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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米勒兰《法国的改良社会主义》（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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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改良社会主义
亚·米勒兰（AlexandreMillerand(1859～1943)）
（1903）
根据巴黎1903年法文版译出
中译本1978年出版；三联书店,1978
出版者说明
法国的改良社会主义
一．纲领和方法
1、在圣芒德的演说（1896年5月30日）
2、在菲尔米尼的演说（1902年1月13日）
3、在卡尔莫为饶勒斯当选而组织的庆祝会上的演说（1902年10月12日）
4、在第十二区的演说（1902年12月3日）
二．竞选演说
1、向第十二区第一选区选民所作的竞选演说（1893年议会改选）
2、向第十二区第一选区选民所作的竞选演说（1898年议会改选）
3、向第十二区第一选区选民所作的竞选演说（1902年议会改选）
三．对外政策
1、在大采石场的社会主义共和委员会为庆祝桑巴[17]公民当选而举行的宴会上的演说（1893年9月30日）
2、就中日条约问题和鲁瓦联名提出质询时所作的演说（1895年6月10日众议院）
3、在有关外交部预算的一般性讨论中的演说（1896年11月21日众议院）
四．经济问题
1、在生产合作社联合会宴会上的演说（1900年7月12日）
2、罢工（1901年8月）
作者简介
亚·米勒兰（AlexandreMillerand(1859～1943)），法国总统（1920～1924）﹐独立社会党领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内阁主义首创者。1859年2月10日出生于巴黎一个小商人家庭﹐曾在巴黎大学学习法律﹐1882年起为律师﹐1884年当选巴黎市议员﹐1885年当选众议员。这时他在政治上属于资产阶级激进派。90年代转向社会主义﹐1893年与饶勒斯﹐J.等组成独立社会主义派﹐联合法国工人党参加议会竞选。同年参加第二国际伦敦代表大会。1896年5月30日﹐在法国各派社会主义者为庆祝圣其德市政选举胜利而举行的千人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提出改良主义纲领（后被称为《圣其德纲领》）﹐是为内阁主义的理论基础。1898年参与建立和领导法国独立社会党人联合会。主张通过加入资产阶级政府的办法﹐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1899年6月﹐他未征得议会党团和社会党同意﹐与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G.-A.-A.de加利费一起参加P.-M.-R.瓦尔德克-鲁索内阁﹐任工商业部长﹐开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之先河﹐史称米勒兰事件﹐亦称米勒兰入阁事件。这一事件在法国社会党内和第二国际内引起激烈争论。米勒兰等人为其入阁行为辩护﹐把入阁说成是工人夺取政权的开端﹐是为了保卫共和制度并发展党的力量等等。这些观点史称内阁主义或米勒兰主义。米勒兰入阁后曾支持资产阶级政府镇压夏龙地方的工人罢工。1904年法国社会党把他开除出党。他与原社会党人白瑞安﹐A.﹑R.维维安尼组成独立社会党。1906年再次当选议员。1909年以后﹐先后在资产阶级政府中担任公共工程部和国防部部长（1912～1913﹐1914～1915）﹐1911年转入社会共和党。1919年与普恩加莱﹐R.一起建立国民联盟。1920年1月初任内阁总理兼外交部长﹐任内取消八小时工作制﹐镇压工人运动。1920年9月至1924年6月担任法国总统﹐1925和1927年被选为参议院议员。1943年4月7日逝世于凡尔赛。代表作有《法国的改良社会主义》（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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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最近任务（〔德〕格·福尔马尔，1891年6月和7月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二国际
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最近任务[1]
〔德〕格·福尔马尔1891年6月和7月6日
〔来源〕原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一辑）》（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列宁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
1891年6月1日在慕尼黑“黄金国大厅”公开举行的党员大会上所作的演说
长期以来，我们党内党外都在讨论两个问题：俾斯麦的统治结束以后，德国政府的政策是否起了显著的变化，是否出现了一种“新方针”；在现政府统治下的社会民主党人是否有理由对自己迄今所持的政治态度作某种改变。
人们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极其矛盾的。赞扬现状的人不厌其烦地列举政府更迭以来德国人民，尤其是工人所得到的各种改善和福利。我们党内的情况却相反，固然有些时候同样也有一些方面的人承认有某种相对的改善，但在另一些场合却有其他方面的人否认有任何改变方针的迹象。关于我们党在俾斯麦下台、非常法状态结束之后所采取的立场，意见也是矛盾的。敌人方面嘲讽地声称：我们已不再是从前那样了，我们失去了坚固的基础，陷于分裂状态，我们在走下坡路。在我们自己的阵营里却相反，有些过分热心的人宣布社会民主党人是决不改弦易辙的。
关于我们是否要有一个“新方针”的问题，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尽管政府有过许多动摇和踌躇，尽管有过大量的各种各样的缺点和错误，但是事实上政府的政策发生了相当重大的变化。
俾斯麦统治的最主要的标志是我们的社会关系完全僵化，象铁一样凝固不动。帝国政策也始终是对最微不足道的先进思想都彻底地、顽强地加以封锁，尤其是在工人运动领域也是这样。社会关系被顽固地，甚至故意地推向极端激化，俾斯麦在垮台以后仍然毫不掩饰地宣称，他曾经打算，在社会民主党还没有占优势的时候就尽快地“用武力解决”他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今天这种危险的处境不复存在了。凝固的状况在松动了，当然起先是缓慢的运动，有时还停顿下来，可是发展下去必然会日益生气勃勃，不知停顿。过去的僵化状态已经缓和，旧日的冰已经融化，一批迄今被压抑的力量开始萌芽，开始活动了。帝国蒙受的最大祸害——反社会党人法撤销了。毫无疑问，反社会党人法的撤销首先应归功于社会民主党的既有力又谨慎的行动和它对自己是不可战胜的这一点的认识。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承认那些在没有外来压力的情况下放弃反社会党人法的人是明智的。对任何方式的改革和改良都采取彻底抵制的态度已行不通了。的确，统治阶级，特别是农业和大工业中的强大利益集团还握有极大的统治权。但是这一权力不再象从前那样是无条件的和不可动摇的了，或者不如说，它到处受到打击，而这些特权人物将不得不准备至少降低他们的极其过分的要求。在劳动保护方面，至少也已经向改善迈出了第一步。的确，皇帝敕书中的美好诺言和由政府提出并最后经国会通过的工商业补充条例之间存在着可悲的天壤之别。资本主义猛烈施加的影响，官僚的发号施令的欲望，人民生活中的利己思想和愚昧无知，几乎把这个本来包含着良好愿望的事物弄得面目全非，不可辨认了。因此我们也不得不拒绝工商业补充条例；我们理所当然地反对它的软弱的，甚至部分是敌视工人的规定，然而这并不排除这个法令含有若干无疑是微小的、却是确实的改良。但比这更为重要的是，人们总算已经走上了制定劳工保护法的道路，他们在这条道路上将不顾一切反抗而被事实的逻辑日益推向前进。同过去的区别首先表现于这一事实：我们今天基本上是站在普通法即形式上的平等权利的基础上，并且能够通过合法的途径对社会事件的演变施加某种影响。
这个变化不能不对我们党和党的政治态度发生影响。如果人们说社会民主党是不会改变的，那么按理这只能是指我们的一些基本观点是不可改变的，即关于产生一切人类的剥削和压迫的原因、关于消灭这些剥削和压迫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以及关于我们为了这一目标而不断努力和斗争的责任的这些观点是不可改变的。至于这种努力在各个不同时期所采取的形式和社会民主党为了促使自己的意图实现而在各个时期必须使用的方法，却没有什么不可改变的。我们的党象其他任何生物一样，在这方面也经受不断的变迁和发展。一句话：我们的原则属于我们自己，但是把原则运用于生活，即政治策略，却要以当时的政治和经济的状况和需要为准则，并且绝大部分取决于当权者的态度和其他的政党。
由此可见，今天我们的策略不能和非常法时期的策略一样。当然我们那时也没有放弃国会活动和对日常政治活动的关切。只不过当时党最主要的任务必须是最猛烈地、不顾一切地反抗这样一个政府：它把我们彻底地置于法律之外，力图在政治上和肉体上消灭我们。因此当时只能和政府战斗，不能谈判。今天情况不同了。政府固然没有放弃反对我们的斗争。但这已经不再是野蛮的消灭战，它承认我们是交战中的一方，同我们进行正常的战斗，我们可以在这种战斗中靠我们的才智去赢得重大的成就。
至于放弃我们的运动的原则，不言而喻，那是谈不上的，我们也没有理由放下手中的武器，我们迄今所取得的成就绝大部分是应当归功于这些武器的。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走上谈判之路，寻求在现存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经济性和政治性的改良，这是符合工人运动和整个社会的利益的，也不违背我们党的摆脱一切空想和冥想的、注重实际政治（就这个词的最好意义来说）的本质。我们党起初斩钉截铁地宣布反对任何谈判，后来勉强地、将信将疑地走上这条路，当它在路上面临许多困难时又常常想往回转。现在，党的力量和才干增长了，条件更加有利了，我们将必须放心大胆、顺理成章地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
我提醒您们回想一下我在去年10月1日的盛大集会上说过的话：“我们应当对许下的诺言做一次诚实的检验，看看是否真正存在进行某些改良的愿望，并且做一次尝试，看看有没有可能在重新获得的普通法的基础上充分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和意愿。如果这次检验和尝试成功的话，那么没有人能比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更加感到高兴的了。因为我们不想为斗争而斗争，而是要为取得斗争的代价而斗争。如果我们遇到善意，看到真正对工人友好的意图，我们将是首先承认、支持和发展这些善意和意图的人。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梦想仅仅靠一次打击，就能改变现状；进步的过程是逐渐的、逐步的和有机的。但是如果这些期望被证明是虚幻的，如果人们试图欺骗我们，或者很短时间以后又要恢复旧的暴力政策，我们也没有失去任何东西。因为我们的经过斗争考验的盔甲仍旧是现成的；我们在最近十二年里也学会了如何克服最严重的危险。那时我们将丝毫不容争辩地向全世界证明，哪一方面是善意的，哪一方面是恶意的。形势对我们是十分美好的，是大有希望的，但同时又要求我们承担重大责任。如果说以前只要有激情和不屈不挠的勇气就够了，那么现在首先需要的是谨慎、明智的考虑和坚韧的耐性。”
向善意伸出手来，给恶意以拳头吧！如果我们发现善意，我们就必须加强它，要消除和纠正成见，全力以赴地克服坏的影响。当今社会中存在的利害冲突是主要敌人，但是无知和成见使不少善良的人成了我们的意图的敌人，在这一方面不仅是令人信服的理论能对我们大有用处，而且明智的行动也能这样。但尤其重要的是，我们党作为一切被压迫和被压抑的人们、一切蓬勃向上的力量的代表，必须发展成为一个不断加强的政治力量因素，鼓舞善意的人，反对自私者。因为有力量和有权力的人才能提出种种要求，无依无靠的乞丐是什么也得不到的。
我们从理论走向实践，从一般又走向个别，这是与运动的这个阶段相适应的；我们应当看到未来，但不能因此忘记现在的、眼前的和最迫切的事情。从一种崇高的世界观的角度来看，这些个别的事情可能显得微不足道，但是只有梦想家和傻瓜才不理解它们的必要性和意义。有见识的人知道，进行持久斗争的能力对于成功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冲锋陷阵的力量。
一往直前、冲决一切的思想确实有它的道理。要建立一个体系、一种世界观，要透彻地表述一个理想并鼓舞人们去实现这个理想，要提出一个在错综复杂的道路上指示方向的最终目的，是必须具备这种思想的。人们越是仅仅把这种思想限制在理论方面，并且限止它化为实体，它就越是感觉不到与之抗衡的力量。但是，把思想变为现实，也就是采取行动，就不会那么轻易和迅速地越过障碍。有时确实出现了重大危机，那时历史作了、或者似乎作了一次飞跃。不过一般说来，发展是缓慢的、有秩序的。各种自然情况不是在跳跃式的、突然的、不经中间阶段而相继出现的变革中发展的，与此同样，各种社会制度也不是作为孤立自在的个体，不经中间阶段而前后接替的。在这里也是既没有人为制造出来的事物，也没有突然的中断和重新开始，而是旧事物在逐渐地成长为新事物，虽然在好高骛远的人看来这是过于缓慢，而却是可靠的。今天的事物植根于昨天的事物，明天的事物也同样植根于今天的事物，由于这种千头万绪的联系，任何绝对的事物都是不会出现的；一切政治的和社会的状况都是相对的事物，都是过渡形式。利用今天的形式对明天的形式施加影响——这一定是我们的任务。但是，谁想要在整个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的广阔领域中不仅发挥批判和否定的作用，而且取得积极的成果，谁就必须首先精确地估计自己的力量。现在，我们在人数上的确是德国最大的政党，而且我们有理由为我们克服了重重闻所未闻的困难而取得的这一成绩感到高兴和自豪。但是尽管这一成绩本身很大，尽管工人运动对一切社会阶层和社会关系的普遍影响日益增长，不可阻止，但是工人运动对立法、对公共权力的体现者以及对经济权力的执掌者的直接影响，无论如何与由于利害关系和同情而同工人运动相连的那一部分人民的数量是不相称的。四面八方都是敌人，虽然他们在其他方面彼此敌对，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联成一气反对我们的。面对由强大而装备良好的敌人组成的这样一支军队，首先必须避免自己的力量发生任何分裂。队伍越小，就越是要灵活地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力量，越是要坚决地反对陷入不必要的争吵，争强好胜和哗众取宠就越成为多余的，因为这会把力量分散用于次要的或不适当的地方，而与此相反，本来是应当谨慎地集中力量，以便能够用在适当的地方，发挥决定性作用。
我党现在要进行自我批评和自我克制的方面是很多的。一般来说应当指出，进行批评的人思想容易偏激，陷入根本否定和轻率地指斥一切事物的错误，并且认为，凡是存在的东西单凭它是存在的这一点就已经是坏的，是必须加以反对的。这种情形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渡期，一种幼稚病，对小规模的、处于开始阶段的运动来说还不要紧。但是一个受到各方面注视的大党，却必须避免一切能够理所当然地在舆论面前对它造成不利的事情，而舆论正是党想要争取的。
在个别情况下，对于一种从事实际政治的运动来说，过多地关心过去是不能起促进作用的。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应当排斥对历史的批评；这种批评始终是未来的最好的教师。但是如果人们无尽无休地抱怨和责备既成的事实，弄得筋疲力竭，这就可以说是进行荒唐的批评了。在这里我特别想到了1866年和1870年的那些事件。我们曾经充分地对这些事件中我们认为不公正和错误的地方提出抗议。如果能自由选择的话，我们本来肯定可以使德国的统一成为另外一种样子。但是现在既然德国的统一已经成为这种样子而不是别的样子，我们就不应该把我们的力量浪费在无尽无休地、无结果地讨论过去的事情上，而应该立足于事实，把我们的心思放到努力改正这一事业的缺点上来。
这使我立刻想到另一个问题。你们都知道，德国、奥匈和意大利三国同盟是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我们的一部分报刊不赞成三国同盟，固然主要地出于这一假定，即来自这些政府的一切东西都必然是坏的，是必须加以反对的。我们对外交和它的成果是不怎么信任的，对这一点根本无须作出担保。尽管如此，我们必须为三国同盟辩护，因为它的倾向无疑是为了维护和平，因而相对来说，这是一件好事。法国的沙文主义者和意大利的领土收复派当然试图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和平不是受到他们的威胁，而是受到三国同盟的威胁。现在可以肯定，今天的危急形势是由于1870年至1871年的事件，由于两个相邻民族（德国人和法国人）之间加剧了的紧张关系所致。没有人比我们更为此感到惋惜的了。但是就现在的情况来说，威胁和平的不是德国和它的盟友，而是它们抵御对和平的威胁（这是来自其他方面的）的意图，这是一个事实。如果外国方面的人，不仅那里的执政党，而且连激进的甚至社会主义方面的人都因此试图公开进行反对三国同盟的宣传，如果人们竟然试图把我们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也拉去干这种事，那我们就必须大声疾呼地表示反对和提出警告。
我们党无疑是个国际主义的（就这个词的最好的意义来说）党。我们始终反对错误的民族优越感，始终把使人们联系起来的东西即人类的共性置于使人们分离开来的东西、即民族的特性之上，特别是当这样做是最危险和最困难的时候，也就是在战后的初期，我们也是如此，这是我们的引以为荣的事情之一。如果说有哪一个国家的工人运动向来都履行了或者愿意履行国际友好的各种义务，那就是德国的工人运动。但是这并不排除我们还有民族的任务和义务。一个人尽可以作为世界公民来思考问题，但只要他不是一个梦想家，他就必须承认，经济条件不是绝对地和机械地起作用的，而民族性的差别和社会差别是有深刻根源的。我们还得长时间地等待“欧洲联邦”出现。那就让我们在我们发现有民族优越感和沙文主义的地方同它们作斗争吧，让我们高瞻远瞩，把人类的共同利益置于人类的个别分支的利益之上吧。但是我们也不要接受另外一种诱惑，去荒谬地否定合理的、健康的民族生活，以及由此产生的、我们也要承担的义务吧。我们既要努力避免民族优越感，也要避免另一种怪现象、即否定民族和自我嘲骂。
我们从来没有附和反对法国民族的叫嚣。我们针对对法国民族的傲慢的攻击，指出了它的许多优点，当我们不能否认它的缺点的时候，我们就指出我们自己的民族也有许多这样的缺点。但正是这种公正的立场使我们有权利象看待德国本身一样，不是怀着一种神圣的敬畏心理来看待法国，在那里象在我们这里一样，不是姑息民族的敏感性，而是自由地说出自己的意见。在法国我们有社会主义的朋友，他们反对推行沙文主义，这是令人高兴的。但是，既然那个国家的当权者推行欺骗性的沙文主义，并从沙文主义出发可恶地向俄国沙皇献媚，因而应为欧洲的不安宁和无休止的军备竞赛承担许多罪责，那么为什么否认这一点呢？世界历史上有过许多可耻的事件，但很少有比这种事更加卑鄙的了：一个共和国，一个象德国如此进步、自视如此之高的国家的决策人物竟在欧洲最落后、最霸道的政权面前卑躬屈节，献媚！固然，另一方面，许多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行动是值得大大赞许的；他们的一位代表还在我们去年的党代表大会上就已经象这样谴责了他的国家的当权者的那一行为。但是可惜这样开明的人为数不多，他们的意见就是在法国工人运动中也并不总是到处得到赞同的。人们咒骂这些勇敢的人是“普鲁士人”和卖国贼，他们不能对舆论发生决定性的影响，他们无力阻止沙文主义者玩火。
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明确无误地对和平可能遭到破坏一事表示态度，这无论如何只会有利于法国和其他地方的一切真正爱好和平的朋友。如果任何时候在外国的任何地方曾经有人希望，在德国遭到进攻的时候，侵略者能够指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帮助，这种希望将完全落空。一旦我们的国家遭到外来的进攻，那时就只有一个党，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将首先履行我们的义务！如果所说的侵略者同时又是整个文明的敌人，即俄国的野蛮人，那么我们将更加乐于履行这种义为。
现在我马上还要谈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最好地表明，如果民族事务处理不当，不管是向哪一方面发生偏差，都同样有害和必须加以避免。我们杰出的党员同志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前些时候在伦敦为马克思的著作《法兰西内战》新版本写了一篇导言，在我们党的周刊《新时代》上发表，导言中这样写道：“最后，备受饥饿折磨的巴黎在1871年1月28日投降了，但它是在战争史上空前光荣的条件下投降的……国民自卫军保存了自己的枪械和大炮，只是同胜利者订立了停战协定。而胜利者不敢凯旋进入巴黎；他们只敢占据巴黎的一个小角落，其中有一部分还是公园，并且这个角落也只被他们占据了几天！在这几天内，〔……〕胜利者们自己处于受巴黎武装工人包围的境地，这些工人机警地监视着，不让一个‘普鲁士人’越出让给外国侵略者的那个角落的狭窄界限。巴黎的工人们竟使一支使帝国一切军团放下了武器的军队对他们表示这样的尊敬。跑到这里来向革命策源地进行报复的普鲁士容克们，竟不得不正是在这个武装的革命面前恭恭敬敬地停下来，向它敬礼！”[2]
要是不知道连著名人物也都固执地坚持他们自己虚构出来的某一个设想的话，就无法理解他们怎么能把这样一篇传奇式的东西放在我们面前。要不是文章署了恩格斯的名字，人们将宁愿认为这篇东西是维克多·雨果编造出来的。要用这样的东西达到什么目的呢？每一个人，只要稍微冷静地考虑一下巴黎投降时的实际情形，就一刻也不会怀疑，实际上德军不是由于“尊敬”巴黎的国民自卫军才“不敢”进一步侵入巴黎。这样的入侵固然有可能引起巴黎人的武装抵抗，但是抵抗肯定会被打败，将使双方付出新的牺牲并且再次增加签订和约的困难。德军指挥部可能考虑到，这一场屠杀和它的后果从哪方面来说都不能给他们带来好处，因此满足于暂时占领“小角落”。不需要由于这种节制特意为他们唱赞歌；因为从实际情况来衡量，他们的做法是聪明的和合乎人道的。如果他们采取另一种做法，把巴黎变成战场，那么全世界就会一片哗然，而且是不无理由的。但是现在，因为他们避免了这样的恐怖行为，人们就轻蔑地说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仅仅因为他们在巴黎人面前害怕了！这种荒谬和站不住脚的说法只能引起舆论的愤怒和反感。
关于偏离中心任务、涉足宗教领域而造成的力量分散，今天我就不讲了。反正我已相当经常地、足够详尽地在你们面前谈论过这个问题。令人高兴的是，党也越来越激烈地抵抗住种种诱惑，不在这方面做徒劳无益的事了。
我重申：按照我们对社会事件的过程发生直接影响的程度，我们应当相应地并且在完全保持我们的根本意图的条件下，把我们的力量集中到各个时期的最近的和最迫切的事情上来，并且有时提出积极的行动纲领。我认为最近必须全力以赴地争取实现的要求是：
1．继续实行劳工保护。这项工作才开头，民族自由党人就已经在他们的党代表大会上叫喊要停下来。我们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设法使那种叫喊不致产生什么结果，使那项工作不会停顿，而且相反要加快速度。政府和各政党必须认识到，他们迄今所作的事情不能使任何人满意。已经实行的有限的改革如星期日休息等等必须不断扩展到更多的行业。此外应当为真正的劳工保护争取一些新的条件，首先应当把全部力量用于争取一个法定的工作日，这是目前一切劳工保护要求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核心和关键。
在这里谈谈工人在职业领域对国家提出的一切要求的总括——五一节，也许是适当的。去年我们的许多敌人是如此愚蠢，竟估计五一节会发生革命，会杀人放火，因而吓得发抖。今年他们的态度一点不比去年聪明，他们贬低这个节日的意义，企图嘲笑它不过是一个“盛大的休假日”。这只能说明他们一方面居心不良，另一方面愚昧无知。每个眼光远大的人，每个没有完全被个人私利束缚的人，都应当认识到五一节所表现的那一运动的巨大文化意义。维也纳的海尔茨卡教授正确地叙述了这种远远超出手工业工人范围的意义，他写道：“这样看来，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斗争不是那些目光短浅的人想使它成为的那种样子；这不是为了那块本来就很瘦的骨头即今天的世界上能够得到的生产赢利而争吵，而是为了人类的普遍进步而进行的一场斗争。谁反对八小时工作日，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并不是保护他的个人利益不受侵犯的一种自卫行动，而是触犯了普遍进步的利益。一个国家更是如此，它要想在这一斗争中反对缩短工时，就是掉转枪口来反对它本身繁荣昌盛的基础，反对它的全体居民的物质力量和福利的增长。”今年的五一节远不是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使我们感到“失望”，相反，恰恰在德国，它是党和工人运动强大、团结、谨慎和克制的光辉证明。群众庆祝五一节而不庆祝三月节，敌人应该高兴才是，不应该毫无希望地去反对有这样的领导和具有这些思想的这一运动。
2．争取真正的结社权。固然我们有整整一系列的、甚至多而又多的关于集会权和结社权的法律条款，但是这样的权利在任何方面都是有限的、不完备和不充分的。对单纯职业上的结社和政治上的结社作出区分，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还有各邦的结社法五花八门，这也是一个障碍。必须朝确立全国统一的结社法的方向努力。在这方面首先要努力争取容许各个不同的政治团体相互进行联合，而这种联合迄今是被禁止的。人们也许会说，不能期望得到这种让步。然而各政党和各种经济联合组织最近的发展情况表明，它们对建立大规模的、遍及全国的组织的渴望是如此强烈，为达到这个目的而采用的方法又是如此多种多样，层出不穷，以致迄今的法律条文实际上已完全失效，仅仅使人觉得它们是卑鄙的、令人愤怒的刁难了。相反现在可以肯定的是：由很大的、坚强的、公开活动的组织进行在目前生产制度下不可避免的工资斗争和同样不可避免的政治斗争，这是最有秩序的，因而对各方面都是最好的。工人的职业联合会应当获得和企业主的同业联合会同样的结社权。最后必须通过法律有效地保护结社权不受掌握经济权力的人的任何侵犯。
3．在工资斗争和罢工方面，必须要求阻止国家进行偏袒一方的干预。但是，除了已经谈到的扩大结社权以外，这一方面的大部分工作是能够由工人们自己直接去做的。我不想在这里重申我们党对罢工所持的立场。但是我请你们回想一下，长期以来，即从经济出现明显的衰退以来，我们党的许多代表，其中也包括我，是怎样恳切地警告大家不要进行新的工资斗争的，而这种警告又是怎样令人遗憾地常常不起作用的。如果情况并非确实忍无可忍，迫不得已，那么今天举行任何罢工就纯粹是发疯，是对工人运动犯罪。尽管劝阻被压迫、被激怒的工人放弃反抗是多么困难，现在也必须这样做。现在需要忍耐，一直等到时机更加有利、工人为新的斗争做好充分准备的时候。毫无疑问，就组织状况而言，企业主不止在一个方面胜过工人。他们不仅就行业来说，而且就地区来说都是严格实行集中制的，工人们却在这两方面远为落后。因此，现在工人首先必须学习，并且补做耽误了的事情。只有在队伍重新集合起来，按职业和地区实行集中制的新组织建成和安定下来的时候，并且首先是在已有必需的斗争经费的时候，才可以考虑进行新的斗争。但是如果经过慎重考虑认为新的斗争是必要的，这些斗争就将是而且必然是决定一切的关键，而局部性的个别斗争，将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没有意义的。[3]
最近，所谓“总罢工”成了经常谈论的话题。据说可以一下子使所有工业国的工作同时停下来，从而向企业主表明：不管他们拥有多大的资本，没有工人他们就什么也干不成。这种思想长期以来就尤其是在拉丁语系国家的工人运动中作怪了。有个诗人写道：“只要你那粗壮的胳膊想这么办，一切轮子就将停止转动！”当然这句话肯定会使工人陶醉的。但是首先我们还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我们的意愿还没有这么强烈。但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如果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真的已经有了如此巨大的发展和力量，以致可以设想在某个确定的时候人民将如此团结一致和不可抗拒地表明自己的意志，那么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就根本不会举行总罢工，而是有更好的办法可以用来达到它的人道主义目标。1889年巴黎代表大会上也有个法国南部的小组提出过总罢工的主张，但是所有国家的大多数代表都表示坚决反对，特别是德国代表也是如此。何况人们想自作聪明地预先确定总罢工的日期和时刻，那是梦想；而工人应当做比梦想更有益的事情。
4．制定关于工业“瑞恩”的法律。近年来在德国，瑞恩、卡特尔、辛迪加对整个生产部门的控制取得了特殊的优势。据一种专门杂志记载，1883年至1890年期间瑞恩从五十四个增加到一百零四个，据施穆勒年鉴的另一种记载，1890年竟有一百三十七个。常常有人发表这样的意见，认为：这些瑞恩的意图是整顿和控制迄今完全无计划的生产，就这一点来说，它们包含着良好的萌芽并且是一种必然发展的趋势的开端。这个意图本身是正确的，但是在资本主义赢利欲望的支配下却变成了加重剥削的一种手段。瑞恩常常简直是以骇人听闻的方式有系统地人为地提高价格，而且相当大的一部分瑞恩不过是组织良好的强盗集团，它们随心所欲地起先掠夺工人，继而掠夺全体消费者，最后也直接掠夺国家本身。人们不止一次地说，工人由于按照威斯特伐利亚煤矿罢工那样的方式举行罢工而损害了公众，因为他们使公众得不到生活必需的煤，或者使它的价格提高了！可是同瑞恩所起的实际作用比起来，工人的必要的工资斗争的那些多半是想象出来的后果有什么意义呢？瑞恩有计划地限制生产、有计划地造成煤和其他必需品的短缺而且并非出于需要，仅仅是为了攫取更多的财富。瑞恩就这样引起了阶级矛盾的最大限度的激化和尖锐化，并且证明它们自己实际上是有害于公众的，是国家和社会的一种危险，所以必须立刻制定法律以对付它们。
5．取消粮食税。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已屡次讨论过，并且即将极其详细地进行讨论，所以我今天用不着进一步谈这个问题了。我只想说，我们绝不能放松反对人为地提高粮食价格这种做法的斗争。正是在目前，谷物税问题和由于谷物税而引起的面包价格大幅度上涨的问题突出起来了，我们党将必须发挥它的全部影响，来使困苦不堪的人民的呼声得到满足，来抵制农场主的影响，并且使政府理解，真正的国家利益是公众的福利，而不是特权阶级和阶层的利益！
要使这个思想首先在工人当中，而且也超出这个范围在各阶层的明智人士当中日益深入人心并发挥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民主党的行动、力量和决心，以及它利用实际情况是否巧妙和得当。这个发展过程越和平，越有秩序，对于我们和社会就越是有益！（热烈赞同）
7月6日在慕尼黑“黄金国大厅”举行的选举协会答辩会上的演说
我认为，重新观察一下帝国的对内对外一般政策，以及我们对这个政策的态度，比列举本届国会中的各种事件重要得多。本届国会成立以来，德国发生了很大变化。非常法失败了，它的炮制者、从前拥有无限权力的帝国首相也倒台了。上台的是一些新人，他们不顾四面八方对新事物的抵抗，进行了不少变革，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是无关紧要的。这个新的阶段已几乎历时一年半，现在是以研究的眼光考察这个新阶段的时候了，应当看看它在多大程度上使我们有理由改变我们的政治态度。
五个星期前的今天，我正好也是在这个大厅里详细地谈论了这一点，当时在座的人中有很大一批今天也来了。我那次发表的意见居然成了我们自己阵营内外发生的一场相当广泛的书面和口头争论的起点。
屡次有人断言，我的那次演说包含着一些崭新的东西，也就是彻底地改变了我们党迄今的整个策略。然而这是绝对不正确的。我所推荐的策略就其基本内容来说早就有了，只不过执行得不很彻底罢了。至于我本人，长期以来，我一直坚定不移地遵循这个政策，你们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在这个方面，我请你们回想一下去年10月1日召开的会议、我在不来梅工会庆祝会上的演说和我在这里向你们发表的其他演说。
你们在所有那些会议上听到了我的观点，从来没有发表任何异议；不如说，你们总是对我的言论鼓掌表示赞同的。这就表明，你们大体上认为我对德国工人运动、特别是对我们这里的运动的看法是正确的。就是在全党，我也从来没有听到过根本性的反对意见。直到现在，当我把我们在非常状态时期改变了的策略的具体情况以及这个策略在国会内外的表现概括成一套完整的东西，并且明确地作了概述的时候，反对的意见才突然公开出现了。
首先提出异议的是那一派人，他们去年已经就所谓党的毁灭大肆喧嚷了一番。他们所提出的从根本上说不过是那种陈旧的设想：似乎只有响亮的言词和吵吵嚷嚷的示威才能引起人民生活的巨大变化；逐步地、积极地改善人民生活状况的任何意图都被认为是没有意义的，是浪费时间，甚至是对我们的原则的一种背叛。
他们说，这样做就会使人产生如下的信心和希望：似乎在现今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之下，一般说来已经能够为劳动人民取得某些成果。但是在我看来，这一点确实是能做到的，尽管这同我们的未来理想相比当然暂时只是小规模的。现代各国的历史，特别是还有一些劳动立法的历史，最清楚地向我们表明了这一点。否则从英国的第一个工厂法起到最近时期止，每个经过艰苦努力并且终于达到的发展阶段，每个对企业主从前完全不受限制的剥削权的逐步的限制措施，难道对工人来说都是没有意义的吗？
他们说，统治阶级可从来是不会自愿放弃它们的任何一点特权的。是的，他们当然多半不会自愿，而只会被迫这样做的。但是，如果以为只有靠拳头才能实行这种强制，以为赤裸裸的暴力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任何一个问题上都起作用，并且是起决定性的作用，那就错了。除了拳头也还有另一些巨大力量，这就是有明确奋斗目标的组织所进行的持续不断的、顽强的工作，因此而引起的看法上的改变，尤其是经济事实的力量。特别是德国的工人运动也通过这条道路从统治阶级那里夺得了不少成果。仅就经济领域来说，从统治阶级起初踌躇不决地接受工厂视察员制度到最近的工商业补充条例，这是一条怎样的道路啊！还有另一个例子：今天在我们的1875年纲领中还保留着针对工伤事故而提出的一项实行“有效的责任法”的要求。但是今天的“意外事故保险法”实际上已超过了这一要求，当然决不能因此就否认这一法律的缺陷。
当然，现在在柏林有人斩钉截铁地断定：一切劳工保护法都是完全没有价值的，对工人毫无益处，只能危害和阻碍人民的解放。谁搞点滴的、眼前的改良，谁就“背离了革命”。在目前，我们的眼睛只准看到贫困，看到它是不可救药的，除此而外只应看着人们向往的未来……主张这种观点的人无疑认为这是特别忠实于原则的。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它不过是没有结果的和悲观失望的政策。这个政策的原则是无政府主义者的一句话：人们的境况越糟越好！
但是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只有当一个人的生活水平下降到一定程度时，他恐怕才有力量凭一时的激愤参加一场街头骚乱、一场暴动，去砸碎窗户，或者去打破脑袋，但是对于长期的、严肃的和有明确目标的工作来说，他就不再是有用的了。因此，我们历来主张，要努力工作以求逐步地、不断地改善工人的境遇。我们不仅仅是科学理论的代表，而且同时也是受苦的人民群众的代表，这一点已经说明我们为什么提出这样的主张。是的，我们之所以当选，首先是因为人们把我们看作一切被压迫、被损害者的先锋战士，是因为人民知道，他们的一切控诉是可以通过我们生效的。如果我们采取偏狭的党派政策，即我们只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原则性的要求，此外什么事情都不做，那么我们将很少能满足人们的要求并且把他们争取过来。问题在于，在丝毫不忘记我们的最终目的以及各种要求之间的关联的情况下，我们也进行实际的日常政治活动，在任何个别问题上不断地向舆论和立法因素发起猛攻，我们从来没有忘记，工人境遇的任何还很不显著的改善都在增加人民精神和肉体的力量以及他们的实力，使之壮大以继续进行斗争，激励他们，使他们有能力作出新的努力。所以一切反对进行这种政治活动和议会活动的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
柏林的人们责备我说，不能和政府“谈判”，必须向它“提出要求”。这话说得很好。我们在国会的所有代表们总是提出要求，而且毫无顾忌。但是光这样做还不行，因为对方也有利害关系和权力，所以需要就这些要求进行谈判。比方说，我们提出实行十小时工作日的要求。经过对方长期的支捂搪塞之后，我们最终将达到十一小时工作日。难道我们能够因此认为这个让步是毫无意义的吗？那种主张“如果我不能心满意足，我就根本不干”的政策，不是严肃的人的政策，而是孩子的政策！严肃的人有自己的理想。但是他们清楚地知道，实现这些理想还要走很长的路，还要越过无数的障碍；他们清楚地知道，与过去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事物是不会一下子让位于一种新事物的，任何发展过程都是渐进的。人们希望并力求获得全部，但是必须一部分一部分地夺取。
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不是由一连串翻筋斗式的跳跃组成，而是由各种力量对比的一系列变化不定的转移和一系列局部成功组成的。我们党和其他任何政党一样，都受这个规律的支配。如果我们想成为一个宗教教派或一个科学学派，我们当然不需要关心令人不快的现实，却可以心安理得地建造我们的空中楼阁。教派和学派做事都是绝对化的，它们提出要求而不顾这些要求是否可行。一个从事实际工作的政党却不能这么干。它不能用绝缘体把自己隔开，而必须根据日常生活来行动，执行实际的政策。社会主义过去曾经是一个教派，一个学派。但是今天在德国，尤其是最近几次选举以来，社会主义成了一个大党，这个大党再也不能仅仅提些轻松的，一般性的要求和只限于抱否定的态度。参与实际工作比单纯的示威更为困难，但正是我们的巨大规模使我们对于这项工作有不容推卸的责任。
如上所述，长期以来我就是从这些着眼点出发说话办事的，并且得到你们的完全赞同。今天则比以往更加不能离开这个策略。相反，我们必须使它系统化，改掉一些旧的习惯。人们不能一下子就脱掉前一发展状态的蛋壳，这是可以理解的。“激进的”反对派的这种暂时的反动就是因此产生的。在过去的非常法状态下，在工人运动的任何表现形式都完全非法，都受到有计划的迫害的情况下，我们对待我们的迫害者是毫不容情的，对任何残暴行为都作了充分的报复——我在其中也并不落后。那些情况改变以后，我们依靠合法地位并且通过对社会事件的影响已有可能从事某些工作，形势就改变了。如果我们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违背我们自己说过的话。我们曾经在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上声明：“只要非常法存在，我们决不和你们谈判！先埋葬这个法令，给我们发挥合法作用的可能性！那时即使我们不愿意相信你们有进行某些改良的能力，我们也愿意多少相信你们有这个打算。但是要先取消非常法！”后来我们在国会和许多场合也重申过这一声明。现在，非常法取消了，连带着出现了一些其他的征兆，说明观点开始改变了，也出现了转机的微弱迹象。难道我们现在想说：我们过去讲过的一切话都不是认真的，取消非常法状态对我们来说是无关紧要和毫无价值的。或许我们要说：由于我们没有在头一年内，立即达到我们想达到的目的，因此我们就失去耐心，重新退回到轻松的否定态度上去了。这两种说法都是错误的，必然会损害我们作为严肃的政党、作为德国社会生活中的力量因素的威望。
一方面，出现了上述的政治形势，重新获得了普通法的阵地，从前的无条件抵抗已经失败，有了从事有利于工人的某些工作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我们党的巨大规模、它在千百万人民中的拥护者，我们在国会里的代表的人数；所有这些都迫使我们从议会政治这个已经得到承认的事实引出必要的结论。谁也不可能想到放弃我们的任何一点原则，不如说，在执行我们的实际政策的时候，我们必须念念不忘：这样做只是向伟大的目标接近了一小步。未来的希望使我们力量倍增，高瞻远瞩，但是对于未来的希望不能压倒对于现在的希望，不如说，它正是必然要激励对于现在的希望。在荆棘丛生的漫长道路上走向遥远的尽头的旅行者，不能光靠远方朦胧可见的、他们所希望的目标来维持他们的生命力，否则他们远在到达之前就会饿死或憔悴而死。因此，我们必须在不忽视总的目标的情况下，重新从时间上无限的目标走向直接的目标，从绝对性走向实证性，必须除了提出长远纲领之外，还提出为最近时期规定的工作纲领，必须把我们的力量集中到符合各个时期的最迫切的需要、本身又有实现的最大可能性的一些个别要求上去。然后必须运用我们的鼓动工作的全部力量，我们的论证和说服工作，我们的谈判的灵活性和坚韧性以及我们的全部社会影响来支持这些要求。人们只注意和尊重强者，所以我们不能放下我们至今使用的武器。而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些武器仍然是我们唯一的保障。但是我们用不着任何时候都徒劳无益地拿着这些武器大叫大喊。一个野蛮人以为，只要他乱舞长矛进行威胁，并且做出吓人的动作，敌人就会害怕；一支组织良好的军队即使把枪枝放在脚下，也给自己和别人以强者的印象！
从这个观点出发，我在6月1日指出了应当首先争取实现的要求：1．继续实行劳工保护，特别是标准工作日；2．争取全国范围的真正的结社自由，给职业工会以联合的权利，制定反对企业主侵犯结社权的保护法；3．排除对工资斗争的任何方式的阻碍；4．国家干预“瑞恩”的建立；5．取消粮食税。
是不是有人知道还有一些要求更为紧迫，同时又在可能做到的范围之内呢？我看未必。但是如果有的话，那么可以把这些要求补充到已经举出的要求中去，只不过必须提醒大家，不要同时提出过多的问题，因为数量多了，份量也就随之减轻了。但是我要问：你们当中有谁认为，全部或部分地实现这些要求对于德国劳动人民是无关紧要或者没有意义的吗？难道不是宁可说，实现这些要求会改善千百万人的处境，加强他们肉体和精神的力量去为继续争取改良而努力吗？人民为达到这些要求难道不会比为听到最强有力的言词和最美好的未来图景而更加感谢我们吗？我也相信未来，那时，今天分裂成两个敌对阵营的社会的各种彼此冲突的利益将溶化在人类利益的更高的统一之中；我也相信，当人类一登上未来这个高度，并从那里俯瞰时，我们今天迈出的这些小步子将显得微不足道。但是从高处看来微不足道的东西，并不因此在现实中就是微不足道的。最主要的是，人们不会由于憧憬未来的生活而忘记现在生活的痛苦——连基督教也不得不体会到这一点，如果我们竟无知到要尝试一下的话，我们也肯定会有同样的体会。
我重申：我在6月1日集会上所讲的，并不是人们从未听到过的、党内没有存在过的东西，并不是同党的本质格格不入的东西。我所推荐的策略自从非常状态结束以来已经多次在国会内外实行了。但是针对这个策略出现了几次反动，这部分地可以用刚过去不久的情况来解释，部分地则是由于这种不满：走这条发挥建设性作用和进行建设性谈判的道路，竟需要如此之多的耐心和琐碎工作，得到的成果与我们的愿望相比又显得如此之小。由此就必然屡次产生某些动摇和模糊认识，它们终究必然会发生有害的影响。象我们这样的一个大党不应当让变化不定的感情左右自己的行动，从而使自己有被事件推着走的危险。相反，它不仅必须预先周密地考虑目标，而且还必须预先周密地考虑应当采取什么道路通向这个目标，估计到它的决定的全部后果，并且承担这些后果的责任。提醒这一点，加以说明，坚持一条坚定的行动路线，——这就是我那次引起许多评论的演说的目的。
对一个社会党人来说，可以有两种做法：采取把自己说成唯一革命的绝对化策略，它超越平凡的现实中的一切小事情，只想一举成功；或者采取具有政治改良作用的策略，它力争用唯一可能的、即取得实际的局部成功的方法达到目标。后一种策略立足于广阔的、但是因此却更为可靠的现实基础之上，前一种则是凭空制定一条理想的路线，这条路线当然捷近得多、理想得多，但是因此却更加行不通。我是赞成后一种策略的，而且我在走上这条选定的道路以后，不会一碰到拦路石就踌躇不前，或者怀疑自己是否最好还是飞到天上去，而是要精神抖擞地前进——眼睛牢牢盯住远处的目标，坚定有力地、而又小心谨慎地前进。
如果那些以为双脚一跳就能进入完整的未来国家的人因此而责备我，那么我只想说，他们的策略理所当然地要导致在政治上完全弃权的政策，从而完全脱离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立场。这些人根本不应当进行辩论，而是应当去磨刀，磨的时候还要留神别割了自己。但是还有另一些人以为自己可以反对我的意见，他们却似乎完全忘记了他们自己多年来常常说的话和做的事。难道公开地、明确地说出这些，并且要求顺理成章地贯彻实际上选定了的政策，竟会使他们感到恼火吗？
但是我受到攻击并不仅仅由于我关于国内政策的言论，还由于我的那些涉及对外政策的言论。在这里，更使我大为惊讶的是，人们竟把我的这些见解说成似乎仅仅是我个人的，并且表示“坚决反对”。这不能不使我极为惊讶，因为6月1日我就对外政策阐发的观点没有一点不是我们党的代表们多年来在各种正式场合、首先是在国会发表过的观点。
我是围绕着五个问题进行阐述的，这五点尤其在法国许多政党的报刊上引起了轰动。我把它们简短地逐字复述如下：
在1870年至1871年间，“如果能自由选择的话，我们本来肯定可以使德国的统一成为另外一种样子。但是现在既然德国的统一已经成为这种样子而不是别的样子，我们就不应该把我们的力量浪费在无尽无休地、无结果地讨论过去的事情上，而应该立足于事实，把我们的心思放到努力改正这一事业的缺点上来。”[4]外国的某些地方看到这些话是不高兴的，因为人们从这些话中发现了对于民族统一的关心和对于实际存在的法律状态的承认。这一方面人们看得完全对。难道我们对本民族统一成一个共同的国家会不关心吗？相反，我们希望德意志的统一（完全撇开它的内在缺点不谈）比它今天的情况更加广泛，我们不止一次地在国会讲到过这一点，并且表示承认历史的既成事实，最近奥艾尔还在1891年2月9日讲了一次，他甚至特别就最碰不得的问题说：“对阿尔萨斯一洛林的吞并完成了。我们曾经在这所房子里毫不含糊地声明，今天我们承认现存的法律状态。”
“如果说，有哪一个国家的工人运动向来和在困难的情况下都履行了或者愿意履行国际友好的各种义务，那就是德国的工人运动。但是这并不排除我们还有民族的任务和义务。”[5]1890年10月15日李卜克内西在哈雷党代表大会上几乎用同样的词句说过这番话：“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洋溢着多么热烈的国际主义思想，都不会说我们没有民族的义务。”
在法国，我们有社会主义的朋友，他们反对推行沙文主义，这是令人高兴的。但是，既然那个国家的当权者推行危险的沙文主义，并从沙文主义出发可恶地向俄国沙皇献媚，因而应为欧洲的不安宁和无休止的军备竞赛承担许多罪责，那么为什么否认这一点呢？”[6]让我们把这段话同倍倍尔1890年6月25日在国会会议上讲的那番话作一个比较：“我深信，无论是社会的最上层，还是其他任何一个阶层，都不会企图把德国推进一场任何方式的战争。但是尽管如此，我们在这方面处于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情况之下。在法国（人们可以反对我的看法，也可以为之惋惜，但事实是不容抹杀的）广大阶层，而且是统治阶层，都一如既往地想重新消除1870至1871年战争的成果……从这样的动机产生了今天俄法之间存在的同盟。不管这个同盟是否已在书面上缔结，反正它是由于两国在反对德国方面利益一致而存在、而实现的。”
“我们对外交和它的成果是不怎么信任的，对这一点根本无须作出担保。尽管如此，我们必须为三国同盟辩护，因为它的倾向无疑是为了维护和平，因而相对来说，这是一件好事。”[7]倍倍尔在1890年6月25日的同一篇国会演说中也承认，三国同盟是在当前的情况下用于维护和平的一种手段，他说：“如果成功地实现了三国同盟……那么这个同盟之所以会实现，正是因为，针对法国和俄国结成同盟的意图，三国的利益必须是一致的，不管三国的人民在其他方面的相互关系是怎样的……我深信，只要这种局面保持下去，无论在奥国，还是在意大利，或者在德国，任何一位政治家都不会想到摆脱这个同盟，因为，如果他这样做了，那么万一另外两个盟国在一场战争中被打败，他就会使自己的祖国遭到战争和毁灭的危险。”
“如果任何时候在外国的任何地方曾经有人希望，在德国遭到进攻的时候，侵略者能够指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帮助，这种希望将完全落空。一旦我们的国家遭到外来的进攻，那时就只有一个党，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将首先履行我们的义务。”[8]我本来觉得没有必要提出什么证据来证明我讲的这句话并没有讲出任何新的东西，在社会民主党内人们实际上就是这么考虑的。但是，我也可以荣幸地在这里援引议会党团发表的内容相同的声明。1890年12月3日奥艾尔这样说：“我们已经声明过，并且我也可以声明，我们准备象所有别的公民一样，为祖国尽完全同样的义务……我知道，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在这一方面有别的想法。”其次1891年5月16日李卜克内西说：“这一点已经声明过……德国国会没有象法国议会那样热情地关心保卫祖国。现在，我愿意说，在保卫祖国这个问题上，所有的党都是一致的；如果需要抵御外来之敌的话，任何一个党都不会落在后面。”在1888年11月28日的国会会议上，李卜克内西的话还要明确，并且更加能够说明事态的特点，他说：“法国和俄国那边的反对德意志统一的敌人所害怕的，是团结一致保卫国家的德国人民。在这一方面（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们担保），我们，还有我个人，已经使有影响的法国政治家们消除任何怀疑（如果曾经有怀疑的话）：如果法国进攻，你们不能指靠德国任何一个政党的帮助，那时全体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都有义务、并且准备奔赴前线抵抗侵略者。”在这里，是矛盾呢，还是一致呢？我想，谁只要还能够作出判断，谁就不会长久怀疑的。
我要说明，我引用上述同志的话来证明他柄的观点和我一致，这不是为了以此来掩饰我自己。在慕尼黑，人们都知道，我向来是有足够的力量为自己的观点辩护的，哪怕我因此会陷于孤立。不过我想指出，让自己承受从外国来的压力就加倍不合适了。有些人自己的演说在一切问题上与我的观点都是一致的，他们却突然“反对”我的那些观点了，这怎么行呢？难道他们忘记了自己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了吗？要不就是，因为外国有一些人对这感到不满，现在提起这一点就不“合时宜”了吗？不管怎样，我从现在流行的针对我的做法中只能进一步看到这样的证据：好些问题是动摇不定的，必须把它们确定下来。
尤其在巴黎——无论是在敌人的营垒里还是在可惜相当小的真正的社会民主党的营垒里——有人这样描述我的演说，似乎这是一篇正式的鼓吹战争的演说，并且意味着社会党人转入“沙文主义”的营垒。这样说太愚蠢了，这证明说这番话的人不是无知，就是心怀恶意。全世界都知道，德国社会民主党从存在之日起就不仅在口头上宣告国际友好，而且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实行了这一主张。不过除了我们的这个理想，我们也还必须考虑到当前的现实情况。但是很遗憾，现实情况是这样的：战争绝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能够对这场战争是进攻战还是保卫战都漠不关心吗？即使有人打算完全不考虑民族的义务，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无疑也一定会对希望看到和平破裂的那些人起真正的鼓励作用。我们不能这样做，如果我们让外国的沙文主义者和复仇主义政治家知道，他们对于和平的侵犯也将使社会民主党站到保卫和平的阵营里，那么我们正是在最大程度上为和平效力。
现在，有人向我提出了这个问题：为什么我要发表对外交政策、特别是对结盟政策的看法。我愿意立刻向你们说明这一点。国际友好是建立在双方互惠的基础上的，但是正是最近一个时期，对我的演说最为恼火的那个方面，即法国的统治阶层，很遗憾，还有巴黎的某些社会党人，丝毫没有履行国际友好的义务。由于三国同盟的恢复，（大家知道，同意大利的同盟刚刚恢复，并且恢复这个同盟也绝不是理想的维护和平的工具，但在现在的情况下仍然得承认是一个这样的工具），由于这种情况，几年来巴黎方面已经用一切可以想到的办法进行了煽动。这种反对三国同盟的煽动不是为和平效力，而只会激励暴徒和复仇主义政治家的希望，可惜的是，法国的社会党人也参加了这种煽动。对了，有人甚至试图在民主、民族和睦和社会主义的漂亮招牌下，把德国社会民主党也绑在法国复仇主义者和意大利领土收复派的车子上。我一直在注视这个诡计，并且不止一次警告过你们不要上当。例如1889年举行著名的米兰“和平友好代表大会”时，该会的一些发起人就曾经令人遗憾地滥用了一位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名字。还有拉丁语系国家同盟这个一再出现的诡计，得到巴黎方面支持的意大利人向巴黎等地朝圣的事件，为了能够争取工人和社会党人，巴黎市参议会的社会党议员参加了这一事件的领导，巴黎市参议会也让人在最近的米兰“劳工立法代表大会”上再次起这样的作用。意大利工人起初为了这些绝非社会主义的目标让人家牵着鼻子走；可是现在他们早已声明，他们同煽动者毫无共同之处。至于法国的某些社会主义者如何理解他们向我们要求的国际友好呢，事实提供了最好的证明：前几天法国议会的十六名社会党议员公开向拚命反对三国同盟的意大利（非社会主义的）激进派和领土收复派、造谣生事的卡瓦洛蒂和公开挑动对奥国战争的因布里阿尼表示对他们的行动的祝贺。
对这样的活动绝不能以沉默表示软弱，而必须强有力地加以反对，必须说，谁以国际主义的、爱好和平的、社会主义的态度对待我们，他肯定始终会在我们这里遇到同样的思想，并将得到我们最有力的支持。但是我们必须坚决反对沙文主义，反对任何打算或者力图妨碍和平的政策，不仅要在德国反对，而且要在外国反对。那些知道这样的政策不是自己的过错的外国社会党人绝不会在我6月1日的讲话里感到有什么威胁；不过对另一些人来说，但愿它是一个有益的警告！
令人遗憾的是，连一些本地的同志也由于巴黎和柏林的喧嚷忙乱以及报刊上的议论而把自己搞得神经衰弱。他们邀请部分同志讨论了这个问题，最后作出一项决议，它的出发点是想尽可能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以为左右逢迎就能够达到这个目的，但正因如此必然是适得其反。他们一致对我表示信任，“不过”还表示这么个希望：要我放弃我“对政府的信任”。可是我从来没有、也从来没有表示过这项决议所说的那种信任。我的全部信任在于：我并不认为我们的所有对手都是恶意的，而是相信他们之中的某些人有善良的愿望，并且认为我们通过加以鼓励和通过反对敌对的利益的斗争来促使这些善良愿望的发展，是有益的和必要的。我重申：我们的任务是，哪里表现出一种善意，就承认它，加强它，克服阻挠它的坏影响，争取舆论，向政府指出必须同为了少数人利益的政策决裂，转而实行一种为全体人民的利益服务并且依靠他们的政策，但同时坚持不懈地做继续发展工人运动这个政治力量因素的工作，因为一切政策实质上是一个力量问题，一个人只能依靠实际力量的支持，才有希望达到他的一些要求。
我完全承认，上述决议的措辞无论对事还是对我本人，都是出自最善良、最友好的动机。但是这种动机被曲解了，似乎这不过是夹着甜言蜜语的谴责，并且因此提供了继续攻击我的机会。这使我有理由参加这场辩论，因为我必须向我的同志们和选民们把问题讲清楚。
由于我的演说而引起的这场讨论对我们党来说是重要的。但是，只有在这场讨论是对事不对人，是依靠严肃的说理而不是先入为主时，它才能够起弄清问题和促进发展的作用。在这种讨论中，那些正式的声明从来不能要求具有它们本身固有的实在价值以外的任何价值。关于党的问题，应由党代表大会作出决定，当然可以保留坚持自己的信念的权利。
但是你们必须对你们的代表保持信任（如果要他在这件事情上和以往一样起有益作用的话），不是半心半意的、有条件的信任，而是完完全全的信任。如果你们没有这种信任，请在这里坦白地向我声明一下，我会懂得应当由此得出什么结论的。如果你们愿意要一个软弱的人，一个没有主见的、一阵风来就或左或右摇摆不定的、在任何矛盾面前都惊慌失措的懦夫，那么我不是你们所希望的人！但是如果你们不想要这样的人，而是要一位能够坚持和捍卫他的经过深思熟虑的信念的人，那么我一如既往全心全意属于你们！（长时间的、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译自《福尔马尔关于改良政策的演说和论文选》
1977年柏林德文版第136—161页。
（肖森译殷叙彝、唐春华校）
[1]这是福尔马尔1891年6月和7月6日在慕尼黑“黄金国大厅”发表的两篇演说，后来以《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最近任务》为题目出版了小册子。——译者注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8—329页。译者注
[3]第二版中说得缓和一些：“而局部性的个别斗争的意义将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要减低了。”——原编者注
[4]参看本辑第276页。——译者注
[5]参看本辑第277页。——译者注
[6]参看本辑第278页。——译者注
[7]参看本辑第276-277页。——译者注
[8]参看本辑第278-279页。——译者注 |
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辛格尔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批判福尔马尔的发言（摘要）（18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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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辛格尔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批判福尔马尔的发言（摘要）
1891年
〔来源〕原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一辑）》（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列宁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
倍倍尔：
党的最终目的，即推翻今天的实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产阶级社会，从一开始就是它的目的；从党对本身有明确认识的时刻起，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生产制度就成了党的纲领。
现在，社会民主党同从前的一切政党比起来，就它们企图取得统治这一点而言，所处的地位是根本不同的。由于我们竭力想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来代替它，我们就必须选择一条与从前一切阶级取得统治时完全不同的道路。迄今人类的整个发展向我们表明，一个阶级只有在它取得对新的生产方式的统治即占有物质力量的时候，才能取得国家的政治统治；我们这里的情况却完全相反。
我们不能依靠取得经济权力来建立工人阶级的统治，我们必须采取相反的手段。首先我们必须夺取政权并且利用政权，以便通过对资产阶级社会实行剥夺也取得经济权力。如果我们掌握了政权，下一步的事情就迎刃而解了。那么我们怎样取得政权呢？
如果一个象我们这样的政党向统治集团宣战，而且其最终目的是消灭这个集团，那么不言而喻，这个统治集团会想尽一切办法进行阻挠。另一方面，象我们这样一个力求达到这种目的的政党，有必要采取它认为适合用于宣传这一思想的一切手段；它也必须想尽一切办法争取群众具有这一思想，这些群众由于利害关系本来是会倾向社会主义思想的。但是我们知道，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斗争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即使我们向目的前进的速度在今后的年代里毫无疑问会比过去快得多），因此我们必须寻求一些最有效的和最有成果的手段……
福尔马尔认为，当前的政治局势有了重大的改善，他相信已出现了一种“新方针”。他认为，大工业家和农场主一定会准备放弃他们的一些过分的要求；政府已站在劳工保护立法的立场上，我们应当走上谈判的道路，寻求在现行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下实现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改善。“向善意伸出手来！”无知和成见使不少好人成为我们的意图的敌人，我们必须实行自我批评和自我克制，在实际的政治运动中不要过多地关心过去的事情等等。象我在《新时代》上已经说过的那样，这个演说的真正内容可以概括成一句话：永远慢慢来！福尔马尔尽管强调了发展的必要性，但是他以令人担心的方式提醒人们要考虑现状，要慢慢来。第二篇演说只是第一篇演说的解说，这是由于第一篇演说受到攻击而引起的。他在其中进一步说，关键是要把力量集中到各个时期的最近的和最紧迫的事情上，要特别着重强调最近的事情。我们的运动的本来目的在两篇演说中只是附带提到的。于是福尔马尔提出了他的要求：1．继续实行劳工保护；2．争取一种真正的结社权；3．阻止国家进行偏袒一方的干预；4．制定关于工业“瑞恩”的法律；5．取消粮食税。由此可见，福尔马尔的演说的宗旨是：“当然我们今后也要记住纲领的目的，但是我们关心将来和将来要发生的事，必须比从事他认为最必要的和最近的事少得多。”现在我不得不声明，如果党遵循福尔马尔的策略，并且暂时撇开我们的本来目的而首先把全部鼓动工作集中到实现这五项要求上面，那么我相信，这场斗争将不可避免地必定使党腐化。这意味着完全放弃我们的本来目的。也就是说，同我们要做的和以前做过的恰恰是背道而驰的。迄今我们是为争取能够从今天的国家争取到的一切东西而斗争的，但是我们争取到的东西始终只是一点微小的让步，根本不会改变事物的真实状况，这一点我们是经常强调的。我们必须看到整体，任何新的让步对我们来说只有这样的意义和目的：我们可以把我们所立足的斗争基地整治得更好一些，使我们更加拥有防卫能力……我们代表工人阶级同其他所有阶级对立的利益，同时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进行福尔马尔在他的第一篇慕尼黑演说中所主张的并且在第二篇慕尼黑演说中进一步主张的那种妥协……
辛格尔：
尽管福尔马尔同志承认有必要经常为社会民主党的最终目的辩护，但他重视的还是所谓的行动纲领，即他所提出的众所周知的五项要求。我听了这些发言有这样的印象：似乎福尔马尔把我们的最终目的和为之进行的顽强斗争，当作放在银柜中的一件传家宝，而这个银柜只是在特殊的节日场合才打开的。但是我认为，我们在为我们的本来目的进行宣传、为推翻资产阶级社会而斗争时，必须象为我们的任何一项现实要求而斗争时同样地持续不断，同样地有力和同样地坚持不懈。我们不可能把我们的那些要求截然分开，而且我相信，福尔马尔象我们大家一样承认我们党的革命性，他很快就会看出，如果运用他的策略，党甚至在就一些最近的要求进行鼓动时也不再会具有那样的劲头和决心了，而当我们始终记住整个的、全部的目的、也就是使工人阶级摆脱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的时候，就会产生这样的劲头和决心……
我们不能象福尔马尔那样承认，情况已发生了有利于工人的改变，统治者方面存在限制剥削和压迫制度的善意。我们是在连续不断和坚持不懈地宣传我们党的最终目的的情况下主张所谓的最近要求，还是象福尔马尔似乎认为的那样，把自己限制在宣传现实的要求上面，这是有很大区别的。福尔马尔指出，敌人称赞他也好，谴责他也好，这对他是无关紧要的。但是，他作为党员和宣传工作者将不得不向我承认，如果他的演说和他的反对生动地宣传我们最终目的的警告得到全部敌对报刊的热烈喝采，那确实是很令人担忧的。敌对报刊凭借正确的本能感到，福尔马尔的策略对统治阶级来说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他们完全可以忍受不触动今天社会基础的点点滴滴的社会改良，并且称赞福尔马尔的审慎和克制。但是这个策略是不符合社会民主党的原则的。社会民主党永远不应当离开阶级斗争的立场，决不应当丧失它的革命性。人的思想必须革命化，我们的鼓动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在群众的思想和心灵中唤起对我们的最终目的、对推翻阶级统治的火热激情。然而这样一种鼓动工作聘被福尔马尔所偏爱的斗争苏式弄得停滞不前。社会民主党要完成它的任务，不能通过把争取微小的经济让步作为社会民主党的目的向群众提出来，而只能通过组织反对现存社会的斗争，通过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来推翻无产阶级的死敌即资产阶级社会，并把阶级国家连同阶级对立一同消灭……
李卜克内西：
福尔马尔的错误是，他认为敌人对我们的策略改变了，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到政府的好意并且做个好孩子。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如果党赞同这一错误意见，那我们就必然会陷入机会主义，党就会成为一个政府社会主义的政党。如果有人想象他那样根据这些原则并且根据断章取义地引用别人的话（这些人在其他方面的想法是同他完全不一样的）来办事，那就是实行政府的政策；如果党接受这个政策，那么那些诚实和不诚实的莽撞汉攻击我们的运动平庸化、腐化以及随机应变，就是完全对的了……
党的革命性必须谨慎地加以保持。对情况的适应不应当蜕变为怯懦的、无原则的随机应变，党在它的全部行动中必须意识到原则和最终目的，永远不忘记它的革命性，并且经常表现这种革命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不可能妥协，而其他一切政党都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这一点福尔马尔忘记了。即使我们放弃了反动的一帮这样的词句，我们毕竟也必须懂得，一切其他的政党是牢固地站在一起的，它们构成了一堵墙，这堵墙不是靠和平手段和漂亮话所能拆除的。这堵墙必须由有了阶级觉悟的人民去推倒。党必须取得力量，必须争取到一大批追随者，使自己终于能够施加任何政府都经受不住的强大压力。现在有人说：如果你们占了多数，大兵就会开来；我回答说，你们先让我们占多数吧，那时我们再来较量……
我们有我们的久经考验的策略，我们的纲领已经给我们明确规定了道路。让我们不要离开这条道路。让我们一方面避开实行机会主义的政府政策的泥潭，另一方面防止无政府主义的疯狂行为！
倍倍尔：
尽管人们关于速度的看法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无可怀疑的：我们作为社会民主党必须大力进行阶级斗争，并且对情况进行解剖和尖锐的批评。即使在涉及到意义还不大的问题时，我们也必须着重强调，我们鼓动工作的某些可以肯定的好处只有一个目的：使党更加具有战斗力，以便更加迅速和更加充分地达到伟大的、整个的目的。这就是说：我们的斗争的性质是阶级斗争，必须到处十分尖锐地强调这一性质，并且一再强调，敌人给予我们的东西，不是他们自动给的，而是从他们那里夺取来的。我们既不要弄错我们的敌人的性质，也不要弄错运动的性质。
译自《德国社会民主党1891年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891年柏林德文版第158—159、173—174、198—199，200、203、209—210、265、273页。
（唐春华译殷象彝校） |
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1891年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通过）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二国际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1891年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通过）译者注德意志帝国「铁血首相」俾斯麦镇压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反社会党人法》在长达12年（1878-1990）的时间内不仅未能扼杀德国工人运动，反而使工人政党经受锻炼、更具有战斗力，获得更多选民的支持。1890年《反社会党人法》被取消之后，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AP）在哈雷代表大会上制定了一个新章程，取消了非常法时期议会党团对全党的领导权，重新把领导权转交给党的理事会。在每年一次的党代表大会闭幕期间，理事会是党的最高领导机构，负责处理日常事务。与此同时，党获得了新的名称，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大会决定为下一届党代表大会准备一个新的党纲。在因此而开始的辩论过程中，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发表了马克思1875年《哥达纲领批判》。而1891年7月公布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执委会起草的新纲领草案受到恩格斯的详细批评，除了这个草案以外，另外还起草了三份纲领草案，其中最重要的是1891年8至9月在《新时代》杂志发表的草案，它是由卡尔．考茨基（第一部分）与爱德华．伯恩施坦（第二部分）起草的。这个草案得到了恩格斯全力支持，在威廉．李卜克内西领导的纲领委员会一致决定对恩格斯支持的草案略加修改以后，在1891年10月14日至20日召开的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几乎没有进行讨论就被一致通过。这个纲领史称为《爱尔福特纲领》，在19世纪末的欧洲工人运动中具有很大的威信和影响。纲领全文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发展自然必定导致小企业的灭亡，而劳动者对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是这类小企业的基础。资产阶级社会使劳动者与他的生产资料相分离，并把他变成一无所有的无产者，而生产资料则为相对来说人数很少的资本家与大土地所有者垄断。与这种生产资料的垄断同时进行的是分散的小企业被庞大的大企业排挤，手工工具发展成为机器，人的劳动生产率巨大增长。但这些变革的所有好处都被资本家和大土地所有者垄断了，对于无产阶级与日益衰落的中间阶层──小资产者、农民──来说，这意味着他们所经受的生存风险、贫困、压迫、奴役、侮辱、剥削的日益增加。无产者的人数越来越多，过剩工人的大军越来越庞大，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明显，资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这一阶级斗争使现代社会分裂为两个敌对阵营，它是所有工业国家的共同标志。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鸿沟还在扩大。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所造成的危机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可怕，普遍风险已经变成社会常态，并且证明，今天社会的生产力已经无法控制，生产资料私有制与有目的地运用和充分发展生产资料已经互不兼容。生产资料私有制，过去曾经是确保生产者占有自己产品的手段，今天成为剥夺农民、手工业者、小商人，帮助不劳而获的人──资本家、大土地所有者──占有劳动者产品的手段。只有把对于生产资料──土地和耕地、矿井和矿山、原料、工具、机器、交通工具──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变为社会所有制，把商品生产变为社会主义的、为了社会、而且通过社会而经营的生产，才能够使大企业以及不断增长的社会劳动收益能力从迄今为止的被剥削阶级经受苦难、压迫的根源成为获得高度的富裕和实现全面的、和谐的完美的泉源。这种社会变革不仅仅意味着无产者的解放，而且意味着经受现存状况折磨的整个人类的解放。但是这只能是工人阶级的事业，因为所有其它阶级尽管彼此之间存在利益争执，但都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维护今天社会的基础是他们的共同目标。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必然是一场政治斗争。工人阶级没有政治权利就不能进行他们的经济斗争，不能发展他们的经济组织，他们不掌握政治权力就不能实现生产资料向全体居民所有的过渡。把工人阶级的这一斗争塑造成为一种有觉悟的和统一的斗争，向他们指明他们天然必须实现的目标──这就是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在所有拥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工人阶级的利益是相同的。随着世界交通和为世界市场的生产的扩大，任何一个国家工人的状况都越来越依頼于其它国家工人的状况，工人阶级的解放因此是所有文明国家工人平等参与的事业。基于这种认识，德国社会民主党感到并且宣布，自己与所有其余国家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保持一致。由此可见，德国社会民主党进行斗争并不是为了争夺新的阶级特权和优先权，而是为了废除阶级统治和阶级本身，为了使所有的人不分性别和出身都具有同样的权利和同样的义务。从这种观点出发，他们在今天的社会里不仅反对对于雇佣工人的剥削和压迫，而且反对任何种类的剥削和压迫。不管这是针对一个阶级、一个政党、一种性别，还是一个种族的。从这些基本原则出发，德国社会民主党首先提出以下要求：1.所有年满20岁的国家成员，不分性别，在所有选举和投票中都拥有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权和投票权，并进行秘密投票。实行比例选举制度，而在这以前，在每次人口统计之后，都要依据法律重新划分选区，规定两年的立法机构任期，在法定假日进行选举和投票。对于被选出的代表要提供津贴，除了被宣布丧失行为能力的人以外，要废除对于政治权利的任何限制。2.人民依靠提案权和否决权实行直接立法。帝国、各邦、省、市镇实行人民自决和自治。行政机关由人民选举，它们要履行职责和承担责任。每年都要审批税收。3.普及国防教育，以人民军队取代常备军，通过人民代表机构决定战争与和平，所有国际争端应通过仲裁法庭的途径进行调解。4.废除所有限制或者压迫自由发表意见以及结社和集会权利的法律。5.废除所有在公法关系和私法关系中偏袒男子、歧视妇女的法律。6.宣布宗教是私人的事情，撤销所有用于教会与宗教目标的国家经费。应把教会和宗教团体看做私人协会，它们应完全独立地处理自己的事务。7.学校世俗化，规定进入公立小学读书的义务，在公立小学以及为被认为具有适合进一步培养的能力的男女学生开办的高级教育机构中实行免费教学，免费提供学习资料和膳食。8.免费的司法和法律援助，由人民选举的法官进行审判。刑事案件允许上诉，对于无罪的被告人，被错误监禁和错判的人要进行赔偿，废除死刑。9.免费的医疗救助服务。包括助产和药品。免费的安葬。10.实行累进的所得税和财产税，用以支付全部可以用税收承担的国家开支。实行财产自我申报制度，根据遗产多少和亲疏程度征收累进遗产税，取消一切间接税、关税以及其它为了优先照顾少数人而牺牲公众利益的经济政策措施。为了保护工人阶级，德国社会民主党提出如下要求：1.根据以下基础制定一种真正有效的、国内与国际的工人保护立法：（1）规定最多8小时的标准工作日。（2）禁止14岁以下的儿童从事职业劳动。（3）禁止夜间工作。根据自身特性、出于技术原因或者公共福利的原因必须进行夜间工作的工业部门除外。（4）每名工人每周必须至少有36小时无间断的休息时间。（5）禁止实物工资制。2.由国家劳动局、各地区劳动局和劳动协会负责对一切工商企业进行监督，调查和调整城市和农村的劳动关系。采取有力的工商企业卫生措施。3.农业工人、服务人员在法律上享有与工商企业工人平等的地位，废除仆役制度。4.确保结社权利。5.在工人决定性地参与管理的条件下，由国家承担全部工人保险。（张世鹏译殷叙彝校） |
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一篇关于社会经济的习作（〔德〕格·福尔马尔，187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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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1]
一篇关于社会经济的习作〔德〕格·福尔马尔1879年7月
〔来源〕原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一辑）》（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列宁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
科学社会主义所要开拓的领域是一个极其广阔的领域，它的确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全部关系。与此相比，全心全意和头脑清楚地开垦这个领域的勇敢的先驱者的队伍却是多么小啊！从前，驻扎在帝国边境防备日耳曼人的罗马军队只能在无尽无休的反对德意志人入侵的斗争中抽出短暂的时间从事和平耕作，同样，社会主义先锋战土置身于令人筋疲力尽的党的斗争中，只剩下极少的时间从理论上进行思考并且进一步发展这个理论体系。
在这一垦区里还有广阔的地段很少受到注意，而且有好些地段根本没有触动过，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相反，我认为，社会主义至今已经在理论方面取得如此多的成绩，这一点倒是更加值得注意得多，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历史上什么时候有过任何一个社会运动象社会主义运动那样，从它存在的那天起，就在实践中出色地发挥作用，同时又不断地完善它的理论，而且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如此发展呢？
我们不仅应当把取得的成绩归功于完全献身于事业的“鼓动家们”的忘我精神，而且还要部分地归功于敌人。那些罗马军团如果只能依靠战土们的极少可供使用的劳动力，他们的谷物和葡萄是不会种好的，毋宁说，主要是靠那些暂时没有使用武器能力的人，即为了恢复疲劳和养伤而暂时离开部队的人，这些人和少数始终从事和平劳动的人一道，极有成效地照料种地的事宜。这和我们这一领域的情况完全一样。如果说在任何时候最富有成果的思想都是和监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话，那么社会主义体系的发展（不论贡献大小）大部分也是在牢房里实现的。
目前我也是这样地站在火线后方，我想利用我得到的闲暇来略微耕种一块由于各种事件纷至沓来而至今几乎完全不受注意的土地，它是非常值得为之花费一番气力的。这个问题就是：社会主义为了实现其经济计划，是否必须在整个文明世界，或者说在所有经济上比较发达的民族那里同时取得统治呢？或者说一个单独的按社会主义组织的国家是否可能，并且是否具有生命力呢？
关于这个问题，迄今无论在口头宣传上（就我所知）或是在报刊上几乎只不过是进行过一些十分肤浅的讨论，尽管它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人们通常满足于宣称社会主义意义上的社会变革很有可能必须在文明世界的各个主要国家同时发生，甚至是必然如此。但是我想寻找这个观点的充分论据却是白费力气。
我的意见与上述意见正相反。我认为，（我将尝试在下面证明这一点）不仅从历史角度说，首先仅仅在单独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是更加可能的，而且也丝毫没有任何东西会妨碍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存和繁荣。
在认识还不充分的情况下，最容易产生的危险是把一种新获得的经验立刻运用到一切方面，打算根据一个新认识到的真理解释一切事物，而对于其他应该考虑的情况却不加考虑。由于不了解整体，于是视局部为整体。这种错误我们遇见得非常多，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和科学领域里都是如此。举例来说，良好的营养当然是身体健康的重要前提，但是如果象许多人所做的那样，认为健康和力量唯一地取决于营养，这是不对的；因为还要考虑到许多其他的东西，和这些东西相结合有可能得到预期的结果，但是另一方面，这些东西也可能部分地或甚至全部地抵销这个结果的影响。水当然是一种出色的药剂，但是如果象许许多多水疗法的拥护者那样，认为在水中可以消灭一切疾病，这是可笑的。水就是药剂，但不是秘方，并且除了水还有许多别的药剂，水必须和它们一道发挥作用，才能对大多数疾病产生有益的效果。又如：一个国家的地质构造对居住在这个国家的人民的生活会有重要影响，这一点是肯定的，因为地质构造对人民的最主要的从业活动及其划一性或多样性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对其他的生活方式和气候等等有着部分的影响；但是如果认为人民的政治和社会状况唯一地取决于地质构造，这个看法将是如此荒谬，以致我简直没有必要提出相反意见。
但是很多社会党人在判断社会状况及其历史发展的时候就是这样片面和愚昧的。这些人做事非常容易，因为不论是关于法国革命或迦太基的灭亡，不论是基督教的产生或成吉思汗的侵略，他们都心平气和地以很大的口气说：这一切过去和现在都是以经济状况为基础的！这个解释方法当然有优点：简单，不必花费时间去进行研究。但是这种解释方法“解释”不了什么。经济关系是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组织和制度的基础，因此经济关系的任何发展都必然对这些组织和制度发生决定性的影响，这无疑是真理。但是，如果说经济关系是最重要的历史因素这一点是正确的，那么认为除此以外根本没有任何其他的历史因素就是错误的了。只需看一下今天的主要文明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状况，特别是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中的地位，就可以了解这个论断的荒谬。社会主义必须以发达的经济关系为前提。如果这仅仅看经济关系发展如何而定，那么在经济最发达的地方，社会主义也必然是最强大的。但是事情绝非如此。英国无疑是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尽管如此，我们看到社会主义在英国还只是起十分次要的作用，而在经济不那么发达的德国，社会主义却已经是这样一支力量，它使整个旧社会再也不觉得安全，并且联合起来“铲除”它了。同样也不能单从经济关系出发来解释英、法、德、意等国的政治和宗教情况。
历史不是幼稚简单的原始工具，连最不熟练的人也一眼就能看明白它的构造，而是一个由无数交错连接的部件构成的非常复杂的机械装置，这些部件固然大小不等，重要性不同，却各有自己的作用，真实情况就是如此。在经济状况这个主要因素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动力在活动着，这些动力和主要因素之间当然存在着因果关系，它们绝大部分是直接由主要因素产生的，至少是受主要因素影响的，但是这些动力在历史进程中变成了如此具有独立性的力量，以致本来的那个力量的表现方式（不论是就形式还是就时间来说）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力量以及这些力量的组合。这些重要的因素就是政治的、法律的、科学的和宗教的状况，种族特性等等，也不要忘记个人的因素，虽然有一般的规律性，但是在个别情况下，个人的因素所起的作用比一些历史宿命论者愿意承认的要更大，更富有影响，因为合乎规律的东西绝不等于机械的东西。
由于这么多力量的共同作用，任何一般的人类运动过去和现在都很难成为在几个国家、更不用说在一切国家（当然是指一切文明国家）以同一时间、同一方式发生的运动，不如说过去和现在这个运动都必然是极其多种多样的，这一点是清楚的。社会主义也将服从这个规律。当然，在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中，现在极力阻挠社会主义传播的那些政治的、宗教的和其他的传统和制度（尽管它们在一定情况下也可能对它起促进作用，当然这种情况是比较少的）将越来越失去它们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直到最后这些存在于各民族之间的界限将完全消失。但是由于巨大的习惯势力，这种情况还要持续很长时间，并且恐怕很难认真地设想有可能把社会主义对事物的改造推迟到那个时候。
在今天和今天可以预见的未来的标准情况下，社会主义在所有的文明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的这样一种假设看来是完全可以排除的，出于同样的理由，另一种假设，即认为一切其他的文明国家必然会立即仿效一个按社会主义组织的国家的榜样，也完全可以排除。
相反，社会主义在两个或三个经济最发达、思想最进步的国家大致同时取得统治地位，这一点倒是更有可能的。在这些国家里，今天已经达到很高程度的经济矛盾还在日趋尖锐，资本垄断和群众的贫困化迅速发展，由于这种情况，这些国家的被剥夺了继承权的人民越来越抛开一切政治的和宗教的无聊废话（这些东西迄今一直如此使它们的注意力和力量离开主要目标），而转向唯一能够拯救他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使他们组织起来，使他们在感情上和思想上彼此接近。再也没有任何对于权威的信仰能制止群众争取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努力。面对这批日益增多的群众，统治阶级不得不采取不断翻新的暴力镇压措施，甚至在迄今不喜欢使用这种手段的地方也是如此。由于贫困的均等化（我们越是设想今天的“制度”的末日会往后推，那么那时贫困状态就越会趋于均等）和普遍的紧张状态，由随便哪一件令人忍无可忍的事件触发的运动当然能够同时席卷好几个国家。
我认为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它的出现是合乎人们愿望的，因为如果社会主义在两个主要文明国家，例如法国和德国（连同奥地利的各个德意志邦）获得成功，那么一方面再次出现反动的危险就会显著减少，另一方面我们事业的最终的、普遍的胜利将得到巨大的推动，将成为不可抗拒的。我们大家都希望在行动将到来的伟大变革中，大陆的两个主要文明国家将携手并进。
但是，如果我们不想使自己陷于严重的、致命的错误，我们就不能认为我们所期望的可能性是确定无疑的。只要用毫无偏见的、不被愿望弄模糊的眼光看一下上述国家及其政治的、宗教的、民族的和其他的差别，就足以使我们明白，必须有怎样有利的情况才能引导这些发展程度如此不同的国家大致同时和相互一致地走向共同的目标。我们把实行变革的时间设想得越近，从而也就是必须假定两国的经济发展和思想觉悟越落后，那么这些有利的情况就越靠不住。
无论如何社会主义首先只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是可能的，而且可能性很大，相反的情况却是远远不可能的。至少这个比较有利的机会是没有把握的，因此我们不能指靠它，因为实际的政治家（现在敌人已看出我们绝非象他们从前认为的那样“不切实际”）不能只从乐观的方面着想，而只能记录确实的数额，不管这些数额是多么少，否则，他们的估计就站不住脚。
这样一来我们就谈到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了，恐怕可以在这里找到相对来说最可靠的线索。我们来研究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存能力的问题，我有意完全不讨论社会主义在这个国家以什么方式取得（或者取得了）统治地位的问题，虽然思考这个题目不仅从任何方面来讲都会是十分有趣的，而且在重新组织国家的时候，达到这个目的的道路当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但是如果我要考虑到一切的发展可能性，诸如逐渐地从旧的制度向新的制度和平过渡，或者由于长期压制的结果而发生的突然的、因而更加剧烈的变革，或者在上述两种可以设想的情况之间的各种可能性，考虑到变革发生的时间的迟早等等，那么我就会埋头于细节的研究，我根本不愿意这样做。相反我认为应当尽可能一般地把基本的条件确定下来，在我看来，这些基本条件对于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存、它的经济组织和它对其余那些不是按社会主义组织的国家的关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有一个唯一的前提：我不是把渺茫遥远的未来，而是把今天在世的人们能够活到的日子看作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间。
这就是说，我们有了一个社会主义取得绝对统治的国家，而在所有其他的文明国家却还保持着旧事物的秩序，即旧的经济体系，至于它与什么样的政治形式相联系，在这里是无关紧要的。那么现在我们的国家将采取什么方法，一方面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进行国内建设，另一方面对外站在有利于新的经济制度的立场来解决新旧经济制度之间的冲突，并且一般说来确保新的经济制度的蓬勃发展呢？
关于改造国内关系（在这里我是单纯就经济领域而言，并且不言而喻要以同这一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行政的、政治的、教育的和其他的制度为前提），看起来下面的办法无论如何是最简单的：坚决把全部彻底失败了的旧账一笔勾销，重新开始，也就是说通过一次立法行动把全部生产工具从不合理的私人占有转为公有，从而以有计划的集体生产代替无政府状态的私人生产。历史在某些重大的转折点会加快它平日的平稳步伐，在坚决向前迈进的时候会一脚踢开它平日要小心翼翼地排除的障碍，但是即使如此，历史仍然不会作冒险的跳跃，谁想迫使它这样做，谁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在我们的国家的最初时期，必然会出现一种过渡状态，在这个时候，旧的事物、生产工具的私有制还存在，当然，要尽可能提供保证，反对私有制迄今对公共幸福的有害影响，并且逐步地废除私有制，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
关于立刻由我们的国家没收生产工具的问题，在一般情况下将以已经屡次讨论过的规定为准则，即应当在所有实际上已经集中化的企业实行，而尚未完全集中化的部门和按其性质难以集中化的部门则暂时在国家监督之下留给私人企业，主要是置于市镇的影响范围之内。本文的目的绝不是以上述的观点观察各种不同的生产；这个任务将会有其他比我更能胜任的人来完成，并且一部分文章已经发表了。我认为，要立即没收暂时还在私人手中的生产资料，尤其是要使它们不能为害，使它们服从普遍的经营计划并且逐步转为集体所有制，必须遵循一些原则。为了说明这些原则，我选一个重要的生产部门——农业作为例子。
无论是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必要性还是它的合理性，在社会主义者当中都丝毫不必为之费唇舌了；但是应当注意的是，由于资本主义邻国可能采取敌对措施，哪怕只是暂时地全部或部分停止输送货物，因此在我们的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保证不可缺少的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就会比过去更有必要，有时会成为真正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虽然如此，是否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能够立刻使全部土地或绝大部分土地向集体所有制过渡，这是十分令人怀疑的。今天在几乎全部土地面积都已经被为数很少的大私有主垄断、小私有主几乎无足轻重的英国，也许还有意大利，“剥夺剥夺者”不会有任何困难，国家不会遭到大的抵抗，几乎可以说一下子就能占有全部土地（因为或许会允许小私有主享有的那种例外，不必经过任何法律的强制，仅仅由于新的经济制度的性质就会很快结束）。但是对于法国和德国的分散的土地状况来说，提出同样的要求会是错误的。全体中小农民虽然在大部分情况下处于严重的贫困状态，却仍旧顽强地依附自己的土地，他们没有远见，尽管对他们的剥夺只不过是纯粹名义上的，而且他们会因此得到实际的利益，但是他们并不把我们的国家看作自己的救济者，而是看作自己的死敌，他们不仅会消极地、而且会非满积极地反抗这个死敌。
所以，我们所设想的国家只能先占有现有的公共地产，即一切国有土地和皇室地产，教会、学校和其他慈善事业的地产和村社地产。应当按照什么比例立即剥夺私人的大地产，或者说，考虑到下面要谈到的我们国家对继续存在的私人地产采取的、确保集体所有制迅速发展的各项原则，必须进行到多大的程度，这些都要看具体情况而定，我在这里不想加以讨论。无论如何要立即没收所有的巨大地产、王公贵族的世袭地产等等，这样一来公共地产增多了，我们的国家通过占有这些地产——如果对这些现在并没有集中经营的地产实行集中化的话就会对农业生产发生重大的影响，这首先是由于合理的大规模经营的优越性，其次是由于工人的经济地位的提高。当然，只有通过下面要加以说明的那些其他方面的规定，这种影响才能起决定作用。
因此无论如何很大一部分土地还是归私人所有。我们的国家应当采取什么措施不仅防止私有制象过去那样对公共幸福造成危害，而且迫使它为公共幸福服务呢？为了能够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必须提出一个反问：是什么东西使生产资料的私有主有可能利用这些生产资料来危害公众呢？有人会说，正是由于这种情况：生产资料是他的“财产”，他可以用它来为所欲为。这个回答在一般情况下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个别情况下，特别是对我们的情况来说，则是无论如何不能令人满意的。
“财产”这个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确切地说，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国家把它解释成完全不同的东西。举例来说，财产的狂热崇拜者今天还特别喜欢把罗马法的不受限制的财产概念（使用和滥用自己的财产的权利以及忽视或破坏自己的财产的权利，简言之，不受限制地随心所欲地支配自己的财产的权利）说成是至高无上的、不可企及的、没有任何讨论余地的神圣的东西，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地区的扩大，这一概念的影响范围是极小的。财产概念过去和现在都几乎处处受到数不清的限制，甚至往往达到这样的程度：为了社会的幸福，不允许财产的私有主处置自己的财产（出售权除外）。希腊人和罗马人等等的历史提供了足够的例子说明，国家、也就是说公众拥有无可争辩的支配个人财产的权利。我完全把过去的这种情况撇开不说，只想谈谈当前的一个意味深长的事例。根据奥地利和符腾堡的最新森林法（林务官们力争把该森林法推广到一切文明国家），不经森林管理当局的许可，森林的私有主绝对不能动这片森林。如果森林管理当局根据森林经营方面的理由认为伐木是有害的，私有主就不得砍伐他的任何一棵树木，哪怕他多么急需这根木头也不行；反过来，如果当局认为必须砍伐（例如由于木材腐朽），私有主就得执行，即使他根本不想这样做。生产工具的私有制之所以对于公众成为最危险的东西，是由于私有主有权完全自由地支配生产工具，不管使用得是否合理，现在这一支配权被剥夺了，私有制不仅不能反对公共幸福，而且在一切事情上都必须为公共幸福服务了。留给私有主的仅仅是构成财产概念的基本内容的那一权利，即私有主或迟或早可以从他的“财产”中取得公众无权享受的特别的利益，虽然由于受到上述限制这种利益已绝对不能随意增加，但是和一个没有财产的人比起来这总还是一项重耍的特权。
如果我们确认这种财产定义（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绝对不想引进纯粹是“闻所未闻的”和“从不存在的”东西，我们只不过想在任何方面都仅仅从现有的情况出发，我们只需要发展在现存的“制度”下已经存在的许多萌芽），那么要在过渡时期达成按社会主义组织的国家和私有财产之间的、为公共幸福提供必要保证的协调方式（不但为眼前的幸福，也为将来的幸福，就是说为了逐渐从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这个任务看起来绝不是太困难的。
已经为整个农村提出一项根据科学的农业学说的原则和消费统计的成果而拟定的经济计划，私有主和国营农场经理在法律上都有义务严格地遵守这项计划关于土地耕作（用于种植谷物、饲料和园艺等等）和为此而使用的方法（管理方式、品种等等）的各项规定。为了贯彻这项经济计划，要把全国划分成一些农业区，每个农业区都必须有负责监督和协助管理的政府官员。那些由于私有主固执或无知而没有按照经济计划的规定进行管理的私人土地暂时由私有主自己承担费用，置于国家农业管理人员的特别监督之下；但是，如果私有主长期不愿服从或没有能力执行为了实行合理的经营而提出的规定，就实行剥夺，当然在私有主流亡国外和叛国时也要实行剥夺（在后一情况下当然不予补偿）。正象私有主在土地问题上必须按照国家的规定办事一样，他们在对待他们所雇用的工人方面也应当如此。不仅在劳动时间、必要的保健设施和劳动保护所要求的其他设施问题上采取法律措施，而且也规定了最低工资（当然，国家在自己的农场里在任何方面都要作出良好的榜样）。
至于农产品的出售，当然要杜绝对公众有害的投机买卖。这一点同样可以在不触动财产的实质的情况下做到。我们的国家在整个市场上对价格规定起决定性的作用。国家以固定的、除全部生产费用外只加上抵偿被剥夺者的补偿年金（关于这一点以后再谈）的价格出售自己的产品，这些产品无论如何已经会占整个产品量的相当大的、而且不断增加的百分比。因为私有主现在既不能出于自私自利的打算而不把产品提供消费，也无法例如通过出口替自己找到更加有利可图的市场（因为商业是由国家独占的，这一点我们还要谈到），因此只要真正的“市场”即竞争还存在的话，那么对私有主的产品出售来说国家规定的价格基本上是起决定作用的。但是通过逐渐设立国家粮食局，这种情况很快就会结束，私有主的产品除了按国家牌价卖给国家没有别的办法。由于前面所说的那些措施使私人生产者的生产费用很难比国家更低廉，因此私有主的全部所得将仅仅是管理企业的报酬（如果他们愿意并且能够从事管理的话）再加上出售价格中包含的补偿年金那一部分，这一部分是国家付给被剥夺者的，不过私人生产者可以把这一部分据为己有。
在这些情况下，私有财产的各种优点当然都很不牢靠了。私有主再不能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等等而随意用他的土地来剥削工人和消费者，相反他对国家负有重要的义务和重大的责任。私有主从他的财产还能得到的唯一实际利益和他自愿接受剥夺时所能得到的一样多，而在后一情况下他却可以不负任何责任，没有任何麻烦。在这种情况下，较大的业主的绝大多数恐怕很快就会自愿放弃他们的“私有主”的称号，带着国家付给的补偿年金退隐。他们当中那些憎恶怠惰的享受生活、愿意劳动的人或者将继续干练地管理自己的财产，这样对自己和对公共幸福都有益处，或者他们将担任国营企业各部门的经济官员，为自己找到有利可图的用武之地。但是小业主很快就会看出，他们作为国家工人过着比从前作为“私有主”有益得多的生活，因此他们将从集体所有制的敌人变成它的挚友。
由于所有这一切，国家的（集体的）财产将会迅速增加，这是显而易见的。为了进一步加快取消私有财产，还需要一项法律规定，按照这个规定，任何到某一确定日期还不把自己的私有财产交给国家的人在受到剥夺时，只能得到在这一时期以前所付的补偿年金的一部分，而在一个更远的限期以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就会完全结束。
关于上面提到的“补偿年金”我还要作几点说明，以免对我使用这一词的意思产生任何误解。象有些人例如洛贝尔图斯[2]和谢夫莱[3]想象的那样，按照对德国封建义务或俄国农奴制赎买的方式进行正式的“赎买”，即按照十足的金钱价值给予补偿，几乎是谈不到的。否则通过世世代代继承如此大量的消费品，仍然会保证靠其他公民的劳动养活的懒汉组成的一个人数众多的阶级继续存在。这是和社会主义的原则完全相违背的。当然在迄今享有特权的人们当中，把拒绝给予这样的补偿称作“不公正”的不乏其人。然而实际上我们社会主义者并不是首先不承认被剥夺的剥夺者的这种“权利”的人。雅典的世袭贵族在梭伦[4]废除封建义务的时候究竟得到哪些“补偿”？法国的封建主在1789年8月法令废除他们的“领地权”时，美国南方的奴隶主在解放黑奴时，许多国家的行会师傅在实行行业自由时，他们究竟得到哪些“补偿”呢？都没有。
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正性在于它保证它的每个成员都过着同样的具有人的尊严的生活，得到同样的一份精神的和肉体的生活享受，只要他尽自己的力量参加维护和改善社会的工作。不仅从前的穷人，而且从前的富人也从这种保证得到好处，因为他们用具有一切物质上和道义上的缺点的无保障财产换取了生活的绝对保障。当我们的国家使从前的业主过这样的生活时，它只是在尽自己的义务，而且这也就是它的全部义务。如果尽管如此国家给予这些人的暂时还要多些，那么这种情况的出现绝不是因为它承认一种并不存在的、取得这种额外补偿的“权利”，而仅仅是出于实际的原因，即为了更加容易从事物的旧的状态向新的状态过渡。
唯独从这个观点出发才能证明上面提到的补偿年金是正确的，从中也不难得出应当以什么方式付给。这笔补偿费（更加正确并且更加表明特点的说法是安慰和缓冲的钱），正如它的名称一样，不是一次付给的，而是以消费品终身年金的方式付给。它将是适度的，就是说不会超过公民的平均收入太多；由于这个原因，被剥夺的财产数量愈大，补偿的百分比将相应地减少，并且在达到一定的数额后就不再增加补偿费。只有被剥夺的这一代人本身才得到这笔年金；这一代人之后旧的不平等的最后残余也消失了。
我们的国家将在一切生产领域采取和我在前面关于土地耕作所指出的同样的措施，因此不仅防止私有财产（除非有关的企业的高度集中化已使它有可能并且有必要立即转为公共占有，例如采矿工业；不言而喻，也包括铁路和其他交通设施，如果现在的国家没有对这些部门采取这种措施的话）损害公共幸福，而且迫使它为公共幸福服务，而私有财产本身却因此逐渐消耗净尽。我感觉到自己没有资格来探讨以什么方式把上面提出的原则运用到各个生产部门，我只想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些原则本身；但是毫无疑问，如果根据今天的情况和最近将来可能有的发展而进行一次这样的研究，那是很值得赞许的。
我还必须特别提到一种私有财产，因为由于事物的本性，上述原则肯定不适用于这种私有财产，确切地说必须作重大的修改。我指的是那种财产，今天在俗话里只有它被称为“资本”，这就是货币占有、借贷资本的占有。在我们的国家，随着这种资本的前提的废除，它的作用当然就彻底结束了；资本在一个仅仅以劳动为基础的经济组织里绝对没有任何位置。因此在这里也谈不上逐渐的剥夺，而必须无条件地立即剥夺，一次完成。一切种类的债权证书和不动产证书，不管它叫什么：抵押贷款、期票、私人债券、股票、不动产押据、各种交易所证券，在法律上全部收归国有。被剥夺者获得按照他们从前的财产的实际价值计算的补偿年金。国家督促有财产的债务人，也就是还拥有私人产业、并不单纯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的债务人相应地对国家清偿他们的债务。但是如果说剥夺已经能生息的资本必须是强制性的，那么对待私人手里的现金绝非如此。因为废除金属货币，也就是废除商业所离不开的、或者毋宁说通过商业对劳动的剥削所离不开的世界货币，是以社会主义方式组织我们的国家的必要的先决条件，所以在我们的国家里从前的货币今后不过是单纯的金属，所有主可以用它制作工具、艺术品等等，但它已不再是所有主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用来买到任何消费品的普遍的流通手段。金属货币的所有主只可能用两种方式把他们的这一财产变成消费品：或者他们把自己的货币交给国家，国家需要它来支付给外国，为此给他们一笔补偿年金。或者他们带着他们的钱袋到外国去，我们的国家完全没有理由阻止他们这样做——懒汉越少越好；至于他们在那里继续苟延残喘多少日子，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正如我在上面已经讲过的，我不打算列举那些与以社会主义方式组织生产同时进行的一切政治和行政等等方面的改造，我只打算开垦一个迄今被忽视的领域，而不去谈论那些过去和现在已经谈得够多、因而至少可以假定已经被人们普遍理解的事物。但是请允许我再简单提一件事：由于这些改造将会有多么巨大的一批劳动力可以用于生产，而这些劳动力迄今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被闲置不用或者起着破坏作用，例如常备军、一部分官吏、有时失业的人们等等。
由于劳动力大大增加和合理的经营，一句话，由于所有的物的和人的生产力发展和综合成一个计划周密地实行管理的整体，生产就会出现现在还无法预见的巨大增长。举个例子说，德国处在这种情况下很快就再也没有必要每年用一亿马克进口谷物、面粉和肉，因为这个国家只要正确地耕种大片的、根本没有耕种的、耕种得很坏的或很不得法的土地，并且建立合理的、用一切科学和技术的方法进行工作的大企业来代替浪费劳动的细小经营，这个国家不久就能自己生产这些食品。在所有的工业部门，而且尤其是在这些部门，也会增加产品，以致看不出敌人所预言的在我们的国家里不久就会盛行的贫困甚至饥馑会从何而来，倒不如说更有可能恰好出现相反的情况。
但是，如果要达到我们所力争的目标，就必须在对生产实行组织的同时也对消费、也就是对消费品的分配实行组织。在这个领域里流行的无政府状态、通过投机买卖、欺诈、伪造、大量的中间商业等等对人民的剥削，与我们的按社会主义组织的国家是不相协调的，这一点根本无需讨论。但是尽管在这里国家必须进行强有力的干预，做起来却并不困难，因为人们在这里要对付的根本不是什么固定的“财产”。国家可以直截了当用私人的消费品分配本身的最独特的武器把它置于死地，也就是国家作为最大的竞争者把自己的较弱小的对手从战场上赶出去。国家建立许多粮食局，在这里以成本价格既出售自己的产品，也出售只由国家进口的商品（关于这一点下面再详细谈）。商人由于前面说过的原因无法以更低的价格购买国内产品和外国商品；其次，由于商人也必须遵守劳工保护法关于最低工资等等的规定，他们的营业费用也绝不能更加低廉；最后，完全为公众谋福利的粮食局在商品的质量方面为消费者提供的保证比关心自己私利的商人多得多；所以，商人不可能长期同国家竞争，相反粮食局的顾客将越来越多，从而对增加粮食局的需求也越来越大，直到私人贸易完全被粮食局排挤掉。商人不会因此失业，这一点无需特别提出保证；他们的一部分就由粮食局任用，而由于取消了中间商业和消灭了迄今的、惊人的劳力损耗所造成的浪费，另一部分人在这个工作部门将成为多余的，他们将在别的劳动部门找到工作。谁只要具体设想一下由于运输方面的惊人浪费、同样大量的场地和劳力的浪费、赝造和毁掉商品（欺诈哄骗等等不算在内）造成多么巨大的损失，谁就会了解同生产的组织一道发挥作用的消费的组织将怎样有力地促进我们的国家和公民的福利。
但是，建立了调整国内关系的组织决不是万事大吉了。没有一个文明民族是仅仅孤立自在地生活，不需要任何不是自己生产的东西，也不生产自己不需要的任何东西；文化越发达，数不清的生活之线就越把各民族联结在一起，一个民族就越需要另一个民族。我们的国家需要（精神财富除外，它本来就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自己所没有的、必须从其他国家获得的许多产品，反过来说，这些国家也需要我们国家生产的许多多余的产品。必要的平衡由国际贸易来实现。这一重要的经济职能同国内的生产和消费是分不开的，它们密切地相互影响，因此国际贸易必须象国内的生产和消费一样服从完全同样的经济规律。所以，如果一个国家要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改造它的经济关系，并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使生产和消费摆脱私有财产的任意控制，那么在商业方面国家也必须贯彻这个原则。因为现在商业也象生产和消费一样是以剥削的原则为基础的，正如有关的段落中关于商业在我们国家的生产和消费中的作用的意见所表明的那样，如果不按社会主义的方式组织商业，它就根本无法进行。只要旧的剥削者的经济制度还有可能通过商业进行投机，它就不会让位于另一种经济制度。因为这一点，还因为按照事物的本性，对商业来说没有任何办法能够使这一方面的私人经营不致损害公共幸福，并且能够为逐步向集体经营过渡开辟道路，所以在这一方面关于所有制的过渡状态是谈不上的（至于对被剥夺者的补偿当然是另一回事，关于这一点，已经说过的有关原则都是适用的）。相反，全部商业和船舶运输业必须立即向集体财产、向国家所有制过渡。
任何一个商人都不会否认，象我们的国家这样的掌管整个国家的出口和进口并且按照统一的计划进行管理的经商者，必然会在世界市场上取得十分有利的地位。我们的国家为国外市场和为国内市场进行生产都不是象私人生产那样盲目，不是必须纯粹靠碰运气，而是通过它在国外的代理人进行调查，按照需求或订购来调整生产，从而了解出口的大致需要。另一方面国家也不随意进口，只进口那些真正能消费掉的东西，国家是从粮食局的报告或者根据报告编制的消费统计中详尽地了解这方面的情况的。这样我们的国家几乎完全避免承担由于对全面的经济情况一无所知而造成的贸易风险。我们的国家即使不是在一切细小事情上，但是在大体上是有把握的，无需凭可能性和盖然性办事，也就是无需进行投机。因此它是世界上最可靠的商业公司。私人生产利欲熏心，哄抬价格，弄虚作假，我们国家的商品质量不受这些影响，所以它也是最有信用的商业公司。它不需要寻找好买主和好卖主，确切地说，全世界都会愿意同我们的国家做生意，因此它可以提出条件；的确我们的国家对世界市场的影响比它对我们的国家的影响大得多，这是因为世界市场只不过是成千的时而互相排斥，时而互相吸引的利害关系的混合，这些利害关系的组合状况是经常变动的，而我们的国家本身则是一个统一的、本质始终不变的、有明确目标的力量。
可是现在敌人反对这种合乎逻辑的主张，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证实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或者甚至社会主义都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他们提出如下的论证：你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带来的劳动人民境况的显著改善（劳动时间减少而收入提高）将使你们的产品如此昂贵，以致外国不再会购买这些产品。外国将用廉价得多的劳动力自行生产这些产品，这些低廉的劳动力大大抵消了运输或其他方面可能会发生的涨价。但是如果你们出口不足，就无法买进成千种生活必需的或者使生活舒适的外国产品。你们就会在自己的国家里过着贫困的生活，充其量只能靠农业和几家可怜的工业艰难度日。
这种反对意见是马志尼早就提出过的（见《制度和民主政治》），它看起来真有点振振有词，但是实际上只好骗骗不动脑筋的人。这种看法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制造产品的工人的工资同今天相比提高多少，产品的价格也必须提高多少，但是这种极其精明的打算只忘记了一件小事，即取消资本利润和提高劳动工资是相当的。但是今天资本利润平均不少于商品价格的三分之一（根据博卡多[5]，在英国为21%，美国为25%，法国为36%，意大利甚至为58%）；所以工人的收入可以提高整整三分之一，即使我们把付给被剥夺的资本家的补偿年金（这当然远远达不到从前的资本利润那么多）算在内，那么毕竟还是可以增加一个相当大的份额，即商品价格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就是说，工人的工资可以比现在增加65%到75%（按照马克思的假定，资本从工人生产的价值中平均取得的扣除额占支付给工人的工资的80%到100%），而丝毫不会因此提高产品的价格！除此以外，由于彻底消灭了当前生产方式的上述许多弊病并且极大地增加一切经济力量，物质的生产费用将显著减少，由此产生的结果是，一方面我们国家的生产工人，或者更正确地说，我们国家的公民的状况可以进一步得到改进，另一方面竞争能力可以提高。可见，社会主义的生产组织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也远远不会损害我们的国家，却会给我们的国家带来极大的好处。
如果一个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在物质状况即工资和生活需要方面同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没有改造以前的工人处于大致相同的情况（这种均等性在大多数文明国家里多半已经达到而且还在日益增加），那么作为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者，这样的非社会主义的生产决不会给我们的国家造成威胁。因为那时由于已经举出的原因我们的国家的产品绝不会更昂贵，所以非社会主义的生产只能靠更廉价地提供同样质量的产品的办法来同我们的国家的产品进行有成效的竞争。但是不言而喻，这一点决不能靠削减资本利润来实现（这样做对企业主究竞有什么益处？），所以，除了减少生产费用，就是说减少工资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因为在使用这种生产方法的情况下要减少生产费用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下，工人的处境本来已经很糟了，他们眼看着他们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们的有利地位，是否会心平气和地容忍自己的境况进一步恶化，这至少是很值得怀疑的；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这种企图也不会完全无动于衷，袖手旁观，上面那种情况就更值得怀疑了。
根据上述理由，我们的国家在任何情况下决不会由于出口不足而减少生产，反而更有可能会扩大出口，并因此扩大生产，这一点是再也不容怀疑的了。但是这样一来那种进一步的反对意见也就站不住脚了：在（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所有那些生产供舒适享乐、豪华生活之用的奢侈品工业将由于缺乏销路而毁灭，一大批工人将因此失业。因为外国出于上面已经阐明的原因将一如既往继续购买这种类型的产品（当然是在趣味爱好没有变化的情况下，但是集体生产至少能和私人生产一样好地满足这个变化）。其次不要忘记，人民的境况显著地改善了，许多过去只供富人享受的产品将转为大家使用，国内对一整批这种产品的消费量将大大增长。但是，如果这一个或另一个生产特别奢侈品的工业部门由于愤怒的外国富翁拒绝消费并且国内完全没有销路而真正停止生产，那也不会因此造成多大损失；迄今在这个部门就业的工人将干脆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在那里他们会用比以前更有益于人类的方式使用自己的劳动力。
关于我们的国家作为输出者的情况就说到这里为止。至于谈到输入，人们只要想起我们的国家是唯一负责输入并且分配进口货物的，那么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误解我们的国家所采取的态度。这个事实说明，现在全世界为之争吵得非常激烈的国际贸易的两种形式，即保护关税和自由贸易对我们完全无效。在我们的国家里根本不实行私人进口，无论征收进口税的或不征收进口税的私人进口都没有。而国家也确实不需要为自己确定关税。我们的国家和外国之间或者说社会主义生产和非社会主义生产之间的贸易往来是以简单得多、直接得多的方式进行的。除了已经谈到的较便宜的外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之外，对我们的生产来说最大的危险在于外国廉价制造我们也生产的某些产品，以致尽管加上运输差价，这些产品还是比我们自己的产品便宜，因而将和我们的生产进行危险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国家将必须采取两种办法。为什么能够提供这么便宜的产品，其原因不外两个。一种原因是持久的，不能通过生产方式的改变消除的，也就是同一定的地点和自然资源等等相联系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将放弃已经无利可图的生产，更加合理地把过去用于这些生产的劳动力投入另一种生产；另一种原因是暂时的，变化不定的，例如特别低的工资（奴隶、苦力），在这种情况下，要么完全不进口这类产品，要么在许可进口时使它的出售价格与本国产品的出售价格完全相同。在后一种情况下，由于我们的国家当然不会有任何形式的间接税，本国产品自然不得不降价，但是不会因此造成损失，因为少付给国产品的钱由多付给进口产品的钱抵消了。
我们的国家不容许在自己内部有任何外来的、不按照我们的国家的生活条件而存在的事物，因为我们的国家不是一堆乱七八糟的、随意改变组合关系的分散的力量的综合，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机体，凡进入这个机体的东西，就必须适应它，被它同化。
还要提到我们国家同外国的另一种经济联系，当然这方面的问题不是要继续维持这种联系，而是要迅速摆脱它。这种联系就是外国人（个人和国家）在我们国家里的私人占有，包括生产工具的占有和借贷资本的占有。不言而喻，就受限制或被废除这一方面来说，这种占有必须和本国国民的占有服从完全同样的法律。只要这些外国私有主成了我国公民，那么不言而喻，对于他们有权享受的补偿年金，同样的规定是完全适用的。但是对那些仍然保留外国籍的人则是另外一回事：首先，由于实际的理由，消费品补助年金在我们国家以外当然是不适用的。其次，我们的国家对外国的长期债务关系是根本不能容许的，因为任何象历来那种方式的交付利息是一种附属关系，一种奴仆的身份。由于这两个原因，为了立即废除外国私有主的占有权，对他们的补偿要一次付清并且用货币（现金或外国的价值凭证）支付。这种补偿是全部偿还借贷资金或财产价值，还是不全部偿还，以及按照什么比例偿还，这恐怕将根据无法预见的具体情况来决定。
此外，我还要就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同其他国家的一般关系，或者确切地说，就它一方面同这些国家的人民，另一方面同有特权的人的关系说几句，因为这些国家当中的任何一个都象柏拉图谈到希腊国家时曾说过的那样，是由两个国家，即富人的国家和穷人的国家组成的。我们的按社会主义组织的国家保证它的每个公民享有在其他国家中只有居民中百分之几的特权分子才享有的完全的政治和社会的平等以及保障经济生活；我们的国家消灭了任何形式的奴役和剥削，才给它的人民带来了真正的自由，并从而带来了真正的人的尊严和生活的乐趣；这个国家对一切意识到自己处境的民族将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对这一点在明智的人中间决不会产生任何意见分歧。
这种吸引力的第一个最不显著的后果将是外国工人大批移居我们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民族或种族的差别，每一个人在这个国家中都有同等的权利，就象他们都有同等的义务一样；因此，不言而喻，我们的国家原则上丝毫不反对新的居民移入我国定居。然而我们的国家将不得不对他们大大地加以限制。如果我们假定，外国或这个国家的一部分陷入困境，甚至也许连这种困境都不需要，外国工人对我们国家的状况的普遍向往就足以使他们大批迁移到我们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就会造成我们国家的人口最终将比国家能够养活的人口多得多的危险。因此，对我们的国家来说，防止这种危险是一个生存必需的条件。通过限制移民除了可以维持我们国家的生存以外，还可达到另一个同样重要的目的：这种限制将激励那些被阻止迁移的人们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实现他们想到我们国家寻求的较好的状况。
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仅仅由于它的存在就会促使全世界被统治和被剥削的各国人民考虑如何改善他们本国的状况；因为它以活生生的榜样向他们指明，如果他们真正想要得到的话，他们能得到什么东西，并且怎样才能得到。我们的国家决不会仅仅限于进行这种直观教学。我们的国家毕竟不是由只要自己过得好就心满意足、不再关心人类的其余部分的那种冷冰冰的利己主义者组成的。确切地说，我们国家的公民是社会主义者，他们不是要把一个阶级、一个民族、一个种族，而是要把整个人类从旧的奴隶制度下解放出来。对社会主义者来说，只要还有一个被压迫的人和不受法律保护的人，这项伟大的解放事业就还没有完成，只要还存在一点点经济和政治的专制，他们也就不会认为自己的自由与幸福是有保障的；因此不把最后的特权从世界上消灭掉，社会主义者就不会罢休。因此我们的国家也将以一切与当时情况相适应的手段积极帮助其他国家也尽快实现社会主义。
因此可以预料，各国人民将向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欢呼，各国政府和统治阶级却会对它恨得要死。在这里将会而且必然会发生与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建立时同样的情形，那时所有其他的政府也都对它采取敌对态度。因为它们确实知道，胜利了的革命很快将越过法兰西的国界；它们也知道，在一个有生命力的（革命的）共和国长期存在的情况下，推翻它们国家的独裁的和贵族的统治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如同丹东、马拉、阿贝尔的共和国和旧欧洲的各国反动政府之间不可能真正友好一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余国家的非社会主义政府之间也不会真正友好。但是这还不是说双方手执武器不断地打仗，至少我们的国家不会先发制人，因为它原则上反对战争，只承认在万不得已的防御情况下可以进行战争。更确切地说，只要这场斗争取决于我们的国家，它将是一场完全不流血的斗争，但是它的激烈程度并不因此就减轻，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它要以各种方式促进各国人民争取政治和社会解放的意图，并且用这种方式不断努力“破坏”那种压迫形式。
但是，尽管统治阶级对我们的国家的仇恨是很自然的，这种仇恨却是软弱无力的。主要是由于国内社会运动日益壮大而产生的困难极大地消耗了统治阶级的力量，它们不会自愿地制造外部困难并且向一个它们有一切理由感到害怕的对手寻衅滋事。首先因为这个对手本身是一支团结一致的、强大的力量；其次因为在统治阶级自己的国家里支持这个对手的力量也十分强大。但是如果统治阶级还想用敌对行为对付我们的国家的话，它们想用哪一种方式着手呢？它们想通过经济制裁、通过禁止进口、阻挠出口使我们的国家遭受损失吗？完全撇开我们的国家有力量相应地对付这种行动不说，外国是这样地需要我们国家的产品，就象它为了本身的利益也必须向我们的国家为它自己的产品寻求买主一样。所以，就外国本身的利益而言，采取这样一种措施也是谈不到的。由于在这个问题上小规模的摩擦和捣乱当然是不值一提的，那么剩下的就只有公开的暴力了。
那时，面对有史以来武力最强的共同体，那些政府和那些统治阶级会有哪些机会呢？要知道我们的国家对于它的公民来说不是虚幻的“祖国”，而是自由的和幸福的生活的集中体现，这种自由的和幸福的生活将随着我们的国家一同遭到损害和消灭。因此，我们的国家拥有一支世界上还从来没有见过的国防军；此外，它还无限制地掌握一切物质的防御手段。同这比起来，我们国家的敌人的力量又怎样呢？它们的人民并不在它们的阵营中，相反却是他们的统治者与之交战的那个国家的最好的朋友，并且将以任何方式、也会根据情况直接用武力支持这个国家。常备军呢？就他们的基本群众而言，他们恰恰是由人民组成的，而人民的事业同他们与之交战的那个国家的事业是牢不可破地连结在一起的。他们的胜利将是对他们自己的最严重的打击，他们的“敌人”的胜利却将解放他们。他们来自人民，而人民却作为他们的“敌人”的公开的支持者站在他们后边。
那时还能怀疑斗争的结局会是什么样吗？“浩浩荡荡的大军”将第一次遭到失败，而有关的统治者会象风暴中的粃糠一样被他们自己的人民和军队扫掉，他们的统治将永远结束。
所以，非社会主义国家的统治者不管愿意与否只好放弃向他们所痛恨的社会主义国家寻衅。但是，我们的国家既然是这样不可战胜的，这就不仅会保证它的绝对安全和独立不受外部影响，而且会保证它的优势，保证它对国际事务、也对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生活的几乎无限的影响。
这种影响只会对人类起着极为有益的作用：通过这种影响，过去的、由于掌权者肆无忌惮的专横而造成的普遍不安全将会消除，代替它的将是自然的发展的稳定性。难道不是专横造成了战争的大屠杀吗？还有公开的和秘密的内战，无论是人民被后膛枪和霰弹、或者“法律”和警察镇压下去也好，还是他们在绝望中终于自己拿起武器向虐待他们的人施行可怕的报复也好，难道不也是专横造成的吗？这些都是统治者的专横造成的，是那些不愿意服从人类发展的规律并且加以反对的掌权者造成的，他们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不惜毁灭千百万人的幸福。
面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强大同盟和依靠这一同盟支持的各国人民，统治者的专横将变成虚弱无力的状态。今后，社会的发展将畅行无阻，它再不会受到暴力的阻止，也再不需要用暴力为自己开辟地盘，这样一来，我们大家所努力企求的、旧的资本主义社会到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和平改造就能实现。但是，如果迄今的掌权者不肯顺从必然会出现的事物，并且再一次盲目地阻止滚滚向前不可逆转的历史车轮，那么这场斗争也招是短暂的，就象它的结果是不容怀疑的一样。
在消灭了迄今的、阻碍这些国家和民族的发展的障碍之后，它们将达到目的，即不是同时地，而是根据自己迄今的发展或迟或早地实现社会主义；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的国家很快就将不是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了。
译自《福尔马尔关于改良政策的演说和论文选》1977年柏林德文版第51—73页。
（肖森译殷叙彝校）
[1]这篇文章是福尔马尔1878年夏在茨威考监狱里写的，发表在卡尔·赫希柏格（化名路德维希·李希特尔）在苏黎世出版的《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上，不久以后，由苏黎世人民书店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一译者注
[2]洛贝尔图斯，约翰·卡尔（Robertus，JohannKarl1805—1875）德国燮济学家，资产阶级化的普鲁士容克地主的思想代表：N848—1849年革命时期，是温和派政治活动家，普鲁士国民议会中间派左翼的领袖，后来成为普鲁士'“国家社会主义”反动思想的鼓吹者。一译者注
[3]请夫莱，阿尔伯特·艾伯哈特·弗里德里希（Schaffle，AlbertEberhartFriedrich1831-1903）——德国庸俗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宣传放弃阶级斗争并鼓吹资产者和无产者进行合作。——译者注
[4]梭伦（Solon公元前约638—约558）——古希腊雅典的政治活动家，公元前594年任执政官，施行改革，颁布解负令，取消债务，特别是农民由于欠债而负担的义务；废除债务奴隶制；鼓励工商和对外贸易；颁布“土地最大限度法令”，试图限制土地过分集中。-一~·译者注
[5]博卡多，杰罗拉莫（Boccardo，Cerolamo1829—1904）意大利经济学家。——译者注 |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1875年在哥达通过）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二国际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1875年在哥达通过）一、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而因为普遍有益的劳动只有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所以，全部劳动产品属于社会，即在普遍履行劳动义务的条件下，按照平等的权力属于社会的一切成员，按照每个人的合理需要属于每个人。在现在社会中，劳动资料为资本家阶级所垄断；由此造成的工人阶级的依附性是一切形式的贫困和奴役的原因。劳动的解放要求把劳动资料变为社会的公共财产，在用于公益目的的条件下对总劳动实行集体调节，公平分配劳动所得。劳动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的事情，对它来说，其它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二、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从这些原则出发，力求用一切合法手段来争取自由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通过消灭雇佣劳动制度来粉碎铁的工资规律，废除任何形式的剥削，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虽然首先是在民族范围内进行活动的，但是它意识到工人运动的国际性质并决心履行工人所承担的一切义务，以便使一切人的兄弟联合成为现实。为了替社会问题的解决开辟道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要求在劳动人民的民主监督下，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合作社。无论在工业中，或是在农业中，生产合作社都必须普遍建立起来，以便从它们里面产生出调节总劳动的社会主义组织。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要求把下列各项作为国家的基础：1.凡年满二十岁的国民在国家的和地方的一切选举和投票中都享有秘密投票和义务投票的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权和投票权。选举日或投票日必须定在星期日或节日。2.实行人民的直接立法制度。由人民决定宣战于媾和的问题。3.实行普遍军事训练。以人民军队代替常备军。4.废除一切特别法律，尤其是关于出版、结社和集会的法律；废除限制自由发表意见、自由探讨和自由思想的一切法律。5.实行人民裁判。实行免费诉讼。6.通过国家实行普遍的和平等的国民教育。实施普遍的义务教育。在一切学校实施免费教育。宣布宗教为私人的事。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现代社会内部提出下列要求：1.本着上述要求的精神尽可能扩大政治上的权利和自由。2.向国家和地方缴纳单一的累进所得税，取消一切现行的、特别是加重人民负担的间接税。3.保证无限的集会结社的权利。4.实行同社会需要相适合的正常劳动日。禁止星期日劳动。5.禁止童工和一切有害于健康和道德的妇女劳动。6.实行保护工人生命和健康的法律。监督工人住宅的卫生状况。通过工人选出的人员对矿山、工厂工业、作坊工业和家庭工业实行监督。实施有效的雇主责任法。7.调整监狱劳动。8.工人的互助基金和救济基金完全由工人自己管理。 |
在哥达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合并代表大会记录（1875年5月22日至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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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哥达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合并代表大会记录
（1875年5月22日至27日）
议案
代表大会地点：冷水大厅
一、预备会议5月22日，星期六晚八点，目的：
1．提交委托书，
2．选举委托书审查委员会。
二、非公开的会议：星期日，从上午十一点和下午三点起：
1．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合并（一般性讨论）。
2．即将新成立的德意志工人党的纲领。
3．党的组织章程
4．党的报刊。
5．党的鼓动。
6．党的机关的选举和地址的选择。
德意志工人党纲领[1]
一、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而因为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中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所以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
在现代社会，劳动资料为资本家阶级所垄断；由此造成的工人阶级的依附性是一切形式的贫困和奴役的原因。
劳动的解放要求把劳动资料提高为社会的公共财产，要求集体调节总劳动并公平分配劳动所得。
劳动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的事情，对它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
工人阶级为了本身的解放，首先是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同时意识到，它的为一切文明国家的工人所共有的那种努力必然产生的结果，将是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
二、德意志工人党从这些原则出发，争取用一切合法手段建立自由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废除工资制度连同铁的工资规律和任何形式的剥削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
————————————————————————————————————[2]
为了替社会问题的解决开辟道路，德意志工人党要求在劳动人民的民主监督下，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在工业和农业中，生产合作社都必须广泛建立，以致能从它们里面产生总劳动的社会主义的组织。
德意志工人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国家的自由的基础：
1．凡年满二十一岁的男子在国家和地方的一切选举中都享有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秘密的选举权。
2．实行直接的人民立法，人民有提出和否决议案的权利。
3．实行普遍军事训练。以国民军代替常备军，由人民代表机关决定宣战与媾和。
4．废除一切特别法律尤其是关于出版、结社和集会的法律。
5．实行人民裁判。实行免费诉讼。
德意志工人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国家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基础：
1．由国家实行普遍的和平等的国民教育。实行普遍的义务教育。实行免费教育。
2．科学自由。信仰自由。
德意志工人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国家的经济的基础：
向国家和地方缴纳单一的累进所得税，取消一切现行税，特别是间接税。
德意志工人党在现代社会内部提出下列保护工人阶级免遭资本势力之害的要求：
1．结社自由。
2．正常的工作日和禁止星期日劳动。
3．限制妇女劳动和禁止儿童劳动。
4．对工厂工业、作坊工业和家庭工业实行国家监督。
5．调整监狱劳动。
6．实行有效的责任法。
德意志工人党组织章程
第1条凡承认党的纲领并以实际行动，也包括捐款来增进工人利益的人，都可以入党。长期懈怠者不再被认为是党员。
第2条党员违反党的利益，可由执行委员会予以开除。但允许向委员会或党的代表大会提出申诉。
第3条党的代表大会每年举行一次，以讨论党的状况。会上确定执行委员会以及监察委员会一年的所在地；此外，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和委员会由选举产生，任期一年。
第4条执行委员会可以召开党的非常代表大会。如果监察委员会和委员会的多数或全体党员的六分之一建议召开，执行委员会应于六星期内召开党的非常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确定党代表大会的地点。执行委员会务必至迟在会前八星期把党代表大会的时间和地点通知党员。
第5条每次党代表大会的暂定的议事日程，执行委员会至迟应于会前五星期通知党员。至迟在代表大会前二十天收到的党员的提案，应于代表大会前十四天作为确定的议事日程予以公布。在代表大会之前二十天内或在代表大会上才提出的个别提案，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代表赞成才提交讨论。
第6条在党代表大会上，一名代表所代表的票数不得超过四百张；按照所代表的党员数目以简单多数进行表决。执行委员会有权派出三名成员，监察委员会以及党的两家正式机关报的编辑部和发行部有权各派一名成员作为代表参加代表大会。在特殊情况下，允许执行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出席代表大会。凡领取薪金的党的工作人员均不能接受党员授与的委托书。
第7条党代表大会的记录至迟应于代表大会闭幕后四星期向党员公布。
第8条执行委员会领导党的事务，执行委员会由五人组成；第一和第二主席，第一和第二书记，财务委员一人。财务委员必须交纳经监察委员会认可的保证金或抵押品。执行委员会成员的薪金由代表大会确定。执行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必须住在同一个地方。他们均由党代表大会经特定的选举程序以绝对多数选出，任期到下次例行的或非常的党代表大会为止。在选举过程中如果第一次选举没有达到绝对多数票，则应在得票最多的两人中进行复选。党的机关报的编辑部或发行部的成员均不得参加执行委员会。如果在一年之内出现缺额，则由监察委员会确定有关时期内空缺职位的人选。执行委员会应向监察委员会和委员会每季送一份结算清单，每月送一份管理通报。
第9条执行委员会应于党代表大会后十四天内组成；如果代表大会没有作出其他决定，在此之前仍由原来的执行委员会主持事务。
第10条成立由七人组成的监察委员会，这些人必须住在同一个地方，对执行委员会进行监督。执行委员会没有考虑到的一切申诉也可提交监察委员会处理。监察委员会的选举方式与执行委员会相同。
第11条成立由十八人组成的委员会，这些人可以住在不同的地方，委员会必须在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之间产生分歧时起作用。委员会的成员同执行委员会成员一样，由代表大会经特定的选举程序选出，任期到下次代表大会为止。委员会根据执行委员会或监察委员会或自己的九个成员的提议，由主席召集。委员会的召集应在此后十四天之内。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可以出席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的一切会议，他们有发言权，没有表决权。
第12条如执行委员会玩忽职守，或者拒绝改正已经指出的过失，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有权以绝对多数罢免；同样，在上述条件下，执行委员会个别成员也可以被解除职务。如果发生后一种情况，就由监察委员会和委员会共同确定有关职位的人选，任期到下次代表大会为止。如有两个上的执行委员会成员被解除职务，则应在六星期内召开党代表大会进行新的选举。在此之前，由监察委员会和委员会[3]指定一个委员会[4]来领导党。
第13条根据执行委员会的提议，委员会iii可以免除监察委员会个别或全体成员的职务；这些职位可由委员会重新任命，任期到下次党代表大会为止。
第14条柏林的《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和莱比锡的《人民国家报》暂时都是党的正式机关报。两个机关报都是党的财产；有关这方面的手续由执行委员会按照代表大会的决议办理。
第15条第14条中所述的机关报的编辑、固定的撰稿人和发行人员，在代表大会未将此项权限委托给执行委员会的情况下，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他们的薪金亦由代表大会确定；助理编辑和助理发行人员等以及他们的薪金，由执行委员会根据编辑部和发行部的建议确定。报纸的价格和篇幅由代表大会决定。经管报纸财务的发行人员必须交纳保证金或抵押品。
第16条为了监督第条中所述的党的机关报的业务领导，执行委员会如不能亲自进行检查，应各指定两名检查员。这些检查员应按照执行委员会的指示至少每月对上述报纸的财务进行一次审核，并应随时按照要求向执行委员会或委员会以及各次党代表大会提出报告，作出说明。
第17条在编辑和发行人员玩忽职守时，执行委员会有权免除其职务。这些人员可向监察委员会提出申诉，监察委员会既可拒绝申诉，也可以约请委员会共同处理。监察委员会和委员会可以用多数票撤销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允许向代表大会提出申诉。
第18条创办党的地方报纸要取得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和委员会的同意，必须把办报地点的有关情况及时而详细地向上述三个委员会提出报告。只有经上述党的机关同意而创办的报纸，才被认为是党的机关报，才能要求得到党在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党的地方报纸在原则问题上必须遵守党的纲领，在党的策略问题上，和第14条中所述的两家机关报一样，受执行委员会的领导。
第19条执行委员会务必把党的财务以及作为党的财产的机关报的财务每季度的结算情况，在其全部项目经党的主管机关审查之后，在下一个季度的前半期通知党员。
对纲领的一些建议
一、汉堡的西尔瓦努斯建议：
1．在谈到自由的基础的地方，删去第3点中的：“由人民代表机关决定宣战与媾和”，因为这冲淡了第2点。
2．同一个地方，删去第5点中的：“实行人民裁判”，代之以“以一种新的方式重新建立司法制度，使得偏袒阶级利益极为困难”。
3．在谈到精神和道德的基础的地方，删去第1点中的：“由国家实行普遍的和平等的国民教育”。
4．纲领的第一段话全部删掉，或代之以“工人党争取劳动的解放，即争取这样一种社会状况，在这种社会状况下，个别人的劳动仅仅依赖于一切人的总劳动的成果。”
5．把第三段中的“集体调节总劳动并公平分配劳动所得”改为：“集体调节总劳动的一大部分”。
6．在第四段中的“其他一切阶级”之后加上：“本身”。
7．在第五段中删去“民族”和“将是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而把第二个删去的地方改为“将是一种崭新的国家观念的实现，而这种国家观念只有通过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才能彻底实行。”
8．删去纲领第二部分中的：“连同铁的工资规律”。
哥达的文特尔斯贝格建议：
1．德意志社会民主党两派合并后的名称应当就是——权利党。
2．第一部分第一段开头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这句话应改为：“劳动是一切权利的源泉”。
3．删去第二部分[5]第二段中国家帮助的要求。
4．在谈到在现代社会中保护工人的措施的那个地方，删去第3点中的“限制妇女劳动”，代之以：“在工业中禁止妇女劳动”。
5．删去第二部分第二段中“在农业中建立生产合作社”的要求。
三、吉森的一些党员建议：
1．在谈到自由的基础的地方，把第1点中的“年满二十一岁”改为“年满二十岁”。
2．同一个地方，把第3点中的“由人民代表机关决定宣战与媾和”改为：“由人民决定宣战与媾和。”
3．在谈到精神和道德的基础的那个地方，在第2点中的“信仰自由”之后加上：“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
四、赖兴巴赫、威斯巴登和下腊本施太因的一些党员建议：
谈到自由的基础的地方，在第3点中应改为：“由人民决定宣战与媾和”。
五、威斯巴登的一些党员建议把党的名称改为“德国社会民主党”。
六、柏林亲王大街60号的党员赫·福格尔提出了如下的党纲条文，而且特别强调那些加上着重号并得到柏林另一些党员支持的条文：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只有大家都参加的社会劳动才能带来充分的利益，因此所有的人都必须按照自己的能力参加社会劳动，从而都有得到劳动果实的完全的，平等的权利。
在现代社会中，劳动资料为资本家阶级所垄断；由此造成的工人阶级的依附性是一切形式的剥削、贫困和奴役的原因。
要使工人阶级从这种依靠暴力和欺骗而维持的依附关系和工资关系下解放出来，必须通过正义和实证的科学来实现；这种解放应当同时是一种政治的．社会的和道德的解放，它要求在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一切方面贯彻民主的原则，并把劳动资料提高为社会的公共财产，同时要求集体调节总劳动并公平分配劳动所得。
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对它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因此，工人阶级的解放也要求建立全体工人阶级的共同的和统一的组织。
工人阶级为了本身的解放，首先是在现代国家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同时意识到，它的为一切文明国家的工人所共有的那种努力必然产生的结果，将是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为了给工人阶级的解放开辟道路，工人阶级争取在德国的现代社会中就采取下列措施和变革；
通过选举来任命有限定期的国家和地方的一切官员，凡年满二十一岁的男子和独立自主妇女都享有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秘密的选举权，由他们在各自选区选举有关工作范围内领薪金的一切官员。
人民有权提出和投粟表决法案。
以普遍的军事训练和国民军代替常备军。
由人民决定宣战与媾和。
由人民法庭实行裁判，实行公开的和口头的法律程序和免费诉讼；废除宗教的宣誓仪式和死刑。官员应对所采取的反对国民的措施（如逮捕等等）的合法性负责，已经得到证实的法律错误所造成的损失由国家赔偿。对监狱制度进行人道的改革。废除一切特别法律，尤其是关于出版、结社和集会的法律。
废除等级、财产、性别和信仰的一切特权。
实行教会和国家、学校分离。取消公共生活中的一切宗教仪式和学校中的宗教课程。由国家实行普遍的和平等的国民教育。在一切教育机关中实行普遍的义务教育以及免费教育。科学自由和信仰自由。
实行单一的累进所得税制，取消一切现行税，特别是间接税。
实行八小时正常工作日。禁止星期日劳动和儿童劳动。限制妇女劳动和夜间动。对工厂工业、作坊工业和家庭工业实行国家监督，以保护生命和健康。
取消由工人和雇主同时提供资金的工商业互助基金。
充分的结社自由。
实行有效的责任法。”
七、莱比锡的一些党员建议[6]：
关于第一部分
第一段应写成：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而因为有益于社会的劳动只有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所以全部劳动产品应当属于社会，即属于社会一切成员，在普遍履行劳动义务的条件下，按照每个人的需要属于每个人。
第二段，在“资本家阶级”前面加上“地主和”。
第三段，“把劳动资料提高为社会的公共财产”中的“提高为”应改成：“变为”；把“并公平分配劳动所得”改为：“并把劳动所得用于公益目的和公平分配”．
第四段的条文应如下述：“劳动的解放应当是工人的事情；因此，这种解放要求建立工人阶级的严密的、统一的组织。”
第五段应删去。
关于第二部分
把“德意志工人党”[7]改为“德国工人党”[8]把“工资制度”改为“雇佣劳动制度”；删去“连同铁的工资规律”。
增加如下的一段新条文
德国工人党虽然首先在本国范围内进行活动，但是意识到工人运动的国际性质并决心履行这种性质所赋予工人的一切义务。
关于第三部分
把“生产合作社”改为“社会主义劳动合作社”。
在“自由的基础”之下：
把第1点中的“年满二十一岁的男子”改为“年满二十岁的国民”。
删去第2点中的“有权提出和否决议案”。
把第3点中的“人民代表机关”改为“人民”。
在第4点中加上：废除一切限制自由发表意见、自由思想和研究的法律。
在“国家的经济基础"前面加上“在国家按社会主义组织起来之前”。
在“精神和道德的基础”之下：
在第1点中，在“实行普遍的义务教育后面加上：“开办非宗教的学校”；把“实行免费教育"改为“在一切教育机关中实行免费教育；宣布宗教是私人的事情”。
第2点应删去。
在最后一段中：
第2点应改成“实行八小时正常工作山禁止星期日劳动和夜间劳动。”
在第3点中加上：“为了保护生命和健康”。
对组织章程的建议
一、汉堡的西尔瓦努斯建议：
第1条中，把“凡承认党的纲领”改为：“凡承认党的纲领的原则”。
二、下腊本施太因的一些党员建议：
对组织章程的第条作如下的修改：应对交纳党费规定一个明确的时间和明确的数目，关于开除懈怠的党员，也应规定一个明确的时间。
三、吉森的一些党员建议：
1．组织章程的第1条的条文应如下述:“凡每月交纳十分尼党费的清白的男子都可以入党；一个季度以上拖欠党费者不再被认为是党员。”
2．第6条应采用如下的条文“在党代表大会上，一名代表所代表的票数不得超过四百张；按照所代表的党员数目以简单多数进行表决。执行委员会有权派出三名成员，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以及党的两家正式机关报的编辑部和发行部有权各派一名成员作为代表参加代表大会。在特殊情况下，允许执行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出席代表大会。党的工作人员均不能接受党员授与的委托书。”
3．第7条应采用如下的条文“党代表大会的记录至迟应于代表大会闭幕后四星期向党员公布，收成本费。"
四、不来梅港的党员建议，要在那里设一个常驻的鼓动员。
五、舍德维茨的一些党员建议，应在代表大会上讨论矿工问题和提出组织章程的建议。
六、哈尔特地区诺伊施塔特的一些党员建议，应在福德尔普法耳茨开展更为生动活泼的鼓动，并在诺伊施塔特设一个常驻的鼓动员。
七、桑格豪森的一些党员建议，在图林根和哈尔茨开展生动活泼的鼓动，并在群众中散发小册子形式的党的传单。
开幕会议：5月22日，星期六，晚九点
出席会议的有大约一百二十位代表以及哥达的许多党员。
接待委员会主席威·博克宣布开会，并以热忱的讲话欢迎代表们来参加合并的工作。
根据会上提出的建议，经热烈的辩论后确定，在选定主席团之前由博克主持讨论。一当委托书经过审查并被宣布有效即应进行主席团的选举。
为此目的选举了一个由十二人组成的委员会，人数每方各半。当选的人一方是德罗西、弗里茨舍、哈赛尔曼、奥古斯特·卡佩尔、拉科夫和法特，另一方是奥艾尔、布岁内迈耶尔、布尔克哈德·盖布、格里伦贝格尔和瓦耳泰希。
然后，还选举了拟定议事规程提案的委员会，当选的人是：哈森克莱维尔、莱麦尔、倍倍尔、托·卡佩尔和李卜克内西。
根据盖布的提议，象国会表决[9]的样子，最后代表们把委托书交给弗里茨舍、盖布、哈赛尔曼和瓦耳泰，由奥艾尔和拉科夫进行统计。
会议于十一点结束。
第二次会议:5月23日，星期日，上午十点半。
会议由博克主持开幕。奥托·卡尔代表议事规程委员会提出了提案，会议对一些个别问题进行了简短的辩论之后作出下列决定：
1．代表要求发言时必须以书面形式通知主席；2．一切提案，除关于议事规程的提案之外，都必须以书面形式提出；3．代表要求对提案发言时，必须表明是赞成还是反对；4．一切提案必须至少得到十五个代表的支持才能付诸讨论，如果得到了应有人数的支持，则首先由提案人发言；5．任何代表就一个问题发言不得超过两次；6．在结束讨论提案时，先由一个赞成结束和一个反对结束的代表发言，然后进行表决；7．一般性辩论的发言时间规定为十分钟；8．专题讨论的发言时间规定为五分钟；9．报告人的发言时间不受限制；10．个人的解释和对事实作更正，应在辩论结束后进行；11．一切发言人都应到讲坛上去讲话过；12．主席团设主席二人以及一个安排发言人名单的人和两派的记录员八人，每次由二人轮流作记录。
根据格罗斯提议，由于委托书审查委员会的工作尚未完成，于十二点休会。
四点半威·博克继续主持开会，并宣读了由格拉茨、格劳豪、博肯海姆、卡尔斯卢厄、博恩海姆、哈尔堡、古本和柏林发来的电报。
奥古斯·卡佩尔代表委托书审查委员会提议，为了简单明了起见，可用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来表示两个派别的名称。会议表示赞成。
接着，提出了爱森纳赫派的委托书审查结果，并逐个宣读了每个代表的名字及所代表的地区和拥有的票数。计有一百四十四个地区的代表五十六名，拥有一百五十张委托书，代表九千一百二十名党员。（后来又有一些补充）。这一报告得到了代表大会的批准。由于拉萨尔派的委托书审查工作尚未结束，所以根据弗里茨舍的提议，首先讨论了委员会所拒绝的由莱比锡的“拉萨尔学派”[10]发给李比希的委托书。
弗里茨舍作为委员会的报告人提出了拒绝的理由，主要是说，有关的社会民主党人要参加代表大会，其条件包括他们必须在最近三个月内向与会的两个派别中的一派交纳了党费。而“拉萨尔学派”的成员并没有这样做，因此委员会不能承认他们的委托书。
维默尔主张接纳，因为这是关系到德国全体社会党人合并的问题。
根据一项临时动议，决定在选定主席团之前选举两个暂时的记录员，并确定由米尔克和德罗西担任。
弗里茨舍再次提出了委员会的理由。凡没有交纳党费者，均不能派代表。如果不顾这点而接纳拉萨尔学派的话，那末，不接纳拖欠党费的某些特殊的老党员的理由就不能成立了。
科柯斯基原则上不反对承认莱比锡的委托书；但是，因为既然规定必须交纳党费，所以可以根据这一理由不承认这份委托书。否则，不伦瑞克还会有好几千名党员派代表到这里来。
乌尔利希指出，在奥芬巴赫，正如在汉堡和莱比锡一样，也存在着这样一个“派别”，它也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但没有为社会民主原则做任何事情，反而以自己的行动反对这种原则。不过，发言人主张接纳李比希个人。
弗里克提出一个问题：“拉萨尔学派”的成员在莱比锡最近的选举中是否参加了工作。
莱比锡的代表对此作了肯定的答复。
否决了一个结束讨论的提案，相反地，通过了倍倍尔的一个提案：再让两个赞成接纳和两个反对接纳的人发言。
奥吉斯特·卡佩尔说，诚然，委员会的少数人不赞成承认委托书，但是赞成接纳李比希个人。人们通过为李比希的代表团筹措经费已经证明，他们具有参加合并的善良愿望。因此我们必须作某种照顾。
哈特曼不反对李比希作为个人出席，但是反对承认委托书。凡是不了解布罗伊尔派[11]的本质的人，都难以判断，迄今为止这个派别是在怎样的方式下行事的。人们只要看一看它的机关报就行了。我们曾要求他们重新加入联合会——但是徒劳。因此不能照顾，何况在合并之后，加入新党的大门还是对他们敞开着的。
倍倍尔：问题不在于汉堡的布罗伊尔派，而在于莱比锡的“拉萨尔学派”的成员。李比希已拒绝了汉堡人的委托书。他到这里来是为了参加合并，从他以及授与他委托书的人方面来说，这一点早在莱比锡的历次会议上就定下来了。我们在莱比锡就高兴地接纳了他们，而且李比希还受到了这样大的信任，以至于他在民众大会上往往被选为主席。布罗伊尔的言论与李比希毫不相干。总之我们只能接纳代表，而不能接纳一些个人；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接纳，如果我们愿意在参加代表大会的条件方面定出一个例外，那是毫无困难的。如果我们拒绝委托书，那末我们就会得罪一批党员，而敌对的报刊一定会心怀叵测地利用这一点。
如果人们愿意决定个别地接纳一些人，那末，发言人就不了解，为什么我们今天不愿意统统承认他们。
奥艾尔:问题不在于个人，也不在于汉堡的布罗伊尔派的报纸干了什么。哪些团体参加合并里这一开始就明确地规定下来从两方面来说，都必须在最近三个月内交纳了党费。如果因为“拉萨尔学派”的成员在选举倍倍尔的时候都参加工作了，我们就愿意承认他们，那就还有几千人必然要派代表到这里来。对我们说来，问题仅仅在于两大派别的合并。如果李比希的委托人赞同合并的原则，那末他们就可加入合并的党。我们在审查委托书的时候已经划去几百人，因为规定的委托人数目与交纳的党费不符合；如果我们打算只承认这一张委托书，那末我们这样做是极端不公正的。
李比希：如果人们要做到始终如一的话，那末，他们不承认委托书，也就不应当把他当作单独的个人接纳；如果人们不承认委托书，他也不愿意作为有名无实的幽灵履行职务。他已拒绝了汉堡给他的一份委托书，而且已向布罗伊尔的追随者声明，他们自己应当派出一个代表。他是带着要为整体工作这种认识和坚定的信念到这里来的。那二十个委托人都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老战士，如果拒绝这些人而只让他当一个幽灵式的人物，那是不公正的。有人说，这些人曾经参加了莱比锡的选举工作还不够，对此，发言人指出：有这样的情况，即党内一些杰出的人物从来也没有交纳过党费。假使代表大会拒绝这二十票，它就会使自己丢脸。假使是一些教皇至上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想要参加代表大会的话那是另一回事；而莱比锡的这二十个人都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忠实的老战士。在莱比锡，人们已承认这些人具有平等权利，而且《人民国家报》甚至已发表了这些人向代表大会提出的一个提案。诸位可以抛弃我，但是诸位一定会后悔的。发言人最后指出，他尽管为汉堡的报纸写过文章，但完全是为了整个党的利益。
弗里茨舍（报告人）：象李比希所说的对二十个人的恐惧，我们根本没有；至于我们会不会由于不接纳他们而丢脸，他尽可不必为我们操心。李比希还一直没有表示过，他现在是否同布罗伊尔派站在一起。有过这样的情况，在选举中分立主义者支持了我们，如果我们要承认李比希的委托书，我们也就应当采取前后一致的方式，让分立主义者能够参代表大会了。我们只能照顾我们在一切情况下都能指望的党员。因此，人们应该赞同委员会的提案。
瓦耳泰希以个人名义说，他赞成李比希凭他的委托书出席。
李卜克内西强调说，李比希所提到的向代表大会提出的提案之所以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是因为人们错误地认为，有关的提案人已考虑到了向代表大会派遣代表的条件。
哈特曼再次向李比希提出一个问题：他是否同布罗伊尔派还有联系，也就是说，是不是同那个派的观点一致。
李比希说，难道代表们是一些庸人和市侩吗？他已经说过，他拒绝了汉堡的委托书。如果在合并之后他还与布罗伊尔派保持联系，那时人们才有理由反对他。
否决了一个要求进行记名投票的提案。
通过了委员会关于不承认李比希的委托书的提案。
接着，凯泽尔提出了要求进行记名投票的提案，其理由是对表决的结果还有疑问，这个提议被通过了。
李比希表示，假使他知道场辩论因为他而拖了这么久的话，他早就退出了。所以，他请求不要在他个人的问题上纠缠了。
哈森克莱维尔提议：首先提出拉萨尔派的与会者名单；这个提案被通过并由拉科夫经办。个别提交的委托书的总结果是：一百四十八个地区的代表七十三名，拥有委托书一百七十二份，共一万五千三百二十二票。这个名单得到了批准。
弗里茨舍接着说，还会继续收到更多的委托书，委托书审查的最后结果以后公布。
接着，对委员会关于不承认李比希的委托书的提案进行记名投票。
投票赞成这个提案的有：奥艾尔、布罗内迈耶尔、博克、布洛斯、多曹尔、恩德雷斯，恩格尔哈特、芬克、盖布、格拉德维茨、格里伦贝尔、海特布林克、霍赫海姆、屈恩、科柯斯基、克格尔、李卜克内西、勒文施坦、马莫、迈伊、舒马赫、肖伊、乌尔利希、布吕克曼、德罗西、德雷斯巴赫、杜尔克、埃格特、芬、里茨舍、加多夫，格累伯、格罗斯、君特．哈森克莱维尔、哈特曼、哈赛尔曼、海奈曼、海因策耳、海尔佐克、霍里希、胡尔累曼、奥古斯特·卡佩尔、奥托·卡佩尔、克莱因、克卢特，克恩克、克罗伊茨贝格、克罗内贝格、林格纳、卢赫滕贝格．迈耶尔、麦斯特、莫耳肯布尔、诺曼、奥利希、佩措尔德、布累斯．拉科夫、赖歇尔特，莱麦尔、赖因德尔斯、恰尔恩克、席德维茨、施图尔、图曹尔、文内尔，法特。
投票反对这个提案的有：伯特歇尔、鲍曼、倍倍尔，本德尔，艾·费舍、费舍（科布尔格）、弗兰茨、尤斯特、霍夫曼、希尔施、凯泽尔、克勒斯、克特尔、列曼、林克、弥勒，莫特勒、米尔克、帕迪茨、彼得曼、莱茵霍尔德、李希特尔、斯劳克、施托勒、乌费尔特、瓦耳泰希、维默尔、文德勒、沃布扎、贝特克、巴尔多夫、伯特歇尔、达斯巴赫、德罗甘德、法尔弗里克、哈尔姆、哈赛、海尔赫尔德、库尔、勒费尔拜因、波耳斯特尔、普林茨、里施、勒迪格尔、雪恩尼安、施韦肯迪克、斯特芬斯、施泰内克、瓦尔特、维希滕达尔、韦茨卡、茨维内尔，施特雷克。
委员会的提案以六十八票对五十四票通过。
佩措尔德要求把他的话载入记录：他之所投票反对接受莱比锡人的委托书，是因为在表决前李卜克内西直接问过李比希，他同汉堡的社会民主党人有无关系，而李比希没有作出令人满意的答复。特耳克和布尔克哈德弃权。
接着投票表决奥托·卡佩尔的一个提案：不允许李比希个人有表决权。这个提案被通过。
然后，主席宣读由奥芬巴赫、佩斯．哈瑙、柏林以及由泰尔托夫区的一些党员发来的电报。
此后，选举主席团。
议事规程委员会提出了如下的提案：选举代表哈森克莱维尔和盖布为主席，选举一方代表德罗西、莱麦尔、库尔、勒迪格尔，另一方代表布尔克哈德、布罗内迈耶尔、克格尔和米尔克为记录员。
克莱因强调说，两方都被考虑到了，因此最好全盘通过委员会的提案。
德罗甘德和格罗斯都表示赞成。
贝特克提名盖布、弗里茨舍和莱麦尔为主席。
莱麦尔表示放弃，弗里茨舍也如此。
奥托·卡佩尔指出，根据委员会的提案，在几位主席之间没有什么区别，而且他们应轮流履行职务。
布尔克哈德说，可以选举在做记录方面比他更有训练的代表担任记录员，因此应当提出另一个代表。
施托勒赞成委员会的建议。
瓦尔特认为，如果我们选举两个具有同等权利的主席，我们就会同议会制度相抵触；因此，他提议由一位第一主席和一位第二主席来主持代表大会，并提名盖布为第一主席，哈森克莱维尔为第二主席。
格罗斯不赞成瓦尔特的意见；说在选举党的机构时，情况有所不同，所以我们完全可以选举两位具有同等权利的主席，他们彼此必须协商一致。
杜尔克认为，可设法采取一种宽宏大量的办法来摆脱那些预先要解决的枝节问题；完全不谈竞选和以多数票通过。可以接受委员会的提案，让由少数派中选出的主席主持头一天，以后的日子可由两位主席轮流主持。
特耳克提出一个提案：代表大会由行将选出的主席分别主持，即每次会议由一位主席轮流履行职务。
克莱因再次表示赞同委员会的提案。
大会通过辩论结束。
委员会的提案以全体对三票通过。
主席宣读由格劳豪发来的一份电报。
哈特曼提议，为了避免干扰，，电报应在每次会议之前宣读。大家表示赞同。
接着选举赖因德尔斯安排发言人名单．
因为有一部分代表认为，关于主席的问题，迄今为止只是对体制而没有对人选进行表决，所以还要对人选进行一次表决。委员会提出的选哈森克莱维尔和盖布的建议以大多数票通过。
两位主席接任了主席团的领导。
盖布代表大会就博克很好地主持了讨论向他表示感谢，大会对此满意地表示赞同。发言人强调说，他个人决心严格遵守议事规程。双方都还存在许多成见，因此主席的任务就是要设法使这些成见不致引起不愉快的辩论。许多代表尽管没有携带有约束力的委托书[12]，但也怀着党员同志的某些愿望到这里来。可是，这种愿望作为我们讨论的基调就会压倒要求合并与和解的呼声。各地的社会民主党人都在看着我们，我们应当表明，我们决不辜负向我们提出的任务。我们要为工人的事业齐心协力地并肩战斗，并以这样的精神进行讨论！
接着选举记录员。
莱麦尔建议由克卢特代替他。
盖布指出，莱麦尔很合适。每个人都应当好好承担代表大会赋予他的责任。
通过了委员会的建议，有一点变动，即由肖伊代替布尔克哈德，因为后者可能要参加新闻报道委员会。当选的人是：德罗西、莱麦尔、库尔、勒尔．肖伊、布罗内迈耶尔、克格尔和米尔克。
盖布：必须选举一个委员会来给党报写新闻报道，以便起草的报道能考虑到双方。除了党报以外，应该给哪些报纸寄送报道，如是否给《法兰克福报》，可由代表大会或由主席团根据代表大会的决议与新闻报道委员会协商提出。
普林茨反对给《法兰克福报》寄送报道，因为它是一家反对我们的资产阶级报纸。
哈森克莱维尔强调说，问题是要在敌人的一些正派的报纸上刊登客观的报道，所以，除了《法兰克福报》之外他还提出了《福斯报》。
科柯斯基说，虽然他从来没有给敌人的报纸寄过新闻，但他认为，如果要让公众阅读忠实的报道，而不只是通过警察的报道了解情况，那样做也是可行的。
格罗斯认为，假使我们给异己的报纸寄送报道，那末我们就不可能排斥任何报纸了。
倍倍尔说，《法兰克福报》完全不象普林茨所说的那样，是对社会民主抱敌对态度的；此外，问题是要在报纸上刊登忠实的报道。我们向来埋怨敌人的报纸刊登歪曲事实真相的报道。所以，假使有些报纸要求免费地、甚至付给报酬地刊登报道，我们就应当同意。我们都知道，这里的通讯员．都是“正式的”，而不是别的。而且哥达的一些人会打听我们的讨论情况，并歪曲地广泛加以传播。我们要用推荐的新闻报道来防止这种情况。
恩格尔哈特认为，切实可行的是，规定不应给哪些报纸发报道。
歇尔特建议让《哥达日报》的通讯员出席。
盖布说，把报道寄给该报也是一样的。
普林茨强调说，《法兰克福报》也没有忠实地报道去年爱森纳赫派代表大会的讨论情况；同时他收回他关于该报的意见。
决定结束辩论。
至此通过了盖布的一个提案：应向哪些报纸寄发报道，由主席团和新闻报道委员会决定。
接着决定人选。盖布提议选举六个通讯员。
奥托·卡佩尔建议由六个减为四个。
科柯斯基认为，如果要切实解决问题，可以保持六个。
赖歇尔特提请注意他关于允许哥达的通讯员出席的提案。主席盖布答复说，根据刚才的表决，这个提案已被否决，对此没有人提出异议。
维默尔提出一个提案：凡不发表忠实报道的报纸，不发给新闻报道。
科柯斯基表示，由于出版法的原故，报纸不是处处都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报道的，并指出了这样的可能性：例如《不伦瑞克人民之友报》就由于这个原因不得不在新闻报道中对某些论述加以删节。
维默尔强调说，他的提案指的是，只有当某些报纸刊登歪曲的和不真实的报道时才那么办。
布吕克曼对这个提案的理解是这样的：如果有关的报纸故意发表歪曲的报道，就应当不再提供报道。应该把真实情况完完全全地告诉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即使通过《不伦瑞克人民之友报》来报道也一样，而只能作些由于法律的原故必须作的变通。
科柯斯基个人指出，他的意思并不是说，他必须给《不伦瑞克人民之友报》提供歪曲的报道，而是由于出版法的原故他可以不把全部情况都提供出去。
维默尔的提案被通过了。
选举六个人的提案也被通过了。
在格里伦贝格尔、弗里茨舍和科柯斯基作了一些说明以后，委员会提出的六名人选也通过了，这些人是瓦耳泰希、弗里茨舍、哈赛尔曼、奥托。卡佩尔、科柯斯基和格里伦贝格尔。
