他俩的政治主张，且反对她与王相爱，认为他俩走上了歧途。
1941年夏，黎琦清到桂林投考大学，伪造（广州私立金陵中学的毕业证书），才用上黎洁霜之名。她考取了三间院校，但由于她迷恋王振华，遂到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抗战前在南京，后迁四川江津）读书。与她同赴该校就读的尚有三名梧高学生——区瑞莲、王巧云、苏志鸾。她们四人均是国民党广西省政府保送的。
黎琦清于1941年底被国民党反动政府国防部兵工署逮捕。女子师范学院将兵工署致该校的公函转给我。该函说王振华秘密在该署辖下工厂发散传单，煽动工人罢工。又说王振华是第四国际。黎洁霜原名黎琦清，她是王振华之未婚妻，因参与王之活动，故将她逮捕云云。从此，我们也认为她俩夫妇是“托派”，便不再理会她了。 |
悼念日本托派运动倡导人西京司(1926-1980)（宫本，《十月评论》（总第47期）1980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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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日本托派运动倡导人西京司(1926-1980)
宫本《十月评论》（总第47期）1980年8月15日
日本托派运动倡导人西京司于今年4月29日因胆囊癌病逝，终年54岁。在6月7日，第四国际日本支部日本革命共产主义同盟举行西京司追悼会。
日本共产党在第二次大战后重建时，西京司加入，并协助日共在1946年成立京都大学支部。
由于大战时期日共是唯一保持反对皇朝的政党，因此，它的影响扩展得很快，不久就成为工人运动中主要的流派。
可是，日共视英国占领军为「解放军」，这个罪恶的立场在政治上解除了工人阶级的武装。当冷战开始，美国占领军开始镇压工人运动和日共时，该党蒙受大创伤。日共领导对于事变的反应，是急剧转向极左战术。
这就导致日共在50年代初期的分裂。西京司属于少数派，批评极左战术，因此被逐出党。
当两派在55年达成协议并合并时，西京司获准回到党里，不久就成为党的京都县委会委员。
前一时期极左战术的失败和党的分裂，导致日共中央领导在基层党员之中大失威信。56年的匈牙利革命，对共产党的官僚领导是另一思想上的大打击。于是，在50年代后期，日共领导无法建立一个强大的官僚架构和对党有稳固的思想控制。
同时，全国学生联合会（全学联）以战斗性的反帝行动在学生中赢得巨大支持。全学联虽然由日共的学生党员领导，但它与日共的中央领导发生冲突，因为后者不想学生运动从事于政治问题和独立发展。
关于匈牙利事件和全学联的争论，以及共产党领导内部的困难，造成了日共内部有一个很短时期的纲领性辩论，也造成了日本托派运动生长的有利条件。
当时，只有很少托洛茨基的文章被译成日文，而且没有有组织的托派团体，只是在1956年左右，有几个小组成立。它们在57年1月合并，成立了第四国际的日本支部。西京司在阅读托洛茨基的文章后，衷心同意托氏的观点，当时也加入了日本革命共产主义同盟。
西京司同时留在日共内，作为托派而进行组织活动。他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我们要列宁主义的纲领》，批评日共的新纲领草案。他为世界革命的前景辩护，反对和平共处政策和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理论。他主张需要有群众基础的武装革命，以苏维埃式机构组织起来，反对以和平的国会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战略。西京司也保卫社会主义革命纲领，以对抗两个阶段革命论。
这篇文章有很大影响，特别是对于开始怀疑斯大林主义的学生战士。最初，日共中央领导在党内部讨论文集里登载了西京司的文章，但后来突然改变，停止刊出这篇文章，并暂时取消西京司的党员资格。
在58年，日共发动了打击西京司和全学联领导的大规模反托运动，跟着将西京司和大部份全学联领袖开除出党。但是，很多学生战士已受到托洛茨基主义影响。当全学联第十三次全国大会在58年12月召开时，日本革命共产主义同盟在全学联的中央领导层内赢得了多数。
西京司对于在学生运动中发展的中派主义流派也进行了不懈的思想斗争。（当时离开日共的学生战士，并非全部成为托洛茨基主义者。他们有些组织了「共产主义同盟」，其立场是自发性和宗派主义的；他们又认为苏联是资本主义国家而非工人国家。）
因此，西京司同志在创立日本托派运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直到逝世之时，他一直作为「日本革命共产主义同盟」的战士，为托洛茨基主义而斗争。
原载《十月评论》（总第47期）1980年8月15日出版
第七卷第6,7期合刋 |
悼念一位杰出的女革命家伊芙林·里德（1905-1979）（《十月评论》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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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一位杰出的女革命家伊芙林·里德（1905-1979）
《十月评论》1979年
伊芙林·里德（EvelynReed），有名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专家，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长期的领导人，在3月22日因癌症病逝于纽约，终年73岁。她与诺瓦克（GeorgeNovack1905-1992，社工党领袖、洲际通讯国际通讯合刊的特约编辑，）结婚已近40年。
1939年，当里德在墨西哥托洛茨基家中帮忙做事时，便开始投身马克思主义。1945年，她加入《战士报》的编辑工作；自此，里德写了很多文章书籍，论述妇女解放斗争的各种问题，特别是妇女受压迫的始源。
里德的主要著作是《妇女的进化：从母系氏族制到父系家庭制》（Woman’sEvolution:FromMatriarchalClantoPatriarchalFamily）。此书在1975年出版，是对原始社会的起源和发展研究了20余年的成果。此书在美国翻印了5次，并译成7国文字刊行。
里德较早期的著作：1969年写成的《妇女解放问题》（ProblemsofWomen’sLiberation），亦已译成8国文字。里德因此书而享有马克思主义者和妇女运动发言人等国际声誉。在过去10年来，她分别在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澳洲、爱尔兰和日本超100间大学作演讲。到斯堪的纳维亚和到西德巡回演说的计划，却因最近病倒而取消。
在此，我们谨对这位长期投身妇女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斗争的杰出领袖深表哀悼！ |
悼安达迪──西班牙早期托派领袖（《十月评论》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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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安达迪──西班牙早期托派领袖
《十月评论》1981年
安达迪JuanAndradeRodriguez(1898-1981)在今年5月1日逝世，西班牙的革命运动失去了一位坚毅的战士、同志。
安达迪年轻时就卷入了西班牙工人运动，随后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感召接受了社会主义后，参与了成立西班牙共产党。
不久，安达迪对苏联斯大林主义的上升及其对第三国际的可怕恶果表示了异议，致被逐出共产党；后来他追随了托洛茨基领导的「国际左派反对派」。
安达迪与连宁AndreuNinN合作，团聚了一些前共产党战士，创立了「共产主义左派」。后来，这个组织与「工农联盟」合并，成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Workers'PartyofMarxistUnification(POUM)。经过西班牙内战后，安达迪、连宁和托洛茨基的观点渐有分歧。
1937年5月政府向工人运动的战斗性部分发动大镇压，导致连宁被谋杀，安达迪下狱，被判15年监禁。他被斯大林主义者指责是「佛朗哥的直接特务」。
在39年，他越狱，流亡法国。法国被纳粹军占领时，他再被捕下狱，这次罪名却是「第三国际特务」！第二次大战结束后，他获释放。
自此，他一直居留在巴黎，从事反击佛朗哥主义的斗争。他兴趣和能力主要在出版工作方面，曾主办和协助许多左派和托洛茨基主义报刊，也经营过几间印刷厂。虽然他不是第四国际西班牙支部「革命共产主义同盟」的成员，但他为运动提出许多鼓励和意见。
我们怀念这位有着可敬情操，终身不懈投身于人类解放事业共同为实现人类解救而探寻革命路的老同志。 |
罗华：敬悼无产阶级老革命家韩生（JosephHansen1910-1979）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约瑟·韩生
敬悼无产阶级老革命家韩生（JosephHansen1910-1979）
乔治·诺瓦克（GeorgeNovack）
约瑟·韩生，第四国际和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老战士和领袖，洲际通讯创办以来的主编，今年一月十八日在纽约市逝世，终年六十八岁。
韩生于一九一0年六月十六日出生于犹他州一个小镇，是一个穷苦工人家庭十五名儿女之长。艰苦的半农村生活，对他的体格和性情有很大的影响。他体格壮健，枪法准确（这很有助于他后来担任托洛茨基护卫的任务），平日非常活跃；但在一九六五年患过严重的腹膜炎后，健康大受打击；最近几年来，又患上糖尿病，但他仍然坚持肩负组织和杂志的繁重职务，直到今年一月，因感染性并发症而逝世。他一生尽瘁于革命事业，四十五年来对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贡献很大，是第四国际一位极受尊敬和有影响力的理论家。
韩生来自一个落后摩门教社区，他究竟是怎样成为出色的马列主义和托派运动的政治战略家、理论家的呢？他回忆说，他年轻时便已向往俄国革命的人物和理想，因为俄国革命代表穷人来反对富人。后来，在犹他州监湖大学时，正如当代其他数以千计的学生一样，他的思想因当时的「经济大衰退」而走向反资本主义。但令他的思想发生决定性转变的，是当时一位教授——艾尔·贝尼。贝尼是加拿大有名的诗人和文学评论家，在一九三三年脱离斯大林主义，成立「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支部。受了贝尼的启蒙，韩生坚信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必需性和托洛茨基主义纲领的正确性，于是在一九三四年加入美国社工党，信念从始至终不移。
在大学里，韩生主修英文，并主编校内文艺报「笔」。在一九三六年，他迁居到三藩市，从事海员工会活动，帮助编印「海员工联会之声」，也为当时加农（美国托派运动的创始人）主编的加州社会党党报「工人行动」写稿，不久更接替加农而主编该报。韩生就是这样开始从事工人群众运动，这个工作一直是他生命的一部份。
在党内，韩生首先受到以阿本为首一派的影响，他在后来写的「阿本集团」一书中忆述说，他当时对加农极度怀疑，并有意与加农疏远，那完全是阿本主义的影响。
虽然他当时属阿本派，党仍选派他到墨西哥担任托洛茨基的秘书。从三七年九月直四0年托氏被斯大林派人暗杀为止，韩生担任托氏的秘书和护卫；托氏对他非常信任；托氏被刺时，韩生正当值，他并帮助将凶手擒获。
韩生非常珍惜这段期间从托氏处得到的训练，他更努力学习这位导师的政治风范。他对自己为贯彻理想而定下的要求非常严格，但这个责任对他来说，不是负担，而是快乐。
托氏死后，韩生回到纽约，在当时缺乏人材的工作环境中，他是不可或缺的写作人材。他的著作之多，少人能及。后来，身为全国委员会成员，他在社工党中学习中央领导的工作。
第二次大战爆发后，社工党发生分裂。韩生对党对派系斗争有了更深刻认识，加上与托洛茨基讨论的影响，使他改变了对加农的态度，正确评估加农超卓的能力，两人更成为莫逆之交和亲密战友。
韩生一生的贡献极多，这里只谈其中较主要的：
第二次大战后东欧的变化，对第四国际是一次理论的考验。我们应怎样分析和评价这个转变呢？韩生首先认识到，这些东欧国家在四十年代末期已取消了资本主义财产关系，代之而起的是由官僚层统治的畸形工人国家。斯大林主义官僚层虽然限制和阻遏东欧的工人斗争，但美国的战争威胁，迫使他们要肃清资本主义残余力量，为此甚至要动员工人来完成这工作。
这个基本的分析，在中国、古巴和阿尔及利亚革命中再受到考验。韩生分析古巴事件时，特别重视一九五九年末期成立的「工农政府」作为过渡性工具的作用。这个独立于资产阶级之外、建基于工农运动的政府，会在群众起义中产生，但它会与仍然控制国家经济的资本主义财产关系发生冲突。因此，这个工农政府如果透过成立本质上新的社会经济基础，就可以成立工人国家（如中国和古巴）；但如果群众起义流产，这个政府便会倒退，变成恢复了资本主义的政权（如阿尔及利亚）。列宁和托洛茨基最初在共产国际中提出的「工农政府」理论，成为第四国际创立的整套纲领中的一部分。韩生透辟的分析，帮助我们更清楚认识工农政府在国家转变中作为过渡性工具的作用。
韩生对于古巴的发展，一直非常注意。他掌握到古巴革命具有社会主义革命在西半球突破的历史意义。他帮助成立「公平对待古巴委员会」，支持革命领导的目的，反对美帝侵犯古巴的企图；但同时，他也明白地批评卡斯特罗政权的内政外交政策。韩生写了很多关于古巴的论文，收集在刚出版的「古巴革命的动力」一书中。
韩生是美国托派的老战士，他经历了五十年代的政治迫害。美国政府拒绝签发护照给他，以阻止他到欧洲参加世界大会。在这段长期的迫害和孤立时期，很多同志变得灰心消沉，但韩生却仍表现无比的勇气和力量。对于工人阶级的前途，对于无产阶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决定性作用，韩生从未失去信心。他小心分析麦卡锡主义，并发展一套政策去抵抗它的威胁。在五十年代最黑暗的岁月中，他在托洛茨基主义学校内讲授马克思的「资本论」。
韩生的国际主义精神，具体表现在他促进托派运动统一的努力上。巴布罗在一九五三年引致第四国际分裂时，韩生便致力于统一各托派力量，在六三年达成合并，他并草拟合并的纲领文件。
统一的成就之一，是出版「世界前瞻」（洲际通讯的前身）。从此，这份刊物对国际运动提供时事的准确资料和合时分析；它的高度技术和政治质量，在全球激进圈子中取得声誉；它可算是「韩生的影子化身」。
在其他时候，韩生亦主编了社工党的机关报——「战士」Militant和「国际社会主义评论」INTERNATIONALSOCIALISTREVIEW。作为一个编辑，韩生是非常严谨的，他做什么事也不草率，例如他要非常细微地校对每个引句或事实。
在六九至七七年有关拉美政策的大辩论中，韩生的贡献是值得自豪的。他不但澄清了很多争论，亦提倡了讨论的客观分析的态度；这有助于主要分歧最后在七七年的得以解决，敌对的派系解散了；结果不是分裂，而是有着更好基础的思想统一。
但韩生仍不满足于统一书记局领导下的派系的消散；他仍致力于谋求六三年拒绝合并的「重组第四国际委员会」会加入统一的行列。这工作到今天尚未完成。
作为一个革命者，韩生的声誉一直是无瑕的。他不着重个人名誉或个人成就，总是以整个运动的全体需要为着眼点。他著作丰而多才多艺，兴趣很广泛，对心理学、植物学、地质学、物理科学的最新发展、文艺创作理论等，都有深入的研究。此外，他在手工艺方面也很擅长呢。
他给人们的印象，有时是是沉默寡言的；他在后期较少与朋友聊天，好像要将时间精力放在事业上。他感情丰富，说话有幽默感；他主张所有革命者之间的态度，应有三点：客观、和蔼、互相鼓励。
也正如托洛茨基和老布尔塞维克革命家的遭遇污蔑一样，韩生在七五年十月之后也遭遇一连串的较小规模的污蔑和人身攻击。这是六三年从第四国际分裂出去的英国工人革命党领袖加里·希利（GerryHealy）进行的；他污蔑韩生是格别乌和联邦密探的特务，又指控韩生密谋刺杀托洛茨基。这些谎话的目的是中伤韩生和损害社工党及第四国际。韩生的回答，是客观地分析希利谎言的政治动机、派系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政治手段的崩溃。韩生的反驳文章，收集在「希利的大谎言」一书中，表现马克思主义者如何处理敌人的卑鄙攻击。
韩生的一生，值得所有年青革命者学习和仿效。正如他今年对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的新年祝词中说的：
「在生命中某一个阶段，青年人会为选择路向问题所困扰。究竟终此一生应该投身那一条道路？我的选择是托洛茨基主义。一个我从来没有后悔的选择，我希望其他人也会作同样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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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战士作家洛佛尔逝世（尚德斯，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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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战士作家洛佛尔逝世
尚德斯（1998）
杰出美国社会主义作家、擅长工会课题的著述者法兰克·洛佛尔（FrankLovell），今年5月1日在纽约市因心脏病逝世，享年88岁。
洛佛尔是美国社会主义刊物《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的编者，此外，也曾是美国《战士报》劳工栏的长期编辑。《战士报》一度是美国最畅销的社会主义周刊。
在德布斯和战斗性的世界产业工人联盟代表着革命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时代，洛佛尔已受到共产主义运动及其理想所吸引，成为由托洛茨基领导的第四国际的一分子。洛佛尔在1913年7月24日出生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的一个农业镇，父亲是当地的企业家。在30年代，洛佛尔自加州激进学府-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哲学系毕业。
1934年三藩市大罢工后，洛佛尔在1935年参加了由坎农和马斯特领导的美国工人党，正式加入了社会主义运动行列。
在1936年，洛佛尔获得海员执照，加入了“太平洋海员工会”。他在后来（1943年以“兰克”为笔名所著的书籍《海务》（Maritime:ahistoricalsketchandaworkers'program），记载了他在30年代海员业的经验和研究。
洛佛尔是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创党成员之一（1938年），在组织内长期担任领导地位，主力于工会工作；在1942年，在坎农的提议下，洛佛尔获选为社工党全国委员会成员之一。坎农在提议中对他作出了热烈表扬，推崇他是“海事部资格最老的党员之一，把工会和政治经验融为一体”。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洛佛尔在私人货船任职，运送援助物资往苏联。在一次回程期间，货船给德国装置在冰岛附件的水雷轰沉，洛佛尔幸得逃生，是数个幸存船员之一。嗣后，他获得苏联政府的表扬。
《海务》一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完成的；本书的出版，受到海务工会甚大欢迎，认为有助于对抗工会官僚与政府和雇主勾结的斗争。
第二次大战后，美国进入迫害期，工会中的激进分子受到驱逐，洛佛尔也是受害的社会主义者之一。在1949年，“太平洋海员工会”的社会主义者受到清洗。
在50年代初期，洛佛尔一家三口迁到底特律，在美国通用汽车厂的新车设计部工作。而从此时间始，洛佛尔活跃于“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直至60年代，他在底特律的社会主义工会运动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当时，他的战友包括布雷特曼夫妇。这伙亲密战友，并且开创了每周五举行的社会主义者论坛，邀请各工会分子、民权运动家、黑人解放运动家、学者和知识分子等人出席演讲。
自1954年始，洛佛尔等人开始了竞选宣传运动，由洛佛尔代表社工党竞逐密歇根州州长席位，持续了三届之久（1954、1958、1964）。在1953年，洛佛尔亦代表党竞逐底特律市长一职，获得了传媒广泛报导。在麦卡锡时代的大迫害氛围下，这是极不寻常的宣传。底特律警方持有的洛佛尔资料档案，是连篇累牍，满满一大箱。
到60年代末，洛佛尔一家迁往纽约市，在该处出任党的工会领导人，指导全国工会党员的活动。
社工党清除托派
在80年代初期，发生了历史的嘲讽——洛佛尔等百多名忠心耿耿的托派党员，被年轻一代的领导人开除出党。自此后，社工党奉行着古巴共产党和卡斯特罗路线，取代昔日的托洛茨基主义纲领。
社工党的新一代领导层由杰克·巴恩斯领导，他们是从60年代激进运动中冒出来的党员，对托洛茨基主义并不消化。迨后，社工党退出了第四国际。
洛佛尔及其他被开除的党员，分别组成了三个组织；洛佛尔所属的一支，名为第四国际倾向。
在1983年，洛佛尔发起办刊物，主催产生《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并出任编辑主职，直至去世。洛佛尔夫人莎拉在1994年逝世之前，是该份杂志的业务经理和文稿主编。
洛佛尔在《公报》时期同样注目于工会运动。在1991年初期，他已用上大量篇幅，促请人们注意在汽车业工人工会中出现的争取民主工会的运动。此外，从1991年起，他已大力拥护“工党”的诞生。后来，“工党”终于在1996年诞生了，洛佛尔对此寄予厚望。
洛佛尔著述的小册子，包括有《劳工的新挑战：职位危机》（1975年）；《美国劳工决定性的一年：贺美尔罢工及其后》（1986年）。
洛佛尔在晚年致力探讨社工党及激进运动衰落的问题。有关这方面的思考，可见诸40页长的论文《社工党内部斗争的意义》（1992年）；《大变动：第二次大战与美国托洛茨基主义史》（载于《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1997年9-10月号）。
洛佛尔坚信，鉴于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分量使然，致让美国工人阶级具有无比巨大的革命潜力，所以，在美国劳工运动中保持马克思主义的朝气，以及保育具有社会主义远景的组织，就有非凡重大的意义。
洛佛尔一生执信社会主义理想，坚定不移。他在晚年时候，替设在比利时首都的曼德尔研究中心所募集资金，尤其着力。在他去世前夕，仍与友人力促在墨西哥城托洛茨基临终前居住的地区，成功设立监察列夫·托洛茨基博物馆的行政管理部。
洛佛尔遗下他的至亲友好，对他追思不已。他一生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事迹，将长存在人们心间。
（史丹摘译自《社会主义行动》1998年6月号） |
乔治·布雷特曼（GeorgeBreitman1916-1986）——半世纪献身革命事业的美国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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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布雷特曼——半世纪献身革命事业的美国革命者
86年4月19日，布雷特曼（GeorgeBreitman1916-1986）因心脏病发，在纽约逝世。尽管30年来他一直受病魔纠缠，但在痛楚中，他却一直不懈地进行政治工作，死前两日在医院还口授三封信。
布雷特曼19岁加入美国工人党（美国共产主义者与马斯特派的工人党合并成的党，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前身），自此在献身革命事业上从未动摇。他曾十次代表社工党参选州议会议员和参议员，由于他善于深入浅出地向工人解释问题，将党的政纲应用到工人的日常生活中，言谈和写作又浅白明晰，所以能很好地利用竞选的机会，宣传该党的主张，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演讲者和教育家。
在60年代，布雷特曼对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出色贡献，是深刻地分析美国黑人民权主义的革命影响，他更写了大量研讨黑人民权领袖马尔克姆·X（MalcolmX）的著作。（诸如《马尔克姆·X的最后一年：一位革命者的演变》（TheLastYearofMalcolmX:TheEvolutionofaRevolutionary），《马尔克姆·X：其人及其思想》MalcolmX:TheManandHisIdeas）
60年代末期，大量青年在学生运动、反越战运动、黑人斗争、妇女解放运动中激进化，社工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同盟吸收了不少成员，布雷特曼于是建议探路者出版社（pathfinderpress）进行一项庞大的计划——收集和出版托洛茨基的著作。布雷特曼选择出版托氏的著作，有三个原因：（1）托氏的著作不像革命历史上其他一些杰出人物的著作一样，被有系统地收集和出版；（2）布雷特曼认为托氏能最大程度地宣传列宁的主张，正如列宁在阐释马克思的主张上是最突出的一样；托氏能够将马、恩、列的主要理论以激进青年能易于理解的方法表达出来；（3）托氏本人对马克思主义传统有重大贡献——不断革命论、过渡纲领、对民族问题的分析，对今日的革命运动有莫大的重要性。
布雷特曼在搜集、选辑、翻译、选编和注释大量托氏著作的工作上，负起了主要责任。终于，《列夫·托洛茨基文集》（WritingsofLeonTrotsky）共14卷出版了，收有托氏1929年至1940年的文章。布雷特曼同时监督编辑了几册托氏对特定国家或政治问题的论述，包括论述30年代的西班牙革命及内战，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崛起，法国人民阵线等等。这些努力的成果，使革命者在研究革命的历史和理论时有大量的资料。
不懈的一生
布雷特曼出身于一个工人社区，母亲是女佣，父亲是运送冰块的工人。父亲早死，布雷特曼由姊姊照顾，受到姊姊（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的成员）的政治影响。他少时酷爱阅读，及在社区内结朋玩耍，许多儿时友伴均加入了托派组织。16岁中学毕业后，适逢经济大衰退，久久失业，1935年加入托派运动，专注于在失业者中进行群众工作，并组织工人进行罢工，争取更加待遇。20岁就被选为“工人联盟”的新泽西州组织书记。30年代的反失业运动，成为布雷特曼参与群众运动并在行动中考验自己和考验理论的场所。
1941年，社工党18名领袖（包括党报《战士报》编辑）被捕，控以宣传暴力推翻美国政府罪，他们被囚禁之日，正是美国加入第二次大战之时。布雷特曼遂成为《战士报》编辑，在1941-43,1946-47,1951-53年担任编辑工作。1954年，他搬去底特律，1954至67年，他积极发展底特律的党组织，并建立了周五晚社会主义论坛。1967年，他搬回纽约市居住，继续为党工作。1984年，社工党内出现严重政治分歧，布雷特曼及数十名成员被开除，布雷特曼立即组织起被开除者，组成“第四国际倾向”（FourthInternationalistTendency），编辑《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意图令社工党恢复其历史传统。 |
附录：周仁生（任辛）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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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仁生（任辛）文存
——附录——
周仁生（任辛）年谱
1922年4月22日
在浙江温州出生。（父母原籍平阳）
1929年8月—1932年7月
温州艺文小学（今墨池小学）学生。
1932年8月—1935年7月
温州瓯江小学（今温州广场路小学）学生。
1935年8月—1938年7月
浙江省第十中学（温州中学）初中学生。
1938年8月—1941年7月
浙江省第十中学（温州中学）高中学生。
1941年8月
被浙江大学录取，但未去报到。
1941年8月—1942年7月
温州模范小学教师。
1942年8月—1944年12月
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外文系学生。（当时浙大迁贵州遵义，在龙泉县设浙大分校，最后二年必须到贵州总校学习，因困难无法去贵州，后到当时设在闽北的暨南大学借读。）
1945年1月—7月
浙东三临中教师。
1945年9月—1946年2月
浙江省温州师范学校教师。
1946年2月
到乐清短期任教。
1946年夏
到上海，从事托派革命活动。期间曾在上海滨海中学，商业职业学校任教，还曾一度到苏北靖江中学任教。
1947年夏
在上海与赵青音结婚。
1948年
1948年8月20日至9月8日，托派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周仁生列席会议。这次会议决定，改名中国革命共产党。会后产生的宣传委员会，周仁生为委员之一。
1948年冬
周仁生、赵青音和林松祺离开上海到厦门，经厦大教授安明波介绍，到海澄中学任教。
1949年初
林松祺离开海澄到广州中山大学工作，周仁生赵青音留在海澄，参加中共地下党的反蒋迎解放活动。
1949年下半年
福建解放后，被任命为海澄中学（今龙海二中）校长。
1952年12月22日
全国肃托，周仁生在海澄被捕。
1954年11月22日
周仁生被判无期徒刑。先后关押在福州、杭州、上海等地监狱。
1972年9月28日
对被长期关在上海监狱的未判和判无期徒刑的12名托派宣布释放。但释放证立即收回，将周仁生等6人送到上海青浦青东农场，王国龙等6人送到上海周浦玻璃厂（均为劳改单位）居住，实际上是由关押转为管制或软禁。不过每月发给不菲的生活费，当时的说法叫“养起来”。
1979年6月5日
对1972年释放后仍受管制的12人宣布恢复公民权，生活重新安排。1979年7月，周仁生回到离家三十多年的温州老家定居。
1986年3月
周仁生与王国龙、喻守一合译的巴勒克拉夫编著《国际事务概览1959—1960》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1999年1月
周仁生、王国龙、施用勤合译的伊萨克·多伊彻著作《先知三部曲》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2004年1月27日
周仁生在温州病逝。 |
从俞秀松冤案平反想起——拨开荒烟蔓草，拂净岁月风尘，这才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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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俞秀松冤案平反想起
——拨开荒烟蔓草，拂净岁月风尘，这才是历史
历史在很短一段时期限内，对某个人或某些人仿佛是不公正的，但历史终究会还人以真实面目，俞秀松冤案平反，仅是其中一例。
1999年8月2日，《文汇报》刊出一篇俞秀松烈士百年诞辰纪念的文章，作者俞寿臧，主标题是《共青团的第一任“首脑”》。文章一开头便写道：“一桩国际冤案，整整追踪了半个世纪。1996年8月，俄联邦军事检察院正式作出为俞秀松烈士恢复名誉的决定，给其家属安志洁寄来平反证明书。”
俞秀松蒙受这桩国际冤案，长达半个世纪之久。他的罪名是由王明、康生加上去的。他们两人向斯大林及苏联内务部状告俞秀松是“托派。”这从三十年代以来，是斯大林分子陷害或从肉体上消灭一切反对派、甚至消灭稍有不满情绪的人的“绝妙借口。”半个多世纪以来，斯大林派把“托洛茨基派”丑化为“天理难容，”以至“千夫所指”、“万恶不赦”的地步。王明、康生把这个罪名加到俞秀松头上，难怪“凌晨判决，当天在莫斯科执行，在莫斯科顿河坟地火葬场焚化。”
现在看得很清楚了，俞秀松不是真托派，但他与前苏联的真托派一样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而历史终究也很公正，他终于与前苏联真托派一起平反了。在笔者看来，1996年8月俄联邦军事检察院正式作出的决定，是俞秀松的第二次平反。第一次平反是在1988年8月，是由前苏联最高法院作出的决定。
1988年8月6日，上海《解放日报》在头版刊登一则惹人注目的消息，标题是：“苏联平反三十年代四大错案”，副标题是：“为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恢复名誉”。这则消息最后指出：“塔斯社说，苏联最高法院最近对这四起案件（‘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莫斯科中心案’、‘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及‘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重新审理查明，所谓的四个组织都不存在，对他们的指控毫无根据。苏联最高法院决定取消原判，为四个案件涉及的所有人恢复名誉。”俞秀松不是真托派，而是王明、康生加上去的“托派”，但他因“托派案”而被杀，当然属于所有涉及的人中之一了。俞秀松烈士先后得到两次平反，所不同的是第一次平反时，或许俞秀松家属没有领到平反证明书。但都证明了，也更确切地证明了历史最终是公正的。
在我国中共历史上，与俞秀松遭到同样厄运的，最明显例子是王实味(暂不说湖西事件等冤案了)。王实味也是康生一口咬定是“托派”而遭到灭顶之灾。温济泽自述《第一个平反的“右派”》一书中第147页上写道：“康生肯定王实味是托派分子，在当时情况下，大家信以为真，而王实味始终不承认他参加过托派组织。”幸的是王实味也已得到平反了。
郑超麟生前对来访的有关王实味一案的工作人员说：“王实味不是真托派，现在平反了；如果王实味是‘真托派’难道不能平反吗？”郑超麟的这一问，是颇耐人寻味的。他生前早就知道，不是真托派的俞秀松是与前苏联的真托派一起平反了，而这个不是真托派的王实味则不同，不是与中国真托派一起平反，因为中国的真托派在法律上还没有得到平反。
历时半世纪多之久的这桩国际冤案，都是斯大林派制造出来的，就中国而论，为首的就是王明与康生，“俞秀松、王实味冤案”如此，解放初期（1952年12月冬至节）那次“肃托”运动也是如此，被作为特殊的生日寿礼送给73岁的斯大林。今天的王明、康生已被公认为阴谋家，不齿之徒，党中央也有过明确结论。那么王明、康生之流一手制造的一切冤案，难道不应得到平反吗？
王明、康生之流的恶毒不仅在于“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更恶毒的是要把坑害的对象，千方百计与“托派”挂起钩来。如有一点事实，不消说要加以利用、扩大，没有事实的便捕风捉影。在十年浩劫的“文革”期内，康生、四人帮竟然把邓小平与郑超麟联系起来，说邓与郑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期有过共同劳动、学习，说郑超麟与汪泽楷吸收邓小平加入少年共产党，进而捕风捉影，要郑超麟交代邓是“托派分子”。郑超麟在提篮桥监狱内，冒着挨打甚至生命危险，他断然否定了。他交代的是：“邓小平不是托派，我与他在政见上不同，但按他的主观愿望，他是一位革命家”。康生把王实味与王凡西共同翻译托洛茨基《我的生平》一书联系起来，咬定王实味是托派，而远在国外的王凡西在他的著作中也断然否定了。
那么在俞秀松问题上，难道王明、康生对俞秀松在建党初期与陈独秀关系上不会大做动作吗？正是陈独秀在1920年内，先派俞秀松到《星期评论》社工作，继而一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一起成立上海共产党发起组，又派他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又派他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正是在莫斯科中大，王明之流对俞秀松的耿直性格，严谨作风，富有深厚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恨得要死。王明不禁叫嚷道：俞秀松看不起他，拿老资格压他。这里所说的老资格，显然是指的建党初期，俞秀松在上海与陈独秀的关系。
俞秀松与彭述之也有一段相处的历史。彭述之在《回忆录》中对俞秀松的评价是极高的，他写道：“施存统、俞秀松是陈望道所接触到的一批年轻人中，对新事物最富有敏感性……他们俩人于1919年秋创办了《浙江新潮》……这份杂志在反对旧传统观念，作出了值得称颂的贡献。与施存统比较而言，我与俞秀松的关系却早得多。从1920年10月到1921年2月，我们在渔阳里6号几乎天天见面，他留给我的印象是：一位十分忠诚的同志，他最关心的事就是如何更好地完成大家交给他的任务。”“从1925年底开始，轮到俞秀松前往莫斯科学习……由于生活历程的风风雨雨，使我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了。”“为了心理上及政治上的某些原因，1926年在莫斯科时，他同陈绍禹（王明）之间发生了冲突。”接着彭述之特地写了一个注解：“1925年秋初，大约30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到达莫斯科，并在那里接受政治、思想培训，培训时间两年，他们不像先前留学莫斯科的同志那样，由东方劳动共产主义大学负责，而由新建立的孙中山大学负责培训的，中山大学牢牢掌握在斯大林主义者米夫的手中，他很快便被任命为中山大学校长。无可否认的是，这里提到的米夫，对左派反对派是刻骨仇恨的，而对于由斯大林篡改过的所谓“列宁主义原理”则是百依百顺。米夫本打算要把像俞秀松的一批人引入歧途，但失败了，而俞秀松他们是属于少数。以王明为首的多数急忙向米夫献殷勤，百般奉承。米夫对他们深感满意，不久后，便把这批人美其名曰“28个布尔什维克”。“在陈绍禹（王明）窃取中共领导权的时期内，另一个阴谋人物康生，成为他的最忠实的盟友。这个康生于1933年被派往莫斯科，专门接受斯大林主义有关格别乌各种阴谋技俩的训练，正是在这个最可靠的朋友的陪同下，王明于1937年重又返回中国。然而在他决定回延安之前，王明与康生两人曾在乌鲁木齐生活过若干星期。那时他们以工作为借口……肃清一些共产党员，不幸的是这些中共党员中例如俞秀松这样的人，正是他们心中最厌恶的人……”。
现在，我们通过彭述之的《回忆录》，可以清楚地看到，王明、康生之流陷害俞秀松至死的一线脉络了。王明、康生自以为得意，把“托派”罪名扣在俞秀松头上，既可向斯大林报功领赏，又可以在不明真相的中共党员中显示他们的“才能、威风，”而历史却令王明、康生自我揭露了是个阴谋家，是不齿之徒。
历史翻过了一页，拨开了荒烟蔓草，拂净了岁月风尘；历史还会还原其真实的面目和不可更改的底色。历史新的一页，总要通过一批人物来翻。在阴谋家、不齿之徒的王明、康生一流制造出来的一切冤案，包括1952年12月的“肃托”在内，正期待着一批历史人物去翻开新的一页。 |
周仁生（任辛）文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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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仁生（任辛）文存
马克思主义研究促进会2006年
目录
前言
1.七五自寿
2.英译陈独秀赠刘海粟联
3.陈独秀晚年的政治观
4.女作家杨沫有错必纠
5.在默默中生存在默默中泯没
6.五十年代中国“肃托”案透视
7.政见针锋相对评价客观公允
8.从《开天辟地》到《日出东方》
9.从俞秀松冤案平反想起
附录：1.周仁生同志传略
2.周仁生年谱
周仁生与伴侣赵青音同志 |
悼念美国革命者法雷尔·多布斯（FarrellDobbs1907-1983）（《十月评论》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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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美国革命者法雷尔·多布斯
（FarrellDobbs1907-1983）蒺藜（《十月评论》1983年）
1972年6月多布斯在《卡车司机的造反》一书出版庆祝会上讲话
多布斯在1983年10月31日逝世，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失去了一位资深的领袖。
1934年，多布斯作为工会领袖，领导了美国的货车司机大罢工，这是美国劳工运动史上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斗争，它导致各基本产业工会（钢铁、汽车、塑胶等）的工会化。
但多布斯并不停留在工会活跃分子层面。1934年，他加入了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即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前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因为政治上反对美帝国主义路线而在联邦监狱坐牢13个月，在50年代，他领导社工党渡过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受政府迫害的最艰难时期。在48,、52、56、60年，他是社工党竞选美国总统的候选人。在60年代，他领导社工党参与美国黑人的斗争，支持古巴、越南的革命。72年卸去全国总书记的职务后，他继续致力于著书和教育年青党员。
作为优秀的工人阶级领袖，多布斯认识到，为工人利益斗争，就需要建立革命社会主义政党，促进劳动人民的解放。他放弃工会工作，转为建党工作，而且始终不渝，这行动表征了对第四国际过渡纲领的基本认识：人类在20世纪面对的问题——牵涉到人类的存亡，只能通过建立革命政党和革命群众性的国际，通过世界革命三个部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国家、官僚化工人国家）无产阶级斗争和革命先锋干部的结合，才能达到。
要继续多布斯一生的奋斗，今天就要继续发扬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的传统，建立社会主义工人党和第四国际。
录入者注：法雷尔·多布斯是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第二任全国总书记（1953-1972），1934年加入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是1934年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的领导人，以及1930年代卡车司机工会的组织者。著有四卷本的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的系列著作：《卡车司机的造反》（TeamsterRebellion）、《卡车司机的力量》（TeamsterPower）、《卡车司机中的官僚》（TeamsterBureaucracy）、《卡车司机的政治活动》（TeamsterPolitics），其中第一本书被翻译成法语、日语、西班牙语出版。 |
纳特·温斯坦：一位毕生的革命者（杰夫·麦克勒，载于2014年5月13日的《社会主义行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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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特·温斯坦：一位毕生的革命者
杰夫·麦克勒载于2014年5月13日的《社会主义行动报》
连振言译
年轻时期的纳特和西尔维娅
纳特·温斯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参加旧金山建筑工人纠察队
纳特摄于欧洲
译按：纳特·温斯坦是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工人活动家，组织家，与曼德尔，以及其他还健在的90多岁的托派同属一个辈代。他离去代表着美国托派中与詹姆斯·坎农共同合作斗争的那辈人的终结。温斯坦之所以值得纪念，因为他作为一个工人阶级出身的革命者，在社工党堕落变质的时候，毅然为了挽救党的纲领和路线而斗争，后来成立社会主义行动，他更带领社行深入参加各种工人运动。值得一提的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温斯坦率领美国志同道合者访问中国。后期，他与社行领导发生歧见，并主动分裂了出去，对工人国家和一些重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产生了错误的分析。政治团体领导，甚至革命领袖，亦非完人，但他为革命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解放而奋斗一生的精神值得后来人学习和效仿，这也是译者译出此文的初衷和原因。
纳特·温斯坦（NatWeinstein），终生的革命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行动（SocialistAction）的创始人之一，于本月9日逝世。享年89岁。
纳特于1945年加入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WorkersParty）。他年青时为了参军，报高了年龄，然而却遇到了社工党的成员，那时它在海员工会里有较强的分支。纳特在商船队服兵役，这是一项危险的任务，其中美国补给护卫队遭到袭击沉没的事情并不是不常发生。在他供职的一艘开往委内瑞拉的船上，纳特与船上担任海员一职的社工党成员成了朋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纳特的父亲是俄裔的犹太工人，一名职业拳击手，在垂暮之年，与纳特及其妻子西尔维娅（SylviaWeinstein）共同生活。西尔维娅在青年时期也加入了社工党，在党位于纽约的全国办公室内工作多年。后来，她成为服务于社会主义行动全国总部的团队之一分子，并为《社会行动报》撰写定期专栏。西尔维娅于2001年在旧金山去世。
纳特与西尔维娅
1960年代，社工党西雅图支部的许多成员分裂出去组建了自由社会党（FreedomSocialistParty），纳特接受党的安排前往西雅图重整党的支部。之后，他和西尔维娅搬到了旧金山。
在此之前，纳特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纽约支部的组织人。他作为党的全国委员会成员，在党与马尔科姆·X（MalcolmX）日渐亲密的关系中起了关键作用。西尔维娅和纳特一道帮助组织了马尔科姆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历史性会面，她因为经常进出于菲德尔下榻的哈莱姆酒店（因为他在联合国代表古巴发言，美国官员试图干扰他的住宿安排后，他决定住在这）而被资产阶级舆论蔑称为“菲德尔的金发婊子”。
菲德尔·卡斯特罗与马尔科姆·X
纳特在纽约期间成为油漆工工会的成员，他在工会内学到了他那一代油漆工精通的旧时技能，包括仿木纹，仿大理石纹，镀金箔——纳特后来充分施展了这些旧大陆的技术。
纳特技艺精湛，能把一块松木板漆成任何一种优质木料或石头，非常逼真。他热衷于谈论他将位于大市中心的旧金山商业大厦的几个巨型木柱漆上大理石纹的经历。站在脚手架上时，纳特记起他曾被下面的一位妇人责怪过，她觉得他好像正在涂抹建筑物上漂亮的“大理石”柱子，为此感到气愤。他回忆起，那位妇人知道了情况正好相反时，惊呆了。
纳特在课堂上向一些进步的漆工传授他的技艺，还出版了一部名为《仿木纹，仿大理石纹，以及其它装潢技艺》的书，大获成功。他将所得收益捐给了社会主义行动，这实在是一笔不菲的数目，这就是纳特的所独有的特征。
搬去旧金山之后，纳特以漆工过活，但最终被工会列入黑名单。漆匠工会第4分会内有一支重要的反对派核心小组，旨在保卫分会及其战斗性领导道·威尔逊（DowWilson），当时黑手党领导的国际工会试图让它破产，但没有得逞，纳特成为反对派核心小组成员之后就被列入了黑名单。有了那次经验之后，纳特以自由漆工身份维持生活，在能够施展其独特技艺的地方工作。
第4分会赢得了全国最佳漆工合同，这个开创性的合同内含减少每周工作时间而不降低收入的规定，旨在帮助新手漆工。雇主对此憎恨不已。
1966年，道·威尔逊遭枪击死去。战斗性工会的行动所获得的收益惹恼了承包商，他们感到不满，被捕的谋杀犯就与这些承包商有关系。威尔逊被杀害之后，社工党的同志们以战斗性活动分子的身份继续在漆匠工会内活动。第4分会多年维持其战斗性精神，为1960年代及其后的激进化作出了贡献。
纳特在社工党内从不害怕表达他的看法，那时党内有着优良的内部民主传统，能包容不同政治观点。在党内辩论中，包括关于党支持1973年发起争取一个“民主世俗的巴勒斯坦”要求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alestineLiberationOrganization）的辩论，纳特有时居于少数派。纳特认为这表示党朝着抛弃不断革命论，拥护“两阶段革命”的道路迈出了潜在的一步。然而他及时确信情况并非如此。
与其它争论一样，纳特坚决表达他的意见，且总是以同志式的方式——这一品质很好服务于党，丰富了讨论和争论。同样地，纳特起初不愿意接受社工党对黑人民族主义的革命潜力的开创性看法。但是，他再次允许事件和时间的检验来解决一直萦绕在他心头的未解问题。
纳特是一个拥有极强的政治和组织勇气的人。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阐明了现代所谓的民主的或资产阶级的革命不会也不能与社会主义革命分离隔绝开来，后来社工党的主要领导人抛弃作为这个作为党的历史纲领性所得的理论，纳特是最早认识到这一举动的一批人。
在这场决定性的内部辩论中，为了组织有原则的反对派保卫党的基本理念，他撇开了许多正当的组织分歧，而这些分歧可能产生集中于重大但次要性的问题的反对派。党的这些基本理念表现在关于1979年尼加拉瓜革命和伊朗革命的文字上，纳特参与了它们的创作或支持它们，而社工党多数派领导人适应于桑地诺的致命弱点，本质上支持伊朗霍梅尼的资产阶级领导层。
面对着即将来临的对社工党所有反对分子的意想不到的大规模清洗，纳特坚定他的理想，游历了全国的几个支部，试图让同志们相信社工党的历史纲领还保持有效。由此，他开始聚集最初的干部，这些人在1983-84年成了社会主义行动的发起成员。这里面还包括了几十个老前辈，他们是1938年社工党和第四国际的发起成员。
在社工党清洗反对分子的高潮时期，为了设法让社工党重回原来的路线，以及让最优秀的战士加入他的事业，纳特为留在党内而斗争，被迫在最艰难的条件下活动。这些困难条件包含在以下的场合中：一直在政治上与他保持一致的他的长期导师汤姆·克里（TomKerry），去世了，在汤姆的追悼会上，显而易见，纳特义不容辞地成为主讲人。他知道只要稍微提到汤姆对社工党演变的批判性观点——在公开会议上——就会立即被党开除，但还是勇敢地接受了这个困难的任务。
我永远不会忘记纳特是多么善于叙述汤姆的生活，包括他献身于党（汤姆和纳特都为其奉献了一生）的成立思想的事情。在由社工党的巴恩斯领导层发起的大清洗期间，为了留在党内同时又公开评价汤姆·克里的一生，纳特做到了最大的诚实。汤姆，这位社工党数十年来的高层领导，在社会党的创始人坎农去世后与法雷尔·多布斯共同领导社工党的领导人，会为纳特的演说而感到自豪。
不久之后，纳特和反对派的的领导人琳恩·亨德森（LynneHenderson），法兰克·洛佛尔（FrankLovell）以及乔治·布雷特曼（GeorgeBreitman）一道遭到社工党的蛮横停职，要求停止与其他遭到不民主不公平开除的人的一切联系。这是一道不利于纳特存在的命令。他认为社工党的修正主义路线已经无法逆转，开始准备建立一个新党，能够团结那些被社工党开除——以及社工党现有成员中潜在的革命社会主义者的党。纳特对社工党内的坎农传统，以及党的历史性纲领——来源于列夫·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的斗争，以及1928年来美国托洛茨基主义的基本原则——的献身是社会主义行动作为一个可行的全国组织出现的决定性因素。
我们作出了在芝加哥举办社会主义行动成立大会的决定，纳特是落实这一决定，发起关键性组织步骤的推动力量。这包括，搜寻有才能的同志来旧金山，作为职业革命者为我们的新党做全职工作，加固全国总部——他和一些在建筑工会内有技艺的同志帮助改造它——在我们组织建立的数周内，创办《社会主义行动报》。
在我们的成立大会上，我和纳特被选为全国联合书记，纳特多年担任这一职位。我们一起亲密合作15年以上，即使不是每天。他在几场旧金山湾区和区域罢工中起了关键作用，社行的同志投入其中，帮助促成了几次重大胜利，他最终担任社会主义行动全国劳工书记一职。
社会主义行动成立后不久，纳特在旧金山支持灰狗巴士司机全国大罢工的活动起了关键作用。纳特率先使社会主义行动卷入明尼苏达奥斯丁P-9区的为期一年的霍美尔肉类加工厂工人罢工，他处于在我们党参加罗恩·凯里(RonCarey)竞选卡车司机工会主席的活动的最前线。凯里被选为全国卡车司机工会的领袖，政府检察官错误地指控他犯有违法行为，革去了他的官职。
那时卡车司机工会在政府的破产管理之下，工会的反对派面对政府介入工会的情况下，放弃了凯里，纳特仍是凯里的忠实支持者。凯里最终摆脱了所有针对他的指控，虽然已来不及重回主席岗位——腐败的工会官员和政府的罢工破坏者沆瀣一气，窃取了该职位——但他的支持随后也被证明为是正确的。
纳特所写论凯里担任主席一职的美好展望的社会主义行动小册子，在今日的工会活动家读来仍具启发性。他参加社会主义行动的成立大会，随后带领它参加由石油、化工和原子能工人工会的托尼·马佐茨（TonyMazzochi）发起的劳工党。他写了一些关于工人斗争的社会主义行动小册子，在每一场合都指出对未来的战士来说非常宝贵的关键的经验教训。
他的小册子《社会主义行动：我们是谁，我们的主张是什么，为什么卡尔·马克思批判的资本主义在他死后一百多年后依然存在》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并继续为革命社会主义理念的历史和相关性提供深刻的洞察力。纳特同样是社会主义行动政治决议草案的第一作者，这些决议构成了我们的政治倾向在未来几年内的基础。
1999年美国/北约干涉和南斯拉夫战争期间，纳特与社会主义行动的其他领导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上产生了重大分歧，直接关系到我们在美国反战运动的工作。在社会主义行动领导层和基层进行关于这些观点的重要争论之后，纳特的观点并未占上风。
2001年，在解决这场分歧的大会后不久，纳特和他的思想同道者们离开了社会主义行动——我觉得，这是错误的行为——不久之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人组织（SocialistWorkersOrganization）及其杂志《社会主义观点》（SocialistViewpoint.）。前者在几年后解散了，发布一则他们的见解，说这个时代不利于建立一个革命党。纳特的一些同志继续发行他们的杂志，参加重要的政治工作。
纳特和所有献身于将人类从资本主义压迫和剥削解放出来的人一样，并非十全十美。他脾气火爆，会偶尔分散同志对他的论据的实质的注意力。但在政治讨论中，他的缺点远远被他的优点所压倒——他最大的优点是阐述问题清晰有条理。如果你和纳特意见不同，你很快就知道没有余地提出次要的或从属性的问题。
纳特有能力快速抓住问题实质，清楚阐述他的观点。只有少数几个例外，比如当主观判断妨碍他的洞察力时。纳特的政治敏锐性是帮助社会主义行动至今保持正确方向的必不可少的才能。
大约在纳特去世一周前，我到旧金山退伍军人医院看望了他。他带着同样的勇气和他终生所表现出的革命乐观主义直面死亡。他对社会主义未来充满着乐观主义，更加坚信资本主义的演化只能产生各地人民的日趋增加的悲苦，他对工人阶级能够推动人类事业，开辟社会主义未来的信心从未动摇过。
纳特遗下两个女儿，邦妮和黛比，以及几个外孙女。给纳特家人的慰问信可以发给邦妮·温斯坦（giobon@comcast.net）或卡罗尔·塞利格曼（caroleseligman@sbcglobal.net）。
纳特·温斯坦所著社会主义行动小册子
SocialistAction:WhoWeAre&WhatWeStandFor
Democracyvs.Bureaucracy:RonCareyandtheFightforaDemocraticTeamstersUnion
AutoWorkersFightBack!
TeamstersUnionToday:TheImpactofaNewLeadershipandaFightingMood
DownsizingofAmerica:TheUncertainFutureFacingWorkers
TheNeedforaLaborPartywithaWinningUnionStrategy
HowCanLaborFightBack?AStrategyforToday
MillionManMarch:AGiantStepTowardBlackUnity
DownsizingofAmerica:TheUncertainFutureFacingWorkers
BringOurTroopsHomeNow(articlesonthe1991GulfWar) |
附录：缅怀孟宪章同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中国托派运动文献->赵芳举《夕阳忆语──时代的变迁和我的托派生涯》（2005）
附录：缅怀孟宪章同志
见：缅怀孟宪章同志（赵芳举，2000年） |
22．家破人未亡，含愤忆当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中国托派运动文献->赵芳举《夕阳忆语──时代的变迁和我的托派生涯》（2005）
22．家破人未亡，含愤忆当年
1957年11月四九七厂，原一Ｏ三中专校校长和厂保卫科一名干部前来一Ｏ三中，送来我个人的档案并通知学校：赵芳举因“托匪”“反革命”案“暗划”为“右派”之后，南桐矿区教育局当即通知了我妻子的工作单位“重庆市劳保用品工厂”，厂方遂即取消了我妻子车间生产组长的职务。此后，三个子女读书的学校，也都分别得到了通知：他们的父亲是“托匪反革命”。以后，我被押下农村劳动改造，一去八年未归，前面已详细谈过。妻子被压下农村种菜。女儿老大被送去凉山彝区，一去二十年未得与家人见面。儿子老二派去南川县体力劳动。儿子老三被送去东北哈尔滨读书。我们的家，至此已支离破碎，常言：“家破人亡”，还好，人总算活下来了。话，还得从每个人的不同情况和不同命运从头说起。
妻子俞志英原名俞采繁，今年已八十有二，籍贯福建闽候县，幼年父母双亡，姐妹俩随叔父、叔母一同生活。其叔父，系国民党海军司令部舰艇上的秘书长。随着国民党抗战的节节败退，他们一家也随舰来到了重庆。一只破舰弃置于重庆龙门浩的扬子江边，无人过问。总司令陈绍宽和他的司令部，驻扎在重庆的歌乐山上，成了山顶上的海军。司令部无事可干，物价在狂涨，工资不调整，员工生活处于极其贫困的境地。俞采繁的叔父已无法负担一家五口（夫妇、儿子、大侄女、二侄女）的生活。大侄女俞采繁进入“妇女工艺社”作服装工，挣点工资贴补家庭。工艺社一位叫王菊英的女工，她家是我的邻居，经她介绍，我与俞采繁结了婚，同时将她的名字改为“俞志英”。当时，我在重庆电力公司工作，工资收入较高，除去支付两人的生活费用，还可接济妻子的俞家。以后，其叔父辞去了海军司令部的工作，转到了国民党经贸部门担任财会工作，一家生活略有好转。
1945年抗战胜利，其叔父母和妹妹俞采菲三人复员回了南京，儿子尚在四川潼南县国民党机械化军校学习，第二年（1947年）秋毕业调往南京蒋卫国的机械化部队任职。解放战争中，解放军席卷祖国大地，国民党逃往台湾时，俞家四人一起随去台湾。妻子俞志英就此成了“托匪反革命”家属和反动的“台属分子”。几年来，劳保用品厂的领导，多次在全厂职工大会上不点名地提出：“有的人，父母逃往台湾，隐瞒自己反革命的‘托匪’丈夫”。这当然是指我的妻子俞志英。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妻子由“反属”、“台属”变成了“牛鬼蛇神”，被送进了厂里的“牛棚”，强令交代：“你和你的‘托匪’丈夫，这些年给台湾蒋匪送去了多少‘情报’？必须全部作出具体交代！”我妻子被逼得一天都哭成泪人儿。不平凡的十年过去了，妻子俞志英无时不在思念台湾的亲人，特别是她的妹妹俞采菲。到头来依旧是音信杳无。“文化大革命”中，人身的迫害、精神的磨难和人格的污辱，正如她自己说的：“一言难尽哪！”批来斗去，好容易结束，又被送去南岸区八公里远的山脚种菜。一次，我由下放的南桐矿区金录公社回来医病，顺便探视家人，但见家门紧闭，门锁无人，借问邻人，方知早已下放南岸农村种菜去了。见面之后，妻子已患了严重的胃溃疡，每天上午10点、下午四点，胃部痛得无法忍受。人已瘦成“一把柴”，几乎不能辨识。以后又将是什么日子，谁也无法预料。三个孩子都已各处“山南海北”，她说：“一想到孩子们，心都碎了！”
女儿老大是我们的养女，老家是四川潼南县。事情是这样的：抗战期间，我妻子娘家的弟弟在潼南县机械化军校学习，1947年毕业即将回南京报到参军之前，南京友人来信托他在四川潼南县给友人抱一养一个五、六岁的女儿带回南京。妻弟就在潼南学校附近一家多子女的穷人家庭找到一个小女孩儿，与其家长谈妥，不收任何代价，只求能将孩子抚养成人，有个比较好的前途就够了（我妻弟在把孩子领走时，主动给了一笔钱）。谁知临去南京时，不能随军带走，但又急于开船起程。没办法，仓促之中就把女孩子留给了我们，作了我们的养女。一个五岁的孩子，就连姓甚名谁、家住何村何处，妻弟都没有来得及留给我们。1950年秋，养女已满七岁半，我们将她送进了新华路（原中正路）明伦小学读书。后因我们搬家，又转到捍卫路小学读书。1956年小学毕业，又进了四十一中学重点学校。1959年参加高中招生考试，因考试成绩差未被录取。本想让其复读一年再考高中，学校班主任坚不同意。我们找到班主任了解情况，原来因孩子的父亲是“托匪反革命”，为了不让孩子受到父亲的不良影响，学校决定将女儿遣送到祖国西南边陲的大凉山彝族地区读彝族师范（中师），毕业后就在彝区工作。这又是为什么？一个刚满十六岁的女孩子，又能受到父亲多大的思想影响！这么小的一个女孩子远离家庭，身处千里之外的山荒异地，又将如何生活？！班主任回话非常坚定：“这是按照党的政策精神作出的决定，也是为了孩子好嘛，作为家长你们应该支持”。就这样，女儿一人去了大凉山。我们无法为女儿开脱，也不敢抗拒，否则，也许会迎来又一顶“帽子”，与事无益。当时，我远在南桐矿区一Ｏ三中，已是靠边站的教师，这次回来处理家事，事后匆匆返回了学校，未能为女儿送行。她走的时候，母亲为她肩着挎包，她自己背着行李卷，女儿就要爬上火车的时候，母女相拥哭成一团！
没有经过考试，孩子就进了彝族师范。高山地区一入冬季，气候特别寒冷，孩子一直生活在重庆的冬温气候，但大凉山的高山冬季一般都在零下二十几度，两手冻疮溃烂，破布包扎成两团，无法写字。彝语科是主要课程，又必须学好，再加其他基础课程，学习压力很大。1963年初，女儿患了阑尾炎，当时彝区医疗水平很低，手术后又发生了肠粘连，孩子身体虚弱到极点。当时我已被区教局编入教师劳动队，工资变成了“生活费”，七拼八凑寄去三十元。妻子是计件工资，有活儿做就有点工资，无活儿就坐吃山空。家里还有两个读书的儿子，一家三口难以活命，面对现实空喊苍天，依然无可奈何！
也许是苍天有眼，女儿的肠粘连，过了些时竟然慢慢好了。终于熬过了四年的读书生活，分配在山区深处高山一所初级小学教书，三、四十个彝族学生，一个教师，靠学生学费维持老师的生活。常言：“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女儿就在这个小学教书的时候，一夜被彝匪抢个净光，连下床要穿的鞋子、袜子、衣服，也全被搜走了。这件抢案足以说明彝族的贫困。事后老人们说：“什么匪不匪，都是无饭吃的穷人干的”。
事发不久，孩子被调到县城一个规模大的完全小学教书，全校有十多个教师，校长和部分教师是共产党员，有正规的政治学习。一段时间之后，女儿上交了入党申请，这一“申请”又引出了父亲是“托匪反革命”的问题。入党，当然不予考虑。女儿向支部提出：她原是贫农的女儿，现在的父母不是她的亲生父母，而是养父养母。回答是：“养父母将你从小扶养成人，你的家庭出身当然是现在的养父”。这时，我已被下放到金灵公社改造，我在公社收到她的一封来信（我曾由公社给她写过一次信，她知道我的地址），信的内容使我无法接受，一气之下，我把它撕得粉碎。现在还可约略记得这封信的大概内容：
信的开头写了赵芳举三个字，后面冒号。她说，她跟了我们倒了霉，连申请入党都被拒绝，说我们毁了她的美好前途，并在学校受到老师们的歧视。她说，她出生在贫农家庭，家里最穷，穷得吃不起饭，她家是最好的成分。后面又是“赵芳举”三个字，“你非找到我的老家不可，我要恢复我们的贫农家庭出身，跟你们断绝关系”。接到孩子的信后，我毫不自责，自认没有任何错误，而错在别人。一个革命者招致的冤案，造成孩子今天的后果。而孩子不过是政治上的无知，思维上的混乱。退一步说，也就是我自己对孩子教育无方。
接到孩子的信后，我马上回了她一封信，这封信是我由金灵公社新铺子邮点亲自寄发的。我告她：“你的老家是四川潼南县的一个偏僻农村，你老家姓甚名谁，我们都不知道，那么大的一个县，怎么能找到你原来的家庭。当年，你舅舅是军人，要去南京急于报到，你，本来是舅舅给南京的友人抱养的女儿，没想到舅舅因同行的军队不准带你上船，临走仓促急切，只好留给了我们，做了我们的养女。舅舅已经逃往台湾，只有他才能找到你的老家。以后解放了台湾，我一定设法找到他，那时，一切都可解决了。我们会带你去找你的老家。把你送到你亲生父母身边”（大意如此）。这件事，就此不了了之，我也再没也接到她的来信。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1979年8月，孩子的学校组织全校教师，来重庆参观重点小学并参看观摩教学，孩子也一起来了重庆。他找到了我们的原住处，我们早已搬家，由老邻居带她找到了我们的新住处。这天我和妻子都在家。敲门开门之后，只见一个又黑又瘦的女人站在门口，我问：“你找谁呀？”孩子的妈妈已经认出了女儿，喊了一“曼云”，随即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在先，女儿为了入党，来信要和我们断绝关系回到她的贫农家庭，我妻子是知道的。至此，我才明白作母亲的对子女的慈爱是无条件的。对女儿，在母亲心里没有半点怨结，只有无私的爱顾。从孩子的表情和眼含的泪花，亦说明自己内心的愧疚。她们学校教师一行回去的时候，孩子的妈妈，将一件刚做好的用来自己穿的毛呢大衣交给了女儿。这是多年来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能做成的第一件较好的衣服。衣服里饱含了母亲浓厚的亲情。
前面已经谈过，就在这年（1979），四九七厂（原先我被划“右”的单位）派人前来为我的“右派”错案平反，并恢复了我的教师工作。这时，我妻子的单位劳保用品厂派人员来我家（我妻子已经退休）：“你们是‘台属’，应该通过台湾的亲人，做些统一祖国的工作”。从此，我们的“反动台属”就此抹掉了。我们想，一定要找到台湾的亲人特别是妻弟，也好找到养女的老家，实现女儿多年来的宿愿，回到她那“贫农”的家庭。落叶归根嘛，好让女儿“认祖归宗”。我早即知道，原重庆电力公司的老同事杨先生，他的大哥早年去了台湾，我想通过他的大哥代为寻找我们台湾的亲人。没想他的大哥已经移居美国，但还是通过他的大哥转托台湾的友人在台湾的《中央日报》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过了很久还是没有消息。更没有想到台湾亲人也在寻找我们。他们给重庆“台办”写来了信，请台办在重庆查找我们，并说明我在重庆电力公司工作。台办接到台湾的来信，找到了电力公司，公司回答是：“此人是‘托匪反革命份子’，早已离开公司多年不知去向”。这时有个老同事透漏一点消息，说：“赵芳举好像有儿子在市二轻局工作，但名字不清楚”。台办来人又到市二轻局查询。局里说，他们上下有好几个姓赵的。经一一排问终于找到了我的小儿子。就这样，我们和台湾的亲人取得了联系，经过长时间的信函往来，我和妻子终于1994年8月去了台湾，也终于和失散47年的亲人得到团聚。当年魁伟矫健的叔父早已辞世；昔日风韵楚楚的婶母，今亦双鬓成雪；青春年少的妻弟，也亦步入老年。抚今忆昔，不禁沧桑之叹！他们询问了一些大陆的情况，我都一一作了解释。其中最可笑的就是：“听说大陆的小学课本第一册第一课就是‘我不要爸爸，我不要妈妈，我要共产党毛主席’”我说：“哪有这个课本？都是瞎说！”经妻弟引介，我有幸会见了不少近些年在台毕业的黄埔学生，对我都以“老大哥、老前辈”相称呼，对此深感惭愧！婶母特别关心我和采蘩的生活，我告诉她我俩都有退休工资；不用担心。我跟妻弟谈到当年他给我们留下来的养女，一直要求我们找到她的生身父母。妻弟支持养女的这个要求。她把养女的老家潼南县以及乡镇村落写得清清楚楚，并缯了一个线路示意图交给了我们。这也是去台要办的第一件大事。
在台一个月的逗留，走遍了大半个台湾，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第一件是警察局派出所的服务态度。在去派出所办理暂住户口的时候，还没有进门，全副武装的值班警察已经急速走到门口招呼“请进”，同时端来一杯开水，招呼“请坐”。当我们拿出入境许可证并说明来自大陆的时候，他把他的座椅移到了我们的座位跟前，态度则更加谦虚。入境证写明住留时间最长一年，我们说明只住一月，他表示感到遗憾：“一年总要住嘛，一年期满，我们还可给你办理延长六个月到一年”。临走，值警起身送到门外，招呼“走好”，令人感到受宠若惊。一年之后，妻弟夫妇一行来到了重庆。我带着妻弟去派出所办理临时户口登记，讲明二人来自台湾并交出了入境证件。一位办理手续的女警，埋着头边写边说：“交一百元”。我说：“去年八月，我们两个人去台湾，也是办理临时户口，那边一分钱也未收”。“那是台湾，这里是大陆，其中四十元是押金，消户时退回”。就这样交了一百元。另一件事是：我们夫妇两一同走在一条狭窄的大道上慢慢逛街（台湾的县城大街，一般都没有人行道），一辆轿车慢慢跟在我们后头，走了半条大街，我们才发现身后有车，我俩立即让开，司机伸出头来，并招手表示谢意。更没有听到想咱们的司机那样：“你找死啊！”其实，这两点都不是什么大事，只不过是讲点礼貌而已。
再回头谈谈我们的养女。她已在大凉山与一个在那里工作的汉人结了婚，生有子女三人，已在改革开放之后一段时间调回了重庆，安排了工作。我和妻子带着养女和女婿去潼南县按照妻弟画好的路线和地名找到了养女的老家。其父早已去世，生母也已年迈，形态迟钝，说话艰难。养女老家原有兄弟姊妹四人，老大是姐姐，出嫁不久就去世了；老二就是我们的养女；老三是弟弟，老四是已出嫁的小女儿。三弟在参军的几年当中学了点文化，四妹和死去的大姐都是文盲。看来，正如养女说的，她们的老家很穷，是“穷得吃不起饭的贫农”。当我指着养女对老人说：“我们把您的女儿带回来交给您，母女可以团圆了”的时候，老人点了点头，不知是耳聋还是不能说话。从老人脸上爬满的皱纹和粗糙的双手，足以说明老人当年的贫苦。我拿出两百元人民币交给她：“买点自己喜欢吃的”。老人把钱攥在了手里。老三参军回来之后，大力发展种菜，赚了些钱，为老人盖了新住房，而厨房依旧上漏下湿，简陋不堪。我建议养女：“几十年来你没能孝敬到生身父母，你们现在经济条件很好，可以拿点钱把你母亲的厨房整修一下，也表示你的一点心意”。至此，我们总算了了一桩多年来未能了却的心愿。现在，我和妻子都已是向九十岁靠拢的老年人，心理上也算恢复了平衡。
大儿子排行老二，1944年生，1951年满七岁，进了新华路明伦小学，随后，我们搬家，转到了捍卫路小学。1957年小学毕业，考进了重点校四十一中。1960年初中毕业，因为父亲是“托匪反革命”，老二就没有资格报考重点校四十一中高中部，只能报考低档的中学，结果被分在江北区第十六中学。孩子来回还得乘坐渡船横渡大江。若不是升学考试成绩特优，根本就不能读高中了。在读高中期间，特喜外语（俄语），一直是班上的俄语科代表，成为俄语老师的有力助手。
1963年高中毕业，参加升学考试，考试成绩名列前茅，在众多考试的学生中遥遥领先，但政审不予通过，因而落榜。孩子上进心切，决定自学一年，下年度（1964）再次参加升学考试。一年当中，天天“泡”在图书馆里，中午啃个冷馒头，也就算一顿午餐。天黑还得早点回家，准备妈妈、弟弟和自己三人的晚餐。孩子一年中艰苦拼搏的精神，见者无不为之动容！1964年夏，第二次参加高考，没有想到这次政策更加严格，尽管考试成绩特优，仍被刷了下来。至此，升考大学的愿望已完全化为泡影。即作为待业青年前往街道办事处登记，期待安排工作。街道办对我们的家庭情况早已了解得一清二楚：父亲是“托匪反革命”，并已押下农村劳动改造。母亲是“托匪反革命”的老婆兼“反动台属”，许多工作岗位都派不到我们孩子的头上。眼巴巴看着许多待业青年都走上了自己的工作岗位，而孩子已经筛了一年的石子儿，全系义务劳动，没有分文收入。事情是这样的：当时重庆市正在建造嘉陵江第一座大桥，我们的孩子家庭成分不好，作为待业青年必须参加义务劳动，每天到河堤筛选石子儿，为大桥的修建做出贡献。表现好的可以考虑安排工作，通过义务劳动争取自己的前途。
一年的义务劳动过去了，孩子分配了工作，分配到远在千里之外的北方“渤海工程公司”。这个公司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建筑工程公司，也许仍像对待我们养女那样，送远点，免受父亲的“托匪”影响。我们的人民政府，用心何其良苦！渤海工程公司，在四川南川县有个较大的建筑工程（包括内部工程安装），孩子被暂时安排在四川，工程完毕还得回到千里之遥的北方。电工缺少适当的人手，孩子就编在电工班参与电气安装工作，这时已经是1965年末。孩子当了半年电工，在技术上很受部门领导的赞许。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孩子成了“革命”对象。首先取消了他的电工工作，改为担抬的普工。孩子原即缺乏锻炼，一天下来，腰酸背痛，苦不堪言！当时，中苏关系日趋恶化，孩子被打成“苏修分子”，被押到了批斗台上。孩子在校学习时期即喜爱俄语（全国学校的外语课基本都是开的俄语），除在高中留下来的俄语课本，另外还自己购买了不少俄语参考书籍。在批斗大会上，这些俄语书籍全被搬到了台子的桌子上，成为孩子“苏修分子”的“罪证”。作为一个年轻正直的青年，满肚子苦水也无法倒得出来。在批斗中，还把“苏修分子”和他父亲的“托匪反革命”联系起来。敢问：即使父母有“罪”，儿女何辜？一人有罪株连全家，那是千百年前封建帝王时代的法规，就是资本主义国家也就早已革掉，而我们自认已是“社会主义”。不寻常的十年灾难好容易已算过去，渤海工程公司亦起驾返回了北方。就在它返回北方之前，孩子已被另一单位留了下来，并恢复了他的电工工作。时代已经进入了改革开放，这里就不多谈了。
二儿子排行老三，1946年生，1953年满七岁，进入保安路小学（今改八一路）读书，1959年小学毕业，考进了二十九中。1962年初中毕业，升学考试以优秀的成绩考进了重点校四十一中的高中部。1965年19岁高中毕业，参加高校的招生考试，考试结果名列榜首。开始，政审无法通过，不能录取。当时，一位东北林学院派来四川成都负责招生工作的教师，盯上了孩子的考试成绩，手持试卷爱不释手。为了了解孩子各方面的情况，曾几次往返于成都、重庆之间。结果，以“出身反动家庭的子女，能否教育得好”，作为一种大胆的尝试决定录取，收进了该校。个中情由，还是孩子进了学校之后，这位老师向他悄悄透露的。这使孩子心中感慨不已！
孩子痛下决心，发誓一定要经得起这个考验。他学的是汽车拖拉机专业，坚持理论结合实际。在学习中首先接触的汽车是西欧某国出品的“太脱拉”大型汽车，该车爬高坡的性能特别好，最适于山区的运输。他在课余时间，自动加班折卸、组装“太脱拉”，并按性能特点做好详细记录留作参考。以后，对各种类型的国内外汽车、拖拉机，都投入所有精力深钻细研。就在入校的第一年，已打下了良好的专业基础。汽车拖拉机专业，在实习中也包括了一定的采伐运输内容。隆冬季节，远去兴安岭零下40℃的深山，采伐运输木材，在齐膝的积雪中奋力拼搏。工作中，一想到父亲的“身份”和自己的处境，不免产生或多或少的代父“赎罪”之感。孩子的心情多么沉重！多么委屈！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时正是孩子进入大学的第二年，以我们家庭的条件能进入大学多么艰难。孩子多么珍惜这一生中难得的学习机会，但学习停下来了。面对现实摇头叹息，无可奈何！“文化大革命”的声势犹如暴风骤雨向学校袭来。“造反派”的火焰无处不在燃烧，其势汹汹、咄咄逼人，烧到了学校，烧到了孩子身上。我们这第三个孩子又成了“革命”的对象。父亲是“托匪反革命”，外公外婆逃往台湾，孩子在“反属”之外，又成了反动的“台属分子”。每天都跪在毛主席像前代父“请罪”！往往在半夜凌晨被揪起来殴打，何其狠毒！孩子的双膝已被严重损伤，迄今已三十七年伤痛未消，已成固疾，一直包着护膝。再次呼号：即令父母有“罪”，子女何辜？！
1970年，孩子总算毕业，被安排在河北省一个拖拉机厂当工人，一天站在机床的身边，定额生产。一年过去了，为了照顾夫妻家庭，经多方申述和一再请求，终于回到了重庆某局工作。由于父亲的“托匪”问题，还是只能当个工人，给局领导开车。孩子秉性坦然，即使是当个小车司机，也还是认真负责处处小心，因而得到领导的赏识，提升为车队的管理而成为干部。三中全会之后，孩子又被提升，这已经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了。 |
23．结束语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中国托派运动文献->赵芳举《夕阳忆语──时代的变迁和我的托派生涯》（2005）
23．结束语
以上已谈了许多个人生活的坎坷磨难和家庭命运的悲欢离合，从大处着眼，这也不过是一己一时的境遇，在人生漫漫的长河中微不足道的细小波澜，就此可以结束了。下面我再回头来谈谈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最大冤案之一“52.12.22”全国全面“肃托案”。就在1952年12月22日凌晨对中国托派的全国大搜捕，不下五、六百人（包括被株连的部份家属），悉被一网打尽。国民党蒋介石对中国托派捕尽杀绝而始终未能达到的目的，新中国的执政者一夜之间代为完成了。有人说，这是奉命执行苏联斯大林的指示：要在全中国一个不留地消灭“帝国主义间谍托洛茨基匪帮”。果然，就在1952年12月22日凌晨零时之前开始“肃托”之夜，苏共正在为斯大林七十三岁诞辰举杯欢庆。此刻开始，全中国的“肃托”，正好是为斯大林诞辰狂欢的庆祝大会献上的一份厚礼！难道这是世事时间的巧合？岂止是五、六百人，而是五、六百个家庭同时陷入了厄运。这已是早为人所共知的事实。即以四川重庆地区的托派命运为例，除去早在解放之前被国民党蒋介石屠杀的王振华、黎潔霜、王坤荣、赵金声托派四烈士之外，其余解放后被捕的如：张维良、隗宽、范文华、杨寿源、黎昌堃、任玉玺、刘有绶、王春禄、刘昌明等等43人中，除极个别的少数几人有幸活下来之外，已大都含冤死去，早已不在人间！有的死于押解路途，有的病故狱中，有的被捕后下落不明，有的至今尸骨无存。即是帝王封建社会和当今资本主义国家，无论何等刑罚，就是杀头示众，死后也必通知家庭收尸入土。而我们那时已是解放三年有余的新社会，竟然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如张维良、王春禄等）。试问，这又是什么国法？！
时代在前进，社会在革新，当前，包括文史学术、社会团体、出版发行和新闻媒体以及国际舆论等等，各界各业均已公论托派是左派革命组织。早年，中国斯大林主义者，给中国托派扣上“汉奸”、“特务”、“间谍”、“反革命”帽子，早已被世人丢进垃圾箱而不复存在。前苏联共产党已早于1988年为托洛茨基等反对派平反改正，恢复名誉。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者，近几年来也不断修正对托派的认识，特别是对陈独秀本人有了较正确的评价。一定程序上体现了尊重历史、公正客观的原则。但是迄今为止仍不予托派平反改正、恢复名誉。敢问：这到底是为什么？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托派早年的成员，为对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的关注，我在此斗胆提出建议：当今共产党的执政者，应该是为托派冤案彻底平反改正的时候了。“平”比“不平”好；“早平”比“晚平”好。一个政党的良好形象，是敢于面对现实、遵从真理而树立的；回避现实、违背真理，只能损害一个政党的威信。不要忘记，还有五百多个冤魂在呻吟，包括他们五百多个家庭的代代后人、社会亲友，足有数千上万人，也在为冤死者招魂吶喊：“我们的亲人是冤死的公民，死不瞑目啊！”
2003年7月21日完稿 |
21．八年农村改造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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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八年农村改造忆略
前往公社的那天，区教育局派人前来陪同（实际是押送）一起上山，午饭后起程，整整攀爬了七个小时的高山小路，终于到达了金灵公社。这时太阳已经落山，四顾黑茫茫一片。来人去了公社办公处，我留在大岩口生产队。生产队长梁正夫、会计员王炳文给我安排了住处，就住在“高屋”（原大地主的住房）的楼上。高屋楼下的社员给我送来了晚饭。他们对我的态度都很温和，我从心里感到极大的安慰。第二天，大队支部书记给我抱来一个很大的南瓜，说：“你的自留地已经划定，一时你还种不出菜来，社员们会给你送菜来的”。这是我才知道，灾荒后的农村已明显好转。他们自留地生产的蔬菜一家人吃不完还可以上市出售；每家分的粮食，也都够吃有余。生产组长亲手给我砌了炉灶，送来了碾好的白米，回头又背来了一捆干柴，带我指看了我的自留地的地点和边界，并嘱咐可以在生产队办的公共养猪圈担粪淋菜，菜秧家家都有，可以随便移裁。就这样，我过起了真正的农民生活。
几天之后，大队支书又来找我聊天，顺便问起我来农村劳动是什么原因，我回答他：学校教师人浮于事，抽调农村向贫下中农学习嘛。又过了一段时间，公社李书记前来生产队视察生产情况，也像大队书记一样的问话问我，我还是像回答大队支书一样回答了他。我从两个领导人的问话可以断定，我的个人档案并未送来公社，也没有留下具体的下放事由。也许是按照当年西南公安部处理“托派”的精神，“托派”问题不能在社会中随处扩散。按照过去曾经下放锻炼的惯例，我的回答，公社、大队领导人是接受了的。
在农村的生活，各方面我都受到照顾，分粮照强劳动力的标准，而实际安排的是一般女社员的活儿。就这样很快就过去了三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来势汹汹，要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随着城市形势的发展，农村也成立了“造反派”。一次，我同队上的几个社员一起去赶场，巧遇一Ｏ三中的一个炊事员，由于我当过伙食团长，彼此很熟，他谈了学校“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情况：学校造反派的头头是一位调来不久的年轻孙老师。孙老师发动学生“造反”，铁面无情。在“文化大革命”以来这几年中，一Ｏ三中一共冤死了六个教师，烧掉了一座刚建好的实验大楼和大楼理化实验室的全部设备。最先死的是一为民革的成员张老师，说他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另一位教师同他的关系密切，遂将他俩一起批斗，批斗之后押去西康改造。不久，即得到了他俩已经死亡的消息。另一个是早年上海交大毕业的学生，调来我校担任数学课的李老师，经不起肉体的摧残和精神的折磨，在学校厕所自缢身亡。另外一个就是原先我们的语文教研组长陈老师，是以国民党“兵痞”的罪名（前面已经谈过，是国民党起义部队转来的士兵）被批斗，因殴伤致病，回家不久病故。除此，还有两位都是明划的“右派”，曾经多次捆绑批斗，批斗之后怎么死的，大家都不知道。1979年，我的“暗划右派”平反复职回校之后，有区政府来人找到我了解这六位冤死老师的情况，指着名单上六个名字，一个一个地问我，我说，我早已不在学校，所有情况全不了解。这次来人外调，也证实了确有六个老师死亡。
“文化大革命”中，我在金录公社没有受到任何冲击，一直过着风平浪静的日子。一天上午，我们正在坡上干活儿的时候，公社李书记来到了生产队，我俩在坡下的路上碰面，我即招呼：“李书记下队来了！”李书记立即回话：“别喊书记，我现在是‘走资派啦’！”情绪显得非常激愤。
记得是1968年秋来，我突然感到右下腹痛得厉害，不能上坡干活儿，经公社医生确诊为“阑尾炎”，必须手术切除，公社医务所无此手术条件，需至重庆大医院进行手术。公社开给证明，我到重庆第三人民医院动了手术，住院十三天出院回家，在家休养一个月后，我又回到公社生产队。李书记打招呼，让我每天只能干点短时轻微工作。就这样，又在公社呆了将近两年，肚子又发生疼痛，再经公社医生诊断，疑似“肠粘连”，公社又一次开给证明，遂至重医二院治病。说来巧遇，接诊医生是位熟人，我向他说明下放农村已有七年的情况之后，他说，不是肠粘连，而是肠炎，吃点消炎药就会好的。他又说：“像你这种情况，我给你开个‘肠粘连’的证明，你向公社申请因病迁回重庆家中，或许成功”。我当然同意他的建议，医生开了证明，说明“术后肠粘连，不能再次手术，建议不能体力劳动，宜长期休养”。公社林书记见到这个证明之后，情绪有些激动：“这是叫糟蹋知识分子！开给证明，带上户口，让人家回家养病！”经家人与住处派出所联系，说只要原系城市户口，有公社证明和迁移通知书可以入户。就此反复周折，终于将户口迁回重庆家中。此时已是1971年的秋天。八年的农村改造，就此结束。
回到重庆没有工作，1973年，经友人介绍，我进了较场口街道工业电机组，我带着七、八个年轻学工，边做边学边研究，我成了电工师傅。在这里工作了六年，共修理电机大小700多台，生产电焊机28台，50千伏安变压器16台，100千伏安变压器二台。就在电机业务搞得十分红火的时候，1979年秋，四九七兵工厂派来干部为我的暗划“右派”平反，至此，我才知道我是被“暗划”的“右派”。来人首先问我：“您愿不愿意回到四九七厂？我可为您办理回厂手续”。我说：“我在哪里摔倒，一定要在哪里站起来，我还是回到一Ｏ三中学”。离开街道工业返回学校之前，电机组组长和全体职工为我饯行，挥泪干杯的瞬间，我又感到对电机组职工的留恋！似乎又舍不得离开。
1979年8月底，开学之前，我前往万盛区（原名南桐矿区）教育局报到，局里搞人事工作干部，是原一Ｏ三中我的学生，他已经是专科毕业的学生。一番慰问叙旧之后，他便征求我的意见：“可否到新成立的鱼田堡中学任教，协助新来的校长一起工作？鱼田堡煤矿原有自办职工子弟中学，因经费问题现已停办，由医教局新办的鱼田堡中学接纳矿办子弟中学的学生，并新招一期新生。任务很重，您看如何？”我考虑原所在的一Ｏ三中，现已改名南桐中学，教师学生都已几易其人，回原校已无多大意义，我即决定前往新办的鱼田堡中学工作。
开学之后，一切均属初创，我的任务的确很重，除任高一年级两个班的语文课和高一．一班的班主任，还需兼任语文教研组组长，工作压力很大。每晚批改学生作文、作业，一般都是工作到十二点钟之后。1981年5月，我患了“骨质增生──腰三椎骨横突肥大”，下床、上下楼梯，都得靠人搀扶。医生告诉，此病慢性，一时无法治愈，只有休养配合治疗才能康复。自己考虑，时年已满65岁，既已重病缠身无法工作，遂决定退休。但一忆及这些年来荒废的岁月，于心无比痛楚！时耶？命耶！回家之后，经医治疗，半年后复原。面对破碎的家庭，禁不住忧心如焚！愤慨难抑。话，还得回头说起。 |
20．103中学和“大跃进”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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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3中学和“大跃进”时代
记得大概是八月中旬末，就在反“右派”斗争将近尾声的时候，我接到了市教育局的调令，要我马上前往南桐矿区一Ｏ三中学报到。我向四九七厂教育科办了手续之后，立即登上了厂里通往市区的交通快艇，赶往家中做好准备工作。
我初到一Ｏ三中，倍受校长王炳林和教导主任李国维的热情欢迎。李主任是西南师范学院毕业的前期学生。无论从学历、学识、体貌和言谈口才各方面衡量，都是一位很称职的中学教育领导人才。经与他交谈中，我知道了学校的一些情况。一Ｏ三中是本期开办的新学校，初中一年级两个班级是新招收的学生；二年级一个班，这个班是矿区一所矿办小学自办的一个初中“戴帽班”（一年级），移交到我校来的，成为我校的正式二年级。王校长是南川县县办中学初中毕业的前期学生。解放后“三反”、“五反”运动中，成为反贪积极分子被吸收为中共党员，曾在市区某个局工作过，就在本学期调来一Ｏ三中任校长。语文教研组组长陈仲咸，贫农家庭出身，解放前被国民党军队拉壮丁当了大兵。解放战争后期，所在部队起义投降，陈因家庭成分好，且有小学四年级的学历，被送去培训三个月后，调来一Ｏ三中初二年级担任语文课兼教研组长。初一年级二班语文课，由张老师（女）担任，张老师早年毕业于南京某中学。我担任初一年级一班语文课兼班主任。我和张老师同教一个年级，在教学中，理应相互研讨互补短长，但我们并非如此。
当时的初中，语文科分成了《文学》和《汉语》两科，各自一个课本。语文教师既教“文学”也教“汉语”。《文学》课本主要包括：记叙文、报导文、短篇小说和论文等；《汉语》课本主要包括：汉语拼音（拉丁字母）、字、词、句、句法和文章结构等。想不到张老师没有学过汉语拼音，就连早年的老拼音也没有学过，在教学中，学生很有意见。其实，我听过张老师的“文学”课，教学效果还是挺不错的。教导主任听了张老师的汉语课后，同校长交换了意见，作出以下决定：“张老师专任两个班的文学课，赵老师专任两个班的汉语课。不知怎的，张老师从此把我恨到心底，经常在数学上找我的麻烦。在一次‘公开课’的讨论会上，她又将我过去教文学课《老山界》（陆定一写）的问题重新提出来。事情是这样的：在总结归纳《老山界》的中心思想时，我是这样写的：“通过红军长征中攀越老山界的叙述，表达了中国工农红军不怕艰险的坚强意志和乐观主义精神”。张老师认为我是有意“不要共产党的领导”，应该在“中国工农红军”的前面加上“共产党领导的”六个字。我们的王校长马上表示支持张老师的意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那怎么行！中国工农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嘛”。李主任则提出：“总结归纳中心思想一定要简明、概括、扼要、贴切，不必再加上‘共产党领导的’，难道还有其他什么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不成？”大家没有再谈，就这样不了了之。但是张老师的心里并不服气。
大概是1957年11月初或11月中旬，四九七厂原中专校校长和厂保专科的一位干部，突然光临一Ｏ三中，我即当面表示：“欢迎，欢迎！”在叙谈中，我说：“请教，前来有何贵干？”他们说：“向你了解一下中专校个别老师的情况”。似乎是在走过场地简单问了几句，就把话题转为不必要的“聊天”。当晚，这位前校长就在我的个人宿舍里共同住了一晚。他说，明天中午12点后就要回厂，要我在校外桃子幽请他俩吃顿水饺，我满口答应。第二天，作为欢送，我们三人吃了150个水饺，大家愉快地分手。
第二天下午，王炳林校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冷冷地说：“从今天起，你就不参加晚上的政治学习了，你的班主任工作移交给数学老师张道仁，汉语课暂时继续担任”。从此，王校长改变了对我的态度。即使有话要说，也是命令式冷冰冰的。我已经想到，原中专校校长的专程前来，肯定是送来了我个人的档案，并提出了我的“托匪”问题。又想，反正“右派”与我无关。其实，我猜错了，他们俩前来的任务，除了移交我的个人档案，强调我的“托匪”问题之外，另一任务就是通知一Ｏ三中我已被“暗划”为“右派”，这是后来我才知道的。也许是所谓“暗划”的原因，我这顶“右派”帽子，除去校长和几个党员之外，其他人连教导主任李国维（非党员）也不知道，假如知道，他会悄悄告诉我的。李教导曾对我冒出过一句话：“您看看，咱校这个教育班子，有哪一个是教书育人的材料？！”
王校长的那句话，我不会忘记：“汉语课‘暂时’继续担任”。我是准备随时移交的，我已失去了作为一个教师的资格，没有想到我竟肩负着这个“汉语”任务，一直到告别了1957，踏进了1958年。直到全面停下课来，高举“三面红旗”、“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我的汉语课才算暂时停了下来。
“三面红旗”给我的印象太深了，第一面是“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第二面是“大跃进”──城镇大办钢铁，农村粮产放“卫星”；第三面是“人民公社”──取消农村家庭小锅灶，开办大型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在总路线精神的鼓舞下，我们一Ｏ三中开始了大办钢铁。我们的学生虽说是初中学年，而年龄基本都在二十岁以上，不少学生还拖儿带女。这不奇怪，矿工子女解放前没有资格也没有钱读书，解放后才能入学，但已是大大的超龄学生，身体很棒。大办钢铁开始了，我以一米七三的个头成为老师当中的主力之一。王校长主持小高炉，我便主持土炉炼钢。在炼钢大战中，我又听到王校长一声声喊我“赵老师”。
一天上午约十一点，十几个学生从矿区抬来了一个约一米多立方的大木箱，好容易折开一看，是一盘足有五百公斤重的崭新的钢缆。我请示王校长：“这钢缆是新的，不能进炉啊！”王校长绕着这盘钢丝缆转了一圈，下了命令：“马上进炉！我们的出钢指示还差得远哪”。我马上调整了火力，不到半个钟头，这盘钢缆已化成了一块混合了炭渣的铁坨坨。此后，不到二十分钟，矿井派人追到了学校：“我们竖井备用的钢丝绞绳是你们抬走了”？“是的，我们已经炼成钢了”，王校长指着那块铁坨坨回答了来人。“我的天哪！那是刚从国外购进的竖井用的绞绳啊，怎么就这样毁了？！”来人的口气表现出十分惋惜。“说话得注意点，怎么说‘毁了’，大办钢铁嘛，难道你们不支持？”王校长话音未落，来人就回头走了。我心里想：谁敢说“不”，“帽子”准备起的：“破坏大办钢铁”。
王校长主持的小高炉，溶进了从农村挨户搜来的五百多口大小铁锅和菜刀、斧头、锅铲、火钳，小到门扣、箱扣等等。我们的学生还远自六、七里之外的一家多年的炼铁厂运来了两吨多铸铁条块。小高炉流出来的铁浆，依然是混合炭渣的铁坨坨。我们的产品，经学校总务将送样品到煤矿化验室化验认可，确系最优等的好钢，“谁敢说不是好钢？！”
另一条战线是农村里的粮食产量放卫星，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带学生亲自到农村参加了秋季小麦播种，既不是条播，也不是窝播，而是遍地满撒。我们看到农民的播种样板，一直撒得看不见黄土为止。口号是，“多播一粒籽，多收一窝粮”。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又到了农村，看见麦苗已两三寸高，就像软绵绵的丝线一样倒成一片。学生们说：“地里好睡觉啊，睡下去不会沾上泥巴”，整个农村都是如此，真叫人担心明年的夏收。
1958年秋后，大跃进结束了，又将重点转移到学习上来。提出的口号是：“共产主义是天堂，没有文化不能上”。就在这年的寒假，区教局组织区属各中学教师一起展开了业务学习。先做了动员报告，然后按学科分成了语文、数学、理化等好几个小组。语文的学习重点是汉语，汉语的重点是汉语拼音。当时各校都订了《汉语拼音报》要求语文教师能用汉语拼写短文，并用普通话发音注上四声。当时配合简化字改革，提出了向“拼音文字”发展的思路。从各校语文教学情况看，汉语拼音成了大家感到生疏的难点。在这学习中，每天都安排有学习讲评。我校李教导推荐我对汉语负责指导和讲评工作。面对那么多区属中学语文教师，实在感到受宠若惊。解放九个年头了，自知坎坷忍辱的日子，决不会到此结束。我自己非常明白，此刻的处境，也不过是阴差阳错之间的昙花一现，不会是长久的。
是先谁能想到“三面红旗”高举之后会带来灾荒三年。在三年的灾害中，全国到底有多少人饿死，谁也没有去搞过统计，官方也从未公布过这个数字。有人说，那是“天灾”，也有人说，那是“人祸”！总之，灾情是严重的，灾难是空前绝后的。学校老师们，哪个不是两腿肿得发亮，哪个不是黄皮寡瘦！老师们个个拖着两腿走进教室，两手扶着教桌讲课。师生的口粮定量是：学生月定量是三十二市斤，每人节约上缴两斤，实吃三十斤，平均每天一斤；我们教师的月完量是二十四市斤，节约四斤定量上缴区政府，另外节约两斤定量交给学校，实吃十八市斤，平均每天吃六两。每餐只能吃二两。菜油，每人每月由原来的半斤减为二两。肉的定量原为每月半斤，进入灾害年后，已被取消。学生在闹“吃不饱”，上课课桌上趴成一片，老师们在喊“吃不完”。王校长决定招开师生大会，对学生进行说服教育，并选完1米75身高的李老师和1米73身高的我，上台“现身说法”。事前，我和李老师请示王校长，上台如何谈法？校长只说：“你们自己考虑嘛，该怎么说，你们应该知道”。我和李老师商量：先讲明我们的粮食定量和节粮上缴量，再说我们吃得很饱，后谈我们的身体非常健康。这次，我们在台上说得“一真二切”，一点都不“虚假”。李老师最后从口袋里摸出三斤粮票，向学生们摇着说：“实际上，我的十八斤根本就吃不完，大家看，这个月我还剩了三斤，只吃十五斤”。我们作为“为人师表”，当我们向全体师生公开说谎的时候，心里一阵感到无比歉疚，深感惭愧！王校长说得好：“这是政治任务，必须完成得很好！”说句真心话，假如是油水、肉类和蔬菜副食等，能够敞开供应，不管是老师和学生的粮食定量，一定是真的吃不完呢。无奈灾荒年中，既吃不上肉，菜油每月又只有二两，蔬菜类每天每人能否吃上二、三两，也难以保证。
1961年，这是三年灾荒的最后一年，我又成了学校的“编外”人员，被调到区教育局新办的中小学教师“学习班”，班址设在已经停办的一所中学。学习班包括区属中学、小学教师总共五十多人。这些教师大概是在尚未作出新的安排之前，暂时待在这里。这些人为什么成了“编外”，各有各的原因。首先是政治历史问题，所占人数较少，大约有六、七人，基本是中学教师；二类是与领导之间的矛盾，被报复打入“编外”；三类是不服从工作调配，只有等候另行安排。除此，另有少数是家庭成分不好或学历能力低，这部分也都来自中学或小学。名义是“学习班”，其实并不是学习，而是一支体力劳动的大军。区属教育系统也包括教育局，不管哪家哪校修房造屋、搬运破瓦石块、砍伐木材等等，一有调遣立即前往，我们已成为劳动的主力。1961年是三年灾荒的最后一年，人们依旧处于饥饿状态。“编外”教师们的口粮定量依旧是原标准：除节约上缴之外实吃十八斤，而干的是重体力劳动，尽管人人饿得疲惫不堪，还是要挣扎在体力劳动线上。老师们天天劳累、困乏的样子，见者无不为之心酸！
就这样，我在这支劳动队伍中，一直干到1963年春末，王校长又把我召回了一Ｏ三中。这次回校之后，让我主持学校伙食团“荣任团长”。采购员是个“明划”的“右派”，年龄约长我六、七岁。他是早年外语学院毕业的本科学生，解放前曾在国民党政府一个外事机构任过多年的外语翻译。他对自己的采购工作认真负责。一次，我同他一起到菜市买菜，我顺便问他：“你是为啥‘划右’的？”他毫不隐瞒地告诉我，他在1957年原单位整风“大鸣大放”中，他说：“现在卖的袜子没有解放前的袜子耐穿，穿不了几天，后跟就出了洞”。就这样，认定他的思想是“新社会没有旧社会好”──“今不如昔”。就此扣“右派”帽子。最后，他说：“这几年来，我一直在自我反省，认真改造思想，争取早日摘掉‘右派’帽子，重新做人”。话音充满着沉重的心情！
我这个伙食团长干到1963年暑期开始放假，学生们离校为止，王校长又叫我参加招生工作。八月底招生工作结束，在下期开学之前，一Ｏ三中校长王炳林离职，另由新校长刘颖接任。刘校长学历较高，有办学经验，可以说，长于教育工作。就在他调来之前，对他，我已早有所知。就在我一心准备迎接下期工作的时候，刘校长把我叫到办公室，叫我做好准备马上“下放”农村。下放的地方是距离学校五十五华里的高山地区金灵公社。刘校长一再强调，下放是短期锻炼、改造思想，一旦需要立即调回。并说，已派人前往公社联系好，并已将我的户口迁去。我问刘校长：“下放是不是因为我的历史问题”？他说：“是的，是因你的‘托派’问题。今后好好向贫下中农学习，好好改造思想。改造好了就回来工作，时间不会太长”。刘校长对我的态度比较温和，也没有说“托匪”、“反革命”什么的，还问我有什么困难没有。
我已非常明白，决不是什么“下放锻炼”而是在压下农村，监督劳动改造，不去是不行的。但没有想到又是一个骗局，一去八年，学校再不过问。若不是1971年因病手术受到公社的照顾，将户口迁回市区家中以便照顾，那将是终身农村直至葬身山林！这已是后话了。 |
19．“大鸣大放”和反“右派”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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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大鸣大放”和反“右派”斗争
1957年4月，中共中央提出整顿党的作风，号召群众帮助整风，对党和党员多多提出帮助意见。鼓励“大鸣大放”，保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似乎是突然开放言论自由、政治民主。在整风学习中，我们中专校老师们在提供意见时，不只是对党提出了很多很多极其有益的建设性的意见，而对学校党员校长、党员教务主任和党员总务主任以及一般党员，也提出了一些善意的帮助。比如说：有的党员脱离了群众孤立了自己，应该多多和群众接触，多听听群众的意见。也有的提得非常尖锐，几乎是在教训别人一样，令人难以接受。就在热火朝天的“鸣放”中，我在仔细观察，明显看出党员们的表情或多或少是有抵触面色的，但他们还是极力忍耐着。心想，这样下去，不会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局面。事情决不会这么简单！所以在整风学习中，我自始至终保持了沉默，没有对党和党员提过半点意见，甚至认为提些意见，毫无意义，恐也于事无补。一天晚饭后，我们的语文教研组组长同我一起散步的时候，她给我提了意见：“您是怎么搞的？我们文、理教研组一起学习，您对学校所有党员难道就没有一点意见？”我说：“实在提不出什么意见，明天我一定发言”。以后我还是没有发言。心想，听听别人“鸣放”也就够了。我知道，我已有一顶“托匪”帽子，不能再戴第二顶了。一旦“栽水”，我将是“罪上加罪”！
同年六月，上海发表了《工人阶级说话了》，赓即展开了反“右派”斗争，大家这才明白，原来是“放长线钓大鱼”，让你浮出水面，一网打尽。事后，内部透露，高层给四九七兵工厂下达的指标是：全厂包括厂属中专校、中学、小学，必须揪出110个“右派份子”，重点放在学校和文教部门。结果下来，我们中专校文科、理科教研室总共十三个教师，除我一人之外，十二位教师尽被划为“右派”。其实，后来我才知道，我还是“暗划”的“右派分子”。
1979年秋，四九七兵工厂派员前来找到我，说是为我的“右派错案”平反。我说：“您弄错了，我不是‘右派’”他说：“你是‘右派’，是‘暗划’的‘右派’”。我才明白原来如此。我问来人：“我被划右的根据是甚么？”他从皮包里取出档案纪录：“托匪分子赵芳举，在整风学习中，一贯保持沉默，说明其时党的抵触思想根本没有得到改造。……”。这已经是后话了。
二十二年来，除了一顶早已戴上的“托匪”帽子，我又戴上了一顶“右派”“桂冠”。在这双重帽子底下，命运的坎坷，生活的压力和精神的磨难以及人格的污辱等等，这一切，我都硬着头皮顶下来了。关于“右派”的命运和他们的苦难，1997年10月13日《文摘周报》转载了1997年9月19日《中国经济时报》王先生的一篇文章：《五十五万顶帽子与四十年》，文章写得真实、生色，可以说是一纸血泪的控诉。现抄录于后，让读者一读。
“在这个夏天，我想起很多很多当年的‘右派’。整整40年前的这个季节，编织了55万余顶‘右派’的荆冠。55万余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从此失去了作为正常人的资格，变为异类，沦为妖魔，开始了漫长的苦难。在这55万人中，有多少人是戴着荆冠离别人世的，又有多少人下落不明，像‘大右派’储安平那样‘查无人，死无尸’！——整整40年了，在那个‘阴谋’时节出生的婴儿，在这个夏天，已步入不惑之年了。55万与40年，这两个数字放在一起，总像是在昭示着甚么和召唤着甚么。
“邵燕祥先生写过一本《沉船》，诚实地记叙了自己怎样‘死在1957’，怎样在那一年从人变成‘历史的垃圾’。这是他写给自己的孩子的书，也是对所有后来者的一种交代。在结束语中，邵燕祥说：‘我已经回答了你们的主要问题：怎样发生了这一切’。但是，‘我没有能够回答的是：为什么发生了这一切’。为什么发生了这一切──这的确并非能够轻易回答的。正因为不能轻易回答，所以值得几代人深思。而在今年这个夏天，每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中国人，是否都应该抽出一点时间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要回答为什么发生了这一切，当然首先要知道怎样发生了这一切。每一个熬到了活着‘摘帽’的人，都应该把那段历史写下来，都有权利有义务对历史、对后人提供一份真实的记录。但这又谈何容易。文化界的一些知名人士，能够说清自己为什么成为55万余人中的一个：因为写了一篇小杂文，因为一首小诗，一篇短篇小说，或者因为在某个会议上的一番发言，……而绝大多数人又因为甚么？仅仅因为单位里必须有人成为‘右派’，于是他们便被‘历史’选中了！在1957年夏季的中国，55万顶‘右派’的帽子在寻找55万颗头颅。但受难者却远不止这个数目。实际上是55万个家庭都陷入了恶运。即使每个家庭以四人计，那也是二百几十万人。
“一场将二百几十万人推入苦海的巨大的历史现象，如果在它40周年的时候，人们已经忘记了它，那么，当它60周年、80周年、100周年的时候，人们一定会加倍地记起它”。 |
18．失业与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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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失业与就业
我失业了。这是踏进社会十几年以来第一次面临的现实。妻子没有工作，三个孩子都在上学，一家五口，别说穿、住、教育等费用，就只吃饭已成难题。能卖钱的东西，包括收音机、电风扇都卖了，只剩下一部缝衣机，这是我妻子的“命根子”，再也舍不得卖了。后来就靠这部缝衣机，为一家帽子商店来料加工，一段时间尚可维持生活。不久，帽子商店停业关门，我们也断了收入。记得是1954年五、六月间，天气已经很热，我决定凭我的一点电工手艺，承揽用户用电线路的安装与检修，也承接一些简单家用电器的维修。住家门口挂出了服务牌子，也通过电业局的一些老同事，介绍一些上门顾主，就这样勉强维持一家的生活。所谓维持生活，也就是只能填饱一家五口人的肚子，再也别无所求了。
1954、1955这两年，生活比较容易维持，吃的东西特别便宜。记得当时，牛肉两角钱一斤，猪肉每斤两角五分，西红柿一角钱十斤。有时，孩子们吵着要吃肉，只需两角钱买一斤牛肉，他们就吃得很高兴。1956年宣布进入社会主义之后，东西少了，物价就不同了。
1956年3月，重庆市干部学校向社会公开招考未就业大专学历人员，培训半年后分配工作。培训期间无工资，只供食宿。这时我妻子已在市区大同路一家私人老板新开的服装厂做临时工，计件工资多做多得，一般都是每天工作到十二小时以上，她的工资收入已基本可以维持家庭生活。我决定报考市干校，结果录取。培训内容，大都以政治科目学习为主，文理科目是附带学习。八月底学习结束，我被分配到四九七兵工厂一零二中专校，担任一．二两个班的语文课兼一班班主任。学生都是来自四九七厂各车间中学资历的年轻工人。教学课程除语文科外，尚有数学、物理、化学等科。学生几乎半数以上是党团员，自觉性强、学习认真，便于施教。至此，我又一次感到人民政府对我的信任和重用。同时，我也不免有所疑虑，在电业局长崔笑中的心目中，我且“不适合在电业系统中工作”，怎么现在反而适合在兵工系统中工作了呢？也许是共产党的政策变了，就不必管它了。 |
17．告别“中美合作所”的“杨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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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告别“中美合作所”的“杨家山”
前面谈到，“52.12.22”人民政府以“托匪”罪将我逮捕，关押于“中美合作所”的“杨家山”。真真假假共十三个所谓“托匪分子”，其中男十人，女三人。约略记叙如下：
赵芳举，男，山东青州人，省立乡村建设专科学校毕业。1934年秋末冬初在校参加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托派）。1941年初，在重庆与王振华、张维良、梁贻、刘振基等共同组建托派组织，出版《工人呼声》月刊。“52.12.22”以“托匪”罪被捕。被捕时，在重庆电业局工作。
李慎之（李雨亭），男，山东人，国立六中毕业。在国立六中读书时参加托派，毕业后，在成都工作期间参加了民盟。以后在重庆工作期间，被中国共产党吸收为党员。先后为托派、民盟和中共做了不少工作。“52.12.22”以“托匪”罪被捕，同时被开除了中共党籍。民盟方面未听说对李有何处理。
孙敬（孙鸿智），男，山东济南人，国立六中毕业，在校参加托派。“52.12.22”被捕时，在重庆巴蜀中学工作。1941年到重庆，重庆托派组织安排他在二十一兵工厂当工人。工作几天之后，认为工作不合自己的心意，离厂走了。“52.12.22”被捕后，一同关押在“中美合作所”的“杨家山”，一年后释放，安排在市二中工作。
陈克仁，男，四川江津人，毕业于江津某中学。以后，与母亲、姐姐举家迁移重庆市区曾家岩居住。“52.12.22”以“托匪”罪被捕。被捕前，曾是重庆电业局业务干部，解放后曾任电业工会宣传科科长。在一天早晨的政治学习中与军代表李×顶嘴，被当场斥责，并引发群众的一致批评。陈克仁引用鲁迅的话，“横眉冷对千夫指”回敬了大家。军代表呼唤保安员“把他拉出去”，陈克仁忽地奔向楼层的窗子，纵身一头扎了出去，幸被坐在窗前的一位同志顺手抓住了他的一只脚把他拖了回来。事后，局方对陈克仁展开了调查，调查结果，说他在江津老家读书时，是受了陈独秀影响的“托匪分子”，（陈独秀曾住江津多年），被清洗出了电业局。以后多年来与母亲早晚摆摊卖面食，维持一家三人的生活，终身未婚。1968年秋，成都西南电业局领导干部李某（原重庆电业局领导人）被造反派揪斗，说他在重庆电业局任职时，以“托匪”罪名陷害陈克仁。为此，西南电业局造反派派人前来重庆找到我核实陈克仁是否托派，我当即据实书面作证：“陈克仁不是托派”。
宋宇，女，江苏人，初中程度，本人未参加托派组织。其前夫系重庆地区托派成员，宋以托派家属受株连，“52.12.22”被捕。被捕时，系化龙桥某企业基层业务干部，一年后释放，仍回原单位继续工作。
吕秀屏，女，四川华莹人，中学程度，原为解放军某部医务人员。被捕时系西南医院护士长。吕以丈夫系“托匪分子”（王春禄）受株连，“52.12.22”被捕，其实，她对托派一无所知。关押近八个月后，因身孕即将临产，被遣送回川北老家。老家一无亲人、二无好友，孤独单身，受尽苦难！
×××，女（名字已记不起），身高约1.65米，容态腼腆，少言语，自称并未参加托派。“52.12.22”误受牵连被捕，约一个月后释放。
×××，（名字记不起），男，安徽人，身高约1.75米，体质很棒，大鼻子，大家都喊他“象鼻子”。象鼻子系南下西进干部。“52.12.22”在重庆被捕。日常形态十分潇洒，一年后释放。其他情况不清楚。
另有汽车管理干部一人和汽车司机四人，（名字都已忘记），均系云南昆明汽车运输业职工，均系男性。其中除一司机在受审讯时打伤审讯干部，被另案处理之外，其他四人都在一年后释放。以后听说，打伤审讯干部的司机，作为最后一个也释放了。
1953年底我被释放，认为我早于王振华被捕之后就放弃了“托匪”工作。这得“感谢”梁贻、刘振基为我作证，我和王振华于1941年5月至6月之间，即被排斥于组织之外。就这样，我由托派“核心分子”的“重犯”变成了“轻罪”。释放后，于1954年2月1日恢复了我的工作，重返电业局。当时，我的确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到底与国民党反动政府有所不同。我不但未被杀害也未判刑，倒还恢复了我的工作。也为共产党树立了“宽大为怀实事求是”的良好形象。但我万万没有想到，这竟然是一个预谋的政治骗局。复职之后，我在电业局工作了将近两个月，局长崔笑中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随手就把房门关上了，告诉我：“根据你的情况，不适合在电业系统工作，你可自动申请长假离职，另外自谋职业”。我当即质问：“恢复我的工作是西南公安部的决定，并经电业局批准的，为什么又要我离职？我不能接受！”回答是：“如不接受，那就照陈克仁的情况处理，予以‘清洗’。你以被‘清洗’的身份，今后能找到工作吗？你自己考虑”。就这样，我即写了因身体不好，申请长假离职的报告交给了崔笑中。办完了工作移交，当天就离开了电业局，开始了三年的失业生活。三年当中，多少个老同事为我惋惜：“好好的工作不干，为啥就请长假走了？！”我只能回答：“一言难尽哪！” |
16．谈谈“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殉难的托派成员王坤荣、赵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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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谈谈“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殉难的托派成员王坤荣、赵金声
1949年，国民党蒋家王朝面临最后崩溃的时段，于11月27日在重庆歌乐山下“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制造了一场大屠杀，二百多名革命志士惨遭杀害。被屠杀的殉难者中，有四名托派成员，即王振华、黎潔霜、王坤荣、赵金声，另外还有被杀害的王、黎夫妇的两个孩子王小华、王幼华。王振华、黎潔霜一家四口的被残杀，成为被杀害中最残酷的典型。王、黎夫妇因系托派成员，被认定是“特务”、“汉奸”、“反革命”被打入另册不予评烈，埋名于歌乐山下，忍辱负重长达三十四年之后，又不得给予评烈。是怎样评为烈士的，前面已作了详细说明，这里就不再重谈了。下面再谈谈王坤荣、赵金声：
王坤荣又名王志平，字伯良，笔名向阳，1924年11月2日出生，重庆托派成员。原籍成都，以后全家迁来重庆天星桥43号居住。王坤荣出身于无产阶级家庭，十二岁就在工厂学手艺，以后成为一个熟练的机械工人，车、钳、铣、刨样样能做。1943年参加朱学范领导的“中国劳动者协会”。蒋党特务搜捕“劳协”时被捕。后逃出，前往昆明化名投考昆明中央机器厂工作。不到半年，厂里工人便在他的影响和领导下活跃起来。组织了康乐活动，出墙报，揭发厂里不合理的厂规，争取工人生活的改善。这一切，使厂方恨之入骨，给他扣上了“红帽子”，假造命令胁迫王坤荣立即离厂出境。王回重庆后，先是进重庆二十一兵工厂工作，以后又考进化龙桥第三军用汽车修理厂，王在南岸受军训时被逮捕。释放后，1948年冬，组织“重庆三八联合会”，创办《工联报》，讨论“如何应变”和“保护工厂”，不幸于1949年6月间，在南岸海棠溪再次被捕。先是关押于市区内罗汉寺，关押期间，曾写字条出来要求托派组织领导人为他购买100片安眠药片，当时组织上怕他自杀或者集体自杀，就没有给他买。9月间又转押于大梁子“新世界饭店看守所”，稍后即押解于“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一一．三七”殉难。时年二十五岁。
我的看法是，重庆托派成员王坤荣，1950年初，首批殉难人员评烈时，他的托派身份并未暴露，极大可能是以参加“劳协”的身份评为烈士的。假如他的托派真实身份已暴露，当时是不会评为烈士的，将与王振华、黎潔霜一样，都会因“托匪反革命”被打入另册。
赵金声原名赵风田，1921年生，祖籍山东滨县，重庆托派成员。1937年“七．七”事变前，赵在山东惠民中学读书，由于日本侵略者步步南侵，威及济南，山东大部部分学校已不能继续行课，除少部分学生离校回家外，绝大部分随山东联中南下。赵金声亦随惠民中学加入山东联中。中经河南南阳、湖北郧阳，绕道陕西汉中入川抵达绵阳，学校改名为国立六中。赵在国立六中读书期间，生活非常艰苦，读书学习非常勤奋，并同一些进步同学参加了学校托派支持下的“真理读书会”。当时读书会订有《新华日报》，书刊有《大众哲学》、《社会科学二十讲》、《列宁选集》和《苏联党争》、《苏联党狱》等等。“真理读书会”的宗旨是追求真理，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官僚独裁统治。就这样，赵金声选了他思想政治生活的起点，走上了他自己抉择的革命道路──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即托派组织。
1941年初夏，赵金声离开了国立六中到了重庆。初到时，曾在重庆托派机关与王振华我们三人一起住过几天，后经友人介绍，前往南川第四飞机修理厂当工人。1943年初，赵在看进步书报时，被国民党特工逮捕，关押于巴县五营山集中营。两年当中受尽酷刑拷打和精神摧残，但敌人一无所获，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才被释放。释放后，暂住朋友处，一次外出，发觉有人尾随盯梢，为避风头，在组织的帮助下又西去成都。在成都与托派成员高桓参等，编印刊物《劳动者》秘密散发。1945年底，赵金声又回到重庆，先是在江北相国寺明德小学教书，后经张维良（托派领导人之一）安排在重庆保安路张的文具店当店员。此后，一如既往继续为自己的理想和信仰而艰苦斗争。在这段时间，他曾组织“劳动者社”，主编刊物《劳动者》。为扩大工人阶级的组织，1938年底筹组“重庆工人联合会”，创办《工联报》。
1949年3月15日上午，赵金声外出到下半城办事，在太平门附近，被国民党特务拘捕失踪。当天晚饭后，有一个国民党士兵拿着一张赵金声亲笔写的纸条来找张维良，纸条上写着他被关押在凯旋路西南长官公署里。赵是以要被盖为名，实则是告诉张维良他已被捕。纸条上并注明给来人几块银元。当然，这个士兵就是贪图几块银元而冒险送信的。张维良当即吩咐一位老工友带了被盖送去，但长官公署传达室拒不承认关押有赵金声此人。以后再也没有消息。直到“一一．二七”才在“中美合作社”找到了他被美蒋特务杀害的尸体。
赵金声，一个纯洁无私、热气腾腾的进步青年，为追求自己的理想，终于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这里，我再谈谈赵金声“一一．二七”殉难之后，至今已五十四个春秋仍没有被评为烈士的看法：
