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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俄国代表团成员名单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1920年7-8月）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俄国代表团成员名单（1）列宁（2）托洛茨基（8）布哈林（4）季诺维也夫（5）加里宁（6）克列斯廷斯基（7）捷尔任斯基（8）拉狄克（9）李可夫（10）谢烈布里亚科夫（11）普列奥布拉任斯基（12）托姆斯基（13）安德烈也夫（14）鲁祖塔克（15）拉柯夫斯基（16）阿尔乔姆（17）曼努伊尔斯基（18）费利克斯•柯恩（19）舒姆斯基（20）霍普纳尔（21）雅罗斯拉夫斯基（22）索柯里尼钶夫（23）奥新斯基（24）卢那察尔斯基（25）波克罗夫斯基（26）梁赞诺犬（27）巴甫洛维奇（志愿兵）（28）萨法罗夫（29）越飞（30）克鲁普斯卡娅（31）佐林（32）瓦津（贝斯特梁斯基）（33）斯米多维奇（34）阿列克谢也夫（35）菲尔斯托夫（36）M．切尔诺夫（37）洛佐夫斯基（38）施略普尼柯夫（49）齐佩诺维奇（40）柯伦泰（41）印涅萨•阿尔曼德（42）莫依罗娃（43）萨多夫斯卡娅（44）扬松（45）沃罗诺娃（46）伊布拉吉莫夫（47）赛德-加里也夫（48）苏丹-加里也夫（49）伊德里索夫（50）阿洪多夫（51）叶努基泽（52）拉莫诺夫（53）罗德扎也夫（54）阿利也夫（55）拜图尔苏诺夫（56）彼斯特科夫斯基（57）克拉斯诺舍科夫（58）雷夫金（59）蔡特林（60）杜纳也夫斯基（61）伊格纳特（62）拉费斯（63）梅烈任（64）奥里明斯基俄国代表团将于7月22日上午10点在克里姆林宫大会议厅举行会议。中央委员会书记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此公告发表在1920年7月20日《真理报》第160号上。） |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名单<!--table.MsoNormalTable{mso-style-parent:"";font-family:"TimesNewRoman";}-->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1920年7-8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名单这份名单很不齐全，并有许多错误。因此，现在要确定代表的实际名额，是不可能的。这份代表名单，是按1921年刊物上公布的形式发表的，只是对代表姓名的拼音作了一些更正。——编者注编号国家姓名权限政党1澳大利亚祖津科发言权12共产主义联盟2澳大利亚弗里曼发言权1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3奥地利雷新列尔表决权14德意志奥地利共产党4奥地利卡尔·托曼表决权1德意志奥地利共产党5奥地利卡尔·施泰因哈德（格鲁别尔）表决权1德意志奥地利共产党6奥地利施特麦尔表决权1德意志奥地利共产党7奥地利柯恩-埃贝尔发言权1巴勒斯坦社会党8阿塞拜疆莫·耶·萨普诺夫表决权1共产党（阿塞拜疆工会委员会）9美国亚历山大·比兰表决权1美国共产主义工人党10美国约翰·里德表决权1美国共产主义工人党11美国约翰·尤尔吉斯表决权1美国共产主义工人党12美国亚历山大·斯托克利茨基表决权13美国共产党13美国路易·弗赖纳表决权1美国共产党14美国纳唐·夏白劳表决权1社会主义青年独立联盟15美国盖尔德发言权116英国狄克·毕奇表决权16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17英国威廉·麦克莱恩表决权1英国社会党18英国托马斯·奎尔奇表决权1英国社会党19英国约翰·托马斯·墨菲表决权1车间代表委员会20英国戴维·拉姆赛表决权1车间代表委员会21英国杰克·坦纳表决权1车间代表委员会22英国马尔乔利·纽尔德发言权1全国青年工人联盟23亚美尼亚珂维斯（努里庄扬）表决权12共产党24亚美尼亚阿马雅克·纳扎列季扬表决权1共产党25比利时万-奥维尔斯拉金表决权1瓦龙共产主义联盟26保加利亚赫里斯托·卡巴克契也夫表决权13共产党27保加利亚古尼拉·马克西莫夫表决权1共产党28保加利亚恩·沙渡林（伊凡．涅节尔柯夫）表决权1共产党29布哈拉萨迪克·穆罕默德发言权1共产党30匈牙利马特维·拉科西表决权12共产党31匈牙利安得烈阿斯·鲁德尼扬斯基表决权1共产党32匈牙利约翰·莱特纳尔（列卡伊）发言权1青年共产国际33东加里西亚阿尔诺里德·巴拉尔表决权13加里西亚和科布维纳共产党34东加里西亚列维茨基表决权1加里西亚和科布维纳共产党35东加里西亚米特拉表决权1加里西亚和科布维纳共产党36德国布狄克表决权15共产党（斯巴达克联盟）37德国雅克夫·瓦尔歇表决权1共产党（斯巴达克联盟）38德国罗古·沃尔弗斯坦表决权1共产党（斯巴达克联盟）39德国保尔·列维表决权1共产党（斯巴达克联盟）40德国恩斯特·迈耶尔表决权1共产党（斯巴达克联盟）41德国库尔特·莱茵加尔表决权青年联盟42德国恩斯特·多伊米希发言权17独立社会民主党工团主义者43德国威廉·迪特曼发言权1独立社会民主党工团主义者44德国阿尔图尔·克里斯平发言权1独立社会民主党工团主义者45德国瓦里节尔·施特克尔发言权1独立社会民主党工团主义者46德国席勒发言权1独立社会民主党工团主义者47德国苏希发言权1独立社会民主党工团主义者48德国？发言权1独立社会民主党工团主义者49荷兰万-列文表决权12共产党50荷兰戴维·怀恩科普表决权1共产党51荷属印度亨·马林表决权12荷属印度共产党52荷属印度？表决权1？53格鲁吉亚瓦列里扬·瓦沙基兹表决权15共产党54格鲁吉亚菲力浦·马哈拉泽表决权1共产党55格鲁吉亚阿尔奇尔·米卡兹表决权1共产党56格鲁吉亚西尔维斯特·托德里阿表决权1共产党57格鲁吉亚米哈·茨哈卡雅表决权1共产党58格鲁吉亚斯捷潘·瓦尔达尼安表决权1青年联盟59丹麦玛丽·尼尔森表决权12教师共产主义俱乐部60丹麦阿格·耶尔根辛表决权1左翼社会党61印度阿巴尼·穆哈尔古发言权12？62印度阿查力雅发言权1？63爱尔兰克威朗德表决权1工人党64爱尔兰罗德利克·康诺利表决权1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65爱尔兰盖尔发言权13共产党66爱尔兰约翰逊发言权1共产党67爱尔兰E．麦克-阿里平发言权1？68西班牙安赫尔·佩斯塔尼亚表决权1全国劳动联盟69意大利尼古拉·波姆巴契表决权13社会党70意大利安东尼奥·格拉齐亚德伊表决权1社会党71意大利扎钦托·梅诺蒂·塞拉蒂表决权1社会党72意大利卢伊吉·波拉诺表决权1社会主义青年联盟73意大利亚马多·博尔迪加发言权15社会党74意大利文钦措·瓦奇尔卡发言权1社会党75意大利卢多维科·达拉贡纳发言权1社会党76意大利科隆比诺发言权1社会党77意大利帕维拉尼发言权1社会党78朝鲜朴振顺表决权1共产党79中国刘绍周发言权12中国工人党中央局80中国安应汉（音）发言权1中国工人党中央局81拉脱维亚保尔·勃兰克-别尔津表决权13共产党82拉脱维亚卡尔·克拉斯蒂尼表决权1共产党83拉脱维亚彼得·斯图契卡表决权1共产党84拉脱维亚大卫·别伊卡（别尔纳尔德）发言权12共产党85拉脱维亚扬·别烈津（安德森）发言权1共产党86立陶宛—白俄罗斯B．C．米茨凯维奇-卡普苏卡斯表决权12共产党87立陶宛—白俄罗斯拉法伊尔·拉西卡斯表决权1共产党88墨西哥罗易（罗贝特·阿伦）表决权12共产党89墨西哥西曼表决权1共产党90墨西哥叶琳娜·阿伦发言权191挪威克里斯蒂安·克里新坦森表决权14工人党92挪威斯维列·克罗格表决权1工人党93挪威加瓦尔德·郎格斯特表决权1工人党94挪威阿尔弗雷德·马德森表决权1工人党95挪威阿夫古斯塔·奥森表决权14工人党96挪威吉格弗利德·西维尔特森表决权1工人党97挪威雅科布·弗利斯表决权1工人党98挪威欧拉夫·舍弗洛表决权1工人党99挪威埃纳尔·基哈德森表决权12青年联盟100挪威约翰·迈德比表决权1青年联盟101波斯A．苏尔坦-扎德表决权1伊朗共产党102波斯克烈姆·阿加·加萨诺夫发言权12共产党103波斯奥鲁扎夫发言权1共产党104波兰尤利安·马尔赫列夫斯基表决权1共产党105俄国[1]阿利也夫表决权116106俄国А．А．安德烈也夫表决权1107俄国印涅萨·阿尔曼德表决权1108俄国弗·安·阿尔乔姆（谢尔盖也夫）表决权1109俄国阿洪多夫表决权1110俄国拜图尔苏诺夫表决权1111俄国扬·安·别尔津表决权1112俄国勃拉基特内表决权1俄共（布）113俄国尼·伊·布哈林表决权1114俄国В．瓦津（贝斯特梁斯基）表决权1115俄国П．Я．沃罗诺娃表决权1116俄国С．И.霍普纳尔表决权1117俄国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表决权1118俄国B杜纳也夫斯基表决权1（青年联盟）119俄国阿·萨·叶努基泽表决权1120俄国格·叶·季诺维也夫表决权1121俄国C．佐林表决权118122俄国阿·伊布拉吉莫夫表决权1123俄国斯·伊格纳特表决权1124俄国伊德里索夫表决权1（克里木）125俄国A．A．越飞表决权1126俄国米·伊·加里宁表决权1127俄国科德扎也夫表决权1（南奥塞梯）128俄国亚·米·柯伦泰表决权1129俄国费利克斯·柯恩表决权1（乌克兰）130俄国尼·尼·克列新廷斯基表决权1俄共（布）131俄国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表决权1132俄国克拉斯诺舍科夫表决权1133俄国弗·依·列宁表决权1134俄国阿·索·洛佐夫斯基表决权1135俄国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表决权1136俄国B．A．莫依罗娃表决权1137俄国德·扎·曼努伊尔斯基表决权1（乌克兰）138俄国A．H．梅烈任表决权1139俄国米·斯·奥里明斯基表决权114140俄国恩·奥新斯基（瓦·瓦·奥波连斯基）表决权1141俄国М．Л．巴甫洛维奇（志愿兵）表决权1142俄国С．С．彼斯特科夫斯基表决权1143俄国米·尼·波克罗夫斯基表决权1144俄国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表决权1俄共（布）145俄国卡尔·拉狄克表决权1146俄国拉莫诺夫表决权1147俄国Я．Э．鲁祖塔克表决权1148俄国克里斯蒂安·拉柯夫斯基表决权1149俄国珂·伊·李可夫表决权1150俄国欧·雷夫金表决权1（青年联盟）151俄国达·波·梁赞诺夫表决权1152俄国В．Л．萨多夫斯卡娅表决权1153俄国西·吉·赛德-加里也夫表决权117154俄国格·伊·萨法罗夫表决权1（鞑靼里亚）155俄国列·彼·谢烈布里亚科夫表决权1156俄国尼·阿·斯克雷普尼克表决权1157俄国彼·格·斯米多维奇表决权1158俄国格·稚·索柯里尼柯夫表决权1159俄国尤·米·斯切克洛夫表决权1（鞑靼里亚）160俄国Х.Г．苏丹-加里也夫表决权1俄共（布）161俄国米·巴·托姆斯基表决权1162俄国列·达·托洛茨基表决权1163俄国伊·伊·菲尔斯托夫表决权1164俄国叶．蔡特林表决权1（青年联盟）165俄国Г．齐佩罗维奇表决权1166俄国切尔诺夫表决权1167俄国亚·加·施略普尼柯夫表决权1168俄国扬松表决权1169俄国叶梅利扬·雅罗斯拉夫斯基表决权1170俄国А．И．魏恩施坦发言权12犹太工人总联盟171俄国М．И．利特瓦科夫发言权1犹太工人总联盟172俄国维克多·塔拉土塔发言权1共产党173俄国波·弗·萨波日尼科夫发言权12革命共产党174俄国阿·米·乌斯廷诺夫发言权1革命共产党175土耳其哈基·伊兹马依尔表决权13共产主义组织执行局176土耳其斯拉乌茨基表决权1共产主义组织执行局177土耳其努斯列特·纳霍德表决权1君士坦丁堡共产主义小组178芬兰雅洛·科霍宁表决权16共产党179芬兰奥托·库西宁表决权1共产党180芬兰拉乌利·列顿米亚基表决权1共产党181芬兰库勒沃·曼纳表决权1共产党182芬兰伊凡·卢米乌奥科表决权1共产党183芬兰伊凡·拉希亚表决权1共产党184芬兰古斯达夫·罗维奥发言权13社会主义工人党185芬兰阿尔维德·塔美诺克萨发言权1社会主义工人党186芬兰爱德华·居林发言权1社会主义工人党187法国洛伦佐·万尼尼表决权15第三国际委员会188法国昂利·吉尔渡表决权1共产主义联盟“苏维埃”189法国雷蒙·勒弗夫尔表决权1第三国际委员会190法国阿利弗列德·罗斯梅表决权1第三国际委员会191法国雅克·沙杜尔表决权1共产主义小组192法国阿布拉莫维奇发言权13共产党193法国马赛·加香发言权1社会党194法国路易·奥斯卡·弗罗萨尔发言权1社会党195法国戈尔登贝尔格表决权12青年联盟196法国塔尔表决权1青年联盟197捷克斯洛伐克勃雷基斯拉夫·古拉表决权1社会民主党左翼198捷克斯洛伐克伊凡·奥尔布拉赫特表决权12共产党199捷克斯洛伐克安托·萨波托茨基表决权1社会民主党左翼200捷克斯洛伐克胡哥·佳宁什泰因发言权12共产主义小组201捷克斯洛伐克叶琳娜·马利尔若娃发言权1共产主义小组202瑞士贝克尔表决权15共产党203瑞士瓦尔特·布林格利弗表决权1社会民主党左翼204瑞士雅科布·赫尔措格表决权1共产党205瑞士茹尔·安贝尔-德罗表决权1社会民主党左翼206瑞士西格弗里德·巴马捷尔表决权1青年联盟207瑞典卡塔·达尔斯特隆表决权12社会民主党左翼208瑞典斯文·林德罗特表决权1社会民主党左翼209南斯拉夫伊里亚·米尔基奇表决权1共产党210爱沙尼亚鲁道尔夫·瓦克曼表决权12共产党211爱沙尼亚汉斯·佩格尔曼表决权1共产党212爱沙尼亚埃里赫·雅纳斯发言权1独立社会党213—威廉·明岑贝尔格表决权12青年共产国际214—拉扎尔·沙茨金表决权1青年共产国际215—安吉利卡·巴拉巴诺娃发言权1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216—列·米·加拉汉发言权1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217—Г．К．克林格尔发言权1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218—阿·缅绍依发言权1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合计：享有表决权者169人享有发言权者49人表决权发言权共产党12626非共产党3123青年联盟12合计16949[1]请对照本卷第881—883页上的俄国代表团成员名单（此名单经俄共（布）中央书记签署，发表在1920年7月22日《真理报》第160号上）。——编者注 |
资格审查委员会记录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1920年7-8月）资格审查委员会记录1920年7月17日资格预审委员会会议记录摘要1920年7月28日资格预审委员会会议记录摘要1920年7月17日资格预审委员会会议记录摘要①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指派的资格预审委员会的会议记录摘要，保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的档案室中；完整的记录未能找到。摘要的开头部分，是资格审查筹备委员会确定在大会上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那些代表的名字。——编者注尚未解决代表资格问题的有下列同志：（1）英国：纽博尔德（英国全国青年工人联盟）。委托沙茨金同志弄清纽博尔德同志以及奎尔奇和麦克莱恩同志的代表资格问题。（2）法国：1．德利尼埃尔（第三国际经济问题委员会）。由于罗斯梅同志反对，其代表资格问题在听取法国其他代表（他们在途中，尚未到达）的意见之前，暂作悬案。2．戈尔登贝尔格（法国青年联盟共产主义反对派）。（3）古巴：1．耶祖斯·拉梅雷斯（古巴共产党）。呈验委托书前，问题暂不解决。（4）意大利：1．达拉贡纳（劳工联盟）。这一组织对第三国际的态度未作说明之前，问题暂不解决。在呈验委托书之前不能解决代表资格的有下列同志：（5）瑞士；1．德罗。（6）拉脱维亚：1．保尔·别尔津2．扬·安德森3．大卫·别伊卡代表国外局。不准出席大会的有：（1）柯恩（巴勒斯坦社会党）。巴勒斯坦社会党这个组织还没有肃清其民族主义偏见。因此，它的代表团参加代表大会，以及接纳这个组织加入第三国际，在原则上都是不能容许的。执行委员会指派的资格预审委员会，不能给予这个代表团以表决权和发言权。后来，这个组织终于表示愿意接受共产国际的观点，资格预审委员会认为可以让它的两名代表作为来宾列席会议。不作出任何决定的有：（1）德国：1．吕勒2．梅尔赫斯（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他们的声明：由于不同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交代表大会的提纲，所以他们向党中央请示，在未收到指示之前，他们认为不能参加代表大会。1920年7月28日资格预审委员会会议记录摘要出席会议的有：拉狄克、迈耶尔、波姆巴契、沙波林、鲁德尼扬斯基、苏尔坦-扎德、罗斯梅等同志。代表大会选出的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指派的资格预审委员会所拟定的出席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享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代表名单，批准了这个名单，并作了如下的改动和补充：（1）授予爱尔兰代表盖尔和约翰逊两位同志以表决权，而不是发言权。（2）撤销意大利代表瓦奇尔卡、科隆比诺、帕维拉尼和达拉贡纳四位同志的发言权。（3）撤销匈牙利代表莱特纳尔同志的发言权。（4）授予亚美尼亚代表阿瓦涅索夫和卡塔年两位同志以发言权。（5）授予柯恩-埃贝尔同志作为巴勒斯坦社会党代表以发言权，取消他的奥地利代表团的代表资格。（6）驳回青年布哈拉派申请给予大会发言权的要求。（7）把荷兰从发言分组名单中的第二组改到第三组，并把其发言人数由7名改为4名。 |
革命的爱尔兰与共产主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1920年7-8月）革命的爱尔兰与共产主义此报告由爱尔兰代表罗德利克·康诺利在代表大会上宣读。——编者注爱尔兰对国际共产主义具有重大的意义，理由有以下两点：（1）它在战略地位上与英国的关系，是不列颠帝国主义的一个发源地；（2）爱尔兰在政治上的发展，对分散在整个不列颠帝国和北美合众国境内的广大爱尔兰民众有影响。为使本报告能充分说明问题，必须概要地论述一下爱尔兰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指出那些在运动的发展中一直起作用的人物。可以说，爱尔兰工人运动历史的现阶段，是从1907年詹姆斯·拉金来到爱尔兰开始的。以往，只有很小一部分爱尔兰工人参加了工会，而且这种工会的90%是英国工会在爱尔兰的分会。工会会员只是缴纳会费，而对工会的政策影响不大，或者几乎毫无影响，因为工会执行委员会设在英国本土。拉金自英国独立工党成立之日起，就是该党党员。他是以英国码头工人工会组织者的身分来到爱尔兰的；他来后不久，在贝尔法斯特就爆发了爱尔兰第一次大罢工。这次罢工的特色是，贝尔法斯特警察也同运输工人和码头工人一起举行了罢工。罢工显得极其混乱，遭到了军方的镇压。贝尔法斯特的冲突平息以后，过了几个月，科克的码头工人又举行了罢工。由于对英国工会执行委员会对待贝尔法斯特罢工工人和科克工人的政策表示不满，拉金脱离了英国码头工人工会，并在产业联合会的基础上建立了爱尔兰运输工人与全国工人联合会。经过一系列顽强的罢工，这个工人联合会在各大港口和工业中心站稳了脚跟。1910年康诺利①从美国回来后，立即走访了关在都柏林监狱里的拉金。这次会面的结果是，康诺利在拉金囚禁期间暂时负起领导联合会的责任。拉金出狱后，他们开始共同工作，一直到拉金前往美国为联合会筹集资金（1913-1914年都柏林大罢工耗尽了全部资金）时为止。①指詹姆斯·康诺利。——译者注。康诺利在青年时代就参加了不列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多半是在苏格兰活动。他是那些为数不多的勇敢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他们自“社会民主联盟”成立之日起，便同形形色色的海德门社会爱国主义与改良主义划清了界限，成立了社会主义工人党。他曾任该党第一任主席。直到目前，他同这个党仍保持经常的联系，至今他在这个组织（它是为数不多的积极进行斗争的不列颠社会主义组织之一）中仍有影响。1896年，他返回爱尔兰，创建了爱尔兰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爱尔兰社会共和党。他曾任该党正式机关刊物《工人共和国》的编辑。这个刊物在爱尔兰工人群众中传播了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事实：爱尔兰社会共和党尽管具有民族主义色彩，但它第一个公开主张建立爱尔兰共和国。虽然这个党有积极性，但人数不多，几次参加地方自治机关的选举都以失败而告终。1902年，康诺利来到美国，在那里，他作了许多专题报告，并把报告所得的报酬用到党的事业上。他在美国逗留期间，亲身参加了创建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工作，并以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组织者的身分出现。1908年，他在美国创建了爱尔兰社会主义联盟，并担任它的正式机关刊物《竖琴》的编辑（该刊物后来在爱尔兰出版）。1910年，他回到爱尔兰以后，出版了《爱尔兰历史上的劳动群众》一书，这是唯一的一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论述爱尔兰无产阶级与农民的发展史的书。自1910年起，拉金和康诺利领导了爱尔兰的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他们的工作是：建立爱尔兰运输工人和普通工人工会，教育群众学会运用群众性罢工的武器，把爱尔兰工会代表大会改组成为爱尔兰工党。运输工人工会（其革命口号是消灭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制度）是那样强大，因此爱尔兰资产阶级和在爱尔兰有经济利益的英国资本家于1913年采取联合行动来消灭它。结果爆发了都柏林罢工和持续十个月以上的同盟歇业。这是爱尔兰无产阶级的首次重大行动。英国工人中的激进分子用金钱和食品支援自己的爱尔兰同志，而英国工人领袖却坚持资本家阶级的奴仆的立场，暗中抵制一切革命行动，有意识地破坏不列颠工人团结一致的行动，因而爱尔兰工人不得不复工。但是，资产阶级的这一胜利不过是一种假象，因为运输工人工会虽然因为人力与财力不足而退出斗争，但它仍然保全了自己的组织，工人也把自己的满腔仇恨埋藏在心底，到后来l916年行动时，这种仇恨便彻底迸发出来了。世界大战爆发以后，运输工人工会的力量又足以向英国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叛徒提出坚决的抗议。这些叛徒保护英国帝国主义，帮助它在民族与经济方面残酷压迫爱尔兰。拉金和康诺利在全国组织了群众大会，揭露了帝国主义的战争实质；号召工人千方百计地利用这个危机；不断地批评英国工党的政策，并揭露了爱尔兰党（以往它把自己打扮成反对英国帝国主义的民主政党，现在却拥护起战争来了）在议会中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立场。他们也指出了声称爱尔兰中立的新芬党的资产阶级立场。他们认识到，英国帝国主义的困难处境必然给爱尔兰无产阶级创造有利的条件，所以着手发展爱尔兰民军，扩大它的数量，供给民军以武器，加强这个组织的军事特性。为了筹集资金，拉金前往美国，而英国当局刚一获悉他到国外去，便宣告驱逐他出境。联合会和民军的工作，现在完全落在康诺利的身上。从这时起直到1916年复话节，爱尔兰民军对爱尔兰工人的政策有着很大的影响。爱尔兰民军爱尔兰民军于1908年在科克建立。其目的是保护罢工者免遭警方镇压，此外，很少听说它有其他活动。直到1913年年底，由于都柏林罢工而出现混乱期间，它有所活动外，就再也没有起什么特殊作用。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它的组织受到了重视，给它派来了军事教官，开始有计划地装备民军战士。第一个教官是怀特大尉——英国元帅乔治·怀特爵士的儿子。人们认为他参加了都柏林罢工的组织工作。后来，在1916年，他由于企图组织矿工罢工以阻挠处死康诺利而在南威尔士被捕。作为司令官的康诺利，身边有一个社会主义的参谋部，参谋长是米哈伊尔·麦伦（纺丝厂工人，于1916年被英国人处死）。面对全国迅速发展的民族革命浪潮，英国当局采取了军事镇压手段，因而爱尔兰义勇军（民族共和武装力量）同爱尔兰民军司令部建立了军事上的合作关系，但主动权掌握在后者手中；在1916年起义之前，爱尔兰民军在这个同盟军中一直起着主导的作用。由于英国当局禁止一切革命报纸出版，康诺利的《工人共和国》报是在民军的武装保护下（它同时保护运输工人工会执行局所在地“自由宫”）出版的。这种情况持续了将近三个月，最后一期《工人共和国》是在起义前两天出版的。民军在组织上以无产阶级为基础，司令部的指挥人员、参谋以及普通军官均由士兵选举产生，此外成立了一个由同等数量的军官代表与士兵代表组成的管理委员会。民军的活动场所仅限于都柏林市近郊。民军有许多长处，在多次练兵比赛中，它都战胜自己的对手爱尔兰义勇军，它屡次组织真正巷战的演习，它的训练有素的军官（主要是指挥人员）给爱尔兰义勇军讲课，对他们进行指导，尤其是在巷战技术方面。爱尔兰义勇军是从无产阶级当中招收来的，其中许多人过去由于生活困难而在英国军队中服过役。爱尔兰民军加速了起义前几个月内事态的发展，虽然有些属于中产阶级的爱尔兰义勇军领导人通常会发生动摇，但当他们面对这确实危急的情况时，他们就为爱尔兰义勇军及其领袖的坚定决心所迫，不得不参加起义。革命力量失败的直接原因是，爱尔兰民军同爱尔兰义勇军之间的竞争，以及在最后时刻取消了在全国范围内动员爱尔兰共和军的命令（胆怯的右翼资产阶级领袖赞成这样做，因为他们一向反对康诺利）。然而，1000名没有受过训练的共和军士兵，却能抵抗住47000名有纪律的、按全部现代技术规格装备起来的英国士兵，保卫了他们所占领的爱尔兰首都。此外，他们还从北面向都柏林进行过胜利的突破，在爱尔兰西部曾多次试图发动起义。起义期间，作为共和武装力量的独立部队的民军，攻击和占领了都柏林城堡——英国在爱尔兰的最高行政权力机关所在地，并占领了城内几个战略要地。康诺利是起义期间共和武装力量的总司令。让出阵地以后，詹姆斯·康诺利（战斗时几处受伤）和米哈伊尔·麦伦（爱尔兰民军参谋长），以及几个左翼民族主义领袖被处死了，而其他杰出的无产阶级领袖，大都在战斗中或在战斗后先后被打死。参加战斗的爱尔兰民军人数，在百分比上，远远超过爱尔兰义勇军，正因为如此，爱尔兰民军紧接着大遭逮捕，整个组织完全遭到破坏；而爱尔兰义勇军却在国内大多数没有发生战斗的地方保存了完整的组织。被捕的人获释以后，1917年12月，爱尔兰民军在原来的无产阶级基础上进行了改组，但是由于领导职务改由爱尔兰义勇军担任，而且爱尔兰民军的所有领袖均被打死，爱尔兰民军就逐渐失去了自己的影响，它目前已不是爱尔兰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必须记住，虽然爱尔兰民军仇视爱尔兰社会党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但它并不是一个共产主义组织。爱尔兰民军只有一次，即在召开同情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大会时（当时这个大会的召开未经官方许可，而且军队也加以阻挠），与爱尔兰社会党采取了共同行动。爱尔兰民军的纲领是通过武力在爱尔兰建立工人共和国，可是，大多数成员对这个共和国的体制和结构并不清楚。新芬党和爱尔兰义勇军为了正确认识新芬党运动，必须研究一下它的政治前身——爱尔兰议会党。40多年以来，该党在爱尔兰的民族政治中一直起着领导作用。它的宗旨是用立宪手段保证在大英帝国境内实现爱尔兰自治。英国议会104名爱尔兰议员中，爱尔兰议会党占80名，其余大都是东北奥尔斯特新教州的北爱尔兰统一党代表，他们反对爱尔兰自治，并且加入了英国保守党。在帕涅尔领导下，爱尔兰议会党在英国议会中实行捣乱政策，热衷于维护自身的独立性，拒绝与英国任何党联合，但是在某些问题上，它时而附和这个党，时而又附和那个党。这种政策使得该党的威信逐渐下降，终于沦为英国自由党的普通的附庸。虽然爱尔兰议会党表示自己有独立性，但它与自由党人的关系使它最终不得不赞同英国的帝国主义政策，放弃对英国帝国主义的所谓民主立场。爱尔兰议会党的最后一次行动，是反对1899-1901年布尔战争的运动。正当这个党不再对人民当中的民族革命思潮产生影响时，新的民族政治思潮——新芬党运动应运而生。标题为《匈牙利的复兴——爱尔兰的榜样》的抨击性文章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在这篇文章中，独立的资产阶级记者阿瑟·格里菲特详述了匈牙利为争取政治上的独立同奥地利进行战斗的情况，并且号召把匈牙利民族主义者的策略运用到爱尔兰来。他扼要地拟定了一个纲领。后来，当他的党在1916年有了声望时，这个纲领又加以充实了。纲领的要点是：（1）参加议会选举，并责成当选的党员拒绝参加英国议会；（2）成立爱尔兰议会或总理事会；（3）拒绝向英国国库缴纳赋税；（4）实行保护关税政策，尤其是针对英国；（5）鼓励发展爱尔兰工业；（6）建立爱尔兰领事业务；（7）保护全爱尔兰的民族运动。例如，以恢复爱尔兰语言为宗旨的克勒特同盟，以恢复爱尔兰古老的体育娱乐为使命的克勒特体育协会，“爱尔兰文学与戏剧协会”，以及与英国童子军针锋相对的爱尔兰童子军。新芬党采用了政治上的和议会外的行动方法，但它不号召进行武装斗争以实现自己的使命，也没有建立爱尔兰共和国的要求。它始终相信匈牙利的范例，坚决主张建立爱尔兰议会，使议会通过英国国王个人（他同时又是爱尔兰的国王，可批准两个议会的决议）与英国议会发生联系。其实，在20世纪头10年，除了爱尔兰社会共和党以外，没有一个党公开号召建立爱尔兰共和国。多年以来，直到起义，虽然爱尔兰议会党的声望逐渐下降，政治上也身败名裂，但新芬党也没有取得重大的成就，它与其说是爱尔兰议会党的反对派，不如说是一个独立的政党。在经济纲领中，它追随了不合时宜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它在经济问题上的策略是极其反动的。1913年，它站在敌对的立场上反对都柏林罢工。从战争开始到起义时止，新芬党在爱尔兰义勇军运动（它在爱尔兰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新芬党）强有力的影响下，采取比较革命的立场。起义以后（的确，新芬党并没有积极参加起义），由于新芬党放弃了自己纲领中各项最反动的主张，并使其纲领符合建立爱尔兰共和国这个受人欢迎的要求，它才得以掌握对爱尔兰人民的政治领导权。它一个接一个地取得胜利，终于在1918年议会大选期间在全国获胜。新芬党趁机召开了它自己的议会，企图在国内建立民族政府。这个政府立即被宣布为非法政府，大多数政府成员和主要代表人物不断被关进英国监狱（他们用绝食、逃跑等办法离开那里），但在可能情况下，它仍然继续进行活动。随着英国黩武主义不断施加压力，新芬党日益依附爱尔兰义勇军的势力，目前正是后者用武力支持新芬党在政治上与经济上的主张（它破坏英国的税收机关和警察驻地，建立和支持具有司法职能的委员会，以追究刑事犯罪和解决土地纠纷）。在最近一次选举中，新芬党在市政机关和村委员会中获得多数票；它的直接对手是爱尔兰工党（它们之间在地方自治上进行合作）。新芬党的总政策是：阻挠英国政府在爱尔兰进行活动，多扶植一些能够执行本国政府任务的自己的机构。爱尔兰义勇军纯属军事组织，其领导机构是总参谋部。军官由士兵选举产生。许多军官同时又是新芬党议会小组的成员，他们成为这两个组织之间的连接环节，爱尔兰义勇军通过他们指导新芬党的活动。虽然通常起领导作用的是小资产阶级和农场主中的青年，但成员大都是工人和农民。大多数普通成员认为，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建立爱尔兰共和国，愿意把社会问题留待实现这个目标的幸福的日子里去解决。由于爱尔兰义勇军地方成员的阶级觉悟日益提高，从而对爱尔兰义勇军像对农场主阶级的代表那样产生了敌对情绪，所以对这个纲领就不那么赞成了。总之，在爱尔兰义勇军内部，社会党人为数很少，许多人模模糊糊地赞成社会主义，崇拜康诺利，拥护建立工人共和国的主张。由于各阶级的居民中不断掀起民族革命风暴，由于普遍仇视英国（因为它挑动各阶级彼此敌对，或促使它们暂时合作），因而难以断定哪些组织是反映哪些阶级的政治主张的。总之，新芬党多半在农业地区从小农场主、小农或佃农中征集党员，在小城镇从小店主和中产阶级中征集党员，在商业城市从小企业主、商人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征集党员。一般说来，这个运动的参加者中，既没有大土地占有者，也没有中等资本家，因为在爱尔兰，这些阶级在经济上依附于英国资本主义，它们的政治代表是英国保守党和自由党。由于新芬党的阶级成分不纯，党内必然有分歧，既然工人群众继续同这些阶级合作，那就必须具有政治上的独立性，否则，就不能形成任何明确的社会经济纲领。新芬党要把政治上的独立性当作自己的目标，就得向各阶级居民表明自己的观点，而要保持阶级合作，就不能提出任何明确的政治纲领或经济纲领，因此，它提出了所谓的民主纲领（它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一切华而不实的东西装饰门面，例如：主权国人民的意志，土地与自然资源全民所有，一切公民平等，等等）。但是，它自我暴露了真正的资产阶级本质，因为它希望对工人阶级面临的生活条件实行国际性的调节。新芬党与爱尔兰义勇军这两个联盟运动的思想体系，是一切小民族的思想体系。归根结底，新芬党希望美国与欧洲之间现存的对立不断发展下去，想越来越多地依靠美国资本主义，并且取悦于它。爱尔兰工人运动爱尔兰工人运动的代表者是爱尔兰运输工人和普通工人工会、地方工会与全国性工会，以及英国大工会（如全国铁路员工联合会、机械工人联合会）的分会。在全国范围内，运动具体指的是爱尔兰工联和工党代表大会，在地方，则指由当地各种工会代表组成的工会理事会。显然，目前拥有12万会员的爱尔兰运输工人和普通工人工会是最强大的组织。这个工会最初是按产业原则组织起来的。虽然它的人数不多，并且只在几个比较大的城市里活动，但它卓有成效地组织了群众性罢工和同情罢工，而且几乎连续不断地开展了革命宣传运动。起义以后，该工会失去了两位领导人，但人数却大大增加了，它的革命性减弱了，结果它变成了普通工人联合会（许多狭小的、带有明显的官僚主义和中派主义倾向的工会混了进来）。它本身并不是一个狭小的工会，但它没有达到产业联合会的现代发展水平；因此，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它丧失了作为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资本主义的武器的作用。目前，它的大多数成员是贫农和农业工人，但是，他们没有完全同产业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因而他们的活动没有协调一致。但不应忘记，这个联合会做了一件大事：它把农村无产阶级组织起来，提高了他们的阶级自觉性。这个联合会的组织形式及其在农业工人的阶级教育方面的失败表明，这个组织在农村无产阶级和产业无产阶级之间不能起桥梁作用。由于整个爱尔兰生活中充满了民族主义革命精神，这个联合会以及其他工会就比一般英国工会更富战斗性。爱尔兰工人运动与民族主义者一起阻挠了1918年的征兵工作。1919年5月1日，爱尔兰工人运动使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工作陷于停顿；不久前，它再次与民族主义者结成联盟，它发动的两天总罢工，迫使英国当局释放了100多名宣布绝食的政治犯。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工人是在全国人民群情激愤的压力下采取行动的，参加罢工的既有工会会员，也有非工会会员。只是不久以前，爱尔兰运输工人和普通工人工会才登上政治斗争的舞台，最近它在市政机关选举中获胜，使它更加趋于反动了。爱尔兰工党与工联代表大会通过自己的地方工会理事会，以人数占第二位的大党身分参加了市政机关选举。在爱尔兰运输工人和普通工人工会的支持下，工党党员获得了绝大多数的选票。这巩固了爱尔兰运输工人和普通工人工会在爱尔兰工党与工联代表人会上的领导地位，而代表大会也因而确定了真正的形式与纲领。虽然工党断言，这个纲领既然是康诺利制定的，就必然具有革命性，但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工党并不想弄清楚，制定这个纲领是为了用它指导无产阶级在世界革命爆发以前那个时期的活动。爱尔兰运输工人和普通工人工会企图吞并那些为“建立大同盟”而产生的工会，这使得工党内部的对立更为加深了。各工会群起反对这种吞并，原因是：第一，它们信奉自己狭隘的工会思想体系；第二，它们认为运输工人工会不是一个产业联合会，而是一个有意使整个工人运动官僚主义化的联盟。爱尔兰的工会力量不强，也不巩固。它们不起任何政治作用，只有一两个英国工会分会不在此列，它们打算从英国母体组织中分离出来，成立民族工会。“机械工人联合会”这个大分会不久前就采取了这一步骤。运输工人工会出版爱尔兰唯一的工人报《工人口号》（周报），发行量近1万份。它与爱尔兰所有民族主义革命出版物的遭遇一样，经常受到政府的压制。这个报纸虽然自称是继承康诺利的革命的《工人共和国》报，但实际上在把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应用于爱尔兰时，经常加以歪曲，正如考茨基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一样。它代表爱尔兰运输工人和普通工人工会、爱尔兰工党和爱尔兰社会党中一小群统治人物的观点。爱尔兰工人运动归附于黄色国际。卡塔尔·奥沙农是《工人口号》的出版者、爱尔兰工党执行委员会委员和爱尔兰社会党现任主席；托马斯·琼斯顿是爱尔兰工党的司库；威廉·奥布莱因是爱尔兰工党的书记、爱尔兰运输工人和普通工人工会的司库、爱尔兰工人运动的一位杰出代表；还有爱尔兰工党执行委员会其他委员（其中尤兹是爱尔兰运输工人和普通工人工会副书记，他过去是爱尔兰社会党的代表），都参加了爱尔兰代表团。只有奥沙农和琼斯顿来到伯尔尼，因为他们得到爱尔兰社会党增补的委托证书。他们在阿德勒·龙格的决议上签了字，并且在大会上总是附和这些极端分子的政策。1896年创建的爱尔兰社会党，屡次更改自己的纲领与名称，目前已变成一个人数有限和无所作为的党，它对民族政治已不产生任何影响。那些在爱尔兰工党、爱尔兰运输工人和普通工人工会中起领导作用的人物，同时也对爱尔兰社会党的政策与策略起指导作用。社会党的领导权在一个短时间内曾落在左翼手里。在掌握领导权的短时期内，左翼虽然遭到该党其他人的激烈反对，但它能把一些革命原则塞到早已形成的党纲里去，通过了退出第二国际的决议，使大多数人同意加入第三国际，并且为庆祝布尔什维克革命两周年在都柏林组织了群众集会。然而，这个左派还没有来得及巩固自己的势力，便被赶下了台，所通过的有关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也未能付诸实行。目前，该党在都柏林共有党员150名左右，其中只有近30人可以称得上积极分子，几百名党员分散在全国各地，组织观念很差，相互间以及与都柏林委员会之间没有保持直接的联系。党死气沉沉，没有机关刊物，至今只出版过几本小册子，里而丝毫没有涉及爱尔兰无产阶级最关心的问题。显然，乔治·列谢里所领导的合作化运动，将是爱尔兰革命发展中起突出作用的力量。这个运动有一些组织得很好的工作机构，目前它在国家的经济生活中起相当大的作用，无产阶级国家必将立即利用它来解决无产阶级专政初期食品分配等迫切问题。共产党人特别重视农业合作化生产。当前，这个运动正竭力肃清小私有制在少地的贫农当中的思想影响，它对共产主义具有重大的意义。要知道，它在实际解决无产阶级国家一项最重要、最艰巨的住务，即通过合作化生产广泛地把贫农组织起来，借以在精神上把劳动者阶级的两部分——产业无产阶级和农民联合起来，从而保证他们在未来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统一。奥尔斯特（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爱尔兰东北角）是个大工业中心。它很像英国和苏格兰那些工业高度发达的地区。统治这个地区的恰恰是与英国资产阶级关系密切的爱尔兰大资本家。奥尔斯特工人的经济组织，是英国工会的一些分会，而在政治方而，大部分奥尔斯特工人加入北爱尔兰统一党（它和新芬党势不两立．而且根本仇视爱尔兰民族主义）。造成奥尔斯特与爱尔兰其余地区之间这种无法调和的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宗教上的敌对情绪（的确，近几年来逐渐有所缓和）。从多方面看，在奥尔斯特实现共产党人的任务，要比在爱尔兰其余地区容易得多，因为在这里可以在直接夺取无产阶级统治权的口号下把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由于奥尔斯特无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人缺乏任何民族主义共和制的要求，所以，他们对爱尔兰资产阶级共和国抱敌视态度。奥尔斯特具备大资本主义在各地创造的一切经济与社会条件，它有充分根据可以成为无产阶级反对爱尔兰资产阶级政权的重要中心。我们打算通过上述情况来概括地介绍一下各种力量与倾向，这是了解爱尔兰总的情况所必不可少的。我们的叙述决不会详尽无遗。爱尔兰现今的事态具有帝国主义力量与民族主义力量之间不断进行内战的性质，而后者是得到爱尔兰工人运动的支持的。托马斯·达拉格载于1920年7月20日《共产国际》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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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政党和组织提交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目录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1920年7-8月）各个政党和组织提交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目录各个政党向第二次代表大会提交的报告，都收录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汇编》中，彼得格勒共产国际出版社1920年版，第407页。《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汇编》德文版，除了这里所列举的报告外，还有保加利亚共产党的工作报告，这个报告曾用俄文发表于1920年12月20日《共产国际》第15期第3415—3422页上。——编者注欧洲德国共产党。匈牙利共产党。加里西亚和布科维纳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形势。瑞士和第三国际。瑞士社会民主党左翼的报告。瑞士社会主义青年。瑞士社会民主党的妇女联合支部。意大利的总形势。意大利工团主义联盟。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希腊的共产主义运动。西班牙社会党。西班牙的总形势。西班牙劳工联盟。法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法国社会主义青年。瓦龙共产主义联盟。卢森堡的总形势。荷兰的共产主义运动。丹麦左翼社会党。瑞典左翼社会民主党。芬兰共产党。芬兰和第三国际。拉脱维亚共产党。爱沙尼亚的工人运动。英国社会党。英国独立工党左翼。冰岛的社会主义。美洲美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阿根廷的工人运动。亚洲荷属印度的革命运动。日本的总形势。中国的政治形势。朝鲜的革命运动。亚美尼亚的共产主义（附有关于亚美尼亚白色恐怖的文献资料）。 |
执行委员会向第二次代表大会所作的工作报告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1920年7-8月）执行委员会向第二次代表大会所作的工作报告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组成在共产国际第一次成立大会上，对于组织问题没有作比较详尽的研究，这是由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时的整个形势决定的。当时，欧美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还只是刚刚开始形成。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任务是：树起共产主义旗帜，宣扬共产国际思想。但是，无论是各国共产党的一般情况，还是参加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人数（参加大会的人数很少），都不允许比较广泛地提出第三国际组织建设的实际问题。关于组织问题作出的唯一决议的内容如下：为了能立即着手工作，大会要选出各种必要的机构，但认为，共产国际的组织机构应由下次代表大会根据执行局的报告来确定。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交由执行委员会主持。最重要的国家的共产党各派一名代表参加执行委员会。下列各国共产党应立即派出代表参加第一届执行委员会：俄国；德国；德意志奥地利；匈牙利；巴尔干联盟；瑞士；斯堪的纳维亚。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申请加入共产国际的其他各国政党，将在执行委员会中占有一席。在各国代表尚未到达之前，由执行委员会所在国的同志承担该委员会的工作。执行委局会要选出由五人组成的执行局。①①见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1919年3月）中的《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内容一致，译文有所不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因此，除俄国党之外，还有六个党应立即派出代表参加执行委员会。但是，实际情况却是，远非所有这些党都能在执行委员会所在地俄国设常驻代表。德国党始终未能派遣自己的常任代表参加执行委员会。德意志奥地利共产党的代表只是最近才来到。斯堪的纳维亚共产党只是偶尔派遣代表参加执行委员会。巴尔干共产主义联盟刚刚形成，它的代表直到1920年春才来到。匈牙利共产党在执行委员会中有自己的常驻代表。瑞士共产党由普拉廷同志代表，直至他离开俄国。为了使各国共产党的代表能经常参加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曾采取各种措施。但是这一点，只是在我们最近几个月的工作中才得以实现。因此，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及其特地派来工作的那些同志，几乎不得不担负起执行委员会的全部日常工作。代表俄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同志是：巴拉巴诺娃、别尔津、布哈林、沃罗夫斯基、季诺维也夫、卡拉汉、克林格尔、李维诺夫等人。作为俄国共产党的代表，参加一些极其重要会议的，还有列宁同志和其他同志。执行委员会考虑到其他各国共产党派出常任代表确有种种客观困难，因而利用有威望的外国同志来到俄国的一切机会，邀请他们参加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即使为期很短也好。为此，被邀请参加执行委员会工作的有下列同志：卢德斯（匈牙利）、沙杜尔（法国）、里德、安德森和比兰（美国）、鲁特格尔斯（荷兰）、朴振顺（朝鲜）、刘绍周（中国）、弗利斯（挪威）、基尔博姆和格里姆隆德（瑞典），以及其他一些同志。波兰、南斯拉夫、芬兰和拉脱维亚等国共产党派遣了驻执行委员会的常任代表，他们是马尔赫列夫斯基、米尔基奇、西罗拉和斯图契卡等同志。此外，最近几个星期以来，代表们开始陆续前来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应该吸收所有这些同志参加执行委员会的定期会议和日常工作。因此，在最近几个月和几个星期里，参加执行委员会工作的有下列同志：塞拉蒂、波姆巴契、格拉齐亚德伊和瓦奇尔卡（意大利），罗斯梅和德利尼埃尔（法国），奎尔奇和麦克莱恩（英国），雷斯列尔（奥地利），拉科西（匈牙利），以及其他许多同志。巴拉巴诺娃、别尔津、沃罗夫新基和拉狄克四位同志，轮流担任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拉狄克同志目前仍在担任这一工作。季诺维也夫同志担任执行委员会主席。二、执行委员会的总的工作条件从上述情况中可以看出，执行委员会的总的工作条件是很艰难的，特别是在我们开展工作的初期。各国帝国主义分子对苏维埃俄国实行严酷的封锁，给执行委员会与欧美共产党人的联系造成极大的困难。执行委员会甚至一连几个月都无法收到各兄弟党的报纸、传单和其他出版物，通信联络极端困难，私人联系也同样不易。一些同志要冒着极大风险，冲破重重阻难，才能从各自国家来到我们这里，以便报告他们本国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情况。我们的特派员和特使，也要经过很大的周折，作出不小的牺牲，才能把共产国际的某些指示送到各个国家。在许多“先进民主制”的国家，它们的政府在白色社会民主党的支持下，对第三国际的组织，甚至对个别有名望的第三国际拥护者，采取了特别防范措施。在美国，第三国际的拥护者遭到残酷的迫害，成千上万人被逮捕。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资产阶级及其仆从企图用饥饿和残酷迫害的手段来征服第三国际的拥护者。在德国，我们的党大部分都处于秘密状态，一直只能进行短时期的公开活动。在奥地利，白色社会民主党人对第三国际的拥护者长期实行最残酷的迫害。至于匈牙利，那就更不用说了。在那里，所有诚实的人，甚至那些绝不应被怀疑的、只是在口头上同情共产国际的人，也都惨遭杀害。在法国，第三国际法国支部的一些优秀人物，前不久被关进监狱。在瑞典，几位最有名望的同志遭到法庭审讯，并以同情共产国际为罪名被判处几个月的徒刑。在“民主的”芬兰，日前逮捕了出席独立社会党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民主的”检察长明目张胆地宣布：出席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因同情第三国际而被逮捕。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波兰，白色社会民主党人竟公然充当屠杀共产党人的刽子手。第二国际的拥护者对我们格鲁吉亚同志，也是这样干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工作的。但是，各个国家越是疯狂地迫害我们的同志和朋友，工人群众就越是转到共产主义方面来。我们的出版物已为自己打开通往工人群众的道路。尽管障碍重重，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共产国际的思想影响每时每刻都在增长。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之际，我们可以说，第一时期，这个最困难时期，即苏维埃俄国被包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各兄弟党隔绝的这个最艰难的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认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现在能在比较好的条件下工作了。三、执行委员会的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从我们工作的初期起，我们就给自己提出一项任务，首先要创办一个能成为全世界共产党思想中心的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它的第一次会议上，就决定用四种文字（德文、法文、英文和俄文）每月出版一期执行委员会的机关刊物，定名为《共产国际》。这个刊物终于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问世了。要那些居住在俄国境外的同志参与工作，几乎是办不到的；要把我们的机关刊物送到其他国家，也是极其困难的。但是，我们克服了种种困难，我们的《共产国际》杂志为自己开辟了一条通往全世界先进工人阶层的道路。尽管障碍重重，但在我们工作的头一年里，我们用上述四种文字出版了12期《共产国际》。其中6期在维也纳有翻印本，5期在柏林有翻印本。关于其他翻印本，我们没有完整的资料。但是，发表在这12期上的所有重要论文和文件，几乎在世界各地都被印成小册子，或被转载于报纸和单行本上。我们通过种种巧妙的途径克服重重障碍，能够把我们的杂志送到我们的朋友那里，虽然数量很少而且拖延的时间很长。目前，执行委员会已把在所有开展工人运动的主要国家中按期再版我们杂志的问题提上了日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非常清楚我们的杂志所存在的缺点。我们知道，我们的杂志对于国际无产阶级运动中的迫切问题反映得太慢，有时根本没有反应。我们知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其种种复杂的问题，在我们杂志的版面上反映得很不够。我们知道，所有参加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人，都能十分确切地给我们指出杂志中存在的许多缺点。然而，我们可以满意地说，我们毕竟通过共同努力建立了一个思想中心。第二国际在完全合法的情况下存在了整整25年，在这四分之一世纪里，它没能创办一个中央机关刊物作为联合起来的各国政党的思想中心。而第三国际仅仅在一年之内，尽管外部困难重重，但还是完成了这一任务，虽说做得还不够理想，虽然目前基础还不够扎实，但终归打下了基础。《共产国际》这个刊物在各国共产党的支持下，定能成为全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思想指南。关于执行委员会的其他宣传鼓动出版物，其全部必要的资料，将列在本报告的结尾部分。四、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黄色的第二国际的斗争显然，第三国际的执行机关首先必须同那个在帝国主义战争结束后企图复活的黄色的第二国际进行激烈的斗争。组织共产国际，曾遭到所有执政的旧社会民主党的痛恨。社会党叛徒和“中派”拥护者所操纵的“社会民主党”报刊，议论纷纷，对刚刚诞生的共产国际展开了一场空前未有的攻击。它们欺骗工人，企图使工人相信：共产国际纯粹是“莫斯科臆造出来的”，没有任何实力。它们百般歪曲我们的思想立场。它们企图向工人证明，似乎共产国际要求所有政党立即“搞”社会主义革命，根本不考虑各该国国内的力量对比。它们欺骗工人，胡说什么共产国际强迫工人轻率地举行起义和暴动。执行委员会对所有这些彻头彻尾的谎言，不得不展开斗争。根据共产国际第一次成立大会决议的总的精神，执行委员会号召所有共产党人和同情者起来，抵制第二国际召开的伯尔尼会议和琉森会议。我们满意地指出，拥护共产主义的大多数同志同意了执行委员会的意见，没有派代表参加这两个会议。只有个别共产党人参加了这两个会议，其目的是在那里组织左翼反对派。但是，就连这些同志也很快地认识到，参加这种会议是完全徒劳的，是决不应该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还专门发出几次呼吁，号召全世界一切有觉悟的工人起来抵制第二国际预定召开的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的这些呼吁，在国际无产阶级队伍中得到了热烈的响应。在总结一年来我们同第二国际的斗争时，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这一斗争取得了辉煌的胜利。黄色的第二国际，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已被彻底粉碎了。所有大党都退出了第二国际。继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退出第二国际之后，美国社会党、英国独立党、西班牙社会党、瑞士社会党、甚至俄国孟什维克，也都先后退出了第二国际。第二国际的声誉一落千丈，先进工人对第二国际越来越不信任，以至社会爱国主义者伦纳所领导的、执政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工人的压力下，也不得不拒绝参加第二国际预定召开的代表大会。第二国际业已崩溃，现在它只是一个虚有其名的空架子。它只有靠资产阶级的支持才能度日，而资产阶级赐与第二“国际”的合法权利，就是动员一切害人虫去迫害第三国际。目前，共产国际的迫切任务，就是粉碎阿姆斯特丹黄色工会“国际”。这个工会“国际”是仍然忠于社会党叛徒的、多少具有群众性的唯一国际工人组织。毫无疑问，只要我们实行正确的策略，只要全体共产党人在工会内部始终齐心协力地进行工作，我们就一定能够很快地取得参加工会的大多数工人的信任，我们就一定能够使茹奥、列金、乌德赫斯蒂、龚帕斯之流变成光杆司令。五、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所联合的政党事务的直接“干预”共产国际第一次成立大会的所有决议都贯串着一个思想，即共产国际应比第二国际更加集中地进行工作。第二国际的国际执行局，从实质上来说，只是一个情报机构。第二国际的历次国际代表大会是一种摆样子的集会，会上极力回避那些十分重大的问题。第二国际历次代表大会作出的决议，总是遭到各个政党的破坏。实际上，第二国际所有“重要”的活动家都自然而然地认为，任何人对第二国际的决议都不承担责任。第三国际不能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第三国际是经过周密考虑组织起来的，它是一个愿意为推翻资本主义而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工作的真正国际工人协会。1914-1918年的帝国主义战争，把所有先进国家工人的命运联结在一起了。每个有觉悟的工人都懂得，一个国家工人阶级的斗争，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同其他国家工人阶级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以国际联盟为代表的霸权国家的资产阶级，企图建立一个自己的集中领导机构，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有步骤地反对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国际无产阶级已完全进入直接夺取政权的斗争阶段。我们认为，阶级斗争几乎在全世界都具有国内战争性质。在这个时代，国际无产阶级必须为自己建立一个真正的总参谋部，以便能够考虑各个国家运动的特点，把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运动的一切特点结合起来，从而把各国无产者的斗争集中领导起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是根据这一总的观点来开展全部活动的。它认为，对于那些属于共产国际或愿意属于共产国际的政党的工作，它不仅应当而且也必须加以“干预”。对于那些纯属地方性的问题，执行委员会决不会侵犯各个政党的自主权，但是，对于那些具有国际意义和原则性的问题，它必须向属于共产国际的政党下达指示。执行委员会对美国、德国、芬兰、乌克兰、奥地利、巴尔干半岛和法国共产党人的事务进行了“干预”，这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美国，由于一系列情况（对此，这里不加阐述了），形成了两个共产主义政党：美国共产党和美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采取了各种措施，促使这两个党派代表到俄国来。我们还千方百计地设法得到这两个党的全部文献资料，弄清楚它们之间的意见分歧。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召开了两次专门研究美国问题的会议。会上，仔细听取了两党代表的意见。执行委员会责成一个专门委员会认真研究全部文献资料。通过这一系列的工作，执行委员会在两党代表的参与下，拟定了一个两党合并为一个政党的详细方案。①执行委员会十分清楚，两党之间没有什么重大的原则性分歧，它们之所以分裂，主要是在组织问题上观点不一致，以及外籍工人共产党员与美国当地共产党工作人员之间在心理上的隔阂。除了拟定两党合并方案之外，执行委员会还向两党发出了专门信件，此信发表在我们的《共产国际》杂志上。②但如果说，两党的合并至今尚未实现，这纯粹是外部困难（美国共产党最近几个月遭到迫害）和其他一些次要原因造成的。执行委员会坚信，尽管有个别美国共产党人反对，但这种合并不久必将成为事实。①见1920年3月22日《共产国际》第9期。——编者注②见1920年6月14日《共产国际》第11期。——编者注对于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中所发生的种种争论，执行委员会曾采取积极干预的态度。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接待了新成立的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专门代表团。执行委员会在一封内容详尽的信中，对德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一切争论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①它十分坦率地、同志式地向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拥护者指出了他们的党以及他们的代表大会所犯的那些重大错误。执行委员会也知道，在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队伍中，有许多忠诚、忘我的工人在进行斗争。因此，它邀请了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来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同时，执行委员会指出了老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联盟）中央委员会在组织问题、工会问题（几个目前中央委员会在共产党员是否应参加工会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以及斯巴达克联盟中央委员会在卡普叛乱期间的政治行为问题（中央委员会发表了一个有名的关于“纯粹工人政府”、“忠诚反对派”等等的声明）上所犯的组织错误和其他一些重大的政治错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仍然希望斯巴达克联盟能比较迅速地结束德国共产主义队伍中的分裂。①见1920年6月14日《共产国际》第11期。——编者注外部的种种障碍，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卡普叛乱期间无法对德国共产党人下达任何指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起草了一个号召书，想通过无线电台广播出去。但后来，我们改变了主意，因为我们担心，由于不了解事情的全部情况，这样做有犯错误的危险。后来的情况表明，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的号召书提出了如下口号：（1）“武装起来！”，（2）“恢复苏维埃！”，（3）“全力支持总罢工！”，（4）“推动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向左转！”，（5）“号召群众起来战斗！”。这些口号在当时是绝对正确的。倘若我们及时下达我们的指示，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可能会少犯许多错误。另一方面，执行委员会不得不特别详细地阐明自己对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态度，因为它退出了第二国际，并表示愿意同第三国际建立联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一封内容详尽的信中①，阐述了那些使我们与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分离的分歧意见。这封信具有重大的原则性意义，因为它不仅阐明了我们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意见分歧，而且阐明了我们同所有政党和所谓“中派集团（它们在法国、英国和其他许多国家也有自己的拥护者）之间的意见分歧。①见1920年3月22日《共产国际》第9期。——编者注此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实际上还干预了芬兰共产党的事务。我们的芬兰党被迫处于秘密状态。芬兰资产阶级白卫匪帮，在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下，继续疯狂迫害共产主义拥护者。但是，芬兰共产党是一支极其强大的力量，毫无疑问，将来它必定成为芬兰社会生活中一个决定性的政治因素。由于大批人遭到逮捕和芬兰共产党内部的其他事件，这个党不得不请求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为它任命一个临时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完全意识到它自己应当承担多么重大的责任，于是，决定从上面来任命全党的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同一些最有威望的芬兰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举行了预备含议，然后才任命了临时中央委员会。我们希望，在最近的芬兰共产党代表大会上选出中央委员会，以便很快取代临时中央委员会。在乌克兰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的斗争中，执行委员会曾发挥过特别积极的作用。在乌克兰，除乌克兰共产党之外，还有一个相当大的政党，它自称为斗争派，并声明它同情共产主义思想。斗争派在乌克兰农民中间有很大的影响，它向执行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加入共产国际。①执行委员会坚持了这样的观点，即首先为求每个国家要有一个统一的共产党。执行委员会为这两个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政党召开了几次代表会议。执行委员会指定专门委员会仔细研究了全部材料，并且举行了三次会议讨论有关的问题，然后作出决议②，建议斗争派加入乌克兰共产党，从而建立一个属于共产国际的统一的政党。我们非常满意地向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宣布，斗争派的同志认为自己应当执行执委会的决议。可见，由于执行委员会的干预，乌克兰所有共产主义力量很快就会联合起来，因而我们将有一个统一而强大的乌克兰共产党。①②见1919年11—12月《共产国际》第7—8期。——编者注奥地利共产党出现了几个月的组织涣散现象，这是由一系列特殊情况引起的。匈牙利革命的失败，不能不沉重地打击奥地利共产党。匈牙利同志派遣贝特尔盖姆（附带说一下，贝特尔盖姆没有共产国际的任何委托书，说贝特尔盖姆是我们派驻维也纳的代表，这纯粹是一派胡言）作为自己的代表去奥地利，是不恰当的，这在我们奥地利党的队伍中制造了复杂的情势。由于我们的领导同志同奥地利共产党几位有名望的干部进行了会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才得以为奥地利共产党的发展创造比较正常的条件。我们高兴地指出，现在，即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奥地利共产党正在迅速地加强和发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自己有责任促使巴尔干尽快地建立巴尔干共产主义联盟。巴尔干战争的整个历史表明，只要所有巴尔干政党紧密地联合成为一个兄弟般的巴尔干共产主义联盟，巴尔干半岛的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就可以不再成为强盗们经常掠夺的对象。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广大共产党员群众认清了这一点。现在，这样的联盟在巴尔干已经形成。保加利亚共产党是资格最老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之一，在共产国际建立之后，它立即全心全意地参加了这个组织。很快巩固和成长起来的南斯拉夫社会党，加入了共产国际，并且派遣了常任代表参加我们的执行委员会。这个党现在正着手清除混在他们队伍中的改良主义小派别。我们所掌握的有关巴尔干共产主义发展的全部材料证明，巴尔干共产主义联盟是一个非常富有生命力的组织，未来是属于它的。在法国，我们一直还没有一个定型的共产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曾多次讨论法国的情势，但每次都得出这样的结论：总的情势要求在法国尽量采取等待时机的策略，应允许共产国际的拥护者在目前的党的队伍中再呆一个时期。我们同法国同志的书信往来十分困难。但是，我们始终保持着联系。现在，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夕，我们认为，在法国无论如何也要组织一个统一而又团结的共产党，这一时刻已经来到了。在“第二国际”巴黎“委员会”中，现在是两个派别肩并肩地一起工作，一派是退出旧政党队伍的共产党人，另一派是主张工团主义的共产党人。我们坚信，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必将为法国所有真诚的共产主义分子完全联合到一个政党中去，创造先决条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是按照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精神进行工作的，因而认为自己不但应该同明显的共产主义派别和政党进行联系，而且也应该同那些不完全靠近共产国际，但同情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组织进行联系。属于这种派别的，首先是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产联）、英国车间代表委员会、革命工团主义者等等。执行委员会在15个月的工作中，开过多次会议，同前来的上述组织的代表进行了非常详细的、同志式的商讨。执行委员会曾特地写信给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拥护者①，向他们阐明我们的观点，并试图同他们达成协议。执行委员会认为自己有责任邀请这些组织的代表参加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坚信，第二次代表大会将完全赞同执行委员会的这种做法。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向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发表的呼吁书，载于1920年3月22日《共产国际》第9期。——编者注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工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从其工作一开始，就坚持这样一种意见：第三国际应恢复第一国际的传统，即不但要把一些政党看作是国际工人组织，而且还要把那些决心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为解放工人阶级而斗争的其他庞大工人组织，也看作是国际工人组织。属于这类工人组织的，首先是革命的工会。在俄国工作的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和俄国工会配合得很密切。执行委员会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由“左翼”共产党人组成的小派别所表现出来的鼓吹抵制工会运动的倾向。执行委员会过去和现在一直坚持这样一点，共产党员不应该脱离工会；相反，应该加强自己在工会内部的工作，在工会中组织共产主义支部，坚持不懈地为共产国际争取工会。执行委员会曾就这些问题发表了一系列宣言，它向某些工会的国际代表大会发出了相应的号召。在执行委员会的倡议下，终于在莫斯科召开了英国、意大利和俄国工会运动活动家的第一次国际性会议，会议决定成立第一个国际红色工会组织。执行委员会还打算把英国车间代表委员会的拥护者、西班牙工会运动活动家、法国革命工团主义者以及其他工会运动活动家吸收到这个组织中来。执行委员会也邀请了这些活动家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坚持这样一种观点：共产国际应领导各种工人组织，其中包括国际工会组织。执行委员会坚决主张，国际红色工会组织应成为隶属于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执行委员会一再重申，各国共产党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使全世界的工会运动摆脱“独立的”工联主义者和黄色社会民主党人的影响。到那时，资产阶级及其走狗就会彻底丧失一切工人基础，到那时，资产阶级的灭亡就为期不远了。七、执行委员会与国际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执行委员会不同于第二国际，它始终认为国际青年运动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亲眼看到，没有被旧社会民主主义“父辈”的机会主义所感染的青年中，不断涌现出忠于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战士，在最近几年的所有革命运动中，青年工人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执行委员会认为全面支持国际青年组织是自己的职责。在执行委员会的亲切关怀下，召开了第一次国际共产主义青年代表大会，成立了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吸收了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一名代表参加其工作，并使他享有表决权。执行委员会竭尽全力使青年共产国际能有较多的代表参加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坚决主张，今后，整个共产国际以及加入共产国际的各个政党，都要十分关心和爱护这个新生的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在我们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上，执行委员会将提议解决与国际青年组织有关的一系列重大组织问题（关于青年运动的独立活动范围等问题）。八、执行委员会与国际妇女组织执行委员会在它的一次会议上，确定克拉拉·蔡特金同志为妇女共产党员的国际书记。执行委员会预定在即将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前，召开国际妇女共产党员代表会议①。执行委员会认为，劳动妇女不应孤立于整个无产阶级组织之外，为了更顺利地把女工、特别是农村妇女吸引到我们的队伍中来，需要建立特殊的妇女团体，为妇女出版专门的共产主义刊物。①第一次国际妇女共产党员代表会议，于1920年7月30日至8月8日在莫斯科举行。关于这次代表会议的情况见《第一次国际妇女共产党员代表会议》，国家图书出版局1921年版；《关于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的提纲草案》，见本卷第77—98页。——编者注我们坚信，即将召开的国际妇女代表会议，不会再犯大战爆发后举行的第一次国际妇女会议（1915年在伯尔尼）所犯的那些错误，即将召开的国际妇女代表会议，将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妇女指出正确的道路。九、执行委员会向各国派遣个别代表的问题美国一家大报的代表访问季诺维也夫同志时，提出一个问题：共产国际派了多少代表到美国去，竟一下子在美国掀起了这样大规模的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季诺维也夫同志回答这位采访记者说，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执行委员会完全没有必要派遣代表去，因为美国资本家和美国帝国主义政府推行的整个政策，就足以使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得到普及了。资产阶级下流作家胡说什么各国的运动似乎主要是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所派的代表领导的，这显然是毫无根据的。我们深感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派往各国的代表人数太少了。在执行委员会开展工作的头一年里，我们在下列国家中派有代表：德国、奥地利、法国、美国、意大利、瑞典、挪威、保加利亚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当然，在派遣代表时，我们每次都给代表作出明确指示，要他们在任何情况下办事，都不能也不应不征求当地共产党或共产主义小组的意见，他们的任务只是转达执行委员会的原则性指示，以及在技术上和思想上给予各兄弟组织以力所能及的帮助。贝特尔盖姆所说的那种委托书（“搞苏维埃革命的委托书”），我们不仅没有给过贝特尔盖姆本人，而且显然地，按照原则来看，也不可能有这种委托书。十、对各兄弟党的经济援助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就已规定，凡是属于第三国际的每个党和每个组织，都应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缴纳适当的党费。但是，在这次有各国许多同志参加的会议上，也曾决定建议俄国共产党暂时承担起支付执行委员会工作经费这一重担。这是由我们整个欧洲的斗争形势造成的，是由各国兄弟党的处境造成的。当然，俄国共产党把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这一提议看作是自己的光荣职责。20年来，俄国工人曾得到其他国家先进工人的兄弟般的支援，所以他们认为，现在对战斗中的、物质条件比较困难的无产阶级给予兄弟般的支援，乃是自己的无产阶级职责。黄色社会民主党人，在资产阶级报界密探支持之下，抓住共产国际向兄弟党提供经济援助一事，在欧洲各国掀起轩然大波，那些享用强盗般的国际联盟的物质援助而不以为耻的人，却由于一个国家的工人援助另一国家的工人兄弟而大喊大叫起来。工人本身并没有这样看待这件事。例如意大利共产党就怀着自豪的心情完全公开地说，他们党的某些企业之所以能够创办起来，就是因为共产国际给予了意大利工人以兄弟般的援助。其他国家的工人共产党员也都是这样说的。我们特地要把共产同际执行委员会的经费结算提交第二次代表大会，请第二次代表大会选出一个专门监察委员会来审查这个经费结算，井对执行委员会今后这方面的工作给予一些确切的指示。十一、我们在各国设立的辅助执行局执行委员会从着手开展自己的活动起，就已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苏维埃俄国被封锁，由于资产阶级对共产党人采取特别防备措施，我们在一系列国家中设立执行委员会的辅助执行局，乃是绝对必要的。设立这种执行局的有下列地区：斯堪的纳维亚、中欧、巴尔干、荷兰和俄国南部。匈牙利党在匈牙利苏维埃政权存在期间，曾一度实际上起到了这种执行局的作用。这些辅助执行局实质上都是代表执行委员会向各个政党传达指示的机构。我们同这些执行局的联系，以及这些执行局同各个政党的联系，显然都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有些小组和政党，就我们辅助执行局的活动，对执行委员会提出很多抱怨和责难。自从执行委员会的外部工作条件好转以后，我们的辅助执行局的工作开始大为活跃。我们希望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详细研究一下组织问题，并为那些我们决定保留下来的（如果大家认为这种执行局有必要保留的话）辅助执行局制定出明确的工作细则，以便让每个共产党员都明白，这些执行局仅仅是执行委员会的辅助机构和办事机构。很遗憾，我们不能在自己的工作报告中，避而不谈执行委员会和一个辅助执行局之间所发生的冲突，我们要谈的是荷兰局。几个月以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派了荷兰著名的共产党员鲁特格尔斯同志由俄国去荷兰，在那里同几位很有威望的荷兰共产党员一起组成了一个事务性的辅助执行局。这个执行局本应在适当时机召开代表会议，并应向一些国家提供宣传材料。当然，不用说，荷兰局应该完全依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各项原则性决议行事。荷兰局成立了。但是，从它开始活动的初期就已明显地表现出，它超越了给它规定的职权范围。在对待德国出现的意见分歧上，荷兰局竟敢于以共产国际名义，采取一种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观点根本不同的原则立场（在议会和工会问题上，在如何对待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问题上）。这给我们在德国的事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荷兰局的立场加剧了德国的分裂，加剧了德国工人运动和其他一些国家工人运动的思想混乱。显然，执行委员会对这种事态不能置若罔闻。执行委员会不能允许在第三国际中恢复第二国际曾盛行一时的做法，即每个小组由于恐惧和怕担风险而随意胡说起来。荷兰局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会议（只进行了一半），同样加剧了思想混乱。执行委员会面临着一种选择，要么听任事态发展下去，对共产国际队伍中日益加剧的思想混乱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要么立即解散这个超越自己职权范围的荷兰局。执行委员会选择了后一种办法，它相信第二次代表大会是会赞同这样做的。在荷兰共产党人中间，我们拥有一些在文坛上宣扬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伟大代表人物。我们对他们的功绩表示崇高的敬意。不过，荷兰共产党人是在一个小国的独特情况下进行活动的。荷兰共产党人进行了十多年的工作，但他们的党才有两三千名党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做了它应做的工作，是为了使共产主义运动避免宗派主义错误。十二、执行委员会对1919年7月21日罢工的态度为了保卫俄国和匈牙利的苏维埃共和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想发动一次各国工人同时开展的行动。这个想法得到了各地（凡是工人知道这一想法的地方）的大力支持。但日期（7月21日）不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指定的。这要预先说明一下，以免发生任何误会。我们的意大利朋友对于真正实行罢工做出的贡献最大。他们前往巴黎，那里的广大无产者也都热烈拥护这种罢工的主张。“中派”的拥护者以及茹奥那样的法国工团主义者，也随声附和地响应罢工计划，因为他们看到，工人们普遍地都有举行罢工的愿望。当然，在关键时刻，这些先生们出卖了无产阶级事业，因为这是他们份内的勾当。当时，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受到的压力日益增大。危急时刻临近了。原定于7月21日的罢工不得不提前举行。在意大利和奥地利，罢工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奥地利，尽管遭到社会民主党的反对）。在德国，只是局部地区举行了罢工。在法国，罢工被社会党叛徒破坏了。这是对苏维埃匈牙利的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因为法国资产阶级是对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进行强盗般进军的主谋。7月21日第一次国际性罢工未能成功。但是，这种罢工思想并没有消失。现在，全世界工人共产党员日益团结起来，我们一定要继续发动一系列这种同时开展的运动。十三、执行委员会与东方问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把自己的注意力主要放到在欧美活动的各个政党身上，但同时，执行委员会也意识到，最近期间的东方问题日益起着巨大的作用。执行委员会同中国、朝鲜、亚美尼亚、波斯、土耳其、印度以及其他东方各国的革命政党代表举行了两次会议。执行委员会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照顾了上述各国的革命运动在思想上的需求。执行委员会决定于1920年8月15日，在阿塞拜疆的首都巴库召开近东各族人民代表大会，如果有可能的话，再召开远东各族人民代表大会①。执行委员会希望，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特别是英法两国的代表（因为这两国的资产阶级是殖民地人民的主要压迫者），能参加东方各族人民的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坚信，即将召开的巴库代表大会将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①东方各族人民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20年9月1日至8日在巴库举行。见《东方各族人民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共产国际出版社1920年版。——编者注同时，执行委员会认识到，它在东方问题方面所做的工作是很不够的。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应给予东方各国共产党人以十分明确的指示，下届执行委员会应为这些国家中的共产国际拥护者十分具体地制定出行动路线，应对他们即将展开的宏伟斗争给予全面的支持。十四、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原则性指示在代表大会休会期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行使代表大会职权，即它是我们整个国际工人协会的最高权力机关。因此，当新的原则性问题出现时，执行委员会必须以自己的名义，就那些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发布原则性的指示。当议会制问题在国际运动的队伍中十分突出地出现时，执行委员会认为自己有权力、有责任发出众所周知的那封指示信①。在这封信中，我们就共产党员参加资产阶级议会问题，采取了相当明确的态度。我们没有理由对这一指示作任何重大的修正，我们相信，第二次代表大会必定会赞同我们的这一指示。①《议会制和为苏维埃而斗争这封指示信》，发表在1919年9月《共产国际》第6期上。——编者注遇到这类情况，执行委员会就得发布原则性的指示。在工会问题、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结合问题（见《我们致美国共产党人的信》①）、政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问题（见《我们致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信》②），英国工人运动的特殊性问题（见《我们致英国独立工党的信》③）上，以及在其他一系列最重要的问题上，执行委员会都作过原则性的指示。①见1920年6月14日《共产国际》第11期。——编者注②见1920年3月22日《共产国际》第9期。——编者注③见1920年7月20日《共产国际》第12期。——编者注我们认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今后应享有充分的权力，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发布具有约束力的政治指示。不然，就没有共产国际的执行机构，因而也就没有共产国际这一团结一致的组织。十五、执行委员会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早已周密考虑过召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计划，只要外部条件稍微允许，执行委员会就认为自己有责任确定召开这样的大会。国际无产阶级面临着许许多多需要自己解决的迫切问题。共产国际正在迅速地壮大起来，它已经不再是一个仅靠基本思想一致来维持的、不大定型的组织。现在，共产国际应该是一个团结一致的、集中领导的国际无产阶级组织，它不仅要有十分明确的纲领，而且要有非常正确的策略和完全固定而又严密的组织。最近三个月以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把全部精力用在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的思想准备工作上。执行委员会将就下列问题向代表大会提出明确的提纲①：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问题、议会制问题、工会和工厂委员会问题、土地问题、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其次，我们将向代表大会提出共产党议员在资产阶级议会中的工作准则草案、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提纲、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时机和条件的提纲，以及共产国际章程草案等等。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使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易于进行，因为这次代表大会将就所有这些问题为我们大家作出一些权威性的、有约束力的决议。①见本卷第7—101页。向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各种提纲。曾发表在1920年《共产国际》第11期和第12期上，并且发行过单行本《向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提纲》，共产国际出版社1920年版。——编者注※※※下面，同志们可以看到我们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全部宣言和主要文件，以及我们的宣传、图书和出版工作的详细总结。①①1920年发表的执行委员会向第二次代表大会所作的工作报告，附有下列材料：1．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活动摘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宣言。信件和呼吁书的目录）；2．共产国际出版物（德、法、英和亚美尼亚四种文字）目录，以及俄国和乌克兰的捷克斯洛伐克小组核心局、南斯拉夫中央局、俄共（布）匈牙利小组的出版物目录；3．致第三国际的贺词：4．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前加入第三国际的政党和组织的名单；5．捐款名单（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向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彼得格勒—斯莫尔尼1920年版）。——编者注在这个简短的工作报告中，我们没有阐述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当前情势。《共产国际》杂志的代表大会专号（第12期），载有许多国家享有声望的同志的详细报告。这些报告可使同志们清楚地了解目前各国运动的情况。我们把加入共产国际的政党和组织的名单附在下面，但要附带说明一点，这个名单很不齐全。※※※第一届执行委员会所谈到的组织方面的主要意见是：每个加入共产国际的共产党，无论如何都要选派一名代表常驻执行委员会所在地，并经常参加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我们需要为每个国家培养熟悉业务、训练有素、享有声望的书记。这样的书记，只能由有关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选派的代表来担任。在最近一个时期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大概仍须留在苏维埃俄国。但是很显然，只要无产阶级革命一扩大自己的领域，执行委员会就必须迁到一个欧洲国家的首都，以便在那里更易于全面照顾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反映了我们最近一年所经历的运动的一个阶段。现在，共产主义在全世界日益强大起来。新的执行委员会在世界各国共产党共同支持之下，毫无疑问必将成为更加强大的组织，它定能完成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进程赋予它的伟大使命。共产主义必将在整个文明世界取得胜利，这一胜利的组织者就是共产国际。1920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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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国际告世界各国工会书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1920年7-8月）第三国际告世界各国工会书各国工人们，工会会员们！现在，最落后的工人和最落后的工人组织都应该认清，资产阶级世界已开始土崩瓦解。旧的社会关系已被摧毁，资产阶级秩序的稳定已成幻影。资产阶级无力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经济，一个属于劳工的、真诚友爱的、新的自由的世界，开始在血腥的国内战争中诞生。目前，整个人类被分成两部分：一方面是资产阶级，他们组织完善，拥有现代国家的全部技术手段，阶级意识强烈；另一方而是无产阶级，他们的阶级意识不及资产阶级强烈，组织不及他们的阶级敌人完善，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在国际范围内的团结性还很差。最近几年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资产阶级具有强烈的阶级意识，尽管各国帝国主义者的角逐很尖锐，经济竞争很激烈，甚至发生战争，但各国的统治阶级，从俄国十月革命初期起，就建立了一个反对工人、反对革命的国际统一阵线。一国资产阶级的垮台，被另一国统治阶级看作是（而且是天经地义地看作是）他们自身的失败。苏维埃俄国和苏维埃匈牙利亲身体验到各国剥削者的这种阶级团结精神。在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从日本到加拿大，从巴西到挪威，包括所有的大国在内，资产阶级以及赖其生存的报纸，都无不暴跳如雷地疯狂反对俄国革命的“野蛮行为”，反对无产阶级的“惊人野心”和对私有制“神圣”原则的“罪恶侵犯”。而且，昨天还彼此争战的国家，只要一谈到无产阶级革命问题，很快就会找到共同的语言。最近的斯贝会议证明了这一点，在这次会议上，英国大臣劳合-乔治和德国资产阶级共和国代表西蒙斯，从“布尔什维克的威胁”这个观点出发，对裁军问题采取了共同的态度。只要问题一涉及“神圣的利益”，国际资产阶级就变成了一个团结一致的集团。无论是英国资产阶级，还是法国资产阶级，都乐于帮助德国资产阶级镇压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而德国资产者及其杀人的军火商则准备对英、法社会主义运动进行血腥镇压。这种高度的阶级意识，对共同利益的强烈的阶级感，以及完善的组织，乃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展开斗争的基本力量。但是，仅仅这一点，并不能说明资产阶级在一切国际战线上（除了俄国战线）取得胜利的原因。国际资产阶级之所以强大，不仅是由于它有组织性和效率很高的机构，而主要是由于工人的觉悟不高而且落后，因而使资产阶级向革命进攻时能依靠一些工人组织。这是令人惊奇的，但这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只要看看欧美各主要国家的情况就可以相信，资产阶级的力量和它取得的胜利，都是以这些国家的工会为基础的。在漫长的战争岁月里，实际上，几乎所有国家的工会都成了本国政府战争政策的支柱和基础。是谁提出并支持阶级休战思想呢？是那些“中立”的工会。是谁在战争期间劝说工人不要发动任何革命攻势、甚至放弃经济罢工呢？是那些社会民主党的自由工会。是谁提倡延长工时，以加紧剥削女工和童工的劳动，并提倡放弃已争得的权利呢？是谁在激化广大居民群众中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情绪呢？是谁在对那些忠实于国际团结的教导而鼓励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人进行残酷无情的斗争呢？是那些“社会党”工会和“工团主义”工会。如果战争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如果几百万人死在欧洲的土地上，如果人类被弄得筋疲力尽，如果资产阶级得以在战争期间控制几亿人，从各民族的相互残杀中得到空前的利润，那么，绝大部分的罪责应落在工会运动领袖们的身上，因为他们忘记了国际阶级团结这个基本原则，使工人组织投入掠夺者的血腥搏斗中去。大战快要结束的时候，这些工会领袖在他们的政府将要取得胜利的时候，对工人许下了动听的诺言，说什么神圣的团结和阶级合作是民族危险造成的一种暂时现象，说什么战争结束以后，阶级斗争会重新开展起来。可是，战争结束以后，这些领袖不但不号召工人起来斗争，反而从在国内同资产阶级搞妥协，进而在国际上搞阶级合作。大战一结束，各国工会运动的领袖——列金、乌德赫斯蒂、茹奥、埃普尔顿、龚帕斯等先生们，就着手建立国际联合组织，以便把各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休战时期所施行的那一套办法在国际范围巩固下来。为了这一目的，老练的工人阶级叛徒们建立了两个机构：一个叫“国际联盟劳工局”，另一个叫“国际工会联合会”。“国际联盟劳工局”由6名工会代表、6名有组织的企业主代表和12名“中立”政府代表组成，其目的是为寻求各国革命运动的出路。国际资产阶级想借助于这个以出卖工人事业的专家阿尔伯·托马为首的劳工局，用小恩小惠的办法来抵制广大工人群众的社会要求。在劳工局中，在资产阶级政府“中立”代表的参与下，劳资双方的代表应进行协商，并取得一致的意见。不言而喻，谈判和协商的基础是不能侵犯私有制，不能动摇资本的统治。有组织的企业主的代表，更喜欢谈论社会改革，因为这种空谈不会使他们承担任何责任。他们只要求所谓工人代表在本国鼓吹和平解决社会问题和散播幻想，似乎“国际联盟”这个强盗组织及其机构能够帮助工人阶级摆脱那种多年帝国主义战争使得他们走投无路的困境。在伯尔尼成立“国际联盟劳工局”的同时，在阿姆斯特丹已拟定出“国际工会联合会”的章程，其领导人是那些听从帝国主义国际联盟支配的走狗。阿姆斯特丹国际工会联合会的纲领是什么货色呢？这个联合会对于我们当前的事件持怎样的观点呢？它打算怎样解决工人阶级所面临的问题呢？它怎样对待日益激烈的国内战争呢？它怎样考虑社会革命呢？它为帮助各国斗争中的无产者做了些什么呢？阿姆斯特丹工会联合会本身，是难以回答这些问题的。但是，从它的所作所为以及它的成员中可以看出，它是完全拥护国际联盟劳工局的观点的，也就是说，它拥护资产阶级国际联盟的观点。这很明显，因为第一，阿姆斯特丹国际工会联合会的重要领导人，同时也是国际联盟劳工局的代表；第二，阿姆斯特丹国际工会联合会五月宣言的结尾提出的口号是：“要实现华盛顿会议的各项决议”。由此可见，社会爱国主义分子和背叛分子在各大国工会中占统治地位，因而导致建立了两个黄色组织，而这两个组织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反对革命无产阶级的最好的支柱。这也是必然的，因为由各国工人阶级叛徒组成的第二国际，只能是各国叛徒的联盟。因此，目前在国际范围内必定出现出卖工人利益的现象。工人阶级在自己的队伍中，有一个有组织的资产阶级代理机构。阿姆斯特丹工会联合会就是工人阵营里的资产阶级代理机构。因此，工人阶级应当认识到，当前的阶级斗争，不仅在于同统治阶级进行斗争，而首先并且主要地在于同工人阶级队伍中的“资本家帮凶”进行激烈地无情地斗争。现在，工人群众像潮水般地涌进工会，这有助于同帝国主义战争所带来的祸害，同工人组织中有组织的资产阶级代理机构展开斗争。过去只有几百、几千名工会会员的地方，现在已有几万、几十万名。在工会中，每个工人都在为帝国主义战争给他们造成的那些无法解决的困难问题寻求答案。旧的联系已被破坏，旧的关系已被摧毁。甚至那些留意资产阶级文化，满脑子小市民和资产阶级偏见的最落后的工人，也一反常态，他们为了谋求更好的生活，为了给自己极不稳定的经济地位寻找牢固的靠山，也都纷纷加入工会。工人加入工会的目的，是要集体解决每个无产者面临的问题，因为单个的工人比战前更加无能为力了。工人群众挤满了工会。现在，全世界的工会已拥有3000万会员。这是一支庞大的队伍，这支队伍的动向将左右人类的命运。如果这支队伍充满革命的阶级斗争精神，它便能扭转乾坤。可是，这支显然具有革命情绪的数千万无产者的庞大队伍，仍然受着投靠资产阶级的老领袖的思想影响和组织领导。谁是劳合-乔治的整个资产阶级蛊惑政策的基础？谁在维护英国的整个殖民体系？是英国的旧工会。谁在德国整个革命期间派遣军队去镇压社会革命？谁在德国严重危机时期，即卡普反动叛乱时期，出来充当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反常联盟的救星？谁在鼓吹社会和平和逐步解决德国社会问题的思想？是那些追随列金分子的所谓德国自由工会。目前，谁在法国阻挠革命斗争进程？谁在破坏法国的革命运动？是多年来曾鼓吹社会革命的那个赫赫有名的总工会组织。当社会革命被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这个总工会的领导人却完完全全投入了资产阶级阵营。我们在美国、奥地利、比利时、匈牙利以及其他国家，也看到了这种情况。于是，出现了如下令人惊奇的现象：走上革命道路的工人群众像潮水般地涌进工会，但工会却继续执行其“阶级合作和社会和平”的旧政策，仍然充当资产阶级手中的工具。工会落后的原因何在呢？大多数国家的工会为什么还继续起着社会革命绊脚石的作用呢？这是因为，工会虽然吸收了一大批新会员，会员增加了许多倍，但是它们保留了旧的机构、旧的组织形式、旧的作风和资产阶级化的老领袖。工人加入工会，本来想集体地提出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问题，然而一进入工会，就听从了那些在战时业已声名狼藉的官僚，他们是整个地或部分地出卖本国工人的工会领袖。当工人群众的社会憎恨日益增长的时候，当阶级力量日益积聚起来的时候，当工人群众被日益贫困和资本掠夺逼得走向起义的时候——这时，工会理应反映群众的革命思想，并使之付诸实现。可是，工会却成了阻止工人前进的保守力量，工人群众要革命，而旧的工会组织却反对革命。每个革命工会面对这种叛卖工会运动的行为应该怎么办呢？一个革命者，当他遇到工会领袖蓄意进行破坏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退出工会，抛弃这些群众性的组织，建立自己的小型工会吗？放弃千百万满腔阶级仇恨的工人，使他们依然处于老领袖的思想指导之下，而把最革命的积极分子从工会中拉出来吗？这是自杀的策略！这是剖腹自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充分了解黄色领袖的作用和他们叛变的程度。尽管如此，大会还是毅然坚决地反对退出工人的群众性组织，共产党人必须和工人群众在一起。每个工人都应当知道和记住，没有千百万工会大军，西欧和美国的社会革命就不可能实现。因此，需要把那些阻碍革命运动的工会争取过来，需要把那些在劳资冲突异常尖锐的时刻扮演工贼角色的分子，赶出工人阶级的行列和工人阶级的组织。不要消极地退出工会，而要在工会内部进行积极的斗争，并把实行叛变的黄色领袖赶出工会，这就是我们应该下最大的革命决心，全力以赴地去争取实现的口号。这种反对工会运动上层分子叛卖政策的斗争，应该通过工厂委员会来进行。要把工厂委员会争取过来，使它处于共产主义的革命政党的影响之下，成为变行业工会为产业组织的工具，成为粉碎资本主义经济管理制度的有力武器——这就是当前的任务。每个国家的共产党都能够而且必须实现这个任务，因为它们应该引导那些认清了我们面临的这场巨大社会灾难的人们。这个任务比较容易实现，因为参加过旧工会的工人阶层不再容忍工会领袖的背叛行为。最近一年的许多事实可说明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进展。在英国、德国甚至美国，出现了两种极其重要的现象：其一是，工会一个接一个地摆脱了那些投靠资产阶级的老领袖的影响，开始向左转，虽然进度还很缓慢。其次，工人无视工会官僚的决定，违背他们的意志，纷纷举行大规模的罢工。这些事实足以证明，只要能把工人群众争取过来，工会官僚，甚至最反动的工会官僚，也是可以制服的。赶走工会运动中的叛徒，使工会成为国际规模的社会革命的强大工具——这是解决问题的一个途径。但是，社会主义革命是具有国际性的。只有到我们的国际组织充满了那种推翻国际资本所必需的革命精神和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时候，各国发生的劳资冲突才能得到彻底解决。因此，各国工会会员除了掌握住本国的工会运动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建立一个国际工会运动中心，这个中心要与共产国际结成一个整体、一个钢铁般的联盟。这个任务，要等到工会退出那个隶属于帝国主义国际联盟的、由各国工会运动叛徒组成的劳工局时，退出那个精神上和物质上都与资本主义世界联系在一起的阿姆斯特丹黄色国际工会联合会时，才能完成。共产国际号召一切拥护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观点的工人进行坚决的斗争，争取使他们的工会参加俄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南斯拉夫、保加利亚、法国和格鲁吉亚等国工会及7月15日在莫斯科成立的国际工会理事会，争取各国工会退出肮脏的机构——国际联盟劳工局以及与它相勾结的阿姆斯特丹黄色工会联合会。国际工会理事会的纲领，就是共产国际的纲领，即以革命手段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要建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各国共产党和工会之间密切的、牢不可破的联盟。由此可见，阿姆斯特丹工会中心是垮台了的第二国际的失意政客的避难所，是国际资本的最后一个支柱。因此，必须摧毁这个黄色国际。一切具有革命性和阶级性的工会，都应通过自己的国际工会理事会，成为第三国际（共产国际）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普通工会会员、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们！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号召你们为工会而进行积极的斗争。你们要把工厂委员会夺取过来，要把狭隘的行业工会改造成为产业工会。要把这些强有力的组织控制在自己手里，要坚持同那些打算把工人组织变成资产阶级政策工具的人进行极其坚决的斗争。他们往往用分裂和开除来吓唬你们。但是，只有意志薄弱、态度消极的人，才会害怕开除或分裂。共产国际并不想分裂工会运动，它不希望分裂，但也不怕分裂。每个革命工人，每个真正有头脑的社会党人，也都应该这样说。和所有的工人组织一样，工会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因此，分裂和团结都不是绝对的。不需要分裂工会，但是，应该把那些打算使工人组织变为帝国主义玩物的叛徒领导集团驱逐出工会。这就是各国共产党人，一切有觉悟、有革命精神、有正确头脑的无产者所面临的任务。黄色领袖和叛徒从工会中滚出去！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工会万岁！各国共产党和工会之间牢不可破的联盟万岁！共产国际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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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告法国社会党全体党员和法国一切有觉悟的无产者书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1920年7-8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告法国社会党全体党员和法国一切有觉悟的无产者书编者注：代表大会主席团把这封信委托给法国社会党代表加香和弗罗萨尔转交。法国社会党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以绝对的多数票决定退出第二国际，因为它现在已被全世界有觉悟的工人认定是个叛徒组织。但是，代表大会又以大约的三分之二多数票反对立即加入共产国际，同时在一个含糊不清的决议中，只规定同第三国际建立某种关系，并要把那些站在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之间的政党组织起来。马赛·加香和弗罗萨尔作为代表大会的多数委派的两位代表来到俄国，以便就法国这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同我们进行谈判。为弄清因加香和弗罗萨尔的到来而引起的问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专门召开了两次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意大利、英国、美国、奥地利、匈牙利、德国、保加利亚以及其他国家的代表）。此外，执行委员会还同法国社会党的这两位代表举行了一系列比较紧凑的会议。我们收到了他们三份书面报告。这些报告已用各种文字刊载在共产国际的正式刊物上。我们邀请了加香和弗罗萨尔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并给予了发言权。我们听取了加香和弗罗萨尔在代表大会的委员会上的发言。当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以关心的态度对待每个愿意向第二国际决裂并打算加入共产国际的政党和派别，乃是自己的职责。我们感谢法国社会党派出自己的代表，使我们有机会像革命者应该做的那样，开诚布公地同你们商谈。你们从下面几段文字中可以看出，我们是怎样看待法国情势的。我们相信，我们的回答很快就会在法国报刊上发表，并将成为法国全体有觉悟的工人的议题。我们在判断法国工人政党的处境时，着重考虑到下面两个重要情况：（1）法国资产阶级目前所起的国际作用；（2）法国社会党本身的内部情况。目前，从许多情况来看，法国资产阶级显然正在扮演世界上最反动的角色。资产阶级的法国成了世界反动派的堡全。在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法国帝国主义资本家担任了国际宪兵的角色。在推翻匈牙利无产阶级苏维埃共和国方面，法国资产阶级最卖力气。在组织对苏维埃俄国的掠夺性进军上，法国资产阶级过去和现在一直都起着主导作用。在巴尔干，法国资产阶级在扮演最卑鄙、最龌龊的刽子手的角色。此外，在镇压日益发展的德国无产阶级革命方面，法国资产阶级也承担了主要“工作”。在制定掠夺性的凡尔赛和约中，它起了主要作用。它派遣黑人军队去占领德国城市。实际上，它勾结了德国资产阶级来反对德国工人阶级。法国资产阶级政府真是无恶不作。日益发展的世界革命，从来没有遇到过像法国资本家政府这样残酷的敌人。因此，一项极其重要的国际任务就落到法国工人及其政党的肩上。历史要求你们法国无产者肩负起一项艰巨、重大而又崇高的任务，这就是回击国际资产阶级的这个最疯狂、最反动的队伍。但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不得不遗憾地指出（这里我们来谈上面提及的两个情况中的第二个情况），法国社会党内部的情况，不利于你们完成上述情势向你们提出的历史使命。如果我们说，在四年帝国主义战争期间，任何地方（德国除外）都没有像你们国家中你们党原先的多数派那样卑鄙地背叛社会主义，那么，法国先进的无产者肯定是会同意我们这种看法的。你们党原先的多数派领袖列诺得尔、托马、桑巴等人的行为，在1914年8月4日之后，比德国的谢德曼和诺斯克的卑鄙的背叛行为更坏。你们党的领袖不仅投票赞成战争拨款，而且动员了全党报刊和整个党的机构为掠夺成性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服务。法国社会党的这些领袖毒害了普通士兵和工人的灵魂。他们帮助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在全国掀起了一股空前骇人听闻的沙文主义浊浪。他们帮助资产阶级在工厂中建立了奴役制度，废除了极其有限的劳动保护条例。他们为帝国主义战争承担了全部责任。他们在法国资产阶级政府中任职。他们为协约国的首脑干了最肮脏的勾当。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时，阿尔伯·托马受法国帝国主义者的指使，代表你们党来到俄国，其目的是劝说俄国工人和士兵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法国社会爱国主义者还帮助法国资本家组织了向俄国工人阶级和农民宣战的俄国白卫军的远征。至于你们党的原先的少数派，它从来没有对可恶的多数派进行过原则上的、有力的、明确的斗争，而这种斗争，乃是你们党的神圣职责。少数派变成多数派以后，至今仍然执行着含糊不清的政策，既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决心，也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毅力，继续执行着昔日可悲的机会主义路线。阿尔伯·托马、列诺得尔、茹奥等人，目前仍然充当着资产阶级奴仆这种极其反动的角色。在你们党的队伍中，不仅臭名昭著的社会爱国主义分子，而且许多著名的“中派”代表人物（龙格及其他人）至今仍然坚信，1914—1918年这场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战争，就法国来说，是为了保卫自己的祖国。以占据多数的中派为代表的你们党，至今还没有明确地告诉法国工人：最近这次世界大战，无论是从德国资产阶级方面来说，还是从法国资产阶级方面来说，都是掠夺性的战争，杀人的战争，强盗之间的战争。龙格、福尔斯特、普雷斯曼以及你们的其他领袖，早在斯特拉斯堡代表大会上所发表的“保卫祖国”的言论，是和社会爱国主义者的论调十分相似的。同志们，我们应该坦率地告诉你们，法国社会党内部的情况，甚至比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情况还要糟。你们落后于德国的发展速度。你们还没有同公开叛变的社会爱国主义分子决裂。你们甚至还没有做到德国独立民主党人早在1916年所做到的事情。在你们党内，依然留有阿尔伯·托马这样的叛徒，他并不厌恶在强盗般的国际联盟中占据重要的职位。在你们党内，还有比埃尔·列诺得尔这样的人物，他们正在为法国资产阶级积极地效劳。你们对那些现在力求恢复黄色工会国际的、背叛工人事业的茹奥之流，仍然持宽容态度。在你们的队伍里，你们容忍那些按照协约国资本家的旨意，玩弄成立国际劳工局这种骗局的人。在你们党内，掌握大权的人依旧是这样一些议员，他们在法国参议院表决可耻的、血腥的、掠夺性的凡尔赛条约问题时曾厚颜无耻地投了弃权票。同志们，请同意我们的看法，你们党内的这种情况，绝对无助于你们完成历史赋予你们的使命。同志们，毫不奇怪，在这种情势之下，当前法国社会党的官方的多数派尽管自认为是国际主义者，是革命者，而事实上，他们执行的却是左右摇摆、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政策。让我们依次分析一下你们当前的各项重要的日常工作：（1）你们的议会工作；（2）你们的报刊；（3）你们在农村和军队中的宣传工作；（4）你们对工会的态度；（5）你们对法国政府最近的暴力行动的态度；（6）你们对自己党内共产主义左翼的态度；（7）你们对共产国际的态度。1．你们在参议院的社会党党团所做的议会工作，依然不是革命的工作，不是无产阶级的工作，不是社会主义的工作。每个社会党议员都为所欲为。实际上，整个议会党团并没有遵照党的指示行事。它只是执行它所满意的党内多数派的一些决议。它并没有成为对法国资产阶级卑鄙行径表示强烈愤懑的法国无产阶级群众的喉舌。它没有向工人群众作汇报。它没有揭露法国政府的罪行。它没有在千百万退伍军人中间进行革命宣传鼓动。它没有担负起向法国劳动群众揭露刚刚结束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全部罪行的任务。它没有号召工人武装起来。简言之，它不但没有为无产阶级革命做好准备，相反，还竭力加以破坏。他们的许多议员依旧不是工人阶级的政治斗士，而是政客。你们许多议员的整个行为，使法国工人群众对每一项议会工作都感到厌恶，因而助长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声势。你们的议会党团死抱住机会主义不放，因而使工团主义的错误和偏见越来越严重。你们议员的行为，使无产阶级群众越来越蔑视议会阴谋家，即蔑视那些自称为社会主义者、而实际上同工人阶级的凶恶敌人相勾结的人。2．你们的日报，首先是《人道报》和《人民报》，并不是革命无产阶级的报纸。在这些机关报上，我们看不到你们经常系统地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在这些机关报上，至多发表一些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枯燥无味的言论，而这些言论也不是有血有肉地体现在你们日常的文字宣传中。你们的机关报，往往同法国资产阶级机关报一模一样。你们竟把议会中的琐事和资产阶级“圈子”里的小“事”，放到主要版面上。你们的机关报不善于、也不愿意成为无产阶级群众满腔革命怒火的真正表达者。你们的机关报不描述法国劳动群众因战争而遭受的那种民间苦难。你们的机关报只发表一些枯燥无味的、形式主义的、学究式的、不切实际的反对意见。你们竟把对农民进行宣传的机关刊物交给了臭名昭著的社会爱国主义者孔佩尔-莫雷尔来执掌。你们必须放弃那种不能容忍的按比例选派代表的制度，因为这会使列诺得尔之流的有害文章充斥在你们党的报刊上。3．还得谈谈你们在农村和军队中的宣传鼓动工作。这种宣传鼓动，要么就完全不做，要么就带有明显的改良主义色彩。何时何地你们党向法国士兵宣传过他们应担负的革命无产阶级职责？据我们所知，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没有做过。如果法国目前的力量对比使社会党人不能公开这样做的话，那每个忠诚的无产者也应该用秘密工作来代替公开工作，以便为本国工人阶级和全世界无产者尽到自己的责任。4．你们对工会（工团）的态度含糊不清。你们不仅没有对法国总工会的社会爱国主义领袖展开系统的思想斗争，而且还把他们掩护起来。当茹奥之流帮助资产阶级在阿姆斯特丹恢复黄色工会国际的时候，当茹奥之流伙同阿尔伯·托马动身去参加帝国主义分子组织的国际劳工会议的时候，当总工会的领导人以叛卖的方式破坏1919年7月21日罢工的时候，你们并没有向他们作斗争，没有向法国全体工人揭穿他们的丑行，没有揭露他们是出卖工人事业的真正叛徒。你们没有这样做，而是继续同他们“合作”。你们最多也不过是好心肠地责备他们，而不是起来反对他们。你们没有把摆脱资本代理人对法国工会的有害影响作为自己的任务。在最近的5月大罢工期间，政府把你们关进了监狱，公司把你们一脚踢开，而你们的一位同志保尔·邦库在议会中却只是谴责政府忘掉了1919年8月2日茹奥所表现的爱国精神及其在战时和战后的伟大功绩。5．最近，法国资产阶级专对法国工人运动左翼采取了骇人听闻的暴力行动。它把洛里欧、莫纳特、苏瓦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关进了监狱。你们为回击法国资本家的这种进攻，做了些什么呢？为什么你们不敲起警钟？为什么你们不掀起一个全国规模的运动？为什么你们只满足于一种无关痛痒的宣传？6．你们对自己党内共产主义左翼的态度，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你们没有设法和法国共产党人接近，反而组织力量同他们进行斗争。你们把参加共产国际一事列入日程，但同时，你们却丝毫没有或者几乎没有设法同本国共产党人进行真诚的、同志式的接触。7．最后，再谈谈你们对共产国际的态度。在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尚未退出第二国际、法国工人尚未迫使法国社会党“中派”现领导同黄色国际断绝关系之前，你们一直呆在黄色的、叛卖的第二国际的队伍里。你们派了代表团出席臭名远扬的伯尔尼会议。诚然，你们的代表团中有些人在那里捍卫了俄国革命，但是，他们在那里也曾试图挽救濒于绝境的第二国际。你们曾打算建立新的中间派，即所谓“改造派”。现在，你们并不是直截了当地宣布加入共产国际。你们声明退出第二国际，但同时又声明同比利时“社会党人”合作，也就是同社会党叛徒王德威尔得——第二国际的领袖合作。你们声明愿意加入第三国际，而你们的正式代表米斯特拉里在卡普暴乱时，却同第二国际执行局签署了一个宣言，号召德国无产阶级保卫共和国以及诺斯克和谢德曼。你们对第三国际的存在，不是表示沉默，就是对它进行半隐蔽的恶意宣传。现在，你们的代表弗罗萨尔在莫斯科向我们提出的报告中，还是以西欧各大政党尚未加入第三国际作为你们不参加第三国际的理由。但是，你们不应忘记，如果你们所说的西欧大党是那些还受社会爱国主义污染的政党，那我们不需要这些政党，并且永远也不吸收它们加入共产国际的行列。欧美两洲一切真正革命的政党，都已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共产国际已成为如此强大的力量，以致在某些社会党人的心目中，它已成为一种时髦的东西。一些“中派”拥护者，开始自封为共产党人，并认为可以加入第三国际，可是事实上，他们仍在继续执行原先的半改良主义政策。对于这种情况，共产国际是不能容忍的。我们不允许我们的组织被削弱。共产国际必须始终是共产主义工人的战斗的国际协会。现在，谈谈你们的代表弗罗萨尔在第一份书面报告中向我们提出的一些正面问题。这份报告主要是向我们提出我们对法国工会（工团）的态度问题。这个问题极其重要，我们必须仔细谈谈。你们从我们的提纲和共产国际的其他正式文件中可以看出，我们坚决反对那些少数左翼共产党人要求退出反动工会行列的主张，并坚决反对他们抛弃这种工会、建立与之相抗衡的某种不定型的新“总工会”的主张。我们的这一观点，不仅适用于列金之流的社会民主党黄色自由工会，而且也适用于茹奥之流所领导的法国工会。即使在群众性的工会还不幸地跟随列金和茹奥分子跑的情况下，我们也反对革命者和共产党人脱离它们。革命者和共产党人必须和工人群众在一起。俄国共产党人也曾在工会中长期居于少数，但是，他们能够在最落后的、甚至简直是反动的工人组织中，为实现自己的思想而斗争。我们要求我们在法国的拥护者，无论如何也不要脱离工会队伍。相反，如果他们愿意履行自己对共产国际所担负的责任，那他们就应该在工会中加强自己的工作。目前，工会恰恰是社会爱国主义者的最后避难所。第二国际这个政治组织，像纸牌搭的小房子那样坍塌了。而新的阿姆斯特丹黄色工会国际，还是社会党叛徒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基地。目前，对于世界革命来说，阿姆斯特丹黄色国际比国际联盟更加有害，更加危险。资产阶级企图通过列金分子、龚帕斯分子和茹奥分子，把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变成为他们掠夺目的效劳的一种工具（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全世界的社会民主党就是这样的工具）。这就要求我们共产党人必须十倍地关心工会运动。我们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些工会从资本家和社会党叛徒的手中抢救出来。为此，我们应该置身于这些工会之中，应该把我们的优秀人物派到工会中去。我们的拥护者要留在工会中，但是，他们在那里的行动要团结一致，不要像一盘散沙。我们应该在每个工会和工会分会中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即共产主义支部。在工会内部，我们必须通过日常的斗争，揭穿大大小小的茹奥分子的鬼把戏。我们应该唤醒普通会员。我们应该把社会党的叛徒领袖从工会中赶走。我们应该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把工会一个一个地从社会党叛徒和茹奥式的黄色工会工作者的影响下争取过来。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通过多年的工作，终于完成了这项任务。十月革命前夕，俄国共产党人在工会中还居于少数。俄国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之后，把新的宣传手段交给了有觉悟的工人，终于在革命后的短暂时期内争取到工会运动中的大多数。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都应该走这条道路。如果说，弗罗萨尔在莫斯科提交的书面报告中声称：“总工会离开我们（党），搞不了革命，而我们离开它们（工会）也搞不了革命。”——那么，这种说法至少是不够明确的。决不能同那些不想干革命的人一起搞革命。你们不能同那些想方设法和竭尽全力破坏无产阶级革命的茹奥先生们一起搞无产阶级革命。你们搞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抛开和反对茹奥，正如必须抛开阿尔伯·托马和比埃尔·列诺得尔一样。假若你们将党内的机会主义清除干净，假若你们的议员在议会中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假若你们将黄色人物从你们党的队伍中驱逐出去，一句话，假若你们将成为共产党人，那么，普通工人和工会会员就会跟随你们去反对茹奥。你们清算机会主义越快，你们就越能克服工团主义偏见。红色工会开始在国际范围内组织起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倡议，意大利、俄国和英国的左翼工会，成立了一个三国工会，它们在8月或9月间将召开一次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以对抗阿姆斯特丹黄色工会国际。你们要在法国支持这一倡议，也要使你们的工会加入红色工会国际，从而使它们永远断绝和黄色工会的关系。这就是法国真正革命者的任务。在弗罗萨尔的报告中，以半责难的口吻向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仍然坚持将某些人从你们党中清除出去？当然，这个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但这并不是决定我们对你们的态度的唯一问题。我们倒要向你们坦率地说：你们落后了，你们甚至落后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当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人最终提出开除考茨基以及考茨基分子的问题时，你们党内的阿尔伯·托马和列诺得尔，即法国的诺斯克和谢德曼却仍然是享有大权的党员。是的，我们要非常明确地声明，尽管龙格为俄国革命进行过斗争，尽管他口头上接受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他在报刊上和议会中所表现的思想立场和整个行为，是同考茨基在德国进行的那种宣传完全一致的。是的，你们必须离弃你们那些满脑子改良主义的右派领导人。我们向你们提出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开除几个人的问题，而是同某种改良主义传统决裂的问题。共产国际并不要求你们立即“进行”苏维埃革命。谁从这个角度向你们提出共产国际的要求，谁就是歪曲我们的观点。我们只要求一点，即你们要在日常工作中，在报刊上，在工会里，在议会中，在各种集会上，坚持不懈地为传播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思想进行真诚而又明确的宣传，要为无产阶级革命扫清道路，要真心实意地反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要向你们说的主要问题。你们的代表加香和弗罗萨尔在动身回国前夕向我们正式声明，他们同意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条件。他们说，返回法国之后，他们将建议法国社会党同旧的改良主义策略彻底决裂，并转到共产主义轨道上来。没有什么其他可说的了，如果法国工人运动真能走上康庄大道的话，那我们是非常高兴的。我们将密切注视法国社会党内部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如果你们接受代表大会提出的各项条件，并付诸实现的话，代表大会将授权执行委员会接纳你们党加入共产国际的行列。最后，我们向你们提出几点我们认为是很重要的意见，期望你们就这些意见作出完全明确的答复。我们完全相信，我们给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的答复是正确的，它已发表在巴黎共产主义报刊上。这个答复，几乎也完全适合于给你们，即给法国社会党当前的多数派。现在，根据你们法国的情况，我们提出以下十点意见：1．法国社会党应按照上述精神，彻底改变其报刊上的日常宣传鼓动工作的性质。2．在资产阶级统治殖民地人民的那些国家里，党在殖民地问题上必须有一条特别明确的路线。法国党应当无情地揭露法国帝国主义者在殖民地所干的勾当，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支持殖民地的一切解放运动，广泛地宣传“帝国主义者从殖民地滚出去！”这一口号，教育法国工人真正以兄弟般的态度对待殖民地的劳动人民，并且经常不断地鼓动法国军队反对压迫殖民地。3．法国党应当揭露社会和平主义的假仁假义，经常不断地向工人证明：除了以革命手段推翻资本主义之外，任何国际仲裁法庭、任何裁军言论，都不能使人类摆脱新的帝国主义战争。4．法国社会党应该着手把总工会中革命的共产主义分子组织起来，以便对该工会的社会党叛徒领袖作斗争。5．法国社会党不应在口头上而应在事实上，对整个议会党团实行严格的控制。它只能承认那些忠实执行党的决议、按上述精神改变其全部日常议会工作的议员所组成的党团。6．现在的法国社会党多数派，应当彻底改变其对法国工人运动中的共产主义左翼的态度。党应允许共产党人代表在党的所有机关报刊上发表文章。现在的多数派应设法同法国共产主义分子真诚相见。7．法国党应与改良主义彻底决裂，不断把那些不愿走新的革命道路的分子清洗出去。8．法国党也应更改自己的名称，作为法国共产党出现于世界。9．法国同志们应当承认，在资产阶级对工人及其领袖实行戒备的情况下，必须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10．法国党以及一切愿意加入第三国际的政党应当承认，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共产国际完全理解各国工人斗争条件的复杂性，共产国际各次代表大会都将随时考虑到这些条件，只对那些能作出决议的问题作出全体成员都应执行的决议。我们请你们把这个答复转告给全体法国工人。同志们，我们十分坦率地向你们说出我们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我们知道，目前你们党内只有少数领袖同意我们的上述看法。但是我们坚信，法国大多数有觉悟的工人社会党人和正直的革命工团主义者，会衷心拥护我们的意见的。不管最近期间我们的相互关系怎样发展，我们坚信，法国无产阶级将为自己锻炼出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将站到战斗的国际无产阶级大家庭的前列。法国革命的工人阶级，具有令人敬佩的革命传统、高度的文化、自我牺牲的决心和高超的战斗气质，在资产阶级制度显然已经开始崩溃的时代，它一定能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同志们，明天，国际无产阶级将纪念巴黎公社诞生50周年。巴黎公社是一次伟大的工人起义，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是这次起义的继续。我们衷心地希望法国无产阶级在伟大的巴黎公社50周年纪念日，能建立起一个继承巴黎公社优良传统、准备向资本主义堡垒冲击的强大的无产阶级共产党。法国工人阶级万岁！统一而又强大的法国共产党万岁！致以同志般的敬礼！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主席团1920年7月29日于莫斯科1920年7月30日发表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公报》第8号（《真理报》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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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章程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1920年7-8月）共产国际章程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在伦敦成立，它的章程如下：“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争取解放的斗争，并不是为了建立新的特权和垄断，而是为了建立人人平等的权利和义务，消灭一切阶级统治；“劳动者在经济上从属于生产手段（即生活的一切来源）的垄断者，乃是一切奴役形式、所有社会罪恶、种种道德败坏和工人阶级政治上的依附的主要根源；“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个伟大的目标，每个政治运动必须是为这一目标而采取的手段；“由于各个国家各种行业的工人之间缺乏团结，由于各国工人之间缺乏兄弟般的联盟关系，以致到目前为止，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做出的全部努力，都毫无成效；“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问题，也不是一个民族范围内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它涉及现代社会制度中的一切国家的利益，只有各先进国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相互配合，这个问题才能得到解决；“目前，欧洲各工业国中的工人运动同时兴起，虽然唤起了新的希望，但也提出了严重的警告，提醒我们不要重犯过去的错误，要求我们立即把至今彼此仍然互不联系的运动联合起来。”1889年在巴黎成立的第二国际，负有继承第一国际事业的职责。但在1914年世界大屠杀开始时，它已陷入全面瓦解的状态。由于机会主义的阴谋破坏和倒向资产阶级的领袖们的背叛，它终于崩溃了。1919年3月在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首都莫斯科成立的共产国际，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布，它要继承和完成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所开创的伟大事业。共产国际是在1914-1918年帝国主义大战结束之后建立的。在这次战争中，各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招致了2000万人的牺牲。要牢记帝国主义战争！这是共产国际向每个劳工——不管他住在哪里和操哪种语言——发出的第一个号召。要记住，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一小撮资本家才得以迫使各国工人自相残杀达四年之久！要记住，资产阶级的战争给欧洲和全世界带来了最可怕的饥荒和苦难。要记住，不推翻资本主义，这种强盗式的战争不仅还会重演，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共产国际所追求的，就是利用一切手段（包括武装斗争）为推翻国际资产阶级，为建立国际苏维埃共和国（它是完全消灭国家的过渡阶段）而斗争。共产国际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唯一能使人类摆脱资本主义恐怖的手段。同时，共产国际认为，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历史形式。帝国主义战争使一国工人的命运同一切国家无产者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帝国主义战争再次证明第一国际章程中这一论断是正确的：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问题，也不是一个民族范围内的问题，而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共产国际已断然同第二国际的传统决裂。对于第二国际来说，事实上它只看到白种人，而共产国际的任务是解放全世界的劳动者。在共产国际的队伍里，要把白种人、黄种人和黑种人，即全世界的劳动者，都兄弟般地团结起来。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获得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共产国际全心全意地维护它所取得的成就，并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走同样的道路。共产国际保证全力支持任何地方成立的每个苏维埃共和国。共产国际认为，为了迅速地取得胜利，为消灭资本主义和建立共产主义而斗争的国际工人协会应当有一个高度集中的组织。共产国际实质上应成为一个真正统一的世界性的共产党，在各国进行活动的党是它的各个支部。共产国际的组织机构，应保证每个国家的劳动者随时都能得到其他国家有组织的无产者的大力援助。为此目的，共产国际确定如下章程：1．新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建立，是为了把追求下列同一目标的各国无产者的共同行动组织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苏维埃共和国，以便完全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2．新的国际工人协会定名为共产国际。3．加入共产国际的一切政党，称为：某某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4．共产国际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加入共产国际的一切政党和组织的世界代表大会。代表大会规定每年召开一次。只有代表大会有权修改共产国际纲领。代表大会讨论和决定有关共产国际活动的最重要的纲领性问题和策略性问题。每个政党和组织的表决权票数、由代表大会作出专门决议来确定。5．世界代表大会选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为代表大会休会期间共产国际的领导机构，它只对代表大会负责。6．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所在地，由每届世界代表大会决定。7．共产国际的特别代表大会，得根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或根据加入共产国际的半数政党在上届代表大会上提出的要求召开之。8．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中的主要部分，由代表大会决定作为执行委员会所在地的那个国家的共产党承担。该国共产党指派享有表决权的代表五人参加执行委员会。此外，10-13个最重要的共产党，各派享有表决权的代表一人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其名单由应届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批准。参加共产国际的其余政党和组织，有权各派享有发言权的代表一人参加执行委员会。9．在代表大会休会期间，执行委员会领导共产国际的全部工作；至少要用四种文字出版共产国际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国际》期刊），用共产国际的名义发表必要的宣言，并向所有参加共产国际的政党和组织下达具有约束力的指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有权要求属于共产国际的政党开除那些违反国际纪律的集团或个人，它也有权将违反代表大会决议的政党从共产国际中开除出去。被开除的政党有权向代表大会提出申诉。在必要的情况下，执行委员会可在各国设立完全隶属于执行委员会的办事机构或其他辅助性机构。执行委员会的代表执行自己的政治任务时，要与本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取得密切的联系。10．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有权遴选那些没有加入共产国际，但却同情和靠拢共产国际的组织和政党的代表参加该委员会，他们享有发言权。11．加入共产国际的一切政党和组织，以及被认为同情共产国际的各政党和组织，其机关报刊必须刊登共产国际及其执行委员的一切正式决议。12．整个欧洲和美洲的总的形势要求全世界共产党人，除了合法组织外，还要建立共产党的秘密组织。执行委员会必须注意使各地都实现这一点。13．通常，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党之间在政治上的一切重要联系，都要通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紧急情况下，可以直接联系，但要同时通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14．凡是拥护共产主义并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领导下组成的国际性工会，应成为共产国际的工会支部。这种工会应通过各该国共产党派遣代表出席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共产国际工会支部应派享有表决权的代表一人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有权派遣享有表决权的代表一人参加共产国际工会支部。15．青年共产国际是享有充分权利的共产国际成员，它隶属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应派享有表决权的代表一人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有权派遣享有表决权的代表一人，参加青年共产国际的执行机关。16．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应批准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的国际书记的任命，并组织共产国际妇女支部。17．共产国际的每一成员，从一国迁移到另一国时，应受到共产国际当地成员的兄弟般的帮助。 |