弗兰茨建议在记录中载明：梅腊诺的代表帕迪茨由于没有接纳李比希而退出了代表大会。这一点得到了赞同。
倍倍尔提议说，有些人不是党员但希望列席讨论，是否接纳他们，授权主席团酌情处理。
这个提案也通过了。
休会一小时。
晚上九点一刻继续开会。记录员：布多内迈耶尔和勒迪格尔。
主席盖布宣读由格劳豪、奥芬巴赫，佩斯、哈瑙、柏林、汉堡、古本、哈尔堡、博恩海姆，卡尔斯卢厄，博肯海姆、格拉茨、格劳豪、兰兹胡特、柏林、佛希海姆、慕尼黑和汉诺威发来的电报。
在宣读出席人名单时，缺席的芬克和莫特勒因病请假帕迪茨（未说明何理由）、伯特歇尔和克罗内贝格外出。
主席宣读前次会议上已通过的议事规程，并把关于表决方式的问題提交会议讨论。
哈森克莱维尔赞成格罗斯提出的建议：按人数进行表决。
哈赛尔曼请求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不按人数进行表决，因为许多地方认为，它们是按票数派出代表的。如果事先说明要按人数表决，那末象汉堡那样的地方，党员很多，就不会只派出三名，而也许要派出十名或二十名代表。为了使代表大会上的讨论不致延长，可以在议事规程中加上一条，说明对一个提案只有当十五或二十名代表建议进行记名投票，或者举手表决有疑问时，才进行记名投票。这是符合拉萨尔派的老习惯的，因此那种比较花费时间的记名投票一直很少采用。
接着宣读了万兹贝克的社会主义者的抗议书：“万兹贝克的社会主义者对代表大会的如下决定提出抗议：在一切原则问题上都应按照委托书授与者的数目进行表决。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无理地剥夺权利的行为，而且因为这种行为本身包含着压制的可能，所以万兹贝克的代表有义务今后只是列席会议，我们还建议立即改变按委托书表决的办法。”
格罗斯（万兹贝克的代表）说明了这个抗议书的理由，他说，他的委托书授与人认为按照所代表的票数进行表决是完全不民主的，这种做法如果不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改变，至少将来要加以改变。
哈特曼：我已经阐明了我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应当不按人数表决因为如果这样做就是以少数压多数。他说，他在汉诺威就主张划分选区，但当时情况既然已经那样了，我们只好迁就，他要求从今天起就摆脱这种做法。汉堡人由于经费的原故只选了三名代表；如果原来知道应按人数表决，他们就会派遣更多的代表。
弗里茨舍反对对业已通过的议事规程做任何修改，否则他将不提交任何委托书。
卢赫滕贝格：在以前的全体大会上，按人数表决之后还要经全体党员投票。这次代表大会上可不按人数表决，而且今后每次代表大会要作出重要决定时都须经党员进行全体投票。
通过了结束辩论的提案。
否决了万兹贝克的代表关于记名投票的提案。
通过了哈赛尔曼的提案“在下述情况下根据所代表的党员的数目进行记名投票：1．当至少有十五名代表提议实行全体投票时；2．当对于原则问题和组织问颗的某项表决仍然有疑问时。”
德罗甘德要求宣读赖因德尔斯提出的从布勒斯劳送来的一个提案。
主席宣布说，这个提案反正现在就要提出来进行辩论，可以宣读。他读道：“布勒斯劳的社会民主党两派的党员提议合并代表大会休会两天，以便两派能首先处理好自己的内部事务。克·彼·赖因德尔斯、埃·尤斯特。”
在主席的建议下，这个提案得到了足够的支持。
赖因德尔斯：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给要新建的大厦打下坚实的基础。但为此目的，就要求两派先各自举行代表大会。大家都知道，这样的意见流传很广，两方面都发生过一些不正常的事情，对这些事情每一方面都应事先在内部加以处理，以便使每个代表在选举负责人时心中有数。他不能投他并不确切知道是否尽了义务的任何人的票。因此人们希望代表大会休会，并赞同布勒斯劳的提案。
奥艾尔强调说，在合并代表大会后，各派的代表大会同样可以开得很好。为此爱森纳赫派最多需要一天，因为对自己的财务情况每季度都进行了结算，也就是说，在代表大会以前已进行了一次充分的检查。正如我们这方面的所有成员将会证实的那样，在我们的各项结算中一切都是相符的。我们没有人要求先举行我们这方面的代表大会。在哥达的代表会议上，盖布和我认为圣灵降临节是举行代表大会最合适的时间。哈赛尔曼和哈森克莱维尔表示这样做是不可行的，并指出：首先必须召开拉萨尔派的代表大会。以后，哈赛尔曼、哈森克莱维尔、盖布和李卜克内西又在莱比锡就这件事进行了商谈并作出了这种改变。谁也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想法。我们贫穷，但是诚实——这一口号是适合我们的情况的；我们不能将代表大会毫无益处地拖延下去，因此我们反对布勒斯劳的提案。
针对奥艾尔的意见，哈森克莱维尔指出：不在节日期间举行代表大会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党内有很多手工业者代表，他们没有时间参加代表大会。虽然对召开各派会议一事进行过讨论，但他在以后还是作出了决定：要征求好些个有名望的党员的意见，其中包括弗里茨舍和理事会[13]的意见，对此，他们也表示赞成先召开全体大会，而他相信这样处理是符合大家的利益的。
奥古斯特·卡佩尔表示赞成布勒斯劳的提案，并对赖因德尔斯的说明表示附议。在全德工人联合会解散以后，很多事情纠缠在一些人的身上要是这个提案被否决，那末可以预见，这些事在代表大会上一定会成为话题。他认为在代表大会以后再召开全体大会是不可能的，因为很多代表在完成合并以后也许会说，全体大会是多余的。我们的组织要由一些人来领导，而人们必须事先就认识他们，否则就不能选举他们。
文内尔：正如他听说的那样，已经发生了很多弄不明白的事情。他的委托书的授与者曾要他在这方面起作用：使合并代表大会不因此而受干扰。所以他赞成布勒斯劳的提案。
哈尔姆：人们可以在代表大会上讨论已经发生过的不正常的事情，而不要搞什么秘密的勾当，因此他反对这个提案。
弗里克要求主席将所有这一类没有足够证据的论断当作诽谤加以驳斥。
主席对此作了一个令人满意的说明。
哈特曼认为，哈森克莱维尔提出的在全体大会之前先召开党代表大会的理由，不能使他满意。他本人曾在理事会提问过是否应该在共同的代表大会后举行全体大会，因为爱森纳赫派也在没有说明理由的情况下将它的代表大会改在共同的代表大会以后召开。六星期以前在我们的党报上刊登过这样的言论：应先召开全体大会。这种在事后对已确定的东西加以改变的做法必然引起不信任。由于卡·希尔施在巴黎写了信这一事件而推迟全体大会也是没有道理的。卡·希尔施尖锐的意见没有得到我们的赞同。这封信也寄到了汉堡，要是这些事件在事先没有得到解决，那他就不会投票赞成现在担任领导的那些人。
德罗西：在给理事会的通告中措辞有点尖锐这个问题上，哈森克莱维尔并没有什么过错。关于在哥达的协议，发言人毫无所知，所以设想由于哈森克莱维尔根本没有写过这方面的东西，所以对此也毫无所知。这种改变必然使我感到不愉快，并且必然影响通告的措辞。至于卡·希尔施的信，发言人只是在一次他参加的，在汉堡偶然举行的讨论通告的会议上，由于有一些令人不愉快的意见而把该信交给理事会的成员过目的。并没有用这封信来进行任何宣传。理事会在这封信出现以前就已经对通告作出了决定。
乌尔利希主张否决布勒斯劳的提案。
格多斯表示赞成这一提案。
韦茨卡要求拒绝这一提案，因为人们可能用这个提案来针对某个人。人们本应及时地公布提案，使大家都知道它的内容。
李卜克内西建议把希尔施的信宣读一下，因为这封信是寄给他的。
奥吉斯特·卡佩尔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封信的内容是无关紧要的。
弗里克也持同样意见，因为这封信根本不涉及李卜克内西。
主席宣读由倍倍尔、奥艾尔和瓦耳泰希提出的下列提案：“会议应作出决定要求拉萨尔派在明天代表大会开幕前一小时，选举一个委员会对该派的财务情况进行审核，然后在代表大会上讨论纲领和组织章程，党的新领导的选举暂缓，到拉萨尔派的全体大会和社会民主工人党的代表大会举行以后再进行，这样做的先决条件是，两派的讨论不得超过一天”。
此外，会上还宣读了下列提案“我们提代表大会任命一个由两派共同组成的检查委员会，对双方的财务情况和管理情况进行审查，然后对双方工作人员的活动情况提出报告。拉科夫、德罗西、贝特克、弗里茨舍、瓦尔特、胡尔累曼、麦斯特、格累伯、维希滕达尔。”
主席提请注意：首先必须处理李卜克内西关于宣读书信的提案。
法特强调说：这封信根本没有发生什么影响，因为它是在理事会对延期召开全体大会已经进行表决后才出现的，因而宣读这封信是多余的。
恩格尔哈特赞成宣读。
奥古斯特·卡佩尔要求否决这一提案而通过布勒斯劳的提案。
瓦耳泰希想知道这封信的内容是什么。
李卜克内西他本来不想对这件事说什么话，但是看起来好象是有人在借这封信为某种目的搞宣传，而通过宣读这封信，就可以把信的无害性说明白。信中固然有些话说得很尖锐，例如针对哈森克莱维尔的一些话；但这仅仅是写信人的个人看法。在涉及到他（李卜克内西）的问题上，甚至还提到了他暂时要迁居到巴黎去的一个计划。此外，信中谈及的办报计划也不是什么秘密，而是过去他已经同哈森克莱维尔讨论过的，当时还通知了在汉堡的德罗甘德。这个计划牵涉到要新办一家中央机关报，它要与现在的两家总机关报同时出版。
斯劳克赞成宣读。
进行表决并决定宣读。
德罗西首先宣读科斯维希的一个党员写的说明，正在讨论的这封信是由拾信人寄给那个党员的，德罗西还说当时他立即把这件事通知了李卜克内西，而且也把莫尔登豪尔的地址告诉了李卜克内西。
李卜克内西：在到达他手中以前曾经神秘地遗失了的信，是德罗西把它仍然用原来的信封装着寄给他的。所以拾信人一定会知道这封信是寄给谁的，因而对没有按正确地址把信寄去这一应受惩罚的行为负有责任。
接着德罗西宣读这封信的抄件。
哈森克莱维尔对信中谈到关于他个人的地方进行反驳。针对希尔施说什么发言人也许会重演1869年森纳代表大会的戏的这种说法，发言人肯定地说，1869年他根本不在爱森纳赫，他也没有参加当时的会议。此外，对我们这方面说来，这封信并没有起到阻挠合并工作的作用。
奥古斯特·卡佩尔询问这封信的原件放在哪里。
盖布：这封信放在他收到的一个从莱比锡寄来的报紙邮包里。这个邮包已经撕裂，他没有收到这封信；因此可以设想：这封信已经掉了。
李卜克内西宣读了一封卡·希尔施后来寄给他的，与讨论的这封信有关的信件，希尔施在其中扼要地重述了第一封信的内容，并表示，如果是他出了差错的话，他很乐意好好接受教训。
决定这件事就此告一段落。
奥古斯特·卡佩尔希望《人民国家报》的发行人员能够讲讲，这封信转寄给盖布的情况是否就象刚才所说的那样。
李卜克内西再次说明他所知道和所猜测到的有关这封遗失的信的周转情况，并证实盖布的叙述。
德岁西（代表个人）：有人说没有把上述这封信立即按地址退回，这对他来说是不体面的。对此他必须指出:在党务方面不能总是保留习惯的体面，在有些情况下甚至有责任不计较个人的感情；在这件事情上也是这样，因为这封信已经党内其他同志，甚至经理事会的一位成员阅读过。如果说这封信转到他手里时是加封的，那末他把它转给李卜克内西时也是加封的。
主席盖布提出支持倍倍尔、奥艾尔和瓦耳泰希等人的提．案的问题。这一点得到了赞同。
拉科夫等同志的提案也得到了足够的支持。
然后宣读了哈尔姆和库尔的下列抗议：
“我们对任意拖延代表大会提出抗议，因为我们不论是和拉萨尔派的全体大会还是和爱森纳赫党，都没有多大关系，我们仅仅是被推选来参加合并代表大会的，不能让我们整天在一些个别人的脏东西的问题上纠缠不休。”
赖因德尔斯要求把来自布勒斯劳的提案了结一下。
胡尔累曼不同意在代表大会之前开全体大会，每一年都有个别负责人受到怀疑，然而还是重新当选，而且还能得到信任票。他认为有人希望先召开全体大会，是为了使某些人重新任职。他请求否决来自布勒斯劳的提案。
施托勒认为代表大会不应休会，人们确实不需要把不纯分子选进党的新的领导中。
海尔赫尔近来从柏林到汉堡、阿尔托纳和奥德逊流言四起，所以他赞成在代表大会之前召开全体大会。
哈赛尔曼发言反对这个提议，但赞成检查委员会，并宣读理事会最近的通告，在通告中作出了把全体大会推迟到代表大会以后举行的决定。理事会成员认为下列这段话是关键性的“爱森纳赫派已把他们自己的代表大会推迟到共同的代表大会后举行，而没有阐明理由。”德罗西同他自己对汉堡的许多党员讲过的话自相矛盾。
克莱因反对哈赛尔曼的意见。他认为代表大会是至高无上的，是不受事先规定的个别条条束缚的。脏东西并没有黑到不能把它洗干净的地步。人们一定要明白，谁应受信任，谁不应受信任。
哈森克莱维尔发言反对设立一个混合委员会的提议，因为对方不大了解我们的内部事务，反之，我们也不大了解对方。
奥古斯特·卡佩尔说，党的财务已经由委员会互相进行过审核。
罗西表示他个人反对哈赛尔曼的意见。他已经说过，他误解了哈森克莱维尔的信，因为他认为哈森克莱维尔同样对爱森纳赫派代表太会的延期毫无所知。他（发言人）回到不来梅以后，又一次翻阅这封信时，才发现信中并没有提到这件事，所以说这是出于他的推测。此外他仅仅拿这封信给当时在汉堡的理事会成员看过。
哈查克莱维尔表示赞同布勒斯劳人的提案。关于全体大会的安排仅仅是在许多理事会成员的压力下才作出的。
通过了倍倍尔、奥艾尔和瓦耳泰希的提案。
决定：上午八点分头进行讨论，十点召开共同的代表大会进行讨论。
夜里十二点一刻散会。
第三次会议：5月24日，星期一，上午十点一刻。
主席：哈森克莱维尔；记录员：肖伊和库尔。
在进入议事日程之前，主席请弗里茨舍发言，对提案作说明。
弗里茨舍：在昨天的辩论中，有人说了一些不能让人冷静接受的话。从几个发言人所使用的词句中就可以断定，他们对拉萨尔派的财务情况中的某些东西表示不满。特别是奥艾尔说：“我们贫穷，但是诚实”这些话间接地对全德工人联合会的负责人表示了怀疑。然而联合会的财务状况是井井有条的，所以，为了坚持真理，他以委员会的名义提议审核过全德工人联合会财务的爱森纳赫党的先生们可以说明，他们发现财务方面有什么问题。当然，问题并不在于钱是否使用得当——这是一件仅仅涉及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的内部事务——，而在于帐本、单据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是否清楚。
盖布：爱森纳赫派的检查人员没有理由对拉萨尔派的财务管理表示不满。他们看了联合会的帐单，并且只是根据摆在他们面前的帐本来判断，而没有对这些帐单进行审核，因为审核帐单是联合会内部的事务。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信任。
林格纳想要知道，爱森纳赫党方面的财务管理情况如何。
拉科夫回答说，莱比锡的拉萨尔派委员会在进行第一次检查时，《人民国家报》发行部等等的所有帐目还没有结清，虽然管理年度到3月31日为止。他接着说，就是在第二次审核时也还有一部分决算没有清理完但这些都仅仅是在形式上没有完成。当然，他们感到不满意。然而他完全谅解《人民国家报》发行部等的工作人员，因为当时他们工作负担太重，这部分地是由于没有宽裕的劳动力，部分地是由于在莱比锡进行国会补选。
盖布说，现在把莱比锡的结算情况提交代表大会。此外他特别强调的是，爱森纳赫派的党内财务到5月15日为止已结清。他想要知道，检查人员是否对这项财务满意。
克莱因要求盖布回答，而且要求一个正面的回答，因为他昨天的发言相当粗暴。假如拉萨尔派要把情况颠倒过来，那末他们也许有权说：对方的脏东西比他们更多。
吉斯特卡佩尔对汉堡的检查情况作了说明。他说，一切都非常正常。每个人（包括他自己）随时都可能讲些“胡话”，昨天晚上奥艾尔也是讲了一通“胡话”。
盖布认为，他对克莱因提出的问题实际上已经回答过了。已经进行的检查是一次有限的检查。人们在这次检查中已把各项总数的数字记下来了，把薪金和其他感兴趣的款项也摘录下来了。此外他劝告克莱因少吹毛求疵，因为一切更进一步的事情要在拉萨尔派的全体大会上解决。
施韦肯迪克建议在听取奥艾尔发言之后结束辩论。通过了这一建议。
奥艾尔说，他说了那句引起议论的话，并不感到后悔，因为他认为在那种情况下他那样说是有根据的。拉萨尔派互相之间首先说了那类话，同时总是谈到“双方”。他曾要求把姓名指出来，然而没有得到答复、有人谈到“追求职位的人”。在爱森纳赫党中没有追求职位的人，而且在财务方面是诚实的。是的，他再次重复说“我们贫穷，但是诚实！”
赖因德尔斯（对事实进行更正）提到要注意这两个党在管理方面是有区别的。审核财务事宜的，在爱森纳赫派方面是一个委员会，在拉萨尔派那里是全体大会。
哈尔姆说，奥艾尔误解了他昨天的发言。
胡尔累曼提议再次进行辩论。
施韦肯迪克表示（对事实进行更正）奥艾尔并没有回答，在对议事规程的一次小规模辩论以后，什么时候否决了胡尔累曼的提案。
斯劳克再次提出要重新对这个提案进行辩论。首先还必须听听《人民国家报》的工作人员的意见。人们在这里提到他们时表示了不满，一定要允许他们进行辩护。
施韦肯迪克向会议提出要求：最后该转到讨论代表们共同提出的重要问题了，所有这些琐碎的事情该结束了！
斯劳克的提议被否决，至此
弗里茨舍代表委托书审查委员会发言。人们都记得，李比希的委托书主要是由于李比希同汉堡的布罗伊尔集团有联系而被宣告无效的。现在有一张由这个集团签发给约瑟夫·勒夫勒的委托书，委托书审查委员会拒绝了这份委托书。他请求代表大会批准委员会的这项决定，并宣布勒夫勒的委托书无效。
奥古斯特·卡佩尔请求代表大会不再辩论就按弗里茨舍的要求办。
施韦肯迪克表示坚决反对轻率从事。这件事很重要，所以不应当这么匆忙地把它放过。即使要辩论一个小时，为了慎重地处理这件事情，他也乐意做出牺牲。
奥古斯特·卡佩尔的提议随即被接受。勒夫勒先生的委托书经过表决被宣布无效。表决以后
弗里茨舍认为有必要声明：代表大会的明确目的就是要使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两大派实行合并，而且在事先的一切谈判中这个目的已被宣布为唯一的目的。
接着主席宣读从曼海姆、格雷瑙、利普斯、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和爱北斐特发来的电报。
至此，主席哈森克莱维尔宣布：开始讨论德意志工人党纲领。
去年秋天特耳克提出合并问题的时候，对于合并的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当他（哈森克莱维尔）在蔡茨坐牢时，有人对他说拉萨尔派的多数人坚决主张合并。对此他曾回答说，一旦被拉萨尔派多数人的意志所说服，他就会为实现合并而努力。随后他在监狱里曾同李卜克内西和其他人谈过这个问题，当时大家一致认为，等到出狱以后再做进一步的打算。出狱以后，社会民主党的国会议员们在柏林进行了私人磋商，在磋商中决定召开一次双方有同等数代表参加的预备会议。这个预备会议已经开过了[14]。代表们向会议提交了双方关于组织章程和纲领的建议，然而这些建议就两派的意向来说是针锋相对的。但是，代表们对实行合并是严肃认真的，结果出席的两党都各自尽可能地修改了自己的纲领，产生了一个妥协的纲领。这样一个步骤在当前看来也是绝对必要的。有人说双方都必须同过去决裂，可是，这不完全可能。正因为这样，这个纲领是一个妥协的纲领，而且就连起草者本人也明显地感到，它有一些形式上的缺陷。为了联合起来，人们不得不考虑两派的观点和原则，如果要取得成效的话，代表大会也必须按这样的精神进行。让我们暂时对一个纲领和一个双方都满意的组织章程取得一致，再过两年的时间就会给这一事业打上统一的印记。——曾经有人在这一点上或那一点上对特耳克有所怀疑，然而无论如何必须承认，他对合并起了促进作用。
接着主席请报告人李卜克内西发言
哈特曼请求说明，这些报告人是由谁指定的。
主席说明：预备会议委派四个人贯彻已作出的决议，并由他们确定报告人。
盖布证实了这一点并同意这个安排。
决定首先谈合并本身；首先发言的是：
哈尔姆：让我们把过去抛在一边，在当前正在建立的新党里面通过合理的安排来考虑今天和考虑保障未来。让我们尽力戳穿至今利用工人运动玩弄的把戏，同时团结起来并保持警惕吧！采用什么形式合并是无所渭的，因为通常官方总是会破坏我们的形式的。
莱麦尔（就议事规程发言）请求把委托书退还给勒夫勒，并要他离开会场，因为他记录了一些令人不能容忍的东西。
弗里茨舍说，已经把委托书退还给了勒夫勒。
赖因尔斯强调，关于李比希的情况有所不同，我们对布罗伊尔集团不应当这么温和。
勒夫勒声称，使他遗憾的是，六年来他一直是拉萨尔派，竟遭到代表大会如此对待。
鲍曼请求不要这样粗暴地对待人，可以让每个社会党人都留在这里。
布累斯认为，让勒夫勒留在代表大会上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布罗伊尔及其同道者先生们最近还在到处寄送通告，说应该建立一个新的全德工人联合会。
随后决定勒夫勒作为个人可出席。
哈特曼希望证实一下是否真发出过这样一份通告。
乌尔利希说有这样一份通告，而且已经寄给布罗伊尔的朋友们了。
勒夫勒认为，他有责任做笔记，因为他要给他的选举人作报告。他对所谓的通告一点也不知道，选举人不惜花钱派他来当代表，这就证明他们是真心诚意的。但是只有承认他的委托书，他才能留在这里；因为要是不为工人作些事情，他就不想花费工人分文。
麦斯特质问勒夫勒，《汉堡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出的诽谤仅仅算在编辑部的帐上呢，还是勒夫勒对此表示过同意。如果是后一种情况，他与其参加代表大会倒不如去上绞刑架。
主席斥责麦斯特末尾那种说法，
哈特曼强调说，如果通告已经公布了的话，让勒夫勒留在这里是同代表大会的尊严不协调的。
决定让勒夫勒离开会场。
在涉及由赖因尔斯安排发言人名单的问题上，德罗甘德挑起了一桩小小的意外事件，之后，大会继续进行一般性讨论。
盖布：在小范围的预备会议上的讨论和在这里的大范围内的讨论情形完全一样。但他的信念是合并必然实现全体社会主义工人群众对合并抱着热切的期望。大家现在要互相尊重，否则的话，恐怕在下次代表大会前和代表大会上将产生许多不愉快的事情。当党在对外方面有种种困难的时候，它在内部必须团结一致。国家政权、反动派和资产阶级试图以一切方式同我们进行斗争;因此必须在代表当中阐明这一思想，以便把这种明确的认识灌输到人民中去；然后我们才会在人民当中取得成就。上次的国会选举已经在我们的敌人当中引起了惊讶，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在下次的选举中我们还会取得许多更加令人惊讶的成就。的确从下到上要求实现持久合并的愿望越来越强烈。而在许多地方合并事实上已经完成，假如我们从这里开始又强有力地促进它，那末，我们的统一的党就会在四个星期内打下它的根基，追随我们的人将会同党内同志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最后，他推荐在讨论后采纳由他和其他一些代表共同提出的如下的提案：
“下列签名人提议：代表大会宣布，原则上同意应邀参加代表大会的社会民主党两派实行合并，并立即着手讨论纲领和组织章程草案。
盖布、科柯斯基、瓦耳泰希、弗里茨舍
哈赛尔曼、哈森克莱维尔”
海尔赫尔强调说，他被他的委托书授与者派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实现合并。但是党的领导者们必须做出好的榜样来，而昨天的情形并非如此。
文内尔同样也赞成合并，在西德意志工人大会上已经实行了合并。首先必须密切注视报刊，特别是在威斯特伐里亚和莱茵地区要更多地开展鼓动和组织工作，因为那里有许多缺陷。在这些地方恰恰是那些在鼓动方面最有能力的人没有受到重视。
克勒斯建议结束辩论，因为每个人都赞成合并。
弗里克反对结束，因为他并非是那种人云亦云地赞成合并的人。首先必须把一切弄个明白。
贝特克主张结束，因为已经有四十个人登记发言，而且大家都想要合并。
宣读发言人名单。斯劳克抱怨说，他虽然登记了发言，但名单上没有他，随后他被推选协助赖因德尔斯安排发言人名单。
克勒斯的提议被否决。
施肯迪克：如果我们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并且把民主理解为人民的统治，那末很显然，我们必须依靠人民群众；为此，一切社会党人必须统一。1848年，人民曾追随另外一个政党，当时的领袖们总是欺骗人民。人们关心的只是要把一切都适当地集中起来，以便我们不致在联邦制度中四分五裂。连报刊也要集中起来，不许小报存在下去，它们只是从主要报刊上进行节录。我们必须有一家大型的总机关报，它首先要证明自己是有生命力的，只有当总机关报拥有四万个订户时，才可以创办其他的报刊。那时人们就不可能在小报上到处发牢骚了。如果我们这样去做，我们就会很快地达到目的。
决定停止登记发言。
布吕克曼请求代表中的鼓动员不要在这里进行鼓动。
弗兰茨提议，现在只让反对合并的人发言，理由是到现在为止的发言意见完全一致。
因为没有人表示反对合并，所以一致通过结束辩论。
接着盖布等同志的提案全体对一票被通过。
然后主席宣读来自克顿、缪尔豪森和布兰登堡等地的电报。
于十二点休会，两点继续开。
下午两点一刻哈森克莱维尔宣布继续开会。
赖因德尔斯宣读到会者名单。多曹尔、克特尔缺席。有几个被列为缺席的人以后也来到会场。宣读了一份来自慕尼黑的电报和一封来自科布伦茨的信。
德罗西宣读了23日下午的会议记录，经过一番讨论后，记录被批准。
李卜克内西作为报告人就纲领问题发言。他在发言的引论部分中说，现在提交批准的纲领不是理想的纲领，而是一个实际的纲领、一个妥协的纲领。它必须考虑到党内存在着的两种不同的潮流。有人曾指责纲领不详细；但是一个纲领必须简短，并且尽可能使用少量的字句把党所致力的基本原则确定下来。以后可出一本小册子深入地阐述纲领的各项条款；党的报刊也可以在这一方面做些工作。
接着，发言人开始阐述纲领的各项条款，他经委员会同意，提出纲领开头的原则部分的条文如下：
“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而因为普遍有益的劳动只有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所以，全部劳动产品属于社会，即在普遍履行劳动义务的条件下，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的一切成员，按照每个人的合理需要属于每个人。
在现代社会，劳动资料为资本家阶级所垄断由此造成的工人阶级的依附性是一切形式的贫困和奴役的原因。
劳动的解放要求把劳动资料变为社会的公共财产，要求集体调节总劳动，并把劳动所得用于公益目的和公平分配。”
报告人解释说，所提出的条文同原来的草案有许多差异，但是这些修改全是必要的。初稿第一段的条文不够明确，就是说，它没有排除社会寄生虫也有权获得劳动所得的可能性。因此，强调了普遍履行劳动义务，这种义务完全应该规定在工人纲领中，它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而所谓的劳动权利或对劳动的权利则是一个彻头彻尾反动的概念。劳动是一种需要；不劳动人就不能生活，谈论劳动的权利，正如谈论生活的权利一样，是无稽之谈。再者，必须把社会劳动产品按照每个人的需要分给每一个人这一社会义务写进纲领中，因为这个要求表明，同宣扬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主张弱肉强食的资产阶级学说相反，社会主义具有道德的、合乎人性的性质。为了防止有意和无意的误解，在“需要”这个字的前面写明“合理”是对的。
对于第二段，任何一方都没有提出异议。人们想在第三段中找出同第一段相矛盾的地方，正如有人所断定的那样，第三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纯粹的共产主义”，通过对第一段所作的修改和补充这个矛盾已经解决了。劳动产品的“公平分配”是一种彻底的社会主义的要求，或者，如果愿意这样说的话，是一种共产主义的要求；因为目前在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不再存在任何差别。没有一个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再依附于承认劳动资料私有制的旧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了。
各个方面都对下述提法极为不满：在草案中说，对工人阶级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其实，这种提法是容易忍受的，因为事实上目前只有两大互相敌对的阶级，即有产者阶级和无产者阶级；正象我们每天能看到的那样，一切站在两者之间的阶级都在消失。小市民和小农实际上是属于工人阶级的，所以不得不和工人一道走。此外，迄今所有的一切党派，特别是中等阶级，只有在它们本身取得统治以前，才是革命的。
论述民族因素和国际因素的关系的那一段，在最初的章案中表达得很有缺陷，而且是放在一个不合适的位置上。它应当放在下一部分，因为它不是表述普遍原则，而仅仅是阐明我们德国工人对国际的、世界的一般工人运动的态度。按照新提出的方案，第二部分的条文如下：
“二、德国工人党从这些原则出发，争取用一切合法手段建立自由国家和社会主义社除雇佣劳动制度连同铁的工资规律和任何形式的剥削，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
德国工人党虽然首先在本国范围内进行活动，但是它意识到工人运动的国际性质并决心履行这种性质所赋予工人的一切义务，以便实现一切人的兄弟联合。”
至于新建立的党的名称，德意志工人党[15]这样的名称会引起这种疑虑：好象我们拘泥于民族偏见似的。“德国工人党”[16]这个名称就不会使人产生这种看法了。只有一个工人党，然而它的成员住在各个国家里。我们同其他一切文明国家的工人党是一体；由于我们凑巧生在德国，我们是德国工人党，就象法国、英国和美国的社会主义者是法国工人党、英国工人党和美国工人党一样。我们是伟大的国际世界工人大军中的德国军团。我们住在德国。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我们首先须在德国这里进行斗争；但是正如这一部分第二段所表达的那样，我们意识到我们同住在德国外的兄弟们是一致的，并且决心履行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
有人对我们采用工人党这个名称进行指责，他们说，这样一来我们就会把社会主义运动这一整个人类的运动、这一追求整个人类目标的运动，局限在一个固定的居民阶级之中。但是这种指责是没有根据的。工人这个词根本就没有排他的性质。劳动是人类的活动。劳动是人所特有的；是使得人区别于动物的东西。通过劳动人才成为人。因而工人是人——是从事活动的人，我们之所称作工人党，不仅因为我们把劳动看成是社会唯一的经济基础，把工人看成是社会唯一的有用的成员，并为此在我们的旗帜上写上了普遍履行劳动义务，而且也是考虑到劳动的真正人类的性质，因为劳动是文化和人类的唯一承担者，所以工人党意味着：真正的文化战士的党，为文化和人类而进行战斗的人的党。
有好些意见反对“铁的工资规律”这种提法，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按照习惯用语，“铁的规律”是一成不变的；永恒的如果有一种铁的工资规律的话，那末，我们的运动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徒劳无益的了。但是这一提法所指的东西，将同我们与之作斗争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一起消灭。如果这种制度消灭了多那末，叫做“铁的工资规律”的东西也就不再存在了。所以这一提法既是不对的也是多余的。
在谈到一些特殊的要求时，报告人指出，对这些要求进行一次严格的逻辑分类，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很困难的，因为人们无法断然确定和严格划分实现这个或那个要求的不同发展阶段。
有关生产合作社的那一段，从各个方面写上了附加条件，以便防止产生误解，并且使帝国社会主义者的反动实验不能得逞；在“生产合作社”前面加上“社会主义的”，就可以完全避免一切错误的解释。但是，不允许把社会主义的生产合作社作为个别的实验，比如说作为对某一部分工人的奖赏来创办，而必须在工业和农业中这样广泛地建立起来，以致能够从中产生出总的社会主义组织。
在选举权方面，由于我们宣布的平等原则要求给予妇女完全平等的地位，所以把“男子”改成“国民”要更好一点。无疑地，为了反对妇女投票权，往往会说妇女没有政治教养。现在处于同样境况的男子也不少，那末，我们也不能让他们参加选举了。每次选举中都出现的“投票的群氓”并不是妇女。一个把平等写在自己旗帜上的政党，如果拒绝给人类的一半以政治权利，那末，这个政党就是打自己的嘴巴。
关于实行人民的直接立法那一条，把原提案中“有权提出和否决议案”的字样删去更好一些，因为这些字只能起削弱的作用。
实行普遍军事训练是不言而喻的事，所以对此不需要作更多的说明了；然而问题是：由全体人民而不是由人民代表机关决定宣战与媾和的问题，目前是否恰当，因为只要象现在这样，没有普遍的教育，一个没良心的政府借助于普遍的人民投票也同样能煽动起一场没良心的战争。当然，不能把我们草案中的人民代表机关理解为目前的议会制，因为后者已经破产，而俾斯麦公爵的唯一不朽功勋也许就是加速了议会制的破产。总之，为了避免误解，不写人民代表机关而写人民，比较恰当。这样，在我们的纲领中，就找不到任何承认现代的代议制的东西了。
我们要求实行人民裁判，这并不意味着——一如敌人为了取笑我们而断言的那样——实行古希腊的、罗马的和古德意志的风俗，即在公众的集市上，让所有到场的人民实行裁判，而是说，我们希望裁判正如立法那样，应当是人民行使主权的结果。无论如何，我们所要求的同今天的刑事陪审法庭毫不相干，它无非是阶级的法庭，正如我们今天的立法无非是阶级的立法一样。应该废除阶级垄断的法律裁判。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法律裁判才会成为正义。不过对这一专门问题的阐述，在这里也许会拉得太远了。
实行累进所得税，取消现行的一切税收、特别是加重人民负担的间接税，这当然仅仅对于从现代社会向未来社会的过渡阶段是必要的，因为在社会民主主义国家中，不需要征收从现在这种意义上讲的捐税。我们建议加上“加重人民负担的”这几个字，因为可能有这样的情况：为了保护社会主义的劳动，我们要对那些没有实行缩短正常劳动日以及对妇女和儿童的劳动没有实行合理限制的国家征收进口税。
为了保护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势力，我们要求在现代社会内部实行一种与社会需要相适应的正常工作日并禁止星期日劳动。委员会没有写禁止“夜间劳动”，因为夜间劳动在某些情况下在社会主义生产中也还是必要的，只是要合理安排。
实行免费教育是理所当然的。但是除此以外，我们必须明确地强调，宗教是私人的事情，这样一来要求“信仰自由”就是多余的了。自从俾斯麦驻伦敦的公使明斯特伯爵把今天“进行文化斗争的”反动的普鲁士描绘为“信仰自由的国家”以来，这一提法我们就不可能用了。
尽管在纲领中也许还有一些不完全令人满意的东西，然而纲领是可以改善的。社会主义不仅是一个政党，而且也是一种科学。我们正在发展着，正在前进，精神方面的劳动是没有止境的，新的思想要求新的形式，一个人今天认为是走得太远的东西，可能在一年之内他就认为是好东西了，另一个人认为是反动的东西，那末，只要反动的性质确确实实得到了证实，就索性去掉它好了。总之，让我们通过委员会所推荐的整个纲领吧。
对提出来的一些别的提案，发言人说：有人提议把党称为权利党。“权利”这个概念是一个无法明确规定的概念，因此，仅仅由于这个理由，这个提议就不能采纳。在社会主义下只有一种权利对于一切人都是平等的权利——这就是正义。而正义是某种不言而喻的东西。发言人分析了柏林的福格尔的提案并直截了当地指出，这些提案或者是因委员会作了修改问题已经解决，或者是不便采用。最后发言人说，纲领不是僵硬的教条，不是纸上的教皇，如果人们认为有必要的话，它是可以修改的。社会主义按其好的含义来说是进步的党；它是不会让一成不变的纲领作为枷锁来束缚自己的。然而纲领是标志着我们根本要求的旗帜。党应当在这面旗帜下，抛开特殊欲望和特殊利益，向前迈进。在被攻克的资本堡垒的废墟上，我们一定会胜利地树立起我们的旗帜。（鼓掌）
倍倍尔对议事规程提出建议：对纲领的辩论分部分进行，先讨论一和二，讨论完这两部分后再讨论纲领的下一部分。
奥古斯特·卡佩尔和赖因德尔斯反对倍倍尔的提案。
奥托·卡佩尔和瓦耳泰希提议不要再进行一般性辩论，应该马上进行专题辩论。这项提议被通过，因此倍倍尔的提案被撤销。
哈赛尔曼以副报告人的身分发言，但是他表示他放弃自己的报告，因为他完全同意李卜克内西的讲话。
克莱因提议，在进行专题辩论以前先休息十五分钟。通过了这项提案。
（休息）
宣读一份来自伊策霍的电报。
主席盖布宣读对纲领第一部分的修改意见。关于议事规程他提议对第一部分的各点，一起进行辩论。哈森克莱维尔表示反对，倍倍尔和弗里茨舍表示赞成。通过了盖布的提案。
倍倍尔总的说来同意委员会的议案。只是对第四段建议把“其他一切阶级是反动的一帮”改为：“其他一切阶级都是反动的”。
哈赛尔曼：这里面没有什么重大的问题，不过为了更好地理解，他希望还是保留议案的提法。
特耳克希望对委员会议案的第一部分不加修改地予以采纳。
哈森克莱维尔说，比起“权利”这个概念来，“合理”这个概念是一个同样无法明确规定的概念。在一个社会主义国里，人类总是会向前迈进的，以致他们只会有合理的需要。所以在“需要”前面可以删掉“合理”这个词。
克莱因强调，第五段本应放在第二部分。
第五段暂不讨论。
施特雷克希望提出这样一项原则：要求每一个人作出同等的贡献。
李卜克内西：不能要求同等的贡献，因为每个人的力量不是同等的。这样就会跟着曼彻斯特学说跑了。“合理”这个词是恰当的，因为它能防止敌人对这一段的曲解。按现代的理解，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不存在对立，是的，不再有差别了。现代社会主义要废除当前的工资制度并且连同一起废除劳动资料的私人所有制。但是这同共产主义是完全一致的。
瓦耳泰希提问，为什么要写上第四段？如果我们顽固地坚持我们对其他政党的立场，那是错误的。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其他的政党不得不同我们携手前进，这无碍于我们的原则，我们不需要一概拒绝。所以他建议把第四段删去。
哈赛尔曼：工人等级是现代社会中唯一有生命力的因素。它能够单独地完成自己的使命。其余的政党都是同无产阶级相敌对的，而小资产阶级将自然地被这两大政党吞噬掉。实际上这一段也没有什么毛病；因为如果小业主一旦认识了自己的处境，他也不会对此怏怏不快。另外，发言人表示反对哈森克莱维尔关于删掉“合理”这个词的提案。
否决了结束辩论的提案，通过停止登记发言的提案。杜尔克博士提问，应怎样理解“有益的”这个词。李卜内西回答说，要把“普遍有益的”理解为“对社会有益的”，即有益于社会的劳动，这种劳动同为了满足纯粹个人的需要而使用气力是有区别的。
杜尔克博士：如果我们不是站在十分强硬的非要不行的立场上，那末他（发言人）赞成把整个第四段删掉。如果人们不同意这样做，那末至少应该把“一帮”删掉。“合理”这个词应该保留；应当把它理解为某种同一尺度。
文德勒发言反对保留“合理需要”。
多曹尔建议改成“人应有的需要”。
哈持曼以实际方面和鼓动方面的理由表示赞成保留“合理需要”这些字。同时反对瓦耳泰希的建议。没有人对“工人”这个词提出异议，相反地，就是敌人方面也有人经常向我们说这样的话：我也是工人。我们必须把每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看成是工人。所以他主张否决瓦耳泰希的建议。
通过结束辩论。
弗里茨舍提议对第一部分的第四段进行记名投票。
哈特曼表示反对。
弗里茨舍的提案得到了足够的支持。在欢呼声中先对修改方案进行表决。这时主席宣布，包括在议案内的莱比锡建议[17]已全部撒回，因为其中大部分已被报告人采纳到他们的修改过的议案中了。报告人的提案称作“委员会的提案”。
西尔瓦努斯的提案被否决。
福格尔的提案也被否决。
文特尔斯贝格的提案也被否决。
哈克莱维尔关于删掉“合理”这个词的提案以及凯泽尔关于删掉整个句子的提案同样被否决。
通过了报告人的提案。
福格尔对第一部分第二段的提案被否决，至此委员会的提案得到了一致通过。
西尔瓦努斯和福格尔对第一部分第三段的提案被否决，通过了报告人的提案。
倍倍尔对第一部分第四段的修正案以五十八票对五十票被否决。
瓦耳泰希对第一部分第四段的提案被否决。赞成的有十二个代表，计两千一百九十一票反对的有一百一十一个代表，计两万三千零二十二票。
于是通过了报告人的提案。
宣读对第二部分的提案。
肖伊还提议删掉“用一切合法手段”这几个字。
克莱因反对“工人党”这个名秸，因为非社会主义的联合体也能起这样的名称。再有，不应删掉“连同铁的工资规律”这几个字。铁的工资规律是存在的，是任何人也抹不掉的。
克卢特对议事规程提出建议，今天的会最晚只能开到八点，因为拉萨尔派的一个委员会还有工作要做。哈赛尔曼表示主张讨论完第二部分以后结束。宛卢特按此修改了他的提案。这一提案被通过。
福格尔、西尔瓦努斯（见印发的议案）和肖伊对第二部分的提案没有得到必要的支持，没有提交讨论。
哈赛尔曼主张结束辩论，因为对委员会的建议没有提出反对的提案。
对议事规程经过简短的辩论以后，决定再让两个赞成提案和两个反对提案的人发言
德罗甘德：铁的工资规律是拉萨尔学说的基础；不能否定它，否则就必须消灭拉萨尔的所有著作。
库尔声称铁的工资规律是社会主义学说的基石。
弗里茨舍：李卜克内西并没有否定铁的工资规律，而是证明，在现代社会中它是“铁”的，在未来的社会中，它会被废除。
倍倍尔：在现代国家里，我们承认铁的工资规律。铁的工资规律这几个字可以不要，因为说的是不言而喻的东西，但是为了避免误会，他提议不删掉。
李卜克内西：他只是表示反对“铁的”这个词，这个词含有一种坚硬和不可改变的概念，而这个概念不应运用到工资规律上来，“铁的工资规律”仅仅是雇佣劳动的结果，不言而喻这种结果必定同原因一起消失；因此，不谈废除雇佣劳动，而大谈其工资规律是不合逻辑的。
哈赛尔曼主张保留这一用语。没有人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这样一种规律；但是，今天它就象一种自然规律一样在起作用。如果说用现在的措词来表述它并不完全合适，那末对我们的敌人来说，它也还是一个相当猛烈的字眼。比如，假使敌人说，国家不实行社会主义的变革，情况也能发生变化，那末我们就可以抛出这个词来对付敌人。
接着通过了委员会的提案。最后宣读了两份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和伊格尔多夫发来的电报。
会议于八点结束。
第四次会议：5月25日，星期二，上午八点。
哈森克莱维尔宣布开会。首先宣读了出席人名单。奥艾尔、博克、倍倍尔、恩德雷斯、格里伦贝格尔、科柯斯基、克特尔、勒文施坦、泽尔、勒费尔拜因、特耳克、文内尔缺席，但是他们在宣读名单时或宣读后不久到会。然后主席通知说收到狄格尔施塔特的埃米尔·罗兰发来的一封信，并宣读一份来自音斯布鲁克的电报。接着宣读23日晚上的会议记录；这份记录经过一些代表更正后被通过。然后宣读24日上午的会议记录；这份记录以同样方式被通过。
莱麦尔提议不必进行非实质性的议事规程方面的辩论。
科柯斯提议选举一个编辑委员会。
哈森克莱维尔赞成后一个建议，决定在代表大会结束时选举编辑委员会。
现在开始讨论，继续对纲领进行辩论。
李卜克内西提议把第二部分有关地方写成这样：“通过消灭雇佣劳动制度来摧毁铁的工资规律”，这一提案被通过。
现在开始辩论纲领的下一部分第一段。委员会提出了一个稍有不同的条文，认为应当提“社会主义的”生产合作社；之后文特尔斯贝格还提出一些建议，要把国家帮助的要求以及在农业中建立生产合作社的要求删去；克恩克等同志建议加上建立自由的个体的生产合作社；凯泽尔等同志建议把“要求”改为：“争取”。
文特尔斯贝格的两点建议（见印发的议案，二、3和5）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
首先由报告人发言。
哈赛尔曼：这一段的问题在于阐明生产合作社的概念。对这个概念有各种理解，拉萨尔派是设想大规模地建立生产合作社，与此相反，有些人另有考虑，即力求把它办得规模小些。白拉克在他的小册子里就阐述过这个观点。如果把生产合作社的概念理解得这么狭小，那是达不到目的的。
现在为消除任何误解，委员会提出了一个十分明确的条文。通过“在人民的民主监督下"这种提法，就会消除这种可能发生的错误：我们也许可以向反动的国家要求帮助。通过关于在工业和农业中建立合作社的条文，就可以消除这种误解：好象我们只想把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联合起来。
用“争取”这个词是不合适的；我们在纲领的上一部分里写了争取达到我们的最终目的，那里用这个词是合适的；但是在谈到在目前情况下提出的一些原则时，我们要用要求。
“个体的生产合作社”这个提法是不恰当的；我们争取建立的合作社是集体的，不是个体的。法国的社会主义者，无论是圣西门还是路易·勃朗都设想一下子能够从上到下把劳动组织起来；但是拉萨尔想要的是自由的合作社，而不是强迫。
而自由派反对这种合作社的理由是说，这种合作社同舒尔采想要的是一回事；拉萨尔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对此进行了批驳，他指出，不是要建立小型的、分散的合作社，面是要建立规模较大的合作出它们应该加入一个总联盟。如果生产合作社是分散的，那就谈不上总劳动，而只能说是小团体劳动。此外，工人们现在对国家帮助和自助[18]的概念已经相当清楚了。
科柯斯基：他已经登记了要就委员会的提案发言，不是因为他同意这个提案，而是因为这段条文提供了进一步地阐明和解释的可能性。
不是由于小事，而是由于存在着滥用生产合作社这一要求的危险性和可能性，我们对这一要求采取了另一种立场；现在通过“社会主义的”合作社这种提法问题己经明确了，所以我们能够表示同意。
我们“争取”的是共产主义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合作社的要求则是一种个别的具有发展能力的要求。因此这里用“要求”这个词是比较正确的。
今天我们在有些问题上已经站在共产主义的立场上了。
我们争取建立的合作社中，也有一些不是生产合作社，如邮局、铁路。
我们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是为了整体利益建立生产合作社，这一点通过“社会主义的”生产合作社这一提法表示清楚了。
凯泽尔表示反对整个这一段，因为有引起误解的危险。随着工人运动取得的成就，这一段不再能成立了。哈赛尔曼本人就在柏林的一次集会上这样讲过。哈赛尔曼说，按照拉萨尔的意思，要争取建立的生产合作社，不是各个团体互相分散的，而是整个联系在一起的。根据发言人的观点，在前一种情况下，那是建立了古罗马的禁卫军，后一种情况是劳动的总的组织，而我们一旦掌握了政权才能立即建立这种总的组织。
发言人认为“民主监督”这个提法毫无意义；如果人民有决定权，他们就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如果人们要求什么东西，那就必须有一个承担这种要求的人——而这不是别人，正是现代国家。但我们对现代国家的政权毫无所求，只是要求掌握这个政权本身。
克恩克的建议有舒尔采-德里奇主义的味道，因为所谓“自由的个体的”就是指那些有一点东西的人自愿地聚集到一起成立生产合作社。因此我们可以把整个这一段删掉并且把克恩克的修正案也否决掉。
库尔根据理论上和实际上的理由赞成这一段。在拉萨尔的著作中，生产合作社是作为一种积极的要求提出来的；如果我们把这一段删掉，那末这就会引起不信任和激怒一些人。
用“要求”这个词是最正确的；我们正是向社会要求有关的几点。社会主义的生产合作社和个体的或自助的生产合作社之间的区别，在大会上已经反复地讲得清清楚楚，他不能理解，一个深思熟虑的社会主义者怎么能够提出建立个体的合作社这样的建议。
我们必须保留诸如要求国家帮助这些提法，因为几年来我们正是以此为基础进行鼓动的。
克恩克想不到他的提案会遭到这样的攻击。在制定我们的纲领时，问题是要找到实现我们要求的实际形式，以便能够进行卓有成效的鼓动。拉萨尔在《公开答复》第30页上说：自由的个体的工人合作社，但是是在国家的援助和促进下实现的自由的个体的合作社——这是工人等级摆脱困境的唯一道路。”
因此发言人根本不能理解，有人竟然会这样反对他的条文；这只能是因为没有理解他的条文的意思。问题的确不在于自助的合作社，而在于每个人是否能自由决定参不参加合作社。谁若是乐意，谁就可以到私营企业家那里去。正是提案的这种条文为每个人提供了自由；否则，人们就会谴责我们想限制个人自由了。
在提案中，没有谈到团体的合作社；它们是应当联系在一起的，但是起初当然可能存在着这样的合作社，直到同一类型的其他合作社建立起来为止。
委员会提出一项修改意见，就是要把"verlangen"[19]改成"fordern"。
通过停止登记发言人名单的提案。
瓦耳泰希不明白怎么对这一段的正确的条文还会有这些错误的理解。生产合作社实成了两派之间的一个争论点；但是每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必须明白，生产合作社是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最好的过渡阶段。
格拉德维茨不同意把整段掉，但赞成用“争取”这个词。
昨天通过了同工人阶级相比其他一切阶级都是反动的一帮的条文，但是我们不能向这样的一帮要求任何东西。发言人之所以拒绝克恩克的提案，是因为现在在代表中对于这项提案已经产生了误解，因而在工人当中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情况也会如此。
一项结束辩论的提案被通过。
报告人发言。
哈赛尔曼：有关生产合作社的情况逐渐有所改变，这是很自然的。也没有人认为，为了创办生产合作社，一个亿[20]就够了。发言人一再表示反对使用争取这个词；假如有人说，我们要求得到充分的人权，那末从任何方面都不会对这个词提出什么异议；因此，使用这种说法根本不会产生任何误解，即似乎我们向现代的反动国家verlangen或fordern。
拉萨尔采用“自由的个体的生产合作社”这种说法，仅仅是想强调，他不要圣西门的那种强制做法。
奥托·卡佩尔个人认为，在国家帮助方面他所重视的不是一个亿的方案。
进行了表决：凯泽尔等同志的提案被否决，克恩克等同志的提案也被否决。
德罗甘德希望委员会解释一下，在verlangen和fordern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
李卜克内西紧接着发言，他指出：verlangen这个词是就当前的一个具体的对象而言；比方说，人们可以向俾斯麦提出要求。相反，fordern这个词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一种意志表达，是指一项绝对的真理，一种权利。所以”fordern”、“Forderung”也被正确地运用在爱森纳赫的纲领中[21]，他请爱森纳赫派的朋友们回忆一下这一点。此外，"fordern"听起来也比较有力。
弗里茨舍：儿童用verlangen成人用fordern。
因为委员会用“fordern”这个词来代替了“verlangen”，所以在放弃"verlangen”这个词的问题上发生了一次小小的争论。而在辩论结束以前已没有人再采纳从前的用词了。
盖布提议再次进行辩论。这一提案被否决。
哈赛尔曼建议就“verlangen”这个词进行表决。盖布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是不能允许的。但是他最后表示．愿意和解，同意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例外看待。
进行了表决，"verlangen"这个词被否决；从而通过了委员会提出的“fordern”这个词。
接着，表决整个这段话，结果是全体对十二票被通过。
赖因德尔斯宣布昨天对“反动的一帮”这个说法的表决结果，反对者：十二人，计二千一百九十一票，同意者：一百一十一人，计二万三千零二十二票；反对者有奥艾尔、布洛斯、杜尔克、吉泽克、海尔佐格、格里伦贝格尔、凯泽尔、林克、勒文施坦、莫耶，施泰纳和瓦耳泰希；同意者有：巴第茨、布罗内迈耶尔、博克、布尔克哈德、伯特歇尔、鲍曼、倍倍尔、德姆勒、贝特克、巴尔多内尔、布吕克曼、达斯巴赫、德罗西、德雷斯巴赫、德罗甘德、多曹尔、恩德雷斯、恩格尔哈特、埃格尔、法尔．芬、弗里克、弗里茨舍、芬克、艾。费舍、费舍（科布尔格）、弗兰茨、盖布、加多夫、格拉德维茨、格累伯、君特、哈尔姆、哈特曼．哈森克莱维尔、哈赛、哈赛尔曼、胡尔曼·海因策耳、海尔赫尔德、霍里希、海特布林克、霍赫海姆、尤斯特、屈恩、科柯斯基、克格尔、克勒斯、奥古斯特。卡佩尔、奥托。卡佩尔、克莱因、克卢特、克恩克．克伊茨贝格、库尔、林格纳、勒费尔拜因、洛伊希顿贝格、李卜克内西、列曼、弥勒、迈伊、马莫、莫特勒、米尔克、迈耶尔、麦斯特、莫耳肯布尔、诺曼、奥利希、佩措尔德、皮尔斯特、普勒斯、普林茨、彼得曼、莱茵霍尔德、李希特尔、拉科夫、莱麦尔、赖因德尔斯、里施．勒迪格尔、沙恩克．席德维茨、雪恩尼安、施韦肯迪克、斯特芬斯、施泰尼希、施图尔．施特雷克、斯劳克、朗姆、舒马赫、肖伊、乌费尔特、乌尔利希、特耳克、图曹尔，法特、维默尔，文德勒、沃布扎，瓦尔特，维希滕达尔、文内尔、韦茨卡、茨维内尔、克罗内贝格。
按照议事日程继续开会，开始讨论下一部分的第1条。
委员会提出讨论下列人的提案：鲍曼（一切官员均须通过普遍选举权选举）；倍倍尔等同志（凡年满二十岁的男女国民都享有义务选举权）；福格尔（见印发的议案）；哈赛等同志（请求批准增加人民代表的日薪）。
由吉森的一些党员提出的一项提案（见印发的议案，把年满二十一岁改为年满二十岁）被撤消，因为在委员会的提案中已包括了这一提法。
福格尔的提案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哈赛等同志的提案得到了足够的支持；倍倍尔等同志的提案也得到了足够的支持；鲍曼的提案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
首先由报告人发言。
哈赛尔曼：他要讲一点意见，因为有各种意见分歧的提案；他首先反对义务选举权。当居民对自己的利益还没有足够的认识时，他们只不过是为反动派效劳的投票的群氓；如果把选举日定在星期日和节日是比较正确的。
在某种情况下，放弃投票也是一种权利，在这里，强制是不合适的；例如，在复选时，假如两个候选人中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话。
关于妇女选举权的问题，我们必须区分，什么适用于当前的情况，什么适用于将来的情况。人类的这一部分受到损害，这当然是一种不公平的现象，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必须彻底消除这种现象。但是今天总的说来妇女还是远远落后的，因为她们所受的教育比男人更糟。
选举权和普遍义务兵役制问题也是一致的；如果由那些（从理论上说）也掌握了行使选举权的力量的人来使用选举权，这就会造成另一种印象。
所以，让我们暂时确定年满二十岁的男子有选举权；今后的代表大会可以确定其他的东西。
关于薪金问题，我们确实在为这一要求进行鼓动，因为目前工人等级由于这项要求到拒绝而很难参加立法会议。
但是发言人反对把这一条写入纲领，因为这类事情太微不足道了；既然我们为了鼓动等能够筹集这样多的资金，那末我们也就足以维持自己的议员。
人们甚至可以更加实际地进行鼓动，同时我们指出：尽管得不到薪金，我们还是要竭尽全力使尽可能多的工人等级的代表参加立法机关。
通过停止登记发言。——奥古斯特·卡佩尔提议从上面和从下面各推选一个发言人，此提案被否决。——克莱因提了一个补充提案：在“国家和地方的一切选举中都享有……选举权”的后面再加上：在星期日进行选举。
沙恩克也提出一个类似的提案：凡年满二十岁的国民在国家和地方的一切选举中都享有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秘密的选举权。选举必须在星期日或节日举行，或如有可能则把选举日规定为节日。——接着开始发言。
倍倍尔：主席没有宣读他的提案的前言，所以他的提案没有完全为人所理解。
在提出这些要求时先假定：在现代国家中我们不能实现这些要求；在辩论中我们必须从这一立场出发。
“在国家和地方的选举中”这一提法说得不完全，因为我们还有其他的选举，例如选举官吏；所以，这一段要修改。
哈赛尔曼认为妇女没有受到足够的教育；但是，对男性工人也可以这样说。是的，还有一些人声称，只有到工人更有教养时，才赞成普遍的选举权。
但这是错误的如果想看到一种权利的效果，就必须使这种权利得以行使，并且必须为此提供机会。昨天我们说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现在我们不应把妇女看成同我们相比是反动的。
义务选举权无论如何是有利的，而且它在瑞士已经证明是行得通的。资产者几乎全都参加选举没有参加选举的百分之五十是工人，尽管其中有一部分人可能投票反对我们，然而大多数是赞成我们的。
哈赛尔曼说，当妇女受到足够的教育时，他才会同意妇女有选举然这样，我们恰恰须努力使妇女受到足够的教育，而要做到这一点，又恰恰须要我们给予她们选举权，从而使他们能够练习使用这一权利。
发言人几年前也说过工人没有受到足够的教育；但是他已经有了另外的看法，那些现在还认为妇女没有受到足够教育的人，情况也会如此。
现在的事实已经是：妇女们兴致勃勃地参加我们的运动，并且有效地影响着男人。
特别是由于上述最后一点理由，我们必须想法把妇女们争取过来，另外，发言人还提醒要注意妇女在教皇至上主义运动中的影响。
在去年的莱比锡国会选举中，向妇女散发了一份传单，影响很好。
当时我们十分惋惜，妇女不能参加投票；否则我们相信，那次我们甚至会从资产阶级妇女的行列中获得大量的选票。
在英国的六十六个地方，二万七千名妇女当中就有一万四千人行使了投票权。弗吉尼亚州的一个首席法官向华盛顿报告说，自从妇女有权参加选举以来，在选举方面的骚扰就完全消失了。
如果通过他的提案，可在短期内取得巨大的成就。
收到奥托·卡佩尔的提案（加上：选举日必须定在星期日或节日),和多曹尔的提案（以“秘密投票的选举权”代替“秘密的选举权”）。
施韦肯迪克：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选举权是一种强大的鼓动手段，所以我们向现代国家要求这个东西。义务投票权在瑞士并没有取得象倍倍尔所说的那种成果；发言人在那里有实际经验。尽管还有惩罚规定，参加者仍寥寥无几。工人只有出自自由信念才会去投票。
关于妇女投票权的问题，发言人提请注意，我们不是居住在美国，而是住在德国。
我们每年开一次代表大会，如果我们继续前进，可以在适当的时候提出要求。
奥艾尔：他原则上赞成妇女享有投票权；昨天通过了：对我们说来，其他阶级是反动的一帮；如果我们不愿意把妇女摆在和我们平等的地位，那末，我们就会被妇女们列为反动派。
克莱因：昨天的决议总是经常被引用，可是它和今天的事毫不相干。
倍倍尔：既然在涉及义务选举权问题上提到了瑞士，那末，我们就正好可以把瑞士当作可怕的例子；在那里干的蠢事够多了。倍倍尔所说的争取资产阶级妇女的问题，那真是异想天开；她们对我们毫不关心，相反地，她们和她们的丈夫一样仇恨我们。问题确实在于阶级利益。
到目前为止，我们把议员的薪金问题当作斗争的手段来利用。我们已经证不仅仅是俾斯麦，就是我们也有“巨额财产”，我们能够用自己的议员去占据整个议会。
他对节日一类问題没有兴趣，因为问题不在于早几天或者晚几天举行选举；星期日就足够了。
斯劳克同意倍倍尔的建议。报告人已经指出过，必须把纲领提到科学的高度。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可以通过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选举权来达到我们提出的要求，但是这样一来人们可就误入歧途了。只有通过人民群众的压力才能迫使政府让步，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让妇女一起参加政治运动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哈赛尔曼：倍倍尔一方面要求义务选举权，因为这样可以使工人受到教育；而在妇女问题上，倍倍尔却认为，我们也必须考虑到今后的情况；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教育将是一种良好的教育，从而没有必要实行强制。此外，发言人已经表示过，他原则上不反对妇女享有投票权。如果问题涉及到同男人相比妇女是否受到了损害，那又是另一回事了；今天在工人等级中，不论男人还是女人都是受压迫的。这仅仅是一个实际问题：妇女参加选举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利还是不利。发言人相信是后一种情况。
如果说要强调普遍的选举权，那末普遍的选举权必须和普遍的义务兵役制是一致的。
进行表决。哈赛等同志的提案被否决；奥托·卡佩尔的提案被通过；关于删掉节日的提案被否决；倍倍尔等同志关于实行义务选举权的提案被通过。——关于提案的其他部分，在“国民”前面加上“两性”必须进行记名投票，因为票数统计结果值得怀疑；于是进行记名投票。主席哈森克莱维尔宣布，反对倍倍尔提案的人原则上不反对妇女享有选举权，他们赞成用“国民”这个词来表达。对此全体一致同意。
会议于十二点半结束。
第五次会议：5月25日，星期二，下午两点半。
主席盖布。——宣读出席人名单的结果是一名代表缺席，其他三名缺席者在进入议程之前已向记录人报到。
从海德尔贝格、奥德逊和不伦瑞克拍来了电报。
首先宣读了今天上午对倍倍尔关于加上“两性国民”的提案进行记名投票的结果，五十五位代表投一万零九百七十票赞成，六十二位代表投一万四千一百四十二票反对。投票赞成该提案的人是：
奥艾尔、巴第茨、布罗内迈耶尔、布尔克哈德、鲍曼、倍倍尔、布洛斯、贝特克、巴尔多内尔、达斯巴赫、杜尔克、多曹尔、恩德雷斯、恩格尔哈特、芬克、艾。费舍、费舍〈科布尔格）、弗兰茨、加多夫．格拉德维茨，哈赛、胡尔岽曼、霍里希、霍夫曼、海特布林克、尤斯持、屈恩，凯泽尔、科柯斯基、克格尔、奥古斯特·卡佩尔、勒费尔拜因、列曼、勒文施坦、莫耶、迈伊、马莫、莫特勒、米尔克、歇尔特，李希特尔、赖因德尔斯、沙恩克、斯劳克．朗姆、舒马赫、肖伊、施泰纳、乌尔利希、特耳克、法特、瓦耳泰希、维默尔、文内尔。
投票反对该提案的人是：
博克、伯特歇尔、德姆勒、布吕克曼．德罗西、德雷斯巴赫、德罗甘德、埃格尔、法尔、芬、弗里克、弗里茨舍、盖布、格累伯、君特，哈尔姆、哈特曼、哈森克莱维尔．哈赛尔曼、海因策耳、海尔赫尔德、海尔佐克、海奈曼、格里伦贝格尔、霍赫海姆、克勒斯、奥托·卡佩尔、克莱因、克卢特、克恩克、克罗伊茨贝格、厍尔、林格纳、洛伊希顿贝格、李卜克内西、弥勒、迈耶尔、麦斯特、莫耳肯布尔、诺曼、奥利希、佩措尔德、皮尔斯特、普勒斯、普林茨、拉科夫、莱麦尔、勒迪格尔、席德维茨、雪恩尼安、施韦肯迪克、斯特芬斯、施泰内克、施图尔、施特雷克、图曹尔、文德勒、瓦尔特、维希滕达尔、韦茨卡、茨维内尔，克罗内贝格。
随后进入议事日程。
李卜克内西说，今天早晨的表决不很明确，因为那些投票反对“两性国民”的人根本不是妇女投票权的反对者，所以他请求对这次表决作如下的理解所有投票赞成“国民”而不赞成“男子”的人，也承认妇女投票权。只是由于文字体例方面的原因，他才赞成用这一条文而不用别的条文。
主席宣读了对第三部分第1条的提案。通过的这一条的条文如下1、凡年满二十岁的国民在国家和地方的一切选举和投票中都享有秘密投票和义务投票的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选举权和投票权。选举日或投票日必须定在星期日或节日。
报告人建议把第2条写成：“实行直接的人民立法制度”，这样，草案中的其他字就不要了。
瓦尔特希望，关于这一部分的辩论可以一起进行，否则事情就会拖得太久，因为还要讨论组织章程和报刊等问题。
福格尔对第三部分第2条的提案被否决，相反，以绝对多数票通过了报告人的建议。
倍倍尔提议，把关于决定宣战与媾和的问题放在第三部分第2条中，即“实行直接的人民立法；由人民决定宣战与媾和。”
报告人说，这一点已经在报告中提出来了。
拉夫的另外一个提案：加上武装全体国民，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
倍倍尔提议，把军事训练改为：人民武装。
李卜克内西指出，军事训练比人民武装更深入一步，其中包括了人民武装；因此，倍倍尔可否放弃他的提案。
倍倍尔收回了这个提案，并把他的另外一个关于教会同国家和学校分离的提案也放到以后再说。
莫耳肯布尔反对委员会的提案：他认为应由人民代表机关决定宣战与媾和的问题，这是最合适的。
施托勒：如果敌人打进来了，人民不可能马上集合起来并决定宣战与媾和。
对第3条进行表决。
报告人提出的条文是“3、实行普遍军事训练。以国民军代替常备军。”这一条文被通过，也通过了在第三部分的第2条中加上：“由人民决定宣战与媾和。”
报告人提议在第4条中加上“废除限制自由发表意见、自由探讨和自由思想的一切法律。"
福格尔对这一条的一些提案没有得到支持，报告人的建议被通过了。
对第5条又提出了好几个提案，其中福格尔的一个提案得到了必要的支持，该提案要求由人民法庭进行裁判，实行公开的、口头上的法律程序和免费诉讼，废除宗教宣誓仪式和死刑等等。
李卜克内西坚持委员会的提案，因为否则纲领就会太长；这样烦琐的条文作为决议或对一个备忘录来说是好的，但是不能写到纲领里去。
随后，否决了福格尔的提案，通过了委员会的条文。
通过结束辩论。
然后通过了报告人（委员会）的一项提案“5、禁止儿童劳动和一切有害于健康和道德的妇女劳动。”
关于“工人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国家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基础”这一部分，除了报告人的提案外，还宣读了：
吉森要求把出版和言论自由放在信仰自由后面的提案，这项提案没有得到支持。
倍倍尔的关于加上“教会同学校和国家分离”的提案得到了支持。
李卜克内反对倍倍尔的提案。他说，正好是在美国，在教会同国家分离的制度下，还确实存在着教士，这对我们不能不是一个警告。教会同学校分离是完全合理的，但是国家可以把教会看作只是象任何其他团体那样的团体，国家首先必须把学校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这一点已经通过要求由国家实行免费的国民教育而加以强调了。我们把宗教说成是私人的事情也就足够了。
舒马赫对这一点发表了有利于倍倍尔提案的意见，他根据英国政府对爱尔兰教会的态度对此作了说明。
图曹尔提议加上“在一切公立的教育机关中实行免费教育”；这一提案得到了足够的支持。
倍倍尔同意舒马赫的发言。教皇至上主义者的要求不在于使学校同教会分离。克特勒主教最近就非常主张教会同国家分离，但不愿意使学校同教会分离。
通过结束辩论。——否决了倍倍尔和图曹尔的两个提案；通过了报告人的提案。
现在讨论关于累进所得税的条文。
福格尔的这方面的提案被否决。
弗里克反对报告人的提案。
倍倍尔也反对，因为他认为，把累进所得税的要求放在现代社会内部的各种要求中，要更适合一些。
哈赛尔曼发言反对倍倍尔的观点。
进行表决，批准了报告人的提案。
福格尔提议在结社自由前面加上“充分的”。这一提案没有得到支持。
拉科夫请求不要被敌人所迷惑，并提议写成“不受限制的”结社自由。
李卜克内西认为，不能说“不受限制的”自由，因为不存在受限制的自由。
斯劳克主张取消对结社自由的一切限制。
奥托·卡佩尔提议要写成“不受限制的结社权利”，通过了这一提案。
福格尔关于实行八小时正常工作日的提案没有得到支持。
奥托·卡佩尔提出的关于实行九小时正常工作日的提案得到了必要的支持。
报告人主张“实行同社会状况相适应的正常工作日”的提案被通过了。——报告人提出的要附上“禁止星期日劳动”的提案也被通过了。
福格尔对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的一个补充提案，即禁止夜间劳动，没有得到支持。
李卜克内西谈了谈报告人的提案，并强调说，在所有的劳动部门中取消夜间劳动是不行的。
鲍曼提议写成禁止儿童劳动和一切有害于健康和道德的妇女劳动。”
结束辩论。
文特尔斯贝格的修正案“禁止工业中的妇女劳动”被否决，
通过了鮑曼的提案。
接着讨论草案第4条。
莱因提议在“家庭工业”后面加上“以及工人住宅”。
福格尔提议“为保护生命和健康，对工厂工业、作坊工业和家庭工业实行国家监督”，这一提案得到了支持。
弗里茨舍希望说明工厂视察员不得由退伍军官担任，而必须由工人选举出来的、熟悉工人情况的人来担任。
克莱李卜克内西刚才说到现在的国家不可能关心工人住宅，所他想说明，他提到的这个要求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地方的。
倍倍尔的提案“全部工人互助金和救济金完全由自己管理”得到通过；尤斯特的提案“由工人选举出来的视察员”没有得到支持。
霍里希希望也要考虑到家庭工业。
对第5条：调整监狱劳动，尤斯特提案的第二部分''通过同自由工人进行竞争”，得到了支持。
布吕克曼提议废除监狱劳动。
盖布表示拥护委员会草案的条文。如果要废除各种监狱劳动的话，就得考虑到：习惯劳动的人不劳动就会感到非常无聊。
随后，布吕克曼的提案被否决；尤斯特的那个提案也被否决，通过了报告人的提案。
只通过了第4条来代替第4和第6条，因为第6条合并到第4条中去了。
报告人建议第6条写上“保护工人的生命和健康。监督工人住宅的卫生状况。通过工人选出的人员对矿山、工厂工业、作坊工业和家庭工业实行监督。实行有效的责任法。”
前面提到过的福格尔在这方面的提案再也没有得到支持。
主席布说，哥达代表会议所商定的、后来经报告人修改过的这个草案现在完成了。
倍倍尔还提议在第6条中写上“完全由自己管理”。
关于政治要求，哈赛尔曼希望尽管倍倍尔和报告人的意见一致，但是代表大会可继续进行讨论。
主席问，代表大会是否同意都用fordernxix代替verlangenxix，对此，代表大会表示同意。
现在休息（四点半）。
五点半继续进行讨论。——宣读了汉堡、哈雷和汉诺威发来的电报。
进入议事日程，开始辩论第三部分中各条的明确划分和有关部分开头的文字。
就倍倍尔的“作为现代国家基础的其他的政治要求”提案进行发言。
李卜克内西讲了他同倍倍尔协商的结果，并说明了建议修改的理由。
报告人关于把第三部分又分为两部分的提议以及提出的这两部分开头的文字都得到通过。
现在主席盖布宣读在专题讨论中所决定的整个纲领。然后他请求进行总的或最后的表决。进行了最后表决，结果一致通过。
对党的名称的提案是：
图曹尔：德国社会民主工党。
海因策耳：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弗里克支持海因策耳的提案，因为我们必须同天主教社会主义者区别开来。
迈耶尔：社会民主党。
报告人：德国工人党。李卜克内西作为报告人为此辩护，因为那些跟着教士跑的党不是真正的工人党，而是投票的群氓。
经表决通过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这个名称，于是，主席在热烈的欢呼声中说，合并了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原则基础已经牢固地建立了（晚六点）。
通过的纲领全文如下：
一、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而因为普遍有益的劳动只有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所以，全部劳动产品属于社会，即在普遍履行劳动义务的条件下，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的一切成员，按照每个人的合理需要属于每个人。
在现代社会，劳动资料为资本家阶级所垄断；由此造成的工人阶级的依附性是一切形式的贫困和奴役的原因。
劳动的解放要求把劳动资料变为社会的公共财产，要求集体调节总劳动，并把劳动所得用于公益目的和公平分配。
劳动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的事情，对它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
二、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从这些原则出发，争取用一切合法手段建立自由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通过消灭雇佣劳动制度来摧毁铁的工资规律，废除任何形式的剥削，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虽然首先在本国范围内进行活动，但是它意识到工人运动的国际性质并决心履行这种性质所赋予工人的一切义务，以便实现一切人的兄弟联合。
为了替社会问题的解决开辟道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要求在劳动人民的民主监督下，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合作社。在工业和农业中，生产合作社必须广泛建立，以致能从它们里面产生总劳动的社会主义的组织。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提出下列各项要求作为国家的基础：
1．凡年满二十岁的国民在国家和地方的一切选举和投票中都享有秘密投票和义务投票的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选举权和投票权。选举日或投票日必须定在星期日或节日。
2．实行直接的人民立法。由人民决定宣战与媾和。
3．实行普遍军事训练。以国民军代替常备军。
4．废除一切特别法律，尤其是关于出版、结社和集会的法律；废除限制自由发表意见、自由探讨和自由思想的一切法律。
5．实行人民裁判。实行免费诉讼。
6．通过国家实行普遍的和平等的国民教育。实行普遍的义务教育。实行一切教育机构的免费教育。宣布宗教为私人的事。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现代社会内部提出下列要求：
1．本着上述要求的精神尽可能扩大政治上的权利和自由。
2．向国家和地方缴纳单一的累进所得税，取消一切现行的，特别是加重人民负担的间接税。
3．保证不受限制的集会结社的权利。
4．实行同社会需要相适应的正常工作日。禁止星期日劳动。
5．禁止儿童劳动和一切有害于健康和道德的妇女劳动。
6．实行保护工人生命和健康的法律。监督工人住宅的卫生状况。由工人选出的官吏对矿山、工厂工业、作坊工业和家庭工业实行监督。实行有效的责任法。
7．调整监狱劳动。
8．工人的互助基金和救济基金完全由工人自己管理。
代表大会开始讨论组织章程，哈森克莱维尔对章程作了一般性的说明。组织章程中的主导思想必须是集中制，委员会就是以此为出发点的。特森多尔夫说过：只是由于集中制，社会民主党才成为有威胁性的。的确希望有一个统一的机关报，但这一点同目前状况的目的不相适应；然而其他的党报必须尽可能同总机关报协调一致，并必须在原则问题上绝对服从纲领。因此，凡不符合这些条件的报纸，都不得被认为是党报。应在什么时候办一家总机关报，也许现在已经可以作明确规定了。
无论如何，下次代表大会就可以听取应如何处理有关这个问题的建议。
瓦耳泰希提议不必进行一般性讨论而立即进行专题讨论。
勒文施坦主张进行一般性讨论，因为在一般性讨论中比在专题讨论中对这个重要问题能得到更明确的认识。
这时通过了瓦耳泰希的提案。
莱麦尔想对代表大会选出的所有负责人进行一次全体党员的直接投票，他的这一提案被否决了。
凯泽尔提议，首先对党的机构的数目进行讨论和表决。
这一提案得到通过。
哈曼反对选举一个委员会。
弗里克赞成这过点，因为可以把中心点不仅仅设在一个地方。
林格纳赞成选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必须在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之间发生争执时作为执行机构来行使职权。
加多夫认为监察委员会不必直接由代表大会选举。
列曼受委托反对成立一个委员会。
施特雷克同样反对，凯泽尔也是如此，因为这样一来监察工作就会成为空想。
布尔克哈德赞成设委员会。
关于结束辩论的提案被否决。
胡尔累曼反对设委员会。
普林茨为了更好地实行集中制，赞成设委员会，科柯斯基也是如此。
奥古斯特卡佩尔主张保留委员会的议案，因为不可把重点放到唯一的一个会员机构的权力上。
奥艾尔作为报告人说：委员会的拥护者们对委员会应起什么作用还不很清楚，它不是一个执行机构，只有在执行委员会同监察委员会之间发生冲突时，它才能起作用。在有了党报，人们能够比以前更容易取得互相了解以后，这个机构就不再适合需要了；因此，发言人主张在第3条中删去委员会。
奥古斯特·卡佩尔强调说，委员会毕竟是一个执行机构。
在哈特曼、斯巴赫、海奈曼和德西也对第3条发表了意见后，按照委员会的原提案，几乎全体一致通过设置即选举一个执行委员会和一个委员会，以多数票通过设置一个监察委员会。（代表大会决定监察委员会的地址）
按照建议，今天的大会规定到八点结束。
关于组织章程第1条，德雷斯巴赫提议，原封不动地接受委员会的提案，不过期限（三个月）除外，期限应更长一些。吉森有关这一条的提案没有得到支持。
伯特歇尔提议，把期限规定为两个月。
报告人奥艾尔反对德雷斯巴赫的提案，并再一次建议原封不动地接受委员会提案的第1条。
随后按照报告人（委员会）的提案通过了第1条。
接着讨论第2条。乌尔利希提议：对于违反党的利益的党员，可由执行委员会根据任何一个地方的党员的提议把他们开除出党；允许向党代表大会提出申诉，但已被开除的党员，在代表大会对他作出决定以前，其他任何地方不得吸收他入党。
盖布建议按照委员会的原提案通过第2条，并批评乌尔利希的提案，说这是不言而喻的。
乌尔利希的提案没有得到支持。——第2条按照委员会的议案通过了。
对第3条勒文施坦提议：监察委员会的所在地与执行委员会不得在同一个地方。
芬克提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不应由代表大会选举。
通过结束辩论。——勒文施坦的提案以及奥古斯特·卡佩尔的一个类似的提案，根据主席指示暂时放在议案的第10条中。
哈特曼提议，党的一切机构都应在代表大会上选举，并应由全体党员直接投票；这一提案被否决。
普林茨提议，不在代表大会上，而通过全体党员直接投票选举第一主席和第二主席；这一提案也被否决了。
奥托·卡佩尔提议，在第3条第3行删去“监察委员会”一词。
这一提案得到通过，在确定了明天的会议于八点开始后，今天的会议于八点结束。
第六次会议：5月26日，星期三，上午九点一刻。
哈森克莱维尔宣布开会。——记录肖伊、库尔。——赖因德尔斯宣读了出席人名单，缺席者倍倍尔（请假）、伯特歇尔、德雷斯巴赫、吉泽克，外出者赖歇尔特、施图尔和希尔施。
宣读并通过了星期一下午的记录。
主席哈森克莱维尔发言，对印发的组织章程提案中到第4条为止所作的修改进行解释。——接着讨论第4条。
奥托·卡佩尔、克卢特、麦斯特、格累伯、维希滕达尔、图曹尔、德雷斯巴赫对此提出了以下提案：在“党代表大会”后面加上“如果监察委员会的多数对此同意的话”。
这个提案得到了足够的支持，克莱因的一个提案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
奥艾尔（作为报告人）请求原封不动地通过委员会的提案，因为，如果要想顾到一切情况，我们就得订出一整本书的各种规定来。在某种情况下监察委员会的确可以迫使执行委员会召集非常代表大会。
海奈曼表示同意委员会的提案，但提请注意，必须作些文字上的修改。
奥托·卡佩尔说，他所以提出要作修改，是为了保证在特殊的情况下和召开代表大会时给监察委员会更大的权力。这也是为了在召集这样一个非常代表大会时，在工人中获得更多的信任。
盖布：如果有人要对执行委员会的权力加以限制，那是完全错误的。由监察委员会来共同进行领导也是极其荒谬的。他们在爱森纳赫党内有一些这方面的令人不快的经验。如果执行委员会的五个成员不知道选择适当时间举行党的非常代表大会，那末监察委员会也是不会知道的。
克莱因：对这一段提出的这个条文根本不能接受。爱森纳赫派本身就对这一条文理解得不正确，他请求把这一条再仔细读一遍。
主席哈森克莱维尔：可能会发生政治上的意外事件，使得召开非常代表大会成为必要，在这种情况下，执行委员会能够比监察委员会更好地判断实际情况。
赖因德尔斯：他也不同意提出的这个条文，因为在代表大会之前，相互之间往往可能很不信任，因此他提出，执行委员会只有取得监察委员会和委员会的同意才有权召开非常代表大会。
弗里克不理解，集中主义的拉萨尔派怎么能够反对这一条。在党内向来不是我们决定一切，而是还有其他的势力可以对非常代表大会的举行起决定性的作用。
接着结束辩论。——奥托·卡佩尔的提案被否决，通过了委员会提出的第4条条文。
接着宣读第5条。
普林茨提议，把三分之一的代表改为六分之一的代表；这一点得到了同意，随后通过了这样修改后的第5条条文。
关于第6条，委员会建议删去最后一句。
拉利夫提议“为选举代表起见，执行委员会必须把党员划分到若干选区，每区有四百名党员。”
弗里茨舍提议，加上：“当选人以及他们所得的票数应在下一期党的两个机关报上公布。”
施图尔和佩措尔德提议，加上：“监察委员会可派两个成员参加代表大会。”
弗里克和克莱因提议，加上：“执行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必须出席代表大会。”
列曼提议，加上：“代表大会的一切决议必须提交全体党员经直接投票批准。”
在支持提案的问题上，吉森的提案（己印发的议案三）没有得到支持，所有其他的提案都得到了足够的支持。
奥艾尔（作为报告人）：尽管有许多相反的提案，他请求原封不动地通过委员会的原提案。执行委员会的五个成员必须全体出席代表大会，这是多余的，因为两个成员就能很好地代表执行委员会了，而且在这方面也要好好考虑经费问题。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执行委员会当然要全体出席代表大会。
按照人数投票根本不切实际，因为组织章程在普鲁士和巴伐利亚行不通，那里现存的法律不容许这一点。公布当选的代表当然很好，但是，根据他的经验，这项决定并没有被遵守过。由于警察方面的原因，全体党员直接投票也是不可能的。到现在为止，人们在讨论组织章程时都从这一观点出发，即似乎每个负责人都是贼；假使有人想要把负责人排斥于代表大会之外的话，那末他要指出，一份委托书的四百张票是不可能影响代表大会的。
如果一个负责人很坏，那末，这个人在代表大会之前就会搜罗一些坏家伙到时投票支持自己。不过报告人希望代表大会把有声望的人选为负责人，这些人在有争执的问题上不会为自己的事情来参加投票。
有人提议马上结束辩论。
韦茨卡不同意结束；不能打断那些想讲重要问题的人的话。
通过结束辩论。
盖布对事实进行更正：报告人强调说组织章程在普鲁士和巴伐利亚行不通。然而这是不正确的，只有错误地运用法律，才在许多情况下产生了这种看法。到目前为止，已经容许在一个地方组织起来，在其他地方，这样的组织被警察解散了。
奥艾尔说，在所有以前提出过公诉的地方，都作出了判决。
哈森克莱维尔证实说，在普鲁士，曾经对“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会员提出过公诉，他们也已被宣告无罪了。
科柯斯基：高等法院的决定不是法律。十年以后，在法官当中往往又象从前一样出现另一种观点，而且，法官们的看法经常摇摆不定。
随后，对第6条的全部提案都被否决了。
盖布希望作出如下的规定：“在原则问题和组织问题上，按照委托书授与者的票数进行表决”，并提议就此问题再进行辩论。通过了后一个提案。
盖布提议“在组织问题和原则问题上，以及在选举党的领导机构时，按照所代表的党员的数目以简单多数进行表决，在所有其他问题上，按照代表的人数进行表决。”
凯泽尔反对这个提案。
拉科夫赞成这个提案。
哈特曼：如果有可能划分选区，那末他赞成划分选区，但是因为不可能这样做，他就请求接受盖布的提案。
勒文施坦赞成盖布的提案。
弗里克：在代表大会上应按人数进行表决的原则是不能接受的，因为离代表大会地点近的小地区很容易派遣大批代表，在投票时能够轻而易举地超过比较远的、但在党内又比较重要的地区，这是以少数压多数。
有人提议结束辩论，这一提案得到通过。——盖布的提案被通过了，随后第6条也连同这项提案一起被通过了。
对第7条，汉堡的西尔瓦努斯提出了以下提案：“党代表大会的记录至迟应于代表大会闭幕后四星期向党员公布，收成本费。”
奥古斯特·卡佩尔反对这个提案，因为如果出售记录时获得一些盈余，这对党很有好处。
弗里茨舍：我们不能采纳奥·卡佩尔的提案，因为一大部分记录经常卖不出去。
加多夫请求记录定价便宜一些，否则大部分卖不出去。
决定结束辩论。——第7条按照议案通过了。
接着开始讨论议案第8条。
凯泽尔提议加上：“执行委员会不得在同一个地方呆三年以上。”——这一提案得到了足够的支持。
盖布同报告人一致提议，对已印发的议案第8条的开头作如下修改“执行委员会领导党的事务，执行委员会由两名主席、两名书记和一名财务委员组成。”
奥艾尔赞成这一提案。他认为有必要由代表大会选举执行委员中五名享有同等权利的成员，并且只要可能，就把执行委员会的职权划分交给它的成员去安排。他认为凯泽尔的提案没有多大的价值，如果该提案被通过了的话，也几乎无法实行，因为它根本不切实际。代表大会已经成熟了，会好好考虑选择什么样的地点和什么样的人员。以前，凯泽尔的提案也许还有一些意义；为了论证这个提案，人们可以说，执行委员会的成员能对地方的成员发生很大的影响，从而能够保证他们重新当选。现在这个理由站不住脚了，因为按照新的提案，执行委员会的成员由代表大会而不是由地方的成员选举。
凯泽尔解释说，他是受发给他委托书的人的委托提出这个提案的。根据过去的经验，设有党的委员会的某些地方，都逐渐发展成了党的活动中心，这一事实对党是不利的；他反对设两个享有同等权利的主席，因为在他看来，这样的两个主席会以古罗马的执政官那样的身份出现。
盖布反对凯泽尔的提案。他认为如果关于监察委员会所在地的提案一般来说实际上行得通的话，就可以接受。至于执行委员会成员的选举，他认为必须选举没有高低之分的主席和书记各两名。经验证明，在执行委员会中没有必要设一名常任主席，因为，不同的成员可以轮流担任主席职务。相反，如果代表大会作出了关于主席和书记都各有高低之分的决定，那末，这个或者那个成员就可能认为参加执行委员会有损于他的尊严。
施特雷克反对选举五个人。一名主席、一名书记和一名财务委员完全足以处理事务了。
普林茨认为由代表大会选举一名第一主席和一名第二主席是绝对必要的。
弗里茨舍想讨论一下薪金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同选举主席等有密切的关系。
盖布要求把薪金问题分开来处理。
弗里克认为，在讨论薪金之前必须首先把职务规定下来。他同意选举一名第一主席和一名第二主席。
普林茨希望正常地给党的负责人发薪金。我们曾经是分开的，还能够发给适当的薪金，现在——我们合并了，强大了——我们更能够这样做。
斯特芬斯不能同意盖布关于由两位主席轮流处理党的事务的提案；因为，可能偶然发生什么事情，结果，一人就归罪于另一人；所以他认为，经常由一个人处理事务是合适的。尽管如此，在目前情况下发言人并不想进行这样的选举，而可由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去自行分配这些职位。发言人同时指出，关于选举党的负责人的条文（“任期到下一次代表大会为止”）同已经通过的第3条（“由选举产生，任期一年”）不一致，必须加以修改。
鮑曼支持这个提案。关于执行委员会的选举，他同盖布的意见一致；他也认为有必要选举五个享有同等权利的人，可以让他们自己去分配职位。在没有弄清楚需要多少人处理党的事务之前，不能讨论薪金问题。有人说，三个人就够了；他不能相信这一点，因为工作很繁重。
奥托·卡佩尔反对盖布关于执行委员会选举的提议。象斯特芬斯那样处理事情的方式，在他看来是不实际的。如果党的领导应当是统一的、强有力的，那末，由代表大会选举一名第一主席和一名第二主席是绝对必要的。还有
芬要求在代表大会上选举工作人员。这是为了负责。如果赞同盖布的建议，那末在以后的代表大会上，在提出责难的情况下，一个人就会归罪于另一个人。
哈特曼表示同意委员会的提案。我们为什么取消了Präsident[22]呢？就是因为由一个人来领导党必然会造成独裁。有人谈到了负责的问题。我们认为，职务不同的工作人员将负责单项工作，整个执行委员会将负责主持日常工作和领导鼓动工作。一名由代表大会选举的第一主席就是新形式下的旧Präsident。——关于薪金问题，他说，应给两名书记发全部薪金，给财务委员发部分薪金。——以前拉萨尔派给财务委员发全部薪金，但是后来取消了这种做法，因为法特在汉堡申明他完全可以同时担任一名财务委员和一名全权代表的职务，因为后一种职务并不需要他付出全部精力。法特作为财务委员每月有二十塔勒，此外还可以当泥水匠。
莱麦尔坚决反对在废除了个人当Präsident以后，现在又用一种新的形式再设Präsident。执行委员会是一个由五人组成的共同负责的管理机构，其中最重要的人不是主席，而是书记，因为工作中最重的担子压在他们身上。
弗里克对要再设Präsident的指责进行驳斥。第一主席和Präsident之间的区别是显然的，前者在他处理一切事情时都必须同执行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商讨，而拉萨尔派的Präsident则实行绝对的专制。不必担心由于设第一主席多数人就没有影响了，所以他赞成维持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的妥协决定。
辩论至此结束。
哈森克莱维尔以报告人的身份提出通过委员会的建议，否决斯特芬斯的提案。
法特（对事实进行更正）解释说，他只是在一定的时期内那样工作。对此
哈特曼反驳说，他只说了法特当时公开申明的东西。
奥托·卡佩尔（作为个人的意见）指出，第一主席应该只是委员会的工具。
随后进行表决。盖布和报告人的提案被通过，相反，斯特芬斯和凯泽尔的提案被否决。然后，全部通过了修改过的这一条。
第9条（同已印发的议案相符）没有经过辩论就通过了，开始讨论第10条。
奥古斯特·卡佩尔提议“代表大会决定，监察委员会由它所在地的党员选举。”
瓦尔特（反对报告人建议选举监察委员会中的九名成员的提案）提议；“保持已印发的议案中提出的七名。”
勒文施坦提议：“监察委员会应当选择执行委员会所在地以外的另一个地方作为地址。”
奥艾尔以委员会的名义表示同意奥古斯特·卡佩尔的提案。他对这个提案加以补充，建议采用选票和简单多数选举的选举方式。
普林茨认为最好在代表大会上选举监察委员会。
奥古斯特·卡佩尔说，我们对人员还缺乏必要的了解，难以进行这样的选举。
至此通过了关于结束辩论的提案。——在表决时通过了瓦尔特的提案。勒文施坦和奥古斯特·卡佩尔的提案也被通过了，通过后者的提案时还加上委员会的修改。
奥古斯特·卡佩尔关于在代表大会后四个星期内选举监察委员会的建议被否决。这一条全部得到通过。
弗里茨舍建议：新的组织章程一旦经代表大会讨论产生，就要立即付印，以便发给代表们去作报告。
主席表示当然要这样做。
开始讨论第11条。
列曼提出将委员会成员的数目由十八人减为十二人，这一提案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
克卢特、德雷斯巴赫等同志提议将“可以住在不同的地方”改为“必须住在十八个不同的地方”。
施图尔提议此处用这样的话“这些人必须住在不同的地方”。
莱麦尔提问。他想知道，对议案中“出席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的一切会议”等这些话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执行委员会的每个成员为了检查工作可以随意用党的经费旅行——对此
奥艾尔表示在原来商讨时，对这些话是这样理解的：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只有在执行委员会的委托下才能用党的经费旅行。而不是在别的任何情况下。娱乐性的旅行要这些先生们自己掏腰包。
克莱因提请注意第12条和第13条。他说委员会有权在某些情况下免除监察委员会成员的职务，为此，委员会的成员的独立性是绝对必要的。如果许多人住在一个地方就容易互相影响。
哈尔曼表示赞成议案。他以前赞成委员会分散在尽可能多的地方，但现在根据经验有了不同的看法。在拉萨尔派的党内二十四人中，经常只有五个人或者最多九个人投票。传递冗长的公文或把这些公文抄写十八份不是经常可以办得到的。总之委员会这个机器在成员分散的情况下是一个不灵便的机器。因此，他主张：在较大的城市里不是只选一人，而是根据党员的人数选三、四个人或者五个人。不交换意见委员会就没有生命力，因为它不充分掌握情况就根本不能处理党的事务。
通过结束辩论。
在表决时，克卢特、德雷斯巴赫等同志的提案被否决；施图尔的提案也被否决，随后通过了由委员会提出的第11条的条文。
第12条未经辩论就通过了。
关于第13条，克恩克建议加上“允许被解除职务的人向代表大会提出申诉”。
奥艾尔和盖布表示赞成议案。
克恩克坚持他的提案，认为增加的内容是必要的。
有人提议结束辩论，这一提案被通过。
奥艾尔提请注意第2条，其中说：任何被开除的人可向代表大会提出申诉。
鲍曼（对事实进行更正）说：第2条只涉及被开除的人而不涉及被免除职务的人，因此这里可不予考虑。
辩论结束。——克恩克的提案被否决。报告人主张在已印发的议案中加上“补选按照第10条的规定进行”，这一点被通过。整个第13条也被通过。
讨论进行到十二点休会。
下午两点一刻盖布宣布继续开会。宣读出席人名单的结果是李希特尔和图曹尔两个代表缺席。克特尔、伯特歇尔、马莫、李希特尔和里施外出。
德步西随即宣读25日下午的会议记录·
哈森克莱维尔接任主席，在他宣读了有关组织章程第14条的提案以后，开始讨论第14条。有关的提案是：
普林茨的提案：把“暂时”改为“在下次代表大会以前”。
海奈曼提议：要立即筹措资金和寻求办法，以便在近期内建立一家统一的总机关报。
海尔赫尔德提议：党的正式机关报暂时为柏林的《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和莱比锡的《人民国家报》。两家机关报都是党的财产。但这两家报纸作为总机关报应该尽快予以停办，应该创办一家在柏林出版的唯一的中央机关报来代替它们。
奥艾尔作为报告人发言：从种种情况的发展来看，关于党报的问题，他认为暂时除了现在的这种做法而外，不可能采取别的做法。争取创办一家唯一的总机关报，这是党内普遍的主张。人们认为，只要象现在那样存在着两家总机关报，就不可能消除党内的两个不同的派别。然而这是不对的。他原则上也赞成办一家总机关报，虽然如此，他坚信，过去在工人运动中出现过的误解将永远不会再现。即使有两家报纸，新的分裂的危险已不复存在。基于实际的特别是财政上的原因，发言人主张保留这两家报纸。无论如何，我们掌握的报纸愈多，我们对人民的影响就愈大。此外，对两家报纸采取厚此薄彼的做法是不切实际的，而且是有害于统一的。发言人继续表示：一家独一无二的中央机关报会向党提供最重要的科学上的力量，而这样的机关报必须在柏林出版。毫无疑问，在报纸这个问题上一定牵涉到李卜克内西，看来他不可能参与这家报纸的编辑部，因为他迁居柏林会遇到警察的刁难。鉴于这些理由，发言人主张通过委员会的议案。关于两家报纸的所有权问题，我们也必须取得一致意见。《人民国家报》现在是莱比锡合作社的财产。《新社会主党人报》实际上的所有人是哈森克莱维尔。不能直截了当地说这些报纸是党的财产。
哈赛尔曼提议：用“总机关报”来代替“正式机关报”。
海因策耳提议：这两份报纸都继续办下去，应指定《鼓动者报》为总机关报。
有人建议结束登记发言人名单。已登记了四十二人的名字。经过简短的辩论后，通过了结束登记发言人名单·
布吕克曼建议：在第14条中加上“机关报的盈余款项归入统一的金库。”
会议决定，现在只让三个赞成和三个反对委员会的提案的人发言。
海尔赫尔德说：由于有约束力的委托书的原故，他只能赞成办一家唯一的总机关报。此外，他表示反对办党的地方报纸和工会的报纸。按照发言人的意见，这些报纸会给总机关报带来巨大的损害。发言人为了给他的发言举出事例，宣读了一封信，并要求应该让这些小报停办。
哈特曼：有人在北德意志进行大张旗鼓的鼓动，要求停办这两家机关报并创办一家总机关报。但是这一计划没有大量的投资是不能实现的。那种认为由于保留了两家报纸党的不团结就会持续下去的意见是错误的。正如党的领导机关能够管好一家报纸那样，它们也能够把两家报纸办好。如果只有一家报纸，那末，就会有这样的可能性：这家报纸成了一个思想工厂。发言人最后表示，只要条件允许，他赞成保留两家报纸，并创办第三家总机关报。
法尔表示，他和他的委托人的意见是：为了党的完全统一，将党的机关报合并起来是必要的。财务上的考虑不是很重要的。
格罗斯建议：两家机关报都是在执行委员会监督下的党的财产。
哈尔姆对议事规程提出建议：让李卜克内西和哈赛尔曼以编辑的身份发言。（这一点得到通过）。
库尔主张用“正式的机关报”而不用“总机关报”的提法，此外，他表示赞成议案。他认为一家机关报不可能象两家机关报那样照顾到各种意见。所以保留两家报纸恰恰对于统一是有好处的。
迈耶尔:已经有了希望，以后还要建立一大批地方报纸。因此更有必要立即创办一家总机关报，使各种不同的思潮不致于泛滥。如果由总机关报来进行必要的鼓动，那末，很快就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就象现在的《新社会民主党人报》一样。
李卜克内西：他是一个坚决主张办一家唯一的正式机关报的人。在全党，这方面也没有什么意见分歧。问題仅仅在于：什么时候和怎样创办正式机关报。这在目前还不可能。无论如何不允许牺牲已有的机关报来创办。打算取消两家报纸中的一家报纸的计划是一个破坏性的计划。我们需要两家报纸，还需要更多。使党局限于只拥有唯一的一家报纸，就是宣判党在精神上的死刑。在有两家报纸的情况下，“思想工厂”的危险（前面有几个发言人就担心这种危险）就不存在了。报刊是党的最重要的斗争工具；取消报纸就意味着进行自杀，向党的敌人投降。——报纸首先不是为了赚钱，反之，我们必须用它来捍卫和传播我们的思想。我们最危险的敌人不是士兵的常备军，而是敌人的报刊的常备军。我们反对敌人的报刊和反对那些御用机关报的最好的唯一的武器，就是我们的报刊；即使组织解散了，只要我们还有报刊，这些报刊就是旗帜，我们就能够聚集在它们的周围。
哈赛尔曼：我们的报刊不是“思想工厂”，党内同志的任何意见可在那里发表。不久前，他和卡佩尔之间在《新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进行的一次讨论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事例。发言人继续说：报刊应该是党的财产，所以，盈余款项要用于党的事业。为了使报纸不依赖于任何资产者，也有人建议在柏林建立一个合作社印刷所。所有的党员应该尽可能获得这一类合作社企业的财产所有权，到那时就宣布报纸是合作社的财产。
李卜克内西对奥艾尔的一个意见提出了他个人的看法：他迁居柏林会遇到各种困难，这不致影响中央机关报的计划；他个人不能妨碍党的利益；此外，他个人能否直接参加中央机关报是很成问题的，因为他必须到巴黎去一个较长的时期。
还有几个人也提出了个人的看法。
哈森克莱维尔作为报告人发言，他宣读一份材料，对海尔赫尔德所宣读的信中的观点进行驳斥。接着，发言人强调，党的总机关报不应该掌握在一个商业机构的手中，而必须是政党的财产。发言人不同意“思想工厂”和“纸上的教皇”这些说法，因为否则的话人们也可以把已经通过的纲领称作“纸上的教皇”。一家思想工厂不象一家没有统一领导的报纸所引起的思想上的分裂和混乱那么危险。发言人最后推荐普林茨的提案。
接着进行表决。
通过了普林茨的提案。这样一来施韦肯迪克、海奈曼和海尔赫尔德的修正案就不成立了。此外，以大多数票通过了委员会的议案。
主席宣读第15条。对这一条的两个提案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
奥古斯特·卡佩尔等同志提议，用“责任编辑”代替“编辑”。
奥艾尔说这个提案是一种私人的恶意，对此他不予回答。
主席反对用“恶意这种说法。
霍里希：有责任编辑和责任宣传员。李卜克内西很久以来就是责任编辑。
乌尔利希表示坚决反对卡佩尔的提案。
通过结束辩论。
奥古斯特·卡佩尔在个人的说明中驳斥奥艾尔的意见。
哈赛尔曼反对这个提案。
奥古斯特·卡佩尔等同志的提案被否决，第15条按议案的条文通过。
图曹尔、麦斯特和格累伯提议，把“在代表大会未将此项权限委托给执行委员会的情况下”这些话删掉；这一提议被否决。
施韦肯迪克建议用“三个检查员”代替两个。这一建议被否决。
第16、17条未经辩论就按议案通过。
对第18条提出了各种不同的修正案，因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而未能成立。
奥艾尔对第18条作了发言。他说，就这里必须加以考虑的各种倾向和思潮而论，这一条从它的措辞来看恰恰是一个杰作。在爱森纳赫党内，早已存在着一种对建立地方报纸抱有敌意的倾向。实际经验教育我们：一方面在创办地方党报时，党的领导必须表态，但是党的报刊也不能只局限于个别的总机关报。对目前存在的地方报纸，我们不应该滥用发号施令的权利，因为滥用权利马上也要承担可能付出代价的义务。发言人说，接受关于盈余款项的提案是不切实际的。这些款项反正是用于党的事业的。
决定让三个赞成和三个反对议案的人发言。
赖因德尔斯认为，地方小报的编辑有时就是思想工厂厂主。作为地方报纸所有者的合作社，绝大部分是建立在舒尔采-德里奇的原则上。这些地方报纸同总机关报进行竞争。我们应该宣布它们是党的财产。
乌尔利希提到在奥芬巴赫一家地方报纸上进行的争论，并表示同意委员会的议案。
莫耳肯布尔：办许多家报纸不能赚钱。这些报纸对重大的政治问题很少关心，而把地方性的事务放在首位。更好的办法是：把党的精神上的力量结在总机关报的编辑部中，而不要象地方报纸所作的那样，培养一支仅仅受过普通教育的著作家队伍。
奥古斯特·卡佩尔：我们必须在有必要办报的地方创办地方报纸，只要我们有了钱，我们就创办。发言人对办一家机关报需要多少费用作了说明，并指出建立生产合作社包含什么样的危险。办小报的部分原因是为了给编辑和发行人员排位置。
哈特曼：地方报纸要受执行委员会的监督。如果有相当多的够格的著作家到我们党里来，我们应该高兴，在这方面，象前面的一位发言人所表示的那样一种担心是没有道理的。如果我们在汉堡创办一家党的机关报，对党来说，这是很有意义的好事情。我们应该对那些精通专门业务的人意见多加注意。
奥艾尔指出了地方党报反对地方资产阶级报纸的作用，没有一家地方报纸，就不能防御地方资产阶级报纸的诽谤。在党所开展的巨大活动中，我们不应该由于压制地方党报而自己阻碍这个运动。一个取缔地方党报的决议会由于实际情况而被撕得粉碎。
科柯斯基在有关个人和事实的说明中反对卡佩尔的意见，他表示：那种认为创办报纸的部分原因只是为了安插编辑的说法对他没有什么损害，而仅仅明显地暴露了这样说的人自己。在战争的年代里，《人民之友报》就是为了反对敌人的诽谤热潮而自卫才创办的。
克恩克表示反对奥艾尔的意见，说接受奥艾尔的提案并不一定会弥补地方报纸的亏空，而要弥补报纸的亏空，只能接受议案才办得到，议案同样向已创办的地方报纸作了提供物质支援的保证。
格里伦贝格尔：随着《纽伦堡-福尔特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进步，党员和《人民国家报》订户的数量在那里也有所增加。关于纽伦堡的情况，人们谈不上什么生产合作社的把戏。关于编辑的那种说法也同样不可取。
莫耳肯布尔：关于著作家的问题，他没有说有一种危险，而只是说：我们在培养一支受普通教育的著作家队伍。
霍夫曼就《克里米乔公民和农民之友报》的情况驳斥了卡佩尔关于安置编辑人员的意见。
古斯特卡佩尔反对科柯斯基的意见，并且表示，为了安置编辑等等的说法，其含义并不是象有人所理解的那样。发言人还提到了创办《先锋报》的问题，并声称，一个中央组织的工会报纸在某些情况下比地方的政治报纸更有用。
弗里茨舍随着指出，这里谈到的大多数编辑都是被开除的工人。
鲍曼指出：卡佩尔说过，人们可以在大街上找到上百个编辑；但这样的编辑也就是那么一回事。
接着进行表决，第18条按议案的条文通过。
第19条未经辩论就通过了。
凯泽尔表示，尽管他拥有有约束力的委托书，如果保留委员会，他受委托应投票反对组织章程；但由于他认为已经制订的妥协的组织章程是合并的一个良好的基础，因此，为了不给合并的事业带来任何不协调，他将投票赞成组织章程。
按照代表大会的决议宣读了组织章程，章程如下：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组织章程
第1条凡承认党的纲领的基本原则，并以实际行动，也包括捐款来增进工人利益的人，都可以入党。三个月不缴纳党费者不再被认为是党员。
第2条党员违反党的利益，可由执行委员会予以开除。但允许向党的代表大会提出申诉。
第3条党的代表大会每年举行一次，以讨论党的状况。会上确定执行委员会以及监察委员会一年的所在地；此外，执行委员会和委员会由选举产生，任期一年。
第4条执行委员会可以召开党的非常代表大会。如果监察委员会和委员会的多数或全体党员的六分之一建议召开，执行委员会应于六星期内召开党的非常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确定党代表大会的地点。执行委员会务必至迟在会前八星期把党代表大会的时间和地点通知党员。
第5条每次党代表大会的暂定的议事日程，执行委员会至迟应于会前五星期通知党员。至迟在代表大会前二十天收到的党员的提案，应于代表大会前十四天作为确定的议事日程予以公布。在代表大会前二十天内或在代表大会上才提出的个别提案，至少有六分之一的代表赞成才提交讨论。
第6条在党代表大会上，一名代表所代表的票数不得超过四百张，在组织问题和原则问题上以及在选举党的领导机构时，按照所代表的党员数目以简单多数进行表决，在其余一切问题上，按照代表的人数进行表决。执行委员会有权派出两名成员，监察委员会以及党的两家正式机关报的编辑部和发行部有权各派一名成员作为代表参加代表大会。在特殊情况下，允许执行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出席代表大会。
第7条党代表大会的记录至迟应于代表大会闭幕后四星期向党员公布。
第8条执行委员会领导党的事务，执行委员会由两名主席、两名书记和一名财务委员组成。财务委员必须交纳经监察委员会认可的保证金或抵押品。执行委员会成员的薪金由代表大会确定。执行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必须住在同一个地方。他们均由党代表大会经特定的选举程序以绝对多数选出，任期到下次例行的或非常的党代表大会为止。在选举过程中如果第一次选举没有达到绝对多数票，则应在得票最多的两人中进行复选。党的机关报的编辑部或发行部的成员均不得参加执行委员会。如果在一年之内出现缺额，则由监察委员会确定有关时期内空缺职位的人选。执行委员会应向监察委员会和委员会每季送一份结算清单，每月送一份管理通报。
第9条执行委员会应于党代表大会后十四天内组成；如果代表大会没有作出其他决定，在此之前仍由原来的执行委员会主持事务。
第10条成立由七人组成的监察委员会，这些人必须住在同一个地方，对执行委员会进行监督。监察委员会的所在地不得与执行委员会的所在地同在一处。执行委员会没有考虑到的一切申诉也可提交监察委员会处理。监察委员会的选举由它的所在地的党员按简单多数的选票进行。选举至迟在代表大会后十四天内进行。
第11条成立由十八人组成的委员会，这些人可以住在不同地方，委员会必须在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之间产生分歧时起作用。委员会的成员同执行委员会成员一样，由代表大会经特定的选举程序选出，任期到下次代表大会为止。委员会根据执行委员会或监察委员会或自己的九个成员的提议，由主席召集。委员会的召集应在此后十四天之内。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可以出席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的一切会议，他们有发言权，没有表决权。
第12条如执行委员会玩忽职守，或者拒绝改正已经指出的过失，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有权以绝对多数罢免；同样，在上述条件下，执行委员会个别成员也可以被解除职务，如果发生后一种情况，就由监察委员会和委员会共同确定有关职位的人选，任期到下次代表大会为止。如有两个以上的执行委员会成员被解除职务，则应在六星期内召开党代表大会进行新的选举。在此之前，由监察委员会和委员会指定一个委员会来领导党。
第13条根据执行委员会的提议，委员会可以免除监察委员会个别或全体成员的职务。监察委员会的补选按第10条的规定进行。
第14条在下次代表大会以前，党的正式机关报是柏林的《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和莱比锡的《人民国家报》。两个机关报都是党的财产；有关这方面的手续由执行委员会按照代表大会的决议办理。
第15条第14条中所述的机关报的编辑、固定的撰稿人和发行人员，在代表大会未将此项权限委托给执行委员会的情况下，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他们的薪金亦由代表大会确定；助理编辑和助理发行人员等以及他们的薪金，由执行委员会根据编辑部和发行部的建议确定。报纸的价格和篇幅由代表大会决定。经管报纸财务的发行人员必须交纳保证金或抵押品。
第16条为了监督第14条中所述的党的机关报的业务领导，执行委员会如不能亲自进行检查，应各指定两名检查员。这些检查员应按照执行委员会的指示至少每月对上述报纸的财务进行一次审核，并应随时按照要求向执行委员会或监察委员会以及各次党代表大会提出报告，作出说明。
第17条在编辑和发行人员玩忽职守时，执行委员会有权免除其职务。这些人员可向监察委员会提出申诉，监察委员会既可拒绝申诉，也可以约请委员会共同处理。监察委员会和委员会可以用多数票撒销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允许向代表大会提出申诉。
第18条创办党的地方报纸要取得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和委员会的同意，必须把办报地点的有关情况及时而详细地向上述三个委员会提出报告。只有经上述党的机关同意而创办的报纸才被认为是党的机关报，才能要求得到党在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党的地方报纸在原则问题上必须遵守党的纲领，在党的策略问题上，和在第14条中提到的两家机关报一样，受执行委员会的领导。
第19条执行委员会务必把党的财务以及作为党的财产的机关报的财务每季度结算情况，在其全部项目经党的主管机关审查之后，在下一个季度的前半期通知党员。
主席盖布宣布进行总表决。
宣读的组织章程一致通过，随后主席宣布党已经建立（晚上六点）。
委托新选的执行委员会同具有专门知识的党员，可能时还同有经验的法学家一起商讨出一份党的议事规程。
弗里茨舍受委托书审查委员会的委托，宣读代表名单和每个代表所代表的票数，以便确定后来补充的委托书登记得是否正确。（见记录最后部分的名单。）
主席在下午六点三刻结束会议并宣布代表大会在明天下午三点举行。
第七次会议：5月27日，星期四，下午三点一刻。
主席盖布。——记录员勒迪格尔和肖伊。——在宣读出席人名单时，君特和彼得曼因外出缺席。
霍夫曼、多曹尔和文德勒建议：立即进行议事日程的第六项（选举党的机构）。这一建议被通过。
考虑到警察方面的阻碍，倍倍尔建议汉堡作为执行委员会的所在地。党在汉堡也很强大，两派都有很多可以选入执行委员会的合适的人员。如果执行委员会不设在莱比锡或柏林，这也有好处，因为否则这两个地方所出版的党的机关报可能容易受到执行委员会的决定性的影响。汉堡必须享有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执行委员会驻地的荣誉。
哈赛尔曼基本上同意倍倍尔的意见：汉堡的大批党员也能够对执行委员会进行适当的监督。
弗里克：他不能同意所谓的有利方面的理由。他反对倍倍尔的看法，主张执行委员会必须同党的机关报靠得很近。他认为汉堡的结社法是德国最反动的法律。他建议选择柏林；尽管有种种迫害，尽管有特多尔夫，执行委员会必须设在那里。应当在《新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坚决宣称：我们已经以这样的章程武装起来，任何的特森多尔夫都不能再把我们打垮。
克莱因主张以汉堡作为执行委员会的所在地。
格罗斯也持同样主张，尽管情况并不象人们所断言的那样，在国会选举中，汉堡是我们的候选人在各地得票最多的地方，比方说在奥德逊，情况就更为有利。
莫耳肯布尔同样主张选择汉堡，尽管汉堡有反动的结社法；在必要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迁移执行委员会的地址。
倍倍尔：我们在选择地点时，必须注意到它的重要性。如果弗里克认为他（倍倍尔）的想法是党报可以为所欲为，那就是一种误会了。他只是希望执行委员会不要控制和影响党报。即使汉堡有反动的结社法，现在不必再考虑这些法律本身，而是要考虑它们的实施情况。在魏玛的法律中，曾经有结社和集会的完全自由，但柏林的某些人对此不满意，于是魏玛颁发了一项内阁的命令，把一切自由都取缔了。因为柏林是帝国的首都，所以要把执行委员会设在柏林，这就意味着执行委员会要长期设在那里。如果说柏林是德意志帝国的首都，那末，汉堡就是德意志社会主义的首都。
辩论至此结束，随后决定汉堡为执行委员会的所在地。
海尔佐克提议，首先确定执行委员会成员的薪金，然后再处理人选问题。这一提案被通过。
倍倍尔：虽然己经确定选举两名拥有平等权利的主席；但是一名经常主持工作，另外一名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接替工作。基于这种情况，两名主席的薪金应有所区别。他建议，经常主持工作的主席的月薪为六十五塔勒，另外一名主席的月薪定为十或者十五塔勒就够了，在第二主席必须代替第一主席时，薪金要相应地提高。
与此相反，两名书记的薪金应该是一样的，他建议月薪为五十塔勒。至于财务委员，他会有很多工作要做，月薪可以定为三十——三十五塔勒。
克莱因则上赞同倍倍尔的提案。
通过结束讨论。
关于薪金问题作出了如下决定：主持工作的主席月薪为六十五塔勒，副主席十五塔勒，两名书记各五十塔勒，财务委员三十五塔勒。
执行委员会有权按倍倍尔的建议在某种情况下提高第二主席的薪金。
接着讨论人选问题；没有同意进行一般性讨论。
盖布建议由哈森克莱维尔担任主持工作的主席；倍倍尔也这样建议。倍倍尔还建议用选票进行选举。
盖布表示，组织章程也允许公开选举，他赞成这样选举
结果，哈森克莱维尔当选，除一票外其余全体同意。
贝特克表示他投了弃权票。——通过停止登记发言人名单。
倍倍尔：他的朋友们的希望是：从拉萨尔派方面选出三个人参加执行委员会。他们打算除了哈森克莱维尔外还推选哈特曼，因为哈特曼能干而且在汉堡有很多支持者。
哈赛尔曼和弗里茨舍表示同意倍倍尔的建议。
克莱因感到自己不得不表示反对哈特曼这个人为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因为他从以前和现在总结的经验中认识到：哈特曼不是合适的人选。比如哈特曼今天上午曾经以一种卑劣和有害的方式发表过意见。发言人提名万兹贝克的李希特尔。
主席责备发言人方才使用了不适合会议精神的表达方式。
格罗斯认为哈特曼派性太强，他提名万兹贝克的李希特尔，认为李希特尔无疑具有足够的能力。
法特认为:哈特曼在鼓动方面是很能干的；但好的鼓动者并不一定是好的组织者。他认为盖布或者奥艾尔是合适的。
普林茨推荐盖布，但盖布却不愿意担任主席的职务。
克卢特表示坚决反对哈特曼，这不是出于个人的厌恶或者因为他怀疑哈特曼的能力。如果某人是一个好的演说家，他还决不是一个好的组织者。他认识哈特曼多年，觉得哈特曼的派性太强并且偏见太深。他推荐万兹贝克的李希特尔。
奥古斯特·卡佩尔表示不能投哈特曼的票，因为今天上午哈特曼的行为促使他这样做。哈特曼还经常过分尖锐地作出严厉的判断，而这是不好的。哈特曼也没有充分表现出他具有组织才能。
通过结束讨论。
海奈曼个人表示：哈特曼在上次选举中是五个区的候选人，他在1871年已经是国会议员，并且他还得到汉堡党员的信任。
勒费尔拜因和贝特克表示赞成哈特曼。
倍倍尔表示，在他这一派中，人们对李希特尔有许多不愉快的记忆；李希特尔也不够出名。
莱麦尔赞成哈特曼，说他在梅克伦堡的国会选举中表现了组织才能。
佩措尔德也同样赞成哈特曼。
因为莱麦尔要人们注意到哈特曼的组织才能，对此，克恩克指出，发言人在哈特曼的基尔选区，并没有发现由于哈特曼而争取到了组织方面的任何一点点权利；因为不然的话，在那里应该是另外一种情况。
针对提出的问题，哈森克莱维尔表示，由于他曾经允诺，要和哈特曼共同工作，他也决心要遵守诺言，虽然发生过一些事件，他还是想和哈特曼一起做一些好事情。随后，哈特曼以大多数票当选。
接着选举书记。霍里希提名奥艾尔和德罗西，两人在没有争论的情况下当选了。
盖布被全体一致地选为财务委员。
主席盖布随后宣布当选者为执行委员会委员。
决定监察委员会的地点，定为莱比锡。
接着，主席请求对委员会成员提出建议。由克莱因、倍倍尔、格罗斯、弗里茨舍、勒费尔拜因、哈赛尔曼和普林茨提出建议。
奥托·卡佩尔建议，首先确定委员会成员应分配的地区的数目。
德雷斯巴赫希望不要选他。
盖布强调要考虑过去的派别。
瓦耳泰希要求首先考虑哈赛尔曼提出的名单，因为这个名单同时包含了倍倍尔和弗里茨舍的建议。
盖布认为这是不对的。
奥古斯特·卡佩尔放弃他的当选机会，并建议选柏林的米尔克和芬。
法特放弃支持海奈曼。
特耳克希望不要选他，弗里克也表示同样的愿望。
当选的为：柏林的伯恩施坦，汉堡的海奈曼、科伦的舒马赫、纽伦堡的莫耶、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普林茨、开姆尼兹的瓦耳泰希、柏林的芬、柏林的弗里茨舍、奥格斯堡的恩德雷斯、阿尔托纳的莱麦尔、戈宾根的布罗内迈耶尔、汉诺威的麦斯特、哥达的博克、比克菲特的茨维内尔，马格特堡的克勒斯、巴门的库尔、不伦瑞克的白拉克、布勒斯劳的赖因德尔斯。
晚上六点三刻休会。
晚上七点一刻继续开会。
主席布宣读两份由赫希斯特和卡尔克发来的电报和一封来自开姆尼兹的信。
关于“党的报刊”这项议事日程的辩论是根据组织章程第15条开展的。
倍倍尔建议，将人选和薪金问题交给执行委员会去考虑，但他提出警告，要避免将报纸交给个别人或少数人，因为这样做在工作方面可能会产生许多令人不能容忍的情况。
卢赫滕贝格受他的委托书授与者的委托，要求宣布报纸是一个合作社的财产。
施图尔提议：在下次代表大会以前，报纸的财产关系保持现状。
基于倍倍尔所说的那些理由，弗里茨舍主张：《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应该是柏林的合作社印刷所的财产。他所主张的根本不是象舒尔采-德里奇那样的生产合作社；而这里涉及到的问题是一项推动党的鼓动工作的事业，它应当不是使个别人而是使整个党得到好处。
哈森克莱维尔表示不能同意施图尔也不能同意弗里茨舍的提案，而是主张将财产权转给执行委员会，因为按照组织章程，这样做最为合适。我们在合作社方面已经有了沉痛的经验，因此要小心谨慎。这些合作社通常总是落在少数几个成员的手里。因此，把报纸作为财产交给生产合作社是有问题的。他同意不要把报纸交给个别人，财产权应该归整个党。
哈尔姆：如果我们使报纸落入个别人的手里，也许就会给刚刚合并的党带来危险。他坚决赞成倍倍尔的提案·
一个建议结束讨论的提案被否决。
哈赛尔曼：过去在拉萨尔派那里设一个主席，主席掌握着报纸，因此他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一点与当时的组织章程是一致的；但现在事情起了变化。如果《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登记在五个执行委员会委员名下，只要其中有一个人不赞成多数人的决议，那末按照法律，这家报纸就会立即垮台。这样一种状况可以与“波兰的议会”相比拟，决不能让这种状况出现。在一个登记了的合作社中，按照法律，这种危险是不存在的，因为合作社享有法人的权利。说合作社可能同党形成对立的借口是站不住的，因为最好的党员将参加合作社。即使是为了使报纸维持下去，合作社也必须与党一起前进。
格罗斯认为，关于这个问题的一切说法都无济于事，因为在他看来，已经达成了影响决定的一种妥协。
倍倍尔：他不知道格罗斯的意见针对的是什么。根本不存在一种对任何人的不信任。但是我们必须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护党的财产。发言人用莱比锡合作社印刷所的例子证明：这样一个合作社逐渐落入少数人手中的危险是不存在的。
哈森克莱维尔声明他没有说过反对这样的合作社。
凯泽尔继续讨论由于报刊财产权的转让可能产生的令人不能容忍的情况，他表示了这样的愿望：接受党员参加待建立的合作社，不应取决于合作社理事会，而应该保证每个党员都有参加的权利。
奥古斯特·卡佩尔希望听到对用发言中提到的那样少的会费建立起来的合作社的生命力作出更多的说明，因为，每年要得到几千塔勒的盈余，需要一笔相当可观的资本，这笔资本单单依靠每月二个半格罗申的会费是很难提供的。同他商量过的专业人员在这方面完全同意他的意见。发言人还进一步对两种费用作了一个比较，一种是把《新社会民主党人报》交给一个普通的商人印刷所需的费用，而另一种是把《人民国家报》交给合作社印刷所需要的费用，发言人发现，合作社印刷的费用根本不见得便宜。此外，《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印刷者伯莱恩告诉他说，他（伯莱恩）还想降低报纸的生产费用，将来排版费不应当是二十三塔勒，而应当是二十一塔勒，印刷费每一千份不应当是一塔勒五新格罗申而应当是一塔勒。我们也得考虑一下这个间题，而不必这样仓促地去建立合作社，更何况工人们当前这一企业还很少作出有力的支持。
鲍曼：印刷报纸的纯收入是归一个印刷厂主还是归一个工人合作社，这有很大的差别。发言人反对施图尔的提案，也反对把财产权转交给执行委员会的方案。
弗里克提问：如果有一百个或者更多的资本家参加合作社，力图掌握这一企业，我们能够阻止这种现象发生吗？
盖布对这个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章程第三条的一项规定谈到了这一点，按照这项规定，理事会有权拒绝人们参加。
拉科夫指出，柏林的合作社站住脚了，只是依靠党员，这个合作社才是有生命力和有生产效能的。他认为奥古斯特·卡佩尔所提到的关于印刷商伯莱恩的事情是一种商业手腕。他感到非常奇怪，伯莱恩在这方面什么都没有告诉他；如果奥古斯特·卡佩尔把这一点告诉过发言人，发言人马上就会让这位印刷商从他这样说的那天起，就只能得到降低了的价格。因此发言人将立即打电报给伯莱恩，看他是否愿意：从今天起就象他对奥古斯特·卡佩尔所提出的那样，《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排版费按二十一塔勒、每千份的印刷费按一塔勒交付。
关于柏林的合作社印刷所是否已经站住脚了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个人看法。
布吕克曼要求继续进行辩论，以便让还没有发言的汉堡的和阿尔托纳的党员能够发表他们的看法。（这一点被否决）。
施图尔的提案同样被否决。
对倍倍尔的提案进行表决。提案的第一部分的内容是：把确定编辑和发行人员、薪金以及报纸的管理等事宜交给执行委员会处理。这一点被通过。
提案中还包括：党的正式机关报是合作社的财产。这一条文也被通过。
弗里茨舍；对于代表大会是否应该承认柏林合作社的问题，发言人表示，承认是应该的，但首先还得征求党员对组织合作社的意见。发言人提议可以让哈森克莱维尔、哈特曼、奥艾尔、德罗西和盖布等先生们对柏林现有的合作社印刷所进行鉴定，合作社印刷所可以按照这种鉴定尽量修改它的章程。
布吕克曼表示反对弗里茨舍关于鉴定的建议。
格里伦贝格尔即使合作社还没有承担印刷工作，它已经是法人它已经能够具有财产权。
朗姆：这里的问题并不涉及舒尔采-德里奇的合作社。发言人说，有一个合作社的情况正象计划中所设想的那样，从一开始就排除了有关报纸安全的各种顾虑。
施图尔建议应该把《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财产所有权转给柏林合作社印刷所。
通过了这一提案和弗里茨的提案。
倍倍尔希望在这里就能够接受党员参加合作社。
这一点被通过，并让这些党员同弗里茨舍联系。
盖布随即谈到《社会政治报》。各方面早就公认办一家文艺报刊有好处；因此，我们应该把《社会政治报》办成一家文艺刊物，这样的刊物能够同类似的报刊，例如《凉亭》等进行竞争。发言人强调这样一家报纸对妇女所能起到的特殊影响，并主张立即把它创办起来。因此他提议在10月1日停办《社会政治报》而出版一家新的文艺刊物。
海尔赫尔德要求，象所有这类报刊出版人所作的那样，把这一刊物的前几期免费送给沿街卖报的人；如果我们不这样处理，刊物就不会传到别的县区里去。如果我们不在刊物上登长篇小说，它也同样不可能得到所希望的那样的传播；而发言人指的当然是社会主义小说，例如象施韦泽的《柳青达》。
赖因尔斯认为突出文学著作看来是不必要的，因为党现在有很多能够有所作为的精神力量。他批评《社会政治报》的内容，并批驳这家报纸的编辑部，因为编辑部曾经答应发表一篇拉萨尔的传记，但只开了个头。
盖布提议：《社会政治报》办到今年10月1日为止。然后就把它改为有很好的插图的文艺周刊。这家刊物的价格应定为每季十到十二格罗申。
倍倍尔提议：《社会政治报》的财产权由党的执行委员会以类似对待党的其他正式机关报的方式加以调整。
克莱因要求有好的插图。
格里伦贝格尔要求有一个合适的标题。
盖布的提案被通过，倍倍尔的提案和麦斯特的一个提案也被通过，这两个提案要求让《人民国家论述者报》于10月1日停上工作。
勒费尔拜因提议在汉堡出版一家地方报纸。
主席指出组织章程规定这方面的问题由党的领导机关决定。
在对议事规程作了简短的辩论后，哈赛尔曼提议，“代表大会应该对创办一家汉堡的地方报纸（这家报纸必须是党的财产）表示支持，并应该将以后的各项步骤交给党的常务领导机关来执行"。
主席提出对此进行表决：代表大会是否认为自己在创办地方报纸的问题上有最高权力。这一点得到肯定。
在各种提案没有得到足够支持而被取消以后，开始讨论哈赛尔曼的提案。
海奈曼表示同意在汉堡创办一家地方报纸，并阐明一家这样的报纸是绝对必要的。
克恩克认为：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地方居民并不是那样出色，以至于能够订阅大量的报纸。一家地方报纸也会给总机关报带来损失。
布吕克曼：在汉堡，那些严格地遵守组织章程的党员经常对创办一家地方报纸的思想进行强有力的抵制。在其他地区也同样是这种意见。如果要创办一家报纸，它必须绝对是党的财产。
哈特曼：汉堡人过去已在一般性会议上提过要创办一家报纸的建议。他们遭到了拒绝，也就算了；而办报的必要性并没有被驳倒。发言人对汉堡的报情况作了概述。如果我们注意到汉堡工人对报纸的需要，那末，就不可能否决办报的计划。
通过结束辩论，随后作了修正等。
哈赛尔曼的提案被通过。
主席通知说：爱森纳赫派的一个委员会今天早晨开了会，这个委员会在听了《人民国家报》的负责人和检查人员的报告后，认为这家报纸的管理工作是完全正常的。
会上宣读莫耶的一项提案，内容涉及到党的文件和小册子的格式。
盖布提议：要选择尽可能适当的文件格式。
这一点被通过，这样莫耶的提案也就解决了。
关于出版一种日历，根据盖布的倡议决定：把以后的各项步骤委托给执行委员会，同时提出这个日历应该大量出版，配有插图，并由莱比锡合作社印刷所印刷。
随后进入最后一项议事日程——党的鼓动工作。
主席宣读了一些包括在印发的议案中的提案，此外也宣读了来自格尔森基兴的几个提案，但这些提案被看作是不言而喻的，并且没有得到会议的支持。
德罗甘德提议在西里西亚设两个固定的鼓动人员。
随即提出了一系列的提案，总共有二十二个，主张在德国的几乎所有地区都派驻固定的鼓动人员。
杜尔克提议，在进行专门的辩论以前，要讨论鼓动工作的一般的思想基础。这一点被否决；而通过了倍倍尔的一个提案，这项提案的内容是：将有关鼓动工作的整顿交给党的执行委员会去处理，并指出有关鼓动工作的提案应尽可能地加以考虑。
由于通过了这一提案，一切有关这一点的其他提案就解决了。
根据弗里茨舍的提案，代表大会在关于对工会的态度问题上发表如下的声明：
“代表大会声明：只要存在雇佣劳动，组织工会就是必要的，只要在目前社会的经济条件下组织工会是可能的，它就会促进劳动的事业。”
主席在代表大会的同意下宣布：党最迟在6月15日以新的面目出现在公众和官方面前。
库尔，克格尔和莱麦尔宣读最后几次的会议记录。
选举了一个会议记录编辑委员会，由盖布、莱麦尔和德罗西组成。
代表大会的工作到此结束。
哈森克莱维尔指出刚刚完成的合并事业的重要意义，这一事业将会给整个工人运动带来利益；最后他高呼一切文明国家的工人万岁，对此，代表们热烈地表示赞同。
代表大会在高唱工人马赛曲[23]声中于晚上十一点半闭幕。
代表、所代表的地区和党员数目一览表
编号姓名和代表的住地所代表的地区党员的数目
1奥艾尔（汉堡）凯泽尔斯劳顿60
施瓦宾10
格雷瑙30
卡梅什25
阿亨15
维尔茨堡50
诺伊施塔特27
皮尔纳18235
2巴第茨（梅腊诺）梅腊诺105
3贝特克（柏林）布兰登堡300
齐陶-奥尔伯多夫50350
4巴尔多内尔（麦德里希）杜伊斯堡100
博库姆
麦德里希
鲁尔奥特
5布累斯（奥芬巴赫）小克罗岑堡17
比伯尔12
豪森12
豪伊森施塔姆35
威斯基尔欣10
奥博茨豪森25
塞里根施塔特15
缪尔海姆15
比尔格5
大施泰茵海姆7
海因施塔特15
小奥海姆3
奥芬巴赫26197
6博克（哥达）迈宁根16
哥达48
吉森30
爱尔福特25
阿恩施塔特20139
7伯特歇尔（克里米乔）克里米乔250
8伯特歇尔（克劳斯塔耳）克劳斯塔耳20
诺特豪森2040
9鲍曼（柏林）柏林400
10倍倍尔（莱比锡）莱比锡200
11布洛斯（美因兹）美因兹100
加尔滕菲尔德25125
12布罗内迈耶尔（戈宾根）坎施塔特40
斯图加特30
诺伊特林根70
士瓦本的格缪德36
戈宾根30
埃斯林根60
普富林根10
乌耳姆30
杜宾根7
基尔希海姆15
士瓦本的哈耳25353
13布吕克曼（阿尔托纳）阿尔托纳400
14布尔克哈德（莱比锡）苏黎世170
15达斯巴赫（哈瑙）博肯海姆60
多厄希海姆20
哈瑙210290
16德姆勒（格耶尔）奥伯乌尔斯尼斯30
茨朔劳6
施托尔堡20
塔耳海姆40
施奈堡20
赫尔罗尔德8
下哈斯劳30
格耶尔25
洛斯尼斯30312
17德罗西（不来梅）不来梅100
瑙堡27
阿彭拉德10137
18多曹尔（茨威考）下普拉尼斯20
舍德维茨5272
19德雷斯巴赫（斯图加特）埃森125
斯图加特100
曼海姆80
卡尔斯卢厄80385
20德罗甘德（阿尔托纳）阿伦斯堡25
什列斯维希12
施泰因贝克10
普劳厄1259
21杜尔克（斯图加特）斯图加特100
22埃格尔（开姆尼茨）艾恩济德耳13
果尔纳16
茨朔保30
格劳豪60
迪特斯多夫5
开姆尼茨17141
23恩德雷斯（奥格斯堡）奥格斯堡270
勒根斯堡12
莱希豪森50
海丁斯菲尔德10
慕尼黑50392
24恩格尔哈特（马格德堡）雪恩贝克18
施塔斯富特50
哈尔伯施塔特6
诺英多夫26100
25法尔（皮纳堡）皮纳堡75
于特森60
巴姆施泰特60195
26芬（柏林）施韦林50
古斯特罗夫54
诺马魏斯30134
27弗里克（不来梅）不来梅100
哈默伦20
哈施泰特30
德尔门霍斯特33
尼恩堡17200
28弗里茨舍（柏林）柏林400
29芬克（莱比锡）格罗伊茨30
盖特海因42
弗罗堡30
伦策瑙20
科尔迪斯10
劳西格30162
30费舍（托恩堡）莱比锡各地150
31费舍（科布尔格）科布尔格100
32弗兰茨（格劳豪）格劳豪120
33加多夫（汉堡）艾姆斯比特尔58
巴姆贝克130
霍恩菲尔德-多尔格菲尔德哈姆76
艾彭多夫67
诺滕布克斯奥特65396
34盖布（汉堡）普菲尔泽20
康斯坦次20
哈尔堡16
万兹贝克34
斯塔德20
汉堡104
格雷斯腊特25
安贝格45
阿尔托纳25
海尼欣12321
35吉泽克（哥达）朗根堡10
36格拉德维茨（米特魏达）陶腊8
米特魏达4048
37格雷伯（汉诺威）利莫尔40
大拜尔克3070
38格罗斯（万兹贝克）万兹贝克200
39君特（德里茨）艾伦布克25
德里茨6590
40格里伦贝格尔（纽伦堡）纽伦堡400
41哈尔姆（爱北斐特）爱北斐特180
哈根90
佐林根24294
42哈特曼（汉堡）汉堡400
43哈赛尔曼（柏林）柏林400
44哈森克莱维尔（不来梅）不来梅100
45哈赛（米尔特罗夫）特罗伊恩20
哈默斯伯鲁克15
格赖茨20
泡札17
弗里德里希斯格吕恩15
连恩菲尔德20
埃尔斯特贝格15
赖兴巴赫50
内茨考15
米劳30
米耳特罗夫6
法尔肯施泰因30253
46J.M.希尔施（美因兹）威斯巴登25
47海奈曼（汉堡）汉堡400
48海因策耳（基尔）基尔加尔登150
49海尔赫尔德（奥德逊）奥德逊194
格吕克施塔特35
于耳岑65291
50海尔佐克（福尔斯特）科特布斯20
福尔斯特285305
51霍夫曼（茨威考）威尔登菲尔斯10
茨威考32
韦尔道28120
52霍里希（汉堡）阿尔托纳400
53海特布林克（比勒菲尔德）比勒菲尔德15
54霍赫海姆（缪尔豪森）缪尔豪森32
55胡尔累曼（柏林）柏林400
56尤斯特（布勒斯劳）布勒斯劳60
兰恩比劳120180
57奥古斯特•卡佩尔（柏林）罗斯托克60
贝恩堡34
宁施泰特21115
58奥托•卡佩尔（柏林）芬斯特瓦尔德60
魏森泽25
索劳30
威廉港100215
59凯泽尔（德累斯顿）德累斯顿345
多伊本50395
60克莱因（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博恩海姆40
美茵河畔法兰克福225265
61克卢特（鄂斯纳布鲁克）鄂斯纳布鲁克150
布埃尔30
奥登多夫15195
62克格尔（开姆尼茨）开姆尼茨400
63克勒斯（马格德堡）马格德堡100
布考30130
64屈恩（不来梅）不来梅20
拜尔登1030
65科柯斯基（不伦瑞克）维达16
不伦瑞克332
不劳伊岑12
沃尔芬比特耳40400
66克特尔（阿波尔达）阿波尔达30
67克恩克（阿尔托纳）阿尔托纳400
68克罗伊茨贝格（伊策霍）克雷姆帕20
伊策霍110
凯林豪森22152
69克罗内贝格（大奥海姆）大奥海姆105
兰恩底巴赫40145
70库尔（巴门）巴门270
哈根90360
71林格纳（阿希姆）阿希姆118
汉堡160278
72勒费尔拜因（埃耳姆斯霍恩）埃耳姆斯霍恩300
泽多夫40340
73卢赫滕贝格（瓦尔德）瓦尔德130
74李卜克内西（莱比锡）戈斯尼茨10
果里斯50
莱比锡200260
75列曼（普福尔茨海姆）普福尔茨海姆60
夫赖堡2080
76林克（德累斯顿）罗赫里茨25
77勒文施坦（富尔特）富尔特100
埃尔兰根100
朔波夫霍夫30
施韦林25
格莱斯哈莫85
摩格斯多夫45385
78莫耶（纽伦堡）纽伦堡400
79弥勒（赖兴巴赫）弗里德里希斯格吕恩15
连格尔菲尔德20
埃尔斯特贝格15
赖兴巴赫50
纳茨考15
密劳30
普劳恩10
法尔肯施泰因30
格赖茨20205
80迈伊（曼海姆）曼海姆80
海得尔堡31111
81马莫（班堡）班堡60
82莫特勒（莱比锡）莱比锡200
83米尔克（柏林）卢肯瓦尔德30
柏林250280
84迈耶尔（不伦瑞克）不伦瑞克50
85麦斯特（汉诺威）汉诺威347
86莫尔肯布尔（奥德逊）洛克施泰特45
奥德逊194239
87诺曼（德累斯顿）德累斯顿95
麦生30
包岑50175
88奥利希（豪伊森施塔姆）小克罗岑堡18
比伯尔13
缪米海姆15
豪森12
比尔格5
小奥海姆3
豪伊森施塔姆35
大施泰茵海姆8
威斯基尔欣10
海因施塔特15
奥伯茨豪森25
奥芬巴赫26
塞里根施塔特15200
89佩措尔德（莱比锡）蔡茨30
莱比锡3161
90皮尔斯特（赫希斯特）索森海姆10
赫希斯特80
费尔登30120
91普林茨（美茵河畔法兰克福）下拉德36
美茵河畔法兰克福225261
92彼得曼（阿波尔达）戈斯尼茨22
93莱茵霍尔德（列支敦士登）恩斯特塔尔30
米耳森20
霍恩施泰因40
奥伯龙魏茨45
列支敦士登-加伦堡20
米耳森40195
94李希特尔（莱比锡）皮尼希30
95拉科夫（柏林）柏林400
96赖歇尔特（阿波尔达）措伦罗达25
97莱麦尔（阿尔托纳）汉堡400
98赖因德尔斯（布勒斯劳）布勒斯劳60
格尔利茨50
符斯特古尔斯多夫70
埃恩斯多夫60
彼尔己尔登62
哈本多夫31
德来希胡本15348
99里施（阿尔坦堡）阿尔坦堡50
100勒迪格尔（哈雷）哈雷75
什列斯维希43
马伦特60178
101沙恩克（卡塞尔）卡塞尔74
102席德维茨（克顿）克顿100
埃德里茨80
德骚25205
103雪恩尼安（卡耳贝）卡耳贝300
104施韦肯迪克（柏林）布兰登堡100
施特廷240340
105斯特芬斯（哈尔堡）哈尔堡250
布克斯特胡德13
诺伊闵斯特尔50313
106施泰内克（伦茨堡）伦茨堡200
107施图尔（莱姆夏德）莱姆夏德60
韦默耳斯基尔欣
吕特林豪森
累内普3090
108施特雷克（哥丁根）艾恩贝克67
哥丁根75
汉诺威闵登50192
109斯劳克（格斯滕多夫）格斯滕多夫60
110施托勒克里米乔250
111舒马赫（科伦）科伦170
爱北斐特10
尤斯多夫40
科布伦茨30
徐西特耳30280
112肖伊格罗森海因80
113施泰纳（佐内堡）佐内堡30
114特耳克（伊塞隆）伊塞隆180
多特蒙特200380
115图曹尔（杜塞尔多夫）杜塞尔多夫75
116乌费尔特（魏玛）勒纳堡15
格拉45
施缪伦10
魏玛1585
117乌尔利希（奥芬巴赫）达姆施塔德44
奥芬巴赫3074
118瓦尔泰希（开姆尼茨）里姆巴赫30
弗兰肯堡18
威特根斯多夫1462
119法特（汉堡）科伦150
格赖芬堡10160
120瓦尔特（阿尔托纳）奥廷12
诺伊施塔特60
赫莫40
海德50
伯罗-劳绍100
拜尔登138100
121维希滕达尔（策勒）策勒60
122文内尔（多特蒙特）格尔晋基尔欣100
123韦茨卡（多伊茨）卡尔克80
124维默尔（开姆尼茨）诺伊基尔欣25
奥德朗25
劳伊克斯多夫20
海尼欣30
夫赖堡4
阿耳特开姆尼茨15
卡培尔30
下腊本施太因30
加普伦茨22
阿尔滕多夫20
施罗斯开姆尼茨30251
125文德勒（开姆尼茨）开姆尼茨110
126沃布扎（阿波尔达）桑格豪森15
127茨维内尔（比勒菲尔德）比勒菲尔德120
明登170290
25659
译自《社会民主工党会议记录》第2卷，1971年汤奴斯影印版
录入自《研究《哥达纲领批判》参考史料》（三联书店1978年版，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资料室编辑）
[1]原文为ProgrammderdeutschenArbeiterpartei,即马克思的《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所批判的纲领。一一编者注
[2]《人民国家报》1875年3月7日公布这一纲领草案时，没有这条横线，而把横线以下标明为第三部分。——编者注
[3]derAusschuB，指第11条中所述的由十八人组成的委员会。——编者注
[4]DieKomission。——编者注
[5]这里把纲领草案横线以下划归第二部分。——编者注
[6]这个“莱比锡建议”是李卜克内西看到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之后起草的，但不以李卜克内西的名义提交合并代表大会，在大会之前也没有在党的报刊上发表。在开始讨论党纲时，盖布宣布这一建议已被撤回（见本书第55页)。——编者注
[7]原文为diedeutscheArbeiterpartei。——编者注
[8]原文为dieArbeiterparteiDeutschlands。——编者注
[9]议员进入选举厅表决时，投反对票的进一个门，投赞成票的进另一个门。——编者注
[10]一个由全德工人联合会分裂出来的小集团。——编者注
[11]在汉堡以布罗尔为首的一个“纯粹的拉萨尔派"小集团，这个集团1873年从哈森克莱维尔领导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中分裂出来并创办自己的机关报《汉堡社会民主党人报》。哥达合并代大会后，这个集团于1875年8月28-31日召开了“全德工人代表大会”，在旧的拉萨尔派章程基础上建立新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布罗伊尔被选为临时主席。1876年8月，这个集团召开了代表大会。——编者注
[12]关于有约束力的委托书，参看本书第161页。马克思在1875年5月5日给白拉克的信中，排判了爱森纳赫派承认拉萨尔派的这种有约束力的委托书，认为这是向拉萨尔派投降（见《哥达纲领批判》1975年单行本第6页）。——编者注
[13]指全德工人联合会理事会（下同）——编者注
[14]预备会议于1875年2月14和15日在哥达举行。——编者注
[15]原文为diedeutscheArbeiterpartei。——编者注
[16]原文为dieArbeiterparteiDeütschlands。——编者注
[17]见本书第11-13页。——编者注
[18]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舒尔采-德里奇为了引诱工人离开反对资本的斗争，宣传通过“自助”，即用工人自己的钱建立合作社，可以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和挽救手工业者的破产。拉萨尔反对舒尔采的这一主张，提出工人要依靠普鲁士国家的帮助来建立合作社的另一反动主张。恩格斯指出：拉萨尔和舒尔采，一个是靠国家帮助，另一个是不靠国家帮助建立合作社，但他们都反对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416页》。——编者注
[19]要求。——编者注
[20]拉萨尔1863年5月17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表演说（后来以《工人读本》为题印成小册子出版），宣传只要普鲁士国家拿出一亿塔勒来帮助建立产合作社，就能使工人“进入自由和福利的世界”。——编者注
[21]指1869年的爱森纳赫纲领第Ⅲ部分第10条（见《哥达纲领批判》1976年单行本第66页）——编者注
[22]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主席”叫“Präsident”。这里讨论的《组织章程》中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叫“Vorsitzende”。——编者注
[23]即雅科布·奥多尔夫1864年为拉萨尔的死而写的《德国工人之歌》，它的副歌最后两句是“拉萨尔领导我们，沿着勇敢的道路前进"。对于哥达合并代表大会闭幕时唱这支歌，恩格斯在1891年5月1-2日给倍倍尔的信中曾提批评（见《哥达纲领批判》1975年单行本第63页）。——编者注 |
德国工人党纲领（纲领草案。1875年3月7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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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工人党纲领
（纲领草案）
（1875年3月7日发表）
说明：此系李卜克内西和拉萨尔派的哈赛尔曼等共同起草的提交哥达合并代表大会的纲领草案，1875年3月7日两派分别以《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名称把它发表在各自的机关刊物《人民国家报》和《新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该草案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尖锐批判。但是合并代表大会把它略加修改后就通过了（即《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
一、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而因为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中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所以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
在现代社会中，劳动资料为资本家阶级所垄断；由此造成的工人阶级的依附性是一切形式的贫困和奴役的原因。
劳动的解放要求把劳动资料提高为社会的公共财产，要求集体调节总劳动并公平分配劳动所得。
劳动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的事情，对它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
工人阶级为了本身的解放，首先是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同时意识到，它的为一切文明国家的工人所共有的那种努力必然产生的结果，将是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
二、德国工人党从这些原则出发，争取用一切合法手段建立自由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废除工资制度连同铁的工资规律和任何形式的剥削，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
三、为了替社会问题的解决开辟道路，德国工人党要求在劳动人民的民主监督下，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在工业和农业中，生产合作社必须广泛建立，以致能从它们里面产生总劳动的社会主义的组织。
德国工人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国家的自由的基础：
1．凡年满二十一岁的男子在国家和地方的一切选举中都享有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秘密的选举权。
2．实行直接的人民立法，人民有提出和否决议案的权利。
3．实行普遍军事训练。以国民军代替常备军，由人民代表机关决定宣战与媾和。
4．废除一切特别法律，尤其是关于出版、结社和集会的法律。
5．实行人民裁判，实行免费诉讼。
德国工人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国家的精神和道德的基础：
1．由国家实行普遍的和平等的国民教育。实行普遍的义务教育。实行免费教育。
2．科学自由。信仰自由。
德国工人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国家的经济的基础：
向国家和地方缴纳单一的累进所得税，取消一切现行税，特别是间接税。
德国工人党在现代社会内部提出下列保护工人阶级免遭资本势力之害的要求：
1．结社自由。
2．正常的工作日和禁止星期日劳动。
3．限制妇女劳动和禁止儿童劳动。
4．对工厂工业、作坊工业和家庭工业实行国家监督。
5．调整监狱劳动。
6．实行有效的责任法。
来源：《马克思恩格斯论拉萨尔和拉萨尔主义》，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
人民出版社1979年9月第1版，第157页 |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1869年在爱森纳赫通过）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二国际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1869年在爱森纳赫通过）I.社会民主工党争取建立自由的人民国家。II.社会民主工党的每一成员必须竭力实现如下各项原则：1.现今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是极不合理的，因而必须最坚决地反对。2.为劳动阶级的解放而斗争不是为阶级特权和优先权而斗争，而是为平等权利和平等义务，为消灭一切阶级统治而斗争。3.工人对资本家的经济依附性构成一切形式的奴役的基础，因此，社会民主工党在通过合作劳动消灭现今的生产方式（工资制度）的条件下，争取使每个工人获得充分的劳动收入。4.政治自由是劳动阶级经济解放的必不可少的前提。因此，社会问题同政治问题是不可分割的，前者的解决取决于后者，而且只有在民主国家中才有可能。5.鉴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解放和经济解放只有当工人阶级共同地和统一地进行斗争的时候才是可能的，社会民主工党承认自己是统一的组织，但是它也使每一单个的成员能够利用自己的影响来为整体的利益服务。6.鉴于工人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任务，也不是一个国家的任务，而是涉及一切具有现代社会的国家的社会任务，社会民主工党认为自己是——在结社法允许的限度内——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分支，并拥护它的一切努力。III.社会民主工党主张把下列各点作为鼓动工作中的最近要求：1.凡年满二十岁的男子在国会、各该邦的议会、省和区的代表机构以及其它一切代表机关的选举中，都享有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秘密的选举权。当选的代表应给以足够维持生活的薪俸。2.实行人民的直接立法制度（即提出和否决议案的权利）。3.废除等级、财产、出身和信仰的一切特权。4.以人民军队代替常备军。5.教会同国家分离，学校同教会分离。6.实行国民小学的义务教育，以及一切公立教育机构的免费教育。7.保证法庭的独立性，建立陪审法庭和专业法庭，实行正式的和口头的诉讼手续，实行免费诉讼。8.废除一切出版、集会和结社的法律；实行正常劳动日制度；限制妇女劳动，禁止儿童劳动。9.取消一切间接税，实行单一的直接累进所得税和遗产税。10.要求对合作社事业提供国家支持，对在民主保障下的自由的生产合作社给以国家信贷。 |
全德工人联合会章程（1863年莱比锡成立大会通过）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二国际相关链接：拉萨尔
全德工人联合会章程
（1863年莱比锡成立大会通过）
1下列签名人在德意志联邦各邦成立了一个以“全德工人联合会”为名称的联合会，这个联合会从这样一个信念出发，即只有通过普遍、平等与直接的选举权才能使德国工人等级的社会利益得到充分代表，才能真正消除社会中的阶级矛盾，遵循这个目标，它要在和平与合法的道路上，特别要通过获取公众信任，为确立普遍、平等与直接的选举权而努力。
2任何一个德国工人通过简单的入会声明就可以成为拥有平等选举权的联合会员，并且可以随时退出。
关于某个人是否联合会界定意义上的工人，应由执委会决定。执委会同样有权把那些希望加人联合会、同意这个联合会的基本原则和目标的不属于工人范畴的人士接纳为联合会会员。
3这个联合会不设分会，所有会员，无论居住在什么地方，都直接属联合会领导，联合会的所在地是莱比锡。
这个所在地可以根据执委会简单多数通过的决议搬迁到第一条所指区域的任何其他地方。
如果执委会同意在另外一个地方召开一次或者多次会议讨论它的工作，联合会所在地保持不变。
4联合会的事务由执委会负责管理，它由1名主席和24名委员组成，其中设1名司库，1名支薪书记。他们都必须居住在第1条所说区域内。
委员会的选举要在全体大会上进行，主席由绝对多数选出，第一届任期5年，此后每届一年。执委会的委员要在全体大会上根据如下的详细规定每年选举一次：一年后这些委员中有一半要用抽签的办法卸职，其余一半则在第二年底卸职。主席在受到阻力不能履行职务时有权把他的全部职权转交给他从执委会委员中任命的一位副主席。
所有卸职者都可立即重新获得被选举权。
5关于内部组织、行政事务、为第一条所说道路而采取的促进手段以及文书和会计事务，由执委会按简单多数作出决定。
如果主席认为迫切需要，可在3个月内获得执委会追认批准的条件下发布一切命令。
在这种情况下，主席可能承担的责任可通过执委会的追认批准来弥补，如果未获执委会批准，可以通过全体大会的批准来弥补。
主席负责确定全体大会、执委会会议的召开和会议地点。
全体大会必须每年召开一次。
此外，如果在陈述明确理由的情况下，由执委会多数或者1/6的联合会会员书面提出，主席有义务在6周之内召开一次全体大会。
如果执委会多数提出要求，主席必须在4周内随时召开执委会会议。
所有以联合会名义发布的公告都必须有主席的签名。
6每位会员在入会的时候要交纳2格罗申银币，此后每周要交纳半格罗申银币，连续4周不交纳会费则丧失会员资格。
如果会员从事违反联合会目标的行动，或者由于他的行为从道德或者政治方面损害了工人等级的尊严，执委会可以把他开除。
针对执委会的这项指令，当事人可以向下一次全体大会提出申诉，但这项申诉必须得到6名会员的签名支持。
联合会活动期限暂定为30年，可以根据全体大会决议任意延长。
7全体大会只有在如下情况下才能考虑修改章程的提案，即这一提案已获得60名会员的签名支持，并在全体大会召开3个月以前呈交执委会。执委会必须立即把这项提案向全体会员公布。
在有关全体会议上，只有在至少获得2/3的投票支持的情况下才能作出修改章程的决议，而且联合会成立3年以后才能进行这种修改。
过渡决定。
考虑到有些城市还没有代表，第一次执委会选举仅仅选出包括主席在内的17名委员，并且授权这些委员可以通过简单多数决定把人数补充到章程所规定的25人。
莱比锡，1863年5月23日。 |
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纲领（于1868年9月5至7日在纽伦堡召开的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通过）（1868年9月5至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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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mdesVereinstagesderDeutschenArbeitervereine
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纲领
（于1868年9月5至7日在纽伦堡召开的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通过）1868年9月5至7日
录入者引言：
编辑这篇纲领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早期历史，在此纲领前，我们认为应当增加一篇引言，简要介绍说明这篇纲领的背景与影响。
在说及纲领前，我们要先对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以下简称协会）进行粗略的介绍。协会是在1863年美因茨河的法兰克福大会上成立的，与拉萨尔派的全德意志工人联合会对立，在成立之初是一个松散的由众多协会联合的一个组织。倍倍尔作为莱比锡职工教育协会的代表参加了这一大会，并在联合会1867年格腊大会上当选为协会主席。之后经过改组，削弱了资产阶级对协会的干扰，成为德国工人阶级的一个组织。随着1866年经济危机的爆发，欧洲工人运动再次进入一个高潮，对德国来说，经济危机被普奥战争带来的政治动荡掩盖了部分，普奥战争的结果使得以普鲁士为主的北德意志联邦建立起来，德国的政治管控更为严苛。但是，无论是德国资产阶级还是普鲁士的专制制度都无法阻止德国工人运动的高涨。对于协会而言，如果希望更好发挥作用，就需要对政治领域与社会领域采取一定的立场，为此需要制定一份纲领，以此为依据展开行动。
1868年9月5日，协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纽伦堡召开，在大会开始时，协会的莱比锡总部表明要将国际章程的要点作为纲领，而协会残余的资产阶级对此表示反对，经过斗争，最终以七十二个协会的六十九票对三十七个协会的四十六票为结果通过这一纲领（即《纽伦堡纲领》），反对纲领的少数派一部分加入了多数派，另一部分随着时间发展最终解散了。纲领虽然篇幅不大，却将国际主义这一原则写入了纲领，赞成了国际工人协会的部分纲领，根据过去各国工人运动的历史经验，指出只有经济解放的解决“有赖于最先进国家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而通过这一纲领意味着协会与国际工人协会的联系更为紧密，协会的国际主义原则驱散了原先的资产阶级分子，在纽伦堡大会一年之后，又有四十二个新协会加入纽伦堡多数派，萨克森人民党的机关报《民主周报》也在1868年12月成为纽伦堡多数派的机关报。这些变化为多数派进一步联合萨克森人民党组成新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纽伦堡大会后不久，拉萨尔派的两位领导人施韦泽与弗里茨舍召开了柏林全德工人代表大会，成立了新工会，但禁止有政治纲领的纽伦堡协会的加入，这无疑造成了工会的分裂，纽伦堡协会对此马克思认为是使宗派运动凌驾于阶级斗争之上，对于大会通过的章程草案与“联合会”的权力结构都表示了反对意见，在致施韦泽的信中他说道：“但是，不管组织犯了什么样的错误，这些错误大概都可能被合理的实践或多或少地克服掉。作为国际的书记，我准备充当您和直接参加了国际的纽伦堡多数派之间的调解人，——当然是在合理的基础上进行调解。”（见中文第一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二卷第556页）但是最终这种调解并没有成功，工会的分裂并没有解决，而且施韦泽恢复了之前解散的全德意志工人联合会，使得工会事实上从属于全德意志工人联合会，这加剧了协会与拉萨尔派的矛盾，于1869年双方在爱森纳赫各自举行了自己的代表大会，也正是在这次大会上，倍倍尔决心改组协会，将之变为一个新的政党，即德国社会民主工人党（SPAD）。爱森纳赫代表大会宣布了爱森纳赫派的最终形成，一个强调民主的社会主义政党由此建立，《纽伦堡纲领》的原则在《爱森纳赫纲领》中得到继承。当爱森纳赫代表大会结束时，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举行了最后一次代表大会，《纽伦堡纲领》的历史使命就此完成。弗·梅林评价协会联合会时认为“这一组织是作为资产阶级抵抗无产阶级运功的刚刚掀起的浪潮的堡垒而建立的，现在它已经被日益增长的潮水淹没和冲垮了。”（见F.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三部第六章第二节，1965年三联书店版第三卷第352页）而对于我们来说，《纽伦堡纲领》就是无产阶级意识的潮水涌入堡垒的最后一击，而《纽伦堡纲领》中的国际主义原则在《爱森纳赫纲领》《爱尔福特纲领》中得到不断延续，并最终传播到全世界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之中，从这点来看，无论怎样估计《纽伦堡纲领》的意义也不为过。
正文部分
在纽伦堡召开的德国工人协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声明赞同国际工人协会纲领的下列各点：
（1）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平等的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
（2）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的垄断者（唯一的占有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
（3）政治自由是工人阶级取得经济解放的不可缺少的前提。因此，社会问题是与政治问题分不开的，社会问题的解决是以政治问题的解决为条件的，而且只有在民主国家中才有可能。
此外，鉴于:
过去为争取经济解放所作的一切努力，由于每个国家里各个劳动部门之间缺乏团结（联合），由于各国工人阶级彼此间没有统一的亲密的联合，而总是遭到失败；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民族的问题，而是涉及一切建立现代社会的国家的社会问题（任务），它的解决有赖于最先进国家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所以，德国工人协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决定赞同国际工人协会的努力。
无法被狙击的街道录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二卷
录入者引言由烤炉撰写，由无法被狙击的街道校对
原文是德文
中译文原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二卷第40页
中译文根据《第一国际在德国（1864-1872）》1964年柏林德文版第249-250页译出 |
《在社会主义旗帜下：第二国际的决议（1889-1912）》书评（﹝阿根廷﹞丹尼尔·盖多（DanielGaido），2022年1月2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二国际
BookReview:ResolutionsoftheSecondInternational
《在社会主义旗帜下：第二国际的决议（1889-1912）》书评
﹝阿根廷﹞丹尼尔·盖多（DanielGaido）2022年1月26日
Mila翻译
迈克·泰伯（MikeTaber）（编）《在社会主义旗帜下：第二国际的决议（1889-1912）》（UndertheSocialistBanner:ResolutionsoftheSecondInternational,1889-1912,Haymarket,Chicago,2021.229pp.,$18.95pb,ISBN9781642594676）
迈克·泰伯（MikeTaber）首次编辑了1889年至1912年间由社会主义国际（也称为第二国际）举办的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这一学术版本涉及大量的翻译工作：大会的正式会议记录以德文（全部九次）和法文（其中六次）出版，只有一次大会的会议记录以英文出版（1896年的伦敦大会）。
除了按时间顺序提供所有决议的英文版本外，编辑还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益的批判性文件。泰伯的导言概述了第二国际的一般特征和发展趋势，其成就和优势以及其弱点和矛盾，最后是其遗产和当代意义。批判性文件还包括对九次代表大会中每一次代表大会的简短介绍，阐述每次代表大会中的关键辩论，以及关于1914年第二国际会议倾覆的后记和几项未经批准的决议的附录。
从今天以“先锋党”自命不凡的名义成长起来的左翼教派的角度来看，很难理解第二国际是什么，即工人阶级的大众社会主义政党：国际社会主义局秘书卡米尔·胡斯曼斯（CamilleHuysmans）估计，在1914年之前的几年里，第二国际在其国家支部的成员中有1000到1200万，有超过5000万的同情者和选民（页5，下同）。
其大多数领导人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背叛了国际主义，这导致了一种无知的事后观点，认为第二国际是一个机会主义组织，这种观点忽略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Engels）大量参与1889年在巴黎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的事实。此外，恩格斯认为1891年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辉煌的成功”，并补充说“在原则和策略方面，马克思主义者一直都是胜利的”（29）。他还在1893年苏黎世代表大会上发表了闭幕词。当列宁（Lenin）在1918年写下他的小册子《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75）时，他的意思正是如此；也就是说，考茨基不仅背离了德国社会民主党（SPD）的计划中所作的革命承诺，而且背离了在第二国际组织决议中作出的革命承诺，其中一些决议是列宁亲自起草的。
诚然，“尽管第二国际组织的影响力扩展到了许多国家，但它仍然主要是一场欧洲和北美的运动”（5）。然而，当时绝大多数的工薪阶层都集中在欧美，所以这种地域集中的弱点反映了将工人阶级等同于产业工人。
第二国际的成立大会提出了新组织的革命目标，确认“如果没有无产阶级——以阶级为基础的政党——通过对资产阶级的征用和对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来夺取政治权力的国际行动，就不可能实现劳动和人类的解放”（22）。
在1889年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最令人难忘的也许是关于五一劳动节的决议。1888年12月，美国劳工联合会（AFL）投票决定在1890年5月1日组织全美8小时工作日活动，以纪念在1886年发生的芝加哥干草市场大屠杀事件。创始大会批准了AFL的倡议，并因此决定“组织一次大规模的国际示威活动，以使所有国家和所有城市的工人在固定的一天同时向公共权力机构提出要求，即将工作日的时间定为8小时'（25）。
1889年的巴黎代表大会还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废除常备军，代之以全民武装（民兵）。虽然这一要求被纳入了属于社会主义国际的所有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的纲领中，但它已被当代左翼组织放弃，这些组织似乎很满足于让“专业”（即雇佣军）军队垄断使用武器的知识，只要他们的中产阶级选民不受征兵的困扰。
1910年社会民主党中左翼分裂后，以罗莎·卢森堡（RosaLuxemburg）为首的左翼党派取代了“常备军”的语言，取而代之的是“武装人民”的语言。这样一个口号与考茨基关于裁军和国际仲裁法庭的提议相悖，不仅因为永久公民民兵将是维护和平的更有效的工具，而且因为它可以成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最有用的工具。
社会主义国际将“政治和经济行动”作为其成员组织的先决条件。这意味着既反对在自己的政党中组织工人阶级、反对参加选举和保护工人立法的无政府主义者，也排除了那些拒绝组织工会的组织（41-43)。虽然那时反对工会的蒲鲁东主义者已经很少见，但无政府主义者却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试图扰乱第二国际的前四次代表大会。
1907年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明确指出，参加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的组织不仅仅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政党（“生产和交换手段的社会化；工人的国际联合和行动；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党派组织起来征服公共权力”），而且还包括接受“阶级斗争原则”并承认“政治行动（立法和议会）的必要性”但不“直接参与政治运动”的工会（99）。
因此，大量的决议旨在实现工人组织自己的政党和参与政治进程所需的民主权利，例如结社权、普选权等。这对于在世界范围内被剥夺了这些权利的工人阶级的一个部分，即职业妇女来说尤其如此。在此背景下，1891年布鲁塞尔大会通过了一项关于“女性平等”的决议，要求“赋予女性与男性相同的政治和公民权利”（34）。
1893年的苏黎世大会进一步支持了1891年的这场大会，该大会通过了一项关于“职业妇女保护立法”的决议，要求采取法律措施，如禁止妇女在分娩前两周和分娩后四周工作，以及在所有雇用妇女的行业和产业中任命女检查员。这些措施的实施是基于“资产阶级妇女权利运动拒绝所有代表职业妇女的特殊立法，认为这是对女性自由和与男性相对的平等权利的攻击”（44）。
在这方面，1907年斯图加特大会通过的最重要的决议是关于妇女选举权的决议，它迎接了第一届国际社会主义妇女大会（FirstInternationalSocialistWomen’sConference）的召开。这是在国会前夕举行的，由克拉拉·泽特金（ClaraZetkin）领导，她成立了社会主义妇女国际组织（SocialistWomen’sInternational），并表示“完全支持”该组织提出的普选妇女的要求（111）。
1910年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社会主义妇女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确立了后来被称为国际妇女节的活动。大会决议规定，劳动妇女在社会主义政党的支持下，应在规定的日期在世界范围内组织游行和集会，以实现女权普选。从1913年开始，这些示威活动在3月8日举行，1917年在俄罗斯举行的庆祝活动催生了俄罗斯的二月革命（1917年3月8至3月12日[旧式俄历2月24日至28日]）。
第二国际的另一项重要决议是1907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的决议。最初的草案由奥古斯特·贝贝尔（AugustBebel）起草，并纳入了罗莎·卢森堡（RosaLuxemburg）、列宁（V.I.Lenin）和朱利叶斯·马尔托夫（JuliusMartov）联合提出的一系列修正案。结尾的两段呼吁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尽其所能防止战争的爆发”，同时强调“一旦战争爆发，他们也有义务进行干预，以迅速结束战争，并动用一切力量利用战争造成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来唤醒人民群众，从而加速资产阶级统治的垮台”（105）。这些段落后来在1910年哥本哈根大会通过的关于“战争与军国主义”的决议以及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后于1912年11月通过的“关于战争与军国主义的巴塞尔宣言”中被转载，该决议还敦促“各国工人通过国际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力量”（141）。列宁后来将《巴塞尔宣言》作为其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法德版本的补充，作为“一座充分暴露第二国际英雄可耻破产和背叛的纪念碑”（1993:11）。
在这本书中，我们无法在这篇评论的框架内深入探讨更多引人入胜的材料，例如德累斯顿-阿姆斯特丹（Dresden-Amsterdam）“关于战术”的决议，该决议是由亚历山大-米勒兰（AlexandreMillerand）的“部长主义”（ministerialism）（这一政策在斯大林时期被命名为“人民阵线”）促成的。该决议谴责了“最有力的修正主义企图，其方向是改变我们基于阶级斗争的经过考验的胜利策略，并通过与资产阶级的最高斗争，以对既定秩序的让步政策取代对公共权力的征服”（83）。这种修正主义策略的后果是使国际的国家部分“从一个严格意义上的革命党——变成一个满足于资产阶级社会改良的党”（83）。
其他主要辩论也是如此，例如1907年斯图加特国会关于殖民和移民政策的辩论。荷兰代表亨德里克·范科尔（HendrickVanKol）提出了“社会主义殖民主义”政策，但遭到拒绝，赞成全盘否定殖民主义。美国代表莫里斯·希尔奎特（MorrisHillquit）支持对中国和日本移民的限制，但为了支持所有国籍和种族的无限制移民权利而否决了这些限制。
希望其他学者能从泰伯翻译社会主义国际会议记录的工作中得到启发，就像约翰·里德尔（JohnRiddell）翻译共产主义国际前四次会议记录一样。同时，这本书及其非常有益的批判性文件将作为社会主义历史上这一重要篇章的入门指南。
2022年1月26日
参考