1983年“一一．二七”三十四周年前夕，重庆新闻媒体公布了第二批殉难人员评烈的名单，其中有王振华、黎潔霜被评为烈士（王坤荣已在第一批评烈名单中公布）。同样是托派成员，但前后两批名单中，都没有赵金声的名字。就在这第二批名单公布之后，我便把王振华当年在重庆留下的遗物──王用来装存《工人呼声》和其他文件的手提破皮箱和残缺的墨盘等，交给了卢光特老馆长，卢老当面表示感谢。彼此交往相识之后，由于赵金声没有评烈，我便要求看一下赵金声的个人档案，并顺便也看一下王振华的档案。卢馆长当即允诺并批了手条，嘱我到档案室查阅。我在档案室提阅了赵、王两人的档案袋，首先打开赵的档案袋，使我大失所望，除了一张殉难人员登记表之外，其他什么资料也没有，且登记表上只写了“赵全生”三个字。很明显，表上将赵金声的“金”写成了“全”字；“声”字写成了“生”字。当我向管档员说明赵金声的确凿姓名之后，她顺手将“全”字添上了两个小点，成了“金”字，“生”字没有改。这时我才完全明白，就凭这张登记表是无法评烈的。也说明赵金声并非因为“托派”身份而不予评烈。当时，我也向卢馆长声明，赵金声是我们托派的成员。以后，我向卢老写过一份赵金声的事迹资料，是在一个晚上八点多钟，在他的宿舍里当面交给他的。这一资料归档没有，我就不知道了。既然赵是“托派分子”，即使有了再详细的事迹资料，也是不会评烈的。只有看以后的政治气候了。
在王振华的档案袋里，有一份张维良写的关于王振华的情况的交代，中间还谈到了王振华来渝之前，被三常委“开除”的情况，与熊安东同志给我的来信所谈基本一致。并非像梁贻、刘振基所谈王振华已是“叛徒”。我这是首次知道王在上海被开除这一事实。 |
15．关于王振华被开除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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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关于王振华被开除的问题
前面已经谈到，王振华来渝之前和来渝之后的半年当中，梁贻对王振华的欢迎和信任，可以说无以复加。王在来渝之前，梁贻在大家面前对王极力吹捧，并一再问我当年在山东济南和王振华相会的情况。王振华来渝之后，又将《工人呼声》的创刊、主笔、主编大权交王独揽。当时重庆托派在二十一兵工厂作为重点已发展有相当基础，梁贻将该厂托派组织、宣传、领导工作，全盘交给了王振华。但在四十五年之后，梁贻在他写的《回顾》一文中，却改嘴说：“在他（王振华）来到我们石屋（托派机关）之前，我接到上海的来信，说小王已是叛徒”（赵注：所谓“叛徒”，就是背叛组织、出卖同志、投靠敌人、为敌效劳。而王振华的问题决非如此。“叛徒”，是梁贻给王编造的罪名）。试问：明知王已是“叛徒”，怎会又把自己革命组织的最高权力交给他呢？这是梁贻编造的谎言。王来渝之前和来渝之后的一段时间，梁贻根本不知道王振华在上海发生问题的事实。
梁贻在他的《回顾》中（第73页），对王振华有这样一段叙述：“（斯、扈、王、刘）南京沦陷前获得释放，重回上海，他（王振华）在上海三年，清苦生活到了难忍的程度，组织经费靠捐助而来，掌在彭、刘手里。小王乞贷无门，才出一下策：编了一套特工盯上了他，他和特工周旋，甩不掉，叫组织给筹钱或买香港的船票给他，就能无事了。这使彭、刘大惊，也有人看穿，便由组织给他买了船票，他由香港离广西转来重庆”。胡说！再苦的生活王振华也能顶住。我们半年多的相处，他吃苦的精神和耐力，我是知道的，并使我敬佩。
对以上王振华在上海的一段经历，知情人熊安东同志于1993年12月22日给我的来信，有如下的叙述：
“赵兄：《补充》（指我写的《对梁贻〈回顾〉的几点补充》——赵）念给郑老（超麟）听了，他的意见是：‘梁（贻）已死，当然已无法由他本人来更正事实，希望把《补充》写得精简一下，作为梁书的一个附录附于书中处理’。”
“关于王（振华）的问题，（《回顾》）73页一段中‘才出一下策……’的话与郑老的回忆相似。这就是当时开除的原因。据郑老讲，作为组织纪律问题，王的‘下策’做得不对，当时的三常委（彭述之、刘家良、楼国华）借此开除，也就过份了的。”
“当时的情况，并不像梁（贻）说的，‘王在上海三年’等等，而是王（振华）与寒君在港负责南方的工作，在政治理论问题和组织原则问题上，与上海方面有意见分歧，王代表南方的意见，（由港）来上海陈述，不被采纳，使得王的生活发生困难，连回去的路费也无着，才做出了‘下策’一节。一时弄得人心惶惶，使得六个编委（彭、刘、楼、郑超麟、王凡西、陈其昌）都要搬家。最后还是由组织买一船票，送他离开上海。之后不久，寒君等二人又因意见分歧被开除。彭去港宣布解散南方组织，重新登记。据我推想，王在这种情况下，被迫不得不离开而去内地的。就在那同一时期，上海的六个编委之间也发生了‘意见分歧’，争论了一段时期后，就分裂成两个派别，即所谓的多数派、少数派。在郑和王（凡西）的回忆录中也都谈到一些和他们各自的看法，可参考不多述。”
“在四川时，我与梁（贻）没有见过面，但闻其人，很有崇敬心情。1946年终，在上海苏学常的大哥家相识，那时他无职业，在北火车站贩鸡，常去苏家吃晚饭。接触多了，我对他产生了我个人的看法。虽然几十年已经过了，现在看了他写的《回顾》一文，我觉得文如其人。关于王（振华），在37页、73─74页共有六段文字，虽然是写别人，实则是写了自己！特别是对一个人的‘私事’那么津津乐道，表现了一个人的气质！再谈，祝新年愉快，身体健康”。
熊安东同志的信中，谈到彭（述之）去香港宣布解散南方组织，重新登记，王振华既被上海三常委开除，当然就被排除在登记之外而失去组织关系。这就是梁贻说的：在王振华来渝之前，梁就知道王是“叛徒”。说来说去，“王是叛徒”乃出自梁贻之口，是梁贻在重庆宣布王是“叛徒”的，而不是“开除”。对三常委开除王的决定，照郑老超麟的看法：“王的‘下策’做得不对，借此开除也是过份了的”。
1941年五月（也许稍后一点），梁贻才真正知道，王已被上海三常委开除，他把“开除”变成了“叛徒”，而且一直不向我透露，却把王振华的生活推给了我。他知道王振华和我的关系比较密切，也就把我视为“准叛徒”了。为此，他和刘振基一起合议，将王和我两人排斥在重庆托派组织之外。王振华被捕之后，我就变成了“孤家寡人”。详细经过前面已经谈过，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
14．王振华、黎潔霜评烈的前前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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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王振华、黎潔霜评烈的前前后后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国民党蒋家王朝的覆灭，这是中共建党二十八年来党和全国劳动人民流血奋战换来的成果。在漫长的革命斗争中，中国托派也曾为它洒下了光荣的鲜血！新社会的开始，它将意味着一切应该从实际出发，讲求实事求事，对待托派同样理应求实。遗憾的是现实并非如此。重庆解放之初，在清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死难人员身份和评烈工作中，认定王振华、黎潔霜死难夫妇既是托派，当然也就是该死的“特务”、“汉奸”、“反革命”，自当打入另册。结果是：“于是他俩终因‘托派’而不列名，长期于歌乐山下不为人们所知”（见《重庆日报》1983年8月31日的报道《火中的凤凰》）。
王振华、黎潔霜殉难之后，在血写的历史面前，沉冤于地下忍辱负重，承受了三十四年不白之冤。经历了多少个千淘万滤和人们的奔走呼号，终于在1987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们才被评为烈士。评烈的依据是：
“他被捕（后）的前两年还是托派思想，但后来对斯大林格勒大战的看法是错误的，渐渐变好了。尤其最近一年多，他已经完全接受了共产党的思想和主张。‘一一．二七’临难时，他高呼的是‘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1983年8月31日《重庆日报》第二版《火中的凤凰》）。
王振华、黎潔霜就是根据以上的说法被评为烈士的。我对以上的说法提出以下质疑：
从解放起，一直到1983年王、黎评烈之前，从来没有“他（王振华）已经完全接受共产党的思想和主张”的说法，更没有“‘一一．二七’临难时他高呼的是'‘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说法。假如这是事实，不只说明王振华已叛变托派投降了共产党，更说明托派的失败和共产党的威望与成功。对共产党来说，绝对没有保密的理由和必要。但又为什么尘封了三十四之久才公诸于世？再看：
（1）1949年底，地区政府在大同路小学展出了王振华、黎潔霜的事迹，主要是将王、黎和他们两个孩子全家四口被国民党蒋介石一起杀害，作为最残酷的典型来宣传的。但宣传展出的数据上并没有提到两个“万岁”和他改变思想、信仰的问题。当时，我是抱着特有的心情前往展场对展出资料一字不漏地看过的。
（2）1997年12月21日刘ｘｘ给我来信谈到：1950年初，托派主要领导人之一——隗宽，专程去南温泉的疗养院，拜访了脱险志士曾和王振华一起在“白公馆”坐监的罗广斌。隗宽详细地询问了罗广斌关于王振华在监狱的思想状态和生活情况，罗广斌详细谈细谈了王振华夫妇和两个孩子在监狱生活的艰苦和他们夫妇意志的坚定。并没有谈到“完全接受了共产党的思想和主张”，也没有谈到两个“万岁”。罗广斌还谈到王、黎二人在重庆快要解放前，做了许多布鞋。王说：“出去之后，我们不能依靠救济，应该自己谋生”。意思就是政府不会管他们的生活出路。这也可以说明他怎样看待自己的身份。
（3）“一一．二七”白公馆监狱脱险的志士比较多，一直到1983年之前这段时间，也从来没有哪一个谈到王振华的这一思想转变和两个“万岁”。1983年“一一．二七”纪念大会期间，我有幸见到了与王振华一同关押于白公馆监狱的脱险志士郭ｘｘ时，在谈话中只说她与黎潔霜比较接近，谈到王振华他们一家的苦情，但也没有谈到王振华的这一思想转变“万岁”问题。
（4）烈士墓展览大厅，在长达三十四年的公开展览中，各种资料也都没有谈到王振华的这一思想转变。更没有两个“万岁”的资料。
（5）1955年6月15日，白公馆监狱长杨进兴（杨大发）在四川南充被捕，一直到1958年5月16日被处决，在这三年当中新闻媒体作过几次关于杨进兴的报导，并公布过他的交代，也没有谈到王振华临难时曾喊过两个“万岁”。如喊有两个“万岁”，刽子手杨进兴应该是第一个确凿知道的。在人民政府面前谈出来对他有利，他不会不谈。这也说明，在刑场上决没有两个“万岁”的事实。
（6）“52.12.22”全国托派被一夜捕尽之后，我们十三个真真假假的托派，被关押在曾经关押并杀害过托派四烈士的“中美合作所”“杨家山”。每周都有“肃托理论专家”来给我们讲课，课本是《肃清帝国主义间谍托洛茨基匪帮》。学习之后，不但是没有起到半点作用，反而令人感到无比愤慨，因为此“教材”满纸都是编造的谎言。假如改用“你们的头子王振华早在国民党蒋介石的监狱里，‘已经完全接受了共产党的思想和主张’，并在临难时，他高呼的是‘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用这些话来教育这些“托匪分子”，我想，或者收效之大，不可估量。但却没有拿出作为最好的教材来使用。为什么？因为这不是事实，王振华也决不会违背自己的政治良心讲出这些话来。况且，王振华的“思想转变”和喊出的两个“口号”，那时没有“创作”出来。
我的看法是：王振华、黎潔霜在国民党监狱里的事述，和全家四口一起被国民党蒋介石杀害的残害事实，即使是三十四年来一直不准宣传，但早已是人人尽知。他们一家灭门成烈的形象，并不在所有烈士之下。人们会问：“王振华、黎潔霜为什么不能评烈？”难道他们是国民党的特务吗？试问，执政者当局将何以作答？何况，时代已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实事求是”之后，而王振华、黎潔霜永不评烈，能在广大人民的面前说得过吗？但是人民政府也有它的难处，王、黎都是托派，在共产党的辞典里，托派又都是间谍、特务、汉奸、反革命，谁敢作主为两个“托匪”反革命评烈？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让王振华在殉难三十四年之后，为评烈又从坟墓里喊出了两个“万岁”的口号，并声明“完全接受了共产党的思想和主张”。只有这样，才能顺理成章，事情也就算“搁平”了。
在这里似乎已无需再说，在我与王振华长期相处的日子里，我所知道的王振华，他那铁骨锋锋的政治质量和他那宁死不屈的意志与信仰，谁也无法使他有丝毫的变异。套古人的话可以这样说：“撼山易，撼王振华难！”常言：“历史为真理说话，政治为利害服务”。也就是说，是真是假，历史最终总会做出定论；政治嘛，只要对我有利，我可以歪着嘴巴、昧着良心讲话。 |
13．王振华、黎潔霜八年监禁和生命的最后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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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王振华、黎潔霜八年监禁和生命的最后时刻
王振华于1942年春在重庆华岩高农校被捕，賡即在江津白沙女子师范学院将其女友黎潔霜捕来，一起关押在重庆，地点不清楚（有人说是关押在浮图关）。一年以后（1943年），在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签与美国特务梅乐斯主持之下，签订合作协定，分别在重庆磁器口、贵州息烽阳朗坝、江西上饶茅家岭等地建立了规模庞大的集中营。王振华、黎潔霜被列为“重犯”、“要犯”，由重庆押解贵州息烽集中营监禁。1946年3月，息烽集中营撤销，他们又被押回重庆，囚犯在磁器口“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白公馆监狱。就在这年，他们俩在这座监狱里成婚。1947、1949先后生下王小华、王幼华两个孩子。1949年11月27日，全家四口一起遇难。
根据白公馆监狱脱险志士们的回忆：王振华、黎潔霜在关押期间，意志非常坚强，虽历经残酷刑讯、百般折磨以及威迫利诱，但他们从未表示过屈服。
“在监狱里，敌人曾以‘感化’的手段引诱王振华‘合作反共’，遭王严辞拒绝；他们又以同样手段妄图收卖黎潔霜，黎投以鄙夷的眼光，不予理睬”。“1947年（黎潔霜）生小华于牢中，1949年1月又生幼华。在生小华后，特务头子徐选举要她写悔过书取保出来，她坚决地拒绝了，她不愿意离开她受难的爱人──王（振华）烈士。（黎潔霜）在牢里非常的苦，带着两个可怜的小孩子，没有营养的牢饭，自己还害着严重的胃病，奶水不够，孩子天天哭着。但她耐心地带着娃娃，等待着天亮的到来”。（以上见1983年8月31日《重庆日报》报导：《火中的凤凰》）
“1949年初，黎潔霜又生了第二个儿子，取名王幼华。残暴的刽子手杨进兴没有儿子，见到刚生下不久的王幼华乖巧，便威胁王振华，妄想把王幼华抱给他作儿子。王振华知道了这个可耻的目的，转身就走。黎潔霜知道后，愤怒地骂道：‘宁愿把孩子掐死，也不给那王八蛋作儿子’。夫妻俩在敌人面前威武不屈、爱憎分明，表现了他们清白高洁的气质。……”（见《党没有忘记他们》中的《一对宁死不屈的患难夫妇》。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编写）
1983年“一一．二七”纪念大会期间，在会后午饭时间前，经“红岩英烈亲属联谊会”副会长孙重同志介绍，我有幸见到了白公馆监狱脱险志士郭ｘｘ女士。她谈到她与黎潔霜比较接近。她说：“王振华、黎潔霜身体都很不好，黎潔霜有病，还要带孩子，但他们很勤劳，常常帮助有病的难友洗衣服和其他工作。常用他们简陋的炊具为生病或受刑的难友服务”。是的，王振华无论在任何危险或艰苦的情况下，首先想到的总是别人而不是自己。
王振华、黎潔霜夫妇，在蒋家王朝的监狱里，熬过了苦难的八年，最后，终于抱着自己的终身理想──共产主义事业，走完了曲折、坎坷而又苦难的一生，于1949年11月27日全家四口一起被国民党蒋介石屠杀了！《一对守死不屈的患难夫妇》中，对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刻，作了如下的报导：
“……刽子手们从白公馆楼下牢房最先押出王振华、黎潔霜夫妇和两个孩子。夫妻俩在敌人的长期折磨下，身体虽然十分虚弱，还是昂首挺胸，竭力抱好孩子，毫无惧色地迈着坚定步伐，高呼着口号，向刑场走去。在铁窗内的难友们，含着泪花为他们送别。难友们看不出他们夫妇俩有丝毫的恐惧与忧伤，而是神态严峻，步履坦然地向前走去，还不时地回头依依不舍地向难友们告别。
“临刑时，两岁多的小孩王小华，看见押着他们一家的刽子手们，一个个凶神恶煞的样子，吓得大哭起来，不住地叫喊：‘妈妈，我怕！妈妈，我怕！’黎潔霜看着紧紧伏在他们俩身上的两个儿子，听着儿子凄惨的哭声，母亲的心都碎了……，她转过身对押着她的刽子手杨进兴说：‘你们多打我几枪，把孩子放了’。杨进兴想到过去要抢王幼华做儿子，遭到王振华、黎潔霜的唾骂，这时便凶狠狰狞地一笑，大声吼：‘把孩子一起打，斩草除根！’
“‘一起就一起，你跟这群狗讲什么！’王振华高声喝住妻子。刽子手们夺过他们手中的孩子，就在他们眼前先把孩子残杀了。黎潔霜愤怒地扑向孩子，身中数弹倒在血泊中。……”
王振华夫妇一家，就在天将黎明的时候全被杀害了。时年，王振华三十八岁，黎潔霜二十九岁，王小华两岁多，王幼华只有八个月。 |
12．“52.12.22.事件”──解放以来全国最大的冤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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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2.12.22.事件”──解放以来全国最大的冤案之一
1952年12月22日一夜之间，全国托派包括被株连的家属共有五、六百人，全被人民政府逮捕，无一漏网。几十年来，国民党蒋介石对中国托派捕尽杀绝而始终未能达到的目的，新中国的人民政府代为完成了。这一天，正是斯大林七十三岁（1879、12、21）诞辰之夜，也许是选定这一夜消灭中国托派，为斯大林献上一份厚礼。就在苏联官僚集团举杯为斯大林祝寿的21日子夜，中国全面肃托也同时开始了。
1952年12月20日，我突然被调往沙坪坝电力公司办事处工作。21日的晚上，两位保卫科的人员也搬进我住的宿舍同住，大家谈谈笑笑十分和谐。凌晨五点，他俩蓦地翻身起来，其中一人右手掏出一支三号左轮，左手亮出“逮捕证”，凶神恶煞地大喊：“赵芳举，你被捕啦！”“为什么？”“到时你会晓得，带上铺盖、衣服、用品！”其实，我早已料到这一天的必然到来。我立即想到，这是斯大林“肃托”的扩大和延伸。鉴于斯大林的“肃托”手段，我料此去已无归路。看你们横行到几时？！
后来得知，在捕我之后，又立即开车去抄了我的家。锅碗瓢盆和三个孩子合盖的一床棉絮等等全都不要，只抄走了《不断革命论ABC》、《共产党宣言》和十二本《列宁选集》等。当然，就凭黎昌堃事前拿来的这本《ABC》，已足以作为治罪的铁证。而斯大林根本就不需这些“罪证”，就可随意枪杀成千上万的良民。
这天凌晨我一被捕，即被押上一辆吉普车直达公安总局，但是拘留室里已蹲着男女十多人。一个公安警察当众宣判了我们的罪行：“你们都是‘托匪反革命’”。宣判完毕，逐即一起押上一辆大卡车，径直开进了蒋介石关押并杀害我们四位托派烈士的“中美合作所”内的“杨家山”上。几天之后，我已弄清楚这真真假假十三个“托匪分子”的基本情况。关押两个半月之后，在对我的审问中警告我：“看你还要抗拒到几时！”前面已经说过，审讯中向我宣读了刘振基的一段坦白交代，说我在蒋介石搜捕托派之后“怕死不干了”。在这种场合，我也没有必要去弄清是非，“怕死”就怕死，“不干”就不干了。
“52、12、22”事件”，重庆地区被捕托派成员的情况，事后至今，我比较了解的有以下同志：
张维良，字乐三，1916年生，浙江慈溪县（即今余姚县）人。抗日战争前，在上海参加托派，1939年到重庆，经营文聿出版社，出版发行进步书刊，1941年初春，王振华到重庆，张与王振华、梁贻、刘振基、赵芳举等共同创办托派刊物《工人呼声》，积极投入抗日宣传活动。1941年10月、1942年春，梁贻、王振华先后被捕，张即负责重庆地区托派领导工作。以后（大概是1946年）重庆地区托派成立“四川地方委员会”，张维良仍为负责人领导地委工作。1952年12月22日被捕，判刑12年，是重庆被捕托派成员中判刑最重的一个。被捕后，先是关押于重庆渣滓洞劳改队，1958年2月转押于重庆南岸孙家花园劳改队。直到I960年，经多方査询，始知已被押解四川西昌。再向西昌劳改科查询，回答是：“査张犯已于1958年3月22日病亡”。迄今尸骨下落不明。
自从张维良被捕之后，其家属几乎全都受到株连。大女儿张曼妮，高中毕业后报考大学，因父亲是“托匪反革命”，不予录取。以后经人介绍，到市中区和平路小学代课，不几天，查明其父亲是“托匪反革命”，立即辞退。再到街道办公室登记待业，街道办以其父亲是“托匪反革命”，不予登记。至此，孩子已无路可走而暴毙身亡，死年不到四十岁。小女儿张曼芸，系文化用品公司修理部工人，已结婚并生有一个孩子。丈夫在北京工作，为“自己的事业前程”免受妻子“托匪反革命”家庭的影响，提出与妻子张曼芸分手。面对结婚多年的这一现实，张曼芸无法接受这一打击，竟即投江自尽。以后在长江下游唐家沱发现了她的遗体。张维良的妻子姚韵玉，系重庆文化用品公司干部。张维良以“托匪反革命”罪被人民政府逮捕之后，姚即被单位赶出了原有的住房，另给一间又窄又黑暗的小屋子。姚大姐由于丈夫的冤死和两个女儿的双亡，年年岁岁忍辱负重，因而积郁成疾，与世长辞！
隗宽，国立六中学生，在学校参加托派。到重庆后，在中法大药房当店员。1948年，上海托派多数派建党——中国革命共产党，隗宽被选为候补中委，也是重庆托派组织主要领导人之一。隗宽对重庆托派组织拓展，以及后期托派工作包括四川地委会的组建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一一·二七”大屠杀之后，隗宽与刘××、李绩等，亲往“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大屠杀尸坑最先发现托派四烈士的遗体。《革命四烈士小传》刊登《新蜀报》稿件的撰写，也是出自隗宽之手。1952年春天（早于“52、12、22”）被捕，先是关押于重庆第一看守所，同被关押的托派成员康至全，看见隗宽在教犯人唱歌。1954年春，隗在松山农场劳改。不能确知现在是否健在。据刘××谈，很可能与张维良等，一起死于押解西昌以西的木里县劳改营途中。
范文华，国立六中学生，1939年在学校参加“真理读书会”（托派外围组织），以后参加托派，成为托派组织成员，为组织发展和工作的开始，做出了极大贡献。在国立六中“真理读书会”的推动之下，学校成立了学生会，范文华被选为第一任学生会主席。为代表学生争取福利——添置饮水设备，被学校开除。为此事，托派发动全校学生罢课，提出强烈抗议，迫使学校当局收回了成命，罢课运动取得了最终胜利。1941年范到重庆参加托派工作，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和发展组织，为重庆托派工作的不断开拓做出了最大努力。为加强与上海中央的联系，前往上海。1947年返回重庆，在渝半月又回上海。“52、12、22”被捕，判刑十年（孟宪章同志回忆），是重庆托派成员判刑最重的第二人（张维良判刑十二年）。但不知在何地被捕判，也不知关押在哪个监狱。以后情况不清楚。
刘振基，湖北省黄陂县人，电力工人，抗日战争中，武汉失守之前到重庆。先在重庆磁器口军政部制呢厂工作。1939年，刘振基也进入该厂，经梁贻发展为托派成员。1940年上半年，转到重庆电力公司业务科用户股任领班技工，对重庆托派组织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定的作用。1942年前后，国民党蒋介石对重庆托派大搜捕中，刘振基被北区宪兵队逮捕，关押于枣子岚亚看守所，半年后无供释放。1945年初春，电力工人胡世合在执行取缔窃电任务中，被大特务田凯枪杀，重庆托派就此发动了一场轰动大西南的反特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刘振基是最先发动者。最终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处决杀人凶手大特务田凯，以平息即将爆发的全市工人反特大罢工。“52、12、22”，刘振基在海南岛被捕，以后情况不清楚。
杨寿源，山东陵县人，国立六中学生，在校参加托派。1941年初到重庆参加托派工作。先是在文聿出版社当学工，以后到《益世报》当排字工人。不久，又进二十一兵工厂技工学校学习。1941年9月被国民党逮捕，抗战胜利释放。在重庆期间，为重庆托派组织做了大量工作。“52、12、22”被捕，关押于上海监狱，病死狱中。是他的姐姐去上海监狱收的尸，其家别无亲人。
黎昌堃，四川乐山县人，初中程度，重庆电力公司电工，托派成员，参加重庆托派组织之后，在宣传、联络、传递等各方面为组织做了不少工作。在“胡世合事件”反特斗争中，积极下厂与发电工人联击，鼓动工人起来和特务斗争，最终取得胜利。“52、12、22”全面“肃托”中被捕，1954年宣判，以参加托派罪判刑六年。先是关押于松山劳改农场，1958年3月转押于永川劳改茶场，刑满后留场担任电工。在场内与另一刑满女工结婚，无子女。1987（?）年夫妇两人回重庆定居。此后，黎在重庆北区干路双溪沟一家工厂做临时电工，不久（约三、四个月），因病亡故，病情不详。其妻迁往十八梯街胞姐家中。
任玉玺，国立六中学生，在校参加托派。1941年春到重庆，曾在托派机关内住过一段时间。后经张维良介绍，进入重庆南岸区酒精厂工作。1942年春被国民党逮捕，关押于江北区兴隆场集中营——战时青年训导团，抗战胜利后释放。此后，曾在重庆民生公司工作。“52、12、22”被捕，1956年，托派一部分在押人员集中时，曾与刘××短时关押在一起。以后又押解上海监狱服刑，病死狱中。
刘有绶，四川西充县人，初中程度，重庆电力公司技术工人。受刘振基、黎昌堃影响，发展为托派成员。解放后，以进步工人名义，被公司工人选为重庆电业工会主席，也曾代表西南电业工人出席北京全国先进工作者大会。1951年，因执行李立三的工会路线被解职（注：当时李立三是全国总工会主席，提出“工会监督党”。）“52、12、22”以“参加托派罪”被捕’关押一段时间之后，押送原籍四川西允县“监督改造”。1959或1960年，在全国三年大饥荒中，饿病亡故。当时遗下妻子一人和年幼儿子三人，其中—子系精神病人。据其弟刘有维讲述，其兄有绶临终时大喊“冤枉”！其弟问我“我哥临终一直呼喊冤枉，是不是被人诬陷为“托派”而喊冤枉？”我说：“你误会了，你哥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托派是革命组织，他被扣上‘托匪反革命’帽子，是冤枉的”。
王春禄，籍贯山东，国立六中学生，在校参加托派，到重庆之后，进入南岸区邮局工作。南岸市区部分托派成员开会，一般都在王春禄家中，他家有较好的掩护条件。“52、12、22”被捕，判刑5年，最先关押地点不清楚。1956年，部分在押托派人员集中时，曾与刘××短时关押在一起。根据其妻吕秀屏（曾被关押八个月——受株连）谈，王春禄死于西昌一带的劳改营（另一说法是死于西昌以西的押解途中），至今尸骨无从寻觅，遗有瘫痪的妻子和女儿一人。吕秀屏是在丈夫王春禄被捕之前一个月怀孕的，吕被株连逮捕关押七个多月之后即将临产，这时吕已被单位除名（吕秀屏系西南医院护士长），关押部门将其遣返川北原籍。父母早亡，别无亲人。为临产和生活所迫，以二十岁之身嫁给了一个六十多岁的孤老头为妻，赖以为生。日后因病无钱就医而终身瘫痪。
刘昌明（刘国鼎），重庆某飞机装配工厂技术工人，托派成员，曾住在重庆小龙坎豫丰纱厂其兄处。“52、12、22”被捕。1956年在押部分托派人员集中时，曾与刘××短时关押在一起，以后情况不明。
郭毓英（郭树英），国立六中学生，籍贯山东，托派成员。1941至43年，与托派成员李慎之、高桓参在成都圣修医院治病。到重庆后，曾在重庆巴县陈家桥示范小学任教（接替李慎之的工作）。“52、12、22”郭在重庆求精中学教书时被捕。1956年部分托派人员集中时，曾与刘××短时间押在一起。1958年刑满后，调转重庆松山劳改农场附近的新建机械劳改厂就业，直到1963年以前，仍与刘××由书信往来。以后情况不明。
张镜清（张志海），国立六中学生，托派成员。当年在重庆参加托派活动的情况不够清楚。“52、12、22”被捕后，先是关押在成都，1956年9月，押转重庆，与其他托派关押在一起，分开后情况不明。
刘××，山东人，国立六中学生，在校参加托派。1940年到重庆，曾先后在中国兴业钢铁公司、重庆西北工厂工作、以后在重庆南方印书馆当过排字工人。他为重庆地区托派组织作宣传、掩护、传递、散发等大量地下工作。1945年，国民党大特务田凯枪杀电力工人胡世合，以及1946年特务打死工人栾春生的事件中，刘××曾两次亲自到现场散发托派反特传单。“52、12、22”被捕判刑五年。最初关押于“中美合作所”松林坡，1954年宣判后，在松山劳改农场劳动。1957年刑满留场，1958年调西昌，仍在劳改单位就业，一直到退休。
孟宪章，曾用孟宪武、李诚等化名，籍贯山东陵县，国立六中学生。此前，1937年在山东济南齐光中学读书期间，即受该校教师阎子桂的影响和秘密传阅托派机关刊《火花》接触托派思想而倾向托派。“七·七”事变后，山东各中学西迁，合并为国立第六中学。孟在六中，先是积极参与发起组织“真理读书会”，以后参加托派称为托派成员。1939年9月到重庆，参加重庆托派地下工作。先在中国兴业钢铁公司工作，以后转入二十一兵工厂当工人。在工作期间，积极开展托派工作，散发托派革命刊物《工人呼声》和抗日传单等。并在厂内发展白玉喜为托派成员。当年，孟与王振华多有接触，坚持碰头小会。后被特务发觉，包围追捕，在王振华和师兄弟们的掩护下，由地道逃脱。随后，又在歌乐山被特务跟踪追捕，摆脱后随师傅逃往四川西南的乐山县，这时是1941年中秋节后。紧接是国民党对重庆托派连续大搜捕，组织几乎全遭破坏，以致孟与组织失去联系。1958年8月23日，孟的托派问题暴露，判管制五年。随后，又因孟宪章主持生产的三十二台机床未能按时完成任务（以当时生产条件和人力等，根本无法完成这个大跃进任务），孟被诬陷定罪为“对管制五年不满搞破坏”，判刑十五年。面对十五年的重刑，孟宪章冤苦难言！上下家属全都受到轻重不同的株连。孟宪章同志已于2000年7月30日因病辞世。
李慎之（李雨亭），籍贯山东，国立六中学生。在校期间，经范文华推介，参加了“真理读书会”（托派外围组织），并积极为该会墙报《思潮》搞工作，之后被发展为托派成员。在校期间为托派的发展壮大做了不少工作。出校后去成都，由于正式就业困难，一直搞临时工作。李对工作认真负责，兼有较强的组织能力，被民盟吸收为盟员。1945至1947，一直负责成都汽车工人工会工作，成绩卓著。1947年7，8月间到重庆，曾先后在明笃小学、惠民中学工作。稍后，经袁泉介绍前往歌乐山筹组工人倶乐部，短时间内即初具规模。这时，中共老党员李某专程由成都来重庆接见李慎之’基于李在成都汽车工人工会的一贯工作和表现，表示对他的信任，李慎之被正式吸收为中共党员。此后，俱乐部的情况被内二警发觉，李遂离开倶乐部去巴县示范小学工作，一直到解放。解放后，先后在二十一兵工厂和西南兵工厂工会工作。“52、12、22”以托派罪被逮捕，同时宣布开除中共党籍，关押于“中美合作所”“杨家山”，一年后释放，未判刑。已于2002年I2月25日病逝于重庆南坪珊瑚村。
李绩，重庆化龙桥汽车配件厂工人，托派成员，积极参与托派地下工作，为重庆托派的发展和抗日宣传工作，做出了大量贡献。“一一.二七”大屠杀后，李绩与隗宽、刘××等，亲往“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大屠杀尸坑最先发现托派四烈士的遗体。“52、12、22”被捕后，1957年有人见他仍在化龙桥汽车配件厂，但未交谈。以后的情况不清楚。
方青，安徽安庆人，托派成员。解放战争中’参加西南服务团随军人川。“52、12、22”在重庆被捕，一段时间曾与刘××关押在一起，1957年释放回安庆。
赵芳举（文昇），籍贯山东青州，1934年秋末，在济南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后改“山东乡村建设专科学校”）参加托派。“七、七”抗日战争爆发，前往冀豫前线宋哲元二十九军一八一师政工大队参加抗日宣传和统战工作。1938年春南行路经河南新乡途中，遭日机轰炸负伤，退武汉后方医院。伤愈，考进国民党中央军校（前身黄埔军校）第十四前步兵科学习。—年毕业后，分配新编十二师—团-营三连任连副兼第一排排长，驻防重庆白市驿军用飞机场，保卫机场的安全。重返前线的意愿已无希望。1940年秋，经重庆托派组织梁同志亲往通知，令赵即时退伍到重庆市区参加托派地下工作。几经周折获准离伍后，转业重庆电力公司工作，同时投入重庆托派地下活动。1941年初春，王振华由香港辗转来渝。在他的主持之下，重庆托派创刊《工人呼声》。在编刊工作中，赵任刻印、发行和掩护工作。1945年初春积极参与“胡世合事件”反特斗争。“52、12、22”以参加托派罪被逮捕，关押于“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杨家山”，一年后释放，未判刑。
重庆托派组织（包括后期的四川地委会）的成员，绝大部分先后来自国立六中的学生，少部分则是重庆本地发展的，总共人数四十七人。除被国民党蒋介石直接捕杀于“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王振华、黎洁霜、王坤荣、赵金声托派四烈士之外，另有单才、李广智、王学诚三人，为逃避国民党的追捕被迫流亡与组织失去联系，以后得知，终因贫病交加而死亡。此外，就是张维良等十八人，“52、12、22”被捕判，其中有的死于监狱，有的病死押解途中，极少部分有幸活了下来。
重庆地区托派成员，除以上二十五人之外，尚有二十二人大都是解放前后流散外地，亦未漏过“52、12、22”人民政府的“肃托网”。就如刘振基，解放前夕只身秘密逃亡海南岛上隐蔽，最终还是捕获归案。
“52、12、22”对托派捕判的逻辑是，首先将托派认定是“国民党的特务”、“帝国主义的间谍”、“抗战时期的汉奸”。凡是参加托派组织的成员，当然都是“托匪反革命”。试问既已这样定性，何需经过人民法院审判这一形式？更无需什么〈中央人民政府处理托匪案件条例〉。这《条例》本身就是非法的东西。这里就以当时人民法院西南分院的一份《判决书》和当事人的《申诉书》为例，看看当事人到底犯了什么罪？兹抄录于下：
西南分院54刑××号
刘犯××，1939年加入托匪反动组织后，即积极钻硏托匪理论，散发反动传单，撰写反动文稿，污蔑苏联红军而取得重庆托匪组织的表扬和信任，为重庆托匪组织“中心小组”成员之一多数派骨干分子。1946年重庆托匪为隐蔽掩护其首要张维良的活动，该犯即忠实为张匪起联络和传递作用。同年重庆托匪组织“四川地委会”时，刘犯在其领导下与隗匪宽等印发《劳动者》、《电光》等反动刊物，并亲自到民生机器厂等地散发，毒害当地青年群众，1948年托匪“中央”多数派发出“建党”指示时，×犯又积极响应’发表“我的意见”一文，表示拥护并答应参加“中国革命共产党”为党员，保管托匪经费、书刊等。重庆解放后抗不自首，仍与托匪骨干分子保持联系，在“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运动中造谣破坏散布反革命谬论，歪曲和平政策并向托匪戴某建议：“目前暂缓活动，待中共失去人民拥护时再乘机而起”。后经我公安机关侦察属实逮捕归案。在审讯中仍采用两面手法避重就轻拒不老实交代，似此无有悔改诚意的反革命分子，特依据《中央人民政府处理托匪案件条例》第一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处有期徒刑5年。
申诉书2000年×月×日
申诉人刘××，1924年出生，四川省葡窝监狱退休职工，现住四川省凉山州西昌。
我于1952年12月因托派案件在重庆被捕，54年2月被最高人民法院按《中央人民政府处理托匪案件条例》以“54刑××号”判决书判刑5年。（附判决书抄件）
1991年，我国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的第二版。这个新版本对托派的评价上与以往的旧版本（第一版）对比，有着根本性的改变。旧版本中对托派的所有不实之词——反革命、特务、汉奸等等，在新版本中被全部删除，并表明过去在对托派的认识上是偏信了第三国际的错误论断。
这里，请对照参阅新、旧两种版本《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里《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的注〔33〕。旧版本里的注〔33〕，对托派可以说满篇皆是谩骂诬蔑之词（反革命、间谍、匪帮……）；而新版本中的注〔33〕，完全删去了旧版本中建立在第三国际斯大林谎言基础上的诬蔑和谩骂。尽管由于长时间的历史偏见，仍不免带有一些并不切合实际的指责和批评。而从整个内容看，与托派的矛盾性质已只是路线、方法之争了。
新版本《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论持久战》一文里新增加一条注〔9〕文字不多，摘录于下：
注（9）……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主张抗日，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乃是听信了第三国际内流传着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
在托派蒙受“汉奸”、“反革命”种种恶名达数十年之久，终于澄清了托派还是主张抗日的，以前种种，乃是听信了第三国际的“错误论断”所致。那么，那些因此而收到种种不公正对待的受害者，就应该给予平反、昭雪的了。
关于指责托派“攻击抗日民族统—战线政策”，就我所知，托派认为在三十年代的当时，所谓“统一”，只能是有利于国民党蒋介石。托派当时是提出“联合战线”，即各抗日力量平等的联合，反对把抗日战争的领导权交给最不可靠的蒋介石。
早在1988年，前苏联就已经为托洛茨基平反，认定以前所控罪名全系捏造。从《毛泽东选集》第二版来看，党中央对托派也已重新评价。把托派列入反革命名单的立法依据已不复存在。那么，在政法范畴里，对托派案件的受害者，就应该给予平反、昭雪。
我是一个政治犯，只是因为在学生时期（15岁）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又为三十年代斯大林的血腥清党所震惊而加入托派。解放以前一直是冒着生命危险从事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地下活动。现在谨就原判决书所列“罪名”提出申诉
理由如下：
一、《中央人民政府处理托匪案件条例》从未公告实施，是个秘密法令。从以上《毛泽东选集》新版本的两条注释来看，《条例》也没有理论、立法依据，应予废除。
二、判决书指控我于1946年到民生机器厂散发传单，抗议国民党特务杀害该厂工人栾春生是“毒害当地青年群众”，如此定性何以服人？
三、判决书所列另一罪名“污蔑苏联红军”是指我曾于1944年批评胜利逼近华沙的苏军没有及时地去援救华沙起义的波兰人民，致使那次起义受到法西斯占领军的血腥镇压，二十多万起义者被杀害。
1986年3月9日出版的《文摘报》上刊登的《我与斯大林打交道胜过您的外交部》一文这样写道：“……当时邱吉尔向罗斯福施加压力，要他同意英美联合向斯大林发一份抗议电报，敦促斯大林支援华沙的起义者……”。该文证实我的批评是正确的。而且，批评外军的错误指挥何以构成犯罪？
四、纵观判决书全文，并没有实质性的犯罪事实，只是从传统的“托派就是反革命”这一错误逻辑为前提，以第三国际的错误论断为依据。现在这些前提和依据，都已被历史所否定。
此外，一些主持正义尊重历史的学者，在充分调査硏究之后，也呼吁平反这一冤案。这里，摘录中国人民大学高放教授2000年访问美国后，所写的《访美归来话托派》一文中的片段，请予参考：
“过去，我们传统的观念是把托派视为“反革命”，一言以蔽之，其实很不符合实际，……总之，托派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它代表贫苦工人的利益，反对资本主义，主张社会主义，向往共产主义。在这四个基本点上，与共产党是一致的。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认为各国共产党应该善于同托派求同存异，加强沟通，化解愤怨，增进合作。这样才能促进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
多年来，我已申诉数十次，中共中央、政法工作者、法官，请主持正义，主持公道，实事求是地为共产主义运动中这一最大冤案平反。
附原判决书抄件一份呈
申诉人：刘××呈
就以上判决书和受害当事人的申诉可以看出，代表中国人民政府的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份判决书多么荒谬！笔者当年即已有所知，“民生机器厂事件”乃国民党特务杀害该厂进步工人栾春生的罪行，引起该厂工人为栾春生的讨回公道而举行追悼大会。当时重庆托派由刘××亲往现场散发反特传单，声言支持工人的正义行动，而坚决反对国民党特务的杀人罪行。时经8年之后，新中国的最高人民法院，却认定被告散发这一传单是“毒害当地青年群众”，这是站在什么立场说话？我们再看1945年2月19日，国民党特务田凯枪杀电力工人的“胡世合事件”，当时也是刘××前往胡世合被杀现场和长安寺追悼大会散发过托派反特传单，也就成了“毒害当地市民群众”了。当时，国民党重庆市警察局长唐毅，就在胡世合被枪杀的现场提高嗓门叫嚣：“聚众闹事，国法不容！”在这两起事件中，一个说，散发反特传单是“毒害当地青年群众”；—个说，追悼胡世合是“聚众闹事，国法不容！”发言者，虽然各自身处两个不同的新旧社会，而语言似乎都是站在国民党的立场。
受害当事人在判决书中的其他所谓“罪行”，其本人已经批驳得非常清楚，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
11．重庆解放前后琐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中国托派运动文献->赵芳举《夕阳忆语──时代的变迁和我的托派生涯》（2005）
11．重庆解放前后琐记
前面已经说过，抗战胜利后至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这段时间，重庆托派的情况，我是一无所知。几年前，刘志超同志给我来信，告诉我以隗宽、范文华、张维良、刘xx和李慎之等共同努力之下，成立了“四川地委会”，并直接与上海中央取得联系。出刊物搞宣传、发展组织，情况很好。至于临近解放，如何准备应对即将到来的新局面，我这个“编外”依然全无所知。解放前夕，刘振基抛下妻子和父亲逃亡海南岛，我是知道的。隗宽依旧留在重庆，也略有所闻。电力公司的刘有绶、黎昌堃的情况，我当然知道。解放后一段时间，他俩的托派身份尚未暴露，黎昌堃同公司里的“南下”、“西进”干部（都是年轻人）搞得关系不错，经常一起进进出出、说说笑笑，形同知己。刘有绶在解放后由于全公司（包括三个发电厂）上千的工人对他的信任与支持，被选为首届电力工会主席，并代表西南电业工人出席了北京召开的全国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
刘有绶血气方刚，他在担任工会主席的时候，以李立三的“工会监督党”和军代室顶嘴，被撤销了工会领导职务，成了孤家寡人。黎昌堃，我怀疑他在电力公司“南下”、“西进”干部面前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就在“52.12.22”大事搜捕托派之前两三天，他给我拿来一本《不断革命的ABC》薄本子，让我看并收藏好。我便当着他的面前掀开床上铺的垫絮放在靠里边的底下。两三天之后，公司保卫科来查抄我家时，一进门首先走进床边，掀开床上的垫絮就把这本《不断革命的ABC》取了出来。然后才是翻箱倒柜清查我的书籍。难道这不是栽赃在先查抄在后吗？黎昌堃的做法使我感到无比寒心！至于黎昌堃是否向军代室交了重庆托派名单，我不敢武断。结果，他也同我们一样同一天被捕了，判刑六年。
1949年“一一．二七”，国民党蒋介石临逃，对“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搞了一场空前的血腥大屠杀。王振华、黎潔霜夫妇蹲监八年之后，抱着狱中生下的两个孩子一起被杀害了。这在当时的“四川地委会”看来，为托派组织树立了宁死不屈的光辉形象，尽管王振华至死还戴着一顶他的上级（更确切地说，是梁贻、刘振基）给他扣上的“叛徒”帽子。王振华终于用自己的生命洗雪了十多年来无法解脱的屈辱！
我想起和王振华相处的日子，心里虽抑激动而又无比悲怆。但一想到他那“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叛徒”罪名，心理又蓦然升起一阵冷冷的酸楚。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对待眼前的现实。政治斗争嘛，难道是：当需要你的时候，就恭送你一个荣耀的花环；一旦不需要你的时候，就给你扣上一顶耻辱的帽子。是吗？
解放之初，“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死难人员全面评烈的时候，王振华、黎潔霜照例以“托匪”的罪名被抛出殉难志士行列，而“四川地委会”都从王振华身上找到了“辉煌的革命依据”。假如刘振基（“四川地委会”挂了名的成员）、梁贻（“叛徒”帽子的“创造者”）依旧呆在重庆，我无法想象他俩该怎样对待王振华殉难这一现实，是托派的“叛徒”还是托派的“烈士”？他们也许会说：“叛徒王振华死有余辜”！
王振华的殉难，当然是托派的烈士，也许他们想起我和王振华患难相处的日子。王振华既由“叛徒”变成了烈士，我也就由“叛徒”的同伙变成了烈士的同志。“四川地委会”的隗宽他们，通过电力公司刘有绶来动员我：一定要在中共政权的统治下积极搞下去。我想起解放前那个年代，王振华和我是在同国民党反动政权作殊死斗争，组织却把我俩排除在革命行列外；而今中共坐了天下，你们还没有弄清这个“新天下”的上下内外，就又把我拉出来和新政权作斗争，我当即果断地拒绝了。我的回答很简单：“我得看一看今后中共如何搞法再谈其他”。以后的“三反”、“五反”、清匪反霸、土地改革和镇压国民党的反革命余孽等等，一系列政策，我是满意的。至于对资本家似乎优厚了一些。民主革命嘛，这样搞也许是对的。这一看，一晃就是三年，没有想到1952年12月22日，全国的托派不下五、六百人，一夜之间竟被中共一网打尽。对此，我是不服气的。为什么？我们托派是有功无罪的。就如托派元老师郑超麟说的：“五星红旗上也有我们托派的几滴血！”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鬼子的屠刀上，我们托派同志们的鲜血也还淋漓未干！
“一一．二七”在血淋淋的尸坑里找到了王振华、黎潔霜一家和赵金声、王坤荣四位托派烈士的遗体，王、黎夫妇两紧紧抱着拉着自己的两个孩子，代表了托派向全世界发出了无言的控诉！隗宽亲笔写了《四烈士小传》覆盖在四位托派烈士的遗体上，同时，《四烈士小传》也刊登在1949年12月6日的《新蜀报》上。现将这一天的《新蜀报》──《中国人民最忠实的儿子》附在这里。他们没有死，他们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
附：《新蜀报》剪印件一纸。 |
10．我对梁贻(波臣)《回顾》的几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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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我对梁贻(波臣)《回顾》的几点意见
梁贻的《回顾》于“1982年11月30日完工”，“1986年4月10日重校”定稿。写《回顾》距重庆托派创立的初期，已过去40多年。看来，对当年许多事情，他已忆忆不清了。不！其实并非如此，就拿他写我本人的情节来看，他的《回顾》很少是回忆，许多都是编造，甚至有的情节不只是编造，而是恶毒的诬陷！为什么？他写的完全是我的冤家刘振基对我“复仇”的语言。梁贻在重庆被国民党逮捕是1941年10月8日，不几天他就越监逃跑了。此后，梁贻走过了四川、贵州又去了云南。他在傣族西双版纳渤海小镇的邮局一直工作到抗战胜利。以后，他又去了寮国（老挝）、香港等地，从未回到过重庆，也不敢与重庆联系。所以他对1941年10月8日以后重庆的情况一无所知。而对我的“情况”，都是1946年春，梁贻、刘振基和阎子桂三人在上海约见时，刘振基对梁贻编造的。对重庆托派初期的一些情况，是梁贻自己编造的。梁贻就是用这些谎言来写《回顾》的。刘振基对我，不仅是看作托派组织的异己，也是我们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冤家。这些琐碎的往事，已在前面详细地讲过了，不再谈它。现在就根据梁贻的《回顾》谈谈有关的几个问题。
（1）《回顾》第71页写了：
“有了文昇（赵芳举——举注）和振基三个人，力量增强了，便想到出刊物，是我们的要务。振基在较场口的河边上租了一间石屋（不是石屋，是土墙房子——举注），买个油印机和蜡纸等。文昇写印俱佳，我们的《工人呼声》面世了”。
〔纠正〕：梁贻的这段话，不是年久淡忘，而是有意的算改。难道《工人呼声》经谁一手创刊都忘了吗？事实是：王振华1941年春节刚过就到了重庆，第一件事就是出刊物。在王的积极筹划之下，首先出版了《工人呼声》创刊号（第一期）。王振华写的《创刊词》，他又写了另一篇是以“皖南事变”为内容的《记取沉痛的教训》。文章厉言声讨蒋介石屠杀抗日的新四军，也批评了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刻写钢板蜡纸和油印，都是我亲手完成的。哪里是梁贻、刘振基和文昇三人创刊的？梁贻之所以将《工人呼声》的创刊说成王振华来渝之前，是有意将这顶“荣誉的光环”罩在自己的头上，不是可笑而是可耻！一个人的人格哪里去了？！房子是我的宿舍，机关就设在我的宿舍里。房子是张维良帮我租到的，不是刘振基找到的，地址不在较场口河边，而是陜西路赣江街65号（万寿宫旁边）。油印机和油墨，是我由电力公司拿来的（是一部搁置未用的旧机子），这时哪里还有钱买油印机？一筒蜡纸和一令白纸是张维良拿来的。事实就是如此。
（2）.《回顾》第73页写了：
“在他（王振华——举注）来到我们石屋之前，我接到上海的信，说：小王已是叛徒，今后要和他切断联系。寒君也由香港来信，述说小王在沪演的丑剧，我还来不及和振基、文昇商议这事，他已由张维良那里得到了我们机关地址找着来了。他穿了一身黄呢军服，神情沮丧，趟在床上，不愿开口。……”
〔纠正〕：梁贻说王振华来渝之前，就接到上海的来信，说小王已是“叛徒”（我事后得知，事实是王在上海犯了错误，但决不是“叛徒”），这又是在编造。事实是王振华来渝之前，他在碰头会上把王振华吹捧得天花乱墬：“这下好了，小王到了重庆，我们就可出刊物由他主笔了”。梁贻还喜形于色地告诉我：“就是1935年春同你们会见的王振华，记得吗？”我说：“当然记得”。这说明，王振华来渝之前在香港、上海的情况，梁贻一无所知。为了说明当年他与香港、上海中央联系的密切，编造了“小王来渝之前就知道王是‘叛徒’”。并上网上线，把“犯错误”变成了“叛徒”。梁贻决不是个毫无政治原则的人，若早已知道王是“叛徒”，不管怎么说，他也不敢违背港、沪的决定，把重庆托派的机关刊的主笔、主编的大权交给一个“叛徒”。更不会把对各厂托派组织的宣传工作，也全部交给王振华。各厂成员的组织系统和相互联系，梁贻对王振华都交代得一清二楚。假如梁贻在王来渝之前早已知道王是“叛徒”，他能这样做吗？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梁贻的虚荣心多么严重！关于王振华的所谓“叛徒”问题，梁贻一直到自己被捕离开重庆也从未告诉过我。他真正得到王振华在上海犯错误的消息，是1941年6月上旬或中旬，从这时起，王振华被剥夺了《工人呼声》的主笔、主编任务，我也同时被免除了对《呼声》的刻印、发行工作。就此，把王和我排除在组织之外，成为“编外人员”。他们以为我与王振华半年多来在机关同住共宿的日夜相处，必然受到王的影响而成为“准叛徒”了。当时，我对这种局面无法理解，只有抱屈问天：“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1983年“一一．二七”悼念日，王振华、黎潔霜、王坤荣被评为托派烈士。承蒙烈士纪念馆卢光特馆长的批准，我拜阅了王振华的案券。以后又经曹惠白同志的关系，我与上海郑老超麟和熊安东同志取得联系，对王振华“犯错误”的问题，我才知道了真实情况。后面还要详细谈到这个问题，这里就不多写了。在知道了所谓“叛徒”真实情况的同时，也彻底明白了当年梁贻和刘振基排除王和我于组织之外的原因和用心了。
另外：王振华来渝时穿的是就棉袍蓝罩衫，并不是梁贻说的黄呢军服。黄呢军服（其实是黄呢中山装）是王来渝一段时间之后，王的北大同学牛角沱面粉厂厂长葛斯乔送给王穿的。
（3）梁贻在《回顾》第76页叙述他1941年10月8日被捕时说：
“在我的箱子里，他们（国民党特务——举注）抄到了一个电力公司的信封，署了文昇（赵方举——举注）的名字。这真糟糕，要毁了文昇，恼恨无及！”
〔纠正〕：1940年11月30日我进重庆电力公司之后，一直到梁贻被捕，从未给梁贻写过信。当时，大家每周星期天都在赣江街65号机关开会，根本用不着写信。老梁说的那封信，肯定是我在部队时由白市驿驻地写给梁的信，是关于离开部队来市区搞工作的。1941年10月8日梁贻被捕搜出该信时，部队（新编十二师——举注）早已开赴云南前线参加滇西反攻去了，凭这封信也找不到我了。因之也就没有“毁了文昇”。
（4）梁贻在《回顾》第103页有如下的叙述：
“文升仍在电力公司工作，职业没有变动，和振基断了往来，若不相识。特务由我箱里找出的他那封信害了他。特务对笔迹找到了《工人呼声》的写版人就是他。他已有了妻和子，不能坐大狱了。经由王平一给他办投降，保住了职业，免了牵连刘振基。他和王平一是小学里的同学，他在初到重庆时访过他”。
〔纠正〕：以上，梁贻在《回顾》中叙述的有关我本人的这段话，已不只是一般的编造，而是更加恶毒的陷害。这段谎言同样是梁贻、刘振基、阎子桂三人在上海约会时，刘和梁共同炮制的。没有想到，刘振基仍然是为了那点“家庭与家庭”的小事，依旧耿耿于怀。只要有机可乘，必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这种人，心胸的狭窄、灵魂的肮脏、道德的败坏，可谓已达极巅！常言道：“人不要脸，百事可为”，这种人不但不要脸皮，连良心也不要了。
现将我和王平一的联系，再作如下说明：
王平一，中、小学用名为王良栋，叛投国民党之后，改名为王伯平，所著《苏俄党争文献》署名王季平、陈幻合着，据王自己谈，“陈幻”是空名，实际是王季平（王伯平）一人所著。“王平一”是当时党内一贯用名。籍贯山东益都县人，与我乃为小同乡。高小读书期间，和我大哥（堂兄）一直是同桌同学。大哥比我大八岁半，按说，王平一也一定比我大八、九岁，所以不是梁贻说的我和王平一是小学的同学。照后来我大哥的说法，他和王良栋的感情很深，如同手足。
大哥毕业后在家务农，王平一考入初中，毕业前即加入共产党，以后曾在青岛搞地下工作。大概是大革命初期（1925年前后），去苏联东方大学（可能是孙大）学习，在苏联参加托派。中国托派四派尚未统一之前，他是“战斗社”的所谓“四大平头大将”之一。以后被谁被捕叛变投敌，成为国民党蓝衣社（军统前身）的骨干，被派驻山东济南主持特务机关。这些情况，在我参加托派时，组织上都已了解得清清楚楚，有的情况还是我原先不知道的。
我原是济南第一乡村师范的学生，并非《回顾》里说的“青州师范”，我应该是1938年毕业，只读到了1937年“七·七”抗战就提前毕业了。学校早于1935年就由梁漱溟直接插手改建为山东省立乡村建设专科学校，与“青州师范”毫无关系。前面已经讲过，1936年上半年，华北局势急剧动荡，威胁山东。我大哥在写给我的信中附了一封写给王良栋的信，叫我拿着信去找他。大哥的意思是：时局不好，要我还是早点找个工作才行。我想读书不想工作，更不能去找姓王的。这件事，我向当时建专校托派组织负责人谈了，并在听阎子桂老师周日谈话时，也向阎谈了。他们都以为可以去接触一下，了解一下济南特务情况也好。我便带着信去会见了王良栋。一见面，王对我非常热情，他劝我还是安心读书，毕业后的工作没有问题，可以安插得下去，请我大哥放心。事后，我向组织作了详细汇报。一些会见的细节，前面都已谈过，这里就不多写了。
也算作个告别，我第二次会见王平一时，日军已逼近济南黄河以北。他问我愿不愿去内地参加“特种通讯技术培训班”学习通讯技术，我说：“我决定随校南迁”。结果，我进了济南的华北学生流亡团。以后又由流亡团报名去了冀豫前线，参加了宋哲元的二十九军一八一师政工大队搞抗日宣传。这就是我在济南和王平一（王良栋）两次接触的原因和经过。这件事，我在重庆和梁贻、刘振基见面之初，即作为我个人的史实摆谈过几次，他们的印象应该是深刻的，怎么又扯到我在重庆去访过王平一？！
1940年11月底，我离开部队来到重庆，进入电力公司的同时，即开始重庆托派地下工作，那时王振华还没有来重庆。一天下午下班回南纪正街住处，我路过保安路（今八一路）昇平太戏院，时间是下午六点多钟，戏院晚场将演出“山药蛋”、“富贵花”父女的说唱大鼓。演出尚未开始，大门口对面人行道上有四个人，正在谈笑风生。难道是“冤家路窄”，我看得清清楚楚，其中一个最矮的矮子竟是王平一。我便匆匆避过了他。在星期天的碰头会上，我向梁贻、刘振基谈了望见王平一的事。王平一不是一般的平头百姓，这种巧遇必须向组织谈明，已表明我与组织之间的相互信任。事过四年之后，1944年秋末，这已是我结婚后的第二年，一天早晨约七点钟，也可能是六点半，我去大阳沟菜市买菜，又一次望见了王平一。他身披一件黑色披风，头戴一顶黑礼帽，从大阳沟中段路口出来，向五四路方向慢慢走着。我仔细注目，的确是他。当天买菜回来，我就向振基谈了这个第二次巧遇。梁贻早已不在重庆，这时我和振基合伙购买了房子，共同住在一起，关系尚好。至于王平一在重庆身居何处，我则毫无所知，我也无需知道。我有固定的工作，无需求他；我有自己的信仰，彼此已不是同道；我没有必要去和一个托派的叛徒打交道，事实也是如此。在济南，若不是大哥深情好意与组织的意图和支持，我也不会去见王平一。
梁贻被捕时，从未有人来电力公司核对我的笔迹，我也从未被捕过。时至今日，我还可以找到电力公司所有退休而今健在的任何一个同事为我作证，我没有被捕过。既未被捕，又哪来王平一为我办投降？！我若真的被捕并由大特务王平一为我办投降，试问，解放后共产党能放过我吗？恐怕1950年寡人的脑袋都不在了。
梁贻被捕是1941年10月8日，我结婚是1943年10月10日，生儿子是1944年旧历6月28日（新历大概是8月上旬），这就是说，当时我还是光棍一人，为了保住三年以后的妻和子才办投降的；要不，就是对到了笔迹之后，过了三年才来补我的。有这样荒唐的事吗？
1952年12月22日，我和全国所有托派人员一样真的被捕了。我和李慎之还有宋宇（刘ｘｘ的前妻）、吕秀屏（王春禄的妻子）以及孙敬、陈克仁等，真真假假共十三人，一起关押在“中美合作所”杨家山上。约两个半月之后，唐干事把我叫到办公室问话：“党的政策你该懂得，早在重庆解放之初，主动作了坦白交代，今天就不会到这里来。现在已等你两个多月，你仍不老实交代，还要抗拒到哪天？在这里的时间有限，到时就送你到该去的地方。我念一段文字给你听，……”。文字的大意是：重庆的托派组织主要有哪些人，包括王振华、梁贻、张维良、赵芳举和“我”，这“我”当然是刘振基。还有许多我不认识的人，我记不得了，还说了这些人各自担任的什么工作以及现在都在哪里等等。并特别写了，“赵芳举在国民党搜捕托派之后，怕死消极不干了”。但没有写上“我和梁贻把王振华和赵芳举排挤出组织，不让他们干了”，也没有写上“赵芳举被国民党逮捕后，经由军统大特务王平一为他办投降”的话。唐干事念完之后说：“你应该知道是谁，你不交代有人会帮你交代”。这人当然是刘振基。今天来分析，当时，他不敢在中共面前端出他和梁贻共同创造的谎言，否则，中共不但要追究我的托派问题，更重要的是彻底追查我被逮捕，由大特务王平一为我办“投降”和我与王平一的关系。若追查不是事实，刘振基又将如何交差？那时，在共产党的脚下不同于在梁贻、阎子桂面前，可以随便造谣而不负任何责任。照梁贻《回顾》的说法，如果我真的被捕过，且经军统大特务王平一为我办了投降，保释了我，只要刘振基在中共面前检举出来，恐怕我会被判死罪，刘振基不就达到了最满意的报复了吗？他当然不敢这样做，因为假的就是假的，永远见不得阳光！ |
9．抗日战争胜利后，重庆地区托派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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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抗日战争胜利后，重庆地区托派的情况
1945年旧历的正月，重庆托派发动的一场反特斗争“胡世合事件”取得胜利之后，只过了半年即1945年8月14日，日本帝国主义即宣布无条件投降。从这时起，原重庆托派中的一些比较年轻的国立六中学生，又逐渐活动起来。王振华时期旧有的核心成员，被国民党蒋介石抓捕镇压和组织内部的倾压排挤之后，只剩张维良、刘振基二人了。据电力公司工人托派成员黎昌堃同志告诉我，刘振基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重庆托派组织中，已失去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实权已掌权在国立六中来渝的托派学生手中。况刘振基在抗战胜利后，几乎以全部转力投入了个人的商业活动。就如梁贻在他的《回顾》中说的：“振基‘跑单帮’到了上海，子桂去美国也到了上海，都得到团圆叙旧”（《回顾》第108页）。就在他们三人聚首上海时，阎子桂从上海给我来了信，信上说：“我在上海书店巧遇老梁和振基……”（“巧遇”是说谎，约会是事实，他们三人无时不在联系，这时老梁在上海做鸡贩子生意）。这时是1946年春，阎子桂是经国民党蒋介石的宠将胡宗南保送美国留学的，路经上海与梁、刘约会。这时，我已经知道阎子桂的一些情况，他已经不是山东济南齐光中学和国立六中时代的阎子桂老师了，他已是胡宗南手下的亲信。他在离开国立六中去胡宗南手下之前，曾在重庆将介石的中央训练团当过一段时间的政治教官。这些情况，经李慎之、黎昌堃等证实是确凿的。前面已经谈过，中央训练团是将介石为改造那些不合自己时宜的高级将领而设立的。阎子桂这次由上海来信，是说：他去美国的路费不够，要我给他寄钱到上海。我认为阎的目的并不是真的要钱，而是耍的什么阴谋。难道胡宗南保送他去美国，能不给足够的路费？梁贻在上海做经商，刘振基又在渝沪之间“跑单帮”，都无钱帮补？而偏偏找到我这个靠工资养家糊口的小职员要钱。我完全怀疑梁贻、刘振基是否还在从事托派革命工作！？面对阎子桂的来信，我没有理他。我也没有理由再同这种人打交道了！
阎子桂、梁贻、刘振基他们三人在上海的聚首中，刘振基对梁贻和阎子桂造了我许多谣言和诬陷，这些诬陷，我是读了梁贻的《回顾》才知道的。后面我还要详细地谈一谈。
抗战胜利后，在国立六中来渝托派学生们的积极努力和拓展之下，成立了“四川地委会”。有人说：“地委会”也列上了刘振基的名字。对“四川地委会”的组织情况和工作情况，我更是一无所知。就连王振华、梁贻时期电力公司早一期的黎昌堃、刘有绶（两位都是早期在重庆发展的成员），也都成了“编外人员”，这不能说与刘振基没有关系。黎昌堃、刘有绶同我的关系比较好，刘振基是知道的。的确，抗战胜利前，在刘振基对我的封锁之下，黎昌堃、刘有绶经常对我透露一些组织内的消息，但在抗战胜利之后，组织内的情况，我就完全不知道了。因为黎昌堃、刘有绶也成了“编外”。
时过境迁，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我还是很想知道抗战胜利后到解放止，那段时间重庆托派的情况。1997年六、七月间，我曾写信询问早期的革命同志刘ｘｘ当年那段时间的情况，承蒙两次写信给我，谈到“四川地委会”和“地委会”中的“多数派”和“少数派”的情况。捧读来信，就如同云开雾散，重面天日，惊喜之情，难以抑制。现将两次来信的有关内容抄录于下：
1997.6.19第一次来信：
〔引者注：来信第一部分，系谈“胡世合事件”，已众所周知，略而不抄，只将第二部分关于“四川地委会”的情况，完全抄录于下〕
“关于‘四川地委会’，全名是‘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中国支部）四川地方委员会’。抗日战争胜利之后，重庆与上海中央恢复了关系。怎样恢复的，我并不清楚，但根据当时情况，可以肯定地说，是张维良同志进行的。此后，陆续收到公开出版的《青年与妇女》和《新旗》两杂志。《青年与妇女》曾以‘文聿出版社’（原是张维良与其他友人合伙搞的出版机构，后由张一人经营）的名义对外批发，交各书店发售（生活、读书、新知等书店经销，数日后即将杂志退回，拒绝代销），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四川地委会’组建成立。领导核心成员并未公开向大家宣布，因而也不详细知道。但从当时情况看，张维良、刘振基、隗宽、范文华肯定是主要成员，也可能还有其他人，就不清楚了。
〔引者注：这时刘振基，只以张维良的旧关系挂个空名，实际，刘已“跑单帮”往来于渝沪、重庆海南之间，并未参予重庆托派工作了。〕
谁是书记，如何分工，也不知道。给我的任务，就是保管少得可怜而又经常入不敷出的经费和为张维良同志做联络工作。因张有家庭子女，经营有印刷、纸张等业务，既是与上海中央的联系人，又是重庆财务的支持者，必须首先保证张的安全和隐蔽。最初就是由我来做他和其他同志联系时的中介，但后来证明无此必要。‘地委会’下分成几个小组，究竟是几个？彼此是互不知道的。在我的记忆中，这时的对外宣传仍是《工人呼声》，是以‘劳动者社’的名义刻印的，而对内是刻印或复写的《电光》供传阅。这与我（后来）的“判决书”中说的‘……刘犯在其领导下与隗匪宽等印发《劳动者》、《电光》等反动刊物，并亲自到民生机器厂等地散发、毒害当地青年群众……’略有出入，也可能是判决书中的《劳动者》而不是《工人呼声》。1946年，民生机器厂发生了特务枪杀工人栾春生的事件，民生厂工人为栾在该厂外江边沙滩上设了灵棚追悼，以示抗议。我曾前往灵棚内外散发传单，声讨和抗议国民党特务罪行，这也被列为我的‘罪状’”。
“这一时期，隗宽等对外活动主要是在小龙坎渝鑫钢铁厂和豫丰纱厂等处活动，散发宣传品和发展成员。是谁在这两个厂工作，就不知道了。听隗宽说，在豫丰纱厂认识一名女工，关系较密切。当时在厂矿开展对敌斗争与C.P是联合行动的，解放后，就是因为这种关系，也可能与那位女工有关，以致隗宽早我等半年多先被投入监中。是否在几所学校有活动呢？详情不知道，只能说“可能有”。
“其他如宣传品内容已无从记忆了”。
1997.7.26第二次来信，主要是谈当时“地委会”中的“多数派”和“少数派”的问题，现将有关内容全文抄录于下：
“x老信中问及‘四川地委会’的组织情况及分属支部这些情况，当时是保密的，在白色恐怖下不保密不行，其领导成员及分工情况，就难以说明了。隗宽、张维良可以肯定是主要成员（地委委员），范文华也可能是，是否还有其他人就不得而知。是否有其他支部，也没有听说过。这些情况，恐怕只有在官方的档案中才能弄清楚了”。
“慎之兄来信中说到范文华自沪来渝，只有47年一次是准确的。我的记忆中也只有一次，只是记不清楚是47年还是48年了。范文华自渝去沪也应是在47年，记得他是到上海不久，只是两三个月时间就返回重庆了”。
“关于渝地是否有‘多’（多数派）、‘少’（少数派）及分裂的事，我可以肯定地说没有造成分裂，见解不同是存在的。只是从倾向上说，象慎之兄信上说的那样：‘隗宽、郭毓英、高桓参等，可能也有你（指刘ｘｘ）是多数；我（指李慎之自己）和赵金声、王春禄等也可说是少数’。慎之兄此处说他们三人是少数，我也是看到他这封信后才知道的”。
“关于‘多’、‘少’之分歧，我的印象中，主要是对未来革命的性质和当前的行动纲领、口号上的不一致。‘多’认为是以‘国民代表大会’及土地革命的民主口号，是由无产阶级以民主革命的内容推翻旧政权，然后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而‘少’则认为即将到来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两种看法乃是策略上的分歧而不应导致分裂。那么，是否还有其他原因，例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成为分裂的另一因素呢？（这种想法也许是错误的）”。
“范文华之离渝，有与隗宽不和之处，隗等不同意范去沪，最后对范是这样说的：‘既然你一定要去，那么只能以个人身份，不能以组织代表的名义去’（大意）。老范回渝时对我也说过，他对彭老（彭述之）不满的话，如同慎之兄信中说的，说是彭老有‘家长作风’。我想，可能是由于隗等向彭老写了信，说明范不能代表重庆，因而导致范文华有不满的流露。范回渝时已是‘少’的一员”。
“前面说过，重庆没有出现‘多’、‘少’分裂，与上海的双方都有联系。48年上海‘多’中央建党（中国革命共产党）时，情况可能出现了变化，也就是慎之兄信中说的，隗宽、我（刘ｘｘ自己）及其他一些人表示拥护，有的人，可能就是范和慎之等几个人不赞成，认为最好是双方磋商一致，先统一再建党。但此时战争（解放战争）已迫近长江，此后情况就没有什么发展。至于ｘ老信中说的‘多’、‘少’双方各自成立党组织，这个情况就不知道了”。
以上就是经与当年“四川地委会”成员而今健在的刘ｘｘ联系了解的情况。事隔几十年，有些情况难以回忆得十分全面。在这里顺便一谈刘ｘｘ的家庭情况：刘ｘｘ于解放后“52.12.22”被捕判刑五年。父亲先已亡故，妻子与之分手另嫁，不满两岁的女儿同她的祖母患难相依。1959年三年灾荒开始，八岁的女儿跟随难民流亡鲁东、东北转而南下安徽。后在安徽被人强行留作童养媳，受尽虐待。嗣经好心亲友几经艰难周折，终于将孩子要回。不久，祖母去世，孩子成了孤儿。孩子的父亲是“托匪反革命”，谁敢收留这个孤儿！后来，经由家乡原籍地段派人带上孩子和户口，先是在重庆找到了早已嫁人的生母，生母坚决拒绝收留，连挂个孩子的户口都不答应。后又把孩子带到远在西南的边陲的她的父亲所在的劳改营，劳改单位更不能收留“犯人”的家属。为了能有碗饭吃，这时只不过十来岁的女孩子，只有参加修公路陲石子儿。不久，筑路单位知道她父亲是“托匪反革命”，又把她辞退了。就这样依旧是在灾难艰苦中成长。敢问：即使父亲有罪，孩子何辜？！何况，父亲是有功无罪的，我倒要看，最终谁被绑在历史耻辱柱上？！
由于刘振基对我和黎昌堃、刘有绶（两人均为重庆电力公司工人）的排挤与封锁，我对抗战后托派的情况可谓一无所知，直到接读以上刘ｘｘ同志的两次来信之后，始对抗战胜利后以隗宽、范文华、刘ｘｘ等为主要成员的重庆托派组织，有了一个大概的轮廓。这些同志们，崇高的革命精神和执着的革命意志，令人无比敬仰和钦赞。他们为中国托派革命事业的史实，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当时“四川地委员”有可能写上刘振基的名字，但据我所知，这时的刘振基对重庆托派只不过挂个空名，而他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已放在他的私人商业活动。就如同梁贻在《回顾》中说的：“振基‘跑单帮’到了上海。”那时抗战刚刚胜利，重庆与上海之间商业贩卖是最赚钱的。他在于渝沪之间“跑单帮”的同时，也到广州和海南跑来跑去搞单帮经营。解放前夕，刘振基逃往海南，在一家电力公司工作。刘的妻子和父亲依旧留在重庆。解放后，“52.12.22”刘振基被捕，就是从他父亲那里得到线索。事情是这样的：刘的父亲是地段居民，在居民小组学习时，他就说：“说俺振基这样问题、那样问题，现在俺振基被选为海南先进工作者代表来广州开会了，有啥问题”。地段代表反映到派出所，刘振基被捕了。 |
8．家庭与家庭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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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家庭与家庭之间
“胡世合事件”之后，依理来说，刘振基同我的关系，应该是进一步密切和深厚。回忆取缔窃电的第一天，刘振基被大特务江德懋殴打，我约同学杨世明冒着极大的危险为振基讨回了公道；在以后的反特战斗中，作为都是革命组织的同志，彼此自始至终配合得极其紧密，直至最终胜利。也是我们托派将偷电打人促成一场轰动的反特政治斗争的成功。今后的日子还长，彼此还得更紧密地扣起手来干下去。而事实并非如此。在振基看来，不管我的行动表现如何，都必须依旧加以排斥。还是梁贻和王振华分手时的老问题。到底是甚么问题，我则始终一无所知。王振华和我依旧是组织的“编外人员”，必须排斥。前面已经谈过，当年王振华在重庆的处境似有难言之隐，而我则自认没有任何错误，对得起组织也对得起天地良心！
在振基的父亲、妻子来渝之后，作为社会交往的情况看，似乎变得比较正常。电力公司的员工，都知道我和振基合伙买了房子并住在一起。作为住房的上下邻居，彼此又是同一公司同一部门的老同事，没有想到短暂的时间之后，关系又日趋恶化，但都不是甚么原则问题引起的。话还得从我结婚以后谈起：
我老婆在同我结婚之前，是重庆沙坪县区杨公桥“战时妇女工艺社”的服装工人。前期学习西装裁制，后又改学女式服装。工艺社经常廉价处理一些稍有毛疵的花布料给工人，几乎是半卖半送。工人们大都利用这些布料，在工余时间做成自己穿的旗袍、短衣或内衣。穿不完就收藏起来。我们结婚在她离开妇女工艺社时，她还存有好几件未曾穿过的旗袍和短衣。后来我们生了孩子，生活负担加重，无钱添购衣服，我老婆就将这些原来做好的衣服找出来穿用。尽管样子已不合时宜，也只好将就穿了。刘振华的太太看见我老婆经常穿上花布旗袍，有时又穿上花布短衣，便要求振基给她添制新衣。振基对她太太的回答，没有考虑刚好触到了刘太太愧疚的伤心点上：“人家赵太太，结婚就生个胖小子，你怎么就生不出来？！”振基夫妇结婚已多年，一直没有生育，经妇科检查是刘太太的妇科问题。不说夫妻盼子心切，就是刘老太爷也为后嗣无人而为之焦虑。在旧社会有句老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振基夫妇吵架声，通过七拱八翘的楼板缝传到楼上，前前后后的吵架声，我们都听到清清楚楚。我俩商量，是否可以送两件旗袍给刘太太，但又考虑已不是时侯，且刘太太身高体形较胖，也不会合身，也就只好算了。
他们吵架之后，刘振基似乎又将吵架的原因归罪到我们头上，都是我老婆惹的祸。此后，我不只几次地给我老婆打招呼：“就暂时不要再穿这几件花布衣服嘛。”老婆的回答是：“我穿件旧衣服都让人家管着？”说也惭愧，我俩连在结婚时都没有做件新衣服。没有想到，为穿衣服这点小事，两家人又埋下了今后矛盾的种子。
前面说过，我们1943年秋结婚，1944年旧历的六月二十八日（新历大概是八月上旬），生下第一个男孩子。1945年夏末，孩子满了一岁，他母亲扶他在椅子上换衣服，一泡尿洒了下来，顺着椅子流过楼板滴在振基的箱子上。刘太太在楼下骂得五花八门实在难听。我老婆回她一句：“骂甚么！孩子不懂事洒了尿，下来给你们揩了就是。”我赶紧拿着抹布往楼下跑，在楼梯口冷不防被窜上楼来的振基撞了个偏转。他们夫妇俩一前一后冲上楼来，振基动手对我老婆推推搡搡，刘太太两手抓住我老婆的衣服前后拉扯。我又急忙赶上楼来连声向他们赔不是，对拉开来。刘太太边呜噜边下楼，振基没说半句缓解的话，气势凶凶地下楼去了。
当时，也曾想：假如振基动手打我老婆，我也毫不犹豫地予以还击。还好，大家都没有动武，否则，刘振基还在肺病吐血的半条命，也许我会惹下大祸。这时，“胡世合事件”也才过去半年，振基竟为这点小事，把同志间的阶级感情忘得一乾二净！第二天（星期一）一早上班，我下楼经过巷道，看见刘太太站在房门口，我忙说：“刘太太您早”，她砰地一声把房门关了，概不招呼。想起刘太太从前讲过的话：“哪个不说，是你把俺振基拉去和特务打架，打死了人，要你赔命！”这当然是指的和特务江德懋、吴汉治、田凯一伙的打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远自王振华在重庆主持托派工作，中经梁贻、刘振基对王和我的排斥；近又因家庭与家庭之间不足道的小事弄成这个局面，忆前思后，深感痛心！
我与振基在日常生活上处到这种地步，并且日趋恶化，实在无法相处了。此后不久，我搬到了苍坪街益华里七号居住。原住的善果街楼上的房间，按理，我应该送给振基无偿使用，也好让他父亲退掉南纪正街的租房，搬来楼上住在一起。实际，这房子也管不了几个钱。我这个想法，也曾提出来和我老婆商量过，但她坚决不肯，说：“你还没有叫他们欺负够啊，你送给他们，我就宁肯不搬！”我实在无法说服她。结果，以极低的价钱半卖半送处理给了原建房老板郭汉侯。郭太太带着孩子住在我原住的楼上，后来听说振基夫妇又同郭家闹得鸡飞狗跳。振基又把这种后果抱怨在我的头上。此后，已不住在一起，彼此也就少有往来。 |
7．“胡世合事件”──重庆地区托派发动的一场反特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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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胡世合事件”──重庆地区托派发动的一场反特斗争
转眼一年过去了，进入了1945年。抗日战争还处在最艰苦的阶段，也是国民党特务最猖狂的年代。就在这年旧历的正月初六（新历2月18日），重庆地区托派发动了一场轰动大西南的反特斗争。事情是这样的：
（一）一封检举信
1945年旧历的正月初六，这天是春节后重庆电力公司职工开始上班的第一天。业务科科长张玢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封信，张科长拆开一看，原来是检举苍坪大街（今改邹容路）“中韩文化协会餐厅”私自搭线窃电的检举信。一时营业大厅和工人候工室里议论得沸沸扬扬。大家都知道，“中韩文化协会餐厅”，实际是利用官方“中韩文化协会”这个名字作招牌，而餐厅是国民党大特务吴汉治、田凯、江德懋和重庆市警察总局局长唐毅等共同开办经营的。吴汉治是餐厅的总经理，田凯（又名田士兴）是外交经理兼无锡饭店总经理，也是警察总局局长唐毅的拜把兄弟；江德懋也是该餐厅的外交经理兼小龙坎电影院的总经理。在他们的头脑里，根本不存在“偷电是违法”这个概念，正如他们说的：“什么偷电不偷电，你电力公司算老几？！”
问题已摆在面前，偷电，照章必须取缔，但谁敢去执行？没有人愿意承担这个任务。营业科下属有“抄表”、“制票”、“收费”和“用户”四个股，用户股专管装表供电、拆表停电和接户线的检查维修。当然，发现窃电自应立即剪线取缔，这也是他们的任务和职责。
用户股包括内、外勤共配有工人四十多名，外勤工人编制为七个小组，每组五人，其中领班技工一人，帮工一人，普工三人。这天早晨为派工取缔中韩餐厅窃电，已先后派过三个小组，但都一再推诿拒绝前往。稍后，小组领班技工刘振基一步踏进候工室，用户股股长章畴叙把他叫到了营业厅，说：“中韩餐厅偷电，你带小组去剪线取缔，怎么样？”“什么，怎么样，我们去就是，不就是几个特务开的那家馆子嘛！”章股长的脸上立即呈献极为赞赏的神情，并加派了技术员罗鸿灿共同前往。刘振基只带了普工胡世合、朱云成两人，叫他们扛上梯子拿上工具，他自己只拿了一把钳子，径往中韩文化协会餐厅。
（二）复仇的火焰
旧历的新年刚过，一大早中韩餐厅食客很少，大厅里空荡荡的。特务的耳目灵通，他们已得到要来剪线的消息。楼上大厅的楼口站好了十多个穿白衣的青年特务服务员，大特务江德懋站在前头，走前一步拦着了走在前头的刘振基。几句对话余音未落，刘振基侧转纵身登上了梯子，钳子尚未接近电线，即被特务一把拉了下来，把他们团团围注。在特务们抓着刘振基双手的同时，江德懋举手向振基左脸狠狠打去。技术员和两个普工边喊边上前阻拦，但屈于寡不敌众，被特务们连打带推，一起被赶下楼来。剪线不成，刘振基他们回到了公司。
公司营业大厅里挤满了职工，发出一片咆哮声。刘振基左脸颊一片青肿，嘴角挂着血丝，讲述着事情的经过。业务科长张玠（民主士绅张澜的侄子），用户股长章畴叙（进步作家章靳以的胞弟），他们也极感震怒。他们已不只是为了维护公司的利益，而是被特务的横行而激起愤慨！张科长一拳砸在办公桌上，高喊“无法无天！”章股长从腰间掏出一支自卫手枪甩在桌子上：“跟他们干到底！”当然，章股长也不是想用这支手枪去和特务拼命，而是借此表示支持工人斗争的决心，一定同窃电和无理打人的特务斗争到底。几年的相处，我早已知道章畴叙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基层领导；张玠也是一个公正倔强的人。
“恶人先告状”，这时，传达室的工人王炳云得到消息，殴打刘振基的大特务江德懋已去官井巷派出所报案。聚集在营业厅的职工顿时燃起了复仇的火焰。盛怒之下一哄而起，在毫无组织和准备的情况下，十多人追向官井巷拦截江德懋为振基复仇！刘振基是我们托派的同志，不管怎样都必须向大特务江德懋讨还这笔打人债。我约同事杨世明（我们都是国民党中央军校的同学，也都是负伤转业一起考进电力公司的要好同事，此人正义感很强）急速跑在最前头，赶到官井巷口时，正与江德懋相遇。我俩一前一后将他牢牢抓住。江想伸手去掏腰藏的手枪，已被世明将其双手反背扭住。我左手抓住他的衣领，右手狠狠掌击他的脸颊，小腹受不住我膝头的冲击，腰已弯下。杨世明在一阵脚踢之后，腾出右手正要去缴他的手枪时，派出所已有十几名警察跑步赶来，将我和杨世明抓住。公司的十几名职工匆匆赶来，已无能为力。我和杨世明当即被押往派出所关在候审室里。尽管在警察眼里把我俩看作是“打人凶手”，但我们心里却感到无比舒坦，也算平熄了心头复仇的怒火。
当天下午，电力公司经理室秘书（名字记不起了）、业务科长张玠、用户股长章畴叙、职工刘振基、罗鸿灿、徐昌裔等和中韩餐厅来人吴汉治、江德懋，另有派出所长（名字记不起）等，一起在官井巷警察派出所进行谈判。刘振基讲述前往中韩餐厅剪线的经过，话音未落，江德懋忽地站了起来，一手指着自己脸上贴着的大块纱布，转手指着徐昌裔大声吼：“就是你打我，就是你！”转手又指指肚子：“把我打成内伤！”徐昌裔表情紧张：“你看清楚是我吗？是赵芳举，你去看，就在候审室里！”接着又补上一句：“不要冤枉人嘛！”也难怪，徐昌裔和我都是穿的米色粗呢大衣，身高都是一米七几。
经过一番反覆争论，中韩餐厅一方自知理亏，双方勉强达成协议：一、窃电照三个月现有设备补清电费；二、电力公司有权随时进入餐厅查看线路；三、双方互有殴打，各有轻伤，不再追究；四、赵芳举、杨世明立即释放。我们获得了初步胜利。
刘振基当场坚持自己的意见：“中韩餐厅偷电打人，必须拆回电表永不供电”。吴汉治、江德懋坚决反对，公司来人对此未表态。谈判到此不了了之。
（三）苍坪街一场血战，胡世合壮烈牺牲
派出所谈判的这天下午，工人没有外出工作，大部分在候工室里议论纷纷，情绪激愤，大家都认为对中韩餐厅不能就此罢休。至于如何干法，没有统一的具体意见。刘振基已向重庆托派上级组织（这时重庆托派组织由张维良负责，核心成员有隗宽、范文华等人）作了汇报，得到上级组织明确指示：“把反对偷电打人事件引向反特政治斗争”。当天晚上，我们电力公司的托派成员开了一个碰头会，大家一致认为坚决执行上级组织决定，和中韩餐厅这场已经挑起的斗争，决不能停止在“偷电打人”，一定要借此事件引发为大规模的反特政治斗争。条件已经成熟，一旦事态扩大，全市工人阶级一定会支持我们。《新民报》、《新蜀报》、《益世报》、《新华日报》等舆论机构也一定会支持我们。重庆电力公司（当时是以刘航深为代表的四川财阀的股份公司企业）为自己的经济利益，如张玠、章畴叙和经理室已经在支持我们的行动。会上有人提出：“中共正在和国民党搞“抗日统一战线”，他们的报纸会不会公开支持我们？”大家认为这是社会舆论问题，作为新闻媒体，《新华日报》总会报道我们的反特行动，否则，他们将失去自己的威信。
在碰头会上，一再强调绝对不能暴露同志们的政治身份，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场斗争是我们托派组织发动和领导的，我们只能是以公司职工的身份，显示为公司和职工们的利益而积极参与并热情鼓励，表现为为正义而战斗！这是组织纪律。最终决定次日早上在候工室工人群众当中开展鼓动宣传，和偷电打人、横行社会的特务斗争到底，手段是剪断线路拆回电表永不供电。不把中韩餐厅斗垮，就不能保障我们电力工人今后外出工作的人身安全。这就是我们形势的估计和行动纲领。
在这里有必要先将重庆电力公司的托派情况谈一谈：
1940年底以前，在工人当中只有刘振基一人，1940年11月30日起，我由部队转业进入重庆电力公司，在职员当中也只我一人。1943年春，我通过用户股长章畴叙介绍黎昌堃进公司用户股为学工。安排在刘振基小组工作。刘振基对他进行托派影响，他在思想上逐渐靠拢托派，吸收成为托派成员。黎昌堃以后又调校表室工作，黎对校表室技术员任培江进行托派思想影响，使任培江解放后被打成“半个托派”而受到严格审查并“永不重用”（三中全会之后，已提升为电业局杨家坪分局总工程师）。
刘有绶进入电力公司之后，一段时间是刘振基小组的帮工（技术工），受刘振基影响而成为重庆托派中坚成员。刘有绶做事极有魄力，能力很强。解放后，全公司（包括三个发电厂）工人都知道他是进步工人，由先进被选为电业工会主席，曾代表西南电业系统工人出席了北京全国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后以执行李立三的“错误工会路线”――“工会监督党”，和公司军代室“顶牛”而被撤销工会职务。
胡世合、朱云成都是刘振基小组的工人（普工），在振基的影响下，思想上都倾向于托派，有一定的思想觉悟。有事吩咐，他俩总是：“我们听刘师傅的，没错”。对他们两人的托派身份，虽未在组织内正式宣布，实际上已是托派的同志。
用户股职员萧一可，是同我一起考入重庆电力公司的，进人公司之后，他一边工作，一边在读“东吴夜课大学”（东吴大学是抗战初期由上海迁来重庆的）。彼此在工作，生活上长期相处，我对他影响较深，思想倾向托派。在政治观点和社会形势方面许多问题的看法，我俩基本是一致的。萧一可对中国文史造诣颇深，且书写文笔流畅，胡世合被枪杀后的《告全市人民书》就是他执笔的。以上是当时我们重庆托派在电力公司的发展情况。
中韩文化餐厅“偷电打人”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旧历的正月初七（新历2月19日），电力工人候工室里坐满了工人，时针指着上午八点，但大家似乎都没有外出工作的准备，派工员陈尊云也没有派工的打算。我们托派照昨晚商定的计划，在工人们情绪依然非常高涨的情况下，插在工人中间有目标地作了一阵面对面的鼓动宣传，指明：“正义是在我们这边，我们决不是孤立的。假如一旦事态扩大，社会各行业是支持我们的。特别是公司三个发电厂一千多工人弟兄是我们的基本力量，各大工厂工人以及供水、水运、公交、建筑和码头等工人都会支持我们。中韩餐厅特务殴打执行任务的刘振基，是对公司全体工人的最大污辱！”刘振基表态一如昨天，愿带头前往中韩餐厅剪线拆表停止供电。刘有绶、黎昌堃、胡世合、朱云成等首先表示共同前往。继之刘振基的湖北同乡领班技工吴兴方，刘瑞根郑重声言各率自己小组工人一同前往。赓即异口同声全体响应。他们立即准备带上自己的“武器”：扳钳、手锤、扁铁之类的工作器具。这时，营业厅的职员也闻风而动。赵芳举、杨世明，萧一可、毛日章、任培江、徐昌裔和罗鸿灿以及派工员陈尊云等，已有十余人正在等待工人一起出发。用户股长章畴叙挥动着双手表示热情支持。这是第二次剪线拆表，又将出现什么局面，谁也无法预料。
中韩餐厅大门前，早已站了一排身穿白衣的特务，足有二十多人。大特务吴汉治站在一排特务的后面楼梯口，双手插腰，显然是决定要和电力工人打斗一场了。电力职工在靠近中韩餐厅一边的马路上站成一片。刘振基小组的帮工杨xx（名字记不起），首先攀上电杆剪断了中韩餐厅斜拉的接户线，其他工人正要向楼上冲去，在吴汉治的指挥下，白衣特务一拥而上，同电力职工撕打成一片，餐厅前马路上顿时成了战场。我在参与打斗的瞬间，冷不防被楼上扔下的方凳子砸中了右肩，礼帽被砸落，急速退到人行道边，猛回头，我看得很清楚，中韩餐厅隔壁的无锡饭店门口，突然出现一个身穿米色服装的高个子，对我们的工人又推又打，举手猛击胡世合一拳，胡即举起手中一尺多长的扳钳砸在这人的头上，手未收回即被此人向其腹部开了一枪。胡世合再次举起扳钳时，手已松开，板钳随之落在地上，两手捂着下腹蹲了下去。开枪的人就是山城红极一时的大特务、无锡钣店总经理兼任中韩餐厅外交经理鹤肢_·田凯又名田士兴。田凯开枪后趁机逃逸
大特务田凯枪杀胡世合的枪声一响，距离中韩餐厅右前方不到五十米的评书场（即今五一电影院）里，急速跑出三路并开进约四十名警察（大部是警察总局的警官），将现场团团围住。他们让二十多名白衣特务也包括吴汉治，全由后门逃走，而将我们电力职工作为“聚众闹事”全部抓捕。胡世合脸色惨白，腰身弯着站立不稳，由两个警察架着胡的两臂，连拖带拉一路流着鲜血，一起拖进了相距—百多米远的保安路（即今八一路）警察总局（即今军区招待所）。胡世合刚刚被拖到总局大楼前的操坪即停止了呼吸。大家一拥围拢过来，立即响起了一阵愤怒的吼声，淹没了唐毅警察局长的“训话”。唐毅提高嗓门讲的最后一句话是：“聚众闹事、国法不容！暂时放回听候惩处”随后又补上一句：“把死了的人抬走！”工人们又是一阵怒吼。事情当然不会就此了结，愤怒的火焰即将在山城陪都燃烧起来！
胡世合是电力工人的阶级弟兄，也是我们重庆托派的革命朋友和同志，他的牺牲为我们带来了无比悲痛，也为我们带来了骄傲！他没有死，半个世纪匆匆过去了，但他一直活在我们的心中。一想到他，心中依旧是沉甸甸的！胡世合活得多好，而死得太惨！
就在一片怒吼声中，职工弟兄们决定将胡世合的遗体抬到了中韩餐厅的大厅，在大厅里面的一端镶拢两张方桌，将胡世合的遗体安放在上面。买来香烛纸钱，点上油灯，由工人轮班守护。不讨回公道决不罢休！这时是旧历的正月初七上午十点五分。
（四）砸烂特务窝子，余怒未消
胡世合被大特务田凯枪杀，事态骤然扩大。公司托派同志分别交换意见之后，急速通过电话分向三个发电厂与工人联系。继之刘振基亲自前往大溪沟发电厂，黎昌堃前往弹子石发电厂，分头发动工人与特务斗争。刘有绶是否去了鹅公岩发电厂（地点较远），我不敢肯定（当时这样决定的），但电话是打通了的。工人的自发情绪本来就非常高涨（头一天的“偷电打人”厂里工人已有所闻），一经发动，立即群起行动。三个发电厂共出动七轮卡车，满载二百余人，一起驶向城内市中心“精神堡垒”（即今解放碑）苍坪大街。钢缍、火钩、铁棒，人手一根。瞬时，中韩餐厅已被重重包围，而餐厅大小特务早已逃匿无踪。一部分工人冲上楼去，但见胡世合长眠桌上，悲痛与怒火陡然爆发，高呼“砸烂特务窝子”。所有餐桌椅凳、厨柜、锅碗、家具和门窗等，瞬间尽成碎片。除胡世合遗体停放之大厅一端安然未动之外，三分之二以上的木地板已全被撬烂。厨房存放之两百斤猪油（木桶装），已被倒入炭灰、大粪加以搅拌。餐厅楼下一家当街的电料商行，它是为中韩餐厅接线偷电的帮凶，整个门面、橱窗和店内货物，也被捣毁一空。工人阶级对特务的一贯愤恨一起发泄出来。他们集结于苍坪大街达两小时之久，直到电力公司经理室传话之后，满载工人的七部卡车，他们高喊着“砸烂中韩餐厅！”、“消灭特务！”的口号，绕“精神堡垒”一周，愤愤而去。这时是旧历正月初七下午一点四十分。
（五）《告全市人民书》和重庆托派组织散发的反特传单
正月初七的下午两点，大家都没有上班，用户股长章畴叙叫来本股文书员萧一可，让他为胡世合被特务田凯枪杀事件起草一份《告全市人民书》，呼吁全市人民支持我们的正义要求：立即枪毙偷电杀人的特务田凯。章股长并告诉我协助萧一可写好这份书告。书告是以公司主管的示意而以工人的名义向全市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发送，当然是公开性质。经我俩商定：以“为特务田凯枪杀电力工人胡世合告全市人民书”为标题，内容详述了胡世合为执行取缔中韩餐厅偷电任务，而被该餐厅外交经理大特务田凯枪杀的经过，并斥责了重庆警察总局出动大批警察，蓄意抓捕电力工人，掩护、放走杀人凶手及所有打人特务的帮凶行为。书告严正提出了立即枪毙杀人凶手田凯的要求。内容文辞强硬，事实确凿，矛头明显指向民愤极大的国民党特务组织。
这天下午五点半《新民报》社的负责人陈铭德，由章股长陪同来到用户股。来意是要看一看这份书告的起草内容。看后，陈先生认为：“不宜过分强调‘特务’的问题，而主要是中韩餐厅偷电和它的外交经理田凯枪杀执行取缔任务的工人胡世合。特别是标题更不宜冠用‘特务’字样”。当然，我们理解陈先生的心意和他所处的地位，况且陈先生已首先当面表示（新民报）坚决支持电力工人的正义行动。我和萧一可同他短暂地争议之后，作了如下决定：书告的标题改作《为电力工人胡世合被田凯枪杀事件告全市人民书》（只记得大意如此），但在内容上，我们还是坚持田凯、吴汉治和江德懋等一伙的特务身份。陈先生勉强同意。
这份呼吁书，我们托派认为是很不够的。我们认为国民党蒋介石庞大的特务组织，是他的反动统治鎭压人民的主要工具之一，把斗争的矛头引向一场反特政治斗争，当前是最有利的时机，必须把中韩餐厅违法偷电、特务开枪杀人与国民党特务组织的一贯残害人民联系起来。当然，这份半官方的公开呼吁书也有它一定的积极意义。
重庆托派组织为了进一步推动这一反特政治斗争，不失时机地散发了大量反特传单。根据幸存者至今健在并亲临现场散发这一传单的当年重庆托派成员刘XX回忆：事隔半个世纪，记亿已很模糊，只记得《传单》是当时重庆托派领导人之一隗宽执笔拟稿和范文华的协助缮印的（油印）。具体内容文字已回忆不清，只记得内容反特斗争的措辞非常强硬，并号召全市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和国民党蒋介石的特务统治斗争到底。并要求立即枪毙杀人凶手大特务田凯和严惩警察总局局长唐毅，以告慰死者胡世合烈士的英灵。散发的地点是“精神堡垒”和苍坪大街一带以及长安寺内外（胡世合烈士三天追悼大会是在长安寺内举行的）。在这里附带写一笔，1946年民生机器厂特务打死工人栾春生的事件中，刘xx同志也曾两次亲临现场散发重庆托派的反特传单。这些革命行动，解放后也作为刘的“犯罪”事实，写在他的案卷中。
（六）苍坪大街成了挽联世界
旧历正月初八（新历2月20日）早晨九点钟，一条苍坪大街早已集满了市民群众。电力公司文书股同事们给胡世合烈士送来一副挽联，准备挂在餐厅胡世合灵堂遗像的两边，表示对胡世合烈士的哀悼。挽联写着：
但求任务完成，哥子尽可从容去；
不得公平解决，我等还得继续来！
有人建议，挽联应该挂在二楼餐厅的外墙上，也好让市民群众看看。遂即将挽联高高悬挂在餐厅二楼的外墙上，一经挂出，群众一拥而来，互相推敲着挽联的含义。稍后，电力公司各科股的同仁，都陆续送来了措辞不同的挽联。外面的单位、大小商店和各行职工，都陆陆续续送来了各式各样尽皆措辞激愤的挽联，绝大部分都是“反特”的内容。也有些是为胡世合和电力工人鸣不平。现将至今尚能记得的几副挽联写在这里：
尽忠职守，临危无惧，世合烈士芳百世；
残害人民，至死不改，田凯特务臭万年！
说什么“劝斗殴鸣枪示警”；（引唐毅局长的话）
无非是大特务偷电杀人！
特务不铲除；
人民无安宁。
彻底消灭特务；
还我民主自由！
正月初（新历2月21日）上午十一时，《新华日报》专人送来未具名挽联一副（所有挽联一般均未具名），用苍劲的毛笔字写着：
特务横行何处去？
自由光明几时来？
这副挽联是我接的，我把它挂在了餐厅大门的上面正中央。
就在旧历初八至初十（新历22日）的三天之内，中韩餐厅四十余米长的二楼外墙上，全被挽联所覆盖。许多挽联实际上已是充满民愤的条条标语。如：“枪毙田凯，消灭特务！“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消灭罪大恶极的特务！”等等。
送挽联的人持续不断，参观拜读者之多，大街为之拥挤不通，车辆绕道而行。街谈巷议无不以反特为话题。“友邦”人士、各国使馆、美军、外侨和中外记者等等，前来参观摄影者终日不绝。“胡世合事件”一时轰动大西南并传出国外。先后专为前来苍坪大街瞻仰者，不下二十万人次。
从正月初八起，重庆各报除《扫荡报》、《中央日报》之外，都在头版大篇幅连续报道中韩餐厅偷电，外交经理田凯枪杀电力工人的“胡世合事件”，都主张严惩杀人的凶手田凯，以告慰死者英灵和平息山城人民的义愤！各报，特别是《新华日报》，天天都有被检抽的报道而开成无字“天窗”。从旧历的初八起，我开始剪辑各报对“胡世合事件”的报道文字，至旧历正月十五日止，共剪辑报道（包括社论、专题论述和短评等）大小二百余篇，订成了厚厚的一本真实的历史文献。为了妥善保存，暂时锁在自己办公桌的抽屉里，至第二天早晨上班时，只见抽屉被撬，剪报集册不见了。这偷盗不是别人，正是公司工会理事、国民党市党部特务杨秀蓁（电力公司工会二把手）。头天下午，我在办公室最后整理装订剪报册时，扬秀蓁刚好碰见，并翻阅浏览一遍，说：“以后借来看看”，但以后多次在办公室见面，再也不提借阅剪报的事。又据办公室工人李诗反映：头天晚上杨秀蓁曾来办公室一趟，在我的办公桌边坐过一阵。到此，一番心血付之东流！也好，这本剪报集册若不是被人偷走，解放后“52、12、22”当天査抄我家时，又如同我的十二本《列宁选集》和《共产党宣言》等一样，必然成为我的“罪证”被抄走！
（七）贺耀祖召集紧急会议和他的黄山之行
旧历正月初十（新历2月22曰）上午九点，重庆市长贺耀祖在电力公司大饭厅，召集重庆各主要厂矿、公司单位工会职工代表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到会代表的单位有：电力、供水、公交、水运、码头、搬运和采石建筑等共计工人代表四十多人。刘振基和我都不是工会领导成员，而是作为“胡世合事件”的参与者当事人而出席这个会议的。贺耀祖知道这几天重庆全市工人正在酝酿罢工，要求枪毙杀人凶手田凯，因而情绪表现有些激动而又显得无可奈何。开口就说：“召集这个会议，就是听听大家的意见”，并说：“田凯枪杀工人胡世合，罪不容恕，必将受到国法的严惩！”话音未落，大家一哄而争相发言。刘振基讲述了两次取缔偷电被毒打和大特务田凯枪杀胡世合的经过，顿时全场怒吼，一致要求立即枪毙田凯这个罪大恶极的特务。并一致指控：“田凯杀人至今三天已过，依然逍遥法外；唐毅局长包庇凶手放走田凯，也必须受到惩处！”工人代表一致声言，两天之内不枪毙田凯，当即发动全市工人罢工。贺市长突然站起来伸出双手向下掮动着，要求大家尽量忍耐一些。接着又说，他作为一个市长，没有说杀就杀的权力，还得请示有关上级和经过法律程序。最后，市长保证两天之内定有答覆。会议到此为止。
据灵通人士消息：不知是市长的主动还是上级的召见，贺耀祖于正月十一日大早去了南岸的黄山。他在黄山官邸向蒋介石作了汇报。其实，老蒋早已清楚知道。听完汇报，只说了八个字：“影响极坏，处决田凯！”“禀报委座，据唐毅局长汇报，田凯已畏罪逃跑”。“跑了？！娘稀匹，拿唐毅抵罪！”贺市长匆匆下山回城，首先召见唐毅局长，唐毅一听，吓得两腿一软，跌坐在沙发上。连说：“田凯已被抓获，现羁押在黄桷墙专人看管”。（其实，田凯是经唐毅包庇有意藏匿的）。贺耀祖一听，心头松了一口气：“那就好，听候处理”。
正月十二日（新历2月24日）上午，重庆市政府派人送来一副未署名的挽联，说是市长喊写的。挽联写着：
忠于职守胡世合死无遗怨；
蔑视国法田士兴杀有余辜！
挽联贴在了中韩餐厅大门的两边，似乎显得特别重要。群众驻足翘首争看，议论纷纷。这副挽联足以说明，田凯的末日即将来临。
（八）蒋介石被迫忍痛处决田凯——田士兴
田凯枪杀胡世合之后，国民党不少高级官员包括特务组织，都为包庇田凯上蹿下跳、说情买好。田凯是军统特务，市警察局唐毅局长的拜把兄弟，重庆的机关单位、各行各业都有他的势力。人们谁不知道，就是侍从室也得让他三分。这些情况，蒋介石并非不知，但他迫于重庆广大工人阶级的强大压力，不得不忍痛处决田凯，以平息犹如火山一样一触即发的罢工浪潮！
正月十三（新历2月25日），上午九点，从太平门老巴县衙门看守所押出了杀人凶手大特务田凯——田士兴，法官问他“还有什么话说，尽可以说”。他直摆脑袋：“我田凯竟会这个下场！后悔呀，还有什么说的！！”法警拿过“处决杀人犯田凯一名”的标牌插在田凯的背上，押上了刑车。九点半，有人通知他老婆收尸。一个中年妇女抱着一条红毯匆匆跑到苍坪大街中韩餐厅门前（传闻是在中韩餐厅门前就地处决），这才有人告诉她是在菜元坝河边枪毙的。
这天，中午饭后一点钟，我和萧一可（我们托派的好友），漫步绕到了临江路西来寺街，看见田凯安静地睡在路边他自己的大门前一块竹凉板上，还是穿着他那一身米色的毛呢服装，脸朝天没有覆盖。光脑袋的头顶右后处，有一个不到一公分直径的小洞，像是擦去了血迹。据说，这是执法行刑的兄弟伙看在“田大爷”的份上，特别破例用小手枪处决的。保住了脑袋没有“开花”。
我们在参观这个“杀有余辜”大特务尸首的同时，有一个田凯住宅对面隔街的邻居老年妇女，站在田凯尸首旁，对着田凯的脸指指戳戳控诉着他：旧历除夕的年夜里，她喂的猪崽叫了几声，田凯说吵了他打牌，跑来一街之隔的她家，把猪崽给枪毙了。她又说：“大年初一，该死的田凯在百老汇吃茶，把茶碗拂落地下打碎了，这是不吉之兆，活该枪毙！”
（九）长安寺追悼大会，胡世合驾返岳池
大特务田凯被处决，这是抗战陪都重庆工人阶级，在托派的发动和领导之下，同国民党特务斗争的最终胜利。正月十三日下午两点半，电力公司的职工和胡世合的妻子胡大嫂以及他们唯一未满周岁的婴儿，一同将胡世合的遗体由中韩餐厅移往广阔雄伟的古刹长安寺，举行了庄严肃穆的追悼大会。会后三天，让市民自由前往吊唁。灵前摆放的花圈、花篮、鲜花、果品琳琅满目。自正月十三日下午至十六日中午，三天之内，日夜前来吊唁的市民群众，多达五、六万人。旧历正月十六日（新历2月28日）下午一时大会结束，电力公司的职工们，层层护围着胡世合烈士的灵柩，抬上了一辆大卡车。胡大嫂怀抱着不满周岁的孩子，坐在驾驶台右边。市长贺耀袓一面和胡大嫂握手，一面招呼着：“胡大嫂保重身体，抚养好孩子”。车的右侧厢板上贴着用白纸写的一排七个大字：“胡世合驾返岳池”（胡的故乡岳池县）。灵车绕城一周，向川北岳池县缓缓驶去。
（九）尾声
为顾念胡世合因公殉职，重庆电力总公司蓳事会决定，发给家属抚恤金两千元。又据知情人谈，不是给的钱，而是给的二十两黄金。当时，黄金市价每两一百多元，二十两黄金足已超过这个数字。也有人当面评价：“宁肯要人，也不要那二十两黄金丨”我说，一个烈士的英雄事迹是无价的，他可以“流芳百世、传颂千年”。司马迁曾说：“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胡世合之死重于泰山，胡世台烈士永垂不朽！
后记：
重庆解放后1950年初，重庆电力公司军代室，曾一度查询1945年初，重庆电力工人反特斗争中牺牲的工人胡世合的情况。据工会有人私下透露，胡世合可能同“中美合作所”的殉难志士一样评为烈士。但一段时间之后，就再也不提这件事了。延至夏季，刘有绶、黎昌堃先后告诉我，军代室已经调查清楚：“‘胡世合事件’是托派分子一手搞的”。这就是说，重庆电力公司军代室也不能不承认这场反特斗争是托派一手发动、领导直至最终胜利这一事实。也正因如此，所以胡世合至今不能评为烈士。我说，不管是谁搞的，胡世合的烈士身份，是谁也抹煞不了的。这场反特斗争是胡世合同志用自己的鲜血换来的，它的最终胜利所带来的社会轰动效应，对蒋家王朝的覆灭所起的催化作用和能量，是无法估计的，应给予高度的评价！它为中国工人阶级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树立了一座历史的丰碑。 |
6．重庆地区托派初期组织的始末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中国托派运动文献->赵芳举《夕阳忆语──时代的变迁和我的托派生涯》（2005）
6．重庆地区托派初期组织的始末
前面已经谈到，1940年底，重庆托派核心成员只有张维良、梁贻、刘振基三人，现将他们的个人情况简要介绍如下：
张维良本名张乐三，字维良，浙江省余姚县人。由于家境贫寒，幼年辍学，十三岁入典当行当学徒，后转入上海正中书局任职员。在此期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主义同盟（中国托派）。1939年到重庆，经人介绍在南方印书馆任会计工作。1943年，张维良离开南方印书馆，和几个同事合伙开办文聿出版社。在此期间，张维良积极支持重庆地区托派地下工作。
张维良夫妇照片（由张维良儿子张曼平教授提供）
梁贻本名梁公衡（到重庆后改名梁贻），山东淄川（今淄博市）人。1911年生，十六岁曾在国民党军阀孙传芳手下当过兵，当过商店学徒。初中毕业后，曾在山东第一师范（相当于现今的中师）读书，一年后转入山东曲阜师范继续读书。梁在曲阜二师读书期间参加托派，并积极开展地下工作，发展托派组织，使曲阜二师成为山东托派的一个中心据点。以后又去上海搞托派工作。1938年由上海到武汉，在军政部纺织厂当电工学徒，积极发展托派组织。嗣后，武汉抗战形势吃紧，梁又第二次当兵，赓即开小差绕道前往四川绵阳罗江国立六中会见了阎子桂老师。得阎的经济帮助，顺利来到重庆。经人介绍，先在磁器口军政部制呢厂当工人，以后进入五十兵厂当电工，并在重庆大力开展托派组织。
刘振基1913年生，湖北省黄陂县人。幼年读旧学私塾，相当于小学程度。稍长，在武汉学电工。抗战期间武汉失守前，留下父亲和妻子，只身一人到了重庆。经湖北同乡介绍，进入磁器口军政部制呢厂当电工。在该厂经先来的梁贻发展为托派成员。1940年初，转到重庆电力公司用户股担任电工小组领班技工。其电工技术在电力公司线路工人中，一直名列前茅，此乃众所周知。
1940年11月底，我离开新编十二师来到重庆，实时投入重庆地区托派组织开始地下工作。这时重庆托派核心成员只有以上三人，连我一共四人。另外就是分散各厂的下属成员。这些成员基本都是来自四川绵阳罗江国立六中，也都是阎子桂在该校学生中发展的成员。抗战时期工作难找就业艰难，经多方努力，他们陆续分别进入重庆的二十一兵工厂（即今长安厂），成员有孟宪章、王子文、张洪仁、孙敬（即孙鸿智）、白玉喜等；文聿出版社和南方印书馆，成员有刘XX、杜文森、杨寿源（以后杨寿源转到了《益世报》印刷厂）等；南岸酒精厂，成员有任玉玺等；重庆南岸邮局，成员有王春禄等。总共人数只有二十人左右。国立六中的托派学生，还在陆续前来重庆。至1941年秋季，包括在重庆新发展的成员和原有的成员，总共已扩展到四十七人。
任何事业都是开创难，革命工作的起步更难。这时，重庆托派组织承受的压力很大，除首批来渝成员的工作安插基本解决之外，还有：第一、机关工作急需的房子没有解决；第二、成员的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很好地抓紧；第三、新来成员就业前的生活负担和经费的拮据；第四、抗日宣传工作的急待开展等等。
核心四人小组成员，都各有自己的工作单位，每天八小时工作必须按时到位。张维良身为商家也是文聿出版社的一把手，天天都在忙于自己的业务；梁贻的工作单位，远在离城三十华里之外的五十兵工厂；刘振基整天都是外勤电力线路工作，终日谁也见不到他；我在重庆电力公司营业部门，一步也不能离开。我们这个四人小组平时根本无法碰头，只有靠星期天这个仅有的宝贵时间，大家开个碰头会，而张维良也很难出席。机关没有房子，碰头会也没有固定的地方。后经张维良多方物色，先是在林森路太华楼巷一个居民大院里租到一间底楼的房子。房子是老式建筑，纸糊的窗子，站在窗外就可以听到屋内的谈话，对我们来说很不适宜，几天之后就退掉了。很快，张维良又在陕西路赣江街65号（万寿宫寺庙旁）租到一间单独进出的二楼上的房子。底楼的住户不进65号大门，他们的进出大门是直接向外面巷子开的。我们租的这间房子，对咱们的工作需要来说比较理想。唯一的顾虑是彼此大门相对的万寿宫庙子里住了军队，大门口日夜士兵把守。我们住进之后多日，才知道这个士兵把守的庙子里，住的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主办的“特种通讯训练班”。既已住进只有以后再说了。我在大门一边挂上了“重庆电力总公司职员宿舍”的牌子，让“特讯班”的守门士兵天天抬头就看见这块牌子。此后，由我按月交付房租，一个人住了进去。不久，王振华来到了重庆，就同我住在一起。一次，我当着大家向振华谈起万寿宫内住的是特务训练班，振华说：“这太好了，他们决不会想到异己的地下组织竟会设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它是咱们最可靠的‘保护神’，尽可放心，再安全不过了”。大家听后禁不住相视而笑。
在这短短的时间里，由于忙着机关房子的寻找和新来成员的工作安插，疏于对新来成员进行思想工作。这些新来的托派学生，一旦安插入厂之后，有个别少数人对工人生活感到既辛苦又脏又烦，更不习惯工人的生活环境，况且工资待遇很低，甚至悔不该前来重庆。比如安插在二十一兵工厂的孙XX，只当了三天工人就思想抛了锚，告别了工厂返回了学校。也许思想工作做得及时或可留下来。当然，这与他本人的人生观念和思想意识也是分不开的。在这种人的眼里，工人阶级走的道路一钱不值。要么，作个工人阶级中的“白领阶层”，一天指手画脚、高高在上、不劳而获的角色！与此恰恰相反，最先进入二十一兵工厂的孟宪章同志，进厂后在车间当学徒工，主管部门的领导（工程师），见他有相当文化，学习认真，工作努力，提拔他到技术室工作。不到一个月时间，他认为这样长期下去会脱离工人阶级，坚决要求回到原来的车间和工人们一起劳动，领导只好批准了他的要求。后来在车间发展了两个托派成员，而且都成为二十一兵工厂托派的骨干。
关于当时重庆托派经费的拮据和成员们生活的艰难，以及急待开展的抗日宣传与托派自身工作的开展，后面还要详细叙述，那已经是王振华来渝之后的事了。
重庆托派组织在王振华来渝之前，梁贻也想到急待向外开展宣传工作。这里指的是书面文字宣传，包括抗日宣传和托派自身理论宣传等。我们考虑，别说刊物，就是写份传单，几个人也都没有这个理论水平。梁贻有个能言善语的口才，但笔下不能生花。梁贻想到了重庆国民党中央训练团的刘仁静，“让刘仁静为咱们写点东西”。我说：“他是托派的叛徒啊！”梁说：“只要他写的是革命语言，我们就可以利用他”。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要我去会见刘仁静。我想，梁贻自有他的主张，我也不好推辞。当时我知道，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并不是一般行政机关，它是为改造那些已经不合时宜的高级军官而设立的，其中也包括川军的一部份将领。刘仁静当时是中央训练团的政治教官。我考虑那些地方必然是不可随意进出的地方。我换上了原留下的全副武装，带上我的证件，径直到了浮图关中央训练团的接待室，他们告诉我：“刘教官的公馆在两路口”。我在两路口找到了这座公馆的所在，进大门一条宽敞通道的深处找到了刘仁静。他长得较矮的身材，说起话来慢吞吞的，嘴巴一抿一抿的，原不是一个善谈的人物，但我知道他是一个具有深厚功底的“理论家”。我谈了来意之后，他委婉地谢绝了。他指指他那已有白色参集的头发说：过去多少年了，学过的东西，今已大都忘记，再也写不出什么东西了。在这里工作也只是混碗饭吃。谈话中不无今昔之慨。他要我向梁先生转达他对梁的问候。最后，他问我在哪个部队任职，“我在新编十二师”。他伸手拍拍我的肩背：“年轻人，多多小心哪！”这就是我和刘仁静会见的经过。
我们四人核心期间，尽管有《斗争》、《火花》作为纲领性读物，但其他如有关苏联党内斗争的资料极感缺乏。比如在济南期间读过的《苏联党争》、《苏联党狱》（郑学稼着），就是很好而比较通俗的阅读资料，对厂内成员是很好的读物。一次，我在《中央周刊》上看到有郑学稼写的文章，估计郑学稼在重庆。我征得梁贻的同意，写了一封信给《中央周刊》请转郑学稼，向他索阅《党争》和《党狱》，并在信上极力赞许他的大作。三天之后，我即收到了他的回信。信中略谓：“手下已无此书，而叶青那里还有两本，可以给你，星期天早晨八点，你到磁器街7号来取”。我按时前往，拿到了这两本书。以后交给各厂同志们传阅，下落我就不知道了。事情过后，郑学稼以“明”作为写信人的落款，又写给我一封信，叙述了中国托派的产生与“消亡”。其中有一句：“而今，我不承认它的存在”。意思是说“中国只有陈独秀，而没有托派了。”
以上就是我和郑学稼接触的经过。尽管当时他认为中国托派已不复存在，但他的《苏联党争》、《苏联党狱》却成了苏联党史铁的鉴证而存在下去。
1941年，记得是一月中旬或上旬末，在大家的碰头会上，梁贻喜形于色地告诉大家，王振华即将来渝主持我们的工作。这个消息使大家非常兴奋。特别是我，六年前相聚于济南的旧友，即将再聚于重庆，欣喜之情难以抑制。当时梁贻还特别向我提到：“就是当年在济南同你们相会见的王振华，记得吗？当时他用的可能不是这个名字”。我说：“当然记得”。大家一致认为，王振华来得正是时候，“当前我们的工作多么需要他呀”。
王振华1935年初春，来济南与我们第一乡师的托派成员会见之后，回到上海不久就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了。“被捕的有刘仁静（在北京被捕解来上海）、刘家良、斯朝生、扈文章、王树本（即王振华）五人。刘仁静被捕后叛变投降，而他们四人坚不低头而被判徒刑。刘家良判七年，其余之人都判五年。1937年“七、七”事变后释放政治犯，他们四人一起于八月二十九日释放出狱。除斯朝生外，其余三人依旧回到上海托派组织”（以上见《郑超麟回忆录》）。
王振华回到上海托派组织之后，负责组织工作。以后沪港两地托派组织意见有所分歧，他又南去香港从事托派工作。在港期间，他写了《沪港两地组织的争论》一文，对两地争论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并分析了当前形势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这时是1940年春季或更晚一些。
王振华在香港期间认识了黎潔霜，当时黎潔霜已是托派成员，并曾担任过托派香港某地一个支部的书记（此乃早年托派成员熊安东证实）。以后，黎潔霜是什么时候，什么原因回到了广西梧州家乡，我不清楚。
1940年冬，王振华由香港到了广西梧州，准备在广西展开托派工作，暂时住在女友黎潔霜（本名黎琪清，后改黎潔霜）家中。黎的父亲黎庆裕原是梧州有名的富商，早年病故。黎潔霜在母亲和长兄黎超贤（中山大学毕业）的照料抚养下长大成人。家务由长兄主持。黎潔霜比王振华小九岁，早年曾在梧州华侨主办的高校就读。黎以王振华系其在港读书时老师的身份暂时留住家中。其实，黎早就敬佩王振华的为人、学识和事业而与之私订终身。一天深夜，他们还在阳台上交谈，被黎的长兄遇见，并从他们的谈话中弄清了他俩之间的真正关系，当场严厉斥责了黎潔霜，弄得王振华十分尴尬。事后强要妹妹与王中断这种爱情关系。他认为王振华并非本乡本土，外地人岂可轻易相信。黎对长兄的意见表示坚决抵制，以后终于离家出走，追随王振华来到了重庆，这已是后话了。
抗日战争时期的广西，特别是广西的桂林、柳州、梧州几个城市，成了当时抗战后方的文化中心。王振华原想留在广西开展托派工作，而当时的抗战陪都─重庆，也急切需要他，终于决定前来重庆。王振华于1941年初春旧历的年关刚过，只身来到了重庆，同我一起住在赣江街65号，当时这里已定为是重庆托派机关所在。相聚之下难免抚今忆昔：他那带有学生稚气的脸庞消失了，眼角明显出现了鱼尾纹。也许是两年监狱生活的磨难，过早地为他带来了苍老，已不似一个二十九岁的年轻人。但他那当年沉着、稳重的神态和永远闪烁着活力的双眼却依然如故。王振华的来渝，给年幼的重庆托派组织注入了极大的活力。也给重庆托派工作的开拓和理论水平的提高增加了力量。
前面已经谈过，重庆托派开创之初，一个急待开展的工作就是抗日宣传和托派自身理论的宣传工作。限于当时成员的水平和客观条件，这个工作一直无法实现。王振华来到重庆之后，首先就解决了这个问题。经王振华的提议，创办自己的宣传刊物。这个计划得到大家的一致支持。决定先出油印册子，并经大家讨论决定，定名为《工人呼声》。关于工作的分工，亦作了如下规定：
王振华负责主编兼理论宣传；
张维良负责出版物资供应和绵阳、罗江、成都等地新来成员的职业安插；
梁贻负责组织工作兼宣传鼓动；
刘振基负责财务收支、保管兼联络工作；
赵芳举（文昇）负责《工人呼声》的刻印、发行和掩护工作。
我从重庆电力公司业务科用户股弄到一部搁置未用的油印机和一筒油墨，张维良拿来一筒油印腊纸和一令白纸。在大家一阵紧锣密鼓地努力之下，很快就出版了油印本的《工人呼声》第一期创刊号（暂定每月一期）。首期内容篇目较多，有王振华撰写的《创刊词》和一篇分析当前形势的文章，阐述了《工人呼声》创刊的时代意义和它的难巨而神圣的任务。主要在坚决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同时，决不放松对国民党蒋介石法西斯统治的斗争。它代表了重庆托派对当前国际形势和国内抗日形势的看法与主张。并指出了我们工作应有的方向和奋斗目标。王振华在以上两篇之外，还另外写了一篇以“皖南事变”为内容的评论文章。题目是《记取沉痛的教训》。文章厉言声讨了国民党蒋介石对人民抗日武装的血腥镇压，也批评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招致“皖南事变”，是由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之下放松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警惕。并在文章中回忆了当年上海〝四·一二〞和武汉〝七·一五〞大屠杀的反革命军事政变。梁贻写了一篇题为《制炮厂为什么不出炮？》的报导。这篇文章以冷讽热嘲的笔触揭露了国民党五十兵工厂迁厂几年以来（由广州迁到重庆）所生产的仅有的一门炮。试炮，尽管弹头远远没有落在靶子上，可总算放响了。这一响可好，厂长也私囊中饱“起身”离开高升了。为此，工人们就叫它“起身炮”。最后的一篇是我写的《请看国民党蒋介石的抗日军》。主要是以我的亲身经历控诉蒋军层层克扣军晌和残虐士兵的罪行，并报导了蒋军内中下级军官普遍消极不满与士兵的大量逃亡。
第二期篇目比首期较少，除了王振华的文章《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召开无记名投票普选全权代表的国民会议》之外，还有刘振基的一篇特写，题目已记不准确，约略记得是《挣扎在饥饿在线的工人弟兄们》，也或者是《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工人弟兄们》。文章报导了工厂工人的悲惨生活。以上两篇篇幅较长，内容较多，特别是王振华在《会议》一文中，引述较多，论述翔实，代表了托派关于“议会斗争”的主张。其他还转载了中国托派中央机关报刊《斗争》、《火花》的部分文章和梁贻的一篇通讯，《通讯》记述了五十兵工厂工人阶级为改善生活同工厂当局所作的斗争。
第三期是以重庆较场口防空大隧道死亡数千人大惨案为中心内容的专刊，是对日本帝国主义在重庆进行狂轰滥炸发出的血泪控诉，也是对国民党反动政府官僚统治者的无能、贪污腐败、侵吞防空设施经费和草菅数千人生命的抗议！在这一期专刊中，王振华写了《向日寇和国民党政府讨还血债》，我写了题为《较场口隧道大惨案目睹记》（我是凭电力公司枪险通行证进入现场的）。另一篇是张维良提供具体材料，由梁贻执笔撰写的一篇资料性文章，它揭露了国民党防空系统高层官员侵吞防空设施经费骇人听闻的罪行。
第四期和以后几期未能按时出刊，其中一部份稿件的钢版刻写是刘振基负责的。我只记得内容增多了向各厂成员的约稿，适当扩大了通讯报导和转载文章，具体篇目内容已回忆不起了。《工人呼声》第四期记得是六月初或中旬出刊的，这一期王振华的文章已被梁贻和刘振基扣留不予刊登，为什么？后面我还要详细地谈一谈这个事情的具体情况。
《工人呼声》自创刊起，都是以“第四国际中国支部──中国共产党主义同盟（马克思主义列宁派）重庆小组”的名义出版的（注：第四国际于1938年9月3日成立于法国巴黎。有二十一个代表出席，代表了美、俄、英、法、意大利、波兰、比利时、荷兰、希腊和拉丁美洲的几个国家，总共十余个国家的托派组织）。至于“四川地委会”这一组织名义的建立，那是以后的事情了。
《工人呼声》每次出刊，一般都是200到250册左右，由我刻版印刷和装订完毕之后，交由梁贻、刘振基分别秘密送到各厂。在成员之间传阅之后，再有目的地向外散发，以扩大宣传和影响。外地如绵阳、罗江、成都和昆明等地，一般都是化名邮投。在印刷、投递和机关安全上，曾先后发生过三次险情。
第一次，一个星期天，也是大家碰头例会。王振华、梁贻、刘振基和我，大家都在场。前一天，我已刻好油印腊纸，尚未来得及印刷，会后，趁大家都在，开始油印工作，以便印刷装订完毕好让大家带走。依旧是由我掌握印刷手滚，大家一起动手，大概印了不到一半，忽听有人边喊边上楼，赓即咚咚敲门，我心里抱怨，咱们后来的人为什么没有关上楼下的大门！大家急忙用报纸将方桌上的油印机和印件遮盖起来。我和梁贻的双手都沾满了油墨，只好将手背在身后。刘振基去开了房门，最先进来的是本街保长，门外站着几个武装军警。保长跟我的关系很不错，为他家和他的亲朋好友装表用电没有少帮忙。我也给他看过我中央军官学校的毕业证件。这次，保长进门第一步差点踩在我门侧地下设置的灭鼠电网上。我高声喊：“这是捉耗子的电网，当心触电！”他急忙退出门外。我看见门外保长的后面站着四、五个宪兵、警察。保长回头向他们解释：“他们都是电力公司的职工，赵先生还是蒋委员长的学生呢。”他又回过头来连说：“星期天治安检查，打扰、打扰！”他已伸出手来像是要同我握手，但我不敢伸出手来。他们一起下楼去了。我向大家提醒：“进来怎不关上大门？”