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1920年7-8月）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1．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城市工业无产阶级，才能使农村劳动群众摆脱资本和大地主土地占有制的压迫，摆脱破产，摆脱在资本主义制度存在时必然会一再发生的帝国主义战争。农村劳动群众只有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结成联盟，奋勇地援助无产阶级为推翻地主（大土地占有者）和资产阶级的压迫而进行的革命斗争，此外别无出路。另一方面，如果产业工人局限于狭隘的行会利益和狭隘的职业利益，只满足于为改善自己有时还过得去的小市民的生活状况而奔走，那他们就不能完成使人类摆脱资本压迫和战争这一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使命。许多先进国家中的“工人贵族”的情况正是如此。“工人贵族”是第二国际中那些所谓社会党的基础，而实际上他们是社会主义的死敌，是社会主义的叛徒，是市侩沙文主义者，是工人运动内部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无产阶级要成为真正革命的阶级，成为真正按社会主义精神行动的阶级，就必须在言论和行动上成为全体被剥削劳动者的先锋队，成为率领他们推翻剥削者的领袖；但是如果不在农村中开展阶级斗争，不把农村劳动群众团结在城市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周围，不由城市无产阶级来教育农村劳动群众，这个任务是不能完成的。2．城市无产阶级应当引导农村被剥削劳动群众参加斗争，至少也要把他们争取过来。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农村被剥削劳动群众有以下几类：第一，农业无产阶级，即雇佣工人（长工、季节工、短工），他们受雇于资本主义农业企业和与之有关的工业企业，以此来获得生活资料。把这个阶级（包括林业工人、庄园中的手工业者等等）和其他各类农村居民分开来单独进行组织（政治、军事、工会、合作社、文化教育等方面），加紧在他们中间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把他们争取到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方面来，这是各国共产党的基本任务。第二，半无产者或小块土地农民，他们一方面依靠在资本主义农业企业和工业企业中出卖劳动力，另一方面依靠在仅能给他们家庭提供一部分食物的小块私有的或租来的土地上耕作，来获得生活资料。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这类农村劳动居民的人数极多，但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第二国际的“社会党人”掩盖这类农民的存在及其特殊地位。他们这样做，一方面是有意识地欺骗工人，另一方面是由于盲目接受了陈腐的世俗观念，竟把这类农民同一般“农民”群众混为一谈。资产阶级愚弄工人的这种手法，在德国和法国表现得最为明显，其次是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如果共产党的工作得当，这类农民就会成为共产党的可靠的拥护者，因为这些半无产者的境遇非常艰难，他们从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方面能够立刻得到很大的好处。在某些国家里，上述两类劳动者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因此，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建立他们的联合组织。第三，小农，他们拥有自己的或租来的小块土地，可以应付他们全家以及经营上的需要，并不另外雇佣劳动力。这一阶层从无产阶级的胜利中肯定会得到好处，因为无产阶级的胜利能立刻而充分地给予他们以下几种利益：（1）免除向大土地占有者缴纳地租或一半收成（例如法国的mètayers，即分成制农民，意大利和其他国家也是如此）；（2）免除抵押债务；（3）免除大土地占有者的多种形式的压迫以及对大土地占有者的依附（林场、牧场及其使用等等）；（4）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立即帮助他们经营农务（允许他们使用无产阶级剥夺来的资本主义大农户的农具和部分建筑物，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立即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主要替富裕农民和中农服务的组织，如农业合作社和农业协作社，变成首先帮助贫苦农民即无产者、半无产者和小农等的组织）。同时，共产党应当清楚地认识到，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即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这个阶层中至少有一部分人必然会动摇而去追求无限制的贸易自由和无限制的使用私有权的自由，因为这一阶层是出卖消费品的（虽然数量不多），所以受到投机倒把和私有者习惯的侵蚀。但是只要实行坚定的无产阶级政策，只要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十分坚决地镇压大土地占有者和大农，这一阶层的动摇不会很大，并且也不会改变这个阶层整个的说来将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方面这一事实。3．上述三类人的总和，构成一切国家农村人口的多数。因此，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胜利，不仅在城市内，而且在农村都是有保障的。有一种相反的意见还颇为流行，但是，第一，这是因为资产阶级的科学和统计不断进行欺骗，极力掩盖农村上述各阶级同剥削者即地主、资本家之间，以及半无产者和小农同大农之间的巨大区别；第二，是因为第二国际的英雄们和被帝国主义特权腐化了的“工人贵族”不善于而且也不愿意在农村劳动居民中进行真正无产阶级的革命宣传工作、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机会主义者无论过去和现在都只关心怎样去同资产阶级，包括大农和中农作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妥协，而不关心无产阶级实行革命来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和资产阶级；第三，是因为有根深蒂固的偏见（这种偏见同一切资产阶级民主偏见和议会制偏见有关），是因为不了解已经被马克思主义理论充分证明而且又被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经验完全证实了的真理．除了现已站到革命方面来的农业工人之外，上述三类分散、愚昧、备受压抑的、在一切国家（甚至在最先进国家）中必然过着半野蛮生活的农村居民，虽然在经济上、社会上和文化上会从社会主义的胜利中得到好处，但是只有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只有在无产阶级坚决镇压大土地占有者和资本家以后，只有在这些备受压迫的人从实践中看到他们有了这种组织起来的十分强大坚定的领导力量和保护力量来帮助和领导他们，给他们指出正确道路以后，才能坚决地支持革命的无产阶级。4．“中农”，从经济上来说是小农，他们也拥有一小块自己的或租来的土地，不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块土地上的收入通常不仅够维持一家的俭朴生活和经营的费用，并且可能有某些剩余，这些剩余至少在好年头可能变为资本。他们还往往另外雇佣劳动力。拥有5－10公顷土地的德国农户，可以作为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农的例子，据1907年的普查，这类农户雇佣农业工人的，约占其总数的1／3。在法国，特种农作物比较发达，像葡萄种植业就需要在土地上花费特别多的劳动，大概这类农户使用雇佣劳动力的范围要更广泛些。革命无产阶级，至少在最近的将来和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初期，不能给自己提出把这个阶层争取过来的任务，而应当只限于使它保持中立，即迫使它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斗争中不去积极支持资产阶级。这个阶层必然要动摇于这两种势力之间，而且在新时代的初期，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这个阶层的主要趋向将是拥护资产阶级的。这是因为在这个阶层中，私有者的世界观和情绪占据优势。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废除地租和抵押债务，为这个阶层提供机器，使他们在农业生产中运用电力等等，会直接改善这个阶层的生活状况。在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中，还谈不上由无产阶级政权立即完全废除私有制。但是，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将废除这个阶层所担负的因私有权而产生的一切债务。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无论如何都要保证小农和中农不仅保留他们原有的土地，而且使他们的土地扩大到他们平时租种的全部面积（废除地租）。把这些办法和反对资产阶级的无情斗争结台起来，就可以充分保证中立政策获得成功。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只能十分谨慎地逐步前进，运用榜样的力量，提供机器，改进技术，实行电气化，而不能对中农施加任何暴力，才能实现向集体农业的过渡。5．大农是农业中的资本主义企业主，他们通常都有几个雇佣工人，他们之所以能归入“农民”之类，只是因为文化水平不高，生活习惯相同，亲自参加自己农场中的体力劳动。这是直接而坚决地反对革命无产阶级的那些资产阶级阶层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层。共产党在农村工作中，应当集中主要注意力去同这个阶层进行斗争，把多数农村居民即被剥削劳动者从这些剥削者的思想和政治影响下解放出来。无产阶级在城市中获得胜利以后，这个阶层必然要进行各种反抗，或暗中破坏，或公开采取反革命性质的武装行动。因此，革命的无产阶级应立即开始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准备必要的力量，以便彻底解除这个阶层的武装，在推翻工业资本家的同时，只要这个阶层的反抗一露头，就给予最坚决最无情的歼灭性的打击。为此，就得武装农村无产阶级，组织农村苏维埃，在苏维埃里决不能让剥削者有立足之地，而要保证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占据优势。但是，即使是对待大农，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也决不能把剥夺列为直接的任务，因为还没有具备物质条件，特别是没有具备技术条件，更没有具备社会条件来实现这类农场的社会化。在个别的、显然是例外的情况下，将没收他们土地中零散出租的部分或附近小农特别需要的部分；同时还要保证小农根据一定的条件可以无偿使用大农的一部分农业机器，等等。一般说来，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应当保留大农的土地，只在他们反抗被剥削劳动者的政权时才加以没收。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中，反对大农的斗争由于若干特殊情况而复杂起来．并且持续的时间很长，但是这个革命的经验终究表明，这个阶层一试图反抗就得到很好的教训之后，能规规矩矩地执行无产阶级国家分派的任务，甚至开始（虽然非常缓慢）对捍卫一切劳动者而无情对待富人、打击财主寄生虫的政权表示尊重。在俄国，使战胜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对大农的斗争变得复杂而持久的特殊情况，主要是在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的革命以后，俄国革命经历了全体农民反对地主的“一般民主的”，即基本上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斗争阶段；其次是城市无产阶级的文化低，数量少，再次是幅员辽阔，交通极不方便。各先进国家既然没有这些起阻碍作用的条件，欧美的革命无产阶级就应当更积极地准备并且更迅速、更坚决、更有成效地取得镇压大农反抗的完全胜利，使他们完全失去反抗的可能性。这是迫切需要的，因为在取得这种完全彻底的胜利以前，农村中产者、半无产者和小农群众不会相信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是十分稳固的。6．革命无产阶级应当立刻无条件地、无例外地没收地主即大土地占有者的全部土地，这些人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直接地或通过租地农场主不断地剥削雇佣劳动力和附近小农（也时常剥削一部分中农），他们不参加任何体力劳动，他们大半是封建主（如俄国、德国和匈牙利的贵族，法国复辟了的领主，英国的勋爵，美国的前奴隶主）的后裔，或者是特别富有的金融巨头，或者是这两类剥削者和寄生虫的混血儿。在各国共产党队伍中，决不容许宣传剥夺大土地占有者的土地要给予补偿，也决不容许给他们补偿。因为在现代欧美各国的条件下，这样做就是背叛社会主义，就是向遭受战争苦难最深重的被剥削劳动群众征收新贡赋，而这场战争产生了更多的百万富翁，使他们大发横财。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说来，共产国际认为，尽量保留大农业企业，并按俄国国营农场的方式经营这种企业，是正确的。同样，支持农民建立集体生产组织（农业协社、公社），也是合适的。由于俄国的经济落后，在大多数情况下，把土地分给农民使用，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把庄园变成所谓“国营农场”，由无产阶级国家自己经营，并把以前的雇佣工人变成国家委托的工作人员和管理国家的苏维埃成员。保留大农业生产，最能保障农村居民中的革命阶层，即主要靠在大农场中从事雇佣劳动来谋生的无地农业工人和半无产者贫苦农民的利益。此外，对大农场实行国有化，也将使城市居民在粮食供应问题上，至少部分地不依赖于农民。然而，在中世纪徭役制的残余形成特殊剥削形式的地方，在还存在着地役权或对分制等等的地方，在一定的条件下，则必须把一部分大地产分给农民。如果在某些国家和地区，大农业生产所起的作用比较小，而小农数量很大，而且他们希望获得土地，那么，分配大土地占有者的土地就是吸引农民到革命方面来的最正确的手段，何况保留大农业经济，对于城市粮食供应的意义并不大。保证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巩固这一胜利，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无产阶级的首要的基本任务。无产阶级为了革命的胜利，决不能因为生产暂时下降而裹足不前。如果不中立中农，如果没有全体小农，至少极大部分小农的支持，无产阶级政权是不能巩固的。凡是对大地产进行分配的地方，无论如何必须首先考虑到农村无产阶级的利益。大农场的农具必须加以没收并转归国家所有，这些农具，在保证大国营农场的使用需要以后，应当让附近的小农在遵守无产阶级国家所规定的条件下无偿地使用。如果说在无产阶级革命后的最初一个时期，不仅绝对必须立即没收大土地占有者的田庄，而且绝对必须把他们这些反革命头子和残酷压迫全体农村居民的人一律驱逐出去或加以关押，那么随着无产阶级政权在城市和乡村的巩固，必须不断努力使这个阶级中具有宝贵经验、知识和组织能力的人，都能被用来（在最可靠的工人共产党员的特别监督和农村苏维埃的管理下）建立社会主义的大农业。7．只有在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最终平定剥削者的一切反抗，保证自己完全巩固，完全能够实施领导，根据大规模集体生产和最新技术基础（全部经济电气化）的原则改组全部工业的时候，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的巩固才算有了保证。只有这样，城市才有可能给落后而分散的农村以技术的和社会的根本的帮助，并且在这种帮助下为大大提高耕作和一般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打下物质基础，从而用榜样的力量促使小农为了自身的利益过渡到集体的、机械化的大农业上去。要使农村中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真正获得成功，就要求：第一，各国共产党教育工业无产阶级，使他们认识到，为了推翻资产阶级和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必须忍受牺牲，因为无产阶级专政就意味着无产阶级善于组织和引导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意味着这个先锋队为达到这一目的，也善于承担最大的牺牲和表现出英勇精神；第二，要取得成功，还要使农村中受剥削最重的劳动群众能从工人的胜利中靠剥夺剥削者来立即大大改善自己的境况，否则就不能保证工业无产阶级取得农村的支持，特别是工业无产阶级也就无法保证城市的粮食供应。8．因为资本主义使农业劳动群众异常闭塞而分散、往往处于半中世纪式的依附状态，所以组织和教育他们参加革命斗争，是非常困难的，这就要求各国共产党特别注意农村中的罢工斗争，加紧援助和全面开展农业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的群众性罢工。为德国、波兰、意大利、英国和其他先进国家现时的经验所证实、所丰富了的俄国1905年和1917年革命的经验表明，只有日益开展的群众性罢工斗争（在一定条件下，应当争取小农参加罢工斗争）才能打破农村的沉睡状态，唤醒农村被剥削群众的阶级觉悟，使他们认识到成立阶级组织的必要性，并使他们切实理解同城市工人结成联盟的意义。因此，支持农业工人的工会组织，共产党人参加农业工人工会和林业工人工会，是特别必要的。各国共产党也必须支持在农村被剥削居民中组织与革命工人运动有密切联系的合作社（生产协作社）。另外，必须在小农中进行特殊的鼓动工作。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痛斥那些背叛和变节的社会党人（遗憾的是这种社会党人不仅在黄色国际即第二国际里存在，而且在退出了这个国际的欧洲极其重要的党里也存在），他们不仅对农村罢工斗争采取冷淡的态度，而且借口有降低消费品生产的危险来反对这种罢工斗争（例如工会官僚、谢德曼分子及考茨基之流）。假如不是在实践中用行动证明共产党人和工人领袖能够把开展无产阶级革命及夺取这一革命的胜利看得高于世上的一切，能够为这一革命作出最大的牺牲（因为要免除饥饿、破产和新的帝国主义战争，是没有别的出路的），那么任何纲领和最庄严的声明都是一钱不值的。9．各国共产党应当竭力尽快地在农村中建立代表苏维埃，首先建立雇佣工人和半无产者的代表苏维埃。同时，必须提倡建立小农苏维埃。苏维埃只有同群众性罢工斗争和最受压迫的阶级联系在一起，才能执行自己的使命，才能大大巩固起来，使小农接受它的影响，然后通过小农苏维埃同农业工人苏维埃的合并，把小农吸收到它的组织里。但是，如果因为土地占有者和大农的沉重压迫，以及没有产业工人及其工会的主持，罢工斗争还没有展开，农业无产阶级的组织还很薄弱，那么，建立农村的苏维埃就需要进行长期的准备工作，其方法就是建立共产党支部（即使是比较小的也好），加紧进行鼓动工作，用通俗的方式说明共产主义的要求，用各种剥削和压迫的实例来阐明这些要求，同时，经常派产业工人去农村进行鼓动工作，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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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运动、工厂委员会与第三国际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1920年7-8月）工会运动、工厂委员会与第三国际一1．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建立起来的工会，是工人为提高劳动力在劳动市场上的价格和改善使用劳动力的条件而进行斗争的组织。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竭力通过自己的思想影响，使工会同无产阶级政党，即同社会民主党联合起来，以便共同为社会主义而奋斗。但由于种种原因，国际社会民主党（少数例外）并没有成为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的工具，反而成为阻挠无产阶级进行革命，以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组织；由于同样的原因，工会在战时多半成了资产阶级战争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帮助资产阶级尽可能多地榨取工人阶级的汗水，从而使无产阶级为资本家的利润流出更多的鲜血。当时参加工会的，主要是一些熟练工人，他们领取企业主的优厚报酬，只考虑自己的狭隘的职业利益，受着脱离群众的官僚机构的束缚，被机会主义领袖引入歧途。因此，工会不仅背叛了社会革命事业，甚至也背叛了由它们所组织起来的工人为改善生活条件而进行斗争的事业。它们背离了工会要对企业主作斗争的观点，而换上了无论如何也要同资本家和平妥协的纲领。实行这种政策的，不仅有英国和美国的自由派工会、德国和奥地利的所谓“社会主义”自由工会，而且还有法国的工团主义工会。2．战争造成的经济后果，世界经济的彻底瓦解，物价暴涨，女工和童工劳动的广泛使用，居住条件的恶化——这一切，促使无产阶级广大群众走上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道路。这个斗争，就其广度和具有日益明显的性质来说，是客观上破坏资本主义制度基础的革命斗争。今天，由于某一部分工人进行了经济斗争而工资有所提高，明天，就由于物价的必然上涨而使工资提高失去任何意义。要知道，战胜国的资本家阶级，既然要以剥削政策来破坏中欧和东欧，他们就不仅不能组织世界经济，而且还会不断地使它遭到瓦解。为了取得经济斗争的胜利，就要使至今还没有加入工会的广大工人群众踊跃参加工会的队伍。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工会在蓬勃地向前发展，它们现在已经不仅是无产阶级先进部分的组织，而且也是无产阶级广大群众的组织。这些群众加入工会，是想把工会变成自己的斗争工具。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迫使工会举行罢工，罢工的浪潮已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使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交换过程经常中断。工人群众随着物价的不断上涨和自身的日益贫困而提高自己的要求，从而会破坏一切资本主义成本核算的基础，而这种成本核算乃是搞好任何经济工作的基本前提。工会在战时曾是劝导工人群众去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机构，而现在，则成为摧毁资本主义的机关。3．旧工会官僚和旧工会组织形式，千方百计地阻挠工会的性质发生这样的变化。旧工会官僚企图用一切手段使工会仍旧是工人贵族的组织，保留那种不让收入菲薄的几类工人加入工会的章程。旧工会官僚现在也还企图以同资本家勾结的政策，签订长期合同的政策（这个政策，由于物价不断上涨已完全失去其意义），来代替工人的罢工斗争，而罢工斗争越来越具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革命搏斗的性质。旧工会官僚企图使工人遵循“劳动友谊社”、“产业委员会”的政策，并企图借助于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资本主义的法律来阻止罢工。在斗争的紧要关头，旧工会官僚在战斗着的工人群众当中制造纠纷，阻挠各类工人的斗争汇合成为总的阶级斗争。旧的行业工会组织，帮助他们进行这种活动，它们把一个产业部门的工人划分成几个孤立的专业集团，尽管资本主义经营过程是把它们联结在一起的。虽然个别无产阶级集团的特权由于资本主义总崩溃而日益消失，旧工人贵族的势力逐渐削弱，工人阶级中的地位差异在消失，工人阶级的整个状况是贫困和忧虑，但是，旧工会官僚却仍然依靠着旧工人贵族的传统思想势力。由此可见，工会官僚在把强大的工人运动巨流分成一些微弱的支流，以改良主义的局部要求来代替运动的总的革命目的。总之，他们在阻止无产阶级斗争形成为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4．鉴于大批工人群众源源不断地参加工会，鉴于这些群众不顾工会官僚的阻挠所进行的经济斗争的客观革命性质，各国共产党人都应当加入工会，以便使工会成为自觉地进行推翻资本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的斗争机关。共产党人应当主动地倡议在没有工会的地方成立工会。任何自愿脱离工会运动的做法，以及不是在工会官僚的特殊暴力行为（机会主义的中央机关勒令解散个别地方的革命工会分会）的逼使下，或者不是在工会官僚所制定的不准广大非熟练工人群众加入组织的狭隘贵族政策的逼迫下，而是人为地打算建立单独的工会的做法，对于共产主义运动，都具有极大的危害。这样做，会使最先进、最有觉悟的工人脱离那些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群众，会使这些群众落入为资产阶级效劳的机会主义领袖之手。工人群众的犹豫动摇，他们思想上的优柔寡断，他们对机会主义领袖提出的论证表示顺从——所有这些现象，只有在尖锐的斗争过程中才能得到克服。这是因为，无产阶级的广大阶层将从自己的经验中、从胜利和失败中体会到，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上，人类生活条件的改善在客观上是不可能的；先进的工人共产党员将在经济斗争中学会不仅充当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者，而且成为经济斗争和工会的最坚强的领导者。只有这样，才能把他们的机会主义领袖从工会中排挤出去，只有这样，共产党人才能领导工会运动，使之成为为共产主义而进行革命斗争的机构。只有这样，共产党人才能防止工会分裂，以产业联合组织代替旧工会，清除脱离群众的官僚机构，代之以工厂代表机构，给中央领导机关只保留一些最必要的职能。5．共产党人要把工会组织的目的和实质看得高于工会组织的形式。如果不分裂工会就等于放弃工会中的革命工作，就等于不打算把工会变成革命斗争的工具，就等于不去组织最受剥削的一部分无产阶级，既然如此，共产党人就应当在工会运动中，不怕工会组织的分裂。但是，即使这种分裂必不可免，共产党人事先也应当通过对机会主义领袖及其策略的不断斗争，通过积极参加经济斗争，使广大工人群众相信，分裂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他们还不了解革命的长远目的，而是为了工人阶级开展经济斗争的当前具体利益的需要。在分裂必然要发生的情况下，共产党人应当不断地、审慎地弄清楚，分裂是否会导致共产党人脱离工人群众。6．在机会主义工会运动和革命工会运动业已发生分裂的地方，在具有革命倾向的工会（虽不是共产主义工会）同机会主义工会并存的地方（如在美国），共产党人必须支持这些革命工会，帮助它们摆脱工团主义偏见，站到共产主义立场上来，因为只有共产主义才是解决种种复杂的经济斗争问题的可靠指南。在工会内或工会外，企业中已设有车间代表委员会、工厂委员会（其目的是同工会官僚的反革命倾向作斗争，支持无产阶级的直接行动）这种组织的地方，不言而喻，共产党人必须全力支持这种组织。但是，支持革命工会并不等于要共产党人退出那些处于动荡状态和逐渐转向阶级斗争立场上来的机会主义工会。相反，共产党人必须促进那些走上革命斗争道路的工会的这种进步，从而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团结所有参加工会的工人，以便共同进行消灭资本主义的斗争。7．在资本主义崩溃时期，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要比在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迅速得多。任何一次大规模的经济冲突，最后都会发展成为一场公开的革命战斗，使得工人们直接面临革命问题。因此，共产党人的职责是，在经济斗争的各个阶段向工人指明，只有当工人阶级在公开的战斗中战胜资本家阶级，并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时，这个斗争才能获得胜利。因此，共产党人必须尽可能使工会和共产党之间团结一致，使工会服从作为工人革命先锋队的党的实际领导。要达到这个目的，共产党人必须在各地工会和工厂委员会中建立共产党党团，借以从思想上掌握并领导工会运动。二1．无产阶级要求提高工资和普遍改善工人群众生活条件的经济斗争，其前途越来越渺茫。各国相继发生规模越来越大的经济崩溃，现在，甚至连落后的工人也能看出，要求提高工资和缩短工作日的斗争，已无济于事，资本家阶级越来越难以恢复经济和保证工人能有哪怕是世界大战前那样的生活条件。随着这种思想认识的不断提高，工人群众乃产生建立组织的要求，以便能通过工厂委员会对生产实行工人监督来着手挽救经济。各国工人越来越希望成立工厂委员会，其原因也许很多（反对反革命官僚制，工会活动失败之后感到失望，打算成立一个包括全体工人的组织），但归根结底，是力求实现对工业的监督，而这种监督乃是工厂委员会的一项专门的历史性任务。因此，那种只由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工人来组织工厂委员会的想法是错误的。相反，共产党的任务是借着经济崩溃的机会把全体工人组织起来，通过扩大和加深他们所能理解的争取工人监督生产的斗争，引导他们去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2．共产党要完成这项任务，必须在工厂委员会的斗争进程中使群众深刻认识到，现在不能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有计划地恢复经济，因为这意味着国家制定一种有利于资本家阶级的新的经济奴役办法。只有当国家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工人专政的铁拳开始消灭资本主义和从事新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才能组织符合工人群众利益的经济。3．工厂委员会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在当前是以实现工人对生产的监督为目的。任何企业、任何工业部门的工人，不论从事哪种职业，都因资本家暗中破坏生产而遭受苦难。因为资本家为了用饥饿手段迫使工人同意最繁重的劳动条件，或者为了在物价普遍上涨时不在生产中进行新的投资，往往认为停止生产是比较有利的。为了防止资本家暗中破坏生产，具有不同政治信念的工人团结到一起，这样一来，该企业全体工人选出的工厂委员会，就成了无产阶级最广泛的群众性组织。但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解体，不只是资本家蓄意造成的，而且在更大的程度上是无法遏止的资本主义崩溃的结果。因此，同这种崩溃的后果作斗争时，工厂委员会必将超出对个别工厂的监督，各个工厂的工厂委员会很快就会遇到工人对一系列生产部门以及所有生产部门实行监督的问题。于是，由于工人企图监督工厂的原料供应和工厂主的财务，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政府就必然要采取种种最有力的措施来对付工人阶级。这样一来，为了实现工人监督生产而进行的斗争，就会引导工人阶级去夺取政权。4．为成立工厂委员会而进行的宣传鼓动，必须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甚至不直接属于工厂无产阶级的人民群众都深信，资产阶级是破坏生产的罪魁祸首，而无产阶级提出工人监督工业的口号，是为了组织生产，为了消灭投机倒把、经济混乱和物价上涨等现象。共产党的任务是：针对最令人关心的问题，即燃料不足、运输破坏等问题来争取监督生产；把分散的各部分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把由于经济崩溃而遭受空前苦难的、日益无产阶级化的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吸引到无产阶级方面来。5．工厂委员会不能代替工会。只有在斗争过程中，工厂委员会才能越出个别企业和作坊的范围，按产业部门联合起来，成立一个领导整个斗争的总机构。工厂委员会是企业中一切工人都能参加的一种广泛的组织，工会虽然不像工厂委员会那样能包括如此广大的工人群众，但现在已经是一种集中的战斗机关。工厂委员会和工会之间任务的划分，是社会革命的历史发展的结果。工会是在全国范围内要求提高工资和缩短工作日方面，组织工人群众进行斗争的。成立工厂委员会，则是为了工人对生产实行监督，是为了防止经济崩溃。工厂委员会虽然能掌握各个企业的所有工人，但是，它们的斗争只能逐渐地具有全国范围的斗争性质。只有当工会克服了工会官僚的反革命倾向，并自觉地成为革命组织的时候，共产党人才应当支持变工厂委员会为工厂中的工会基层组织的主张。6．共产党人的任务是使工会和工厂委员会都能充满坚决斗争的精神，认识和理解进行斗争的最好方法是具备共产主义精神。共产党人在执行这项任务时，应当使工厂委员会和工会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从而建立起群众性的无产者机构，为建立无产阶级强大的、集中的政党奠定基础，以便由这个政党掌握一切无产阶级斗争组织，引导它们走向工人阶级获得胜利的道路，即走向通过无产阶级专达到共产主义的道路。7．共产党人要把工会和工厂委员会锻炼成为强有力的革命工具，使这种群众性组织能胜任它们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后所应承担的伟大任务，成为在社会主义基础上重新组织经济生活的主要支柱。到那时，作为生产委员会建立起来的工会，将依靠工厂委员会，把它当作自己在工厂中的基层组织，使工人群众了解他们的生产任务，选拔最有经验的工人担任企业领导人，对技术专家实行监督，并会同无产阶级政权的代表制定和实行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计划。三由于资本家在罢工期间采取了从别国工人中招买工贼的做法，所以早在和平时代，各国工会就渴望成立一个国际联合组织。但工会国际在战前只起到无关紧要的作用。它曾致力于使这一工会给另一工会以金钱上的援助，致力于社会统计工作，而没有组织共同的斗争，因为机会主义者把持的工会竭力避免在国际范围内开展任何革命斗争。工会的机会主义领袖在战时无一例外地充当了本国资产阶级的走狗，而现在，则力求重建工会国际，企图把它当作国际性的世界资本直接反对无产阶级的工具。他们在列金、茹奥、龚帕斯的领导下成立了隶属于国际联盟这个国际资本主义掠夺组织的“劳工局”。他们企图在各国利用法律，通过逼迫工人服从资本主义政权代表的仲裁，来扼杀罢工运动。他们到处企图与资本家勾结起来对熟练工人进行让步，借以破坏工人阶级日益增强的团结。由此可见，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就是已经破产了的布鲁塞尔第二国际的替身。针对这种情况，加入各国工会的工人共产党员，必须力求建立战斗性的国际工会阵线。现在的问题，不在于遇到罢工时要给予金钱上的援助，而在于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遭受危险时，其他各国最广大的群众组织——工会要起来保卫它，使本国资产阶级不能去援助那个与工人阶级搏斗的国家的资产阶级。各国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日益发展成为革命斗争。因此，工会必须有意识地运用自己的全部力量，来支持本国和其他各国的一切革命斗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工会不仅要在各个国家里尽量把自己的斗争集中起来，而且也要在国际范围内这样做，因而要加入共产国际，联合成为一支大军，这支大军的各个部队将互相支援，共同进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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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与议会制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1920年7-8月）共产党与议会制一、新时代与新议会制社会党对议会制的态度，从一开始，即早在第一国际时代，就是利用资产阶级议会来进行宣传鼓动。参加议会的着眼点是为了启发阶级自觉，即激起无产阶级对统治阶级的阶级仇恨。后来，并非由于理论的影响，而是随着政治发展的进程，这种态度发生了变化。通过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剥削场所的扩大，资本主义以及与之相关联的议会制国家，得到了长期的稳定。因此，产生了下列情况：社会党的议会策略适应于资产阶级议会“有机的”立法工作，争取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实行改革的论点日益占居上风，社会民主党的所谓最低纲领占了统治地位，而最高纲领竟变成遥远的“最终目的”的议论提纲。这样一来，利用议会追求名利地位、贪污受贿、公开或暗中出卖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种种现象，就层出不穷了。第三国际对待议会制的态度，并不是取决于新的理论，而是取决于议会制本身作用的变化。在过去一段历史时期，议会是欣欣向荣的资本主义的工具，从某种意义来讲，它完成了一项在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的工作。而在目前帝国主义猖撅一时的情况下，议会在帝国主义的蹂躏，侵占、迫害、掠夺和破坏行动面前变成了讹诈欺骗、横行霸道和无谓空谈的一种工具。没有步骤、不能持久、缺乏计划的议会改革，对于劳动群众来说，已失去任何实际意义。议会制连同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一起，也都失去了自己的稳定性。从有机的时代向危机时代的过渡，为无产阶级在议会制方面的新策略奠定了基础。例如，俄国工人政党（布尔什维克）在过去就已确定了革命议会制的实质，这是因为俄国从1905年起已摆脱政治和社会均势状态，进入了风暴和动荡时期。某些倾向于共产主义的社会党人认为，在他们的国家里，革命时机尚未到来，因而拒绝同议会机会主义者实行决裂。这实质上是由于他们有意地或多少有意地把即将到来的时代估计为帝国主义社会相对稳定的时代，因而他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争取实行改革，同屠拉梯和龙格进行合作，会取得实际的效果。共产主义的出发点应当是，从理论上阐明当代的特征（资本主义发展到顶点；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与自我消灭；国内战争日益频繁；等等）。在各个国家里，政治上的相互关系和派别的划分在形式上会有所不同，但其实质却到处一样，这就要我们从政治上和技术上直接准备无产阶级起义，以便消灭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新政权。目前，决不能像过去某个时期那样，共产党人只是把议会当作争取实行改革、争取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斗争场所。政治生活的重心已完全、彻底地移到议会之外。而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不仅由于它对劳动群众的态度，而且由于资产阶级内部相互的复杂关系，不得不设法通过议会来实行自己的一部分措施。在议会里，各个集团为权力讨价还价，自我标榜，同时又自我暴露，弄得名声扫地，如此等等。因此，工人阶级的直接历史使命是，从统治阶级手中夺取这些机关，摧毁它们，消灭它们，并代之以新的无产阶级政权机关。同时，工人阶级的革命司令部深切希望在资产阶级议会机关里有自己的耳目，以便易于完成这项破坏任务。由此可以十分显然地看出，为了革命目的而进入议会的共产党人的策略，同社会党的议会主义者的策略有着根本的区别。社会党议会主义者是以现行制度的相对稳定性和无限长期性这一前提为依据的。他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千方百计地实现改革，并希望群众把每次改革的收获都作为社会党议会主义者（屠拉梯、龙格之流）的功绩给予适当评价。新的议会制是消灭整个议会制的一种工具，它必然要取代旧的随波逐流的议会制。然而，旧的议会策略的恶劣传统，会使一些革命分子投入议会制的根本反对者的营垒（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有鉴于此，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特作如下论述。二、共产主义，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和利用资产阶级议会而斗争Ⅰ1．议会制这种国家政治制度已成了资产阶级统治的一种“民主”形式，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在一定的发展阶段需要有一个虚设的人民代表机关，这种机关从外表看来，是一个超阶级的“民意”组织，但实际上却是占统治地位的资本用来实行镇压和压迫的工具。2．议会制是国家政治制度的一种特定形式。因此，它决不会成为那种既不存在阶级、也没有阶级斗争和任何国家政权的共产主义社会形式。3．议会制也不会成为从资产阶级专政到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国家管理形式。在尖锐的阶级斗争转变为国内战争的时刻，无产阶级必然要建立自己的国家机构作为战斗组织，其中不容许有以前的统治阶级的代表参加；在这个阶段，对“全民意志”的任何虚构，都直接危害无产阶级；议会分权制度，对无产阶级米说，既不需要，而且有害；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是苏维埃共和国。4．资产阶级议会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重要机构之一，无产阶级不可能控制它，正如不可能控制整个资产阶级国家一样。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要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摧毁它，同时也要摧毁议会机关，不论是共和国的议会机关，还是君主立宪的议会机关。5．对待资产阶级市政机关，也要采取这样的态度。在理论上把这种机关同国家机关对立起来，是不正确的。实际上，它们同样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一种机构，革命的无产阶级必须消灭这种机构，代之以地方工人代表苏维埃。6．可见，共产主义否认议会制是未来社会的一种形式，否认议会制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形式，否认长期控制议会的可能性，其目的是要摧毁议会制。因此，问题只能是为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关而利用资产阶级国家机关。问题的提法就是这样，而且也只能是这样。Ⅱ7．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因为归根到底都是为政权而斗争。任何席卷全国的罢工都开始威胁资产阶级国家，从而具有政治性。努力推翻资产阶级和摧毁它的国家，这就是进行政治斗争。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阶级机构（无论是怎样的机构）来管制和镇压反抗的资产阶级，这就是夺取政权。8．可见，政治斗争问题决不能归结为对议会制的态度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般问题，因为这个斗争会从小规模的、局部的斗争转变为推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9．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即同资产阶级国家政权作斗争的主要方法，首先是群众运动的方法。这种群众运动，要在团结一致的、有纪律的、集中统一的共产党总的领导之下，由无产阶级的革命群众团体（工会，政党，苏维埃）来进行组织和指导。国内战争是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无产阶级本身要有一批出色的政治军官骨干，要有一个在各个斗争领域领导一切活动的出色的总政治司令部。10．群众斗争是一系列不断发展着的行动，这种行动在形式上日益激化，而在逻辑上必然会导致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起义。在日益发展成为国内战争的群众斗争中，负领导责任的无产阶级政党，通常必须牢牢地控制一切合法阵地，使其成为进行革命工作的辅助据点，并使其服从于主要运动——群众斗争运动的计划。11．资产阶级议会讲坛就是这种辅助据点之一。决不能借口这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关而反对参加议会斗争。共产党进入这个机关，不是为了在那里进行组织工作，而是为了从议会内部帮助群众采取行动，从内部捣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议会本身（例如，李卜克内西在德国的活动，布尔什维克在沙皇杜马、“民主会议”、克伦斯基“预备国会”、“立宪会议”、市杜马等处所进行的活动，以及保加利亚共产党人的活动）。12．议会里的这种工作，主要是利用议会讲坛进行革命宣传鼓动，揭露敌人，从思想上团结群众，特别是落后地区的那些注视议会讲坛、至今还充满民主幻想的群众。这种工作必须完全服从于议会之外的群众斗争的目的和任务。为了从政治上争取那些一直置身于革命运动和政治生活之外的劳动阶层（如农村劳动群众），参与选举运动和在议会讲坛上进行革命宣传鼓动，具有特殊的意义。13．当共产党人在市政机关里取得多数时，他们应当：（1）组成资产阶级中央政权的革命反对派；（2）做各种有益于贫苦居民的工作（采取各种经济上的措施，组织或试建工人民兵等等）；（3）随时指出资产阶级国家政权阻挠实现各种真正重大的变革；（4）在这个基础上坚定地进行革命宣传工作，不怕同国家政权发生冲突；（5）在某些情况下，以地方工人代表苏维埃来代替地方自治。由此可见，共产党人在市政机关里的全部工作，应成为他们瓦解资本主义制度的工作的一部分。14．选举运动本身所应贯彻的精神，不是尽量追求议会席位，而是围绕无产阶级革命口号对群众进行革命动员。选举斗争，应当由全体党员群众进行，而不应单单由党的领导人进行。同时必须利用当时发生的一切群众运动（罢工、游行示威、陆海军士兵运动等等），并同它们保持密切的联系。必须吸引无产阶级的一切群众性组织来积极参加工作。15．如果议会工作根据这些原则和特别指示中提到的各点来进行，那它就完全不同于各国社会民主党所玩弄的卑劣的政治手腕，因为社会民主党进入议会、是为了支持这个“民主斗机关，或者至多不过是“控制”它。共产党只能本着卡尔·李卜克内西和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利用议会来为革命服务。Ⅲ16．由此可见，根本“反对议会制”，即绝对地、断然地拒绝参加选举和放弃在议会中进行革命工作，乃是一种经不起批评的、天真幼稚的论点，这往往是出于对那些玩弄政治手腕的议会主义者抱有正当的厌恶心理，然而却没有看到在议会中进行革命工作的可能性。此外，这种论点之所以产生，往往是由于对党的作用持有十分错误的观点，即认为共产党并不是集中的、战斗的工人先锋队，而是一些涣散的、联系很差的集团的组合。17．另一方面，决不能由于在原则上赞同议会工作，就要求在任何条件下都必须绝对赞成每一次选举和实际参加议会会议。这要根据一系列的特殊条件来决定。在某些条件下，还必须退出议会。布尔什维克就曾这样做过，当时他们退出预备国会是想搞垮它，使它立即陷于瘫痪，并以准备领导起义的彼得堡苏维埃同它尖锐地对立起来；在解散立宪会议那一天，他们在立宪会议上也这样做了，并把政治事件的重心转移到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在其他情况下，也许需要抵制选举，直接用暴力摧毁整个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资产阶级议会集团，或者一方面抵制议会本身，一方面又参加选举，等等。18．由此可见，通常在确定是否有必要参加中央议会或地方自治机关的选举，以及是否在这些机关中进行工作时，共产党应当根据对时局种种特点的估计来具体解决问题。主要是，在直接过渡到武装夺取政权的条件具备时，才可以抵制选举，抵制议会，乃至退出议会。19．此外，必须绝对认清这是一个比较次要的问题。既然在议会外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是工作的重心，那就显然不能把无产阶级专政和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群众斗争问题，与利用议会制这一局部问题等量齐观。20．因此，共产国际毅然地着重指出，共产党内部在这方面由于这个原因而发生任何分裂或企图制造分裂，都是极大的错误。党代表大会要号召一切为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群众斗争的共产党人，在集中的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在党对工人阶级一切群众组织施加影响的情况下，力求达到完全团结一致，尽管他们在利用资产阶级议会的问题上难免还存在着意见分歧。三、革命的议会制为了切实执行革命的议会策略，必须做到以下几点：1．在准备阶段，即在议会选举以前，整个共产党及其中央委员会就应当经常关心为议会党团配备品德优秀的成员。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应对共产党议会党团的全部工作负责。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应有绝对权力来撤销任何组织的任何候选人，只要党中央委员会不相信这个候选人进入议会后能实行真正的共产主义政策。共产党必须抛弃旧社会民主党惯于采取的那种做法，即只把所谓“有经验的”议会主义者（主要是律师等等）选作议员。通常必须提名工人为候选人，不必担心普通党员往往没有丰富的议会工作经验。共产党对于那些为要进入议会而混入党内的沽名钓誉分子，应给予无情的打击。对于那些在多年工作中表明自己绝对忠于工人阶级的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应同意推荐他们为候选人。2．选举结束之后，不论这时整个党处于合法地位或是非法地位，议会党团的组织工作必须完全掌握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手中。共产党议会党团的主席和主席团，必须经党中央委员会批准。党中央委员会在议会党团中应当有一名有否决权的常设代表。对于一切重大的政治问题，议会党团必须事先请示党中央委员会。每当共产党人在议会中要发表重要讲话时，中央委员会有权而且有责任指定或更换党团发言人，并要求发言人事先把发言提纲或发言稿送交中央委员会审批，等等。共产党候选人名单中的每个候选人，都必须正式提出保证；一经党中央委员会提出要求，就立即交出自己的当选证书，以便必要时党能有组织地执行关于退出议会的决议。3．在改良主义分子、半改良主义分子和纯粹沽名钓誉分子已混进共产党议会党团的国家（某些国家已发生这种情况），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必须彻底清理议会党团的成员，其原则是：对于工人阶级事业来说，一个人数不多的真正坚持共产主义路线的党团，要比一个人数虽多但不坚持共产主义路线的党团有益得多。4．共产党议员必须按照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把合法工作与非法工作结合起来。在共产党议员还享有某种不受资产阶级法律约束的议员不可侵犯权的国家里，必须利用这种不可侵犯权来帮助党的秘密组织和进行宣传活动。5．共产党议员在议会中的一切行动，都应当从属于党的议会外的工作。应当遵照党及其中央委员会的指示，按期提出一些示威性的法案，其目的不是为了求得资产阶级多数的通过，而是为了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6．每当工人举行街头示威和采取其他革命行动时，共产党议员必须站在最前列，率领无产阶级群众前进。7．共产党议员应当在党的监督下千方百计地设法同革命工人、农民及其他劳动者建立书面的及其他各种形式的联系，决不能像社会民主党议员那样，只是追求与选民建立一些事务性的联系。他们必须随时按照共产党组织的指示在国内进行各种宣传活动。8．每个共产党议员都必须记住：他不是与其他立法者谋求达成协议的“立法者”，而是由党派到敌人营垒中去执行党的决议的宣传鼓动员。共产党议员不是对大量分散的选民负责，而是对自己的共产党（合法的或非法的）负责。9．共产党议员在议会里发言时，应采用每个普通工人、农民、洗衣女工、牧人所能理解的语言，以便党能把他的发言印成传单，在国内边远农村的各个角落里散发。10．普通工人共产党员要敢于在资产阶级议会中发言，即使他们在议会活动方面是新手，也不必在所谓老练的议员面前退缩。必要时，工人议员可以直接照读讲稿，以便事后能把演说词刊登在报纸上或印成传单。11．共产党议员利用议会讲坛，不仅是为了揭露资产阶级及其公开的走狗，而且是为了揭露社会爱国主义者、改良主义者、摇摆不定的“中派”政客及其他反共分子，同时要利用它来广泛宣传第三国际的思想。12．即使在整个议会里只有一两名共产党议员，共产党议员也应当以自己的全部活动向资本主义挑战，永远不要忘记：只有在行动上，而不是在口头上誓死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及其社会爱国主义仆从的人，才无愧于共产党员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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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恩全集第十七卷——法兰西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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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法兰西内战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191]
致协会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
↘一
↘二
↘三
↘四
↘附录
↘（一）
↘（二）致“泰晤士报”编辑
卡·马克思写于1871年4—5月
1871年6月中旬以单行本形式在伦敦出版，并于1871—1872年在欧洲各国和美国出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1871年英文第三版，并和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校对过
一
1870年9月4日，当巴黎工人宣告成立共和国而几乎立刻受到法兰西举国一致欢迎的时候，有一伙钻营禄位的律师——梯也尔是他们的政治家，特罗胥是他们的将军——占据了市政厅。这些人在当时是这样地迷信巴黎负有在一切历史动乱时期代表全法国的使命，竟以为只要出示他们业已失效的巴黎议员证书，就完全足以证明他们僭取到的法兰西统治者头衔确有法律根据。在这伙人上台五天以后，我们在关于上次战争的第二篇宣言中已经向你们说明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了［注：见本卷第292页。——编者注］。然而当时在惊慌无备的混乱中，工人阶级的真正领袖们还囚禁在波拿巴的监狱里，而普鲁士人又已经逼近巴黎，巴黎只得容忍这些人掌握政权，不过附有一个明确的条件，就是他们只为国防的目的运用这个政权。然而要保卫巴黎，就只有武装它的工人阶级，把他们组织成为真正的军事力量，并使他们的队伍在战争中得到锻炼。可是，武装巴黎就无异是武装革命。巴黎战胜普鲁士侵略者，就无异是法国工人战胜法国资本家及其国家寄生虫。国防政府在民族义务和阶级利益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没有片刻的犹豫便把自己变成了卖国政府。
这个政府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派梯也尔游说欧洲各国朝廷，以废共和国、立国王为交换条件，乞求它们出面调解。巴黎被围四个月以后，他们就认为开始谈论投降的适当时机已经到了，于是特罗胥当着茹尔·法夫尔及其他同僚的面，向聚会的巴黎区长们讲了如下一席话：
“我的同僚们在9月4日当晚向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巴黎有没有些许可能抵住普鲁士军队的围困？我当时毫不迟疑地做了否定的答复。现在在座的同僚中，有几位会证明我说的是实话，并且我一直是坚持着这个看法。我那时对他们就是这样说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巴黎要打算抵住普鲁士军队的围困，那简直是一件蠢举。当然，我当时加了一句，这可能是一件英勇的蠢举，但终究不过是蠢举而已……事变的发展〈由他自己安排的〉并没有推翻我的预断。”
特罗胥的这篇漂亮而简短的演讲词，后来由当时在场的一位区长科尔崩先生公布了。
可见，还在共和国宣告成立的当天晚上，特罗胥的同僚已经知道他的“计划”就是使巴黎投降。如果国防并不单是梯也尔和法夫尔一流人图谋私人统治地位的幌子，那末9月4日侥幸得势的人们在9月5日就应该引退，向巴黎人民宣布特罗胥的“计划”，叫他们或者立即投降，或者自己掌握起自己的命运。这些毫无廉耻的骗子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决定要巴黎饱尝饥饿和残杀的痛苦，借以治好巴黎爱干英勇蠢举的毛病，暂时则用一些冠冕堂皇的宣言来欺蒙它，说特罗胥这个“巴黎总督是永远不会投降的”，外交部长茹尔·法夫尔“决不会让出我们的一寸领土，决不会让出我们碉堡上的一块石头”。而这同一个茹尔·法夫尔在给甘必大的一封信中却承认说，他们“防御”的不是普鲁士的士兵，而是巴黎的工人。由狡黠的特罗胥任命指挥巴黎军队的那些波拿巴强盗们，在整个巴黎被围期间的私人通信中厚颜无耻地讥嘲他们深悉内幕的这种滑稽防御（例如参看公社“公报”上公布的巴黎卫戍军炮兵司令、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获得者阿尔丰斯·西蒙·吉奥写给炮兵师将军苏桑的信[192]）。到1871年1月28日[193]，骗子们终于揭下了假面具。国防政府在投降时以自甘屈辱到极点的真正英雄气概，表现出了它是由俾斯麦的俘虏组成的法国政府，——这种角色下流之至，甚至连路易·波拿巴在色当时都没有敢于承当。这批capitulards[194]在三月十八日事变以后仓皇逃往凡尔赛，把一些证明他们的卖国勾当的文件滑落在巴黎手中，正如公社在对外省的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为了销毁这些文件，
“这些人会不惜把巴黎变为淹没在血海中的一堆瓦砾”[195]。
促使国防政府的几个主要成员谋求这种结局的，还有一些完全是特殊的、个人利害的考虑。
在停战协定签订以后不久，国民议会的一位巴黎议员米里哀尔先生（他后来被茹尔·法夫尔特别下令枪毙了）公布过许多确凿的法律文件，证明茹尔·法夫尔在与一个住在阿尔及尔的酒徒的妻子姘居时，前后若干年间大胆地拼凑伪造了一套文据，以他的一些私生子女的名义谋得了一大笔遗产，因而变成了一个财主；后来在合法继承人提出诉讼时，只是由于波拿巴的法庭偏袒他，他的伪证才没有被揭穿。既然无论花多大力气进行诡辩也抹杀不了这些铁面无情的法律文件，于是茹尔·法夫尔就生平第一次不开口，静待国内战争的爆发，好在那时候大骂巴黎人民是一群擅敢反叛家庭、宗教、秩序和财产的逃犯。这个伪证制造犯在9月4日后刚一握权，就立即出于同情释放了皮克和泰费尔，这两个人甚至在帝国时代就在“旗帜报”[196]的丢丑事件中因伪造文件而被判罪。这两位先生中的一位，即泰费尔，竟敢在公社时期回到巴黎，公社立即就把他监禁起来了。而这时候，茹尔·法夫尔却在国民议会讲坛上大喊，巴黎正在释放它的一切囚犯！
厄内斯特·皮卡尔是国防政府中的约·密勒［注：在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上不是“约·密勒”，而是“卡尔·福格特”，在1871年的法文版上是“福斯泰夫”。——编者注］。他在帝国时代钻营内务大臣没有成功，现在自封为共和国的财政部长。他是一个叫做阿尔图尔·皮卡尔的人的哥哥。那个阿尔图尔·皮卡尔曾因诈骗钱财而被逐出巴黎交易所（见1867年7月31日巴黎警察局的报告），并且在任SociétéGénérale[197]的一个分公司（帕勒斯特罗街5号）经理期间盗用过30万法郎，因而根据他的自供被判了罪（见1868年12月11日巴黎警察局的报告）。厄内斯特·皮卡尔正是指派这个阿尔图尔·皮卡尔担任他主办的“自由选民”[198]的主笔。这家财政部的报纸用官方谎言蒙哄一般的交易所投机者，而阿尔图尔·皮卡尔则经常在财政部和交易所之间跑来跑去，利用法国军队的节节败退大发横财。这一对宝贝兄弟的全部财务信件都落到公社手里了。
茹尔·费里在9月4日以前是个一文不名的律师，在被围期间以巴黎市长身分巧妙地利用饥馑刮了大笔钱财。当他将来不得不报告他乱政失职的那一天，就会是他受裁判的一天。
这些人只能够在巴黎变成废墟时得到假释证［注：在英国，犯人度过大部分刑期以后，常常给予假释证，犯人持着这种证件可以在狱外自由居住，但应受警察监视。这种证件称为tickets-of-leave〔假释证〕，持有假释证的人称为ticket-of-leavemen〔假释犯〕。（恩格斯在1871年德文版上加的注。）］；他们正好是俾斯麦所需要的人。稍微经过一番重新摆布，一向躲在幕后操纵政府的梯也尔忽然成了政府的首脑，而假释犯们则成了部长。
梯也尔这个侏儒怪物，将近半世纪以来一直受法国资产阶级倾心崇拜，因为他是这个资产阶级的阶级腐败的最完备的思想代表。还在他成为国家要人以前，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就已经显出他的说谎才能了。他的社会活动编年史就是一部法国灾难史。1830年以前，他和共和党人混在一起，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代，他背弃了他的恩人拉菲特而钻得了大臣的位置。为了献媚于国王，他煽起了平民暴动来反对僧侣，因而使奥塞鲁瓦的圣热尔门教堂和大主教的宫廷遭受了抢劫；并且在对付贝里公爵夫人上充当了密探大臣和监狱产婆的角色[199]。特朗斯诺南街上屠杀共和党人的事件以及接着颁布的取缔报刊和结社权利的可憎的九月法令，都是他一手干出的[200]。1840年3月，他再度出任首相，以他的加强巴黎防务的计划震惊了全法国[201]。在共和党人指责这个计划是一个危害巴黎自由的恶毒阴谋时，他在众议院中答复道：
“什么话？你们竟以为一加强城防就会危害自由！你们首先就是存心毁谤，竟以为有某一个政府为了保持政权而敢于在某个时候轰击巴黎……这样一个政府在胜利后将会比在胜利前更难立足一百倍。”
是的，除了预先已将堡垒交给普鲁士人的政府，再没有哪一个政府敢于从这些堡垒轰击巴黎。
1848年1月，当炮弹国王在巴勒摩城动手的时候[202]，早已不是大臣的梯也尔又在众议院中发表了演说：
“诸位先生！你们都知道在巴勒摩发生的事情。当你们听说有一个大城市竟被连续轰击了48小时之久，你们大家都感到震恐〈在议会的意义上〉。究竟是被谁轰击的呢？是被行使战争权利的外敌袭击的吗？不是的，诸位先生，是被它自己的政府轰击的。究竟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不幸的城市要求享受它的权利。好吧，就是为了要求享受它的权利，它竟得到了48小时的轰击……请允许我向欧洲的舆论呼吁。从这个也许是欧洲最伟大的讲坛上，用愤怒的言辞〈真的是用言辞〉来斥责这种行动，这将是对人类的一种贡献……当为自己祖国效过劳〈这是梯也尔从来没有做过的〉的埃斯帕特罗摄政王，想以炮轰巴塞罗纳城来镇压那里的起义时，全世界各地都发出了共同的愤怒的呼声。”
过了一年半，梯也尔已经是法军炮击罗马[203]的最狂热的辩护者了。其实，炮弹国王的过错看来只是在于他不该限定只轰击48小时而已。
二月革命前几天，因受基佐的排挤、长期不能获得高官厚禄而满腹忿懑的梯也尔，一嗅到人民风暴将临的气息，就用他那曾使他获得《Mirabeau-mouche》〔“蝇子米拉波”〕绰号的冒牌英雄的口吻在众议院中声称：
“我属于革命党，不但属于法国的革命党，而且也属于全欧洲的革命党。我希望革命政府留在温和派的手中……但是，即令这个政府转到了热烈人物以至激进派的手中，我也决不因此放弃我所拥护的事业。我将永远属于革命党。”
二月革命爆发了。革命不是像这个小人所梦想的那样，把基佐内阁换成梯也尔内阁，而是用共和国代替了路易-菲力浦。在人民胜利的第一天，他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殊不知工人们对他的鄙视已使他不致受到他们泄恨的处置。虽然如此，尽管他有无人不知的神奇勇气，他还是继续回避在公共场所抛头露面，直到六月屠杀[204]为他这种人的活动扫清道路的时候为止。那时，他就成了秩序党[205]及其议会制共和国的首脑。这个议会制共和国是一种无名的空位王朝，在这个空位王朝时期，统治阶级的所有争权夺利的派系暗中互相勾结起来压制人民，同时它们又因各自企图恢复自己的王朝而互相倾轧。梯也尔当时也如现在一样责备共和党人，说他们是巩固共和国的唯一障碍；他当时也如现在一样，对共和国说过像当初刽子手对唐·卡洛斯说过的话：“我要杀你，是为了你好”。现在也和当时一样，他在他取得胜利以后的第二天就禁不住高喊道：L’Empireestfait——帝国造成了。梯也尔忘记了他那些关于必不可少的自由的虚伪说教，忘记了他因路易·波拿巴愚弄了他并且一脚踢开了议会制度（没有人为的议会制度的气氛，这个小人就会一钱不值，而这是他知道的）而对路易·波拿巴产生的私怨，竟参加了第二帝国从法国军队攻占罗马起到对普战争的一切可耻勾当；他以对德国统一的恣意攻击挑唆了这场对普战争，因为他并不把这种统一看做是掩盖普鲁士专制制度的假面具，却把它看做是对保持德国的分裂状态这一法国的世袭权利的侵害。这个矮子喜欢在欧洲面前挥舞拿破仑第一的宝剑，——他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就是一味替拿破仑第一擦靴子的，——实际上，他的对外政策，从1840年的伦敦公约[206]起到1871年的巴黎投降和目前这场内战止，始终是把法国引到极端屈辱的地步。在这场内战中，他蒙俾斯麦的恩许，把在色当和麦茨被俘的军人骗去攻打巴黎[207]。虽然他有些随机应变的本事，虽然他的主张反复无常，但是他终生都极端墨守陈规。不言而喻，现代社会中比较深刻的变动，始终是他所不能理解的秘密；他那副头脑的全部精力都用来耍嘴皮了，所以甚至连社会表面发生的最明显的变化也不能领悟。例如，他不倦地把一切违反法国陈旧的保护关税制度的东西都指斥为渎犯神明。他在当路易－菲力浦的大臣时，曾经嘲骂铁路是荒诞的怪物；而当他在路易·波拿巴时代处于反对派的地位时，他把任何改革法国陈腐的军事制度的企图都斥为大逆不道了。他在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从来没有办过一件哪怕是极微小的稍有实际益处的事情。梯也尔始终不渝的只是对财富的贪得无厌和对这财富生产者的憎恨。他第一次当路易－菲力浦王朝的大臣时，穷得和约伯一样，而到离职时已经成了百万富翁。在这同一个国王下最后一次当大臣时（自1840年3月1日），他曾在众议院中被人公开指责侵吞公款。对于这个指责，他那时只限于用眼泪鼻涕来回答，他像茹尔·法夫尔和任何别的鳄鱼一样，随时都能拿出这种货色。在波尔多的时候［注：1891年的德文版中作：“1871年在波尔多的时候”。——编者注］，他为挽救法国面临的财政崩溃而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给自己规定了300万法郎的年俸；这就是他在1869年给他的巴黎选民们描绘的那个理想的“节俭共和国”的全部内容。他的一个1830年的众议院同僚贝累先生（本人是一个资本家，然而也是巴黎公社的一个忠诚的委员），最近在一篇公开声明中对梯也尔说了如下一番话：
“使劳动受资本的奴役，一向是你的政策的基础。从你看到劳动共和国在巴黎市政厅内宣告成立的那一天起，你就没有停止过向法国叫喊：这些人都是罪犯！”
梯也尔是一个玩弄政治小骗局的专家，背信弃义和卖身变节的老手，议会党派斗争中施展细小权术、阴谋诡计和卑鄙奸诈的巨匠；他一失势就不惜鼓吹革命，而一旦大权在握则毫不踌躇地把革命浸入血泊；他只有阶级偏见而没有思想，只有虚荣心而没有良心；他的私生活和他的社会生涯同样卑鄙龌龊，——甚至在现在，当他扮演法兰西的苏拉这个角色时，还是情不自禁地用他那可笑的傲慢态度显示出他的行为的卑污。
不仅把巴黎而且把全法国交给普鲁士统治的巴黎投降一举，是一连串通敌卖国阴谋勾当的总结束，而这些阴谋勾当，正如特罗哥自己说的，是9月4日的窃国大盗们在窃取政权的当天就开始了的。另一方面，这一投降又是他们在普鲁士协助下对共和国和巴黎发动内战的开端。陷阱在投降条件中就已经布设好了。那时候，三分之一以上的国土陷于敌人手中，首都和外省的联系已被割断，一切交通路线已被破坏。在这种情况下，要选出真正能代表法国的人，没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准备工作是不可能的。正因为这样，所以在投降书中就规定国民议会必须在一周之内选出；结果法国许多地区只是在选举前夕才接到关于当前选举的消息。并且，根据投降书的专门一项规定，选出国民议会只是为了决定和战问题，而在必要时，则由它缔结和约。人民不能不感觉到：停战条款已经使战争根本不可能继续下去，而为了批准俾斯麦所指定的和约，法国最坏的人是最合适的人。但这些戒备办法还不能使梯也尔放心，于是他在停战的秘密尚未晓示巴黎以前，就动身到全国各地去作竞选旅行，以便把正统派[208]的死尸复活起来；这一派和奥尔良派应该一起替换当时已为全国所唾弃的波拿巴派。他不怕正统派。这些人要成立现代法兰西政府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作为敌手也就微不足道；这一派的活动，用梯也尔（1833年1月5日在众议院）的话来说，
“一向只限于依靠外敌入侵、国内战争和无政府状态这三根柱石来支持”。
因此，还有什么党比这个党更适合做反革命的工具呢？正统派当真相信，他们期望已久的昔日的黄金时代就要到来。的确，法国又沦于外敌的铁蹄之下，帝国又被推翻了，波拿巴又被俘虏了，而正统派又抬头了。显然，历史的车轮已经向后转，要滚回1816年的《chambreintrouvable》［注：在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中，这里加有：“（地方官和容克地主的议院）”。——编者注］[209]去。在1848—1851年的共和国时代的国民议会中，代表正统派的是一些颇有素养和富有议会斗争经验的人物；现在打头阵的却是他们党内的庸碌之辈，即法国的所有布索那克。
当这个“地主议会”[210]在波尔多刚刚开会的时候，梯也尔甚至没有让他们进行议会辩论就干脆告诉他们，他们必须立刻接受和约的先决条款，因为只有这样，普鲁士才会准许他们发动反对共和国及其堡垒巴黎的战争。反革命势力的确没有时间犹豫不决。第二帝国已使国债增加了一倍多，使所有的大城市都负了沉重的地方债务。战争极度地加重了债负，完全耗尽了全国的财源。使灾难达到顶点的，是普鲁士的夏洛克手持票据勒索供养他在法国土地上的50万军队的粮饷，要求支付他的50亿赔款以及过期补缴的5％的利息[211]。这一切应该由谁缴付呢？只有用暴力推翻共和国以后，财富所有者才能希望把他们自己所发动的战争的重担转嫁到财富生产者的肩上。于是，法国空前的经济破坏就推动了这班爱国的地产和资本的代表人物在外国侵略者的监视和卵翼下，用国内战争即奴隶主叛乱来结束对外战争。
阻碍这个阴谋实现的，有一个巨大的障碍——巴黎。解除巴黎的武装，是保证成功的首要条件。因此，梯也尔要求巴黎放下武器。于是采用了一切办法来激怒巴黎：“地主议会”发出反对共和国的极疯狂的叫嚣；梯也尔本人含糊其词地说共和国没有法律根据，威胁要砍去巴黎的头颅并取消它的首都称号；任命奥尔良派人物充任使节；颁布杜弗尔那些要彻底破坏巴黎工商业的关于处理过期商业期票和房租的法令[212]；按普野－克尔蒂约的主张，对任何出版物都每份征收两生丁税金；对布朗基和弗路朗斯判处死刑；查封共和派报纸；把国民议会迁到凡尔赛；恢复由八里桥［注：见本卷第49页脚注。——编者注］宣布而在9月4日取消了的戒严；任命décembriseur〔十二月分子〕维努亚[213]为巴黎总督，任命波拿巴的宪兵瓦伦顿为警察局长，耶稣会教徒奥雷耳·德·帕拉丹将军为巴黎国民自卫军总司令。
现在我们要向梯也尔先生和听他使唤的国防人士们提出一个问题。大家知道，梯也尔由他的财政部长普野－克尔蒂约先生经手借了20亿债款。我们要问：
（1）据说这笔生意有几亿佣金落入了梯也尔、茹尔·法夫尔、厄内斯特·皮卡尔、普野-克尔蒂约和茹尔·西蒙的腰包，此事是真是假？
（2）据说约定在“平定”巴黎以后才支付债款[214]，此话是虚是实？
无论如何，总有某种原因迫使他们急急忙忙地去做这件事，因为梯也尔和茹尔·法夫尔曾用波尔多议会大多数的名义最无耻地乞求普鲁士军队立即占领巴黎。但是，俾斯麦的算盘不是这样打的，正如他回到德国以后公开对法兰克福那些衷心叹服的庸人们用讥讽口吻说过的那样。
二
武装的巴黎是阻碍反革命阴谋实现的唯一严重障碍。因此必须解除巴黎的武装。在这一点上，波尔多议会讲得很坦率。如果“地主议员们”的狂暴鼓噪还令人听不出所以然，那末梯也尔把巴黎交给décembriseur〔十二月分子〕维努亚、波拿巴宪兵瓦伦顿和耶稣会教徒奥雷耳·德·帕拉丹将军三人摆布，则已令人不能再有丝毫怀疑了。阴谋分子们厚颜无耻地毫不掩饰他们解除巴黎武装的真正用意，用一种极端露骨、极端卑鄙的谎言作为借口，要求巴黎交出武器。梯也尔宣称，巴黎国民自卫军的大炮是国家的财产，所以应当归还给国家。而事实则是这样：从投降的那一天起，巴黎就已严加戒备，因为俾斯麦的俘虏们按照投降条件把法国出卖给俾斯麦的时候，为自己保留了一支相当可观的护身军队，目的显然是为了镇压巴黎。国民自卫军进行了改组，把最高指挥权交给了由国民自卫军全体官兵（除了某些旧波拿巴军队残部）共同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在普军开进巴黎的前夕，中央委员会已经设法把capitulards〔投降派〕背叛地故意遗弃在普军即将进驻的那些街区或其邻近街区的大炮和多管炮运到了蒙马特尔、伯利维尔和拉－维勒特。这些大炮是由国民自卫军筹款置备的。在1月28日的投降书中，正式承认这些大炮是国民自卫军的财产，因而没有列入应该缴给胜利者的属于政府的武器总数之内。梯也尔实在没有对巴黎开战的借口，因此他不得不采用厚颜无耻的撒谎手段，说什么国民自卫军的大炮是国家的财产！
夺取大炮显然只是全面解除巴黎武装，亦即解除9月4日革命武装的一个开端。可是，这个革命已经成为法国的合法局面。这个革命所产生的共和国，已在投降书上由胜利者予以承认。在投降以后，它又取得了各外强的承认；并用它的名义召集了国民议会。9月4日的巴黎工人革命，是波尔多国民议会及其行政当局的唯一合法的根据。如果没有9月4日的革命，这个国民议会就势必立即让位给1869年在法国人统治下而不是在普鲁士人统治下由普选产生的、后来被革命强迫解散的立法团。梯也尔及其假释犯们就不免要投降，以便取得路易·波拿巴签字的护照，免得到凯恩去旅行[215]。握有全权去同普鲁士媾和的国民议会，不过是这次革命中的一个插曲，而革命的真正体现者终究是武装的巴黎，因为是巴黎发动了这次革命，它为这个革命忍受了五个月的围困和饥饿的灾难，它不顾特罗胥的计划而以自己的持久抵抗使外省有可能进行顽强的自卫战争。而现在，这个巴黎或者是按照波尔多那帮叛逆奴隶主的羞辱命令不得不自行解除武装，承认9月4日的革命只不过是把政权从路易·波拿巴手里转交给那些同他竞争的保皇党人掌握；或者是必须为法兰西的事业进行奋不顾身的斗争，当时要把法国从完全复灭的危险中拯救出来并使它获得新生，唯一的途径就是用革命手段推翻那产生了第二帝国并且已在这个帝国庇护下弄到完全腐朽地步的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受过五个月饥饿煎熬的巴黎，片刻都没有犹豫。它英勇无畏地决心经受同法国阴谋分子进行斗争的一切风险，尽管当时有普鲁士的大炮从它自己的堡垒上威吓着它，也在所不顾。但是，中央委员会对于人家硬要巴黎进行的内战，竟抱着厌恶态度，因此它不管国民议会如何挑衅，不管行政当局如何僭越权限，也不管军队在巴黎城内和巴黎周围的集结达到何等威胁的程度，始终是继续保持着纯粹防御的立场。
于是梯也尔就发动了内战：他派维努亚率领一大队市警和几个常备团去夜袭蒙马特尔，企图出其不意地夺去国民自卫军的大炮。大家知道，由于国民自卫军的抵抗和军民的和好，这个企图没有得逞。奥雷耳·德·帕拉丹事先已经印好了胜利公报，而梯也尔则早已预备好了宣布他的coupd’état〔政变〕措施的告示。这些告示结果只好用一个宣言来代替，宣称梯也尔宽宏大量地决定把国民自卫军自己的武器赏给国民自卫军，他并且还说，相信国民自卫军会拿着这些武器团结在政府周围来反对暴徒。在30万国民自卫军中，只有300人响应了这个号召，团结在小梯也尔的周围来反对他们自己。3月18日的光荣的工人革命完全掌握了巴黎。这个革命的临时政府就是中央委员会。欧洲一时似乎怀疑在它眼前发生的这些惊人的政治和军事事变的真实性，还以为这也许是早已消逝的往事的梦幻。
从3月18日一直到凡尔赛军队进入巴黎，无产阶级的革命完全没有像“上等阶级”的革命，特别是反革命中极为常见的那种暴行，因而它的敌人除了抓住勒康特和克列芒·托马两将军的被杀和旺多姆广场事件，是找不到任何借口来表示愤慨的。
勒康特将军是参加夜袭蒙马特尔的波拿巴军官之一，他曾一连四次命令第八十一常备团开枪射击聚集在皮加尔广场上的手无寸铁的群众，而当士兵们拒绝执行他的命令时，他就百般辱骂他们。他的士兵并没有射击妇孺，而是把他枪毙了。士兵们在工人阶级敌人的训练下所养成的根深蒂固的习惯，自然不会在他们转到工人方面来的一刹那间完全改变。克列芒·托马也是被这些士兵枪毙的。
克列芒·托马“将军”过去是一个不得志的军需中士，在路易－菲力浦统治的后期被吸收加入共和派的“国民报”[216]报馆，在那里起着这家好斗报纸的傀儡负责经理（gérantresponsable［注：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中接着有下面一句：“其职务是遇报纸被控告判罪时由他去受监禁。”——编者注］）和决斗手的双重作用。在二月革命以后，“国民报”这派人握得了政权，他们便把这位先前的军需中士升任将军。这是六月屠杀前夕的事情。他和茹尔·法夫尔一样，是这次事件的阴狠毒辣的策划人之一，也是这次屠杀的最卑鄙的刽子手之一。在这以后，他带着他的将军头衔隐没了很久，直到1870年11月1日才又抛头露面。在这前一天，被执于市政厅中的国防政府曾向布朗基、弗路朗斯和其他工人代表庄严地允诺，担保把他们篡夺的政权转交给巴黎自由选出的公社[217]。但是，国防政府并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却唆使特罗哥的布列塔尼部队——他们现在代替了波拿巴手下的科西嘉部队[218]——去蹂躏巴黎。当时只有塔米济埃将军一人不愿以这种背信弃义的勾当来玷污自己的名誉，辞去了国民自卫军总司令的职务。代替他担任这个职务的克列芒·托马便又当上了将军。他在任总司令的整个期间，不向普军作战，而向巴黎国民自卫军作战。他竭力阻挠国民自卫军全面武装，嗾使国民自卫军中的资产者营去攻打工人营，他排除那些反对特罗胥“计划”的军官，诬蔑无产者营怯阵而把它们解散，实际上这些无产者营的英勇果敢精神，现在连最狂暴的敌人也为之震惊。克列芒·托马感到洋洋得意的是，他又重新取得了他以前在六月屠杀事件中那种个人充当巴黎工人阶级的仇敌的显赫地位。在3月18日的前几天，他向陆军部长勒夫洛呈递了他的一份“彻底消灭巴黎canaille〔暴徒〕的lafinefleur（精华）”的计划。在维努亚失败以后，他又情不自禁地以业余密探的身分出场。中央委员会和巴黎工人对克列芒·托马和勒康特两人被杀应负的责任，就像威尔士亲王夫人驾进伦敦城时对被挤死者的命运应负的责任一样。
所谓在旺多姆广场上屠杀赤手空拳的公民，原是一种神话，无怪乎梯也尔和地主议员们在议会中对此严守缄默，只委托那些欧洲报界的走卒去传播。“秩序人物”，即巴黎的反动分子，一听到3月18日胜利的消息就不寒而栗。在他们看来，这个胜利意味着人民报复的时刻已经迫近。从1848年六月事件到1871年1月22日惨遭他们杀害的那些死者的冤魂[219]，都在他们眼前浮现了。但是他们只是受了一场虚惊。甚至对市警都不但没有予以应有的处置——解除武装或逮捕下狱，反而给他们洞开了巴黎城门，让他们安然撤退到凡尔赛。对“秩序人物”不仅毛发未动，而且容许他们集结起来并在巴黎的正中心轻易地夺去许多重要阵地。中央委员会的这种宽容态度，武装工人的这种宽宏大量，与秩序党的习气是如此迥然不同，秩序党竟误认为这只是工人自觉软弱的表现。于是他们就产生了一个愚蠢的计划——试图在举行徒手的游行示威的幌子下做到维努亚用大炮和多管炮所没有做到的事情。3月22日，从最奢华的街区吵吵闹闹地走出了一群“体面人物”，其中有各色各样的petitscrevés〔纨袴阔少〕，领头的是埃克朗、科特洛贡、昂利·德·佩恩之流这样一些极有名的帝国猪仔。这一帮流氓怯懦地以和平示威游行作幌子，暗中携带杀人凶器，在街上列队行进，遇到国民自卫军的巡逻队和哨兵，就横加侮辱，并勒令缴械。他们走出和平街时高喊“打倒中央委员会！打倒杀人犯！国民议会万岁！”企图冲过岗哨的警戒线，出其不意地占领设在旺多姆广场上的国民自卫军总参谋部。国民自卫军在受到手枪射击后，起初只是提出通常的sommations（相当于英国的骚扰取缔令）[220]，直到这样做不见效时，国民自卫军的一位将军［注：贝热瑞。——编者注］才下令开枪。一排枪就打得这群愚蠢的花花公子抱头鼠窜，而这些家伙本来以为只要“体面社会”一出现，就会对巴黎革命产生像约书亚的羊角声对耶利哥城墙所产生的那种影响。国民自卫军方面有两人被这些窜逃分子打死，有九人受重伤（其中一人是中央委员会委员［注：马尔儒纳尔。——编者注］）。在秩序党的这次伟业发生的地方，到处都抛弃有手枪、匕首和手杖刀这类证明他们“徒手”举行“和平”示威游行的证物。当1849年6月13日国民自卫军为抗议法军穷凶极恶地袭击罗马而举行真正的和平示威游行时，当时的秩序党的将军尚加尔涅曾被国民议会特别是被梯也尔推崇为社会救主，因为他让自己的军队从四面八方冲击徒手的群众，用枪击、刀斩和马队践踏来对付他们。巴黎当时宣布了戒严。杜弗尔急忙经由国民议会通过了许多新的镇压法令。开始了新的逮捕，新的流放，新的恐怖统治。但是在同样情况下，“下等阶级”的做法却迥然不同。1871年的中央委员会简直没有去理会那些“和平示威”的英雄们，结果他们过了两天又能来一次由海军上将赛塞率领的武装示威，这次示威是以有名的窜奔凡尔赛收场的。当梯也尔已经用夜袭蒙马特尔发动了内战的时候，中央委员会竟坚决不肯把这个内战继续下去，因而犯了一个致命性的错误：本来应该立即向当时毫无防御能力的凡尔赛进军，一举彻底消灭梯也尔及其“地主议会”的阴谋。中央委员会没有这样做，反而使秩序党能够在3月26日的公社选举中再次进行较量。在这一天，“秩序人物”在巴黎各区政府同他们的过分宽大的胜利者相互说了许多温和的和解话语，而在内心却立下了庄严的誓言，要在适当的时机把他们扑灭干净。
现在来看看这幅图画的背面吧。梯也尔在4月初向巴黎作了第二次进攻。被解到凡尔赛去的第一批被俘的巴黎人，受到了令人发指的残酷虐待。厄内斯特·皮卡尔把两手插在裤袋里，在他们的行列中间踱来踱去，恣意耍笑他们，而梯也尔夫人和法夫尔夫人则由她们尊贵的（？）女侍簇拥着，站在阳台上面拍手喝采，称赏凡尔赛暴徒的卑鄙罪行。被俘的常备团士兵都被冷酷地一律枪毙。我们英勇的朋友、铸造工人杜瓦尔将军没有经过任何审讯就被枪杀了。加利费（即他那个在第二帝国的闹宴上以无耻地卖弄色相闻名的妻子的面首）在一篇宣言中夸耀说，正是由他下令把被他的士兵出其不意地包围缴械的一小队国民自卫军连同队长和副官一起全部杀死。从巴黎逃出的维努亚，由于发布了把从公社方面俘掳来的任何常备军士兵一律枪毙的通令，被梯也尔授予了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宪兵德马列也被授勋，因为他忘恩负义，像屠夫一样把仗义豪侠、光明磊落的弗路朗斯，即在1870年10月31日拯救了国防政府成员生命的那个弗路朗斯[221]，切成了碎块。梯也尔洋洋自得地在国民议会的一次会议上大谈这次屠杀事件的“令人兴奋的细节”。他如同一个被允许扮演塔梅尔兰角色的议会中的大拇指般的小人物一样，带着妄自尊大的虚荣，拒不承认那些反对他这个小人的尊严的叛乱者享有交战一方的权利，甚至不愿对伤兵救护站守中立。再没有比伏尔泰就已预见过的这种可以暂时恣意发挥其老虎本能的猴子更加可恶的了[222]（见附录第35页［注：见本卷第386—387页。——编者注］）。
公社在4月7日颁布了一项报复法令，宣布公社有责任“保护巴黎不受凡尔赛匪帮的野蛮虐杀，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223]。在公社颁布了这个法令以后，梯也尔对被俘者的野蛮虐待还依然如故，甚至在他的公报上这样侮辱他们说：“正直人士的忧伤的目光，还从来没有看到过一种无耻民主制度下的如此无耻的面孔”，——这些正直人士就是梯也尔和他那一帮充当部长的假释犯。不过，枪毙俘虏是暂时停止了。但是，当梯也尔和他那些十二月政变的将军们知道公社的报复法令只不过是一种威胁，甚至连那些在巴黎被捕的伪装国民自卫军的宪兵密探和身上搜出燃烧弹的市警都得到了赦免，他们就又开始大批枪毙俘虏，并且一直继续进行到底。躲藏有国民自卫军士兵的房屋，被宪兵们团团围住，浇上煤油（此种办法在这场战争中首次在这里使用），纵火焚烧；烧焦的尸体后来被特尔纳街区的印刷厂救护队运出去了。4月25日，有四名国民自卫军士兵在贝耳－埃潘向一队骑兵投降，后来被这队骑兵的队长（加利费的忠仆）一个个枪毙了。这四个受害者中有一个被误认为打死了而没有死，他名叫舍弗尔，曾爬回到巴黎的前哨地点，向公社的一个调查团证明了这件事。当托伦就这个调查团的报告向陆军部长勒夫洛提出质问时，“地主议员们”用叫喊声盖住他的发言，并且不让勒夫洛出来答复。谈起他们“光荣的”军队的业绩，就会是对这个军队的侮辱。梯也尔的公报在报道在木兰-萨克用刺刀杀死睡梦中的公社社员和在克拉马尔进行大批枪杀的消息时所用的轻率口气，甚至使不大敏感的伦敦“泰晤士报”也为之震惊。但是今天要试图一一列举出那些轰击巴黎、在外国侵略者的卵翼下发起奴隶主叛乱的人们的一切暴行（而这些暴行仅仅是开始），那就太可笑了。在这一切惨象当中，梯也尔已忘记他的关于在他的侏儒肩膀上负有重大责任的议会辞令，居然在自己的公报上洋洋得意地说l’Assembléesiègepaisiblement（议会在平静地开着会），并且不断地大张筵席，时而同他的十二月政变的将军们欢宴，时而同德国王公们欢宴，以此来证明他依然健啖如初，甚至勒康特和克列芒·托马两人的幽灵也没有败坏他的胃口。
三
1871年3月18日清晨，巴黎被《VivelaCommune！》〔“公社万岁！”〕的雷鸣般的呼声惊醒了。公社，这个使资产阶级的头脑怎么也捉摸不透的怪物，究竟是什么呢？
中央委员会在它的3月18日宣言中写道：“巴黎的无产者，目睹统治阶级的失职和叛卖行为，已经了解到：由他们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的领导以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他们已经了解到：夺取政府权力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他们必须立即履行的职责和绝对的权利。”[224]
但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及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常备军、警察、官僚、僧侣和法官（这些机关是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是起源于君主专制时代，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但是，封建领主的特权、地方的特权、城市和行会的专利以及各省的法规等这一切中世纪的垃圾阻碍了它的发展。十八世纪法国革命的大扫帚，把所有这些过去时代的垃圾都扫除干净，从而从社会基地上清除了那些妨碍建立现代国家大厦这个上层建筑的最后障碍。这座大厦是在第一帝国时期建立起来的，而第一帝国本身则是由老朽的半封建的欧洲反对近代法国的几次同盟战争产生的。在以后的各个统治时代，政府被置于服从议会监督，即服从有产阶级直接监督的地位。一方面，它变成了巨额国债和苛捐重税的温床；由于拥有令人倾心的官职、金钱和权势，它变成了统治阶级中各个争权夺利的党派和冒险家彼此争夺的对象。另一方面，它的政治性质也随着社会的经济变化而发生了变化。现代工业的进步促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为发展、扩大和深化，国家政权也就随着愈益具有资本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的性质，具有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的性质，具有阶级统治机器的性质［注：1871年德文版中，这句话的末尾稍有改动：“国家政权就愈益具有压迫劳动的社会权力的性质，具有阶级统治机器的性质。”——编者注］。在每次标志着阶级斗争的一定进步的革命以后，国家政权的纯粹压迫性质就愈益公开地显露出来。1830年的革命把政权从地主手里夺来交给了资本家，也就是从离工人阶级较远的敌人手里夺来转交给了工人阶级的更为直接的敌人。资产阶级的共和党人以二月革命的名义夺取了国家政权，并且利用这个政权进行了六月屠杀。他们用这次屠杀向工人阶级证明，所谓“社会”共和国不外是用共和国来对他们实行社会奴役；同时又向资产阶级的大批保皇派和土地所有者阶级证明，他们可以安心让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去担负管理方面的操心事务和享受管理方面的金钱实惠。但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在建树了他们唯一的六月勋业以后，不得不从秩序党的前列退居后列；而秩序党是一个现在已经和生产者阶级公开对抗的占有者阶级中所有一切敌对党派组成的联盟。他们共同管理的最适当形式，原来是由路易·波拿巴任总统的议会制共和国。这是一种公开实行阶级恐怖和有意侮辱“贱民”的政体。据梯也尔说，议会制共和国“使它们〈统治阶级的各个派别〉最少分裂”，可是它在这个人数很少的阶级和这个阶级以外的整个社会机体之间挖成了一道鸿沟。在以往各个政府下面，统治阶级内部的纷争还使国家政权受到相当限制，而现在由于这个阶级的联合，这种限制已经消失了。由于存在无产阶级起义的威胁，联合起来的统治阶级已在残酷而无耻地利用国家政权作为资本对劳动作战的全国性武器。但是，统治阶级对生产者大众不断进行的十字军讨伐，使它一方面不得不赋予行政机关以愈来愈大的权力来镇压反抗，另一方面不得不逐渐剥夺它自己的议会制堡垒（国民议会）用以防范行政机关的一切手段。于是代表这个行政机关的路易·波拿巴就把统治阶级的代表们驱散了。第二帝国原是秩序党共和国的自然产物。
这个以coupd’état〔政变〕为出生证书，以普选为批准手续，而以宝剑为王笏的第二帝国，声称它倚靠农民阶级，即倚靠没有直接卷入劳资斗争的广大生产者群众。它声称它以破坏议会制度，从而破坏政府对有产阶级的公开屈从状况而拯救了工人阶级。它声称它以支持有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经济统治而拯救了有产阶级。末了，它还声称它已经把一切阶级团结到复活了的国家荣誉的幻想周围。事实上，帝国是在资产阶级已经丧失治国能力而工人阶级又尚未获得这种能力时唯一可能的统治形式。全世界都欢迎这个帝国，认为它是社会救主。在它的统治下，资产阶级社会免除了各种政治牵挂，得到了甚至它自己也梦想不到的高度发展。工商业扩展到极大的规模；金融诈骗庆祝了自己纵横世界的欢乐；民众的贫困，在卑鄙无耻的骄奢淫佚的景象对照下，显得格外刺目。看来高高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政权，实际上正是这个社会的莫大耻辱，是一切龌龊事物的温床。普鲁士本来渴望把这种统治制度的重心从巴黎移到柏林去，而它的刺刀却把这个国家政权的以及由这个政权拯救了的社会的全部腐朽性尽行揭穿了。帝国制度是那由新兴资产阶级社会作为摆脱封建制度的工具建立起来，尔后又由已经充分发展的资产阶级变成了资本奴役劳动的工具的国家政权的最淫贱和最后的形式。
公社就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巴黎无产阶级用以欢迎二月革命的“社会共和国”口号，不过是表示了希望建立一种不仅应该消灭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应该消灭阶级统治本身的共和国的模糊意向。公社正是这种共和国的一定的形式。
原是旧政府权力的驻在地和中心，同时又是法国工人阶级的社会活动中心的巴黎，手执武器奋起反对了梯也尔及其“地主议会”要恢复和巩固帝国遗传下来的这个旧政府权力的企图。巴黎所以能够反抗，只是由于被围困使它摆脱了军队，建立了主要由工人组成的国民自卫军。必须使这件事实成为确定的制度，所以，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
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一向作为中央政府的工具的警察，立刻失去了一切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随时可以撤换的负责机关。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吏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不仅城市的管理，而且连先前属于国家的全部创议权都已转归公社。
公社在废除了常备军和警察这两种旧政府物质权力的工具以后，立刻着手摧毁精神压迫的工具，即“僧侣势力”，方法是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并剥夺一切教会所占有的财产。教士们应当重新过私人的清修生活，像他们的前辈即使徒们那样靠信徒的施舍过活。一切学校对人民免费开放，不受教会和国家的干涉。这样，不但学校教育人人都能享受，而且科学也摆脱了阶级成见和政府权力的桎梏。
法官已失去其表面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只是他们用来掩盖自己向历届政府卑鄙谄媚的假面具，而他们对于这些政府是依次宣誓尽忠，然后又依次背叛的。也如社会其他一切公务人员一样，他们今后应该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并且可以撤换。
巴黎公社自然应当作为法国一切大工业中心的榜样。只要公社制度在巴黎和各个次要的中心确立起来，旧的中央集权政府就得也在外省让位给生产者的自治机关。在公社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加以发挥的全国组织纲要上说得十分清楚，公社应该成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常备军在农村地区也应该由服役期限极短的国民军来代替。设在专区首府里的代表会议，应当主管本专区所有一切农村公社的公共事务，而这些专区的代表会议则应派代表参加巴黎的全国代表会议；代表必须严格遵守选民的mandatimpératif（确切训令），并且随时可以撤换。那时还会留给中央政府的为数不多然而非常重要的职能，则不应该像有人故意捏造的那样予以废除，而应该交给公社的官吏，即交给那些严格负责的官吏。民族的统一不是应该破坏，相反地应该借助于公社制度组织起来，应该通过这样的办法来实现，即消灭以民族统一的体现者自居同时却脱离民族、驾于民族之上的国家政权，这个国家政权只不过是民族躯体上的寄生赘瘤。旧政府权力的纯粹压迫机关应该铲除，而旧政府权力的合理职能应该从妄图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那里夺取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普选制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压迫人民，而是应当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正如个人选择的权利为任何一个工厂主服务，使他们能为自己的企业找到工人、监工和会计一样。大家知道，企业正像个人一样，在实际业务活动中总是能够把适当的人放到适当的位置上去，即使有时会犯错误，也总能很快就纠正过来。另一方面，用等级授职制[225]去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的精神的。
新的历史创举通常遭到的命运就是被误认为是对旧的、甚至已经过时的社会生活形式的抄袭，只要它们稍微与这些形式有点相似。于是这个摧毁现代国家政权的新公社，也就被误认为是在这个国家政权产生以前存在过并且后来构成这个国家政权基础的中世纪公社的复活。公社制度被误认为是企图用孟德斯鸠和吉伦特派[226]所梦想的那种许多小邦的联盟，去代替在各个巨大民族那里虽然最初是用政治强力造成的，可是目前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强大因素的统一。公社与国家政权间的对抗状态被误认为是反对过分集权的古老斗争的扩大形式。特殊的历史条件可能阻碍像在法国出现过的那种资产阶级统治形式的典型发展，而造成例如英国那样的状态，即主要的中央国家机关由贪污腐败的教区委员会，钻营私利的市参议会议员，城市里凶狠的济贫所监督和郡里事实上世袭的治安法官加以补充。公社制度将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寄生赘瘤——“国家”迄今所吞食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仅仅这一点就会把法国的复兴向前推进了。法国外省城市的资产阶级以为公社是企图恢复它在路易-菲力浦时代曾经享有过、而在路易－拿破仑时代被乡村对城市的虚假统治所排除了的对乡村的统治。其实，公社制度会使农村生产者在精神上受各省主要城市的领导，保证他们能够得到城市工人做他们利益的天然代表者。公社的存在自然而然会带来地方自治，但这种地方自治已经不是用来对抗现在已被废弃的国家政权的东西了。只有俾斯麦那种除了策划铁血阴谋之外，经常喜欢从事最适合于他的智力的旧业即给“喧声”杂志（柏林的“笨拙”杂志）[227]撰稿的人，才会异想天开，以为巴黎公社要仿效那种作为对1791年法国旧城市制度的拙劣模仿品的普鲁士城市制度，要仿效那种把城市管理机关贬为普鲁士国家警察机构附属轮子的城市制度。
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的口号，因为它取消了两项最大的开支，即常备军［注：1871年和1891年德文版为“军队”。——编者注］和官吏。公社存在本身就是对那至少在欧洲是阶级统治的通常累赘和必要伪装的君主制度的否定。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但是，无论廉价政府或“真正共和国”，都不是它的终极目的，而只是伴随它出现的一些现象。
人们对公社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以及公社代表各种不同的利益，证明公社是一个高度灵活的政治形式，而一切旧有的政府形式在本质上都是压迫性的。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注：1871年和1891年德文版中“工人阶级的政府”等字有着重号。——编者注］，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如果没有最后这个条件，公社制度就没有实现的可能，而是一个骗局。生产者的政治统治不能与他们的社会奴隶地位的永久不变状态同时并存。因此，公社应当应为根除阶级的存在所赖以维持、从而阶级统治的存在所赖以维持的那些经济基础的工具。劳动一被解放，大家都会变成工人，于是生产劳动就不再是某一个阶级的属性了。
说也奇怪，虽然近六十年来写过和讲过不少关于工人解放的话，可是只要工人们在什么地方断然当家做主，那些替两极即资本和雇佣奴隶劳动（土地私有者现在只是资本家的驯顺伙伴）对立的现代社会辩护的人，立刻就弹起辩护的调子来反对他们。仿佛资本主义社会还处在童贞和白璧无瑕的状态！仿佛它的对立现象还没有发展，它的自欺欺人的妄想还没有被揭穿，它的淫乱的实况还没有尽行暴露！他们叫喊说，公社想消灭构成全部文明基础的所有权！是的，诸位先生，公社曾想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权。它曾想剥夺剥夺者。它曾想把现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剥削劳动的工具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变成自由集体劳动的工具，以实现个人所有权。但这是共产主义，“不可能的”共产主义啊！然而，统治阶级中那些颇为聪明而能领悟到现存制度不能长存下去的人们（这种人并不少），已在令人厌恶地、大声疾呼地鼓吹合作制生产。如果合作制生产不是作为一句空话或一种骗局，如果它要排除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总的计划组织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制止资本主义生产下不可避免的经常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的痉挛现象，那末，请问诸位先生，这不就是共产主义，“可能的”共产主义吗？
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并没有想pardécretdupeuple〔靠人民的法令〕来实现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得自己的解放，同时达到现代社会由于本身经济发展而不可遏制地趋向着的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完全改变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工人阶级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满怀着完成这种使命的英勇决心，所以他们能用鄙视的微笑回答奴才报人的粗野谩骂，回答好心肠的资产阶级空谈家的训诫，这些资产阶级空谈家用先知者万无一失的口吻宣讲其不学无术的滥调和宗派主义的臆造。
当巴黎公社亲自领导起革命的时候，当普通工人第一次敢于侵犯自己的“天然尊长”［注：在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中这里加有：“即有产阶级”。——编者注］的管理特权，在空前艰难的条件下虚心、诚恳而卓有成效地执行了这个工作，并且他们所得报酬的最高额，据科学界一位权威［注：在德文各版上这里加有：“（赫胥黎教授）”。——编者注］说，还不及伦敦国民教育局一个秘书所得最低薪额的五分之一的时候，——旧世界看见象征劳动共和国的红旗在市政厅上空飘扬，简直气得发疯了。
这终究是工人阶级被公认为能够发挥社会首倡作用的唯一阶级的第一次革命；这是除了富有的资本家以外的巴黎中等阶级的广大阶层——小贩、手工业者和商人也都一致公认的。公社英明地解决了一向是中等阶级内部纷争起因的债权利债务问题，因而拯救了这个阶级[228]。中等阶级的这一部分人在1848年曾参加镇压六月工人起义，可是随后制宪议会立刻就毫不客气地把他们交给债主们去任意宰割了[229]。可是，他们现在靠拢工人，还不只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感觉到他们必得在公社和不管打着什么招牌的帝国之间决定取舍。帝国大量盗窃社会财富，庇护大规模的金融诈骗，人为地加速资本集中并因而使一大部分中等阶级遭受剥夺，使他们在经济上遭到破产。帝国在政治上压迫了他们，用狂欢纵饮从道义上激怒了他们；帝国把教育他们子弟的事情交给frèresignorantins〔无知兄弟会〕[230]，从而侮辱了他们的伏尔泰思想；帝国激怒了他们的法兰西人的民族感情，因为它把他们骤然推入了这次造成许多灾难而结果只落得帝国颠复的战争。真的，在波拿巴派高官显宦和资本家那帮ｂｏｈèｍｅ〔流氓〕从巴黎逃跑以后，以共和联盟[231]名义出面的中等阶级真正的秩序党，就站到了公社的旗帜下面，并且反驳梯也尔的诬蔑，保卫公社。至于这一大部分中等阶级的感激心情能否经得住目前的严重考验，将来自会知道。
公社对农民说，“公社的胜利是他们的唯一希望”[232]，这是完全正确的。从凡尔赛发出而由著名的欧洲报界雇佣文丐传遍全球的最骇人听闻的谎言，就是硬说“地主议员”代表法国农民。试想一想，法国农民对于他们在1815年以后不得不付予10亿赔偿金[233]的人们竟产生了爱戴心情！在法国农民的心目中，大土地所有者存在本身就是对他们1789年的胜利果实的侵犯。1848年，资产者们对农民的土地征收了每法郎加45生丁的附加税，但这是以革命的名义做的；而现在他们却挑起了反对革命的国内战争，借以把他们约定要付给普鲁士人的50亿赔款的主要重担转嫁到农民身上。相反地，公社在最初发表的一篇宣言中就已经声明，战争的重担应当由真正的战争发动者负担。公社一定会使农民免除血税，一定会给他们一个廉价政府，一定会用他们自己选举出来并对他们负责的雇佣的公社官吏去代替现今吸吮他们血液的公证人、律师、法警和其他法庭吸血鬼。它一定会使他们免除乡警、宪兵和省长的专横压迫；它一定会用启发他们智慧的学校教师去代替麻痹他们头脑的教士。而法国农民首先是很会打算盘的。他们会发觉，给教士的款项如果不由税吏们强制征收，而只由各教区的居民依其信神程度自愿捐出，那将是完全合理的。这就是公社的统治——也只有这种统治——能够直接带给法国农民的重大益处。所以这里用不着讲那些只有公社才能够而且必须为了农民的利益去解决的更复杂和真正切身的问题，如关于像梦魔一样压在农民小块土地上的抵押借款问题，关于日益增多的prolétariatfoncier（农村无产阶级）问题，关于农民本身由于现代农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农业经营的竞争而日益加速受到剥夺的问题。
路易·波拿巴是被法国农民选为共和国总统的，然而第二帝国是秩序党创立的。在1849年和1850年，法国农民以自己的区长对抗政府的省长，以自己的学校教师对抗政府的教士，以自己本身对抗政府的宪兵，这样他们就开始表示出他们实际需要的是什么。秩序党在1850年1月和2月所颁布的一切法律[234]，据它自己承认，都是反对农民的。农民曾经是波拿巴主义者，因为他们以为大革命及其带给农民的利益是和拿破仑的名字分不开的。这种在第二帝国时代开始迅速破灭的（而且实质上是和“地主议员”的意向敌对的）幻想，这种过去时代的偏见，怎么能够抵得住公社对于农民切身利益和迫切需要的照顾呢？
“地主议员”知道（并且实际上也最害怕这一点），如果公社的巴黎同外省自由交往起来，那末不出三个月就会爆发普遍的农民起义。正因为这样，他们才如此怯懦地急于对巴黎实行警察封锁，阻止这种传染病的蔓延。
这样，既然公社是法国社会的一切健全成分的真正代表，也就是真正的国民政府，那末，由于它同时又是工人的政府，是争取劳动解放的勇敢战士，它就是十足国际性的。当着把法国两省归并给德国的普鲁士军队的面，公社把全世界的工人都归并到了法国方面。
第二帝国是普天下诈骗勾当的节日。世界各国的坏蛋都响应了它的号召，赶来参加它的闹宴和掠夺法国人民的勾当。甚至在目前，梯也尔也还是以瓦拉几亚的流氓加内斯科为右手，以俄国的暗探马尔科夫斯基为左手。公社则使一切外国人都能享有为不朽事业而牺牲的荣誉。资产阶级在因它叛变而招致失败的对外战争和因它阴谋勾结外国侵略者而挑起的国内战争之间的空隙中，乘机利用在法国全境对德国人进行警察迫害来表现了他们的爱国精神。公社则委任了一个德国工人［注：列奥·弗兰克尔。——编者注］担任自己的劳动部长。梯也尔、资产阶级和第二帝国都不断欺骗波兰人，口头上冠冕堂皇地对他们表示同情，实际上把他们出卖给俄国，并且干着俄国的肮脏勾当。公社则对波兰的英雄儿子［注：雅·东布罗夫斯基和瓦·符卢勃列夫斯基。——编者注］表示尊敬，让他们领导巴黎的捍卫者。为了更鲜明地表明由公社自觉地开辟的历史新纪元，公社一方面当着普鲁士胜利者，而另一方面当着波拿巴将军率领的波拿巴军队，推倒了象征战争光荣的庞然巨物——旺多姆圆柱[235]。
公社的伟大社会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就是它的工作。它所采取的某些措施，只能表明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的发展方向。属于这类措施的有：禁止面包工人做夜工；用违者严惩的手段禁止利用各种借口课收工人罚金来减低工资——这是雇主们惯用的方法，他们一身兼任立法者、审判官和执行吏，而且把罚金纳入私囊。另一个这一类的措施是把一切企业主已逃跑或已停业的工厂和作坊交给工人协作社，同时保证企业主有权获得补偿。
公社的那些很审慎温和的财政措施，只能适合于城市被围的情况。各大金融公司和建筑包工们在欧斯曼［注：欧斯曼男爵（Haussmann）在第二帝国时代是塞纳省省长，亦即巴黎市的行政长官。为便于镇压工人起义，他曾进行了一系列改建巴黎街道等的工作。（弗·伊·列宁主编的1905年俄译本注。）——编者注］庇护下不知盗窃了巴黎多少财物，所以公社没收他们财产的理由，要比路易·波拿巴没收奥尔良王室财产的理由多得多。霍亨索伦王室和英国寡头执政者们虽然都靠掠夺教会得到大批财富，但是对于只从没收教会财产上得到8000法郎的公社，当然还是要大发雷霆。