Lenin,V.I.1975TheProletarianRevolutionandtheRenegade,Peking:ForeignLanguagePress
Lenin,V.I.1993Imperialism,theHighestStageofCapitalism:APopularOutline,NewYork:InternationalPublishers
丹尼尔·盖多（DanielGaido）是阿根廷国家研究委员会（CONICET）的研究员。他是《美国资本主义的形成时期》（TheFormativePeriodofAmericanCapitalism）（Routledge，2006年）的作者，并与理查德·戴（RichardDay）合编了《不断革命的见证人》（WitnessestoPermanentRevolution）（Brill，2009年）、《发现帝国主义》（DiscoveringImperialism）（Brill，2009年）和《对马克思〈资本论〉的回应》（ResponsestoMarx’s‘Capital’）（Brill，2017）。
原文链接：https://marxandphilosophy.org.uk/reviews/19924_under-the-socialist-banner-resolutions-of-the-second-international-1889-1912-by-mike-taber-ed-reviewed-by-daniel-gaido/
〔相关文献〕﹝美﹞迈克·泰伯《第二国际的冲突遗产》（2022年7月2日） |
第二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和各委员会成员名单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1920年7-8月）第二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和各委员会成员名单主席团列宁和季诺维也夫（俄国）、列维（德国）、罗斯梅（法国）、塞拉蒂（意大利）。代表大会各委员会成员①①委员会之下的工作组成员，在大会记录中没有记载。——编者注1．资格审查委员会：罗斯梅（法国）、迈耶尔（德国）、波姆巴契（意大利）、布哈林和拉狄克（俄国）、鲁德尼扬斯基（匈牙利）。2．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基本任务委员会：卡巴克契也夫（保加利亚）、米尔基奇（南斯拉夫）、罗斯梅（法国）、贝克尔（瑞士）、万-列文（荷兰）、列维（德国）、鲁德尼扬斯基（匈牙利）、托曼（奥地利）、列宁和布哈林（俄国）、弗赖纳（美国）、弗利斯（挪威）、麦克莱思（英国）、墨菲（英国）、刘绍周（中国）、朴（朝鲜）。3．党的作用问题委员会：弗赖纳（美国）、拉姆赛和麦克莱恩（英国）、迈耶尔（德国）、格拉齐亚德伊（意大利）、布哈林（俄国）、卡巴克契也夫（保加利亚）、施泰因哈德（奥地利）、怀恩科普（荷兰）、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4．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卡巴克契也夫（保加利亚）、米尔基奇（南斯拉夫）、古尔波（法国）、怀恩科普（荷兰）、列维（德国）、鲁德尼扬斯基（匈牙利）、托曼（奥地利）、列宁和加米涅夫（俄国）、里德（美国）、马林（荷属印度），罗易·阿伦（墨西哥）、阿伦（莫属印度）、奎尔奇（英国）、苏尔坦-扎德（波斯）、康诺利（爱尔兰）、拉姆赛（英国）、斯拉乌茨基（土耳其）、刘绍周（中国）、朴（朝鲜）。5．加入共产国际条件问题委员会：马克西莫夫（保加利亚）、沙杜尔（法国）、安贝尔-德罗（瑞士），怀恩科普（荷兰）、迈耶尔（德国）、拉科西（匈牙利）、季诺维也夫和索柯里尼柯夫（俄国）、弗赖纳（美国）、康诺利（爱尔兰）、施泰因哈德（奥地利）。6．议会制问题委员会：卡巴克契也夫（保加利亚>、米尔基奇（南斯拉夫）、勒弗夫尔（法国）、赫尔措格（瑞士）、扬森（荷兰）、沃尔弗斯坦（德国）、鲁德尼扬斯基（匈牙利）、施泰因哈德（奥地利）、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俄国）、斯托克利茨基（美国）、弗利斯（挪威）、麦克莱思（英国）、毕奇（英国）。7．工会运动问题委员会：罗斯梅（法国）、马克西莫夫（保加利亚）、别伊卡（拉脱维亚）、万-列文（荷兰）、瓦尔歇（德国）、拉科西（匈牙利）、托曼（奥地利）、季诺维也夫和齐佩诺雏奇（俄国）、里德（美国）、马德森（挪威）、奎尔奇（英国）、坦纳（英国）、佩斯塔尼亚（西班牙）、达拉贡纳（意大利）。8．土地问题委员会：斯图契卡（拉脱维亚）、沙波林（保加利亚）、米尔基奇（南斯拉夫）、万尼尼（法国）、布林格利弗（瑞士）、扬森（荷兰）、迈耶尔（德国）、拉科西（匈牙利）、施泰因哈德（奥地利）、佩格尔曼（爱沙尼亚）、列宁（俄国）、尤尔吉斯（美国）、郎格斯特（挪威）、麦克-阿里平（爱尔兰）、哈基（土耳其）、苏尔坦-扎德（波斯）。①①这是《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报》第1号（载于1920年7月27日《真理报》第164号）所公布的土地问题委员会成员名单，与代表大会记录中所记载的名单略有出入；大会记录中所记载的名单中，俄国的代表是列宁和奥新斯基，美国是斯托克利茨基，挪威是弗利斯。——编者注9．组织问题委员会①：维克多（拉脱维亚）、卡巴克契也夫（保加利亚）、戈尔登贝尔格（法国）、巴马捷尔（瑞士）、怀恩科普（荷兰）、列维（德国）、鲁德尼扬斯基（匈牙利）、施特麦尔（奥地利）、季诺维也夫和奥新斯基（俄国）、比兰（美国）、舍弗洛（挪威）、麦克·阿里平（爱尔兰）、纽博尔德（英国）。①组织问题委员会的成员，在代表大会记录中没有记载。这是根据《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报》第1号（载于1920年7月27日《真理报》第164号附页）中的记载发表的。——编者注10．决议编译委员会①：迈耶尔（德文）、罗斯梅（法文）、里德（英文）、索柯里尼柯夫（俄文）。①这是根据代表大会秘书的记录发表的，——编者注 |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名单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1919年3月）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名单国别和政党有表决权的代表票数（1）德国共产党麦克斯·阿尔伯特（胡果·埃贝莱因）5（2）俄国共产党弗·伊·列宁、列·达·托洛茨基、格·叶·季诺维也夫、约·维·斯大林、尼·伊·布哈林、格·瓦·契切林。5有发言权的代表：瓦·瓦·奥波连斯基（奥新斯基）、瓦·瓦·沃罗夫新基（3）德意志奥地利共产党伊·格鲁贝尔（卡尔·施泰因加特）、克·彼廷3（4）匈牙利共产党安德烈阿斯·鲁德尼扬斯基3（5）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奥托·格里姆隆德3（6）挪威社会民主党埃米尔·斯坦奇3（7）瑞士社会民主党（反对派）弗里茨·普拉廷3（8）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波里斯·雷恩施坦5（9）巴尔干革命社会民主联盟（保加利亚紧密派和罗马尼亚共产党）克里斯蒂安·拉柯夫斯基3（10）波兰共产党约·斯·温什里希特（尤罗夫斯基）3（11）芬兰共产党尤里叶·西罗拉，库勒沃·曼纳，奥托·库西宁，伊万·拉希亚，埃塔·拉希亚3（12）乌克兰共产党尼·阿·斯克雷普尼克，绥·伊·霍普纳尔3（13）拉脱维亚共产党卡尔·海利斯1（14）立陶宛—白俄罗斯共产党卡吉尔米·盖德里斯1（15）爱沙尼亚共产党甘斯·贝格尔曼1（16）亚美尼亚共产党古尔庚·艾库尼1（17）俄国境内德意志人侨居区共产党古斯塔夫·克林格尔1（18）俄国东部各民族联合小组加吉兹·亚雷莫夫，胡塞因·贝肯塔边夫，穆罕黙德·阿尔吉米罗夫，曼苏罗夫，卡希莫夫1（19）法国齐美尔瓦尔德左派昂利·吉尔波1国别和政党有发言权的代表（20）捷克共产主义小组亚·甘德雷（21）保加利亚共产主义小组斯·焦罗夫（22）南斯拉夫共产主义小组伊里·米尔基奇（23）英国共产主义小组约瑟夫·法因贝尔格（24）法国共产主义小组雅克·沙杜尔（25）荷兰社会民主党小组塞·尤·鲁特格尔斯（26）美国社会主义宣传同盟（27）瑞士共产主义小组列阿·加谢（28）土耳其斯坦支部东部各民族共产主义组织中央常务局各支部加吉兹·亚雷莫夫、穆斯塔夫·苏勃希坦基兹·热根基巴基罗夫古塞伊诺夫（29）土耳其支部（30）格鲁吉亚支部（31）阿塞拜疆支部（32）波斯支部（33）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刘绍周、张永奎（34）朝鲜工人同盟凯恩（音）（35）齐美尔瓦尔德委员会安吉利卡·巴拉巴诺娃有表决权的代表共计……………………34有发言权的代表共计……………………18 |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会议记录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1919年3月）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会议记录1919年3月2日会议预备会议经过讨论提出的代表会议参加者名单获得通过。名单并注明各代表所拥有的票数。关于雷恩施坦同志（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代表资格：其书面代表证在托尔尼欧被扣留，本人是常驻国际执行局代表。他受命，如果成立新的左派国际，即出任新国际代表。雷恩施坦同志所述情况，经鲁特格尔斯同志证明属实。西罗拉同志证明，雷恩施坦同志1917年6月确曾作为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出席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现确认代表资格有效。鲁特格尔斯同志缺少美国社会主义宣传同盟签发的出席本次代表会议的代表证，只有发言权。鲁特格尔斯同志作为社会民主党（荷兰）创始人之一，作为过去该党常驻美国记者，可以作社会民主党代表，有发言权。鲁特格尔斯同志带来日本社会党小组的一份议案（载l918年9月27日《真理报》）和致苏俄的贺词；因他本人只是路过日本，在日本才停留六周，所以不能代表日本社会党小组。该小组不列名单。克林格尔同志（俄国境内德意志人侨居区）交来代表证。委员会确认埃宾格尔茨主席签字有效。通过。确认俄国共产党代表资格有效。德国共产党：阿尔伯特同志的书面代表证未能随身带来；其代表资格，列文同志（罗斯塔社）本可以证实，但他已在途中被捕。普拉廷同志证明，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曾在柏林通知他说，阿尔伯特同志被指派参加这次会议。现确认代表资格有效。瑞士社会民主党：该党自觉自愿赞成成立第三国际。普拉廷同志能代表该党明确提出此项主张。其书面代表证未带来。确认代表资格有效。立陶宛—白俄罗斯：越飞来电,两党已合并，代表证发给盖德里斯。确认代表资格有效。芬兰：中央委员会签字的代表证注明共有五名代表。确认代表资格有效。波兰：越飞来电，代表证发给温什里希特。确认代表资格有效。拉脱维亚：斯图契卡通过密码电报交来海利斯的代表证。确认代表资格有效。爱沙尼亚：确认贝格尔曼代表资格有效。挪威：交来格鲁森贝尔格代为转交斯坦奇同志代表证的全权证书。确认代表资格有效。交来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中央常务局签发的代表证。经资格审查委员会决定，巴什基尔、吉尔吉斯、鞑靼、高加索山区各民族支部代表组成联合小组，拥有1票。其余代表有发言权。亚美尼亚：确认艾库尼同志的代表资格有效。匈牙利：确认鲁德尼扬斯基同志的代表资格有效。确认捷克小组、保加利亚小组、南斯拉夫小组、法国小组和瑞士共产党人有发言权。1919年3月3日会议巴尔干革命联盟：拉柯夫斯基同志是该联盟书记，他在齐美尔瓦尔德和斯德哥尔摩代表该联盟，是齐美尔瓦尔德委员会中的联盟代表。保加利亚紧密派和罗马尼亚共产党一无例外地，无保留地同意他的观点。确认代表资格有效。确认乌克兰（两名）、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两名）、德意志奥地利（两名）代表资格有效。确认温什里希特同志为波兰代表（附代表证）。1919年3月4日会议确认巴拉巴诺娃同志为齐美尔瓦尔德委员会代表，有发言权。确认凯恩（音）同志为朝鲜工人同盟代表，有发言权。1919年3月5日会议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小组代表刘绍周和张永奎同志有发言权。1919年3月6日会议吉尔波同志是法国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常驻齐美尔瓦尔德联盟代表。法国齐美尔瓦尔德左派把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看作是第三国际的基础。吉尔波同志同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经常保持联系（前不久，还通过自己的妻子同洛里欧进行联系）。确认吉尔波同志出席代表会议的代表资格有效。麦克斯·阿尔伯特尤里叶·西罗拉安·鲁德尼扬斯基格·契切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档案馆 |
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508]
目前再版的这部著作，是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义观点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次尝试。在“共产党宣言”中，这个理论曾被大体地应用于全部近代历史；在马克思和我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中，这个理论曾被经常用来解释当时发生的政治事件。可是，这里的问题是要把一个对全欧洲都很紧要同时又很典型的多年历史发展时期中的内在因果联系揭示出来，从而按照作者的观点，把政治事件归结于终究是经济原因的作用。
在判断当前发生的个别事件或一系列事件时，总是不能探索出终极的经济原因。甚至在今天已有相当的专门报刊提供这样丰富的材料的时候，即使在英国都还没有可能这样逐日地考察工业和世界市场贸易的发展进程以及生产方法中发生的变化，以致能够随时对这些十分复杂和不断变化的因素作出一般的总结，况且，其中最重要的那些因素，在还没有突然猛烈暴露出来以前，大部分都是在长时期内处于潜在活动状态的。对于某一个时期的经济史的明确观念，决不能和事件本身同时得到，而只有在事后，即在搜集和鉴别了材料之后才能得到。在这里，统计是必要的辅助手段，而统计总是落在事件后头的。因此，在研究当前的事件时，往往不得不把这个带有决定意义的因素看做是固定的，把有关时期开始时存在的经济状况看做是在整个时期内一成不变的，或者只考虑这个状况中那些从现有的明显事件中产生出来因而同样是十分明显的变化。所以，唯物主义的方法在这里就往往只得局限于把政治冲突归结于由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现有各社会阶级以及各阶级集团的利益的斗争，而把各个政党看做是这些阶级以及阶级集团的多少确切的政治表现。
不言而喻，这种对经济状况（所研究的一切过程的真正基础）中同时发生的种种变化的不可避免的忽略，一定要成为产生错误的源泉。但是，概括叙述当前事变的一切条件都不可避免地包含有产生错误的源泉，然而这并不妨碍任何人去写当前事变的历史。
当马克思着手写这部著作时，要避免上面所说的那种产生错误的源泉更是不可思议。在1848—1849年的革命时期，要考察同时发生的那些经济变化，或者即使只要把它们保持在视野中，也简直是不可能的。在流亡于伦敦的最初几个月，即在1849—1850年的秋季和冬季，这同样是不可能的。然而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写这部著作的。虽有这些不利的情况，但是，由于马克思精确了解法国在二月革命前夕的经济状况以及这个国家在二月革命以后的政治历史，所以能对当时的事变作出了这样一个叙述，这个叙述对当时事变的内在联系的揭示达到了至今还无人超越的程度，并且它光辉地经受住了后来由马克思自己进行的两度考验。
第一次考验是这样来的，即从1850年春天起，马克思又有工夫从事经济研究，并且首先着手研究了最近十年的经济史。结果，他从事实中完全弄清楚了他以前半先验地根据远不完备的材料所推出的结论，即：正是1847年的世界贸易危机产生了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从1848年年中起开始逐渐重新到来而在1849年和1850年达到全盛的工业繁荣，是新近加强了的欧洲反动派的振奋力量。这是有决定意义的。如果说在头三篇文章中（载于1850年汉堡出版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1月号、2月号和3月号），还存有期待不久就会有革命力量新高涨到来的心理，那末由马克思和我为1850年秋季出版的最后一期合刊号所写的那篇历史述评（5—10月），就已永远抛弃了这种幻想，那里指出：“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像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509]然而这是我们所必须做的唯一重大修改。前几篇文章中对于事变所作的解释，那里所确定的种种因果关系，都绝对没有什么需要改动的地方，这是从上述那篇述评中对1850年3月10日至秋季的史实续述可以看出的。因此，我就把这篇续述文字当做第四篇文章编入了本版。
第二次考验还要更为严峻。在路易·波拿巴1851年12月2日举行政变之后，马克思立刻又重新探讨了自1848年2月起直至这次暂时结束了革命时期的事变止的法国历史（“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85年汉堡迈斯纳出版社第3版[510]）。在这本小册子里，对我们现在重版的这部著作中所考察过的时期又作了分析，不过较为简略一些。如果把这个参照一年多以后发生的决定性事变做出的第二次记述与第一次记述比较一下，就可看到作者需要改动的地方是很少的。
使这部著作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是，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世界各国工人政党都一致用以概述自己的经济改造要求的公式，即：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在第二章中，讲到那里称作“初次概括无产阶级各种革命要求的笨拙公式”的“劳动权”时说道：“但是劳动权实际上是表示控制资本，而控制资本又是表示占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受联合的工人阶级支配，从而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511]这样，这里就第一次表述了一个使现代工人社会主义既与形形色色封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社会主义截然不同，又与空想和自发的工人共产主义所提出的模糊的“财产公有”截然不同的原理。如果说马克思后来把这个公式也推广到交换手段的占有上，那末这种由“共产主义宣言”中自然地引伸出来的推广，不过是从基本原理中得出的结论罢了。最近英国有些聪明人对此还提出了一个补充，说“分配手段”也应该转归社会。这些先生未必能说明这些不同于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经济分配手段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吧；他们莫不是指政治的分配手段，如捐税、包括萨克森森林[512]及其他补贴在内的贫民救济吗？但是，首先，这些分配手段现今已经归社会所有，属于国家或市镇；其次，这些手段正是我们所想要废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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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二月革命爆发时，我们大家关于革命运动的条件和进程的观念，都受过去历史经验，特别是法国经验的影响。须知正是法国在1789年以来的全部欧洲历史中起了主要的作用，正是它现在重又发出了普遍变革的信号。因此，我们关于1848年2月在巴黎所宣布的“社会”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和进程的观念，带有回忆1789—1830年榜样的浓厚色彩，这是很自然和不可避免的。而当巴黎起义在维也纳、米兰和柏林的胜利起义中获得响应时；当整个欧洲直至俄国边境都被卷入运动时；当后来6月间在巴黎发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彼此争夺统治的第一次伟大搏斗时；当甚至资产阶级的胜利也如此震撼各国资产阶级，致使它又重新投入刚被推翻的君主封建反动势力的怀抱时，——在当时的情势下，我们不可能有丝毫怀疑：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这个决战定将在一个很长的和充满变迁的革命时期中进行到底，然而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获得最终胜利。
在1849年失败以后，我们并没有与那些inpartibus〔在国外〕［注：inpartibusinfidelium——直译是：“在异教的国家中”。天主教主教被任命为非基督教国家的纯粹有名无实的主教时，在其头衔上添有这种字样。——编者注］聚集在未来临时政府周围的庸俗民主派抱着相同的幻想。他们指望“人民”很快就会彻底打败“暴君”，我们却估计到这个“人民”内部所隐藏着的对立成分在铲除“暴君”后定会彼此进行长久的斗争。庸俗民主派一天又一天地期待新的爆发；我们却早在1850年秋季就已宣称，至少革命时期的第一阶段已告结束，而在新的世界经济危机尚未到来以前什么也不会发生。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当时曾被某些人当做革命叛徒革出教门，可是这些人后来只要受到俾斯麦的光顾，就几乎毫无例外地跟俾斯麦和解了。
但是，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
以往的一切革命，都是归结于某一阶级的统治由另一阶级的统治所替换；但是，以往的一切统治阶级，对被统治的人民群众而言，都只是区区少数。这样，一个统治的少数被推翻了，另一个少数又起而掌握国家政权并依照自己的利益改造国家制度。每次这都是在一定的经济发展状态下能够并且应该进行统治的少数集团，正因为如此，并且也只是因为如此，所以在变革发生时，被统治的多数或者是站在这个少数集团方面参加变革，或者是安然容忍这个变革。但是，如果把每一个别场合的具体内容撇开不谈，那末这一切革命的共同形态就在于：它们都是少数人的革命。多数人即使参加了，他们也只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行动的；然而，正是由于这种情形，或者甚至只是由于多数人采取消极态度，没有进行抵抗，就造成了一种假象，仿佛这个少数是代表全体人民的。
在第一次巨大的成功以后，胜利的少数照例发生分裂，其中一部分人满足于已经达到的成就，另一部分人则想继续前进，提出一些新的要求，这些要求至少有一部分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真正的或想像的利益的。在个别的场合，这些较激进的要求曾见诸实现，不过大部分都只是短时期的，因为较温和的一派重新占得上风，最近取得的成果便又全部或部分地化为乌有；于是战胜者就高叫有人叛变，或者把失败归咎于偶然。而实际上情形多半是这样：第一次胜利的成果，只是由于较激进的一派取得第二次胜利才会巩固下来；当这点一经达到，从而使当时必须实现的事情获得实现时，激进派及其成绩就又重新从舞台上消失了。
从十七世纪英国大革命起的近代一切革命，都显示了这些似乎是与任何革命斗争分不开的特征。看来，无产阶级争取自己解放的斗争也具有这些特征，何况恰好在1848年，稍微懂得应该循哪个方向去求得这一解放的人还是屈指可数。甚至连巴黎的无产阶级群众本身，在获得胜利后也还完全不明了应该走哪一条路。然而运动终究是已经有了，这是本能的、自发的和不可抑止的运动。难道这不正是革命——虽然是由少数人所领导，但这一次已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是为了多数人的真正利益进行的革命，——一定要获得成功的形势吗？既然在一切稍微长久的革命时期中，广大的人民群众这样容易被那些拚命挤到前面来的少数人用骗人的花言巧语所诱惑，那末他们对于那些最确切地反映他们经济状况的思想，对于那些不外是明确而合理地表达他们自己虽还未理解到、但已经模糊感觉到的要求的思想，难道会更难接受吗？诚然，当幻想一消失而失望袭来的时候，人民群众的这种革命情绪就几乎总是，而且往往是很快地转为厌倦，或者甚至转到相反的方面去。但是，在这里，问题不是在骗人的花言巧语，而是在实现绝大多数人本身的真正利益；诚然，这些利益当时还并没有为这绝大多数人所认识，但是在其实际实现的过程中，由于具有令人信服的明显性，一定很快就会为这绝大多数人所充分认识的。并且，正如马克在第三篇文章中所证明的，1848年“社会”革命中所产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发展，到1850年春季已使实际统治集中于大资产阶级——而且是具有保皇主义倾向的大资产阶级手中，另一方面，所有其他的社会阶级，农民和小资产者，则已团结到无产阶级周围，因而在共同胜利时和在共同胜利后，应该成为决定因素的不是他们，而是已经有经验教训的无产阶级。难道在这些条件下，还不可以完全期望少数人的革命变成多数人的革命吗？
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经济革命自1848年起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初次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并且把德国变成了一个真正第一流的工业国，——这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然而，正是这个工业革命到处都使各阶级之间的关系明朗化起来；它排除了从工场手工业时期遗留下来而在东欧甚至是从行会手工业中遗留下来的许多过渡形态，产生了真正的资产阶级和真正的大工业无产阶级，并把它们推到了社会发展的前台。因此，在1848年除英国而外只在巴黎以及某些大工业中心发生的这两大阶级之间的斗争，现在已遍布全欧洲，并且达到了在1848年还难以想像的猛烈程度。在那个时候是各种宗派的许多模模糊糊的福音，其中每一派都有其万应灵丹；现在却是马克思的一个大家公认的透彻明了的理论，明确地规定了斗争的最终目标。在那个时候是由于地方和民族的特点而分散隔离的群众，他们只是由共同蒙受痛苦的感情联结起来，还不成熟，往往一筹莫展地摇摆于热情与绝望之间；现在却是一支统一的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军，它所向披靡地前进，它的人数、组织性、纪律性、觉悟程度和胜利信心都在与日俱增。既然连这支强大的无产阶级军队也还没有达到目的，既然它没有能够以一次决定性的打击取得胜利，而不得不慢慢向前推进，在严酷顽强的斗争中夺取一个一个的阵地，那末这就彻底证明了，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
资产阶级分裂成两个王朝保皇集团[513]，但它要求的首先是它的金融活动所需的平静和安全；与之相对抗的，是虽被打败、但仍然威严可畏的无产阶级，小资产者和农民日益聚集在它的周围；经常存在有暴力爆发的威胁，而这种爆发又不能提供任何彻底解决问题的希望，——这就是好像专为第三个王位僭望者（冒牌民主主义的王位僭望者）路易·波拿巴举行政变造成的形势。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借助军队结束了紧张局势，保障了欧洲各国的内部安宁，同时又赐给了它一个新的战争时代。自下而上进行革命的时期暂告结束了；跟着来的是自上而下进行革命的时期。
1851年的恢复帝国，又一次证明那时无产阶级的意图尚未成熟。但是正是帝国本身必定要造成使无产阶级的意图臻于成熟的条件。内部安宁为新的工业繁荣提供了充分保证；由于需要使军队有事可做，并且由于需要用对外政策问题转移革命意向，结果就产生了战争，而波拿巴就利用这些战争，借口维护“民族原则”[514]，千方百计为法国兼并领土。他的模仿者俾斯麦，也为普鲁士采取了同样的政策；在1866年，他举行了他的政变，即对德意志联邦和奥地利，并对那跟政府发生冲突的普鲁士议会，实行了一个自上而下的革命。可是，欧洲太小，容不下两个波拿巴，于是按照历史的讽刺，俾斯麦推翻了波拿巴，而普鲁士国王威廉则不仅建立了一个小德意志帝国，而且还建立了一个法兰西共和国。然而总的结果则是，欧洲除波兰而外的所有各个大民族的独立自主和内部统一都成了现实；诚然，其疆界是比较狭小的，但是毕竟已宽广到足以使工人阶级的发展进程不再受民族纷争的阻碍了。1848年革命的掘墓人，竟成了它的遗嘱执行者。而在他们旁边则已有1848年革命的继承者威严地站立起来，这就是以国际为代表的无产阶级。
在1870—1871年的战争以后，波拿巴从舞台上消失了，而俾斯麦的使命也已经完成，因此他又可以变成一个平庸的容克了。可是，结束这个时期的却是巴黎公社。梯也尔想窃取巴黎国民自卫军大炮的背信弃义的企图，引起了一次胜利的起义。又可以看到，在巴黎，除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以外，任何其他的革命都已是不可能的了。在胜利后，统治就自然而然地、不容争辩地落到了工人阶级手中。又可以看到，甚至在那时，即在本书所考察的那个时期后已经过了二十年的时候，工人阶级的这种统治还是不可能的。一方面，法国让巴黎听天由命，无动于衷地观望着它在麦克马洪的炮弹下流血；另一方面，公社本身分成了布朗基派（多数）和蒲鲁东派（少数），无论哪一派都不知道应该干什么，彼此进行着无谓的斗争，致使公社精力疲惫。1871年的轻易胜利，也和1848年的突然袭击一样，都是没有什么成果的。
人们以为战斗的无产阶级也跟巴黎公社一起被彻底埋葬了。可是，恰恰相反，无产阶级最强有力的进展，是从公社和普法战争的时候开始的。所有适合于服兵役的人之被编入军队，人数达数百万之众的军队，以及效力空前强大的火器、炮弹和炸药的采用，——这一切在全部军事方面造成了完全的变革，这种变革一方面使得除了空前残酷而结局完全无法逆料的世界战争以外的任何别种战争都成为不可能，因而立刻结束了波拿巴的战争时期并且保证了和平的工业发展。另一方面，这个变革使得军费按照几何级数增长，必然引起捐税的激增，从而迫使人口中较贫苦的阶级投入社会主义的怀抱。亚尔萨斯—洛林的兼并，这个引起疯狂军备竞争的最近原因，能够煽起法德两国资产阶级互相敌对的沙文主义思想，但它对于这两国的工人只是成了一个新的联系环节。而巴黎公社的周年纪念日，则成了全体无产阶级的第一个共同节日。
1870—1871年的战争和公社的失败，如马克思所预言的，暂时把欧洲工人运动的重心从法国移到了德国。在法国，要从1871年5月的流血牺牲中复元过来，自然需要多年的时间。在德国则恰恰相反，工业因获得法国数十亿滋润补助[515]，简直像处在温室条件下一样愈益迅速发展起来，因而社会民主党更加迅速和勇往直前地成长起来。由于德国工人善于利用1866年实行的普选权，党的惊人的成长就以无可争辩的数字展现在全世界面前：社会民主党所得的选票在1871年为102000，1874年为352000，1877年为493000。接着就是当局以反社会党人法的方式来承认了这些成就；党暂时被击败了，所得选票在1881年降到了312000。但是党很快就克服了这种情况，正是在受非常法压迫、没有报刊、没有合法组织、没有结社集会权利的情形下，才真正开始了迅速的增长：1884年为550000票，1887年为763000票，1890年为1427000票。这时，国家的手也就变得软弱无力了。反社会党人法消失不见了，社会党人的选票增到了1787000张，即占总票数的四分之一以上。政府和统治阶级使尽了一切手段，可是毫无用处，毫无成效，毫无结果。当局，从更夫以至首相，都不得不接受——并且是从可恶的工人方面接受！——表明自己无能为力的明显证据，而这种证据计达数百万之多。国家已经走入绝境，工人却刚才起程。
但是，德国工人除了单以自己作为一个最强有力、最有纪律并且最迅速增长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存在，就已对工人阶级事业作出这头一个贡献以外，还对它作出了第二个重大贡献。他们给予了世界各国同志们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他们向这些同志们表明了应该怎样利用普选权。
普选权在法国是老早就已存在的，但它在那里因受波拿巴政府滥用而获得了一种恶劣的名声。公社之后，就没有工人政党能去利用它了。在西班牙，普选权也是自共和国成立时起就已施行了的[516]，但在西班牙拒绝参加选举早已成为一切严肃的反对党派的通例。瑞士试行普选权的结果，也根本不能鼓舞工人政党。罗曼语各国的革命工人都惯于把选举权看做陷阱，看做政府的欺骗工具。在德国，就不是这样。“共产党宣言”早已宣布，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而拉萨尔重又提出了这个要求。当俾斯麦不得不实施普选权作为使人民群众对他的计划发生兴趣的唯一手段时，我们的工人立刻就很认真地对待了这件事情，把奥古斯特·倍倍尔选进了第一届制宪帝国国会。从此以后，他们就一直这样使用选举权，以致使他们自己得到了巨大的利益，并成了世界各国工人效法的模范。如果用法国马克思主义纲领中的话来说，选举权已经被他们transformédemoyendeduperiequ’ilaétéjusqu’icieninstrumentd’émancipation——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工具。[517]并且，即使普选权再没有提供什么别的好处，只是使我们能够每三年计算一次自己的力量；只是通过定期标志出的选票数目的意外迅速的增长，同样地既加强工人的胜利信心，又加强敌人的恐惧，因而成了我们最好的宣传手段；只是给我们提供了关于我们自身力量和各个敌对党派力量的精确情报，从而给予了我们一根能估计我们行动的比例尺，使我们既可避免不合时宜的畏缩，又可避免不合时宜的蛮勇，——即使这是选举权所给予我们的唯一的好处，那也就很够了。但是它给我们的好处还要多得多。当进行竞选鼓动时，它给了我们最好的手段到民众还远离我们的地方去接触人民群众，并迫使一切政党在全体人民面前回答我们的进攻，维护自己的观点和行动；此外，它在帝国国会中给我们的代表提供了讲坛，我们的代表在这讲坛上可以比在报刊上和集会上更有威望和更自由得多地向自己在议会中的敌人和议会外的群众讲话。既然竞选的鼓动和帝国国会中的社会主义演说不断地突破反社会党人法，那末这项法律对于政府和资产阶级究竟有什么用处呢？
但是由于这样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原来，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开始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他们开始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只要在该职位换人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
因为这里斗争的条件也已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
我们在这一点上不应抱什么幻想，因为在巷战中起义者方面对军队的真正胜利，像两支军队交战中那样的胜利，是极其罕见的。而且，起义者指望获得这样的胜利，也是同样罕见的。起义者方面的全部问题，在于用在两个交战国军队之间不发生任何作用、或无论如何作用要小得多的道义影响，来动摇军队的士气。如果这一点做成功了，那末军队就会拒绝开枪，或者指挥官就会弄得惊慌失措，而起义就会获得胜利。如果这一点做不成功，那末军队方面即使人数较少，也会显出武装和训练较好、指挥统一、战斗力量有计划运用和遵守纪律等优点的作用。起义在纯粹战术意义上所能达到的，至多也只是正确地建造和防卫个别街垒。至于互相援助、后备力量的配置和使用，即各分队的行动协调和协同动作，虽然甚至在防卫一个市区时——更不用说在防卫整个大城市时——也是必要的条件，但在起义的场合却很少能做到，而且往往是完全做不到；集中战斗力于决定胜负的一点，在这里自然是根本谈不到。所以，这里主要的斗争方式是消极的防御；如果某些地方也采取进攻，那只是例外，只是为了进行偶然的出击和翼侧攻击；通常进攻只限于占领退却军队所放弃的阵地。并且，军队拥有大炮以及设备优良和训练有素的工程兵部队，而起义者则差不多总是完全缺乏这些斗争手段。所以无怪乎甚至那些表现了莫大英勇精神的街垒战，——如1848年6月在巴黎，1848年10月在维也纳，1849年5月在德勒斯顿，——也是只要进攻部队的指挥官抛开任何政治上的考虑而开始根据纯粹军事观点行动起来，并且能指靠部下士兵的时候，就都以起义遭受失败告终。
1848年以前许多次起义获得成功，是有各种各样原因的。1830年7月和1848年2月在巴黎，以及在西班牙大部分巷战中，都是在军队与起义者之间站有国民自卫军，它或者是直接投到起义者方面去，或者是因自己采取消极犹疑的态度而使得军队也发生动摇，并且还为起义者提供武器。凡是在这支国民自卫军一开始就表示反对起义的地方，如1848年6月在巴黎那样，起义就总是遭受失败的。1848年柏林人民之所以获得了胜利，一部分是由于3月18日夜间和19日早晨有许多新的战斗力量归附了他们，一部分是由于军队的疲惫和供应恶劣，还有一部分是由于军队的行动受到了各种命令的束缚。但是在一切场合，起义者获得胜利总是由于军队拒绝开枪，由于指挥官丧失了果断精神，或是由于指挥官的行动受到了束缚。
这样，即使在巷战的典型时代，街垒也与其说是在物质上，不如说是在道义上起作用。街垒是一种动摇军心的手段。如果它能坚持到这个目的实现的时候，斗争就获得胜利；如果坚持不到，斗争就遭受失败。这就是在考察将来可能发生的巷战的胜利机会时也应该注意的一个主要点。［注：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这句话被删去。——编者注］
在1849年，这种胜利机会就已经相当少了。资产阶级到处都投到了政府方面去；“教育和财产”的代表人物欢迎和犒赏了镇压起义的军队。街垒已丧失了它的魅力：兵士已不是把街垒后面的人们看做“人民”，而是把他们看做叛逆者、暴动者、抢掠者、均产分子、社会的渣滓；军官们渐渐掌握了巷战的战术：他们已不是毫无掩护地径直走向匆匆砌成的胸墙，而是经由花园、庭院和房屋绕过这种胸墙。而这种办法，现在只要稍微灵巧一些，十回有九回都能成功。
但是，自那时以来，又发生了许多其他的变化，并且都是对军队有利的变化。如果说大城市已经扩增了很多，那末军队数量就扩增得更多了。巴黎和柏林的人口自1848年以来没有增长三倍，而那里的驻军却增长了三倍以上。由于有铁路，这些驻军的人数在二十四小时内就能扩增一倍以上，而在四十八小时内则能扩增为庞大的军队。这种大量增长了的军队，在武装上也是无比地改进了。在1848年是从枪口装弹的滑膛击发枪，现在是后装小口径速发枪，它的射程比旧式枪远三倍，准确性和射速则高九倍。先前是用效力较差的球形弹和霰弹发射的大炮，现在是爆炸式的榴弹，只要一颗这样的炮弹，就足以毁坏最好的街垒。先前用以破坏防火壁的是工兵的丁字镐，现在则是炸药筒。
相反，在起义者方面，一切条件都变坏了。人民各阶层都表同情的起义，恐怕不会再有了；在阶级斗争中，中等阶层大概永远不会这样毫无例外地统统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致使那纠集在资产阶级周围的反动党派几乎完全消失。这样，“人民”将总是分裂的，因而也就不会有一个在1848年那样非常有效的强大杠杆了。如果起义者方面有较多服过兵役的兵士，那末要把他们武装起来就将更为困难了。枪械商店中的猎枪和竞技枪，即使不会按照警察命令预先把枪机的某一部分拆去而弄成不能使用，那末它们甚至在短距离的射击中也是远比不上士兵的连发枪的。在1848年以前，可以自己用火药和铅制出必要的子弹，而现在每种枪都需要有特种子弹，其相同点只在于它们都是大工业的复杂产品，因而是不能即刻制成的，所以，如果没有专门适合的作战子弹，大部分枪枝就都要成为无用之物。最后，各大城市在1848年以后新建的街区中的街道，都是又长、又直、又宽，好像是故意要使新式枪炮能充分发挥其效力似的。一个革命者，如果自愿选择柏林北部和东部的新建工人街区来进行街垒战，那他一定是个疯子了。
这是不是说，巷战在将来就不会再起什么作用了呢？决不是。这只是说，自从1848年起，各种条件对于民间战士已变得不利得多，而对于军队则已变得有利得多了。这样，将来的巷战，只有当这种不利的对比关系有其他的因素来抵销的时候，才能达到胜利。因此，巷战在大革命初期将比在大革命继续发展进程中发生得较少，并且必须要用更大的力量来进行。而这种力量，正如在整个法国大革命期间以及1870年9月4日和10月31日在巴黎[518]那样，自然是会宁愿采取公开进攻，而不采取消极的街垒战术的。［注：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整个这一段被删去。——编者注］
现在，读者是否已明白了，为什么统治阶级一定要把我们引到枪响剑鸣的地方去？为什么现在人家因为我们不愿立刻贸然走到我们预先知道必遭失败的街头上去，就指责我们怯懦？为什么他们这样坚决恳求我们终于答应去当炮灰？
这些先生们完全是白白浪费他们的恳求和挑战。我们并不是这么笨的。他们也同样可以在下一次战争中向敌人要求，要敌人把军队排列成像在老弗里茨［注：弗里德里希二世。——编者注］时代那样的阵式，或是排列成像在瓦格拉姆会战和滑铁卢会战[519]中那样的整师构成的纵队，并且手里持着燧发枪。如果说在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条件已经起了变化，那末阶级斗争的条件也同样起了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凡是问题在于要把社会制度完全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应该参加进去，自己就应该明白为什么进行斗争，他们为什么流血牺牲［注：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斗争”中，不是“他们为什么流血牺牲”，而是“他们应该拥护什么”。——编者注］。最近五十年来的历史，已经使我们领会了这一点。但是，为了使群众明白应该做什么，还必须进行长期而坚忍的工作，而我们现在正是在进行这种工作，并且进行得很有成效，竟使敌人陷于绝望了。
在罗曼语国家里，人们也开始愈益了解到对旧策略必须加以修改了。德国所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模仿；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注：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这句话被删去。——编者注］。在法国，虽然在一百多年以来地基已被好几次革命挖空，那里没有一个政党不曾干过密谋、起义和其他各种革命行动，因此政府丝毫也不能信赖军队，一般说来，情况对于突然起义要比在德国有利得多，但是甚至在法国，社会主义者也日益认识到，他们只有预先把广大人民群众——在这里就是指农民——争取过来，才可能取得持久的胜利。耐心的宣传工作和议会活动，在那里也被认为是党的当前任务。成绩很快就做出来了。社会主义者不但夺得了许多市镇委员会，而且已有五十个社会主义者在议院中占有议席，他们已推翻了共和国的三个内阁和一个总统。在比利时，工人去年争得了选举权[520]，并在四分之一的选区中获得了胜利。在瑞士、意大利、丹麦，甚至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都有社会主义者参加议会，在奥地利，所有一切政党都已一致认定再不能阻挠我们进入帝国议会了。我们是一定要进去的，现在争论的问题只是从哪一个门进去。甚至在俄国，如果召开著名的国民代表会议［注：在原文中这个词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俄文。——编者注］，即年轻的尼古拉现在徒然反对召开的那个国民议会，我们也能很有把握地预期那里也将有我们的代表参加。
不言而喻，我们的外国同志们是决不会因此而放弃自己的革命权的。须知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一无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连梅克伦堡也是如此，那里的贵族革命是于1755年以“继承条约”这个至今还有效力的光荣的封建主义文书告终的。[521]革命权已如此深入人心，甚至鲍古斯拉夫斯基将军也只是根据这个人民权利才为自己的皇帝引伸出举行政变的权利。
但是，不管别国的情形如何，德国社会民主党总是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所以它——至少在最近的将来——负有一个特殊的任务。由它派去参加投票的200万选民，以及虽非选民而却拥护他们的那些青年和妇女，共同构成为一个最广大最密集的人群，构成为国际无产阶级大军的决定性的“突击队”。这个人群现在就已占总票数的四分之一以上，并且时刻都在增长着，这可由帝国国会的补充选举以及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和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证明。它的增长过程，是自发地发生的，经常不断地发生的，不可抑制地发生的，并且是安然自在地发生的，正如自然界中发生的某种过程一样。政府企图阻止这种增长的一切努力，都毫无成效。我们在现在就已能指望拥有225万选民。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在本世纪末就能夺得社会中等阶层的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发展成为国内的一个决定力量，其他一切势力不管愿意与否，都得向它低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毫不停手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政府统治制度所能支配的范围，不是要把这个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注：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斗争”中，“不是要把这个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被删去。——编者注］。只有一种手段才能把德国社会主义战斗力量的不断增长过程暂时阻止住，甚至使它在一个时期内倒退——这就是使它跟军队发生大规模冲突，像1871年在巴黎那样流血。这终究也会被克服的。要把一个人数以数百万计的政党从地面上消灭是不可能的，即使用欧洲和美洲所有的连发枪都是做不到的。但是这会阻碍正常的发展进程，我们临到危急关头时也许就会没有突击队，决定性的搏战［注：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我们临到危急关头时也许就会没有突击队”被删去，而“决定性的搏战”印成“解决”。——编者注］就会延迟、拖远并且要求付出更大的牺牲。
世界历史的讽刺把一切都颠倒过来了。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我们采用合法手段却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采用变革办法要获得多得多的成就。那些自称为秩序党的党派，却在他们自己所造成的合法状态下弄得无法生存。它们跟奥迪隆·巴罗一起绝望地高叫：lalégaliténoustue——合法性害死我们[522]，可是我们在这种合法性下却长得肌肉结实，两颊红润，好像是长生不老似地繁荣滋长。只要我们不糊涂到任凭这些党派把我们骗入巷战，那末它们最后只有一条出路：自己去破坏这个致命的合法性。
目前，它们在制定新的法律来反对变革。又是一切都颠倒过来了。难道今天的变革的疯狂敌人不正是昨天的颠覆者吗？难道是我们引起了1866年内战吗？难道是我们把汉诺威国王、黑森选帝侯、拿骚公爵驱出了他们祖传世袭的合法的领土，并且兼并了这些领土吗？[523]而这些推翻了德意志联邦和三个奉天承运国王的人们，竟在那里埋怨变革！QuistuleritGracchosdeseditionequerentes？〔谁能容许格拉古埋怨叛乱呢？〕［注：尤维纳利斯的第二首讽刺诗。——编者注］谁能容许崇拜俾斯麦的人们咒骂变革呢？
可是让他们去通过他们的反对变革的法案吧，让他们把这些法案弄得更残忍些吧，让他们把全部刑法都变成橡胶式的东西吧，——他们所能达到的，只是再次证明自己无能为力罢了。要给社会民主党以严重打击，他们就还得采取完全是另一个样子的办法。现在遵守法律是对社会民主党的变革有利的，为要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变革，他们就只能运用秩序党方面的变革，即非破坏法律不可的变革。普鲁士的官僚律斯勒先生和普鲁士的将军鲍古斯拉夫斯基先生，已给他们指明了可用来对付那些不愿被人驱入巷战的工人们的唯一手段。破坏宪法，实行独裁，恢复专制，regisvoluntassupremalex！〔君主的意志是最高的法律！〕大胆干吧，先生们，这里闲谈没有用，这里需要实际行动！
但是请不要忘记，德意志帝国，也如一切小国家和一切现代国家一样，乃是契约的产物：首先是君主之间的契约的产物，其次是君主与人民之间的契约的产物。如果有一方破坏契约，契约就要全部作废，另一方也不再受契约义务的约束。这点已由俾斯麦在1866年给我们绝妙地表明了。所以，如果你们破坏帝国宪法，那末社会民主党也就会不再受自己承担的义务的约束，而能随便对付你们了。但是它那时究竟会怎样做，——这点它今天未必会告诉你们。［注：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这一段的最后三句话被删去。——编者注］
在几乎整整一千六百年以前，罗马帝国也曾有一个危险的变革党活动过。这个变革党曾经破坏了宗教和国家的一切基础，它干脆不承认皇帝的意志是最高的法律，它是没有祖国的，它是国际性的；它蔓延于帝国各处，从高卢直到亚细亚，并且渗入帝国边界以外的地方。它曾长期进行地下秘密工作，但是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已感觉到自己充分强大，能够公开活动了。这个叫做基督徒的变革党，在军队中也有许多信徒；整个军团都是信奉基督教的。当这些军团被派去参加占统治地位的异教教会的祭典而在那里行军礼时，属于变革党的士兵们就大胆地在头盔上插上了特别的徽章——十字架，以示抗议。连兵营里长官所惯用的迫害手段，也不能奏效。戴克里先皇帝不能再无动于衷地看着他军队中的秩序、服从和纪律败坏下去。他趁着还不太迟的时候采取了坚决措施，他颁布了一道反对社会党人的（请原谅，我该说反对基督徒的）法律。颠覆者被禁止举行集会，他们的集会场所被封闭或者甚至被捣毁了，基督教的徽章——十字架等等——一概被禁止了，正像在萨克森禁止了红手帕一样。基督徒被剥夺了担任国家职务的权利，他们甚至不能充当上等兵。既然当时还没有在“讲体面”方面训练有素的法官，还没有这种为克勒尔先生那个防止政变的法案所需要有的法官，所以基督徒就被干脆禁止在法庭上寻求保护。但是连这项非常法也没有奏效。基督徒轻蔑地把法律从墙上扯下来，并且据说他们甚至在尼科美迪亚放火烧毁了皇帝当时所在的宫殿。于是皇帝就在公元303年用大规模迫害报复了基督徒。这是这类迫害的最后一次。而这次迫害竟起了如此巨大的作用，以致过了十七年之后，军队中绝大多数都成了基督徒，而继任的全罗马帝国君主，即教士们所称的君士坦丁大帝，就把基督教宣布为国教了。
弗·恩格斯
1895年3月6日于伦敦
摘要载于1894—1895年“新时代”杂志第2卷第27和28期，并载于1895年在柏林出版的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该书1895年版条样，并根据手稿校对过
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
注释：
[508]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9—125页）的导言，是恩格斯于1895年2月14日和3月6日之间为在柏林出版的该书单行本写的。从1895年3月6日费舍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在发表这个导言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曾坚决要求恩格斯把这部著作中在执行委员会看来是过分革命的调子冲淡，并使它具有更为谨慎的形式；当时费舍提出的借口是：由于帝国国会讨论新的反社会党人法草案，国内又形成了紧张局势（所谓“防止政变法”草案是政府在1894年12月间向帝国国会提出的，1895年1月至4月间进行了讨论；同年5月该草案被否决）。恩格斯在给费舍的复信中（复信尚未找到，但根据1895年3月14日费舍给恩格斯的信可以推断出它的内容），对党的领导的不坚定立场和它力求“仅仅在合法范围内进行活动”作了批评。但是恩格斯不得不考虑执行委员会的意见而同意在校样中删去一些地方和改变一些提法，结果，在他看来，导言的原稿“受到了一些损害”。（在本版中，这些删改都在脚注中注出。由于做过这些修改的条样以及导言手稿保存了下来，因而有可能完全恢复原稿的本来面目。）那时社会民主党的个别领袖企图根据这一著作把恩格斯说成是工人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通过和平途径取得政权的拥护者。1895年3月30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发表了一篇题目是“目前革命应怎样进行”的社论，社论未经恩格斯同意就从他的导言中断章取义地摘引了几处，因而造成一种印象，仿佛恩格斯是“无论如何要守法”的保卫者。感到非常愤懑的恩格斯向“前进报”编辑李卜克内西提出坚决抗议，反对这种歪曲他的观点的做法。恩格斯在1895年4月1日给考茨基的信中强调了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导言全文以“消除这个可耻印象”的重要性。恩格斯在1895年4月3日给保·拉法格的信中也把“前进报”在发表导言上的这种不光彩做法告诉了他。在马克思的著作出版单行本前不久，由于恩格斯的坚持，1895年的“新时代”杂志第27期和第28期专门登载了恩格斯的导言，但是保留了作者在上述单行本中不得不作出的那些删节。在德国不再存在颁布新的反社会党人法的危险之后，导言的全文也还是没有被发表。可是，即使经删节后发表的导言，还是完整地保存了它的革命性质。要用改良主义精神来解释这个文件，就必须粗暴地伪造恩格斯的观点，就像爱·伯恩施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以及其他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思想家们在恩格斯逝世后所做的那样。伯恩施坦和其他修正主义者虽然掌握着导言的手稿，但不让读者看到导言的全文，他们只字不提迫使恩格斯在校样上作某些删节的客观情况并对导言公开发表的文本进行歪曲，他们通过这一切办法做出诽谤性的断言，说什么恩格斯在他的导言（他们把导言说成是恩格斯的“政治遗嘱”）中重新审查了自己过去的观点，几乎站到了改良主义的立场上。修正主义者力图以虚假地引用恩格斯的话来掩盖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弃和对革命原则的攻击。恩格斯的导言曾经根据“新时代”杂志的文本以删节的形式登载在1895年“社会评论”杂志第9期和1895年保加利亚“事业”（《Д？ло》）杂志第1册上。1930年，恩格斯导言的全文第一次在苏联出版的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发表。——第591页。
[509]恩格斯在1895年出版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单行本时，把“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第1、2和3期发表的马克思的“从1848到1849年”一组文章中的几篇文章收入这个单行本作为头三章（恩格斯这里提到的也就是这几篇文章），并且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为该杂志5、6两期合刊编写的“国际述评（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492—540页）中马克思所写的关于法国部分作为第四篇文章或第四章。恩格斯所引的这两句话取自述评中收入马克思著作单行本中作为第四章的那部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514页）。——第593页。
[510]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17—227页。——第593页。
[51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47页。——第594页。
[512]指1871年皇帝威廉一世赠给俾斯麦的汉堡附近的地产萨克森森林。——第594页。
[513]指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资产阶级的两个保皇党——正统派和奥尔良派。正统派是法国于1792年被推翻的、代表世袭大地主利益的波旁王朝长系的拥护者。在1830年，该王朝第二次被颠覆以后，正统派就结成了政党。奥尔良派是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保皇党，是1830年七月革命到1848年革命这段时期执政的波旁王朝幼系、奥尔良公爵的拥护者。在第二共和国时期（1848—1851），两个保皇集团组成为联合起来的保守的“秩序党”的核心。——第598页。
[514]关于“民族原则”，见注14。——第599页。
[515]指1870—1871年普法战争失败后法国根据1871年法兰克福和约（见注195）的条款付给德意志帝国的50亿法郎赔款。——第600页。
[516]普选权在西班牙从1868年（1868—1874年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开始实施，并经1869年宪法批准。西班牙共和国在1873年宣布成立，到1874年由于保皇派发动政变而被推翻。——第601页。
[517]恩格斯援引马克思写的法国工人党纲领的理论部分导言；这个纲领是1880年在哈佛尔代表大会上通过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64页）。——第602页。
[518]1870年9月4日，在得到关于法军在色当溃败（见注194）的消息后，巴黎发生了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这次行动导致第二帝国制度的垮台和以资产阶级国防政府为首的共和国的成立。1870年10月31日，在得到关于麦茨投降、勒-布尔热失败和梯也尔根据国防政府的委托开始同普鲁士人进行谈判的消息后，巴黎工人和一部分革命的国民自卫军举行起义，占领市政厅后，成立了以布朗基为首的革命政权机关——社会拯救委员会。在工人的压力下，国防政府被迫答应辞职和决定在11月1日进行公社选举。但是政府利用了巴黎革命力量组织性差的情况和领导起义的布朗基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雅各宾派之间的意见分歧，借助于国民自卫军中站在政府一边的几个营，违背自己关于辞职的诺言，占据了市政厅，恢复了自己的政权。对这两个事件的评述并见本卷第220页。——第606页。
[519]1809年法奥战争期间，拿破仑第一指挥下的法国军队在1809年7月5—6日的瓦格拉姆会战中击败了卡尔大公的奥地利军队。在1815年6月18日滑铁卢（比利时）会战中，拿破仑的军队被威灵顿指挥下的英荷联军和布吕歇尔指挥下的普鲁士军队击溃。滑铁卢会战在1815年战局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它注定了欧洲列强反拿破仑同盟的最终胜利和拿破仑第一帝国的垮台。——第607页。
[520]见注416。——第608页。
[521]恩格斯指梅克伦堡-施韦林公国和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公国中公爵政权和贵族阶级之间的长期斗争，以1755年在罗斯托克签订作为宪法基础的关于继承权的条约告终。根据这个条约，梅克伦堡的贵族获得对自己过去的优惠和特权的确认，争取到自己的一半土地以及商业和手工业可以免税，自己在国家开支中的那部分可以固定下来，并且巩固了自己在等级议会及其常设机构中的领导地位。——第608页。
[522]见注249。——第610页。
[523]暗指1866年普鲁士对奥地利和几个德意志小邦的战争取得胜利后，汉诺威王国、黑森·加塞尔选帝侯国和拿骚大公国在1866年归并于普鲁士。——第6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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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会向乌克兰工人致敬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1919年3月）代表大会向乌克兰工人致敬共产国际代表大会谨向出席乌克兰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乌克兰同志致以衷心的敬意。乌克兰同志终于战胜了本地区的敌人，并向那些为协约国干涉乌克兰事务而叫好的分子表明，乌克兰工人和贫农不是为了任何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是为了苏维埃共和国的彻底胜利而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万岁！社会革命万岁！ |
第281号文件东方问题（决议）.content{FONT-SIZE:12pt;LINE-HEIGHT:25px;FONT-FAMILY:"宋体"}.contentIMG{MARGIN:7px}.TitleLinks{TEXT-ALIGN:center}.TitleLinks.content{LINE-HEIGHT:20pt}.TitleLinks.contentIMG{MARGIN-TOP:7px;MARGIN-BOTTOM:7px}A:link{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functionsetVariables(){if(navigator.appName=="Netscape"){v=".top=";dS="document.";sD="";y="window.pageYOffset";}else{v=".pixelTop=";dS="";sD=".style";y="document.body.scrollTop";}}functioncheckLocation(){object="object1";yy=eval(y);eval(dS+object+sD+v+yy);setTimeout("checkLocation()",10);}上一页目录页第281号文件东方问题（决议）报告人鲍威尔（奥地利）在工人阶级不断施行压力之下，西欧国际形势已日趋缓和，但东欧形势却充满了险恶现象，因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必须对它加以深切的注意。自从英国工党政府垮台以后，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英帝国）和苏联之间的矛盾已达到极端危险的程度。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反动势力日益强大，它们害怕中国、印度和各伊斯兰教国家的民族革命运动，并准备对苏联采取侵略政策。共产国际幻想凭借百战百胜的红军的刺刀就可以实现工人的解放，认为为了完成世界革命必需进行新的世界战争。它支援亚洲和非洲的革命运动，并且希望依靠这种革命运动，用战争来给予资本主义以致命的打击。这种互相对立的局面，产生了新的世界战争的极大危险。这种危险首先并且直接威胁着从波罗的海到黑海一带与俄国接壤的各个国家以及巴尔干各国。从罗曼诺夫王朝、哈布斯堡王朝和霍享索伦王朝的枷锁下解放出来的各族人民成立了许多新国家，这是民主制度的重大胜利。但是这种胜利却由于下列情况而大为减色，因为这些国家的边界是在帝国主义列强的直接影响下，根据帝国主义列强的利益划定的，而且民族自决权常常遭到破坏，少数民族的权利更是完全没有受到重视。东欧许多新国家由于上述原因以及由于反动政治势力所造成的经常性的动乱局势，还因以下两种情况而更形尖锐：一方面，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有人在这些国家制造骚动事件，以便为迫使这些国家走上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道路制造借口。另一方面，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则想利用这些国家作为反对苏俄的工具。这种情况极其危险，因为东方的任何冲突都有使世界上广大地区引起战火的危险。鉴于上述危险情况，代表大会宣布：1.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公开主张新成立的国家应有自由独立生存的权利；国际无比坚决地重申，一切社会党，特别是世界各大国和附近各国的社会党，它们的责任是反对一切针对着苏联的侵略政策，并努力促使与苏联建立和平的政治关系和正常的经济关系。代表大会祝贺自上次汉堡大会以来由于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努力而形成的苏联国际地位的改善。德、英、意、法、日本、奥地利及其他许多国家正式承认苏联，使资本主义列强企图用来威胁苏联的经济抵制政策破产。这一事实使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有权号召俄国人民坚决要求在苏联实行充分的政治自由和工会自由，反对本国政府所采取的一切吞并政策以及旨在强行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一切宣传。社会主义工人国际认为，如果决定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权力在苏联不操在独裁政权之手，而操在苏联各族人民之手，那末战争的危险就会大为减少。因此，国际无比坚决地支持苏维埃联邦各社会党争取使苏联制度民主化和争取政治自由的要求。2.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祝贺中国、印度和各伊斯兰教国家广大工人和人民群众的觉醒；它认为，只有在欧美民主力量承认一切民族的自决权并领导他们反对欧美帝国主义的情况下，才能防止新的世界战争。因此，社会主义工人国际认为一切社会党都有责任为亚非两洲所有被压迫民族争取自决权而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国际确信中国工人阶级能够紧密团结，因而国际特别要求中国摆脱外国的压迫，废除租界制度，并立即实行现代的工人劳动保护法来保护被剥削的中国工人。3.社会主义工人国际要求，凡是根据1918年以来的一切和平条约和大使会议的各项决定而划归外国统治的一切民族，以及在革命时期曾经争得国家独立的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乌克兰等民族，均应享有民族自决权。社会主义工人国际认为，一切参加国际的政党都应该积极捍卫少数民族的权利，并为集中居住在专门地区的少数民族要求自治权，为分散居住的少数民族要求平等权和自由使用本族语言以及发展本族学校和文化的权利。国际认为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能保证持久的和平，即必须依据国际联盟公约第19条，有计划地发展国际上的法权制度，使能够按照民族自决权的精神，通过仲裁法庭、全民投票等和平手段来改变国家制度和国家疆界。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避免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必须取决于新战争的结局。可是，国际认为，要想在东欧实行这一原则，先决条件是苏联必须加入国际联盟。4.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坚决谴责在各国、特别是在保加利亚所盛行的暴力和恐怖手段，并且号召全体社会党人竭尽全力反对一切暴力并要求停止采取任何恐怖手段。（1925年9月1日第239号《工人报》；1925年9月1日第127号《国际通讯》） |
第279号文件妇女问题[1].content{FONT-SIZE:12pt;LINE-HEIGHT:25px;FONT-FAMILY:"宋体"}.contentIMG{MARGIN:7px}.TitleLinks{TEXT-ALIGN:center}.TitleLinks.content{LINE-HEIGHT:20pt}.TitleLinks.contentIMG{MARGIN-TOP:7px;MARGIN-BOTTOM:7px}A:link{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functionsetVariables(){if(navigator.appName=="Netscape"){v=".top=";dS="document.";sD="";y="window.pageYOffset";}else{v=".pixelTop=";dS="";sD=".style";y="document.body.scrollTop";}}functioncheckLocation(){object="object1";yy=eval(y);eval(dS+object+sD+v+yy);setTimeout("checkLocation()",10);}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第279号文件妇女问题[1]报告人阿德拉伊达·波普（奥地利）实现社会主义，需要唤起群众，使他们积极地参加按新原则改造社会的工作。群众既包括男子，也包括妇女。因此，各国社会党尽一切可能来组织妇女参加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是极端重要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每个社会党都应该提出妇女彻底解放的问题，作为其政治活动的主要任务之一。妇女解放的前提，是妇女在政治上跟男子完全平等，特别是，不分家庭状况和经济上是否独立，妇女都跟现代国家制度下的男子一样，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社会党有责任要求，男子和妇女在婚姻权利方面，在婚后国籍方面，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并要求非婚生子女和婚生子女在权利上一律平等，这是从充满人道精神的人权原则中得出的结论。它们也有责任力求使妇女得到经济上的完全平等。因此，社会主义运动应该在自己的政策中像考虑到男子的需要一样，同样地考虑到妇女的需要。为了做到这一点，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应该力求把妇女组织起来。这样就有可能提出讨论妇女这一社会问题，并使它得到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发展，使妇女在社会上和文化上仍然同过去一样遭受奴役，因而妇女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都低于男子。但由于母性的职责和负担，妇女却需要有特别的保护和照顾，所以社会主义运动应该要求实行为保护母亲和婴儿所必需的一切措施，以保护工人，特别是女工。因此，代表会议认为，由于绝大多数的妇女最关心其家庭和子女，所以社会主义能够把她们吸引到自己这一方面来，这首先是因为社会主义能够保护她们不受战争的危害和因此而产生的贫困的威胁。所以，代表会议号召一切社会党加强反对战争的斗争，而不管战争的威胁来自哪一方面；着手研究最有效的防止物价上涨的办法；并把国际经济政策导向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为了使各国的妇女同志有可能就运动的目的和方法取得协议，必须设立由妇女代表组成的国际妇女协商委员会，它的任务是协助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执行委员会进行工作和组织一些专门的会议，但这些会议必须与国际的代表会议同时召开。该委员会的组织原则应该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执行委员会相同，而且每年至少必须开会一次。社会主义妇女组织的行政工作应该由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国际书记处负责进行。------------------------[1]与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代表大会同时，在马赛举行了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会议，会议只开了一天。与会者通过的这一决议，是会议全部工作的结果。在8月26日的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阿德拉伊达·波普作了关于妇女代表会议举行情况的报告，代表大会没有经过专门讨论就同意了这个报告，并且批准了代表会议的决议。——编者注 |
第277号文件八小时工作制.content{FONT-SIZE:12pt;LINE-HEIGHT:25px;FONT-FAMILY:"宋体"}.contentIMG{MARGIN:7px}.TitleLinks{TEXT-ALIGN:center}.TitleLinks.content{LINE-HEIGHT:20pt}.TitleLinks.contentIMG{MARGIN-TOP:7px;MARGIN-BOTTOM:7px}A:link{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functionsetVariables(){if(navigator.appName=="Netscape"){v=".top=";dS="document.";sD="";y="window.pageYOffset";}else{v=".pixelTop=";dS="";sD=".style";y="document.body.scrollTop";}}functioncheckLocation(){object="object1";yy=eval(y);eval(dS+object+sD+v+yy);setTimeout("checkLocation()",10);}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第277号文件八小时工作制报告人托姆·萧（英国）1925年8月召开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代表大会，支持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提出的一切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星期六午休制的要求。由于社会主义的工人组织的斗争，在立法方面争得了八小时工作制，代表大会向这些组织祝贺，并表示相信我们的同志将不会放松斗争，一直到工厂监察制度和监督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机构在实际上而不是在理论上建立起来为止。为此目的，代表大会授权执行委员会同国际工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进行接触，并积极进行争取实行不加班加点的八小时工作制的宣传，因为允许加班加点，将使已经争取到的许多法律失去任何意义。其次，代表大会认为，有许多经济部门对健康的危害和对安全的威胁是极严重的，在这些部门中八小时的工作时间仍然太长。因此，代表大会要求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大大缩短工作时间，即使从人道着眼也应该如此。代表大会希望工人注意这一事实，即许多在经济上居领导地位的国家没有批准华盛顿协定。代表大会要求参加国际的各个党的全体议员，抓紧一切机会就这个问题发表演说。其次，代表大会指出，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的一切国家在道义上都有责任制定八小时工作制的法律。大会要求尚未在华盛顿协定上签字的国家立即进行签字。同时，代表大会注意到，这一协定远未充分实现工人的要求，因为它没有把商店职员、海员和农业工人包括在内。代表大会认为这一问题对于英国、德国和美国特别重要，因此建议这些国家的工人用自己的力量促使政府迅速批准这一协定。代表大会要求一切参加大会的党行动起来，争取把工人处于企业支配下的每一小时都计算在工作时间内。代表大会高兴地看到在缩短工作日方面取得的成绩，并满意地庆贺工人阶级的一切成就中这一最宝贵的成就。代表大会强调指出，由于工作日的缩短，千百万工人获得了较多的空闲时间。然而，它认为，仅有空闲时间是不够的，还必须使工人能够利用空闲时间来发展自己的体力、智力和文化。因此，代表大会授权执行委员会用它所掌握的一切手段来支持那些不仅为缩短工作日而斗争、并且还争取为工人及其组织创造较好生活条件和活动条件的工人团体。（1925年8月27日第403号《前进报》） |
第276号文件国际形势和争取和平.content{FONT-SIZE:12pt;LINE-HEIGHT:25px;FONT-FAMILY:"宋体"}.contentIMG{MARGIN:7px}.TitleLinks{TEXT-ALIGN:center}.TitleLinks.content{LINE-HEIGHT:20pt}.TitleLinks.contentIMG{MARGIN-TOP:7px;MARGIN-BOTTOM:7px}A:link{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functionsetVariables(){if(navigator.appName=="Netscape"){v=".top=";dS="document.";sD="";y="window.pageYOffset";}else{v=".pixelTop=";dS="";sD=".style";y="document.body.scrollTop";}}functioncheckLocation(){object="object1";yy=eval(y);eval(dS+object+sD+v+yy);setTimeout("checkLocation()",10);}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第276号文件国际形势和争取和平报告人布克斯东（英国）、希法亭（德国）、勃鲁姆（法国）1．资本主义与战争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代表大会提醒工人注意：资本主义的竞争制度促使一切国家的统治阶级争夺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以扩大对工人的剥削和加速资本积累。因此，这一制度永远是战争危险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制度，时而以利已主义的、孤立主义的保护关税制度，时而以无限制的竞争（一直发展到倾销），使世界走向巴尔干化，而巴尔干化的显著特征就是：失业，物价上涨，币制紊乱，出现经济危机和财政危机。在这种情况下，生产、交换和消费都处在盲目竞争这一危险制度的支配之下，由于这一制度而受到摧残压榨的正是无产阶级。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根本消灭这种制度。只有社会主义能够调节原料的分配和消灭阶级矛盾。在人剥削人的制度消灭以后，社会主义便按照需要的原则，而不是按照利润的原则来组织生产。弱肉强食的无组织、无秩序的斗争将会停止，一切经济部门都将以集体方式组织起来。从而，各国之间矛盾尖锐化的情况将不复存在，它们的总的利益将会协调一致。因此，社会主义是一种伟大的力量，它将给世界以和平，并且只有工人阶级在一切国家、至少在若干最重要的国家中取得政治上的胜利，才是长期普遍和平的最好保证。2．无产阶级与国际联盟……组成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工人，欢迎国际联盟的成立。然而，他们声明，在所有的国家还没有在享有平等权利和担负同等义务的基础上参加国际联盟以前，在国际联盟还没有承认必须实现这一广泛纲领以前，在这一国际组织还没有为自己建立起巩固的经济基础以前，它还不符合人们对它的应有的期望。因此，全体工人所要求的是一个敞开大门、真正民主的国际联盟。他们要求明确规定公约第19条的适用范围（该款规定修改条约的办法），并付诸实现。他们要求，把国际联盟内与国际劳动局平行的各经济组织，改组为真正的国际经济委员会，并允许工人的工会组织和合作社组织参加该委员会。该委员会的职责应包括：研究国际上的生产和消费问题，注意通货情况，促进各国间的交通运输联系，保证在一切国家之间合理分配原料资源，反对高额保护关税制度和经济上的民族主义，促使各国的经济法令相互协调或统一。一切争执，包括在解释和运用和约时可能发生的争执在内，都必须无例外地接受强制仲裁。工人要求把一切以这种或那种借口不承认仲裁法庭或是不服从其决定而诉诸战争的政府，都看作是进攻的一方，是本国人民和全人类的敌人。他们要求绝对禁止任何军事行动，但以反击为目的的军事行动，以及经国际联盟理事会或大会同意并按照其决议采取的军事行动除外。工人注意到，不能令人满意的赔款制度和拒绝取消盟国间债务的做法，会使失业现象更为严重。因此，他们认为，必须根据国际社会主义的原则来解决这些问题。工人要求把和平的精神贯彻到教育中去，以便为裁军思想深入人心和消除民族仇恨奠定巩固的基础。工人将通过孜孜不倦的阶级斗争，来达到上述目的；任何政治上的胜利，任何组织上的加强，对于政治局势和国际联盟的决议，都将起日益增大、日益重要的影响。组织起来的工人确信，和平和一切国家的安全都应该建立在仲裁和普遍彻底裁军的基础上。他们将完全独立地用这种精神来影响国际联盟。根据这一理由，国际要求国际联盟召集一次会议，以寻求普遍彻底裁军的方法和途径，而国际联盟是有责任提出这一倡议的。3．国际与专门条约社会主义国际号召工人通过日常的宣传和在议会中发表意见的办法，一致行动，促使这些问题按照上述原则的精神获得解决。参加国际的各个党现在已经完成了一项重要的任务，它们在制定友好决议方面率先作出了榜样，并且有关赔款问题的决议已经部分地成为政府的决议。这些办法应该继续实行，同时国际还指望美洲各社会党的积极支持。它们将与欧洲各党协同一致，促使国际债务问题按照社会主义方式顺利解决。在安全问题方面，国际满意地看到，丹麦、荷兰、挪威和瑞典的党争取在裁军方面采取立法措施的努力，已取得部分的成功。国际对于其他国家的党试图使国际联盟公约发生效力并富有生命力的行为，也表示欢迎。就这一点来说，国际支持任何以迫使政府接受日内瓦议定书为目的的行动，因为国际认为，该议定书是公约本身发生效力的表现，同时也是走向裁军的极重要的一步。社会主义国际代表大会注意到，比利时、德国、英国和法国的党在伦敦代表会议和布鲁塞尔代表会议上的声明。国际强调指出，如果一切大国都根据1924年9月制定的日内瓦议定书行事，它们目前的磨擦是可以避免的。代表大会再一次强烈地呼吁英国及其自治领的政府，不要拒绝接受议定书或拖延其批准日期。鉴于目前外交界重新被迫以单独条约的形式寻求安全的保障，国际认为拒绝承认国际联盟是实行普遍性公约的组织的那些人要对此负责任。普遍性的公约使一切国家都享受同等的权利并负有同等的义务。单独条约则是有缺点的，因为它们并未规定任何裁军措施。国与国之间的条约，不应该包含任何秘密协定。它们必须规定出双方的保证，这些保证应该具有普遍的性质，并且应该接受国际联盟在其章程范围内的监督。它们绝不应该反对另外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并以恢复各国之间的虚假均势为目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允许自动地实行制裁。只有根据国际联盟公约中规定的条件，才可以进行制裁。同样，上述各种单独条约也不应该成为仲裁或实行裁军措施的障碍，这些措施正在国际联盟的内部并在其监督下着手拟制。在德国与某些其他国家交换照会的基础上提出的那个条约，其最终形式尚未确定。我们不知道这个条约的范围，也不知道它的确切意义。在这个条约的最终内容确定以后，一切党都必须立即在有国际执行委员会参加的联席会议上对它进行详细的分析。最后，社会主义国际代表大会同意它的某些党参加的布鲁塞尔代表会议的意见，认为“只要实行国际联盟公约，就可以消除或解决目前存在的困难，唯一的条件是必须让德国在与其他国家享有同等权利和担负同等义务的情况下参加国际联盟。”其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公约实际上规定：“不管是否存在公约第16款所指出的战争情况，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权单独决定，是否存在违背公约的暴力行为。各种仲裁协定和安全条约都不应该使任何一个国家享有较国际联盟公约所赋予的更多的权利，或是担负较公约所要求的更多的义务。”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号召其组织系统下的全体工人，对德国和俄国政府施加压力，以促使它们参加国际联盟。同时，它呼吁参加国际联盟的那些国家的工人，继续进行维护日内瓦议定书的斗争，并监督提交议会审查的安全条约不要与议定书发生矛盾。4．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活动国际的代表应该通过宣传和在议会中发表演说，证明单独条约是有缺点的，应该揭露反动政党及其政府的损人利己和蛊惑人心的行为，它们绞杀各国人民的自由，从而剥夺各国人民组织起来争取和平的权利。它们那种复仇的宿愿和极端反动的期望，确实在阻挠和平运动的发展。爱好和平的国际代表，在与布尔什维主义的教条作斗争时，应该同样坚决地捍卫这些观点。布尔什维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从事建设的要求，一味追求盲目的破坏活动，从而推迟了无产阶级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并在繁荣和自由的条件下获得彻底解放的时刻。为了加速这一政治运动的发展，代表大会授权执行委员会继续进行它已开始从事的倡议活动，并与国际工会联合会建立日益密切的联系。它要求执行委员会在为工人阶级政治运动规定指导路线以前，在向他们提出在联合行动时能够最好地组织和平运动的那些口号以前，不要轻易放过和平事业中的任何一个重要事件。 |
第275号文件八小时工作日与国际社会改革.content{FONT-SIZE:12pt;LINE-HEIGHT:25px;FONT-FAMILY:"宋体"}.contentIMG{MARGIN:7px}.TitleLinks{TEXT-ALIGN:center}.TitleLinks.content{LINE-HEIGHT:20pt}.TitleLinks.contentIMG{MARGIN-TOP:7px;MARGIN-BOTTOM:7px}A:link{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functionsetVariables(){if(navigator.appName=="Netscape"){v=".top=";dS="document.";sD="";y="window.pageYOffset";}else{v=".pixelTop=";dS="";sD=".style";y="document.body.scrollTop";}}functioncheckLocation(){object="object1";yy=eval(y);eval(dS+object+sD+v+yy);setTimeout("checkLocation()",10);}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第275号文件八小时工作日与国际社会改革代表大会宣布它完全赞同国际工会联合会在社会政策方面所采取的行动，认为这种行动会给各国工人带来幸福，并有助于捍卫他们的利益。大会要求参加本国际的政党把全部力量投入政治活动与工会活动，以便实现工人阶级的一切要求，特别是有关实行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代表大会极其严厉地谴责那些虽然承担了改善劳动条件的义务、但并未通过立法程序予以实现的国家，并且号召参加本国际的政党从各方面对本国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它们批准国际劳动代表会议所订立的一切协定。代表大会认为，这些协定只是工人在社会立法方面的最低要求。此外，代表大会号召工人们起来抵制蓄意破坏国际工人组织的活动的种种措施，这些措施都是为各种各样的资本主义利益服务的，始终在阻挠工人社会福利状况的改善。代表大会表示要坚持不懈地巩固已获得的社会福利，因为这是工人阶级在战时和战后所作的巨大牺牲的结果。 |
第274号文件关于俄国.content{FONT-SIZE:12pt;LINE-HEIGHT:25px;FONT-FAMILY:"宋体"}.contentIMG{MARGIN:7px}.TitleLinks{TEXT-ALIGN:center}.TitleLinks.content{LINE-HEIGHT:20pt}.TitleLinks.contentIMG{MARGIN-TOP:7px;MARGIN-BOTTOM:7px}A:link{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functionsetVariables(){if(navigator.appName=="Netscape"){v=".top=";dS="document.";sD="";y="window.pageYOffset";}else{v=".pixelTop=";dS="";sD=".style";y="document.body.scrollTop";}}functioncheckLocation(){object="object1";yy=eval(y);eval(dS+object+sD+v+yy);setTimeout("checkLocation()",10);}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第274号文件关于俄国代表大会认为，全世界工人应当尽自己一切力量来反对帝国主义势力想要干涉俄国内政或是在俄国煽起新的内战的企图。大会并以拥护本国际的千百万社会主义工人的名义宣布，无论从俄国工人阶级或整个国际工人阶级的利益出发，都必须以国际无产阶级的道义力量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暴力干涉。但是为了保全俄国这个革命堡垒，不让它变成西方反动派的基地，代表大会提醒苏维埃政权不要忘记其无产阶级本源，并支持俄国社会党人的下列要求：1.在俄国以及在俄国军队占领下的格鲁吉亚，立即停止对社会党人以及持不同信仰的工人和农民的迫害。立即释放一切因宣传自己的政治信仰而被监禁或流放的人；2.彻底放弃一党恐怖专政的制度，实行保障人民的政治自由与民主自治的制度。***代表大会对在俄国和格鲁吉亚受布什维克恐怖统治摧残的一切社会党人表示深切的同情，并且宣布，给予按本决议的精神行事的俄国社会党人以物质上和道义上的大力支持，是一切社会党人和工人政党应尽的义务。 |
第273号文件反对国际反动派的国际斗争.content{FONT-SIZE:12pt;LINE-HEIGHT:25px;FONT-FAMILY:"宋体"}.contentIMG{MARGIN:7px}.TitleLinks{TEXT-ALIGN:center}.TitleLinks.content{LINE-HEIGHT:20pt}.TitleLinks.contentIMG{MARGIN-TOP:7px;MARGIN-BOTTOM:7px}A:link{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functionsetVariables(){if(navigator.appName=="Netscape"){v=".top=";dS="document.";sD="";y="window.pageYOffset";}else{v=".pixelTop=";dS="";sD=".style";y="document.body.scrollTop";}}functioncheckLocation(){object="object1";yy=eval(y);eval(dS+object+sD+v+yy);setTimeout("checkLocation()",10);}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第273号文件反对国际反动派的国际斗争报告人奥托·鲍威尔（奥地利）战争在全世界所引起的最严重的后果之一，便是产生用暴力来解决政治与经济生活中各种问题的倾向。那些由于工人阶级力量的不断增长而惊慌失措的阶级，抛弃了民主的统治形式，转而实行暴力制度，企图使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有利于它们的变化。工人阶级必须保卫民主制度，反对资产阶级所实行的这种暴力制度。代表大会再一次要求给政治流亡者以避难权，要求释放一切因信仰社会主义而在监狱中受折磨的人，并号召全世界工人运动跟国际反动势力进行最后的决战。一代表大会的意见是：每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归根到底应当为政治与职业解放而进行独立的斗争。代表大会坚决反对任何武装干涉的企图，反对任何封锁或抵制，特别是当这些手段被用来对付统治阶级所仇视的国家的时候。大会谴责俄国政府继续使用恐怖手段和不断剥夺民主自由，认为这种做法不但对俄国工人是危险的，而且也危及国际无产阶级的最主要的利益；大会同时又号召工人运动反对资产阶级政府在俄国所进行的任何形式的干涉。在这些政府领导之下的干涉，并不会使现阶段革命的错误消灭，而只会使革命本身消灭。这种干涉远不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而只能造成西方帝国主义掠夺俄国人民的工具——血腥的反革命统治在俄国的复辟。因此代表大会号召一切国家——特别是协约国以及俄国附近各国的社会党，不仅要起来反对任何干涉，而且要敦促本国政府给予俄国政府以完全的法律上的承认，并尽快地与俄国恢复外交关系和贸易关系。二代表大会号召各国工人警惕地注意统治阶级的对外政策，务必使它不会助长国外的政治上与社会上的反动倾向。由于协约国再一次对德国施加暴力，这就促使德国的广大人民投入民族主义与君主主义反动势力的怀抱。这种反动势力破坏世界和平，无视德国人民所承担的义务，并给予整个中欧的反动派以行动自由（entfesselnWurde）……代表大会还号召德国工人阶级坚决反对不愿承担德国赔偿义务重担的德国资本家的怠工行为。大会号召协约国的社会党给予德国弟兄以积极的支持，并起来反对本国政府旨在使自由的工人服从于军事独裁、旨在破坏德意志共和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旨在侵犯德国人民的经济利益与尊严的政策。三代表大会号召各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从事消除民族仇恨的工作。在少数民族毫无政治权利与文化自治可言的国家中，这项工作特别应当作为无产阶级的一项任务。反动政党正在利用少数民族的不满来遂其私愿，造成战争与反动统治的危局。在某些这种国家中，法西斯主义披上了反犹太主义的外衣进行活动，全体工人必须起来扑灭这种危险。因此，代表大会号召一切有少数民族的国家——特别是根据和约新建立的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尽一切力量来实现民主原则与文化自由原则。只有实行这种原则，才能使少数民族与他们所在的国家之间的关系趋于协调。四代表大会提请工人阶级注意资产阶级政府通过财政监督及其他经济措施来从事隐蔽的干涉活动。例如，财政监督在奥地利便帮助了资本主义和君主主义反动势力，并威胁工人阶级的权力；直到目前，资产阶级政府仍然在政治上对新建国家的国内外政策横加干涉。因此代表大会号召一切社会党对国际反动派的这种阴谋诡计进行坚决的斗争。五代表大会认为，由于博得全世界舆论的同情，国际掌握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武器来保护反动势力异常猖獗的各国内的同志们。匈牙利的白色恐怖、意大利的法西斯专政以及土耳其对亚美尼亚人的迫害，这一切不仅破坏了这些国家的民主制度，使工人组织遭受迫害，并且也是毒害其他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个危险的先例。代表大会号召社会主义工人党尽可能利用执行委员会向它们提供的情报，来使法西斯的活动受到整个文明人类的谴责。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是被压迫民族的捍卫者。在匈牙利没有给予本国工人阶级以民主与自由之前，国际将不给予这个反动国家以任何支持，同时还将对协约国政府施加压力，以便使它们在解除武装问题上对待反革命匈牙利的态度，将不比对待民主的奥地利、德国和保加利亚更软。代表大会号召各国工人阶级集中自己的一切力量来跟国际反动派进行决战，反抗资本主义的暴力进攻，在全世界恢复民主制度，从而创造条件，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 |
附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和维也纳联合会柏林会议记录
附件
附件一：第三国际的声明
附件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声明（维尔斯提出）
附件三：策烈铁里代表格鲁吉亚社会党发表的声明
附件四：国际工人联合会的声明
附件一
第三国际的声明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在感到极度不安以后，决定同意维也纳联合会提出的联合声明。引起本代表团不安的主要原因是：第二国际断然拒绝接受以“废除凡尔赛和约”作为工人示威运动的口号。这意味着一个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在这方面竟远远落后于西欧有头脑的自由主义分子。这不禁使人怀疑，第二国际是否真正想要消除在热那亚出现一种新凡尔赛和约的危险，是否准备采取一切手段为对付资本家的进攻而斗争。
由于第二国际的反对，在热那亚会议开会期间举行国际工人会议的提议遭到了否决。尽管如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仍然同意联合决议。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一心要推动而不是阻碍哪怕是最微小的走向统一战线的进展，因此，尽管怀着极度的不安，仍然投票赞成决议。基于这些原因，代表团没有要求这次预备会调查罗莎·卢森堡、李卜克内西、约吉里斯和莱威奈的被害以及在德国内战中发生的一切事件。基于这些原因，代表团没有要求查明社会民主党对迫害拉脱维亚、波兰、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共产党人所应负的责任，但是要保留要求九人委员会指定一个调查委员会来查明这些以及其他类似问题的权利。基于这些原因，代表团没有在这次预备会议上要求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释放在德国的无产阶级战士。基于这些原因，代表团也没有在这大预备会议上要求调查工党对爱尔兰和殖民地所持的态度，但是保留以后提出所有这些问题的权利，因为，本代表团深信，如不放弃造成了所有这些事件的联合资产阶级的政策，就不可能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统一战线。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决定同意联合声明及其所体现的统一战线的微弱开端，它坚信，事态演变的压力必将迫使无产阶级群众起来战斗，必将使他们明白，必须强迫自己的改良主义的领袖们改变政策——如果这些领袖们不愿意为无产阶级所抛弃的话。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
卡尔·拉狄克、克拉拉·蔡特金、弗罗萨尔
附件二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声明
（维尔斯提出）
我代表第二国际德国支部发表下列声明：
莫斯科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卡尔·拉狄克在星期天答复王德威尔得的发言的时候，由于理屈辞穷，打算用旨在混淆问题的狡辩，把非常严肃的和极其紧迫的关于社会革命党政治犯的命运问题搪塞过去。其中的一点是，他在辩论中提出了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被杀害的事件。这是一群残暴的士兵擅自犯下的骇人听闻的辨行，德国的一切社会主义者都对之感到遗憾。把在内战和巷战的大混乱时期犯下的一项怯懦的罪行，拿来同布尔什维克政府即将在特别法庭上审判俄国无产阶级的领袖这件事相比，并不能够使第三国际的代表心安理得。而且，如果说有一个人最没有权利提到1919年1月在柏林发生的这一悲剧的话，这个人就是卡尔·拉狄克。正是他违背了人民委员会联合委员会（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愿望，到德国去施展前一年在俄国取得成功的故技，也就是由一个大胆的但是人数很少的无产阶级少数集团发动起事，企图从大多数德国人民手上把他们刚刚赢得的自由夺过去，把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其实是一小摄共产党领导人的专制——强加在他们身上。
这种体现了对内对外都实行蛮干政策的疯狂行动，是在卡尔·拉狄克的精神领导下进行的，并且正如事实已经证明的那样，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对这种做法并不赞成。我们，德国社会民主党，反对这一企图；最初，在受到意外袭击的情况下，我们只能依靠我们那些手无寸铁的群众、也就是柏林社会民主党工人在首相府前面列队组成的人墙来保护。在我们的队伍中，也有许多工人在共产党武装小队的子弹和炸弹面前倒了下去。可是我们却没有听到人们提起这些内战的牺牲者，无产阶级的这些殉道者，好像他们的生命没有攻击我们的那些人的生命值钱似的。
不论怎样抹杀历史，不论怎样装得满不在乎和破口大骂，都否定不了真正的事实：我们不要内战，它是由那些效法布尔什维克的斯巴达克团分子强加给我们的。
在这方面，考虑到拉狄克的含沙射影，我们要趁着本次会议的机会向聚集在这里的世界无产阶级的代表们说：是的，我们镇压了当时的起事，因为起事的目的是要扼杀共和国民主、阻碍德国制宪议会的选举和建立一小撮人的专政，而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决不是出于理想主义的动机。我们承担这个责任，并且在德国人民面前、在国际工人阶级和历史面前自豪地承担这个责任！我们知道，如果说国际无产阶级现在还没有从匈牙利和巴伐利亚的事例中吸取教训的话，他们最一定会认识到，正是我们以我们的坚决抵抗，以我们甘犯众怒的勇敢，在德国民主共和国存在的初期挽救了它，使它没有为军国主义的反动势力所推翻，使它没有为一个德国的霍尔蒂所统治。
我们特别乐于忍受拉狄克的辱骂，因为我们深知，即便是那些今天在责备着我们的人，等到他们的最后一点点布尔什维克幻想全都破灭以后，也将会感激我们。
同样的话也适用于他利用1921年中德三月暴动的牺牲者问题所做的文章。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只要说一个字，只要提出艾伯林这样一个名字，就足以驳斥共产党人恬不知耻地提出的谴责了。正如著名的蔡特金文件所证明的，他那一伙人会经对自己的阶级兄弟，乃至对本党同志的生命和幸福都表现得如此冷酷和无所顾惜，所以，同那一个集团合作过的人也就没有权利以指控者的面目出现。
用社会革命党人交换中德共产党人的建议等于是一种讹诈，但是，不论这项建议是多么不道德和多么令人厌恶，它却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因为这两批人都是你们手下的牺牲者，莫斯科国际手下的牺牲者！
附件三
策烈铁里代表格鲁吉亚社会党发表的声明
由于辩论不再继续，对于已经达成的协议，我愿意提出下列声明作为一份附件：
在拉狄克的发言里，布尔什维克第一次公开承认，他们破坏了同格鲁吉亚签订的和约，用武力占领了这个国家。他们为这种占领提出的理由是：俄国必须取得接近汽油产区的机会。
一国取得另一国的经济资源和产品以满足本身需要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帝国主义的方法，也就是使用武力；另一种是民主的方法，也就是通过互利基础上的友好协议来达到目的。
我认为，根据他们自己的供认，布尔什维克选择了第一种也就是帝国主义的方法，为了达到他们的经济目的，他们侵犯了一个由社会主义者执政的国家。
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强调指出，格鲁吉亚的社会党政府过去一向愿意，而且今后——如果恢复了它的地位的话——也始终愿意尽可能广泛地考虑俄国的经济需要，和俄国政府缔结一切必要的条来保障俄国的经济利益。
苏俄政府过去知道，现在仍然知道这一事实，不顾与俄国缔结的和约而对格鲁吉亚实行军事占领是没有任何理由的。
伊·策烈铁里
1922年4月5日于柏林
附件四
国际工人联合会的声明
国际工人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希望在三个执行委员会的联合宣言中插入以下一段话：
“会议宣布，各无产阶级政党有责任努力争取使本国的一切政治犯，特别是在公开的内战时期被审判的政治犯立即获释。”
共产国际的代表表示不同意这段话。为了使筹备共同的代表会议的工作不致由于这一意见分歧而遭到破坏，国际工人联合会被迫从联合宣言中删去了这段话，同时不得不在此指出，共产国际竟认为在俄国继监禁一些社会主义者是如此重要，以致愿意放弃为了使正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监中受苦的无产阶级政治犯获得释放而进行的斗争。
第二国际执行委员会完全同意国际工人联合会的这一声明。
国际工人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代表
罗伯特·格里姆
让·龙格 |
第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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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
九人委员会的报告（弗列德里希·阿德勒）
联合宣言
星期三，1922年4月5日
最后一次会议
会议原定在下午3点举行，后来延至5点；接着又延至6点，
最后在深夜11点45分举行，由弗列德里希·阿德勒担任主席。
九人委员会的报告
弗列德里希·阿德勒
现在宣布开会，同志们！我代表参加这次会议的三个代表团以及由它们的代表组成的九人委员会，向你们报告他们的工作成果。我们聚会在柏林的这几天来，进行的工作是特别困难的。我们没有理由向你们隐瞒这样一点：我们不止一次地接近于完全以失败告终的危险。我们没有理由向无产阶级或者资产阶级隐瞒这样的事实：存在于三个执行委员会之间的困难和冲突是非常严重的。但是，同志们，虽然我在后面还要群细地炎到这些困难，我们在这里却可以说，我们最后毕达成了一项我们在会议开始的时候所不敢希望有的协议。（喝采声）我们可以说，经过许多个甚至不可能开会共同辩论的年头以后，我们于成功地通过了三个执行委员会的一项共同决议。〔鼓掌〕
取得了协议
三个执行委员会对于决议中的某几段话都有自己的特殊看法，并且都希望加进几段话来说明问题，但它们把这些看法和希望搁到了一边。三个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将在附件中分别就这些问题发表自己的声明。这些附件将公开发表，以便使整个无产阶级有机会理解存在着的分歧。
但是，同志们，尽管有这些分歧，我们经过长时间的和困难的讨论之后，已经提出了一项表达三个执行委员会共同意志的决议；我们认为，不管我们的成就同我们原来的希望相比是多么微小，我们已经为重新建立统一战线定了基础，向伟大的目标接近了一步。我们在柏林开会的这几天，资产阶级报纸一直在幸灾乐祸地宣传：召开共同代表会议的计划即将破产了，这样的会议绝对不可能举行了等等。但我们今天可以说，虽然我们之间有种种分歧，我们已经证明我们都希望把无产阶级的力量团结起来采取行动，使这种行动成为可能并为它创造必要的条件。〔喝采声〕
谈判的过程
同志们！当我把我们的讨论结果告诉你们的时候，我也要十分坦率地向你们说明达几天的讨论过程。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听到了直到昨晚为止的公开会议上的辩论，我现在要告诉大家个天做了一些什么事。你们知道，在两次长时间的会议上，各派是怎样明确地表达了分歧很大的观点。我们认为，不管其中出现了多么严重的分歧，这些辩论仍然是有益的，因为这样一来，这些东西都面对面地说出来了，而它们是非说出来不可的。
同志们！我们今天面临着一个问题：这些辩论是不是要无休无止地继续下去呢？各方都还有许多话要说，如果时间允许，将要包括到附件里面的许多话本来是要在会上讲出来的。我们说，我们进行的预备性讨论已经足够多了；我们要设法探索我们可以在其中找到某种共同立场的东西。今天清晨，第二国际开了会，过长时间的辩论之后通过了一项决议。我要把讨论的具实情况告诉你们，因为非常有必要让所有的同志都了解这些情况。提出了两个建议，一个是第二国际的建议，另一个是我今天早上向三个国际的执行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它完全由我个人负责，因为我无法事先和我的工人联合会同事们联络。这样，第二国际就得以在他们今天上午举行的会议上考虑这个建议。今天下午，这项决议草案过了许多更动和修改。但是——第二国际的同志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当他们今天上午通过他们的决丛的时候，他们已经知道了我向三个国际提出的建议。有鉴于此，他们通过了以下的决议，以便把整个事情说清楚。我现在就来宣读这项决议：
第二国际代表团的声明
第二国际执行委员会接受召开共同的代表会议的原则。一经找到共同行动的基础，就应举行这个代表会议。但是，执行委员会确信，只有第三国际放弃成立支部和分裂工会运动的策略，承认各民族自决的权利，尊重它的势力范围内思想不同的人的言论自由权利时，才能指望收到良好的效果。
因此，第二国际执行委员会坚持，对于它所提出的三个条件应作出确切的书面答复。执行委员会同意，这种答复可以提交九人委员会（每个执行委员会各三人）。该委员会的任务是，研究答复和保持联系，以消除举行共同代表会议的道路上的障碍，并促成会的召开。
我还要补充说，第二国际接受了我的决议草案中包含的建议，即负责筹备工作的九人委员会应该继续活动，并被赋予设法消除现有分歧的任务。第二国际通过的这项决议是由王德威尔得同志在上午会议开始的时候提交九人委员会的。接着进行了讨论。经过短时间的休会以后，第三国际的代表宣布，鉴于第二国际采取的立场，他们认为谈判已破裂，并表示要通过一项决议，向无产阶级公开说明谈判破裂的原因。
我不想细谈随后进行的一系列协商。我们没有看到第三国际的这篇宣言，因为我们后来找到了新的途径，导致各方在我提交给三个执行委员会的那篇宣言的基础上重开谈判。这些谈判花费了很长时间——你们都看到了这一点——它们终于取得成功，三个执行委员会同意发表一篇联合宣言。我等一会就将宣读这篇宣言。
三个问题
我必须提醒大家注意，王德威尔得在会议开幕那天第一个发的时候向第三国际提出的、拉狄克在昨天的辩论中作答复的时候也讨论到的三个问题，在第二国际的决议里又一次被提了出来。这三个问题在九人委员会的判中也占有一定地位。拉狄克同志曾代表他的朋友们表示，如果这些问题以一定的形式向他提出来，他愿意随时，甚至就在今天对它们作出书面答复。可是大家同意，它们还涉及其他问题，应该按照第二国际的决议提交给九人委员会在以后研究。在这一点上，大家取得了一致意见。（拉狄克：这并不完全正确；我愿意指出一个说错的地方！）你也许可以现在就作解释，拉狄克同志，我们愿意等几分钟。（拉狄克：我要指出的是，并没有对这些问题作答复，因为王德威尔得拒以一定的形式提出这些问题来，而共同的代表会议对于没有用这种形式提出来的问题是不予时论的。）
同志们！我是希望尽量客观地做总结，说明实际发生了这些辩论。正如我所说的，拉狄克宣布他愿意作答复，而王德威尔得说，我们现在时间有限，这些问题用不着现在解决，提出它们和答复它们都是将来的事。我还可以说，王德威尔得鉴于讨论的情况，认为这些问题将会很容易地得到解决，而不会像乍一看上去那样困难。我这样说是不是正确？（拉狄克：完全正确！）
现在我来宣读这篇联合宣言：
协议全文
“代表会议同意，不管建立无产阶级统一的阶级组织是如何需要，但在目前只谈得到由派有代表参加本次会议的各个派别举行联席会议，以便为执行一定的具体任务而共同行动。因此，代表会议建议三个执行委员会同意建立一个由九人组成的筹备委员会，委托它准备即将举行的三个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会议，并筹备吸收未加入任何一个国际的政党参加的扩大会议。每个执行委员会有权自行决定其三个代表的人选。该筹备委员会不得按多数票作出决议，而只能表达三个执行委员会之间可能存在的共同观点。
“代表会议认为，该筹备委员会应当取和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及红色工会国际的代表进行非正式的会谈，以研究在各国及国际范围内达成协议与恢复工会统一战线的问题。
“代表会议注意到共产国际代表的下列声明：允许即将受审的四十七名社会革命党人选择他们所要聘请的任何辩护人；正如苏联报纸在本次会议举行以前所宣布的，在这次审判中将不对任何被告判处死刑；由于审判将公开进行，三个执行委员会的代表都可以出庭旁听，并可以作速记记录以便向它们所属的各政党报告。
“代表会议指出，每个执行委员会都表示愿意搜集和研究各有关方面提供的关于格鲁吉亚问题的材料。代表会议建议筹备委员会把研究的结果汇总成一份材料，并在三个执行委员会下一次的代表会议上报告。
“代表会注意到，第二国际的代表宣布他们不认为有可能在四月间、即在热那亚会期间召开共同的代表会议。但是三个执行委员会代表会议在原则上赞成于最近期间召开共同的代表会议。三个执行委员会负责把柏林会议上关于召开共同代表会议这一思想的发展过程告知它们的所属各政党，并各自分别授权参加筹备委员会的代表就召开共同代表大会的问题进行有利的磋商。由于上述情况而不可能在本月内召开共同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认为，鉴于国际帝国主义资本的进攻，自觉的国际无产阶级必须直接进行群众性的行动，以表达共同的意志。因此，代表会议号召全世界所有劳动者在热那亚会议期间、即4月20日尽可能联合举行群众性的示威。凡因技术上或组织上的原因而不能在这一天举行示威的地方，改在五一示威。口号是：
“实行八小时工作日；
“为反对因资本主义列强赔款政策而严重加剧的失业而斗争：
“无产阶级采取反对资本进攻的联合行动；
“拥护俄国革命，支持饥饿的俄国，争取各国恢复与苏维埃俄国的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
“在各国及国际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
立即行动
同志们，这就是三个执行委具会发现的共同立场。你们看，朝着积极的方向取得谅解比这次会议刚开始的时候所设想的要容易得多。我们开这次会是为了讨论共同的代表会议所需要的技术条件，以便我们在举行下一次共同的代表会议的时候，能够在更广泛的规模上继续进行辩论。我们已经为它们找到了一个具体的基础。我们全都同意这一点。虽然我们知道共同的代表会议不得不延期召开，我们仍然希望，在这样迈出第一步以后，也就有可能迈出第二步、第三步。作为一种标志，说明我们不仅通过了一项诚恳的决议，而且真正向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迈出了第一步，我们本着这种精神特别同意立即采取行动，作为有阶级觉悟的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对目前正在热那亚体现出来的资本帝国主义的联盟共同表示抗议。我们已经从三个执行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发出一份联合呼吁书，号召共同采取行动和联合举行示威。这是共同行动的一个微小开端，但它毕竟是一个开端。同志们！在我们向前迈出了这一步以后，我们可以对你们说，我们知道前面还存在着重重困难，我们并不低估这些困难的程度，并且在知道有这些困难的情况下仍然精神奋发地和愉快地继续自己的工作，以便达到我们大家全都在争取实现的共同目标——在反对世界资本的斗争中把国际无产阶级的力量团结起来。
同志们！如果你们全都同意，没有反对意见，我宣布三个国际的这份共同文件现在被通过。（鼓掌）
※※※
然后由维尔斯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策烈铁里代表格鲁吉亚社会党、格里姆代表国际工人联合会提出声明，这些声明的全文见附件。
※※※
同志们，我们现在要结束讨论了。我认为，不管工作多么困难，不管需要我们大家作多少自我节制，我们在进行这项工作的时候都意识到我们是在为无产阶级的事业服务。如果说我们看到了我们面前的希望，看到了无产阶级的力量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在更大的程度上团结起来的话，我们也知道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艰巨的。我们知道，同志们，由于它们本身就具有推动力，无产阶级的大搏斗是比较容易进行的，而像我们在这次会上必须做的这类令人厌烦的日常工作却不容易进行。我们将把我们的工作进行到底。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我们没有谋求国际团结的愿望，并且使各国资产阶级感到万分高兴的是，无产阶级一直处于分裂状态；但是，在经过这样一段时期以后，我认为我们今天终于又能够一道高呼一句共同的口号了：斗争的和胜利的革命无产阶级的国际万岁！（经久不息的热烈欢呼。所有在场的人都唱起国际歌。）
（会议于深夜12点结束） |
第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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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腊姆齐·麦克唐纳的发言
奥托·鲍威尔的发言
卡尔·拉狄克的发言
星期二，1922年4月4日，上午10点
主席：克拉拉·蔡特金（德国）
腊姆齐·麦克唐纳的发言
第二国际的条件
我必须承认，我到这里来，抱的希望是不大的，但是我毕竟还抱有某种希望，当我听到第三国际的代表在星期天上午读宣言的时候，我的希望更增长了不少。然而，当拉狄克在会上发言，对王德威尔得明确提出的某些问题作答复的时候，我的希望又开始冷落下去了。同志们，第二国际的立场一向是不会引起误解的。在法兰克福进行预备性磋商期间，第二国际的代表就非常明确地表明了他们的立场。不久以后，当维也纳联合会执行局邀请第三国际和我们到这里来开会的时候，第二国际的答复也是十分明确和具体的。我们答复说：我们愿意来，因为我们赞成召开一次共同的代表会议，讨论一个我们希望能导致联合行动的范围有限的纲领。但是我们说，在我们能够对联合行动表示任何信任以前，有一两个突出的问题必须先得到澄清。我们在复信里阐明了这些问题，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到这里来了。所以，对于将要向它提出的问题，第三国际代表团必然是十分明白的，同时，我想我们有权利认为，他们将会对这些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作出通情达理的答复。请问这里的哪位代表——我把第三国际的代表包括在内——能够站出来说，拉狄克对王德威尔得提出的问题所作的答复是通情达理的？没有人能够这样说。
“你们为什么要到这里来？”
星期天上午，我们听到一个打开了——我可以这样说——谅解之门的宣言。我们觉得第三国际是在用我们的语言讲话。我们看到你们的宣言响应了我们最近三四年来一直在提出的号召。可是，在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去年十二月发表的宣言里，你们对这种大转变所作的解释却不能令人放心。你们的解释是：“第三国际的同志们，欧洲开始产生了一个谋求建立统一战线的运动。我们是否赞成这个运动是没有多大关系的，但是我们的策略使我们有必要装出一副赞成它的模样。我们要求欧洲各地的共产党支部参与建立统一战线，但这不是为了使它起作用，而是为了在参加这个运动的一些组织的内部直接进行宣传，从而加强共产党人的力量。”这就是你们的宣言。我再一次请第三国际的代表们注意。我对它的语言是否理解得正确？我们有宣言全文的英文本，我们对它作了研究，因此也自然产生了怀疑——如果你们认为我们不会这样做，那就未免太小看我们了。我们到这里来是一心要谋求合作，但也要直率地问一问你们：你们到这里来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吗？你们到这里来，是不是仅仅为了建立一个表面上的统一战线，以便你们能够向欧洲的工人阶级说，“我们是赞成统一战线的”，而在你们向欧洲一般公众这样说的同时，你们却又告诉你们自己的组织说，“不要去操心什么统一战线，除非它有助于削弱其他组织和加强我们自己。”朋友们，我可以坦白地、毫无保留地说，我心里是有怀疑的，我希望能消除这种怀疑。如果你们能使它消除，你们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如果你们做不到，那又为什么要演出这次会议的滑稽剧呢？
行动的前提
我希望你们想办法消除这种怀疑。最近几个月来，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许多新情况。在俄国，巨大的战略退却已经开始。我们知道它一定会到来；我们很遗憾，你们使自己落进了不能不让它到来的处境。我们读了列宁的一些演说，并且研究了它们，我们认为它们可能是真正采取联合行动的开始，而我认为你们在星期天上午发表的宣言也意味着这一点。你们赞成为了统一战线本身而不是为了你们自己的目的来建立统一战线吗？当你们邀请我们到热那亚和你们举行会议的时候，打算取得的结果是什么呢？用一首苏格兰古老歌曲里的话来说，我们想知道你们到这里来是为了和平还是为了战争？对于这个问题，拉狄克只字未提。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他的沉默意味着你们无话可谈呢？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拉狄克的态度以及他代表你们讲的话意味着第三国际的十二月宣言仍然有效呢？你们是否能够用绝对明确的方式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怀疑问题。你们会问我们而且完全有理由这样问我们，“请你们说一说，这同我们建议的联合行动究竟有什么关系呢？”第三国际的代表们，这同联合行动是大有关系的。假设那篇宣言仍然有效，我们如何能够同意举行一次共同的代表会议、同意提出将由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呢？如果我们要开始行动，而我们又感到每一个共产党人在行动中都在随时找机会暗算我们的话，那将是一种什么行动呢？你们必然明白，在你们对那篇宣言的意义作出解释以前，谈论什么联合行动，谈论什么在共同行动中通过的共同决议，那都是荒唐的。
关于格鲁吉亚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王德威尔得提出了边区国家的问题，特别提到了格鲁吉亚。我不打算详细谈论格鲁吉亚问题。我到这里来是为了商量重大事务，看看将来是否有可能采取联合行动的。但是就格鲁吉亚问题而言，涉及了某种重要的东西。我敢说，即便是格鲁吉亚罪大恶极，如果我们指定一个公正的委员会去调查，它也未必能证明你们是圣徒，就像你们自己所宣称的那样。因此，让我们把这方面的问题姑且搁到一边。重要的事实是；格鲁吉亚有一个社会党政府。主持政府的格鲁吉亚的党是我们的支部，它的一名代表[1]现在就坐在这个会议桌上。你们对它实行了武力镇压。你们今天用武力保持着你们在那里的地位。我们说：在我们负责主持的政府重新建立起来以前，或者至少是，在撤消把原来的政府排挤出格鲁吉亚的那种军事占领、并让格鲁吉亚人民有机会在你们和我们之间作出抉择以前，我们如何能共同行动呢？我要问一问你们，当讨论到未来的行动可能性的时候，我们的立场难道不是有尝试的人所能采取的唯一立场吗？我们向你们提出一个建议：派出一个代表各种社会主义倾向的委员会，让它有机会进行调查和提出一份报告。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就我们而营，如果派出这样一个委员会，它一定会不偏不倚地致力于考察真象。我们要求进行公正的调查。
布尔什维克帝国主义
总而言之，拉狄克采取的立场和他所作答复的性质，很难使我们继探索进一步合作的可能性。你们为你们在格鲁吉亚的行动所作的辩护不仅带有军国主义色彩，而且同协约国资本主义政府今天在爱尔兰、埃及和俄国本身的问题上所用的借口差不多。你们总不能在一个问题上采取资本帝国主义的军国主义立场，在另一个问题上又采取社会主义同志——相信正义的人们的立场。而且，你们搞这套名堂究竟又是为了什么？我是在和那些会属于奥匈帝国被统治民族的人讲话。你们完全明白，当你们在国际会议上和我们会面的时候，你们总要拿出你们那些关于民族主义问题的决议案。老国际最大的麻烦之一就在于，我们每一次开会都不得不解决这个或那个复杂的民族主义问题。你们在格鲁吉亚和另外一些邻国实行的政策就是维持这种民族主义精神，只要这种精神还在工人阶级当中占上风，我们就不可能有统一战线。民族主义必然会破坏经济运动的统一战线。我们根据过去的这种种经验和摆在前面的种种困难，要求对我们的问题作出通情达理的答复。可是，拉狄克却开始向我们大谈其某些英国军官枪毙人犯的问题！但是拉狄克没有告诉我们，布尔什维克怎样枪决了更多的人作为报复。严肃地讲，同志们，这种答复是在和这次会议开玩笑。
关于政治犯
王德威尔得要求答复的第三个问题是政治犯问题。那里的情况怎么样呢？你们把那些人关在监狱里，并且要审判他们。王德威尔得问道：“你们能不能把审判的性质告诉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呢？”拉狄克作答复的时候，提到了罗莎·卢森堡的名字，企图以此来打动我们的情感。罗莎·卢森堡打算做什么呢？罗莎·卢森堡打算把德国从她所认为的暴政统治下解放出来。（喊声〔拉狄克〕：你们同意吗？）我很高兴拉狄克同意这种说法。你们监禁着的那些人又打算做什么呢？他们打算把俄国从他们所认为的暴政统治下解放出来。你们说，这里的当权政府要为罗莎·卢森堡的被杀害负责。那你们自己为什么又要去干同样的事情呢？你们完全懂得，在你们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政府基础之上再加一小块石头，并不能增添你们的力量，并不能使外界对你们多一分尊敬。相反地，如果你们在这个问题上慷慨一下，你们倒会上千倍地增加你们的力量和利益。你们又何乐而不为呢？我们的立场是十分明确的，我再说一遍，拉狄克和他的朋友必须重视我们提出的这个问题。那些人是我们的同事。他们的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你们既反对他们也反对我们。我们是有分歧的。可能是你们正确，也可能是我们正确。总之，在问题解决以前，我们都各持己见。但是你们能否想象，当我们的同志的生命正掌握在你们的手上、当他们仅仅由于是我们的同志而遭到迫害的时候，我们能够说这一切都可以开不管、我们可以坐下来讨论共同行动问题吗？何况我们对你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真心诚意也是不敢肯定的。你们的战略未免太高明了。你们的策略未免太聪敏了。
我们的建议是什么呢？我们的建议非常简单，非常合理。我们说：“由一个国际法庭来审判他们。”拉狄克答复说：“这是对我们的法庭和我们的政府的侮辱。不许干涉！”请允许我承认，我在这一点上同意拉狄克的说法。我们提出了另一个建议。我们说：“按照司法程序去审判那些人，不仅仅是口头上这样说，而且要让我们看到你们真在这样做。”进一步讲，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如果仅仅是为了使这个国家本身感到满意，它是不会受到全世界尊重的。我们对你们说：“由一个司法法庭来审判他们，并且允许他们有适当的辩护权。”我们建议你们允许王德威尔得亲自到你们那里负责为政治犯辩护。我们可以说，如果你们接受这一点，那些政治犯的本国同志也会同意这样做。我们向你们再一次十分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
我在结束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能不提到拉狄克对待它的方式，一种令人相当难受的方式。它使我想到，这是在开一种恶毒的玩笑，而不是严肃地对待一个问题或者是合理地答复一项要求。他说：“把巴伐利亚的政治犯交我们，我们就把这些人交你们。”我们决不愿意从这个角度去考虑问题。而且，巴伐利亚的政治犯也不是我们能够随意处置、想交给你们就能交你们的。只要你们坚持说，“我们要对他们进行政治性的、而不一定是司法性的审判”——我认为这是拉狄克所作答复的实质——在通向共同行动的道路上就存在着无法克服的障碍。你们提出被监禁的德国共产党人的问题，我们觉得这是十分自然的。但是，如果你们说，“让我们以人换人，用这个政治犯换那个政治犯。”我们就要回答说：“决不！”这不是解决问题时理当具有的心情。如果我们大家要合作，我们就必须呼吸同一种司法空气；我们必须具有的是正义而不是做买卖；拿政治犯做买卖更是见不得人的买卖，我们甚至想都不愿意去想它。
这就是我们的三个问题。我们再一次把它们提出来。我们要问：拉狄克的话是不是代表第三国际在这些问题上的最后意见？
对第三国际所提议的批评
我不想谈论关于共同的代表会议应当如何召开的实际建议。我想你们自己也必然会觉得，邀请爱玛·戈尔德曼同冈普斯来一道开会是荒唐的。难道你们想让这个会议变成斗熊场吗？难道你们的政策是，你们召开一次会议是为了让整个国际运动成为资本家的笑料吗？当你们让不可调和的各个派别公开争吵一番、从而让报界开心一个星期，当你们开了一次并不是建立统一战线、而是绝对可笑和完全愚蠢的滑稽剧的会以后，你们是不是又打算把第三国际的宣言应用在我们这些努力促进联合行动的人们的身上、开始一个个谴责我们不该过份拘泥字面地体会了你们的话呢？不，这是办不到的，没有谁会比第三国际本身的代表们更明白这一点了。我十分同意拉狄克所说的一点：所谓绝对信任是不可能有的。我也不要求有这种信任。问题是，我们是否有足够多的共同的东西，使我们能有采取共同行动的回旋余地呢？我们不可能做到意见一致。我们的根本性分歧在程度上是否如此严重，以致看法一致的范围过于狭窄，因而不可能采取共同行动呢？是的，只要根本性的条件没有得到满足，情况就是这样。谈论策略问题是没有用的，我们必须研究巨大的原则问题——公平、自尊、和谐和合作的问题。我们在解决这些问题以后，才能够谈一些正事。因此，我受第二国际的委托，向你们宣读一篇书面宣言，以便使大家对我们的立场不致有任何误解：
第二国际的宣言
“我们原则上同意，根据维也纳联合会提出的条件和议程，召开一次目标有限的共同的代表会议。
“可是我们宣布，在召开这一会议以前，第三国际必须接受以下各项条件：
“一，放弃成立支部的策略。
二，从三个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中指定一个委员会，对格鲁吉亚以及其他处境相似的国家的情况进行调查，以求在各个社会主义政党之间达成协议。
“我们提出这项建议是旨在促进代表会议的召开，同时明确声明，我们历次通过的要求承认格鲁吉亚人民有权在不受军事干涉的情况下自由地决定自己的政府形式的决议仍然有效。
“三，释放由于政治原因被监禁的人，在社会主义国际的监督下，由公正的法庭对那些受到刑事控告的人进行审判，并允许被告有辩护权。”
策略和第三国际
在我看来，如果这些条件被接受，或者是，如果能够就这些问题达成某种协议，共同的代表会议可以在夏季结束以前举行。（我在这里表示我个人的看法）我相信，我们能够就议程问题取得一致意见。维也纳联合会已经向我们提出一个议程，第二国际也已经正式声明它接受这一议程。我还相信，我们可以就热那亚会议的结果通过意见一致的决议，从而使从事议会活动、政治活动和工会活动的不同的政党有一个共同合作的目标。但是，当第三国际在一篇公开发表的宣言里十分明确地表示，它打算用甜言蜜语拉拢我们、以便它可以更加致命地打击我们的时候，我是不能够同他们联合行动的。我不愿意玩弄策略，利用欧洲的贫困和饥馑作为玩弄花招的条件。我不愿意这样做。在目前这个时刻施展策略，通过玩弄花招来增强自己的地位，是最令人厌恶的。鉴于目前的情况，在这个会议上，不应该有人利用自己的影响来支持分裂性的策略。我只想问一问你们：我们是不是打算采取联合行动？我们彼此之问是不是想要有“工作上的”信任？我们想不想消除那些使我们不可能彼此合作的东西？如果不打算这样做，就让我们分道扬镳吧。你们有你们的事情要做，我们也要做我们的事情。你们一定要继续干下去，我们也一定要继续干下去。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不论是单干还是联合，我们都要继续行动。我们已经行动了，我们还要继续行动。我们要加强我们的行动，使它在议会内外变得更加有效。时间和事态的演变一定会加强那些对世界作出最忠实贡献的人们的力量。
[1]指策烈铁里。——译者注
塞拉蒂的发言
意大利社会党在这次会议上的地位是十分奇特的。我们不属于三个国际中的任何一个，根据更加奇特的条件，我们在这里只是列席代表。你们允许我们作为列席代表，只是因为共同的代表会议据说有可能在热那亚或者罗马召开，但是，这个拟议中的会议现在看来有了开不成的危险，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地位更加无法肯定，因此，如果我相当随便地谈谈自己的看法，还要请大家原谅。我们为什么要举行这个会议呢？我们为什么认为有必要在法兰克福举行筹备会议呢？我们大家为什么从伦敦、维也纳和莫斯科到这里来呢？这只是由于阿德勒同志的一种愿望，一种非常高尚的愿望——或者不如说，是环境迫使我们到这里来会面的。
我们的目的
一句话，这次会议是什么性质呢？是道义性的、实际性的还是政治性的呢？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彼此进行审判，还是为了完成一项实际工作，也就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取国际行动呢？我认为对问题就应该这样提出。
我们到这里来肯定不是为了彼此进行审判。我们全都犯过许多错误。也许——亲爱的王德威尔得同志，如果你允许我这样说的话——法官比被告犯的错误还要多，因为法官是在同我们的敌人结成联盟的情况下犯了这些错误的。〔完全正确！〕被告犯错误则是由于革命，而不是由于资产阶级的缘故。
关于斗争
实际情况如何呢？资产阶级正在企图把无产阶级已经摆脱掉的负担再一次加到他们的肩上。资产阶正在企图把我们通过多年的斗争赢得的比较良好的处境重新取消。资产阶级在一切国家都处于攻势，不论是在“民主”国家还是在帝国主义国家都是如此，亲爱的王德威尔得同志，在“民主”国家尤其如此。我完全理解，在一定程度上，你们对目前的形势不是怎样深切关心的，因为无产阶级运动在比利时的情况相当不错。在最近几次选举中，甚至连共产党人都投了你们的票；比利时的无产阶级运动是统一的。因此我十分理解，你们要求团结的愿望不会比我们强烈。英国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但是在另外一些国家，无产阶级的团结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这对我们来说是如此，对你们来说也是如此，因为每一个国家总是会感受到另一个国家的政治影响的。如果法国的无产阶级继续像现在已经开始的那样分裂下去，用不了多久，比利时的无产阶级也就会发生分裂；如果他们在德国继保持现在的状况，资产阶级就会得势，社会民主党人就不得不愈来愈厉害地压榨德国工人来恢复资产阶级经济。情况就是这样。对于在每一个国家都愈来愈嚣张的反动势力，难道你们就不感到担忧吗？难道你们没有看到，在你们参加了政府的比利时，民卫军不是也正在愈来愈成为一种威胁，资产阶级不是也正在向工人进攻吗？而你们是没有力量抵抗这股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的。难道你们没有看到，在另外一些国家，反动势力也正在像战前一样嚣张地组织起来吗？
道德和政治
如果情况是这样，就没有人能够否认无产阶级——不论他们是属于伦敦、维也纳或者莫斯科——必须建立统一战线，必须重新组织自己的力量。你们对于建立统一战线的这个建议是如何答复的呢？你们是以一个道德问题作答复的。我今天上午很感兴趣地听了麦克唐纳同志的讲话，但我听了以后不禁要问自己，我们这里究竟是道德家在开会，还是政治家在开会。我知道你们一定会说，道德和政治是不可能截然分开的，但是，说这种话不过是在蛊惑人心。当你们投入战争——我们所反对的战争——的时候，你们接受了克里孟梭的格言，“我是在进行战争”，这意味着在进行战争的时候是可以不择手段的，因此，有你们参加的一些国家的政府就以说谎、暴力和恐怖来对付无产阶级。而现在你们却认为自己有权利对布尔什维克提出道德问题！
呵！你们说什么“给各族人民以决定自己命运的自由”！可是，就在你们参加政府的时候，就在你们掌权的时候，罗格尔·凯斯曼特爵士被判处了死刑。今天，他已经被认为是爱尔兰民族革命事业的殉道者。当你们正在进行战的时候，说谎成了一件高贵的行为。恐怖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战争必须进行下去！
你们一向把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捧上了天。但是我们不能想像，法国大革命怎么能没有断头台、没有恐怖。
我所以提起这些历史事实，是因为你们和我们大家都必须考虑它们。假设处境对调一下，假设你们陷进了俄国同志所处的困横，或许你们也会以同样的方式行事。当我们完至成了环境的奴隶的时候，是不可能扮演起诉人这个角色的。我们不能够让历史听命于我们，我们只能够听命于历史。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你们向布尔什维克同志们提出的三个条件是什么东西？你们又是在什么情况下企图把这些条件强加给他们？
第二国际的条件
如果俄国革命的基础十分巩固，你们提出这些条件或许就是正确的，你们或许就有理由发出警告说：不许滥用权力！然而，你们却是在革命的危急时刻提出这些条件的。今天，国际资产阶级在武装干涉失败以后，正在试图用更恶毒的办法来扑灭革命；在这个时刻，我们大家都有责任保卫革命，〔喊声〕在必要时甚至要不惜反对布尔什维克和反对我们自己。应该向他们指出他们犯了哪些错误，但是不应该削弱他们反对敌人——那也是我们的敌人——的阵线。你们没有考虑到国际形势，没有考虑到俄国革命的因而也就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严重处境。
让我们看一看你们的三个条件。我想，你们首先到的是国内自由，也就是社会革命党的同志们在俄国进行政治活动的自由。是否有可能来研究这个条件呢？布尔什维克同志们会同意在这样的会议上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吗？难道你们没有看到，你们正在不自觉地削弱一支并非在我们之外、而是我们自己的力量吗？布尔什维克同志们已轻在这方面做了一些事情。我想他们还会做更多的事情。我深信布尔什维克同志们最后一定会成立联合政府：你们布尔什维克，你们孟什维克，你们社会革命党人，总有一天会联合起来，在资产阶级的进攻面前保卫无产阶级革命。但是，由于这一点正在变得有可能实现，我们作为国际主义者的责任就不是提出条件，不是把一种局面强加于人。我们的责任应该是谅解对方，力求避免使讨论带有敌对的情绪；不是去加深伤口，而是尽我们的一切可能促使它们愈合。我们怎样才能使伤口愈合呢？
关于政治犯
一个月以前，社会革命党人我们打来了一份电报说，“除非国际立即尽到责任，否则，被监禁在布特尔基的政治犯就要在代表会议举行以前被处死。”我不知道布尔什维克是否真打算把这些人全都处决。〔笑声〕
我们应当努力向他们说明他们自己的利益所在，而不要硬把不合适的帽子扣在他们头上。布尔什维克所做的事其实还不止于此。你们没有提到“契卡”，可是在这间屋子里似乎就有某种“契卡”精神，可以说我们这里就有几个这样的例子。革命总是要使用它所能掌握的一切手段；革命不能像一个温文尔雅的女士在撒满花瓣的道路上一步三摇，它要做它能够做和必须做的事。但还存在着另外一个事实：列宁在你们提出你们的第一个条件以前，就巳经在一篇演说中宣布，“契卡”的工作方法将要改变。〔阿布拉莫维奇喊叫：改变契卡的名称！〕而你们也并不打算毒化气氛。因此我相信，会议将会取得超出预料的成果。这并不取决于布尔什维克的意志，他们必须服从环境提出的需要。如果他们已经其的在放弃受到你们指责的那些做法，如果列宁已经真的认识到必须改变国内的局势，如果他们已轻其的开始在这方面采取措施，那么，从我们的责任和我们的政治利益来讲，难道我们不应该尽一切可能帮助他们回到他们过去的道路上，或者是促使他们走上我们的道路吗？我认为第二种方法最可取。
关于格鲁吉亚
让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条件。它涉及格鲁吉亚的自由问题。请记住，亲爱的王德威尔得同志，当世界上的一部分社会主义者想制止战争、想使各民族得到和平、并为了取得这种和平而提出一个并非他们自己的思想——一个本可以成为无产阶级发出的团结号召的思想、也就是各族人民有权利决定自身命运这一思想的时候，你们当时是怎样说的呢？你们说，“我们要抵制它！”你们竭力抵制过齐美尔瓦尔得会议。但在今天，当问题牵涉到格鲁吉亚、牵涉到其社会党是属于伦敦国际的一个民族的时候，你们却又大谈“各族人民以决定自己命运的自由”了。我们可以讨论这句口号；这并不完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口号。例如，我认为要求分裂，要求稳定疆界而不是取消疆界，希望像协约国尝试过的那样建立一种从芬兰到费萨尔统治地区的“防疫钱”，就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它是为帝国主义而不是为社会主义的利益服务的。
格鲁吉亚、阿尔明尼亚、阿塞拜疆、波斯和近东其他所有国家的问题，我们以前也都遇到过。我认为，社会主义者早就了解这些问题，并且早就看到过，在国际帝国主义政治的某个时刻，少数民族怎样会成为国际资本手上完全用来为资产阶级而不是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工具。格鲁吉亚今天的处境如何呢？格鲁吉亚不久以前的处境又如何呢？一切调查委员会都是按照人为的条件组织起来的，都不可能做到公平地判断事物；难道你们以为，通过这样一种调查委员会的活动，就有可能解决一个存在了一百年之久的老问题吗？为什么单单派调查委员会到格鲁吉亚去，而不到——譬如说——上西里西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的黎波里、刚果这些地方去呢？难道仅仅是因为格鲁吉亚社会党有一名代表在你们的伦敦国际里面吗？
这不是充足的理由！不错，一个由社会主义者的政府或者是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政府控制的国家，遭到了另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政府或者是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政府的军事入侵，的确造成了严重的问题。
团结问题
我不想偏袒任何一方，但是，我们显然不可能在两星期内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应当考虑我们的国际政治行动，这种行动只有在我们达成某种协议以后才能够展开。如果我们今天就结束会议，如果我们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就各自分手，有的人回伦敦，有的人回维也纳，有的人回莫斯科，格鲁吉亚和其他一切地方的争执仍然会继续下去。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一道留下来，开始谋求团结，这种团结就会使我们不仅有可能解决格鲁吉亚问题，而且有可能解决其他一切可以在资本主义政权下解决的问题。〔热烈表示赞同〕意大利代表团认为，对召开共同的代表会议不应该提出任何先决条件。代表会可以选出一个联合委员会，使它负责消除各个支部之间的分歧。代表会议必须为国际运动的利益服务。我们不应该孤立地研究各个国家的问题，而应该结合整个国际局势来研究它们。
成立支部的策略
现在来研究一下第三个问题。你们问共产党人：你们打算干什么？你们想用成立支部的策略来毒害我们吗？我不是那种经常吃少量毒药因而有了抗毒能力的人，我不是毒不死的。但是我认为，一个强大而健康的运动却不需要害怕毒药。我们要想办法战胜它。也许我们不会成功。主要的问题是懂得如何对待它。你们，比利时同志们，你们就不害怕另一种毒药吗？我这样想过：当问题涉及到和资产阶级合作的时候，你们是否注意过防备资产阶级的毒药，就像你们要竭力防备革命的毒药一样呢？没有！你们那时候只是说：“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保卫它，为了共同的利益，让我们大家一道前进吧！”盖得，还有你，王德威尔得（保尔·福尔：还有加香！）对，还有加香，我也正要提到。你们当时并没有考虑你们会不会被毒害。你们吃下了毒药。你们现在还在受它的影响。我不知道你们要隔多久才会感觉到它的后果。另一方面，布尔什维克同志也没有绝对的权利谴责你们过去的态度，因为他们自己的队伍里同样有人喝了毒酒；这些人喝下了很多，到现在还没有醒过来。这个所谓成立支部的策略是什么东西呢？这是某种我们大家都在做着的事情。当我们要把那些和我们自己意见一致的同志组织起来，以便在一般形势下进行某种特殊的宣传工作的时候，我们全都会使用这种策略。诚然，布尔什维克们时常以一种非常恶意的方式做这类事情。（有人喊：你自己也精通这种手法！）我不否认。我在这里既是当法官，也是当被告。但是，如果我们处于分裂状态，成立支部的策略就要比我们处于团精状态的时候更流行。我相信，当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同志不再是单枪匹马地保卫他们的事业、当我们向他们表明我们也正在努力保卫革命本身的时候，也就不再会有成立支部的策略了。布尔什维克是懂得如何巧妙地处理政治问题的。在最痛苦、最危险的情况下，他们在孤军奋战之中表现出他们是真正的政治家。资产阶级只培养了政客，无产阶级却造就了真正的政治家。这些人将会懂得，他们今天的处境已经和两年前不同。他们理当知道，如果我们实现了团结，这种团结就会有助于保卫俄国革命。难道他们会希望这个革命被摧毁吗？不，他们是希望生存下去的，即便是借助于你们所说的“奸诈的权术”也在所不计。而为了生存，他们必然要留在统一战线里，并且以兄弟般的精神留在那里，因为考虑到国际局势，他们不可能有任何别的出路。
意大利党的观点
同志们，我想我已简单地谈过了为解释我们的观点、意大利社会党人的观点而不得不说的话。我必须补充说，这是全体意大利社会党人的观点，他们在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上已经通过了一项由特雷维斯和我本人起草的有关决议。
最后再说几句。如果我们能够把这次会议开下去，如果我们能实现召开一次共同的代表会议的目标，这将意味着国际无产阶级的得救。如果我们不能够实现我们的目标，这或许就意味着资本帝国主义将长期压倒工人国际。在大战开始的时候，曾经有人说过：“战争将会摧毁社会主义。”尽管我们犯了种种错误，社会主义今天仍然存在。我们大家都必须准备展开共同的实际行动。全世界都在期望着这种行动。你们大家都同意：必须保卫俄国革命；必须同世界反动势力作斗争；必须修改或废除给各国无产阶级带来沉重负担的那个臭名远扬的凡尔赛和约。我们必须预见到和设法防止正在酝酿着的新战争的危险。而我认为，在这种实际行动中，首先需要取得一致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俄国布尔什维克。不管听起来显得多么矛盾，你们的处境实际上却是非常相似的。你们都需要保卫自己的地位。资本主义正企图入侵俄国，同时，社会民主党同志们，它也正在爬到你们的头上，企图用你们的声誉做幌子，在德国实行它那种把一切战争负担都转嫁给无产阶级的政策。亲爱的同志们，如果我们想展开这种实际行动，想让国际无产阶级感觉到我们认清了我们的责任和利益，我们就不能在没有达成一项协议的情况下草草结束这次会议。
星期二，1922年4月4日
下午的会议（下午4点15分）
主席：弗列德里希·阿德勒（奥地利）
奥托·鲍威尔的发言
奥托·鲍威尔（奥地利）：我们在这次会议上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把不幸分裂了无产阶级的三支队伍汇合起来，使他们能够再一次齐心协力地反对共同的敌人，并且依靠联合起来的力量击败敌人。
关于塞拉蒂的发言
塞拉蒂同志今天上午要我们把这个问题完全看成是战略问题，在我们的讨论中把一切道义考虑都束诸高阁。我必须坦率地讲，我在这一点上不完全同意塞拉蒂的看法。三支队伍之间的合作是必须取决于某些道德条件的。我同意麦克唐纳的看法：除非我们逐渐学会了在这三支队伍中重新唤起同志情谊和休戚相关的感情，使人们愿意为工人阶级的整体利益牺牲个别的党的利益，否则我们就肯定不能够建立真正的、巩固的和有效的统一战线，因为在没有那种精神的情况下，我们不可能指望进行一场真正统一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我毫不怀疑地认为，如果我们要实现共同行动，我们面临的真正任务就必须是逐步消灭三个组织之间的竞争，而代之以真正的战友关系。因此我同意麦克唐纳所设的，我们还必须研究合作的道德条件。
关于第二国际的条件
但是，同志们，我并不同意第二国际的同志提出的条件。因为我认为，对这些道德条件还必须以更广泛的形式作进一步研究，而第二国际的同志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的条件却没有达到这种要求。其次，我认为实现这些道德条件的方式和第二国际的同志提出的方式也是迥然不同的。
道德条件
首先，让我谈谈第一点，也就是道德条件本身。在我看来，他们要求参加这次会议的一切组织都必须尊重各族人民的自决权利，并以此作为合作的一个条件，这是完全有理由的。他们对格鲁吉亚共和国自决权利的被侵犯感到不满，认为这一点是进行合作的障碍。塞拉蒂同志带着有些怀疑的口吻谈到了各族人民的自决权。我不能同意他的看法。我们日尔曼奥地利人，曾经由于我们的资产阶级打算统治其他民族和侵犯别国人民的自决权利而遭受过苦难，我们绝对支持这一原则，我们甚至认为，在各族人民的解放方面，即便是仅仅取得了局部的成就，那也是在历史上向前迈进了一步，虽然它在目前可能被这一个或那一个帝国主义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关于格鲁吉亚
单是根据这些理由，就可以看出我们和第二国际在格鲁吉亚问题上是没有分歧意见的。我还要进一步谈谈这个问题。从1914年以来，这个原则已经多次被侵犯。我们知道战争是如何在奥匈帝国企图侵犯它的情况下开始的，我们知道奥匈帝国和德国通过臭名远扬的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条约和布加勒斯特条约如何树立了侵犯它的榜样，我们也知道战胜国在战后又是如何通过关于东方的里加条约、关于西方的凡尔赛条约、特里亚农和约、色弗尔和约和圣日尔曼和约效法了这种榜样。可是，我们承认，格鲁吉亚问题和所有这一切例子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在这里，要为发生的事件负责的双方都是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政党，因为这一次执行军事占领的是一支打着红旗的军队，因为现在每当无产阶级对帝国主义的残暴行为提出抗议的时候，人家就会轻蔑地提起格鲁吉亚作为答复。（第二国际和维也纳的代表喊道：“完全正确！”）
其他事例
所以，我巳进一步谈到，格鲁吉亚问题和侵犯民族自决权的其他事例是迥然不同的另一类问题。但是，不管这一点是多么真实，第二国际的同志们，你们难道能够严肃地否认，在从1918年以来我们经历过的每一个侵犯民族自决权的事例当中，你们过去所参加的并且在某些情况下现在仍然置身于其中的社会主义政党不也同样负有责任吗？（维也纳和莫斯科的代表喊道：“非常正确！”）我们不能不看到另外一些事例。目前，这个原则在小国身上被侵犯，在大国身上也被侵犯，而且人们还打算继续这样做。同志们，如果说尊重民族自决是建立无产阶级和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统一战线的一个道德条件（我承认这一点），那么它肯定适用于格鲁吉亚，但它也适用于另外许多事例，在这些事例中，一些有社会主义政党参加的政府侵犯了民族自决原则，而这些社会主义政党却是你们，第二国际同志们的支部。（维也纳和莫斯科的代表喊道：“非常正确！”）
关于政治犯
对于我们所关心的另一个问题即政治犯问题，我也抱类似看法。第二国际的同志们，你们不要以为我们不像你们那样关心社会主义政党在俄国的处境。在这张桌子上就坐着刚从苏俄政府监狱中释放出来的同志，我们非常清楚俄国社会民主党和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同志们遭受了哪些迫害。而我们认为，在俄国不给予一切无产阶级的和社会主义的政党以合法地位是绝对不应该的，是同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思想不兼容的。但是，同志们，这又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俄国的问题。我不想谈共产党人在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这些地方遭受到的骇人听闻的迫害。可以认为社会主义政党对这些迫害不负有责任，因为那里的社会主义政党没有力量来制止它们。但是，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另外一些地方，在社会主义者和工人阶级的力量非常强大的国家，也有类似的政治犯。我们不得不承认，苏俄政策中最难以令人理解的现象之一是，正当他们的党提出了统一战线口号的时候，他们却开始准备对四年前，也就是在公开进行内战这种完全不同的环境下做出的事情提起刑事诉讼，虽然他们必然知道这会给建立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带来什么困难。但是，如果说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我也要提醒你们，在经历了革命阶段的另外一些国家今天也同样监禁着若干革命战士、工人和优秀的同志，而构成他们罪状的也同样是他们在一个公开进行内战的时期做出的事情。所以，一切无产阶级政党也应该动员整个力量来争取赦免他们。
这是问题的一面。另一面是可能实现道德条件的方式。我们完全同意第二国际同志们的下列要求：恢复格鲁吉亚的自决权利；恢复一切社会主义政党在俄国进行政治活动和工会活动的全部自由。这些要求肯定是建立统一战线的道德条件。但是，你们如何来实现这些条件呢？难道是由你们先提出条件，然后指望别的党来接受它们吗？
行动先于保证
坦率地讲，我不认为这是正确的方式。统一战线一定要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建立，特别是道德条件一定耍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实现。不管他们在政治信念上有什么分歧，让群众先联合起来进行斗吧！然后，我相信在这种共同斗争中，在共同的战场上，同志情谊和休戚相关的感情就会发展起来，直到任何一个无产阶级政党都不会容许自己反对实现这些道德条件。（维也纳和莫斯科的代表鼓掌）当这样做的可能性还存在着的时候，让无产阶级展开共同的斗争吧！在这以后，我相信，一切地方的无产阶级就会要求在一切地方都有进行共同斗争的可能性，而不管他们的党组织看法如何。
资本主义的猖狂
我们是在什么时候提出这些条件的呢？我们都知道——我毋需细说这一事实——世界无产阶级今天的处境。我们都知道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展开的巨大攻势，我们在它刚刚同英国的机械工进行过的声势浩大的斗中看到了这种攻势，我们在其他一切国家也都能看到这种攻势。在一切地方，我们都看到帝国主义制度在扰乱全世界的经济。肯定地讲，同志们，我们国际工人联合会认为，在奥地利外交家、匈牙利贵族和普鲁士容克地主于1914年犯下了世界历史上最可怕的罪行以后，法国和比利时完全有权利要求对它们遭受到的惨重破坏给予赔偿。但是，同志们，我们也看到资本帝国主义的政策如何滥用了法国和比利时的这种权利。这种政策正企图把整个中欧变为奴隶市场，其目的是要把别国的无产阶级赶出工业，然后不仅利用这种失业现象来压低工资，而且利用它向无产阶级的基本权利进攻，把无产阶级通过他们的工会赢得的一切成果全都夺回去。而且我们看到，正是这种帝国主义政策如何在没有防御力量的小国支持反动势力。目前，正如我们每天都在看到的那样，军事上的战胜国正在以它们的全部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保护各国资产阶级的利益。目前，正如我们在奥地利看得十分清楚的那样，这些战胜国正在千方百计地把最后一件武器从无产阶级的手上夺下来，同时，它们在匈牙利却违反特里亚农和约的一切裁军决定，把武器交霍尔蒂的白卫军和马扎尔法西斯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是还在条件问题上争吵，你们怎么能认为我们的同志，在欧洲刚刚建立的新巴尔干国家的劳动群众会谅解我们呢？
面临着这些情况，并且正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准备举行热那亚会议的时候，我们开始了我们的讨论，以往的历史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些政府连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都不会给予世界，对它们来说，复兴经济的任务只是一种可趁之机，使欧洲大国得以进行迄今只有突尼斯的土耳其统治者才可能设想出来的那种阴谋活动。
采取行动是有可能的
我们是在面临着这些情况的一个时刻进行磋商的，因此我认为，如果我们离开这次会议的时候只能对世界无产阶级说，由于一方硬性提出的条件遭到了另一方的拒绝，所以我们没有能达成谅解，那实在是难以想象的事。这样一来，同志们，我相信我们就会让各国无产阶级大失所望，同时也就会鼓励在热那亚开会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继续奉行它们的政策。（维也纳和莫斯科的代表鼓掌）我们认为，我们在这里筹划的共同的代表会议必须尽快召开。此外我们还认为，如果有可能的话，最好在召开这样一次会议以前向无产阶级发出共同的呼吁，要求他们在对待热那亚会议的问题上表明他们的共同意志。（莫斯科的代表喊道：“完全正确！”）我相信，不管我们在条件问题上可能有多大分歧，我们仍然可以在某些重大问题上通过共同的决议，针对着资本的阴谋表明我们的看法。这就是我们大家看来都需要的东西。我现在希望向双方呼吁，不要使这种行动成为不可能。我还要向第二国际的同志们呼吁。不要向共产党人要什么。那是很快就可能改变的。在莫斯科，他们每一天都在改变立场。〔完全正确！〕猜测我们的同志要的是什么是没有用处的，不管这样做可能多么有趣。问问他们究竟打算做什么吧。这才是重要的东西。〔完全正确！〕我可以肯定，不管在莫斯科策划了哪些花招，拉狄克是决不会告诉你们的。但是，这也并没什么关系。我深信，无产阶级的实际状况、他们那种可怕的贫困、防御资本主义进攻的必要性以及苏维埃共和国的悲惨处境，一定会迫使共产国际放弃他们打算玩弄的任何花招和履行你们的条件。我相信，行动自然会迫使人们服从它自己的条件和需要。〔好极了！〕关于共产国际，我还没有幼稚到会以为，由于是我这个人发出了呼吁，他们才看重这个呼吁的。我是一个叛徒，我今天看到报上这样说，是被派到这里来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这就是他们讲话的方式，我们早就听惯了这一套，所以并不会生气。〔好极了！〕我本人、我所代表的党、乃至国际工人联合会说的话，他们都是不会听的；但是，他们十分明白，当我呼吁他们创造必要条件的时候，我只是表达了千百万各国工人的愿望。因此请允许我说：你们不要为你们的处境感到惊诧。你们使用的斗争方法——主要是你们反对西欧和中欧的工人政党和工会的方法，而不是你们在俄国使用的方法——就足够清楚地表明了造成目前局势的原因。同志们，你们可没有为我们建立统一战线提供很顺利的环境啊。你们在这里也许不会公开承认这一点，但是，如果你们仔细想一想的话，你们是无法否认它的。
第二国际的条件
我认为第二国际提出的条件是任何人也不能认真反对的。对于调查格鲁吉亚问题的决定是否能产生积极成果这一点，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不认为我们能反对由各个支部提出文件供我们共同进行调查的建议。〔完全正确！〕我不能够判断——我不懂俄国的司法制度——王德威尔得是否可以作为辩护律师出席莫斯科的法庭，〔笑声〕但是我觉得，如果审判必须在社会主义国际的监督下进行，那也不见得就侵犯了你们（转向共产党代表）的权利。我认为，如果我们向第二国际的同志们发出了呼吁，请他们不要对你们下最后通牒，我们也必须向你们发出呼吁，请你们用行为表明你们愿意把阶级利益置于党派利益之上。〔喝采声！〕
维也纳联合会的立场
最后，我代表维也纳联合会另外要说的只有这样一点：我们仍然保持我们一直采取的立场，我们认为有必要召开一次共同的代表会议，并认为在召开这样一次会议以前，最好在这里先提出一个共同行动的实际目标。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向双方呼吁。不论是哪一方，只要认为我们可以帮助起解作用，我们都愿意贡献自己的力量。就我们自己来说，我们认为，当前无产阶级的需要要求我们大家都作出牺牲。我们相信，向共同的国际行动迈出的第一步，不论它是多么缩手缩脚和多么犹豫，都要比关于纲领和方法的任何空谈宝贵一百倍。〔热烈鼓掌〕
卡尔·拉狄克的发言
我的答复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答复腊姆齐·麦克唐纳同志的发言，另一部分是答复第二国际的正式宣言，因为宣言同麦克唐纳同志的发言并不一致。腊姆齐·麦克唐纳同志的发言促使我打算详细地谈一谈。首先是因为有可能在不会造成恶感的情况下同腊姆齐·麦克唐达成谅解；麦克唐纳的绝对坦率和坚定信念为平心静气的讨论开辟了道路。
凡尔赛和约问题
麦克唐纳的讲话不是无产阶级悲剧中的而是无产阶级悲喜剧中的一个片段。当王德威尔得发言的时候，我们听到了巴黎的回声。他怀疑凡尔赛和约问题是否应该被列入议程，因为那样做会有利于司丁尼斯；我们并且从第二国际的宣言中看到，他们坚持维也纳联合会邀请书中提出的议程，这也意味着他们反对把凡尔赛和约问题包括进去。我们倒非常想知道，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们——据说他们是属于第二国际的，我很遗憾将不能在这里听到他们的宣言——是否同意，在将要讨论包括德国无产阶级在内的国际无产阶级处境的代表会议上，像凡尔赛和约的赔款负担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问题应该从议程中取消。（维尔斯：在我们的国际里，我们已经多次时论过凡尔赛和约问题。）因为维尔斯已经多次讨论过它，我想他对于热那亚会议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维尔斯：那是你的逻辑。）现在同你讨论是没有用处的，不会得出什么结果。我们以后要公开讨论这个问题。
腊姆齐·麦克唐纳的指责
现在谈谈腊姆齐·麦克唐纳。麦克唐纳以他作为一个社会党人所特有的那种坚定信念，对我们提出了种种指责，并在这样做的时候不自觉地体现了劳合一乔治的纲领。麦克唐纳提出的一切指责，都反映了自由的英国在大声疾呼地要求予弱小民族以自由。整个世界上只有苏俄是一只贪婪的狼，在吞食着弱小民族。腊姆齐·麦克唐纳同志！我要提醒你注意几件事实。你是独立工党的党员，这个党的代表坐在这里的维也纳国际代表席上，但你在这里却是作为英国工党的代表而不是作为独立工党的代表发言的。
英国和弱小国家
我可以提醒你，英国工党对爱尔兰的独立提出了什么条件吗？他们提出了爱尔兰海岸中立化的条件，使它永远不会被用来作为进攻英帝国主义的海上基地。我可以提醒你，你作为其代表发言的党不是只主张印度自治而不主张印度独立吗？我们提出这些事实不仅是为了说明真相，而且特别是因为在这里有英国报界各派的代表。如果情况是这样，请允许我对你们说：“你们所主张的是你们所理解的那种自由，是你们和英国工人阶级作为英帝国主义的帮凶、在四百年英帝国主义历史的压力下养成的那种自由观念。”因此，麦克唐纳的发言虽然充满了我们在战时听够了的、并且成了英帝国主义杀人利器一部分的那些美丽词句，它却忽略了一个小问题。他忘记了这个关于弱小国家和弱小民族的问题产生的原因。对他来说，存在着的只有英国。英国总是站在弱小民族一边，除非是已经征服了它们。〔笑声〕而另一方面却有这么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并吞了无辜而可怜的格鲁吉亚，并且还并吞了另外一些国家。这些就是边区国家——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名词。它们在德语里叫做Randstaaten。当德帝国主义打败沙皇俄国的时候，它“解放”了弱小民族，也就是边区国家。当时英国反对这种政策。英国要替俄国保卫里加，并且真地在波兰保卫了俄国的权利。现在，在沙皇倒台和工人共和国成立以后，英国政府和一部分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却捍卫起边区国家的事业来了。同志们，在边区国家的问题上是有着分歧意见的，但是任何人都能理解它的客观意义：它意味着英国应该控制里加和巴统这两个进人俄国的门户。这就是腊姆齐·麦克唐纳要把它们放进一句社会主义口号里去的边区国家的历史。只要问一问麦克唐纳这样一个问题就够了：你在战前是第二国际的一员，请问“在战前的沙皇时代，第二国际为什么从来没有要求让格鲁吉亚独立呢？或者是要求让乌克兰独立呢？当这个原则在战前遭到蹂躏的时候，你们到哪里去了呢？”
关于格鲁吉亚
我还要更深究一步，问问腊姆齐·麦克唐纳以及参加这次会议的其他可尊敬的代表，你们是不是知道格鲁吉亚自由问题的历史？正如你们所知道的，目前维护这种自由的是被我们推翻了的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这个政府里的人没有一个在1917年10月以前主张过格鲁吉亚独立，他们全都是大俄罗斯爱国主义者。策烈铁里——他从发言人名单上勾掉了自己的名字，以便到以后再抬出他的大炮——曾经如此卖力地为保卫大俄罗斯而斗争，以致他1918年在克伦斯基政府里以部长的身份参加了1918年的讨伐，而且他是俄罗斯苏维埃中央委员会里投票赞成对士兵实行死刑制度的唯一委员，〔听！听！〕因为他认为这对保卫大俄罗斯来说是必不可缺的。如果马尔托夫站起来谴责我们实行死刑制度，我会记得，当你策烈铁里投票赞成在前线上实行死刑制度的时候，马尔托夫曾经属于反对它的人之列。因此，从道义的观点来看，他有权利在这些问题上发言，而策烈铁里先生和另外一些人则肯定没有权利。此外，你们这些人，这些当问题涉及到攻击工人共和国的时候就一个个站出来维护格鲁吉亚独立地位的人，你们利用你们的独立做了些什么事情呢？你们打算用铁和血来耗灭布尔什维克。我可以向你们读一份声明，这是你们的外交部长葛契高里在一次同南部白卫军代表举行的会议上向阿历克塞耶夫将军发表的声明。声明说：“我们在自己的国家里镇压了布尔什维克，我们庇护了你们的白军军官。”如果你们怀疑这份声明，我们这里还有一批我们在占领梯弗里斯的时候檄获的你们的政府文件。（喊声：是秘密文件吗？）是的，它们是秘密文件。