第二次险情是这样的：抗战时期沙坪坝的中央大学（南京迁来重庆）和重庆大学是战时陪都的两个最高学府，也是我们《工人呼声》散发的两个重点。这两所大学中没有托派成员（中央大学原有一个姓陶的学生是在南京时的托派成员，此前，曾经梁贻的书面介绍，我去沙坪坝该校会过他，他表示不干了，理由是没有足够的经费，无法开展工作），《呼声》的投放散发工作，一直是王振华和我两人负责的。每次都是各自腰间捆扎十几本，瞅准上课时间混进他们的学生宿舍区投放。学生宿舍都是平房，我们都是由后窗将《呼声》投掷在学生的案桌上。王振华有时由后窗翻进宿舍，把《呼声》放在学生的枕头底下，他认为这样就会更加稳妥。记得有一次下午，我们先到中央大学投放散发之后，再到重庆大学时，由于守门人的阻拦，未能进入（记得是散发的《呼声》第三期）。回来时，两人腰间都剩了四、五本。这天王振华穿的是一套草黄色呢料中山服，是重庆复兴面粉厂厂长葛斯乔（王的北大同学）送给他穿的。我们回到市区内陕西路赣江街口，正要转弯下坡回住地，突然迎面来了两个武装宪兵。很显然，目标是冲着我们来的。王振华急忙向左抄前一步，用左手猛力把我顶在后头，我俩拉开了四、五步距离，两个宪兵拦住了王振华的去路。一个宪兵用手指抵住他的胸膛：“你是军人吗？”“不是。”“不是军人为什么穿军服？！”“不是军服，是朋友送我穿的中山服。”“胡说！这不是军服是什么？！脱下，收缴！裤子一起脱！”“我里面没穿多的内衣，脱了外衣我怎么回去，我回家染成黑的再穿就是，我真的不懂这是军服。”开始被宪兵拦住的时候，就有不少过路人围了上来，我也走了过去。另一个宪兵已把手伸向王振华的外衣扣子，已解开了他的胸前第一颗扣子。这时，不少人都为他讲好话，“长官、长官”地说个不停。宪兵终于开口了：“好吧，来！我先给你染一下。”两个宪兵把王振华推推、搡搡弄到就近一个茶馆里，用柜台上的笔墨把他周身上下前后画满了条条墨迹才算了事。我们走在路上，一群孩子跟在后面大喊大叫：“麻老虎！麻老虎！”事情就算太平了。不然，只要脱下上装，露出捆在腰间的《工人呼声》：“向日寇和国民党政府讨还血债”这铁的“罪证”将是什么后果！事后，我在想，王振华是准备一个人迎向宪兵，用自己的生命来掩护我的安全。更不必说，他那面对虎口而毫无惧色和镇定自若的胆识与精神，不禁令人肃然起敬！
第三次也是一天下午，天气晴朗，我去公司上班，王振华下厂开展工作去了。将近下午五点左右振华匆匆返回，刚走到赣江街一百二十步石梯的转弯处，远远望见65号我们机关所在的门上，交叉贴着两张白色的封条。他首先判断是机关被破坏了，我也一定被捕了；第二个判断是住房附近一定还有便衣人员守候。很可能还有我们的同志要回来。他又顺着石梯回到高处，一家拆卸火巷留下的屋基石礅上反背坐了下来。在这里可以拦住回来的同志。尽管面对无人通过的火巷废墟，无疑也是十分危险的，不能排除被人认出的可能。下午六点多钟，我下班回来了，还在一坡石梯的最高处，王振华跑过来拦住我，他见我平安无事，心里也就平稳了一半。我劝他马上躲避，他怎么也不肯，要在这里再等其他同志。我在想，机关被破坏，查封了房子，为什么没有到电力公司来捕我？一定另有原因。我又突然想起应该去找保长了解一下情况，他也当面拍过胸腔，有事尽可找他帮忙。这次找他了解一下为啥封了我的门，估计风险不大。结果弄明白了，原来是军警宪兵强迫市民疏散下乡，凡门锁无人户均予封门，不准回城。保长告诉我：“你把封条撕掉进屋就是，由我负责。”事情就这样解决了。我又一次想到，王振华在任何危机之际，总是首先想到我们的组织和同志。
以上三次险情，结果都是化险为夷，有惊无险。它给我们很大的教训，也使我们受到深刻的教育。特别是王振华，无论身处多大的险情之下，那种只有组织、只有同志的忘我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前面已经谈过，我们急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活动经费的拮据。但是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还是那句话，抗战时期一个人的工资收入只能维持一个人的自身生活，几乎剩不下多少。大家都是在难苦的日子里一天一天度过。尤甚其是王振华的生活实在太苦了。为了亲自了解重庆托派整个组织的情况和理论宣传工作，顶风冒雨踏遍了大江两岸、城郊内外，为了《工人呼声》的编撰工作，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天热了，脱去里面的棉袍，只穿一件单长衫，这长衫的颜色已经变得土色带白；两只皮鞋前尖都已绽了线，烂开了口，底子磨出了洞，两个后跟磨得向外偏倒着。他为忙于组织的工作，一直没有在社会就业，分文收入也没有。每人每月交纳的党费终属有限，物价又逐日升腾，抵不了多少用场。原有的一点党费积余，也只有一两百元，王振华坚决分文不予动用。绵阳、罗江、成都远道前来的托派学生，在就业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一时安插不出去，也只好暂时住在六十五号机关里，大量的人员住在机关当然不妥，但住处难找，也只好好此。他们白天出去走走，会会同学，逛逛书店，一到晚上，三三五五横睡在地板上。夜深了，有时回来的同志整天都没有吃上饭，作为这里的“主人”，我总不能看着他们挨饿。有时碰巧身上连买几个烧饼的零钱都掏不出，眼望着他们疲惫饥饿的样子，心里就像刀铰一样难受！我知道管财务的刘振基同志是一个原则性极强的好同志，但也是一个对人态度非常生硬的人。在万难之中，我还是向他提出了建议：“老刘，公款是否可以动用一点救救急，度过眼前的难关，以后由我偿还就是。”他的回答使人难堪：“你又没有老婆，工资拿来用嘛！”刘振基当时负担父亲和爱人的生活，担子不轻，但作为电力公司的领班技工，工资比我们刚进公司的试用办事人员高得多，大约是我们的两倍多点。我进电力公司工作也才两三个月，拿的试用等级。我的工资月月不剩分文，想给王振华买双布鞋，都没能抽出这点钱来。我在公司伙食团为我和王振华搭了中午一餐伙食，午餐费是全月伙食的一半。实际上，我再也拿不出两人搭全餐的钱了。（我还要负担机关房屋的房租费）。这中午一餐，天天总是我和王振华最后下席，尽量让肚子填得饱胀，一天也就过得去了。吃过之后，只有等待明天的午餐。每到深夜，王振华经常闹胃痛，我也陪着难受。尽管这么艰苦，也总觉得和王振华生活在一起是幸福的。“搞这工作，个人还图个啥？”这就是他经常说的一句话。
在这段艰难的岁月里，王振华默默地度着艰苦的生活，为了革命事业，他已经把自己的生活全忘掉了。在他的身上，我似乎看到了一种永远燃不尽的生命之火在熊熊地燃烧！
在王振华未来重庆之前，重庆托派组织是由重庆文聿出版社经理人张维良和五十兵工厂工人梁贻共同领导的。张维良忙于社里的业务，具体工作即由梁贻负责。“七·七”事变之前，梁贻曾在上海托派组织工作过一段时间，颇有组织才能和拓展能力，也有一定的工作经验。重庆托派组织的建立，是他和张维良一手打下的基础。万事开头难，开创革命事业更艰难。对重庆托派组织的创建和开拓，他们所作的努力和付出的心血，我是知道的。张维良为人虚怀若谷，默默无闻地为革命事业做了鼎力贡献。可以说，涵养之高众所不及。凡事有求必应，从不推诿。四川绵阳、罗江国立六中那么多来渝的托派学生，在求职就业问题上，绝大多数都是他安插解决的。至于对组织财力物力的全力支持就更不必说了。
前面已经谈到，梁贻有非凡的组织才能、工作经验和对事业的开拓精神。正因为如此，重庆托派组织在他的具体筹划和多方努力之下，很快就建立起来。王振华来渝之后，重庆同上海、香港的联系，仍由梁贻继续负责。如上海中央报刊《斗争》、《火花》以及文件数据的寄递等，都由他通过求精中学收发室化名收取。他似乎有一套特殊的掩护、伪装的手法。在邮寄方面从未出过纰漏。尤其他那遇事机变能力和一贯乐观主义精神，给同志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重庆托派组织的创建和发展，中间也倾注了全体同志多少呕不尽的心血，经历过多少困苦和磨难！特别是王振华、张维良、梁贻，给同志们树立了革命的光辉榜样。
梁贻，作为重庆托派事务上的主持人，可以说，一切权利都握在他的手中。他对王振华的生活，也可说关心很不够，特别是1941年4、5月间起这段时间。就在王振华生活濒于饥饿的境地时，我对他认真反映过多次，他始终是唯唯诺诺不了了之。但是要他开个口，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其中问题所在，当时我无法理解，也作不出正确的判断。在王振华来渝之前和来渝之初，他又表现出那样的观迎，何其如此前恭后倨？我在想，梁贻不是这样的同志，也许有他的难处。记得大概是从六月末起，碰头会只有梁贻、张维良、刘振基三人在另处召开，不让王振华和我两人参加。刘振基把油印机、钢板、腊纸和油墨，全都从我这里拿到他的私人住处自己刻印，尽管刻印得很糟。这到底是为什么？抗战胜利了，中国解放了，差不多半个世纪过去了，终于真相大白，原来是王振华当年在港沪期间出了问题。至此，我才恍然大悟。就连梁贻、刘振基他俩后来对我的冷淡与排斥，也都是为了这个问题。后面我还有更详尽的叙述，这里就不多写了。
王振华离开广西梧州来到重庆之后，原和王振华已经私订终身的黎潔霜仍在梧州家中。1941年6月，大概是六月半，黎由梧州给王写来一封信，这封信，王振华拿给我看了。信上第一件事是说，王在写给她的前一封信上，把印有孙中山头像的邮票贴倒了，说这种粗心大意很不好，一连写了两个“注意”、“注意！”王振华还顺便谈了利用邮票背面书写铅笔小字秘密通信的方法。第二件事是说，她熬不过家庭的沉闷环境，准备离家来重庆。最好的希望是能在重庆读上一个大学，要这里代她联系报考问题。还说，即是读不上大学，她还有劳动力当过个普通工人求生活。王振华回信告诉她暂缓动身，并说自己正在物色工作，一旦弄到工作有了收入，两个人在生活上就可解决，这样比较稳妥。七月份经过《益世报》会计主任史逸民（早期南京中央大学经济系毕业，抗战前曾任山东济南正谊中学训导主任，王振华的朋友）的推荐，王振华担任了《益世报》编辑部的校对工作。夜间上班，白天除了必要的休息，其余时间就是读书写作。一段时间之后，我见他头发理顺了，穿上了中山服、新布鞋，见面就说：“我有收入了，准备让小黎来重庆。”大概是八月下旬，黎潔霜来到了重庆。这时王振华仍住在曾家岩《益世报》编辑部，黎潔霜的来去，我很少看见，只知道她已考进了地处江津县白沙镇的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在很不凑巧的场合下，我看见过她两次，其中最后一次是她已登上了去白沙镇的码头囤船，仅只看到了她的背影，连话也没有谈上一句，船就开走了。以后，再没有见到她。
就在这年（1941），将近年底或十二月中旬，王振华突然离开了《益世报》编辑部到华岩区高等农业学校当了老师。为什么离开报馆和怎样去了高农校，我一点也不知道。有一次，他远道进城时曾来会过我，我也不便过多地问询一些有关的情况，他只说，高农校的“条件”很不错，可以重新开展工作。我明白他的意思，并表示一定全力支持。他谈起老梁和刘振基（这时梁贻被捕已将近两个月了，王去华岩高农校，也许可能与此有关），我说：“梁贻已越监逃走了，不知去向。那些时，我给他提过不少意见。”王振华却说：“这也不全怪他们。”王振华没有多谈这方面的话，但仍然可以感觉得出，他们之间确有一定的分歧，当然不是一般生活上的。当时，我在想，王振华肯定要在高农校重新开创新局面。从事业上看，高农校自比《益世报》更有条件（《益世报》是天主教会主办）。我计划稍过些时再去看他，同他谈谈工作的开展，也顺便领略一下华岩的山水风光。临分手，他嘱托我抽时间去民生路《新华日报》门市看看，帮他买几本《列宁选集》。后来，我陆续买到了一至十三集（中间缺第五集）。没想到，这一分手竟成了人生的诀别！他在高农校任课不过三、四个月，突然被捕了。这时是1942年的春天，也或者是春末了。这十二本《列宁选集》连同我原有的《不断革命论ABC》、《世界工人运动史（拉狄克着）和《共产党宣言》等，我一直保存到1952年12月22日──这个令人愤慨的日子！在查抄我家时竟被作为我的“罪证”给没收了。
1941年末到1942年春，国民党蒋介石向重庆托派举起了屠刀，开始了一场大搜捕。根据后来重庆电力公司工人（托派成员）黎昌主对我透露，事情的败露是由于先期关押在巴县五营山集中营七个托派成员之一的任XX，受不住特务的酷刑拷打而投敌叛变（据刘XX同志回忆：“范文华说，乃由于通信不慎引起”），以致重庆托派组织几乎全遭破坏，因而在工作上一时陷入困境。
王振华在华岩高校刚一被捕，校内即有学生火速赶往白沙女师学院通知黎潔霜赶快躲避，但她坚决不肯，为“情之所钟”，甘愿与王振华一起去受难，亦遭逮捕（关于王、黎的共同坐牢和终于一起殉难，据知情人熊安东同志的确切回忆，黎潔霜“并非仅仅为了‘忠实于爱情’而跟王振华坐牢被杀的，她在香港即参加了托派组织”，“黎潔霜亦是以托派身份被捕，长期坐牢最后牺牲”。）他们被监禁八年之后，最终于1949年11月27日在白公馆监狱一起遇难（已评定烈士）。同期先后被捕的还有梁贻、刘振基、王坤荣、赵金声、杨寿元、任玉玺等十余人。
梁贻被捕后，不久即趁机逃跑。根据熊安东同同志1991年2月20日写给李慎之同志的来信谈：“老梁被捕后关押于重庆陕西路一个看守所，不久，趁雨夜逃跑，先是躲到磁器口育婴堂当临时工，后又逃往云南西双版纳x海小镇电信局工作。抗战胜利回上海，在一艘外国轮船上当电工。1950年在这艘船上会见过他。1986年或1987年在香港因车祸丧生。”以上，熊安东同志所谈是准确的。此后，与我所获得的梁贻生前在香港以“波臣”署名所写的《回顾》一文相对照，基本一致。1947年初，阎子桂去美留学经由上海给我来信，谈到他“在上海一家书店巧遇老梁”，这正是抗战胜利后梁贻在上海的那段时间。
刘振基被捕后关押于枣子岚墟北区宪兵队看守所，半年后无供释放。放回来时，遍身青肿并因肺病复发长期吐血。刘振基的被捕与其他托派成员的被捕没有连带关系。他是国民党重庆市党部在重庆电力公司发展的特务杨秀蓁举报被捕的。重庆电力公司特务组织的一把手是陈铁夫（重庆解放前夕逃往台湾），是直属军统的特务，整个电力公司包括三个发电厂几千人，都属他的监控范围；二把手杨秀蓁（1950年初已被处决），他的监控范围只限于电力公司本部的数百名员工。在杨秀蓁的眼里，刘振基是“中共党员”，他根本不懂什么是“托派”。他就是这样向市党部的特工上级举报的。1950年2月杨秀蓁被处决贴出的罪状上写了：“陷害进步工人刘振基”（当时中共尚未弄清刘振基是托派成员）。刘振基在电力公司的工作部门与我同属业务科的用户股，他是用户股的线路工。过去那段时间，我俩过从比较密切，特务杨秀蓁手下的一个助手余洪仁（已于1950年与杨秀蓁先后被处决），怀疑我与刘振基的关系，把我盯上了。收发室的收发员王炳云悄悄告诉我，小特务余洪仁当着他的面拆过我两封信（都是一般社会往来的信）。就在刘振基被捕后的第工天，余洪仁突然来到我家“访问”我。开头我还是很客气地接待了他并给他倒了茶。他开始翻我桌上的书册。他对其中最大最厚的一本──中央军校（黄埔）的《毕业同学录》首先打开。第一页就是“蒋校长骑马阅兵”，我便顺手给他翻到印有我像片的一页，他说：“你是蒋委员长的学生？”我立即站起作了一个“立正”的姿式，我见他不动，伸手把他从椅子上拉了起来：“这点都不懂！”他的神态立即表现很不自然。我又把“军事委员会”发的“调查登记证”（作战失散后登记用的）、“中央军校学生毕业证”、“毕业纪念章”一起甩在桌子上，又把房门拉开，让他看看我挂在门后的武装带和“蒋中正赠”的佩剑。他似乎又认为我还是军委会的什么人。他几乎是怕了。我说：“你当着众人拆我的信，你做的什么工作？工作能这样做吗？”他离开时是“夹着尾巴”走的。这种人不只是可恨，而是可怜。在这种人面前我不能软架，一软架就什么都完了。此后，一直没有什么动静，公司特务二把手杨秀蓁对我也变得格外客气。
王坤荣，重庆托派成员，“一一‧二七”在“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殉难，解放后已评定烈士。王坤荣又名王志平，笔名向阳，二十多岁，重庆人，出身在一个无产阶级家庭。十二岁就在工厂学手艺，造就成一个极熟练的机械工人。曾参加中国劳动协会为会员，负责江北区会务。蒋党特务劫害劳协时，逮捕了他。逃出后，化名投考昆明中央机器厂工作。该厂工人便在王的领导下活跃起来。出墙报，争取改善工人生活，被厂方扣了“红帽子”，威逼王坤荣立刻离厂。王坤荣回渝进入二十一兵工厂工作，后又改考化龙桥第三军用汽车修理厂，1949冬组织“重庆三八联合会”，创办《工联》报，展开讨论如何“应变”和“保护工厂”、“保护机器”的问题，不幸第二次被捕。先被关押于市区罗汉寺看守所，在此关押期间，曾写纸条出来交给托派负责人之一隗宽，要求给他购买一百片安眠药。当时组织怕他自杀，而且安眠药很难买到，因此，便没有同意他的要求。将近解放前，又被转押于“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一一‧二七”被国民党杀害，已评定为烈士。
赵金声原名赵风田，教书的时候名赵文生，作工人的时候叫林青，被捕时二十八岁，山东滨县人，国立六中高中肄业。赵做过纱厂小工，医院护士，抗战时在飞机修理厂修发动机。由于看进步书籍和讨论抗战问题，1943年被逮捕，抗战胜利释放后任小学教师。1949年3月15日在重庆市区太平门老巴县衙门附近被第二次逮捕，关押于“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1949年“一一‧二七”殉难。烈士陵园资料室赵金声的档案袋里的殉难人员登记表上，只填写了“赵金生（声）三个字，无其他任何村料，迄今仍未评烈。
在重庆二十一兵工厂（今长安厂）工作的工人托派成员孟宪章，亦被三个国民党特务跟踪追捕。从二十一兵工厂追到歌乐山、追到牛角沱，并在二十一兵工厂撒下追捕网，穷追不舍，务求捕尽杀绝！幸被同志和好心的师兄弟们冒死掩护逃离虎口，终于在蒋介石的屠刀下死里逃生。
这就是蒋家王朝对重庆托派犯下的血淋淋的罪行。但是就在国民党反动派疯狂逮捕、屠杀托派的那些年代中，就有那么一些别有政治用心的人瞒着自己的天良和肮脏的灵魂，造谣诬蔑说：中国托派是国民党的特务、帝国主义的间谍，拿日本人的津贴从事破坏抗日战争；说托派头子陈独秀日本人手中月领大洋三百元为日本人效劳等等。欲置之死地何需强加这多罪名！斯大林只需“人民的敌人”五个字，不需任何证据，即可处决成千上万的不同政见者（现已全部推翻那些诬陷之词，予以彻底平反昭雪），相比之下岂不干净利落？
关于中国托派和陈独穿秀被诬陷为帝国主义间谍、日本汉奸问题，郑学稼着《陈独秀传》（台湾版）第1084页有下面一段引述：
﹝笔者按：陈独秀1937年“七‧七”抗日战争开始后，九月被释放出狱，旋由南京抵达武汉，在此期间，经罗汉从中斡旋，中共与陈独秀托派有条件地合作共同抗日，结果，当然不会成功﹞。
“……王明知道了这件事，不问情由便声色俱历地表示反对。他指出，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在国际上，我们和资产阶级的政客军阀甚至反共刽子手合作，但不能与托洛茨基的信徒们合作。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他用字典里最恶劣的名词，如‘汉奸’、‘托匪’、‘杀人犯’等来攻击托派，并诬指陈独秀是每月拿日本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
“我们曾在会议上说过一些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究竟有所不同的等类的话，也有人提到：说陈独秀是日本间谍，究非事实。但王明却坚持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还说：反对托派不能有仁慈观念，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王明这些斩钉截铁的话，使大家为之默然。从此，在中共宣传上，陈独秀就变成了‘每月拿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了。”（以上引言见《陈独秀传》，作者引自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332─1333页）
前面已经谈到，1941年6月末起，碰头会只有梁贻、张维良、刘振基三人在另外召开，有意避开王振华和我，不让我俩参加，我连刻印《工人呼声》工作的权力也被剥夺了。很显然，这是对我俩的有意排斥。这到底是为什么，我全无所知。这种情况，我向振华谈过，他不愿多谈，似有难言之隐。对我来说，可以扪心自问，半年来工作上的操劳和付出的心血，我对得起组织，对得起同志。为何反被梁贻、刘振基他们一脚踢出了组织！不管振华如何看待这个问题，而我则始终想不通，更不能令人口服心服。我懂得，这种事情既已如此，就不能再去质问组织，以后总会水落石出。从此，作为同一个公司工作的同事，无形中我和刘振基的确也渐渐疏远了。但自我相信，我依旧是托派组织的成员，你们无任何理由也无权开除我赵某。
1941年末到1942年春，蒋介石大举搜捕重庆托派之后，据我所知，重庆托派工作，一时全面陷入困境，已全无活动，何况我也早已成为“编外人员”，对重庆托派内情更是全无所知。一年过去，在生活上，我的工资收入（工作已转正，并加了两次工资），对我一个人来说，颇觉绰绰有余。每次拿到工资，我总习惯地想起年前那些来到重庆挨饿的托派学生。手捧工资怎么也忘不了他们。内心在呼唤：“你们在哪里？！”
1943年秋，经一位姓王的女士撮合，我与俞志英即将结婚，当时经电力公司一位姓刘的同事百般苦寻，终于在南纪门南纪正街11号为我租到一间简陋的房子，从此我也算安了家，（赣江街65号作为托派机关用的我那间住房，早在王振华就业《益世报》之后即退掉了）。刚一住下，地段保长听说我是电力公司的人，就来找到我，托我在他开的饮食店里安装电表（抗战时期电力不足，不准新增用户）。我给他物色到一个带“户口”的迁移电表（早已在用电的老用户），并代他办了迁移安装手续，终算满足了他的要求。当时我又在想，这种人大都是码头上的“袍哥大爷”，就像赣江街65号地段的保长一样，必要时，这种人很有用处。
此后不久，刘振基突然找到我，同我谈到他的父亲和自己的太太，已由湖北黄陂县老家辗转来到重庆，现住在客栈里，要我设法为他租两间房子。抗战期间的重庆人满为患，租住房屋谈何容易。我又想起了南纪门正街的保长，请他帮忙就在本地段租两间房子。第二天，他就把本街17号一家从来不出租的两间房子租了过来。这处房子离我家只有三家之隔，彼此在日常一般生活上又相互往还。刘振基从此改变了对我的态度，但我们还是从不涉及过去组织上的尴尬往事。
1944年初春，刘振基告诉我：较场口下面善果街，有一大片土地，有人将近在空地上建房出售，他让我去了解一下，若是建造简易住房，价钱也比较便宜，就购买两间，咱们两家分住。据我了解的情况：主人郭汉侯是附近的商人，他在善果街买了这片荒地，荒地两面临街，地处偏僻街巷。郭先生将临街的两面，建筑六栋一楼一底的简易楼房，每栋楼上楼下各为两小间。临街这六栋房子的背后，将建造一个小院，主人将留作自用。当时整个荒地上，堆放了一些七拱八翘的木楼板，其他就是一些木棒和竹片子。据老板谈：先搭成木房架，再用竹片把墙壁编好，敷上黄泥巴，房顶盖上瓦就完成了。若购一楼一底上下四个小房间，照他说的价钱合算了一下，大约是我和振基各自一个半月的工资。完工购买之后，我让振基夫妇住楼下，我住楼上。楼上瓦片露天风大，楼下冬天暖和夏天凉快，振基有病（肺结核），就算照顾他。他父亲依旧住在南纪正街十七号。
一段时间相处不错，我在想，彼此依旧是同志。就在这年的旧历6月28日，我们生下了第一个男孩子，感到生活负担很重，也只有省吃俭用勉强维持。妻子原在妇女工艺社的工作，我们结婚之后即辞掉了。旧社会有一种封建习俗的说法：“养不起老婆就不要结婚”，意思是结了婚还叫老婆出去找钱，是作丈夫的最大耻辱！所以，自己的老婆即使原有工作岗位，也得辞职回家了。重庆电力公司本部，职工有几百人，全都是男的。有一个同事的太太在一个私营银行当秘书，后来生了一个儿子，偏偏和银行经理一个面貌，一模一样。这能说得清楚吗？ |
5．我的军伍生活和姐夫姐姐的殉难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中国托派运动文献->赵芳举《夕阳忆语──时代的变迁和我的托派生涯》（2005）
5．我的军伍生活和姐夫姐姐的殉难
1938年2月底，伤愈，各方面都已失去联系，又一次面临何去何从。这时，正遇国民党的军校（前身为黄埔军校）在武汉正式招生。还是为了学点军事，也正如房子杰同我分手时说的：“部队的官兵多么需要我们”。我离开医院考进了军校第十四期一总队步兵科。学习期为一年。入伍后，随校步行军两个多月的跋涉，到达四川铜梁县，军校本部就设在这里。当年底提前毕业，先是派在重庆第一补充兵训练处，后调新编十二师任连副兼第一排排长，驻防重庆白市驿军用飞机场，保卫机场安全工作。重返前线的意愿已毫无希望，更不可能再回到北方前线，只有以后再作打算了。
在白市驿飞机场驻防期间，对旧友的联系，各方都已无望的时候，我想起了齐光中学的阎子桂老师。他随济南的中学南迁，随着战局的转移，迁到河南又迁至湖北郧阳，并在郧阳合并山东各中学改建为山东联中，阎老师也在联中任教。这个情况我是知道的，可这已是将近两年以前的事情，谁知现在阎老师又在哪里？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我写信试投“湖北郧阳山东联中阎子桂老师”。出乎意料，我接到了阎老师从四川绵阳写来的回信。说，信是由湖北郧阳转到四川绵阳的。山东联中已改名国立六中。阎在国立六中学生中，发展了一批托派成员，为重庆地区托派以后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一批成员和组织力量。这已是后话了。
通过国立六中阎子桂写信给已来重庆的梁贻，我便与梁贻取得联系。梁贻又名梁公衡，山东淄博市人，毕业于山东曲阜师范（省立第二师范）。梁早已是山东我们托派的老同志，他来重庆已将近一年的时间，正在重庆筹划开展托派工作。这时已是1940年的九月上旬末，梁贻来到白市驿我军驻地，告诉我两件事：一是托洛茨基于8月20日在墨西哥科约阿康被斯大林派去的特工杀害；二是要我尽快离开部队来重庆市区共同开展托派工作。我想，部队在职官员离职谈何容易，特别是我们这些军校出来的学生，更不同一般行伍军人。但梁贻已经表明，他是通过组织来的。我必须尽力而为了。我考虑，营长潘潮同我的关系不错，为他私人的事务，我帮过他不少忙，并取得他的信任。我便以“军伤脑震荡复发”为由，请他报请上级审批离职。潘营长详细问了我离职后何去何从，我便告诉他将在重庆另觅文职工作。潘营长一口承诺，但要军医所出个证明。潘营长也顺口说了一句：“我这个营长，哪阵就不想干了！”几经周折，军医所长只出了个“建议住后方军医院治疗”的证明。就这样由梁润燊团长批准住院，我便住进了重庆相国寺陆军医院。主治医生姓李，山东潍坊市人，是我的邻县同乡，住院两个月来彼此处得不错。他根据我的意愿开了证明：“长期性重度脑震荡，不宜继续军伍工作”，就此，由师部批准离职，我于1940年11月考进了重庆电力公司业务科任职员，同考录取者共31人。即日起与张维良、梁贻、刘振基等共同携手开展托派地下工作。
进入电力公司之后，有了固定的地址，我便写信我老家的一位同学联系。在日本人的统治下，不敢直接和家里通信。其实，家里也没有直系亲属了。主要是了解一下姐姐和姐夫的情况，我可以肯定他俩不会还在老家。得到回信说：我的姐俩早已离开山东青岛，现居内地贵州华节县。根据地址我和姐俩取得了联系。我知道，姐夫是中共地下党员，姐姐是否党员不能肯定。正因为这种情况，我也不便在信上多谈什么。信函往来一段时间之后，他们突然断了音信。我曾以亲属姐弟关系写信探问，依旧音讯杳无。记得他们的地址是毕节县城一个街道住户门牌号，事到如今，已过去六十多年，许多事情已回忆不清，只记得当时贵州省的头头儿是原来的四川大军阀王陵基。1927年重庆“三·三一”开枪打死开会群众千余人的也是王陵基。当时贵州华节发生了残杀群众的血案，市面已有传闻，随后重庆的新闻媒体也正式报导了贵州毕节杀害一批进步人士的消息。至此，我已肯定姐夫姐姐在毕节事件中双双殉难。我想，只要他们有一个活着，不会不写信给我的。就此，我失去了最后的亲人！ |
4．我们在抗日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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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们在抗日前线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记得是9月间，学校被小清河的水灾包围，济南连续三天发生地震，到处可见地裂，多处黑水长流，就像预示着灾难即将来临。日军已逼近黄河以北，学校决定南迁鲁西巨野县。学校托派同志何去何从，决定于一次最后的政治聚餐。聚餐的地点是济南城内小布政司街五福楼餐馆。聚餐的确切人数现已回忆不确切，记得挤坐了两桌，共约十六、七人。餐前，首先由崔宝之谈了学校决定迁往鲁南巨野县，也谈了济南第一师范校内的华北学生流亡团。继由家住聊城县的周文茂介绍了聊城县的范筑先：他说，范筑先曾在冯玉祥手下任过高级参谋，现为地区督察専员兼聊城县长。其人思想进步爱国心强。目前，在地区人民的广泛支持之下，正在组建抗日武装。据知情人透露，除县里的武装之外，已招募足有两个营的兵员，基本都是知识青年。凡参加者，人手一枪。若要参加，周愿同往聊城找人引荐。饭后讨论决定：王冠平、王新X（山东诸城县人，小个子，名字记不全了）和我以及近期吸收的小杨同志（鲁南莱芜县人，名字记不起，外号“小洋号”），我们四人随校前往巨野，在校开展抗日工作。周文茂、徐睿夫和家住菏泽县的郭向荣、廖志清四人，一同去聊城范筑先部参加抗日。房子杰和另外两个思想倾向托派的吴斌才、陆建中，就在济南参加华北学生流亡团，在流亡团内扩大托派影响和发动抗日宣传工作。崔宝之因组织工作需要前往上海。其余同学因身体条件和家庭环境等原因，抱憾返回了鲁东老家。这几个同学当即表示：在环境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就地开展托派影响和抗日宣传工作。
我和王冠平、王新X、小杨四人，先是随校前往鲁西南巨野县。由于迁校紧急，教学设备全部遗弃校内，就连学校教师、学生所带学习课本都残缺不全，实际已无教学条件。即使坐在地上上课，实亦流于形式，毫无意义。
王冠平，王新X和我以及热心剧艺的小杨（他经常爱吹自备的小洋号），再加上临时约来的两位要好的同学，我们共同自编自导试演了一出独幕短剧《冲锋号响了》。学校借助南城区一座破旧的戏台，开展了一次抗日宣传活动，我们的剧目《冲锋号响了》也报名参加了演出。在小杨吹起高昂的冲锋号声中，带伤冲锋的情景十分动人。摹拟枪响的爆竹声，极大地增强了观众的实感。全场观众包括全校师生和地方群众多达千人以上。
十月中旬，我接到房子杰自济南华北学生流亡团来信，告诉我说：二十九军宋哲元部，即将在流亡团续招五十名大专学生，补充他属下的政工大队（前时已在流亡团招收了一百五十名）。部队现驻冀南豫北一带前线。接信后大家商量决定，先由我一人前往济南与房子杰、吴斌才、陆建中一同参加二十九军宋哲元部的政工大队，去冀豫前线。其余王冠平等三人仍暂留学校。不久，他们三人也在十月底或十一月初，离开学校去聊城参加了范筑先部。至此，先后奔赴山东聊城参加抗日的托派同志已共有七人。他们是：周文茂、徐睿夫，王新X、小杨、郭向荣、廖志清和王冠平。
我在接到流亡团房子杰的来信之后，当天夜晚即乘车经嘉祥县赶到济宁，这才知道从济宁到济南将近四百华里的铁路运输除紧急运送作战部队之外，客运已完全停止。我在济宁火车站徘徊到夜深，幸遇一个随军去济南的军人。说也遇巧，他也是青州人，彼此是小同乡。当他知道我是去济南的学生而无法乘车的时候，从挎包里取出一套灰色旧军装让我穿上，取下他的军帽让我戴上，跟他一起上了直达济南的军用列车。火车一路停站太久，到达济南的时候，已经是次日凌晨五点，我在流亡团吃早饭。这时，政工大队招收的五十多名队员已经满额，房子杰又在第二天点名核实的缺额中补上我的名字。我们已有四人参加了政工大队。其中吴斌才、陆建中两人都喜爱文娱活动。
当天下午，“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先生给我们作了报告，讲话具体内容今已记忆不清，但他那修长的山羊胡须、齐膝的长统袜、灯笼短裤和一身猎装，至今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第三天，我们这五十多名队员，在前来招募的负责人带领之下，冒着蒙蒙的细雨，爬上了济南兵工厂紧急拆迁物资的专列货车南下，途经徐州西去到达了开封。第二天上午，我们五十名队员，全都换上了灰色的军衣棉装，并宣布休整两天，可以自由活动。
我和房子杰、吴斌才、陆建中四人沿中山大道向北走去，在大道的尽头，我们望见了北宋皇朝的宫殿寂寞地立在那里，不见有人进出，似乎没有开放。古城的东北角广阔的草地上，耸立着北宋盛世时代修建的十三级铁塔，拔地而起蔚为壮观。我们绕塔一周，但见塔基入口已被砖石封堵，无法进入。经了解，方知年前有国民党兵痞三人，在铁塔高处强奸前来登塔游览的两位少女，两女拒奸，由塔上高层跳下死亡。“就这样算了吗？”“没有算，据说是冯玉祥闻讯大怒，下令将三个士兵押赴塔下跪在塔前枪毙了。从此就封闭了塔门。”这时我们突然想起九百年前的黑脸包拯，就在这个古老的汴城，为整治大宋官吏的贪赃枉法立下了大功。敢问，今天的包公安在？我们漫步汴城，不觉已是中午时分，我们四人就近坐在了中山大道的食摊上，饱餐了一顿河南特有的风味：“烧鸡”和“垛子牛肉”。
我们在开封休整两天之后，整队越过黄河向冀南豫北进发。经封丘、长垣，第三天，晨光曦蔚的大早，我们抵达了滑县东南的王岗寨。历史上的李密当年瓦岗军就曾驻在这里，而今已是颓垣残基。除偶有几声鸡鸣狗吠，几乎不见人烟，不禁令人涌现苍凉之感。再经一天的奔波，当晚，我们到达了濮阳孟轲集。孟轲集当时是二十九军军部的驻地。次日夜晚，月光清澈明亮，我们在这里集合在一个营的兵力保护下，集合在孟轲北郊的草地上，聆听宋哲元和刚从北平潜回的原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的讲话。宋哲元首先照名册点了名。两只电筒照得通亮，每个名字都仔细与本人对照，其中有几个姓名是两个字，宋哲元都给加上一个字，统统成为三个字的姓名。他说：“两个字的姓名是共产党的规矩，我们军队不兴这些”。讲话还强调说：“你们都是学生，学生喜欢说打倒地主。我说，既要打倒地主，也要保护地主。对那些自己不劳动，专靠收租剥削穷人发财致富的地主，我们要打倒；对那些勤苦劳动靠自己的劳力致富的地主，我们不但不能打倒，还要保护他们。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宋哲元讲话不多，讲完之后，清澈的月光下，张自忠笔挺矫健的身影出现在三米多高的土丘上。这时，我们的队列中，突然发出了一阵低微的喧哗声（当时已流传张自忠在北平当了汉奸）。在喧哗声中，张自忠为自己奉命代表冀察政委会逗留北平多日的原因作了申辩，并表示誓以自己清白的生命洗雪这一极不光彩的误会。语出肺腑，确也动人。1940年5月，张自忠将军指挥着他的三十八师，在湖北襄河南瓜店与日军决战，身先士卒壮烈犠牲！这已是事隔三年以后的事了。
我们到达孟轲集的第三天上午，在一八一师（属二十九军）李参谋的迎接和带领之下，我们五十多个队员又到达了内黄西南二十五里的东庄。整编后的一八一师师部就驻在这里。已确定政工大队归属于这个师。我们受到了先前招募的150名队员和政治大队长张克威、军事大队长宋XX（名字记不起了）的热烈欢迎。文学作家陈荒煤、于黑丁和女友也在原招募的政工大队里。
二十九军在河北大明、漳河一线给予日军重创取得胜利之后，官兵们带着血泪的感伤奉命撤退至河南南乐、楚旺、安阳一线。说，“这是中央的命令”，但官兵们无法理解，他们怎么也想不通。
政工大队包括新旧队员和宋哲元原有之学兵大队选拔之五十名队员，总共已有二百五十余人。除一部份留驻师部组织文工队之外，大部份分下了连队。在分配之前，政治大队长张克威讲了话，每人发了一本《抗日宣传提纲》和一本艾思奇写的《大众哲学》；军事大队长宋XX讲话后，每人发了一本《步兵操典》。张大队长是陕北派来领导宣传和搞统战工作的，经常看见他手里拿着一本苏联米定写的《新哲学大纲》；宋大队长是国民党中央军校十三期刚毕业的学生，讲话总是：“开明专制，绝对服从”。
在分下连队之前，经我们尽力争取，我和房子杰、吴斌才、陆建中与另外一位叫邵子宏的队员，一起分配到一团一营三连。以后，小邵也逐渐在思想上靠拢我们，成为我们忠诚的同志。
我们所在的这个团，有三个营共九个连，另外有一个直属迫击炮排。兵都是老兵，官都是旧官，枪也是老式步枪“三八式”，弹药也很不充裕。兵源大都来自热河、绥远、冀北和东北等地。全连除很少几个初小程度者之外，几乎都是文盲。但打起仗来，他们的经验却非常丰富，人人都能讲出一套作战取胜的道理。根据军部和师部的要求和抗战形势的需要，我们的工作首先是讲解抗日卫国保家的道理，启发官兵的爱国热忱。其次，就是教士兵唱好抗日歌曲。在战局平静的休整时间，加紧士兵的文化学习。他们很喜欢唱歌，但抗日歌曲一个也唱不来。他们对我们首先教唱的《大刀进行曲》特别感到兴趣。他们忘不了二十九军喜峰口大刀取胜的荣誉和骄傲。还教唱了《义勇军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十多首抗日歌曲，其中也包括《流亡三部曲》的第一部《松花江上》。当吴斌才含着眼泪教唱这首歌曲的时候，许多人特别是来自东北老家的士兵，忍不住泪水长流！尽管曲调低沉，但对激发士兵的思乡情意和打回老家的急切心愿，足可变为积极的力量。
士兵们谈起河北大明府、漳河之战，他们就愤慨万端。说：“打了大胜仗，中央为什么反而命令我们立即撤退到河南？为什么不准我们乘胜追进攻打回北平？！”我们认为必须向士兵们讲清这个道理。我们是这样讲的：“掌有军权、政权和握有财权的统治者，他们并不想也不敢发动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他们随时都可向日本妥协而保住自己的利益，那怕是剩下的仅有的一部分。他们抗日是被迫的，是有条件的，你要抗日就必然打乱他们的妥协计划，他们今天被迫抗战，明天也许会掉转枪口对准人民。所以我们在坚决抗日的同时，还得和他们进行斗争，揭穿他们的阴谋。必要时就打倒他们，把国家一切权利还给人民。工农兵嘛，我们才是国家的主人”。这些道理，他们不但能够理解，而且愉快认真地接受下来。
全线的官兵，日日夜夜守护着自己的防线，对敌人百倍地警惕。当时正是严冬的冰凌天气，吃不好、睡不好，艰苦之情难以想象。我记得又是一次凌晨三点十五分，我们的北线东端防线，突然响起密集的枪声。我第三连是预备连，立即急速进入防线。我们五个人扛起两副担架和两箱子弹，紧跟士兵一起进入掩体。第二次响起枪声时，我看到火光是从东北方向近处发出的，跟着就是我们的还击。前后约有半个小时，又平静下来。天放亮，我们退下来时，前哨士兵告诉我们是日伪军在骚扰，已被击退，我军无伤亡。将近一个月来，像这样的紧急行动，已先后发生过多次。我们亲身体验到了前线的紧张生活和官兵们的艰苦英勇！
我们在部队已经工作了一个多月，后经政工大队通知，改向农村村镇宣传。宣传内容包括：演讲、歌曲、活报剧和访谈等等。我们这个组，除在连队原班成员之外，大队另派给一位女队员刘淑玉小姐。这位小刘文娱修养很高，能说、会唱，善演，特别是她那一口流利的北平话，听起来更是悦耳可嘉。她为我们这个小组增加了演出的技术力量。我们在宣传演出中，除了演讲宣传之外，就是男女声独唱、合唱和就地演出“活报剧”。剧目有《放下你的鞭子》、《血衣》和《松花江之恋》等独幕短剧。至今还能约略记得《放下你的鞭子》，剧情是抗日期间逃出凤阳远来内地，以卖唱糊口的父女二人，在演唱中，女儿由于饥饿晕倒，受到父亲鞭子抽打的情景，使观众为之感慨动容。《血衣》表达的是一个老人唯一的儿子被日军无故乱刀砍死之后，留下的一件血衣。表达了它是日军屠杀我无辜百姓的血证，和对鬼子的血泪控诉……。
我们这个组，在师部以南井店等十多个村镇，一共演出了二十多场，影响很大。以后在师部和政工大队组织的两次军民联欢大会上，我们的剧目也搬上了舞台。
前面已经讲过，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兵是老兵，官是旧官，不知是宋哲元为这支部队的新陈代谢还是蒋介石的意图，在1938年的二月初，由政工大队选送一百人去武汉国民党军校（军校已由南京迁武汉）接受短期训练，将用作二十九军基层军官的新生力量。房子杰身体不好，其他托派成员不愿离开，大家研究决定，让我一人报名参加，望我早日学成归来，能胜任一个起码的军事干部，将来很有用处。房子杰还一再强调：“部队的官兵多么需要我们”。经体检合格，我们被选送的百人，乘坐三辆军车经滑县向新乡进发，准备由新乡转乘火车南下武汉。当三辆军车经过汲县将近新乡北郊时，一架日本飞机向我们俯冲扫射。我们急速弃车分散后，飞机又投下三枚炸弹。我本伏卧地上，在翻身仰视天空时，一颗重磅炸弹在离我三到五米处爆炸。我被破片由下颌射入口腔。尽管满脸血迹，但碎片轻伤本不严重，主要是炸弹爆炸威力和巨声震撼，使脑部受到严重冲击而昏迷过去。待被抢救苏醒过后，我已睡在武汉后方医院的病床上。就此，我便错过了这次百人的军事训练，被诊断为重度脑震荡。
二月下旬，脑震荡和颌伤基本愈合，此间，我曾几次发信向二十九军军部和一八一师政大队询问情况（通信用的番号现已记不起了），结果都是音信杳无。就此失去联系，极感悬念，我为政工大队的同志们牵肠挂肚。一天，我找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想在办事处打听一下一八一师政工大队的消息，没想到在办事处巧遇政工大队长张克威。他还是穿着那件灰扑扑的军大衣，说话依旧是慢吞吞的。谈起政工大队和彼此关系，他表现出非常热情。我问他大队的情况，他说：“你们前来武汉不久，大队在转移中被日伪军包围扫射，足足有二十分钟。除去选送武汉的百人，余下的一百五十多人，幸存者不到三分之一。经过收容亦只寥寥几人”。我很后悔这次的南下，我们托派同志不该零星分散，要死，也该抱在一起﹗我也把这次百人南下路途被炸的情况告诉张大队长，他说：“我也早已知道”。最后，他询问了我的伤情，就此告辞了。
张大队长给我带来的噩耗，使我极感震惊，也使我揪心地痛苦！房子杰、吴斌才、陆建中和新近发展的邵子宏，他们那四张熟悉而亲切的面庞，一个一个显现在眼前。不禁想到他们生还的希望已极其渺茫！我们是为正义，为民族的解放而战，苍天又为何这么无情，这么不公？！
面对四位托派同志的生死未卜，更使我想起当年先后投奔聊城范筑先部的七位同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抗战胜利了，中国解放了，他们依旧是杳无音信。二十多年过去了，没有想到一次“迟到的外调”给我送来了历史的鉴证，又是一阵揪心的痛苦，也是我感到无比骄傲。事情是这样的：
1959年8月底或9月初，山东“肃托专案组”来人外调，远自山东济南前来重庆，找到我了解情况，问我知不知道“文昇”这个人。我说：“就是我嘛，‘文昇’是我过去在外用过的化名”。他说：“我曾找到你山东的老家，也都不知道‘文昇’这个人”。他又问：“你家堂房的墙上挂着一幅书法对联，上款写了‘若斐同学雅正’，这‘若斐’是谁？”我说：“是我的‘字’，对联是我第一乡师的一位老师亲手书写送我的”。“你父亲和你的一个堂兄被日军杀了，你知道吗？”“1938年3月我就知道了，母亲也是为此而病死的”。“你认识王冠平吗？”“认识，他是我乡建专科学校的同班同学。请问，王冠平现在哪里？”他把我的问话叉开，没有回答，只说：“1938年11月，日军围攻聊城，当时混进范筑先部的托匪份子，除王冠平一人逃脱之外，全都被日军消减了。……你在这下面签名”。我把他的记录稿粗略望了一下，签上了我的名字。试问，范筑先部也包括我们六位托派同志在内，是为国壮烈牺牲还是“被消减”？外调来人的立场站在哪里去了？
外调来人谈到日军围攻聊城范筑先部消减“托匪”的时候，从他的脸部表情和谈话音调，都可隐约领略出似乎有幸灾乐祸的情调。他已经完全忘了当年全国人民曾经高呼过的“范筑先和他领导的抗日武装，是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英雄，是全国人民的骄傲”！我还必须在此对这位外调先生表示深切地谢意，因为他已慷慨、明确地为托派作证：“中国人民当年抗日的黄土大地上，也有我们托派留下的鲜血﹗” |
3．革命者的摇篮──山东省立第一乡村建设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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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革命者的摇篮──山东省立第一乡村建设师范
山东省立第一乡村师范，也是公费学校，除了每个月发给五元的公费之外，冬季发给棉大衣和夹层中山服，夏季发给单层白色哔叽中山装。正因为公费和待遇比较好，报考人数超过了两千多人，实际只收两个班共八十人。报考学生百分之八十以上来自农村，人人都是看在公费的条件上。从择校可以看出当年农村的贫困。
这个学校是四年制毕业，已创办了六年，我是六级一班。每年招收一级，每级两个班，每班四十人，也就是三百二十人同时在校。学校的教职员工和学生中，政治情况十分复杂，有二陈（陈立夫、陈果夫）C.C.派，有蒋介石的蓝衣社（军统前身），有斯大林毛泽东派和托洛茨基陈独秀派。这种复杂的政治情况，我是从高年级小同乡同学那里听来的。这个学校创办伊始，校长是菊思敏老人，他是一个非常民主的人士，受他的影响，整个学校充满了民主气氛。国民党蒋介石不会让这种局面长期存在下去，遂即撤换了菊思敏，并派进了国民党的特工组织。后来的校长是北师大文学系毕业的钱镇东，虽然也有一定的民主思想，但已不能与菊校长相比。以上这些情况，我在信上详详细细地告诉了在青岛工作的姐夫和姐姐。
姐夫在本县城第十中学毕业之后，又在济南的公路交通运输管理职业学校学习了一年半，毕业后分配在青岛四方市公路总站担任调运工作。姐姐在公婆的阻挠之下，好容易摆脱了家务和农活儿去了青岛和姐夫同住。到这时，结合以前我对姐夫的了解和姐姐的态度，我已完全肯定姐夫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这次我把第一乡村师范的政治情况在信上详细告诉他之后，他前前后后给我写来好几封信，我感到就像是给我上政治大课一样。他谈到第一乡师的党派情况这么复杂，现在决不能接触任何党派组织，更不能轻易参加。以后读书多了，知识广了，有了足够的社会经验再谈这些问题。他要我假期中去青岛度假，大家好好谈谈。这些话就像一个长者教育一个无知的孩子那样，令人难以接受，我也就不把它放在心上。我在想，我已读过了三年的中等学校，而且已经工作了两年，凭自己的鉴别能力可以认定自己的前程。
我在第一乡师头一个学期当中，除了搞好自己的功课学习，课外就是坐在学校的图书室里。坐图书室是我的老习惯。第一乡师图书室的书架上摆满了各家各派的书刊，这在当时已非一家之言，可以说是百家争鸣的时代。这种反映在图书室的民主气氛，也许与前期的校风有关。我最喜欢阅读的书刊是神州国光社出版的《中国社会史论战》、《苏俄党争文献》和其他争论性的文章。想从这些争论中分辨是非曲直而确定自己的看法。
图书室里另一个经常前来看书的是最熟识的同学王冠平。我和王冠平是同班同学，上课时，他就坐在我前面课桌的右边，我和他脸背相对。此后交往久了就无话不谈，我俩就慢慢更加接近了。一次正在上课，老师在讲《乡村教育概论》，我看见王冠平埋着头在看一个像是什么文件似的印刷品。我抬脚踢了他的后背，他才把看的东西收了起来。下课后我问他看的是甚么，他把这个文件交给我，并嘱咐我好好看看。但见封面上写着《陈独秀自撰的辩诉状》，末尾署了“陈独秀，民国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仔细看了陈独秀的辩诉状之后，我又回忆起我和三哥相处的日子。那时候三哥也曾向我谈起过，陈独秀在南京政府的法庭上慷慨陈辞，历述国民党的罪过而毫无畏惧。这次看了他的《辩诉状》之后，我对陈独秀产生一种更加由衷地钦敬。心里想，做一个真正的人，应该向陈独秀学习。
以后，王冠平又给我看了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问题》和有关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责任问题方面的一些著作。记得已经是寒冷的初冬天气了，王冠平给我看了《火花》刊物和《斗争》报纸。他明确告诉我，他们是托洛茨基陈独秀派。至此，我完全明白这就是中国托派。原本，我即崇信苏联的托洛茨基，憎恶独揽大权官僚独裁的斯大林，更不说一直敬仰的铁骨铮铮的陈独秀。我表态：“我愿意跟大家一起搞工作”。就这样，通过王冠平和房子杰推介，经崔宝之批准，我参加了学校的托派组织。这时是1934年秋末冬初。
就在我参加托派的第二年（1935）春或初春，天气还很冷，王振华由上海专程来到了山东济南我校第一乡村师范。学校托派组织指定了一部分成员秘密地会见了他。王振华穿一件灰色的棉长衫，一双小圆口的黑布鞋，从穿着看，倒像一个商人打扮。身体偏矮而显的瘦弱，面容清瘦，肤色微黄带黑，偏分头发陪衬着带有几分稚气的脸庞，看上去完全是一副学生派头。尽管显得有些疲惫，但眼神依然闪烁着青春的活力。他比较细致地了解了学校托派组织情况和工作开展情况之后，提出并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揭穿斯大林一手炮制的政府阴谋──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被杀案
王振华特别强调：“斯大林谋杀基洛夫而嫁祸于苏联左派反对派，得以铲除当时威望权高而威胁自己独裁宝座的基洛夫，并嫁祸于人，借口大肆屠杀不同政见者，取得一箭双雕，以继续苟延他个人独裁的官僚专制政权”，“斯大林的这种罪恶行经，今后还会继续无限扩大”。
〔笔者注〕：1936至1939年之间，斯大林连续炮制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冤案，果被不幸言中。基洛夫谋杀案之后，又连续炮制了1936年8月“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暗杀团总部”案，季诺维也夫等16人被枪决；1937年1月“托洛茨基平行总部”案，皮达可夫等17人被处决；1938年3月“右派与托派同盟叛国”案，布哈林、李可夫等21人被处决；另外，还以“反苏托洛茨基军事组织”案罪名，处决了高级红军将领图哈切夫斯基等八人及其他大批军事领导干部。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秘密报告中指出，被誉为“胜利者的大会”的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1937），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侯补中央委员中，有83人被逮捕和枪毙，出席大会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名被逮捕，其中许多人随后被杀掉。30年代末，也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斯大林对军队干部的清洗更是惊人。据苏联方面统计的数字：5个元帅中3个被杀，5个一级集团军司令员中3个被杀，10个二级集团军司令员全部被杀，57个军长中50个被杀，186个师长中154个被杀，16个一级和二级集团军政治委员全部被杀，28个军政委员中25个被杀，64个师政委中58个被杀，456个上校中401个被杀（以上统计数字，均引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陈启能主编的《苏联大清洗内幕》第6至9页）。所有死难人员全系冤杀，而今均已平反昭雪。
二、在没有世界革命（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首先胜利）的前提之下，一国能否最终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对这个问题，王振华作了以下的讲述。他说：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和国际革命的不断性，托洛茨基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是在一国的基础上开始的，但它不能在这样的基础上完成。在一国范围内维持无产阶级革命只能是一种暂时状态，是不能持久的。因为在孤立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之下，各种国内外矛盾必然增加。如果无产阶级专政继续处于孤立状态，那么，无产阶级国家最后就必然成为这些矛盾的牺牲品。摆脱这种状态的唯一出路，就是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所以，一国的革命不是一个独立的整体，它只是国际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国际革命是一个不断的过程。
三、谁应负中国1925－1927大革命失败的罪责？陈独秀怎样做了斯大林第三国际的替罪羊？
王振华在谈话中，首先肯定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应由第三国际斯大林负责。中国共产党是第三国际成员之一，所有决策都是第三国际斯大林一手制定，交由中国共产党陈独秀执行。更确切地说，都是他们的的特派代表鲍罗廷、罗易直接执行，根本不允许中国共产党有不同的意见。上海“四‧一二”和武汉的“七‧一五”是中国大革命最后失败的标志。就在“四‧一二”的前几天，斯大林还在大会上宣称“蒋介石是可靠的”，一周之后，上海的马路上血流成河。在“四‧一二”蒋介石对上海工人大屠杀之后，斯大林又在大会上强调“汪精卫的武汉政府是令人满意的”。结果，“四‧一二”之后仅仅三个月，武汉又在“宁肯错杀一千，也不放走一个”的大屠杀之下，中国革命最终失败了。第三国际斯大林是中国大革命失败的罪魁祸首，而陈独秀做了斯大林的替罪羊。
〔笔者注〕：郑家稼著《陈独秀传》（上）第725至727页有如下记述：“依张国焘的回忆：早在（1927）七月十四日‘陈独秀先生在一个秘密寓所躲藏起来，不再露面了。我……曾去看陈先生也找不着了。……七月十五日陈独秀先生曾有一封简单的信向中共中央表示无法继续工作，要求解除他的书记职务’”。
“再说瞿秋白，他与鲍罗廷早于七月十三日晚悄然由武汉到庐山去，不告诉任何人。二十一日瞿从庐山回，立即提出改组中央领导的问题。……瞿表示在庐山与鲍冷静地研讨，‘认为中国革命是失败了，责任问题要有交代。中共所做一切，虽然事实上是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但不能让共产国际担负这个失败的责任，因为莫斯科威信的丧失，将会影响世界革命，也会助长托洛茨基派攻击斯大林的气焰，更会使中共党员不信任共产党国际的领导。为了使共产国际今后领导世界革命，中共中央只有挺身而出来负担起这个责任，才是避重就轻的办法’”。
“瞿秋白更具体地表示，如果这一失败责任要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来负担，中央的领导就会破产，损失也太大了。陈独秀在这次失败中，原有重大过失；现在又采取了不正确的消极态度，那我们不如把全部的失败责任，推在他一人身上。而我们自己应站在拥护共产国际的立场上，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这样才能稳定中共中央的领导。……”
“张不同意瞿的办法，但他承认中共也有错误，他说：‘中共中央的错误领导，同要是严重而又是多方面的，我们身历其境，知道得更清楚。……在奉命唯谨地执行指示时，也不能迅速发现错误；即使我们自己有独立主张，也不敢自信，更不能据理力争，老是服从指导。……’”
以上说明陈独秀的“替罪”已非常明确。
四、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问题
王振华济南之行，正值中共红军抵达贵州遵义，王就此谈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问题。他首先谈了红军被迫撤离以江西为中心的中央根据地，已说明“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彻底失败。更正确地说，不是农村包围城市，而是国民党蒋介石的反革命大军包围了农村根据──“被包围”了。现在红军已到达贵州遵义，今后的去向，很可能前往与苏联接近的西北。王振华继续谈到，“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是依靠农民力量和农民思想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实现社会主义，不可能最终成功。即使革命斗争在国内外客观条件下，采取攻城略地取得一时胜利，而农民意识（自私、狭隘、保守以及眼光短浅等等）必然进入政权，导致腐化蜕变，进而形成官僚统治，工人阶级失去领导权，最终，社会两极分化而复辟资本主义。
在这次济南会见中，王振华还谈了：“托洛茨基反对派”与斯大林官僚集团的斗争和列宁的《遗嘱》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最后谈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和我们的工作方向与任务”。当时我是托派新进成员，对托派无论是理论或史实，知道得很少，这里就不多谈了。
山东第一乡村师范，于1935年秋，由梁漱溟指派留日学者汤茂若直接插手，将第一乡师改建为山东省立乡村建设专科学校，自任校长。办学宗旨依旧是：“面向农村，普及农村教育，提高农民文化水平”；目的仍为：“振兴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生活”。有类于陶行知、晏阳初的教育思想，被称为社会改良派。当时，学校校歌的最后一句是：“凋敝的农村，贫困的农民，端赖我们振起”。足以代表了他们的设想。但这种设想只是空想，就凭他们的社会改良主义，这种设想是无法实现的。
这个学校，由于学生绝大多数出身于农村贫困家庭，容易接受进步思想，三十年代初期，斯大林派和托洛茨基派，都先后在该校获得迅速发展，国民党特务份子，也同时进入此校。派别之间明争暗斗，搞得政治气氛十分激烈复杂。从各派组织人数看，斯大林派远远超过托洛茨基派。二陈C.C.和蓝衣社特务份子人数虽然仅几个，但破坏能量极大。他们通过官方取得学校训导处的支持。
学校斯大林派的地下组织，我估计全校的正式成员不在三十人之下，外围学生就更多，全校八个班每班都有三、四人。学校托派正式成员仅有十人左右。除领导人崔宝之（高年级学生）外，他们是王冠平（六级一班，山东禹城县人）；房子杰（六级二班，山东平原县人）；徐睿夫（七级一班，山东益都县人）；赵芳举（六级一班，山东青州人）；王新Ｘ（名字记不全，年龄最小，七级二班，山东诸城县人）；张维正（七级一班，山东维县人，有吸烟习惯）；林ＸＸ（名字记不起，五级二班，山东曹州人，有绘画天才）；另外还有二人，其中一个叫周文茂，山东聊城县人，另一个接触很少，完全记不起了，倾向于托派的外围同学，约有六、七人，我都不熟悉。这个数字是我确记的数字，其他我就不知道了。宣传资料的落实，全由崔宝之负责，理论依据是—《火花》和《斗争》，均由上海寄来。房子杰负责组织工作，王冠平协助崔宝之搞宣传兼管资料和秘密收发，我是王冠平的助手，徐睿夫协助房子杰搞组织工作。
我们学校的托派，是在国民党特务蓝衣社及C.C.的监控和斯大林派的诬陷与又打又拉的处境下发展起来的，工作开展格外困难。学校托派工作的开展，根据我所知道的情况回忆如下。
对内主要是组织学习，提高成员的思想和政治水平，稳妥发展成员扩大组织。分小组每周例会一次，并随时碰头交换意见，随时传阅书报文件资料。学习以《斗争》报、《火花》刊为主和另外零星的稿件。后来，学习的书刊资料越来越多，记得有《儿子朋友与战士》、《我赌我的命》（均为托著）和《苏联党狱的国际舆论》，以及郑学稼写的《苏联党争》、《苏联党狱》。以后又读到了安德烈‧纪德写的《从苏联归来》和他的《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以上这些用热血、正义和良心写出的文章，对我们的学习、宣传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对外宣传我们没有缮发过小册子、传单之类，当然，也是限于自身条件和环境因素，无法做到。
此外，一个对外公开宣传陈地就是《班报》。《班报》公开张贴于学校壁报栏，“壁报栏”是学校准办也是校方教育手段的一个组成部分，由学生自己主办。每周出两期，星期一、四和大家见面。全校八个班轮流主办，每个班主办一期。从1935年秋天起，我一直是班上推选的班报主编。另有编委二人，其中一个是斯大林派成员。班报系自由投稿（主要是本班同学来稿，外班很少），由主编选用，两位编委主要是负责班报的排版、毛笔抄写和报头设计等工作。一次班报我选用了由王冠平出面，崔宝之写的一篇题为《是谁帮助希特勒登上了独裁宝座？》，大意是德国总统兴登堡死后，第三国际斯大林的“第三时期”的极左路线客观上促成了国社党党魁希特勒登上了宝座，因而给革命和德国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这篇文章，我作为本期社论登在报头下面，班报一经贴出，受到学校广大同学的一致好评，也招来斯大林派学生的攻击。还有一次，是1936年春夏（记得大概是这个时候），我在审阅来稿中，又选定了王冠平交来崔宝之写的关于评论西班牙内战的文章。文章严厉谴责共产国际斯大林组织国际纵队无原则地全力支持西班牙政府的错误政策，导致长枪党头子法西斯独裁者佛朗哥上台，为西班牙人民带来更大苦难。这篇文章受到本班斯大林派编委极力反对未能刊出。事后，在一次作文课中，老师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大字：“文题自拟”，限写政论文。王冠平即将崔宝之的这篇论文－—论西班牙内战的文章，作为自己的作文写在作文本上。在下周作文评讲时，被老师作为最好的论文加以表扬，并在班上全文宣读。事后许多同学（也包括同年级二班的同学）不断索阅传读。
崔宝之是全校同学众所周知的学业尖子，在教学实习中，以突出的教学成绩而被评为第一名。我听过他的观摩课，语言的清晰，课文讲述的层次，“注入”与“启发”式教学方法的适当结合运用与组织教学的良好课堂气氛，无一不使人拍手叫绝，遂使全堂学生为之神驰入迷。受到学校作为良好典型一再表扬。
1935年12月9日，北平掀起“一二．九”学生运动，房子杰、徐睿夫和我，还有三个喜欢读书要求进步的同学，寒假没有回家，我们同数十名其他同学一起留在学校。我们的目的是组织读书小组，宣传托派思想，借以拓展我们的组织。嗣因北平学生运动的声势波及全国而冲击济南。以训导主任留校驻守的吴ＸＸ为首，统领其他老师一起代表学校作出决定：学生不准留住校内，所有留校数十近百名学生全被轰出校外，校门口已被派兵把守。我们就在校外农村租住民房，天寒地冻、凛冽不堪！房子杰肺病复发，不得已被迫回了老家，其余几人始终坚持下来。同住的三位同学，此后一直倾向托派，成为支持托派的心腹同志。
这里也顺便谈一下我们的训导主任、文学教师吴ＸＸ。就是他在驱逐学生出校的时候，亲自首先带头动手甩我们的铺盖，指挥军警狐假虎威，何其威风！零下20度的酷寒，他和他的老婆深居炉火正旺的温室里，哪里还想到贫寒受冻的学生！解放后，原本作为趋炎附势、拍马溜须的无聊作家，竟然立即抛开他曾热衷的鸳鸯、蝴蝶，一跃而成为最进步的文学作家。
1936年暑假，山东教育厅组织济南大专院校师生去青岛度夏，我们乡建专科学校的全校师生也参加了这一活动。省教厅通过胶济铁路局，加开了一次夜班专列，由济南直达青岛。专列到达青岛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一点。当晚，我校师生住进了国民党市党部的办公大楼。大楼正对波浪起伏的胶洲湾，空气清新、视野广阔，环境不错。二十多天时间里，我们参观了天文台、图书馆、体育馆、大专校、崂山头和德帝国主义在中国领土上修建的崂山炮台。就在这二十多天中，我们学校的托派组织，先后在胶州湾的海边开会学习了两次。由崔宝之讲述中国大革命失败的真正原因和对第三国际斯大林的严厉抨击。他也指出作为一个落后国家的中国，今后社会主义革命的真正出路，还讲述了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世界意义。崔宝之最后逐一回答了同志们提出的问题。
就在抵达青岛忙于十多天的规定活动之后，我到四方站（今四方市）见到了我的姐姐和姐夫。他们住在一条幽静街巷的一座房子的二楼，住房收拾得很干净。这天是星期六的晚上，他俩都在家里。一阵寒喧之后，我和姐夫扯到了学校的党派问题。后来又从学校的两个党派扯到了第三国际斯大林，又扯到了中国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总之，他的结论只有一个：大革命中，第三国际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指示、命令一切都是正确的，而陈独秀拒不执行第三国际斯大林的正确指示，一意搞右倾机会主义，最终导致大革命失败。当我提出相反的意见时，他说：“你这是托陈取消派的观点，你是不是受到了托派的思想影响？你是不是参加了托派？”我说：“这个并不重要，问题是敢于面对历史现实”。我想，没有再谈的必要了。姐夫还想继续谈下去，我说：“我们谈谈生活好不好？”姐姐插了话，她说家里来信，家务缺少人手，一再写信要她回去。他俩商量决定，不能回去。直到抗日战争期间，我才知道他们已经转入内地去了贵州毕节县。这是以后的事了，后面我还要谈到他们的命运。
当天晚上我和姐夫的谈话，结果是不欢而散。我说，我校师生在青岛至少还有一周的逗留，过几天我会再来看你们。没有想到回来的当天晚上十一点半，度假师生接到省教厅急电，所有度夏师生立即返回济南。我也来不及向姐俩告别，当晚即搭乘专列返回了济南。五天之后，我接到姐夫的一封信，另外有汇款十元。信上说我不辞而别之后，姐姐哭了一场，哭得很伤心。
1936年暑假，我们学校师生去青岛度夏回来之后，我接到大哥从家里来信，大意是：他从高小读书时的同桌同学王良栋的家属那里得知，王良栋在济南当了大官，很有本事。大哥认为现在时局很不平静，要我拿着他附来的一封信去找王良栋帮助找个工作，他会帮忙的。大哥说的王良栋就是中国托派四个组织联合时，“战斗社”的主要成员之一王平一，我家与他家是临村，我也早已知道王是托派的叛徒，投靠国民党当了特务。我接到大哥的来信后，把信拿给王冠平并转崔宝之看了。我当即声明，我决不会祈求一个国民党特务给我找工作，我毕业还早着呢。他们的意思是可以去看看这个人现在的情况，特别是他在济南的情况，我们也好心中有数。就这样，我按信址去了王良栋的“官邸”。王良栋热情地谈了他与我大哥相处的往事，劝我还是要继续读书，毕业后的工作没有问题，学校教书或机关工作，都可以安排下去，要我告诉大哥放心。
他的会客厅里放着四个很大的多层书架，上面摆满了清一色的俄文书籍，只有在书架的一端平放着一本中文的《苏俄党争文献》，署名王季平、陈幻合着。封面上款写了“仙槎先生雅正”，下款写了“王平一赠”。他解释这本书是他写的，“陈幻”，无此人，是假名，书是准备送给教育厅长何思源的。我说，我借去看看，他说：“不行，学生看这种书是违法的”。当时，客厅里有位小姐，我认得，她也姓王，是我校的高班同学，名字记不起，只记得她的外号叫“狗屌”，为什么会叫这外号，我不知道。王良栋给我介绍说是他的夫人。还有一位在客厅里进进出出的男青年，我认得出也是我校高班的同学，连他姓什么我都不知道。他并未认出我。此人长了一双“对眼”，两眼球一天都望着自己的鼻尖。按照《麻衣相法》的说法，这种人十分凶险！王良栋没有向我介绍这个“对眼”，但我可以肯定，他已是蓝衣社的小特务，并且已经打进了我校斯大林派的外团组织。前时，我校斯派在学校音乐厅地下室召开秘密会议，会前会后，这个“对眼”一直积极和斯派成员搬动桌椅布置会场，而且关系上似乎不同一般。这件事，以后由王冠平悄悄告知了我班斯派成员臧训之。
我在告别王良栋临走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头：“好好读书，不要搞左倾啊！”
就在1936年暑假青岛度夏回来以后的这个学期，阎子桂调来济南地处东郊的齐光中学任教。该校与我乡建专科校仅一铁路之隔，相距不到两公里。阎子桂乃北京大学毕业的学生，是理论水平比较高的托派人员。我校托派除崔宝之外，每周星期天大都到齐光中学阎老师的个人宿舍里听他讲课。内容包括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苏联后期联共的党内斗争和中国大革命失败的真正原因，以及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等。当时参与听课的还有齐光中学的二年级学生孟究章、杨寿源和康至全等。有时人多，室内的床沿和桌子上都坐得满满的，后来的就脱下鞋子当垫子坐在地上。阎老师的讲座，对托派成员的思想提高和认识的深入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抗日战争的枪声打响之后，阎子桂老师随校（后组合为山东联中）经河南、湖北、陕南辗转到达四川西部的绵阳县。学校抵达绵阳之后，正式命名为国立第六中学。阎子桂依旧在校内学生中开展托派工作，可以说，国立六中在阎子桂的大力拓展之下，已成为培植托派成员的基地。以后重庆地区托派发展到四十七人，基本都是来自国立六中阎子桂老师的学生。 |
2．坎坷的读书生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中国托派运动文献->赵芳举《夕阳忆语──时代的变迁和我的托派生涯》（2005）
2．坎坷的读书生活
开学之后，在学习上感到比较生疏的课程就是英语，对文科和其他理科之类则感到轻松愉快。前些年，高小曾有外语课，记得自我大哥高小毕业之后就取消了。现在一进初中就要学习外语，且不从字母、发音学起，第一堂课就是从语句开始。老师领读两遍之后，立即提名覆读。第一、二次覆读的学生，读音流畅准确，以后又叫起几个学生覆读，都是怪声怪调，引起同学们一阵笑声。在这瞬间我真的提心吊胆，害怕叫到我的名字。事后才知道最先叫起的两个同学，都是上期留级的差生，他俩上期的几门主科都不及格。我在初中总共读了一年，学习了一年英语，失学之后早就无偿还给老师了。
前面说过，高小同学王乐经和我都是同期毕业同时考进中学的。他的家庭也不富裕，也是一个俭朴刻苦成性的孩子。进中学后，我们同住一个寝室。我们第一个月的伙食费，经伙食团核算下来，每人是四元六角五分，每天均摊一角五分五厘。伙食质量很好，`早晨稀饭、包子、花生、酱菜等等，午餐天天都有肉吃，晚上稀饭、馒头，另有两荤两素炒菜。中午吃饭时，不少人用筷子夹起肉咬下瘦肉吃了，把肥肉丢在地上，以致走路都无法下脚。也有不少学生认为伙食不好，中午跑到校外的餐厅去吃饭，留下无人就餐的整桌饭菜摆在那里。
我们在宿舍区看到，有的同学在开饭时间，并不在饭堂吃饭，而是在饭堂左侧窗口打菜卖饭，卖的是馒头、小菜、咸菜之类。他们根本就没有预缴本学期的伙食费。王乐经同学和我商量退出伙食团，退回预缴的伙食费，此后就自购零餐。一个月下来，我俩每人只吃了一元八角多点不到一元九角。算下来，剩下的四个月，就比食堂伙食省下十一块钱。下学期的伙食钱，就以每月一元九角计算，五个月只有九元五角。这十一元作为下期的伙食费，还多出一元五角。我还记得下学期入学的时候，我只带了三十多元，比上期省了一半。这半年来，我不但身体长高了三厘米，而且也壮实多了。
1930年，我已经十四岁，应该继续初中二年级，但我没有读下去。这一年来，我给家里也包括伯父、大哥他们带来了多大压力，我心中有数。我们这个大家庭分家之后已是两家人，各自经营自负盈亏。我读中学的这一年，是在我祖父的无形压力之下，两家人共同凑足了我一年的读书费用。祖母告诉我，伯母已有很大的意见。我已经不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了，面对眼前的家庭现实，心里也像刀铰一样无法平衡。祖父祖母也都年纪大了，看到祖母那瘦小单薄的身体，一天到晚还在帮着两个家庭忙里忙外，心里就隐隐作痛。分家之后，我家缺少劳动力，父亲一人顶着这个小家庭，每到农忙或收获季节，还得请人帮忙并支付工资，尽管工资不高。母亲对我也不好，对我上学读书，一天都在叨念：“读什么书嘛，家里农活儿都没人干！”说到这里，我又想起自己还是幼儿时的往事。我一岁多的时候，生了重病，母亲不愿护理，祖母把我抱到她的房间里，天气冷，祖母给我烧起热炕，盖上被盖，守着这个形将死去的孩子，没有少流眼泪。母亲三番四次地跑到祖母的房里，掀开我的被盖，照样是那句话：“怎么还没有死去啊？”在祖母的细心护理和灌汤喂药的照顾之下，我又奇迹般地活了过来。这些家事是祖母告诉姐姐，姐姐后来告诉我的。
面对家庭这些艰难的境况，我即下定决心去读哪怕是最劣等的公费学校。我对家里作了声明：“这中学我不读了”。只要不向家里要钱，不增加家里的经济负担，无论如何也要读书。就家庭条件来看，父母两人的生活，再加上两家共同负担祖父祖母的养老，总没有问题。但我还是担心祖母那虚弱的身体和孤零的生活。为什么？因为祖父并不关心祖母的生活和身体健康。
就在初中这一年的期末，有同学告诉我，本县县立“师范讲习所”暑期招生，问我转不转学。县立师范讲习所，我早就知道它的办学宗旨是培养乡村初级小学的合格教师，招生对象是高小毕业曾担任过初小教师两年以上的人员和初中肄业失学的学生。当时，我刚好是他们招生的对象，我决定转学。师范讲习所的教学课程有《教育大纲》、《各科教学法》、《儿童心理学》和其他基础课程。在经济上学生的待遇是：每人每月发给大洋五元，除每月扣除伙食费两元五角左右之外，还可剩余两元多钱，作为购买文具、洗理和零用，而课本则免费供给。这个学校对学生另外有个严格的规定，就是毕业之后，必须首先在本县的任何一个初级小学担任两年教学工作，工资照发。期满可以自由择业，否则要追偿两年中该讲习所为你付出之一切费用（据说，后几年又将这个规定取消了）。
我没有回家里商量就报考了这个学校，发榜我被录取。开学的时候，我向本城第十中学办了休学手续，只把存放在原校的行李、生活用品等搬到师范讲习所，签个名安排住宿，就算注册入校了。课程相当于初中水平，学起来轻松愉快。在学习的两年中，我没有向家里要过一分钱。大哥、二哥和三哥，都先后来城里看望过我，相见之下，大家心情舒畅。
这年寒假我没有回家，留校的同学不多，就在学校和留校的老师一起度过了春节，也还过得愉快欢畅。一学期的紧张学习过去，暑假又到了，我还是决定留在学校。留校只是为了在图书馆里多读点书。留校的男生有十几个，分散在各个寝室；女生只有两人，她们搬进了同一间寝室。就在这个炎热的假期里，发生了一桩传奇式的新闻，并立即传开。一天晚上，照例是热得烦人。大约十二点以后，一个男同学出来乘凉，看见一个男生闪进了两个女生同住的寝室，进去之后关了门，灯就熄了。这个乘凉的同学急速约了另一个男生，一同反映到留校老师那里。老师立即带了一个留校的工友，前来敲打女生的门。大概过了四、五分钟，女生先开了电灯，又开了门。老师和工友仔细查看了寝室的每个角落和床上床下，都没有其他的人。两个女生的神情显得十分紧张。最后，看见墙角桌子上放着一口很大的衣箱，引起老师的怀疑，让女同学打开检查，回答是同学的箱子，锁匙由同学带走了。老师一把将锁扣拧下打开箱盖，一个赤裸上身的男生站了出来。老师把他们三人一起带到了学校办公室。一阵追问之后又让他们回到了各自的寝室。以后的事情的就不知道了。我想，这也许又是新的革命时代的浪漫主义。
就在这年暑假，我们留校期间，留校的孙老师给我们讲述了这个县城学生抵制日货的一场运动。那是1925年5月间，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了罢工工人顾正红，激起了全国工人和学生的愤怒。我们县城的学生，以第十中学为首，发动了抵制日货的运动。师范讲习所的师生也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所有大街上的日本洋行和销售日货的商店存放的日货，包括服装、布匹、自行车、罐头食品、化妆品和手表钢笔等等，全被学生们强行搬到大街上，堆集在十字路口点火焚毁，火焰竟日不熄。讲述中大家感到了我们民族的骄傲。我也讲述了我在济南亲眼目睹的“五三惨案”。
师范讲习所两年的学习结束之后，我被分配在城郊一个较好的初级小学任教。学校条件不错，薪金待遇每月大洋十五元，我感到工资不低。教学工作既要教书又要育人，工作压力不小。整个初小有四十多个学生，分四个年级，同时在一个教室上课，这叫做复式教学（现在已经都是单级教学了）。第一学年末，在县教育局督学员的考查之下，我校教学质量及育人管理方面被评为优等，我获得十二元的奖金，遂将此款买了一部《辞源》捐给学校，作为今后教学老师的参考用书。
1934年春，这是我在小学教书的第二年，这年我已满十八岁，三哥专程来到学校找我商谈。他认为我不能就此长期待在这个工作上，况且规定的必须教书两年的时限已满，还应该继续读书求得上进。他说，济南有个省立第一乡村建设师范，是留学日本的教育专家梁漱溟先生创办的，也是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附属学校，毕业之后还可升考这个研究院。第一乡村师范学制四年，毕业后就是高级小学的合格教师。凭学历也可以从事其他更好的工作。我很赞成三哥的建议并开始自修准备报考这个学校。
暑假期间，济南第一乡村师范招生开始报名，我只身去了济南。这已是第二次前来济南，人地并不生疏。我首先前往普利门看了当年日本军队屠杀我五千同胞的地方，转身去了大明湖外以北的北园白鹤庄，这里就是第一乡村师范学校的所在（以后，学校迁移到了黄台桑园，原山东大学旧址）。前后经过报名、考试和发榜，一共去了七天，考试结果榜上有名。从开学通知上看，距入学还有较长时间，我又乘火车匆匆返回了小学。向县教育局和学校办完了离职手续，在起程返回济南的那天，校长集合了全校学生表示欢送，望着四十双饱含着泪水的眼睛和一片天真无邪的面孔，我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
1．家庭的演变和兴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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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家庭的演变和兴哀
从我童年能够记事起，我家就是山东青州城北农村一个富裕的大家庭。祖父母有两个儿子，这两兄弟都没有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只能是粗识文字。两兄弟各人的妻子都是农村妇女，对家务活儿都很能干也很自觉。老大是我的伯父，生有一长女和三个儿子；老二是我的父亲，生有一女，与堂姐排行，我喊她二姐，另外还生了我这个儿子。全家孙辈排行，伯父母膝下是老大、老二、老三，我就排行老四了。我是祖父母的么孙子，几乎成了祖母的“宠物”而倍加爱护。大姐和二姐，几乎成了编外人员，因为她们早晚都是“泼出去的水”而成为人家的人，跟着人家的姓了。
祖母最喜欢摆谈赵家的家史，谆谆告诫我们，一定要省吃俭用，也就是不要忘本。祖父母先后生下两个儿子，家业除了一亩六分土地，剩下的就只有两间破旧的草房，其他什么也没有。祖父当年年轻力壮，也是一个不甘贫困的人。就在满清光绪年间，祖父抛下妻子和年仅六、七岁的两个儿子去了东北，也就是人们说的“闯关东”。当时东北的世面并不平静，到处都有“红胡子”（土匪），闯关东当然冒有极大的风险，搞不好弄个人财两空。祖父去的地方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的昂昂溪。初到，是为老板上山挖人参（野山参）挣点工钱，以后就自挖自销可以多赚一些钱。两三年过去，腰包里积攒了一笔钱。挖人参翻山越岭、天寒地冻，一到冬季满山盖雪、处处冰凌，挖参工作就得停止下来。祖父不想干了，于是将挖参积蓄的这笔钱，办了一个规模不大的棒子场。“棒子场”就是出卖劈柴的厂子，利用砍伐的树木余料劈成烧柴，卖作住户的日常燃料和冬季取暖。棒子场的生意红红火火，八、九年过去，祖父成了“万元户”。这时才想到山东老家的母子们。这十几年让他比较放心的是自己妻子的娘家──一个比较宽裕的中等家庭。是啊，祖父刚去东北的那些年，祖母一直是带着两个孩子在娘家屋里度过的。闯关东十二年的辛苦过去了，祖父盘点了棒子场的全部家财，卖给了当地一个生意人，又得了一笔钱。回到老家的时候，两个儿子都已是十八、九岁的成年人了。全村的老少一时传开，我祖父是闯关东发了大财的红人。在祖父和他两个儿子的配合下，当年即大规模地建造住宅。一年多工夫，建起了两个四合大院和一个两室一厨的小院子。很明显，两个大院是准备为两个儿子安家的；小院是祖父留作自己夫妇俩居住的。小院子相邻的一旁，有块土墙圈围的空地，是准备堆放柴草的地方。在建造房屋的同时，又在高价购买耕种土地。不到两年时间，就先后购置了十几亩耕地。第二年起，两个儿子都先后成了家，家里多了两个年轻的媳妇。一个是我未来的伯母，一个是将来的母亲。
祖父闯关东整整十二年，回到老家之后，赓即忙于修建住宅、购置土地和为两个儿子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匆匆又是十七、八年过去了，已成为一个十二口人的大家庭。清楚记得，我六岁的那年，我的同父母姐姐已经是十五岁，堂姐十六、大哥十四、二哥十二、三哥刚刚满十岁。我姐八岁的时候，我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祖母经常伤感地唠叨：“可不能绝后啊！”话不到一年，苍天就把我送进了这个家庭，满足了祖母的心愿。
1922年春，我六岁的时候，那时还是督军张宗昌统治着山东，苛捐杂税披头盖脸地涌进农村，名目之多难以说清。税吏每至我村，少不了首先进入我家。另外，盗匪横行、绑架勒索，这对像我们这样的富裕农户，更是最大的威胁。还有两妯娌一年到头的磕磕碰碰，也是在所难免。这些不利的情况，激起了祖父母要为两个儿子分家的念头。第一次找到族长提出这个突如其来的意见之后，族长沉默了一阵，发出一声叹息，还说了一句：“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分了也好”。就这样，一个十二口人的大家庭，不到一个月就分成了两家人。伯父人口多，分到了房间多的北大院，我们人口少，就住进了南院，祖父母搬进了西面紧邻的小院子。在迁搬的时候，我们兄弟四人哭抱在一团。姐妹俩也躲在自己的房里哭泣。我们四兄弟虽然出于两父两母，其实，比亲兄弟还要亲呢，特别是大哥和我。分家之后，我对二姐开始当作自己的亲姐姐改口喊“姐”，对堂姐依旧喊“大姐”。
分家第二年，我满七岁，进了初级小学一年级（当时初小是现在完全制小学的一至四年级，高小相当于现在完全制小学的五、六年级），这时，三哥十一岁，已经初小毕业进了高小一年级；二哥十三岁，是一个全家公认的顽童，初小毕业没有考上高小，早就失学了；大哥十五岁，头一年高小毕业后没有考取初中，就在家务农了；大姐十七岁，二姐十六岁，都一直在家里等待出嫁，根本没有读书的权力。但她们在出嫁之前作闺女的好几年中，倒跟大哥学了点文化，特别是我姐，识字之多，基本接近了初小毕业的水平。
大哥在读高小的两年中，一直和邻村一个名叫王良栋的同学同一个课桌，友情很好。毕业时全班（全校只有一个毕业班）只有王良栋一人考上了初中。在初中三年级时，他参加了共产党组织。以后曾先后改名为王伯平、王季平、王平一，后面我还要谈到他。
又是两年过去了，三哥高小毕业，报名参加本县城里的山东省立第十中学招生考试，结果落榜，没有考取。遂即远去济南报考私立正谊中学。这个学校乃私人创办，只要交了高额的学费即可入校，不存在考不考取。学校环境幽美，打开窗子就是微波荡漾的大明湖。其实，学校的教师水平、教学设施和教学质量，都是山东所属私立学校中第一流的。
1926年，堂姐二十岁，姐姐十九岁，由家庭包办婚姻，她俩都在同一年先后结婚出嫁了。堂姐嫁到本村一个富农家庭刘家，姐姐嫁到了邻村一个比较富裕的中农家庭。这家人成员单纯，除了公婆就是小两口儿了。姐姐比姐夫大三岁，农村有句谚语：“女大三，抱金砖”。照这个说法，姐姐她们的婚姻应该是终身幸福的了，而现实却不是完全如此。后面，我还要讲到他们的幸福生活和悲惨的结局。两个姐姐婚嫁之后，大哥二哥也都先后结了婚，都生有可爱的孩子。
姐姐和姐夫结婚的那年，姐夫刚满十六岁，正在本县城内省立第十中学读二年级。1926年正是大革命（1925─1927）浪潮冲击全国的岁月，作为一个初中二年级要求进步的学生，思想上已经明显偏左。那时，作为国民党也罢、共产党也罢，都是当时封建军阀势力所不容的。第二年春，姐姐婆家这个村庄的进步力量活动比较频繁，因而多家遭到搜查。凡有子女在外读书的人家，都是搜查的对象。就在姐姐家遭到搜查的一个小时之前，她把家里姐夫留存的书刊装了一个大包背回了我家。来人搜查的结果毫无所获。姐姐回去之后，我打开大包一看，原来都是一些书本。其中一本是《少年飘泊者》，“少年”嘛，我感到兴趣，把它取了出来；还有一本是《初中历年招生试题解答》，我也把它取了出来。其他我不感兴趣也看不懂，就不管它了。这本“试题解答”对我高小毕业后考取初中，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1928年，我还在读高小二年级，这年暑假即将面临毕业，毕业后何去何从，必须事先作出决定。读中学，即是公办学校，每学期也要缴纳三十多块大洋的学费，每月伙食费还必须预缴五元（多退少补）。这笔钱，对我们分家后缺少劳动力的小家庭难以筹措。父亲同我商量，不得不另作打算。这年四月下旬初，父亲拿出二元四角钱给我买了去济南的火车票，让我到正谊中学去找三哥，让他在济南为我打听并联系一个公费师范一类的学校。由于暑假尚未到来和时局吃紧，没有结果不说，却遇上了“五三惨案”，我被困在济南。
这次我去济南，是1928年4月下旬初，确凿是哪一天到达济南，已记不清楚。到达正谊中学之后，我和三哥一起住在他们学校的学生宿舍里。学校早已停课，绝大部份学生均已离校回家，街面店铺大都关门闭户，大街上行人稀少冷冷清清，处处感到阴森气息，听人说将要打仗。三哥埋怨我不该这个时候一个人跑来济南。4月27日晚上，学校老师要我们马上离开学校到城外去躲避。第二天28日一大早，三哥带我由大明湖侧绕道背街小巷，好容易将我送进了济南东郊的天主教堂暂时避难。办妥之后，他又转身去了城南的齐鲁大学。我看见教堂里已有很多难民，生活上受到教堂的照顾。
从军政条件来看，这时济南似乎已成“真空”的城市。日本帝国主义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出兵侵占济南。5月1日，蒋介石的李延年部开进济南，日军公然开枪打死中国军民多人。5月3日，日军在城区向我军发动全面进攻，蒋介石下令不准抵抗，并令所部立即撤出济南，形势突然紧张。这时，城区市民纷纷出逃，都想通过西门（普利门）出城到商埠区避难。商埠区是商业开发区，大都是外商开办的“洋行”，当时，对日军的威胁的居民来说，商埠是比较安全的。当逃难人流涌向普利门时，未料已被日军架起的数十挺机枪将普利门严密封锁，一片恐怖。人流向前涌动时，日军向群众开枪射击。紧急中，数千名群众被迫左转，涌进了顺城街向南逃命时，日军调转枪口追向街内人流，反复扫射达数十分钟之久，逃出者寥寥无几。在大规模屠杀市民的同时，日军到处强奸妇女、掳掠财物，连续数日不止。据事后官方统计，三天之内，日军共屠杀济南市民五千余人。
五月五日上午九点，教堂的神父举着一面教会手旗，带领着十多个齐鲁大学的教会学生和教堂人员进城巡视，三哥和我也随从其中。我们沿着院前大街（今改“泉城路”）向普利门走去，但见一路到处血迹斑斑，有的溅在墙上的血迹有一米多高。尚有数十处血迹溅在商店和住户的大门上，尸体已被移走。我们继续向普利门走去，看见城门口一带处处都是一片一片的血迹，几乎无法下脚。我们向左转走近顺城街口（后改为“五三街”），除街口死者尸体已被运走之外，街内尸体依然堆垒叠压，一眼望不见尽头。死者大都是妇女儿童，有的婴儿还被母亲紧紧抱在怀里。被压在下面的死者，仍被泡在血泊里。血腥气味伴着堆积的尸体，惨不忍睹！
事后得知，国民党政府山东特派外交员蔡公时在与日军谈判中，日军司令部强迫他在预先写好的“中国军队首先开枪射杀日军”的伪证上签字时，被蔡公时愤然拒绝。为此，蔡被日军割掉耳朵、鼻子，赓即与十七名外交人员一起被杀害。
济南“五三惨案”过后几天，市面逐渐平静下来，交通也恢复了正常，学校也准备复课。三哥暑假即将毕业，还得准备毕业考试和升学考试，我也得赶快回校上课。我回到家的时候，祖父祖母当着家人的面狠狠训斥了父亲，说，不该让孩子去济南。当我谈到济南惨案的情况时，一家人都为我和三哥捏一把汗。祖母忙去灶王神前贡上了三柱香，感谢神灵的保佑。当天下午，我就回校销假并到教室上课。
时代不同了，当时中国大革命在第三国际斯大林的错误政策对中国革命包办命令之下失败了，国民党蒋介石取得了政权。这种政治局面也反映在当时的各级学校里。记得是1927年的下学期，我还在高小这个母校读书的时候，有两个举足轻重的教师来到我校。一个是担任数学课的吴老师，另一个是担任三民主义和农业课的徐老师。吴老师是省立第十中学毕业的学生，思想进步，形态稳重，教学认真负责，深受全校师生的尊重和信任；徐老师是本校往届毕业的学生，只具高小学历。近期进入本县国民党县党部办的党训班学习了一个月，派来我校担任三民主义课程。由于任课课时不足定额，根据他的低学历便将农业课课时安在他的头上。徐老师很厉害，学生们谁都怕他，但背后都骂他。教农业课，将“播种”的“播”字读成“番”字，将“茄子”的“茄”读成“加”字。有个学生举手发问：“‘加子’是什么东西？吃不吃得？”徐老师回答不出来。有学生的家长作了统计，一本薄薄的农业课本，竟教错了二十多个字。这种情况，吴老师在老师们的耳旁确实作为笑料谈过。这话终于传到了徐老师的耳朵里。一天，在校长的办公室里，徐老师一把抓住吴老师的头发就开打，两个人扭成一团。徐先骂吴是“共产党龟孙子！”，吴回敬徐是“不学无术的党痞子！”吴老师小个头身体单薄，七百度的近视眼，哪里抵得住徐老师的进攻。校长把他们拉开之后，吴老师已被打得鼻青脸肿，眼镜也被打飞了，徐老师则若无其事。事后，学生当中也议论开了：“吴老师就是好嘛，徐老师是坏东西！”时代在斗争中前进，学校也受到这种浪潮的冲击。事隔不久，吴老师被县教育局一纸命令解除了教师职务，面对几百个学生的眼泪离开了学校，徐老师还是教他的三民主义。
济南正谊中学的三哥，本学期毕业后同时报考了山东省立第一高级中学。七月底，该校张榜公布录取名单，我三哥名落孙山。无可奈何！就此永远告别济南回到了家里。三哥一天没事，也不想就此投进家务和农活儿劳动，每天泡在村内母校高级小学里和老师们聊天。有时帮老师们改改作业，日子长了就在学校里代课，以后又转为正式聘用教师。三哥之所以能在这个母校立住脚，还有另外的原因。事情是这样的：那还是1927年，我在这个高小读书，学校必须添建教室和宿舍，但县里没有这笔拨款，遂在当地发起征募捐款。地方代表和校长特地登门前来求助。祖父想到我们孙辈几兄弟都是先后在本校读书的学生，也是一方广大农村培养人才的教育事业，当面承诺捐出仅有的五百元大洋。事后，校长率领全校教师和学生代表前来致谢，以后又受到县教育局的表扬。我永远忘不了祖父当时的那句话：“钱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有什么值得吝啬的”，当时，我的确在想，“爷爷真的没有钱了”。一次，祖父祖母在房里争吵，祖母哭哭啼啼地和祖父争论：“不该把这点仅有的钱全部捐给学校，总也该留点钱让小孙子日后读书”。这话我是亲自听到的。祖父说：“不是捐款老三能在学校工作吗？”
祖父看我读书心切，在校成绩一直又是名列前茅，一口承诺：“就是砸锅卖铁也得让老四读中学”。问题是中学收费很高，哪里来钱交学费？老三读书，连他母亲当年陪嫁的私房钱和值钱的东西也都统统榨干了。祖父母也曾当着全家的面前告诉过伯父和父亲，他手里没有钱了，这的确也是事实。大哥接话：“不管，到时考上了再说”。
这年，省立第十中学秋季招生，我校毕业生只考取了我和同班同学王乐经两人。校长亲自前来我家向祖父报喜。九月初就要开学了，压力最大的就是入学缴费问题。经过祖父、父亲、伯父还有哥嫂们，七拼八凑地凑足了六十五块钱。这笔钱包括了学费三十元，五个月预交伙食费二十五元，书、杂费七元，下余三元作为自购文具和零用。记得当时大哥还另外拿了两元塞在我的口袋里。这笔钱是两个家庭共同血汗的凝聚，也是全家无私的心意。尽管伯父、父亲已分家多年，但每逢难关和应急的重要事情，依旧像一家人一样。
八月底，学校即将开学，记得那天天气很好，我背了一个挎包，大哥背着我的行李和怀揣六十多块银元，送我到县城第十中学。大哥边走边讲述着这个古城的过去。他说，益都县城就是古九州岛之一的青州城。北城门外的北大桥相传是鲁班所修。一百数十米高的桥下是一条护城河，若不是这座大桥，古城就无法与北面的平原交通了。城墙的高度与坚固，在所有的古城之中可谓无与伦比。相传三国魏曹操之子曹植曾为官于此。省立第十中学就在这座古城的城内西南一隅。
我们来到学校，但见校内校外古柏参天交相掩映，别有意境。当时尚未开课，师生进进出出各有风貌。学生们的头发个个蓬松零乱，长衫过膝就像捆在身上一般。老师们个个西装毕挺，而裤脚则扫地而行，经与地面磨损，裤脚已破烂不堪。大哥告诉我，这是当今新的革命风尚，也叫做浪漫主义。当时，我对这些一无所知，也无法理解。从学生们的服饰和风貌看，相比之下自惭形秽，何况自己又是一个土里土气的光头，多么不合时宜。交费和安排住处之后，大哥便匆匆回去，我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 |
自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中国托派运动文献->赵芳举《夕阳忆语──时代的变迁和我的托派生涯》（2005）
自序
已经是几年以前的事了，几位朋友先后多次劝我写一写个人的生活回忆。据我的理解，所谓“生活回忆”，它既包括了一般家庭生活、学业和工作，也包括思想、信仰和自己热爱的事业等，各方面的回忆与反思。他们同意我的看法。事情谈是谈了，但自己一直没有动笔，“万事开头难”嘛。
前时，原北京陈独秀研讨会的唐宝林先生，在写给我的信上，也建议我写一生的《回忆录》。作为“回忆录”三字郑重来写，我首先考虑的是写作内容的阅读价值和自己的写作能力与水平，就更不敢轻易动笔了。我是说，写不好不但毫无意义，亦恐贻笑大方。考虑再三，面对朋友们的好意和唐先生的厚爱与信任，我还是冒昧动笔一试，写不好，即视为败作予以废弃。就这样决定下来。考虑年已八七老朽，拙作就叫它《夕阳忆语》。
《忆语》分正文和附录两部份，正文主要写自己的一生经历和有关的所见所闻；附录写的是一位老友孟宪章同志的奋斗事迹和坎坷不幸与遭遇。
可以说，写《忆语》就是写历史，文辞不佳，那是写作水平问题，而内容必须是真实的，否则歪曲、篡改和编造历史，不仅卑鄙可耻，而且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人们是不可原谅的。所写，自问对得起当年共同战斗的老友，对得起天地良心！就此权作序言了。
谨以此拙作敬献给英勇战死在抗日前线的同志和牺牲在蒋家王朝屠刀下的托派烈士与“52.12.22”全国“肃托”冤死的同志以及为正义与真理而正在拼搏的战友同志们！ |
作者简历及封内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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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历及封内照片
赵芳举（1916-2009）
1916年出生于山东省益都县贫困的农村。他小学毕业后，一直就读于公费师范专业学校，于师专学校学习期间受师友影响，立志投身工人革命事业，参加了当时的托洛茨基派组织中国共产主义同盟。1937年离校奔赴冀豫前线参加抗战。1938年春负伤，伤愈进入黄埔军校随校入川，毕业分配新编十二师任职。1940年底转业落户重庆，即与张维良、王振华等组建重庆地区托派组织，同时出刊《工人呼声》，赵任刻印、发行和掩护工作。解放后，1952年全国「肃托」被捕，释放后曾历任中专、中学教师。1957年「反右」运动，赵因「托派」划为「右派」，押解农村劳动改造八年。1979年「右派」平反恢复教师工作，两年后因病退休。他晚年的主要工作是与四川旧同志联络，撰写一批难得的回忆，包括记述四川托派骨干张维良、王振华、孟宪章的奋斗事迹和1945年重庆托派领导的一场反国民党特务的工人斗争「胡世合事件」。 |
悼念格莱斯（李福仁）（美国《保卫马克思主义月刊》，198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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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格莱斯（李福仁）
美国《保卫马克思主义月刊》
格莱斯（C.FrankGlass，生于1901年3月24日，卒于1988年3月21日）是有名的记者，也是积极投身国际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活动家。今年3月21日，他在洛杉矶病逝，终年87岁。
格莱斯在英国出生，10岁时随同父母到南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的影响下，他的社会意识和政治意识很早便发展。这使他对南非白人社会加诸黑人身上的不平等深表愤慨。在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对消灭国际资本主义的罪恶提供了合理的解决方法，并矢言消灭帝国主义。而格当时只是一名青年学生，但却积极支持共产国际，并为1921年南非共产党成立时的创建人之一。
当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官僚层背叛了共产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纲领，并在1928年推行「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理论时，格却忠于他加入革命工人运动时的信念，反对斯大林主义，加入了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
1930年，他到中国担任记者职务，与美国记者伊罗生合作，协助中国的托派运动发展。两人以文字推动中国的解放，伊罗生写了《中国革命的悲剧》，格莱斯用笔名李福仁发表文章，成为中国问题的资深分折家。当时上海托派运动一名领导人王凡西在同忆录中记述他与李福仁在1935年的第一次会面经过：
『我开门见山地问他：「你来上海，是否代表反对派国际书记处?」他听了很愕然，并郑重向我声明，他只因职业关系来到中国，因为是托派一份子，当然要找组织参加，他从不会向谁说过他是什么国际代表，希望我能替他向独秀解释。我所以如此发问，因为我听说，刘仁静等一向就将他说成「国际代表」，抬在肩上，在中国同志中招摇撞骗，他得知了有人会把他故意说成这种地位，非常气愤。然后我们自由地交换了关于国际国内反对派的意见，我终于发现，这是一位很忠厚老实的同志，绝非官僚，亦非冒险之徒。他只是一心要想参加工作，希望趁他在华之机，能给组织以多少帮助。』
所以深入认识格莱斯的人，都认为他是忠厚的人，包括托洛茨基和加农也这样认为。
1937年8月，李福仁在墨西哥与托洛茨基会面，讨论国际左派反对派中国支部面对的纲领性和原则性问题。其间，李福仁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的托派组织如有机会时，应否在一些尚未有抗日组织的地区主动成立抗日组织。（见《托洛茨基论中国》，寻路社出版549-566页）
李福仁其后返回上海，直至日本在1941年12月7日偷袭珍珠港的前几天才返间美国。格在第二次大战期间在纽约任职记者，并以别名格莱弗斯（FrankGraves）继续从事政治活动。他是「社会主义工人党」周报《战士报》的编辑成员，并间中用笔名梁约翰（JohnLiang）写作。1944年1月，社工党的主要领袖因反战被捕入狱后，格莱弗斯成为《战士报》主编，并为党的理论刊物《第四国际》选文。当他撰写有关中国问题的文章时，仍使用李福仁这个笔名。
二次大战后，格莱斯移居洛杉矶，与当地社工支部的领导层和加农（他在1953年移居洛杉矶）密切合作。格莱弗斯从不寻求名位，但在加农和其他社工党领袖的坚持下，他参与了党的全国委员会，在1963年转为全国委员会的顾问。
格莱斯不愧为革命的国际主义者，我们深切地悼念他。
诗风译自《保卫马克思主义月刊》1988年5月号
赵浩宇录入 |
李福仁小传（BaruchHirson&普罗米修斯学术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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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福仁小传
译者：近卫堇
源自BaruchHirson和普罗米修斯学术图书馆（PrometheusResearchLibrary）
出自《RevolutionaryHistory》Vol.1No.2，1988年夏，使用得到许可
译者注：原文的行文中，传记的主人公的名字使用的是“Glass”，中文译文按习惯译名使用“李福仁”。其他出现人物，特别是南非人物，由于难以找到习惯译名，主要直接照搬原文。一些机构和专有名词有的找不到习惯译名，有的可能有误，有疑义的地方注出了原文。以下是原文链接，以供对照（https://www.marxists.org/history/etol/document/china/glass01.htm）
第一部分、在南非
李福仁，革命活动家，作者，学者，在1988年3月21日逝世于洛杉矶，恰在他的87岁生日之前。对各国的读者来说，比起他的原名，李福仁、弗兰克•格雷夫斯、梁约翰（梁为译音）等姓名更为著名；他曾在三个大洲工作，在每个大洲都是革命的中心人物。他是南非共产党的创立人之一；来到中国后他是左翼反对派，在美国他是《战士报》这一托洛茨基主义报刊的首要编辑者。作为一名战斗终生的革命者，他有三段丰富的人生：在南非是先驱者和激进派；在中国是政治评论员和组织者；在美国是作者和导师。本章将谈及他的人生的第一个部分。
李福仁是南非共产党的创立人之一，但是那里几乎没人记得他；在工人阶级运动史上，他被无视，甚至可能被删除了。然而，他在南非期间（从1911年还是一个孩子的他来到那里，到1930年前往中国），在共产党以及第一个黑人工会（非洲工商业工人工会）的建立和组织工作中起着领导作用。作为加入左翼反对派行列的第一批南非革命者之一，他去往中国协助建立了中国共产主义联盟（托洛茨基主义）。
寻找李福仁的活动细节是相当困难的。他不爱谈及自己，认为了解他的个人活动并不有助于人们了解工人阶级的斗争。南非劳工历史的资料中几乎没有记载李福仁，斯大林主义者在记述里删除了他，甚至歪曲真相来尽可能地丑化他。然而，1921年在决定创建南非共产党的会议上，他是最年轻的代表，而且在离党前他一直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员。但是，令他引退的原因已经被篡改，这掩盖了共运历史上鲜为人知的一页。
就像各个时代的先驱者一样，他不得不基于南非工人阶级的特殊性质，做出艰难的决定，而后他不得不判断一个革命者最好在什么地方进行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犯了一些错误，并且是与大多数早期社会主义者一同在几个议题上犯错的。不过，如果与李福仁的成就对比，那些人就显得相形失色、微不足道；而我觉得，只有不把他神化成超人，他才会接受这一评价。李福仁是一位革命者，他努力克服面对的种种困难，并在行动过程中不断修正。
他是开普敦的工业社会主义联盟的一员；这个团体出版了《布尔什维克》，并首先采用了南非共产党之名。工业社会主义联盟号召：阶级斗争、彻底推翻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制度、加入共产国际，以及目标是夺取政权的工人群众运动。工业社会主义联盟和基于约翰内斯堡的国际社会主义联盟（由DavidIvonJones,S.P.Bunting和W.H.Andrews领导）建立了密切联系，但工业社会主义联盟拒绝参与选举政治。在此基础上（inthis）他们在约翰内斯堡找到了盟友，和它一并发起了南非共产党。这个党和工业社会主义联盟一样，是非种族主义的，号召全体工人的统一组织。
在一段时间的沟通后，几个组织同意接受《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1]，合并组成了（联合）南非共产党（译注：此时的南非共只是几个组织的合并，仍在组建中）。在关于党参与政治活动（例如选举。译注：共产国际关于资产阶级政府和政治的态度显然是否定的）的条款存在着争议，而李福仁和其他四个成员反对这一条文，脱离了（联合）南非共产党并于1921年4月组织了共产主义宣传小组。这一行动是一战前浓重的工团主义倾向的仍存的遗风，而非基于反对参加全白人的（译注，白人至上、种族压迫的）政府机构。在南非，直到1940年代早期才出现[抵制这一政府机构]的决定，这一决定也仅被与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有联系的一些团体接受。
1921年5月，190个“以色列人”（一个相信千禧年末日论的黑人教会组织）的成员被屠杀于布尔霍克（位于东开普省，临近昆士顿）。这桩不可饶恕的罪行是史末资政府犯下的，而四个（联合）南非共产党党员因抗议这一暴行而遭逮捕、起诉。共产主义宣传小组的成员们，通过参加（联合）南非共产党的联席会议并解散自己的组织，展现了他们的团结（solidarity），工会同样如此。几个小组织合并为正式的南非共产党，此时的党代会上，李福仁是开普敦的四名代表之一。
作为一名重要的领导成员，李福仁很快脱颖而出，并于1922年成为开普敦支部的书记。这一年发生了威特沃特斯兰德矿工罢工，甚至进一步爆发了起义；直到史末资派飞机轰炸了那些主要矿区，罢工才终于停止。落入这一两难时——是支持那些与矿主斗争的矿工，还是迎合相当多的白人工人中的反黑人活动——，李福仁站在了党的主流（几乎是一致通过的）意见这边，也即宣称矿工罢工是为了保卫生活水平而非反对种族歧视。这就滑到了右边，李福仁和全党一起犯了这个错误。
1923年，南非共进一步右转：一致于共产国际的政策，接受了“联合阵线”战术，并申请加入（appliedforaffiliation）南非工党。遭到拒绝后，南非共产党仍支持南非工党，之后在1924年选举中联合南非国民党，之后在党代会上再次讨论了加入工党。此时，李福仁是南非共的全职组织工作者和行政人员（itsbusinessadministrator），他投票支持再次申请加入工党。这次，决议被以微弱多数否决，一些重要的领导成员退党。
三个因素导致了南非共决定加入工党。
第一个因素源于列宁对英共的建议：加入英国工党（findaplaceintheirLabourParty），以从社民分子那里争取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澳大利亚和南非（也许还有别处）的共产主义“小”组都讨论了这个议题：英国的这一战术能否应用在他们所在的国家。
其次是因为这些共产主义小组孤立于工人阶级；这种情形在南非共这里特为尤甚，因为南非共关于那场（白人）矿工罢工的极端错误的结论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使得社会主义“小”组比以前更加孤立。
第三个影响了一些共产主义者的因素，源自IvonJones（1924年4月13日死于雅尔塔的疗养院）写给W.H.Andrews的信，建议解散南非共，并减少他们在出版杂志、保护黑人工人利益方面的活动。李福仁在一份回忆记录（作于他去世前数周）里，特别提及了Andrews曾给他读过Jones的信这一事。
1925年2月，李福仁退出南非共中央执委，随后退党，他称南非共已经蜕变为小派别。有人以一些理由视他为反白人主义，然而事实是他同时投身于白人工会运动（他早已成为南非雇员组织联会的财务人员（treasurer）），并成为裁缝工会的书记。他也加入了南非工党——此时的工党与南非国民党组建了联合政府。
李福仁在工党待的时间很短。1925年3月的党代会上，他反对了工党领袖、劳工部长克雷斯韦尔（FredericCreswell）提出的紧急权力法案（EmergencyPowersBill）的提案，批判了这一立法，还提出了反对议案。李福仁再次成为了少数，看来他或许没法再待多久了。关于他的下一步，我们没有什么信息，但他一定重新考虑了他的位置，然后离开了白人工会中的领导位置，来到了黑人占多数（majorAfrican）的工会运动中的一个不稳定位置——他来到了非洲工商业工人工会。
与黑人工会一起
非洲工商业工人工会组建时，南非的工业化才刚刚开始。ClementsKadalie领导期间，这个新工会在参与了一场码头工人罢工后，逐渐扩展成了一个广泛的总工会，据说注册人数达15万人。加入的成员主要来自黑人居住区（Africantownships），也有一部分来自城郊（countryside）。它的很多组织者加入了南非共，南非共的一些官员（officials）（包括一些白皮肤的领导成员）也在会议（meetings）上发言过。1926年末，工会内的共产主义者们被专横地除名，原因不明，但似乎一部分由于工会领导层害怕即将被批评财务违规（financialirregularities），另一部分由于白人自由派施压于领导层，要求开除工会官员中的全部共产主义者（removeallCommunistsfromoffice）。还有人指责工会领导层诉诸无耻的种族主义，攻击白人共产主义者。工会领导层宣称共产主义者作风专制，并窥探组织的内部事务。
李福仁（随后他成为了不受自由派欢迎的人，theliberal’sbêtenoire）被劳工部要求审计工会的账目并准备财政报表，这自然引起了人们（反白人的工会）的震惊。Kadalie还希望任命李福仁为工会的财政书记（financialsecretary），但工会里有些人反对一个白人占据这一职务，于是李福仁仅仅被任命以临时职务，直到一名英裔顾问（anEnglishadviser）（可这名顾问显然也是白人）到达。还有记载提出李福仁的不被任命是因为自由派的施压。历史没有假如，但假如他被正式授予了这一职务，黑人工人组织的历史或许就会完全不同。3月28日，李福仁，在W.H.Andrews（他尚未退出南非共，但仅保持普通党员身份，同时几乎完全工作于白人工会运动）的陪同下，演讲于工商业工人工会在约翰内斯堡的一处讲坛。组织号召人们来反对又一部土著人管理法案（NativeAdministrationAct），此法案将可以授权政府削弱任何黑人组织。报纸的报道中估计聚集者有两千黑人，和一小伙白人、印度人、中国人。警方将李福仁的演讲认定为非法，这一议题也被提出到南非议会。我们只在报纸上找到了他的演讲内容（兰德每日邮报，1927年3月28日），但这已足够说明为什么他的话语在议会中受到如此严重的抨击。
李福仁说：
“如果你们像十月的俄国工人和现在的中国工人一样行动，那你们——全国工人，不论皮肤黑白——都会得到自由。我们不知道，当前，政府会把限制土著工人的尝试推进到什么地步；但我们知道，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政府对工人的处置，是完完全全的一致。因此我们必须准备好，不仅仅是示威，而且——如果必要——是更加激烈的行动。”
那份对工会1928年政治经济纲领的不凡的介绍，极有可能也是李福仁所写。再没有别的人能表达如此中肯的意见了：
“非洲工商业工人工会的反对者屡次断言，我们的组织不是一个工会，不是在南非被普遍认同的那种形式的工会，而是一个伪装成工会的政治组织。……但新宪法已经明确确定了，非洲工商业工人工会是一个工会，虽然是一个土著工人的工会。……同时，必须明确理解：我们无意重复当代白人的“非政治工会”的观点，这一观点愚蠢且毫无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每个经济问题，归根结底也是政治问题；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对当前的政治活动忽视不顾，和让阶级敌人对政治机器的控制不受挑战，就是在伤害成千上万的、在压迫者的法律下的呻吟的工会成员。……在我们现阶段的发展中，不可避免地，我们的活动主要是鼓动，因为我们被否认是本国公民，在与我们的生活和福祉紧密相关的国家事务上，几乎完全被剥夺公民权、禁止行使话语权。”
转向到左翼反对派
在二次文献中几乎没有关于李福仁的信息。1928年他与FannyKlennerman结婚，她是南非共产党的老党员，在二十年代组织过女服务生和其他女性工人。他们一起创办了先锋书店，这个书店在将来成为了德兰士瓦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书籍的来源，和一些人的焦点——这些人搜寻关于法西斯主义，关于俄罗斯、西班牙、中国，以及关于即将来临的大战的书籍和小册子。李福仁加入左翼反对派的确切时间不详，不过他是南非第一批支持托洛茨基的共产主义者之一，也是第一个来信支持《战士报》的人，来信是在1930年3月29日。他为那些几乎不了解南非的人提供了一份简短的综述，关于撕裂这个国家的民族主义，关于南非的工人阶级。白人工人在某些工作中不与黑人合作，还把黑人阻挡在白人的工会之外。一些白人的高薪是基于黑人的低薪，而黑人已经开始组织他们自己的工会。他对南非共产党的主要批评在于“黑人共和国”的口号，这个口号创造于共产国际的极左的“第三时期”策略，当时共产国际指挥每一个共产主义政党准备推翻本国政府。基于这些要点，李福仁这样反对这一口号：
一部分本土（黑人）成员对于欧裔成员的种族仇恨已经增长并正在发展到几乎难以置信的程度，本土成员将这一口号顺着逻辑进一步解释为（logicallyinterpret）暗示他们优越于可恨的压迫者（包括白人共产党人）。
李福仁还认为：这是“草率地丢弃了白人无产阶级群体，南非共放弃了马克思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而这一群体绝不会附议。”
李福仁似乎没能成功在南非建立起一个组织，两年后（1932.6.4）《战士报》上才出现了一篇信件（来自德兰士瓦的“四个非裔人”,‘fourAfricans’）。开普敦也有几个小组，其中一个小组的成员中有李福仁的挚友之一，ManuelLopes（他后来右转）。这一时期的细节难以获得，不清楚李福仁与工商业工人工会、南非共的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曾留在南非共的FannyGlass（李福仁的妻子），于1931年与其他一些与党意见不同者（包括Andrews和Bunting）一起退党。Fanny与左翼反对派成员一起工作，但那些像Andrews和Bunting的人没有与斯大林主义者决裂，Bunting后来归党并于战争期间成为了南非共的党主席。
今天我们重新发现了30年代德兰士瓦左翼反对派小组的历史。约翰内斯堡的新一代托洛茨基主义者了解李福仁是因为他一度与FannyKlennerman结合，但我们知道的是他来到了中国，卷入了中国托洛茨基主义小组的工作中，并以“李福仁”这一笔名写作。在寄到约翰内斯堡的杂志上，我们读到了他的文章。
在李福仁死后，直到现在，他的不凡的生涯的细节才为众人所知。在李福仁给《战士报》写信后，他很快来到中国，并结识了美国新闻记者伊罗生（HaroldIsaacs）。他们一同看到了国民党对共产嫌疑者的血腥处决，对绝大多数中国共产党人的消灭，其血腥程度堪比三年前，1927年上海的大屠杀。当伊罗生写他那部经典的《中国革命的悲剧》时，李福仁阅读了手稿并提出了一些改动和增补的建议。关于“把中国革命引向失败的共产国际政策的性质”，这一作品成为了后来几十年的主要信息来源。
李福仁曾短暂地为苏联塔斯社在中国的新代理处工作过，但因塔斯社新闻内容毫无意义而辞去。之后他成为了英亚通讯社（Anglo-AsiaticTelegraphicAgency）的驻外通讯记者。三十年代的剩余部分里，李福仁为数份报纸工作过，当过中国评论周刊（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的编辑，做过无线电政治评论员，在三十年代中期曾任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托洛茨基主义）的临时中央委员会成员。他写了第四国际纲领的中国部分。
李福仁进入了被挑选为托洛茨基工作的小组，1937年见到了托洛茨基，编辑了一些他的英语文章，后回到中国并在上海法租界得到一些庇护。然而他被迫保持低调，忧于告密、斯大林主义者的迫害、法租界警察以及国民党密探。他在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时间1941年12月7日）和占领上海的几周前逃离上海。在一段迂回和危险的旅途后，他回到了纽约，与GraceSimons建立了家庭。
这个人为了推翻三个大洲上的资本主义，贡献出了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对李福仁作品的严肃的评价，将是最恰当的纪念。
叙述就到此为止了。他是一个活着的传奇，我们绝不能让这个传奇熄灭。
BaruchHirson
1988年4月
第二部分、在中国和美国
三个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的老战士李福仁，3月21日逝世于洛杉矶，在他87岁生日的三天前。
1930年李福仁来到中国，在上海作为新闻记者谋生；他曾在这里遇见过理查德•索尔格，德国新闻记者，苏联的英雄间谍，后被日本政府处决。李福仁将伊罗生吸收到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亦是一名新闻记者的伊罗生后来写了《中国革命的悲剧》。
在中国的数年时间，是李福仁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部分。1934年赴纽约与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者们会面后，他得以接触中国的左翼反对派，并于1935年被选入临时中央委员会。此时与李福仁共事的王凡西，在他的《ChineseRevolutionary》中记录道，这个委员会“在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是我们建立的团体中最持久和高产的，它复兴并扩展了组织，于上海和全国。”[2]
李福仁作为中国组织的书记和会计（treasurer）工作了很多年。他以李福仁的笔名，定期与欧洲的国际书记处和纽约的MartinAbern通信。李福仁也执行重要的通讯员（courier）工作，上海的组织和领导委员会（thesectionandtheleadingcommitteeoftheShanghaiorganisation）常在李福仁的公寓里碰头议事。李福仁在组织（section）的月报《斗争》的出版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报纸的经费来自他捐出的自己新闻记者工作的一半工资。对于不得不在被凶猛压迫的、衰弱的地下状态下运行的组织（section），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声音的定期出版是一个不凡的成就。
1937年李福仁再次来到美国，并作全国巡回演讲。八月，他拜访了身处墨西哥的托洛茨基，讨论了最近的中国政治形势，谈话记录《与李福仁谈话》（1937\8\11）载入《中国革命问题》[3]。在纽约，李福仁开始为《新国际》（NewInternational，一份托派杂志，属于社会主义工人党）撰写关于中国的文章，并作为兄弟党代表参加了社会主义工人党1938年于芝加哥的成立大会。1938年李福仁回到中国继续他的组织和写作工作，但迫近的太平洋战争很快令他无法在亚洲进行政治工作。他在珍珠港事变的几周前离开中国，二战的剩余时间里他都待在纽约，继续使用李福仁的笔名为第四国际写关于中国、日本、远东的文章。
战后，李福仁迁居芝加哥，作为重要的领导成员，多年工作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芝加哥支部和全国委员会。然而，六十年代，他和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成员都感染了帕布洛主义的打入主义病菌。他以梁约翰的笔名，与ArneSwabeck合写了一些内部讨论文件，放弃了托洛茨基主义对于斯大林主义北京当局的政治革命的观点（perspective）。讽刺的是，一些针对Swabeck/Liang的取消主义（liquidationism）的最好的驳论，是李福仁自己的一些文章，发表于三十年代晚期到四十年代早期的托洛茨基主义出版物。1967年Swabeck退出社会主义工人党，但李福仁确实从未正式退党——这个党现在被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的反对者，怀疑革命（cynical）的JackBarnes把持着。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里，李福仁接受了普罗米修斯学术图书馆（PrometheusResearchLibrary）的一位代表的两组采访。1987年4月14日，李福仁同志告诉我们：“我18岁成为了一名革命者，至今无悔。我一点也不会改变。一个人能做的全部，就是把桨放进水里，尽可能用力地划，为了人生最重要的事业——社会革命。”作为托洛茨基主义开创时代的干部，特别是由于早期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这位领导者所做的那些勇敢的工作，李福仁将被铭记。
普罗米修斯学术图书馆（PrometheusResearchLibrary）
纽约
原注：以下是一些易获得的资源，提到了李福仁在南非的经历：
SheridanJohns,TheBirthoftheCommunistPartyofSouthAfrica,InternationalJournalofAfricanHistoricalStudies,IX,2,1976;
P.L.Wickens,TheIndustrialandCommercialWorkersUnion,OUP,CapeTown1978;
H.J.andR.E.Simons,ClassandColourinSouthAfrica,1850-1950,Penguin,1969（republishedbyInternationalDefenceandAidFund,London）.