凡尔赛政府稍微恢复了元气，便开始采取极残暴的措施对付公社；它在法国各地压制一切言论自由，甚至禁止召开大城市代表会议；它在凡尔赛和法国其他各地设置暗探，其规模远胜过第二帝国时代；它的宪兵检察官焚毁一切在巴黎出版的报纸，拆阅一切寄自巴黎和寄往巴黎的信件；在国民议会中，只要谁稍微想替巴黎说句话，就立刻有疯狂的呵叱声把他压下去，这种情形甚至在1816年的《chambreintrouvable》〔“无双议院”〕里也未曾有过。凡尔赛人不仅对巴黎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战争，而且还千方百计地在巴黎内部进行收买和阴谋活动。在这种情形下，公社若不愿可耻地背叛自己的使命，能像在太平盛世那样遵守自由主义的程式吗？如果公社政府的性质和梯也尔政府一样，那末巴黎方面就没有理由查封秩序党的报纸，而凡尔赛方面也没有理由查封公社的报纸了。
“地主议员们”宣称法国得救的唯一办法是回到教会的怀抱里去，而不信教的公社却揭露了毕克普斯女修道院和圣劳伦特教堂的秘密[236]，这自然是使这些议员恼火的事情。梯也尔因波拿巴的将军们惯于打败仗、签降书以及在威廉斯赫埃[237]卷香烟而滥发给他们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公社却在自己的将军们稍有失职嫌疑时就予以撤职和逮捕，这对于梯也尔先生是一种尖刻的讽刺。公社把一个曾在里昂因破产被监禁过六天，后来用假名混进公社的委员［注：布朗舍。——编者注］予以撤职和逮捕，对于当时仍担任法国外交部长，向俾斯麦出卖法国并向绝妙的比利时政府发号施令的那个伪造证件的茹尔·法夫尔说来，这难道不是一个响亮的耳光吗？但是，公社并不像一切旧政府那样，自以为永远不会犯错误。公社公布了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它把自己的一切缺点都告诉民众。
在任何一次革命中，除了真正代表革命的人物，总还出现另外一种人。这种人当中有些是以前各次革命的遗老和笃信者，他们不了解当前运动的意义，但他们由于具有人人皆知的忠诚和勇敢精神或者只是由于传统关系，还保留有对人民的影响；另外有些人则不过是些空喊家，他们年年重复自己反对现存政府的刻板的声明，因而博得第一流革命家的声誉。在3月18日以后，也出现了一些这样的人，他们有时甚至扮演了显要的角色。他们极力阻止工人阶级的真正运动，正像过去这种人阻碍以前各次革命的充分发展一样。他们是一种必不可免的祸害；摆脱他们需要有一段时间，但是公社却没有这样一段时间。
公社简直是奇迹般地改变了巴黎的面貌！第二帝国的那个荒淫无度的巴黎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法国的京城不再是不列颠的大地主、爱尔兰的在外地主[238]、美利坚的前奴隶主和暴发户、俄罗斯的前农奴主和瓦拉几亚的封建贵族麕集的场所。在陈尸场内一具尸首也没有了，夜间抢劫事件不发生了，偷窃现象也几乎绝迹了。自从1848年2月以来，巴黎街道第一次变得平安无事，虽然街道上连一个警察也没有。有一个公社委员说：
“我们再也听不到什么杀人事件、抢劫事件和袭击个人的事情；看来似乎警察已经把他们所有的保守朋友带到凡尔赛去了。”
荡妇们已经跟着自己的庇护者，跟着那些保卫家庭、宗教、尤其是保卫财产的人一起逃光了。现在又由真正的巴黎妇女出现在最前列，她们和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妇女一样英勇、高尚和奋不顾身。努力劳动、用心思索、艰苦奋斗、流血牺牲而又精神奋发地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创造使命的巴黎，几乎忘记了站在它城墙外面的食人生番，满腔热忱地一心致力于新社会的建设！
和巴黎这个新世界面对面相峙的是凡尔赛的旧世界。那里麕集着一切旧制度的食尸鬼，即渴望撕食人民尸体的正统派和奥尔良派，以及甘做尾巴的陈腐共和派，他们以出席国民议会支持了奴隶主的叛乱。他们希望凭靠那个充当政府首脑的老朽不堪的小丑的虚荣心，把议会制共和国保持下去；他们拙劣地模仿1789年，在JeudePaume［注：网球厅，国民议会于1789年在这里通过了著名的决议。（恩格斯在1871年德文版上加的注。）］召开了幽灵会议。这个代表法国一切腐朽东西的议会，只是靠路易·波拿巴的将军们的军刀，才维持住幽灵般的生命。巴黎全是真理；凡尔赛全是谎言，而这种谎言是从梯也尔嘴里发出的。
梯也尔对塞纳－瓦瑟省的区长代表团说：
“你们可以信赖我的话，我从来不食言。”
他向议会说，“这是法国从未有过的最自由地选出的和最开明的议会”；他向他的杂牌军队说，这是“世界的瑰宝，是法国从未有过的一支最精锐的军队”；他对外省说，由他下令轰击巴黎是无稽之谈：
“如果曾经打了几发炮弹，那也不是凡尔赛军队打的，而是一些叛乱者为了假装他们在作战才打的，可是实际上他们连头都不敢露出来。”
后来他又向外省宣称：
“凡尔赛的炮兵不是轰击巴黎，而只是射击它。”
他向巴黎大主教说，硬推在凡尔赛军队头上的处决和报复行为（！），全是谎言。他向巴黎声明说，他只是想“把巴黎从压迫它的可憎暴君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公社的巴黎“不过是一小撮罪犯”。
梯也尔先生的巴黎并不是“贱民”的真正巴黎，而是幽灵的巴黎，francs-fileurg[239]的巴黎，闲逛男女的巴黎，富人的、资本家的、花花公子的、游手好闲者的巴黎。这个巴黎带着它的奴仆、骗子、文丐、荡妇目前正麕集在凡尔赛、圣丹尼、吕埃伊和圣热尔门；这个巴黎认为内战不过是惬意消遣，它从望远镜中欣赏战斗的进行，计算放炮的次数，用自己的以及自己娼妇的名誉赌咒发誓说，这里演的戏要比圣马丁门剧场中的好得多。被打死者真的被打死了，伤者的呼声也不是假装的，而且在他们面前演着的这场戏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
这就是梯也尔先生的巴黎，正像科布伦茨城的亡命之徒[240]是卡龙先生的法国一样。
四
奴隶主阴谋用普鲁士军队占领巴黎来征服巴黎的第一次企图，因俾斯麦的拒绝而没有得逞。3月18日实行的第二次企图，结果是军队溃败和政府逃往凡尔赛，接着，按照政府的命令，全部行政机关也停止工作，随之迁往凡尔赛。梯也尔假装同巴黎议和，借以争取时间准备和巴黎作战。但是到哪里去搜罗军队呢？常备团的残部人数很少，而且不大可靠。梯也尔向外省发出紧急呼吁，坚决要求派国民自卫军和志愿军前往援助凡尔赛，但是遭到断然拒绝。只有布列塔尼派去了一小撮朱安兵[241]，他们作战时打着白旗，每人胸前缝着用白布做成的耶稣圣心；他们的战斗口号是《ViveleRoi！》（“国王万岁！”）。这样，梯也尔就只能匆忙纠集一群杂牌队伍，其中有水兵、海军陆战队士兵、教皇的朱阿夫兵、瓦伦顿手下的宪兵以及比埃特里手下的市警和mouchards〔侦探〕。假若不是帝国的被俘兵员逐渐到达，那末这支军队就会小得可怜，而俾斯麦放回被俘兵员的数量标准，是使得一方面能够维持内战，另一方面又能够继续保持凡尔赛对普鲁士的卑贱屈从地位。在这次战争中，凡尔赛的警察必须监视凡尔赛的军队，而宪兵则必须站在最危险的岗位上，以便带引军队前进。陷落的堡垒不是夺来的，而是买通的。公社社员的英雄气概向梯也尔表明，要击破巴黎的抵抗，无论是他的战略才干或者是他所支配的军队，都不足以胜任。
同时，他和外省的关系愈来愈紧张了。凡尔赛没有接到过一封可以稍微使梯也尔和他的“地主议员们”感到振奋的表示拥护的呈文。相反地，从各方面派来的代表团和送来的呼吁书，都是用很不尊敬的口吻坚决要求同巴黎议和，而议和的基础是毫不含糊地承认共和国，确认公社实行的各种自由，解散任期已满的国民议会。代表团和呼吁书是如此之多，致使梯也尔的司法部长杜弗尔在4月23日的通令中饬令国家的检察官把“呼吁议和”当做罪行查办！然而梯也尔看到进攻巴黎没有希望，于是决定改变策略，指定在4月30日按照他强迫国民议会通过的新市政法在全国进行地方选举。他时而利用他那些省长所玩弄的阴谋手段，时而利用他那些警察机关所发出的威胁恫吓，满以为外省进行的选举定会赋予国民议会以它从未有过的道义力量，以为他定会从外省取得征服巴黎的物质力量。
梯也尔一开始就竭力想在进行他那受到他自己的公报赞扬的反对巴黎的强盗战争的同时，在他的部长们企图在全法国建立恐怖统治的同时，演出一出议和的小滑稽剧。这出滑稽剧要达到几个目的：蒙蔽外省视听，把巴黎中等阶级分子拉到梯也尔方面来，并且主要是使国民议会中的冒牌共和党人能借自己对梯也尔的信任来掩盖他们叛卖巴黎的行为。3月21日，即在梯也尔还没有军队的时候，他向国民议会声明说：
“无论如何，我决不派军队到巴黎去。”
3月27日，他又声明说：
“我发现共和国已是既成事实，所以我断然决定要保护它。”
实际上，他用共和国的名义镇压了里昂和马赛的革命[242]，而他的“地主议员们”在凡尔赛只要一听到“共和国”这个词就狂吠起来。做出这番勋业之后，他就把“既成事实”降低成假定的事实。奥尔良王室子弟原是他为慎重起见从波尔多打发走的，现在他们已被准许明目张胆地违犯法律，在德勒搞阴谋活动了。梯也尔在同巴黎和外省代表的无止境的会谈中讲到的那些条件——尽管他的话随着时间和情况而在口气和分寸上经常变化——总是归结于一点：必须向
“那一小撮应对克列芒·托马和勒康特两人的被杀负责的罪犯”报复。
当然，这里有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即巴黎和法国应该无条件地承认梯也尔先生本人是最好的共和国，就像梯也尔本人在1830年曾经承认路易－菲力浦是最好的共和国一样。然而，就连这些让步，他也竭力通过他的部长们在国民议会中提供的官方解释弄得暧昧不明了。不仅如此，他还通过他那位杜弗尔去行动。杜弗尔，这个老牌奥尔良派律师，一向担任戒严状态下的大法官；现在1871年在梯也尔治下是如此，在1839年路易－菲力浦治下和在1849年路易·波拿巴任总统期间[243]也是如此。当他不担任部长职务时，他曾以替巴黎资本家辩护而大发横财；同时他又以攻击自己颁布的法律来捞取政治资本。他现在不仅通过国民议会匆忙颁行了许多镇压性的法律，一旦巴黎陷落，就可以用来消灭法国共和制自由的最后残余[244]；他还仿佛以下述措施预示了巴黎未来的命运：他把他觉得过分冗长的军事法庭的审判程序加以简化[245]，并且制定了一道新的极残忍的流放法。1848年革命取消了对政治犯的死刑，而代之以流放。路易·波拿巴不敢恢复，至少是不敢公开恢复断头刑。地主议会当时还不敢暗示说巴黎人在它眼中不是叛乱者，而是强盗，所以它暂且只得把报复巴黎的准备工作局限于杜弗尔的新流放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梯也尔的议和滑稽剧没有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引起“地主议员们”的狂怒，梯也尔就不能把自己的滑稽剧继续演下去，那些“地主议员们”由于头脑愚钝，既不能了解他所玩弄的把戏，又不能了解他那种虚伪、造作和延宕的必要性。
梯也尔鉴于4月30日的市镇选举在即，便于4月27日演出了一幕议和剧。他在国民议会讲坛上滔滔不绝地说了许多故作多情的漂亮话，其中有这样一段：
“反对共和国的阴谋只有一个，这就是巴黎的阴谋，这个阴谋迫使我们去杀害法国人。但是我要再三重复说：让那些举起渎神武器的人放下他们的武器吧，那我们就会立即停止惩罚来缔结和约，只有那一小撮罪犯需另当别论。”
他对那些打断他讲话的“地主议员们”的狂喊声回答道：
“诸位先生，我恳求你们告诉我，难道我说的不对吗？难道你们听见我如实地说明罪犯不过是一小撮人，真的觉得可惜吗？忍心杀害克列芒·托马和勒康特将军的人只是罕有的例外，这难道不是不幸中之万幸吗？”
然而，法国对于梯也尔在议会上发表的自以为像海妖的歌声一样迷人的言辞置若罔闻。在法国仅存的35000个市镇所选出的70万名市镇参议员中，正统派、奥尔良派和波拿巴派当选者总共还不到8000人。补选和复选的结果对梯也尔政府更加不利。国民议会不但没有从外省方面得到它所必需的物质援助，而且连最后一点起道义力量作用的权利，即认为自己是全国普遍意志表达者的权利，也完全丧失了。而使它彻底失败的，是法国所有城市新选出的市镇参议会决定在波尔多召集一个反议会，这就公开地威胁了篡夺政权的凡尔赛议会。
在俾斯麦看来，期待已久的采取断然行动的时刻已经到来。他用统治者的口吻命令梯也尔派全权代表到法兰克福去最后签订和约。梯也尔卑躬屈膝、唯命是从地遵循自己主子的吩咐，急忙派了自己的亲信茹尔·法夫尔在普野-克尔蒂约的陪同下到法兰克福去。普野-克尔蒂约是卢昂“著名的”棉纺织厂主，是第二帝国的狂热的甚至卑躬屈膝的拥护者，在他看来，第二帝国除了同英国签订过损害了他这个企业家利益的商约[246]以外，是无可非议的。当梯也尔还任波尔多刚一任命他当财政部长的时候，他马上就开始攻击这个“邪恶的”条约，暗示说这个条约很快就会被废除，甚至厚颜无耻地立即试图——虽然徒劳无益（因为没有请示俾斯麦）——恢复旧日的保护关税制来打击亚尔萨斯，而这样做据他说是与任何旧有的国际条约都不抵触的。此人把反革命看做在卢昂降低工资的手段，把割让法国两省看做在法国抬高他的货物价格的手段。这种人岂不是命定要被梯也尔挑选为茹尔·法夫尔的助手去最后完成他的卖国勾当吗？
当这绝妙的一对全权代表到达法兰克福的时候，盛气凌人的俾斯麦就立即粗暴地要他们二者择一：“或者是恢复帝国，或者是无条件地接受我的媾和条件！”而他的条件就是缩短军事赔款偿付期限，并由普鲁士军队占领巴黎各堡垒，直到将来俾斯麦对法国形势感到满意时为止。这样一来，普鲁士就被承认为法国内政的最高裁决者。为此，俾斯麦欣然应允释放被俘的波拿巴兵员去消灭巴黎，并调派威廉皇帝的军队直接援助他们。为了保证他不食言，他把第一批赔款的支付期延到“平定”巴黎之后。梯也尔和他的全权代表们当然贪馋地急忙吞下了这一钓饵。5月10日，他们签订了和约；5月18日，这个条约就在他们的努力下经国民议会批准了。
从缔结和约到被俘的波拿巴兵员被放回这一段期间，梯也尔觉得比以往更需要把他的议和滑稽剧继续演下去，因为他的共和党走卒们极需要一个借口，以便装做看不见对巴黎进行血腥屠杀的准备工作。一直到5月8日，他还对劝他议和的中等阶级代表团说：
“只要暴乱者同意投降，巴黎的城门就可以对一切人洞开一个星期，只有杀害克列芒·托马和勒康特两将军的凶手除外。”
几天以后，当“地主议员们”坚决要求他解释这个诺言的时候，他避而不答，但意味深长地暗示说：
“我对你们说，你们当中有些没有耐心的人，他们未免太性急了。请他们再忍耐一个星期吧。一个星期以后就再不会有什么危险了，那时任务就会和他们的豪勇和能力相称了。”
一到麦克马洪能向梯也尔保证说他很快就会打进巴黎时，梯也尔就向国民议会声明，说他
“将手持法律走进巴黎，迫使那些洒流了士兵鲜血和毁坏了公共纪念物的恶棍们全部抵偿自己的罪责”。
当决定的时刻已近的时候，他对国民义会声明说，就是不会留情的。他向巴黎声明说，对巴黎已经宣判了；对自己的那些波拿巴强盗们声明说，政府允许他们任意向巴黎报复。最后，当叛徒于5月21日给杜埃将军打开了巴黎城门时，梯也尔就于5月22日向“地主议员们”揭开了他们先前硬不愿了解的他那出议和滑稽剧的“目的”：
“几天前我对你们说过，我们正在接近我们的目的；今天我来告诉你们吧，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秩序、正义和文明，终于获得胜利了！”
确实如此。每当资产阶级制度的奴隶和被压迫者起来反对主子的时候，这种制度的文明和正义就显示出自己真正的凶残面目。那时，这种文明和这种正义就是赤裸裸的野蛮行为和无法无天的报复行为。财富占有者和财富生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中的每一次新危机，都愈益明显地证明这一事实。和1871年的空前未有的卑鄙行为比较起来，甚至资产阶级的1848年6月的暴行也要相形见绌。巴黎全体人民——男人、妇女和儿童——在凡尔赛人攻进城内以后还战斗了一个星期的那种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反映出他们事业的伟大，正像兵痞们的残暴兽行反映出雇佣他们作为保护者和报复者的文明社会所固有的精神一样。这种在战事结束以后还大肆杀戮，以致为如何处置成堆的尸首感到困难的文明社会，真是太出色啦！
要想找到与梯也尔和他那些嗜血豺狼的行为多少相像的东西，就必须回到苏拉和两届罗马三执政的时代去[247]。同样是冷酷无情地大批杀人；同样是不分男女老幼地屠杀；同样是拷打俘虏；同样是残酷迫害，不过这一次是迫害整个阶级；同样是野蛮地追究隐藏起来的领袖，使他们无一幸免；同样是纷纷告发政治仇敌和私敌；同样是任意摧残根本和斗争无关的人们。不同处只在于罗马人没有多管炮来整批整批地击毙俘虏，他们没有“手持法律”，没有口喊“文明”罢了。
看了这一切惨象之后，现在再来看一看这个资产阶级文明由它自己的报刊所描写的另一面、更加丑恶的一面吧。
一家伦敦托利党报纸驻巴黎记者写道：
“远处还响着零星的枪声；受伤的人躺在贝尔－拉雪兹墓地的墓石间听天由命地死去；临死前绝望挣扎的6000个暴乱者，在迷宫似的地道中徘徊踯躅；街上到处追逐着不幸的人群，用多管炮击毙他们。在这个时候令人看了气愤的是，咖啡馆里挤满了爱好喝酒、打弹子、玩骨牌的人，荡妇们在林荫道上无耻地逛来逛去，纵酒狂欢的喧嚷声从大饭店的cabinetsparticuliers〔特别间〕中传出来，打破深夜的寂静！”
爱德华·爱尔威先生在曾被公社查封的一家凡尔赛报纸“巴黎报”[248]上写道：
“巴黎居民〈！〉昨天表现他们的欢乐的方式，实在是太轻佻了，恐怕还要每下愈况。巴黎笼罩着节日的气氛，而这是完全不合适的；要是我们不愿得到Parisiensdeladécadence〔堕落时代的巴黎人〕的称号，就必须制止这种情形。”
接着，他引用了塔西陀的一段话：
“于是在这场可怕的斗争的第二天早晨，甚至在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以前，下贱和放荡的罗马又滚到毁坏过它的身体和玷污过它的心灵的那种淫乱泥坑里去了。——alibiproeliaetvulnera，alibibalneaepopinaeque（这里是战斗和创伤，那里是澡堂和筵席）。”[249]
不过爱尔威先生忘记了一点：他所说的“巴黎居民”只是梯也尔的巴黎的居民，是从凡尔赛、圣丹尼、吕埃伊和圣热尔门大批奔回的那些francs-fileurs〔逃亡者〕的巴黎的居民；这真是“堕落时代”的巴黎。
这个建立在劳动奴役制上的罪恶的文明社会，每次取得血腥的胜利时，都要发出受到世界各处响应的毁谤的狂吠，来淹没它的受害者即为争取美好的新社会而英勇牺牲的战士们的喊声。工人们的平静的巴黎，公社的巴黎，突然被这批维护“秩序”的嗜血恶狗们变成了一个魔窟。这场骇人听闻的变化在世界各国资产阶级的意识中证明什么呢？不过是证明公社搞了一次反对文明社会的阴谋！巴黎人民满腔热血地为公社牺牲生命，自古以来没有一次战斗有这么多人自我牺牲。这证明什么呢？不过是证明这个公社不是人民自己的政府，而是一小撮罪犯用暴力夺取的政权！巴黎妇女在街垒里和刑场上都是视死如归。这证明什么呢？不过是证明公社的邪恶魔鬼把她们变成麦格拉和赫加特！公社在实行绝对统治的两个月内采取的温和态度，只能同它进行保卫时表现的英勇精神相比拟。这证明什么呢？不过是证明公社在两个月内用温和态度和人道精神遮盖了它那恶魔般的嗜血本性，好让这种嗜血本性能在临死挣扎时随意发泄！
工人的巴黎在英勇地自我牺牲时，也曾把一些房屋和纪念碑付之一炬。既然无产阶级的奴役者们要把无产阶级千刀万剐，那他们就休想凯旋回到完好无损的住宅里去。凡尔赛政府叫喊道：“放火啦！”同时向它的远及穷乡僻壤的走卒们低声下达这样一个口号：“把我的一切敌人都当做一般放火犯来搜杀”。全世界的资产阶级看见在战斗结束后进行的大屠杀，心里感到高兴，而看到人们“亵渎”砖瓦和灰泥却愤怒万分！
某些政府正式准许自己的海军“杀人、放火和破坏”，试问这是不是准许放火？英国军队毫无道理地烧毁了华盛顿的国会大厦和中国皇帝的夏宫[250]，试问这是不是放火？普鲁士人不是为了军事上的理由，而只是为了报复泄愤，就用煤油烧毁了许多像夏托登那样的城市和无数乡村，试问这是不是放火？梯也尔向巴黎轰击了六个星期，借口是只想把里面有人的房屋烧毁，试问这是不是放火？在战争当中，火也和任何其他武器一样，是一种正当的武器。轰击敌人占据的房屋，是为了把这些房屋烧毁。防御者不得不撤离这些房屋时，他们自己就把这些房屋付之一炬，使进攻者不能利用这些房屋巩固阵地。妨碍世界上任何正规军作战的一切房屋，都是不免要被烧毁的。可是，在奴隶们反对他们的压迫者的战争中，在这场有史以来唯一合理的战争中，却根本不许用这种方法！公社把火当做最严格意义上的防御工具来使用。它使用火是为了不让凡尔赛军队开进欧斯曼特意修建得适合炮击的那些又长又直的街道上去；它使用火是为了掩护自己退却，这同凡尔赛军队在进攻时往前面投掷手榴弹一样，这种手榴弹破坏的房屋并不比公社用火烧毁的房屋少。直到现在还不能肯定，究竟哪些房屋是防御者烧毁的，哪些是进攻者烧毁的。况且防御者只是在凡尔赛军队已经开始大批枪杀俘虏时，才开始使用火。而且，公社早就公开宣布过，公社一旦被逼到绝境，就会把自身埋葬在巴黎的废墟中，并把巴黎变成第二个莫斯科。以前国防政府也曾说过要这样做，但是，它这样说自然只是为了掩盖自己的叛变而已。为此，特罗胥还预备了大量煤油。公社知道，它的敌人毫不爱惜巴黎人民的生命，但是十分爱惜他们的巴黎住宅。何况梯也尔又宣布说他将毫不留情地报复。当他的军队已经准备就绪，而普鲁士人又已经封锁了一切出口的时候，他就喊道：“我是不会留情的！赎罪应该不打折扣，审判应该严酷无情！”如果说巴黎工人像汪达尔人一样行动过，那末这是誓死防御的汪达尔人行为［注：汪达尔人是古代日耳曼的一个部落，曾多次与罗马作战，公元455年曾占领罗马，破坏了无数文物。汪达尔人行为指破坏文物的行为。——译者注］，而不是凯旋胜利者的汪达尔人行为，如那些毁灭了古代邪教世界极宝贵文物的基督徒有过的汪达尔人行为；然而就是后一种汪达尔人行为也被历史家认为是正当的行为，因为它是正在诞生的新社会对正在崩溃的旧社会所进行的规模巨大的斗争中不可避免和比较不关紧要的事情。巴黎工人的这些措施与欧斯曼为了给游手好闲者的巴黎腾
出地盘而把历史的巴黎毁灭的那种汪达尔人行为更是不相同了！
但是，公社处死了以巴黎大主教为首的64个人质啊！1848年6月，资产阶级及其军队恢复了早已绝迹的枪毙没有自卫能力的俘虏的战争风俗。自此以后，欧洲和印度一切民众起义的镇压者们就比较严格地遵照这种野蛮风俗行事了。这证明它真是“文明社会的一个进步”！另一方面，普鲁士人在法国又恢复了扣留人质的风俗——硬要一些完全无辜的人们用自己的性命去为别人的行动负责。我们已经说过，由于梯也尔在战争开始时就采取了枪毙被俘公社社员的人道做法，所以公社不得不为拯救这些被俘者的生命而采用了普鲁士人扣留人质的做法。既然凡尔赛人还继续枪毙俘虏，那他们就是一次又一次地要自己的人质去替死。在麦克马洪的御用军[251]为庆祝自己开进巴黎而进行了那场血腥屠杀以后，试问公社怎么还能继续饶恕那些人的生命呢？难道连这个用以抵御资产阶级政府肆无忌惮的兽行的最后抵制办法——扣留人质——也只应当是开玩笑吗？杀死大主教达尔布瓦的真正凶手是梯也尔。公社再三提议以大主教和许多其他教士来交换梯也尔扣留住的布朗基一人。但是，梯也尔执拗地拒绝这种交换。他知道，放走布朗基就是给公社一个首脑，而大主教则在成了死尸之后对他更加有用。在这里，梯也尔仿效了卡芬雅克。在1848年6月，卡芬雅克和他那些“秩序人物”曾经多么愤激地高声责备起义者杀死了大主教阿弗尔啊！其实他们很清楚，大主教是被秩序党的士兵们杀死的。大主教的大司铎雅克美先生曾目睹此事，他在事件发生后立刻就向他们证明了这一点。
秩序党在举行自己的血宴时总是散播许多诽谤自己的受害者的言论，这只是证明现代资产者自认是从前的封建主们的合法继承人；从前的封建主们认为自己有权使用各种武器对付平民，而平民手里有任何武器都是犯罪。
统治阶级为了在外国侵略者的庇护下发动内战来镇压革命而进行的阴谋，即我们从9月4日事件起一直考察到麦克马洪的御用军进入圣克鲁门止的这个阴谋，是以巴黎的血腥屠杀为终结的。俾斯麦洋洋自得地望着巴黎的废墟，大概认为这些废墟是普遍毁灭各大城市的第一步，关于这种普遍毁灭，当他还只是以一个普通地主身分充当普鲁士1849年chambreintrouvable〔无双议院〕的议员[252]时就梦想过了。他洋洋自得地望着巴黎无产者的尸体。在他看来，这不但是革命的绝灭，而且也是法国的灭亡，这个法国现在已经真正被砍掉了头颅，而且是由法国政府自己砍掉的。他和一切飞黄腾达的国家要人一样，目光短浅，只看到了这个巨大历史事件的外表。难道历史上有过一个战胜者决定采取不仅替战败政府充当宪兵，而且充当雇佣凶手的办法来完成自己的胜利吗？普鲁士和公社之间没有发生过战争。相反地，公社接受了和约的初步条件，普鲁士宣布了中立。可见，普鲁士不是交战一方。它干得像一个卑鄙的凶手，因为这不会招致任何危险；它是一个雇佣凶手，因为它曾事先讲定一旦巴黎陷落就要付给它五亿行凶赏钱。上天注定要假手于信神的和仁义道德的德国去惩罚不信神的和荒淫无耻的法国的这场战争的真正性质，就在这里表现出来了！这种甚至在旧世界的律师看来也是空前违反国际公法的行为，并未迫使欧洲各国“文明”政府把纯系圣彼得堡内阁御用工具的罪恶的普鲁士政府宣布为违法罪犯，却只是激起它们去讨论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要把侥幸逃出巴黎双重包围圈的少数受害者引渡给凡尔赛刽子手！
在这场现代最可怕的战争结束以后，战胜的军队和战胜的军队联合起来共同残酷杀害无产阶级。这个前所未闻的事件，并不是像俾斯麦所想的那样，证明正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新社会遭到了彻底失败，而是证明资产阶级旧社会已经完全腐朽了。旧社会还能创造的最高英雄伟绩不过是民族战争，而这种战争现在表明是政府玩弄的十足的欺骗勾当，这种欺骗勾当的唯一目的不过是要推迟阶级斗争，当阶级斗争变成内战的熊熊火焰时，这种欺骗勾当也就被抛在一边了。阶级的统治已经不能拿民族的外衣来掩盖了；在反对无产阶级时，各民族政府是一致的！
在1871年的圣灵降临节［注：在复活节后的第七个星期日，约在春末夏初。这里指的是5月28日，即公社的最后一日。——译者注］以后，法国工人和他们的劳动产品的占有者之间，已经既不能有什么和平，也不能有什么停战了。雇佣兵痞的铁腕可能暂时把这两个阶级都压服一下。但是，它们之间的斗争定会一次又一次地爆发，并且规模愈来愈大，所以归根到底谁将取得胜利——是少数占有者还是绝大多数劳动者将取得胜利，那是毫无疑义的。而法国工人阶级不过是整个现代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罢了。
欧洲各国政府在巴黎面前表明了阶级统治的国际性质，而现在它们却向全世界大喊大叫，说这一切灾难的主要原因在于国际工人协会，即在于反对全世界资本阴谋的国际劳动组织。梯也尔责备这个组织是劳动的暴君，而把自己说成劳动的解放者。皮卡尔下令禁止国际的法国会员跟国外的国际会员保持任何联系；梯也尔的1835年同谋者，那个已成为老古董的若贝尔伯爵声称，铲除国际是每个文明国家政府的主要任务。“地主议员们”狂吠起来反对国际，而欧洲各国报刊则随声附和。有一位同我们协会毫无关系的可敬的法国作家［注：大概是指罗比耐。——编者注］对国际做出这样的评论：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大部分公社委员，都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最积极、最有见识和最刚毅的成员……这是些完全忠实的、真诚的、有见识的、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纯洁的和正面意义上的狂信的人物。”
满脑子警察气味的资产阶级，自然要把国际工人协会看做一种秘密阴谋团体，其中央机构不时命令在各国举行暴动。实际上，我们的协会只是文明世界各国先进工人之间的国际纽带。阶级斗争无论在何处、以何种形式、在何种条件下表现出来，自然总是由我们协会的会员站在最前列。产生这个协会的土壤就是现代社会本身。无论屠杀多少人，都不能把这个协会铲除。要铲除它，各国政府首先必须铲除资本对劳动的专横统治，即铲除它们自身的寄生性生存的条件。
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那些杀害它的刽子手们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
总委员会：
马·詹·布恩弗·布列德尼克
Ｇ．Ｈ．巴特里凯希耳
德拉埃威廉·黑尔斯
阿·埃尔曼科尔布
弗·列斯纳罗赫纳
Ｊ．帕·麦克唐奈乔治·米尔纳
托马斯·莫特斯赫德查·米尔斯
查理·默里普芬德
罗奇罗沙
吕耳萨德勒
奥·赛拉叶考威尔·斯特普尼
阿尔弗勒德·泰勒威廉·唐森
通讯书记：
欧仁·杜邦……………法国
卡尔·马克思…………德国和荷兰
弗·恩格斯……………比利时和西班牙
海尔曼·荣克…………瑞士
Ｐ．卓瓦基尼…………意大利
捷维·莫黑斯…………匈牙利
安东尼·扎比茨基……波兰
詹姆斯·柯恩…………丹麦
约·格·埃卡留斯……美国
执行主席海尔曼·荣克
财务委员约翰·韦斯顿
财务书记乔治·哈里斯
总书记约翰·黑尔斯
1871年5月30日于伦敦西中央区海-霍耳博恩街256号
附录
（一）
“一队囚犯在乌里克大街停下来，在人行道上脸向着马路排成四五行。侯爵加利费将军和他的参谋下了马，从左侧开始巡视。将军慢慢地走动，查阅着行列，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停下来，拍拍某一个人的肩膀，或是向某一个站在后排的人点点头。这样挑选出来的人，多半是不问情由就被赶到街中心去，于是那里很快就形成了另外一个较小的队伍……很明显，这里出错的可能性很大。一个军官骑在马上向加利费将军指出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仿佛他们犯过什么特别的罪恶。那个女人连忙从行列里冲出来，伸出双手跪倒在地上，用痛切的言语来申诉她没有犯什么罪。将军停了一会，然后带着冷酷的面孔和毫不介意的神情说道：‘夫人，巴黎的所有戏院我都去过，你的表演对我不会有什么效果（cen’estpaslapeinedejouerlacomédie）’……在这一天，凡是一个人比自己的近邻显然长得高一些，穿得脏一些或者干净一些，年长一些或者是相貌丑一些，都要倒霉。有一个人特别使我吃惊。显然，他迅速摆脱了人世的烦恼，只因为他长有一个破鼻子……像这样挑选出了一百多人并且指定了行刑队以后，那队囚犯又继续前进，而把他们留在后面。过了几分钟，在我们后面响起了一阵枪声，这枪声继续了一刻多钟。这就是把那些被仓猝定罪的可怜虫执行枪决。”（“每日新闻”驻巴黎记者6月8日报道）
这个加利费，即“他的那个在第二帝国的闹宴上以无耻地卖弄色相闻名的妻子的面首”，就是在战时曾以法国的“毕斯托军曹”知名的那个人。
“‘时报’（它是一家立论谨慎而不求耸人听闻的报纸）登载过一条消息，记述一些没被当场击毙尚存一息的人们被活埋的凄惨情景。有大批这样的人被活埋在圣雅克－拉－布希埃尔附近的广场上，其中有许多人埋得很浅。白天街上的嘈杂声使人们察觉不到这种情景，但是到夜深人静的时候，邻近的居民常被隐约传去的呻吟声惊醒，到第二天早晨，他们看见一只握得紧紧的拳头从地里伸出来。由于这样，当局下令把被掩埋的人挖出来……我丝毫也不怀疑，有许多受伤的人被活埋了。我能够证明一件事实。布律涅耳同他的爱人一起于上月24日在旺多姆广场的一座庭院中被枪杀，尸体在那里横陈到27日午后。掩埋队来抬走尸体的时候，发觉这个女人还活着，于是把她送到医院。虽然她中了四颗子弹，可是现在她已经没有生命危险。”（“旗帜晚报”[253]驻巴黎记者6月8日报道）
（二）
6月13日的伦敦“泰晤士报”登载了如下一封信[254]：
致“泰晤士报”编辑
阁下：
1871年6月6日，茹尔·法夫尔向欧洲各国发出了一个通告，号召它们对国际工人协会进行斗争，直到把国际消灭。为了评价这个文件，只要举出几件事实就够了。
在我们章程的前言中已经指出，国际是“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党举行的公开大会上”[255]成立的。茹尔·法夫尔由于他自己最清楚的原因，把国际成立日期推到1862年以前。
为了解释我们的原则，他就引证“它〈国际〉在1869年3月25日发的传单”。但是他实际上引证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并非国际的团体的传单。当他还是一个颇为年轻的律师的时候，为了替被卡贝控以诽谤罪的巴黎“国民报”辩护，他就施展过这种伎俩。当时他硬说他宣读的是卡贝著的小册子中的一些摘录，实际上他宣读的是他自己加进去的一些话。这一欺骗行为在法庭审判时被揭发出来了，要不是卡贝的宽容，茹尔·法夫尔就要受到开除出巴黎律师公会的惩罚。茹尔·法夫尔用来作为国际文件引证的一切文件，没有一件是国际的文件。例如，他说：
“如1869年7月在伦敦建立的总委员会所说，同盟宣布自己是无神论的团体。”
总委员会从未发表过这一类文件。相反地，它发表了一个正是将同盟即日内瓦的L’AlliancedelaDémocratieSocialiste〔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章程——茹尔·法夫尔引证的就是这个章程——宣布为无效的文件[256]。
茹尔·法夫尔在他这个仿佛有一部分也是反对帝国的通告中，从头到尾都只是重复波拿巴检察官所捏造的警察言论来反对国际，这些言论甚至在帝国自己的法庭上就已被驳倒了。
大家知道，国际总委员会在关于前次战争的两篇宣言中（去年7月和9月发表的）［注：见本卷第3—9、285—294页。——编者注］，揭露了普鲁士对法国的侵略计划。后来，茹尔·法夫尔的私人秘书雷特兰热尔先生曾向总委员会的若干委员请求——自然是徒劳无益——由总委员会发动游行示威来反对俾斯麦，以支持国防政府；同时特别请求他们不要提到共和国。由于预期茹尔·法夫尔将到伦敦来，游行示威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好了（无疑是本着最善良的愿望），然而这是违背总委员会的意愿的，因为总委员会在9月9日的宣言中曾明确地警告过巴黎工人要防范茹尔·法夫尔和他的同僚。
如果国际也向欧洲各国内阁发出一个关于茹尔·法夫尔的通告，请它们特别注意已故的米里哀尔先生在巴黎公布的文件，那末这位茹尔·法夫尔将说些什么呢？
阁下，我仍然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书记约翰·黑尔斯
6月12日于伦敦西中央区海-霍耳博恩街256号
在一篇“国际协会及其目的”的文章中，伦敦“旁观者”[257]（6月24日）充当了虔诚的告密者的角色，引证了——除了其他类似的玩意之外——同盟的上述文件作为国际发表的文件，并且引证得甚至比茹尔·法夫尔更加彻底。它刊载这篇文章是在上述那封辟谣信已发表于“泰晤士报”十一天以后。我们对此并不感到惊奇。弗里德里希大帝早就说过：所有耶稣会教徒中最坏的是新教徒。
卡·马克思写于1871年4—5月
1871年6月中旬以单行本形式在伦敦出版，并于1871—1872年在欧洲各国和美国出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1871年英文第三版，并和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校对过
注释：
[191]法兰西内战”是科学共产主义的最重要著作之一；它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国家、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的基原理。这一著作是作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的宣言而写的。巴黎公社一宣布成立，马克思就开始细心搜集和研究所有关于公社活动的消息，如法国、英国、德国的报纸材料，巴黎来信中提供的情况等等。马克思在1871年4月18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建议就法国“斗争的总趋向”发表一篇告国际全体会员的宣言。总委员会把起草宣言的工作交给了马克思。4月18日以后，马克思就开始了这项工作，一直继续进行到5月底。他先写了“法兰西内战”的初稿和二稿（见本卷第533—662页和注375）；随即着手宣言的定稿工作。1871年5月30日，即巴黎最后一个街垒陷落的两天以后，总委员会一致批准了马克思宣读的“法兰西内战”的定稿文。“法兰西内战”最初于1871年6月13日左右在伦敦用英文印成三十五页的小册子发表，印数一千份。由于第一版很快销售一空，不久又出了英文第二版，印数两千份，在工人中间减价销售。马克思在这一版中更正了第一版的几个印刷错误，并在“附录”里增补了第二篇文件。宣言下面总委员会委员的署名中做了如下的变动：抽掉工联主义者鲁克拉夫特和奥哲尔的名字（他们在资产阶级报刊上表示不同意宣言，并且退出了总委员会），同时增添了总委员会新成员的名字。1871年8月出了“法兰西内战”英文第三版，马克思在这一版中除去了前两版中个别不确切的地方。1871—1872年，“法兰西内战”被译成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西牙文和荷兰文，在欧洲各国和美国的期刊上发表并以单行本出版。德文本是由恩格斯翻译的，于1871年6—7月先后发表于“人民国家报”（6月28日，7月1、5、8、12、16、19、22、26和29日的第52—61号）；1871年8—10月在“先驱”杂志部分地发表，此外，还在莱比锡出版了单行本。恩格斯在译文中做了几个不大的改动。1876年，为了纪念巴黎公社五周年，出版了“法兰西内战”的新的德文本，在文字上做了一些订正。1891年，在为迎接巴黎公社二十周年而准备出“法兰西内战”的德文纪念版时，恩格斯重新校订了译文，并为这一版写了导言；他在导言中，强调指出巴黎公社经验的历史意义和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对公社做的理论总结的历史意义；此外，还做了一些有关加入公社的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的活动的补充。恩格斯把马克思写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和第二篇宣言收进了这一版；此后在各种文字的单行本中，这两篇宣言也都通常与“法兰西内战”一起刊印。“法兰西内战”的法文译文最初于1871年7—9月在布鲁塞尔的“国际报”上刊出。1872年在布鲁塞尔出了法文版单行本，译文曾由马克思加以校订。他在寄给他的校样上做了大量修改，把好些地方重新译过。1871年，在苏黎世第一次出了“法兰西内战”俄文第一版。后来铅版印刷的以及胶版翻印的许多版本都以这一版为依据。1905年，出版了由弗•伊•列宁校订的“法兰西内战”俄文（敖德萨“海燕”出版社版），这次是根据1891年德文版翻译的。列宁校订“法兰西内战”时，在译文中使用了精确的经济政治术语，除去了1905年的前一版的大量歪曲和不妥之处，恢复了那些在前一版被沙皇书报检查机关删去的地方。列宁在校订“法兰西内战”第三章译文时做的改动特别大。后来，列宁在他的“国家与革命”以及其他著作中引用“法兰西内战”时，又把所引用的很多地方重新译过（根据1876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列宁对“法兰西内战”俄译文的修改以及他自己翻译的一些段落，在编辑版时都曾予以注意。——第331页。
[192]阿尔丰斯·西蒙·吉奥给苏桑的信发表于1871年4月25日“公报”第115号。“公报”（《JournalOfficiel》）是“法兰西共和国公报”（《JournalOfficieldelaRépubliqueFrancaise》）的简称。该报出版于1871年3月20日至5月24日，是巴黎公社的正式机关报；它是沿用1870年9月5日起在巴黎出版的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公报的名称（在巴黎公社时期，梯也尔政府的报纸也用此名称在凡尔赛出版）。3月30日的报纸是用“巴黎公社公报”（《JournalOfficieldelaCommunedeParis》）的名称出版的。——第337页。
[193]1871年1月28日，俾斯麦同国防政府的代表法夫尔签订了“停战和巴黎投降协定”（见注130）。——第337页。
[194]Capitulards（投降派）是对1870—1871年巴黎被围时期主张巴黎投降的人的卑称；后来在法文中，这个词被用来泛指投降主义者。——第337页。
[195]宣言发表于1871年4月28日“复仇者报”第30号。——第337页。］
[196]“旗帜报”（《L’Etendard》）是波拿巴派的法国报纸，从1866年至1868年在巴黎出版。该报由于被揭发靠欺骗行为作财政来源而停刊。——第338页。
[197]指SociétéGénéraleduCréditMobilier，它是法国的一家大股份银行，1852年创办。它的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用它所开办的股份公司的有价证券进行投机。CréditMobilier同第二帝国政府有密切的联系。1867年，该银行破产，1871年停业。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许多文章中揭示了CréditMobilier的真正本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23—40、218—227、313—317页）。——第338页。］
[198]“自由选民”（《L’électeurlibre》）是一家周报（普法战争时期起改为日报），共和派右翼的机关刊物，1868年至1871年在巴黎出版；1870年至1871年同国防政府的财政部有联系。——第338页。
[199]指1831年2月14日和15日巴黎发生的反对正统派和反对教会的行动，这些行动得到外省的响应。为了对正统派在贝里公爵追悼会上举行示威表示抗议，会上的群众捣毁了奥塞鲁瓦的圣热尔门教堂和以同情正统派闻名的大主教凯朗的宫廷。奥尔良派的政府由于想打击对它抱敌视态度的正统派，没有采取措施来干涉群众的行动；捣毁教堂和大主教宫廷时在场的梯也尔曾关照国民自卫军不要阻止群众的行动。1832年，当时的内务大臣梯也尔下令，逮捕了正统派的法国王位僭望者尚博尔伯爵的母亲贝里伯爵夫人，随即将她置于严格监视之下，并对她施以侮辱性的身体检查，目的在于宣扬她的私婚，从而破坏她的政治声誉。——第339页。
[200]马克思指梯也尔（当时任内务大臣）在镇压1834年4月13—14日反对七月王朝统治的起义中所扮演的卑鄙角色。这次起义是巴黎工人以及依附于工人的小资产阶级阶层，在共和派的秘密的人权协会领导下进行的。在镇压这次起义时，军阀干下了许多暴行，例如，他们曾在特朗斯诺南街上把一所房子里的人全部杀死。梯也尔是起义时以及起义被镇压后对民主派实行残酷镇压的主要指使者。九月法令是法国政府1835年9月颁布的反动法令。这项法令限制了陪审人员的裁判活动，对出版采取了严峻的措施。在出版方面，规定增加定期刊物的保证金，对反对私有制和现存国家制度的言论实行监禁和课以大量罚款。——第339页。
[201]1841年1月，梯也尔在众议院提出在巴黎四周建立城防工事（要塞围墙和独立堡垒）的计划。革命民主派认为这是借口加强巴黎防务而对人民运动实行镇压的准备措施。当时曾有人指出，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梯也尔的计划才规定在巴黎东部和东北部的工人区附近建筑特别坚固的大批堡垒。——第339页。
[202]1848年1月，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二世的军队炮击巴勒摩城，企图镇压人民起义（这次起义成了1848—1849年意大利各公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信号）。同年秋天，斐迪南二世残酷地炮轰墨西拿，因而获得炮弹国王的绰号。——第339页。
[203]1849年4月，法国资产阶级政府联合奥地利和那不勒斯对罗马共和国进行干涉，其目的是扑灭罗马共和国，恢复教皇的世俗政权。由于武装干涉和罗马被围并遭到法军的残酷炮轰，罗马共和国尽管进行了英勇的抵抗，终于被推翻，罗马也被法军占领。——第340页。
[204]马克思指的是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残暴地镇压1848年6月23—26日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对起义的镇压，造成了反革命势力的猖獗，使保守的帝制派的地位更加巩固。——第340页。
[205]秩序党是1848年成立的保守的大资产阶级的政党，是法国两个保皇派即正统派（波旁王朝的拥护者）和奥尔良派（奥尔良王朝的拥护者）的联合。从1849年到1851年12月2日政变，该党在第二共和国的立法议会中一直占据领导地位。秩序党的反人民政策的破产，被路易·波拿巴集团利用来建立第二帝国的制度。——第340页。
[206]见注102。——第341页。
[207]梯也尔想加强凡尔赛军队来镇压革命的巴黎，曾要求俾斯麦允许他扩大部队员额（按照1871年2月26日签订的初步和约，梯也尔的部队总人数不得超过4万人）。梯也尔政府向俾斯麦保证军队只用来镇压巴黎的起义，于是按照1871年3月28日签订的卢昂协定，遂获准将凡尔赛军队的人数增至8万人，不久以后，又增至10万人。德国司令部遵照这些协议，急忙将法国战俘（主要是在色当和麦茨投降的部队）遣送回国。凡尔赛政府把这些部队安置在秘密营中，施以思想训练，使他们仇恨巴黎公社。——第341页。
[208]正统派是法国于1792年被推翻的、代表大土地贵族和高级僧侣利益的波旁王朝的拥护者。在1830年，该王朝第二次颠复以后他们才形成为政党。在第二帝国时期，正统派得不到居民丝毫支持，只能采取等待时机的策略，出版一些批评性的小册子，只是在1871年参加了反革命势力对巴黎公社的大进军以后，他们才开始活跃起来。——第343页。
[209]《Chambreinirouvable》（“无双议院”）是1815—1816年（复辟时期初期）由极端反动分子组成的法国众议院。——第344页。
[210]在马克思的原稿中是《assemblyofrurals》（《rurals》相当于法文《lesruraux》），意即“乡绅会议”、“地主议会”。这是对1871年的国民议会的卑称。该议会的绝大部分议员都是反动的保皇党人：在农村选区当选的外省地主、官吏、食利者和商人。630名议员中约有430名是保皇党人。——第344页。
[211]指俾斯麦所提出的作为初步和约条件之一的赔款要求。和约于1871年2月26日由梯也尔、茹·法夫尔同俾斯麦、南德意志各邦的代表在凡尔赛签订。根据这项和约，法国把亚尔萨斯和洛林东部割让给德国，赔款50亿法郎；在赔款付清以前，德军占领的一部分法国领土仍由德军继续占领。正式和约是1871年5月10日在法兰克福签订的（见本卷第375页）。——第344页。
[212]1871年3月10日国民议会通过了“关于延期清偿借约”的法令。根据这项法令，凡是在1870年8月13日到11月12日期间立的借约，规定在立约后的七个月内偿清。11月12日以后立的借约则不得延期。法令实际上没有允许大部分债务人延期付款，这就严重地打击了工人和居民中的贫苦阶层，并使许多小工商业者破产。——第345页。
[213]Décembriseur（十二月分子）是指1851年12月2日波拿巴政变的参加者和这种政变行动的拥护者。维努亚直接参加了政变，曾用军队镇压法国一个省的共和派的起义。——第345页。
[214]根据报纸上的报道，从梯也尔政府决定发行的内债中，梯也尔本人及其政府的其他成员应当得到3亿多法郎的“佣金”。梯也尔后来承认，和他商谈借债的金融界代表曾要求迅速扑灭巴黎的革命。1871年6月20日凡尔赛军队镇压了巴黎公社以后，发行内债的法令遂被通过。——第345页。
[215]凯恩是法属圭亚那（南美）的城市，是政治犯服苦役和流放的地方。——第347页。
[216]“国民报”（《LeNational》）是1830—1851年在巴黎出版的一家法国日报，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第349页。
[217]1870年10月31日当麦茨投降、勒－布尔热失守、梯也尔受国防政府之命与普鲁士人开始谈判的消息传来以后，巴黎工人和一部分革命的国民自卫军举行起义，占领了市政厅，建立了以布朗基为首的革命的政权机关——社会拯救委员会。在工人的压力之下，国防政府不得不答应辞职，并定于11月1日举行公社的选举。但是，由于巴黎的革命力量尚未充分组织起来，领导起义的布朗基派与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雅各宾分子之间存在意见分歧，政府便利用这一情况，借助于尚拥护它的几营国民自卫军，背弃了它的辞职诺言，占据了市政厅，恢复了它的政权。——第349页。
[218]“布列塔尼部队”即布列塔尼别动部队，特罗胥把它当做宪兵部队用来镇压巴黎的革命运动。科西嘉部队是第二帝国宪兵队的重要组成部分。——第349页。
[219]1871年1月22日，巴黎无产阶级和国民自卫军在布朗基派的号召下发起革命的示威游行，要求解散政府，成立公社。国防政府命令守卫市政厅的布列塔尼别动队枪杀示威群众，逮捕游行者，下令封闭巴黎所有的俱乐部，禁止群众集会，勒令许多报纸停刊。政府血腥地镇压了革命运动以后，立即准备巴黎投降。——第350页。
[220]Sommations是政府为了驱散示威和集会而采取的一种警告形式。根据1831年的法令，这种警告在鼓声或喇叭声中重复三次以后，政府就有权使用武力。骚扰取缔令（Riotact）于1715年在英国生效，禁止十二人以上的一切“骚扰性集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当局有责任提出特别警告，如果集会者在一小时内不散去，则使用武力。——第351页。
[221]10月31日事件发生时（见注217），国防政府的成员被扣留在市政厅中，有一个起义者曾提议将他们枪决，但为弗路朗斯所阻止。——第352页。
[222]见伏尔泰的小说“老实人”第22章。——第353页。
[223]马克思引自1871年4月6日“公报”第96号上发表的巴黎公社1871年4月5日公告。马克思提到的人质法令，是公社于1871年4月5日通过的，发表于4月6日的“公报”（马克思注的是它在英国报纸上公布的日期）。按照这项法令，所有被控告与凡尔赛有勾结的人，在他们的罪行被证实后一律当做人质扣押。巴黎公社想采取这种措施来阻止凡尔赛军队对公社社员的枪杀。——第353页。
[224]马克思引自1871年3月21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80号。——第355页。
[225]授职制（investiture）是指中世纪封建主给藩属授予封地或授予神职的办法。这种制度的特点，是等级低的人完全听任等级高的世俗封建主和教会封建主摆布。——第360页。
[226]吉伦特派是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在革命时期产生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政党。该党的许多领导人在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中代表吉伦特省，因而得名。吉伦特派借口保卫各省实行自治和成立联邦的权利，反对雅各宾政府以及拥护政府的革命群众。——第360页。
[227]“喧声”（《Kladderadatsch》）是带有插图的、讽刺性的周刊，从1848年起在柏林出版。“笨拙”（《Punch》）是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幽默周刊“笨拙，或伦敦喧声”（《Punch，ortheLondonCharivari》）的简称，1841年起在伦敦出版。——第361页。
[228]指1871年4月16日巴黎公社颁布的关于一切债务延期三年偿付并且取消利息的法令。这项法令缓和了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处境，而不利于放债的大资本家。——第363页。
[229]马克思是指1848年8月22日制宪议会否决了关于“友好合同”（《con-cordatsàl’amiable》）的法案，该法案规定凡能证明是因革命造成的业务停滞而沦于破产的债务人可延期偿债。于是很大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彻底破产，只好受大资产阶级债主们的宰割。——第363页。
[230]Frèresignorantins（无知兄弟会）是1680年产生于兰斯的一个宗教团体的绰号，这个团体的成员承担了献身教育穷人子弟的义务；在这个团体所办的学校中，学生主要是受宗教教育，得不到什么其他方面的知识。马克思以此暗指资产阶级法国的初等教育水平很低，而且具有教权主义性质。——第364页。
[231]外省共和联盟是由旅居巴黎的外省小资产阶级人士组成的政治组织。它曾号召各省支持巴黎公社，反对凡尔赛政府和保皇派的国民议会。——第364页。
[232]大概指的是巴黎公社的“告农村劳动者”（《Auxtravailleursdescampagnes》），这份文件曾于1871年4月至5月初在公社的各报上公布，并以传单形式单独发表。——第364页。
[233]马克思是指查理十世的反动政府在1825年4月27日所颁布的一项法令，其中规定对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剥夺地产的前流亡者给以赔偿。赔偿总额约十亿法郎，以三厘无期公债支付，这笔赔偿费大部分落到了法国大地主、高级宫廷贵族手中。——第364页。
[234]指将法国分为若干军区的指令和授予各军区司令以处理地方事务的广泛权力；授予共和国总统以任免区长的权力；将农村教师置于省长控制之下的农村教师法；加强僧侣对教育领导方面的影响的国民教育法。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对这些法令曾有所阐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99—100页）。——第365页。
[235]旺多姆圆柱是为了纪念拿破仑法国的胜利，于1806—1810年在巴黎旺多姆广场建立的。根据巴黎公社的决议于1871年5月16日拆除。——第366页。
[236]1871年5月5日“口令报”（《Motd’Ordre》）公布了证实修道院的种种罪行的材料。在圣安东郊区的毕克普斯修道院里，搜查后发现有把女修道士放在小修道室里监禁多年的情况，并且找到了拷打的刑具。在圣劳伦特教堂发现了一个秘密坟墓，这是凶杀罪行的证据。在公社为反宗教宣传而出版的小册子“教士罪行录”（《LesCrimesdescongrégationsreligieuses》）中也公布了这些材料。——第368页。
[237]威廉斯赫埃（加塞尔附近）是普鲁士国王的城堡，前法国皇帝拿破仑第三被普鲁士人俘掳后，于1870年9月5日至1871年3月19日被囚于此。——第368页。
[238]在外地主（来自《absent》——“缺席者”）是通常不居住在自己地产上的大地主，这里指的是那些把爱尔兰地产上的收入挥霍于英国的地主，他们把地产交给土地代理人管理，或者出租给靠投机中饱的经纪人，后者再以苛刻的条件转租给小佃户。——第369页。
[239]Francs-fileurs（直译是“自由逃亡者”）是给在巴黎被围时从城里逃跑出去的资产者起的嘲讽性的绰号。francs-fileurs的读音与francs-tireurs（自由射手，即积极参加反普鲁士斗争的法国游击队员）相近，这就使这一绰号具有幽默性质。——第370页。
[240]科布伦茨是德国的一个城市，在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贵族保皇党人逃亡和准备对革命的法国进行干涉的中心。受到封建专制国家支持的、以路易十六的极端反动的大臣卡龙为首的流亡政府就设在科布伦茨。——第370页。
[241]在巴黎公社时期，公社社员把在布列塔尼召募来的、怀有保皇情绪的凡尔赛部队叫做“朱安兵”，这是把他们比做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在法国西北部发生的反革命叛乱的参加者。——第371页。
[242]巴黎的无产阶级革命产生了巴黎公社，在这一革命的影响下，里昂、马赛以及法国许多其他城市也发生了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3月22日，里昂的国民自卫军和劳动者夺取了市政厅。3月26日巴黎代表团到达以后，在里昂便宣布成立公社，但是，为准备选举公社而成立的临时委员会，尽管拥有一些武装力量，由于同人民群众和国民自卫军缺乏联系，终于放弃了自己的权力。里昂劳动者于4月30日进行的新的发动，遭到军队和警察的残酷镇压。马赛的起义居民占据了市政厅，逮捕了省长，成立了省委员会，决定于4月5日进行公社的选举。马赛的革命发动于4月4日被炮击该城的政府军队所镇压。——第372页。
[243]指杜弗尔在1839年5月四季社举行武装暴动时期为巩固七月王朝而进行的活动，以及杜弗尔在1849年6月第二共和国时期在反对在野的小资产阶级山岳党时所起的作用。1839年5月12日以布朗基和巴尔贝斯为首的秘密的共和社会主义团体——四季社——的革命发动，没有依靠群众，而且带有密谋性质；这次发动遭到了政府军队和国民自卫军的镇压。为了与革命危险作斗争而组成了一个新内阁，杜弗尔参加了这一内阁。1849年6月，在山岳党反对共和国总统路易·波拿巴的活动所造成的政治危机日益增长的情况下（见注140），当时担任内务部长的杜弗尔，提议实行一系列法令对付一部分革命的国民自卫军、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第373页。
[244]指国民议会通过的“报刊违法行为惩办法令”，它使过去的反动的出版法（1819年和1849年）的条款重新生效，对那些发表反对政府言论的出版物规定了严厉的惩罚，直到封闭；这里还指恢复以前被撤职的第二帝国官员的职位；关于追还被公社没收的财产的手续的特别法；以及没收财产以刑事罪论处的规定。——第373页。
[245]杜弗尔向国民议会提出的关于军法审判程序的法令，进一步缩短了1857年军事法典上规定的审判程序。法令确认部队司令和陆军大臣有权擅自进行司法追究，而不必经过预审；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定案（包括审阅上诉书）和执行判决。——第373页。
[246]指1860年1月23日签订的英法商约。商约规定，法国放弃保护关税政策，代之以不得超过货物本身价值30％的进口税。商约授予法国向英国免税输入大部分法国货的权利。商约签订以后，由于英国货大量流入法国，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大大加剧，引起了法国工业家的不满。——第375页。
[247]指公元前一世纪在古罗马的社会政治斗争尖锐化时期，在罗马奴隶主共和国发生危机的不同阶段上出现的血腥迫害和恐怖局面。苏拉专政（公元前82—79年）——苏拉是奴隶主贵族的走卒，他在专政时期曾大规模地屠杀与他为敌的奴隶主集团的代表人物。在他的统治下，第一次宣布了公敌名单，凡列入名单者，可以不经审判，人人得而诛之。第一届和第二届罗马三执政（公元前60—53年，公元前43—36年）是由三个最有威望的罗马军队统帅分掌政权的专政。第一届是庞培、凯撒和革拉苏，第二届是屋大维、安东尼和列庇都斯三人。三执政的统治是为消灭罗马共和国和建立罗马单一的君主政权而斗争的一个阶段。三执政广泛地采用了在肉体上消灭自己敌人的手段。第一届和第二届三执政垮台以后，接着就开始了自相残杀的流血的内战。——第377页。
[248]“巴黎报”（《JournaldeParis》）是从1867年起在巴黎发行的周刊，拥护保皇党奥尔良派。——第378页。
[249]这两段引文是马克思从法国政论家爱尔威发表于1871年5月31日“巴黎报”第138号上的一篇文章中摘出的，该文引用的塔西陀的“历史”中的那段话，见该书第3篇第83章。——第378页。
[250]1814年8月，英美战争时英军在占领华盛顿以后，纵火焚毁了国会大厦、白宫和首都的其他公共建筑。1860年10月，当英国和法国对中国进行掠夺性的殖民战争时，英法联军劫掠并焚毁了北京附近的圆明园——中国建筑和艺术的精华。——第379页。
[251]在古罗马，帝王或将相私人的、享有特权的近卫军称为御用军，在罗马帝国时期，御用军经常参加内讧，并常常扶助自己方面的人登上王位。后来“御用军”一词就成为雇佣兵及军阀横行霸道的同义语。——第381页。
[252]马克思把普鲁士于1849年1—2月根据普鲁士国王在1848年12月5日反革命政变日钦赐的宪法所选举的议会，叫做普鲁士的“无双议院”（《chambreintrouvable》），因为它同1815—1816年法国极端反动的“无双议院”很相像。根据宪法，该议会由享有特权的“贵族院”和第二议院组成，只有所谓“独立的普鲁士人”才能参加第二议院的两级选举，这就保证了容克地主官僚集团和右翼资产阶级分子在第二议院中的优势。选入第二议院的俾斯麦是该院极右派容克地主集团的首领之一。——第382页。
[253]“旗帜晚报”（《TheEveningStandard》）是“旗帜报”（见注40）的晚报版，1857年至1905年在伦敦发行。——第387页。
[254]由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国际总委员会就1871年6月6日茹尔·法夫尔的通告发表的声明，曾收在“法兰西内战”英文第二、三版以及1871、1876、1891年的德文版中。声明也曾单独发表在许多报纸上（见本卷第393—395页）。——第387页。
[25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16卷第13页。——第387页。
[256]指马克思起草的通告信“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16卷第353—355页）。——第388页。
[257]“旁观者”（《TheSpectator》）是英国自由派的周报，从1828年起在伦敦出版。——第389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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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189]
要求再版国际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并给它写一篇导言，这对于我是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所以我在这里只能就最重要的几点简略地谈一下。
在上面提到的这篇篇幅较大的著作前面，我加上了总委员会就普法战争发表的两篇较短的宣言。第一，因为“内战”引证了第二篇宣言，而第二篇宣言若不同第一篇宣言参照，又不是完全能明白的。其次，因为这两篇同为马克思所写的宣言，也和“内战”一样，卓越地表明作者已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90]里初次显露出的惊人天才，即在伟大历史事变还在我们眼前展开或者刚刚终结时，就能正确地把握住这些事变的性质、意义及其必然后果。最后，因为我们在德国至今还不得不忍受马克思预言过的这些事变的后果。
第一篇宣言曾经预言，如果德国反对路易·波拿巴的防御战争蜕化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掠夺战争，德国在所谓解放战争[191]之后所遭到的那一切不幸，又将更残酷地压到它头上来，这个预言不是已经证实了吗？我们不是又经受了整整二十年的俾斯麦统治，非常法和对社会党人的迫害不是又代替了对蛊惑者的迫害[192]，而且照旧是警察专横，一丝不差地照旧是令人愤恨地解释法律吗？
这样一个预言，即认为吞并亚尔萨斯—洛林就会“迫使法国投入俄国的怀抱”，并且在这种吞并之后，德国或者是不得不公开地变为俄国的奴仆，或者是经过短暂的喘息之后不得不开始准备新的战争，即“种族战争，反对斯拉夫种族与罗曼语种族联合势力的战争”[193]，难道不是一字不差地证实了吗？难道吞并法国的两省不是已迫使法国投入俄国的怀抱了吗？难道俾斯麦不是在整整二十年内徒劳地追求了沙皇的宠爱，不是比小小的普鲁士在未变成“欧洲第一强国”前惯于在“神圣的罗斯”跟前匍匐跪拜时所做的还要更卑恭地侍候了沙皇吗？难道战争的达摩克利斯剑不是经常悬在我们头上吗？这个战争在开始的第一天就会把各国君主间一切用书面文件结成的联盟化为灰烬；这个战争除了它的结局绝对不能预知可以断定以外，其余都不能确定；这个战争将是种族的战争，它将把整个欧洲交给1500万或2000万武装士兵去任意蹂躏；这个战争之所以还没有发生，只是因为连军事强国中最强有力者也因这个战争的最终结果绝对不能预知而感到畏惧。
所以，我们也就更应该使德国工人能够重新读到这两篇光辉地证明了1870年国际工人政策有远大预见性而大半已为人们所忘却的文件。
我关于这两篇宣言所说的话，对于“法兰西内战”也是同样适用的。5月28日，公社的最后一批战士在伯利维尔斜坡一带由于众寡不敌而殉难。只过了两天，即在5月30日，马克思就向总委员会宣读了自己的著作。他在这部著作中，把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用简短而有力的几笔描绘了出来，但是描绘得这样鲜明，尤其是描绘得这样真实，以致后来所有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浩繁文献都望尘莫及。
由于法国从1789年起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巴黎在最近五十年来形成了这样的局面：那里爆发的每次革命都不能不带有无产阶级的性质，就是说，用鲜血换取了胜利的无产阶级，在胜利之后总是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这些要求每次都依巴黎工人的发展程度不同，而或多或少地含意不明，甚至混乱不清；但是，所有这些要求归根到底都是要消灭资本家和工人间的阶级对立。至于这一点如何才能实现，的确谁也不知道。然而，这一要求本身，尽管很不明确，对现存社会制度已经含有一种威胁；提出这个要求的工人们往往还拥有武装；因此，掌握国家大权的资产者的第一个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于是，在每次工人赢得革命以后就产生新的斗争，其结果总是工人失败。
这种情形第一次发生于1848年。属于议会反对派的自由派资产者举行了要求改革的宴会，目的是要实现一种可能使他们的政党获得统治的选举改革。对政府进行的斗争日益迫使他们去求助于人民，于是他们不得不逐步把首位让给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的激进阶层和共和阶层。可是，在这些阶层后面站有革命的工人，他们从1830年起已经得到了比资产者以至共和派所设想的要多得多的政治独立性。当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危机的时候，工人们就开始了巷战；路易-菲力浦消失了，选举改革也同他一起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共和国，而胜利的工人们甚至把它宣布为“社会”共和国。至于这个社会共和国究竟是什么意思，谁也不知道，就是工人们自己也不知道。但是，他们现在已经拥有武装，已经成了国家里的一股力量。所以当政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一感到他们脚下的根基已经相当稳固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件事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这件事也就发生了，他们以直接违背诺言、公开嘲弄和企图把失业工人流放到边远省份去而迫使工人举行了1848年的六月起义。政府预先为自己保证了压倒的优势力量。工人们经过了五天英勇斗争，终于失败了。接着就开始了对手无寸铁的俘虏的血腥屠杀，其残忍程度是从那招致了罗马共和国复灭的内战以来所未曾见过的。资产阶级第一次表明了，当无产阶级敢于作为一个具有自己利益和要求的单独阶级来反对它的时候，它会以何等疯狂的残暴手段来向无产阶级报复。然而，和资产阶级在1871年的狂暴比较起来，1848年事件还只能算是一种儿戏。
惩罚接踵而来。如果说无产阶级还不能管理法国，那末资产阶级却是已经不能管理法国了。至少是当时不能，因为当时资产阶级大部分还是保皇主义的，并且分裂为三个王朝政党和一个共和党。它的内部纷争，使得冒险家路易·波拿巴能把一切命脉，即军队、警察和行政机关等尽行占据，并且在1851年12月2日把资产阶级的最后堡垒即国民议会也炸毁了。这样就开始了第二帝国，即由一帮政治冒险家和金融冒险家剥削法国，同时工业又大大发展起来，这种发展在先前路易-菲力浦那种狭隘而怯懦的制度下，在单只由大资产阶级中一小部分人独占统治的条件下，是完全不可能的。路易·波拿巴在一方面借口说要保护资产阶级反对工人，另一方面又借口说要保护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名义下，夺去了资本家手中的政权；但他的统治同时又便利了投机事业与工业活动，简言之，使整个资产阶级的经济繁荣与发财致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不过，得到更大程度发展的还是贪污舞弊和普遍盗窃行为，它们以皇帝宫廷作为中心，从这种发财致富当中抽取巨额的红利。
但第二帝国又是号召崇尚法兰西沙文主义，即要求归还1814年失去的第一帝国的边疆，或者至少归还第一共和国的边疆。法兰西帝国局限在旧时君主国的疆界内，甚至局限在1815年更被削小了的疆界内的状态，是不能长久维持下去的。由此就需要不时进行战争并扩大疆土。但是，无论向什么地方扩张疆土，都不如靠占领德国莱茵河左岸地区那样厉害地激起法国沙文主义者的幻想。莱茵河上的一平方英里，在他们眼中要比阿尔卑斯山或其他任何地方的十平方英里更贵重得多。只要第二帝国还存在，要求归还——一下子归还或是分次归还——莱茵河左岸地区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这个时间也就随着1866年的普奥战争到来了。波拿巴在期待“领土报酬”时既然受了俾斯麦的欺骗以及他自己的过分狡猾的观望政策的欺骗，也就除战争之外别无他路可走。而这个战争就在1870年爆发了，结果是把他推上了色当，随后又把他推上了威廉堡。[194]
必然的后果就是1870年9月4日的巴黎革命。帝国像纸房子一样倒塌了；共和国又重新宣告成立了。但是敌人已站立在门前；帝国的军队有的被围困于麦茨，没有解围的希望，有的在德国当俘虏。在这种危急关头，人民允许前立法团的巴黎议员们组成了“国防政府”。因为此时一切能荷枪作战的巴黎人都为防御目的编入了国民自卫军和武装起来，以致工人此时在国民自卫军中占有绝大多数，人们就更欣然地同意了这一点。但是过后不久，几乎完全由资产者组成的政府和武装的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就暴露出来了。10月31日，有几个工人营攻下了市政厅，并且逮捕了一部分政府成员。可是，由于有人叛变，由于政府直接违背自己的诺言和几个小资产阶级营进行干涉，被捕者得到了释放；同时，为了避免在受敌军围困的城里爆发内战，原有的政府仍被允许继续执政。
最后，备受饥饿折磨的巴黎在1871年1月28日投降了，但它是在战争史上空前光荣的条件下投降的。炮台交出了，城墙上的大炮卸下了，基干团和流动自卫军交出了武器，被宣布为战俘。但是，国民自卫军保存了自己的枪械和大炮，只是同胜利者订立了停战协定。而胜利者不敢凯旋进入巴黎；他们只敢占据巴黎的一个小角落，其中有一部分还是公园，并且这个角落也只被他们占据了几天！在这几天内，曾把巴黎围困了131天的胜利者们自己处于受巴黎武装工人包围的境地，这些工人机警地监视着，不让一个“普鲁士人”越出让给外国侵略者的那个角落的狭窄界限。巴黎的工人们竟使一支使帝国一切军团放下了武器的军队对他们表示这样的尊敬。跑到这里来向革命策源地进行报复的普鲁士容克们，竟不得不正是在这个武装的革命面前恭恭敬敬地停下来，向它敬礼！
在战争时期，巴黎工人只是要求坚决继续进行斗争。可是现在，在巴黎投降后已经缔结了和约[195]的时候，新政府的首脑梯也尔不得不确信，只要巴黎工人还握有武器，有产阶级——大土地占有者和资本家——的统治就时刻处于危险境地。他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企图解除工人的武装。3月18日，他派了基干部队去夺取国民自卫军的大炮，这些大炮是在巴黎被围时期由公众捐款制造的。这个企图没有得逞；全巴黎像一个人一样奋起自卫，于是巴黎和盘踞在凡尔赛的法国政府之间的战争就开始了。3月26日，巴黎公社被选出，3月28日正式宣告成立。在此以前执行政府职能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在颁布法令废除了声名狼藉的巴黎“风纪警察”之后，把自己的全权交给了公社。3月30日公社取消了征兵制和常备军，宣布由一切能荷枪作战的公民所组成的国民自卫军为唯一的武装力量。公社取消了从1870年10月至1871年4月的一切房租，规定把已经付出的房金转作以后的预付房金，并且制止拍卖城市当铺里所有的典押物品。同日又批准了选入公社的外国人为公社委员，因为“公社的旗帜是世界共和国的旗帜”[196]。4月1日规定，公社公务人员（因而也包括公社委员本身）的薪金，不得超过6000法郎（4800马克）。次日颁布了一项法令，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取消国家用于宗教事务的一切开支，并把一切教会财产转为国家财产；4月8日又据此命令把一切宗教象征、神像，教义、祷告，总之，把“有关个人良心的一切”，从学校中革除出去[197]，这道命令随即逐步实行起来。4月5日，鉴于凡尔赛军队每天都枪毙被俘的公社战士，颁布了拘禁人质的法令，可是这项法令始终没有贯彻执行。4月6日，国民自卫军第一三七营拖出了断头机，并在全民欢呼下把它当众烧毁了。4月12日，公社决定毁掉旺多姆广场上由拿破仑在1809年战争后用夺获的敌军大炮铸成的凯旋柱，因为它是沙文主义和民族仇恨的象征。5月16日，这项决议执行了。4月16日，公社命令登记工厂主停工的工厂，拟定把这些工厂的原有工人联合成一些合作社来开工生产的计划，并拟定把这一切合作社结成一个大联盟的计划。4月20日，公社废止了面包工人的夜工，取消了工作介绍所，因为这些工作介绍所从第二帝国时起已由警察局指派的头等劳工剥削者们独占了；这些工作介绍所都交由巴黎二十个区的区政府接管。4月30日，公社下令封闭当铺，因为这些当铺是专供私人用来剥削工人并与工人获取劳动工具和信用借款的权利相抵触的。5月5日，公社决定拆毁专为处死路易十六赎罪而建筑的小教堂。
这样，从3月18日起，先前被抵抗外敌侵犯的斗争所遮蔽了的巴黎运动的阶级性质，便突出而鲜明地表现出来了。因为参加公社的差不多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代表，所以它所通过的决议也就完全是无产阶级性质的。有些决议把共和派资产阶级只是由于怯懦才不肯实行的、然而是工人阶级自由活动的必要基础的那些改革以法令形式确定下来，例如实行宗教对国家来说仅仅是私人事情的原则。有些决议则直接有利于工人阶级，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深深刺入了旧社会制度的内脏。但是在一个被围困的城市内，实行这一切措施最多只能做出一个开端。从5月初起，全副力量都用到对凡尔赛政府的数量日益增多的军队进行斗争上去了。
4月7日，凡尔赛军队在巴黎西线夺去了讷伊近旁的塞纳河渡口；但是，4月11日，他们向南线的进攻被埃德将军所击退，并且蒙受了极大的损失。那些曾经斥责普军炮击巴黎是亵渎神圣的人们，现在自己不断地炮击巴黎。这些人现在已在乞求普鲁士政府尽速遣返在色当和麦茨被俘的法国士兵，以便为他们夺取巴黎。由于这些军队逐渐开到，凡尔赛的兵力在5月初获得了决定的优势。这种情况在4月23日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梯也尔在这一天停止了根据公社提议开始进行的谈判，这个谈判的内容是以扣留在巴黎的人质巴黎大主教［注：达尔布瓦。——编者注］及其他许多神甫交换当时囚禁在克勒伏的两度当选为公社委员的布朗基一人。这种情况在梯也尔改变说话口气中表现得更加明显；他先前说话是很慎重和很含糊的，现在忽然变得蛮横无礼、粗暴和带有威胁了。在南线，凡尔赛军队在5月3日占据了木兰-萨克多面堡，9日占据了伊西堡垒，它被炮火完全轰平，14日占据了旺夫堡垒。在西线，他们占据了一直伸延到城墙跟前的许多村庄和建筑物，逐步推进到了要塞主墙近旁；5月21日，由于有人叛变以及在那里驻防的国民自卫军疏忽大意，他们闯进了城内。控制北部和东部炮台的普鲁士人，让凡尔赛军队通过城市北部按照停战协定条款禁止他们去的地区，从而在一条广阔的战线上实行进攻，这条战线是巴黎人根据停战协定应该认为有保证不受侵犯，因而防御得很弱的。正因为如此，巴黎西半部即最繁华的市区的抵抗比较弱；侵入的敌军的斗争之后，最后一批公社捍卫者才在伯利维尔和麦尼尔蒙坦的高地上阵亡，于是在整整一个星期内对赤手空拳的男女老幼的愈来愈残酷的屠杀达到了顶点。用后装枪杀人还嫌不够快，于是便用多管炮去成百成千地屠杀战败者。最后一次大屠杀是在贝尔-拉雪兹墓地上的一堵墙近旁进行的，这堵“公社社员墙”至今还直立在那里，作为一个哑的但却雄辩的证人，说明当无产阶级敢于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时，统治阶级的疯狂暴戾能达到何种程度。后来，当发觉不可能把一切人杀尽的时候，就开始了大批的逮捕，并从俘虏群中任意拉出一些牺牲品来枪毙，其余的人则赶到大营房里去，让他们在那里等待军事法庭的审判。围困巴黎东北部的普鲁士军队奉令不得让一个逃亡者通过，但是军官看见士兵对人道感比对上司命令更加听从时，往往装作没看见。特别的荣誉应该归于萨克森军，它非常人道，放走了许多分明是公社战士的人。
如果我们今天在过了二十年之后来回顾一下1871年巴黎公社的活动和历史意义，我们就会发觉，对“法兰西内战”中的叙述还必须做一些补充。
公社委员分为多数和少数两派：多数派是布朗基主义者，他们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中也占统治地位；少数派是国际工人协会会员，他们多半是蒲鲁东社会主义学派的信徒。那时，绝大多数的布朗基主义者不过凭着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本能才是社会主义者；其中只有很少一些人通过熟悉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的瓦扬，比较清楚地了解基本原理。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公社在经济方面忽略了很多据我们现在看来是当时必须做到的事情。最令人难解的，自然是公社对法兰西银行所表示的那种不敢触犯的敬畏心情。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银行掌握在公社手中，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还有更大的意义。这会迫使整个法国资产阶级对凡尔赛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同公社议和。但是，更令人惊异的是，虽然公社是由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组成的，但它的措施却往往是正确的。很明显，对于公社在经济方面的各种法令，无论是这些法令的优点或缺点，首先应当由蒲鲁东主义者负责；而对于公社在政治方面的行动和失策，则应当由布朗基主义者负责。正如政权落到空谈家手中时常有的情形那样，无论是蒲鲁东主义者或布朗基主义者，都按照历史的讽刺，做出了恰恰与他们学派的信条相反的事情。
蒲鲁东这个小农和手工业师傅的社会主义者，对联合简直是切齿痛恨的。他说：联合的坏处多于好处，它在本质上无益而且甚至有害，因为它是束缚工人自由的锁链之一；它是空洞的信条，无用而且累赘，既违反工人的自由，又违反节省劳动的原则；它的缺点比优点发展得更快；与它相反，竞争、分工、私有制则是有益的经济力量。工人的联合只适用于特殊场合，而据蒲鲁东说，这种特殊场合就是大工业和大企业，例如铁路（参看“革命的总观念”第3篇[198]）。
但是，在1871年，大工业甚至在手工艺品生产中心的巴黎，也已经不是什么特殊现象了，所以公社最重要的法令规定要组织大工业以至工场手工业，这种组织不但应该在每一个工厂内以工人的联合为基础，而且应该把这一切联合体结成一个大的联盟；简言之，这种组织，正如马克思在“内战”中完全正确地指出的，归根到底必然要导致共产主义，即导致与蒲鲁东学说正相反的方面。正因为如此，公社同时是蒲鲁东社会主义学派的坟墓。现在这个学派在法国工人中间已经绝迹了；目前这里在“可能派”中间也像在“马克思主义派”中间一样，完全是由马克思的理论统治着。只有在“激进的”资产阶级中间还可以遇到蒲鲁东主义者。
布朗基主义者的遭遇也并不好些。他们是按密谋学派的精神培养出来的，是由这个学派所要求的严格纪律团结在一起的，他们认为少数坚决和组织严密的分子在顺利的条件下不仅能够夺得政权，而且能够用极果断坚决的措施来保持政权，直到把人民群众吸引到革命方面，并使他们聚集在少数领袖的周围。这首先要求把全部权力最严格地专制地集中在新的革命政府手中。大多数正是由这些布朗基主义者构成的公社，在实际上做了些什么呢？它在向法国各省人民发表的一切宣言中，号召他们把法国的所有公社同巴黎联合起来，组成一个自由的联邦，一个第一次真正由国民自己建立的全国性组织。正是军队、政治警察、官僚这种旧的集权政府的压迫权力，即由拿破仑在1798年建立，以后一直被每届新政府当做合意的工具接收并利用来反对自己的敌人的权力，应该在全国各地覆没，正如它已在巴黎覆没一样。
公社一开始就得承认，工人阶级在获得统治时，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它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应当以宣布它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来保证自己有可能防范他们。以往国家的特征是什么呢？社会起初用简单分工的办法为自己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来保护自己共同的利益。但是，后来，这些机关，而其中主要的是国家权力，为了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宰。这种情形不但在例如世袭的君主国内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的共和国内也可以看到。正是在美国，“政治家”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厉害地构成国民中一个特殊的和富有权势的部分。那里，两个轮流执政的大政党中的每一个政党，都是由这样一些人操纵的，这些人把政治变成一种收入丰厚的生意，拿合众国国会和各州议会的议席来投机牟利，或是以替本党鼓动为生，而在本党胜利后取得相当职位作为报酬。大家知道，美国人在最近三十年来是如何千方百计想要摆脱这种难堪的桎梏，可是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愈来愈深地陷入到贪污腐化的泥沼中去。正是从美国的例子上可以最明显地看出，起初只应充当社会的工具的国家权力怎样逐渐脱离社会而独立。那里没有王朝，没有贵族，除了监视印第安人的一小群士兵之外没有常备军，没有那种拥有固定职位与领取年金权利的官僚。然而我们在那里可以看到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轮流执掌政权，用最肮脏的手段为最卑鄙的目的运用这个政权，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个大的政客集团，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统治和掠夺国民的。
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宰——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是6000法郎。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各代议机构的代表规定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
这种炸毁旧的国家权力并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权力来代替的情形，已经在“内战”第三章中作了详细的描述。但是这里再一次简单地谈到这种代替的几个特点，这是必要的，因为恰巧在德国，对国家的迷信，已经从哲学方面转到资产阶级甚至很多工人的一般意识中去了。按照哲学家的学说，国家是“观念的实现”，或是译成了哲学语言的尘世的上帝王国，也就是永恒的真理和正义所借以实现或应当借以实现的场所。由此就产生了对国家以及一切有关国家的事物的崇拜，由于人们从小就习惯于认为全社会的公共事业和公共利益只能用旧的方法来处理和保护，即通过国家及其收入极多的官吏来处理和保护，这种崇拜就更容易生根。人们以为，如果他们不再迷信世袭君主制而拥护民主共和制，那就已经是非常大胆地向前迈进了一步。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国家最多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为止。
近来，社会民主党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喊救命。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弗·恩格斯
189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二十周年纪念日于伦敦
载于1890—1891年“新时代”杂志第2卷第28期和1891年在柏林出版的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法兰西内战”
注释：
[189]这篇导言是恩格斯为柏林“前进报”社在1891年巴黎公社二十周年时出版的马克思的著作“法兰西内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31—389页）德文第三版（纪念版）写的。恩格斯在这篇导言中指出了巴黎公社的经验以及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对这些经验所做的理论概括的历史意义，同时也就巴黎公社的历史，其中包括参加公社的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的活动，做了一系列补充。恩格斯在纪念版中还收入了由马克思写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和第二篇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9和285—294页）。以后用各种文字出版的“法兰西内战”的单行本，通常都包括有恩格斯的导言。起初，恩格斯的导言经他同意以“论法兰西内战”为标题发表在1890—1891年“新时代”杂志第2卷第28期上。在发表时，编辑部对原文进行了篡改：在最后一段，在原稿中所用的“社会民主党的庸人”一语被改成了“德国的庸人”。从费舍1891年3月1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恩格斯对这种任意篡改是不同意的，但是，大概由于不想使自己的著作在同一时期发表的几种文本中出现异文，他在单行本中也保留了改换的字眼。本版恢复了原稿的文字。恩格斯的导言与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起用俄文发表，第一次是1893年在日内瓦。1905年“海燕”出版社（敖德萨）出版了按1891年德文第三版翻译并由弗·伊·列宁校订的“法兰西内战”和恩格斯的导言。列宁在校订译文时，消除了1905年由同一个出版社出的前一版中的许多歪曲原意和不确切的地方，并且把“法兰西内战”和导言中先前被沙皇书报检查机关删去的文句恢复了。后来弗·伊·列宁在他的“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中引证导言时，又对其中的许多段落重新进行了翻译。列宁校订和翻译过的地方，在准备本版时得到了考虑。——第216页。
[190]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17—227页。——第216页。
[191]指1813—1814年德国人民反对拿破仑统治的民族解放战争。——第216页。
[192]在德国与拿破仑法国战争结束后，展开了反政府的运动，这个运动的参加者反对德意志各邦的反动制度，组织要求统一德国的政治示威。这个运动在知识界和大学生中，特别是在大学生的体操团体中得到了推广。他们被德国的反动集团称做蛊惑者。反动当局对“蛊惑者”进行了迫害。——第216页。
[193]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290页）。——第217页。
[194]1870年9月1—2日在色当附近进行了普法战争中的一次决定性的会战，结果是法军完全被击溃。按照法军司令部1870年9月2日签字的投降书，以拿破仑第三为首的8万多名兵士、军官和将军做了俘虏。拿破仑第三从1870年9月5日至1871年3月19日被监禁于威廉堡（在加塞尔附近，是普鲁士国王的城堡）。色当惨败加速了第二帝国的崩溃，结果是1870年9月4日法国宣布为共和国。——第220页。
[195]指以梯也尔和茹·法夫尔为一方，俾斯麦为另一方于1871年2月26日在凡尔赛签订的法德初步和约。按照这个条约的条件，法国把亚尔萨斯和洛林东部割让给德国，并缴付50亿法郎的赔款；在赔款付清以前，德国军队继续占领法国的部分领土。最后和约是1871年5月10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签订的。——第221页。
[196]引自公社选举委员会的报告，这个报告发表在公社的机关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JournalOfficieldelaRépubliqueFrancaise》）1871年3月31日第90号上。——第222页。
[197]恩格斯说的大概是巴黎公社教育代表爱·瓦扬1871年5月11日命令的内容，这项命令发表在“法兰西共和国公报”1871年5月12日第132号上。——第222页。
[198]指蒲鲁东的著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1851年巴黎版（《IdéegénéraledelaRévolutionauXIXsiècle》，Pauis，1851）。马克思1851年8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和恩格斯的著作“对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的批判分析”（“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10卷第13—17页），对蒲鲁东在这部著作中的观点进行了批判。——第226页。 |
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1920年7-8月）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大会）没有制定各个党加入第三国际的确切条件。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大多数国家只有一些共产主义的派别和小组。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召开时的情况就不同了。现在多数国家不仅已经有了共产主义的流派和派别，而且有了共产主义的政党和组织。现在申请加入共产国际的政党和小组越来越多，他们不久以前还属于第二国际，现在都希望加入第三国际了，不过它们还没有真正成为共产主义的政党和小组。第二国际已被彻底粉碎。中间政党和“中派”集团看到第二国际已经毫无希望，就想倒向日益壮大的共产国际，但是，他们还希望保留一种“自主权”，以便执行它们原来的机会主义的或“中派主义的”政策。共产国际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时髦的东西。“中派”的某些领导集团希望加入第三国际，这就间接证明共产国际得到了全世界大多数觉悟工人的拥护，并且成为一天比一天强大的力量。共产国际有被那些还没有摆脱第二国际的思想体系的不坚定和不彻底的的集团溶蚀的危险。此外，在多数人抱有共产主义观点的某些大党（意大利、瑞典、挪威、南斯拉夫等）里，至今还存在着势力相当强大的改良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的派别，它们一直在等待时机，以便东山再起，积极展开暗中破坏无产阶级革命的活动，来帮助资产阶级和第二国际。任何一个共产主义者都不应该忘记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教训。匈牙利共产党人同所谓“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联合，使匈牙利无产阶级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因此，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认为，必须制定十分明确的接纳新党的条件，并向那些已经加入共产国际的的政党指出它们应当承担的义务。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如下：1．日常的宣传和鼓动必须具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性质，必须符合第三国际的纲领和各项决议。党掌握的各种机关报刊，都必须由已经证明是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主持编辑工作。无产阶级专政不应只当作背得烂熟的流行公式来谈论，而应很好地加以宣传，使每一个普通的工人、士兵、农民都能通过我们报刊上每天不断报道的活生生的事实，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定期和不定期的报刊，以及党的一切出版机构，都必须完全服从党中央的领导，而不论当时整个党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出版机构不得滥用自主权，执行不完全符合党的方针和政策。在报纸上，在群众集会上，在工会、合作社中，总之，在第三国际拥护者所能利用的一切场合，不仅要不断地无情地斥责资产阶级，而且还要斥责资产阶级的帮手即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者。2．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组织，都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撤销改良主义者和“中派”分子在工人运动中（在党组织、编辑部、工会、议会党团、合作社、地方自治机关等等中）所担负的比较重要的职务，用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代替他们，不必顾虑最初有时不得不用普通工人来接替“有经验的”活动家。3．几乎在欧美的所有国家里，阶级斗争都正在进入国内战争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不能信赖资产阶级法制。他们必须在各个地方建立平行的不合法机构，以便在决定关头能够帮助党执行自己的革命职责。在所有由于实行戒严法或者非常法使共产党人不能合法进行工作的国家里，绝对必须把合法工作和不合法工作结合起来。4．特别需要坚持不懈地在军队中进行宣传工作，这也是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职责。在这种宣传鼓动为非常法所禁止的地方，这项工作应当不合法地进行。放弃这项工作，就等于背叛革命职责，这同第三国际成员的称号是不相称的。5．必须有步骤有计划地在农村中进行鼓动工作。如果工人阶级不能得到哪怕是一部分雇农和贫苦农民的拥护，不能用自己的政策使一部分其他农村居民保持中立，那就不能巩固自己的胜利。在目前这个时期，共产党在农村中的工作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这项工作主要应当通过同农村有联系的革命的城乡工人共产党员去进行。放弃这项工作，或者把它交给不可靠的半改良主义者，就等于放弃无产阶级革命。6．凡是愿意加入第三国际的党，不仅要揭露赤裸裸的社会爱国主义，而且要揭露社会和平主义的虚伪实质，要不断地向工人证明：除用革命推翻资本主义之外，任何国际仲裁法庭、任何裁减军备的条约、任何对国际联盟的“民主”改组，都不能使人类摆脱新的帝国主义战争。7．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要承认必须同改良主义和“中派”的政策完全彻底的决裂，并在最广大的党员群众中宣传这一点。否则，就不可能执行彻底的共产主义政策。共产国际无条件地、断然地要求在最短期间内实行这种决裂。共产国际决不能容许象屠拉梯、考茨基、希法亭、、希尔奎特、龙格、麦克唐纳、莫迪利扬尼之流的著名机会主义者有权成为第三国际的成员。这样会使第三国际在很大程度和已经死亡的第二国际相类似了。8．在资产阶级占有殖民地并压迫其他民族的国家里，党在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问题上必须采取特别明确的路线。凡是愿意加入第三国际的党，都必须无情地揭露“本国的”帝国主义者在殖民地所干的勾当，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支持殖民地的一切解放运动，要求把本国的帝国主义者赶出这些殖民地，教育本国工人真心实意地以兄弟般的态度来对待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劳动人民，不断地鼓动本国军队反对对殖民地人民的任何压迫。9．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在工会、工人代表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合作社以及其他群众性的工人组织中坚持不懈地进行共产主义的工作。必须在这些组织内部建立共产党支部，这些支部应该通过长期的顽强的工作，争取工会等组织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这些支部必须在日常工作中随时随地揭露社会爱国主义者的背叛行为和“中派”的动摇表现。这些共产党支部必须完全服从整个党的领导。10．凡是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必须同阿姆斯特丹黄色工会“国际”进行坚决的斗争。它应当在参加工会组织的工人中间坚持不懈地宣传同黄色阿姆斯特丹国际决裂的必要性。它应该竭力支持正在形成的属于共产国际的红色工会国际联合组织。11．愿意加入第三国际的党，必须重新审查其议会党团的成员，清除不可靠的分子，使议会党团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服从党中央委员会，并要求每个共产党议员都使自己的全部活动服从于真正革命的宣传鼓动工作的利益。12．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必须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在目前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共产党只有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近似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关成为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党员普遍信任的权威性机构，只有这样，党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13．在共产党员可以合法进行工作的国家里，共产党应该定期清洗（重新登记）党组织的成员，以便不断清除那些难免混入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分子。14．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全力支持每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同反革命势力进行的斗争。各国共产党应该坚持不懈地进行宣传，使工人拒绝把军事装备运送给苏维埃共和国的敌人。应该在派去扼杀工人共和国的军队中大力进行合法或不合法的宣传工作，等等。15．凡是至今仍然保留着旧社会民主主义纲领的政党，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重新审查自己的纲领，并根据本国的特殊情况制定出新的符合共产国际决议精神的共产主义纲领。按照规定，每个加入共产国际的党的纲领，都应该由例行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如果某个党的纲领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批准，该党有权向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提出申诉。16．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以及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执行。共产国际是在非常激烈的国内战争的情况下进行活动的，它应当比第二国际组织得更加集中。同时，共产国际及其执行委员会在一切工作中，当然要考虑到各党斗争和活动的种种不同的条件。因此，做出全体必须执行的决定的仅限于此类决定可行的问题。17．鉴于上述种种，一切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当更改自己的名称。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称为：某国共产党（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支部）。名称问题不只是一个形式问题，而且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问题。共产国际已经宣布要同整个资产阶级世界和一切黄色社会民主党进行坚决斗争。必须使每一个普通的劳动者都十分清楚共产党同那些背叛了工人阶级旗帜的旧的正式的“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之间的区别。18．各国党的一切指导性的机关报刊，必须刊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一切正式的重要文件。19．凡是已经加入或正在申请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必须在最短时间内，无论如何不迟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闭幕后四个月，召开一次紧急代表大会，讨论所有这些条件。同时中央委员会应当设法使各级地方组织都了解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定。20．凡是现在愿意加入第三国际但至今还没有根本改变自己以往策略的党，在没有加入以前必须做到：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其他一切最重要的中央机构内，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同志是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前就公开而明确地主张加入第三国际的。只有经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才允许有例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也有权对第7条中提到的“中派”代表采取例外的办法。21．党员如果在原则上反对共产国际提出的条件和提纲，必须开除出党。这也适用于党的紧急代表大会的代表。 |
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1920年7-8月）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1．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就是更具体地确定共产国际与资本帝国主义统治的国家（例如中国与印度）中的革命运动之间的关系。在当前世界革命历史的发展阶段，必须正确理解这种关系。欧洲大战及其结果清楚地表明：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的集中，欧洲以外被压迫各国的人民群众与欧洲无产阶级运动就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了，殖民地军队和大批工人队伍在大战期间被派往前线，就是例证。2．欧洲资本主义汲取主要力量的主要来源之一就是殖民地和附属国。欧洲资本主义大国不控制广大的殖民地市场和广阔的殖民地剥削场所，就无法继续生存。英国这个帝国主义堡垒，100多年来就一直遭受生产过剩的痛苦。没有为销售商品和供给本国不断发展的工业所需原料而必不可少的广大殖民地，英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早就自行垮台了。只是因为英国帝国主义仍在奴役亚洲和非洲千百万居民，才迫使英国无产阶级不得不暂时服从资产阶级的统治。3．从殖民地取得的超额利润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主要资金来源。不截断这种资金来源，欧洲工人阶级是难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目前，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正是通过扩大和加紧对殖民地劳动力与天然资源的剥削和掠夺，才得以避免破产。欧洲帝国主义靠剥削殖民地居民，贿赂宗主国的工人贵族。欧洲帝国主义一方面凭借附属国廉价劳动力所提供的产品，力图降低宗主国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只要能继续从殖民地取得超额利润，就甘愿牺牲它在宗主国的超额利润。4．消灭殖民主义统治并在宗主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就能推翻欧洲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共产国际应当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共产国际应当与政治上经济上受压迫国家中的决心推翻帝国主义的革命力量建立联系。为保证世界革命的彻底胜利，这两种力量必须采取共同的行动。5．共产国际是世界革命无产阶级的意志的集中表现。它的使命是把全世界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制度。第三国际是以联合全世界革命力量为己任的战斗组织。一小撮政客所领导的、中资产阶级文化毒素很深的第二国际，估计不到殖民地问题的全部重要性，看不到欧洲以外的世界。它不了解欧洲革命运动与非欧洲国家的革命运动相配合的必要性。第二国际的成员非但不给殖民地革命运动以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援助，反而自己却成了帝国主义者。6．东方各国人民由于遭受外国帝国主义的统治，而未能在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方面使他们［译文中，此处多出“不可能”三字。——校者注］达到欧美各国人民已经达到的水平。帝国主义政策是殖民地工业发展的绊脚石，因此，直到最近，殖民地才有了真正的无产阶级。当地的手工业被破坏了，代之以帝国主义国家的集中化工业；多数居民不得不重新务农，生产农产品和原料，以供出口。另一方面，土地迅速地集中于地主、资本家和官家手中，造成大批无地农民。殖民地的大多数居民处于愚昧无知的境地。这种政策在各殖民地被压迫人民群众中引起的愤懑，只是通过人数不多的中层知识分子表现出来。外国的统治阻碍社会力量的自由发展，因此，殖民地开展革命首先就要推翻外国的统治。帮助殖民地推翻外国的统治，并不意味着支持当地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倾向，而只是给被压迫的殖民地无产阶级开辟解放的道路。7．在附属国目前存在着两种相距日远的运动。一种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民族主义运动，其纲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政治上的独立；另一种是贫穷无知的农民和工人争取摆脱一切剥削的群众性斗争。第一种运动企图控制第二种运动，并且往往得到一定的成功。共产国际及有关的政党应当反对这种控制，帮助殖民地工人群众提高阶级觉悟。为推翻外国资本主义，实现殖民地革命的第一步，不妨同资产阶级民族革命分子进行合作。但首要的任务是建立共产党，因为只有共产党能组织农民和工人，带领他们进行革命和创立苏维埃共和国。可见，落后国家的人民群众不是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实现共产主义。8．殖民地解放运动的实际力量，已不局限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民族主义者的狭小范围。多数殖民地已经建立起有组织的革命政党，它们努力同工人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共产国际应当通过这些政党或小组与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保持联系，因为它们是本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目前，它们的人数不多，但它们反映了群众的愿望，因此，群众将跟着它们干革命。帝国主义各国共产党应当与殖民地无产阶级政党密切协作，并通过它们，在道义上和物质上全力援助整个革命运动。9．殖民地革命在初期并不是共产主义革命，然而，如果它从一开始就由共产生义先锋队来领导，革命群众就将逐渐获得革命经验，走上达到最终目的的正确道路。不言而喻，在许多东方国家，倘若力图按纯粹共产主义原则来解决土地问题，那就大错特错了。殖民地革命在其初期阶段，应当实行含有许多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要求的纲领，如分配土地等等。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殖民地革命的领导权应由资产阶级民主派来掌握。相反地，无产阶级政党应当经常大力宣传苏维埃思想，并且一有机会就建立工农苏维埃。这些苏维埃将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苏维埃政权一起，为彻底推翻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而共同努力。 |
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决议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1920年7-8月）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决议1．资产阶级民主由它的本性所决定的一个特点就是抽象地或从形式上提出平等问题，包括民族平等问题。资产阶级民主在个人平等的名义下，宣布有产者和无产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形式上或法律上的平等，用这种弥天大谎来欺骗被压迫阶级。平等思想本身就是商品生产关系的反映，资产阶级借口个人绝对平等，把这种思想变为反对消灭阶级的斗争工具。要求平等的实际含义只能是要求消灭阶级。2．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争取推翻资产阶级压迫的斗争的自觉代表，它的基本任务是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揭露资产阶级民主的欺骗和虚伪，因而在民族问题上也不应当把抽象的和形式上的原则当作主要之点，主要之点应当是：第一，准确地估计具体的历史情况，首先是经济情况；第二，把被压迫阶级、被剥削劳动者的利益，同笼统说的民族利益这样一种意味着统治阶级利益的一般概念，明确地区分开来；第三，把被压迫的、附属的、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同压迫的、剥削的、享有充分权利的民族也明确地加以区分。这同资产阶级民主的谎言是截然相反的，这种谎言掩盖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时代所特有的现象，即为数无几的最富裕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大多数人实行殖民奴役和金融奴役。3．1914-1918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在全世界各民族和被压迫阶级面前，特别清楚地揭示了资产阶级民主词句的欺骗性。交战双方都以人民解放和民族自决权这类花言巧语作掩饰，然而这场战争却表明，战胜国的资产阶级是如何根据自己的经济利益，一方面利用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条约和布加勒斯特条约，另一方面利用凡尔赛和约和圣-日尔曼和约，毫不客气地来划定“国家”边界的。就连“国家”边界也成了资产阶级的交易品。所谓国际联盟，只不过是此次战争中的战胜国相互保证其战利品的一种保险合同。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恢复民族国家统一和“收复被割让的国土”的愿望，只不过是战败国企图为发动新战争而集结力量的一种阴谋。使人为地分裂的民族重新统一起来，这多少也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但是，无产阶级只有通过革命斗争和打倒资产阶级，才能得到真正的民族自由，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统一。国际联盟和帝国主义协约国战后的全部政策更清楚更突出地揭示了这一真理，它们加剧了先进国无产阶级和殖民地、附属国的一切劳动群众的革命斗争，使所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民族和平共处和一律平等的市侩的民族主义幻想更快地破灭。4．从上述基本原理中可得出结论：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彼此接近，以便为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共同进行革命斗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战胜资本主义。而不战胜资本主义，就不能消灭民族压迫和不平等的现象。5．目前的世界政治形势已把无产阶级专政提上了日程，世界政治中的一切事变都必然围绕着一个中心点，就是围绕世界资产阶级反对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而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必然一方面要团结各国先进工人的苏维埃运动，另一方面要团结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一切民族解放运动。这些民族根据自己的痛苦经验深信，只有与革命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只有苏维埃政权战胜世界帝国主义，他们才能得救。6．因此，目前不能局限于空口承认或空口提倡各民族劳动者互相接近，必须实行使一切民族解放运动和一切殖民地解放运动同苏维埃俄国结成最密切的联盟的政策，并且根据各国无产阶级中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程度，或根据落后国家或落后民族中革命解放运动发展的程度，来确定这个联盟的形式。7．联邦制是各民族劳动者走向完全统一的过渡形式。无论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同其他苏维埃共和国（过去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芬兰苏维埃共和国、拉脱维亚苏维埃共和国，现在的阿塞拜疆苏维埃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的关系中，还是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部同从前既没有成立国家又没有实行自治的各民族（例如，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1919年建立的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1920年建立的鞑靼自治共和国）的关系中，联邦制都已经在实践上表明它是适当的。8．共产国际在这方面的任务是，进一步地发展、研究以及通过实际来检验在苏维埃制度和苏维埃运动基础上所产生的这些新的联邦国家。既然承认联邦制是走向完全统一的过渡形式，那就必须力求建立愈来愈密切的联邦制同盟，第一，因为没有各苏维埃共和国最密切的联盟，就不能捍卫被军事上无比强大的世界帝国主义列强所包围的各苏维埃共和国的生存；第二，因为各苏维埃共和国之间必须有一个密切的经济联盟，否则就不能恢复和发展被帝国主义所破坏了的生产力，就不能保证劳动者的福利；第三，因为估计到建立统一的、由各国无产阶级按总计划调整的完整的世界经济的趋势，这种趋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已经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必然会进一步发展而臻于完善。9．在国家内部关系方面，共产国际的民族政策决不能只限于空洞地、形式地、纯粹宣言式地、实际上却不负任何责任地承认民族平等，就像资产阶级民主派所做的那样。这些人不管是坦率地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或者是像第二国际的社会党那样，借社会党人的称号来掩饰自己，都是一样的。不仅在各国共产党的全部宣传鼓动工作（议会讲坛上和议会讲坛外的宣传鼓动）中，应当不断地揭露各资本主义国家违背本国的“民主”宪法，经常破坏民族平等，破坏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种种事实，而且还必须做到：第一，经常解释，只有在反资产阶级的斗争中首先把无产阶级、然后把全体劳动者联合起来的苏维埃制度，才能实际上给各民族以平等；第二，各国共产党必须直接帮助附属的或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例如爱尔兰、美国黑人等）和殖民地的革命运动。没有后面这个特别重要的条件，反对压迫附属民族和殖民地的斗争以及承认他们有国家分离权就仍然是一块假招牌，正像我们在第二国际各党那里看到的一样。10．只在口头上承认国际主义，而事实上在全部宣传、鼓动和实际工作中却用市侩民族主义与和平主义偷换国际主义，这不仅是第二国际各政党中最常见的现象，而且也是那些已经退出这个国际的各政党中，甚至是现在往往自称为共产党的那些政党中最常见的现象。把无产阶级专政由一国的（即存在于一个国家的、不能决定全世界政治的）专政转变为国际的专政（即至少是几个先进国家的、对全世界政治能够起决定影响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越迫切，同最顽固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偏见（它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形式，如种族仇恨、民族迫害、反犹太主义）这种祸害的斗争就越会提到首要地位。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宣称，只要承认民族平等就是国际主义，同时却把民族利己主义当作不可侵犯的东西保留下来（更不用说这种承认纯粹是口头上的）；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第一，要求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服从全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二，要求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有决心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因此，在已经完全是资本主义的、拥有真正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工人政党的国家中，首要的任务就是同歪曲国际主义的概念和政策的机会主义和市侩和平主义作斗争。11．对待封建关系或宗法关系、宗法农民关系占优势的比较蒋后的国家和民族，应特别注意以下几点：（1）各国共产党必须以实际行动援助这些国家的革命解放运动，而援助的方式应与各该国共严党（如果有共产党的话）协商确定。把落后国家沦为殖民地或在财政上加以控制的那个国家的工人，首先有义务给予最积极的援助；（2）必须同僧侣、基督教会和其他类似分子的中世纪式的反动的影响作斗争；（3）必须同那些企图利用反欧美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来加强土耳其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贵族、大地主、僧侣等势力的泛伊斯兰主义、泛亚细亚运动和其他类似的思潮作斗争；（4）必须特别援助落后国家中反对地主、反对大土地占有制、反对各种封建主义现象或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运动，竭力使农民运动具有最大的革命性。在可能的地方，把农民和一切被剥削者联合在苏维埃之中，从而使西欧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与东方各殖民地以至一切落后国家的农民革命运动结成尽可能密切的联盟；（5）必须坚决反对把落后国家内的并非真正共产主义的革命解放思潮涂上共产主义的色彩；共产国际援助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革命运动，只能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是各落后国家中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名义上是共产党）的成员已在集结起来，并且认识到同本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作斗争是自己的特殊任务；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达成临时协议，甚至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它们融合，要绝对保持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即使这一运动还处在最初的萌芽状态也应如此。（6）必须坚持不懈地向一切国家，特别是落后国家和落后民族的最广大的劳动群众说明并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一贯进行的欺骗，即借助于被压迫国家的特权阶级，打着建立政治上独立的国家的幌子，来建立在经济、财政和军事上完全依附于它们的国家。协约国帝国主义勾结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对被压迫民族劳动群众实行欺骗的明显例子，便是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在巴勒斯坦所干的勾当。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打着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的幌子，把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劳动人民（其中犹太劳动者只占极少数）变成被英国剥削的牺牲品。在目前国际形势下，除了建立苏雏埃共和国联盟，附属民族和弱小民族别无生路。12．帝国主义列强历来对殖民地和弱小民族的压迫，在被压迫国家劳动群众的心中不仅播下了仇恨，而且播下了对整个压迫民族包括对这些民族的无产阶级的不信任。这些民族的无产阶级的多数正式领袖，在1914—1919年背叛社会主义的卑鄙行径（社会爱国主义者借口“保卫祖国”来保卫“本国”资产阶级压榨殖民地和掠夺财政上不独立的国家的“权利”），不能不加深这种完全合乎情理的不信任心理。既然不信任心理和民族偏见，只有在各先进国家内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消灭以后，只有在落后国家的经济生活全部基础急剧改变以后才能消逝，那么这些偏见的消逝，就不能不是极其缓慢的。因此，各国有觉悟的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对于受压迫最久的国家和民族的民族感情残余必须坚持特别小心谨慎的态度。同样，为了更快地消除上述不信任心理和偏见，必须作出一定的让步。没有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的无产阶级以至全体劳动群众自愿要求结盟和统一的愿望，战胜资本主义这一事业是不能顺利完成的。 |