那么，这个所谓独立又是什么情形呢？应格鲁吉亚政府的邀请，著名的格鲁吉亚的德国“救星”冯·克雷斯将军光临了。我理解你们在对待土耳其匪帮问题上的痛苦处境。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格鲁吉亚是独立的。当你们邀请德国军队的时候，你们说：“我们在世界上不能孤立无援”——于是你们和德国政府联合起来。你们出去欢迎德国军队，并且和德国军官一道向这些救兵、向德国帝国主义高呼万岁。以后，德国人消失了，出现了汤姆逊将军，随他而来的是聪敏得多、隐蔽得多的英国占领。他们把他们的大炮和军队留在巴统。关于你们的统治者，我可以向你们读一段你们党的领导人朱加里写的一段话。朱加里在他那本有你们的外交部长葛契高里作序的书里设道：“汤姆逊将军下令，社会民主党和政府必须把红旗从政府大厦上降落下来。”〔听！听！〕朱加里接着谈到他反对这样做，他说：“我的党抛弃了红旗（这是他的原话），我反对党的决定。”当时，格鲁吉亚是弱小的。格鲁吉亚无法保持中立，你们的政府领导人绍尔达尼亚了解这一点，并且在一篇讲演里说（我手头有这篇讲演的全文）：“我们无法保持中立，如果我们必须在东方的狂热和西方的文明之间作选择的话，我们决定选择西方文明。”西方文明确实是很不错的，策烈铁里同志。但是，不仅像梯弗里斯民主这类漂亮玩艺属于西方文明，而且英国还认为巴库的石油井是西方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这些石油井的需要是非常迫切的，不仅有英国海军部做后台的石油公司是这样，英国政府也是这样。你们非常明白，汽油问题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不仅对小小的格鲁吉亚来说是如此，而且对大俄罗斯人和俄国工人阶级来说也是如此。刚才有一位维也纳国际的同志对我喊道：多漂亮的汽油共产主义！（阿布拉莫维奇：不错，汽油共产主义！）如果阿布拉莫维奇公民实行社会主义，他可以用不着汽油吗？（笑声）阿布拉莫维奇公民也许会用他那种火山爆发式的愤怒和热情来当做燃料和动力吧。（哄堂大笑）可是，我们这些可怜虫还没有学会不用汽油。（阿布拉莫维奇：所以你们就去抢劫它！）你，尊敬的阿布拉莫维奇同志，你们的党会经打算通过一个资产阶级政府来实现社会主义。这或许是一种比无产阶级专政更好的方法。不管怎么说，看来格鲁吉亚人要求独立是最近才有的事。
俄国革命
只有在我们想一想目前存在着一种什么样子的世界局势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平心静气地和通情达理地讨论所有这一切问题。俄国革命的第一阵浪潮造成了俄国的革命国家。你们说，这不是一个工人国家。阿姆斯特丹呼吁书却说过：如果苏俄崩溃了，反动的资本主义世界就将赢得一次战胜整个国际工人阶级的巨大胜利。即便我们不能够为实现社会主义做任何事情，而只能防止俄国落到白卫分子手上，即便我们只能把俄国人民变成可以在将来生产粮食的农民，但是，如果他们有了和平，如果我们的朋友托姆·肖能够制止英国的炮舰封锁欧洲的革命——那么，我说，只要存在着这两种可能性，保卫俄国人民的生存唯一需要的东西就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一句话了。（喝采声）我理解维也纳国际的处境。它坐在我们和第二国际之间，它要为共同的代表会议忠实地服务，力求像上帝那样讲话，像正义之神那样持平论断——我理解他们的处境，我不打算取笑他们。但是，如果你们想证明这个问题，你们自己就先要弄清楚它。你们是否认识到这个国家是第一阵革命浪潮的产物，你们是否了解它对于国际无产阶级今后的斗争具有的意义呢？只有认识这一点，你们才会理解这个国家，理解它的国内政策、它同外界的关系和它所走的曲折道路。我们是不是促进了并且从而便利了世界革命呢？这是问题之所在。如果好心肠的腊姆齐·麦克唐纳带来了一大箱子教友会和英国自由党人的小册子，同时却不知道这些东西是英帝国主义的一种伪装，我们并不因此就失去对他的尊敬，但是我们要指出：“你是那个统治着全世界、甚至想让德国相信它是德国保护者的英帝国主义的工具。”
关于谅解
同志们！我们决不可能在一次代表会议上就我们的世界观问题达成谅解。西方的无产阶级只有到他们自己也逼不得已地起来革命并且因此而受到形势逼迫的时候，才会理解我们的政策。我们不打算通过宣传使你们相信，并非每一个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人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我们不打算通过宣传使你们相信，并非每一种自称为民族自决权的东西都是真正的民族自决权。我们不指望用宣传来消除存在于我们之间的鸿沟。最近一年来，欧洲的情况已经变得非常明显。我们看到，革命的第一阵浪潮已经过去了，第二阵浪潮还没有涌现。工人阶级暂时处于守势。维也纳工人联合会建议召开的共同的代表会议不应该在这些问题上纠缠不休，因此，我们在这里不愿意多谈这些分歧，这些不可能求得一致的分歧，以便找到能够取得一致意见的共同点。
我再说一遍：当我向王德威尔得说“只有怀疑，没有信任”的时候，我这样说并不是为了论战，而是由于我们在开始行动的时候最好是知道自己的立场。我们不信任第二国际的各个政党；我们无法假装出这种信任。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说：“这不是一个我们彼此是否信任的问题；工人们要求进行共同的斗争，而我们表示：让我们大家开始这种斗争吧！”
关于诚意
腊姆齐·麦克唐纳今天问我们：你们赞成建立统一战线吗？你们有诚意吗？他其实用不着问这些问题。他应该考虑到，如果他认为我们只是在玩弄花招来扩展势力，我们必然会赞成建立统一战线。因为只要你们不愿意斗争，我们的势力就会扩大。但是，如果他认为第二国际愿意斗，这就会破坏我们的花招。怎样做到呢？通过斗争，通过加强工人运动。然而，即便是这样，我们也等于取得了胜利，因为工人到那时将能够更有力地和资本作斗争。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可以，但是不要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愿意斗争。诚意并不在于我们把我们说过的关于你们的话全都忘掉，并不在于我们不和你们作斗争。诚意在于无产阶级当前存在着的需要。问题只是这样：难道无产阶级团结起来进行的斗争是要反对我们所有在座的人吗？是要反对任何一个执行委员会吗？我宁愿认为，当前的这种需要正在使一切依附于无产阶级的政党都同意让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如果能避免工人阶级内部的阅墙之争，没有人会比我们更或到高兴。分裂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
现在谈谈具体条件。我宣布：我们召开一次共同的代表会议是为了规定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工人阶级的需要和自卫斗争。你们没有就这场反对资本的斗争提出问题和条件。你们反而对我们提出了条件。如果你们认为你们可以提出条件，那你们就错了。但是我要对你们坦率地说：在没有一个党对另一个党提出条件的情况下，我们愿意作一番努力，看看我们是否可以在有可能解决的一些最起码的问题上达成协议。
关于成立支部的策略
我要一一答复你们提出的要求。首先是放弃成立支部的策略问题。我最初还以为这是对莫阿比特支部或者鲍蒂尔基支部提出的要求加以拒绝的问题。（笑声）我们十分乐意讨论这个问题。可是，这是一个关于其他支部的问题，而且，特别由于英国党的代表不喜欢研究其他党的文件，他们把这些支部看成了某种动物，或者是会毒害第二国际的瓦斯。
什么是成立支部的策略呢？我们在共产国际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表示过我们对工会问题的看法。我们宣布反对加剧工会中的分裂。这导致我们的一部分同志退出了共产国际。所谓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因此脱离了共产国际，因为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分裂旧工会，建立新工会！”但是我们要告诉你们：如果你们要我们放弃反对改良主义的斗争，我们将断然回答，“决对办不到！”你们的改良主义策略已经使英国的工会糟到了这种地步，以致英国工会的一名成员这样写道：“英国工会已经完全垮了，在精神上也垮了。”只要我们活一天，我们就要同工会中的改良主义斗争一天。由于有这种斗争，你们就说我们在建立支部。我要问一问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在德国的工会里面，在进行竞选的时候，你们不是也提出不同的候选人名单吗？独立社会民主党在德国也是这样做的。我们反对分裂工会，并不是因为对你们有什么好感，而是因为我们深知这种策略将损害整个工人阶级的力量。我认为，关于成立支部的策略问题，这就是我应当在这里提出的解释。
我也许还可以指出另一点。腊姆齐·麦克唐纳是一个讲民主的人，托姆·肖也肯定是这样。（托姆·肖：当然！）因为他们都是正人君子和讲民主的，就像莎士比亚所说的那样[1]。（笑声）现在我要问你，可尊敬的托姆·肖同志，在仍然是民主性政党机构的英国工会里，你作为一个同志怎么敢要求不让其中的共产党人为他们的思想进行斗争呢？如果他们打算把炸弹放到你们工会办公室的桌子上，那我就要同情你们，就不会要求让他们在第三国际的指示下为这个目的到处奔走了。但是，当问题只是在工会内部进行自由的思想斗争的时候，共产党工人只是作为一个派别在他们的同志当中维护自己的信仰的时候，如果他们服从工会的纪律，并且在工会进行的斗争中表现出团结精神，那么，你们这些讲民主的人怎么有勇气要求禁止他们，而且单单是禁止他们这样做呢？你们怎么有勇气提出这种要求呢？你们是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的。当问题涉及到用它来反对革命工人的时候，“自由”可以像一个蜡鼻子一样被随意歪曲。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玩弄这种手法是肯定行不通的。
关于格鲁吉亚问题
提出的第二个要求是从三个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中指定一个委员会，调查格鲁吉亚以及其他情况相似的国家的问题，以便在各个社会主义政党中达成协议。我们同意这个条件。这其实是一个不成其为条件的条件，因为我在听到它以前，我在自己的发言中就提到要指定一个委员会来研究文件。我只是想问一问，在“相似情况”下，是不是也应该调查英国工党对待埃及问题、爱尔兰问题和印度问题的态度。如果你们建议设立特别的法庭和特别的委员会来反对第一个革命国家，如果你们要求成立特别的法庭和特别的委员会来干涉俄国的内政，同时却没有勇气迫使你们的政府把戴尔将军这样一个杀人犯拘禁起来，我就要说：麦克唐纳同志，我对你是非常尊敬的（我这是第三遍说这句话了），但是，我们对人的天真相信的程度毕竟有个界限，请不要逼人太甚吧！
关于政治犯
现在谈第三个要求，也就是要求释放政治犯，要求我们保证让那些以刑事弄被起诉的人有权辩护并在社会主义国际的监督下受审判。我们是非常野蛮的，但是被告有权利选择他们所欢迎的辩护人。我听到王德威尔得公民愿意到莫斯科的革命法庭上为他们辩护。我知道他有这种意愿是出于高尚的感情。他是凡尔赛一个协约国政府的成员，这个政府对我们发动了进攻，虽然我们已经同意到普林基帕[2]去。他是这样一个政府的成员，这个政府在俄国已经筋疲力竭地躺在血泊之中的时候还对它说：“决不罢休！”他感到他和社会革命党人同样有罪，他说，“如果要审这些可怜的人，我不能允许俄国政府行使审判我的权力——我的自我牺牲精神还没有达到那种程度——但是我愿意为我的同谋辩护！”这是一种高尚的感情！就我们共产国际代表团而论，我们可以保证，我们非常乐意接受允许你出庭担任辩护律师的建议。我们将派出另一名律师对付你，他将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审判你和社会革命党人，审判你们过去的行为以及驱使人们犯下了种种暴行的一切东西。（马尔托夫：这就叫做法庭吗？）那么我问你，这种“社会主义国际的监督”又是什么法庭呢？是什么东西呢，请问？（马尔托夫：研究文件！）
如果说这就是第二国际的正式意图的话――我不认为你是在代表他们讲话——那么我们可以满足你们的要求，允许你们随意作速记记录，审査一切文件和信件。但是，这个社会主义国际的监督又是什么东西呢？我还猜不透第二国际的内心秘密。难道他们想在俄国建立一个第二国际或三个国际的最高法庭吗？俄国从什么时候起变成了第二国际的保护国的呢？我只是在这个会的一次会上听见王德威尔得公民说过，社会革命党人虽然想加入第二半国际，却把自己置于第二国际的保护之下。但是，我却从没有听说俄国共产党或者俄国政府曾经祈求过这种保护，或者是第二国际答应过予这种保护。同志们！第二国际在这个问题上必须作某些解释。马尔托夫有一种理解，我从第二国际的另一些代表那里又听到了不同的理解。我们等待着对圣经作出最权威的解释，以便使我们能够对这个问题表示明确的态度。我重申：我们不接受任何条件，但是我们愿意尽一切可能来促进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召开。（喊声：二十一条呢？）先生，我们从没有要求你接受二十一条。（阿道夫·布劳恩：这是我说的）原来是阿道夫·布劳恩，即便你们接受了二十一条，你们也无法执行它们。〔笑声〕
统一战线
在这个时刻，我们无意于进一步展开论和加剧目前的局势。我所关心的是，我们究竟能不能克服所有这一切困难和开成一次代表大会。鲍威尔同志今天建议，我们这个会议在结束以前，应该号召无产阶级共同举行反对热那亚会议的示威，因为它是一个旨在掠夺而不是谋求恢复经济的新尝试。我们完全赞同鲍威尔的这项建议。但是我们之问仍然存在着深刻的分歧。问题是我们怎样来克服这种障碍呢？在这张会议桌上，我们发表宣言，互相指责过去和怀疑将来，所以无产阶级不会在这张桌子后面团结起来。无产阶级的斗争将会决定统一战线的问题，你们可以随意辱骂共产国际（喊声：这是你们自己的拿手好戏！），可是，你们打来一拳，我一定会还你们两脚，因此我奉劝你们最好不要再干这一套了。不管怎样说，有一样东西是永远存在着的，这就是目前拥护共产国际的那部分无产阶级的战斗意志。在还要走多长一段道路的问题上，他们犯过无数次错误；但是，每当需要为本阶级的同志的利益而战斗的时候，他们总是会挺身而出的。所以，我们主张建立没有任何条件的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热烈鼓掌〕
[1]拉狄克的这句俏皮话出自莎士比亚的剧本《凯撒大帝》。剧中，安东尼指责布鲁图斯不应该刺杀凯撒的时候，发表了一篇有名的演说，在好几段话里，他都是先说出布鲁图斯的罪状，然后加一句“可是，布鲁图斯是一个正人君子”，以揭露布鲁图斯首行不符。——译者注
[2]普林基柏（Prinkipo），马尔马拉海东部太子群岛中的一个小岛，有关情况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527页注19。——译者注 |
第一天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和维也纳联合会柏林会议记录
国际会议
三个国际组织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
第一天
弗列德里希·阿德勒的开幕词
第三国际的宣言（克拉拉·蔡特金宣读）
艾米尔·王德威尔得的发言
维也纳联合会宣言（保尔·福尔宣读）
卡尔·拉狄克的发言
星期日，1922年4月2日，上午11点45分，
于柏林国会大厦第25室举行
主席：弗列德里希·阿德勒（奥地利）
弗列德里希·阿德勒的开幕词
阿德勒于11点45分宣布会议开始，发言如下：
同志们，现在会议开始。
在我们正式开会以前，有一两个具体的技术问题先要解决。三个执行委员会的代表[1]过昨天和今天的会商，已经就这些问题达成协议。它们一致同意，三个执行委员会各派十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参加会议。此外，三个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委员都可作为列席代表。
经过磋商，还决定允许报界人士列席这次会议。[2]
我还要宣布，已经决定不允许不属于三个执行委员会之一的任何政党参加会议，只有意大利党是例外，这是由于实际考虑到许多方面已经建议拟议中的国际代表会议[3]在意大利召开。因此，意大利党将有权派一名可以参加辩论的代表，以及两名同三个执行委员会其他委员一样的列席代表。
我还要告诉大家，已经就主席人选作出安排，三个执行委员会将各自指定一位同志担任会议主席。第二国际指定托姆·肖同志，第三国际指定克拉拉·蔡特金同志，国际工人联合会指定我本人。因此，这三位同志将轮流主持会议。
代表名单
出席会议的代表是：
第二国际：
正式代表：卡米尔·胡斯曼、艾米尔·王德威尔得（比利时）；斯陶宁格（丹麦）；奥托·维尔斯（德国）；哈里·果斯林、腊姆齐·麦克唐纳、托姆·肖（英国）；策烈铁里（格鲁吉亚）；W·N·弗里根（荷兰）；古斯塔夫·麦列尔（瑞典），
列席代表：昂利·得·曼（比利时）；阿道夫·布劳恩、卢特肯斯博士、维克托·谢夫（德国）；E·比万、玛格丽特·考克斯、威廉·吉利斯（英国）。
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
正式代表：阿尔都尔·克里斯平（德国）；R·C·沃尔舍德（英国）；保尔·福尔、让·龙格（法国）；布鲁诺·卡尔宁（立陶宛）；弗列德里希·阿德勒、奥托·鲍威尔（奥地利）；尤利乌斯·马尔托夫（俄国）；罗伯特·格里姆（瑞士）；卡尔·切尔马克（捷克斯洛伐克）。
列席代表：威廉·迪特曼（德国）；亚历山大·布拉克、孔佩尔—莫勒尔（法国）；B·洛克、S·卡普兰斯基（巴勒斯坦社会主义工党）；R·阿布拉莫维奇、亚历山大·什勒德尔（俄国）。
第三国际：
正式代表：克拉拉·蔡特金（德国）；L·O·弗罗萨尔、罗斯梅（法国）；波尔的加（意大利）；片山潜（日本）；斯托扬诺维奇（南斯拉夫）；瓦尔斯基（波兰）；N·布哈林、卡尔·拉狄克（俄国）；博休米尔一什麦拉里（捷克斯洛伐克）。
列席代表：布扬诺维奇、伏约维奇（南斯拉夫）。
意大利社会党：
可以参加辩论的代表：塞拉蒂。
列席代表：阿达尔奇·巴拉托诺；多米尼科·菲奥里托。
同志们！今天举行的会议是一次实验，目的是要在一定的范围内谋求达成协议；这里没有人会对这个范围能够有多大抱任何幻想。我们举行这次会议，是因为我们相信有可能进行这种实验的时机已经成熟。这次实验是否能够成功，经验将告诉我们。但是，召开这样一次会在不久以前似乎还是不可能的，而现在竟然召开了，这一事实本身就已经是某种程度上的成功。至于最后的结局，那只能看这次会议的结果如何了。
分歧
我们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所以发起这次实验，是因为我们认识到，鉴于世界无产阶级当前的处境，不管可能存在着多少分歧，都绝对有必要设法把它的力量团结起来，以实现某些具体的目的和采取某些具体的行动。我们不抱幻想，我们知道，参加会议的三方都有相当多的保留意见，并将在会上提出它们。而且我可以在这篇开幕词中说，我们这一方虽然是这次会议的发起者，也将通过我们的代表保尔·福尔发表一篇简短的宣言，阐明我们对会议的看法、我们认为存在着的困难和我们有哪些保留。每一方都将对这些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
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要在某些具体行动上求得团结，是不能通过抹杀我们之间存在的分歧来实现的，也不能从表面上的团结一致中产生，而只能是明确地承认世界无产阶级内部目前存在着种种无法退避的分歧。然而，尽管有这些分歧，还是可以作出努力，导致在一定的范围内采取共同行动。
不是合并
我希望立即说明一点，这是我们所有注视事态发展进程的人都会理解的。这就是：企图实现参加这次会议的三个国际组织的任何合并，或者使我们自己以任何方式关注这类组织问题，都不是我们目前任务的一部分。我们不知道这在比较遥远的将来是否有可能实现。我认为我们全都明白，由于无产阶级内部目前存在的困难，建立一个共同组织是不可能的。不过，采取某种共同行动或许是可能做到的，而这也正是这次会议的目的。
我们也明白，在此间相聚的三个组织（它们充分认识困难情况）会晤的目的，不是为了建立统一组织，而是考虑采取行动是否可能。
需要联合行动
我认为，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觉得，对于无产阶级，采取共同行动的需要，现在比过去的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不论我们之间的分歧可能多么巨大，不论我们平时可能怎样强烈地感觉到这些分歧，并且被迫反对这一派或那一派的同志，我们仍然知道，凌驾于所有这一切分歧之上以及比任何琐碎的分歧更加重要的是，世界无产阶级目前正处于令人难以置信的悲惨境地。目前，一方面是通货贬值和经济匮乏，另一方面是某些通货紧缩的国家失业现象加剧，结果使世界无产阶级陷进了可怕的贫困处境。因此，世界无产阶级的这种迫切需要就使得他们在关心理论问题的同时，也强烈地希望在目前的任务方面采取联合行动。
热那亚会议
我认为我可以，使得我们聚集在一起和决定会议在今天举行的主要原因是，资本帝国主义的国际正准备在热那亚开会。对于热那亚会议可能取得什么结果，我们抱很大怀疑。在那里，他们打算一方面把新的沉重负担强加在各国无产阶级身上，另一方面发出新的战争威胁。
为了抵制这个热那亚会议及其所包含的危险，我们全都说过，三个执行委员会全都同样强调过，面临着资本的这股反动潮流，必须作出尝试，看看是否有可能建立起一个代表不同倾向的各个无产阶级政党的统一阵线，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采取共同行动。
共同行动
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必须明确这样一点：我们不打算建立共同的组织。我们所谋求的是共同行动。可是，采取共同行动只有在某些条件下才有可能做到。我们今天在这里开会的目的，就是要研究采取共同行动的条件。高喊我们要共同行动是不费气力的。但是，共同行动意味着要有共同的口号，要就在适当时机采取行动以及用什么方法去行动的问题达成协议。不论要求共同行动的呼吁多么动听，它只有在我们就这些问题达成协议以后才有可能实现。同志们，我们这些经历过共同斗争的人都非常明白，像无产阶级这样一支大军，如果引导他们走向共同行动的是一些甚至不愿意彼此时论这种行动的人，那么，他们今天的处境便要坏得无以复加了。这次会议的意义就在于，它提供了一个为共同行动创造必要条件的机会。
改良主义和革命
同志们，我们这些发起这次会议的人完全知道，聚集在这里的代表们彼此之间是存在着分歧的。人们能够多少是挑衅性地和多少是心中有数地表达出这些分歧。今天，当我们开始进行讨论的时候，我愿意这样来说明它们，也就是说，在改良主义与革命之间的巨大的斗争中，主要的问题是，我们究竟应该把重点放在今天的斗争上呢，还是应该放在明天的斗争上]在好心的人们当中，有的人把注意力放在今天，有的人专注地瞻望着将来。分歧就在于这两派人对历史前景有不同的看法。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明天”将在什么时候到来呢]在我们大家共同的那首战歌里，我们唱着：
“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个“明天”何时到来，这个进行最后斗争的伟大的日子何时到来呢]——这就是使我们产生分歧的问题。这影响着我们的行动，这个“明天”看来愈加遥远，某些党就会愈加迫切地试图把它们的政策转到今天的问题上。但是，不管我们对明天的看法有多大分歧，我们仍然可以说：尽管作为同志聚集在这里的我们存在着分歧，对于斗争究竟应该是为了今天还是为了明天的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我们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我们全都要进行斗争。
条件
所以，同志们，我们已向你们解释清楚了我们向你们表示过的，并且已经被你们在原则上接受了的意见，即我们现在所讨论的共同的代表会议将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一切参加大会的人都可以持有不同的观点，只要他们愿意为无产阶级而斗争。因此，我们为未来的行动提出了下列条件：
“凡是主张阶级斗争、目标是推翻资本主义，并认为无产阶级为实现这一目标而有必要采取共同的国际行动的无产阶级政党，都可以参加会议。”
这项规定提出了我们可以团在一起的条件。只有在一切参加会议的人都愿意按照自己对历史的看法为无产阶级事业而斗争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够共同工作。
对于那些在巨大的斗争来临的时候必然会使我们发生分歧的历史观问题，我们完全知道它们的存在；但是我们相信，除去存在着使我们对未来有不同看法的那些问题以外，全世界无产阶级也都认识到，当前的需要使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必须为今天而斗争。如果有可能在一定的范围内为当前的斗争，也就是目前的直接需要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的斗争找到一个共同行动的纲领，这本身就将是一个全世界无产阶级所欢迎的成果。
这就是我们举行这次会议的精神。我们将讨论摆在我们面前的各种问题、困难和障碍。只有在克服重重障碍以后，我们才能拟出一个共同行动的纲倾。如果我们开诚布公地协商，即便是最初遇到困难，我们也不会灰心。我们认为，尽管存在着这些分歧，在承认这些分歧的情况下，国际无产阶级仍然可以为某些具体目标展开共同的斗争。
本着这种精神，同志们，我向这次会议的全体参加者表示欢迎。我知道，大家都意识到摆在我们面前的巨大任务，意识到我们如果破坏了这次实验将在国际无产阶级面前所负的责任，意识到我们都必须设法一起迈进几步。因此，我代表我们的组织向你们表示欢迎，并宣布会正式开始。〔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代表鼓掌〕[4]
[1]每个执行委员会派代表三人组成九人委员会：第二国际代表是麦克唐纳、王德威尔得和维尔斯；第三国际代表是拉狄克、弗罗萨尔和蔡特金；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第二半国际）代表是阿德勒、布拉克和克里斯平。由阿德勒担任主席。——维也纳“人民书店”1922年德文版注
[2]拉狄克对报界人士参加会议的方式表示异议。——据德文版注
[3]即第二半国际提出要召开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以下的文件和发言中都称为“代表会议”或“共同的代表会议”，但共产国际代表团宣言中，有几处用“国际工人代表大会”（Congress），其余的地方仍用代表会议。总之，指的都是一回事。现在一律按照原文直译——译者注
[4]方括号中的文字系根据德文版补注，以下有方括号处均同此。——译者注
第三国际的宣言[1]
接着，克拉拉·蔡特金代表第三国际代表团宣读了下列宣言：
克拉拉·蔡特金
在同第二国际和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会讨论问题以前，共产国际代表团认为有责任发表下列宣言：
为什么分裂？
自从1914年7月社会主义国际局在布鲁塞尔召开最后一次会议、接着世界大战爆发和第二国际崩溃以来，曾经结成统一的国际组织的国际工人运动各派代表第一次坐在一张桌子上进行会谈。
对于这种情况我们是不应该保持缄默的。我们不能不向全世界无产阶级说明，工人阶级目前的分裂状况究竟是由于什么引起的。我们指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工人阶级的某些阶层投身于同帝国主义国家的一时的共同利益之中。这种情况表现在许多政党和组织的反革命行动上。当工人阶级还没有联合起来共同向国际资本作斗争，当工人阶级未断绝与资本主义代表人物的联盟关系，尚未决心夺取政权的时候，分裂局面就将继续下去，而分裂则是资本主义力量的主要泉源之一。无论怎样埋怨、怎样咒骂，在这里都是无济于事的。但是由于工人阶级还没有决意进行这个共同的斗争，还没有在这个斗争的进程中认识到，只有无产阶级大多数通过革命斗争夺取政权并建立劳动人民专政，才能战胜资本主义，所以我们声明，采取不同原则观点的国际无产阶级组织在组织上的联合是空想，因而是有害的。但是同时我们应该承认总的世界形势提出的迫切要求。工人阶级尽管有着使他们不能团结一致的各种深刻的意见分歧，但他们必须联合起来防御世界资本的进攻。
失去的机会
战争结束，情绪激昂的武装工人群众返回家园后认识到，他们为之流血奋斗的所谓民主与人民福利只不过是资本家掩盖争夺资本主义利润的谎言，当时，通过猛烈的进攻夺取资本主义世界，还是有可能的。
但是，由于工人阶级广大群众犹豫不决，改良主义政党在工人中散布并有计划地支持关于民主的幻想，改良主义政党与资产阶级结成公开或秘密的联盟，这就阻碍了工人阶级大多数效法俄国十月革命的光荣榜样。相反地，改良主义政党却帮助了世界资本击退无产阶级的第一次进攻。全世界工人群众现在都感觉到自己已承担了这个政策的后果。国际资产阶级即使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也无法恢复世界秩序。国际资产阶级甚至不能使无产阶级保持住战前的生活水平。但是从根本上受到了震动的资本主义世界却还相当强大，它企图把全部战费开支的重担压在无产阶级的肩上。
资产阶级的进攻
世界资产阶级心犹未死，它还希望通过下列途径来弥补大部分战费开支：用勒索赔款的方法加紧对德国无产阶级的剥削；对苏维埃俄国发动和平干涉（因为他们没有能够用武力战胜苏维埃俄国）以奴役全体俄国人民；利用新成立的国家作为列强的帝国主义战争政策的工具并对它们进行剥削；加强对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人民（中国、波斯、土耳其）的剥削。国际资产阶级的某些集团不懂得，从战败国、苏维埃俄国与殖民地疲惫不堪的人民身上，是榨不出亿万钱财的。但是即使这些集团现在也都相信，就算能够做到这点，勒索来的巨额款项也仍然不足以恢复资本主义经济。所以资产阶级在全世界向工人阶级转人进攻。所以资产阶级不顾失业现象的存在，仍然企图在一切国家中延长工作日。所以资产阶级打算缩减工资。不仅战费开支要由国际工人阶级来弥补，而且重新加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资金也要出在工人阶级的身上。
这种情况使国际工人阶级面临极重要的抉择。他们或者是团结起来防御国际资本的种种阴谋，同心协力地反对在经济上掠夺战败国、苏维埃俄国与殖民地的企图，争取废除凡尔赛和约，承认苏维埃俄国并帮助它恢复经济，在一切国家实行工人监督生产；或者是像偿付战费开支一样地用自己的血汗与健康来偿付和平的代价。
统一战线
共产国际号召工人群众，不论对于取得最后胜利的道路和保证实现这条道路的手段的看法如何，都一致团结起来向现代资本奋勇斗争。因此，共产国际提出了无产阶级反资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口号，并对维也纳国际[2]关于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创议表示欢迎。共产国际认为预定召开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是在进行必不可免的战斗时把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的一种手段。
代表大会
为了使这次代表大会能够开得成功，共产国际建议邀请所有无产阶级工会组织都来参加大会。工会包括了无产阶级的大多数人。无产阶级在工会组织下的联合是不考虑政治见解的分歧的。这种联合是由于工人群众的日常需要。如果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不是一次空洞的示威，如果大会的任务是统一无产阶级的国际行动，工会就应该参加大会。在某些国家中不仅无产阶级的领导组织是分裂的，甚至其群众组织也是分裂的，但这不能作为反对吸收工会参加的理由，相反这正是应该吸收工会参加的理由。正因为工会是围镜着两个中心组成的，所以才有必要达成关于共同行动的协定。我们建邀请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红色工会国际、以及没有参加这两个工会国际的工团主义组织、美国劳工联合会与各个独立的工会。
至于无产阶级政党，则除了三个国际执行委员会所属的各政党以外，我们还建议邀请没有参加国际联合组织的党派。这里我们指的首先是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的组织。这些组织的人数虽然不多，但却包括一些肯定是诚实的革命工人，应该把他们吸收到无产阶级斗争的共同阵线中来。我们和这些集团之间有重大的分歧。然而，当形势促使我们有必要甚至和改良主义政党（改良主义政党的违反工人阶级利益的政策，是这些左翼分子的错误和偏差的原因）达成协议的时候，我们认为自己有义务试图和这些集团在当前行动的问题上达成协议。
保卫俄国
我们认为必须在最短期间召开国际工人代表会议。热那亚会议是在现实情况使世界资本的凡尔赛政策受到愈来愈大的震动之后，世界资本企图重新分割世界、建立资本主义新秩序的一种尝试。凡尔赛会期间，国际工人阶级犹豫不决，未能采取行动。只有苏维埃俄国向协约国资本奴役全球的企图进行了武装斗争。如今，超过了三年的资本主义混乱、资本主义日益瓦解的时期之后，苏维埃俄国移于取得胜利，它拥有坚强的军事力量，同时又是资本猖狂发动“和平”攻势的道路上的障碍。
现在的问题是要实际支援第一个掀起并推动了世界革命浪潮的国家，帮助它战胜帝国主义迫使它在社会政策上投降的企图。由于德国资产阶级向协约国彻底投降，德国无产阶级尽管进行了反抗，但已经成了世界无产阶级工资降低的起因。反对协约国的赔款政策的斗争，就是争取协约国与美国工人群众的最低生活费的斗争。如果国际无产阶级不坚决反对凡尔赛条约，反对从经济上窒杀俄国的企图，反对使殖民地破产，反对剥削新成立的小国的居民，就休想克服失业与世界经济危机。因此，国际工人阶级应当在热那亚会议期间大声疾呼，应当力图迫使这次据说是为了恢复世界经济而召开的会议也从事研究工人问题、失业与八小时工作日问题，但不像在凡尔赛会议上那样，那时一些不以斗争的群众为后盾的工人组织的代表，手持礼帽，恳求协约国考虑到无产阶级的利益。国际无产阶级的代表应该以示威斗争的群众为依靠，要求在热那亚集会的世界资本的代表履行会被肆意违反的诺言。
改良主义和共产党人
共产国际代表团一刻也不掩盖它和改良主义政党及半改良主义政党不同的地方，但准备全力争取国际无产阶级共同斗争。共产国际代表团能够较容易地做到这点，因为它深信，每时每刻的斗争和斗争的全部经验将向全世界无产者说明，向资本作任何妥协都不能保证世界和平与人类生存的安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无产阶级必须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必须胜利地把安排世界各国事务的活动掌握在自己有力的手中，以便把这些国家组织得符合人类绝大多数的利益。
共产国际代表团从所有这些考虑出发，建议将来召开的国际代表会只讨论与工人群众共同的直接实际行动有关的问题，即不是促使工人群众分裂，而是促使他们联合的问题。因此，共产国际代表团提出国际代表会议的下列议程：
1．防御资本进攻。
2．向反动势力作斗争。
3．反对新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准备。
4．帮助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恢复。
5．凡尔赛条约与恢复被破坏的地区。
〔共产国际代表表示一致赞同〕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
1922年4月2日于柏林
[1]这个宣言是由拉狄克草拟的。——译者注
[2]即第二半国际。——译者注
休会
阿德勒：总务委员会本来打算休会三小时，因为我们预计，三个宣言这样就全都可以被提出来。现在我们不得不休会，但只到三点为止。王德威尔得同志和保尔·福尔同志将接着发言，然后可能休会到明天早晨，好让委员会有机会作进一步的安排。现在休会。（下午一点四十分）
星期日，1922年4月2日下午的会议
主席：托姆·肖（英国）
艾米尔·王德威尔得的发言
同志们！我不愿意对于今天上午以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名义发表的宣言逐条作出答复。我不是以个人身分发言，而是代表第二国际执行委员会发言的，所以我将克制住自己不投入争论。我毋需补充，我本来是可以最坚决最明确地反驳提出的那些论点乃至实际建议的。
例如提出了这样一点：我们应该在会上共同讨论如何使某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摆脱凡尔赛和约强加在他们身上的赔款负担。我毫不怀疑，这种建议将使德国无产阶级感到高兴，并且使司丁尼斯先生[1]感到某种满意，但是我不能肯定，受战争损害最惨重的那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是否会欢迎这种建议。
但是，我要重说一遍，我不打算投入争论。我现在是代表第二国际发言的。
国际代表会议
我们不打算用宣言来答复宣言，因为第一，我们早在法兰克福宣言[2]里就对维也纳联合会的同志们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第二，更重要的是，我们不愿意由于对召开国际代表会议的问题表示可否而约束自己。现在就要进行的交换意见将会告诉我们，这样的会议实际上是否有可能召开。但是在一个问题上，我们和我们的维也纳朋友以及第三国际的代表们是意见一致的，这就是，如果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能够组织起来防御资本反动势力的进攻，那将是一件好事。
需要这样做的原因，已经由维也纳和第三国际的宣言说得很清楚。
反动势力在欧洲目前正十分嚣张。雇主反动势力正在准备发动削减工资和延长工时的进攻；保皇反动势力在匈牙利几乎已经达到它的目的，并且到处威胁着战后在政治权力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后，或许也是最严重的，军国主义反动势力在最近一次世界大灾难刚刚过去以后，目前又在为造成新的灾难准备条件。
来自资本主义的危险
公民们，我理当补充说，在我看来还有另一种危险需要考虑。
内部发生分裂的资本主义世界正在威胁着把我们拖进战争的深渊，但是，各个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一种相对和解对社会主义者来说也具有同样大的危险。我们有两点忧虑：一点是，资本家或许会失去理性，以致再一次陷入战争的深渊；另一点是，他们也许会清醒过来，设法彼此达成协议，组织一个剥削全世界、主要是剥削俄国的巨大财团。这些危险是我们不能等闲视之的。目前，在每一个国家都可以看到实际存在着这种企图，其目的是要在当前最强大、最野蛮和最恶毒的资本主义―—美国资本主义的卵翼和指导下建立遍及全世界的资本霸权。
统一战线
面临着这种危险，我们大家既然是社会主义者，也就必然应该设法组织起来，建立一个统一的防御战线，在我们之间实现一定程度的行动上的团结。可以肯定，在目前这个时刻，重新建立战前实际存在过或者似乎存在过的那种社会主义者的国际团结是谈不到的。我们的维也纳同志在召开这次会议的时候所抱的目标，事实上也比它要小得多。这是一个召开一次共同的代表会议的问题，参加会议的将不仅有一切无产阶级政党，而且有——我注意到今天上午的宣言并没有提及这个有趣的方面——工会组织，包括昨天还被称为“黄色国际”的工会国际。无产阶级一切政治力量和革命力量的代表都将聚集在一起，讨论具体的纲领问题和争取在共同行动的基础上达成协。
已经采取的行动
对于这些建议，我愿意从一开始就说明，我们在原则上是不反对的。战结束以来，这样一种尝试并不完全是新东西。有好几次，我们大家都采取了（甚至没有预先的协议）共同行动。例如，我也许可以提起这样一件往事。两年前，当波兰政府突然中断了同苏维埃政府的谈判和波兰部队向基辅进军的时候，欧洲的全体无产阶级都作了谋求和平的努力，当时被认为是——不管是多么不公正——所有社会主义政党之中最反动的党，比利时工人党，使得在别国工厂中制造的军火的运输陷于停顿。当我们得悉伏尔加河流域数以百万计的俄国人正在死于饥饿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考虑造成饥馑的原因是什么，也没有考虑灾民们属于哪一个国际。我们立即采取了行动。阿姆斯特丹国际同苏维埃政府达成了一项向灾民提供救济的协议。最近，在考虑严重的赔款问题——这不是一个用几句理论就能解决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看到五个主要当事国的社会主义者和某些共产党集团举行了会谈，并且就共同行动的某些原则达成了协议。
成功的条件
我们在原则上肯定不反对参加共同的代表会，但是我们一致认为，会议要想开好，要想收到良好的效果，要想增强无产阶级的积极力量，我们之间就必须就共同行动问题事先达成起码的协议和相互信任。如果我们参加会议只是为了把我们的分歧公诸于世，那我们就不能加强而只会削弱无产阶级的行动。与此相反，如果我们参加会议的唯一目的是组织起来反对雇主、保皇党和军国主义势力的进攻，我们就一定会取得良好的成果。我们认为，今天必须讨论的问题是：建议召开的会议是否有任何价值。我的答复是：如果会议只是成为我们争吵的场所，或者是各个社会主义国际勾心斗角的战场，那么它就不会有任何价值，我们应该拒绝参加。
必须有诚意
从这种观点出发，我愿意说明我们为什么充满了怀疑和耽心。
近来公布的某些文件使我们有理由感到耽心。我不想提拉狄克写的一封信，那是大家都很熟悉的。那是一份机密文件，我不愿意引用，而且也没有必要，因为去年十二月，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在一份经过仔细推敲和专供发表的文件[3]里已经表明了他们的真正意图。这份文件是巧妙的言词和奸诈的权术相结合的一篇奇文，里面有几段话使我不禁想起了《尼伯龙根之歌》[4]里的一个场面：米梅一方面告诉西格弗里，说是要毒死他，同时又用一些亲热和讨好的话来笼络他。一方面呼吁团结，要求建立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却又毫不隐瞒在拥抱我们以后把我们窒杀或毒死的意图。〔笑声〕当我们全都被贴上同一个标签——在我们的脑袋全都被砍下来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以前——的时候，譬如说，当我们听到像茹奥、梅尔黑姆、汉德逊、王德威尔得和龙格这些人都被说成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时候，居然又邀请我们这些人来参加保卫无产阶级的利益，这最低限度也是一件怪事。
我非常明白，对待这些事情必须有能够一笑置之的度量。在共产党人的圈子里，只要你在原则上和他有分歧，你就会被骂做叛徒。至于我自己，当我想起那些其命运比我们战后的遭遇要悲惨得多的同志，当我想起他们会有什么心情的时候，我对这些侮辱就更不会生气了。所以，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在我们即将作出的决定中，个人恩怨是不会起任何作用的。
而且，我们非常强烈地感到，如果我们犯了错误（没有人能永远不犯错误），我们也知道，不论我们处在什么环境里，我们都是同我们的无产阶级一道行动的，我们是为我们的无产阶级工作的，我们只有一个愿望——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我现在把所有这些问题都在一边。如果我记起了某些事实，那是因为这些事实使我们不得不向你们提出一个问题。今天上午，你们用非常温和的和谨慎的语言告诉我们，你们不仅顾意和我们在会上联合起来，而且迫切希望这样做。我们是“社会党叛徒”、“社会爱国者”；我们是黄色的，是资产阶级的支持者；季诺维也夫甚至说我犯过罪。尽管如此，你们还是认为同我们一道开会是有益的。但是，你们以一种我提醒大家注意的巧妙方式解释说：你们希望实现无产阶级的团结只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只是一种狡猾的手段，以便你们能继续进行你们已经开始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这样答复你们：在我们参加共同的代表会议以前，我们必须得到某些保证：保证相互信任、保证不成立支部、保证不引起新的分裂、保证不破坏比利时和英国这些国家中仍然保持着的无产阶级的统一。
这是我们向你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你们去参加或者愿意参加国际代表会议，究竟是为了继续成立支部，还是打算和我们就某些明确规定的目标达成协议]
关于格鲁吉亚、阿尔明尼亚和乌克兰
我现在谈谈另外两个问题，它们和上一个问题同样重要，并且是彼此密切相关的。我刚才说过，我赞成我们的维也纳朋友所抱的愿望，即召开一次共同的代表会议，组织反对资本主义的共同防御行动。但是，即便你们按照维也联合会的建议限制你们的议程，难道你们认为，在讨论到用哪些方法来组织无产阶级防御的时候，有可能避开某些必然会提到大会上来的问题吗]难道你们不明白，如果在没有事先提出解释和保证的情况下召开会议，在第一次开会的时候，来自俄国所有边区国家——来自乌克兰、来自阿尔明尼亚、来自格鲁吉亚的社会主义者代表们就会站起来提出这些问题吗]在阿尔明尼亚，一个被屠杀、被镇压达二十年之久的民族，现在又处于基马尔的军队和红军的夹攻之中。在格鲁吉亚，构成我们国际的一个支部的同志，对于被他们称之为——我认为这样是有理由的——布尔什维克帝国主义的现象到气愤。这些将是会议第一天开幕就要碰到的问题。
关于政治犯
但是，此外还有一个比高加索各小国的处境更加严重、更迫切需要解决（如果还得上可以解决的话）的问题，这就是政治犯问题。欧洲的一切社会主义者，不论他们具有什么样的倾向和观点，他们对这个问题都是非常关心的。假设我们明天就召开一切社会主义政党共同参加的会议，难道这个问题不会必然被首先提出来吗]难道你们认为，在举行这样一次会议的时候，我们不会要求那些今天被关在监狱里的人——那些可能被判处死刑、那些在沙皇政权下坐过牢而今天在第三国际的政权下又坐了牢的人——同我们一道参加会议吗]
如果不预先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怎么能够防止它们在举行共同的代表会议的第一天、第一小时就被提出来呢]这样一来，结果又会怎样呢]如果你们坚持走你们已经选定的道路，你们十分明白，这将意味着有一场必须进行到底的斗争、一场为保卫人的起码权利而进行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本来是要加强和巩固我们的力量来反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国际会议，就会适得其反地导致暴力、混乱、分歧加深和无产阶级由于分裂而被削弱的悲惨景象。
公民们，我们所以认为，必须先解决以下这三个问题，然后才有可能就召开共同的代表会议的问题作出决定，其原因就在于此。
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你们参加会议是为了一道设法来加强我们的共同行动，还是为了削弱和分裂我们]
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召开会议，目前被剥夺了决定自己命运的一切权利的民族，乌克兰人、阿尔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是否能够自由地选出他们参加共同会议的代表]我特别强调格鲁吉亚问题，我主要谈的是格鲁吉亚问题，因为我亲自看到过那里的情况，我是一个目击者，我们都是目击者；在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那几个星期里，全体人民一致地——或者几乎是一致地——聚集在红旗下面，在实行自由选举的制度下面，选出了一个社会党占绝对多数的政权，一个希望存在下去、有权利存在下去、我们也坚决帮助它存在下去的政权。我再次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召开共同的代表会议，格鲁吉亚党和我提到的其他一些政党是否能自由地选派它们的代表]
还有第三个问题，也就是我们非常关心的政治犯问题。我无意于以法官自居；你们已极对他们提出指控，你们必须提出充足的根据，而我们在听到你们的证据以前不得不保留自己的看法。我们有权利也有责任提出这样一个要求；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审判应该在能够使社会党国际成到满意，特别是能够使基本的辩护权得到保障的情况下进行。要知道，你们在这个问题上是有着一个表示“宽洪大量”的机会的！不要说什么你们不能代表俄国政府。每个人都知道，你们自己就率先说过，俄国政府实际上就是第三国际。在这个问题上，你们可以有机会说：“我们将提出我们的证据，这不是在一个不受任何监督的特种法庭上，而是在共同的代表会议面前，在国际面前。”然后，就会发生以下两种情况中的一种：或者是，你们的指控被证明是莫须有的，而且人们会向你们指出这一点；或者是，你们的指控被证明是真实的，从而使那些怀有罪恶意图的被告为无产阶级所摒弃。
总结起来说就是：保证不成立支部；保证现在被你们占领的领土上的那些民族能自由地选出代表团；最后，保证那些政治犯有辩护权。这些就是我们的条件。当我们知道在莫斯科，在莫斯科的监狱里，那些程为我们的事业遭受过苦难的人今天仍然在坐牢，而我们却在彼此之间自由地进行讨论，你们难道认为我们会同意和你们一道参加会议吗]在一次共同的代表会上，我们都必须心情舒畅，我们不能把蓄意作恶的宪兵和刽子手当做盟友。〔拉狄克喊道：而你们是比利时国王的盟友！——法兰西剧院！（FranzösischesTheater）〕
最后的呼吁
公民们，这就是我代表——我再强调一遍——第二国际执行委员会所要说的话。我竭力使自己不带着怨愤的情绪讲话，而且我可以保证，虽然我们经常受到侮辱，我们从来也没有以牙还牙。在我讲话快结束的时候，我请求你们考虑一下这些讨所涉及的重大问题。从1914年以来，我们是第一次在这里聚会。在今天这个会上，看到切尔诺夫、唐思、马尔托夫这些人——不论他们是作为记者还是作为代表——同拉狄克或布哈林坐在一起，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景象。我们今天终于能一起开会了，而且，公民们，会议正是在德国国会大厦举行的。过去，从这里发动了战争；今天，自由人却坐在专制制度的废墟之上。但是，得来不易的这种自由现在仍然是不稳定的和岌岌可危的；它正在同时遭到雇主、保皇党和军国主义反动势力的威胁。难道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一切分歧搁到一边，联合起来保卫它、扩大它并且通过国际行动为社会主义的到来准备条件吗]
[1]司丁尼斯（HugoStinnes，1870-1924），德国有势力的垄断资本家，1920——1924年任国会议员——译者注
[2]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代表于1922年2月23日至27日在法兰克福举行会议。——译者注
[3]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提纲。这个提纲1922年3月14日《共产国际》杂志第20期，标题是《关于工人统一战线和对待参加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的工人以及对待支持无政府工团主义组织的工人的态度》——译者注
[4]《尼伯龙根之歌》是德国的史诗，西格弗里是史诗中的主人公，一个后来遭人暗害的英雄。——译者注
保尔·福尔代表维也纳联合会宣读的宣言
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执行委员会按照维也纳国际代表会决议的精神与思想来参加三个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1921年2月召开的维也纳代表会议确定了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的基本原则，明确了它和第二国际及共产国际的分歧，提出自己的目的是无例外地团结一切无产阶级政党反对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并用自己的全部工作来完成这个任务。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对现在召开的代表会议表示欢迎，希望它成为达到这个目的的第一步。
成功的条件
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坚决尽一切力量促使这个目的实现，但不得不强调指出，只有当各个无产阶级政党之间的斗争仅采用思想武器进行，而不恶化到一个无产阶级政党采用恐怖手段反对另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地步时，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利益所要求的其正的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才得以建立。
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执行委员会指出，在苏维埃俄国，在共产党的专政下，劳动人民群众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和工会自由。社会主义的政党遭到恐怖手段的迫害，并丧失了进行活动的任何可能；执行委员会还断定，社会主义的格鲁吉亚被军事占领夺去了自决权。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执行委员会认为，为了建立整个无产阶级的真正的统一战线，必须恢复俄国社会主义政党平等的政治权利、俄国工农的政治与经济活动的自由、格鲁吉亚劳动人民的自决权。
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特别注意到，社会革命党党员由于四年以前在公开的国内战争期间的某些莫须有的罪名竟被判处死刑，何况根据苏维埃政府屡次宣布的大赦，这些罪名都是应该获得赦免的。这就使得由这次代表会议开始的工作在道义上不能继续下去。
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肯定，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中，甚至在右翼社会民主党参加政府的国家中，左翼社会党和共产党都受到野兽暴行的摧残，同时右翼社会党参加的政府违背了各民族自决的权利。执行委员会认为，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必要前提是，所有社会党竭尽全力恢复共产党以及所有工人政党表达思想的完全自由，并争取释放许多因进行革命斗争而遭到监禁的受害者。
建立统一战线的绝对必要性
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确信，无产阶级斗争的必然进程将导致统一战线思想的胜利，使国际无产阶级统一的这些前提得到承认。由于抱着这种希望，所以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执行委员会认为，在这次仅仅作为召开更广泛的共同会议的筹备会议上来讨论一切争端问题，是不适宜的。执行委员会表示愿意共同讨论为恢复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所需要进行的工作。
卡尔·拉狄克的发言[1]
在我们的宣言中，我们没有为召开国际代表会提出任何条件。我们坚持邀请书中表述的立场，按照第二半国际的看法，这应该是一次行动的会议。然而，我们坚持的这个立场，看来，维也纳国际正在打算放弃。
对王德威尔得的答复
我们不准备在这里算老账。但这并不是由于我们打算对于必须说清的事保持沉默，而只是因为，我们集中注意当前的要求和世界无产阶级总的状况，并告诉自己：这时来重复旧时的指责是毫无意义的；应该考虑我们将作些什么。
第二国际的代表王德威尔得却认为他那方面有几笔账非算清楚不可。他说这些话时所发出的声调和所作的姿态同我们在巴塞尔曾经看到的一模一样（共产国际代表们喊：“对”），那时，他作为“国际”的领袖会宣誓要引导我们反对战争。一刹那间，我们被王德威尔得的动人的声调带回到过去的时日，那时我们曾相信他的热情洋溢的语调；一刹那问，我们忘记了，这个声音曾淹没在大炮的轰鸣声中。如果王德威尔得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把这八年总结一下，这个总结可能使这次代表会议遭到破坏，但它会使这位比利时王国前任大臣听起来感到很不愉快。他忘记了泪水汇成大海，他忘记了尸骨堆成高山，他忘记了全世界受到的一切灾难痛苦。对于他来说，这种总结是不存在的。这样总结之后，他会走过来向我们说：给一点儿信任、起码的信任、少许的信任，如果你们不先答应给我这种信任，那我们便没有什么可谈的。我们可以当着王德威尔得公民的面说；一点儿也不信任！我们过去已都因为这种信任而付出了代价，以致我们现在已成敌人一般，不得不重新导找互相了解的途径。如果你对我们甜言蜜语地说到信任，我们就明确地答复你——不信任！信任什么]
信任问题
信任战争么]信任什么？信任你作为比利时的大臣参加签订的凡尔赛和约么？信任什么？信任谁？你代表组织讲话。这个组织并非仅由小小的比利时组成的。对工党只在口头上反对的英国占领表示信任！对第二国际的代表在这里闭口不的那些罪行表示信任！社会革命党人蔡金公布了英国政治警察下令枪杀高加索二十六位无产阶级领袖的文件。凶手的姓名被公布了。托姆·肖公民在英国会中会否质问过：罪犯后来怎样？马利斯坦将军和汤姆生将军结果如何？而你们竟说：信任。第二国际说这种话的时候，其在座的代表中间就有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我们要问：三个国际判决杀害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凶手的法庭在哪里？（共产主义者喊：“对”。）他们是被柏林近卫师特别法庭判罪的，如果你们胆敢污蔑俄国法庭，我们就要对你们说：把沾满罗莎·卢森堡、李卜克内西与列文奈的鲜血的魔掌箱回去（共产主义者代表们热烈赞同），他们不是被土匪杀害的，而是当你们（面向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参加政府、利用无产阶级的信任为非作歹时被你们的法庭判决的。
无所谓信任的共同斗争
你们会说：既然如此，你们通过这次代表会议想达到什么目的呢？玩弄策略手段有何意义呢？我要冷静而明确地当面对你们说明我们的希望。
你们之所以参加这次代表会议，是因为你们迫不得已：你们过去是全世界反动派的工具，现在，无论你们愿意与否，你们应当是为无产阶级利益而斗争的工具。
我们和你们坐到一张桌子上来，我们希望和你们一致斗争，这个斗争将决定，这究竟是像你们所说的为共产国际谋利益的一种手腕，还是工人阶级汇合的一股巨流。你们的行为将决定，我们的行动有何意义。如果你们和我们、和各国无产阶级一同斗争（不是为专政而斗争，在这一方面我们不信任你们），为面包而斗争，为反对继续破坏全世界而斗争，那末无产阶级在这个斗争中便会团结得更紧密，而我们也不会再根据过去的恶行、而会根据新的事实来评论你们。当这些事实尚未具备的时候，我们就要冷静地进行这些谈判和共同行动，但抱着极不信任的心理，并确信你们在这个斗争中会再三再四地落伍。
但是我们愿意试图和你们共同斗争，这不是因为对你们有感情，而是为了当前的迫切需要。这种需要推动着我们。这种需要也迫使你们在这所大厅里和你们称之为罪犯的共产党人一起开会。
现在来谈王德威尔得公民提出的另一些条件。大家今天在这里所听到的，是第二国际的粗暴攻击，共目的在于吓唬我们。而维也纳国际则是无可奈何地怀着沉重的心情来这里伴奏一番。我谈到第二国际的先生们对我们提出的条件，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回避对你们作这种答复。
凡尔赛和约问题
条件！王德威尔得公民说：你们谈到凡尔赛和约。他顺带说，他害怕提出这个问题也可能对司丁尼斯有所帮助。德国工人甚至买不起衬衣。国际资本已从贫困的德国人民身上发了一笔横财，王德威尔得公民对此是漠不关心的。他害怕司丁尼斯会更加富有，大家知道，司丁尼斯正在和苏维埃俄国谈判，甚至可能会拨给共产国际一笔款子。（共产主义者代表中间发出笑声。）
王德威尔得先生没有说明白：他是否想和彭加勒一样，说到恢复和平却不涉及凡尔赛条约。否则，他关于司丁尼斯的设法除此以外又有什么意思呢？我没有足够的外交天才来了解这一点。（哄堂大笑。马尔托夫喊道，“你证明了这点”。）我证明了这点，完全对。其次我要问：第二国际是否愿意把凡尔赛和约的问题列入代表会议的议程？如果作为第二国际成员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竟反对国际代表会议在这里讨论凡尔赛问题，那是非常有意思的。大概，这是由于把希望寄托在劳合一乔治的身上了。
弱小民族问题
现在我来谈对我们提出的其他条件。王德威尔得怀着素来对受压迫的弱小民族（甚至包括刚果地方的弱小民族在内）的热爱问我们，如果被杀害的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显灵了，并且责问道，该隐[2]，你为什么杀害我们？那时你们打算抱着什么态度来参加代表会议？我明白地告诉王德威尔得公民，为什么我们杀死了这个班柯。至于说到乌克兰，乌克兰并未死去，它活着，它很强大，它在斗争。只有彼得留拉政府的幽灵才打扰王德威尔得的美梦，这些幽灵靠着波兰总参谋部的金钱过活，同时又向巴黎以及向“国际”求救。王德威尔得大可放心，乌克兰虽然有饥馑现象，但它活着，它很健康，它将作为苏维埃联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作为一个边区国家，和我们一同为俄罗斯人民与乌克兰人民的复兴而斗争。（喊声：但不是乌克兰人民。）我肯定，驱逐了彼得留拉政府（虽然它有德国政府的支持）的工人和农民都是乌克兰人。（对叫喊者说）我不知道，这个斗喊者过去是不是拉达的成员，这个组织当时在霍夫曼将军的帮助下把我们赶出了乌克兰，现在又指望在协约国的帮助下干出同样的事。（又发出喊叫声）至于谈到格鲁吉亚的问题，我不清楚，究竟是什么使王德威尔得坐立不安，是因为在第比利斯的齐赫泽与饶尔丹尼亚的位置上出现了穆吉万，还是因为通巴库的路不在英国手里（笑声）。我要告诉第二国际的代表、首先是英国代表：不许干涉格鲁吉亚。当格鲁吉亚政府在英国大炮的掩护下屠杀格鲁吉亚的工人和农民时，你们没有表示抗议。（反对声和喊声）我们的肃反人员不是有才能的文学家。而以你们的国民自卫队导人朱格里为代表的格鲁吉亚人却相当粗心，以至于留下了一本书。这本书中对于格鲁吉亚民主派的描写如此露骨，我们只要在最近的代表会议上拿出这本书来，你们就会相信，格鲁吉亚国家也是建立在铁血的基础上的。如果你们发问，——我们现在公开说明这点，——为什么我们帮助推翻格鲁吉亚政府，我们就会根据格鲁吉亚政府如此疏忽大意地刊印的文件来答复你们。格鲁吉亚外交部长致面阿列克塞也夫将军说：我们帮助了白军，我们不仅和你们一同压了布尔什维克，而且还供养了你们的白军军官，并让他们转到你处。如果代表会议准备成立一个人数不多的委员会来研究这些文件的真假，我们极愿提供这些文件。
关于政治犯
最后来谈谈最动人的地方：如果没有社会革命党人，你们怎么办？
如果没有这班出色的国际主义者，你们怎么办？诚然，他们既未参加第二国际，也未参加第二半国际，但是受到第二国际的庇护并申请加入第二半国际。我们荣幸地在这个会议上看见以记者身份出现的前俄国立宪会议主席切尔诺夫。我认为，如果你们打算和我们争论关于社会革命党人的问题，那末社会革命党人在国外比比皆是，同时也没有必要给这个代表会议收罗一批拿着手枪伺机杀害俄国革命领袖的家伙。（施奈德喊道：斯皮里多诺娃！）请你收起斯皮里多诺娃问题，我没有理由谈论这件事。
行动和讨论
且让我把各项争端暂时放在一边，实事求是地提出问题：我们同意维也纳国际，建议召开代表会议来准备行动。我们对自己设，行动绝对不需要辩论意见不一致的问题和方法。如果有什么办法可以和矛盾，那末这个办法就是共同斗争。共同斗争将在无产阶级各部分之间建立起一道桥梁。如果你们对这个行动的会议表示怠工，使国际代表会议的召开只是为了进行争论，我们就要说，无产阶级要面包，你们却给他们石头。但我们并不习惯于避开争论。那时我们就会在这里坐下来进行辩论，那时我们就要在会上向你们算这八年来的账，并要求加以讨论。我们提醒那些叫喊不许碰社会革命党人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注意，苏维埃共和国的战士在巴伐利亚监狱中被囚禁了三年，工人们因为三月行动被关在德国的感化院中。（维尔斯：艾伯林！）问问豪辛，他会告诉你们。我们问他们，杀害达托的凶手怎样了？有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参加的德国政府为了让社会民主党人领导的柏林警察得到五十万比塞大[3]的赏金，把达托送上了西班牙的绞架。其次我们要问你们，谁杀害了德国的一万五千名无产者。我们且看，你们怎样答复我们（维尔斯：“问艾伯林”）。杀害一万五千名工人的不是艾伯林，而是诺斯克，这是举世皆知的。我们要向每一个国家算账。如果我们竟是罪人，那你们，在座的亲爱的诸位，就是罪大恶极的一打政党的代表。总之，概括地说：我们主张召开行动的代表会议，这个会议应该讨论，当资本聚集力量不是为了复兴全世界，而是为了掠夺全世界，使资本家能够巩固自己的统治时，我们应当怎么办。我们应当采取哪些手段反对失业、反对资本家同盟歇业的浪潮？这是我们的纲领。在这方面，你们如要进行争论，我们就同你们争论。但为了安慰在为社会革命党人的命运感到忧虑不安的威情脆弱的王德威尔得（虽然直到如今他还把佛来米族的自治主义者关在监牢里）和神经过敏的维尔斯，我们愿意说：请我们证明，你们为人比我们好；请向我们建议，用被你们列为圣徒的恐怖分子来和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战士及三月行动的战士交换。（切尔诺夫的喊声：勒索！）谁说勒索，谁就是无耻之徒，我这样回答你们，是要你们再不提这个字。（会场骚动）我们说，如果你们打算破坏代表会议，你们就得负责。你们打算召开代表大会讨论行动问题，我们同意；你们打算召开大会同时来研究无产阶级斗争的方法，我们也同意。我们准备参加任何形式的代表会议。我们不能容忍的是：有人提中了先决条件；尽管这些人得不到十分之九的无产阶级的丝毫信任，但我们并没有向他们提出任何条件。（维尔斯的喊声，骚动）我声明：如果你们向我们提出应当在出席代表会议之前履行的条件，我们的答复是，我们拒绝这些先决条件。如果在共同的斗争中我们接近起来，将会产生一定的要求，但这是不必预先规定的。这些要求将从共同的斗争中产生出来，因此我们赞成共同的斗争。
我重复一遍，我们接受第二半国际的建议，我们也向第二半国际提出问题：你们是维持你们在一月言中向我们提出的建议，还是收回这一建议并向我们提出新的条件？如果你们选择后者，那末我们就面临着新的形势，我们将研究这种形势。我们是根据你们的宣言到这里来的。〔共产主义者代表们表示热烈赞同〕
[1]正文中重点都是拉狄克自己加的。——译者注
[2]旧约中杀弟者之名。——译者注
[3]西班牙币名。——译者注
肖：我们现在休会，明天上午十点再开。（会议于下午七点结束） |
第272号文件帝国主义和约与工人阶级的任务.content{FONT-SIZE:12pt;LINE-HEIGHT:25px;FONT-FAMILY:"宋体"}.contentIMG{MARGIN:7px}.TitleLinks{TEXT-ALIGN:center}.TitleLinks.content{LINE-HEIGHT:20pt}.TitleLinks.contentIMG{MARGIN-TOP:7px;MARGIN-BOTTOM:7px}A:link{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functionsetVariables(){if(navigator.appName=="Netscape"){v=".top=";dS="document.";sD="";y="window.pageYOffset";}else{v=".pixelTop=";dS="";sD=".style";y="document.body.scrollTop";}}functioncheckLocation(){object="object1";yy=eval(y);eval(dS+object+sD+v+yy);setTimeout("checkLocation()",10);}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第272号文件帝国主义和约与工人阶级的任务报告人悉尼·维伯（英国）、鲁·希法亭（德国）莱昂·勃鲁姆（法国）一以占有世界财富为目的的帝国主义战争，终于以破坏这些财富而告结束。随着战争的惊人的破坏而来的是世界经济危机，这次危机的持续时间和强烈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它葬送了千百万的劳动力，使全世界的生产量和贸易额减少了一半，使广大人民的贫困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和约是跟世界经济的需要完全相矛盾的，它使危机延长并加深，同时阻碍了被破坏的世界经济的恢复。和约使战败国产生疑虑并经常担心新的暴力会卷土重来，和约破坏了战败国的支付能力并使它们在整顿国家财政和货币体系方面遭到莫大的困难。战败国货币的急剧贬值所造成的群众贫困，世界市场的紊乱，在中立国的销售市场的丧失，失业和工资下降，战胜国阵营的横行霸道和飞扬跋扈，最后还有满怀仇恨、亟图报复的梦想，以及无论在这些国家或那些国家中都存在的与和平背道而驰的民族主义——这便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阶段的后果。在各国经济中所实行的漫无边际的关税保护政策，其目的似乎是为了排除危机的影响，但却使经济上和政治上支离破碎的欧洲巴尔干化，从而使悲剧愈益加深。备战的规模之大是空前未有的。常备军的数量，比任何时候都多得多。殖民主义列强争夺煤、石油和金属产地的活动已成为一种经常的斗争；这种斗争破坏了许多民族的幸福，不断孕育着新的战争危险。日益觉醒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被帝国主义利用来实现自己的统治和剥削。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统治阶级所实行的帝国主义，有把人类拖入新战争的危险——如果国际无产阶级的力量不足以制止这种危险的话。这些将用日新月异的毁灭性武器来进行的战争，其结果必定使全人类的文明趋于毁灭。帝国主义政策的这种后果给无产阶级指出他们面临的任务。摆脱了沙皇制度的压迫，为1918年革命的成就所鼓舞（这次革命推翻了中欧的帝制并将民主共和制这一武器交给了中欧无产阶级），并因工人组织、首先是英国工党的蓬勃发展而更加壮大的无产阶级，提出了自己的和平、人民自由和社会主义的政策来和帝国主义政策相抗衡，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彻底地保障普遍和平。各国工人阶级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便是严格监督它们政府的对外政策，大力反对每一项足以引起各国人民关系的尖锐化和威胁和平的措施。工人阶级应当不遗余力地反对把暴力强加于他国人民头上，千方百计地捍卫各国人民的自决权的完整，并要求通过客观的仲裁法庭来和平地解决一切国际纷争。这种应由国际无产阶级发动的反对任何帝国主义政策的斗争，只有在每一国家的工人阶级首先起来反对本国的实行帝国主义政策的资产阶级并提出多种多样的阶级斗争方式时，才具有最广泛的影响。而在这种斗争具有国际性质的时候，它的意义就将更为巨大了。工人阶级应当对强加在少数民族和小教派头上的暴力进行斗争，并且要求给予它们以建立民主自治机构的权利，以便消灭最危险的国际冲突的根源；工人阶级还应该反对扩张殖民地、剥削殖民地人民和强行破坏他们的经济制度，要求给予殖民地人民以自治权，而在条件尚未具备的地方，则应当有计划地、毫不拖延地为实现自治而准备条件；最后，为反对关税保护制和坚持商品自由交换与流转而斗争，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项职责。工人阶级只有在促使各国普遍地裁减海、陆、空军的情况下，才能够保障世界持久和平。单方面解除战败国的武装，只能使帝国主义采用暴力的危险性加深。而普遍地裁军，便能完全消除这种危险。因此，每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应当给予本国政府以经常的压力，迫使政府向其他国家提出普遍裁军的建议。工人阶级应当反对一切把局部冲突扩大成全面冲突的军事同盟；此外还要反对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而用人民的生命和财产作赌注的一切秘密条约。国联[1]有沦为无足轻重的机构或蜕化为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工具的危险。工人阶级的责任便是采取各种办法来防止国联遭罹这种厄运，并利用自己在各国的影响来证明国联应按如下方式进行改组，即一方面要吸收一切国家参加该组织，另一方面必须通过每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对本国代表在国联中的活动实行直接监督而使其机构民主化，以便使国联不但真正地成为捍卫各国人民的和平和权利的机构，并且能够成为一切现代国际条约的审查机构。新恢复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在团结世界各国工人政党的力量的同时，认为反对导致战争的资本主义制度乃是自己的最高职责。国际根据海牙和平代表大会（1922年）就“工人阶级的任务”所作的决议，认为必须彻底查明各无产阶级政党在战争时期的活动情况。搞清楚这个问题乃是国际应尽的一项职责。国际号召各国工人群众制止极其有害的分裂行动，并团结自己的一切力量来对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决定这种斗争的成败的首要条件，是各国的工人政党拒绝对帝国主义战争作任何支持，工人政党在议会中的代表应当投票反对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军事拨款。二代表大会认为遭受破坏的地区有恢复经济的权利，并对军事占领鲁尔地区再次表示一致的抗议，同时宣布：恢复遭受破坏的地区，是从物质上与精神上使欧洲得到安定的一项最重要的条件。德国毫无疑问应当担负这种恢复工作的重担，因为它在恢复欧洲方面具有道义上的责任，德国的工会与社会主义党派已在阿姆斯特丹（1921年4月）和法兰克福（1922年2月）自愿地承认这点。这些组织应当尽自己一切力量，采取各种办法来促使这项任务实现。但是，实际支付赔款首先会受到经济能力的限制。法兰克福代表会议已经说明，凡尔塞和约的草拟人在这方面的一切假定，特别是关于德国的出口能力和它的通货稳定情况的假定，已完全为后来的事实所推翻。从那时候起，局势日呈尖锐，终于演变成目前这种真正悲剧性的形势。从另一方面来看，只有在德国与其债权国之间达成完全一致的协议，同时，只有在放弃对它国施加暴力和占领别国领土的做法，从而使各国之间由于相互信任而建立起正常的关系，并使全世界对于持久和平与安宁具有信心的时候，赔款工作才能够得到切实执行。最后，德国的赔偿义务只能限于实际的物质损失，而不担负战争受难者的抚恤金。因此，国际在这方面的任务在于通过直接有关的政党来对协约国政府，特别是对法国和比利时政府施加压力，以便最后用建立在理智、协商和国际合作基础上的决定，来代替那些由于采取强制与暴力的办法而成为无法实现的梦幻般的遐想。对德国资产阶级和德国政府同样也应当施加压力，因为前者由于自私自利，后者由于它的软弱，已成为德国的政治与财政复兴的最严重的障碍，而一切赔偿政策以及德国工人阶级的较好的生活条件和较合理的工资，归根到底，都要依靠德国的政治与财政的复兴。必须根据法兰克福决议的精神来对这个问题作出肯定的决定。法兰克福决议完全为代表大会所接受，这些决议的基本内容无须修改，它们完全符合目前的要求和条件。因此，代表大会要求：1.最后确定德国的债务数额，其货币额应与物质赔偿的实际数额相符。2.拟定一个付款计划，这个计划可以通过国际信贷关系而使德国最迅速地摆脱债务并及时地给予债权国以必要的赔款。3.协约国政府之间应签订一项协议，以便能够把付款真正地用于赔偿损失。从协约国和美国方面来说，这方面的前提是：甲、放弃对德国提出的关于支付战争受难者抚恤金的要求；乙、完全取消相互间的债务与要求。德国政府最近提出的建议，以及法国和比利时方面、英国和意大利方面的答复，给谈判的恢复带来了希望，而这次谈判是应当能够达成协议的。代表大会预先在工人阶级面前谴责一切阻挠举行谈判的顽固不化的政府。全世界都在渴望解决赔款问题，这个发生在工业化欧洲心脏的问题，引起了空前未有的危机。这个危机正笼罩着各国的经济生活并威胁和平的基础。代表大会一致地坚决反对对鲁尔地区的军事占领。认为占领鲁尔可以保证赔款的实现，这种说法是不对的。相反，这种占领正在日益削弱德国的支付能力。应有的赔偿和信贷业务只有通过劳动和相互信任，也就是只有在和平与协议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认为占领鲁尔可以保障法国与比利时的绝对安全，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相反，这种占领正如任何军事占领行为一样，只会煽起仇恨的意念和加深新的冲突的危机。它会扩大各国之间的矛盾，而各国之间的合作则是欧洲复兴的重要条件。仅仅由于占领鲁尔而使德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受到刺激和侮辱这一点，正如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已经使得德国国内那些有计划地利用民族自尊心来为军国主义和君主制度反动势力服务的政党获得巩固。军事占领给德意志共和国带来危险，威胁着它的生存，使它有灭亡的趋势，同时毫无疑问会把欧洲推向新的动荡和战争。代表大会认为，对鲁尔地区的占领沾辱了人民的最高权利——在和平环境中生活和在没有外国暴力的威胁下工作。任何一个条约都不能为战胜国这种滥用权力的作法开脱。代表大会反对任何旨在兼并德国领土或是破坏德国统一的措施，不管它所采取的是明显的还是隐蔽的形式。代表大会反对又把那套野蛮方法搬用出来，即债权国劫持千百万工人作为人质，以代替应由德国政府与资本家提出的物质担保。代表大会确信既能反对外国军国主义的压迫又能阻止狭隘民族主义的蔓延的工人们一定会兄弟般地团结起来。大会对工人们所作的消极反抗表示欢迎，认为这种反抗是劳动者的必然表现和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力量的标志，同时也是无产阶级面临胜利的一个预兆。三代表大会批准第二国际执行委员会和维也纳工人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就格鲁吉亚问题所作的决议，要求苏联军队退出格鲁吉亚并恢复格鲁吉亚人民的主权。四代表大会抗议土耳其和俄国在亚美尼亚所建立的血腥的强暴制度，要求给予亚美尼亚人民以自决权。五代表大会提请工人群众注意：民族自决权无论在西方或东方都遭到蹂躏。在北海和黑海地区，在巴尔干半岛和中欧一带，那许多从俄国和德国划分出去的民族的国界，并非民族自决的结果，而是暴力强制的结果。代表大会责成各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捍卫这些民族的自决权。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执行委员会应当通过召开一切有关的社会党的代表会议，贯彻工人阶级的统一的政策，以便采取和平与民主方式解决这些民族争端。--------------------------[1]指国际联盟。——编者注 |
第270号文件汉堡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通告.content{FONT-SIZE:12pt;LINE-HEIGHT:25px;FONT-FAMILY:"宋体"}.contentIMG{MARGIN:7px}.TitleLinks{TEXT-ALIGN:center}.TitleLinks.content{LINE-HEIGHT:20pt}.TitleLinks.contentIMG{MARGIN-TOP:7px;MARGIN-BOTTOM:7px}A:link{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functionsetVariables(){if(navigator.appName=="Netscape"){v=".top=";dS="document.";sD="";y="window.pageYOffset";}else{v=".pixelTop=";dS="";sD=".style";y="document.body.scrollTop";}}functioncheckLocation(){object="object1";yy=eval(y);eval(dS+object+sD+v+yy);setTimeout("checkLocation()",10);}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第270号文件汉堡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通告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工人们！社会主义国际因世界大战而陷于瓦解。一方面，原来的国际只剩下了一些孤立的社会党，另一方面，出现了一些只代表世界一部分无产阶级的党派。这种组织上分散的状况引起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它削弱了无产阶级的战斗力，加深了对即将来临的斗争的条件与时机的看法的对立。在现代世界政治形势下，这种分散状况威胁到工人阶级的生存问题。在事件的必然进程的影响下，工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期望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统一观点和共同行动。社会主义国际正在力图同时实现联合行动和统一纲领的理想，但是，事情很明显，社会主义国际的这一目标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达到的，必须经过长时间孜孜不倦的工作。在世界大战最后几年与战后头几年的期间，关于无产阶级谋求解放的革命斗争的行动方法与发展前途的问题，在社会主义集团内产生了深刻的分歧。但是现在我们却处在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反动派无论在政治或经济方面，都日益加紧进攻。资产阶级的全面进攻充分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霍尔蒂的血腥制度在匈牙利的建立，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的获胜，以及德国反革命运动的猖獗。这种进攻正遍及世界各国。在这种形势下，无产阶级的基本任务便是集中自己的一切力量，结成一道具有战斗力的巩固的防线，以对付资产阶级的反动阴谋。如果说过去的年代是在涣散的标志下度过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就应当在整个工人阶级力量大团结的标志下行动起来。这两个阶段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经历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世界各国的情况也大都如此：在革命动荡时期各国社会党发生分裂，而现在则又实现（至少是接近于）新的团结。只有那些自命为共产主义政党的党派才有意识地反对无产阶级联合的过程。只有他们才竭力提出与团结起来的无产阶级针锋相对的见解，并且准备用一切办法来破坏群众组织的战斗力，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给某一个共产主义集团或莫斯科的统治政策多少带来一些好处。正是由于这种打算，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竟在最紧要的关头使伦敦、维也纳和莫斯科执行委员会联合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成为不可能[1]。从那时起，由于俄国社会主义者不断受到骇人听闻的野蛮迫害，因而想与莫斯科执行委员会达成协议的困难便更为加大了。如果目前就来预测，在共产党人放弃他们对待社会党的错误策略之后，或是在共产主义党派——这些党派在许多国家已经存在——实际上停止了活动以后，全世界无产阶级能否在统一的代表大会上联合起来，这种猜测将是徒劳无益的。无论如何，跟莫斯科执行委员会一起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可能性，在一个长时期内是不存在的。在取得1922年4月柏林代表会议的失败教训以后，对于解决无产阶级战斗力这一迫切问题来说，除召开国际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大会外，已别无他策。根据上述情况，伦敦和维也纳的国际执行委员会选出了一个委员会，负责筹备1923年5月21日在汉堡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于1923年1月5日和6日在科伦就代表大会的筹备事宜举行会议后，提出初步的议程如下：1.帝国主义和约与无产阶级的任务。2.反对国际反动派的国际斗争。3.八小时工作日和国际社会改革。4.国际无产阶级组织。……恢复“国际”并不是某一个委员会或某一个社会党的事情。它应当通过各国社会党相互间达成协定（相互适应）来实现。达成这种协定是需要时间的，因此不能够在工人阶级的国际组织刚一成立时，就把它看作是参加该组织的各党派相互间的原则性协定的结果；然而它是达成这种协定的最重要的前提之一。无产阶级政党通过交流经验，通过在实际工作中积极合作以显示在国际工人运动的目标和方法上的团结一致，就必定能够为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行动创造日益雄厚的基础。代表大会的发起人根据上述情况声明，他们不能预先决定未来国际组织的活动，而仅限于确定一些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在实践中限定了能够联合起来一致行动以收到良好效果的政党的范围。所以，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邀请一切承认下列原则的社会党参加汉堡代表大会：（1）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工人阶级解放的目标，而阶级斗争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2）工会国际（阿姆斯特丹）所实现的工会运动的统一，是顺利进行阶级斗争的必然要求；（3）海牙国际和平代表大会（1922年）就“工人阶级争取和平的任务”这个问题所作的决议，是反对战争威胁的斗争的基础，此外，认为有必要彻底查明各无产阶级党派在战争时期的活动情况；（4）工人阶级的国际组织不但是和平时期实现任务的工具，而且在战争时期也是必要的工具；（5）各社会主义党派在社会主义国际成立后，只参加社会主义国际，而不能参加任何其他国际政治联合组织。我们希望，为了使无产阶级采取一致的国际行动而坚定不移地、孜孜不倦地进行工作的一切政党，将在汉堡代表大会上会聚一堂。阿布拉莫维奇，阿德勒，勃拉克，王德威尔得，维尔斯，韩德逊，克里斯平，斯陶宁格，萧，沃尔舍德。-------------------------[1]指的是1922年4月2-5日举行的柏林代表会议。——编者注 |
第269号文件三个国际的执行委员会联合宣言[1].content{FONT-SIZE:12pt;LINE-HEIGHT:25px;FONT-FAMILY:"宋体"}.contentIMG{MARGIN:7px}.TitleLinks{TEXT-ALIGN:center}.TitleLinks.content{LINE-HEIGHT:20pt}.TitleLinks.contentIMG{MARGIN-TOP:7px;MARGIN-BOTTOM:7px}A:link{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functionsetVariables(){if(navigator.appName=="Netscape"){v=".top=";dS="document.";sD="";y="window.pageYOffset";}else{v=".pixelTop=";dS="";sD=".style";y="document.body.scrollTop";}}functioncheckLocation(){object="object1";yy=eval(y);eval(dS+object+sD+v+yy);setTimeout("checkLocation()",10);}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第269号文件三个国际的执行委员会联合宣言[1]代表会议同意，不管建立无产阶级统一的阶级组织是如何需要，但在目前只谈得到由派有代表参加本次会议的各个派别举行联席会议，以便为执行一定的具体任务而共同行动。因此，代表会议建议三个执行委员会同意建立一个由九人组成的筹备委员会，委托它准备即将举行的三个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会议，并筹备吸收未加入任何一个国际的政党参加的扩大会议。每个执行委员会有权自行决定其三个代表的人选。该筹备委员会不得按多数票作出决议，而只能表达三个执行委员会之间可能存在的共同观点。代表会议认为，该筹备委员会应当争取和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及红色工会国际的代表进行非正式的会谈，以研究在各国及国际范围内达成协议与恢复工会统一战线的问题……[2]代表会议指出，每个执行委员会都表示愿意研究各有关方面提供的关于格鲁吉亚问题的材料。代表会议建议筹备委员会把研究的结果汇总成一份材料，并在三个执行委员会下一次的代表会议上报告。代表会议确定，根据第二国际代表的声明，代表会议认为不可能在4月间、即在热那亚会议期间召开共同的代表会议。但是三个执行委员会代表会议在原则上赞成于最近期间召开共同的代表会议。三个执行委员会负责把柏林会议上关于召开共同代表会议这一思想的发展过程告知对它们友好的各政党，并各自分别授权参加筹备委员会的代表把召开共同代表大会的工作进行到底。由于上述情况而不可能在本月内召开共同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认为，鉴于国际帝国主义资本的进攻，自觉的国际无产阶级必须直接进行群众性的行动，以表达共同的意志。因此，代表会议号召全世界所有劳动者在热那亚会议期间、即4月20日联合举行群众性的示威。凡因技术上或组织上的原因而不能在这一天举行示威的地方，改在五一示威。口号是：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反对资本主义各国赔款政策使失业现象严重加剧；拥护俄国革命，支持饥饿的俄国，争取各国恢复与苏维埃俄国的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在各国及国际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柏林代表会议记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出版社1922年莫斯科版）-----------------------[1]联合宣言被一致通过。——编者注[2]宣言下文涉及在1922年莫斯科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审讯中为他们辩护的问题。——编者注 |
译名对照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二国际->艾·王德威尔得《社会主义反对国家》（1918）
译名对照表
三画
门格尔Menger
四画
韦伯，悉尼Webb，Sidney
韦伯，比阿特里斯Webb，Beatrice
巴尔都Barthou
巴尔褐Balfour
巴枯宁Bakounin
巴托茨基Batocki
巴克斯顿Buxton
贝洛克Bellock
贝热勒姆Bergerem
贝恩斯，约翰Burns，John
贝洛蒂埃，裴南Pelloutier,Fernand
孔西德朗，维克托Considérant,Victor
五画
卢梭Rousseau
瓦扬Vaillant
瓦尔德克Waldeck
布昌Buchan
布劳塞Brousse
布朗基Blangui
布尔根，莫里斯Bourguin，Maurice
白里安Briand
卡利叶Carlier
加利费Gallifet
加里埃尔Gariel
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
圣克莱特Sainctelette
皮肖夫斯海姆Bischoffsheim
皮尔蓬姆，旺当Peereboom，Vanden
弗朗斯，阿纳托尔France，Anatole
弗雷尔—奥尔邦Frére-Orban
六画
安塞尔Anseele
考基Kautsky
米劳德Milhaud,V．
米歇尔Michels
米勒兰，亚历山大Millerand，Alexandre
迈克利斯Michaelis
乔治，劳合George，Lloyd
七画
彻斯特顿Chesterton
克里切夫斯基Kritchewsky
利奥波尔德一世LeopoldI
李希特维尔德，德Lichtervelde
闵斯特堡，胡果Muensterberg，Hugo
八画
波什Pouget
雨雷Huret
芳吞Fontaine
易卜生Ibsen
阿列曼Alleman
阿斯奎思Asquith
拉西斯Lasies
拉法格Lafargue
拉马丁Lamartine
拉布里奥拉Labriola
拉弗里埃尔Laferriére
拉加德尔，雨贝尔Lagardelle,Hubert
罗歇，茹尔Roche，Jules
罗塞尔，佛吉尔Rossel，Virgile
九画
英杰Inge
若雷Jourez
迪尔克，查尔斯Dilke，Charles
威斯Weiss
威伦斯Wellens
威尔逊，伍德罗Wilson，Woodrow
哈茨伯恩Hartsborn
哈茨费尔德Hatsfeld
保尔—崩库尔Paul—Boncour
娄厄耳，劳伦斯Lowell，Lawrence
柯瓦列夫斯基，马克西姆Kowalewsky,Maxime
十画
格德Gheude
格里弗尔Griffuelhes
茹利奥JuUiot
索歇里Cochery
索列尔，乔治Sorel，Georges
朗坎，茹尔Renkin，Jules
马隆，贝奴瓦Malon，Benoit
埃尔普特Helleputte
埃尔雷拉，保罗Errera，Paul
恩格尔哈特Engelhardt
十一画
海克Haeck
基尔梅Guillemet
基尔道夫Kirdorf
盖—格朗Guy-Grand
盖德，茹尔Guesde，Jules
莫里宰，安德烈Morizet，André
勒鲁瓦—博利厄Leroy-Beaulieu
十二画
斯宾塞Spencer
斯蒂芬Stephane
斯蒂格Steeg
斯图亚特Stuart
莱纳，德Leener，de
梅尔西埃Mercier
梅尔海姆Merrheim
雅菲，埃德加Jaffe，Edgar
菲力浦，路易Philippe，Louis
十三画
杨格Young
蒂森Thyssen
塔夫特Taft
塞涅卡Sénécal
塞克雷坦Secretan
塞西尔，休Cecil，Hugh
雷克斯，塞西耳Raikes，Cecil
奥斯特罗戈尔斯基Ostrogorski
十四画
福楼贝尔Flaubert
蒲鲁东Proudhon
维特Witte
维尔米希Vermeersch
十五画
摩拉Maurras
德厄姆Deherme
德纳叶Denayer
德勒西Delaisi
德尔布鲁克Delbrueck
德尼，埃克托Denis，Hector
德夏纳尔，保尔Deschanel，Paul
二十画
饶勒斯Jaurès |
第五章社会主义和国家统治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二国际->艾·王德威尔得《社会主义反对国家》（1918）
第五章社会主义和国家统治主义
在结束本文时，我们相信我们已经指出了社会主义和国家统治主义的区別。
国家统治主义意味着由国家，即由政府，来组织社会劳动。社会主义则意味着由集合在公共社团中的工人来组织劳动。
在这两种制度中，实现第一种制度可以设想为对于现有的阶级关系不发生任何根本的改变。
因此，在资本主义集中显得最突出的工业部门或国家，我们看到：那些根本对社会主义并无好感的工业巨头和政治家认为，到一定的时候，主要的工业部门都要由国家控制了。
例如，不妨重新读一下雨雷所写的《来因与威斯特法利》（《RhinetWestphalie》）一书中关于访问煤业辛迪加总经理基尔道夫先生的非常有趣的记载。
当基尔道夫先生为垄断公司辩护，竭力说明这个公司是在采煤业即将破产的情况下不得不组织起来的时候，他的访问者认为还可以采取一项中间的解决办法：国家在看到不是实行垄断便是让采煤业破产时，可以把采矿权抓在自己手里．由自己来加以经营。
于是基尔道夫先生回答道：
“它现在正在想这样办！它已经拥有萨尔河盆地和西里西亚的煤矿，甚至丰富的钾矿。它只想要买新的矿山。蒂森先生已经把座落在我们的盆地里的年产八十万至九十万吨的格拉德巴赫和瓦尔特罗普煤矿的开采权卖给了它，几年之后普鲁士国家也许就会变成辛迪加的一部分了。你要知道，它的目的首先在于挣钱，因为采矿是合算的。但它也注意控制价格，有机会就利用它的影响来降低价格以有利于政府。因此，基本上保守的普鲁士政府反对国家资本主义。”
基尔道夫先生还对这种倾向作了说明，他似乎觉得这种倾向是很自然的，但他并不赞成。其他一些人比他更进了一步。
当塔夫特先生担任美国总统的时候，《新自由报》（《NeueFreiePresse》）的一位编辑就国营企业问题对他进行访问，把他的意见概述如下：
“他相信，如果不对托拉斯加以限制，美国的这个倾向将到处产生完全的垄断组织，而那些垄断组织的经济权力势必会十分巨大，以致国营企业的利益，因而也就是社会主义，将成为必然的结果。”[1]
那家社会党报刊用一种有点过分亲切的口吻加以引述的这种预言，在许多人（除非怀有好意）为自己创立的关于将来社会制度的形态的怪论中是占有重要地位的。
问题确实很清楚，如果社会主义仅仅意味着由现在这种形式的国家把垄断企业接收过来，那么，这样一种制度势必会有政府权力的可怕的集中作为它的存在的条件。
圣保罗大教堂副主教英杰先生于一九一四年二月四日在赛翁学院发表的一篇关于《当代主要思潮》（《Principalcurrentsofcontemporarythought》）的讲演中说道：
“社会主义可以被设想为由少数属于拿破仑或庇埃邦特·摩尔根[2]一类的干练的人领导的拥有无限权力的机关政治；并且这种人是习惯于领取高的工作报酬的。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府可能是强有力的和昌盛的，但它将必须用铁杖来实行统治。”
如果这是社会主义，那么没有谁比社会主义者自己反对得更激烈的了；这一点难道还需要重复说明吗？
这样地概括起来的国家统治主义将维持工资制度，将维持雇主的权力，将维持存在于统治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从属关系。
相反地，社会主义却意味着这些关系的一种彻底的、根本的改变。
这不是由国家资本主义来代替私人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是由工人们即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主人们的合作来代替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这种消灭资本家和工人的差別的转变十足是一场革命。
这场革命，即《共产党宣言》把它比作地质上的一次隆起、比作推翻现有一切法律和政治上层结构的下层社会的一次起义的社会革命，也许是突然发生的或缓慢的，也许会采取以前历次革命的传统形式或者更可能的是分解为一系列比较艰苦、比较激烈的局部斗争；但是，不管根据任何解释，当这一革命完成时，作为有产阶级统治工具的资本主义国家，同作为共同利益管理机关的新国家即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将不再有丝毫共同之点。
今天，国家主要是一种附带地行使某些经济或社会职权的实行高压和统治的权力。相反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些职权将成为它的活动的主要部分。它将不再统治工人。它将直接从工人中间产生出来。它将成为他们的国家。它将符合圣西门的这一著名的定义：
“法兰西国家的目的，在于通过有实际效用的和平工作来实现其成员的幸福。”
这种从超越的资产阶级国家过渡到內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过程，要算阿纳托尔·弗朗斯在《巴黎的贝哲雷先生》（《MonsieurBergeretàParis》）的一段著名的话里了解和解释得最清楚了：
“‘什么是国家？’贝哲雷先生问他的女儿，她那渊博的学识已经不可思议地同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融合在一起。
贝哲雷小姐很快地回答说：
‘爸爸，国家是一个坐在小窗口后面的粗暴的讨厌的人。你知道我们并不急于想为了他而剥夺我们自己的权利。’
‘我懂得，’贝哲雷先生含笑地回答说。‘我的确经常懂得，并且在这上面我已经浪费了宝贵的精力。我终于发现，在不懂的事情方面有很大的力量。有时候那种力量能使一个人征服世界。如果拿破仑像斯宾诺莎那样聪明，他就会在亭子间里写出四大卷书来。我懂得。可是这个坐在小窗口后面的粗暴的讨厌的人——保利涅，你把你的信交给他，就是有私营邮车的话，你也不愿再把它们交给私营邮车了。他经管你的一部分的财产，并且那还不是最小的和最不贵重的部分。他对你是绷着面孔的。可是当他样样都管的时候，他便不再显得那么突出了。或者毋宁说，他将不过成为我们自己罢了。他在被他的普通性消灭以后，就不会再显得那么爱管闲事了。我的女儿，如果一个人不再具有独特的个性，他就不会再那么坏。他今天之所以叫人看得不舒服，是因为他到处刮削，从肥的上面咬得少，从瘦的上面咬得多。这就使人对他难以忍受。他是贪心的。他有种种需要。在我的共和国里，他将像神祇一样没有什么贪欲。他将拥有一切，但他又不愿占有什么东西。我们不会意识到他，因为他将按照我们的形状形成，和我们没有什么不同。他将仿佛像他并不存在的那样存在着。当你认为我是在把个人牺牲给国家、把生活牺牲给一个抽象概念的时候，我其实倒是在使那抽象概念从属于现实；我正在使国家和一切社会活动等同起来，从而消灭国家。’”
我们在这几段文字里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过巧妙压縮的思想。
像在政治体系里一样，在经济体系里，以及一般说来在集体生活的一切领域里，社会主义不是亲国家的，而是反国家的。它力求国家同工人阶级分离，正如同宗教和同家庭分离一样。作为三重革命的最后一项，它希望国家政权，即作为权力机关的国家，即使不完全变为乌有，也至少变为监督和警察的次要职能。家庭生活不受它的控制。教会不外乎是公民们按照他们哲学的或宗教的爱好自由组合的团体。社会劳动的达到其最充分自主程度的庞大合作组织，摆脱一切政府的干涉而自行管理。
这种理想的实现也许是比较彻底的并且是为期不太远的。可是，为了避免危险的偏差，无产阶级必须完全了解这种理想。
我们曾经设法防止过分相信一种无益的教条主义，这种教条主义会使我们拒绝国家的任何干预，不愿接受国家的任何帮助，甚至准备废除国家。
我们更加应当防止相反的倾向，这种倾向认为国家职能的扩大和政府对于主要工业部门的控制就是社会主义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的最终形式。
在马克思于一八七三年写的旨在反对巴枯宁思想的一封值得注意的信中，他很有理由地嘲笑那些反对国家统治的人们，那些人唯恐使资产阶级的地位得到巩固，避免一切实际的活动：限制劳动时间就是同剥削者妥协；为了争取较高的工资而举行罢工就是承认工资制度；要求那依靠剥削工人阶级而获得发展的国家对工人子女提供初等教育或任命工厂视察员就是加强而不是瓦解和摧毀国家。
可是今天需要提出告诫，并不是为了防止这种危险。社会主义者处在政治和社会活动的中间。他们对国家施加影响，强制它实行改革。他们甚至还在要求扩大国家的势力范围。他们正在努力征服国家，使它的强制力的锋芒转过来反对资本主义。顶顶重要的事情是：这种征服或利用国家的行动并不妨碍我们进行反对国家的斗争，只要国家仍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光是说在征服国家以后就可以把它废除，这是不够的；还必须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內为废除国家作好准备，力求实现属于个人和集体的日益完善的对国家而言的自主。
让工人们接受或要求资产阶级国家的最低限度的保护，以改善他们的状况吧。让他们宁可要国营企业部门而不要资本主义的垄断组织吧，因为国营企业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考虑到公共利益的。让他们保持在战后会建立起来的对于主要的生产和交换部分的控制吧。我们和他们站在一起。我们承认这些必要的改革的全部价值。可是，当战争期间国家统治主义的发展到处都表现为集产主义的部分实现时，我们应当不厌其烦地再三强调指出：这些主要可以由社会主义者提出的改革，老实说还不是社会主义。
它们可以开辟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它们可以成为未来制度的准备工作和先决条件。但是，如果我们不审慎从事，那么由于仍旧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的国家权力的惊人发展，这些改革可能会大大地削弱个人的自由。
所以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即使主要的工业部门开始并入集体支配范围，未来的制度还必须通过国家的转变而建立起来；这种制度只能由战斗的无产阶级来建立，因为它最深切地感到现今不公平的社会状况，并决心竭尽全力以争取幸福和自由。
[1]胡果·閔斯特堡的文章，載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九日《新自由报》。
[2]庇埃邦特·摩尔根（一八三七一一九一三），美国财政家。——译者注 |
2、罢工（1901年8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二国际->亚·米勒兰《法国的改良社会主义》（1903）
2、罢工[34]
（1901年8月）
在关于“友好调解有关劳动条件的纠纷”的法律草案上，我有幸在瓦尔德克-卢梭先生的名字旁边签署了我的名字，这一法案就是本书的主题。茹尔·于雷先生在本书中收集了《费加罗报》逐日刊载的他就这一法案征询意见的结果。
他要我为这本书写一篇序言。
在这篇序言中我不打算对长时间以来在同行中名列前茅的卓越和敏锐的记者作一番颂扬，也不打算替作为这些谈话主题的草案作辩解，更不会为我自己辩护。我愿意利用提供给我的篇幅说明，这一草案所遵循的基本观念是什么，它的指导思想是什么，或者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它的哲学是什么。
※※※
两个巨大的不同种类的事实支配着法国社会。国家的最高权力理论上是通过普选制属于大多数人的。机器的发展和资本的集中直接导致日益激化的劳动集中。
统治就是预见，法国的国务活动家的主要责任和基本任务就是进行普选教育。共和国政府制定了关于实行义务的、世俗化的和免费的教育的法律，它二十年来大力促进各种类型的教育，这相当深刻地说明政府在这一点上既不缺少远见，又不缺少一贯性。
这些措施即使充分发挥作用，也是远远不够的。这些措施既是一项政策的标志和特点，也是这一政策的逻辑开端。还需要有一系列互相协调的法律，这些法律目标一致，都是要允许个人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和价值。
关于劳动时间和劳动条件的法令，以及保证给予病人以必要的照顾、给予事故受难者以合法赔偿以及给予老年人以必不可少的退休金的社会保险计划，都是为这一观点服务的。这些法令和计划保证了无产者的最高利益——生活保障，并且在可能的范围内限制了无产者自己和别人对于他们力量的使用，从而提高了他们的自尊心，增加了他们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
除了为数不多的几个理论家，已不再有人在原则上反对国家干预。这种干预并不是仅仅为个人着想的。由于在旧制度下行会滥用权利，结果就自然使革命的立法反对并且甚至禁止劳动者结成团体。
工业世界的巨大变革必然要克服任何如此明显地违背事物本性的抵抗。准许结社自由的1864年的法令是新法的第一个文献。没有想到，这一法令反而受到了左翼的最有资格的演说家的反对，不过在我们的议会史上这种事出意外的例子也太多了。
又等了二十年，这时共和国已经成立了，才在争取工人联合会自由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和决定性的一步。同瓦尔德克-卢梭先生的名字分不开的1884年法令建立了职工会。大部分工人和厂主同样不信任这些工会，但不久就不得不承认它们了。到现在虽然还有一些人轻视这些工会，但已没有人把工会看作敌人了。
关于“友好调解有关劳动条件的纠纷”的法律草案又一次证明，共和国政府是相信联合和组织有好处的。对于草案是有各种不同的评价的，这一点我们下面再谈。
随着一个工厂的工人数最的增加，使资方或者资方代理人同雇佣劳动群众之间保持合理和正常的关系，就更加重要，也就更不容易了。建立了这种关系，劳动者就不再是乌合之众，而是成为一个有能力进行思考、提出愿望和采取行动的有组织的集体了。
由工人居民点组成选民团，选举代表来表达和保护他们的利益，就使上述思想成为现实。
人们以工人的名义对这一新成立的选民团提出了双重指责：它会削弱他们工会的权威，它会使他们自己的行动失去令人可怕的突然性和意外性。
我认为，如果以为工人会拒绝同本行业全体工人共同行动，也就是说会拒绝同他们联合起来，这是对于现实生活的一种非常表面和短浅的看法，因为法律本身早已使他们习惯于和车间里的同志联合，并向他们表明了这一联合的好处。
当然，工人的行动应当经过大家考虑和讨论，并且取得同伴中的大多数人的赞同。这些规定是每一个自由政府的原则和条件，我不能理解，把这些规定从国家、城市搬到车间时，怎么就会失去自己的特性和效果。
而且这些规定的实施会导致在法律上承认工人的权利，并且象人们所说的，使工厂里发生由专制君主制向立宪君主制的转变。
人们以厂主的名义激烈地反对这一项改革，虽然否认这一改革的重要性是幼稚的。法案承认大多数雇佣劳动者在一定的情况和预定的条件下有宣布停止劳动的权利，因而遭到人们的谴责，这项权利是不可容忍的“对于劳动自由的侵犯”。
如果人们想说，草案在劳动法典中加进了一项新的条款，那么这种说法是可以承认的。更进一步的说法就会是过分了，完全违背真理了。问题是这项条款是否合法，是否有益。
既然工人有权利通过共同的决议来保护他们的共同利益，那么这一条款的合法性就成立了。
至于说某些企业主要否定它的益处，那他们的记忆一定是非常糟糕。他们忘记了某些大罢工的突然爆发使他们吃了多大的苦头，忘记了他们为了保证生产的正常进程不再受到这样的粗暴侵犯，曾经花费多大的精力。
但是到哪儿去寻找这种保证呢？这些规定使一个在相当多的方面还存在专断和无政府状态的工业组织能更加公正，更有秩序，如果不从这些规定里寻找保证，又到哪里去寻找呢？
罢工是一场战斗。我们要求双方用深思代替激愤，用理智代替暴力，并且要求在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无法通过友好协议来解决一次冲突时，必须得到公正无私的一切保证的仲裁来结束冲突，我们这样做，不是牺牲交战双方的权利和利益。我们尊重它们，同时也维护社会的普遍和最高的利益。
我们建议议会审查并通过这些条例，我们认为自己是履行了一项义务。虽然人们认为这些条例是大胆的，它们却不过是民主政治一直拥护的那些思想和设施的自然的和合乎逻辑的发展。它们是人类再也不会抛弃的道路上的一个新的阶段，这条道路将把人类从无知与暴力的领域引到光明与正义的境界。
道路上充满障碍。对于这些障碍既不应轻视也不应害怕，而应该毫无顾虑地、不知疲倦地、抱着一种由事业正义性而来的沉着信念朝着目标前进。
时间和经验这两个人类的导师不久将会证明我有幸提出的创议是正确的。
1901年8月
[34]为茹尔·于雷《罢工》（1901年）一书写的序言。——作者注 |
1、在生产合作社联合会宴会上的演说（1900年7月1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二国际->亚·米勒兰《法国的改良社会主义》（1903）
四．经济问题
1、在生产合作社联合会宴会上的演说
（1900年7月12日）
我亲爱的同胞们：
首先我想告诉你们，我将多么高兴地把你们的主席刚才讲的话和这次大会对讲话的热烈欢迎报告给共和国总统先生和内阁总理先生。
我亲爱的主席，您以非常亲切的话说到我。请您允许我在对您表示感激的同时举出您的一句肯定是词不达意的话。在民主政治中没有必不可少的人。特别是在象我国这样的很多世纪以来习惯于个人专权的国家里，特别是在今天，应该大声疾呼：民族应当提防个人，只有民族才能拯救它自己。
人无疑是任何事业的必要的和重要的因素。但是事业的价值主要在于指导它的思想。请允许我对你们说，如果我能够在几个月内获得了你们所提到的一些成果，那么这只不过是由于用一种意志和一种手段来为一种思想服务。
这一思想就是，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一种人，由于他们自己的地位，由于他们的生活条件，特别适合于为文明的进步进行有效的工作，并且使人类跨越一个新的阶段。
在上一世纪，第三等级起了这一作用；在我们这一时代，看来这一光荣的使命特别落到了被人们习惯地称作雇佣劳动者的那些人身上，他们所有的唯一或主要的力量就是自己的头脑或手臂的力量，就是他们的人类本质。
努力使他们能够完成并无愧于这一光荣的使命，完成他们与其说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不如说是为了普遍的利益而承担的任务，这是我多年来念念不忘的思想，特别是自从你们几个月以前在圣芒徳所欢迎的那位卓越的政治家[32]召唤我参加保卫共和国的事业——这对我是一个伟大的荣誉——那一天起，这是我一直遵循的思想。
一年以来我决心冲破一切阻碍为这种思想服务。但是，仅仅有了前进的目标和决心是不够的，还必须知道通过什么道路前进，什么是接近（姑且不说达到）我刚才指出的目标的最好的、最可靠的手段和方法。
主席先生，刚才您谈到摈弃憎恨，这是一句意义深刻和充满感情的话。正如暴力只能证明自己软弱一样，憎恨只能证明自己缺乏理智。劳动者要获得自己的彻底解放，既不是凭借仇恨也不是凭借暴力，而是通过对于他们自身的责任和义务的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清楚的理解，
但是，没有权力的责任是不会有的，没有权利的义务也是不会有的。正因如此，我认为政府的首要任务是通过一切手段，以各种形式，尽一切力量使劳动者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并使他们通过联合感觉到自身的力量，从而也意识到自己的责任。
先生们，我所说的这种思想是老生常谈。而且我再补充一句，为了实现这一思想，只需要沿着第三共和国成立以来就已经开辟了的那条道路前进。
1884年关于职业工会的法律完全受这一思想的启发，人们刚才谈到的有利于结社的1888年的法令来源于同一观点。先生们，我把工会和生产联合会并提不是没有用意的。你们刚才说得很对，用工会来反对生产联合会是不可能的，因为后者无非是前者的发展。只要看一看我们的各个邻国，看一看比利时这样的小国（它向我们提出很多值得深思的问题），就可以发现，工人们在以强大的力量实现联合的同时，也以强大的力量组织无产阶级的生产，可以发现政治联合会和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同时得到发展，并且互相促进对方的发展。
先生们，我们政府提出的法律草案也完全受到这一思想的启发，它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阐明1884年法律的某些问题，同时发展和充实这个法律。它要让工人团体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结出人们有权期待它们结出的一切果实。它承认工会有最广泛的所有权。事实上，工人怎么会从给予他们的礼物面前后退呢？如果这样，岂不等于说他们承认自己还不配得到这种礼物吗？这是不可能的。相反，他们将接受这个法律草案，他们既意识到法律草案给他们带来的义务，也认识到，他们已达到这样的时刻，已能够获得这样的职权并利用它来大大促进自己的合法利益。他们将接受这一法律草案并将帮助我们使它在议会得到通过。
我们提出了这个草案。另外还有一个我在几天前宣布要在议会复会时提出的草案，也就是你们的主席在谈到我在克列索[33]展览馆的开幕式上的讲话时所暗示的那个草案。那时，我特别高兴地抓住一个大企业主根据内阁总理的建议而作出的榜样，我把这个大企业主所提供的榜样推荐给其他的企业主，要求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仿效这个榜样，要求他们懂得，他们不再能够反对一个组织，这个组织遇到的抵抗越小，就将更有益处和更有成效。
这就是那些整个来源于这一思想的法案，而这一思想，我再说一遍，曾经指导我在商业部的全部工作。这工作在我们看来是相当美好和相当广泛的，足以征服一切人的理智和心灵，它在我们看来是相当崇高的，能够把所有的法国人吸引来共同努力。
先生们，我们不是那些把祖国拉进党派之争的人。我们非常尊重祖国。我们对它抱有非常崇高的思想，决不把它卷入党派之争。没有一个党派能够声称它有权垄断爱国主义而不致犯亵渎神圣的罪过。但是，我们断定，除了劳动者日益发展的、无穷无尽的解放事业以外，没有任何事业更加适合我们种族的既重视理想又讲求实际的才能，能够更好地满足它的高尚愿望并且有更大可能促使我国的所有儿女和解。这种看法表明我们对民族传统的理解是非常敏锐，非常准确的，我相信我这样说不致同任何人的意见发生冲突。
我敢说，瓦尔德克-卢梭内阁的荣誉是，在它不断遭到各种困难的情况下，从未忘记这个社会事业，这个事业比其他任何事业都更有资格被称为保卫共和国的事业。
先生们，我提议为这一事业的参加者，为了所有的工人联合会，特别是为生产合作社联合会干杯！
[32]指瓦尔德克·卢梭。——译者注
[33]克列索（Creusot）——法国工业中心，位于索恩-卢瓦尔省。——译者注 |
3、在有关外交部预算的一般性讨论中的演说（1896年11月21日众议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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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有关外交部预算的一般性讨论中的演说
（1896年11月21日众议院）
先生们，按照长久以来公认的惯例，我在关于外交部预算的一般性讨论中发言要求政府对于我们的外交政策的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作出说明。
我已经荣幸地把我的意图告诉了外交部长先生，我要向他提出询问：在法国和俄国之间是否存在着特殊协定，例如军事协定、简单的备忘录或条约？它们的内容和意义怎样？
我几乎无需说明，在如此重要和如此微妙的问题上，我和我的朋友没有任何党派思想。尽管我们的争执这样激烈，尽管国内分歧的裂痕这样深刻，但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在涉及国家利益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懂得放弃我们的特殊利益，来关心国家的荣誉和安全这个至高无上的问题。我认为提醒外界注意这一点是有好处的。
法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使我们担负着特别紧迫的责任。二十五年前法国暂时的失利不允许我们轻视任何力量因素和任何有益的联盟。毫无疑问，和平是有利于我们的，正因如此（请允许一个社会主义者顺便指出这一点），我们的某些敌人从爱国主义观点对我们党的国际活动的指责是非常不公正的，我们重新激发国外人民对于革命的和解放的法国曾经有过的同情，不是仅仅为了使我们热爱的思想取得胜利，我们是鼓励用一种献身于和平事业的公众精神来反抗妄自尊大的部长或狂暴的君主的野心勃勃的战争冲动。
但是在欧洲目前状况下，我们对于这种防御的牢固性不抱幻想。正因为我们首先关心的是不能听天由命，是要使我们国家获得胜利的一切可能性，所以我们大胆地设想一种不是史无前例的联盟，一个伟大的民主国家和一个专制帝国之间的联盟。
三十年前美国同沙皇帝国缔结了一个真诚协约，紧接着又签订了一个条约，如果法兰西共和国在1896年重复这一例子，究竟有谁会因此感到气愤呢？尽管我们的对手喜欢嘲笑我们的空想，我们却是相当现实的，因此不会不懂得，长时间以来法俄联盟就是我国的朋友和我国的敌人所预料到的，且不说是他们所希望的。用不着追溯到很远，用不着越出近五十年的范围，我在一份为人们所熟悉的紧急报告中找到了关于这一点的一个惊人的证据，在克里木战争[28]爆发的第二天，普鲁士驻法兰克福议会的代表俾斯麦先生在他给国王发出的这个紧急报告中指出，在俄国和法国这两个昔日的仇敌之间的好感日益増长，而且在他看来这种好感是不可抗拒的。
但是，这种好感还不够强烈，因此当我们遭到不幸时，俄国没有能抵挡住乘机取利的诱惑而来帮助我们。当我们在德国入侵下挣扎的时候，哥尔查科夫公爵[29]于1870年10月19日发出了著名的通告，告诉所有欧洲列强，他对于建立在尊重条约的基础上的成文法的道德价值发生了怀疑，并且从这种怀疑得出了实际结论，即独断专行地撕毁巴黎条约。
确实，俄国曾在1875年毫不犹豫地反对铁血首相（他在整个活动期间一直担心战败国会过于迅速地恢复）的好战计划。
我们在今天还知道，而且也不应该忘记，俾斯麦公爵当时已发现除俄国外，英国同时也准备反对他的意图。但是也许可以认为（这并没有违背表示感激的义务），这种双重的干涉与其说是自发的打抱不平行动的结果，远不如说是事情本身的正义性的最初表现，不如说是两大强国的忏悔书，它们对于世界上不会允许暴力压倒正义而不受惩罚这一点懂得太晚了，并且也许已开始担心它们的利己主义给它们自己造成的后果。
人们记得，徳国社会主义者恩格斯在1870年9月就曾预言，俄法联盟将是我国的敌人蓄意犯下的罪行的不可避免的后果，然而，很多岁月过去了，这一联盟还没有形成。
今天，我们已得到官方证实，俄国政府一直到1890年，为了这种或那种理由始终同徳国保持着联合，它为了利益而牺牲了友谊。我认为，它这样做是服从一个伟大的现代外交家所提出的规律：在政治上人们决不为别人做任何事，除非能指望从中获得某些好处。
1890年以后，俄国政府通过一系列给人印象很深的表示（其中最近的和最有意义的一次曾在我们国内和国外产生了不容否认的印象）来靠拢我们，可以把这样的演变看成我们复兴的确实证据。因此，当这个伟大的民族公开向法国表示友谊，向我们的智慧、努力和成功致敬的时候，法国的感激和骄傲的双重感情是合情合理的。
这些表示必然还有其他后果，否则就可以认为，即使欧洲总是那么嫉妒，也不会对它们那样重视了；正因为全世界都把它们当作内部协议的外部信号，所以才产生了这样强烈的印象。
先生们，不需要比我们现在更多地了解情况，就可以确信，我们的对内政策丝毫也不能受这种协议的影响。人们理所当然地赞扬了俄国君主通过礼节上并没有规定的一连串表示来证明他尊重共和制度并且不想介入我们的争吵。先生们，我们还需要做的只是，希望某些法国人会吸取教益，在将来不要表现得比俄罗斯皇帝更象俄罗斯人，并且希望他们今后不要把两国人民之间的协约作为一种论据，我想说，作为一种广告，来支持他们所选择的政策和部长们。
但是如果对内政策同这一协定没有关系，并且应当始终没有关系，那么这一协定是以什么形式，在多大程度上涉及我们的对外政策呢？正是为了了解这一点，我才登上了这个讲台。
人们事先就把这一要求说成是轻率的，甚至是危险的。我不否认，讲话同沉默一样都有缺点。我认为，政治的艺术始终是，要在几个不是无可指责的解决办法中作出选择。可是我承认，当我们要求外交部长向全国说明法国和俄国之间是否签订了一项协定以及它具有什么特点的时候，我们不能想象，那些最关心我们的事业是否很好地进行并且对此最敏感的爱国者怎么会有权利为这一简单而合法的问题感到惊慌。
实际上，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想否认外交部长先生必须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由自己承担责任和以外交谈判所要求的审慎态度进行外交谈判。我们对他的要求是，在行政机关完全自由、完全独立地至少进行了六年谈判以后，应使议会和全国了解谈判的结果。
我完全不觉得我以这种态度所要求的回答会造成危险，与此相反，我非常清楚地看到长期的沉默会把我们引向灾难。
共和国从定义来说是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而这个在理论上说来主宰自己命运的民族却必须把它的命运盲目地托付给一个人或一个政府（我并不否认这个人或这个政府具有善良的愿望、能力和学识，但他们可能犯错误），这怎么行呢？你们知道（难道你们不知道吗？唉！为了了解这一点无需追溯到我们历史上很早的时期），你们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要为错误付出什么代价，法国的命运，她的领土的完整，要受到威胁。我肯定说，世界上唯一拥有支配法国的命运和领土完整的至高无上权利的，是法国本身。没有她的同意，任何人都不能行使这种权利。
先生们，为了使我们了解我国在与俄国缔结协定时所承担的某些义务，也许并不需要透露秘密。我不想把法国资本给予俄国的数以十亿计的重大和宝贵的财政援助计算在内。但是，我们还给了她其他的援助。去年同一时期，我曾在这个讲台上要求政府就我国参加基尔庆祝活动和我国干预中日争端的问题作出说明。
人们没有忘记阿诺托[30]先生的回答。可以用外交部长给我国驻圣彼得堡大使的一封紧急信件中一句有代表性的话来完全概括这个回答，他自己在讲台上引用了这句话：“对于我们的联盟的考虑”在决定我们的态度时影响是不小的。
在那以后，这一考虑在我们牵涉进去的其他事务中起着同样重大的作用。在回答对亚美尼亚屠杀问题的质询时，外交部长先生把关于亚美尼亚事件的协议说成是俄国君主对巴黎访问的最成功的后果之一，他却没有明确说明这个协议。
但是我国政府在得到（如果它得到了的话）俄国君主对于我们在东方活动的赞同之前，已经不得不把我们通过合理合法的干预所能得到的好处奉献给它了。饶勒斯以一种非常生动的比喻抱怨说，人们已不得不“吃力地通过俄国的政策来猜测法国的形象”，我们的这位朋友只不过是清醒地表达他的一种担心，就是担心法国为了讨好俄国而放弃自己的主动精神，从而损害人道的和文明的权利，同时也损害我们自己的物质利益，这种物质利益同保持我们的道义上的威望是不能分开的。协议的已为人们知道的义务就是这一些。
人们能够向我们保证没有其他更沉重的义务吗？在我们冒了引起武装冲突的危险在远东进行联合干涉以后，我们能肯定明天不会被迫追随俄国而投入更可怕的冒险吗？万一法国为了履行不经过议会并且背着全国承担下来的义务，在明天被卷入一次她既没有预料到而且也不愿意进行的战争冒险中去，那么我就要问你们，先生们，怎样对待宪法（我说的不仅是我们的宪法条文，而且是整个自由宪制）的首要条款呢？这一首要条款把决定和平和战争的权利保留给议员们，即法国所选出的自由地受到谘询的代表们。
无疑，说到协议和条约，都意味着要互相承担义务。刚才我已经非常公正地并且毫不缩小地指岀了在外国人看来法国从与俄国的协约中得到的道义上的好处。实际上，虽然人们对于这种道义上的好处评价很高，但是如果用无条件地服从一个哪怕是友好国家的利益来作为报酬，那就会是对它的价值作了过分的估计。
我们规定了什么利益作为我们履行义务的报酬呢？用右派议员德尼·科香[31]先生的话来说，法国的友谊将使俄国承担什么责任呢？先生们，我非常清楚，我们中间没有人在这方面抱有危险的幻想。我们有权向那些在当时那种形势下以我们国家的名义讲话和行动的人提出的全部要求，就是希望他们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使人认为，甚至没有由于自己保持沉默而使人认为，法国是能够屈从既成事实的。如果他们在这一点上维护了法国的尊严，防止人们对它作任何模棱两可的解释，那么他们无疑是做到了他们所能够做的、而且肯定应当做的一切。
但是你们能肯定在这个大厅之外，所有的人那么容易就会满足吗？演说家们、记者们自己难道没有煽起危险的幻想吗？他们制造和传播了这一同盟不仅是防御性的悦法，某些爱国者难道不正是由于相信了这一说法才那么热情吗。’
部长先生，正是为了保证国家不受这种幻想的损害，我请求你明确坦率地讲话。·
法国二十多年来为了重新获得并保持在世界上的地位，只依靠她自己，依靠自己的资源和力量。她对自己是有信心的，而且这是正确的。但是想一想吧！对于一个象我们这样易于激动、容易冲动的民族来说，人们是有权指望从他们奔放的感情获得一切的，但是应该防止用空中楼阁来刺激他们的热情和滥用他们的信心；对于这样的民族来说，会有一个比知道自己被孤立更大的危险，这就是在灾难发生的一天自认为被抛弃了。
部长先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请求您明白地、准确地向全国解释和说明他们有权了解的真实形势，要求您尤其不要允许在您的沉默的掩护下制造奇谈怪论和培养幻想，这些幻想只会是并且只能是最残酷和最厉害的失望的根源和开端。
[28]指1853—1856年俄国跟英国、法国、土耳其和撤丁的联盟的战争。——译者注
[29]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哥尔査科夫（Александрмиайловичгорьков1798——1883）——俄国公爵，曾任驻维也纳大使（1854—1856），外交大臣（1856—1882）。——译者注
[30]阿尔伯特·奥古斯特·加布里埃尔·阿诺托（Albert-AugusteGabrielHanotaux1853—1944）——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历史学家。1894—1895年和1896—1898年任法国外交部长。——译者注
[31]徳尼·科香（DenysCochin1851—1922）——1881年起任巴黎市参议员，1893年起任法国众议院议员。——译者注 |
2、就中日条约问题和鲁瓦联名提出质询时所作的演说（1895年6月10日众议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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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就中日条约问题和鲁瓦联名提出质询时所作的演说
（1895年6月10日众议院）
先生们；
这次争论是如此微妙，同时又是如此重要，我觉得，我从来没有比现在更加需要众议院友好地倾听我的意见。而且，我也许是有权要求它这样做的。
我登上讲台并不是为了反对政府的意图。和大家一样，我毫不怀疑肩负着我们外交重任的部长在行使自已的职权时所关心的始终只是公众的利益和国家的光荣。
我现在发言，决不是作为一个反对党议员为了搞垮政府而反对它。不是，绝对不是。这是一个法国人为国家的利益着想，觉得应该请其他法国人一同齐心一致地对一个最重要、最大的问题进行讨论。这个问题是：什么样的对外政策是我们应该坚持的，是对法兰西共和国的利益和尊严最好和最有益处的？
先生们，法国同德国和俄国一起干预了中日冲突[24]的解决。外交部长先生在向参议院所作的声明中说，法国的干预完全是友好性质的。我不否认这一点。但是，如果胜利者不那么狡猾，不是表现得那么温和，法国的干涉是否会保持这一性质呢？肯定是不会的。我们的外交行动一定会被另一种类型的行动所代替了。至少，法国舰队一定会同德国和俄国舰队一起，对日本的港口实行了封锁。
为什么政府不经过议会就自作主张，采取一项使它遭到这种危险的举动呢？为什么我们到日本去呢？
我在参议院听取外交部长先生的解释时，曾期待他会提出一个符合法国传统和我认为是符合法国利益的理由来说明我们的干涉。地球上发生了无论什么重要的事件，世界上无论什么地方出现了非正义行为和滥用暴力的行为，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在较长或较短的期限内，使各国的自身利益受到损害和侵犯。
各国共同的一项最高利益是，在任何地方都不允许暴力压倒正义。我本来希望我们的外交界会把这一利益作为我们进行干涉的理由。在不太远的未来，我们的外交界也许会在解决尼罗河畔和莱茵河畔的问题时援用这一先例。
如果我根据部长先生到今天为止所做的解释来作判断，那就要说，或者是我们的外交界没有认识这一理由，或者是轻视这一理由。
据说我们去日本，首先是因为我们在东京[25]的利益不允许我们听任中国的完整受到损害。
先生们，可以说，这个理由无非是一种借口。如果中国是我们在东京的值得信赖的邻邦.如果她在我们的边界线上设有一支严密的警察，如果她预防或制止了她的民团的袭击，那么人们可以理解，我们的利益要求我们不允许别人欺侮这一好邻邦，尤其是不允许侵害她的国内统治，以免我们同她的良好关系受到威胁。
但是情况完全不是这样，而且说实在的，先生们，甚至用不着等到部长先生在参议院的讲话中隐约地谈到这一点，大家早就完全了解我们在那里进行干涉的真正理由。
这个理由你们是知道的。自从1891年以来，在法国和俄国之间就存在着一个协定，一个协约，关于它的条件和意义还没有正式通知议会。
关于这个协约的条件和意义，我们和大家一样，都是根据公开发生的事件才知道一些。我要公正地举出两件事，从缔约双方的任何一方来看，这两件事都是协约的最明显的结果：一方面，通过喀琅施塔特庆典向世界表明，并且可以说确认法国的复兴；另一方面，法国的几十亿储备落进俄国金库，给了俄国以它所需要的财政援助。
不管法国还可能从这一协约中得到什么结果，但是如果说，在没有取得议会同意的情况下，政府认为它不应该并且不能够承担责任，破坏或者仅仅损害一个已经产生的协定，对此我是能够理解的。社会主义者恩格斯在1870年9月就曾预言过，如果德国打败法国，这个协定是注定要产生的。如果说，政府不愿意让另一个强国代替我国来给俄国出谋划策，我也能够理解。
不允许日本成为辽东半岛和旅顺口的主人，这对俄国显然有的着重大的利害关系。政府已经通知俄国，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指望得到法国的援助。
同时，德意志帝国政府出于不难识别的动机也向俄国作出了同样的保证。就这样，先生们，使我们到日本去的协约就完成了。
我们到日本去了，那么要去多久呢？
有人说，日本只是暂时占领中国的某些领土。他们还悦，当战争赔款确定后，日本就会从那里撤退。
支付这一赔款的期限已经确定了吗？我们肯定这一期限会受到尊重吗？如果不是这样，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俄国和德国已经要求补偿，并且确定了它们应得的份额，我们共和国政府又提出了什么要求呢？
这些问题提得很明确，我想，外交部长先生最好能够作出同样明确的回答。
但是，不管我们对日本的干预今后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它现在产生的一个重大的结果已经涉及到我们的全部对外政策，关于这一点，我现在应该非常克制地、但是非常明确地加以说明。
由于我们同德国和俄国共同采取行动，就使在这以前我国政府同意参加基尔的庆典[26]这件事显得更加突出，更加引人注目了。当时这件事在法国已经引起了理所当然的惊异，而且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引起了相当大的震动。我之所以认为这种惊异理所当然，是因为，我觉得没有比婉言谢绝类似这样的邀请更加容易了。这里说的是一次庆典，而外交部长先生在参议院却想把这一集会同另一些国际集会混为一谈，那是明显地歪曲了事实的真相。法国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严重的义务参加这后一种国际集会，因为直接涉及到它的利益。我想说的是俄土战争之后1878年的柏林会议，有关刚果问题的1885年的会议，甚至1890年的社会会议。
这次集会没有一点相似的地方。何况，我们能够援引一个先例，我认为搞外交时有先例可循不是没有意义的。
德意志帝国政府曾经以对王朝的怀念或君主的顾虑为借口，拒绝参加我们在1889年举行的大革命一百周年的和平纪念活动，当时法兰西共和国政府既没有感到不安，甚至也没有见怪。既然如此，如果残废的、伤口还流着血的法国拒绝应邀到德国从另一个战败国手里夺取的领土上去参加一条运河的落成典礼（这条运河的启用就是对我们的威胁），德意志帝国怎么能仅仅由于这一件事就表示惊奇！
政府却并不这样想。但是我在上面已经证明，国际礼节这个理由不足以解释这一决定。那我们真不明白，决定政府态度的最主要考虑是什么。
不管怎样说，我们对日本的共同行动，我们参加基尔庆祝活动，这两个事实造成了一种可能是错误的、却又是确定的印象。似乎我们外交政策的方针改变了，似乎有一个法德协约和法俄协约并行，或者更确切地说，使法俄协约复杂化了。
人们对于这个解释已经提出抗议，现在还要提出抗议。但是对于我面前的这些政治家，我并不需要提醒说，他们无权轻视表面现象。
何况，世界上确有某一个人，他正竭尽全力制造这种表面现象，并且使人相信这种表面现象。
徳皇是怎样坚持不懈地、怎样始终如一地想法同我们接近，又是多么细心地、多么巧妙地抓住一切机会来缓和和麻痹我们的猜疑和敌视态度，先生们，难道这还需要再说吗？
我们出席基尔的庆典是这种政策的最新和最辉煌的成就。
非常明显，这是对德国帝国政府有利的。
正是按照同样的思想，出于类似的考虑，很久以前，也就是在1878年，俾斯麦先生对我们的代表说，非洲是一块满足我们合理欲望的肥肉。很明显，任何事情，只要有可能促使1870年事件成为既成的和公认的事实，都是德国政策的胜利，德国有理由因此欢欣鼓舞。
但是，先生们，难道我们有理由服从这些建仪吗？
一些优秀的法国人，非常真诚的爱国者，听信了俾斯麦先生在1878年引诱他们的话。他们以为，为了准备将来收复失地，提高我们的威望，加强我们的力量，最好的方法就是大规模的殖民扩张。还有许多法国人也是毫无逊色的真诚的爱国者，我同他们意见一致，认为这是最可悲的幻想，我们上当了，以后在大陆上的灾难到来的那一天，我们将痛悔我们由于缺乏远见而大手大脚地把百万金钱和人力拋洒在世界各个角落。
但至少是到现在为止，谁也不能说我们忘掉了所受到的屈辱以及因此而承担的义务，谁也不能说我们把对这一耻辱的纪念放到了次要地位。
先生们，我比任何人都更加感到，提起这一点是多么痛苦。我真不想再讲它了。而且，我相信在这方面大家是一致的……我相信，谁也不会想到要法国永远放弃她对被夺走的省份的忠诚。但是，我们还应该不允许任何人故意错误地理解表面现象以及我们的愿望和意志。
我们采取这种态度，使用这样的言语，是为了不让任何人抓住把柄，对我们的想法作模棱两可的解释。法国要和平，它热爱和平。我可以说，如果在这一问题上能够在法国人中间加以区别的话，那么，尤其是那些同我们一样热烈向往社会改良的人特别热情地希望维持和平，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战争对于实现他们的理想来说是最可怕的灾难。
我们要和平，正是在和平中我们才可以，我们才有可能，依靠我们的能力和智慧使不可避免的收复失地的时刻早日到来，时间和事情本身的正义性都是有利于我们的。
我们受到各国人民可贵的和真诚的同情，其中有些是在我国处于历史上最艰苦的形势下表现出来的。我认为，在丝毫不否认共和国政府对于外国政府有义务维持礼貌和表示克制的情况下，能够并且必须不忽视另一种性质的义务，依我看，是否尊重这种义务，这同国家的伟大和它的安全本身是有重大关系的。
先生们，关于这一点请允许我提起一件往事。
甘必大一直到死都体现了对于失去的省分的怀念和向往，他在1870年12月，通过我们在国外的一个代表寄了一封信给那些英雄的社会主义者，他们作为德国人，敢于在战争狂热处于高潮的时刻对德国政府图谋反对我们的罪行提出抗议。我要求众议院准许我宜读一下这封信的原文。
“作为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向德国社会民主党委派的特别代表，我认为有义务代表法兰西共和国对你们表示感谢，因为在一次笼罩着征服思想和军国主义狂热的大会上，你们发表了高尚的演说。你们在这一场合表现的勇气引起了整个欧洲的注意，使你们获得了自由战士的光荣称号。
你们如此雄辩地阐述了自由和人道的思想，这一思想今天在德国正黯然失色，我们自己在第一帝国时期也经历过相似的情况，这种情况的结局将同样是失望。野蛮统治的狂热掌握了最有聪明才智的人。在俾斯麦先生的煽动下，不久前在世界上曾以学识著称的那些思想家现在都成了屠杀和灭绝一个民族的鼓吹者。
正是你们，先生们，在这样普遍堕落的情况下，你们和你们的党保持了德国的伟大传统。在我们看来，你们就是我们以一种真正的母亲般的感情所热爱的，并且从来没有停止过给以尊敬的德意志民族的伟大代表。先生们，法国向你们致敬，对你们表示感谢，因为她在你们身上看到了徳国的未来，以及我们两国间和解的希望。
我觉得有必要提醒那些常常自称甘必大的继承者（但愿他们不是徒有其名）的政治家们，请他们回想一下，甘必大打算怎样使法国履行她对于世界上的广大支持者的义务。几个月以前，卡普里维首相同一位法国记者进行了一次谈话（这次谈话没有人出来否认，而且不幸已有事实充分加以证实），他表示希望德国帝国政府能够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越来越密切地合作贯彻一种政策，这一政策把亚尔萨斯——洛林问题撇在一边，集中力量对付社会民主党的愿望和行动。因此，我认为现在有必要提起甘必大的看法。
就在昨天，坐在这里政府席上的内阁荒唐到不可饶恕的地步，竟敢把那些由于相信法国的好客而在我国领土上避难的意大利社会主义者交给克里斯比[27]先生，我认为向人们提起上述看法是有好处的。
我们相信，先生们，为了我国的利益，为了她的光荣和安全，我们不应背弃法国民主的传统。在这一点上我们是遵循整个共和派的最基本的理论的。我刚才说过，并且要不厌其烦地重复说，我们决心竭尽全力使和平不致受到破坏。但是，我们清楚地看到（我把这一意见提交给全体众议员，并且想用它来结束我的发言）为了维护和平，应当以同样的慎重态度既避免我们无论如何不想要的挑衅政策，也避免同样危险的忍让政策。
一种无非只是表面上忍让的政策会带来互相矛盾的双重危险；或者大大削弱民族自尊心，直到使它衰竭，使国家成为敌人唾手可得的牺牲品，或者相反，引起另一种更加可能而且同样可怕的危险，就是煽动民族情绪，在国民和政府之间造成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并会使我们有一天面临一场没有人能预防、没有人能制止的群众示威，这种示威可能成为最可怕的灾难的前奏和借口。
人们可以否认这一危险，人们曾经否认过另一些危险，而且否认得比你们现在更加坚决，但是时间一到，灾难照样降临到这个国家。
我不愿意同样的盲目性给我们造成同样的危险。我指出了任何冷静和真诚的人所不能否认的灾难。我告诉你们（我现在不是向一个政党而是向所有的政党呼吁），我告诉你们，应当由我们在这里发表一个宣言（正是为了这一点我才登上讲台），应当由我们大家来发表，我提出一个议程来向你们提供发表这一宣言的机会。我相信，它的措词很一般化，这里的人大家都能接受，同时又很明确，外边的任何人都不会误解它的意义。
[24]指1894年发生的中日战争，又称甲午战争。——译者注
[25]指越南北方。——译者注
[26]指徳国的基尔运河通航典礼。1895年6月18日法国舰队同俄国舰队一起访问了德国基尔港。——译者注
[27]弗兰契斯科·克里斯比（FrancescoCrispi1819—1901）——意大利资产阶级政治家，曾任意大利总理（1887—1891、1893—1896）。——译者注 |
1、在大采石场的社会主义共和委员会为庆祝桑巴公民当选而举行的宴会上的演说（1893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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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外政策
1、在大采石场的社会主义共和委员会为庆祝桑巴[17]公民当选而举行的宴会上的演说
（1893年9月30日）
公民们！
承蒙大家邀请我参加这一兄弟般的庆祝会，我感到不胜荣幸，我首先应当对此表示感谢。
你们今天晚上庆祝的胜利具有完全特殊的意义。因为这一胜利应归功于社会主义者的团结，归功于选民本身不管某些候选人的反抗而实现的团结。
我提到这些反抗，绝对不是为了责怪谁（在一切政策中，记仇的政策是最卑劣和最不高明的），而是为了对你们的胜利作出真实的评价。
我谈到了选民，但决不会谈到当选者。我是他非常好的朋友，所以不能赞扬他。反正通过选举你们已经了解他的价值。至于我们的那些敌人，他们用一种嘲笑的、傲慢的腔调问道：“桑巴？桑巴是什么人？”他们不必等待很久就会得到这个问题的回答。他们将通过作品而认识行家。请允许我仅仅指出他是属于那样的人，他们过去的贡献为将来的贡献作出保证。看到这些经历过艰难的人受到尊敬，既是令人快慰的，也是理所当然的。
桑巴曾经是艰难的，但这样艰难的不仅是他一个人。我有把握说，在这胜利和欢庆的日子把他的名字同多年以来与他同呼吸共命运，并争相为社会主义民主事业作出牺牲的战友们联系在一起，这是忠实地反映了他的内心深处的感情。我在9月3日晩上曾看到他们,他们在那一天对于他的当选比他自己感到更幸福，例如我们的朋友蒂罗和佩利埃就是如此。
公民们，象这样的集会是美好的，因为它使当选者能够同选民接触，共同交换他们对于最使他们感兴趣以及最使他们激动的现实问题的观点和印象。因此请你们原谅我冒昧承领你们的厚意，利用这个宴会为我提供的机会，同你们当面谈谈我对一个问题的看法，这一问题无疑是微妙的，但是实在有必要直截了当地阐明我们的观点：我想谈谈法俄联盟或者不如说法俄协约。在这个问题上，社会主义共和党应当采取怎样的态度？
我知道，这个协约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共和党订立的，全部责任应由政府单独承担。但是在一个民主国家里任何政党都不应该对于这样重大的问题漠不关心，尤其我们这样的群众性的大党更不应该如此。
我们的敌人有权要求我们说明我们的观点，我们也有义务毫不暧昧和毫不隐晦地阐明它。当然，公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应该仅仅从民族利益和国家的外部安全观点来探讨它。何况，我们不会感到这样做有什么困难。
尽管受到每天重复的、十分可憎和荒谬的诽谤，法国的社会主义者是爱国主义者，彻底的爱国主义者，从感情到理智都是爱国主义者。
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不管他自称属于什么流派，不是一再宣称，法国作为民族的存在，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和胜利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
而且，长时间以来，社会主义者已经经受了考验。我只要向这个大厅、向我的周围看一下，就可以看到符尼埃尔，他在1870年即十四岁的时候就拿起枪同敌人进行战斗，还可以看到保尔·曼克，他曾冒着生命危险通过普鲁士防线去完成一项他所接受的秘密任务，从而做出了最纯粹的爱国主义的榜样。
如果民族危机的时刻重新来到，那么社会主义者昨天做过的，他们明天将重新去做。所以社会党人对于他们面临的这个问题，可以轻而易举地以十分平静的心情探讨自己的答案。
公民们，从这一观点看，一个基本事实支配着我国整个现代史，这一基本事实就是1870年的战争。
当然，社会主义者对于这次战争是没有罪贵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同法国社会主义者完全一样，都是没有罪责的。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对被欧仁妮[18]皇后称为“我的战争”的这一疯狂的冒险提出抗议，而在国境线的另一边，德国的具有同样信仰的人也提出抗议，同他们相呼应。为此，应该对卓越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表示敬意，它在整个战争的过程中不断作出公民的大无畏精神的榜样。它敢于在一个陶醉于胜利硝烟的民族中间，在任何场合对于正在策划的罪行不断地提出抗议。从9月21日起直到战争结束，党的正式机关刊物《人民国家报》的每一份的报头都用醒目的大字日印了这样一句话：“同法兰西共和国缔结光荣的和约，不要兼并！”
这种态度使他们得到法兰西共和国驻维也纳领事的公开赞许。几个月以后，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为这一赞许付岀了代价，他们被判处两年的要塞监禁。
但是，公民们，德国社会主义者能够并且应该在那次战争中采取这种态度，战争结束后，他们能够提出“不给一个钱也不给一个人”来反对俾斯麦和卡普里维[19]的一连串要求，这是因为，如同他们在1870年12月5日的宣言开头中所说过的，德国的独立和安全在那时巳经不成问题，这是因为，德国军队已经是战胜者。
可惜，法国在那次可悲的战争中战败了，这种形势迫使法国社会主义者采取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承担完全不同的义务。固然，取消常备军一直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愿望。怀有这种愿望的人不仅仅是他们。正是一些如同弗雷德里克·帕西[20]先生那样的经济学家和一些象“和平和自由同盟”[21]的成员那样具有各种观点的人，和我们一样预见到人类最终将摆脱这种沉重的负担，并尽力为这一未来做好准备。但是，不应该由战败和失去土地的法国来带头裁军，把自己的手足束缚起来，听任她的无情的敌人宰割。
法国二十三年来一直手持武器，常备不懈，因为她不知道敌国的哪一个国王会出于任性而驱使全部子弟走上前线。
在这样的形势下，一切社会主义者的无可推卸的义务是，不管自己多么反对，也不顾自己内心的感情，必须接受普遍义务兵役和庞大军事预算的双重负担。
当然，社会党议员在这一问题上如同在一切问题上一样，要履行义务并行使他们的创议和监督的权利。社会主义共和党在议会上将提出在国外已经解决的关于缩短兵役到两年的问题。它将对军事预算进行最仔细的检査。财政委员会的一位报告人——今天的部长，在几个月前就坚决要求众议院对军事预算实行监督。但是应该说明的是，在检查这些问题时，我们这些社会党议员将不会有完全的行动自由。我们的投票特别要受到专门人员意见的影响。任何的理由都要向国防利益这一最高理由让步。就这样，公民们，我们在联盟问题上也不会有完全的自由。在这一问题上，如同在前一个问题上一样，我们要忍受我们所遇到的现实状况的后果。
当然，法国首先应该是自己命运的主人。如果她使自己的政策和利益服从于某一外国的政策和利益，那她就犯了最大的错误。
但是我们每天都听到说，三国同盟竭力要把所有次等国家纳入它的势力范围，面对着这种情况，如果法国试图以一种力量组合来同这些敌对力量相抗衡，那么在世界上有谁会感到惊讶呢？
如果在盟国的选择上，共和国政府只受它的天然意愿的驱使，这当然是理想的办法。甚至，我们可以正当地谴责我们的政府，它以过分严格的海关政策过分轻率地对待一些国家，亳无益处地伤害我们已经获得的最深刻的同情，例如瑞士共和国对于我们的同情。
可是，制度的共同性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足以成为采取共同的国际行动的理由，而制度的不同也并不总是两国政府间建立诚挚关系的障碍。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只想举出伟大的美利坚合众国和俄罗斯帝国之间目前存在着友好关系这件事就够了。
同样，一个德国的社会主义者——恩格斯在1870年9月给他的同志们的预言性的信中，宣告了今天在我们眼前所发生的事情。他写道：“如果德国胜利者夺去了亚尔萨斯—洛林，那么法国就会联合俄国共同对德国作战。”[22]公民们，如果法国拒绝一个国家的帮助，她明天在战场上也许会后悔莫及，在社会主义者中间；有谁敢于承担这一重大责任呢？但是如果社会党为了国家安全的最高利益，果断地接受形势已使其成为必要的联盟，那么，为了国家的尊严和荣誉，我们有责任恢复这一协约的本来面目。
宣布俄国舰队到达这个据说从前嘲笑能够制人死命的国家，引起了上千个计划，一个比另一个更加奇特，更加荒谬可笑。
只是由于公众采取了冷静和意味深长的克制态度，才在刚一冒头时就控制住那些显示感情的方式，否则这些方式就会使接受它的人和进行组织的人同样难堪。
不，公民们，法国在明天用来欢迎俄国海军和人民的代表的，将不是对于拯救者的洋溢奔放的热情，而是对于可能在某一天成为战友的客人应有的彬彬有礼的友好态度。
因为法国既不是俄国的被保护者也不是受惠者。象通常一样，法俄协约的决定性动力是利害关系。既然利害关系是法俄协约的原因，它应当也是法俄协约的准则。无论在什么时候和以什么借口，法国都不会同意充当某一外国的政治工具°
法国和俄国之间的协约和联盟，只能是一种相互保证的契约，而且双方都作出至少是同等价值的贡献。
我绝对不想缩小喀琅施塔特示威[23]的意义。它是欧洲和我们自己二十年的耐心和艰苦的努力的结果。它向世界证明了法国终于在欧洲恢复了它应有的地位。我不打算贬低这一道义援助，但是我国对此已经提供物质援助作为报答，近四十亿法国黄金已在几个月内落进俄国金库。
可见法国和俄国是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相处的。社会主义者同所有的法国人一样，为了祖国的利益，唯有走这一条件下才接受同俄罗斯帝国的协约。
但是，公民们，在社会党岀于爱国精神服从欧洲形势为它造成的必要性的时候，它没有忘记互相支援的伟大义务。它尤其没有忘记在俄国那里，社会主义者为了我们在这里捍卫的正义的、人道的共同事业每天都在进行斗争，直到被关进监狱，被流放，甚至辆牲生命。
法国政府不能够插手外国的政策和内部事务，正如我们不允许外国干预我们的政策和内部事务一样，但是我们社会主义共和党人——法国革命传统的继承人和后继者，却有权向世界任何角落的、和我们捍卫同一思想的人伸出兄弟之手。我们能够这样做，我们应该这样做，因为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也是既为我们自己的事业服务，又为法兰西祖国本身服务。
无疑，每当一名社会党议员进入德国议会或是意大利议会，也就是进去一个德国人或一个意大利人。和这一样，当五十名社会党议员将进入波旁宫时，也就是进去五十个善良的法国人。
但是如果说法国的、意大利的和徳国的社会党议员自然有权利深切关心本民族的利益，那么至少有一种他们履应当关心的事使他们联合起来，即维持和平。因为他们知道，为了宣传和实现他们的思想，必须有和平。
他们懂得战争会长久地把社会主义的战士和思想淹没在血泊中。这就是为什么说，每选举一名社会党议员进入欧洲的一个议会，都是对于世界和平的一个新的安全保证，都是直接为法国的利益服务的。法国热爱和平，只求能在平静和安宁中继续它全心全意投身进去的文明的和卓有成效的事业。
公民们，我想这些解释是很清楚了，很完整了，我已尽了我的力量，我希望这些解释将使人们停止对于我们的诽谤。
啊！我表达这种心愿并不是为了我们，而是为了我们的国家。
二十年以来，每当发生外来的危险时，一切内部的分裂就消灭了。
二十年以来，每当外交部长登上民族讲台向法国的议员的爱国主义感情呼吁时，他就会看到人民的代表一致团结在他周围。
国际金融家纯粹为了损害一个威胁到他们个人利益的政党的威信，不惜破坏这一团结并给法兰西祖国造成无法弥补的创伤，我现在所谴责的卑劣的造谣运动就是他们在自己的天然摇篮——交易所的廊柱下搞起来的。
公众的健全理智将结束这些伎俩，它将使诽谤我们的人沉默。
至于我们，我们蔑视这些诽谤，唯一关注的是无愧于劳动群众对于我们的信任，明确认识到民主在世界上应该发挥的作用，我们作为这个不分国界的、维护社会正义和国际和平的伟大的党的忠实成员，将不屈不挠地继续把我们的全部力量、能力和智慧贡献给它的事业，我把对于这一事业的三方面的愿望归结为三声万岁：
法国万岁！
社会党国际万岁！
社会共和国万岁！
[17]马赛尔·桑巴（MarcelSembat1862—1922）——法国社会党的改良主义首领之一。1893年作为社会主义共和党的候选人当选为议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社会沙文主义者。——译者注
[18]欧仁妮（Eugénie1826—1920）——拿破仑三世的妻子，1853—1870年为法国皇后。——译者注
[19]列奥·卡普里维（LeoCaprivi1831—1899）——德意志帝国首相（1890—1894）。——译者注
[20]弗雷德里克·帕西（FrédéricPassy1822—1912）——法国经济学家，众议院议员（1874—1889）。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译者注
[21]1867年在维·雨果、朱·加里波第等人积极参加之下成立的一个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组织。——译者注
[2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283页。——译者注
[23]指1891年夏法国舰队访问俄国海军要塞喀琅施塔特。当军乐队奏起在俄国严禁演奏的《马赛曲》（法国国歌）时，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脱帽致敬。——译者注 |
3、向第十二区第一选区选民所作的竞选演说（1902年议会改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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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向第十二区第一选区选民所作的竞选演说
（1902年议会改选）
公民们！
你们在4月27日的投票将具有双重意义：它既是对过去的评价，也是对将来的指示。
我确信自己从来只以共和国的最高利益为重，并且始终不渝地忠于我们在1889年订立并两次续订的协议，因此我十分安心地等待着我所熟悉的、过去十二年以来也已经熟悉我的选民们对于我的所作所为作出评价。
我同共和党理所当然地为之感到骄傲的那位政治家[15]一起，为从1899年6月25日起贯穿我国全部历史的共和国保卫和行动事业服务，这将是我毕生的光荣。
那时，由于政府长期软弱无力，阴谋活动受到鼓励，各种暴乱的企图也死灰复燃。但是，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使国家意识到有一个政府在领导她了。
这届内阁恢复了我们党的传统，这肯定不是它的最小的贡献。瓦尔德克-卢梭内阁之所以维持下来，并且能够组成和保持一个多数，是因为它采取了行动。它成了国家一切重大利益的谨慎而又积极的仆人，关于这一点有很多证据，我曾参加起草并提请表决的海运法和重大公共工程计划，就是其中的两个。
我们的内阁不但只许诺它所能够做到的事，而且把前几届内阁的诺言付诸实现，使曾经列入前几届议会议程的某些改革终于有了结果。它创议了象结社法这样已经由形势表明是刻不容缓的。政治方面和社会方面的法律。
它认为，使人民不致受骗的最可靠的办法，就是通过行动向他们证明，共和国政府为了改善他们的命运作了有效的努力。
我作为商业部长，负责领导管理劳动、社会保险和社会救济的部门（这两个局是在我的关心下设立的）。采取一切措施（法律、命令、条例、指令），以改善劳动者的条件，防止或减少随时威胁着他们的事故，这一荣誉和责任主要是落在我的身上。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我只是把你们常常听到我发挥的思想付之实现。让敌人用粗野的谩骂，或者煞费苦心的影射去指责你们所选举的人掌权后改变了自己的态度和见解吧。无需向你们指出这些指责是错误和荒谬的。
1889年，我作为社会主义共和党人曾在这一选区竞选；1902年，我仍然作为社会主义共和党人在这里竞选。
象那时一样，我今天仍坚决反对一切暴力手段，从以行动进行的宣传直到总罢工我都反对（1893年我曾在我们的选举集会上指出，暴力是危险的幻想）。象那时一样，我今天仍坚信改良主义的方法，要用这种方法有步骤地、不断地消灭目前的不公正和奴役，从而为我们关于善良、正义和自由的理想作好准备并使之到来。
不是在昨天，而是在1893年，我就指出了社会党应当优先关心我们的对外政策和我们的联盟。不是在昨天，而是在1896年，我就向党指出，取得政权是它的努力和策略的自然结果。社会党参加政府后可能会打破某些陈规旧例。如果人们为了给共和派造成最大的损失，想重新用过时的革出教门的办法来对付社会党，那么，这不但是不公正的，而且是愚蠢的。
采取一致行动的法国民主派应该在下届议会中巩固已经获得的利益，并力争获得新的利益，也就是继续和发展它以往的胜利。
争取在众议院中最终通过牌照税改革（通过这一改革，我们可以使小商人负担的牌照税减少百分之二十五）；争取参议院赞同众议院已经通过的关于把劳资仲裁委员会的裁判权扩大到商业职员、关于在商店和车间采取卫生保健措施、关于修改有关劳动事故的法令、关于限制矿井中的工作日、以及关于改进铁路职工的退休金和劳动条件等的法律草案；实现关于工人退休金的计划（它的第一条款已经通过，也就是说它的原则已经得到承认）；通过一切手段并以各种形式，特别是通过批准修改1884年关于职工会的法令的草案，以及关于友好调解有关劳动条件的纠纷的草案，鼓励劳动者组织起来；不断改善已逐步摆脱私人利益巨大影响的交通方面的经济设备；把服兵役期缩短到两年；征收所得税；废除法卢[16]法令；修改议会选举法和议事规则；更好地组织普选以便纠正我们议会机构的缺陷。这就是你们的议员应当积极热情地力求实现的一些主要方面。
如果你们象我一样仍旧忠实于我们一直到现在都一起遵循的既是现实的、又是理想的政策，那么请你们把这一点表达出来，也就是重新委托我以你们的名义继续捍卫这一政策。
[15]指瓦尔德克-卢梭——译者注
[16]阿尔弗勒徳·法卢（AlfredFalloux1811—1886）——法国的正统主义者和教权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曾任教育和宗教部长（1848—1849），1850年教育法的倡议人。——译者注 |
2、向第十二区第一选区选民所作的竞选演说（1898年议会改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二国际->亚·米勒兰《法国的改良社会主义》（1903）
2、向第十二区第一选区选民所作的竞选演说
（1898年议会改选）
公民们！
我在你们选区作候选人已经是第三次了，我满怀信心地把我四年来所遵循的政策交给你们评论。
我们国家的命运，它的物质威力，它在精神上的伟大，都是同当前社会上进行的斗争息息相关的，在这场斗争中对垒的双方是寄生的金鬼融寡头政治和勤劳的民主政治。
我们赞成民主政治，反对金融寡头政治。
我们有坚强的决心，要不惜一切力量使社会主义秩序最快地、最少痛苦地从资本主义的无秩序状态中产生出来。
社会主义共和党在议会和国家中把它的战士的全部力量都贡献给这一崇高事业。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党的宣传工作取得了成功，党的理论得到了无容置疑的广泛传播，这就完全足以推翻它的敌人为了歪曲它的意图和思想而枉费心机地散布的污蔑之词。
为了阻挡党的前进道路，敌人进行恐吓，他们玩弄词句，大肆煽动。而我们则诉诸理智，我们对词句作了解释。广大选民是倾听我们的，广大选民了解我们。
由于大工业和大商店的集中而破产的小厂主、小商人，被投机倒把者掏光了腰包的小年金收入者，以及毫无保障地听任工业、金融、土地方面的新的封建贵族摆布的各种雇佣劳动者，所有这些人决不会认为，把一小握人所垄断的生产手段交还给国家是对于个人财产的侵犯，因为这一小撮人的很不体面的巨大财富无非是依靠掠夺无数小业主而造成的。
任何诽谤都不能使大革命的儿子——劳动者相信，把对于人类的关心与对法兰西祖国的热爱统一起来似乎是困难的，似乎他们没有权利为了世界和平用劳动者的国际协调反对世界主义的金融家们的联盟。
关于社会主义共和党有节制的合法行动的再有力不过的证明，就是建立并巩固了工人玻璃厂的工会运动，就是目前在近三百个选区中向广大选民提出社会主义纲领的政治运动。对于还敢谴责它是一个主张暴力和破坏的党的那些人，再也没有比这更加令人信服的回答了。
公民们，我们将无比坚定地继续完成我们肩负的任务。
我们不满足于宣布我们自己的原则，我们将反对任何反动的挑衅而有力地捍卫一切共和主义者的共同财产——世俗化教育、工会自由和政治自由。
我们坚决要求实行符合共和主义法国的传统、尊严和利益的对外政策，它既不是冒险的，同样也不是软弱的。
下届议会必须完成的任务是，修改不符合共和主义精神的宪法，改变陈旧的司法组织的原则，扩大妇女的权力。
我已签署的纲领包含着必需的改革的一切细节，它成了使我对选民团体承担责任和义务的协议。
议会首先应当妥善完成两项改革。
缩短服兵役的时间，最多规定为两年,从而减轻军费负担，这件事不能推迟。这项改革是一位共和派将军费德尔布[14]在1871年就提出的。它具有双重意义，它在不削弱防御力量的情况下，既能提高国家的生产力，又有助于使军队具有民族的大学校这一特性。
现在的社会不应拒绝通过建立国家保险储金局来保障老年人的生活权利。社会主义共和党将以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努力争取实现劳动群众热烈盼望的这一重要改进。为了取得这方面所需要的钱，它将要求对于我们的税制实行决定性的改革，即废除四项税并实行累进所得税和累进遗产税。这样我们党就会通过不断地改进现在而为将来做好准备。
社会主义共和党通过保证劳动者能够体面地安享晚年，通过减轻军事负担，通过更好地分配使我们的生产受到压制的赋税负担，就使我们的工业、商业、农业更有弹性和更有活力，能够经得起外国的如此激烈、如此艰苦的竞争。它将通过事实证明，它善于把着眼于当前的改良同关心将来的广泛改造结合起来。
公民们，这一政策充满理想，同时又完全体现了现实的必要性，你们的议员一直没有停止为这一政策服务并捍卫它。
我请求你们继续让我留在你们由于器重而赋予我的光荣战斗岗位上，我不会忘记由此而承担的义务。
有你们的信任作后盾，我一定能够完成我的任务。
[14]路易·莱昂·塞扎尔·费徳尔布（Louis-Léon-CésarFaidherbe1818—1889）——法国将军，普法战争时期任北方军团司令。——译者注 |
1、向第十二区第一选区选民所作的竞选演说（1893年议会改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二国际->亚·米勒兰《法国的改良社会主义》（1903）
二．竞选演说
1、向第十二区第一选区选民所作的竞选演说
（1893年议会改选）
公民们！
四年前你们投票对我表示信任，我现在请求你们再次选举我。我认为，我忠诚地完成了你们的委托。
对于1889年由我们，即你们和我，共同签署的纲领，我不需要作任何修改。今天请允许我在这里仅仅阐明这个纲领所遵循的并且使它生气勃勃的那些崇高思想。
共和国花去了二十年的时间，才迫使腐朽制度的拥护者低头认输。取得全国一致赞同并且对自己的前途满怀信心的共和国，再也没有权利满足于捍卫已经不再受到威胁的原则。共和国要承担新的义务。
法国大革命发生时，农奴们在土地上匍匐呻吟。革命使他们挺直了腰，把他们变成了自由的人。
1848年，共和国把每个法国人变成了享有选举权的公民。
作为先辈的事业的受益者和他们的原则的继承者，我们的责任是促进而不是阻碍必要的转变，以继续和完成他们的事业。
社会问题是1893年选举的中心问题。
那些衣食富足的有产者妄图无限期地拖延解决这一问题，以免他们的利己主义享受受到威胁；那些由于自己得利而为经济不平等辩护的人徒劳地嘲弄和中伤社会主义；只要依靠我们的坚定性。我们的智慧和我们的团结，我们就能促使不可避免的时刻早日到来，那时每个劳动者将领取自己的全部劳动产品，那时秩序、和谐和正义将调节生产和分配，不使其听任命运的摆布。
要改变社会现状，决不是靠魔杖一挥，不是靠奇迹，也不是靠包暴力行动，而是靠所有受害者的明智的、坚韧不拔的意志，他们是：由于资本集中而破产的商人、由于股票暴跌而破产的年金收入者、受到高利贷敲诈的老板、受到无限度剥削的体力和脑力劳动者。
一桩空前的丑闻——巴拿马事件[13]——淋漓尽致地暴露了我们的病痛所在。人们可以看到，我国有哪些社会势力听命于金融寡头，在为他们效劳。
正是为了反对金融寡头，我们必须齐心协力。国家必须从这一新的世界主义封建制的贵族们手里夺回法兰西银行、铁路、矿山等等要塞，这些要塞是他们为了统治国家而从国家手里抢走的。
在进行上述必要的工作的同时，下届议会应当努力完成一项与之平行的任务，即通过我们的经济立法的改革和税制改革，把劳动者从束缚他的一切法律桎梏中解放出来。
然而，如果立宪会议对宪法所做的修改最终不能给予我国以进步所需的工具，即一部民主的宪法，来保证实现民有和民治的政府，那么上述一切改革肯定将成为一次名符其实的流产。
公民们！
四年前，诸位已经投票赞成这一和平的改良政策。
1889年以来，我通过讲演和写文章，利用报刊和议会讲坛，走遍整个法国，一直不停地捍卫这一政策。