[1]《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communist-international/2-192007-08/005.htm
[2]《ChineseRevolutionary》王凡西：
原文是‘...occupiedanimportantpositioninthehistoryoftheChineseTrotskyistmovement.Itwasthemostenduringandproductiveofallthebodiesweestablished,revivingandexpandingtheorganisation,bothinShanghaiandnationally.’未找到中文。
[3]《中国革命问题》托洛茨基：
原文是“探路者出版社（PathfinderPress，属于社会主义工人党）出版的《LeonTrotskyonChina》中的《ADiscussiononChina》”。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上有此书：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6-1940book/marxist.org-chinese-trotsky-1926-1940book-index.htm |
克莱门特生平简述（皮埃尔·勃鲁埃，1979）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勃鲁埃相关链接：托派人物小传
克莱门特生平简述
皮埃尔·勃鲁埃（1979）
这篇文章是克莱门特的生平简述，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的讣告。本文由泰德·克劳福德从皮埃尔·勃鲁埃编撰的《托洛茨基手册》（CahiersLeonTrotsky）（第一卷，出版于1979年1月）中一篇名为《托洛茨基的一些亲密伙伴》翻译过来。这是本文英文版首次在作者许可下发表。
鲁道夫·阿洛伊斯·克莱门特（RudolfAloisKlement）生于1908年。起初是KPD（德国共产党）的积极分子，他于1933年在汉堡学习哲学，而从1932年开始他就是左翼反对派的积极分子。那时，本地组织领导人乔治·荣克拉斯（GeorgJungclas）让他去王子群岛接替扬·弗伦克尔（JanFraenkel）和奥托·舒士拿（OttoSchüssler），他差不多和让·冯·海杰努特（JeanvanHeijenoort）一起到达群岛。当时的克莱门特已经会说五门语言，并且着手开始学习俄语：六个月之后他已经可以把俄语翻译成德语了，包括一些特别困难的文章，连托洛茨基都觉得“不错”。他于1933年五月初抵达王子群岛，并在七月中旬和“老头子”一起离开，因为他获准陪同托洛茨基留在法国。托洛茨基整个在法的合法居住期间都有他相伴，首先是在圣·帕莱的村庄，其次到了克-莫尼克（Ker-Monique）在巴比松的乡间住宅。他在1933年召开于巴黎的“四个为新国际努力组织”的会议上作为国际左翼反对派（LCI）的代表，并负责做大会记录。最近在阿姆斯特丹发现了马林（斯内夫利特，Sneevliet）写的一些文章，他在里面披露了这件事。在巴比松，他通常开车到巴黎与人联络，在罗浮大街的办公室里接待信使。我们都知道在1933年4月17号，他摩托车的灯坏了。警察在彭提里（Ponthierry）抓住了他，随后发现他的摩托车竟然没有正规证件——警察一开始不知道托洛茨基在这里，一直在监视着他们的住宅，他们怀疑里面可疑的外国人，顾虑他们会干扰到巴比松民众的生活。这一事件使得媒体大众意识到了托洛茨基住在巴比松，随后该事件也成为法国政府于4月18日驱逐托洛茨基的借口。然而，直到1935年6月18日托洛茨基前往挪威，他才真正离开了法国。
托洛茨基离开法国后，克莱门特并没有陪他一起流浪，而是留在了巴黎。在布鲁塞尔进行简短休假之后，他回到法国首都领导国际秘书处的总部工作。他成为一名行政秘书，不断变换着假名（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沃尔特·斯特恩、卡米尔、阿道夫）。他在翻译、与各部门联络、保管档案和为媒体及内刊写作等工作上贡献良多。作为流亡中的IKD（德国国际主义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他与约尔（Johre）-菲舍尔（Fischer）集团坚决斗争，并在国外参加了《唯一的道路》的编辑工作。由于他一心扑在组织的内部工作，一定程度上远离了法国本土的积极分子。赫劳希特·孟德尔（斯托克菲希）在自传《顶点》里充满深情地回忆了他。乔治斯·威利肯（GeorgesVereeken）为我们描绘了他的形象：“个头挺高，皮肤苍白，微微驼背，面无表情，深不可测，眼睛半闭而又呆滞。”这和赫拉德·罗森塔尔所描绘的既像，又很不像：“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棱角分明，皮肤相当苍白，有点驼背，眼镜后面藏着一双近视眼……他和他的笑容一样勉强。他沉默寡言，就算说话也是语速缓慢，有点费劲。他能够毫无怨言地忍受不适。他性格内敛孤僻。这个革命者看上去挺胆怯。他一丝不苟、干净整洁。”
对托洛茨基绝对忠诚的他，在运动中和托洛茨基的敌手作斗争：威利肯、雷蒙德·莫利尼耶和马林。他们都把他视为一个方便的攻击目标（AuntSally）。在辩论中，他表现得强硬而又尖锐——如果不用“野蛮”来称呼的话。他既是一个移民，又是一个政治难民，这一危险的地位加上他沉重的负担，使得他几乎完全都得在地下秘密工作。在个人关系中，他似乎不知道在面对不可靠的他人时，如何保护自己。和他住在一起又旋即消失的立陶宛人考夫曼，很有可能是“来自格罗德诺（“格别乌”总部所在地）的人”。亨策·门德尔（HerschlMendel）和克莱门特一起见过考夫曼，并且认为后者十分可疑。在列昂·西多夫和随后的欧文·伍尔夫去世之后，圈子围绕着克莱门特重新建立了起来。实际上他成了唯一一个推进国际秘书处工作，尤其是准备第四国际成立大会的人。回顾往事，我们可以发现那时“格别乌”的阴影与他如影随形：第一次是他与一个“格别乌”探员麦卡德会面，麦卡德自称是一个名叫莫奈（Mornard）的美国托洛茨基主义同情者；第二次是七月初他的一个装着第四国际文件的公文包在地铁上被偷了。他似乎都没意识到自己面临的危险。1938年7月12日他离开了他的法国同志们。几天之后，由于再没看见过他，一些同志找到他位于迈松-阿尔福的住处，他是以罗杰·伯特兰的化名住在此处的。房间里一切都摆放整齐，桌上的饭菜原封未动。
当年7月16日，让·卢斯、皮埃尔·纳维尔，马林和威利肯各自收到了一封同样内容的信，托洛茨基在8月4日也收到了一封。它们都是从佩皮尼昂寄出的。信里似乎是他的笔迹，可是签名用的是他早就不用的一个假名。托洛茨基认为里面有几个细微之处可能证明“格别乌”的存在。之后发生的事情令人毛骨悚然，也证明与托洛茨基“断绝政治关系”的说法毫无根据：26日人们在塞纳河默朗段打捞出了一具无头尸体的上身；两天后，装着腿的袋子也同样被发现。尽管《人道报》进行了讽刺，那些早已明白的人则露出厌恶的眼神，这确实是克莱门特的尸体。这件事众所周知，所以我们不赘述了。
多年前，乔治斯·威利肯在他的著作《托派运动中的格别乌》中对克莱门特进行了一场身后审判，最终得到的结论是：“鲁道夫·克莱门特——是探员吗？我们不知道，但他肯定是个懦夫。”这个指责看似没为克莱门特定下任何罪名。然而，我们唯一确定的是，克莱门特因作为托洛茨基的秘书和国际秘书处的成员而被谋杀，凶手则从未被找到。
转载自“荆棘鸟”；小番茄翻译
原文连结：https://www.marxists.org/history/etol/revhist/backiss/vol1/no1/klement.html |
从《开天辟地》到《日出东方》——再谈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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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开天辟地》到《日出东方》
——再谈陈独秀
10年前，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时，我国上映一部影片《开天辟地》；今年是建党80周年，我国又上映电视剧《日出东方》。这两部片子都提到了陈独秀，而且基本上是作为正面形象来塑造的，尽管还有不遂人意之处。《开天辟地》主要写陈独秀与李大钊，把多年来对我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只提李大钊，不提陈独秀，或者只一笔带过的局面改变过来，还他个“南陈北李”的历史真面目。《日出东方》前13集，集中写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是党的主要创始人。这样，陈独秀给公众留下的形象，已不是过去面目全非的陈独秀，是一位“书生革命家”的形象了。《开天辟地》与《日出东方》的先后上映，在中国建国以来，是文艺界的一次开天辟地的大动作。
半个世纪以来，陈独秀的一生成了悲剧的一生，是人间悲剧的一个角色。以前国内出版的各种党史，或带有传统色彩的书刊，凡提到陈独秀，必冠以醒目的“衔头”，或汉奸（每月领取日本人津贴300日圆），或帝国主义走狗，或国民党卑污工具（1932年国民党逮捕陈独秀，将其关禁在南京监狱，有人说是把他养起来反共），或右倾投降主义者，或托陈取消派。这五顶赫然醒目的大帽子，便把陈独秀埋葬在一地污泥浊水和一大片荒烟蔓草之中，永世不得翻身了。
历史无情也有情。在一段时间内，历史对陈独秀是不公正的。但星转斗移，随着时代的改变，历史又逐渐地还陈独秀的庐山真面目。从《开天辟地》与《日出东方》的公开放映，不禁会使人们联系过去，针对现实，提出一个问题，到底陈独秀是怎样一个人。萧克将军在1981年8月便说过：“陈独秀问题，过去是禁区，现在是半禁区。说是半禁区，是不少人在若干方面接触了，但不全面，也还不深入，大概还有顾虑。这个问题要不要全面研究呢？我看要……（陈独秀）开除出党搞了托陈取消派，也应该研究。”
聂荣臻元帅在他的《回忆录》里也提到：“陈独秀只值300日圆？”显然有针对性地驳斥了王明、康生对陈独秀的诽谤。自从80年代初萧克将军的话既出，便引起我国史学界和学者们的注意和响应。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张静如、林茂生、王树棣、唐宝林等人创办了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陈独秀研究会，王观泉写出了陈独秀传《被绑的普罗米修斯》，靳树鹏写出了多篇重型级的论陈独秀文章，前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曾彦修在他的《漫谈陈独秀》一文中指出：“陈独秀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伟人，也是中国三千年历史上的一个稀有伟人，”以黄修荣主编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译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揭开了大革命失败的历史真相。所有上述学者史家，还有不少持同样观点的其它学者们，在研究陈独秀问题上，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正因为有了这一段历程，凭空加在陈独秀头上的汉奸、走狗、国民党卑污工具的三顶大帽子，几乎没有人再提了。右倾投降机会主义分子这顶帽子，自从黄修荣编的丛书出版之后，人们看得很清楚，这顶帽子正好戴在第三国际和斯大林的头上，陈独秀迫于组织纪律，抗争不力，至多只能负执行这条错误路线的责任。现在只留一顶帽子了，即托陈取消派。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说陈独秀被开除出党，接受托洛茨基主义，是分裂党、反党反革命行为，也有人说这是陈独秀一生政治上一次飞跃。孰是孰非，犹待一切对陈独秀问题感兴趣的人们深入研究，深入探讨了。 |
政见针锋相对评价客观公允——彭述之《回忆录》中的刘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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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见针锋相对评价客观公允
——彭述之《回忆录》中的刘少奇
刘少奇是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一位杰出人物，但在“文化大革命”的逆流中，却遭到了灭顶之灾，这是众所周知的，无需多说。另一位中国革命运动中的杰出人物彭述之，在众多早已出版的“党史”史册中，几乎销声匿迹了。彭述之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特别是四大到五大。是仅次于陈独秀的党内第二号人物。他与刘少奇在二十年代中便相识了，并且私谊甚深。1929年后，刘少奇接受第三国际路线，成了斯大林的信徒，而彭述之与陈独秀一样，接受托洛茨基的政治纲领，成为中国托洛茨基派的领袖之一。从那以后，刘少奇和彭述之，在政治上针锋相对，分道扬镳，但是彭述之在他的《回忆录》中是怎样评价刘少奇的呢？
一个人的政治生涯，漫长而又曲折，有正确的一面，也有错误的一面；有其光辉的历程，也有其落寞的荒径，有时可以揽世纪风云，谋兴国大计，有时会寒山秋水，凄苍悲凉。凡有唯物史观的史学家，对一个政治人物的评价，必然是实事求是，还其原来真面目，决不可因一时政治需要，以个人好恶来掩盖一切、抹煞一切，甚至于以篡改、杜撰的恶劣手段置人于死地。在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中，对待刘少奇便是这样。
彭述之与刘少奇从1929年以后，在政治上已经处于敌对地位，但他在《回忆录》中对刘少奇的评价却是实事求是的，彭述之《回忆录》三卷从1969—1982年以谈话记录方式（大部分有磁带录音）写下，然后由其女儿程映湘、女婿卡达尔译成法文。彭述之写回忆录时，正好碰上中国文化大革命，他身居国外（那时正从法国转往美国去）对于他的政敌在中国“文革”遭到身败名裂的下场，他是不是采取幸灾乐祸、落井下石的不齿于人类的手法呢？决不是这样，笔者读到过一个文件，曾记得日本一位学者到美国采访彭述之，这位学者把彭述之称为中国的托洛茨基，他向彭氏提出一个问题：“请问，你对中国文化大革命中把刘少奇说成是‘叛徒、内奸、工贼’有何看法？”彭述之斩钉截铁般地回答说：“我与刘少奇虽然政见不同，在一国社会主义建成论与不断革命论之间，我们的看法简直是南辕北辙。但我始终认定，就主观愿望而论，刘少奇是位革命家。现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指责他是什么叛徒、内奸、工贼我认为都是污蔑不实之词”（这里不是原话，因手头找不到文件，但大体的意思肯定是这样）。彭述之的这一看法，完全符合他对刘少奇的评价，笔者可从彭述之《回忆录》中谈到有关刘少奇的几段话，足资证明：
《回忆录》第一卷第三章“走共产主义之路”原文第120页是这样写的：“……1920年11月，刘少奇和他的6位伙伴到达上海了，湖南籍社会主义青年之家的成员一下子从9人增加到16人。仅在几天之内，我的处境也倏地改观了，我重新找到怡情悦性之所，在自己人中间也不再是水恶山穷，而是喜气洋洋了。”
“与此同时，这7位迟来的新战士是乘船来到上海的。实际上，贺民范（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始人）早已在信中一一给我们介绍了。为了使他们不致失望，当他们到达上海后，我就负起照应他们生活的责任。首先，我向他们介绍了“外国语学社”的校风和日常生活习惯，还千方百计为他们找到离渔阳里不远的一所出租住房，这房子有三到四个小房间，租费低廉而使用方便。我帮助他们安顿下来之后，便发现他们当中的为首者刘少奇，是一位杰出的小伙子。我对他深表好感，他对我也颇情深。我们两人很快就结为好友……
“刘少奇当时刚好20岁出头，风华正茂，而且又是如此的沉着冷静，那6位比他年龄更轻的好同伴，便自然而然地认定，并且把他视作他们的领袖了。刘少奇是长沙第一中学的老校友，高中毕业后，又有机会读了一两年的补习课。尽管他受教育程度并不很高，但他的认识水平和理解力，是相当令人满意的。他谦虚谨慎，反应灵敏，彬彬有礼而且和蔼可亲。每当听人讲话时，总是聚精会神，十分专心。因此，不论身处任何环境，他都能轻松如意地与别人建立起良好关系。他有他待人接物的好办法，人们不可能说他是阴谋家，相反地，会说他是个认真严肃的人。他不轻易承诺，但一经承诺了，必定照办……他说的官话显然是长沙官话，决没有北京官话那么纯正。但不论从那个方面来看，他比罗亦农说的，比我本人说的，仍然文雅得多，更加清晰，更加明白易懂，因为罗亦农说的是湘潭方言，我说的是宝庆方言。
“总之，随着时间的消逝，刘少奇与我之间，更加相互了解，我经常到他的住所去拜访，他对我也异常信托，信托到每当他要解决有关理论问题或实践问题，而当这些问题十分棘手时，他总免不了要来征求我的意见，甚或采纳我的意见。”
在同一章（原文第202页）中写道：“不久后，刘少奇继我而来，到达上海，我向（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同志们谈起了刘少奇，夸张他为人正直、诚实、坚定可靠。总之，我向同志们推荐了他。同志们也就赞同了我的意见。就这样，从1920年11月中旬开始，我们不再是7个人，而是总数8个人组成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其中四人代表着‘老资格’的一代，他们是李汉俊、陈望道、李达和杨明斋，另外四个人代表着‘年轻的一代’，那就是俞秀松、李启汉、彭述之和刘少奇。”
《回忆录》第四章《踏上苏维埃国家》（原文第275页）中有一节标题为《任驻莫斯科中共小组书记》他谈到刘少奇是这样说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四位‘老资格’罗亦农、卜士奇、袁笃实和吴芳……到达莫斯科后，便开始在东大中国人小组中发号施令……他们还希图利用在东大中国学生中有‘老资格’的这样继承权，树立起有权威的领袖形象，并由他们垄断安排几乎所有的事务。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从来没有受到尊重，也从来没有引起人们的同情，实际上，他们很少得到支持……那个特别显得深思熟虑的刘少奇，如同具有文学天赋的、而且注定会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蒋光赤、韩白桦、韦素园以及曹靖华等人一样，不难发觉这些自称“领袖分子”的所作所为了……此外，我作为政治小组的书记，还更掌握一些情况，譬如我有权可以作为青年团员入党介绍人，实际上就是从青年团员中吸收党员。但我使用这个权利只限于很少的场合，而且是在考虑成熟之后才使用的。1922年，我只在五位同志身上使用过，最明显的是刘少奇(在他离莫斯科回国之前)；与此同时，我还在刘少奇同志的好友任弼时身上使用过……现在我不妨用简单的几笔，对东方劳动共产主义大学第一届同学中跟我最熟悉最接近的人作一次人物描写。”
人物描写要逼真，不可隐讳，也不可拔高，只能秉笔直书。
他写刘少奇时，真的只用简单几笔，再度肯定了刘少奇的品格。他写道：“对于刘少奇的评价，恰如我在1920年底对他所作的评价一样，我看在此再加赞扬就没有必要了。”
《回忆录》第四章《陈独秀在莫斯科》中，彭述之引了陈独秀的话赞扬了刘少奇（见原书第309页）：“他（指陈独秀）对我谈到这几位同志的素质给他留下何等深刻的印象。他特别谈到了刘少奇、彭述之、袁笃实等同志，他们一经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便显出既能胜任工作又能顽强斗争的可贵品质（注）。他向我表明，我党目前所最需要的正是这种类型的革命战士，因此，最好的办法能使我们继续派遣最富热情的年轻同志到苏维埃国家的首都参加加速马克思主义队伍建设的培训班。”
彭述之特地在注中进一步地指明刘少奇在安源煤矿工人中的真实活动情况：“1922年夏初，刘少奇一经回到中国，便接受中央派遣，到安源去组织煤矿工人，成立“工人俱乐部”，但他不是单枪匹马去安源的，他还带领三个小兄弟一起去，这三个人即彭黎河、另一个也姓彭、还有一个姓吴的，这三个人打成一片，紧密合作的三人小组，很快便在安源创造出奇迹来。”
《彭述之回忆录》第一卷《中国共产主义的起飞》中，有关刘少奇的几段重要的评价，笔者都已引录如上。从中可以悟出一点道理来，政治立场可以针锋相对，但评价敌手时，要符合历史事实，要客观公正。彭述之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作为中国托洛茨基派的领袖之一，这一点上，充分表现出他是一位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家。 |
五十年代中国“肃托”案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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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中国“肃托”案透视
1952年12月22日，是中国农历冬至节，前此一天又巧是斯大林的73岁寿辰。一夜之间，在国内的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被政府几乎是一网打尽，并因此还拖累了人数更多的同情者、亲友乃至无辜之人。
当时的国内形势是：“镇压反革命”高潮已过，“三、五反”运动正处在热火朝天中，不久后，“抗美援朝”运动开始。再过两年五个月，“反胡风”运动与“潘汉年、杨帆”案一并发作了。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肃托”便是夹在前后运动之间的“三明治”，被当作一份特殊的寿礼，献给了73岁生辰的斯大林。
追本溯源，中国的托洛茨基派来自苏联的托洛茨基反对派，全世界的托洛茨基派也都源于苏联，毫不例外，没有苏联的斯—托之争，何来中国的托洛茨基派，其理显然。
斯—托之争，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是有关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方向的理论斗争，而决不像斯大林派堆砌在托洛茨基头上的污蔑不实之辞。斯—托之间的关键就在于托洛茨基派以国际主义去对斯大林派的“孤立自保”政策，以揭露工人国家里的官僚主义堕落，去对抗斯大林领导下的所谓“一贯正确，永无错误”。把斯—托之争推到底，这便是托洛茨基派主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最后建成，只能在国际范围之内，而一国之内是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斯大林则反其道而行之，认定必须以苏联为中心，一切服从苏联，服从共产国际，苏联一国是完全可以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孰是孰非，历史已经作出初步结论。1988年8月，前苏联最高法院已为三十年代以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人为首的四大错案平了反，那么斯大林派堆砌在托洛茨基派头上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辞，也该因此而一扫而光。
遗憾的是，五十年代中国的“肃托”案，迄今为止并未在法律上得到平反，而仅仅在一部份史家学者之间有所探索，有所议论，意见也并不一致。但总算是突破了禁区，前进了一大步。而问题却未能最终解决。
毛泽东常常爱用一名中国名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里借用毛泽东的话，不一定十分贴切，但可以从根本上说明一个问题。苏联最高法院既然将这张反托的冤、假、错案的“皮”撕掉，那么中国“肃托”的冤、假、错案的“毛”，也就应当随之而连根拔去，其理显而易见。
但也有些论者断定，中国的托洛茨基派与苏联的托洛茨基派不同，不同在那里?拿不出证据来。半个世纪前，中国托洛茨基派的领导人彭述之、郑超麟、王凡西等（也不能把陈独秀排除在外）一贯忠实于托洛茨基学说，尽管他们之间在理解上有所不同，但都始终以托洛茨基为精神领袖。他们一贯宣传解释的论点是：1、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2、反对前苏联的官僚独裁制；3、批判各国共产党执行斯大林主义路线。中国托洛茨基派在政治立场上，理论分析上，与前苏联托洛茨基反对派是没有根本区别的，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也还有个别论者，提出应把中国托洛茨基派活动的性质，以解放前后作为区别的分界线。
解放前，“应视为革命阵营内部极左的宗派小集团，虽然它在理论上的错误，有时比‘反革命’、‘汉奸’还严重。说它是‘反革命集团’，是指解放以后。”这样就把五十年代的“肃托”案涂上了一层“神秘”而又“复杂”的色彩，最终将把中国托洛茨基派推向“反革命集团。”以解放为界区分托派活动的性质—有罪与无罪—的说法，是不正确的。郑超麟生前所写的一篇文章《中国的“肃托”也是假案》中，提到了托派承办单位的一位联络员的话：“你们解放前不是反革命，那么解放后也不是反革命；如果你们解放后是反革命，那么解放前也是反革命。”这段话说得很清楚，把解放前后的中国托洛茨基派性质，看成前后一贯，并无改变。既然中国托派活动，在解放前后性质是一贯的，即以解放前不是反革命（这一点，已由1991年再版的《毛选》第二卷516页注释中说得很清楚了），自然解放后也不是反革命了。如果这位联络员只代表个人，不代表政府，那么，请看事实：
中国国内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只在解放后的新社会里生活了3年另两个月，便被一网打尽，关进了监狱，几乎没有什么活动。在此之前，即1949年冬，上海政法部门已把彭述之的托派多数派骨干分子抓了起来，拘留了2—15天左右，要他们交代问题，在保证书上签字，保证停止托派活动，不准互相“串连”，然后暂行释放他们。但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政府眼皮底下，请问能有什么活动吗？郑超麟的少数派，人数更少，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扰乱社会治安，颠覆人民政权的可能。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政府发给托派犯人的判决书。判决书上的“罪名”，可以说是清一色的。“该犯系托派中坚或骨干分子，担任过托党、托团内的××职务，”然后就说“该犯企图颠覆人民政权，犯了反党、反人民的反革命罪行，判处无期或有期徒刑。”对绝大多数人几乎没有举出什么具体犯罪活动。判决书上的主要“罪名”，就是解放前早已存在过的托党、托团的个别职务，这能证明中国托洛茨基派在解放后有什么性质迥然不同的犯罪活动吗？其理也是显然的。综上所述，中国的“肃托案”纯系冤、假、错案，应予平反。
这件被作为“寿礼”的“肃托案”，是由王明、康生之流制造出来的。众所周知，王明、康生是臭名昭著的斯大林派分子，是斯大林派往中国党内的代理人——坐探。他们在三十年代便制造了“王实味冤案”、“俞秀松冤案”等等；在抗日战争时期制造了“陈独秀托派汉奸案”，他们甚至说过：“即使陈独秀、中国托派不是汉奸，也要把他们说成汉奸。”那么当王明、康生参与掌握了政权之后，他们怎么不制造“肃托案”而再度向斯大林请功邀赏呢？时至今日，王明、康生之流的真面目已被揭露了，众所公认的是：他们是阴谋家和不齿之徒。在阴谋家、不齿之徒参与操纵下的“肃托案”，理应推倒，还其原来的历史真面目。 |
在默默中生存在默默中泯没——一个托派医师的后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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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默默中生存在默默中泯没
——一个托派医师的后半生
陈独秀写给刘海粟的诗“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适用在胡振东的一生。
鲁迅也有一句够耐人寻味的话：“在默默中生存，在默默中泯没”。可用来写照胡振东的后半生。
胡振东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新中国成立后，他两度被捕。第一次1949年于上海，第二次1952年于沈阳。第二次被捕，囚禁12年。出狱后，他就投身农村医务工作，他深知农村缺医少药，不愿留在大中城市行医。他生前曾说过三句话：第一，我的理想没有实现；第二，情投意合的女友被迫离开；第三，现在留给我要做的，不使一个病人失在我的手里。请看他是怎样履行他的诺言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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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已故著名医师胡长庚之子——胡振东，五十年代初期，他就读于沈阳医科大学。“文化大革命”后期，他回到故乡温州，在永嘉黄田乡卫生院担任医师，一待便是三十来年，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主义。8年前他60岁了，名为退休，回到市区住，实际上每周两次仍去黄田卫生院，为黄田老乡们治病行医。
不幸，去年11月3日，他因病逝世。逝世前约6天，写下遗诗一首：
一杯人生苦酒，总算饮尽。
身上的桎梏，也已一一卸下。
轻如清风、白云，飘飘然已可起飞。
满怀着你们的爱，幸福地悄然离去。
凡读过这首遗诗的人，结合他的坎坷一生，没有不深受感动的。他是医师，但从小就爱好文学，爱好诗歌。熟悉人中，都知道他医术高明，年轻时在温州中学读书时是个高材生，但很少人知道他是才华熠熠的文学爱好者，一个默默的诗人。
三十年来，他在黄田卫生院行医，作出了不少贡献，黄田人心中有个胡医师。《中国医药报》、《健康报》、温州媒体也曾介绍过他的事迹。据笔者所知，这些介绍或报导，大多不是直接从他口中说出来的，而从医院里了解到的。他一直婉言谢绝记者的好心好意。按他本意宁愿默默然。几年前他被评为浙江省白求恩式医师之一，黄田人民评选他为先进医务工作者。有一次温州市卫生局为先进医务工作者颁奖，他坐在会议厅的后排，临到发奖时，有人推他一把，说“胡医师，主席台上要颁奖给你了”。他这才领了奖，又悄悄然在自己的后排位置上坐下。
他的一生，一直是悄悄然。他的衣着、举止、表情、平淡纯朴，好像一泓清水，丝毫没有显眼的地方。退休后从市区到黄田，骑单车去，骑单车回。每逢轮渡上的船工患病，叫声“胡医师”，他就地看病，开处方。住江北码头附近的小姑娘，认识了的，连跑带叫“胡医师，我家妈妈病了”。他随小姑娘进屋子看了病，开了处方，又默默然地走了。他开的药是最廉价的，继承他父亲胡长庚老医师的老传统、三元钱的药能治好病，他决不开五元钱的。难怪黄田乡的劳苦百姓，非找胡医师看病不可。
记得是1995年5月的一天，日丽风和，笔者恰好坐在他家里谈心，看到从黄田赶来母女两人，都是一脸愁容。她们是特地来找胡医师看病的，大约半小时后，母女两人绽开笑脸出来了。但霎眼间转身回来。只见她们掏出一张10元票，放在台子上。振东送他们到门口，然后把10元票塞到那母亲手里，说：“一人一元门诊费很够了，家里与黄田一样。”笔者并没有看到，此时那母女俩是否会受到这种人间真情的感动而潸然泪下。
胡振东在黄田卫生院看病，病人队伍排得长长的。一般他只能快速处理，但遇到重病、疑难病人，他一变常态，问了又问，诊了又诊，把病人送到急诊室服药打针后，中途还要站起来去看望那个重病人。排队候诊的病人都没有一个抱怨的。黄田人心里的胡医师是名实相符的救死扶伤者，说不定有一天，他们当中有谁也正需要胡医师这样的关怀。
“抬高自己，打击别人”是同行中的通病，但这与胡振东的人生哲学是格格不入的。有一些病人喜欢在他的面前议论别个医师的短长，他决不随着病人顺水推舟，更不必说去毁谤他人了。他总是劝告病人，医师各有所专，各有所长，要对医师树立信心后，病才能好得快。他对这样的病人诊断了病情，开了处方之后，常常为了维护别的医师的信誉，对病人说：“我开的方与某医师的处方，基本上相同，先试试看罢。”
胡振东十分尊重医术高明的同行，毫不掩饰自己的不足。为了补自己的不足，拿到的工资，大部分用在购买最新的医学书上。黄田医院他的卧室里，堆满了医书，常常读到深夜。
去年10月29日，他的病情恶化了，他是医师，深知病魔难以制服，便稍稍地准备与人间告别了。他把用不上的多余的药“灵芝康复宝”“地奥心血康”，悄悄地告诉女儿、侄女，要送给两个穷朋友，那天，笔者又去看望。握着他的手，他把笔者的手握得紧紧地，仿佛是最后一次握手了。然后我们相对无言，唯有泪千行。
临终前，他苍白的脸，左转右侧，疼痛难熬。他的一生曾经救活了多少病人，减轻多少病人的疾苦，自己却在临终时深受折磨。好像是太不公平了。但转念一想，人世间的事啊！常常是不公平的。
他终于悄悄走了，笔者送他的挽联是：
君别人间去矣，大丈夫何患无前。
他年九泉重逢，置腹推心艶阳天。 |
女作家杨沫有错必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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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作家杨沫有错必纠
杨沫是我国著名女作家之一，是大家所熟悉的，她去世也有好几年了。国内报刊上曾经发表一些文章，怀念她的一生，颂扬她作出的贡献。笔者之所以在此重提女作家杨沫，只因为这些纪念文章中还没有谈到她一生最难能可贵的高尚品质。这就是“有错必纠。”这个错，不是寻常事，而是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尤其对于陈独秀和中国托派的评价。她敢于拨乱反正，分清是非，难就难在这一点上。
新中国建立后，杨沫费了六年的时间，经过六、七次重写、修改，终于在1958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首次出版她的代表作《青春之歌》。这本小说的社会背景，是1933年前后，北大、清华等大学中，进步青年在白色恐怖统治下进行地下斗争。书中的英雄人物主要是林道静、江华和卢嘉川。《青春之歌》发表之后，在当时广大的青年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是人手一册。“是宝石必会发光”，小说通过主要人物的言行，激励广大青年，爱校爱国、向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反动势力作殊死斗争，这一中心思想在小说《青春之歌》621页的字里行间是金光闪闪的。
但是作家杨沫在当时的思潮支配之下，特别是深信王明、康生之流所散布的流言蜚语、造谣污蔑，她的认识受到了限制。对一些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论述和描绘，不能不产生了负面效应。例如：《青春之歌》第488页，杨沫通过她书中人物侯瑞，慢条斯理地笑着说：“一九三四年是全国最黑暗的年代，也是北平最黑暗的时期。这个时期光拿北大来说，什么CC、托派、国家主义派、无政府主义派……全蜂拥而去，一齐登上了政治舞台……”。
接着在498页中，还是通过侯瑞说：“那一小撮CC和托派，左右开弓——托派用“左”的欺骗，CC、国家主义派用右的威胁，谁说参加学联，谁就上了共产党的当……”。
这两段引文仅仅提到了中国托派，未作具体分析。《青春之歌》第483页则颇为不然了。还是那个侯瑞一本正经地说出了一个道理：“北大的托派活动很有历史。原来名为‘动力’派的托派，后来和陶希圣的‘新生命’派合流。这些家伙们专以‘左’的面目来欺骗年轻幼稚的学生，也专干破坏同学团结的勾当。而且暗中和国民党CC的学生勾结在一起，观察学生的行动，告了密，领个赏，还不是那么回事！”
《青春之歌》一书中几乎没有提及陈独秀。但杨沫并非知道中国托派（当时称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是在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等人领导下的。而陈独秀已于1932年10月15日在上海逮捕后不久，便坐在南京国民党的监牢里了。
不难看出，作家杨沫在《青春之歌》一书中，对于历史事件——中国托派在北大的活动，对于历史人物——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描述和论述，都不符合事实。不符合事实就是错误，那么她是怎样做到有错必纠呢？请看杨沫在1977年2月1日，在《青春之歌》再版的《重印后记》中是这样写的：
“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后……我个人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和锻炼，广大群众教育了我，也检验了这本书。因为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广大群众的阶级斗争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都大大提高了；同时，我个人也有所提高。因此，存在这本书上的各方面的缺点与不足……我就不能不感到了惭愧与不安。”
她说的是各方面的缺点和不足，正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杨沫按照自己的心愿，写出了《芳菲之歌》和《英华之歌》，合称为《青春之歌》三部曲。1991年在花城出版社出版《英华之歌》。在《英华之歌》中，她便对自己感到惭愧不安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描写，明确地、毫不含糊地作了迥然不同的论述。例如：该书第385页中，关于林道静被作为肃托运动的对象时，她舍近求远特地设计书中的英雄人物卢嘉川和江华之间的一场激烈争论。
卢对江说：“老江别发火，我们共产党人最讲实事求是。你是怎么看小林（指道静）的？她可能是什么托派么？”
单从这行字里，还看不出杨沫的明确立场，接着在387页，作家又通过卢嘉川的口，谈出了一件事实：“老江，我不怕你给我去告密。一九三三年我在南京蹲监狱，曾和一个托派关在一起。他坚持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主张抗日，主张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只是他认为托洛茨基在中国的革命问题上，比斯大林更切合中国的实际，因此参加了托派组织。国民党对他威胁利诱，他不屈服，终于把这个人处死了。临刑时他还高喊：‘中国共产党马列万岁！’所以我对托派问题有自己的看法，托派里确实有特务、奸细、出卖民族利益的人，比如张慕陶这个托派……但是参加托派组织的人并不都是坏蛋。我认为多半是个信仰问题……他们对中国问题有一套不同于我党主张的政策策略。但他们中间的极大多数，也是反对国民党，主张抗日的。”“至于陈独秀，康生说他一九三七年六、七月间就领取了日本侦探的津贴，主张不妨碍日本侵略中国。实际上，一九三七年六、七月间，陈独秀还在国民党的监狱里没有放出来，他能有分身术去和日本代表谈判卖国？他出狱后，发表不少主张抗日文章……”
书中的江华当然没有被说服。而是恼火了，怒声喊道：“卢嘉川，难道你想我去和托派建立联系吗？……你还是共产党员吗？”杨沫设计这一情节，又借卢嘉川的口说：“老江，恼火什么！事实胜于雄辩。我们共产党人最重调查、研究，最尊重事实。……为了了解这个问题（肃托问题）的来龙去脉，到底是怎么搞起肃托来的，我就托人各方面去找材料，我也读了一些有关托洛茨基和陈独秀的书，用这些印证被我们抓起来的人到底是怎么成了反革命的。不管怎么说，我看搞肃托的领导者。不但不懂得什么是中国的托派，有的恐怕连这个名词都没有听说过……”（见《英华之歌》第389页）。杨沫写《英华之歌》，是在1991年之前。历史又翻过了新的一页了，杨沫有一颗“作家的良心，”她的心按着历史的脉搏而跃动。她会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前进。可惜，她离开人世早了几年。比方说，真实的历史已经写到一百页，她还只读到第九十五页，如果再假以天年，等到读完未读的五页，她就不会借卢嘉川之口再说什么：“托派里面确有特务、奸细，出卖民族利益的人，比如张慕陶这个托派”这类话了，因为真实的历史已经证明张慕陶根本就不是托派，如同黄公度、叶青这些人不是托派一个样。但杨沫这点白璧微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还应该对她的有错必纠的崇高品质，表示无限的钦佩。 |
陈独秀晚年的政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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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晚年的政治观
陈独秀曾是中共中央1-5届总书记，后来又是中国托派中央总书记，他的晚年政治观到底怎样呢？
陈独秀晚年的思想或政治观，成了当今研究陈独秀学术界和史学界的热点问题。问题的答案是众说纷纭，人各有异。当然，众多论者得出的结论，基本上是根据陈独秀晚年的行为以及他的著作和书信。但是，即使是最正统的历史学家，也避免不了有自己的主观因素。否则，同一客观事实，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说法或结论呢？
“圣言量”不可取，陈独秀本人就是反对圣言量的。我们在研究和探讨问题时，尽量少用别人说过的话，多用陈独秀自己的话，特别是提出论者站得住的见解。
首先要明确的是：陈独秀晚年是指什么时期，即从何时开始。陈独秀于1932年10月15日被国民党逮捕下狱，直到1937年8月23日出狱。被捕前，他是中国托派的领袖，是为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而奋斗奔走的，他的政治立场无须多说。狱中五年，开始时，他与狱外托派组织有秘密联系，后来，与个别托派成员仍有联系，秘密联系的渠道是通过刘静贞（郑超麟的夫人）以及其它探监的人。他在狱中与彭述之有所争论，包括理论问题和托派组织问题（可参阅彭述之的《狱内通讯集》）。由此看来，陈独秀在狱内仍然是托派立场，尽管那时上海托派临时中央在国际托派李福仁支持下开除了彭述之、尹宽、陈其昌，也开除了陈独秀；但陈独秀认为李福仁是个外国人，不要去理他，基本立场仍然一致。
现在，我们要讨论陈独秀的晚年思想，只能从他出狱时开始，即从1937年8月23日直到1942年5月27日在江津逝世前为止，前后总共不满五年。
一、在武汉时的公开表态
陈独秀出狱后，先住南京，1937年9月9日由南京赴武昌，直到1938年7月20日乘轮入川。他在武汉约停留10个月左右。这时，他确曾公开发表演说，接受记者采访，与托派同志、老朋友以及社会人士有过探讨性谈话，概括起来，他在武汉时期的基本思想可以归纳成两点：其一，他对抗日战争立场；其二，他的党派观。
现在许多学者、史家的论著及与陈独秀有深切关系的人的回忆录中都谈到这两个问题。在抗日战争问题上，陈独秀认为这是一场具有进步意义的战争。他从民族反帝战争出发，支持国民党领导抗战，支持国共两党抗日统一战线，尽管他批评中共此前的政策过左，此后的政策过右。在党派问题上，陈独秀声明说，我不属于任何党派，我陈独秀只代表我陈独秀自己。因此，有些论者都认定此时的陈独秀在抗战问题上远离了托派立场，已经不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了。
笔者所着重说明的恰好与此相反。陈独秀对中国抗日战争的立场与托洛茨基本人的立场是基本一致，都认为这是一场民族反帝战争，是有进步意义的。中国托派领导层对此有好几种看法，彭述之的看法与陈独秀的最为接近。彭述之说“只要蒋介石进行抗战一天，我们就支持他一天，暂时不提出‘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口号。如果蒋介石停止抗战，采取对内镇压手段，我们便要提出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口号。”王凡西的“抗战变质论”和郑超麟的“是日本天皇与得到美帝支持的蒋介石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论，”则距离陈、彭的看法远甚了。但这都是托派内部对于抗日战争的不同立场和不同态度。
陈独秀主张支持国共合作的反日统一战线，确实受到了中国托派领导层的批判和抨击。但对此我们需要分析。陈独秀支持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是从当时的抗日战争大局出发，并不等于放弃了他的根本立场，即从本质上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不向斯大林党屈服，也就是“反国而又不阿共。”在陈独秀眼里，中共领导是执行斯大林路线的。在那一段时期内，曾经有过罗汉活动的插曲，要陈独秀到延安去。这只是罗汉的主观愿望，而不是陈独秀的主动建议。根据陈独秀的一贯思想、作风和性格，他是决不会去延安的，即使延安方面没有提出那三个所谓「先决条件」，他同样是不会去的。事实上，不久后，即1938年初康生等便在《解放》周刊等中共刊物上诬称陈独秀是“汉奸”“每月领取三百元津贴的日本侦探”。显然，当时中共主要领导人对此也表示支持的，《毛选》中提到托派汉奸便是左证，历史证明陈独秀不去延安是明智之举。
至于陈独秀那时的党派观，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陈独秀出狱时，已与上海托派组织失去联系。他在武汉期间发表言论，已受到托派其它领导人的严厉批判和抨击。他怎么能表明自己是属于托派呢？再说，他不满其它托派领袖的活动方式，批评他们是“宗派主义”、“闭关自守”、“亭子间里操作。”他说今后如果还想在中国的政治斗争中起若干作用，必须采取新的方法、走新的途径（《双山回忆录》）。而他自己在武汉时曾有过雄心勃勃计划，即除国民党与共产党之外的其它民主组织和民主人士，他希望与他们联合起来结成统一战线。他选派王凡西、濮德治等到何基沣的师部去工作，便是实现他计划的具体措施之一。因此，郑超麟说他声明不属于任何党派是“外交词令，是一种策略。”王凡西说“从他那时的意见中，尚未达到与托派有根本分歧。”我们同样也可从他的实际行动与他的雄心勃勃的计划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他是以这样的声明，在实际上扩大托派影响，壮大托派力量，以达到“在中国的政治斗争中起若干作用。”
二、陈独秀的最后政治意见
1938年7月，陈独秀到了四川，直到病逝为止，在这段时期内，陈独秀贫病交加，有他的诗为证：
贯休入蜀唯瓶钵，久病山居生事微;
岁暮家家足豚鸭，老馋独羡武荣碑。
他的经济条件，特别是政治处境，已经困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的《最后政治意见》写于1940年11月28日，那时，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剿共，而中共的机关刊物倾一江的脏水泼在他的头上：什么汉奸、日特、国民党走狗、叛徒、反革命分子等等；国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苏联国内早已完成了清洗工作，接着又签订了苏德、苏日协议，出兵芬兰，瓜分波兰。所有这一切国内国际大事件，却在陈独秀思想上引起了冲击。他在追溯过去，针对现实，瞻望未来的关键时刻，写下了他的《最后的政治意见》。有人便据此断言，陈独秀临死前几年就放弃了托洛茨基主义思想了。这是否合乎事实，我们要具体分析一下陈独秀最后政治意见的内容，他为什么这样说？
陈独秀的最后政治意见以及他最后几年写的论文和书信所谈到的主要是三个问题：
其一，民主与独裁（或专政）；其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看法；其三，对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的认识。
这三个问题紧密相关，有人认为民主是关键问题，正是从民主问题上有了新的认识，陈独秀才改变了他以前的看法。其实这是倒果为因的，最关键的问题是对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的认识。陈独秀多次表示，这《最后的政治意见》是他“根据苏俄二十多年的经验，深思熟虑了六、七年”才得以形成的。现在让我们看一看，他对三个问题的根本立场。
1.民主与独裁
陈独秀说过：“民主主义是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这话说明争取民主是一个长过程，而且也带有阶级性。他又说：“民主不仅是一个抽象的名词，有它具体内容，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
由此可见，陈独秀在《最后意见》中有关民主问题，并没有说过了头，也没有后退。上述他说的这番话，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直至托洛茨基是一脉相承的。而陈独秀说过头了，而且颇受中国托派分子责难的是有关专政或独裁问题。
陈独秀说：“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种东西，他只是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他的这段话，把苏维埃独裁与法西斯独裁等同起来看，而在分析斯大林独裁政权时，把责任追溯到列宁，并批判了托洛茨基。这在中国托派内部几乎没有什么人所同意的。实际上，这同第三个问题是分不开的，我们可在第三个问题上一起探讨。
2.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看法
陈独秀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能采取“失败主义，”他说：“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应以共同攻打法西斯为斗争口号。”又说：“在此次帝国主义大战中，对民主方面采取失败主义……，无论说得如何左，事实上只有帮助纳粹胜利。”在这里，陈独秀事实上站到了“民主反法西斯”这个口号的旗帜下了。这是与当时的托派观点相距甚远的。
至于他说到“在此次大战结束之前，甚至战后短时期中，大众的民主革命就无实现的可能。”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中，采取失败主义，并在各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中进行的革命斗争，是托派的一贯立场。托洛茨基曾在他的《新世界大战前夜》一书中断言战争必然带来胜利的革命。但历史已经证明托洛茨基的预言落空了，而陈独秀的估计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托洛茨基在上述书中还曾经说过：“如果战争不能带来革命，我们就要重新估计国际形势了。”托洛茨基的这一补充说法，可以说明国际形势和革命形势的变化是错综复杂的，须视各方的斗争力量的对比来决定。不能只有一个结论，不能像算命先生那样，而是有几种可能性，这在历史上是不少见的。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爆发，也是出于他的意料之外的。就以陈独秀对德意日和英美法力量的估计也是错误的，他过高估计了德意日，过低估计了英美法，引起了当时不少人的攻击，指责他是悲观主义者。但总的来说，陈独秀对二次大战的看法，确是与托洛茨基本人以及中国托派其它领导人颇有分歧，但不能就此得出结论他已经背离托洛茨基主义了，难道他在所有问题上，或者主要问题上都背离托派立场了吗？不是的，上文提到在中国抗日立场上，在一般民主问题上，基本上还是相互接近或相似的。我们只能说对二次大战的看法，陈独秀与托派之间看法有分歧，这是事实。
3.对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的认识
就笔者来看，这是一个关键性问题。陈独秀对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的认识，是决定他对民主、独裁（或专政）以及二次大战看法的基础。他对这个问题是这样认识的：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苏联，并非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世界列强之一。”是与德、意两国一样奉行政治独裁的“反动堡垒之一。”“斯大林的官僚政权……，决不能创造社会主义。”“至于现在的苏俄，不但它的生产力不能胜任领导国，它自身早已离开社会主义了。”“若要硬说他是社会主义，便未免糟蹋了社会主义。”陈独秀在这里说的有其真实性的一面，也有说过了头的地方。总而言之，这是表示他对斯大林苏联的深恶痛绝。而对于斯大林其人也是深恶痛绝的。1939年11月他写了《告少年》一诗，五言一句共70句，其中有“伯强今昼出，拍手市上行。”他自己在后批中作了解释，说伯强“古传说中的大疠疫鬼也，比喻斯大林。”可见他对斯大林是何等的痛恨。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自从1924-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以后，斯大林把革命失败责任全部栽在陈独秀一人身上，以此来逃脱他自己本是元凶祸首的罪责。然后又通过他的中国门徒，把汉奸、特务、叛徒、反革命分子的脏水泼到陈独秀的身上。陈独秀这个坚忍不屈、嫉恶如仇的书生英雄性格能够容忍得了这一大批的莫须有的罪名吗？陈独秀把斯大林比作大疠疫鬼——伯强，就是他对斯大林的切齿之恨。苏维埃俄罗斯联盟共和国的政坛上，苏联共产党的政治局里，坐着这样一个大独裁者斯大林，这怎么不会使他得出上述提到的结论：苏俄的“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种东西，它只是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斯大林）领袖独裁……”(见上引)。他还说过，“没有事实使我们相信，在人类自由之命运上斯大林党徒好过希特勒党徒。”陈独秀对斯大林的切齿之恨是铁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陈独秀对产生斯大林这个独裁人物也做了分析，他从苏俄的社会背景、历史条件、布尔什维克的演变等方面着手。他认为在种种条件凑合下，苏俄无产阶级专政，必然产生斯大林式人物，但他确实说过“不能把一切归罪于斯大林一人，”没有这个斯大林，也有另外一个斯大林；也正像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一样，历史上没有这个拿破仑，也必然会有另外一个拿破仑。陈独秀这里分析评述斯大林大独裁者的产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但当他分析斯大林的罪恶时则提出：“斯大林一切罪恶”无不是“凭借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等“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他没有直接说出斯大林主义就是布尔什维主义，而实质上把斯大林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等同起来了。从这点出发他把斯大林独裁政策和穷凶极恶的官僚主义的根源追溯到十月革命后所实施的无产阶级专政，也因此他批评了列宁和托洛茨基。这一认识是与国内外托洛茨基派观点截然不同的。笔者认定陈独秀在这里所犯的错误是把斯大林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混同起来了。斯大林主义不能等同于布尔什维主义，恰好相反，斯大林主义是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篡改和背叛。布尔什维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与无产阶级民主相结合的，这是马克思、恩格斯一向所坚持的原则。列宁时代确实推行过一党专政、党外无党，（至于党内有派列宁时代本已存在，而托洛茨基则为党内有派，据理力争）但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是过渡性的，是为了保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免遭内战，国际资本主义势力的包围以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破坏。列宁在临终前已经看到了弊病，他提出三个补救办法（1）增加党中央委员会人数；（2）工会应对政府独立；（3）设置工农监察委员会监督党和政府的官僚主义。而托洛茨基则公开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下应实行多党制（可参见托氏著作《被背叛了的革命》）。在列宁死后，特别是托洛茨基被放逐出国之后，斯大林及其党徒为了官僚层利益，全盘篡改列宁时代的布尔什维主义，把无产阶级权力集中在自身及其党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权力集中在政治局，而政治局权力则集中在斯大林一人之手。列宁时代的民主集中制不见了，苏维埃会议名存实亡。苏维埃国家只有一个声音——斯大林的声音。陈独秀由于分不清斯大林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的区别，他凭自己的偏见，终于在独裁或专政问题上偏离了托洛茨基的立场。
但是否据此认为陈独秀在一切问题上都远离了托洛茨基主义呢？笔者认为不是这样的。理由是1939年他在答复托洛茨基信中，明显地把托派组织当作他自己的组织，只是批评了他不满意的中国托派领导人。他写道：“我们不应该幻想着把工作等待收复失地以后再做，应该立即准备在日本继续占领的环境中，在当地狭小范围内从头做起……，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小集团（他批评中国托派组织某些领导人的用语），如果仍旧说大话，摆领导者的大架子……，妄想依靠第四国际支部的名义，关起门来自立为王，除了使第四国际的威望在中国丧失外，将无所成就。”这是他病逝前3年写的信，并没有把自己置身于托派组织以外。而且在信中对托洛茨基无限深情。
1942年5月13日，距他逝世前半个月左右，他写了一篇《被压迫民族的前途》，这是最有代表性的最后论文。文章中在主要论点上，仍旧站在托洛茨基主义立场上反对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反对斯大林民族主义。他写道：“……它（民族问题）的唯一前途，只有和全世界被压迫的劳动者，被压迫的落后民族结合在一起，推翻一切帝国主义，以分工互助的国际社会主义新世界代替商品买卖的国际资本主义旧世界，民族问题便自然解决了……自从苏联的领导者因为西欧革命之顿挫乃中途变节，放弃了以世界革命为中心的政策，代之以俄国民族利益为中心的政策……。”（以上均引自《郑麟超回忆录》）
有些人认为陈独秀已经离开了马克思主义，重新回归民主，是一位民主斗士了。不对，他在给友人的信中非常扼要地说：“有人要我跳出马克思主义圈子，我说这是彼辈一向之偏见，不足为异。”
又有人说他是终身反对派，最后也成了托派的反对派，而陈独秀本人也乐意接受胡适之给他下的这个称谓。“终身反对派”不是一个科学的名词。陈独秀之所以接受，是他个性的反映。陈独秀思维敏捷，政治目光犀利，对客观事物的洞察力很强，他能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前进，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而发展，因此他一生中先是反对满清王朝，反对改良派和保皇党，作为五四思潮代表反对一切封建主义卫道士和守旧派；然后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假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作为托洛茨基主义者反对斯大林主义；最后在政治认识和组织作风上有不同看法，反对过托派内部某些领导人。像陈独秀这样的政治历程，便称他为终身反对派？如果是这样，那么历史上的终身反对派就不少见了。最典型的例子是德国的倍倍尔，他先是保皇党人，转过来参加1848年德国民主革命成了民主派，之后转过来成了马克思派，岂不也是终身反对派吗？又如苏联杰出布尔什维克党人拉柯夫斯基，他因出身富裕家庭，思想有点守旧，然后转过来参加布尔什维克成了列宁派，列宁死后他加入了左派反对派成为托洛茨基派反对斯大林，岂不也是终身反对派吗？“终身反对派”不能科学地说明问题。如果有人一身逆向而行，从共产党人到国民党特务，又从国民党特务到汉奸，这样的例子实不少见，也是个反字，以后者反前者，这又怎么说呢？
由此可见，陈独秀晚年的政治观，只能是在某些论点上持不同看法的托洛茨基主义者。
参考资料：1、唐宝林主编：陈独秀研究文集；2、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3、唐宝林：陈独秀传（下）从总书记到反对派；4、王观泉：被绑的普罗米修斯；5、郑超麟回忆录；6、王凡西：双山回忆录；7、靳树鹏：不绝如缕重评陈独秀；8、许行：陈独秀的独立精神；9、任建树：陈独秀大传；10、彭述之：回忆录（中国革命的起飞）；11、托洛茨基、陈独秀来往信件；12、陈独秀研究动态各期文章 |
英译陈独秀赠刘海粟联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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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仁生（任辛）文存
英译陈独秀赠刘海粟联
行无愧怍心常坦
身处艰难气若虹
（Selected
frompoemsbyChenDuxiu）
Nothingterriblecouldhavesnapped
atmeev’rsince，
WhenIhavesuchaclear
conscienceasalways；
I’mfullofpowerandsplendour
inanycase，
Evenstillingreatand
greatdifficulties。
注（1）一韵到底——S；
（2）每行基本11个音节；
（3）一、三行用扬抑格，二、四行用抑扬格；
（4）ev'r即ever，所以写成ev'r，为了省一个音节，诗歌中的通融办法，用这个办法才能使音节统一起来；
（5）我不懂中、英文的诗律，因此只是尝试的习作。 |
七五自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周仁生->周仁生（任辛）文存
七五自寿
昨天(1996年4月22日)我七十五岁，有学生送来蛋糕。我不会写诗，随便凑了四句。
七旬又五过云烟，万水千山视等闲；
得意春风常永驻，繁星簇簇照中天。 |
前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周仁生->周仁生（任辛）文存
前言
周仁生翻译已正式出版的有：《国际事务概览1959-1960》，（周仁生、喻守一、王国龙合译，郑超麟统稿）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先知三部曲》第二卷（第一卷王国龙译，第三卷施用勤译）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已译毕待出版的有《彭述之回忆录》（由法文本译）、《托洛茨基文集补遗》上下两卷。此外还译了大量的短篇文章，并为温州企事业单位翻译了许多中译英的资料。
由于周仁生忙于教学与翻译，又因写出文章难能发表，所以他写的文章不多，周仁生逝世后，我们计划收集并出版他的文集，经过一年多的征集，仅得到此十来篇。从这为数不多的文章中，我们可看到他有许多问题的论述是很精辟的。原稿大都没有标明写作日期，我们也不能按写作前后编排了。
我们谨将周仁生的文章出版，以示对他的纪念。
马克思主义研究促进会
2006年2月25日 |
纪念保罗·西格尔（PaulSiegel，1916-2004）（艾伦·沃尔德（AlanWald），2004）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托派人物小传
纪念保罗·西格尔（PaulSiegel,1916-2004）
艾伦·沃尔德（AlanWald）朱奥托译、季耶校
保罗·西格尔是国际知名的研究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基督教思想的权威人士，同时也是政治组织“社会主义行动”（SocialistAction）的忠实成员。他于2004年4月26日在纽约去世。
西格尔享年87岁，患有胃癌。他的妻子伊迪丝·兹沃林（EdithZwerling）是一位古董商，她在上世纪40年代的纽约成为了一名托派激进分子。伊迪丝于1999年，在她92岁时，先于她的丈夫去世。西格尔有一个女儿叫罗莎琳德·罗伯逊（RosalindRobertson）。
西格尔1916年出生于新泽西州帕特森市（Paterson），他是内森·西格尔（NathanSiegel一位推销员）和珍妮·拉比诺维茨（JennieRabinowitz）的儿子。他的父母都来自沙皇俄国，在那里，他的父亲曾经积极参加革命运动。然而，在美国，内森·西格尔却倾向于将自己过去的经历浪漫化，同时对社会变革的可能性多少有些愤世嫉俗。
西格尔的母亲信犹太教，因此家里遵守犹太教规。尽管如此，虽然参加犹太成年礼是教徒的义务，但是保罗不曾被要求去犹太教堂礼拜。
保罗在帕特森（Paterson）和哈肯萨克（Hackensack）长大，非常好学。在他12岁时，他读了汤姆·潘恩（TomPaine,1737-1809）的著作，并自称为无神论者。后来，他读了空想社会主义的著作。当时他的表兄诺亚·格林斯潘（NoahGreenspan）已经很激进，这对对保罗产生一定影响。保罗在15岁的时候就决定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并加入了诺曼·托马斯（NormanThomas,1884-1968）的社会党（SocialistParty）。
由于西格尔一家经常收不抵支，保罗用他叔叔的地址在纽约市立大学登记入学，每天在家和学校之家往返。在校园里，他读了列昂·托洛茨基对英国的改良主义的批判，这使他相信社会民主主义并不是解决社会矛盾的答案。继表哥之后，他也成为了一名青年共产主义联盟（YoungCommunistLeague）的成员。
然而，在1936年，也就是他毕业的那一年，他读到有关莫斯科审判的材料，就像他的表兄所做的一样，他也不再信奉斯大林主义。与此同时，他决定成为一名教师，这样他就能有机会终生阅读和学习。
文学与政治教育
毕业后西格尔被哈佛大学英语博士专业录取，来到校园时他已经成为了一名无党派身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他每周都会在当地的一家报摊买《社会主义呼吁》（SocialistAppeal）报。结果，报摊店主把他每周来买报纸的事告诉了乔治·韦斯曼（GeorgeWeissman），一个负责分发报纸的哈佛托派学生。
韦斯曼把西格尔拉进了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WorkersParty,SWP）。当时，当地并没有任何青年支部。不过，西格尔很快招募了足够的哈佛和麻省理工的学生，成立了剑桥支部。最后，剑桥支部在精力充沛的拉里·特雷诺（LarryTrainor）的带领下，并入了波士顿支部。
在哈佛大学的五年时间里，西格尔参加了由F.O.马蒂森（F.O.Matthiessen,1902-1950）和西奥多·斯潘塞（TheodoreSpencer,1902-1949）新开办的文学与思想史研究课程。其中，西奥多·斯潘塞与道格拉斯·布什（DouglasBush,1896-1983）一起指导了西格尔的学位论文《伊丽莎白时代悲剧的研究》（StudiesinElizabethanMelancholy）。
由于这篇论文有点不连贯，所以它从没有编成一本书，不过这篇论文的几个章节在文学期刊中发表过。由于布什也是一位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他也使西格尔倾向于把未来的工作放在研究莎士比亚上。
1940年，马克斯·沙赫特曼（MaxShachtman,1904-1972）和詹姆斯·P·坎农（JamesP.Cannon,1890-1974）的支持者在社工党内部出现了分歧，矛盾的根源在于对苏联的阶级特征的不同理解。托洛茨基介入了此事，支持坎农，这使西格尔产生了动摇。
1941年6月，西格尔取得了博士学位，但没有找到教书的工作。在又一次求职被拒后，他于1941年12月应征入伍。接着他在军队的医疗管理部门工作了四年零三个月。
西格尔大部分时间都驻扎在美国，但他最终去了英国和法国。通过与哈里·林（HarryRing,1918-2007）保持通信，他与社工党一直保持着联系。与此同时，他进入军官训练学校，晋升为上尉。在军队期间，他继续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
离开军队后，西格尔找到了很多教学的工作机会。他曾在康涅狄格大学短暂任教，接着在1946年至1949年在纽约城市学院任教。当时他是社工党纽约支部的一员。他售卖社工党的报纸《战士报》（TheMilitant）并散发传单，还结识了未来的妻子伊迪丝。
在1947年至1950年期间，西格尔化名“保罗·夏皮罗”（PaulSchapiro）在《战士报》上发表了大量的书评、影评和戏评，偶尔还有几篇文章。他评论的作家包括约翰·赫西（JohnHersey,1914-1993）、詹姆斯·T·法雷尔（JamesT.Farrell,1904-1979）、乌伊拉德·莫特利（WillardMotley,1909-1965）和乔治·奥威尔（GeorgeOrwell,1903-1950）。
教师兼作家
1949年，也就是在婚后一年，保罗未能获得城市学院的终身教职。现在工作机会又失去了，于是他和伊迪丝搬到威斯康星州，在那里的里彭学院（RiponCollege），保罗找到了工作。在他回纽约进修时，他注意到了坎农和伯特·科克伦（BertCochran,1913-1984）之间的派系斗争。他认为，科克伦对社工党的宗派主义的批评是正确的。
回到威斯康星州后，他成为了科克伦组建的社会主义联盟（SocialistUnion）的支持者，那时科克伦的支持者已经在1953年因所谓的“背弃正统托洛茨基主义”而被开除出社工党。此后，他为社会主义联盟出版物《美国社会主义》（AmericanSocialist）撰写评论。
与此同时，他在里彭（Ripon）成功地领导了一次斗争，阻止了一个保守派智库的建立。虽然保罗作为一名教师取得的成就和他出版的大量引人注目的著作使得他很快晋升为正教授，但他和伊迪丝渴望回到纽约。因此，他抓住了成为长岛大学（LongIslandUniversity）英语系主任的机会，他在这个位置上工作了十五年，直到后来重新回到普通教师的行列并工作到1978年退休。
20世纪50年代，西格尔在关于对莎士比亚的基督教诠释的学术辩论中确立了自己作为关键角色的地位，并从那时开始与R.H.托尼（R.H.Tawney,1880-1962）、劳伦斯·斯通（LawrenceStone,1919-1999）和H.R.特雷弗·罗珀（H.R.TrevorRoper,1914-2003）等学者有联系。
《莎士比亚的同时代和当代》（ShakespeareinHisTimeandOurs,1968年）中充分阐述了西格尔在他的第一本书《莎士比亚悲剧与伊丽莎白时代的妥协》（ShakespearianTragedyandtheElizabethanCompromise,1957年）中的中心论题，那就是，莎士比亚的戏剧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新贵族”（newaristocracy）世界观的文学表达，而“新贵族”是在伊丽莎白女王的时代产生的。
西格尔的理论是，“新贵族”这个社会阶层在与新生的资产阶级组成的临时结盟中占主导地位，并依靠“基督教人道主义”（ChristianHumanism）的准则在意识形态上捍卫自己。西格尔把这种世界观称为受经典学习熏陶过的中世纪基督教（MedievalChristianity）。
由于20世纪50年代学术界反激进的氛围，西格尔在最初确立自己的立场时并没有使用“马克思主义”这个标签，但他希望自己的方法论能够得到合理的认可。
尽管在东欧建立了共产党国家，西格尔也被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Hill,1912-2003）等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所接受，然而在美国，情况有所不同。美国人普遍性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无知使学者们认为他是一名基督教辩护者。因此，西格尔在20世纪60年代的新作中大力阐明了他的立场。
西格尔也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和退休期间写出了大量的文章和评论。其中一些被收录到《莎士比亚的英国与罗马历史剧：马克思主义的分析》（Shakespeare’sEnglishandRomanHistoryPlays:AMarxistApproach,1986年），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另一些作品则出现在学术期刊上，如《文献研究》（StudiesinPhilology）《莎士比亚季刊》（ShakespeareQuarterly）《大学英语》（CollegeEnglish）和《现代语言学会会刊》（PMLA）。
除了莎士比亚，他还写了有关埃德蒙·斯宾塞（EdmundSpenser,1552-1599）、约翰·米尔顿（JohnMilton,1608-1674）、约翰·唐恩（JohnDonne,1572-1631）以及一些当代美国作家如亚瑟·米勒（ArthurMiller,1915-2005）和理查德·赖特（RichardWright,1908-1960）的文章。
文学与革命
20世纪60年代，居住在纽约的西格尔重新回到了社工党。作为长岛大学反战运动的领袖，西格尔仔细考察了社工党的活动，他的结论是这里已经不再搞宗派主义了。
1970年，他为社工党的寻路者出版社（PathfinderPress）编辑了一本收录了《里昂·托洛茨基的文艺论》（LeonTrotskyonLiteratureandArt）的重要作品集，并写了一篇引人入胜的介绍。尽管由于伊迪丝担心西格尔在接受长岛大学的工作时会因为签署了忠诚誓言而受到影响，从而导致西格尔几年来一直不愿再加入社工党，但他还是于1978年被重新接纳为社工党成员，他经常投稿给《战士报》和当时该党的理论杂志《国际社会主义评论》（InternationalSocialistReview）。
然而，在1983年，西格尔再次被驱逐出党，这一次他是为了捍卫托洛茨基主义，反对由一帮社工党后生辈所倡导的特殊形式的卡斯特罗主义，这帮人取代了年迈的党的传统领导层。
从那时起直到西格尔去世，他在撰写诸如民主、纳粹种族屠杀、犹太复国主义、生态学和俄国革命史等众多议题上为﹝1983年从社工党分裂出来而建立的﹞“社会主义行动”组织作出了大量贡献。
西格尔还出版了几本有特色的书，这几本书都遵循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和观点，是与左翼的出版社合作出版的：《革命与二十世纪小说》（RevolutionandtheTwentiethCenturyNovel,Monad，1979）、《和平主义者与好战分子：世界各地的宗教与权力》（TheMeekandtheMilitant:ReligionandPowerAcrosstheWorldZed，1986）和《大逆转：索尔仁尼琴的政治与艺术》（TheGreatReversal:PoliticsandArtinSolzhenitsynWalnut，1991年）。
在美国的英语文学研究中，保罗·西格尔是在20世纪60年代政治气氛发生变化时用马克思主义思想为该领域的复兴铺平道路的核心人物之一。
在西格尔的著作中，《莎士比亚的同时代和当代》（ShakespeareinhisTimeandOurs）这本书尤其令学生耳目一新，这本书试图把莎士比亚描绘成“一股颠覆性反作用的力量，这股力量对抗着那种使我们陷于当下之恐惧的冷酷力量”（西格尔为1983年《莎士比亚悲剧与伊丽莎白时代的妥协》重印版撰写的导言）。
西格尔的贡献有助于在他所在的行业内为马克思主义者和激进核心派埋下未来发展的种子。1974年，在为美国现代语言协会（ModernLanguagesAssociation）创建了“马克思主义解读莎士比亚研讨会”（MarxistInterpretationsofShakespeareSeminar）后，西格尔被邀请担任《莎士比亚通讯》（TheShakespeareNewsletter）的一个特别的“马克思主义问题”的客座编辑。
沉浸于经典
像同时代的许多学者一样，西格尔也接受了关于英国古典教育的神圣性的培养；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的哈佛大学，当代美国文学被看作是一门可以在周末独立学习的学科。
西格尔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同样也主要是那种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大师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过，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西格尔对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Mandel,1923-1995）的著作赞不绝口。
尽管西格尔确实对那些历史上的准马克思主义（如17世纪研究中的“新历史主义”）的发展表示了一定的同情，但是，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复兴、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ThirdWorldMarxism）和工人阶级研究（WorkingClassStudies）所带来的美学理论的新方向的可能性，他仍然保持着怀疑的态度。
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得他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被置身于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讨论的边缘。就我个人看来，保罗作为“非正统”作家——那些被主流文化遗忘或误解的作家——中的一位专家，当他与我讨论莎士比亚以及当代政治问题时，我发现保罗热情、坦率，而且思想深邃。
然而，西格尔对工人阶级传统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以及他对社会主义组织的必要性的信念，使得他毫无疑问地成为文学研究学者中一位独特而鼓舞人心的人物。
当其他那些在上世纪60年代引领学术界左派的发起者一个个不同程度地被新斯大林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版本的马克思主义所吸引，当一些人在里根主义的艰难岁月里放弃了激进主义时，西格尔仍然坚持着自己的路线，尽管他比这些人老了整整一代。
1983年，我在俄亥俄州奥伯林（Oberlin）与保罗进行了一次自传体回忆访谈。在采访中，他告诉我，他最初之所以选择研究莎士比亚，是因为当时的传统学术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挑战。
在20世纪50年代，莎士比亚的“伟大”是因为人们相信他的作品“超越意识形态”，而保罗认为莎士比亚实际上是在表达他那个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
保罗以其特有的谦虚态度坚持认为，他自己的才能并不出众，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某种程度上克里斯托弗·希尔的著作给予他的启发，使得他能够让在学术界留下印记。
对于我们这些有幸与他志同道合的人来说，保罗·西格尔的功绩远不止这些。不论是对于美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承传，还是对于与革命社会主义运动结合的知识分子的传统而言，西格尔都是无可替代的纽带。他留下了如此丰富的著作遗产，让我们能够在未来的岁月里阅读和讨论，这实在是我们的荣幸。
原载美国期刊《逆流而上》（AgainsttheCurrent）第111期,2004年七、八月号。
作者艾伦·沃尔德（AlanWald）是美国密歇根大学的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化课程的教授。他是专门研究20世纪中期美国左翼文学的文化历史学者，是八本书的作者，包括《纽约知识分子：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反斯大林主义者的兴衰》（TheNewYorkIntellectuals:TheRiseandDeclineoftheAnti-StalinistLeftFromthe1930stothe1980s），《从未来流放：二十世纪中叶文学左派的形成》（ExilesfromaFutureTime:TheForgingoftheMid-Twentieth-CenturyLiteraryLeft）与《美国之夜：冷战时期的文学左派》（AmericanNight:TheLiteraryLeftintheEraoftheColdWar）。 |
悼乔治·诺瓦克同志（1905-1992）（《国际观点》，1992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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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乔治·诺瓦克同志（1905-1992）
《国际观点》
乔治·诺瓦克（GeorgeNovack，生于1905年8月5日，卒于1992年7月30日）自3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是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也是第四国际奠基者之一。在6月30日病逝纽约，享年86岁。他是该党在60年代许多政治活动中的出色人物。曾著作和编辑过15本关于历史和哲学的书籍。
诺瓦克在1905年8月5日出生于波士顿。1922-27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当经济大衰退时期，他通过《曼诺拉杂志》，带动他周围的一批激进作家和学者，他们包括：希勃·苏劳、奇里夫顿·法德曼、戴安娜·蒂玲、薛尼·贺克和另外一些人。1930年初诺氏为《新共和国》，《民族》等报撰稿，而且，通过全国委员会在保卫政治犯的斗争中，转变为斯科茨保劳市和许多事件中的活动份子。
1933年法西斯在德国胜利，诺氏为美国共产主义同盟（后来改名为社会主义工人党）对事件的反应所吸引，参加了这个党，并为其奋斗一生。从1940到1972，他一直为全国委员会工作。这许多年来，他一直是《战士报》、《新国际》、《国际社会主义评论》、《洲际报》和其他许多社会主义出版物的撰稿人和编辑。
诺氏也是美国保卫托洛茨基委员会的秘书。当1937年1月这位俄国革命领袖要渡过其最后的放逐生涯、乘船到墨西哥时，诺瓦克也是会见托氏代表团成员之一。而一年后在他帮助下组成了由约翰·杜威主持的调查委员会，调查斯大林在莫斯科进行对托洛茨基的审判。这委员会最后证明：莫斯科对托氏的控诉完全没有根据。
诺氏又是美国保护公民权利委员会的书记。这个委员会动员反对美国联邦政府1940年的第一个史密夫法案诉讼。那次审判到1941年才完结，且判詹姆士·加农、法雷尔·笃彼士及另外16名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和明尼阿波利斯司机总工会的领袖的反战活动罪名成立，判监中央监狱12至16个月不等。
往后数年，诺瓦克同志在其他为公民争取自由的斗争中，都留下显赫的功绩，从麦克锡时期，到1973年存案的反对联邦调查局与政府代理人遣派间谍渗入并分裂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民权诉讼，诺氏都是这些诉讼的原告和策划人。这些诉讼一直拖到1986年才在中央法庭宣判得直。
诺瓦克同志的书大部份由寻路人出版社出版，包括《历史的理解》、《民主与革命》、《实用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实验主义及其发展》、《唯物主义的起源》、《美国革命遗产》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论》。他的书很多都已翻译成西班牙文、土耳其文、希腊文甚至古吉拉特文等等。
诺瓦克成年后的岁月大部份都住在纽约。1941年他住过明尼阿波利斯市，1942-43年住在底特律，1951-53住在罗省，同时又会在伦敦和巴黎生活过。
他的妻子，依芙莲·里德于1979年逝世，是《妇女进化》和许多妇女解放书籍的作者，也是诺瓦克许多书的合作者。
浪果译自《国际观点》234期（1992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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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皮埃尔·弗朗克（1905-1984）（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法国）革命共产主义同盟政治局，巴黎1984年4月18日上午10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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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皮埃尔·弗朗克（1905-1984）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
（法国）革命共产主义同盟政治局巴黎1984年4月18日上午10时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及其法国支部深切哀悼皮埃尔·弗朗克PierreFrank（生于1905年10月24日，卒于1984年4月18日）的逝世。我们失去了最勇取最优秀领袖之一的同志。
法兰克曾伴随托洛茨基，与托氏共同创立第四国际，也创建了法国支部。他参与了每一场战斗。他的一生是贡献给了革命及工人阶级的战士模范。他始终不渝地坚持奋斗——即使在那些恐怖的年代，只有一小批孤立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谴责斯大林的罪行和帝国主义的妄为。
法兰克与他同代的战士，当给我们不可易替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遗产及列宁、托洛茨基的革命传统。为了抗击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主义的叛卖，他走在前列，延续着革命经验，这是我们今天的斗争的支柱。他对法国工人运动的广泛知识和他对运动内的辩论及传统的深刻理解，使我们获益良多。
法兰克一生将国际主义及建立第四国际放在政治活动的中心。在所有辩论中，在需要作出重大政治及组织性抉择时，他都教导我们，正如卢森堡所说：「无产阶级进行阶级组织的重心在于国际主义。」
第四国际及其法国支部向这位工人战士，这位模范革命领袖致敬。我们呼吁成员及同情者在四月二十七日追悼这位领袖。在这艰难时刻，法国支部特别向他的伴侣玛嘉莉致以战士的声援——玛嘉莉因同一信念被流放至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Ravensbruck），她一直与法兰克在所有斗争中并肩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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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悼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曼德尔（十月评论社同人，1995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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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悼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曼德尔
十月评论社同人
埃内斯特·曼德尔（ErnestMandel）这位国际知名的社会主义理论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因心脏病于7月20日逝世，终年72岁。噩耗突传，本社同人深感痛惜。
曼德尔在1940年参加了比利时的革命运动，成为第四国际比利时支部的成员，活跃与反纳粹的抵抗运动中，1944年被捕，送到德国集中营，后来逃脱了。50、60年代任比利时党报《左派》编辑。1946年当选为第四国际的领导人之一，直到去世；50多年如一日，毕生贡献于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他以精博的理论素养和政治认识，对几个辈代的年青革命者产生了重要的思想影响。
他的重要贡献之一，是用旺盛而杰出的写作能力，选择用德、法、英三种文字，撰写了非常丰富的著作，达几十册之多，阐释和发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张，不断剖析资本主义，批判苏联的官僚层。他在前期的著作中用格尔曼（E.Germain）名字，许多著作以多国文字出版，其中，例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导论》，在世界上销售50万册。他的经济著作，使他在国际上享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崇高声誉。
在同一长期间内，曼德尔也向各种报刊提供了大量文章，出版了许多政治方面的书，又为第四国际起草了很多文件。20年来，《十月评论》曾译刊出其中许多篇，部分收集于《过渡时期的社会经济》一书中，大部分则编成另一书准备出版；原计划请作者写一序言的，但现在已不可能达到了。
曼德尔不但是杰出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多产”作家，而且是国际有名的实际政治活动者，市场到欧洲、美洲、亚洲和澳洲许多国家及地区（包括香港）演讲或参加研讨会（为此，他曾多次遭到多个国家政府的拒绝入境），发表第四国际的政见主张，或者与不同政见人士争论。
曼德尔的名字和著作，在中国大陆也不是陌生的。就现在所知道的，就有《晚期资本主义》和《从斯大林主义到欧洲共产主义》这两本书在大陆译成中文出版发行。在《处在21世纪前夜的社会主义》（“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从书”之一）中，便收集曼德尔所写的《社会主义的现实性》一文，那是1985年他应邀参加以该书名为主题的“著名的社会主义理论家”“圆桌会议”提出的书面文稿。重庆出版社在该书的“作者简介”中推崇“他们都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著名的理论家，学者和政治家”。
尽管他已70高龄，且患有心脏病，他仍然不断地努力工作，1992年他前往尼加拉瓜，参加各左派政党的第三次圣保罗论坛。1994年11月，他又出席美国纽约市举行的研讨会，与不同意见者进行思想交流、辩论；他为此预写了一份书面意见，题为《当前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副题是《宗派主义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刊于美国的《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95年5、6月合刊），长达24页，可见他的认真和积极态度。
可是，今后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将不能再见到曼德尔的参与了！他离开了这个世界，使国际马克思主义运动丧失了其中一位最献身而有独到见解的理论家、革命者，这种损失是无法弥补的，尽管他已留下了十分丰富的思想遗产。
最后，让我们引用曼德尔在前述的“圆桌会议”那篇书面文稿的末段几行，作为对他的纪念：“社会主义要经历的风险是相当大的，而且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所能遇到的困难和窘境也不应当低估。然而，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明显的是，把生命贡献给所有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解放事业，奉献给创造无产阶级社会的事业，是人类唯一的抱负和愿望。”他的毕生努力正是这种抱负和愿望的表现！
1995年7月28日
原载香港《十月评论》杂志1995年第3期合刊（总第176期）
龚绛录入 |
埃内斯特·曼德尔（1923-1995）（大卫·斯托特，1995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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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内斯特·曼德尔（1923-1995）
《纽约时报》记者大卫·斯托特
【据《纽约时报》1995年7月22日报导，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第四国际领导人埃内斯特·曼德尔在7月20日心脏病发，在其布鲁塞尔寓所内逝世，享年72岁。以下是《纽约时报》记者大卫·斯托特报导的曼德尔生平。】
曼德尔博士的著作在60、70年代蜚声国际。他最受瞩目的著作，是1972年出版的《晚期资本主义》，所提论点，认为是长达20-40年的资本主义长波影响着阶级斗争，而并非资本主义的短期经济波动。
不过，曼德尔博士在美国的声誉，较多是由于他曾经被拒发入境签证，而非他反传统的经济观点。1969年，美国律政司米切尔不顾当时国务卿罗杰斯的建议，拒绝向曼德尔博士签发入境许可证。
律政司米切尔的行动，是根据1952年的移民及国籍法（俗称麦卡伦法）内之规定，对于凡是「拥护世界共产主义的国际和政府经济论理」，「著述或刊印任何拥戴或教导世界共产主义的国际和政府经济理论的人」，不予发出入境签证。
曼德尔博士当时是左派周刊《左派》的编辑。他在1962、68年，会经两度获准入境美国。唯是，在第二次访美期间，他受邀请向一群人就法国示威者的司法辩护权利作演讲，因而，显然是出于无心，触犯了入境签证规定的限制条件。
1969年米切尔拒绝第三次发签证予曼德尔博士，后者获得数名美国学者的公开维护。他们指出，曼氏在1968年公开反对苏联入侵捷克，也非共产党党员。出乎曼德尔博士意料之外，他的事件在美国报章上引起广泛争论。他表示：「这显示出，美国公众意见对于损害他们的基本自由的威胁，十分关注。」
1971年3月，纽约联邦法院经过投票，认为米切尔的决定无效，宣布美国不能阻止宣扬「无政府的」理论的访客入境。可是，在1972年6月29日，最高法院以六比三的多数，判定米切尔是履行了其权范围而拒发签证。
埃内斯特·曼德尔在德国法兰克福出生，随后，举家迁往比利时安特卫普，其时曼氏仍是稚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曼氏活跃于比利时的抵抗纳粹运动，曾三次被捕，最后被解到德国集中营。自1940年始，曼德尔是拥护社会主义的第四国际比利时支部成员。第四国际由托洛茨基创建，主张世界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曼德尔博士一直领导第四国际比利时的支部。
曼德尔博士的革命见解，令他经常与多国政府发生冲突，曾多次被禁踏足法国、德国、瑞士和澳大利亚。
曼德尔博士最后一部主要著作，是1993年出版的《权力与金钱》。
曼氏逝世后遗下妻子。
史丹译自1995年7月22日《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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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内斯特·曼德尔：革命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南非﹞查尔斯·凡·盖德伦，1995/96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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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nestMandel:RevolutionarySocialistinTheoryandPractice
埃内斯特·曼德尔：革命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南非﹞查尔斯·凡·盖德伦（CharlievanGelderen）
（1995/96冬）
别惹蚂蚁译、凡人校
选自《革命史》（RevolutionaryHistory）第六卷第一期，1995/96冬，第159-161页
阿伦·摩根（AlunMorgan）录入自“革命史”网
埃德·O·卡拉汉（EindeO’Callaghan）英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内的托洛茨基主义在线百科全书(ETOL)标明
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history/etol/writers/vangelderen/1995/xx/mandel.html
埃内斯特·曼德尔在1995年7月20日逝世，使得第四国际失去了它最重要的领导人和思想家。他作为一个作者、演讲者和教师，是目前世界上最出名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即使并不同意他的人，也尊重他的观点和他为这些观点所辩护的勇气。
对曼德尔来说，托洛茨基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同义词。他的两卷本《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MarxistEconomicTheory）和他给企鹅出版社所作的关于《资本论》的导言，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与当下时代紧密结合，并使他成为马克思思想最重要的倡导者和捍卫者之一。
曼德尔的作品非常丰富，但他不仅仅是一个理论家。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他来说理论和实践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建立和发展第四国际对他的一生来说都至关重要。和他之前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托洛茨基一样，他清楚如果没有一个政党，工人阶级将无法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而这个政党必须是国际性的，不仅仅只是外在地看似具有国际性，而必须在组织制度上坚持国际性。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是他政治生命的基础。所以，他从15岁开始，就献身于第四国际的建设——他将其视为今天的中心任务。
曼德尔对那些被他描述为患有“民族共产主义”病的人持严厉批判的态度，这些人把部分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置于他们本国政党建设需要的从属地位，而本国政党建设更具优先级。曼德尔认为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WorkersParty）的论点是一种粗俗的诡辩，他们认为必须首先建造地基、地板，然后才能建造屋顶（国际组织）。他问道，在一开始就不知道建筑过程、建筑结果和建筑方法且不经过建筑蓝图和现有建筑经验的情况下，什么样的建筑师和建筑工人能够建造一个屋顶？
“民族共产主义”，即使由最好的同志带着最善良的愿望来阐述，也只能是“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一反动乌托邦空想的变体。有些人认为，当你开始拥有强大的各国政党时，在一些关键国际问题上设立最宽松的纪律，那么去建立一个强大的国际组织就会更容易一些，就像第四国际所做的一样。他们完全错了。
对曼德尔来说，要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首先需要做一个国际主义者。他完全是这样的。当他把他的一本书献给去世的同志时，他能给予他们的最高赞扬是他们是国际主义者。一些知识分子，其中一些是前第四国际成员，在曼德尔死后迅速发表的讣告中，对他的革命乐观主义满是轻蔑。塔里克·阿里（TariqAli）在《独立报》（Independent,7月21日）中的文章是一个典型。他们把所调研的末日现象当作永久现象，而最好也不过是认为其将在可见的未来一直存在。塔里克指责他隐瞒真相，“用令人兴奋的修辞掩盖事实”。这表明他对曼德尔知之甚少，他很可能在他无聊的讽刺作品《救赎》（Redemption）里，把曼德尔与肮脏的性别歧视漫画“埃兹拉·爱因斯坦”（EzraEinstein）混为一谈。“一个人只有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听不见了”，曼德尔写道，“﹝这样的人﹞才会看不见世界形势对工薪阶级来说依然糟糕，而资本明显仍然在全世界扩张……”（〈今日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Worldsocialistrevolutiontoday）载于美国《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BulletininDefenseofMarxism），1995年5至6月）
这些知识分子在令人兴奋疯狂的1968年“五月风暴”、越南反战运动中被吸引入第四国际，而他们现在相信工人阶级不再在政治舞台上能够扮演什么角色了。辩证唯物主义者曼德尔和他们不同，他从长远的视角来看待历史。更长远地来看，“有几个重要因素对我们有利。在世界范围内，工薪阶级仍然在增长，尽管并非所有国家、所有部门都以同样的水平增长，但增长方式令人印象深刻。在国际上它的数量已大大超过10亿，如果把重要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半无产阶级化的无地/少地农民也算进去，那可能会有20亿的规模。”（同上）
像马克思在第一国际解体之后、列宁在1914年8月的背叛之后、以及托洛茨基在希特勒上台的黑暗日子里一样，当其它悲观主义者和后退者只能看见退步和失败时，曼德尔却继承了马、列、托的最好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分析眼前情况，给出非常不同的预测：“我相信我们已经度过了工人运动和群众运动退步的最低潮，反抗潮正在上升。”（同上）他将这种乐观的观点，建立在电信、银行和所谓服务业等行业以及半自动工厂里的工薪阶级的增长之上。这些部门的罢工行动比矿业企业、钢铁工厂或汽车工厂里的“经典”罢工能更有效地瘫痪资本主义经济。这些问题中最高层的无能和腐败已经影响到那些仅仅靠工资生活的人的精神面貌。
对曼德尔来说，建立第四国际是他一生中的首要目标。在所有声称忠于托洛茨基主义的集团中，只有第四国际成功地将自己变成真正国际主义、世界范围的运动，拥有在50多个国家的分部和更多的同情组织。没有一个声称自己是托洛茨基正统派的组织能与此相提并论。正如他多次写的那样，正是在阶级斗争的非革命性阶段，革命者发展出领导他们阶级的能力，革命的可能性开始出现。正是在1912-1914年那段时间，布尔什维克获得了领导1917年革命的能力。
埃内斯特·曼德尔，马克思主义者，革命者，国际主义者，为了改变世界而奋斗一生，他的改变带着具体的目的：在人类发展全部潜力的可能性中，消除使其受到贬低、压迫和迫害的所有社会条件。这正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加入比利时反抗运动时为之奋斗的东西。直到那次致命的心脏病发作的那一刻，他的目标仍然如此。 |
向乔治·布莱特曼致敬（埃内斯特·曼德尔，198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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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ributetoGeorgeBreitman
向乔治·布莱特曼致敬
埃内斯特·曼德尔（ErnestMandel）1986年6月
杨吉姆译、素侠云雪校
埃内斯特·曼德尔（ErnestMandel）代表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致送这些问候。作为比利时社会主义工人党和第四国际的领导人，他以一位国际著名马克思主义宣讲者和作家的身份，尤其是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闻名。反动的美国立法当局禁止人们加入第四国际，但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其它第四国际主义团体仍与第四国际保持着兄弟般的团结。
随着乔治·布赖特曼（GeorgeBreitman,1916.2.28-1986.4.19）的去世，第四国际失去了最后一位建立社会主义工人党并确保革命马克思主义在北美以及世界范围内半个世纪延续的中央干部。30年代，那些像乔治一样的人决定通过建立新的革命党，而非试图通过传统的工人阶级组织的运作来反对斯大林并支持托洛茨基，尽管后者无论国内外都是当时阶级斗争问题的最简对策。相反，他们非常清楚自己选择了更艰难的道路以逆流而上。他们在劳工运动中的对手依靠来自于大规模工会和强大的苏联的庞大机构来支持自己。他们有海量的物质财富可供支配，而所有这些对许多人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此外，他们还拥有强大的政治可信度。他们领导着群众，他们正在走向成功——至少很多人都这么认为。
但关于这些强大的对手，只有一件事是关键的——他们没有始终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行动。在世界历史的关键时刻，他们扼杀了工人向社会主义飞跃的机会。他们造成了可怕的失败。1918年至1919年，他们在德国就是这样的。1927年，他们在中国就是这样的。他们在1933年造成了希特勒夺取政权的可怕失败。在三十年代产业工会联合会（产联，CIO）兴起的时候，他们阻止美国工人建立一个独立于雇主的劳工党。他们在1936年扼杀了西班牙和法国革命的可能性。这个名单延续着：在二战结束时，在后来的印度尼西亚，在1968年5月的法国，然后在智利、葡萄牙、伊朗。
那些响应托洛茨基建立第四国际的号召的人明白，我们有必要挑战这些误导工人阶级的人。我们必须在纲领和理论上挑战他们。我们必须在行动上挑战他们。在这些挑战中没有任何教条或宗派之分。挑战，意味着与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并肩行动，拒绝把他们正在进行的斗争、本能的努力、决心和希望等置于次要地位，拒绝那些与工人阶级相隔绝的社会力量的最终分析中所表达出的掣肘和限制。这是乔治那一代的人开始明白的。这是历史一再证明的。
创建一个新的革命党和新革命国际，以反对主流，反对大型官僚机器的压力，反对这些官僚机器所导致的失败造成的迷茫与挫败感，不仅要有对未来的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伟大的洞察力和坚定的信念，还需要伟大的道德品质：勇气、决心、耐心、坚定的性格和意志力，以及抵制政治和个人诱惑的能力。所有这些品质都罕见地集中在乔治·布赖特曼个人身上。
他是所有革命干部的榜样：一位全能的革命者，无论是在家，在图书馆还是在罢工纠察前线，他是一个有天赋的写手，一位擅长组织竞选活动、帮助其他人提升理论的出色组织者，是一位优秀的编辑和真正的工人领袖。他作为教育家和普及者，拥有源于感知核心理念并简明表达出来以便让众多人理解的罕见品质，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同时成为深邃和独立的思想家，成为我们的运动理论发展——就他而言主要是在黑人民族主义领域和更加普遍的世界各地被压迫者的民族主义方面——为数不多的真正贡献者。
乔治·布赖特曼1967年出版的的《马尔科姆·X的最后一年：革命家的演变》，记录了马尔科姆·X遇害前思想上开始倾向革命马克思主义。
我第一次见到乔治是在二战后，当时他在欧洲，正以观察员的身份帮忙重建我们世界运动的运转中心。作为最年轻的参与者，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事实上，如果我想挑出战后几年里我从谁身上学到最多，我会选两个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莫里斯·斯坦因（MorrisStein,1903-1998）和乔治·布雷特曼。这次合作为一段持续了近四十年的友谊奠定了基础。在1953年我们的运动分裂之后，它曾被中断过一次。乔治和我在那次分裂的对立阵营。但就在那次分裂之后，我们交换了一系列信件，这些信件后来都公开了，这是分裂运动中两派之间唯一保持的对话。当然，我们都为当时各不相同的事业激烈地争论着。但是，如果我们今天重读这些信件，我们就会感到，在这些争论的背后，有一种真诚的、甚至是孤注一掷的愿望，那就是防止所有的桥梁被烧毁，为弥合裂痕开辟道路。这就是为什么两个阵营中盲目的派性分子都不赞成这种通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1962年至1963年分裂消弭时如此高兴，并感到我们以一种温和的方式，通过最初的对话为重新统一做好了准备。
当乔治和他的同志们开始因为他们继续捍卫第四国际的纲领而在社工党内遭到骚扰、纠缠和排斥时，绝大多数干部和激进分子都不犹豫地保护了他们，并在那次磨难和令人无法接受的开除发生后和他们站在一起。我们把这归功于我们列宁主义的传统，即坚守纲领，以及首先在我们自己的队伍中捍卫工人民主。今后我们将继续这样做。
乔治·布赖特曼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历史、历史的延续性和历史性事业的重要性，因为它们能给工人和劳工运动以实现他们所面临的巨大任务所必需的动力和自信。遗憾的是，他在离开我们之前没来得及知晓，我们刚刚赢得了一场历史性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彻底拒绝了斯大林及其党徒在三十年代对列夫·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所进行的一切罪恶诽谤。
这一胜利对许多将要加入我们的人来说具有象征意义。在这个世界上，斯大林主义、改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劳工骗子或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是没有前途的。未来属于工人阶级，属于革命社会主义，属于第四国际！追随吉姆·坎农和乔治·布雷特曼的脚步，走向美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先锋党！追随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脚步，走向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国际！
原载NaomiAllenandSarahLovell编辑《向乔治·布雷特曼致敬──作家、组织者、革命者》（ATributetoGeorgeBreitman.Writer,Organizer,Revolutionary）,由美国第四国际倾向（AFourthInternationalTendency(FIT)）出版:纽约，1987年，第69-72页。
乔治·布雷特曼纪念聚会将于1986年6月7日在纽约举行。 |
给革命者沙拉·罗维尔的集体画像（﹝美国﹞保罗·勒·布朗（PaulLeBlanc），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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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ctiveportraitofrevolutionary
给革命者沙拉·罗维尔的集体画像
﹝美国﹞保罗·勒·布朗（PaulLeBlanc）雨田译
1994年
〔说明〕译自美国《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BulletininDefenseofMarxism[BIDOM]）第118期,1994年12月出版。译文原载香港《十月评论》1994年第5-6期。
1994年6月14日，沙拉·罗维尔（SarahLovell,1922.5.8-1994.6.14）在纽约逝世。过往五十多年的朋友，纷纷写信向他的丈夫法兰（FrankLovell）慰问。
许多人在1940年代早期便与她共同参与托派运动。一位青年朋友如此写道：
“我作为她的朋友与同志，在这悠长岁月中相处过、不免久久沉溺在肉体上她己离我们而去的哀思中。唉，我们对她的忆念总是难忘，只要我们一息尚存，总会久久怀念她。此刻，我好像仍听到她在电话中的说话——她拥有一种如此奇妙而独特的声韵……。”
一位较后期的朋友说：“对我来说，沙拉证明了，能成为一位革命社会主义者，决非怪人一个。”六十年代的一位朋友则认为，“沙拉是位可亲可爱的人，她证明一位革命者为了完成任务，不必是铁石心肠的。我真后悔从未当面告诉她，在我心目中，她是多么重要。...”另一位朋友写道：“我今晨为沙拉而哭，可同时却自觉精神重新振作，因为她的生存的本质与意义，给了我如此的激励。”
她的品质
一位青年朋友写给沙拉·罗维尔的丈夫法兰（FrankLovell）：
“在我记忆中，沙拉是那么生动。我那时只不过是小孩一个，我此刻仍记得她那种奇特的美，以及她对我的亲切。你与沙拉给我那种切实的可靠性，对我是那么敬重，虽然当时我只是个黄毛小子。当我长大成人后，我学懂如何真心欣赏成年朋友们，他们总是善待小朋友，我现在仍记忆犹新，那次周末的露营旅行，因为你俩当时鼓励我应尽情享受那欢乐时光，使我当时感到多么的自由自在。”
一位加拿大来的朋友，在墨西哥渡假时参加西班牙语学习班，因而认识了她，说：
“我从未结识一位像她那样的人，竟好快地就与她建立了和睦的联系，……我是多么欣赏她的主动精神，好脾气与幽默，我当时大大地被我们共同的政治的同感共鸣所激励——虽然当时像我们这批人已所剩无几！”
对某些人来说，沙拉这个人的本质是与她的政治实践相联系的。一位与她有多年亲切友谊的人写道：“当她仍是中学生时，便已成为一位托洛茨基主义者，幸运得很，这位托洛茨基主义者从未离弃托洛茨基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塑造了她的生命。再加上她的其他个人优秀资质，托洛茨基主义使她成为一个众所赞赏的女性，而对我来说，她是一位奇特的朋友。
一位五十年代起曾与她共事的朋友说：“她是一个各方面都很特出的人物，就我所知，任何人都难能取代她。当我在底特律认识她后，我心中总有她的影子，我总听到她的声音，就好似我与她正在电话中谈论有关《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BulletininDefenseofMarxism）杂志的事。”另一位底特律时期的同志自认：“我与她常一起购物，也争相干助选及派发传单的活动。当然，自从我一结识她、我就被她感染。她看起来，总是像那种伟大女性的十足样本——事实上，她确是那类人物。她客观、谦虚、灵活、富同情心，正如她聪明而渊博一样。”
一位英国同志回忆：
“她的充沛精力、乐天，以及为了挣脱这个世界的种种不平的献身精神。对于凡会与她接触过的人来说，她的过往与现今，对我们都是一种激励。当我正面临一个非常困难的政治局势时候，我时时刻刻都欣赏她对我的热情的对待。我记得，离去时我总充满着自信去从事政治斗争，以保卫托洛茨基主义的传统。”
另一位在英国与南非活跃的年长革命家，会出席第四国际成立大会，那一年，沙拉参加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他评论道：“我理解她顽强而果敢地在最后几年与恶疾斗争，正如她在她大部分生命里，向资本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扭曲世界的罪恶进行斗争一样。”
另两位朋友写道：“她是如此这般充满活力、精神奕奕的人物，我们觉得，没有了她，我们这个世界现在正被削弱了似的。”
另一位说：“沙拉对革命社会主义运动的贡献，使她永垂不朽。”
年青时期的成长过程
沙拉·罗维尔于1922年5月8日在纽约布鲁克林出生，双亲沙·海曼（SolHellman）与雅塔·纳柯维芝（YettaYankowitz）是东欧的犹太人，他俩与许多人一样，在二十世纪早期移民美国，成为美国少数民族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她与两位姊姊，安娜（Anne）与莫莉（Mollie），终生都很亲近。不过，在那个时代成长，比之被视为“正常的”现代，迫使她们更迅速地发展出批判性的才能。
沙拉七岁时，大萧条时代开始，美国及世界各地数百万工人因失业而沮丧。许多人看来，资本主义就快崩溃。1930年代中期，工人运动的左翼，发动了强大的反叛行动。许多人组成失业者协会和战斗性的工会，其中最急进的醒觉的工人和知识分子，就被吸引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组织中来。
全世界都出现这样的事——财雄势大的“爱国主义”沙文主义分子与种族主义运动便起而反击，其中两批：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份子与德国纳粹份子，走上了政权，配合着在东欧，在国民党的中国，在日本等许多国家的右翼与军事独裁。
另一类资本主义的保卫者（例如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势力），力图用种种自由主义的社会改良，把受左翼的解救危机的方向影响下的工人与被压迫人民拉走。
与此同时，即将逼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日趋扩大，各国资产阶级，在各国政府与军事势力支持下，便发动分割全球市场、原料与投资的争夺战。
许多人视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她在列宁与托洛茨基领导下，由1917年工农革命建立的）是对抗世界反动潮流的社会主义反击力量，是作为所有国家中工人及其他被压迫人民的一个积极的取代物。
事实上，在1917年工人阶级胜利的觉醒下，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创立起来了。不幸得很，在列宁病故后，斯大林在苏联结集权力，实行官僚专政。在独断独行与被谋杀的镇压政策下，在苏联一国之内制造出一种可笑的社会主义，为了它自己偏狭的目的，曲解世界共产主义，操纵外交政策。如此作为，如果说会有任何后果，只不过带引全球走向帝国主义者手下的大屠杀而已。
上述时代背景，就是这位活跃、富有思考力、警觉性强的年青的沙拉·李必卡·海曼（SarahRebeccaHellamn。沙拉的原名）走上成熟的成年阶段的过程。她在布鲁克林迈向十六岁时，注意力便集中在上述社会现实大事的争论上。特别激发兴趣、使人非相信不可的，就是由托洛茨基以及他周围的一小批共同思想份子所代表的，用革命社会主义来取代资本主义、改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取代物。在美国当时，由给人深刻印象的领袖像詹姆斯P·加农（JamesP.Cannon）与麦克思·夏克曼（MaxShachtman）所代表的那个人数不少的托洛茨基主义流派，已成为美国社会党（SocialistPartyofAmerica）的一部分。1938年，沙拉及一批朋友加入青年社会主义同盟（TheYoungPeople'sSocialistLeague），这个同盟与社会主义党的许多成员当时正逐渐转变为第四国际的一部分，这个全球组织的第四国际继承了由托洛茨基所代表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纲领。不久她也就加入新组成的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社工党）（SocialistWorkersParty(SWP)）。
这个党一位成员后来忆述：“这个党当时有不少活跃与坚强的女学生成员，她们的表现，大大超越其年龄，不再单只关心她们个人自我。她们决心参与革命斗争，当时似乎已相信我们所主张的男女平等信条，已然实现呢。而事实上，当然并非如此。”这个当时目击者，深思熟虑一番后回忆道：“这批令人饮佩的女性参加革命运动，大都是女学生，她们是认真兴致勃勃参与政治与文化，竞相争取女性地位与知识，努力在美国社会能接受的范围内表现其性方面的吸引力。”他本人也是个少年人，也承认“我对她们，既羡慕却又惧怕。”可是他发觉像沙拉那般的女同志“却很少埋怨，至少在公开场合是如此、她们干油印文件，派发传单，做组织工作，讲起话来，总是雄辩滔滔的。她们公开宜称自己决心过一种自由的新生活，要做追求社会主义理想的战士，纵使回到她们仍然需要住宿的老家，仍然经常受到家人的压力。”
在1930-1940年间，托派运动遭到打击，在对待苏联态度上，在对待即将来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问题上，以及对某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上，发生了尖锐的争论。麦克思·夏克曼——这位杰出的演说家，富有吸引力的人物，特别为青年人所欢迎——开始向托洛茨基的“批判地保卫苏联”的政策挑战，并质疑辩证唯物论的价值及革命政党的性质。沙拉这时，一部分受她的朋友哈里·布雷弗曼（HarryBraverman，其后他写了一本经典著作《劳动与垄断资本》（LaborandMonopolyCapital））所影响、成为青年社会主义同盟成员中的少数派，并不跟随夏克曼从社工党分裂出去。另一影响她的抉择的因素是加农。哈里·布雷弗曼后来忆述：（加农）对我们着重讲俄国革命，称二十与三十年代已由苏联向外宣传的列宁主义。此外，他还讲了其他许多吸引我的话、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急进主义，即杜勃士（Debs）、海德门（Haywood）与约翰·里德（JohnReed）的广受欢迎的激进主义的回响。
凡是了解沙拉的人都知道，她虽受所崇拜的人影响，虽然她相信需要在政治上起作用，在一个集体的许多部门都起作用，她却是个非常具备个人特色的人——观察、阅读、思考问题、通过批判与独立思考之后，才做出决断。这使她在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悠长岁月中，大有进益。
从纽约到底特律
1940年初，一个短时期，沙拉曾与一位青年同志欧谨·锡克（EugeneZucker）结婚，并继续过活跃的政治生涯，包括在纽约社工党一个地方支部的组织工作。由于社工党反对美国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目的，而遭受迫害。在史密夫法案（SmithAct）的迫害下，它的领导层被检举、监禁。虽然如此，像沙拉这样的理想主义的献身精神的同志们，却群起团聚在党的旗帜之下，维续印发革命社会主义的宣传品，加强工会与反种族主义的活动，坚持教育与吸收新党员。显然可见，党较前更为强大了。