关于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1920年7-8月）关于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世界无产阶级正处于决战的前夜。当今时代是一个内战迭起的时代。决定性的时刻就要来到了。几乎在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一切国家中，工人阶级在最近的将来就要手持武器去进行一系列的激烈战斗。当前，工人阶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有一个团结一致的组织。工人阶级必须珍惜每一刻宝贵时间，坚持不懈地为即将到来的决战做好准备。如果巴黎公社时期（1871年）工人阶级拥有一个团结一致的共产主义政党，即使其人数不多，那么法国无产阶级的第一次英勇起义就会更加强大有力，很多错误和弱点也会得到避免。由于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今天无产阶级所面临的斗争与1871年相比，将对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产生更深远的影响。因此，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呼吁全世界革命工人注意下列各点：1．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也就是它的最先进、最有觉悟、因而也是最革命的一部分。共产党是通过选拔最优秀的、最有觉悟的、最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最有远见的工人建立起来的。共产党的利益与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完全一致。共产党不同于全体工人群众之处，在于它能洞察整个工人阶级的全部历史进程，并能在这一进程的各个转折关头努力捍卫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不是某些集团、某些行业的利益。共产党是一种组织上和政治上的推动力，借助于它，工人阶级最先进的部分能够引导全体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走上正确的道路。2．在无产阶级还没有取得国家政权之前，在无产阶级还没有彻底巩固自己的统治、确保资产阶级不致复辟之前，共产党在其有组织的队伍中通常不会有很多的工人。在夺取政权之前和在过渡时期，如果情势有利，共产党可以从思想上和政治上给予一切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以巨大的影响，但不能从组织上把他们联合在自己的队伍里。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剥夺了资产阶级诸如报刊、学校、议会、教会、管理机关等这样一些强大的施加影响的工具之后，只有在资产阶级制度的最终失败已为人们所认清之后，全体或几乎全体工人才会开始加入共产党的队伍。3．应当把党和阶级这两个概念严格地区别开来。德国、英国及其他国家的“基督教”工会和自由工会的会员，无疑都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至今还在拥护谢德曼和龚帕斯之流的那批为数相当多的工人，无疑也都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工人阶级中可能会有一些人数众多的反动阶层。共产主义的任务并不是迁就工人阶级中的这些落后的部分，而是要把整个工人阶级提高到共产主义先锋队的水平。把党和阶级这两个概念混淆起来，就可能导致大的错误和造成混乱。例如，很明显，对于某一部分工人群众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曾抱有的情绪或偏见，工人政党就是应该坚决予以反对，以捍卫无产阶级的历史性利益。这种利益要求无产阶级政党以战争反对战争。又如，1914年帝国主义战争爆发时，各国背叛社会主义的政党为了援助“本国”资产阶级，总是说这是工人阶级的意志。但是它们忘记了，如果当时情况确实如此，无产阶级政党在这种情况下的任务，也应该是反对大多数工人的情绪，捍卫无产阶级的历史性利益。再如，在20世纪初，当时的俄国孟什维克（所谓“经济派”）反对同沙皇制度进行公开的政治斗争，其理由是，似乎整个工人阶级还没有成长到能理解政治斗争的程度。德国的右翼独立党人也是这样，每当他们摇摆不定时，总是说这是群众的愿望，珠不知，政党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它要走在群众的前面，给群众指明道路。4．共产国际坚定不移地认为，无论如何也不能把第二国际旧“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垮台说成是无产阶级一切政党的破产。直接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斗争的时代，必然要产生一个新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5．共产国际极其坚决地反对那种认为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独立政党也可以完成自己的革命的观点。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种斗争必然要变为国内战争，其目的是夺取政权。但是并非任何一个政党都能夺取、组织和掌握政权。如果无产阶级有一个有组织的、经过考验的、并在内外政策上具有非常明确的目标和当前具体行动纲领的政党作为其领导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夺取政权才不会是一个偶然的插曲，而会是无产阶级进行长期共产主义建设的出发点。这种阶级斗争要求把各种各样的无产阶级运动形式（工会、合作社、工厂委员会、文化教育工作、选举等等）联合在一个核心的周围，并对其实行总的领导。这种共同的起联合和领导作用的核心，只能是政党。反对建立和巩固政党，拒不服从政党的领导，这就等于反对对活动于不同斗争场所的各个无产阶级战斗队实行统一的领导。最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要求有集中的宣传鼓动，以及用同一观点来阐明各个斗争阶段的情况，把无产阶级的注意力集中到各该时期整个阶级的某些共同任务上。如果没有一个集中统一的政治机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政党，这是无法做到的。因此，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和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的拥护者，宣传无须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这在过去和现在都只能在客观上帮助资产阶级和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工团主义者和产业主义者打算只以工会或某些不定型的“一般”工人协会来代替共产党，他们的这种反对建立共产党的宣传是与那些臭名昭著的机会主义者不谋而合的。例如：俄国孟什维克，在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若干年来，一直鼓吹以所谓工人代表大会来代替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英、美形形色色的黄色“工党分子”，一面在实践中公开实行资产阶级政策，一面向工人鼓吹建立不定型的工人协会或含糊不清的议会联合组织，反对建立真正的政党。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和产业主义者想反对资产阶级专政，但不知道怎样干。他们没有理解到，工人阶级没有独立的政党，就等于是无头的躯干。革命的工团主义和产业主义，只是同第二国际那种陈腐的反革命意识形态相比，才算是前进了一步。但是，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即同共产主义相比，却是后退了一步。德国“左派”共产党人声明（他们在4月成立大会的纲领性宣言中所作的声明），他们要建立一个政党，“但不是一般传统意义上的政党”（《KeiueParteiimüberliefertenSinne》）。这个声明乃是在思想上向工团主义和产业主义的反动观点投降。工人阶级只靠总罢工和采取“观望”策略是不能彻底战胜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必须举行武装起义。谁懂得这一点，谁也就应当懂得，为达到这个目的，光有不定型的工人协会是不够的，一个有组织的政党必须建立。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常常说，坚决革命的少数能够起巨大的作用。但实际上，工人阶级中坚决革命的少数，即立志采取行动，具有纲领，决心把群众组织起来的共产主义的少数，只能是共产党。6．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其首要任务是要经常同最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要做到这一点，共产主义者也应该在那些虽然不是政党的组织，然而拥有广大工人群众的团体（如各国的残废军人组织、英国的“不准干涉俄国”委员会、无产阶级房客协会等等）中工作。俄国的所谓非党工农代表会议这个实例，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种会议几乎在每个城镇、每个工厂区和每个农村都召开。即便是最落后的工人群众，也都广泛参加出席代表会议的代表的选举活动。在代表会议上讨论诸如粮食问题、住房问题、教育问题、军事形势、当前的政治任务等等最迫切的问题。共产主义者在这些“非党”代表会议上全力发挥自己的作用，非常成功地为党做了工作。共产主义者认为，在这些广泛的工人组织内部经常不断地进行组织工作和教育工作，是自己最重要的一项任务。但是，正是为了卓有成效地进行这项工作，为了不让革命无产阶级的敌人控制这些广泛的工人组织，有觉悟的工人共产主义者就必须建立自己独立的、纪律严明的共产党。这样的党能够始终进行有组织的活动，并在发生任何情况、采取任何运动形式时，都能捍卫共产主义的共同利益。7．共产主义者对群众性的非党工人组织决不能采取回避态度。即使这种组织带有明显的反动黑帮性质（例如：黄色工会、基督教工会等等），共产党人在某些情况下也不能止步不前，而要参加这些组织，利用这些组织。所不同的是，共产党应当在这些组织的内部经常进行自己的工作，并坚持不懈地向工人说明资产阶级及其走狗把不参加党派的思想作为一项原则在工人中间有意散播，是为了诱使无产者脱离为实现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有组织的斗争。8．把工人运动划分为政党、工会和合作社三种形式的这种旧的“经典”划分法，显然已经过时。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提出了工人专政的基本形式，即苏维埃。最近的将来，到处都将实行新的划分：（1）政党，（2）苏维埃，（3）产业工会。但是，对于苏维埃的工作，也和对于革命化的产业工会的工作一样，无产阶级政党即共产党，必须始终不渝地、经常不断地加以领导。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即共产党，对于整个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文化教育方面的斗争，必须同样地加以领导。共产党应当是产业工会、工人代表苏维埃和其他一切形式的无产阶级组织的灵魂。苏维埃是历史提供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主要形式，它的产生丝毫没有降低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德国“左派”共产党人（参看1920年4月14日“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签署的《告德国无产阶级书》）宣称，“党也应日益顺应苏维埃思想，并具有无产阶级性质”《共产主义工人杂志》第54期），这含糊其词地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似乎共产党应当融合在苏维埃里，似乎苏维埃可以代替共产党。这种思想是极端错误和反动的。在俄国革命史上我们看到有一个时期，苏维埃曾敌视无产阶级政党，支持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政策。在德国也发生过同样的情况，在其他国家也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为使苏维埃能够完成它的历史使命，相反，倒需要有一个如此强大的共产党，这个党不单能“顺应”苏维埃，而且能对苏维埃政策起决定性的影响，使苏维埃本身不再“迁就”资产阶级和反动的社会民主党，并能通过苏维埃中的共产党党团引导苏维埃跟着共产党走。谁主张共产党去“顺应”苏维埃，谁认为这种顺应会加强党的“无产阶级性质”，谁就是对党和苏维埃帮了倒忙，谁就是既不理解党的作用，也不理解苏维埃的作用。我们在每个国家建立的共产党越强大，“苏维埃思想”就能越快地取得胜利。现在，有许多“独立”社会党人，甚至右翼社会党人，口头上也承认“苏维埃思想”。但是，只有当我们有了强大的共产党，能够确定苏维埃政策并引导苏维埃前进的时候，才能使这些社会党人不再歪曲苏维埃思想。9．工人阶级不仅在夺取政权之前，不仅在夺取政权时期需要共产党，而且在掌握政权之后，也需要共产党。在一个大国执政三年的俄国共产党的历史表明，共产党在工人阶级取得政权之后所起的作用，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大大增强了。10．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后的第二天，它的党仍然只不过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这正是工人阶级中奠定胜利的那一部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俄国共产党20年来，以及德国共产党若干年来，不仅在同资产阶级进行的斗争中，而且在同那些向无产阶级传播资产阶级影响的“社会党人”进行的斗争中，不断地把工人阶级中最坚强、最有远见、最先进的战士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只有有了这样一个由工人阶级优秀分子组成的团结一致的组织，才能克服工人专政在取得胜利之后所面临的一切困难。在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红军方面，在实际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代之以无产阶级新的国家机器方面，在反对某些工人集团的行会倾向方面，在反对地方性和区域性的“爱国主义”方面，在着手创建新的劳动纪律方面——在所有这些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是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员能通过自己生动的榜样来带领工人阶级的大多数。11．只有在阶级完全消灭的时候，无产阶级政党才会失去存在的必要性。在走向共产主义最后胜利的道路上，现代无产阶级的三种基本组织形式（政党、苏维埃和产业工会）的比重，可能会发生变化，可能逐渐形成单一类型的工人组织。但是，共产党完全融合于工人阶级之中，只能是在共产主义不再成为奋斗目标，而整个工人阶级已成为共产主义的工人阶级的时候。12．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不仅应当切实地阐明共产党的一般历史使命，而且应当为国际无产阶级指出（哪怕是概括地指出）我们所需要的究竟是怎样的共产党。13．共产国际认为，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共产党必须建立在铁一般的无产阶级集中制的基础上。为了在即将到来的旷日持久的国内战争中成功地领导工人阶级，共产党本身就应当在自己的队伍内部建立铁的军事纪律。俄国共产党成功地领导工人阶级进行三年国内战争的经验证明，没有最严格的纪律，没有完备的集中制和一切党组织对党中央领导的同志般的绝对信任，工人要获得胜利是不可能的。14．共产党必须建立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民主集中制的主要原则是，上级组织由下级组织选举产生，下级组织必须绝对执行上级组织的一切指示，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设有党内一切领导同志所公认的权威的党中央。15．由于资产阶级对共产党人采取戒备措施，欧美各国许多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必须记住，在这种情况下，有时只得放弃严格执行选举的原则，党的领导机关可以自行遴选，就像俄国当时曾经做过的那样。在实际戒备状态下，共产党不仅不能就每一重大问题在全体党员中间采取民主表决方式（这是部分美国共产党人的建议），相反，应当让自己的中央领导机关在必要时能迅速地向全体党员作出重要的决定。16．目前提倡某些地方党组织实行广泛的“自治”，只会削弱共产党的队伍，损害它的活动能力，纵容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离心倾向。17．在资产阶级或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还执政的国家里，共产党应当学会有计划地把合法工作与非法工作结合起来，同时，合法工作应当始终受地下党的实际监督。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中的共产党议会党团，不论当时整个党处于合法地位，还是非法地位，都必须完全、绝对地服从整个共产党。凡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拒不服从党的领导的共产党议员，都必须开除出党。合法的出版事业（报纸、出版社）必须无条件地完全服从整个党及其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在这方面不得作丝毫让步。18．共产党全部组织工作中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在各处，即使在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人数不多的地方，都要建立共产党组织。在每个工人代表苏维埃里，在每个工会里，在每个合作社里，在任何一个作坊里，在每个居民委员会里，在每个国家机关里，只要有三个同情共产主义的人，共产党人都应当立即设立自己的组织。只有共产党人组织起来，工人阶级先锋队才能领导整个工人阶级。在非党组织里从事活动的一切共产党组织，不论当时党处于合法地位还是非法地位，都要绝对服从整个党组织。各种共产党组织，都应当按照严格的等级和尽可能明确的组织系统来确定相互间的从属关系。19．各地的共产党，开始时几乎都是城市的党，即多半是居住在城市的产业工人的党。为使工人阶级更易于迅速地取得胜利，共产党不仅要成为城市的党，而且也要成为农村的党。共产党应当在雇农、小农和中农中间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共产党应当千方百计地设法在农村中建立共产党组织。※※※只有在那些有共产党人生活和战斗的国家里都确立起上述关于共产党的作用的观点，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才能得到巩固。凡承认第三国际原则并决心同黄色国际断绝关系的工会，共产国际都将邀请它们参加自己的代表大会。共产国际将为那些持共产主义立场的红色工会设立一个国际支部。共产国际不拒绝同每个非党工人组织合作，只要它愿意同资产阶级进行严肃的革命斗争。虽然如此，但是共产国际还是要向全世界无产者指出以下几点：（1）共产党是工人阶级解放的主要的和基本的工具。现在，在每个国家里，我们所要建立的已经不是小组和派别，而是共产党。（2）每个国家只应有一个统一的共产党。（3）共产党必须按照最严格的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在国内战争时期，应当在自己的队伍内部制定一种军事纪律。（4）在各地，即使那里只有10个无产者或半无产者，共产党也应设立自己的组织。（5）在每个非党机关里都应当设有严格服从于全党的共产党组织。（6）共产党要坚决地、不遗余力地维护共产主义的纲领和革命策略，同时要始终同广大工人组织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并把宗派主义当作一种无原则的现象加以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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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共产国际的基本任务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1920年7-8月）关于共产国际的基本任务1．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特点，是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革命无产阶级的优秀代表充分懂得了共产国际的基本原则，即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并且满腔热情地站到共产国际方面来了。一个更重大的进步，就是在各地，不仅城市无产阶级的最广大群众，而且先进的农业工人，都十分明确地表示他们无条件地赞同这些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发展得异常迅速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两种错误或弱点。一种很严重的并且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胜利有着极大直接危险的错误，那就是第二国际的一部分老领袖和旧政党，一方面有意无意地对群众的愿望和压力让步，另一方面为了继续在工人运动内部充当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和帮手而有意欺骗群众，声称他们愿意有条件地甚至无条件地加入第三国际，但是实际上他们在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内部实践中，依旧停留在第二国际的水平上。这种情形是完全不能允许的，因为这样会直接腐蚀群众，阻碍强大的共产党的形成和发展，破坏第三国际的威信，像匆忙改名为共产党人的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人那样的叛变，有再度重演的危险。另一种小得多的错误，更正确的说是运动发展过程中的病症，就是“左”的倾向，就是不能正确地估计党在对待阶级和群众方面的作用和任务，不能正确地估计革命的共产党人在资产阶级议会和反动工会中进行工作的必要性。共产党人的责任不是隐讳自已运动中的弱点，而是公开地批评这些弱点，保证迅速而彻底地克服它们。为此必须做到：第一，更具体地，特别是要根据已有的实际经验来确定“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这两个概念的内容；第二，指出在一切国家内为了实现这两个口号，可以而且应该立即有步骤地进行哪些准备工作；第三，指出纠正我们运动中的缺点的途径和方法。一、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的实质2．要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战胜资本主义，必须由无产阶级这支唯一真正革命的阶级完成下面三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推翻剥削者，首先是推翻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主要代表——资产阶级；彻底粉碎他们；镇压他们的反抗；使他们恢复资本压迫和雇佣奴隶制的任何企图都不能得逞。第二个任务是：不仅要争取和引导整个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绝大多数，而且要争取和引导受资本剥削的全体劳动群众跟着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共产党走；要在反对剥削者的英勇忘我、坚决无情的斗争进程中，启发他们，组织他们，教育他们，培养他们的纪律性；使一切资本生义国家的这绝大多数人摆脱对资产阶级的依赖，使他们根据实际经验相信无产阶级和真的革命先锋队的领导作用。第三个任务是：要使几乎在一切先进国家里人数还相当多的（虽然在总人口中只占少数）必然动摇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资产阶级民主和苏维埃政权之间的农业、工业和商业中的小业主阶级以及聚集在这个阶级周围的知识分子、职员等阶层保持中立，或者使他们不起有害的作用。第一个和第二个任务都是独立的任务，它们要求对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采取不同的行动方法。第三个任务则是由前两个任务产生的，它只要求根据每一次表现动摇的具体情况，把前两种方法都能巧妙地、及时地、灵活地结合起来。3．在全世界首先是在最先进、最强大、最文明、最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目前这种由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和弱小国家的压迫、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大厮杀、凡尔赛“和约”所造成的具体形势下，凡是以为可以用和平方式使资本家服从被剥削的大多数人的意志，可以通过和平的、改良主义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这都不仅是市侩的极端愚蠢的想法，而且是对工人的公然欺骗，对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的巧妙掩饰，对真实情况的隐瞒。现在的真实情况是：最文明、最民主的资产阶级，也已经不惜采取任何欺骗和犯罪的手段，不惜屠杀千百万工人和农民来挽救生产资料私有制。只有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没收他们的财产，彻底破坏全部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即议会、司法、军事、官僚、行政、地方自治等等机构，直到驱逐或关押全部最危险最顽固的剥削者，严格地监视他们，以便同他们必然进行反抗和恢复资本主义奴隶制的尝试怍斗争，只有这种措施才能使整个剥削者阶级真正服从我们。另一方面，第二国际的旧政党和老领袖总是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奴役下，在资产阶级层出不穷多种多样形式的压迫下（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越文明，这些压迫形式就越巧妙，同时也就也残酷、越厉害），多数被剥削劳动者自己能够培养出十分明确的社会主义意识、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和品格，这种看法同样是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的粉饰，同样是对工人的欺骗。事实上，只有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无产阶级这个唯一革命阶级的群体或多数人的支持下，推翻剥削者，镇压剥削者，使被剥削者摆脱奴隶地位，立即靠剥夺资本家来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只有在这以后，只有在尖锐的阶级斗争的进程中，才能启发和教育最广大的被剥削劳动群众，把他们组织在无产阶级周围，受无产阶级的影响和领导，使他们克服私有制所造成的自私、散漫、劣根性和软弱性，使他们结成自由工作者的自由联盟。4．为了战胜资本主义，在起领导作用担任领导的政党共产党、革命的无产阶级群众群体和被剥削劳动者之间，必须建立正确的相互关系。只有共产党真正成为革命阶级的先锋队，吸收了这个阶级的所有优秀代表，集中了经过顽强的革命斗争的教育和锻炼的、完全觉悟的和十分忠诚的共产主义者，把自己同本阶级的全部生活密切联系起来，再通过本阶级同全体被剥削群众密切联系起来，取得这个阶级和这些群众的充分信任——只有这样的党才能领导无产阶级同一切资本主义势力进行最无情最坚决的坚决斗争。另一方面，只有在这样的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才能发挥自己进行革命冲击的全部威力，才能使为数不多的被资本主义腐蚀的工人贵族、老工联领袖和合作社领袖等等必然采取的冷淡态度和有时的反抗不起一点作用，才能发挥自己的全部力量。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的原因，这种力量要比无产阶级在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大得不可估量。最后，只有真正摆脱了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压迫，只有取得了真正自由地（不受剥削者的束缚）组成自己的苏维埃的可能性，群众即全体被剥削劳动者，才能在历史上做一次充分发挥受资本主义压制的千百万人的全部主动性和活力。只有在苏维埃成为唯一的国家机构时，全体被剥削者才能真正参加国家管理，而在最文明最自由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事实上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情况下仍然一直被排斥在国家管理之外。只有在苏维埃里，被剥削群众才开始不是从书本上，而是从自己的实际经验中真正地学习建设社会主义，学习建立自由工作者的自由联盟的新的社会纪律。二、应该如何立即在各地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做准备？5．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特点是：在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还没有为建立起自己阶级的专政做好准备，甚至往往还没有有步骤地着手这种工作。这并不等于说，在最近的将来，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这种革命是完全可能发生的，因为整个经济政治情况包含着非常多的可能突然起火的易燃物和导火线，革命的另一个条件就是一切占统治地位的政党和一切资产阶级的政党都处干普遍危机状态，现在这个条件也已经具备了。从上面所说的情况中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各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是要加速革命的到来，但并不提倡不经过充分准备就人为地发动革命；无产阶级应该以实际行动来加强革命的准备。另一方面，上面已经指出的许多社会党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因此，从国际无产阶级运动来看，目前各国共产党主要任务是，团结分散的共产主义力量，在每一个国家中成立统一的共产党（或加强和革新已有的党），以便百倍地加强工作，为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的政权做好准备。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集团和政党通常进行的社会主义工作，还远没有充分地经过根本的改造和革新，要使这种工作成为共产主义的工作并且能与无产阶级专政前夕的任务相适应，那就必须经过根本的改造和革新。6．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相反会使这种斗争变得特别广泛、尖锐和残酷。凡是完全或部分持有改良主义、“中派”等等观点的集团、政党和工人运动活动家，由于斗争极端尖锐化，都不可避免地或者站到资产阶级一边，或者置身于动摇者之列，或者成为胜利的无产阶级的不可靠的朋友（这是最危险的）。因此，要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做准备，就不仅要加强反对改良主义和“中派”倾向的斗争，而且要改变这种斗争的性质。这种斗争不能只限于弄清说明这些倾向的错误，而且应当不断地和无情地揭露在工人运动内部表现出这种倾向的活动家，否则无产阶级就无从知道，它将要同谁一道去对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斗争。这种斗争随时都可能（而且经验已经表明确实存在）用武器的批判代替批判的武器。在揭发那些改良主义者或“中派”分子时，任何不彻底或软弱的表现都会直接增加资产阶级推翻无产阶级政权的危险，因为有些分歧今天在近视的人看来只是“理论上的分歧”，明天就会被资产阶级用来进行反革命活动。7．尤其不能只限于像通常那样从原则上否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任何合作，否认任何“同敌人合作”。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当还保存生产资料私有制（无产阶级永远不能一下子彻底消灭私有制）的时候，单纯地维护“自由”和“平等”，就会变成同资产阶级的“合作”，直接破坏工人阶级的政权。要知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国家通过整个国家政权机构来巩固和维护剥削者的“不自由”，使他们不能继续从事压迫和剥削，就是巩固和维护私有者（即把社会劳动所创造的一定的生产资料据为已有的人）同无产者的“不平等”。在无产阶级胜利以前，在“民主”问题上存在的看来似乎是理论上的分歧，在明天，在胜利后，必将成为要用武力解决的问题。因此，不根本改变对“中派分子”和“民主制维护者”的斗争的内部性质，甚至使群众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做好初步的准备都是不可能的。8．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最坚决最革命的形式，只有在无产阶级的最革命的先锋队率领本阶级绝大多数前进时，这种斗争才能取得胜利。因此，要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做准备，就不仅要说明在保存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情况下，任何改良主义、任何维护民主制的行为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不仅要揭露实际上等于在工人运动内部维护资产阶级的那些倾向的各种表现，而且要在一切无产阶级的组织中（不仅在政治组织中，而且在工会、合作社，教育等等组织中）用共产党人去代替老领袖。在一个国家内，资产阶级民主的统治越长久、越彻底、越巩固，资产阶级就越能把他们培养的、满脑子都是他们的观点和偏见的、往往是他们直接或间接收买的人物安置在领袖的位置上。必须比过去大胆百倍地把这些工人贵族或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的代表人物从他们所占据的岗位上赶走，宁愿用最没有经验的工人去代替他们，只要这些工人同被剥削群众有着联系，在同剥削者的斗争中赢得了这些群众的信任就行。无产阶级专政需要指派这些没有经验的工人去担任国家最重要的职务，不然，工人政府这种政权就会没有力量，而这个政府就会得不到群众的支持。9．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由资本主义的全部历史准备好的去担负领导作用的唯一阶级，对所有受资本家阶级压迫、折磨、压制、恐吓、分裂和欺骗的被剥削劳动者实行最充分的领导。因此，要立即在各地用下列办法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做准备。在首先是无产阶级的、其次是非无产阶级被剥削劳动群众的一切组织、协会、团体（政治的、工会的、军事的、合作社的、教育的、体育的等等）中，无一例外都应该建立共产党的小组或支部。这些小组或支部大多数是公开的，但是也有秘密的（在凡是需要防备资产阶级可能取缔这些组织、逮捕或驱逐其成员的情况下，都必须成立秘密小组或支部）。这些彼此之间有密切联系，同党中央也有密切联系的支部，应该互相交流经验，针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情况，针对各类劳动群众的情况，进行鼓动、宣传和组织工作，通过这种多方面的工作不断地教育自己，教育党，教育阶级，教育群众。同时，在实践中创造出各种不同的工作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即一方面是对于那些受小资产阶级的和帝国主义的偏见毒害很深的“领袖”或“负责人”的工作方法（对于这些“领袖”必须进行无情的揭露，把他们从工人运动中赶出去）；另一方面是对于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大厮杀以后多半愿意倾听和接受关于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才能摆脱资本主义奴役的学说的群众的工作方法。对于群众，必须学会采取特别耐心和谨慎的态度，以便能够了解每个阶层、每个行业等等的群众的特征和心理特点。10．作为共产党员的小组或党支部之一的议会党团，即在资产阶级代表机构（首先是全国的、其次是地方的、地方自治的等等代表机构）中当议员的党员的小组，是特别值得党加以注意和关心的。一方面，在最广大的落后的或满脑子都是小资产阶级偏见的劳动群众的心目中，议会讲坛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此，共产党员正应该从这个讲坛上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向群众说明为什么在俄国由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解散资产阶级议会是合理的（任何国家在适当的时候这样做都是合理的）。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民主的全部历史已经把议会讲坛，特别是在先进国家的议会讲坛变成进行闻所未闻的营私舞弊、在财政上和政治上欺骗人民、升官发财、弄虚作假、压迫劳动者的主要场所或主要的场所之一。因此，革命无产阶级的优秀代表对议会深恶痛绝是完全正当的。因此，各国共产党和一切加入第三国际的政党，特别是那些不是通过与旧党分裂，不是通过与旧党进行长期顽强斗争，而是通过由旧党采取（往往只是在名义上采取）新的立场而成立的政党，就尤其需要严格对待自己的议会党团：使议会党团完全服从党中央委员会的监督和指示；议会党团的成员必须主要是革命工人；在党的报刊和党的会议上，极其认真地分析这些议员的发言是否坚持了共产主义的原则；派遣这些议员到群众中去进行鼓动工作，把那些表现出第二国际倾向的人从议会党团中开除出去，等等。11．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革命工人运动受到阻碍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资本家拥有殖民地，获得金融资本的超额利润等等，因此能够在国内培植一个比较广泛、比较稳定而人数不多的工人贵族阶层。工人贵族享有优厚的工资待遇，具有最浓厚的行会狭隘性和及市侩的和帝国主义的偏见。他们是第二国际、改良主义者和“中派分子”的真正的社会“支柱”，而在目前，他们几乎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的社会支柱。如果不立即有步骤地、广泛地、公开地同这个阶层作斗争，那就谈不上无产阶级为推翻资产阶级做任何初步准备工作，如经验已经充分证明的，在无产阶级胜利之后，这个阶层无疑还会给资产阶级的白卫军提供不少的人力。一切加入第三国际的政党必须竭力实现“更深入群众”和“更密切地联系群众”的口号，这里讲的群众，是指全体受资本剥削的劳动者，特别是那些最无组织、最少受教育、最受压迫、最难组织的劳动者。无产阶级只有不局限在狭隘的行会范围内，只有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都表现出是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领袖，只有这样才能成为革命阶级。假如无产阶级没有决心，又不能为战胜资产阶级作出最大的牺牲，那它就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俄国的经验在这方面既有原则意义又有实际意义。在世界资产阶级举行进攻、发动战争、实行封锁的最艰苦时期，如果俄国无产阶级没有作出最大的牺牲，不是比其他各阶层的劳动群众挨饿得更厉害，那么，它就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赢得全体劳动群众一致的尊敬和信任。具体地说，共产党和整个先进的无产阶级尤其需要从各方面全力支持广泛的和自发的群众罢工运动，因为在资本的压迫下，只有这种运动才能真正唤醒、推动、启发和组织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充分信任革命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没有这样的准备，无产阶级专政根本不可能实现。所以，在加入第三国际的政党的队伍里，绝不能容许有像德国的考茨基、意大利的屠拉梯这类公开反对罢工的人。当然，对于那些经常出卖工人的工联领袖和议会领袖更是如此，因为他们利用罢工的经验教工人实行改良主义，而不是教他们进行革命（例如，法国的茹奥、美国的龚帕斯、英国的托马斯）。12．目前在所有国家里，甚至在最自由、最“合法”、最“和平”即阶级斗争最不尖锐的国家里，共产党绝对必须经常把合法工作和不合法工作、合法组织和不合法组织结合起来的时期已经完全到来了。这是因为在最文明、最自由、资产阶级民主制“最稳固”的国家里，政府都已经不顾其种种骗人的虚伪声明，经常开列共产党人的黑名单，不断违反它们自己的宪法，半秘密地或秘密地支持白卫分子，杀害各国共产党人，暗中准备逮捕共产党员，派遣奸细打入共产党内部，如此等等。只有最反动的市侩（不管他们用什么“民主主义的”与和平主义的花言巧语采掩饰自己），才会否认这一事实，或者否认由此必然得出的结论：一切合法的共产党必须立即建立不合法组织，以便经常进行不合法工作，做好充分准备，来对付资产阶级的任何迫害。特别需要在陆军、海军和警察中进行不合法工怍，因为在这次帝国主义大厮杀以后，世界各国政府都对工农可以参加的全民军队不放心了，开始秘密地采取各种办法，专门从资产阶级中挑选人员，来建立专门用特别精良的技术装备起来的军队。另一方面，在任何场合都不应该只是从事不合法工作，而应该同时也从事合法工作，为此就应当克服各种困难，建立具有各种名称（必要时名称可以经常改变）的合法刊物和合法组织。芬兰、匈平利的不合法的共产党正在这样做，德国、波兰、拉脱雏亚等国的共产党也部分地在这样做。美国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也应当这样做，只要检察官想以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为借口提出起诉，现在所有合法的共产党都应当这样做。在原则上绝对必须把合法工作和不合法工作结合起来，这不仅是因为当前这个时期即无产阶级专政前夕有着种种特点，也是因为必须向资产阶级证明，没有也不可能有共产党人不能夺取的工作部门和场所，尤其是因为到处都有广大的无产阶级阶层和更广大的非无产阶级的被剥削劳动群众，他们还相信资产阶级民主下的合法性，而破除他们的这种信念，对我们来说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13．尤其是在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报刊的状况特别明显地说明资产阶级民主下的自由和平等完全是假的，说明必须经常把合法工怍和不合法工作结合起来。无论在战败国德国或在战胜国美国，为了取缔工人报刊，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都使尽了全部力量，资产阶级的金融大王施展了各种伎俩，如司法追究，逮捕编辑（或雇用凶手来杀害他们），禁止邮寄，没收纸张，如此等等。此外，日报所需要的新闻资料都掌握在资产阶级通讯社手里，广告又由资本家“自由”支持，而大型报纸没有广告是弥补不了亏空的。总之，资产阶级正在用欺骗，用资本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压力，来取缔革命无产阶级的报刊。针对这种情况，各国共产党应当创办一种在工人中间大量发行的新型定期刊物：第一，发行合法的出版物，不要把它称为共产主义的，不要说它是属于党的，要学会像1905年以后布尔什维克在沙皇统治下那样来利用甚至最小的合法机会；第二，散发不合法的小报，虽然这种小报篇幅极小，出版不定期，但它可以由工人在许多印刷所翻印（秘密地翻印或在运动壮大时用革命手段夺取印刷所来翻印），可以自由地向无产阶级报道革命的消息和革命提出的口号。不进行群众参加的争取共产主义报刊出版自由的革命斗争，就不可能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做好准备。三、纠正已经加入或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各政党的路线以及部分地改变其成分14．第二国际最有影响的政党，如法国社会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英国独立工党、美国社会党，都已经退出这个黄色国际，决定有条件地加入第三国际。这个事实极其客观地确切说明了，在那些从世界经济和政治来看都是最重要的国家中，无产阶级对于实现本阶级专政的准备程度如何。这一事实证明，不仅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且革命无产阶级的多数在整个事态发展的启迪下，都开始转到我们这方面来了。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完成这种转变，切实地从组织上巩固既有的成就，以便毫不动摇地全线前进。15．上面提到的这些政党（如瑞士社会党决定加入第三国际的消息属实，还应加上瑞士社会党）的全部活动证明，并且它们的每一种定期出版物也明显地证实，它们的活动还不是共产主义的，而且往往直接违背共产国际的这些基本原则：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否认资产阶级民主。因此，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宣布：大会认为还不能立刻吸收这些政党；批准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德国“独立”党人的复信；重申准备同任何一个退出第二国际并愿意靠拢第三国际的政党进行谈判；允许这些政党派代表列席共产国际的一切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为这些政党（以及类似的政党）正式加入共产国际规定条件如下：（1）在党的各种定期出版物上公布共产国际各次代表大会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2）党的各个支部或地方组织必须召开特别会议讨论这些决议；（3）讨论以后，必须召集党的特别代表大会，以便作出结论。特别代表大会必须尽快地召开，最迟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闭幕后四个月内召开；（4）清除党内一切仍按第二国际精神从事活动的分子；（5）把党的一切定期机关刊物移交给完全由共产主义者组成的编辑部；（6）凡是现在愿意加入第三国际但至今还没有根本改变自己以往策略的党，在没有加入以前必须做到：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其他一切最重要的中央机构内，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同志是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就公开而明确地主张加入第三国际的。只有经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才允许有例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也有权对第7条中提到的“中派”代表采取例外的办法；（7）党员如果在原则上反对共产国际提出的条件和提纲，必须开除出党。这也适用于党的紧急代表大会的代表。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授权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先行审查上述及其他类似的政党，如查明它们确实已执行上述条件，确实已从事共产主义性质的活动，那就可以正式接受它们加入第三国际。16．关于在上述和其他类似的政党的负责岗位上至今仍居少数的共产主义者应该采取何种行动的问题，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鉴于当前群众的革命情绪在迅速高涨，只要这些共产主义者在这些党内能够本着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的精神进行工作，能够对留在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和中派分子进行批评，那么他们退出各该政党是不适当的。但是，只要中派分子的政党的左翼拥有足够的力量，而且认为退出该政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有利，那么他们可以全部退出该党，并成立共产党。同时，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也赞成英国共产主义的或者同情共产主义的小组和组织加入“工党”，尽管“工党”是参加第二国际的。这是因为这个政党还能让加入进去的组织像现在这样自由地进行批评，为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自由地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这个政党还具有工人阶级一切工会组织的联合会的性质。只要这样，共产主义者就必须采取各种步骤，作出一定的妥协，以便能影响最广大的工人群众，从群众容易看到的更高的讲台上揭露他们的机会主义领袖，使政权更快地从资产阶段的直接代表的手里转到“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的手里，以使群众尽快地抛弃这方面的最后的幻想。17．至于意大利社会党，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认为，修改去年波伦亚党的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纲领，是该党在共产主义道路上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同时认为，该党都灵支部向党的全国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即载于1920年5月8日《新秩序》杂志上的建议，是符合第三国际的各项基本原则的。因此，提请意大利社会党根据党章和加入第三国际的条件总则，在下次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上讨论这些建议，以及共产国际两次代表大会的所有决议，特别是关于议会党团、工会和党内非共产主义分子的问题。18．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认为，在这次代表大会的专门决议中遭到详尽驳斥的关于党和阶级以及群众的关系的观点，关于共产党不必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和极反动的工会的观点是错误的，竭力维护这些观点的有“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多少持有这些观点的有“瑞士共产党”、共产国际东欧书记处在维也纳出版的机关刊物《共产主义》和某些荷兰同志以及英国的一些共产主义组织，如“工人社会主义联盟”等等，此外，还有美国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和英国的“车间代表委员会”等等。但是，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认为，这些组织中还没有正式加入共产国际的组织可以而且最好立刻加入共产国际，因为在这方面，特别是拿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以及英国的“车间代表委员会”来说，涉及一个深刻的无产阶级的群众的运动，而这个运动事实上主要是以共产国际的根本原则为基础的。这些组织对于参加资产阶级议会所以采取错误观点，主要不是因为那些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带来了自己的、实质上往往是无政府主义者所持的小资产阶级的观点，而是因为完全革命的、同群众保持联系的无产者在政治上缺乏经验。因此，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要求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一切共产主义组织和小组，即使在“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和“车间代表委员”没有立即加入第三国际的情况下，也要对这些组织采取如下的政策：极其友好地对待它们，接近它们，接近同情它们的群众，根据历次革命的经验，特别是根据20世纪俄国三次革命的经验，善意地向它们说明它们的上述观点的错误；不要放弃反复争取同这些组织合并为一个统一的共产党的尝试。19．因此，代表大会提请全体同志，特别是罗马语国家和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同志们注意：战后在全世界，无政府主义者在对待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的态度方面已经发生了深刻的思想分化。对第二国际各党的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义愤，过去往往使无产阶级分子转向无政府主义，现在很明显，他们现在对这些原则已经有了正确的认识，而且他们越熟悉俄国、芬兰、匈牙利、拉脱维亚、波兰、德国的经验，这种认识就传播得越广泛。因此，代表大会认为全体同志都有责任全力支持广大的无产阶级分子从无政府主义转到第三国际方面来。代表大会指出，衡量各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政党的工作成就的标志之一应该是：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把一切真正的无产阶级分子从无政府主义方面争取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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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会议事日程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1920年7-8月）代表大会议事日程[1]1．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基本任务；2．共产党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和夺取政权之后的作用及其组织结构；3．工会和工厂委员会；4．议会制问题；5．民族和殖民地问题；6．土地问题；7．对待“中派”新思潮的态度和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8．共产国际章程；9．组织问题（公开和秘密组织、妇女组织等等）；10．青年共产主义运动；11．选举；12．其他事项。[1]这是经代表大会批准的议程（参看本卷第152页），同时大会决定，执行委员会关于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通告中所公布的预定议程的第一项和第二项，即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和各政党的工作报告（参看本书卷第3—4页），将不在代表大会上讨论。根据执行委员会的建议，大会决定这两项议程只发书面材料（参看本卷第819—862页）。在代表大会的工作过程中，代表大会所批准的议程曾略有变动。代表大会讨论问题的实际程序如下：1．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基本任务；2．关于共产党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和夺取政权之后的作用及其组织结构；3．民族和殖民地问题；4．加入第三国际的条件；5，议会制问题；6．工会和工厂委员会；7．土地问题；8．共产国际章程；9．关于成立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的条件；10．组织问题和其他事项。代表大会所通过的议程中关于妇女共产主义运动和关于青年这两个预定的问题，后来转由执行委员会审议。——编者注 |
闭幕式（1920年8月7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1920年7-8月）闭幕式（1920年8月7日）季诺维也夫致闭幕词①①闭幕词是季诺维也夫1920午8月7日在大剧院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市苏维埃、俄共（布）莫斯科市委会和区委会、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工厂委员会和莫斯科市工会理事会的盛大联席会议上的发言。闭幕词在代表大会的速记报道中，是用德文发表的，而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汇编》中，作为前言是用俄文发表的，彼得格勒1920年版。——编者注季诺维也夫：同志们！全世界工人组织的代表在莫斯科开了三周的会议，它们的兄弟联盟正日益巩固。不久以前，当我们首次提出在莫斯科公开举行代表大会的可能性问题时，许多人表示怀疑：这能做到吗？这个想法确实是很大胆的。全世界资产阶级，正在追剿自己的凶恶敌人——共产国际，看来，它们会怀着极大的仇恨十分恶毒地阻挠大会的召开。但是，同志们，全世界工人对我们的期望是如此之大，号召“到莫斯科去”的呼声是如此普遍，虽然世界资产阶级百般阻碍，虽然对我们进行种种刁难，你们看，我们终于召开了代表大会。我们现在完全有可能对全世界说：这次代表大会开得十分成功，这真正是一次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代表大会。（鼓掌。）同志们！全世界的工人从结束罪恶的战争之日起，就像久旱盼望甘露一样渴望着国际团结。这种渴望，即工人们对团结的期望，是推动世界历史的最大因素，是共产国际的主要动力。特别重要的是，全世界工人已认识到，只有紧密地联合起来，他们才能达到历史所预定的目标。工人的这种觉悟是共产国际和世界历史所具有的最重要的生命力。因此，尽管还没有打破封锁，尽管许多国家里的兄弟党还不得不处于地下状态，但是，我们成功地召开了代表大会。摆在我面前的是一份普通的代表团名单，它有好几页，我只把派有代表的国家列举出来：英国、德国、法国、瑞典、奥地利、西班牙、匈牙利、保加利亚、南斯拉夫、意大利、墨西哥、瑞士、土耳其、波兰、东加里西亚、立陶宛、白俄罗斯、格鲁吉亚、拉脱维亚、伊朗、朝鲜、美国、荷属印度、挪威、丹麦、芬兰、爱沙尼亚、捷克斯洛伐克、荷兰、亚美尼亚、比利时、阿塞拜疆、俄国。共计37个国家。①其中一些国家的代表团，人数很少。但不管怎样，代表团表现出全世界都具有生气勃勃的、战斗的革命情绪。①上面列举了只有33个国家，原文如此。——译者注在我们中间，不仅有许多欧洲和美洲的无产阶级代表，而且还有不少东方工人和贫农的代表，如土耳其、伊朗、印度、英国殖民地等等的代表。这一情况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是运动开始在东方出现的保证。这也使得资产阶级用世界上的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挡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决不能！东方的民族运动将与欧美的运动汇合起来，必将给资本主义以沉重打击。在我们的代表大会上，显示出形形色色的革命工人运动的情况。目前，工人运动正经历酝酿、定型的过程。这是可以理解的。在世界工人阶级经受可怕的危机之后，在第二国际彻底崩溃之后，以及在全世界工人遭到残酷的血腥镇压之后，现在，在工人中间不可能有十分明确的政治概念，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假如工人阶级是团结一致的，假如它能完全认清自己的主要任务，那我们早就战胜资产阶级了。我们的阶级应该诅咒的是，数十年来，我们有一部分兄弟受到敌人的欺骗，还有一部分兄弟被组织在客观上帮助资产阶级的那些政党和工会里。在有些国家里，工人阶级目前正处于十字路口。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整个人类经受了那种可怕的情景之后，工人阶级正在寻求正确的道路。于是，我们给自己提出一项任务，要把工人阶级中一切有生气的、正直的和革命的人统统联合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之下，以便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我们有意识地邀请了那些尚未完全定型的组织参加共产国际的队伍。出席我们代表大会的，有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当中的优秀成员的代表，还有英国和澳大利亚的车间代表委员会的代表和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代表，等等。世界工人运动的主流正沿着共产主义轨道前进。我们看到了自己面前的共产主义巨流。但是，它的旁边有许许多多小河流，它们应当汇合到我们共同的共产国际中来。我们也看到了这样一些无产阶级运动，它们仍在徘徊，没有完全向我们靠拢，它们多半感染了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偏见，它们没有全部赞成我们的纲领，但是，它们却和我们一起共同反对资产阶级，因此，我们要把它们当作兄弟看待。我们要同第二国际万恶的传统决裂，因为第二国际傲慢地鄙视那些敢于提出批评的、有革命情绪的工人。在第二国际中少数几个可敬的“社会主义斗前辈”主宰着一切，他们对于那些打算批评他们的政策的工人组织，总是紧闭门户。而我们对所有真诚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是敞开大门的；今天它们虽然还不完全是共产主义组织，但是明天它们将成为共产主义组织，因为它们今天已经准备和我们一起手执武器去反对全世界的资本家了。（鼓掌。）所谓“左翼反对派”的组织出席了我们的代表大会，但事实上，它决不是这种反对派，因为对于共产主义来说，不可能有任何左翼反对派；它的“左”倾，事实上只不过意味着它的某种落后性。我们在代表大会上看到，和这个“左派”组织并列的，是对罪恶有所悔悟的右派组织。我所指的是法国社会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美国社会党的代表。所有这些党都是庞大的工人组织，它们一只脚站在旧的阵营里，而另一只脚正试图踏上新的道路。我们觉得，这些组织的代表出席大会，使我们的大会更加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些旧政党的代表，在代表大会的审判面前表了态，结果，他们当中有些人申请赦免罪过，希望共产国际说：“是有罪，但有可宽容之处。”（鼓掌）由于问题涉及到它们的领袖要对帝国主义战争承担责任，所以我们说出绝对不可调和的话。我们对法国社会党代表的答复，就是现在已经公布了的那封信。①我们在信中指出，在它的领袖和党中央身上，以及在他们的黄色议会制的活动家身上，看出法国社会党的一些细小的特征。我们把指明这些特征的信（即德国人所谓Steckbrief）交给了他们。每个正直的工人在信中都会立即看出那些目前干扰世界无产阶级的恶棍。于是，这个工人就会说：工人们请看，不该让这种人当工人阶级的领袖。①见本卷第796—809页。——编者注同志们，在法国党的队伍中，有相当数量的工人，该党中央机关中在册人数是25万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约有100万党员，将近1.1万名党员被关在德国监狱里。他们大多数是工人。显然，对于这些在德意志“共和国”坐牢的工人，我们是万分尊敬的，我们要向他们脱帽致敬。当然，对于他们来说，我们要采用友好的语言，尽力向他们说明他们所犯的错误，并力求和他们团结起来。因此，我们的代表大会制定了一系列条件——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个条件。我认为，每个了解这些条件的工人共产党员，都将拥护我们说：我希望，那些依旧拥护“中央”的人，要想溜过共产国际所提出的二十一条，比登天还难。（鼓掌。）我们提出这些条件，是为了使法国党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内的工人了解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的要求，以便能够当面质问自己的领袖，紧逼他们表态，要求他们对所有这些条件作出直截了当的回答。同志们，我们希望这些条件能达到目的。如果一年半以前，人们对我们说，人少，对于共产国际来说，是一种威胁；那么现在，威胁我们的是另外一种情况，即共产国际对于某些先生来说，成了时髦的东西。据说，目前在日内瓦开会的布鲁塞尔国际，作出了举行总罢工的决议。看来，第二国际想极力追随莫斯科。我们还没有确切地了解，在那里聚集了多少活着的幽灵，但是谁都清楚，第二国际现在是一堆衰老不堪的家伙。在这些老领袖，即所谓正统的社会主义者中间，有许多人总想依靠某种力量，成为多数派。现在，在国际范围内，这种力量就是共产国际。他们想依靠我们，并想对我们作出口头上的让步，以便给自己保留“自治权”，继续搞原来那一套。我们希望，我们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这些先生面前把门紧紧关上。我们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必将使旧的政党发生分裂。凡是真诚地愿意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人，他就可以加入我们的队伍。而所有腐朽的家伙，必将像废物一样被丢开，再也不能阻碍工人阶级前进。代表大会讨论了一系列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关于共产党的作用问题。我可以大胆地说，在这个大厅里聚会的共产党员为数极多，而在这里却要证明共产党的必要性，实属可笑。但是，在这个有着不同历史和不同传统的各国代表参加的国际代表大会上，彻底弄清共产党的作用和意义，也是必要的。一些旧的政党垮台了，因而很显然，许多工人会认为，这不仅是第二国际崩溃了，而且也是整个社会主义党的原则、党的思想破灭了。弄清楚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和意义，是必要的。因此，我希望你们要认清，当革命工团主义的优秀代表投票赞成我们的决议的时候，当其他非纯粹共产主义工人组织的优秀代表投票赞成我们的决议的时候，这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胜利。现在，我们应当对工人工团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不相信党的作用的人说：除了谢德曼式的党之外，难道你们就不相信会有另外的党？你们就不相信会有引导工人阶级冲击资本主义的真正工人政党？你们看一看就会相信了，看看俄国共产党，看看它所干的事业！看看匈牙利共产党，看看德国党斯巴达克派——它在德国工人阶级教育方面做了多少工作！看看许多国家的工人共产党！要向它们学习！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榜样，你们应当建立这样的党！接着，讨论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我认为，一致通过这个决议，也是我们在道义上的一个重大胜利。你们都知道，在第二国际里不止一次地处理过所谓殖民政策问题。第二国际对于资产阶级的殖民政策，采取了“宽容”态度。1907年在斯图加特，大多数人拥护的、社会党人所能支持的所谓文明殖民政策，实际上是帝国主义的掠夺政策。第二国际使黄种人和黑种人产生了对它毫不信任的心理。第三国际必须在这方面恢复第一国际的传统，它必须宣称，它不仅要成为白种人的劳动者国际，而且也要成为黑种人和黄种人的劳动者国际，即全世界的劳动者国际。（鼓掌。）我认为，我们在代表大会上与印度、朝鲜、土耳其和其他许多被压迫国家的代表所缔结的兄弟联盟，乃是对国际资本的一个有力的致命打击。这对工人阶级来说，是一个辉煌的成果。其次，我们讨论了工会问题。你们都知道，我们在莫斯科建立了第一个红色工会的国际支部。我可以肯定地说，这也具有全世界历史性的意义。资本主义的最后支柱是阿姆斯特丹黄色的国际工会组织。要把工人中的优秀部分从那里拉到自己这方面来，这就是说，要使黄色的第二国际完全失掉群众，这也就是说，要把工人阶级中所有生气勃勃的力量都团结在我们的周围。在代表大会上，我们与许多同志、与英国同志和美国同志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而这些同志有自己独特的经历，他们应当反对自己领袖的重大背叛行为，他们还没有强大的共产党，他们根本不愿意利用议会制。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向所有这些政党指出，我们所最关切的，也是俄国革命经验首先告诉我们的，在英国，美国以及一切地方，共产党人都必需永远和工人群众在一起。有时，你们不得不同他们一起犯错误，但你们不要离开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不要担心他们此刻会走上反动的道路。我们应当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我们应当争取、改造工人工会，并把它掌握在自己手中。不这样做，共产主义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止一次地和某些同志发生过争执，但是，共产国际所说的话，对于我们大家，其中也包括持有另一种观点的少数人来说，必将成为一种法则。在美国、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里，目前存在着两个共产党。共产国际向自己提出一项任务，要设法使每个国家只有一个共产党。一切真正健全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支流都应汇集到一条巨流中去。共产国际在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这将保证我们易于实现这个任务，因而我们必将争取团结与统一。同志们，把我们代表大会的情景和资产阶级组织中发生的情景对比一下，是特别具有重要意义的。在莫斯科短短的几周期间，我们就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同来自美国、澳大利亚和欧洲各国的工人基本上达成了协议；虽然在文化、历史和传统上有所不同，但我们感到每时每刻都在增强我们的兄弟关系。难道这不是非常美好的情景吗？而在资产阶级的统治集团里，却可以看到各派之间互相掣肘，难道这不有所教益吗？英国资产阶级反对我们，并希望在计谋上胜过自己的法国对手。它们彼此争吵着，资产阶级是形成不了一个整体的。1919年，第二国际企图东山再起，于是，把自己的命运与国联联系起来，它认为再没有比国联更强大的了，必须依靠国联，因为国联在几十年内都将是世界的统治者。仅仅过了一年多，现在我们亲眼看到国联日益瓦解，变成一个空架子。所有“联盟者”彼此暗中陷害、互相欺诈。第一国际把自己的命运与国联联系起来，从而会和它一起在政治上遭到毁灭和破产。与此同时，全世界工人的真正国际团结日益增强。我深信，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是另外一个世界代表大会——全世界苏维埃共和国代表大会的前奏。（鼓掌。）最令人满意的是，在代表大会上全体代表唯一没有经过任何争论就一致通过了这项决议——关于苏维埃的决议。苏维埃国家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形式，其思想已深入到广大工人群众中，直到工人的底层，已为千百万工人所掌握；因而在共产国际世界代表大会上，对这个问题不仅没有进行争议，而且也没有进行讨论，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主要的成果。这是一个真诚的信念，而共产国际就是建立在这个巩固而又坚实的基础之上的。我们就要结束工作了，我们已和许多国家的代表交流了经验，我们探讨了一系列有争论的问题，我们拟定了相当长时期的斗争路线。我们不知道，某个兄弟党会遇到什么样的意外事件，某个兄弟党会遭到怎样的打击。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我们已经建立起组织，它随时都会给全世界的工人以最大的援助。我们通过了共产国际章程。这不是一般地走走形式。这是肯定了这一事实，我们建立起了一个唯一的共产党的国际政党，而这个政党在各个国家里都有自己的支部。（鼓掌。）我们在这个章程中回顾了马克思所创立的第一国际的章程中的一段话：如果说，工人阶级至今还被奴役，还没有获得解放，那是因为工人阶级没有联合起来，各国工人之间没有紧密地团结起来。这是普遍的真理，真诚的信念。但是，费了几十年的时间，才使全世界的工人阶级掌握了这个信念。所以，我们在共产国际章程中增添了前言，共产国际在其中向全世界工人指出：要牢记帝国主义战争，牢记这个使我们付出千百万人生命的战争；如果你要让资本主义保留完整、不受侵犯，那你就会再次蒙受这样的战争！我们国际上的兄弟般的团结，是在火与铁的严重考验之后产生的。每当你要作出重要的决定时，都要考虑到曾发生的帝国主义大屠杀，因为它破坏了我们工人组织，使工人阶级付出了千百万人的生命。所以要牢记，如果我们不从地球上彻底消灭资本主义，那么，这样的战争随时都会再次爆发。通过章程意味着我们的队伍已经彻底联合起来，我们现在已拥有国际工人同志关系的组织，即在国际范围内集中领导的、血肉相关的组织。我们对同志们说过，在俄国国内战争的过程中，我们曾建立起坚如磐石的集中组织和军事纪律，它往往要求我们每个人、每个党员都非常严厉，要求我们拼命苦干和付出牺牲。而现在同样地，我们也应当在国际范围内建立起坚如磐石的国际主义的组织，它应具有铁的纪律和集中的领导、各党之间绝对信任和为胜利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这一共同事业而英勇献身的精神。（鼓掌。）同志们即将离开我们回到各国去，在那里等待他们的是戒严、监狱、蝎子以及西欧社会民主党人和其他资本主义仆从的背叛。我们祝愿同志们精力充沛地进行这场斗争。我们请他们在严重关头记住，苏维埃共和国将竭尽全力地准备与他们分担一切。俄国共产党认为，以它所能做到的一切来帮助兄弟党，是它最大的光荣职责。我们祝愿兄弟们精力充沛地、精神饱满地和信心十足地去完成目前摆在战斗的无产阶级面前的崇高历史使命和艰巨的任务。第三国际万岁！前往资产阶级国家为世界共产主义事业进行宣传的同志们万岁！（暴风雨般的掌声，高呼：“乌拉！”）同志们，我宣布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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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次会议（1920年8月6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1920年7-8月）第十六次会议（1920年8月6日）·关于这次代表大会不可能认真讨论青年运动问题的争论和决定↘明岑贝格（青年共产国际）↘西尔维亚·潘克赫斯特（英国工人社会主义联盟）↘戈尔登贝尔格（法国）↘季诺维也夫（俄国）↘怀恩科普（荷兰）·关于英国各党加入英国工党问题的争论↘潘克赫斯特（英国工人社会主义联盟）↘麦克莱恩（英国社会党）↘加拉赫（英国，车间代表委员会）↘列宁（俄国）·表决并通过英国各党加入英国工党问题的提案·表决并通过共产国际的基本任务的提纲↘塞拉蒂（意大利）的声明↘格拉齐亚德伊（意大利）的声明↘季诺维也夫（俄国）的声明↘怀恩科普（荷兰）的声明↘塞拉蒂（意大利）的声明↘博尔迪加（意大利）的声明·迈耶尔作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委员会的工作报告·表决并通过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规定·表决并通过共产国际章程的修正案·表决并通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在地·表决并通过将妇女运动提纲和青年运动提纲交由执行委员会审议·表决并通过议会制问题提纲·土地问题委员会的通报·佩斯塔尼亚提出使用世界语的建议·关于召开青年代表会议的通知·季诺维也夫关于各党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的代表资格问题的讲话·讨论各党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的代表资格问题↘怀恩科普（荷兰）↘拉狄克（俄国）↘怀恩科普（荷兰）↘马林（荷属印度）↘罗易（英属印度）↘瓦涅克（捷克斯洛伐克）↘季诺维也失（俄国）↘布林格利弗（瑞士〕·表决向执行委员会派遣享有表决权的代表的政党名单和瓦涅克的提案·通过关于告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书和关于共产国际宣言的提案季诺维也夫宣布开会季诺维也夫（俄国）：主席团提议在这次会议上结束代表大会的工作。关于这次代表大会不可能认真讨论青年运动问题的争论和决定明岑贝格（青年共产国际）：我以出席会议的各青年组织代表的名义建议，在没有讨论青年运动问题之前，代表大会不要闭幕。一方面，青年代表们关心青年共产主义运动及其与共产国际相互关系的问题，希望能在全体会议上加以讨论。另一方面，这个运动对于共产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代表大会完全应当讨论这个问题。今天如果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决不反对主席团的提议。反之，我们表示反对，因为青年运动问题无论如何是应当讨论的。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英国工人社会主义联盟）：代表大会既然已经开得很久了，在我看来，可以再延续一些时问。我们需要讨论的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弄清楚。我不同意结束代表大会的工作。戈尔登贝尔格（法国）：我同意明岑贝格的意见，即青年问题应当在代表大会闭幕之前加以讨论。季诺维也夫（俄国）：我要维护主席团的提议．遗憾的是，有些同志，例如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来得很晚。他们知道我们已经讨论问题两个星期了，而且在此之前，在执行委员会里也讨论了两三个月。因此，我们提议今天结束代表大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今天显然不可能认真地讨论青年问题。要想全面地讨论这个问题，就得让青年运动的代表们也参加辩论。我还要指出，许多代表到这里已经两个多星期了。我认为，让他们早日回去，无论对青年运动来说，还是对整个国际来说，都是有益的。因此，我提议今天结束工作，而且简单地、无争论地解决这个问题。提议被通过①①根据大会秘书的笔记，下一个议程是听取罗斯梅代表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委员会作报告。在速记记录里没有这份报告，在秘书的笔记里也没有记述报告的内容。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公报》第7号（1920年8月8日《真理报》第174号）的副刊上刊载了8月6日会议情况的报道，其中写道：“代表大会将听取共产国际的任务问题委员会的报告人罗梅斯同志的报告，他将就这一问题详细阐述对提纲的修改情况．”——编者注季诺维也夫（俄国）：同志们，我们已决定今天结束代表大会的工作，所以必须节省时间。在每个问题上，都已有12位同志申请发言，因此，我提出如下的建议：凡是未经委员会讨论过的新修正案，只是加以宣读，而不展开辩论。关于这一点，由委员会以后再作出决定。其次在加入工党的问题上，只准许赞成和反对的双方各有两位代表发言。怀恩科普（荷兰）：同志们，我反对这种讨论方式，因为工党和英国社会党问题非常重要。它不仅对英国来说非常重要，而且对全世界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认为，必须完全自由地讨论这个问题。若是只准许持赞成和反对观点的双方各有两名代表发言，那实际上就只有英国代表团才能享有这个权利。也许，有两人表示反对，一人表示赞成，那么，除英国党之外，还只能有某一个党会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是，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全世界工人有权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持这个或那个观点。这是非常重要的，因而我主张就这个问题进行自由辩论。即使我们要限制辩论，我也认为赞成和反对的双方只有两个发言人是不够的，应该让其他的党也能够发表意见。我不同意主席团的提案，我建议就这个问题进行自由辩论。季诺维也夫的建议被表决通过。关于英国各党加入英国工党问题的争论潘克赫斯特（英国工人社会主义联盟）：英国有一个很明显的情况是，加入工党的各个政党的政策，没有明显的差别，因而使大家、特别是使工人难以识别各个政党。因此，工人很难弄清哪些人拥护共产党，哪些人拥护其他政党。要想证实这一点，我能举出的不只是威廉斯同志的例子。关于这个例子，人们原以为，他是站在苏维埃的立场上，而现在已经看清楚，他主张英国工人为波兰装运武器。我谈这件事，是为了指出多么容易弄错啊！由此可见，有些人虽然声称自己忠于共产主义，但是，由于归属于工党，由于党纪的约束，他们还得执行工党的政策。还有一个例子，这是选举运动某一阶段上产生的情况。比方说，需要弄清楚代表某个政纲的两名候选人的不同之处。然而，由于工党组织机构中旧传统占优势，而且得与专职官员打交道，所以这就办不到了。加入工党的各政党的党员，都受严格纪律的约束。甚至在议会中的发言，也要服从党纪的要求。不应忘记，尽管工党地方委员会有权向地方选举机关提出自己的候选人，但是，也得根据工党总理事会的指示确定议员候选人。对于发言和表决，也是如此。独立工党的党员已经清楚地了解，由于有纪律的约束，既是其他革命组织的成员，又是工党党员的人，处境是很困难的。有激进情绪的独立工党党员纽博尔德同志，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一个例子。他被推选为议员候选人之后，我才有可能了解工党批准他的选举行动纲领的前后情况．从而我才确知工党总理事会是多么彻底地改变了他的行动纲领。我再说一遍，党的纪律束缚着手脚。此外，既不能忘记工党极其僵化的组织机构，也不能忘记归附于它的工会的性质。总之，我们所看到的情景，根本不同于我们所希望的。既然留在工党里，要想在哪一方面改变它的组织，那是不可能的。在议会制方面，我们在英国的处境，比其他各国更为艰难。英国是一个有旧议会传统，即有真正民主传统的国家，这种传统已深深扎根于工人阶级之中。因而若是向英国工人提议参加选举，以反对工党，那他们是不会理解这一点的。他们所以不能理解这一点，是因为他们受了资产阶级报刊的强大影响。英国与俄国的情况不同。在英国，每个工人下班回家以后，都阅读某种资产阶级报纸。我本人是一个经常谈论俄国革命问题的人，但我个人却深感难以向工人说明俄国人对议会制的态度。有人问我们，既然今后要解散立宪会议，那何必现在又要召开立宪会议。民主主义偏见已深深扎根于英国工人阶级之中，所以必须注意到这一点。我还有一个理由不同意共产国际所采取的观点。我想，如果我们向一些政党建议，要它们加入工党，因而使它们遭受共同的纪律和行动的约束，那我们就把英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命运交到旧工联的手里了。这里所援引的一切理由，都是反对这一点的，因而我们每天都确信难以给旧工联灌输新的精神。建议英国共产党加入工党，意味着把工会和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命运转交给僵化的旧工联手里。因此，我请求考虑英国现存的特殊情况。我想提一下列宁同志的一句话，他曾说过，不要陷入“左”倾。在我看来，现在应该比过去更要走向极端。勇敢的人很少，特别是在英国。我是个女社会党人，长期为开展妇女参政运动而斗争，因而确信，采取极端的态度和英勇地保卫自己的思想是何等重要。在政策中，必须维护最极端的思想。我的这个意见的正确性，在英国给予苏维埃政权帮助的问题上，以及在需要勇气的一切地方，都得到了证实。所以，我坚持自己的观点，并请代表大会不要接受已提出的提案。麦克莱恩（英国社会党）：这里所讲的一切，都不是新的东西，因为大家都知道潘克赫斯特同志对议会制的看法。随着其他问题已经作出了决议，代表大会的委员会就必然会提出这个决议来。我认为那些坚持主张共产党加入工党的同志，恰恰是已经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那个国家的代表，这并不是偶然的。我指的是俄国同志。实际上，工党是什么样的政党呢？它只不过是工会里有组织的工人的政治体现罢了，工人们在工党里维护着无产阶级在某个问题上的经济观点。十分之九的工党党员，同时也是工会的会员。潘克赫斯特同志举出的例子是幼稚的，因为她只是引用了最反动的同盟。总之，谁也不会否认工会里有组织的工人日益左倾。我们看到，在事变的影响下，工会运动也在改变自己的性质。我们不能把工会和它的会员看作是永远一成不变的。我想起1917年曼彻斯特机械工人的大罢工，这里在座的有些同志参加过这次大罢工。共产党人也参加了这次大罢工，他们从共产主义运动着眼表达出罢工者的观点。我们也可以援引工党中最近的一些事件。首先，有人提议工党应加入第三国际，不过这个提案当时没有付诸表决，但是提出这个问题，就已具有很大的政治吸引力。这个问题在英国各地，在工党所有的地方组织中，都议论开来，而工党的地方组织，在过去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第三国际。这就起了巨大的宣传鼓动作用。和这里所表达出来的意见相反，英国社会党虽然加入了工党，但是仍然保留着充分的批评自由。我本人和我党的同志们，不止一次地在报刊上、在代表大会上对工党领导人提出批评，这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不愉快的后果。我坚持下列论点：第一，工党是工会里有组织的工人的政治体现，我们就应当这样理解它；第二，加入工党的其他政党的党员，保留着充分的行动和批评自由。加拉赫（英国，车间代表委员会）：我感到遗憾的是，代表大会不得不听取那些老生常谈，而这是英国社会党在英国工人运动中已经连续重复20年的老调了，现在又在这里用以维护自己的观点。英国社会党的代表说，他们赞成加入工党，是因为这样做似乎可以更好地联系群众。但是，我们已经和群众建立了联系。必须把确实与群众建立了联系的人，和完全不想与群众建立联系的人，加以区别。我可以举出苏格兰最近斗争期间的许多事例来作证明。独立工党和英国社会党的支持者，在苏格兰小心翼翼地和改良主义者一起勾结资产阶级，他们竟不想给资产阶级以回击。而我们却在苏格兰组织了强大的示威运动。英国一些优秀的演说家来到苏格兰，打算在那里发表社会爱国主义的言论。他们带来一群社会败类，以保证支持他们的活动。但是，我们不顾工党代表要我们保持沉默的劝说，我们没有让这些演说家控制人群，并且冲破一切阻碍，组织了群众性的对抗活动。这就是我所说的和群众的密切联系。请允许我向你们指出我们在战争时期的经验，当时，虽然沙文主义猖獗一时，但是，苏格兰工人却极力以人道主义精神对待被拘禁的德国人的妻室和儿女，而其他工人政党，由于受到资产阶级的阻力，在这方面却毫无作为。我还要指出托马斯和韩德逊这类著名的社会爱国主义者，他们曾多次出卖过工人。请问，韩德逊是党的代表，我们能以党的名义来发言吗？我的反对沙文主义的文章的遭遇，倒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不愿发表这篇文章的报纸，就是《号召报》。我想向你们说明在一个“毫不留情的”英国社会党和工党之间实际存在的相互关系。列宁同志和其他人竟赞同麦克莱恩同志的观点，岂不可笑！毫无疑问，麦克莱恩同志要承担重大的责任，因为他使其他共产党人相信他的观点是正确的，而他的观点却是违反运动的真正利益的。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通过宣传鼓动和实际行动使群众了解现实的情况。必须在工人阶级中掀起怒潮，必须设法使群众直接行动起来，而不要采用那些只会使群众离开革命斗争道路的手段。在我发言要结束时，我请求否决这个提案，因为它会使共产党的性质遭到歪曲。我请求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各党同志不要支持这个提案。让我们能够在坚固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真正的共产党，让我们寻求一条与群众联系的途径。那时，我们才真正能使群众自己解决这个问题。不能要求我们支持多年来我们所坚决反对的事情。这就是革命者和共产主义者的意见，所以我恳求你们不要使苏格兰同志陷于难堪的境地，否则，他们将为自己所不能接受的决议所束缚，因为这种决议是与他们迄今一直维护的一切，即他们在工人中间所享有的那种尊敬和声望相抵触的。列宁（俄国）：同志们，加拉赫同志的发言一开始就表示遗憾，说我们在这里听到的是麦克莱恩同志和其他英国同志在演说中，在报纸和杂志上已经重复过千百次的东西。我认为，不必为这一点而遗憾。旧国际的做法是把这类问题交给各有关国家的党去解决。这样做是根本错误的。很可能我们对某个党的情况了解得不完全确切，但是这里我们说的是在原则上确定共产党的策略。这非常重要，我们应当代表第三国际在这里清楚地说明共产党人的观点。首先，我想指出麦克莱恩同志有一个说法不大确切，对此我们不能同意。他把工党叫作工会运动的政治组织。后来，他又一次说：工党“是工会运动的政治体现”。我在英国社会党的报纸上好几次看到过这种见解。这是不对的，多少引起了英国革命工人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完全公正的反对。事实上，“工会运动的政治组织”或这一运动的“政治体现”这两个概念都是错误的。当然，工党大部分是由工人组成的。但是，确定一个党是不是真正工人的政党，不仅要看它是不是由工人组成的，而且要看它是由什么人领导以及它的行动和政治策略的内容如何。只有根据后者，才能确定这个党是不是真正无产阶级的政党。从这个唯一正确的观点来看，工党完全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虽然它是由工人组成的，但是领导它的是反动分子，是完全按照资产阶级的意图行事的最糟糕的反动分子。这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组织，它成立起来就是为了靠英国的诺斯克和谢德曼之流来有系统地对工人进行欺骗。但是，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和加拉赫同志向我们提出了他们对这个问题所持的另一种观点。加拉赫和他的许多朋友发言的内容是什么呢？他们告诉我们说，他们联系群众不够，但是，看看英国社会党，它迄今为止同群众的联系更差，很软弱。于是加拉赫同志告诉我们；他和他的同志们真正成功地在格拉斯哥，在苏格兰，组织了革命运动，以及他们在战争时期采用了非常灵活的策略，在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拉姆赛·麦克唐纳和斯诺登到达格拉斯哥的时候巧妙地支持他俩，通过这件事情组织起大规模的群众性反战运动。我们的目的是要引导加拉赫同志和他的朋友们所代表的出色的新的革命运动加入运用真正的共产主义策略即马克思主义策略的共产党。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任务。一方面，英国社会党太弱，不善于很好地在群众中进行鼓动工作；另一方面，现在有以加拉赫同志为优秀代表的青年革命分子，他们虽然同群众保持着联系，但还不是一个政党，在这种意义上说，他们比英国社会党还要弱，还完全不会组织自己的政治工作。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应该非常坦率地说出我们关于正确的策略的意见。加拉赫同志谈到英国社会党的时候说，它是“不可救药的改良主义的”（hopelesslyreformist）党，当然说得过分了。但是，我们在这里通过的全部决议的总的精神和内容，都十分明确地说明，我们要求英国社会党本着决议的精神改变它的策略，而加拉赫的朋友们应当采取的唯一正确的策略，就是立刻加入共产党，本着这里通过的决议的精神改变共产党的策略。既然你们有这样多的拥护者，可以在格拉斯哥召集群众大会，那么你们就不难带动上万的人加入党。三四天以前，在伦敦举行的英国社会党代表大会决定把社会党改名为共产党，并且把参加议会选举和加入工党这一条列入了党纲。代表大会代表着1万个有组织的党员。因此，苏格兰的同志本来完全可以带动不止1万个出色掌握群众工作艺术的革命工人加入这个“英国共产党”，从而改变英国社会党的旧策略，更好地进行鼓动工作，更积极地进行革命活动。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几次在委员会上指出，英国需要“左派”。当然，我回答说这是完全对的，但是不要过“左”。其次，她又说，“我们是优秀的先锋队员，但是目前还是喊叫（noisy）得多。”我理解这句话完全不是坏的意思，而是好的意思，是说他们很会做革命鼓动工作。我们重视这一点，而且应该重视这一点。我们在所有的决议中都谈到了这一点，因为我们一直强调，一个党只有真正联系群众，反对腐朽透顶的老领袖，既反对站在右翼立场上的沙文主义者，也反对像德国右翼独立党人那样站在中间立场上的人，那我们才能承认它是工人的党。这一点在我们所有的决议中已经说过、重复过十次以上了，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求改造旧的党，使它们能够更紧密地联系群众。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还问道：“共产党可不可以加入参加了第二国际的其他政党？”她回答说，不可以。必须指出，英国工党的情况非常特殊，它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党，确切一点说，完全不是通常所说的那种党。它是由所有工会组织的会员组成的，现在将近有400万党员，所有加入它的政党都享有相当的自由。这样，处在坏透了的资产阶级分子、一些比谢德曼、诺斯克之流先生们还坏的社会主义叛徒支配下的广大英国工人，都加入了这个党。同时，工党允许英国社会党加入它的队伍，允许社会党有自己的机关报，而工党的党员还可以在这些报纸上自由地公开地指责工党领袖是社会主义叛徒。麦克莱恩同志确切地引证过英国社会党的这种指责。我也能够证明，英国社会党的《号召报》上就说过工党的领袖是社会爱国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叛徒。这就是说，加入工党的党不仅可以提出尖锐的批评，而且可以公开地指名道姓地骂这些老领袖是社会主义叛徒。这是非常独特的情况：一个党吸收了广大的工人群众，很像一个政党的样子了，可是又不得不给它的党员以充分的自由。麦克莱恩同志在这里指出，在工党的代表大会上，英国的谢德曼之流不得不公开提出加入第三国际的问题，这个党的所有地方组织和支部也不得不讨论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不加入这个党就是错误的了。潘克赫斯特同志在个别谈话的时候对我说：“如果我们是真正的革命者，那我们加入工党后，这些先生一定会把我们开除的。”要知道，这并没有什么坏处。我们的决议说，我们主张加入是因为工党允许有充分的批评自由。在这一点上，我们始终如一。麦克莱恩同志还着重指出，现在英国的情形非常独特：一个政党，虽然处在一个拥有400万成员的独特的工人组织中，这个组织一半是行业性质的，一半又是政治性质的，并且受资产阶级领袖的领导，尽管这样，只要这个党愿意，它还可以是革命的工人政党。在这种情况下，优秀的革命分子如果不尽可能地留在这个党里，就是犯极大的错误。让托马斯之流的先生们和你们称之为社会主义叛徒的人把你们开除吧。这样倒会在英国工人群众中产生极好的影响。同志们强调说，英国的工人贵族比其他国家的工人贵族势力大。这是事实。要知道，英国工人贵族不是只有几十年的历史，而是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英国的资产阶级有丰富得多的经验，有实行民主制的经验，他们善于收买工人，使这些人在工人中形成一个很大的阶层。在英国，这个阶层比其他国家要大，但是比起广大的工人群众来毕竟还是不大的。这一阶层的人满脑子都是资产阶级偏见，实行着明确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策。例如，在爱尔兰20万英国兵正在用骇人听闻的恐怖手段镇压爱尔兰人。英国社会党人没有在这些士兵中进行草命宣传。我们在决议中明确地指出，只有在英国工人和士兵中进行真正的革命宣传的党，我们才能承认它是共产国际的成员。我要特别指出，无论在这里，或者在各委员会里，都没有人反对这一点。加拉赫同志和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不能否认这一点。他们不能否认，英国社会党在工党的队伍里有充分的自由，可以写文章说工党的某某领袖是叛徒，说这些老领袖代表资产阶级利益，是工人运动中的资产阶级代理人。这一切都完全正确。既然共产党员有这种自由，那么只要他们重视各国革命者的经验，而不仅是俄国革命的经验（因为我们开的不是俄国的代表大会，而是国际的代表大会），就应该加入工党。加拉赫同志嘲笑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受了英国社会党的影响。不，我们是根据各国历次革命的经验来确认这一点的。我们认为，应该向群众说明这一点。英国共产党应该保留必要的自由，以便揭露和批评比其他国家势力大得多的英国工人叛徒。这是不难理解的。加拉赫同志断言，如果主张加入工党，就会使英国工人中的优秀分子离开我们。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在实践中检验一下。我们相信，我们这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全部决议和决定，将在英国所有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报纸上发表，所有地方组织和支部都将对此进行讨论。我们决议的全部内容十分清楚地说明，我们代表的是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策略，我们的目的是同旧的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作斗争。事实表明，我们的策略确实在战胜旧的改良主义。这样，所有对英国缓慢的发展不满的工人阶级的优秀革命分子，一定会向我们靠拢。英国的发展可能比其他国家慢些，因为英国资产阶级有可能给工人贵族创造优越的条件，从而阻挠英国的革命运动。所以英国的同志不仅应该努力使群众革命化（加拉赫同志证明他们在这方面做得很好），而且还要努力建立起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党。在这里发了言的加拉赫同志或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两个人都还没有加入革命的共产党。像车间代表委员会这样出色的无产阶级组织，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参加政党。如果你们能在政治上组织起来，你们就会看到，我们的策略是以正确地理解近数十年来的政治发展为基础的，你们就会看到，只有把革命阶级一切优秀分子吸收进来，并利用每一个机会同反动领袖的一切反动行径进行斗争，才能建立起一个真正革命的党。如果英国共产党一开始就能在工党内部进行革命活动，如果韩德逊之流的先生们不得不开除这个党，那么，这将是英国共产主义运动和革命工人运动的巨大胜利。按《列宁全集》中立第2版第39卷第246-251页译文排印表决并通过英国各党加入英国工党问题的提案季诺维也夫：我现在把英国各政党加入工党的问题付诸表决。赞成委员会提案的人，即赞成加入工党的人，请举手。提案①以58票对24票通过，2票弃权。①在代表大会的速记记录中，没有关于加入工党的决议。这里指的是列宁《关于共产国际的基本任务的提纲》第16条，见本卷第20-21页。——编者注表决并通过共产国际的基本任务的提纲在对整个决议①进行表决之前，有几位同志要求提出声明。①指《关于共产国际的基本任务的提纲》。——编者注塞拉蒂（意大利）：我将根据两条理由投票反对这个提纲：第一，由于在英国和美国问题上有分歧；第二，由于提纲中有对意大利党执行委员会的批评。我不想占用代表大会更多的时间来作详细的说明，但是，我想把一份比较详细的声明转交给主席团，以便列入记录。①①在速记记录中没有。——编者注格拉齐亚德伊（意大利）：我们建议这样确定第17条条文：“至于意大利社会党，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认为，修改去年波伦亚党的代表大会①所通过的纲领，标志着该党向共产主义道路上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同时认为，该党都灵支部向党的全国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即载于1920年5月8日《新秩序》②杂志上的建议，是符合第三国际的一切基本原则的，因此，提请意大利社会党根据党章和加入第三国际的条件总则，在下次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上讨论这些建议，以及共产国际两次代表大会的所有决议，特别是关于议会党团、工会和党内非共产主义分子的问题。格拉齐亚德伊、波姆巴契、波拉诺①意大利社会党波伦亚代表大会的决议，载于1919年10月《共产国际》杂志第6期第915—916页。——编者注。②俄文标题是：《为了社会党的复兴》，载于1920年《共产国际》杂志第12期第2109—2116页。——编者注。季诺维也夫（俄国）：我代表俄国代表团三个成员，即列宁、布哈林和我本人声明，我们采纳格拉齐亚德伊提出的修正意见。希望委员会的大多数也能同意这个修正意见。怀恩科普（荷兰）：我声明，虽然我对英国问题表示不同意，但我对提纲要投赞成票，因为提纲里对机会主义者表达了明确的态度，而且在委员会里，对提纲中的意大利问题阐述得更加明确。塞拉蒂（意大利）：虽然格拉齐亚德伊和委员会其他成员现在发表了声明，但我依然坚持我的原意，因为提纲的措词和现在的说法实际上没有任何差别。也许某些辩护人会在这里找到某种差别，但是我们出席代表大会的不是辩护人，而是共产党人。提纲意味着否认意大利党执行委员会和《前进报》。必须公开指出这一点。季诺维也夫：我应当说，塞拉蒂同志说得完全正确。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差别，但这是意大利同志们提出来的，我们对他们作了让步。对于那些想和辩护人作斗争的同志，我们随时准备在形式上作出让步。在这方面，委员会和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会同意塞拉蒂同志的意见。博尔迪加（意大利）：我以意大利社会党的共产党人弃权派的名义声明，我们认为，有关意大利社会党的提纲的表达形式，没有任何意义。在这里听取了有关该党的发言，尤其是列宁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发言以后，我确认，意大利社会党的立场，从波伦亚代表大会开始，就是不同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因为在它的队伍里有机会主义分子和社会民主主义分子。至于反对议会制问题，我们服从代表大会的纪律，但我们要求，意大利党内的非共产党人、该党议会党团，以及改良主义者所领导的工会，都要确切地执行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其他一切决议。我们确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将注意这些决议的执行情况。季诺维也夫：现在，我们表决整个提纲。关于共产国际的基本任务的捷纲，大多数同意，2票反对，1票弃权。季诺维也夫：问题算是解决了。现在开始讨论第二个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关于加入第三国际的条件问题。由迈耶尔同志作报告。迈耶尔作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委员会的工作报告迈耶尔（德国）：在从事审查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任务的委员会里，也讨论过加入第三国际的条件，这些条件在列宁同志的提纲里已经表达出来。①在第107页上，列举了加入共产国际的五个条件。在讨论这些条件时，代表大会已经通过了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提纲。然后，由制定加入条件委员会和共产国际任务问题委员会各出七人组成混合委员会，讨论了这个问题。①指列宁所作《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其中提出了加入共产国际的五个条件，见本卷第20页。——译者注这个混合委员会对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提纲，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在第7条里（德文版第82页）提出著名的改良主义者的名字：考茨基、屠拉梯、希尔奎特、麦克唐纳等人。新委员会决定也把希法亭补加进去。然后，委员会研究了全体会议上作出的、提交委员会审议的各项提案，混合委员会采纳了俄国代表团某些成员的提案，该提案是，愿意加入第三国际的党的一切中央机构内，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同志是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前就主张加入共产国际的。接着，通过一项提案，责成已加入和愿意加入第三国际的政党尽快地，至迟不得超过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闭幕后四个月，召开一次党的紧急代表大会，以便在会上讨论已通过的全部条件。然后，还通过了一项提案，责成那些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政党，把不同意共产国际原则的党员开除出去。对于那些参加党的紧急代表大会的代表，若是表示反对加入共产国际，也同样处理。制定加入共产国际条件的分组委员会，仔细研究混合委员会的决议以后，对决议作了不大的修改，即在共产国际拥护者建立党的机构问题上，以及在开除某些改良主义者问题上，执行委员会有权批准例外情况。现将有关条款列述于下：“19．凡是已经加入或正在申请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必须在最短期间内无论如何不迟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闭幕后四个月，召开一次党的紧急代表大会，讨论所有这些条件。同时，中央委员会应当设法使各级地方组织都了解国际共产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定。“20．凡是现在愿意加入第三国际但至今还没有根本改变自己以往策略的党，在没有加入以前必须做到：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其他一切最重要的中央机构内，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同志是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就公开而明确地主张加入第三国际的。只有经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才允许有例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也有权对第7条中提到的‘中派’代表采取例外的办法。“21．党员如果在原则上反对共产国际提出的条件和提纲，必须开除出党。这也适用于党的紧急代表大会的代表。”委员会以多数票通过的这些修正案，现提请大会予以批准。在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任务的提纲中，也应提到这第21条。表决并通过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规定季诺维也夫：还有两位同志申请发言，但是，我提议不再继续辩论，开始表决。提议以压倒多数被通过。季诺维也夫：现在，我们对这里刚刚确定的二十一个条件进行表决。大多数同意，两票反对。表决并通过共产国际章程的修正案季诺维也夫：现在我们讨论章程问题。只有一项修正案。提议章程中这样规定执行委员会的组成：作为执行委员会所在地的国家派出5名代表，其他国家派出10名代表。我以俄国共产党的名义提议，其他国家的代表不是10名，而是10—13名。编制名单时发现，如果只有10名代表，则许多重要的党在执行委员会里将没有席位。如果我们规定10—13名代表，那我们就会有一个不超过18人的执行委员会。若是没有人反对的话，我提议表决这个修正案。一致通过。季诺维也夫：现在该表决修正过的章程了。有人喊：章程昨天①已经通过了。①应为前天，即8月4日第14次会议（见本卷第604页）。——译者注表决并通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在地季诺维也夫：那么，就不需要表决了。现在，我们应该解决当前执行委员会的驻在地问题，这个驻在地一直要维持到新的世界代表大会重新解决这个问题时为止。有人提议在俄国。一致通过决议：执行委员会设在俄国。表决并通过将妇女运动提纲和青年运动提纲交由执行委员会审议季诺维也夫：现在只剩下妇女运动和青年组织这两个问题。我们提议把这两个问题交由新的执行委员会会同妇女和青年代表来解决，这并不是说，我们不重视这两个问题（它们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因为半小时解决不了这两个问题。多数票通过把妇女运动问题和青年问题交由执行委员会解决。①①关于妇女共产主义运动以及青年运动的提纲，见本卷第77—101页。——编者注即《关于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的提纲草案》和《关于青年运动的提纲》。——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表决并通过议会制问题提纲季诺维也夫：下一个问题是讨论议会制问题委员会的报告。沃尔弗施坦（德国）：委员会只是期待对列宁和布哈林同志提出的修正案进行表决。委员会的全体成员表示赞成这些修正案。我们向你们提出的提纲以及有关的修正案，在全体会议上已经讨论过了。我们就剩下对提纲进行表决了。通过。土地问题委员会的通报迈耶尔（德国）：现在还有格拉齐亚德伊同志提出的关于合作化问题的提案。委员会①同意了这个提案。如果代表大会也同意的话，那我提议不再讨论这个问题，认为它已经解决了。①指的是土地问题委员会，迈耶尔代表土地问题委员会发言。——编者注季诺维也夫：我提议，由委员会来定稿。提议被通过。佩斯塔尼亚提出使用世界语的建议季诺维也夫：还有佩斯塔尼亚同志关于世界语的提案。佩斯塔尼亚（西班牙）：鉴于类似本次代表大会的各种国际代表大会的全部发言要翻译成几种语言，从而使代表大会的工作繁杂起来，我提议将来应使每个发言人都使用自己最方便的语言，使每个发言只译成一种辅助的诺言一一“世界语”。这种语言易于学习，十分有益于我们的事业。它适用于翻译，可节省许多时间和劳动。季诺维也夫：既然佩斯塔尼亚同志赞同这样做，我提议把这个问题交由新的执行委员会审议。（通过）这样一来，议事日程就全部结束了。我们打算明天会同莫斯科工人代表苏维埃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隆重的代表大会会议。我们将在那里作代表大会的工作总结。会议明天下午4点在大剧院举行。①①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市苏维埃、俄共（布）莫斯科市委会和区委员会、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工厂委员会、各地区苏维埃和莫斯科市工会理事会的代表于1920年8月7日在大剧院举行的联席会议的简报，载于1920年8月8日《真理报》第174号。——编者注关于召开青年代表会议的通知明岑贝格（青年共产国际）：遗憾的是，代表大会没能讨论有关青年运动的问题。因此，我们决定明天中午12点召开青年运动代表会议，我们也邀请各党关心这个问题的所有同志出席这个会议。会议12点准时在克里姆林宫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大厦里举行。拉狄克：也许，有许多同志希望得到自己的护照。我要告诉同志们，请放心，执行委员会明天就可以确定“疏散”的程序。为此目的，已经委派了一名同志，所以，代表同志们可以完全放心。季诺维也夫关于各党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的代表资格问题的讲话季诺维也夫：关于执行委员会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我们规定出党的数量，但没有指出是哪些党。我们有一份初步名单，我给大家读一遍。（宣读①）①这份初步的名单，在代表大会的俄文，法文和英文记录里没有。德文本中所引用的名单有明显的错误。——编者注这就是有权向执行委员会派出一名有表决权的代表的政党名单。讨论各党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的代表资格问题怀恩科普（荷兰）：我不同意提出来的这份名单，因为没有把荷兰党列入。我早已提出过荷兰代表应参加执行委员会的一切理由。荷兰共产党是执行委员会中没有代表的唯一的真正具有战斗精神的革命党。我不能同意这种情况，我认为执行委员会应该重新考虑自己的决定。如果执行委员会坚持自己的主张，没有荷兰代表的席位，那我不得不提出抗议。拉狄克（俄国）：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在被迫与荷兰同志们交换意见时，怀恩科普已经不止一次地表现出不客气的态度，因此，我只好再次不愉快地出来反对怀恩科普同志的抗议。荷兰代表之所以没有被列入派遣代表参加执行委员会的那些国家的名单，并不是政治性的原因，纯粹是工作上的原因，因为我们是根据政党的大小来定的。整个来说，荷兰党提出的那个主张，美国代表团和部分英国代表团也曾提出过，怎样的国家才是名单中的对象呢？也许是开展广泛革命运动的国家，如俄国、德国、意大利；也许是早已成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如匈牙利、芬兰；也许是已开展30年群众革命运动的波兰；最后，也许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确还很薄弱的国家，如英国、法国、美国，但是这些国家在国际政治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在每次比较重要的场合下，我们都要和它们的代表进行商讨。荷兰共产党具有任何人都不能否定的功绩，它是最早敢于同社会民主党人决裂的政党之一，荷兰同志们在紧要关头始终是一面正确的共产主义旗帜。任何人对此都不能提出异议，所以我们对他们要作出应有的评价。但是，这是一个小党，它在国际政治中不能起到重大的作用。假如它拥有强大的理论队伍，也许对它会加以考虑。但是，潘涅库克和哥尔特同志一派，是站在荷兰运动之外的，怀恩科普同志也承认这一点。他们没有力量派出某个人到执行委员会去工作。过去，德国同志曾提请他们给予帮助，但是他们那里没能派出任何人。我们的提案纯粹是从工作方面来考虑，对于荷兰同志没有任何恶意，尽管我们和荷兰同志存在着意见分歧，但我们还是希望同志般地共同进行斗争。我们希望，荷兰共产党能迅速显示出强大的力量，那时，它就能对共产国际作出更大的贡献了。①①根据代表大会秘书的笔记，在拉狄克发言之后、怀恩科普发言之前，是克罗格（挪威）发言。这个发言的内容没有记下。——编者注怀恩科普（荷兰）：我感谢拉狄克同志对我们采取友好的反对立场。但我要说，我们并不想做执行委员会的名誉委员。我们不需要这样。我们是一个真诚的共产党，始终做共产党人应该做的一切。我们对自己有所要求，因为我们是共产主义的力量，执行委员会也曾承认这一点，所以才在阿姆斯特丹成立了辅助执行局。这个问题，在执行委员会里已经讨论过了。谁都会犯错误，在这一点上，我不想多说了。我们完成了对共产党人所期望的一切，在这方面，对我们是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由于我们能起到作用，才把辅助执行局委托给我们，而现在，却忘掉了这一点。拉狄克同志谈到了潘涅库克和哥尔特同志。前者在德国工作过，但没有搞过荷兰共产主义运动。无论如何不能根据哥尔特和潘涅库克两个人来断定共产党的力量。凡是熟悉《论坛报》的人都会知道，领导这个报纸的，既不是哥尔特，也不是潘涅库克，而是拉维斯泰因、谢顿和我。荷兰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就是如此，而且现在仍然如此。有人说我们这里没有开展大规模的运动。我认为，这是过于看重数字了。尽管我们人数不多，但我们是一个有纪律的革命政党，在国内享有很高的威望。下述情况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我们早就拥有从事日常工作的党的机关，而在其他许多国家里却没有。下述情况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在市政委员会里，有许多我们的党员，而在工会运动中，我们享有很高的威望。我认为，执行委员会应当修改自己的决定，并且由于我们在代表大会上的立场，应当使我们在执行委员会中占有一个席位。我们并不总是赞同执行委员会的意见，但是要知道，并非必须赞同。在执行委员会里，往往也发生争论，在争论中才能倾听各方面的意见。我认为，执行委员会有一切理由使荷兰占有一个席位。我希望执行委员会能这样做；否则，我就要对此提出抗议。马林（荷属印度）：我们完全赞成东方各族人民应在执行委员会里占据享有表决权的代表席位，尽管他们还没有建立有组织的政党。这样，就可以肯定东方对于共产国际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我要指出，对于整个东方来说，一个代表是不够的，因为近东和远东的情况不同，难以找到一个能表达亚洲这两个部分利益的代表。恐怕俄国同志，也许还有其他国家的同志，在人员上熟悉近东的代表胜过熟悉远东的代表。因而我提议，让那些对于我们的运动和帝国主义都极端重要的亚洲地区的代表参加执行委员会。同时，我们提议，近东和远东各派一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参加执行委员会。我希望能够做到达一点，因为代表大会必将决定在最近的将来贯彻列宁和罗易两位同志的提纲，而这对于共产国际是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罗易（英属印度）：根据这些理由，我同意马林同志的提案。瓦涅克（捷克斯洛伐克）：根据以上同志们提出的意见，我建议代表大会通过如下的决议：“执行委员会有权自行选定执委会成员，以便使那些在力量上和人数上对于社会革命具有世界意义的政党能派遣代表参加执行委员会。”我想，没有必要再阐明我提出这个建议的理由，我认为，使执行委员会在必要的情况下可随意增补执行委员会成员这一点，是完全符合已赋予执行委员会的巨大权力的。季诺维也夫（俄国）：对于荷兰代表的问题，我想对拉狄克同志的发言作个补充。从怀恩科普同志的谈话中会得出—个错误的结论，似乎荷兰共产党和荷兰同志所起的作用，由于在执行委员会里设有给他们席位，而被贬低了。当然，我们不是出自这种情由，而是因为我们不能使所有党的代表都参加执行委员会。我们所以没有给予东方的代表以很多席位，并不是因为我们想在权利方面限制哪些国家，而是因为我们需要的不是代表大会，而是执行委员会。如果一个大党要接近我们，并履行我们所提出的全部条件，那么，就必须授权执行委员会作为例外情况接收这个政党。布林格利弗（瑞士）：关于瑞士，我想说几句话。我们党还处于这样一种情况，即虽然我们希望能派遣代表参加执行委员会，但我们没有权利要求这一点。安贝尔－德罗同志已经指出，在增补人员时，应当考虑到瑞士，瑞士党日益具有重要的作用，因而瑞士极其需要和俄国建立直接的联系。在我们向执行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报告①中列举了这些理由，希望执行委员会能加以考虑。①茹尔·安贝尔-德罗和瓦尔特·布林格利弗关于瑞士的报告，载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汇编》，彼得格勒—斯莫尔尼共产国际出版社1920年版，第81—99页。——编者注表决向执行委员会派遣享有表决权的代表的政党名单和瓦涅克的提案表决名单，附有两个修正案的名单被通过①。瓦涅克的提案也被通过。①在代表大会秘书的笔记里写着：“决定包括荷兰、近东和远东”。接着，列出向执行委员会派遣有表决汉的代表的国家名单：俄国（5名），英国、德国、法国、美国、意大利、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南斯拉夫、斯堪的纳维亚、荷兰、波兰．芬兰、远东、近东（各1名）。——编者注通过关于告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书和关于共产国际宣言的提案季诺维也夫：这个问题宣告结束。现在审议各种宣言草案，而首先要审议对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呼吁书草案。我们应当在他们的代表离开代表大会之后答复他们。把呼吁书草案交由执行委员会审议的提案被通过。①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1920年8月26日《给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和全体党员的一封信》，载于1920年《共产国际》第13期。——编者注季诺维也夫：我们打算公布差不多已写好的长篇政治宣言。写出宣言初稿的托洛茨基同志正在加紧做最后定稿工作。如果可能的话，宣言将于明天宣读；否则，我们也将把这个问题提交执行委员会处理，以便公布由所有代表团签署的这个宣言（每个国家可由两名代表签署）。①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见本卷第764—795页。——编者注提案被通过。季诺维也夫：我宣布，明天上午11点召开新的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因此，我请所有代表团指定自己的代表。①派出代表参加执行委员会的各党中央委员会，保留更换自己代表的权利。会议闭幕。①根据1920年8月10日《真理报》第176号上公布的关于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报告，新的执行委员会由下列成员组成：德国——列维（候补人——迈耶尔），法国——罗斯梅，英国——奎尔奇（代表英国所有政党和小组〔潘克赫斯特小组除外〕以及车间代表委员会），美国——约翰·里德，意大利——塞拉蒂，奥地利——施泰因哈德，斯堪的纳维亚——弗利斯（代表挪威、瑞典、丹麦；后来决定给瑞典一个单独席位），保加利亚——沙波林，南斯拉夫——米尔基奇，匈牙利——鲁德尼扬斯基（候补人——瓦尔加），近东——苏尔坦-扎德，远东——朴振顺，芬兰——曼纳，荷兰——怀恩科普。根据代表大会的决议，俄共（布）派遣了五名代表：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拉狄克、托拇斯基、科别茨基；候补人：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别尔津、巴甫洛维奇、契切林。——编者注会议结束时，高唱《国际歌》，并热烈欢呼苏维埃共和国和世界革命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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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次会议（1920年8月5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1920年7-8月）第十五次会议（1920年8月5日）·资格审查委员会就承认美国共产党代表资格问题提出的通报·讨论资格审查委员会的通报↘弗林（美国统一共产党）↘弗赖纳（美国共产党）↘里德（美国共产主义工人党）·表决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提案·季诺维也夫作关于成立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时机问题的报告·表决并通过关于何时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可以建立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提纲·拉狄克作关于工会和工厂委员会问题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里德代表委员会少数派作补充报告·讨论工会和工厂委员会问题↘加拉赫（英国，车间代表委员会）↘季诺维也夫（俄国）↘弗赖纳（美国）·表决并通过工会和工厂委员会问题的提纲↘波姆巴契（意大利）的声明↘拉狄克（俄国）的声明·季诺维也夫关于红色工会国际问题的补充发言↘坦纳（英国，车间代表委员会）↘季诺维也夫（俄国）·表决并通过季诺维也夫的提案塞拉蒂：现在开会。由拉狄克同志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发言。资格审查委员会就承认美国共产党代表资格问题提出的通报拉狄克：资格审查委员会本应解决美国同志的代表权问题。但是在这里，美国的两个党——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工人党，都有代表。当时，美国的代表弗林同志带来两党合并的消息，但在合并时，一部分共产党人声明，他们不同意两党合并，因而留在党外。因此，共产党的代表坚持保留自己的代表权，而弗林同志则提议取消弗赖纳和斯托克利茨基两同志的代表资格。在委员会里，我们认定今后也得承认这两位同志的代表资格，这是下列情况造成的：美国形势变化无常，目前，我们只知道成立统一共产党这件事，我们在这里难以判断少数人留在党外的理由是否充分。不承认他们的代表权，意味着我们业已同统一共产党站在一起。也许将来掌握比较详细的资料之后，我们会和统一共产党站在一起，而现在，根据不完备的材料，我们不能完全否认共产党的组织。因此，我们决定保留两个党的代表资格。由于弗赖纳同志并不否认，即使根据他的材料，大多数有组织的共产党人也已经加入了统一共产党。所以我们决定这样分配代表权，即统一共产党派6名代表参加，共产党派4名代表参加。弗赖纳同志向我们声明，虽然他和斯托克利茨基同志并不主张分裂，但是他们反对无条件地加入统一共产党。我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请求代表大会同意我们的这个决定。由于乌克兰同志们的坚决要求，我应当声明，资格审查委员会没有确定乌克兰共产党的代表资格。大概同志们都知道，除了庞大的乌克兰共产党以外，还有一个只有100人到500人的集团，很明显，这是一个与真正共产主义工作毫无共同之处的小团体。