这一政策在国内取得了舆论的强大支持，获得了许多委员会的赞同。社会主义共和党人请求选民们采纳的就是这个政策。
我满怀信心地请求一切希望推动社会进化从而使我国避免一次革命的种种风险的、真心诚意的共和主义者赞同这一政策。
[13]巴拿马丑闻是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通过收买法国国务活动家、官员和报刊而制造的一个骗局。1888年底，这家公司垮台，引起了大批小股东的破产和无数企业的倒闭。后来，到1892年才发现，该公司为了掩盖它的真实财政状况和滥用所筹集的资金曾广泛采用收买和贿赂手段，法国前内阁总理弗雷西讷、鲁维埃、弗洛凯和其他身居要职的官员都接受过这种贿赂。——译者注 |
4、在第十二区的演说（1902年12月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二国际->亚·米勒兰《法国的改良社会主义》（1903）
4、在第十二区的演说
（1902年12月3日）
公民们：
这次集会首先是共和主义者喜悦和感激心情的表现。
这次集会的目的是为了庆祝选举的结果，关于这一选举阶段，我只想指出各种色彩的共和主义者和各种派别的社会主义者所展示的团结一致、忠于思想的场面。
请原谅我不举出具体的名字，因为列举起来太长了。我向你们全体、向今天晚上到场的参加过这次战斗的战士表示感谢。这次胜利不是属于一个人的，也不是属于一个团体的，它是属于共和国本身的。应该把荣誉归于分属共和派各种观点的，在热爱民主的基础上，在憎恨民族主义者和教权派的蛊惑宣传的基础上兄弟般团结起来的全体战士。
共和国长期以来遭受最猛烈和最伪善的攻击，保卫共和国以反对这种攻击的必要性曾把这一地区所有共和主义者集合在它的旗帜下，而同样真实的是，一些清晰的思想和一个明确的纲领已经通过你们的当选人的名字而得到确认。请允许我在今天晚上简单地提一下这些思想。
从经济观点来看，由于科学的巨大发展而产生的工业革命贯穿了整个上一世纪。这一革命的特点一方面是资本的集中，机器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大批劳动者集合在工厂中。从这次革命产生了现代工人运动，社会党是它在政治上的表现。实际上我们党的独特之处，它的伟大，也就是说，使它毫不含糊地区别于其他任何民主的人民政党的地方，顾名思义，就在于它是主张经济解放和工人解放的政党。
社会党不能不考虑它所处的环境，否则它就不能达到它为自己确定的目标，或者更确切地说，它的产生和发展的条件本身为它确定的目标。社会党是属于它的时代和它的祖国的，所以也分享时代和祖国的弱点和伟大。我们已经反复阐明社会党所追求的理想，如果说这一理想使它获得了无可比拟的力量和劲头，那么，在达到理想境界之前经过的各个阶段上，它却不得不适应它在前进中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
社会主义的目标是要保证每一个人的全面发展，要消灭在天然不平等以外由社会非正义造成的一切痛苦和不幸，它实现这个目标的必要工具是民主制和属于一切人并由一切人治理的政府。这就是说，它与法国大革命及体现这一革命的共和制有着牢不可破的联系。如同社会主义是共和国的经济和社会表现一样，共和国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形式。
从社会党作为政党出现的那一天起，它就同这样一个制度休戚相关地联系在一起，它如果不为这一制度尽自己的职责，就不能得到这一制度带来的利益。社会党在保持独立存在，保留自己的独特的面貌和独自的生活的同时，需要同其他民主政党建立联系和取得一致，参加对国家普遍利益的管理，走出只关心本团体特殊利益的小圈子。对这种利益的关心本来是它建党的第一位依据，但是如果仅仅关心这种利益，那就是把关心的意思理解错了。
我的朋友约瑟夫·萨罗特在他杰出的著作《反对党的社会主义，政府的社会主义》中非常准确和非常有力地指出，如果把阶级斗争同它的补充即阶级合作割裂开来，那么同现实社会制度联系着的阶级斗争概念就会是错误的和危险的。
单就我们都是法国人这个角度来看问题，法兰西民族这一巨大的物质和精神联盟中的所有成员，对于保护那些社会幸福都是利害相关的，而且关系将越来越密切。这些社会幸福就是以各种形式表现的民族安定、民族繁荣和民族独立。他们不能听任这些杜会幸福中的任何一种遭到破坏，而不感到个人直接受到损害。
难道人们会以为劳动者——我指的是最普通的劳动者——能够对危害国家的骚乱无动于衷和袖手旁观，或者说得明确些，对维护秩序和尊重法律漠不关心吗？唉！我们用不着追溯过早的历史，就可以证明在我们的内战、政变和革命中，人数最多的牺牲者是劳动者，从他们身上流出的大量鲜血染红了我们国内历史的篇章。
难道他们可以把良好地管理公共财政、合理地使用纳税人的税款看作无足轻重的吗？没有钱就没有改良。所以社会党议员的严重任务就是要小心谨慎地审査预算的每一项目。我想，他们会觉得，在讨论并通过这一预算的一切细节以后，再来全盘否决它，或者至少以正统教条为借口弃权，这种做法未免有点幼稚。
生产力和国家财富的增长，天然资源和殖民地的开发，这些问题对于劳动者同样有严重关系。
是的，法国人，所有的法国人都同样关心使法国富足和强大起来，这不仅表现在她有强大的盟国，有强大的军事和财政力量，而且也表现在她作为一个坚决地热爱和平、决心永远只使她的力量为正义服务的伟大民族，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威望。
社会主义民主派的特征就这样描绘得清清楚楚。它对于工人运动和经济解放的天然关心使它同其他一切政党区别开来，它又清楚地认识到，某些政治需要是它得以存在的前提，这种认识就使它与革命传统.共和设施以及其他共和主义派别结合起来。
为此,它力图在共同的行动中把二者协调起来：一方面是比较熟悉工人问题的民主派，另一方面是对一个伟大的民主制为求得生存应尽的职责比较自觉的社会主义者。
如果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民主制交给它使用的手段才有权利获得胜利，那么它就有责任不轻视任何这样的手段。社会党只要不是自暴自弃，不至于软弱到近似叛变的程度，就不会躲避任何责任和摆脱任何负担。它的任务就是逐步成为一个进行组织的党、执政的党，并通过和平手段，在共和国法律的范围之内把社会主义理论的贫乏公式变为生动的现实。
一个政党的首要职责和它的首要品格，就是要敢于提出和实行自己的观点。不懂得或者不敢于明确地说出要通过什么道路走向何处，就不能希望统治人，就不能奢望为人们的幸福工作。
如果社会党将成为一个置身于法律之外的党，自认低人一等，拒绝承担行动的义务而只满足于给别人以有条件的支持，如果它竟然甘愿充当这一角色，那么它就应该有勇气承认这一点。
如果相反，它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而是正视并大无畏地承担义务和责任，以党的名义并派党员参加共同行动，如果它不想把实行的困难和荣誉让给别人，自己却满足于充当建议者和批评者的角色，那么它就应该同样坦率地声明这一点。
下一次代表大会，对于我们党来说，将是一个决定性的和无法回避的机会，要在有待选择的两种方法中作出抉择。如果它象我所相信的那样已经作出了选择，如果它愿意行动并承担同行动不可分开的责任，那么它就能够把理论和实践协调起来，一往无前地把改良主义的方法贯彻到底。 |
3、在卡尔莫为饶勒斯当选而组织的庆祝会上的演说（1902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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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卡尔莫为饶勒斯当选而组织的庆祝会上的演说
（1902年10月12日）
公民们：
这次兄弟般的集会我无论如何是不愿意缺席的。我非常高兴地回到这个十年来同我们党的历史密切相联的城市，看到它就使我回忆起很多往事。
我们在卡尔莫的朋友为了庆祝以我们的朋友饶勒斯的名字为代表的共和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重新取得优势，今天把我们集合在一起。这就使我更加乐意接受他们的邀请。
刚才我说到往事，其中最珍贵的一件发生在1893年1月的一个寒冷的日子，那一天我来到这里发表演说，并支持在一次议会补选中作为我们旗手的候选人。老实说，他并不十分需要我的协助，因为他叫饶勒斯。但是，能为这位朋友的重新进入议会出一份哪怕是微薄的力量，我也感到衷心的愉快。从我们在1886年作为众议院临时办公处的年长的书记第一次见面以来，我就对他发生好感，同他接近起来。好感很快就变成思想和感情的一致，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思想和感情的一致更加牢固和更加密切了。当然，我们之间过去、现在以及将来都会存在某些观点分歧，这在两个自由思想的人之间是不可避免的，他们不允许为了哪怕是最珍贵的友谊而牺牲自己的独立见解。但是我们知道，把我们联合在一起的兄弟情谊永远不会破裂，因为对于两个毕生为同一理想奋斗的战友来说，这种兄弟情谊由之产生的我们相互间的尊重是任何力量破坏不了的。这种从长期的考验和共同工作中产生岀来的安慰和鼓舞是多么大啊！
由于这个区给了饶勒斯荣誉的和战斗的岗位，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应当特别感谢它。我把共和国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这不是没有用意的。就我们来说，我们从来没有把二者割裂开来。近几年的事件如此紧密地将社会主义者的努力同其他的共和主义者的努力联合在一起，它们再也分不开了。毫无疑问，社会党始终是共和军队的先锋队，但是先锋队是军队的一部分，它在那里的位置是确定的。
如果我没有误解的话，这种新形势既为社会党又为共和党提出新的任务。
我们党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果断地走上了争取实际效果和有效行动的道路，它应当对自己，对它想要改变和驾驭其命运的国家，在方法和手段上开诚布公。
由于掌握了普选和共和国这两个无限进步的工具，我们党决不会幼稚地和自欺欺人地死抱住那些人们一直在宣传、但很幸运却从来没有使用的公式。我们党是采取和平手段和和平解决的党，也只能是这样的党。
它在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上都是这样的党。
用一种特殊的谨慎和有节制的态度对持外交政策问题，这不是胆怯，而是智慧。这么多而且是这么重大的利害问题有争执，各国政府（且不说各国人民）的头脑里经常会产生这么多而且是这么意想不到的主意，因此，最好不要不由自主地去为敌人效劳。
我并不是在这些问题上害怕坦率。在任何问题上我都把坦率当作最高的技巧。危险不在于讲出自己的思想，而在于不能使人们正确地了解它，或者由于只是说明了它的一个方面而让人们有可能去歪曲它。
法兰西共和国要求和平。它始终热爱和平。我们的决心丝毫无损于维护我们的合法利益和尊严的事业。任何人如果怀疑这种决心的诚意和坚定性，就不能不受人耻笑。
共和国的职责和荣誉，我敢说特别是我们党在共和国中的职责和荣誉，正是在于寻找一些方法来和平解决到目前为止似乎只有残酷的战争才能解决的争端，并且使这些方法获得胜利。如果说在这条道路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那是不正确的。上一世纪末，一些说不同语言和属于不同民族而同样尊重人道的人组织了争取和平的十字军，这不是没有用的。海牙大会[12]所做的事情并不是徒劳无益的。对于我们，对于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对于所有认为战争与其说是一个令人痛恨的现象、不如说是一个荒诞现象的善良人们来说，我们的任务是要不遗余力地使那些撒在全世界的理智、正义与和平的种子发芽结果。
何况，现在一切都促使大规模的杀戳不能重演，这种杀戳曾经消耗了这么多力量，使这么多希望破灭，对人类毫无益处。科学已使破坏性武器达到令人厌恶的完善程度，这在今天也许是我们反对战争灾祸的最可靠的保证。对于这场战争将招致的危险的程度和战争的后果，世界上任何人都不敢作出预言。
此外，由于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十分频繁，关系极其复杂，由于许多利害关系超越国界而混杂在一起，由于经济和社会问题已经断然地压倒其他一切问题，并且不容置辩地决定着其他一切问题，因此，出现一场全面的大火灾并且造成一切后果的展望已日益显得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恶梦。为了使它彻底化为泡影，必须增加已经为数不少的、通过互利的牢固纽带使各民族连结在一起的协定。由于关心改善各国人民之间的交往和保证各国人民在国外的权益受到尊重，已经产生很多条约。但是这方面的工作远远没有做完。需要实行关于劳动的国际立法。为了在一些问题（例如，在某些工业中的夜间劳动）上达成国际协议，各国政府之间的谈判已经开始。提出了一些建议，这些建议并不总是受到应有的欢迎。外交界，甚至民主国家的外交界，还不太关心这些谈判，或者是他们怀疑这些谈判的背后有某种政治考虑，而这种怀疑有时并不是毫无道理的；或者不如说他们认为这些仅仅是次要的问题，而他们对解决次要问题兴趣不大。但是，很需要使外交界形成习惯，给这些谈判以它们应有的头等重要的位置，因为只有通过这一途径，通过在民族与民族之间建立调整它们一切共同利益的一系列条约，才能使人们甚至再也不能理解，为了解决无论是民族之间还是个人之间的争端，除了理智和公正这一武器之外，还可能有任何别的武器。
就这样，慢慢地在人们的意识中涌现并形成一个未来的图景，从此以后，对于粗暴地不承认民族权利的行为，就不仅不能置之不理，而且要对这些民族在正义和权利方面遭受的损失给以必要的赔偿。我们让别人去吹牛夸口，这些都是基无用处，令人鄙视的。我们非常热爱人民，因此对于蛊惑家不能不感到憎恨，当这些人戴上爱国主义的假面具时，也许再也没有更加可憎和更加危险的了。
这些人在最近这次选举中遭到了惨重的失败，但是共和党并不能因此就忘记胜利为它带来的迫切任务。城市和农村劳动者的健全意识和忠诚又一次使共和党获胜。它如果不通过更加热情地关注社会改良来表示感谢，就是忘恩负义和丧失理智。
我们要坚持不懈地把共和党正在从事的斗争进行到底，同时也决不忘记有待完成的事业的其余部分。
我曾以上届政府的名义对上届众议院讲过，共和党在通过结社法以后，又对于工人退休金法案进行讨论，这样就接触到它的政策和纲领的两端。我不需要昨天内阁总理先生在共和国商业和工业委员会的宴会上所作的声明，就可以确信，本届内阁既已如此明确而坚决地接受了遗产的第一部分，也就不准备拋弃另一部分。此外，共和派多数非常明白，共和制度的根本利益，它的荣誉和力量，就在于不疲倦地努力接近由它体现并且得到劳动群众拥护的理想。新的议会要讨论许多有关各种类型的劳动者利益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法案。可以大大减轻小商业负担的牌照税改革就差众议院的表决了。与你们直接有关的矿井中八小时工作日法案，也只等参议院批准。关于改进劳资仲裁法庭的裁判权并且象大家所希望的那样把它推广到商业职工，情况也是这样。
最高劳动委员会在改为由当事人直接选出委员以后已愈来愈重要了。它将在11月举行的会议上讨论学徒期这一首要问题。我不用请我们的朋友饶勒斯注意这个问题，他是委员会中三年来最勤劳、最积极的成员之一。这一问题对于我们国家的经济繁荣以及与此不能分开的对无产阶级的教育都具有重大的利害关系。这是以一种特殊形式出现的义务教育问题。为了公众利益和为了明天将成为劳动者的儿童的利益，难道国家不应该努力做到使工人在成年以前，不管将来要完成什么样的工作，都要在技术学校或者在可以同车间劳动结合起来的训练班里接受职业教育吗？在劳动管理局收集的有教育意义的调査里对这一问题作了回答。邻国的榜样也为我们提供了可以利用的经验，它们强大的工业是我们经常注意的对象。
我将忠于我所捍卫的思想，在议会复会以后，利用我的建议权把我作为部长为了改善和扩充1884年关于职工会和友好调解劳动纠纷的法律而提出的两项法案交给议会讨论。对此你们不会感到惊奇。你们知道这两项法案遵循了过去和现在一直是我的行动指导原则的总观念，即工人迫切需要组织起来。不组织起来，无产阶级就会象灰尘一样，随风漂荡，毫无定向，听任命运摆布。通过组织起来工人将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也意识到自己的贵任。工人在工会、职业介绍所和各种形式的协会中，学会如何面对现实，调整自己的行动和步伐。这既符合他们本身的最大利益，也符合整个国家的最大利益。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工人退休金的问题。我赞同我们的朋友、曾就这个问题作了报告的居伊埃瑟的意见，一定把它立即在议会上提出来。这一问题的原则已由上届议会通过了。现在应该就这一问题形成一个法律。我们远远落后于我们的德国邻居了，但愿我们至少要以他们为榜样。我们的朋友中有一些人反对工人分担退休金，我们的几乎全部对手都反对强迫原则，我知道他们提出的批评。如果人们在这两个基本要点上拒绝吸取最新的和最近的经验，那么他们除了发表浮夸的言词外，就不会干别的了。我这样说恐怕是没有错的。有些不明了悄况或者过分狡猾的批评家竭力在建立退休金制度和发展互助之间制造莫名其妙的矛盾。而事实却是相反：互助协会作为公民与国家之间天然的和适宜的中间人，将在这一法律的执行过程中进一步发展壮大和提高威信。关于这一点瓦尔德克-卢梭先生以他惯常的作风，用鲜明而准确的一句话忠实地概括了法案的内容和意义。他说法案建立“寓于强迫中的自由”。而且这一法律的主导思想非常好，非常正确，它很充分地满足了这个向往正义与安全的、勤劳俭朴的国家的愿望，因此它肯定不久就会取得最后胜利。
今天，正当大家都在为一些很自然地使你们激动并且在整个法国都有反响的问题操心的时候，我特别致力于阐明我们党和共和党义不容辞的总的事业中的至少一部分，我相信你们谁也不会因此而责备我。在我的周围，我看到有许多卓越的演说家，他们能够比我更好地宣讲我们的共同原则和共同思想，并且也许还能指出，我们党具有什么特点，与其他党派有什么不同。不久前，所有的共和主义派别联合起来保证民主派在选举中获胜，全国的代表即将聚会在一起，来实现只有通过全体共和主义者的紧密合作才能完成的使命，在这样的时候，我认为，多讲点那些能使他们联合起来的东西，少讲点那些能使他们分裂的东西，既不是无益的，也算不了随机应变。
对于我们来讲，如果我们有幸能在本届议会通过我刚才粗略描述的改良卄划，那我们将心安理得地等待社会党和全体有觉悟的劳动者对我们的工作作出判断。我们只有使两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为我们勤劳和热爱和平的民主制服务才有可能达到这一点，这两种互相补充的力量就是，社会主义政党有条不紊的、富有成效的行动和共和党的团结。
[12]指1899年在海牙召开的国际会议。会议标榜以“限制军备和保障和平”为目的，但在限制军备方面未取得任何结果，只是通过了有关战争、中立和和平解决争端的国际法规的公约。参加会议的有中、俄、英、法、美、日等二十六国。——译者注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马克思致约翰·巴普提斯特·施韦泽(1868年10月1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二卷
马克思致约翰·巴普提斯特·施韦泽
柏林
1868年10月13日于伦敦
阁下：
您没有接到我对您9月15日来信的复信，是由于我误解了您的意思。我把来信理解为您想把您的“草案”寄给我看看。因此我就等着您寄来。后来你们的代表大会召开了[160]，那时我认为（由于工作过多）已经没有必要忙着回信。在接到您10月8日的来信以前，我就以国际的德国书记的身分一再地号召和平。别人回答我说（为此寄来了摘自《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话为证）：是您自己挑起了这场战争。我声明说，在这场决斗中，我应起的作用，仅仅是充当“公断人”。［注：见本卷第168页。——编者注］
我想，我对您在信中向我表示的极大信任的最好的报答，就是坦率地、不用任何外交辞令地向您说出我对目前事态的看法。在这里我认为，对您来说也和对我来说一样，重要的只是事业的利益。
我无保留地承认您在从事工人运动中所表现的智慧和能力，而且从来没有向我的任何一个朋友隐瞒过这一点。在我必须公开发表意见的一切场合——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和这里的德国共产主义协会——我总是把您作为我们党的人来谈论，从来只字未提我们的分歧。
然而这种分歧是存在的。
首先，关于拉萨尔的联合会，它是在一个反动时期成立的。在德国工人运动沉寂了十五年之后，拉萨尔又唤醒了这个运动，这是他的不朽的功绩。但是，他犯了很大的错误。他受直接的时代条件的影响太深了。他把一个小小的出发点——他同舒尔采—德里奇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的对立——当作自己的鼓动的中心点：以国家帮助反对自助。这样，他不过是重新提出了法国天主教社会主义的首领毕舍为反对法国的真正的工人运动而于1843年和以后几年提出的口号。拉萨尔也不会糊涂到认为这个口号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他只能以这个口号（似乎！）可以直接实现为理由来替这个口号辩护。为了这个目的，他不得不断言这个口号在最近的将来就会实现。因此，这种“国家”就变成了普鲁士国家。这样一来，他就不得不向普鲁士君主制、向普鲁士反动派（封建党派）、甚至向教权派让步。他把宪章派的普选权口号同毕舍的国家对协作社的帮助结合起来。他忽略了德国和英国的条件是不同的。他忽略了没落帝国[405]在法国普选权问题上的教训。其次，就象每一个说自己的口袋里装有能为群众医治百病的万应灵丹的人一样，他一开始就使自己的鼓动带有宗教的、宗派的性质。实际上，任何宗派都有宗教的性质。再次，正因为他是一个宗派的创始人，所以他否认同德国和外国以前的工人运动有任何天然的联系。他陷入了蒲鲁东的错误之中，他不是从阶级运动的实际因素中去寻找自己的鼓动的现实基础，而是想根据某种教条式的处方来规定这一运动的进程。
在我现在的追述中，大部分都是当拉萨尔在1862年来到伦敦要求我同他一起领导新的运动的时候，我早就对他讲过的。
您根据切身的体验，知道宗派运动和阶级运动是对立的。宗派认为，它存在的权利和它的名誉不在于它自己和阶级运动有共同之处，而在于把它和阶级运动区别开来的特殊的护符。因此，当您在汉堡建议召开工会成立大会的时候，您只有以拒绝担任主席相威胁，才粉碎了宗派的反抗。此外，您曾经不得不把自己变成双重人物，宣布您在一种情况下作为宗派首脑进行活动，在另一种情况下作为阶级运动的代表进行活动。
全德工人联合会的解散曾使您有机会向前迈进一大步，并有机会声明，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证明，现在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已经到来，把宗派运动溶合于阶级运动和消除一切宗派主义的时机已经成熟。至于说到宗派的合理成分，那末象过去的一切工人宗派一样，宗派会把它当作丰富运动的因素带到总的运动中去。但是您并没有这样做，您实际上是要求阶级运动服从特殊的宗派运动。和您为敌的人就由此得出结论，说您千方百计地想保持您“自己的工人运动”。
至于说到柏林代表大会，那末首先是不应匆忙召开，因为联合法[505]还没有通过。因此，您本应同拉萨尔集团之外的领袖们商量，和他们共同制定计划并召开代表大会。但是您并没有这样做，您只是让他们二者择一：公开地附和您或者反对您。这次代表大会本身不过是汉堡代表大会的增订版。
至于章程草案[176]，我认为它在原则上是错误的，我相信我在工会方面的经验并不比任何同时代人少。在这里，我不想再作详细的说明，只想指出，集中制的组织对秘密团体和宗派运动是极其有用的，但是同工会的本质相矛盾。即使这种组织是可能存在的——我说它根本不可能存在——，那它也是不适宜的，至少在德国是这样。这里的工人从小就受官僚主义的训戒，相信权威，相信上级机关，所以在这里首先应当培养他们的独立自主精神。
您的计划在其他方面也是不实际的。在“联合会”中有三个来源不同的独立的权力机构：（1）由工会选出来的委员会；（2）由普选产生的主席（他在这里完全是多余的）；（3）由地方选出来的代表大会。这样一来，就到处都是冲突，而竟说这样有利于“迅速行动”！在国际工人协会的章程中，也设有协会的主席。但是，实际上他的职能只不过是主持总委员会的会议。我在1866年拒绝了主席的职务，1867年根据我的建议根本取消了这个职位，而代之以在总委员会的每周例会上选出的执行主席（Chairman）。工联伦敦理事会[30]也只有一个执行主席。书记才是它的常设的负责人员，因为他负责处理日常事务。拉萨尔从1852年法国宪法中搬用了“由普选产生总统”的做法，是大大的失策。况且这并不适用于工会运动！这种运动多半是围绕着钱的问题兜圈子，您很快就会发现，在这里任何独裁都将完结。
但是，不管组织犯了什么样的错误，这些错误大概都可能被合理的实践或多或少地克服掉。作为国际的书记，我准备充当您和直接参加了国际的纽伦堡多数派之间的调解人，——当然是在合理的基础上进行调解。［注：见本卷第169页。——编者注］我已经把同样的意思写信告诉莱比锡。我不会忽视您的困难处境，并且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更多地受环境的支配，而不是受自己的意志的支配。
我向您担保，在任何情况下我都将是公正的，这是我的责任。但是，另一方面，我不能向您担保，我不会在某一天——在我认为是工人运动的利益所绝对需要的时候——以个人名义公开批判拉萨尔派的偏见，就象当时我对待蒲鲁东派的偏见那样［注：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论蒲鲁东》。——编者注］。
我向您保证，我对您个人怀着最良好的愿望。
忠实于您的卡·马·
注释：
[30]工联伦敦理事会首次于1860年5月由伦敦各工联代表会议选出。伦敦理事会领导着首都各工联成千上万的群众，对整个英国工人阶级都有影响。在六十年代前半期它曾经领导英国工人反对干涉美国、维护波兰和意大利的历次行动，稍后又领导了他们争取工联合法化的运动。在伦敦理事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联合起来的各个工联的领导人——木工工联的克里默及其后的阿普耳加思、鞋匠工联的奥哲尔、泥水匠工联的柯耳森和豪威耳、机械工工联的阿林。工联伦敦理事会通过参加该理事会的总委员会委员同国际进行接触。——第17、559页。
[160]指施韦泽和弗里茨舍得到在汉堡召开的拉萨尔派的联合会大会（见注129）的同意以国会议员身分于1868年9月26日在柏林召开的全德工人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二百零六名，代表十四万二千多工人（主要是北德意志各城市的）。这次代表大会根本拒绝加入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领导的纽伦堡组织的各个工人协会派遣代表参加。柏林代表大会以后，成立了一些工会，它们是按拉萨尔派的宗派主义组织的式样建立起来的，并且联合成为一个以施韦泽为首的总的联合会。这个组织完全从属于全德工人联合会。马克思对施韦泽作了尖锐的批评，因为组织这样的代表大会导致了德国的工人工会的分裂，见本卷第558、559页），同时，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章程根本违反工会运动的目的和性质。——第147、150、159、168、556页。
[176]指1868年9月25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12号附刊上发表的全德工人代表大会（见注160）于1868年在柏林通过的拉萨尔派的工会章程草案。——第168、170、558页。
[405]没落帝国是对晚期罗马帝国或拜占庭帝国的称呼；这里指的是法兰西第二帝国。——第425、557页。
[505]联合法——马克思暗指新工商业条例，根据这一条例工人有罢工权和联合权。1869年5月29日北德意志国会通过了这一条例。——第558页。 |
2、在菲尔米尼的演说（1902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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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菲尔米尼的演说
（1902年1月13日）
先生们：
我们在贵省所作的这次旅行，特别是今天菲尔米尼市和市议员们对我们的热情接持，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深信，我这样说既表达了我自己的感情，也忠实地表达了我的同事们的感情。
在星期六以来的这两天里，我们看到拥护共和制和勤劳的本地区人民热情欢迎他们的杰出代表，再没有什么比这个场面更使我们放心和愉快了。他是一位无可比拟的演说家，卓越的政治家，勇敢和忠诚的共和主义者，我们以自己是他的合作者而感到骄傲。
民主派的由衷的感激，共和国敌人的无可奈何的狂怒，都充分表明两年半多的时间以来瓦尔德克-卢梭[9]先生所首倡和主持的事业是伟大和必要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地位，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协助了瓦尔德克-卢梭先生。
我的杰出的朋友和同事安得列[10]将军和德·拉内桑先生坚持要把在宴会上第一个发言的荣誉和责任留给我，这就使我有可能就我和他们并肩对共同事业的贡献作一说明。
他们要我这个社会党员部长对我们在菲尔米尼的拥护社会主义的朋友们讲话，从而使我有机会再一次清楚和准确地阐明社会主义者参加政府工作的特点和意义。为此，我向他们表示感谢。
共和国所遇到的非常实际的危险成了一个天然的机会，使社会主义共和党人能同共和党的所有其他各派的代表一起参加政府。
把这件事看成偶然的或意外的，认为它既没有先例也不能持久，那就完全是自欺欺人。
实际上，这不过是多年来法国社会党所采取的态度和作风的必然的、合乎逻辑的结论。
因为社会党已经认识到，在一个实行普选制的共和国，不接受多数人所拥护的法律，却异想天开，莫名其妙地企图通过暴力侥幸使正义与和平的思想获得胜利，这既是犯罪的，也是徒劳的。
社会党已经劲头十足地着手为进行思想教育和获得国家权力而工作。虽然在言论和行动之间有时还出现某些矛盾，但是，行动已经十分明确，不容许对于动机有任何怀疑。
它在市政府、地方议会、国民议会里的代表满腔热忱，讲求实效，采取了明智的行动，力争获得直接的成就，并通过岀响亮演说更可靠的行动和改良为他们所渴望的改革进行准备。
我亲爱的苏埃，您记得，在莱昂·布尔茹瓦[11]先生同他的激进党朋友们决定在他的政府声明上签字，并继续进行税制改革的那天，社会党议员们不遗余力地表示赞成和给予支持。他们表明了他们政治思想的坚定性，表明他们作为一个无愧于自己名称的党，既然真诚地同意参加国务活动，就有决心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责任。
除非玩弄十足的诡辩，怎么可能摆脱这些最沉重和最富有成效的职责呢？社会党要继续作为一个政党，就没有权利有意逃避政府的负担和责任，正如共和党也没有权利千方百计地阻止它进入政府一样，这难道不是很明显吗？
如果说任何职责都意味着要承担一系列的责任和忧虑，那么正因为政府的职责是最高的职责，它就不可能没有严格的、不可抗拒的义务。
“人们用自己的政党为了自己的国家进行管理”。这一格言并没有失去它的正确性，它言简意赅，真是一个象样的纲领。
社会主义是有雄心壮志的。它的理想最崇高，最高尚，最能激动人心。因为只有通过个人的充分发展，使他摆脱无知和罪恶的奴役，使他分享社会财产并从而获得经济实力（没有这种经济实力个人就没有自由），这种理想才能完全实现。
但是，社会主义既不靠上帝，也不靠救世主来求得人类的解放。它只靠人的力量及其不受限制的和顽强的努力，来取得胜利。
因此，社会主义坚持把关心实际情况和追求理想目标不断地结合起来。它既不能忽视妨碍它发展的利害关系以及比利害关系更甚的偏见，也不能忘记，轻视妥协就是轻视行动和生活。
我们是1902年的法国人，而对于我们所处的时间和空间的准确认识不是一个无关重要的概念，它决定着我们活动的实际条件。
一个政党要改造世界。首先就应该改变它所处的环境。如果它不是从认识这一环境的需要和利益开始，那么它将怎样着手呢？如果只想嘴上说说，那将是徒劳的，无论是社会党或是其他的党都不能这样。如果它打算依靠空洞的词藻和没有内容的公式来敷衍塞责，它就会走向破产。它逃不过现实这一关。
虽然我们的思想永远不应当脱离我们的理想，但是首先必须保障房屋的安全，因为房屋是我们今天的现实的栖身之地，同时也是明天的理想的栖身之地。
因此，命运注定社会党要对于一切内外政策的实际问题，对于一切同我们的经济发展或我们的殖民领地有关的以及关系到国防的实际问题，表明自己的立场。
从它以党的面目出现的那一天起，它就保证要承担责任，这些责任要求它在作出一项决议之前，必须慎重地研究决议的所有组成部分和它对于法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可能发生的影响。这种研究受到我们对未来的想法以及我们的共和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原则的影响和激励，但是它毕竟要取决于现实条件，取决于国家与个人必须满足的基本需要。
问题在于要善于把二者结合起来：既要不断力求尽善尽美和时刻不忘记理想，又必须关心可能出现的各种现实情况。
我相信，社会党一定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一定能够迫使自己接受一个大党的生存和发展所不可缺少的纪律。为了我的祖国，为了共和国，我热烈地祝它成功。我敢断言：不久前实行的试验以及它带给劳动者的成果（这些成果即将总结出来）对于社会党继续走力争实际效果的道路将是不小的促进，而这些实际效果正是预告和准备未来的。
目前，在竞选前夕，保守党公开投靠帝国的、王室的和主张全民投票的队伍。面对这样一个政党，本届内阁有幸组织了并建立了一个大的改良主义共和党。在这个大的改良主义共和党中，社会主义者占着不可缺少的位置，他们为它带来无可比拟的力最和热情。
但是，为了使这种热情和力量产生效果，就需要对它们加以节制。关于怎样才能够做到这一点，我已经讲了我的看法。
我曾经试图阐明真理，并以此来为我的共和国祖国和我自己的社会主义理想服务。我一直在这样做，今天在菲尔米尼，昨天在利尔，以及在朗斯和努宗都这样做了。
作为一名社会党员，我有义务忠于我的思想和我们党的决定。只要形势需要和党作了决定，不论分配我什么样的位置，我都不会有别的想法和欲望。
先生们，请你们和我一起举杯向以这样的决心和威望在菲尔米尼市政厅代表并维护民主进步和社会正义的思想的市政府表示敬意！
[9]勒奈·瓦尔德克-卢梭（RenéWaldeck-Rousseau1846—1904）——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1899—1902年法国内阁总理。米勒兰在他的内阁中担任工商业部长。——译者注
[10]路易·安得列（LouisAndré1838—1913）——法国将军，1901—1905年任法国能军部长。——译者注
[11]莱昂·布尔茹瓦（LéonBourgeois1851—1925）——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激进党的主要理论家。——译者注 |
一．纲领和方法1、在圣芒德的演说（1896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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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纲领和方法
1、在圣芒德的演说[1]
（1896年5月30日）
公民们！
第十二区第一选区和盲人收养所地区的各社会主义共和委员会让我主持这次出色的盛大集会，这是给我的巨大荣誉。我真不知道怎样热烈地向他们表达我的感激。但是如果我仅仅以个人的名义对于他们的有权威的代表和主席——我们的朋友拉尚博迪和阿约表示感谢，那还是不能反映大家的心情。我要为社会党清偿一笔债务，要以社会党的名义感谢他们使党有机会在这个难忘的盛会上充分看到自己的伟大、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职责。
今天在座有许多当选的议员，我谨向他们表示兄弟般的欢迎，他们来自法国各地，代表各大城市和乡村市镇来参加这一聚会，从而证明了这一吸引法国民主派的运动是不可抗拒的。见到了他们，我不禁想起那些艰难困苦的日子，想起为今天的胜利奠定了基础的那些战斗和失败。
无论按照资格或是按照贡献，我都算不上是社会党的老战士，请允许我向最初年代的战士，向为我们开辟了道路的先行者，并且在茹尔·盖得、瓦扬、保尔·布鲁斯和他们的同志们面前，在贝努瓦·马隆的亡灵面前，以及在二十年来以其名字体现了和体现着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的斗争和愿望的所有那些人面前，表示后来者和年轻人的敬意。
他们经历过艰苦的岁月、失败的懊恨、内订的剧烈痛苦。但是他们对自己的事业的美好、高尚以及必要性具有不可动摇的信仰，因此能够冲破重重阻碍，坚定不移。
他们的坚忍不拔的精神今天得到了公正的奖赏，这是他们唯一追求的奖赏。他们大量播下的种子已经发芽，并且将结出丰硕之果。
但是，公民们，如果举行这次集会仅仅是为了借此欢庆一番，那么我们就没有发挥它的全部作用，也没有实现它的期待。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党来讲，每一次胜利都意味着要求我们取得新的成功，正是在胜利中应该想到加强薄弱点，改正组织上的缺陷，并为了行将到来的斗争采取能够使我们夺取胜利的全部措施。
公民们，在法国的社会主义力量遇到了资本主义抵抗的所有战场上，到处都响起了一个共同的呼声，团结！停止派别之间的争吵，忘掉内部的纠纷！同心同德，步调一致，反对共同的敌人！
提出这一口号，是由于人们清楚地看到了实际的需要，同时也由于这样的崇高感情，即认为个人必须服从理想，这一口号在理论上虽然不会引起任何非难，但实行起来却经常受到攻击。
如果人们由于个人野心和个人竞争而发生冲突，因此有时模糊了义务观念，或者为个人利益所驱使，不愿服从普遍利益的严酷要求，并且为了粉饰这一点而找出种种借口，有时是最能诱惑人的借口，那有什么好奇怪呢？但是，这种缺陷愈是显得自然和可以解释，我们的党就愈是必须提防这些缺陷将会使它遭到的现实危险。
因此，任何人想要作为社会党的候选人参加竞选，就必须签字以名誉作保证，如果他在第一轮选举中所获得的选票比另一个社会党候选人少，他就应该退出竞选。这样才能证明，他具有最起码的诚意，对于这种要求，谁能感到气愤呢？
提出这样的措施，是完全出于对普遍利益的关心，它毫无区别地适用于一切以党的名义参加竞选的候选人，它将具有双重的价值：既不损害个人的尊严，同时又提供一种反对违犯纪律行为的制裁办法，这种制裁是纯粹道义方面的，但并不因此就没有效力。谁要是逃避这种义务，就将理所当然地被怀疑为只想满足个人野心。谁要是接受它，就要受到约束。实际上，如果一个候选人在公众面前的第一个表现就是违背他自愿对党所作的庄严诺言，选民团怎么能够信任他的诺言呢？
但是，当人们想要实行这一措施时，就有困难了，这种困难远远不能靠所谓的党内办事规则来解决。
一个社会党候选人承担义务在任何一个比他更有希望当选的社会党候选人面的撤退，好极了！可是如果在要求他履行诺言时他不承认他的幸运的对手是社会主义者，那么应该怎样回答他呢？标准在哪儿呢？换言之，为了得到社会主义者称号必须接受的最低纲领是什么呢？
问题确实是重要的。我丝毫不想凭我个人的威望来解决这个问题，而是请求你们允许我完全自由地阐述我个人对这一问题的观点。
我认为，社会党既然已经发展到现在这一阶段，就应当尽可能明确地划淸界限，这是符合它的利益的，也是它的义务。社会党向何处去，它打算通过什么道路达到它的目标？难道它真的要把取消自由、没收个人财产作为它的目标，把诉诸暴力作为手段吗？
我们形形色色的对手通常正是一致用这些特点来描绘社会党的形象的。但是，这个臆造的定义的所有各点，例如：取消不动产，诉诸暴力，无论同我们的理论还是同事实都存在最严重的矛盾和最尖税的对立，难道这还不是显而易见吗？
社会主义思想归根到底不就是坚决要保证毎一个人的个性能在社会内部得到全面发展吗？这必然要有两个条件，其中的一个是另一个的要素：首先是个人为了生活有保障和个人能发展而占有必要的物品，即财产，其次是自由，而自由如果没有财产作为基础和保障，就只是一个空洞的、响亮的字眼。
另一方而，今天晚上社会党的各种色彩的代表都出席了宴会，这样的宴会本身不是最明确地肯定了党的策略吗？在我国有哪一个政党能象我们党这样尊重和相信普选制呢？
以上两点尽管在所有真诚的人看来已经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证据，我们却还不能满足。我们应该迫使我们的反对者把话说到底，并针锋相对地澄清他们力图保持的暧昧之词，要把他们隐藏在这些浮夸词句后面的想法揭穿，让人们看到那些时刻将自由和财产这些字眼挂在嘴边的人所竭力保护而不让我们触犯的利益到底是什么。……
人们经常描绘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图景。要说明它的特征，用一句话就够了：在这种制度任何人都没有生活保障。农民、商人、厂主、脑力劳动者同体力劳动者一样都受到种种偶然性的摆布。但是,集体主义认为，正是由于这种坏事发展过度，就会出现解救。
集体主义！我说出了这个令人毛发耸然的词。这个词象咒语一样，念起来就会使农村和城市里的千百万劳动者起来反对我们，而单是社会主义肯定已不再使他们感到害怕了。
关于集体主义思想，我只想说这样一点：它既不是幻想家的想象的产物，也不是哲学家的思维的结果，而纯粹是对于我们眼前的现象的确认。无论现在和将来，集体主义都不是人为的，它每天都在自己产生，该怎么说呢，它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泌物。
在科学发展（机器的发展无非是它在实践中的表现）和资本集中的双重影响下，我们看到小业主被剥夺，劳动与财产相分离，一个新型的封建制正在形成。这种新型的封建制把生产工具的所有权集中到自己手里，它将缓慢地，但又无情地逐渐成为全体人民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专制的主人，使全体人民陷于被称为雇佣劳动的这种现代形式的奴隶制度。
可是，集体主义宣布，雇佣劳动制度决不会比被称为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这些以往的奴役和剥削人类的形式更长久。
集体主义证实，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常发展会使少数人的暴虐的垄断制取代作为自由的条件和保证的个体所有制。它丝毫不反对这个事实，而是尊重这个事实。它并不企图违背时代的潮流，阻止人类的改造，相反它顺从时代的法则。因为一切生产和交换手段从个体所有制形式过渡到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是社会学进化的一个规律，所以集体主义的全部主张是：随着这种巨大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它在繁盛时使小私有制即个体所有制削弱并毁灭）的建立，逐步用社会所有制代替资本主义所有制。
我觉得，我在上面已经把社会主义纲领的特征讲清楚了。
我认为，凡是不承认社会所有制必然逐步代替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人，都不是社会主义者。这就是说，不能仅仅涉及可说是典型的三种生产和交换手段的改造，即信贷或者银行、铁路运输、采矿业的改造。除此之外，我想举一个不容争辩的例子，有一种工业现在毫无碰问已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占有，因为它被少数人所垄断，给经营者提供巨额利润，同时具有机器完善和资本高度集中的特点，它具备了实行社会经营的一切冇效的和方便的条件，我想说的是炼糖业。
这是一个例子，仅仅是一个例子。实现这种国营第二天就会把被某些人非法占据的利润发还给大家，但是，这难道真的是多么了不起的新鲜事吗？在座的一些社会主义市政府的代表完全知道，就在昨天，我举了东部一个省的一个没有丝毫社会主义色彩的市镇作为例子来说明，许多城市和农村的小集体正在着手解决供水、照明、动力分配、运输组织以及共同使用农业机器的问题，难道这不就是在它们的范围内用社会所有制代替资本主义所有制吗？.
这种对不同类型的生产手段逐步实行的社会化，只能使千百万人产生希望和感到高兴，他们从此将通过不是由人们随心所欲而是由事物本质所决定的顺序，从雇佣劳动者的地位上升到社会财富的分享者。
企图煽动还掌握着生产工具及其全部劳动产品的少数幸运者，使他们对社会党发生恐惧，这将是枉然的。对于这些人即小业主来说，因为他们分散的财产不可能是社会占有的对象，所以社会党所要求的改造不但丝毫不会威胁到他们，相反，他们将以与社会其他成员同样的资格获得逐步把大工业纳入社会领域的好处。
我说的是“逐步纳入”。实际上，从来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幻想靠魔杖一挥就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或是在干干净净的地面上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
比利时的卓越思想家、大演说家王德威尔得在一篇论述集体主义进化的文章里警告他的朋友们，在科学能够一下子激烈改变生活的要素（或者如同我们的大化学家拜特洛[2]有一次所描述的那样，通过彻底改变食品的状况，或者通过动力输送方面的惊人变革而深刻改变工业的状况）的时代，要提防过于草率和过于固定地进行构想的危险。
公民们，我们的朋友这样讲，只是要说明社会主义的两个方面，即它强有力的思想和伟大的实践。我们的哲学家们，我们的思想家们——这是一个用得恰如其分的很好的、确切的词——在构想体系：集体主义是理想的和完美的社会的一个蓝图。
但是如果我们往高看，再往高看，我们决不会因此而失足摔倒。我们脚下有坚实牢固的基地。我们决不用我们的想象代替我们行动的现实环境。我们的任何一项成就只希望是而且只应该是已经实现的现象的后果和结局。
假设是使各种知识发展的必要工具之一。如果企图强迫作为学者的社会学家一笔勾销他的富有成效的假设，这将是以一种非常奇特的方式解释象克劳德·贝尔纳[3]这样一些创立了实验方法的天才人物的教导，或者无宁说是背叛他们的教导。
我不知道是我们的哪一个对手，不过我想这就是梅利纳[4]先生本人，有一次他想责备我们的朋友饶勒斯的观点是冒险的，又不知怎么说才好，于是就把他称作社会主义的诗人。梅利纳先生在向我们的朋友投来这一枪时，大概一点也没有想到，这正是向饶勒斯和以饶勒斯在自己的队伍中而感到骄傲的党作了前所未有的最美好、最珍贵的颂扬。
当然是的！他是诗人，而且是从这个词的最好的意义上来说的；他是无与伦比的演说家，他会用一百年来法国讲坛上最动人的语言激动工人民主派和农民民主派的心灵。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党都能够产生诗人并值得这样地得到辩护。一个垮了台的事业，当它所遭受的不幸使它的传统声望更加提高的时候，能够出贝利耶[5]这样的人。一个奋起要求自己的权利或保卫自己的土地的民族能够找到米拉波、丹东这样的人或者比他们晚一百年的甘必大这样的人为他们代言。而既没有理想也毫无信仰，一心关注保护自己的物质利益的资本家阶级，哪怕用他们的全部金子也收买不到一个能够为他们的利益而使得那些受他们剥削的群众振奋起来的辩护士。
如果社会主义在今天支配着一切政党并使它们受到自己的影响，如果它吸引并保持着一切有才智的人的热情关注，如果它激动着一切善良的人的心灵，那么这是因为它包罗万象地表现了生活的各个方面，这是因为它关系到人的一切，这是因为唯有它在今天才为我们对正义和幸福的渇望提供了摆脱一切教条束缚的完全合乎人情的理想，——它从而毫不含糊地同基督教社会主义区别开来。后者只是可怜的、假冒的社会主义，因为它绝不是什么人类解放的原动力，而只是陷入绝境的神权政治的统治和执政的工具。
是的，社会主义的目标是通过有益的、完全合乎自然的改革，保证使毎一个人获得自由和财产这两个紧密相连的利益，而资本主义制度却注定要从他那里夺走这些利益。我在这样指出我们党所追求的目标时，也就预先反驳了那种经常对我们党提出的荒谬指责，说什么它只等待通过暴力革命来取得它的思想的胜利。
我们卓越的朋友加布里埃尔·杰维尔[6]下星期日将代表第四区来和我们一起参加社会党议会党团，他在几天前曾有力而明确地说，我们实行社会改革，决不能靠少数人的起义。而是靠大多数人的觉悟。诉诸暴力，这是为了谁，又是反对谁呢？我们首先是共和主义者，我们丝毫不抱有那种疯狂思想：依靠某个皇位觊觎者虚幻的威望或者某个独裁者的军刀来使我们的理论获胜。
我们只依靠全体人民的选举，我们的雄心正是要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把人民解放出来。我们只要求有说服人民的权利。我想，谁也不会指责我们想用革命手段来对付参议院，因为这种打算是可笑的，只要激进派的部长们不是那么软弱动摇，就足以使参议院服服贴贴。
不，为了实现当前的改良来帮助改善工人阶级的处境，从而使他们更加有能力自己解放自己，为了在客观情况所决定的条件下开始实现生产手段的社会化，社会党必须和只须通过普选争取国家权力。
但是，当社会主义在市镇、省、国家中争取以社会所有制代替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同时，它也不会忘记，由于人们交往的发展本身以及由此引起的人与人的关系的发展，社会问题具有普遍性和国际性的特点。啊！我知道，我们的对手是多么伪善地企图把劳动者的国际协调当作反对我们的借口。
当不分种族的投机家进行谈判，商定有利可图的协议时，我们的对手是从来不过问国界的，但是他们一想到不同语言的劳动者居然能团结起来维护自己的共同利益，就惊慌失措，大喊大叫了。这些爱国者们，为了替维护他们的事业找一个方便的理由，哪怕把祖国拉进我们的内部争吵也在所不惜。可是，公众的他全理智却识破了这些卑劣的手法。这次集会有力地肯定了我们国家的思想是一致的，而形式又是多样的。因此，我在这里不需要重复说，我们从来就没有邪恶和疯狂的想法，竟要打碎和拋开物质和道德进步的这一无与伦比的工具，这个工具是多少年代锤炼成的，它叫作法兰西祖国。
不，任何时候，我们都不会忘记，我们既是国际主义者，同时又是法国人和爱国者。几天以后，我们将怀着应有的同情和尊敬的心情迎接李卜克内西，他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不屈不挠的战士，勇敢的正义捍卫者，他在1871年曾经用牺牲自己的自由为代价令人钦佩地抗议铁血首相兼并亚尔萨斯—洛林的罪行；我们无论是在迎接这位德国议员的时候，还是在几个星期之后参加伦敦国际代表[7]的时候，总之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会忘记我们既是国际主义者，同时又是法国人和爱国者。早在我们之前，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先辈就已经懂得把爱国者和国际主义者这两个称号光明正大地结合起来。[8]
公民们，我认为，要说明社会主义的纲领，举出以下三个必不可少的要点就够了：国家进行干预，使各种形式的生产和交换手段按其成熟到可为社会所占有的程度逐步从资本主义所有转变为国家所有；通过普选获得国家权力；劳动者的国际协调。
这一纲领威胁着从事投机倒把的老爷们的利益，纲领的荣誉和力量就在于此。它只是为了解放弱小者而打击强大者。制定这个纲领的理由和依据就是要保护个人自由和个人财产。由于黄金封建制的不断发展，很多人的个人自由和个人财产已被剥夺，一切人的个人自由和个人财产也受到威胁。尽管我们受到种种诽谤，普选已了解我们是谁，我们想干什么，我们要向何处去。它每天都向我们提供表示信任的新的证据。公民们！这种信任使我们承担重大的义务，我们能够完成这些义务。
弗莱西埃公民以及您，德洛里公民，你们在就任马赛和利尔市长时所发表的两次讲话中，很好地表达了目前鼓舞我们并支配我们的情感。在你们的对手面前如同在你们的朋友面前一样，你们作了保证，要按照你们的纲领和你们的思想来管理城市，毫不徇情，力求公正无私和公平合理。这种保证将不仅在马赛和利尔，而且在社会党行使市政权力的一切地方都得到实行。
法国对于十八年来机会主义造成的软弱和腐败已经深恶痛绝，现在，当她大声疾呼要求一个进步、自由、公正的政府的时候，组织起来的社会党挺身而出。
社会党对结党营私是格格不入的，它摆脱了过去的任何羁绊，它在原则上毫不妥协，但对任何人都是宽容的，它唯一争取的是通过在一个经济上陷于无政府状态的社会里逐步实现一个和谐组织的和平和秩序，以此来减轻贫困和解除痛苦，只有它能给予这个国家以一个最完美的道徳理想与精神理想，因此社会党能够无所畏惧地发表意见。只要它是团结的，它就是不可战胜的。
公民们，为了社会党的团结，为了社会主义夺取国家权力，为了社会共和国的胜利，让我们干杯！
[1]1896年5月，法国社会党在地方议会选举中取得了重大胜利，掌握了马赛、利尔、第戎、土伦、卢昂等地的市政府。为了庆祝这一胜利，法国社会党在圣芒德举行了一次盛大宴会，出席者达一千人以上。瓦扬、米勒兰、盖得、饶勒斯等在会上发表了演说。米勒兰在这需演说中提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改良主义纲领，它后来被称作“圣芒徳纲领”。——泽者注
[2]比埃尔·欧仁·马尔塞伦·拜特洛（Fierre-Eugène-MarcelinBerthelot1827—1907）——法国化学家，他研究并合成了多种碳氢化合物及其他有机化合物。——译者注
[3]克劳徳·贝尔纳（ClaudeBernard1813—1878）——法国生理学家，著有研究肝脏的产糖功能和血管运动神经的著作。——译者注
[4]茹尔·梅利纳（JulesMèline1838—1925）——法国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1896—1898年任法国总理——译者注
[5]比埃尔·安都昂·贝利耶（PierreAntoineBerryer1790—1868）——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正统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译者注
[6]加布里埃尔·杰维尔（GabrielDeville1854—1940）——法国社会党人，写有《资本论》第一卷浅释以及若干哲学、经济学和历史著作。二十世纪初脱离了工人运动。——译者注
[7]指1896年7月在伦敦召开的第二国际代表大会。——译者注
[8]人们知道，由共和国保卫和行动内阁在1901年提出通过的结社法明确地废除了反对工人国际的1872年的反动法令，从而实现了社会党极其公正地更求的改革中的一项。——作者注 |
法国的改良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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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改良社会主义
我收集了十年来我发表的一些演说，这是为了満足一些朋友的愿望，同时也想再一次阐明一种政策的特点。对于这个政策，大家都承认它至少是具有连续性这一优点的。
一个不满足于短期的权势欲望的党，一个高瞻远瞩的党，需要一种理想。社会党宣布了自己的理想。我曾尝试把这个理想表述出来。当时我相当幸运，党的所有派别的有资格的代表都表示赞同。有一些人在1896年曾经赞成过我，后来又反悔了。他们对他们曾经赞成过的纲领的指责之一，是说它在很短的时间内得的新的赞同者太多了。这个指责，我觉得是对我的一种赞美。
也许，正因为这个纲领既避免了可以作随意解释的泛泛之谈，也不追求随时会被事实推翻的虚假的精确说明，它才受到这种指责。
我们想要遵循什么方针，这个问题必须极其明确地阐述清楚。我们向何处去？我们关于正义、自由和幸福的理想是怎样的？我们希望通过怎样的手段，怎样的方式实现这种理想？这些问题是必须回答的，而我认为，我们的回答既不是模棱两可的，也不是含糊其词的。
※※※
科学改变了物质世界，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使人类的经济条件发生激烈的变化，其结果是在产业工人的命运同企业主的命运之间形成了一条鸿沟，产业工人不再是土地的奴隶，而成了机器的奴隶，他们为通常是匿名和集体的企业主服务，而不认识企业主。可以看到，尽管哲学、法律和道德有了进步，两个阶级却互相对峙。他们的经济利益无法调和，除非一个阶级被另一个阶级吞噬，杜会主义把在社会领域里消灭阶级当作自己的目标，正如法国革命在政治领域里的结果是废除等级一样。它要把雇佣劳动者提高到股东的尊严地位。它主张，在新的人类中，个人财产不是被取消（取消个人财产是一个不可理解的提法），而是完全相反，应当转变并扩大成为每个人向物品的天然的必然的延伸，成为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工具。
正如法国革命一样，社会主义不打算为法国人、德国人或英国人立法，而是要为人类立法。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具有同样的文明程度，并因此存在同样的伟大成就和同样的灾难，社会主义都认为同样的改造势在必行。因此，不管种族和语言的差别，一个共同的理想把远隔重洋的两个世界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联合在一起。
尽管这个理想只是被大致描绘出来，但是如果因此责备它模糊和模棱两可，却是不公正的。相反，它的两个基本特征表现得非常明显。它力求通过劳动者的国际协议彻底地改变财产状况，使它不再是由少数人独占，而成为人人有份的。.
各国都有一些社会主义者未能经得起很自然的诱惑，要去更加仔细地考察问题，并且跑在时间前面建立十足的空中楼阁。这些空想是无害的，甚至可能是有益的，只要不忘记按照它们本来的意义来看待它们：它们是想象的产物，现实毎天在改变它们的变化不定的面貌。
但是如果人们竟发展到硬要将社会党人的行动和思想凝固在这些空想上，那么它们就会是危险的，它们就有可能变为致命的。经验表明，即使是天才人物的构想，也不免在相当短的一段时间之后暴露出种种错误。
对于整个认识的进步来说，使用假设不仅是许可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而我们的那个集体主义的假设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本身已经获得了一种独特的价值。但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这一假设的合法用途所迷惑，竟把手段当作目的。我们决不要成为公式的俘虏，公式必然是随着人类的进步本身而千变万化的。
我们的目的不是根据一个老一套的计划去建立一所永恒的大厦。它不是为了一个宗派建立一个教堂，而是通过不断消灭社会的不公正，通过对逐步摆脱国内专制和外来压迫的人进行教育，使世界变得更适合于全人类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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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这两个字包含着人类的全部未来。劳动者的解放将是劳动者自己的事情，这的确是一个深刻的真理。我们把这句话理解为他们应该只靠自己解放自己，尤其应该使自己有能力成为自己的解放者并当之无愧。
但是，怎样去达到呢？工人每日为他的企业主服役已精疲力尽，除了恢复当天劳动所消耗的体力以便第二天进行工作外，没有一点空闲，在这样一种社会制度下，这个问題难道不是一个辛辣的讽剌？
因此,为了保证社会全体成员能获得人道的劳动条件，迫切需要社会的干预，社会对有规律的和正常的进展是最关心的。
再也没有人反对把这一论题应用于儿童和妇女了。为他们规定工作日已不再引起理论上的反对。逻辑的力量已经使立法者同意对跟他们一起劳动的男工采取同样的规定。这样的时刻快来到了，那时，由于一种幸运的必然性，将必须承认同样的法律适用于不分年龄性别的所有工人，给予他们在作为生产者生存的同时也能作为人和公民生存的权利。
人们已不再反对需要一个从卫生和防止事故的观点出发的劳动规章。在这方面，特别是在大工业中，已经有了显著的改进。还有许多改进需要争取。能够抛开虚假的原则而仅仅根据事实来讨论，这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好处。
于是，思想观点体现为保护个人的立法，这种立法关心使个人的发展朝着保护和发挥人所蕴藏的全部能力和全部财富的方向前进。
从这个崇高的思想产生了关于不同程度的教育的法令。这些法令所关心的或者是使每个儿童具备初步的基础知识，缺少这种知识的人就会象一个外国人那样生活在他的同类中；或者是组织职业教育和学徒期的教育；或者是扩大高深知识的积累，每个民族的繁荣和力量的要素都是从这里得到的。
仅仅使个人获得斗争的手段，使他不仅仅为了生活下去而变成丧失生存的一切理由和乐趣的机器，还是不够的。人是一个脆弱而又奇妙的机体，他在前进途中每一步都会遇到意外和失败，不管它们是来源于同事物的冲突，还是来源于社会制度的缺点或者遗传的缺陷。
正在制定整整一部法令来预防或减轻失业、疾病、残废、意外事故和衰老的后果。在这部新的社会保险和救济法的开头应当宣告：生活的权利是人的首要权利。
团结精神贯穿并活跃在法令的每一页上，这种团结精神使人类集体更加容易进步，而孤立的个人对这种进步甚至无法想象。
联合，组织，这两个富有成效的思想齐头并进。它们在社会进化中起着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通过它们而团结在一起的软弱的无产者将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他们在学会认识自己力量的同时,也学会认识自己的义务和自己的责任。
职工会，合作社，这是两种基本的形式，无产阶级根据自己的教育程度有时比较容易和顺利地利用它们，有时差一些。第一批团体是以这两种基本形式组成的。
但是，我相信，不久大家将认识到，普遍利益要求劳动群众不仅仅是在工厂之外组织起来。我所倡导的关于友好调解劳动纠纷的法案的目的恰恰是，要用一个井然有序的组织来代替在战争时期（我指的是在罢工时期）以及和平时期经不起种种诱惑影响的大、中型工业中的劳动者乌合之众。这种组织把每个工厂的工人组成有秩序的团体，这种团体选出常任的代表，同管理部门保持经常的正规的联系，有能力作出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采纳这个法案的原则既符合工人本身的利益，同时也符合国民生产的利益，而这两方面的利益是不可分割的。
※※※
我在这里要谈到一个一直使我们的一些朋友感到激动，甚至愤慨的问题。社会主义者是否有权考虑国家利益、阶级合作这些问题，而又不致背叛他所追求的理想本身——便人类摆脱阶级斗争和民族战争？
历史是由大量复杂的因素形成的，因此任何人都不能自以为是地确定他的思想取得胜利的确切日期。我们在我们的岗位上，在我们力量的限度之内，遵照我们的自然法则进行工作，来为这个理想取得胜利作准备，这样我们就尽到我们的全部责任了。
我讲过，社会主义理想是多么崇高，它不会把自己束缚在时间和条件为某一特定民族所规定的狭隘界限之内。但它毕竟是一步一步地传播开去的，而首先努力把自己的同胞争取到社会主义方面来，这是一种相当好的推广它的办法。
如果不考虑到进行宣传的环境，怎样才能开展这种宣传呢？在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制度下，能够采取同样的方法和策略吗？
如果共和国真的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形式，如果在一个国家中，社会主义一旦取得共和制形式和普选权，就是完成了一个巨大进步，即实现了它的政治形式，那么很自然，在这个国家中，社会主义的行动和做法就会获得独特的形式和性质。
这充分说明，社会主义民主派在法国与其说有权利、不如说有迫切的义务使它的方法适应它在其中进行活动的那种政治制度的条件。如果它散布纯悴的革命空谈，以便逃避由于采用改良主义方法和追求眼前成果而带来的责任和义务，它就是背弃了它的首要职责。
如果它拒绝为逐步实现这全部改善（我曾经力图准确扼要地阐述这些改善）而作出努力，它也就牺牲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
但是，如果法国社会党故作姿态，置身于共和党的生活之外，如果它企图扮演无休止批判的劳而无功的角色而把自己孤立起来，那么，它怎么有权诉诸共和制度，它又怎么能实际使用这一无可比拟的实现改良的工具呢？
社会党只有在对民族的任何一种情绪和希望不是置身事外和漠不关心的条件下，才能获得对民族的必不可少的权威来实现我们的目标。:
在国内政策方面呢？它应该在共和国所进行的战斗中表示态度在提出意见时既遵循它自己的理想（否则又怎样呢？），同时也遵循共和民主派的需要、思想和传统，毕竟它也是共和民主派的后继者和继承人。
它不应当对公共财政的正常秩序和繁荣（这是一切社会改良的首要条件），对维持和发展国民生产漠不关心。公共工程、为工业、商业、农业服务的种种改进、合理地开发和经营我们的殖民地，——它对这些问题都要考察和注意。它将勤勤恳恳地热情地为国家的繁荣昌盛服务。
由于它对沙文主义政客的夸夸其谈深恶痛绝，它的爱国主义是十分真诚的，而且这种爱国主义也不妨碍它热爱和平和人道主义。在各国政府不知什么时候达成协议共同取消沉重的军费负担之前，单独裁减军备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是一种反对自己的理根的罪行，社会主义者是把法国当作捍卫这一理想的第一名战士而向她致敬的。社会主义者将努力坚持和加强我国的和平外交政策，从过去的协定中取得这些协定所容许的协约和团结的全部成果，争取缔结使各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更加密切的新条约，与此同时，他们将同样认真地关心保持军队的强大和同盟的巩固，来维护国家的独立，使之不受任何侵略。在准备将来的同时，他们不忘记过去留给他们的义务，也不忘记现在赋予他们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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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成功地继续执行这一现实的和理想的政策，为了收到它的全部成果，社会党应该明确地承担自己的责任。
我没有掩饰社会党所追求的目标。我知道这样的论据：社会主义能够、甚至应该自称是革命的，因为实际上消灭雇佣劳动是最现实、最深刻的革命。字眼并不使我恐惧，但我害怕暧昧。一个党用同其精神和方法截然相反的称呼来装扮自己，难道还有比这更糟糕的暧昧态度吗？
如果我们认为暴力既是无益的，也是应受谴责的，如果我们认为合法的改良既是直接的目的，又是使我们接近遥远目标的唯一实际的办法，那么就让我们拿出勇气（而且这并不难）来用我们的名字称呼自己，也就是把我们叫作改良主义者，何况我们毕竞是改良主义者。
让我们勇敢到底，既然我们主张改良主义的方法，那就让我们敢于接受它的条件和后果。
法国社会党把夺取国家政权放在其纲领的首位，这不是从咋天才开始的；它也没有等到今天才从理论走向行动，才派遗它的积极分子进入市政府、省议会、国会。它在这样做的时候，不能不服从同邻党的日常的妥协（这种妥协本身就是为行动付出的代价），不能不同邻党建立联盟。
社会党已经向前发展到目前这样的地步，已经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这样一种方法（它的价值已通过经验得到证实）的益处和必要性，如果社会党在这种方法变得更有成效的时刻却放弃它，这该是何等荒谬！如果社会党赞成谋求全部席位，偏偏又严格禁止从政府取得最可靠的权力并同时承担最高责任，这该是何等不彻底！
这样的逻辑混乱如果继续下去，很快就会破坏党（它相当软弱、相当缺乏自信心，因此是会造成这种混乱的）的威信和影响。是使人民等待一个突然的奇迹改变世界面貌这祥的神秘日子，还是一天一天地、一个改良接着一个改良地、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一步一步地取得全部进步：在这两种方法中，应当作出抉择。
法国的改良社会主义忠诚于它自己的原则和方法，同样程度地关心既不引起无法实现的希望，又不违背自己的义务，它将能够承担全部责任；它将不逃避由于深刻认识对自己的理想和祖国的责任而必须接受的任何任务。 |
出版者说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二国际->亚·米勒兰《法国的改良社会主义》（1903）
出版者说明
亚历山大·米勒兰〈1859—1943）是法国社会党右派首领之一，也是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他原属资产阶级激进派，九十年代初混入社会主义运动，多次当选为国会议员，担任过《小共和国报》和《明灯报》的主编。1896年5月30日，在圣芒徳举行的一次有一千多名法国各社会主义派别的代表参加的集会上，他发表了一篇演说，提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改良主义纲领，这篇演说后来被称为“圣芒德纲领”（见本书第9-19页）。1899年6月，他未经党的同意，借口“挽救”共和国和“保护”社会主义利益，同镇压巴黎公杜的刽子手加利费将军一起，参加了反动的瓦尔德克·卢梭内阁，担任工商业部长。他入阁后，完全背弃社会主义，积极帮助资产阶级破坏工人运动，成为出卖无产阶级事业的可耻叛徒。这一事件在法国社会党和第二国际内部引起激烈的争论，被称为“米勒兰事件”。米勒兰这一叛卖行为是“在真正全国的广大范围内运用修正主义政治策略的最大尝试”（《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7页），因此列宁称米勒兰事件为“实践的伯恩施坦主义”（《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26页）。
1904年米勒兰被法国社会党开除。后来他又伙同另外两个社会主义叛徒维维安尼和白里安组织了改良主义的“独立社会党”。从1909年至1915年，他先后任公共工程部长和陆军部长。十月革命后，他成为反动的“民族联盟”的首领，积极策划和组织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干涉。1920年1月18日，在克雷孟梭辞职之后，米勒兰任总理兼外交部长。1920年9月至1924年6月，任法国总统。
本书汇集了米勒兰在1896年至1902年间的历次演说，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观点，是他的主要代表作。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历史发展进程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伟大任务提上日程，无产阶级革命已经成为直接实践的问题。这时，社会主义运动内部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第一次从个别国家的现象变成了国际现象。以米勒兰为代表的法国内阁主义者，同英国的费边社分子、德国的伯恩施坦派以及俄国的批评派成了一家兄弟。他们一起攻击马克思主义，妄图“用微小的社会改良的诺言来诱骗无产阶级离开杜会主义变革”（《列宁全集》第8卷第268页）。
米勒兰的改良主义是赤裸裸的、毫不掩饰的。他厚颜无耻地声称：“让我们拿出勇气（而且这并不难）来用我们的名字称呼自己，也就是把我们叫作改良主义者，何况我们毕竟是改良主义者”。他认为合法的改良既是直接的目的，又是接近遥远目标的唯一实际的办法。他胡说什么集体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泌物”。社会主义者的任务只在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逐步用社会所有制代替资本主义所有制”。他举例说，法国的许多城市和农村正在着手解决供水、照明、动力分配、运输组织以及共同使用农业机器的问题，这也就是“在它们的范围内用社会所有制代善资本主义所有制”。他反对暴力革命，否认无产阶级专政，鼓吹通过普选来取得国家政权。他把他的所谓“社会主义纲领”归结为以下三点：“国家进行干预，使各种形式的生产和交换手段按其成熟到可为社会所占有的程度逐步从资本主义所有转变为国家所有；通过普选获得国家权力；劳动者的国际协调”。不难看出，这是一个宣扬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纲领。
米勒兰大肆吹嘘他在入阁后进行的一些改革。例如，他一再宣扬工人养老金法案、限制工作日法案和调解劳资纠纷的法案等，实际上这些改革并没有给工人阶级带来多少实际的好处，却只能起欺骗工人群众、麻痹和削弱无产阶级斗志的作用。在对外政策方面，米勒兰完全支持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和殖民政策。由此可见，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内阁，“必然成为资本家的傀儡、玩物和挡箭牌，成为欺骗工人的工具”（《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123页）。
本书是根据巴黎1903年法文版译出的。
1978年5月 |
四1850年普选权的废除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四1850年普选权的废除
（这是前3章的续文，是从“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最后两期即第五第六两期合刊所载“述评”中摘出来的。那里首先叙述了1847年爆发于英国的商业大危机，说明欧洲大陆政治纠纷因受这次危机影响而尖锐化并转变为1848年2月和3月的革命，随后又指出，早在1848年即已开始而于1849年又更其加强的工商业的繁荣，如何打消了革命高潮，并使反动派胜利成为可能。然后专门讲到法国时就作了如下的论述：）［注：这段引言是恩格斯为1895年版所写的。——编者注］
从1849年，特别是1850年初起，法国也出现了这样的征兆。巴黎的工业都开足马力进行生产，卢昂和缪尔豪森的棉纺织厂的生产情况也相当好，虽然在这些地区也象在英国一样，原料价格昂贵是个障碍。同时，西班牙的广泛进行关税改革和墨西哥降低各种奢侈品的关税，也大大促进了法国的繁荣。法国商品对这两个市场的输出大大增加。由于资本的增加在法国产生许多投机企业，名义上这些企业是为了大规模开采加利福尼亚金矿。大批的公司相继成立，它们以小额股票和高唱社会主义的广告直接面向小资产者和工人的腰包，但是这完全是一种法国人和中国人所独有的纯粹的欺骗。其中有一家公司甚至直接受到政府的庇护。法国进口税，1848年的前9个月为6300万法郎，1849年的前9个月为9500万法郎，1850年的前9个月为9300万法郎。而1850年9月份，进口税比1849年同月又增加了100余万法郎。1849年出口也有所增加，而1850年增加得更多。
法兰西银行根据1850年8月6日的法令恢复兑现，就是繁荣再度来临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明。1848年3月15日，该行曾受权停止兑现支付。当时，流通的银行券，其中包括外省银行发行的，共达3亿7300万法郎（1492万镑）。1849年11月2日，流通的银行券是4亿8200万法郎，或1928万镑，这就是说，增加了436万镑，而1850年9月2日是4亿9600万法郎，或1984万镑，即增加了将近500万镑。同时，没有发生过银行券贬值的现象；相反的，银行券流通额增加的同时，该行地下室里存的黄金和白银日益增多，因此，1850年夏季金银储备达到了将近1400万镑，这在法国是空前的数额。该行能够这样增加自己的银行券流通额并把自己的流动资本增加1亿2300万法郎，即500万英镑，这一事实显然证明，我们在本刊以前的一期［注：见本卷第88—93页。——编者注］中断定金融贵族不仅没有在革命中垮台反而更加巩固了，原是正确的。从下面对法国近几年的银行法的概述中可以更为明显地看出这种结果。1847年6月10日法兰西银行受权发行票面额200法郎的银行券。在这以前，银行券的最低票面额是500法郎。1848年3月15日的法令宣布，法兰西银行发行的银行券为法定支付手段，于是该行就解除了为银行券兑换硬币的责任。它有权发行银行券的数额限定为3亿5000万法郎。同时它还受权发行票面额为100法郎的银行券。4月27日的法令规定各个外省银行合并于法兰西银行；1848年5月2日的另一法令允许该行把银行券的发行额增加到4亿4200万法郎。1849年12月22日的法令规定银行券的最高发行额为5亿2500万法郎。最后，1850年8月6日的法令又重新规定银行券可以兑现。银行券流通额不断增加，整个法国信贷都集中在法兰西银行的手中，所有法国的黄金和白银都贮存在该行的地下室里，——这些事实使蒲鲁东先生得出结论说，法兰西银行现在必须脱掉旧的蛇皮，变成蒲鲁东式的人民的银行[54]。其实，蒲鲁东甚至用不着了解从1797年到1819年英国的银行限制[55]的历史，只要看一看海峡的对岸，就可以知道，这个据他看来在资产阶级社会历史中前所未闻的事实正是资产阶级社会中极为正常的现象，只不过现在在法国是第一次出现而已。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在巴黎随着临时政府大唱高调的冒牌革命理论家也象临时政府中的先生们自己一样，对所采取的措施的性质和结果这个问题一无所知。
尽管法国目前出现了工商业的繁荣，但大部分人口，即2500万农民却依然由于严重的不景气而痛苦不堪。近几年的丰收使法国谷物价格跌得比英国还要低，农民因高利贷和苛捐杂税而负债累累和穷困不堪，他们的处境远远不能认为是美妙的。但是，近3年来的历史十分清楚地证明，居民中间的这个阶级根本没有能力首倡革命。
在大陆上，不论危机时期和繁荣时期都比英国来得晚。最初的过程始终是发生在英国；英国是资产阶级世界的造物主。资产阶级社会经常反复经历的周期的各个阶段，在大陆上是以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形式出现的。首先，大陆对英国的输出要比对任何国家的输出多得不可比拟。但是，这样对英国的输出却又取决于英国的情况，特别是海外市场的情况。其次，英国对海外国家的输出要比整个大陆对这些国家的输出多得不可比拟，所以大陆对这些国家输出的多寡始终要取决于英国对海外的输出量。因此，即使危机首先使大陆爆发革命，那末危机的原因仍然还是产生在英国。在资产阶级躯体中，猛烈的震荡在四肢自然要比在心脏发生得早一些，因为心脏得到补救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另一方面，大陆革命对英国的影响的程度同时又是一个晴雨计，它可以测知，这种革命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实际上给资产阶级制度的存在条件以实际的威胁，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仅仅触及这种制度的政治设施。
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还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发生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大陆的秩序党各派的代表目前所进行的无休止的争吵是彼此为了使对方丢丑，而决不能导致新的革命；相反的，这种争吵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目前社会关系的基础十分巩固——这一点反动派并不清楚——，十分资产阶级化。一切想阻止资本主义发展的反动企图都会象民主主义者们的一切道义上的愤懑和热情的宣言一样，必然会被这个基础碰得粉碎。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象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现在来谈一谈法国。
在人民坚持下，4月28日举行了新的选举，这样，人民自己把自己跟小资产阶级一道在3月10日的选举中所取得的胜利化为乌有了。维达尔不仅在巴黎当了选，而且在下莱茵地区也当了选。山岳党和小资产阶级代表力量很大的巴黎委员会，促使他接受下莱茵地区的委任状。3月10日的胜利已丧失了它的决定性的意义：最后的决定又被拖延下来，人民的紧张情绪也松弛了，他们已经习惯于合法的胜利而不愿去争取革命的胜利了。最后，温情的小市民的社会幻想家欧仁·苏被提名为候选人这件事，完全使3月10日选举失去了革命意义（其意义在于恢复六月起义的声誉）；无产阶级至多不过把这件事看成是献媚于轻佻女郎的玩笑。由于敌人不坚决而胆量更大的秩序党，反对这个良善的候选人，而提出了一个应该体现六月胜利的候选人。这位可笑的候选人是斯巴达式的家长勒克莱尔[56]，不过他身上的英雄甲胄被报纸扯成了碎块，在选举中遭到了惨败。4月28日选举的新胜利鼓舞了山岳党和小资产阶级。山岳党已经心花怒放了，认为它可以用纯合法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用掀起一场使无产阶级再度登上前台的新的革命；它确信，在1852年新的选举中一定能借助普选权把赖德律－洛兰先生安置在总统座位上，并保证山岳党在国民议会里占居多数席位。新的选举，提名苏为候选人以及山岳党和小资产阶级的情绪，使秩序党完全相信，山岳党和小资产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决心保持安然自得的态度，所以秩序党以废除普选权的选举法回答了这两次选举的胜利。
政府极为谨慎，自己不对这项法案负责任。它向多数派作了假的让步，把这项法案的起草工作交给了多数派的首脑17个城主[57]。这样一来，就不是政府向国民议会提议，而是国民议会的多数派向自己提议废除普选权。
5月8日，这个法案提交议会审核。所有社会民主主义报刊都开始异口同声地劝说人民要保持体面，要保持calmemajestueux〔最大的冷静〕，要安然等待，要信赖自己的代表。这些报纸的每一篇论文都承认，革命首先会消灭所谓革命报刊，可见现在的问题是报刊自卫的问题。冒牌的革命报刊暴露了自己的秘密。它签署了自己的死刑判决书。
5月21日，山岳党将问题提交初步讨论，要求否决整个提案，理由是它违反宪法。秩序党回答说，宪法在必要时是要违反的，但现在还用不着，因为宪法可以做各种解释，只有多数派才有权决定哪种解释是正确的。山岳党对梯也尔和蒙塔朗贝尔的肆无忌惮的野蛮进攻，报以彬彬有礼的人道态度。山岳党引证了权利的基础；秩序党给它指出了产生权利的基础——资产阶级所有制。山岳党哀求地说：难道他们真的要不顾一切地挑起革命吗？秩序党回答说：革命是不会使我们惊慌失措的。
5月22日，问题的初步讨论以462票对227票的多数而告结束。有些人曾经十分庄严而认真地证明说，国民议会和每个议员一旦使赋予他们代表权的人民丧失了权利，自己也就会丧失代表权，正是这些人仍然泰然自若地坐在自己的席位上，他们不是自己去行动，而是突然让全国行动起来，以请愿的方式行动起来；甚至当5月31日法案已经顺利通过的时候，他们还是安然不动。他们由于企图为自己雪耻，而写了一份记录他们与强奸宪法毫无关系的事实的抗议书，但是，就连这份抗议书，他们也没有公开发表，而偷偷地塞进议长的衣袋里。
屯驻巴黎的15万大军，最后的决定无限期的拖延，报刊提出的保持冷静的号召，山岳党和新当选的议员的胆小怕事，小资产阶级的最大的冷静，而主要是工商业的繁荣，阻碍了无产阶级进行任何革命的试图。
普选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大多数人民都上了有教育意义的一课，普选权在革命时代所能起的作用也不过如此。它必然会被革命或者反动所废除。
在随后不久发生的事件中，山岳党表现了更大的毅力。陆军部长奥普尔在国民议会的讲坛上把二月革命称作是不祥的灾难。山岳党照例以大吵大嚷表示正义的不满，但是议长杜班不让山岳党的演说家发言。日拉丹提议山岳党立刻全体退出会场。结果，山岳党依然就席不动，而日拉丹则作为一个不够资格的人被驱逐出山岳党。
选举法还需要有个补充，即制定新出版法。后者不久就会问世。经过秩序党的大量修正而变得更加严厉的政府提案，规定要增加保证金，规定对报纸上刊载的小说附加印戳费（这是对欧仁·苏当选的报复），对周刊和月刊上满一定页数的一切作品都要征税，最后，规定报纸上的每一篇文章都要有作者署名。保证金的规定扼杀了所谓革命报刊；人民把这些报纸的死亡看成是废除普选权的报应。但是，新法案的意图和作用不仅仅指向这一部分报刊。当报刊是匿名的时候，它是广泛的无名的社会舆论的工具；它是国家中的第三种权力。每篇文章都署名，就使报纸纯粹成了或多或少知名的人士的作品文集。每一篇文章都降到了报纸广告的水平。在这之前，报纸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现在报纸却变成了令人难以相信的单户期票，它的可靠程度和流通情况不仅取决于开支票者的信用，而且还取决于背书人的信用。秩序党的报刊不仅煽动废除普选权，而且还煽动对“坏”报刊采取极端严厉的措施。然而，就连“好”报刊，也由于不祥的匿名而不合秩序党的口味，尤其不合它的外省的各个代表的口味。秩序党希望只跟领取稿酬的著作家打交道，想知道他们的名字、住址和相貌。“好”报刊埋怨人家以忘恩负义的恶劣态度来酬谢它的功劳是白费力气的。法案通过了，而署名的要求首先打击了它。共和主义政论家是相当著名的，但是，当这批神秘人物突然表现为象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一样的卖身求荣、见钱眼开、为了金钱而一生为什么都作辩护的penny-a-liners〔不值钱的文人〕，或者表现为象卡普菲克那样以国家要人自居的老废物，或者表现为象“辩论日报”的勒姆安先生那样的卖弄风骚的下流作家的时候，被吹嘘为国家之智慧的“辩论日报”、“国民议会报”[58]、“立宪主义者报”[59]等等可尊敬的报馆便陷于愚蠢透顶的地步。
在讨论出版法的时候，山岳党已经如此下流，竟一味给路易－菲力浦时代的老知名之士维克多·雨果先生的高谈阔论拍手喝采。
从选举法和出版法通过时起，革命的和民主的党派就退出了官场的舞台。议会闭会不久，在议员动身回家之前，山岳党的两派——社会主义民主派和民主社会主义派——发表了两篇宣言，即两份testimoniapaupertatis〔贫困证明书〕，用以证明，虽然权力和成功从来没有在他们那一边，但是他们却一向都是站在永恒的正义和一切永恒的真理的方面[60]。
现在来谈一谈秩序党。“新莱茵报”杂志在第3期第16页上写道：“波拿巴反对那些联合起来的奥尔良党人和正统主义者的复辟欲而保卫着自己实际政权的法律基础——共和国；秩序党反对波拿巴的复辞欲而保卫着自己共同统治的法律基础——共和国；正统主义者反对奥尔良党人，奥尔良党人反对正统主义者而保卫着statusquo〔现状〕——共和国。秩序党中所有这些集团各自inpetto〔心里〕都有各自的国王，都有各自的复辟王朝，同时又都为反对自己敌方的篡夺欲和谋叛而坚持着资产阶级的共同统治，坚持着它们各自的要求借以互相抵消而又互相保留的统治形式——共和国。……当梯也尔说‘我们保皇党人是立宪共和国的真正支柱’时，他甚至没有料想到他的话里竟包含有这末多的真理。”［注：见本卷第88—89页。——编者注］
Républicainsmalgréeux〔不得已的共和派〕［注：暗喻莫里哀的喜剧“打出来的医生”。——编者注］这出喜剧，即反statusquo的喜剧和现状的不断巩固；波拿巴与跟国民议会之间的一贯冲突；秩序党内经常出现的分裂为几个组成部分的危险；它的各派经常的重新团结；每一派都想把对共同敌人的每一次胜利变成自己的暂时同盟者的失败的企图；相互的仇视，陷害，谋杀，常常拔剑动武，而结果总是baiserLamourette〔拉摩勒特式的接吻〕[61]，——整个这一出平平淡淡的谬误喜剧从来没有演得象最近6个月那样精彩。
秩序党同时把选举法也看作是对波拿巴的胜利。波拿巴政府把自己提案的草拟工作和对这项提案的责任交给了十七人委员会，这难道还不是波拿巴政府放弃了政权哪？难道波拿巴对抗国民议会的主要本钱不就是他有600万选民吗？在波拿巴这方面看来，选举法是对议会的让步，他用这种让步换得了立法权和行政权之间的协调。下贱的冒险家要求把他的薪俸增加300万法郎来酬劳这种让步。国民议会在它宣布法国绝大多数人民不受法律保护的情况下，能否跟行政权发生冲突呢？国民议会十分气愤；看来它决心要采取极端措施了；它的委员会否决了提案；波拿巴的报刊通过指出人民被抢劫和被剥夺了选举权的办法也采取了严厉的口气。进行了许多喧嚷的企图达成协议的活动；议会终于在事实上作了让步，但同时在原则上却进行了报复。国民议会不同意在原则上把年俸固定增加300万法郎的要求，而决定只拨给波拿巴216万法郎的临时补助金。它对此并不满意，它之所以作了这种让步，只是因为秩序党的将军和波拿巴的自告奋勇的庇护者尚加尔涅主张这样做。这样，这200多万的款子实际上不是决定给波拿巴的，而是表决给尚加尔涅的。
波拿巴全然以赏赐者的心情接受了这个demauvaisegrace〔勉强〕抛掷的施舍。波拿巴的报刊重新对国民议会进行了攻击，而当讨论出版法过程中首先针对代表波拿巴私人利益的二流报纸提出了关于文章署名的修正案的时候，波拿巴派的主要机关报“权力报”[62]对国民议会进行了肆无忌惮的猛烈攻击。内阁阁员不得不在国民议会面前斥责这家报纸；“权力报”的主编被传来向国民议会请罪，并被科以最高的罚金5000法郎。次日，“权力报”刊载了一篇更蛮横的文章攻击议会，而政府为了报复起见，以破坏宪法的罪名控告了几家正统派的报纸。
最后，提出了议会会议延期的问题。波拿巴为了行动不受国民议会的任何阻碍，需要会议延期。秩序党一方面为了自己的各个流派进行阴谋活动，另一方面为了各个议员的个人利益，也需要会议延期。两者为了巩固和扩大各省的反动派的胜利都需要会议延期。因此议会把它的会议从8月11日延期到11月11日。但是，因为波拿巴毫不隐讳地一心想要摆脱国民议会的讨厌的监督，所以议会使它的信任票本身具有了不信任总统的性质。没有一个波拿巴分子参加由28人组成的在议会休假时期保护共和国贞操的常设委员会[63]。为了向总统证明多数人对制宪共和国的忠诚，没有选波拿巴分子，反倒选了几个“世纪报”和“国民报”的共和派分子。
在议会会议延期前不久，尤其在刚刚延期的时候，看来，秩序党的两大派奥尔良派和正统派要准备和解，和解的基础就是它们斗争时所标榜的两个皇室的合并。报纸上满是圣列奥纳尔德斯的路易－菲力浦的病床前所讨论的和解计划；但是路易－菲力浦的逝世突然使情况简单化了。路易－菲力浦是个篡位者，亨利五世曾被他劫夺过，而巴黎伯爵由于亨利五世无嗣便成了他的合法继承人。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借口来反对两个王朝的利益的结合。但是资产阶级的两个流派恰恰现在才终于明白，使它们分裂的并不是对这个或那个皇室的温情的爱恋，相反的，是它们的不同的阶级利益使两个王朝分了家。正统派象他们的竞争者到圣列奥纳尔德斯去谒见路易－菲力浦一样，到维斯巴登谒见亨利五世，在那里获悉路易－菲力浦逝世的消息。他们立刻组织了inpartibusinfidelium〔在野〕[64]内阁，其成员主要是上述保护共和国贞操的委员会的委员，这个内阁趁党内发生冲突的时机立刻直言不讳地宣布他的权利是上帝恩赐的。奥尔良派看到这个宣言[65]在报刊上使对方丢了丑而兴高采烈，竟毫不掩饰他们公开敌视正统派的态度。
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各省议会都开会了。它们大多数都赞成用或多或少的保留条件来限制修改宪法，就是说，它们赞成君主制复辟，但又不加以比较确切的说明；赞成“解决问题”，但同时又认为自己权力和胆量都太小，因而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波拿巴派急忙从延长波拿巴总统任期的角度来解释这种修改宪法的希望。
统治阶级决不能容许用合法的宪制的方法解决问题，就是说，决不能容许波拿巴在1852年5月退职，同时由全国选民选举新总统，在新总统上任后几个月之内由为修改宪法而选出的特别议院来修改宪法。新总统选举之日，必定是正统派、奥尔良派、资产阶级共和派、革命派等一切敌对政党相缝之日。结果必然要发生各个派别之间的暴力冲突。即使秩序党能够一致推出一个皇室之外的中立候选人，波拿巴也会反对这个候选人。秩序党在其反对人民的斗争中不得不经常加强行政权的力量。行政权一加强，它的执有者波拿巴的地位也就加强了。因此，秩序党为加强其共同的实力而采取的每一步骤，也就加强了想登王位的波拿巴的战斗力，增加了他在紧急关头以武力阻挠用宪制方法解决问题的可能性。那时，波拿巴在其反对秩序党的斗争中会不惜破坏宪法的一个基础，正象秩序党在其反对人民的斗争中不惜破坏宪法的另一基础，即废除普选权一样。很可能，他甚至会诉诸普选权来反对国民议会。总之，制宪的解决办法会使整个政治statusquo〔现状〕岌岌可危，而资产者觉得在statusquo动荡不定的后面是混乱，无政府状态，内战。他们好象觉得，在1852年5月头一个星期日，他们的一切买卖活动，期票，婚约，公证书，抵押，地租，房租，利润，一切契约和收入来源都将朝不保夕，——他们不能让自己冒这样的危险。在动荡不定的政治statusquo的背后潜伏着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于崩溃的危险。对资产阶级来说，唯一可能解决的办法就是延期解决的办法。它只能用破坏宪法和延长总统任期的办法来挽救立宪共和国。这就是秩序党报刊在省议会会议后对所热中的“解决问题”的办法经过了长期而深入的辩论而做的结论。由此可见，可耻的是强大的秩序党认为自己不得不认真对付这个可笑的平庸的它所仇恨的人物假波拿巴。
这个龌龊的人物对愈来愈使他成为必要人物的真正原因却糊里糊涂。他的党十分明了，波拿巴的作用日益增长是当时的环境造成的，而他本人却相信，这完全是他的名字的魔力和他一贯模仿拿破仑造成的。他的雄心一天比一天大。他以周游法国回答了对维斯巴登和圣列奥纳尔德斯的拜谒。波拿巴分子对他这个人的魔力不抱什么希望，所以他们派出成火车成马车的巴黎流氓无产阶级组织十二月十日协会的成员到处跟着他捧场喝采。他们根据该城市对总统接待的情况，通过自己的傀儡之口说出或者意味着共和主义的温顺的话，或者意味着坚忍和倔强的精神的话，作为总统施政的座右铭。尽管施用了一切花招，但是这次出访还是极不象个凯旋的游行。
波拿巴确信他用这种办法把人民鼓动起来了，于是他着手在军队里进行宣传。他在凡尔赛附近的萨托里平原上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在阅兵时，他力图用大蒜腊肠、香槟酒和雪茄烟来收买兵士。如果真拿破仑在其侵略性远征的困难当中善于靠突如其来的表现家长式的关怀来鼓励疲劳的士兵，那末假拿破仑则以为，士兵高喊《ViveNapoléon，vivelesaucisson！》〔“拿破仑万岁，腊肠万岁！”〕，即“腊肠万岁，小丑万岁！”［注：俏皮话：《Wurst》——“腊肠”，《Hanswurst》——“小丑”。——编者注］，就是向他表示感谢。
这次阅兵式的结果，暴露出了波拿巴和陆军部长奥普尔方面跟尚加尔涅方面长期隐伏的纠纷。秩序党认为尚加尔涅是它的真正中立的人物，因为这个人谈不上有什么想登王位的野心。秩序党指定他作为波拿巴的继承人。加之，尚加尔涅由于在1849年1月29日和6月13日的行为，竟成了秩序党的伟大统帅，在胆怯的资产者看来成了以蛮横的干涉砍断了革命的戈尔迪之结［注：戈尔迪之结用以喻借武力方能解决的难题。相传戈尔迪以其乘舆之辕与轭用结系住，牢固不可解，声言有能解此结者，得以统治小亚细亚，亚历山大大帝拔剑斩开此结。——译者注］的新亚历山大。其实他跟波拿巴一样的可怜，他以这种极便宜的手段变成一个有势力的人物，被国民议会捧出来作为总统的监视人。他自己以波拿巴的庇护者的身分卖弄过风骚——如在讨论总统的薪俸时就是如此——，并且对待波拿巴和阁员们愈来愈高傲。当人们预料新选举法公布时会发生暴动的时候，他不许他的军官接受陆军部长或总统的任何命令。报刊方面也帮助吹捧尚加尔涅这个人。秩序党由于完全没有什么杰出人物，而不得不把一个人描绘成它整个阶级中并不存在的有力人物，以这种办法把他吹捧为一个巨人。关于尚加尔涅是“社会中坚”的神话就是这样产生的。尚加尔涅能把整个世界担在自己的双肩上的无耻的欺骗和神秘的骄傲，跟萨托里阅兵时和在此以后所发生的事件形成了十分可笑的对比。这些事件无可争辩地证明，只要波拿巴这个极端渺小的人物灵机一动，就足以使资产阶级恐慌心理的幻想产物——巨人尚加尔涅降为一个平庸人物，就足以把这位拯救社会的英雄变成领取抚恤金的退伍将军。
波拿巴有一次曾嗾使陆军部长跟讨厌的庇护者因纪律问题而发生冲突，来对尚加尔涅进行报复。最近在萨托里举行的阅兵式，终于使旧怨公开爆发了。当骑兵团列队通过波拿巴面前并高呼反宪法口号《Vivel’empereur！》〔“皇帝万岁！”〕时，拥护制宪的尚加尔涅的不满达到了极限。波拿巴为了逃避在议会即将召开的会议上对这些口号进行不愉快的辩论，把陆军部长奥普尔撤了职，任命他为阿尔及利亚的总督。他任命一个十分可靠的帝国时代的老将军担任了陆军部长的职务，这位老将军的粗暴丝毫不亚于尚加尔涅。但是，为了不让人觉得奥普尔的免职是对尚加尔涅的让步，波拿巴同时又把伟大的社会救星的心腹诺马耶将军从巴黎调到南特。诺马耶是在最近一次阅兵式上使步兵在拿破仑继承人面前默默走过的罪魁。由于诺马耶的被调而感到自己被触犯的尚加尔涅开始表示抗议，进行恫吓。结果白费力气！经过两天的谈判，调动诺马耶的命令在“总汇通报”上发表了，秩序的英雄除了服从纪律或提请辞职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办法。
波拿巴跟尚加尔涅的斗争是他跟秩序党的斗争的继续。因此，11月11日国民议会在不祥的征兆下召开了新的会议。但是，这将是杯水之浪。一般地说，旧把戏还会重演。尽管秩序党各派的原则维护者嚎啕大叫，秩序党的多数人仍然不得不延长总统任期。仅仅因为缺钱就已经屈服了的波拿巴，不管自己过去进行了怎样的抗议，也要把这种延长的权力当作纯粹从国民议会手里得到的职权接受下来。这样，问题的解决就延搁下来，statusquo就保持下去；秩序党的各派互相攻击，互相削弱，使对方无地自容；对共同的敌人、即全国群众的镇压就会加强，以至最后归于消灭，直到经济关系本身终于重新达到很高的发展水平，甚至使所有这些互相争吵的政党跟它们的立宪共和国由于新的爆炸而粉身碎骨为止。
不过，为了安慰资产者，还需要补充一点，波拿巴与秩序党之间的斗殴，使交易所里许多小资本家破了产，使他们的资本转到交易所大豺狼的腰包里去了。
注释：
[54]蒲鲁东的这个观点是在他批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弗·巴师夏的一篇论战文章中谈到的，这篇文章发表在1849年11月—1850年2月的“人民之声”（《VoixduPeuple》）报上，并于1850年又以单行本形式在巴黎出版，标题是“无息贷款。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Gratuitéducrédit．Discussionentrem．Fr．Bastiatetm．Proudhon》）。——第113页。
[55]1797年英国政府颁布了一道专门的银行限制令，规定钞票的强制比价，废除钞票兑换黄金的办法。到1819年才恢复了钞票兑换黄金的制度。——第113页。
[56]指巴黎商人亚力山大·勒克莱尔，他由于作为国民自卫军和他的儿子们一起参加镇压1848年六月起义的暴行，而获得了荣誉勋章。——第115页。
[57]指1850年5月1日内政部长为起草新选举法所任命的委员会，委员会由17个奥尔良党人和正统主义者（立法义会议员）组成。把这些人称为城主，是说这些保皇党人妄想攫取政权，他们的意图是反动的。城主这个称呼，是从维·雨果的一部以城主为名的历史剧中引用来的。——第115页。
[58]“国民议会报”（《L’Assembléenationale》）是法国正统君主派的日报，1848—1857年在巴黎出版。1848—1851年它反映了拥护两个保皇派——正统主义者和奥尔良党人合并的人的观点。——第118页。
[59]“立宪主义者报”（《LeConstitutionnel》）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日报；1815—1870年在巴黎出版；在40年代是奥尔良党人温和派的机关报；它在1848年革命时期反映了聚集在梯也尔周围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观点；1851年12月政变后成了波拿巴派的报纸。——第118页。
[60]指两个文件：一是发表在1850年8月11日“1850年人民”（《Peuplede1850》）报第6号上的“山岳党告人民书”，一是发表在1850年8月14日该报第7号上的“告人民书”。——第118页。
[61]ＢaiserLamourette（拉摩勒特式的接吻），指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一段有名的插曲。1792年7月7日立法议会议员拉摩勒特提议以兄弟般的接吻来结束一切党派纷争。在他这个提议的影响下，各敌对党派的代表热烈地彼此拥抱了，但是不出人们所料，这些虚伪的“兄弟般的接吻”第二天就被忘却了。——第119页。
[62]“权力报”（《LePouvoir》），是波拿巴派的机关报，1849年出版于巴黎，主编是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第120页。
[63]法兰西共和国宪法第32条规定，在立法议会休会期间要设立常任委员会，由议会选出的25个委员和议会常务局组成。1850年这个委员会实际上由39人组成：常务局11人，庶务3人和选举产生的委员25人。——第120页。
[64]Inpartibusinfidelium（直译是在异国）——天主教主教被任命为非基督教国家的纯粹名义上的主教时，其头衔上添有这种字样。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用这个辞来指完全不顾国内实际情况而在国外成立的各种流亡政府。这里是指预定在正统派的王位僭望者尚博尔取得政权时所要成立的由德·列维斯、圣蒲利斯特、贝利耶、帕斯托里和德斯卡尔等组成的内阁。——第121页。
[65]指所谓的“维斯巴登宣言”，这个宣言是正统派在立法议会的秘书德·巴特尔米受尚博尔伯爵的委托于1850年8月30日在维斯巴登草拟的。在宣言中规定了正统主义者执政后所要采取的政策；尚博尔伯爵扬言要“正式地断然取消一切告人民书，因为这些文告就等于否定传统的君主政治的伟大的民族原则”。这个声明由于以议员拉罗什雅克兰为首的一些君主主义者的抗议，在报刊上引起了热烈的论战。——第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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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社会主义和国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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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社会主义和国营企业
根据我们已经陈述的大量事实看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国家雇主并不到处都是一模一样的；即使现今在有实行工业管理的必要的压力下，国营或市营企业也越来越会同那作为权力机关的国家有所区別。
例如，在俄国禁止伏特卡以前实行的纯粹属于财政性质的酒类专卖和瑞士联邦铁路大部分享有自主权利的组织之间，存在着很大距离。当然，在这两方面，我们所谈到的都是雇用和剥削工资劳动者的资本主义国家；可是在瑞士，我们看到它的经理部门主要关心公共利益；反之，俄国的专卖组织的唯一目的则在于资助陆海军的日益增长的需要。
那个专卖组织的创设人维特伯爵于一九一四年一月在对帝国会议发表的一篇演讲中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他说，“最初所以采取专卖制度，是要防止酒精中毒；其目的在于给予人民一种纯粹的白兰地并把售卖这种酒类的工作管理起来；与此同时，政府组织了反对酗酒的区委员会，负责通过图书馆、主日学校、剧院等等的宣传来同狂饮无度的现象作斗争。现在，这项专卖的原来的性质已经改变，它完全为另一种目的服务了；它是一个设计得很美妙的庞大唧筒，吸取国家的一切资源；政府的一切努力只是有助于增加这个唧筒的吸入量，于是伏特卞的专卖几乎提供我们预算财源的一半。从战争爆发以来，这项专卖的收入已经增加了五亿卢布，达到十亿卢布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反对酗酒的委员会已经无能为力，对滥饮酒类的任何斗争已经变成不可能的了，因为从财政的角度来看，政府只会由于专卖收入的增加而额手称庆。”
不消说，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剥削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弊害。凡是信奉社会主义甚或民主主义的人都必须加以反对。也许，在旧的沙皇俄国，我们会认为国营铁路肯定是利多弊少；但是就那些与财政有关的专卖组织来说，我们当然会同意盖德的看法，认为这种机构非但对工人没有好处，反而是剥削和压迫他们的可怕工具。因此，像他在论述公用事业和社会主义的那本小册子里所说的，“我们有理由抨击那些已经存在的、多方面阻碍无产阶级的组织和行动的机构，而不是设法加以扩展。”
可是，像我们已经看到的，盖德还更进了一步。他概括了他对国营企业的反对意见。他用绝对的辞句作了系统的说明。他宣称，在今天社会的结构内部，“对于社会党及其任务来说，公用事业只会引起危险”。他只容许社会党人对垄断企业的国家控制抱有一种态度：
“首先是革命，那就是说，要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剥夺资本家阶级；然后才是公用事业，因为只有在把各阶级溶合为一，即溶合成生产者阶级之后，公用事业才会真正成为可能。”
而且，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看法。读一读《共产党宣言》，我们似乎的确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认为某些工业部门由国家控制只有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才是可以容许的。
考茨基在其所著《社会革命》这本小册子里关于这个问题讲得—不像盖德那样清楚，但他似乎也主张把垄断企业的国有化或收归社会公有的措施留待革命成功之后再实行。
当人们纷纷谈论普鲁士政府购买煤矿的计划时，他专门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了几篇文章来反对这种建议。
然而，无论在他的著作中或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我们都找不到刚才引自盖德的那种鲜明的公式：“首先是革命，……然后才是公用事业。”
如果要从字面上理解这种社会主义的行动纲领，那么，只要无产阶级还没有掌握政权，它在议会中的代表就必须反对国家所有权，即使与国家权力相反的公用事业的自主在那里并非一句空话的民主国家中也是如此。事实上，固然实践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使这一严格的要求得到缓和，但是在盖德和他的追随者的心目中，还存在着反对在现有国家內部扩大政府经营的企业的一种不可否认的倾向。
例如，我们大概记得，同议会社会党人的大多数的意见相反，他们竭力反对由政府购买西部国家铁路。
因此，我们所面临的不是一种纯理论方面的争论，而是在直接行动的范围内正在表现出来并且可能会随时表现出来的一种意见分歧。让我们在这里总括一下盖德以前用来反对“可能派”的论据，看看它们在反对扩大现有形式下的“公用事业”的政策方面能产生什么效果。
盖德竭力主张记牢下列两点：
1．资本主义国家所实行的私营企业国有化并不是社会主义。并且同社会主义毫不相干。
2．它已经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公共所有制，但并没有因此使无产阶级的剥夺资本家阶级的任务变得简单些，相反地，它只给工人带来困难，因为它加强了敌人即资本家阶级而削弱了工人阶级，并使工人阶圾的运动陷于瘫痪。
对于这两个主张的第一种，我们是同意的。即使在所有的国营企业中同警察国家的管理型式差別最大的一种，即瑞士的联邦铁路公司，也更近似资本主义的大公司而不同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合作组织。
从分配的角度来看，除了按照规定它给予工人的工资应稍稍高于私营企业外，它是以工资制度为基础的。
从劳动组织的角度来看，它和资本主义企业没有什么不同，或者只有极少一点差別；工人并不参加经营管理；他们无权实行监督；他们在总管理处或管理委员会中没有代表；并且，如果他们可以有权自由地组织起来，他们的工会对管理部门的经理和董事来说，所处的地位并不比私营企业的工会对其他雇主的地位来得有利。
可是，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说，至少从所有制的角度来看，国营铁路管理机构是一种集体主义性质的机构，因为整个铁路系统和一切器材都是属于“国家”的。
的确，它们属于国家，并且这个国家尽管具有民主的形式，却仍然是阶级国家。
正如盖德所指出的，“当私营企业由现在的国家接收过来时，它们并不丧失它们的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性质，即工人阶级被排除在外的那种所有制的性质。它们从某一位资本家的财产，即专门由甲或乙享受共利益的财产，变为无分甲、乙或丙的整个资本家阶级的财产。这就是全部的內容！至于无产阶级集体，至于工资劳动者的社会，它从国家控制的机器所获得的利益并不多于它从个人控制的机器所获得的利益。”[1]
然而，我们不能不指出，某些论证如果提得太绝对，也可能会变成不正确的。在以一个阶级的独占统治为基础的资产阶级国家和旨在废除阶级的无产阶级国家之间，有许多中间阶段。
一个人如果不是故意不看现实，一定不会不看到，固然普鲁士国家或前沙皇俄国的提供财政收入的财产是一种“工人阶级所不能享受的财产”，瑞士和法国的邮政、电报和铁路系统以及大多数市营企业却不能被认为单纯是“整个资本家阶级的财产”。它们当然是属于一个阶级国家的，但在那个阶级国家內部或对于那个阶级国家，无产阶级具有一种在比较落后的国家中它所没有的影响。
而且，这些主要是定义的问题。
对于在社会主义政策方面极关重要的另一个问题却不是如此。这个问题是：扩大国营企业的措施究竟是便于把国家或个人的资产阶级的财产变为社会的财产，还是相反地起一种阻碍的作用。
事实上，根据你接受这两种相反意见中的这一种或那一种，可以确定你究竟是赞成还是反对在现有社会结构不变的情况下把某些企业、铁路、矿山等等收归国家控制。
反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行任何国家控制的社会主义者提出两个主要论据：一方面，公用事业的存在由于削减了工人阶级的权利而加强了敌人；另一方面，它直接助长了资产阶级的势力，因为“资产阶级国家所控制的企业越多，它就使更多的个人依附于它自己和关心它的保存，即使他们只是那些获得了较好的待遇和较高的地位因而必然害怕前途渺茫的变革的人们”。
谁也不会否认，这些反对国家控制企业的论据是很有力量的。它们甚至这样有力，以致人们必然会赞成在那些始终保持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时的国家，即警察国家的国度里实行社会民主主义。可是，在民主国家里，工人阶级在政治上不再是一个可以轻视的因素，作为管理机关的国家或多或少地完全同作为权力机关的国家分离开来，因此在这样的国家里上述的论据就不那么确实了。
这就使我们能够理解，比如说在法国、意大利、英国、瑞士和比利时，社会党人或大多数社会党人何以比较赞成把某些私营企业收归国家控制（或市有化）。
这是否意味着他们不懂得国家控制可能带来的害处或危险呢？决不是这样。事实上，谁也不会否认，如果国家的雇员或工人享有（例如从就业的稳定性这一点来说）私营企业的工人所享受不到的某些好处，这些好处本身一般地只会使他们更加胆怯，在他们同国家的关系上表现得更加温顺，更加希望他们的生活状况的任何改善不是来自他们自己的努力而是来自恩惠。
另一方面，并且基于同样的理由，他们在大多数国家里的组织工会的自由是很受限制的。当局就组织工会的权利问题同他们进行谈判；他们不容有罢工的权利；在发生争议的时候，当局号召他们表现爱国精神，强迫他们工作；国家权力的全部重量随时会压到他们的头上。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也许会提出疑问，大多数的社会党人怎么会不顾一切地甚至在目前还继续要求扩大国家的统治权力。
要想了解这种态度，必须首先知道，如果国家雇用的工人在地位上不如私营企业的工人、或毋宁说不如大部分私营企业的工人那么自由和独立自主，这主要是由他们工作的性质和所提供的服务而不是由他们受雇于国家这一事实决定的。
例如，法国的铁路公司的工人享有（就养老金和就业的稳定性而言）同国家雇用的工人一样的利益，在那里，我们看不出他们的地位有更多的独立性。实际的情况倒是与此相反。一般说来，在其组织结构由于充分集中和机关化而接近于国营企业的组织结构的所有那些大企业里，工人的心理具有同样的倾向。
另一方面，如果问题牵涉到像铁路这类的“公用事业”，资本主义国家即使不同时是雇用工人的国家，也会采取那种用来对付它自己的工人的手段，来对付私营公司的继续进行罢工的工人的。
无论是国营或私营的公用事业，都必须维持公共安全，所以白里安先生在必要时曾对北部铁路公司的工人应用军事纪律，正如他对西部铁路系统的工人曾应用军事纪律一样。
因此，从不利的方面来看，不管企业是由国家经营还是由资本家的公司经营，只要它们的性质相同，它们就没有多大的区別。可是，另一方面（我们指的是在民主国家），国家的雇员在改善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上具有某种不是私营企业的工人所具有的行动手段，至少是程度不同。他们可以利用他们的政治行动，远比后者更容易获得最低工资标准、更完善的保险制度等等。
可是，我们应当赶快补充说明，如果我们把这样一些企业同煤炭工业和纺织业等其他的企业相比，差别也不是很大的；那些企业的工人人数很多，并且集中在某些地区，因而具有相当大的政治影响。但为求精确起见，如果从工人的观点来看，受国家剥削的有利和不利方面有互相抵淆的趋势，那还必须估计到下列对国家经营有利的因素：
1．至少在某些工业部门，从公共利益方面来说，国家经营能够提供许多好处；
2．在作为权力机关的国家和作为管理机关的国家之间的分离方面，可以并且必须完成越来越彻底的转变。
例如，让我们假定，萨尔煤矿的所有权仍旧是属于集体的，但普鲁士国家已不再是无产阶级对其不发生影响的阶级国家。它的制度是民主化了。工人阶级虽然还不预备取得政权，却对政府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
工业的组织不是显然可以并且应当实行根本的改革吗？
1．业务的经营将不再带有财政收入的性质，除了像烟酒专卖组织这样一些按其本性来说宜于为国库提供利润的公营企业以外，它将同其他的公营企业一样。
2．工业国家在组织上应当比今天格外和政府国家截然不同；集中化是权力的特征之一；分散化是经营管理的必要条件之一。
3．企业管理工作将不再属于由政府委派的、以命令指挥工资劳动者的官吏，而是属于组成公共团体的全体工人。
当然，将来在这些彻底的转变发生效力或能够发生效力以前，还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
可是，从今以后整个的工人运动，包括政治的和经济的，势必向这一最后的结果发展。
战争已经妨害了这个运动。等战争结束，它将以更大的力量重新活跃起来。
在现今还没有实行普选的一切国家，人民已经在要求实行普选作为他们种种牺牲的代价，从而也就是在为无产阶级的取得政权准备条件。
在战争结束后，我们将立即看到工人们发挥强大的力量，把战争所产生的垄断组织的财政权力争取过来；从而我们将大踏步地走向主要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集体所有制。
为战后的种种困难所加强的工会活动，将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建立起未来社会的机关，即经营将来的社会化企业的公共团体。
最后，工人间国际关系的恢复、国际团体的发展、和平对战争的声势浩大的反应，将逐渐限制政府国家的职能，同时集产主义的发展将增加生产性国家的职能。
这样，通过个人和集体努力的倍增，正在逐渐奠定从现社会过渡到一种新制度的基础，这种新制度早就由一位先躯同志维克托·孔西德朗在其所著《社会的命运》（《Destinéesociale》）—书中作了描述：
“这样变革的国家将不外乎是一些由数目较多的联合会所任命的、获得推选人的信任的管理委员会。在它的体制之下，将不再是一个拥有军队和警察的政府，也不可能再有虐政和篡夺，——只要各国不得不制造军刀，虐政和篡夺总是它们要担心的事情。”
[1]《社会主义和公用事业》，第30页。 |
第三章工人力量的自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二国际->艾·王德威尔得《社会主义反对国家》（1918）
第三章工人力量的自治
I．比利时
Ⅱ．法国
Ⅲ．英国
Ⅳ．概述和结论
当国家由于使自己成为一个制造商而雇用相当数量的工人时，就产生第三个问题，即必须了解：从结社自由、特別是参加工会的自由的角度来看，应当把这些工人看作私营企业中的工人一样，还是应当把他们置于普通法律的保护之外，并且由于他们所处的作为国家代理人的地位，应当从各方面限制他们享受普通公民的权利。
起初，即使不是在所有的地方，也几乎是在所有的地方，政府是在特定的意义上解决这个问题的。它们拒绝把作为权力机关的国家同作为管理机关的国家区別开来。它们只愿意把它们的工业或技术系统（如邮政、电报和铁路）中的工人看作像其他官吏一样的官吏，他们是一个等级组织的组成部分，如果要组织工会，就不能不受惩罚官吏的朋比为奸行为的刑法的约束。
例如，商业部长茹尔·罗歇先生于一八九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在法国议会说道：
“我根本不承认政府雇用的工人享有根据工会法而自行组织起来的权利，因为这项法律对他们并不适用；如果他们组织工会，那就会违反他们所确立的国家代理人的身份。工会法曾经给予工人们以这种自由，因为，在以雇主为一方、以工人为另一方的两种私人利益互相发生冲突时，有必要让各方面都享有利用他们的天赋自由权来促进他们自己的利益的权利。
国家的雇员所面对的，并不是一种私人的利益，而是共同的利益，即一切利益中最高的利益：由公共权力、议会和政府所代表的国家本身的利益；因此，如果他们可以利用工会法的话，那就是违反民族本身，违反全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违反他们将为之奋斗的国家主权。”[1]
可是，这样一种证据太不考虑现实，以致不可能长期抵制国家雇用的工人争取结社自由和组织工会自由的努力。
依靠普通法来阻止政府国家的官吏互相勾结，这固然是可能的；但是，禁止烟草或火柴工厂的工人、军需工厂的金属工人、甚或邮递员和报务员组织工会，就是创造一个可怕的论据，反对扩大国家的经济职能，即使那种扩大是完全必要的；因为根据那种假设，凡是从私人的剥削转变到国家的剥削，其结果一定会减少工人阶级的自由和基本权利。
所以我们立刻就看到，在那些竭力主张公营或私营企业的工人都享有同等权利的有关人士的压力之下，法律学家把权威与公共权力的种种行为和经营管理的种种行为之间的传统区别应用到这个新的现象上面。
拉弗里埃尔先生说，“经营管理的行为是经理部门作为公用事业的经理和会计而不是作为一部分统治权的受托人来完成的。”[2]
现在，从结社的权利和组织工会的自由的角度来看，把掌握一部分公共权力的权威方面的代理人同不参与公共权力的经营管理方面的代理人分別看待，似乎是合理的：
“如果这是一个有关权威方面的代理人的问题，”莫里斯·布尔根先生说，“那些代理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就不是契约的关系，它们是属于统治权的关系。因此，不可能承认权威方面的代理人享有同其他公民一样的权利，特別是组织工会的权利；一个由公共权力的代理人组成的工会可以妨碍或拖宕统治权的行使，因而是和公共正义的原则背道而驰的……如果这是一个有关不参与公共权力的经营管理方面的代理人的问题，那些代理人就觉得自己通过一种真正的雇用契约而对国家承担义务。在我看来，他们同国家的关系在性质上正像一个工人或一个普通雇员同他的雇主的关系一样，并且我在法律的原文和一般原则中也看不出有什么确切的根据，可以不让他们享有公民的普通权利，即利用工会组织同他们的雇主——国家——面面相对以维护他们的利益的权利。”[3]
而且，这种区別在今天也或明或暗地为每一个人所承认。在像比利时这样的国家，结社的自由还受到我们认为是不合理的限制，但政府也承认：这些限制“应当按照有关的公用事业的性质，适当加以放宽”；“所有国家的雇员，按这个名称的严格的意义来说，都并不是官吏。”[4]
可是，当政府开始要清楚地标明一点，这一点既是公职任命的起点又是雇用契约的终点时，就发生困难了。芳吞先生指出，[5]在国家的公共行政管理和显然带有工商业性质的经营管理之间，存在着某些就其性质而言可以争论的工作。每一个人都会同意，将军、市长、地方行政长官都是公务人员，国家经营的酿酒厂、火柴厂或烟草厂的工人则不是这样，但你只要翻一翻法国法律学的记录或政府公报，就会相信中间性的事例——例如税务局的雇员、铁路工人、邮局职员或邮递员这样的事例——是为数很多的。
但是，即使人们承认国家雇用的产业工人在结社的权利方面应当比正式所谓的公务员享有更大的自由，我们也并不一定就此可以得出结论，认为他们会享有同私营企业的工人一样的自由，比如说，政府可能在某些情况下要求他们先申请批准，然后才可以组织工会，或者可能否认他们有罢工的权利，甚或进一步把罢工列为罪行。
因此，这个国家工人的结社权利问题是一个微妙而复杂的问题。一般的公式可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它们并没有使我们免去这样的手续，即：就国家雇员的每一种类，考查人们对于区別统治国家和生产国家，或者用圣西门的话来说，区別对人们的治理和对事务的管理的那个基本原则的必不可免的应用情况。但是，在这些种类中，有一类由于所包括的工人人数很多，由于运用组织工会的自由权利而对全国人民可能产生重大后果，在各个国家特別引起注意：这就是交通运输的一类（报务员、电话接线员、邮递员和铁路工人）。
例如在比利时，正是专门针对这些工人，政府才认为有必要起草一个法律，并在等待议会通过的时候采取特殊的限制措施的。
我们已经在別的地方论述过对于这些措施的批评意见。[6]我们在这里只限于发表一些一般的看法。
I．比利时
一八八一年，当铁路局、邮政局和电报局的雇员破天荒第一次企图成立一个旨在改善他们的状况和维护他们的共同利益的联合会时，自由党大臣圣克台莱特正式禁止他们自行联合起来。他的这项禁令所根据的理由是：“集体提出要求是同行政纪律格格不入的，所以受到禁止。而且，国家的代理人起来组织一个对政府和议会施加压力的工具，也是不能容许的。”
后来，在一八九一和一八九二年，当职工又展开了新的努力时，大臣旺当·皮尔蓬姆重申了以前的禁令。
过了十五年以上，在议会的压力之下，政府的想法才有某种程度的改变。一九○八年二月五日，议会就社会党议员安塞尔提出的一个问题通过了一项决议，拒绝国家的雇员享有罢工的权利，但宣布他们“享有在尽量不违反秩序和纪律的情况下自由地组织工会的权利”。
由于这个决议，政府提出了一项法律，给与国家雇员的工会以合法的地位，但附带许多限制；同时，作为一种临时措施，铁路、邮政和电报部大臣就所属雇员的组织工会的权利问题发布了一道命令（一九—○年三月九日）。
这道命令承认职工有组织工会的权利这一原则，但附有许多禁令和限制条件，使这个原则几乎完全不可能实现。
雇员可以组织工会，但他们不得进行任何政治活动，不得攻击政府的法令和决议，不得采取任何手段以阻碍命令的实施，拜不得举行任何示威以博得政府之外的人士对行政改革的支持。另一方面，政府却要求有权责成工会按照每一类雇员的不同专业分成许多小组。例如，地方和乡村邮递员、见习邮递员以及邮局职员必须组织三个不同的工会。而且，这几个工会不准联合起来。最后，雇员甚至不得以单纯听众的身分参加外人所组织的政治集会，来讨论国家雇员的行政管理的情况。
在这种状况下，铁路和邮局的雇员感到不满，又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他们不断地努力争取真正的组织工会的自由，并且他们援引西欧大多数国家的例子来支持他们的论据。我们这里引证法国和英国作为特殊的例子。
Ⅱ．法国
在法国，像在别处一样，政府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內不同意国家的雇员、甚至那些并不行使权力的雇员享有组织工会的自由。直到一八九四年五月二十二日，议会才不顾后来因而辞职的部长卡西米尔—贝里埃的劝告，通过了下列决议：
“既然一八八四年的工会法不但适用于私营企业中的工人和雇员，而且还适用于国营企业中的工人和雇员，政府就应当尊重这项法律并便利它的实施。”
这个决议的结果是：国家和各市各县经营的工商业企业的工人和雇员都有了组织工会的自由。
可是，事实上，政府和法院在确定哪些国家雇员应当被看作工商业企业的工人而不是被看作不得享受一八八四年法律的利益的官吏时，已经作出了种种变化无常的判决和决定。
特別是关于公用事业部的雇员，从劳动局局长芳吞先生的那篇文章中摘录的下面几段话说明了由不同种类的工人所产生的情况：
“铁路工人组织了工会，这些工会曾经不断地出现在劳动部出版的接连几期的《工会年鉴》（《YearbookofUnion》）里：第一，一八九九年成立的国家铁路工人总联合会，据一九一○至一九一一年的《工会年鉴》表明，共有会员三千二百二十五人，出版月刊一种；第二，国营电车（铁路）公司机匠、司机和售票员联合会，成立于一九○六年，共有会员三千三百七十人。
法国政府似乎没有反对这些工会的组织。
至于邮局和电报局的工人，问题就完全不同了。法国政府已经承认工人的工会的合法地位，但对于雇员或职员的工会的合法地位却还有不同意见。
根据《工会年鉴》，邮政、电报和电话工人工会成立于一八九九年，共有会员五千七百五十人，而邮政、电报和电话的体力劳动者工会则成立于一九○五年，共有会员一千八百二十五人。
反之，邮政、电报和电话雇员全国工会却并没有在这一期的年鉴里出现，因为塞纳河的惩治法庭已经在一九○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宣布这个工会为非法而把它解散了。
可是法国政府从来没有像对为政府服务的其他一切雇员那样拒绝邮局雇员享有根据结社法而非根据工会法以组织联合会的权利。这样组织起来的邮局雇员总联合会已被准许向政府提出雇员的意见，正如工人的工会提出了工人的要求一样。”
因此，法国有两种不同的制度，即铁路工人和邮局工人的制度以及职员和邮递员的制度，前者有权组织工会，后者没有那种权利，但充分享有为一九○一年的法令所规定的、由习惯法所确认的结社权利。
Ⅲ．英国
这个问题在英国并没有发生，因为那里的铁路是由私人资本家经营的，只有就邮局雇员来说是个例外。在最近六年间，关于最充分的结社自由的问题已经解决。国家的雇员不但有权成立他们认为合适的组织以维护他们的共同利益，而且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们的工会还可以参加政治行动：其中有些工会就在加入工党的一些团体的名单上。另一方面，隶属于邮局的这类团体在一九○六年以后已经得到政府的正式承认。
从邮政总长于一九一○年四月十四日发出的一份通告（正式承认邮局雇员工会）里，我们摘引下面两段话：
“一九○六年二月十三日的邮政局通告曾宣布：邮政总长准备承认邮局雇员正式组织的任何协会或联合会，他准备接见会员代表、这些协会的代表或它们的干事（在邮局任职的或不是在邮局任职的），同他们商谈一切与一般行政管理或该协会所代表的各阶级的利益有关的问题。巴克斯顿先生是单纯把它看作一种试验而容许这种承认的。
邮政总长满意地指出，过去四年的实验表明，扩大任何已经获得承认的协会派遣代表的权限是正确的。”
由于希望了解邮政总长下面的雇员是否也同总长本人一样感到满意，我们向邮递员联合会的干事斯图亚特先生打听了一下，他答复如下：
“1．邮递员们是否被允许自由地组织起来？”
“是的，完全是这样。这个权利多年前在法律上就得到了承认，但只是在一八九○年以后才对他们实际上作了让步。在那时以前已经组织了工会，但组织工会的事情曾受到严重的阻碍，它们的领导人往往有所牺牲。一八九○年，当时担任邮政总长的已故的塞西耳·雷克斯宣布：‘并没有禁止邮递员为了他们的利益和损失的补救而组织起来的规定。’不久以后，要求邮递员举行会议时应通知当局以及允许邮政总长有代表出席会议的条例被废除了。此后就不再有人企图干涉我们的权利。可是在一八九三年，两个邮递员在破坏纪律的借口下但实际是由于他们的工会活动而遭到开除。不过这是一八九○年以来所发生的仅有的事件，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将来一定还会发生这类的事件。”
“2．邮递员工会是否受习惯法的保护？”
“在实际上，答案是肯定的。在法律上，问题是有疑问的。法律对这一点没有明确规定。事实上，邮递员工会享有普通工会的一切权利，并且还有一两点胜过普通工会的地方。例如，邮政工会就不受所谓禁止工会拨款供议员竞选的奧斯本决议的影响。
“3.邮递员能否像矿工那样随意罢工？”
“从法律上说，没有什么区別。而且，邮局也发生过一两次无关紧要的局部性罢工。可是，从工会领导人可以很容易地同邮政总长和邮局的其他当局办理交涉这一点来看，总罢工似乎是不可能发生的。”
Ⅳ．概述和结论
在英国甚或法国——或者在瑞士、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国家雇员所享有的被承认的结社自由与比利时目前还存在的限制随意组织工会的办法之间，显然存在着一种举世皆知的区別。比利时政府当然在原则上承认铁路、邮政、电报、电话的工会是合法的和有帮助的，但它要求保留这样的权利：限制工会的活动范围和吸收会员的范围；按照铁路、邮政、电报、电话中间的各种种类和不同专业，把工会分成许多小组；阻止这样分裂开来的小组组成联合工会；限制它们保卫按最严格的意义上说的工会利益的活动。
为了给习惯法的这些限制提供理论根据，它说，如果那些所谓国家雇员工会把大多数各种种类的工人甚或与国家的一个管理部门有关的全体工人吸收到工会中去，这样的一个总联合会就不再是一个工会，因为各种行业和各种地位都将在这个组织里混淆起来：“它将不外乎是一伙受雇于政府的人员为了依仗他们的人数对议会议员和政府当局施加压力而组织的团体。”
这一点谁也不会否认。但是，如果认为国家雇员在开始享有同私营企业的工人一样的组织自由的那一天，就会利用那种与其原意相矛盾的自由，那是荒谬的。事实上，如果邮递员、报务员、接线员和铁路工人合并在同一个工会里，他们不是显然因此就使自己处于一种绝对不能保障他们的专业利益的地位吗？前劳动部大臣保尔—崩库尔先生说得很对：“最密切的团结是把在同一行业中工作的人联合起来的那种团结，即由工会所表现出来的团结；我们最关心的是保护那种保证我们享受现在这样的生活的劳工：只有工会能允许做到这一点。”
因此，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如果国家雇用的工人享有自由，他们将混合成一个单一的联合会。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将废除政府为了使他们陷于无权地位而强加在他们身上的那种分成许许多多零碎部分的办法。例如，邮递员将重新构成他们的统一的组织。道路和建筑工程的工人也许会组织一个单一的工会。并且毫无疑问，铁路、邮政、电报、电话部门的各种工会，或一方面是铁路工会、另一方面是邮政、电报、电话等部门的工会，为了维护他们的共同利益，将加入一个单一的联合会。
可是，这恰恰就是比利时政府所担心的。“官吏的工团主义”激起它的深刻的猜疑。这等于是企图把各个行业的工会来代替政府本身：
“它们将不再是由那些为政府工作的工人组成的工会；它们将成为政府的一些部分。它们合起来将构成政府本身。它们将是‘自主的’。这个计划也许不会立刻实现，但拥护这个计划的人却希望它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內成为事实。一般说来，这些思想在我们的工人中间并不存在，除非他们是处于混乱的状态。可是我们还有必要把它们指出来，因为在某些场合，它们是由某些工会对政府的固有职权进行直接而鲁莽的干预这一行动表现出来的。
在其他国家，官吏的工团主义构成一种真正的学说，这种学说旨在‘废除’国家，把邮政部门交给邮递员，把电报部门交给报务员，把海军交给水兵，把铁路交给铁路员工。公用事业将被看作私营企业，或各种行业将为了在其中工作的人员的利益而被组织起来。
可以随意扩充其队伍的官吏既然不受任何当局的干预，就会随心所欲地经管行政工作，而这种行政工作则将成为有关人员的行政管理工作。
如果政府不同这种学说进行斗争，它就无法执行它的一切职责。如果有人能够设想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工人可以成为工厂的所有者——凡是企图开办生产合作社的人都知道，在实行这一颇具吸引力的想法的道路上存在着多么巨大的困难——那是违反国家把政府交给官吏这一办法的一切含义的，因为政府的职能不是为了行使这种职能的人的最大利益，而是纯粹为了全国人民的利益、为了全体的利益而设立的。
像某些人所了解的那样，官吏的工团主义是同关于公共职能的这一概念、唯一可以承认的概念背道而驰的；无论是谁，如果他不希望国家毁灭，就不会承认这种工团主义。”[7]
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说，如果所谓“官吏的工团主义（虽然这实际上是一个有关并不具有官吏身分的工人们的工团主义的问题）抱有这种目的并可能引起这种后果，社会主义者是不会等别人都起来反对以后才起来反对这种工团主义的。我们并不希望铁路归铁路员工所有或邮局归邮递员所有，正如不希望矿山归矿工所有或纺织厂归纺织工所有一样。借用白里安先生的话来说，我们承认公共产业和公共机关是“为了一切人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受托人的特殊利益设置的”。[8]
同时，国家雇用的工人毫无疑问地应当有权“按照他们的意愿来经营”铁路、邮政、电报或电话。我们认为，他们应当享有自由地组织工会以维护他们的共同利益的权利，但我们并不主张把全体的利益牺牲给这些特殊的利益，并且我们再度强调指出：如果一个国营企业的经理发觉他自己碰到工人提出过分的要求，他就不但有权而且有责任为了全体的利益竭力加以反对。[9]
总之，据我们看来，国营企业的组织应该逐渐变成的型式，不是由其成员彼此联合起来以反对其他一切人的“生产合作社”，而是合作社社员的全体大会而非雇员在其中享有最后决定权的消费合作社。
比如说，在铁路系统目前已经具有的或者应当具有的那种庞大的合作组织的型式下，所有的公民，即运输方面的消费者，是以铁路系统的经理为代表的，他必须在工人的合作下管理企业，正如在我们社会主义的合作组织里，由全体大会选举并授以管理权力的经理在工人和雇员的劳动力的合作下经营企业一样。可是，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如果经理的权力必须来自消费者，即来自全体，那么，包括工人在內的全体或消费者就应该是模范的雇主，而这个集体雇主应该对其他雇主作出的第一个榜样，便是承认它所雇用的那些人享有充分和完全的自由，可以联合起来以维护他们的共同利益。
的确，人们还可以提出反对的意见说：铁路——邮政、电报或电话——并不是同其他实业一样的实业，它是一种“公用事业”，如果中断就会对社会产生十分严重的后果；由于这个缘故，最危险的事情莫过于承认这些实业部门所雇用的工人享有“组织工会的权利”了，因为继组织工会的权利之后，他们必然附带地享有“罢工的权利”。所以，司法大臣贝热勒姆先生于一八九八年在比利时议会里拒绝从法律上承认那种可以在公用事业中组织起来的工会：据他看来，没有罢工权的工会是不可想像的；现在他认为，如果以原则和公共利益为重，就不能承认国家雇员享有这种权利。
另一方面，现在的政府却并没有接受这个论据。在讨论它所提出的关于铁路、邮政、电报和电话事业的雇员组织工会的法律时，它宣布了相反的意见：
“工会，”它说，“一向过分专门地被看作训练罢工的学校。固然，如果工人没有组织起来，罢工就很难收到成效，但工会是可以在不产生罢工的情况下存在的，并且它可以专心致力于一种与准备或激起冲突的任务截然不同的任务，其结果只会使工人得到很大的利益。”
可是，毫无疑问，如果比利时政府拒绝它的雇员享有组织工会的自由，如果它强迫他们的工会接受事先核准的办法，如果它在对待工会方面采取各种预防的措施，以致（即使不是旨在）阻碍它们的正常发展，这主要是由于政府担心那些强大的联合会总有一天想要采用罢工的手段，以求满足它们所提出的种种要求。
此外，如果我们不承认随着组织工会的自由而来的事实上必然是采取罢工手段的自由，我们就没有把我们的思想完全表达出来。所以我们应当不遗余力地反对任何可能把国营企业工人的罢工事件规定为罪行的排斥性法律。
可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由此得出结论，万一国家的雇员——例如铁路员工和邮递员——试图错误地利用他们的工作重要这一事实，通过联合罢工而对政府行使无理的压力，国家在现有的习惯法制度下就觉得自己对那些雇员束手无策呢？
这里，同合作社作一比较，也会帮助我们说明问题。一个合作社——即使是社会主义的——的经理人员和工人之间可能发生并且确实发生着冲突。的确，这些冲突是比较少见的。双方都作出努力来加以防止，或者如果发生冲突的话，就用一种充分和解的精神来求得解决。但是，如果他们相持不下，那就会发生怎样的情况呢？一般属于本行业工会的雇员开始实行罢工。那是他们的当然的权利。不过，合作社的得到全体会议支持的经理人员有权叫人代替罢工者，并且，就业的条件越是有利于工人，这种防御的手段自然愈加有效。
现今在我们的各个合作社里所发生的事情，是一个民主国家（请读者记住，我们不是说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现在发生或将要发生的事情的一个縮影，在这种国家里，国营企业的工人将享有组织工会和联合起来的权利。他们将确实构成一股真正的力量。他们能够通过劳动组织获得一切与良好的服务和社会的需要并不矛盾的改革。他们将不再像今天这样是一个独裁和专制的官僚系统的仆人。但如果他们屈服于外来的诱惑而滥用他们的力量，如果集体方面在想方设法使采用罢工这一手段成为无益的和无理的手段（如保证其工人在经营管理上享有合法地位、代表名额和实际参加的权利）之后而仍被迫进行自卫，那么，最合法的和最有效的办法就莫过于运用每一企业的首脑所应有的权利——解雇工人的权利——来对付罢工者了。
事实上，也许有必要故意采取某些工团主义者的偏颇的主张，并且可以完全不能容忍那些“反对派”的这样的观点，即不承认在特定的时候一项公用事业的负责首脑一方面必须维护社会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却可以在他的雇员的一次罢工面前解除武装。可是，正如米勒兰先生在他关于白里安所提出的反对公用事业的工人享有罢工权利的法案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没有必要因此就攻击工人的组织工会的权利，也没有必要把罢工算作一种罪行。
“而且，不管有怎样的可以想像的处罚，……不言而喻，这些处罚总不如用以惩罚罢工者的民事上的糾正办法即解雇来得严重。一个铁路系统的行政管理部门既然在道义上和财政上负责管理工作因而有义务向公众提供服务，当然就享有正式的权利，可以解雇任何自动离开工作崗位的工人。当不以为意的时刻到来时，—那也许会是宽大的，但如果工人们打算合乎道理地保持他们的行动自由，那就只能以他们为自己的行动承担责任这一点为条件。”
当米勒兰先生把国家运用其合法手段以抵制工人们的过分或非分要求这一行动看作一种惩罚、一种民事处罚的时候，我们当然不能同意他的意见。我们记下他的话，只是要表明：承认国家雇用的工人享有罢工的权利，并不就是使国家解除武装，没有力量来对付那种与共同利益相敌对的合谋。可是我们必须补充说明，过去几年在法国、荷兰、意大利和其他一些地方所发生的冲突中，造成冲突的原因不是公共利益而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并且我们本来是会断然地站在罢工者的一边的。
[1]巴尔都：《工会行动》（《L'Actionsyndicale》），巴黎卢梭书店—span>九○四年版，第137页。
[2]参看保罗·埃尔雷拉：《论比利时的公权》（《TraitédedroitpublicBelge》），一九○九年版，第318页以下。
[3]布尔根：《论劳工法对于国家的工人和雇員的应用》（《Del'appicationdesloisouvrieresauxouvriersetemployésdel'etat》），一九一二年六月在邮电高等职业学校的讲演。
[4]见《关于铁路、邮政、电报、电话职工组织工会自由的法律草案的说明》（《Exposédesmotifsduprojetdeloisurlalibertéd'associationdesC.P.T．T．》），一九一○年五月十四日。
[5]《劳动的雇用》（《Louagedutravai1》），第一三六——一七○期。
[6]王得威尔德：《比利时的国家工作人員和工会自由》（《Lalibertésyndicaleetlapersonneldel‘etatenBelgique》），一九一三年版。
[7]《法律草案，第一二一号》（《PrProjetdeloiNo．121》）,第8页。
[8]《关于铁路雇員的地位的法案》（《Billonthestatusofrailwayemployees》），載《下议院一九一○年○年会议录，第一二六号》（《ChamberofDeputies,sessionof1910,No.126》），第font>5页。
[9]我们这里假定是以一个充分保护国营企业工人的权利的民主国家的情况来说的，而暂时不打算预测一个体现集体劳动的社会主义制度可能是怎样的情况。 |
第二章行政自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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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行政自治权
Ⅰ．普鲁士煤矿管理机构
Ⅱ．国营铁路公司
Ⅲ．比利时的国营铁路系统的计划
从国营工业部门开始占有一定的重要地位的时候起，权力国家和雇用国家之间的区別很快就表现出来了。
公营企业既然有明显地不如私营企业的不利方面，就必须模仿它们的方法，必须摆脱政府传统的束缚，必须不受政治的干涉，必须获得一种为其他政府部门的权力机构所没有的行动自由。
这种行动自由是比较完全的。行政自治权有各种程度的不同。但只要有国营工业部门存在，政府为形势所逼，迟早不得不给与那些部门以一种特性，这种特性和一般所说的国家，即作为权力机关的国家的特性有所不同。
例如，普鲁士的煤矿管理机构以及欧洲、南非和澳大利亚的大多数国营铁路公司就是这种情况。
Ⅰ．普鲁士煤矿管理机构
属于国家岁收范围的萨尔采矿业有着相当宽广的行政自治权。经营属于国家岁收范围的煤矿的管理委员会负责商业和行政管理工作，它所行使的职能同私人公司的董事会的职能十分相像。煤矿的实际运转工作委托给具有十分广泛的权力但受管理委员会节制的工程师。
为了使读者能够了解这种制度，我们最好还是引证一下法国工程师威斯先生的意见；他显然反对国家管理煤矿，在一本专门论述萨尔国营煤矿的工作情况的小册子中以下列语句作出结论说：
“从全体来看，煤矿管理机构有着一个坚强的组织，这个组织使它有可能在这一工业领域內同管理得最好的私营企业相匹敌。我们必须说，尽管那个民族一向有尊重权力的习惯，尽管他们带有我们可以称之为普鲁士军国主义的特点，煤矿管理机构却被赋与大量下放的权力，责任规定得很明确：执行命令的经理人员享有广泛的主动权……工人很有纪律，并热爱煤矿。正是通过这种严密的组织，普鲁士国家才能在经营这个世界上最大矿区的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虽然那里还存在着一切国营事业所固有的困难。”
让我们赶快补充说明：即使萨尔煤矿管理机构可以被用来作为甚至现在还存在的区別权力机关的国家和管理机关的国家的倾向的典型例子，我们却无论如何看不出它曾部分地体现了集产主义思想。
首先，这个区別决不是完全的。煤矿的产品为了政府的利益而出售。煤矿的开发具有明显的财政性质。它的主要目的在于为国家、为它的陆海军提供财源。任何其他的考虑，例如公众的利益或矿工生活条件的改善，对它来说绝对是次要的。其次，工人们仍旧是雇佣劳动者，不过现在是为资本主义国家而不是为私人资本家劳动罢了。他们并不参加企业的管理。他们甚至在管理委员会里没有代表。他们没有组织起来的权利，更没有在一个工会中联合起来的权利。他们抱怨他们的工资菲薄，并且他们无论如何不像私营企业的工人，例如来因—威斯特发利亚联合公司的工人那样自由。
Ⅱ．国营铁路公司
今天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国营铁路管理机构不对中央政府保持一定程度的自治权的。普鲁士提供了一个把管理权下放的值得欽佩的例子。它的铁路系统又分成二十一个地方管理区，每一区享有像萨尔煤矿地方管理处那样的自治权和主动权，可以自行确定它们的材料的性质，到市场去购买它们的机车、车厢和燃料，并决定有关运输条件和要求等问题，而除了提出报告以外，不必向中央管理机构请示。但是任何地方都还没有像瑞士那样在这方面取得很大成绩。
在瑞士，我们起初也看到像普鲁士那样的权力下放。铁路系统分成五区。每一区设有由董事三人组成的董事会，负责该区的行政管理工作，编造预算和拟草营业报告书，建筑路线的延长部分，不必经过竞争的投标手续而购置金额在十万法郎以下的产业，并处理关于运费价目单的应用以及货运的损失、损坏或耽误的争议。除董事会以外，每区还设有由该区各州提名的十五至二十个委员组成的区委员会，负责审核预算之外或超出预算的一切债款，批准该区董事会的预算、计算书和年度报告书。
可是，正如普鲁士的中央铁路管理机构直接隶属于公用事业部一样，在瑞士，对于铁路系统和提供廉价服务的总的监督属于一个根据法律建立起来的特殊权力机关，即联邦铁路公司总董事会，这个机关对第三者来说在行政管理和法律问题方面原则上代表铁路公司。
这个董事会编造年度预算、作出总的决算并编写营业报告书。它研究和实行新的计划，拟草方案和购置营业所需的器材；它同其他运输线订立协议，排定时刻表，仔細规定客货运输收费标准，调节业务，查核收入，监督区董事会的工作（区董事会的十分重要的决定须由它批准）。它是一个由选举产生的、任期六年的五位董事组成的团体（其职能与议会两院的职能相一致），他们被授与一种超出他们所由产生的联邦院的职权和权力。加里埃尔先生说，“总董事会的董事长是联邦铁路的真正首脑。”[1]
其大部分委员由各州选出并主要代表工商界的一个管理委员会，协助对建筑物和车辆作出总的规划，绘制新路线的地图，提出改进营业的建议；它批准超过五十万法郎的兴建和购货合同；它修改预算计划，审查账目和业务报告书，并把它们送交联邦院。它也规定计算薪金的基本条例，并为了铁路雇员的利益而设立银行的组织。
联邦铁路公司确实享有自治权，这一点可以从铁路公司的经理屡次三番同联邦院发生冲突的情况中看出来。
正如德·李希特维尔德先生在他的那本有趣的书里指出的那样，瑞士的铁路管理机构把自己看作一个独立的权力机关。当它写信给联邦院，谈起一位议会雄辩家认为它的行动过火时，它讲到“你们的”官吏，仿佛它本身并不是由国家官吏组成似的。管理机构的报告在提到铁道部和联邦当局的时候，说它们是“监督机关”。一九○八年，铁道部不得不威胁联邦铁路公司——请记住，这指的是瑞士国家的铁路公司——说是要对它法律起诉；某些命令没有受到铁路当局重视，以致许多议会雄辩家议论纷纷，深表愤慨；管理委员会把民族院发来的一份训令中的批评意见当作“无端的攻击”；他们谈论它的“浅薄的决定”，谈论它的不可想像的无聊。
让我们补充说明，在许多政治家看来，这种独立的姿态一定是太过分了。
因此，在一九○八年，当铁路的情况看来很糟因而引起普通愤怒的时候议会指派几个委员会去调查亏空的原因。人们谴责总董事会，说它损害了联邦的声誉，而联邦院则坦率地抱怨它的权利遭到掠夺。
塞克雷坦先生于十二月八日在民族院发表这些怨言时说，
“你们的委员会已经得出结论，认为目前存在着一种使联邦铁路管理机构和总董事会不受联邦院控制的过分强烈的趋势；在此以前，没有能够在这个管理机构和公共权力机关之间保持必要的接触和必不可少的从属关系。由于铁路系统的总董事会几乎拥有无限的权力，由于它的管理委员会对联邦议会采取一种小小的独立议会的姿态，联邦铁路公司今天变成了国中之国，它同联邦院进行谈判，并且很难忍受两院的任何控制。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联邦院应该立即开始控制整个铁路事业，总董事会应该立即从属于联邦院，同时我们应该从现在这个组织中消除那种为联邦的其他任何管理机构所没有的无用的、甚至有害的复杂因素。”[2]
但是，从那个时候起，人们的批评意见似乎比以前温和得多了。政府确实在打算修改法律，但看来主要的变革还在于简化铁路系统內部的过分复杂的行政管理结构。
而且，在一九○八年引起这些问题的危机已经过去了。利润已经意料不到地有了增加，如果有些人还认为扩大联邦院的监督权力是有利的话，那么可以肯定说，铁路行政管理方面的自治权并没有受到严重损害。
再说，像李希特维尔德和莱纳[3]这样一些不属于任何党派的评论家认为，最近这几年所以获得了满意的成绩，完全是由于这种自治权的缘故。
正如他们所指出的那样，每年乘车的无数旅客熟悉瑞士的铁路系统并给予很高的评价。他们津津乐道地赞扬班次的正常状态和对公众提供的种种便利条件。另一方面，似乎已经确立了一种财政的平衡。
“一九一○年的贷借对照表，”李希特维尔德先生写道，“表现出有大量的赢余；据说一九一一年的营业也很顺利，并且预料一九一二年的利润可以达到七百万法郎。更可乐观的是：公司方面已经觉得有可能大大减低开支。由于采用了优良的会计制度，毛病已经暴露出来，大家都承认亟需加以糾正。从一九○八至一九一○年，总董事会已经能够把每台机车驶行一英里的费用减低百分之五，而每英里的客运费则已经增加了约百分之十四，货运费增加了约百分之八。它已经成功地遏制了雇员人数不断增长的趋势，虽然增加了工资而仍能把营业费减少到原有数字的百分之六十五点四八，并且由于更好地安排所使用的力量而减少了车辆保养费用。在寻求职业的政客们看来，禁止开出一趟没有什么用处的列车或禁止添建一段多余的路线；是个人的挫折和改选时不再当选的危险预兆；如果负责铁路管理的当局不是通过自治权而避免接受那些政客的压力，上述的所有那些措施本来是不可能实现的。”
德·莱纳先生补充说：
“我们已经有机会立刻证实德·李希特维尔德先生所归纳的意见的正确性。联邦铁路公司的整个管理机构都受到那种能够保证大工业企业获得成功的精神的鼓舞。”
让我们再附带提一句，人们曾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把政治干预减少到最低限度。联邦院只任命总董事会的五名董事和各个区董事会的二十五名董事，并且这些官吏的任期都不少于六年。所有其他的任命都不受政治影响，而且是根据那种广泛地支配着企业组织的权力下放的原则作出的：中央管理机构的人员由总董事会任命，每一区的行政人员由区董事会任命。管理委员会或各区委员会都不委派人员；管理委员会提出总董事会董事的候选人，但联邦院不必一定要批准它的选择。
比利时政府于一九一二年指定了一个专门委员会，“以便从各方面研究国营铁路和航运业的自治问题以及一切有关问题”；值得遗憾的是，瑞士的那种例子似乎并没有对那专门委员会的决定发生多大影响。
Ⅲ．比利时的国营铁路系统的计划
这个委员会在其于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二日提出的、把制造商和技术专家的意见同政治家和官吏的意见并列在一起的报告中，以尽可能明确的语句作出了赞成自治的结论。
事实上，它建议由一个负责的单位，即国营全国铁路管理处，来代替铁道部，以便维修，经营和扩展国家的铁路。
全国铁路管理处将不是——例如像全国城市间铁路公司那样——一个公司，即以若干股东的联合为其存在的先决条件的公司，而只有国家同它发生利害关系。
法律将建立一个专门机构，使它对于各种归它负责的委托管理事项具有普通个人一般的处置权力。然而，全国铁路管理处将没有什么东西是它自己的。它将以国家的名义并且为了国家购买、保有和出让财产。事实上，它将成为国家的代理人。它的存在的期限将取决于立法者。它将由一个管理委员会经管一切工作，并接受一个监察委员会的监督。
管理委员会的委员最多为十五人，应在铁道部和财政部大臣的建议下由国王任命并在必要时加以撤换。他们不能参加议会，也不能充任由国家支付薪金的职位。
监察委员会的委员最多为七人，应由下院提名四人，上院提名三人。他们可以同时是议会的议员。
在这种情况下，铁道部大臣的职能大部分成了监督性的。他仍然完全为是否遵守法律这一事实负责。在一切有关财政部的资源或国家的贷款等业务往来方面，需要由他过问。在预算提交议会以前，必须先得到他的同意。
至于议会的两院，它们通过、驳回或修正预算和计算书，从而继续运用它们的掌握权力的活动能力。可是，事实上，管理委员会却觉得自己具有很大的行动自由。它任命行政干部；在包括建筑物和车辆在內的设备方面，在时刻表、运输的收费标准和条件方面，以及在火车班次的组织方面，它决定应该进行的兴革事项。[4]
只要把计划粗略地研究一下，我们就可以说，如果它实现财政自治（它简单地模仿了瑞士的组织），它就只是呈现出行政管理自治的外貌。它保持着在现制度中作为主要弊害的整个中央集权制；它不但无助于阻止政治干预，反而使政治干预有所加强。固然，今天属于铁道部大臣的一切决定和一切任命都将转让给管理委员会，但是这个委员会的所有委员都由该大臣提名。使现今这个组织腐败的政党将格外肆无忌惮地加强活动，因为作为大臣的代理人的管理委员将不再对议会负本身行动的责任。
因此我们可以期望，在大战以后，当比利时抗拒那些建议把我们的铁路移交给私人资本家的人们的努力时，它一定会设法保证他们实行一种不会列起这些批评的行政自治。这将是我们国家建设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1]加里埃尔著《瑞士的经济集中》（《LacentralisationéconomiqueenSuisse》）一书中的第二部分：《联邦的铁路》。
[2]德·李希特维尔德；《一个民主国家的预算方法》，第142页。
[3]德·萊纳：《比利时的运输政策》（《LapolitiquedestransportsenBelgique》），第65页
[4]参看参看计划原文，載《中央实业委員会会报》（《BulletinduComitécentralindustriel》），一九一四年一月号。 |
第一章财政自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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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财政自治权
只要从事治理的国家和从事管理的国家之间的混淆继续存在，公用事业的预算就不会不同于一般预算，并且很难或者甚至不可能考虑国营企业或地方企业的真正的财政地位。
例如在比利时，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內认为铁路给国家带来巨额的利润。大臣旺当·皮尔蓬姆被称为财政大臣的养父。他的后任之一埃尔普特先生说，铁路系统是“财政部的一头真正的乳牛”。根据这些凿凿可据的说法，议员们不断地要求减低工商业的税率和提高雇员的工资。可是，茹尔·朗坎先生在他关于一九○○年铁路预算的报告中以及在以后的几次报告中，开始使议会对这种乐观心理产生了警惕。他断然地说：议员们已经被一种错觉所俘虏，情况远不如政府所采用的会计制度使人容易相信的那样特別值得称道。
而且，从一九○六年起，铁路上已经采用了比较接近现实的新的会计方法。现在，政府用这些新的方法追算已经结束的七十五个会计时期，得出了全部利润共计三千万法郎这一数字。
这并不是说在减去一切费用以后可以获得纯利三千万法郎，整个说来，收支相抵后的剩余部分一般只够清偿每一会计时期的利息。
在其他国家，特別是瑞士，人们早就作过努力，想结束那种存在于国家预算和铁路预算之间的混乱。
德·李希特维尔德先生在其《一个民主国家的预算方法》（《Lesmethodesbudgétairesd'unedémocratie》）一书中明白地指出，如果说严格统一的预算似乎能够十分有效地保证从前警察国家账目的清楚，那么，由于国家已经接收了新的特权，使自己成为生产者、教育者和运输者，那就不再有保留原始的预算形式的理由了。
这样，人们就越来越倾向于把总的预算同那专门记载各个国营企业的收支项目的补充预算区別开来。
例如在瑞典，已经有了专门的铁路预算，在一九一二年同邮政、电报、公地和水力厂的总的预算分开。
法国也是如此，那里有着八种补充预算：造币厂、储蓄银行、国家印刷厂、荣誉团、海军疾病补助银行、中央美术工艺学校、统一铁路和国家铁路。电话公司的补充预算在一九○六年遭到禁止，但斯蒂格先生在一九一○年向议会提出了重建这种预算的法案，竭力主张作为雇主的国家必须像任何商行一样精确地记载资金的运用情况，以便向外借款或建立公积金。
但是，如果认为这些补充预算是这类预算的典范，那就错了。甚至铁路管理部门的会计制度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虽然如此，”恩格尔哈特先生说，[1]“我们这里却有这样一种企业，它的收支不是像以前那样用统计项目而是用营业账目来比较的。而且甚至还有一种工厂账册。非常不幸，人们对这两种账册都有一些意见。”可能有人提出批评：年度的营业报告书往往列出虚假的纯利；应该记在营业账上的支出被记到厂账上去了。至于所投的资本，可以说国家并不知道；用会计的方法是不可能加以估计的，用账册以外的文件甚至也不能估计得很精确。
瑞士联邦铁路公司却不是这样的情况。我们在那里看到完全的财政自治。铁路管理部门有它自己的一种特性；如果说它无权直接接洽借款，那么至少联邦的某些借款是拨归联邦铁路公司动用而由它支付利息和偿还本金的。
普鲁士的铁路管理机构是一个财政工具，它把利润放进国库；同这种做法相反，瑞士的管理机构保留它的利润，正如万一发生亏损，它也要承担它的亏损一样。
“铁路账目，”一八九七年十月十五日的联邦法第七条说，“应当同联邦政府其他部门的账目分开，而记账的方式应使人们有可能随时确切地断定财政的情况。
联邦铁路公司的纯利润首先用来支付利息和偿还公司的债务。
其余的剩余部分应以百分之二十拨作特殊准备金，同联邦铁路公司的其他资产分开保管，直到这笔基金及其积累的利息总数达到七千万法郎为止。其余百分之八十的剩余必须用于联邦铁路本身，以改进并缓和运输状况，特別是要减低客货运费，扩展瑞士铁路系统，主要是一些支线。
如果普通的收入以及未用完的现金余额不足以支付营业费用以及原来资本的利息和分期摊还的本金，可以允许动用准备金。”
在这种情况下，铁路管理机构在财政上和一个私营企业并没有什么不同，除了下面这一有利于铁路公司的事实，即：它既然没有股份，就毋需支付紅利，而是可以把它的全部利润用于铁路的改进方面。
财政自治的办法主要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精密的会计制度，并且特別有助于确定经理的责任，但是，如果不同时实现行政管理上的自治，这种办法对于公用事业的改进就不会有多大助益。欧洲最杰出的国营铁路系统，并且我们甚至可以说是所有欧洲铁路系统中最杰出的铁路系统，乃是普鲁士国家铁路公司，它没有财政自治权，但明显地有着程度相当显著的行政自治权。
在谈到分別记载某些国营企业的收入和支出的补充预算时，如果应用财政自治这个名称，那显然是言过其实。如果它们并不同时享有行政自治权，它们的簿记特色在精确地说明它们的业务成绩方面也许是有用的；但它们仍旧被掌握在政府国家手中；它们并不控制它们所获得的利润；尽管它们有独立的簿记，它们却可能在政府的压力下不得不为了收入而不是为了公众的利益经营业务。
[1]恩格尔哈特：《国家经营工业的预算独立性》（《L’Autonomiebudgétairedesexploitationsindustriellesdel'etat》），第58页。 |
第二部分生产资料的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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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生产资料的社会化
第一节公营公司
第二节公用事业的自治权
这次战争当然引起了国家统治主义的巨大发展，但即使在这次战争以前，国家的职能和统治权的大量增加也一直是社会演变的特征之一。旧的垄断组织或国有地产——例如法国的烟草专卖公司或普鲁士的国有地产——在不久以前被人认为即将消失，但它们不仅保存下来，而且得到扩展和发展。国家买进或开辟森林。铁路被接收过来。国家宣布了对于水力所拥有的权利。已经设立或打算设立酒类（像在瑞士）、钾碱或石油（像在匈牙利）以及樟脑（像在日本）或镭（像在美国）等等的专卖公司。
我们已经说过，有许多社会主义者，并且还有许多反对社会主义的人，认为这种国家统制化的发展是集产主义思想的若干局部的胜利。
这至少是一种明显的夸张。实际的情况是：战前所存在的那些政府在把某些工业“实行国家统制”的时候，是受某些极复杂的考虑的支配的，其中有些考虑是属于军事的和财政的性质，有些是属于社会的性质。
比如说，在一些较大的国家里，政府在收买铁路或对铁路公司实行严格控制（如在法国）的时候，毫无疑问是特别考虑到了一旦发生战争时军队的运输问题。英美两国是铁路还完全或几乎完全操在私人手中的仅有的国家，这不是偶然的。这两个国家由于种种原因相信自己可以不必把铁路看作进攻或防御的手段。
可是，除这种直接影响之外，现代军国主义还对国家垄断组织的发展和增加发生间接的并且格外重要的影响。它逐年要求新的支出，直到战争的灾祸降临为止。同政府的社会政策的负担一道，武装和平的负担已经大规模地增加，以致国库的普通财源不再敷用了。
例如，在欧洲的六个主要国家中，预先可以知道的军费开支（不包括隐藏在其他预算中的开支）在一八八三年和一九一二年达到以下的数字：
欧洲六大国在一八八三和一九一二年的军费总开支
（单位为百万法郎）
一八八三——一九一二年的增长额
国別一八八三年一九一二年
百万法郎百分比
德国…………5041,648
1,144227.0
英国…………7021,779
1,077153.4
奧匈…………318674
356111.9
法国…………7891,343
55470.2
意大利………311649
338108.6
俄国…………8941,920
1,026114.8
—————
——————
总计………3,5188,013
4,495127.7
要找到达几十亿法郎（公债的巨大增长将在战后使这笔数目更有所增加），单靠税收是不容易办到的，而且会越来越感到困难。甚至在战争以前，就有过设立国家垄断组织的计划。已经存在的垄断组织有了发展。由此产生了集体所有权的扩大，但我们应当了解，很难看出这种现象是社会主义思想的胜利。
然而，让我们补充说明，除财政和军事性质的影响而外，其他的因素也在其中起着作用，并且会起越来越大的作用。比利时政府和瑞士政府已经收买了铁路，瑞士希望把保险事业改为国营，几乎各处都在使水力社会化，国有的森林正在扩大，已经掌握一些煤矿的普鲁士政府正在设法获得更多的煤矿——所有这一切并不是为了取得收益，也不是为了备战。
随着社会主义影响的滋长，随着消费大众的看穿资本主义垄断组织所实行的剥削，各国政府必须求助于除财政以外的其他动机来把新的工业部门置于国家的行动范围之內。
例如，法国酒类的零售商得到大酿酒商的支持和鼓励，举行了若干次抗议征收新酒税的规模巨大的集会，在这以后的一天，即一九○九年十一月十九日，财政部长索歇里先生在议会用下列语句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财政部长索歇里先生：我不会跟着基尔梅先生走进土伊勒里宫的客厅，他前几天希望领我们到那里去，让我们看看某一位烟草商人的豪华和奢侈，而这一情况的揭露却足以促使拿破仑规定烟草的专卖。在综览一九○九年的几次全然民主的集会时，我将仅限于稍稍考虑一下某些制造商让我们看到的他们那种庞大的金钱势力，并且我将只是说：过去倡议了几年、经过热烈研究、接着便寂无声息的问题现在重新提出来了；不久就要对这个问题进行审查。（左派和极左派热烈鼓掌）
※※※
不久以后，也许还要提出另一个问题，即考虑保险事业或其某几种形式的垄断问题。（鼓掌）
拉西斯先生：这不过是玩弄激进政策的稳健派。可是，我并不因此而责备你。
财政部长：拉西斯先生，如果说稳健派有时也玩弄激进政策，那是因为我们已经进入这样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某些财阀对我国的生活发生这样大的影响，以致诚实的人都会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这种角色是否真的应该由私人的利益集团扮演。（左派和极左派鼓掌）”[1]
甚至在战争以前，人们也可以预料到：在不久的将来，每年从烟草专卖中取得三亿以上法郎、制造火柴（顺便提一句，做得很糟）、经营铁路、在色弗尔制造瓷器和在戈贝兰制造花毯的法国政府，也将使自己成为保险经理人以及酒类的生产者或蒸馏者。
但是，像在别处一样，法国的这种把某些工业部门置于国家控制之下的倾向，至今已经受到以政府目前的剥削形式所表现出来的弊害为理由的激烈反对意见的阻挠。
当然，在这个问题上，对于有些人的故意夸大其词，我们无论怎样怀疑也不算过分，因为他们在渲染公营企业的管理方面可能产生的弊端时，是与个人的利益直接有关的。
事实上，关于这个问题的舆论往往是由一家报纸制造出来的；用一位法国议员的精采的话来说，这家报纸的“理论宣传”一贯忠实地反映着希望保持他们的垄断组织的资本家们的意见。
我们不会忘记，比如说，伦敦《泰晤士报》在几年前发表过据说是由一位公正的观察家写的一系列没有具名的文章，反对英国的市营电灯公司。这些文章流传欧洲各国。甚至在今天，它们还给市有化的反对者提供论据。可是，在这些文章发表之后不久，人们就知道这个“公正的观察家”原来是伦敦一家大电灯电力公司的总经理。
同样地．我们看到过报刊对法国西部国营铁路公司发动的一次攻击，这对于那些了解或猜想到这次攻击的背景的人来说，是颇有教育意义的。
像经常所发生的情况那样，西部公司一向经营得很差，而当它知道政府就要把它收买时，它的管理工作便更加每况愈下了。破旧的车辆不加更换，铁路的维修被忽视到了荒唐的地步。总之，当政府把它接收过来时，它发现自己面临着一种不能正常运转的情势。这引起了许多事故，这些事故至少一部分应由以前铁路系统的种种弊病负责，但提供了人们据以对国营铁路事业进行许多宣传性指责的材料。当私人公司经营的铁路上发生事故时，那不过是一件小事；当它发生在“西部国营”所经营的铁路上时，它就变成了引起争论的问题。
关于一部分报刊的这种态度的解释，虽然缺乏较新的文件可资参考，却可以在一八九五年由法国议会所作的调查中找到；那次议会调查的目的在于研究一八八三年政府和铁路公司之间大可称为非法的著名协议条款的道义状况。
在调查的过程中，奥尔良公司的秘书长卡利叶先生解释说，在很久以前，六大公司就共同出资组织了一个宣传机构以保卫它们的利益，关于这个机构的开支问题，他作了如下的报道：
“一八八○年，六家公司的开支是五十二万法郎。一八八一年只有四十万法郎或稍稍多一些。一八八二年的数字要大得多；那是这几家公司正在拼命反对的政府收购运动甚嚣尘上的一年；开支达到七十三万五千法郎。第二年的数字稍为小一些，计七十一万八千法郎。
在签订了构成一个和平条约的条款以后，开支急剧下降；在一八八四年，开支还有四十五万法郎，但我相信以后几年的数字要小得多。
※※※
我必须说，自从一八九一年罢工以来，在过去三年中我们都忙着处理一些新的问题；你们懂得，这方面可能会发生那些公司应当感到忧虑的糾纷。”[2]
听到这种供认以后，对于某些大报馆的如此敌规铁路工人的要求和铁路的国有化，我们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
可是，即使承认（这应当是很大限度的承认）其中有夸张和虚妄的成分，至少在工业国家同政府国家相混淆的那些国家里，事实仍然是：目前公用事业的经营方法确实应该受到十分公正的批评。
固然，抛开一切不谈，仅就垄断代替垄断而言，资本家的大公司的垄断或许宁可由国家的垄断取而代之。但有些人的见解却至少包含着真理的幼芽。这些人认为国家是个蹩脚的商人和蹩脚的工厂主，因而害怕看到由于国家控制的加强而逐渐出现一种迟钝的、专门办一些例行公事的官僚机构；他们一想到他们个人的主动精神将遭到削弱就产生反感，并且认为把越来越多的公民变成官吏是对于自由的严重威胁。
可是，我们往往不能再三说明：社会主义者希望给予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集体所有权的，并不是像今天这样组成的国家。
实际上，对于这个问题所产生的一切误解以及盘踞在人们心中的一切混乱，都是由国家一词——以大写字母开头的——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这一事实引起的。
比如说，如果我们查一下利特雷的辞典，我们就会找到国家一词的下面两个定义，（1）人民的主体；（2）一个国家的政府。
按第一种意义——人民的主体——来说，固然社会主义者提倡主要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但他们主张某些实业部门、特别是铁路应归国际共管，而具有地方性的其他实业则属于市的范围。
另一方面，按第二种意义——一个国家的政府——来说，认为社会主义者希望把主要的实业交给政府国家来经营，那是绝对错误的。总之，一个政府的职能是实行治理，而不是去经营工业企业，并且，把经济性质的职能交托给一个政府，好比是安插一个警官去经管一应电灯厂，或要求一个军团的司令官去为邮政、电报和铁路的业务奔忙。
不幸的是，当今天国家管理一门工业的时候，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上述的那种方法进行的：警察国家或军事国家同学校校长或工业的国家没有明显的区別。它们基本的性质是一样的。它们的方法混杂在一起。最后，它们的管理人员是按照同样的规定补充得来的。
例如，当问题牵涉到为国营铁路公司物色一位总经理时，它们并不聘请专家。被任命的是一位內阁阁员。实际的统治者在有政治影响的人们中间、在看中的议会雄辩家中间选择一个代理人、一个辩才无碍的经济学家，并且在第二天就使他担任雇主，担任全国最大的工业企业的负责首脑。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营铁路公司的工作有些缺点，又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相反地，如果它由于技术干部具有高的质量，在一次具体的考验下大致能够同经营得较好的大公司相比拟，那倒是罕见的了。