这个时期，她有时到制衣行业工作，但仍然努力提高自己校对与编印的技巧，如此便保证了她终生都能在印刷行业找到工作。其后，她终于成为国际排版工会（ITU）会员，并多年来成为活跃的会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沙拉与一位海员，党的活动家法兰·罗维尔发展了友谊，并在1946-1947年间，两人一起转去三藩市。不久，由于西岸生活难以满足她，也不惯离开她一向的政治与个人生活的中心，她便返回纽约，在那里，同志们都觉得她在党中起着领导的作用。当她内心仍在忐忑难决，哪种生活最适合于自己时，偶然在大学广场（universityplace）116号社工党全国总部的楼梯上遇到加农。加农问她正在计划干什么工作时，她承认仍难以决定，后来，她不止一次，谈及加农给她诚恳的忠告：对她最重要的，应决定于自己想做什么，而不是他人认为对党和对你在政治上是最好。
结果，沙拉选择了返回旧金山，她与法兰便在1949年4月在那儿结婚。那年未，社工党派他俩去西雅图，协助解决太平洋海员工会的内部斗争，该工会的领导层，原本具有相当激进的传统的，竟全般接纳了美国政府反共产主义的政策，于是愈走愈远，竟至帮资本家去攻击被同为是亲共产党的加拿大与美国的工会，在西雅图，一位员工会职员，约翰·马浩尼（JohnMahoney），因为反对这个改策，竟被解雇和开除。其他工会的战士们，包括薛·麦格尼（ShaunMaloney）及一批社工党成员，在法兰·罗维尔的领导下，出面保卫马浩尼，而这一批战士又轮到被开除。为了支援工会民主以及在这个斗争中遭受迫害的工人群众，特别出版一份新报纸：《保卫者》（TheDefender）。若非由于沙拉的技术与努力，这份报纸就难以支撑下去。不幸，反共产主义的冷战狂潮，打败了这次争取工会民主的斗争。
在沙拉与法兰去旧金山之前数月，他们的女儿若儿（Joan）1950年7月出世，亲爱的父母为她构筑了一个安乐窝，弥漫着现世的人道主义与平等主义的价值观。还把序有他俩认为重要的事物介绍给爱女。可是，当多年后，若儿追求她自己的信仰与生活方式时，他俩仍然给予支持。（若儿后来在底特律成为一个进步的律师，对此，双亲欣然接纳。）
1951-1952年，罗维尔夫妇又返回纽约城区，法兰在新泽西地区的党的山泉营托洛茨基学校学习了几个月（沙拉自己则在1955年参加了党的这个干部学校）其后，党要求他俩去底特律工作。此时，党研究为了如何迎接从1950年早期己加深的政治反响的新时期，在党内它设立一个新部门。党的某些成员，由优秀的工会工作者勃·柯茨林（BertCochran）所领导的，并包括一些老朋友如哈里·布雷弗曼（HarryBraverman）、美连·布雷弗曼（MiriamBraverma）等，他们都认为社工党领导层对冷战时代的可能发展抱有不现实期望。他们主张必须大大退缩：必须缩小社工党竞选规模及其他活动；如若不然，党势必招致党员更易遭受伤害；必须在联合汽车工人等工会中适应自由派的工会官僚层；必须在某种情况下，在斯大林派周围重新结合非托洛茨基主义的激进份子。这个柯茨林派在底特律势力特大，为此极需法兰与沙拉去该地方支部进行加强党的建设工作。
1953年他俩抵达底特律之后，党挑选法兰竞选市长。一位工作人员其后忆述：“我们干得很好，有很多公开机会：电视、电台、报纸——所有的公众传媒，都让我们现身，我们成了新闻人物：我们竟在当局的政治迫害高潮中挺身而出，以红色候选人竞选、柯茨林派某些人，每见我们公开露面宣传大为震惊、我坚信他们中必有人惊奇，在整个竞选过程中，法兰井未被捕”不久之后，柯茨林派终于从社工党分裂出去、沙拉、法兰仍留在底特律——她做底特律自由报的校对员，他则做汽车工人——以他们的工资，在财政上协助党底特律支部的重建，同时，也为他们的若儿建立一个安定的家。
在底特律的岁月
底特律警方“红色小组”（RedSquad）长期保持一份庞大的情报性的档案，一开始就针对罗维尔夫妇及其他“破坏份子”同志，这档案大大有助我们跟进沙拉从1950年到1960年的活动资料。
首批资料是她给《底特律日报》（DetroitNews）编写的信，在1954年刊出，回答某些人谴责为失业男性而到外面工作赚钱的工作太太，认为女性应留在家庭的看法。沙拉解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女性“受号召到工厂、办公室等方填补空缺，他们的工作能力会受赞许。战后，生活费用高涨，迫使工作太太继续工作下去，她们今天被迫劳动，以支持家计。”她驳斥道，由于女性不应对生产部门的裁员负责，这才是失业的真正原因。“对失业及生活费用高张的回答，应该是减少劳动时数——而不减少工资——如此才会有足够的工作，并使全体劳动者有较好的生活。”在这个过渡纲领的通俗后面，她跟着作出一个结论，一个标准的女权主义的注解：“从这个对女性的攻击中学到更多的东西。即女性有权参加劳动。我们女性要下决心到工业部门去工作，以此赢取我们的独立地位。”
沙拉不单止写信给编者。在1955年，根据一个“红色小组”特务的资料，有一个学习班（或照这位特务如比称呼为“另一个训练班”），会讨论下列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否已时日可数，快将寿终正寝?资本主义是否已服示其生命力，足以推翻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哲学?”用《过渡纲领》（TheTransitionalProgram）作为教材，由沙拉担任教师。她得出的结论：马克思主义仍然是理解世界并改变世界的强有力工具。
多年来，底特律社工党支部都举行每周一次的“星期五夜社会主义论坛”（FridayNightSocialistForum）系列，沙拉便是此论坛的核心人物（红色小组特务卖力报导她），有时担任论坛导师，时时负责公关工作，经常则作为参加者，而有时则负责主讲。在1954年，她曾就赖特·米尔斯（C.WrightMills）新著《白领阶层》（WhiteCollar:TheAmericanMiddleClasses）及〈美国社会中中产阶级的作用〉（TheRoleoftheMiddleClassinAamericanSociety）作评论演讲。在1955年，她会参加一个小组讨论，由乔治·布莱特曼（GeorgeBreitman）担任主席，检讨有关近期黑人斗争的几本新书。根据特务报导，“沙拉评论李梁·史密斯（LillianSmith）《现在正是时候》（NowIstheTime），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有关地主、奴隶与革命的历史事变。”在1956年11月，红色小组报导说，沙拉曾在星期五论坛上派发并讨论另一小册子：“匈牙利革命，新组成的工人、学生与兵士代表委员会正在领导匈牙利的革命。苏联军队正在把这个革命屠杀在血泊之中。为什么它竟扮演反革命的作用?匈牙利事变对克里姆林宫主人，对美国大资本家以及对世界劳动人民有什么意义呢?”这个时期她在论坛中会谈论关于哈维·斯华陀（HarveySwados）的著名小说《快乐工人的神话》（TheMythoftheHappyWorker），对五十年代工人阶级生活富足的老套成见挑战。
1957年，红色小组报告，作为社工党派出的市长竞选人，“罗维尔太太演讲接近一小时，内容涉及她的政治观点，并谴责其他政党。她说，我们社会主义者深信经济与政治权力必需由大资本家集团手中转到劳动人民手中，他们构成人口的多数。这是解决失业问题、经济不稳定、自动化、战争威胁、种族隔离、歧视及思想控制的唯一办法。”在1958年3月，以“底特律与萧条”为题，沙拉说，这个城市失业人口已超过二十万人。在1959年1月，她就参议院有关稳定汽车工业价格听证会所揭露事实加以分析，认为照顾国民健康问题乃是全体人民的需要，这是人民的权利。（或称之为“医疗社会主义化）”。这是她在1959年6月及1960年的两次论坛中的重点所在。
在1960年代，她的演讲还包括“餐台上的斗争”（Thebattleofthecounters），当时南部学生们正在餐台边静坐示威，以反对种族隔离；电影《在沙滩上》（OntheBeach）分析关于核战危机，并就古巴革命目击者的报导，作出评论；底特律市政府实际雇用政策中的种族歧视；1964年，美国背后撑腰的巴西右派的军事政变；苏联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大地之盐》（SaltoftheEarth）这部左翼的亲工人的电影，在放映之前，她分析在麦卡锡时代制作此电影的困难处境；对尼古拉·萨科（NicolaSacco）和巴特·万泽蒂（BartVanzetti）事件（同为美国的意大利移民工人，被控杀人遭处死，引起各国抗议示威）的历史性回顾与检讨等等。
一位与沙拉相识多年的底特律同志如此回忆：
“她总是非常勤力去准备论坛内容，她的研究总是具有学者的水平，却依然很动听。我总是惋情她不能作更多的讲座。她讲得富于感情且具有说服力，决不枯燥无味……她每次讲题都具有感染力，这就有助我及其他人都记忆犹新。她的全部演讲，都给我终生难忘的印象。”
除在论坛与教室讲话之外，沙拉还干过大量其他工作。在1957年她出面竞选底特律市长的大规模社会主义的斗争（正如我们所知，共争取到大约二千张选票），其后又竞选1961年市议会，和1968年美国国会大选。1960年，沙拉与两位好朋友——唐罗赛·布莱特曼（DorotheaBreitman）及巧妮·薇兹曼（ConnieWeissman）亲身去参观革命的古巴，并接受古巴电话工会月刊的访问（结果招致美国联邦调查局主管J·伊加·胡佛的简报，收集在红色小组档案中）。此后，沙拉便一直积极保卫古巴革命。1978年，她与其他几位社工党同志再次访问古巴，她是其中最积极的成员，特别对提倡女权有兴趣。
作为一位出色的工会活动家，沙拉担任一个大张旗鼓的国际排版工会（ITU）委员会主席，在1964年为失业矿工家庭筹集衣食。在红色小组档案中，证实她确确实实会参与筹划专为反种族主义、反对美国干预越南的集会与抗议活动。她会任支部组织者，底特律参加社工党全国大会代表，在1960年且当选为社工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作为党支部的组织者，她欢迎并协助训练六零年代大批涌入底特律支部的急进青年。其中一位回忆“沙拉是教我们如何进行组织工作，如何正确做事（无论是一次野餐或一次罢工斗争，我们都得干得出色！）的主要导师……沙拉还教我簿记的收支，如何正确调配人手到自卫委员会，这类工作干事周详是多么重要的关键啊。她给我的教导，直到今天我仍记得清楚——我仍记得她弯身在我背后，向我展示簿记学的一页教材。沙拉在那段日子是特别开心的——在我全部在党内的日子都是如此——她的笑容、听她亲切的招呼，总是一种真诚的享受。”
另一位底特律时代的同志其后确切地证实：“她对人类与人际关系的聪明，教晓我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如何在一种很具体的方式下真实地反映人类的现实状况。”
从社会主义工人党到第四国际倾向
1969年，法兰与沙拉迁居纽约，法兰担任社工党工会工作的主管、政治委员会委员，沙拉则继续干工会工作，并深受女权主义新浪潮的影响，参加了工会妇女联盟（CLUW）及全国妇女组织（NOW）。她继续献身于反种族主义及反越战运动。其后她还支持中美洲革命、反南非种族隔离，支持非菲律宾民主及真正人民权力斗争，以及反波斯湾战争。
与此同时，由于社工党在七零年代的转变，主要由于急进青年潮流的影响——以及由于年青党领导层的抬头，使得沙拉愈来愈小空间像以前那样施展其党支部活动家的作用。在杰克·贝恩斯（JackBarnes）为主的新的党领导层，甚至鼓动“老同志”不仅要靠边站，甚至要从党员地位降为同情者。沙拉拒绝这样做。她与乔治·布莱特曼——一位亲密的朋友与领导同志，曾在底特律共同合作许多年，当时还担任寻路者出版社（PathfinderPress）的主要负责人——合作，她利用编辑才能协助出版了14集《托洛茨基著作集》中的两集——《托洛茨基著作集1932年集》及《托洛茨基著作集1932至1933年集》，她还是珍贵与出名的《托洛茨基演讲集》的主编。虽在支部的日常活动中较少出力，沙拉仍然参与党生活。从这个时期起，许多年青同志更加了解她与珍视她。即使她保持一种独立与存疑的心态，她仍然支持她的同志们的革命努力。可是，在1970年代终结时，情势日趋紧张，中央领导层把党的标准日渐收紧，新领导内部，某种新念头正在形成。
到了1980年更加明显，贝恩斯领导层开始趋向一种相对地对古巴的卡斯特罗政府的政策不予批判，与此同时则倾向于在美国国内许多斗争不再像过往传统地采用积极态度而开始退缩。更坏的是，贝恩斯及其同路人未经诚恳与民主讨论，便决定必须把党脱离托洛茨基主义与第四国际，而代之以设计政策，使党成为古巴共产党的一个“姊妹党”，成为一个革命的“新国际”的组成部分，这个新国际，在他们心目中，古巴人定必立即协助创建，正如沙拉与诺密·亚伦（NaomiAllen）其后共同写给社工党的公开信所说：
“我们足以自豪的是它的传统的解决政治问题的方法是通过充分、民主的讨论，最后召开大会用投票来解决。我们认为这个方法仍然是一种良好的方法，而我们总是保证尊守大会的最后民主决定的。我们要强调的是，列宁主义方法不应用开除、诬告与排斥来代替。可是，贝恩斯的领导班子却开始排斥异己的浪潮，用捏造罪名对付真诚的与有思考能力的不同意见份子。”
沙拉与法兰反对党领导的全部做法，他俩及其他一部分同志追随乔治·布莱特曼的领导，在1981年组织了一个反对派核心小组。在《保卫美国托洛茨基主义》（InDefenseofAmericanTrotskyism）三辑文件集中，沙拉负责编辑其中一辑《保卫美国托洛茨基主义：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内部门争：1979-1983》（InDefenseofAmericanTrotskyism:TheStruggleInsidetheSocialistWorkersParty1979-1983,1992年出版）。这次斗争的故事充分用文件予以说明，而其后的发展则记录在另外二辑文件之中（校按：即《保卫美国托洛茨基主义：建立革命党》（InDefenseofAmericanTrotskyism:RebuildingtheRevolutionaryParty，1990出版）和《保卫美国托洛茨基主义：革命原则和工人阶级民主》（InDefenseofAmericanTrotskyism:RevolutionaryPrinciplesandWorking-ClassDemocracy，1992出版），两辑均由保罗·勒·布朗克（PaulLeBlanc）编辑）。到1984年，沙拉与她的同道反对派，终被开除，这批被开除的人的多数，急于尽快建立一个新组织来与社工党斗争。某些人同意贝恩斯领导的部分政治取向，便组成一个非托洛茨基主义的（短命的）“北极星网络”（NorthStarsNetwork）。其他部分人，设法重建1979年以前的社工党，便组成社会主义行动（SocialistAction）。另外部分人，由于仍然效忠于第四国际，对此不表赞同，负想法井设法与其他社会主义派别重新结合——后来终于组成了团结（Solidarity）。沙拉，法兰，乔治·巴里曼及其他同志组成第四国际倾向（FourthInternationalistTendency简称FIT）[1]。
乔治·希里曼，作为第四国际倾向的灵魂，在1986年逝世，沙拉协助召开追悼会，并担任主席，对逝者生平及贡献加以表扬。其后她不倦地与诺密·亚伦共同编辑《向作家、组织者、革命家的乔治·希里曼致敬》（ATributetoGeorgeBreitman.Writer,Organizer,Revolutionary）的书，并亲自主持在1987年出版。
为第四国际倾向而工作，沙拉的页献集中在《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由1983年12月开始。最初是由法兰担任编辑，他大大倚靠沙拉的助力。在第四国际倾向成立的最初四辑，是由一个编辑部负责的，沙拉则起着主约作用——协助订立编辑方针、校对、付印、监督财务及发行。由于该杂志获得较多的支持者而变成一份较稳定的出版物，沙拉便一直积极参与这份集体工作，一个月又一个月，保证它的出版与发行。
沙拉较少写文章，但在她写的少数几篇中，总显现出她个人一直具有的清晰思路。在1984年9月的第11期中，她为文发起介入一个全国紧急会议，以反对美国军事干涉中美与加勒比海事务；同期她更为文评价伊利·塞尔（EvelynSell）的《马克思主义学习手册》（HandbookforMarxistStudies，第四国际倾向1984年出版），强调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性，她强调：“正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所显示的，严肃的学习应配合革命的行动”
在1986年10月的34期，她评论金·马克麦连（KenMcMullen）導演的电影《齐娜》（Zina），重点放在齐娜·布洛斯坦（她是托洛茨基的女儿，因精神崩溃而在1933年自杀身亡），沙拉指出，齐娜“就其本人来说是一位热情的政治人物”。在电影中，“她人格中的政治与感情的因素，交互作用，而且结合一起”，这种本质便造就了整个后果：“主题之一便是，在齐娜的精神变态与柏林的分析之间的平衡发展，以及社会法西斯变态席卷了整个柏林城市。另一主题则是：在托洛茨基与齐娜关系之间的理性与直觉本能的竞争之人物化，这个主题在社会结构上的回应，正如政治理由面对斯大林主义政权的非理性化以及齐娜自杀的非理性化”，沙拉注意到电影的美学上与历史的政治的广度上：由照片来看，无论是彩色片或黑白片，都是震撼性的，华丽的场景在伊斯坦堡，而在柏林则是灰暗的，现实的与超现实的，当镜头由不同时间与不同场景之间转来转去时……对我们这些熟悉托洛茨基著作，熟悉政社大剧变时代的人来说，对关心托洛茨基及其家人生活中的代谢交替的人来说，这电影在这一点上特别引人注目、震撼人心与痛心疾首。
在1990年，社工党决定性地与第四国际决裂，第四国际倾向便改变方针，号召它本身与其他仍与这国际组织联系的组织团结，与这国际组织在一起——社会主义行动与第四国际的团结核心小组，经过拖延时日及令人沮丧的一次又一次的交涉之后，为了寻求至少部分的统一，最后终于达成协议，第四国际倾向的同志们可以参加统一的组织，惟同时保持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沙拉与大部分她的同志在1992年决定采取这个步骤，她成为团结的一员，又是第四国际倾向核心小组之一，并协助《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在它新的独立的基础上建立。
在团结的组织中，沙拉不能很积极工作——虽些她已尽其本份并全力支持。她关心该组织所面对的问题，希望它能努力向前，积极活动。同时，她相信《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最能切实地反映她自己一直以来所具有的政治实践精神，她期待这份《公报》的政治前景必能在团结的同志中，以及其他仍未联系在一起的同志中，得到更大的共鸣。
由1992年到现在
直到1992年10-11月的第100期的《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沙拉总是该杂志的核心人物。她虽是编辑部的一份子，却不是新组成的编委会的成员，编委会肩负最后的决策权及实质上的实务，那是她过往多年来一直参与的。这是她自己的决定。她对我们说，现在是她稍稍后退一步的时机了。在做这个决定之前，她与我密切地一起干，以求把该杂志建立在她认为坚实的政治基础上。这点她已做到了，于是她觉得不如后退一步了。
那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原来她已知道自己已患上癌症。她的后退，对我们某些人来说，意味着她正努力在1992年完成的心愿。她现在发觉必须倾其全力向她肺部的肿瘤作一场生死战。这个时期我们某些人更与她亲近，而她的显见已胜利完成心愿，不但是大大的安慰，而且是一个鼓励。当她的脑发现已受损伤后，她反而动员她的所有精力、所有的内在潜能，以及她所有的决心，去抵抗这个新威胁。
沙拉依然与她的爱人，与她的朋友，对革命的政治保持密切的联系。她以审慎的乐观态度继读生死收关的战斗——首先希望打另一胜仗，其次希望拖延较长一段时日、或许不可以战胜癌症。在1994年1月，虽然她已衰弱得多，她仍然是很像“老沙拉”一个、到了4月，她不再老样子了，我们某些人仍能与她讲点点话，拥抱她、亲吻她。到了6月，她终于离我们而去了。
一位墨西哥朋友，老战士，在1937年杜威委员会聆讯审案时，己认识托洛茨基为人，写信给法兰说，“我痛心地收到沙拉的死讯，我要分担你失去这位同志的哀伤。你的生命及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已留下严重的伤痕。”
“托洛茨基运动将永远感激沙拉，不仅止她对女权运动及工人运动许多年来的努力，”一位英国同志写道：“而且为了她的贡献，建立一个政党，给工人阶级一个领导……她是少数人中之一，在斯大林主义者控制急进运动的年代，坚贞地站起来，坚持革命马克思主义。而且更决定性的事功，是她在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退化时期，再次负担起绝对不可缺少的任务，去建立一队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干部。”沙拉的贡献，证实了这同一同志的评价：“我们用乐观主义去观察未来：我们认为大有机会，我们现在已然看到工人阶级斗争上升的开端。我们毫无疑问，在这个发展形势下，千千万万年青人将会找到通向革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道路。”他还进一步指出：“我们同志们的任务正像沙拉一样，必需把革命社会主义带给这新的一代。”
一位沙拉在底特律与纽约两地都认识的朋友，从未参加过有组织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运动，写信说：“我发觉我愈老，我愈愤世嫉俗，我愈要坚决去打这值得打的一仗。好啦，或许沙拉仍须与同一批恶魔决斗，可对其余的我们而言，就决不再如此。甚至她愈老，她似乎愈不放弃其所信：这个地球上的善良的人民终有一天会创造一个革命的。我可以说，是这一点鼓舞了我，毫无疑问，我要继续这样一直干下去，在将来某日子中，终于发觉革命已然来到。”
在1957年，沙拉写过：“正是劳动人民，用自然提供的物质来从事劳动，这就是一切财富的来源……一间工厂，由劳动人民所拥有，是可能的，可是，工厂如果没有劳动者，僱主有可能运作吗？……劳动人民及其家人，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由于他们的劳动……而且由于他们的管理，他们就能够创造一个较好的地方来生活。”
附记：
我首先应感谢法兰·罗维尔让我分享他的感想与资料。其次，我要感谢亚雪·哈劳（AsherHarer）与珍·杜雪（JeanTussey）给我资料，那是由她通过索阅程序取得底特律警方的“红色小组”（RedSquad）档案。在引用上列资料中包括：欧文·豪（IrvingHowe）的《希望的边界》（AMarginofHope:AnIntellectualAutobiography,1982）；李伊文斯（LesEvans）编的《我们所知道的詹姆斯·加农》（JamesP.CannonAsWeKnewHim）；韩生（AlHansen）为《詹姆斯·加农对党的演讲集：革命观点和革命党》（SpeechestotheParty:TheRevolutionaryPerspectiveandtheRevolutionaryParty）撰写的导言以及乔治·布赖特曼（GeorgeBreitman）的《马克思主义与黑人斗争》（MarxismandtheNegroStruggle）。此外，我还引用十多位朋友的通信资料。本文仅是色拉逝世后我所收到的信息的一个样本而已。
沙拉·罗维尔追悼会
时间：1994年9月30日星期五晚6：30-9：00PM
地点：纽约市Tamiment图书馆
主办单位：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社会主义行动、团结
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7月8日通告
法兰·罗维尔请求凡欲致送追悼沙拉礼物者，请捐给“公报创立人基金”（BULLETINBUILDERSFUND），纽约信箱1317号。我们感谢已收捐款，包括国内外，由美元1000元到15元到八月初止，共计$5，999.44。我们估计，今年年底止、该基金可能达到一万元。这是纪念沙拉的好办法，使这份美国托洛茨基主义杂志能持续下去。从1983年起，沙拉为此已贡处献出她的极大的能力与心血。——法兰.罗维尔启
赵浩宇录入、丁一新校
赤心提供原文文献
[1]第四国际倾向（TheFourthInternationalistTendency(FIT)）是在1984年由色拉及其他前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社工党）部分党人所创立的一个政治组织。与其他社工党组织比较，有下列重要区别：首先，它信从第四国际，坚持在美国所有第四国际份子必须在民主讨论，允许澄清政治分歧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与其他组织做法不同的，第四国际倾向希望尽快不理既存现实——最理想的做法是由社工党收回所有已被开除的成员，恢复党籍，并恢复会被不民主地中断了的党内民主讨论。除了信奉第四国际这个世界组织外，第四国际倾向还信奉由1920年代起的值得骄傲的托洛茨基主义传统。与此同时，色拉与其他第四国际倾向的同志们共同相信，马克思主义只要通过持续的更新，仍然是我们所需要的。色拉的朋友乔治·布赖特曼曾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在发展过程中的理论，应把它应用在特殊局势与新鲜情况，使它的力量与眼界扩展。这就是说，要迎合与面对新的现实发展，并且应批判地重新检讨古老的假设——包括自我批判性地检讨1979年以前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的问题。如此一个处理方法，是为了建立一个在目前与将来更有效力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运动。这就说明了为什么第四国际倾向仍然是生机勃勃地民主运作的、党员人数倍增的组织，因而在左翼运动中，谦虚点说，能起重要的作用。──作者注。 |
我对乔治·施莱弗的个人回忆（﹝美国﹞玛丽莲·沃格特·唐尼（MarilynVogt-Downey），2020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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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PersonalRecollectionsaboutGeorgeShriver
我对乔治·施莱弗的个人回忆
﹝美国﹞玛丽莲·沃格特·唐尼（MarilynVogt-Downey）coward译、季耶校
乔治·施莱弗（GeorgeShriver）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他在改变我的生活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令我遗憾的是我从来没有机会感谢他。1971年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WorkersParty）指派他与我联系。由于我在社会主义工人党奥柏林（Oberlin）夏季会议上填写了一张调查表，提到了我了解俄语，乔治·施莱弗邀请我去社会主义工人党主持的探路者出版社（PathfinderPress）与他一起工作，翻译托洛茨基的著作，当时探路者出版社正在编纂托洛茨基系列著作。在这些问卷上，每位同志被要求指出他们知道的外语。这件事发生在1971年。我当然对乔治·施莱弗说“是的，我会的”，这使我进入了我生活的一个全新的维度：翻译俄语。我在1964年获得了俄语的学士学位，但是后来又获得了拉丁美洲研究的硕士学位，只是碰巧在申请中提到了俄语背景，但没有预料到会用上它。
但是由于乔治，我确实利用了我的俄语背景。他使我融入到了探路者出版社中，娜奥米·艾伦（NaomiAllen），沙拉·罗维尔（SarahLovell）和约翰·布里顿（JohnBritten）是该出版社的编辑和校对，拉塞尔·布洛克（RussellBlock），鲍勃·坎特里克（BobCantrick），威尔·雷斯纳（WillReisner）等人是乔治·施莱弗身边的译者，丹尼斯·埃奇（DennisEdge）是一名非常具有天赋的插图和封面设计者，乔治·布雷特曼（GeorgeBreitman）同志则出色地监督整个项目。
乔治·施莱弗是该团队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70年代，该团队收集并准备了具有极高历史价值的《托洛茨基文集》（WritingsofLeonTrosky）和《左翼反对派的挑战》（ChallengeoftheLeftOpposition）系列，此外探路者出版社还出版了大量托洛茨基的其它著作。我们确定，这些书的汇编将确保托洛茨基无价的马克思主义文学和政治遗产由那些欣赏托洛茨基作品的人来汇编，呈现、保存和出版，并通过引言向读者解释托洛茨基的贡献对现在的重要意义，而不是像他的诋毁者们一直所说的那样。
由两个乔治（乔治·施莱弗和乔治·布雷特曼）领导的团队对于展示和解释俄罗斯革命的真实历史，解释俄国革命为什么能够成功创造人类第一个工人国家，以及解释导致工人国家在斯大林政权下堕落的过程，以及它在1991年的最终崩溃，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托洛茨基的所有这些著作以及所有这些材料，如果没有乔治·施莱弗的工作，就不可能被翻译成英文并汇集起来。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乔治·施莱弗和我还出版了他在1929年被苏联放逐后发表的全份期刊，即在苏联秘密分发的《反对派公报》（TheBulletinoftheOpposition）。乔治说服我去学习用西里尔文打字机打字，我做到了！我输入了全部四卷的“目录”！！！我非常荣幸能成为整个团队的一员。
乔治·施莱弗还协助指导了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工作以及我的工作，以保护所谓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1953年，斯大林去世，1956年赫鲁晓夫向共产党代表大会发表了“秘密讲话”。此后的20世纪50年代初和60年代初出现了“解冻”，人们可以自由发言和写作，而不必担心受到镇压。但是，随着20世纪60年代初勃列日涅夫政权的崛起，这种开放性被大大削弱，人们开始被捕，并再次被送往监狱营地，甚至送往精神病医院，因为他们发表和撰写了批评当前政府或斯大林时代政策的言论。他们被称为“苏联持不同政见者”。
乔治·施莱弗与约瑟夫·汉森（JosephHanson）和格里·佛利（GerryFoley）一起通过社会主义工人党及其出版物向全世界介绍这些信息、历史和时事。结果，我将注意力转向了各种各样苏联“自己出版”的著作，在俄语中这类著作叫萨米兹达特（“samizdat”），这些著作被“印刷”出来，最常见的是被打印出来，并在人与人之间广为流传，但无法正式出版。我们了解并支持共产党的异议人士，例如彼得·格里高连科（PyotrGrigorenko），阿列克谢·科斯特金（AlexeiKosterin）和列昂尼德·普柳施（LeonidPlyusch），发起运动来保卫他们，使他们脱离监狱和/或精神病医院，翻译从他们那里收到的著作并发表在《战士报》（TheMilitant）和《洲际新闻》（IntercontinentalPress）。我们的目标是证明托洛茨基领导的左翼反对派捍卫了工人的民主和公开的讨论，而不是后列宁时代斯大林主义政权的镇压。
我和乔治·施莱弗合作编辑了《萨米兹达特：苏维埃反对派之声》（Samizdat:VoicesoftheSovietOpposition）（1976年），这本书包含了在此期间出现的斯大林主义反对者的许多非常有价值的历史著作。通过这项工作，我们了解到乌克兰的反斯大林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反对派的情况，了解到列宁关于民族问题和乌克兰化政策著作的复兴，由于斯大林和官僚在20世纪20年代强行使乌克兰俄罗斯化，列宁的乌克兰化政策遭到了破坏。我们翻译并出版了活跃分子的著作，并为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持不同政见者以及其它受压迫民族的受害者发起了保卫运动。
正是通过乔治·施莱弗，社会主义工人党从苏联持不同政见的历史学家罗伊·麦德韦杰夫（RoyMedvedev）和他的大学室友、美国布哈林研究学者斯蒂芬·科恩（StephenF.Cohen）获得了乌克兰左翼反对派支持者米哈伊尔·拜塔尔斯基（MikhailBaitalsky）的地下出版物（就是前文提到的萨米兹达特，samizdat——译者注）手稿，这份手稿名为《给孙子们的笔记本》（NotebooksfortheGrandchildren），我将其翻译过来，并发表于20世纪90年代的期刊《捍卫马克思主义公报》（BulletininDefenseofMarxism）上。这份手稿也以书的形式出版，我现在正在为再版对其进行完善。这份令人难以置信的历史文献是通过乔治·施莱弗传给我们的。
乔治·施莱弗是一位非常非常细心的人。他工作非常缓慢而慎重。他（和其它人！）所做的所有事情都经过他严格而批判的思考过程。有时，这意味着我们没有按时完成任务，我们不得不等待再等待。但这是因为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我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人。他非常难得，非常宝贵。我相信与他一起工作的每个人都会有同样的感觉。有时可能会很烦人，但这是有充分的理由的（通常是）。
1975年12月，探路者出版社花光了用于编纂《托洛茨基文集》的资金之后，我在资产阶级世界找到了一份工作，除了工作之后去探路者出版社继续我们的项目，我们的见面并不频繁。1980年哈佛大学收藏的托洛茨基档案馆对外开放，我们在哈佛碰到了一起。但是到那时，我们不再在项目上进行合作了。
我们俩都在同一时间被社会主义工人党开除，所有从事《托洛茨基文集》编纂的人都被开除了，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放弃了托洛茨基主义。我们俩最后都在80年代加入了第四国际主义倾向组织（FourthInternationalistTendency），我们都为它的刊物《捍卫马克思主义公报》投稿，一直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但是那时乔治已经搬到亚利桑那州，我们不再在项目上密切合作，也很少联系。
乔治是一个多么好的同志！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虔诚的革命者和一个学者，坚定而又专注。他永远是一位令人敬佩的同志。
乔治·施莱弗永垂不朽！！！
2020年6月12日
原文连接：https://socialistaction.org/2020/06/12/my-personal-recollections-about-george-shriver/ |
悼念雷蒙·莫利尼耶（﹝意大利﹞里维奥·迈坦（LivioMaitan），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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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雷蒙·莫利尼耶
﹝意大利﹞里维奥·迈坦（LivioMaitan）1995年
雨田译
雷蒙·莫利尼耶（RaymondMolinier，1904—1994）出生于巴黎一个穷苦家庭，1922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在巴塞罗那以九十岁高龄逝世。在1924年被法国共产党暂停党籍，在1928年又被恢复党籍。1929年他是最早的战士之一，去土耳其和被苏联放逐的托洛茨基联系。后在该年，他与法国一批共产主义者，包括皮埃尔·法兰克及阿弗烈德·罗斯米尔，签名发起出版一份反对派的报纸《真理报》（LaVerité），1930年终被法国共产党开除，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Liguecommuniste）的创建人之一，并担任该同盟巴黎地区的书记。
与此同时，他开始协助建立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为此访问希腊、匈牙利、比利时、西班牙及奥地利。1934年他支持托洛茨基的立场，加入各地社会党。当这立场通过后;他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法国社会主义党（SFIO）之发言人。
1935年，托洛茨基主义者被法国社会主义党开除后，在这个危机发生的情况下，他与法兰克创立一份名为《公社》的周刊，旨在重新组合各不同流派中的革命战士。这类行动当然是一次严重的组织上的决裂，一开始便获得法国社会主义党内多数成年的战士们的支持。
1936年莫利尼耶与法兰克所发起的组织，变成为国际主义共产党（Particommunisteinternationaliste）。但只持续了两年，除了这两位发起人之外，其余成员便转而参加了马尔奈皮维尔特领导的社会主义工农党（PSOP）。
1939年莫利尼耶到比利时，1940年去葡萄牙住了一年，在该国他帮助欧洲托派战士们寻求流亡去美国。
1941年他去巴西，继而去阿根庭，一住许多年，直到1977年才返回法国。不管他个人健康如何恶化，在他逝世之前又会再往阿根庭一次，希望为托派运动做更多有价值的工作。
如果想就莫利尼耶在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历史中所曾贡献的作用而言，我们只要在托洛茨基的著作中，或者在二次大战之后各个拉丁美洲革命组织（他们并非全部属于第四国际的成员组织）的文献中曾提及他的名字的次数之多，足以想见了。
无论就我们组织自身或就广泛的工人运动而言，莫利尼耶都是一位富争论性的人物，既富于友谊，亦被憎恨过。可是，无人能够否认他一生所做所为总是出于他之所信，是符合他作为成员的革命组织的利益的。
莫利尼耶的主要特质是对他献身的事业的坚持不懈的信仰，不管面对多大的苦难;勇往直前的战斗精神;他的牺牲一切，以及他的无私的操守。
原载《十月评论》1995年第1期（总174期）
译自《国际观点》（InternationalViewpoint）262期
赵浩宇录入 |
悼念查尔斯·凡·盖德伦（1913.8.14-2001.10.26）（﹝英国﹞佩内洛普·杜根（PenelopeDuggan）、特里·康威（TerryConway），2001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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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ITUARY:CharlievanGelderen
悼念查尔斯·凡·盖德伦（1913.8.14-2001.10.26）
﹝英国﹞佩内洛普·杜根（PenelopeDuggan）、特里·康威（TerryConway）别惹蚂蚁译、季耶校
在1938年巴黎的第四国际成立大会中，查尔斯·凡·盖德伦（CharlievanGelderen）是最后一个在世的人。他以观察员的身份代表南非托洛茨基主义者出席了会议，尽管当时他已经生活在英国。由于一场短暂的疾病，他于今年10月26日在剑桥的家中平静地去世，享年88岁，至今仍是国际社会主义组织（InternationalSocialistGroup）（第四国际英国支部）的一名全额缴付会费的活跃成员。
查理1913年8月出生在距南非开普敦40英里的惠灵顿小镇。他年轻时就开始在政治上活跃，最初加入了费边社（FabianSociety），但在1931年，他成为列昂·托洛茨基思想的热情支持者。他和孪生兄弟赫尔曼（Herma）一起，在南非建立了第一个托洛茨基组织，即国际马克思主义联盟（InternationalMarxistLeague），他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查理还参与在开普敦成立商业工人联盟（CommercialWorkersUnion），一度担任其全职书记。
1932年，南非托洛茨基运动因“法国转向”而分裂。“法国转向”是托洛茨基当时提出的立场，是敦促他的法国支持者加入法国社会党。查理支持托洛茨基，在建立新组织共产主义联盟（CommunistLeague）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编辑其报纸《工人之声》（Worker’sVoice）。
1935年，查理跟随他的同志和未来的妻子米莉·马修斯（MillieMathews）（后育有女儿）来到伦敦。查理一到英国，就与马克思主义小组（MarxistGroup）取得了联系，其中最著名的成员是CLR·詹姆斯（CLRJames）。马克思主义小组一直活跃在独立工党（theIndependentLabourParty）中，但那时正在讨论加入工党（theLabourParty）。
查理本人被告知直接加入工党，并很快活跃于青年劳工联盟（theLabourLeagueofYouth）的东伊斯林顿（EastIslington）支部（在伦敦北部），它由托洛茨基主义者主导。
到1938年第四次国际成立大会时，马克思主义小组已经解体。查理那时是革命社会主义联盟（RevolutionarySocialistLeagu,RSL）的成员，在工党中属于激进派，而詹姆斯已经去成立他自己的组织了，并代表其参加成立大会。当时英国最大的托洛茨基主义团体是工人国际联盟（WorkersInternationalLeague），当时泰德·格兰特（TedGrant）和格里·希利（GerryHealy）都在里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查理加入了英国陆军医疗团，首先去往伊拉克，然后是意大利。他在部队中公开组织马克思主义教育班。他接着与驻扎在该地区的美国同志和意大利同志一起，帮助组建了意大利的第一个托洛茨基主义团体，他们中或是已经支持托洛茨基主义，或是由于政治局势开始对此产生兴趣。
战后，第四国际领导层努力劝说查理回到意大利继续工作，使得查理在那里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再次显现了出来。查理觉得自己不能胜任，因为他还有妻子和孩子在英格兰。
查理回到英国时，革命社会主义联盟（RSL）和工人国际联盟（WorkersInternationalLeague）已经联合起来组成了革命共产党（RevolutionaryCommunistParty）。泰德·格兰特是政治秘书，乔克·哈斯顿（JockHaston）是总书记。查理几乎马上就成了该组织领导层的重要成员。
大多数革命共产党党员反对加入工党，包括当时的的泰德·格兰特，而格里·希利已经组建了支持加入的少数派。查理本人是支持加入工党的，但却并不支持这样的少数派分裂。他同时也深深地不信任希利。
由米歇尔·帕布洛（MichelPablo）主导的第四国际领导层支持希利，并要求查理也这么做。不久，希利分裂出去并建立了“俱乐部”（TheClub），它之后变成了社会主义工人联盟（SocialistLabourLeague，随后变成工人革命党（Workers’RevolutionaryParty））。查理在革命共产党待了一段时间，但随后这个组织决定解散并加入希利。
在对斯大林主义和群众性共产党的角色进行混乱辩论的过程中，第四国际于1953年分裂，查理仍然是希利组织的成员。但在1963年当希利拒绝再次加入重新统一的第四国际组织时，他与希利分道扬镳了。
然后，他会见了肯·科茨（KenCoates）和帕特·乔丹（PatJordan），他们在这个时候发起了“周刊”（TheWeek），查理决定加入他们。因此，查理成为了国际马克思主义组织（IMG）的创始成员，它后来成为第四国际的英国支部。
他的主要政治活动是与南非的团结工作。虽然查理年轻时就离开了南非，但他仍然坚定地投入到那里的政治斗争中。他与公开的同志保持联系，并密切关注各种事件。他曾是反种族隔离运动（Anti-ApartheidMovement）的长期成员，并在其全国委员会任职过一段时间。
在1980代初，国际马克思主义小组更名为社会主义联盟（SocialistLeague），之后经历了一些严重的政治动荡和分裂，最终导致它由于不民主的运作而解体。它的继承组织国际小组（InternationalGroup）后来与从工人革命党中分裂出来的工人社会主义联盟（Workers’SocialistLeague）合并，于1987年建立国际社会主义小组（InternationalSocialistGroup）。
查理从1936年9月到2001年3月一直是工党的成员。在托派运动的许多激烈辩论中，他认为，这是革命者应该积极行动的地方，以便赢得其它人对托派的政治理念的支持。然而，托尼·布莱尔（TonyBlair）对工党的改革使查理（和其它许多人）感到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了。因此，他欢迎社会主义联盟（SocialistAlliance）的成立，成为其剑桥分支的成员，并期待成为一名“重生的活动家’。
查理从未失去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带来的残酷苦难的深深仇恨。他坚持为国际社会主义小组的刊物《社会主义展望》（SocialistOutlook）定期撰写专栏，一直坚持到今年夏天疾病发作，专栏文章充满了对债务负担、艾滋病毒的祸害、跨国公司的利润和新工党的虚伪的愤怒。与查理1989年结婚的妻子克莉丝汀（Christine）、他的女儿莱昂诺拉（Leonora）和泰莎（Tessa）（两人都是革命社会主义者）和他的家人们都深深地想念着他，以及许多英国的和来自世界各地与他相识的同志。
2001年12月10日
原文链接：http://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546 |
悼念保罗·西格尔（1916~2004）：马克思主义学者和活动家（﹝美国﹞杰夫·麦考勒、克利夫·康纳，200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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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ituaryPaulSiegel(1916–2004):MarxistScholarandActivist
悼念保罗·西格尔（1916~2004）：马克思主义学者和活动家
﹝美国﹞杰夫·麦考勒（JeffMackler）、克利夫·康纳（CliffConner）纪海宁译张维尔、季耶校
（2004年）4月26日，在保罗·西格尔（PaulSiegel）去世前一周，他为纽约社会主义行动（SocialistAction）的15名同志、朋友和潜在成员作了最后一次讲课。他精心准备了这堂课，并在一周前的社会主义行动支部会议上与同志们一起评校了它的内容。他的主题是“帝国是否超出了其自身？”，旨在说明美帝国主义目前正在实施的恐怖是世界和美国资本主义危机加深的反映，而不是其力量与稳固的量度。
同志们报告说，保罗的声音起初是颤抖的，但他进行了巨大的努力想平稳而从容地发表，这篇纪念他作为革命社会主义教育家的毕生工作的演讲。他成功地恢复了镇定、活力，完成了演讲，但他的晚期疾病的迅速发展使他没法像50多年来他的写作和演讲标志性的那样清晰地表达。
保罗最后的教育工作深受赞誉；他最后一次出现在政治舞台上，证明了他的勇气和意志。他被同志、朋友和家人围绕着，甚至说服他的护工参加他的演讲，以此向她介绍社会主义的思想。
三个月前，保罗的医生告诉他，他得了无法手术、无法治疗的癌症，并建议他“着手处理后事”。他立即着手开始编一本新书，这非常符合他的性格。他选取了自己以前写的20篇关于列夫·托洛茨基的文章，并为这本集子写了新的导言，此书将由社会主义行动出版。同时，我们拜访了他，请他向我们讲述他的一生以及塑造他的一生的事件和思想。
保罗于1916年6月24日出生于新泽西州帕特森市（Patterson），父母是从沙皇俄国（现波兰）的比亚韦斯托克（Białystock）移民过来的犹太人。他毕业于纽约城市学院，并于1941年获得哈佛大学英语文学博士学位。
当时，哈佛大学的排犹主义配额制度将犹太人的人数限制在极少数。同样，哈佛大学的就业中介解释说，犹太毕业生很难找到学术工作。在就业机会有限的情况下，保罗接受了新制定的兵役制度，并在珍珠港袭击前不久加入了美国陆军。他在英国的一处医疗单位服役了四年。保罗在高中时自称是“诺曼·托马斯社会主义者（NormanThomassocialist）”，直到1936年他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我一定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通过阅读托洛茨基而成为斯大林主义者的人。”他跟我们说道。保罗读过托洛茨基的《英格兰往何处去》（WhitherEngland?），当得知把持改良主义工党领导层的社民主义者背叛时，他感到震惊。
但保罗与共产党的短暂感情以臭名昭著的莫斯科审判而告终，在那次审判中，左翼反对派中的列夫·托洛茨基和他的伙伴被示众并被判处死刑。马克斯·沙赫特曼（MaxShachtman）的《莫斯科审判的背后》（BehindtheMoscowTrials）和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RevolutionBetrayed）将他引向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
他偶然看到一份托派的《社会主义呼吁报》（SocialistAppeal），认识了一位社会主义工人党（下称社工党）领袖，年轻的乔治·魏斯曼（GeorgeWeissman），带领保罗成立了社工党剑桥支部，赢得了来自哈佛大学和拉德克利夫（Radcliff）的新成员。
一年后，他加入了波士顿社工党支部，在拉里（Larry）和古斯蒂·柴纳（GustyTrainor）以及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医生、早期堕胎权倡导者安托瓦内特·科尼科夫（AntoinetteKonikow）的领导下，他的教育得到了进步。
战后，在政府“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对教育进行资助的鼓励下，许多人匆匆回到大学，造成了师资短缺，这让保罗获得了教授英语文学的工作，先是在康涅狄格大学和纽约城市学院，之后在威斯康星州的里彭学院任教了7年。
在里彭，他领导了一场成功的斗争，阻止了右翼智库的建立。但他因此而获得的“不受欢迎者”的地位，正如保罗所说的那样，“很高兴地使我解除了合同，并于1956年被长岛大学布鲁克林校区录用”，他在那里一直待到1978年提前退休。
保罗毫不后悔他曾在麦卡锡时代拒绝签署反共产主义的忠诚誓言，这一誓言的发起者是当时的长岛大学校长理查德·L·康诺利海军上将（RichardL.Conolly）。保罗后来成为英语系主任，是校园里主要的反战活动教授之一。
令保罗非常自豪的是，他收到过一份来自“民主社会主义学生”（StudentsforaDemocraticSociety(SDS)）组织的激进学生们的礼物：一幅托洛茨基画像。他曾允许这些学生使用他系里的油印机打印反战文献。在反越战运动的高峰期，当美国入侵老挝和柬埔寨时，是保罗向长岛大学的教员们提出了停止正常上课，把大学变成一个反战机构的动议。保罗是这样描述当时的程序的：
有人要求进行公开唱名表决，希望能恐吓教师。但学生们闯入大厅，旁观这场讨论和投票。决议最终通过了，大家都很惊讶。一些家长威胁要起诉大学，但教员们认为这就是最好的教育。行政部门反对这一决定。长岛大学布鲁克林中心的校长，与洛克菲勒家族有关系的阿尔德里奇（Aldridge），后来大骂了所有教师，并要求我们必须让学生们的行为有所收敛，他说话时还瞪了我一眼。我也瞪了他一眼，直到他把视线挪开。
保罗从来没有滥用教授的地位，把自己的社会主义观点强加给学生，但他的公开活动使学生很清楚他的激进主义。曾有学生问他：“西格尔教授，为什么你们那个时代的大多数著名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都放弃了马克思主义，而你却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呢?”保尔回答说：“我想我一定比他们更保守吧。”
保尔的反战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影响到了现代语言协会（ModernLanguageAssociation,MLA），这个学术机构以前并不以激进主义著称。但“刘易斯·坎普夫（louisKampf）和保罗·劳德（PaulLauder）等年轻激进教师的大发酵，导致坎普夫当选为副主席，并根据该组织的章程，第二年自动当选为主席。”
为庆祝在现代语言协会的胜利，保罗打电话给他在纽约的爱妻伊迪丝（Edith），他们在同为社工党党员时相识。（保罗和伊迪丝最初“结缘”，是因为他们一起搭车到新泽西乡村的社工党托洛茨基学校。）“伊迪丝，”他说，“这儿（指现代语言协会）发生了一场革命。”附近有人无意中听到了保罗的话，以为保罗是守旧派中的一员，害怕现代语言协会的新气象。这人说：“天啊，他们非常害怕我们。”保罗听到，挂断电话后回答道：“不，我不害怕你们。我在向新的领导层致敬。”
保罗与劳德和坎普夫有所分歧。后两者认为，大学体制的目的是为了培养符合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人。保罗受比利时托洛茨基主义者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Mandel）的影响，更倾向于欣赏新一代的学生青年。“我们都是对的，”保罗认为，“一旦征兵结束，学生确实变得更加保守了。但不仅是学生，其它人也是如此。”
伯特·科克伦（BertCochran）1953年从社工党分裂出去，保罗随之离开了社会主义工人党。起初，他同意科克伦在几件事上将社工党定性为“宗派主义”的观点，但经过几年的反思后，他改变了这一评价，并在1978年与社工党合作完成几个项目后重新加入社工党。他曾为科克伦的短命刊物《美国社会主义者》（AmericanSocialist）撰稿。
保罗恢复在社工党的工作，是从他编辑托洛茨基著作选集《文学与艺术》（LiteratureandArt）开始的，他还经常为社工党的月刊《国际社会主义评论》（InternationalSocialistReview）撰稿。他认为，他在社工党新泽西支部认识的社工党领袖、作家和组织者乔治·布莱特曼（GeorgeBreitman）是他最亲密的伙伴。
保罗的另一位好友安妮特·鲁宾斯坦（AnnetteRubenstein）经常与他就对莎士比亚文学批评（保罗的学术专长）的不同解释争吵不休。鲁宾斯坦是前共产党的支持者，在苏联国家首脑尼基塔·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罪行后的“平反”时期，她与社工党和保罗紧密合作。
保罗感慨地回忆起鲁宾斯坦在美国革命200周年纪念日举行的一次小组辩论后的看法，他和鲁宾斯坦参加了这次辩论。保罗回忆说，安妮特说，“无论我们有什么分歧，我们之间的共同点比运动之外所有其它人的都要多。”这句话触动了保罗的心灵，也反映出他一生中对那些与他有分歧的人或持有与“党的路线”不同意见的人持开放态度。
保罗反对学术界普遍认为莎士比亚的作品是永恒的观念。保罗指出，他的马克思主义学习经历告诉他，“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意识形态之上。”保罗认为“莎士比亚表达了都铎新贵族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意识形态”，这一观点在美国并没有被广泛接受，但却得到了世界各地的马克思主义莎士比亚研究者的高度赞扬。
本着文学探索和开放（与恪守已有教条的理念相对）的精神，保罗指出：“我赞成对莎士比亚的任何和所有解释，但我发现，如果你带着参与的态度，而不是批评的态度来解读，你会更好地理解它。”
保尔认为，大多数斯大林主义知识分子已经放弃了他们的政治原则。他举例指出，一元化的官僚主义导致毛在中国禁止莎士比亚。相比之下，保罗观察到，马克思欣赏莎士比亚，而列宁，与同时代的未来派相反，更喜欢普希金。“但列宁，”保罗赞许地指出，“从来没有试图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这是保罗一贯的为人。他从不强迫别人同意他。
保罗成年后撰写和编辑了许多文学和政治主题的书籍和文章。他的《莎士比亚悲剧与伊丽莎白妥协》（ShakespeareanTragedyandtheElizabethanCompromise,1957年）、《莎士比亚在其时代与在当代》（ShakespeareinHisTimeandOurs,1968年）、《二十世纪小说中的革命》（RevolutionintheTwentieth-CenturyNovel,1979年）和《莎士比亚的英国和罗马历史剧：马克思主义方法》（Shakespeare’sEnglishandRomanHistoryPlays:AMarxistApproach,1986）构成了一个洞察马克思主义分析在文学和政治中的价值的宝库。
保罗的最后一本书，1991年由社会主义行动的胡桃出版社（WalnutPublishingCompany）出版的《大逆转：索尔仁尼琴的政治与艺术》（TheGreatReversal:PoliticsandArtinSolzhenitsyn）深刻地描述了苏联著名作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从斯大林时代杰出的革命批评家到亲君主主义的反动隐士的演变过程。
索尔仁尼琴的早期作品《癌症病房》（CancerWard）和《第一圈》（TheFirstCircle），似乎呼应了民众要求回归列宁和托洛茨基政策的呼声。而转向之后，他否定了这两个人，同时谴责美国在越南战争期间求和。索尔仁尼琴是世界历史上作品被翻译最多的作家，在对现存政权的批判分析方面，他被认为与托尔斯泰平起平坐，作为小说家，他与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平起平坐。保罗对他的转向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清晰地展现了他的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力量。
长岛大学的学风并不一味强调发表文章著作。保罗解释说，由于没有这种强迫性，他的写作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也是为了教育那些对阐释生命本身的思想感兴趣的人。
“学术书籍通常是不赚钱的。”保罗不无遗憾地指出。保罗的工作方法是先完成他的书，然后再去寻找出版商，而不是采用比较传统的方法，即先写内容简介，然后再试水出版。
“除了一次例外，”他告诉我们，“我从来没有靠出书赚过钱。”保罗在这里指的是他广受欢迎的作品《顺民与斗士：世界各地的宗教与权力》（TheMeekandtheMilitant:ReligionandPowerAcrosstheWorld,1986年），这是一本以马克思主义视角看宗教的著作。对于那些有兴趣从一个不偏不倚的角度来看宗教在社会中的起源与方法的读者来说，这本书非常有益。这本书的灵感来自于保罗的女儿罗莎琳德的第一任丈夫，一个摩门教徒。他向保罗赠送了一本为其宗教观点辩护的书。保罗花时间对这本书进行了分析回复，揭露了作者的谬误，同时赞扬了那些为宗教自由而战的人的理念。随后的交流激发了保罗写一本关于这个主题的书的想法。
虽然寻找出版商很麻烦，但据保罗说，当一位激进的无神论者在ZedBooks出版社内部的派别斗争中获胜后，问题得到了解决，于是这个项目开始了。
在最后定稿的过程中，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Hill），17世纪英国革命最重要的学者之一，看了手稿后，建议保罗在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来反对各种宗教人物的地方“温和一点”。与之相对的，社工党的重要知识分子乔治·诺瓦克（GeorgeNovack）也读了开篇的章节，并敦促保罗坚持自己的观点。诺瓦克说：“不要道歉。”保罗并没有完全听从诺瓦克的建议，而是为自己的恭敬而道歉，他说：“人必须憎恨原罪，但也应爱有原罪之人，尤其是为社会正义而战的宗教人士。”
事实证明，他那明显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文学分析作品很难找到出版商。保罗的《革命与二十世纪小说》（RevolutionandtheTwentieth-CenturyNovel）当然也是如此，这部作品被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扣留了很长时间才被拒绝。保罗后来才知道，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对这本书的“审判者”是当时的新左派大师，现代语言协会的刘易斯·坎普夫，他站在一切“高级文化”的对立面。坎普夫此前曾在越战期间与保罗在现代语言协会的斗争中合作，但却站在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对立面。这本书最终在1979年由社工党的开拓者出版社（PathfinderPress）出版。
1983年，保罗第二次离开社工党，因为他参加了党内的反抗声浪，拒绝社工党现任领导层与托洛茨基主义的传统和纲领决裂。在“平安夜大屠杀”期间，他被立即开除出党，当时一群纽约社工党人被叫到党总部，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被告知他们的党员资格已被终止。“我们又回到了起点，”保罗记得他对一位年长的同志大卫·魏斯（DavidWeiss）说，“但我们还在继续。”
20年前，保罗成为“社会主义行动”的创始成员，这个组织与1983年以前的社工党的纲领和托洛茨基创立的第四国际的历史传统保持着连续性。他曾被选为社会主义行动组织几次全国大会的代表，并担任党的监督委员会成员多年。
1989年，在戈尔巴乔夫时代，保罗参加了自60年前列夫·托洛茨基本人被驱逐后第一个访问苏联的托洛茨基主义代表团。由社会主义行动组织发起，代表团成员包括托洛茨基的外孙埃斯特班（谢瓦）·沃尔科夫（Esteban(Sieva)Volkov）、左翼反对派和反斯大林斗士维克多·塞尔日（VictorSerge）的儿子弗拉迪·基波尔奇（VladyKibalchich）、巴黎列夫·托洛茨基研究所所长皮埃尔·布鲁埃（PierreBroué）以及社会主义行动组织的一些成员和朋友。
保罗还成为总部设在纽约的莫斯科审判案委员会（MoscowTrialsCampaignCommittee）的共同主席。该委员会组织了一场国际运动，要求为列夫·托洛茨基和其它斯大林时代大清洗的受害者平反。
保罗的终身伴侣伊迪丝（Edith）于1999年底去世。他的女儿罗莎琳德（Rosalind）邀请他与她和她的家人一起住在俄亥俄州，但他决定留在纽约，在那里他可以最好地从事他的政治和思想活动。虽然保罗与许多朋友经常联系，但一个八旬老人独居的情况并不理想，所以他的一个孙女詹妮（Jenni）搬来与他同住，为他提供日常的陪伴和帮助。保罗的家庭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乐趣之一，除了罗莎琳德和詹妮，他还有孙子克里斯蒂（Christie）、诺亚（Noah）、杰西卡（Jessica）和哈莉（Halle）。
保罗·西格尔是我们敬爱的同志和朋友。他为民主和社会主义世界所做的努力贯穿了他的一生。他的工作将由他在社会主义行动中的共同思想者以及所有其它为摆脱资本主义压迫和剥削的世界而奋斗的人继续推进。
你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亲爱的保罗。你已经把旗帜温和地传递给了成千上万的人和更多的人。
本文首发于美国《社会主义行动报》（SocialistAction）2004年5月号 |
生日快乐：夸梅·桑布鲁（1934-2016），黑人民族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美国﹞鲁万·穆纳辛格（RuwanMunasinghe），2020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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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ybirthdaytoKwameSomburu(1934-2016),
Blacknationalistandsocialist!
生日快乐：夸梅·桑布鲁（1934-2016），
黑人民族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
﹝美国﹞鲁万·穆纳辛格（RuwanMunasinghe）嵛偲译、纪海宁校订
照片：2008年夸梅·桑布鲁在列昂·托洛茨基遗产问题会议（ConferenceontheLegacyofLeonTrotsky）上发言。背景中的壁画由迈克·阿列维茨（MikeAlewitz）创作。
1934年10月13日，夸梅·蒙特肖·阿贾穆·桑布鲁（KwameMontshoAjamuSomburu）（1979年改名，原名保罗·布特尔（PaulBoutelle）在哈林医院（HarlemHospital）出生。在他的一生中，他将致力于解放黑人和全世界无产阶级。作为一个自豪的“黑人民族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和“科学社会主义者”，桑布鲁在不同国家工作了数十年，为一个没有压迫的世界而奋斗。他一往无前地向着人类的美好未来前进，一路上激励了无数人。在他为之奉献生命的斗争中，他先于无数同志、亲友们一步离世，但他为之奋斗的理念将被全世界的运动带到未来。
“我的父亲是哈林区的孩子，”夸梅和扎基娅的孩子阿西·桑布鲁说道，“黑麦加，哈林复兴的故乡，世界著名的阿波罗剧院，西尔维亚的灵魂美食餐厅，几位嘻哈先驱以及许多像我们这样的黑人家庭。像我的祖父母一样，从北边的特立尼达或苏里南来的，或者像我的外祖父母一样从南方腹地过来的，或从其他任何地方过来的人一同协力建立了这个伟大的国家。
“我的父亲深爱着哈林。他会跟我讲一些故事，讲他曾是夜里的街头老大，整夜打台球或掷骰子，讲我的祖父在夏季街区聚会上是如何在大街上大肆吹奏卡里普索（calypso）音乐，讲他看到哈林的另一个孩子，臭名昭著的黑帮埃尔斯沃斯·邦皮·约翰逊（EllsworthBumpyJohnson）是如何在街上大摇大摆，就像整条街都是他的一样，讲他自己到各地演讲，反对越南战争，支持黑人解放运动或阶级斗争，讲他看到伟大的马尔科姆·X（MalcolmX）也这样做，在各地，各个清真寺演讲。他也会讲那年冬天，那个悲痛的日子，他的兄弟马尔科姆在40岁生日的几个月前被杀害。
“我很幸运，父亲陪伴了我32年。他出生于1934年大萧条的高潮，活了超过81岁，最终在他的温暖的床褥中没有痛苦地离去。”
19世纪60年代，夸梅·桑布鲁开始了他为黑人奋斗的政治生涯。1965年，他在《战士报》（TheMilitant）（社会主义工人党（SWP）的报纸）中解释道：“我的第一次觉醒是民族主义的觉醒，我为自己的种族自豪，并且厌恶与仇恨资本主义种族歧视体制对全世界有色人种所做的和正在做的一切。”
他继续说道：“大概在1957年，我开始关注许多激进的非洲和非裔美国演说家，从马尔科姆·X到非宗教的黑人民族主义者。我那时的想法跟现在一样，我始终认为我们的人民的健康发展是需要黑人民族主义的。”
1960年，桑布鲁遇见了社会主义工人党（SWP）的成员，并参加了青年社会主义联盟，同时支持法雷尔·多布斯（FarrellDobbs）和迈拉·坦纳·魏斯（MyraTannerWeiss）竞选美国的总统和副总统。桑布鲁参加了1963年3月在华盛顿举行的这次历史性活动，并在这次活动上出售了数百份泛非主义期刊《自由之路》（由W.E.B杜波依斯（W.E.BDubois）创办，约翰·亨里克·克拉克（JohnHenrikClarke）编辑）。
不久，他深入参与了立刻自由党（FreedomNowParty）——一个独立的黑人政治组织的活动。桑布鲁引用了威廉·沃西（WilliamWorthy）在《巴尔的摩美国黑人》（BaltimoreAfro-American）（至今仍然以TheAfro名字营运的报纸）上的著作。这也是他毕生倡导和努力的，为黑人建立一个独立的政治组织的理念的早期灵感来源。作为“立刻自由党”哈林支部的主席，夸梅靠着这个纯黑人政党的选票竞选州参议员。社会主义工人党支持“立刻自由”党，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在黑人民族自决斗争中向前迈出的一步。
作为一个黑人组织者，桑布鲁被国家当做眼中钉。在参议院竞选期间，他于1964年两次被哈林警方以捏造的罪名逮捕。他参加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和立刻自由党的公共集会被警察驱散。在警察和美国联邦调查局组织的许多渗透项目中，桑布鲁被列为重点对象。[1]
1965年，当立刻自由党衰落时，他加入了社会主义工人党。那年，他在《战士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为什么加入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文章。他在文中写道：“我读过列昂·托洛茨基和社会主义工人党成员的许多作品，并了解到社会主义工人党一贯从事独立的阶级政治，是对黑人民族主义进行了最好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并且从一开始就坚定地支持建立一个独立的黑人政党。
社会主义工人党曾热情支持马尔科姆·X，马尔科姆在该党的纽约市论坛上多次发言，而且也是《战士报》的订阅者。同样，在哈林区，作为一个积极分子，夸梅·桑布鲁和马尔科姆关系密切。他解释道：“我和许多其它“伊斯兰国度”（TheNationofIslam（NOI））的头头们一起遇见了以利亚·穆罕默德（ElijahMuhammad）三次，并且在超过两年的时间里逐字阅读《穆罕默德演讲》（MuhammadSpeaks）周刊。此外，我还参加了在哈林7号圣殿的许多会议。
“我被马尔科姆的智慧好奇心、人性以及迅速积累关于世界各地不同类型社会不公的知识的能力所吸引。他试图说出未加粉饰的真相，揭露结构性不平等的基础。他认为这是争取非裔美国人真正解放的第一步，后来，随着他成为了一个国际主义者，他也认为这是争取全人类的解放的第一步。”
在马尔科姆·X被暗杀的那天，桑布鲁和他9岁的儿子达里尔一起出席了奥杜邦舞厅。在这段视频中他解释了暗杀的缘由（20：56处）。
在加入社会主义工人党后，夸梅·桑布鲁和该党立即发起了一场运动，争取让桑布鲁在1965年成为曼哈顿市长候选人。他是纽约一系列候选人的一部分，其中还包括彼得·卡梅乔（PeterCamejo）（后来将成为伯克利反越战示威游行重要领导人）竞选纽约市议会主席，克利夫顿·德贝里（CliftonDeBerry）（黑人社会主义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而且是第一批竞选美国总统的非裔美国人之一）竞选市长。
桑布鲁利用这场运动来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荒谬之处，正如它在纽约市所显现出来的那样。例如，他谈到了城市恶劣的住房条件。他说：“例如，1961年，住房管理局建造了6000套廉租公寓，但却有近三倍的公寓被拆除或转为高租金公寓。房东眼看着住房形势恶化，但他们仍不断提高租金。”
后来，他还代表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后来的社会主义行动组织（SocialistAction）参加许多其他竞选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桑布鲁体现了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选举战略的原则和策略。正如他所解释的，“我们对选举进程不抱幻想。这是个骗局。世界上没有哪个统治阶级会允许你把他们从权力中拉出来。他们会带出军队……我们只是用战役作为另一种手段来宣传观点。基本上就是这样。”
也许他最引人注目的竞选活动是在1968年，当时社会主义工人党选择他和弗雷德·霍尔斯特德（FredHalstead）竞选总统时，他成为美国历史上第四个竞选副总统的非洲裔美国人。
1968年，当时社会主义工人党选择他和弗雷德·霍尔斯特德（FredHalstead）竞选总统时，他成为美国历史上第四个竞选副总统的非洲裔美国人。
1968年，桑布鲁（当时还是保罗·布特尔）和霍尔斯特德（Halstead）参加了由美国保守派威廉·F·巴克利（WilliamF.Buckley）主持的流行电视节目“火线”。巴克利试图利用他的辩论技巧将哈尔斯特德和桑姆布鲁逼退，但没有成功。尽管巴克利试图表现出自己对桑布鲁的鄙视，但他发现自己为桑布鲁的尖锐反驳而感到尴尬。
桑布鲁曾一度指责巴克利代表了一个犯下谋杀、充满谎言和压迫的制度。巴克利回答说：“我代表的是一个在一百年前为了解放黑人而参战的国家。”桑布鲁讽刺地回答说：“我知道密西西比州会有一些人想要听到这些话。为什么今年夏天你不去那里旅行，然后告诉他们他们已经解放了呢。当然事实上，我知道芝加哥郊区有一些人也想听到这些。或者是布鲁克林的贝德福德-斯图伊维森特（Bedford-Stuyvesant）地区。你可以明天就去哈林，告诉我们我们已经解放了。”
对于这一点巴克利说：“这么说吧，布特尔先生，我相信如果我竞选密西西比州的职位，会有更多的黑人为我投票，而不是为你投票。上一次你得到了多少选票……”桑布鲁打断了他的话，“有一件事我很确定。如果你去密西西比州告诉黑人他们是自由的，你只会落荒而逃，而不会有什么竞选。”
作为其宣传活动的一部分，霍尔斯特德和桑布鲁还访问了10个国家。包括越南、印度、加拿大、法国和英国（桑布鲁在这上了BBC国家新闻）。
到了20世纪60年代，桑布鲁一直在组织反对越南战争的运动，尤其是非裔美国人反对越南战争（Afro-AmericansAgainsttheWarinVietnam）。他同时也是结束越南战争春季动员委员会（SpringMobilizationCommitteeToEndTheWarinVietnam）的工作人员和詹姆斯·贝弗牧师（Rev.JamesBevel）（他和马丁·路德·金一起工作）的助理。该委员会于1967年4月15日组织了一次全国性运动，这是当时历史上最大的反战行动。桑布鲁帮助组织的纽约市的运动包括从中央公园到联合国的游行。
具体来说，他的成就之一是组织了一支非裔美国人、波多黎各人、达科他和拉科他土著的特遣队。据估计，当天有40万人在纽约市游行，其中包括夸梅·图雷（KwameTure）（由桑布鲁邀请）、马丁·路德·金（MartinLutherKing）和哈里·贝拉方特（HarryBelafonte）。这次示威的一部分，以及桑布鲁作为哈林黑人联合行动阵线（BlackUnitedActionFrontofHarlem）代表发表公开演讲的短片，在纪录片《越南人从没叫过我黑鬼》（NoVietnameseEverCalledMeN*gger）中展出。
同期，桑布鲁还积极参加了争取公平对待古巴委员会（FairPlayforCubaCommittee），并组织在北卡罗莱纳州为罗伯特·F·威廉姆斯（RobertF.Williams）和内维尔·亚历山大（NevilleAlexander）辩护（南非托洛茨基主义革命家，他在种族隔离政府统治下与纳尔逊·曼德拉一起被监禁在罗本岛10年）。
1970年，夸梅·桑布鲁成为了美国黑人了解中东真相委员会（CommitteeofBlackAmericansforTruthAboutTheMiddleEast）主席。那一年，桑布鲁以巴勒斯坦学生总联盟（GeneralUnionofPalestineStudents）的客人的身份参观了黎巴嫩、约旦和叙利亚。1970年11月1日，他们集结资金在《纽约时报》刊登公告。公告名为“美国黑人反对美国支持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政府的呼吁”（AnAppealByBlackAmericansAgainstUnitedStatesSupportFortheZionistGovernmentofIsrael）。它包含50多个签名，包括格蕾丝·博格斯（GraceBoggs），克利夫顿·德贝里（CliftonDeBerry），阿尔伯特·克莱奇牧师和马尔科姆·X的同父异母妹妹艾拉·小柯林斯。文中声明，“我们，签署了这一公告的美国黑人，和我们的巴勒斯坦兄弟姐妹团结一致。你们同我们一样，正在为民族自决和结束种族主义压迫而斗争。”
这份文件以以下宣言结尾：
我们要求停止对以色列的一切军事援助或任何形式的援助。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必须而且将会离开中东。我们呼吁美国黑人声援巴勒斯坦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并收回他们所有被盗的土地。
这则公告主要是针对1970年6月28日《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刊登的一篇题为“美国黑人呼吁美国支持以色列”的公告。该公告由贝亚德·鲁斯汀（BayardRustin）组织，及富有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资助刊登。这则公告呼吁黑人支持美国“明确保障以色列主权”的政策；名单上有64个签名，包括老马丁·路德·金恩（MartinLutherKingSr.）和传奇棒球运动员杰基·罗宾逊（JackieRobinson）。[2]1975年，贝亚德·鲁斯汀在《泰晤士报》上刊登了一个类似的广告，他是美国黑人支持以色列委员会（BlackAmericanstoSupportIsraelCommittee，BASIC）的主任，其中有贝西伯爵（CountBasie）和罗莎·帕克斯（RosaParks）的签名。
20世纪80年代早期，桑布鲁积极活跃在全国黑人独立政党（NationalBlackIndependentPoliticalParty，NBIPP）中。虽然这个政党没有存续下来，但它理应与现在自由党和非裔美国人团结组织一起受到密切关注，因为这是在美国建立一个独立的黑人政治组织的又一次尝试。
NBIPP宪法的“统一原则”的前五个要点如下：[3]
1．在美国的非洲人实际上是一个被压迫的民族，因此我们的斗争必须通过民族解放斗争来表现；
2．历史上，非洲人民在世界各地遭受种族主义和/或歧视；因此，我们必须与种族主义和所有种族优越思想作斗争；
3．由于民族压迫、种族主义优越信仰和资本主义剥削是帝国主义的一贯特征，侵犯了我们的民族自决，因此党的立场必须是反帝国主义的；
4．非洲人民遭受了资本主义阶级的剥削，迫使我们成为社会的底层；因此，我们必须与这种剥削和所有其他形式的剥削作斗争；
5．党必须把广大非洲人民的利益放在其纲领的核心地位。
在同一时期，桑布鲁反抗杰克·巴恩斯（JackBarnes）等人对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因为他们摒弃了托洛茨基主义和不断革命论。他是社会主义行动组织的创始人员。在20世纪90年代，在斯派克·李（SpikeLee）的电影《马尔科姆·X》上映后不久，桑布鲁来到德国、英国和荷兰，就马尔科姆·X和这部关于他的一生以及捍卫黑人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电影做演讲。他还参加了许多社会主义行动组织的关于黑人斗争和解放政治的论坛。
桑布鲁与玛娜·蒙德斯（MyrnaMondesire）的婚姻以离婚告终；他们的儿子是达里尔·布特勒（DarylBoutelle）。后来，他和扎基娅·桑布鲁（ZakiyaSomburu）结婚，扎基娅于2010年去世。
壁画家迈克·阿列维兹（MikeAlewitz）是社会主义复兴运动（SocialistResurgence）的朋友，也是被领袖巴恩斯驱逐的前社会主义工人党成员。他对社会主义复兴运动讲述了他第一次见到桑布鲁时的情景：
“我永远不会忘记，在一次纽约的会议中，我在他家做客的时候。那时我是一个十几岁的社会主义者，大概是1970或1971年。我们开车穿过南布朗克斯的街道，然后经过了一个因为被资本主义忽视而荒废的社区。我们在一个小孩旁边停了下来，他诧异地看着我们这个奇怪的组合。
“夸梅摇下车窗，对孩子喊道：‘我们要从富人那里拿钱给穷人！我们要进行一场革命！’当我们缓慢向前开时，我们收到了拳头紧握的敬礼。对我来说，那一简短的交流体现了夸梅作为一名真正的革命者的品质——能够与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交流并激励他，也能激励一个革命党的老练的领导们。当我们穿过废弃的建筑物和瓦砾，我感到无比骄傲。”
戴维·沃尔什（DavidWalsh）是社会主义复兴运动的成员，也是前社会主义工人党成员和社会主义行动组织的成员，他回顾了他在社会主义行动组织期间曾与桑布鲁及其家人住在一起的情况。他说：“他和他的妻子都很出色。他儿子阿西是个非常不错的年轻人。当时他只有九岁，但我总是对他们包括阿西印象深刻。这家人总是以成年人的方式对待阿西，不管他愿意或不愿意，他可以自由参与。这与我在爱尔兰天主教工人家庭中长大的方式完全不同。”
沃尔什是一名退休的铁路工人，他还回忆起曾问起桑布鲁（他在纽约和旧金山都是出租车司机）的工作：“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总是选择开出租车这么粗野的工作。他说他会带30份《社会主义行动报》（SocialistAction）去工作，他会向每一个搭乘他的出租车的人宣传这些报纸……所以他会在他的出租车里卖我们的报纸！他经常会和他的乘客交流。他会写下他们应该从图书馆借阅的书籍。
“他说，‘不要相信别人告诉你的。我可能会说谎。你需要为自己思考，为自己做决定’。然后，他就会推荐一本书。他喜欢和人们交谈。他深切地爱着这些人。他甚至爱那些和他有不同见解的人。他不仅是一个有耐心的老师。同时也是一个有耐心的学生。”
阿西·亚欧拉·桑布鲁（Asi-YaholaSomburu）现在已经成年，他回想起他的父亲：
“他希望我不仅通过自己的眼睛，而且要通过全世界人民的眼睛去看世界，感受他们的痛苦、喜悦、胜利，就如同切身体会一样。通过这件事，我学会了对人类遭遇的共情，无论是我能亲眼看到的，我成长的地方，东奥克兰和旧金山；还是我无法亲眼看的，遥远的南非、墨西哥、法国或巴勒斯坦等地。父亲告诉我，那些生命，那些斗争，那些牺牲，生命和爱的故事，都和我自己的牺牲、生命和爱一样重要。
“他从未动摇过对家人的爱和奉献，也从未动摇过为民族自决和解放而进行的永恒而全面的斗争。”夸梅·桑布鲁作为被压迫人民的杰出人物，值得给予最高的赞赏。尽管他今天已不在我们身边，但他为之奋斗的思想将永垂不朽。它们确实是“永恒而普遍的”。
我们要特别感谢桑布鲁的儿子阿西·桑布鲁协助并鼓励完成这篇文章。阿西纪念父亲的原文见https://unapologeticallybeige.com/2017/10/13/a-kings-birthday/
2020年10月13日
原文链接：https://socialistresurgence.org/2020/10/13/happy-birthday-to-kwame-somburu-1934-2016-black-nationalist-and-socialist/
[1]布鲁斯·A·格拉斯鲁德（BruceA.Glasrud）和卡利·D·温茨（CaryD.Wintz）《非裔美国人和总统：通向白宫之路》（AfricanAmericansandthePresidency:TheRoadtotheWhiteHouse），页83-84
[2]迈克尔·费施巴赫（MichaelFischbach）《黑人力量与巴勒斯坦》（BlackPowerandPalestine），，页63-70
[3]沃伦·霍尔姆斯（WarrenHolmes）《全国黑人独立党：政治暴乱还是意识形态融合？》（TheNationalBlackIndependentParty:PoliticalInsurgencyorIdeologicalConvergence?），页127-128 |
悼念钱妮·罗森伯格（ChanieRosenberg，1922-2021）（唐尼·格卢克施泰因〔DonnyGluckstein〕，2021年6月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托派人物小传
悼念钱妮·罗森伯格（ChanieRosenberg，1922-2021）
唐尼·格卢克施泰因（DonnyGluckstein）2021年6月6日
博约译、轮值义工校
享年99岁的钱妮·罗森伯格（ChanieRosenberg）一生都在与占据当今世界政治中心的不公平现象作斗争。
她是犹太人，1922年生于南非，当时的南非仍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在那里她经历了反犹主义，这种主义当时在欧洲正朝着大屠杀的恐怖方向发展。
但是与此同时，她同样目睹了将骇人听闻的反黑人种族主义立法成为种族隔离制度。
她反对这种体制并成为了一名社会主义者。但此时的她仍相信犹太复国主义的神话，即相信在英国的统治下巴勒斯坦可以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
所以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离开南非前往了那里（巴勒斯坦）。
但即使在纳克巴（Nakba）事件之前，即在1948年对巴勒斯坦人的灾难性驱逐之前，犹太复国主义的计划中就已经涉及了对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恶性歧视。
钱妮不久便觉察了这一点，并成为了坚定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者。这也使得她与她的终生伴侣托尼·克里夫（TonyCliff）开始交往，他本身是巴勒斯坦的犹太人。
各种类型的种族主义在英国盛行，很明显这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脱不了干系。
但对钱妮和克里夫来说，不仅仅是意识到这种不公平和压迫，问题是：可以做些什么来改变？
这个问题非常的棘手，在国际上，那些将约瑟夫·斯大林的莫斯科（JosephStalin’sMoscow）视为希望之灯的共产党，他们主宰了反资本主义的左翼。
然而，此时也是莫斯科的大审判时期，1917年社会主义革命的参与者，几乎都被斯大林清洗了。
钱妮成为了一名托洛茨基主义者（Trotskyist），这是因为受到列昂·托洛茨基（LeonTrotsky）——1940年被斯大林帕特工暗杀——的思想感召，他所捍卫的是作为人类解放和自我解放的原初的社会主义，而不是一个官僚国家控制的体系。
这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立场，更关乎于人们如何超越那些构成大多数人日常生活的苦差、剥削以及压迫。
直到最后，钱妮谈到，从她17岁起，国际社会主义革命是如何成为她的指路明灯。
但在任何国度迈出这一步都不是一个容易的选择，托派在任何地方总是少数。
在巴勒斯坦做一名托派分子意味着不仅要过着极度贫困的生活，还会招致英国当局以及崛起的犹太复国主义势力的迫害。
很快，这样的生活难以为继，战争后不久夫妇二人便前往英国。对于革命社会主义组织来说，这里的机会更多。
他们开始为之后国际社会主义者（InternationalSocialists）和社会主义工人党（SWP）做一些奠基性的工作，钱妮在其中发挥了充分的作用。
在提高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理论水平方面，克里夫的著作在托洛茨基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中起了关键作用。
这些著作揭露了斯大林主义的俄国是如何成为一种新型资本主义的国家，即国家资本主义。它还解释了二战后的经济如何通过军备开支暂时实现稳定，以及中国和古巴政府的性质。
但如果没有钱妮，这些作品便难以问世。她不仅养家糊口，并把克里夫难以辨认的字迹打印出来，这些字迹克里夫本人都不能辨认。
然而钱妮的贡献不仅是挣钱和打字，作为一名工会活动家，她还是教师NUT工会在哈克尼当地组织的秘书。
她作为活动家，在更为广泛的议题上也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
克里夫作为巴勒斯坦的难民，他留在在英国的资格总是朝不保夕的，所以他不得不远离群众集会。
当时，钱妮即将生下她的第一个孩子，克里夫却被驱逐到爱尔兰。
钱妮在政治理论的发展及对其在实践中的检验和学习，提供了重要的关联，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部分。
她本身也是一名作家，涉猎的领域从教育到托洛茨基论文化等等。
她所有这些要担负的角色以及面对不受制约的资本主义建立革命传统的困难，都放在一起时是很艰难的。再加上抚养四个孩子——我就是其中之一——你可能会得出结论，钱妮的一生是一种无休止的牺牲。
但这将是对真相的严重误解。
她在自我无穷力量的支持下，她展现了一种革命愿景的可能性，这样的愿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超越资本主义生活下的异化和绝望。
她全身心投入艺术，甚至在皇家学院展出过一件雕塑。她也沉醉于倾听和演奏古典音乐。在晚年她学会了游泳，然后每天都在当地的浴室里游。
不论当国际反全球化运动在哪里开展时，她总是在那儿，无论她有没有坐上轮椅，也无论是在布拉格、佛罗伦萨还是离家更近的地方。
这不是悲剧的人生而是充实的人生。事实上，在她名副其实的回忆录《为了战斗而强身健体》（Fightingfit）中，她将自己的长寿和乐观的世界观归功于政治革命和游泳的结合。
但即使这样的结合也无法抵御时间的流逝。
钱妮朋友和同志将会永远怀念她的热情和乐观。
那些在早年激励她的斗争，如今仍在激励当今世界数百万人。纵然她再也不能见证这些，但她的贡献长存。
2021年6月6日
原文链接：https://socialistworker.co.uk/art/51910/Chanie+Rosenberg+1922+2021 |
厄尼·泰特：1934-2021（﹝加拿大﹞巴里·韦斯雷德，2021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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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nieTate,1934–2021
厄尼·泰特：1934-2021
﹝加拿大﹞巴里·韦斯雷德（BarryWeisleder）2021年2月11日
杨吉姆译、李明校
我们非常悲痛地得知，厄尼·泰特（ErnieTate）于2021年2月5日在多伦多的家中去世，享年86岁，此前他一直与癌症抗争。
为了纪念他作为革命社会主义者的非凡一生，以下是对他2014年关于加拿大和英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历史的两卷本大作的书评。谨向他的终身伴侣杰西·麦肯齐（JessMackenzie）致以最深切的哀悼。
厄尼·泰特一直活在我们心中！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革命激进主义-欧内斯特·泰特回忆录》（RevolutionaryActivisminthe1950s&60s–ErnestTate,AMemoir）抵抗出版社，伦敦。第一卷，加拿大1955-1965，274页；第二卷，英国1965-1970年，402页。书评由巴里·韦斯莱德撰写。
我对欧内斯特·泰特在他的终身伴侣杰西·麦肯齐的大力帮助下创作的两卷作品感到非常高兴。我虽然参与激进政治已有45年了，但与厄尼相比算是后来者。
1955年，当渴望学习政治知识的厄尼来多伦多找工作时，我才两岁。1965年，当他去伦敦帮助组织第四国际英国支部时，我12岁，思想还集中在学校和曲棍球上。1969年厄尼回到多伦多时，我刚刚开始涉足激进的学生政治和以劳工为基础的新民主党（NewDemocraticParty）。因此，我似乎不太可能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事件的记述感到兴奋。
然而，我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革命激进主义”的热情是真实的，因为我发现这不仅关乎过去，更关乎当下。
对于今天加拿大的革命社会主义者来说，这是我们的开场白。它描述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方法的应用。社会主义教育同盟（SocialistEducationLeague）和社会主义行动联盟（LeagueforSocialistAction/LigueSocialisteOuvriere）的遗产，正如在这两卷中所叙述的，代表了加拿大社会主义行动党（英语）/社会主义行动同盟（法语）（SocialistAction/Liguepourl’Actionsocialiste）的当前纲领与实践的框架和指南。
厄尼谦虚地把自己的作品描述成一本回忆录。事实确是这样，但远不止如此。这本书包含丰富的政治经验，适用于今天的情况和问题。在我看来，这是一本革命党建设的教材，特别是在困难时期——近十年和上世纪50年代就都是如此。
非常有利的是，本书易于理解，内容朴实。故事节奏快而引人入胜，但在轻松愉快中对世界历史事件和杰出人物进行了叙述。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本书对当今政治性挑战的实用价值。
那么，让我们从头开始讲吧。如果厄尼没有在韦尔斯利以北的Yonge街偶然发现多伦多劳工书店的话，他就不会在多伦多遇到托洛茨基主义者——也就是反斯大林主义的革命社会主义者。在那里，好奇的厄尼遇上了革命政治领袖。商店经理罗斯·道森（RossDowson）曾是社会党市长候选人，在20世纪40年代赢得过数万张选票。社会主义者有一家书店是件好事，可以培养批判性思维，吸引新的支持者，并组织他们的队伍。
当然，这需要一个组织，它叫做俱乐部（TheClub）。这个平淡无奇的名字是对大众媒体煽动的反共狂乱的一种让步。这个小小的托洛茨基主义聚会是在商店的地下室举行的。厄尼从被邀请参加起，就注意到党员会议公事公办，会费例行收取，以及对内部教育的认真关注——俱乐部为新党员提供了一个学习如何在公众面前讲话的机会。
公共论坛定期在其它地方举行，通常是在一个工会大厅，虽然座位数量超过了需要。论坛上有海伦·索贝尔（HelenSobell，著名罗森博格案件（Rosenbergcase）中莫顿·索贝尔（MortonSobell）的妻子）这样的发言者。在劳工进步党成员的参与下，该论坛促进了保卫索贝尔委员会的成立。劳工进步党是加拿大共产党在《战争措施法案》（WarMeasuresAct）将其定为非法后所采用的名称。
为一个小革命党打造一个公共的、专业的存在的努力不应该被视为理所当然。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有许多左派团体在某些或所有这些方面都达不到要求。
就社会主义行动党而言，请你来评判我们每年春夏每周的反叛系列电影，我们的公共论坛，我们的教育会议，我们的年度五一节庆祝活动，我们的音乐会和学习小组是否达到了这个标准。几年前社会主义行动联盟有一个公共图书室和会议厅，我们还将再次拥有它们——只要我们能付得起房租，那也就是你加入我们的时候。但我们对待电影和论坛活动的方式与我们的前辈始终如一。我们邀请来自我们队伍之外的嘉宾演讲，比如“海地行动委员会”（HaitiActionCommittee）、“黑人学生联合会”（BlackStudents’Association）、土著群体、“科学为了和平”（ScienceforPeace）、“学生反对以色列种族隔离制度”（StudentsAgainstisraelracism），或者反贫困组织“预算中加入食物”（PutFoodintheBudget）。
在20世纪50年代，世界核毁灭似乎迫在眉睫，局势非常紧张。帝国主义列强和斯大林主义领导的工人国家之间的冲突不仅无处不在，还似乎注定是永恒的。这一现实对工人阶级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西方压抑的反共气氛导致一些社会主义者同帝国主义妥协。他们拥护由国家资本主义理论支持的“第三阵营”政治，这个理论教导人们在华盛顿与莫斯科、华盛顿与越南、华盛顿与古巴的冲突中保持中立。换句话说，它宽恕了对殖民地革命和保卫十月革命成果的敌意，或至少是冷漠。
另一方面，冷战使一些社会主义团体适应了斯大林主义。这导致他们成为莫斯科、北京或河内统治官僚的辩护者。
在第四国际内部，一些国家的支部决定“打入”自己国家的共产党，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打入”社会党。“打入”的特殊形式，即自成一格的打入主义（entryismsuigeneris），意味着消解组织的公众形象。长期而言，这意味着转入地下。这完全不同于在那些政党里做一些工作，同时进行公开的党外活动。一些托派领导人预言，“变态工人国家将会维持几百年”。他们认为，从长远来看，共产党才是保卫国家和工人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地方。我们花了10到20年的时间才让第四国际各支部放弃这种极端的策略。
与此同时，在向斯大林主义让步的问题上的分歧，以及在第四国际领导层对国家各部门制定策略的权威上的分歧——美国托洛茨基派领导人詹姆斯·坎农（JamesP.Cannon）将其谴责为“共产国际主义”（Cominternism）——导致了第四国际从1953年持续到1964年的分裂。
古巴社会主义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弥合了这种分裂。古巴证明，殖民地革命可以通过走向社会主义，通过让工人和农民掌权，通过反抗莫斯科向其卫星党所要求的两阶段变革方案，打破帝国主义的束缚。厄尼和他的同志们站在了解释古巴解放背后的关键概念的最前沿——列夫·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战略。虽然在书中只是顺便提到，但不断革命至今仍然保持着它的核心重要性。社会主义行动党和第四国际，预见了世界革命的新兴起，抓住机遇推进党的建设。
我打算用四种方式来研究社会主义行动党是如何实现这一点的，以及今天的社会主义行动党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1.联合阵线；2.劳工运动；3.以劳工为基础的新民主党；4.国际主义。
这本书报道了多伦多湖滨大道上的皇家宫（PalaisRoyale）前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其目的是声援美国和加拿大的餐馆静坐抗议，并支持美国南方腹地由“自由骑士”（FreedomRiders）领导的黑人选民登记运动。厄尼描述了禁止轰炸运动，以及北美和欧洲的早期反越战运动。这些宝贵的教训清晰而简洁地概括了要怎样提出既受欢迎又有原则的要求，以及怎样处理宣传、筹款和安全问题。厄尼对国际战争罪法庭的描述，以及他如何与伯特兰·罗素（BertrandRussell）和伊萨克·多伊彻（IsaacDeutscher）等杰出人物合作，显示了他的高瞻远瞩，也显示出以非宗派方式与不同人物合作的重要性。
这些运动以及其它许多运动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们把不同观点的人聚集在一起，在一个问题上（比如反战）达成一致。这些运动也实行不排除原则。这意味着运动对所有团体和个人开放，参加运动的团体将享有在运动的重大活动中发言的平等权利。
托洛茨基主义者提倡合法的、和平的群众行动。他们不反对向资产阶级政客写信和游说。但是他们积极提倡无产阶级的斗争方法：示威、静坐、演讲、群众纠察和罢工。
这一切方法的目的是鼓励广泛参与，并使参与者有能力创建一个能够赢得多数人支持的运动，并实现多数人的要求。在摧毁公开的种族歧视、帮助结束越南战争、赢得妇女堕胎权、将同性恋解放提上政治议程、盯紧工业污染者要他们清理垃圾等方面，他们非常成功。
我们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的人努力以他们为榜样。
仅过去一年，我们就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我们与多伦多LGBT群体的民主力量密切合作，在俄罗斯索契冬奥会开幕当天组织了一场街头抗议，反对普京的反同性恋法律。
社会主义行动党发起了捍卫加拿大邮政服务的联合战线。我们召集了大量的工会和社区团体，首先是开展2月份的室内集会，然后是3月份的约80人的示威游行，然后是9月20日在保守党财政大臣乔·奥利弗（JoeOliver）的办公室外的近400人的大规模集会。由于媒体的广泛报道和工会的大力支持，全国各地都听到了我们维持家庭邮件递送和反对邮费上涨的要求。
社会主义行动党，作为加拿大和平联盟（CanadianPeaceAlliance）的一部分，抗议奥巴马的无人机战争。我们游行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加沙的围攻。我们领导了占领多伦多丹福思新民主党议员克雷格·斯科特（CraigScott）办公室的运动，要求新民主党无条件支持巴勒斯坦人和他们的自决权。我们在登达斯广场与海地团结运动人士一道，呼吁结束十年来外国军事占领海地的行为。社会主义行动党推动反战联盟举行集会，抗议加拿大加入美国轰炸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决定。在国际劳动节和世界骄傲日，我们与各种各样的团体一起游行，以推进自由事业。我们不只是在那些场合游行，拿着我们的横幅和标语，卖我们的报纸和散发传单。几周以来，我们在我们所有的活动领域推动和建立了这些行动。
和我们的政治前辈一样，我们是联合战线的坚定支持者。
如你所知，劳工运动被许多问题所困扰，这些问题阻碍了劳动人民捍卫我们过去成就的努力，更不用说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了。问题是：我们如何努力消除前进的障碍？
当然，声援邮政工人和其它为捍卫自己工作而斗争的工人的运动是重要的，参加每小时14美元最低工资运动也很重要，但这还不够。数十年的劳工让步，以及事业工会主义（businessunionism）支持者对工人阶级的错误教育，已经为变革设置了官僚主义障碍，助长了工人的消极情绪。自下而上的激进行动，自下而上组织的队伍，都是必要的。这正是社会主义教育联盟和社会主义行动联盟的激进分子所做的。
如厄尼所述，他们反抗工会的压迫。他们开展运动，反对钢铁工人工会（SEL）将社会主义教育联盟领导人帕迪·斯坦顿（PaddyStanton）排除在之外。他们提出了阶级斗争政策。他们为显著改善工资和工作条件而斗争，为工会成员设定谈判要求和对临时协议投票的权利而斗争。
他们在卡车司机工会发起了“民主前进”（ForwardWithDemocracy）核心小组。他们努力争取每周44小时工作时间。他们建立了“无报复防御基金”。他们以阶级斗争纲领为竞选纲领，让候选人参加工会选举。
那么，现在工会里的社会主义行动党活动者都做些什么呢？我们设法组织起无组织的人。泰勒·麦金农（TylerMackinnon）可以和你讲讲他在零售商店领域所做的努力。朱利叶斯·阿斯科特（JuliusArscott）可以和你讲讲我们如何积极反对安大略公务人员工会（OPSEU）糟糕的谈判协议，以及我们在让OPSEU回到安大略劳工联合会（OntarioFederationofLabour）的基层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伊丽莎白·拜斯（ElizabethByce）会和你讲讲为防止加拿大邮政工人工会（CUPW）脱离战斗性和民主而做出的努力。而我可以和你讲讲一场正在进行的反对侵害代课教师工作保障的斗争以及反对可怕的不民主做法，包括反对安大略中学教师联合会（OSSTF）高层官僚主义排挤的斗争。我还领导一个普通党员核心小组，负责安排候选人竞选公职。
但这还不够。我们面临的问题并不局限于一个工会或工人运动的某一部分。解决办法必须在跨工会、跨国家的基础上找到。因此，社会主义行动党提出了在整个劳工运动中建立阶级斗争左翼的想法。带着这一想法，我们支持了“收回加拿大劳工大会（CLC）”运动，该运动与UNIFOR工会[1]激进分子哈桑·侯赛尼（HassanHusseini）发起加拿大劳工大会主席竞选有关。带着这个目的，我们去了渥太华的人民社会论坛（People’sSocialForuminOttawa），并在8月23日举行的劳工积极分子大会上成功地为这一观点辩护。社会主义行动党的活动者现在是全国指导委员会的一部分，该委员会试图发起一个跨工会激进核心小组。
这就说到了工人阶级独立政治行动的问题。有阶级意识的工人的首要任务，是使我们大多数的工人不再支持老板的政党。这需要建立一个以工会运动为基础的政党，社会主义者在其中为工人的民主、防御性和过渡性要求而斗争。北美唯一以工会为基础的大众政党是加拿大英语区的新民主党。
这与加拿大进步劳工党（LPP）的“反垄断联盟”路线——也就是间接支持自由党——相反。社会主义教育联盟的同志们让当时由斯大林主义者领导的联合电力工人工会（UnitedElectricalWorkers’Union）支持平民合作联盟（CooperativeCommonwealthFederation），而不是“进步的”自由主义者。
当然，如今统治新民主党的官僚们，实际上也就是统治工会的官僚们，希望阻碍社会主义者，甚至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将我们排除在外。新民主党的前身平民合作联盟的领导人在20世纪50年代驱逐了托洛茨基主义者，新民主党的高层在60年代也做了同样的事。但这并没有改变社会主义教育联盟或社会主义行动党的派别建立劳工党的方向。他们继续建立激进组织。他们成立了左翼党团，然后是社会主义党团。他们成功争取了资源部门的公有化、公共医疗保健的扩展、要求新民主党反对越南战争，以及争取加拿大停止参与北约。
托洛茨基主义者敦促平民合作联盟和新民主党参加市政竞选，以消除市政选举是非阶级和无党派事务的神话。当劳工及其政党不参与城市选举时，托洛茨基主义者就会随时参与。
你可以很容易地看到，社会主义行动党的行动是如何高度复制社会主义教育联盟和社会主义行动同盟的活动的。我们建立并领导了新民主党的社会主义核心小组。社会主义核心小组的工作有很多值得称道的地方。与许多盟友一起，它促使新民主党采取了“加拿大离开阿富汗”的政策。它为新民主党章程中能提到社会主义而辩护，并将党的许多政策推向左边。它是党内最持久的民主力量。
11月14日至16日在安大略省举行的新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展示了社会主义者在新民主党中所能做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见2014年12月《社会主义行动报》的文章。）
让我们看看最近的多伦多市政选举。我们不支持以奥利维亚·周（OliviaChow）为首的所谓的“进步的”自由主义多阶层政党。我们为工党/新民主党的市政厅政治观点而奋斗。这是社会主义行动党第一次在选举中提名候选人。社会主义行动党青年活动人士埃文·英格林（EvanEngering）在米西索加竞选校董事会成员，赢得了1300多张选票。正如我们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革命活动者那里学到的那样，在寻求工人阶级团结和独立于老板政党的框架下进行的竞选活动，有助于将社会主义者置于政治版图上。
最后，我想谈谈国际革命党的建设。资本主义是全球性的，工人阶级抵制和克服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制度的努力也必须是这样。工人需要一个国际团体来告知、协调和推进我们的努力，以在世界范围内创建一个合作的联邦。在第一国际解体、第二国际屈服于帝国主义战争、第三国际被斯大林主义摧毁之后，加拿大社会主义工人于1938年帮助建立了第四国际。社会主义行动党的前辈们在20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致力于建立第四国际。这包括参加重要的辩论，有时在倾向和派别上进行联合。这也意味着在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于20世纪80年代告别托洛茨基主义之前，我们曾与之密切合作。
1955年，社会主义教育联盟在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帮助下，完成了从《劳工挑战》（LabourChallenge）到《工人先锋报》（Workers’Vanguard）的转变。社会主义教育联盟和社会主义行动同盟的领导人经常参加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纽约州北部的干部学校。
今天的加拿大社会主义行动党与美国社会主义行动党（SA-USA）紧密合作，后者继承了社会主义工人党最好的传统。我们为同一份月报撰稿，也销售同一份月报。我们在彼此的教育会议和大会上发言。我们在吸收组织成员方面互相帮助，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参与共同的运动，例如反对帝国主义干涉战争，为古巴五人争取自由，以及参与气候正义运动。
美加托洛茨基主义者在1959年一同奋起保卫古巴革命，我们现在还在继续这方面的工作。虽然我们正在与哈瓦那由菲德尔和劳尔·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领导层合作，但这并不意味着道路上不会有曲折。这本书描述了20世纪60年代初古巴共产党内部矛盾所带来的挑战。古巴前斯大林主义政党——人民社会党（PopularSocialistparty）的成员积极破坏由社会主义行动同盟领导的团结巡游和亲古巴运动。请记住，古巴斯大林主义者将菲德尔和切格瓦拉领导的七二六运动描述为革命胜利之前的恐怖组织。尽管如此，社会主义行动同盟和广泛联盟“争取公平对待古巴委员会”（FairPlayforCubaCommittee）毫无畏惧地解决了这些问题。
当前，全年与古巴团结一致的社会主义行动党被阻止加入加拿大古巴问题网络（CanadianNetworkonCuba），一个由加拿大共产党主导的联盟。但是，由于我们在古巴团结运动方面的良好记录，我们在加拿大古巴问题网络中有强大的盟友，包括加拿大邮政工人工会（CanadianUnionofPostalWorkers），加拿大古巴问题网络的下次会议上会讨论我们被排斥的问题。
甚至我们与第四国际的关系也因为魁北克的一个小组的否决而变得复杂起来，魁北克是第四国际当前的加拿大官方支部。该小组实际上不活跃，已经融入魁北克团结党。它在加拿大英语区的前合作伙伴改组为新社会主义小组（NewSocialistGroup），该小组又融入社会主义方案（SocialistProject），后者又融入大多伦多工人大会（GreaterTorontoWorkers'Assembly）。
与此同时，加拿大社会主义行动党还活得好好的。我们参加了最近的两次第四国际青年营，通过美国社会主义行动党，我们完全知晓第四国际中的辩论。
我之前提到过，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第四国际经历了关于如何与斯大林主义政党打交道的激烈辩论。在六七十年代，辩论集中在城市和农村游击战是否真的有优点上，我们党在阿根廷的悲惨结果[2]让人想起玻利维亚的切·格瓦拉（CheGuevara）所遭遇的悲剧。今天，在革命党建问题上，也就是在列宁主义的组织观念上，第四国际内部存在着尖锐的分歧。这类纠纷有先例，这凸显了该书的另一个教益。
在20世纪60年代，肯·科茨（KenCoates）作为工党左翼领袖和第四国际英国支部——国际马克思主义组织的成员，更多地是把它当作在现有工党中构建“广泛性左翼”（broadleft）的工具，而不是追求在工党主要工作之外建一个革命党。后者是加拿大社会主义行动党的做法，即建立一个开放、独立的革命党，也是60年代末厄尼和他的同志们在英国的道路。
这场辩论的必然结果今天正在第四国际中发生。它在欧洲创建所谓广泛性左翼、无定形、反资本主义政党。这些组织包括法国的新反资本主义党（NouveauPartiAnti-capitaliste），以及丹麦、意大利和葡萄牙的类似组织。不幸的是，这些广泛的左翼政党的当选公职人员投票支持战争开支和资本主义紧缩预算。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疏远了激进的工人阶级基础，并显示出蜕变的迹象。加拿大社会主义行动党和美国社会主义行动党正同法国新反资本主义党中反对这一方针的一个派别直接接触。该派别名为反资本主义与革命派（Anti-capitalisteetRevolution），包括数百名年轻工人，以及激进邮政工人的地区领导人。其中一位是泽维尔同志（Xavier），曾于2015年5月多伦多的“社会主义2015大会”上发表演讲。
所以，也许现在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喜欢这本书了。我很欣赏它所提供的见解和教训。我认为社会主义行动党与社会主义教育联盟、社会主义行动同盟具有革命的连续性，而且这种连续性值得保存到未来。
他们犯错误了吗？是的。我们犯过错误吗？是的。什么都不做的人才不犯错误。
这本书并不完美。它几乎没有提到民族问题，还有一些年代和印刷上的小错误。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本书忠实地展示了一种政治道路，被证明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好。
因此，我鼓励每个人都去购买和阅读这两卷书。读这本书，不仅因为它是一个讲得很好的故事，一段你在其它地方找不到的历史，更主要是因为你想改变今天的世界。
我们站在伟大的妇女和男子的肩膀上，他们无私地促进工人阶级的利益，建设确保地球上的文明和生活能存续的必不可少的革命党。
我们非常感谢厄尼和杰西所做的出色的工作。我要对所有读过这本书的人说：如果你同意这本伟大的书所传达的信息，你就应该参加社会主义行动党。我们将一起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这宜早不宜迟。
2021年2月11日
原文链接：https://socialistaction.ca/2021/02/11/ernie-tate-1934-2021/
[1]Unifor工会是加拿大一个全国性工会组织，主要由“加拿大汽车工人”（CAW）、“通讯、能源与文书工人”（CEP）等联合组成，主要覆盖制造业、媒体、林业、渔业等行业的私营企业工人。该工会于2008年从加拿大劳工大会中分裂出来。——译注
[2]第四国际阿根廷支部革命工人党组建了人民革命军进行城乡游击战，最终以失败告终。——译注 |
比尔·奥纳施：一生致力于美国工人运动的马克思主义者（﹝美国﹞亚当·希尔斯（AdamShils），2021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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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lOnasch:ThelifeofaMarxistintheAmericanworkers'movement
比尔·奥纳施：一生致力于美国工人运动的马克思主义者
﹝美国﹞亚当·希尔斯（AdamShils）白萌译、双秀校
比尔·奥纳施（BillOnasch）长期致力于社会主义和工会事业，经过与癌症漫长地搏斗，于（2021年）7月8日在堪萨斯州安详去世。我撰写此文以纪念我这位亲密的朋友，回顾他如何成为了不起的同志。了解比尔，最简单的方式是借用文氏图相交圆（Venndiagram）的概念。第一个圆是美国工人运动的前沿战壕：工作场所的每日冲突，劳资双方的集体谈判，罢工和工会运动的内部生活。第二个圆是托洛茨基主义：在大起大落中建立革命组织，积极投身群众运动，理论争论和第四国际。第三个圆是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身为一个美国工人的日常生活：抽好彩香烟，打棒球，吃着肉饼和土豆泥，读当地报纸，看派瑞·梅森（PerryMason）的电视剧。
比尔就生活在这三个圆的交集之中，这使他的生活精彩非凡。比尔可能是南达科他州（SouthDakota）唯一的提出了关于列宁主义在拉丁美洲武装斗争方法的报告。他可能是堪萨斯皇家职业棒球队铁杆粉丝中唯一一个与皮埃尔·鲁塞特（PierreRousset）就1986年菲律宾选举的革命性方法进行了辩论。也许，他是开往密苏里州唯一一位早班的公交车司机中给乘客介绍了东欧的经济变化。
比尔和工人运动
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ErichMariaRemarque）写的少年读物《凯旋门》（ArchofTriumph）启发了比尔对社会问题的兴趣。当年比尔在电视上观看了1956——1960年大选，屏幕中出现的社会党候选人让人产生了阶级斗争的感觉。此后，比尔参加工作之后，工会自然就成了他的家。明尼阿波利斯市有一家立顿微波工厂（LittonMicrowaveplant），比尔在这家工厂的工会工作的最久。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他同时担任联合电气（UnitedElectrical）工会第1139地方支部的主席和工人代表。我认为这是比尔众多活动中最愉快、最成功的时光。他长期参与联合电气工人的活动，出席了许多联合电气的地区和国家会议。当联合电气将立顿工厂迁移至南达科他州时，他仍继续原来的工作。这项工作太适合比尔了，他又可以与联合电气工人的铁杆支持者联合在一起了，这些人如鲍勃·金斯利（BobKingsley）、弗兰克（Frank）、卡尔·罗森（CarlRosen）、埃德·布鲁诺（EdBruno）二十年后加入了工党（LaborParty）。
比尔在八十年代后期移居堪萨斯城（KansasCity）。他找到一份公交车司机的工作，成为联合运输工会的副主席。他的一项工作是组织广泛的公众运动抵制政府削减交通财政支出。
1996年石油化学及原子工人联盟的领导人托尼·玛佐奇（TonyMazzocchi）成立了工党。比尔从该党成立之初就参与了此事。他在堪萨斯城组织了一家支部并成为全国闻名的工党成员。比尔支持玛佐奇和马克·杜得基奇（MarkDudzic）的方法，即先迅速赢得党内支持，再参加竞选。但是工党没能克服阶级力量不平衡的不利条件，仅持续了不到十年。比尔自始至终都是一名忠诚的工党党员。
在这段时期，比尔开始成立堪萨斯城劳工网（KCLabor），最初的构想是把它作为堪萨斯城工党的网站。然而，这个想法很快变得更进步了。每天一大早，比尔从网上的新闻收集所有关于工会和罢工的报道。他把这些报道与自己每周写的评论文章一起发表在网站上。比尔的“每周评论”（WeekinReview）很有见地，实际上就是一篇实实在在的社论。
比尔很早就意识到环境问题对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性。他写了大量文章，呼吁“阶级与气候正义”（classandclimatejustice）的必要性，并发展了托尼·马佐奇（TonyMazzocchi）的概念，即帮助那些由于环境原因不得不改变工作的工人进行公正的过渡。。
比尔和革命马克思主义
在六十年代早期，比尔首先加入了青年社会主义联盟（YoungSocialistAlliance），然后搬到芝加哥加入了成人參加的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WorkersParty）。有趣的是，社会主义工人党并不是比尔为找寻到的唯一党派。他还给其它党派写信，其中就有德莱昂的社会主义劳工党（DeLeonistSocialistLaborParty），那时只有这家党派在堪萨斯城有自己的党员。当地的同志及时去拜访比尔。但是比尔的母亲奥纳施太太（Mrs.Onasch）并不打算让一个陌生人与她的儿子会面。最终双方达成协议，允许这位社会劳工党的招募人员站在锁着的玻璃门外面解释“社会主义工业联盟”（socialistindustrialunions）的作用。
在这之后，比尔在中西支部为社会主义工人党工作了二十年，涉及的活动当然包括反越战和建立社会主义组织的方方面面。他接受了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理论和观点，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托洛茨基和卢森堡的著作。他对自己的观点有足够的自信，一度挑战法雷尔·多布斯（FarrellDobbs）关于卡车司机大罢工的观点。
在八十年代，比尔需要这种理论指导和独立的视角。那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央领导经历了一次政治上的大转变。他们认为古巴共产党及其联盟是未来世界革命的领导者。因此，我们的任务是尽可能跟近这个潮流。任何阻碍恢复这一友好关系的事物，比如托洛茨基主义和第四国际，都应该抛弃。比尔加入了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内反对派。党派领导人迅速决定把反对派也列入抛弃名单。于是，在1984年1月比尔和我们这些其他的反对派人士被开除党籍。
他人生中重要的政治时期开始了。反对派未能就脱离社会主义工人党后的路线达成一致，迅速分裂。比尔支持乔治·不雷特曼（GeorgeBreitman）和弗兰克·罗弗尔（FrankLovell）的第四国际倾向（FourthInternationalistTendency，FIT）。他很快成为这个组织的全国领导人。1986年，他移居纽约，在那里全职担任第四国际倾向的全国组织者。这是一个新的领域，与他在社会主义工人党（SWP）支部的工人运动工作完全不同。但是，我认为在这段时期，比尔的政治生涯蓬勃发展。
比尔在此期间开始写作。他经常为第四国际倾向（FIT）的《捍卫马克思主义公报》（BulletininDefenseofMarxism）撰稿。从本国资产阶级政治学分析到关于革命运动的辩论，他的文章都有涉及。这些文章现在可以在线阅读，也值得人们重新阅读。这段时期也是比尔活跃在第四国际，发挥积极作用的时期，墨西哥和欧洲都有他的足迹。特别是1988年，他在阿姆斯特丹的第四国际干部学校待了几个月。
在纽约州，比尔既是马克思主义作家又是第四国际倾向的领导人，他在这两方面都表现出色。但是，纽约不是他心目中的小镇，他很开心能在1990年回到堪萨斯城。在这里，比尔专注于工会运动。他继续努力为流散的托洛斯基派的不同派系（第四国际倾向（FIT）、团结（Solidarity）及后来的社会主义行动（SocialistAction））建立联合分支。然而，面对那个时期的各种困难以及革命左派的普遍危机，他所有的努力付之东流。
比尔的日常生活
比尔以他1950-60年代的美国工人形象而着称。头戴一顶帽子，抽着多彩或骆驼牌香烟，狂热迷恋棒球，爱吃堪萨斯城烧烤，经常观看电视剧《星际迷航》（StarTrek）、《重案组》（MajorCrimes）和《海军罪案调查处》（NCIS），把当地的报纸从头读到尾，比尔与激进左派活动家的刻板形象完全不同。我认为他喜欢自己这方面的性格。数十年来，面对“你好吗”这个简单的问题，总是回答“就像我这个年龄和条件的男士被期望的那么好。”
比尔一直假装自己不知道散列标签（hashtag）和（散碎）薯饼（hashbrown）的区别，我认为这是比尔向同志们传达的一个信息，那就是不要自命不凡。我还认为他一直强调要打破内生的左派圈子，去关心真正的工人运动。
结束语
自1984年以来，我花了几千个小时与比尔·奥纳施讨论政治。我从中学到了很多。与今天革命社会主义者相关的可能有四点：
一、时刻关注真正的工人运动。工人阶级将是改变社会的力量。如果我们要为这项事业做出贡献，必须要全面了解工人运动。准确理解阶级斗争是我们的一个主要任务；
二、我们必须为真正分析美国的政治局面做些工作。如果我们不能认真了解美国的经济状况、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及整体的社会局势，就没有人会认真地对待我们；
三、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步。但是，如何在新的和未知的情况下灵活地运用才是真正的挑战；
四、革命的社会主义者虽然身处微小的组织，却面临着改造世界的巨大任务。我们显然需要很长的时间。冷静耐心是生存的唯一途径。比尔遵循托洛茨基的格言：所有革命者需要一种分寸感和幽默感。
总之，以下是比尔的妻子玛丽（Mary）和朋友们制定的一些计划：
·慰问信发送至玛丽·爱若（MaryErio）的邮箱billonasch@yahoo.com
·纪念比尔的捐款应捐至美国电气工人联合会，地址是：
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史密斯菲尔德街4号，9楼，邮编15222-2226
支票应支付给美国电气无线电和机器工人联合会（UER&MWA）
·秋季将举行在线追悼会。社会主义行动的杰夫·麦克勒（JeffMackler）欣然同意帮忙组织这次活动。
许多社会主义者写的讣告都以伟大的劳工圣歌乔·希尔（JoeHill）的歌词结尾：
从圣地亚哥到缅因州，
在每个矿山和工厂——
工人捍卫自己权利的地方
在那里你会找到乔·希尔。
在那里你会找到乔·希尔。
在那里你会找到比尔·奥纳施。也可能在喝百事可乐、吃布莱恩特烧烤和抽多彩香烟的地方。
原文链接：https://internationalsocialism.net/bill-onasch-the-life-of-a-marxist-in-the-american-workers-movement/
作者亚当·希尔斯（AdamShils）是芝加哥国际社会主义项目（InternationalSocialismProject）的成员。 |
纪念爱尔兰社会主义者雷纳·奥康纳·李萨特（1941-2021）（爱尔兰社会主义民主社，2021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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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ynerO'ConnorLysaght,Presente!