讨论资格审查委员会的通报弗林（美国统一共产党）：我对拉狄克同志提出的承认美国共产党有代表资格的提案，表示抗议。我们费了很大的劲，终于在美国成立了统一共产党，其中包括约3万名原共产党的党员和2万名原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党员。统一共产党不久以前开始了秘密工作，从而在党内发生了分裂，因为并非全党都赞成从事秘密工作。结果，一部分共产党人分离出去了。假如实行联合是根据美国同志的倡导，共产党的代表资格也许还可以予以承认。可是实际上，并非如此。为了实现这个合并，共产国际特地派了自己的代表去美国。现在合并实现了，而第三国际却承认共产党有代表权，从而站到反对联合者的立场上去，我们对此实在不解。弗赖纳（美国共产党）：我感到十分遗憾，这个争论竟提到代表大会的全体会议上，何况这个问题已经由资格审查委员会解决了。根据我们党的委托，一个月以前，我和另一位代表斯托克利茨基同志一起来到俄国。到达莫斯科以后，我和斯托克利茨基同志讨论了情势，并在弗林同志还未到达之前，就向共产主义工人党的代表们提出如下建议：我们这些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代表认为必须完全、彻底地联合起来；我们在代表大会上要作为统一的组织来发言和工作，我们要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议，请它设法实现美国运动的完全统一，我们保证执行执委会的决议。弗林的发言具有派别活动的性质，根本没有反映出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共产党认为不应扩大意见分歧，这有助于实现完全的统一；不但如此，这还有助于清楚地、非折衷地理解革命原则和策略，因为共产党比共产主义工人党更具有坚决彻底的精神。只有恶劣的派别活动者才会提出剥夺共产党参加代表大会的权利。斯托克利茨基同志和我，作为我们党的代表，具有无可争辩的权利参加这次代表大会。至于共产党的人数多少问题，这完全无关紧要，只有孟什维克才会有这样的推论。我认为，可能是共产党的多数人和共产主义工人党实行了联合，不过对于这一点，我是一无所知；而弗林的具有派别活动性质的发言，却使我不得不怀疑这种说法的正确性。只有我们的共产党把我们这两个代表召回去，或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把美国共产党从共产国际队伍里清洗出去，我们才能离开代表大会。无论是过去或现在，共产党都始终代表着美国运动中最坚决彻底的共产主义分子，可是原共产主义工人党却代表着一些不太坚决彻底的、觉悟不高的分子。就这个意义来讲，美国运动也是迫切需要共产党的，共产党应该在即将联合的情况下，捍卫自己的彻底革命的观点。（有人提议停止讨论。）里德（美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我反对停止讨论，因为我对拉狄克同志的提案还有意见。表决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提案关于停止讨论的建议被通过；然后，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提案付诸表决，以19累对9票通过。季诺维也夫作关于成立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时机问题的报告季诺维也夫：同志们！我认为，大家都已知道建立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的条件（在我们的提纲德文本第73-77页上）。因此我希望，作为一种例外情况，我们不经讨论就通过这个提纲，因为就此与各个代表的交淡中，大家全都把问题弄清楚了。所有同志从这个提纲中想必已经明确地知道，只有具备一定的历史条件才能建立苏维埃。为了不损害苏维埃思想，不得勉强凑成这个组织。我们大家都知道，苏维埃思想不仅为欧洲工人阶级所掌握，而且，也为全世界工人阶级所掌握。工人阶级已经懂得，当前政治生活的历史阶段，将以苏维埃形式充分体现出来。对于第三国际来说，这个思想已经掌握了群众，这真是太好了。这个思想具有无比的威力，因为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思想。但是，我们看到在一些根本不具备相应历史条件的国家里，有些软弱无力的小组织，正在建立苏维埃。在法国及其他一些国家里，就是如此。我们以代表大会的名义，希望全世界工人阶级把注意力放到经常宣传苏维埃思想上。进行这种宣传的时刻已经来到。而建立苏维埃，可惜不是在所有国家里都已具备应有的历史条件。在我的提纲中，简要地叙述了这个新思想的历史。想必大家都知道，工人代表苏维埃思想最先产生于1905年，可见这个思想从产生之日算起，只有15年的历史。1905年俄国第一次革命期间，破天荒第一次成立了彼得格勒苏维埃，它的沿革表明，苏维埃的产生需要有特殊的历史条件。沙皇制度一战胜革命，1905年的苏维埃就立即被消灭了。很显然，革命运动的浪潮低落之后，苏维埃是不能支持太久的。当时就有人发表了孟什维克和右翼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现时所宣扬的那种“聪明”见解，即苏维埃只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不能成为国家政权机关。这乃是考茨基及其追随者在德国革命时期所宣扬的论点。最近15年的历史表明，只有当苏维埃不是像工会那样，成为平常的、普通的阶级组织，而是成为国家组织、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的时候，苏维埃才会具有重要意义。俄国的第一次革命，我们第二次革命的第一个回合，即克伦斯基统治的八个月，以及德国和奥地利的革命，尤其是德国革命，都证实了这个论点。德国工人阶级胜利之后，1918年11月，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但是，当社会民主党背叛了工人阶级事业的时候，当资产阶级与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一起战胜了工人阶级的时候，苏维埃就立即开始衰亡了。我们在“卡普叛乱”的日子里，看见了苏维埃生命的最后火花。苏维埃的全部命运，在这个短短的历史情节中，象一滴水一样地消失了。当工人阶级走上通往胜利之路的时候，苏维埃曾试图重新活跃起来，但是反动势力一占有优势，苏维埃就立即开始衰亡了。最后的情况清楚地表明，只有当苏维埃确实是由于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想把它变成国家政权而产生时，它才能具有重要的意义。1917年初，当我们还流亡国外的时候，当革命运动在俄国已经相当高涨的时候，我们有些同志就已着手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当时，我们向他们指出，这个思想还没有可靠的基础，我们提议只为苏维埃进行宣传工作。而建立苏维埃的口号，只有当我们确信已具备建立苏维埃的先决条件，群众拥护苏维埃并准备为苏维埃而战的时候，才可以宣布。因此，我们现在反对我们的法国同志的尝试；他们是一个不大的团体，而要把它作为苏维埃，代表数百名成员在自己出版的机关报上发表意见，认为这就是“苏维埃”运动。我读了瑞士同志在瑞士竞选运动期间所印发的许多传单，正当大家都忙于搞选举时，我们的同志却提出了“我们要求建立苏维埃”的口号。在这里，要求建立苏维埃，是针对资产阶级、针对政府的。但这时，不能提出建立苏维埃的要求，只有在工人阶级准备好革命的地方，才能建立苏维埃。这时提出类似的要求，难道符合共产主义活动原则吗？首先需要组织工人阶级，使他们行动起来，做好准备，而时机一成熟，也就用不着“要求”建立苏维埃了。我认为，目前为政权和革命而斗争的问题，已突出地摆在议事日程上，苏维埃思想已为各国工人阶级所掌握，摆在第三国际面前的已不是传播苏维埃思想的问题。这已经做过了，思想已经传播开了。更为重要的是，必须使全世界的工人阶级了解建立苏维埃所必需的一些条件。这是我们应该做的第二步。我们所提出的提纲，也正是这样要求的。我们应该清楚地告诉工人阶级，在怎样的条件下，我们才可能和应该建立苏维埃。要知道，我们若是勉强凑成苏维埃，那我们就使这个思想有利于敌人了。我们必将遭到人们的嘲笑，而这在一些国家里已经发生了，因而这个伟大的思想将受到损害。不能把这个伟大的思想当作儿戏，必须向工人明确地说明，在怎样的条件下才能建立苏维埃。在我们提出的提纲里，我们曾试图分析各党的经验。在奥地利出现了特殊的情况，类似于克伦斯基执政初期的情况。那里有一个相当强大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其中大都是社会爱国主义分子和中派。共产党人在那里处于少数，但是他们的力量却日益增长。苏维埃在奥地利拥有某种权力，和伦纳之流的合法政府相抗衡，成为一种平行的政府。在我们革命最初八个月的另一历史情况下，也曾出现过类似的情况。这样的运动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的同志应参加进去，在苏维埃中加强自己的影响，并在其内部进行夺权的斗争。德国苏维埃是另外一种情况。这里写了许多有关苏维埃制度的好书和坏书。我们德国同志总是要谈论“制度”。然而，他们有了“制度”，却没有苏维埃。反过来倒好一些，宁肯不要那么好的“制度”，也要好的苏维埃。把苏维埃制度纳入资产阶级反革命社会民主主义共和国的任何方案，都是不正确的。这种方案往往在客观上起反革命的作用，因为它并没有向工人阶级说明，在怎样的条件下才能建立苏维埃。我们打算在提纲里利用德国的经验，当然，首先是利用苏维埃思想发源地俄国的经验。根据1905年和1917年上半年俄国革命的经验，以及1918年德国和奥地利两次革命的经验，我们要向工人们指出，在怎样的条件下才可以建立苏维埃。我相信，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是各苏维埃共和国国际代表大会的前奏。我们当中还不很老的人会活到那个时候。但是，为了促使那个时候早日到来，我们应该看清前进的道路，保持清醒的头脑，并向工人阶级具体阐明，我们怎样才能真正实现国际苏维埃共和国。表决并通过关于何时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可以建立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提纲提纲表决后被通过①。①见本卷第73—76页。——译者注即《召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通知和提纲》中的《何时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可以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拉狄克作关于工会和工厂委员会问题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拉狄克：同志们！根据全体会议的决定，工会问题委员会以执行委员会的提纲为基础，对它只作了一些修正。在说明这个提纲之前，我想指出，委员会对于一个主要之点没有作出一致的决定，因此，少数派代表也将在这里发表意见。问题在于，美国同志们以提出修正案为借口，实际上想把提纲的基本原则一笔勾销。根据表决的结果可以看出，代表大会的态度是责成所有同志和所有共产党都承担工会中的工作。委员会中的少数派，首先是一些美国同志，表面上同意这个原则，在口头上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而实际上，他们想以修改措词的办法来取消代表大会的决议。我在自己的报告中已经指出，我们所提出的提纲，就某种意义来说，确实是狭隘的，因为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情况，即美国工人中有80%未加入组织，美国劳工联合会不仅没有把普通工人组织起来，反而以其高额的入会费阻止普通工人参加工会。除了由于抑制在工会中进行革命宣传而不得不退出旧工会和成立新工会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由于工人阶级的贵族上层分子在旧工会中专横跋扈，因而没有把普通工人组织起来。有鉴于此，我们提议必须成立新工会。然面，这并没有使美国同志感到满意。他们提出来的说法，会使美国共产党人抵制代表大会的决议。在这里，我不想把修改我们决议中的三条的措词全都援引出来，而只援引其中一条。该条这样写道：（从“新工会”读起，到“代表……”止①）。利用这三个小标题来规定何时可退出旧工会和成立新工会，这会招致各种意外的事件。有些共产党人不愿在工会中工作，认为论述工会官僚制腐败无能的文章充满报纸版面更具共产主义精神，因而一直不肯参加工会。他们总是说，无论是工会组织结构本身不准备有所改变，或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情绪如此高涨，都没有必要使他们继续留在这种工会里。美国统一共产党的决议表明，我们所碰到的不是什么不可捉摸的事情，而是在原则上抵制美国各大工会的某些提案。在刚收到的一期共产党的刊物中，我们看到了关于工会的决议。其中写道：（宣读②。）。这样一来，这个决议就完全否定了我们所通过的责成共产党人从内部争取工会的决定。这个决议不仅提出了为了破坏旧工会是否应该参加进去的问题，而且根本否定了在旧工会内部进行破坏和斗争的必要性。这个论点是和我们的提纲相矛盾的，可见，统一共产党的同志在这里所维护的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是公然否定我们的观点。为了挽救自己的地位，他们企图从防御转入进攻，他们说，几个月以前，执行委员会本身就曾同意统一共产党现在所持的观点。同时，他们援引了执行委员会给美国同志的一封信，信中说：（宣读③。）我不想说这封信当时发出是错误的，尽管它未经执行委员会全体人员批准，我也不想说同志们没有正式权利援引这封信，尽管信中的观点与他们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但是，要知道，这封信是专门向美国劳工联合会发出的。现在的问题并不在于执行委员会是否犯了错误，重要的是要弄清楚，统一共产党的代表是否公开地表达了自己党的观点。在这里，他们有机会表达自己党的观点，但是他们没有这幺做。由于他们宣布了自己在原则上反对分裂，所以他们打算用贩私货的办法来修改我们的决议。我认为，代表大会不仅应该否决这类修正案，而且应该在专门决议中指出美国同志的观点违反共产国际的观点。在这个问题上，代表大会应该明确地表志，由于问题所涉及的不单单是美国组织，问题也不在于我们是否授权美国同志来破坏这个反革命组织（即使他们可以这样做），而是因为这是该党本身的生存问题。①②③速记记录中没有。——编者注鉴于这一条遭到波姆巴契同志的批评，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还需要说几句话。波姆巴契同志的观点不同于那些美国人的观点，他很幼稚，没有从革命的观点出发来对待这个问题。当美国同志们说“打倒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时候，接着他们就会补充一句：“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万岁，我们要成立新工会。”波姆巴契同志却不是这样，他会毫不客气地说：不用管工会的事，因为它必定要走向反革命，如果波姆巴契同志是以意大利工会掌握在工团主义者或庄重体面的改良主义者手里为依据，那我们就要坦率地告诉他，这是儿戏，是斗气，决不是共产党的策略。如果波姆巴契同志捍卫马克思主义原则，那他就应该在意大利党内为维护原则而进行斗争，而不应该在这里断言工会没有任何作用，并且说工会必定要走向反革命。我们反对这样对待工人运动中的重大问题，我们认为代表大会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明确的态度，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不久以前，我还表示同意采纳某些修正案，可是现在，在统一共产党作出这项决议之后，一切妥协和让步，在我看来，都是不可能的。只有真正开始共产主义工作、宗派主义作风已告结束的地方，才能谈论共产主义问题。下一个应当讨论的问题，是我们对待工厂委员会的态度问题。我们提出一个修正案，其中写道：“只有当工会不断克服本身官僚制的反革命倾向，自觉地成为革命机构的时候，共产党人才应当支持变工厂委员会为工会工厂支部的要求。”这就是说，在工会的官僚制还牢牢抓住领导权的一些国家里，共产党人必须支持工厂委员会及与其类似的组织为自己的独立存在而斗争。只有当共产党人从这种工厂组织中培育出新工会及其共产主义工厂组织的萌芽支部的时候，共产党人才能掌握工会运动中的领导权。我应当对这个修正案加以补充和说明。首先，其中写道：“在企业中，在工会范围内或在工会之外建立的车间代表委员会、工厂委员会这类组织，其目的就是要与工会官僚制的反革命倾向作斗争，支持无产阶级直接、公开的行动——共产党人自然应全力支持这种组织。”有人反驳我们说；既然你们反对成立小的革命工会（认为没有必要）来对抗大的工会，那你们怎么又要求支持所有这些工厂组织呢？请大家注意，我们曾指出，在工会范围内或在工会之外建立起来的组织，并不反对工会。德国的工厂委员会决不是工会的掘墓人。它们多少都有一些自己的单独职能，而同时它们多少也会触动工会的官僚制。既然问题涉及到组织，它们就不会是工会的敌对者。反对工会的那些组织，不能利用我们的支持，因为我们在提纲中已明确指出，在怎样的情况下，我们才认为适于建立单独的工会。现在，我来谈谈第二个问题。我们说，只有工会实现了革命化，我们才能支持工会并使工厂委员会从属于它的领导。这里有人援引了德国的情况，说那里的工厂委员会大都合法存在，共产党人在工厂委员会里首先争得了超出法律规定的职权，还说工厂委员会已经从属于工会的领导了。根据我所掌握的资料，我肯定地说，并非如此。工会官僚只是刚刚开始争取工厂委员会从属于自己的领导，因此，我们认为，每个共产党人都必须进行斗争，以反对列金之流企图把工厂委员会控制在他们的手里。即使我们的力量不足，我们也必须进行这场斗争。我认为，事先放弃斗争是错误的，因为这里不是形式上的问题，而是共产党人在工厂委员会中的未来地位问题。即使大多数工厂委员会决定自愿从属于工会的领导，它们彼此已不适于独自存在，我们为提示群众防范列金之流的图谋而进行的斗争，也不是徒劳无益的，因为这个斗争在将来必定会加强我们在从属于工会的工厂委员会中的地位。另外一个问题是，在斗争无望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是否应该脱离出去，另外建立小团体。如果斗争还没有取得胜利，我们就要在从属于工会的工厂委员会中继续斗争。但是，目前的问题并非如此。在一些大工业区，在德国的中部和柏林，斗争正热火朝天地进行着。如果德国共产党人说：不应该把反对列金分子的斗争变成纯粹外部形式的斗争，那我们就要对他们说：你们要注意维护你们斗争的原则性，不要把斗争变成工厂委员会隶属问题的斗争。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是对工会的官僚制加强反抗精神的问题。最后，我们提出一项修正案，要把以往在决议中有关工会未来作用的一切零散意见合并到一条里。这一条是：“共产党人要把工会和工厂委员会锻炼成为强大的革命工具，使这些群众性组织准备好迎接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后它们所应肩负的伟大任务，即成为在社会主义基础上重新组织经济生活的主要支柱。工会要像依靠工厂支部那样，依靠工厂委员会建立起产业工会，向工人群众说明他们的生产任务，推荐富有经验的工人担任企业领导人，控制地使用技术专家，与无产阶级政权的代表共同拟订和执行社会主义经济政策方案。”我还想简单地谈谈，在我们和工团主义者之间，对于工会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的作用问题，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工团主义者是这样想象社会主义发展的：无产阶级通过总罢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之后，组成各产业工会彼此自由协商的产联，不需要组织无产阶级国家，由产联协同共产党人领导经济生活。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第一，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即没有建立起用以镇压资产阶级反抗的无产阶级国家机器，无产阶级就不能掌握政权；第二，领导国家经济生活，不能是各个工会的事情，即不能是通过工会自由协商来进行的事情。要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在生产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某些部门，会为自己的成员建立贵族、特权的地位，借以欺压那些不太重要的落后部门的工人。在无产阶级国家里，经济必须这样来安排：它不仅在各个生产部门方面，而且也在共同生产任务方面把工人团结起来。除了那些通过某个工业部门来审查任务的组织以外，工人阶级应通过无产阶级国家代表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整个经济计划及其实现，必须从属于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因此，我们在这里除了看到工会卓越的重大作用外，还要看到有一种实行监督的国家组织形式——苏维埃，从而工会可通过这个全国性的机关参加领导经济工作。对提纲的一些重要修正案，就是如此。修正案比第一个草案更加着重指出，许多同家中的工会在实行贵族政策，因而我们在相应的情况下要责成共产党人单独在工会里着手组织工人群众。然后，我们责成共产党人支持工厂委员会，支持这种自发产生的无产阶级的新经济组织。共产党人应当捍卫工厂委员会的独立性，反对工会官僚制对它的侵犯。同时，他们应当把它看作是革命工会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三个修正案指出获得政权之后工会的任务。第四个问题是关于国际工会联合会的。在这个问题上，委员会只是通过了已印发的提纲中的那三条。委员会没有提及现在的具体情况，即在莫斯科由意大利、俄国、保加利亚和部分英国工会代表创立国际红色工会理事会的问题。这一方面显露出英、美的观点，他们认为建立现在这样形式的组织是不适宜的，是为时尚早的；而另一方面也显露出俄国同志的观点，他们提出了这个议案。由于执行委员会的某些委员不同意后者的观点，以及由于时间太晚，我在委员会里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什么结论。今天，季诺维也夫同志将就这个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在工会问题上存在着深刻的意见分歧。诚然，在代表大会上，工会没有受到极大的重视。但是，我们不应当闭眼不看，在所有国家里，工人阶级的不满会使他们产生建立新工会的想法，而且有许多共产党人都支持这个观点。我们不应当闭眼不看这方面的情况。代表大会应当关注这种情况，并给各国共产党指出明确的行动方针。代表大会必须关注的第二个问题，将来必定会引起国际的巨大兴趣，这就是关于工厂委员会的问题，在关于车间代表委员会之类的一切新组织的问题。这个问题阐明得还不够，因为它还处于发展阶段，因此，我们应当考虑到，革命在这个领城里可以创造出完全新的情况，而共产党人则不应以旧的静止的看法对待这种新的情况。这样看来，可以说，我们应该尽力在我们的提纲里对此加以说明，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觉得，现在还不能作出结论来，这种组织还要向前发展，最近的将来，就会向我们提出一些我们必须解决的崭新的问题。共产国际建立于革命动乱的时代，经过多次混乱状态才具有了明确、合理的形式。我特意强调上述情况还没有完全固定下来，为的是第三国际能有充分的准备，不致陷入敌视一切新事物的顽固工会所陷入的那种迷途。我们还不知道，英国车间代表委员会运动的情况如何，因为它刚刚发展起来，我们也不知道德国工厂委员会今后的命运如何，它暂时还是向后涌退的革命浪潮的产物。工厂委员会产生于这样的时代，工人掌握了苏维埃思想，但是，没有建立起政治苏维埃。我们还不知道，必将到来的新的革命浪潮，将使工厂委员会出现什么样的新局面。我们甚至还不知道，这种组织是否会成为工会当中的革命因素。但是，我们应当说，在目前的情势下，共产党人的职责是，要对工人阐明，不准许破坏工会这个最大的无产阶级群众组织。其次，我想在这里补充说，我们试探着确定工厂委员会的作用，把它的职能和工会的职能加以区别，并打算阐明这两个组织的相互关系。但是，这决不是我们所作的结论。如果西欧的革命旷日持久下去，如果资本主义的瓦解需要很长时期，如果工人阶级不能通过迅速而又坚决的冲击取得政权，那么，在这方面，就会出现我们所培育的群众的新的活动领域，这就要求我们对待这种情况不能采取死板的公式，而要开动脑筋，下定决心来寻求和开辟新的途径。我不想多谈共产党人在工会中的任务。十分显然，在无产阶级群众运动中，以及在群众性的组织中，我们可以指望共产主义宣传取得成就。我们给共产党人下达了指示，根据一般的推论，我们认为，拥有千百万工人的组织是不会被消灭的。工会与资产阶级国家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尽管工会官僚们多么卑鄙无耻，尽管他们在资产阶级面前如何摇尾乞怜，在事件没有猛烈爆发之前，他们还是能在工会中占居领导地位的。可是，事件一爆发，工人阶级本身就会立即认清工会的性质。当前的共产主义“左派”理论家哥尔特，在他的小册子中写道：“工会官僚制的力量，就在于群众缺乏独立自主精神”，因而他断言，不能争取工会。显而易见，这位极端激进的同志，认为即将到来的世界革命经过一昼夜就会发生，而且确信，尽管群众唯命是从和缺乏独立自主精神，也可以唤起世界革命。然而，既然他指望消灭这种缺乏独立自主的精神，那他也就没有理由断定工会注定要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单细胞了。我们则以一种正当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来展望工会的发展，因为革命运动必定要建立在工会的基础之上。我们确信，群众必将参加到运动中来，必将消除自己的盲目服从现象。根据这个信念，我们号召工人群众去反对工会的官僚制。我们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懂得，历史是不会离开我们的意志向前发展的，但是我们自己必须成为历史发展的推动力量。我们坚信，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工会是一个广阔活动的领域，他们在这个领域里，不是通过宣传或议论，而是以直接参与斗争的方式，为共产主义事业争取基本工人群众。就这个意义来讲，我们提请代表大会不仅通过我们的提纲，而且要把它看作是工会工作的指导方针。里德代表委员会少数派作补充报告里德①（美国）：①根据代表大会秘书的笔记，里德的这个发言是委员会少数派的报告。——编者注我对那种说什么有人想阴谋破坏委员会的决议的指责，提出抗议。问题不是阴谋破坏，而是原则上的分歧和矛盾。英国和美国的同志并没有认为必须退出工会，而只是认为需要尽可能地改变工会的性质和结构。拉狄克同志并没有深入地研究我们分歧的实质，因而他实际上一如既往地提出要维持工会中的旧的反动性质。当时，我们提出的修正案的目的，是要改造旧工会的性质，而拉狄克同志对于消灭这种旧的性质，却没有提出任何见解。拉狄克同志只限于机械地“夺取”工会，而我们的修正案则规定要在原则上改变工会的性质、形式和目的。在这两种概念之间的分歧上，也就集中了我们争论的焦点。根据许多文件，我可以证实，拉狄克同志的论断是自相矛盾的，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提纲和共产国际致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及美国全体工人信件①之间的矛盾上。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信件，载于1920年8月20日《共产国际》第9期。——编者注我认为，在拉狄克同志的提纲中，在工会问题上缺乏共产主义观点。提纲中也没有暗示出必须改变工会的性质。在这里，我虽然只提及修正案的第2条，但我认为，提纲的第4、5、6、7条都应删去，因为其中有的不够明确，有的不够清晰，不能概括整个问题，会根本破坏提纲的严整性。在这里，就这一问题唯一能真正表达西欧工人运动观点的，就是波姆巴契同志。他采取了明确的态度，而其余的人，不是以沉默回避问题，就是错误地理解问题。在红色工会国际问题上，让其他同志来阐述少数派所坚持的观点吧！要知道，拉狄克同志和少数派之间存在着原则上的分歧。我来宣读我们的修正草案①，其中规定出共产党人在什么条件下可以退出旧工会，而拉狄克同志却认为，这种条件就其性质来说，适用于任何情况，可使任何一个共产党人找到借口退出工会。我反对他这种论断。①在速记记录中没有。——编者注我再说一遍，这是一个具有原则性的问题，应该在代表大会上讨论。我要指出，在拉狄克同志的提纲里，以及在他对工会与共产国际的相互关系的看法上，存在着许多矛盾。共产国际应当就这个问题作出十分明确的阐述。英国和美国代表团力求给旧工会注入新精神。但是，如果提纲以目前的形式被通过，那么，这一点也就说不上了。共产党人应该改造工会，否则，他们将陷于孤立，成为孑然独存的小党，变成光杆司令部，从而这支军队的士兵将失去领导者的控制。讨论工会和工厂委员会问题加拉赫（英国车间代表委员会）：我一来到俄国，在彼得格勒就看到了列宁的小册手《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小册子里联系我的所作所为，点了我的名字；我像小孩子接受父亲的申斥一样，接受了谴责。现在，拉狄克同志企图再次提出这一点，那是枉费心机。假如他要顽固坚持自己的观点，他就必将面临一项艰巨的任务。想要控制旧工会及其顽固的官僚机构，真是荒谬而又可笑。不仅在工会内部，也可以在工会之外进行宣传鼓动，以便把工人群众引导到左翼工会组织所领导的运动中来。英国同志们已经在工会中工作了25个年头，但是，还没能使工会走上革命的道路。我们确信，即使我们的同志得以进入工会机关，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能导致工会策略的改变，而只会导致我们同志的腐化。我们往往能使我们的同志在工会中占据重要的职位，但是，这并没有使共产主义和革命事业有所前进。实际上，群众在工会里起不到作用。例如，在有500名会员的工会里，通常出席会议的最多不过30人，而且他们还都处于官僚制度的专横控制之下。只有在工厂里，才能直接联系群众。我本人长期在工会和工会机关中工作，我是从个人经验中作出这个结论的。我举一个事实来作例子：劳合-乔治来到格拉斯哥，工会官员们决定为他举办盛大的欢迎会。我反对这样做。可是，在官方委员会里我达到自己目的的同时，他们却成立一个非官方委员会来组织这次欢迎会。于是，我和我的同志们在工厂里进行了宣传鼓动，结果，劳合-乔治没有敢在格拉斯哥这个城市里露面；因为格拉斯哥的工人们，由于工厂里进行了宣传鼓动，已走上革命的道路。如果拉狄克同志号召群众对旧工会及其领袖表示忠顺的提纲得到通过，那我们就要遭到嘲笑了。说什么从内部夺取工会，这和幻想从内部夺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都是荒谬之谈。必须使英国和美国同志有可能在工会之外为共产主义而斗争。季诺维也夫：有人提议让赞成提纲的人和反对提纲的人轮流发言。提议被通过。季诺维也夫（俄国）：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完全弄清楚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不能对英国同志作任何让步，因为他们所希望的东西，实际上会导致第三国际的毁灭。如果我们接受他们的观点，那结果，我们所要消灭的不是工会，而是共产主义。英国和美国同志的看法过于乐观，他们认为，社会革命即将来到，对于战胜资产阶级，他们已经胸有成竹，等等。但是，一谈到工会问题，他们对工人阶级就突然显示出极度悲观的情绪。他们说，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赶走洛克菲勒、摩根之流，推翻资本主义，但是，他们永远清除不了工会的官僚制。工会里总会有一些反动的规章。但这并不能帮助工会、也不能帮助资产阶级逃避工人的铁掌。英国和美国同志以为，工会的官僚制是世界上最坏的东西。当然，并非如此，还有比龚帕斯更加可怕的野兽，而龚帕斯的獠矛已经迟钝，我们不必动用外科器械就能打掉他的最后几颗牙齿。不错，工会规章是反动的，会费也很高。但是，工人阶级不是一天天地，而是时时刻刻地走向革命的道路，它准备推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并且必定要把工会规章扔到窗外去。谁也不能否认，工会使千百万工人联合起来了。我们的口号是：“到群众中去！”这个口号尤其适用干我们的英国党和美国党。它们应当到群众中去，因为它们还没有与群众建立联系。同志们，如果你们注意听取英国和美国同志的发言，你们恰好就会得出相反的概念：党内有组织的工人越少，党就越激进。有人说，我们不需要旧的工会组织，我们一定要建立新的工会组织。然而，在英国和美国，存在着数以百万计的强大的工人阶级和高度发达的压迫工人的资本主义。我们看到那里的工人阶级日益走上革命的道路。但是，我们目前所组织的群众，几乎屈指可数，的确，美国统一共产党也不过约有12000名党员。这实在是荒谬可笑。他们还没有着手去工作。他们应当留在工会里，在那里把千百万工人组织起来。可是，英国的情况如何呢？这里有好几个共产主义政党，每个党只有几百名党员。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广大的工人群众，他们日益具有革命精神。我们的任务是与群众打成一片，走在他们的前面，并在群情振奋、开展革命行动的地方，给他们指明前进的道路。我们能够拒绝参加那些联合千百万工人的工会吗？我看到美国统一共产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决议中谈到必须破坏美国工会的那一部分，简直是混乱不堪，难以想象。加拉赫同志说，我们应当像反对资产阶级国家那样来反对工会。这太荒谬了。工会是由工人组成的，而国家代表着资产阶级利益，但他却对我们说，这是同一的东西。究竟要往何处去？这简直是对共产国际的嘲弄。把千百万工人联合起来的工会，不应遭到破坏，而应该使之革命化，沿着我们的道路前进。如果组织在工会里的千百万工人反对我们，我们就不能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加拉赫同志说，如果他们将来要在工会里工作，那么他们将遭到嘲笑。对于这一点，我要回答他：让工会革命化吧！你们做得好，没有想把劳合-乔治吸收进来。现在，你们要在工会内部组织秘密小组，以便不仅进行口头上的斗争，而且也进行武装斗争。在德国，已经手持武器进行斗争了。我们共产党中有些同志经常拿起武器与黄色工会进行斗争。如果我们退出工会，那将是赠送给列金之流以最好的礼物。他们大概会说；共产党人是如此愚蠢，他们竟把工人交给我们了。其实，列金和龚帕斯之流才需要这样做，而我们是决不会这样干的。我们不是在搞宗派活动。我们要成为取得成就的真正的共产国际，为此，我们需要千百万工人。当然，困难很多。这样说很容易：我们要退出工会，我们不想同这些人有任何关系，我们要创立“纯洁的”工会。也许在这个新创立的工会里，我们只有2万工人，而列金那里却有800万工人。德国共产党就是这样做的。它建立了一个不大的工会来反对列金的800万工人。这太幼稚了。我们将和哪些群众一起实现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呢？是和这个无组织、无集中的小工会吗？可见我们应当加入旧工会。你们常常崇拜俄国革命的经验，因而我们请你们也学习一下俄国革命的经验。我们也曾有过妥协主义的工会，但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过了几个月，我们就在那里成了多数派。我们为此进行了10年的斗争，才夺得了工会。假如我们那时退出了工会，孟什维克就要搞他们那一套了。英国和美国的同志说，他们是纯洁的、优秀的共产党人，决不参加工会，因为工人群众在受叛徒的控制。同志们，这岂不是把武器交由机会主义者来掌握吗？里德同志所提出的见解，只是对龚帕斯之流有利。假如我们这样做了，胡斯曼和王德威尔得之流就会得意洋洋地说：你们在助长我们的声势。我们的口号是：永远和群众在一起！但这决不意味着，我们迁就他们。我们说，你们做得不对，可是我们还是要和你们在一起，以便时时刻刻领导你们前进。第三国际不会在这方面犯严重的错误，不会脱离群众，否则，它就会灭亡。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迟早是会取得胜利的，不过，也许要经过10年的时间，而我们的任务是要促进社会主义迅速取得胜利。因此，英国和美国同志应当记住，如果他们愿意加入第三国际，那他们就不应该遗弃工会，相反应该加入工会，在那里进行斗争，使群众走上革命的道路，给他们指明前进的方向，即建立起可促进工会革命化和引导无产阶级群众走向革命的强大的共产党。弗赖纳（美国）：使我惊奇的是，季诺维也夫和拉狄克同志为什么这样激动。他们坚决主张，必须在工会中工作。这只不过是反对美国统一共产党的代表的一个论据，因为后者坚决反对在旧工会里工作。但是，美国统一共产党的态度，是与批评拉狄克同志提纲的其他同志的态度，决然不同的。我在第一次发言中就已着重指出，我们同意在旧工会中工作，这不仅是由于在这里阐述的一些理由，而且也是由于美国运动的整个情况的需要。难道车间代表委员会反对在旧工会里工作吗？若是肯定这一点，简直是荒谬的。车间代表委员会及其类似的组织是旧工会的组成部分，它们极其彻底地表现出拉狄克和季诺维也夫关于必须在工会里工作的观点。至于美国，那里80％的工人还没有组织起来，然而，无组织的工人大都是外国人，而有组织的工人大都是美国人，即使根据这种情况，退出旧的反动工会也是不能容许的。我们应当与美国工人建立联系，因为后者不是在理论上，而是在革命行动上必将掌握革命的领导权。但是，怎样在旧工会里工作呢？这是一个带决定性的问题——方式和方法的问题。你们说要在旧工会里工作，但口头上怎么说，都没用。在旧工会里，需要成立共产党小组，但是，它们应当做什么呢？它们就单纯鼓吹抽象的共产主义吗？拉狄克说：不，它们应当领导工人的经济斗争。说得很对，可是，采取什么方式来达到这一点呢？我们认为，这种方式不是和平渗入工会，也不是选举新官员取代旧官员，更不是盲目依附旧组织和工联主义形式，这种方式就是在工会内部采取攻势，即动员群众反对工会的官僚制，使群众摆脱工会官僚制的束缚，宣传建立工会之外的组织和产业工会，并实际建立这些组织。这一切，都是拉狄克同志承认和同意的，但是，他没有把它们变成自己提纲的有机部分。拉狄克竟向往德国事务到这种程度，那里提出“要保留旧工会”的口号，而他却更加走向极端了。可是，由于集中注意力于德国事务，拉狄克同志就非常谨慎地对待组织新工会问题，以及因旧工会分裂而建立新工会的问题。在某些情况下，分裂是必要的。不应当促进分裂，同样的，也不容许强使我们接受分裂。我们不应当成为百依百顺的人，我们在新工会问题上所需要的政策，是使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里，而不是掌握在我们的敌人手里。总而言之，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分裂是一种革命行动。有时，借助于分裂，可以给群众以推动力，这是成年累月的一般宣传所达不到的；有时，甚至必须促进分裂。我们坚决主张行动起来。分裂就是应该通过行动，而不是通过理论分歧产生的。此外，我们坚决主张承认那些在工会运动中发展起来的新形式。在美国和英国，这种发展具有特别巨大的意义。必须客观地研究这种发展的情况，学习其经验，必须使我们的理论适合于生活本身多种多样的、繁杂的特点。这就是革命的实践，这就是在工会运动问题上所特别需要的东西。我们应当使工会会员群众摆脱一切束缚，以便行动起来。借助于他们的经济斗争，通过对群众创造的各种组织形式和行动方式的了解与应用，我们可以动员这些群众去进行革命。我们不应当进行抽象的或理论上的推断，我们应当时时刻刻记住，革命决战的方式和方法，恰恰是来自群众的行动。我再重复一遍：我们和拉狄克同志的意见分歧，并不具有原则上的性质。问题是重点放在哪里。我们的俄国同志应当考虑到那些目前日益发展的工会运动的各种新形式；他们应当了解，在我们这些国家里，工会运动是比在他们那里大得多的重大革命因素。①①弗赖纳的发言是根据记录的英文版发表的。而在俄文版中，他的发言完全不同于英文版，所以我们在这里将其全文援引于下：“使我们惊奇的是，季诺维也夫和拉狄克同志为什么这样激动，问题就在于要弄清两个不同派别的主要分歧。我认为，两位发言人认定少数派反对共产党人留在工会里是不正确的。意见分歧决不在于此。我们大家都赞成留在工会里；问题只是我们在那里应当做些什么。只有一位同志主张退出工会，但无论是我还是我的伙伴，都不同意这个见解。在美国，80％的工人完全不能参加工会，但是，我们大家都反对退出工会。我认为，必须在工会内部建立车间代表委员会或类似的独立组织，但不要以此代替工会。我要着重指出，只是由于坦纳等同志是工会委员，所以他们才进入了作为工会组成部分的车间代表委员会。少数派的发言人对情况了解得很差。他们借口说，正是在美国，最先提供了共产党人加入工会后战斗热情高涨的榜样，尤其是在罢工方面，他们不顾领袖的意愿举行了罢工，并引导群众进行了斗争。少数派和季诺维也夫、拉狄克两同志的意见分歧，就在于方式和方法问题。少数派认为，只是在各个工会里建立共产党支部和安置自己的同志在某个岗位上，是达不到目的的。出须号召群众行动起来，可是要做到这一点，在工会内部必须有相应的组织。但是，也会有这种情况，即分裂是必要的，甚至必须按产业特征来组织群众。即使要分裂，也不能以工会是否拥护无产阶级专政为依据；分裂要有实际的理由。我再说一遍，意见分歧并不在于是否留在工会里，而在于采取什么形式才能号召工人去进行斗争；采取罢工手段，还是采取改造工会的办法？”——编者注。有人提议停止辩论，这项提议被采纳了。里德提议表决少数派的提案，首先表决修正案。表决并通过工会和工厂委员会问题的提纲拉狄克的提纲被通过。接着，就个人问题发表声明。波姆巴契（意大利）：我感到惊奇，人们竟谈论起我来，说我似乎轻视工会问题。据我看来，恰恰是承认自己没有听过我的发言和没有看过我的发言稿的拉狄克同志本人，在工会运动问题上表现出非常轻率的态度。我参加工会运动已经15年，做了10年工会书记，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我绝对不会说，共产党人不应关心工会运动问题。我要提醒您，从1914年起，意大利共产党人就已力求从改良主义者手中夺取工会的领导权。我曾一再指出，工会是个矿井，革命要从其中采取贵重的矿石，而议会和工会比较起来，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讲坛罢了。不过，工会不是革命组织，它永远也不会成为革命组织。拉狄克（俄国）：波姆巴契同志最后的一句话，证明我曾谈论过他。他说，工会过去不是、现在不是、将来也永远不是革命的组织。他以此来证实我的话。他说，我们对待工会的态度，也得像对待议会的态度那样。必须利用工会，以便在其中进行共产主义宣传，但是，对于争取无产阶级专政来说，工会永远不会成为革命的组织。在《消息报》上刊载的详细报道中，波姆巴契同志也是这样说的。①他的答辩使我特别难以理解，因为不仅他的反对者，而且就他的答辩我所询问过的整个意大利代表团，都是这样评论他的发言。帕波姆巴契同志本人说，他在工会里工作了15年。我想问一问他：有什么根据？既然他认为工会是反革命机构，而又不和党一起去摧毁它，那他所站的立场就不是革命者所应有的立场了。①关于代表大会8月8日会议的报道和波姆巴契的发言摘要，载于1920年8月5日《消息报》第171（1018）号。——编者注里德提议表决提纲的修正案。进行了表决。季诺维也夫关于红色工会国际问题的补充发言季诺维也夫：拉狄克同志在自己的报告中已经指出，目前，委员会还得制定出红色工会国际的章程。我对这一点提出补充意见。（宣读。①）我想作一个简要的说明。大家都知道，7月15日在莫斯科成立了拥护共产国际立场的国际工会联合会。许多工会得以参加这个组织，其中有以罗斯梅同志为代表的法国工会少数派，整个俄国工会，意大利工会，等等，发表了宣言②。这份宣言，作为行动纲领显然是不够的，但是，作为尽快召开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的初步措施，则是值得注意和支持的。我提议把它作为单独的提案加以通过，我们将继续办这件事，以便尽快把各国红色工会联合起来。再者，我提议委托执行委员会写一份告全世界工会书，其中要阐明阿姆斯特丹黄色工会国际的作用，并建议它们参加红色工会国际。③①在速记记录中没有。——编者注②参见本卷第8l7页。——译者注见《第三国际告世界各国工会书》。——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③见本卷第8l0—818页。——编者注坦纳①说明黄色工会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的相互关系。①在速记记录中没有坦纳的发言。在代表大会秘书的笔记中，他的发言内容概述如下：“坦纳从创立工会理事会的那些人和工会理事会所具有的一般特性着眼，断定这个理事必将是个死胎，因而他持反对的态度。”——编者注季诺维也夫：同志们！组织起来的红色工会国际，计有500万俄国工会会员，200万革命的意大利人（不过，其中有达拉贡纳和改良主义者），以罗斯梅为代表的、拥有几百万会员的法国工会革命少数派，保加利亚的几十万会员以及其他等等，总计约有800万参与了工会的工人。现在，我们要把这800万有组织的工人联合到工会国际里。请问，这样做不好吗？改良主义者达拉贡纳赞成这样做，这是因为意大利工人拥护我们，拥护苏维埃，拥护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希望，经过七年休会以后，终于再召集意大利工会代表大会时，主持大会的已经不是改良主义者，而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约1000万工人拥护第三国际，若不把他们组织起来，简直是犯罪。坦纳说：我们和群众已经有了接触。在车间代表委员会的组织中共有多少人？25万。我们也邀请了车间代表委员会的代表前来，因为我们说，这是一个群众性的组织，我们应该支持它。但是，你们确实太谦虚了，说什么你们和英国群众已有充分的接触。我们不应该满足于此，应该显示出国际组织的能力。我们的主要敌人在阿姆斯特丹，而不是在布鲁塞尔。人们都在谈论工会的官僚制。达拉贡纳就是个有官僚习气的人。但这是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成立国际呢？阿姆斯特丹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社会党叛徒所领导的几百万工人追随着它，因而，这些工人走上反动的道路。我们应当使他们分裂，并把他们拉到我们这方面来。我们的主要任务就在于此。目前，在这方面，我们要迈出的第一步，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我们可以建议任何一个工会退出阿姆斯特丹国际，加入红色工会国际。或许，这只是齐美尔瓦尔德，但接着是昆塔尔，而后是莫斯科。总之，这是向前迈进的一步。我们邀请厂工会委员会的代表到我们这里来，但是，他们不愿在宣言上签字，因为宣言中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现在，他们倾听了理智的呼声。人们可能会问我们，为什么我们不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建立红色工会国际？对此，我们回答说：我们比较喜欢现在的形式，因为我们已拥有1000万会员，迟早所有工会都会来参加我们的国际。坦纳同志认为，这里存在着矛盾：在国内，我们要留在旧工会里；而在国际上，我们却要建立一个独立的机构。要知道，我们留在本国工会里，是为了把群众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是为了使工会不再留在阿姆斯特丹国际里，把它们联合起来，使它们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我们无论如何必须争取工会。现在，一方面存在着阿姆斯特丹国际，另一方面存在着莫斯科的理事会，要想袖手旁观，就得成为彻头彻尾的空论家。难道我们不应当和罗伯特·威廉斯建立同盟反对韩德逊吗？当然应当。韩德逊是三国同盟①的首领。可是为什么车间代表委员会的同志们不领导这个百万人的组织呢？他们只能以此表明，他们是宗派主义者，而不是革命者。作为革命者，他们就应该赶走威廉斯，站在运动的前列。但是，他们只是建立一些人数不多的小组，在千百万人开展运动的地方袖手旁观。他们本应和群众打成一片，站在运动的前列，但他们竟回避了斗争。①指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三国同盟，1879-1882年形成，一直存在到1915年。——译者注我认为，建立工会国际的核心，是前进一大步。这是对资产阶级的一个沉重的打击。达拉贡纳是个机会主义者，他退出无关紧要，意大利工人是会留下来的。我们要丢开工会官僚，千百万人将跟随我们去反对资本主义，反对黄色工会国际。鲁德尼扬斯基提议停止辩论。表决并通过季诺维也夫的提案提案被通过。表决坦纳和里德关于把该问题交由委员会审议的提案。15票赞成该提案，大多数赞成季诺维也夫的提案，1票弃权。（会议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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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次会议（1920年8月4日晚）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1920年7-8月）第十四次会议（1920年8月4日晚）会议于12时30分开始。·卡巴克契也夫作关于共产国际章程的报告·巴马捷尔作拟定共产国际章程委员会的工作报告·讨论共产国际章程↘比兰（美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怀恩科普（荷兰）↘列维（德国）↘加拉赫（英国，车间代表委员会）↘里德（美国）↘弗赖纳（美国）↘季诺维也夫的结束语·表决并通过共产国际章程季诺维也夫：我代表主席团提议，表决我们提出的最后校阅全部提纲的同志的名单。①（表决。）现在讨论章程问题。由卡巴克契也夫同志作报告。①在代表大会的速记记录中，没有这份名单。根据代表大会秘书的笔记，选出的委员会成员是：迈耶尔（德文）、罗所梅（法文）、里德（英文）、索柯里尼柯夫（俄文）。——编者注卡巴克契也夫作关于共产国际章程的报告卡巴克契也夫（保加利亚）：同志们！首先，我要谈谈执行委员会提出的作为共产国际章程基础的总纲；然后再谈谈委员会内出现的主要不同意见。正当资产阶级确实破坏了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时候，第二国际破产了。因此，第三国际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恢复无产阶级的团结。只有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进行的革命斗争，才能为各国无产阶级的团结一致建立必要的先决条件。从国际反革命势力团结一致这一事实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出，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也必须团结一致。现在，反革命势力是由协约国、资本主义列强政府的上议院及其代理机构和产儿——“国际联盟”操纵和领导的。无产阶级力量的团结和集中，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反革命统一战线的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根本条件。只有共产国际才是唯一能成为实现全世界无产阶级力量大团结的组织。第二国际破产的另一个原因是，它根据各党的口头或书面声明接受它们参加自己的队伍，根本不去了解这些加入第二国际的政党的真实策略。第二国际队伍中所收纳的政党，其一切言行和策略，都与革命无产阶级的策略相抵触。此外，它还收纳了一些与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第二国际的经验告诉我们，要想解决自己的任务和达到自己的目的，第三国际必须成为一个强大的、有纪律的、严格集中的组织，以便监督、指导和协调各国无产阶级的实际工作和革命行动。俄国革命无产阶级的胜利显然向我们表明，每个共产党以及共产国际本身，都必须有坚强的集中领导。俄国共产党，不只是由于它有政治远见和一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也由于它有铁的纪律和严格的集中制，才可作为我们学习的榜样，使我们受到感召。俄国共产党的集中制和党的纪律原则，在俄国无产阶级全部革命活动的过程中体现出来，而在夺取政权之后，更为加强了。这个原则也适用于苏维埃共和国的组织，它有助于巩固革命的成果。没有集中的、恪守纪律的组织，俄国无产阶级就不能获得胜利，没有这样集中的、恪守纪律的组织，国际无产阶级也不能摧毁资本的统治。没有集中制，无产阶级要想战胜资产阶级的统治，摧毁资产阶级国家，即摧毁这个阶级集中领导的、拥有全部凶恶强制手段的机构，是不可想象的。我们一致认为，只有采取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因此，谈论“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意味着实现这个专政的阶级以及领导这个阶级的政党已具有集中的、恪守纪律的组织。没有铁的纪律和集中制的组织，共产国际就不能指望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国际的任务是，把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政党和其他无产阶级革命组织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战斗的联盟。帝国主义战争结束后的经济危机，在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中造成了革命形势，这种形势可使共产国际得到迅速的发展。共产国际应当把一些无产阶级群众组织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但是，要想使共产国际的迅速发展不致危害它的革命策略的完整性，除了在坚决执行集中制的基础上进行组织工作以外，没有其他更为实际有效的方法可使自己防止这种危险。即使采纳了向代表大会提出的提纲，也还不能充分保证那些加入共产国际的政党坚持共产国际的正确原则和策略。相反，只有在组织上实行集中制，并且真诚、自愿地遵从共产国际章程，才是那些已赞同和将来可能赞同共产主义的政党的可靠基础。提出来的章程规定了共产国际的组织原则。定下来的章程，尤其是在将来，必将随着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加强和推进而有所发展。对章程草案提出的一个主要的原则性意见，就是总纲部分的这句话：“共产国际所追求的目的是以武装斗争推翻国际资产阶级”。就这一问题提出意见的同志们说：一、不宜公开承认和宣布，共产国际要使用武力达到自己的目的；二、而且，如果在章程中只提“武装斗争”，那么会使人认为，无须采用所有其他斗争手段，共产国际只承认步枪和机枪是斗争手段。前一个论点经受不住任何认真的批评。早在70年以前，革命社会主义的创始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其著名的《共产党宣言》的结尾中指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今天，当俄国无产阶级革命（靠武装力量取得胜利的革命）的榜样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当伟大的所向无敌的红军给协约国帝国主义以致命打击、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扫清道路的时候，当我们宣称我们正经历一个革命时代的时候，当资产阶级公开组织白卫军反对我们、许多国家内部爆发了国内战争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还要我们保持沉默，还要共产国际不要提出必须采用那种决定无产阶级革命最终胜利的强大斗争手段，难道可以这样吗？不可以。同志们，共产国际在自己的章程中要完全公开地宣布，必须采用武装斗争的手段。避而不谈采用这种手段，是没有什么好处的，这并不能使我们防止实行统治的资产阶级的压迫，所以必须公开说出这一点。要知道，资产阶级非常清楚地知道我们革命的真正目的和我们的斗争手段。正因为资产阶级清楚地了解这一点，它才组织白卫军去援助它所控制的其他反革命组织。共产国际应向全世界公开宣布：要进行殊死的斗争，即手执武器进行反对资本主义、争取共产主义的斗争，这才是即将来临的革命的口号。这就是我们对委员会中某些同志的答复，因为他们认为，除合法组织外，宣布要建立秘密组织（见章程第12条），这是冒风险的做法。假如该国资产阶级为其自身利益需要使共产党不受法律保护，那它早就这样做了；当它认为需要这样做时，它就会这样做，在许多国家里，资产阶级已经这样做了。难道这能作为共产党隐瞒自己的目的、放弃宣传必须进行武装斗争的主张的理由吗？绝对不能。在这种情况下，避而不谈必须建立秘密组织的问题，也是一种会引起混乱的多余的顾虑。何况，同志们，这种乖巧的谨慎是有害的，因为现在秘密组织与合法组织同样重要，不仅重要，而且完全必要，绝不可少。因此，你们都知道，代表大会已经通过了针对这个问题的提纲，其中要求成立秘密组织。那些投票赞成这个提纲的同志，以及通过了这个提纲的代表大会，如果拒绝接受章程的这一条，那就自相矛盾了。我们从章程中删去关于秘密组织一节，也不能防止资产阶级的打击；我们保留这一节，并且建立秘密组织，就能打破资产阶级的诡计，逃避它的监视。为此，我们需要革命者的经验和技巧。关于执行委员会的组成问题，在委员会里引起热烈的争论。有下列极为重要的不同意见：有些同志认为，本国共产党软弱无力，不能派出同志，哪怕是一位同志，到执行委员会去做经常性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有人指出，某些国家的共产党不能与执行委员会中自己的代表保持经常的联系，因而这些代表不能很好地了解本国的情况和革命运动的进程。我认为，这些论据，和共产国际及其执行委员会所起的和应起的作用相比，是没有什么重大价值的。既然我们确实生活在革命的时代，共产国际每天都面临着一些重要的、具有世界意义的迫切任务，既然共产国际确实应成为一个强大的、集中的战斗组织，那么，共产国际就应当是这样一个领导核心，即其中有各个强大共产党的常驻代表。共产国际的任务如此艰巨，因而每个共产党都必须由该党选出一名称职的同志作代表，以加强该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如果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中没有各国强大共产党的代表，执行委员会就不能依据对真实的国际情况的分析作出自己的决议。此外，令人担心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些在执行委员会里没有代表的共产党，也许会借口执行委员会似乎不考虑各该国的实际情况，或者决议通过时没有听取他们的意见，而认为它们无须执行执委会的决议。有些同志主张，执行委员会应由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政党代表组成，并且每个代表都有表决权。提出这项建议的同志担心，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一些小党和小国在执行委员会里就没有代表权了。我是一个来自小国的代表，但是那里的工人和农民已组成强大的共产党，因而我相信，代表大会拟定执行委员会候选人时，所注意的不是该国领土的大小，而是共产党的实际力量。如果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政党在执行委员会里都有代表权和表决权，那执行委员会的机构就过于臃肿了，而且会陷入由一些弱小政党来领导，而且永远没有固定编制的危险状态。代表大会不应考虑所有参加共产国际的政党，而应考虑那些应在执行委员会中有表决权的政党，来最后确定执行委员会的组成。章程允许所有政党在执行委员会里都有代表和发言权就足够了。委员会里讨论了执行委员会有权开除个别人、小组乃至个别政党的问题，因其“违反代表大会的决议”（章程第9条）。这项权力就实际证明了根据章程规定执行委员会所拥有的其他一切权力。如果执行委员会不拥有这个开除的权力，难道执行委员会的决议能有必要的权威和约束力吗？执行委员会没有这项权力，无异于回到第二国际的老路上去。最后，章程规定执行委员会有权邀请同情共产主义的组织和政党的代表，并使他们有发言权。关于执行委员会是否有权接纳同一国家的两个政党，并使其代表都有表决权的问题，也提出来了。委员会没能解决这个问题，它成了章程中的悬案。我认为，每个国家在共产国际里只应有一个共产党，这是保持各个国家内部共产主义运动统一的必要条件。如果共产国际开始遵循第二国际的做法，即把同一国家的两个或数个政党吸收到自己队伍中来（它们互相竞争，彼此争吵，这往往是由一些不大自觉的分子引起的，有时是受资产阶级煽动和支持而造成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就将受到阻碍。执行委员会在阿姆斯特丹和柏林设置辅助执行局的经验向我们表明，执行委员会附设的一切机构，必须直接从属于执行委员会，它们只能根据执行委员会的指示办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立起集中的、恪守纪律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巴马捷尔作拟定共产国际章程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巴马捷尔（瑞士）：章程审查委员会委托编辑委员会对章程草案作文字上的加工。这对我们来说，是一项相当困难的工作，因为我们所依据的从俄文翻译过来的三份草案，没有一份译文是准确的，因此，我们还不能向你们提出定稿的章程，我只能给你们宣读一下改正的地方以及编委会通过的那些原则上和词句上修改之处。章程还要由委员会再次加工。在德译文中，第2条第1行里缺少一个必须增补的句子。在章程的法文本里有这个句子。此外，有少许文字上的加工，我不一一指出了。对第2页上条文的修改，委员会里有过长时间的争论。问题出在这一行里：“共产国际所追求的目的……”。这一点，是这样修改的：“共产国际所追求的目的，就是利用一切手段（包括武装斗争）……”。对第8页第1段也作了修改；这一段最后一句话改为：“共产国际保证全力支持任何地方成立的每个苏维埃共和国。”章程第1、2、3条没有修改就一致通过了。第4条第2句中作了如下的修改：把“代表大会规定要经常召开”，改为“代表大会规定每年召开一次”。第4条第8句和末了一句被删去。第5、6、7条没有重大的修改，被通过了。在第8条中，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例如，原先是：“主要之处和重点”，而现在改为：“执行委员会工作中的主要部分”，等等。继而在第8条倒数第2句中，把“l0个最大的政党”改为“10—13个最重要的共产党”。在第9条末尾加了一句：“执行委员会的代表执行自己的政治任务时，要与本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取得密切的联系。”第10条最后一句现在改为：“同情和靠拢共产国际的”。第11条没有修改就通过了。在第12条，“整个欧洲和美洲总的形势要求全世界共产党人，除了合法组织外，还要建立共产党的秘密组织”这一句之后，加了一句：“执行委员会必须注意使各地都实现这一点。”第13条第1句，把“通常，一切最重要的政治联络……”，改为：“通常，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党之间在政治上的一切重要联系，都要通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第14条第1句中，把“在监督下”改为“在执行委员会领导下”。在第2句中，把“共产主义工会要派遣……”，改为“这种工会要派遣……”。对第15条作了如下的修改：“青年共产国际是享有充分权利的共产国际成员，它隶属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15条最后一句被删去。第16条和第17条没有修改就通过了。全部修改的情况就是如此。修改后的章程以后将分发给大家。讨论共产国际章程比兰（美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我们的组织章程是我们应当解决的最重要问题之一。报告人指出，俄国共产党的章程对党的组织工作起了巨大的作用。因此，我们应当严肃地看待章程，通过章程以后，要十分认真地对待它，决心全面地执行它，而不要把它看作是一纸空文。我必须指出，在章程的各种译文中，出现了异义，因而委员会的成员们在一些问题上没有达成协议。在武装斗争这个问题上，必须修改措词。我觉得，这部分原文的表达，容易使人把手段的概念和目的的概念混同起来。其实，我们不应当把武装斗争表达为革命运动的目的，而应当表达为我们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手段。我们也应当明确规定，在怎样的情况下，才需要采取这种武装斗争的手段。不然的话，如果我们“笼统地”号召进行武装斗争，那么，就可能再次出现这种情况，即一小撮暴徒的无政府主义行动，会被看作是共产国际所提出的武装斗争。如果我们把必须进行武装斗争作为普遍原则来宣布，而不考虑各个国家的条件，即不考虑那里的先决条件是否已经成熟，这种武装斗争是否真正需要进行和实际可能进行，那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即某些国家中还不具备进行这种斗争的先决条件，因而这个号召就会起挑衅的作用。就拿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来说，它没有十分认真地对待武装斗争的主张，因而导致了有害的后果。我在委员会里对章程的某些条款做了一些修改，但是这些修改被委员会否决了。因此，我要把修改意见提交全体会议讨论。我提出如下的补充：“共产国际所追求的目的，是推翻国际资产阶级，以使人类摆脱奴役和剥削制度的桎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准备对国际资产阶级采用武装斗争这一最有效的手段。”其次，第12条中写道：“整个欧洲和美洲总的形势……”。但有些国家，那里还能进行合法的宣传鼓动，还能为维护共产主义进行合法工作，如果我们在这条里这样写法，就会使有关国家的政府指出：该政党属于第三国际，而第三国际在号召建立秘密组织。这就使他们有了借口来迫害我们的同志，而这些同志本来也许可以在那里进行合法的斗争。因此，我提议稍微修改一下这一条，从中删去“凡是属于第三国际的政党务必建立秘密组织”这一类的话。对这一条，我的措词是：“整个欧洲和美洲总的形势，要求全世界共产主义者建立共产党组织。”怀恩科普（荷兰）：在委员会里，我没有投票赞成这个章程，我认为不能这样做，因为首先应当将它交给一些国家的政党来审议。我认为，制定章程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各国党都应当确切了解我们在这方面是怎样做的。只有经过各国党内的讨论，才能办妥这件事。今天晚上在这里的讨论，以及委员会里的讨论，仅仅这样做是不够的。正因为如此，我在委员会里没有投票，而且在这个全体会议上，我也将拒绝投票。我说制定章程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我认为，它只有经过各国党相应的讨论，表达了自己的意愿，并将其包括进去，才能付诸实施，才能实际体现出来。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第8条，其中写道：“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中的主要部分，由代表大会决定作为执行委员会所在地的那个国家的共产党承担”，等等。本来，这里要成立的是国际执行委员会，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而是成立扩大的俄国执行委员会。但愿大家能理解我的意思，如果需要俄国执行委员会，或许现在就需要，我是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如果我们确实不能成立国际执行委员会，那就应当成立俄国执行委员会，因为俄国党是最革命、最强大的。我并不反对这样做，但是应该说，无须做出我们这里要成立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样子。应该说；目前，我们只能成立俄国执行委员会，本次代表大会将把执行权力交给俄国执行委员会。这样说，我赞成。但是，为什么我单单要提出扩大的俄国执行委员会这个问题呢？为什么目前就不能在其他国家设立执行委员会呢？因为我不像某些同志那样对封锁持乐观态度。对俄国来说，还存在着封锁，情况也许不会很快就缓和下来，尽管有人认为已经缓和了。如果真的缓和了，那我的主张当然就不切实际了。但是，目前的情况并非如此。我只举一个例子：如果我们将机构设在这里的话，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将往这里派出大党的代表的话，那这些代表不可能洞悉世界形势，因为他们得不到有关世界政治的任何情报。他们不能充分了解各国组织中发生的事情，他们只能知道这里的情况。若是十来位国际运动的优秀人物被派到这里来，他们会失去与本国的联系，只能从俄国得到一些情报，不管他们的个性和理智是否坚强，他们都得遵从俄国情报，追随俄国执行委员会。另外一种情况是不会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因为他们已与本国失去了联系。当执行委员会里要通过决议的时候，也许那些在这里派有代表的国家里会有人说：那里有我们的领袖，要知道，他也出席了会议。然而，也许他们通过的决议是不中用的，因为它不适应于欧洲和美洲各国的实际情况。这些国家里的工人会说些什么呢？他们的领袖到这里来，本来是为了保持莫斯科和外界的联系，而实际上，他们看到他失去了对世界形势的正确了解，因而工人们更加与自己的领袖脱离了。因此，我希望事态不要这样发展，所以我提议执行委员会不要设在俄国。我的意见是，这个问题应当在这里讨论。我提议，执行委员会设在意大利或挪威，因为我认为，那里的工人运动目前十分强大，可以保证在那里召开国际执行委员会。列维同志曾建议把执行委员会迁移到德国去。对德国也像对挪威和意大利一样，我不反对，这是因为那里有相当强大的工人运动，而且那里还能提供有关世界形势的情报。俄国代表团可以来到挪威和意大利。列维同志认为，俄国代表团也可以来到德国。我提议讨论这个问题。如果代表大会认为执行委员会驻在地不能变动的话，那目前就不能建立真正的国际执行委员会，势必只能成立俄国执行委员会。而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给执行委员会很大的权力，它甚至竟能开除整个的党、小组和个别人。不过，只要它能确切了解各国的情况，它是可以这样做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现在这个章程若是不经过各地的讨论就不能通过的道理。季诺维也夫：有人提议停止申请发言。有反对的吗？（提议被通过。）列维（德国）：这里所要弄清楚的问题相当重要，但很遗憾，现在讨论时，代表们由于疲倦已经不注意听了。首先，我提议删去第8条中“至少”一词。于是，这个句子就成为：“该国共产党指派享有表决权的代表五人参加执行委员会。”若是有“至少”一词，会发生误解。我觉得，也许有人会认为，有意不让那些提出草案的人参加执行委员会，似乎执行委员会所在地的那个国家有权随意派出多少代表到执行委员会去。这个国家只应派出五名代表，不能多，也不能少。其次，我认为，怀恩科普同志的发言中有些见解是正确的，即从外国派到这里的每个代表，经过一段时间就会丧失与本国党的密切联系。怀恩科普同志说，代表一来到俄国土地上，似乎很快就得利用俄国情报，而我的说法和他不一样，我说，从他来到俄国那天起，他就只能使用俄国同志所拥有的那些情报来源。拉狄克同志反驳说，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里，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在原则上是对的，但实际上还是有所不同。比方说，在那里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即使是从德国发出的信件和报纸，也不会在路上走10天。因此我认为，这必将造成巨大的困难，要知道，执行委员会需要解决问题时，而情报资料不足，这必将影响执行委员会的决定。这是符合实际情形的，昨天我在委员会里已用一个实例说明了。俄国同志给了荷兰同志一项使命①，当我们在德国得知这件事时，立即指出这是错误的。当我们在荷兰弄清楚这种代表权问题时，也曾立即指出这是错误的。①显然，这里指的是共产国际阿姆斯特丹辅助执行局的组织问题，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中关于辅助执行局的问题（本卷第837—839页）。——编者注根据上述一切，我不是要得出一个结论，说执行委员会不应设在这里（其他一些人的主张，对于这一点已经说得够多了），但是我要说；我们应当创造条件，使那些专程前来作出决议的代表，确实能作出一些刻不容缓的重要决议。因此我提议第8条中加上这句话：“执行委员会的全体会议，每三个月召开一次。”我认为，可以说，这样做能保证各党的代表作出特别重要的决议，因为这些代表恰好了解这些问题，而且与自己的党有密切的联系。其次，我提议这样修改第12条：“执行委员会”之前的一段话删去，只留“执行委员会必须……”。我认为，在这里，无须在章程中以较多的篇幅规定建立秘密组织问题。我们所要说的秘密组织问题，即使章程中没有规定，在我们的提纲里已有所规定了。可见，总的原则已经足够了，执行委员会所应关心的就是实现代表大会的决议。我所要说的就是这一些，我认为，不提及秘密组织问题，会对许多加入共产国际的政党有利。加拉赫（英国车间代表委员会）：这里宣读的章程，要求建立统一的共产党，但是，英国共产党人目前在英国共产党的旗帜下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一只手抓住第三国际，另一只手抓住第二国际。他们并没有彻底站在第三国际的立场上。英国社会党也被认为是共产主义政党，然而，它正要加入工党。工党是一些观点各不相同的党派的大杂烩。我在其中看到的矛盾，使我有足够的根据提出这一问题：英国社会党能算作真正共产主义政党吗？拉狄克同志曾质问我，说我本人不也作过工党中的工会专职人员吗？我回答说，我不是专职人员，我是会员。被迫加入工人组织的人和志愿加入非共产主义组织的人，是有区别的。要想真正取得政权，我们首先要关心的就是发动工人去同资本家和企业主作坚决的斗争。这是最重要的第一步。然后，我们应当建立组织，因为它是武装斗争所必需的物质力量。这里被认为是共产主义政党的英国社会党，就其本性来说，实际上是反对武装斗争，即反对暴力斗争的。它具有和平主义情绪，尽管奎尔奇同志曾反驳过这种说法。不过，他自己也说过，他反对在这一斗争中采用任何暴力的手段。英国工会运动决不会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相反地，我们应当把这个组织看作是保护资本主义摆脱社会革命的一个工具。某些代表，即那些来到这里、受到热烈欢迎的工会代表，返回英国以后会在群众大会上说，他们在这里受到多么热情的接待。可是，一碰到真正需要为工人事业而斗争时，他们就要参加仲裁法庭，借以破坏革命斗争。里德（美国）：我不同意有些同志想从提纲中删去关于武装起义这一条的意见。我这样说，是以美国的经验为依据的。工人们一定不会谅解，怎么能够对如此重要的问题置之不理。他们了解了这种情况，会说我们不表态是党害怕对后果负责。经验表明，无论我们表现得多么合法，当政府需要对共产党人或革命者颁布非常法令时，它每一次都能把最合法的条文解释为非法的。根据这个理由，我反对删去关于武装起义这一条。此外，我希望，有关红色工会国际的第14条，不要列入章程，或者至少是，整个工会运动问题，未经委员会审议和代表大会讨论，不要列入章程。昨天已经明确地宣布，一切有关工会的问题，首先要经过委员会审议，然后再提交代表大会讨论。此外，这里曾指出，工会国际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不应当太密切。可是，按照第14条的规定，工会国际似乎应当成为整个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请大家注意，根据新章程的规定，就连青年国际也比工会国际享有大得多的独立性，因此，我请大家现在不要就这个问题付诸表决。弗赖纳（美国）：首先，我想着重指出里德谈过的工会国际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像我们粉碎第二国际一样，现在我们也应当粉碎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这是我们对世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必要条件。我赞成共产国际提出的国际工会组织的方案。但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应当个别对待，不应把它看作是章程的一部分，由于它需要认真研究，因而我们想提出一些建议来。至于章程问题，我坚决反对怀恩科普和列维同志的意见，他们想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设在其他某个国家，而不设在俄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许多同志担心封锁会使我们得不到有关世界运动的详尽情报，担心“实际政治生活”的需要，会不得不把执行委员会迁移到其他某个国家。但现在已经明确了，所有这些担心都是没有必要的。俄国同志们清楚地了解世界各地所发生的事情，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谁也没有表现出俄国同志们这样高超的国际主义精神。执行委员会应当设在那个当前是世界革命中心的国家里，这个论点是正确的。我们已经经历了单纯宣传鼓动的阶段，现在正处于积极行动的阶殷，世界革命已经成为现实，共产国际的战略和策略应当适应于目前的情势。世界上一切帝国主义力量和革命力量，都盯着那个作为世界革命中心的国家（在当前的情况下，是俄国），这些力量迫使这个国家中的共产主义运动必须遵循国际主义原则，否则，这个国家就会灭亡。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都会使俄国同志有所感受，因为这对他们来说，不是一种理论和事态发展趋势的问题，而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目前在英国出现的情况，对俄国的影响比对美国大得多；在美国出现的情况，对俄国的影响比对英国大得多。每个国家的情况，都是这样。世界政治形势的发展，是与苏维埃俄国对立的；俄国同志往往比我们更加了解我们的帝国主义政府的隐蔽的政治伎俩。此外，客观条件也使俄国同志必须坚持国际主义观点。由他们来主持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可以保证我们的全部问题都能按照共产国际的精神来解决。提议把执行委员会迁移到柏林是荒谬的。我们在柏林设有西欧书记处，它是一个有局限性的、狭隘的、可以说是民族主义的机构，而不是国际主义的机构。令人惊奇的是，竟有些大会的代表反对把秘密工作一条列入章程。把合法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不仅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应当公开宣布并责成执行。在党处于合法地位的地方，反对秘密工作的倾向在党内有所发展；而在党处于非法地位的地方，反对利用合法机会的倾向在党内也有所发展。我们应当坚持把两种工作结合起来的主张。我们不要自我欺骗，因为今天我们党是合法的，而明天，它就可能成为非法的了。在美国，由于这一点，我们受到许多损失。我们认识到，我们终于要处于非法地位，但是，不能由此推论说我们理应如此。最后，我们一定要遭到垂死挣扎的反动派的突然袭击。不过，即使在党处于完全合法地位的情况下，也需要有秘密工作方式，例如对陆海军士兵进行宣传鼓动，就需要有秘密组织。我坚决相信，集中制问题是我们的根本问题。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巨大差别，恰恰就在这个问题上。也许有人会对我说，集中制仅仅是组织问题，决不是原则性问题。这纯粹是孟什维克的论点。集中制产生于革命的需要。正因为如此，第三国际才是一个严格集中的组织，所以它是革命组织，而第二国际，由于是分散的、各行其是的，所以它是一个改良主义的、非革命组织的软弱联盟。世界帝国主义在聚集自己的力量（只是局部的，因为它们大都有利害冲突），它们所以要聚集力量，是因为它们要和世界革命作斗争。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具有完全一致的利益，能够建立起帝国主义所不能做到的集中制，这就显示出我们具有巨大的优越性。世界革命需要有灵活性，需要适应世界各国的发展特点，而且需要有统一的战略与策略。在共产国际没有依据事态的发展成为一个团结的、集中的统一行动整体之前，我们是不会取得胜利的。必须聚集力量和统一领导，国际和隶属于国际的组织才能统一行动，才能在世界革命的每个新的阶段聚集起自己的力量。国际应有权对各国地方组织下达指示，它应拥有充分的权威针对某些事件指示应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这样，我们才能取得胜利。季诺维也夫：①①根据代表大会秘书的笔记，季诺维也夫的这个发言，是关于共产国际章程问题的结束语。——编者注同志们，针对我们草案的发言，有三种原则性的不同意见。第一，是美国同志提出的，他们建议删去第14条，完全不触及工会运动问题。他们硬说我们答应他们稍等一下，工会运动问题委员会能完成自己的任务。同志们，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在第14条中写道：“凡是拥护共产主义并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领导下组成的国际性工会，应成为共产国际的工会支部。这种工会应通过各该国共产党派遣代表出席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共产国际工会支部应派享有表决权的代表一人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有权派遣享有表决权的代表一人参加共产国际工会支部。”我们完全没有必要等到委员会工作结束，才宣布每个共产党人想必已经了解的事情。我们希望，共产国际不仅能把一些政党组织起来，而且也能把所有拥护共产主义观点的无产阶级群众团体组织起来，共产国际的基本原则就在于此。弗赖纳和里德同志能对这种论点提出异议吗？我们曾不止一次地提出，我们要遵循第一国际的原则，即我们要继承第一国际的传统。第一国际最重要的传统之一，就是不仅力求联合一些政党，而且也力求联合所有拥护共产主义观点的无产阶级群众组织。在这里，我们也正是要这么讲。对此若是有所怀疑，我们就不能建立起共产国际。我们不仅应当包括政党，而且也应当包括无产阶级的革命工会。十分明显，工会组织加入我们的行列时，就得把它们组织起来，成为共产国际支部，成为共产国际的一部分。这是无可争辩的真理。这里所提出的是否应该留在美国工会里，是否现在就应该分裂英国工会——这些问题，对此毫无关系。这些有争论的问题，或许在委员会里再次加以讨论。而在这里，我们只限于宣布：我们希望在共产国际里，不仅有一些政党，而且也有一切无产阶级组织，首先是工会。这是对共产国际的起码的认识。我们的第一个原则是：工会应在世界代表大会上有自己的代表，应组织成为共产国际支部，并应与有关的执行机构互派代表。每个严正的共产党人对此都不能有所怀疑，否则我们就要重蹈第二国际的覆辙。我们希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第一国际的做法，即继承马克思的这个传统：共产党不仅是政治领导者，而且也是各式各样工人运动的领导者。这也就迫使我们在共产国际中着手组织全世界各式各样的工人运动。我们来谈谈第二个问题——第8条中有关执行委员会的问题。怀恩科普同志提议迁移执行委员会的所在地，例如，迁移到挪威。可以提出各种不同的方案，也可以在其中找到各种外国样式的共和国。但是，我本人认为，应该指出，在第8条中，和在整个章程中一样，没有一个字是提到俄国的。这是一个需要另外讨论和解决的特殊问题。章程中写道：代表大会应确定执行委员会的所在地。如果无产阶级革命在法国或英国取得了胜利，那我们当然同意执行委员会的所在地设在法国或英国。这里就无须提及俄国了。这是目前没有预先决定的一个主要问题。这里只是规定出一个原则：代表大会应解决执行委员会所在地问题。再者，就是执行委员会的组成问题。章程中写道：执行委员会由执委会所在地的那个国家的5名同志，以及10个最大的政党各派1名同志组成。我支持列维同志的修改意见，删去“至少5名同志”的提法，确定为“5名同志”。怀恩科普提出了不同意见，说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执行委员会将成为扩大的俄国委员会。我的答复是：它也许将成为扩大的荷兰委员会呢！问题就在于执行委员会是由15人组成的，其中5人来自一个国家，而10人来自加入第三国际的其他各国政党。这将是一个国际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硬说这势必是一个扩大的俄国委员会呢？如果这10个政党都派遣自己的代表，那么就人员组成来看，这是一个国际委员会；这10个政党派遣代表，是它们应尽的职责。至于有人说，不能让所有政党都把自己的代表派到这里来，我不同意这种说法。看来，有人认为这里不宜有过多的精干的同志，因为在德国或者在其他某个地方，也需要精干的同志。既然我们认为执行委员会是工人运动的最重要的工具，那么，每个重要的党都有责任派一名杰出的同志参加执行委员会的工作。这是国际运动最重要的组织，它对每个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都具有巨大的意义。我们只要求有关国家各派出一名同志，如果各国党有时要调换自己的代表，那我认为，章程里应规定出每次可调换的人数。我们应该而且必须为共产国际作出这种牺牲。认为留在这里的同志，特别是那些有战斗经验的老同志，似乎会与自己的组织失去联系——这种看法，我是不同意的。两三个月里是不会失去联系的。我们多年侨居国外，也没有失去自己与俄国的联系。目前，运动已更加广泛地开展起来。我们应当这样考虑问题，即驻在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应同时是该国党的总书记。德国驻在执行委员会的同志应该是德国党的总书记，等等。很显然，最好尽可能不要经常调换代表，或者使他在调换时仍旧是总书记。他可以有一个业务上的助手，但领导权应属于党的有关代表；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有真正的执行委员。在某些情况下，执行委员会甚至比代表大会更为重要。在这里，我们讨论了一系列问题，但是我们不能预见到一切问题。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也许过两个星期，在完全改变了的情况下出现。我们本来已着重指出，我们是在革命战斗的时代进行工作。执行委员会应该指导我们，对于一些该解决的问题要给予明确的指示。因此，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应享有在形式上和道义上代表第三国际说话的权利。所以我们坚决主张由15人组成执行委员会，并由10个最重要的政党派出正式代表参加执行委员会。若是违反这个条件，我们的工作意义将减少一半。我们代表大会的作用，就在于要建立一个坚强的组织——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的总参谋部。不能建立工作效率很高的执行委员会，我们至少将减弱我们一半的工作。在第一年里，我们只是一个宣传机构，作为中央领导机关的执行委员会，尚未着手工作。它曾是一个俄国组织，我们公开指出这种情况，并希望改变这种情况。现在，我们必须建立一个能随时下达指示的，实行集中制的国际组织。我们赋予执行委员会以巨大权力，直到开除整个党的权力。因此，各党应关心让执行委员会里有自己的代表。否则，我们的工作将成为泡影，从而我们也不能向世界无产阶级宣称：“现在我们已拥有实行集中领导的国际。”因此，我反对列维同志的这一提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每三个月召开一次。昨天在委员会里，我有点动摇，打算对德国同志作出让步。但是，细想一下列维同志的提议，即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党才派遣自己的代表，或者说，每三个月派遣一次。若是所有的党都这样做，那我们这里将是每三个月召开一次装璜门面的会议，而在会议休会期间，执行委员会实际上就停止工作了。因此，我们应当向同志们阐明，虽然那些常驻在这里的同志会有一些困难，但是，他们必须作出这种牺牲。要知道，这种牺牲会给他们自己的党带来好处。共产党员的工作并不是单一的，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担负着双重角色，一方面他们要进行选举斗争，而另一方面却要为第三国际工作，要告诉他们，这两方面彼此是不能分割的。我们是一个统一的国际党，在各个国家里有自己的支部。在国际中，为德国进行的工作，并不次于为俄国进行的工作。因此，我们必定要坚决维护这个说法，即执行委员会应由一个国家的5名代表和其他各国的10名代表组成，而且这些国家的代表应是各该国党的总书记，他们应协同一致地工作。最后，我们来谈谈最后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即第12条关于秘密组织的问题。这一条中写道：“整个欧洲和美洲的总的形势要求全世界共产党人，除了合法组织外，还要建立共产党的秘密组织。执行委员会必须注意使各地都实现这一点。”在委员会里，我们也考虑过，或许对此应稍微谨慎从事。然而，我听取了全部意见以后，认为必须保留原议，也许原议中有一些弊病，但是，积极的方面还是主要的。在一些所谓典型的资产阶级自由国家里，如英国和美国，一直还没有考虑建立秘密组织的问题，或许在理论上承认了，而在实际上却从不予以实行。只有现在，在美国逮捕了5000名共产党员之后，在那里才开始理解建立秘密组织的必要性。德国的经验也可证明这一点。在那里，党时而处于合法地位，时而处于非法地位，时而又有几个星期处于合法地位。国际无产阶级应从这里吸取经验，我们一定要有秘密组织。这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重要的，这也是由共产国际存在一年零三个月的体验所决定的。阐明并实行这一点是重要的。我们应该采取一切必要的方式，使我们了解和实行这一点。现在，让我们谈谈那些反对这一点的人所提出的具体理由：瞧瞧看，我们只限于建立合法组织，行不行。不，绝对不行！列维同志以德国为例来证明，说什么资产阶级已习惯于共产党人的合法工作到这种程度，以致它不敢采取什么办法来和他们作斗争，因而德国同志们说，他们在章程里提不提秘密组织问题都无所谓，反正资产阶级不能剥夺他们的合法存在。在意大利，党强大到这种程度，以致资产阶级也不能剥夺它的合法存在。然而保加利亚的经验却证明我们的论点是正确的。在那里，我们同旧的合法的政党打交道，而它竟有40多名代表遭到各种迫害。我们主张公开地、明确地讲清这一点。不错，巴尔干、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的经验，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些重要的事实。也许我们讲清这一点，会给某个党招致一些烦恼，但是，对于我们来说，积极的方面更为重要，经验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在章程里讲清这一点。要知道，我们合法地或非法地绞死资产阶级，对于它来说是无关紧要的。我们是否真的要绞死它，是否真的要为共产主义而斗争，这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才是重要的。我们的组织形式，对于资产阶级来说，不是最主要的；在这方面，我们已决定要拿起武器来。因此，同志们！检察官反正要引证我们的提纲，结果将是一样的。我们若是不明确指出每个工人所应了解的事情，我们必将遭受损失。因此，我们坚持保留这一条，不作任何修改。我们应该提示国际无产阶级，目前已进入决战的时代，无产阶级应该到处有步骤地建立起自己的秘密组织，以便在紧要关头，当资产阶级摧毁我们的合法组织的时候，无产阶级不致赤手空拳和陷于混乱。因此，找们应该明确地阐明这一点。我认为，代表大会会完全同意委员会大多数的决定，整个说来，委员会除一人弃权外，全体一致赞同这个章程。我希望能一致通过这个章程。我们国际党的这个大法若能得到一致通过，就可以向全世界宣告，我们现在已经不只是一个宣传机构了。这是极为重要的。我们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统一的国际党，它拥有自己的章程，它了解自己追求的目的和应负的国际主义义务。这个党的成员都知道，他们受共同纪律的约束，现在真正团结一致地为共产主义而斗争。表决并通过共产国际章程我首先把各种修正案提出来表决，主要是对第8条的修改。一致通过原定稿。现在表决整个章程。（宣读全文①）①见本卷第758—763页。——译者注即《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中的《共产国际章程》。——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全体一致通过。季诺维也夫：同志们！共产国际有自己的章程了。我们终于组成了国际的党。为此，我向代表大会表示祝贺。我认为这是世界无产阶级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我们到底正式组织起来了。第三国际万岁！（会议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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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次会议（1920年8月4日上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1920年7-8月）第十三次会议（1920年8月4日上午）会议于12时30分开始。·巴拉巴诺娃的讲话：《纪念奥森同志》·迈耶尔作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讨论土地何题↘格拉齐亚德伊（意大利）↘沙波林（保加利亚）↘塞拉蒂（意大利）↘索柯里尼柯夫（俄国）↘勒弗夫尔（法国）↘迈耶尔（德国）·表决并通过土地问题提纲季诺维也夫：现在开会。由巴拉巴诺娃同志宣布一个消息。巴拉巴诺娃的讲话《纪念奥森同志》巴拉巴诺娃：同志们！非常遗憾，我们不得不向你们宣布一个我们大家都要感到悲痛的消息。前天，来自挪威的\从事工人运动已经20年的阿夫古斯塔·奥森同志，到机场观看红色空军时，发生了不幸事件，因而牺牲了。不必多说，这一重大损失，对于我们是多么可怕，多么痛心。请大家起立为死者默哀。（全场起立。）谢谢你们。请大家相信，俄国无产阶级不会忘记这位死去的同志，尽管她是由于不幸事件而去世，但她毕竟是来到这里，为无产阶级斗争，为热爱共产国际而牺牲了。季诺维也夫：主席团建议以代表大会名义向兄弟的挪威党表示沉痛的哀悼。现在转入议程，讨论土地问题。由报告人恩斯特·迈耶尔同志发言。迈耶尔作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迈耶尔（德国）：同志们！这个问题的真正报告人马尔赫列夫斯基同志，由于去参加庆祝红军的令人欣慰的胜利而不能前来作报告，所以我来替他作报告，简单地阐述一下列宁同志的提纲和委员会的工作。由于东欧和中欧的社会革命，土地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并要求我们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解决这个问题。直到现在，准备工作做得还很少，而第二国际在这方面几乎什么都没有做。一般说来，他们认为，只要未来农业生产有美好的前景，社会主义也就会实现了。但是，对于怎样才能为无产阶级革命争取农村居民，而且为达到这一美好的目标需要进行怎样的斗争，第二国际在这方面谈得很少，并且也没有做出什么实际的准备工作。第二国际中的优秀分子，满足于对机会主义派别的论战，因为后者根据对统计资料的错误解释，断言根本不存在土地所有制的社会化问题，因而农村社会革命是没有基础的。根据德国统计学家的数据，修正主义者企图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不适用于农村。同时，根据这一点，他们否认了社会斗争，背弃了社会革命。反驳改良主义者的人（考茨基之流）这样做，主要的只不过是为了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也适用于这个领域，但是并没有由此得出进一步的实践上的结论。第三国际对这个问题采取另一种态度。对我们来说，问题在于实际上怎样使农村革命化，因为显然地，广大农民群众不积极参加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保障，就不能巩固。对我们，对共产国际来说，保障革命是首要的，一切与土地问题相关的问题，只有从这个观点出发，才能看得清楚，才能得到解决。因此，共产国际在土地问题方面的任务，可简略归结如下：我们应该怎样把阶级斗争、革命斗争转到农村去？农民革命化问题已提上历史日程，只有革命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俄国已经取得的一点经验，以及中欧“土地改革”方面的经验，可证明这个论点是正确的（它可为整个代表大会的辩论指明方向）。资产阶级民主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借助于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那些似乎维护农民利益的政党，例如俄国社会革命党人和欧洲各种农民资产阶级政党，在掌握了政权并可以实施其纲领时，就背弃了自己原有的纲领。资产阶级民主制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一点，不只是俄国边缘各国的社会革命党人的实际行为可资证明，其他国家土地改革的一切尝试，也是为了划分和分配一部分大庄园，从而造成新的无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成员，作为当前的大土地占有者廉价的剥削对象。在德国，在小规模移民的立法方面所做的一切，不是停留在纸面上，就是为大土地占有者造成了剥削对象。在波希米亚实行的看来比较像样的改革，可能是唯一的例外，但这也只不过是要利用改革来强调捷克人同犹太人、德国人之间的民族矛盾，因为捷克农民通过分割别人的土地而得到部分好处。但是，共产国际应当比资产阶级民主制有更大的创造力，特别是应当力求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极力把城乡无产阶级的居民团结起来，以便进行共同的斗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要想做到这一点，我们还要关心使农业工人享有城市工人所拥有的一切好处，同时要使城市无产阶级充分理解在农村工作的必要性。问题是怎样才能把无产阶级革命转入农村。这个问题，只有对农村居民各个阶层分别进行确切的分析，才能得到解决。提请大家讨论的提纲，拟把农村居民分为各种阶层，首先是农业无产阶级，即雇佣工人；第二是半无产阶级和极小农；第三是小农；第四是中农；第五是大农；第六是大土地占有者。当然，提纲只能提供一个概略的情况。各国农村居民的构成，各不相同，因而需要确切地研究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才能分别确定无产阶级革命在那里可找到哪些据点。在这里，在代表大会上，只能提出一般原则，以便分析农村居民的状况和共产党在农村居民中进行工作的情形。首先同无产阶级革命休戚相关的是农业工人、林业工人，以及与农业有关的工业企业中的工人，如乳制品工人、酿酒厂工人等。此外，应注意到大型园艺业，因为那里有大量的雇佣工人。这个农村居民阶层的处境十分艰难，十分恶劣，这是谁都知道的，这里就无须说了。除了困苦的经济状况、微薄的报酬、恶劣的居住条件外，他们还遭受地主的政治和社会压迫；这些无产阶级分子必将迅速地投向革命。这个阶层属于无产阶级革命中最积极的部分，它的组织能力现在已经很强，尽管其经验还不足。值得指出的是，德国农业工人联合会现在属于最大的自由工会，它有50万会员。在意大利这样的小国里，农业工人工会有80多万会员。这表明，这个阶层对于社会革命可起多么大的作用，而且我们可以比较容易地把它吸引到我们的队伍中来。不只是要在工会方面把这些群众组织起来，而且也要使他们积极参加我们的政治组织，即参加共产党。从这一点出发，为了掌握这些群众（借助于宣传教育工作等等），也应在其他方面开展工作。我想再说两句在农村妇女当中开展工作的问题。我所要说的，是关于奴仆和小农妻子的问题。她们由于战争，由于现代的社会关系，往往不得不独自担负全都家务劳动。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定能取得很大成就，因而决不应忽视这项工作。代表大会已经解决了在工会和议会中工作的问题，看来，这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如果反对在工会中进行工作的人说，不这样，也完全可以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也可以进行宣传鼓动，那这种反对意见也许对工业无产阶级来说是对的。然而，共产党人在农业工人工会中进行工作和参加选举斗争，可能更易于掌握农业无产阶级。通过这两种途径，可以比较容易地使广大农民群众参加革命宣传工作。经常性的宣传鼓动工作，成效很大。我以俄国和德国的经验为例。在抗击卡普暴乱的三月战斗中，德国农业无产阶级表现得很好、很英勇。庄园主被赶走了，或者被关进监狱，农业生产完全坚持下来。农业工人立即把剩余粮食送到城里，并且团结一心，使革命战斗人员听从城市无产阶级的指挥。不仅在夺取政权之前的斗争期间，而且在取得政权以后，农业无产阶级也将是苏维埃政权的强大支柱之一。问题是要使农业无产阶级这一多少带有自发性质的运动具有一个组织形式。在各个庄园成立苏维埃，这是联合这些暴风骤雨般的自发力量的最好形式。同样地，也可以为无产阶级革命争取农村居民的第二个阶层——半无产阶级和极小农，尽管这不像争取农业工人那样容易。这个阶层依附于大土地占有者。它承受着与农业工人相同的苦难，也许它的状况更加艰难，因为这些小农还要忙于耕种自己的小块土地。在大多数国家里，从字面的含义来看，应当使这些半无产阶级分子加入农业工人组织。对小农和佃农施加影响，是有些困难的，因为他们通过耕种自己的土地可以过活，用不着雇佣别人的劳动。这里也涉及到果园和菜园的小私有者。他们没有革命情绪，然而，我们的战斗队伍在某种程度上应当对他们加以关注。这里所说的，是要向他们阐明社会革命的必要性，指出他们本身的利益所在。实际上，这些小农对于自己目前的处境，极感痛苦。他们也依附于大土地占有者和资本家，虽然大部分是间接的；他们也要以抵押利息的方式来偿还未偿付的劳动，即支付高昂的农业机具使用金，等等。这个阶层的生活方式，往往也是无产阶级的。苛捐杂税，收购价格等等，以及物价普遍上涨，使这些群众陷入苦难之中。我们应当通过有计划的宣传鼓动，使他们理解所有这些问题。在这些群众中不一定不可能成立相应的组织。例如，去年在德国成立了农业工人和小农联合会，但后来认识到，在工会之外不宜于成立另外的联合会，所以它就关闭了。尽管如此，德国南方的小农仍然要求我们支持联合会，并且要求我们继续为他们出版我们的刊物，因为他们对我们的思想特别感兴趣。因此，我们在德国得以着手为农民建立组织，虽然这个组织比较散漫，然而，它还是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还促使小农成立小农苏维埃，使小农不仅可以捍卫自身的经济利益，而且可以进行政治斗争和社会斗争。我要补充一点，就是这种工作直到现在尚未取得成就。在我们的许多农村中，成立了庄园苏维埃，但小农尚未参加进去，虽然如此，但是我们没有放弃这方面的宣传鼓动。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使小农相信了，分田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特殊的利益，最好是参加小农苏维埃和合作社，因为它们将共同管理没收来的大地产。应当着重指出，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在西方弱小的民主国家，小农是反动的，因而一般来说，要考虑到，在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期间，他们会显露出自己的动摇性，忽而倒向私有制方面，忽而倒向无产阶级方面。正是这些小私有者，被私人资本主义观点弄得精神不振。为了消除这种动摇现象，并使他们对我们产生好感，我们应当帮助他们，使他们认识到当前的制度也使他们遭受痛苦，并要向他们说明，无产阶级专政和巩固无产阶级政权会给他们带来哪些好处。我们应当向他们保证，他们可以保留其小块土地，因为剥夺他们的土地是毫无意义的。要知道，在革命斗争时期，在政治上和技术上都没有条件按公有化原则来管理小私有者的全部小块土地。我们不仅应当保证他们保留其私有财产，而且还应当采取一切措施，以消除使他们遭受痛苦的高利贷剥削。铲除苛捐杂税，免除地租，摆脱抵押借贷的重负，这就是无产阶级应当立即提供给小农的好处。此外，要使他们在森林和牧场的使用权上，摆脱对大土地占有者的依附。应当答应他们把从大土地占有者那里没收的房屋、机器、用具和种子转交给他们。最后，应当告诉他们，目前各国几乎全由富裕农民操纵的合作社，将变成单纯为小农利益服务的组织。在那些对贸易自由有所限制和强制征购的国家里，还应当向小农说明，即使这种强制征购粮食的做法应当保留，那么执行时所必需的组织机构，应当从官僚手中夺过来，转交给小农掌握。应当使小农注意到，他们一般都能从大企业社会化和农业机器降价中得到好处。同时，需要在小农中进行有计划的教育工作。应当向他们阐明他们本身的社会地位。如果这样安排宣传鼓动工作，那么可指望一部分农民会同无产阶级一起前进，至少他们不会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农业工人、半无产者和极小农的力量加在一起，可为共产党的工作造成极好的条件。而且，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这三个阶层必将认清，参加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是满足自身利益的最好方法。同中农打交道，要比同小农打交道更为困难。中农往往使用别人的劳动，而且拥有的土地较多，能生产剩余的粮食。这个阶层的人数并不少。提纲中指出，在德国，该阶层（拥有5—10公顷土地）有50多万人。显然，不能把这个阶层从其土地上赶走，因为这将意味着缩减粮食生产。因此，需要对这个阶层采取另外一种态度，即设法使它中立。考茨基指出，必须使农民不去积极支持资产阶级。因而，对待中农也根本谈不上立即废除私有制的问题。甚至还需要给他们增加土地，因为这与他们过去承租的土地有关，这样，中农就会得到废除租金的好处。当然，只有在中农承认苏维埃政权、提供粮食、不作反抗的情况下，才能向他们提供这一切好处。俄国的经验还证明，采用这种策略，可以使中农忠顺于苏维埃政权。在保留私有制的情况下，必须对中农采取这种态度，因为这个农民阶层的态度，似乎可以用一个俄国农民的恶意的俏皮话来表明：“我们拥护苏维埃政权，但是反对共产主义。”俄国的实例表明，如果对这些农民实行合理的方针，他们是能够接受节制，同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和谐相处的。在红军中有相当多的中农分子，他们在反对外部敌人的斗争中履行了自己的职责。相反，大农一般都使用别人的劳动，他们属于人数众多的、极其坚决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可以预料，不仅现在（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时代），而且今后（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他们必然采取各种形式的怠工和武装反抗。要看到这种危险性，全面准备回击他们的反抗，在发现他们反抗的地方把他们镇压下去。必须解除大农的武装。但是，对这些农民的剥夺，还不是当前的革命任务。应当夺回他们出租的土地，这是小农和中农所需要的。如果大农坚持进行反抗，那就应当立即没收他们的全部土地。如果他们不反抗，那我们就让他们保留土地。重要的就在于消除这个阶层的政治反抗和武装反抗。俄国的经验也表明，可以设法使这一阶层比较安分守法。若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有了保障，那大农是会考虑现实情况的。对于大土地占有者（他们有些人在战争期间曾大量收买土地），必须立即毫无例外地、无补偿地没收他们的土地。考茨基和其他独立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补偿问题，是根本谈不到的。如何处理没收来的土地呢？最正常、最合理的办法是：按公有化原则，把这些土地转交给那些一直在这块土地上劳动的农业工人。应当建立苏维埃农场，它们受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委托，作为政权机关管理这些土地，自行维持生活，并把剩余部分上交苏维埃政权。根据情况，可以建立集体农庄，它们将根据合作化原则耕种土地。这两种解决问题的办法，无论对农业工人和半无产者来说，或者对城市居民来说，都是最好的办法。这样一来，城市居民在供应问题上，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不依赖农民了。这样解决问题的先决条件是，农业无产阶级要有相当的技术经验。然而，并非到处都存在这种先决条件，所以必须考虑到，在特殊情况下会有例外情况。俄国就出现过这种例外情况，因而一部分大地产被分配了。正如考茨基所要证明的那样，这种例外情况不是对共产主义原则的破坏，因为无产阶级政权的主要任务在于首先保障无产阶级革命，为共产主义奠定基础。其余一切问题都要让位于这一主要任务。为了不让这个问题退居次要地位，即使压缩生产（这可能产生明显的影响），也无关紧要。在什么情况下才应当分配大地产呢？只有在这些土地原本是出租给小农，从而它不是作为单一经济体来经营时，才应予以分配。在这种情况下，分配大地产并不意味着放弃大规模生产。再者，只有当大地产是由一些零星小块的土地组成，而且挤入小农居民区时，才能予以分配。要从当地的条件着想，若是这里土地十分缺乏，为了保障革命利益，应当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在德国南部可以分配那里为数不多的大地产。最后，在农业无产阶级十分落后的地区，可提出在有经验的农民中分配大地产的问题。在任何情况下，重要的是不要使大地产所有者留在他的庄园里，而要把他们赶走；如果没有他们就不能保持大规模的经营，那就应当吸收农民来耕种这些土地。在无产阶级政权巩固以后，可以吸收资产阶级专家参加在苏维埃政权监督下的共同劳动。城市无产阶级不怕任何牺牲，为社会革命进行坚决的斗争，这是争取农业无产阶级的先决条件；在这里，共产党应当起先锋队的作用。为了吸引那些尚在动摇不定的阶层，或者可以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阶层，应当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立即给予他们各种经济上的好处。半无产者、小农和中农应当了解他们本人会从新制度中得到好处，而且这种好处是靠剥夺剥削者得来的。为了加快农村中的这一运动，共产党人必须参加农村的经济斗争，首先是参加罢工运动。几乎在所有国家，罢工运动在农村已深深扎了根，所以共产党应当利用罢工运动使农业无产阶级相信，只要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没有较高工资，也能真正改善他们的状况。为了参加这个经济斗争，共产党应当深入农村，在那里建立起自己的组织。必须使农业无产阶级相信，为了进行解放斗争，他们应当按苏维埃形式组织起来。农村中的工业工人要肩负起加强农村这一斗争的特殊使命。他们大部分来自城市居民，所以共产党应当设法使他们协助开展和加强农村的这一运动。必须对小农进行特殊的宣传鼓动，要用各式各样的方法进行宣传鼓动。提纲中进一步指出，可以通过宣传鼓动、议会、工会的协作，在议会中讨论土地问题等等，使农村革命化。这就是向代表大会提交的提纲中规定的任务的梗概。委员会多次开会，详细地研究了提纲，并对它作了较大的修改，对德文本的初稿还作了许多文字上的修改。这个提纲只是共产党在农村活动的大纲。如果各国共产党能制定自己的土地纲领，有独特的建议，那就更好了。我要指出，例如，德国共产党就有这样的土地纲领。至于实质性的修改，是第33页上的第2条，在“资本主义农业企业”之后加上：“和与之有关的工业企业”，往下在“把这个阶级”之后加上：“（包括林业工人、庄园中的手工业者等等）”。在第34页上加上：“在某些国家里，上述两类劳动者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因此，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建立他们的联合组织。”第38页第4条删去了几行，其中有中农利益同雇佣工人利益相对立的说法，即从“因为私有者的世界观和情绪在这里占优势”删到“胜利了的无产阶级”。第39页加上：“在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中，还谈不上由无产阶级政权立即完全废除私有制”。委员会对第6条修改得多。初稿中过分地强调了例外情况，说不应分配土地。委员会删去了该条的一句话，其中说：不分配土地是一个错误。因而加上一句话，原则上应保留大庄园。修改之处太多，因而我不想在全体会议上宣读了。修改之处几乎逐字逐句符合于马尔赫列夫斯基同志的提案。德文本第43页，从“但是，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这段起，到第45页“大庄园的财产……”这段止，全部删改了。由此往下，对旧文本没有做重大的修改。接着，第46页上删去了对第二国际、德国和英国独立党人以及法国龙格分子的论战，因为另一处已表明这一思想了。实质性的修改就是这些。最后，我还想指出，共产党在农村开展革命是多么重要。尤其是在中欧和西欧，只有农业无产阶级加入城市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队伍时，胜利才有保障。在俄国，由于提出“和平与土地”这一口号，农民才热衷于无产阶级政权。俄国这种独特的情况，多多少少也会出现在中欧和西欧。因此，共产党在农村依靠农业无产阶级尤为必要，因为他们的困苦生活情况同城市无产阶级一样，有些人的状况甚至更为恶劣。委员会希望，这里阐述的思想，能在各国共产党的实践中取得成果。讨论土地何题格拉齐亚蕾伊（意大利）：同志们！我只代表我本人发言。首先我要声明，我基本上同意列宁同志提出的提纲，尤其是在委员会对第8条进行详细修改以后。虽然内容不同，但在列宁同志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与土地问题提纲之间却存在着令人惊奇的相似之处。对各种不同的问题，采用同一的方法，即根据时机对敌人作出让步，并看他们的实际表现，以便分化敌人。这个办法，对于轻易而又迅速夺取政权来说，以及对于夺取政权之后为维护政权创造条件来说，可以叫做最省力气的办法。我只不过想指出，这种倾向本身隐藏着一种可以叫做“左”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性。不过，把这个提纲及其运用托付给列宁同志和其他俄国同志，我们相信，这种危险性还只是理论上的。真的，我可以向你们肯定地说，若是对其他国家，在其他情况下，我就不那么相信了。为了使无产阶级易于夺取政权，列宁同志的提纲对农民群众进行了十分正确的分析，把他们分为几部分，并且指出：我们可以把其中相当的一部分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而使另一部分保持中立。但还有一部分将始终敌视我们，因而，我们要向他们进行不倦的斗争。列宁同志的提纲的第二部分，涉及到夺取政权以后该怎么办。修改后的这一提纲，是可以采纳的。但是，我还是要提出一些具体意见。在提纲中，列宁同志关于中、小私有者的提法是非常新颖的。他竭力避免社会党人一直在犯的两种截然不同的错误。许多社会党人想回避小私有者这个重大的问题，他们说：实际上，小私有者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必定要消亡，所以我们对他们一点也不感兴趣。这个观点是非常错误的，首先是因为他们以为资本积累法则的产生，到处都像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这是完全不正确的。总之，企图按此方式把资本积累法则应用到小私有者身上，显然是荒谬的。况且，你们非常清楚，认为小农必定要消亡，我们将经受加倍的危险，我们就会完全忽视他们，并把他们交给我们的敌人。要知道，如果我们向小私有者证明他们必将消亡，我们想人为地消灭他们，显然这种政策会招致千百万人反对我们。社会党人所犯的另一种相反的错误是，他们认为小农不会消亡，应当把他们组织起来，只有把他们组织起来以后，才能开展革命活动。这意味着把革命拖延下去，这是不可能的。列宁同志提出了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错误所应采取的立场，我认为这种立场是相当正确的，是可以采纳的。他说，我们应当向小农证明，他们跟我们走，只会得到好处。但是，在谈论取得政权以前时期的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的问题时，我要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在倒数第2条，即第8条中，谈到雇佣农业工人的罢工问题，指出在某种情况下可以吸收小私有者参加罢工。我并不是想否定农业罢工所具有的一切革命意义，意大利就发生过具有深远影响的大罢工，但我还是要提出以下两个不同的意见。我不明白，为什么说，在某种情况下，小私有者也会参加罢工。我不认为这是可能的。另一方面，竟错误地断言，对于所有各国来说，罢工似乎是斗争的唯一重要武器。要知道，有些国家的雇佣农业工人组织已经十分强大，目前，它们甚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能推行维护自身利益的政策。在我们意大利就有直接抓社会工作的工人组织。还有这样的合作社，它们为集体耕种而购买和承租土地。这就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斗争和改革手段，不能予以忽视。所以我提议在第8条末尾加上一段：“只有在农业工人组织已发展到很高的阶段，在特殊的情况下和在某些国家里（例如意大利），才能在合作化（它们抓社会工作，为全部或部分集体耕种购买或承租土地等等）的基础上，把最受剥削的农村群众组织起来。共产党人应当关注这些组织，尽力领导它们，主要是为了不让它们在政治上进行妥协。”关于小私有者问题，我还要说几句话。在许多国家里，小私有者已经组织到供销合作社和加工合作社中。往往有这样的情况：我们的敌人把他们组织起来了。社会党人的主要目的不是组织小私有者，但是，如果他们渴望组织起来，我们就应当加入到他们的组织中去，因为应当参加到有劳动群众的所有组织中去。所以我建议在第8条末尾增加下面这一段：“关于小农问题，共产党人应当加入他们的组织，加入供销合作社，以便对他们产生更大的影响，使他们对敌对的倾向保持中立，并使这些组织尽量减少狭隘性。”我还要指出一点。我同意委员会修改以后作出的决定，即一旦无产阶级政府着手抓土地问题，应当怎么办。关于农业改造问题，我想对第6条第2段的结尾作一点补充。我们对大土地占有者不应当采取赎买的办法，这是十分正确的。我认为，应当提示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这种赎买是反社会主义、反共产主义的。使我感到惊奇的是，意大利、奥地利和德国同志却支持对资本家实行赎买的主张。这意味着增加农村群众的沉重负担。但由于需要尽可能有利于农业改造，所以要设法在斗争的第一阶段之后利用一些原业主的才能。应当考虑到这种情况。因此，我提议在第6条第2段末尾作如下补充：“既然资本形式的报酬要绝对予以摈弃，而以往的大土地占有者又因年迈不能继续工作，而且不能很快地适应新的生活条件，那么，在一定的条件下还是可以同意给他们个人以薪金。”当然，一切取决于他们的实际政治表现，因为给反革命分子提供任何东西，都是可笑的。如果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接受新条件，那就应当使他们的命运有所好转。最后，我发现，第8条第2行不应是“在所有资本主义各国”，而应是“几乎在所有资本主义各国”，因为不是在所有资本主义各国农村群众都占居民的多数，例如在英国，农村群众就占少数。沙波林（保加利亚）：同志们！在保加利亚各城市，已有相当发达的工业，而在农村，小土地占有制是私有制的主要形式。工人集中在城市里，所以共产党从这里吸取自己的主要力量。但是，因为小私有者迅速无产阶级化，而且小农（他们善于保存自己的小块土地）的状况由于战争而变得极端困苦，共产党的影响也开始扩展到农村。小土地占有制是保加利亚农村中私有制的主要形式。保加利亚有495000余名土地占有者，平均每人占有土地约9公顷。占有土地的分配情况如下：225000人共占有50公顷。175000人共占有100公顷。95000人共占有1000公顷。936人共占有1000公顷以上。第一类人数最多，由半无产者组成，他们缺少个人需要的土地；他们至少有半年时间被迫到富裕农民家里做工，或者到矿山、工厂和城里做工。这一类人可为我们提供大量农村干部。小土地占有者属于第二类，他们的土地勉强能满足其家庭的日常生活需要，他们自己耕种土地，不使用别人劳动。共产党对他们进行了工作，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的确，由于农业产量下降，战时农具遭到破坏，这一类人的经济状况极不稳定。这两类人（半无产阶级和小农）占保加利亚农业居民总数的4／5。他们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国家那里能得到的，只不过是因增加捐税以弥补国家军费不足而使他们自己更加贫困而已。共产党对他们进行了十分细致的宣传鼓动。我们党对半无产者和小农不隐瞒自己要求土地社会化的最高纲领。小土地私有制提供给我们的是那么微不足道，半无产者和小土地私有者又是那么贫困，因此必须通过宣传土地社会化提高农业生产的思想，日益取得更多人的拥护。同时，我们向他们宣布，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没收的将是大土地占有者的土地，而不是小农和半无产者的土地，甚至允许中农自由支配自己的土地。当无产阶级国家用事实向半无产者和小农证明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时，当使用完善的农具、农业电气化和农艺科学的发展得以实行集体所有制和集体耕作时，半无产者和小农自己就会考虑实行集体所有制和集体耕作的问题了。这就是我们宣传鼓动的基本方针，它考虑到半无产者和小土地私有者的实际状况。此外，我们设法使农村劳动群众摆脱城乡资产阶级的影响，摆脱资产阶级政党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影响，使他们站到无产阶级革命方面来。这里应着重指出，我们在这方面已取得相当大的成就。共产党为农民创办了共产主义报纸；共产党在农村建立了上千个组织和共产主义小组，已把2.5万名农业工人、半无产者和小土地私有者组织起来，培养他们，使他们参加革命。这些群众丢掉了过去对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议会的信任，他们兴高采烈地接受了工农苏维埃的口号。因此，我们极力设法使这些群众在革命时期大都跟随我们走，以便在他们的支持下，摧毁资产阶级利用农民镇压城市革命无产阶级的图谋。顺便谈谈，城市的革命无产阶级业已充满共产主义思想。中农就是那些在市场上出售自己的农产品，在战争期间积攒不少钱的人，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发了财。他们是农村中的反动阶级，但在我们那里，他们人数不多，起不了多大作用。我们那里还有为数不多的大土地占有者，他们和中农一起是农村中的反动势力。目前，保加利亚的资产阶级政权正依靠着他们。我们这里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农业资产阶级（中等土地占有者和大土地占有者）具有很大的影响，由于他们可以左右农产品市场（农产品价格猛涨了），他们在政治上起着比较重要的作用。这些农村资产者属于反动势力和反革命营垒，现在他们是城市资产阶级的同盟者，无论是在利用银行和股份公司从事投机倒把和剥削群众的活动中，还是在资产阶级专政采用最残酷手段推行镇压无产阶级革命的血腥政策中，他们都是城市资产阶级的同盟者。但我要再次指出：在我们那里，农业资产阶级只是农村居民中很薄弱的一个阶层，如果我们能把大部分半无产者和小私有者拉到我们这方面来，我们在革命时期就能摧毁农业资产阶级的反抗。这就是我们在农村要集中全力组织农业工人（把他们组织到工会中）的原因，但主要的是，我们要极力吸引农村半无产者和小私有者参加共产主义运动，因为他们是农村中占压倒多数的居民。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必须极力设法使中农在革命时期采取中立态度。我们没有以没收他们的土地来吓唬他们，因为事实上，在以集体耕作来代替中农的私人经营以后，我们并不能立即以我们的技术手段来改造农业。我们的目的是没收大土地占有者的土地。如果我们能使中农中立，那我们就能把反动集团的力量分成两部分，那时我们就易于把他们消灭了。至于建立农民苏维埃问题，我们认为，它同在城市中建立工人苏维埃有密切的联系。当革命斗争达到高潮时，当工人阶级和城市贫民扩大了斗争，决定要建立苏维埃和武装起义时（因为要使工农苏维埃成为夺取和实现无产阶级政权的革命机关，就必须使工农武装起来保卫它们）——只有这时，才应着手建立农民苏维埃，贫农、农村中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是它的成员。综上所述，保加利亚代表团同意并拥护委员会报告人迈耶尔同志向代表大会提出的执行委员会的提纲及其修改意见。塞拉蒂（意大利）：为了避免怀恩科普同志指责我在投票表决时所作的声明，我要求发言。我认为，代表大会没有非常重视这个问题。这次参加代表大会的同志都是从各工业国来的，他们不知道这个问题有多么重要。至于我，只打算作一个声明：我想，下一次代表大会将会有更多的经验，那么再更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我将弃权，我本人反对这个提纲，我觉得它并不完全适应西方革命的需要。我们意大利党对这一非常重要的问题尚未最后表态，我认为自己无权把我的想法强加给派我前来参加代表大会的同志们。总之，我觉得，这里把革命以后时期的要求和革命期间的要求混为一谈了。在革命以后时期，无产阶级国家不得不去适应一定的条件，而在革命期间，共产党人则必须明确划定一条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及小资产阶级政党相区别的界限。同殖民地与民族问题提纲一样，土地问题提纲是向某些社会阶层所作的让步，以便把他们吸引到自己方面或者至少使他们在革命斗争时保持中立态度，但没有考虑到，这种让步对于无产阶级各阶层来说，会产生很大的危险，会促使它们不断作出更大的机会主义让步。一般说来，西欧小农非常渴望发财，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应当采取怎样的立场，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对他们表示同情是不够的，他们需要某种实惠。他们赞成保护主义，反对农业工业化，主张管理自治。这是过去他们所参加的政党对他制许诺过的。我们也能对他们作这种许诺吗？他们相信我们吗？