可是，尽管铁路公营的办法在目前提供一些好处，如果不首先实现下列两个条件，那就谈不上（关于这一点，我们同盖德的意见是一致的）把这种剥削制度扩展到大部分的工业部门，也谈不上把主要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收归社会公有：
1．通过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办法，把现在的国家、即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变成门格尔称之为人民的劳动国家这样的组织。
2．把作为权力机关的国家同作为管理机关的国家分开，或者，借用圣西门的话来说，就是把治理人的工作同管理事的工作分开。
在这两个先决条件中间，前者——既然我们已经有所阐释——并不需要进一步的说明。
的确，只要国家仍旧像今天这样，即仍旧是以武力为基础的、用它庞大而可怕的军备来对付国內外敌人的资产阶级国家、资本主义国家、阶级国家，它的统治权力无论增加多少，都有可能重新表现为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的压迫权力的增加。
比如说，如果国家经管铁路，领导这项公用事业的部长就有一大批官吏、雇员和工人受他指挥。如果从某些角度来看，他对待他们比私营公司的雇主来得好，——他们的职位较少变动，他们的保险基金一般能提供较好的保障，——另一方面他却不许他们享有罢工的权利，用约法三章的方式限制他们的结社权利，禁止他们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并且在选举的时候对他们施加政治压力。
另一方面，由于公用事业方面的收入流进国库，国家便因此可以不必依靠税收而获得大量资源，并且往往把大部分的收入用作陆海军的非生产性开支。
例如，在普鲁士的一九○九至一九一○年的预算中，国有财产和国营企业的纯收益估计如下：
经营项目马克
王室土地…………………………………………17,500,000
森林………………………………………………57,980,000
矿山、铁厂、盐厂………………………………18,830,000
铁路……………………………………………276,090,000
共计……………………………………………370,400,000
这三亿七千多万马克或四亿多法郎（八千万美元）大部分是用来建筑要塞炮台、购买大炮、增加无畏战舰、支付几乎完全为了战争或备战而欠下的公债的利息的。
在这种情况下，难怪普鲁士的社会党人以及德国的一般社会党人——我指的是那些没有向帝国主义屈服的社会党人——一向对国家集产主义表示冷淡了，因为这种集产主义的发展只会首先有助于巩固德皇的个人权力，扩大陆军或海军的预算。
他们曾经反对过俾斯麦所提出的烟草专卖。他们没有要求德国国家银行实行国有化或粮食贸易归国家控制。他们一向总是站在自由主义者一边，反对有些人错误地认为就是实行社会主义思想的一切企图。
固然，在瑞士、法国和比利时这样一些国家，对国营工业的反对呼声正在变弱或者正在完全消失，因为在这些国家里，并不存在君主的个人权力，议会的监督比较有效，而工人则掌握着较大的政治权力。
但是，即使在这些国家里，政府经营邮政、电报、铁路之类所取得的积极利益，不应当使我们忘记它们的不利方面。无论如何，任何人都不会希望看到这样的情况，即：官吏人数的无限制的增加不断地使政府的权力和势力增长起来，而这些政府虽然装出民主的样子，却依然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机关。
所以，只有当工人而不再是资本家成为主人的时候，只有当——再借用门格尔的话来说——强制力的国家已由劳动的国家所代替的时候，牺牲私人垄断组织而扩大集体所有权的优点才会完全地和彻底地胜过今天种种明显的缺点。
可是，如果说工人取得政权是实行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社会化的先决条件之一，它却不是唯一的条件。
事实上，即使政府国家掌握在工人手中，而不是掌握在资本家手中，它也仍然会像以前历届政府一样，滥用那些由于统治权大大扩展而有所保证的权力和资源。
这就说明了，为什么政府国家同生产国家分开，乃是主要劳动手段集体所有制的另一个条件，而且是必要条件。
实际上，在完成这种分离的那一天，并且只有在那一天，才有可能扩大作为管理机关的国家的行动范围，而不致因此增加作为权力机关的国家的权力。而且，也只有在扩大作为管理机关的国家的行动范围的时候，才有可能限制作为权力机关的国家的权力。如果我们在自己的思想中把这两种倾向——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倾向——引伸到它们的最后结论，我们将碰到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作为权力机关的国家的职能减低到最小限度，而作为管理机关的国家的职能达到最大限度。
这就是恩格斯在其所著《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用下列语句描述无产阶级革命时表达的见解：
“无产阶级夺取社会权力，并用这个权力把从资产阶级手里取来的社会生产资料变为整个社会的财产。这么一来，无产阶级就使生产资料解脱了直到现在它所固有的作为资本的那种性质，而使它们的社会性能有完全的发展自由。从此，按照预定计划来进行的社会生产，成为可能了。生产的发展使各个社会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时代的错误。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逝，国家的政治威权也相应地趋于衰亡，人类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组织形式的主宰，因此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宰，成为自己本身的主宰——自由的人。”[3]
当然，我们离那最后的解放还远得很；目前，当军国主义和世界战争使现代社会有破产的危险时，我们却看到国家的权力职能和经济职能的齐头发展。
可是，有三种职能至少已经开始彼此发生差別，并且，随着国营工业和垄断组织增加的速度，人们越来越想提高它们的自治权，减少它们对政府本身的依赖。
事实上，从国家和市政当局担负具有某种重要意义的生产职能的那个时候起，用米劳德的话来说，人们已经不可能把国有化的或市有化的企业机械地注入为其他需要而形成的市政府或全国政府的传统模型了。
必须把作为权力机关的国家或市当局和作为管理机关的国家或市当局分开，其目的不是给与工业部门以某种程度的自治，便是建立公用事业机关以实现更加彻底的分离，这些机关借用私营企业的方法，但同时还比较完整地保留着公民的种种权利。
第一节公营公司
在战前的比利时，也许有过为数很多的这样一些组织，这些组织固然是从国家派生出来的，却具有一种和政府国家的特性截然不同的特性。
当弗雷尔—奧尔邦在一八四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提出他的建立国家银行的计划时，他除了要求国家享有任命经理和分沾利润的权利作为发行纸币的交换条件而外，给了国家银行以私人股份公司的性质。但在几年之后，在市银行和储蓄银行的问题上，他又提议要设立公营组织，不为私营企业留任何余地，但与政府国家显然有所不同。
1．市际银行
为了便利市当局发行它们在举办任何地方公用事业时往往不得不推销的公债，政府根据一个名叫海克的社会党人的建议，提倡设立一种除各市政府以外没有其他股东的“公共信贷公司”；它的组织条例在一八六○年十二月八日经敕令批准。
在他呈送国王的报告中，弗雷尔—奧尔邦把这种机关的性质说明如下：
“设立一个完全由各市政府拥有其股权的股份公司，既可用正当手段限制所要冒的危险，又可保证市政府单独享有一个由本家组成的公司本来可以希望获取的利润。这就排斥了这样一种共同责任，这种共同责任如果存在的话，那么由于它责成市政府要对不属于它的企业负责，由于它责成各市政府要互相保证，就会使各市政府逸出法律所规定的行动范围。至于说到相互关系，它所提供的保证表明是可以很方便地由一种社会投资来取代的，这种社会投资对于每一份公债来说，大概不会超过一笔年金的数额。”
根据这个条例，“公共信贷公司”由市议会任命和可以加以罢免的五人委员会管理。中央政府保留指派一名检查官以监督公司业务的权利。检查官可以反对公司采取任何违反法律、条例或各市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利益的措施。
应该在这里指出，弗雷尔—奧尔邦在拟订这个计划的时候所请教的一些人中间，就有国家银行的总裁皮肖夫斯海姆，他后来同一些人发起成立另一个公营公司——全国城市间铁路公司。
2．储蓄和年金银行
“公共信贷公司”刚刚成立，弗雷尔—奧尔邦就建议设立另一个规模宏大的公营公司，这个公司就是普通储蓄和年金银行（一八六二——一八六五年），它随着入市税的废除，成为他从政生活中最出色的成绩。
可是他的努力遭到激烈的反对。人们谴责他想把一切东西集中起来，建立一个新的垄断组织。议员茹利奧先生嚷道，“我们逐渐都会陷入国家的罗网，个人将不再在我们的历史上存在，我们的后代子孙将来一定要买了门票才能看到一个自由人。”
虽然所建议的特许执照给与银行以大量的自治权，反对派却专门喜欢把银行同国家本身混为一谈。他们令人恶心地一再说：国家正在使自己变成一个银行家，它使自己成为存户的直接债务人，储蓄银行不过是一种假面具和向壁虚构出来的借口。当计划的拟草人回答说，他通过社会拟人化的合法手段给与储蓄银行以一种明确的个性的时候，他的一位反对者德纳叶先生嚷道：“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把政府的全部车都升格为具有公民身份的个人了。”
他这句话的真实程度如何，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信贷公司和储蓄银行的经验事实上很快就表明，弗雷尔—奧尔邦所创议的办法提供了最大的好处，并给与由此创造出来的摹拟的个人以一种既非假面具也非向壁虚构的自治权。
比如说，我们不妨回想一下这样的事实：一九○○年，即当比利时政府正在把社会党人几乎置于普通法的保护之外的时候，我们看到，由劳工党党员协会经手，储蓄银行的董事会给与布鲁塞尔的人民大厦贷款一百二十万法郎，供它兴建主楼之用。国家、政府国家是肯定不会去做储蓄银行所做的那种工作的。
3．城市间铁路公司
弗雷尔—奧尔邦在信贷范围內两大创造的成功经验，使一八八四年的自由党政府想到要用类似的方式设立一个全国性的城市间铁路公司。
这个计划主要是由皮肖夫斯海姆先生创议的。
他在一八八四年同比利时国家银行总裁威伦斯先生合写的一本小册子中认为，在建立补充体系的时候，一劳永逸地避免向私营公司让步的计划以及由政府国家直接经营这一办法所产生的弊害的唯一道路，是设立一个与“公共信贷公司”的地位相似的全国性的城市间铁路公司。他说：
“正如那个处理地方公债问题的机构一样，这个新的公司将负责把有关城市间铁路的一切业务集中起来；它将为铁路的兴建和运转筹措必要的资金；它将处处采取统一和厉行节约的原则；最后，它将为各市、各省和国家保留营业所得的利润。
设立一个由当局管理的以这些条件为基础的公司，可以打消人们的进行股票买卖或投机活动的念头。它虽然具有实业公司的形式，却不会再带有实业公司的特性，即代表私人利益的特性。
换句话说，既然公司是由政府本身创建的，它就只会关心公共利益，同时还保留私营公司的种种好处，即在行动上比较迅速、比较主动，能够完全独立地考虑一切计划，不受局部的政治或其他方面的影响，并且更能适应环境和事实所提出的要求。”
因此，在提倡者的心目中，这个城市间铁路公司将类似“公共信贷公司”，即纯粹由公务员组成的公司。
相反地，议会在保证集体利益占优越地位的同时，却认为最好让私人认购一部分股票。
事实上，在一八八五年六月二十四日修改和补充的一八八四年五月二十八日的法律，授权政府可以同意在布鲁塞尔特许设立一个叫做全国城市间铁路公司的机构，作为法律的补充。
各城市间的铁路就是按照敕令授与这个公司的。
根据特许执照的条款规定，公司的资本等于各铁路的兴建费用或归根到底等于它们的设备费用，这项资本按照所授与的路线的数目，分成股票若干组。每组的股票至少有三分之二必须归国家、各省和各市认购。
由于以后的事实表明，绝大部分的资本已归国家、各省和各市承担，我们就发现我们面前的一家股份公司几乎完全是由国家对其实行严格控制的公务员组成的。
董事会的董事长由国王任命，任期六年。董事会的其他董事半数由国王任命，半数由股东大会选出。总经理由国王指定人员担任并可由国王加以罢免。
一般说来，公司本身并不经营它所修建的铁路，而是把它租给其他公司，其中占优势的多半是私营企业。
运费标准是由这个国营公司规定并经政府批准的；但政府经常有提高运费或禁止降低运费的权利。政府可以禁止公司实行任何在它看来违反法律、违反公司特许权或违反国家利益的措施。公用事业部大臣每年向下院正式提出董事会的报告以说明公司的业务状况。
人们普遍承认，从公司大幅度地和迅速地扩充铁路路线和发展公有资本这一点来看，根据一八八四至一八八五年的法律建立的这个组织已经作出真正出色的成绩。
可是，另一方面，这个国营公司所采取的政策却引起了相当多的批评，这些批评曾在格德先生向常任委员的代表会议提出的精采报告中得到了发挥（一九○九年五月）（第14页）：
“这个公司，”他写道，“特別是在最近十五年期间，一向照顾私人利益而置公共利益于不顾。它不经投标手续就把许多路线让给私人经营，抛弃了限制非法利用设备的罚金条款，并且阻挠而不是鼓励市政当局想把邻近的某些路线自行经营的努力。”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公司不是自己向各营业公司提供电力——这一办法它曾经开始做过，获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而是放弃了它所已经采取的途径，同私营公司谈判购买电流。
这种放弃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的做法，在国营铁路方面也像在城市间铁路方面一样，是屡见不鲜的。它是从一种在一切资本主义机构中占统治地位的心理状态产生出来的。可是，从全面看来，事实仍然是：全国城市间铁路公司很恰当地应用了必须把国家的治理工作和公营企业的管理工作分开的原则。
我们也已经看到，这个方式在最近几年里扩展到了其他方面。
例如，埃克托·德尼于一九○四年建议在比利时北部成立一个国营煤矿公司来开发拉康潘的某些煤层。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大部分的新煤田交给了私人资本家。
可是后来政府接受了埃克托·德尼的另一个想法，开办了一家城市间供水公司（一九一三年）和一家建筑廉价住宅的国营公司（一九一四年）。
这两家公司的特许执照是仿效全国城市间铁路公司的特许执照规定的，在大战以后，其他的这类公司完全有可能在各种领域內组织起来，以帮助国家的复兴。
第二节公用事业的自治权
公用事业自治权的问题并不是从昨天开始产生的。拿破仑在谈起法兰西银行时曾经说过：“我希望它被掌握在政府手里，但不是管得太紧。”
在半个世纪以后，当弗雷尔—奧尔邦组织“公共信贷公司”、储蓄和年金银行以及为国家官吏的孤儿寡妇设立的一些信托公司的时候，由于他从这些机构中看出了一种明显的个性，从而也就看出了一种比较广泛的自治权，他便给与那些常常责备他企图把一切东西集中在政府手中的人们以明确的答复。
但是，当国家由于种种原因而开始把铁路和矿山这样一些大工业部门收归国有的时候，当各市政当局又增加其直接经营的企业的时候，这个问题就自然充分地引起人们的注意了。
起初，国家不过是添设几个新的部长，国营企业分別归属于不同的部。当时打算使国营企业的组织比政府国家的行政机构具有较大的灵活性。接着又采取新的步驟，并且比如在普鲁士对于矿山，以及在瑞士、意大利、法兰西对于铁路，宣布了公用事业的自治原则，并从这一原则以及从财政、管理机构和受雇者的权利这三重观点得出比较重要的结果。
[1]一九一九一○年十二月二十日的《政府公报》（《Journalofficel》），议会辩论，第2794—2795页。
[2]米劳德：《赎买铁路》（《Lerachatdescheminsdefer》），巴黎柯內利书店一九○四年版，第22ontface="宋体">页。
[3]参阅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82页。——译者注 |
第三章无产阶级的行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二国际->艾·王德威尔得《社会主义反对国家》（1918）
第三章无产阶级的行动
I．对资本主义的反抗
Ⅱ．从外部施加的压力
Ⅲ．新制度的形成
Ⅳ．无产阶级的取得政权
议会政治的危机、衰颓甚或破产，资本家的夺取公共权力，有产阶级的控制选民和议员——这些都是目前形式下的民主制度的十分明显的结果。
在这个问题上，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或者至少是其中那些不愿按表面价值来理解论证的人，是同民主政治的反对者，即像摩拉、德厄姆或乔治·索列尔这样一些工团主义者或传统主义者的意见是一致的。[1]
可是我们必须说，当这个论点开始得出结论的时候，分歧就出现了。
我们当然撇开不谈那些梦想用所谓世襲君主制的抽签形式代替选举制度从而使机器逆转的人们。就选择最有能力的统治者来说，我们不知道世襲的机会在哪一方面比抽签的机会来得优越。
我们也不谈那些想要把双重投票之类的某些“保守的保证”同普选制溶合起来的人们，因为这种办法只会加强而不是削弱统治阶级的已经过分庞大的权力。
事实上，不论欢迎与否，今天谁都懂得：只要哪里有普选制存在（而它几乎到处都是存在的），它就必然会受到抑制。但是，如果它不受到抑制，它就可以被组织起来，要不然它也可以自行组织起来，虽然这并不是同一回事。
那些希望用一种权力的行为、一种立法的行为组织普选的人，鼓吹种种称为党派选举制的制度。所有这些制度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点：它们基本上是专横的，它们巩固有产阶级所获得的地位，它们从法律上承认阶级的区分，并且用人为的划分来代替从社会生活变化中不断产生的自发的集团。它们并不代表进步。相反地，它们是一种明显的倒退。
可是，如果我们不承认、如果我们决不承认人们应当从上面来组织普选，那么我们倒是深信它应当自行组织起来。
从现在起，它就要竭力做到这一点。在一切国家，为了便利法律的制定，为了帮助议会的立法工作，正在设立諮詢委员会，在这些委员会里，只要最后的决定有赖于国民的统治权，有关的庞大集团就可以很便利地由代表来提出它们的主张。另一方面，在一些最先进的民主国家里，普选制正在通过直接立法，逐渐代替处理最重大问题的审议会议。代议制继续存在。议会制却正在消失。
例如，在瑞士，联邦委员会不是一个內阁。它容许它的成员中间有少数派。当它的提案遭到否决时，它并不辞职。并且，至少在关系重大的问题上，如果说国民院和联邦院讨论法律，它们并不制定法律。立法权始终是属于人民的。他们享有创制权。他们可以要求举行公民投票。他们关于一切问题随时都能用自己来代替审议会议。
毫无疑问，这种制度是有它的前途的。
可是，不管我们认为它多么进步和多么完善，它还只会给无产阶级带来幻灭和迷惘，如果无产阶级仅仅依靠它来取得真正的政权的话。
如果要首先抑制然后废除这个庞大的权力，即资本主义国家，仅仅组织普选是不够的。工人们必须在普选制之下自行组织起来。他们必须依靠工人阶级组织在其一切形式下的发展，在国家内部建立一个国家，它的日益增长的权力有助于用合作社的管理来代替资本家的统治。
在这个条件下，并且只有在这个条件下，民主政治才不再是一种幻想和謊言。
事实上，从真正的工会存在的时候起，它们就能够通过它们的组织用有效的抵抗来反对资本家的收买、威胁、欺骗和组织选民群众的努力。
其次，工会的行动以及在较小程度上其他团体的行动，使工人们能从外部对政府施加有效的压力。
最后，正是在工人组织的本身之內，正在形成一个新的社会，正在制定一套新的法律，并且无产阶级正在作必要的准备，以便某一天用它自动的管理来代替工业巨头和资本主义社会富豪的统治。
I．对资本主义的反抗
在西方文明的一切国家里，现今大体上只有一种政治制度。政治的组织是各有不同的，并且经常发生变动。各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按照工业发展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利益集团的性质不同而有所区别。工人的处境并不到处都是同等恶劣的，但处处都由资产阶级单独控制着政府，或由资产阶级伙同正在没落的其他阶级一起控制着政府。它所以能控制政府，是因为它在实际上、经济上和精神上仍旧是一个起着支配作用的阶级。除非等到无产阶级在经济上和精神上充分地组织起来，能够用社会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上述的情况就不会改变，并且也无法改变。
一方面，无产阶级作为人数最多的阶级，享有选举权，在理论上享有选举议会多数的权利，这是无以复加的好事；另一方面，它却并不利用这个权利，而万一它有机会加以利用，那也不过是把它的软弱无能的景象暴露在世人的面前。
而且，如果无产阶级想要不再投它的老板们的票，使有产者的少数丧失他们为取得议会多数而必需的支持，那么我们已经看到，资产阶级利用它的金钱、它的报刊、它的传统政党內部的“机器”，行使着支配广大选民的巨大权力。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无产阶级仍旧是像垃圾堆一般的个人，民主政治就只是并且只能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妄想。
这便是工团主义者经常重复说明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对的。即使单靠选举和议会行动就足以实现社会主义——我们却并不相信有这个可能——这种选举和议会行动也决不会产生什么效果，除非是工人阶级自行组织起来，——并且还不仅是在政治领域之內。
从这个观点来看，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在战前作出了榜样，根据这些榜样我们本来是可以希望它在困难的时刻采取较好的态度的。
为了了解这一点，不妨看一看党的领导机构在耶拿代表大会（一九一三年）上的报告。那时，在三百九十七个选区中将近有党员一百万人（九十八万二千八百五十人）。中央组织的收入达一百四十六万九千马克；支出达一百○七万五千马克。党控制着九十家报纸，其中包括有十五万七千订户的机关刊物《前进报》。七年前建立的中央教育处在一九一三年有七十多万马克的经费供开设课程和召开大会之用。[2]总之，从财政资源方面来看，社会民主党胜过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党。它的报刊在读者人数和內容丰富方面可以同资本主义报刊相匹敌。它的教育工作既补充了小学校的不足，又改正了小学校的缺点。如果说，在社会民主党的四百多万选民中，有一些由于单纯抱着反抗精神而参加社会主义的“同路人”（“Mitlaufer”），那么，也许在任何别的地方都找不到有这么许多人对于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具有明确的想法。而且，如果同汉堡的批发合作社保持密切联系的庞大的消费合作社或者拥有二百五十万会员的独立工会（FreieGewerkschaften）（当然还有义务保险团体）当初没有使德国工人阶级成为资本家们不得不在各方面慎重考虑的经济力量，那么，甚至从政治的观点来看，这个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党组织也不会获得它所拥有的那种权力。
当德国无产阶级要在反抗与顺从之间作出选择的时候，为什么这一切力量会变得软弱无能呢？当然，至少在正常的时期，无产阶级组织的力量从来没有错过一次巩固自己的机会。
比如说，也许有人还记得一九一四年在德意志银行和工会中央委员会之间发生的冲突。
德意志银行的一个雇员在接受了银行职工会的负责工作时受到银行资方的惩罚。那个雇员所属的工会组织提出了抗议。但是，如果工会中央委员会没有插手干预，这个抗议是不会产生严重的后果的。它威胁银行，如果不撤销对该雇员的纪律处分并明确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情形，它就要提取存在该银行的基金。银行拒绝了，于是二千多万马克——存款总额在八千万至一亿马克之间——被提了出来，存入其他一些比较容易顺应工会的要求的银行。
不消说，对于拥有这种自卫组织的工人阶级，在其他情况下可以采用的贿赂或高压手段是完全不适用了。
人们可以收买或威胁在不久以前抵达纽约或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爱尔兰或意大利移民、纽约市东部的犹太裁缝、弗兰德斯或那不勒斯的佃户、东普鲁士的农业劳动者，但是任何行动也阻挡不了具有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理想、组织和觉悟的工人们运用选举权来保卫他们的阶级利益。
因此，即使从这个观点来看，社会民主主义也显然不能在政治阵地上据壕自守；不能成为一个虽以夺取政权为唯一目的但却纯粹从事选举和议会活动的政党。为了达到夺取政权这一目的，它必须用劳工组织及其合作社、工会、报刊、教育机构等等的力量来同资本主义权力组织相对抗。
Ⅱ．从外部施加的压力
有些人说，人民没有自治的能力，因而普选制和议会政治是一种荒唐的事情；奧斯特罗戈尔斯基在答复这些人的时候同意第一个说法而否定第二个说法：
“在一个民主国家，”他说，“群众的政治任务不是实行统治，而是威胁统治者。而且，问题的关鍵在于了解他们是否能够威胁以及能够威胁到如何程度。毫无疑问，在今天的大多数民主国家中，群众已经具有严重地威胁统治者的能力。正由于这一点，我们才看到社会有了真正的进步；不管是否出于真诚，统治者不得不考虑到人民的需要和愿望。”
这种对政府的威胁，这种由群众从外部施加的压力，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是被组织起来了。
当存在着赞成改革的强烈潮流时，单纯对选民的畏惧就可以影响一个保守的多数派，使他们作出让步。
关于街头示威，情形也是如此；比利时的最初一批“社会法”，是在一八八六年三月骚动的影响下由地主们选出的议会决定的。用保守派作家维尔米希神父的话来说，当时资产阶级“从熊熊大火的亮光中”看出存在着一个社会问题。
就是以这种命题为根据，索列尔在其《暴力论》（一九○六年）一书[3]中企图为法国总工会的斗士们的方法作辩护。在他看来，社会政治中的决定性因素是政府的胆怯。革命工团主义者认识到这一点，并且尽量利用这种形势。他们教导劳工们：这不是去向政府要求照顾的问题，而是他们应当利用“资产阶级的怯懦”来强迫它接受无产阶级的意志。
支持这一理论的事实是如此之多，以致它不可能不在劳工世界中扎下根子。
但是，在许多场合下情况已经表明：如果工人们无限制地依靠政府或议会的软弱，他们就会铸成大错；因此，这样理解的直接行动——撇开合法性的问题不谈——顶多只能产生有限的效果。
然而，还有一种并不或至少不一定带有暴力的直接行动：这就是，为了获得政治效果，为了对政府施加压力，由劳工组织运用那些在经济斗争中惯用的方法。自然，这种直接行动随着工人阶级组织的加强而愈有成效。
时至今日，我们可以引证许多由下列这类运动所决定的政府的或立法的干预：法国矿工为法定的八小时工作日和恤金制度的改善而进行的罢工斗争，俄国工人们的争取政治权利的总罢工，在比利时和瑞典爆发的争取普选制的总罢工，或者还有法国、奧地利、荷兰和意大利的铁路和邮局的罢工。
但是，英国矿工在一九一二年二月至三月为争取最低工资而进行的大罢工，是一次组织得声势特別浩大的罢工的典型事例，最后通过立法手续使雇主阶级不得不接受一套它曾经拒绝同意的工作制度。
在这次著名的斗争的前夕，矿工联合会的一位领袖哈茨伯恩在对南威尔斯的矿工们发表的一篇讲演中说：
“英国民主主义的全部力量不能不从雇主和政府方面获得工业界最低工资的保证。我可以预言，下星期五（三月一日）将标明我国历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在那一天，一百万人将粉碎他们的锁链，异口同声地宣布：他们将不再充当奴隶，他们将维护自己的被人当作自由人看待的权利。”
为了进行这场巨大的斗争，各矿工工会的六十一万会员掌握了二百十六万七千英镑（合一千○八十二万五千美元，即每人可摊到十八美元）的基金。假定每个矿工在罢工前一星期已经挣得了这样一笔数目，他们平均每人手头就有三十六美元，姑且不把他们可能存储的个人积蓄计算在內。但事实上基金不是共同保管的，因此这一地区同另一地区的财源差別很大。
尽管如此，矿工们还是能够坚持了几个星期，从而剥夺了其他工业部门的“黑面包”。因此，他们在得不到满意答复的情况下即举行罢工的简单决定，促使政府进行干预并劝告雇主们接受一个平和近情的解决办法。多数的企业主答应让步。其他的企业主则表示要实行抵抗。没有达成协议，罢工开始了。一百万名矿工参加了罢工，在几天之后，由于缺少煤炭，其他千百万工人被迫停止工作。
为了避免更大的灾祸，自由党政府决定用法令来控制这件事情。一九一二年三月十九日，阿斯奎思先生在下院提出了煤矿（最低工资）法案，承认为地下的煤矿工人规定最低工资的原则。
最低工资额不是由法律而是由一半雇主代表、一半劳工代表组成的联合区委员会规定的，另外有一个仲裁人可以在赞成与反对之间投决定性的一票。
在几天之內，法案经历了通常是漫长的议会程序的一切阶段。工党议员认为法案不充分，但他们无从答复劳合·乔治这样的诘问：“如果你们相信你们的反对会造成议案的否决，你们是否还要发言和投票反对它呢？”
自由党人的竞选在六十四个区里决定于矿工的态度，因此他们是比较热心地支持阿斯奎思先生的。至于保守党人，他们投票反对议案，并且，他们固然没有作认真的努力来阻挠议案的通过，却让巴尔福先生起来指出政府创议的动机：
“政府的地位像是在一条黑暗的街上遭到一个相貌狰狞的暴徒劫掠的人一样，这个人也许会对暴徒说：‘我亲爱的朋友，使我把自己的钱包和手表奉送给你的，并不是你那可怕的相貌或大棒。让我向你保证，在我们客客气气地分手以前，我感謝你给了我这个机会，来完成一件拖拉到现在才实现的正义行为。’”
在把这个法案称做“恐慌的立法”之后，他接着说：
“使所有的人相信他们可以用这种手段强迫议会采取行动从而鼓励这样的行为，那是愚蠢的。明天，他们出于同样的或其他的动机，势必旧事重提。”
我们还不知道，如果巴尔福先生处在阿斯奎思先生的地位，他该怎么办。
在上议院里，巴尔福先生的朋友们占据多数，他们仍旧拥有绝对否决权；如果我们想起上议院曾经审慎地避免阻挠政府的建议，那也许能够帮助我们作出推断。
而且，关于所获得的结果究竟有怎样的价值和意义，我们可能各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从精神上看来，矿工的胜利是巨大的，而巴尔福先生所说的它会引起其他的要求等等也是正确的。
事实上，一切的情况都表明：劳工们将来会越来越多地依靠有组织的罢工以争取立法上的改革；这种从外部施加的压力势必成为克服资产阶级议会的迟钝、软弱和恶意的一种几乎正常的手段。
但是我们也可以预料到；由于工人阶级将变得十分强大，以致毋需保护性的立法，或者它可以为自己立法而不必限制它的老板们为它立法，因此，这类方法的运用以后将不再有很大价值。
Ⅲ．新制度的形成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看出，工会和其他劳工团体是政治行动的必要的基础，也是无产阶级影响政府和议会多数的最有效的手段。
但是，从夺取政权方面来看，它们的发展甚至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事实上，正是通过劳工组织和在劳工组织之內，工人们才能管理企业和掌握自由社团，从而预作准备，以便将来有一天起来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管理人员和工业巨头的。
为了了解这个广大的地下工人阶级，必须读一读马克西姆·勒鲁瓦写的《工人的习惯》（《Lacoutumeouvriere》）或韦伯夫妇写的《工业民主》（《Industtialdemocracy》）这类的书籍。
像韦伯夫妇十分精辟地指出的那样，劳工的组织给研究民主主义的人提供许多独立自主的共和国的宏伟景象，它一再试行所有已知的政治策略，以便把有效的管理同民众的控制结合起来。
不论所采取的是怎样的制度，劳工的组织总是民主的。全体会议具有最后的决定权。但是，当问题牵涉到管理那些集合成千上万名会员或经营批发商店的工会联合会，如汉堡、曼彻斯特或格拉斯科的工会联合会时，他们很快就放弃了原始的民主形式，指定短期任职的经理，并在极琐碎的事务方面直接干预全体会议的工作。他们设置常任的职员，授予扩大了的权力。这些职员的前途得到保证。稳定的薪金使得补充一股有效的力量成为可能。于是，在工会的范围內，正如在合作社或政治范围內一样，就逐渐形成一批技术员和经理人员，他们在必要时能够接替现在资本家的地位。
而且，如果发生这种接替的情形，今天已经加入私营工商业结构的成千上万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就会有一切私人利益的动机来参加新的秩序。
固然，这样的发展还只是在它的初期阶段。对工人们的政治和业务能力抱有过高的想法，最容易使他们晕头转向。但是，这种能力的逐步养成，使劳工组织的种种形式具有它们的全部重要意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边缘并与资产阶级社会相对抗，一个新的世界正在形成。它有它自己的伦理学、纪律、司法制度、组织规章和社会标准。它已经构成一个兼具合作社、工会和政党性质的庞大联合会，其紧密编成的网状组织遍布整个世界。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并不是应用一种抽象的理论，而是使一个事实上早已存在的组织体系化，同样地，无产阶级的取得政权可以通过成功的策略或顺利的选举来达到目的，但它应该有一个先决条件、一个必要条件，即事先要有一个能够在新体系內部提供经营管理人员的组织。
总之，这样理解的取得政权，既不再同那单纯通过竞选以取得议会多数和政府的行动相混淆，也不再同那以武力突然夺取国家的行动相混淆。在工人们能够成为指导阶级以前，他们在通过资本主义演变已经变成居民中的大多数（或者像《共产党宣言》所说的绝大多数）以后，还必须在他们的人数力量之外再加上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组织力量。
因此，仅仅上述的一点就足以表明：有些人附和勒鲁瓦—博利厄的说法，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国家统治主义，认为在一个社会主义体系內，各种自愿地和自由地结合的社团必将消失，由权力无限的、供应一切的国家所吸收；他们的这种说法是多么错误。
如果没有工人阶级的个人和集体的“自助”，如果没有工会、合作社以及各种形式的社团的广泛有机发展，甚至不可能设想工人们能夺取政权，而且在夺取政权以后，我们也难以相信：这些权力的过去的主人、即劳动者在摧毀了这些权力的作用以后，愿意像勒鲁瓦—博利厄所预言的那样，再度成为人类中的粪土，并把他们依靠自己的自动努力争取得来的权力拱手让给警察国家。
Ⅳ．无产阶级的取得政权
现在只有待于得出我们的结论。
对于从《共产党宣言》起至《法兰西內战》为止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所经常出现的关于社会革命的计划性见解，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无产阶级集体专政、废除国家等等，我们究竟应当作何想法呢？
（甲）由无产阶级取得政权
首先，人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无产阶级这个词的意义是否太窄，是否最好还是说由体力或脑力劳动者取得政权？
无产阶级这个名词按照通常的意义来说，是指“贫穷的人们”（哈茨费尔德和达梅斯台特）。现在，所有的工人都不是贫穷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需承认这个词义容易引起误解。但这并不是一个用语的问题。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是“现代的工人阶级，一个劳动者阶级，他们只有在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并且只有当他们的劳动还能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4]
当然，这些劳动者并不是仅有的劳动者。但是只有他们才直接地、密切地和迫不及待地关心自己从资本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知识分子，即自由职业者，可能对无产阶级事业表示同情。他们可能会说，在一种社会主义制度下，正像在今天一样，他们的能力会得到施展的机会。事实上，我们也很难想像，如果没有这些知识分子或其中一部分的支持或至少保持中立，无产阶级怎么能掌握国家政权。虽然如此，每一个社会主义运动——甚至目前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却清楚地表明：社会革命的真正动力，即真正起来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毫无疑问是工人阶级。从这一点来看，我们觉得没有充分的理由要修改这个传统的名称。
如果说这个名称由于沿用已久而得到尊崇，它的含意也曾在实践中有所扩大，而社会民主主义所主张的无产者的、劳工的性质也没有妨碍它吸收一般不能称为无产者或劳动者的工人们。
（乙）无产阶级的集体专政
马克思和恩格斯预料到，在一个特定时刻——例如，在一次国际战争以后——由于形势的发展而执掌政权的工人们，将利用这种权力来逐渐剥夺资产阶级的一切资本，把生产资料置于国家的手中。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明了这一点。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写的《法兰西內战》德译本序言中又重复了这个论点。
他说，“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国家最多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承受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的一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国家制度的这一堆垃圾完全抛掉为止。近来社会民主党里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喊救命。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巴黎公社。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5]
这在实质上的确是各社会主义党派通常对于社会革命所抱有的看法：不再在一个单独的据点，而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各个主要中心，将产生一个新的公社，这次是获得胜利的公社。
这是一种假设；但这个假设现在并没有什么不可思议之处，因为在这个时代，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战后的时期将在许多国家中带来阶级对立和前所未有的动乱。—不过，撇开俄国革命的种种困难不谈，如果巴黎公社的失败能够说明什么问题的话，那么它所说明的就是：只要无产阶级缺乏充分的准备，不能运用形势使其掌握的权力，资本主义制度就不可能结束。
马克思也没有提出更多的主张。请看一看从《法兰西內战》中摘录的这段著名的文字：
“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作出奇迹。他们并没有想pardécretdupeuple〔靠人民的法令〕来实现现成的和完满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得到自己的解放，为了达到现代社会由于本身的经济发展而总是要达到的那种更高的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把环境和人都完全改变的历史过程。”[6]
因此，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要紧的不是发表预言，也不是讨论別人根据无产阶级集体专政的假设而发表的种种预言，而是通过从经济上和政治上发展其组织的办法来做好准备，以便控制可能发生的任何事变。
同时应当指出：工人阶级的这个自主的组织越是有所发展，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始的和初步的想法就必须格外彻底地加以修改。
事实上，似乎无可否认的是，恩格斯和马克思至少在《共产党宣言》中认为：穿着警察国家的靴子的无产者在一定的时候将借用资产阶级所建立的强制权力来对资产阶级实行统治；总而言之，为了制造社会革命，他们将利用统治阶级所铸造的统治工具来使革命成为不可能发生的事。现在，既然无产阶级已经有了坚强的组织，我们就不妨承认，这决不会是一个为了其他目的而利用资产阶级国家的问题，而只会是用今后在工人阶级庞大的工会、合作社和政治联合组织中逐渐形成的一个新国家来代替资产阶级国家的问题。
当然，这并不是说旧的国家机器中的任何部分都不应该加以保存，即使是作为临时措施。但是，老实说，我们不大容易承认，这种统治和压迫的工具能够不经过重大的修正就当作解放和获得公民权利的手段来使用。恩格斯在某种程度上也承认这一点，因为他写道（见前引序言）：在公社这个例子中，承接这个祸害的无产阶级应当一方面等待彻底排除这个祸害，另一方面“立即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的一面”。
（丙）废除国家
应当说些什么呢？
如果从字面上来理解某些辞句，那么似乎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者在谈到废除国家的时候，预见到的是一个通过比较突然转变的从无产阶级专政到无政府即没有政府的过程。
可是应当更仔細地考察一下。
我们已经说过，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用的国家这个字眼，并不是广义的国家，即作为管理机关的国家，代表社会一般利益的国家。它是国家政权，是权威机关，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
例如，在《法兰西內战》中，马克思把“一切人的自由联盟”同作为“资本统治劳动的全国政权……、组织起来强制实行社会奴役的政治力量……、阶级专政的机器”[7]的国家对立起来。
同样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告诉我们，国家是剥削阶级在每一时代用以维持它的生产的外部条件的那种组织，也就是用以强制地束缚被剥削阶级于一定生产方式所决定的被压迫状态（奴隶制、农奴制、雇佣劳动制）之下的组织。[8]
一旦这些定义得到承认，马克思主义的这个三段论法当然是没有争辩的余地的：
1．国家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
2．现在，社会主义的目的在于通过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社会化来消灭阶级。
3．因此，由于这个事实，社会主义才要废除国家。
如果马克思主义对于“国家”这个词的解释同通常的意义没有什么区別，那么一切就不成问题了。但是既然它在事实上有所不同，关于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的废除国家的问题就可能引起误解和混乱。
所以，应当加以明确和再度说明的是：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里，如果说作为权力机关的国家看到它的职能縮小到最低限度，那么作为行政机关的国家却仍将继续代表全社会的一般利益。
这种必要的区別将格外显得重要，因为我们将进而讨论生产资料的社会化。
[1]参阅盖—格朗：《民主政治的来龙去脉》（《Leprocesdelademocratie》），巴黎柯兰出版公司一九一三年版。
[2]《党的领导机构在耶拿代表大会上的报告》（《BerichtdesParteivorstandesandemParteitagzuJena》），載一九一三年柏林《前进报》（《Vorwärts》）。
[3]索列尔：《暴力论》（《Réflectionssurlaviolence》），《社会主义运动》，一九○六年，第一卷，第31页。
[4]参阅《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472页。——译者注
[5]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14页。——译者注
[6]同上书，第60页。——译者注
[7]参看马克思：《法兰西內战》，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206页。——译者注
[8]参看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年版，第294页。——译者注 |
第二章议会政治的破产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二国际->艾·王德威尔得《社会主义反对国家》（1918）
第二章议会政治的破产
几年以前，已经有很多人就这个问题发表过文章，甚至那些力图为议会制辩护的人也承认它正在经历一次危机，并且问他们自己：即使产生议会制的环境已经改变，它是否还能继续存在下去。
一九一二年二月，当法国的劳工总同盟特別活跃时，当运输工人的大罢工确实表明了英国新的社会力量的出现时，巴黎的《蓝色评论报》（《Revuebleue》）就若干国家中工团主义和议会政治可能发生的冲突问题请教某些政界人士——保尔·德夏纳尔、马克西姆·柯瓦列夫斯基、瑞士国民议会议员佛吉尔·罗塞尔和艾米尔·王德威尔得。
我们愿意把我们关于议会政治问题的答复中的重要部分在这里重新发表一下。用不着加以阐述，因为所谈的是大家日常都能看到的事实。
“达到充分发展阶段的议会政治是怎样的制度？
这种政治制度有一个选举出来的议会作为它的重心，由会议的多数制定法律、表决预算、决定——这是很重要的——政府的命运，并通过政府干预行政和司法官员的推荐，——总之，这个议会除保存某些已经变成装饰品的传统制度作为形式而外，拥有一切实权。
这个最高的议会不论是否分成两院，是由几百个议员组成的，他们之所以能够当选，不是由于他们的学识或政治才干，而是由于他们的地方势力、他们的财产、他们的或好或坏的名气，——所有这些并不妨碍他们拥有无限的权力并从而被认为拥有无限的权力。由于必须对一切问题表明意见，他们被认为无所不知。事实上，不管有无能力，他们确实对所有的问题发表意见，不论他们个人有比较成熟的见解，还是仅仅服从某些领导人的命令。
要使这种体系尽其职责，不致错误百出和软弱无能，那就需要有明白事理的选民、一批具有健康的道德感并有处理大事经验的当选代表、一个由党纪使其保持稳定的行政部门、并不过分繁多的立法问题，——总之，需要有一整套的条件，就像在路易·菲力浦或利奧波尔德一世统治下地主政权时代为了资产阶级本身较大的利益而结合起来的那些条件一样。所以，在欧洲大陆上，路易·菲力浦和利奧波尔德一世的朝代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黄金时代，那是不足为奇的。
相反地，今天是堕落的时代。我们不能蒙骗自己，否认这个体系赖以正常运行的条件越来越有消失的趋势。国家在一切领域內加强作用和加紧干涉，使需要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而议员的政治权能却并没有相应的增加。政党即使不是分裂成无数派系，也至少是成倍地增多，因而不容易建立起集合在一个稳定政府周围的议会多数，而根据比利时的例子来看，这种困难在实行比例代表制的情况下只会增加。当选的代表如果不是为他们自己的企业而进行活动的工商业人士，就几乎完全不懂得现代社会的一切复杂的关系，而他们用以服务于民众的，不过是一些空洞的公式和法律术语。最后，文盲和无能之辈在选民中占压倒多数，为蒲鲁东的下面这句諷刺的话提供很好的论据：‘在许多场合，普选制度下的选民的表现还不如七月王朝的占有土地的选民。’
当然，尽管存在着这一切情况，机器还在运转着，因为不乏包办代替议会工作的科局、专家委员会和国务会议；其次还有报刊，它在某种程度上补充人所共知的预算控制的不足；机器运转着，但它遇到多大的阻力，发生多大的跳动，浪费多大的功率，并且还给予人民群众多大的欺骗啊，而人民群众的远大希望和崇高抱负一向是以普选为基础的。
由于受到这种欺骗的压制，他们并不知道而且也不想知道：议会政治虽然有其一切缺点，毕竟比以前的各种制度进步得多；如果说它是一个十分平凡的改革工具，它还是防止滥用权力的有效手段，——总之，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这种手段并不存在，我们就必须把它创造出来。
他们所看到的（他们怎么会看不到呢？）是：时间的浪费，院外实力派的无益的奔忙，拉拢选票的卑鄙勾当，邻近发生的许多微不足道的问题，一心想要显示其重要身分的议员们的无休止的嘮叨，以及必然随之而来的议会未了事务的积压和所期望的改革的流产。
固然，各国的局面并不同样都是很糟糕的。可以找到糾正的办法，或至少可以找到减轻这种弊害的对策。不过，事实始终是这样：议会政治在它原来仅仅是处理资产阶级事务的行政会议时是能够胜任的，但要解决一个走向革命转变的社会中所发生的一切问题和应付一切困难，它是无能为力的。
因此，难怪工人阶级越来越清楚地了解到：它不能通过议员来解放自己，它首先要依靠自身的力量，采取直接行动来鼓励或代替议会的改革活动，并且，特別是在议会政治已经声誉扫地的那些国家里，要强调工团主义的和合作社的行动，而不是强调政治行动。” |
第一章资产阶级的夺取公共权力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二国际->艾·王德威尔得《社会主义反对国家》（1918）
第一章资产阶级的夺取公共权力
I．对选民施加的影响
Ⅱ．对当选的议员施加的影响
在大多数的国家里，普选制的确立不是像在法国那样成为起义运动的结果，便是像在比利时、瑞典、奧地利和英国那样，成为具有游行示威、骚动或政治罢工特征的无产阶级努力的结果。
在这时以前单独掌握选票的资产阶级突然发现自己丧失了它的特权。属于各阶级的像洪流般大量新的选民淹没了占有土地的少数，于是至少在工业国家中，统治者们便面临这样的问题：怎样控制普选？怎样才能达到这种表面上看来像是矛盾的结果，即在大多数公民的阶级利益在于摆脱资本主义统治的选民中间，可以比以前更有办法维持、有时甚至加强资本主义统治？
当然，为了实现夺取公共权力的目的，占少数的资本家曾经不得不慎重考虑其他的阶级，力求同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至少使它的政治具有民主的外表，使教会的权威和政治势力对它的种种计划发生兴趣，并用一切办法增加“社会权威”影响群众的行动。但是，如果群众本身在正常时期并不抱有顽固的保守态度，从本能上仇视一切变革，深切地尊重既定的秩序，那么上述的一切措施还是不够的。
这就是易卜生在其所写的《人民公敌》这一剧本中十分动人地证明的事情，并且这也就是英国政论家布昌先生在《半月评论》（《Fortnightlyreview》）（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发表的《民主制度和代议政府》“Democracyandrepresentativegovemment》）—文中以露骨的满意所宣布的事情：
“每一个人都是非常聪明的。他不是生活在低级感情旋渦中的神经病患者，像有些人要我们如此形容的那样。他照例要比他的官方解释者们聪明得多、坚定得多。他对国家没有猜疑，但另一方面他也没有什么不健康的愿望要国家对他另眼相看。他不是一个空论家，他显然是讲究实际的。我是以向他提供商品的商人的资格认识他的，我十分推崇他的清楚的头脑。如果你向他提出异想天开的改革计划，他会像那苏格兰高地人回答某一个委员会那样作出答复（那个委员会向他提出，如果他准备遵守三十条上下的官方诫律，他可以得到一份租地）——他拒绝了，理由是他只要遵守十诫，就可以享受整个天国。同时，他又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是一个忠顺的人，十分尊重一切合理的法律。在他的內心深处，正如休·塞西尔勛爵所说的那样，他是‘异常不革命的’。”
在维护现今社会制度的党派能够向之求助以反对民主政治的一切“保守的保证”中，肯定是没有比群众中的这种保守主义、这种对于新事物的憎恨更灵验的了。然而，我们愿意承认——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是对普选制抱着漠不关心的态度——从无产阶级的一个重要部分感觉到它的阶级利益的那一刻起，资产阶级就不再能够专门依靠这些精神因素了，虽然这些精神因素事实上是为过去的经济条件所决定的。
所以，资产阶级日益使劲地开动它手中所掌握的各种影响手段，来影响选民和通过普选当选的人们。
I．对选民施加的影响
由于各占有阶级拥有财富这一事实，它们掌握着一系列的影响手段，其相对的重要性在不同国家互有差异。其中主要的手段是：直接或间接的贿赂；由雇主、地主、慈善机关甚或国家施加的压力；出版物的持久的行动；以政党形式分肥统治阶级所提供的大量经费的有组织的投票群众团体。
（甲）贿赂
“代表比利时人民”，一九○八年六月十九日的《独立报》（《L'Independance》）说，“既不需要才智，又不需要知识；不过必需有钱。这是愚蠢的、令人恶心的、可耻的，但事实俱在，确实如此。”
我们不得不完全接受这个说法，因为我们看到，在比利时，尤其是在其他国家，尽管绝大多数是穷人，几乎所有的议员都是富豪，或至少是手头宽裕的。
可是，如果我们过分强调直接贿赂，那就是对穷人的一种严重的和不应该的侮辱。相反地，我们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在多数地区，大部分人并不受到礼物或受到答应给予金钱和食物的诺言的影响。
在比利时和法国，可以举出几个地区，并且也只能举出几个地区，那里大家知道良心是被出卖的。
在英国，从前贿赂是政治生活中经常出现的传染病，但自从扩大选举权以来，收买和请客这两种传统的选举贿赂活动已不像以前那样嚣张了。有些地区，特別是在那些“教堂城”里，选票是以一先令到十先令的代价收买的。并且在选举的前夕往往减价供应啤酒。可是就全局来看，这些初步的贿赂形式已不再起任何重大的作用。它们已经让位于更好地适合改良手法和大量扩充选举队伍这一新局面的比较隐蔽的措施：给城市送礼，给各种宗教团体、慈善机关或竞技组织捐款；组织“自由吸烟音乐会”、各种娛乐、野餐、舞会、“樱草会宴会”；所有这些费用浩大，只有富豪或富裕的党派才有力量办到；但很难证明这是一般所说的贿赂。[1]
事实上，收买选票或分配啤酒和葡萄酒的做法不是大规模地实行的，产生实际影响的地方不过只是少数腐败的城市、领取施舍的人为数特別众多的某些地区，以及像美国那样的一些国家，在那些国家里，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条件比别处更有利于贿赂之风的滋长。
在內战以前，美国只有在以纽约为首的三、四个城市里人们是用金钱收买选票的。可是在內战以后，党派精神的日趋强烈和政党分肥制度的空前发展，使收买选民的勾当变成习以为常的事情。城市的迅速增大以及必然随之而来的无产阶级和半犯罪阶级的发展、欧洲贫苦移民的到来和选举权之扩大及于黑人，也助长了用金钱收买的事件。托拉斯以及一般说来还有巨大的工业和金融集团，力求能够挑选立法、行政和司法的官吏以图自己的方便，它们之登上政治舞台，也大大有助于为收买选票而提供必要的资金。
“在北美合众国的许多地方，选举的风气是十分纯洁的，但在其他许多地方，贿赂却成了毫不间断的惯例。值得注意并且多少有些使人惊异的是，城市并不是仅有的甚或不是主要的贿赂活动的根据地。即使在乌烟瘴气的城市里，贿赂也不总是以个人为对象的，他们收买‘工作者’，即收买那些具有支配某一部分贫苦选民的力量并使他们遵照命令投票而不毖给与正式代价的小‘领袖’。那些政党往往也几乎以同样的方式获得工会会员的选票：领袖们在不致引起工人怀疑的情况下‘出卖’给政党。有意出卖其选票的城市选民多半是居民中的渣滓。见钱眼开的极端寡廉鲜耻之辈却往往是在乡区，特別是在住着清教徒后裔的新英格兰。那里选票是像在市场上一样公开地出卖的；它们经常有固定的行情。把自己的选票进行交易的，不仅有家徒四壁的穷人，而且还有道地美国出身的相当富裕的农场主、每星期日上教堂去做礼拜的信徒。在某些乡区，出卖选票的人占选民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奧斯特罗戈尔斯基）
可是，应当看到，由于实行了保证无记名投票的选举改革即所谓澳洲选举法，近几年的情况已经有所改善。
在纽约和其他大城市举行的公开选票市场已经不再出现。选举时普遍秩序良好。在某些地方，竞选的政党同意不采用舞弊手段。
（乙）高压手段
也许在任何国家，在选举斗争之后的一天，被击败的政党没有不把它们失败的原因诿诸对方的高压手段的。
例如，在比利时，议会的记录连篇累牍都是这样的指责。
不论那是全国议会还是市议会的选举问题，自由主义者和天主教徒都互相指责对方曾用非法手段影响了他们的劳工、佃户或者还有接受公私施舍的不幸的人的选票，甚或还有依靠他们生活的雇员和职员的选票。
当然，这种行为在城市里不会有多大影响，但是在一个大老板在那里制订法律的某些工业地区，特別是在乡区，情况就不同了。
关于这个问题，最能发人深思的莫过于一九一二年七月在比利时议会中关于尼维尔区的选举是否有效这一点所掀起的辩论了。自由派议员若雷先生曾用下列动人的语句描述了他称之为“地主的压力”的现象：
“在这种舞弊中，收买的人是不花什么费用的。对于那个命令人们怎样投票的人说来，只要拥有甚或仅仅是在经管地产，并充其量在这些天賦之外再加上一点大胆就够了。
而且，这种舞弊的办法是在一个小小的饶有趣味的世界里实行的；关于这个世界，需要稍稍加以说明。它不是一个富裕的世界，而是往往很穷，仍旧依恋着它的本乡本土，拒绝城市恶势力的引诱。小小的耕作者像他的父亲并且往往还像他的祖父一样，靠他那块并不属于他的但他认为好像是归他所有的土地生活。他从来没有或者只是千载难逢地偶然听到真正的主人、即业主的情况；对于这个主人，他即使有所了解的话也是十分肤浅的。他只在签订租约的圣安德烈节才想起他来。如果他注意自己应负的责任，这一天不会给他带来多大的麻烦。但是，土地的主人（当然应该懂得这个主人是神甫的一党）露面的时候是在选举的那一天。这一天对于束缚在土地上的人们来说往往是一个不幸的日子，因为这时业主或他的经租人就会出现在这小小的佃户面前，并且对他说：‘今天你必须在你的利益和良心的嘱咐之间作出选择，你要按照我的心愿和按照我认为最好的方式去投票，否则我就要夺你的地，你就必须离开你祖先所居住的、你从小在上面长大的这块土地。’
于是，这个不幸的人虽然可能抱有和他的地主截然不同的政治见解，却由于想到他必须供养的妻子和儿女，便屈服于这个比他自己的意志更强的意志了。他把反抗的情绪深深地隐藏在心底。他照命令行事！但如果他的良心在力量上胜过他的利益，它就会继续保留它的自由权利，这样，由于他不愿被人奴役，不肯随波逐流，他们就会把他挤垮。”（《议会记录》，一九一二年，第185页。）
这些事实不是若雷先生的对方所能驳倒的。他们只是回答说：自由主义者的所作所为，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买进土地，把它租给投票公正的选民；总之，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资格充当弱者的自由的保护人。
我们不打算追究这些相互的指责真实到什么程度。在这类问题上，法律上的证据一般是不容易找到的，而且，比起各国的实业巨头、地主、施赈机构的管理人、慈善团体的成员以及高级官吏对从属于他们的人们所施加的间接的和无法惩处的压力来，直接的和可以惩处的高压行为一般说来是微乎其微的。
的确，应当考虑到在全部选民中由下面这些人所代表的巨大的百分率：一旦被解雇以后难于找到另一职业的工人，担心在租约期满时将失去其所占用的土地或根本未订立书面租约的佃农，处在贫民救济委员或天主教慈善团体视察员的权力之下的不幸的人们，地位的提拔以上司的好恶为依归的政府雇员或官吏。也许这还没有发展到禁止他们随心所欲地投票的地步，——无记名投票可使这类事情不易实施，即使不是不可能的话，——但他们却被禁止参加政治活动，不能订阅某些报纸，或者如果他们开设一家小酒店的话，也不能把房间交给他们所赞成的那个政党的宣传员去使用；总而言之，这样就有可能在最初阶段搞垮——如果这些势力不遭到削弱——任何会使工人获得解放的运动。
特别是在神甫和地主互相勾结的乡区，穷人的这种依存状态究竟可能达到怎样的地步，可以从下面这段摘录自一本小册子的文章中看出来。那本小册子是由比利时的一个天主教徒以写给美林的紅衣主教梅尔西埃阁下的一封公开信的形式发表的：
“当教会当局同黄金的势力、同土地和封建传统的大军结成友好同盟而实行压迫时，那就是法利赛主义的统治。
在政府坚决实行神权政治的比利时纳缪尔省，这种城堡和祭坛的可悲的联合比其他任何地方产生了更具灾难性的后果。这里是有组织地以奴役为基础的。在这里，上帝的放债人把他们的至高无上的意志强加在受益人身上，而这些受益人不过是处处受人干预的人，是在这个制度下靠別人的施舍活命的。在公私方面，任何企图表现反抗的行动都遭到抵制，并通过行政手续被剥夺了它的最神圣的权利：它不受法律的保护。人们以同样的权限和同样的压迫手段，通过做礼拜、孝敬神甫及其下属、孝敬领主等办法，向穷人和地位低微的人提出无情的要求。要算这里的穷人和工人最被人瞧不起的了。”[2]
凡是熟悉我们乡区情形的人都会承认这种描绘是真实的。
（丙）报刊
“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孟德斯鸠说，“政府机关的价值并不高于控制这些机关的舆论。”
现在舆论多半是由报刊造成的，并且，除了存在着强大劳工组织的少数国家以外，报刊几乎完全掌握在资本家阶级手中。
从前，一家报纸基本上是一种政治性的事业。某些人为了保卫一种思想或为了取得政权而联合起来。他们创办一份日报，一种宣传或斗争的工具。他们并不想从出售报纸谋取利润。新闻事业与商业毫无共同之处。
大约在三十年的期间，一切都改变了。当然，经常存在着一些或多或少从属于党派组织的政治报刊，但我们越来越看到在一切国家中都兴起一种售价低廉而销路颇广的新型的报纸。它自称是“独立的”，但它实际上是指挥、拥有或津贴它的商人们的奴仆。
就权力而论，我们在这里又看到舆论机关在表面上已经民主化，而实际上则为富豪阶级所攫取。
这种演变在美国早就完成了。它甚至引起人们发生这样的反感，认为报纸的影响正在逐渐縮小，知识界的领袖人物为了求得“较好的生存环境”，已经转到杂志、周刊和每月评论方面去了。
如果说英国的情况也同样糟糕，那当然言过其实，虽然在最近几年中英国的多数报纸已为财政家或有钱人的报业辛迪加所收买，[3]可是，弊端最显著而报馆的组织最可恶的，也许是在法国了。德勒西在《民主和财政家》（《Ladémocratieetlesfinanciers》）一书[4]以及安德烈·莫里宰以更精确的材料在一九一二年出版的《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种强有力的报纸》（《Whyweneedapowerfulpress》）这一小册子中事实上已经清楚地证明：由于缺乏很大的销路，像差不多所有激进的报纸所遇到的情形那样，或者由于开支很大，即使销路很广也无法收支相抵，像一些大的报馆所遇到的情形那样——法国大多数的日报为了生存，便不得不依赖它们的“广告”，接受秘密款项，帮助大银行发行证券，更不必说以热心公益或爱国作掩饰，为吹嘘私人企业活动而接受津贴这种乌七八糟的肮脏事情了，或者更高妙的是绝口不谈一家诚实的报纸应该提出的问题。
不难想像，在这些情况下，一家报纸必然会对普选发生什么影响。借用饶勒斯评论戈科·桑加丑闻的话来说，这样一家报纸“通过一切党派的发声器管在同一个时候发表同样的意见，损害同样一些企业的名誉或给它们捧场，把所有的意见当作羊一样沿着同样的道路驱赶”。
如果老百姓不懂得怎样怀疑“大报”的倾向运动，如果劳工和社会主义报纸由于销路不广有时不能遏制那些运动，那么，目前仍然很大的影响就会是无限的。还应当补充说明的是，在许多国家，特別是在法国，不那么乌烟瘴气的小城市的报纸所具有的政治影响也许比首都的报纸来得大。
（丁）投票群众的有计划的组织
除了被收买、受恐吓或受欺骗的人们而外，还有一些人曾参加传统的政党，并且由于习惯、保守思想以及唯恐成立新党会助长敌方势力这种畏惧心理，因而始终忠实于那些政党。这可以部分地说明，比如说，何以美国存在着两个政党，这两架“机器”在纲领上很少有什么区別，并且二者都是由三教九流的成分组织起来的。
在其他的形式下，法国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在那里，政治标签——共和党、激进党、激进社会党、独立社会党——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英国的程度较差，但情况也是一样。奧斯特罗戈尔斯基用下列语句描述了英国两大政党的堕落：
“这两个政党虽然从它们的政策和方法上说几乎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別，却始终互争权力。它们的领袖当中有些人才干杰出，具有行政的能力，可是即使他们心里想要在行动上保持政治家的风度，也无法办到；他们没有并且不能有明确一致的思想或前后一贯的坚定政策。他们最关心的是党的暂时的利益。他们的纲领首先是为了适应两党斗争的需要而拟订的；除了真正从国家生活中发生的问题以外，其他问题之所以提出，只是为了把它们当作赌博的工具。通常所说的‘党派角逐’事实上一针见血地说明了它们的斗争的主要性质。并不是由于领袖及其党徒（至少是绝大多数）缺乏信念和真诚，而是由于热烈地追求党的胜利这一欲望掩盖了他们的真实意图，往往不可能辩明这种胜利究竟是手段还是目的。”
在这种情况下，各个政党为了获得胜利，就必然或多或少地降到机器的地位，把商界习用的广告术来代替思想宣传。但是这种广告的代价是高昂的。必须在城市或乡区的一切墙头上张贴无数的海报，必须印刷政治信仰的表白、传单、画像、传记等等并把它们送到各家各户，必须创办一家报纸来保卫他们自己的思想并侮辱他们的政敌，必须举行集会、租用礼堂并雇用一大批选举活动工作者、海报张贴者和选举掮客。
据德勒西[5]估计，法国举行一次选举的平均费用为五万法郎。在英国和美国，由于作用越来越大的竞选宣传活动的支出并不列入一般所说的选举费用，所费更大。奧斯特罗戈尔斯基告诉我们，在最近一段时期內，英国竞选运动已经带有真正五花八门的广告宣传的特色。这是在互相竞争的候选人之间关于谁能在大多数的墙上贴满和重新贴满招贴的一种类似赛马的竞赛。一个候选人所张贴的广告愈多，他对民众产生的印象愈深。相反地，如果一个候选人对这种竞赛感到厌倦，人们一定要认为他对自己的事业已经丧失信心，或者更加严重的是，认为他的银行存款已经全部报销。自然，这些招贴与其说是要使选民了解情况并说服他们，还不如说是要使他们目瞪口呆、精神恍惚，对他的实力和数字上所占的优势产生幻觉。
在美国，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情况比这更糟。
为了表现热情或激起热情，各个政党的“工作者”采用一套他们自己称之为“中国人生意”的办法：群众集会中夹杂着音乐插曲、烟火、火炬行列、马队和自行车队、排成纵队前进的几百艘船的水上游行，以及由候选人亲自率领的有时超过十万人的带着旗帜奏着音乐走过党的某些高级人员面前的游行队伍。
不必说，政党的这种规模的竞选宣传如果没有富豪作靠山，是根本办不到的。自然，这些富豪所津贴的，只是他们可以指望它们作出贡献来帮助他们保卫阶级利益甚或私人利益的政党。
法国巴黎的一些大委员会，例如著名的“马斯库罗委员会”所起的作用是尽人皆知的；又如在英国，同大地主勾结起来的造酒商人是保守党的主要支持者，而想要置身于贵族之列的暴发户则是自由党经费的最慷慨的捐助者。
在美国，政客们对于资本主义的依存关系格外显著。
“私人的馈赠”，奥斯特罗戈尔斯基[6]告诉我们，“提供相当大的一部分竞选经费。在多数情况下，这是纯粹的投机，是以后可以通过帮忙而大量收回的金钱投资。大工业企业或金融企业的代表，公司或个別资本家，由于大量捐助竞选经费而获得一种以未来的行政或立法作抵押的保证。就一八九六至一九○四年的总统竞选运动来说，各公司拿出的款项凑成一笔庞大的贿赂经费，及时地开支出去，虽然这个行动只能私底下打听到。据估计，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在一八九六年有七百万美元的作战资金供他支配，在一九○○年有三百五十万美元，在一九○四年有三百万美元。”
在一九○四年总统竞选运动之后暴露出来的內幕使舆论哗然，群起攻击公司的捐款。当时制定了一些法律。这个丑闻本身是一种健康的朕兆。最近几次的竞选就进行得比较谨慎了。但有关的利益对统治阶级十分重要，它们难免还要或多或少地公开使用它们所能掌握的行动手段来影响选民。
总之，占少数的有产者能够使用合法或非法的有力手段来使“人数的力量”保持中立或转到他们这方面来。他们的一边有着传统、“社会权威”的名声、办事经验和门径。他们通过教会、学校、慈善团体等等用千百条利害关系或恐惧的绳索把穷人牵在自己手里。他们可以抵制怀有敌意的商人，解雇具有独立倾向的工人，赶走胆敢反对他们的佃户。他们拥有力量无限的报刊。他们统治着需要靠他们的金钱维持生活的旧的政党。在这种情况下，不论这些控制的手段是否为强大的工人组织所遏制，他们在普选制度下保持着几乎像在有限选举制度下一样的优越地位。
可是，随着他们的传统势力的削弱，他们不得不凭借更粗暴的或更不诚实的手段来维持他们的优势。
一方面，直接的、特別是间接的贿赂和高压起着或多或少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某些资产阶级政党虽然日薄西山、分崩离析并且成分复杂，却利用它们的操纵组织机构的技巧和推行机会主义的策略，以弥补它们的缺乏纲领这一缺陷。英国的政治作风还算是比较好的，但奧斯特罗戈尔斯基在谈到英国的政治竞争时所描绘的这幅图景却决不是令人鼓舞的，
“政党的一切活动最后变成一种不是说服选民而是使他们陷于催眠状态的运动；这无非是继续不断地打动他们的感情的行径。所用的一切方法起了一种图谋全面地影响选民的轻信心理的作用；那些政党各显神通，竞以天花乱墜的謊言、形诸文字和图画的带有誹謗意味的暗示、打动人们的贪欲或畏惧的行动，或者用单纯贿赂的卑鄙手法，出其不意地襲击老实的选民。它们把擄获的选民像牲口一样领到投票的地点；获得胜利的，并不是具有最高原则的曾有功于制定最能造福人民的法律的政党，而是有最大数量的小汽车供其使用的政党。”
固然，作者宣称，由于工党登上了舞台，它已在它的活动范围內使这些惯例得到了改进。但是它的活动所能达到的范围还非常有限，而事实仍然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尽管实行普选制，尽管存在着“人民的主权”，选民中间的实权一般属于富人。
而且，即使这种权力居然旁落，他们也能通过对当选的议员而不是再对选民施加影响的办法，重新把权力抓到手里。
Ⅱ．对当选的议员施加的影响
由于有产阶级对选民拥有控制权力，西方世界的三大民主国家是受资产阶级政党统治的。
可是这些政党自称为激进党或民主党。它们不得不考虑到工人阶级。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代表，它们有时甚至不能组成议会的多数。为了生存，它们被迫使某些改革方案获得通过，制止某些弊端，抨击某些阶级特权，并且，如果除了资本主义对选民施加的影响外，不再有资本主义对当选的议员和政府施加的影响，那么它们是会进一步保持局面的平衡的。
当然，这种活动并不十分明显。它如果不把自己伪装起来，就不能收到实效。然而，它的效果是可以猜想到的。我们研究了存在于政治和实业或财政之间的关系以后，可以发现这种活动。我们也往往看到，使资本家的无耻行径暴露无遗并使政客的名誉扫地的丑事把这种活动放到众目睽睽之下。
而且，要想深入了解民主政治的这种阴暗面，我们也不乏门径可寻。在这里，奧斯特罗戈尔斯基的《民主和政党》一书仍旧是主要的资料来源。但是另外还有两本书可以有利地加以补充，其中一本是我们已经引证过的德勒西所写的关于法国的著作《民主和财政家》，另一本是贝洛克和切斯特顿合写的关于英国的著作《政党制》（《Thepartysystem》）。
（甲）美国
受金钱势力支配的美国资产阶级政党，差不多总是由职业政客在一位“大亨”的领导下组成的所谓“机器”、即一个具有唯利是图的基础的系统所操纵的。奧斯特罗戈尔斯基在指出了这一点以后，用下列语句描述了这些机器——中央机器或地方机器——对普选产生的议员所施加的影响：
“在每一个众议院里，这架机器都‘拥有’一定数量的由它供给竞选费用的议员……。有些立法者出卖他们自己。其他为数更多的人是乡区来的老实人，他们是由于软弱而屈服的。”
不消说，那位大亨以及其他“幕后人物”和政客多半只是大铁路公司和其他金融或实业公司手中的工具罢了。
特別是在最近几年，被人收买的操纵政治机器的政客已经稍稍退居从属的地位，贿赂的零售业即使没有遭到禁止，现在也只起次要的作用了；居于掌握全国和地方议会大权的超立宪政府之上的，不再是大亨或政治团体，而是高级财政和大企业的巨头了。资本家对于公共权力的夺取是做得很全面的，这一点可以从奧斯—特罗戈尔斯基关于两院的情况以及全国和地方议会的情况的概述中看出来。
1．国会。在参议院、即美国的大议会中，没有人关心公共的福利。这毋宁说是一个面向全国的大交易所，其中有一些分別经手鋼铁、棉花、木材、石油等买卖的“角落”，配备着一心想获得某些法律或阻止其实施的、负责经管所有这些私人企业的精明的经纪人和熟练的跑街。买卖是他们的目的，而生意经是他们的方法：国会的工作按“公平交易”的原则进行，每一党派为它所表示的支持索取代价，并且在它感到满意以前阻挠议案的通过。
在众议院里不像在参议院里那样有充分的财阀代表；代表私营“企业”的议员也许不超过三分之一；但是其他的议员是受那使他们闭着眼睛投票的党纪的约束的。
2．州议会。在那些受政治机器支配的、同时也正是资本主义的集中表现得最濃厚最发达的州里，议会的大多数议员不过是“大亨”的娄罗，他们接受他的命令，乖乖地把各种各样的特权给与资力雄厚的实业公司或金融公司。
3．市议会。市议会照例像州议会一样，充满着由公司选出的或直接由它们收买的“受贿议员”。他们从事同样的业绩，对公共福利产生同样灾难性的后果。
贿赂所留下的未完成的工作，轻率和浪费的习惯可以把它完成。由于影响到将近一半的美国居民和他们的切身利益，各城市的行政机构提供了美国由选举产生的政府的彻底大失败的景象。但是，如果不指出近年来已经努力改进城市的行政管理并在总的方面给与审议会以此较健康的气氛，那是不公正的。
在一九一二年的总统竞选运动的过程中，威尔逊总统关于这个问题作了某些有趣的说明：
“美国人民已经决心要为政治和大工商业作一件有益的事情……。他们将打开门户；他们将卷起帘子；他们将把有病态的东西拖到户外的阳光底下。他们将组织一次大规模的狩猎，用烟熏把某些兽类从它们的穴洞里赶出来。他们将把野兽逐出莽丛，而在过去狩猎的时候不是他们逮住了野兽，反而是野兽逮住了他们。因此，他们已经打定主意要带把斧子去削平莽丛，看看野兽究竟躲在哪里……”[7]
当然，这些话是一个候选人说出来的，如果我们过分重视，那就错了。不过那种倾向倒确实存在着。公正的观察家——比如说，我想到的是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娄厄耳[8]——叫我们注意这一点，并且认为欧洲人可能是夸大了美国立法机关的混乱组织。
可是另一方面，他们没有并且也不能否认，现在各大公司拥有左右代议机关的巨大能力，因为它们能够向“大亨”的亲戚朋友以及靠他吃飯的政客们提供无数的职位。
（乙）英国
英国具有政治传统和明确的社会分工，在这样的国家里，金钱势力能对立法和行政人员施加的行动并不这样直接，并不这样粗暴，而且从另一方面说，也没有这样的必要。
保守党即便在不占多数的时候也掌握着一个十分厉害的强大的少数，足以保卫它的阶级利益。如果构成自由党的右翼的富豪拒绝加以支持，自由党就势必会软弱无力。在这两大资产阶级政党里，组织是寡头政治式的，因此美国的那种影响舆论的方法在这里没有存在的理由。
但是，它们没有、不敢和不能直接做的事情却在某种程度上间接做出来了。
事实上似乎毋庸置疑的是，特別是在自由党里，许多议员感到或多或少依存于那些为党提供经费的大资本家。
究竟是用的什么手法呢？
要了解这一点，你就应当——请原諒这种明显的夸张——读一读贝洛克和切斯特顿写的那本不寻常的小册子。[9]
按照我们这两位作者的说法——并且奧斯特罗戈尔斯基在他的那本巨著里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现代的英国并不是像表面上那样由下议院所统治，而是受一个或毋宁说是两个指挥集团——“政党领袖席”——支配的，他们在“领导人”的最高权力控制下得到他们的“议会领袖们”的协助来组织政府。
“（他们问）下议院的权力转移到谁的手里去了呢？转移到了一个没有正式名称（因为它是秘密活动的）但可以称之为政党领袖席的政治委员会的手里。这个委员会不是由票选、口头表决甚戎默认所指定的。它的成员并不依靠下院的意志或全国人民的意志才享有他们的地位。它是通过互选的手续并且多半是在有钱的政客及其娄罗中间选出的。它事实上构成一个单一的团体，当它的利益或权力遭到威胁时，它在行动上就完全像单独一个人一样。”
当然，“政党代表席”并不掌握绝对的权力。他们必须考虑到群众的愿望、他们的党的意志以及“下层”同事们的意见。但是，领导人通过议会领袖的媒介至少对“下层”同事们所拥有的支配能力，并不总是单纯以精神因素为基础的。
事实上，选举花费很大，那些政党的地方组织一般都很穷。在下院占有一个席位，意味着很大一笔开支，即使在今天议员领取薪金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撇开工人议员不谈，在这些情况下，一般只有三种类型的人能够进入下院：第一，有力量津贴地方组织的某些地区的富人；第二，党的中央委员会可以指望他们慷慨解囊而加以吸收的原来是党外的富人；最后，一些比较穷苦的人们，他们或多或少地同意成为党的奴仆，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中央金库的津贴来支付他们的竞选费用。
现在，这种使金库充盈的秘密资金完全在领导人的支配之下，从而多少给他们的权力提供了物质基础。他们有时候力求通过比较合法的投机买卖增加他们的资金，但它大部分是有钱的党员拿出来的。很难说这些捐款人是或仅仅是出于为美好事业奋斗的热诚。他们比较关心的是保证自己得到党的最高组织的承认。
对他们来说，拿出去的金钱是一种投资。有些人希望得到下院的“稳妥席位”，另一些人希望得到尊敬的头銜：爵士、勛爵甚或更高的头銜。最后，还有像大政治阴谋家这样一些人，他们不遗余力地支持保守党，依靠和他们抱有共同政治信仰的人的帮助来保卫他们的利益。
这些金钱上的干预对于当选议员的影响究竟达到怎样的程度呢？这很难具体说明，并且英国也并没有发生类似、甚至稍稍类似美国某些立法机构中有时演出的丑剧。但至少可以指出：固然保守党明确地是一个赞成维持现状的政党，自由党对少数富人的依存关系却也使自由党畏首畏尾，妨碍它在民主或社会改革道路上的前进步伐。大体上，奥斯特罗戈尔斯基在他的著作里对于英国政治似乎作出了同样的判断：
“虽然尽可能地照顾到一些条件和限制……我们却仍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英国政府目前互相冲突的社会的和财阀的势力来看，从它的有组织的政党的制度来看，从行政权力的无上地位和占压倒优势的官僚政治来看，英国政府不是一个道地人民的政府。这是一个受寡头政治操纵的民主制度。”
（丙）法国
在欧洲所有的大国中，法国无可否认地是政治制度最接近民主理想的一个国家。
年满二十一岁的所有法国人都是选民。由多数选民选出的议员征收捐税、制定法律、监督政府的工作，并且可以通过投不信任票的办法把政府推翻。参议院，即法兰西各省组成的大议会本身就有一种比较民主的起源。共和国总统是一个执政几年而并无绝对权力的根据宪法产生的临时元首。
在这些条件下，其他地方的任何民主国家似乎都不会这样有效。可是，从社会的观点来看，其他的议会很少像第三共和国议会这样的保守，因为它在战争的压力下，眼看已经成为确立累进所得税的欧洲最后一个议会。
查尔斯·迪尔克爵士有一天在谈起他本国的一位政治家（我不了解他的身分）时，指责那个政治家有计划地反对一切改革方案，并且对我说，“他像一个法国激进派那样保守。”事实上，坐在波旁宫里左翼席上的许多议员，不论他们称为社会党、激进社会党、激进党、民主党或进步党，都有这个共同点，因此他们的政策基本上是尊重有关收入、个人财产或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一切事情的。
那些自称为激进的党派之所以如此保守，当然大部分是由于法国是一个农业国，大多数的选民是土地所有者，而革命后的重分土地更使千百万农民关心维持已经建立的秩序。
可是这些农民尽管在人数和社会影响上占有重要地位，却并不是法国的真正的主人。
在这个国家里，较大的资本主义不如像在英国或德国那样发达，但它由于遭到较小的反对，支配政府的势力也许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来得大。
法兰西银行、地产抵押公司（土地银行）、铁路公司以及工商界巨头，不仅是经济权力，而且是支配民主政治表面上的控制者的政治权力。
这是拉马丁在一八三八年就已经预料到的，那时他在众议院发表了一篇值得赞扬的演说，反对将铁路租给私营公司。
“在阅读历史或观察局势发展的时候，有一种情绪总是强烈地引起我的注意；这是人们对于公司的恐惧，这是真诚而进步的自由在一个国家中或在一个文明社会中同公司的势不两立。如果按照你们的轻率的计划，把五、六十亿股金的无数股东归并进集团企业，归并进实业公司和金融公司，因而铁道系统将集中在它的若干公司的手里，哎喲，我不知道将产生怎样的结果！
那么，要不要改变运费率？可是你们用什么办法来改变呢？用法律。可是谁来表决这个法律呢？占投票人多数的股东。那就把铁路接收过来！可是谁来表决这个议案呢？仍旧是股东。那就建设对抗路线。可是，为了这些路线来投票的是谁呢？占投票人多数的股东。那就在你们路线的背后来改善、完成和改变铁路系统！可是，对于这种也许是全国一般利益所要求的改善和扩展，谁来投票表决呢？又是股东。这就是说，你们一下子就把一切竞争、未来的成果、你们全部疆土上的未来的改善永远抵押出去了。人民对当局的要求、诉苦和谴责都不会产生效果，人民和你们将在若干四分之一世纪或半世纪的期间受那些公司的权力的支配。你们将使人民的利益和一般的利益从属于那些公司。”
也许，其他任何社会预言从来没有这样彻底实现过；自然，拉马丁关于铁路公司所说的一番话，经过必要的变更，完全可以适用于统治着法兰西共和国的其他大公司。
我们已经看到，为了保证这种统制，资本家或者在可能时使自己当选为议员，或者并不在乎自己出头露面而以资金津贴那些能够提供保证的政客们所组成的委员会，借以对选举团体施加影响。
但除此以外他们还直接影响到议员和政府。
在德勒西的著作中，[10]有一段话详細地（并且举出许多名字来证实他的论据）说明了人们用什么手段使每一集团中的忠实部下利用他们的势力来为资本家的庞大企业服务。
首先，除了那些在参加政治以前曾在金融界或工商界活动的名副其实的实业家议员之外，且看一看由于加入一个或几个董事会而与私营企业共命运的某些政客。
这两类的实业家议员人数并不很多；包括参议员在內，他们在议会里至多只有一百人。但他们在议会的同事中间拥有很大的势力。他们不难把比较贫寒的同事们的儿子、兄弟、侄子或表兄弟安插到他们的公司里去任职。这样，他们就在各党各派结交了一批得到他们好处的朋友，这些朋友甘心情愿拿选票来作为报答，并在时机成熟时拥护他们起来执掌政权。．
其次是担任公司法律顾问的众议员或参议员。每一个实业公司或金融公司必须在身边有一个总法律顾问，他给它提供意见，当涉及组织辛迪加、托拉斯、联合企业和其他垄断机构这种微妙的问题时指出采用哪些方法才不致违背法律，并且必要时可以为它出庭辩护。这些任务报酬很高。通常是规定一笔固定的薪金，遇到出庭时另加优厚的酬劳。所以追求这种位遲的人很多。
在最近十五年间，大的实业公司和金融公司宁愿在议员中间物色它们的法律顾问。不用说，它们所聘请的当然不是众议员或参议员，而是法律顾问，并且，当案件发生时，如果这个法律顾问——众议员或参议员——除了他的法律才干之外还发挥了他对政府的影响，那是只有存心不良的人才会加以批评的一种单纯的巧合。
而且，公司的律师和资本家只构成议员总数的一小部分。可是他们通常都是领袖。他们的经验或才干使他们适合于担任不同的任务。在执行这些任务时，他们表现出他们有能力充任內阁的职位，并且在经过几次考验之后，如果没有发生什么损害他们的名誉或使他们丢脸的事情，他们就会掌握政权。
由此看来，共和国的统治者既然一旦引起了银行和报刊的反对便无法生存，于是就逃避人民的控制而屈服于事务家的控制，这又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
阿纳托尔·弗朗斯曾经问过一位部长，为什么政府关于改革事项显得软弱无能。
所得的答复是：“你说我们该怎么办？财政部长在里昂信贷公司里，海军部长在克鲁索公司里，陆军部长在‘委托公司’里，等等。”
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无论什么地方的民主国家里，真正的主权不是属于人民，而是属于受金钱势力支配的政党。
奧斯特罗戈尔斯基已经异常有力地指出了这种局势的危险，为了补救这种局势，他提出了某些纯粹从政治入手的解决办法，虽然它们是不可靠的并且也是不够的。
他说，“解决各个政党所提出的问题的办法不是被明白地指出来了吗？难道它不是在于我们在实践上不再利用僵硬的政党、即拥有追求其自身目的的力量的永久性政党吗？难道它不是在于使党恢复并保持它的为了一定的政治要求而特別组成的公民团体的基本特性吗？”
我们尽量不抱这种看法。的确，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社会里党务起着过分重要的作用；为了一项具体的要求而把公民组成团体来同这种独占的势力相对抗，这也许是一个有效的办法。可是我们怎么能够设想，这种同盟的建立足以消灭以政党政府为幌子的财阀统治呢？让资本主义像统治旧政府那样来统治民主国家的，就是“财富是权力”这一事实。
遏制财阀统治的不二法门并且也是从政治上加以剥夺的最后结果是：用作为阶级政党而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的权力来反对财阀的权力，反对那些纯粹作为财阀的政治表现的旧政党。可是，无产阶级的权力本身是不是充分呢？假如它是充分了，那么，由于议会政治的破产，是否还应该担心它那夺取政权的努力是没有办法和徒劳无益的呢？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要探讨的问题。
[1]奥斯特罗戈尔斯基：《民主和政党》，一九一二年法文版，第217页及以下。
[2]斯蒂斯蒂芬：《布萊的计划》（《LeprojetPoullet》），布鲁塞尔，勒培克书店一九一三年版，第24ontface="宋体">页。
[3]奥斯特罗戈尔斯基：《民主和政党》，一九一二年版，第182页。
[4]第145页及以下。
[5]《民主和财政家》。
[6]第473页。
[7]伍德罗·威尔逊：《新自由》（《Thenewfreedom》），紐約达布耳德—佩季出版公司，一九一八年，第116页。
[8]娄厄耳：《舆论和人民政府》（《Publicopinionandpopulargovernment》），紐約朗曼斯—格林出版公司，一九一三年，第139页。
[9]《政党制》，伦敦，一九—○年。
[10]《民主和财政家》，第76页及以下。 |
第一部分夺取政权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二国际->艾·王德威尔得《社会主义反对国家》（1918）
第一部分夺取政权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思想最初是以十分简单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例如，恩格斯以下列方式同时描述了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所要完成的革命的目的和手段：
“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就要为生产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所代替，这种生产是以满足全社会以及社会每一成员的需要为目的的。那时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在这方式中，生产品起初奴役生产者，以后又奴役占有者——也将被以现代生产资料本身的性质为依据的新的分配形式所代替：一方面，是生产品的社会的直接占有，用以作为维持生产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是直接的个人占有，用来作为生活和享乐的资料。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把大多数的居民变为无产者，因而造成了一种在死亡的威胁下不得不起来完成这个革命的力量。资本主义逐渐把主要的生产资料变为国有财产，因而它自己确切地指出了完成这一革命的道路。无产阶级将夺取政权，而把生产资料首先变为国家的财产。可是因此它也就消灭了自己作为无产阶级的那种性质，消灭了所有的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同时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那种国家。”[1]
我们看出，在恩格斯的思想中，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即社会革命的实现需要有两个先决条件：
1．广大居民的无产阶级化；
2．无产阶级的采取政治行动，以便夺取政权，从而成为统治阶级。
在这两个条件中，前者并不以工人的意志为转移。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就没有无产阶级，而如果没有无产阶级，就没有社会主义；因此，所产生的第一个问题是要知道，在大多数的先进国家中，无产阶级是否确实构成或势将构成“居民的绝大多数”。
如果我们根据完整的统计资料来证实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肯定的答复，那就会越出本文研究的范围。
这件事我们已经在別的地方做过了，[2]至于其余的问题，最近几年的大工业调查报告证明，在资本主义生产占优势的一切国家里，工资劳动者的人数在牺牲独立生产者的情况下不断地增长起来。
法国的小资产阶级的势力仍旧十分雄厚，但甚至在这样的国家里，一九○六年的官方统计资料也表明：在大约二千万的就业人口中，男女所有主不到八百三十万，而工资劳动者则有一千一百七十万人——大约二与三之比，[3]并且后者的比率有增长的趋势。
这种情况在德国格外明显，因为那里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速度要快得多。我们可以根据下列数字作出判断：
商业、工业、农业中的就业人口
雇主工资劳动者
比率
1882……5,191,00011,013,000
2.1
1895……5,474,00013,438,000
2.5
1907……5,490,00019,127,000
3.5
由此可见，所有主的人数是始终稳定的；工资劳动者的人数则增加得很快，并且，即使劳动者的无产阶级化在一切国家中并不是同样显著的，今天也有一些像萨克森、比利时、英格兰这样的国家，已经具备了夺取政权的两个先决条件之一：大多数的人民是由从事体力或脑力劳动的无产者构成的。
至于另一个条件，只要打开社会主义国际局定期出版的一份公报，就会相信：凡是在资本主义根深柢固的地方，嗣后总存在一个名为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劳工党、工党等等的组织，这种组织主要是由无产者构成的，他们信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确定自己的目标是以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来夺取政权。
多数的社会主义者（即使不是所有的社会主义者）承认：这种政治行动可能或必须在一个特定时刻采取一种革命形式、即按借用暴力这个意义来说的革命形式。
但实际上这并不妨碍他们取得这样的一致意见，
1．无产阶级应当力求获得适用于一切选举的普选权，连同使普选权得以正常行使的种种政治权利。
2．它应当利用选票，以便使尽量多的代表渗入地方、各省和全国的议会。
确立或彻底扩大普选权，显然不再是不能估计时间迟早的问题。普选权最近已在荷兰和罗罵尼亚确立起来。它明天将在比利时出现，并且，尽管在德国发生德皇亲自宣布有必要废除普鲁士的选举制这样的事件，谁也不会怀疑，几年之内民主制度将在享有欧洲文明的一切国家取得胜利；“人民的主权”即使不是在事实上也至少在法律上将臻于完备；除非作为一种残留的装饰品，旧的王位将不再存在；在法国、英国、美国，在澳大利亚或南非这样一些英国的殖民地，我们将看到这个已经存在的制度全面扩展开来，虽然那些地方还存在着地位必将降低的“保守的保证”。
但是，仅仅掌握选票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利用选票的知识和力量。现在，恰恰就是在旧的王位已经大部分完全消失而民主政治的形式已经大部分完全实现的那些国家里，人们对政治行动的效力以及无产阶级用这方法夺取政权的可能性产生了莫大的怀疑。
事实上，在那些可以说是存在着纯民主形式的国家里，谁会冒昧地把奧斯特罗戈尔斯基在《民主和政党》（《Lademocratieetlespartispolitiques》）一书中关于现代政治演变的描述说成是虚妄的呢？这本因引证大量原始资料而具有坚强论据的著作说：
“重新回到出发点，我们看到国家是掌握在一个阶级手里，而由这个统治阶级所体现的社会则把社会的、宗教的和政治的惯例的全部重量压在个人身上，使他透不过气来从而加以统治。但是，这个三重的暴政在一个精神和物质体系的多重力量的压力下正在软化和衰落。自己揭露自己的宗教信仰的热诚，意气风发地表现出来的理性的批判，工业方面的新机器——所有这些联合起来使个人摆脱他的镣铐。自主的个人最后被宣布在国家中占有无上地位，并且，由于爱护他的新的权力，他力求把制度上的和超制度上的一切社会关系都直接聚集到他身边，像聚集到它们的本源那里一样。然而，奇怪的现象是：他愈是前进，他似乎愈加重新接近他的出发点。
事实上，我们看到个人在国家中的作用縮小到极微弱的地步：他所行使的，不过是如此大吹大擂地和虚伪地说成是属于他的主权的影子；实际上，他没有权力来支配那些以他的名义和得到他的许可实行统治的人们的当选；政府是一个垄断组织：它被掌握在一个阶级的手里，这个阶级虽然没有形成一个种姓，却构成一个在社会中别具一格的集团；它往往由一个依赖这一阶级并不顾国家的共和形式而享有专断权力的人所行使。社会的广大群众淡漠地和默从地受着这种奴役，正如他们从前有被加上造反罪名的可能而不得关心公共事务时一样。政府完全听凭那些以其企业反对公共利益的私人利益集团摆布；立法和行政被买进卖出；公职本身事实上在被人拍卖。”
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制度看来只是一种空洞的形式，资产阶级像从前对于有限参政权的制度一样，很容易地就适应这种形式了。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十分容易指出的：人民群众的无知、轻信和默从；职业政治家的贪污腐化；传统政党的僵硬结构之反对新政治组织的诞生和发展；已经出卖给资本主义的廉价报刊的挫伤人们锐气的影响；资产阶级国家对于所属官吏、对于受其教诲的儿童和青年、对于关在它的营房中的士兵、对于它为了社会的保守而给予津贴的教会的忠实信徒等等的直接行动。
但是，所有这些原因本身归根到底使我们追溯到一个基本的原因，那就是：在我们这些民主国家中，甚至比那些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不甚发达的国家更胜一筹，真正的权力属于财政、工业和大地产的南面王；目前，无产阶级走向夺取政权的第一步同资产阶级夺取公共权力的成就相比，不过是小巫之见大巫。
这种公共权力的夺取是用什么手段和怎样完成的？现在又是怎样维持的？这就是我们所要说明的问题。我们将主要从当代世界的三大民主国家即美国、英国和法国援引一些例子来加以证明。
接着我们将探究一下，假定无产阶级不管资产阶级拥有怎样的反抗手段仍能赢得多数，这种胜利是否会由于议会制度的破产（它目前的衰落看来是它最后被埋葬的先兆）而变成无效。
[1]参阅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76页。——译者注
[2]王德威尔得：《集产主义与工业发展》（《Lecollectivismeetl'evolutionindustrielle》），巴黎，社会主义丛书版。
[3]《高等社会研究学校关于工商业企业集中问题的会议》（《Conferencesfaitesál'EcoledesHautesEtudessocialessurlaconcentrationdesentreprisesindustriellesetcommerciales》）一书中封丹先生所写的绪言，巴黎阿尔康书店一九一三年版。 |
导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二国际->艾·王德威尔得《社会主义反对国家》（1918）
导论
Ⅰ．改良主义社会主义
Ⅱ．革命工团主义
Ⅲ．社会民主主义
谁都知道或者至少听见人家谈起过斯宾塞的那本分量不大的书《人反对国家》（《Themanversusthestate》）。
当我把这些漫谈称为《社会主义反对国家》的时候，我没有忘记斯宾塞挖空心思想出来的那个用来反对社会主义的书名。
目前，当国家由于战争或战争造成的沉重的财政负担而越来越抓紧大工业时，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感到重要的是要反对这种连有些社会主义者都没有能够摆脱的十分普通的倾向：把社会主义同国家统治主义混为一谈，认为在扩大国家权力的过程中含有集产主义的许多局部的胜利，以为只要促使地方所有权和国家垄断组织的发展贯彻到底，就足以保证社会主义的前途。
正是这种风行一时的观察问题的方法，在许多人的心中产生了反对社会主义理想的根深柢固的偏见。
比如说，很多人虽然从来没有彻底研究过社会主义，却认为福楼贝尔用来描绘革命宣传家和未来警察局密探塞涅卡的心理的这幅漫画就是社会主义的写照：
“他已经确立了一个合乎道德的民主政治的理想，这种民主政治具有由一片小农场和一座纱厂构成的双重形态，一种美国的斯巴达，在那里，个人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对于一个比西藏活佛和尼布甲尼撒[1]那样的人更加拥有无限力量的、绝对的、永远正确的和神圣的社会作出贡献。”
而且，即使在学术界，这种思想也还颇有地位。你只要打开勒鲁瓦—博利厄的那篇论政治经济学的论文，就能找到这方面的证据；你会发现下列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
“社会主义是一种制度，它利用国家强制、即通过条例或课税实行的强制，在人们中间推行一种比在纯契约自由制度下自发产生的状况较为平等的状况。”
接着，他又说：
“而且，孤立的个人或家庭今天成为许多自愿和自由的组合的一部分：不同的社团具有文化的、精神的、物质的、金钱的等等不同的目的。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将规定一切生产，担负起减轻一切不幸和教导所有的人的责任，在那里，个人将毋需再参加任何这种形形色色的慈善的关系。既然摆脱了对于別人的具体责任，并且在供应一切的、全能的国家面前丧失了全部的主动性，他将比今天更加成为人类的一粒尘埃。”
由此可见，对于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来说，社会主义和国家统治主义几乎是同义词：社会主义就是结果由国家不但吸收每一个个人而且吸收每一个自主的或独立的集体的国家统治主义。
但是，如果我们请教社会主义者，特別是请教曾对现代社会主义的理论发展以及对参加国际的各国党的原则与纲领的宣言起草工作发生重大影响的恩格斯和马克思这两位理论家，所得的答复就会完全不同。
事实上，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社会主义非但根本不同国家统治主义相混淆，而且是它的对立面。它的终极目的不是国家的无限权力，却反而是国家的废除。
恩格斯在他于一八八四年发表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本著作里，做了马克思本人生前未能完成的工作，用一篇通俗性的论文总结了他们共同研究的成果。在这本书里，他说：
“所以，国家并不是永远存在的。有过这样的社会，那时不曾有国家，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在经济发展必然同社会分为各个阶级这一事实相结合的一定阶段上，国家成为这种阶级区分的必然结果。现在我们正在以急速的步调接近生产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这些阶级的存在不仅不再是必然，而且成了生产的直接障碍。因此这些阶级正如它们过去不可避免地要产生一样，是不可避免地要消灭的。随着阶级的消灭，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归于消灭。根据生产者自由平等的结合来重新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那时它适得其所的地方——古物陈列所里，而与纺车和青铜斧并列在一起。”[2]
这段文章说得清清楚楚，完全无瑕可击：正如这个理论的大师们所解释的那样，社会主义因此不是国家统治主义的，而相反地是反国家统治主义的。
那么，一般人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怎么会同它的主要理论家们所教导的內容恰恰相反呢？
要了解这一点，就必须把刚才引述的那段文字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的其他段落作一比较，从而彻底弄清楚他们的思想；因为其他段落所讨论的，不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而是达到那个目标的手段。这样我们就会看出，如果说他们希望在社会主义获得胜利以后“把国家机器送到古物陈列所去”，他们就是希望工人们掌握这种机器，并且使它在被抛弃以前为工人们的利益服务。
这一点在《共产党宣言》的下列几段文字中解释得很清楚：
“共产党人（我们今天应该说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余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3]
接着又说：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无产阶级变成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无产阶级运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所有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即集中在已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更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暴力的干涉，即采取这样一些措施，它们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和没有效力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却会越出本身，使进一步向旧的社会制度举行进攻成为必要，并成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所不可避免的手段。
这些措施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里当然会是各不相同的。
但是，在各个最先进的国家里几乎到处都可以采取下面的办法，
1．剥夺地产，把地租供国家支出之用。
2．征收高额累进税。
3．废除继承权。
4．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
5．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
6．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
7．增加国营工厂和生产工具数量，按照总的计划来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
8．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別是在农业方面。
9．把农业同工业结合起来，通过全国各地居民更加平均的分布，逐步消灭城乡之间的差別。
10．对一切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工厂童工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
在发展进程中，当阶级的差別已经消灭和全部生产集中在由各个成员组成的一个团体手里的时候，公众的权力就失去自己的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团结成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运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就消灭阶级对立存在的条件，就根本消灭一切阶级，从而也就一并消灭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
代替那存在着各种阶级以及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4]
我们现在能够明白，按照你从社会主义的当前目标或最终目标着眼，社会主义可以怎样被认为是国家统治主义的或非国家统治主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可以概述如下：
1．从国家权力、国家政权和作为权力机关的国家的意义来理解，国家是社会达到一定发展程度的产物。“为了使这些对立，这些经济利益相互矛盾的各阶级，不要在无益的斗争中互相消灭而使社会同归于尽，于是一种似乎居于社会之上的力量，似乎可以缓和冲突而把它纳入‘秩序’之中的力量，便成为必要的了。这个从社会中发生、而又高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离开社会的力量，便是国家。”[5]
2．从抑制阶级对立这一需要中产生的、但也是在阶级斗争中产生的国家，通常就是由力量最强大的阶级所统治的国家，这个阶级从经济上实行统治，并依靠国家这一工具也成为从政治观点来说占压倒优势的阶级。
3．无产阶级革命的当前目标是掌握国家，夺取政权。
4．无产阶级将利用这种政治上的无上权力逐渐夺取资产阶级的一切资本，把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的手里，即集中在作为统治阶级而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的手里。（《共产党宣言》）
5．因为它将由此而消灭导致阶级斗争的条件、即消灭阶级，它将使它自己的无上权力丧失阶级无上权力的性质：作为权力机关的国家可以消失；这是由于旧的资本主义社会连同它的阶级和阶级对立将被一个联合体所代替，在这个联合体中，各人的自由发展将成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我们可以看出，在这方面，“国家”这个名词是用在严格的意义上的：这不是管理事物的问题，而是治理人的问题；不是国家作为一个管理机关的问题，而纯粹是国家作为一个权力机关的问题。
这便是我们为了要加以废除而竭力想把它夺取过来的国家，而所采取的行动则遵照考茨基在其对爱尔福特纲领的解说中到出的明确的公式，
“民主政治将使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以便靠政权的帮助把国家变成一个庞大的经济合作组织。”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夺取政权的观念今天比较明确地重新出现在参加国际的各国党的纲领中。
而且，根据伦敦代表大会（一八九六年）和巴黎代表大会（一九○○年）的决议，国际只容许符合下列条件的联合会和工人团体参加它的代表大会：
1．一切坚持下列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协会：实行生产和交换手段的集中，工人们团结一致并采取国际行动；由作为一个阶级政党而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用社会主义的手段夺取公共权力。
2．一切工人团体，它们置身于阶级斗争的战场，在其宣言中承认采取政治行动，即立法和议会行动的必要性，但并不直接参加政治运动。
伦敦和巴黎代表大会的这些决议所抱的目的和产生的效果，是在右翼和左翼方面拒绝这样一些协会或团体参加，这些协会或团体固然挂着社会主义的招牌，却并不接受上文所解释的关于由作为一个阶级政党而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夺取国家、夺取政权问题的基本思想。
一方面，在法国有独立社会党人，在意大利有“右翼改良主义者”，在英国有“工党”，有像约翰·贝恩斯那样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宣布赞成某些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社会化或至少是国有化和地方国有化。同时却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反对工人阶级在阶级斗争中实行合作。
另一方面，有无政府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反对议会政治的工团主义者，他们置身在阶级斗争的战场上，争取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社会化，同时却又否认有必要采取政治行动，否认应该“由作为一个阶级政党而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用社会主义的手段夺取公共权力”。
总之，战前在工人运动中有三种主要的倾向：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工团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
从理论的观点来看，这三种倾向是或多或少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联的，但头两种乃是一些偏差，它们一方面导致一种社会主义激进主义，另一方面导致无政府主义；相反地，第三种却是发展了马克思的思想，并使它适应于半个世纪在社会环境上所产生的变化。
我们打算特别从这三种倾向对于国家的作用和性质的看法的观点来加以说明。
Ⅰ．改良主义社会主义
在大战前夕成立的劳工和社会主义国际组织的内部，有这样一些团体：意大利的“左翼改良主义者”、德国的“革命党人”、英国的“费边主义者”和法国的统一社会党的右翼。这些团体是或多或少同改良主义社会主义有关的。
可是，在属于这些不同团体和派系的个人中间，或者在这些团体和派系的本身中间，存在着见解上的种种不同的差别；因此，如果想要表述他们的共同的观念，就必然会引起他们的纷至沓来的反对。
比如说，法国统一社会党的最富于改良主义色彩的党员可能会、甚至应当反对这个关于改良主义者的诨名，因为他们考虑到，作为社会主义大团结的基础的共同声明说，“从社会党的目的、理想和它所用的方法来看，社会党固然在力求实现工人阶级所要求的种种眼前的改良，却并不是一个改良的政党，而是一个阶级斗争和革命的政党。”
要想找到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我们必须越出社会党的范围，或者回想到大团结（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大团结）以前的一个时代，即回想到这样一个时候，那时亚历山大·米勒兰在圣曼台的著名讲演中用下列几句话表述了据他看来“足以”说明一个社会主义纲领的三个根本问题：
1．一等到各种各样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已经成熟，足以为社会所有时，国家的干预便立即把它们从资本主义的势力范围转移到公共的势力范围。
2．通过普选来取得各种公共的权力。
3．工人们结成国际的同盟。
这“三个根本问题”虽然表达得不够确切或详尽，却毕竟是符合于人们为了争取参加国际的代表大会而必须遵守的“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
可是，米勒兰固然承认工人在国际上有联合起来的必要，却用一种似乎已经预示他的未来的国家主义（Nationalism）的措辞来宣扬爱国主义，另一方面他还在其他两个重要问题上阐述了与《共产党宣言》或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著作所解释的观念截然不同的见解。
1．收归公有
首先，这里是米勒兰的关于集产主义的观念：
“据我看来，凡是不承认有必要逐渐以社会所有制代替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人，就不是社会主义者。
这就是说，一个社会主义者不会把他的行动仅限于生产和交换的可以说是带有古典性质的三个范畴：信贷或银行业、铁路运输和采矿业。
因此，除此以外，可以举一个毋庸怀疑的例子，即现在已经时机成熟而宜于收归公有的一门工业，因为这门工业在少数人的垄断下为开发者提供了巨额利润，它是完全可以作为社会开发事业的丰富园地的。我指的是炼糖业。
这是一个例子，并且只是一个例子。可是，明天势必会把原来由少数人非法独占的一切利益归还给大众的这种国家经营，事实上有什么特別新奇的地方呢？一些城乡的小的集体……由于控制了供水设备、电力、地方运输系统以及农业机器的共同利用，已经在它们自己的范围內用社会所有制代替了资本主义所有制。”[6]
我们可以看出，在米勒兰先生的概念中，以社会所有制代替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办法实际上就是设立若干管理局，把事实上已经成为垄断组织的一些企业收归国有或地方公有。
从我们刚才引证的他的一段发言中，我们大体上可以看到贝奴瓦·马隆在其论“完整社会主义”的一本书中所提出的“垄断组织公有化”的理论。该书的第二卷在一八九一年出版。
而且，这样一些改良只是实现（至少部分地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一八四八年阐明的关于当前任务的纲领。
但是《共产党宣言》的作者们认为这个纲领不过是进行更彻底的改造的出发点。他们说：必须采取这样一些措施，“它们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和没有效力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却会越出本身，使进一步向旧的社会制度举行进攻成为必要，成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所不可避免的手段”[7]。
相反地，在马隆和米勒兰看来，把私人垄断组织变成生产事业，不是一个手段而是一个目的。他们认为这个过程正就是社会主义在所有制问题上所作的努力的最高成就。
2．公共权力的取得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见，我们刚才谈到的那些措施应当由无产阶级在成为统治阶级并取得公共权力之后加以采取。
反之，在马隆和米勒兰看来，垄断组织的公有化可以并且必须现在就开始实行；它必须逐渐地、逐步地通过收买的办法取得成果，正如公共权力的取得也必须通过普选逐渐地、逐步地加以实现一样。
这就是米勒兰在圣曼台发表演讲时以十分明确的语句所断然说明的见解，那篇演讲有力地驳斥了人们说他希望通过暴力革命来实现他的主张这一“可笑的指责”：
“究竟为了拥护谁和反对谁而需要借助于暴力呢？我们首先是共和主义者，并不抱有疯狂的想法，要利用一个觊觎名位的人的虚妄的威望或一个独裁者的武力，来使我们的学说获得胜利……不，为了实现当前的一些改革，借以减轻工人阶级的痛苦，从而使它更适宜于取得自身的解放，为了开始在水到渠成的条件下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化，社会主义政党必须通过普选来（并且只有这样才足以）取得公共权力。”[8]
这样理解的社会主义显然是一种国家社会主义，符合勒鲁瓦—博利厄对社会主义所下的笼统的定义。它力求掌握国家，其目的并不在于把它废除，而是相反地要扩大它的统治权，给予新的职能，以便保证它能够控制一切自然的或人为的垄断组织。
Ⅱ．革命工团主义
索列尔在一八九八年以《工会的社会主义前途》（《Thesocialistfutureofthesyndicats》）这一标题发表了一篇关于新社会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可以看出初期的革命工团主义的全部理论。
我们应该知道，在此以前，法国有过一些或多或少对议会行动抱敌对态度的工团主义者，他们同盖德和拉法格所创立的劳工党的斗志昂扬的成员相反，鼓吹那些使他们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同蒲鲁东或巴枯宁联系在一起的理论或策略。[9]
但是，索列尔的创见在于把工团主义表述为从马克思的概念本身得出的合于逻辑的推论。他关于这个问题的结论是值得全部引证的：
“这项研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马克思学说的鲜明例证：工团主义运动的领袖们当初并不知道他的理论，并且多半只是混淆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他们的策略有时候也许容易受到批评，因为他们正在做着开路的工作，没有人向他们提出意见。今天，局势颇有发展；因此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工团主义者被要求担负的任务。
我们今天看得很清楚，无产阶级能够使自己摆脱一切剥削的唯一途径是：像资产阶级从前向贵族吸取教训那样向资产阶级吸取教训，从而仿效旧的社会阶级，确立自己的地位；使旧的政治公式适应它的新的需要；夺取公共权力，以便像资本家阶级曾在各国所做的那样，动用从公共权力产生的利益。
如果像马克思所说，无产者不废除‘直到我们这个时代还有效的私人占有方式’，就无法掌握社会生产力，那么我们怎么能够承认他们可以保存资本主义私人占有方式的实质，即传统的政体呢？这种结论势必会否定全盘的历史唯物主义。最后，如果在社会中不存在早就发展起来的能够防止历史重演的力量，被统治者和统治者之间的区別怎么会消灭呢？
当无产阶级与政府相对抗的时候，它的行动是两方面的：它必须在政治组织的现有关系中进行斗争，争取有利于其发展的社会立法；它必须利用它在舆论或政府方面所获得的任何影响，摧毁政治组织的现有关系，逐一地剥夺政府和市政当局的一切属性，从而在组成工团（产业工会）的过程中丰富无产者的组织。
无产阶级必须抱定主张，决心今后摆脱一切外来的权力的束缚；它必须通过运动和行动以取得法律和政治地位。它的行为的首要准则必须是‘始终保持纯粹工人阶级的身分’，也就是说要排斥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的领导势必会恢复特权阶层，使劳动者的队伍陷于分裂。知识分子的作用是辅助性的作用；他们可以充当工会的雇员；既然无产阶级已经开始意识到它的实际存在并建立它自己的组织，知识分子就没有担任领导职位的资格。
无产阶级的发展使它的成员有可能受到有效的道德训练：这项工作可以由它那些注定要扫除资产阶级遗留下来的一切组织形式的工会来主持。
把我的全盘思想归结为一个公式，我要说：产业工会的自由发展，包含着社会主义的整个前途。”
可以看出，索列尔在这个时候并没有声明反对一切政治行动。对于合作社的活动，他也没有显露出后来他在《现代经济学导论》（《Introductiontomoderneconomics》）一书中所表示的那种蔑视。他反而承认，即使合作社的工作仅限于让工人的生活好过一些，这也算是一项很大的成绩。经验已经向杨格证明，工资最丰厚的工人抵抗的决心最大；今天所有的作家都一致认为，贫穷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巨大障碍，可是他们补充说明，合作社还有一个更直接的效果，因为它使工人摆脱老板，即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大选举人的影响；这决不是微不足道的成绩。
然而，按照索列尔的说法，工会应当在合作社里保持无产阶级的精神，防止它们变成单纯的商业公司，消灭其中任何资本主义企业的气味。而且，他正是指望工会及其直接行动从立法者那里获得全国人民从事自我改造的便利条件，而不是获得保护和监护的法律。
因此，举例来说：
1．许多人认为职业介紹所应当归市政府掌握，但工会却了解得很清楚，如果它们能够控制这些机构，这种支配对它们来说就会有很重大的意义，不仅因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左右每一行业的工人，而且尤其因为它们可以借比从传统的权威方面夺取一部分权力。
2．几年以前，矿工代表曾被用来补充政府监督的不足；在选举—这些代表的时候，所遵循的是旧的民主传统，把工会撇开。当有必要组织生活津贴、疾病补助金和事故救济金的时候，情况也是如此。事实上，工会也在进行竞选，力求间接取得这种监督权；当它们全面地和间接地取得了这种权柄，立法者就会不得不承认它们，禁止编造毫无用处的表决。
3．每一个人都埋怨对工厂监督过多；稽查员人数过分庞大，他们的好意（如果他们有好意的话）被行政管理部门的消极怠惰所取消，甚或受到公共权力的抑制。激进派的解决办法非常简单：扩大职员名頟，从而为失业的知识分子提供就业机会。社会主义者的解决办法甚至更为简单和更为经济：把检查的责任交给工会；这样就可以保证检查是认真的和富有成效的。
4．最后，工会不是显然比市政雇员格外善于处理救济问题嗎？在这一方面，它们的干预又比那些常设的机构效率大而开支少。
总之，索列尔认为，政治范围内的工会行动所抱的目的，不应该是夺取国家。以便嗣后加以废除，而是应该以工会行动代替国家行动，从现在起为最后取消国家而努力：
“工会必须逐渐剥夺国家的权力，其所用的办法是：不断地要求那些权力，使公众对工会的努力发生兴趣，始终不懈地揭发种种弊端，用事实证明公共行政机关的无能或欺詐。这样，工会最后就可以从那些为民主政治论者所维护的旧机构中夺去其一切不可缺少的东西，使它们只留下从事警察镇压的可厌职能。那时就会产生一个新的社会，它具有崭新的成分，并以纯粹无产阶级的原则为依归。所有反抗的团体将由于空前地扩大其活动范围，以致几乎把一切政治项目都包括在内，而终于完成其历史任务。
我了解到，按照唯物史观来说，那是争取公共权力的最后斗争。它不是一种为夺取资产阶级所占据的地位并为掠夺他们来装饰自己而进行的斗争；它是这样的一种斗争，其目的在于使资产阶级政治结构丧失一切生命力，把其中所包含的各种有用的东西转移给随着无产阶级的发展而迅速形成的无产阶级政治结构。”
索列尔的这项研究，在它发表的时候简直没有受到人们的注意。
一八九五年成立的劳工总同盟，总共没有几个信徒，它还没有明确规定它的工团主义倾向。
由斐南·贝洛蒂埃领导的劳工介紹所联合会，始终是工团主义运动的中枢。像劳工总同盟一样，它旨在协调各社会主义集团以外的工人阶级行动，团结工人在经济范围內为他们的彻底解放而奋斗。
但是，联合会固然肯定在理论上有必要使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同资产阶级国家决裂，却在实际上始终同它假装与之斗争的国家相勾结。这方面的事实是：它接受了政府的津贴，作为它的正常的生存手段。
在索列尔从理论上阐明的工团主义倾向能够在一个强大的组织中实现以前，需要有一个激变，而这是一九○○年在社会主义和劳工的范围内造成的，那时议会社会主义的领袖之一米勒兰接受了瓦尔德克—卢梭—加利费內阁的部长职位。
正如格里夫埃尔六年后在劳工总同盟的代表大会上指出的，无政府主义者、盖德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阿列曼主义者[10]和其他各种分子之所以组成联盟，目的就在于反抗议会社会主义者的改良主义，使工会与政府分离。这种联盟终于能够立足，成为劳工总同盟的活力。
因此，归根到底，工团主义运动不外是向米勒兰主义、向政府想要笼络工会的企图提出的抗议。
社会党的多数赞成米勒兰先生的政策，在议会中给与支持，而工会的进步分子却对于这位部长和支持他的社会党人采取了越来越敌视的态度。
可是，这一对某种政治的怀疑，逐渐带有对一切政治抱着敌意或至少是漠不关心的性质；一九○六年，在亚眠举行的工团主义者代表大会上，绝大多数代表宣布赞成使工团主义运动绝对同政治运动分开的动议。
固然，代表大会认为，工会的每一个会员“完全可以自由地在其合作团体以外参加符合其哲学和政治条件的斗争形式”，但他不应当把他在会外表明的主张带到工会中来。代表大会宣称，像工会这种联合组织不应当参与党派或派系的活动。另一方面，大会也采纳了显然是反资本主义的观点。他们决定站稳阶级斗争的立场，宣称工团主义的任务在于为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作好准备，而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只有通过剥夺资本家的办法才能实现；他们鼓吹总罢工是一种行动手段，认为工会今天虽然是进行抵抗的团体，明天就会成为生产和分配的团体，改造社会的基础。
可是，事实上，亚眠大会所通过的动议给与那些已经统治了劳工总同盟的自由主义分子或工团主义分子以充分的许可，让他们可以追求自己的利益和巩固自己的控制。
由此可见，在索列尔的小册子发表后不到六年，他的主要思想已经变成劳工总同盟的公认的原则。
你只要读一读“社会主义运动”丛书的几本小册子，就会相信上面所说的这种情况。那些小册子由拉加德尔在一九○七至一九○八年以下列标题出版：
1．拉加德尔、拉布里奧拉、米歇尔、克里切夫斯基、格里弗尔著：《工团主义和社会主义》（《Syndicalismeetsocialisme》）。
2．波什著：《劳工总同盟》（《LaConfédérationgéneraledutravail》）。
3．索列尔著：《马克思主义的解体》（《Ladécompositiondumarxisme》）。
4．格里弗尔著：《工团主义活动》（《L'Actionsyndicaliste》）。
5．茹尔·盖德、拉加德尔、瓦扬集体讨论：《社会党与劳工总同盟》（《LePartisocialisteetlaC.G.T．》）。
例如，在波什写的那本小册子里，我们看到这种十分明确的主张：工人阶级在给与自己一个独立的组织时，本来就想“成为一个阶级政党，以反对其他一切政党和反对其他一切阶级的”。
它所追求的目标，是要“组成并巩固那些有资格剥夺资本家和能够按照共产主义计划进行社会改造的团体”。（第3页）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要超出一切政治学派的范围来建立联合工会，因为一切政治学派——即使是那些同社会改造学说有联系的学派———都不过是民主主义的一种引伸”。（第25页）
另一方面，劳工总同盟在现社会和工人阶级之间制造彻底的决裂。它并不回避任何社会问题，甚至并不回避按广义来理解的政治。它同那些民主政党的区別在于：它不参加议会生活；它是非议会的，正如它是非宗教的和非爱国的一样。
可是，它对议会问题的冷淡并不妨碍它反抗政府，并且经验已经证明，它用外部压力对公共权力所采取的行动是有效力的。（第28页）
至于说到策略，则几乎同那些包括社会主义者在內的民主党派所运用的策略恰恰相反。
1．民主党派力求争取多数。相反地，劳工总同盟却基本上依靠少数人的行动：
“如果在劳工组织中开动民主机器，轻率的非工团主义的多数人的脆弱意志就会使一切行动陷于瘫痪。但是，在一个尚未被反抗精神鼓舞起来的群众的消极无为的面前，少数人是不愿放弃他们的要求和愿望的。因此，自觉的少数人负有不顾群众的阻挠而采取行动的责任，否则就不得不像轻率的人们那样变得意气消沉。”（第35页）
民主党派依靠它们在政治会议中的代表。与此相反，劳工总同盟实行直接行动，即实行没有任何搀杂的、不与资本主义或政府妥协的、没有“局外人”硬挤进来参加讨论的工团主义行动。（第37页）
而且，这种直接行动并不一定采取暴力：它可能以仁慈的和温和的形态出现，也可能以十分有力的甚或激烈的形态出现，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不是直接行动。
2．其次，根据它的打击是否比较明显地针对资本家或针对国家，它所采取的方式也有不同。对付后者，直接行动常常以外在压力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在对付雇主的时候，常用的方法是罢工、抵制和破坏。
3．最后，包括社会党在內的民主党派希望掌握政权，而采取议会行动则是达到这个目的的一种手段。与此相反，劳工总同盟却并不在议会的范围內进行反对政府的斗争：
“那是因为工团主义不打算简单地变更政府人员，而是想把若干使人们对于政府的价值存有幻想的有用的职能移植到工团主义机构中来，并干脆而彻底地遏制其他的职能，从而使政府变为毫无价值的东西。”（第46页）
能使工人阶级完成这一工作——全面解放的工作——的行动方法，是它在经济战场上聚集力量并发挥由此产生的一些想法的必然结果。它在总罢工的思想中表现出来：
“总罢工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具体决裂，而在此以前，在肯定工人阶级享有自治权利的主张中，已经有了精神上和思想上的决裂。这个阶级在宣称它本身內部带有社会生活的一切真正因素以后，在获得为推行其主张所必需的精神力量和阶级觉悟以后，将通过拒绝为资产阶级生产的办法行动起来，这种明确的反抗就是总罢工。”
这种拒绝按资本家的计划继续生产的行动不会完全是消极的：它将与夺取社会机器以及由工会构成的社会会议按共产主义计划实行改组的行动相配合。变成新生活中心的工团主义组织，将破坏由中央政府和市政府构成的旧生活的中心并取而代之：
“从那以后，工团主义工会中各种工业的联合将成为结合的中心，今天归于公共权力和市当局的不多几项有用的职能将转归这些组织掌握。”（第48页）
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在波什的这本小册子里，任何论点都是从索列尔的《工会的社会主义前途》一书中的前提得出的合乎逻辑的推论。
可是，固然索列尔在一八九八年还坚持说，他的革命工团主义只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反中央集权思想的发展，波什这位老资格的无政府主义者却力求尽可能把革命工团主义同民主社会主义清楚地区別开来。
格里弗尔曾经有过社会主义的经验，拉加德尔始终是社会党的成员，也许在这两者的任何一个人的思想中，那种决裂并不这样明显。然而，基本的想法仍旧是一样的。格里弗尔像波什那样，认为工团主义是“工会对民主政治的反响”。而拉加德尔则在南锡举行的社会党代表大会（一九○七年八月十一至十五日）上尖锐地批评了盖德所解释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夺取政权的想法：
“雨贝尔·拉加德尔。——有两种方法来设想这个夺取政权的行动。第一种是改良主义社会主义者的方法，也就是零碎的、渐进的方法。它的內容是说：等到我们在议会中占了半数加一的席位，等到多数地区由占多数的社会党议员所代表，或者是，等到我们参加了各级政府之后能够凭自身的力量组成一个政府——等到那一天，我们将通过立法实行社会改造。
茹尔·盖德。——这不是我的理论。
雨贝尔·拉加德尔。——那么这里就是你们的理论，你们的普遍的革命方法：如果我们用突击手段夺取国家，并且一旦掌握它的权力，我们将推行‘不属于任何个人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将使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社会化，我们将宣告社会革命。
我说，这两种想法同样是空想，因为它们给予国家的强制力以一种它所并不具备的创造性价值。不论你们按照改良主义方式还是按照革命方式进行活动，不论你们成为议院中的半数加一还是用突击方式占领政府，你们不会使一个建设得完完整整的社会在一天之內平地升起。不管你们有什么样的权力听你们支配，你们也不会使那些投票选举社会党候选人的工人或者那些有时为了琐細而模糊的动机拥护你们的选民有能力进行直接生产和交换。你们会成为现时的主人，你们会发挥昨天属于资产阶级的一切权力，你们会頒布一道道的命令和法令，但是你们不会创造奇迹，不管怎样絞尽脑汁也无法使工人有资格代替资本家。请你们告诉我，称为政治社会主义者的某些人能用什么方法改变群众的心理，变更他们的感情，提高他们的才能，建立新的生活准则，并为自由人的社会创造生存条件，以代替主人和奴隶的社会？
不，世界的改造并不取决于简单的政府人员的改变。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就确实是太容易了；但历史的进程却有其他的要求。一个社会国家不经过长期准备是产生不出来的，对事物抱有比较现实主义看法的工团主义在你们看来所以同我称之为制度社会主义的理论相对立，问题就在这里。它提醒工人们，除非他们已经用自己的双手创立一套注定要代替资本家制度的制度，任何改变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总之，这就是革命工团主义的基本论点。
不容否认，这些论点至少包含一个真理的核心。
工团主义由于反对某些社会主义政党过分倾向政治，由于表明社会主义不应一味从事夺取政权，由于坚决认为工会活动具有显著的价值，由于使工人阶级防止受到单纯通过代表发生作用的诱惑，已经肯定做了一项有益的工作，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促成马克思主义的瓦解，而是有助于更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
不过，如果我们硬要认为工团主义者的学说仅仅是回到马克思主义，甚或只是简单地修正了——在革命的意义上修正了——马克思主义，他们是首先会提出抗议的。
索列尔在《工团的社会主义道路》（《L'Avenirsocialistedessyndicats》）一书中写道，与国家相对抗的无产阶级的行动应当是双方面的：争取获得有利于共发展的社会立法；运用它所具有的影响“逐一地剥夺政府和市政府的各种属性，从而丰富在形成过程中的无产阶级组织，即产业工会”。这时，索列尔的工团主义实际上重复了或接近于重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很久以前所发表的理论。
可是，当他主张“社会主义的整个前途在于产业工会的自动发展”时，他已经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了距离。不久以后，当波什、格里弗尔、梅尔海姆要求把无产阶级一切行动归结为纯粹的工团主义行动时，当他们表示在任何情况下都轻视社会主义政党的议会雄辩家和政治家时，当他们承认自己唯独相信自觉的少数人的行动时，当他们嘲笑庞大的党员人数和高额的党费时，当他们把总罢工看作剥夺资本家和按共产主义计划进行社会改造的唯一手段，并用这思想来反对革命的或改良主义的夺取政权思想时，我们将发现自己离马克思主义十分遙远了。
在这个发展阶段，工团主义学说可以说是不再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有任何共同之处。它的主要原理是借用其他来源的。它已经深受自由主义学说的影响。它认为废除国家不再是一个最终目标，而是一个最近目标。它否定或丢弃了无产阶级旨在夺取政权的行动。
由于这一事实，它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对立起来。
Ⅲ．社会民主主义
改良主义社会主义只保留《共产党宣言》中的立即实现社会主义的纲领，因而有变成主要从议会和选举方面考虑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倾向。
相反地，革命工团主义却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反国家统治主义推向极端，只保留他们的废除国家这一最终目标，认为各工人政党的政治行动不过是次要的事情甚或有害的事情。
社会民主主义力求既反对这种工团主义的关门主义又反对这种改良主义的关门主义，因为它指定给工人们一个双重的目标：
（1）由组成政党的无产阶级夺取国家；（2）在完成这种夺取以后，废除作为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的国家，或者重复一下已经引证过的考茨基的话来说，就是“把现社会变成一个通过生产资料的集中而组织起来的庞大经济合作社”。
可是在社会民主主义內部，我们可以指出关于夺取政权、控制国家的想法的一些值得注意的分歧之点。
在国际和那些加入国际的党的成员中间，有一些人是右派，他们的想法同独立社会党人或改良主义者的想法没有多大区別；另有一些人是左派，他们却或多或少接近于革命工团主义；而在这两端之间，我们发现各个国家还有人数较多的叫做“马克思主义者”、“激进派”、“革命社会主义者”等等的斗士，他们力求使自己的行动适合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以及其他著作中所阐明的基本论点。
事实上，这三派中间很难划清界线。
在那些依附于国际的具有改良主义倾向的社会主义者中间，不管人们多么醉心选举方法和议会方法，谁也不会不承认，在一个特定时刻，一次革命行动或一系列革命行动可以产生夺取政权的结果；另一方面，产业工会的直接行动可能是社会主义政党所采取的行动的必要补充。
同样地，在“革命者”中间，也没有人看轻议会行动或工团主义衍动的效用。
至于说到具有工团主义倾向的社会党人，他们从加入社会党和国际的时候起，就一定由于这一事实本身，承认有必要采取政治行动，不论那是改良主义的或革命的。
这一点，比如说，曾得到雨贝尔·拉加德尔的承认。他在一九一一年发表于《社会主义运动》（《Mouvementsocialiste》）上的《工团主义对民主主义的批判》（《Thesyndicalistcritiqueofdemoeracp》）一文中这样说：
“在强调产业工会的作用时，我们并没有否认社会党的任务。我们只是给了它一个有限的任务：承认工人组织在规定社会主义价值标准方面的优先地位，并宣布它自己的任务的相对性；然后把它的行动限制在工团主义所没有涉及的纯政治范围之內；最后是在工团主义的基础上改组公用事业，从而削弱国家的权力。”
当然，这种思想并不是同各社会党的纲领中所声明的原则直接相抵触的。它们并不阻止“强调产业工会价值的”社会主义者去参加其他更重视政治行动、即议会行动的社会主义者所参加的团体。
虽然如此，我们却仍旧不能忽视，从原则的观点和方法的观点来说，在如此计划的社会主义和从《共产党宣言》发展起来的传统的社会主义之间，多少有一条界限。
而且，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区別，我们最好把拉加德尔的论点同一些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论点比较一下。那些法国社会主义者在茹尔·盖德的影响下，十分激烈地反对“工团主义”倾向，夸耀自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最忠实的信徒。
可是，让我们不要忘记：自从《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法国各种社会主义力量的统一，像別处一样，是不同倾向之间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实行妥协的结果；因此，我们今天很难使盖德主义这一法国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同具有改良主义倾向的社会主义或具有工团主义倾向的社会主义明显地对立起来。相反地，当我们回忆几年以前盖德和拉法格于一八八○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鼓舞和理论配合下建立的法国劳工党的原则声明时，像现在我们谈论工团主义和改良主义那样，这些倾向的对立是十分明显的。
这个纲领的理论导言包含着《共产党宣言》的一切基本思想，在这个导言中明确地主张：“生产资料（土地、工厂、船舶、银行、信贷等等）归集体所有，只能从生产阶级、即作为一个具体的政党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入手”，并且“这种组织必须由无产阶级运用其包括普选在內的一切可能运用的手段加以争取，从而使它从历来的欺骗工具变为解放的工具”。
无论从所要达到的目的的观点来看或是从所采用的手段的观点来看，大可不必坚持这种想法同工团主义社会主义的想法或改良主义社会主义的想法之间的区別。
首先，就夺取政权来说，劳工党的创始人对于被设想为完成社会革命唯一手段的总罢工的效力，并不比对于单纯通过普选来逐渐夺取政权的办法有更多的信心。
而且，他们没有改变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
盖德在一九○七年南锡代表大会上同拉加德尔的讨论中有一段值得注意的声明：
“和有些人的主张相反，我从来没有使无产阶级的解放从属于它通过选举和法定手续以取得政权的行动。
我从来没有在一般宣传中或在支持同志们的候选资格的运动中劝导工人们哪怕有片刻工夫相信投票选举足以使他们获得解放；并且去年在兰姆的整个选举运动中我曾再三指出，选举不过是组织无产阶级的一种手段；选举是无产阶级的大演习。在这里，它将逐渐接近它所必须占领的阵地，同时也会提高阶级觉悟并对自己的力量有正确的估计，终于在二百万、三百万、四百万选民的推动下，它充满着自信，行使它的起义的权利，实行最后的冲击，从而完成它的不可避免的革命。这个说法是我随时随地始终坚持不变的。”[11]
另一方面，盖德派反对工团主义者的反国家统治主义和改良主义者的国家统治主义，他们无论过去和现在都多少有些狂热地主张：
“1．现社会的各项公用事业虽然通过某些垄断企业的国有化而获得存在，却与社会主义无关；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它所带来的坏处远远超过它所带来的好处。
2．公用事业的开始取决于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社会化，而这种社会化本身又取决于无产阶级之夺取政权和剥夺资产阶级，这也就意味着革命。”[12]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参阅茹尔·盖德从圣贝拉奇监狱中写出来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里，他抨击了鼓吹在现社会结构內实行铁路、矿山和其他被垄断的事业国有化的布劳塞、马隆和其他“可能派”。
他实质上是说，这样理解的公用事业是与现代社会主义毫不相干的。不但不应当设法扩大这种事业，而且有理由攻击那些在很多方面阻碍无产阶级组织和行动的现有的公用事业。如果说德国已经把铁路并入霍亨索伦王朝的帝国政府，其目的只是想要尽量增加那个像別处一样由孚日山脉那边的消极服从的军队所构成的杀戮和掠夺机器的力量——这是一种从策略上或军事上考虑的手段。如果说法国在有一段时期內受到一项新的公用事业，即电话业的威胁，那是因为私营电话业同国营电报业进行了剧烈的竞争，而且也因为它逃避了作为邮电主人的资本主义国家随意投向我们信札和电报的炯炯目光——这既是财政部又是警察所采取的手段。如果说法国的海底电报是由国家敷设和经营的，那是因为我们的统治者感到亟需把宗主国同那些不能听其自然的殖民地联系起来，无法让私营企业来支配为完成这项工作所必需的时间——这是从殖民政策着眼而采取的手段。
我们甚至不能像有些人那样主张：公用事业至少是有益的措施；它们会便于无产阶级剥夺统治阶级；资产阶级国家以其各种事业在公共财产方面所获得的成就愈大，剥夺者的任务就愈加容易完成。
首先，说公共所有权是资产阶级政权兼并私营工业部门的结果，这话是不正确的。在归属于现政权时，那些工业部门并不丧失其资本主义所有权、即工人阶级不得享受的所有权的性质。它们从某一个资本家的财产变为整个资产阶级的财产。
其次，公用事业的扩展直接助长资产阶级的势力。资产阶级政权所集中的工业部门愈多，它愈使更多的人受它的束缚并关心它的继续存在，如果我们计算在这一类人里面的，只是那些由于获得了较好的报酬和较高的地位而一定害怕任何会使自己的前途突然显得渺茫的变革的人们。
而且，国家集中管理过程的发展会削弱工人阶级，使它的运动陷于瘫痪，从而间接地助长敌人的力量。
“谁还比国家雇用的劳动者更不自由呢？对于国家，没有斗争可言——我不是说可以获胜的斗争，而是说可以参加的斗争。罢工毫无疑问只是一种小小的战争。它不会导致解放。因为，既然不触及到工资原则，它即使获得胜利，也充其量只会改善工资劳动者的状况，简言之，只会减轻他们的锁链的分量。
但罢工是举行演习的出色场所，它同时产生工人的团结和工人的组织。它是一座训练作战的真正的学校。这座学校把国家使其拒绝响应动员的那一部分无产阶级摒弃在校门之外。由于国家代替了雇主，工人遭到双重的奴役，因为他不但被卡住了肚子，而且被卡住了脖子。关闭的工场用敞开大门的监狱来加强自己的力量，更不必说国家由于毋需担心破产，在工人阶级坚持它的要求时从经济上考虑没有让步的理由。”
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决不应该竭力要求建立新的公用事业，而是应该坚决鼓吹遏制现有的公用事业。哈佛和罗昂的两次代表大会这样决定以后，就在劳工党的纲领里写上下面一条：国营工厂应交由在厂工作的工人管理。
让俾斯麦之流和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相反地拼命增加他们所谓的公用事业吧；他们扮演了他们应扮的角色。那些机会主义领袖也是如此，因为他们钻进社会主义运动的内部来利用这个运动为自己捞取好处，始终只是把它看作迎奉资产阶级和为自己钻营政治地位的迂回道路；可是劳工党，即我们无产阶级有阶级觉悟的党，却将自始至终忠实于它的口号：
“首先是实行革命，也就是说，要从政治和经济上剥夺资产阶级；此后才举办公用事业，因为只有在把几个阶级合并成一个阶级即生产者阶级以后，真正公用的事业才有可能出现。”
十分明显，这样表述的社会主义是和国家统治主义截然不同的。
它决不促进在目前形式下的国家的某些机关和职能，而是反对把私营垄断企业变为国营垄断企业的任何措施，反对在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内扩展公用事业；即使在今天，我们还看到盖德主义者和一般严格的马克思主义者仍旧或多或少忠实于这个行为方针。
例如，追随茹尔·盖德的法国社会主义者在一九○九年正式宣布反对赎买西部国家铁路。
但是，至少在各民主国家，各社会党大部分已经抛弃了或者有迹象就要抛弃它们原有的毫不妥协的态度。
它们赞成立即实行某些工业部门的垄断化或国有化。它们竭力主张夺取铁路、矿山、炼糖厂或炼油厂。它们已经不再等待在开始扩大集体产业以前首先应该完成的革命，并且从此以后，人们大可以反躬自问，是否还会有谈论社会主义反对国家的问题——是否人们不应该一反常态，承认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在滑过一条危险道路的过程中正在逐渐变成国家社会主义。
我们打算考察的，正是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将根据下面两个基本论点，探究一下原始的马克思主义概念为形势所逼，在什么程度上正在被修正或必须被修正：
1．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2．把现社会变成一个“通过生产手段的社会化而组织起来的庞大经济合作社。”
[1]公元前六世紀的巴比伦王。——译者注
[2]参阅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第166—167页。——译者注
[3]《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479页。——译者注
[4]《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489—491页。—一译者注
[5]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第163页。——译者注
[6]《改《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Lesocialismeréformiste”，第27页。
[7]《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490页。其中用黑体字表示的着重号是王德威尔得标的。——译者注
[8]《法国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LesocialismeréformisteFranCais》），第32页。
[9]关于这个问题，請参看拉加德尔在《社会主义运动》（《MouvementSocialiste》）—ontface="宋体">九○九年十一—十二月号上发表的论述法国工团主义起源的文章。
[10]阿列曼是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他领导的“工人社会革命党”素称为阿列曼派，带有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性质。——译者注
[11]《社会党和劳工总同盟》，第39页。
[12]盖德：《社会主义与公用事业》（《Lesocialismeetlesservicespublics》），第20页。 |
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二国际->艾·王德威尔得《社会主义反对国家》（1918）
序言
当这本书就要写成的时候，战争爆发了。我把原稿带到恩佛尔，后来又带到奧斯坦德和阿弗尔。我的一位同事看见了这部原稿，读过以后，劝我赶快把它出版，不要再等了。我考虑了一下，就听从他的劝告：一九一四年使我关心的问题仍然成为问题。相反地，在和平到来以后，由于战争遗留下来的沉重经济负担，这些问题将以较前强大百倍的力量表现出来。
我的论点实质上是说：我们应当防止把社会主义同国家统治主义（Statism）混为一谈；政府垄断机构和国营企业的建立可能往往是由于技术或财政方面的原因，这些原因与劳工和社会主义的要求无关；陆海军预算的激增也许是这种国家统治主义发展的主要因素，这种国家的日益加强控制，如果不辅以国家的政治组织和各种工业部门的社会组织方面的相应的变革，将带有一种包含严重弊害的性质。
如果这种说法符合战前的情况，那它就更符合目前的情况。
公债的旋渦一天天地越旋越深。战后的财政将要求在一切国家建立新的国家垄断组织。利害冲突的实际需要已把大多数的主要工业部门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在公众的心目中，政府的这种夺取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似乎是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像应用和实现社会主义原则。
例如；在一九一六年五月，当迈克利斯的前任巴托茨基在德国实行“经济独裁”的时候，人们也许在《洛桑报》（《GazettedeLausanne》）上读到过下面这篇文章：
“从社会的观点来看，经济独裁本身就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事件。它标志着帝国从战争开始以来逐渐地和毫不停顿地向之发展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峰。适应战争需要的工业组织，接着是德尔布鲁克博士所想像的各种购买和分配商品的团体的建立——这些都是在实现卡尔·马克思的理想的过程中经历的阶段。最后，经济独裁，即在国家监督下对全体人民的食品分配，标志着终点。这是绝对的国家统治主义。
最值得注意的是，依靠共同的意志，既没有经过讨论也没有求助于议会的领袖，就在几个月之內彻底推翻了一个资本主义的组织。现在德国人都是社会主义者了。只有李卜克內西才不再是社会主义者。所以他现在蹲在监狱里！
这个决定性的经验的意义在将来一定是很巨大的。事实上，过去被称为空想的理论已经产生了使帝国免于经济崩溃的影响，并且，由于德国人的著名的组织气魄，这些理论一定会被所有的经济学家认为是财政结构的一个宝贵基础。
虽然帝国最初是由于甚至在德国都没有人想到会存在的大宗物品而得到拯救的（实际上，每一种严密的经济组织只有依靠丰富的物品才能发生作用），而它未来的经济安全却将得力于社会主义理论的应用。”
不管一家从来没有被认为是赞成社会主义理论的报纸对社会主义表示的这种尊敬多么有趣，我们也不能同意它的说法而没有多种多样的保留意见。
固然，“经济独裁”、军需工业的征发、国家对社会活动主要部门的扩大控制等这样一些事实，给工业社会化的提倡者提供重要的论据；但是在这自称的社会主义、这种战时社会主义和真正的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社会成员生活的独裁主义组织和民主主义组织之间的一切差別。
我们所能指出的是：当人们有必要把全国的努力发挥到最大限度时，私人创议的制度就让位于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协调的制度；此后我们可以预料，一等到战争结束，为了财政的缘故，国家垄断组织的数目将有所增加而不是减少。
的确，可以试设想一下，在以后的几年里所有的交战国的预算将变成怎样。
在一九一七年八月四日《新维也纳报》（《NeuesWienerTageblatt》）的一篇文章里，伊·耳·博士把欧洲主要国家目前的财政状况概述如下：
欧洲交战国的负债表
四国同盟及其盟国
一九一四年一九一七年
七月三十一日七月三十一日
（单位：百万克朗）
英国………………………………15,62483,424
法国………………………………32,78787,169
俄国………………………………25,73196,000
意大利……………………………15,58638,051
罗马尼亚…………………………1,7152,715
比利时……………………………3,734？
塞尔维亚………………………………900？
葡萄牙……………………………3,833？
中欧同盟国及其盟国
德国………………………………5,91074,510
奧匈帝国…………………………12,95447,454
保加利亚…………………………1,0295,029
土耳其……………………………4,1809,180
自然，这些数字只有一种相对的价值。例如，它们没有考虑到德国和奧匈帝国的国债只代表这些国家的真正债务的一小部分。可是这些数字足以证明这样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即：为了支付这些巨额债款的利息，还必须找到一些肯定不是单纯税收所能充分提供的财政资源。
在埃德加·雅菲所写的于一九一五年出版的《国民经济与战争》（《VolkswirtschaftundKrieg》）[1]这一重要的小册子里，作者坚持这种所有最大胆的人在战争爆发时所不敢设想的财政努力的必然后果。
尽管德国的实力是足以夸耀的，雅菲却并没有陷入对未来的幻想，并且看出他的国家在商业和工业范围內所必须克服的困难，比起财政领域內的困难来是微不足道的。
可是，他补充说明，我们不能指望靠一项直接税来解决问题。必须单独考虑国家的利益而不是企图去满足私人的利益。必须依靠国营垄断组织的建立来获得资源。根据邮局、帝国银行、铁路、消费合作社等等在战前提供的经验，不难断定垄断组织是完全可以建立的并且是有利可图的。国家将保留全部利润。谷物、木材、铜等等的贸易将由公共的或半官方的组织出资经营。国家将经营一个电业和电力的垄断组织。
所有的人，特別是这种倾向促使其心怀恐惧和努力抗拒的成千上万的人，都相信其他的国家，首先是英国此后将同德国一样大胆地或比它更加大胆地走向“国家加强控制”的道路。
当然，战时集产主义的一部分将随着战争一起消失。可是，除了仍旧会被保持的国家垄断组织以外，还必须设立其他的这种组织。国家将日益确立它对大企业的联合工厂、联营组织和托拉斯的控制。国家机关所经营的工业部门将逐渐增多。由于这些工业部门的发展，我们在这本书里所研究的并用它的《社会主义反对国家》这一标题概括起来的问题，即以对事物的经营管理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代替以权力和对人的治理为基础的国家统治主义的问题将越来越显得迫切。
战争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将表现为国家统治主义的范围的过分扩大。但是，这种发展本身同时也将使它的对立面——社会主义的发展更为容易和更为必要。
艾·王·
[1]土宾根莫尔书店一九一五年版，特别参阅第6、24、25、26页。 |
出版者说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二国际->艾·王德威尔得《社会主义反对国家》（1918）
出版者说明
王德威尔得的这本书，列宁把它同考茨基的《无产阶级专政》看成一丘之貉。他在写完批判《无产阶级专政》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之后，特地写了一个附录，对这本书进行了剖析和批判（见《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300—306页）。列宁在这里说，“他们两人都以老练的记者的手腕，用马克思主义的辞句‘巧妙地’掩盖这种破产，掩盖自己破产和投降资产阶级的事实”，只不过是王德威尔得的“机会主义比较圆滑，不那样笨拙，伪造马克思主义也伪造得更巧妙”。
王德威尔得（一八六六——一九三八年）是比利时工党领导人，曾经担任第二国际的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主席。他同考茨基一样，都不仅在国内有影响，而且对当时的国际工人运动有一定影响。所以列宁称他是“在拉丁语系国家——在相当程度内可以说是在西欧一带（就是说：德国以西一带）——占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的典型人物”。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持护国主义立场，宣扬社会沙文主义观点。大战一爆发他在各国叛卖变节的社会民主党人中第一个参加了本国的资产阶级内阁，以后历任国务大臣、司法大臣、外交大臣等职。他对十月革命抱极其仇视的态度，积极促使对苏俄的武装干涉，并且在一九二二年到莫斯科去为反革命的右翼社会党人出庭辩护。第二国际破产后，他和其他右翼社会党人一起，力图恢复第二国际，以此作为反苏反共的中心，并且积极反对建立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反法西斯主义统一战线。
这本书是王德威尔得在一九一四年写成的，因为战争关系，到一九一八年才改定出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这几年，正是阶级斗争十分尖锐，群众革命情绪十分高涨的年代。尤其是一九一七年在俄国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在许多国家里无产阶级革命已经提到日程上来。在这样的情势下，王德威尔得在这本书里不是号召群众起来进行革命斗争，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否认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否认必须对资产阶级的反抗实行镇压，宣扬建立所谓“人民的劳动国家”，为资产阶级国有化吹噓捧场、塗脂抹粉。但是王德威尔得比考茨基来得“高明”，他不是那么气势汹汹地正面表示自己的立场，“用粗笨的、抽象的、肆意赝造马克思主义的手段，把马克思主义中不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东西一概截去”，而是尽量耍花招、掉枪花，用回避问题、偷换论点等办法转弯抹角地说明自己的看法，实际上也仍然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中不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东西一概截去”。所以，它在政治上、理论上的毒害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在这本书里还可以看到，现代修正主义者关于“全民国家”、“和平过渡”等谬论，同这里提出的并为列宁所严厉批判过的论点不仅精神完全相通，连形式上也有极多相似之点。
本书据一九一九年芝加哥出版的英译本转译。英译本页次，现在附印在中译本页边空白上，以便读者在需要时查对译文。 |
第268号文件第二国际代表团的声明.content{FONT-SIZE:12pt;LINE-HEIGHT:25px;FONT-FAMILY:"宋体"}.contentIMG{MARGIN:7px}.TitleLinks{TEXT-ALIGN:center}.TitleLinks.content{LINE-HEIGHT:20pt}.TitleLinks.contentIMG{MARGIN-TOP:7px;MARGIN-BOTTOM:7px}A:link{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functionsetVariables(){if(navigator.appName=="Netscape"){v=".top=";dS="document.";sD="";y="window.pageYOffset";}else{v=".pixelTop=";dS="";sD=".style";y="document.body.scrollTop";}}functioncheckLocation(){object="object1";yy=eval(y);eval(dS+object+sD+v+yy);setTimeout("checkLocation()",10);}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第268号文件第二国际代表团的声明（由在4月5日代表会议最后一次会议上担任执行主席的阿德勒宣读）第二国际执行委员会接受召开共同的代表会议的原则。一经找到共同行动的基础，就应举行这个代表会议。但是，执行委员会确信，只有第三国际放弃成立支部和分裂同盟运动的策略，承认各民族自决的权利，尊重它的势力范围内思想不同的人的自由权利时，才能指望收到良好的效果。因此，第二国际执行委员会坚持，对于它所提出的三个条件应作出确切的书面答复。执行委员会同意，这种答复可以提交九人委员会（每个执行委员会各三人）。该委员会的任务是，研究答复和保持联系，以消除举行共同代表会议的道路上的障碍，并促成会议的召开。（《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柏林代表会议记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出版社1922年莫斯科版） |
第267号文件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宣言.content{FONT-SIZE:12pt;LINE-HEIGHT:25px;FONT-FAMILY:"宋体"}.contentIMG{MARGIN:7px}.TitleLinks{TEXT-ALIGN:center}.TitleLinks.content{LINE-HEIGHT:20pt}.TitleLinks.contentIMG{MARGIN-TOP:7px;MARGIN-BOTTOM:7px}A:link{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functionsetVariables(){if(navigator.appName=="Netscape"){v=".top=";dS="document.";sD="";y="window.pageYOffset";}else{v=".pixelTop=";dS="";sD=".style";y="document.body.scrollTop";}}functioncheckLocation(){object="object1";yy=eval(y);eval(dS+object+sD+v+yy);setTimeout("checkLocation()",10);}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第267号文件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宣言（在4月2日会议上由福尔[法国]宣读）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执行委员会按照维也纳国际代表会议决议的精神与思想来参加三个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1921年2月召开的维也纳代表会议确定了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的基本原则，明确了它和第二国际及共产国际的分歧，提出自己的目的是无例外地团结一切无产阶级政党反对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并用自己的全部工作来完成这个任务。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对现在召开的代表会议表示欢迎，希望它成为达到这个目的的第一步。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坚决尽一切力量促使这个目的实现，但不得不强调指出，只有当各个无产阶级政党之间的斗争仅采用思想武器进行，而不恶化到一个无产阶级政党采用恐怖手段反对另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地步时，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利益所要求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才得以建立。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执行委员会指出，在苏维埃俄国，在共产党的专政下，劳动人民群众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和工会自由。社会主义的政党遭到恐怖手段的迫害，并丧失了进行活动的任何可能；执行委员会还断定，社会主义的格鲁吉亚被军事占领夺去了自决权。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执行委员会认为，为了建立整个无产阶级的真正的统一战线，必须恢复俄国社会主义政党平等的政治权利、俄国工农的政治与经济活动的自由、格鲁吉亚劳动人民的自决权。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特别注意到，社会革命党党员由于四年以前在公开的国内战争期间的某些莫须有的罪名竟被判处死刑，何况根据苏维埃政府屡次宣布的大赦，这些罪名都是应该获得赦免的。这就使得由这次代表会议开始的工作在道义上不能继续下去。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肯定，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中，甚至在右翼社会民主党参加政府的国家中，左翼社会党和共产党都受到野兽暴行的摧残，同时右翼社会党参加的政府违背了各民族自决的权利。执行委员会认为，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必要前提是，所有社会党竭尽全力恢复共产党以及所有工人政党表达思想的完全自由，并争取释放许多因进行革命斗争而遭到监禁的受害者。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确信，无产阶级斗争的必然进程将导致统一战线思想的胜利，使国际无产阶级统一的这些前提得到承认。由于抱着这种希望，所以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执行委员会认为，在这次仅仅作为召开更广泛的共同会议的筹备会议上来讨论一切争端问题，是不适宜的。执行委员会表示愿意共同讨论为恢复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所需要进行的工作。（《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柏林代表会议记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出版社1922年莫斯科版） |