纪念爱尔兰社会主义者雷纳·奥康纳·李萨特（1941-2021）
﹝爱尔兰﹞爱尔兰社会主义民主社2021年7月2日
王鹤凡译
雷纳·李萨特参加法兰克·康洛伊（FrankConroy）纪念大会时的照片，摄于2013年
李萨特同志于今日（2021年7月2日）因病离世。虽然疾病已经困扰了李萨特很久，但在他所奋斗一身的社会主义阵线中，他的健康状况一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李萨特是60年代新左翼运动的领袖人物，在爱尔兰举起了不同于爱尔兰共产党的另一种社会主义旗帜。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李萨特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是因为他领导的运动对于今天的左翼活动家来说太陌生了。他全心全意投入到公然的反叛和革命中，被当局视为实质性的威胁。
李萨特和他的同治彼得·格拉汉姆（PeterGraham）很快就建立起了爱尔兰工人小组（IrishWorkersGroup）和不列颠国际马克思主义小组（BritishInternationalMarxistGroup），并成为第四国际的支部。他还发表了报刊RedMole，与撒艾尔小组（SaorEiregroup）取得联系。
这一切都随着1971年彼得·格拉汉姆遇刺而灰飞烟灭。全欧的第四国际各支部的领导人都来到彼得的墓前高唱国际歌。但没有一个人因杀害彼得·格拉汉姆而被捕。
李萨特在彼得的墓地前。其右手边是塔里克·阿里（TariqAli），前面是查理·伯德（CharlieBird）
雷纳（李萨特）后来开始从事爱尔兰工人阶级历史的写作。他继承并发扬了詹姆斯·康诺利（JamesConnolly）[1]的理论衣钵，在经过长期的反革命压迫后，终于在1971年发表了《爱尔兰共和国》（TheRepublicofIreland）一书。
李萨特1971年发表了《爱尔兰共和国》一书
李萨特编辑：《十月读本：不断革命概念的发展》2010年出版
然而李萨特有一个致命的缺点。他习惯于独自思考却不适合和出版业以及学术界的人打交道。因此，他的作品大多被学术界剽窃去，其后在修正主义史学的浪潮中，学术界拒绝承认他们对李萨特的借鉴，也没有给予他应得的荣誉。
李萨特早期研究过爱尔兰的工人阶级、爱尔兰国民军（IrishCitizenArmy），后来又重新发掘了利默里克苏维埃（LimerickSoviet）[2]的历史，可还有多少人记得他的作品呢？学界精英们想要纪念的是爱尔兰共和军和黑棕部队（BlackandTans），于是他们抽去了李萨特书中革命性的内容，让这些历史成为悬而未决的谜团。
后来，爱尔兰劳工历史小组（IrishLabourHistorySociety）终于对他的研究给予了些许肯定，他关于爱尔兰工会运动的书也终于出版。李萨特私下里重刊了一些爱尔兰和欧洲的社会主义理论著作。可以说，其它人一生的成就，比如发表盖尔语[3]版本的托洛茨基的《过渡纲领》[4]，不过是李萨特人生的一个注脚。
如前所述，雷纳的大部分作品没有得到重视。这是因为一切关于工人阶级独立、建立工人阶级共和国的想法，已经被这病态的改良主义所掣肘的世界所抛弃了。
但雷纳是正确的。他的敌人们错了。所谓﹝资本主义﹞和平、正义和繁荣的承诺已经化为泡影。改良主义的潮流正在式微，革命的浪潮将再次高涨。
雷纳·奥康纳·李萨特的葬礼，2021年7月6日
原文链接：http://www.socialistdemocracy.org/RecentArticles/RecentRaynerOConnorLysaghtPresente.html
[1]詹姆斯·康诺利（1868年6月5日－1916年5月12日），爱尔兰社会主义运动先驱，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因参与1916年复活节起义而被英军枪决。──译者按。
[2]爱尔兰城市利默里克于20世纪早期出现的短暂苏维埃政权──译者按。
[3]又称爱尔兰语（GaeilgenahÉireann）──译者按。
[4]第四国际的政治纲领，原名《资本主义的垂死痛苦与第四国际的任务》──译者按。 |
安赫尔·乌戈·布兰科·加尔多斯永垂不朽！（第四国际执行局，2023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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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赫尔·乌戈·布兰科·加尔多斯永垂不朽！
第四国际执行局2023年6月28日
朱奥托翻译、日土兀校对
原文链接：AngelHugoBlancoGaldósPresente!
乌戈·布兰科1934年11月15日出生于秘鲁库斯科。他于2023年6月25日在瑞典乌普萨拉去世。
在1958至1963年间，当布兰科是秘鲁拉孔本西翁和拉雷斯地区自下而上的土地改革运动的核心组织者时，对于他这段时间的工作，切·格瓦拉这样写道：“乌戈·布兰科给我们树立了榜样。”对农民的镇压导致他们组建了武装自卫队。
乌戈生命中的这一开创性时期无疑给世界各地的革命者带来了许多教训，但他漫长生命中的许多其它阶段也是如此。
由于他扮演的农民组织者的角色，布兰科被捕了。当地警察接到命令要杀死他，而军警接到命令要活捉他。幸运的是，是后者带走了他。但在塔卡纳对他的审判中，由于该州认为他在那里得到的支持比在库斯科少，检察官要求判处死刑。
最后，他被判处25年监禁，关押在流放岛弗朗顿岛（ElFrontón）的堡垒中。这是一场重要的、争取他获释的国际运动的局部胜利，该运动由第四国际组织领导，但得到了更广泛的支持，包括西蒙·德·波伏娃和伯特兰·罗素等人物。1968年，他被国际特赦组织瑞典分部评选为年度囚犯。
在他服刑期间，最后大约五年，他写了大量的文章。其作品的大部分英文译本于1977年出版为《土地或死亡：秘鲁的农民斗争》。
无论是在他的第一本书中，还是在他之后几十年来所写的其它一切著作中，他的作品都非常生动精彩地传达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即地主将某种形式的封建奴役强加于无地人民的头上。土著居民被迫在被帝国主义从他们手里偷走的土地上工作，此等侮辱必然导致抵抗——乃至造反。
布兰科来自一个政治家庭，1951年，他17岁时在库斯科上大学时就开始了政治活动，成功组织了一次反对独裁领导人的罢工。他在阿根廷留学时成为托洛茨基主义者和第四国际组织成员，其动机尤其出于对1954年危地马拉政变的反对。他放弃了学业，成为拉普拉塔的一名工厂工人以及积极的工会成员。
1957年，他回到秘鲁，在另一家工厂工作，投身于利马的政治组织。1958年，他参与组织了一场反对尼克松访问秘鲁首都的示威活动。也许是为了躲避对他的活动特别感兴趣的警察的注意，他搬到了拉孔本西翁，成为了一名佃农，并开始在那里组织活动。
在毫不减少他以前所做工作的情况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他对革命斗争和激进思想的发展做出了最独特的贡献。
布兰科自己在2020年的一次采访中这样自我评价：“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在我的人生轨迹中最重要的成就，是为土地归属于在其上劳动的人而进行的斗争，通过在大会中做出决定的民主方式组织这场斗争，并要求土著和农民受到尊重”。
在布兰科被监禁期间，胡安·贝拉斯科因一场成功的军事政变而成为秘鲁总统。他自称是赞成土地改革的进步人士。他试图与乌戈达成协议，说如果他成为他的土地改革团队的一员，他会让他出狱。乌戈回应道：“想要我加入你的团队的话，既不要去推行你想要的土地改革，也不要去推行我想要的，而应该去全国各地询问大家，推行人民所想要的土地改革。”
贝拉斯科不接受这一点，但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因此最终于1971年将布兰科驱逐到墨西哥。第二年，乌戈·布兰科前往阿根廷，并从那里前往当时阿连德执政的智利。1973年反对阿连德的政变期间，他在瑞典大使馆避难，并在该国获得庇护，并在那里生活了多年。
1975年，布兰科回到秘鲁。贝拉斯科被贝穆德斯废黜，贝穆德斯承诺赦免在其前任统治下被驱逐的人。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乌戈能够在全国各地旅行，但1976年7月3日，随着反对紧缩的抗议活动愈演愈烈，他被逮捕并驱逐回瑞典。
1978年，他再次回国，作为团结的左翼名单——工农、学生和人民阵线（FOCEP）——的一部分参选制宪会议，该名单得到了工人革命党（PRT）（秘鲁第四国际主义者）的支持。当他成功当选时，他又被赶了出去，所以他在欧洲进行了一次演讲之旅，谴责镇压，获得了如此多的支持，最终他被允许回来并宣誓就任议员。
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里，乌戈担任了各种民选职位——1980-85年期间，他在国会中代表马里亚特吉主义统一党（PartidoUnificadoMariateguista），1990-92年期间，乌戈在秘鲁分部支持的大选中代表联合左翼当选参议员。1980年，在多年来的第一次总统选举中，布兰科也作为PRT候选人参选。
1993年，由于光辉道路（ShiningPath）和安全部门的威胁，他被迫再次逃离，并在墨西哥生活了四年。他深受1994年恰帕斯洲的萨帕塔起义的影响。随后，他返回秘鲁，继续开展建设农民运动的工作，并于2006年开始出版每月通讯LuchaIndigena（《土著斗争》）。
在二十一世纪，许多革命社会主义者已经认识到，面对我们日益面临的环境灾难，为生态社会主义而战的重要性。乌戈认为，虽然土著人群可能不会使用生态社会主义一词，但他们已经为生态社会主义奋斗了500年。
安第斯山脉和亚马逊地区的土著人相信“人类是地球母亲的女儿和一部分。我们必须与她和谐相处……我们爱并关心帕查玛玛（译注：安第斯土著人崇敬的女神，也称为大地／时间母亲）。我们热切希望通过农业和自然医学，以及任何无害的现代进步，将我们的经济建立在她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的基础上。”
在多年斗争中，布兰科的健康遭受了多次打击。2002年，他在墨西哥接受了脑部手术，之后在古巴接受了治疗。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的病情再次恶化，在短暂但急性的疾病后在瑞典去世。
尽管乌戈·布兰科没有以第四国际成员的身份去世，但他从年轻时就在阿根廷加入了第四国际组织并持续了几十年。我们与他一直相互视为彼此的同志。他自己指出，每当他的生命受到威胁时，第四国际都会带头拯救他。
我们大多数人都从他的孩子们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谜因，他的笑脸和象征性的草帽，他在世的日期和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话，得知他的离世。
有些人奋斗了一天，他们很好，
有些人奋斗了一年，他们更好，
有些人奋斗了很多年，现在他们更好了，
但也有人奋斗了一辈子，他们是不可或缺的
恰当的是，这些话也是乌戈·布兰科的书《我们印第安人：秘鲁的土著人民和为土地进行的斗争》（ResistanceBooksandMerlinPress2018）序言的开头部分。虽然我们哀悼我们将无法再与乌戈并肩作战或亲自与他对话，但我们相信，他的想法和他不屈不挠的决心将像在我们心中一样，在许多人心中永存。
安赫尔·乌戈·布兰科·加尔多斯永垂不朽！ |
乌戈·布兰科（1934.11.15-2023.6.25）（德里克·沃尔（DerekWall），2023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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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戈·布兰科（1934.11.15-2023.6.25）
德里克·沃尔（DerekWall）2023年6月27日
朱奥托车翻译、日土兀校对
原文链接：hugoblanco15.11.1934‑25.06.2023
德里克·沃尔赞颂他的朋友兼同志乌戈·布兰科（hugoblanco）的一生。
乌戈·布兰科于6月25日星期日去世，他是一位近乎神话般的秘鲁革命领袖。我很高兴能和他一起工作，可以公平地说，我们所有见过他的人都发现，他是一个温暖美丽的人，而不是一个冷酷的传奇。
他在20世纪60年代领导了一场农民起义，虽然成功地实现了土地权利，但他在监狱里度过了许多年，条件往往非常困难，大部分时间都在死囚牢房里。他当时是第四国际的主要成员，在去世前一直与第四国际保持着密切联系。近几十年来，在萨帕塔主义和其它土著运动的启发下，他出版了报纸《LuchaIndigena》（“土著斗争”）。
至少有三件事对乌戈·布兰科来说很重要。首先，从学生时代到最后生病，他一直是一个积极的革命斗士。其次，他对这种战斗性采取了开放的同志态度，与其它人合作，并在适当的战术上灵活机动。第三，他是一位开拓性的生态社会主义者，在我们许多人意识到这一因素之前，就推动了革命行动主义的生态方法。
关于他的漫长一生，有太多的话要说，也许很难知道从哪里开始。然而，对乌戈来说，一个关键时刻是听说一个土著人被热烙铁在身体上打了烙印。尽管当时他还是一名在校学生，但听到这件事，他开始了一条毕生致力于反抗压迫，特别是反抗对土著人民压迫的道路。
20世纪50年代，他在阿根廷读书时成为托洛茨基主义者。他和许多其它拉丁美洲人一样，对1954年中央情报局在危地马拉领导的政变感到震惊。在参加一次示威活动时，他听到了来自不同政治潮流的不同演讲者，他印象最深的是这位演讲者呼吁危地马拉人民武装起来。得知演讲者是托洛茨基主义者，乌戈决定也成为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
他很快成为了一名忠诚的党员，在搬回秘鲁组织群众之前，他在多家工厂工作。他因组织工人被关押在库斯科的一间警察牢房里过夜。他与三名来自与秘鲁亚马逊接壤的拉孔本西翁地区的人共享一间牢房。他们请求他搬到他们的地区，帮助他们争取土地权，这场斗争随着地主杀害占领土地的农民而加速。作为回应，乌戈组织了武装自卫组织，冲突最终取得了胜利，也导致革命者被监禁。
1970年，新的秘鲁军政府释放了乌戈，他再次积极支持工会纠纷和其它斗争。他被流放了。他在墨西哥、阿根廷和智利度过了不同的时光。在反对阿连德社会主义政府的政变期间，他在智利，被瑞典大使馆救出，死里逃生。他的胡子剃光了，穿上西装，以汉斯·布鲁姆的名字偷偷地走了出来。他的女儿卡门和瑞典大使的女儿一起上学；要不是因为这个，他很可能已经被杀了。
他在瑞典生活了一段时间，回到秘鲁，卷入了更多的斗争，事实上，他曾是总统候选人，并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参议员。作为参议员，他特别关注环境保护。由于受到国家安全部门和光辉道路的死亡威胁，他再次被流放，这次是回到墨西哥。
他对自己参与选举政治的热情很低，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他一直致力于在基层的武装斗争，而不是传统的列宁主义。然而，他的方法具有连续性，始终专注于群众民主斗争和决策。“我一直尊重土著人的特点，即群众而不是个人负责任。即使我们拿起武器，也是群众决定自卫”。[1]
同样，他的生态斗争植根于他对土地权利的终身承诺。《土著斗争》不仅在秘鲁，而且在世界各地支持了许多任务人、土著和生态斗争。乌戈访问了许多国家，支持生态社会主义者的运动，并于2019年在斯德哥尔摩会见了格蕾塔·桑伯格。乌戈认为，环境政治植根于被压迫者的斗争，并指出
秘鲁有很多人是环保主义者。当然，如果我告诉这些人，你们是生态学家，他们可能会回答“什么狗屁生态学家”或类似的话。然而，让我们看看。Bambamarca村一次又一次地勇敢地与采矿造成的水污染作斗争，这难道不是真正的环保主义吗？Ilo镇和周围被秘鲁南部铜矿公司污染的村庄难道不是真正的环保主义吗？皮乌拉省的TamboGrande村像握紧的拳头一样崛起，并准备死去，以防止山谷中的露天采矿，这难道不是环保主义吗？用一千甚至五千字都不可能恰当地纪念和描述他的各种政治运动，乃至他无数次近乎奇迹般的死里逃生。然而，也许最好的墓志铭和总结来自另一位拉丁美洲革命者。
1963年，切·格瓦拉在阿尔及尔指出：
乌戈·布兰科是秘鲁一个游击运动的首领。他顽强地挣扎着，但面对残酷的镇压。我不知道他的斗争策略是什么，但他的失败并不意味着运动的结束。只有一个人倒下了，但这场运动仍在继续。有一次，当我们准备从格拉玛登陆时，当我们所有人都有被杀的巨大风险时，菲德尔说：“比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树立的榜样。”这是一样的。乌戈·布兰科树立了榜样
在那之后的几十年里，乌戈一直树立着榜样，纪念他一生的最好方式是继续他的土著团结、生态社会主义和务实、专注的革命承诺的遗产。
有一部关于乌戈的电影于2020年上映，名叫RíoProfundo，还有很多关于他的采访可以阅读。他对我们所有见过他的人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德里克·沃尔于2018年出版了《乌戈·布兰科：终生的革命者》一书，由Merlin/Resistance出版社出版。
[1]https://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7049 |
九、为第四国际的生存而牺牲的人们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皮埃尔·弗朗克->第四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者的长征
九、为第四国际的生存而牺牲的人们[1]
（1972年）
将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上出现了许多重大事件，这就提出了许多有关建立一个革命马克思主义国际领导机构和在每一个国家里建立一些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该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我们已在本书中主要地而且有意识地叙述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面对这些事件和问题的情况下在理论、政治和组织方面所进行的活动。我们已能看到，要在理论和政治方面取得进展是多么困难，这只有在组织内部不断地进行争辩才能办到。但是，思想、纲领、组织，是通过一些人来创立和存在下去的。关于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战士们的名字，我们在前面只顺便提到了几个。关于这样的一个题目，有多少东西好写啊！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条件比其他工人派别要艰苦得多：一般地说，资产阶级的迫害是一服兴奋剂，而在自己的阶级内部，一些真诚的革命工人，由于受到一些拥有强大的工人国家作后盾的官僚主义者的蒙蔽，也经常迫害托洛茨基主义者，这种迫害却使许多有才干的人陷入无法作出自己的最大贡献的境地。
托洛茨基的名字是高出于所有参加他创立的运动的战士的名字之上的（他的名字是和他的妻子娜塔莉娅的名字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现在他的名字已开始重新发出它以前在伟大的革命时期中的光辉。但是，还有多少人的名字因为受到斯大林主义派的诽谤，在劳动者眼里也显得污秽不堪，直到今天，他们在新的一代的眼里仍未被恢复名誉啊。一般地说，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过去对曾经为它的纲领的胜利而进行过战斗的人所抱的态度是十分审慎的。历史将逐步地在国际上和在各个国家里恢复他们应得的名誉。
斯大林主义对托洛茨基主义者无情迫害的后果，在很长时间内也使许多人迷失了方向或者被吓倒，并使外界对托洛茨基主义者表示友好和同情的人的圈子缩小到了极点，而友谊和同情却正是先进的运动所需要的。因此我们在这里不可忘记向这种逆境中和我们交朋友的人致敬，向曾经参加过共产国际及其所属各国政党而目前成为革命领袖中的某些人致敬，因为这些领袖虽然没有和我们一起走到底或者和我们发生了分歧，但是却始终忠于世界革命事业。我们在这里提一下他们中间的某些人的名字：艾米弗雷德·罗斯默和玛格丽特·罗斯默，第四国际成立大会就是在他们家里召开的；赫·斯托克菲希[赫希·门德尔]，他是一个参加过俄国1905年和1917年革命的战士，他建立了波兰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并争取到艾萨克·多伊彻也参加了该组织；安德烈斯·宁，他在西班牙革命时期被格伯乌暗杀；保罗·弗勒利希、阿尔卡迪·马斯洛夫、胡戈·乌尔巴恩斯，他们过去是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安德烈·马尔蒂，他被法国共产党开除后，同我们建立了兄弟般的关系；约翰·贝尔德，他是英国工党议员，一直站在我们这一边；罗曼·罗斯多尔斯基，他是乌克兰的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路易·波尔克，他是比利时共产党中央委员，曾在比利时参加建立反对派的工作，后被流放，死于诺因加默集中营；坦·马拉卡，他与斯内夫利特一起，于1914年在印度尼西亚创建了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战后在游击战中失踪。
现将那些高举托洛茨基主义旗帜，在战斗中牺牲的人非常不完整的名单开列如下：
尼科拉·迪·巴尔托洛梅奥[福斯科]：意大利共产主义工人，法西斯主义时期流亡法国；曾经参加西班牙战争；回法国后，被引渡给意大利当局，后者将其流放，关入集中营；战后获得自由以后，在意大利重新建立了托洛茨基主义组织；1946年去世，时年45岁。
安赫尔·阿马多·本戈切阿[1926——1964]：（阿根廷人。——录入者注）20世纪40年代大学生头几次造反的领导人之一，“社会主义青年”者一组织的领袖；在拉普拉塔法学院求学时期，在社会党内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反对派，于1946年参加托洛茨基主义运动；50年代中在工厂工作，并成为处于庇隆主义影响下的工会的领导人；1957年被监禁六个月；后来参加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斗争，于1963年建立了一个政治军事小组，后在一次爆炸中牺牲。
费尔南多·布拉沃：玻利维亚教育工作者的领导人，出席第四国际各次代表大会的玻利维亚P.O.R.[第四国际玻利维亚支部]的代表；执行任务时牺牲。
托马斯·昌比：P.O.R.[第四国际玻利维亚支部]中央委员会委员；在巴里恩托斯和奥万多（原文如此——译者）独裁统治时期被捕入狱，在后者垮台时获释；在班塞尔发动政变时，领导一支拉巴斯地区的贫农纵队进行战斗，在战斗中牺牲。人们在他身上找到了他亲手写的一张条子，上面写道：“我是革命工人党的一名战士，党教导我要为正义的事业勇敢战斗；为了国家的解放，前进，直到最后胜利！”
埃米尔·德古[1910——1970年]：模范地战斗了37年的比利时矿工；1934年参加“青年近卫军”，后又参加第四国际比利时支部，在地下活动时期曾担任重要职务。
文森特·雷蒙德·邓恩[1889——1970年]：17岁时参加“世界产业工人”；1919年，参加建立美国共产党的工作；1928年参加建立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工作。1934年领导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大罢工[这是后来出现工会运动高潮，建立产业工会联合会的序幕]。1938年，参加第四国际成立大会筹备工作的讨论；1941年被捕，根据史密斯法案被判处十六个月徒刑。
海因茨·埃佩[瓦尔特·黑尔德]：1931年在大学求学时期即参加德国左翼反对派；曾参加《不断革命论》的出版工作；1933年3月被迫流亡，在捷克斯洛伐克组织《我们的话》的出版工作[这是侨居国外的德国人的第一个出版物]；1934年，和维利·勃兰特一起任设在奥斯陆的“革命青年组织国际局”书记，后因勃兰特从中挑拨，所有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包括瓦尔特·黑尔德在内，都被开除出该局；1934年曾为托洛茨基安排去挪威及居住事宜；曾参加德国支部的国际工作和第四国际；挪威被占领后，他全家到瑞典避难；1941年春，试图转道苏联和日本赴美；在苏联被捕，他的妻子和他的一个孩子同他一样从此失踪。
约瑟夫·弗赖[1882——1957年]：1914年前，任维也纳《工人报》编辑，1918年革命时期任维也纳军人会议主席，后与奥托·鲍威尔和弗里茨·阿德勒决裂，参加共产党；1927年作为托洛茨基主义者被开除党籍。
何塞·阿吉雷·盖恩斯堡：流亡的玻利维亚革命者，智利共产党领导成员；1934年于玻利维亚创建P.O.R.并为该组织进行理论建设；曾被流放及坐牢多年；34岁去世。
伦佐·甘比诺[1922——1972年]：职员；长期患病后，于3月20日在都灵去世；法西斯主义垮台时，为社会党党员；1949年参加第四国际意大利支部，为该支部领导成员；出席历届世界代表大会的代表，曾任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多年，自1969年起任该委员会书记；意大利支部党章起草人，托洛茨基主义报刊的合作者，笔名为里恩齐和布兰多；曾领导设在都灵的那个组织达二十年之久。
彼得·格雷厄姆[1945——1971年]：爱尔兰革命者，最初参加“康诺利青年”（该组织很快就已倾向托洛茨基主义）；旋又成为爱尔兰工人小组成员，在都柏林参加建立“工人共和同盟”及“社会主义青年”的工作；继又至伦敦参加第四国际英国支部并参加《红鼹鼠》的编辑工作；后回都柏林准备建立爱尔兰支部，到后不久即遭暗杀，真相不明；爱尔兰共和军和爱尔兰社会主义运动所属各组织曾开会悼念他。
朱尔·埃南[1882——1964年]：矿工，1905年起即参加比利时工人党，1919年成为比利时第一批共产党员之一，1927年创建托洛茨基主义组织，1932年沙勒罗瓦矿工罢工领导人之一，罢工后被捕入狱；战时参加地下工作；曾任第四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多年。
马塞尔·伊克：1933年十八岁时参加法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国际主义工人党和“列宁主义青年”]；1940年8月，重建该组织并出版《真理》；法国被占领时期任法国支部书记，曾参加建立第四国际欧洲书记处的工作；1943年被捕，在多拉集中营中英勇牺牲。
约瑟夫·雅克博菲克[1915——1943年]：希特勒占领奥地利时期，“反冲锋队”小组领导人，1943年10月以叛国和在军队中进行扰乱军心的宣传的罪名被判处死刑。
扎维斯·卡兰德拉：历史学家，共产党员，1936年曾谴责“莫斯科审判案”；任第四国际捷克斯洛伐克支部书记期间，于1950年被斯大林主义派以“间谍”罪逮捕处决；后于“布拉格之春”时期恢复名誉。
罗斯·卡斯特纳-坎农[1890——1968年]：十八岁即参加美国的社会党；1909年，任《群众》杂志秘书；1921年曾参加美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积极投入为受迫害者[特别是萨科-万泽蒂一案中被牵连者]辩护和营救的活动；1928年，参加建立美国托洛茨基主义组织的工作，此后即献身于这一事业直至去世。
弗朗茨·卡沙[1909——1943年]：希特勒占领奥地利时期，“反冲锋队”小组领导人，1943年十月以叛国和在军队中进行扰乱军心的宣传的罪名被判处死刑。
鲁道夫·克勒门特：德国青年托洛茨基主义者，托洛茨基的秘书；积极参加第四国际成立大会筹备工作，1938年，召开大会前夕，被格柏乌暗杀。
亚伯拉罕·莱昂[1918——1944年]：生于华沙，与犹太复国主义决裂后，著有《犹太问题的唯物观》一书；战争初期，参加比利时托洛茨基主义组织，后来成为该组织的主要组织者，曾参加建立欧洲书记处的工作；1944年6月被捕，同年9月死于奥斯威辛集中营。
莱昂·勒苏瓦尔[1892——1942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比利时驻俄使团兵士，后表示赞成十月革命；比利时共产党创建人之一，1923年任中央委员会委员；曾因“阴谋危害国家安全罪”被通缉；1927年创建比利时托洛茨基主义组织；1932年领导沙勒罗瓦矿区矿工罢工；出席第四国际成立大会的代表；1941年被捕，1942年死于诸因加默集中营。
塞萨尔·洛拉：玻利维亚“西格洛20号矿”矿工领导人；1965年7月19日被巴里恩托斯手下的兵痞杀害。
B·马利卡尔琼·拉奥：在安得拉邦和孟买的大学中求学时既参加革命运动和工会活动；1941年建立的印度马兹杜尔托洛茨基主义党的创始人之一；1942年，参加抗英起义后转入地下，1944年被捕，被判二年徒刑；1947——1948年，参加反对前海得拉巴土邦君主的游击运动，直至这个邦并入印度联邦时为止；1949年，当选为工会领导人之一；1959年，因其在安得拉邦的公务员罢工中所起的作用而再度被捕；1965年，任S.W.P.[第四国际印度支部]组织委员会委员；战斗了三十多年后于1966年去世。
谢里·曼根[帕特里斯]：英国作家兼记者，自1934年起成为托洛茨基主义者；在法国被占领时期参加该国托洛茨基主义组织的活动，被贝当驱逐出境；战时从事秘密联络工作；由于受麦卡锡主义迫害而生活发生困难；后又在法国参加秘密援助阿尔及利亚革命的工作；曾任第四国际领导成员多年；1961年去世，时年57岁。
夏尔·马里[1915——1971年]：铁路工人，战后不久即参加托洛茨基主义运动；长期在鲁昂单独地捍卫托洛茨基主义，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和不知疲倦的战士；在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地下活动中，重建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吸收了许多青年[这些青年在1968年五月事件以后，在这个城市里建立了本省最大的属于共产主义联盟的组织]；鲁昂的一个铁路工人小组即以他的名字命名；在鲁昂召开共产主义联盟第二次代表大会时，任名誉主席。
让·迈希勒：1929年《真理》的创办人之一，侨居国外的德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机关刊物《我们的话》的经理；他为此在法国被占领时期作为人质被捕；是第一批被杀害的人质之一，牺牲时年仅45岁。
路易斯·爱德华多·梅尔利诺[尼科苏][1947——1971年]：巴西记者；起初在圣多斯的各大学生组织中，以后又在圣保罗的新闻界里，进行政治活动；1968年参加共产主义工人党，不久即成为该党领导人之一；以后接受第四国际的立场，并根据他所写的关于国内和国际问题的提纲建立了一个反对派；在法国逗留几个月以后秘密回到本国，不久，于1971年7月被捕，受尽折磨后被杀害。
亨利·莫利尼埃[马克·洛朗][1898——1944年]：工程师，曾参加创办《真理》的工作；曾十分谨慎地完成许多任务；战争时期为国际主义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在解放巴黎的战斗中被炮弹炸死。
格奥尔·莫尔特韦兹[1881——1971年]：丹麦医师，本世纪初原系一个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党员，后转向马克思主义，参加某些供知识界阅读的杂志的出版工作；曾援助逃亡到丹麦的德国反法西斯战士；1943年，德军占领期间，为哥本哈根北部地区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一；战后反对共产党参加内阁及它的改良主义政策，因此被开除出党；1955年参加第四国际；曾将《被出卖的革命》译成丹麦文，并著有一本列宁传记和一本托洛茨基传记；为国内公认具有很大才智的人，经常通过电台广播宣传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
马丁·莫纳特[保罗·维德林][1913——1944年]：犹太复国主义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人之一，1933年以前同情德国共产党，后即转向托洛茨基主义，并与犹太复国主义决裂；1939年由德国移居比利时，参加当地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战争时期在法国，在德国军队中组织亲善活动，并出版机关刊物《工人和士兵》，后在布勒斯特建立一个德国士兵小组[该小组许多成员后均被捕并被处决]；在同盟国军队进入巴黎前不久被捕，法国警察局将其移交给德国当局，后者将其押至万森树林中处决，但重伤未死，后于医院中再度被盖世太保抓去枪决。
穆林：德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在西班牙内战时期被格柏乌暗杀。
潘泰利斯·普利奥普洛斯：1922年因在希腊军队中进行活动受到当局追究；他是《资本论》希腊文译本的译者，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希腊共产党代表，1925年任希腊共产党书记，1927年作为托洛茨基主义者被开除党籍，后任希腊托洛茨基主义组织书记；1936年梅塔克萨斯政变后转入地下；1939年被捕，1943年被意大利人当作人质枪决；临刑前在刑架上尚对意大利士兵进行宣传，时年34岁。
阿尔特·普赖斯[1911——1964年]：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求学时，创办了《自由之声》报，后该报被禁；1933年，先后组织俄亥俄州托利多的失业者和劳动者参加各种工会，被推任该地产业工会联合会理事；1940年起，任《战斗者》报工人专栏编辑；著有1929——1955年美国工会运动史：《劳工的巨人步伐[产业工会联合会的二十年]》。
路易斯·普哈尔斯[1942——1971年]：阿根廷革命者，1961年参加“工人的话”小组，该小组于1964年参加革命劳工党；在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后任执行委员会委员；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政治和军事负责人；9月17日被捕，当局将他押送至罗萨里奥，22日又押回布宜诺斯艾利斯，但当局否认曾经逮捕他；多半死于酷刑。
伊格纳策·雷伊斯[卢德维格]：波兰共产党员，俄国革命内战时期英雄；苏联特务机关主要领导人之一；1936年第一件“莫斯科审判案”结束后与斯大林主义决裂，退回所得全部勋章并声明：“我同托洛茨基和第四国际站在一起”；数星期后在洛桑附近被格柏乌暗杀。
沃尔夫冈·萨卢斯：捷克斯洛伐克青年共产主义者，1929年十八岁时，参加该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筹建工作；战后曾对国内重建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作出贡献，后于侨居国外期间去世。
列夫·谢道夫[1905——1938年]：托洛茨基之子；1927年被苏联共产党开除党籍后，一直帮助托洛茨基工作；在每件“莫斯科审判案”中都被控支持托洛茨基而被判处死刑，后来在巴黎神秘地死去，定系被格柏乌暗杀。
亨里·斯内夫利特[1883——1942年]：荷兰工人领袖，1914年创建印度尼西亚社会主义运动，1920年创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为该党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共产国际驻中国共产党的代表
[2]
；因支持水兵暴动曾被监禁；后建立工人革命社会党；战时被捕，1942年4月13日被德国人枪决；他英勇就义为全国作出了榜样。
陈独秀[1879——1942年]：北京大学教授；1911年民主革命的领导人之一
[3]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1920——1927年任书记，后参加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1932年被国民党监禁，判处13年徒刑，1937年假释出狱，于1942年去世。中国共产党领导至今还在贬责他。
窦图滔：越南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创建人，大战前西贡劳工领袖；大战时期被监禁；1946年获释，不久即神秘地失踪，想必被斯大林主义派杀害。
皮埃雷·特雷索[布拉斯科][1893——1943年]：自1925年起任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为出席共产国际历次代表大会的代表；1930年作为托洛茨基主义者被开除党籍，后流亡法国，继续进行战斗；参加共产主义联盟的领导工作，出席哥本哈根会议[1932年]和第四国际成立大会；战争期间被马赛军事法庭判处十年苦役，监禁在普伊监狱中，后与所有其他被监禁的人一起被游击队解放；但不久就像其他的托洛茨基主义者那样，在打游击时失踪，多半被斯大林主义派杀害。
利贝罗·维洛内[1913——1970年]：法西斯统治时期参加意大利共产党；1938年因批评“莫斯科审判案”被开除党籍；1943年被捕，墨索里尼垮台后获释；恢复党籍后，不久又因批评阶级合作政策被开除出党；1945年参加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教育工会中担任过多种职务；曾领导《红旗》的出版工作多年。
约瑟夫·万兹勒[约翰·G·赖特]：哈佛大学化学系学生；1929年参加美国托洛茨基主义组织；曾翻译过许多托洛茨基的著作；1956年去世，时年52岁。
埃尔温·沃尔夫[N.布劳恩]：捷克斯洛伐克人，托洛茨基主义者；托洛茨基在挪威时的秘书；西班牙内战时期被格柏乌暗杀。
这份非常不完整的名单就写到这里为止。我们可以看到，托洛茨基主义派的损失，按照人数的比例来看，大概比任何其他的工人派别的损失都要大，但我们还要再提一下苏联的那些托洛茨基主义者，他们都是非常著名的革命者，是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创始人，对所有对他们的迫害都进行了反抗，直到斯大林决定把他们全部消灭时为止。关于他们在沃尔库塔斗争的报导，这都是当时的目击者离开集中营以后告诉我们的
[4]
。例如，他们曾和1000多个犯人一起进行了持续132天的绝食斗争[从1936年10月至1937年3月]，在这次斗争中死了不少人。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所著的《第一圈》
[5]
一书已使他们英勇就义的事迹在伟大的国际文学中占有一席位置。
我们把这本书[6]
献给他们和所有为第四国际进行战斗而死去的人。
[1]节选自皮埃尔·弗朗克《第四国际》第九章
此书版本信息：
刘宏谊等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1981年10月第1版
统一书号：3017·280
作者系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法国支部“国际主义共产党”领袖，及第四国际主要领导之一
全文录入后同时已校对。——录入者（红草）说明
[2]当时他叫做马林——录入者注
[3]陈独秀谈不上是1911年革命的领导人，但他的确积极参与了那次资产阶级革命——录入者注
[4]见《第四国际》1962年12月第17期和艾·多伊彻所著《不受法律保护的先知》（法文版）第533页起
[5]见上书（法文版）第312——316页
[6]联系上文（这句话是全书正文的最后一句话），“这本书”应指弗朗克的这本《第四国际》。——录入者注 |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1920年7-8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1920年7-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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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
（1920年7-8月）
·出版说明
召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通知和提纲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召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通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拟定的提纲
↘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
↘关于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
↘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
↘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
↘共产党与议会制问题
↘实行共产主义议会制
↘工会运动、工厂委员会与第三国际
↘土地问题提纲初稿
↘何时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可以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
↘关于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的提纲草案
↘关于青年运动的提纲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
第一次会议（1920年7月19日）
·季诺维也夫致开幕词
·选举主席团
·加里宁致贺词
·列宁作报告：《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基本任务》
·罗斯梅向彼得格勒无产阶级致贺词
·塞拉蒂向俄国红军致贺词
·施泰因哈德关于匈牙利白色恐怖的讲话
·马尔赫列夫斯基关于波兰局势的讲话
·列维关于欧洲无产阶级在波苏战争中的任务的讲话
↘告世界各国无产者书
·表决贺词和呼吁书
第二次会议（1920年7月23日）
·确定议事规则和议事日程
·季诺维也夫作报告：《论共产党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和之后的作用及其组织结构问题》
·讨论季诺维也夫的报告
↘拉姆赛（英国，车间代表委员会）
↘麦克莱恩（英国社会党）
↘佩斯塔尼亚（西班牙劳动联盟）
↘坦纳（英国，车间代表委员会）
↘拉科西（匈牙利）
↘怀恩科普（荷兰）
↘列维（德国）
↘塞拉蒂（意大利）
↘列宁（俄国）
↘托洛茨基（俄国）
↘苏希（全德工人联合会）
↘拉姆赛（英国，车间代表委员会）
·选举共产党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和之后的作用及其组织结构问题委员会
第三次会议（1920年7月24日）
·成立大会各个专题委员会
·美国代表团关于美国共产党与美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合并的声明
·南非国际社会主义联盟的电报
·选举资格审查委员会
·季诺维也夫作共产党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和之后的作用及其组织结构问题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表决并通过关于共产党的作用的提纲
·宣读各委员会委员名单
·表决并通过在组织委员会中设立妇女问题和青年问题专门小组委员会的提案
·讨论是否允许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的代表参加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委员会的问题
↘怀恩科普（荷兰）
↘拉狄克（俄国）
↘万·列文（荷兰）
↘吉尔波（法国）
↘拉狄克（俄国）
↘多伊米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
↘怀恩科普（荷兰）
↘季诺维也夫（俄国）
↘列维（德国共产党）
↘布哈林（俄国）
·表决并通过允许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的代表参加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委员会的问题
·选举各小组委员会并成立审议英国工党问题的特别委员会
第四次会议（1920年7月26日）
·列宁作报告：《民族和殖民地问题》
·马林作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罗易发言并提出补充提纲
·讨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
↘里德（美国）
↘弗赖纳（美国共产党）
↘拉狄克（俄国）
·关于是否停止申请发言的争论
第五次会议（1920年7月28日）
·继续讨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
↘苏尔坦—扎德（波斯）
↘格拉齐亚德伊（意大利）
↘刘绍周（中国）
↘朴振顺（朝鲜）
↘康诺利（爱尔兰）
↘麦克—阿里平（爱尔兰）
↘伊兹马伊尔·哈基一帕沙（土耳其）
↘马林（荷属印度）
↘弗鲁姆金娜（崩得）
↘麦克莱恩（英国社会党）
↘怀恩科普（荷兰）
↘梅烈任（俄共（布）犹太部中央局）
↘墨菲（英国，车间代表委员会）
↘柯恩—埃贝尔（巴勒斯坦社会党）
·塞拉蒂对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的表决投弃权票的声明
·就塞拉蒂的声明展开的争论和声明
↘怀恩科普（荷兰）
↘塞拉蒂（意大利）
↘季诺维也夫（俄国）的声明
↘罗易（英属印度）
↘怀恩科普（荷兰）
↘塞拉蒂（意大利）
↘怀恩科普（荷兰）
↘季诺维也夫（俄国）
↘弗鲁姆金娜（崩得）的声明
↘塞拉蒂（意大利）的声明
↘波姆巴契（意大利）的声明
↘怀恩科普（荷兰）的声明
↘佩斯塔尼亚（西班牙劳动联盟）的声明
↘格拉齐亚德伊（意大利）的声明
·表决并通过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及将有争论的问题提交委员会审议的建议
第六次会议（1920年7月29日上午）
·季诺维也夫作报告：《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
·塞拉蒂提出把参加共济会的人员开除出党的提案
·讨论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
↘拉狄克（俄国）
↘加香（法国社会党）宣读声明
↘勒弗夫尔（法国）
↘格拉齐亚德伊（意大利）
↘吉尔波（法国）
↘赫尔措格（瑞士）
↘戈尔登贝尔格（法国）
↘博尔迪加（意大利）
·召开国际妇女（共产党员）代表会议的通知书
第七次会议（1920年7月29日晚）
·继续讨论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
↘米尔基奇（南斯拉夫）
↘波姆巴契（意大利）
↘波拉诺（意大利）
↘拉科西（匈牙利）
↘塞拉蒂（意大利）
↘迈耶尔（德国）
↘怀恩科普（荷兰）
↘明岑贝格（青年共产国际》
↘洛佐夫斯基（俄国）
↘克里斯平（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
↘迪特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
第八次会议（1920年7月30日）
·就施泰因哈德提出的召开专门会议报道俄国工会工作的提案所展开的争论
·继续讨论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
↘拉柯夫斯基（俄国）
↘塞拉蒂（意大利）
↘列宁（俄国）
↘列维（德国）
↘安贝尔一德罗（瑞士）
↘多伊米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
↘达尔斯特隆（瑞典）
↘施特克尔（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
↘耶尔根辛（丹麦）
↘弗利斯（挪威）的声明
·季诺维也夫的结束语
↘塞拉蒂（意大利）的声明
↘怀恩科普（荷兰）的声明
↘迪特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声明
↘列维（德国）的声明
↘戈尔登贝尔格（法国）的声明
·表决并通过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提纲
第九次会议（1920年8月2日上午）
·季诺维也夫关于匈牙利苏维埃政权被颠覆一周年的讲话
·克里斯平（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声明
·布哈林作报告：《关于议会制问题》
·沃尔弗斯坦作议会制问题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博尔迪加作补充报告并提出反提纲
·讨论议会制问题
↘加拉赫（英国，车间代表委员会）
↘沙波林（保加利亚）
第十次会议（1920年8月2日晚）
·继续讨论议会制问题
↘赫尔措格（瑞士共产党）
↘墨菲（英国，车间代表委员会）
↘苏希（全德工人联合会）
↘列宁（俄国）
↘博尔迪加（意大利）
·布哈林的结束语
↘墨菲（英国，厂工会委员会）的声明
↘沙波林（保加利亚）的声明
↘戈尔登贝尔格（法国）的修正案
↘波拉诺（意大利）的声明
↘塞拉蒂（意大利）的声明
↘赫尔措格（瑞士）的声明
·表决议会制问题提纲并将修正案交由委员会审议
·拉狄克作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报告
第十一次会议（1920年8月3日上午）
·宣读奥地利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劳动友谊社”的贺电以及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复电
·拉狄克作关于工会和工厂委员会问题的报告
·宣读花勒子模劳动人民的贺信
·讨论工会和工厂委员会问题
↘弗赖纳（美国共产党）
↘坦纳（英国）
第十二次会议（1920年8月3日晚）
·继续讨论工会和工厂委员会问题
↘瓦尔歇（德国）
↘波姆巴契（意大利）
↘洛佐夫斯基（俄国）
·关于停止辩论工会和工厂委员会问题的讨论和声明
↘里德（美国共产主义工人党）
↘拉狄克（俄国）
↘麦克—阿里平（爱尔兰）
↘加拉赫（英国，车间代表委员会）
↘季诺维也夫（俄国）
↘坦纳（英国，车间代表委员会）
↘拉狄克（俄国）
↘里德（美国代表）的声明
↘坦纳（英国代表团）的声明
↘塞拉蒂（意大利）的声明
↘怀恩科普（荷兰）的声明
↘佩斯塔尼亚（西班牙）的声明
↘马林（荷属印度）的声明
·表决工会和工厂委员会问题提纲并将修正案交由委员会审议
第十三次会议（1920年8月4日上午）
·巴拉巴诺娃的讲话：《纪念奥森同志》
·迈耶尔作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
·讨论土地何题
↘格拉齐亚德伊（意大利）
↘沙波林（保加利亚）
↘塞拉蒂（意大利）
↘索柯里尼柯夫（俄国）
↘勒弗夫尔（法国）
↘迈耶尔（德国）
·表决并通过土地问题提纲
第十四次会议（1920年8月4日晚）
·卡巴克契也夫作关于共产国际章程的报告
·巴马捷尔作拟定共产国际章程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讨论共产国际章程
↘比兰（美国共产主义工人党）
↘怀恩科普（荷兰）
↘列维（德国）
↘加拉赫（英国，车间代表委员会）
↘里德（美国）
↘弗赖纳（美国）
↘季诺维也夫的结束语
·表决并通过共产国际章程
第十五次会议（1920年8月5日）
·资格审查委员会就承认美国共产党代表资格问题提出的通报
·讨论资格审查委员会的通报
↘弗林（美国统一共产党）
↘弗赖纳（美国共产党）
↘里德（美国共产主义工人党）
·表决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提案
·季诺维也夫作关于成立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时机问题的报告
·表决并通过关于何时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可以建立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提纲
·拉狄克作关于工会和工厂委员会问题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里德代表委员会少数派作补充报告
·讨论工会和工厂委员会问题
↘加拉赫（英国，车间代表委员会）
↘季诺维也夫（俄国）
↘弗赖纳（美国）
·表决并通过工会和工厂委员会问题的提纲
↘波姆巴契（意大利）的声明
↘拉狄克（俄国）的声明
·季诺维也夫关于红色工会国际问题的补充发言
↘坦纳（英国，车间代表委员会）
↘季诺维也夫（俄国）
·表决并通过季诺维也夫的提案
第十六次会议（1920年8月6日）
·关于这次代表大会不可能认真讨论青年运动问题的争论和决定
↘明岑贝格（青年共产国际）
↘西尔维亚·潘克赫斯特（英国工人社会主义联盟）
↘戈尔登贝尔格（法国）
↘季诺维也夫（俄国）
↘怀恩科普（荷兰）
·关于英国各党加入英国工党问题的争论
↘潘克赫斯特（英国工人社会主义联盟）
↘麦克莱恩（英国社会党）
↘加拉赫（英国，车间代表委员会）
↘列宁（俄国）
·表决并通过英国各党加入英国工党问题的提案
·表决并通过共产国际的基本任务的提纲
↘塞拉蒂（意大利）的声明
↘格拉齐亚德伊（意大利）的声明
↘季诺维也夫（俄国）的声明
↘怀恩科普（荷兰）的声明
↘塞拉蒂（意大利）的声明
↘博尔迪加（意大利）的声明
·迈耶尔作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表决并通过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规定
·表决并通过共产国际章程的修正案
·表决并通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在地
·表决并通过将妇女运动提纲和青年运动提纲交由执行委员会审议
·表决并通过议会制问题提纲
·土地问题委员会的通报
·佩斯塔尼亚提出使用世界语的建议
·关于召开青年代表会议的通知
·季诺维也夫关于各党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的代表资格问题的讲话
·讨论各党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的代表资格问题
↘怀恩科普（荷兰）
↘拉狄克（俄国）
↘怀恩科普（荷兰）
↘马林（荷属印度）
↘罗易（英属印度）
↘瓦涅克（捷克斯洛伐克）
↘季诺维也夫（俄国）
↘布林格利弗（瑞士〕
·表决向执行委员会派遣享有表决权的代表的政党名单和瓦涅克的提案
·通过关于告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书和关于共产国际宣言的提案
闭幕式（1920年8月7日）
·季诺维也夫致闭幕词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
·代表大会议事日程
·关于共产国际的基本任务
·关于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
·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决议
·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
·加人共产国际的条件
·共产党与议会制
·工会运动、工厂委员会与第三国际
·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
·共产国际章程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告法国社会党全体党员和法国一切有觉悟的无产者书
·第三国际告世界各国工会书
·执行委员会向第二次代表大会所作的工作报告
·各个政党和组织提交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目录
·革命的爱尔兰与共产主义
·资格审查委员会记录
↘1920年7月17日资格预审委员会会议记录摘要
↘1920年7月28日资格审查委员会会议记录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名单
·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俄国代表团成员名单
·第二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和各委员会成员名单 |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1919年3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1919年3月）【pdf下载】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
（1919年3月）
·出版说明
召开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有关文件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建议成立共产国际的电报(1918年12月24日）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邀请信（1919年1月24日）
·讨论代表会议问题的预备会议（1919年3月1日）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
第一次会议（1919年3月2日）
·列宁致开幕词
·选举主席团
·关于代表大会性质的讨论和决定
·选举资格审查委员会
·确定议事规则和日程
·各国党的报告
↘阿尔伯特（德国）
↘普拉廷（瑞士）
↘季诺维也夫（俄国）
↘西罗拉《芬兰）
【附】芬兰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
↘斯坦奇（挪威）
↘雷恩施坦（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鲁德尼扬斯基（匈牙利）
↘加谢（瑞士）
↘托洛茨基（俄国）
↘鲁特格尔斯（荷兰）
第二次会议（1919年3月3日）
·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报告（契切林）
·各国党的报告：
↘拉柯夫斯基（巴尔干革命社会民主联盟）
↘斯克雷昔尼克（乌克兰）
↘沙杜尔（法国）
劳尔·韦弗伊的信
洛里欧致伯尔尼黄色“国际”的信
↘法因贝尔格（英国）
·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行动纲领
↘阿尔伯特的报告
↘布哈林的报告
·讨论：
↘鲁特格尔斯（荷兰）
↘库西宁（芬兰）
·各国党的报告：
↘格鲁贝尔（德意志奥地利）
第三次会议（1919年3月4日）
·讨论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行动纲领：
↘雷恩施坦（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加谢（瑞士）
·决议起草委员会的通知
·结束语（阿尔伯特）
·雷恩施坦的修正案
·表决并通过行动纲领
·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和报告
·加谢同志的声明
·雷恩施坦的修正案
·拉柯夫斯基、格鲁贝尔、格里姆隆德和鲁德尼扬斯基关于成立第三国际的提案
·讨论成立第三国际问题：
↘阿尔伯特（德国）
↘季诺维也夫（俄国）
↘巴拉巴诺娃（齐美尔瓦尔德委员会）
↘格里姆隆德（瑞典）
↘拉希亚（芬兰）
↘拉柯夫斯基（巴尔干革命社会民主联盟）
↘鲁德尼扬斯基（匈牙利）
↘沙杜尔（法国）
↘格鲁贝尔（德意志奥地利）
↘法因贝尔格（英国）
·表决并通过关于成立共产国际的提案
·致乌克兰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贺词
·阿尔伯特的声明
·出席会议的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同志发表的声明
·关于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决定
第四次会议（1919年3月5日）
·伯尔尼代表会议和对各社会主义派别的态度：
↘普拉廷的报告
↘季诺维也夫的报告
↘刘绍周的发言（中国）
·国际形势和协约国的政策
↘奥波连斯基（奥新斯基）的报告
第五次会议（1919年3月6日）
·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报告（契切林）
·共产国际对全世界无产者的宣言
·西罗拉关于白色恐怖的报告
·普拉廷关于决议起草委员会的工作汇报
·日本社会党的决议案（鲁特格尔斯）
·关于吸收女工参加社会主义斗争的提案
·《告世界工人书》备忘录
·吉尔波的发言（法国）
·表决并通过有关决议和大会宣言
·组织问题
·列宁致闭幕词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和决议
·德国代表团的报告
·克·彼廷的报告（奥地利）
·弗·普拉廷关于瑞士革命运动的报告
·法国共产主义小组的报告
·奥·格里姆隆德的报告（瑞典）
·米尔基奇的报告（塞尔维亚）
·弗雷利希的报告（东加里西亚）
·艾库尼的报告（亚美尼亚）
·亚雷莫夫的报告（东部）
·中国代表的祝词
·土耳其代表苏勃希的发言
·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工党致第三国际执行局的信
·匈牙利共产党代表的声明
·共产国际行动纲领
·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和报告
·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的决议
·关于对各“社会主义”派别和对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态度的决议
·关于国际形势与协约国政策的提纲
·共产国际对全世界无产者的宣言
·关于白色恐怖的决议
·关于吸收女工参加社会主义斗争的决议
·告世界工人书
·关于成立共产国际的决定
·关于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决定
·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
·代表大会给红军的致敬电
·代表大会向乌克兰工人致敬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会议记录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名单 |
研究恩格斯《〈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的参考资料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二国际相关链接：恩格斯
研究恩格斯《〈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的参考资料
·革命和合法性——关于一封未发表的弗·恩格斯致理查·费舍的信（〔西德〕汉斯-约瑟夫·施泰因贝格）
理查·费舍致弗·恩格斯（1895年3月6日于柏林）
弗·恩格斯致理查·费舍（1895年3月8日于[伦敦]）
理查·费舍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5年3月14日于柏林）
·《目前革命应怎样进行》（〔德〕威·李卜克内西，原载1895年3月30日《前进报》）
·恩格斯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札记）（〔苏〕达·梁赞诺夫）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925年德文版序言（〔德〕理·费舍）
Ø本文献的djvu格式电子书
相关文献：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恩格斯）
1895年恩格斯为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写的《导言》，对德国新形势下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作了精辟的论述。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对当时形势的估计和策略的看法，则同恩格斯的观点是有一定距离的。为了进一步研究恩格斯的《导言》，这里收集了四篇有关文章：汉·施泰因贝格《革命和合法性》提供了《导言》发表前后的一些背景资料；威·李卜克内西在《目前革命应怎样进行》中对《导言》作了断章取义的歪曲；达·梁赞诺夫和理·费舍的文章各自表明了对《导言》的不同态度。
革命和合法性
关于一封未发表的弗·恩格斯
致理查·费舍的信
〔西德〕汉斯-约瑟夫·施泰因贝格[1]
1895年1月，《前进报》出版社经理理查·费舍“在翻阅旧报纸时”，[2]看到了马克思于1850年刊登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前三期上的三篇文章：《1848年的六月失败》、《1849年6月13日》和《1849年六月十三日事件的后果》。于是他在1月30日写信给恩格斯，请求他同意把马克思的这些完全不为人所知的文章汇编成小册子，[3]并请求他为小册子撰写一篇导言。费舍想最晚在三月份出版这些文章——他向恩格斯说明，防止政变法草案[4]一旦通过，再出版马克思的著作就困难了，——所以他迫切要求恩格斯尽快给以明确的答复。恩格斯虽然在2月2日警告说，这种做法是在时间上掐他的脖子，但还是同意了费舍的计划，并答应撰写一篇导言。此外，他还增添了马克思的文章，即刊登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五、六期合刊上的论述法国事件的那些段落。费舍根据恩格斯提出的三个方案，把小册子命名为《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从1895年以来围绕马克思主义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而展开的长达几十年的科学、政治的争论中，普遍认为这个书名来源于马克思的内容丰富的著作，但它偏偏是恩格斯在《导言》中提出来的。然而，这件事过去和现在都关系到对恩格斯在导言中所说的话作何解释的问题，另一方面，还关系到对恩格斯1895年3月23日在给卡尔·考茨基的信中所说的话作何评价的问题，他在信中说：“我的文章由于我们那些害怕防止政变法草案的柏林朋友们的不坚定而受到了一些损害，在目前形势下，对此我仍然不得不加以考虑。”[5]
有人曾指责恩格斯的导言歪曲和篡改了作者马克思的本意。如梁赞诺夫，自从党的执行委员会所要求删节的文本发表以来，曾多次提出这种指责。[6]早在这以前，即在1908年，阿道夫·布劳恩就在给卡尔·考茨基的信中声称：“在恩格斯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一书写的导言中所作的‘非常彻底’的修改系理查·费舍所为。对于校样，我记得非常清楚。恩格斯原来写的东西仅存寥寥数语。”[7]对长条校样和手稿作了对照后表明，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见证人的所谓“非常清楚”的回忆对历史科学来说是多么值得怀疑。[8]
有人在对党的执行委员会的宣言提出严厉指责时，有人还保证说删节完全是经恩格斯同意的。为了使这个论点成立，他们首先抬出费舍1895年3月14日给恩格斯的信。[9]费舍的这一信件连同他于1895年3月6日给恩格斯的那封与此有关的重要信件，伯恩施坦于1926年10月把它们一并发表在《社会主义月刊》上。[10]当然，只要把该杂志删节发表的这两封信与原件作一比较，就可以看出，伯恩施坦不仅删去了无关紧要的地方，而且还删去了显然是他害怕发表的段落。因此，本文全文发表这两封信。
对马克思著作和恩格斯导言的发表一事所进行的全部讨论虽然是有节制的，但始终缺乏最重要的确凿材料，即恩格斯对党的执行委员会鉴于防止政变法草案的威胁而提出删去或修改导言中的某些地方这种非分要求的答复。古斯塔夫·迈耶尔在准备撰写恩格斯传记时，曾徒劳地探求过这封复信的下落。[11]而从那时以来，这封信就被认为是散失了。[12]由于这个原因，恩格斯这封信的内容迄今都必须从倍倍尔于1895年3月11日给恩格斯的信[13]和费舍于3月1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去推断。
澄清这件事，过去原有五个材料可供使用：
①导言手稿；
②1895年单行本长条校样；
③理查·费舍于1895年3月6日给恩格斯的信。他受党的执行委员会的委托在该信中请求恩格斯同意执行委员会提出的修改意见；
④倍倍尔于1895年3月11日给恩格斯的信。他在信中曾谈到恩格斯给费舍的信，并试图安慰恩格斯，因为后者显然对党的领导的策略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⑤费舍于1895年3月14日给恩格斯的信。他在信中曾对恩格斯接受执行委员会提出的修改意见表示感谢，另一方面，他对“将军”提出的批评意见进行了探讨。值得注意的是，费舍的复信拖了很长时间，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他曾经征求过执行委员会委员们的意见，特别是他的挚友伊格纳茨·奥艾尔的意见。
根据以上列举的材料，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恩格斯最早在3月7日，最迟在3月10日一定给费舍写过一封详细的信。
实际上这封信是3月8日写的。这封信的原件似乎散失了，但在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保存的该信的一份打字稿长期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两年前，这份打字稿才被编入马克思恩格斯遗著，编号为MFI124，此后（对该遗著重新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后），编号改为K513。这理应归功于该研究所已故的德国组组长维尔纳·布卢门贝格，是他重新发现了恩格斯的这封重要书信。在他编辑的恩格斯和倍倍尔的通信集的序言中，他还引证了这封信的若干段落。[14]毫无疑问，他曾经计划全文发表这封信，但由于他的溘然长逝，使他的这个计划，连同其他的庞大计划全都落空。
这个打字稿共三页。从纸张和字型看，不是出自本世纪的头二十年便是出自二十年代。在第一页左上方写了一条备注：“由理·费舍转交亚·施（亚历山大·施泰因？），1924—1925年。”
由于今天还有人说在这里讨论的问题是伪造的，[15]鉴于参加讨论的人采取了并非一贯得体的手法，所以很明显，人们对这样一个文件——正因为原件已经丢失——是极不信任的，而且也不对它进行积极的科学考证。现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1.可以排除下列说法：因讨论防止政变法草案而对党的领导的策略提出严厉批评的这个文件，涉及执行委员会的辩护士们的伪造。此外，这封信的内容也几乎不容许伯恩施坦对恩格斯的导言进行解释。
2.这封信的内容和措辞不容置疑地证明，它的作者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不过，在下面，恩格斯的信件本身会证明这一点。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为了弄清这封信的来龙去脉，本文把它和费舍的两封信一起发表。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把字的写法现代化了，标点符号按今天通用的规范处理，对缩写的小品词“和”都给以补齐。作者的署名用斜体字母刊印，把第三者在恩格斯信件的打字稿上所标的一些着重号统统抹掉。
理查·费舍致弗·恩格斯
1895年3月6日于柏林
亲爱的“将军”：
早在阅读你的导言手稿时，我对其中个别段落就有些担忧，而且对党的政策的担忧甚于对惩治法的担忧。但是，我本想等校样来了以后再说，现在我已征求了奥古斯特[16]、保尔[17]、纳齐[18]的意见，我们对这里所附的这个校样取得了一致意见，请你接受我们的观点。
在我们的书报检查官那里，[19]我们担心：那些“遭到指责的”地方可能很容易给我们的敌人以可乘之机。而这一点正是我们今天需要特别防范[20]的。如果我没弄错的话，那么，讨论防止政变法草案似乎是“浪费时间”——在这方面你对林泰伦和施潘[21]好凶狠——。
不过，你总得承认，一个心术不正的对手不难把你所承认的东西作为你的论述精华公布于世。首先，你承认，我们之所以到今天还没有进行革命，只是因为我们还不够强大，因为军队还没有受到充分的感染——而对于防止政变法草案来说，这正是需要证明的；其次，如果我们遇到战争或别的严重动乱，譬如公社，我们就会面对国内的敌人等等而高举起义的大旗。
这样的“材料”在今天正是“正中下怀”的东西，而我们的一切声明只会被理解为宽恕或否认的企图。[22]
我相信，你定会承认我们的担忧是正当的，谨致衷心的祝愿。
您的
理·费舍
我差点把书名问题给忘了：我想采用你提出的三个方案中的第一个，即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你也许还有更好的，请同校样一起寄往汉堡。还有一个问题：顾客和读者百分之九十九是工人，那么多的法文引文不应在正文（括号）里都译成德文吗？你的意见如何？
弗·恩格斯致理查·费舍
1895年3月8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41号
亲爱的费舍：
我尽可能考虑到你们的严重担忧，虽然我十分愿意理解但还是不能理解——起码在议论的中途——你们的担忧是由何而起。然而我不能容忍你们立誓忠于绝对守法，任何情况下都守法，甚至对那些已被其编制者违犯的法律也要守法，简言之，即忠于右脸挨了耳光再把左脸送过去的政策。不错，《前进报》上有时人们以过去宣传革命的那种劲头否定革命，而且他们可能以后又要来宣传。但我认为此事不可效法。
我认为，如果你们宣扬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决捞不到一点好处的。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会走得这么远，竟然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这一权利。
我还必须考虑到，阅读我的著作的还有外国人——法国人、英国人、瑞士人、奥地利人、意大利人等，我绝不能在他们面前这样糟蹋自己的名誉。
因此，我接受你们提出的修改意见，但以下几点除外：1.长条校样第9页，关于群众现在是这样写的：“他们应该明白，他们采取行动是为了什么”[23]。2.下一段：关于进攻的话全部删掉。[24]你们的建议[25]有事实上的错误。法国人、意大利人等每天都在运用进攻的号召，只是不认真罢了。3.长条校样第10页：“社会民主党的变革，其命运现在取决于……”，你们想去掉“现在”一词，也就是把暂时的变成永久的，把相对的变成具有绝对意义的策略。我不会这样做，也不能这样做，以免使自己永世蒙受耻辱。因此我拒绝写什么相反的东西，我说：“正是现在遵守法律对社会民主党的变革十分有利”[26]。
为什么你们认为涉及破坏宪法问题时指出俾斯麦1866年的行为是有害的呢？这是我绝对无法理解的。事实上这是适应其人的最好证据。好吧，我给你们这种称心如意。[27]
就这样。我绝不会再多走一步。为了减少你们在辩论期间的烦恼，我已尽了我最大的努力。如果你们坚持这样的观点就更好些：守法的义务是法律上的，而不是道义上的，象鲍古斯拉夫斯基（这里有一个长S）给你们庄严指出的那样[28]；如果掌权者违犯法律，上述义务就完全解除。而你们（起码是你们之中的某些人）却表现软弱，敌人提出守法的义务是道义上的、是适用于一切场合的，你们对这一要求未能给予应有的抵制，当时本应声明：你们掌权，你们制定法律，我们如有违犯，你们可以根据这些法律处置我们，我们只得忍受；如此而已，此外，我们再没有任何义务，你们也再没有任何权利。天主教徒在五月法令[29]时期是这样做的，麦生的老路德派教徒和那个在各家报刊上出头露面的门诺派教徒士兵[30]也是这样做的；你们没有权利从这个立场后退。防止政变法草案反正是要完蛋的，类似的东西很难搞成，更难实施；但是，如果这些人将来有了权力，他们会设法堵住你们的嘴再同你们较量的。
如果你们不想让政府的先生们了解，我们现在立意等待，只是因为我们目前的力量还不足以自己帮助自己，因为队伍还没有受到彻底的熏陶；既然如此，我的亲爱的，那你们为什么天天在报纸上吹嘘党的巨大成就呢？其实他们（同我们一样）十分了解，我们正在不可阻挡地走向胜利，再过几年我们将成为不可制服的，因此他们想在当前同我们较量，可惜他们不知道怎么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演说什么也不能改变，这一切他们了解得同我们一样清楚；而且他们还知道，将来我们有了力量，我们将用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维护他们的利益。
因此，当事情发展到在帝国国会开展大辩论时，你们要考虑一下：你们现在对抵制权的维护，同鲍古斯拉夫斯基过去维护反对我们的抵制权完全一样；听你们讲话的还有老一代的革命者，法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匈牙利人和英国人；“合法的”一词很久以前在维登被删掉一事[31]，必须严肃对待的时刻还会到来（谁知道多快到来）。请你们看看奥地利人，如果选举权不很快实施，他们将尽可能直接地使用武力威胁！[32]回想一下你们自己在非常法[33]时期的非法行为吧，现在人们又想用它让你们就范！守法——目前暂时在一定程度上对我们还是适用的，但绝不是不惜任何代价的守法，即使是口头上也罢！
你的弗·恩·
把引文（大部分已包括在正文里）译成德文现在太晚了，因为早已排版。
校样从这里寄往汉堡。
理查·费舍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5年3月14日于柏林
亲爱的“将军”：
非常感谢你同意我们的修改意见。但是，你提那些意见的前提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谁也没有想到要“立誓忠于绝对守法”[34]等等，也没有想到要“宣扬绝对放弃暴力行为”。
你也是完全对的，谁也不能使我们相信这一点，至少是现在。因此，即使这是一次愚蠢的举动，但是，如果我们硬要一味地以威胁口吻对那借助于防止政变法草案掐我们脖子的敌人说：你等着，只要我有一天能恢复行动，我定要掐断你的脖子，[35]这样做同样也是愚蠢的。不，我们同那个有理智的农村少女是一个心眼儿，她对她的笨拙而胆怯的情人直截了当地说：“人家不谈什么，你就干什么”[36]。
你对我们的指责也许是没有道理的：你以为我们让敌人逼得承认守法的义务也是一种道义上的义务。无论从哪一点上说我们都没有承认过，相反，无论老头子[37]还是奥古斯特[38]恰恰在最近曾多次非常明确地强调，自上而下践踏宪法和法律的行为会取消自下而上的各种义务。
我们今天是合法的，因为我们占居优势，顺便提一下，其他方面也强大得足以使我们这样做；今天我们提倡这种合法性，因为正是这一点使我们今天的敌人特别不舒服，破坏了他们的计划。
如此而已！[39]
你还将看到，我们不会给法国人、意大利人等等在这方面对我们嗤之以鼻的机会，同样我们也不会忘记或否认，我们在维登就从纲领中删去了“合法的”一词，在爱尔福特也没有再使用这个词。
其他一切情况你都知道了，否则你也不会同意我们的修改意见。[40]
谨致衷心的问候！
你的理·费舍
从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恩格斯鉴于当时关于防止政变法草案的讨论接受了党的执行委员会提出的修改导言的意见，除了在信中所列举的比较不重要的几处地方。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当然，无论如何不能说他同意党自1894年底以来利用其合法地位直截了当地向公众吹嘘的策略。谈到这封信，似乎有必要弄清恩格斯所主张的合法性的策略——“在这种合法性下”党定会“长得肌肉结实，两颊红润，”[41]——并弄清党的领导所采取的策略。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早在八十年代就深信，从选举结果中可以看出党的发展将这样继续下去：“现在就可以精确地算出它的加速度方程式，从而推算出它最终胜利的时刻”。[42]恩格斯的期待——他同德国党的代表的区别就在这里，——表示了一种革命的基本概念。在他的脑海里首先想到的东西就是普鲁士军队的“模范团”[43]。他认为，由于武器技术的发展，只有在大半的军队成为社会主义的军队时，革命才有希望[44]。他过高地估计了事物发展的速度，错误地估计了所争取到的波美拉尼亚和梅克伦堡农村居民的人数，从而使他在九十年代初得以肯定地认为，到本世纪末德国军队将从统治阶级手中“滑走”。[45]恩格斯发现，这种不可遏止的发展受到了两个因素的威胁：一个是党的过早攻击，一个是欧洲战争。早在1895年撰写导言以前很久，他曾经警告防止象1871年巴黎那样的流血事件。自从七十年代末以来，他就没有放弃过这样的思想：通过“突然袭击”达到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尝试将会极其严重地损害运动。[46]社会民主党卓有成效地利用了普选权，对恩格斯产生了影响，以致他相信，普选权就是同过时的巴黎街垒战截然相反的行之有效的革命手段。
社会民主党的多数派，特别是后来的修正主义者照搬恩格斯的话，一味强调党的合法的、和平的性质。早在1890年恩格斯就认为有必要向李卜克内西提出抗议，反对把他关于草率行动不会给“自己的事业”带来危害的这一劝告变成一般承认不使用暴力的意思[47]。1895年3月8日的信才真正证明了他的观点和党的执行委员会的观点之间的区别。恩格斯曾把党的态度描述为“右脸挨了耳光再把左脸送过去的政策”[48]，一年以后，在社会民主党的堡垒萨克森实行三级选举制，而党则表示温和的抗议时，证明了恩格斯的描述是多么正确。恩格斯把奥地利人树立为党的榜样。他由革命的期望所决定的观点在社会民主党中是不惜任何代价按照守法的意义解释的。倍倍尔在帝国国会中说过：“直到今天您也未能向社会民主党证明暴力革命所作的努力，即想要通过暴力革命来实现党的目标所作的最小尝试”[49]，这段话在防止政变法草案面前不仅可以解释为策略表现，更确切些说，它体现了党的真正性质。[50]倍倍尔和费舍曾经试图安慰恩格斯，正是倍倍尔的信就能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容置疑地表明，事物发展的自然进程会把政权交到我们手中，至于怎么个交法，我们并没有表示过意见。我们只是驳斥了说我们热衷于尝试一下新的弹仓式步枪的那种看法。”[51]但是，这里的关键在于“怎么个交法”，比如在关于防止政变法草案的议会辩论中仅次于倍倍尔的主要演讲人奥艾尔，他在帝国国会中报告了恩格斯关于守法的策略思想，介绍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他的发言同恩格斯的观点几乎没有共同之处。恩格斯的观点同党的执行委员会的观点之间在前途问题上存在着根本区别。最后，想把恩格斯的导言拿来论证修正主义的企图，是建立在说什么恩格斯拒绝传统的革命策略就是强调原则上背离无产阶级革命思想这样一种错误观点之上的。恩格斯的出发点则是：在党表现出暂时严格守法姿态的情况下，政府以及由它所代表的社会对自己的死敌的不可抗拒的迅猛发展不一定会采取行动，直至有朝一日社会主义的多数派不可避免地导致革命的变革，而这种变革也因为武装力量的大多数站在革命运动一边而定将取得完全的胜利；恩格斯从这种观点出发长期认识不清德国党的表面革命的性质。直到他逝世之前不久他似乎才明白，对党来说，承认合法性不过纯粹是一句空话。
恩格斯和党的领导都认为，最终胜利是可以精确地估计到的，因而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也是无法改变的。但是，鉴于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可能性，恩格斯的静观和期待的策略仍然是一种现实考虑的表现。与此相反，在德国党内，有人一度把继续发展议会中的多数派看成是目标，而出于对这种发展的信念，无产阶级革命就被取消了；另一方面，有人（倍倍尔！）则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期待现存制度的崩溃。
原载《国际社会历史评论》1967年
第12年卷第2卷第177—189页
（蒋仁祥译朱中龙校）
《目前革命应怎样进行》
〔德〕威·李卜克内西
我们的老先锋战士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防止政变法的迹象已经出现的情况下，在给最近出版的马克思关于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小册子写的导言中论述了这个课题。恩格斯在这里以他惯用的大师之笔指出（对所有那些叫嚣“采取行动”的律斯勒、鲍古斯拉夫斯基和米尔巴赫之流[52]有好处，对所有那些把剑看作是君主手里对付国内反对派的手段的人有好处），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经常受压迫的阶级的革命技术也发生变化。他指出，今天的无产者不管遇到任何挑衅，都应冷静，也不打算再回到老式的街垒革命；用社会主义思想逐渐渗入日渐衰朽的资本主义社会，在这方面他掌握一种更为革命的手段。让我们的老大师自己给我们说说吧。
正如马克思所预言的，由于1870—1871年的战争和公社的失败，目前欧洲工人运动的重心从法国移到了德国。在法国，要从1871年5月的流血牺牲中复元过来，自然需要多年的时间。在德国则恰恰相反，工业国从法国获得数十亿收益的补助，简直象在温室里培育的那样愈益迅速发展起来，而社会民主党更加迅速和持续不断地发展。由于德国工人善于利用1866年实行的普选权，党的惊人的成长就以无可争辩的数字展现在全世界面前：社会民主党所得的选票在1871年为102000张，1874年为352000张，1877年为493000张。接着最高当局以反社会党人法的方式承认了这些成就，党暂时被击败了，所得选票在1881年降到了312000张。但是党很快就克服了这种情况，正是在受非常法压力下、在没有报刊、没有合法组织、没有结社集会权利的情况下，才真正开始了迅速的增长：1884年为550000张，1887年为763000张，1890年为1427000张。这时，国家的手也就变得软弱无力了。反社会党人法消失不见了，社会党人的选票增到了1787000张，即占总票数的四分之一以上。政府和统治阶级使尽了他们的一切手段，可是毫无用处，毫无成效，毫无结果。当局，从巡警以至首相，都不得不忍受表明自己无能为力的明显证据——而且这来自被蔑视的工人！——，而这种证据即达数百万之多。国家已经处于绝境，工人却刚兴起。
但是，德国工人仅仅以自己作为一个最强有力、最有纪律并且最迅速增长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存在，就已对工人阶级事业作出了这头一个贡献，除此之外，还对它作出了第二个重大贡献。他们给世界各国的同志提供了一种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种武器，他们向这些同志表明了应该怎样利用普选权……
用法国马克思主义纲领中的话来说，选举权已经被他们transformédemoyendeduperiequ'ilaétéjusqu'icieninstrumentd'émancipation——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工具。并且，即使普选权没有提供什么别的好处，只是使我们能够每三年计算一次自己的力量；只是通过定期证实的选票数目的意外迅速的增长，在同一程度上既加强工人的胜利信心，也增加了敌人的恐惧，因而成了我们最好的宣传手段；只是给我们提供了关于我们自身力置和各个敌对党派力量的精确情报，从而给予了我们一种衡量我们行动分寸的标准，使我们既可避免不合时宜的退缩，又可避免不合时宜的蛮勇，——即使这是选举权所给予我们的仅有的一些好处，那也就很够了。……
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
因为这里斗争的条件也已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已明显地过时了。
我们对这种巷战不应抱什么幻想，因为在巷战中起义者方面取得对军队的真正胜利，象两支军队巷战一样，是极其罕见的。而且，起义者也很少指望获得这样的胜利，对起义者来说问题只在于通过道义上的影响来动摇军队，而这种道义上的影响在两个交战国军队之间根本不发生作用，或者起着极微小的作用。如果这一点成功了，那么军队就会拒绝开枪，或者指挥官就会惊惶失措，而起义就会获得胜利。如果这一点不成功，那么军队方面即使人数较少，也会显出装备和训练较好、指挥统一、兵力的有计划使用和有军纪等优点。起义在真正的战术行动中所能达到的，最多也只是正确地建造和防卫个别街垒。至于互相援助、后备力量的配置和使用，即各分队的行动协调和协同动作，对防卫一个市区来说是必要的条件，更不用说对防卫整个大城市了。但这在起义的场合却很少能做到，而且往往是完全做不到；集中战斗力于决定胜负的一个点，在这里就根本谈不到。所以，这里主要的斗争方式是消极的防御；有时采取进攻，但也只是例外，只是为了进行偶然的出击和翼侧攻击；通常进攻只限于占领退却军队所放弃的阵地。并且，军队拥有大炮以及装备优良和训练有素的工程兵部队，而起义者则差不多总是完全缺乏这些作战手段。所以无怪乎甚至那些表现了莫大英勇精神的街垒战，——如1848年6月在巴黎，1848年10月在维也纳，1849年5月在德勒斯顿，——也是只要进攻部队的指挥官抛开任何政治上的考虑而根据纯粹军事观点行动，并且其下属士兵仍然可指靠的时候，就都以起义失败而告终。
1848年以前许多次起义获得成功，是有各种各样原因的。1830年7月和1848年2月在巴黎，以及在西班牙大部分巷战中，都是在军队与起义者之间有国民自卫军，它或者是直接投到起义者方面去，或者因为自己采取犹豫不定的态度而使军队也发生动摇，并且还为起义者提供武器。凡是在这支国民自卫军一开始就表示反对起义的地方，如1848年6月在巴黎那样，起义就总是遭受失败的。1848年柏林人民之所以获得了胜利，一部分是由于3月18日夜间和19日早晨增添了许多新的战斗力量，一部分是由于军队的疲惫和供应恶劣，还有一部分是由于军队传送命令的组织瘫痪了。但是在一切场合，起义者获得胜利总是由于军队拒绝开枪，由于指挥官丧失了决断能力，或是由于指挥官的行动受到了束缚。
这样，即使在巷战的典型时代，街垒在道义上比在物质上起的作用更大。街垒是一种动摇军心的手段。如果它能坚持到这个目的实现的时候，斗争就获得胜利；如果坚持不到，斗争就遭到失败。
在1849年，这种胜利机会就已经相当少了。资产阶级到处都投到了政府方面去；“教育和财产”的代表人物欢迎和犒赏了镇压起义的军队。街垒已丧失了它的魅力；兵士已不再把街垒后面的人们看作“人民”，而是把他们看作叛逆者、扰乱分子、抢掠者、均产分子、社会的渣滓；军官们渐渐掌握了巷战的战术：他们已不是毫无掩护地径直走向匆匆砌成的胸墙，而是经由花园、庭院和房屋绕过这种胸墙。而现在这种办法，只要稍微灵巧一些，十回有九回都能成功。
但是，自那时以来，又发生了许多其他的变化，并且都是对军队有利的变化。如果说大城市已经扩增了很多，那么军队数量就扩增得更多了。巴黎和柏林自1848年以来还没有扩增三倍，而那里的驻军却增长了三倍以上。由于有了铁路，这些驻军的人数在二十四小时内就能扩增一倍以上，而在四十八小时内则能扩增为庞大的军队。这种大量增长了的军队，在武装上也是无比地改进了。1848年是从枪口装弹的滑膛击发枪，现在是后装小口径连发枪，它的射程比旧式枪远三倍，准确性和射速则高九倍。先前是用效力较差的球形弹和用大炮发射霰弹，现在是爆炸式的榴弹，只要一颗这样的炮弹，就足以毁坏最好的街垒。先前用以破坏防火壁的是工兵的丁字镐，现在则是炸药筒。
相反，在起义者方面，一切条件都变坏了。人民各阶层都表同情的起义，恐怕不会再有了；在阶级斗争中，中等阶层大概永远不会这样毫无例外地统统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致使那纠集在资产阶级周围的反动党派几乎完全消失。这样，“人民”将总是分裂的，因而也就不会有一个在1848年那样非常有效的强大杠杆了。如果起义者方面有较多服过兵役的兵士，那么要把他们武装起来就将更为困难了。枪械商店中的猎枪和竞技枪，即使不会按照警察命令预先把枪机的某一部分拆去而弄成不能使用，那么它们甚至在短距离的射击中也是远比不上士兵的连发枪的。1848年以前，可以自己用火药和铅制出必要的子弹，而现在每种枪所用的子弹都各不相同，其相同点只在于它们都是大工业的复杂产品，因而是不能即刻制成的，所以，如果没有合适的专用子弹，大部分枪枝就都要成为无用之物。最后，各大都市在1848年以后新建的街区中的街道，都是又长、又直、又宽，好象是要使新式枪炮能发挥其效力似的。一个革命者，如果自愿选择柏林北部和东部的新建工人街区来进行街垒战，那他一定是疯了。
现在读者是否已明白了，为什么统治阶级一定要把我们引到动刀枪的地方去？为什么现在人家因为我们不愿立刻贸然走到我们预先知道必遭失败的街头去，就指责我们怯懦？为什么他们这样坚决恳求我们最后还是去当炮灰？
这些先生们完全是白白浪费他们的恳求和挑战。我们并不是这么笨的。……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凡是问题在于要把社会制度完全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应该参加进去，自己就应该明白为什么进行斗争，他们应该拥护什么。[53]最近五十年来的历史，已经使我们领会了这一点。但是，为了使群众明白应该做什么，还必须进行长期而坚忍的工作，而我们正在进行这种工作，并且进行得很有成效，竟使敌人陷于绝望了……
由德国社会民主党派去参加投票的二百万选民，以及支持他们的那些没有选举权的青年和妇女，共同构成为一个最广大最密集的人群，构成为国际无产阶级大军的决定性的“突击队”。这个人群现在就已占总票数的四分之一以上，并且时刻都在增长着，这可由帝国国会的补充选举以及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和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证明。它的增长过程，是自发地、持续不断地、不可遏止地发生的，同时也是平稳地发生的，正如自然界中发生的某种过程一样。政府企图阻止这种增长的一切努力，都毫无成效。我们现在就已能指望拥有二百二十五万选民。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在本世纪末就能赢得社会中等阶层的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并发展成为国内的一个决定力量，其他一切势力不管愿意与否，都得向它低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毫不停手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政府统治制度所能支配的范围。[54]只有一种手段才能把德国社会主义战斗力量的不断增长过程暂时阻止住，甚至使它在一个时期内倒退——这就是使它跟军队发生大规模冲突，象1871年在巴黎那样流血。这终究也会被克服的。要把一个人数以数百万计的政党消灭，即使用欧洲和美洲所有的连发枪都是做不到的。但是这会阻碍正常的发展进程。决定性的搏斗就会延迟、拖长，并且必然要付出更大牺牲。
世界历史的讽刺把一切都颠倒过来了。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我们采用合法手段却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颠覆的办法要获得多得多的成就。那些自称秩序党的党派，却在他们自己所造成的合法状态下弄得无法生存。它们跟奥迪隆·巴罗一起绝望地高叫：Lalégaliténonstue——合法性害死我们，可是我们在这种合法性下却长得肌肉结实，两颊红润，好象永不衰朽的生命。只要我们不糊涂到任凭这些党派把我们骗入巷战，那么它们最后只有一条出路，自己去破坏这个致命的合法性。
原载1895年3月30日《前进报》
（禾子译）
恩格斯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札记）
〔苏〕达·梁赞诺夫
众所周知，恩格斯为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所写的著名导言，引起了何等热烈的争论。爱·伯恩施坦在自己所写的《社会主义的前提》一书中试图把这篇导言说成恩格斯的政治遗嘱，认为“十九世纪中最革命的学说”的奠基人之一摒弃了自己革命的过去，给自己的学生留下遗嘱，要他们尽一切力量避免自己和马克思所犯的错误。
考茨基立即站出来坚决抗议这样歪曲恩格斯的话，但在同时，他也承认，出自恩格斯笔下的文本同已经发表的文本差别不大。如果说恩格斯的革命世界观在导言中表现得不够鲜明和清楚，那么“不能怪恩格斯，而要怪那些说服他删去结尾部分的德国朋友，因为结尾部分过于革命。他们认为，前言本来就写得够明确了。我们现在知道，其实并不完全如此”。于是，考茨基给伯恩施坦提出了下列建议：
“伯恩施坦掌握着恩格斯留下的手稿。如果其中有未删去的结尾部分的序言原稿，那么我建议他把恩格斯只是迫于外部的条件而不是出于自己的想法所删去的结尾部分公布出来。那时我们就能看到，伯恩施坦是没有多少权利这样来谈恩格斯的”[55]。
伯恩施坦对这一挑战没有作答，大概是因为没有能找到导言的原文——但他却继续顽固地在自己书的所有的新版本中以及在其他文章中一再说，他只是恩格斯最后遗言的忠实执行者。
必须回过来看看恩格斯本人的证据。原来，他在生前还来得及尖锐地抗议那些对他的导言所作的修正主义的解释。
例如，拉法格发表了恩格斯在1895年4月3日写给他的一封信的片段。
“X[56]刚刚和我开了一个很妙的玩笑。他从我给马克思关于1848—1850年的法国的几篇文章写的导言中，摘引了所有能为他的、无论如何是和平的和反暴力的策略进行辩护的东西。近来，特别是目前柏林正在准备非常法的时候，他喜欢宣传这个策略。但我谈的这个策略仅仅是针对今天的德国，而且还有重大的附带条件。对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来说，这个策略就不能整个采用。就是对德国，明天它也可能就不适用了。”[57]
我们在考茨基后来收入《取得政权的道路》一书的文章中找到了新的证明，说明恩格斯并不十分满意这样运用他的导言中的内容。
考茨基请求恩格斯在他的序言出单行本之前，允许把他的序言刊印在《新时代》上。恩格斯“很高兴地”同意了这点，他在信中写道：我的文章由于我们那些害怕防止政变法草案的柏林朋友们的不坚定而受到了一些损害，在目前形势下，对此我仍然不得不加以考虑。”[58]
新的反社会主义党人法于1894年12月5日提交国会，1895年1月14日国会把它转交给委员会，4月25日前，委员会讨论了草案。
局势非常严重，只有这点说明了为什么恩格斯同意缓和某些措辞。
考茨基写道：“但当《前进报》为了对议会委员会的工作施加良好的影响，就自作主张从序言的行文中砍掉了一些地方，并且发表时的样子的确造成符合后来修正主义者精神的印象，恩格斯极其生气，在他于4月1日给我的信中写道：
‘使我惊讶的是，今天我发现，《前进报》事先不通知我就发表了我的《导言》的摘录，在这篇经过修饰整理的摘录中，我是以一个爱好和平的、无论如何要守法的崇拜者出现的。我特别希望《导言》现在能全文发表在《新时代》上，以消除这个可耻印象。我将非常明确地把我关于此事的意见告诉李卜克内西，也告诉那些（不管是谁）事先一个字也未通知我而给他这种机会来歪曲我的观点的人。’[59]”
从那时起，已经过了十五年，尽管发生了1918年的十一月革命，恩格斯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仍然没有全文发表，而伯恩施坦甚至在自己的《社会主义的前提》的“修订和增补的新版”中继续毫不更改地重复他有关恩格斯在1899年[60]改变观点的一切说法。
他仍然没有找到恩格斯的手稿。值得庆幸的是，我在伯恩施坦转交给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的文件中找到了这一手稿。我们现在得以把1895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坚决要求下删去的所有地方恢复过来。
把原文同发表的文本进行比较表明，考茨基认为仅仅是结尾部分受到损害，这不对了。更准确些说，编辑的大笔在最后五页上作了特别热心的删节。
如果我们拿目前最容易得到的带有倍倍尔前言的1911年版本[61]——该版本完全回避了恩格斯的导言曾遭到了多大更动这一问题——同原文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原来直到18页之前，除文字上略有改动以外，我们未发现有任何重大区别。而从这一页开始，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为了不把整个导言重印一遍，我们现在把每一个更改过的段落照原样印出来，只是着重标出一切被删去的部分：
（1）[62]德文版的第18页。
“这样，即使在巷战的典型时代，街垒也与其说是在物质上，不如说是在道义上起作用。街垒是一种动摇军心的手段。如果它能坚持到这个目的实现的时候，斗争就获得胜利；如果坚持不到，斗争就遭受失败。这就是在考察将来可能发生的巷战的胜利机会时也应该注意的一个主要点。”[63]
可见，谈的并不是要放弃巷战，甚至放弃街垒，而只是更谨慎细致地权衡时机。
接着在下面指出，1849年以来巷战的条件，无论在人民方面，还是在军队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恩格斯在发表的文本中结束这一段时是这样写的（德文版第19页）：
“最后，各大城市在1848年以后新建的街区中的街道，都是又长、又直、又宽，好象是故意要使新式枪炮能充分发挥其效力似的。一个革命者，如果自愿选择柏林北部和东部的新建工人街区来进行街垒战，那他一定是个疯子了。”[64]细心的编辑删去了这一段的结束部分。这就是：
“这是不是说，巷战在将来就不会再起什么作用了呢？决不是。这只是说，自从1848年起，各种条件对于民间战士已变得不利得多，而对于军队则已变得有利得多了。这样，将来的巷战，只有当这种不利的对比关系有其他的因素来抵消的时候，才能达到胜利。因此，巷战在大革命初期将比在大革命继续发展进程中发生得较少，并且必须要用更大的力量来进行。而这种力量，正如在整个法国大革命期间以及1870年9月4日和10月31日在巴黎那样，自然是会宁愿采取公开进攻，而不采取消极的街垒战术的。”[65]
恩格斯似乎预见了十月革命的经验！我们提醒一句，早在1854年，恩格斯在为《纽约论坛报》写的一篇文章中，谈到1854年西班牙起义时写道：
“第二，我们已经亲眼看到了成功的街垒战。自1848年6月起，无论哪里筑起的街垒都没有发生过作用。街垒战作为大城市居民抵抗军队的形式，似乎根本达不到目的。这种偏见现在已被驳倒了。我们再次看到了获得胜利的、不可攻破的街垒。咒语已被破除。”[66]
在第20页只作了一个小小的改动：
“在罗曼语国家里，人们也开始愈益了解到对旧策略必须加以修改了。德国所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模仿；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67]
在第21页，恩格斯亲自在清样上增加了：
“我们在现在就已能指望拥有225万选民。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在本世纪末就能夺得社会中等阶层的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发展成为国内的一个决定力量，其他一切势力不管愿意与否，都得向它低头。”[68]
在紧接着这些字后面有我们用着重号标出的、被他们删去的话：
“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毫不停手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政府统治制度所能支配的范围，不是要把这个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69]
在同一页上——就是恩格斯谈到统治阶级有可能进行血腥镇压的地方——的最后一句中删去了一个指示：
“要把一个人数以数百万计的政党从地面上消灭是不可能的，即使用欧洲和美洲所有的连发枪都是做不到的。但是这会阻碍正常的发展进程，我们临到危急关头时也许就会没有突击队（“危急”一词恩格斯加了着重号），决定性的搏战（发表时印的是“解决”）就会延迟、拖远并且要付出更大的牺牲。”[70]
如果最后这个更改可能出自恩格斯本人，那么，下面第22页的如下“剪裁”无疑是党的书报检查官干的。
恩格斯让普鲁士反动分子去“采取行动”，同时他说：
“但是请不要忘记，德意志帝国，也如一切小国家和一切现代国家一样，乃是契约的产物：首先是君主之间的契约的产物，其次是君主与人民之间的契约的产物。如果有一方破坏契约，契约就要全部作废，另一方也不再受契约义务的约束。这点已由俾斯麦在1866年给我们绝妙地表明了。所以，如果你们破坏帝国宪法，那末社会民主党也就会不再受自己承担的义务的约束，而能随便对付你们了。但是它那时究竟会怎样做，——这点它今天未必会告诉你们。”[71]
甚至这种伊索寓言式的说法，中央委员会都觉得太强烈了。
我们看到，恩格斯为《法兰西阶级斗争》这部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作了最鲜明论证的著作写的导言，被人当作根据试图把恩格斯变成“爱好和平的、无论如何要守法的崇拜者”[72]，对此，恩格斯完全有理由感到气愤。当他的朋友们明明知道自己在玩偷天换日的把戏，却还照着做时，就更有理由生气了。
原载《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1卷第257—261页
（闻文译）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1925年德文版序言
〔德〕理·费舍
大约在一年以前，布尔什维克著作家梁赞诺夫在一俄文杂志上发表了恩格斯为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的导言中删略的许多段落。不久前，《莱比锡人民报》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民主共和国》一文中谈到了这点，而且宣称，恩格斯的那篇导言在柏林由于各种顾虑而被“篡改”，“恩格斯对此表示强烈的抗议”。
这两个说法都不符合事实。
马克思的小册子是在1895年3月出版的，于是恩格斯为此写了一篇历史评论性的导言。这正是向国会提出对付德国工人阶级的新的特别法，即当时的普鲁士大臣冯·克勒尔，这个众所周知的反动容克的典型人物的所谓反政变法草案的时候。当时的政治形势是这样摆着：如果我们的党不采取政治上的愚蠢行动，在国会里就不可能通过这个提案。恩格斯的导言手稿中有许多段落，心怀恶意的敌人不难据此对我党提出以下两方面的指责：1.“我们今日所以没有发动革命，仅仅因为我们还没有十分强大，而且军队还没有完全被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所熏染”。2.“在发生战争或其他某种麻烦事件（象当时的巴黎公社）的情况下，我们会在我国敌人的跟前举起起义的旗帆”。
这样的材料对克勒尔来说，当然是正中下怀。我作为当时《前进报》出版社的领导人，将此意见写信告诉恩格斯，并且附上写有我认为必须删改的建议的校样。之后，我的建议又得到倍倍尔和奥艾尔的同意，使我更有了把握。从恩格斯1895年3月8日的信可以看出，他完全承认我们的困难处境，而且同意这些建议，虽然对个别段落，他个人的理解同我们的理解显然不相一致。
本来在这里没有必要特别强调，在印这本书时，不是恩格斯明确同意删改的地方，出版社当然不作改动。这对第一版本和以后的版本都是适用的。
因此，梁赞诺夫断言，删改是由《前进报》出版社，更确切地说是出版社当时的领导人理查·费舍搞的，没有通知恩格斯，也没有征得他同意，是背着他干的，这纯粹是虚构。
鲍尔·曼斯在这一年8月5日的《莱比锡人民报》上断言说：“恩格斯对此删改表示强烈抗议”。这是完全违背事实的。谁认识恩格斯，谁就知道，恩格斯也不会容忍这些删改违背他的意愿的。
不过（顺便说说），梁赞诺夫根据他自己的经历也知道，在一个政治上没有自由的国家，为了能够传播这样一本著作，有时甚至作者本人不知道，而且也许违背作者的意愿作出一些删改。作为莫斯科马克思档案馆的领导人的梁赞诺夫将会在这档案馆里找到一些这方面的证据。
1925年8月底于柏林
（禾子译）
（感谢莫乐亘录入、校对和提供电子文件）
[1]作者是哲学博士，现为波恩弗里德里希·文伯特基金会研究所研究人员，发表过《社会主义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等著作。——译者注
[2]参看理查·费舍1895年2月9日给恩格斯的信，载于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遗著》，编号L1848。
[3]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遗著》，编号L1852。
[4]指1894年12月6日政府向帝国国会提出“关于修改和补充刑法典、军事法典和出版法”法律草案。这个法案规定对“蓄意用暴力推翻现行国家秩序者”、“唆使一个阶级用暴力行动反对另一个阶级从而破坏公共秩序者”等等，采取严厉措施。1895年5月，该法案被帝国国会否决。——译者注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26页。
[6]参看梁赞诺夫：《恩格斯为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的导言》，载于《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1925年第1卷第160—165页。
[7]阿道夫·布劳恩1908年10月5日给卡尔·考茨基的信，载于《考茨基遗著》，编号DVI292。
[8]此外，布劳恩在这里谈到1895年3月30日《前进报》转载了遭到歪曲的恩格斯的意见，是不可能的（参看恩格斯1895年4月1日给卡尔·考茨基的信，以及1895年4月3日给保尔·拉法格的信，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32、436页），因为费舍并没有作一点修改，相反，他根本没有参与李卜克内西的行动（参看费舍1895年4月6日给恩格斯的信，他在信中说:“至于《前进报》上的讨论，我们现在仍在进行。你现在还对‘V’[德文“Vorstand”一词的第一个字母，意即“执行委员会”。——译者注]感到惊讶——我对此早就习以为常了——，我只有在它达到它的使命的顶点时，才会感到惊讶。但是，只要总编辑部存在，就没有什么可怕的。”），载于《马克思恩格斯遗著》，编号L1857。
[9]参看克利斯提安·格内乌斯：《论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1957年杜宾根版第2辑第202页。
[10]爱德华·伯恩施坦：《回忆理查·费舍》，载于《社会主义月刊》1926年第32年卷第63卷第676、677页。
[11]参看古斯塔夫·迈耶尔：《恩格斯传》1934年海牙版第2卷第567页。
[12]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766—767页注508。
[13]维尔纳·布卢门贝格编辑的《弗·恩格斯和奥·倍倍尔通信集》1965年格拉芬哈格版第795—797页。
[14]维尔纳·布卢门贝格编辑的《弗·恩格斯和奥·倍倍尔通信集》1965年格拉芬哈格版序言第XL页和注57。此外，从下面可以看出，我不同意布卢门贝格的解释，他认为恩格斯同倍倍尔和党的执行委员会之间在原则上是一致的。
[15]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766—768页；另见《德国工人运动史》1966年（东）柏林版第2卷第59页。
[16]倍倍尔。
[17]辛格尔。
[18]伊格纳茨·奥艾尔。
[19]“在我们的书报检查官那里”一句被伯恩施坦删去了，而且未作任何可供辨别的标记。
[20]伯恩施坦误认为“避免”。
[21]维克多·林泰伦博士，中央党在帝国国会中的议员；彼得·施潘，中央党政治家，帝国国会议员，1917—1918年担任普鲁士司法大臣。在1894年12月和1895年1月帝国国会关于防止政变法草案的第一次讨论同1895年5月的第二次讨论之间，由于中央党的决定性影响，政府的草案在委员会中变成了一个保护道德和宗教的法律草案，而施潘是中央党在该委员会中的代言人之一。
[22]伯恩施坦就刊印到此。
[23]在恩格斯的手稿中这句话是这样写的：“凡是问题在于要把社会制度完全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应该参加进去，自己就应该明白为什么进行斗争，他们为什么流血牺牲。”执行委员会要把这句话的后半句抽去，而恩格斯用“他们采取行动是为了什么”这句话取而代之。
[24]指手稿中下面这句话，“……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
[25]执行委员会成员建议将这句话改成“……号召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
[26]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10页。
[27]在发表的《导言》文本中，引起执行委员会成员反对的地方被删去了。
[28]阿尔伯特·冯·鲍古斯拉夫斯基（1883—1905）——军官，军事著作家；1889年为第二十一步兵旅旅长，用武力镇压了西里西亚因矿工罢工而爆发的起义。恩格斯在这里很可能指的是鲍古斯拉夫斯基1895年初出版的著作《实实在在的斗争——不是虚有其表的斗争。评国内政治形势》。该书攻击社会民主党，鼓吹从上面实行政变。
[29]指普鲁士宗教大臣法尔克根据俾斯麦的创议于1873年5月11—14日通过国会实施的四项法令。这四项法令就以此名而载入史册。这些法令确立了国家对天主教会活动的严格控制，它们是所谓“文化斗争”的顶点，是俾斯麦于1872—1875年所采取的一系列反对天主教僧侣的立法措施中最重要的一环。天主教僧侣是中央党的主要支柱。警察迫害引起了天主教徒的激烈反抗并为他们创造了殉教的荣誉。在1880—1887年，俾斯麦政府为了联合一切反动势力来同工人运动作斗争，不得不起初是缓和而后来便取消了几乎所有反天主教的法令。——译者注
[30]指新教教派门诺派教徒特伦涅尔，掷弹兵；他由于宗教信念拒绝执行军队勤务。
[31]在1880年举行的维登代表大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539页注204）上，根据施留特尔的提议，从哥达纲领第二段中——“从这些原则出发，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力求利用一切合法的手段达到自由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通过废除雇佣劳动制度打破铁的工资规律，消灭一切形式的剥削，铲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删去了“合法的”一词。
[32]指1893年以来在奥地利兴起的极其激烈的争取选举权斗争。倍倍尔在3月11日的信中认为，将奥地利的形势同德国的形势进行比较是不容许的。
[33]非常法，也叫反社会党人法，曾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处于非法地位，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旨在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隔两三年法律的有效期延长一次。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
[34]从这里到这段结尾都被伯恩施坦删去了，并作了删节标记。
[35]以下直到这段结尾都被伯恩施坦删去，而未作任何标记。
[36]这个比喻显然是出自费舍的挚友伊格纳茨·奥文尔之口。奥文尔根据伯恩施坦的倡议，把“人家不谈什么，你就干什么”这句话实际运用于修正主义的争论后，便成了党内实践者的纲领。
[37]威廉·李卜克内西。
[38]倍倍尔。
[39]以上一整段，伯恩施坦均未刊印。
[40]伯恩施坦刊印到此。
[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10页。
[42]同上书，第36卷第230页。
[43]参看同上节，第37卷第362页。
[44]在1877年帝同国会选举结束时，恩格斯在给米兰的社会主义报纸《人民报》编辑比尼亚米的信中就认为，这次选举结果已经证明，社会主义已经特别在后备军中产生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08页）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91—292页。在我发表在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研究所编辑的丛书上的《社会主义和德国社会民主党。论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意识形态》著作中汇集了所有证据。
[46]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07—109页、第22卷第285—303页、第37卷第361—364页以及《现在怎么办？》（《社会民主党人报》1890年3月8日第10期）。
[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362页。
[48]参看同上书，第363页。
[49]《第九届（立法）议会第三次会议速记记录。1894—1695年》第3卷第2172页等。
[50]参看格利伦贝格1891年在帝国国会的讲话。（《第八届（立法）议会第一次会议速记记录。1890—1891年》第3卷第1776、1805页）
[51]《恩格斯和倍倍尔通信集》德文版第795页等。
[52]律斯勒、鲍古斯拉夫斯基、米尔巴赫之流主张进行上层政变，即破坏宪法，实行独裁，恢复专制，来对付国内反对派。——译者注
[53]恩格斯的原稿写的是：“他们为什么流血牺牲。”——译者注
[54]《前进报》在这里删去了原稿一句话：“不是要把这个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而且也没有标出删节号。——译者注
[55]考茨基：《伯恩施坦和辩证法》，载《新时代》第17卷第2期第46—47页。
[56]在恩格斯的信中这里写的是“李卜克内西”。——译者注
[57]《社会主义者报》，1900年11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36页）——译者注
[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26页，——译者注
[59]同上书，第432页。——译者注
[60]此处应为1895年。——译者注
[61]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附弗·恩格斯的导言和奥古斯特·倍倍尔的前言，1911年柏林版。
[62]原文有“（1）”。——译者注
[6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04—605页。——译者注
[6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06也。——译者注
[65]同上。——译者注
[66]同上书，第10卷第400页。——译者注
[67]同上书，第22卷第607页。——译者注
[6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09页。——译者注
[69]同上书，第609页。——译者注
[70]同上。——译者注
[7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11页。——译者注
[72]同上书，第39卷第432页。——译者注 |
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会议文件选集.content{FONT-SIZE:12pt;LINE-HEIGHT:25px;FONT-FAMILY:"宋体"}.contentIMG{MARGIN:7px}.TitleLinks{TEXT-ALIGN:center}.TitleLinks.content{LINE-HEIGHT:20pt}.TitleLinks.contentIMG{MARGIN-TOP:7px;MARGIN-BOTTOM:7px}A:link{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functionsetVariables(){if(navigator.appName=="Netscape"){v=".top=";dS="document.";sD="";y="window.pageYOffset";}else{v=".pixelTop=";dS="";sD=".style";y="document.body.scrollTop";}}functioncheckLocation(){object="object1";yy=eval(y);eval(dS+object+sD+v+yy);setTimeout("checkLocation()",10);}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会议文件选集打包下载1889年巴黎代表大会1891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93年苏黎世代表大会1896年伦敦代表大会1900年巴黎代表大会1904年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1907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1910年哥本哈根代表大会1912年巴塞尔非常代表大会1914年第二国际与帝国主义大战1919年伯尔尼代表会议1921年维也纳会议(第二半国际)1922年柏林代表会议(三个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1923年汉堡代表大会1925年马赛代表大会1889年巴黎代表大会第104号文件国际劳工立法。规定工作日。关于男工、女工和童工的日班、夜班和假日的规定。确立对大工业、小工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监督第105号文件实现上述要求的途径和手段第106号文件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第107号文件废除常备军。实行全民武装第108号文件关于庆祝五一的决议1891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第111号文件关于劳工法第112号文件犹太人问题第113号文件罢工和抵制第114号文件荷兰代表团提出的关于军国主义问题的决议案第115号文件工人阶级对军国主义的态度第117号文件关于废除计件工资制第118号文件妇女问题第119号文件关于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原则、实施劳动规章以及巩固无产阶级在各国人民之间建立和平的信念而庆祝国际五一节的决议第120号文件海员组织1893年苏黎世代表大会第122号文件参加苏黎世代表大会的条件第123号文件倍倍尔对参加大会条件的决议的修正案第124号文件在全世界范围内实行八小时工作日的措施第125号文件庆祝五一节第126号文件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策略第127号文件荷兰代表团提出的关于战争问题的决议案第128号文件社会民主党人在战争时期的立场第129号文件保护女工第130号文件全国工会和国际工会的组织第131号文件社会民主党的国际组织第132号文件土地问题第133号文件关于总罢工第134号文件关于普选权1896年伦敦代表大会第135号文件土地问题第136号文件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第137号文件教育和体力发展第138号文件组织问题第139号文件战争第140号文件工人阶级的经济政策第141号文件侵犯自由第142号文件参加下次代表大会的条件1900年巴黎代表大会第144号文件关于各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执行办法（工人和社会党人在组织和行动方面实行国际联合的实际办法的研究和采用）第145号文件通过国际劳工法来限制工作日第146号文件规定各国最低工资额的可能性第147号文件劳工解放的必要条件第148号文件世界和平；军国主义；废除常备军第149号文件殖民地政策第150号文件组织海运工人第151号文件为实现普选权和直接立法而斗争第152号文件市政社会主义第153号文件巴黎代表大会“夺取社会权力”[1]问题委员会少数派提出的决议案第154号文件夺取社会权力和与资产阶级政党联盟第155号文件盖得在代表大会上讨论夺取政权问题时的演说第156号文件安塞尔（比利时）在代表大会上就夺取政权问题发表的演说第157号文件盖得在1899年（12月3—8日）法国社会党巴黎代表大会上关于军国主义问题的演说[1]第158号文件五一节第159号文件托拉斯第160号文件总罢工1904年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第162号文件社会党策略的国际原则第163号文件奥地利代表阿德勒和王德威尔得共同提出的决议草案第164号文件饶勒斯在代表大会上就“社会党策略的国际原则”问题发表的演说（摘要）第167号文件法国社会党提出的、被殖民地问题委员会所否决的决议草案第169号文件殖民政策第170号文件总罢工第172号文件社会民主党1906年9月10日美因兹会议关于党的政治任务和总罢工的决议[1]第173号文件社会政策和工人保险第174号文件托拉斯[1]第175号文件庆祝五一节第176号文件党的统一第177号文件关于妇女选举权第178号文件关于日俄战争第179号文件向俄国无产阶级致敬第180号文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903年8月）关于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的决议1907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第181号文件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1]第182号文件倍倍尔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军国主义和国际政策”委员会上的发言第183号文件爱尔威在委员会上的发言第184号文件福尔马尔在委员会上的发言第185号文件罗莎·卢森堡在委员会上的发言第186号文件列宁：“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一文摘录第187号文件考茨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埃森代表大会（1907年）[1]上关于战争问题的发言第188号文件殖民地问题第189号文件政党和工会的相互关系第190号文件关于侨居问题第191号文件关于妇女选举权1910年哥本哈根代表大会第194号文件失业与失业保险第195号文件关于各国社会党的统一第196号文件反对死刑第197号文件瓦尔扬和凯尔-哈第关于“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问题的建议第198号文件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第199号文件[1]工会运动的统一第200号文件关于国际团结第201号文件党和合作社第202号文件党和合作社第203号文件避难权1912年巴塞尔非常代表大会第205号文件宣言[1]国际局势和反对战争的统一行动1914年第二国际与帝国主义大战第207号文件社会党国际局的决议第209号文件宣战后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宣言第210号文件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关于军事拨款的第一次声明[1]第211号文件卡尔·李卜克内西在德国国会上反对军事拨款的声明（1914年12月2日）[1]第212号文件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关于军事拨款的第二次声明[1]第213号文件卡尔·李卜克内西提出的准备在德国议会中发表的关于军事拨款的声明[1]第214号文件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声明[1]第220号文件法国社会党宣言第221号文件法国社会党关于党员参加政府的宣言[1]第223号文件法国社会党常务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的通报[1]第224号文件告英国工人阶级书第226号文件英国独立工党宣言第227号文件告法国和比利时工人书[1]第229号文件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执行委员会的呼吁书第230号文件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在1916年3月帝国第二次党代表会议上提出的、以多数票对16票被否决了的决议案第232号文件意大利社会党呼吁书第234号文件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宣言“关于战争问题的提纲”[1]第235号文件杜马代表哈乌斯托夫在杜马讨论对政府的信任和战争拨款问题的一次会议（1914年7月26日）上宣读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杜马党团的宣言[1]第236号文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各支部伯尔尼代表会议关于战争问题的决议[1]第237号文件告波兰无产阶级书补遗：齐美尔瓦尔得宣言1919年伯尔尼代表会议第243号文件关于国际联盟第244号文件领土问题第245号文件国际劳动立法第247号文件对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态度（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第248号文件列宁同志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的摘录1921年维也纳会议(第二半国际)第254号文件伯尔尼预备会议告各国社会党书[1]第256号文件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章程第262号文件阶级斗争的方法和组织第263号文件第二半国际的未来[1]1922年柏林代表会议(三个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第264号文件共产国际代表团宣言[1]第265号文件王德威尔得的发言（节录）第266号文件拉狄克的发言[1]第267号文件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宣言第268号文件第二国际代表团的声明第269号文件三个国际的执行委员会联合宣言[1]1923年汉堡代表大会第270号文件汉堡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通告第272号文件帝国主义和约与工人阶级的任务第273号文件反对国际反动派的国际斗争第274号文件关于俄国第275号文件八小时工作日与国际社会改革1925年马赛代表大会第276号文件国际形势和争取和平第277号文件八小时工作制第279号文件妇女问题[1]第281号文件东方问题（决议）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会议文件选集 |