此外，应当记住，在比较先进的国家里，农民（中、小私有者）已有自己的政党，而这些政党是反动的。我们在瑞士和法国就能看到这种情况。在这些国家里，中、小私有者和佃农在同农业工人作斗争，因为农业工人现已准备没收他们的土地。在意大利，这场斗争已持续20年，有时竟发展到流血的地步。我们能对他们说，我们错了吗？小私有制是一种经济形式，它在某些地方，尤其是在山区，是必不可少的。共产党人不应刺激小农。他们应当赞同革命时期和革命以后某些必要的决定。他们应当懂得并使别人也懂得，资产阶级制度垮台以后，甚至还可以同中农达成协议。但在革命以前，为了不给无产阶级群众的利益带来损害，共产党人必须（这也是维护自身的利益）对农村小资产阶级不作任何让步。根据这些理由，而且由于我不十分了解我党执行局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所以我弃权。索柯里尼柯夫（俄国）：格拉齐亚德伊同志说，他认为，把马克思学说运用到土地问题上去，是一种幼稚行为。格拉齐亚德伊：我没有这么说。我说，资本积累理论并非到处都能证实《资本论》中所阐明的那种情况。我说，有些同志幼稚地从资本积累法则中得出如下结论：似乎在资产阶级世界中所有小私有者都必定消亡。索柯里尼柯史（俄国）：用不着对词句进行争辩了。格拉齐亚德伊同志说，马克思学说在农业资本积累方面是错误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格拉齐亚德伊同志是一位卓越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但是，在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时，真的，我认为他错了，因为他追随了某些政治经济学教授的见解，而这些教授不止一次地宣布，在某些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完全不适用的。如果马克思学说真的不适用于农业方面，那就应当由此得出必然的结论：由于马克思学说在农业方面毫无价值，一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概念也就必然瓦解了。显然，既然不能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上组织社会主义农业生产，那这也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工业制度的垮台。然而，我想，格拉齐亚德伊同志不能不认为农业生产中心已经转移了。中欧已不是欧洲的粮仓。大农业生产现已转到大洋彼岸。北美，最近几年还有南美，在供应欧洲工业，在供给欧洲工人阶级需用的粮食。这种情况使我们不得不谈论欧洲和美洲在战争期间和最近一年来发生的变化。我还想就塞拉蒂同志的发言提点意见。塞拉蒂同志认为，战争不仅没有使农民无产阶级化，反而使他们发了财。他举了现在满口袋黄金的意大利农民作为例子。我觉得，这里有一些不确切之处。毫无疑问，有一部分农民能够出卖自己的粮食，即出卖其小私有者的产品，因而富裕起来，但这种情况是非常少见的。我还要谈谈这个问题，而且要指出，绝对不是这样，很多农民由于战争而破产。战争使几十万农民死亡。农民群众现在完全赤贫了。许多农民迁居国外或者到工厂做工。毫无疑问，战争给小私有者和农民带来了可怕的打击，使他们陷于经济破产的境地。现在我们再看看那些能够出售自己产品的小农中的大多数人的情况。不错，他们口袋里装满了钱。但我非常怀疑装的是黄金！他们装的是银行的钞票，是纸。而这乃是帝国主义战争剥夺农民财富的一种方式。实际上，他们失去了财产，被剥夺了一切。他们得到的一些小纸片代替了他们的实际财富，而这些小纸片几乎是一钱不值，而且越来越无价值。您援引了瑞士为例，但它没有参战，同时这又是一个小国。毫无疑问，在法国、德国、俄国，战争是剥夺小农的方式之一。若是塞拉蒂同志说，他不相信我们真能有成效地改变对待小农的策略，那我就要肯定地指出，我们的策略确实是改变了。这不是共产党策略的改变，而是小农状况的改变。不能把1851年的拿破仑政变时期的欧洲小农状况同目前状况相比。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小农必然要无产阶级化，陷入依附资本主义的境地。大银行、出口业辛迪加和资本主义组织千方百计地为小农、小土地私有者造成一种与无产者状况相差无几的状况。小农生活条件的这种变化，使他们成了资本主义的奴隶和敌人。这就是共产党现在着手对小私有者、小农进行工作能获得巨大成就的原因。近几年来，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小农的状况发生了变化，战争也同样造成了深刻的变化。由此也就出现了那种我们现在所指出的农民无产阶级化。战争是剥夺小农的一个原因。因此，共产党现在可以期望小农和半无产者参加它的队伍，他们将同城市工人一起齐心协力地为反对资本主义、争取实现社会革命而斗争。勒弗夫尔（法国）：同志们，我要求发言是为了讨论塞拉蒂的某些论点。他根据纯粹机会主义的想法确定了自己的不可调和的论点，说什么共产党人的策略只应当立足于同农业工人联合，反对小农。此外，他认为，小农似乎不会相信这种空话——夺取政权之后第二天，共产党人会对小农说：“你们的财产仍归你们，你们甚至还会得到新的财产。”我认为，请原谅我这样说，昧着良心作蛊惑性的发言，或老支持某种意见，只不过是期望从中立即取得现场宣传的效果和好处。其实，我们集会在这里，不只是为了制定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当前宣传计划，而且还为了研究在哪些条件下我们才可以在各自的国家里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另外，塞拉蒂是代表西欧发言的。看来，他说西欧的情况就是这样，提纲中提出的策略不能满足宣传的要求。我不同意这种看法。相反，我认为（我在这里说的只是法国的情况，因为我非常了解它），这种策略完全适合法国情况。首先我认为，若是法国大批小私有者反对我们，那就几乎不能做任何事情了。另一方面，我不像索柯里尼柯夫那样绕大圈子，也不同意他的乐观主义，我认为，法国的情况也不会很快变成那样。我要指出，即使战争没有使法国小私有者无产阶级化，但战争毕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然，法国小农私有者因为战争显然发了财，但是，在这不断两极分化的社会中，财富的出现和消失同样迅速，因而也就可以预见到小农私有制受到战后情况伤害的原因和过程。在法国，为了选举运动，大资产阶级表面上似乎支持了小农的利益，但现在，在讨论法律将近一个半月以后，大资产阶级竟公开拒不维护小农在粮食问题上的利益了，因此，小私有者的状况很快将在我国变得相当严重了。索柯里尼柯夫说，农民的财富就是一些纸片，这句话是对的。应当补充一点，从用证券赎回抵押这个意义上说，小私有者确实一直得到战争带给他们的好处。现在，我国取消了抵押借款，所以证券还留在农民的钱柜里。现在，法国农民特别感兴趣的问题是，他们保存在身边的证券能有多大价值。我认为，我们那里，也和别处一样，农民对借债者抱鄙视态度，这就会使他们产生对资本主义国家抱鄙视态度，而在法国，除了不断的借债政策以外，没有其他任何政策。因此，共产主义宣传在我国引起十分密切的注意。在共产主义宣传过去未曾得到反应的地方，现在那里也有人表示赞同了。他们购买宣传小册子，建立小组，可见，使得这个阶级中出现不可调和的敌人的那种政策，是非常有害的。况且，在夺取政权以后，不同小农紧密合作，要立即组织农业生产是不可能的。但我反对格拉齐亚德伊同志的观点，他希望提纲中增加有利于大土地占有者的一段。显然，那些站到苏维埃政府一边的人，我们将把他们看作共事者，他们会成为机关中的职员。用不着在提纲中增加专门一段，因为这样一来，会给予他们某种权利。迈耶尔（德国）：同志们，我只说几句话。我非常高兴，意大利同志们参加了讨论，并且告诉了我们一些有关意大利土地问题的情况。遗憾的是，由于派别原因，他们未能派代表参加土地问题委员会。我希望他们不会拒绝在土地问题委员会中作进一步发言。建议把格托齐亚德伊同志的提案交委员会参考。我同意勒弗夫尔同志的意见，不应对过去的大土地占有者提及报酬问题。土地问题委员会乐意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对合作化问题另作补充，因为它对这个问题已经进行了讨论。至于小农作用问题，我同意索柯里尼柯夫同志的意见。战争期间，无论是在参战国或中立国，有相当一部分小农不仅满足了自己的粮食需要，而且还把余粮变成了资本，这完全是真的。过去是这样，就是现在，在一些地方也还是这样。然而与此同时，一切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特别是衣服和农具的价格猛涨，而另一方面，居民中的贫苦阶层承担的赋税过重，以致小农得到的那份好处化为乌有了。如果这种情况还没有出现在所有国家里，那在最近的将来必将充分显示出来。我完全同意索柯里尼柯夫同志的意见，现在应当向小农指出，他们的生活条件必将不可避免地恶化起来。提纲丝毫没有违背社会主义纲领。塞拉蒂同志反对这个提纲，因为他认为共产国际放弃了大企业国有化的思想。这完全不对。提纲只是指出，现在实际上不能对小土地所有制实行社会化。问题在于，整个说来，农业无产阶级对于集体经济还缺乏思想准备，而且技术手段也不足。这就是作出让步的原因，暂时让小农、中农以及一部分大农保留私有制。为了完成这一过渡阶段，已经制定了种种措施，并要对小农和中农讲清集体耕种的道理，向他们说明集体耕种的各种优越性。这就是所提出的途径之一。其次，随着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甚至不惜对某些农村居民阶层作出让步，将为发展大生产创造技术条件。只要掌握大工业，并能生产更多的农业机器，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就必定会大为巩固。只要建立了这些先决的技术条件，就可以把中、小型经济联合起来。这样，就同我们原先的纲领没有任何脱节之处了。提纲只是详细地指出引导我们走向农业社会化的道路。提纲的意义就在于此。我认为我已经回答了这里所讨论的问题，我提议在原则上通过提纲，而格拉齐亚德伊同志提出的提案，交由委员会讨论。提纲将不再作实质性的修改。表决并通过土地问题提纲季诺维也夫：我建议将提纲进行表决。提纲一致通过①，1票弃权。①见本卷第747—756页。——译者注即《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中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会议于下午4时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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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次会议（1920年8月3日晚）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1920年7-8月）第十二次会议（1920年8月3日晚）·继续讨论工会和工厂委员会问题↘瓦尔歇（德国）↘波姆巴契（意大利）↘洛佐夫斯基（俄国）·关于停止辩论工会和工厂委员会问题的讨论和声明↘里德（美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拉狄克（俄国）↘麦克—阿里平（爱尔兰）↘加拉赫（英国，车间代表委员会）↘季诺维也夫（俄国）↘坦纳（英国，车间代表委员会）↘拉狄克（俄国）↘里德（美国代表）的声明↘坦纳（英国代表团）的声明↘塞拉蒂（意大利）的声明↘怀恩科普（荷兰）的声明↘佩斯塔尼亚（西班牙）的声明↘马林（荷属印度）的声明·表决工会和工厂委员会问题提纲并将修正案交由委员会审议会议于10时开始。继续讨论工会和工厂委员会问题瓦尔歇（德国）：同志们！今天上午报告人正确指出了这一重要事实：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在革命之初认为，今后工会不会再有任务了。不过，他以为罗莎·卢森堡同志也持有这种看法，那就错了。我能证明，在党的成立代表大会上，她明确地反对了那些打算通过“离开工会”来解决整个问题的人。就实质来说，我对拉狄克同志的报告和随后的一些发言，是持怀疑态度的，因为从中得出的结论是，委员会似乎就争论问题基本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委员会所谈的许多情况表明，欧洲和美国的同志希望通过建立新工会和退出旧工会来同反动、顽固的工会官僚进行斗争。委员会中许多人的发言，充满了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精神，我觉得这都是些老生常谈。的确，英国和美国的情况极其复杂。可是，既然英国同志们愿意既留在工会中，又参加车间代表委员会运动，那我就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从一开始就如此强烈而又坚决地反对提纲。我们也曾谈过这一主要观点：共产党人必须在一切组织中建立共产党支部，并进行宣传工作。因此，尽管英国同志在工会中进行自己的工作，但他们不仅有权利而且也有必要按我们的精神在车间代表委员会中进行工作。然而，他们既然从根本上反对提纲，那我觉得，这就证明英国和美国同志在工会问题上和议会制问题上是感情用事了。我认为，应当避免把感情因素带进这一问题中去，尤其是在革命时期。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不应忘记，工会变成目前这种情况并不是偶然的，这是10年来改良主义统治的结果，而且由于改良主义的统治，工会同资本主义社会紧密结合在一起了。在客观上，当前的革命形势使我们能够推动旧工会走上革命的道路。如果有些同志怀疑这种可能性，那他们就忽略了客观状况中的根本变化，而这种变化现在责成我们担负起在战前可能是乌托邦的事情。同志们会觉得，事情要拖延很长时间，道路是极其艰难的。但是，要知道，没有千百万工会会员，我们就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所以必须负起在工会中开展这一艰难工作的责任。退出工会的口号是企图使我们回避一些难以克服的障碍，但遗憾的是，这样做并不能从道路上把它们清除掉。我不理解，有些人认为，群众成熟了，我们才能夺得全世界，而他们却否认从思想上争取工会群众的可能性。我认为，有这个可能性，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做到这一点。有人会反对我们说：“不过，要知道，我们不需要大批的群众；革命向来是少数人的事情。”看来，他们所指的是所谓宫庭革命，就像在葡萄牙或其他地方发生过的那样。而我们当前所要完成的革命，却只能是广大群众的事情。有人会说：“是的，群众成熟了，可是领袖太差劲了。”由此可得出结论：只要撤销了领袖，就万事大吉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在工会中的整个策略，就是使其拥护者占据某些领导位置。而同时，他们却完全忽略了群众本身的革命活动。形形色色的沃尔弗海姆和吕勒分子说：即使撤销了官僚，也不能改变事情的实质。英国同志们在其提纲中，也引用了这种理由。真是令人吃惊的反对意见！一方面说，领袖太差劲，而另一方面，对于是否保留领袖，却又漠不关心。在德国，沃尔弗海姆和吕勒之流做出了典型的事例。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防止再次出现这种事例。我们那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而且德国共产党分裂的原因，主要是对工会问题的态度。我们不只是能举出一个例证，而是能举出数以百计的例证，来说明共产党人离开工会队伍那一天，工会官僚是兴高采烈的。我本人曾经不遗余力地夺回作为五金工人工会会员的权利。我们决不让工会官僚感到高兴。我们的同志们懂得，这和这种情况一样：把联结机车的挂钩解开，让列车自行向前奔驰，整个列车就听天由命了。提纲和报告人的发言中十分正确地指出，我们不仅要在工会中进行共产主义宣传，而且也要捍卫无产阶级的一切利益，坚决过问一切问题。根据自身的经验，我深信，恰恰是在工会中，共产党人越忘我地、坚决地为同志们的需要和利益而斗争，他就越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其次，最好把拉狄克同志所谈的暗中抵制和消极反抗问题，列入提纲。我们曾经把暗中抵制当作工会运动中的一个斗争手段，当时我认为这样做是非常合理的。当然，有时是需要采取这种手段的。但是一般说来，暗中抵制是没有用的，所以我要提醒大家不要采取这种手段。我再说几句关于工厂委员会的情况。向我们提出的提纲十分正确地指出，工厂委员会和工会任务的划分，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可是，拉狄克同志却说，把工厂委员会转交给工会的一切想法，都是反革命的意图。从原则上来讲，我认为这样说是对的；但是，在我们德国目前的情况下，这可能会成为争吵的借口。在德国，关于工厂委员会是否应当成为独立组织，或者应当参加工会的问题，已经争论几个月了。这个争论，在工会官僚和工厂委员会的领导核心之间进行着。我们支持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他们极力设法把工厂委员会联合成为独立的组织。但我们的努力直到现在尚未成功，其原因我不想在这里谈论。我只想指出，在这场斗争中，现在仍和过去一样，一部分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坚持这种意见，而另一部分人又坚持另外的意见。这两派意见的不同，使自己的努力失去作用，从而导致工会依靠独立社会民主党右翼来推行自己的观点。现在，这场斗争可以说是已告结束，而且我们应当说，列金在目前是这场斗争的胜利者，因为德国旧工会联合会一致通过了他的建议，并宣布很快就要召开全德工厂委员会代表大会。我们的同志准备参加大会，以便在这方面继续同列金进行斗争。列金的拥护者极力使工厂委员会变成妥协主义的“劳动友谊社”组织；但是，我们坚信，他们是不会达到目的的。在这方面，我们要极力设法阻止列金分子的活动！我们要联合各地的同志们，使他们在工厂委员会中建立党团，一旦工厂委员会在资本主义崩溃中能维护无产阶级的需求，那时，我们就可以成功地把工厂委员会和工会变成有意识地冲击资本主义社会、自觉地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组织。波姆巴契（意大利）：我想简单地谈谈，为什么我不能同意拉狄克同志的提纲。这里提出的观点，既不符合工会的历史发展，也根本不符合当前的局势。我担心，拉狄克同志的提纲没有估计到工团代替党的危险性，而我认为，这是关系到整个西欧的问题。但我要着重指出，我对形势了解得很清楚，知道工会不可能代替党，不过有这种趋势罢了。我坚决否认工会有某种革命职能。我可以拿美国和西欧作为例子。还有俄国，虽然那里有工会运动，但是它并不执行任何一种真正的革命职能。工会好像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中间人，因而要说工会能起某种革命作用，那就错了。况且，也不允许工会代替党。工会是一个宣传讲坛，它和议会不同之处是：在议会中，只是向固定的某些人宣传，而在工会中，则是向整个工人阶级宣传。战争期间，在意大利出现了建立劳动党的意向。在德国，在卡普周期间，工会也曾声明：假如把政权交给我们，我们将以工会名义来利用它。我从这些现象中看到一种危险的征兆。在意大利，也有建立劳动党的问题，但它并不属于工会的任务。不能让工会执行政治职能。工会只能开展改良主义的活动，所以它没有能力执行革命任务。我想使英国和美国同志注意到这种危险性。这一次我援引了意大利的经验，那里曾试图联合各种形式的运动，不用说，这种尝试是失败了。共产党在工会中的任务是什么呢？意大利的事例表明，一些工会是工团主义的，而另一些是改良主义的。要想在工会中建立共产主义的领导，首先要在工会中以共产主义领袖代替机会主义首领。但是，这种工会是不能起任何政治作用的。洛佐夫斯基（俄国）：同志们！工会问题以及工会在我们的革命过程中的作用问题，不仅对这次代表大会，而且对各国当前开展的斗争，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我认为，谈论工会运动的许多同志都陷入了错误的泥潭，因为他们对工会运动持有极不正确的观点。例如，刚才谈论工会运动问题的波姆巴契同志就以意大利为例，说意大利工会绝对不可能参与共产主义运动。其他同志，特别是美国和英国同志，研究本国工会运动以后，得出非常悲观的结论，竟说不能利用工会运动来进行社会革命。这个结论符合真实情况吗？我们谈论工会和工会运动时，这里是否指的是组织形式，即工会、苏维埃等？如果指的仅仅是一些领袖，那么很显然，这些人不是进行社会革命的材料。我们谈论工会和工会运动时，指的是参加这些组织的群众。既然情绪消沉的同志们说，决不可能争取到工会，而且法国和意大利的工会确实始终站在改良主义方面，那么，这些同志就必然认为，在这些国家进行社会革命是不可能的。要知道，现代工会不是狭小的组织，它是联合千百万工人的群众性组织。如果我们真的不能掌握这个组织，那我们就不要再相信革命的可能性了。同时，波姆巴契同志告诉我们，意大利革命在不断前进，实现革命是几个星期的问题。那我要问他：你们同谁一起完成你们的革命？由谁来完成这个革命？工会在革命期间将从事哪些活动？工会将起什么作用？这位同志应当回答这些问题。无论如何我们无权断言，说什么不能指望这些组织。我们不想把刚刚成立三年的俄国工会作为例子。确实，我们在1917年才诞生。我们还很年轻。但是，看看各个老的资本主义国家，例如看看美国或者德国，工会在那里已存在多年，或者看看英国，工会在那里已存在整整l00年，你们就会看到，最近几年，甚至最近几个月，千百万工人在加入工会，并且在改造工会。问题不在于领袖，应当把他们赶走；重要的是要争取群众。导致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离开工会的任何策略，都是反动的策略，这就等于承认：“我们是如此软弱无力，以致不能争取群众”。但是，同志们，任务越是艰巨，我们就越是要付出更多的力气。我们必须加入工会，并掌握工会。如果你们已经有了一个有组织的工会，如德国五金工人工会，难道除这个工会外，你们就不着手建立新的工会吗？如果在英国你们有那么一个完全定了型的工会，那么，是否还需要建立另外的工会呢？由此可见，有些在发言中显示自己十分革命的同志向我们提出的，实质上是反动的策略，它应当遭到否决。共产党人代表大会清楚地看到真实情况，它期望和相信工人群众将同共产党人并肩前进，大会指出：“参加到工会中去，并把工会吸引到我们这方面来。”这对于夺取政权和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条件。这里还有一个各国以不同形式出现的工厂委员会问题。我问一位德国同志：在你们德国，工厂委员会能控制的工人有多少？他对我说；“我们那里有1700万。”有人谈到美国车间代表委员会。这不是我们在俄国和德国看到的那种工厂委员会。这是一群具有同一信念的工人，他们联合起来，组成委员会，叫做车间代表委员会。这不是工厂委员会，这是工厂中共产党人或者革命分子的组织，它不同于工厂委员会。既然向我们提出车间代表委员会问题，那我们的回答是，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因为它的情况同德国和俄国的工厂委员会情况，毫无共同之处。需要把话说清楚。如果你们想说，在每个工会中应当建立共产党党团或先锋队，那好，你们干吧。如果你们想在工会之外建立能控制全体工人的工厂委员会，那我们的回答是，你们在工会之外建立这种组织，是不正确的。有些同志说：工会是反动的，所以需要建立与它相对立的其他组织。不，应当在工会的内部建立这种组织。如果你们在工会之外建立工厂委员会，你们就将使全体会员群众成为自己的对立面。如果你们在工厂中建立作为工会辅助机构的工厂委员会，从事工会所进行的同样工作，并以自己的实际活动来改造工会，使工会工作活跃起来，那你们最终必定能以坚毅精神通过千辛万苦的活动和宣传工作，成功地改造工会。这一成果不能靠说空话来取得，而要实际去做；苏维埃、工厂委员会要从事这项工作。只有从这一观点出发，才能理解工厂委员会的工作，才能把工厂委员会建立起来。十月革命以前，我们改造了工厂委员会。早在社会革命到来之前，我们就不靠口头宣传，而靠实际行动来改造工会，因为工会应当成为这样一种革命的机构。如果我们不能在决战到来之前掌握工会，如果我们不能在各国利用工会来支持社会革命，那我们将会失败。为了使工会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石，必须在社会革命到来之前就掌握它。这就是从俄国革命的经验中可以得出的结论。简单地谈谈国际运动问题。我们同一些美国同志交谈过国际工会组织的前景问题。他们说，已建立的组织缺乏革命性。在这里，在莫斯科，我们已为新的组织奠定了基础。我们同英国同志们争论了六天六夜。我们的分歧在哪里呢？我要告诉大家：今天指责我们缺乏革命性的那些同志，不同意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条。他们对我们说：“应当推翻国家。”请问，推翻什么样的国家？我们认为：应当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我们向他们宣布．我们想革命，但不想模棱两可。就是这些分歧，妨碍了车间代表委员会和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响应我们所签署的宣言。我希望这一宣言能列入代表大会的记录。七国代表团所签署的这一宣言，有三项重要内容：1．我们现在要成立反对阿姆斯特丹国际的组织。2．我们的组织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以暴力推翻资产阶级制度的观点。3．先进分子不应退出工会，而应掌握工会。在争取掌握工会的斗争中感到自己软弱无力的那些人，是不会同意这个观点的。我们认为，各国工人运动在大步前进，日益推动工人走向社会革命。共产党人要竭尽全力争取掌握工会（现在是机会主义工会），并要利用工会来开展社会革命。我并没有畅所欲言，但是，在给我规定的短暂时间内，差不多我也只能说这一些。关于停止辩论工会和工厂委员会问题的讨论和声明季诺维也夫：主席团建议停止辩论，进行表决。申请发言的，还有16人。我们听取了一个报告和两个补充报告，其中已充分阐明了各种观点。委员会召开了六次会议，每次都讨论了5个小时，所以问题在文献中已经解释得十分清楚。里德（美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我并不反对停止申请发言，但我反对停止辩论。看来是为了避免就这一问题同英国和美国代表发生争论，才故意想停止辩论的。在委员会的会议上，拉狄克同志曾基于存在原则上的分歧而回避讨论工会问题，而今天，他宣布没有任何意见分歧。由此可见，必须进行辩论，即使拖延一整夜也可以，因为这个问题实际上在这里从未进行过讨论。拉狄克（俄国）：里德的发言真不怕歪曲真相。他所描述的委员会工作的情景是地地道道的谎言。委员会的工作情况是这样的：在两次会议中，尽管我们做了一切努力，也未能使里德同志说一句话。最后，里德同志及其伙伴们向我们提出了自己的提纲。提纲中阐述的原则性观点，就是必须消灭工会组织。他从根本上维护必须摧毁工会这个观点。对此，我曾宣布，在他的提纲和我们的提纲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因而，当时逐项进行辩论是不适宜的。墨菲同志和弗赖纳同志都出席了委员会。从他们的发言中可以了解问题的实质，而这一点，从里德的发言中是怎样也找不到的。昨天我们就这个问题召开了会议。美国和英国代表都认为，我们已经达成协议，不存在任何原则上的分歧。里德的观点就站不住脚了。里德本人也没有提出独特的意见。虽然没有提出其他的观点，但美国和英国同志今天还是提出了两名补充报告人。既然在这种情况下里德有勇气宣布我们是由于胆怯而停止辩论，而且约翰·里德会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那他就太不正直了。他有时间争论到明晨，而其他同志却没有这个时间。麦克—阿里平（爱尔兰）：我要求停止申请发言，但不停止辩论。拉狄克讲了整整2小时，而20分钟就给我们翻译完了。奇怪的是，这里如此节约时间，可是看不出俄国有特别珍惜时间的习惯。我坚决请求再用六七个小时进行辩论，使讲英语的同志们有机会发表意见。加拉赫（英国，车间代表委员会）：我认为，拉狄克同志应当更公平一点。您不愿给我们足够的时间来讨论提纲。讲英语的同志有一种印象，似乎这里显然想回避提纲的讨论。我们要求继续进行辩论，使里德同志得以阐述自己的观点。季诺维也夫（俄国）：我们召开过六次委员会会议。今天，在全体会议上，我们全天进行了辩论。可是，还有人说我们想堵住人们的嘴，不让他们的代表发言，等等。决不能把辩论进行到失去理智的地步！有七人发表了意见，英美小组的三人，拉狄克提纲的拥护者三人，第七位是波姆巴契，他所持观点相当近似英国的观点。辩论发言安排得十分恰当。讲英语的同志即使没有过半数，差不多也占了一半，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的英国朋友在这里如此急躁，那就不对了。经过这样长时间的辩论，他们现在竟还说我们对他们的态度不诚恳。在对他们作出这种让步以后，他们还认为这是前所未有的情况。我建议停止辩论。坦纳（英国，车间代表委员会）：我坚决请求让我们发言，并且不要停止申请发言。在委员会上曾答应我们详细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这是重大的问题之一。提纲、修正案、提出的建议，都未翻译出来，因而委员会的成员们几乎没有可能了解它们。既然能用两天半的时间讨论接纳法国社会党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问题，那么更为重要的工会问题，就应当用更多的时间来讨论。拉狄克（俄国）：我从未听说过，有哪个小组不同意自己报告人的意见。英、美小组提出了两名报告人。他们发言以后，坦纳竟出来声明，说他们没有充分阐述自己的论点。难道里德以为，要阐述他的思想需要两天时间吗？这里的问题不在于进行长时间的辩论。里德不是一个独立的政党或独立的派别的代表！里德追随的那一派，是英、美报告人提出来的。既然他们没有把里德作为补充报告者提出来，这就证明了他们没有把他看作是一个独立派别的代表。他们在这里完全有机会说出自己的观点。弗赖纳和坦纳曾代表小组发言。如果这里有人说，这不是实情，似乎里德主张退出工会，那我可以引证一下他们提出的提纲。提纲中写道：“正像我们必须摧毁资产阶级国家一样，工会机构也应当予以摧毁。”我不明白，在工会机构被摧毁以后，工会还能剩下什么。此外，应当注意到，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并没有作出任何最后的决定。我不打算作结束语。问题还要转回给委员会，因为争论拖延了时间，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季诺维也夫：停止申请发言。现在，我们进行表决。赞成主席团的建议，即停止辩论和对提纲进行表决的，请举手。赞成停止辩论的请举起红票。50票赞成，25票反对。那么，辩论停止了。（里德想作声明。）我们对提纲进行表决。如果哪些小组想就表决问题发表声明，我给他们2分钟的发言时间。里德（美国代表）：我代表美国代表们声明，我们拒绝参加对这个提纲的表决。坦纳（英国代表团）：我代表英国代表团声明，如果主席团认为这个问题无关紧要，我们就拒绝参加委员会，并且拒绝参加提纲的表决。塞拉蒂（意大利）：我声明，我将投票赞成拉狄克同志的提纲。我没有提出任何修正案，但我认为，修正是我们组织的工作进程中所必需的。我们要作哪些修正，在下次代表大会上将会看出来。对于美国代表团来说，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提出问题来。关于可以改变美国劳联的方针问题，我不完全同意拉狄克同志的意见。劳联是个闭关自守的组织，25年来它一成不变，仍然是个反动的组织。由于这种情况，不能把它争取过来。我将投票赞成提纲，是因为它符合我们党的方针，而且我们一向遵循着它。可是，关于红色工会国际问题，我将弃权。我认为，这个组织不应依附于第三国际，它应当是一个独立的、对共产国际保持友好关系的组织。拉狄克：我觉得，这里发生了误解，塞拉蒂同志不知道现在在进行最后的表决。他以为，像其他问题和我所声明的那样，谈的是修正案交委员会审理的问题。怀恩科普（荷兰）：从拉狄克的发言中我理解到，他想说，进行表决的是修正案，而不是他的提纲。我非常遗憾，在拉狄克同志这样提出问题以后，进一步进行讨论就不可能了，因此辩论也就停止了。我的理解是，拉狄克同志本人建议现在不要把他的提纲付诸表决。既然他说他的提纲只作为基础来进行表决，那这和其他提纲的讨论程序，就没有差别了。但我觉得，他想在这里制造某种差别。我想，其他一些同志在投票赞成停止辩论时，也会有这种看法，即下午6点钟，这里将召开委员会会议，进行我们现在所停止的辩论。但是，由于建议我们不经过辩论就付诸表决，所以我认为，我们不能在这种情况下进行表决。佩斯塔尼亚（西班牙）：我对于争论所采用的错误方法，表示抗议。任何材料都没有给我们译成法文。然而，工会运动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甚至是这次代表大会的最重要的问题。因此，我放弃表决权。季诺维也夫：这是对作为基础的提纲进行表决。问题要送交委员会再次进行审议。我还要指出一点，不要以退出会场相威胁才好，因为，第一，谁都不怕这种威胁；第二，这样做，在共产主义代表大会上是不适宜的。马林（荷属印度）：同志们，我觉得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殖民地问题同样也产生过这种情况。它已提交委员会重新审议。如果委员会中不能取得一致意见，那委员会必定把问题再交代表大会讨论。因此，如果委员会现在不能就工会问题取得一致意见（直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这种可能性），那问题将再次提交代表大会讨论。如果是这样，我同意提出的讨论程序。表决工会和工厂委员会问题提纲并将修正案交由委员会审议季诺维也夫：我们现在进行表决。同意拉狄克同志的提纲作为基础，修正案提交委员会审议，如果意见仍不一致，则在这里再次进行讨论——同意这个程序的，请举手。（表决。）64票赞成，13票弃权。主席团还提出以下建议，我们所有的决议都应有准确的文本。我们有四个大组，要求每组选一名负责同志审阅所有文本，对四种文字的文本进行定稿。否则，我们会经常发生误解。明天11时召开全体会议，讨论土地问题，明天午饭以后讨论组织问题。（会议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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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次会议（1920年8月3日上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1920年7-8月）第十一次会议（1920年8月3日上午）·宣读奥地利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劳动友谊社”的贺电以及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复电·拉狄克作关于工会和工厂委员会问题的报告·宣读花勒子模劳动人民的贺信·讨论工会和工厂委员会问题↘弗赖纳（美国共产党）↘坦纳（英国）宣读奥地利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劳动友谊社”的贺电以及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复电季诺维也夫：现在宣布开会。请允许我宣读奥地利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劳动友谊社”的贺电和第三国际的复电。（宣读贺电。）“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奥地利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劳动友谊社’是最近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多数派，它作为党内革命的左派，为实现苏维埃专政、为争取加入第三国际而斗争。我们在精神上同你们紧密联结在一起，我们希望能派代表参加你们下一次的代表大会。谨向苏维埃俄国战斗中的无产阶级致以热情的祝贺，并且殷切地期望我们共同争取的世界革命的最终胜利早日到来。祝代表大会圆满成功。致革命敬礼！奥地利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劳动友谊社’代表：弗兰茨·罗特、约捷弗·贝尼茨、恩斯特·法布尔1920年7月31日”（宣读复电。）“敬爱的同志们！“第三国际代表大会愉快地收到你们的贺电。加入第三国际的各国政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决定，要以严格的纪律和团结一致的行动在一切国家中实现苏维埃主张。在德意志奥地利，共产党正在领导这场斗争。既然你们真正渴望世界革命取得最终胜利，那你们就要在德意志奥地利执行一项重大而又神圣的任务，即同改良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叛徒伦纳、鲍威尔、弗里茨·阿德勒、于贝尔、托姆席克、多梅斯（这里只提出一些最出名的人物）领导的那一部分德意志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进行殊死的斗争。无条件地同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决裂，同德意志奥地利共产党合并；在工人代表苏维埃中为实现共产主义要求而斗争；不是口头上的革命派，而是采取无情的革命行动，这样才能在最近的将来导致世界革命的胜利。”（主席团起草的复电经表决通过。）拉狄克作关于工会和工厂委员会问题的报告季诺维也夫：现在我们转入下一个议程，即讨论工会问题，现由拉狄克同志作报告。拉秋克：同志们！共产国际对待工会的态度问题，是我们运动的最重要、最严肃的一个问题。工会是无产阶级最广泛的群众性组织。工会在经济斗争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经济斗争乃是瓦解资本主义的最主要的因素。在革命胜利以后，正是工会这个群众性组织首先要负担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的工作。工会在日益尖锐的经济斗争中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起的作用，已经有了一个实例。如果我们不想只是在愿望上打圈子，而是实际着眼于今后发展的可能性，那就无须再通过严格查验其他一些事实来说明这个问题了、在战争初期，我们当中有许多人认为，工会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许多人以为，工会在战前主要借助于自己的力量同资本家进行了斗争，而战争结束以后，它将因面临种种艰巨的任务而瓦解。甚至像罗莎·卢森堡这样重要的领导人，在德国革命初期也认为，工会的作用已经完了。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上，这个问题竟在辩论中没有引起任何人的重视。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最重要的一些国家的工会在战前、战争期间和革命时期的发展情况，我们大致就可得到下列数据：在德国，战前工会拥有250万会员；战争期间会员人数显然地减少了；战后，从1918年12月起（有4／7的会员未计算在内），会员人数已增加到800万。在英国，工会会员从战前的450万，增加到625万。在法国，有组织的工人从45万增加到200万。在意大利，从45万增加到200万。甚至在美国，工会会员的人数，也从战争初期的200万增加到400万。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领袖施罗德在其论述工厂委员会问题的小册子中宣布了这方面的数字。这些数字是一种病态发展和反常膨胀的指数。如果说，发放可恶的配给证是我们所讨厌的一种历史现象，那么可以令人满意的是，工会乃是资本主义尸体上的一个肿瘤。但是，由于问题不在这里，所以需要认清下列事实：诚然，工人群众在战争时期看到工会领导者的叛变行为，所以大多数人对工会官僚制度充满痛恨情绪，而另一方面，战争又使得工人群众习惯于有组织地（以军队中的集体行动方式）进行活动。现在，他们面临的是艰巨的经济斗争，即面临物价猛张、住房奇缺、经济崩溃的情况，因而他们力求在斗争中组织和增强自己的实力。在这种情况下，工人群众除加入工会，并使工会成为广泛的群众性组织之外，没有其他道路可走。于是，工人群众就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一个值得注意的迹象是，我们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都没有看到所谓革命工会的迅速发展。美国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在组织上很薄弱，这不能说是由于政府的迫害而造成的。不错，德国工团主义者的人数增多了，但非常有限，工人群众都直接参加到大的工会中去。当然，这并不能确定这是一些什么样的工会，它们有哪些职能。在论述我们对工会的态度时，我们应当以分析共产主义斗争的条件和方法为出发点。我们需要回答这个问题：除了采取工会那条途径，单纯强化以往的斗争方法外，是否还有解放工人阶级的其他途径？或者，把提法简化一下，可以这样提出问题；革命工会的任务究竟是什么？我们常常遇到革命工会同一般工会相对立的问题。我们可以向自己提问。什么是资本的崩溃？工人阶级有哪些斗争手段？如果工会想进行这场斗争，会带来什么结果？首先我们知道，工会官僚们为了摆脱这种困境，按照其反革命意图会执行一条彻底取消经济斗争的政策。德国工会自革命胜利以来，就开始建立“劳动友谊社”这个长期调和劳资矛盾的组织，这样一来，工人阶级也就必然是战败的一方。在英国，维特利委员会变成了工业联合委员会，该联合委员会同“劳动友谊社”的思想完全一样，也是打算使工人与资本家长期协调，以解决劳资纠纷为宗旨。工会领导人的这种策略是放弃阶级斗争的策略，我们这里用不着谈论它，因为我们不可能同它有任何共同之处，正相反，我们要同它进行最尖锐的斗争。但是，进行这场斗争，不应当是为了实现工会的某种新策略，因为这里所谓的新策略恰恰是工会领导人要提出来的。只要提出工会的新策略，即实现革命工会特殊策略的可能性问题，我们就必须指出这一点，资本主义崩溃的过程，就是经济不断遭到破坏的过程。盎格鲁撤克逊资本极力想使欧洲大陆的一半地区停止经济发展，使这一半地区专为世界市场提供大部分工业原料，从而使这些国家变成自己的奴隶，这就必然会破坏整个世界的经济分工情况，从而最终也必将导致英国和美国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生产不断遭到破坏。失业现象日益严重，这必然会使这两个国家面临可怕的经济危机。美国的一些学术著作，例如斯帕粱写的书，把俄国描述成为“美国的事务”，这就可以表明美国已面临可怕的危机。这种在世界范围内破坏经济的过程，会直接导致物价的猛涨。我们经受过因战败国和战胜国货币比值加大而引起的世界市场价格猛涨之苦。而现在，我们却开始经受价格下跌之苦。价格上涨会导致某种虚假的市场行情，同时也会彻底削弱中等的强国。而现在价格的下跌，则意味着出现新的生产危机。工人阶级的整个状况就是如此，所以关于实行改良主义政策，关于逐步提高工人阶级的实际工资及其生活标准的种种想法，都是十足的机会主义幻想。可以逐步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这是反动的乌托邦。如果看看库钦斯基引用的资料，就会一目了然。库钦斯基得出的结论是，德国一个四口之家，要想保持低于战前的最低生活水平，每年需要1.6万马克，同时他指出，未必有10％的居民能得到这样的工资收入。如果拿美国的统计数字来看（要知道，美国既是一个无可非议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又是战争的胜利者），这种情况也可以完全得到证实。从华盛顿《国家》报1920年6月19日援引的《高昂的劳动价值》一文中，我们看到这样的数字：据1919年统计，一对夫妇和三个孩子之家，每年最低生活费为2500美元，然而这并不是美国的生活标准，而是一种“在肉体上和精神上使家庭遭受折磨”的生活水平。文章援引的其他统计学家指出的数字，是年度开支2180美元。报纸对103种职业的工资进行了统计，结果是，只有10%的五金工人每天可以得到适应这种年度开支的6.5-8.5美元的工资，所以，据《国家》报统计，至少有90%的居民的生活状况，是美国统计学家所认为的那样：他们在肉体上和精神上有不断退化的危险。资产阶级报纸也承认，工人阶级中至少有1／4的人，过着食不饱腹、衣不遮体的痛苦生活。这就是危机开始前的美国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显然，工会的策略和共产主义斗争的任务，不应当是修补资本主义大厦，而应当是有意识地开展推翻资本的活动。我们如何进行这场斗争呢？共产主义左翼往往有这种意见：提高工资也不能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所以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是徒劳无益的；经济斗争没有用处，要等待充满愤恨情绪的时候，工人阶级就可以一举消灭资本主义了。此外，有人宣传在工业劳动中实行暗中破坏，认为这是促使资本迅速崩溃的一个办法。这些意见都是不正确的。即使工人阶级通过提高工资也不能拯救自己，那它也不应当对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抱漠不关心的态度。例如，柏林五金工人没有随着物价上涨而提高工资，他们8月份的生活状况必定不如1月份，这是没有任何疑义的。可见，虽然提高工资也不能解决问题，但它毕竟是支持工人、使他们能够参加斗争的一个手段。第二，根本不能想象，有那么一天，资本会自行崩溃，就像抽出了房梁，房屋会倒塌一样。如果资本主义的解体过程不能使资本主义的敌对力量解放出来，那资本主义即使在最贫困的情况下，也能存在很多年。只有在贫困产生作用的情况下，工人阶级才会相信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处境是没有出路的，才会参加斗争，并在斗争中确信在资本主义基础上不能使自己得救。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具有重大的作用，它能动员广大工人群众参加革命斗争。再者，宣传暗中抵制问题，指的是暗中破坏技术资料，这简直是一个反革命的口号。我们本来能得到的遗产就很少，因为国内战争必不可免地要毁坏一些重要产品和生产资料，工人阶级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能毁坏技术资料。消极怠工是一种消极的反抗，不是一个战斗口号。当然，劝说工人为资本家卖命干活，这不是我们的事。但是，消极反抗也不是促使资本主义崩溃的手段。工人阶级要采取积极的斗争手段：吸引千百万工人参加战斗，以扩大斗争战线，使斗争尖锐化，延长斗争时间，团结战斗中的群众。我们的任务是，要使没有成果的一系列战斗最终导致工人群众对资本主义发动总攻击。假如我们在工会这种巨大的群众性组织中能消除官僚们的反革命倾向，假如我们能摆脱他们的束缚，那么这种无产阶级的群众性组织，就是最适于广泛开展无产阶级斗争的机构。现在，我们谈及反动工会发生变化的实际可能性问题。在分发给各位代表的提纲中，我们向共产党提出一项共同的任务：参加工会，并争取掌握大的工会。不过，我们虽然指出这一共同的任务，但是，我们不应忽略我们委员会在长时间拟定这个提纲时所充分理解的那些困难。这是因为我们在拟定提纲时，主要考虑了俄国和德国的经验。拥有800万有组织的工人的德国工会，对于广大的德国无产阶级群众，即至少对于德国无产阶级的半数会产生影响，所以它已不是工人贵族的组织。我们在德国拥有约60万有组织的农业工人，这十分有利于我们未来的前途。但是，如果注意到，美国只有400万加入工会组织的工人，而且他们又分散在狭隘的行会组织中，那么，我们所看到的美国情况是：第一，有组织的工人主要是工人贵族；第二，这些工人贵族远远脱离广大工人群众；第三，这些工人贵族甚至还分成许多旧式的小组织。在美国和英国存在着旧式的工会组织，工会官僚在这里寻求自己的全部生活。注意到这种情况，我们应当同意美国共产党人建立新型工会的总意图。在工人贵族不愿对非熟练工人和粗工那些工种起组织上的领导作用的地方，我们是有建立组织的良好基础的。既然我们在提纲中只指出工会官僚压制非熟练工人这样一种情况，认为组织新工会是唯一的出路，那么，我们就应当对美国共产党人说：你们的职责就是主动地担负起组织非熟练工人的工作。我们指的是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它要承担这项任务。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还充满浪漫主义的妄想，但是，资本主义的各种蝎子还是袭击了它，从1914年起，它就成了被迫害的对象。我们公开声明，我们不会反对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革命浪漫主义，我们将全力支持他们组织群众性的运动。我们同产业工人联合会不同的一点，就是我们认为，共产党人渴望把广大工人群众组织起来，并不会使美国劳联在运动中受到孤立。我们不仅应当借助新组织向资本主义发动猛攻，而且还应当参加劳联。对于这一点，美国同志却对我们回答说，十年来，他们一直打算改造这个劳联。但是，这种说法未必会令人信服。至于美国劳联的情况，工人们是带着立即开展斗争这一良好意愿加入工会的，但是要知道，那里并非都是革命分子。此外，不能忽视这一点，就是这一切尝试都是在和平发展时期进行的，那时，英美工人对革命问题甚至连想都没有想。目前，劳联正处在改造过程中。要说明这一点，我可提出伦敦《泰晤士报》这样一些有权威的见证者，该报在去年的纪念专刊上写道：“显然，在战争期间，工会运动作为战争的后果也蓬勃发展起来。罢工事件比平时频繁得多，对龚帕斯先生的不满，即使是非正式的、不公开的，但不管怎样，总有些人大声发表了意见……早就发现劳联的内部有一个强有力的社会主义小组了，它不止一次地企图解除龚帕斯的主席职位。一些有经验的观察家认为，根据代表大会上的活动，大会所作出的决议或者选举主席和执行委员会时的投票情况来判断，这个小组比想象的要强大得多。其次，还有很多这种情况：某些产业工会的可靠的、有能力的主席，在选举中遭到失败，而被那些充满社会主义信念的人所代替。”这是去年7月4日发表的文章。我看了1920年1月召开的劳联最近一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该报告刊登在费边社机关刊物《新政治家》上。报告中指出，代表大会不仅以29000票对8000票的多数通过了美国铁路国有化草案，而且提出了铁路移交要受工人和行政代表组成的混合委员会监督的议案。尽管这个议案本身是改良主义的，但它毕竟标志着美国工会运动中的一个转折点。《新政治家》关于代表大会争论的结果写道：“龚帕斯先生总算再次被选为主席。他在自己的一生经历中第一次表示愿意放弃权杖。他感到，他的宝座不稳，他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激进分子欢天喜地地离去。正如一名代表所说，他们在美国劳联代表会议上第一次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表明了他们‘是怎样进行捣乱的’。”我决不能同意这种乐观主义的判断。很可能，将朝另外一个方向发展，但不管怎样，事实证明劳联已经不是完整无缺的了。它的内部出现了裂缝，美国共产党人的职责就是扩大这个裂缝。如果美国共产党人问我，有哪些办法，即使不能推翻劳联的官僚制度，至少也能使他们不致为非作歹，那我就要回答说：如果共产党人事先就怀着破坏劳联的想法加入劳联，那他们就必然会破坏自身的工作。如果他们工作的结果发现必须破坏劳联，那他们才应当这样做。不管怎样，任何策略上的理出，都不能使我们顽固地拒不参加劳联。我们的任务是要在劳联内部开展工作，要作为联合外来力量的一个因素同参加劳联的英美工人的司令部一起在那里活动。日益崩溃的资本主义在美国也会带来一切痛苦，这种痛苦将打掉劳联工人的贵族式傲气。因此，作为一项总的原则，我们提出要为控制工会而斗争。另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关于各种自发产生的组织的问题。这种组织在战时的斗争过程中以及在现在开始出现，有其各种不同的起因。对于这种新现象，我们必须给予极大的关注。英国车间代表委员会、英国工厂委员会、德国工厂委员会，都是这种组织。最初阶段，它们的组织思想是混乱的，但从这种混乱中出现了新的生活。也许，有些迟钝的德国工会工作者，看不见运动中的新生活。我们看到车间代表委员会是怎样产生的。当时，工会官僚拒绝在战争期间举行罢工，而工人则自行组织了委员会来领导罢工。我们还看到，战后，这种工厂委员会成为英国工人阶级最积极部分的领导核心，它们不顾工会官僚的反对，再次组织罢工；最后，竟自觉地给自己提出不让工会官僚为非作歹、摆脱工会官僚控制的任务，因而车间代表委员会变成了一个负有革新英国工会生活使命的组织。斗争越不断向前发展，运动越具有自觉的革命性，车间代表委员会就越把自己看成是革命政治活动的领导者。车间代表委员会成了英国群众“直接行动”的领导核心。下面谈谈德国问题。我们看到，工厂委员会的出现，大都是对工会大失所望的结果。一批新的、无组织的群众加入工会以后，工人的领导核心对他们置之不理，于是他们开始明白，而且感到工会并不欢迎他们，这是因为工会是由反革命官僚领导的，是一种行会组织，它把群众给分散和分割开了。我们看到，这些工厂委员会怎样试图在资本主义的压制下，在诺斯克的统治下，建立未来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基础。现在，我们面临着一项根本性的任务，就是讨论和估计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依靠工会工作能取得哪些成果。我们没有什么可强调的，我们必须支持一切新出现的无产阶级的工厂组织，因为它们是以摧毁工会官僚制度为目的的，不仅在英国是如此，而且在德国、法国以及其他一切国家，都是如此。只要我们看清德国工厂委员会和工会的相互关系，只要我们看到，不仅列金之流，而且连右翼独立社会民主党人迪斯曼等人也以必须储备革命力量为理由（似乎需要联合起来进行斗争），极力把这些组织塞进工会机构中去，我们就会十分清楚地了解这些不让人猜中他们意图的把戏。如果列金和迪斯曼之流真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领袖，那我们就会对工厂委员会说：站到他们的行列中去！然而，事情并非如此，列金之流是德国反革命的首领。要是看看右翼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在工会中的工作，再看看迪斯曼对五金工人工会的政策，那就会发现这个政策同列金的政策毫无不同之处。可见，使工厂委员会加入工会机构的意图，乃是企图破坏这些在斗争时刻能作为革命机关进行战斗的革命组织。至于那种想由工会组成一个能协助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常性组织，这当然是一种幻想。因此，我认为，那些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同志，必将认清这一点。在资本主义的压制下，在特别戒严的状态下，要建立一个能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经济服务的机构，是不可能的。正确的观点是：运动由于各种原因而不断向前发展，日益把无产阶级最积极的部分吸引进来，不断为反对工会官僚的沉重压迫而斗争，这样，工会才能逐渐地变成斗争的组织、监督生产的组织。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解体的过程不断向前发展，不仅在最有觉悟的工人面前，而且在每个工厂最落后的工人面前，也会出现一个问题，这就是从哪儿弄到煤、原料，等等。由于这种情况，各个企业中就会出现斗争，群众乃是这场斗争的代表者。单单工会是不能领导这场斗争的，工会并没有把从事生产的全体工人群众吸收进来，它仍然是行会组织。这里需要有一个作为革命力量进行活动的革命组织，它在这个情况下给自己提出的主要任务是：引导群众参加运动，率领他们进行战斗。如果我们说，共产党人应当走在工会的前面；不要只限于进行共产主义宣传，而要成为运动的领导者，那么，很明显，在工厂委员会、车间代表委员会等等的活动中，共产党人也应当掌握主动权。如果有人向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否需要建立同工会并行的新组织，这种新组织同工会是怎样的相互关系？我们的回答是：在官僚还控制工会的情况下，这种新组织将是我们反对他们的靠山。只要共产党人能够领导工会运动，就会使这两个组织合并到一起，并使工厂委员会变成工会机关。而现在想把工厂委员会交给工会的各种企图，都是反革命企图。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应当决定自己对它的态度，这就是关于工业化和产业工会的问题。当我们听到各方面都在宣扬工业化时，我们想，我们碰到了新的偶像。有人认为：工会和行会一样，不能为革命服务；产业工会是最高级、最完善的组织。这纯粹是形而上学的提法。事实已经证明，反动的工业化，也是可能的。如果为了同资本家达成协议而把工人阶级组织到产业工会中去，那么实际上，这里就没有什么革命性可言；另一方面，如果比行会还要落后的工会组织有了革命精神，那它们在革命斗争中联合起来，也是完全可能的。建立产业工会的想法，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普通的主张，即认为按产业原则把工人组织起来，要比按工种原则组织起来好一些。组织产业工会的倾向是进步的。我们将支持这种倾向，但是，我们不应使它成为偶像，否则，我们不仅不能防止工人群众分散，而且要在20个工会之外再建立第21个产业工会，因为还有1%的群众要参加这个工会。应当通过我们在工会中的斗争来争取走上产业工会的道路。如果为了建立产业工会而走上分裂工会的道路，那结果决不会是我们所期望的。我们以美国为例可以看到这一点，在美国，为了把工人阶级联合起来而产生各个产业工会以后，工会仍旧像从前一样四分五裂。工业化主义问题是由于工团主义问题而产生的。我们一部分同志总是念念不忘这个问题，我认为，这是一种向往工团主义运动的倾向，而这种倾向是反对无产阶级国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在盎格鲁撒克逊各国，同这种倾向作斗争是特别困难的，在那里，工人们从来没有见到过真正的革命政党和革命斗争。不应附和工团主义思想，否则，会使这场斗争变得更加困难。共产国际对工团主义思潮的态度，从代表大会关于准许工团主义组织加入国际的决议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共产国际在决议中指出，工团主义完全不同于社会民主党的旧精神。我们本来认为，工团主义只不过是革命工人在过渡期间的一种毛病，所以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就要设法接近他们，同他们结成联盟，并肩进行战斗。同时，我们又应当向他们指出他们观点中一切不明确的地方，但在工会运动方面要记住，广大工人群众并不站在工团主义方面。我们应当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应当在组织方面力求接近群众。我们就要结束这个问题的论述了。工会方面的共产主义任务，既十分艰巨，又很有成效。在这里，我们认为，工会中聚集的千百万工人，是历史确定的社会革命的主力军。他们会带着自己的各种偏见、全部守旧心理和变化无常的情绪来到这里。但是，这些群众终究会参加最后的决战。因此，共产党人的任务是，不仅要看到站在前面的列金分子，而且也不要忽视这些群众，并且只要需要，就一直在工会中工作下去。同志们会说：是的，如果我们能有时间干上几年，我们是会争得到这些组织的。但是，谁也不能断定，要多少年，社会革命才能彻底战胜资本主义。必须使群众掌握共产主义思想，但是，为此所需要的时间并不少于为争取工会所需要的时间。只有一个办法，即不怕任何困难，参加到组织中去，并在那里开展斗争。我对一些德国党员同志说过，直到现在，你们连从事经常斗争的工会周刊都没有办起来。在什么地方的工会里有共产党人和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合作的党团？在什么地方有人打算自下而上地摧毁工会官僚组织？我们只能埋头于我们经常性的斗争，我们没有权利埋怨斗争的效果微不足道。提到盎格鲁撒克逊各国的条件，我们应当指出：要少持怀疑态度，多抱共产主义乐观态度，这对你们是有好处的。最后要指出：独立社会民主党报刊在对待工会官僚制的态度方面所持的观点，同我们目前所持的观点是一致的。现在，我们谈谈工会运动的最后一个问题，当然，这也是共产主义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我们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极大的分歧，这与其说是形式上的分歧，毋宁说是本质上的分歧。问题不只是我们是否参加工会，而是我们在工会中将从事哪些活动。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在工会中只不过是撤掉了施利克，换上了迪斯曼而已。问题不只是要参加工会，而且我们也不要担心会出现分裂的危险，若是在斗争中发生了分裂，那我们便同旧的工会官僚展开斗争，反对他们的一切本性。假如独立社会民主党人满足于在五金工人代表大会上所取得的胜利，让旧的工会官僚仍留在管理委员会中，并立即再次肩负起按比例选举的重担，假如他们这些德国总工会的成员，实际上执行的是“劳动友谊社”的政策，假如他们随时随地都向后看，那么，很明显，这不是争取工会，而只是由独立社会民主党占据列金的位置，继续执行列金的政策。我们主张加入议会，独立社会民主党也赞成。但我们加入议会，是为了在那里进行革命宣传和鼓动，为了挑起冲突，甚至在必要时，参加议会的各种委员会，因为在那里易于得到所需要的资料。可是，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却与此相反。举例来说，战争期间，哈阿兹同志参加了外交事务委员会，但他害怕在议会中揭露该委员会的秘密，甚至当他们被派去反对德国人民的时候，还是如此。他认为，保守国家机密非常重要。而我认为，我们的同志参加委员会以后，将按另外一种方式进行活动。关于工会的问题，也是如此。我们参加工会是为了推翻官僚制度，必要时，就使工会分裂。我们参加工会，是为了使工会成为斗争的武器。而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在工会中工作第一年的结果是，他们想把工厂委员会这个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置于工会官僚的压制之下。这种差别，表现在本质上，表现在行动和斗争的决心上，也表现在把工会变成革命武器的愿望上。共产党要利用资产阶级社会遗留下来的东西，制定自己的政策。我们一定要设法把工会变成斗争机关。假如工会官僚的反抗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强烈，那我们就要毫不犹豫地消灭他们，因为我们懂得，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工人的组织能力和他们的革命斗争意志。我们一定要参加工会，竭尽全力地争取它，决不要束缚住自己。我们决不允许工会官僚束缚住我们的手脚，在斗争的过程中，在工会官僚企图缩小我们革命斗争的可能性的地方，我们要率领群众把他们从工会中驱逐出去。我们参加工会不是为了保留工会，而是为了建立工人阶级的团结，在团结的基础上才能出现进行社会革命的大规模的产业工会。最重要的是把这两件事情统一起来，既要同群众在一起，又要走在群众的前面，不当群众的尾巴。这就是共产党关于工会的方针政策。我们认为工厂委员会是自发产生的无产阶级组织，既然工会拒绝为革命服务，既然工会官僚拒不与它们接近，那我们就要维护工厂委员会的独立性，帮助它们，以便同它们一起率领群众进行战斗。这就是我要说的。现在就形式问题说几句。代表大会所选出的委员会不得不克服一些巨大的困难。困难就在于所提出的决议案对问题的观察过于狭隘。我们的提纲对英、美的情况考虑太少，所以我承认，最初我甚至难以了解同志们的愿望。最后，我终于相信，我们和英、美同志的观点没有原则上的区别。大家一致认为，在工会中工作是我们的职责。只有一位美国同志，在其提纲中建议共产党人不要参加劳联。后来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哪些情况下，共产党人应当在工会之外开展工作。有一种情况，在我们的提纲中已经指出，这就是，当革命宣传鼓动遭受工会官僚压制的时候。我们规定的第二种情况是：我们查明，美国有80％的工人没有参加组织，而劳联又故意不把广大群众组织起来，规定加入组织须缴纳高额的入会费。显然，把这些群众组织起来的任务，落在了共产党人的身上。我们在委员会中未能解决的最后一个难题是，美国同志们指出：工会的许多章程，使工会中的工作难以进行；工会官僚更换不了；许多工会多年没有召开代表大会等等。我们在理论上认为会有类似的情况，但我还是要坦率地告诉同志们，我怀疑他们有推脱自己的责任和逃避参加工会的倾向。因此，我对这项修正案是不负责任的。美国同志们应当在这里具体说明这些情况。如果情况像同志们所指出的那样，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理应建立单独的工会。另外一个问题是关于工厂委员会的问题。决议案中描述了工厂委员会的近期情况，说它们在斗争过程中已开始监督生产。但给人的印象是，这一条所叙述的只不过是未来的前景。因此，我们决定在决议案中谈谈以往各阶段工厂委员会的发展情况。最后一点涉及到国际工会组织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观点。俄国工会委员会根据英国、意大利、俄国、保加利亚工会（它们正在召开代表大会）的宣言，提出一个方案。俄国的决议案指出，工会应成为共产国际的一部分。美国同志们反对意大利、俄国和英国工会的呼吁，因而他们提出了许多责难。同志们必将亲自给你们指出这些分歧的实质。我们让代表大会来解决这个问题。在这里，我就不宣读各个修正案了，因为一般说来，委员会反正要对它们进行最后定稿。我只重复一点，就是这些修正案所涉及的是需要建立独特组织的情况，即涉及革命工会组织遭到压制的情况；其次，这些修正案说明必须支持车间代表委员会和工厂委员会，认为它们是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并且指出，只要反革命工会官僚还在统治着工会，这些组织就应当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最后，这些修正案还谈到尚未解决的工会国际问题。宣读花勒子模劳动人民的贺信花勒子模代表团团长巴巴-阿洪德-萨利莫夫向大会宣读贺信：“敬爱的同志们！我们花勒子模全权代表们，代表花勒子模贫民向你们致以诚挚的问候。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是全世界劳动人民团结的象征。因此，敬爱的同志们，我们祝贺你们能够在这个伟大的聚会中团结起来，同时，我们认为我们也很幸福，因为我们在这美好的时刻出席了代表大会。同志们！我们花勒子模劳动者在欧洲资本家统治时期，在他们的帝王和议会的政治与经济压迫之下遭到了摧残，他们使我们这样的弱小民族在牢狱里受苦，而只给财主们以自由。现在，在俄国苏维埃政权帮助之下，我们这些被压迫者站起来了，摆脱了压迫者的统治，宣布了我们国家是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我们真诚地相信，在俄国苏维埃政权基础上不久前开始觉醒的东方，将帮助全世界劳动人民迅速地摆脱暴力者和资本家的统治，只要全世界劳动者还没有团结到统一的大家庭中，东方各族人民是不会放下手中武器的。全世界劳动人民大团结万岁！欧洲无产阶级和世界革命先锋队——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世界苏维埃共和国万岁！世界革命领袖列宁同志和花勒子模革命支柱勃罗伊多同志万岁！花勒子模共产党和花勒子模苏维埃共和国万岁！”讨论工会和工厂委员会问题弗赖纳（美国共产党）：委员会关于工会问题的辩论表明，我们彼此意见一致的程度，大大超过了预料。剩下有待解决的争论问题，主要是措词上的分歧，或者在实践上有不同看法，根本不存在原则上的分歧。最初，在召开代表会议以成立革命工会国际的宣言上，发生了分歧。该宣言的一些基本点，我们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例如：指责离开工会的革命者，说他们排除了建立新工人组织的可能性，致使美国的运动处于瘫痪状态；同时指出，在我国有80％的工人尚未组织起来，而工会中占主要地位的是工人贵族，所以建立新的革命工人组织是真正的革命职责。此外，认为某些产业工会参加代表会议须要征得每个国家工人组织的中央领导机构的同意；尤其是没有规定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这样的国际工人组织和英国车间代表委员会运动的代表参加会议的组织委员会，而这两个组织对于群众性的革命斗争的发展，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我们对拉狄克同志的提纲持有异议（该提纲有所删改，因为他采纳了我们某些修改意见），首先是在他对工会运动的实质的理解上。拉狄克几乎只从争取会员群众这个角度来阐明共产主义任务。当然，这是一项主要任务。但是，把工会看作是革命斗争机关，看作是夺取政权以后社会经济改造的因素，也同样是重要的。拉狄克同志为组织新工会而提出的那些条件，也十分狭隘、不合理。最后，根据拉狄克的提纲精神，似乎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工会官僚机构夺到自己手中，而没有把工会之外的组织（如工厂委员会、车间代表委员会运动等等）看作是向官僚制度发动进攻和动员群众行动起来的工具。在美国，我们通过革命工会运动获得了革命思想。我们认为，要想夺取政权、消灭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国家（按产业原则，而不是按地域原则），必须在议会之外采取行动。这种观点使我们更加易于理解俄国革命策略的原理；同时，我们必须同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这种思想进行顽强的、理论上的斗争，即他们认为：推翻资本主义，只要建立产业工会就行了，不需要苏维埃，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美国共产主义运动做了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把工联主义的旧革命概念同布尔什维主义的新概念协调起来。所以，承认工会的革命作用，是我们工作的必要组成部分。美国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是真正的革命力量，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宣传产业工会的思想，也不是因为他们企图抵制和破坏美国劳联，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没有获得特别的成就；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是美国运动中的巨大革命力量，首先是因为它显示出未经组织未经训练的、从美国劳联开除出来的广大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和行动决心。一切想通过退出旧工联来破坏美国劳联的尝试，始终遭到了失败。战争期间，当旧工会走上同政府合作的道路时，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成员不得不加入旧工联，他们通过宣传鼓动从内部激化了一股强大的革命思潮。总之，美国的经验表明，必须以革命精神在旧工会中开展工作。这一经验同样也表明，必须根据客观条件建立新工会，以便把旧工会内部的革命工作和旧工会之外的工作结合起来。关于必须在旧工会中开展工作这一点，我们没有不同意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如果美国共产党人拒绝在旧工会中工作，并提出“消灭美国劳联！”的口号，那么消灭的，不是反动的工会，而是共产主义运动。我们的分歧归结起来，是在旧工会中工作的方法和目的问题。我们认为重要的并不在于夺取工会官僚机构，而在于把群众从官僚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要不顾官僚的反对，把群众动员起来。在旧工会中，官僚实际上是更换不了的，是强加给群众的，因而阻碍了群众的行动。在美国，工联官僚不仅利用宪法、长期掌握的职权和议会骗术，而且还雇佣匪徒来镇压工联内部不屈服的反对派。我提出这个论点，并不是反对在反动工会中工作，而是反对夺取官僚机构的想法，我们应当在工会内部同这种官僚作斗争，但是，夺取或者摧毁这个官僚机构，只能在革命期间或革命以后进行。工会中真正的革命工作，应当致力于两个重要目的：1．在一切工人组织中建立共产主义小组；2．建立工会之外的组织（工厂委员会、车间代表委员会等等）。这是工会内部的工人组织，它们反映工人日常经济斗争的要求，它们从事反对官僚制度、反对工会狭隘的组织形式的斗争。建立这些工会之外的组织，并不意味着工人应当退出旧工会；相反，他们应当留在工会中，以便组织自己的反对派。况且，这些工会之外的组织，既可在工会内部活动，又可在工会之外活动，如果它们不能迫使工会在关键时刻采取行动，那它们就撇开工会、撇开工会官僚独立采取行动；它们是推动工会采取革命行动、动员群众向资本主义冲击的最好工具。这种工会之外的组织，已经在英国和美国实际建立起来，它们从无产阶级斗争的经验中成长起来；共产党人建立这种组织，就能更正确地直接领导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我们主张不要退出旧工会，而要在工会内部进行顽强而又坚决的斗争，并要反对官僚制度。在旧工会范围之外，同样也需要进行这种斗争。它应当通过建立新的独立工会来进行。建立新工会（和退出旧工会），必须适应现有的客观条件，必须符合群众斗争本身的需要。同时，也不要对成立新工会，显得犹豫不决。当然，反对各种分裂活动，反对成立新工会（假如问题涉及群众关系）是有害的，同样的，教条主义地坚持退出旧工会和成立新工会，从而使自己脱离群众，也是有害的。不管怎样，退出是一种断然的、进取的行动，同工会中温和而又保守的工作年代相比，它会起巨大的革命宣传作用。况且，我们把独立的产业工会同旧工联之外的组织联合起来，将使我们不断从工会内外取得力量，这股由共产党人鼓舞和调动起来的力量，是动员群众采取行动的强大武器，我们生活在革命时代，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解放群众，使他们行动起来；我们不能指望风平浪静地逐渐控制工会的官僚机构。除了工会之外的组织问题，还有一个同工会运动的行会形式相对立的产业工会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这个问题：1．产业工会是没有加入组织的非熟练工人（在美国工业无产阶级中占多数）的一种组织形式。成立新工会，一般要采用产业原则，因为产业原则是开展革命工会运动的基础。2．支持建立产业工会的宣传鼓动，是我们在旧工会中必须进行的一部分工作。旧工会大都是按照陈腐的行会原则建立起来的，在工业集中化的情况下，它不能真正把工人联合起来去进行冲击性的斗争。旧工会中的工人反对工会的狭隘形式和目的，所以，我们应当使他们相信产业工会的组织形式是适宜的，这是我们争取改造旧工会、使其革命化的一个必要阶段。3．夺取政权以后，工会将成为无产阶级国家中管理工业的机构。这里，行会行不通了，因为它的组织形式不适应于整体化的工业，也不适合于管理工业。需要产业工会，俄国的经验已经证实这一点。参加产业工会和理解产业工会组织原则的人越多，则在革命夺取政权以后实现经济改造的任务也就越容易。这就是我们对工会组织的概念，美国的运动增强了这种概念，并且表达了出来，所以我们坚信，它是共产党策略的必经的阶段。坦纳（英国）：我代表车间代表委员会运动发言。从拉狄克同志的发言中，我清楚地知道，我们之间没有原则上的分歧。我想再次着重指出这一点。最重要的是要弄清楚共产党人、车间代表委员会运动和新出现的革命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会上有人指出，在共产党人和其他一切革命组织之间，应当有一个明确的相互关系。战争期间，当出现车间代表委员会运动时，很多人认为，车间代表委员会的作用将随着战争的结束而告终。但这并不符合实际情况。车间代表委员会现在还继续起着革命作用。说到这一类组织的宗旨，它们最艰巨的职责之一，就是同工联的官僚制度作斗争。尽管这个任务十分艰巨，但还是必须坚定不移地争取达到这个目的。车间代表委员会运动的拥护者，对于会上提出的这个问题抱什么态度呢？虽说工联不是按民主方式组织起来的，然而我们还是不同意这种说法：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参加旧工联。即使认为应当退出工联，我们也要懂得，应当严肃地区别每一个具体的情况。我们知道，工作的重心是革命的阶级斗争，这个斗争同样也要针对工联的旧工会官僚制度。这里有人提出，我们应当再次表明自己对苏维埃运动的态度和策略。我们运动的目的是，战胜资本主义和消灭雇佣劳动制度。考虑到只有通过工人的群众性行动才能实现革命，我要强调指出这一点：车间代表委员会对业已存在的工联，不能抱单纯的敌对态度，可以说，车间代表委员会运动和工厂委员会正力图在革命的基础上改造工联，改变其目前的组织结构。要想实现这一革命的目的，就必须在旧工联内部坚持不懈地进行宣传，在这些组织中积极地开展工作。我指出这一点，是想告诉大家，车间代表委员会运动决不赞成这种观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在工联中工作。但是，工联拒绝参加红色工会国际。在我们所讨论的宣言中表述的观点，是车间代表委员会运动所不能同意的，因为其中指出不能退出旧工会。在这种情况下，车间代表委员会运动的代表不能接受这个建议。提出这种建议的本身就可以证明，有些国家的情况并没有受到关注。我认为，这个宣言应受到代表大会的批判，退还给委员会。参加委员会工作的同志们也曾指出，他们不同意这个宣言的观点。（会议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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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次会议（1920年8月2日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1920年7-8月）
第十次会议
（1920年8月2日晚）
·继续讨论议会制问题
↘赫尔措格（瑞士共产党）
↘墨菲（英国，车间代表委员会）
↘苏希（全德工人联合会）
↘列宁（俄国）
↘博尔迪加（意大利）
·布哈林的结束语
↘墨菲（英国，厂工会委员会）的声明
↘沙波林（保加利亚）的声明
↘戈尔登贝尔格（法国）的修正案
↘波拉诺（意大利）的声明
↘塞拉蒂（意大利）的声明
↘赫尔措格（瑞士）的声明
·表决议会制问题提纲并将修正案交由委员会审议
·拉狄克作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报告
会议于9点30分开始
继续讨论议会制问题
赫尔措格（瑞士共产党）：
敬爱的同志们！这里正试图作出一项决定，使所有各国共产党都能实行革命议会制。布哈林曾指出，在这些国家的议会中，至今仍然没有俄国那样的革命活动。虽然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例如法国、英国和瑞士的经济发展，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来说早已成熟了。究竟什么原因使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在革命策略上如此落后呢？原因就在于在这些共和国和民主政治中存在着改善无产阶级生活的可能性。在那里，可以借助议会制为无产阶级争得许多有益的改革。由于有了这种可能性，所以，显然地，在那里不会出现任何革命积极性。这就是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如此缓慢地投向革命，而且难以理解俄国人所具有的那种革命意志的原因。
在俄国，情况完全不同。无产阶级不能合法地进行活动，不能争取到改革，不能改善自己的状况，无产阶级必须走上街头，采取革命行动。因此，在俄国，也不能像在西欧各国那样发展议会制。
可是，我们的俄国同志们会说：“现在西欧的情况不同于过去了。过去，在议会中没有进行革命活动的条件，而现在，情况变了，现在，在西欧和美国也有这种条件了。我们要给所有共产党下达明确的指示，向他们的议会党团说明应如何开展工作，这样一来那里就可以开始革命活动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首先是因为这样的规定会公然丧失进行革命工作的条件，因而共产党将按机会主义精神从事活动。我们在委员会里长时间讨论了共产党代表在市政机关中应如何行动，并且讨论了，如果他们在那里占据多数，他们应从事哪些活动。对于这个问题，布哈林曾指出：“如果他们占据多数，他们就应当设法改善工人状况，加剧共产主义市政机关和国家之间的矛盾。”是的，可是要知道，当机会主义者进入议会时，他们也是这样对我们说的。他们说：“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借这个机会加剧无产阶级和国家之间的冲突。我们赞成改善工人状况，但其唯一的目的是加剧劳资之间的冲突。”
这就使得那些业已加入第三国际的机会主义分子有可能以共产党的名义进行机会主义活动，并使整个议会制朝着这个方向急剧发展下去。
第三国际为了吸收一切“革命”政党加入自己的队伍而选择了这条道路，还会出现另一种情况。不久以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的多数派，也将参加进来。当然，一些小的社会民主党的多数派，也会参加进来。普拉廷已被派往瑞士去办这件事了。由此可见，还会有更多的机会主义分子进入第三国际，然而，他们不会立即变成革命的共产党人。他们在第三国际中将原封不动地执行他们在第二国际中一直执行的那种政策。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危险性，它使我们不得不承认：这里出现的那种形式的议会制，实际上不适用于西方各国。这有一个实际例子。今天这里对我们宣称，保加利亚共产党在革命议会制方面是一个典范。它的议会党团似乎工作得非常好。然而，不久以前我读过一篇文章，其中谈到的情况却恰恰相反。再者，我不得不提到一位保加利亚同志，他作为议员从莫斯科到了保加利亚，他在那里看到保加利亚共产党议会党团的活动以后，就成了反对议会制的拥护者，并以这种身分回来了。这就可以证明并非所有国家都能实行俄国共产党人所实行的那种议会制。要知道，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老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也曾说过：“我们参加议会，只是为了利用它宣传革命。”但这种革命活动很快就变成了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因为议会为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提供了机会，而现在的社会民主党成了公开叛卖社会主义的政党。
当然，你们会作出决定，规定共产党必须实行议会制。我们不至于顽固地反对议会制，不会声称不服从第三国际的决定。我们可以暂时按规定去做，但我们深信，这不会取得成就。一两年以后，在下一次代表大会上，根据实践和经验，必定会有人说：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做，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到工厂、军队和农民中去，那该多好！这对于革命的发展，对于第三国际，会更为有利。
墨菲（英国车间代表委员会）：
在议会制问题上，我对于今天上午车间代表委员会的一位同志的发言，需要提出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这里对议会制的全部攻击、对议会制的一切批判，都同改良主义的议会制有关，并不涉及革命的议会制。
的确，有些社会主义运动的代表，加入议会以后成了叛徒，但这种情况不足以用来指责我们在议会机关中的全部活动。我还没有听到谁发表过这种论点，说李卜克内西同志在德国议会中的策略，或者布尔什维克代表在俄国杜马中的策略，除了给革命运动带来好的结果外，还带来了别的什么东西。
我们不应当参加某个组织，因为这个组织中的人们持有资产阶级观点——对于这种论点加以论证，是徒劳无益的。要知道，这样一来，我们就不能参加工联和其他类似的组织了，因为它们的成员虽属于工人阶级，但谁都不能否认，他们的思想意识实质上是小资产阶级的。
我们的任务并不是要与世隔绝，保持自身清白，而是要除了在工人阶级组织中开展革命斗争外，还要在敌对营垒中开展革命斗争。在这里，对于实行革命议会制能够产生的宣传鼓动作用已提出许多论据，我不想再重复了。我认为，这个问题还有其他一些十分重要的方面，认识到这些方面会使我们懂得：革命的议会制，甚至在产业工人组已达到高度发展阶段的地方，也都具有和可能具有重大的作用。
工人同企业主阶级在议会外的大规模搏斗，没有一次不在议会内引起巨大的反响。这一点清楚地向我们说明了车间代表委员会运动的经验。当车间代表委员会开始大规模的经济斗争时，它们不止一次地遭到国家机器的压制。甚至那些自称反对议会制的人，也不得不利用议会中的工党代表，参加议会内部的宣传鼓动。工人运动的成员，其中包括反对议会制的人们，不止一次地同工党代表和其他议员进行联系，预先取得他们的支持，以便他们能在议会内部表示抗议和组织宣传鼓动。工人们有时所处的不断变化的形势本身，迫使运动的参加者不得不采取这种策略。并非随时都可以举行罢工，罢工工人的激昂情绪也并非经常保持在一个水平上。有时可以向敌人挑战，拒绝同他们进行任何谈判，可以给他们迎头痛击。可是有时热情逐渐消失，而敌人又比我们强大，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想方设法聚集力量，实行退却，组织侧翼进攻，开展各地单独的抗议活动，总之，要竭尽全力保存我们的力量，防止力量分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尤其要重视议会内部的宣传鼓动力量，正是这种情况使得我们的运动要支持议会制。
不应忘记，危机不仅发生在工业机构，而且也在其他中心发生。我们不止一次地注意到，贯彻执行对议会提出的那些建议和措施，对议会外的运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我们亲眼看到这些建议和措施是怎样变成法律的，而且没有人企图阻止在群众的生产和社会生活中实行这些建议和措施。如果议会中有一些革命者能密切联系议会外有组织的运动，那么提出类似的法律草案的尝试本身，不仅是议会内表示抗议的一种表现，而且也是唤起群众和动员他们开展议会外的斗争的一个信号。
这种情况和这种经验使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斗争的多面性。由此可见，抛弃共产党人在议会中的代表这个武器，而求助于自由党人和工党中的改良主义分子，使自己处于卑贱的地位，这是极为愚蠢的做法。我们要像议会内的革命者那样进行斗争，要像善于适应各种斗争阶段、不怕同敌人发生联系（如果形势需要这样做的话）的革命者那样进行斗争。
革命的议会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在我们把我们的共产党变成真正的革命斗争机关的地方，这是动员群众去夺取政权的最有效的手段。根据这些理由，我赞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议会制问题的提纲。
苏希（全德工人联合会）：
同志们！首先我相当高兴地指出，在这次有激进社会民主党人参加的代表大会上，不仅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而且共产党人也都支持反对议会制的观点。这是对40年前形成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的让步。
今天，在听取布哈林同志申辩他的观点时得到一个印象，似乎他所维护的东西，实际上连他本人也不相信。我想，决不是我一个人有这样的感觉。布哈林同志把议会制当作一种手段来维护，但这个手段是不能导致社会主义的。大家都认为，议会制不是引向共产主义的手段。可是，却有人向革命工人推荐这个手段。这真是一种奇怪的观点！提出一种被认为是不能达到目的的手段，真是毫无意义。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推荐这种观点，正是从事这种荒诞的活动。
我们必须确认，正是议会制使群众更为麻痹，正是议会制妨碍了群众采取真正革命的手段和直接的行动。不错，这是一种陈旧的论断，但是这里极力推荐的新议会制同样也是陈腐的，而这里却试图把它作为某种“新事物”提供出来。难道你们不知道，议会制目前已在芬兰、德国、俄国彻底破坏了呜？现在又向工人提出这种破产了的议会制，岂不是毫无道理？当然，独立社会民主党先生们、职业政客老爷们想把议会制强加给工人，而工人以及相当多的共产党人对议会制却越来越感到厌烦了。这里维护议会制的先生们，正是在德国卡普周力图破坏总罢工的那些人。第三国际对待议会制的态度，是把它作为一种“新的革命议会制”提到你们面前的。但这种新的议会制，原来却是社会民主党的一个老错误。那时，该党还处于幼年时期，在其诞生过程中接受了与此一模一样的观点。这里正在重复过去的错误，正在寻求新的论据来迎合旧的、不适用的议会制。
在座的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这个问题已经谈得很多了。然而，这是一些在理论上有偏见的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早在童年时期，就把议会制思想同母乳一起吸取了。议会制思想已浸透到教条主义者的血肉中，我们不仅在思维上，而且在感情和意志上都同议会制思想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了。这些教条主义者的议会制思想，不是有意识地和从逻辑推理方面产生的，而是一种下意识地从心理方面产生的。因此，既然革命者至今还在谈论议会制是否适用，那我们在这里所碰到的就不是在逻辑上有根据的斗争手段问题，而是一种心理现象了。然后，才能在逻辑上设法论证它已预先被确认为是一种好的斗争手段。“新的、革命的”议会制的根源，缺乏逻辑上的论据，而是一种带偏见的教条主义。可见，议会制是一种机会主义的妄想，决不是革命工人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武器。应该把这种所谓的斗争武器看成是机会主义的妄想，而不是墨菲同志刚才所说的“新的、革命的”议会制。
有些人说，通过这条途径不能走向共产主义，但他们却又说什么，可以利用议会作为讲坛来影响那些舍此途径不能接近的人。我认为，这种观点极端缺乏理论根据。如果没有其他办法，看来只好求助于这个途径了。不对，有其他的办法，只要我们放弃种种偏见去寻求，就能找到它们。我们要承认，正是因为我们推荐议会制，所以才同那些否定议会制的工人群众中的革命分子疏远了。如果把被疏远了的人和暂时可以吸引的人加以权衡的话，那么我觉得，对于社会革命来说，前者比后者重要得多。这就是这种观点经不住批判的原因。再者，如果为了宣传鼓动而支持议会制观点，那么不是议会代表，也可以从事宣传鼓动。例如，有一个反军国主义者，他在维也纳从议会讲坛向听众散发了反对议会制的传单。这就向你们提出了一个实例：不参加选举骗术，不把大量人力、精力、钱财耗费到选举上，也能利用议会作为宣传鼓动的讲坛。这种行动，对于工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自己的报纸上阐述这一点，就会得到你们力求得到的东西，即议会内部的宣传鼓动。
列宁（俄国）：
博尔迪加同志显然想在这里替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辩护，可是，对另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在会上提出的主张进行议会活动的种种论据，他却一个也没有答复。
博尔迪加同志承认，历史经验不是人工制造出来的。他刚才对我们说，应该把斗争转移到别的方面去。难道他不知道每一次革命危机都伴随着议会危机吗？不错，他说应该把斗争转移到别的方面去，转移到苏维埃去。可是博尔迪加同志自己也承认，苏维埃用人工是制造不出来的。俄国的例子证明，苏维埃只能在革命时期或在革命前夕组织起来。在克伦斯基时期，苏维埃（即孟什维克的苏维埃）是组织起来了，但是它怎样也没能变成无产阶级的政权。议会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在我们还没有力量解散资产阶级议会的时候，我们就不能把它一笔抹煞。只有去当资产阶级议会的议员，才能从现实的历史条件出发，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社会和议会制的斗争。资产阶级在斗争中使用的工具，无产阶级也应该加以利用，当然，利用的目的完全不同。您也不能说不是这样的，如果您想否认这一点，那您就是要把世界上一切革命事件的经验一笔抹煞。
您说，工会也是机会主义的，也是危险的；可是另一方面，您又说，工会应该例外，因为它们是工人的组织。这样说只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工会里也有很落后的分子。一部分降为无产者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落后工人和小农，都真以为议会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要同这种偏见作斗争，就得在议会中进行工作，用事实向群众说明真相。靠理论说服不了落后群众，他们需要的是亲身体验。
俄国也有过这种情况。我们为了向落后的工人证明，通过立宪会议他们什么也得不到，不得不在无产阶级胜利以后还召集立宪会议。为了把两种经验加以对比，我们就具体地拿苏维埃同立宪会议来比较，让落后的工人看到，苏维埃是唯一的出路。
苏希同志是一位革命的工团主义者，他也为这种理论辩护，可是，他没有逻辑。他说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因此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博尔迪加同志，您说您是马克思主义者，那就可以要求您逻辑多一些。必须知道用什么方法能够打垮议会。如果各国都能够通过武装起义做到这一点，那当然非常好。您知道，我们在俄国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都已经证明了我们摧毁资产阶级议会的意志。但是您却忽视了一个事实：没有相当长期的准备，这是办不到的；在多数国家里还不可能一下子就把议会摧毁掉。我们必须通过议会斗争来摧毁议会。您是用自己的革命意志代替了决定现代社会各阶级政治路线的条件，因此您忘记了：我们俄国甚至在胜利以后，为了摧毁资产阶级的议会，也还必须首先召集一次立宪会议。您说：“确实，俄国革命的例子不适合西欧的条件。”但是，您没有任何有力的论据来向我们证明这一点。我们经历了资产阶级民主时期。我们当时不得不宣传选举立宪会议，这个时期很快就过去了。后来，在工人阶级已经能够夺取政权的时候，农民还认为必须要有资产阶级议会。
我们考虑到这些落后分子，就不得不宣布举行选举，用实例、用事实向群众说明；在全国处境十分艰难的时期选举出来的这种立宪会议，并不能反映被剥削阶级的希望和要求。这样，不仅我们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大多数农民、小职员、小资产阶级等等，都清楚地看到了苏维埃政权和资产阶级政权之间的冲突。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中都有落后分子，他们确信议会是人民的真正代表，没有看到议会里使用的是卑鄙龌龊的手段。有人说，议会是资产阶级用来欺骗群众的工具。但是，这个论据应当用来批驳你们，而且恰好在批驳你们的提纲。怎样才能对那些确实受资产阶级欺骗的落后群众揭露议会的真正性质呢？如果你们不参加议会，如果你们站在议会外面，你们怎么能揭露议会的手法和各个政党的立场呢？如果你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你们就应当承认，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同各政党之间的相互关系，是紧密地联系着的。我再重复一遍，如果你们不当议员，如果你们拒绝参加议会活动，那你们怎样去证明这一切呢？俄国革命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广大的工人阶级、农民、小职员，如果不是经过亲身的体验，那么任何论据也是说服不了他们的。
这里有人说，我们参加议会斗争要浪费许多时间。请想一想，除议会以外，还有没有那样一个各阶级都能参加的机关呢？这是不能用人工制造出来的。如果说所有阶级都卷入了议会斗争，那是因为各阶级的利益和阶级冲突都在议会中得到了反映。假定到处都能够一下子组织起决定性的总罢工，一举推翻资本主义，那么革命早就在许多国家发生了。但是必须考虑实际的情况，而议会正是阶级斗争的舞台。博尔迪加同志和拥护他的观点的人应当向群众说实话。德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共产党党团可以在议会中进行工作。所以你们本来应当公开向群众说：“我们太弱，还建立不起一个有坚强组织的党。”这才是本来应该说的实话。可是，你们如果向群众承认了你们的这个弱点，他们就不会拥护你们而要反对你们了，他们就会拥护议会活动了。
如果你们说：“工人同志们，我们很弱，我们不能建立一个有严格纪律的党，不能使议员们都服从党”，那么工人就会抛弃你们，他们就会说：“靠这种软弱的人我们怎么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呢？”
要是你们认为，无产阶级一旦胜利，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马上都会变成共产主义者，那就太天真了。
如果你们没有这种幻想，那你们现在就应该使无产阶级为贯彻自己的路线作好准备。无论哪一方面的国家事务都不能例外。在革命胜利的第二天，你们到处都可以看到自称是共产主义者的机会主义辩护士，不承认共产党的纪律、不承认无产阶级国家纪律的小资产者。如果你们没有使工人为建立真正有纪律的、能够强制全体党员服从它的纪律的党作好准备，那你们永远也不能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好准备。我想，你们是因此才不想承认：正是很多新的共产党的软弱性，才使他们否定议会工作的必要性。我坚信，大多数真正革命的工人是一定会跟我们走的，一定会反对你们的反议会活动的提纲的。
博尔迪加（意大利）：
列宁同志对我们提纲和论点的反驳意见，提出一些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不想在这里谈论这些问题，因为它们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策略的总问题。
毫无疑问，议会事件和内阁危机是同革命发展和资产阶级组织危机密切相关的。但是，为了确定无产阶级政治行动对事件进程的影响方式，必须（甚至在战前）注意是什么原因使得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左派马克思主义者拒绝参加内阁，拒绝给予资产阶级内阁以议会支持，而这显然是对事件进程的干预手段。
为了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必须把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及其组织联合起来，这就要求我们采取以明确的行动总则为依据的策略，哪怕这种策略是非常一般的，不够灵活的。
我认为，我们当前的历史使命要求我们采取一种新的策略，即拒绝参加议会，因为议会已经不是影响事件进程的手段。
有一种论点，说什么现在需要解决党领导的共产主义议会活动的实际问题，因为革命以后需要善于同资产阶级和半资产阶级人物一起建立各种机构。这种论点同样也适用于资产阶级统治下的制度，借以证明需要有社会党部长。
但是，现在不是深入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只是提出声明，对于我们所关心的这个问题，我保留自己的看法，而且我坚信，共产国际不会达到真正革命的议会活动的目的。
最后，既然承认我的提纲的依据是真正马克思主义则原，同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反对议会制的论据毫无共同之处，所以我希望那些同意以马克思主义原则为提纲基础的、完全和实际赞同反对议会制的同志，会投票赞成我的提纲。
布哈林的结束语
布哈林：
同志们！首先提一点初步意见。我在第一次发言时，认为不需要再重复提纲中已经阐述过的东西。同时，那些反对我的意见的同志也都说，根本不需要辩论了。博尔迪加同志在其第一次发言中谈到资产阶级民主制和苏维埃政权之间的区别，谈到资产阶级民主的各种特征。这都是无须争辩的，我们完全同意他的见解，而且这种见解是我们首先谈到的。可见，博尔迪加同志的第一次发言和其他一些同志的发言，十分之九的内容是没有什么可以争辩的，因为我们大家都同意他们的意见。所以，在我的结束语中就不再重复这些内容了。当然，若是加拉赫同志在会上宣称：“我们主张采取直接行动”，那么，这些内容就不是次要的了，而是头等重要的了。但是，我不打算谈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大家取得了一致意见，用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耽搁时间。
列宁同志谈到共产党员的弱点，并且正确指出：恰恰是最弱小的共产党，才在原则上反对议会制。可以说，是通过演绎法得出这个结论的，而我是凭经验向一些同志证明这一点的。我同反对议会制的赫尔措格同志谈过，他对我说：“那当然了，如果我们像你们那样，有一个如此强大的党，那情况就不同了。”玛丽·尼尔森同志也是反对议会制的，她对我说：“如果执行委员会和第三国际给我们派人来开展议会活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是两个证据，这两名反对议会制的同志（占出席大会的反对议会制的人数的40%）证实了列宁同志的这个论据，他们因为软弱而成为反对议会制的人。也许，这是原则上反对议会制的观点根本站不住脚的最好证明。
我们也可以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来证明这一点。拥有强大共产党的俄国，主张利用议会；德国也主张利用议会；意大利大多数也赞成利用议会。但是，只有共产主义小组的瑞士和丹麦却反对利用议会。
现在来谈谈反对我们的那些论据。我们说，经验证明，革命议会制是可行的，并举出李卜克内西和其他同志的例子。那么，人们对我们提出什么异议呢？博尔迪加同志说，我们有李卜克内西，但是，我们还有黄色的社会民主党，这种议会活动的总对比，结果是非常不好的：同李卜克内西的议会活动相比较，社会民党的背叛活动所占的比重极大。但是，很显然，这种论据是完全不可信的。我们谈的是共产主义议会制。根本不能把其他事物拉扯进来。这是一种诡计，想借助干它来欺骗我们。加拉赫同志说：李卜克内西的活动，只是由于他和群众一起走上街头，才有其意义。而我们却恰恰持有这种意见，即议会工作应同街头活动相结合！何况加拉赫同志本来就知道，李卜克内西曾在议会讲坛上号召起义。任何人都不敢说，这是有害的活动。
第三位反对者、工团主义者苏希同志说：“议会制在俄国和芬兰已经破产了，而你们却鼓吹议会制。”不过，要知道，议会制在俄国彻底垮台了，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却是由于我们在议会内进行了斗争，才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这种垮台。这是事实。可是，现在对俄国这样提出问题，是不对的。目前在俄国，根本谈不上议会制问题。您本来应当证明我们过去加入议会时的策略是错误的，而您在这方面却没有提出任何论据来。我们所以取得了胜利，就是因为我们的策略是正确的。
博尔迪加同志企图寻找各种非常巧妙的论点。譬如，他说：“当然，我们可以利用各种手段，但议会制不是手段，而是一种机构。”所以他认为，他引用了这种有力的论据以后，我们的所有论证就站不住脚了。博尔迪加同志！请问，怎样和何时才能确定手段与机构之间的原则区别？就拿帝国主义政府动员参战来说吧。在我们面前会出现一个问题：我们应当排斥军队，还是参加军队。从战争一开始，我们就主张参加军队。早在战争之初，我们就说过：当人民武装起来时，他们将比较容易地战胜一切。为了把武器掌握在自己手里，要利用这样的机会。军队是一种机构吗？当然，它是金融资本手中的资产阶级机构。有谁能说，我们不是把这种军队当作手段来加以利用？显然，就是作为手段加以利用的。在这个例子上，博尔迪加同志可以很容易地相信，手段与机构之间不存在任何矛盾。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甚至资本的这一最重要的镇压武器，也可以变成我们所掌握的反对资本的武器。我们用经验证明了这一点。我再一次强调指出，这里说的不是个性或理论公式问题，也不是词句问题，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博尔迪加同志总是在两种观点之间摇摆不定。有时，他维护我们指出的那种观点，它不同于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的观点。而他的提纲却是另外一回事。他在提纲中说，我们要在议会里开会，同资产阶级一起工作，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论点。接着，他又说，由于许多特殊情况，不能利用议会——这又是另外一种论点了。他的各种论点如此混乱地搅在一起，要解开这个结子，是相当困难的。
再谈谈加拉赫同志的论点。他说：“我们不止一次地得到这种经验，即一个人一加入议会，在那里就成了叛徒。”另外一位同志（似乎是赫尔措格同志）说，议会里总有许多贪污受贿的事情。当然，我们注意到，是有这种事情，但我们要问加拉赫同志，难道他不知道工联中也有这种事情吗？有一个工联书记贪污受贿的典型例子……难道我们这里没有发生过编辑在做革命报纸工作之前就已变成坏蛋这种事吗？我们知道，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有许多这样的事例。例如：我们曾经是一个秘密的党，在第一次（二月）革命以后才发现，在我们党的一些组织里，几乎有一半成员是奸细。当时，所有的机会主义者都对我们说：“瞧，秘密的党要把我们引导到哪儿去？秘密工作总是和奸细的活动有联系。我们应当反对秘密工作，因为秘密的党是各种奸细聚集的地方。”所有各国的机会主义者都谈过这种意见。每个机会主义者都高傲地把站在他左边的人称作无政府主义者和奸细。这似乎应成为反对秘密活动的论据。议会制问题也与此相似。由于意大利和法国的议会党团极其倾向于机会主义，所以它们决不执行共产主义政策，有些同志得出结论说，一切议会制，甚至革命的议会制，都必然是背叛工人阶级的。然而，这一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得到证实，因为事实并非如此。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我们认为的，目前是真正的革命时代，或者不是。在原则上反对议会制的同志，认为当今的时代是高级阶段的革命时代。如果他们从这一前提出发，那他们就应当说，正是这种时代的革命特征才能成为反对贪污受贿、反对议会党团机会主义的最好保证，才能成为建立真正集中的共产党的良好基础。这是两个最主要的前提，我们不需要其他任何保证。一方面，工人阶级革命在快速发展，另一方面，正在建立的集中的共产党实行监督，这是反对议会党团内部的机会主义的最好保证。我认为，这也是反对赫尔措格同志的一个论据。他说，倍倍尔是个机会主义者，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也这样说威廉·李卜克内西。我可以证明，倍倍尔是一个大机会主义分子，这正如饶勒斯带着他的法国革命的全部传统变成社会爱国主义者一样，这一点我毫不怀疑。但倍倍尔是上一个时代的化身，怎么能把他作为当前完全相反的情况下的例子呢？这个例子是不适宜的。
对于德国工团主义者的发言，我还有一点意见。他提到我，说我内心里本来是反对议会制，但又不得不维护这个讨厌的东西。所以他说，在我发言时，他不能摆脱这种感觉。但是，在他发言时，我也有些感觉，即感到他在哭什么人。我认为，他根本没有提出任何一条重要的论据。至少，我在他的发言中没有发现。博尔迪加同志在其最后一次发言中谈到的情况，就是反对德国工团主义者的观点的一个证据。我们认为，这再一次证明我们的策略是正确的，因此，我们号召所有的同志到议会中去，并高呼：“打倒议会制！”
墨菲（英国，车间代表委员会）：
在座的车间代表委员会运动的代表使我深信，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在下议院中帮助工党议员。
我不希望不实事求是地描述某个人，因此，我宣布把我发言中提到的所有的人名删掉。我注意到他们的声明了。
然而，这并不改变我的论点的含义。
沙波林（保加利亚）：
同志们！赫尔措格同志在其发言中竟敢于否定我在这里引用的关于保加利亚共产党的议会活动的事实。这位同志的大胆精神，使我们感到吃惊。他不向我们代表团了解情况，竟从一些诋毁性的和带偏见的资料中搜集材料，从而对我党进行了污蔑和中伤。我代表保加利亚代表团，对赫尔措格同志的这种行为和作风表示抗议，这种行为和作风是党内同志所不应该有的。
我们共产党的革命活动是公开进行的，是大家都了解的。为了在大会上介绍一些同志所关心的详细情况，我列举了数十个重大的事实，以及一些最享盛名的受审代表同志的姓名和日期。赫尔措格的污蔑中伤，并不能损害我党的形象。
戈尔登贝尔格（法国）：
我对布哈林同志的提纲提出如下的修正案：
“在有利于武装起义和夺取政权的革命危机时期，抵制选举是真正必要的。在议会、资产阶级专政机关和苏维埃政权、无产阶级专政形式之间展开斗争的时刻，邀请工人参加立法机关的选举，这的确是促使工人思想混乱，而且是对无产阶级事业的背叛。这种行动方式只会增强资产阶级阵地，使它有时间集中力量去危害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的革命活动却因而遭到瓦解。确实不应忘记，议会活动要从属于议会外的活动，在议会外开展的夺取政权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重心。这可说明，议会制问题，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群众夺取政权斗争问题相比，重要性就小得多了。”
波拉诺（意大利）：
我同意执行委员会提出的议会制问题的提纲，我赞成这个提纲，但我要声明，我作为意大利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投赞成票，并不符合青年联盟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
意大利社会主义青年联盟为避免拥护选举派和反对选举派之间发生分裂，决定在其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上不谈选举问题，允许它的成员在不退出意大利社会党的情况下，可随意支持共产主义党团中符合他们个人信念的那一派（拥护选举派或反对选举派）。
我宣布，回到意大利以后，我将全力以赴地使意大利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改变这种模棱两可的立场，使它站到我现在表示赞同的提纲的立场上来。
我还要宣布，我投赞成票是对意大利社会党议会党团的活动很少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一种抗议，因此，我希望意大利社会党执行局能使其议会党团服从严格的纪律，并使它走上共产主义的道路。
塞拉蒂（意大利）：
请允许我首先向布哈林同志表示感谢，因为他使我成了一个政派的首脑，而我只不过是《前进报》的一个负责人、意大利社会党执行局的一名成员罢了。
（博尔迪加笑着请求发言。）
塞拉蒂：
同志，你没有权利笑！我从来都没有妄想成为一个政派的首领，不存在“塞拉蒂派”，我只不过是一名随时履行共产党人职责的党员。
我同意委员会多数成员提出的提纲，因为它符合1919年在波伦亚召开的代表大会的决议，而且它同我们意大利党执行局考虑当地条件后提出的意愿相一致。我认为，特别需要把党的权力集中起来，取消议会党团的各种自主权，使它服从执行局的严格监督。
此外，我认为需要声明的是，意大利社会党议会党团的分团（这是布哈林同志在这里选出来的），有些自行其事，它只不过大致适应议会党团内的实际情况罢了。
的确，在意大利议会党团内，出现过反对共产主义性质的活动，但是，具有革命性质的活动占极大多数。例如，在意大利议会第一次会议上，我们议会党团就运用了布哈林所指出的那种共产主义的议会活动原则：我们的代表当着国王的面展开了红旗，并高唱《国际歌》走出会场。
博尔迪加：
这还不是革命。
塞拉蒂：
这是对资产阶级议会制的抵制。我们要经常不断地进行这种抵制。
（博尔迪加想打断他的话。）
塞拉蒂：
不要打断我的话，博尔迪加同志。在你发言时，我为了不打断你的话，我一直在睡觉。（笑声。）
格拉齐亚德伊同志在意大利议会中热心捍卫苏维埃共和国，因而整个议会党团都支持他。这是完完全全的革命议会活动。
我们还主张向资产阶级议会提出革命的法律草案。提出法案的目的，不是要通过它们，而是要向无产阶级证明，哪些事情是资产阶级做不到的，而无产阶级应当做些什么。
因此，我将无保留地赞同执行委员会的提纲。
赫尔措格（瑞士）：
保加利亚代表团认为，我们说的有关共产党议会党团的活动，是造谣中伤。这种指责是经不住反驳的。我认为，我的发言所依据的资料是绝对可靠的，因而没有必要收回我的发言。况且，保加利亚代表团指责我造谣中伤时，并没有试图向我指明这些资料的真假。
表决议会制问题提纲并将修正案交由委员会审议
季诺维也夫：
博尔迪加同志提出自己的提纲，不同意布哈林同志的提纲。
我建议停止辩论。谁赞成请举手。（通过。）
现在表决议会制问题的提纲。然后听取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报告。
提纲为大多数所通过，反对的7票，赞成博尔迪加提纲的5票。全部修正案交委员会审议。
拉狄克作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报告
季诺维也夫：
现在由资格审查委员会报告人拉狄克同志讲话。
拉狄克：
我想，我用不着向大家宣读代表们的姓名。代表名单将分发给大家。各国参加大会的代表名额如下：
资格审查委员会确定英国社会党的6名英国代表有表决权。德国共产党有5名代表有表决权。在法国的5名代表中，有2名是共产党的代表，8名是第三国际委员会的代表。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有2名代表。奥地利共产党有4名代表。西班牙的代表是西班牙全国劳动联盟的成员佩斯塔尼亚同志。匈牙利有2名共产党代表，保加利亚有3名共产党代表，南斯拉夫有1名代表，意大利有3名社会党代表，墨西哥有2名共产党代表，瑞士有3名共产党代表和2名左派社会民主党代表。共产主义组织执行局的2名代表和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共产主义小组的1名代表作为土耳其的代表出席大会。下列各国共产党人的代表名额如下：波兰1名，东加里西亚2名，立陶宛和白俄罗斯2名，格鲁吉亚5名，拉脱维亚3名，波斯1名，朝鲜1名，芬兰5名，荷兰2名，亚美尼亚2名，比利时1名，阿塞拜疆1名，俄国63名，美国5名（其中共产主义工人党3名，美国共产党2名）。共产党和社会党混合组成代表团的名额如下：荷属印度2名，挪威8名，丹麦2名，爱沙尼亚2名，捷克斯洛伐克左派社会民主党2名。
青年团和青年共产国际有12名代表，德国1名，俄国4名，挪威2名，意大利、法国、瑞士和格鲁吉亚各1名，青年共产国际2名。代表大会上有42名代表有发言权，其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4名（共产党人），爱尔兰2名（共产党人），意大利5名（共产党人），立陶宛2名（共产党人），布哈拉1名（共产党人），捷克斯洛伐克2名（共产党人）。共产党和社会党混合组成代表团的有发言权的代表名额：意大利5名，德国5名，波斯2名，爱沙尼亚1名，奥地利1名，芬兰3名，法国8名，美国和墨西哥各1名，印度和澳大利亚各2名。英国全国青年工人联盟有1名代表有发言权，在俄国的中国工人中央局和共产主义崩得各有2名代表有发言权。我们无法解决东加里西亚问题。目前，它尚未获得解放，它既不属于波兰，也不属于匈牙利，而且也没有独立。我们把它看作独立的国家，有2名代表有发言权。
委员会里对瑞士的布尔格斯道尔弗同志的代表资格曾提出异议：有人认为，这个同志不久以前曾任资产阶级报纸的编辑。现已查明，他在很久以前做过这种报纸的编辑，但后来他成了社会党人，并拒绝再做报纸的编辑工作。这个问题已在瑞士调查清楚，所以也就解决了。
至于表决权的分配问题，这里对执行委员会的提案所作的改动极少。我们基本上完全同意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分配方案。只在一种情况下缩减了表决权的票数，关于这种情况，我还要谈到。现在决定德国、法国、英国、俄国、美国、意大利各有10票表决权，奥地利、荷兰各有7票，墨西哥、波斯、印度、瑞士、土耳其、保加利亚，必要时，以及爱尔兰、拉脱维亚、朝鲜各有4票，立陶宛有2票。
委员会决定建议代表大会给荷兰4票表决权，而不是7票。这个决定为执行委员会大多数所通过。荷兰有较多票数的表决权，这与实际情况不相称。无论就其国家来说，还是就其政党来说，其重大程度都不能使它在共产国际中居第二位。
我们收到了对承认帕列斯季娜代表资格的抗议书。委员会还需要研究一下。代表大会还要解决两个问题，即关于英、美两国的表决权分配问题。英国人分为两部分：英国社会党和车间代表委员会代表。我个人的意见是，表决权应各占一半。代表大会势必要解决这个问题。至于美国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收到了关于美国共产党和美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合并的通知。但是，两党还没有完全统一。
一部分人不愿意加入这个统一的党。因此，我们面前就出现一个问题：如何分配代表资格。统一的共产党声明，它想得到全部代表权。一部分未加入该党的代表要求给他们一部分代表权。代表大会还得解决这个问题。
季诺维也夫：
我们面临一个问题，即我们是否应当批准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报告，或者我们开始辩论。现在付诸表决：赞成开始辩论的请举手。（未通过。）赞成我们以代表大会名义批准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全部提案的，请举手。关于批准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报告的提案被通过。
（会议于11时30分休会。） |