第266号文件拉狄克的发言[1].content{FONT-SIZE:12pt;LINE-HEIGHT:25px;FONT-FAMILY:"宋体"}.contentIMG{MARGIN:7px}.TitleLinks{TEXT-ALIGN:center}.TitleLinks.content{LINE-HEIGHT:20pt}.TitleLinks.contentIMG{MARGIN-TOP:7px;MARGIN-BOTTOM:7px}A:link{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functionsetVariables(){if(navigator.appName=="Netscape"){v=".top=";dS="document.";sD="";y="window.pageYOffset";}else{v=".pixelTop=";dS="";sD=".style";y="document.body.scrollTop";}}functioncheckLocation(){object="object1";yy=eval(y);eval(dS+object+sD+v+yy);setTimeout("checkLocation()",10);}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第266号文件拉狄克的发言[1]在我们的宣言中，我们没有为召开国际代表会议提出任何条件。我们坚持邀请书中表述的立场，按照第二半国际的看法，这应该是一次行动的会议。然而，我们坚持的这个立场，看来，维也纳国际正在打算放弃。我们不准备在这里算老账。但这并不是由于我们打算对于必须说清的事保持沉默，而只是因为，我们集中注意当前的要求和世界无产阶级总的状况，并告诉自己：这时来重复旧时的指责是毫无意义的；应该考虑我们将作些什么。第二国际的代表王德威尔得却认为他那方面有几笔账非算清楚不可。他说这些话时所发出的声调和所作的姿态同我们在巴塞尔曾经看到的一模一样（共产国际代表们喊：“对”），那时，他作为“国际”的领袖曾宣誓要引导我们反对战争。一刹那间，我们被王德威尔得的动人的声调带回到过去的时日，那时我们曾相信他的热情洋溢的语调；一刹那间，我们忘记了，这个声音曾淹没在大炮的轰鸣声中。如果王德威尔得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把这八年总结一下，这个总结可能使这次代表会议遭到破坏，但它会使这位比利时王国前任大臣听起来感到很不愉快。他忘记了泪水汇成大海，他忘记了尸骨堆成高山，他忘记了全世界受到的一切灾难痛苦。对于他来说，这种总结是不存在的。经这样总结之后，他会走过来向我们说：给一点儿信任、起码的信任、少许的信任，如果你们不先答应给我这种信任，那我们便没有什么可谈的。我们可以当着王德威尔得公民的面说：一点儿也不信任！我们过去已经因为这种信任而付出了代价，以致我们现在已成敌人一般，不得不重新寻找互相了解的途径。如果你对我们甜言蜜语地说到信任，我们就明确地答复你——不信任！信任什么？信任战争么？信任什么？信任你作为比利时的大臣参加签订的凡尔赛和约么？信任什么？信任谁？你代表组织讲话。这个组织并非仅由小小的比利时组成的。对工党只在口头上反对的英国占领表示信任！对第二国际的代表在这里闭口不谈的那些罪行表示信任！社会革命党人蔡金公布了英国政治警察下令枪杀高加索二十六位无产阶级领袖的文件。凶手的姓名被公布了。托姆·萧公民在英国议会中曾否质问过：罪犯后来怎样？马利斯坦将军和汤姆生将军结果如何？而你们竟说：信任。第二国际说这种话的时候，其在座的代表中间就有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我们要问：三个国际判决杀害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凶手的法庭在哪里？（共产主义者喊：“对”。）他们是被柏林近卫师特别法庭判罪的，如果你们胆敢污蔑俄国法庭，我们就要对你们说：把沾满罗莎·卢森堡、李卜克内西与列文奈的鲜血的魔掌缩回去（共产主义者代表们热烈赞同），他们不是被土匪杀害的，而是当你们（面向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参加政府、利用无产阶级的信任为非作歹时被你们的法庭判决的。你们会说：既然如此，你们通过这次代表会议想达到什么目的呢？玩弄策略手段有何意义呢？我要冷静而明确地当面对你们说明我们的希望。你们之所以参加这次代表会议，是因为你们迫不得已：你们过去是全世界反动派的工具，现在，无论你们愿意与否，你们应当是为无产阶级利益而斗争的工具。我们和你们坐到一张桌子上来，我们希望和你们一致斗争，这个斗争将决定，这究竟是像你们所说的为共产国际谋利益的一种手腕，还是工人阶级汇合的一股巨流。你们的行为将决定，我们的行动有何意义。如果你们和我们、和各国无产阶级一同斗争（不是为专政而斗争，在这一方面我们不信任你们），为面包而斗争，为反对继续破坏全世界而斗争，那末无产阶级在这个斗争中便会团结得更紧密，而我们也不会再根据过去的恶行、而会根据新的事实来评论你们。当这些事实尚未具备的时候，我们就要冷静地进行这些谈判和共同行动，但抱着极不信任的心理，并确信你们在这个斗争中会再三再四地落伍。但是我们愿意试图和你们共同斗争，这不是因为对你们有感情，而是为了当前的迫切需要。这种需要推动着我们。这种需要也迫使你们在这所大厅里和你们称之为罪犯的共产党人一起开会。现在来谈王德威尔得公民提出的另一些条件。大家今天在这里所听到的，是第二国际的粗暴攻击，其目的在于吓唬我们。而维也纳国际则是无可奈何地怀着沉重的心情来这里伴奏一番。我谈到第二国际的先生们对我们提出的条件，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回避对你们作这种答复。条件！王德威尔得公民说：你们谈到凡尔赛和约。他顺带说，他害怕提出这个问题也可能对司丁尼斯有所帮助。德国工人甚至买不起衬衣。国际资本已从贫困的德国人民身上发了一笔横财，王德威尔得公民对此是漠不关心的。他害怕司丁尼斯会更加富有，大家知道，司丁尼斯正在和苏维埃俄国谈判，甚至可能会拨给共产国际一笔款子。（共产主义者代表中间发出笑声。）王德威尔得先生没有说明白：他是否想和彭加勒一样，说到恢复和平却不涉及凡尔赛条约。否则，他关于司丁尼斯的说法除此以外又有什么意思呢？我没有足够的外交天才来了解这一点。（哄堂大笑。喊声：“你证明了这点”。）我证明了这点，完全对。其次我要问：第二国际是否愿意把凡尔赛和约的问题列入代表会议的议程？如果作为第二国际成员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竟反对国际代表会议在这里讨论凡尔赛问题，那是非常有意思的。大概，这是由于把希望寄托在劳合一乔治的身上了。现在我来谈对我们提出的其他条件。王德威尔得怀着素来对受压迫的弱小民族（甚至包括刚果地方的弱小民族在内）的热爱问我们：如果被杀害的格鲁吉亚显灵了，并且责问道，该隐[2]，你为什么杀害我们？那时你们打算抱着什么态度来参加代表会议？我明白地告诉王德威尔得公民，为什么我们杀死了这个班柯。至于说到乌克兰，乌克兰并未死去，它活着，它很强大，它在斗争。只有彼得留拉政府的幽灵才打扰王德威尔得的美梦，这些幽灵靠着波兰总参谋部的金钱过活，同时又向巴黎以及向“国际”求救。王德威尔得大可放心，乌克兰虽然有饥馑现象，但它活着，它很健康，它将作为苏维埃联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作为一个边区国家，和我们一同为俄罗斯人民与乌克兰人民的复兴而斗争。（喊声：但不是乌克兰人民）。我肯定，驱逐了彼得留拉政府（虽然它有德国政府的支持）的工人和农民都是乌克兰人。（对叫喊者说）我不知道，这个叫喊者过去是不是拉达的成员，这个组织当时在霍夫曼将军的帮助下把我们赶出了乌克兰，现在又指望在协约国的帮助下干出同样的事。（又发出喊叫声）至于谈到格鲁吉亚的问题，我不清楚，究竟是什么使王德威尔得坐立不安，是因为在第比利斯的齐赫泽与饶尔丹尼亚的位置上出现了穆吉万，还是因为通巴库的路不在英国手里（笑声）。我要告诉第二国际的代表、首先是英国代表：不许干涉格鲁吉亚。当格鲁吉亚政府在英国大炮的掩护下屠杀格鲁吉亚的工人和农民时，你们没有表示抗议。（反对声和喊声。）我们的肃反人员不是有才能的文学家。而以你们的国民自卫队领导人朱格里为代表的格鲁吉亚人却相当粗心，以至于留下了一本书。这本书中对于格鲁吉亚民主派的描写如此露骨，我们只要在最近的代表会议上拿出这本书来，你们就会相信，格鲁吉亚国家也是建立在铁血的基础上的。如果你们发问，——我们现在公开说明这点，——为什么我们帮助推翻格鲁吉亚政府，我们就会根据格鲁吉亚政府如此疏忽大意地刊印的文件来答复你们。格鲁吉亚外交部长致函阿列克塞也夫将军说：我们帮助了白军，我们不仅和你们一同镇压了布尔什维克，而且还供养你们的白军军官，并让他们转到你处。如果代表会议准备成立一个人数不多的委员会来研究这些文件的真假，我们极愿提供这些文件。最后来谈谈最动人的地方：如果没有社会革命党人，你们怎么办？如果没有这班出色的国际主义者，你们怎么办？诚然，他们既未参加第二国际，也未参加第二半国际，但是受到第二国际的庇护并申请加入第二半国际。我们荣幸地在这个会议上看见以记者身份出现的前俄国立宪会议主席切尔诺夫。我认为，如果你们打算和我们争论关于社会革命党人的问题，那末社会革命党人在国外比比皆是，同时也没有必要给这个代表会议收罗一批拿着手枪伺机杀害俄国革命领袖的家伙。且让我把各项争端暂时放在一边，实事求是地提出问题：我们同意维也纳国际，建议召开代表会议来准备行动。我们对自己说：行动绝对不需要辩论意见不一致的问题和方法。如果有什么办法可以缓和矛盾，那末这个办法就是共同斗争。共同斗争将在无产阶级各部分之间建立起一道桥梁。如果你们对这个行动的会议表示怠工，使国际代表会议的召开只是为了进行争论，我们就要说：无产阶级要面包，你们却给他们石头。但我们并不习惯于避开争论。那时我们就会在这里坐下来进行辩论，那时我们就要在会上向你们算这八年来的账，并要求加以讨论。我们提醒那些叫喊不许碰社会革命党人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注意，苏维埃共和国的战士在巴伐利亚监狱中被囚禁了三年，工人们因为三月行动被关在德国的感化院中。我们问他们，杀害达托的凶手怎样了？有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参加的德国政府为了让社会民主党人领导的柏林警察得到50万比塞大[3]的赏金，把达托送上了西班牙的绞架。其次我们要问你们，谁杀害了德的15，000名无产者。我们且看，你们怎样答复我们（喊声：“问艾柏林”）。杀害15，000名工人的不是艾柏林，而是诺斯克，这是举世皆知的。我们要向每一个国家算账。如果我们竟是罪人，那你们，在座的亲爱的诸位，就是罪大恶极的一打政党的代表。总之，概括地说：我们主张召开行动的代表会议，这个会议应该讨论，当资本聚集力量不是为了复兴全世界，而是为了掠夺全世界，使资本家能够巩固自己的统治时，我们应当怎么办。我们应当采取哪些手段反对失业、反对资本家同盟歇业的浪潮？这是我们的纲领。在这方面，你们如要进行争论，我们就同你们争论。但为了安慰在为社会革命党人的命运感到忧虑不安的感情脆弱的王德威尔得（虽然直到如今他还把佛来米族的自治主义者关在监牢里）和神经过敏的维尔斯，我们愿意说：请给我们证明，你们为人比我们好；请向我们建议，用被你们列为圣徒的恐怖分子来和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战士及三月行动的战士交换。（切尔诺夫的喊声：勒索。）谁说勒索，谁就是无耻之徒，我这样回答你们，是要你们再不提这个字。（会场骚动）我们说，如果你们打算破坏代表会议，你们就得负责。你们打算召开代表大会讨论行动问题，我们同意；你们打算召开大会同时来研究无产阶级斗争的方法，我们也同意。我们准备参加任何形式的代表会议。我们不能容忍的是：有人提出了先决条件；尽管这些人得不到十分之九的无产阶级的丝毫信任，但我们并没有向他们提出任何条件。我声明：如果你们向我们提出应当在出席代表会议之前履行的条件，我们的答复是，我们拒绝这些先决条件。如果在共同的斗争中我们接近起来，将会产生一定的要求，但这是不必预先规定的。这些要求将从共同的斗争中产生出来，因此我们赞成共同的斗争。我重复一遍，我们接受第二半国际的建议，我们也向第二半国际提出问题：你们是维持你们在一月宣言中向我们提出的建议，还是收回这一建议并向我们提出新的条件？如果你们选择后者，那末我们就面临着新的形势，我们将研究这种形势。我们是根据你们的宣言到这里来的。（共产主义者代表们热烈赞同）-----------------------------[1]全部着重点都是作者加的（拉狄克：《共产国际的五年》）。——编者注[2]旧约中杀弟者之名。——译者注[3]西班牙币名。——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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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5号文件王德威尔得的发言（节录）.content{FONT-SIZE:12pt;LINE-HEIGHT:25px;FONT-FAMILY:"宋体"}.contentIMG{MARGIN:7px}.TitleLinks{TEXT-ALIGN:center}.TitleLinks.content{LINE-HEIGHT:20pt}.TitleLinks.contentIMG{MARGIN-TOP:7px;MARGIN-BOTTOM:7px}A:link{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functionsetVariables(){if(navigator.appName=="Netscape"){v=".top=";dS="document.";sD="";y="window.pageYOffset";}else{v=".pixelTop=";dS="";sD=".style";y="document.body.scrollTop";}}functioncheckLocation(){object="object1";yy=eval(y);eval(dS+object+sD+v+yy);setTimeout("checkLocation()",10);}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第265号文件王德威尔得的发言（节录）我不是代表自己，而是代表第二国际执行委会发言；因为我不是以个人身份发言，所以我不愿对于今天上午第三国际方面所说的话进行争论。我本来可以最坚决地反驳我们今天上午听到的论点，并反驳建议的某些实际措施。例如有人说，必须使某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摆脱凡尔赛和约的义务的负担。我不怀疑，这种建议对于一部分无产阶级，例如德国无产阶级、首先是司丁尼斯先生是有利的；但是我不认为，受战争损害最惨重的那些国家的无产阶级会欢迎这种建议。但是，如上所说，我在这里不是作为比利时的代表发言，而是作为第二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发言，因此我以这种身份声明，对于我们今天上午听到的解释，我们不愿以自己的解释来作回答，因为第一，我们早在法兰克福[1]就对我们维也纳国际的朋友们说明了自己的观点，第二，我们不愿意由于对召开共同的代表会议的问题表示可否而约束自己。我们认为，现在交换意见将会说明，这个共同的代表会议能否召开……我已经说了，我们在原则上并不反对共同的代表会议。但是第二国际的全体会员一致认为，为了使这次共同的代表会议收到良好的效果，增强无产阶级的力量，就必须事先达成起码的协议，取得起码的互相信任，而且在我们看来，后者甚至更为重要，否则，如果代表会议只是把我们的不一致公之于世，从而更加削弱无产阶级行动的积极性，那末这种会议还是不开为妙。至于谈到反抗资本的进攻、反抗保皇党与军国主义者的进攻的问题，这个代表会议必须加强，而不是削弱与会各党在这一斗争中所采取的立场。因此，现在就必须提出问题：召开这种共同的代表会议是否有什么好处。对此我坦白地答复说：如果这个代表会议只是我们的分歧意见的战场，只是有利于某种旨在反对这个或那个国际的勾当，那么会议就不会有好处，我们就拒绝参加。现在我愿意十分坦率地说一说我们对这个共同的代表会议表示不信任和担心的原因。问题是，某些已经公布的文件使我们有理由感到不信任和忧虑。这里说的不是单纯主观上的印象，而是根据这些文件势必会作出的结论……去年12月，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公布了一个文件[2],这个文件清楚地暴露了第三国际对待共同的代表会议的意图……从这个文件中可以明显地看出，第三国际谈论统一战线的唯一目的，是要把我们控制在它的掌握之中，以便于窒杀或毒害我们。亲爱的维也纳的同志们，你们想必知道，第三国际先让我们进入这样的圈套，然后再来收拾我们。在这个文件中，茹奥、梅尔黑姆、龙格、王德威尔得等人都被叫做资产阶级的走狗，我必须指出，一个社会党人的最大耻辱莫过于被称为资产阶级的走狗……如果你们(对第三国际的代表们说)想和我们召开代表会议，正像这个文件所说明的，只是为了追求策略性的目的，施展这个文件中所表露的狡猾手腕，继续你们以前反对我们的斗争，那我们当然不能够和你们会面。因此我们首先要求保证诚恳的态度，保证你们放弃成立支部并在我们中间引起分裂的新企图，放弃破坏比利时和英国等国家中幸存的无产阶级统一的新企图。你们必须说明，你们究竟是要继续成立支部，还是打算和我们在具体问题上达成协定，并给予各个党派以策略上的自由……[3]如果不预先解决这些问题，你们怎么能够想像，这些问题不会在共同的代表会议的第一天、第一小时爆发出来。如果你们坚持你们所走的道路，结果将会怎样？你们十分清楚，这将是一场战争、一场必须进行到底的斗争、一场为保卫人的起码权利所作的斗争。那时你们的建立无产阶级防御战线的主张又将如何呢？你们难道感觉不到，这个本来应该巩固和加强我们的力量来反对资本主义、反对资产阶级的共同的代表会议，将呈现一片暴力横行、混乱不堪、分裂加深和由于我们的分裂而使无产阶级遭到削弱的悲惨景象……（《国际社会主义代表会议》。柏林代表会议记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出版社1922莫斯科版）------------------------------[1]王德威尔得指的是第二国际与第二半国际的代表于1922年2月23—27日举行的法兰克福代表会议。——编者注[2]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提纲，这个提纲载1922年3月14日《共产国际》杂志第20期，标题是：《关于工人统一战线和对待参加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的工人以及对待支持无政府工团主义组织的工人的态度》。——编者注[3]王德威尔得接着谈到关于“俄国各边区的权利遭到布尔什维克的蹂躏”、关于“布尔什维克帝国主义”和关于政治犯的问题，并要求改变第三国际在这些问题上的“行动路线”。——编者注 |
第264号文件共产国际代表团宣言[1].content{FONT-SIZE:12pt;LINE-HEIGHT:25px;FONT-FAMILY:"宋体"}.contentIMG{MARGIN:7px}.TitleLinks{TEXT-ALIGN:center}.TitleLinks.content{LINE-HEIGHT:20pt}.TitleLinks.contentIMG{MARGIN-TOP:7px;MARGIN-BOTTOM:7px}A:link{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functionsetVariables(){if(navigator.appName=="Netscape"){v=".top=";dS="document.";sD="";y="window.pageYOffset";}else{v=".pixelTop=";dS="";sD=".style";y="document.body.scrollTop";}}functioncheckLocation(){object="object1";yy=eval(y);eval(dS+object+sD+v+yy);setTimeout("checkLocation()",10);}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第264号文件共产国际代表团宣言[1]自从1914年7月社会主义国际局在布鲁塞尔召开最后一次会议、接着世界大战爆发和第二国际崩溃以来，曾经结成统一的国际组织的国际工人运动各派代表第一次坐在一张桌子上进行会谈。对于这种情况我们是不应该保持缄默的。我们不能不向全世界无产阶级说明，工人阶级目前的分裂状况究竟是由于什么引起的。我们指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工人阶级的某些阶层一时认为自己的利益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利益是共同的。这种情况表现在许多政党和组织的反革命行动上。当工人阶级还没有联合起来共同向国际资本作斗争，当工人阶级尚未断绝与资本主义代表人物的联盟关系，尚未决心夺取政权的时候，分裂局面就将继续下去，而分裂则是资本主义力量的主要泉源之一。无论怎样埋怨、怎样咒骂，在这里都是无济于事的。但是由于工人阶级还没有决意进行这个共同的斗争，还没有在这个斗争的时程中认识到，只有无产阶级大多数通过革命斗争夺取政权并建立劳动人民专政，才能战胜资本主义，所以我们声明，采取不同原则观点的国际无产阶级组织在组织上的联合是空想，因而是有害的。但是同时我们应该承认总的世界形势提出的迫切要求。工人阶级尽管有着使他们不能团结一致的各种深刻的意见分歧，但他们必须联合起来防御资本的进攻。战争结束，情绪激昂的武装工人群众返回家园后认识到，他们为之流血奋斗的所谓民主与人民福利只不过是资本家掩盖争夺资本主义利润的谎言，当时，通过猛烈的进攻夺取资本主义世界，还是有可能的。但是，由于工人阶级广大群众犹豫不决，改良主义政党在工人中间散布并有计划地支持关于民主的幻想，改良主义政党与资产阶级结成公开或秘密的联盟，这就阻碍了工人阶级大多数效法俄国十月革命的光荣榜样。相反地，改良主义政党却帮助了世界资本击退无产阶级的第一次进攻。全世界工人群众现在都感觉自己已承担了这个政策的后果。国际资产阶级即使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也无法恢复世界秩序。国际资产阶级甚至不能使无产阶级保持住战前的生活水平。但是从根本上受到了震动的资本主义世界却还相当强大，它企图把全部战费开支的重担压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世界资产阶级心犹未死，它还希望通过下列途径来弥补大部分战费开支：用勒索赔款的方法加紧对德国无产阶级的剥削；对苏维埃俄国发动和平干涉（因为他们没有能够用武力战胜苏维埃俄国）以奴役全体俄国人民；利用新成立的国家作为列强的帝国主义战争政策的工具并对它们进行剥削；加强对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人民（中国、波斯、土耳其）的剥削。国际资产阶级的某些集团不懂得，从战败国、苏维埃俄国与殖民地疲惫不堪的人民身上，是榨不出亿万钱财的。但是即使这些集团现在也都相信，就算能够做到这点，勒索来的巨额款项也仍然不足以恢复资本主义经济。所以资产阶级在全世界向工人阶级转入进攻。所以资产阶级不顾失业现象的存在，仍然企图在一切国家中延长工作日。所以资产阶级打算缩减工资。不仅战费开支要由国际工人阶级来弥补，而且重新加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资金也是出在工人阶级的身上。这种情况使国际工人阶级面临极重要的抉择。他们或者是团结起来防御国际资本的种种阴谋，同心协力地反对在经济上掠夺战败国、苏维埃俄国与殖民地的企图，争取废除凡尔赛和约，承认苏维埃俄国并帮助它恢复经济，在一切国家实行工人监督生产；或者是像偿付战费开支一样地用自己的血汗与健康来偿付和平的代价。共产国际号召工人群众，不论对于取得最后胜利的道路和保证实现这条道路的手段的看法如何，都一致团结起来向现代资本奋勇斗争。因此，共产国际提出了无产阶级反资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口号，并对维也纳国际[2]关于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创议表示欢迎。共产国际认为预定召开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是在进行必不可免的战斗时把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的一种手段。为了使这次代表大会能够开得成功，共产国际建议邀请所有无产阶级工会组织都来参加大会。工会包括了无产阶级的大多数人。无产阶级在工会组织下的联合是不考虑政治见解的分歧的。这种联合是由于工人群众的日常需要。如果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不是一次空洞的示威，如果大会的任务是统一无产阶级的国际行动，工会就应该参加大会。在某些国家中不仅无产阶级的领导组织是分裂的，甚至其群众组织也是分裂的，但这不能作为反对吸收工会参加的理由，相反这正是应该吸收工会参加的理由。正因为工会是围绕着两个中心组成的，所以才有必要达成关于共同行动的协定。我们建议邀请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红色工会国际、以及没有参加这两个工会国际的工团主义组织、美国劳工联合会与各个独立的工会。至于无产阶级政党，则除了三个国际执行委员会所属的各政党以外，我们还建议邀请没有参加国际联合组织的党派。这里我们指的首先是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的组织。这些组织的人数虽然不多，但却包括一些肯定是诚实的革命工人，应该把他们吸收到无产阶级斗争的共同阵线中来。我们和这些集团之间有重大的分歧。然而，当形势促使我们有必要甚至和改良主义政党（改良主义政党的违反工人阶级利益的政策，是使工人迷失方向和离开左翼分子的原因）达成协议的时候，我们认为自己有义务试图和这些集团在当前行动的问题上达成协议。我们认为必须在最短期间召开国际工人代表会议。热那亚会议是在现实情况使世界资本的凡尔赛政策受到愈来愈大的震动之后，世界资本企图重新分割世界、建立资本主义新秩序的一种尝试。凡尔赛会议期间，国际工人阶级犹豫不决，未能采取行动。只有苏维埃俄国向协约国资本奴役全球的企图进行了武装斗争。如今，经过了三年的资本主义混乱、资本主义日益瓦解的时期之后，苏维埃俄国终于取得胜利，它拥有坚强的军事力量，同时又是资本猖狂发动“和平”攻势的道路上的障碍。现在的问题是要实际支援第一个掀起并推动了世界革命浪潮的国家，帮助它战胜帝国主义迫使它在社会政策上投降的企图，由于德国资产阶级向协约国彻底投降，德国无产阶级尽管进行了反抗，但已经成了世界无产阶级工资降低的起因。反对协约国的赔款政策的斗争，就是争取协约国与美国工人群众的最低生活费的斗争。如果国际无产阶级不坚决反对凡尔赛条约，反对从经济上窒杀俄国的企图，反对使殖民地破产，反对剥削新成立的小国的居民，就休想克服失业与世界经济危机。因此，国际工人阶级应当在热那亚会议期间大声疾呼，应当力图迫使这次据说是为了恢复世界经济而召开的会议也从事研究工人问题、失业与八小时工作日问题，但不像在凡尔赛会议上那样，那时一些不以斗争的群众为后盾的工人组织的代表，手持礼帽，恳求协约国考虑到无产阶级的利益。国际无产阶级的代表应该以示威斗争的群众为依靠，要求在热那亚集会的世界资本的代表履行曾被肆意违反的诺言。共产国际代表团一刻也不掩盖它和改良主义政党及半改良主义政党不同的地方，但准备全力争取国际无产阶级共同斗争。共产国际代表团能够较容易地做到这点，因为它深信，每时每刻的斗争和斗争的全部经验将向全世界无产者说明，向资本作任何妥协都不能保证世界和平与人类生存的安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无产阶级必须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必须胜利地把安排世界各国事务的活动掌握在自己有力的手中，以便把这些国家组织得符合人类绝大多数的利益。共产国际代表团从所有这些考虑出发，建议将来召开的国际代表会议只讨论与工人群众共同的直接实际行动有关的问题，即不是促使工人群众分裂、而是促使他们联合的问题。因此，共产国际代表团提出国际代表会议的下列议程：1．防御资本进攻。2．向反动势力作斗争。3．准备反对新的帝国主义战争。4．帮助俄罗斯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恢复。5．凡尔赛条约与恢复被破坏的地区。（共产国际代表一致赞同）（卡尔·拉狄克：《共产国际的五年》，第2部）------------------------[1]这个宣言是由拉狄克草拟的。在第一次会议上，克拉拉·蔡特金同志代表共产国际代表团宣读了宣言。——编者注[2]第二半国际。——编者注 |
第263号文件第二半国际的未来[1].content{FONT-SIZE:12pt;LINE-HEIGHT:25px;FONT-FAMILY:"宋体"}.contentIMG{MARGIN:7px}.TitleLinks{TEXT-ALIGN:center}.TitleLinks.content{LINE-HEIGHT:20pt}.TitleLinks.contentIMG{MARGIN-TOP:7px;MARGIN-BOTTOM:7px}A:link{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functionsetVariables(){if(navigator.appName=="Netscape"){v=".top=";dS="document.";sD="";y="window.pageYOffset";}else{v=".pixelTop=";dS="";sD=".style";y="document.body.scrollTop";}}functioncheckLocation(){object="object1";yy=eval(y);eval(dS+object+sD+v+yy);setTimeout("checkLocation()",10);}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第263号文件第二半国际的未来[1]第二半国际是一个没有独立完整的政治思想的组织。它根本无意实现那些从共产国际那里剽窃来并被它庸俗化了的思想。它根本不是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但它却蓄意成为各国中派社会党的一个组织松弛的国际联合会。第二半国际死死地抓住阿姆斯特丹黄色工会国际不放，这种情况最足以说明它是多么不相信自己的战斗力和生命力。但是，设想第二半国际已无力存在下去，那也是错误的。如果西欧各国的革命运动不能在短时期内获得比较迅速的发展，如果工人群众革命化的过程进展缓慢，第二半国际便能阻止那些还徘徊在十字路口的革命群众参加第三国际。第二半国际将成为那些至今还不能决定何去何从的政治上的流浪者的容身之所。当然，第二半国际的存在将是幻影般的存在。它没有能力行动，没有能力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的灵魂，它将只是无产阶级后备军在还没有被各种事件推进到世界革命的前台时的一种幻想。不久前意大利社会党内发生的事件，最足以说明这种犹豫不决的群众人数还是非常众多的。意大利社会党被认为是共产国际内最大的政党之一。参加该党的数万名（甚至更多）的工人，曾在意大利革命的前线战斗中表现了自己的英勇果敢。当苏维埃俄国遭遇严重危险时，他们曾积极地表示对它的同情。他们赞成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接受工人苏维埃的思想，甚至试图用革命的方法来实现由工厂委员会监督生产的主张。但是尽管如此，他们与改良主义的过去仍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自己对于这种联系的意义是不了解的，虽然这种联系使意大利的革命有被扼杀的危险。由于露骨的帝国主义分子早在战前就被开除出党，所以意大利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分子在战前就已发生了分裂，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大部分的意大利工人看不到，危险正在于他们的领导上层中渗入了敌视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和平主义者。就是这些过去自认为是共产国际先锋队的无产阶级群众，当必须在改良主义的领袖和共产国际之间作出抉择时，却选择了前者。尽管支持塞拉蒂的工人深信他们仍然忠实于第三国际，但是这一事实不是证明中派分子对工人运动的危害性不大，而正是证明这种危害性很大。中派思想的毒素严重地腐蚀了工人阶级的精神状态。只有继续不断地扩大世界革命，才能消灭这种毒素。无论是理论上的探讨或是宣传鼓动，都不能战胜它。只有斗争才能清除这种毒素。斗争将使群众坚定起来，并确信在决定性关头的任何动摇都等于死亡。但是，认为只有在世界革命的条件下，只有通过世界革命才能战胜中派思潮，这绝不是意味着共产国际会让这种思潮在自己的内部有容身之地，以便将来再通过革命来克服它。毫无疑问，不知不觉地受到中派毒素腐蚀的器官必须切除，以防整个机体受到传染。让希法亭之流诬蔑我们为宗派主义者，说我们仅仅由于群众没有表示愿意无条件地接受我们的全部方案就抛弃了群众。共产国际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它愈是意识到必须接近并经常接触进步较慢的工人群众，它愈应该关心使自己的队伍——革命先锋队——清醒而明确地了解当前的任务和道路。谁想引导群众参加革命斗争，谁就必须与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这是不言而喻的。他不应该任意地规定自发的群众运动的方向。共产国际从来也没有这样做过。它根据对世界革命发展趋势的了解，提出自己的目标。坚持共产国际的目标，完全不意味着学究式地把自己的愿望与工人群众对立起来。这就是说，根据今天的情况，应当考虑到工人阶级的明天；不要忽略由于道路曲折而显得模糊不清的奋斗目标。这就是说，在动摇不定的、常常在斗争的后果面前退却的和刚刚开始觉悟的群众的运动过程中，必须建立一支紧密团结的先锋队，并在其帮助下不断引导群众前进，直到胜利。根据上述这种依存关系，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不仅必须联系尚在动摇的工人群众，而且必须同他们的一切幻想和动摇，首先同中派思想、中派领袖和中派组织进行最无情的斗争。因此，对于第二半国际，共产国际首先应该进行斗争。对谎言和欺骗进行的斗争愈是无情和经常，我们就愈能紧密地团结我们的队伍，我们对于跟随第二半国际走的群众的影响也会愈大。无论这些群众在何时何地投入战斗，我们都愿意同他们一致行动。对于这些群众的领袖，则一当他们想把工人群众引入迷途，一当他们背弃自己的义务，我们就随时随地地进行无情的斗争。德国右翼独立派分子的历史表明：在哈雷分裂以后，也就是在他们把革命分子当作包袱丢掉以后，他们便迅速地向右转。他们的真面目的暴露，就加速了共产国际的胜利。第二半国际是全世界目前所处的革命过程的一个产物，但它不是反映世界革命的创造精神的东西，而是历史的渣滓，是在世界革命的激流中游离出来的东西。因此，只要一旦出现世界革命的汹涌澎湃的浪潮，第二半国际就将被这一浪潮所冲刷掉。在此以前，我们必须与它进行斗争，把它看作是一种阻碍无产阶级从睡梦中觉醒并勇猛地投入革命战斗的因循守旧的传统势力。---------------------[1]摘自拉狄克所著《第二半国际的建立》一文（《共产国际》杂志，第16期）。——编者注 |
第262号文件阶级斗争的方法和组织.content{FONT-SIZE:12pt;LINE-HEIGHT:25px;FONT-FAMILY:"宋体"}.contentIMG{MARGIN:7px}.TitleLinks{TEXT-ALIGN:center}.TitleLinks.content{LINE-HEIGHT:20pt}.TitleLinks.contentIMG{MARGIN-TOP:7px;MARGIN-BOTTOM:7px}A:link{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functionsetVariables(){if(navigator.appName=="Netscape"){v=".top=";dS="document.";sD="";y="window.pageYOffset";}else{v=".pixelTop=";dS="";sD=".style";y="document.body.scrollTop";}}functioncheckLocation(){object="object1";yy=eval(y);eval(dS+object+sD+v+yy);setTimeout("checkLocation()",10);}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第262号文件阶级斗争的方法和组织报告人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奥地利）维也纳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号召全体工人争取实现各个国家以及国际上工人运动的团结一致。为了实现这种团结，代表会议决定根据本会议的决议和决定竭尽全力进行活动。代表会议要求各国社会党人支持代表会议所作的一切努力，并以最积极的态度力求在本国以及在国际上建立革命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 |
第256号文件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章程.content{FONT-SIZE:12pt;LINE-HEIGHT:25px;FONT-FAMILY:"宋体"}.contentIMG{MARGIN:7px}.TitleLinks{TEXT-ALIGN:center}.TitleLinks.content{LINE-HEIGHT:20pt}.TitleLinks.contentIMG{MARGIN-TOP:7px;MARGIN-BOTTOM:7px}A:link{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functionsetVariables(){if(navigator.appName=="Netscape"){v=".top=";dS="document.";sD="";y="window.pageYOffset";}else{v=".pixelTop=";dS="";sD=".style";y="document.body.scrollTop";}}functioncheckLocation(){object="object1";yy=eval(y);eval(dS+object+sD+v+yy);setTimeout("checkLocation()",10);}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第256号文件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章程第1条、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是力求通过革命的阶级斗争，夺取政治和经济权力来实现社会主义的各社会党的联合组织。工人联合会不是一个包括全体革命无产阶级的国际，而只是建立国际的一个手段。第2条、工人联合会的任务是统一所有加入联合会的各社会党的活动，确定一致行动，努力恢复联合全体革命无产阶级的国际。第3条、凡是没有加入定名为“第二国际”或“第三国际”的这类党派联合组织，承认本章程，并能执行本联合会全体代表会议一切决议的各社会党，都可以成为工人联合会的会员。第4条、工人联合会委托执行委员会保证一切决议的贯彻执行，执行委员会的职责由全体代表会议制定规章加以确定。第5条、各会员根据本身的经济能力缴纳会费，作为工人联合会的经费开支，每年会费的最低数额由全体代表会议规定。第6条、工人联合会的决议为全体会员所必须执行。特别是，加入工人联合会的工人政党不得与其他国际组织单独进行谈判，必须同心协力地完全贯彻执行工人联合会的国际政策。 |
第254号文件伯尔尼预备会议告各国社会党书[1].content{FONT-SIZE:12pt;LINE-HEIGHT:25px;FONT-FAMILY:"宋体"}.contentIMG{MARGIN:7px}.TitleLinks{TEXT-ALIGN:center}.TitleLinks.content{LINE-HEIGHT:20pt}.TitleLinks.contentIMG{MARGIN-TOP:7px;MARGIN-BOTTOM:7px}A:link{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functionsetVariables(){if(navigator.appName=="Netscape"){v=".top=";dS="document.";sD="";y="window.pageYOffset";}else{v=".pixelTop=";dS="";sD=".style";y="document.body.scrollTop";}}functioncheckLocation(){object="object1";yy=eval(y);eval(dS+object+sD+v+yy);setTimeout("checkLocation()",10);}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第254号文件伯尔尼预备会议告各国社会党书[1]I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为掌握国家政权而重新开始的坚决斗争，是世界大战的结果。英美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统治是世界大战的直接产物。同时，英美资本主义还把它在欧洲大陆的优势地位让给了法国军国主义，把它在东亚的优势地位让给了日本帝国主义。这些居于统治地位的国家的胜利，首先巩固了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并使这些国家工人阶级的本来就穷困不堪的生活状况更加恶化。同时，战争造成了一个直接反对东欧和中欧的无产阶级革命，反对被压迫民族和殖民地人民的自由要求的世界统治体系。战胜国企图用封锁和武装干涉的办法来推翻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前哨——苏维埃共和国。为此，它们利用中欧的战败国的经济依赖地位，来阻挠无产阶级革命在这些国家中的发展。它们利用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的血腥的反革命政权，来充当反对苏维埃俄国和屠杀中欧无产阶级的刽子手。它们支持德国、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反革命活动。意大利的每一次革命运动，都受到饥饿封锁的威胁。它们靠经济上的压制和财政上的讹诈把小国变成对它们唯命是从的驯服工具。它们更把西亚各族人民的解放运动淹没在一片血海中。这个资本主义体系甚至同战胜国无产阶级群众的迫切的经济要求和社会要求也是背道而驰的。对俄国的封锁以及和约所引起的中欧的经济凋敝，使欧洲的很大一部分地区被排斥在世界市场之外。因此，不仅东欧和中欧各族人民将被抛入不堪忍受的贫困境地，从而为民族主义和反革命势力的兴风作浪造成大好条件；而且这个体系也将使西欧和美国的工业和产品失去最主要的市场和陷入严重的危机，从而引起千百万人失业。除此以外，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还面临着这样一种危险：东欧和中欧将成为降低工资的起点，这就会影响到西欧和美国无产阶级的物质生活状况，使它每况愈下。为了反对这种情况，必须集合世界无产阶级的一切力量，并提出根本的社会主义要求作为它斗争的中心要旨。无产阶级应该提出自己的世界政策，来和资本的世界统治相对抗。这个政策的任务应当包括：坚决捍卫苏维埃俄国，使它不受西欧帝国主义当局的侵犯；制止法帝国主义在中欧的反革命阴谋；使东欧和中欧的革命运动摆脱西欧帝国主义所加于它的种种束缚；支持争取解放的民族和殖民地人民反对资本主义统治体系的斗争；并在此基础上联合世界上一切革命力量来反对帝国主义的统治。II只有当世界无产阶级根据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原则团结一致，锻炼了不可动摇的斗争意志，并为实现这一目的而把自己的一切力量联合为强大的国际组织的时候，上述任务才能完成。目前，无产阶级还没有这样的国际组织。世界大战使第二国际垮台了。第二国际是由于参加这一国际的各国党采取了向帝国主义投降的立场而崩溃的。这些党不但不把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反对战争，反而支持列强的这一集团或那一集团，从而使自己完全不能对战争的结束发生影响。齐美尔瓦尔得会议表明，即使在战争的初期，本来也是可以实行以社会主义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工人政策的。这样，齐美尔瓦尔得会议也就证明，第二国际由于不能采取这种政策而没有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由于加入第二国际的各国社会党的背叛，于是仇恨和互不信任使得各国工人群众分裂，并引起了第二国际的瓦解。总之，第二国际已不再存在了！现在自称为第二国际的组织，只是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属于纯粹改良主义和民族主义派系的那些党的联合组织。这些党在理论上不承认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历史必然性；它们在实践中把工人运动局限于运用民主方法，而不考虑各个国家和无产阶级各个发展阶段的特点；它们拒绝进行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而采取改良主义的内阁主义路线，认为这是达到社会主义的唯一途径。这个所谓的第二国际，并不能把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的一切有生力量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它只是破坏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统一的一种因素。共产国际自称为第三国际，并认为自己有权利和义务来继续和完成第一和第二国际的事业。实际上，莫斯科国际现在只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只要它坚持它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它就只能是这样一种组织。共产国际把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工农革命中运用的一切方法奉为金科玉律，强加给各国工人政党，而丝毫不顾各国阶级斗争的不同条件，不考虑到阶级斗争的方法要取决于地点和时间。各国阶级斗争的具体条件本来只有各国的社会党才能充分了解，可是共产国际却力图（希望）彻底取消各国社会党的自主，硬要它们服从于独揽大权的国际中央组织。共产国际想迫使各国社会党接受那种由于特殊的文化关系而产生的特殊的组织形式。它在活动中还有意识地破坏那些不是无条件地服从它的命令（指示）的社会党。共产国际希望使工会服从于党，力图分裂目前唯一的国际无产阶级统一组织——国际工会运动。共产国际提倡宗派主义运动，这种运动必须按照事先拟定的对各国一律适用的统一计划来进行，并受统一的国际中央机关的领导，而不是根据每一国家中无产阶级所处的条件来进行具体的阶级斗争。由于这些情况，共产国际便使自己不能把全部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团结在自己的周围。III既然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世界政策和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实现，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国际斗争组织，那末这样的组织就只能通过每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对资本家阶级的统治进行不懈的斗争来建立，而且斗争手段和策略永远要按照当时的革命形势来确定。当工人阶级还是作为政治上的少数派在资产阶级国家内部进行斗争的时候，它在斗争中既不能仅限于采取现有的那些单纯的工会活动和议会政治活动的方法，也不能硬搬其他国家工农群众尖锐的革命斗争的方法。一当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它将在资产阶级抵制或反抗无产阶级最高权力的一切地方，运用专政手段。专政就是已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为了粉碎资产阶级对实现社会主义的任何反抗而采用一切国家强制手段。专政是从资本主义的阶级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过程中的暂时阶段。专政的形式取决于每一个国家当时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力量对比关系。如果无产阶级是以民主手段取得政权的，那末在资产阶级反抗时，民主政权也会被迫采用某些专政措施。如果在夺取政权的决战时期，由于阶级矛盾的尖锐化，斗争中不宜实行民主，那末专政就必然应该采取无产阶级阶级组织专政的形式。根据各国的不同情况，专政机关可以是工农兵苏维埃，或是工会和生产委员会，或是地方自治组织（公社），或是因国家而异的其他各种阶级组织。正像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曾经采用过各不相同的形式一样，由于一切国家不是处在相同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无产阶级革命在各个国家中也将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以这些贯穿着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精神的共同观点为依据，1920年12月5-7日，在伯尔尼召开了有下列各党的代表参加的预备会议：1.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2.德奥社会民主党3.法国社会党4.英国独立工党5.俄国社会民主党6.瑞士社会民主党7.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德意志社会民主党鉴于日益猖獗的世界反动势力重新联合成一条国际战线；鉴于为保卫现有的革命成果以及有步骤地促进革命的开展，无产阶级已有采取国际对策的必要；又考虑到各国无产阶级的力量极为分散，妨碍斗争的有效进行，预备会议的与会者决定：建议各国社会党派遣代表参加定于1921年2月22日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预备会议提出议程如下：1.组织问题（建立机构）2.帝国主义与社会革命。3.阶级斗争的方法和组织。4.在国际范围内同反革命势力进行斗争。凡已退出第二国际而又同意本宣言所述原则的各国社会党，都可以参加这次会议……为了筹备这次会议，在预备会议上选出一个五人委员会，负责将临时议程通知准备参加会议的各党。弗·阿德勒（维也纳）、奥托·鲍威尔（维也纳）、卡尔·切尔马克（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图尔·克里斯平（柏林）、保尔·福尔（巴黎）、帕乌尔·格拉贝（瑞士）、鲁道夫·希法亭（柏林）、奥古斯特·谷格列尔（瑞士）、弗兰西斯·约翰逊（英国）、乔治·累德布尔（柏林）、让·龙格（巴黎）、马尔托夫（俄国）、厄内斯特·莱格纳德（瑞士）、库尔特·罗晋费尔德（柏林）、施努厄尔（英国）、沃尔舍德（英国）1920年12月7日于伯尔尼----------------[1]本文件内的着重点是按照原文标加的。——编者注 |
第248号文件列宁同志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的摘录.content{FONT-SIZE:12pt;LINE-HEIGHT:25px;FONT-FAMILY:"宋体"}.contentIMG{MARGIN:7px}.TitleLinks{TEXT-ALIGN:center}.TitleLinks.content{LINE-HEIGHT:20pt}.TitleLinks.contentIMG{MARGIN-TOP:7px;MARGIN-BOTTOM:7px}A:link{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functionsetVariables(){if(navigator.appName=="Netscape"){v=".top=";dS="document.";sD="";y="window.pageYOffset";}else{v=".pixelTop=";dS="";sD=".style";y="document.body.scrollTop";}}functioncheckLocation(){object="object1";yy=eval(y);eval(dS+object+sD+v+yy);setTimeout("checkLocation()",10);}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第248号文件列宁同志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的摘录（此提纲对伯尔尼代表会议拟定的，并提交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1.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增长，使得资产阶级及其在工人组织中的代理人拼命寻找思想论据和政治论据，来替剥削者的统治作辩护。在这些论据中间，最主要的是斥责专政和维护民主。资本主义报刊和1919年2月在伯尔尼召开的黄色国际代表会议，都千篇一律地重复着这种论据。一切不愿背叛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的人，都清楚地看出这种论据是虚伪的。2.首先，这个论据运用“一般民主”和“一般专政”的概念，而没有提到是哪一个阶级的民主和专政。这样站在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似乎是全民的立场上提问题，就是公然嘲弄社会主义基本学说——阶级斗争学说，那些倒向资产阶级的社会党人口头上承认这种学说，实际却把它忘记得干干净净。因为在任何一个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都没有“一般民主”，而只有资产阶级民主；这里所说的专政也不是“一般专政”，而是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对进行压迫和剥削的资产阶级的专政，其目的是战胜剥削者为保持自己的统治而进行的反抗。3.历史证明，从来没有一个被压迫阶级，不经过专政时期，即夺取政权并用暴力镇压剥削者的最猛烈最疯狂的反抗，就取得了统治，就能够取得统治。尽管反对“一般专政”和竭力吹嘘“一般民主”的社会党人现在还在替资产阶级的统治辩护，先进国家的资产阶级也是经过一系列起义、内战，用暴力镇压国王、封建主、奴隶主及其复辟企图才取得政权的。各国社会党人在自己的书本中、代表大会的决议中、鼓动演说中，曾千百万次地向人民说明这些资产阶级革命和这种资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性质。因此，目前借谈论“一般民主”来拥护资产阶级民主，借斥责“一般专政”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公然背叛社会主义，实际投降资产阶级，就是否认无产阶级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权利，并且正好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已在全世界破产、战争已经造成了革命形势的历史关头来拥护资产阶级改良主义。……21.下列事实说明在伯尔尼集会的社会党人已经彻底破产，完全不了解新式的即无产阶级的民主。1919年2月10日，布兰亭在伯尔尼宣布黄色国际代表会议闭幕。1919年2月11日，黄色国际的参加者在柏林出版的报纸《DieFreiheit》（《自由报》——译者注）上刊载了“独立党”的告无产阶级书。这篇告无产阶级书承认谢德曼政府的资产阶级性质，谴责该政府企图取消被称为革命的承担者和保卫者的（TragerundSchützerderRevolution）苏维埃，建议使苏维埃合法化，给苏维埃以管理国家的权利，给苏维埃以撤消国民会议决议并把问题提交全民表决的权利。这种提议表明那些拥护民主而不了解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理论家在思想上已经彻底破产。把苏维埃制度和国民会议结合起来、把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结合起来的滑稽可笑的企图，彻底暴露了黄色的社会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思想的贫乏，他们的小资产者的政治反动性，以及他们对新式无产阶级民主的不可抑止的力量的懦怯的让步。22.伯尔尼黄色国际的大多数人斥责布尔什维主义，但他们由于害怕工人群众，没有正式做出相应的决议，从阶级的观点来看，他们是做得对的。正是这个大多数，同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德国的谢德曼之流是串通一气的。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抱怨布尔什维克通缉他们，企图隐蔽这样一件事实：他们遭到通缉是由于他们在内战中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同样，谢德曼之流及其政党在德国也已经证明，他们在内战中也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工人的。因此,伯尔尼黄色国际的大多数参加者都主张斥责布尔什维克,这是非常自然的。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捍卫“纯粹民主”,而是因为明明知道自己在内战中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而起来自卫。这就是为什么从阶级观点来看不能不承认黄色国际的大多数人的决定是正确的。无产阶级应当不怕真理，正视真理，并由此作出全部政治结论。（《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5-443页） |
第247号文件对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态度（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content{FONT-SIZE:12pt;LINE-HEIGHT:25px;FONT-FAMILY:"宋体"}.contentIMG{MARGIN:7px}.TitleLinks{TEXT-ALIGN:center}.TitleLinks.content{LINE-HEIGHT:20pt}.TitleLinks.contentIMG{MARGIN-TOP:7px;MARGIN-BOTTOM:7px}A:link{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functionsetVariables(){if(navigator.appName=="Netscape"){v=".top=";dS="document.";sD="";y="window.pageYOffset";}else{v=".pixelTop=";dS="";sD=".style";y="document.body.scrollTop";}}functioncheckLocation(){object="object1";yy=eval(y);eval(dS+object+sD+v+yy);setTimeout("checkLocation()",10);}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第247号文件对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态度（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1919年2月在伯尔尼召开的社会党人代表会议，是想使第二国际的僵尸还魂的一次尝试。伯尔尼代表会议的代表成分清楚地表明，世界革命无产阶级同这个代表会议毫不相干。胜利的俄国无产阶级，英勇的德国无产阶级，意大利的无产阶级，奥地利和匈牙利工人阶级中的共产主义者，瑞士的无产阶级，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的工人阶级，瑞典、挪威、芬兰的左派工人党，乌克兰、拉脱维亚、波兰的无产阶级，英国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优秀分子，国际主义的青年组织，以及妇女国际，——他们都明确地拒绝参加伯尔尼的社会爱国主义者代表会议。伯尔尼代表会议中同现代真正的工人运动还保持一定联系的那些代表形成了一个反对派，他们起来反对社会爱国主义者的政策，至少在一个主要问题上，即在谴责俄国革命的问题上，反对社会爱国主义者的政策。法国的洛利欧同志发表声明，严厉地抨击了伯尔尼代表会议的多数派，称他们是资产阶级的喽罗，这一声明表达了全世界觉悟工人的真正意见。在所谓的战争“罪责问题”上，伯尔尼代表会议始终在资产阶级思想体系里兜圈子。德法两国的社会爱国主义者把德法两国资产者互相攻讦的罪状拿来互相攻讦了一番。伯尔尼代表会议讨论了战前资产阶级部长们所采取的这种或那种步骤，把精力耗费在鸡毛蒜皮的琐事上，而不想去认识，战争的祸首就是资本主义，就是两个集团中的财政资本及其社会爱国主义走狗。伯尔尼多数派的社会爱国主义者想找出战争的祸首。他们只要照一下镜子，就可以看见某些主要的战争祸首了。伯尔尼代表会议关于领土问题的声明完全是模棱两可的。这种模棱两可恰好有利于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最反动的代表人物克列孟梭先生承认伯尔尼社会爱国主义者代表会议对帝国主义反动派的效劳，他接见了伯尔尼会议的代表团，并建议它参加巴黎帝国主义会议的一切有关委员会。在殖民地问题上清楚地表明，伯尔尼代表会议所遵循的是自由资产阶级的殖民主义政策，这种政策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剥削和奴役殖民地作辩护，只不过企图用人道主义的大慈大悲的词句来作掩饰罢了。德国的社会爱国主义者要求德国的殖民地继续归德国所有，也就是说，要这些殖民地继续受德国资本的剥削。在这方面发生的意见分歧证明，协约国的社会爱国主义者实质上抱的是奴隶主的观点，他们把法、英资本继续奴役本国殖民地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因此，伯尔尼代表会议表明，它已经把“滚出殖民地！”的口号忘得一干二净。在讨论“国际联盟”问题时，伯尔尼代表会议表明，它紧紧追随那些不择手段地扼杀无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分子。伯尔尼代表会议不去揭露巴黎协约国会议这伙匪帮的行径，反而支持他们，甘愿充当他们手中的工具。代表会议把劳动保护法的问题留给资产阶级政府的巴黎会议去作决定，这种奴才立场说明社会爱国主义者衷心拥护保存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度，而只准备通过一些微不足道的改良对工人阶级施一点小恩小惠。有人在资产阶级政策的鼓动下，企图让伯尔尼代表会议通过一项可以使第二国际掩盖其武装干涉俄国事务的行径的决议，只是由于反对派的努力，这种企图才遭到破产。我们认为，伯尔尼反对派对公开的沙文主义分子斗争的这一胜利，间接地证明了西欧的无产阶级是同情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证明他们准备向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进行斗争。这群资产阶级走狗在工人代表苏维埃蓬勃发展的必然趋势下所存在的恐惧心理，从他们小心翼翼地力图避免讨论这些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现象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工人代表苏维埃——这是巴黎公社以来最重要的现象。伯尔尼代表会议忽视这个问题，恰好公开暴露了它自己的精神空虚和理论破产。共产国际代表大会认为伯尔尼代表会议企图复活的那个“国际”，只不过是充当资产阶级手中工具的工贼的黄色国际而已。大会号召各国工人向黄色国际展开最坚决的斗争，并提醒广大人民群众不要上这个专门撒谎和骗人的“国际”的当。（《共产国际》，1919年第1期） |
第245号文件国际劳动立法.content{FONT-SIZE:12pt;LINE-HEIGHT:25px;FONT-FAMILY:"宋体"}.contentIMG{MARGIN:7px}.TitleLinks{TEXT-ALIGN:center}.TitleLinks.content{LINE-HEIGHT:20pt}.TitleLinks.contentIMG{MARGIN-TOP:7px;MARGIN-BOTTOM:7px}A:link{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functionsetVariables(){if(navigator.appName=="Netscape"){v=".top=";dS="document.";sD="";y="window.pageYOffset";}else{v=".pixelTop=";dS="";sD=".style";y="document.body.scrollTop";}}functioncheckLocation(){object="object1";yy=eval(y);eval(dS+object+sD+v+yy);setTimeout("checkLocation()",10);}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第245号文件国际劳动立法资本家阶级采取各种方法最大限度地剥削雇佣工人，他们在工资制度方面寻找提高利润的泉源。这些方法如果不受到限制，工人及其后代的体力、精力和智力势将横遭摧残，从而使社会的繁荣受到阻碍，甚至使社会本身的存在受到威胁。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彻底消灭资本家摧残工人阶级的企图。但是，工人组织的反抗和国家机关的干预也能大大限制资本家的这种企图。这种限制的内容应当是：保护工人的健康，维持工人家属的生活，并使工人有机会受到必要的教育，以便使他们能够以现代民主制度下的公民的资格自觉地履行自己的义务。各个国家中现有的对资本主义的限制是各不相同的。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在于落后国家进行疯狂的竞争，从而对较先进国家的工业和工人运动构成一种威胁。实行国际性的劳动保护立法制度，以消除各国劳动立法的差异，这在很早以前就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在战争及其后果引起巨大变化并使各国的人力横遭摧残之后，这个问题的解决就加倍地必要了。战争的这些后果同时又引起了另一个必须做的工作——成立国际联盟。在伯尔尼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人代表会议要求把制订和施行国际劳动立法的工作定为国际联盟的一项迫切任务。基于利兹和伯尔尼[1]国际工会代表会议的决议，并考虑到柏林工会的决议，本代表会议要求在缔结和约时，把下列最低要求载入国际法（通过国际联盟，这些要求在某些国家已经部分地实现了）。1.必须在各国推行普及的学校教育（即义务入学），以扩大普及的职业教育；在所有国家普遍举办职业学校。应当使人人都有受高等教育的自由和机会。青年的才干和志趣不应受物质生活条件的限制。雇佣15岁以下的童工劳动应被禁止。2.15-18岁的少年每天最多工作6小时，而且在连续工作4小时之后应有一个半小时的休息。对少年男女的普及教育和职业教育每天至少应进行两小时，而且只许在上午8点到下午6点之间进行。应当让他们能自由地到校就学。应当禁止让少年在晚8点到早6点的时间内工作，或在星期日和节日工作，或在特别有害于健康的生产部门和不见阳光的矿井里工作。3.妇女在星期六的劳动时间不得超过4小时。每逢星期六，女工应在中午12点下工。由于生产条件而需要有例外的地方，应规定相应的每周休息时间。应当禁止妇女上夜班。劳动时间结束后，雇主不得让女工带活回家去做。应当绝对禁止妇女在特别有害于健康而且其害处无法避免的生产部门中工作，以及在不见阳光的矿井里工作。妇女在产前产后10周的期间内不得工作，其中产后假期至少为6周。各国都必须实行母亲保险，并应按照法定的医疗补助金的数额给以最低津贴。在工作能力相等时，妇女应取得与男子相等的报酬。4.所有工人的劳动时间一天不得超过8小时，或一周不得超过48小时；一切按其生产特点和技术条件来说没有必要夜晚工作的生产部门，法律应当禁止在晚8点到早6点之间上夜班。在所有的国家均应争取星期六午饭后停止工作。5.法律应保证工人每周至少有连续36小时的休息，即从星期六开始到星期一早上为止。凡由于生产的特点不得不打破这种惯例时，连续36小时的休息应定在一周的中间。生产不能间断的部门，应当妥善安排轮班制度，使工人能够轮流至少每隔一星期就有一个星期日作为休息。在实行别种每周休息日制度的国家里和部分居民当中，也必须采取相应的办法实行上述决议。对夜间上班和星期日上班的人，应付给较高的工资。6.为了保护工人的健康和防止发生伤亡事故，在有危害性的生产部门工作的时间，根据危险程度，应少于8小时。必须禁止工业部门使用已有代用品的毒品。对此类毒品应当在国际范围内拟定一份表册，并监督其严格执行。火柴工业中使用有毒的白（黄）磷，室内外粉刷时使用白铅粉，均应立即加以禁止。7.一切有关劳动立法的规章条例以及社会保险，也应当扩大推行到家庭工业中去。下列工作禁止拿回家去做：（1）一切可能严重损害健康或引起中毒的工作；（2）食品工业部门的工作，包括制作包装用的小筒、小袋、小盒等工作。家庭工业中如发现传染病，务必及时报告，在发现疾病的场所应禁止继续工作；由此受到损失的工人应得到适当的补偿。各国对于在家庭工业中从事劳动的未成年人均应实行医务监督。对工人的住宅也应实行这种监督。关于必须编制工人和帮工名册和质量检验单，以及一切工人均应备有结算簿的办法，也应适用于家庭工业。所有的家庭工业部门均应设立劳资评议机构，负责规定出双方同意的工资标准。工资标准应在工作场所公布周知。8.工人阶级应当享有自由联合行动的权利。凡是使一部分工人较其他工人处于特殊地位的法令，凡是妨碍工人行使其联合行动的权利、妨碍工人申张其经济利益以及在规定劳动条件和工资时的发言权的法令，均不能容许存在；凡已有此类法令的地方，均应撤销。外籍工人与本国工人在参加工会组织方面，享有同等的权利（包括罢工权）。妨碍行使联合行动权者，应受到惩处。外籍工人有权享受工会组织和他们的行会（行业）业主议定的劳动条件和工资待遇。凡是没有此类协议的地方，外籍工人则享受当地本行业的劳动条件和工资待遇。9.不得禁止本国人移居国外，以及禁止外国人移居本国。下列情形是例外：甲、在经济危机时期，为了保护本国工人和外国工人，每个国家有权暂时限制外国人移居本国；乙、为了保护人民健康，每个国家有权控制、有时根据情况禁止外国人移居本国；丙、为了保护民族文化和在外籍工人占多数的生产部门切实执行劳动立法起见，每个国家有权向外籍工人提出会用本国文字看书写字的最低要求。上述例外只有经过根据本决议第15条组成的委员会的同意并在它的监督下才得实行。发生条约关系的各国，必须立即在它们的立法中作出紧急决议，禁止召募合同工到外国去做工，并禁止为此目的派出的职业介绍人从事活动。这些国家还必须依靠有组织的职业介绍机关，并通过国际中心，建立劳动市场的统计制度，并在最短期间交换统计资料，以防止工人流入对劳动力的需求不高的国家。这种统计报表应该特别便于工会组织了解。任何一个工人都不应由于从事他的职业活动而遭受迫害。凡下令进行这种迫害者，均应受到法律制裁。10.凡是男工或女工的平均工资低于最低生活标准、而工会组织又无法达成工资协议的劳动部门，应设立适当的国家机关（劳资纠纷调解处），并由劳资双方各派人数相等的代表参加。该机关的任务是制定在法律上必须执行的工资标准。此外，各缔约国还必须尽快地召开国际会议，研究切实可行的办法，制止工资购买力下降并保证以不贬值的货币支付工资。11.为了消除失业，有关各国劳工情况的情报应当统一，以便尽可能全面地、迅速地掌握劳动力的供求情况。此外，各国均应实行失业保险。12.所有工人都应得到国家的事故保险。在审查工人及其孤儿的申诉时，应以出事工厂所在地的法律为准绳。孤、寡、老、病和残废者均应得到保障，而且对本国工人和外籍工人应一视同仁。13.为了在国际范围内对海员实行保护，应在海员组织的协助下制订有关的国际法和其他国际立法。14.贯彻上述决议，是各国劳动行政机关和生产监督人员的首要任务。指定的生产监督人员当中既应有技术、经济和卫生知识水平较高的人员，也应当有男女职工。工会组织也应当参与认真贯彻劳动立法的工作。法律应该规定，雇有外籍工人5人以上的厂主必须用这些工人的本国文字公布工作细则及其他重要通知；此外，厂主还必须关心出资使这些工人学习该国的语文。15.为了贯彻上述措施，为了进一步促进国际劳动立法的推行，各缔约国应设立一个由各盟国和国际工会联合会派遣人数相等的代表组成的常务委员会。该委员会每年应筹备并召开缔约国的代表会议，以促进国际劳动立法的推行。在代表会议的有表决权的代表中，各国工会组织的代表应占半数。代表会议在其职权范围内可以通过强制性的决议。常务委员会应与巴塞尔的国际劳动局以及国际工会联合会取得密切的联系。-----------------------[1]伯尔尼这次工会代表会议是1919年2月召开的。会议的唯一结果就是决定在1919年7月召开阿姆斯特丹国际工会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也就产生了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编者注 |
第244号文件领土问题.content{FONT-SIZE:12pt;LINE-HEIGHT:25px;FONT-FAMILY:"宋体"}.contentIMG{MARGIN:7px}.TitleLinks{TEXT-ALIGN:center}.TitleLinks.content{LINE-HEIGHT:20pt}.TitleLinks.contentIMG{MARGIN-TOP:7px;MARGIN-BOTTOM:7px}A:link{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functionsetVariables(){if(navigator.appName=="Netscape"){v=".top=";dS="document.";sD="";y="window.pageYOffset";}else{v=".pixelTop=";dS="";sD=".style";y="document.body.scrollTop";}}functioncheckLocation(){object="object1";yy=eval(y);eval(dS+object+sD+v+yy);setTimeout("checkLocation()",10);}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第244号文件领土问题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上个人的解放是和消灭资产阶级剥削制度的新生产体系的建立联系在一起的，同样它也确信，只有完全取消阶级统治，才能真正消灭民族压迫和剥削。民族的真正解放应当是它们从资本主义枷锁下的解放。但是，正如真正的政治民主能够消灭国家政权，能够拆掉把国家政权和人民隔离开来的墙垛一样，这种民主在国际关系方面，在消除民族隔阂方面，也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民主在各个国家的胜利将在建立国际协调的道路上迈进一大步。这样，民主把各国人民的命运交给他们自己去掌握。代表会议认为以民主方式解决民族问题是持久而公正的和平的最好保证。强使互相敌对的民族结成联盟，在过去和将来永远是国际关系恶化的原因，因而也是对和平的威胁。可见，民族问题具有国际意义，它只能通过国际协商的办法解决，而且最好在国际联盟范围内解决。有鉴于此，国际社会党人代表会议反对目前已经露头的利用战后的力量对比来确定国界的种种企图，并提出如下要求：1.在国际联盟的范围内应该确认，各族人民的权利不容侵犯，他们的命运和国籍受到尊重。2.在有争执的地区，关于这一地区的归属问题，应在国际联盟这个最高裁决机关的监督下，通过公民投票的方法来解决。3.保护少数民族和多数民族一事，应有最低限度的一定法律作为保障，法律由国际联盟制订，并保证其执行。4.新国家成立时，或同现有国家合并时，国际联盟应使有关国家各族人民的切身经济利益得到通商条约和运输条约的充分保证。5.如果出于人民或部分人民的愿望，在将来也允许变更国界，但必须经过公民投票并以国际联盟的决定作为依据。6.保护独立地区[1]、殖民地和国际联盟保护地的居民，国际联盟有责任通过开办学校，保证居民首先享有地方自治权、国家自决的自由、结社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和其他政治权利，为最迅速地提高土著居民创造条件。代表会议抗议任何歪曲上述基本原则的企图，因此反对：1．战胜国的分赃权和保证参战国吞并他国以扩大本国领土的一切同盟条约；2．根据战略形势划定国界；3．以所谓的传统权利或虚构的经济必要性为借口的武力吞并和变相吞并；4．企图擅自武装占领争执地区，使国际联盟面临既成的事实；5．划定任何经济的和政治的势力范围。代表会议号召各国工人竭尽全力对本国政府施加影响，使它们在这次缔结和约时考虑到上述准则，以便使和平能够持久。---------------------[1]原文如此。——译者注 |
第243号文件关于国际联盟.content{FONT-SIZE:12pt;LINE-HEIGHT:25px;FONT-FAMILY:"宋体"}.contentIMG{MARGIN:7px}.TitleLinks{TEXT-ALIGN:center}.TitleLinks.content{LINE-HEIGHT:20pt}.TitleLinks.contentIMG{MARGIN-TOP:7px;MARGIN-BOTTOM:7px}A:link{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functionsetVariables(){if(navigator.appName=="Netscape"){v=".top=";dS="document.";sD="";y="window.pageYOffset";}else{v=".pixelTop=";dS="";sD=".style";y="document.body.scrollTop";}}functioncheckLocation(){object="object1";yy=eval(y);eval(dS+object+sD+v+yy);setTimeout("checkLocation()",10);}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第243号文件关于国际联盟把各国人民联合成一个统一的社会——这是社会主义国际长期以来极重要的理想之一。这个理想导源于各国无产阶级的团结和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因为这一目标只能在国际范围内实现，而不是在一国范围内实现。世界大战迫使非社会主义的政治活动家们也承认，实现这个社会主义理想——成立国际联合会（联盟）是当前急待解决的任务。以军事技术的最高成就为基础的现代战争，把全世界分成了两个敌对的军事阵营，它们都竭力想用最可怕的破坏方法，以至采取彻底毁灭的手段打垮对方。最近的一次战争把全世界推入了深渊，下一次战争就会把世界完全毁灭掉。单单是准备新的战争这一件事就会把世界断送掉。这种灾难只有成立国际联盟才能防止。国际联盟必须以奠定和平，消除任何足以导致新的国际冲突的原因作为出发点。它应该由各国人民代表组成。各国参加国际联盟中央理事会的人，不应当是政府派来的代表，而应当是议会代表，而且必须保证参加该议会的各党派都有代表。这样成立的各国人民的联盟就不是政府联盟，而纯粹是人民联盟。一切根据民族自决原则新成立的国家都可以加入国际联盟。联盟的全体成员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平等的义务，以保证联盟执行其职能。尚未实现自决权的民族应受国际联盟的保护；联盟应促进它们的发展，使它们将来能成为自由民族联合组织的一员。联盟的首要任务是制止新战争和一切备战活动。为此，联盟必须使常备军不再继续存在，最后达到完全废除武装。当国际关系还要求武装力量存在时，武装力量应完全受国际联盟的约束。国际联盟应设立一些机构，以便用调停和仲裁的方法来防止或调解国际纠纷以及涉及生命和荣誉问题的冲突。仲裁法庭应有权在必要时随时以公民投票的方法来检查国界是否适当。国际联盟还应注意使少数民族和多数民族的根本法（宪法）都有实现的充分保证。为了保证国际联盟的决议得到遵行，联盟应该掌握在必要时能够施加经济压力的手段。国际联盟其次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实行国内外贸易自由，开放殖民地门户，对国际交通线实行国际监督，以防止经济战争。如有某个国家打算实行关税制度，必须事先交国际联盟讨论；凡是已实行关税制度的地方，是否保留此种制度也应经国际联盟批准。国际联盟应把管理国际交通线的工作直接担当起来。应当授权国际联盟，使它能扩大成为一个调节重要物资和原料的生产和分配的机关，以便把世界产量增加到最高限度。联盟的经济任务还包括恢复、进一步发展和贯彻国际劳动立法。国际联盟最初将在战争后果的影响下成立。但是往后，这种影响会逐渐淡薄下去，那时联盟将在国际无产阶级的全力支持和推动下更有力地得到发展，更有力地实现它所负的伟大任务。各国工人阶级运动声势越大，工人阶级越清楚地认识自己的国际任务，每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向本国政府的各种暴力政策斗争得越坚决，他们实现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越多，他们拥护新国际越积极，那么，国际联盟就越有力量，越有成效。 |
齐美尔瓦尔得宣言.content{FONT-SIZE:12pt;LINE-HEIGHT:25px;FONT-FAMILY:"宋体"}.contentIMG{MARGIN:7px}.TitleLinks{TEXT-ALIGN:center}.TitleLinks.content{LINE-HEIGHT:20pt}.TitleLinks.contentIMG{MARGIN-TOP:7px;MARGIN-BOTTOM:7px}A:link{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functionsetVariables(){if(navigator.appName=="Netscape"){v=".top=";dS="document.";sD="";y="window.pageYOffset";}else{v=".pixelTop=";dS="";sD=".style";y="document.body.scrollTop";}}functioncheckLocation(){object="object1";yy=eval(y);eval(dS+object+sD+v+yy);setTimeout("checkLocation()",10);}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齐美尔瓦尔得宣言（1915年9月5——8日）欧洲的工人们！战争已进行了一年多。战场上躺下了数百万尸体；数百万人已经终身残废。欧洲已成为人类大屠杀的场所。许多代人工作所取得的全部科学成就被毁灭。最残酷野蛮的是它庆祝战胜了以前人类所为之骄傲的一切。不论战争爆发的直接责任真相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是帝国主义造成了这场混乱的战争，是各国资产阶级为了满足他们剥削人类劳动、掠夺自然财富来攫取利润的贪婪欲望造成了这场战争。那些经济上落后、政治上软弱的国家已受到强国征服的威胁，这些强国正企图按照他们剥削的需要，用血和铁来改变世界地图。所有的人民和所有的国家如：比利时、波兰、巴尔干国家和亚美尼亚，或是全部或是部分地作为赔偿交易中的赃物受到吞并的威胁。当战争进行时，那些推动战争的真正势力的卑鄙暴露无遗。阻碍人们了解世界灾难意义的幕布正在一片一片地剥落下来。从人民的流血中得到战争利润并发财致富的各国资产阶级都说战争是为了保卫祖国，为了解放被压迫的民族。他们在撤谎！实际上他们是在被破坏的土地上埋葬本国人民的自由，同时也埋葬其它国家的独立。新的束缚、新的锁链和新的负担已出现，一切胜利国或是沦亡国的工人们都不得不承受这一切。战争刚开始时宣布战争的目的乃是为了提高人类文明的程度，而实际结果却是悲惨和困苦、失业和贫穷、饥饿和疾病。年复一年的战争耗尽了民力，破坏了社会改革工作，阻碍了前进的步伐。知识和道德的每况愈下，经济上的灾难，政治上的反动——这就是国家之间的恐怖战争赐予我们的东西。因此，战争的确赤裸裸地暴露了现代资本主义。现代资本主义不仅同劳动群众的利益，同历史发展的形势，甚至同人类共同存在的主要条件都是格格不入的。掌握各民族命运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势力、君主和共和政体的政府、秘密外交、庞大的雇主组织、中产阶级政党、资本主义报刊、教会，所这些势力必须承担这场战争的全部责任；这场战争产生于豢养和保护它们的社会制度，也是为了它们的利益而进行的。工人们！你们被剥削、被剥夺权利和受歧视，在战争初期，当你们被征集入伍走向战场、走向死亡时，你们被称为兄弟和同志，而今，当军国主义把你们弄成了残废、折磨了你们的肉体、使你们得不到尊敬、毁掉了你们的一生时，统治者还要求你们抛弃你们的利益、目的和理想——总之一句话，要你们奴颜卑膝地服从于「国家的停战」。你们不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痛苦；你们也不能提出自己的要求并为此而斗争。新闻没有了自由，政治权利和自由被践踏，这就是今天的铁腕军事独裁统治。在当今人类和欧洲的整个前途受到威胁时，我们不能也不敢再长期处于被动状况了。社会党的工人阶级为反对军国主义进行了几十年的斗争。它的代表们带着日益增长的焦急的心情，在国内和国际的会议上致力于同威胁愈来愈大的帝国主义发展的结果——战争的危险作斗争。在斯图加特、哥本哈根和巴塞尔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都指出了工人阶级应走的道路。而参加决定走这条道路的我们各个社会党和工人阶级组织，在战争爆发后，却忽视了从那以后所应尽的责任。他们的代表们要工人停止他们的斗争，说这是工人阶级唯一有效的和可能的解放方式。他们已投票赞成统治阶级的战争拨款，在各个方面听任自己政府的摆布。他们力图通过他们的报纸和使者赢得中立者赞成他们各自政府的政策。他们把参加政府的社会党部长们当作遵守国家停战的人质，因此他们要负起这场战争及其目的和方法的责任。正因为各社会党一个一个地失败了，各国社会党的最负责的代表——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也遭到了失败。这些事实说明了为甚么国际工人阶级运动当它在战争初期并没有陷入全国的恐慌，甚至还有一点起色的情况下，却仍不能，甚至在今天屠杀各民族的第二年，在所有的国家同时进行一场活跃的争取和平的斗争。在无法忍耐下去的情况下，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是社会党、工会和少数派的代表。我们表德国、法国、意大利、俄国、波兰、拉脱维亚三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瑞典、挪威、荷兰和瑞士的人们。我们不是站在同剥削阶级搞民族团结的立场上，而是站在工人和工人阶级斗争的国际团结的立场上。我们聚集一起是为了重新建立已经中断的国际关系，并号召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开始进行争取和平的斗争。这场斗争也是争取自由、争取民族之间亲如兄弟、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我们的任务是用斗争争取和平，是一种没有吞并和战争赔款的和平。只有违犯民族权利和自由的思想受到谴责时，这样的和平才有可能实现。必须禁止强行吞并被占领国的全部或部分领土。禁止进行公开或伪装的吞并，用压制政治权利来进行强迫的经济联合是更不能容忍的。各民族有权选择他们自己的政府，是国际关系中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已经组织起来的工人们！自从战争爆发后，你们为统治阶级耗费了自己的精力、勇气和坚定性。现在的任务是，要用工人阶级不调和的斗争方式，为了你们自己的事业，为了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神圣目的，为了拯救被压迫民族和被奴役阶级，参加到斗争的行列中去。全力以赴来开始这场斗争是各交战国社会党人的任务和职责。在这场反对血腥屠杀的战斗中以各种有效手段支持他们的同胞兄弟是各中立国社会党人的任务的职责。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迫切、如此崇高、如此庄严的任务，完成这个任务是我们共同的工作。为了实现各民族间的和平，我们要不惜牺牲一切，不怕任何艰难险阻。男女工人们！父母们！寡妇和孤儿们！受伤者和残废者们！我们向一切受到战争伤害和战争恶果的人们大声疾呼，这声音越过国界，越过硝烟弥漫的战场，越过被破坏了的城镇和乡村。「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国际社会党人代表会议的名义：德国代表团：格．累德堡，阿．霍夫曼法国代表团：阿．布尔德朗，阿．梅尔黑姆意大利代表团：艾．莫迪利扬克，康．拉查理俄国代表团：尼．列宁，波．阿克雪里罗得，M．波布罗夫波兰代表团：拉品斯基，阿．瓦尔斯基，（雅科布）哈奈基泛巴尔干社会党人联合会：（罗马尼亚代表团）克．拉柯夫斯基；（保加利亚代表团）瓦．科拉罗夫瑞典、挪威代表团：策．霍格伦，图．涅尔曼荷兰代表团：罕．罗兰—霍尔斯特瑞士代表团：罗．格里姆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目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二卷
目录
第一部分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之间的书信
（1868年1月—1870年7月中）
1868年
1.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3日）………………………………………………………………………………………………………5
2.恩格斯致马克思（1月6日）………………………………………………………………………………………………………6
3.恩格斯致马克思（1月7日）………………………………………………………………………………………………………8
4.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8日）………………………………………………………………………………………………………9
5.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8日）……………………………………………………………………………………………………11
6.恩格斯致马克思（1月10日）…………………………………………………………………………………………………15
7.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11日）…………………………………………………………………………………………………17
8.恩格斯致马克思（1月16日）…………………………………………………………………………………………………20
9.恩格斯致马克思（1月23日）…………………………………………………………………………………………………22
10.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25日）………………………………………………………………………………………………24
11.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1日）…………………………………………………………………………………………………26
12.恩格斯致马克思（2月2日）…………………………………………………………………………………………………27
13.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4日）…………………………………………………………………………………………………31
14.恩格斯致马克思（2月11日）………………………………………………………………………………………………33
15.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15日）………………………………………………………………………………………………34
16.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20日）………………………………………………………………………………………………35
17.恩格斯致马克思（2月20日）………………………………………………………………………………………………36
18.恩格斯致马克思（3月1日）…………………………………………………………………………………………………36
19.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4日）…………………………………………………………………………………………………38
20.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6日）…………………………………………………………………………………………………38
21.恩格斯致马克思（3月10日）………………………………………………………………………………………………40
22.恩格斯致马克思（3月13日）………………………………………………………………………………………………41
23.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14日）………………………………………………………………………………………………42
24.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16日）………………………………………………………………………………………………45
25.恩格斯致马克思（3月17日）………………………………………………………………………………………………46
26.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18日）………………………………………………………………………………………………47
27.恩格斯致马克思（3月19日）………………………………………………………………………………………………48
28.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23日）………………………………………………………………………………………………50
29.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25日）………………………………………………………………………………………………51
30.恩格斯致马克思（3月29日）………………………………………………………………………………………………54
31.恩格斯致马克思（4月10日）………………………………………………………………………………………………56
32.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11日）………………………………………………………………………………………………58
33.恩格斯致马克思（4月17日）………………………………………………………………………………………………60
34.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18日）………………………………………………………………………………………………62
35.恩格斯致马克思（4月20日）………………………………………………………………………………………………63
36.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21日）………………………………………………………………………………………………64
37.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22日）………………………………………………………………………………………………65
38.恩格斯致马克思（4月26日）………………………………………………………………………………………………68
39.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30日）………………………………………………………………………………………………70
40.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4日）…………………………………………………………………………………………………76
41.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6—7日）……………………………………………………………………………………………78
42.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7日）…………………………………………………………………………………………………81
43.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10日）………………………………………………………………………………………………82
44.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15日）………………………………………………………………………………………………85
45.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16日）………………………………………………………………………………………………86
46.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22日）………………………………………………………………………………………………88
47.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23日）………………………………………………………………………………………………90
48.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25日）………………………………………………………………………………………………93
49.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27日）………………………………………………………………………………………………93
50.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20日）………………………………………………………………………………………………94
51.恩格斯致马克思（6月22日）………………………………………………………………………………………………96
52.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23日）………………………………………………………………………………………………96
53.恩格斯致马克思（6月24日）………………………………………………………………………………………………99
54.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24日）………………………………………………………………………………………………99
55.恩格斯致马克思（6月25日）……………………………………………………………………………………………100
56.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26日）……………………………………………………………………………………………101
57.恩格斯致马克思（6月26日）……………………………………………………………………………………………102
58.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27日）……………………………………………………………………………………………103
59.恩格斯致马克思（6月28日）……………………………………………………………………………………………104
60.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29日）……………………………………………………………………………………………105
61.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2日）………………………………………………………………………………………………106
62.恩格斯致马克思（7月2日）………………………………………………………………………………………………107
63.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4日）………………………………………………………………………………………………108
64.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7日）………………………………………………………………………………………………109
65.恩格斯致马克思（7月10日）……………………………………………………………………………………………111
66.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11日）……………………………………………………………………………………………112
67.恩格斯致马克思（7月14日）……………………………………………………………………………………………115
68.恩格斯致马克思（7月21日）……………………………………………………………………………………………116
69.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23日）……………………………………………………………………………………………117
70.恩格斯致马克思（7月29日）……………………………………………………………………………………………119
71.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29日）……………………………………………………………………………………………120
72.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4日）………………………………………………………………………………………………123
73.恩格斯致马克思（8月6日）………………………………………………………………………………………………125
74.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10日）……………………………………………………………………………………………127
75.恩格斯致马克思（8月12日）……………………………………………………………………………………………127
76.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13日）……………………………………………………………………………………………129
77.恩格斯致马克思（8月14日左右）………………………………………………………………………………………130
78.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21日）……………………………………………………………………………………………131
79.恩格斯致马克思（8月22日）……………………………………………………………………………………………132
80.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26日）……………………………………………………………………………………………133
81.恩格斯致马克思（8月28日）……………………………………………………………………………………………135
82.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29日）……………………………………………………………………………………………135
83.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1日）………………………………………………………………………………………………137
84.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9日）………………………………………………………………………………………………138
85.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12日）……………………………………………………………………………………………138
86.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16日）……………………………………………………………………………………………140
87.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16日）……………………………………………………………………………………………141
88.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18日）……………………………………………………………………………………………145
89.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19日）……………………………………………………………………………………………147
90.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21日）……………………………………………………………………………………………149
91.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23日）……………………………………………………………………………………………151
92.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24日）……………………………………………………………………………………………152
93.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25日）……………………………………………………………………………………………153
94.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25日）……………………………………………………………………………………………155
95.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25日）……………………………………………………………………………………………156
96.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26日）……………………………………………………………………………………………156
97.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29日）……………………………………………………………………………………………158
98.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30日）……………………………………………………………………………………………160
99.恩格斯致马克思（10月2日）……………………………………………………………………………………………162
100.马克思致恩格斯（10月4日）…………………………………………………………………………………………163
101.恩格斯致马克思（10月6日）…………………………………………………………………………………………165
102.恩格斯致马克思（10月8日）…………………………………………………………………………………………166
103.马克思致恩格斯（10月10日）………………………………………………………………………………………168
104.恩格斯致马克思（10月12日）………………………………………………………………………………………170
105.恩格斯致马克思（10月14日）………………………………………………………………………………………171
106.马克思致恩格斯（10月15日）………………………………………………………………………………………173
107.恩格斯致马克思（10月22日）………………………………………………………………………………………174
108.马克思致恩格斯（10月24日）………………………………………………………………………………………177
109.恩格斯致马克思（10月28日）………………………………………………………………………………………179
110.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4日）…………………………………………………………………………………………780
111.恩格斯致马克思（11月4日）…………………………………………………………………………………………181
112.恩格斯致马克思（11月6日）…………………………………………………………………………………………182
113.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7日）…………………………………………………………………………………………184
114.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8日）…………………………………………………………………………………………186
115.恩格斯致马克思（11月10日）………………………………………………………………………………………186
116.恩格斯致马克思（11月13日）………………………………………………………………………………………187
117.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14日）………………………………………………………………………………………188
118.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14日）………………………………………………………………………………………191
119.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18日）………………………………………………………………………………………192
120.恩格斯致马克思（11月18日）………………………………………………………………………………………194
121.恩格斯致马克思（11月20日）………………………………………………………………………………………195
122.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23日）………………………………………………………………………………………197
123.恩格斯致马克思（11月23日）………………………………………………………………………………………198
124.恩格斯致马克思（11月25日）………………………………………………………………………………………200
125.恩格斯致马克思（11月29日）………………………………………………………………………………………201
126.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30日）………………………………………………………………………………………202
127.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5日）…………………………………………………………………………………………204
128.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6日）…………………………………………………………………………………………205
129.恩格斯致马克思（12月8日）…………………………………………………………………………………………205
130.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9日）…………………………………………………………………………………………206
131.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10日）………………………………………………………………………………………209
132.恩格斯致马克思（12月11日）………………………………………………………………………………………210
133.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12日）………………………………………………………………………………………212
134.恩格斯致马克思（12月13日）………………………………………………………………………………………213
135.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14日）………………………………………………………………………………………216
136.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15日）………………………………………………………………………………………218
137.恩格斯致马克思（12月18日）………………………………………………………………………………………219
138.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19日）………………………………………………………………………………………222
139.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23日）………………………………………………………………………………………223
1869年
140.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1日）……………………………………………………………………………………………224
141.恩格斯致马克思（1月3日）……………………………………………………………………………………………225
142.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13日）…………………………………………………………………………………………226
143.恩格斯致马克思（1月19日）…………………………………………………………………………………………230
144.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23日）…………………………………………………………………………………………231
145.恩格斯致马克思（1月25日）…………………………………………………………………………………………232
146.恩格斯致马克思（1月26日）…………………………………………………………………………………………233
147.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28日）…………………………………………………………………………………………233
148.恩格斯致马克思（1月29日）…………………………………………………………………………………………234
149.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29日）…………………………………………………………………………………………238
150.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13日）…………………………………………………………………………………………238
151.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15日）…………………………………………………………………………………………239
152.恩格斯致马克思（2月17日）…………………………………………………………………………………………240
153.恩格斯致马克思（2月21日）…………………………………………………………………………………………241
154.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24日）…………………………………………………………………………………………242
155.恩格斯致马克思（2月25日）…………………………………………………………………………………………243
156.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1日）……………………………………………………………………………………………245
157.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2日）……………………………………………………………………………………………249
158.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3日）……………………………………………………………………………………………250
159.恩格斯致马克思（3月3日）……………………………………………………………………………………………252
160.恩格斯致马克思（3月4日）……………………………………………………………………………………………254
161.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5日）……………………………………………………………………………………………255
162.恩格斯致马克思（3月7日）……………………………………………………………………………………………257
163.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14日）…………………………………………………………………………………………259
164.恩格斯致马克思（3月15日）…………………………………………………………………………………………261
165.恩格斯致马克思（3月18日）…………………………………………………………………………………………262
166.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20日）…………………………………………………………………………………………263
167.恩格斯致马克思（3月21日）…………………………………………………………………………………………266
168.恩格斯致马克思（3月28日）…………………………………………………………………………………………268
169.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29日）…………………………………………………………………………………………269
170.恩格斯致马克思（4月2日）……………………………………………………………………………………………271
171.恩格斯致马克思（4月4日）……………………………………………………………………………………………272
172.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5日）……………………………………………………………………………………………273
173.恩格斯致马克思（4月6日）……………………………………………………………………………………………275
174.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7日）……………………………………………………………………………………………277
175.恩格斯致马克思（4月7日）……………………………………………………………………………………………277
176.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8日）……………………………………………………………………………………………279
177.恩格斯致马克思（4月14日）…………………………………………………………………………………………280
178.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15日）…………………………………………………………………………………………282
179.恩格斯致马克思（4月16日）…………………………………………………………………………………………285
180.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16日）…………………………………………………………………………………………286
181.恩格斯致马克思（4月19日）…………………………………………………………………………………………287
182.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24日）…………………………………………………………………………………………288
183.恩格斯致马克思（4月25日）…………………………………………………………………………………………289
184.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26日）…………………………………………………………………………………………290
185.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1日）……………………………………………………………………………………………291
186.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2日）……………………………………………………………………………………………292
187.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7日）……………………………………………………………………………………………293
188.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8日）……………………………………………………………………………………………294
189.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10日）…………………………………………………………………………………………297
190.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14日）…………………………………………………………………………………………298
191.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19日）…………………………………………………………………………………………300
192.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21日）…………………………………………………………………………………………301
193.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23日）…………………………………………………………………………………………303
194.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16日）…………………………………………………………………………………………304
195.恩格斯致马克思（6月22日）…………………………………………………………………………………………305
196.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26日）…………………………………………………………………………………………307
197.恩格斯致马克思（6月27日）…………………………………………………………………………………………309
198.恩格斯致马克思（7月1日）……………………………………………………………………………………………309
199.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3日）……………………………………………………………………………………………311
200.恩格斯致马克思（7月6日）……………………………………………………………………………………………314
201.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14日）…………………………………………………………………………………………317
202.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17日）…………………………………………………………………………………………319
203.恩格斯致马克思（7月18日）…………………………………………………………………………………………320
204.恩格斯致马克思（7月21日）…………………………………………………………………………………………321
205.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22日）…………………………………………………………………………………………323
206.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24日）…………………………………………………………………………………………326
207.恩格斯致马克思（7月25日）…………………………………………………………………………………………327
208.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27日）…………………………………………………………………………………………330
209.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29日）…………………………………………………………………………………………332
210.恩格斯致马克思（7月30日）…………………………………………………………………………………………333
211.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2日）……………………………………………………………………………………………335
212.恩格斯致马克思（8月3日）……………………………………………………………………………………………336
213.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4日）……………………………………………………………………………………………337
214.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10日）…………………………………………………………………………………………339
215.恩格斯致马克思（8月12日）…………………………………………………………………………………………342
216.恩格斯致马克思（8月16日）…………………………………………………………………………………………344
217.恩格斯致马克思（8月16日）…………………………………………………………………………………………345
218.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17日）…………………………………………………………………………………………346
219.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18日）…………………………………………………………………………………………347
220.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5日）……………………………………………………………………………………………349
221.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25日）…………………………………………………………………………………………351
222.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27日）…………………………………………………………………………………………353
223.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30日）…………………………………………………………………………………………355
224.恩格斯致马克思（10月22日）………………………………………………………………………………………356
225.马克思致恩格斯（10月23日）………………………………………………………………………………………357
226.恩格斯致马克思（10月24日）………………………………………………………………………………………358
227.马克思致恩格斯（10月30日）………………………………………………………………………………………360
228.恩格斯致马克思（11月1日）…………………………………………………………………………………………362
229.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6日）…………………………………………………………………………………………364
230.恩格斯致马克思（11月9日）…………………………………………………………………………………………366
231.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12日）………………………………………………………………………………………368
232.恩格斯致马克思（11月17日）………………………………………………………………………………………370
233.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18日）………………………………………………………………………………………372
234.恩格斯致马克思（11月19日）………………………………………………………………………………………375
235.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26日）………………………………………………………………………………………383
236.恩格斯致马克思（11月29日）………………………………………………………………………………………388
237.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4日）…………………………………………………………………………………………390
238.恩格斯致马克思（12月9日）…………………………………………………………………………………………393
239.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10日）………………………………………………………………………………………396
240.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12日）………………………………………………………………………………………400
241.恩格斯致马克思（12月13日）………………………………………………………………………………………401
242.恩格斯致马克思（12月16日）………………………………………………………………………………………402
243.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17日）………………………………………………………………………………………404
1870年
244.恩格斯致马克思（1月9日）……………………………………………………………………………………………408
245.恩格斯致马克思（1月19日）…………………………………………………………………………………………410
246.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22日）…………………………………………………………………………………………412
247.恩格斯致马克思（1月25日）…………………………………………………………………………………………413
248.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27日）…………………………………………………………………………………………415
249.恩格斯致马克思（2月1日）……………………………………………………………………………………………417
250.恩格斯致马克思（2月9日）……………………………………………………………………………………………419
251.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10日）…………………………………………………………………………………………420
252.恩格斯致马克思（2月11日）…………………………………………………………………………………………423
253.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12日）…………………………………………………………………………………………426
254.恩格斯致马克思（2月17日）…………………………………………………………………………………………430
255.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19日）…………………………………………………………………………………………433
256.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21日）…………………………………………………………………………………………435
257.恩格斯致马克思（2月22日）…………………………………………………………………………………………436
258.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5日）……………………………………………………………………………………………439
259.恩格斯致马克思（3月7日）……………………………………………………………………………………………441
260.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9日）……………………………………………………………………………………………443
261.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10日）…………………………………………………………………………………………444
262.恩格斯致马克思（3月13日）…………………………………………………………………………………………445
263.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19日）…………………………………………………………………………………………447
264.恩格斯致马克思（3月21日）…………………………………………………………………………………………449
265.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24日）…………………………………………………………………………………………451
266.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26日）…………………………………………………………………………………………453
267.恩格斯致马克思（3月27日）…………………………………………………………………………………………454
268.恩格斯致马克思（3月28日）…………………………………………………………………………………………456
269.恩格斯致马克思（4月13日）…………………………………………………………………………………………457
270.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14日）…………………………………………………………………………………………459
271.恩格斯致马克思（4月15日）…………………………………………………………………………………………464
272.恩格斯致马克思（4月19日）…………………………………………………………………………………………467
273.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19日）…………………………………………………………………………………………469
274.恩格斯致马克思（4月21日）…………………………………………………………………………………………470
275.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28日）…………………………………………………………………………………………471
276.恩格斯致马克思（4月29日）…………………………………………………………………………………………475
277.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29日）…………………………………………………………………………………………477
278.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1日）……………………………………………………………………………………………478
279.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7日）……………………………………………………………………………………………480
280.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8日）……………………………………………………………………………………………485
281.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10日）…………………………………………………………………………………………488
282.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11日）…………………………………………………………………………………………490
283.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11日）…………………………………………………………………………………………492
284.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15日）…………………………………………………………………………………………495
285.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16日）…………………………………………………………………………………………498
286.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17日）…………………………………………………………………………………………500
287.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18日）…………………………………………………………………………………………501
288.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19日）…………………………………………………………………………………………503
289.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5日）……………………………………………………………………………………………504
290.恩格斯致马克思（7月6日）……………………………………………………………………………………………509
291.恩格斯致马克思（7月7日）……………………………………………………………………………………………512
292.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8日）……………………………………………………………………………………………513
第二部分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给其他人的信
（1868年1月—1870年7月中）
1868年
1.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1月3日）…………………………………………………………………………………………517
2.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月11日）…………………………………………………………………………………519
3.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月30日）…………………………………………………………………………………521
4.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3月6日）……………………………………………………………………………………525
5.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3月17日）…………………………………………………………………………………527
6.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4月6日）……………………………………………………………………………………529
7.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和保尔·拉法格（4月11日）……………………………………………………………………532
8.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4月17日）…………………………………………………………………………………534
9.马克思致约瑟夫·狄慈根（5月9日）………………………………………………………………………………………535
10.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6月24日）………………………………………………………………………………536
11.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7月2日）…………………………………………………………………………………537
12.马克思致齐格弗里特·迈耶尔（7月4日）………………………………………………………………………………538
13.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7月11日）………………………………………………………………………………540
14.恩格斯致路德维希·库格曼（7月31日）………………………………………………………………………………543
15.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8月10日）………………………………………………………………………………544
16.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列斯纳（8月11日）……………………………………………………………………………545
17.马克思致格奥尔格·埃卡留斯和弗里德里希·列斯纳（9月10日）…………………………………………………546
18.马克思致齐格弗里特·迈耶尔（9月14日）……………………………………………………………………………547
19.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9月14日）……………………………………………………………………………………550
20.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10月7日）………………………………………………………………551
21.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0月12日）……………………………………………………………………………553
22.马克思致约翰·巴普提斯特·施韦泽（10月13日）…………………………………………………………………556
23.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10月19日）…………………………………………………………………………………560
24.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0月26日）……………………………………………………………………………561
25.马克思致威廉·杰塞普（10月28日）…………………………………………………………………………………562
26.马克思致齐格弗里特·迈耶尔和奥古斯特·福格特（10月28日）…………………………………………………563
27.马克思致巴索（10月30日）……………………………………………………………………………………………565
28.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11月14日）…………………………………………………………………………………566
29.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2月5日）………………………………………………………………………………566
30.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2月12日）……………………………………………………………………………570
31.马克思致阿舍尔公司（不早于12月12日）……………………………………………………………………………572
32.恩格斯致海尔曼·恩格斯（12月18日）………………………………………………………………………………572
33.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12月28日）…………………………………………………………………………………574
1869年
34.恩格斯致艾米尔·布兰克（2月4日）……………………………………………………………………………………575
35.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2月11日）………………………………………………………………………………576
36.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2月15日）…………………………………………………………………578
37.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2月17日）……………………………………………………………………………………582
38.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3月3日）…………………………………………………………………………………583
39.马克思致亨利希·奥伯温德（3月3日）…………………………………………………………………………………585
40.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列斯纳（4月4日）………………………………………………………………………………586
41.马克思致约翰·拉德劳（4月10日）……………………………………………………………………………………587
42.马克思致爱琳娜·马克思（4月26日）…………………………………………………………………………………589
43.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5月11日）………………………………………………………………………………591
44.恩格斯致海尔曼·恩格斯（5月13日）…………………………………………………………………………………593
45.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6月2日）………………………………………………………………………………………596
46.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女儿）（6月2日）……………………………………………………………………………599
47.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女儿）（6月10日）…………………………………………………………………………600
48.恩格斯致爱利莎·恩格斯（7月1日）……………………………………………………………………………………603
49.马克思致弗朗斯瓦·拉法格（7月7日）…………………………………………………………………………………607
50.恩格斯致路德维希·库格曼（7月10日）………………………………………………………………………………607
51.马克思致弗朗斯瓦·拉法格（7月10日）………………………………………………………………………………610
52.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7月15日）………………………………………………………………………………612
53.恩格斯致海尔曼·恩格斯（7月15日）…………………………………………………………………………………613
54.恩格斯致路德维希·库格曼（7月28日）………………………………………………………………………………617
55.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7月30日）………………………………………………………………………………618
56.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8月13日）……………………………………………………………………………………619
57.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9月25日）……………………………………………………………………………………620
58.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0月12日）……………………………………………………………………………622
59.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10月18日）………………………………………………………………622
60.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1月29日）……………………………………………………………………………624
1870年
61.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1月8日）………………………………………………………………………………………628
62.马克思致塞扎尔·德·巴普（1月24日）………………………………………………………………………………629
63.恩格斯致卡尔·克莱因和弗里德里希·莫尔（2月8日）………………………………………………………………633
64.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2月17日）………………………………………………………………………………636
65.马克思致查理·多布森·科勒特（2月19日）…………………………………………………………………………639
66.马克思致彼得·伊曼特（2月23日）……………………………………………………………………………………641
67.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和保尔·拉法格（3月5日）……………………………………………………………………642
68.恩格斯致鲁道夫·恩格斯（3月8日）……………………………………………………………………………………647
69.马克思致威廉·白拉克（3月24日）……………………………………………………………………………………648
70.马克思致菲力浦·克楠（3月24日）……………………………………………………………………………………649
71.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3月26日）………………………………………………………………………………650
72.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3月28日）………………………………………………………………………………651
73.马克思致齐格弗里特·迈耶尔和奥古斯特·福格特（4月9日）………………………………………………………651
74.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4月18日）……………………………………………………………………………………658
75.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4月19日）……………………………………………………………………………………660
76.恩格斯致威廉·白拉克（4月28日）……………………………………………………………………………………666
77.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5月5日左右）……………………………………………………………………………667
78.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女儿）（5月31日）…………………………………………………………………………668
79.马克思致维克多·勒·吕贝（6月14日）………………………………………………………………………………670
80.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6月27日）………………………………………………………………………………671
81.马克思致格尔曼·洛帕廷（7月6日）……………………………………………………………………………………673
82.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7月14日）……………………………………………………………………………………673
附录
1.燕妮·马克思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868年1月10日以后）…………………………………………………677
2.劳拉·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68年1月13日）…………………………………………………………681
3.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自白（1868年4月初）…………………………………………………………………………682
4.阿尔诺德·卢格致施泰因塔耳（1869年1月25日）…………………………………………………………………683
5.燕妮·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69年9月15日）……………………………………………………………685
6.燕妮·马克思（女儿）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69年10月30日）………………………………………………687
7.燕妮·马克思（女儿）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69年12月27日）………………………………………………690
8.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70年1月17日左右）……………………………………………………693
9.燕妮·马克思（女儿）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70年1月30日）…………………………………………………695
10.燕妮·马克思（女儿）致路德维希·库格曼和盖尔特鲁黛·库格曼（1870年5月8日）………………………699
11.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70年7月12日）………………………………………………………701
12.燕妮·马克思（女儿）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70年7月17日）………………………………………………703
注释…………………………………………………………………………………………………………………………707—814
人名索引……………………………………………………………………………………………………………………815—870
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871—913
期刊索引……………………………………………………………………………………………………………………914—926
插图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六十年代）…………………………………………………………………………………………46—47
卡尔·马克思和大女儿燕妮（1869年）…………………………………………………………………………………174—175
马克思的土地和劳动同盟员证（1869年11月30日）…………………………………………………………………360—361
恩·弗列罗夫斯基《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的一页，上面有马克思的批注……………………………………420—421
卡尔·马克思（1867年）…………………………………………………………………………………………………552—553
马克思1870年3月5日给劳拉·拉法格和保尔·拉法格的信的第一页……………………………………………………643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自由》，马克思的女儿燕妮的纪念册的一页………………………………………………682—683 |
第237号文件告波兰无产阶级书.content{FONT-SIZE:12pt;LINE-HEIGHT:25px;FONT-FAMILY:"宋体"}.contentIMG{MARGIN:7px}.TitleLinks{TEXT-ALIGN:center}.TitleLinks.content{LINE-HEIGHT:20pt}.TitleLinks.contentIMG{MARGIN-TOP:7px;MARGIN-BOTTOM:7px}A:link{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functionsetVariables(){if(navigator.appName=="Netscape"){v=".top=";dS="document.";sD="";y="window.pageYOffset";}else{v=".pixelTop=";dS="";sD=".style";y="document.body.scrollTop";}}functioncheckLocation(){object="object1";yy=eval(y);eval(dS+object+sD+v+yy);setTimeout("checkLocation()",10);}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第237号文件告波兰无产阶级书工人同志们！战争的血腥火焰大有蔓延于全世界的危险。不久以前爆发了奥地利对塞尔维亚的战争，而现在我们又亲眼看到德国和俄国之间展开了斗争。我们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场全欧洲的可怕的大厮杀。在战争的祭坛上，人民群众势必要献出无数人的生命，千百万工人将遭受饥饿和贫困，整个文明的成就有遭受毁灭的危险。现今各国政府的罪恶政策是用铁血来为寻找新剥削地盘的资本扫清道路。占有者阶级的自私自利和把资本势力扩张到更多国家中去的掠夺企图，导致了为夺取赃物而进行的疯狂斗争。千百万人民子弟的鲜血势将变成压迫者手中的黄金。最近一次巴尔干各国之间的战争已经包含了毁灭性的世界战火的种子。从那时起，疯狂的军备竞赛使得各国之间的对立更加尖锐化了。“武装的和平”是靠数以亿计的军费开支来维持的，而工人的生活状况多年来只得到微不足道的改善。这种“武装的和平”现在是破产了。战神已经在行使它的权力。这次战争的原因不是保护人民的利益，不是争取人民和民族的自由，也不是民族的对立。迫使各国人民互相厮杀的决定性力量，是欧洲各国资本家利益的对立，是资产阶级政府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国际无产阶级正在保卫和平，保卫文明世界免于毁灭。全世界无产阶级清楚地知道：在一般战争灾难中遭到毁灭威胁的，首先是工人的家庭。工人阶级知道，战争会破坏它的强有力的组织体系这个无产阶级的真正武器，战争会毁灭在建立美好社会制度方面长期以来辛勤工作的成果。反对战争！——这是一切国家和民族的千百万游行示威的工人一致发出的呼声。无产阶级应当以国际团结，革命友谊，消灭现行的剥削压迫制度和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总目标，来反对人与人互相厮杀的战争政策。无产阶级向自己的政府、自己的压迫者宣战。工人的革命正在向前推进：冲向现代资本主义营垒的革命工人队伍的威武吼声已经听得见了。工人们！你们是无产阶级大家庭中的成员。在这历史关头，我们应当明确认识我们的革命职责，以便作为国际革命大军中的一支部队全力行动。目前开始的沙皇政府对德国和奥地利的战争，首先使我们的祖国卷入军事行动的漩涡。成千上万的工人已经离开了他们的车床，许多工厂缩减了生产，贫苦阶级眼看着自己要挨饿；饥饿贫困已在等待着他们。无产阶级没有能够阻止战争的爆发。在现代国家中，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正像千百万人的命运一样，取决于统治阶级中的一小撮人。各军事强国彼此发生冲突，而无产阶级不能以它的强有力的手来阻止已经开始的敌对行动。但是无产阶级知道，它的革命观点仍然是不变的，它的革命活动将得到进一步发展，并且将日益巩固。无产阶级的政治要求，不以战争中变化多端的事件和这伙人或那伙人的胜利为转移。我国无产阶级将与俄国和欧洲的无产阶级协同一致，继续进行自己的革命活动。这种活动的目的在于废除现存的政治制度，建立民主制度。波兰的无产阶级在为争取民族权利的斗争中，将以无产阶级阶级政策的总原则作为其要求的出发点。它将摆脱任何民族主义，它将反对外交官的一切阴谋诡计和秘密协定而以革命斗争的方法来支持自己的要求。无产阶级在各种社会力量的斗争中（这种斗争是由于战争和战争所引起的国内经济状况而爆发的），应当用自己的阶级意识来反对资产阶级和大土地占有者。无产阶级作为一种有组织的力量，作为争取自由的唯一战士，应当保卫自己的将来，在未来的历史事件中真正地表现出自已的意志。工人同志们！无产阶级的革命政策和革命活动应当强有力地和鲜明地表现出来。无产阶级在将来也应当是与政府、与资本、与民族主义作斗争的独立力量。它应当努力反对一切敌对力量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为了实现这些要求，它应当夺取政治权力，并且把这种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工人同志们！让我们的队伍团结得更加紧密！任何一个无产者都不应当置身于战斗的行列之外！国际社会主义必然引导我们战斗到胜利！打倒战争！各国人民的兄弟友谊万岁！打倒压迫和剥削！社会主义万岁！打倒沙皇制度！革命万岁！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边区委员会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委员会波兰社会党中央工人委员会崩得中央委员会1914年8月2日于华沙 |