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原则纲领（1989年制定纲领的柏林党代表大会通过，1998年莱比锡非常党代表大会补充）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二国际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原则纲领（1989年制定纲领的柏林党代表大会通过，1998年莱比锡非常党代表大会补充）Ⅰ.我们的意愿我们社会民主党党人，妇女和男子，努力为创建一个和平世界与一个永葆生命活力的自然界，为建立一个符合人的尊严的、社会公正的社会而奋斗。我们要保持值得保存的价值观念，抵御威胁生存的危险，并且鼓起勇气通过斗争而获得进步。我们希望和平。我们为创建这样一个世界而努力工作：―在这个世界中，各国人民都生活在共同安全之中，它们之间的冲突不是通过战争或军备竞赛，而是在为了实现符合人的尊严的生活而进行和平竞赛中得到解决，―在这个世界中，通过一种伙伴政策和一种争论文化来消除东西方之间的冲突，―在这个世界中，欧洲所有民族都在一种保障民主与社会福利的和平秩序中合作，并以南部民族的希望与和平为出发点，―在这个世界中，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由于一种公正的世界经济秩序而获得独立发展的公平机会。我们希望建立一个世界社会，它通过一种新型经济而使我们星球上的人类和自然界的生命得到持久的保护。我们希望实现男女社会平等，希望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特权、没有歧视、没有排挤的社会。我们希望建立一个使所有妇女和男子都享有从事人道的职业工作的权利、一切形式的劳动都得到同样尊重的社会。我们希望通过团结互助的努力实现所有人的福利，并进行公正的分配。我们希望，文化在多样化的表现形式中丰富所有人的生活。我们希望在整个社会，包括在经济界、企业、以及工作岗位上，都能实现民主，限制经济权力，并实行民主监督。我们希望经济的基本决策，首先是在哪些应当增长和哪些应当萎缩的问题上，能以民主方式作出。我们希望公民能参与技术改造，从而改善劳动和生活的质量，并减少技术风险。我们希望建立一个获得男女公民政治热情参与和支持的现代民主国家，它有能力实现社会目标，并且不断根据新的任务进行变革和经受考验。仅仅延续以前的发展过程，是没有前途的。我们希望实现一种不是以数量，而是以质量，以人类生活的更高质量为目标的进步。它要求首先在技术和经济领域改变思维，改变方向，精心选择和塑造。世界越是面临威胁，这种进步就越有必要。谁要想保持值得保存的价值观念，就必须进行变革。我们需要这样一种进步，它能确保国内外的和平，保护人类和自然界的生存，消除恐惧并唤起希望。我们需要这样一种进步，它能使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自由、公正、团结互助。没有这样一种进步，就势必出现倒退。因此，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要同所有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一道为实现这一进步而努力。Ⅱ.我们的政治基础1.基本经验和基本价值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所实现的自由、平等、博爱与它的誓言承诺相比，还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工人运动提出控诉，要求兑现这些革命理想，即建立一个所有人享有同等自由的团结互助的社会。这一运动的基本历史经验就是，对资本主义进行修补是不够的，必须建立一种新的经济和社会制度。社会民主党人继承了19世纪人民民主运动的传统，所以它希望做两件事：民主与社会主义，即人们在政治和劳动世界的自决。然而，他们的历史未能摆脱缺点和错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使许多希望这一运动能够强制实现和平的人深感失望。这一运动在涉及工人阶级的民族任务与国际任务相互关系问题上发生了分裂。此后，那些假托工人阶级名义建立起一党专政的共产党人，同那些致力于通过议会民主制的改良建立一种更美好社会制度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分道扬镳。那种自称是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产生了，它曾经唤起人们的希望，却又令人痛心地使这一希望破灭。他们不是建立起人与人之间兄弟姐妹般共同生活的社会，而是建立了一种特权官僚统治。这种统治既不能保障政治自由，也不能保障文化发展。社会民主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首次承担民族国家政府的责任。它表明自己是第一个德意志民主制度的最可靠的支柱，并且开始建设民主的社会福利国家。社会民主党曾经抵制、但未能最终阻止民族社会主义的暴力统治。社会民主党在第三帝国时期付出重大的牺牲的反抗斗争，使社会民主党人有权利要求对第二个德意志民主制度的建设深刻地施加自己的影响。与专制和恐怖进行斗争的经历，使我们对于粉饰民族社会主义罪行的企图和法西斯意识形态的重新复活保持高度警惕。抵抗运动深化了这样一条经验：即使是持有不同信仰和不同基本政治信念的人，也能够为同一政治目标而共同奋斗。政治力量的对比，被低估的资本主义生命活力，还有社会民主党人缺乏动员多数居民的能力，这一切都阻碍了社会民主党改革政策对于传统经济和社会制度的非民主基本结构进行深刻变革。大经济财团的权力、资本所有者和企业经理所拥有的优势地位虽然受到了限制，但并没有被消除。收入分配和财产分配是不公正的。《哥德斯堡纲领》从历史经验中得出新的结论。它把民主社会主义理解为一项任务，即通过社会民主化、通过社会和经济改革来实现自由、公正和团结互助。社会民主党在《哥德斯堡纲领》中表述了自己长期以来就已经具备的身份，即它是一个左翼人民党。它将继续保持这种身份。社会民主党曾经作为执政党取得相当可观的成就：扩大了企业男女雇员的权利以及男女公民的参与权利；扩建了社会福利国家，并消除了对一些居民集团法律上的歧视。然而在这段时间里，社会民主党人也曾作出错误估计或者错误的决策；对于保障自然生存基础缺乏必要的重视；反对极端分子的法令[1]与其说是消灭了，不如说是造就了我们对抗民主制度的一批反对者。这一期间的突出成就是：同东欧国家和解与保障和平。在德国东部，1945年以后苏联军事当局和德国共产党禁止迅速崛起为最强大政党的社会民主党的独立发展。在欺骗、压力和强制下成立了成为未来民主德国执政党的德国统一社会党，在这里，共产党人滥用了在民族社会主义专政时代人们的迫切愿望，即在民主革新的信号下消除工人运动的分裂。当时和在以后年代，很多社会民主党人成为共产党专政的牺牲者，许多人受到迫害、监禁，被剥夺政治生命，被迫离开民主德国，被驱逐到西伯利亚，其中不知有多少人死在那里。德国东部的社会民主党被查禁长达47年之久，在这期间，“社会民主主义”成为一种被紧张关注的意识形态敌人形象。但是，在柏林东部地区，直到1961年8月以前，很多男女社会民主党人还在坚持党的工作。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它领导的联邦政府从政治现实出发，通过它的缓和、对话和小步推进政策使得东西德国的边界变得容易渗透，并为民主德国的男女公民扩大国内的自由活动空间作出了重要贡献。一党专政和官僚化的计划经济证明自己并不能把民主德国的国家和经济引向一个有保障的未来。1989年10月7日东德的社会民主党人重新建党，他们向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无限权力提出彻底挑战。他们在民主德国革命运动内部最先决定支持实行议会民主制度，这就为从内部瓦解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国家制度发出了关键性的信号。经济上也严重失常的共产主义世界体系由于1989年中东欧国家的革命运动垮台了，对于20世纪下半叶的政治具有深刻影响的东西方矛盾对抗消失了。由于共产主义世界体系的终结，民主自决权才有可能在民主德国实现，最后，德国男女公民的自由决策结束了德国的国家分裂。东德的社会民主党人帮助德国历史在和平革命中实现了转折；他们对于统一的成功实现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以自己在专政下的艰难经历、沉静而顽强的斗争精神、令人可信的新开端，丰富了整个党的精神财富。自从1990年9月27日以来，德国社会民主党再度像一百多年前成立时它所希望的那样：成为整个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1990年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成为消除德国分裂后果的重要工具。它的任务就是减少继续生效的社会不平等和经济不平等。为此需要团结互助的努力和共同意志的形成。为东西部所有德国人创造同样机会，这是我们党的基本原则赋予我们的应尽义务，我们党是一贯支持实现为所有人服务的法律和社会公正的。作为国家和政党的共产主义在欧洲已经成为过去。工人运动曾经分裂为两个相互敌对的主要流派：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这种分裂的后果也对20世纪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共产主义的失败证实了社会民主党人的基本信仰，他们在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中坚决维护了自己的信仰：建立一个自由、公正和团结互助的社会制度的目标将永远是无法与作为政治社会平等前提条件的人权保障截然分开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决心在民主和人权基础上实现一个美好的社会制度，这也已经被证明是一条走向未来的正确道路。首先是中东欧民主改革运动，后来一部分共产党人也对上述思想承担了义务。他们中的一些人建立了新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他们把社会党国际看做是自己的政治家园。社会民主党人欢迎这个目前还没有最终完成的转变，并且推动它继续进行下去，如果这种变化是与真实可信地同一党专政的国家共产主义的历史政治遗产划清界限结合起来的话。我们男女社会民主党人引以为骄傲的是，我们继承了这样一种运动的传统，即它从未给我们的人民带来战争、压迫或暴力统治，而是使毫无权利的无产阶级变成自觉的国家公民。社会民主党从它存在之日起就坚持争取和平与国际主义合作。在这期间，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国际主义已成为惟一能够承担起责任的现实政策。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植根于我们的历史。今后它们也将是我们改革政策的基础。我们的历史渊源具有各种不同基本信念和信仰的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进行合作。他们的协调一致是以共同的基本价值和相同的政治目标为基础的。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渊源来自于基督教、人道主义哲学、启蒙主义思想、马克思的历史和社会学说以及工人运动的经验。妇女解放的思想早在19世纪就已被工人运动接受，并且得到进一步发展。我们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才使上述这些思想能够切实地发挥作用。我们欢迎并尊重个人的基本信念和信仰。决不会让它们屈从于党的决议。我们关于人的概念不论我们如何解释人的尊严，它都是我们行动的出发点和目标。联合国《人权宣言》开头的第一句话对我们所有人都适用：“人生来是自由的，并享有同等的尊严和权利。他们天生富有理智和良心，应以兄弟般的情谊彼此相待。”我们共同把人理解为是具有理性和自然性的人，是具有个性和社会性的人。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只能在自然界之中，并且同自然界一起生存。人的个性只能在与自己同胞组成的共同体中得到发展。人并非注定要成为好人，也并非注定要成为坏人，他们都有学习的能力和运用理智的能力。因此，民主制是可行的。人可能会犯错误，误人歧途和倒退到丧失人性的状态。因此，实行民主制是必需的，由于人是开放的，并且具有各种发展的可能性，因此，关键取决于他生活在何种环境之中。因此，建立一种新的和更好的、对维护人的尊严负有义务的社会制度，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人的尊严要求每个人能够在同其他人合作共处中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妇女和男子应具有同等权利，并且彼此和睦相助。一切人都有责任创建符合人的尊严的生活条件。人的尊严的获得，不取决于他的成就和功利。人权我们对实现人权负有义务。国家和经济应为维护人和人的权利服务，而不是相反。要使人权得到充分实现，就需要对自由权利、政治参与权利和社会基本权利给予同等保障。这些权利不能彼此替代，也不应被用来相互排斥。集体权利应有助于个性的发展。只有在自由权利得到保障和运用的时候，人们才能作为自由人、平等人从事生活和实行民主。只有在实现社会基本权利的时候，才能对所有人的自由权利和政治参与权利给予重视。只有在自由权利和政治参与权利得到尊重，从而允许进行自由的意见争论和积极从事政治活动的时候，人们才能真正享有充分的吃、住、工作和接受教育的权利。只有共同实现所有这些人权，才能实现符合人的尊严的生活。所有人都有保持自己的祖籍、风俗、语言和文化的权利。确定一种同联合国的人权相协调的少数民族权利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对政治的理解政治是人们进行共同生活的一个必要范畴。它并不局限于国家机构。当人们传播或者隐瞒信息的时候，当意识和生活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当人们形成意见、表达意愿、行使权力或者代表某种利益的时候，都是在从事政治。政治行动应该是有限度的。超越了限度就不能不对个人和社会造成危害。错误与罪过，疾病与灾祸，痛苦与绝望，过失与失败，即使在一种自由人和平等人的社会中，这些也都属于人的生活的一部分。政治只能为实现一种富有意义的生活创造条件。如果它想自己创造幸福和满足，它就有误入极权主义歧途的危险。然而，政治必须超出并且不同于仅仅管理已不可避免发生的事情。为了能做到并保持令人信服，它必须确保自己行动的活动空间，并且提出新的任务。如果它听凭经济利益决定技术和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向，那么，它只能去做客观事物强制力量要求它做的事情。民主制国家的内容取决于各种政治力量。民主制国家并非目的本身，它只是塑造社会的手段。政党既是倡议者，又是中介人。它们通过把握社会的脉搏和需要，并将其转化为立法和政府行动，在社会和国家之间进行沟通。政党必须自己提出新的思想并且拿出决策性建议提交讨论。政治不仅仅局限于履行真正的或所谓的客观事物强制力量的要求。它必须得到男女公民的理解和积极参与才能贯彻执行。政治有可能作为自由的、其结果是公开的公民对话的结果而存在。这种对话要求并吸收各种社会力量参加，传播信息，形成解决问题的意识，促进判断能力，并最终形成共识或获得明显多数。公民对话是民主文化的表现。当必须做出关系所有人利益、并且在以后很难改变（例如技术的改造）的决策的时候，公民对话在政治中具有中心地位。舆论自由和新闻媒介自由是公民对话不可缺少的。所有男女公民必须有权利并且也有可能就涉及自己或后代的生活机会的问题形成并宣传自己的意见。国家、学术界、新闻媒介必须为有牢固基础的舆论形成以及为民主的争论文化创造前提条件。公民对话意味着更多的民主，而不是更多的国家干预。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自由、公正、团结互助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它们是我们判断政治现实的标准，是衡量一种新的和更好的社会制度的尺度，同时也是每个男女社会民主党人的行动指南。社会民主党谋求建立这样一种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发展自己的个性，并能负责地参加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活。人作为个体，必须并且有能力获得自由。使个人获得发展自由的机会，始终是社会的一项应尽义务。我们认为，自由是个人的自由，同时也正是持有不同思想的人的自由。少数人享受的自由只能是特权。他人的自由是每个人自由的界限和条件。自由要求摆脱令人屈辱的依附性，摆脱困苦与恐惧；自由也要求获得施展个人才能和负责地参加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机会。只有那些感到自己在社会福利方面已得到充分保障的人，才能利用自己实现自由的机会。而为了实现自由，我们也要求平等的生活机会和全面的社会保障。公正建立在所有人具有同等尊严的基础之上。它要求人们享有同等的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求在政治和社会参与、以及享受社会保障方面具有同等机会。它要求实现男女社会平等。公正要求在收入、财产和权力分配方面，还有在教育、培训和文化生活方面实现更多的平等。平等的生活机会并非意味着千篇一律，而是意味着所有的人都有发挥个人爱好和个人才能的发展空间。团结互助作为超越法定义务的彼此之间承担义务的意愿，不能强制实行。团结互助对于争取自由和平等的工人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使它精神振奋。没有团结互助，就没有人道的社会。团结互助既是弱者争取自身权利斗争的一个武器，同时也是从人与人相互需要这一认识中得出的结论。只有我们彼此承担责任，并愿意使其他人获得自由的时候，我们才能作为自由和平等的人共同过着人道的生活。陷于困境的人必然会指望得到社会的团结互助。团结互助也意味着这样一种要求：让第三世界人民获得符合人的尊严的生活机会。我们今天决定着以后世代的生活机会，他们有资格要求我们与他们团结互助。为了扩大个人发展机会，也需要进行互助。只有共同行动，而不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才能创造和确保个人自决的前提条件。自由、公正和团结互助是互为条件、相互依存的。它们具有同等地位，相互解释、相互补充以及相互限定，它们相互充实各自的意义。实现这些基本价值和完善民主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持久性任务。2.我们生存的世界工业革命和现代技术在世界一些地区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财富。由于社会福利国家的扩大和工会的政策，这些财富使所有人都得到好处。为了克服我们的物质短缺，在世界范围内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从而使人和大自然面临新的威胁。工业文明的飞速发展使原有的不公正继续存在，此外还造成了对自由、公正、健康和生命的新的威胁。人类拥有前所未有的如此巨大的力量。他们用基因技术控制进化过程。核能的释放可能会导致人类的毁灭。然而，提升责任感的意识也在增强。核武器、化学武器或生物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毁灭人类的危险还没有祛除。然而反对疯狂扩充军备的反抗却加强了。裁军的实现已为期不远，不是敌人就是朋友的简单观念正在消失。由于土地、水源、空气受到污染，森林、海洋、动物和植物正在经受死亡的折磨，我们正在剥夺自身的生存基础。然而，生态主义思想已经获得力量支持。新的技术和工艺程序以及一些过早被宣布为过时的技术和工艺程序有可能形成一种有利于自然的经济。任何国家都不能单独生存。气候变化或者臭氧保护层变薄所产生的影响是超越国界的。战争会使未参战民族受到影响。地球的一部分地区发生经济危机或获得经济成就，也会对所有其他地区发生影响。世界社会已是一个现实存在，然而，真正建立一种公正合理的和平秩序还十分遥远。但是，认为有必要建立公正合理的和平秩序的认识正在增长。共同的任务迫使人们实现和平并进行国际合作。经济权力似乎不可阻挡地集中在越来越少的人们手中，世界范围内争夺市场和紧缺资源的竞争已经不可避免。全球资本流动的周期日益缩短。庞大的跨国康采恩在国际范围内制定赢利战略计划，破坏民主监督，并且强制政治决策。势力扩张和追逐利润创造了巨额财富，但同时却使无数个人和一大批民族受到屈辱。它们限制了我们民族国家的活动空间。全球周期性经济危机和结构危机迫使一些经济地区崩溃。与此同时，许多国家成功地组成了区域共同体，在工会消除民族国家边界的地方，正在形成抗衡力量。地球南部国家依附于北部的银行、原料交易所、康采恩和国家，南部国家的独立发展受到工业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阻碍，它们沦为东西方冲突的练兵场，又常常受到腐败精英的剥削，这些南部国家正在争夺它们的未来机会。贫困压力越重，人口增长越迅猛，对自然界的破坏也日益加速，独立养活自己的机会就越小，也就越加屈辱地依附于北部的决策。然而，穷国正在奋起反对监管与剥削，它们联合起来并寻求自己的道路。北部也开始认识到，对于所有人来说，南部的贫困潜伏着什么样的危险。共同的责任意识在东方和西方与日俱增。新技术，特别是信息和通讯技术，对劳动世界、公众舆论、并且越来越多地对私人关系产生很大影响。它们对劳动质量、就业岗位和民主意向的形成构成威胁；凡是在新技术被片面用于谋取利润或权力的地方，它都加强了操纵和监视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它们又为建立更加人道的劳动组织、增加透明度、更好地交流信息和参与开辟了新的机会。国家正在变成力不胜任的修理厂。它要通过在社会福利方面的事后补救和滞后的环境保护来修补那些对生态和社会福利不负责任的经济活动所造成的破坏。然而，越来越多的人懂得，采取预防措施和改造措施是不容推卸的。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那些没有固定社会联系、而且没有集体生活经验的个人，常常感到自己单独面对一个陌生的和神秘莫测的社会。与此同时，这个社会不断提供新的选择机会使他们既感到神往，又觉得力不胜任。然而，自由选择的机会，只有纳入个人生活设计，并且在与其他人团结互助的情况下加以利用，才会导致更多的自由与个人发展。我们始终生活在男性居支配地位的社会里。妇女在劳动和社会生活组织中受到歧视。但是，妇女正在日益加强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许多人为政治目标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差距感到苦恼，他们不再对政治抱有希望，退缩到私人和小团体的圈子内，或者逃避现实，陷入新的依赖性。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要证明，政治是值得所有人为之努力的。我们挺身面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种种危险。我们不会被强大的利益集团吓倒，我们努力寻求同那些敢于和我们一道调整方向、制定规划和实施改造的人进行对话。Ⅲ.共同安全中的和平和平的任务人类只能共同生存或共同毁灭。这种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抉择要求人类重新采取新的方式处理国际事务，尤其是在保障和平方面。决不允许把战争作为政治手段；这一点首先适用于当今核武器、化学和生物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时代。和平不仅意味着停战，和平还意味着各国人民在没有暴力、没有剥削和没有压迫中共同生活。和平政策也包括所有民族在经济、生态、文化和人权方面的合作。和平世界要求所有民族都拥有自决权利。和平政策必须缓解大国冲突，寻求各方利益平衡，考虑共同利益，通过地区性联合共同对付世界大国的霸权行径，并且以和平竞赛和政治争论文化来解决各种不同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之间的对立。和平政策必须打破军事官僚利益集团和军火工业利益集团的统治地位，并将军火生产转为民用商品生产。和平政策必须以和平教育与和平研究为支柱。争取和平不仅仅是政府的任务。和平需要人们为了实现民族和解、裁减武器和消除敌对形象而在世界范围的积极投入。在爆发冲突的时候，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会毁灭本来想要保护的对象。我们主张消除军事威慑体系，建立跨越集团的安全体系，其中包括没有武器的宇宙空间。我们主张在世界范围内销毁所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不得生产、拥有或使用核武器、生物和化学武器。它必须摆脱一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同时也不得谋求与别人分享这些武器。应以宪法的形式确保联邦德国放弃核武器、生物与化学武器。我们要遏制扩军备战的势头，推动裁军进程。我们的目标是阻止武器和军备物资的出口。共同安全东西方都曾经试图通过扩军备战实现彼此的相对安全，但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给所有人带来越来越多的风险。在欧洲，任何一个单独国家都不会比可能交手的敌人更加安全，因此每个人不得不为了自己利益而替别人的安全承担责任。共同安全的原则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它要求每一方都承认对方存在的合法性和维护和平的能力。共同安全既促进缓和，也需要缓和。共同安全希望减少威胁恐惧和消除集团之间的对抗。我们的目标是以欧洲和平秩序取代军事联盟。在此之前，联邦德国依然要在大西洋联盟中寻求可能实现的安全保障，但前提条件是，它既能在联盟中体现并贯彻自身的安全利益，又能实现共同安全利益。东欧的变革削弱了联盟的军事意义，增强了它的政治意义，并赋予联盟一个新的职能：它必须在保持稳定的情况下，自行安排解散，并且有计划地向欧洲和平秩序过渡。这也为结束美苏两国在其领土之外的欧洲驻军开辟了前景。在联盟中必须贯彻主权平等的原则。联盟必须具有防务能力，是防御性的，并且具有缓和愿望。这些政治意愿必须凌驾于军事战略、军事技术和军火工业的经济利益之上，而不是相反。和平是一项政治任务，而不是武器技术的任务。共同安全旨在销毁一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迅速减少并改组常规武装力量，直至双方在结构上失去进攻能力。应通过有限度的单方面采取措施和发出信号来加速这一进程。其中包括大幅度削减军备开支、减少兵力和全面停止核试验等。在欧洲建立没有核武器和化学武器的地区有利于共同安全。我们希望建立这种地区并且把它扩展到整个欧洲。共同安全方案中应有联邦军队的地位。它的任务仅仅是保卫祖国。它的使命是，在结构上失去进攻能力的情况下，以自己的防御能力阻止战争的发生。联邦军队机构必须支持和促进裁军进程。只有政府才能担任联邦军队的政治领导，对它们的议会监督是联邦议会的责任。士兵是身穿军装的国家公民。我们拥护联邦军队和义务兵役制。我们拒绝对妇女实行义务兵役制。和平政策的目标就是，使军队成为多余。我们尊重那些谋求没有暴力的民族共同体乌托邦的和平主义者的责任感。他们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具有合法地位。我们保证人们有拒服兵役的基本权利。我们主张取消所谓良心审查。拒服兵役者的补偿勤务不应令人望而生畏或为军队服务。欧洲共同体和欧洲和平秩序社会民主党人在1925年《海德堡纲领》中提出建立欧洲合众国的要求，它至今仍是我们的目标。各民主国家必须将自己的力量汇聚起来，维护自身利益，同时致力于建立整个欧洲的和平秩序。欧洲共同体是划分为不同区域的世界社会的一个基础。它是实现和平与社会民主的一个机会。整个欧洲必须成为一个和平地区。欧洲共同体应通过共同外交政策为和平效力，使它的众多民族在国际关系中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共同对付世界大国的对抗。欧洲共同体的历史前景并不是谋求自己的霸权地位。它的本质特征并不是军事上的强大，而是在发展贸易和工业、科学技术、创造无污染的环境和促进第三世界持续发展方面成为世界范围内深受欢迎的伙伴。欧洲共同体必须随时准备接纳一切欧洲民主力量作为自己的成员，并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加强与所有东欧国家的合作，克服欧洲的分裂。欧洲共同体必须通过与地球南部国家的伙伴政策，偿还欧洲殖民主义列强欠下的历史旧债和目前不公正的经济关系欠下的新债。因此，欧共体必须支持南部国家和力量谋求独立、自决发展的努力，并积极建立一种公正合理的世界经济秩序。我们希望欧洲共同体继续发展成为欧洲合众国。这个合众国将保持各民族的文化认同，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习惯，保证所有公民拥有同样的自由和同样的发展机会。这就要求欧洲议会具有充分权利，要求一种具有行动能力的、对议会负责的政府，要求明确确定职权范围和实现欧洲的经济民主。我们要在整个欧洲建立社会福利国家制度。我们的目标是在共同安全、互不侵犯边境、尊重所有欧洲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基础上，建立整个欧洲的和平秩序。所有欧洲国家必须按条约规定实现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各项原则。中欧、东欧和东南欧各国迅速推进的社会民主化和人道化，给整个欧洲带来了希望。我们愿意对这些国家的改革提供帮助。欧洲所有国家都必须保证实现人权，建立法治国家和社会福利国家的秩序。发展全欧合作应有助于消除南北对立，通过全面保护环境，保障所有民族共同继续生存，实现个人和集体的人权，把经济合作扩大到相互依存状态，保护欧洲的共同遗产并促进文化交往。为此我们还需要建立全欧性的机构。德国德国领土必须成为和平的发源地。我们要建立充满生机的德国人民的责任共同体，要谋求实现两个德意志国家在裁军、缓和与合作方面的共同利益。德国人同所有民族一样拥有自决权利。民族问题服从于和平的需要。我们努力使欧洲保持一种和平状态，使德意志民族能够在自由的自决中实现统一。两个德意志国家的人们将对他们在走向统一的欧洲过程中所建立的机构共同体的形式作出决定。德国人的历史经验以及他们关于一个共同欧洲的决策不允许德国再走一条特殊道路。波兰的西部边界是不可更改的。随着人们不断增加跨越边界的相互往来和相互了解，柏林作为德国和欧洲的大都市，它的重要性将日益提高。四大国对整个德国以及柏林所具有的保留权必须被全欧和平秩序所取代。南北政策如果不能在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实现一种平衡，整个人类的未来就会受到威胁。在被饥饿和困苦统治的地方不会有持久和平。南方国家不应成为东西方冲突的战场，相反，东西方应通过裁军节省更多的资金，为世界上生活贫困的三分之二的人类开辟发展机会。北方工业国家的财富是建立在剥削南方国家的基础之上的。今天的世界经济结构依然沿袭五百多年来的殖民主义传统。它深受不平等的歧视性经济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影响，并且把负担推给第三世界。每个国家都有权利决定自己的发展道路。所有南方国家必须最终获得机会，自己养活自己，保护或恢复本国的自然生存基础；找到适合本国农业、能源供应、教育、就业、工业化、卫生医疗保健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发展模式；通过高效能的国内市场满足本国基本需求以及保护自己的文化认同。只有当妇女的劳动不再被过低估计的时候，南方国家的发展才会成功。必须承认妇女对这些国家的发展道路所起的核心作用。妇女必须在所有层面上权利平等地参与发展计划的制定和发展项目的实施。她们必须能够参与决定发展道路。这种发展必须也以她们的利益和需要为目标。地区性联合可以有利于加强南部国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并促进全球合作。在反动力量阻止独立发展的地方，我们支持当地的解放力量。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必须废除。南方国家的活动空间正在扩大，因为我们在自己国家正在通过生态革新对我们的工业社会进行纠正，鼓励开发再生能源或技术，这些对于南方国家也是很有益处的。因此，发展援助政策不能再作为某一职能部门的孤立任务，在进行所有政治决策的时候，包括宏观经济控制、降低关税、促进出口，以及制定环境政策、农业政策、能源政策、科技政策和安全政策的时候，都必须考虑到它们对发展援助政策的影响。北方和南方国家必须首先找到一种能够促进持续进步、尊重生态负荷极限、并同今天的和未来的世代的需要相协调的发展道路。要获得可持续发展，就要求在利用资源、确定技术革新方向、确定投资规模、地点和目标的时候以长远发展目标为方向，而不是仅仅为了获取短期利润。为此，必须改造现有国际机构，赋予它们相应的权利。我们努力谋求建立一个新的公正合理的世界经济秩序，它将使所有国家都能持续发展。在通往这一目标的道路上，必须使交换条件向着有利于南部国家的方向改变，如提高原料出口收益，限制还债劳务，鼓励从北部国家向南部国家的资源转移，扩大公共发展援助的资金筹措和在世界范围内对跨国康采恩进行监督。如果发展中国家为了世界社会的利益，错过了有益于保护环境的经济机会，工业国家必须对于它们的财政损失做出赔偿。只有当发展中国家在有关国际组织中以权利平等的伙伴身份推动这些组织的改革时，所有这些才能成功实现。这里主要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组织。国际共同体世界社会必须建立这样一种秩序，通过这个秩序而使和平得到保障，经济权力从政治上得到监督，原料、技术与知识得到公正的分配，我们的自然生存基础能够得到持久的保护。联合国可以使我们接近上述目标。因此，它的作用必须加强。它必须成为不使用暴力处理世界内务政策的工具。我们希望从政治和财政上加强它的力量。联合国受东、西方对抗的牵制越小，就越能更好地促进和平，抵制全球性威胁和维护穷国利益。只有在各个民族国家准备赋予联合国更多权限和任务的时候，联合国才能应付这些挑战。我们主张在联合国的框架内加强国际法院，改革安理会和设立国际军备监督委员会。必须改组联合国及有关组织的结构，使之具有更大的行动能力。社会党国际致力于团结和加强一切民主社会主义力量。它必须进一步发展，以便能够为一个民主的世界社会指明道路。Ⅳ.自由、公正和社会福利的社会：一种共同生活和共同协作的新文化一种共同生活的新文化文化―任何社会都有多种文化存在―表现在人与人的交往、人与其他生物和事务的交往中。文化也植根于思想―世界观传统和宗教传统。在这些遗产具有生命活力并在对话中经受考验的时候，它们就会在伦理和社会方面产生推动作用。文化表现在各种形式的共同生活中，表现在对弱者的关注中。社会福利国家和法治国家，还有国内和国外的和平，都是第一流的文化成就。然而，文化也必须在处理同自然界的关系中经受考验。它要求尊重自然界本身的规律性。保护和爱护有生存能力的自然界正在成为极其重要的文化成就。文化深受劳动质量的影响，包括职业劳动、家务劳动、家庭劳动和个人劳动的质量的影响。我们不希望出现任何一种为经济利益所操纵的文化，不希望一切生活领域都商业化。我们希望建立一种能够与共同生活的文化相适应的经济。对大部分城市和市镇的人们来说，社会文化是处处可以感受到的。地方文化体现在劳动岗位、邻里之间、以及就公共利益进行讨论和愉快聚会中的文明交往和团结互助之中。共同生活的文化正在那种能够把必要的基本共识和必要的争论结合起来的政治文化中经受考验，并且不断强化。对此，宽容是不可缺少的。1.在一个团结互助的社会中人人平等妇女和男子的社会平等我们要建立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妇女和男子彼此平等、自由和团结互助地生活。我们要建立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妇女和男子按照自己的选择在所有社会领域都能发挥作用，他（她）们在完成家务劳动和家庭劳动以及职业工作以后，仍有时间和精力接受教育，从事艺术、体育或社会活动。我们要建立这样一个社会：―它不再把人们分成是具有所谓女性的或男性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的人，―在这个社会中，不再把受人尊敬的职业工作划归给男子，而把受到歧视的家务和家庭劳动留给妇女，―在这个社会中，不再教育一半人去主宰另一半人，而另一半人则甘居从属地位。现实状况是：―居主导地位的文化始终打着男性烙印，―关于男女社会平等的宪法要求并没有成为现实，―妇女更多地受到贫困打击，―妇女在接受培训和从事职业方面依然受到歧视，―她们在经济、科学和艺术、政治和新闻媒介领域仍然受到冷落，―依然把私人领域的事情，把家务劳动和教育子女推给妇女，―对妇女的历史作用依然避而不谈或加以歪曲，―职业工作和义务兼职工作的时间长短和组织形式依旧根据男性的需要确定，―妇女成为男人暴力的牺牲品，她们的性生活自决权利遭到藐视。但是，妇女意识正在迅速变化。他们比多数男人更加痛苦地体会到，男女双方的部分愿望、能力和才智不断地受到压抑。许多妇女开始反对这个由男人塑造的世界，反对那些要维护这个世界的男人们。男人也日益认识到，所谓要使男人的感情和想像力服从于理性和自我实现能力，只会使自己变得更加贫乏，甚至沦于病态。男女双方都在忍受男性世界和女性世界分裂的痛苦，它使双方扭曲变态，彼此疏远。我们要克服这种分裂状况，我们要从自身做起。在实现法律平等之后必须实现社会平等。这并不意味把妇女整合到一个男性世界中，而是要改造这个社会。教育应使年轻人为进人这个社会做好准备。它必须帮助人们克服男性世界和女性世界的分裂，打破不断使这种分裂重新固定化、僵化的角色分工模式。我们必须重新评价劳动，并且进行另外一种不同的劳动分配。谁若想不仅公正地分配职业劳动，而且也合理地分配家务、家庭劳动和个人劳动，谁就必须首先缩短每天的工作时间。我们首先力争实现每周5天、每天6小时的工作制，以便使妇女和男子能将职业工作、家务和家庭劳动、义务兼职活动以及文化享受更好地结合起来。我们需要制定一个男女平等法，结束工资歧视，制定支持职业妇女的计划。通过由妇女提出要求和帮助她们重返职业生活来实现她们在社会保障权利和公务员权利方面的平等地位。必须通过家庭负担平衡[2]来保护孕妇及产妇，为产假及护理病人而损失的工作时间提供经费，这样就不会因为各企业增加额外负担而造成妇女丧失工作岗位的风险。国家的财政资助和订货必须以实现男女平等为条件。日间托儿所和全日制学校是使男子和妇女的职业与家庭工作协调一致的前提条件。新的居住形式，对于儿童、老人、病人以及伤残人的分散的社会服务可以帮助家庭工作摆脱孤立状况。在政党、工会、各种协会和联合会从事义务工作的时候，作为陪审员、监事会成员或家长代表，妇女必须具有同男子一样的参与机会。在所有委员会中，妇女和男子的代表必须各占一半；在劝说工作不能实现这个目标的时候，需要制定法规。为了实现男女政治平等，必要时可修改联邦、州和乡镇的选举制度。未来要求我们大家，妇女和男子们，从事许多长期被当作只有女性才做的事情：我们必须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关心他人，用智慧战胜突如其来的困难，尤其要同他人进行伙伴性的合作。要想建立人性化的社会，必须克服男性统治的世界。几代人的共同生活在一个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同越来越少的青年人共同生活、而这种共同生活的形式和条件都发生了明显变化的社会中，建立一种团结互助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必须维护、扩大、保护和支持这种关系。文化和技术方面的迅速变化可能加剧几代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我们的文化政策、教育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旨在使这种紧张关系转化为有益于全社会的成果。决定青年人和老年人之间的关系的，不应是隔膜和竞争，而应是经验交流和团结互助。家庭和其他生活共同体社会的变化反映在生活形式和两性关系形式的变化中。人们在他们的生活共同体中寻找爱情、安全、承认和温暖。为此，他们建立了多样化的长期的结合形式，其中婚姻是最常见的。它同家庭一样受到基本法的特别保护。但是我们认为，所有形式的生活共同体都有资格得到保护和法律保障。不允许歧视它们，包括不能歧视同性生活共同体。作为成人和子女生活共同体的家庭是以父母和子女相互承担责任为条件的，子女长大成人并不意味家庭的结束。不应该把属于社会福利国家的任务推给家庭这个互助性团体。对于职业和社会生活的过份要求也会对家庭产生冲击。并非所有在无情竞争的职业世界中无法实现的需要都能在家庭中得到满足。因此，我们必须对劳动世界进行变革，以便使妇女和男人能够在家庭中以伙伴的身份为双方、为他们的子女承担责任，为维持生活、教育和家务劳动做出同样的贡献。家庭和其他生活共同体对每个人的个人发展是绝对必要的。因此，它们必须得到国家和社会的承认、保护和支持。国家和基层行政机构有义务对家庭的物质负担至少给予部分补贴，使一些家庭不致受到亏待，特别要准备向单身抚养子女的人、有患病子女和伤残子女的家庭和有需要护理家属的家庭提供帮助。我们要建立一种不要使妇女感到非堕胎不可的生活环境。然而我们知道，我们不能解决人际之间的一切冲突。对堕胎进行法律惩罚并没有达到保护胎儿的目的，相反，它一直导致妇女受到更大的威胁和侮辱。刑法并不是解决堕胎冲突问题的合适手段。因此，我们希望在刑法之外做出必要的法律规定。我们要保护胎儿，但必须遵从而不能违背妇女的意愿。因此，我们承认妇女的责任和自决权利。儿童我们要建立一个关爱儿童的社会。儿童需要鼓励，以便使他们能在一个变化莫测的世界中把握方向。他们需要一种符合他们爱好和兴趣的教育制度，从中得到帮助和激励。他们需要游戏和活动的空间。他们需要保护，以防止身心受到过重的压力，免遭暴力，并防止他们无节制地沉迷于媒体消费。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希望，儿童能够作为独立法人受到尊重。在进行政治决策时，要比以前更多地考虑儿童的利益和需要。因此，除了对家庭进行资助之外，有必要在城市和乡村发展的框架内，首先是在住宅建设、交通规划以及在提供足够的幼儿园和日间托儿所方面确保实施一种坚持不懈的关爱儿童的政策。青年男女的未来青年人的现实生活现在已发生了根本变化：青年人上学的时间更长了，所拥有的学历更高了，许多青年由于社会状况的改变可以独立地生活。但是青年失业、环境破坏以及核威胁使青年的价值观念和生活要求发生变化和分化。青年时代已成为一个独立的生活阶段。青年的价值取向和生活要求发生了变化。目前，绝大多数青年对社会改革和个人生活前景的要求与日俱增，尤其是青年妇女更是这样。青年人受新闻媒介和业余消闲工业的影响前所未有地增大。保守主义力量企图把青年中的社会分裂固定下来，并使个人的生活要求转化为贯彻个人主义化的战略。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坚决反对。个人的发展只有在所有人都获得有保障的社会福利机会的基础上才有可能。青年喜欢自己塑造生活，尝试各种不同的生活形式和交往形式，试验各种文化表现形式。为此，他们需要拥有物质上的独立性。所以，我们主张实行一种符合青年需要并且不依赖父母的教育资助。最低社会保障也应包括那些没有工作的青年。我们将给予所有青年人独立生活的机会。因此，必须使所有青年男女都能有一个接受培训的位置，并且在接受培训之后有一个劳动岗位。所以我们要通过分摊税款筹措经费的办法创造新的、高水平的以及面向未来的培训位置。为了使年轻妇女有同样的机会，必须把全部培训名额的一半留给妇女。为了使青年能自己负责安排业余时间，而不依赖于商业的供给，我们要扩建公共的和自己管理的青年业余活动机构和文化机构。同时也需要促进青年社团工作和青年政治工作。我们希望，中学生、接受职业培训者以及大学生能独立自主地行使一切民主权利，维护自身利益。必须增进德国青年和外国青年之间的相互认识和理解。我们要为建立一个超越欧洲范围的团结互助的多民族共同体做出贡献。政治教育是青年工作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政治教育不限于传播知识。政治教育应当培养实际行动能力，树立同情心、团结互助精神和责任意识。我们之所以要在青年工作中加强政治教育，就是因为把学习和实践结合起来可以提高把握未来的能力。老年人今天人们对于进入老年的感受已与过去不同。新的生活前景的发展并不会由于退出职业生活而告结束。确切地说，老年人从此开始了一个生活条件发生变化的新阶段，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是一个充满新的内容和新的生活机会的阶段。对老年人来说，继续接受教育和社会参与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们应该能够通过不同的组织形式表达和维护自己的需要和利益，阐述和检验自己的观点。老年人也必须有机会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履行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我们要鼓励他们这样做。老一代人的生活和工作经验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十分宝贵的。为了能在几代人之间进行合理的任务分工和协作，必须打破那种关于教育时期、就业时期和退休时期的僵硬划分。同以往一样，老年人的生活仍与社会风险及个人风险联系在一起。生活早期阶段获得的社会福利国家资助和团结互助的资助也会提高老年阶段的机会平等。使所有人获得有保障的养老金，确保抵御风险的关怀，提供多种居住形式，对于城市与社会福利进行计划，使人们能够具有一种独立生活和自我选择的生活方式，这些都将有利于老年人权利平等地、负责地参与社会生活。必须扩建社会服务并使之网络化，这样可以使老年人尽可能长时期地生活在熟悉的环境中。对于老年人的家内护理来说，对家庭采取补充措施和支持措施也是十分必需的。我们要防止老年人感到孤独。我们要力争使他们的个人尊严受到保护，使他们的生活成就得到社会承认。各种文化之间的团结互助各种不同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的人们共同生活在联邦共和国。欧洲各国已成为具有跨国文化的国家。正像很多外国人生活在德国一样，很多德国人也生活在国外。在德国的很多外国公民仍旧深受文化和社会孤立的痛苦，常常成为歧视的牺牲者，特别是他们的子女，生活在不同文化之间，更觉痛苦。文化的多样性丰富了我们的生活。因此，我们要尽一切努力促进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尊重与合作，使它们能够相互融合和相互分享。我们要改善外国人的居留权，使他们有参加地方选举的权利。对于受政治迫害的人来说，政治避难权必须继续成为一种不受限制的基本权利。这包括由于性别和种族原因而受到政治迫害。夫妻双方均享有独立的居留权。消除阶级社会我们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存在着旧的和新的特权。收入、财产和机会的分配不公使社会分化为两部分。一部分人支配别人，而另一部分人受别人支配，他们的自决权和政治参与权也因此很快就受到限制。这影响到政治和国家事务方面的意志形成。我们谋求建立一个自由、平等、没有阶级特权的团结互助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人都平等地决定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民主社会主义所谋求实现的那种新的、更好的社会制度是一种摆脱阶级限制的社会。我们要通过取消特权和完善民主制来实现这个社会。2.未来的劳动和业余时间劳动的意义劳动不仅是生存条件，也是人类存在的决定性维度。人们通过劳动不仅创造生活所必需的资金和服务，同时也决定了自己的生活状况。劳动满足了人们的需求并带来了新的需求。劳动和自然界是财富的源泉。要付出多少劳动，如何去组织、设计和分配劳动，这一切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取决于社会力量对比和文化传统。这也同样适用于职业劳动、家庭劳动、集体劳动和自由个体劳动。所有这些劳动形式都是互相依存的，它们共同决定着我们的生活质量。劳动分工和劳动组织、劳动时间和劳动范围、劳动内容和劳动形式都是由人来实现的，因而是可以通过政治进行改造的。任何一种形式的劳动都创造价值，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并使人们致富，但也造成了异化并增加了痛苦。任何一种劳动形式都要依赖其他劳动形式，它们共同决定我们的生活质量。劳动的苦与乐始终是人类生活的组成部分。通过创造性地使用材料、工具和机器，通过劳动设计、规划和组织，通过履行职务以及通过与社会、企业及家庭中的其他人的合作与分工，人的个性得到了发展。劳动的痛苦是由于负荷过重或要求过低，由于健康伤害和有损尊严的劳动，由于劳动的压迫和异化。非人道的劳动分工或与社会隔绝的劳动所产生的后果也能造成劳动痛苦。劳动的历史同时也是技术的历史。技术能够带来财富和人道的舒适条件，能够减轻劳动强度。但是，技术的社会应用也会给那些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几乎一无所有的人们带来贫穷、疾病、依赖性和异化。我们的未来主要取决于我们如何从事劳动。我们的社会把劳动分成职业劳动和无报酬的、但又是社会所必需的家务、家庭与集体劳动，这种劳动分工和评价都是不公正的，这种不公正表现为不同的劳动和生活条件以及两性之间不同的发展机会。职业劳动对于人们的意识和自我意识具有重要意义。它使人们获得独立并得到社会承认，它决定生活条件和发展机会，有利于人们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热情投入，保证了人的物质独立性。社会必需的各种形式的劳动必须得到同等评价，必须在男女之间进行平等的分工。在职业生活中，不允许对从事家庭劳动和集体劳动的人进行歧视。通过发展生产力所获得的社会财富使我们能够大大缩短职业劳动时间并增加改善劳动和生活状况的机会。这样，就能够实现社会民主党人的目标：―普遍富裕和社会安全；―扩大社会基础设施；―公正地分配劳动和生活机会；―在男女之间公正地分配各种形式的必要社会劳动；―所有人都有接受教育和继续教育的机会；―为家庭和私人生活、消闲和社团工作提供更多的时间；―从事创造性活动和分享文化生活；―在劳动中谋求自我实现；―改善劳动质量；―增加多种可供选择的劳动组织形式；―扩大经济领域的参与决定权和民主化。职业劳动的结构变化今天，劳动正经历彻底的结构变化。在职业劳动中，结构变化表现为在生产、服务、管理方面实现灵活自动化，表现为新的通讯技术和控制技术的采用，生物遗传技术的应用，以及新材料、新的生产程序、新产品和新式服务的迅速传播。人们必须处理日益增多的信息，适应日益迅速的变化。计划和发展、控制和监督、发现和纠正错误都具有重要意义。在将来，所有人都要掌握比现在更多的信息，学习更多的新知识。人的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一方面可以增加生活质量、富裕程度及业余时间，但另一方面也会引起失业率上升，把许多人排挤出职业生活，使人们增加新的肉体和精神―心理负担，结果造成来自劳动世界的新的风险和威胁。劳动者面临的风险由于这些变化的规模和持久性，很清楚：没有自觉地对劳动权承担义务的新的劳动政策，大规模失业就会始终是一个核心的社会问题。那时，长期失业者所占的比例继续增大，越来越多的老人或残疾人、缺乏专业技术的人、妇女、青年和外国人都被排挤出劳动市场，并且不受（法律）保护的劳动关系的数量日益增加。这些将导致生活状况严重两极分化，使我们国家分化为富裕地区和贫困地区。男女雇员之间的竞争将尖锐化，团结互助变得更加困难，新形式的不平等在不断发展：与每个人的出生时间、性别、国籍、居住地―例如是生活在共和国的北部还是南部，是生活在农村还是人口密集的工业区―相比，学习技术和创造成绩的意愿变得无足轻重。与此同时，不仅养老金领取者的人数在不断增加，在职人员的平均年龄也在逐渐提高。资本和被忽略的需求都大量存在。鉴于我们的社会拥有如此多的财富，鉴于尚有许多未完成的工作，大规模失业只能表明社会失灵，这种状况长期持续将危害民主制度。我们的社会并不缺乏需要从事的劳动。制定一项新的劳动政策劳动权利是一项人权。力求实现充分就业是一个民主的和社会的法治国家的责任。失业不是个人的暂时依靠保险就能解决的问题。失业是由于社会原因造成的，因而是一个需要政治解决的问题。大规模失业给各国人民造成的经济和社会负担越重，人们就会越加经常地试图利用贸易保护主义，以牺牲别国利益来为本国经济捞取好处。与此相反，我们认为，有关国家采取联合行动来反对大规模失业是绝对必要的。而联合行动的前提是：我们要准备在自己的国家里实施一种有效的就业政策。采取以下一系列措施是必要的：―为所有人创造有意义的、长期的就业岗位，―有效而迅速地减轻环境负担，特别要减少能源消耗，―创造人道的劳动条件，―坚持联邦共和国作为国际上具有竞争能力的工业基地的地位，―鼓励人们提高知识水平、劳动热情和创造性，―推动新的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很多人都非常缺乏生活必需品。实行更公正的收入分配是为了实现社会平衡，创造更多的需求，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生态革新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样，清理陈旧设施，以及发展环保措施、发展有益于大自然的农业、改造交通设施和能源系统都会增加就业机会。在节约能源、实现能源供应分散化、进行垃圾再处理、用有益于环境的产品替代有害于环境的产品的时候，都会创造新的工作机会。对城市和农村必须进行更新，要建造住房，实现住宅现代化，扩建城市间短途交通网络，保护文化古迹。对社会服务的需求也在增加。我们希望改善公共服务设施，特别要扩大对那些受歧视的人们和集团所提供的服务。教育、继续教育、文化、科学研究都需要人。孩子必须有人照管，青年工作要有人来做，病人和越来越多的老人需要人的护理，外国人和他们的孩子需要有人帮助去适应环境，残疾人需要人的照顾和康复，预防不良癖好的工作要有人做，具有不良癖好的病人要人来治疗，精神病人要有人陪伴，刑事犯需要有人帮助重返社会，帮助实现自助的工作需要有人来组织。这些社会服务必须组织成一个覆盖面很大的、流动与定点相结合的协作网。缩短劳动时间―有助于实现充分就业和自主支配时间我们希望利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缩短劳动时间。但是，在这里，缩短劳动时间并不意味着自动缩短机器运转时间。缩短劳动时间就是在将来也是对于进一步提高生活质量的重大贡献。它减轻了职业劳动负担，为职业劳动之外的必要活动创造了活动空间，为消遣、文化和社会活动提供了时间，它创造了就业岗位。如果全体妇女和男子都有可能从事职业劳动，缩短劳动时间就更为必要了。要实现家务劳动的分工合作，每天的职业劳动时间就必须减少。因此，我们力争实现每天工作6小时，每周工作30小时的法定职业劳动时间。在减少法定劳动时间的同时进行公正的收入分配更为重要。因此，应当对不同收入集团的工资和薪金按不同幅度提高。只有为了雇员的利益、而且为了使集体利益得到保障而实行的灵活劳动时间才能使人们获得更多的支配时间的自主权。同时，要注重保持有益于健康、有利于发挥个人工作效率和改善社会关系的劳动节奏。星期六不得成为正常工作日，星期日劳动只有在万不得已的特殊情况下才能允许。夜间劳动有害健康，所以，我们要把它限制在例外情况的范围内。对于加班加点必须从法律上予以限制，如果人们在非正常时间劳动，劳动者有权要求得到相应补偿。所有男人和妇女都应该获得缩短或中断职业劳动的机会。这是―为了加强对子女的教育，―为了接受继续教育，即使只有一年时间，―为了照顾老人、病人或残疾人，―为了顺利地向退休过渡。我们将设法在上述情况下使劳动岗位和社会保险能够在法律上得到保障。我们将制定资金筹措的模式并与劳资协议各方共同贯彻实施。除此之外，我们希望通过劳动法创造一种机会，使就业者在暂时脱离劳动生活以后能够重返工作岗位。不允许缔结不受法律保护的劳动关系。必须禁止租借劳动。我们要求制定一部劳动法典，以便将所有就业关系置于统一的劳动法律保护之下。对于各种形式的职业劳动必须作为正常劳动关系给予保障。这并不意味维持一成不变的劳动时间结构，而是要使所有形式的职业劳动都得到劳动法和社会法的法律保护。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们希望不要为失业、而要为创造劳动岗位提供资金。我们希望为每个失去工作岗位的人提供新的工作或更多的培训机会。创造人道的劳动环境我们对于塑造职业劳动的要求是：人道化、专业技术化和民主化。这三项任务是相辅相成的。人道地改造劳动世界首先要求，人不能受到有损健康的劳动条件的伤害。不能接受有损健康的劳动材料、噪音、高温、煤气、射线和尘埃，也不能接受那些加重单调感和神经负担、加强控制和异化并使自身责任感降低的技术。在所有职业中，劳动条件和劳动要求也必须适应那些因缺少专门技能、健康受损或由于年老而处于弱势的人。因此，我们要继续发展劳动保护和健康保护，促进符合人道的技术工艺和组织形式。国家的任务是：在试验用新的方法解决企业问题的时候，对于劳资协议各方，经济界和科学界给予支持，同时要注重传播关于人道地塑造劳动世界的知识。为了实现劳动世界的人道化，除此之外还要求关注培养人的创造性、组织能力、专业能力和社会能力。人们需要有意义的劳动内容，扩大活动空间，有更多的自主性，提高专业技能以及加强共同决策和参与。所有职工只有通过更好的专业培训，才能改善劳动质量。所有职工应该在从事职业劳动期间享有终生接受培训和继续教育的权利。这个问题应该像延长为了接受文化教育而安排的休假那样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新技术使创造新的劳动组织形式成为可能。应改变单调劳动和过细的劳动分工，伙伴式的合作应该成为准则。这些不仅符合人的要求，而且也能成倍提高生产效率。只要技术革新能使等级强制下的劳动变得多余或者被废除，从而使企业劳动实现分散化和民主化，就必须利用这种机会。在职业劳动的很多地方，人们已经用集体的和个人的创造取代了异己决定，这已不再是空想。那些在职业劳动中筋疲力尽、麻木不仁或受尽屈辱的人们，是不可能在业余时间弥补这些创伤的。因此，本着人道的、民主的和社会的原则来组织劳动是使人们获得有尊严生活的决定性因素。劳动世界的人道化要求各个层次的技术和组织部门创造符合人尊严的劳动条件。同时，必须考虑到人们不断提高的要求。实行民主化的目的在于实现劳动解放。它必须由劳动者自己在扩大参与决定职权的情况下实现，使自己从经济奴仆变成经济公民。因此，男女雇员必须对于以下问题进行参与决定：按照什么目标、以什么组织形式、在什么时候完成什么工作？当需要对新的就业机会、对工作岗位的生态和社会标准作出决策时，参与决定依旧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将为此，包括为公共服务业，创造法律的先决条件。家庭劳动儿童教育和家庭劳动使我们的社会充满生机。它们必须得到社会承认和社会福利方面的保证。职业劳动人道化、劳动时间的减少以及职业工作的合理分配，这些都有助于搞好家务劳动和家庭劳动。同职业劳动一样，家务和家庭劳动也是男女双方的共同任务。家务和家庭劳动同其他劳动形式一样，向人们提供了自我实现的机会，但如果负担过重也会妨碍人的自身发展。在住宅附近的职业劳动岗位可以改善生活质量并便于职业劳动与家务和家庭劳动的衔接。必须保持并重新创造这样的联系。符合家庭需要的住宅，分散性的购物机会和扩建地方基础设施有助于使职业劳动与家务、家庭劳动之间的关系相互协调。必须把教育和护理子女的时间计算在养老金条件之内。儿童3岁以前，父母应该有权得到带薪的家长休假。为教育子女而暂停职业工作的人有权要求重返工作岗位。在招聘和职业晋升时要考虑安排教育和照料子女的时间。此外，还有继续接受技术培训以及鼓励才能和爱好的合法要求。自由活动和休闲人们的生活是在劳动与休息，紧张与松弛之间有节奏地进行的。随着职业工作时间的缩短，可供自由支配的时间增多了。我们不想听任娱乐商业完全占据这些新赢得的时间。每个人都必须获得用于改善邻里关系或环境，完成工会工作或政治任务的机会。必须使所有人都能够按照自己的选择发挥创造力。社会必须为此改善前提条件。文化生活教育的目的我们认为，教育的目的不只是为了职业和继续晋升对人们进行教育和技术培训，教育的自身价值在于人的发展。教育应唤起人们对自己传统的认识，并使人们有能力了解自己和他人，理解不同的文化和人。教育应该开辟这样的机会，即：自主地从事劳动，利用职业劳动和家庭劳动以外的业余时间去从事个人工作、艺术和文化活动以及社会政治活动。教育必须使人们有能力批判地对待社会和劳动世界的要求，并共同对社会和劳动世界的参与改造施加影响。教育应该帮助人们了解我们这个日益复杂的社会，帮助人们明智地利用技术和生产资料并保护自己的自然环境。教育应该促进创造力的发挥并使人们能够对付消闲娱乐业和信息的泛滥。教育应该帮助青年人了解人类的基本经验并从中吸取经验，不断成长。不论是情感还是理智，不论是思考能力还是实践能力，都离不开教育。教育应开发人的天性，使人们能够为他人承担责任，磨练团结互助的精神。教育必须使人们能够用丰富多彩的欧洲文化来丰富自己的生活。多方面的教育也能帮助人们为劳动生活和职业工作进行合理的准备工作：在一个需要团队工作和共同思考并且不断完成新任务的劳动世界中，教育内容的局限性和片面性越小，就越容易完成职业工作和取得成就。教育必须向所有人敞开大门。必须在财政上对中小学生、受培训者和大学生给予资助，使他们不依靠父母的收入、而是独立自主走上自己的职业道路。合格的学校教育和初级技术培训将为人们终生学习和参与社会的、文化的及政治的活动创造机会。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我们认为，教育事业中机会均等是不能放弃的原则。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们更加接近了我们所奉行的教育面向全民这一目标。我们为所有阶层的儿童打开了接受合格教育的大门，延长了义务教育的时间。妇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多地接受教育和培训。我们的教育事业面临新的挑战。随着质量的提高，数量也必须扩大。我们要使普通教育同政治教育和职业教育融为一体。这种做法适用于所有教育机构。我们希望开办全日制学校，因为这种学校促进机会均等，使社会化的学习以及使传授知识、集体工作和娱乐的交替成为可能。学校必须面向劳动世界，必须向城市和乡镇实行开放，同地方生活紧密联系起来。我们希望，在学习生涯的选择方面，当事人能有更多的参与决定权，在教育机构中能有更多的师范教育活动空间。国家制定的框架条件必须是根据当地形成的意愿能够加以满足的。我们鼓励尝试新的学习和授课形式的实验学校。我们希望男女青年、外国儿童和德国儿童、残疾儿童和健康儿童都能共同接受教育，以便消除偏见和歧视。我们要求传授知识同社会学习联系起来，这有助于对付劳动世界日益增长的竞争压力。社会民主党的教育政策是要促进全面提高而不是挑选尖子。我们希望学校提供更加多样化的教育机会和结业形式，能够考虑学生不同的兴趣爱好和能力，分别给予不同的鼓励，并更多地实现机会均等。综合性学校最适合于实现我们的教育政策目标。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职业教育对于个人发展和职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所以，每个年轻人都有权利接受这种教育。这种教育必须使他们有能力从事一项职业，定期接受继续教育并共同建设我们的公共事业。因此，培训必须包括广泛的职业基础教育，既要传授职业的特殊能力，也要传授跨越各种职业的一般能力。国家对于双轨制的职业教育负有特别的责任。已婚和未婚妇女在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和进入劳动世界等方面不得遭受歧视。迅速的结构变化需要对继续教育和中小学基础教育及初级职业教育同等地加以促进。因此，必须扩大一般性的、职业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继续教育，作为地方行政机构必须完成的任务，并成为教育事业的第四大支柱。特别是对于那些在职业生活和职业培训方面遭受歧视的人们，或者由于技术发展使其职业知识贬值的人们，国家必须使他们获得能够从事新职业的技能。作为与企业组织的继续教育对等的平衡力量，充分提供国家兴办或国家资助的继续教育是十分必要的。企业必须承担一部分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的费用。职业生活中可供支配的接受继续教育的时间至少应相当于初级职业培训时间。高等院校、科学与研究开放高等院校依然是我们的目标。那些在职业工作或其他社会活动中获得才干的人也应能顺利地进入大学和接受继续教育。研究和教育必须比以往更多地重视劳动世界的问题。高等院校中的所有群体都必须得到有效的参与决定权。我们希望扩大高等院校的改革和新探索的活动空间。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必须得到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同样的资助。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不可分割地同属于一个整体。我们要尽一切努力，使科学和研究的质量保持国际水平。学术自由和责任是彼此相互制约的。作为科学家，有资格向社会要求研究自由，但是必须准备为研究成果的应用后果承担责任。社会必须保障科学自由，保障每个科学家免受国家和经济权力侵犯的自由。自由的、毫无阻碍的学术争论以及不断公布研究成果都属于科学自由的范畴。我们忧虑地看到，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迫使研究服从于军事目标或单纯经济目标的研究机构。它们束缚了可供使用的研究潜力，妨碍了其他可供选择的科研投入。由于这些机构从不公开自己的研究成果，因而妨碍了对问题的认识过程。按一般规律，科学研究只有在涉及研究成果应用时才会接受社会监督。但是，如果科研计划违背伦理标准或导致无法承受的风险，立法机构必须禁止这类研究方法和程序。这主要是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研制，用活人进行医学实验，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和遗传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改变人的遗传基因。我们希望公开讨论科学程序的审批并建立伦理委员会，以便通过这些途径对那些在伦理道德方面存有疑问的实验进行社会监督。如果是人的尊严、生命权利或自然保护的需要，国家就有权利和义务通过发布禁令和命令对科学研究进行干预。民主制中的文化工作工人运动从一开始就被理解为也是一场文化运动。它继承了欧洲人道主义和启蒙主义传统，主张艺术风格的自由，并致力于使所有人都能参与分享文化财富。实现上述目标依然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文化的概念远远超出文学、音乐、艺术和科学的范畴。正是在一种广泛的共同生活的文化中，这些社会边缘领域已经移到社会的中心。不断增多的业余时间增加了人们从事自己文化活动的机会。通过个人的文化活动，人的思维能力和感情认知能力、想像力和创造力都得到发展，并从中形成了也决定我们民主未来的价值观念、榜样形象和思维模式。我们将竭尽全力同那些蔑视人的价值的思潮和派别，例如新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进行斗争。在文化政策和文化工作中，我们遵循我们的基本价值观念和传统。我们要鼓励批判意识，提倡便加积极、更加团结友爱地建设生活，推动个人和社会的解放。我们知道，只有从自己党的内部，从党的交往形式、工作方式以及接受和消化各种文化推动的能力方面开始社会民主党的文化工作，我们才能对社会文化生活施加自己的影响。我们鼓励在不同集团和方案、不同市区和住宅区所呈现的多样化的文化表现形式。艺术必须成为尽可能多的人的事情。我们要排除阻碍人们享受艺术和教育的障碍，只要这些障碍不是存在于文化作品本身。一种丰富多彩的、多方面的文化生活是与产业标准化的休闲消费相对抗的。我们认为，文化生活并非仅仅是各种彼此没有联系活动的总和。我们要使不同的生活环境和局部文化之间相互碰撞。相互辩论和挑战是文化富有生命力的表现。艺术和文化需要公开展示的场所。为此创造前提条件并对艺术家给予鼓励是政治应尽职责。制定和推行文化政策是国家的一项义不容辞的任务。国家决不是文化监护人，而应该是文化多样性的保证人。媒体的责任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日益受到媒体，特别是电子媒体的影响。与此同时，由本国和国际康采恩统治的新的媒体产业对文化生活、人们的情感和思维的影响力也在显著增加。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主张文化和新闻工作的多样性。我们要保证和扩大媒体摆脱国家、摆脱强大经济和社会集团控制的独立性。我们要求所有在新闻部门工作、特别是从事节目制作和编辑工作的人们拥有参与决定权。报纸、杂志和书籍能向人们透彻和广泛地提供信息，即使在电子媒体时代，它们也保持着自己的特殊意义。我们的文化依赖于读书，我们要鼓励读书。具有公法性质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责任是提供必不可少的基本服务。它包括广泛地提供信息，提供政治意见形成、娱乐、教育、咨询和文化等方面的节目。因此，必须继续保证公法广播电台的存在和发展。这类广播电台首先应保证不受党派政治的影响并在经济上具有独立性。我们期望这类广播电台在节目安排时做到：不要把播放节目的收视率作为惟一的标准，不要为了相安无事和一碗水端平而取消批评性的和引起争论的文章。在新闻和娱乐性节目中，我们支持一切以批判眼光审视现实并具有新思想的人。必须促进德国和欧洲的电影事业。电影的发展有助于保持欧洲的、欧洲各国和各地区的认同感。体育体育是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它能促进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生活乐趣的增长。为此，我们从工人体育运动中接受了发展全民体育的基本原则，并由此把我们的主要注意力放在普及体育运动和伤残人体育运动上。与此同时，我们也支持不损害人的尊严并保证运动员自决权的竞技体育。为了保证这些条件，有时还需要采取法律措施。联邦、各州和市镇必须同承担相应责任的体育组织建立一种伙伴关系，共同促进体育事业的发展。3.实现社会公正，建立团结互助的社会体现团结互助的社会福利政策社会福利政策要使作为整个社会主导思想的团结互助精神发挥作用。因此，我们认为，它是一种社会结构政策，是全部政治行动的一个维度。团结互助并不能代替个人自身责任，它也不会忍受任何监护。团结互助的作用是通过提供帮助实现自助。工人运动经过几代人的奋斗建立了社会福利国家。我们将维护和发展它。在团结互助的共同体中，青年人为老年人、健康人为病人、健全人为残疾人、就业者为失业者承担责任。我们反对把抵御基本生活风险变成一种纯粹私人的事情。把社会福利政策仅仅局限于消除已经出现的伤害是不人道的，而且在财政上将很快无力承受。最有效的保护是通过预防来实现。社会福利政策不应只起修补作用，仅仅应付已经出现的问题，而应防患于未然。它应使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符合人的尊严。旨在保护健康的生态政策、劳动人道化、克服失业、更公正地进行收入分配，是预防性社会福利政策的中心任务。我们要求提供数量足够的有益于健康和价格低廉的、适合于家庭或单身需要的各种住宅。居住，如同工作和接受教育一样，是一项基本权利。每个人都有权利要求符合人的尊严的住宅。必须以一种符合社会福利的租赁法对租房者给予持久、切实的保护。帮助那些不能凭自己力量满足自身合理居住要求的人和在住宅市场上遭到拒绝的少数群体，这是国家和社会的任务。因此，建造社会福利住宅，同建造出租住宅和自有住宅一样，始终是不可放弃的。获得社会保障的权利《基本法》关于社会福利国家的规定责成国家履行社会福利责任和实现社会公正的义务。社会福利国家的支柱包括：由国家担保的社会保障和分享，可以诉诸法律的领取社会福利金的合法要求，获得法律保障的雇员地位。人们是根据合法权利还是作为接受慈善捐赠而获得社会福利金，它们在劳动关系中是屈从于雇主专制，还是完全像企业主那样履行自己的合法权利和义务，这涉及到人的尊严。享受社会救济的人不应受到歧视。社会保险必须是可靠的。经济政策、财政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应彼此协调一致，使全部政策以基本法的社会福利国家规定为标准。用改造社会福利取代削减福利社会福利政策也适用于质量优先于数量的原则。要想阻止削减社会福利，就必须推动它的改造。必须遏制赢利企图，打破官僚主义的僵化。必须使社会福利接受者的利益能够得到充分实现。社会保险在经历了一个世纪之后衍生出众多的分支机构。社会福利法种类繁多，很难让人们一目了然。职业等级的划分导致对相同情况不能一视同仁。我们要克服这种状况。我们的目标是要实行这样一种社会保险：―在情况相同的时候，对所有人同等对待，―对所有人都应要求按其实际财力承担费用，―积极加强自我管理，―通过帮助实现自助，―消除对妇女的歧视，―促成家庭与职业之间的协调，―将独立经营者纳入保险体制，―保证残疾人加入保险者行列。我们要建立一种与收入挂钩的社会基本保障，它是对那种把个人缴纳保险与享受福利相挂钩的保险制度的补充，而不是取代。这一基本保障应能在人们年老、伤残和失业时满足他们的生活需求。社会基本保障应使社会救济回归到对于那些处于特殊困境的人提供资助，并简化社会福利法。这种社会保障的附加费用应从税收中筹措。我们将力求使养老金继续得到保障。因为领取养老金者越来越多，缴纳养老保险费的人越来越少，所增加的负担必须在正在缴纳保险费的人、退休者和国家之间合理分担。不利的年龄结构对于特殊护理和补充护理也产生了不利影响。因此，必须逐步使几种老年保险体制相互协调。所有人都必须有可能按照自己的选择合理安排养老金和劳动收入的比例。用资本和能源取代人的劳动的企业所缴纳的社会保险费越来越少，而劳动密集型企业所缴纳的社会保险费越来越多。我们希望，雇主缴纳的社会福利保险费能够以企业的效益、即创造的价值为依据。卫生事业的改革我们谋求建立这样一种医疗保险，它使投保者的利益优先于临床医生、牙医、医药工业、康复药品和辅助医疗手段的供应商、以及医院经营者的利益。医疗保险机构必须做到维护投保者的权利，使它不致受供应商利益的侵犯，并且使投保者在疾病预防和享受价格低廉、富有成效的医疗方面得到更多的实惠。我们的卫生事业在防治传染病、抢救重伤者、实行外科手术方面是极有成效的。但面对数量日增的患有慢性病、心理疾病和精神病的病人，却常常一筹莫展。克服各种不良嗜好的危害是全社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在这一方面也应实行帮助先于惩罚。预防医学和治疗医学必须保持同等重要地位。防病保健和卫生宣传教育应作为中心任务。这些工作必须从幼儿园开始。对那些导致肉体和精神疾病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必须更好地进行研究，更强有力地加以改变。环境保护和劳动保护，住宅建设和适应自然的农业，必然会有助于保健预防。各种有效的医疗手段，包括自然疗法，不得受到某种利益权势的压制。每个病人，不论其收人多少，都应得到符合医学科学水平的治疗。一切人都有权自由选择医生和治疗方法，包括另类医学[3]的医生和治疗方法。紧急救护医学能够拯救生命。但是如果它延长了死亡过程并使死者丧失尊严，它就成了问题。高效能的技术、器械医疗、化学疗法不应排斥廉价便捷的治疗方法。对疾病的社会和心理方面应给予更多的重视。对精神病患者和残疾人不能推开不管，也不能以收容方式隔离起来。他们应在自己的特殊生活环境里得到关心体贴、受到尊重、并尽可能与他人建立正常的社会关系。为此，必须在市镇附近提供各种形式的门诊和住院治疗，并将二者结合起来。精神病患者和肉体疾病患者享有受到同等照顾的权利。应增加人员，改进康复机构，保障精神病患者得到与肉体疾病患者同等的护理。我们要使门诊医疗优先于住院医疗。为此，需要建立一个尽可能面向市镇的、由个体或集体诊疗所、保健中心、扩大的社会服务站、日间医院和康复机构组成的网络。在卫生事业上必须降低医疗费用，这不仅要求权力关系发生改变，也要求用人道主义精神理解疾病。问题的关键不是暂时消除病状，恢复工作能力，而是要使病人健康起来。为此我们需要在医生、病人和其他医护人员之间建立起充分信任的伙伴关系。法定的医疗保险不允许投保者负担超出医疗保险费以外的费用。帮助实现自助我们要建立一个由独立的人组成的社会，人们既对自己、也对别人承担责任。我们要向那些力图依靠自己力量、或与其他人共同处理自己问题的人提供帮助。因此，应当支持社会福利管理机构和自助机构建立新的合作形式。我们要鼓励自助运动，并使它的思想和经验为社会福利国家所利用。自助不会使大型团结互助团体或专业服务机构成为多余。但是它能够减轻它们的负担，成为它们的补充，并使它们能够能更灵活地适应新的需要。从自助意愿出发，产生了诸如工人福利会等福利团体或教会慈善救济工作，对此，我们予以赞赏和支持。4.对生态和社会负责的经济经济应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应当对所有人提供充分的商品和服务，保障劳动权利，爱惜和保障自然的生存基础。资本应当为人服务，而不是人为资本服务。在现代民主制的工业社会，出现了通过混合经济提供产品和服务的情况，在这种混合经济中，竞争与国家干预行动共同发挥作用。这种制度已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率的、原则上优越于一切形式的中央管理经济。竞争制度的一个历史的基本问题就是它同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相联系，这种联系带来了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导致失控的经济权力以及对劳动、收入和财产的不公正分配。要对资本的经济权力进行民主监督，就要求有一个具有行动能力的国家、强大的工会和参与决定。财产分配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不断扩大。要实现对收入、财产和时间的公正分配，就必须实现劳资协议自治，落实国家税收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以及鼓励职工购置资产。竞争制度不适于向人们提供公共商品和公共福利。提供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主要是国家的任务。竞争经济由于无节制地消耗资源和失控的技术革新趋势，导致了对原料的浪费和对自然生存基础的破坏。国家必须抵御各种对生态的危害，并且推广有益于环境的产品和生产程序。如果能成功建立约束资本利益的框架条件，就可以在不损害效益能力的情况下引导竞争朝着有利于共同福利的方向发展。在西方工业国家，这可以通过国家调控、工会抗衡力量、决策分散化，以及通过也包括新社会运动在内的广泛改革联盟基础上的社会共识来实现。国际框架条件紧密的国际联系国家规定的框架条件迄今为止几乎仅在民族国家范围内生效。然而，在这期间，资本主义经济已超越民族国家界限。因此跨国康采恩能够通过加重社会负担获得优势，逃避应尽义务。大多数工业产品和大量服务业的竞争已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我们要在世界范围的竞赛中保护联邦德国的机会，并且为发展中国家开辟新的机会。我们拒绝扩张性的出口方针。为了给我们的贸易伙伴、特别为发展中国家开辟新的机会，减少国际贸易的不平衡，我们必须加强国内经济和开放本国市场。为了阻止各经济空间的生产基地竞争导致世界范围的压低工资，以及劳动条件、社会福利和环保标准日益恶化，对生产的社会条件和生态条件作出在国际范围内具有约束力的规定是十分必要的。资本和金融投资市场的国际化进一步削弱了民族国家调控资本主义经济的能力。金融投机使汇率急剧波动，扭曲了国际竞争，并对工业基地造成威胁。市场的国际化使民族国家的利息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活动空间日益狭隘，使宏观经济政策失去作用。在民族国家的职权损失没有得到国际规定弥补的时候，强者的权利就会得逞。所有国家的国民经济都很容易遭受危机的伤害。因此，我们要通过国际协调合作和建立框架条件，恢复和扩大调控经济的能力，民族国家的经济政策并不会因此而免除责任。公正而有效率的世界经济秩序发展中国家比我们更加依赖世界经济新秩序。它们备受屈辱地依附于地球北部的银行、康采恩和政府。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发展中国家也不得不对它们提出的种种条件惟命是从，在这里，西方工业国家占据绝对优势。为了满足债权国要求，债务国不得不采取破坏本国自然生存基础和加重普遍贫困的措施。对热带雨林的开发，对山林地区破坏性砍伐以及水土流失，沙漠的扩大，这一切都对整个地球的气候产生影响。因此，不能让世界经济听任那些经济上最有权势和最肆无忌惮的人的摆布，这是所有民族的共同利益所在。民族国家与国际的监督机制必须得到保证，在国际范围活动的资本不能逃避它在社会福利和生态方面的责任以及纳税义务。我们主张制定旨在保护自然生存基础的国际公约，其中包括保护森林现状、大气层和海洋系统的协定。必须保护南极周围地区免遭因开发经济而带来的环境破坏。要使地球南部的发展既不因负债过重、也不因我们实行保护主义而被扼杀，这也是大家的利益所在。必须解除最穷困国家的债务，要部分地解除和限制其他国家的偿债付息义务。南方国家必须能够在不受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护的情况下，共同就自身发展的优先步骤达成一致。免除债务时不得附带提出使这些国家陷入社会贫困的条件。必须通过国际原料基金组织减少发展中国家对于原料价格波动的依赖性。越是鼓励满足自身需求的农业生产，就越能避免刺激过度生产。公正的世界贸易必须借助有制裁能力的国际法规来保证。单方面地提供优惠条件可以使工业国家市场向发展中国家的成品商品开放，使发展中国家需要保护的年轻行业暂时得到保护。为了减少货币投机和有害的货币波动，一种民主监督的国际货币秩序是非常必需的。这种货币秩序可以使必要的降低利率以及国家的货币政策与预算政策之间的相互协调变得更加容易。只有通过南方社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根本性改革，开辟通向持续发展的道路，防止重新债台高筑和单方面的经济依赖性，一个新的世界经济秩序才能得到良性发展。没有强大工会的密切国际协作，一个公正的世界经济秩序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作为区域联合的欧洲共同体通过区域联合将会促进建立一种公正的、具有民主合法性的世界经济秩序。在一些国家把它们的力量和利益联系起来并协调一致的时候，它们也就为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经济秩序奠定了基础。欧洲共同体开辟了活动空间，提供了自我保护和对世界市场施加影响的机会。它必须融合为一个统一的经济、货币和社会活动空间。欧洲共同体应当：―协调成员国的经济政策，实现欧洲内部大市场．建立欧洲货币联盟；―推行积极的就业政策，消除地区性的不平衡；―在共同体的贫、富成员国之间实行有效的财政平衡；―将社会福利政策置于与经济政策同等重要的地位；―使各国具有典范意义的社会福利成就造福于整个共同体；―就业者和他们的工会都能实行参与决定；―实现欧洲经济民主，阻止经济权力的过分集中；―在科学和研究中整体协调成员国的力量；―有效地帮助妇女；―通过税收、收费和确定严格的有约束力的环境保护标准来促进生态革新；―通过共同体农业政策的改革保护自然生存基础，确保消费者利益和农民农业；―通过促进区域文化的和民族文化，确保多样化的欧洲文化认同。民族责任联邦共和国的经济力量使它具有很大的民族活动空间。它对国际经济决策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越是坚决地利用自己的民族活动空间进行生态和社会改革，我们就越能有力地影响国际决策。如果一味地等待欧洲或世界范围的统一规定，最终将一无所获。尽管我们的某些设想只能在欧洲范围、甚至是在世界范围内才会充分实现，但我们的行动必须从我们直接承担责任的地方开始。生态革新环境危机是世界范围的。我们要在国内克服这一危机，并且要以此推动国际性紧迫间题的解决。必须把保护自然生存基础作为国家目标写入基本法。地球大气层不断遭到破坏，海洋受到污染，出现了可怕的气候灾难，森林死亡，地下水超量开采，环境污染造成疾病，以及大量动植物物种灭绝，这一切令人触目惊心地表明，我们的自然生存基础正遭受全面破坏。对我们的工业社会进行生态改造已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首先是工业国家使自然生存基础的破坏日益严重。它们生产和消费的长期影响伤害了海洋，它们消灭了世界范围的动植物种，并且破坏了地球大气层。因此，工业国家应对世界范围恢复自然生存基础承担主要责任，并为此承担费用。它们必须率先对自身社会进行生态改造，并且停止对能源、原料和土地的浪费。它们必须使第三世界各国人民有能力为保护自然生存基础做出自己的贡献。即使在那些对人们没有直接好处的地方，我们也有伦理道德上的责任爱惜大自然。保护环境、保护自然、保护动物是我们的团结互助社会观的一部分。崇尚生命是我们政策的基本原则。保护自然必须成为一切政治领域的任务。凡是在生态方面不合理的事，就整个经济而言也就是不合理的。生态并不是经济的添加物，它是具有责任感的经济行为的基础。因此，解决紧迫的生态间题，也必须是企业经济行为的原则。我们只能要求自然界在不受长期损害的情况下给我们提供必需品。我们必须生产和使用与自然界物质新陈代谢相适应的产品。对于我们经济所进行的这种生态改造包括产品设计、生产过程、原料消费和已消耗原料的回收利用，以及物质新陈代谢过程的链接。这种生态改造要求人们从生态角度评价使用的原材料、联系和生产程序。它还包括一切形式的能源获取和能量转化。生态改造的重点必须是化学工业、交通业和农业。我们的环境不断遭到破坏，导致世界范围内社会不平等状况日趋严重。因此，就更加需要从社会的角度规划生态改造。生态改造具有明确的目标：―废除损害环境的产品、生产和体系，代之以有益于环境的产品、生产和体系；―为此加速必要的技术革新；―加强废物利用；―有效地组织不可避免的废物处理；―及时清理历史遗留下来的环境破坏；―节约和爱护土地和耕地。如果不能节省地、合理地使用能源，就无法进行生态革新。我们要通过确定价目表、价格、捐税、收费和环保标准使这件事成为经济上必须要做的事情。我们鼓励废热利用，电能与热能的配合使用，鼓励分散的，特别是地方的能源供应，而首先是开发那些可以再生利用的能源载体。它们在未来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必须帮助它们实现突破。在无法放弃使用本国煤炭的时候，必须采用有益于环境的技术。我们希望尽可能快地实现安全的、有益于环境的、不包括核能的能源供应。我们认为，核能经济是一个歧途。由于伤害自然界的物质所占比例日益增长，自然界的负担和对人类健康的威胁也在日益增长。因此，生态改造也必须给化学政策指出新的方向。化学产品和生产方式必须适应物质新陈代谢。尽可能地减少风险必须成为化学研究、开发、生产和应用的最重要原则。对基因技术的利用也必须按照这一标准加以限制和控制。自然界以及我们城市所承受的交通负担，已达到所能承受的极限。公路、铁路、航空和内河航运的失控竞争导致重复投资、破坏自然风景和增加生态负担。我们要开发出在经济和生态方面同样使人放心的交通载体。我们要使竞争条件朝着有利于减少能源消耗、保护生态的交通载体的方向发生变化。因此，在货运和客运交通中，铁路运输必须居优先地位。在高速公路、州级公路和住宅区内实行的速度限制必定能够减轻环境负担和提高交通安全。地区建设规划一定要迅速减少对自然风景区的损害，同时也要避免危害生态的布局过密。修复、维护和改建应优先于新建。应鼓励有益于环境的建筑。不允许无条件扩大加重自然和环境负担的、用于住宅和基础设施的土地需求。发展城市内部和有节制地利用土地，必须作为具有生态意义的城市发展目标而居于优先地位，必要时应加强对土地和耕地所有者的社会义务的监督。必须使农户从这样一种经济窘况中摆脱出来：因超量使用化学物质和外来能源而生产了大量滞销的过剩农产品，既耗尽了地力，也污染了空气和地下水。在土地利用和饲养动物方面既不值得、也无需实行集约化。农民的家庭经营也是一种符合生态的经营形式。我们将通过规定与耕地面积相适应的存栏牲畜最高限额来保护农民，使他们的利益不致因农工联合企业大规模饲养牲畜而受到损害。一种有益于环境的农业经营可以实现有机循环过程，能够以满足动物要求的方式饲养牲畜并保持动植物种多样性和保护风景，这样的农业经营需要付出代价。应对农户为我们的文化景观做出的成绩给予适当的报酬。只有这样，才能成功地阻止农业工业化，并使农户的经营形式作为一种对生态负责的农业基础长期保存下去。我们的食品也将因此更加有益于健康和更加美味可口。我们希望尽可能地不用行政单一决策，而是通过建立政治框架条件来促进生态革新。必须使伤害生态付出更为昂贵的代价，使适应生态在经济上获得更多的好处。为了做到这一点，一方面要靠征收捐税和费用，另一方面要靠财政刺激。必须提高能源价格。同以往一样，我们需要制定规则、禁令、限价和保留批准的权力。此外，我们需要对环境的承受能力进行检查，需要一个更为严厉的环境破坏惩治法和新的实行举证责任倒置[4]的责任法。我们主张实行集体上诉，加强环保专员的地位，以及扩大在健康和环境保护问题上的参与决定。环境保护要从地方开始。市镇和县必须成为生态改造的推动力。为此，要加强它们的财政支付能力。进步、增长和结构并非任何增长都是进步。凡是能确保自然生存基础、改善生活质量和劳动质量、减少依赖性和促进自决权、保护生命和健康、保障和平、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机会和未来机会、鼓励创造性和主动性的经济，都必须增长。凡是危害自然生命基础、降低生活质量、毁坏未来机会的经济，都应该缩减或完全取消。选择增长领域的政策必须认真考虑人们的愿望、需求、忧虑、不安和对未来的恐惧。这一政策必须改变生产的、分配制度的、法律的、文化的以及教育制度的结构。合理的结构变化不会自行产生。结构政策必须影响和调节结构转变方向和速度，首先要实现以下目标：―对工业社会进行生态改造，―消除大规模失业，―改善劳资关系，―保持经济效益能力，―在各地区创造同等的生活条件，―裁减军备，把军事生产转换为民用商品生产。具有预见性的结构政策能够改善生活质量和环境质量，发挥人的创造力和开辟未来前景。我们必须对结构转变的不利后果从社会福利角度加以约束。为了使结构转变有利于增进地区之间的机会均等，我们将在财政调拨手段之外，做到使所有结构计划都必须促进薄弱地区的经济实力和革新能力，创造有可靠前途的劳动岗位，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作为政治任务的技术改造人们通过使用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自然界并创造了社会财富。然而，由此也破坏了自然界并使人类文明基础受到威胁。因此，并非每项技术革新都是进步。技术能力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不断扩大。然而，技术对社会的影响不是中性的。技术、科学和市场化日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科学知识和技术知识的生产越来越多地转移到跨国公司和跨国研究机构。由此造成的既成事实是，科技发展日益脱离社会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既不是自发的，也不是不可改变的。它所提供的能力大大超过了现已实现的能力，无论如何都应对它进行选择。关键在于依据什么标准和谁的利益进行选择。迄今为止优先考虑的是赢利企图和军事利益。因此，技术塑造就成了核心政治任务。我们不赞成让人去适应技术，我们要的是一种符合人的尊严、符合社会福利准则和有益于环境的技术。技术革新是一切有活力的经济不可缺少的，它应有助于推动生态革新和实行合理化，促进劳动人道化，保护基本权利和实现基本价值。它应提高劳动生产率，能够缩短劳动时间，保证竞争能力，节省能源和原料，将人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并促进对劳动过程进行合理的安排。技术的改造和应用必须保证能对失误加以控制和纠正，并使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对错误的发展趋向加以纠正。我们要阻止那些可能会制造出无法估量的风险、而且无法进行民主控制的技术革新。由于在一国范围内往往无法做到这一点，因此我们要求订立促成互通信息和彼此监督的国际协议。在对新的、可能会带来难以估计风险的开发研究进行资助时，必须同时从政治角度进行技术评定。在制定研究计划阶段，必须对技术发展和应用可能产生的后果进行评估。在这里允许对研究计划提出各种替代性方案，并提交公民对话进行讨论。对于决定技术体系未来发展的重大措施进行决策，从而对经济增长领域做出决策，这不是行政管理的任务，而是政治的任务。这些决策只能通过男女雇员的参与，并且像能源政策争论所表明的那样，只能作为公民对话的结果，以民主方式做出。在围绕技术替代方案进行对话的时候，需要科学界的帮助。社会必须保障科学自由，科学界则有义务向社会报告他们的研究目标、研究成果及可能实现的应用。这些都要以加紧新技术后果研究为前提条件。首先应在议会中建立技术后果评估机构。咨询委员会应使人们便于通盘了解研究课题情况，汇集信息并使人人都能获取这些信息，还要指出机会、风险和替代选择方案，并将自己的评估提供讨论。我们要鼓励关于技术体系的社会和生态后果研究。对于围绕科技革新风险所进行的公开辩论来说，在议会中建立一个技术后果评估和技术评定机构是必要的开端，但还不够。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要求扩大从事技术鉴定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机构，使它们网络化，并使它们对公民对话实行开放。经济民主人的尊严和社会公正要求实现经济民主化。经济民主本身就是一个目标，因为它保证并完善了政治民主。它同时又是手段，借助这个手段可以：―向人们提供商品和服务，并且公正地分配社会财富，―在这样做时，从有益于社会的角度利用科学技术进步，―保障人们的劳动权利，―在一切生活领域实现民主、参与决定和自决，―保护自然生存基础。经济民主履行了基本法的要求：“财产负有义务。它的使用应同时服务于公众福利”。在经济民主中，社会目标优先于私人经济资本增殖目标。不允许经济权力或控制市场的公司预先给政治划定行动框架，相反，必须通过民主合法的决策，从公共利益出发为经济行动设定框架和目标。只有在民主决策优先于赢利企图和经济权力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形成对生态和社会负责任的经济。经济权力的表现形式是：―作为大公司的市场权力，它们以牺牲客户、供货厂家和竞争者利益来谋取自身利益；―作为资本对于劳动过程中和劳动市场上的人所拥有的统治权；―作为使经济权力转化为政治权力的能力；―作为主要是大公司的通过投资政策影响整个经济的结构与发展的能力。经济民主有利于公共福利利益的贯彻实施，有利于对各种形式经济权力的监督并组织经济发展。它必须是开放的和形式多样的；它将私人财产和公共财产、个人首创性和对公共事业的责任以及国家行动结合起来；将竞争和国家总体框架设定、企业自由和对权力的监督、参与决定和自我管理结合起来。经济民主是使社会尽可能摆脱危机而发展的必要前提条件。经济民主的任何一个内容都不是目的本身。它的价值和意义只能依据一个社会的和民主的经济与社会秩序的基本原则和目标来确定。我们要使一切人都拥有发言权和财产占有权。这意味着职工和他们的工会在一切层次上拥有参与决定权，以及所有人都参与分享生产财富。全社会的民主调控我们希望我们的经济要按照质量标准发展。它首先应有利于充分就业，维持生态循环，并从而提高生活质量。对此必要的全社会调控必须从政治上进行决策和实施。由此产生了政治的、国家的和经济的任务。这里的问题不在于国家是否要对经济施加影响，而仅仅在于它施加影响的目标和手段。它必须有预见性地规划自己的行动，推动事物按照所希望的方向发展，避免明显的错误趋向，并且使自己的计划能够不断地得到修正。它应该贯彻实施在本国公民讨论中形成的多数派政治意愿。国家确定经济发展的框架条件。它必须设法做到：将公众负担的社会福利成本和生态成本尽可能地纳入企业的决策和成本计算之内。国家―联邦、州、市镇和欧洲共同体―对于自己和经济有关的行为进行计划。这包括年度预算，中期财政计划，特殊专项计划，地区发展计划和相应的一系列措施。只要这些规划是确有成效和切实可行的，就必须将它们综合起来，形成跨地区的发展规划。这些法定的框架条件和计划是企业自主决策必须遵循的预先规定。无论民主调控，还是对各种计划的协调，都需要改善信息手段和协调手段：―必须进一步扩大结构报告制度和预测；―对结构起决定作用的大企业应及时和定期地向国家和地方行政机构通报对经济政策有重要意义的计划和生产基地计划；―经济委员会和社会福利委员会应当享有从地方、州和联邦各级议会、政府和行政管理部门获得信息以及向它们提供咨询和倡议的权利。委员会的成员除了工会和雇主代表外，还应当包括消费者协会和环境组织推举的代表。这样的委员会能够有助于明确表达公众利益，使政治框架条件以及企业、国家和地区规划之间的协调更加切合实际，更加灵活。市场和调控在以民主方式确定的框架内，市场和竞争都是不可缺少的。市场能够有效地协调大量纷繁庞杂的经济决策。农业、工业、手工业、商业和服务业的公共企业和私营企业是我们经济生活的基础。经济民主需要企业开创精神和效益。我们承认它们并且鼓励它们。它们也必须在履行社会福利责任和生态责任方面接受检验。效率竞争有利于消费者和他们的自由消费选择。市场是一种促成供需平衡的手段；如果将市场纳人一个适当的总体框架内，它也是一种调控供给和需求的有效手段。它能告诉人们可能出现的经济发展和结构发展的情况。然而，市场既不能创造充分就业，也不能实现公正分配或保护环境。尽可能开展竞争，必要时进行计划！市场发挥作用的能力会被过分的集中化抵消。集中化会使中小企业丧失竞争能力，并且使国家民主合法调控手段的作用受到限制。因此我们支持企业的多样化，尤其要加强中小型企业。中小企业具有革新能力，并且能够灵活地适应市场的多种多样的需要。在克服地区结构缺陷方面，它们也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我们要加强中小企业。我们鼓励建立新的中小企业。我们的经济如果没有大企业就不能维持。大企业的实力在于有能力长期从事研究与开发，合理进行生产。它们的威胁在于它们的这样一种发展趋势：通过扩大市场强权造成中小企业的依附性，自己却不受政治框架条件的约束，甚至自己来确定这些框架条件。由于竞争可以对市场强权进行监督，我们要制定更为严格的竞争法。资本的统治权力必须受到强大工会的制约。应当发动尽可能广泛的公众舆论来抵制把经济权力转化为政治权力。公众舆论是社会监督的基础。为了遏制银行和保险公司对经济基本决策的影响，我们要通过分散资本股份来限制它们对企业的权力。我们也要限制银行在企业监事会中的席位以及它们根据代企业保管的股票而行使的表决权。不仅市场，而且国家也可能失灵，我们必须努力克服这两种危险。我们致力于对国有经济产业部门和不同形式的公共经济进行改革。当权力制衡原则或公共经济利益原则需要这种企业的时候，当公认合理的需求面临私人积极性不足或过分巨大的风险时，国有企业和公共经济企业是不可缺少的。由于这些企业不单纯考虑赢利，它们往往能够最佳地满足社会公认的合理需求。但是，不允许把它们仅仅限制在那些不赢利企业和行业范围内。我们特别感到有义务实现把团结互助的自助和民主自我管理结合起来的合作社思想。为了便于创立新的合作社，我们要改善经济和法律的框架条件。在以其他手段无法保证建立一种符合对社会负责的经济力量对比秩序时，在不能保证贯彻经济发展的质量标准时，公共所有制是合适的和十分必要的。公共所有制在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秩序中不能要求自由发展的空间，它只能与现行秩序条件相适应。社会化必须既是民主的因素，同时也是经济政策的手段。男女雇员参与决定经济民主要求男女雇员和他们的工会在进行经济和社会决策时能以平等的权利参与并行使特定的共决权利，这包括：―在劳动岗位上，就完成工作、制定方案规划，以及采用新技术或新的组织形式进行决策，―在企业中，对于劳动条件、劳动组织、劳动保护和健康保护、培训教育和继续教育，对于新技术的应用，对于产品和生产进行决策，―在所有大企业和康采恩中通过劳资双方人数对等的代表机构和通过监事会的特定共决制度进行决策，―经济委员会和社会委员会进行跨企业的经济决策，男女雇员利益、环境保护和消费者的要求都应提交给这些委员会，―通过欧洲范围的共决对跨国公司的共决制度作出国际规定。经济民主只有在实施一部行之有效的竞争法的基础上，在拆散银行和大企业的紧密关系的基础上，以及在为了加强共决机构的监督权和决策权而改革企业法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发展。在保持资本所有者和雇员双方代表对等的情况下，监事会和决策机构的权力应进一步扩大，使它们有可能代表社会利益。劳资协议自治是实现经济民主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为使劳资谈判各方力量均衡，必须从法律上作出禁止解雇罢工者的规定。雇员对生产性资产的参股男女雇员对生产性资产的参股也可以成为经济民主的一个内容。雇员通过这种方式分享利润，并且分享他们共同劳动而获得的资本增长，但并不会因此减少必要投资的资金。这样，职工和他们的代表机构就会对他们自己的生产资料拥有越来越大的支配权。我们主张确定一个法律框架，在这一框架内，劳资协议双方能够就设立促进雇员参与生产性资产的跨企业基金订立协定。土地法土地和耕地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是我们生活的重要基础。它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如食品、住房和休养生息等。土地和耕地不能重新更换，也不会增多。因此土地成了财产投资和投机活动的对象。我们需要有一个能够在市镇和地区的空间规划中贯彻生态目标和社会福利目标的土地法。这一法律首先适用于住宅建筑和住宅区改造。为此，我们需要：―制定一个更为简明的没收法和赔偿法，―确定一种限定价格的市镇优先购买权，―对因区域规划而增值的土地，地方当局应向土地所有者征收部分费用，―确定土地增值税，―在使用地产时实行继承建筑权优先。消费者参与协作经济民主必须使消费者的以下权利得以实现：―保护健康，―受到保护以避免经济损失，―赔偿损失的权利，―获取信息的权利，―通过代表维护自身权益的权利，―拥有一个健康环境的权利。国家财政国家财政是经济调控的一个重要手段。税收和收费、预算计划和财政激励，国家订货和投资、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都必须相互协调，以使它们服务于设定的政治目标。只有富人才能承受穷的国家。[5]为了大家的利益，国家不断增加新的任务，因此即使在采取最严格的经济措施和节约措施的情况下，今后也很难减轻总的税收负担。我们要取消那些已不再确实需要的开支。国家提供资助资金必须同时提出目标明确的条件并进行相应有效的效果监督。国家投资必须改善我们的基础设施，为生态革新做好准备，创造就业岗位和使所有地区都获得更高的生活质量。此外，还应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财政政策必须承担解决就业问题的责任。在经济衰退的时候，不得缩减开支。持续稳定的开支，即使需要借贷，也必然会稳定经济发展。要削减那些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并非公平合理的补贴。在重要增长领域，完全或者主要通过贷款筹资的国家投资计划可以缓解短期的经济滑坡、推动生态革新和创造就业岗位。全面和长期的就业计划和投资基金只适用于具有结构意义的、准确界定的生态或者社会福利目标，必须主要通过向非投资利润或者向高收入征税的办法为上述计划和基金筹集资金，为此进行的法律调整应当同税法改革一起鼓励将利润用于有意义的投资，阻止将利润用于投机活动。税收法需要彻底改革。为了更公正地分配收入，我们主张对最低限度生活的收入实行免税，减轻中低收入的税收负担，用子女补贴费取代子女免税金额。取消不合理的税收补贴。对用于再投资的利润的征税要明显优惠于提走的利润。对于金融投资收入在税收方面不应比劳动收入更加优待。此外，税收法必须成为生态革新的手段。我们要对那些污染环境的产品加重征税，首先是扩大能源税征收范围并逐步提高税率，与此同时，减少对于劳动收入的征税。5.国家和社会中的民主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为民主而斗争，它必须成为普遍的生活方式。因为只有实现民主才能体现对人的尊严和人自身承担责任的尊重。民主是自由的生活方式。只有当人们愿意并且能够承担责任时，自由才会存在。在国家和社会中，任何人不得被排斥在民主参与之外，或者说，不得通过社会限制阻止他们的民主参与。民主从社会和社会政治文化中汲取自己生命力。经济权力或新闻媒体权力的过分集中，统治术[6]在私人或国家手中的积累，都会使民主受到威胁。民主国家民主国家建立在它的全体男女公民享有同等权利和义务的基础之上。作为公民自由权利和参与权利的基本权利是预先为国家规定的，它们为一个受价值观念约束的共同秩序奠定了基础。保障和维护基本权利，使它们免受威胁，这是民主国家最重要的任务。国家应当在社会和经济中实现民主和社会公正，为此应保证决策过程必要的公开性。但是，国家并不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如果对国家要求过高，就会导致急剧膨胀的官僚机构，这些机构效率下降，既不受任何监督，财政上也无法维持。我们反对社会的国家化。当个人或团体自身无力承担社会所要求的义务，或者为公共福利所必需的服务以其他方式无法提供的时候，国家就必须承担义务。辅助性原则，小单位优先于大单位的原则[7]，只要运用适当，就能够限制权力，鼓励社会参与。法律与政治法治国家以法律制约所有行使权力的行为。遵循民主宪法、三权分立、权力相互监督，也就使国家建立法律秩序和行使暴力垄断的职权和义务合法化。法治国家不仅会由于个别公民违犯法律、而且也会由于国家滥用权力而受到损害。现代信息技术使官僚机构的影响不断加强。就此而言，如果法治国家得不到保障和扩大，民主化也就无法实现。我们承认我们是服从法律的，即使在拒绝批准一项法律的时候也是如此。为了能够修改法律，我们为议会多数而斗争。价值评估和对比衡量原则也属于法治范畴。为了实施和保护高位法律，必须经过负责任的价值评估使低位法律退居次要地位。就此而言，并非每一项违背法律的做法都触犯了法治，相反，通过运用高位法恰恰可以证明自己行为的合法性。民主和公开性民主依赖公开性原则而生存。国家和行政管理部门，必须有透明度，对公民则不能提出这种要求。公民必须监督国家，而不是国家监督公民。所有人都必须享有获得信息的权利。对于涉及公共事业或者公民自身的事务，男女公民必须要洞悉内情并能够做出判断。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监督以他们名义行使的国家权力。因此，只要数据保护和理由充足的保密工作不会因此受到利益损害，就应该对于公民查看档案和使用国家数据库的合法要求作出法律规定。对于自身数据的处理实行自决是一种基本权利。因此．搜集数据工作必须置于社会监督之下，必须不断改善对于官方机构和私人机构所掌握的涉及个人数据的保护。数据收集和它的网络化必须限制在极端必需的范畴内。新闻自由和广播自由也需要内心思想自由。我们要确保公民自由发表意见、游行示威、结社和集会的权利。多层次的国家结构日常生活、共同生活，以及男女公民对公共事业的认同主要取决于市镇的行动。因此，我们要加强和扩大基本法所保障的市镇自治。强有力的市镇自治需要在政治领导和监督下的现代管理。国家在社会总产值中所占的份额要根据分派给它的任务来确定。国家收入必须随着任务的发展而发展，国家收入分配给地方政权的份额也是如此。因此，我们拒绝在没有相应资金筹措规定的情况下给市镇分派任务。市镇的财政筹措能力必须改善。它们必须能够对于自己的预算收入独立自主地进行决策。不能用财政平衡取代独立的地方税收。必须扩大宪法所规定的市镇机构的活动空间。在进行涉及市镇的决策时，必须在法律上保证它们参与决定的机会。联邦制被证明是卓有成效的。它限制了国家权力，促进了与公民的接近和地区的多样化。宪法规定的联邦、州、市镇所拥有的行动自由和财政自由必须得到保障。联邦制也必须成为塑造欧洲共同体的原则。通过各民族国家所进行的跨越国界的区域合作，各种成熟的传统将能使面向未来的行动取得丰硕成果。我们要把欧洲共同体进一步发展为欧洲合众国。按照《基本法》第24条的规定，把国家主权转交给欧洲共同体，将会使传统的国家结构得到补充。共同体的男女公民应能参与共同体的决策。欧洲共同体必须由一个经济共同体变成一个公民的欧洲，在其中，国籍只起次要的作用。我们的目标是，制定一部将民主与法治国家及社会福利国家原则结合起来的共同体宪法。议会民主和多数原则我们宣布承认议会民主。在议会民主制中，自由选举赋予受到监督的、有一定期限的政治权力。多数派的权力需要自我约束。多数派必须同自己的批评者保持长期对话，包括议会外的对话。多数派也会犯错误，因此，多数派的决策必须是能够收回的，特别是当触及到生存基础和危及未来世代幸福的时候。必须使后代人能够对于自己的生活环境自主地做出决策。议会民主并没有减少和取代男女公民的责任。因此，我们要扩大公民参与，更有效地实施请愿权利。在市镇、州和联邦所进行的全民公决和全民决策应在法律规定的界限内对议会决策进行补充。宪法对多数派权力的限制也适用于公民直接参与。应当加强议会和议员在政治意向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所以，议员必须在政府提供的信息面前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他们应公开自己的经济联系。妇女和男子应根据在居民人口中所占比例在议会中各自保持相应数量的席位。如果没有那些使民主的意向形成不断成为可能的政党，议会民主是无法设想的。为了实现有效的公民政治参与，需要党内民主和党内意向形成过程的透明度。政党的意向形成、政党行为和政党组织必须与我们的基本改革目标相一致，并能满足关于扩大公民参与决定权的新的社会要求。公民倡议组织和社会运动反映了一种新的公民意识，它们的出现使民主的意向形成过程更为活跃。它们经常仅仅代表部分人的利益，但是它们迫使人们对于一些重要题目进行辩论，新形式的政治意向形成使我们的民主充满活力，并且丰富了我们的政治文化。它们能够并且应该不断向政党提出挑战，但不能取代政党。社会团体是各种社会利益的合法体现。当它们以共同幸福为目标的时候，我们寻求同它们合作。当它们不顾一切地谋取局部利益的时候，我们要对它们进行抵制。工会没有自由工会就没有民主。共同的历史和共同的目标将我们与工会联系在一起。工会自主确定自己的任务。我们认为，工会的自由活动是不可侵犯的。只要涉及雇员利益，工会就应参与社会和政治任务的完成。我们尊重它们在党派政治上的独立性。我们支持工会关于雇员公平分享自己劳动所得的要求，参与决定经济决策的要求，以及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要求。在经济和社会民主化方面中我们对工会寄予厚望。我们支持和维护从痛苦经验中成长起来的统一工会，并把它作为联邦德国的一项最重要的成就加以维护。劳资协议自治是民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将维护它，使它不受任何侵犯。保障并加强雇员法律地位的劳资协定需要具有罢工能力的强大工会。组织自由和罢工权利是不能放弃的。我们敦促在企业和管理部门中的社会民主党雇员积极参与工会工作。教会和宗教团体社会民主党承认基本法赋予教会和宗教团体的特殊意义和法律地位。在宣讲布道、灵魂帮助[8]和举行祭祀方面，教会和宗教团体是独立的，不屈从于国家施加的任何影响。我们维护思想、良知、信仰和宣讲布道的自由，如果教会和宗教团体、教会小组和个别教徒通过批评、建议和实际参与致力于对社会政治生活改造施加影响，并因此接受公众批评，我们将采取欢迎态度。我们认为这是对于社会政治对话所做的一种重大贡献，在这种对话中，必须保证对持有不同思想的人采取宽容和尊重的态度。因此，社会民主党人也是自愿寻求对话的，凡是在我们与教会、宗教团体和教会小组双方认为存在共同任务的地方，都要进行合作。不信仰宗教的人不得受到歧视。普遍生效的雇员权利也必须在各种教会、宗教团体和世界观团体的机构中得到保障。贴近民众的行政管理我们需要一种贴近民众的和有效能的行政管理。这种行政管理必须摆脱专制国家的传统，在所有层面都是透明的，能够受到监督的。这种行政管理不应使公民丧失进行自助、承担责任和积极参与的勇气，而应鼓励他们这样做。我们主张在行政管理机关编制计划的时候公民应更早、更全面地进行参与。司法机关对于反对行政管理机关决策的行为所提供的法律保护必须得到保障，并且应通过实行集体起诉扩大这种法律保护。凡是感到自己受到决策弊端伤害的人，都应能够向一名专门调查社会弊端或负责听取民众意见的官员求助。对于公共服务部门就业人员的法律关系应统一做出规定。其中包括人事代表权，罢工权也应包括在内。对于忠于宪法的要求必须依据基本法的自由精神来进行解释。我们要摒弃反极端分子法的思想和实践。法律和司法在民主法治国家中，一切权力都要用法律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并受到法律制约。法律判决应有助于实现社会公正的要求。我们要运用法律来实现我们的基本价值观念，特别要用于保护弱者和维护自然生存基础。法院必须对所有人一视同仁，我们希望处于辩护时期的男女公民的权利能够得到重视。法院的判决具有约束力。参加审判的人必须保持独立性。应加强男女陪审员参与审判的机会。联邦和州的宪法法院以及联邦最高法院和州最高法院的男女法官，必须在程序透明的公开听证会之后，由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或州议会的民主合法机构以特定多数选举产生。警察机关在执行保护男女公民、追究犯罪行为和保障法治国家的任务时，需要公民和国家机关的帮助和批评。不得依靠警察解决政治冲突。刑法和执行判决也是为维护我们的法治国家秩序服务的。它们的目标是，保护公民和团体，使犯法者重新回归社会，而不是进行报复。对犯罪行为的受害者必须给予特殊的社会照顾。联邦德国的改革政策基本法提出了建议和任务，在它的基础上，我们同其他政党一起在竞争中建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我们感到自己对这个国家负有责任。就此而言，它是我们的共和国。它有许多缺陷。因此，我们希望它的现实情况接近于宪法规范。我们把民主社会主义带进了这个共和国，为的是使它能够成为宪法规定的那样：一个民主的社会福利国家。为此，需要持久不断的改革。我们是改革的政党。改革工作经常以小步进行。对我们来说，辨清方向比步子大小更为重要。改革工作必须克服强大的特殊利益的反抗。它不仅是政府、议会和政党的任务。重大的改革只有通过公民对话获得多数人积极支持才能取得成功。政治文化没有争论的政治是无法想像的。我们的争论方式必须体现出我们为之争论的目标。即使是在争夺政权的斗争中，也不能为了神圣目标而不择手段。没有基本共识的争论会导致思想领域的内战。我们赞同与那些承认宪法的基本权利和基本规则的社会力量达成基本共识。在各种形式的争论中，这种共识应是清晰可见的。如果未来构想与现实的矛盾之间不存在差距，政治文化就会变得十分虚弱。只有当千百万具有自我意识的男女公民在未来构想中看到自己的希望，这种未来设计才会有效地发挥作用。只有当人们能够负责地参与设计和体验政治，能够不受约束地将自己的设想引入政治的时候，才能释放出团结互助社会的政治文化所需要的那种力量。只有这样，政治才能摆脱被动执行客观强制的状况，采取必要的行动，实现生活所需要的改革。Ⅴ.我们通向未来的道路希望不是通过排除危害，而是在公开对话的启示中产生的。改革政策建立在希望基础之上。在甚至那些值得保留的事物也只有通过改革才能拯救的时候，改革工作就成了惟一负责任的政策。我们的未来构想是：建议成立一个新老社会运动的改革联盟。这个联盟的核心仍旧是与工会合作。但是，它也必须包括一切通过日常生活体验、或者通过积极投身新社会运动而坚信有必要进行深刻改革的人。我们需要一个包括尽可能多的团体和力量的广泛的改革联盟。这是因为我们必须战胜这样一些人的反抗：他们将一切有利于自己盈利企图、有利于自己的经济和政治权力的事情统统宣布为进步。只有许多人形成共同意愿，并且大力宣传各种特殊利益如何损害公众幸福，才有助于抵制少数人的权力优势。我们并不许诺在地球上建立一个天堂。但是我们能够共同抵御危险，减少风险，一种新的、更加美好的制度包括：―一个众多民族的民主共同体，它将为地球繁荣昌盛的未来承担共同责任，―一个摆脱了战争和军备竞赛的疯狂、不以武力解决冲突、而是把自己的力量用于保护自然界和消除饥饿的人类，―一个公正分配收入，扩大雇员在生产性资本中的股份，始终具有可靠的社会保障的社会，―一种在生态和社会领域进行革新的经济，它节约地使用有益于自然的能源，消除核时代遗留下来的负担，―这样一个社会，它在降低经济增长率、减少职业劳动和增加个人劳动的情况下，提高社会富裕程度，通过更加健康的环境、更少的恐惧、更人道的劳动世界和更多的个人支配时间来改善社会的生活质量，―一个使所有人都能从事符合人尊严的工作的社会，它在两性之间公正地分配职业劳动和家务与家庭劳动，促进劳动中的参与决定和自决，―一个在妇女与男子、青年人与老年人、德国人与外国人之间实现了平等与团结互助的社会，―一个所有公民在涉及自己利益时能够权利平等地作出决策并能贯彻实施的社会。我们的纲领只能在批评性的对话中实现。我们呼吁一切愿意在这方面给予我们帮助的人，用他们的合作、他们的声援、他们的批评和他们的想像力来激励和加强德国社会民主党。（张世鹏译殷叙彝校）[1]指联邦德国州长会议于1971年1月28日通过的限制“极端分子”活动的决定其中规定，凡怀有违背宪法的目的者（实际主要指共产党人）不得在公务部门任职——译者注[2]这里指通过普遍征税对因怀孕或护理孕妇、产妇及病人而蒙受经济损失的人支付赔偿的办法。——译者注[3]指西方传统医疗方法以外的医学，例如针灸在西方国家。——译者[4]举证责任倒置(Beweislastumkehrt)是指在进行诉讼时，要求被告就其无过提供证据。——译者[5]这句话的含义是，一个穷困的政府必然缺乏必要的资金，无法更多地投资于社会基础设施和各种公益福利事业，穷人的利益就会相应受到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富人才能不受影响地安富尊荣。——译者[6]统治术是指用于统治别人的知识，它以强化统治者地位为目标，与统治者确定的任务相适应，而且是别人无法获得的知识。——译者[7]辅助性原则是一种社会政治原则，根据这个原则，上级的社会单位(如国家)只能接受下级单位(如家庭)无力承担的任务。——译者[8]灵魂帮助是指牧师接受本教区教徒的访问和谈话。——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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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原则纲领（1959年巴德·哥德斯堡非常代表大会通过）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二国际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原则纲领（1959年巴德·哥德斯堡非常代表大会通过）我们时代的矛盾是，人释放了原子的自然力，而现在又为由此产生的后果感到恐惧；人把生产力发展到最高程度，积累了巨大财富，却未能使大家公正地分享这个共同成果；人征服了这个地球的空间，使各大洲之间距离缩短，但是，两眼紧盯着武器的权势集团却把各国人民比以往更深地分割开来，极权主义制度威胁着人民的自由。最近人类历史上发生的毁灭性战争和野蛮暴行向人发出了警告，使人对自己的未来深感忧虑，因为在任何时刻、世界任何地方，都可能因为人的失误而引起自我毁灭的灾难。但是，这个时代的希望也在于：原子时代的人，如果把他们每天都在不断增长的征服自然力的力量仅仅用于和平目标，他们的生活就会更加舒适，摆脱忧虑，就能为所有的人创造福利；如果人加强国际法律秩序，减少各民族之间的怀疑猜忌，阻止扩军备战，人就会确保世界和平。那时，人就会在自己的历史上第一次使每个人能够在有保障的民主中发展自己的个性，形成一种文化多样性的生活，远离贫困与恐惧。我们号召人们解决这一矛盾，是一个幸福的未来，还是人类自我毁灭，责任就在我们手中。只有建立一个新的、更加美好的社会制度，才能开辟人类自由的道路。民主社会主义努力追求的，正是这个新的更加美好的制度。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社会主义者努力建设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能自由发展自己的个性，并且作为为共同体服务的成员，负责地参与人类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自由和公正是相辅相成的。因为人的尊严既在于有权利要求自我负责，同样也在于承认别人有权利发展自己的个性，平等地参与社会塑造。自由、公正和团结互助，即从共同紧密联系中产生的相互义务，这些都是民主社会主义意愿的基本价值。民主社会主义植根于西欧的基督教伦理、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它不想宣布什么最终真理，这并不是由于缺乏理解，不是由于对于世界观或者宗教真理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而是出自于对于人们的信仰决定的尊重。人们信仰的内容，既不是一个政党、也不是国家有权规定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一个思想自由的党。它是由来自不同信仰和思想流派的人组成的一个共同体。他们的一致性建立在共同道德的基本价值和相同的政治目标基础之上。社会民主党努力追求一个体现这种基本价值精神的生活制度。社会主义是一个持久任务―为实现自由和公正而斗争，保卫自由和公正，而且自身也要经受自由和公正的考验。对于一个符合人的尊严的社会的基本要求从民主社会主义的选择中产生了一系列基本要求，这些要求是一个符合人的尊严的社会必须满足的：所有民族必须服从一个国际法律制度，这个制度要拥有充分的执行权力。不允许把战争作为政治的手段。所有民族必须拥有同样的分享世界福利的机会。发展中国家有权要求其他民族的团结互助。我们为民主而斗争。它必须成为普遍的国家制度和生活制度，因为只有民主制才能体现对于人的尊严和人的自身责任的尊重。我们反对任何专政，反对任何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统治，因为这种统治蔑视人的尊严，消灭他们的自由，破坏法律。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民主制才能实现，只有社会主义才会履行民主。共产党人错误地援引社会主义传统，他们实际上歪曲了社会主义思想财富。共产党人为了建立自己的一党专政而利用社会分裂状态，社会主义者则希望实现自由和公正。在民主国家内，任何权力都必须服从公共监督。整体利益必须高于个别利益。在被利润和权力追求支配的经济和社会中，民主、社会安全和自由的个性都受到威胁。所以，民主社会主义力求建立一种新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在入学接受教育方面的所有特权都必须取消。任何人的晋升只能依据才能与业绩。自由和公正不是仅仅依靠一些机构就会获得保障。所有生活领域都在日益技术化和组织化。由此不断出现新的、威胁自由的依赖性。只有多种多样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才会激发每个人的创造力，没有这种创造力，所有精神生活都会僵化。只有当愈来愈多的人产生社会觉悟，愿意承担社会责任的时候，工业社会的自由和民主才是可以设想的。对此一个关键性手段就是广义的政治教育。它是我们这个时代所有教育的一个根本目标。国家制度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全体德意志人民中生活和工作。它遵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根据基本法的精神，它力求在有保障的自由中实现德国统一。德国的分裂威胁着和平。消除分裂是德意志人民生存所必需的。只有在一个重新统一的德国中，全体人民才能通过自由的自决对国家和社会的内容和形式进行塑造。人的生命、他的尊严和良知是先于国家而存在的。任何公民都必须尊重别人的信念，国家有义务确保信仰和良知的自由。国家应当努力为每个人能在履行自由的自我责任和社会义务的同时实现自我发展创造先决条件。基本权利不仅应当确保个人在国家面前享有自由，它还应当作为组成共同体的权利使人们能够参与国家建设。作为社会国家，它应当优先照顾本国公民的生存，使每个人都能进行自我负责的自决，并促进一个自由社会的发展。应当把民主思想与社会国家思想、法制思想融合在一起，从而使国家成为文明国家。这个文明国家所包含的内容被各种社会力量所接受，并服务于人们的创造精神。德国社会民主党信奉民主。在民主制中，国家权力来自人民。政府在任何时候都要对议会负责，并且认识到它不断需要议会的信任。在民主制中，除了多数人的权利之外，少数人的权利也必须得到保护。政府和反对派承担同等重要的不同任务，两者都要对国家负责。德国社会民主党希望自己在同其他民主政党进行权利平等的竞赛中获得多数人民的支持，以便根据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建设国家和社会。立法、行政和司法要相互分离，共同为全体人民的幸福承担责任。国家权力机关划分为联邦、州以及市镇各级政府，这是要分散权力，加强自由，使公民通过共决和参与责任等多种多样的渠道进入民主机构。自由的市镇对于一个具有生命力的民主制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所以社会民主党宣布，承认包括市民自治在内的市镇自由基本原则，要进一步扩大市民自治，并从财政上予以保证。不同集团、阶层的人们内了共同目标联合成社团，这是现代社会必要的组织机构。它们必须有一个民主制度。它们愈是强大有力，它们的责任也就愈大，而滥用权力的危险也愈大。议会、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不能陷于各种利益代表机构的片面影响之下。报刊、广播、电视和电影履行公共任务。它们必须在保持自由和独立的情况下，到处不受阻碍地收集、加工和传播信息，并且在承担责任的条件下形成和发表自己的意见。广播和电视必须保持它们的公法性质。它们必须进行自由民主的领导管理，保证能够抵抗各种利益的压力。法官需要保持外部与内部的独立性，以便以人民的名义只为法律服务。陪审员参与司法时应享有平等的权利。只有独立的法官才能审判刑事案件。经济上的优势或者弱势不应影响诉讼过程或判决。法律必须及时适应社会发展，只有这样，它才不至于与法律意识发生矛盾，而是有利于法制思想的实现。国防德国社会民主党宣布承认保卫自由民主的基本制度，它支持国防。国防必须与德国的政治、地理形势相适应，所以，必须保持在为实现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有效地监控裁军、为恢复德国统一创造条件的限度之内。保护平民百姓是保卫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德国社会民主党要求根据国际法在全世界范围谴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既不允许制造、也不许使用核武器与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社会民主党力求把整个德国纳入一个欧洲的缓和与监控限制军备区域。在德国自由恢复统一的过程中，外国军队应从这一地带撤走，在这一地带既不允许制造、也不允许储存或使用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军队必须置于政府政治领导和议会监督之下。士兵与所有人民民主力量之间必须建立信任关系。士兵是穿军服的国家公民。军队只能用于国家防务。德国社会民主党认为，每一位出于良知的原因拒绝服兵役或者拒绝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公民都应受到保护。德国社会民主党要求实行普遍的、接受监督的裁军，要求建立拥有权力手段的国际法律秩序，以取代各国的国防。经济和社会制度社会民主党经济政策的目标是不断增长的富裕，使所有人公正地分享国民经济的成果，享受一种没有使人丧失尊严的依附性和不受剥削的自由的生活。不断提高的经济繁荣第二次工业革命为比以往更强有力地提高普遍生活水平，消除仍在压迫许多人的贫困和苦难创造了前提条件。经济政策必须建立在一个稳定货币的基础之上，确保充分就业，提高国民经济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普遍富裕。为了使所有的人分享日益增长的富裕，经济必须有计划地适应不断进行的结构变化，由此实现均衡的经济发展。这样的一种政策需要国民经济总结算和国家预算。国家预算由议会决定。政府政策有义务为自治的货币发行银行政策提供重要基础，为享有自由决策权利的经济提供基准点。现代国家不断地通过在税收和财政、货币制度和信贷制度方面的决策，通过它的关税政策、贸易政策、社会政策和价格政策，通过国家订货和农业政策、住宅政策来影响经济的发展。社会产品的三分之一是要以这种方式经过国家之手的。问题并不在于经济中的安排与计划是否合乎目标，而在于这种安排是由谁做出的，对谁有利。国家不能逃避它对经济发展过程的责任。国家有责任推行前瞻性的景气政策，并且应当基本上仅限于用间接手段影响经济。自由的消费选择和自由的劳动岗位选择是社会民主党经济政策的关键性基础。自由竞争和企业家自由创新精神是社会民主党经济政策的重要因素。雇员工会和雇主协会在缔结劳资协议方面的自治是自由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极权主义的强制经济摧毁自由。所以，德国社会民主党赞成使竞赛始终真正居于统治地位的自由市场。但是，在市场陷于个人或集团统治之下的地方，就需要采取多种多样的措施，以维护经济自由。要尽可能进行竞争，在必要时进行计划！所有制和权力现代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不断加强的集中化进程。大公司不仅关键性地决定经济和生活水平的发展，它们还改变经济和社会的结构。谁在大型经济组织中支配了数百万价值的资产和数万名雇员，他就不仅是在从事经济活动，他还在行使对于人的统治权力；工人和职员的依附性远远超出了经济和物质的范畴。凡是在大公司居统治地位的地方，都没有自由竞争。谁如果没有平等的权力，就没有平等的发展机会，他就或多或少地失去自由。在经济中处于最弱地位的是作为消费者的人。大型经济的主要领导人通过他们借助卡特尔与各种联合而进一步增长的权力获得了对于国家和政治施加影响的能力，这是与民主原则不相容的。他们篡夺国家权力，经济权力变成了政治权力。这种发展是对于所有把自由和人的尊严、公正和社会安全看作人类社会基础的人的挑战。因此驯服大经济的权力是自由的经济政策的核心任务。国家和社会不应当成为强大利益集团的战利品。生产资料私有制，只要它不妨碍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制度，就有资格获得保护和促进。要加强有效益的中小企业，使它们能够经受与大企业的经济斗争。公共企业参与竞争是防止私人统治市场的关键手段。应当借助这些公共企业来维护公共利益。凡是在出于自然原因或者技术原因，只有在排除竞争的情况下，才能在经济上合理地为公众提供必不可缺的福利的地方，公共企业都是必要的。以需求而不是以私人盈利为目标的自由的公共经济企业起着调节价格的作用，并向消费者提供帮助。它们在民主社会中履行十分宝贵的职能，理应得到促进。必须通过广泛的宣传使公众了解经济的权力结构，了解企业的经济行为；由此可以动员公共舆论反对滥用权力。必须实行有效的公开监督，阻止经济界滥用权力。它的最重要手段就是对投资的监控，对支配市场的力量进行监控。公共所有制是公共控制的一种合法形式，没有一个现代国家会放弃这种控制。它们有利于保护不受大经济集团优势威胁的自由。在大经济中，支配权主要掌握在经理手中，他们又是在为匿名势力服务的。因此在这里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它的支配权。今天的核心问题是：经济权力。凡是在用其他手段无法建立一种健康的经济权力关系秩序的地方，公共所有制就是合适的和必要的。经济权力的任何聚集，即使集中在国家手里，都隐藏着危险。所以，公共所有制应当按照自治和分权的原则进行组织。它的行政管理机关必须维护工人和职员的利益以及公共利益和消费者的利益。能为公众最好地服务的，不是集中制的官僚机构，而是所有具有责任意识的参与者的共同努力。收入分配和财产分配市场经济并不能自动地保障公正的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为此需要一种目标明确的收入政策和财产政策。