第九次会议（1920年8月2日上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1920年7-8月）第九次会议（1920年8月2日上午）·季诺维也夫关于匈牙利苏维埃政权被颠覆一周年的讲话·克里斯平（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声明·布哈林作报告：《关于议会制问题》·沃尔弗斯坦作议会制问题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博尔迪加作补充报告并提出反提纲·讨论议会制问题↘加拉赫（英国，车间代表委员会）↘沙波林（保加利亚）季诺维也夫关于匈牙利苏维埃政权被颠覆一周年的讲话季诺维也夫：现在开会。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被颠覆已整整一年了。大家都知道，一年来，我们在匈牙利丧失了成千上万的优秀同志。今天，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季波尔·萨穆利同志牺牲一周年。他是头一个被匈牙利反革命杀害的。我建议大会全体起立，为他致哀。（全体起立。）我希望，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再次看到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出现。虽然它去年被毁灭了，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是永存的！克里斯平（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声明迪特曼：克里斯平同志今天因病不能出席会议。我代表他宣读以下声明：“遗憾的是，我因病未能参加1920年7月30日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报告人在总结发言中，把我称为社会和平主义者，即幻想阶级妥协的人，或是认为通过和平途径可以消灭阶级矛盾的人。“我从事工人运动的话动25年有余，从来没有拥护过社会和平主义思想。我坚决摈弃这种思想。“我坚信，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独立进行的无情的阶级斗争，即通过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战胜资本主义的阶级制度。克里斯平1920年7月30日于莫斯科”怀恩科普（荷兰）：我在上次会议上已经说过，需要再进行一次表决。会议主席塞拉蒂当时并没有这样做。因此，我提议现在把下面这个问题付诸表决；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是否仍授权执行委员会继续同独立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进行谈判。是否授予这种权力，必须进行表决，所以我提议现在就表决。我还和保加利亚、墨西哥的代表一起提议，不要像以前那样进行表决，而要各个国家单独地进行。拉狄克：我原以为，怀恩科普同志经过星期六和星期天的仔细考虑不会再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因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要知道，我们已经通过了一项决议。根据这项决议的规定，在有关的党的代表大会接受我们的条件，并实际查明它们是否履行这些条件之后，执行委员会才有权决定是否接收它们加入第三国际。既然我们授权执行委员会决定是否接纳某个党，那我们就不要剥夺它同该党继续进行谈判的权利。这个问题不应再进行讨论，它已经解决了，所以我提议不要再讨论，立即进入下一个议程。季诺维也夫：有人提议停止讨论。首先，把这个问题付诸表决。（同意停止讨论。）现在，我们来表决实质问题。赞成怀恩科普同志提案的，请举手。（提案被否决。）我提议，现在不用法语发言，改用英语，原因是又来了六七位不懂法语的同志。代表大会有一半时间用了法语。现在，我们需要节约时间，而且将要讨论的主要是工会和议会制问题，所以我们将用英语发言。按日程规定，由布哈林同志作报告。布哈林作报告《关于议会制问题》布哈林：同志们，首先，请原谅我的德语说得不好。我讲的根本不像德语，而是某种类似德语的语言。我们作了如下分工：首先，由我作关于问题的原则提法及其相应解决的报告，然后，由沃尔弗施坦同志作关于我们委员会工作的报告，接着由博尔迪加同志作补充报告，他代表这样一种意见．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的时代，我们根本不应参加任何议会。现在言归正传：一般地说，每当我们提出任何一个问题时，我们都应当以认清具体的时代为出发点。这就显露出以往的和平发展时代和当前时代之间的原则性差别。现在是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的时代，是开展阶级战争、国内战争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可以把“和平”时代（当然，如果把殖民地包括在内，这个时代也并不和平）看作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利害一致的时代。对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来说，尤其是这样。这种利害一致的基础，就是资本主义大国广泛奉行帝国主义政策。因此，有关国家的资本家阶级能够获取超额利润，并用其中的一部分给本国无产阶级支付较高的工资。考茨基曾断言，帝国主义政策决不会给工人阶级带来任何好处。这是完全不对的。如果从工人阶级暂时利益的角度来看问题，那就可以肯定地说，帝国主义政策带来了某些好处，这就是从资本家的超额利润中给工人支付较高的工资。既然可以把这个时代看作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利害一致的时代，那就由此产生这个时代的第二个特征，即工人组织成为资产阶级国家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工人阶级和工人组织长入资产阶级国家机构这个现象，却被改良主义者视为长入社会主义的标志。这种现象，在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情况下，表现得特别明显，在那里，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工人组织，包括相当大的群众性的工人组织，都成了国家资本主义机构的组成部分。要是我们研究战争期间那些大的工人阶级政党、黄色的社会民主党和工会，那我们就会发现，当时所有这些群众性组织都已成了资本主义制度和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按资产阶级的观点来说，它们已经全民化了。这方面的发展情况，早在战前就已开始露出苗头，而在长入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才逐渐形成。一般说来，当时几乎所有的工人阶级组织都被卷入这个过程。所以，我们也可以肯定地说，工人阶级的议会代表和工人政党的议会党团，日益扎根于资产阶级议会。他们不仅不反对整个制度，不反对资产阶级议会，反而成为议会机构的组成部分。以往的和平资本主义时代就是这样，而且在战争初期，我们还能看到这种现象。后来，资本主义崩溃和国内战争的新时代来临了。至于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它在这个过程中抛弃了原来相当严重的帝国主义思想。这一思想（其突出表现是“保卫祖国”的口号）破产了，它的影响也随之一起消失了。工人组织从资本主义制度的组成部分逐渐变成阶级斗争的机构。也就是说，这些组织由支持资本主义制度的机构变成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工具。与此同时，议会党团也变化了。它们从整个议会机构的组成部分变成摧毁议会机构的工具。因此，出现了新的议会制。我们共产党人，可以而且应当拥护这种新的议会制。同志们，我不准备对我们这个冗长的提纲的各个章节一一加以说明，只选其中主要几点加以商讨。我们只要把这几点讨论清楚，全部争论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面对着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时代，我们可以预言，从一个时代过渡到另一个时代，从旧的议会制过渡到新的议会制，这应当被看作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在每一具体时刻都会触及存在于工人阶级中的各种旧观点的残余。这个过程发展得越快，这种残余也就消失得越快。但是，现在我们还能清楚地看到，很多政党，甚至那些已经加入第三国际的政党，都存在着各种旧观念的残余。总之，工人运动中还存在着机会主义和动摇不定的政党，同资产阶级合作的思想还部分地残留着。旧的议会制的存在，就可以说明这一点。让我们先来研究一下工人阶级议会活动的全貌。看看各国议会党团的成员，就能见到一幅独特的情景。以独立社会民主党为例，该党在议会中现有82名代表。它本来就是一个十分温和的、机会主义的政党，如果我们仅就这一点来研究它的议会党团的组成，我们大致就可以取得如下的数据：在议会党团的82名成员中，约20人肯定属于右派，约40人属于妥协主义的泥潭派，约20人属于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因此，我可以强调指出：“在独立社会民主党本已机会主义十足的情况下”，右派和妥协主义的泥潭派所占的比例是相当大的。以意大利党及其议会党团为例。该党是靠近我们的，而且加入了第三国际。这是我们最好的政党之一，然而，我们可以断言，如果我们把该党议会党团的成员分成三部分，即屠拉梯和拉查理的拥护者、塞拉蒂的拥护者和所谓波姆巴契分子，那么我们将得到如下数据：30%属于屠拉梯派，55%属于中派，15％属于左派。塞拉蒂同志提供给我的数据略有出入。他认为有41名代表是改良主义者。这是塞拉蒂同志给我的郑重的答复。这个答复表明，在意大利党内，改良主义者所占的比例是很大的。假如以法国党为例，我们可得到如下的数据：在68名议员当中，40名是这个机会主义政党中的公开的改良主义者；26名属于中派，不过，这不是我们所说的那种中派，这意味着法国党的中派，即带引号的中派。至于共产主义者，他们大概只占两个席位。我们来看看挪威这个相当好的党。它的议会党团有19人，其中11名是右派，6名是中派，2名是共产党人。至于瑞典，在其议会党团中，有相当多的同志根本不能算作共产党人。因此，总括起来看，这是一幅相当可悲的情景。议会党团的组成情况，是不合乎最低的要求的。如果我们想找到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那么原因就在于这些党缺乏明确的共产主义政党的性质，否则这些党内就不会有相当多的机会主义分子。因此，它们也就容忍这些人在其议会党团里存在。现在，我从各党的组成问题进而谈谈政策问题，即谈谈这些党的议会政策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有理由断言，这种政策同革命议会制有天壤之别。我仍以独立社会民主党为例。在战争期间，该党本应呼吁各族人民制止战争，但它却向政府发出了呼吁。我想起同哈阿兹同志的一次谈话。当我们在柏林时，他想向我们证明他实行的是真正的革命议会制。他引用他的一次发言作为最好的例证。在这次发言中，他认定，德国政府把军队派到芬兰去是一种违法行为。要知道，当时可以任意使用这些部队。似乎把军队派到法国前线，不算违法，而派到芬兰就是违法。这表明不是革命议会制，而是机会主义议会制。请看他们在德国议会中就社会化问题所作的一切论述和发言。这简直是笑话。在你阅读这些发言稿时，你会看到其中没有丝毫革命的东西。据我所知，多伊米希同志早在1920年起草社会化计划时，就已为问题的机会主义提法作过辩护。再以独立社会民主党主席奥斯卡尔·柯恩就宪法问题所作的发言为例。这个发言相当长，但其中对问题的提法，毫无革命性可言。在这里，就有人说这个宪法有缺陷。我们自己也感到这种论点不对头，对诺斯克一字不提，这是考茨基的手法。他在讨论资产阶级民主制问题时，却闲扯什么猴子和野人。奥斯卡尔·柯恩同志的发言也是如此。在这种场合下，本来可以满怀革命激情来发挥我们的原则观点。例如，就拿战犯调查委员会的事件来说，这纯粹是一个骗局，而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竟想根据外交部提供的材料进行议会调查。真是毫无革命行动可言。以奥斯卡尔·柯恩在德国议会中提出取消行政拘留法的提案来说，该法只不过涉及政治拘留罢了。在这里，你们什么都看见了，可是，唯独看不到一个革命共产主义者的革命观点。再以我们在这个大厅里听到的独立社会民主党同志的发言为例。当他们由于没有及时给我们答复而表示歉意时，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迪特曼或另一个代表曾说：我们当时正忙于选举，而这是非常重大的事情，所以我们未能立即作出回答。这真是一个令人惊奇的实例，它会给那些以此为借口的同志以致命的打击。要知道，他们既要进行选举，又要肩负共产国际的工作，那每个革命者都很清楚，必须在共产国际的口号下从事选举斗争。把共产国际同选举对立起来，适合于任何组织，就是不适合于作第三国际的成员。我们可以仔细地观察独立社会民主党同志的全部议会活动，但永远找不到一个明确的、完全自觉的目标，以及符合我们精神的策略。如果我们分析一下法国社会党或其他政党的情况，那也是一幅相当可悲的景象。我不想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这个问题上，只举出一个政党的例子就可以想象出全部情况了。在所有这些现象中，无论是在议会党团的组成上，还是在其策略上，都含有以往议会制的残余。我们就是得根除这种残余。要知道，如果我们将来还保留这个做法、这套方法，保持议会党团的这种组成状况，我们就不能开展革命活动，而且背着这个包袱也决不能再进行革命斗争。现在，我来谈谈另一个同题，即在原则上反对议会制的问题。反对议会制是上述机会主义和过去罪恶累累的议会活动的理所当然的产物。正是由于这种议会活动，后来才产生了它的对立物，即在原则上反对议会制。这种在原则上反对议会制，较之机会主义议会制，会引起我们更大的好感。我认为，拥护反对议会制的人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真正在原则上否定参加任何议会活动；第二类是由于对议会活动的能力持有特殊看法而反对议会制。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是第一类的代表。博尔迪加同志今天将作为第二类的代表在这里发言。至于在原则上反对议会制，对于第一类拥护者来说，若是从理论上探求它的理论或策略，那么可以说，它是以极端混乱的政治生活的基本概念为依据的。例如，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对于究竟什么是政治斗争，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他们认为，在举行实际上针对资产阶级国家的经济性总罢工时，如果这种罢工不是由政党领导的，而是由工会领导的，那么就不是政治斗争。由此可见，他们根本不懂得究竟什么叫做政治斗争。他们把政治斗争和议会活动混为一谈。他们认为，政治斗争只应理解为议会活动或参加议会的各政党的活动。我不想在这里探讨这个问题，因为在我们的提纲中对这个问题已经阐述清楚了。所以，同志们只要看一看提纲就行了。很显然，对议会制的这种否定态度，是由于对各种原则性事物的错误认识，首先是对政治斗争实质的错误理解而产生的。如果仔细研究一下美国议会制的历史，就可以发现，议会活动中卑鄙行为和卖身投靠的事非常之多，因此许多诚实的人都转到在原则上反对议会制的营垒中去了。工人决不抽象地思考问题，他们是相当坦率的经验主义者，因此，如果你们不通过实践向他们证明革命议会制是可行的，他们就会干脆否定一切。这些人一看到这种卑鄙行为，就成批地转到在原则上反对议会制的营垒中去。我再谈谈第二类人的观点。在座的博尔迪加就是这类人的代表。他认为，决不应把他的观点同原则上反对议会制混同起来。因而我要指出，博尔迪加的观点是以纯理论前提，而不是以其他任何前提为依据的。博尔迪加同志坚决认为，正是从当前是无产阶级群众性的战斗时代来考察，从这一时代是国内战争时代来考虑，即只有从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情况来考虑，才能得出不应参加议会这个结论。这是他的想法。而我认为，在博尔迪加同志的策略和原则上反对议会制的人的策略之间，有一种原则上一脉相通之处，这一点是可以得到证明的。博尔迪加同志拟定了一份提纲，我们从中看到以下内容：“资产阶级要人们相信，敌对政党之间的一切冲突，即夺取政权的任何斗争，都应当在民主机构范围内，通过选举和议会辩论来解决——这种谎言，必须彻底地加以铲除。如果不彻底消除传统的办法（号召工人同资产阶级分子肩并肩地一起参加选举），如果不结束议会讲坛的把戏（在那里，无产阶级的代表同自己的剥削者的代表一起进行工作），要达到这一目的，是不可能的”。这里，博尔迪加同志认为，如果工人阶级的代表和资产者同坐在一个房间里，那他就是同资产阶级在工作上勾结在一起了。这是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一种典型的天真想法。我们在博尔迪加的提纲第9条末尾，看到这样一段话：“如果共产党不把其争取无产阶级专政和工人代表苏维埃的直接斗争立足于拒绝同资产阶级民主制进行任何接触之上，那么，它在宣传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方面，就永远不能取得重大的成就。”这样说来，仅仅在同一房间内的自然接触，就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那就谈不上整个历史的发展了。我认为这种错误会变得很严重，因为我们并不是随时都会拥有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博尔迪加同志同意我们的下述观点，即我们不能立即在一切国家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苏维埃，这是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如果没有条件进行这种直接的斗争，那么，建立苏维埃也就没有意义了。如果要建立，苏维埃就会变成浸透改良主义精神的其他组织的文雅摆设，从而会产生巨大的危险。比方说，按法国方式来组织工人代表苏维埃，届时几个人聚集在一起，组成没有任何革命意义的人道主义与和平主义的组织。不过，这种组织尚不存在，在现实中还没有，而资产阶级议会却是实际存在的。我们在我们的提纲中说，我们应当在议会中有我们的革命代表，我们无产阶级的侦察兵要在这里同资产阶级并肩工作。这里所提出的对议会制完全否定的概念，是没有经过逻辑思考的。从革命的逻辑和合理性观点出发提出问题，其关键是，我们革命的共产党人要深信：可以进入资产阶级议会，以便设法从内部摧毁它。过去，议会党团长入议会机关，成了这整个制度的组成部分。我们要通过我们的工作，更多地暴露出议会制与我们党团之间的尖锐矛盾。此外，最主要的是要使我们的议会活动同工人阶级群众建立紧密的联系。关于这一点，就不必多说了。我们继续探讨博尔迪加同志的提纲。首先，有这么个看法。我认为，有些同志维护在原则上反对议会制，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害怕成为革命的议会主义者，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地位太危险了，所以他们在革命时期极力设法逃避这个艰巨的任务。有人以大党作推脱之词，企图证明根本不能进行这种活动。我所说的不是博尔迪加同志，但在他的议会党团中有这样一些人。有一次，博尔迪加到我们这里来，说到他的提纲第12条中有如下一段话：“议会和其他民主机构中的辩论性质本身，就根本不容抨击敌对政党的政策，不容宣传反对议会制的原则，不容采取超出议会议事规程的行动。”博尔迪加同志说，实际上不存在利用议会的可能性，然而，这得用事实来证明！谁都不会说，在沙皇制度下，我们在杜马中的条件要比目前意大利下议院中的条件好一些。应该去做的，谁都没有去尝试一番，那您为什么竟想当然地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呢？首先，您吵闹一番，不怕遭到逮捕，不怕造成一个重大的政治诉讼案件。您并没有这样做。而且，这种斗争需要不断地、加倍地向前发展。所以我认为，这是可能的。有些法国同志，例如勒弗夫尔说，在法国参议院，不能针对克列孟梭说一句过激的话。但是，要知道，谁都没有去试过，甚至没有人打算去试一试。我认为，只有“害怕”两个字可以解释这一点。人们说；是的，这十分危险，我们可以单纯地通过宣传来进行合法的工作。他们作了自我揭露：由于这个地位太危险，所以他们想干脆躲开这个艰巨的任务。博尔迪加同志在第10条中引用以下论据来反对议会选举：“认为选举运动及其结果具有重大的意义，因而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将其全部力量，即全部资金、人力、物力和报刊都用到选举运动上——这一切，再加上群众集会上的演说和理论上的宣传，会使人们增强这样一种概念，即选举是达到共产主义目的的真正的基本手段；而另一方面，却使革命的组织工作和准备工作几乎陷入完全停顿的状态，使党组织成为一种办事机构，这与合法的或非法的革命工作的需要，是背道而驰的。”也许，在意大利存在着某种类似的情况，但是，您应当向我们证明，为什么这在逻辑上是必要的。如果您坚持迪特曼同志的观点，说选举斗争是同共产国际相对立的，那么，您是对的。但我们却认为，从革命的观点出发，应当开展整个选举运动。那时，就不会出现这种矛盾了。我们说，我们应当在十分鲜明的革命口号下开展整个选举斗争，并且到那些还缺乏政治热情的农村去开展工作，以便把人们团结到群众性的组织中来，使这些各种不同的人发生联系——我们这样说，并没有任何逻辑上的矛盾。您会说，不错，这也就恰恰扼杀了革命工作。博尔迪加同志之所以这样论述，是因为他和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同志没有见过革命议会制一样，很少见到真正的革命选举运动。因此，博尔迪加同志提出的论点，至少是应当有所依据的。我认为，尽管如此，但却有许多实际经验证明，应当赞成革命议会制。我再提一下我们所熟悉的进行这种活动的人的名字。这是李卜克内西的革命活动、霍格伦的革命活动以及保加利亚同志和我们的革命活动。在各种不同的历史情况下，例如，在第二届杜马期间，在克伦斯基的预备国会期间，或是在立宪会议期间，我们都曾有过革命议会制。我们不怕同资产者、社会革命党人或者立宪民主党人并肩工作，因为我们有坚定的革命策略和十分明确的策略方针。因此，这一问题，即政党问题，也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如果你们有真正的共产党特性，你们就无须害怕把你们的党员派到资产阶级议会中去，因为他会像一位革命者应当做的那样去从事活动。如果你们党内混杂有各种各样的人，其中40％的人是明显的机会主义分子，那毫无疑问，恰恰是这些先生们会钻进议会党团，会被安置在最好的位置上。这样，他们就会几乎全都成为议会党团的成员。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就不能在议会中完成自己的革命共产主义职责了。这个问题与政党问题有关。如果我们看到共产国际的各政党都是真正的共产党，其内部既无机会主义者，又无改良主义者，如果我们已经进行了这种清洗，那就可以保证我们的议会制不是旧的议会制，而是真正的革命议会制，并且可以使我们能采取这种正确的方法来消灭资产阶级，摧毁整个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资本主义制度。沃尔弗斯坦作议会制问题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沃尔弗斯坦：同志们！我简略地报告一下议会制问题委员会的工作。不是在第1节中，而是在第60页上，决定对议会制问题作一个详细的历史论述。现在这个提纲的总标题是：《共产党与议会制》。第1节以《新时代与新议会制》为题，代替以往的标题。其中写道：“社会党对议会制的态度，从一开始，即早在第一国际时代，就是利用资产阶级议会来进行宣传鼓动。参加议会的着眼点是为了启发阶级自觉，即激起无产阶级对统治阶级的阶级仇恨。后来，并非由于理论的影响，而是随着政治发展的进程，这种态度发生了变化。通过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剥削场所的扩大，资本主义以及与之相关联的议会制国家，得到了长期的稳定。“因此，产生了下列情况：社会党的议会策略适应于资产阶级议会的‘有机的’立法工作，争取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实行改革的论点日益占居上风，社会民主党的所谓最低纲领占了统治地位，而最高纲领竟变成遥远的‘最终目的’的议论提纲。这样一来，利用议会追求名利地位、贪污受贿、公开或暗中出卖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种种现象，就层出不穷了。“第三国际对待议会制的态度，并不是取决于新的理论，而是取决于议会制本身作用的变化。在过去一段历史时期，议会是欣欣向荣的资本主义的工具，从某种意义来讲，它完成了一项在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的工作。而在目前帝国主义猖獗一时的情况下，议会在帝国主义的蹂躏、侵占、迫害、掠夺和破坏行动面前变成了讹诈欺骗，横行霸道和无谓空谈的一种工具。没有步骤、不能持久、缺乏计划的议会改革，对于劳动群众来说，已失去任何实际意义。“议会制连同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一起，也都失去了自己的稳定性。从‘有机的’时代向危机时代的过渡，为无产阶级在议会制方面的新策略奠定了基础。例如，俄国工人政党（布尔什维克）在过去就已确定了革命议会制的实质，这是因为俄国从1905年起已摆脱政治和社会均势状态，进入了风暴和动荡时期。“某些倾向于共产主义的社会党人认为，在他们的国家里，革命时机尚未到来，因而拒绝同议会机会主义者实行决裂。这实质上是由于他们有意地或多少有意地把即将到来的时代估计为帝国主义社会相对稳定的时代，因而他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争取实行改革，同屠拉梯和龙格进行合作，会取得实际的效果。“共产主义的出发点应当是，从理论上阐明当代的特征（资本主义发展到顶点！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与自我消灭；国内战争日益频繁；等等）。在各个国家里，政治上的相互关系和派别的划分在形式上会有所不同，但其实质却到处一样，这就要我们从政治上和技术上直接准备无产阶级起义，以便消灭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新政权。“目前，决不能像过去某个时期那样，共产党人只是把议会当作争取实行改革、争取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斗争场所。政治生活的重心已完全、彻底地移到议会范围之外。而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不仅由于它对劳动群众的态度，而且由于资产阶级内部相互间的复杂关系，不得不设法通过议会来实行自己的一部分措施。在议会里，各个集团为权力而讨价还价，自我标榜，同时又自我暴露，弄得名声扫地，如此等等。“因此，工人阶级的直接历史使命是，从统治阶级手中夺取这些机关，摧毁它们，消灭它们，并代之以新的无产阶级政权机关。同时，工人阶级的革命司令部深切希望在资产阶级议会机关里有自己的耳目，以便易于完成这项破坏任务，由此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为了革命目的而进入议会的共产党人的策略，同社会党的议会主义者的策略有着根本的区别，社会党的议会主义者是以现行制度的相对稳定性和无限长期性这一前提为依据的。他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千方百计地实现改革，并希望群众把每次改革的收获都作为社会党议会主义者（屠拉梯、龙格之流）的功绩给予适当评价。“新的议会制是消灭整个议会制的一种工具，它必然要取代旧的随波逐流的议会制。然而，旧的议会策略的恶劣传统，会使一些革命分子投入议会制的根本反对者的营垒（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有鉴于此，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特作如下论述。”后来，对各条作了许多修改。第1条由委员会作了一些改动，它现在的措词是这样的：“议会制这种国家制度已成了资产阶级统治的一种‘民主’形式，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在一定发展阶段需要有一个虚设的人民代表机关，这种机关从外表看来，是一个超阶级的‘民意’组织，但实际上却是占统治地位的资本用来实行镇压和压迫的工具。”接着第9条第4行是：“这种群众运动，要在团结一致的、有纪律的、集中统一的共产党总的领导之下，由无产阶级的革命群众团体（工会、政党，苏维埃）来进行组织和指导。”现在第11条第8行是：“……为了从议会内部帮助群众采取行动，捣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议会本身……”在第12条第5行作了补充；“……那些注视议会讲坛、至今正充满民主幻想的……”往下，原来的第13条全都删去，代之以新的一条，其中说明，假如共产党人在市政机关中占有多数，他们应如何行动。新的一条是这样写的：“当共产党人在市政机关里取得多数时，他们应当：（1）组成资产阶级中央政权的革命反对派；（2）做各种有益于贫苦居民的工作（采取各种经济上的措施，组织或试建工人民兵等等）；（3）随时指出资产阶级国家政权阻挠实现各种真正重大的变革；（4）在这个基础上坚定地进行革命宣传工作，不怕同国家政权发生冲突；（5）在某些情况下，以地方工人代表苏维埃来代替地方自治。由此可见，共产党人在市政机关里的全部工作，应成为他们瓦解资本主义制度的工作的一部分。”在第15条的最后1行中，把霍格伦的名字划掉了，因为霍格伦仅仅有一段时间在议会中开展过革命活动。现在他已经不按这种精神进行活动了。现在第3节的标题是：《革命的议会制》。这部分只作了一些不大的修改，主要是文字上的修改。委员会通过了提纲，只有2票反对。它的主要工作，整个说来是确定好德文、法文和英文本的译文。这是一项比解决博尔迪加的提纲问题更加困难的任务。他的提纲在委员会表决时，只有2票赞成。其他表决的结果如下。前言通过，有2票反对；第1—6条一致通过；第10—18条有1票反对；第19条一致通过。第3节第1-4条，有1票反对；第5条有2票反对；第6—7条一致通过，其余各条，有1票弃权。对提纲表示根本反对的是瑞士和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代表。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因病没有出席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博尔迪加作补充报告并提出反提纲博尔迪加（意大利）：意大利社会党左派坚持反对议会制，其原因不仅对于意大利，而且对于其他所有国家都是适用的。这是一个信念问题吗？当然不是。要知道，我们都是在原则上反对议会制的人，因为我们否认议会制是解放无产阶级的手段，否认它是无产阶级国家的政治形式。无政府主义者在原则上反对议会制，因为他们宣告反对在个人之间转让权力。反对党的一切政治活动的工团主义者，对于无产阶级的解放途径和新社会持有完全另外一种看法，他们也是反对议会制的。至于我们，我们反对议会制，是以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批判为依据的。我不想在这里重复有批判力的共产主义的论证，它可以揭露资产阶级关于政治平等的谎言（说什么政治平等似乎比经济不平等和阶级斗争更为重要）。我们的观念是同历史进程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根据这种概念，阶级斗争是通过以无产阶级专政为支柱的暴力斗争，来求得无产阶级的解放。《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这一理论概念，在俄国革命中首次获得具有历史意义的实现。从这种理论概念到它的实现，这中间已经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在此期间，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也是极其复杂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在这一时期已退化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它为某些工人的小行业利益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创造了共同的活动场所。这种蜕化变质现象，在工会中，以及在社会党内同时暴露出来了。于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马克思主义任务——代表整个工人阶级讲话，并号召工人阶级完成其革命的历史使命，就几乎完全被遗忘了。这样一来，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意识形态产生了，它摈弃了暴力和无产阶级专政，代之以社会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改革的幻想。俄国革命显然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性，证明必须采取暴力斗争的方法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俄国革命发展的历史条件，与西欧和美洲民主制国家将要开展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条件，是不一样的。俄国的情况，可以说类似1848年德国的情况。当时，德国也接连发生了两次革命——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俄国革命策略的经验，不能搬到早就存在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其他国家去，在这些国家里，革命危机将从现存的政治制度直接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俄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意义就在于，其结束阶段（解散立宪会议和苏维埃夺取政权），依据马克思主义是可以理解和辩明的。俄国革命为新的国际运动的发展，为建立共产国际（它坚决同战时遭到可耻破产的社会民主党决裂）创造了条件。在西欧，革命问题首先要求摆脱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束缚。必须证明资产阶级论点的全部虚伪性（说什么整个政治斗争应在议会机构的范围内进行），并要证明，必须把斗争转移到新的基础上，即为夺取政权而直接采取革命行动。应当有一个新的党的办事机构，这是一种新的历史性的结构。共产党正着手这项工作，根据执行委员会关于政党作用问题的提纲的规定，这个新的办事机构产生于为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直接斗争的时代（提纲第4条）。因此，在过渡到共产主义经济建设之前，甚至在建成无产阶级国家新机构以代替旧管理机构之前，第一个应当破坏的资产阶级机构，就是议会。资产阶级民主制是一种对群众进行间接防御的手段，国家的执行机构也同时做好了准备，只要以民主制控制无产阶级的最后企图一旦破灭，它就要使用公开的暴力手段。所以，揭穿资产阶级的这种把戏，并向群众说明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全部虚伪性，是极端重要的。旧社会党的做法，早在世界大战之前就在无产阶级队伍中引起了反对议会制的反应。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反应是，否定政治工作具有任何意义，极力强调无产阶级在经济组织方面的活动，借以散布一种错误的概念，说什么政治工作就只是选举活动和议会话动。必须对这种错误的概念作斗争，这个斗争并不次于对社会民主主义空想所进行的斗争；这种概念决不是真正的革命方法，它会把无产阶级从其解放斗争中引到一条错误的路上去。必须使我们的宣传尽量明白易懂，要向群众提出一些最普通最有作用的口号。依据马克思主义原则，我们提议，在那些早已实行民主制的国家里，为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的宣传鼓动，要以抵制选举和抵制资产阶级民主机构为基础。十分重视选举活动，会产生两种危险的结果：其一是会造成这样一种印象，认为这种活动最为重要；其次是会耗费党的全部力量和资金，使党在运动的其他方面的活动和准备工作几乎完全陷于停顿。不只是社会民主党人认为选举具有重大的意义，而且执行委员会提出的提纲也谈到在选举运动中利用一切宣传鼓动方法的重要性（提纲第15条）。参加选举运动的政党组织，是一个独特的办事机构，它完全不具备那种适应合法和非法革命活动需要的组织的特征。党成了（或始终是）只是从事选民准备工作与动员工作的选举委员会。至于赞同共产主义运动的旧社会民主党，它会造成一种极大的危险，因为它将像过去一样继续进行议会活动。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至于报告人提出并加以维护的提纲，对于其历史方面的引言的第一部分，我基本上是同意的。那里谈到第一国际为了宣传鼓动和批判，利用了议会制。后来在第二国际时期，议会制显示出分化瓦解的作用，乃出现改良主义和阶级合作。因此，在引言部分得出结论说，第三国际应恢复第一国际所采用的议会策略，以便从内部来破坏议会。正好相反，假如第三国际采用第一国际的理论，鉴于历史条件有巨大差别，它就应当奉行完全另外一种策略，而不应当参与资产阶级民主制。在提纲的第一部分，没有任何与我的观点相左的地方。只是在谈到利用选举运动和议会讲坛对群众发表意见时，才开始出现分歧。我们反对议会制，并不是因为它是合法的手段。不能像利用报刊、集会自由等等那样利用议会制。这里说的是一种斗争手段，而议会是资产阶级机关，应当代之以无产阶级机关，即代之以工人苏维埃。要知道，我们并不想在革命以后拒绝利用报刊、宣传等等，但我们打算首先摧毁资产阶级民主机构，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论证，也和另一个关于运动中“领袖”问题的论证一样，我们不能突出地提出来。不能谈不需要领袖的问题。我们清楚地知道，并从战争一开始就经常向无政府主义者指出，为了不要领袖而反对议会制，那是不行的；宣传员、新闻记者等等总是需要的。毫无疑问，革命时期需要有一个集中的政党来领导无产阶级的行动。当然，这样的政党需要领袖，但这些领袖的作用，却完全不同于社会民主党人一贯体现的那样。党领导无产阶级的行动，这意味着它要承担最危险的工作，要有最大的自我牺牲精神。党的领袖并不能稳操革命胜券，如果失败，他们会首先遭到敌人的打击。他们的处境同议会领袖的处境毫无共同之处，后者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占据最有利的地位。有人对我们说，可以利用议会讲坛进行宣传。我对这个有点幼稚的论点的回答是：要知道，议会讲坛上所说的那一套，在报刊上会登载出来。如果是资产阶级报刊登载的，那一定会颠倒是非，如果是我们的报刊登载的，那又何必把可以登载的东西先在议会讲坛上谈论一番呢？真是多此一举！报告人所援引的例子，丝毫也不能动摇我们提出的提纲。李卜克内西是在我们认为可以进行议会活动的时代在议会开展活动的，况且这是议会制本身所不能容许的，因而遭到资产阶级政权的抨击。如果把李卜克内西、霍格伦以及议会中其他为数极少的革命活动事例，同社会民主党人一大串的背叛行为加以对比，那么，对于革命议会制来说，就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了。至于杜马、报刊、克伦斯基的预备国会、立宪会议中的布尔什维克问题，那它发生时所处的情况，完全不同于我们提议放弃议会制策略所处的情况。因此，我不想再谈俄国革命的发展同其他资产阶级国家革命前景之间的差别问题。我也不能同意借助于选举来夺取资产阶级市政机关的想法。我不能避而不谈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考虑过利用选举运动来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宣传鼓动。但是要知道，如果我们号召群众抵制资产阶级选举，那么，这种宣传鼓动会更加有效。此外，不能确切地规定共产党代表在议会里可以进行哪些破坏工作。就这个问题，报告人向我们提出一份在资产阶级议会中共产主义活动的规程草案。①但是，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这纯粹是乌托邦。任何时候都不能组织那种违背议会制原则的、超过规程范围的议会活动。①博尔迪加在这里指的是《实行共产主义议会制。给资产阶级议会（中央、省议会以及地方自治机关）中的共产党议员和负责领导资产阶级议会共产党党团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指示草案。（议会制问题的补充提纲）》（见本卷第51—62页）。提纲作了某些修改以后，由代表大会列入《共产党与议会制》的决议（见本卷第727—737页）。——编者注关于列宁同志在其《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小册子中提出的论据，我还要说几句。我认为，不能像对待主张退出工会那样指责我们反对议会制的思潮。工会，即使它被收买了，它也仍然是工人群众组织。退出社会民主党工会，符合某些工团主义者的观点，因为他们希望联合到其他经济类型的革命斗争机关中去。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但它与我们反对议会制的论据，是毫无共同之处的。可是，报告人的提纲指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来说，议会制问题是个次要的问题，而工会问题，就是另一码事了。我认为，不能从反对议会活动的立场中对某些同志或共产党作出最后的论断。列宁同志在其引人注目的著作中向我们介绍了共产主义的策略，他维护了灵活的策略，因为这是与仔细分析资产阶级世界的状况相适应的，而同时，他又建议在资本主义各国运用俄国革命的经验。他还强调指出，必须对各个国家的特殊性予以高度重视。我不想在这里探讨这个问题。我只指出一点，就是西方民主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运动，需要有一个比俄国革命所必需的策略更加直率的策略。列宁同志责备我们，说我们想回避议会中的共产主义活动问题，好像我们感到很难解决这个问题，似乎我们采用反对议会制的策略不需要耗费太大的力气。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是极其艰难而又复杂的，这一点，我们完全同意。我们完全相信，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议会活动问题解决以后，我们将面临其他更为重要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同样也不是轻而易举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认为必须把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心转到比议会更为重要的工作上去。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被困难所吓倒。我们只不过是发现在议会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者也宁愿采取轻而易举的策略，而完全醉心于议会活动。我们由此可以断定，要想根据报告人的提纲（如果我们同意了这个提纲）解决共产主义议会制问题，就得作十倍的努力和十倍的工作，而在真正的革命活动上却还是缺少办法和能力。资产阶级世界进化的各阶段（甚至在革命以后也应予以考虑），在经济上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化的情况下，不会迅速地转到政治领域中去。政权由剥削者手中转到被剥削者手中，必定使代表机构发生变化。资产阶级议会制应由苏维埃制度所代替。必须撕去阶级斗争中的这种旧的民主假面具，以便能够采取直接的革命行动。这就是我们对议会制的看法，它完全符合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在发言结束时，我可以说一点符合布哈林同志意见的想法。议会制问题不能够、而且也不应该成为共产主义运动分裂的理由。如果共产国际决定要建立共产主义议会制的话，那我们服从这个决定。虽然我们并不相信这样做会取得成就，但我们声明，我们决不采取任何有碍于这样做的行动。我希望下一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不讨论议会活动的结果问题，而是很好地对许多国家的共产主义革命作出胜利的总结。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我希望布哈林同志向我们介绍的共产主义议会制的情景，不致像他在自己的报告开头部分所谈到的那样悲惨。接着，博尔迪加宣读他代表意大利社会党弃权派共产主义党团提出的关于议会制的提纲：（1）议会制是资本主义制度所特有的政治代表机构的一种形式。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对于议会制和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原则性批判足以证明，选举议会机关时赋予社会各阶级居民的投票权，并不能妨碍整个国家的政府机关是维护资本家统治阶级利益的组织，也不能妨碍国家机构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性的斗争机关。（2）共产党人坚决否认工人阶级可以通过在议会中占据多数来夺取国家政权；只有武装的革命斗争，才能使他们达到这个目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是共产主义经济建设的出发点，它会导致立即强行铲除民主机关，代之以无产阶级政权机关——工人代表苏维埃。于是，剥削者阶级将被剥夺一切政治权利，无产阶级将实行专政，即实行这个阶级的管理制度和代表制度。可见消灭议会制是共产主义运动具有历史意义的目的。况且，民主代表制乃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最初形式，它应先于资本主义所有制，甚至先于官僚主义的国家机器被消灭。（3）资产阶级的市政与公用机关也应当加以消除。把这种机关同政府机构对立起来，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实际上，资产阶级的市政机关同资产阶级的政府机构是一回事。它们同样也应当被革命无产阶级所消灭，代之以地方工人代表苏维埃。（4）资产阶级国家军队和警察的执行机构，对无产阶级革命采取直接的行动，而民主议会却是一种实行间接维护的工具，它在群众中散布那种可以通过和平途径获得解放的幻想。同时，它还散布这样一种幻想，即资产阶级少数派享有代表权的议会制，也可能是无产阶级国家的一种形式。第二国际在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腐败表现，也就是这种民主制对无产阶级群众产生影响的结果。（5）现在，共产党人的任务是，从思想上和物质上做好革命准备，首先要使无产阶级摆脱老社会民主党领袖极力在其队伍中散布的各种幻想和偏见，因为他们想把无产阶级引入歧途。这项任务极端重要，在那些民主制早已盛行，并已深入到广大群众和旧社会党的意识与习惯中去的国家里，应当把它提到革命准备问题的首要地位上来。（6）当夺取政权对于国际工人运动来说最近还不可能发生的时候，当还谈不到直接准备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在这一时期，参与选举和议会话动，是可以提供宣传鼓动和批评的机会的。而另一方面，在那些还在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和建立新机构的国家里，共产党人在议会机构成立时期加入这种机构，可使他们对事件的发展发生影响，以便把革命引向无产阶级的胜利。（7）在世界大战（它给资产阶级社会组织带来了战争后果）结束之后所出现的当前的历史时期，在俄国革命（它第一次实现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思想）和建立新国际（它与叛徒的社会民主主义相对立）所开辟的当前的历史时期，在那些早已建立民主制的国家里，没有任何可能利用议会讲坛来推行共产党人的革命事业；目的明确的宣传，以及为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决战的有效准备，要求共产党人鼓动工人去抵制选举。（8）在这种历史情况下，当革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成为运动的中心问题时，无产阶级的政党的整个政治活动，应当专门为这个直接目的服务。资产阶级要人们相信，敌对政党之间的一切冲突，即夺取政权的任何斗争，都应当在民主机构范围内，通过选举和议会辩论来解决这种谎言，必须彻底地加以铲除。如果不彻底消除传统的办法（号召工人同资产阶级分子肩并肩地一起参加选举），如果不结束议会讲坛的把戏（在那里，无产阶级的代表同自己的剥削者代表一起进行工作），要想达到这一目的，是不可能的。（9）旧社会党极端崇奉议会主义的做法，极其广泛地传播了这样一种危险的观点，即一切政治工作就是选举活动和议会活动。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厌恶这种叛卖的做法，却给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误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为他们否认政治工作和党的活动所具有的一切作用。因此，如果共产党不把其争取无产阶级专政和工人代表苏维埃的直接斗争立足于拒绝同资产阶级民主制进行任何接触之上，那么，它在宣传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方面，就永远不能取得重大成就。（10）认为选举运动及其结果具有重大的意义，因而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将其全部力量，即全部资金、人力、物力和报刊都用到选举运动上——这一切，再加上群众集会上的演说和理论上的宣传，会使人们产生这样一种概念，即选举是达到共产主义目的的真正的基本手段，而另一方面，却使革命的组织工作和准备工作几乎陷入完全停顿的状态，使党组织成为一种办事机构，这与合法的或非法的革命工作的需要，是背道而驰的。（11）对于那些根据大多数人的决定而加入第三国际的政党，今后参与选举活动会产生困难，必须把社会民主党人清洗出去，不把他们清洗出去，第三国际就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也不会成为一支纪律严明的、坚强团结的世界革命队伍。（12）议会和其他民主机构中的辩论性质本身，就根本不容抨击敌对政党的政策，不容宣传反对议会制的原则，不容采取超出议会议事规程的行动。同样地，如果拒绝服从为选举运动规定的一切手续，那也不能获得议会中有权发言的席位。议会搏斗的成败，总是取决于掌握同一武器的人所具有的灵活性，取决于这种制度本身所依据的原则，取决于议会规程的微妙之处。同样地，选举运动的成败，总是以获得的票数和占有的席位来评定。共产党极力促使议会制具有完全另外一种性质，这只会使精力耗费在无休止的无益劳动上。况且，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刻不容缓地要求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发起直接的进攻。”季诺维也夫：我代表主席团提出一项建议。还有19人申请发言。我们认为，从今天起，我们应当加快工作进度，使我们的工作能在星期四以前结束。现有两个提纲草案，我们提议推选出几个主要发言人，比方说，赞同布哈林提纲的三人，赞同博尔迪加提纲的三人。这个问题的讨论仅限于此。拉狄克：我提议让赞同和反对参加议会的双方，各派一人发言。议会制这件事，我们已经谈得的够厌烦的了。一般的道理都说过了。所以我提议让赞同和反对双方各派一人发言，然后由两个报告人发言。对两项建议进行表决。季诺维也夫的建议被通过。季诺维也夫：现在，我们需要作一次小调查。我来问，谁赞同布哈林的提纲，谁赞同博尔迪加的提纲？双方各自聚集在一起，以便提出自己的主要发言人。讨论议会制问题加拉赫（英国车间代表委员会）：很遗憾，我不得不指出，第三国际准备走上机会主义的道路。在这里，不去寻求能够激起群众愤懑情绪的途径和方法，却想着怎样才能使人们同意参加议会选举。认为那些不可靠的分子进入议会以后，会为第三国际，为革命而斗争，这真是天真的想法。在英国，我们见到许多这样的事例。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呢？主要是在张罗通过合法途径参加选举。经常有人说，进入议会，可以在那里发言，从而也就可以进行宣传鼓动了。结果是，无产阶级渐渐地对民主机构产生了信任心理。不能期望那些进入议会的人会有所作为。现在，世界各国共产党有更为重要的工作要做，何必要把精力浪费在议会选举上？现在，应当研究革命的途径和方法，即研究革命的策略，而你们却想把工人的注意力从这方面引开，并且采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名义。目前，英国正在建立的共产党，坚持要参加第三国际。这是当前的一种时髦，就像赞成无产阶级专政一样的时髦。但是，嘴上说说又有什么用呢？它准备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采取行动吗？我的回答是：不，决不可能！当然，李卜克内西从事了伟大的工作，但也只不过是在议会之外同群众一起进行了活动。如果他只限于在议会中发表演说，那他就会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会和麦克唐纳一样，仍然活在人世。至于俄国的例子，它有自己的历史情况，因而不能照搬。俄国革命者的斗争与经验，是用血和泪换来的。布尔什维克在俄国杜马中的行为，是工人群众多年来进行艰苦斗争的结果。现在，第三国际以及各国人民面临着两种策略的抉择：一种是，借助于一切民主词句，在人民中增强俯首听命的心理；而另一种是，支持群众的革命精神。议员马克林的表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选举前的大会上说，他是布尔什维克，他会使议会遭到破坏。可是，他一被选入议会，就变成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党人，并宣称，他不是布尔什维克。我们应当将我们的精力集中到革命斗争中去，把革命斗争的思想带给群众。是通过俯首听命的途径前进，还是通过斗争的途径前进，第三国际现正面临着抉择。沙波林（保加利亚）：同志们！保加利亚共产党已具有议会工作的经验，这个经验表明，在已经存在资产阶级议会的地方，共产党可以而且应当把工人群众的革命斗争同议会内的斗争结合起来。尽管博尔迪加同志在他向我们提出的反对提纲的发言中用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但应当承认，这些词句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主张毫无共同之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主张，共产党应当利用资产阶级给我们提供的一切机会去接触被压迫的群众，并促使他们很好地领会共产主义思想。这种反对提纲的思想，只不过是尚存于一些国家工人运动中的小资产阶级偏见的残余罢了。我认为，保加利亚的经验是对博尔迪加同志反对提纲的意见的最好回答。这就是我要提请你们注意，并就此问题简略表示意见的原因。尤其是，我的回答不是一些空洞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它是来自实际生活。保加利亚共产党为反对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这次战争以失败和国内严重经济危机而告终时，党对群众的影响竟增长到这样程度，以致在1914年的选举运动中，它由于严正地进行了原则性的宣传鼓动而获得45000张选票，在议会中得到11个席位。对于保加利亚政府决定参加世界大战，议会党团不止一次地表示严重抗议，并且总是示威性地投票反对军事拨款。保加利亚共产党通过非法的小册子和传单，以及秘密的宣传鼓动，领导了国内和前线的激烈斗争来反对业已掀起的帝国主义战争。全党和议会党团，由于进行这种革命活动而遭到迫害。三名共产党议员卢卡诺夫、季米特洛夫和齐波拉诺夫，在战时被军事法庭判处三至五年徒刑，被监禁数月后才获赦免。几百名同志被处以各种刑罚，数十名共产党人遭到枪杀。军队总司令部禁止士兵阅读党的机关报《工作者通讯》，而那些违反这项命令的士兵，遭到了逮捕、迫害，乃至枪杀。正是这种反战的激烈斗争，资产阶级强制政策的彻底破产，以及战争引起的深刻危机，使共产党得以扩大自己的活动领域和对群众的影响，成为我国最强大的政党之一。在1919年的选举中，共产党获得了12万张选票，在议会中占有47个议员席位。尽管内务部掌握在社会党领导人之一保加利亚的诺斯克——臭不可闻的巴斯图霍夫的手中，但是，社会爱国主义者即“社会党宽广派”，只占有34个席位。共产党善于利用议会讲坛来从事革命活动，这一成就使资产阶级惊慌失措，于是，它解散了议会，决定在1920年3月重新选举。虽然政府针对我们采取了恐怖手段（成千上万的同志被捕，数以百计的同志在狱中遭受侮辱与毒打，许多人被打死；军事法庭，书刊检查、宪兵队、军队、白匪军，以及实行收买和压制的整个国家机构——所有这一切，都是针对我们设置的），但重新选举给共产党带来了辉煌的胜利：它不仅保持住原有的席位，并且还大大地增强了。共产党获得了18.7万张选票，50个代表席位，而“社会党宽广派”从39个席位降为9个席位。政府成了少数派。它为了使自己占有多数，破坏了选举法和议会规程，宣布9名共产党人代表的当选证书无效，粗暴地把他们赶出会场。这样一来，政府就把共产党人的议会党团减少到41个席位。然而，资产阶级却因此而撕下自己遵奉法纪的假面具，破坏了群众心目中的资产阶级民主议会的法制原则，使它在国内劳动群众中的影响受到损害。菲力浦波里和符腊察两选区的工人和农民，出于他们的代表被赶出议会，所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集会，宣布他们要坚决为消灭资产阶级议会（那里不许真正的人民代表进去）而斗争，为建立工农苏维埃以代替资产阶级议会而斗争。共产党在竞选斗争中，发表了1919年5月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党纲领。它公开宣布不赞成有关议会的任何幻想，认为只有通过工农苏维埃领导下的群众革命活动（直到武装起义），通过消灭资产阶级议会和资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才能够夺取到政权。共产党在议会内同一切右翼和左翼的资产阶级政党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它激烈地抨击国家法律的各种草案，总是抓住时机提出自己的原则性观点和口号。共产党这样利用议会讲坛，是为了尽可能广泛地在群众中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它向群众阐明必须为建立工农苏维埃而斗争，它破坏议会的威信和作用，号召群众要以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保加利亚共产党把议会内的斗争同群众中的斗争结合起来了。例如，议会党团非常积极地参加了运输工人大罢工。这次罢工于1919年12月开始，持续到1920年2月，历时53天。由于这次革命行动，政府宣布共产党议员不受法律保护，所以其中一些人遭到逮捕。斯捷凡·季米特洛夫、议员杜勃尼齐、捷麦列科·年科夫和佩尔尼卡等同志被判处徒刑。按武装反抗当局的罪名，季米特洛夫被判处12年徒刑，杜勃尼齐被判处5年徒刑。这两位同志已被关在狱中。对第三名共产党议员柯斯塔·齐波拉诺夫，按叛国罪在军事法庭上提出公诉。有三名议员是中央委员会委员，因为他们在议会里和群众中坚决反对保加利亚政府援助俄国反革命分子而遭受迫害。由于索非亚无产阶级在两天内募集并交付了30万利瓦的保证金，他们才暂时得到释放。共产党议员在议会中反对资产阶级的一切言论具有这样一种力量，即它可使当权的多数派与共产党议会党团之间发生争吵，甚至有时发生搏斗。共产党议会党团受中央委员会的直接领导。议员们经常在群众中开展工作，并可利用其豁免权更加积极地参加无产阶级群众的斗争。1919年初，党内出现了一个反对共产党参加竞选和参加议会的小派别。这个派别的代表提议抵制资产阶级议会。但是，1919年5月在索非亚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一致否决了这种反对议会制的观点，接受了中央委员会的观点，即认为，无产阶级要想进行反对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争取建立工农苏维埃的革命斗争，必须利用选举和议会讲坛。不久以后，由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了通告①，以及议会选举和市政机关选举结果对我们的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产生了影响，这个观点才被证明是正确的。①沙波林在这里指的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通告《议会制和为苏维埃而斗争》，载于1919年9月《共产国际》第5期第703—708页。——编者注选举运动，也和议会及市政机关内的斗争一样，对于共产党组织的发展与巩固，对于在无产阶级群众中传播共产主义思想，都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现在共产党约有4万党员，工会有3.5万名会员，党每天发行的机关报销售到3万份。共产党还积极参与了市政机关和地区苏维埃的选举活动。在1919年12月的市政机关选举中，以及在1920年1月地区苏维埃选举中，共产党获得了14万张选票，几乎控制了所有城市及近100个村镇的市政机关。在其他许多城镇的市政机关中，党的代表人数也很多。共产党为市政机关和地区苏维埃拟定了力图在城乡建立工农苏维埃的纲领。这些工农苏维埃的特别分部，在革命时期应取代目前的市政机关和地区苏维埃，并承担起它们的职能。直到现在，共产党还在已占有多数席位的市政机关中为争取自治权而斗争，它号召工人和贫苦农民开展大规模的活动，支持共产党在市政机关中的代表所提出的预算案：对资产阶级实行累进税，直到没收资本，而对劳动者阶级，则解除其一切赋税负担，规定大笔经费用于社会事业、人民教育，用于只有利于多数人（工人与贫农），而有损于少数人（资产阶级与财主）的其他目的。我们利用在共产主义市政机关内展开的斗争，是为了向群众阐明，他们只有自己组织起来，才能迫使中央当局尊重共产主义市政机关所通过的有关粮食、住房、物价以及工人居民其他一切需求的决定。共产主义市政机关的一切提案，应事先经过党的地方委员会审查，然后提交大会普遍讨论，并要邀请全体工人居民参加讨论，听取他们的意见。有争议的问题，交由全民投票解决。市政机关中的所有共产党代表，由设于索非亚的全国中央常设委员会领导，而该委员会则由党中央委员会来控制。十分显然，资产阶级中央当局不会容许共产主义市政机关进行这样的活动，它会在一些微不足道的借口下，对共产主义市政机关的代表进行迫害，迫使我党不能在市政机关内开展革命工作。政府逮捕了菲力浦波里市政机关中的多数共产党代表，解散了市政委员会；它还迫害和枪杀了数十名同志——各共产主义市政机关的代表。但这种种迫害，只会促使工人群众和不满分子更加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为了捍卫我们的“公社”，我们号召群众采取一切措施支持它；我们向他们证明，必须扩大斗争来夺取国家中央政权，因为国家中央政权使工人通过实施共产主义市政机关的决议来保卫自身利益的一切努力，失去了作用。由于进行了保卫共产主义伟大市政机关的斗争，群众才能够确信，必须同资产阶级政权进行直接的斗争，并且不是通过选票，而是通过群众的直接行动和武装起义来进行。于是，市政机关内的阶级斗争，变成共产党所掌握的强有力的手段，可借以推动群众、组织群众、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把其全部解放的力量团结起来，用于革命斗争的主要战线，以夺取资产阶级政权的堡垒——资本主义国家。我党的经验表明，可以而且应当把群众的革命行动同资产阶级议会和市政机关内的革命斗争结合起来。因此，我们代表团同意执行委员会向代表大会提出的提纲。（会议于5时15分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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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次会议（1920年7月30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1920年7-8月）第八次会议（1920年7月30日）·就施泰因哈德提出的召开专门会议报道俄国工会工作的提案所展开的争论·继续讨论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拉柯夫斯基（俄国）↘塞拉蒂（意大利）↘列宁（俄国）↘列维（德国）↘安贝尔一德罗（瑞士）↘多伊米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达尔斯特隆（瑞典）↘施特克尔（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耶尔根辛（丹麦）↘弗利斯（挪威）的声明·季诺维也夫的结束语↘塞拉蒂（意大利）的声明↘怀恩科普（荷兰）的声明↘迪特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声明↘列维（德国）的声明↘戈尔登贝尔格（法国）的声明·表决并通过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提纲塞拉蒂宣布会议开始。就施泰因哈德提出的召开专门会议报道俄国工会工作的提案所展开的争论季诺维也夫：我想通知你们，明天将举行工会问题讨论会，不仅委员会的成员可以参加，而且对工会问题有兴趣的所有其他同志都可以参加。详细情况可向施泰因哈德同志了解。讨论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开始。尽管我们已多次请求尽早向我们提交书面报告，但迄今我们只收到几份。我再次请求所有代表团至迟在星期一以前交来，因为我们要付印。要是星期一以前还不把报告送来，我们就认为他不想把自己的报告付印。拉狄克：施泰因哈德的这一建议使委员会的工作涣散了。我们坐在那里讨论已经三天了。必须结束讨论。如果明天我们全体都能出席，就以全体会议的形式重新开始一般辩论，但工会问题委员会无论如何提不出反映自己观点的报告。如果施泰因哈德和其他同志觉得有必要不在全体会议上，而在更大范围内讨论工会问题，那就必须在工会问题委员会的会议结束后选择一天来谈这个问题。施泰因哈德（奥地利）：拉狄克同志表示很不理解。我们希望俄国同志们向我们介绍工会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近三年来在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变化，以使我们对三年来的发展有正确的认识。瓦尔歇：所以我们召开全体会议。施泰因哈德：不，不对。并非所有同志都对这个专门的问题感兴趣。这是与议程无关的问题。我们应该找一天不开全体会议的时候讨论这个问题。可以在星期六，那一天开妇女代表会议。这样就不必担心会因此而影响工会问题委员会的工作了。瓦尔歇：你没有授权！施泰因哈德：瓦尔歇同志，这里不是德国，没有必要授权于我，但至少你必须授权于我。授权于我的是责任感而不是普鲁士国政府。我要同洛佐夫斯基同志谈这件事。如果有同志感兴趣的话，我们就确定个日子。如果瓦尔歇同志对此不感兴趣，他可以不参加。也许他只对政治问题感兴趣。季诺维也夫：我建议停止争论，以便转入议程。施泰因哈德同志可以同几位同志谈谈，确定个日子。（这项建设被接受。）继续讨论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拉柯夫斯基（俄国）：请允许我略为谈谈加香同志宣读过的法国声明。首先，我想谈谈昨天迪特曼同志提出的问题，即俄国派出人员进驻柏林的问题。我只想对事实作出评价。所谓德国革命政府的实际行动，要比已表明的情况更坏。问题不仅在于俄国的使馆人员被驱逐出柏林，而在于哈阿兹和当时领导外交部的考茨基的政府打算同俄国决裂。他们甚至没有足够的权力和威望把在柏林被捕的俄国使馆人员送到奥地利，让他们前往维也纳。当驻柏林的俄国使团在德国官兵及凯泽尔政府外交人员的监视下在鲍里索夫停留10天期间，某位小伯爵行使了它的职能。当我们的使团被监禁时，他把持了这个职务。发到柏林给我们的电报都没有回音。昨天我们听了迪特曼同志的解释，他说：“当我们拒绝已运到德国边境的俄国粮食时，我们这样做是由于我们不能承担重大的责任，我们十分珍惜这种援助的表示。尽管我们已竭尽全力，还是无法使俄国使馆人员回到柏林。”迪特曼同志本来可以补充说：我们无法使俄国使馆人员前往维也纳，虽然奥地利的维克多·阿德勒政府已经接受了他们。理由很简单：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在政府里是少数派。多数派是由资产阶级或社会党右派组成的，所以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的一切要求都得不到实现。但问题不在这里。我从迪特曼同志所说的话中基本上只看到不断地重复众所周知的东西。重要的是，他们是否从在政府的共事中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是否理解资产阶级政府中的社会党人为何无法实现自己的意愿。这是众所周知的，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了。这也是我们反对在政府中合作、反对阶级合作的理由之一。总之，在迪特曼同志的发言中，我没有听到他表示遗憾，责怪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谢德曼和艾伯特政府，从而背叛了德国工人阶级和俄国革命的利益。迪特曼同志兴致勃勃地向我们宣读了拉狄克同志的一份电报的复制件，我不知道这份复制件的内容是否确切。拉狄克：没有这个电报。拉柯夫斯基：就算有这回事吧！因为这份电报实际上无论有或没有，每一个革命者都显然懂得，刚刚挣脱威廉二世枷锁的德国，刚刚经历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德国——这个新生的德国一定会同苏维埃俄国一起去反对协约国。可是对于这一点，独立社会民主党人至今仍无法理解，虽然他们也对我们说；由于饥饿和大批死亡的威胁，德国情况非常严重；而且，当时他们是为了拯救德国才加入政府。但他们明明知道，自己也和大多数社会党人一样，将在那里充当德国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协约目的奴仆。他们一再向我们表白说：“我们没有粮食。”倘若这个理由成立，那它必然成为他们反对党内多数派和反对资产阶级的论据。他们当然会对资产阶级说：“我们没有掌握政权；如果你们不想承担德国粮荒的责任，那就把政权让给德国工人吧！”必须在德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府。可是，惯于唯资产阶级之命是从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人，一遇到粮荒问题，肯定会搬出内阁合作的陈腐理论来。到目前为止，这种论调，我们在法国、俄国和英国，总之，几乎到处都可以听到。在一定情况下，资产阶级也会交上厄运，到那时，他们就会找上门来对工人阶级说：“让我们共同掌权吧！”倘若资产阶级处境困难，我认为，这恰好是革命阶级和革命党置它于死地并彻底粉碎它的大好时机，根本谈不上与它合作。我所谈的这个问题，并不是针对迪特曼同志的发言，我唯一的目的是想弄清事实，并得出一般性结论。可惜，在这里以迪特曼和克里斯平两同志为代表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看来仍旧缅怀过去，他们在过去两三年内没有吸取任何经验教训。这就是我们争论的焦点。过去的错误具有两种不同的意义。错误在所难免（无产阶级必然会犯这类错误），但是，必须从中得到相应的教益，而不应作长篇大论的自我辩护（与其说是自我辩护，不如说是表白自己革命）。不应当利用议会的种种方式和手段来为独立社会民主党的行径辩解。问题在于，两年来共产国际曾多次向独立社会民主党人指出他们对无产阶级、对工人德国犯下的主要过错，这就是在紧要关头（指我们在鲍里索夫时），他们在革命和帝国主义之间左右摇摆，而且最终还是选择了投靠帝国主义的道路。他们没有把德国拯救过来。这是他们的错误。他们毁坏了德国。他们一开始就赞成合作，他们要对合作的一切后果负完全责任。他们也要对这种合作所造成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失败负完全责任。不错，德国无产阶级对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党多数派的这种合作丧失了警惕，他们上当受骗了。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党多数派期待协约国和威尔逊，以及凡尔赛和约来拯救德国，可是现在，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德国盼来的只是贫困，这个责任当然要由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党右派来承担。同志们！下面我来谈谈法国社会党人的声明。法国社会党人无论是在他们个人的声明中，或者在党的公开声明中，都或多或少地表明良心有愧（甚至他们的沉默也可以表明这一点），这是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人不同之处。他们似乎有所悔悟，对所犯的错误有所认识。但在我和其他同志就此交换了一般印象以后，又仔细地看了他们的声明，不免感到有点失望。我这里就有一份他们的声明。加香同志发言时，我对他说的一些事情感到惊讶。我把他向我们宣读的声明又看了一遍，奇怪的是，这份声明的措词不仅谨小慎微，而且十分审慎委婉，有意回避，甚至可以说是有所保留。首先，这份声明避而不谈往事。尤其使我们不安的是，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羞于向同志们认错，这是可以想象的，是由于对未来持保留态度。已宣读的声明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谈到阶级合作时，声明是这样写的：“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当各地展开了有决定性意义的社会斗争时，工人阶级政党内部决不能容纳那些仍旧企图与资产阶级一伙人合作的人。”这就是说，还存在着有可能进行阶级合作的历史不景气时期。如果说过去曾有过合作，那也是历史条件所要求的。鉴于现在的历史条件有利于革命，所以我们放弃这种合作。但是假如资产阶级又聚集力量，假如它顺利地克服了某些困难，那么对于暂时变得革命的法国社会主义来说，历史的条件也可能发生变化，但它就没有任何理由重犯错误。我继续读下去：“假如再爆发世界大战，那么，主要应归罪于法国资产阶级现行的罪恶的帝国主义政策。”“现行”一词使法国社会党代表团在法国议会辩论中和法国报刊上受到欢迎，这使他们有了证据并且有可能说：过去的事情不一样，战争的责任首先不应由我们的资产阶级来承担，而应由德国帝国主义来承担。至于说到过去，我们的保卫祖国的全部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声明还指出：“我们决不以任何形式（投票赞成军事拨款或与内阁合作参加这场战争）。我们将牢记，在民族利益和金融寡头利益一致的情况下，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自己的阶级义务是高于一切的。”请注意“在民族利益与金融寡头利益一致的情况下”这句话，似乎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有金融寡头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与民族利益不一致的时候。这样就再次为过去的策略辩护，并为暗地背离原则敞开大门。同志们，我们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到为今后任何背叛行径辩护的方式。然而我应该说，如果我们真的关心某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成为革命的阶级，那我们就应该关心法国无产阶级。今天法国是武装反革命的堡垒。因此，我们必须懂得，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还必须克服哪些困难。法国社会党人这些机会主义者和所有其他机会主义者很相似。鉴于这种机会主义支持阶级合作，所以应该在各国清除所有那些使这种机会主义得以出现的偏见。至于法国，有一点必须说。战前法国社会党受到的是法国革命民主社会主义的，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当时“阿莱曼派”和“可能派”曾反对康斯坦主管的部，但不是为了要跟布兰热将军走，而是为了进行革命。他们当时就认为应该夺取政权。法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准备利用战争，举行起义。请看当时的情况和现在的情况差别有多大，而法国社会主义，可以说，低落到了何等地步。法国社会主义于1889年在自己不强大的情况下仍然相信，在存在反革命危险的时刻，工人阶级的职责依旧是夺取政权。但这个革命的社会主义于1904年在阿姆斯特丹被葬送了，而吉尔·盖得在同饶勒斯派联合后便毁了“盖得主义”。剩下的只有改良主义，即饶勒斯。饶勒斯入党时接受了革命纲领，去世时成了改良主义者。在法国就饶勒斯方法和费里耶方法进行争论是多余的。同志们，在法国应该大力坚持这一点。问题不仅在于修改纲领，因为可以任意地增加什么内容，问题首先在于修改的方法和策略。在我结束讲话之前，我还想对博尔迪加同志的发言说几句。我认为他的方法不会带来好结果，相反会因此而使关于革命的错误思想根深蒂固。博尔迪加对我们说：“我们不准备进行革命，准备让无产阶级干革命。”我担心，撇开党的这种革命公式会使在社会主义运动、工人运动以及共产主义运动中、特别在意大利出现的错误更加严重。在这里无疑地必须加以纠正。同志们，不管加入第三国际的条件是什么，这些条件本身并不保证什么东西，只能看成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因此，如果有必要，那就应当提出更严格的要求。我认为，第三国际必定会寻求其他的保证。只有建立起真正的国际运动中心，即拥有指挥全世界运动的一切权力的真正的革命司令部，才能有把握实现加入第三国际所要求的条件。当然，要做到这一点，这个中心无疑需要有广泛的权限。塞拉蒂（意大利）：我同意博尔迪加同志的发言，有关加入第三国际的条件的讨论，本应放在共产国际纲领及其他提纲的一般性讨论之后进行。因为只有大体上了解第三国际的性质之后，才谈得上接纳与否的问题。同志们，更何况我们的情况非同寻常呢！出席第二国际历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相互间早就了解了。人人心里都明白，哪一位代表机智超群，哪一位代表善长辞令，等等。这些代表大会往往开成律师代表大会。我们这里的情况可就不同了。我们相互之间不怎么了解，也许这是由于我们对各国目前的历史条件一无所知，所以就不可能对各国的情况相互间有个清楚而确切的认识。亲爱的同志们！回想一下，五六年来，把我们分隔开来的不仅是战争，而且还有资产阶级的报刊，只有它可以随随便便地到处造谣和诽谤。由此可见，这个极其重要和困难的情况必然影响到我们的见解。我不准备举例说明，我们彼此之间是多么缺乏了解。我只举一个微不足道的，然而却十分典型的事例。季诺维也夫同志在评论我的情绪和思想方法时指出，我对普拉姆波利尼称呼“你”。可是，亲爱的朋友季诺维也夫，要知道，我们的祖先罗马人对皇帝就称“你”。我们意大利社会党人相互之间也称“你”。这是社会党的老规矩，因为在党内大家都应当亲如兄弟。所以，我认为，这不仅无懈可击，相反，还应当对我们加以表彰。我们不喜欢崇拜偶像，我们一向极力避免用领袖的名字来称呼自己的派别。断言在意大利存在着塞拉蒂派、波姆巴契派和屠拉梯派的人，本身就错了，因为我们力求在思想上，而不是在某些人的名字上分派。我们不会重蹈第二国际的覆辙。你们知道，第二国际一开始就把无政府主义者吸收进来，最后几乎闹得不可开交。他们向左走得太远了，后来又矫枉过正，太右了。我们有十分明确的行动路线，我们应当沿着这条路线一直走下去。亲爱的同志们！这次代表大会绝非寻常。无论在任何一次本国党代表大会上，或者国际代表大会上，我都没有像这次在莫斯科这样感到无能为力。在历次代表大会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大的差别，不说与会人员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别，就连他们的威望也是有所不同的。我和列宁同志相比，又算得了什么？他是俄国革命的灵魂，而我只代表一个非常小的社会主义的共产党。我每一次都说社会主义的党，因为对我来说，除了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以外，没有其他社会主义。如果我们意大利社会党是个比较好的政党，那么，对其他党又该如何评价？其实，英国同志们！你们也和列宁同志一样，有表决权。而列宁同志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怀恩科普与他比起来，犹如小巫见大巫，不可等量齐观。显然，如果我们处在你们的情况，我们是不会不考虑到这一点的。在对我们代表大会的成员发表上述一般性看法以后，我要谈谈各国的情况。首先，我们要问：我们拥护革命吗？我们渴望国际革命吗？我们在巴塞尔曾声明：社会党人应当利用战争造成的经济、政治和精神上的局势来实现革命。亲爱的俄国同志们！你们能信守诺言。你们表现得很好。整个国际无产阶级要以你们为榜样，因为各国的经济、政治和精神条件，使得我们有可能向资产阶级宣战和加速革命的进程。我们应当千方百计地实现这次革命。不过，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不能只起一个小学教师的作用，给某一个人打勉强说得过去的及格分数。我们集合在一起，为的是对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作出估计。我不想评论，究竟谁，法国人还是德国人更有资格加入第三国际。我认为，共产国际的大门应当向各国党敞开，这样，它们就可以和我们一道进行革命，争议问题可以留待日后解决。怀恩科普：也向无政府主义者敞开大门？塞拉蒂：我的亲爱的怀恩科普同志，如果你允许的话，我想说，我不仅要谈谈无政府主义者，而且要谈谈荷兰人。没有任何必要讨论克里斯平或迪特曼的行为，只要问一问法国和德国的形势如何，法国社会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情况如何就够了。我坦率地告诉你们，尽管我本人也是罗曼语族的人，但我丝毫不相信法国社会党的革命性，因为法国的形势不是革命的。有一天，法国社会党人对我们说：“亲爱的意大利和俄国的同志们，我们是否宣布总罢工以示声援俄国革命。”我相信，他们作出这个许诺时是真诚的。戈尔登贝尔格：不是真诚的。塞拉蒂：但是，亲爱的同志，我们口袋里没有诚实测量仪器。列宁：我们会找到这种诚实测量器的。塞拉蒂：我们但愿如此，因为这样就会使我的论据更有说服力了。我重复一遍，当他们作出这一许诺时，我认为他们是真诚的。但他们在关键时刻干了什么？没有宣布总罢工。选举的时候，他们出卖了我们。他们利用了萨杜尔同志的名字。他们说，他被判处死刑，所以应把他除名。选举应该有利于苏维埃共和国。但选举结果使法国社会党人失望。他们表示担心，并说为了取得更大成就，就应转向改良主义而不是布尔什维主义。事情总是这样。形势迫使他们持不明朗和模棱两可的态度，脑袋左右摇摆，却不知该怎么办。我认为不应该接收这种人。不应该接收不愿执行自己任务的党。我们在法国和德国应该有强大的先锋队，它们应以坚定的步伐前进，竭尽全力带领无产阶级。法国打了胜仗，小农已装满了自己的腰包。这里的经济形势也许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好。德国的情况完全不同。我不了解用以指责迪特曼和克里斯平的那些事实。然而，我知道，德国的形势是革命的，知道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在工人群众中有很大的力量。我再说一遍，德国的历史形势是革命的。所以我们应该接近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我们应分清精华与糟粕。我认为，同独立社会民主党人比同法国社会党人可以合作得更好和更坦率。我们的代表大会不应对个别人、而应对每个国家的革命形势作出判断。应该记住，是时势造英雄，而不是英雄造时势。既然我这么说了，请允许我回过头来谈谈本题，即意大利的形势。尽管你们批评我们，尊敬的俄国同志们，但我们的确还是互爱的。你们时常拍我们的肩膀，人们只有相爱时才这么做……（笑声。）问题不在于经常谈论屠拉梯和莫迪利扬尼，而在于在意大利如何进行革命。从革命角度看，意大利的形势比其他所谓战胜国的形势更好。经济形势很糟糕。国家明显地衰落下去，农民不满。固然他们比战前更有钱，但再也没有人为农业工人办事。农业工人说，“我愿在自己的工厂、在自己的田地上干活。”形势的确是革命的，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从心理角度来说，都是如此。我们在国内大力开展革命鼓动工作。的确，失去方向的人会被屠拉梯派拉过去。他们对我们说，你们还在读《社会批评》杂志呀。我们读这个杂志的时代早已过去了。我准确地知道它的发行量——953份。博尔迪加：就是资产阶级报刊转载其文章的那份杂志。塞拉蒂：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杂志，它在30多年里一直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教育青年社会主义者，在意大利它战胜了巴枯宁主义。今天这个杂志再也没有任何影响了。屠拉梯的情况也差不多，他在党里再也不起什么作用。当我们在波伦亚讨论我们党的表现并重新审查我们在1892年制定的旧纲领时，屠拉梯不得不藏在康斯坦丁·拉查理的背后，并保护一些追随者。他通过了用很不准确的词句表达无产阶级专政和夺取政权等的决议。在佛罗伦萨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改良主义者不敢提出决议案，因为他们感到，他们的发言在会上不会得到任何人的同情。只要存在着某种工人运动，我们就应当予以关注。不能因为我们都是意大利人，就一概加以称赞，或者加以谴责，正如你们都是俄国人一样。在意大利，人们称赞和爱戴那些一贯襟怀坦白和从不叛党的人。在意大利，人们非常尊敬那些少说话、多做事的人。我们党内的拉布里奥拉和阿姆布里沙之流，长期以来一直在鼓动工人群众同所谓出卖他们的领袖决裂。可是实际上，他们本人才是货真价实的叛徒。屠拉梯却是一向履行诺言和遵守党纪的。一方面要求清除这些人出党，另一方面却又准备吸收下面一类政党加入共产国际：它们当中仍旧保留着那些战时带着大量流通券周游欧洲各国，去收买工人阶级的人。有人对我们说：你们必须把屠拉梯驱逐出党，因为他不仅站在和平主义者立场上，而且站在社会党，即形形色色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敌人的立场上，投票反对战争。这里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在1918年罗马代表大会上，波姆巴契同志表扬了屠拉梯一番，他反对开除屠拉梯。他十分正确地指出，屠拉梯从来不允许向人群开枪。至于我，我不打算把问题引到个人身上，我认为，这不过是一个如何合理解决的问题罢了。如果屠拉梯留在党内对我们有好处，我们就把他留下，如果对我们有害，我们就把他赶走，我对谁都不偏袒。列宁：请您不要感情用事！塞拉蒂：您会清楚地看到，我没有感情用事。我说过，必须甩开这些人，但是，不能因此脱离群众。我们必须使党摆脱这种局面。我曾屡次打算做到这一点。季诺维也夫提到化工工人代表大会的问题，屠拉梯在会上发了言，鼓吹阶级合作。当时，我表示坚决反对。可是，工人们却起来为他辩护，他们说：“是的，他的观点不对，可他是一个有胆量的男子汉。”必须等到人们对他持相反看法的时候才行。但这并不那么简单。季诺维也夫同志提到屠拉梯在议会上的最后一次发言，这个发言不仅没有季诺维也夫所赋予的那种涵义，反而显得非常精辟、老练。请看看屠拉梯对资产阶级说的话吧！他说：“我提醒你们，你们掌握不了政权，你们没有能力管理社会。你们靠边站吧！现在该轮到我们执政了！我们一定要夺取政权，我们将利用资产阶级专家充当技师，并强迫他们按我们的愿望办事。”这和季诺维也夫同志强加到他头上的，完全不一样。我再三声明，我赞成清党，而屠拉梯应当退党，但不要采取开除的办法。我对列宁同志说过这一点，并在《前进报》和《共产主义》杂志上发表过有关文章。这件事必须妥善处理，否则，工人群众就会离开我们，就连那些徒有其名的领袖也保不住了。提纲同样也是这个精神。我正是从这个角度接受提纲的。提纲上写着：凡内部仍保留社会民主党人的一切党，必须重新审核自己的成员，并成立符合新条件的共产党。虽然我也是一名坚定的集中制的拥护者（在意大利，人们却认为我是一个极端武断、对同志残酷无情、不能彻底履行共产党人义务的人），但我认为，必须善于适应各国的特殊情况。这个意见在提纲的其他部分也得到了证实，这就是：“同时共产国际及其执行委员会在一切工作中，当然必须考虑党斗争和活动的种种不同的条件，因此，作出全体必须执行的决定的仅限于此类决定可行的问题。”同志们！那么，我要问你们，比方说，我们现在回到意大利，遭到反对派的猛烈攻击（这很有可能），或者遭到帝国主义的围攻，那么，执行委员会的同志们，你们能在这种情况下让我们去搞分裂吗？不，亲爱的同志们！请你们允许意大利社会党自己选择清党的时机吧！我们完全可以向你们保证（我认为，谁也不会责备我们何时会不守信用），清党工作一定要进行，但是，你们要给我们机会，使我们能把这件事办好，使它对工人群众、对党、对我们准备在意大利发动的革命有利。列宁（俄国）：同志们！塞拉蒂说，我们还没有发明“sincéromètre”。这是法文的一个新词，意思是诚实测量器。这种器具还没有发明，我们也不需要这种器具，我们已经有了测定方向的工具。塞拉蒂同志的错误就在于他不去使用这种早已为人所知的工具。关于他的错误，我以后再谈。关于克里斯平同志，我只想说几句话。很遗憾，他今天没有到会。（迪特曼：“他病了！”）真可惜。他的发言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文件。它确切地反映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右翼的政治路线。我要说的不是个人的和个别的情况，而是克里斯平的发言中明确表述出来的思想。我想，我能够证明这个发言是彻头彻尾的考茨基式的发言，克里斯平同志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看法完全和考茨基相同。克里斯平在答复一句插话时说：“专政不是什么新东西，爱尔福特纲领中就提到过。”爱尔福特纲领根本没有谈到无产阶级专政，而且历史证明这并不是偶然的。当我们在1902-1903年制定我们党的第一个纲领时，我们一直在借鉴爱尔福特纲领，而且普列汉诺夫，正是普列汉诺夫当时说得很对：“不是伯恩施坦埋葬社会民主党，就是社会民主党埋葬他。”①说这句话的普列汉诺夫特别强调的正是这样一点：爱尔福特纲领没有谈到无产阶级专政，这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在实践上是胆怯地向机会主义者让步。所以从1903年起，我们就把无产阶级专政写进了我们的纲领。①《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1961年三联书店版第418页。——译者注克里斯平同志现在说，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什么新东西，又说，“我们一直主张夺取政权”，这就是回避问题的实质。承认夺取政权，但是不承认专政。所有的社会党文献，不管是德国的还是法国和英国的都证明，各机会主义政党的领袖，如英国的麦克唐纳，都是赞成夺取政权的。他们可真不简单，都是真诚的社会党人，但是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既然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不愧称为共产党的革命政党，那就应该与第二国际的旧观点有所区别，就应该宣传无产阶级专政。克里斯平同志却抹煞了这一点，掩盖了这一点，这就是所有考茨基的信徒所犯的基本错误。克里斯平同志又说：“我们是群众选出来的领袖。”这是形式主义的不正确的看法，因为在德国“独立党人”的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了派别的斗争。不需要像塞拉蒂同志那样去寻找诚实测量器，去开这个玩笑，就能确定一个简单的事实，即派别的斗争必然存在，而且确实存在。一派是刚转到我们这边来的革命工人，他们反对工人贵族；另一派是工人贵族，即在各文明国家里以老领袖为首的工人贵族。克里斯平究竟属于老领袖和工人贵族一派呢，还是属于反对工人贵族的新的革命工人群众一派呢？正是对这个问题克里斯平同志没有交代清楚。克里斯平同志在谈到分裂问题时用的是什么腔调呢？他说分裂是一种痛苦的必然，并且为此伤心了好久。这同考茨基的表现完全吻合。究竟是同谁分裂了呢？同谢德曼吗？是的！克里斯平说，“我们分裂了”。第一，你们分裂得太迟了！既然谈到这个问题，就只能这么说。第二，独立党人不应该为这种事情伤心，而应该说：国际工人阶级还在受工人贵族和机会主义分子的压制。法国和英国的情形都是这样。克里斯平同志对分裂问题的想法不是共产党人的想法，而同似乎不再有影响的考茨基的想法完全一致。接着克里斯平谈到高工资问题。他说，同俄国工人以至东欧工人比较起来，德国工人的生活相当好。照他的说法，革命只有在它“不过分”使工人生活状况恶化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试问，在共产党内能容许用这种腔调说话吗？这是反革命的腔调。我们俄国的生活水平无疑比德国低，在我们建立了专政以后，工人反而更挨饿了,生活水平更低了。没有牺牲，没有工人生活状况的暂时恶化，工人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应当向工人说的，正好同克里斯平说的相反。如果想使工人为建立专政作好准备，又同他们谈什么生活状况“不过分”恶化，那就是忘记了一个主要的情况：帮助“本国的”资产阶级用帝国主义方法争夺和压迫整个世界，以便得到优厚的工资，工人贵族正是这样产生的。如果德国工人现在想开创革命事业，就应该忍受牺牲，不怕牺牲。在落后的国家里，一个中国式的苦力不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这种说法从一般的世界历史的观点来看，是正确的，但是，在少数比较富有的国家里，由于帝国主义掠夺而生活比较好，如果对工人说他们应当提防“过分”变穷，那就是反革命。应当反过来说。工人贵族害怕牺牲，担心在革命斗争中会“过分”变穷，他们是不能加入党的。否则，专政就不可能建立，尤其是在西欧各国。克里斯平关于恐怖手段和暴力说了些什么呢？他说：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在社会学教科书里，也许可以把二者区分开来，可是，在政治实践中，尤其是在德国的情况下，却不能这样做。对杀害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德国军官，对施汀尼斯和克虏伯这样收买报刊的人，我们就不得不使用暴力和恐怖手段。当然，没有必要预先宣布我们一定要采取恐怖手段，但是，如果德国军官和卡普分子还是和今天一样，如果克虏伯和施汀尼斯还是和今天一样，那么使用恐怖手段就是不可避免的。不管是考茨基，还是累德堡或克里斯平，都完全以反革命的观点来谈暴力和恐怖手段。抱有这种思想的党不能参加专政，那是很明显的。还有一个土地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克里斯平特别激动，他想斥责我们是小资产阶级。他的意思是从大土地占有者那里搞点东西来给小农，便是小资产阶级味道。应该剥夺大土地占有者，而把土地交给协作社。这种看法太学究气了。就是在高度发达的国家里，包括德国在内，也有相当数量的大地产，这种地产不是用大资本主义方式而是用半封建方式耕种的，可以在不破坏农场的情况下把这种土地分一部分给小农。可以在保存大生产的同时把对小农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东西分给他们一些。很遗憾，他们没有想到这一点，可是实际上又不得不这样做，否则就要犯错误。例如，瓦尔加（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前国民经济人民委员）的书就证明了这一点，他写道，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匈牙利农村几乎没有起什么变化，日工没有感到什么好处，小农也没有得到什么东西。匈牙利有很多大地产，匈牙利的一些大块土地是用半封建方式经营的。在这些大地产中，总是能找出而且应该找出一部分土地来分给小农（可以不归小农私有，而是租给他们），使拥有小块土地的小农可以得到一份没收来的土地。否则，小农就看不出苏维埃专政同实行专政前有什么区别。如果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不实行这种政策，那它就维持不下去。虽然克里斯平说，“你们不能否认我们有革命信念”，但是我要回答说：我就坚决否认你们有革命信念。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们不愿意按革命方式行动，而是说你们不善于用革命观点考虑问题。假如选出一些有学识的人组成一个委员会，给他们考茨基的10本书和克里斯平的这篇讲话，那么我敢担保，这个委员会一定会说：这篇讲话完全是考茨基主义的，从头到尾贯串着考茨基的思想。克里斯平的一切论证方法彻头彻尾是考茨基式的，可是克里斯平却出来说：“考茨基在我们党内再也没有什么影响了。”也许，对后来入党的革命工人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应该承认一个确凿的事实：考茨基直到现在，对克里斯平同志，对他的整个思路、对他的一切观念，都还有很大的影响。克里斯平的讲话就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不必发明什么诚实测量器，就可以说：克里斯平的方向是不符合共产国际的方向的。我们说明这一点，也就规定了整个共产国际的方向。怀恩科普和明岑贝格同志因为我们邀请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并且同它的代表谈话而表示不满，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当考茨基反对我们而且还写书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把他当作阶级敌人同他论战。可是独立社会民主党（该党现在已经由于大批革命工人的加入而壮大起来）到这里来谈判，我们就应该同他们的代表谈，因为他们代表着一部分革命工人。关于共产国际问题，我们同德国“独立党人”、法国人、英国人是不能一下子讲通的。怀恩科普同志的每一次发言都证明，他几乎完全同意潘涅库克同志的一切错误意见。怀恩科普说，他不赞成潘涅库克的观点，但是他的发言却证明完全不是这样。这就是这个“左派”集团的基本错误，不过，这是无产阶级运动发展过程中的错误。克里斯平和迪特曼同志的发言全部贯串了资产阶级观点，抱着这种观点是无法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好准备的。如果怀恩科普和明岑贝格同志在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问题上走得还要远的话，那我们就不能同意了。当然，我们没有像塞拉蒂所说的那种诚实测量器来测验一个人是否诚实。我们完全同意，问题不在于对人的判断，而在于对形势的估计。很可惜，塞拉蒂虽然说了话，可是没有说出什么新东西来。他的发言同我们在第二国际那里听到的一样。塞拉蒂说，“法国的形势不是革命的形势，德国的形势是革命的，意大利的也是革命的”，他说得不对。即使是反革命的形势，第二国际不愿意组织革命的宣传和鼓动，那也是犯了错误，有很大的过错，因为，即使没有革命的形势，也可以而且应该进行革命宣传。布尔什维克党的全部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社会党人不愿意像我们那样在任何形势下都进行工作，就是说不愿意进行革命工作，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差别就在这里。塞拉蒂只是重复了克里斯平的话。我们不想说，哪天哪天一定要开除屠拉梯。这个问题执行委员会已经谈过了，可是塞拉蒂对我们说：“清党可以，但是不要驱逐任何人出党。”我们应当直率地告诉意大利的同志们，同共产国际的方向符合的，是“新秩序”派，而不是社会党和它的议会党团现在的领导者多数。后者硬说，他们想保卫无产阶级不受反动势力的摧残。俄国的切尔诺夫、孟什维克和其他很多人，也在“保卫”无产阶级不受反动势力的摧残，然而这还不能作为让他们加入我们队伍的根据。因此，我们应当告诉意大利的同志们和一切有右翼的党：这种改良主义倾向与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我们请你们意大利的同志们召集一次代表大会，在会上提出我们的提纲和决议。我相信，意大利的工人是愿意留在共产国际里的。（按《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235-241页译文刊印）塞拉蒂：老是把屠拉梯当作我，是不是有意这么做？列宁：谁也没有把塞拉蒂和屠拉梯混为一谈，如果塞拉蒂自己在替屠拉梯辩护时不这么做的话。列维（德国）：同志们！首先我应当感谢怀恩科普同志，感谢他如此慎重地对待德国共产党，感谢他在这里说，鉴于我们不是共产党人，所以不能向德国党提出所有意见。由于我不赞成怀恩科普认为我们处境轻松的那些理由，所以我更应感谢他的慎重态度。这些理由向我们表明为什么他曾如此寄希望于四位独立党人留在大厅里。看来怀恩科普担心他第一个被独立党人传染不是没道理的。怀恩科普对他不在这里批评我们所作的解释表明，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这是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典型的解释，以此掩盖自己的一切过失。他接受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的论据，而我们是一直不断地反对这种论据的。左翼一再说：我们不会把分歧公诸与众，当其他人在场时，我们决不会说什么。我们认为，这种立场包含着对德国无产阶级内部分歧意义的极大误解。如果有了错误，我们就应该予以揭露，而不管反对者是否在场。怀恩科普同志的思想是如此典型的“独立”，以致可以用这一公式来解释独立党人代表团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的表现和独立党人在德国革命时期的全部政策。昨天晚上我们表明的同迪特曼和克里斯平的分歧的最深刻含义究竟是什么？他们有意地重申一个事实：我们同群众有联系，我们和群众在一起，群众赞同我们的立场。这是对党的群众观点的根本误解。因为如果说没有群众参加，党就不能进行革命斗争这一说法是正确的，那么一个党如果局限于时时刻刻都倾听群众在干什么，说群众爱听的话，那是很糟糕的。然而，独立社会民主党至今仍然在政治上坚持这种做法，它甚至还自吹自擂，说什么它无时无刻不在捍卫群众的要求。因此，它的历史是一部充满荒谬与错误的历史，总之，是一部表明德国群众软弱无力的历史。只要群众犯错误，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人也跟着犯错误；群众看不清自身的力量，而独立社会民主党人也没有发挥他们的威力，自己和群众一样无能。（有人喊道：他们落在群众的后面！他们向来不懂得革命政党的领导作用。）列维：他们至今还想说明，即使犯了种种错误，他们还是正确的。其实，重要的莫过于指出自己的具体错误，弄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不是为了装出一副悔过自新的样子来使我们高兴（我们不需要克里斯平和迪特曼的忏悔），而是为了使现在仍留在独立社会民主党内的德国工人群众认识自己过去的软弱无能，认识自己的种种错误。我认为，这应当成为独立社会民主党和第三国际之间为消除误解而进行会谈的重要内容。基于上述原因和对这些工人群众负责，在目前我们相互间的解释性谈话中，主要应当遵守“说老实话”的原则。我的看法是：虽然迪特曼和克里斯平同志主观上想在这里说老实话，可是，实际上他们所说的全是假话，句句是假话。老实说，这未免太过分了。过去表现得不错的克里斯平用以前和斯巴达克联盟的关系，把斯巴达克联盟反对派说成是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前身。其实，克里斯平非常清楚，独立社会民主党是从另外一个派别演变而来的，它不是由斯巴达克联盟的成员组成，而主要是由思想混乱、观点模糊和半和平主义的1914年的八月反对派（伯恩施坦、累德堡和考茨基等人，他们毫不理解团结统一问题，对所有问题的看法彼此也不一致）组成。我想起累德堡1914年10月时的立场，当时他声明：“只要俄国人坚守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我就同意表决拨款案。”按照这种说法，独立社会民主党似乎是由一个人数不多的、自觉的和彻底的反战派发展而来的，这样一来，德国群众就会给弄糊涂了。其次，克里斯平同志把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来历说得含混不清，而迪特曼和克里斯平在介绍独立社会民主党战争期间的表现时，同样也不实事求是。他们说什么，独立社会民主党进行了反军国主义的宣传，散发了秘密书刊，这不是事实。迪特曼同志，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战争期间，最令我震惊的事件是：在议会会议上，当米哈埃利斯总理就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在海军当中进行反军国主义宣传一事向他们提出警告时，独立社会民主党代表居然当场否认和早已长眠的李希皮奇等同志的关系，要知道，这些同志是革命的先驱，是最早为革命捐躯的。迪特曼：不对！这不是事实！列维：不，这是千真万确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当时表白说，他们没有从事反军国主义宣传，只不过散发了独立社会民主党的纲领罢了。你们并没有说：“他们是我们的同志。”你们并没有说：“成千上万的人应当步先烈的后尘。”迪特曼：一派谎言！列维：请您不要再用“谎言”这个词了，让我给您读一份速记记录吧！记录里谈到独立社会民主党战后的表现，这和这里叙述该党在战时的表现一样，全是假话。迪特曼详尽地说明了促使德国与俄国彻底断交的情况。他推托说：驱逐越飞同志，实际上是马克斯亲王一手造成的。其次，经查明，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证据确凿地说，当社会党政府执政时，越飞就已成为德国政府的打击目标了。不是别人，正是社会党政府，使得越飞同志最终被驱逐出境。我简单地列举一些事实吧！柏林工兵代表苏维埃在11月10日会议上通过了下述决议：“工兵代表苏维埃决定：政府必须立即恢复与俄国政府的关系，并希望俄国政府派代表到柏林来。”但是，人民代表委员会却一致决定不执行这项决议。11月19日举行了内阁会议。拉狄克同志昨天已将会议记录公诸于众，并加以引证。与会者除人民代表外，尚有大卫博士、考茨基和三等文官纳多里尼。记录上一字不差地写着：“继续讨论德国与苏维埃共和国的关系。哈阿兹建议延期……考茨基支持哈阿兹。必须推迟作出决定。苏维埃政府不会维持多久，几星期后就会被消灭……根据《前进报》的说法，政府一致接受了哈阿兹—考茨基—巴尔特的这个意见。”（1918年12月18日《前进报》）迪特曼同志不幸的是，他的证明是多余的。因为迪特曼指出的事情是属实的，即他们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主张同俄国建立关系，没有必要把未建立关系说成是由于当时德国处境困难的缘故。其次，众所周知，柏林执行委员会作出决定：委员会邀请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派代表出席第一次代表大会。莫斯科接受了邀请，由拉狄克率领的代表团出发了。在科夫诺的中央委员会发电要求政府通知它对代表团到来所采取的态度。人民代表委员会反对巴尔特的意见，而赞成哈阿兹和威廉·迪特曼的意见，并作了如下答复：“请通知俄国代表团，鉴于德国的局势，代表团不要来。就是说，不要准许入境。”在1919年2月15日举行的议会的会议上，诺斯克说：我想对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同志们说，既然累德堡在莱比锡党代表大会上断言加入第三国际会剥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同诺斯克辩论的道义权利，那么累德堡和其他同志就应看到，还有其他一些事情使诺斯克有机会反对独立社会民主党人。诺斯克在2月25日会议上说：“哈阿兹先生埋怨政府对俄国所持的态度。一位同事告诉我，在1918年11月哈阿兹先生出席的内阁会议上，考茨基建议不要同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建立关系，因为那样一来，我们就会受到协约国的更多指责。哈阿兹先生接受了这个建议。当柏林执行委员会邀请拉狄克和越飞出席工人和军人委员会代表大会时，政府（全体成员出席，包括哈阿兹和迪特曼先生）以5票对1票宣布他们的到来是不受欢迎的。”有文件证明独立社会民主党人根本没有投赞成票，因为他们自己的报纸赞成这一行动。《自由报》1918年12月l0日第57期有一处提到：“人民代表委员会是在受到极大压力下工作的，当时它呼吁俄国同志不要到德国来。面对强大的协约国，它不能也不敢对由于俄国同志的到来而破坏和平前景一事承担责任。”现在你们还说党内未曾有过威尔逊主义！这里提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问题——是威尔逊还是俄国革命，问题就是这么公开地摆着。你们曾支持过威尔逊。你们说：是的，也许当时是这样，但是后来威尔逊主义在党内已被肃清。我本来还可以向你们说许多话。现在就看一看《自由报》（这家报纸在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里具有某种威望是不可否认的）1920年6月4日写了什么：“在德国和平联合会所作的调查中，向所有候选人和党的领袖们提出一个问号，这个问号包括以下一些问题：德国是否要加入人民协会？是否只能通过和平途径修改凡尔赛和约？是否按宪法在所有学校里用人民之间和解的精神教育学生？中派党、民主党和民族民主人民党的首领以及社会党右派和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对此都作了积极的回答。上述党的许多候选人也作了同样意思的回答。两个右派政党没有作出回答。”还有，在德国，东西方之间、威尔逊和俄国革命之间的斗争今天尚未结束。德国形势将变得更困难、更严峻。世界革命的命运在几个月后、也许几年后将掌握在德国无产阶级手中。这样的时刻又要到来了。如果协约国和俄国之间的对立加剧并发生冲突，那么德国无产阶级的行动将是决定性的。在最近一期《自由报》里我们读到了什么呢。我刚得到1920年7月23日的《柏林日报》，该报援引了布拉伊特沙伊德关于德俄关系的说法：“在目前力量对比的情况下，德国由于执行这种政策而可能处于十分严重的形势，我们不应忽视这一点。情况可能非常严重，这一点，必须承认。武装反抗的可能性，几乎完全不存在。不能仿效比利时1914年的做法。我们不能同法国和英国重新开战。然而，我们应当竭力维护我们的权利，并尽可能阻挠同盟政府破坏中立。”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同志们！你们是否知道其中的含义呢？他们直接建议协约国就德国无产阶级保持中立一事，或者更确切地说，就德国无产阶级愿意与俄国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并肩战斗一事进行交易。要知道，有一次，他们就是这样把德国无产阶级出卖给协约国的。我不打算在这里反复引用希法亭在莱比锡大会上的发言。希法亭在那次大会上以苏维埃俄国行将垮台为理由，证明自己拒绝与俄国采取联合行动的做法是正确的，他在会上还洋洋自得地声称：“在德国，我们可没有处于行将灭亡的境地。”累德堡的观点是什么呢？他反对恐怖主义，主张高度的政治道德，而为了表明他对恐怖主义的看法，他说了下面一番话：“我所说的行动，决不能和布尔什维克的敌人所说的等量齐观，我是指布尔什维克自已承认做过的事，即不允许自由评论，取缔一切敌对报刊和各种集会，以及成立拥有无限审讯权力的非常委员会，这样，被告就没有任何法律上的保障以防止滥用这些审讯职权了。这就是我们要谴责施特克尔同志的地方，同时，我们也可以承认那些减轻布尔什维克的过错的情节。”然而，希法亭在他的发言中说：“我们谴责恐怖行为，我们不认为它有足以使人原谅的情节。”后来，他又接着说：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达成协议。累德堡支持这个观点。十分不幸的是，莱比锡行动纲领对所有这些观点均表示同意。它活像一块粘土，可以任人随心所欲地塑造一张美丽的面孔，或者一副丑陋的嘴脸。从莱比锡行动纲领中，我只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形形色色的流派出席了莱比锡大会。对于我们内部存在各种派别一事，我们直言不讳，用不着让你们提出指责。在行动纲领这件事上，我显然看出，考茨基和希法亭，还有多伊米希和施特克尔都投了赞成票。你们也正是以此为荣啊！（有人喊道：考茨基没有投赞成票。）可是，希法亭不是投了赞成票吗？既然考茨基没有投赞成票，那为什么你们还把那些不赞成行动纲领的人留在党内？对那些持反对观点的人，你们是怎么处理的？有人带着这个不三不四的行动纲领光临莫斯科，并且扬言：“如果莫斯科纲领和我们的行动纲领一致，那我们就参加共产国际。”你们这个行动纲领如此广泛，谁都可以表示“同意”。所以，我们要求你们对这一点作出确切说明。法国《人道报》刊登了弗罗萨尔同志关于他和克里斯平在瑞士谈判情况的报告。克里斯平在谈判中坚持原来的观点，他说：“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行动纲领，因此，我们不参加第三国际。我们既讲条件，又可作一定的让步。”那么，现在就请您把你们的行动纲领的具体内容，向我们解释清楚。最后，请您把制定行动纲领的整个经过提到政治高度上来加以说明，还要让克里斯平说明，他的条件和让步指的是什么。我们不要希法亭和施特克尔观点兼收并蓄的行动纲领，我们不要空话连篇的行动纲领，我们最终要的是真正的政治纲领，好让我们了解你们的观点。到那时，你们将得到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现在所需要的东西。我这里根本没有提及你们喜欢用来吓唬人的分裂问题，我只讲到你们将不得不对群众说明你们的要求以及其他人的要求，即说明那些我认为十分重要而又有决定性意义的基本原则。这是第三国际应当坚持的一点。我本人是个地地道道的律师……迪特曼：完全正确。列维：……尽力使律师干的事不致漏洞百出。因此，应当承认，我对第19条的措词深表怀疑。这一条解决不了下述问题：目前在独立社会民主党生活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使群众了解问题的症结所在，使群众明确认识党的政治纲领，而这个政治纲领，独立社会民主党人迄今也没有向群众提出来。我认为，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就是用清楚、易懂的语言和同情我们的德国工人交谈，并且告诉他们，那些至今仍然用迎合群众口味的革命词藻把自己巧妙地伪装起来的右派，是什么货色，他们在什么地方，是何许人也。到目前为止，我对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就是这样认识的。我们必须明确地提出批评，可是，在独立社会民主党内部，还缺乏开展这种批评的勇气和力量，我们必须如实地反映独立社会民主党内部存在的比较隐晦的不满情绪，以及反对该党现行政策的情绪。因此，我们必须帮助我们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群众，并将我们的批评继续进行下去。我们必须把群众至今从自己的领袖，甚至从左派领袖口中听不到的东西告诉他们。我们十分清楚，为了对我们的批评进行报复，他们企图损害我们的威信，说什么我们只关心德国共产党，只考虑我们本党的利益。但尽管如此，我们也一定会得到群众的谅解，并且很快就会迫使右派现原形。从这个角度说，我们继续展开批评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为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内的群众的利益。即使我们因提出批评而受到种种打击，我们也要对该党群众说：“爱情之神在折磨着你，那是由于他爱你和希望你纯洁与幸福。”季诺维也夫：为了结束今天的讨论，我提议，任何人都不得再次要求发言，每个人发言也不得超过10分钟。（提议被否决。）安贝尔—德罗（瑞士）：我认为，争论的中心议题是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加入第三国际的问题。大会还没有讨论加入第三国际的一般性条件。其实，这里有两个迥然不同的问题。一是我们应当给一切愿意加入第三国际的党，其中包括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规定一般性条件；一是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加入第三国际的特殊性问题。只有等这些党讨论了我们的一般性条件，并申请加入我们的国际之后，我们才能讨论特殊性问题。目前，时机尚未成熟，因此，我们应当扩大讨论的对象，因为其他党（这些党，例如西班牙党和瑞士党等，当然还比较小）的处境，也跟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一样。假如瑞士党左派没有单独派出自己的代表团，那么，该党执行局必定会像法国社会党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那样派出自己的代表团，这样一来，我们也许会发现，从前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凶恶敌人奈恩或格拉贝坐在第三国际代表大会的代表席上，而且还有发言权。瑞士党的特点是中派的摇摆性，时而右倾，时而“左”倾，看风转舵，看哪种势力在党内占优势。在去年8月党代表大会上，瑞士党一致同意和第二国际脱离关系，并且根据绝大多数票作出决定，加入第三国际。可是，书记们指定的两个报告人黑尔勒和格拉贝，却在瑞士党代表大会上反对第三国际。在普选情况下举行全民投票时，大概以15000票对8000票否决了加入第三国际的提案。当时，党执行局倡议“改造”第三国际。最初，这个改造指的是成立中派国际，从右的方面把已加入第三国际的一切“模棱两可的、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人”，即社会爱国主义分子和左派，统统清洗出去。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以后，他们不再坚持意见，而是奉行该党的主张，即提出有条件地加入第三国际，并想方设法动摇第三国际的理论基础。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和瑞士党的代表，曾在伯尔尼举行了若干次会谈。当独立社会民主党代表对我们说，我们同他们的会谈必须以莱比锡纲领为基础时，我们提出了反对意见，我们指出，他们党和我们党的执行局进行了会谈，而我们党的执行局一直反对莱比锡纲领的主要论点，即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的论点。党中央委员会不同意这个“改造”策略。4月间通过了格里姆的提案，这个提案和格拉贝提出的“改造”第三国际的决议案针锋相对。格里姆的这个决议案主张加入第三国际，其理由是，第三国际允许在革命前时期内采用民主制。但是，第二天，党的执行局却让法国的“改造论”拥护者们放心，并电告《人民报》：这个提案是格里姆提出来的，它不过是一种避免和左派分裂的策略手段而已。会谈继续进行。当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代表团前住俄国时，保尔·福尔以及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瑞士党的代表继续在伯尔尼就“改造”第三国际的问题进行会谈。党的执行局决定派代表团到俄国来，以便像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人那样，在那里开展“改造”工怍，可是，当发现左派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团时，便放弃了原来的打算。现在，无论什么样的“改造”显然都不能实现。这种企图注定要失败，因为它本身包含第二国际的一切弱点，并体现出第二国际的性质和思潮，即缺乏纲领和理论基础，缺乏国际的集中，缺乏一切原则，以及施行联邦制，凡此种种就使得第二国际松散无力。因此，“改造”第三国际的企图也必然要落空。第二国际成了一具僵尸，改造第三国际已成泡影，面对这种现实，一些旧社会党便纷纷向第三国际靠拢，它们既不了解第三国际的性质，也不承认它的原则，它们非常害怕第三国际纪律的约束，害怕它的监督。但为了免遭孤立，这些中派政党接受了一切条件，指望从内部来改造第三国际。格拉贝在一次党代表大会上说；党将不得不加入第三国际，但它寄希望于在第三国际内部开展工作，以便扩大自己的影响。面对机会主义的中派政党大肆侵入和充斥第三国际这种危险局面，我们的国际感到束手无策。这些党对所提出的一切条件均可签字画押。提纲20条帮不了我们的忙，机会主义者照样钻到我们的队伍中来。不过，我认为，博尔迪加同志提出的务必将那些拟投票反对第三国际纲领的少数派开除出去的建议，有助于首先把极右派清除出党。“分裂”这个词，使那些把党的统一看得高于一切的机会主义者胆战心惊。当然，初次清党不可能彻底，但这是建立真正共产党的基础。依我看，第二个重要条件是，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要严格、有力地监督那些业已加入共产国际的党。“改造派”和各国机会主义者共同关心的是，各国党不受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约束。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反复说：“我们要求给予行动保障。”他们希望在第三国际里获得原来在第二国际所拥有的那种自由——叛变的自由。必须授权执行委员会（要从具体情况出发）向一些党提出比代表大会通过的一般性条件更高的、符合它们情况的特殊的条件。必须敦促执行委员会监督各个党的活动，并迫使那些仍然受机会主义者控制或继续吸收这类人入党的党，进行必要的清党工作。多伊米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大会对议事日程上的这个问题进行讨论，我表示衷心拥护，因为我认为，这些会议的成效，不仅关系到派我到这里来的党，而且关系到整个国际。从昨天和今天的讨论，尤其是各组代表的发言来看，可以认定：共产国际必将成为各种宗派和集团的国际，即成为愿意接受共同理论和共同路线的各种宣传团体的国际。我十分清楚，我们的俄国同志不会同意这种观点。我没有料到，这里居然有人要给考茨基戴上预言家的桂冠。考茨基在他新出版的《国际的过去和未来》小册子中，从他那人所共知的民主主义、社会改良主义和反布尔什维克观点出发写道：“第三国际不过是一个宗派组织罢了，它的排外性，一开始就妨碍它把一切具有群众基础的社会党联合起来。它的成员仅限于东欧的党和西欧某些脱党分子。”①我没有料到，俄国同志也居然认为第三国际将面临这种前景。但如果不这样，如果第三国际不会沦为一个宣传团体，而应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强大组织，那么，代表大会就要考虑到，其他大党也会要求加入第三国际。在和那些党员人数众多，并有数十年政治活动经历的党进行辩论时，当然会在它们身上发现许多可击之处，会找到更多的批评口实，而那些没有机会在政治生活的激流中锻炼自己的党，却大不相同了。我不打算再在这里引用某些特殊的可望谅解的情节，来为本党辩护。但有一点我要说明，这就是：不能只根据一般情况，只根据理论主张和报刊的评论，来判断我们党。然而，到目前为止，上述种种因素均成了大会批评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依据。要知道，不能像这里多数情况那样进行笼统的评论。不能说，也不容许说，这也是独立社会民主党干的，那也是独立社会民主党干的，它这也不好，那也不好。我们德国的情况十分特殊，但是，对德国也可以这么说：从世界大战以来，德国的各个政党均处在动摇不定的状态之中。①卡尔·考茨基：《共产国际的过去与未来》维也纳人民书店出版社1930年版第77页。——编者注对会上的发言可以从多方面加以反驳，但我只想说明一点：1918年十一月革命后，独立社会民主党内部出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派别。一派仍然继承社会党右派的旧民主主义和改良主义观点；另一派自革命第一天起，即自联合政府成立的第一天起，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苏维埃制度。最初，拥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在党内只占少数，然而，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这个少数派始终竭力促使独立社会民主党逐渐把立场转到无产阶级专政方面来。你们都知道，目前尚未有定局，也就是说，为达到目的还要进行残酷的斗争，但毕竟已经走了相当长的一段路。当拉狄克等等演说家在会上同迪特曼和克里斯平进行辩论，并有根据地批评人民代表委员会当时的做法时，我就想强调一下，除人民代表委员会以外，在柏林同时还存在着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虽然其中社会党右派和士兵占据多数，但它始终坚决反对佐尔夫式的外交手腕，主张和俄国恢复邦交，主张接待俄国代表团。如果说，我们未能坚持己见，如果说，我们的努力未能奏效，那就应当考虑到托洛茨基说过的话（因为这句话正适用于我们德国当时的情况）：我们必须顽强地克服物质上的阻力。要知道，除英国以外，当时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像德国那样，无产阶级内部如此严重的分裂。我们必须和追随社会党右派的、目前仍然处于教权主义影响之下并已成为我们的绊脚石的那个非同小可的工人阶层作斗争。其次，我们仍有相当多的工人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另外，还有一大批群众没有固定的观点，没有参加任何政治组织，对政治漠不关心，靠革命工人帮助才能前进。考虑到上述因素，我们曾作了种种尝试，以便使这些数十年来受议会思想熏陶的工人，对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有个明确的认识。对于只有在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才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一问题，我们党内存在着严重分歧。应当肯定，在这个斗争中，无产阶级专政的拥护派越来越占优势，并且始终占优势。在反对原来的和现在仍不同程度存在着的民主主义-机会主义观点的斗争中，左派观点显然日益取得胜利。此外，在德国，还不屈不挠地开展了革命活动。我只想简单地说一下。自1918年起，我们不只是在集会上和其他各种合法的公开场合下，从理论上阐明我们的观点，而且到今天为止，我们一直在各方面尽力履行我们的职责，并将继续履行我们的职责。至于我们在党内没有得到相应的支持，那只要从党的发展史和党的基本观点上看，就十分清楚了。说实在的，我们全党现在对于必须采取秘密手段这一观点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已有所认识，并且，我们已从认识转到实际行动上来。在我们党的三月代表大会上，民主主义思想倾向仍然十分活跃，但是，我们加强了对苏维埃制度的宣传工作，当时要想压制它是不可能的，因此，大会决定“把苏维埃制度写进宪法里去”。而随着革命事业的继续向前发展，我们党在行动上确实已走上革命的道路，而且应当说，它已经是一个完全革命化的党了。虽然这个问题有待理论上的进一步探讨，但还是应当指出，莱比锡党代表大会较之党的柏林三月代表大会，向前迈出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步。不过，莱比锡代表大会的重要意义也不是永恒的。我确信，在我们参加这次大会的感受的基础上，再过几个月，我们必定会制定出一个比现在的莱比锡行动纲领更加具体的纲领来。从另一方面看，由于整个第三国际不应当是一个宣传团体，而应当是一个行动组织，所以，我深信，我党在组织上和行动上，将根据作为一个行动国际的第三国际提出的要求，进行整顿，我本人也将全力以赴。这项工作并不那么简单，因为我们组织的领导分散，不如旧社会民主党的民主主义——改良主义领导那样集中。在旧社会民主党内部，我们这个反对派目睹了谢德曼和艾伯特之流的党执行局是怎样专制独裁、怎样管理党的金库、怎样暗中控制报纸和横行霸道的。因此，德国先进工人对执行局的领导集中和机构集中极为反感，这种反感情绪造成了党的领导严重分散的后果。俄国党的中央委员会在我们所经历的革命时代拥有而且必然拥有的全部权力，我们却没有。德国革命的发展，必将无情地迫使我们的组织适应革命的需要。现在，莫斯科正推动德国这样做。因此，我们能够而且必将克服我们组织机构上的分散状态。但问题在于，我们每个党和我党本身在理论上存在着种种困难，因而，我们很难以俄国同志为榜样。对他们，我不准备说恭维话，但是，经过心平气和的冷静的观察，我可以对他们作出如下的评价：俄国人民有着一个明确而坚定的决心，而这个决心将沿着共产国际的渠道传到德国，并将在德国引起反响。第二个对比是：红军走过的每一公里路程，都是对德国革命的促进，促使它前进一步。（鼓掌。）这个事实迫使我们响应当前形势的要求。并非事事都能如愿以偿，但是，我深信，既然我们现在听到柏林工人就贝拉·库恩被捕一事举行了大规模示威游行，那么，这说明，独立社会民主党（它曾经号召工人为苏维埃俄国、为德国革命而奋斗）在这里的活动继续对国内产生影响，独立社会民主党今后也将继续这样做，力争具备加入第三国际的条件。有人说，我们党是一个执政党，这不符合事实。在评价一个党时，也应当参考它的敌人对它的看法（我认为，这种论据无关紧要）。只要翻阅各种报纸（不仅《前进报》而且还有右派所有的地方报），你们就会对独立社会民主党所遭受的猖狂攻击有所了解，你们就会肯定，独立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一样，被当作国家的敌人看待。对德国共产党，我还想说上几句。我和其他许多人都认为，它是在对共产主义营垒不太有利的情况下建立的。有人喊道：你们本来也想在那个时候一起创立共产党！多伊米希：我们想过，可是为什么毫无结果呢？因为共产党后来否定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所坚持的原则立场，因为有不少后来被共产党在不得已情况下清除出去的人出席了成立大会。当时，正是在这些人的影响之下，确定了加入共产党的条件，创立了共产党。既然出自这样的动机成立的组织，那它就有其自身的利益，所以这几年来，它所干的许多事都缺乏明确的策略，它对独立社会民主党进行了不公正的攻击。在有关苏维埃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上，可以说，它就是这样做的。在这些问题上是不容许随意歪曲的。以自己深奥的理论来贬低那些担负微不足道的工作的人们，确实非常容易。不过，革命工作也离不开许许多多小事。有一次，我对列维同志说：在德国，共产党是革命的导师，而独立社会民主党则充当革命中的顽童的角色。但是，我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我们肩负着伟大的使命。我坚信，德国革命胜利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能够而且必将被这次代表大会所产生的影响，以及我们所起的作用一扫而光。我认为，使独立社会民主党把立足点移到第三国际方面来，是可以办到的，如果我们将理论上的争论进行到底，那么就会发现，独立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之间早就不存在任何矛盾了。到那时，只要双方有诚意，第二个问题——组织问题便迎刃而解了。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不久将来的行动可以作证。我对今后行动的看法是（我只能作个人表态），我们一定把第三国际的全部指示和提纲带回德国去，并竭尽全力使每一级组织都能对指示和提纲进行讨论，都能表示同意和接受，并将必须做到的一切付诸实践。我们将把第三国际的要求向我们党的机关传达（我们整个党机关应当朝这方面努力），同时，我们将召开党代表大会，到那时就会弄清楚，大多数党员是否同意第三国际的立场。如果大多数人表示赞成，那么像考茨基那样的人在我们党内就没有立足之地，他们就应当老老实实地公开离开我们的党，而你们可以通过集中制，并集中力量来经常监督我们的报纸、党执行局及其他方面的工作。我们一定要把那些不同意第三国际立场的人清除出党。党没有委托我们加入第三国际，而只让我们听取加入国际的条件并表明我们的态度：我们坚决使第三国际大大完善起来，远远超过第二国际，我们坚决使它成为一个巩固的、坚强的、全世界无产阶级真正的国际！达尔斯特隆（瑞典）：我请求发言，不是为了反驳季诺维也夫同志对我党提出的一般性意见，而是为了使代表大会对我们党的情况有一定的了解。在瑞典，成立左派社会党的起因，是社会爱国主义者布兰亭企图把我们的霍格伦、基尔博姆等同志（他们是青年团的激进派）开除出社会党。参加组建新党的其他人当中，有旧社会党的卡尔·林德哈根、伊瓦尔·温涅尔斯特朗和卡尔·爱因贝格。社会民主主义青年团是新党的核心。为了避免一下子被实力雄厚的旧党所压垮，我们不得不尽可能扩大建党的基础。卡尔·林德哈根向来不服从党的决议，现在也依然故我，他自称“怪人”，连起码的党纪观念也没有。近来，他创立了一个人文同盟，这个同盟经常把矛头指向我们党。林德哈根对国际联盟的立场实在荒谬绝伦，左派社会党是不能和这个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机构发生任何关系的。卡尔·爱因贝格对裁减军备问题的态度，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应当在议会里采取有利于裁减军备的行动，我们不应当批准任何军事拨款。同时，他认为，当一个阶级与另一个阶级进行搏斗时，武装工人阶级乃是我们所处的革命时期的必然结果。伊瓦尔·温涅尔斯特朗的态度和他相同。正如季诺维也夫同志所说，温涅尔斯特朗没有和布兰亭及其政党“在精神上结为一体”。我们再也不和布兰亭的这个党打交道了。瑞典左派社会党是在党的核心——社会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基础上成立的。就是这个青年团促成了旧党的分裂和新党的成立。多年以来，霍格伦一直是领导成员，他和弗里德里克·斯特勒姆一起，领导全党克服我们前进道路上的种种障碍。我完全同意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意见，就是像卡尔·林德哈根这样的同志，既不适合留在我们党内，也不适合留在其他任何一个政党中。我们绝对赞成第三国际的立场，并且无条件地承认卡尔·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我们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和武装工人阶级，是胜利实现社会革命的先决条件。季诺维也夫同志还说，我们的起指导作用的机关理论刊物取名“齐美尔瓦尔德”，别具一格。