第236号文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各支部伯尔尼代表会议关于战争问题的决议[1].content{FONT-SIZE:12pt;LINE-HEIGHT:25px;FONT-FAMILY:"宋体"}.contentIMG{MARGIN:7px}.TitleLinks{TEXT-ALIGN:center}.TitleLinks.content{LINE-HEIGHT:20pt}.TitleLinks.contentIMG{MARGIN-TOP:7px;MARGIN-BOTTOM:7px}A:link{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functionsetVariables(){if(navigator.appName=="Netscape"){v=".top=";dS="document.";sD="";y="window.pageYOffset";}else{v=".pixelTop=";dS="";sD=".style";y="document.body.scrollTop";}}functioncheckLocation(){object="object1";yy=eval(y);eval(dS+object+sD+v+yy);setTimeout("checkLocation()",10);}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第236号文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各支部伯尔尼代表会议关于战争问题的决议[1]代表会议根据《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3号[2]上登载的中央委员会的宣言，为了更有计划地进行宣传，确定了以下提纲：关于战争的性质现时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这次战争是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发生的：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最高阶段；不仅商品输出，而且资本输出也有了最重要的意义；生产的卡特尔化和经济生活的国际化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殖民政策引起了几乎整个地球的瓜分；世界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越出了民族国家的狭隘范围；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关于“保卫祖国”的口号现时战争的真正实质，就是英、法、德三国之间为瓜分殖民地和掠夺竞争国而进行斗争，就是俄国沙皇政府和统治阶级图谋夺取波斯、蒙古、亚细亚土耳其、君士坦丁堡、加里西亚等地。奥地利与塞尔维亚的战争的民族因素，只有从属的意义，不能改变战争的总的帝国主义性质。近几十年来的全部经济史和外交史表明，两个交战国集团所不断准备的就是这种战争。至于哪一个集团首先开始军事攻击，或者首先宣战，这个问题对于确定社会党人的策略，没有任何意义。双方叫喊的保卫祖国、抵御外侮、进行防御战等等，完全是欺骗人民的谎言。真正的民族战争，特别是1789-1871年间发生的民族战争，其基础是作为资本主义发展前提的长期进行的大规模民族运动、反专制反封建斗争、推翻民族压迫和建立民族国家。那个时代所产生的民族思想，在广大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无产阶级中间是根深蒂固的。现在资产阶级诡辩家和跟着他们跑的社会主义的叛徒，却在完全不同的帝国主义时代里，利用这种思想来分裂工人，使他们放弃自己的阶级任务，放弃同资产阶级作革命的斗争。“共产党宣言”上说“工人没有祖国”，这句话在今天比在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正确。只有无产阶级进行反资产阶级的国际斗争，才能保卫无产阶级的胜利果实，才能给被压迫群众开辟一条通向美好未来的大道。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口号“变现代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是唯一正确的无产阶级口号，这个口号由巴黎公社的经验所提供，由巴塞尔决议（1912年）所肯定，并且是由高度发展的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各种条件中产生出来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现在所号召的国内战争，是无产阶级拿起武器来反对资产阶级，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剥夺资本家阶级，在俄国实现民主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地主土地），在所有落后的君主国建立共和国。战争弄得民不聊生，不能不在群众当中产生革命情绪，发生革命运动，这些情绪和运动，应当用国内战争的口号来加以概括和引导。目前工人阶级的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但是，革命危机却日益成熟。大战结束以后，各国统治阶级将会加紧破坏，使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倒退几十年。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无论在革命迅速发展的时候，或是在危机延续很久的时候，都不应当放弃长期的日常的工作，都不应当轻视以往阶级斗争的任何一种方法。无论在议会斗争或经济斗争中，它的任务都是发扬群众革命斗争的精神，反对机会主义。要把现时的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国内战争，首先应当采取下列步骤：（1）无条件否决军费开支，退出资产阶级内阁；（2）同“国内和平”（blocnational,Burgfrieden）政策完全决裂；（3）凡是政府和资产阶级实行戒严、取消宪法规定的自由的地方，都建立秘密组织；（4）赞助各交战国士兵在所有的战壕内和战场上举行联欢；（5）支持无产阶级的各种群众性的革命发动。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第二国际的破产就是社会主义中的机会主义的破产。机会主义是以往工人运动“和平”发展时代的产物。这个时代教会工人阶级利用这样一些重要的斗争手段，如利用议会制度和一切合法的机会，建立群众性的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广泛创办工人的报刊等等。另一方面，这个时代也产生了一种倾向，否认阶级斗争，宣传社会和平，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原则上否认秘密组织，承认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等等。工人阶级的某些阶层（工人运动中的官僚，工人贵族。资产阶级把靠剥削殖民地和自己“祖国”在世界市场上的特权地位而得来的利润，分了一点给他们）以及社会主义政党内部的小资产阶级同路人，就是这种倾向的主要社会支柱，就是无产阶级当中的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机会主义的有害影响，在战时第二国际大多数正式社会民主党的政策上表现得特别鲜明。投票赞成军费开支，参加内阁，实行“国内和平”政策，在合法性不存在的时候不去建立秘密组织，这就是撕毁第二国际的最重要的决议，直接背叛社会主义。第三国际战争造成的危机暴露出机会主义的真正本质，表明它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直接帮凶。以考茨基为首的所谓社会民主党“中派”，事实上完全滚进了机会主义的泥坑，他们讲些特别有害的假话，拿帝国主义冒充马克思主义，以此来替机会主义掩饰。经验证明，只有坚决背弃党的大多数上层分子的意志，才能挺身捍卫社会主义的观点，例如在德国就是如此。希望恢复真正的社会主义国际，而又不同机会主义者在组织上完全划清界限，那是一种有害的幻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应当支持无产阶级的一切国际性的和群众性的革命发动，竭力密切同国际的一切反沙文主义分子的关系。和平主义与和平口号和平主义和抽象地宣传和平，是愚弄工人阶级的形式之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特别是在帝国主义阶段，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人不能否认革命战争的积极意义，这种战争不是帝国主义战争，而是像1789-1871年为了推翻民族压迫，为了把封建割据的国家建成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而进行的战争，或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后为了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而进行的战争。在今天，宣传和平而不同时号召群众采取革命行动，这只能散布幻想，使无产阶级相信资产阶级的仁慈，使他们成为交战国秘密外交的玩具。认为不经过一系列革命就能实现所谓民主和平的想法，是极其错误的。沙皇君主制度的失败在每个国家，要同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本国政府作斗争，就不应当害怕进行革命的鼓动工作会促使本国失败。政府军队的失败会削弱这个政府，促使受其奴役的民族获得解放，使反对统治阶级的国内战争易于取得胜利。这个原理运用到俄国来特别正确。如果俄国胜利了，世界反动势力和国内反动势力就会加强，被占领地区的民族就会完全处于奴役地位。因此，在任何情况下，俄国失败都是害处最少的。对其他党派的态度战争引起了沙文主义的猖獗，暴露出民主派（民粹主义）知识分子、社会革命党（他们的《思想报》内的反对派完全是动摇不定的）以及普列汉诺夫所支持的取消派的基本核心（《我们的曙光》杂志）是服从于沙文主义的。事实上站在沙文主义方面的还有组织委员会（从暗中支持沙文主义的拉林和马尔托夫到根本主张爱国主义思想的阿克雪里罗得），还有亲德沙文主义占上风的崩得。布鲁塞尔联盟（1914年7月3日联盟）已经土崩瓦解。聚集在《我们的言论报》周围的分子摇摆不定，一方面假惺惺地赞成国际主义，一方面又总想与《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组织委员会讲统一。社会民主党的齐赫泽党团也是这样摇摆不定，一方面开除了普列汉诺夫分子，即沙文主义者曼科夫，另一方面又总想掩饰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曙光》杂志、阿克雪里罗得、崩得等的沙文主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任务，是进一步加强1912-1914年主要靠《真理报》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的团结，在坚决从组织上同社会沙文主义划清界限的基础上恢复工人阶级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只有那些主张坚决同组织委员会、《我们的曙光》杂志和崩得在组织上断绝关系的社会民主党人，我们才可以同他们达成暂时的协议。（《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37-142页）-----------------------------------[1]伯尔尼代表会议是在1915年3月20-22日举行的。出席者有：列宁，巴黎支部代表勃洛尼娜（阿尔曼德）；日内瓦支部代表阿甫杰也夫；伯尔尼支部代表巴甫洛夫斯基；苏黎世支部代表哈利东诺夫；伦敦支部代表马克西莫维奇（李维诺夫）。——编者注[2]见第234号文件。——编者注 |
第235号文件杜马代表哈乌斯托夫在杜马讨论对政府的信任和战争拨款问题的一次会议（1914年7月26日）上宣读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杜马党团的宣言[1].content{FONT-SIZE:12pt;LINE-HEIGHT:25px;FONT-FAMILY:"宋体"}.contentIMG{MARGIN:7px}.TitleLinks{TEXT-ALIGN:center}.TitleLinks.content{LINE-HEIGHT:20pt}.TitleLinks.contentIMG{MARGIN-TOP:7px;MARGIN-BOTTOM:7px}A:link{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functionsetVariables(){if(navigator.appName=="Netscape"){v=".top=";dS="document.";sD="";y="window.pageYOffset";}else{v=".pixelTop=";dS="";sD=".style";y="document.body.scrollTop";}}functioncheckLocation(){object="object1";yy=eval(y);eval(dS+object+sD+v+yy);setTimeout("checkLocation()",10);}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第235号文件杜马代表哈乌斯托夫在杜马讨论对政府的信任和战争拨款问题的一次会议（1914年7月26日）上宣读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杜马党团的宣言[1]我全权代表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作如下的声明：“空前未有的可怕灾难已经降临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头上。千百万工人脱离了和平劳动，备受摧残，被投进了血海；数百万家庭被注定要遭受饥饿。战争开始了。当各国政府准备发动战争的时候，欧洲的无产阶级，以德国无产阶级为首，曾一致抗议各国统治集团所准备的战争。许多情况阻碍了俄国工人公开地对战争进行这种抗议。但是当欧洲的无产阶级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反对战争的时候，俄国无产者的心是同他们的心联结在一起的。现时的战争是侵略政策的产物，是应当由现今一切交战国的统治阶级负责的。无产阶级这个人民的自由和利益的经常保卫者，任何时候都将保护人民的文化财富，防止来自任何地方的一切侵犯。交战国的觉悟的无产阶级没有能够阻止战争的爆发和随之而来的野蛮行为的猖獗。但是我们深信，在全世界一切劳动群众的国际团结中，无产阶级必将找到足以尽速结束战争的办法。让和约的条件不是由外交官、而是由人民自己来决定。同时我们深信，这次战争终将使得欧洲的人民大众看清他们所遭受的暴力和压迫的真正根源，并且目前野蛮行为的凶焰也将是最后的凶焰”。----------------------[1]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在宣读宣言后就退出了会场。和该党团一致行动的还有劳动派的杜马党团。——编者注 |
第234号文件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宣言“关于战争问题的提纲”[1].content{FONT-SIZE:12pt;LINE-HEIGHT:25px;FONT-FAMILY:"宋体"}.contentIMG{MARGIN:7px}.TitleLinks{TEXT-ALIGN:center}.TitleLinks.content{LINE-HEIGHT:20pt}.TitleLinks.contentIMG{MARGIN-TOP:7px;MARGIN-BOTTOM:7px}A:link{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functionsetVariables(){if(navigator.appName=="Netscape"){v=".top=";dS="document.";sD="";y="window.pageYOffset";}else{v=".pixelTop=";dS="";sD=".style";y="document.body.scrollTop";}}functioncheckLocation(){object="object1";yy=eval(y);eval(dS+object+sD+v+yy);setTimeout("checkLocation()",10);}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第234号文件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宣言“关于战争问题的提纲”[1]各国政府和资产阶级政党几十年来酝酿的欧洲大战已经爆发了。军备的扩张，资本主义发展最新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先进国家争夺市场斗争的极端尖锐化，以及最落后的各东欧君主国家的王朝利益，都必然促成而且已经促成这场战争。强占土地和征服异族；打垮竞争的国家，掠夺它的财富；使劳动群众不去注意俄、德、英等国内部的政治危机；分裂并以民族主义愚弄工人，迫害他们的先锋队，以削弱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这就是现时战争的唯一真实内容和意义。社会民主党的责任，首先是揭示战争的这种真实意义，无情地揭穿统治阶级即地主和资产阶级为了鼓吹战争所散布的谎言、诡辩和“爱国主义的”言论。德国资产阶级是交战国一方的头子。它愚弄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硬说它进行战争是为了保卫祖国、自由和文化，是为了解放受沙皇制度压迫的民族，是为了摧毁反动的沙皇制度。而实际上正是这个资产阶级充当以威廉二世为首的普鲁士容克的走狗，一直是沙皇制度最忠实的盟友和俄国工农革命运动的敌人。实际上正是这个资产阶级和容克一道，不管战争的结局如何，全力支持沙皇君主制度来反对俄国革命。实际上德国资产阶级向塞尔维亚举行了强盗式的进攻，企图征服塞尔维亚和扼杀南斯拉夫的民族革命，并且用自己的主力军进攻比利时和法国这些比较自由的国家，以便抢劫更富有的竞争者。德国资产阶级胡诌它是进行防御战，实际上它选择了它认为最有利的战争时机，利用了它的最新的军事技术，抢先使用了俄法两国准备使用的新武器。英法资产阶级是交战国另一方的头子。它们愚弄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硬说它进行战争是为了保卫祖国、自由和文化，反对德国的军国主义和暴虐。而实际上英法资产阶级早就用几十亿巨款雇佣和训练欧洲最反动最野蛮的君主制度——俄国沙皇制度的军队来进攻德国。实际上英法资产阶级作战的目的是夺取德国的殖民地，打垮经济发展更为迅速的竞争国。正是为了这个高尚的目的，“先进的”、“民主的”国家帮助野蛮的沙皇制度加紧扼杀波兰、乌克兰等民族，加紧镇压俄国的革命。交战国双方，在掠夺方面、在战争的野蛮和无限残酷方面，都不相上下，但是为了愚弄无产阶级，使他们不去注意唯一真正的解放战争，即反对“本”国和“外”国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为了这个崇高的目的，各国资产阶级都竭力用爱国主义的谎言来宣扬“本国”民族战争的意义，硬说资产阶级力图战胜对方，并不是为了掠夺和强占土地，而是为了“解放”本民族以外的其他一切民族。但是，各国的政府和资产阶级愈是拼命分裂工人，挑拨工人自相残杀，愈是为了这个崇高目的疯狂地采用戒严和战时书报检查制度（甚至目前在战争时期，对“国内”敌人的迫害也远比对国外敌人的迫害厉害得多），觉悟的无产阶级就愈要负起责任，反对各国资产阶级“爱国主义”匪帮的沙文主义叫嚣，维护自己的阶级团结，捍卫自己的国际主义，巩固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觉悟的工人放弃这项任务，就是放弃自己的一切解放的和民主的要求，更谈不到坚持社会主义的要求了。我们以万分沉痛的心情断定，欧洲各主要国家的社会党，没有执行自己的这项任务，而这些党的领袖的行为，特别是德国党的领袖的行为，已经近乎直接背叛社会主义事业。在世界历史的重大关头，现在的第二社会主义国际（1889-1914年）的大多数领袖企图以民族主义来盗换社会主义。由于他们采取这种行动，这些国家的工人政党没有起来反抗政府的犯罪行为，反而号召工人阶级把自己的立场同帝国主义政府的立场溶合起来。国际的领袖们背叛了社会主义，投票赞成军费开支，重复“本”国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爱国主义”）口号，为战争作辩护，参加交战国的资产阶级内阁，等等。现代欧洲最有影响的社会主义领袖和最有威信的社会主义报刊所持的观点，都是资产阶级沙文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观点，而决不是社会主义的观点。第二国际最有势力的最有威信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首先要负玷污社会主义的责任。但是不能说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就是正确的，因为他们在出卖祖国并同俾斯麦勾结起来镇压公社的资产阶级政府中拥有几个部长席位。德国和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人，企图为自己支持战争的行为作辩护，说他们是在反对俄国沙皇制度。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声明，我们认为这种辩护纯粹是诡辩。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行动，近几年来在我们国内又具有很大的规模。领导这一运动的一直是俄国工人阶级。近几年来成百万人的政治罢工，都是在推翻沙皇制度、要求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下举行的。大战前夕，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彭加勒在访问尼古拉二世的时候，在彼得堡的街头可以亲眼看到俄国工人双手筑起来的街垒。俄国无产阶级不惜任何牺牲，要使全人类摆脱沙皇君主制度的凌辱。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如果有什么东西在某种条件下可以推迟沙皇制度的崩溃，可以帮助沙皇制度反对俄国的一切民主派的话，那就是目前的战争，因为这场战争是拿英、法、俄等国资产阶级的钱袋来为沙皇制度的反动目的服务的。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挠俄国工人阶级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斗争的话，那就是俄国沙文主义报刊不断向我们推崇的德国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的行为。就假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小到不得不放弃任何革命活动的程度，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它也决不能参加沙文主义阵营，也决不能采取那种步骤，意大利的社会党人说得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玷污了无产阶级国际的旗帜。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已经蒙受而且还要蒙受战争所造成的巨大牺牲。我们一切合法的工人刊物被查封了。大多数工会被取缔了，我们许许多多的同志被逮捕和流放了。但是我们的议会代表团——俄国社会民主党国家杜马工人党团——认为：不投票赞成军费开支，为了表示更强硬的抗议而离开杜马会议厅，指责欧洲各国政府的政策是帝国主义政策，这是它的不可动摇的社会主义的义务。尽管沙皇政府的压迫加重了十倍，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还是印发了第一批秘密的反战宣言，执行了对民主派和国际所负的义务。既然革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如少数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和中立国优秀的社会民主党人，对第二国际的破产感到万分可耻，既然英法的社会党人也发出了反对大多数社会民主党内的沙文主义的呼声，既然以德国“社会主义月刊”（《SozialistischeMonatshefte》）为代表的、早已站在民族自由主义立场上的机会主义者完全有理由庆祝他们对欧洲社会主义的胜利，那末，动摇于机会主义和革命社会民主党之间的人们（像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中派”），企图闭口不谈或者以外交辞令来掩饰第二国际的破产，就是一种对无产阶级的最坏的服务。恰恰相反，应当公开承认这种破产，了解破产的原因，以便在全世界工人中建立起新的、更巩固的社会主义的团结。机会主义者撕毁了斯图加特、哥本哈根和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这些决议责成各国社会党人在任何条件下都要反对沙文主义，责成社会党人要加紧宣传国内战争和社会革命，以对付资产阶级和各国政府挑起的一切战争。第二国际的破产是在已往的（所谓“和平的”）历史时代特点的基础上成长起来并于近几年来在国际中取得了实际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的破产。机会主义者早就准备好了这一破产。他们否认社会主义革命，以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顶替社会主义革命；否认阶级斗争及其在一定时机变为国内战争的必然性，鼓吹阶级合作；在爱国主义和保卫祖国的名义下宣扬资产阶级沙文主义，忽视或否认共产党宣言早已阐明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真理，即工人没有祖国；只是以温情庸俗的观点同军国主义作斗争，不承认各国无产阶级必须以革命战争来反对各国的资产阶级；把必须利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资产阶级的合法性变成崇拜这种合法性，忘记了在危机时代必须有秘密的组织形式和鼓动形式。在目前的危机时期，机会主义的天然的“助手”（同样是资产阶级的，与无产阶级观点即马克思主义观点背道而驰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派，也同样恬不知耻地重复着沙文主义的口号。现在，不坚决同机会主义决裂，不向群众说明机会主义失败的必然性，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的任务，就不可能实现工人的真正国际主义的团结。各国社会民主党的任务，首先应当是同本国的沙文主义作斗争。在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完全浸透了沙文主义，而民粹主义者直到社会革命党人和“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则部分地浸透了沙文主义（特别要痛斥像耶·斯米尔诺夫、彼·马斯洛夫和格·普列汉诺夫发表的、受到资产阶级“爱国主义”报刊赞扬和广泛利用的沙文主义言论）。从国际无产阶级的观点看，在现时情况下，不能肯定交战国双方哪一方失败对社会主义为害最小。但是，对于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来说，毫无疑问，从俄国各民族的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观点看，最好是压迫着欧亚两洲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最反动最野蛮的沙皇专制政府失败。欧洲社会民主党人当前的政治口号应当是建立欧洲共和国联邦，但是社会民主党人与资产阶级不同，资产阶级只要能把无产阶级拖入沙文主义的洪流，什么事情都可以“答应”，社会民主党人则要阐明，不举行革命推翻德、奥、俄三国的君主制度，这个口号完全是一个虚伪和荒唐的口号。俄国由于最落后，由于还没有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因此，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仍然是彻底民主改革的三个基本条件：建立民主共和国（各民族享有完全平等和自决），没收地主的土地，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但是在一切先进国家中，战争已把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提到日程上来。无产阶级的战争负担愈重，在现代“爱国主义”可怕的野蛮行为过去以后，在拥有大资本主义的巨大技术成就的条件下重建欧洲时，无产阶级的作用愈积极，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就愈感到迫切。资产阶级利用战时法律封闭无产阶级的一切喉舌，这就给无产阶级提出一项必须建立秘密鼓动形式和组织形式的任务。让机会主义者不惜背叛自己的信念而去“珍视”合法组织吧，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却要利用工人阶级的组织习惯和联系，来建立适应于危机时代的秘密斗争形式，为社会主义而斗争，使工人不是同本国沙文主义资产阶级讲团结，而是同各国工人团结起来。无产阶级的国际没有灭亡，也不会灭亡。工人群众定将冲破一切障碍，建立新的国际。目前机会主义的胜利是维持不久的。战争造成的牺牲愈大，工人群众就愈能看清机会主义者背叛工人事业的行为，愈能看清把枪口转向本国政府和资产阶级的必要性。变现代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是唯一正确的无产阶级口号，这个口号由巴黎公社的经验所提供，由巴塞尔决议（1912年）所肯定，并且是由高度发展的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各种条件中产生出来的。既然战争已经成为事实，那就不管这种转变在某一时刻会遇到多大困难，社会党人决不能放弃在这方面进行有步骤的、坚持不渝的准备工作。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才能摆脱对沙文主义资产阶级的依赖，才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以坚定的步伐比较迅速地走上各民族真正自由的道路，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全世界工人在反对资产阶级沙文主义和爱国主义斗争中的国际团结万岁！摆脱机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国际万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0-17页）--------------------[1]中央委员会的这篇宣言“关于战争问题的提纲”是在战争初期拟定的。宣言的作者是列宁。这篇宣言最初发表在1914年11月1日第33号《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该报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机关报（该报自1914年至1917年初在瑞士发行）。——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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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849年6月13日事件的后果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三1849年6月13日事件的后果
12月20日，立宪共和国的雅努斯［注：雅努斯是古代罗马的门神，它有前后两副面孔。因此，人们总以他来比喻两面派的人物。——译者注］式的头还只显示出它的一副面孔，即行政权力的一面，带有路易·波拿巴的模糊的平淡线条。1849年5月28日，它已显示出它的另一面，即立法权力的一面，盖满了由复辟时期和七月王朝的狂欢酒宴所留下的许多伤痕。立法国民议会的诞生完成了立宪共和国的建立，即建成了一个共和制的国家形式，在这个国家形式中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亦即确立了构成法国资产阶级的两大保皇主义集团的统治，联合起来的正统主义者和奥尔良党人的共同统治，秩序党的统治。这样，法兰西共和国就成了保皇党同盟所有的财产，同时欧洲反革命列强同盟又向三月革命的最后避难所举行了全面的十字军讨伐。俄国侵入了匈牙利，普鲁士军队向维护帝国宪法的军队进攻，而乌迪诺则炮轰罗马。欧洲危机显然已在接近决定性的转折点，全欧洲的目光都注向巴黎，而全巴黎的目光则都注向立法议会。
6月11日，赖德律－洛兰登上立法议会的讲坛。他没有发表演说，他只提出了弹劾内阁部长们的控诉书，赤裸裸的、毫无掩饰的、完全基于事实的、扼要的、沉重的控诉书。
进犯罗马就是进犯宪法，进犯罗马共和国就是进犯法兰西共和国。宪法第Ⅴ条[32]说：“法兰西共和国永不使用武力去反对任何民族的自由”，而总统却在使用法国军队去反对罗马自由。宪法第54条规定行政权力未得国民议会［注：从这里起到本文结束止，国民议会一词是指从1849年5月28日起至1851年12月止的立法国民议会（立法议会）。——编者注］同意不得宣布任何战争。制宪议会5月8日通过决议，断然命令内阁尽速使罗马远征恢复它最初的目的，可见它同样是断然地禁止对罗马进行战争，而乌迪诺却在炮轰罗马。这样，赖德律－洛兰就是叫宪法本身来做他控诉波拿巴及其内阁部长们的证人。他代表宪法向国民议会的保皇主义多数派当面发出了威胁的声明：“共和党人定能采取一切手段迫使人们尊重宪法，即使要诉诸武力也是在所不惜的！”山岳党以百倍的声音跟着喊道：“诉诸武力！”多数派则报以可怖的喧嚷声；国民议会议长要赖德律－洛兰遵守秩序；赖德律－洛兰重复了自己挑战性的声明，最后在议长桌上放下了一件要求将波拿巴或其内阁部长们交付法庭审判的提案。国民议会以361票对203票的多数就炮轰罗马问题通过的决议，不过是转而进行下一项议程罢了。
难道赖德律－洛兰希望借助宪法来击败国民议会，而借助国民议会来击败总统吗？
诚然，宪法是根本禁止侵犯他国人民自由的，但是，据内阁所说，法军在罗马所进犯的不是“自由”，而是“无政府势力的专横”。难道山岳党有自己在制宪议会中的全部经验而仍然不懂得，宪法的解释权不是属于宪法制定人，而只是属于宪法接受者吗？仍然不懂得，对于宪法条文是应该就其切合实际的意义去解释，而资产阶级的意义就是其唯一切合实际的意义吗？仍然不懂得，波拿巴和国民议会保皇主义多数派是宪法的真正解释者，正如教士是圣经的真正解释者，而法官是法律的真正解释者一样吗？当制宪议会在世时，象奥迪隆·巴罗这种人就曾破坏过它的意志，难道新由普选产生出来的国民议会还必须认为自己是受已故的制宪议会的遗言所束缚的吗？赖德律－洛兰在援引制宪议会5月8日决议时，难道竟已忘记就是这个制宪议会在5月11日否决了他第一次要把波拿巴及其部长们交付法庭审判的提案吗？竟已忘记这个制宪议会业已宣告总统及其内阁部长们无罪，从而业已承认炮击罗马是“合乎宪法的”吗？竟已忘记他在本质上只是对一个业已宣告的判决提起上诉，并且是由共和主义的制宪议会去向保皇主义的立法议会上诉吗？宪法在一项特别条文中号召每一个公民来保护它，因而它本身就是求助于起义的。赖德律－洛兰正是依据着这一项条文。但是，在另一方面，难道国家的各个权力机构不是为保护宪法而建立的吗，难道违反宪法的行为不是只有在国家的一个宪制权力起来反对另一个宪制权力的时候才会有的吗？而当时共和国的总统，共和国的部长们和共和国的国民议会却是协调一致的。
山岳党在6月11日所企图发动的，是“纯粹理性范围内的起义”，即纯粹是议会范围内的起义。它指望被民众武装起义的远景所吓坏的国民议会多数派去消灭波拿巴及其部长们，因而消灭他们自己的权力及他们自己当选的意义。难道制宪议会顽强要求罢免巴罗—法卢内阁时，不是已经企图用类似手段推翻波拿巴当选的事实吗？
难道在国民公会时代不是有过由议会里的起义突然使多数派与少数派对比关系发生根本转变的实例吗，——那末为什么前一代的山岳党能做的事情，后一代的山岳党就不能做呢？——况且当前的局势看来也是有利于这种举动的。民情的激愤，在巴黎已达到使人惶惶不安的程度；军队照其在选举时的投票看来，并不是拥护政府的；立法议会的多数派还太年轻，未及牢固组织起来，而且它是由老年人所组成的。如果山岳党把议会里的起义搞成功了，国家的权柄就会直接落到它的手中去。至于民主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它热烈渴望的，照例是莫过于斗争在它头上的云端里发生，在议员们的阴影之间发生。最后，民主主义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它的代表者——山岳党是想借议会里的起义达到自己的伟大的目的：把资产阶级的势力粉碎，同时却不让无产阶级有行动自由，或只是让它在远景中出现；把无产阶级拿来利用，但是不让它成为危险的东西。
在6月11日国民议会进行投票之后，山岳党的若干党员和秘密工人团体的代表们举行了一次会谈。后者极力主张当天晚上就发动起义。山岳党断然拒绝了这个计划。它无论如何不肯丢掉运动的领导权；它对待盟友是与对待敌人一样疑心多端的，而它在这方面原是对的。1848年6月的记忆，从未这样强烈地激动过巴黎无产阶级的行列。然而无产阶级是受它与山岳党联盟的束缚的。山岳党在议会中代表着大部分的省，它夸大了自己在军队中的影响，它握有国民自卫军内的民主主义部分，最后它又有小商店的道义上的支持。在这个时候，违反山岳党意志发动起义，对于无产阶级说来——况且无产阶级的行列又因受霍乱瘟疫和迫使大批无产者离开巴黎的失业影响而变得松懈了——就是徒然重演1848年的六月事件，但却是在已没有当时那种推动无产阶级进行拚命斗争的情势下重演这事件。工人代表们采取了唯一合理的办法。他们责成山岳党败坏它自己的声誉，即迫使它在它的控诉书被国民议会否决时超出议会斗争的范围。在6月13日整天内，无产阶级一直保持着这种怀疑、注视的态度，等待民主主义的国民自卫军与军队之间开始严重坚决的搏斗，以便在那时投入斗争，把革命推向前进，使革命超出强加于它的那些小资产阶级的目的。如果一旦胜利，无产阶级的公社则已经成立好了，这公社必定要与正式的政府并行地活动。巴黎的工人已接受了1848年6月的流血教训。
6月12日，部长拉克罗斯自己向立法议会提出了立即开始讨论控诉书的动议。政府在当夜采取了准备防御和进攻的一切措施；国民议会的多数决心要把反叛的少数逼上街头，少数本身也已经无法退却了，非应战不可了；控诉书以377票对8票被否决了；拒绝投票的山岳党，气愤地跑到了“爱好和平的民主派”的宣传厅里，跑到了“和平民主日报”[33]的编辑部里。
山岳党一退出议会会场就丧失了力量，也如巨人安泰一脱离自己的母亲即大地，就丧失了力量一样。山岳党人在立法议会会场内是参孙［注：参孙是圣经里的神话英雄，据说有非凡的力量。——译者注］，而在“爱好和平的民主派”厅堂里就成了普通的庸人。掀起了冗长、嘈杂而空洞的论争。山岳党满怀决心不惜采取任何手段要迫使人们尊重宪法，“只是不诉诸武力”。山岳党的这个决定，得到了“宪法之友”的一个宣言[34]和一个代表团的赞助。“宪法之友”是“国民报”派即资产阶级共和党的残余所自命的称号。它残留在议会中的代表者，虽有6人投票反对否决控诉书，而其余的人全都投票赞成否决控诉书；卡芬雅克虽把他的军刀供秩序党御用，但是这一派在议会外的极大部分，却如饥似渴地抓住这个机会以求摆脱其政治贱民地位，并挤入民主政党的行列。的确，他们岂不正是这个以他们的盾牌，以他们的原则，以宪法为护身符的民主政党的自然持盾者吗？
直到天明之前，“山岳党”一直在分娩的苦痛中。它产下了一个“告人民的宣言”，于6月13日早晨在两家社会主义报纸[35]的不显眼的角落里刊登了出来。这个宣言宣布总统、各部部长、立法议会多数派“处于宪法之外”（horslaConstitution），并号召国民自卫军和军队，最后还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宪法万岁！”就是它的口号，即无非是表示要“打倒革命！”的口号。
与山岳党的宪制宣言相呼应的，是6月13日小资产者所举行的一次所谓和平示威游行。这是从沙托－得奥出发沿着林荫路行进的列队游行；3万人中大部分是不带武器的国民自卫军，其中夹杂有秘密工人团体的成员，他们沿着林荫路高呼：“宪法万岁！”。游行者在喊这个口号时的呼声是机械的，冷漠的，不是由衷的，这些呼喊声并没有扩大成为轰隆的雷声，反而在群集于人行道上的民众中遭到了嘲讽的反应。唱歌的声音很多，但没有发自胸腔的声调。当游行队伍走到“宪法之友”的会场所在的楼房前面时，在那楼房的三角墙上出现了一个雇佣的宪法使者，竭力挥动他那戏院捧场者的帽子，挣破他那巨大无比的肺，向朝拜者们头上冰雹般地撒出“宪法万岁！”的叫声，——这时，似乎游行者自己刹那间也感觉到了这个场面实在滑稽可笑。大家都知道，尚加尔涅的龙骑兵和来福枪兵在和平路和林荫路的拐角上为游行者准备了怎样一种全非议会式的接待；游行者怎样顷刻间就向四面奔散，只是在奔跑中稀稀疏疏地发出“拿起武器！”的喊声，以执行6月11日议会中发出的起义号召。
和平游行行列被强力驱散，隐约传闻有赤手空拳的公民在林荫路上被杀害，街道上愈来愈慌乱，当这一切似乎都在预告起义即将来临的时候，集合在阿扎尔街上的山岳党人大部分就逃散了。赖德律－洛兰带领着一小群议员，拯救了山岳党的名誉。他们在占据了国民宫的巴黎炮兵队的保护下，跑到艺术及手工博物馆去，等候国民自卫军第五军团和第六军团来援救。但是山岳党人徒然等候了第五军团和第六军团；这些慎重的自卫军让自己的代表者去听天由命，巴黎炮兵队本身还阻扰民众建筑街垒，极端的混乱使得不可能做出任何决定，正规部队端着上好刺刀的枪向前逼进，一部分议员被逮捕了，另一部分则逃跑了。6月13日事件就这样结束了。
如果说1848年的6月23日是革命无产阶级起义的日子，那末1849年的6月13日就是民主主义小资产者起义的日子；这两次起义中的每一次，都是发动起义的那个阶级的典型的纯粹的表现。
只有在里昂城内，事变才发展成了顽强的流血的冲突。在这里，工业资产阶级与工业无产阶级直接对立起来，工人运动不象在巴黎那样被约束在普遍运动范围内，没有被它所决定；所以，6月13日事件在这里的反映就丧失了它原来的性质。在其余各处对6月13日事件发生过反响的外省地方，这个事件并没有燃烧起来，不过是表现为一道冷清清的闪电罢了。
6月13日结束了立宪共和国生命的第一期，立宪共和国是在1849年5月28日随着立法议会的开幕而开始其正常生存的。这整个序幕充满着秩序党与山岳党之间，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喧嚣的斗争；小资产阶级徒然反抗了这个共和国的确立，而为了这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它自己曾在临时政府和执行委员会中不断进行过阴谋，曾在六月事变中拚命攻击过无产阶级。6月13日这天摧毁了它的反抗，而把联合保皇党人的立法独裁弄成了既成的事实。从此时起，国民议会就单只是秩序党的公安委员会了。
巴黎置总统、部长们和国民议会多数派于“被告地位”，后者则置巴黎于“戒严状态”。山岳党宣布立法议会多数派“处于宪法之外”；而多数派则以违反宪法罪名把山岳党交付最高法院审判，并使这个党内仍有生命力的一切都受到剥夺公权的惩罚。山岳党只剩下了一个无头无心的躯干。少数派只是企图举行议会里的起义，多数派则把自己的议会专制提升为法律。这个多数派发布了新的议会规章，借以消灭讲坛上的言论自由，并授权国民议会议长用各种惩戒手段，如提出谴责、科以罚金、停发薪金、暂时逐出会场、逮捕等手段，来惩罚议员违反规则的行为。这个多数派在山岳党的躯干上悬挂的不是什么刀剑，而是一根鞭子。残留下来的山岳党议员，为保全名誉计，本应示威式地卸去代表职任。这样行动就会加速秩序党的解体。秩序党在甚至再没有一种对抗的影子来促使它团结的时候，就必定会分裂成它原来的构成部分了。
当小资产阶级已被夺去议会力量时，它的武装力量也一并被夺去了；巴黎炮兵队以及国民自卫军第八、第九和第十二军团都被解散了。相反，金融贵族的军团在6月13日袭击了布列和卢乌的印刷厂，毁坏了印刷机，捣毁了共和派报刊编辑处，非法逮捕了它们的编辑、排字工人、印刷工人、收发员和递送员之后，却得到了国民议会讲坛方面的奖励。在法国全国各处，凡是有共和主义嫌疑的国民自卫军，都同样被解散了。
新的出版法，新的结社法，新的戒严法，巴黎各处监狱关满囚犯，政治流亡者被驱逐出境，一切超出“国民报”限度的报纸概被封禁，里昂及其邻近5个省被迫服从军人的粗暴专横的统治，检察机关到处实行监视，早已清洗过许多次的大群官吏重受清洗——这都是反动派获胜时必不可免和经常重复的惯用办法，其所以在六月大屠杀和六月放逐后还值得提起，只是因为这次它们并不单是用来对付巴黎，而且也用来对付各省，不单是用来对付无产阶级，而且首先是用来对付中等阶级。
国民议会在6月、7月和8月间的全部立法活动，都充满着各种镇压法律，这些法律授予了政府以宣布戒严的权利，更紧地勒住了报刊的喉头，并消灭了结社权。
可是，这一时期的特点不是事实上利用胜利，而是原则上利用胜利；不是国民议会通过各种决议，而是为这些决议确定理由，不是行动，而是词句，甚至与其说是词句，还不如说是使词句生动起来的音调和姿势。保皇主义信念公然肆无忌惮地表露出来，对共和国施以贵族式的轻蔑侮辱，娇媚而轻浮地道出复辟这一目的，一句话，大言不惭地破坏共和主义礼貌，这便是使这一时期具有其特殊音调和印记的风气。“宪法万岁！”——是6月13日的失败者所喊的战斗口号。因此胜利者也就不必虚伪地讲究什么宪制即共和主义的言词。反革命已战胜了匈牙利、意大利和德意志，所以他们已经看到复辟是在叩着法国的大门了。秩序党各派领袖之间发生了十足的竞争；他们争先恐后地力图在“通报”上以书面证明他们的保皇主义立场，坦白他们在君主制时期所犯的某些自由主义过失而表示悔悟，恳求上帝与人们宽恕。每天都总有人在国民议会讲坛上宣布二月革命是社会的灾难，每天都总有一个正统主义者的外省地主庄严地宣称他从未承认过共和国，每天都总有一个背弃和出卖了七月王朝的懦夫追述其英雄勋业，说只有路易－菲力浦的仁政或其他的误会才妨碍了这种英雄勋业的实现。结果，好象在二月事变中值得惊叹的，并不是获得胜利的民众表现了宽仁态度，倒是保皇党人表现自我牺牲与温和态度而让民众战胜了他们。有一位人民的代表提议把二月事变负伤人员抚恤金发一部分给市近卫军，因为他们是二月事变时唯一有功于祖国的。另一位代表提议在卡卢塞尔广场建立奥尔良公爵骑象。梯也尔称宪法为一片脏纸。在讲坛上有奥尔良党人相继发言，表示后悔他们曾阴谋反对正统王朝；同时又有正统主义者相继发言，表示责备自己，说他们对非正统王朝的反抗加速了一般君主国的倾复；梯也尔后悔他曾阴谋反对摩莱，摩莱后悔他曾阴谋反对基佐，巴罗则后悔他曾阴谋反对他们3人。“社会民主共和国万岁！”被宣布为违反宪法的口号；“共和国万岁！”则被视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口号来加以迫害。在滑铁卢战役的周年纪念日，有一个议员宣称：“我对于普鲁士侵入法国，没有象对于革命流亡者进入法国那样害怕。”为了回答因在里昂及其邻近诸省造成的恐怖而发出的怨言，巴拉盖·狄利埃说道：“我宁愿要白色恐怖而不愿要红色恐怖”（《J’aimemieuxlaterreurblanchequelaterreurrouge》）。每当从国民议会上的发言者说出反对共和国、反对革命、反对宪法、拥护君主国、拥护神圣同盟的警语时，全场都报以狂热的掌声。甚至当最微小的共和仪式套语——例如以《Citoyens》〔“公民”〕一语称呼议员——受到违背时，也都使秩序的骑士们欢欣鼓舞。
7月8日在戒严状态影响下以及在无产阶级一大部分拒绝投票情况下举行的巴黎补缺选举，法国军队占领罗马，红衣主教进入罗马[36]，以及随之而至的异端审判和僧侣恐怖，——这一切都使六月胜利又添上新的胜利，使秩序党陶醉更甚了。
最后，在8月中旬，保皇党人宣布国民议会休会两个月，这部分地是为了要出席那些刚刚召集的各省议会，部分地是由于他们已为好几个月来的保皇主义狂宴累得疲劳过度了。他们以公然恶作剧的风度留下了一个由25位议员组成的委员会作为国民议会的代理人，作为共和国的守卫者，其中包括有正统主义者和奥尔良党的一些精粹，如摩莱与尚加尔涅。但是这种恶作剧的意味却比他们意料中的还要深长些。他们原已被历史判定要去促使他们所心爱的君主国倾复，同时却又被历史注定要去维护他们所憎恶的共和国。
随着立法议会的休会，结束了立宪共和国生命的第二期，即其保皇主义的狂暴嚣张时期。
巴黎的戒严状态重又撤销，报刊重又恢复了。在社会民主主义报纸停刊的时候，在实行镇压措施与保皇主义嚣张的时期中，立宪君主派小资产阶级的老旧的文坛代表“世纪报”[37]，转向于共和主义；资产阶级改革派的老旧的机关报“新闻报”[38]，转向于民主主义，而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的老旧的典型机关报“国民报”，则转向于社会主义。
公开的俱乐部越来越不可能存在，秘密团体就随之愈益普遍增多和加强起来了。被视为纯粹商业团体而容许存在并且没有任何经济意义的工人生产协会，在政治方面对无产阶级起了纽带的作用。6月13日已把各种半革命党派的正式上层拆去，然而留下的群众却生长出了他们自己的头脑。秩序的骑士们以预言红色共和国的恐怖来吓唬人，但是反革命在匈牙利、在巴登和在罗马获胜后所干出的卑鄙兽行和极端恐怖，却已把“红色共和国”洗成白色了。而法国社会的不满的中间阶级，开始觉得与其接受实际上完全无望的红色君主国的恐怖，还不如接受其恐怖还成问题的红色共和国的诺言。在法国，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比海瑙对革命宣传做了更多的供献。Achaquecapacitéselonsesoeuvres！〔每个天才均按其所行而定！〕［注：马克思在这里戏弄圣西门主义者的著名公式。——编者注］
这时，路易·波拿巴利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到外省去作隆重的巡游，最热忱的正统主义者跑到爱姆斯去参拜圣路易的后裔[39]，而秩序党的大批议员则在刚召开的各省议会中着手进行阴谋。务必要使各省议会说出国民议会多数派还不敢说出的话，务必要使他们要求立刻修改宪法。依据宪法，只有在1852年专门为修改宪法而召集的国民议会上才可以进行这种修改。但是，如果大多数省议会主张修改宪法的话，难道法国的呼声还会不能迫使国民议会牺牲宪法的贞洁吗？国民议会所期望于这些省议会的，正如在伏尔泰的“亨利亚特”中尼姑们所期望于叛乱兵的一样。但是，除了少数例外，国民议会的彭提弗里在外省碰到了为数并不少的约瑟夫。绝大多数人都不愿理解这种烦恼的开导。宪法的修改，被应该用来实现修改宪法的工具即各省议会的表决所阻碍了。法国，并且是资产阶级的法国，已经发表了意见，发表了反对修改宪法的意见。
在10月初，立法国民议会重新复会——tantummutatusabillo！〔但它是多么不同了啊！〕［注：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编者注］它的面貌已经全然改变了。各省议会出人意料地否决了修改宪法，这就使国民议会回到了宪法的界限内，并且给它提示了它生存的界限。奥尔良党人因正统主义者往爱姆斯巡礼而产生疑心，正统主义者则因奥尔良党人跟伦敦[40]来往而惶惶不安，两派双方的报纸都煽旺了火焰，衡量了各自的王位僭望者们相互间的企求。奥尔良党人和正统主义者一致怨恨波拿巴派的阴谋，这些阴谋表现于总统的隆重巡游，表现于他那多少露骨的企图摆脱宪法束缚的行为，以及波拿巴派报纸的傲慢论调；路易·波拿巴则怨恨国民议会只承认正统主义者和奥尔良党人有权进行秘密活动，并怨恨内阁经常为维护这个国民议会而背叛他。最后，内阁本身在对罗马的政策上，以及在由阁员帕西提议的而为保守派骂作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所得税上发生了分裂。
巴罗内阁向重新召开的立宪议会所提出的第一批议案之一，就是要求拨发30万法郎给奥尔良公爵夫人作为寡妇年金。国民议会同意了这个要求，又在法国负债簿上增添了700万法郎的数目。这样，路易－菲力浦就继续成功地扮演着《pauvrehonteux》——羞怯乞丐——角色，而内阁却不敢向议会提议增加波拿巴的薪俸，议会看来也不愿意允许这种增加，于是路易·波拿巴又照例要二中取一：AutCaesar，autClichy！〔不做凯撒，就进债狱！〕
内阁第二次要求拨发900万法郎来弥补罗马远征费用，又更加剧了波拿巴方面与内阁和国民议会方面之间的紧张关系。路易·波拿巴在“通报”上公布了他写给侍从武官埃德加尔·奈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他以一些宪法上的保证约束教皇政府。教皇则发表了一个声明，即所谓《motuproprio》〔“出乎真意”〕[41]，拒绝对他那恢复起来的权力加以任何限制。波拿巴的信故意无所顾忌地揭开了他的内阁的台幕，使他自己能在楼厅观众面前显现为一个心地善良的，但是甚至在自己家里也未被了解和受着束缚的天才。他以“自由心灵渴望振翼飞腾”[42]的神情来讨好卖俏，已不是第一次了。委员会的报告人梯也尔完全忽略了波拿巴振翼飞腾的意图，而只限于把教皇的声明译成法文。企图为总统救出面子而提议要国民议会对拿破仑的书信表示赞同的并不是内阁议员，却是维克多·雨果。《Allonsdonc！Allonsdonc！》〔“滚开！滚开！”〕——多数派以这种无礼而轻率的感叹声埋葬了雨果的提案。总统的政策？总统的信？总统自己？《Allonsdonc！Allonsdonc！》谁会把波拿巴先生的话信以为真呢？维克多·雨果先生，难道你以为我们相信你是真正相信总统吗？《Allonsdonc！Allonsdon！》
最后，波拿巴与国民议会间的决裂，又因召回奥尔良王室和波旁王室的议案的讨论而加速了。总统的表兄弟［注：拿破仑·波拿巴亲王。——编者注］，威斯特伐里亚前王的儿子，乘内阁议员们没有出席时，向议院提出了这个提案，目的不外是要把正统主义派和奥尔良派的王位僭望者弄得与波拿巴派的王位僭望者不相上下的地步，或者确切些说，弄到低于波拿巴派王位僭望者的地步，因为后者至少在事实上是站在国家政权高峰之上的。
拿破仑·波拿巴居然无礼到如此地步，竟把召回被放逐国外的王室与大赦六月起义者合成了一个提案。多数派所表示的愤怒，立即迫使波拿巴收回了这个竟将神圣东西与可恶东西，将王室血统与无产者败类，将社会恒星与社会沼泽游火亵渎地混为一谈的办法，并给这两个提议中的每一个以应有地位。多数断然否决了召回王室的提案，而贝利耶这位正统主义派的狄摩西尼，更是透彻无遗地阐述了这次投票的意义。把各个王位僭望者贬为普通公民——这就是波拿巴的目的！有人居然想要夺去他们身上的圣光，夺去他们所剩有的最后一点尊严，流亡国外的尊严！贝利耶喊叫道：如果有一个王位僭望者忘记了他的尊贵的出身，而以一个普通的私人身分回到法国来住的话，那末人家会怎样看待他呢？这就再明显不过地告诉了波拿巴，他之处在国内是什么也没有赢得的，而如果联合保皇党人需要他在这里作为一个中立人物坐在总统位子上，那末真正的王位僭望者则必须以流亡的雾气遮住俗人的目光。
11月1日，路易·波拿巴以一件咨文回报了立法议会，他在这件咨文中用颇辛辣的言词通知说他已撤销巴罗内阁而成立新内阁。巴罗—法卢内阁是保皇党联盟的内阁，而奥普尔内阁则是波拿巴的内阁，是总统反对立法议会的工具，是听差内阁。
波拿巴现在已不再只是1848年12月10日的中立人物了。他作为行政权的首领，已成为一定利益的中心了，反无政府状态的斗争使得秩序党本身不得不加强了他的势力，而且如果说他已失掉人心，那末秩序党则是根本不得人心的。难道他不能指望，一方面是奥尔良党人与正统主义者的竞争，另一方面是某一君主复辟的必要性，将会迫使这两派承认中立的王位僭望者吗？
从1849年11月1日起开始了立宪共和国生命的第三期，这一时期是于1850年3月10日结束的。宪法机构间的那种受到基佐赞美的习见的玩意，即行政权力与立法权力间的争端已经开始了。但是并不止此。波拿巴反对那些联合起来的奥尔良党人和正统主义者的复辟欲而保卫着自己实际政权的法律基础——共和国；秩序党反对波拿巴的复辟欲而保卫着自己共同统治的法律基础——共和国；正统主义者反对奥尔良党人，奥尔良党人反对正统主义者而保卫着statusquo〔现状〕——共和国。秩序党中所有这些集团各自inpetto〔心里〕都有各自的国王，都有各自的复辟王朝，同时又都为反对自己敌方的篡夺欲和谋叛而坚持着资产阶级的共同统治，坚持着它们各自的要求借以互相抵消而又互相保留的统治形式——共和国。
康德认为共和国作为唯一合理的国家形式，是实际理性的基准，是一种永远不能实现而又是我们应该永远力求和企图实现的基准，同样，君主国就是这些保皇党人的基准。
这样，立宪共和国从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手中产生出来时原是一个空洞的思想公式，而落到联合保皇党人手中时就成了一个充满内容的生动的国家形式了。当梯也尔说“我们保皇党人是立宪共和国的真正支柱”时，他甚至没有料想到他的话里竟包含有这么多的真理。
联合内阁的倒台和听差内阁的登台还有另外一个意义。被任为新内阁财政部长的是富尔德。把富尔德弄成财政部长，就等于把法国的国民财富正式交付给交易所，通过交易所并为交易所的利益来管理国家财产。富尔德一被任命，金融贵族就在“通报”上宣布了它的复辟。这个复辟是必然补充着其余一切复辟，而与它们一起形成为立宪共和国链条中的环节。
路易－菲力浦从未敢于任命真正的loup-cervier〔交易所豺狼〕为财政部长。正如他的君主国是资产阶级上层统治的理想名称一样，在他的各届内阁中，特权的利益必定要带着证明个人大公无私的思想名称。在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不同的君主国——正统王朝的和奥尔良的君主国——所曾隐匿于后台的东西，到处都已出现于前台了。它已把君主国所曾捧到天上去的东西都降到地上来了。它已用统治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专有名称代替了仙人的名称。
我们的全部叙述都已经表明，共和国从其存在的头一天起就不仅没有消灭金融贵族的统治，反而巩固了这个统治。但是，它对金融贵族的让步，是违反本意而屈从命运作出的。从富尔德就职时起，政府的主动权重又归还到金融贵族的手中去了。
有人会问，资产阶级联合势力怎么能忍受那在路易－菲力浦时代以把资产阶级其余各阶层排出政权范围或使其听命就范为基础的金融贵族统治呢？
答案很简单。
首先，金融贵族本身在保皇主义联合势力内部构成为重要的领导集团，这个联合势力的共同政府权力称为共和国。难道奥尔良党人中的演说家和“天才人物”不曾是金融贵族旧日的同盟者和共谋者吗？难道金融贵族本身不是奥尔良党人队伍中的黄金重镇吗？至于正统主义者，那末他们早在路易－菲力浦时代已实际参加了一切交易所投机、矿山投机和铁路投机生意的狂宴。一般说来，大地产与金融贵族结成联盟，乃是一种正常的现象。英国就是证明，甚至奥地利也是证明。
在法国，国民生产水平比之国家债务是低得不相称的，国家的息金乃是投机生意的最主要的对象，而交易所则是希图以非生产方法增殖的资本的主要投资市场，——在这样一个国度里，所有一切资产阶级和半资产阶级中的无数人们，不能不对国家债务，对交易所投机生意，对金融感到有切身利益。难道所有这些二流的交易所投机生意参加者，不会把在巨大的规模上从总体方面代表着同一利益的那个集团，视为他们的天然靠山和首脑吗？
国家财富落入金融贵族手中的原因何在呢？就在于经常有增无已的国家负债状态。而这种国家负债状态的原因何在呢？就在于国家支出经常超过收入，在于这种不相称的状态，而这种不相称的状态既是国家公债制度的原因又是它的结果。
为了摆脱这种负债状态，国家必须限制自己的支出，即精简政府机构，缩小其规模，尽可能减少管理范围，尽可能少用官吏人员，尽可能少干预公民社会方面的事务。秩序党是不能走这条道路的：随着各方面威胁秩序党的统治和它那个阶级生存条件的危险愈益增长，它就不免要愈益加强自己的镇压措施，加强自己由国家出面的官方干涉，加强自己通过国家机关去到处出头露面。当侵犯人身和财产的罪行日益频繁的时候，宪兵人数是不可减少的。
或者是国家必须试图避免借款，把特别税加在最富裕阶级身上而至少暂时使预算得到哪怕是一时的平衡。但是秩序党难道应该为了使国家财富摆脱交易所剥削，而把他们自己的财富献上祖国的祭坛吗？Passibête！〔它没有这么傻！〕
总之，若没有法兰西国家中的根本变革，就决不会有法国国家财政上的变革。而与国家财政必然联系着的有国家债务，与国家债务必然联系着的有国债投机买卖的统治，有国家债权人、银行家、银钱商和交易所豺狼的统治。只有秩序党中的一个集团才对金融贵族的垮台感到有直接利益，这就是工厂主。我们所指的既不是中等的，也不是小的工业家，而是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构成王朝反对派广大基础的工业巨头。他们的利益无疑是要求减少生产费用，从而也就是要求减少列入生产费用项下的捐税，也就是减少国家债务（国债的息金是列入捐税项下的），换句话说，他们的利益是要求金融贵族垮台。
在英国，——法国最大的工厂主与他们的英国敌手比较起来都是小资产者，——我们确实看到工厂主，例如有个科布顿、有个布莱特带头对银行和交易所贵族举行十字军讨伐。为什么在法国没有这种情形呢？在英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工业，而在法国占统治地位的则是农业。英国工业需要freetrade〔自由贸易〕，而法国工业则需要保护关税，除需要其他各种垄断外还需要全国性的垄断。法国工业并不支配看法国生产，所以法国工厂主并不支配着法国资产阶级。他们为要捍卫住自己的利益，使之不受资产阶级其他各集团侵害，就不能象英国工厂主那样站在运动的前头从而把自己的阶级利益提到第一位上；他们必须跟随在革命后头，并为那些与他们阶级的共同利益相反的利益服务。在2月间，他们没有了解自己的地位，但2月已叫他们学乖了。究竟是谁最直接受到工人的威胁呢，难道不是雇主，即工业资本家吗？所以在法国，工厂主必然成为秩序党中最狂热的分子。诚然，金融巨头削减他们的利润，但是这和无产阶级完全消灭利润比起来，又算得什么呢？
在法国，小资产者干着通常是应由工业资产者去干的事情；工人执行着通常应由小资产者去执行的任务；那末工人的任务又由谁去解决呢？没有谁去解决。这任务不是能在法国解决的，它在这里只是被宣布出来而已。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不能在本国范围内解决这个任务的[43]；法国社会内部各阶级间的战争将要变成一个各国间的世界战争。只有当世界战争把无产阶级推到支配世界市场的那个国家的领导地位上，即推到英国的领导地位上的时候，工人任务的解决才能开始。可是，在这里并非终结而只是获得组织上的开端的革命，不会是一个短暂的革命。现在这一代人，是和那些由摩西带领通过沙漠的犹太人相仿佛的。他们不只是要夺取一个新世界，而且要退出舞台，以便让出地盘给那些适于新世界的人们。
我们回过来说富尔德吧。
1849年11月14日，富尔德登上国民议会的讲坛，说明他的财政制度：赞扬旧租税制度！保留酒税！拒绝帕西提议施行的所得税！
帕西也并不是革命家，他是路易－菲力浦的一位老部长。他是杜弗尔一类的清教徒，是七月王朝替罪羊戴斯特［注：1847年7月8日，在巴黎元老院里开始了对于巴尔曼蒂耶和居比耶尔将军（被控贿赂官吏以图取得盐场特权）以及当时公共工程部长戴斯特（被控收受前两人的贿赂）审判案。后者在受审时企图自杀。所有这3人都被判处很重的罚金。戴斯特除罚金外还判处了3年监禁徒刑。（恩格斯在1895年版上加的注）］的最知心的朋友。帕西也曾称赞旧赋税制度，他也曾提议保留酒税，但同时他又揭开了财政赤字的帷幕。他宣称，只有征收一种新税——所得税，才能避免国家破产。以前曾向赖德律－洛兰推荐过宣布国家破产的富尔德，现在向立法议会推荐了国家财政赤字。他应许节省，而这种节省的秘密后来暴露出来了：例如，开支减少了6000万法郎，而债款却增加了两亿法郎，这只是数字分类和决算上的一些戏法，结果都归结于举借新债。
在富尔德任期内，金融贵族有资产阶级其余各个互相竞争的集团和它并驾齐驱，它的食欲当然就没有象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代那样表现得横蛮无耻。但是制度是依照旧的：同样是国家债务不断增加，同样是财政赤字被伪装起来。过了些时候，旧日的交易所欺诈行为就更加露骨地表现出来了。证据是：关于阿维昂铁路的法律，巴黎全市一时都在谈论的国家证券价格令人莫测的涨跌，最后便是富尔德和波拿巴在3月10日选举中没有成功的投机。
在金融贵族正式复辟以后，法国人民很快就不免要重新回到2月24日那样的境况了。
制宪议会为了发泄对自己的继承人的仇恨，故意废除了1850年度的酒税。旧税既已废除，新债就无法偿付了。秩序党中的一位白痴克雷通还在立法议会休会以前，就已提议要把酒税保存下去。富尔德以波拿巴派内阁的名义采纳了这个提议，而在1849年12月20日，即波拿巴宣布就职一周年纪念日，国民议会就颁令恢复酒税。
极力为这次恢复酒税作辩护的不是一位金融家，而是耶稣会首领蒙塔郎贝尔。他所持的论据是异常简单的。赋税是喂养政府的娘奶；政府是镇压的工具，是权威的机关，是军队，是警察，是官吏、法官和部长，是教士。谋害赋税，就是无政府主义者谋害秩序卫士，而秩序卫士是保卫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生产不受无产阶级野蛮人侵犯的。赋税是与财产、家庭、秩序和宗教相并列的第五位天神。而酒税当然是一种赋税，并且不是一种寻常的赋税，而是一种古老的、浸透君主主义精神的、尊贵的赋税。Vivel’im-pôtdesboissons！〔酒税万岁！〕Threecheersandonemore！〔万岁，万岁，万万岁！〕
法国农民要设想魔鬼的时候，就把他设想成税吏。自从蒙塔郎贝尔把赋税宣布为天神的时候起，农民就变成为不信神的人，变成为无神论者，并投到魔鬼即社会主义怀抱里去了。秩序的宗教轻率地失去了农民，耶稣会教徒轻率地失去了农民，波拿巴轻率地失去了农民。1849年12月20日永远断送了1848年12月20日的名声。“他伯父的侄儿”并不是他家族中第一个受蒙塔郎贝尔所说的预示着革命风暴的酒税之害的。真正的伟大的拿破仑在圣海伦岛上曾经说过，恢复酒税是使他垮台的最大原因，因为这使法国南部的农民脱离了他。这税在路易十四统治时代就已是民众憎恶的主要对象（贝布阿吉尔贝尔和沃邦两人的著作）。第一次革命废除了它，而拿破仑在1808年间又把它在形式上稍加改变后重新采用起来了。当复辟王朝进入法国时，为它开路的不仅有哥萨克骑兵，而且还有废除酒税的诺言。当然gentilhommerie〔贵族阶级〕是不一定要遵守他们对genstaillableàmercietmiséricorde〔无权的下等阶层〕所许下的诺言的。1830年许诺了废除酒税。这一年是根本不爱行其所言和言其所行的。1848年许诺了废除酒税，也如它许诺了其他一切一样。最后，什么都没有许诺过的制宪议会，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在自己的遗嘱中命令从1850年1月1日起废除酒税。但是恰巧在1850年1月1日前10天，立法议会又把它重新实行了。这样，法国人民总是白费气力地企图赶跑这项赋税：当他们把它从门口摔出去的时候，它又从窗口飞进来了。
人民普遍憎恶酒税，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在这项赋税中集合了法国赋税制度的一切可憎之点。它的征收方式是可憎的，分配方法是贵族式的，因为对最普通的酒和对最高贵的酒征税的税率都是一样；从而，随着消费者财富的减低，税额便按几何级数逐步增加；这是倒转的累进税。它是对于伪造和仿造酒品的奖励，因而就使劳动阶级受到经常的毒害。这税使每个人口在4000人以上的市镇都在城门口设立税卡，使每个这样的市镇都变成以保护关税抵制法国酒的异邦，这样就减少了酒的消费。大酒商，尤其是那些全靠卖酒为生的所谓小marchandsdevin，即酒店老板，都是酒税的死敌。最后，酒税既使消费额减少，就使产品的销售市场缩小。它既使城市工人无法买酒来喝，就使酿酒农民无法把酒卖出。而法国酿酒人数大约有1200万。因此全体人民对于酒税的憎恶就可以理解，尤其是农民对于酒税的狂热仇恨也就可以理解。而且，他们不是把恢复酒税视为一个多少带着偶然性的单独事件。农民具有一种世代相传的特殊历史传统，他们已从这一历史经验中形成了一种信念：任何一个政府要想欺骗农民时，就向他们许诺废除酒税，而当它已把农民骗住时，它就把酒税保留起来或恢复起来。农民根据酒税来试验政府的香臭，试验政府的倾向。12月20日恢复酒税，就是表明路易·波拿巴也是和别人一样的人物。但他又不是和别人一样的人物，他是农民创造出来的，所以农民在有数百万人签名的反对酒税的请愿书中，就把他们一年前所投给“他伯父的侄儿”的选票收回去了。
占法国人口总数2/3以上的农村人口，主要是所谓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他们的第一代人，由于1789年革命而无偿地免除了封建贡赋，不付任何代价地取得了土地。但是，以后各代人却以地价形态偿付了他们那些半农奴式的祖先当时曾以地租、什一税、徭役等等形态偿付过的贡赋。一方面由于人口愈益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土地愈益分散，小块地的价格也就变得越加昂贵，因为这些小块土地分割得越零碎，对于它们的需求也就越大。但是农民购买小块地的价格越提高，则农民负债程度即抵押程度，就必然随着增大起来，——不管这小块地是由他自己购得，或是作为资本由共同继承人分给他，都是一样。加在土地上的债务，称为土地抵押，即土地典当。正如在中世纪大地产周围积集着特权一样，在现代的小块地周围积集着押据。另一方面，在小块地制度下，土地对于所有者全然是生产工具。但是土地的肥沃程度随着土地被割碎的程度而递减。使用机器耕作土地，分工制度，大规模的土壤改良措施，如开凿排水渠和灌溉渠等，都愈来愈不可能实行，而耕作土地的非生产费用却按照这生产工具本身被割碎的比例而递增。这一切情况，都与小块地的所有者是否拥有资本无关的。但是土地被割碎的过程愈发展，小块地连同其极可怜的农具就愈益成为零细经营的农民的唯一资本，向土地投资的可能就愈少，贫农〔Kotsass〕就越感到缺乏利用农学成就所必需的土地、金钱和学识，土地的耕作就愈益退步。最后，纯收入按照总消费增长的比例而减少，按照农民私有产阻碍农民全家从事他种生计的比例而减少，然而这私有产已不能保障农民的生活。
这样一来，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和土地面积的不断分小，生产工具即土地则按照同一比例而昂贵，其肥沃程度则按照同一比例而减低，农业则按照同一比例而衰落，农民所负债务则按照同一比例而增加。而且，曾经作为结果的东西，反转来成了原因。每一辈人都留下更多的债务给其后辈，每一辈新人都在更困难更不利的条件下开始生活，抵押债务又产生新的抵押债务，所以当农民已不能再以其小块地作抵押而借得新债时，即不能把新的押据再叫土地担负时，他就直接落入高利贷者的掌握中，而高利贷的利息也就越发巨大了。
这样，法国农民以对押地借款缴付利息的形式，又以向高利贷者非抵押借款缴付利息的形式，不只是把地租，不只是把营业利润，总之，不只是把全部纯利交给资本家，而且甚至把自己工资的一部分也交给资本家；这样他就下降到爱尔兰佃农的地步，而这全是在私有者的名义下发生的。
这个过程，在法国由于日益增长的赋税负担和诉讼费用加快了速度。这种诉讼费用，一部分是法国法典对地产所规定的许多手续本身所直接引起的；一部分是互相接壤和互相交错的许多小块土地所有人间的无数纠纷所引起的；一部分是农民的官司狂所引起的，这些农民对于财产的全部乐趣都是归结于狂热地保卫想象的财产，保卫所有权。
根据1840年的统计资料，法国农业生产总额为52亿3717万8000法郎。从这个总数中必须除去35亿5200万法郎的耕作成本，这里包括农民的消费在内。余下来的纯生产量是16亿8517万8000法郎，从这里要去掉5亿5000万法郎支付押地借款利息，1亿法郎付给法官，3亿5000万法郎用于赋税，1亿零700万法郎用以支付公证费、印花费、典当税等等。纯生产量剩下的只有1/3，即5亿3800万法郎；全人口每人所得的纯收入不到25法郎[44]。这项统计资料自然并没有把土地抵押以外的高利贷利息或律师费等估计在内。
现在当共和国在法国农民旧有的重担上添加了新的负担时，农民的情况更是可想而知了。很明显，农民所受的剥削和工业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只是在形式上有所不同。剥削者是同一个：资本。单个的资本家通过抵押和高利贷来剥削单个的农民；资本家阶级通过国家赋税来剥削农民阶级。农民的所有权是一种符咒，它至今还使农民遭受资本支配；资本一向就是借口这个所有权来唆使农民反对工业无产阶级。只有资本的倾复，才能使农民地位提高；只有反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府，才能终结他们在经济上的贫困和社会上的衰落。立宪共和国是它的剥削者们联合实行的专政；社会民主主义的红色共和国，是它的同盟者的专政。而天平的升降，是看农民投进票箱的选票来决定的。他们自己应该决定自己的命运。——社会主义者在小品文中，在论丛中，在日历中以及在各种各样的小册子中，都曾是这样说的。这些思想已因秩序党的论战文章而使农民更易于了解；秩序党也向农民呼吁，它把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和意向加以公然无耻的夸大和歪曲，因而恰好打中了农民的心坎，激起了农民渴望尝试禁果的情怀。但是最容易理解的语言是农民阶级自己在行使选举权时所获得的实际经验，是农民阶级在革命的急剧发展进程中接连遭到的失望。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农民情绪逐渐发生的转变，已现出种种征兆了。它已表现于立法议会的选举，表现于当时在里昂周围5个省内宣布的戒严状态，表现于在6月13日事变后几个月由吉伦特省选出一个山岳党人来代替“无双议院”〔Chambreintrouvable〕［注：历史上一般这样称呼在1815年间紧接拿破仑第二次退位后选出的那个极端保皇主义的和反动的众议院。（恩格斯在1895年版上加的注）］的前任议长；表现于在1849年12月20日由加尔省[45]选出一位红色议员来代替一位去世的正统主义的议员，而加尔省原是正统主义者的乐园，是1794年和1795年对共和党人施行最恐怖的暴行的地方，是1815年terreurblanche〔白色恐怖〕的中心，在这里公开杀害过自由主义者和新教徒。这个最守旧的阶级的革命化，在酒税恢复后表现得最明显了。1850年1月和2月间的政府所颁布的措施和法律，差不多完全是用来对付各省和农民的，这就是农民觉醒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明。
奥普尔的通令，使宪兵在对各地大小行政官尤其是对自治局长的关系上成为刑讯官，并且到处实行谍报制度，直到穷乡僻壤；取缔学校教师法，使身为农民阶级的教育者、保护人、思想家和顾问的学校教师处于受地方行政官任意摆布的地位，把身为学者阶级中的无产者的学校教师象追逐野兽一样从一个村庄赶到另一个村庄；取缔自治局长法案，在自治局长们头顶上悬起了一把免职的达摩克利斯剑［注：根据希腊传说，纪元前4世纪时叙拉古王迪奥尼西阿斯于饮宴时，在他的廷臣达摩克利斯的头顶上用一根马鬃悬挂着一把宝剑。表示千钧一发岌岌可危的意思。——译者注］，时时刻刻把他们这些农民公社总统跟共和国总统和秩序党对立起来；军令，把法国17个军区改变成为4个帕沙辖区[46]，并使兵营和野营变为法国人的民族沙龙；教育法，秩序党用以宣布说法国愚昧状态和强制愚化是它在普选制下生存的必要条件，——所有这一切法律和措施究竟是什么呢？就是拚命企图重新使各省和各省农民受制于秩序党。
作为镇压措施来看，这是些放空炮的拙劣办法。重大的措施，如保留酒税和保留45生丁税，嘲弄般地拒绝农民关于归还10亿法郎的请愿等等——这一切立法上的雷电一下子就从中心大批袭来而震惊了农民阶级。上述各项法律和措施使攻击手段和反抗行动具有了普遍的性质，使它们成为每所农舍中的话题，使革命在每个农村中滋长起来，把革命带到全国各地并把它农民化起来。
在另一方面，波拿巴提出这些法案和国民议会采纳这些法案，岂不是证明了立宪共和国的两个权力在镇压无政府势力方面，即在镇压奋起反对资产阶级专政的一切阶级方面，是协调一致的吗？难道苏路克不是在发出了自己那个粗暴咨文[47]后，立刻就在卡尔利埃[48]——这个人是对福适的一种污秽庸俗的模仿，正如路易·波拿巴自己是对拿破仑的一种平庸模仿一样——随后所发出的咨文里向立法议会保证他忠实于秩序事业吗？
教育法给我们指明了年轻的天主教徒和年老的伏尔泰主义者间的同盟。联合的资产阶级的统治，不是亲耶稣会的复辟王朝与卖弄自由思想的七月王朝的联合专制统治，又是什么呢？资产阶级各个集团在互相争夺支配权中彼此攻击时给予人民的那个武器，在人民已跟它们的联合专政对立的时候，难道不应该又从人民手里夺过来吗？任何事情，甚至连concordatsàl’amiable〔友好合同〕法案的被否决也都没有比这种对耶稣会教义的谄媚更使巴黎小店主感到愤慨了。
然而，秩序党各个集团间的冲突，以及国民议会与波拿巴间的冲突，还是在照样继续着。使国民议会感到不高兴的，是波拿巴在举行了自己的coupd’état〔政变〕之后，即在组成了自己的波拿巴派内阁之后，立即就把那些重新擢升为行政长官的王朝残废人物招拢来，要他们以鼓动连选他当总统的违宪活动作为他们任职的条件；使议会感到不高兴的，是卡尔利埃封闭了一个正统主义者的俱乐部来庆祝他的就职；使议会感到不高兴的，是波拿巴创办了他自己的报纸“拿破仑”[49]，这报纸公开说出了总统的秘密欲望，而部长们却不免要在立法议会的讲坛上对这些欲望表示否认；使议会感到不高兴的，是波拿巴不顾一切不信任投票而坚决不肯辞退自己的部长们；使议会感到不高兴的，是波拿巴每天额外多发4苏薪饷，企图以此讨好士官，又以剽窃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中的办法，即设立“荣誉贷款银行”，借以讨好无产阶级；最后，使议会感到不高兴的，是波拿巴公然无耻地通过部长们提议将残存的六月起义者放逐于阿尔及利亚，以使立法议会engros〔一下子〕就丧失人心，而总统自己却以实行个别赦免的办法来endétail〔逐渐地〕博得人心。梯也尔说出了关于《coupd’état》〔“政变”〕和《coupsdetête》〔“冒险举动”〕的威胁话，而立法议会则对波拿巴进行了报复，办法是否决他为私人利益提出的一切法案，而对于他为共同利益提出的一切法案则都用喧嚷的猜疑态度予以考查，看波拿巴是不是以加强行政权力为借口来扩大他个人的权力。一句话，立法议会以轻蔑相待的阴谋来进行了报复。
再则，使正统主义者也感到烦恼的，是那班更机灵的奥尔良党人重又夺得了几乎一切国家要职，是中央集权制的扩大，而他们则是希望靠实行地方分权获得成功的。的确，反革命在用强力实行中央集权，即为革命造成一套机构。反革命既为银行券规定了强制的行价，于是就把法国的金银也都集中于巴黎银行，因而就为革命建造了一个现成的军用钱库。
最后，使奥尔良党人感到烦恼的，是他们那个旁系王朝的原则又受到重新浮现的正统王朝原则的对抗，是他们自己经常受到他人的吆喝和鄙视，正象一个贵族丈夫鄙视资产阶级出身的夫人一样。
我们已经一步一步地考察过，农民、小资产者、社会的一般中等阶层如何逐渐站到了无产阶级方面，如何逐渐跟正式共和国处于公开敌对地位，以及他们如何被这个共和国当作敌人来对待。愤恨资产阶级专政，要求改造社会，要把民主共和机构保存起来作为实现这种改造的工具，团结在作为决定性革命力量的无产阶级周围，——这就是所谓社会民主党即红色共和国党的一般特征。这个“无政府党”——如它的敌人所称呼的——正和秩序党一样，是各种不同利益的一种联合。从稍微改良旧社会紊乱状态到推翻旧社会秩序，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到革命恐怖主义——这就是构成“无政府党”起点和终点的两个极端间的距离。
废除保护关税就是社会主义！因为这样作就是危害秩序党工业集团的垄断。整顿国家财政就是社会主义！因为这样作就是危害秩序党金融集团的垄断。自由输入外国粮食与肉类就是社会主义！因为这样作就是危害秩序党第三个集团即大地产集团的垄断。英国资产阶级最先进的一部分即自由贸易派的要求在法国就都成了社会主义的要求。伏尔泰思想就是社会主义！因为它是攻击秩序党第四个集团即天主教集团的。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和普及国民教育就是社会主义，都是社会主义！因为这一切都危及秩序党的一般垄断啊！
在革命进程中，情势已是极迅速地成熟了，连各种色彩的改良之友，要求极其温和的中等阶级，都被迫团结在主张变革的最极端的政党的旗帜周围，团结在红旗周围。
可是，虽然“无政府党”中各个主要构成部分所持的社会主义思想，各因一定阶级或阶级集团所处经济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革命要求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它在一点上是一致的：这就是它宣布自己是解放无产阶级的手段，并把这个解放标榜为自己的目的。在某些人说来，这是故意骗人的，而在另外一部分人说来则是一种自我欺骗，因为这些人以为按照他们的需要改造过来的世界对于一切人都是最好的世界，以为它能实现一切革命要求和消除一切革命冲突。
隐藏在“无政府党”的声调大致相同的一般社会主义词句下的，首先有“国民报”、“新闻报”和“世纪报”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较为一贯地力求推翻金融贵族统治而使工商业免除旧有的束缚。这是代表工商业、农业利益的社会主义，这种利益因为与那班参加秩序党的工商业、农业巨头的私人垄断利益不相符合而受到他们摒弃。这种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也和任何其他一种社会主义一样，自然也吸引了一部分工人和小资产者。跟这种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不同的是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即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Parexcellence〔地道〕的社会主义。资本剥削这个阶级时主要是以债权人姿态出现的，所以这个阶级要求设立信贷机关；资本是以竞争来扼杀它的，所以它要求设立由国家维持的组合；资本是以集中来战胜它的，所以它要求施行累进税、限制继承权并由国家出资进行巨大工程以及采取其他各种强力抑止资本增长的措施。既然它梦想和平实现自己的社会主义，——至多也只容许再来一次短促的二月革命，——所以它自然就把未来历史过程想象为正在或已经由社会理想家协力或单独设计的种种体系的实现。于是这些社会主义者就成为折衷主义者或信奉着现有社会主义体系，信奉着空论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是只有当无产阶级尚未成长到自己那个自由历史运动以前，才在理论上代表着无产阶级的。
这种乌托邦，这种空论的社会主义，想使全部运动整个都服从于运动中的一个段落，用个别学究的头脑活动来代替全部社会生产，而主要是幻想借一些细小手法和巨大伤感情怀来消除完全必要的阶级革命斗争，其实它只是把现代社会理想化，把这个社会描绘成一幅没有阴暗面的图画，并且力求违抗这个社会的现实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所以，当无产阶级把这种社会主义让给小资产阶级，而各种社会主义首领间的斗争又表明每个所谓体系都是特意强制社会变革中一个过渡段落以与其他各个段落相对抗时，无产阶级就愈益团结在革命社会主义周围，团结在被资产阶级叫作布朗基思想的共产主义周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间断革命，就是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把这种专政作为必经的过渡阶段，以求达到根本消灭阶级差别，消灭一切产生这些差别的生产关系，消灭一切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改变一切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观念。
由于本文叙述范围所限，我们不能更详细地来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已经看到：正如在秩序党中必然由金融贵族占居领导一样，在“无政府党”中也必然是由无产阶级占居领导。当结成革命联盟的各个不同阶级在无产阶级周围团聚起来的时候，当各省愈益变得不可靠，而立法议会本身愈益对法国的苏路克所提要求表示牢骚不满的时候，——为填补6月13日被逐的山岳党人空缺的那个延搁已久的补缺选举就临近了。
备受敌人轻视而又时刻受假朋友欺凌的政府，认为只有一个办法可以逃出这个不堪忍受和摇摇欲坠的境况，这个办法就是暴动。巴黎发生暴动就会使政府有所借口来在巴黎和各省宣布戒严，从而操纵选举。另一方面，当政府战胜无政府势力之后，秩序之友就不免要对政府表示让步，否则他们自己就会显得象是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了。
于是政府就来着手工作。1850年2月初，政府砍伐了自由之树[50]，来向人民挑衅。徒劳无功！如果说自由之树已丧失了安身之所，那末政府自己却已弄得惊惶失措，并被它自己的挑衅所吓退了。国民议会以冷淡的不信任态度回答了波拿巴的这种求解脱的拙劣企图。从七月纪念柱[51]上取去长生花圈，也没有得到较大一点的成功。这在一部分军队中引起了革命示威游行，并使国民议会有所借口来对内阁投以多少隐蔽的不信任票。政府报刊以废止普选权和勾引哥萨克人入境侵犯来进行恫吓，也是徒劳无功。奥普尔在立法议会中向左翼分子直接挑战，也是枉费心机；他挑拨左翼分子跑到街上去并说政府已准备好对付他们，也没有奏效。奥普尔所取得的结果只是议长令其遵守秩序，而秩序党就以默然幸灾乐祸的神情许可了一位左翼议员对波拿巴的篡夺欲加以嘲弄。最后，政府预言2月24日将有革命发生，也是枉然。政府所取得的结果只是人民在2月24日毫无表示。
无产阶级没有任人挑拨去进行暴动，它要干的是革命。
政府的种种挑衅举动只是加强了对于现状的普遍不满情绪，并没有阻碍住完全处于工人影响下的选举委员会为巴黎提出下列三位候选人：德弗洛特、维达尔和卡诺。德弗洛特是于6月遭受放逐，只因波拿巴有一次企图博取人心才获得赦免的；他是布朗基的朋友，曾经参加过5月15日的发动。维达尔著有“论财富的分配”[52]一书，因以共产主义作家闻名；他曾在卢森堡委员会内当过路易·勃朗的秘书。卡诺是一位组织过胜利的“国民公会”议员的儿子，“国民报”派中威信丧失得最少的成员，临时政府和执行委员会中的教育部长，因曾提出民主主义的人民教育法案而成了一个抗议耶稣会教徒所定教育法的具体象征。这3个候选人代表着3个互相结成同盟的阶级：为首的是一个六月起义者，代表着革命无产阶级；其次是一个空论社会主义者，代表着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最后，第三个候选人是代表着资产阶级共和党，这个党的民主主义公式在与秩序党冲突中就获得社会主义的意义而早已失去本来的意义了。这是象在2月那样的为反对资产阶级和政府而结成的普遍联合。但这一次是无产阶级居于革命联盟主脑地位。
不管敌人如何拚命反对，社会主义的候选人终于取得了胜利。甚至军队也投票表示拥护六月起义者而反对自己的那个军人部长拉伊特。秩序党惊呆了。各省选举没有给它带来安慰：选举结果是山岳党获得多数。
1850年3月10日的选举！这是1848年六月事件的翻案：那些放逐和屠杀过六月起义者的人们回到了国民议会，但他们是低声下气，由被放逐者陪伴并且喊着后者的原则回来的。这是1849年6月13日事件的翻案：曾被国民议会骗走的山岳党回到国民议会来了，但它回来时已不再是革命的指挥官，而是革命的先头号兵了。这是12月10日事件的翻案：拿破仑以他的部长拉伊特为代表落选了。法国议会史中只有过一次类似的情形：查理十世的部长奥赛在1830年间的落选。最后，1850年3月10日的选举，是使秩序党得到多数的5月13日选举的翻案。3月10日的选举是对5月13日多数的抗议。3月10日是一个革命。隐藏在选票后面的是铺路石。
“3月10日的投票是一场战争”，——秩序党的最极端的分子之一，赛居尔·达居索这样高声叫道。
立宪共和国随着1850年3月10日而踏进了一个新阶段，即解体的阶段。多数派方面的各个集团重又互相联合起来，并与波拿巴联合起来了；他们又来拯救秩序；波拿巴重又是他们的中立人物了。如果他们有时也想起自己的保皇主义的话，那只是因为他们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可能性已感到无望了；如果波拿巴有时也想起他是王位僭望者的话，那只是因为他对自己继续做总统的可能性感到无望罢了。
为了表示回答六月起义者德弗洛特的当选，波拿巴在秩序党的指挥下任命曾对布朗基和巴尔贝斯、赖德律－洛兰和吉纳尔提起诉讼的巴罗什来做内政部长。为了回答卡诺的当选，立法议会通过了教育法；为了回答维达尔的当选，国民议会扼杀了社会主义的报刊。秩序党企图以自己报刊的喇叭声来压倒自己所感到的恐惧。“剑是神圣的”，——它的一个刊物这样叫道。“秩序的保卫者应该对红党开始进攻”，——另一个刊物这样声明说。“在社会主义与社会之间进行着一个你死我活的决斗，一个不停息的冷酷的战争；在这个殊死战争中，两方必有一方灭亡；如果社会不消灭社会主义，那社会主义就要消灭社会”，——秩序的第三只雄鸡这样叫道。筑起秩序的街垒、宗教的街垒、家庭的街垒来吧！一定要把巴黎的12万7000个选民收拾掉！给社会主义者来一个巴托罗缪之夜［注：1572年8月24日（8月24日为圣巴托罗缪节）的前夕，巴黎天主教徒对胡格诺教徒的大屠杀。——译者注］！而秩序党在刹那间确实是曾相信它准能获得胜利的。
受它的各个报刊攻击得最猛烈的是“巴黎的小店主”。巴黎的小店主已把六月起义者选举为自己的代表了！这就是说，1848年6月是不会重演了；这就是说，1849年6月13日是不会重演了；这就是说，资本的道义势力已被摧毁了，资产阶级的议会只代表着资产阶级了；这就是说，大私产一命呜呼了，因为它的臣民——小私产——已到毫无私产者的阵营中去寻求解救了。
秩序党自然要去采取它那必不可免的老办法。“加强镇压！”——它高声叫道，——“把镇压加强10倍！”但是它的镇压势力已减少了10倍，而它受到的反抗已增强了100倍。难道不是连最主要的镇压工具——军队，都需要加以镇压吗？于是秩序党就说出了它的最后一言：“必须把窒息着我们的合法状态铁环打断。立宪共和国是不可能的了。我们一定要运用自己的真正武器来作战。自1848年2月以来，我们总是用革命的武器并在革命的基地上对革命作战，我们接受了革命的机构；宪法是保护围攻者而不是保护被围攻者的堡垒！我们藏身于特洛伊木马的肚子里潜入了神圣的依利翁城，但我们并不是象我们的祖先希腊人［注：双关语：《grecs》是“希腊人”，也是“骗子”。（恩格斯在1895年版上加的注）］那样潜入进去的，我们不是占领了敌人的城池，反而是自己成了俘虏。”
宪法的基础是普选权。废止普选权，——这就是秩序党的最后一言，资产阶级专政的最后一言。
在1848年5月4日，1848年12月20日，1849年5月13日，1849年7月8日，普选权承认了资产阶级实现这种专政的权利。在1850年3月10日，普选权谴责了它自己。把资产阶级统治视为普选权的结论和结果，视为人民主权意志绝对的表现，——这就是资产阶级宪法的意思。但是，当这个普选权，这个人民主权意志的内容已不再是归结为资产阶级统治的时候，宪法还会有什么意思呢？难道资产阶级的直接责任不正是要把选举加以调整，使其倾向于合理的制度，即倾向于资产阶级的统治吗？难道普选权每次取消现存国家权力而又从本身中间再造出新的国家权力，岂不就是消灭全部安定状态，岂不就是时刻把一切现存权力弄成问题，岂不就是破坏权威，岂不就是威胁着要把无政府状态本身提升为权威吗？在1850年3月10日之后，谁还会怀疑这点呢？
资产阶级既将它向来用作护身符并从中汲取支配一切的力量的普选权抛弃，也就是公开承认：“我们的专政至今是遵照人民意志存在的，今后它却一定要违反人民意志而巩固起来了。”所以，资产阶级现今不在法国境内寻求靠山，而在法国境外，在外国，在外寇入侵中寻求靠山，这种作法是首尾一贯的。
这个第二号科布伦茨[53]既选定法国本土作为居留地而号召外国入侵，也就是甘与一切民族情感为敌。它既然攻击普选权，也就是为新的革命造成了普遍的口实，而革命正是需要有这样一个口实的。任何局部的口实，都能使革命联盟中各个集团互相分离，使他们彼此间的差异突露出来。但是普遍的口实却把一些半革命性的阶级弄得眼花缭乱，使它们对于即将来临的革命的明确的性质，对于它们本身行动的后果怀有一种自欺的幻想。任何一个革命都需要有一个宴会问题。普选权就是新革命的宴会问题。
可是，联合的资产阶级中各个集团既已抛弃它们联合权力的唯一可能形式，既已抛弃它们阶级统治的最强大最完备的形式，即抛弃立宪共和国，而向后跑回到较低级、不完备、较软弱的形式即君主国去，它们就是自己给自己作出了判决。它们正象是一个老人，他为了要恢复自己的青春活力，居然拿出自己童年时代的衣服，妄想把他的枯萎的四肢硬塞进去一样。它们的共和国只有一个功绩，就是它充当了革命的温室。
1850年3月10日事件带有这样一句题词：
Aprèsmoiledéluge〔我去后哪管他洪水泛滥〕［注：据说这是路易十五讲的话。——编者注］。
注释：
[32]第Ｖ条是指宪法的序言部分；宪法本文中的条款是用阿拉伯数字表示次序的。——第75页。
[33]山岳党活动家会议是在1849年6月12日夜在傅立叶派的“和平民主日报”（《LaDémocratiePacifique》）编辑部举行的（该报于1843—1851年在巴黎出版，由维·孔西得朗主编）。会议的参加者拒绝使用武力，决定只举行和平示威游行。——第78页。
[34]1849年6月13日“宪法之友社民主联合会”在发表于206号“人民报”（《LePeuple》）上的宣言中，号召巴黎公民参加和平示威游行，抗议政府的“蛮横要求”。——第78页。
[35]山岳党的宣言载于1849年6月13日的“改革报”、“和平民主日报”以及蒲鲁东的“人民报”上。——第79页。
[36]马克思指的是由3个红衣主教组成的委员会；该委员会依靠法国军队的支持，在推翻了罗马共和国之后，在罗马恢复了反动的制度。红衣主教穿的是红色衣服。——第83页。
[37]“世纪报”（《LeSièclｅ》）是1836—1839年在巴黎出版的日报；19世纪40年代，它反映了单纯要求温和的宪政改革的那部分小资产阶级的观点。——第84页。
[38]“新闻报”（《LaPressｅ》）是1836年在巴黎创刊的资产阶级日报；1848—1849年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后来变成波拿巴派的报纸。——第84页。
[39]指尚博尔伯爵（自封亨利第五），他是法国波旁王朝长辈系统中的王位僭望者。尚博尔在德国西部的经常驻地除维斯巴登外就是爱姆斯。——第85页。
[40]1848年二月革命后逃出法国的路易—菲力浦住在伦敦近郊的克勒蒙特。——第85页。
[41]“出乎真意”（《mlotuproprio》）是一种不经红衣主教同意、一般地只谈教皇区内部事务的特别教皇文书的开头语。这里是指1849年9月12日教皇庇护九世发表的文告。——第86页。
[42]引自德国诗人格·海尔维格的“来自山上”（《AusdenBergeｎ》）。见格·海尔维格的“人之歌”（《GedichteeinesLebendigen》）。——第86页。
[43]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只能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而不能单独在一国取得胜利这个结论，在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一书中成了一个最后确定的公式，这个公式在垄断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是完全正确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弗·伊·列宁根据他发现的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时代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得出了一个新的结论：社会主义革命能够首先在几个甚至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而不可能同时在所有的国家或大多数的国家中取得胜利。这个新的结论是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1915年）一文中首次提出来的。——第92页。
[44]总数不符：应该是5亿7817万8000，而不是5亿3800万；显然数字印错了。但是这对总的结论并无影响；不管按哪个数字平均每人的纯收入都不到25法郎。——第98页。
[45]加尔省由于议员博恩的死亡，曾举行补选。拥护山岳党的候选人法汪在36000票中得了2万票，以多数票当选。——第99页。
[46]1850年3月10日立法议会举行补选，政府为了对选民施加压力，把法国领土分成了5大军区，结果巴黎及其邻近的几省就处在其他4个区的包围之中，而这4个区的领导人都是一些恶名昭彰的反动分子。共和派的报纸为了强调这些反动将军的无限权力和土耳其帕沙的专横权力是一模一样的，所以称这几个区为帕沙辖区。——第100页。
[47]指1849年10月31日路易·波拿巴总统致立法议会的信件，他在这个信件中通知说，已批准巴罗内阁辞职，另组新阁。——第100页。
[48]新任命的巴黎警察局长卡尔利埃在1849年11月10日的信件中号召组织“反社会主义的社会联盟”，以保卫“宗教、劳动、家庭财产和善良”。这个信件公布在1849年11月11日的“通报”上。——第100页。
[49]“拿破仑”（《LeNapoléon》）是波拿巴派的日报，路易·波拿巴的机关报；1850年1月6日至5月19日在巴黎出版。——第101页。
[50]自由之树是1848年二月革命胜利后在巴黎街道上种植的。种植自由之树（通常是橡树或白杨）在18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期间就已经成了法国的传统，并且当时国民公会也对此作了明文规定。——第105页。
[51]七月纪念柱是1840年为纪念1789年7月14日攻破巴士底狱而在巴黎建立的；自1848年二月革命后，柱上又装饰了纪念花圈。——第105页。
[52]F．Vidal．《Delarépartitiondesrichesses》．Paris，1846．——第106页。
[53]科布伦茨是西德的一个城市，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反革命流亡者的中心。——第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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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2号文件意大利社会党呼吁书.content{FONT-SIZE:12pt;LINE-HEIGHT:25px;FONT-FAMILY:"宋体"}.contentIMG{MARGIN:7px}.TitleLinks{TEXT-ALIGN:center}.TitleLinks.content{LINE-HEIGHT:20pt}.TitleLinks.contentIMG{MARGIN-TOP:7px;MARGIN-BOTTOM:7px}A:link{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functionsetVariables(){if(navigator.appName=="Netscape"){v=".top=";dS="document.";sD="";y="window.pageYOffset";}else{v=".pixelTop=";dS="";sD=".style";y="document.body.scrollTop";}}functioncheckLocation(){object="object1";yy=eval(y);eval(dS+object+sD+v+yy);setTimeout("checkLocation()",10);}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第232号文件意大利社会党呼吁书意大利工人们！一股新的、更为可怕的暴力旋风正在威胁着和平和欧洲的文明。奥匈帝国的反动的军国主义势力在猛烈进攻塞尔维亚的民族独立，我们还不能看出这次进攻的规模将有多大，时间将有多长，以及它将带来怎样的后果。由于我国同奥地利和德国签订的条约，意大利有可能被卷入这一风暴。但是，我们决不能因为秘密协定（全国都不知道这些协定的条件和性质）而承担责任或支持各国人民之间的互相残杀。工人们，请想想看，意大利的财富和文明可能牺牲于为王朝利益而发起的可怕战争。面临这一危险，我们应该要求和责成政府保持绝对的中立。为了各国无产阶级的利益，要防止武装冲突并尽可能地把它限制在很小的范围之内，因为这个冲突只能使军国主义得逞，只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投机冒险的寄生活动。你们，在危机和失业时期（这是在利比亚进行冒险的惨痛后果）曾以总罢工表明你们的力量和阶级觉悟的意大利无产者，现在应该准备不使意大利堕入可怕冒险的深渊。当其它国家的工人在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并竖起国际的旗帜以反对欧洲大战的严重危险时，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唤起你们的警惕，促使你们准备用一切手段来制止资产阶级政府的犯罪意图，并采取局势所要求的一切行动。工人同志们！集合在你们的俱乐部里；凡是在议会中、在省和地方自治机构里有我党拥护者的地方，都举行无产阶级的自由会议，并且清楚而响亮地高呼：打倒战争！国际无产阶级万岁！社会主义万岁！意大利社会党主席团1914年7月29日于罗马 |
第230号文件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在1916年3月帝国第二次党代表会议上提出的、以多数票对16票被否决了的决议案.content{FONT-SIZE:12pt;LINE-HEIGHT:25px;FONT-FAMILY:"宋体"}.contentIMG{MARGIN:7px}.TitleLinks{TEXT-ALIGN:center}.TitleLinks.content{LINE-HEIGHT:20pt}.TitleLinks.contentIMG{MARGIN-TOP:7px;MARGIN-BOTTOM:7px}A:link{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functionsetVariables(){if(navigator.appName=="Netscape"){v=".top=";dS="document.";sD="";y="window.pageYOffset";}else{v=".pixelTop=";dS="";sD=".style";y="document.body.scrollTop";}}functioncheckLocation(){object="object1";yy=eval(y);eval(dS+object+sD+v+yy);setTimeout("checkLocation()",10);}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第230号文件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在1916年3月帝国第二次党代表会议上提出的、以多数票对16票被否决了的决议案在奥地利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全国代表会议赞同各国受难人民关于停战的要求，认为战争的继续只会徒然增加难以言述的灾难，长期地毁灭辛勤劳动创造出来的文化财产。但是，只有在工人阶级对和平的渴望成为自觉的政治意志的时候，这种渴望才能生效。从这次战争中已经清楚地看到，欧洲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各族人民的民族自治和通过世界各国的自由贸易和运输来整顿世界经济——是不能用武力来解决的。相反地，唯有当各交战国了解到，继续进行战争是达不到目的的，而只有在民主基础上进行协商才能结束战争，那时候才能恢复和平和发展文化。社会民主党人最重要的职责是坚持这种要求，强烈反对任何不同意公开宣布愿意随时根据这些原则进行和谈的政府。在履行这项职责时，我们拥护拒绝一切军事拨款，拥护普鲁士议会党团中多数派代表和德国国会中少数派代表的英勇发言，我们特别拥护哈泽同志的最近一次演说[1]。我们也拥护各国少数派集团所发表的关于社会党人认为必须奠定和平的一切声明，拥护俄国社会党议会党团在国家杜马中的忘我的工作，并且尤其赞成意大利社会民主党人的模范行为。任何社会党在目前，当执行这种政策的最有力的工具——社会党国际遭到破坏的时候，都不应该拒绝履行自己的责任。我们决不怀疑，工人运动的分裂是各国社会党多数派集团对战争所持立场的必然结果。你想战胜我，我想战胜你，这样的无产者是无法团结起来的。我们拥护旨在恢复各国社会党工人之间的联系的一切努力，这种努力一定会导致国际的恢复和工人在阶级斗争中的团结。我们在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上看到这种努力，这证明传统的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在战争时期也能够成为国际的基础。只有在一切国家的强大和团结一致的党的巩固基础上，才能保证新国际的团结。社会党组织的这种统一在尖锐的阶级斗争时期永远是特别需要的，而战后一切国家的无产阶级毫无疑问都将面临这个时期。只有在各国社会党人都承认在处理一切国际问题时必须遵守国际代表大会决议的情况下，团结才能够实现。--------------------[1]参阅第217号文件。——编者注 |
第229号文件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执行委员会的呼吁书.content{FONT-SIZE:12pt;LINE-HEIGHT:25px;FONT-FAMILY:"宋体"}.contentIMG{MARGIN:7px}.TitleLinks{TEXT-ALIGN:center}.TitleLinks.content{LINE-HEIGHT:20pt}.TitleLinks.contentIMG{MARGIN-TOP:7px;MARGIN-BOTTOM:7px}A:link{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functionsetVariables(){if(navigator.appName=="Netscape"){v=".top=";dS="document.";sD="";y="window.pageYOffset";}else{v=".pixelTop=";dS="";sD=".style";y="document.body.scrollTop";}}functioncheckLocation(){object="object1";yy=eval(y);eval(dS+object+sD+v+yy);setTimeout("checkLocation()",10);}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第229号文件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执行委员会的呼吁书男女工人们！同志们！奥地利各族人民面临着巨大的事件。奥地利正处在爆发激烈战争的时刻。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六年来一直在警告要发生这一极其可怕的危险。为了使各族人民能够过和平幸福的生活，在过去六年中它做了它所能做的一切工作。今天我们看到，挑动战争的力量超过了我们的力量。现在让我们首先向士兵致敬，向应征入伍的工人致以最热烈的祝愿。我们希望，他们不要遭到最坏的事情。我们衷心地期望他们尽快地安然无恙地回到我们中间来，回到我们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队伍中来。其次，我们要向你们这些仍然过着平民生活的男女同志们呼吁。历史告诉我们，战争永远会在国家和各族人民内部生活中引起巨大的变化。战争将产生新的奥地利。战争将显著地改变我们斗争的条件。武装起来并在战后仍然保留武装，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因此，当前我们的任务是保护我们的组织。如果我们的组织遭到破坏，那末在战后我们就会被出卖给我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敌人。当然，政府宣布整个奥地利处于非常状态，这使我们的活动受到严格的限制。然而，政府由于非常状态而可能颁布的法令将不会限制我们的小组生活，因而我们的小组生活还没有受到影响。我们的工会应该继续进行活动。全权代表应该继续进行工作。当全权代表被召服兵役时，其职位应由他的副职代替。必须不给政府以查禁或限制我们组织活动的任何有力的借口。必须认真遵守政府根据非常状态时期的权力而颁布的各种必须遵守的法令，特别是关于一切集会都需经申请才得召开的法令。必须告诉同志们，要他们避免任何可能造成沉痛牺牲的不慎言论，要他们戒备奸细和暗探的活动。我们报刊的任务异常重大。非常状态使我们所习惯的自由批评受到严格的限制。尤其重要的是，我们的同志们要继续忠实于我们的报刊，使这个在我们之间起日常联系作用的重要机构不受影响。同志们！在顺利的时候是容易维护我们的事业的。只有在困难的时候才能表现出我们的内在力量。正是在这个时候，应当表现出我们的忠诚和我们准备牺牲的决心。你们要证明，在我们的队伍里没有临阵脱逃的人，阶级军队的战士们直到最后一口气也不抛弃我们的旗帜。我们特别向我们的全权代表们呼吁，工人阶级将来的整个发展全靠你们的深思熟虑、智谋、勇敢和坚强。男女工人们！不要气馁！忠实于你们的事业，忠实于工人的事业！只有这样，在战后我们才有足够的力量使经过世界战争而成长起来的新奥地利成为我们预期的样子，即自由的各族人民的祖国，无产阶级解放事业顺利发展的园地！社会民主党万岁！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执行委员会1914年7月28日于维也纳 |
第227号文件告法国和比利时工人书[1].content{FONT-SIZE:12pt;LINE-HEIGHT:25px;FONT-FAMILY:"宋体"}.contentIMG{MARGIN:7px}.TitleLinks{TEXT-ALIGN:center}.TitleLinks.content{LINE-HEIGHT:20pt}.TitleLinks.contentIMG{MARGIN-TOP:7px;MARGIN-BOTTOM:7px}A:link{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functionsetVariables(){if(navigator.appName=="Netscape"){v=".top=";dS="document.";sD="";y="window.pageYOffset";}else{v=".pixelTop=";dS="";sD=".style";y="document.body.scrollTop";}}functioncheckLocation(){object="object1";yy=eval(y);eval(dS+object+sD+v+yy);setTimeout("checkLocation()",10);}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第227号文件告法国和比利时工人书[1]我们，所有在下面签署的工党党员、下议院议员，向你们——为驱逐侵入你们国土的德国人而英勇斗争的法国和比利时同志们表示深切的同情。我们宣告，你们不仅在捍卫自己的民族自由，而且也在为反对专制军阀的统治和为争取整个欧洲的自由而战斗。你们在反对残暴敌人的战争中所表现的勇敢和坚强深深地感动了我们，也深深地感动了大不列颠全体有组织的工人群众。由于德国的罪恶进攻而激于义愤的几十万青年工人，自愿地参加了联合王国[2]为支援法国和比利时而组织的军队。使这支自愿部队成为保卫民主和文明，使其不受独裁政权和专制制度侵犯的有力工具的一切措施，我们都给予支持。法国和比利时的同志们，我们向你们保证，我们一定全心全意地支持你们坚决解放法国和比利时，恢复被破坏的地区，并且永远结束军国主义的威胁。签名：沃德尔、梭恩、派克、苏顿、阿丹姆逊、高尔斯顿、爱里耐斯、土梯尔、威廉斯、韩德逊、波维曼、沃尔西、古特逊、杜康、巴尔涅斯、罗伯兹、克鲁斯、哈第、威尔逊、奥格列迪、泰洛、华兹伏特、斯坦莱、理查兹。--------------------[1]这是英国工党议会党团27名议员告法国和比利时议会党团书，发表在1915年3月15日《每日公民报》上。——编者注[2]即英国。——编者注 |
第226号文件英国独立工党宣言.content{FONT-SIZE:12pt;LINE-HEIGHT:25px;FONT-FAMILY:"宋体"}.contentIMG{MARGIN:7px}.TitleLinks{TEXT-ALIGN:center}.TitleLinks.content{LINE-HEIGHT:20pt}.TitleLinks.contentIMG{MARGIN-TOP:7px;MARGIN-BOTTOM:7px}A:link{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functionsetVariables(){if(navigator.appName=="Netscape"){v=".top=";dS="document.";sD="";y="window.pageYOffset";}else{v=".pixelTop=";dS="";sD=".style";y="document.body.scrollTop";}}functioncheckLocation(){object="object1";yy=eval(y);eval(dS+object+sD+v+yy);setTimeout("checkLocation()",10);}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第226号文件英国独立工党宣言英国工会联合会和我们的自由移民区的工人组织共同决定，目前的战争应当一直继续到目前所存在的普鲁士对和平与自由的威胁被彻底消除时为止。他们认为，普鲁士军阀的胜利将加强反动势力，将使欧洲民主制的发展倒退几十年，而民主制正是我们这些组织存在的基础和顺利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由于考虑到目前的战争不能和英国镇压非洲布尔共和国的事件相提并论，所以这一次我们在支持比利时的独立和保卫欧洲的自由这样一些事业中，可以和我们绝大多数的同胞联合起来。如果比利时和法国不从残酷的侵略中解放出来，如果德国这个肆无忌惮的侵略者没有被迫赔偿它所造成的破坏和损失，和平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同志们！不要投票赞成可能向你们提出的任何决议，如果它不符合上述各要点的话。因为不这样做，就只会加强敌人而有损于战后我党在此岛国的发展。签名：贝尔福特·巴克斯、伊文斯、海德门、厄尔文·琼斯、贝尔特·吉里普、李易、奎尔奇、斯托克、维尔·梭恩、本·梯里特、威勃斯特、威廉斯。（发表于1915年1月28日《正义报》——英国独立工党机关报） |
第224号文件告英国工人阶级书.content{FONT-SIZE:12pt;LINE-HEIGHT:25px;FONT-FAMILY:"宋体"}.contentIMG{MARGIN:7px}.TitleLinks{TEXT-ALIGN:center}.TitleLinks.content{LINE-HEIGHT:20pt}.TitleLinks.contentIMG{MARGIN-TOP:7px;MARGIN-BOTTOM:7px}A:link{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functionsetVariables(){if(navigator.appName=="Netscape"){v=".top=";dS="document.";sD="";y="window.pageYOffset";}else{v=".pixelTop=";dS="";sD=".style";y="document.body.scrollTop";}}functioncheckLocation(){object="object1";yy=eval(y);eval(dS+object+sD+v+yy);setTimeout("checkLocation()",10);}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第224号文件告英国工人阶级书（社会党国际局英国支部宣言）早已威胁我们的欧洲大战终于爆发了。这种危险一百多年以来还没有在文明世界面前出现过。现在你们应该充分了解目前万分危急的情况，并且为了和平而迅速有效地行动起来。人们从来没有向你们征求关于战争的意见。不管军国主义的奥地利向塞尔维亚举行的突如其来的猛烈进攻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有一点毕竟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各国工人将要被卷入战争，因此，各国工人必须竭尽一切力量制止他们的政府参战。各地社会党人和有组织的劳动者都正在这样做。到处都对军国主义和靠军火供应发财者的贪欲和阴谋表示强烈的抗议。我们号召你们在这里，在大不列颠也要这样做，而且要抗议得更为强烈激昂！在伦敦和其它一切大工业中心组织大规模的反战游行吧！要让统治阶级中那些强使你们同俄国专制政府采取一致行动的人们及其出版机关闭上他们的嘴，并强迫他们尊重不愿意插手于这种可耻勾当的绝大多数人民的决心。目前，如果俄国得到成功，那将是对整个世界的一种诅咒。要抓紧时间。通过秘密结盟和秘密协定（关于它们的内容，文明国家的民主人士仅仅知道一些传闻），他们已经采取了某些步骤，来把我们大家引入深渊。工人们！联合起来为和平而斗争！团结起来，一劳永逸地消灭军国主义敌人和贪得无厌的帝国主义者。不列颠的男女同胞们！现在正是你们显示威力的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为人类和整个世界作出伟大的贡献。向人们宣布，对你们来说，掠夺和屠杀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向比你们更不自由的同志们传播和平友好的消息吧！打倒阶级统治！打倒暴力统治！打倒战争！人民的和平统治万岁！社会党国际局英国支部代表：詹姆斯·凯尔-哈第（主席）阿瑟·韩德逊（书记）1914年7月4日于伦敦 |
第223号文件法国社会党常务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的通报[1].content{FONT-SIZE:12pt;LINE-HEIGHT:25px;FONT-FAMILY:"宋体"}.contentIMG{MARGIN:7px}.TitleLinks{TEXT-ALIGN:center}.TitleLinks.content{LINE-HEIGHT:20pt}.TitleLinks.contentIMG{MARGIN-TOP:7px;MARGIN-BOTTOM:7px}A:link{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functionsetVariables(){if(navigator.appName=="Netscape"){v=".top=";dS="document.";sD="";y="window.pageYOffset";}else{v=".pixelTop=";dS="";sD=".style";y="document.body.scrollTop";}}functioncheckLocation(){object="object1";yy=eval(y);eval(dS+object+sD+v+yy);setTimeout("checkLocation()",10);}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第223号文件法国社会党常务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的通报[1]常务委员会在4月19日的会议上同意大利党的代表、意大利议会议员莫尔加利同志进行了会谈。在就召开中立国家社会党支部代表大会和社会党国际局全体会议的问题交换意见之后，委员会确信自己过去关于这两个问题发表的意见和作出的决议是完全正确的。作为作战国的党的代表，常务委员会让各中立国支部自己考虑，目前它们召开大会是否适宜和是否有益。至于举行社会党国际局会议一事，常务委员会再次表示坚决反对。在目前情况下，举行这种会议在物质上是不可能的，道义上是不受欢迎的。正如常务委员会所已经声明的那样，这种会议将同那些从最好的愿望出发而提出这种建议的人所追求的目的背道而驰。大部分委员和比利时工人党代表艾米尔·王德威尔得同志参加了常务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书记杜勃雷尔-------------------[1]该通报发表在1915年4月22日的《人道报》上。关于这个通报，弗里·阿德勒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斗争》杂志上（1915年5月）发表了一篇文章，其题目叫做《我们时代的可耻文件》。——编者注 |
第221号文件法国社会党关于党员参加政府的宣言[1].content{FONT-SIZE:12pt;LINE-HEIGHT:25px;FONT-FAMILY:"宋体"}.contentIMG{MARGIN:7px}.TitleLinks{TEXT-ALIGN:center}.TitleLinks.content{LINE-HEIGHT:20pt}.TitleLinks.contentIMG{MARGIN-TOP:7px;MARGIN-BOTTOM:7px}A:link{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functionsetVariables(){if(navigator.appName=="Netscape"){v=".top=";dS="document.";sD="";y="window.pageYOffset";}else{v=".pixelTop=";dS="";sD=".style";y="document.body.scrollTop";}}functioncheckLocation(){object="object1";yy=eval(y);eval(dS+object+sD+v+yy);setTimeout("checkLocation()",10);}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第221号文件法国社会党关于党员参加政府的宣言[1]同志们！社会党根据党章召开了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后通过决议，宣布委派它的两个党员——我们的朋友茹尔·盖得和马赛·桑巴参加新内阁，从而成为我们在国防政府中的代表。社会党议会党团、党常务委员会以及《人道报》管理委员会的所有代表都一致准备分担这两位同志所承担的重大责任。如果只是内阁改组，只是让几个新人，几个洁白无瑕的人（这样的人在我们党内是极多的）参加到旧政府里去，一句话，如果只是通常的那种参加资产阶级政府，那么，我们和我们的朋友们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但是，现在问题关系到民族的未来和法国的生存，因而党再没有什么可以考虑的了。我们所预见的和宣布的真理是非常清楚的。我们的军队曾经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力下暂时退却，但并没有被削弱，也没有丧失自己的组织性和毅力。现在，我国最富饶的和居住着热爱劳动的人民的地区之一，正处在危险中。在战争初期已经恢复并使人心振奋的民族统一，现在应该表现出它的全部力量来。必须使整个民族拿出在我国历史上的类似时刻曾经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奋起保卫自己的领土和自由。政府首脑承认，他们必须得到大家的帮助，特别是那些争取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人们的帮助，因为这样的人当然是害怕专制制度的压迫的。为了带动整个民族并引导它去进行不可避免的残酷斗争，大家的这种帮助是必要的。他们很清楚地知道，在一切艰难的岁月，譬如在1793年和1870年，整个民族正是把希望寄托在这些人，寄托在社会主义者和革命家身上的。他是自原地求助于我党，而并不是等到任何反映民意的示威游行出现以后才这样做，我党的答复是：“我们已经准备妥当。”我们的朋友就是在这种情绪的鼓舞之下参加政府的。同时他们清楚地意识到，他们面临的任务有多么艰巨。首先，他们将力求使全国了解真相。他们将使政府保证其绝对忠诚，以保持和加强全国的勇气和争取胜利的意志。他们将完成普遍征兵的工作，他们将努力使每一分力量、每一个良好的意愿都得到运用。他们将检查我们仓库里的军用品、军粮和武器储备，并将尽力地增加这些储备。他们每天都将加紧军用品和武器的生产，为此，他们将招收所有闲散的劳动力。必须有绝对符合民族利益的、摆脱一切偏见的意志，必须有广泛的组织以便最大限度地利用全国的力量。同志们，最后的也是首要的一点，是我们的朋友们之参加政府对于大家来说将是使民主共和国战斗到底的一个保障。我们伟大的饶勒斯一再强调指出这场斗争是必要的，即使法国人起初在巨大压力下实行退却时也是如此。他希望这场斗争准备得非常周到。现在，我们的责任就是组织人们不顾一切地进行顽强的抵抗；我们更加有责任负起这个任务，因为盟国的共同胜利有赖于此。我们的朋友在号召我们进行抵抗。像在早些时候经过最初的考验之后一样，也像在动员时刻心情十分振奋的时候一样，今天我们满怀信心，不仅要为祖国的生存和法兰西的尊严而战，并且要为共和国的自由和文明而战。我们进行战斗，为的是要把世界从帝国主义的窒息下拯救出来，把它从野蛮军队的手中解放出来，并且最后确立一切公民的权利都同样受到尊重的和平。社会党部长们将把这些原则带到政府里去。他们将用这些原则来振兴政府的工作，他们将把这些原则带给由民族的精华组成的英雄部队。他们将同样地用自己顽强的工作和炽烈的热情来保证祖国的幸福和人类的进步。社会党议会党团党常务委员会《人道报》管理委员会------------------------[1]发表在1914年8月28日的《人道报》上。——编者注 |
第220号文件法国社会党宣言.content{FONT-SIZE:12pt;LINE-HEIGHT:25px;FONT-FAMILY:"宋体"}.contentIMG{MARGIN:7px}.TitleLinks{TEXT-ALIGN:center}.TitleLinks.content{LINE-HEIGHT:20pt}.TitleLinks.contentIMG{MARGIN-TOP:7px;MARGIN-BOTTOM:7px}A:link{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functionsetVariables(){if(navigator.appName=="Netscape"){v=".top=";dS="document.";sD="";y="window.pageYOffset";}else{v=".pixelTop=";dS="";sD=".style";y="document.body.scrollTop";}}functioncheckLocation(){object="object1";yy=eval(y);eval(dS+object+sD+v+yy);setTimeout("checkLocation()",10);}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第220号文件法国社会党宣言公民们！社会制度的极度混乱，各社会主义党派之间的斗争，攫取殖民地的渴望，帝国主义的阴谋和暴行，一些人的掠夺政策和另一些人的野心，以上种种近十年来在整个欧洲造成了长期的紧张局势，造成了爆发战争的与日俱增的危险。由于奥匈帝国的挑衅性的外交活动方式，战争危险突然更加扩大。不论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不满情绪有多么强烈，也不论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过火行为有多么严重，根据我们奥地利同志的公开声明来看，奥地利本来是能够获得必要的保证，而无须发出威胁性的粗暴的通牒，从而立即造成爆发最可恨和最可怕的战争的危险的。世界各国的无产者都起来反对随时可能使欧洲陷入空前未有的灾难的暴力政策和粗暴行动。他们声明，他们厌恶战争，并且希望制止战争。法国的社会党人和工人号召全国人民对维护和平的事业给以全力支持。他们知道，在目前危急的时刻法国政府是在明显而真诚地关心防止和减轻发生冲突的危险。他们只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争取协商和调停的方法来解决冲突。塞尔维亚已经准备接受奥地利所提出的大部分要求，因而协商和调停是易于进行的。他们要求政府说服法国的盟国俄国，使它不要以保护斯拉夫人的利益作为进行侵略的借口。因此，法国社会党人的意志是和德国社会党人的意志完全一致的；德国的社会党人正在要求德国政府影响德国的盟国奥地利，使它降低自己的要求。公民们，我们号召你们尽可能多地召开群众大会，并在这些大会上始终不渝地表明这种维护和平的强烈的坚持不变的意志。正是为了用巨大的力量和团结统一来表明欧洲无产阶级保卫和平的共同愿望，为了保证这方面的大规模行动的步调一致，国际将于明日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作为国际的成员，我们将跟国际一道，用全部力量与威胁和平的丑恶罪行进行斗争。有可能出现这种罪行——这种情况本身就是整个现行制度的耻辱和罪过。打倒战争！社会共和国万岁！国际社会主义万岁！鲍加尔德、勃列麦、勃拉克、卡米林那、康培尔-莫莱尔、多姆阿、杜勃雷尔、杜科·德·拉·盖里、热拉尔、格兰瓦列、格鲁塞、盖得、盖里艾斯、爱尔威、饶勒斯、马里埃、彼得龙、普阿松、列诺德尔、罗兰、罗里得、桑巴、瓦尔扬、尤里。1914年7月28日于巴黎 |
第214号文件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声明[1].content{FONT-SIZE:12pt;LINE-HEIGHT:25px;FONT-FAMILY:"宋体"}.contentIMG{MARGIN:7px}.TitleLinks{TEXT-ALIGN:center}.TitleLinks.content{LINE-HEIGHT:20pt}.TitleLinks.contentIMG{MARGIN-TOP:7px;MARGIN-BOTTOM:7px}A:link{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functionsetVariables(){if(navigator.appName=="Netscape"){v=".top=";dS="document.";sD="";y="window.pageYOffset";}else{v=".pixelTop=";dS="";sD=".style";y="document.body.scrollTop";}}functioncheckLocation(){object="object1";yy=eval(y);eval(dS+object+sD+v+yy);setTimeout("checkLocation()",10);}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第214号文件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声明[1]在8月4日和12月2日[2]我们投票赞成军事拨款时所遵循的原则今后仍旧不变。我们的伟大的、异常强大的军队及其领导人是我们将取得光荣而持久的和平的有力保障。为了加强我们同我国全体人民同心协力达到这一目的的坚定意志，这一次我们仍将投票赞成军事预算款。（大卫：《世界大战时期的社会民主党》）------------------------[1]这个声明曾在1915年3月20日的议会会议上宣读。——编者注[2]指1914年8月4日和12月2日。——编者注 |
第213号文件卡尔·李卜克内西提出的准备在德国议会中发表的关于军事拨款的声明[1].content{FONT-SIZE:12pt;LINE-HEIGHT:25px;FONT-FAMILY:"宋体"}.contentIMG{MARGIN:7px}.TitleLinks{TEXT-ALIGN:center}.TitleLinks.content{LINE-HEIGHT:20pt}.TitleLinks.contentIMG{MARGIN-TOP:7px;MARGIN-BOTTOM:7px}A:link{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functionsetVariables(){if(navigator.appName=="Netscape"){v=".top=";dS="document.";sD="";y="window.pageYOffset";}else{v=".pixelTop=";dS="";sD=".style";y="document.body.scrollTop";}}functioncheckLocation(){object="object1";yy=eval(y);eval(dS+object+sD+v+yy);setTimeout("checkLocation()",10);}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第213号文件卡尔·李卜克内西提出的准备在德国议会中发表的关于军事拨款的声明[1]关于政府请求军事拨款一事，我们声明如下：目前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特别就德国方面来说，这次战争是为了进行大规模的掠夺而进行的。这场由军备竞赛而引起的战争，充其量是德奥两国好战集团在半专制制度和秘密外交的庇护下而策动的先发制人的战争。据这些集团估计，由于德国庞大的武备计划的通过和技术优势的取得，发动这样一次战争的有利时机已经来到。这次战争还是拿破仑式的冒险行为，其目的在于粉碎和瓦解迅速增长的革命工人运动。萨腊耶沃刺杀案被利用为煽动人心的口实。奥地利在7月23日给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就等于战争——一次蓄意挑起的战争。此后对冲突所进行的一切和平调停，只不过是一种装饰和外交手法而已，不管个别参加者对此是否真正抱有诚意。最近四个月的情况更加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这场战争不符合德国人民的利益。它不是什么保卫德国和争取德国自由的战争，也不是什么为争取更高的“文化”而进行的战争，因为这些“文化”相同的欧洲大国的互相斗争，正是由于它们都是同样的资产阶级的“文化”的代表。战争是打着民族和种族战争的虚伪的旗号进行的，而从事这场战争的双方，却是最杂乱不堪的民族和种族的混合体。“反对沙皇制度”这个口号，只不过是要利用德国人民的无比崇高的天性和他们的革命传统来发动战争和掀起民族仇恨。正是德国这个国家的政府，过去随时准备在军事上援助嗜血成性的沙皇制度来镇压伟大的俄国革命；正是在德国这个国家里，人民在经济上受剥削，在政治上受压迫，这里的少数民族一向受到非常法的摧残压迫；像这样一个德国，是没有资格充当各族人民的解放者的。正如德国人民的解放只能是德国人民自己的事情一样，俄国人民的解放也只能是俄国人民自己的事情，而决不会是其他国家施与恩泽的结果。为了进行无耻的欺骗来挑起战争，为了镇压一切企图反抗的行动，为了伪装出德国人民的沙文主义的团结一致，政府实行了戒严状态，取消了出版和集会自由，解除了战斗的无产阶级的武装。政府以某些微不足道的让步作幌子，强迫无产阶级接受极端片面的“国内和平”，而这种所谓国内和平，只不过是死气沉沉的局面的漂亮说法而已。同时，政府更少注意减轻大多数人民所遭受的极端贫困。甚至在这种困难时期，政府也没有下定决心，不顾那些一贯把个人特权置于人民福利之上的人们的不满采取断然措施。为了发动战争而玩弄的手段，使我们感到莫大的愤怒。那种“需要胜于戒律”的原则的宣布，把国际法的整个基础破坏无遗。我们抗议破坏卢森堡和比利时的中立，抗议这种粗暴地违反禁止侵犯和平国家人民的庄严条约的行径。事后想替这种行径进行自我辩护的一切企图，都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反对残暴地对待作战地区的和平居民的行为。整个整个地区被夷为平地，和平居民作为人质而被逮捕和枪杀；为了压制不满表现和自卫行动，手无寸铁的居民不分男女老幼地遭到屠杀——所有这些都证明德国军队的罪行是值得最严厉地加以谴责的。其他各国军队的这类行为，其罪恶程度也是同样严重的。我们对于战俘在各国——包括德国在内——所受的非人待遇感到痛心。我们要求马上解决这个问题，正如对于各交战国家和平居民的问题一样，这个问题应当本着人道精神和在中立国的监督下迅速求得解决。我们不允许有任何报复行为。我们绝对地、坚决地反对一切兼并政策，因为这种政策违反各民族的自决权，而只对资本主义的利益有利。任何有兼并行为的和平，不能作为和平发展的保证，而只能使今后的军备竞赛更加尖锐化，并且将成为新战争的萌芽。我们诚挚地表示，我们永远跟在战场上过着非人生活的、勇于自我牺牲的英雄的人民子弟在一起。我们和他们是血肉相联的。一旦时机到来，我们就会要求对于他们所遭受的一切苦难进行清算。但是我们更加坚决地反对这个战争，我们对德国人民和整个人类所负的责任，对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统一整体的国际无产阶级所负的责任，都要求我们更加坚决地用我们的全部力量反对各族人民的这种互相残杀。我们要求迅速实现一种不使任何人遭受屈辱的和平。我们感谢中立国家的朋友们在这方面的宝贵的倡议，并且欢迎中立国家的和平调停。如果拒绝这种调停，那只会符合兼并政策的目的和渴望长期战争的军火商的利益。我们警告一切交战国的政府和统治阶级不要继续进行血腥屠杀，并号召这些国家的劳动群众努力制止战争。只有在国际团结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和平，才能够巩固。全世界无产者，不顾一切地重新团结起来！我们反对战争，反对战争贩子和战争祸首，反对导致战争的资本主义政策，反对兼并计划，反对侵犯比利时的中立，反对统治阶级正像目前所表现的那种在政治和社会方面的不负责任的态度，所以，我们反对所提出的军事预算。（《共产国际》杂志，1924年第5-6期）-----------------------[1]本声明是由李卜克内西交给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以便在1914年12月2日举行的德国议会会议上宣读。但它被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所否决，并从议会辩论速记记录中删掉。——编者注 |
第212号文件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关于军事拨款的第二次声明[1].content{FONT-SIZE:12pt;LINE-HEIGHT:25px;FONT-FAMILY:"宋体"}.contentIMG{MARGIN:7px}.TitleLinks{TEXT-ALIGN:center}.TitleLinks.content{LINE-HEIGHT:20pt}.TitleLinks.contentIMG{MARGIN-TOP:7px;MARGIN-BOTTOM:7px}A:link{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functionsetVariables(){if(navigator.appName=="Netscape"){v=".top=";dS="document.";sD="";y="window.pageYOffset";}else{v=".pixelTop=";dS="";sD=".style";y="document.body.scrollTop";}}functioncheckLocation(){object="object1";yy=eval(y);eval(dS+object+sD+v+yy);setTimeout("checkLocation()",10);}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第212号文件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关于军事拨款的第二次声明[1]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坚持其8月4日声明中的观点。我们曾经为反对这种由经济矛盾引起的战争而一直斗争到最后的时刻。但是，敌人的军队还在威胁着我国的边界。因此，目前德国人民也还应当竭尽全力来保卫祖国。所以，社会民主党投票赞成所要求的新的拨款。我们以感激的心情想起所有那些为我们而献出生命和健康的英勇的人民儿子，以及那些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为祖国服务的人们。8月4日，根据国际的精神，我们就已郑重宣布每个民族都具有民族独立权利的原则。我们坚定地深信，只有当每个国家不再蓄意侵犯别国的领土完整和独立，从而消除一切进行新战争的借口的时候，各民族才能够顺利地进行发展。因此，我们现在要重申一下我们在8月4日所发表过的意见：“我们要求，一旦达到保障安全的目的和敌人有求和的意愿时，就应当结束战争，奠立能够跟邻国建立和睦友好关系的和平。社会民主党谴责存在于一切国家内的那些人数不多但很活跃的小集团，它们在热爱祖国的幌子下，不顾事实真相和自己的人格，不择手段地煽动对其他民族的仇恨。当战争还在继续的时候，必须努力工作，以便缩小战争带来的灾难并减轻在战争中失去健康的人们的苦难，必须关心自己的亲人，关心牺牲者的家属和难民，必须使失业的同胞能够谋生，必须进行必要的救济，以保存人民的力量，必须组织民食供应。我们党和工会所提出的这种社会措施获得了广泛的支持，但我们确信，在这方面我们应当做的工作还很多。我们期望帝国政府能够信任一致奋起保卫祖国的人民。扩大战时状态和限制宪法上规定的权利，例如限制报刊发行，在目前都是没有道理的，这样做只能促成对人民的成熟程度和决心发生怀疑。书报检查制度永远会造成滥用职权的现象，并且会带来经济上的恶果。为了同心协力地保卫德国、为了德国的尊严和幸福，我们要求尽速取消书报检查制度。”（伯恩斯坦：《工人国际与欧战》）---------------------[1]1914年12月2日由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主席哈泽在议会中宣读。——编者注 |
第211号文件卡尔·李卜克内西在德国国会上反对军事拨款的声明（1914年12月2日）[1].content{FONT-SIZE:12pt;LINE-HEIGHT:25px;FONT-FAMILY:"宋体"}.contentIMG{MARGIN:7px}.TitleLinks{TEXT-ALIGN:center}.TitleLinks.content{LINE-HEIGHT:20pt}.TitleLinks.contentIMG{MARGIN-TOP:7px;MARGIN-BOTTOM:7px}A:link{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functionsetVariables(){if(navigator.appName=="Netscape"){v=".top=";dS="document.";sD="";y="window.pageYOffset";}else{v=".pixelTop=";dS="";sD=".style";y="document.body.scrollTop";}}functioncheckLocation(){object="object1";yy=eval(y);eval(dS+object+sD+v+yy);setTimeout("checkLocation()",10);}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第211号文件卡尔·李卜克内西在德国国会上反对军事拨款的声明（1914年12月2日）[1]我投票反对这项提案，理由如下：目前的战争是任何一个参战国的人民都不想要的，它不是为了德国或其他任何国家的人民的利益而发动起来的。这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一场为了实现资本主义对世界市场的统治、为了从政治上控制运用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主要地区而引起的战争。如果从军备竞赛的观点来看，那么这场战争是德国和奥地利的好战集团在半专制制度日暮途穷、秘密外交逐渐失效的情况下，为了先发制人而挑动起来的。同时，这场战争还是一种企图分化和瓦解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的拿破仑式的阴谋。尽管有人粗暴地歪曲事实，但是过去几个月的情况还是日益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德国提出的“反对沙皇制度”这个口号，跟现在英国和法国提出的“反对军国主义”的口号一样，其目的在于利用人民的无比崇高的天性、革命的传统和理想，来煽起民族之间的仇恨。德国是沙皇制度的同谋犯，一直到今天还是政治落后的典型，它不配起各族人民的解放者的作用。俄国人民和德国人民的解放，应当是这两国人民自己的事情。这场战争对于德国来说并不是什么防御战。这场战争的历史性质和截至目前为止的进程，都不能使人相信资本主义政府的这种说法，即诉诸武力是为了保卫祖国。目前要求迅速实现一种对任何一方来说都不是屈辱的和平，也就是一种不通过征服而实现的和平。在这方面所作的任何努力，都是值得欢迎的。只有当争取这样一种和平的力量同时在一切交战国内不断地壮大起来，这场血腥的屠杀才能够在这些国家弄得民穷财尽以前被制止。只有在工人阶级国际团结和各国人民自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和平，才可能是巩固的和平。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即使是在目前战争仍然进行的情况下，也必须从事争取和平这项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我本来可以同意按所要求的数额拨付紧急预算，在我看来这个数额还是远远不够的；同样地，我会同意为改善我们在战场上的弟兄以及伤病员的不幸遭遇所能做的一切，我对这些人的遭遇是无限同情的；这对于我来说，任何要求都不是过分的。但是，由于我反对战争、反对战争的元凶祸首、反对导致战争的资本主义政策、反对战争所追求的资本主义目的、反对破坏比利时和卢森堡的中立、反对军国主义独裁、反对政府和统治阶级至今仍然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所表现的那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因此，我反对所提出的军费预算。（《卡尔·李卜克内西讲演、书信、论文选集》，1952年德文版，第281-283页）---------------------------[1]这个文件编者加的标题是：《1914年8月4日李卜克内西在国会中所作的关于军事拨款的声明》，原编只收入了这个文件的一部分。现在，我们根据德文原件作了校订并补成全文，改正了日期上的错误。——译者注 |
第210号文件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关于军事拨款的第一次声明[1].content{FONT-SIZE:12pt;LINE-HEIGHT:25px;FONT-FAMILY:"宋体"}.contentIMG{MARGIN:7px}.TitleLinks{TEXT-ALIGN:center}.TitleLinks.content{LINE-HEIGHT:20pt}.TitleLinks.contentIMG{MARGIN-TOP:7px;MARGIN-BOTTOM:7px}A:link{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functionsetVariables(){if(navigator.appName=="Netscape"){v=".top=";dS="document.";sD="";y="window.pageYOffset";}else{v=".pixelTop=";dS="";sD=".style";y="document.body.scrollTop";}}functioncheckLocation(){object="object1";yy=eval(y);eval(dS+object+sD+v+yy);setTimeout("checkLocation()",10);}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第210号文件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关于军事拨款的第一次声明[1]我们正面临着千钧一发的时刻。由于帝国主义政策的实行，出现了军备竞赛的时代，引起了民族之间对立的加深，这种政策的恶果已经像一股风暴席卷了欧洲。这个责任应当由这种政策的主谋人来负；我们不负这种责任。社会民主党一贯竭尽全力反对这种不幸事态的发展，它一直到最后的时刻，还通过在各国举行强有力的示威，尤其是通过跟法国弟兄们的紧密团结，来维护和平。但是它的努力落空了。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战争这个严酷的事实。敌人的入侵正在威胁着我们。今天我们所要决定的，不是赞成还是反对战争的问题，而是解决为保卫祖国所需要的资金的问题。现在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的千百万同胞，他们是无辜地被卷入这场不幸的斗争的。战争带给他们的痛苦最为深重。我们向应召入伍的同胞们热烈致意，不管他们是属于哪一党派。我们要想到那些不得不把自己的儿子献出来的母亲们，想到那些被夺去抚养人的妻子和儿童，他们在饥饿的迫胁下还在为亲人的安全担惊受怕。而不久以后，还将有千千万万的伤兵和残废军人参加这些不幸的人们的行列。对所有这些人进行帮助，改善他们的不幸境遇，减轻他们的难以言述的困难，乃是我们的一项义不容辞的任务。对于我们的民族和它的自由的未来来说，那个沾满本民族优秀分子的鲜血的俄国专制制度如果得胜，就将蒙受重大的危险，乃至是绝顶的危险。必须防止这种危险，必须保障我国的文明与独立。我们所要做的，正是我们所一贯强调的：我们不能在这危险的关头把祖国置诸不顾。我们感到自己是跟国际完全一致的，因为国际一贯承认每个民族的保卫民族独立和实行自卫的权利，也正是依照国际的意见，我们谴责一切侵略战争。我们要求，一旦达到保障安全的目的和敌国有求和的意愿时，就应当结束战争，奠立能够跟邻国建立和睦友好关系的和平。我们提出这种要求，不仅是为了我们一贯所坚持的国际团结的利益，而且也为了德国人民的利益。我们希望，战争的灾难的残酷教训，将唤起千百万人对战争的痛恨，把他们争取到实现社会主义和世界和平的理想方面来。基于上述论点，我们赞成所提出的军事预算。----------------------[1]1914年8月4日由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主席胡果·哈泽在议会中宣读。——编者注 |
第209号文件宣战后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宣言.content{FONT-SIZE:12pt;LINE-HEIGHT:25px;FONT-FAMILY:"宋体"}.contentIMG{MARGIN:7px}.TitleLinks{TEXT-ALIGN:center}.TitleLinks.content{LINE-HEIGHT:20pt}.TitleLinks.contentIMG{MARGIN-TOP:7px;MARGIN-BOTTOM:7px}A:link{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functionsetVariables(){if(navigator.appName=="Netscape"){v=".top=";dS="document.";sD="";y="window.pageYOffset";}else{v=".pixelTop=";dS="";sD=".style";y="document.body.scrollTop";}}functioncheckLocation(){object="object1";yy=eval(y);eval(dS+object+sD+v+yy);setTimeout("checkLocation()",10);}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第209号文件宣战后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宣言同志们！战争状态已经宣布。很快就会传来关于世界大战爆发的消息。不仅对我国人民，而且对整个欧洲来说，严峻考验的时刻正在到来。国际无产阶级力求保卫和平和避免战争，他们无论在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里，直到最后一分钟都尽了自己的责任。如果说我们的严重抗议、我们多次反复的努力仍然无效，那是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要比我们的意志和我们工人兄弟的意志更为有力。现在我们应该勇于正视可能发生的事件。欧洲各国人民可怕的自相残杀，是我们半个多世纪以来徒劳无益地向统治阶级反复说明的那种情况的严酷证明。同志们，我们不能以宿命论的冷淡态度来对待未来的事件！我们要永远忠于我们的事业，我们要彼此紧密地团结起来，要充分地认识到我们所负文明使命的重要性！妇女们将要遭到一倍或两倍的不幸，她们的任务是要本着社会主义的精神为崇高的人道主义理想而努力奋斗，使这次战争成为最后的一次战争，使这种非言语所能表达的不幸永远不会再来。严格的战时法令给工人运动带来极大的危害。由误解造成的轻率无谓的牺牲目前不仅对个人，而且对我们的整个事业都是有害的。同志们！我们要求你们耐心地等待战争的结束，并坚定不移地相信，不管怎样，未来是属于使各国人民友好团结的社会主义、正义和人道的！党中央委员会1914年7月31日于柏林 |
第207号文件社会党国际局的决议.content{FONT-SIZE:12pt;LINE-HEIGHT:25px;FONT-FAMILY:"宋体"}.contentIMG{MARGIN:7px}.TitleLinks{TEXT-ALIGN:center}.TitleLinks.content{LINE-HEIGHT:20pt}.TitleLinks.contentIMG{MARGIN-TOP:7px;MARGIN-BOTTOM:7px}A:link{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functionsetVariables(){if(navigator.appName=="Netscape"){v=".top=";dS="document.";sD="";y="window.pageYOffset";}else{v=".pixelTop=";dS="";sD=".style";y="document.body.scrollTop";}}functioncheckLocation(){object="object1";yy=eval(y);eval(dS+object+sD+v+yy);setTimeout("checkLocation()",10);}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第207号文件社会党国际局的决议社会党国际局在今天即1914年7月29日的会议上听取了面临战争危险的各国代表关于其国家政治情况的意见。为了以仲裁方式解决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之间的冲突，社会党国际局责成各有关国家的无产者不仅要继续进行反战示威游行，而且要加强这种示威游行。为使德国遏止奥地利的战争狂，使法国争取到俄国不对冲突进行干涉，德国和法国的无产者要对本国政府施加最大的压力。对于他们的这种努力，意大利的无产者要给予大力支持。准备在巴黎召开的紧急代表大会将是国际无产阶级这种和平意志的英勇表现。社会党国际局对充满革命热情并力图顽强地继续同沙皇制度进行英勇斗争的俄国无产阶级表示热烈的祝贺，因为这是反对世界大战威胁的最有效的保障之一。 |
第205号文件宣言[1]国际局势和反对战争的统一行动.content{FONT-SIZE:12pt;LINE-HEIGHT:25px;FONT-FAMILY:"宋体"}.contentIMG{MARGIN:7px}.TitleLinks{TEXT-ALIGN:center}.TitleLinks.content{LINE-HEIGHT:20pt}.TitleLinks.contentIMG{MARGIN-TOP:7px;MARGIN-BOTTOM:7px}A:link{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functionsetVariables(){if(navigator.appName=="Netscape"){v=".top=";dS="document.";sD="";y="window.pageYOffset";}else{v=".pixelTop=";dS="";sD=".style";y="document.body.scrollTop";}}functioncheckLocation(){object="object1";yy=eval(y);eval(dS+object+sD+v+yy);setTimeout("checkLocation()",10);}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第205号文件宣言[1]国际局势和反对战争的统一行动国际在斯图加特和哥本哈根的两次代表大会上业已规定各国无产阶级反对战争的活动原则。目前的局势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要求国际无产阶级竭尽全力进行协调一致的活动。一方面，普遍的疯狂的军备竞赛，引起生活必需品价格的暴涨，使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工人处于忍无可忍的境地。另一方面，战争危险的周期性的出现，日益激起人民的公愤。欧洲各大国人民随时都有可能互相残杀，而这种违背一切博爱与理性原则的行为，丝毫也不能用各国人民本身的利益来作解释。已经给人们带来许多灾难的巴尔干问题，一旦扩大，势必给文明和无产阶级造成可怕的危害。同时，这种现象是一个可耻的历史事件，因为它所带来的灾难之深重，是无法跟它所带来的蝇头小利相比拟的。因此，大会十分满意地指出，在各交战国内所有社会主义政党和团体都一致地对战争抱否定态度。世界各地的无产阶级都同时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国际的每个支部都用无产阶级的抵抗对付本国政府，并发动舆论反对一切好战的狂妄企图。对于保卫和平作出不少贡献的各国工人，就是这样进行伟大的合作的。统治阶级害怕世界大战会引起无产阶级革命的这种恐惧，是和平的最可靠的保证。大会要求各国社会党积极地继续它们的活动并采取它们认为有必要采取的一切措施。为了进行这一共同活动，大会为每一个社会党规定了特殊的任务。巴尔干半岛各国的社会党务须完成艰巨的任务。在那里，欧洲列强竭力一再拖延实行必要的改革，在土耳其制造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混乱，以及煽起必然引起战争和内乱的民族仇恨。为了防止列强利用这种局面来加强帝制和资产阶级的统治，巴尔干社会党人以惊人的勇气提出了建立民主联邦的要求。大会要求他们继续进行这项有力的工作。同时，大会希望巴尔干的社会民主党在战争结束后采取一切措施来阻止任何王朝、军阀以及垂涎于战争果实的巴尔干资产阶级篡夺或破坏以如此惊人的牺牲为代价而取得的成果。大会特别号召巴尔干社会党人不仅要用全力制止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希腊各族人民之间的敌对关系的重现，而且也要防止对现时属于另一个阵营的巴尔干民族——土耳其人和阿尔巴尼亚人进行任何迫害。巴尔干社会党人必须反对任何侵犯巴尔干各族人民的权利的现象，并通过在巴尔干各民族（包括阿尔巴尼亚人、土耳其人和罗马尼亚人）之间建立起友好的关系，跟沙文主义和猖狂的民族主义情绪作斗争。奥地利、匈牙利、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社会党人应该尽力反对多瑙河君主国对塞尔维亚的任何侵犯。他们的责任是反对（就像他们到目前为止所作的那样）用武力和惨重的战争后果来掠夺塞尔维亚的政策，反对把塞尔维亚变成奥地利的殖民地，反对为了王朝的利益而使奥地利人民以及欧洲各族人民遭到可怕的灾难。此外，奥匈社会党人今后应该为目前处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若干南斯拉夫少数民族争取民主的自治权，即使这些民族仍然留在奥匈帝国内也罢。奥匈社会党人，还有意大利社会党人，应该特别注意阿尔巴尼亚问题。大会承认阿尔巴尼亚人民的自治权，但是大会决不希望见到在自治的口实下而使阿尔巴尼亚变成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的奢欲的牺牲品。大会认为这不仅会对阿尔巴尼亚本身造成威胁，而且在不久的将来还势必会威胁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之间的和平关系。阿尔巴尼亚只有作为巴尔干民主联邦的一个自治成员才能够独立生存。因此，代表大会号召奥匈和意大利的社会党人起来反对本国政府想把阿尔巴尼亚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的任何企图。大会要求他们为保障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之间的和平关系而继续工作。大会以极为满意的心情迎接俄国工人的抗议罢工。大会认为俄国和波兰的无产阶级在反革命沙皇政府打击下所遭受的创伤已开始复原。大会把工人的这次行动看成是反对沙皇政府的罪恶阴谋的最有效的保证，这个把本国各族人民淹没在血泊中并屡次背信弃义地把巴尔干各族人民出卖给他们的敌人的帝国政府，现在一方面既害怕战争可能给它带来的后果，另一方面又害怕它亲手造成的民族运动，因而犹豫不定。可见，沙皇政府目前所以想把自己打扮成巴尔干各族人民的解放者，只不过是想在假仁假义的幌子下通过流血战争在巴尔干半岛上赢得优势。大会希望俄国、芬兰和波兰的城乡无产阶级依靠自己的日益壮大的力量，撕下沙皇政府的这种假面具，反对沙皇政府的任何军事冒险和对亚美尼亚或君士坦丁堡的任何进犯，并集中自己的全部力量来进行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新的解放斗争。沙皇政府是欧洲一切反动政府的支柱，是俄国人民的最凶恶的敌人。国际认为推翻沙皇政府是自己的主要任务之一。但是，在国际的活动中，德、法、英三国工人所担负的责任最为重大。目前各该国工人应迫使本国政府不给奥匈帝国和俄国以任何帮助，不对巴尔干的混乱局面进行任何干涉，并严格遵守中立。如果在人类文明最发达的三大国之间由于塞尔维亚和奥地利在港口问题上的争端而爆发战争，那将是罪恶的疯狂行为。德国和法国工人在任何时候都绝不承认秘密条约所承担的参加巴尔干战争的义务。如果土耳其的军事溃败最后会瓦解它在小亚细亚的统治，那么英国、法国和德国的社会党人的责任便是要尽全力制止在小亚细亚实行足以导致世界大战的掠夺政策。大会认为，大不列颠和德意志帝国之间的人为的敌对态度是欧洲和平的最大威胁。大会赞许这两个国家的工人阶级试图消除这种对抗现象的活动。它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双方达成有关限制海军军备和废除海上捕获权的协定[2]。大会号召英国和德国社会党人为缔结上述协定而加紧宣传。缓和德国与英法之间的敌对状态，将消除对世界和平的最严重的威胁，同时必将动摇沙皇政府的实力，因为它正利用这种敌对状态来谋求私利。大会要使奥国进攻塞尔维亚成为不可能，从而保障世界和平。因此，国际应当为实现这一目的而尽其全力。大会确信，整个社会党国际都一致承认这些主要的对外政策原则。大会要求世界各国工人以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威力来跟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相抗衡。大会警告一切国家的统治阶级，不许用军事行动来加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给工人阶级带来的不幸。大会无比坚决地要求和平。让各国政府永远记住，在目前的欧洲局势和工人的激愤情绪下，如果它们胆敢把战争恶魔纵放出来，它们本身也不是没有危险的。让它们想一想，普法战争引起了巴黎公社的革命爆发，日俄战争唤起了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让它们永远记住，各国在海陆军的军备竞赛中进行庞大的支出而引起的困难，乃是目前在英国和欧洲大陆上由于大罢工而趋于复杂的社会冲突的原因。只须一提到进行可怕的战争，就会激起一切国家无产阶级的愤怒和不满。如果各国政府不理解这一点，那它们就是疯子。工人认为，为了资本家的利润、王朝的野心或是外交密约而互相残杀是一种罪恶。如果各国政府摒绝一切正常发展的可能，从而迫使整个欧洲的无产阶级采取极端行动，那么它们将担负自己所引起的危机的全部责任。国际将加倍努力，加紧宣传，不断地和不妥协地提出抗议，以制止战争。为此，大会责成社会党国际局要更加密切地注视事态的发展，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使各国无产阶级政党保持联系。无产阶级意识到，目前人类的整个未来都依赖于它，它将用自己的全副精力来防止各民族的文明的精华由于数不胜数的兵灾、饥饿与瘟疫而遭受毁灭。大会向你们——各国无产者和社会党人呼吁，不要在这紧急关头保持缄默！要在一切地方通过一切方式来表达你们的意志！尽一切力量在议会中提出你们的一致抗议，联合起来举行示威游行和群众运动，利用无产阶级组织和力量所赋予你们的一切手段，以便让各国政府经常看到高度警惕、生气勃勃、坚决保卫和平的工人阶级的意志！让我们以无产阶级的各族人民友好团结的世界来跟剥削与屠杀人民的资本主义世界相抗衡！---------------------------[1]参阅关于巴塞尔代表大会的正式报告，《巴塞尔国际社会党非常代表大会》（《AusserordentlicherInternationaler.SozialistenKongresszuBasel》），“前进”出版社柏林版。——编者注[2]海上捕获权一般指交战国可以在海上劫掠敌国的财产而言。——编者注 |
第203号文件避难权.content{FONT-SIZE:12pt;LINE-HEIGHT:25px;FONT-FAMILY:"宋体"}.contentIMG{MARGIN:7px}.TitleLinks{TEXT-ALIGN:center}.TitleLinks.content{LINE-HEIGHT:20pt}.TitleLinks.contentIMG{MARGIN-TOP:7px;MARGIN-BOTTOM:7px}A:link{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functionsetVariables(){if(navigator.appName=="Netscape"){v=".top=";dS="document.";sD="";y="window.pageYOffset";}else{v=".pixelTop=";dS="";sD=".style";y="document.body.scrollTop";}}functioncheckLocation(){object="object1";yy=eval(y);eval(dS+object+sD+v+yy);setTimeout("checkLocation()",10);}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第203号文件避难权最近，在许多国家里日益频繁地发生以毫无道理的借口侵犯政治流亡者的避难权的事件。其中，俄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影响极坏。不过，这本是意料之中的事。最可惋惜的是这类措施在许多自由国家里也得到了纵容和支持。拉脱维亚人维卓齐在美国被捕而目前已被引渡，就是一例。英国也违背了自己的优良传统，例如印度政治流亡者沙法尔卡起先逃往法国，但立刻被引渡给英国，而现在英国则违反国际惯例，对他强行扣留。大会强烈地抗议侵犯避难权的犯罪活动，并号召国际无产阶级运用一切宣传手段来反对侵犯本国尊严和独立以及侵犯国际工人运动自由的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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