收入和财产的分配是不公正的，这不仅是危机、战争和通货膨胀使大量财富被消灭的结果，而且基本上是一种经济政策与税收政策的过错，这种政策有利于收入和财产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使迄今为止没有财产的人遭受损失。社会民主党希望创造一种生活条件，在这种条件下，所有的人都能够自由地决定如何从日益增加的收入中形成自己的财产。这要以实行公正分配的同时不断提高社会生产为前提条件。为了对收入和财富进行更加公正的分配，工资和薪金政策是一个合适的必要条件。为此还应当采取相应的措施，从不断增长的大企业财产中取出适当部分作为财产进行广泛的分配，或者使它们能够为公共目标服务。我们时代的一个特征是特权阶层的私人奢侈生活毫无限制地发展，与此同时，重要的公共任务，首先是科学、研究和教育，却以与一个文明民族不相称的方式受到忽视。农业经济社会民主党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对于农业也是完全有效的。但是，农业结构和农业生产对于无法施加影响的自然因素的依赖性要求采取特殊措施。确认农民的土地私有制。对有效率的家庭企业必须借助现代土地法和租赁法加以保护。应从经济和社会方面加强它们。促进合作社事业是在维护中小企业独立性的同时提高它们效率的最好途径。农业必须适应总体经济结构变化，以便对总体经济发展作出充分的贡献和保证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们获得适当的生活水平。这些变化不仅是由技术和科学进步决定的，而且是由欧洲合作范围内的生产区位条件变化和德国经济与世界其他地方的经济日益密切联系所决定的。促进农业现代化和提高它的效率是一项公共任务。把农业人口纳入一个具有很高的总生产率和广泛群众购买力的总体经济，这对他们是最有利的。为了确保农业收入而制定的市场政策与价格政策（市场规章）必须考虑到消费者利益和国民经济利益。应当改善全体农业居民的文化、经济与社会状况。必须消除社会立法方面的落后状态。经济中的工会所有工人、职员与公务员都有权利联合组成工会。在今天的经济中，雇员如果不能在独立工会中凭借团结一致的、民主组织起来的力量与企业及企业联合组织中居于统治地位的人对抗，以便自由地就劳动条件进行协商，就只能听任他们摆布。罢工权是工人和职员的理所当然的基本权利。工会为了雇员能够公正地分享社会劳动的成果，为了争取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共决权而斗争。它们为了争取更大自由而斗争，并作为全体劳动者的代表而行动。所以，它们是持续不断的民主化进程的重要支柱。使每个雇员都有机会不断地进行参与，帮助他们利用这些机会，这是工会的一项重大任务。对于经济成果作出决定性贡献的工人和职员迄今为止还被排除在有效的共决之外。但是民主制要求雇员在企业和整个经济中实行共决。雇员必须从经济奴仆变成经济公民。钢铁工业与煤矿的共决是一个经济新制度的开端。它应当进一步发展成为大经济的民主的企业宪法。在经济自治机构中的雇员共决必须得到保障。社会责任社会政策应当创造重要的前提条件，使每个人都能在社会中自由发展，在承担自身责任的情况下塑造自己的生活。不允许把导致个人和社会陷人危难的社会状况当作不可避免和无法改变的事实而加以容忍。社会保障制度必须符合具有自我责任感的人的尊严。任何公民在年老、丧失职业工作能力、或者赡养者去世的时候都有资格获得国家提供的最低养老金。进一步的、根据个人投保获得的享受养老金的资格是以此为基础的。这样，就能够确保人们在劳动生活中已经达到的生活水平。所有社会福利金以及战争受害者和战争遗属的养老金的数目都要与不断增加的劳动收人的发展相适应。今天，技术与文明使人们面临许多的健康威胁。它们不仅威胁着现在生活的几代人，而且还威胁到未来的世代。个人没有能力保护自己不受它们的损害。所以，社会民主党要求广泛的医疗保健。应当改造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改善医疗保障政策，以使人们能够享有健康的生活。公共保健、首先是劳动保护，以及有效的保健预防方法应当得到发展。既要唤醒人们自我保健义务的意识，还要为人们自由选择的医生采取医疗保健措施和防病措施提供一切可能的机会。医生的职业决策自由必须得到保证。确保医院服务是一项公共任务。每个人在患病的时候，无论他的经济状况如何，都绝对有资格享受一切与目前医疗科学水平相符的医疗措施。这也是实现人人都享有的同等生活权利。自由选择医疗措施还要通过患病期间充分的经济保障来补充。在实行充分收入补偿的情况下，根据经济发展提供的可能，逐步缩短劳动时间。为了消除特殊的生活困难与危难，要用提供个人照顾服务和社会救济来对普遍社会福利进行补充。它们要与自由福利团体、邻里互助及自助机构进行合作。自由福利照顾组织的独立性必须得到保护。全部劳动立法和社会立法应统一地、条理清楚地编成一部劳动法典和一部社会法典。每个人都有权利享有一所符合人的尊严的住房。它是家庭的固定居所，所以今后必须得到社会的保护，不能听任它们仅仅受私人盈利企图的支配。住宅政策、建筑政策和土地政策必须加快消除人们缺乏居住空间的状况。要鼓励社会福利住宅的建设。要用社会福利观点对租金施加影响。应当禁止土地投机，取消土地销售中的不正当利润。妇女－家庭－青年必须从法律、社会和经济方面实现妇女的平等权利。在教育培训、职业选择、职业工作、工资报酬等方面必须向妇女提供与男子平等的机会。权利平等并不是取消对于妇女在心理学与生物学方面特点的尊重。家庭妇女劳动必须像职业劳动一样得到承认。家庭妇女与母亲需要特别的帮助。不能使接受学前义务教育和学校义务教育的儿童的母亲出于经济原因被迫从事职业劳动。国家和社会要保护、支持和强化家庭。向家庭提供物质保障体现了对它的思想价值的承认。应通过税收制度中的家庭负担平衡、产期补助和子女补助对家庭提供有效保护。青年必须有能力掌握自己的生活，逐步学会承担自己未来对于集体的责任。所以国家和社会的任务就是加强家庭的教育力量，对家庭教育无法胜任的领域进行补充，并且在必要时取而代之。青年人职业能力的发展需要一个普遍的教育与培训助学金制度。青年的劳动保护必须与社会关系和教育经验的发展相适应。如果我们很早就以充满信任的态度培养青年的协作和分担责任的精神，那么，他们就会按照民主的方向作为明智和意志坚强的国家公民成长起来。必须制定一个进步的青年法来保证满足青年人在接受教育和个性发展能获得帮助等方面的各种要求。在涉及青年教育、奖掖、保护的所有领域，必须把青年人的幸福放在所有其他考虑的前面。文化生活必须在门类丰富、多种多样的文化生活中自由发展人们的创造力。国家的文化政策必须鼓励和促进一切热心文化工作的力量。国家必须保护所有公民免受那些力图使精神文化生活为自己目标服务的权势集团和利益集团的侵害。宗教和教会要把不同信仰、不同思想的人看成具有同样尊严的人而加以尊重，只有这种相互宽容的态度才能为人际交往和政治方面的有益的共同生活提供可靠的基础。社会主义不是宗教。社会民主党尊重教会和宗教团体，尊重它们的特殊使命和独立性。它赞成它们受到公共法律的保护。社会民主党随时准备按照自由伙伴关系的精神与教会和宗教团体进行合作。它欢迎人们从自己的宗教职责出发、承认对社会行动和社会责任承担义务。思想、信仰、良知的自由以及传播信念的自由都应得到保障。不允许为了政党政治的目标，或者反民主的目标而滥用宗教和世界观的传播。学校教育应当使所有的人都有机会毫无阻碍地发展自己的资质和能力。它应当加强人们抵制我们时代的那些随波逐流趋势的反抗力量。认识和吸收传统文化价值，了解现代社会生活中正在形成的各种力量，这是独立思考和自由判断的基础。应当在中小学和大学使青年人按照相互尊重的精神共同接受关于自由、独立性、社会责任感以及民主理想和各民族谅解的教育，以便在我们这个具有各种不同的世界观信念和价值规范的社会中形成一种相互理解、宽容和乐于助人的思想和态度。为此，在所有学校的教学计划中应对公民教育予以适当考虑。音乐教育和手工操作在教育中应占有重要地位。国家和社会有义务通过教育与教育机构使全体人民能够熟悉艺术和艺术创作。体育运动和体育教育需要国家和社会的全面支持。它们有助于每个人保持健康，对于形成团结互助精神具有很大作用。在所有学校中都应扩大父母与学校教育的协作，扩大学生的参与管理。学校工作与教学计划的安排必须使学生在所有发展阶段都能发挥所有才能。必须向每个有才能的人随时开放通往继续深造的学校与培训机构的通道。进入所有公立中小学与高等学校都应免费。在这些中小学与高等学校中应免费提供教材和教学用品。应把普通义务教育延长到10年。职业学校不仅要进行专业教育，而且还要进行普通教育和公民教育。必须为进入高等学校开辟新的通路。普通的经过小学中学而升入大学的教育途径并不能开发人们的所有才能，必须通过第二个教育途径、即通过职业劳动、职业学校和特殊的教育机构开辟新的机会，使人们能够获得高等学校毕业资格。所有教师都应当受过学术性高等学校的教育。一个好的教育事业要求教育人员能够独立地对于这个时代的所有问题进行分析说明。科学科学研究和科学教育必须是自由的。它们的成果必须向公众开放。必须向科学研究和科学教育提供充分的国家资金。国家应采取预防措施，不允许滥用科研成果伤害人类。一个独立的科学研究委员会应当把帮助科学研究提出并解决当时的紧迫任务作为自己的责任。不允许把任何科学领域排除在对科学研究和科学教育的资助之外。为了解决不断发展的工业社会的政治的、人的和社会的问题，保护工业社会中人的自由，需要扩大并且深化关于人与社会的科学。对于这门科学所付出的努力必须与发展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努力相当。高等学校应不受干扰地保持自由和独立性。但是，高等学校不能使自己孤立于其他生活现实之外。所以，它应当与民主社会的其他机构，特别是成人教育机构进行合作。应当用慷慨资助保证大学生接受科学教育。所有大学生都应当受到政治和社会科学的基本教育。必须借助一种现代成人教育制度提供机会，使学生在结束学校学习以后也能获得并且深化各种知识、判断能力和工作能力，这些知识和能力对于在民主国家从事共同负责活动来说是不可缺少的。艺术必须保证艺术创作享有充分的自由。国家和市镇有义务提供经费资助创造性的艺术造型以及所有艺术领域的文化价值的介绍。不允许用任何政府行政规定、特别是官方检查制度来限制艺术发展。国际共同体当前最伟大最紧迫的任务是保卫和平和保障自由。民主社会主义始终坚持国际合作和团结互助的思想。在国际范围内所有利益关系都紧密连接在一起的时代，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单独解决自己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问题。德国社会民主党认识到，德国政治中的文化、经济、法律和军事任务必须通过与其他民族的密切合作才能解决。无论各国的政府制度和社会结构如何，与所有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和贸易关系都是绝对必要的。应当通过国际仲裁法庭、和解条约、所有民族的自决权利与平等权利、国家领土不容侵犯、不干涉其他民族的事务等原则来保障和平，并设立一个世界组织加以保证。联合国必须成为普遍的世界组织，建立联合国的初衷就是要使它成为这样的组织。它的基本原则应当具有普遍约束力。与联合国宣布的人权协调一致的民族集团权利是不可缺少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支持所有的人都有维护自己祖国、保持自己民族特点、保护自己语言和文化的权利。应在联合国框架之内建立区域安全体系，作为实现全面裁军与缓和国际关系的步骤。一个重新恢复统一的德国应当拥有一个欧洲安全体系成员所拥有的一切权利和义务。经济发展迫切要求欧洲国家进行合作。社会民主党支持这种必然会特别有利于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合作。具有区域界限的跨国共同体不应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权利平等的合作和对所有民族开放的世界贸易是实现和平的共同生活的前提条件。民主国家必须表明它们尤其要与发展中国家实行团结互助。现在还有一半以上的世界居民生活在严重贫困和愚昧之中。只要还没有对于世界财富进行重新分配，发展中国家的劳动生产率还没有大幅度提高，民主的发展就会处于危险之中，和平就会受到威胁。所有民族都有义务共同努力与饥饿、贫困、瘟疫进行斗争。发展中国家有权要求慷慨无私的援助。它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必须贯彻民主社会主义思想，这样他们才不会陷入新形式的压迫之下。我们的道路社会主义运动要完成一项历史任务。它是作为雇佣工人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自然的道德反抗而开始的。由科学技术引发的生产力巨大发展给一个很小的阶层带来了财富和权力，给雇佣工人带来的起初仅仅是困苦和贫穷。废除统治阶级的优先权，给所有人带来自由、公正和富裕―这曾经是、现在依然是社会主义的本来含义。工人阶级在他们的斗争中只能依靠自己。由于认识到自身状况，由于他们具有改变这种状况的坚强意愿，由于他们在行动中实现了团结互助，由于他们的斗争取得了明显的成果，他们的自我意识被唤醒了。尽管曾经受到严重挫折，犯过一些错误，19世纪和20世纪的工人运动还是迫使人们承认了它的许多要求。当初没有任何保护、毫无权利的无产阶级为了一份饥饿工资每天不得不劳动16小时，受尽折磨，现在实现了法定八小时工作日，建立了劳动保护，建立了针对失业、患病、常年重病和晚年生活的各种保险。他们实现了禁止童工、禁止妇女夜间劳动，青年保护和孕产妇保护以及支付薪金的休假。他们通过斗争获得了集会自由、建立工会的权利、劳资协议谈判的权利和罢工权利。现在正为贯彻参与决定的权利而斗争。他们当初仅仅是统治阶级的剥削对象，现在获得了具有公认的平等权利与平等义务的国家公民地位。在一些欧洲国家，在社会民主党政府领导下已经为一个新社会奠定了基础。社会保障和经济民主化已在愈来愈大的规模中得到实现。这些成果是充满牺牲的工人运动前进道路上的里程碑。它使得工人阶级的日益解放有利于实现所有人的自由。社会民主党已经从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变成了一个人民政党。它要把工业革命以及所有生活领域的技术化所释放出来的力量用于实现所有人的自由和公正。那些建立起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力量无力完成我们时代的任务。它们的历史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技术和经济的繁荣发展，但同时还有一连串毁灭性战争、严重的大规模失业、夺走人们财产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动荡。这支古老的力量已经证明自己没有能力用一个实现政治的和个人的自由和自决、经济安全和社会公正的新制度的优越纲领来对抗共产主义的野蛮挑战。所以它们也不能满足向年轻国家提供团结互助援助的要求，这些国家刚刚挣脱了殖民主义剥削的枷锁，希望能够在自由中建设自己民族的未来并分享世界的富裕。它们正在抵御力图把它们纳入自己势力范围的共产党人的诱惑。共产党人残酷地压制自由。他们用暴力镇压人权，镇压个人和民族的自决权利。今天，在共产党统治的国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起来反抗共产党权力机构。那里也在发生变化。在那里，争取自由的努力日益增长，任何统治都无法把这种努力长期地完全镇压下去。但是，共产党的掌权者要为维护自己的生存而斗争。他们依靠压迫本国人民而建立起一种日益威胁自由的经济和军事权力。所以，世界的希望在于在民主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基础之上建立起一种制度，民主社会主义希望与一切怀有良好愿望的人共同建立一个实现人的尊严、摆脱贫困和恐惧、摆脱战争和压迫的社会。我们向这里和地球上的所有国家的每一个人，男子和妇女，发出号召。在德国的土地上，社会主义者汇集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社会民主党欢迎每一个承认民主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和基本要求的人加入它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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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党国际原则声明：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1951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社会党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二国际社会党国际原则声明：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1951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社会党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序言1.资本主义自从19世纪以来发展了巨大的生产力。与此同时，它排除了大多数人民对生产组织的影响。它把财产所有权置于人权之上。它制造了一个没有财产、没有社会权利的新的雇佣工人阶级。它激化了阶级斗争。虽然世界的物质资源可以使每个人享有一种合乎尊严的生活，资本主义却没有能力满足人类的基本生活需要。它表明自己没有能力在不产生灾难性危机和大规模失业的情况下运作。它制造了社会风险和贫富之间截然不同的鲜明对立。它通过帝国主义扩张和殖民剥削激化了各民族和种族之间的冲突。在一些国家，在大资本的帮助下，昔日的野蛮残暴再度以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面目抬头。2.社会主义在欧洲是作为一种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固有弊端的抗议运动而出现的。因为雇佣工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受了最难以忍受的痛苦，所以社会主义是作为一种雇佣工人运动开始的。而其他人―农民、手工业者、办公室工作人员、职员和小商人、自由职业者、教师、艺术家和作家越来越多地认识到，他们的未来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诉诸于所有相信必须消灭人剥削人现象的人们。3.社会主义努力使人们从对一个占有或者支配生产资料的少数人的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它的目标就是保障全体人民的经济决定权。它要努力实现一个能使自由的人们以平等身份合作的共同体。4.社会主义已成为世界政治中的一支强大力量。它已经从思想宣传阶段进入实现阶段。在一些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已经奠定。在那里，资本主义的弊端正在消失，社会产生了新的活力。社会主义显示出它的创造力量。5.在许多国家，不受控制的资本主义正受到这样一种经济形式的排挤，在那里，国家采取了调控措施干预经济，生产资料公共所有制日益扩大，私人资本的作用范围日益狭小。经济计划化的必要性越来越被广大群众认识。社会安全和经济民主化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实现。这是数十年来社会主义斗争和工会斗争的成果。在那些拥有强大社会主义政党的国家，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正在出现。6.世界经济不发达地区的人民开始认识到，在他们争取民族自由、提高生活水平的斗争中，社会主义是一种思想武器。斗争条件的多样性产生了民主社会主义的不同表现方式。在这些地区，社会党人正在进行反对本国金融寡头寄生形式的剥削、反对外国资本殖民剥削的斗争。他们通过土地改革和工业化，通过社会改革、扩大集体所有制和发展生产与消费合作社，正在为建设经济与政治民主、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而斗争。7.当社会主义向全世界传播的时候，新的力量正在威胁走向自由与社会公正的发展。自从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以来，共产主义分裂了国际工人运动，因此在许多国家，社会主义的实现被推迟了几十年。8.共产党人妄称继承社会主义传统。实际上，他们已经把这个传统歪曲得面目全非。共产主义已经僵化成一种教条主义，它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处于不可调和对立之中。9.当社会党人力求通过消除资本主义阶级社会来实现自由与社会公正的时候，共产党人却致力于加剧社会阶级分裂，但只是为了建立一个单独政党的专政。10.国际共产主义是一种新帝国主义的工具。凡是在它获得政权的地方，它彻底消灭了自由，或者说，消灭了争取自由的机会。它依靠一批军事官僚和实行恐怖统治的警察。它建立了一个存在财产和特权方面的令人愤怒的对立的新的阶级社会。强制劳动是它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11.民主社会主义是一场国际运动。它绝对不要求一种僵化的千篇一律的见解，无论社会主义者的信仰是从马克思主义或其他理论为基础的社会分析的结果中、还是从宗教或人道主义的基本原则中推导出来的，反正都一样，大家都努力追求一个共同的目标：一种实现社会公正、高度福利、自由与世界和平的社会制度。12.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赋予人类或是自我灭绝，或是提高自身福利的可能性。所以不能让生产听任经济力量的自由支配。生产必须有计划。这种计划化必须保障人发展个性的基本权利。社会主义要努力在民族国家和国际范围内把自由与计划化结合起来。13.社会主义并不是强制实现的。它的实现要求它的所有拥护者付出努力。与使人民仅仅充当一种被动消极角色的极权主义制度相反，社会主义要求人民积极参与它的实现。所以它是一种最高形式的民主。Ⅰ.政治民主1.社会党人努力通过民主手段建立一个自由的新社会。2.没有自由，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只能通过民主来实现，民主只能通过社会主义来完成。3.民主就是依靠人民、为了人民的人民政府。它要保障：a)每个人的个人生活都得到保护，不受国家的任何专横干涉；b)政治自由权利，如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学习与教学自由、结社与集会自由、罢工自由、宗教信仰自由；c)在自由、普遍、平等和秘密选举基础之上的人民代表制；d)在保护少数派权利的情况下，由多数派执掌政府；e)所有国家公民，不分出身、性别、信仰、语言或者种族，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f)具有自己语言的集团有权利进行文化自治；g)一个独立的司法制度：不能剥夺任何人只接受正式法官审判的权利；法官只接受法律的约束。4.社会党人一贯为保护人权而斗争。联合国通过的人权声明必须在所有国家生效。5.民主要求不止一个政党的合法存在的权利和充当反对派的权利。但是，民主也有责任保护自己，反对那些为了摧毁民主而滥用民主的人。保卫政治民主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人民利益，坚持政治民主是实现经济和社会民主的一个条件。6.得到资本利益支持的政策无法发展和联合人民的力量，而人民力量是保卫民主、反对极权主义侵犯所必需的。保卫民主必须依靠工人的帮助，而工人的命运是与民主的存在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7.社会党人宣布支持处于法西斯主义或共产主义专政下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人民。8.任何专政，无论出现在什么地方，都构成了对所有国家人民自由的威胁，所以也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任何对人的剥削，无论是通过强制劳动，还是通过损害基本人权，无论是为了私人资本的超级利润，还是以一种政治专政的名义，都威胁到所有国家人民的物质与道德的生活水平。Ⅱ.经济民主1.社会主义希望用一种把集体利益置于私人利润利益之上的经济秩序来消除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直接的经济目标是充分就业、提高生产、不断扩大福利、实现社会安全、实行一种公正的收入和财产分配。2.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必须根据人民利益对生产进行计划。这样一种计划经济与把经济权力集中在少数几个人手中的作法是不相容的；它要求对经济进行有效的民主监督。所以，民主社会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以及任何形式的极权主义经济计划化形成尖锐对立，因为这些经济组织形式排除了对于生产过程的公共监督，不能保证对劳动产品实行一种公正的分配。3.社会主义的计划化可以使用各种不同方法。公共所有制的规模以及计划化的形式是由各国经济结构限定的。4.可以通过私人资本主义康采恩和企业的国有化，或者建立公益性康采恩或公共企业以及消费合作社或生产合作社来建立集体所有制。这些多种形式的集体所有制本身并不是目标。它们应当被作为手段来使用，以便把共同体的生活和福利所依赖的基础工业置于公共监督之下，促进技术落后工业的合理化，阻止资本主义垄断和卡特尔对人民的剥削。5.社会主义计划化并不要求所有生产资料都集体化；它与一些重要领域，例如农业、手工业、零售商业和中小工业中私人所有制的存在是可以协调一致的。国家必须阻止私人资本主义所有者滥用他们的权力。它可以而且应当帮助他们在总体计划化的框架内，对于提高生产、增加人民福利做出贡献。6.工会和生产与消费者协会都是一个民主社会不可缺少的因素；它们既不能蜕变为中央官僚机构的工具，也不能堕落为一种等级制度。这些经济联合组织能够并且应当在充分保障议会立法权力的情况下参与经济政策的制定。7.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化并不意味所有经济决策都由政府或者中央机构做出。在与经济计划化的目标协调一致的情况下，应该实行经济权力分散化。8.国家公民应当通过他们的团体、通过个人倡议参与生产过程，从而阻止国家的、或者私人的官僚作风的产生。工人对工业领导的民主参与必须得到保障。9.民主社会主义要在实现经济与社会安全和不断增加社会福利的基础之上扩大个人自由。Ⅲ.社会民主与文化进步1.资本主义的主要动机是个人赢利，社会主义的主要动机是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2.社会产品必须首先根据所有人的基本生活需要进行分配。这种分配一定不能妨碍推动每个人创造最大程度的劳动效益。社会党人认为，每个人根据自己创造的效益而提出获得相应报酬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他们相信，还有其他工作动力也在发挥作用，如对于良好工作效益的兴趣，团结互助和集体精神，如果人们为了集体利益而工作，那么这种团结互助和集体精神就会特别加强。3.民主社会主义不仅对每个人的基本政治权利、而且还对他们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基本权利承担责任。这些权利包括：劳动权利；医疗权利和孕妇产妇受保护的权利；休息权利；在年老、失业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获得经济保障的权利；儿童享有接受儿童保护的权利，青年享有一种接受与个人能力相适应的学校教育的权利；符合人的尊严的居住权利。4.社会党人为了废除男女之间、社会阶层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地区之间、种族之间的所有法律的、经济的和政治的不平等而斗争。5.民主社会主义所追求的远远不止是一个新的经济与社会秩序，经济与社会的进步愈是为解放和发展人的个性服务，它们就愈能证明自己在道德上是正确的。6.民主社会主义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不仅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经济缺陷和它对广大群众的物质压迫，而且还因为它伤害了人们的道德感情。民主社会主义谴责任何极权主义制度，因为它们损害了人的尊严。7.民主社会主义为了使人们摆脱各种形式的政治和经济风险所造成的所有恐惧和忧虑而斗争。这种解放为人们的精神发展开辟了道路，这种精神发展将使人们树立起具有责任意识、接受文明发展的个性。民主社会主义是这种文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8.社会主义希望所有知识领域都向人们开放，从而使他们不断提高文化程度。它积极促进人们的所有精神追求和创造。几千年以来创造的艺术和科学财富必须向所有人开放。Ⅳ.国际民主1.社会主义从开始就是一场国际运动。2.它之所以是国际性的，就是因为它努力把所有的人从所有经济的、思想的、政治的奴役下解放出来。3.它之所以是国际性的，就是因为它相信，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单独找到持久解决自己全部经济与社会问题的方案。4.无限的民族国家主权制度必须废除。5.社会党人努力追求的新的世界秩序，只有当它建立在各民族自愿合作基础之上时，才能富有成果地和平地发展。6.民主社会主义认为联合国组织的建立是为建立一个国际共同体而所采取的重要步骤，并且要求严格贯彻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7.民主社会主义为反对任何形式的帝国主义而斗争。它为反对施加于任何一个民族的奴役和剥削而斗争。8.仅仅反抗帝国主义还很不够。在世界广袤地区生活着千百万受到疾病侵袭、深陷贫困与愚昧之中的人们。世界一部分地区的贫困是对于其他地区幸福的威胁。贫困阻碍了走向民主的发展。民主、幸福与和平要求重新分配世界财富，提高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这些地区的物质与文化生活标准是所有国家人民的利益所在。他们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必须以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为灵魂，这样他们才不致陷入新形式的压迫之下。9.民主社会主义认为保卫世界和平是我们时代最迫切的任务。和平只有通过一种集体安全体系才能得到保障。这种体系为世界裁军创造了前提条件。10.维护和平的斗争与争取自由的斗争是不可分割地连接在一起的。对人民的威胁与蹂躏是我们时代战争危险的直接根源。社会党人努力争取建立一个自由的和平世界，争取建立一个唾弃在个人之间、民族之间进行剥削和奴役的世界，争取建立一个能使每个人的个性发展成为整个人类富有成果发展的前提条件的世界。他们呼吁所有劳动人民在争取实现这些伟大目标的斗争中团结起来。 |
法国社会党第三十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人阶级统一问题的决议（1945年8月12-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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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社会党第三十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人阶级统一问题的决议
（1945年8月12-15日）
译者：探索号
代表大会重申在地下斗争时期、在阿尔及尔以及在1944年11月代表大会上所声明的实现工人阶级统一的愿望。它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决地要竭尽全力重建工人阶级的统一。
但是，唯一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持久的统一并不是仅仅由条文产生的。它要求相互的诚意和信任。
因此，在统一之前，两党必须遵守以下的行动准则，它也将是统一的党的行动准则：
一、开诚布公地阐述自己的学说，绝不以一时的姿态加以掩饰，或者同劳动人民的敌人结盟而败坏它的声誉；禁止使用任何损害人道精神的手段或宣扬什么只要目的是好的，可以不择手段，而始终为国家指明一条正确的道路，不采取模棱两可和蛊惑人心的态度。
二、在党内遵守全民的民主准则，并在民族和世界范围内维护民主制度；因此，要争取赋予公民一切个人自由和充分的自主权，包括直接的、秘密的普选权；在国际范围内，要努力做到所有国家不分大小一律权利平等，必要时为了保障集体安全而部分放弃主权。
三、只致力于为劳动人民服务，劳动人民的自由要求民族的自由；因此，不应受一个外国政府的约束，也不应受它的影响，要保持充分的批评自由和判断自由。
社会党注意到，目前这些条件在共产党方面远没有得到实现。
而且，社会党在英国大选中获得的辉煌胜利，其他各国社会党持续不断的进步，把劳动者的国际统一问题提到了首位，没有劳动者的国际统一，任何民族范围内的统一都是靠不住的。
社会党不低估这些困难，决心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快为全面的统一造成一些必要的气氛。它衷心希望共产党也抱有同样的愿望。
为等待和促进这一时刻的到来，社会党决定保持和加强行动上的统一，为了最终实现组织上的统一和建立一个更加符合社会主义理想的共和国，这是必不可少的。
因此，代表大会决定：
一、不能把共产党公布的宪章草案和它向六月代表大会提出的所谓合并建议作为统一的有效基础。
二、协调委员会将毫不延迟地举行会议，以便确保在下一次选举期间实行类似1936年的统一行动，每个党都明确地为自己的纲领辩护，如果有必要的话，保证在市镇选举的第二轮投票中退出竞选，以便使另一位候选人当选，并且竭尽全力实现1945年3月2日的共同声明中所确定的体制改革。
三、选举结束时，协调委员会立即恢复谈判，以实现组织上的统一，这种谈判只是暂时中断，而不是永久破裂。
每个代表团要向对方指出一切有损统一的事实和行为，以便双方能够端正自己的立场，为实现统一作好准备。
两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将同时和分别研究在这一时期所取得的成果，并且作出判断，双方是否都认为先决条件已经具备，因而是否可以召开共同的代表大会。
四、在这同一时期，将在1944年12月19日协调委员会所确定的基础上继续保持行动上的统一，但应指出，协调委员会只存在于全国范围，不过，双方代表团可以在联合会和地方的范围内就严格限定的一些问题举行会议，但不应带有经常的性质。 |
德国社会民主党布拉格宣言：革命社会主义的斗争与目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策（1934年流亡执委会通过）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二国际革命社会主义的斗争与目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德国社会民主党布拉格宣言（1934年流亡执委会通过）民族社会主义[1]强加给德国和世界的专政已经一年了。德国的反革命的胜利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德国工人运动的行动和任务。在整个法西斯主义国家里人民忍受着奴役、毫无法律保障。在革命斗争中以自由的权利来消灭奴役，以社会主义制度来克服毫无法制状态是德国工人运动的任务。Ⅰ.革命斗争的条件在反对民族社会主义专政的斗争中是不容妥协的，丝毫没有改良主义与合法性的地位。夺取国家政权，巩固并保卫这一政权以实现社会主义社会，这是唯一决定社会民主党策略的目标。这个策略就是要运用一切服务于这个目标的手段去推翻专政。革命斗争要求建立革命的组织。旧的形式、旧的机构已不复存在，而使之重新恢复的企图与新的斗争条件是不相适应的。由富于牺牲精神的战士所建立的新的组织形式必定会出现。我们是被迫选择这些形式的。敌人正在利用他们的金钱优势和残忍手段来确定我们的行动法则。处在经济的、肉体和精神的恐怖的极其可怕压力下的德国社会形势也在为我们确定行动法则。现在已经组织起来一些小组，它们必须通过代价很高的经验来学会工作技术―这些人是革命者中的精英。当法西斯内部的矛盾、资本主义不断激化的阶级矛盾发展起来的时候，当不满和失望动摇纳粹统治的群众基础的时候，当反抗的浪潮出现、自发的群众运动开始的时候，革命优秀分子的任务就是加深群众对矛盾的认识，引导他们的发展，影响他们去确定目标，扩大联合并把革命组织发展成群众性组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外领导从一开始就致力于促进革命组织的发展并运用它的力量和经费去完成这个任务。在德国本土，恐怖压迫使地下工作十分分散。在德国本土，分工是不可避免的，只能通过领导机构的活动把这些工作联合起来。任何一个小组，只要它的革命精神保证它的活动在工人阶级统一的范围内服从于推翻民族社会主义专政的目标，都会受到支持和鼓励。与此同时领导机构已经认识到，它需要地下小组领导人经常的参与和讨论。Ⅱ.群众运动的目标组织是革命斗争的工具。革命斗争的条件是什么？它的目标是什么呢？斗争的条件和目标是不能随意确定的。它是从日益尖锐的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中，从民族社会主义反革命的实际情况中产生出来的。我们要问，法西斯制度下的工人阶级为什么必须进行斗争？他们将被迫进行什么样的斗争？民族社会主义在它的理论中否认阶级斗争，但它的实践却使阶级斗争变得极其残酷。它的统治意味着把社会矛盾提到空前尖锐程度，就像用强力关上所有汽阀，对锅炉重新加热一样。它压迫一切工人和职员的组织，全面剥夺它们的权力，把它们交给大资本任意处置，而这个专政正是用国家权力为大资本利益效劳的。力量对比的这种片面变动使工人面临生活水平不断恶化的威胁，而经济政策又加大了这种威胁。这种经济政策使广大群众的所有生活必需品价格都在上涨，使出口工业中的就业越来越受到限制。金融政策也加剧了这种威胁，使群众的负担加重，把从他们那里榨取的贡品的越来越多地送给某些得到政权宠爱的阶层。这就迫使群众为保障和改善自己的物质生存而进行斗争。但任何要求提高工资的运动都被禁止，任何罢工都成了政治上的叛逆行为！在这种形势下，必然产生恢复结社自由和重建作为工人利益代表的社会斗争组织的要求。而工人如果没有集会自由、联合自由和出版自由，他们的结社自由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从工人必不可少的需要出发，产生了对政治权利的要求，产生了争取他们民主运动自由的斗争。在失业大军中，随着失业的持续，反抗这个拒绝给他们工作权利的社会的斗争在增长，他们对于重返生产过程和建立这样一种经济制度的要求日益强烈，这种经济制度不再使劳动者与失业者互相分离，而是要在所有具有劳动能力的人中平等地分配工作机会。这些感到自己受到专政欺骗的失业者把运动的斗争锋芒直接指向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用一切力量支持保障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和使失业者重返生产过程的斗争，扩大斗争工人的阵线，使斗争者认识到这场斗争同推翻专政的目标之间必然的内在联系，这是革命工作的一个首要任务。为了能够重新开展作为群众运动的工人运动，重新把社会主义的解放斗争变成群众的自觉斗争，必须重新夺回民主权利。而任何民主权利都会成为对专政继续存在的一种威胁。因此，争取民主的斗争将发展成为彻底推翻民族社会主义国家权力的斗争。这场斗争只是夺取整个国家权力革命的过渡阶段。如果没有特殊的外部原因使暴政颠覆，那就是只能用暴力战胜，通过革命斗争的胜利来推翻暴政。如果一个坚决的、为激进的斗争思想所鼓舞的、由一批富有经验的精英分子所领导的革命社会主义政党利用一个客观革命形势的条件，暴政是能够被推翻的。它只能被群众自身的行动推翻。Ⅲ.政权的行使这一夺取政权的方式决定了它的行使方式。在为了推翻专政而进行的困难的、付出大量牺牲的、痛苦的斗争中，工人运动本身充满了激进的毫不妥协的思想。1918年的政治变革是在由于战争和对人民群众的强烈民族主义煽动而引起的一个反革命的发展时期结束时发生的。不是通过工人阶级有组织、有准备、自愿的革命斗争，而是由于战场上的失败消灭了君主政府。社会民主党作为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有组织的力量，未经反抗而获得国家领导地位，它从一开始就同资产阶级政党、旧官僚、甚至同改组后的军事机构分享了这个地位。它把旧的国家机构几乎毫无变动地接受下来，这是战争期间迷失方向的德国工人运动所犯的严重历史性错误。新的形势排除了任何重蹈覆辙的情况。革命群众战胜纳粹敌人后将建立一个强大的革命政府，它将受到工人的革命群众政党的支持和监督。这个政府首要的和最高的任务就是保证胜利了的革命掌握国家权力，铲除任何反抗可能性的根源，使国家机关变成人民群众的统治工具。因此，革命政府必须立即实行各种深刻的政治和社会措施以持久地、全面地剥夺失败了的敌人和权力。它要求：任命一个革命法庭。以破坏宪法、杀人和否认公民权利、剥夺公民自由的罪名审判政治犯和政治同谋者及其帮凶、官僚和法官。废除法官不可免职的规定。任用革命政府所信任的人担任所有重要的司法职务。通过加强陪审人员来根本改造司法机关。清洗官僚队伍，立即重新安排一切领导职位。组织一支可靠的军事和警察力量。彻底更新军官队伍。废除民族社会主义专制政府一切限制工人自由的法律和法令。不分种族和宗教，实行充分的、公民平等权利。教会与国家分离。取缔任何反革命宣传。革命政府立即颁布必要的社会、经济和财政法律。必须确保粉碎旧的政治机构的行动，抵御这一机构迄今的社会基础的反抗。这要求：立即无偿没收大地产。森林归国家所有和国家管理。耕地归由农业工人组成的、得到国家资金充分支持的、有生存能力的农民垦殖区和合作社企业经营。立即无偿没收重工业。帝国银行归国家所有和管理。由国家指定的领导机构对大银行实行社会化并予以接管。只有在革命政权得到保障和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反革命政治权力地位遭到彻底粉碎之后，才能开始通过成立一个人民代表机构来建设自由国家的事业。人民代表机构将由各选区根据普遍、平等、直接、秘密的选举权产生。第一次选区的划分由革命政府公布。人民代表机构以绝对多数（必要时可举行复选）选出全国政府首脑，任命部长。直至选举结束之前，革命政府要坚持行使职权。通过在具有行政区域划分的统一国家内部实行真正自由的自治来粉碎集中制国家绝对权力的专制制度。要在地方行政区域内为学校、福利、司法和税收事业建立自治团体，官员要对这些团体负责。Ⅳ.经济革命工人阶级在新国家中的任务是运用已经获得的国家权力以社会主义方式组织经济。重工业、银行和大地产的社会化并不是终点，而只是把资本主义社会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出发点。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将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无政府状态。它由此消除经济危机与失业。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代替无计划的资本主义经济。满足不断增长的需要的努力代替资本主义追逐利润的企图。有计划地提高生产力。生产与消费的均衡发展代替通过节省劳动力来提高利润的那种无规则的合理化，代替无规则地膨胀生产机构并把成本转移给消费的作法。各个生产部门相互协调一致的发展代替它们彼此之间毁灭性的斗争。领导这个改造的是制定社会主义计划的最高行政机构。它负责调控全部经济。它特别负有以下几项任务：为整个经济发展制定经济计划。在生产者、消费者和国家的合作下，建立一个负责各经济部门国有化的管理组织，准备继续对资本主义统治的经济部门实行社会主义化，通过控制资本投放和企业贷款来调节生产的提高和先进技术的采用。调整已经社会化的那部分经济同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首先要考虑对以下经济部门实现社会化和统一领导：信贷部门（但要维持和促进农业和手工业合作社的自治）。保险业。重工业。大型化学工业。负责货运和客运的公共交通业。动力供应（煤气和电）。Ⅴ.社会革命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资本的剥削所有制。它保护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劳动所有制。它意味着不断提高生活水平，并因此意味着农业和手工业产品更加容易销售。它使农村和城市的劳动所有制摆脱农业及工业大资产者的压迫，摆脱银行资本的优势力量。它通过对信贷制度的控制，以必要的企业贷款为中间等级保证充足的、廉价的供应。它把老年、伤残、疾病救济扩大到农村和城市的中间阶层，从而加强他们的生存保障。农业政策摆脱了大地主的强大影响，鼓励农民经济培育和充分采用改良品种，通过国家的土地改良来改善他们的土地和耕地，创办足够的教育事业，以此来不断地提高生产能力。对生产的革新和监督提高了从事技术工作和领导工作的职员的劳动的重要意义。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企业也需要一个分成不同层次的合格的领导机构。这些领导机关摆脱了资本主义的统治，转变成集体的工作机构，这就使它们的工作有了新的内容和新的尊严。废除教育特权。在统一的学校中，正在成长的一代不仅为未来的职业，而且为了在自由的社会主义共同体中履行他们的任务而接受教育。升入高一级的学校仅仅根据才能和天赋，并不考虑出身。教学和学习用具在一切阶段都是免费的。社会主义社会恢复思想自由和科学自由，保障文化工作和艺术不受官僚和教会的权力干涉，把不可剥夺的权利和人的尊严归还给个人。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新制度不仅是一件物质方面的事情。它本身是实现真正的自由、平等、人的尊严和个人充分发展这一最终目标的手段。迄今为止，劳动对一些人来说是发财致富的源泉，对另一些人来说是为了维持穷苦生活，现在它变为一种扩大社会福利的社会服务。群众不再是为了从生产资料垄断占有者那里争取一块可怜的生活空间和维持时刻受危机威胁的生存而工作，而是为了在更加幸福的条件下塑造社会主义的未来，实现更加崇高的目标。有计划地领导技术进步将极大地提高人类劳动的生产率。危机的消除将使社会福利不断增长。由此才有可能尽量地缩短工作时间，尤其是把人类从每天为维持生活、寻找工作的物质操劳中解放出来，这就会使社会主义共同体的所有成员都能够分享文化财富，学习科学知识和享受艺术。一种新的公共意识、一种新的生活观念、一个为了发展全部能力的新的竞赛将发展起来：这是社会主义的思想，新的社会将坚如磐石地在这一思想中确立起来。随着社会改造接近于完善，随着专制国家机关被自治所代替，若干世纪以来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将会消失。依靠军队、官僚和司法对臣仆进行统治的权力国家将为社会自治所取代，在这个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有参加共同任务的职责。意味着专横独断和无责任制的领导原则和党内等级制度将为自由的人们履行社会任务的责任所取代，暴政将被人民自由的自决所取代，压迫将让位于所有同胞社会权利和社会义务的平等。人类将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Ⅵ.裁军和战争危险民族社会主义专政使德国陷入野蛮和残暴，使德意志民族蒙受很深的耻辱。但希特勒的统治不仅是对于德国的耻辱和威胁，它还意味着对所有其他民族的自由和文明的暴力威胁。专政使泛德意志民族主义的种族狂热和霸权欲望达到极点。它用军国主义的侵略思想毒害青年，它把全部精神和物质的手段投入狂热的扩军备战。它公开宣布它的战争目标：要用一种新的扩大生存空间的政策在东方建立新的殖民地。要把一切原属“德意志民族的地区”并入法西斯帝国。而比丧失领土更加恶劣的是这个获得胜利的专制政权对所有民族都造成了威胁，它要按照德意志法西斯的本性改造世界。如果说，用无止境日益完善的毁灭性武器所进行的新战争意味着对于文明的灭亡性的威胁，那么法西斯专政的胜利就意味着要使它们在国内的奴役和残暴永世长存并把它扩展世界的其他地方。德国民主派同西方伟大的民主派曾经结成同盟，作为组织和保障和平的手段，提出了权利平等的要求。专制政权歪曲这个要求，以便为它的战争意图而妄加滥用。它提出这一要求，是为了在军事上已经加强的情况下力争进一步加强。它提出这一要求，是为了能够作为强大的同盟伙伴而结成新的联合，以实现它的强权政策的目标。德国专制政权的这种对外政策意味着对和平的不断威胁并从而意味着强迫进行的军备竞赛。专制政权通过无耻地破坏宪法、通过导演国会纵火案夺得了政权，通过罪恶的恐怖和无耻篡改各种法律法规来维持政权，正因为如此，它不能为遵守国际条约提供保证，它一旦认为撕毁条约有好处，它就会立即撕毁。希望通过战争来推翻暴政，这不是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不如说，他们的任务是阻止战争。因此，他们谴责对希特勒德国的一切军事妥协。他们提醒全世界的工人政党：不要低估德国纳粹主义的危险。要民主派的权利平等，但绝对不要这个好战的专政的扩军备战！不给这个制度一个人、一文钱，这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口号，也必须是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口号。保障和平与保卫各民族的自由并不要求军事上的妥协，而是要求再次裁军、解除武装并解散冲锋队、党卫军的队伍。今天，处于工人政党影响下的民主派如果立场坚定，决心保持警惕，还是可以阻止战争的。如果尽管如此，战争还是爆发了，那么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将以不容改变的毫不妥协的敌对立场与暴政相对抗。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和自由只有通过消灭德国法西斯主义才能实现。社会民主党人将坚决反对来自外部的任何利用德国暴政在战争时期崩溃的机会来肢解德国的企图。他们不承认任何把德国引向四分五裂的和平，这种和平意味着阻碍德国自由发展经济的可能性。Ⅶ.革命社会主义的统一随着这个极权国家的胜利，如何消灭它的问题也毫不留情地明确提了出来。回答是：全面革命，道德的、思想的、政治的和社会的革命。在这场斗争中，社会民主党将力求同一切反法西斯阶层结成一个阵线。它将号召被纳粹分子的许诺所欺骗的农民、小手工业主、商人，号召在目前的政权下忍受以往无法想像的压迫和屈辱的知识分子，号召他们同工人阶级一起进行共同的斗争。我们指明了道路，我们指明了斗争的目标。工人运动中的意见分歧已被敌人所消除。分裂的理由已成为微不足道的了。推翻专政的斗争不能不用革命方式进行。无论是社会民主党人、共产党人、还是无数分散小组的成员，只要是专政的敌人，由于斗争本身的条件就都成了同样的社会主义革命者。工人阶级的统一是历史本身强加给我们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知道，它因此应当摆脱任何宗派主义的封闭性，它认识到自己的使命是把工人阶级联合在一个革命社会主义的政党之内。它愿意支持所有进行反对专政斗争、而不是反对其他党派战斗小组的地下工作。它同样使自己的报纸、杂志和出版物面向一切关于革命社会主义如何夺取政权和维护政权问题的讨论开放，这是出于这样的信念：只有通过共同的思想工作，工人阶级统一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意识才能产生。但是他们不允许自相残杀，为了争夺利用尚未获得的胜利而自相残杀将会使工人阶级的分裂永世长存，而这种分裂是对于专制政权最可靠的保护。民族社会主义当权者吹嘘自己已经消灭了革命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已经根除了自由思想。他们作为胜利者向被压迫者进行了残酷的报复。但他们的、即资本主义势力的胜利愈大，他们未来的失败就将更加惨重。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制造了自己的掘墓人，今天的凯旋就是明日的覆亡。我们为了伟大的不朽的人类理想进行着反抗法西斯暴行的斗争。自从中世纪的束缚消灭以后，我们就成了伟大历史发展的支柱。我们是不朽的文艺复兴和人道主义传统的继承者，是英国和法国革命的继承者。我们不愿意过丧失自由的生活，我们要努力争取自由，这是没有阶级统治的自由，是直至完全消灭了人对人的一切剥削和一切统治的自由！牺牲者的鲜血不会白流！德国工人，你们失掉的只是奴役的锁链，而获得的却是自由和社会主义的世界！德国工人在消灭民族社会主义专政的革命斗争中联合起来！通过自由实现社会主义，通过社会主义实现自由！德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万岁！国际万岁！[1]民族社会主义，德文原文是Nationalsozialismus，目前国内大多把它译为“国家社会主义”，这个译法是错误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德文原文是“Staatsozialismus”，是指俾斯麦实行烟草专卖、铁路邮政国有化等一系列措施，恩格斯在批判俾斯麦制度的时候也曾使用过这个概念。为了进行区分，我们建议把Nationalsozialismus译为民族社会主义，或纳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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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1925年海德堡代表大会通过）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二国际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1925年海德堡代表大会通过）纲领全文基本原则部分经济发展以其内在的规律性加强了资本主义大企业，它在工业、商业和交通中，越来越排挤小企业并使其社会意义日益减少。随着工业日益强大的发展，与农业人口相比，工业人口不断增多。资本使生产者群众与他们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相分离，使工人变成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很大一部分土地落入大土地所有者即大资本的天然同盟者手中。经济上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工具为相对少数的资本家所垄断，他们借此保持对社会的经济统治。与此同时，随着大企业在经济上的突进，职员和各种知识分子的数量和作用日益增长。他们在社会化的劳动过程中行使领导、管理、组织和分配的职能，他们通过科学研究促进了生产方法。随着他们的数量增长，他们越来越丧失上升到特权地位的机会，他们的利益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与其余工人的利益趋于一致。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生产资料的垄断化，人类劳动的生产率极大增长。而大资本与大土地所有者力图把社会劳动过程的成果垄断起来。不仅无产者，而且中间阶层也不能完全享受生产力的增长所造成的物质和文化的进步。在资本主义中，降低各劳动阶层生活水平的趋势不断发挥作用。劳动阶层只有通过不断的斗争才能使自己不致日益沉沦，才能改善自己的地位。此外还要加上生存极度缺乏保障的状态和不断威胁他们的失业。这种情况在危机期间尤其令人痛苦和残酷。这种危机是紧跟在每一次经济高涨之后到来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无政府状态。资本主义的垄断欲望促使一些工业部门联合并把相互衔接的生产程序联合起来，建立了卡特尔和托拉斯的经济组织。这个过程把工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联合成金融资本。个别资本家集团就这样成为经济的强大统治者，他们不仅使雇佣工人、而且使整个社会陷人对他们经济上的依附。金融资本随着自己影响的增长，运用国家权力来统治国外地区，把这些地区作为销售市场、原料来源和资本投资场所。这种帝国主义的权力追逐不断地以冲突和战争危险威胁着社会。但随着资本主义高度发达阶段的压迫和威胁的增长，不断成长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在加强。他们通过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通过工会与社会民主党不断的工作，受到教育并联合起来。无产者的数量越来越多，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资本主义经济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阶级斗争越来越残酷。工人阶级在为他们自身解放而进行斗争时，代表了与资本主义垄断相对立的整个社会的利益。经过几代人付出重大牺牲的工作而大大加强的工人运动作为资本主义势均力敌的对手而与之对立。他们要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并且通过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通过创立一个国际法律制度、建立一个各民族权利平等的真正联盟来保护人类免受战争毁灭，这一意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强。工人阶级的目标只有通过把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成社会所有制才能实现。把资本主义生产变成社会主义的、为了社会并且由社会进行的生产，这将促使生产力的扩展和提高成为高度福利和全面改善的一个源泉。到那时，社会才会摆脱对于经济力量的盲目屈从、摆脱全面的分裂状态，上升到在和谐团体中的自由自治。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不仅是经济斗争，而且必然是政治斗争。没有政治权利，工人阶级就不能进行他们的经济斗争，也不能充分发展他们的经济组织。现在，他们拥有了民主共和国这种国家形式，坚持和扩充这种国家形式对于他们的解放斗争是绝对必要的。他们不掌握政治权力，就不能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化。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是所有国家的工人都参加的事业。德国社会民主党对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是自觉的，并且决心履行由此带来的全部义务。各民族的持久幸福在今天只有通过他们的团结合作才能实现。社会民主党不是为了新的阶级特权和优先权、而是为了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本身、为了一切人不分性别和出身的平等权利和义务而斗争。从这种观点出发，他们不仅反对剥削和压迫雇佣工人，而且反对任何一种剥削和压迫，并同它们进行斗争，不管它们是针对一个民族、一个阶级、一个政党、一种性别还是一个种族的。把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变成自觉的统一的斗争，为这一斗争指出必然的目标，这是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的持续斗争中，他们努力实现自己的最终目标。行动纲领宪法民主共和国是工人阶级进行解放斗争并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的最有利的基地。因此，社会民主党要保卫共和国并促进它的发展。党要求：德国成为一个在地方分权自治基础上的统一共和国。应在组织上重新划分的市镇和州的下层结构之上建立强大的国家权力。它在法律和行政上拥有为了实行统一领导和维持国家团结所必需的权限。把国家的直接管理扩大到司法领域。一切法庭成为国家法庭。应通过立法途径为公安警察制定统一的原则。应建立统一的国家刑事警察。拒绝一切保皇主义和军国主义的企图。把国防军改造成为共和国的一个可靠的工具。所有公民不分性别、出身、宗教和财产，彻底实现宪法规定的平等地位。行政社会民主党行政政策的目标是用一个在民主自治的基础上使人民成为行政的支柱的行政组织代替从专制国家沿袭来的警察国家执行机构。为此要求行政民主化。根据全国性法律统一各州的行政。行政的基本原则由国家决定。执行由自治机构负责，由于具有集中性质而需要国家直接管理的事务除外。在立法方面应为地方的、省的特殊性留有余地。根据全国性州行政管理法统一规定各州行政区域和行政机关的组成和管辖权。应根据一项全国性市镇规章为市镇和市镇联盟（乡镇、市、区、省）制定统一的法律。一切自治机构都应实行一院制。市长应定期选举。自治机构在国家和州的法律内独立处理本身行政方面的事务并为此承担责任。涉及全体公众利益的问题应在市镇举行人民建议和人民投票。应由独立的、分成若干审级的行政法庭来保证法律对行政的监督，特别是保护公民反对侵犯其权利的行政行为。国家行政法庭同时承担一切涉及有关各州事务的高级行政法庭的任务、通过一个全国性地方公有化法和全国性征用私产法承认市镇和市镇联盟为了建立和扩大市政公共经济所要求的权限和权力手段。应将管理形式改造成一方面能使企业在经济管理方面摆脱官僚主义的桎梏，另一方面又保证公共机构保留不受限制的决定权利。应为所有公共机构的公务员和职员规定一个统一的公务法，根据民主的和社会的观点对他们的选拔、任用、提升、利益代表和保障作出规定。司法社会民主党反对任何阶级司法和党派司法，并主张建立一种充满社会精神的法律制度和司法，并由选举产生的陪审员对所有各级司法部门起决定性协助作用。它特别要求：在民法中，财产权置于社会公共权利之下，简化离婚手续，妇女与男子的平等地位，非婚生儿童与婚生儿童的平等地位。在刑法中，扩大对人身及社会权利的保护。以教育个别人和保护社会的原则代替报复的原则。废除死刑。在刑事诉讼中，恢复刑事陪审法庭，并将其职权特别扩大到政治和报刊案件方面。在一切刑事案件中允许上诉，取消一切损害辩护的规定。在审理中保护被拘捕人免受官方侵犯。除当场捕获的情况外，只能根据法官的命令逮捕，对拘留申诉进行口头审理。对于刑事判决的执行应根据全国性法律按照人道主义精神和教育原则作出相应规定。社会政策为了保护工人、职员和公务员，提高广大群众的生活水平，要求：保护结社和罢工的权利。保护妇女从事职业工作的平等权利。禁止学龄儿童从事任何职业劳动。以法律规定一个工作日至多8小时。对于青年和在对健康和生命有较大威胁的企业中的工人要缩短这个时间。限制夜工。每周至少有一次42小时不间断的休息。每年要有支付工资的假日。失业救济工程完全交给工会负责安排。同家庭手工劳动的弊病作斗争，目标是在广泛救济有关人员的条件下完全消除这些弊病。通过工商业检查机构对一切企业、工厂进行监督，应吸收工人和职员担任这一机构的公务员和代理人而把它改造成一个国家机构。保证劳资协定的法律效力，并通过官方调解机构帮助签订这种协定。建立与普通司法分离的独立工人法庭。实行统一的劳动法。实现社会保险一元化，直至把它改造成全面的人民救济事业。把丧失劳动能力和失业者包括在内。在人民福利事业领域、特别是在教育、卫生和经济救济方面采取广泛的、预防性的、救治性和准备性的措施，对福利事业根据全国性法律作出统一的规定，保证工人阶级参与它的执行。促进国际条约和立法。文化和教育政策社会民主党努力取消有产者的教育特权。教育、训练、培养和研究机构都是公共的事业。它的进行应由国家资金和机构来加以保障。免费就学，免费的教育和学习用具，对学生进行经济补助。国家的教育、训练、培养和研究机构都是世俗的。应反对教会以及各种宗教团体和具有固定世界观的团体对于这些机构施加任何公法性的影响。国家与教会分离，学校与教会分离，中小学、职业学校和高等学校都要实行摆脱宗教控制的世俗化。国家资金不得用于教会和宗教目的。统一建设教育事业，各年级都应把劳动课和脑力劳动密切联系起来。通过男女教师对男女学生进行共同的教育。统一在高等学校培养师资。财政与税收德国社会民主党要求实行一次彻底的、全面的财政改革，它应以源头征税[1]和按经济支付能力确定税收负担的原则为依据。特别要：改善所得税、财产税和遗产税制度。公布税目表，确定平等的统一的税额。特别要通过强制性的账簿检查和企业检查来有效地追究逃税漏税。对最低社会生活水平以下收入免于征税。对大众消费品最大程度地减税免税。取消营业税。国家权力机构参与资本主义工厂企业的财产和管理。经济政策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中要求：使土地、矿藏和作为能源的自然力资源摆脱资本主义的剥削，转而为社会服务。发展经济委员会制度，使它能在保持与工会紧密合作的条件下行使工人阶级的参与决定权。国家对于资本主义利益集团、卡特尔和托拉斯进行监督。鼓励工业和农业提高生产。鼓励移民事业。通过长期贸易协定废除保护关税制度，以建立各民族之间的自由的商品交换和经济合作。在避免官僚化的条件下发展国家、各州和公共机构的企业。鼓励目标不在于赢利的合作社和公共福利企业。鼓励公共福利住宅建筑。通过公共立法确定租赁权利。反对建筑业谋取暴利。国际政策作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成员，德国社会民主党同全世界工人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进攻、实现社会主义的共同行动中努力奋斗。它以全部力量反对任何加剧民族矛盾和任何威胁和平的行动。它要求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并要求由强制性的仲裁法庭消除争端。它赞成民族自决权。支持少数民族的民主权利和民族自治权利。它反对剥削殖民地民族，反对用暴力摧毁它们的经济形态和文化。它要求国际裁军。它赞成由于经济原因迫切需要建立的欧洲经济统一体，赞成建立欧洲联邦，以便由此实现各大洲各民族利益的团结一致。它要求国际联盟民主化并把它改进成为和平政策的一个有效工具。[1]源头征税即指直接在应纳税收人出现的地方（或时候）收缴税收。―译者注 |
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和维也纳联合会柏林会议记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和维也纳联合会柏林会议记录相关链接：第二国际
TheSecondandThirdInternationalsandtheViennaUnion
（OfficialReport）
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和维也纳联合会柏林会议记录
——1922年4月2日起在柏林国会大厦举行的三个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正式记录
London:TheLabourPublishingCompany1922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6年5月出版。译者：北京编译社
1922年4月2日至5日，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维也纳联合会）在柏林国会大厦举行了一次代表会议，讨论召开“统一的、共同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问题。本书是这次为期四天的会议的全部记录。
第一天：
弗列德里希·阿德勒的开幕词
第三国际的宣言（克拉拉·蔡特金宣读）
艾米尔·王德威尔得的发言
维也纳联合会宣言（保尔·福尔宣读）
卡尔·拉狄克的发言
第二天：
腊姆齐·麦克唐纳的发言
奥托·鲍威尔的发言
卡尔·拉狄克的发言
第三天：
九人委员会的报告（弗列德里希·阿德勒）
联合宣言
附件
附件一：第三国际的声明
附件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声明（维尔斯提出）
附件三：策烈铁里代表格鲁吉亚社会党发表的声明
附件四：国际工人联合会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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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1921年格尔利茨代表大会通过）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二国际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1921年格尔利茨代表大会通过）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城乡劳动人民的党。它力求使一切依靠自己劳动成果为生的体力和脑力劳动者在共同的认识和目标下团结起来，为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而共同奋斗。资本主义经济把被现代技术极大发展了的生产资料的主要部分置于相对一小撮大有产者的统治之下。它使广大工人群众与生产资料相分离，变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它加剧了经济上的不平等，使生活富裕的极少数人同贫穷困苦的广大阶层相对立。它因此使争取无产阶级解放的阶级斗争成为历史的必然，成为道德的要求。世界战争和战争结束时强迫缔结的和平条约进一步加剧了这个过程。它加快了企业与资本的集中，加深了资本与劳动之间、富与贫之间的鸿沟。在工业、银行业、商业和交通中开始了一个兼并与融合、卡特尔化与托拉斯化的新阶段。军火供应商人和投机倒把分子通过肆无忌惮地追求利润上升为新的资产阶级。而中小所有者、工商业主、大批脑力劳动者、公务员、职员、艺术家、作家、教师、各种自由职业成员的生活条件却下降到无产阶级的水平。公共生活的腐化、资产阶级报刊对势力强大的经济独裁者的依附日益增长（后者正企图以这种方式把国家置于他们的统治之下），这些都是无法避免的结果。向资本主义高度发达阶段的发展加剧了通过帝国主义极力扩张而追求统治世界经济的努力。这一发展同现行和平条约中解决世界规模的民族问题和经济问题的不能令人满意的方案一样，将会招致新的流血冲突的危险，使人类文明面临崩溃的威胁。与此同时，世界战争清除了腐朽的统治制度。政治变革给群众带来了提高他们社会地位所需要的民主权利。通过几代人光荣地付出重大牺牲的工作，工人运动大大加强，成为资本主义势均力敌的对手。他们要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并且通过无产者的国际联合，通过建立国与国之间的法律秩序，创立一个各民族权利平等的真正同盟，来保护人类免遭新的战争毁灭，这一意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强有力地表现出来。指明实现这一意志的道路，使劳动群众的必不可免的斗争变成一种自觉的统一的斗争，这是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社会民主党决心竭尽全力保卫已经获得的自由。它认为民主共和国是历史发展所赋予的不可改变的国家形式，对它的任何侵犯都将是对人民生存权利的伤害。但是社会民主党不能仅仅限于保卫共和国使之免受敌人的打击。它要为争取实现在自由的人民国家内组织起来的人民意志对经济的统治、为按照社会主义集体思想的精神革新社会而斗争。它认为把大规模的集中的经济企业转为公有经济，并由此进一步把整个资本主义经济改造成社会主义经济，即为了整体的福利而经营的经济，这是把劳动人民从资本统治的枷锁下解放出来、提高生产成果、使人类自身提升进入更高级形式的经济与道德共同体的一个必要手段。在这个意义上，德国社会民主党重申爱尔福特纲领中的如下信念：它不是为了新的阶级特权和优先权而奋斗，而是为了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本身，为了一切人不分性别和出身的平等权利和平等义务而斗争。它在进行斗争时意识到这是一场决定人类命运的斗争，无论是在民族共同体或国际共同体内，在帝国、各州和市镇中，在工会与合作社里，在车间或家庭里，到处都在进行这种斗争。对于这场斗争来说，要实现以下要求：经济政策要使土地、耕地、矿藏及作为能源的自然力资源摆脱资本主义剥削，转而为全体人民服务。以法律措施反对粗放经营或完全荒废农业耕地或为私人奢侈的目的滥用耕地。国家对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占有、首先是对利益集团即卡特尔和托拉斯实行监督。在民主管理和避免官僚化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国家的、州的、以及公共团体的企业。鼓励目标不在于赢利的合作社。发展代表工人、职员和公务员的社会利益和经济政策利益的经济委员会制度。社会政策统一的劳动法。保障结社权。有效的劳动保护：用法律规定至多八小时的劳动日，在对生命和健康为害较大的企业中要缩减劳动时间。最大程度地限制男子夜工。禁止妇女和青年的夜工。禁止妇女和青年在特别有害于健康的企业中以及在有特殊事故危险的机器上工作。禁止学龄儿童从事任何职业性工作。对一切工厂、企业实行监督。保证每周一次至少42小时不间断的休息。每年要有支付工资的休假。支持一切清除家庭手工劳动弊端的努力，并在有可能不使家庭手工业者遭受重大经济损失的情况下消除这种劳动。把社会保险改造成一种全面的社会救济。在这一基础上促进国际劳动保护。全面的、妇女的就业权利。保护并扩大公务员的公民权利和经济权利。有计划的、符合工人阶级社会需要的人口政策。对多子女家庭给予特别救济。财政保障并继续征收所得税、财产税和遗产继承税，使它们适应价值的变化和赢利资本的生产能力。国家享有远房亲等继承权，其应得分额根据继承人数目划分若干等级。对于偷税漏税和资本抽逃实行有效的追究。保护劳动力并对任何一种挥霍浪费的过度消费课以重税。公共权力参与资本主义企业的投资。宪法与行政保卫民主共和国。巩固国家的统一。把国家建设成为具有组织划分的统一国家。市镇自治和按法律组织成更高级自治体的市镇联盟（区、地区、省）的自治。把民主代表机关置于各种职业等级组织之上。一切国家机关民主化。年满20岁的公民不分性别、出身、宗教，充分享受宪法规定的和事实上的平等。市镇政策为城市和农村制定统一的市镇规章以及建立统一的市镇代表机构。市镇中实行动议权和公民投票。一切市镇官吏服从市镇代表机构。定期选举市长。建立并鼓励大型的具有工作效率的市政单位。市镇机关拥有抗议违法行政行为的权利，要限制国家对这种权利的监督权。取消行政监督机关对市镇机关的批准权。国家从法律上解除对于市镇社会化的约束。司法以社会法观点取消现行的司法观点。将财产权置于人身权利和社会公共权利之下。反对阶级司法。由选举产生的人民陪审官应在一切司法部门中起决定性协助作用。进行普遍的法律知识教育，使用通俗化的法律语言。法官阶层应由来自一切人民阶级的人组成。妇女可参与一切司法机关的工作。按照社会主义思想改革司法教育。整个司法机关交给国家。刑事案件允许上诉。国家以法律规定判决的执行。实行防护性和教育性的刑法而不是报复性的刑法。废除死刑。文化和教育政策全体同胞都享有文化财富的权利，民族共同体拥有最高的教育权利。宗教是私人的事，是内心信仰的事，不是政党的事，不是国家的事，国家与教会分离。把学校改造为世俗的统一的学校，免费就学，免费供给学习用具和学校中的膳食。把学校改造成青年人广泛自治的生活和工作集体。由男女教师对男女学生进行共同的教育。吸收具有突出教育才能的校外人员参加教育工作，通过家长委员会父母负责任地参与学校教育和学校监督工作。在家庭、学校以及自由的青年运动中，要对正在成长的青年人进行教育，使他们成为社会的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共同体中具有共和国理想、履行社会义务、拥护世界和平的自觉成员。青少年福利救济事业（作为设有自己公务员机关的独立的、公开的工作领域）应从成长中的儿童开始，直到进人成年为止。成年同胞的教育机构应成为努力建设生动的人民文化的自由工作团体。国际关系与国际工人阶级在民主基础上的国际团结是和平的最好保障。建立一个国际联盟。不把任何承认国际联盟章程的民族排除在外，在联盟中所有国家的议会都有议员代表，其人数视各党派力量而定。把国际联盟建成一个真正的工作、法律和文化共同体。通过一个国际法庭解决一切国际争端。在对所有民族同等有效的国际法的范围内实行民族自决。按照完全互惠的原则以国际法保护一切少数民族。在国际联盟的保证下实行国际裁军，在一切国家中把武装力量减少到为保证各国内部安全并通过国际联盟共同行动强制履行国际义务所需要的程度。一切殖民地和保护区服从国际联盟的最高主权。实行一切经济贸易地区门户开放的基本原则。国家外交代表机构民主化并实行精简。按照减轻经济负担和承认民族生存权利的精神修改凡尔赛和平条约。 |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行动纲领（1919年莱比锡非常代表大会通过）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二国际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行动纲领（1919年莱比锡非常代表大会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有两大阶段：夺取政权的斗争和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保卫政权。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业，因为所有其他的阶级，尽管彼此利益相互矛盾，都是立足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之上，维持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是他们共同的目标。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扩展，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人的状况愈来愈同其他国家的工人状况相依赖。因此工人阶级的解放要求全世界工人的国际团结和共同斗争。基于这种认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感到并声明自己是同所有国家有阶级觉悟的工人一致的。全世界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要用国际社会主义对抗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是工人阶级解放的开端。为了进行这一斗争，工人阶级需要毫无保留地站在革命社会主义立场上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人，需要承认真正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并被改造成进行社会革命斗争组织的工会，也需要革命的苏维埃制度来团结工人进行革命行动。独立社会民主党站在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之上。它支持一切这样的努力，在夺取政权之前就建立苏维埃组织，并把它作为争取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斗争组织，在这个组织中把一切体力和脑力劳动者团结起来，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训练他们。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统治组织将随着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被摧毁。政治工人苏维埃将作为无产阶级统治组织而代替它们。政治工人苏维埃把立法与行政集于一身。它的发挥作用就意味着对资本主义国家行政机构包括乡镇机构的改造和重新组织，还意味着实现工人阶级的自主权以及他们为了消灭任何阶级统治而团结起来。独立社会民主党用政治苏维埃制度基础上的无产阶级统治对抗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组织，用革命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对抗体现资产阶级权力意志的资产阶级议会。经济苏维埃制度将把资本主义的经济无政府主义改造成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为了消灭资本主义和实现社会主义社会，要采取以下措施：1.解散一切反革命军队，解散一切民间的军事和警察队伍，即城乡居民武装、技术救援组织、警察部队，解除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武装，建立一支革命军队。2.把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改造成为社会所有制。在以下范围即银行及保险业、矿山和能源—煤、水利、动力、电力等部门，集中的钢铁生产、运输和交通业以及其他高度发展的工业部门立即实行社会化。3.大土地所有制和大森林立即转归社会所有。对所有的农业企业通过提供一切技术和经济援助手段，通过促进合作社，使其达到最大的生产能力。开垦荒地。4.在城市和以工业为主的市镇把土地的私人所有制转为公共所有制。由市镇负责营造足够的住宅。5.有计划地整顿食品业。6.所有公共卫生保健业实行社会化。7.一切公共教育和培训机构实行社会化。建立公立的单一制世俗性学校。学校要实行社会主义教育学原则，要把教育与物质生产结合起来。8.宣布宗教是私人的事情。教会同国家完全分离。宣布教会和宗教团体是私人性联合组织，它们的事务由自己安排。9.实行社会主义的税收政策，通过累进所得税、财产税和遗产继承税来支付一切能由税收承担的公共开支。取消一切间接税、关税和为了一些享有特权的少数人的利益而牺牲无产者利益的其他经济政策措施。10.废除一切在公共和私人关系上偏袒男子、歧视妇女的法律。11.对宣传和广告业实行由公共法律规定的垄断并委托市镇联合机构负责。12.根据社会主义原则改造整个公法机构。13.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都有劳动的义务。实行维护劳动力的保护措施。14.同一切民族建立友好关系。立即着手准备同各社会主义共和国结盟。无产阶级专政是消灭一切阶级和取消任何阶级统治、获得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个革命手段。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即将结束，社会主义民主将充分发展。要按照苏维埃制度组织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苏维埃制度将在其最深刻的意义上发挥最大的效用。苏维埃制度的最深刻的意义在于：工人作为经济的支柱、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文化的推动者也必须成为对一切法律机构和政治权力负有责任的支柱。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独立社会民主党要有计划地、系统地同革命工会和无产阶级的苏维埃组织一起运用一切政治的、议会的和经济的斗争手段。最重要的、决定性的斗争手段是群众行动。独立社会民主党拒绝个别集团和个人的暴力行动。它的目标不是毁灭生产工具，而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任务是赋予工人运动以内容、方向和目标，使革命的无产阶级在他们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成为领导者和旗手。独立社会民主党坚信，通过它努力追求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团结，它会加速并保障无产阶级全面、持久的胜利。出于这一意图，独立社会民主党也要努力建立一个全世界工人的革命的有行动能力的国际。在口头和行动上承认这个纲领的基本原则和要求是实现工人阶级统一的前提条件。只有经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消灭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并由此使工人阶级获得解放。 |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纲领宣言（1919年柏林非常代表大会通过）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二国际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纲领宣言（1919年柏林非常代表大会通过）在坚持爱尔福特纲领原则部分的指导思想的前提下，党代表大会宣布：1918年11月，德国革命的工人和士兵曾夺取国家政权。但他们没有巩固自己的权力和战胜资本主义的阶级统治。右派社会党人的领袖与资产阶级再度同流合污，出卖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他们用“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字眼推行蛊惑人心的政策。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下，民主的法律形式是骗人的假象。如果在政治解放之后没有随之实现经济解放和独立，也就没有真正的民主。右派社会党人推行的社会化是一个骗局。他们在保护资本主义利益的前提下，满足于某种“混合经济”式的管理，甚至仅仅满足于对那些他们根据自己的判断认为已成熟到可以立即实行社会化的大企业进行“公开监督”。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已经懂得，他们只有靠自己进行解放斗争，不仅依靠现有的组织，而且必须为此建立一个新的无产阶级战斗组织。无产阶级革命中创造的苏维埃制度就是这种组织。它把企业中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以采取革命行动。它为无产阶级取得了在企业、市镇和国家实行自治的权利。它使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转变。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苏维埃制度正在同样的经济条件下发展起来，它将肩负起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重担。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任务是：在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解放斗争中，充当它的旗手。独立社会民主党以苏维埃制度为基础。它支持苏维埃争取经济与政治权力的斗争。它力求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大多数的代表的专政，并把这个专政当作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前提条件。只有社会主义才会消除任何阶级统治，消除任何专政，创造真正的民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独立社会民主党利用一切政治的和经济的斗争手段，包括利用议会手段。它谴责无计划的暴力行动。它的目的不是消灭个人，而是铲除资本主义制度。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最近要求如下：(l)把苏维埃制度写入宪法。苏维埃在立法过程中，在国家和市镇的管理中以及在企业中起决定作用。(2)解散全部旧军队。立即解散由志愿军团组成的雇佣军。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建立一支由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组成的人民武装。人民武装实行自治，军官由全体士兵选举产生。取消军事审判权。(3)必须立即开始对资本主义企业实行社会化。必须立即在矿山和能源部门（煤矿、水力、电力），在集中的钢铁生产及其他高度发达的工业部门，在银行和保险业部门，实行社会化。大地产和大森林必须立即转为社会所有。社会的任务是：通过提供一切技术和经济上的帮助，以及通过加强合作社，使全部经济企业达到最大的生产能力。在城市，私有土地必须转变为公共财产，必须由市镇自己承担责任建筑足够的住宅。(4)行政机关和法官由人民选举。立即任命一个国家法庭，它必须追究发动世界大战和阻止及早实现和平的罪犯们的罪责。(5)必须全部剥夺在战争中增加的财产。所有较大的资产必须将一部分交给国家。此外，公共支出费用必须通过征收累进的所得税、财产税、遗产税来获取。必须宣布战争贷款作废，但对贫困者、公益事业协会和机构及市镇政府应给予补偿。(6)扩大社会立法。保护和照顾母亲和儿童。必须保障战争造成的寡妇、孤儿、伤残者能无忧虑地生活。必须把有产者多余住房交给缺房者使用。根本改革公共卫生事业。(7)国家和教会分离，教会和学校分离。设立世俗性质的公立单一制学校并在其中实行社会主义的教育原则。每个孩子有权受到符合其能力的教育并获得为此所需的各种条件。(8)以公共法律规定由各市镇联合机构负责对广告和广播事业实行垄断。(9)同一切民族建立友好关系。立即同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和波兰建立外交关系。在革命的社会主义政策的基础上，以齐美瓦尔德和昆塔尔国际会议的精神重建工人国际。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相信，通过它力争达到的全部无产阶级力量的联合，无产阶级的全面、持久胜利会更快地到来并得到保证。但是，在口头上和行动上承认本宣言的原则和要求是工人阶级统一的必要前提。 |
德国“国际”派的决议（由斯巴达克派纲领的拥护者于1916年3月通过并向昆塔尔代表会议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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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国际”派的决议
（由斯巴达克派纲领的拥护者于1916年3月通过并向昆塔尔代表会议提出）
来源：《教学与研究》1983年第6期（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资料室供稿）
1914年8月4日旧国际瓦解以后必定再次兴起的新国际，只有通过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群众的革命阶级斗争才能诞生。国际的存在和活动不是个组织问题，不是一小批人作为工人反对派的代表达成协议的问题.它是各国正在恢复社会主义原则的无产阶级的群众运动问题。与1914年8月4日解散的国际（它仅仅是维持政党的各个小派别和工会领导人之间微弱联系的一个海外机构）不同的是，新的国际为了成为一支真正的政治力量，必须扎根于无产阶级最广泛的群众的士气、行动能力和日常实践之中。国际将自下而上地产生，其进展过程和程度将同所有交战国的工人阶级在摆脱国内和平的桎梏及其领导人的有害影响之后，投身于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情况相一致。斗争的主要口号应当是为实现和平而进行有组织的群众性行动。只有从这种行动中才能产生新的、有活力的和积极主动的国际。
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集团已开始转向上述的方向而国际联合则是这些集团的一贯要求，其征兆是，国际派代表会议，亦即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拥护“提纲”[1]的反对派，欢迎从齐美瓦尔得会议产生的第二次国际代表会议并期待会议声明将加速推动国际按照无产阶级群众的积极意愿而诞生。经过两年战争后的德国形势已表明帝国主义的破产。从军事观点看，这场战争已进入死胡同，以此看来单纯的军事解决在今天比在这场大屠杀开始时更加无望。日益昂贵的生活费用对广大人民群众实际上意味着忍饥挨饿；死伤已高达几百万的可怕数字；沉重的财政负担目前正以苛捐杂税的形式压在劳动人民肩上；完全靠军需定货在人为地运转的工业生产在这场屠杀停止后将立即垮台；原料由于对德国封锁的结果而日益短缺。最后，战争拨款即使继续靠榨取办法也越来越难以为继；以上这些都是两年帝国主义厮杀的产物，它们揭示出德国以及所有其他交战国可怕的经济崩溃（战争煽动者的政府和专门说谎的帝国主义的驯服舆论工具正在捉襟见肘地力图遮掩这一崩溃）。这种情况在广泛的人民群众中引起的反响，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战场上，集中表现为他们热切希望和平和愈益憎恨没完没了的屠杀。
上述形势使得德国以及其他交战国的社会民主党有责任根据斯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决议精神去行动并且不遗余力地把群众的反战情绪形成为目的明确的政治认识和采取行动的强烈意志。为此，认真想要挣脱国内和平桎梏的社会民主党的无产阶级代表们保证：
（一）在所有交战国，无论军事形势如何，都根据社会主义原则，拒绝同意战争拨款。
（二）拒不向交战国政府提供任何赋税和财力。
（三）不懈地利用现存政治机构和议会活动的一切手段，不断干扰和尖锐批评帝国主义的多数派及其政府，从而唤起群众并且鼓舞群众明确表示反对战争和赞成国际社会主义团结的意志。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瓦解只表明它长期存在着弱点，该党若要导无产阶级大众完成其历史使命，必须进行彻底的内部变革。要把它培植成为一支积极的革命力量，不能只靠纲领和声明、机械的纪律或者僵死的组织形式，而只能靠在群众中传播充满信念的阶级觉悟和坚定的主动精神。这要求把党和工会组织的官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在党的机构混乱的情况下压制群众的决心和力量）改变为工作人员是群众工具的民主制度。
与目前党和工会机构滥用“纪律"、"团结"的口号和利用组织机构去驱使工人屈从于帝国主义阶级的利益这种背叛和破坏行径截然相反，必须利用一切机会坚定不移地从基层实现无产阶级广大群众目的性明确的社会主义意志，以便领导党组织重新担当作为阶级斗争有力武器的使命。必须大力强调青年以及妇女的活动，要求他们在战争期间在政治方面起特别重要的作用。青年运动寻求独立存在的倾向应予明确支持。宣传工作应当首先在组织起来的工人中间进行。但是，它不应局限于此，而且要掌握住未组织起来的份子，这些人在世界大战的影响下已变成社会主义的很有利的后备力量。阐明原则，立场坚定和策略灵活的态度，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坚持进行阶级斗争，这些就是社会主义在战时面临的重大问题。在原则、策略和行动上要同一切机会主义倾向严格决裂，即使在它们打着反对政府政策旗号的地方，这也是绝对必要的。世界大战支配并决定着今天全部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形势。
工人阶级的政策必须在各方面认清这一事实并且把世界大战当作资本主义阶级统治的最大和最有害的活动加以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必须在这种反抗中表明自己的生存权利。战时阶级斗争有助于增强平时阶级斗争的力量和历史意义。前者是后者最重要的革命学校。社会主义运动既然未能阻止这场战争，那么，在战争期间利用战争及其造成的条件唤醒民众，从而实现和平并加速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成了社会主义运动的职责。对于实行戒严、忽视社会职责、高利出售粮食、欺骗人民、剥夺群众权利的统治，对于帝国主义战争的统治，不要给它任何物质上或道义上的支持！战争期间的各种税收，不论是“正当的"还是“不正当的"，都有利于战争和延长战争。拒付一切战争税和拒不提供一切财力是反对战争的一项战争戒律，是一项有助于破坏政府在各方面权势的戒律。
必须进行全线进攻。必须在群众面前不断谴责战争给无产阶级利益造成的政治和社会影响（粮食供应、社会政治、赋税制度、集会结社和舆论权利、自由行动的权利、个人自由、司法、教育，等等），并且用坚持提出社会主义纲领的各项要求作为回答。必须用废除常备军的口号来反对世界大战的军国主义,必须用建立共和国，实现国内外政策民主化和人民决定战争或和平的口号来反对实行戒严状态的专制主义。
无论在议会内或议会外，必须利用一切机会去打破戒严状态。必须破坏国内和平，戳穿战争期间各国各阶级团结的谎言。必须驳倒每个人的职责是保卫自己国家的荒唐言论。国际无产阶级利益的一致性并没有因为战争而消失而是提到了更高的高度，必须把它宣布为政治信条。
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鼓动和示威手段来增加由于政治和社会不满及愤慨所形成的动乱局面。一切宣传工作的目的必须是为大规模的革命群众活动准备前提条件，在发生群众行动的一切地方赋予它们以政治性和政治目标，推动群众前进并使他们形成一支反对战争和资本主义阶级统治的自觉力量。
[1]指由罗莎·卢森堡拟定并且在1916年1月1日国际派代表会议上通过的德国国际派向国际社会党委员会提出的提纲。——原编者注 |
齐美尔瓦尔得宣言（1915年9月5——8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二国际齐美尔瓦尔得宣言（1915年9月5——8日）欧洲的工人们！战争已进行了一年多。战场上躺下了数百万尸体；数百万人已经终身残废。欧洲已成为人类大屠杀的场所。许多代人工作所取得的全部科学成就被毁灭。最残酷野蛮的是它庆祝战胜了以前人类所为之骄傲的一切。不论战争爆发的直接责任真相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是帝国主义造成了这场混乱的战争，是各国资产阶级为了满足他们剥削人类劳动、掠夺自然财富来攫取利润的贪婪欲望造成了这场战争。那些经济上落后、政治上软弱的国家已受到强国征服的威胁，这些强国正企图按照他们剥削的需要，用血和铁来改变世界地图。所有的人民和所有的国家如：比利时、波兰、巴尔干国家和亚美尼亚，或是全部或是部分地作为赔偿交易中的赃物受到吞并的威胁。当战争进行时，那些推动战争的真正势力的卑鄙暴露无遗。阻碍人们了解世界灾难意义的幕布正在一片一片地剥落下来。从人民的流血中得到战争利润并发财致富的各国资产阶级都说战争是为了保卫祖国，为了解放被压迫的民族。他们在撤谎！实际上他们是在被破坏的土地上埋葬本国人民的自由，同时也埋葬其它国家的独立。新的束缚、新的锁链和新的负担已出现，一切胜利国或是沦亡国的工人们都不得不承受这一切。战争刚开始时宣布战争的目的乃是为了提高人类文明的程度，而实际结果却是悲惨和困苦、失业和贫穷、饥饿和疾病。年复一年的战争耗尽了民力，破坏了社会改革工作，阻碍了前进的步伐。知识和道德的每况愈下，经济上的灾难，政治上的反动——这就是国家之间的恐怖战争赐予我们的东西。因此，战争的确赤裸裸地暴露了现代资本主义。现代资本主义不仅同劳动群众的利益，同历史发展的形势，甚至同人类共同存在的主要条件都是格格不入的。掌握各民族命运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势力、君主和共和政体的政府、秘密外交、庞大的雇主组织、中产阶级政党、资本主义报刊、教会，所这些势力必须承担这场战争的全部责任；这场战争产生于豢养和保护它们的社会制度，也是为了它们的利益而进行的。工人们！你们被剥削、被剥夺权利和受歧视，在战争初期，当你们被征集入伍走向战场、走向死亡时，你们被称为兄弟和同志，而今，当军国主义把你们弄成了残废、折磨了你们的肉体、使你们得不到尊敬、毁掉了你们的一生时，统治者还要求你们抛弃你们的利益、目的和理想——总之一句话，要你们奴颜卑膝地服从于「国家的停战」。你们不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痛苦；你们也不能提出自己的要求并为此而斗争。新闻没有了自由，政治权利和自由被践踏，这就是今天的铁腕军事独裁统治。在当今人类和欧洲的整个前途受到威胁时，我们不能也不敢再长期处于被动状况了。社会党的工人阶级为反对军国主义进行了几十年的斗争。它的代表们带着日益增长的焦急的心情，在国内和国际的会议上致力于同威胁愈来愈大的帝国主义发展的结果——战争的危险作斗争。在斯图加特、哥本哈根和巴塞尔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都指出了工人阶级应走的道路。而参加决定走这条道路的我们各个社会党和工人阶级组织，在战争爆发后，却忽视了从那以后所应尽的责任。他们的代表们要工人停止他们的斗争，说这是工人阶级唯一有效的和可能的解放方式。他们已投票赞成统治阶级的战争拨款，在各个方面听任自己政府的摆布。他们力图通过他们的报纸和使者赢得中立者赞成他们各自政府的政策。他们把参加政府的社会党部长们当作遵守国家停战的人质，因此他们要负起这场战争及其目的和方法的责任。正因为各社会党一个一个地失败了，各国社会党的最负责的代表——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也遭到了失败。这些事实说明了为甚么国际工人阶级运动当它在战争初期并没有陷入全国的恐慌，甚至还有一点起色的情况下，却仍不能，甚至在今天屠杀各民族的第二年，在所有的国家同时进行一场活跃的争取和平的斗争。在无法忍耐下去的情况下，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是社会党、工会和少数派的代表。我们表德国、法国、意大利、俄国、波兰、拉脱维亚三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瑞典、挪威、荷兰和瑞士的人们。我们不是站在同剥削阶级搞民族团结的立场上，而是站在工人和工人阶级斗争的国际团结的立场上。我们聚集一起是为了重新建立已经中断的国际关系，并号召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开始进行争取和平的斗争。这场斗争也是争取自由、争取民族之间亲如兄弟、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我们的任务是用斗争争取和平，是一种没有吞并和战争赔款的和平。只有违犯民族权利和自由的思想受到谴责时，这样的和平才有可能实现。必须禁止强行吞并被占领国的全部或部分领土。禁止进行公开或伪装的吞并，用压制政治权利来进行强迫的经济联合是更不能容忍的。各民族有权选择他们自己的政府，是国际关系中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已经组织起来的工人们！自从战争爆发后，你们为统治阶级耗费了自己的精力、勇气和坚定性。现在的任务是，要用工人阶级不调和的斗争方式，为了你们自己的事业，为了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神圣目的，为了拯救被压迫民族和被奴役阶级，参加到斗争的行列中去。全力以赴来开始这场斗争是各交战国社会党人的任务和职责。在这场反对血腥屠杀的战斗中以各种有效手段支持他们的同胞兄弟是各中立国社会党人的任务的职责。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迫切、如此崇高、如此庄严的任务，完成这个任务是我们共同的工作。为了实现各民族间的和平，我们要不惜牺牲一切，不怕任何艰难险阻。男女工人们！父母们！寡妇和孤儿们！受伤者和残废者们！我们向一切受到战争伤害和战争恶果的人们大声疾呼，这声音越过国界，越过硝烟弥漫的战场，越过被破坏了的城镇和乡村。「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国际社会党人代表会议的名义：德国代表团：格．累德堡，阿．霍夫曼法国代表团：阿．布尔德朗，阿．梅尔黑姆意大利代表团：艾．莫迪利扬克，康．拉查理俄国代表团：尼．列宁，波．阿克雪里罗得，M．波布罗夫波兰代表团：拉品斯基，阿．瓦尔斯基，（雅科布）哈奈基泛巴尔干社会党人联合会：（罗马尼亚代表团）克．拉柯夫斯基；（保加利亚代表团）瓦．科拉罗夫瑞典、挪威代表团：策．霍格伦，图．涅尔曼荷兰代表团：罕．罗兰—霍尔斯特瑞士代表团：罗．格里姆 |
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在德国国会关于军事拨款的声明（1914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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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在德国国会关于军事拨款的声明
（1914年8月4日）
来源：节选自德国国会1914年8月4日第二次会议记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11月第1版第428-430页。
议员哈泽（科尼斯堡）：先生们，我的党团委托我发表声明如下：
我们正面临千钧一发的时刻。由于帝国主义政策的实行，出现了军备竞赛的时代，引起民族之间对立的加深，这种政策的恶果已经象一股风暴席卷了欧洲。这个责任应当由这种政策的主谋人来负；
（社会民主党人：正是这样！）
我们不负这种责。
（社会民主党人：好！）
社会民主党一贯竭力反对这种不幸的事态发展，它直到最后的时刻，还通过在全国各地举行强有力的示威，尤其是通过跟法国兄弟们紧密一致的行动。
（社会民主党人发出热烈的叫好声）
来促进维护和平。
（社会民主党人再次发出叫好声）
但是它的努力落空了。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战争这个严酷的事实。敌人的突然入侵正在威胁着我们。今天我们所要决定的是，不是赞成还是反对的问题，而是解决为保卫祖国所需要的资金的问题。
（资产阶级党团热烈的赞同声）
现在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的千百万同胞，我们遭到这场浩劫是不幸的。
（社会民主党人：正是这样）
战争带给他们的痛苦最为深重。
（社会民主党人：对极了）
我们向应召入伍的弟兄们热烈致意，不管他们是属于哪一党派的。
（全场发出热烈的欢呼声和掌声）
我们还想到那些不得不把自己的儿子献出来的母亲，想到那些被夺去抚养人的妇女的儿童，他们在饥饿的迫胁下还在为亲人的安全而担惊受怕。除此之外，不久以后还将有千千万万的伤兵和残废军人出现。
（正是这样！）
对所有这些人进行帮助，改善他们的不幸境遇，减轻他们的严重的困难，是我们的一项义不容辞的义务。
（社会民主党人热烈的赞同声）
对于我们的名字和它的自由的未来来说，沾满本民族优秀分子的鲜血的俄国专制制度——
（社会民主党人热烈的喊道：正是这样！）
如果得胜，就将蒙受重大的危险，乃至是绝顶的危险。
（又一次发出赞同声）
必须防止这种危险，保障我国的文明与独立。
（好啊！）
我们所做的，正是我们所一贯强调的：我们不能在危险的关头把祖国置诸不顾。
（热烈的叫好声）
我们感到自己是跟国际完全一致的，因为国际一贯承认各国人民有权保卫民族独立和实行自卫。
（社会民主党人：对极了！）
我们也跟国际的意见一样，谴责一切侵略战争。
（社会民主党人：对极了！）
我们要求，一旦达到了自卫的目的而敌国有求和的意愿时，就应当停战媾和，以建立跟邻国人民的友好关系。
（社会民主党人：好啊！）
我们提出这种要求，不仅是为了我们所一贯主张的国际团结的利益，而且也为了德国人民的利益。
（社会民主党人：好极了！）
我们希望，战争灾难的残酷教训，将唤起千百万人对战争的痛恨，把他们争取到实现社会主义和世界和平的理想方面来。
（社会民主党人热烈的叫好声）
基于上述论点，我们赞成所提出的军事预算。
（社会民主党人热烈欢呼）
（译自库钦斯基著：《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1957年德文版，第197—199页。陈叔平译，李光谟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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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王德威尔得《社会主义反对国家》（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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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ocialismeContreL'Etat
社会主义反对国家
﹝比利时﹞艾·王德威尔得（EmileVandervelde）
1914-1918年
马清槐译
出版者说明
序言
导论
Ⅰ．改良主义社会主义
Ⅱ．革命工团主义
Ⅲ．社会民主主义
第一部分夺取政权
第一章资产阶级的夺取公共权力
I．对选民施加的影响
Ⅱ．对当选的议员施加的影响
第二章议会政治的破产
第三章无产阶级的行动
I．对资本主义的反抗
Ⅱ．从外部施加的压力
Ⅲ．新制度的形成
Ⅳ．无产阶级的取得政权
第二部分生产资料的社会化
第一节公营公司
第二节公用事业的自治权
第一章财政自治权
第二章行政自治权
Ⅰ．普鲁士煤矿管理机构
Ⅱ．国营铁路公司
Ⅲ．比利时的国营铁路系统的计划
第三章工人力量的自治
I．比利时
Ⅱ．法国
Ⅲ．英国
Ⅳ．概述和结论
第四章社会主义和国营企业
第五章社会主义和国家统治主义
译名对照表 |
1875-1912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章程（德国社会民主党1875年哥达代表大会、1890年哈雷代表大会和1912年开姆尼茨代表大会通过的组织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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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5-1912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章程[1]
德国社会民主党1875年哥达代表大会、1890年哈雷代表大会和1912年开姆尼茨代表大会通过的组织章程。
〔来源〕原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三辑）》（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列宁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
一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组织章程
（1875年5月27日哥达党代表大会通过）
第一条凡承认党的纲领的基本原则，并以实际行动、包括捐款来增进工人利益的人，都可以入党。三个月不缴纳党费者不再被认为是党员。
第二条党员违反党的利益，可由执行委员会予以开除。但允许向党的代表大会提出申诉。
第三条党的代表大会每年举行一次，以讨论党的状况。会上确定执行委员会以及监察委员会一年的所在地，并通过选举产生执行委员会和仲裁委员会，任期一年。
第四条执行委员会可以召开党的非常代表大会。如果监察委员会和仲裁委员会的多数或全体党员的六分之一建议召开，执行委员会应于六星期内召开党的非常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确定党代表大会的地点。执行委员会务必至迟在会前八星期把党代表大会的时间和地点通知党员。
第五条每次党代表大会的暂定的议事日程，执行委员会至迟应于会前五星期通知党员。至迟在代表大会前二十天收到的党员的提案，应于代表大会前十四天作为确定的议事日程予以公布。在代表大会前二十天内或在代表大会上才提出的个别提案，至少须有六分之一的代表赞成才提交讨论。
第六条在党代表大会上，一名代表所代表的票数不得超过四百张，在组织问题和原则问题上，以及在选举党的领导机构时，按照所代表的党员数目以简单多数进行表决。在其余一切问题上，按照代表的人数进行表决。执行委员会有权派出两名成员，监察委员会以及党的两家正式机关报的编辑部和发行部有权各派一名成员作为代表参加代表大会。在特殊情况下，允许执行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出席代表大会。
第七条党代表大会的记录至迟应于代表大会闭幕后四星期向党员公布。
第八条执行委员会受托领导党的事务，执行委员会由两名主席、两名书记和一名司库组成。该司库须交纳经监察委员会认可的保证金或提出担保。执行委员会成员的薪金由代表大会确定。执行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必须住在同一个地方。他们均由党代表大会经特定的选举程序以绝对多数选出，任期到下次例行的或非常的党代表大会为止。在选举过程中如果第一次选举没有达到绝对多数票，则应在得票最多的两人中进行复选。党的机关报的编辑部和发行部的成员均不得参加执行委员会。如果在一年之内出现缺额，则由监察委员会确定有关时期内空缺职位的人选。执行委员会应向监察委员会和仲裁委员会每季送一份结算清单，每月送一份管理通报。
第九条执行委员会应于党代表大会后十四天内组成；如果代表大会没有作出其他决定，在此之前仍由原来的执行委员会主持事务。
第十条为了对执行委员会进行监督，成立由住在同一地方的七人组成的监察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的所在地不得与执行委员会的所在地同在一处。执行委员会未予考虑的一切申诉可提交监察委员会处理。监察委员会由它的所在地的党员按简单多数投票选出。选举至迟在代表大会后十四天内进行。
第十一条成立由十八人组成的仲裁委员会，这些人可以住在不同的地方，该委员会应在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之间产生分歧时进行工作。仲裁委员会的成员同执行委员会成员一样，由代表大会经特定的选举程序选出，任期到下次代表大会为止。仲裁委员会主席根据执行委员会或监察委员会或它本身的九个成员的提议，召集该委员会会议，会议应在提出建议后十四天内举行。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可以出席仲裁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的一切会议，他们有发言权，没有表决权。
第十二条如执行委员会玩忽职守，或者拒绝改正已经指出的过失，仲裁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有权以绝对多数票罢免之，在上述情况下，也可以免除执行委员会个别成员的职务。如果发生后一种情况，就由监察委员会和仲裁委员会共同确定有关职位的人选，任期到下次代表大会为止。如有两个以上的执行委员会成员被免除职务，则应在六星期内召开党代表大会进行新的选举。在此之前，由监察委员会和仲裁委员会指定一个委员会来领导党。
第十三条根据执行委员会的提议，仲裁委员会可以免除监察委员会个别成员或全体成员的职务。监察委员会的补选均按第十条的规定进行。
第十四条在下次代表大会以前，党的正式机关报为柏林的《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和莱比锡的《人民国家报》。两个机关报都是党的财产，有关这方面的手续由执行委员会按照代表大会的决议办理。
第十五条第十四条中所述的机关报的编辑、固定的撰稿人和发行人员，在代表大会未将此项权限委托给执行委员会的情况下，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他们的薪金亦由代表大会确定；助理编辑和助理发行人员等以及他们的薪金，由执行委员会组织编辑部和发行部的建议确定。报纸的价格和篇幅由代表大会决定。经管报纸财务的发行人员必须交纳保证金或提出担保。
第十六条为了监督第十四条中所述的党的机关报的业务领导，执行委员会如不能亲自进行检查，应各指定两名检查员。这些检查员应按照执行委员会的指示至少每月对上述报纸的财务进行一次审核，并应随时按照要求向执行委员会或监察委员会以及各次党代表大会提出报告，作出说明。
第十七条在编辑和发行人员玩忽职守时，执行委员会有权免除其职务。这些人员可向监察委员会提出申诉，监察委员会既可拒绝申诉，也可以会同仲裁委员会共同进行裁决。监察委员会和仲裁委员会可以用多数票撤销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允许向代表大会提出申诉。
第十八条创办党的地方报纸要取得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和仲裁委员会的同意，必须把办报地点的有关情况及时向上述三个委员会提出详细报告。只有经上述党的机关同意而创办的报纸才被认为是党的机关报，才能要求得到党在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党的地方报纸在原则问题上必须遵守党的纲领，在党的策略问题上，和在第十四条中提到的两家机关报一样，应服从执行委员会。
第十九条执行委员会务必把党的财务以及作为党的财产的机关报的财务每季度的结算清单，在其全部项目经党的主管机关审查之后，在下一季度的上半期向党员公布。
二
德国社会民主党组织章程
（1890年10月19日萨雷河畔的哈雷党代表大会通过）
第一条凡承认党的纲领的基本原则，并尽力支持党的人，都可被认为是党员。
第二条凡严重违反党的纲领的基本原则或犯有不名誉行为的人，都不能作党员。
党籍问题由各地或各会选区的党员作出决定。
对此决定当事人有权向党的领导机关和党的代表大会提出申诉。
受托人
第三条各国会选区的党员在公开集会上选出一名或数名受托人来维护党的利益。受托人的选举方式由居住在各选区的党员自定。
第四条受托人每年选举一次，选举紧接在党代表大会之后进行。
受托人应立即把本人当选情况连同详细通讯地址报告党的领导机关。
第五条如受托人辞职或由于其他原因出缺，党员应立即重新进行选举并将此情况按照第四条第二款的方式报告党的领导机关。
第六条在上述条文中的规定由于法律上的原因而不能实行的地区，党员应根据当地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
党代表大会
第七条党代表大会每年举行一次，由党的领导机关召集。
如上次党代表大会未确定下次党代表大会的开会地点，则党的领导机关应同国会党团代表就此协商决定。
第八条党代表大会的召开和暂定的议事日程，至迟在大会举行前四星期由党的正式机关报公布。派遣代表出席党代表大会的邀请书应按适当的间隔至少重复登载三次。
党员对党代表大会议事日程的提案应递交党的领导机关，党的领导机关至迟应在党代表大会举行前十天在党的正式机关报上公布这些提案。
第九条党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代表机关。下列人员有资格出席：
1．各选区的党代表。每个选区通常不得超过三名。
如选区所选出的代表中没有妇女，可召开专门的妇女大会选举女代表。
2．国会党团成员。
3．党的领导机关成员。
国会党团成员和党的领导机关成员在所有涉及党对议会活动和党务的领导问题上只有发言权。
党代表大会审查出席人员的代表资格、选举大会的领导机构并确定大会的议事规则。
第十条党代表大会的任务如下：
1．听取党的领导机关的工作报告以及关于议员的议会活动的报告。
2．确定党的领导机关的所在地。
3．选举党的领导机关。
4．通过党的组织章程并就一切同党的生活有关的问题作出决议。
5．就收到的提案作出决议。
第十一条根据下列情况可召开党的非常代表大会：
1．党的领导机关作出决定；
2．国会党团提出建议；
3．十五个以上选区提出建议。
如党的领导机关拒绝召开党的非常代表大会的建议，则党的非常代表大会应由国会党团召集。应尽可能确定一个地理位置有利的地方作为举行非常代表大会的地点。
第十二条党的非常代表大会的召开和议事日程，至迟应在大会举行前两星期至少连续在三期党的正式机关报上公布。
党员的提案至迟应于党的非常代表大会举行前七天在党的正式机关报上公布。
此外，对党的例行代表大会所作的有关规定（第八条和第十条）同样适用于党的非常代表大会。
党的领导机关
第十三条党的领导机关由十二人组成，即两名主席、两名文书、一名司库和七名监察员。
党的领导机关由党代表大会投票选举产生。
选举之后党的领导机关即行成立，并应在党的正式机关报上发出通告。
党的领导机关自行支配现有经费。
第十四条党的领导机关成员可领得一份工作薪金，其数额由党代表大会规定。
第十五条党的领导机关处理党的事务，监督党的机关报的原则立场，召集党的代表大会并向大会作出工作报告。
第十六条如主席、文书或司库出缺，缺额应由监察员重新选人补充。
党的机关报
第十七条确定《柏林人民报》为党的正式机关报。该报从1891年1月1日起题名为：《前进。柏林人民报》（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一切正式的通告均应刊登在报纸版面的显著位置。
组织章程的修改
第十八条只有党代表大会、并须经绝大多数出席代表的同意才能修改党的组织章程。
修改组织章程的提案，只有已在第八条和第十二条所规定的期限内向党员公布的才能提交讨论。
至少须有四分之三出席代表赞成才能对最后这条规定作变通处理。
三
德国社会民主党组织章程
（1912年开姆尼茨党代表大会通过）
党籍
第一条凡承认党纲的基本原则并为党组织的成员者，均为本党党员。，
各级组织
第二条社会民主协会是各国会选区的基层组织。凡居住在该选区的党员均应成为协会的成员。如一个城市包括若干国会选区，可在征得选区组织的同意下调整党员的地区从属关系。如国会选区跨越若干市镇，则可在每个市镇建立社会民主协会的市镇协会。
第三条若干社会民主协会联合成专区联合会以及邦组织，它们按照自己的章程负责独立领导党务；这些章程不得同全党的组织章程相抵触；并应在一个星期内上报党执行委员会。在同一期限内，各专区联合会和邦组织的执行委员会应将其当选情况报告党执行委员会。
第四条凡有妇女党员的组织必须在执行委员会中设一名妇女代表。妇女委员应配合整个执行委员会主要从事妇女宣传工作。
第五条党员交纳党费的数额由各专区联合会和各邦联合会规定。男性党员每月至少应交纳三十分尼，妇女党员至少应交纳十五分尼。病残党员在丧失工作能力期间免交党费。征收的常规党费至少应有百分之二十上交中央财务处。党执行委员会在征得专区组织或邦组织的执行委员会的同意后，可把该项收入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数额留归各选区自行支配。
工作报告
第六条党的活动年度从上一年的四月一日开始至下一年的三月三十一日止。各社会民主协会的执行委员会每年应通过专区执行委员会和邦执行委员会在五月十五日前向党执行委员会提交报告。该报告应按照党执行委员会的征询意见表作出，至少应包括鼓动工作开展的方式和规模、选区内参加组织的党员人数，从党员征收的党费数目、各项收入总数、留归选区的款项使用情况。
各专区联合会和各邦组织的执行委员会应就其活动及党执行委员会拨付款项的使用情况提交同样年度的报告。
党代表大会
第七条党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代表机关，下列人员有资格出席：
1．各国会选区的党代表。代表按照党员的比例选出：不满一千五百名党员的选区可选举代表一名，不满三千名的选举两名，不满六千名的选举三名。不满一万二千名的选举四名，在一万二千名以上的，每增加六千党员可增选代表一名。
党员人数由党执行委员会根据按第五条规定交纳的党费数额来确定，并据此确定代表人数。凡须选出若干名代表的地方，代表中应尽可能有一名女同志。
2．国会党团成员。
3．党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的成员。
4．党执行委员会指定的报告人。
国会党团成员在所有涉及党对议会的领导问题上，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在所有涉及党对党务的领导问题上只有发言权。
第八条党代表大会审查其出席人员的代表资格，选举大会的领导机构并确定大会的议事规则。
党代表大会的决议须经出席代表中有表决权者的绝对多数通过才能生效。
第九条党代表大会每年举行一次，由党执行委员会召集。
如上次党代表大会未确定下次党代表大会的开会地点，或者大会不能在已确定的地点举行，则党执行委员会应在听取党仲裁委员会的意见后确定地点。
第十条党代表大会的召开和暂定的议事日程，至迟应在大会举行前四星期由党的中央机关报公布，并应按适当的间隔至少重复登载三次。
各党组织对党代表大会议事日程的提案应提交党执行委员会，党执行委员会至迟应在党代表大会举行前三星期在党的中央机关报上公布这些提案。
第十一条党代表大会的任务如下：
1．听取党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以及关于国会议员的议会活动的报告。
2．确定党执行委员会的所在地。
3．选举党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
4．通过党的组织章程并就一切同党的生活有关的问题作出决定。
5．就收到的提案作出决议。
第十二条根据下列情况可召开党的非常代表大会：
1．党执行委员会一致作出决议；
2．监察委员会一致提出建议；
3．十个以上专区组织或邦组织的执行委员会提出建议。
如党执行委员会拒绝接受一项按照第二款或第三款提出的建议，党代表大会即由提议的一方召集。应尽可能确定一个地理位置有利的地方作为党的非常代表大会的开会地点。
第十三条党的非常代表大会的召开和议事日程至迟应在大会举行前两星期至少连续在三期党的中央机关报上公布。
党员的提案至迟应于大会举行前五天在中央机关报上公布。
此外，对党的例行代表大会所作的有关规定同样适用于党的非常代表大会。
党执行委员会
第十四条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人数由党代表大会规定。党执行委员会由两名主席、一名司库、若干名文书（其中必须有一名女同志）和两名委员组成。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有权互相代行职务。
党执行委员会由党代表大会通过投票选出并根据绝对多数选票产生。如候选人未能获得绝对多数选票，则在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中进行复选。如所得票数相等则抽签决定。
选举之后，党执行委员会即行成立并应在党的中央机关报上发出通告。
第十五条党执行委员会成员在任期内出缺时，监察委员会应在听取党执行委员会和党仲裁委员会的意见后进行补缺选举。
第十六条党执行委员会成员可领得一份工作薪金，其数额由党代表大会规定。
第十七条党执行委员会自行支配现有经费。
党执行委员会或监察委员会不得通过任何法律行为使党员或党承担义务。任何党员或其他人也不得通过同党执行委员会或监察委员会订立契约而享有对它们及其成员的起诉权。
第十八条非经党代表大会的明确决定，任何党员不得审阅党执行委员会、党仲裁委员会、监察委员会或党的财务账簿或收支单据，或进行抄录或摘录，不得了解有关党的财产状况的详情或概况，也无权就此起诉。
在召开党代表大会期间代表审阅财务账簿的权利不受此规定的限制。
第十九条执行委员会处理党的事务并监督党中央机关报的原则立场。
选区组织同专区联合会或者同邦组织之间就国会候选人的提名发生分歧时由党执行委员会作出裁决。
第二十条裁委员会由每个专区执行委员会和邦执行委员会各出一名代表组成。每个专区执行委员会和邦执行委员会每年从自己的成员中选出代表一名，在该代表因故不能出席时，应派人代替。选举结果应立即上报党执行委员会。
第二十一条仲裁委员会就涉及全党的重大政治问题，就设立给党带来长期沉重财政负担的党的中央机构，就确定党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和指定报告人，与党执行委员会共同商讨，并通过决议提出参考意见。
第二十二条党执行委员会应每季度召开一次仲裁委员会的例行会议，必要时可增加次数，议事日程由党执行委员会说明。如有三分之一的专区执行委员会或邦执行委员会在申述理由的情况下提出建议，应召集非常会议。如党执行委员会拒绝召开按规定建议的会议，可由提议的一方召集。通常至迟应在会议日期前五天召集仲裁委员会委员。
监察委员会
第二十三条党代表大会选出一个由九人组成的监察委员会，以监督党执行委员会，并作为根据党章第十七条和第十九条对党执行委员会提出控告的上诉审级。
根据简单多数选举产生。票数相等时抽签决定。监察委员会选举一名主席主持工作并在监察委员会没有确定召开会议的地点和时间时就此作出决定。
监察工作至少每季度进行一次。
给监察委员会的全部信件均应投寄给委员会主席，其通讯处应在党中央机关报上公布。
根据监察委员会或党执行委员会的建议举行联席会议。
党的中央机关报
第二十四条党的中央机关报为《前进报。柏林人民报》。
正式的通告应刊登在报纸版面的显著位置。
第二十五条为了监督中央机关报的原则立场和策略立场及其行政管理，柏林及其市郊的党员选出一个出版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有关的国会选区至多各出两名成员组成。
出版委员会和党执行委员会对中央机关报的全部事务特别是编辑部和发行部的人事任免共同作出决定。执行委员会同出版委员会发生分歧时，由监察委员会、党执行委员会和出版委员会投票表决，三方权利平等，各占一票。
开除
第二十六条凡严重违反党的纲领的基本原则或犯有不名誉行为的人不得作党员。党员因坚持反对其所属党组织或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而损害党的利益时，也要开除出党。
党籍由有关专区组织和邦组织的执行委员会作出决定。
开除的建议只能由一个党组织（市镇组织或选区组织）提出，在征得被告同意的情况下也可由党组织的执行委员会提出。决定由专区执行委员会或邦执行委员会送交本人并在必要时予以公布。
第二十七条对于专区组织或邦组织的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当事人可在决定送达后四星期内向党执行委员会建议设立仲栽法庭。
仲裁法庭由七人组成。主席由党执行委员会指定。被告和提出控告的组织双方各推举三名陪审员，人选限于被告所属的专区联合会的党员。如被告在党执行委员会规定的至少四个星期的期限内不指定仲裁人，专区执行委员会或邦执行委员会的决定立即生效。如被告无充分理由不在规定的期限内出庭，上诉审级有权在被告缺席的情况下作出决定。
裁决书由党执行委员会送交本人并在必要时予以公布。
如有一事涉及一个组织的若干被告，党执行委员会有权将此事提交仲裁法庭。
第二十八条当事人有权对仲裁法庭的裁决向下一次党代表大会提出申诉。申诉书至迟应在裁决书送达后四星期内提交党执行委员会。
第二十九条在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情况下开除出党只能按照上述拟定的手续进行。
各级领导机关有权宣布暂时解除党员受委托的职务，也有权给予警告，但不得宣布永久开除出党。当事人对这些判决也有权提出申诉。
各级组织有权在即使没有提出开除建议的情况下设立审查委员会对某一党员进行审查。对于审查委员会的决定当事人有权按照第二十七条和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提出申诉。
第三十条党员在死亡、退党、或被开除出党时即失去其原来以党员资格而享有的、如对党、对党执行委员会、对监察委员会或对个别党员的一切权利。
重新入党
第三十一条重新接纳被开除出党的人入党的申请应向其居住地的专区组织或邦组织的执行委员会提出。在作出决定之前应听取过去建议开除的组织的意见。
如对决定不服，申请人及过去建议开除的组织均有权向下次党代表大会提出申诉。申诉应及时提交党执行委员会，使之能够与其他向党代表大会提出的提案一同公布。
组织章程的修改
第三十二条只有党代表大会才能修改党的组织章程。
修改党的组织章程的提案只有已在第十条和第十三条所规定的期限内公布的才能提交讨论。
至少须有四分之三出席代表的赞成才能对最后这条规定作变通处理。
译自威廉·施勒德《德国社会民主党组织史》
1912年德累斯顿德文版第69-76页、第99-106页。
（于金陵、周家碧译殷叙彝校）
[1]这里发表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1875年哥达代表大会、1890年哈雷代表大会和1912年开姆尼茨代表大会通过的组织章程。——译者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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