在我们瑞典，“齐美尔瓦尔德”这个词具有运动中转折点之意；这个名称已经作为这个转折的象征被保留下来。这个词对我们来说，只有这种含义。施特克尔（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同志们！德国共产党的恩斯特·迈耶尔同志昨天公开主张独立社会民主党分裂。令我大吃一惊的是，这个主张是同自我们党莱比锡代表大会以来的德国共产党的全部策略背道而驰的。迈耶尔同志私下向我承认，他失言了，不过，这么重要的声明应当当众收回才是。当时，即1918年12月，我就认为，共产党脱离我们党是一个严重错误。他们由于闹独立性而自那时起就自食其果了。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分裂，就目前来说也仍然是一个严重错误。我们毫不隐瞒，我们对共产党人脱离我们党表示遗撼。并且，我们在这里声明，一旦我们加入第三国际，我们将首先争取和德国共产党搞好关系，以便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如果说，在过去的一年半中，我们和共产党的关系有时显得十分冷淡，那这多半和他们与我们双方都存在的错误与动摇有关。他们在艰苦的内部斗争中认清了自己的纲领与策略，而我们也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我们党内存在着严重分歧，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比如战时对和平主义的观点和思想（当时曾有许多人为这种观点和思想辩护），我们内部就有不同看法，其次，在参加第一个革命政府、与社会党右派合作的性质及方式，以及有关这个政府的许多措施等问题上，看法也不一致。再其次，在“国民议会或苏维埃制度”、“民主制或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上，也有过斗争。谁也无法否认，我们党是本着有利于进一步发展革命的精神去解决这一切问题的。目前，我们全党坚持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观点，反对资产阶级虚伪的民主制，虽然我们党有时并非十分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与方法。我希望我们许多同志具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和更加明确的理论。但是，我们党毕竟是大大地向左转了，而且，显然地，它今后还会继续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我们在莱比锡制定了共产主义纲领，它对德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近一年半以来，我们党带头参加了德国国内的一切群众性革命行动，对此谁也不会提出异议。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自己也承认，德国无产阶级的大部分优秀分子集中在我们党内。假如我们党在实际活动中完全缺乏革命性，假如它不是极力向左转，那它当然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如果共产党人明确地站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那么，现在谁能把我们和他们区别开来？（有人表示抗议。）当然，即使现在，我们在一系列问题上也仍然存在着分歧。比如，列维同志在会上引用了累德堡就恐怖主义问题发表的声明。累德堡由于持有与众不同的观点，而在我们党内几乎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如果把一个群众性的大党随时都可能产生的一些分歧排除在外，那我们在使用暴力问题上，看法是完全一致的。至于恐怖手段，我本人在莱比锡大会上驳斥了累德堡的观点，并且声明，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在何种革命形势下必须采取恐怖手段。请你们相信，如果德国革命处在紧要关头，就像你们当时四处受逼（邓尼金在奥勒尔、尤登尼奇在彼得格勒城下、高尔察克在伏尔加河一带向你们进逼）时的情况一样，无疑，德国革命必将采取你们在俄国曾经采用过的革命手段。明确认识采取恐怖手段的必要性，是一回事，但把这种手段当作一种纲领性策略公开加以宣传，则是另外一回事了。我坚信，凡是准备加入第三国际的共产党，在其纲领中都不会承认必须采取恐怖手段作为一种策略措施。就以德国共产党为例吧！在卢森堡同志起草的纲领中写道：“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奋起斗争的阶级必须掌握屠杀、恐怖手段和政治暗杀等武器。而无产阶级革命却不必依靠恐怖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它仇视和鄙视暗杀行为。”①①《关于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联盟）1918年12月30日至1919年1月1日成立大会的报告》第52页，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联盟）出版。——编者注拉狄克：请继续念下去！施特克尔：请等一等，拉狄克同志，我继续往下念。党纲对恐怖手段明确表示否定以后，却肯定了暴力手段，上面写道：“无产阶级革命不是少数人不顾一切地企图按照自己的理想，来强行改造世界，它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行动……必须用无产阶级的革命暴力对付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暴力……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是世界史上唯一的极其残酷的国内战争，无产阶级革命应当为这个国内战争准备必要的武器，并学会运用这种武器；应当进行斗争，并在斗争中获胜。”这几行字，我们党完全可以接受。在德国，国内战争已经爆发，我们正投入这场战争，并将竭尽全力使工人阶级做好参加即将到来的决定性战斗的准备。我还想就我们复信当中两个受到批评的问题谈几点看法。首先是关于革命时期经济生活不间断的问题。当然，在当前的革命斗争时期，生产过程将遇到种种严重的障碍。第一种障碍就是国内战争及其军事突变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第二种障碍来自下述因素：我们要立即着手把资本主义生产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生产，而企业主则因此要进行反抗和暗中破坏。谁要进行社会革命，谁就应当容忍破坏正常生产秩序的现象。在德国这样的工业国里，我们无论如何要重视维持正常的经济生活，而在俄国那样的农业国里则不然。因此，我在这里提出我们的看法，即不应当机械地把俄国的方法照搬到西欧国家去。俄国有千百万有革命要求的农民，而德国则不然，它有的只是多半会给我们造成很大困难的反革命农民。其次，我们有千百万脑力劳动者：商业部门的职工、银行职员、技师、工程师、小官吏等等。如果我们不希望无产阶级专政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那么，我们就要使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人和我们一起去自觉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可见，在德国具备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其他先决条件，也许在个别情况下还具备实际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其他形式。当然，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教训，一般说来也适用于德国。如果我们党没有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迅速加入共产国际，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德国有一个共产党，群众就是根据它的所作所为来评价共产国际的。而我们不能也不应当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个党（除其中央委员会外）长期以来几乎在一切地方党组织和地区党组织中，实行目前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政策。即使我提到德国社会革命存在很大的困难，那也决不是由于我们对未来抱悲观的态度。恰恰相反，资本主义在我国越来越接近灭亡。我国资本主义在经济，财政和食品等方面，越来越迅速地濒临崩溃的边缘。用不了多久，也许几个月以后，我们将在德国胜利地开展新的革命战斗，我们将尽一切可能使各种矛盾激化，我们必定会打败资产阶级，建立德意志苏维埃共和国。到那时，我们将和苏维埃俄国、和共产国际团结一致，为世界革命而奋斗。耶尔根辛（丹麦）：我本来不打算在这次讨论会上发言，但是，季诺维也夫同志对丹麦左派社会党的纲领提出了一些意见，我只好就这个党的纲领和活动谈几句。当然，要想在比较短的发言里详尽地介绍丹麦各政党之间的关系，是根本不可能的。不过，我想指出，我们党是在三个不同性质的党联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第一是丹麦社会主义工人党。它具有真正的共产主义纲领，1919年初加入第三国际；第二是丹麦独立社会民主党。它和社会主义工人党于1918年4月同时成立，是小资产阶级性质的党；第三是社会民主主义青年团。在1919年11月9日各党联合以前，它认为自己有可能留在社会民主党内。上述这些事实说明，我们党是由各种各样的人组成的。但是，无论是我国经济上的发展，或是政治上的发展，都迫使我们党日益向左转。可以说，我们的党纲就是这种迅速发展的产物。在今年2月29日至8月1日我们党的成立大会上，不仅一致决定加入第三国际，而且几乎全体一致地通过了党纲。应当说，这个纲领是共产主义的纲领。季诺维也夫同志在这个纲领中发现了一个缺点。的确，季诺维也夫同志有理由对他所引用的句子加以讽刺。然而，我应当提请大家注意以下事实：第一，他引用的句子的译文极不贴切，第二，该句子的整个上下文可以证明，我们丹麦共产党人并不认为，革命应当是绝对不流血的，我们只是肯定地表示，革命或许可以避免流血。你们也许会允许我宣读我们党纲中的部分内容，以便说明我们对革命和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立场。“事态的发展充分证明，一切相信资本主义会不知不觉地逐渐长入社会主义的人，应当被看作是空想家。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只有通过社会革命不断强化阶级斗争的手段才能实现。阶级斗争流血与否，它结束得早或晚，都将取决于资产阶级是否理解它自己所起到的作用。“资产阶级的行动也间接地影响今后无产阶级专政的寿命。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实现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的变革。应当通过城乡工人苏维埃同时夺取政权，并取代资产阶级议会来掌握一切生产资料和全部财产，以及耕地。“丹麦左派社会党认为：本党的任务在于以此为基础联合工人阶级，并使它做好参加高级阶段与初级阶段之间的伟大的决定性战斗的准备。“党并不只限于争取实现个别社会阶级的专政，它不过是把这种专政看成是必然的过渡罢了。这种专政不可能在乱糟糟的叛乱或革命尝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党的最终目的是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消灭压迫与暴力制度，因此，党要全力以赴反对军国主义。“在革命时机到来以前，即在党可以通过城乡工人苏维埃建立管理制度（它是以普遍的政治与经济平等——劳动民主为基础的管理制度）以前，党在斗争中将主要依靠对群众的社会主义教育和议会外的行动，同时也要利用议会制度（参加议会和市政机关的选举）。”由此可见，纲领根本没有提到必须进行和平的、不流血的革命。它只谈到，在丹麦，不流血革命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在这方面，我们和列宁同志的意见是一致的。列宁同志曾多次提出并写道。在某些经济落后的国家里，不流血的革命是可能的。革命是流血的还是不流血的，这并不重要，最主要的是使工人阶级夺取政权，至于采取什么手段，这无关紧要。我个人认为，在一切经济发达的国家里，革命将是而且必定是流血的，也许会比俄国革命流的血还多，因为欧洲资产阶级比俄国资产阶级更加强大，装备更加精良。丹麦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丹麦人民主要是小农和小资产阶级。在德国革命爆发以前，丹麦革命的前景实难想象。我们完全受各大国运动的发展所制约。我承认，我们的纲领并不完善。不过，就拿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点来说，它比瑞典左派社会党的纲领还是明确得多。可以找到更多的理由来批评我们的活动，而不是批评我们的纲领。然而，在我们党成立以来的短暂时间内，我们对我们所做的工作问心无愧。我们在11月9日到8月1日的较短时期内，建立了45个支部，并广泛开展了支部工作。我们还做了宣传工作，其中主要是通过我们的日报《工人报》进行的。我们必须克服很大的困难。凡是稍微了解丹麦情况的人都应当承认，在丹麦有一个相当强大的，然而是被收买了的社会民主党。正是由于我们懂得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我们才不仅和社会民主党人作斗争，而且也和原则上反对一切专政的工团主义者作斗争。不过，我愿意承认，我们丹麦共产党人应当不断向左转。因此，我们应感谢共产国际，是它推动我们的宣传和行动日益革命化。弗利斯（挪威）宣读以下声明：“挪威代表团提请大会注意：大会在制定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时，没有考虑到挪威工人党的特殊组织形式，即所有工会是集体入党的。“代表团援引了它的关于党的活动的报告①，建议恢复执行委员会和那些准许集体入党的有关政党之间的谈判。”①这份报告既未载入《向第二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集》中，又未载入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的《共产国际》杂志中，只有弗利期早期的文章《挪威的革命运动》，载于《共产国际》第10期第1501—1508页。——编者注季诺维也夫的结束语季诺维也夫：对这个问题，我只能作如下表态：我们将找机会认真分析一下情况，并建议挪威同志取消集体入党的做法。要采取个别吸取的办法，以便改变党的成分。瑞典党也证明了这种做法是正确的。南斯拉夫党不是机会主义党（我并没想说它是机会主义党），而是一个革命党，但它不应当容许机会主义分子存在。因此，我提出以下建议：（宣读建议①。）①速记稿中没有记载。——编者注如果各国党对共产国际有点望而生畏，那么，这对它们倒是很有好处的。我们的党应当经常用镜子照照自己。昨天有人质问执行委员会，为什么这次大会没有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代表参加？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代表吕勒和梅尔赫斯在最后一分钟才声明，他们不愿出席代表大会。本来我们一开始就给了他们发言权，而在最后又决定给他们表决权，因为我们想争取他们参加讨论。可是他们拒绝参加，并且说，看了我们的提纲以后，他们认定，我们的机会主义倾向比他们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逃出了会场，没有勇气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这个大庭广众面前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样一来，我们这里就没有他们的人了，因为他们不想呆在这里。有的同志说，加香和弗罗萨尔的最后一次声明，是某种后退，我同意这种说法。接到他们的声明以后，我给他们写了一封信。（季诺维也夫读信①。）①速记稿中没有记载。——编者注他们给我写了回信。（读信①。）①速记稿中没有记载。——编者注因此，目前我们应当静观事态的发展。现在，我来讲讲那些持“左”的观点批评执行委员会的工作的发言。怀恩科普等人说，执行委员会至今仍让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这类党的代表进来，是错误的。我向代表大会提个问题：我们详细和清楚地向这些代表作了解释，这是否真的有什么损失？如果昨天和今天的会议速记稿见报，工人们看到这个报道，是不是就不好呢？我的看法恰恰相反。现在全世界都知道这些观点，这是件好事。戈尔登贝尔格同志发表了长篇大论，说到底就是不许这些人参加第三国际。我们根本也没有提出这种建议！我们只要求授权执行委员会，在代表大会闭幕以后检查一下条件的实行情况。我们以大会主席团名义交给法国代表团一封信，也许你们从今天的俄国报纸上已经看到。我们对他们说，龙格不是一个革命者，而是一个社会和平主义者，对他的过去，连他的朋友也不屑一顾。和列诺得尔与托姆讲统一，无异于和诺斯克这条狗讲统一。我们直截了当地向他们表明了我们的观点。在法国，共产党人将会发表这封信，也许就发表在《人道报》上；法国人看到这封信后，就能作出自己的判断。因此，我们要和那些对中派分子仍存有一定信任的工人谈谈。假如我们不同加香与弗罗萨尔进行会谈，那我们对工人说些什么呢？我们用不着害怕克里斯平的考茨基主义。我们没有让代表大会接纳这些人加入第三国际。因此，你们无须重复人所共知而无人反对的事。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如不改弦易辙，我们是不会接收它们的。我们要求把这些党清除出去，要求它们改变自己的全部政策，我们一定要做到这一点。只要人们在工厂中，在集会上，处处能看到我们的提纲，我们的工作就能前进一步。让中派分子起草自己的反提纲，并向群众广为散发吧！他们现在已经动手了。因此，我说：这个所谓“左”倾反对派，毫无基础，错误百出。这正是吉尔波所说的“未来主义”。我再说一遍，我们唯一的建议是：首先要让执行委员会查明，我们所有的条件是否确已实行，其次，执行委员会应当有权按照共产国际章程接收这些党加入共产国际，并且有权随时开除它们。我们做了充分准备，我们无所畏惧。我想对塞拉蒂同志说几句。共产国际不能容忍意大利的现状。意大利的工会运动全部被改良主义分子控制了。这是党的过错。同志们！我应当告诉你们，意大利工会七年来没有召开过一次代表大会，而身为第三国际成员的意大利党却熟视无睹！达拉贡纳之流心里明白，一旦召开代表大会，工人们肯定会把他们赶出去。这种妥协真可耻！当公开的改良主义分子把持工会时，你们打算怎样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呢？所以，同志们！你们看到，事情完全不像塞拉蒂在发言中所说的那样清白美好，那样使人欣慰。第三国际不能容忍这种做法。如果意大利党领导人继续听之任之，我们就要甩开他们，直接和意大利工人打交道了。同志们！再谈谈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的情况。我们十分清楚，独立社会民主党是两种倾向的混合物。听了克里斯平的发言，我们不得不认定：他和考茨基一个腔调。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代表出来安慰我们。这些同志说：“我们终究会前进的，用不着那么性急！事情总会安排妥当的，等一等好啦！”我问您，多伊米希同志，难道这就是您要对我们讲的全部内容吗？同志们！我认为，这远远不够。难道我们所遇到的困难，真的成了我们束手无策的理由吗？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与其用“我们终究会前进的”话来安慰我们，不如拿出实际行动来。现在我们引以为荣的是，我们党是构成历史的要素，我们加速了历史的进程。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安慰毫无用处。多伊米希同志，您所签署的那份独立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声明，说实在的，决不是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上的光辉插曲。是啊，这怎么可能呢？因为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并没有组织起来，连它自己也不知道有什么要求；而且它不可能从右派——半死不活的机会主义者怀抱中挣脱出来。无产阶级业已走在你们的前面了。我们通过了关于党的作用的决议。为什么您不谈谈对这个决议的看法？我们曾指出，在战争初期，在沙文主义的激流中，布尔什维克在必要时是怎样善于逆流而进的。我们的历史任务是率领工人阶级前进，而不是等别人来推动我们。我们等了很长时间了，工人阶级等得不耐烦了，现在，决战时刻已经来到。也许在德国，工人阶级在最近几个月内将要进行一场决定性斗争。你们怎能仍然在恐怖手段问题上左右摇摆、犹豫不决呢？至于我们俄国人，挨打挨够了。你们应当引以为戒。我们有过这样一段经历，就是我们把克拉斯诺夫将军释放了，而他却反过来发动了一场国内战争。你们忘记了德国革命的教训，你们忘记了李卜克内西是怎样遭到杀害的。在德国各大城市的工人区，几乎没有一条街道没有染上工人的鲜血。国内战争的条件已经成熟。我们无权忘记国内战争的教训。我们要吸取这些教训。我请求代表大会立即通过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提纲，并将这些条件提交委员会最后校订，然后付诸表决。可是承认这些条件，并不等于“成了”共产党员，我们倒是应当用心观察一下，每个党员是否真的按这些条件去做；我希望执行委员会能做好这项工作。我们用不着对俄国革命和共产国际唱赞歌，我们只要求各国党履行自己的义务和职责。我们感到，我们不仅代表着统治一个伟大国家的党，而且代表着一个和其他党一起创建共产国际的共产党，这就是我们的骄傲。要知道，我们不是无缘无故地谈论世界革命的；共产国际不是俄国的组织，而是世界性的组织。我们引以自豪的是，这次代表大会能在我国召开。当然，当你们当中有许多人说，我们在俄国已经做了一些事时，我们是感到自豪的。但是，我们应当要求大家不要用一些漂亮词藻来应付我们，而要开诚布公，直截了当地对我们说，意大利工会运动和光荣的意大利工人阶级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获得解放，真正的共产党究竟何时才能在各地建立起来。因此，同志们，我请求大会通过下述提纲。（宣读提纲。）一般性讨论结束。有些同志请求发言，他们要宣读个人声明。塞拉蒂（意大利）：也许大家不理解我在讨论提纲时的简短发言中发表的声明。我说过，我完全同意这个提纲，而且将投赞成票，因为我认为，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将会根据第16条和第17条的精神加以灵活运用。我还想说，季诺维也夫完全正确。他对意大利劳动同盟六七年来一直没有召开过代表大会一事表示遗憾。但是，我要对季诺维也夫同志说，这并非什么政治的与个人的原因，而纯粹是章程方面的原因。不过，意大利劳动同盟代表大会正在筹备之中。至于杜果尼，我可提供一个小小的旁证。当时，只有我反对派出议会党团到俄国去。昨天下午我拍了一份电报，目的在于纠正被杜果尼歪曲了的事实，并且要求立即把杜果尼开除出党，如果他确实发表过那个声明。怀恩科普（荷兰）：列维同志认为，我不打算批评德国共产党，似乎是由于有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在场。他错了。我只想澄清“由于有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在场，德国共产党就可免受批评”这样一个事实。我对此表示遗憾，并认为，从这类事实引伸出来的结论是错误的。迪特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今天早上，列维同志指责我们，说我们背弃了那些在基尔和威廉港被杀害的水兵。可是，他忘记了我在会上说过，这些水兵为了德国革命而壮烈牺牲（反动报刊把这席话着重发表了），不过，这些水兵及其行动所起的作用，仅仅是在他们被杀害以后才知道的。列维在会上引用的事实不可靠。列维（德国共产党）：我并非指责独立社会民主党，我只是责备三个人，即背弃了我们革命水兵的该党的三位领袖。这种背弃并不是指字面上的那种含义，而是从政治角度着眼，指他们背离了水兵为之奋斗的事业。要不然，他们就会号召无产阶级和军队继承水兵的事业了，可是他们慎重考虑以后，拒绝这样做。（有人表示赞成。）迪特曼：真没想到，在这件事上会引起意见分歧。您明明知道，我口袋里没有装着我在议会各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我在议会说明的情况，的确属实。我们只是顺便和水兵们谈了几句，并把我们党的宣传手册交给了他们。水兵们有什么打算，我们当时并不清楚。列维：怀恩科普同志误解了我的意思。我指责他沾染了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思想意识，因为他不愿意当德国共产党代表的面说出自己的意见。迪特曼同志在这里十分正确地强调指出，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三位代表还没有糊涂到剥夺水兵个人荣誉的地步。他们向被抢杀的水兵表示了他们个人的敬意。但是，问题却在于，独立社会民主党当时在政治上是否支持水兵的行动，是否表示要和他们团结一致？独立社会民主党背弃了被杀害的水兵。它没有抓紧时机进行有利于结束战争的宣传。它至今在政治上依然没有和这些水兵站在一起。迪特曼：我认为，把个人的主张和政治派别的主张加以区别，这是律师的一种巧妙手段。列维：我想提醒同志们，我们经常要把个人的观点和政治派别的主张区别开采。比如，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的行动，会引起我们每个人对参与这一行动的人们的敬意，但是在政治上，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赞同他们的做法。迪特曼（德国）：同志们！我感到遗憾，整个事件被说得面目全非了。打击对象是独立社会民主党代表，目的在于剥夺他们的议会豁免权，这便是整个事件的起因。我们在议会发言时一贯主张结束那种骇人听闻的屠杀行为。而我的确没有发现，我个人在议会上对水兵事业的评价和我们党在政治上对这个事业的评价之间有何区别。戈尔登贝尔格（法国）：我将投票反对执行委员会提出的提纲，请允许我宣读有关表决问题的声明，或者把我们的声明转交大会主席团，以便列入记录。塞拉蒂：如果事关个人的声明，那您有权当众宣读。戈尔登贝尔格（法国）：这是我个人的声明，具体内容如下，“1914-1918年的帝国主义战争，使资本主义制度的正常发展过程为之中断。这个发展过程曾把各国无产阶级分为两个对立的营垒：改良派和革命派。共产党是这个革命派的代表。共产国际把各国共产党联合起来，成为革命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共产国际的宗旨是用暴力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并用无产阶级专政手段建立共产主义。所以，万万不可接纳那些在关键时刻有可能背叛革命事业的人。也就是说，凡是不完全具备共产主义思想的人，都要清除出共产国际。“因此，根本不能吸收那些所谓的中派党加入共产国际。中派党代表着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的工人贵族，它们不具备加入共产国际的必要条件，它们是共产国际的死敌。自然，只有在它们搜罗各种与共产国际为敌的党派的企图宣告破产以后，它们才无可奈何地动手敲共产国际的大门。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口头上还说什么承认共产主义原则，那只能说明，它们的伪善简直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共产国际对于那些尚未分裂成为改良派与革命派的中派党，应当采取的策略是：促使它们分裂，建立代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真正的共产党。“但是，不能藉助外力和采取人为手段来达到分裂的目的。它必须建立在群众内部深入开展运动的基础上。机会主义领袖口头上接受共产主义原则与策略，这不仅丝毫不能激励群众运动，反而只会起破坏作用和增加思想上的混乱。这只会损害共产主义的威信，并阻碍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党的诞生。“因此，在各中派党提出加入共产国际的要求时，共产国际应当公开地、铁面无私地批评它们的立场和政策；共产国际应当向跟着中派党走的群众指出，他们必须和他们的机会主义领袖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划清界限，并且完全彻底地和诚心诚意地拥护共产主义少数派的观点。总之，共产国际应当密切配合这个少数派行动，并且帮助他们推动内部的工作。凡是有可能发生分裂的党，第三国际一定要积极地促进它的分裂，这是在明确的革命行动纲领的指导下团结群众的唯一方法。不这么做，让中派党轻而易举地混进第三国际，那共产国际的健康肌体就会受到损害，敌人就会趁机钻进它的内部，并在关键时刻冷不防地从背后插上一刀。”塞拉蒂：季诺维也夫同志对我说，他否决戈尔登贝尔格同志的提纲。吉尔波：主席团接到几点修改意见，我认为，这些意见应当转给委员会。但是，我提议，现在就塞拉蒂和格拉齐亚德伊的禁止共产党员加入共济会的提案进行表决。塞拉蒂：现在对吉尔波的提案进行表决。（一致通过。①）①在代表大会的记录和决议中，没有注明是否通过了塞拉蒂和格拉齐亚德伊的提案。——编者注表决并通过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提纲塞拉蒂：我提议对整个提纲进行表决，而各项建议则转给委员会审议。（提议被通过。）怀恩科普：我建议，至少要在代表大会上，而不是在委员会上审议这样一项提案：每个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在本次代表大会召开以前赞成加入第三国际的中央委员会委员，至少要占委员会总数的2/3。拉狄克：我建议把这项提案转给委员会审议。应当认真地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应不应当把挽救目前局面的希望寄托在独立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撤换9/10或2/3委员上？听了多伊米希和施特克尔同志的发言以后，我个人不抱希望了，即使他们的人数在中央委员会占9/10,他们也不会真正改变党的策略。建议将此问题提交委员会讨论。塞拉蒂：现在将怀恩科普的提案付诸表决。提案被否决。提案将提交委员会修改。现在就季诺维也夫同志提交大会讨论的提纲（未经改动）进行表决。（提纲以大多数人赞成、2票反对获得通过。）格鲁贝尔①：我对提纲投反对票，以抗议对怀恩科普的提案的否决，我认为，他的提案具有重大意义。①在俄文和德文速记记录中没有格鲁贝尔（K．施泰因哈德）这个声明。现根据法文速记记录发表。——编者注塞拉蒂：现在需要确定我们的工作程序。主席团原定下午5时结束讨论，现在已经6点了，今天的会到此结束。明天将召开妇女代表会议。本星期日各委员会要举行会议。下星期一上午11时将举行全体会议，讨论议会制问题。土地问题委员会于今晚8时在小礼堂开会。怀恩科普：应当表决一下，我们到底要不要授权执行委员会继续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及法国社会党会谈（因为会谈业已开始）？塞拉蒂：由于怀恩科普同志是在会议即将结束时提出这个提案的，因此，请他收回，明天再提。怀恩科普：同意。拉狄克请求发言。塞拉蒂拒绝了他的要求，因为会议已经结束。会议于下午6时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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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次会议（1920年7月29日晚）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1920年7-8月）第七次会议（1920年7月29日晚）会议于晚8时30分开始。·继续讨论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米尔基奇（南斯拉夫）↘波姆巴契（意大利）↘波拉诺（意大利）↘拉科西（匈牙利）↘塞拉蒂（意大利）↘迈耶尔（德国）↘怀恩科普（荷兰）↘明岑贝格（青年共产国际》↘洛佐夫斯基（俄国）↘克里斯平（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迪特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继续讨论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米尔基奇（南斯拉夫）：我不准备就此问题发言，我只想参加表决。但我认为，我必须在会上表明态度：我反对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发言，并且声明，南斯拉夫党决不是机会主义党。季诺维也夫：说得对。米尔基奇：季诺维也夫同志同意我所说的，为此，我非常高兴。1905年，南斯拉夫社会党开除了几个赞成阶级合作的领袖。1912年又开除了几个。不错，许多人说，这是过去的事，可是现在，党丧失了昔日的革命勇气和决心。同志们！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今天，季诺维也夫同志交给我几份塞尔维亚报纸，我从中看到，南斯拉夫社会党现已改名为共产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发表了支持匈牙利共产党人的热情洋溢的宣言。看过有关南斯拉夫共产党活动的全部文献以后，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个党可以作为其他所有共产党的榜样。我坚信，它今后的策略必将取得光辉的成果。我们的同志在人民群众中间散发了宣言，号召他们推翻压在他们头上的地主。政府当局自然要借此机会来迫害起草宣言的人。在结束这个简短声明时，我表示，完全相信南斯拉夫共产党是共产国际可以引以为荣的政党。季诺维也夫同志对它的指责是不公道的。他这样说，无非是安慰一下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因为他们，还有别的党，也像南斯拉夫党一样受到这种批评。波姆巴契（意大利）：我认为，对所讨论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上的探讨，没有多大好处。重要的是，要看采纳其中哪一项建议对第三国际有利。事关那些具有30年改良主义传统，因而不能接受革命时代精神的政党，不可不注意这个重要问题。意大利社会党参加了第三国际。但是，波伦亚党代表大会（会上，我曾经表示，不同意博尔迪加同志的意见，反对开除改良主义分子，反对改变党的名称）以后，没有任何起色。这令人遗憾！它说明，这个党内有些人根本不会真正忠于共产国际。只把屠拉梯驱逐出党是不够的，莫迪利扬尼等五六十人会组成改良派。必须来一次彻底的清党，决不能以为开除几个老的改良主义领袖就万事大吉了。我尤其反对容许法国社会党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参加共产国际，因为它们不会接受共产主义的革命思想。在这个问题上，我想对大会讨论的提纲作个补充。我所要补充的内容是：要对参加共产国际的政党的成员进行考察，并授权执委会清除那些不应接纳到共产主义组织中来的政党和党员。对于那些我根本不信任的政党，要容许它们参加第三国际，我是有上述重要的附带条件的。我还认为，决不能容许共产党员加入共济会这个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组织。（鼓掌。）波拉诺（意大利）：同志们！我代表意大利社会主义青年团发言，我想向你们介绍一下它的活动情况。这个组织早在1907年就存在了。它基本上同意意大利社会党的观点，但是，这个党经常是在我们的推动之下才向左转的。我们一直要求意大利社会党把党内的改良主义分子清洗出去，我们期望共产国际给予帮助。共产国际应当要求意大利社会党增进团结，可是，只有在充分明确本身的历史使命的前提下，这种团结才能实现。意大利社会党的主要任务是进行革命的准备工作。这项工作，由于党内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思想的斗争而陷于停顿。这两种思潮水火不相容。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社会党的马克思主义分子还没有觉察到这个矛盾，他们对矛盾的严重性缺乏认识，他们没有设法把那些本应领导运动、实则妨碍运动的人开除出党。意大利社会党决定全党加入第三国际。但是，在它的队伍中还保留莫迪利扬尼这样的人物，而这伙人仍旧在不遗余力地从事反对共产国际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宣传。就是这个莫迪利扬尼，不久前还声称：社会党必须密切与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关系。人所共知的意大利社会党成员屠拉梯最近竟扬言，共产主义策略既幼稚，又荒谬。真正的共产党不能由这些乌七八糟的人组成。共产国际应当帮助社会主义青年团肃清机会主义影响。我想提请代表大会注意提纲第7条，上面写着：凡是愿意加入第三国际的党，都要立即同机会主义分子和中派分子决裂。我还想提请代表大会注意第18条，上面写着：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必须取名共产党。我坚信，意大利社会党必将注意到这个提纲，并将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但是，要想完成这项任务，我们是需要支持的。这一点务必牢记。如果共产国际接纳法国社会党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那样的组织，那它就不可能帮助社会主义青年团和意大利社会党开展工作。要知道，既要把机会主义分子清除出意大利社会党，又要把这一类人吸收到共产国际里来，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拉科西（匈牙利）：第三国际面临的问题，和16个月以前我们所遇到的问题有许多相似之处，当时，我们那里各种派别的社会民主党，其中包括和独立社会民主党一模一样的党派，发现自己已彻底破产，乃不得不在群众的压力之下放弃原来的纲领，转而赞成无产阶级专政和倒向第三国际。当时就已看出，这些人在压力面前作出让步，只不过是为了继续掌权，而不是对自己原来的错误观点有所认识。我们在这些社会民主党左派身上有过非常沉痛的教训，因此，我想预先向同志们打个招呼，免得这种事例在更大范围内重演。我之所以再三提醒同志们，是由于我发现，克里斯平和迪特曼两同志的发言和我们的社会民主党人同出一辙。他们无条件地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然而，和多伊米希一样，他们明明知道白卫军在芬兰、乌克兰等地横施暴虐，却依旧反对使用恐怖手段，主张“实行温和的”专政；既然现在，在革命发生三年以后，连曾经目睹屠杀数万独立社会民主党人或共产党人的迪特曼和克里斯平同志，都泰然自若地来到莫斯科反对恐怖手段，那么，可想而知，人们是不会理解这个制度的。他们即使在自己的苏维埃专政制度下也会反对恐怖手段，直到白色恐怖对他们进行了开导，他们才会对一般恐怖有个正确的认识。从克里斯平和迪特曼两同志的事例中我发现，他们的思维方法酷似他们的匈牙利伙伴，他们就是从伙伴那里学来的。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人用心研究俄国的经验，不是为了避免犯错误，而是为了从中找到能为自己的行为开脱的依据。我们的社会民主党人也和克里斯平同志一样，认为俄国人最善长搞妥协。他们想方设法证明自己正确。独立社会民主党右派，除了对无产阶级专政一窍不通以外，还有一个十分有害的陋习，就是善于迫使其余左派同志默认独立社会民主党反对第三国际的前所未有的决议，似乎他们的做法得到了全党一致的拥护。迪特曼：您的这个高见是从哪儿得来的？拉科西：这是从您和多伊米希同志那里得来的。我很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我早就有所防备，因为我从匈牙利无产阶级的事例中看到，人们虽然经历了三年世界革命，仍然对恐怖手段和专政缺乏应有的认识。在以后的几年里，认识也没有提高，而且，他们确实做了一些错事，害得德国无产阶级后来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无产阶级专政失败以后，我们的社会民主党人也没有变得聪明起来，虽然他们本该看清自己的过错。我不清楚，迪特曼同志是否知道，一部分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党员自称“独立社会民主党人”，他们的一位领袖是无产阶级专政最凶恶的敌人，无产阶级曾深受其害。这个人就是《自由报》驻维也纳的记者。他以考茨基的口吻写了关于东欧事务的通栏报道。这些文章对谁都不得罪，完全符合《自由报》的要求。我应当表明，我拥护列宁同志的建议，因为它提出接纳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新条件（没有列入提纲）。其他任何条件，凡是能够防止以草率态度接纳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及其他中派分子加入共产国际的，我都准备拥护。因为我从切身体验中感到，这些人不过是变换一下说法，装出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的模样而已，而实际上，他们的所作所为，和他们目前在德国，以及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期间在匈牙利的做法，没有什么两样。塞拉蒂（意大利）：我在俄国的晚报上看到意大利代表团团员、议员杜果尼的访俄声明的消息。我要声明，我不知道杜果尼是否确实发表了这个声明。总之，我声明，意大利代表团的任何一个成员都没有授权他这样做。我们给《前进报》寄去了我们访俄的电讯和消息。我们把我们的看法清清楚楚地写在上面了。妄图加在我们头上的其他一切声明，纯属伪造。今天上午我听说了这方面的事，所以，我委托今天前往意大利的达拉贾纳同志到党的执行局去打听一下，刊登在意大利报刊上的杜果尼的声明，到底是不是他本人发表的。如果答复是肯定的，那我就要求立即把杜果尼开除出党。迈耶尔（德国）：同志们！从会上对接收独立社会民主党加入第三国际问题的讨论中，我们再一次感到，要想搞清楚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一般性质，是多么不容易。对于各种反对意见，对于对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一切批评，该党代表总是指出其他党员的其他讲话和其他声明予以反驳。由此可见，独立社会民主党内部根本不一致，或者说缺乏明确的目标，而且从上到下立场含糊不清。独立社会民主党自成立以来对第三国际的态度，足以说明问题。不错，莱比锡党代表大会通过了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但是，最近在审查这项决议时才发现，实际上这并不是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而是主张首先和各个所谓社会革命党举行会谈，以便达成协议；如果会谈毫无结果，则与莫斯科建立关系。克里斯平同志在莱比锡就此问题发表的声明中明确表示，决议当中没有讲到直接加入莫斯科国际，而是主张首先举行会谈。这个决议含糊其词，在检查决议执行情况时，我们更是被搞得稀里糊涂。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在莱比锡代表大会以后是怎样执行决议的？他们为什么派代表到这里来？代表团在这里的表现，叫人捉摸不透他们到底想干什么。代表团没有带来关于独立社会民主党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通知或决议。当我们在委员会上问他们，是否愿意和共产国际就他们加入共产国际问题进行会谈时（在执委会上我们也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们没有给予任何肯定的回答，只是说，他们谈判的目的，不是为了提出他们加入第三国际的某些特殊要求，而是要消除莫斯科和第三国际明显表现出来的对他们的种种误解。然而，这些所谓误解并不会妨碍任何人表明，自己同意还是不同意加入第三国际。独立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最近的复信①，也没有表明他们对莫斯科国际的态度。他们的回信是为了批驳执行委员会复信中的某些论点，然而他们只字不提他们的要求，不提他们愿意采取什么方式和遵照什么条件加入第三国际，不提他们为何至今对于加入国际仍然毫无动静。①见《自由报》副刊，1920年7月11日第272号、7月13日第274号、7月14日第276号和7月15日第278号。——编者注可是，我们从独立社会民主党内部左派与右派之间的争论中，找到了这个答案。显然，考茨基、希法亭和施特勒贝尔之流，虽然参加了独立社会民主党，但是仍旧对第二国际暗送秋波。他们宁愿去巴塞尔或日内瓦，也不愿去莫斯科。只是由于群众反对他们到琉森去，他们才悄悄地溜到莫斯科来，屈从群众加入第三国际的要求（要知道，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广大群众要求直接加入莫斯科国际，这是无容置疑的）。在莫斯科致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公开信①由德国共产党发表，并在公开的集会上进行讨论之后，独立社会民主党几乎所有的党员都说，他们的中央委员会做得不对，只顾着去会谈，却不将这封信公开。①指1920年2月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致德国全体工人、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此信用俄文刊载于《共产国际》第9期第1382—1392页上。——编者注大部分独立社会民主党领袖仍旧留恋第二国际，因此，他们才不愿痛痛快快地加入第三国际。这些领袖过去害怕，甚至现在也害怕与俄国、与共产国际讲团结。独立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在致莫斯科执行委员会的复信中，对莫斯科国际的复信以及这里所实行的政策所持的许多观点，进行了批评。他们指责执行委员会不顾实际情况企图生搬硬套莫斯科的方法。这不正好说明他们拒绝与俄国讲团结、反对共产党人的行动路线（虽然并非直截了当地反对），拒绝把所谓地地道道的俄国方法运用到德国去吗？这不正好说明他们拒不采纳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正共产主义策略，而是要走一条根本否定共产主义的机会主义道路吗？独立社会民主党人不愿意加入莫斯科国际的主要原因，就是整个共产国际已明确表示并要求他们清除改良主义分子。他们不愿党内有这种分裂，然而这种分裂是势在必行。独立社会民主党通过它的中央委员会答复莫斯科国际，说它不允许把这种分裂强加在它的头上，它认为，上述要求是对德国党内生活的干预。在它看来，党的统一比真正共产主义策略重要得多。这种观点在复信中提得十分明确。由此可见，独立社会民主党内存在着右派和左派：右派坚持资产阶级专政，只是在口头上表示接受无产阶级专政；左派虽然拥护无产阶级专政，但实际上却对右派，即资产阶级民主派一再让步。在莱比锡党代表大会上，就连左派代表也毫不隐讳地表示他们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反对一切专政手段，包括恐怖手段在内。在复信中他们再次强调了暴力和恐怖手段之间的差别，而这种差别实际上全然不存在，纯属人为造成的；他们的目的就是以隐蔽的方式同俄国党和共产国际分庭抗礼，就是不愿声明拥护革命、拥护共产国际。今天，拉狄克同志在他的发言中表示，希望左派最终能下决心实行明确的政策，抛弃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我要说，我不赞成这种希望。实际上，左派已屈从于右派的政策。我们在这里，在大会上已经看到，在会上发言的不是左派的代表，而是右派的代表迪特曼和克里斯平。我们不止一次地听说，右派和左派有明显的区别，然而，他们没有把情况公开，因为左派拒绝当众公开讨论他们之间的分歧。左派代表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声称，他们不希望党分裂，而在多伊米希和施特克尔署名的复信中，也是这样说的。既然我们在这里所要坚持的观点，就是我们曾经在德国坚持的观点，即独立社会民主党要想成为共产党，就应当清除机会主义分子，那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从党派的利益出发的。我们党内的批评表明，我们不讳疾忌医。如果我们对其他党也采取批评态度，那并不是为了消灭这个党本身，而是为了推动革命运动，并使全体工人群众走上正确的道路。左派一方面认为，没有必要向工人群众公布莫斯科执行委员会的公开信，另一方面又亲自签署了致莫斯科国际的复信，并向广大群众隐瞒了这件事。这封信的口气有点傲慢，不可一世，这是由于选举运动进行得十分顺利，选票数目相当可观；也许在一定程度上担心一旦莫斯科同独立社会民主党群众直接发生关系，会引起党内的急剧变化。独立社会民主党不是带领群众进行革命，而是跟在群众后面跑，这是很典型的。工兵代表苏维埃1918年主张和谢德曼政府合作。于是，独立社会民主党顺从并跟随了这部分不成熟的群众。随后，当莫斯科国际在复信中谴责了苏维埃和议会合流的思想时，独立社会民主党却为此进行辩护，说什么在当时的情势下，确实存在着取缔苏维埃的危险，因此，这种妥协乃是必要的。在简短的发言中，不可能详细地论述所有问题，但是，只要列举其中几个问题，就足以说明在接纳这个党时务必采取慎重的态度。接纳的先决条件必须是：独立社会民主党要有名副其实的共产党人的作为，坚决清除改良主义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我们德国共产党代表不相信，通过谈判能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认为，独立社会民主党的群众自己会找到进入莫斯科国际的道路，因此，我们应当参照执行委员会第一封信的建议，直接和该党群众建立联系。我们还认为，大会期间的会谈不会有什么异乎寻常的结果，因此，我们希望执行委员会直接和独立社会民主党的群众打交道，说明自己对该党的看法，并且告诉他们，执行委员会对独立社会民主党各级领导不抱希望，而寄希望于这个党的工人，即希望他们和全世界共产党人，和俄国共产党人，和苏维埃俄国一起采取联合行动。怀恩科普（荷兰）：许多同志说出了我想说的话。我应当声明，假如我们现在就进行表决，那执行委员会的提案必然会遭到否决。我们听取了人们在会上的发言，他们对执行委员会的提案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总的来说，他们的论点是反对提案的，他们本人也许没有从中得出应有的结论，当然，是否如此，我不清楚。或许，有人会对我们说；你们几个人反对执行委员会的这项提案，是因为你们仅仅着眼于过去，而不是着眼于群众。但在这点上，我同意拉狄克同志的看法。他说；独立社会民主党的群众要求革命，他们的革命觉悟越来越高，这是事实。迈耶尔同志说得很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左派领袖没有率领群众进行革命，没有使运动朝着有利于革命的方向发展，而是跟着觉悟不高的那一部分群众跑。问题在于如何进一步提高群众的革命觉悟。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我认为执行委员会所选择的途径是不对的。这种途径不会使拥护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群众和其他国家的群众更加革命化，而只会起阻碍的作用。这就是我本人的见解。有人会说我不重视真正拥护这些政党的群众，那就让他们说好了。我是重视他们的，但是，我认为，假如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再度支持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的伪善的领导人，那群众就会对大革命和第三国际对他们的启蒙又一次感到失望。这就是我们提出反对的理由。其他同志已经谈到，所有这些国家的领袖不过是一些绊脚石。如果不断地和这些老爷们进行无情的斗争，那他们就会被赶下台，群众也就能放手从事革命斗争。但是，如果顺从这些老爷们的意志，那无论采取何种形式，都只会使他们本人的错误观点更为加深，他们也就能重新上台，并且比过去变得更加有恃无恐。波姆巴契同志介绍了他在意大利的亲身体验。他后悔自己以前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太软弱了。他认识到自己当时过于温和，现在更加明白那时做错了，因为意大利党并没有因为作出这一让步而变得更加革命，事实恰恰相反，因而他认识到，他现在应当反昔日之道而行之。他说得很对，因此，我们应当在共产国际当中吸取这个教训。瑞士党的同志也谈了他们在这方面的教训。一张小纸片对一个机会主义者来说有多大价值呢？如果需要，他可以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可是到头来还是我行我素。这种人从来都是耍两面手法，人前一套，人后一套的。这些瑞士党的老爷们就属于这类人，此外，还有荷兰的特鲁尔斯特拉之流，以及加香、克里斯平等人。为了巩固他们在群众中的威信，他们可以随随便便地签上自己的名字，可事后仍然按照他们自己的需要办事。当然，我知道，人们认为，执行委员会有这样的权力，只要他们签了字，就能迫使他们照章办事。这是一种误解。我完全同意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意见，即必须进一步严肃党纪，执行委员会要有更大的权威，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但我认为，目前执行委员会还缺乏这种权威，而且，它对这些老爷们的忍让表明，它还不能真正迫使他们按照革命者的准则来做。不得不承认，这种策略是错误的。今天上午，法国社会党人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而对待独立社会民主党人，虽然他们还要坏一些，但批评的言词却比较温和。当然，他们都差不多，可是，对有些人批评得比较温和，而对加香却十分严厉。正是由于执行委员会采取了这种立场，我们在大会上才听不到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对德国共产党的批评。我们应当在这里听到这种批评，然而，事实不然。对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问题没有放过，那么，对其他共产党的问题也应进行友好的批评。这是教育群众如何对待机会主义领袖的最好办法，就是说，要把他们驱逐出去。虽然大会的批评重点是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但是，大会却不愿听取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对德国共产党的即使不够友好，然而是善意的批评。德国共产党是否确实一贯率领群众前进呢？这个问题应当在会上提出来，而我们也应当把问题搞清楚。可是，现在，当着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的面，这样做不太方便。我们周围不是自己人，我们此时和执政的社会党老爷们坐在一起，而我们只有在自己人当中才能说真心话。可是，执行委员会不给我们创造条件。塞拉蒂同志今天上午对为什么屠拉梯留在意大利党内这个问题作了圆满的回答：因为这样一来，他可以施展他的宣传伎俩。有人会问：这些机会主义者为什么现在到这里来，还让我们向他们提问题？迈耶尔同志刚才说：我们休想从他们口中得到明确的回答，他们在这里甚至比在德国时还要厚颜无耻。这些老爷们之所以在这里和共产国际进行会谈，就是因为他们想在那个必将在德国出现的、人数众多的共产党内制造舆论。迈耶尔同志讲得好：要面向群众，把这些领袖甩到一边去，而改良派老爷们却想拉住群众不放，以便从事危害革命的宣传。他们不可能公开承认这一点，但这毕竟是事实。如果他们直言不讳，那我们就会说；行行好吧，去你们的吧！因此，他们只好耍外交手腕了。季诺维也夫同志今天上午说的一句话，也是恰到好处，他把这些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的一切鬼把戏叫做庸夫俗子之举。我们也打算在这里领教这套市侩鬼把戏。这决不是正派人干的事！我们应当坚持拉狄克同志在会上提出的那些原则，即我们应当面向群众。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不能采取和领袖会谈的办法。我要强调指出，独立社会民主党这老爷们，还有加香和弗罗萨尔，在这里被置于特殊的地位。这是一个错误，因而会造成恶果。总之，现在把两个问题搅在一起了。会上大体上讨论了加入第三国际应具备哪些条件的问题。这一点应当写进提纲里，而且，我认为，提纲里已有许多好的东西。当然，也许还会由于某种修改意见而有所变动。另一个问题是：已经加入第三国际的政党，怎样才能符合国际的要求？这个问题的解决，取决于我们共产党人，这些老爷们无权过问。然而，却偏偏让他们参加提纲审订委员会的工作！另一个应当提交大会讨论的主要问题是，我们是否要和这些老爷们继续谈判下去。可是，这些问题在会上给搅在一起了。我已经说过，执行委员会对这些老爷们另眼看待。我在委员会上提出了反对意见，但毫无用处。这些老爷们就和我们共产党人坐在一起，他们就在这里。我不是轻率地反对某一个人，我只是反对那些两面派的领袖，因为历史向我们表明，这些人不可能痛改前非。只有群众才能迫使他们改变立场，但如果像会上所打算的那样，那就根本办不到。最后，共产国际的这种做法，不仅对德国和法国，而且对全世界都会产生消极的影响。在英国和美国，这种做法所造成的影响很坏。之所以会产生不良影响，是由于人们看到，共产国际在和独立社会民主党领袖一起向右转。希法亭和克里斯平半斤八两，没有任何区别，不错，大会只反对希法亭，并没有反对克里斯平。如何才能使所有这些国家的群众起来革命？唯一的办法就是不要支持那些虚伪的议员，而大会对独立社会民主党人，以及对加香的态度，却适得其反。群众现在已经认识到，不能对议会制存有幻想，社会党老爷们以前的做法有问题，因此，一旦加香回到法国，群众就会发现，这个新国际又向老领袖们妥协了。这样一来，虚伪的旧议会制又会得到加强，群众因而就会离开我们。不应当追求名义上拥护党的群众的数量，而应当凭着他们对第三国际的认识，使他们真正站到我们这一边。因此，我希望，不要和这些议会党领袖会谈，希望代表大会否决执行委员会过去的策略，并按照最初考虑的种种措施，直接对法国和德国群众做工作。这样做，必将更快地完成当前使革命群众脱离旧的政党的任务。明岑贝格（青年共产国际）：同志们！怀恩科普同志指责执行委员会没有给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对此我表示不解。如果会上没有该党的代表，那只能由它的代表负责。原来决定给他们以大会的发言权，甚至还考虑让他们对一切争议事项作补充报告。他们没有行使这个权利，没有派代表出席大会，他们临阵脱逃了。我不知道，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党员对此有何想法，但是，大多数德国工人必将一致严厉谴责这种做法，而对那两位如此不负责任的同志，我认为，德国革命运动是无法容忍的。现在谈谈加入第三国际的条件问题。今年发生的政治事件，极其充分地证明了莫斯科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纲领和策略路线是正确的。宣言中有关策略的提法是：“第一国际预示了未来的发展，并指出了发展的道路；第二国际联合并组织了千百万无产者；第三国际则是一个公开进行群众斗争的国际，一个实现革命的国际，一个行动的国际。”同志们！这种革命的宣传方法，即这种不顾各级党组织和党机关而直接面向工人群众的策略，这种毫不留情地批评工人运动中的一切错误的策略，大大地促进了西欧无产阶级革命主观力量的觉醒和发展。我认为，共产国际近一年来的成就，不是表现在本次代表大会人数的众多上，而是表现在已经形成了一条多伊米希—诺勃斯路线（虽然去年共产党组织的状况不佳，但却严格划清了右的界限），这和今天的屠拉梯—考茨基—龙格—格里姆路线不一样。去年，德国、匈牙利及其他国家的千百万工人，拿起武器进行了斗争，为实现共产国际的纲领和目标而抛头颅、洒热血。这就是革命宣传所取得的伟大的实际效果，它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影响，比吸收上千名新党员要大得多。德国工人在响应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号召走上街头时，公开表示拥护共产国际的纲领，而不是本党的思想主张。由此可见，共产国际对德国工人影响之深。他们不断高呼：“苏维埃俄国万岁！共产国际万岁！无产阶级革命万岁！”。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工人也和德国工人持同一立场。即使目前还不可能引导群众投入最后的革命战斗，以推翻各该国的资产阶级，然而群众在革命宣传的影响下最终会觉醒过来，以致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起来反对他们的政府对苏俄进行武装干涉。各种团体最近通过的关于阻止向波兰提供和运送武器装备的决议，也可说明这一点。当然，这远非我们向那里的同志提出的全部要求，但这毕竟是真正国际团结的开端。这个开端意义重大，因为当代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就表现为一连串的革命战争。波兰战争只不过是协约国及其帮凶对苏维埃俄国发动武装进攻的链条上的一环罢了。同志们！只要我们密切注视近一年来共产主义的发展，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毫无理由改变我们的策略，不能只图增加几个党小组，而不顾实际革命行动的需要，放弃争取广大群众。在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有人说，成立共产国际的时机还不成熟。我不同意这种看法，但我认为，我们过早地扩大了共产国际组织。季诺维也夫同志在他的报告中已经指出，在意大利党、瑞典党、挪威党、丹麦党和南斯拉夫党内存在着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谈到我们内部有敌人。在英国、美国和法国没有建立起巩固、坚强和有纪律的共产党来，原因就在于党内存在着机会主义。现在，西班牙社会党表示要加入第三国际，瑞士党也打算钻进来。如果今后法国社会党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加入了第三国际，成了现在国际的成员，那我不得不为第三国际的前途担心，因为在革命宣传和革命行动方而将受到严重的干扰和削弱。列宁：究竟谁愿意接纳独立社会民主党为共产国际成员？明岑贝格：执行委员会内部的会谈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那些几星期前，甚至几天前还千方百计反对第三国际的同志，今天却声称准备无条件地接受向他们提出的一切条件。这个事实显然说明，这些条件不够严格。在目前的革命斗争中，不仅要宣传共产主义和建立共产党，而且要积极开展直接的群众性革命行动，借以推动群众去关心政治，提高他们的革命本领，发展一切主观革命力量，加剧垂死的帝国主义的危机，激化矛盾冲突，从而使无产阶级革命早日到来。这就是我们对那些想参加第三国际的政党和组织首先应提出的要求。从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采取群众性革命行动的方法是多么重要。执行委员会在宣言中指出，由于1919年7月21日计划中的国际群众性行动遭到了破坏，成千上万的彼得格勒工人又付出了血的代价。原来预定在1919年11月7日以及在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牺牲的那一天采取的国际群众性行动，也受到了挫折。因此，在这方面向一切政党提出严格的条件是非常必要的。对军事准备工作提出的要求也很不够。在资产阶级军队中宣传共产主义和建立宣传网的工作，做得也很差。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因为目前的国内战争迫切要求各国无产阶级在军事组织和武器装备方面做好与资产阶级进行最后战斗的准备。现在把有关的两项修正案提交主席团。洛佐夫斯基（俄国）：提交代表大会讨论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接纳中派的社会党问题。就拿法国社会党来说（它是目前那些沿着共产主义方向前进的政党的一个典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党内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倾向。当弗罗萨尔和加香在执行委员会露面时，大家向他们提出了一连串问题。谁都知道，大家质问他们，打算如何处理目前在国际联盟劳工局担任局长的阿尔贝·托马的问题，还问他们考虑过没有，此类社会党人是不能进入第三国际的。弗罗萨尔一本正经地回答说，阿尔贝·托马的问题，将在最近召开的法国社会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解决。法国社会党内部有中派分子，如加香和弗罗萨尔，同时还有社会主义的公开敌人——国际联盟成员，总之，近几年来，他们一直在反对各种工人运动，其中包括革命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法国社会党得了一种病，这种病不仅可以称之为机会主义，而且可以称之为单相思，即渴望和一切人“团结”，“代价在所不惜”。当有人在执行委员会上向马赛·加香和弗罗萨尔提出保卫祖国的问题时，他们不敢对自己今后的言行打保票。他们只能作模棱两可的回答。可是，这个问题极其重要，这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基础，是第三国际的根本原则。显而易见，即使在清党之后……戈登贝尔格：他们不会搞清党的。洛佐夫斯基：……即使在下一次代表大会期间进行清党以后，他们也决不会加入第三国际。但是，法国工人必将自行加入第三国际，必将甩开那些不敢采取必要行动的领袖。我还想请大家注意另一个重要问题。如果你们看过《人道报》，你们就会发现，他们是怎样进行反对凡尔赛和约的斗争的（像加香所说的那样）。这个斗争叫人捉模不透，活像是儿戏。不错，社会党代表投票反对过凡尔赛和约，但是要知道，他们搞的是什么名堂；他们只反对凡尔赛和约的个别条款，而不反对整个和约。还有一件事，你们必须有足够的认识，这就是加香今天上午在会上向我们宣读的新的宣言。这个宣言和他几天以前的宣言毫无共同之点。他知道，这个宣言要在法国发表，因此，他的措词比八天以前尚未肯定他们是否返回法国时还要含糊得多。这个回避了一切尖锐问题的宣言充分证明，法国社会党大多数党员无论在思想上或是在行动上，都不配做第三国际的成员。加香在他的宣言中只字不提党的今后的策略，只字不提阶级斗争和推翻资本主义问题，似乎这些都是废话，不值得一提。在已加入第三国际的社会党当中，大会多次提到了意大利社会党。我必须强调指出，在这个党内，既存在布尔什维主义，又存在孟什维主义。可是，如果我们问我们的意大利同志“是否可以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重新联合起来？”那他们肯定会说：“不行。”也许，他们会加上一句：意大利的革命时机尚未成熟。然而，在俄国，并不是革命促使我们摆脱孟什维克，我们之间的鸿沟早就形成了。因为我们有此体会，我们才敢奉劝意大利同志：“当心！恰恰是在革命时期，在群众要走上街头这一关键时刻，正是这个时候，你们会成为机会主义者的攻击目标。”在这方面，我想起了一件终生难忘的事例，它发生在十月革命期间，在彼得格勒。为了统一行动，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举行了谈判。你们可曾想到，孟什维克正式向我们提出了什么要求？他们要我们解除彼得格勒工人的武装，让哥萨克开进工人区！我说的这件事千真万确，因为我参加了谈判。当时，我自己就是一个激进的妥协派，对我们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同志的不妥协态度，曾经大放厥词，针锋相对。他们，即孟什维克，对我们说，如果我们解除了工人的武装，如果哥萨克开进了工人区，那他们会向我们担保工人的人身安全！你们瞧！这就是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的要求！同志们！凭着我们在革命中的切身体会，我们担心，有朝一日，贵国的机会主义分子同样也会在你们必将进行的决定性斗争的关键时刻，向你们提出诸如此类的要求来。克里斯平（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同志们！有人问，我们为什么到莫斯科来和我们想干什么，我们的回答很简单。说句老实话，对于这种问题，我确实感到有点莫名其妙。我们来莫斯科，当然不是为了观光，而是为了在此地，在莫斯科，本着我们党代表大会的决议精神，和第三国际一起共同商讨密切双方关系的问题（我们接到执行委员会的邀请信后，正式向它表明了我们的态度）。下面我要说明一下，我们为什么选择谈判这条道路，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不过，首先我要谈谈我们党的情况。我从我所听到的种种声明发现，兄弟党同志既不了解德国的一般情况，也不了解我们党的特殊情况。大家都知道，战争爆发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完全充当了战争拥护者的角色。不过，未必有人知道，当时在德国旧社会民主党内，有的同志就表现得很坚定、很果断，他们不仅对旧社会民主党的所作所为、对战争立即提出了抗议，作出了反战决议，而且还在四年战争期间进行了十分艰苦的实际工作。你们设身处地想一想这个大党的处境：在10年当中，它把老社会民主党的100万党员和250万工会会员这些德国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吸收了进来，可是，它周围还有大量对战争持观望态度的工人，而且，当局实行了军事独裁和对反战分子进行了残酷的迫害，你们清楚，这说明什么；你们也会理解，在这种情况下高举社会主义旗帜是多么不容易。只有少数人敢出来散发非法书刊和斯巴达克派的信件……富克斯：都是那些人？克里斯平：的确，我们也在内。比如我本人就是其中之一，同志们可以作证。瓦尔歇：不过，您那时还不赞成“实事求是的合作”（“集体行动”）呢！克里斯平：我现在说的是战争初期的情况。请问，您能否认我已尽到一个革命社会党人的义务吗？（瓦尔歇表示同意。）战争期间，我们组织了群众性的反战行动。群众不仅作出了牺牲，而且是重大的牺牲，就连那些“可恶的骗子”、那些“卑劣小人”、那些现在坐在你们当中的领袖，也都参加了群众性的反战行动，他们和其余所有无产者一样，为此付出了代价，遭受了人所共知的、资本主义用来威胁每个革命无产者的惩处。越来越多的反战分子聚集在这少数反战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周围，当然，他们当中也混进了一些只是由于其他某种原因反对战争，而不是在根本上反对这场战争、反对保卫祖国的人。在这个艰苦斗争的环境中，我们当然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去召集大会，以便对工人进行说理教育，使他们走上正道。我们连开小会也不可能，因为我们受到迫害，我们必须进行地下活动，不能接近群众。那些最初服从议会党团纪律的同志，战争期间也在报刊上发表了文章，拥护阶级斗争。后来战争失败了。这时才有可能公开活动。富克斯：您曾反对李卜克内西。迪特曼：这一点，我将予以反驳。克里斯平：前议员迪特曼同志刚才表示，要对此事作出回答。当工人和士兵的起义结束了这场战争的时候，德国无产阶级突然感到自己面临着一项重大任务。如果说，无产阶级当时未能完成这项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其原因首先就在于它没有条件领导工人和士兵进行这种大规模的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行动，并推动革命向前发展。这是主要原因之一。不要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不要以为似乎是某些领袖的叛变导致了革命的失败。（有人喊道：你们当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克里斯平：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共产国际的新发明，它在社会党的旧纲领里已经有了，上面写着：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这是一条人所共知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旧社会民主党在实践中是否遵循这个原理，那是另一回事。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也赞成无产阶级专政，但由于缺乏应有的基础，战争结束以后未能立即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士兵苏维埃并不可靠，它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不是革命社会党人，他们还缺乏这种觉悟。革命爆发以后，我们才可能认真地考虑群众问题。我们党这时候才开始醒悟，开始认准自己的目标。在三月党代会上，我们对总的形势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且在纲领中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有人喊道：要使苏维埃制度合法化。①）①指独立社会民主党三月代表大会（1919年3月2—6日在柏林召开）的纲领性宣言中提出的“把苏维埃制度写进宪法里……”的要求（见1919年3月8日《自由报》第113号下午版）。——编者注克里斯平：我们当时曾强调指出：议会制不会让我们实现社会主义，它不过是无产阶级必不可少的一种斗争武器罢了。在极其混乱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恐怕任何政党都不可能做到洁白无瑕，都免不了犯错误。我敢说，谁站在政治斗争的风头浪尖上，谁就难免受批评。这是很自然的。共产党人批评我们，可是，在德国，他们却受到共产主义工人党的更加严厉的批评。你们把我们当作叛徒，然而，共产主义工人党却认为你们是工人阶级的叛徒。可是后来从3月起到莱比锡党代表大会期间，我们党继续发展了，而且在莱比锡党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更加明确的党纲①，这一点，我们用不着辩解。不过，我想提请大家注意，这可是在“该死的领袖们”的领导下干的。在他们建议之下才把这一点写进纲领里去。这个纲领不是在群众的压力下通过的，不，它在党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就已准备好，当时党的领导还对它百般加以维护呢。我们党的领导是诚心诚意地和认真地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的。在国内，我们经常和德国共产党人采取联合的群众性行动。有人指责我们在政策和策略上摇摆不定，我想指出，我们也可以对共产党人提出同样的批评，因为他们曾几何时也反对过议会制，如今却念起拥护经来了。德国共产党在一系列问题上犹豫不决，如果现在有所悔悟，那它也只好承认，自己并非一贯正确。①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莱比锡代表大会（1919年11月30日至12月6日）通过的《行动纲领》刊载于1919年12月8日《自由报》第596号（公报271号下午版）。——编者注有人说，群众比他们的领袖，即比你们眼前这些“骗子”强。好在怀恩科普还没有把我们说成是警察局的密探。你们当着全体代表的面侮辱我们党的领袖，好让群众抛弃我们，你们以为这一手会在德国产生影响，你们的想法大错特错了。德国群众需要的是事实。德国的党员和工人，同我们相处了几十年，对我们非常了解，假如我们是叛徒，他们就不会再次把我们选到党的领导岗位上来。你们认为，独立社会民主党的群众赞成共产主义，而正是这些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群众把你们想在代表大会上使之名誉扫地的那些人选为领袖。这未免有点不可思议吧！你们想争取群众，从而挑动他们去反对党的领导人，你们这种做法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我们丝毫不用担心，我们这样说在国内是否下得了台。现在，我想在针对我们的复信使你们大动肝火的问题说上几句。何谓“少女的冲动”？我们接到执行委员会充满恶意的复信后，既不流泪，也不默然忍受打击，我们给予了明确的回答，并且如实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我们没有说过，复信仅仅责备右派领袖违背群众的意愿，这个话是季诺维也夫同志说的。执行委员会在给我们的信中说：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所有领袖都不得人心，它的整个策略是由右派领袖决定的。你们看，在这里居然有人把我们也划到右派领袖那边去了。在莫斯科这个地方允许这样做，可是在德国就行不通了。我党的政策是由党代表大会决定的，党的决议得到全体党员的拥护。谁不执行这些决议，谁就不可能当党的领导，大家也就不会选他。拉狄克说，我在琉森代表大会上发言拥护国际联盟。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在琉森大会上，我表示反对国际联盟。（拉狄克打断他的话。）拉狄克同志，我不知道，您那里是否有我的发言稿。我在那次会上发表了反对国际联盟的意见。早在1918年冬，我在斯图加特时就在给我们的报纸写的文章中指出，国际联盟是资本主义政府奴役人民的工具，决不是各国人民的联盟。这是我当时说过的话，如今我仍然坚持这个观点。我声明反对国际联盟。我们参加琉森代表大会，是因为我们认为，有必要在国际无产阶级面前揭穿德国社会党右派的真面目。别国的人不太了解德国的情况，这就给社会党右派以可乘之机，使他们有资本轻易地取得其他国家人民的信任，但这并非我们的罪过。我们曾经说过，第二国际已经完蛋，它不可能复活了。如果我在我的小册子上曾经指出，成立莫斯科国际的条件不成熟，那么，我要说明，今无我仍然坚持这个看法。拉狄克同志本应继续看下去，到底这句话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我认为成立莫斯科国际为时尚早。我在小册子中说明了，在成立新国际之前要向各国工人讲明新国际的宗旨。工人们应当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阶级斗争有所认识，而只有认清本国的形势，他们才能在国际上发挥自己的作用。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整个发言证明，这还不能说是什么不得了的坏事。到底谁是大家同意接纳和公认的共产国际成员？唯一没有受到批评的是俄国共产党人。而其余成员，没有一个没有挨过批评。可恰恰是那些在这里受过批评的政党的代表，对“存心为恶”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展开攻击。他们全然忘记了我们已和社会党右派分道扬镳，我们不害怕党的分裂，因为这是历史的必然。然而，对待分裂，不应采取轻率的态度。我觉得，分裂是必然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就是一例。但这个分裂是痛苦的。在分裂之前，要极力促使工人群众对原则性的和明确的策略有所认识。但这需要时间和耐心。吸引和团结工人在德国进行革命，要比使他们分裂难得多。然而，最令人痛心的莫过于所有工人左派分散在独立社会民主党、德国共产党、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等三四个政党里，而现在又鼓吹建立某种新组织——工人联盟。这种状况对德国运动，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尤其是对共产国际极其不利。我们需要一个精干的国际，这首先就要求我们建立紧密团结的工人组织，否则我们就根本不能采取任何一种国际行动。团结群众，并使他们投身无产阶级革命（如果他们还没有达到这一步的话），这一点十分重要。不错，我在莱比锡时曾反对立即加入莫斯科国际。原因何在？同志们，就是因为莫斯科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取消独立社会民主党，决定把它毁掉，使之不复存在，决定将它彻底消灭。可是，你们要知道，要被消灭的政党的代表，却首先愿意和决定消灭自己的同志进行协商，谋求团结。我们赞成加入共产国际，但我们首先要求取消那些敌视我们的决议。你们打击了我们，还要我们对你们说：我们是你们的朋友，因为你们打击了我们。这是不行的。这个问题需要认识清楚和加以斟酌。（叫喊声。）说到签订和约问题，德国人民完全赞成我们的观点。当时展开了反对德国沙文主义的斗争，值得我们高兴的是，民族主义终于被清除了。可是，德国民族主义者又想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搞民族沙文主义的鬼把戏。因此，我们认为，我们有必要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瓦尔歇：你们曾经帮助他们摆脱困境。克里斯平：胡说八道！战争使德国衰竭不堪，假如我们再一次被封锁，那德国人民就会饿死。我们认为，必须使群众具有战斗力，而且必须通过长期克服资本主义所造成的贫困化，尽可能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赤贫的流氓无产者阶层永远不可能充当先锋队，他们丝毫没有革命性，只有那些比较善于提高自身的福利的工人阶层，才能进行革命。因此，就签订和约问题对我们提出责难，是完全错误的。下面谈谈恐怖手段和暴力问题。我们认为，这是两回事。如果我们想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不诉诸暴力。在使用暴力的地方，在某种条件下会出现这种情况：不该杀的人给错杀了。只要认真调查一下，就会弄清楚，被杀的人当中哪些人有罪，哪些人无辜。可是现在，在我们尚未掌握政权以前，我们要声明：我们应当把恐怖手段当作一种政治原则来实行，我们应当建立一个叫敌人胆战心惊的国家；至于说我们不能放弃暴力，那是另外一码事。现状迫使我们把暴力作为一种手段来实行。我可以说，我们从来没有责骂过布尔什维克，不但如北，我还经常感到，我们和俄国同志是团结一致的。当有人在纽伦堡指责共产党人收下俄国人的钱时，我曾公开表示，我为这种国际团结的举动而自豪。我们一向袒护布尔什维克，并指出他们在进行艰苦的斗争，我们无权损坏他们的威信。（有人喊道，那么考茨基呢？）是的，考茨基当然批评过他们，但他不是党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严重错误。（有人喊道，那么累德堡呢？）可是，累德堡没有损害过布尔什维克的威信。你们又搞错了。累德堡奋不顾身地公开进行革命活动。不过，他认为，不能把恐怖手段看成是一种政治原则。而现在，我想在这里指出，就连我们的俄国朋友也会犯机会主义的错误。他们指责我们没有支持他们在土地问题上的主张。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复信中谈到了，具体内容如下：“说到土地问题，我们必须指出，我们感到惊讶的是，执行委员会向德国革命无产阶级提供的方法，却是唤起那种早已消失了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它建议我们向小农说明，无产阶级在夺取国家政权以后，将立即没收大庄园主的财产以改善他们的状况；将把他们从大庄园主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大庄园将归农民阶级所有；将解除他们的债务及其他负担。这个建议恰恰偏离了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照此办理势必要立即实现土地社会化，即土地公有和生产社会化。为此，我们必须对小农说明，他们将获得大片土地，将不必还债等等。这意味着牺牲无产阶级的利益以满足农民的要求，意味着把俄国的情况（在那里，土地已归农民所有）生搬硬套到德国去，这样一来，德国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将遭到彻底破坏。”你们想一想，在德国，把土地交给小农，这将会产生什么样的革命后果？瓦尔歇：目的是把小农争取过来。克里斯平：我们采取这种机会主义手段，不可能把他们争取过来。大片土地应当没收，庄园应当按集体原则耕作，而不要分给雇农和小农。首先要使小农有所觉悟，以便从事有利于社会的集体化生产。迈耶尔同志问，我们在争取加入共产国际方面有哪些行动？我认为，迈耶尔同志已看过我们这方面的正式报告。我们做了些什么呢？我们屡次三番地力争和莫斯科国际会晤。过了四个月，我们才得到回音。当时，我们正集中力量反击军事叛乱，后来又忙于选举运动，这些事情一结束，我们立即动身到莫斯科来了。我们和其他党协商过，那是因为我们临行前，党代表大会作出了这样的决议，这当然要执行。但是，我们并没有参与同其他党一起召开国际性会议这件事。我们认为，只有莫斯科才有这种特权。关于克南曾在瑞士讲过“我们将成立新的国际”的说法，是不确切的。我们说过：“假如莫斯科拒绝我们，我们就不得不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难道我们愿意让自己被排除在国际政治之外吗？难道你们相信，像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这样一个伟大的运动在国际舞台上会消极无为吗？诚然，你们德国共产党人曾经预言，我们作为一个政党诞生之日，就是我们死亡之时。你们希望我们很快即将覆灭，但这并不会使我们感到不安。我还想提出一点总的看法。我从讨论中看出，谁也没有回顾历史的发展。许多同志认为，随着第三国际的建立，马克思主义一下子就传播到了全世界，我们现在的局面完全不同了。这种想法是不对的。第一国际成立时所抱的信念是，无产阶级革命会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立即发生，其目的是立即实现社会主义。由于季诺维也夫所提到的原因，第一国际不复存在了。马克思说的话得到了证实，当时无产阶级本身不具备夺取和掌握政权的前提，因此，无产阶级首先要组织起来，并提高自身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能力。为此，要争取缩短劳动时间和增加工资，开展争取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广泛斗争，等等。这是第二国际存在时期的历史任务。今天，工人阶级身上具备夺取和掌握政权所必需的前提，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存在争取社会主义的前提。现在，我们正处在必须夺取政权的时刻。在俄国，已经取得了政权，我们希望在其他国家也能在最短期间夺取到政权。因此，必须对工人运动所经历过的发展作出评价，以便理解，第三国际是在它的先驱们当年停止活动的地方继续建立起来的。今天仍持社会党右派观点的政党如果看不清自己的任务，为了这一过失，就必定要付出破产、覆灭的代价。我们看到了这一点，并根据这一认识开展活动，在德国实行革命的政策。我极力强调这一点，我们随时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你们愿意怎么回答就怎么回答。我们有崇高的意愿，就是要同第三国际建立统一战线。你们不能否定我们的革命的信念、感情和活动。尽管你们曾经怀疑我们是机会主义者，但我们仍将是革命者。你们可以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但我们决不会在德国停止活动，并将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如果你们给我们的答复能使我们队伍中的德国无产阶级高兴地接受的话，那对国际无产阶级阵线的事业就更有利。迪特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同志们！情况要求我在我的朋友克里斯平发言后立即讲话。我请求你们不要由此得出结论，正如怀恩科普同志说的，以为我们打算在这里比在德国更加厚颜无耻地行事。（笑声。）我们一个接着一个地发言，这的确是实际的情况。有人责备我们，特别是责备克里斯平和我，说我们在莱比锡代表大会上没有致力于立即加入第三国际。责备我们的那些人在这里发了言，并开了一张罗列我们罪状的长长的清单，认为这些过错应归咎于我们，以此证明我们不配加入第三国际。看来，这里隐藏着尖锐的矛盾。就是说，我们党在莱比锡作出的关于必须同第三国际谈判以确定有无可能为建立统一战线而联合的结论，原来是正确的。因此，我们现在来到这里。我们进行谈判的基础，是我们在党的莱比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行动纲领。这个行动纲领（我想你们是知道的）规定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无产阶级专政和工人委员会制度，这是十分明确的。我们相信，许多党（它们的代表在这里批评了我们）都是独立的，但它们拿不出像我们党的纲领那样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如此明确而不含糊的纲领来。同志们，在我的朋友克里斯平发言之后，我不想再谈一般性的问题。我要求发言，是因为我要批驳讨论中某些发言人对我们的指责。我特别应该谈谈拉狄克同志的发言。他向派代表参加德国第一届革命政府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人提了两条主要的意见。他指责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说它的代表当时拒绝了俄国无产阶级给德国无产阶级运送两列火车粮食这一象征性的姿态。其次，他批判独立社会民主党，似乎它当时曾阻挠德国在1918年11月革命第一个星期内和苏维埃俄国恢复外交关系。我知道，拉狄克同志是最了解德国情况的外国同志中的一个。然而，实际上，就连他也对德国情况了解得并不那么透彻，谈不上作出权威性的判断。我这样说不是想指责他，而仅仅是为了如实地反映情况。我不知道在这个大厅里哪一位是圣人，对各国情况能做到了如指掌，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给各该国无产阶级作出符合他们本国国情和有利于他们本国革命事业的政治指示。这超出常人的能力，是无法办到的。因此，这一回我无意于指责别人。谁要想对德国1918年11、12两个月的情况作出估计，谁就不应当满足于他在德国时从某些同志那里打听到的个别事实。不要以为，根据这些事实就可以作出绝对正确的判断。德国的情况到底怎样呢？战争使德国一蹶不振，国内经济凋敝。人民在身心上蒙受了巨大的创伤，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这就是德国当时的情况。可是，德国军国主义者无视这一切，到1918年10月还不认为自己会战败，要不是从权威人士那里得知，我国的粮食储备只能维持到1918年年底，德国当局还准备继续打下去。到那时一切都完了，到那时人民都要饿死了。面对这种情况，政府当局当然明白，决不能让人民挨饿等死，首先要动用现有的全部储备粮，其次要想办法从其他地方搞粮食，哪怕是从月球上摘来。因此，对那种迫使全国人民濒临死亡边缘的政策，谁也不会承担责任。拉狄克就是在这个时候和哈阿兹在休斯式电报机旁谈话的。哈阿兹同志是如何回答的呢？我希望拉狄克同志把哈阿兹的全部讲话内容说出来。哈阿兹说，我们认为，建议体现了俄国无产阶级和德国无产阶级的团结，这是国际团结的象征。但是，我们知道，俄国人民也在挨饿，至于向德国提供粮食，美国早就答应在德国新粮收获以前，供应足够的粮食。这就是哈阿兹同志在电报机旁对拉狄克同志说的话。请问，这怎么能说是“背叛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哈阿兹同志举止得体，他解释说：我们知道，你们本身也需要粮食，再则我们也清楚，我们一定能弄到粮食，所以，这点粮食你们还是留着自己吃吧！难道说，提出这项建议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列车来回瞎跑吗？可贵的倒是能提出这样的建议来，这足以证明我们之间的团结，既然哈阿兹回答说，我们把这个看成是我们之间团结的象征，我们十分感谢你们的好意。这是符合当时的实际的，我不理解，拉狄克同志凭什么说，我们政府因为接受了美国的粮食，就是什么坠入了“威尔逊主义”的泥潭？如果我们当时不依靠世界上唯一能向我们提供粮食的国家，那我们还能从德国什么地方弄到粮食来解救饥饿待毙的人民？对美国可以随意发表看法，不过，美国确实向我们提供了粮食，不仅粮食，而且还有其他食品。我现在谈谈驱逐俄国使馆人员的问题。据我所知，1918年11月4日或5日，威廉二世政府最后一位总理——麦克斯·巴登亲王当局决定把俄国使馆人员驱逐出柏林，其理由似乎是，越飞凭借其大使地位搞非法活动，在德国搞革命宣传。因此，德国凯泽尔政府也把他驱逐出境。德国革命爆发时，越飞同志因某些出境手续尚未办妥而滞留在俄德边界上。这时，越飞同志获悉，在德国爆发了革命，独立社会民主党人控制了政府，他便给在柏林的哈阿兹同志拍了一封电报。哈阿兹接到电报后，立即在人民全权代表苏维埃（即当时的政府，我、哈阿兹和巴尔特是政府成员）里宣布：我们三个独立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必须立即请越飞回来。这就是我们当场表明的态度，但是，得到外交部长佐尔夫支持的社会党右派却扬言，这绝对不行。瓦尔歇：记录上不是这么一回事。迪特曼：我会谈到记录的。请允许我先谈几件事。我比在座的任何人都更了解这些事，因为我是事件的参加者。佐尔夫、兰德斯堡、谢德曼和艾伯特对我们说过，越飞是想支持德国革命还是进行反动宣传，反正一个样，因为他们说过，使馆人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干涉驻在国的内部事务。我们曾指出，这是形式主义的观点，我们作为革命者决不能同意这种观点，但结果是徒劳。越飞的活动有利于德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所以我们同情他，并声称让他作为大使回来。总之，我们在11月和12月曾就这件事争吵过无数次。沃尔弗斯坦：表决了吧？！迪特曼：人民代表委员会由三名右翼社会党人和三名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组成。如果这件事没有发生的话，我们本来是能够制止社会党右派接受关于把越飞驱逐出柏林的决定的。但要通过把越飞请回来的积极提案，我们当时还得不到多数票。票数是3︰3。所以不可能通过把越飞请回德国的提案。你们主席台上的掌声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你们不能要求别人去为做不到的事情费力气……我等着，只要你们高兴，就这样打断我的话，反正代表们听不见我说的。你们在这种情况下能要求我们做什么呢？我们毕竟只能做我们做得到的事。我们已经走到了头。但我们说过，我们还要提起这件事，对我们来说，这件事没有完结，我们曾在一切有利的场合下提起这件事。然而，拉狄克同志的行为使我们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有一天，哈阿兹同志激动万分地对我说：“你了解拉狄克同志，你能想象这位聪明人会干这种蠢事吗？从莫斯科通过休斯式电报机和我通了话。这种电报机能同时作记录，所以谈话内容不仅对话双方知道。这一事实拉狄克无疑是知道的，因此他不得不注意他说了什么。拉狄克通知，一个代表团将赴德国参加工人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个代表团应带一些老练的演说家，他们的任务是到战俘营向英国人和法国人进行革命宣传。”（喊声：好！）拉狄克：可怕！迪特曼：我作为革命社会党人欢迎这件事，但这是正式通知一个不支持革命的政府和它的官员，打算派人到战俘营进行革命宣传。换句话说，这意味着让德国的整个资产阶级界了解这一事实，并使它担心协约国，就是德国不得不与之签订四个星期停战书的协约国也知道这件事。假如德国政府允许这种宣传行动，协约国肯定会把这一行动解释为中止停战。哈阿兹没有别的办法，只好通过电话机答复拉狄克说，根本谈不上接受这个建议。此后，拉狄克说，他放弃这种想法。列维和拉狄克：喏，你们瞧！迪特曼：这个“你们瞧”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因为建议已经提出，外交部已经知道，佐尔夫和资产阶级官员也都知道。对这些人，我们是不能不考虑的。拉狄克：为什么你们不驱逐他们呢？迪特曼：这就离题了。我可是最不反对进行革命宣传的一个人。但我们必须考虑到具体情况，要了解当时的环境。我们不应该就我们想干什么而争吵不休。对我们这些在政府里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人来说，这一事件造成的局面严重阻碍了我们为恢复同苏维埃俄国关系而作的努力。因为兰德斯堡、谢德曼和艾伯特（不应忘记还有佐尔夫）立即向我们声称：“你们想，如果又把使馆人员请回来，那会是什么情况？那将使我们和协约国的关系极为复杂，以致正当我们的部队现在从莱茵河左岸撤退时，使得停战中止。在这之后协约国会进军，德国将被占领。”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任何不愿引起全体德国人民和工人阶级不快的人，都不敢挑起这种事件。对这一点一定要弄明白！当佐尔夫等人再次告诉我们说，谈不上越飞回来的问题时，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暂时推迟处理此事。对这件事我们不愿表示完全无能为力。我们还希望，有机会的话，无论如何推动一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前进报》发表的记录。然而，报纸错过了发表其他记录的机会，而从这些记录中本来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在这里所说的一切。瓦尔歇和拉狄克：巴尔特证明了这一点。迪特曼：我多少还懂得点礼貌，所以不去引证巴尔特的话。亲爱的拉狄克同志，他谈到你们时，语气却很不客气。我认为，你们是随随便便从《前进报》中抽出一段话来的。其实，巴尔特的原文是：“社会党右派是带着拉狄克的电报来的。拉狄克在电报中郑重宣布，要在莱茵河上展开反对资本主义协约国的共同斗争。关于发报机旁毫无意义的谈话，简直愚蠢透顶，它给世界革命带来了极大的危害。”①这就是巴尔特的原话。假如你们不去援引巴尔特的话，你们也许会更明智点。我还可以把事关越飞的那段话念给大家听，说他似乎资助了哈阿兹和巴尔特进行革命。在巴尔特的书中写道：“我认为越飞的电报很不高明，假如我也像他那样指名道姓，那大多数同志就难免要掉脑袋，成为反革命派的牺牲品。”②拉狄克同志，即使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恐怕也不能在巴尔特的全书中找到对你们或多或少有利的东西。我只找出这两段话，要不是你们提出反驳，我是不会把它端出来的。①埃米尔·巴尔特：《德国三月革命》（柏林1919年德文版）彼得格勒国家出版社1924年俄文版第89页。——编者注②同上，第112页。——编者注再则我们当时已退出政府，后来发生的事和我们无关。我们一向公开主张和苏维埃俄国恢复外交关系和经济关系。不久前，我们再次向议会提出了这方面的建议。施特克尔和克里斯平同志受党的委托，在议会中申述了这项建议。我们在建议中主张必须恢复苏维埃俄国和德国的关系。不久前，当波兰帝国主义向俄国发动猛烈进攻时，我党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游行的口号是：“不准干涉俄国！我们要求和俄国建立睦邻关系！”我不知道，那些至今仍然相信所谓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对苏维埃俄国持敌视态度的种种报告和报道的同志，是否了解上面这个情况。我想，他们不了解情况，否则他们是不会在这里对独立社会民主党人抱这种看法的。最后，我还想说几句。许多人在发言中表示，我们党不是革命党，所以，不能和其他党一起接纳到第三国际里来。我的朋友克里斯平大体上证实了这种指责是何等的不公正，假如有可能向你们介绍我们党自德国革命以来的全部历史，那你们当中的许多人就会改变对我们党的看法。你们应当认真地改变自己的看法。老实说，500万人是不会拥护在这里受到共产党报刊大肆责骂的党的，其他许多人假如也对这些指责确信不疑，那他们也会抱同样态度的。在反对大多数社会党人和资产阶级的艰苦斗争中，我们赢得了今天的地位。我们有权说，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得到革命无产阶级群众的拥护。我们很清楚，世界革命将向前发展，为此必须使各国无产阶级在统一的、共同的战线上发动进攻，以期推翻资本主义，这就是我们来莫斯科的原因，而不像你们所断言的是出于工人群众的压力。我们本来就是工人和无产者，我们出身工人，受过工人的教育，我们参加工人运动已经有25年的历史。我们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工人运动，即使在最困难的战争时期，我们也能站稳立场，我们不怕任何牺牲，我们曾多次落入资产阶级国家警察的走狗的手里。既然你们把我们说成是完全丧失了革命意志的人，那我们就有权让你们见识见识我们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留下的伤疤。如果你们的想法和我们一样，即把俄国和德国的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并进一步团结全世界无产阶级，组成统一的严密的队伍，那你们就要像我们那样，在今后的谈判中严肃认真地寻求使我们之间能尽快地接触、能共同反对资本主义的途径，以期为全世界无产阶级谋幸福。罗斯梅：已经半夜1点了，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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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会议（1920年7月29日上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1920年7-8月）第六次会议（1920年7月29日）·季诺维也夫作报告：《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塞拉蒂提出把参加共济会的人员开除出党的提案·讨论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拉狄克（俄国）↘加香（法国社会党）宣读声明↘勒弗夫尔（法国）↘格拉齐亚德伊（意大利）↘吉尔波（法国）↘赫尔措格（瑞士）↘戈尔登贝尔格（法国）↘博尔迪加（意大利）·召开国际妇女（共产党员）代表会议的通知书塞拉蒂宣布开会。讨论加入第三国际的条件。季诺维也夫同志作报告。季诺维也夫作报告：《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季诺维也夫：我们开始讨论议事日程上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即必须确定，我们这个共产国际究竟是个怎样的组织？我们要使它成为怎样的组织？首先，我概略地、一般地说明一下委员会的工作。大家都知道，委员会由于吸收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的代表参加而扩大了。这两个代表团出席了会议，积极地参加了讨论。提纲作了一些改动，但总的内容并没有改变。当然，我们要向你们介绍修改的情况，你们会有机会发表意见。既然我们要考虑有关同志的意见，我们当然会接受意见，并加以采纳。德文版中缺第2条，法文版不缺。第2条中写道：“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组织，都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撤销改良主义者和‘中派’分子在工人运动中（在党组织、编辑部、工会、议会党团、合作社、地方自治机关等等中）所负担的比较重要的职务，用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代替他们，不必顾虑最初有时不得不用普通工人来代替‘有经验的’活动家。”接着，对提纲第7条作了重要的更动，其中原来是这样写的：“共产国际决不能容许像屠拉梯、莫迪利扬尼之流的著名改良主义者自称为第三国际的成员。”现在，委员会认为，我们共产国际不仅要点出意大利机会主义者，而且也要痛斥其他国家的改良主义分子，这样做才是比较正确的。委员会决定，至少也要点出每个国家的一名改良主义分子。这样一来，被点名的人就不只是屠拉梯、莫迪利扬尼，而是“屠拉梯、莫迪利扬尼、考茨基、希法亭、龙格、麦克唐纳、希尔奎特等等”了。（有人喊道：还有格里姆。）应当承认，这个名单不全，也许代表大会会作出补充。再就是增补了第18、19两条。这两条是：“18．各国党的一切指导性的机关报刊，必须刊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一切正式的重要文件。“19．凡是已经加入或正在申请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必须在最短期间内，无论如何不迟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闭幕后过四个月，召开一次党的紧急代表大会，讨论所有这些条件。同时，中央委员会应当设法使各级地方组织都了解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定。“其次，我们收到了列宁同志个人的建议。①①指列宁提出的关于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其领导机构组成问题的建议；后来根据俄国代表团的提议，这项建议已由委员会采纳，井将其作为加入共产国际的一个条件。——编者注。这项建议经过委员会讨论，以5票赞成、3票反对、2票弃权获得通过。但是，我要代表俄国代表团声明，我们希望恢复这项建议的原意，即我们主张只把它当作一种愿望，而不是作为条件或指示。我们坚持的意见是，只要代表大会表示这个愿望就行了。此外，还有一些修辞上的改动，尤其是我们所谈的合法与非法工作那一条。我们将把最后的文本提交大家讨论。现在我来谈谈几个论点的依据。首先，第79页上写着：“在一定的情况下，共产国际有被那些还没有摆脱第二国际思想体系的、不坚定和不彻底的集团溶蚀的危险。”委员会对此作了修改，并决定采用更加坚决的措词，即不是说“在一定的情况下”，而是直接说“共产国际有被溶蚀的危险”。委员会这种做法是对的。确实如此，那些不久前加入第二国际的党，是在群众的压力下，可以说是出于某种需要才跑到我们这边来的，它们一来，共产国际的革命性目前就受到威胁了。即使它们愿意除掉身上的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烙印，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在我们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即成立第三国际期间，我们遇到了许多危险，然而，因吸收各种各样的人而损害共产国际革命性这个危险，在当时并不存在。15个月以前，我们还不过是一个人数很少的小组，因此，有人讥笑我们说：“你们共产国际的全部人马，有10张沙发椅就够了，你们成不了气候！原先的一些大党仍旧留在第二国际里。”现在可不同了。原先的大党现在都积极要求加入第三国际。由于工人群众倾向共产主义，我们理应吸收它们。但是，切勿忘记，这些党带着自己所有旧包袱进来，就是说，把它们的老领袖带了进来，而这些人在战时和战后始终是坚决反共的。1919年8月第三国际成立时是一个怎样的组织？当时，它不过是一个宣传团体，成立一年来，还是老样子。可是，在欧洲遭遇一场骇人听闻的毁灭性战争以后，工人群众寻求新的道路的时刻，第三国际在国际范围内开展宣传工作，乃是一件大事。不过，我应当坦率地说，当时，它不过是一个要向群众灌输共产主义思想的、有广泛组织的宣传团体。现在，我们想多做一些，做得和过去不同一些。现在，我们的国际不想再充当一个宣传团体，而想成为一个国际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应当在这方面开始一个新的篇章。我们的国际要成为一个战斗组织，它不仅宣传共产主义，而且要真正实现共产主义，我们是为此目的建立国际性组织的。不久前，我读了像尔·路易的文章，他说，第一国际由于未能及时防止1870--1871年的战争而垮台。第二国际也必定是这个下场。战争爆发了，它未能及时防止，因此，它也垮台了。第一国际当时的处境和今天第二国际的处境完全相同。看来，这是一种蓄意捏造的、因而颇有份量的社会爱国主义谎言。第一国际曾企图阻止战争的爆发，它为此进行了斗争，并在斗争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而第二国际不想进行反战斗争，并且回避这个斗争。第一国际壮烈地牺牲了，它的优秀战士在巴黎公社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遭到杀害。而第二国际可耻地破产了。我们必须向工人讲清楚这一点，因此，我们应当谴责这种相提并论的说法，要知道，这种说法是出于支持社会爱国主义和考茨基主义的需要。第一国际是一个高度集中的组织。它甚至力图实现中央对每一次经济大罢工的领导，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是因为当时的罢工运动还没有经验，力量还比较弱小。可是，我们现在的中央，却不能直接领导每一次经济大罢工。现在，经济罢工每时每刻都在涌现出来，对于具体情况，我们甚至一无所知。由于罢工运动的规模很大，现在根本谈不上中央的直接领导。第二国际缺乏集中，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一正一反，不能相提并论。现在，当我们需要确定建立新关系的条件时，我们似乎得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明“合成”问题。在我们打算讨论加入第三国际的条件时，我们对此要有清楚的认识。许多不久前还是第二国际的领导同志认为，加入第三国际，他们并不承担任何重大的义务。我这里有一篇从罗伯特·格里姆的机关报①上剪下来的格里姆的文章。他声称，第二国际及其执行机关不过是一个“信箱”罢了，确实如此。但是，文章的作者向第三国际提出什么建议呢？当然，第三国际应当有所不同：它应当在各国组织“大规模的行动”，即它应当注意建立情报机关，注意“在议会内”组织“统一行动”。于是，你们就可以看出，结果完全一样：第三国际也是一个“信箱”，是一个深一点、大一点的“信箱”，但终究是一个“信箱”。①《伯尔尼日报》。——编者注我们需要有情报机关，这一点，我不反对。我们的情报工作十分薄弱，它需要有一个比较完善的组织。例如，我们大骂国际联盟是一群强盗的组织，或者提出反对改良主义分子的建议，这种做法并不会妨碍各国党同时在议会采取行动，但这远远不是一个国际性的战斗组织。目前，经济上的支援也不是最主要的。格里姆及其一伙心目中的第三国际，实质上和第二国际同一类型，即是一个大一点、组织得好一点、外表涂上红色和漆上油漆的“信箱”。第三国际不应当是这么一种玩意儿！我还读过各种“左”派改良主义分子，例如克洛德·特雷维斯在法国同志主办的《共产主义评论》上发表的几份声明。特雷维斯主张加入第三国际，但条件是，不限制他们的行动自由，不强求某些国家接受第三国际的政治口号。这就是说，他们希望马上加入第三国际，但行动不受约束，继续享有和以前一样的行动的“自治权”。关于这一点，意大利的“也算是社会党人”的莫迪利扬尼，说得比谁都露骨。他现在形式上是第三国际的成员，但是他和我们并不是一条心。不久前，他到过巴黎，极力鼓动龙格参加第三国际，他的理由是：为什么不参加第三国际呢？要知道，它不要我们承担任何义务，只要每两个星期给执行委员会寄上一张明信片就行了，别的什么事都没有。我们何乐而不为呢？凡是认识莫迪利扬尼和领教过他的厚颜无耻的机会主义的人，从这番话中就能看透他的为人。这些从改良主义分子营垒里钻出来的老爷们以为，加入第三国际可以像进旅馆一样方便。我们共产国际建立以来的短暂、然而意义重大的15个月历史，向一切严肃的政治家表明，第三国际不能容纳那些想在其中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人。我们要建设一个讲求实际的国际。我们不同意考茨基的意见，他说第三国际仅仅是“和平的工具”。不！它应当成为和平时期、武装起义时期、起义以前和以后时期的斗争工具，应当成为团结各种力量的核心，应当成为明确自己的目标、并愿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的那一部分国际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有人经常大做文章，说什么“东方”与“西方”之间存在着人所共知的对立现象，他们企图给工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第三国际是东方工人阶级的组织，而西方工人阶级只好靠边站。法国党的领袖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文艺工作者，试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他们（中派分子）不想马上单独加入第三国际，而首先想让西方全体工人群众参加。实际上，“东方”与“西方”之间根本就不在这种对立现象，而在共产主义与改良主义、共产主义与社会和平主义之间，倒存在着另外一种对立现象。“东方”与“西方”之间存在对立现象的说法，纯属捏造。我们发现，在各国，人们都把运动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明显的机会主义右翼，目前它是资产阶级的主要支柱；第二类是稍为收敛的中派，它也是资产阶级的支柱；第三类是左翼，它或多或少带有共产主义色彩或倾向共产主义。显然，西方工人阶级，比如英国工人阶级，对莫斯科发生的事一清二楚，他们懂得苏维埃政府具有何等意义。每一次游行示威都表明：英国工人阶级在这方面有十分明确的认识。关于“东方”与“西方”之间存在鸿沟的奇谈怪论，早该收场了，用不着劝告英国工人阶级等待“西方”加入共产国际了。首先，我们不要忘记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教训。有一位匈牙利同志在谈到党的作用问题时，已经提到这一点。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问题。请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况，匈牙利共产党给社会民主党人大开方便之门，一下子把他们全都吸收进来了。我们在委员会讨论接受条件时，有些同志说，他们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第二国际的许多政党今天很轻易地就接受了我们的条件，这和当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出现的情况很相似。匈牙利党取名为“社会主义共产党”。最初，这只不过是一个名称之争。匈牙利同志作过斗争，我们不想背后指责他们。我们的执行委员会有一个忍让的弱点，于是就同意了各个政党的合并。过去有个说法；政党的名称无关紧要。然而后来才知道，这个问题在历史上起了作用：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发展前途的被断送，一半原因可能是由于共产党人对大部分老社会民主党人采取了保护的态度（令人遗憾！），而这些老爷们在紧要关头却投到了资产阶级的怀抱里。意大利党有几位同志说，在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上，他们将建议把党的名称，由目前的社会党改为社会主义共产党。我们切勿忘记匈牙利的教训。这不是斤斤计较一个名词的问题，而是我们能否信赖这些不仅不愿和旧思想观念决裂，反而极力加以掩饰的旧社会党老爷们。为了使我们今天认清这一点——只要我们向改良主义分子伸出一个小指，他就会立即抓住你的整只手，然后抓住你的脑袋，然后把你整个吞掉——匈牙利和全世界工人阶级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问题就在于，我们应当成立一个有明确而又坚定的路线的共产国际。我们应当为共产主义奋斗，而共产主义不可能在一个月内就实现，只有在尽可能集中的组织和明确、坚定的策略的指导下，经过多次战斗，共产主义才能获胜。对于那些用明信片来敷衍我们的老爷们，我们趁早把门关上，免得他们钻进来。第二国际可耻地垮台以后，第三国际时兴起来，实际上这是一个危险信号。第二国际成丁一个臭水坑，成了一具腐烂的僵尸。当然，一些政党要和第二国际脱离关系，企图继续在第三国际里重操旧业，“只不过稍为改变一下腔调”而已。它们当中的许多政党多半不承认这一点，但是客观上就是这么一回事。这个危险性是存在的，我们应当坚决采取防范措施。我今天看到7月15日《自由报》上的一篇文章，标题是《国际问题》。《自由报》的意见是，如果我们坚持1920年2月5日我们给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公开信的观点①（此信经我签署），那就不可能和我们达成任何协议．①指1920年2月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独立社会民主党人莱比锡代表大会关于第三国际的决议问题《致德国全体工人、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此信载于《共产国际》第4期第1382—1392页。——编者注我十分明确而又郑重地声明（我希望，这也将是代表大会的意见），我们现在仍然坚持我们在2月5日信中提出的全部条件，而且我断言，我们拒绝同龙格、考茨基和希法亭之流的右派领袖进行任何合作。法国同志对我们说：也许龙格目前打算改变自己的观点。要是他现在同意我们的观点，那就不成问题了；如果他是诚心诚意地、严肃认真地接受我们的观点，那我们表示欢迎。我的这番话也适用于那些或许打算改变自己的看法的德国同志。不过，我们要郑重声明，我们不打算和德国党的右翼及其领袖打交道。我要以俄国代表团代表的身分（不是以委员会报告人的身分）正式声明，我们中央委员会举行了一次会议，会上我们作出决定：假如我们的意大利同志或其他党的同志主张和这些右派分子联合，那我们党宁愿受到孤立，也不愿和那些我们称之为资产阶级的人物讲联合。我代表我们党发表这个声明。现在，我尽可能具体地谈谈那些想加入，并在努力争取加入第三国际的政党，以及已经加入第三国际的政党的情况。我打算逐个国家来谈。首先，我谈谈那些至今尚未加入，但现在想加入第三国际的政党。我收集了大量有关法国党的材料。我不可能向你们介绍一切有关情况，只能择其重要者讲一讲。事先要向你们打个招呼，就是我们决不想算旧帐。当然，谁都可能犯错误和事后表示反悔。我们只援引带原则性的事例，只讲主要问题。首先讲讲加香。对他的忠诚不能有丝毫怀疑，凡是了解他的过去的人都知道，他犯过错误，但他是一个忠诚的战士。我这里有他写的关于国际联盟的一篇文章（1920年1月7日）①。早在今年1月，他就称威尔逊先生为当代“最后一个资产阶级伟人”了。他接着提出，“美国民主派”已尽了一切努力来防止大战的爆发。作为一个共产党人理应懂得，这显然是社会和平主义的思维方法。而社会和平主义并不等于社会主义。这是已故领袖饶勒斯的思想，遗憾的是，他也只不过是一个社会和平主义者。在全面肯定他的伟大功绩时，我们不能不指出这一点。他的思想在法国以及在其他一些国家里流传下来。这种和平主义和威尔逊主义都具有极其顽固的特征，因而许多共产党人也难以摆脱这种思想。就拿上一次代表大会来说吧。瑞士一位左派同志弗里茨·普拉廷，把一份打印好的自己在议会上发言的速记稿带来了。他在发言中说：威尔逊是一个正直的人，他希望用和平的方法解决战争问题。结果，就连我们当中一些自认为是共产党人的同志，往往也会受到这种社会和平主义的侵袭，因为数十年来，他们的领袖就是向他们灌输这种东西的。过去，我们对社会和平主义斗争不力，现在该彻底消除这种影响了，并且要十分明确地向法国朋友们指出：接受加入第三国际的正式条件，要比肃清社会和平主义影响容易得多。社会和平主义是麻痹我们斗志的一种危险的资产阶级思想。千条万条，只要坚持社会和平主义这一条，就不能成为一个共产党人，就不能加入第三国际。所以，我们要开诚布公地说，愿不愿意与社会和平主义彻底决裂，这是问题的关键。①指加香的《一年之后》一文，载于1920年1月7日《人道报》第5775号。——编者注其次，有关法国同志的问题，我还应当说上两句。这是弗罗萨尔于1920年2月3日发表的牵涉到对第三国际态度的文章①，弗罗萨尔在文中说：至于我党的政策，在加入第三国际这一点上，很可能和过去没有什么两样；很快就要进行选举了，而第三国际决不能妨碍我们与其他政党建立同盟。①指弗罗萨尔的文章《在莫斯科那儿又怎么样？》，载于1920年2月13日《人道报》第5775号。——编者注总之，你们看到，这种观点就是：第三国际是一幢很好的旅馆，各国代表在那里高唱《国际歌》，互相恭维一番，然后各奔东西，．继续干自己原来的事。我们决不允许第二国际的这种无耻勾当重演。我本来可以援引其他许多事例来说明法国同志的实际情况，但限于时间，我只能谈上面这一些了。《人道报》的社论是按某种比例编排的，加香和弗罗萨尔对我说，中派每周提供八篇，左派四篇，而列诺得尔之流两篇或三篇。你们清楚，这实在不能容忍。这好比是这样一种混合剂：八滴蒸馏水，三滴毒药，然后加上四滴牛奶作为解毒剂。（鼓掌。）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也许，这就是法国运动史的写照，但正是这个旧传统必须加以根除。离开巴黎之前，弗罗萨尔声称：“我不愿和列诺得尔一起去莫斯科，我们与俄国同志的会谈将会遇到阻力；最好他留在家里。”而在有关的信件中，弗罗萨尔却称列诺得尔为“我们的朋友”。这种法国风度应该抛弃了。可是，它不单纯是法国的风度。莫迪利扬尼给塞拉蒂的信和塞拉蒂给普拉姆波利尼的信，均称对方为“我的朋友”。这种法国方式和意大利方式，我们不能接受。我希望，你们委托执行委员会向各国党提出要求：每月汇报一次，以便通过这面镜子了解所发生的一切。现在讲讲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的情况。我只限于引用独立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最近的正式复信①中的几段话，这是该党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交给我们的。复信首先指责说：“尤其令人吃惊的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出于自己所处的地位，本应尽可能真诚地对待和自己进行会谈的外国革命工人组织，但是，它的复信却断言：‘参加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的看法，完全不同于他们的右派领袖，’——这种论调像一条红线似的贯串在整个复信中……”。①独立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复信载于《自由报》1920年7月11日第272号（副刊1），7月13日第274号（副刊），7月14日第276号（副刊）和7月15日第278号（副刊）上。——编者注不错，这种论调确实像一条红线似的贯串在我们整个原则性的声明中。如果在目前比较平静的时候，尚有一万左右的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员被关在监牢里，那我要对这些同志表示敬佩。我说：这是一些顽强的战士、顽强的工人。我们应当设法接近这些工人。这与我所说的存在着以考获基、希法亭和施特勒贝尔为首的右翼，并不矛盾。在琉森时，克里斯平和希法亭持同一观点，他不想离开第二国际。右翼是存在的。有人说，目前究竟谁对考茨基感兴趣？他们的答案是：没有人对他感兴趣。对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这个答案不对。考茨基主义是一种国际现象，独立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许多领袖，口头上声称与考茨基脱离关系，而实际上执行的仍旧是考茨基的政策。我们所能做到的，就是提请大家注意：在独立社会民主党内部，有些工人正在进行严肃的斗争，以反对那些暗中破坏革命斗争、一直为资产阶级效劳的右派领袖。有人说：“在德国没有右派领袖”；“执行委员会制造的右派与左派领袖一说，不切合实际”。我们必须极其真诚地对待真正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其他国家的同志。可是，对考茨基、希法亭和施特勒贝尔也讲真诚，那无疑是对工人阶级的背叛，对这种“真诚”，我们要拒之千里。在希法亭（此人善于同英国军官进行同志式的谈判）和我们之间横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贯串我们全信的这条红线恰恰就是：我们要把和我们战斗在一起的工人，与暗中破坏斗争的领袖加以区别。中央委员会在信中说：“指责独立社会民主党‘右派领袖’奉行‘协约国的方针’，其根据何在？我们百思不得其解。至今这种指责多半来自右翼政党。难怪去年我们不得不开展反对民族主义蛊惑宣传和军国主义诡计、争取签订和平条约的斗争时，我们听到了反动资产阶级政党责骂我们是‘协约国政府的走狗’。事态的发展证明我们的立场是正确的，这和俄国共产党当时在和平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一样，是出于严酷的现实的需要。可是，大家都知道，这种立场却遭到了谴责，似乎俄国共产党人和凯泽尔德国军国主义者结为同盟。”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前夕，俄国的形势是众所周知的。我国工人阶级掌握了政权。它忍饥挨饿，但仍然坚持斗争。德国帝国主义卡住了我们的脖子，而德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当时又十分薄弱，不能立即援助我们。我们想：为了求得一点喘息机会（这个词在当时很流行），我们必须暂时与这些强盗缔结和约，以赢得时间。1918-1919年德国的形势又如何呢？资产阶级掌权，或者谢德曼之流掌权，反正一个样。德国的情况不同于俄国。谢德曼这只狡猾的狐狸说：我袖手旁观，我反对签订凡尔赛和约。他非常巧妙地蒙骗了英勇的德国工人阶级。结果谢德曼倒成了反对凡尔赛和约的人。不早不晚，就在这个时候冒出了一个独立社会民主党，它不遗余力地给谢德曼呐喊助威，它千方百计地大声疾呼：必须缔结和约！现在你们竟说，德国当时的处境和俄国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前的处境完全一样！你们，在德国，发现了这样一个小小的差异：在俄国，工人阶级掌握政权，资产阶级被打败了；而在德国，却是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工人阶级被打败了，并且很多次被出卖。这个“小小的”糊涂观念是怎么产生的呢？原来是这么一回事：1919年3月，独立社会民主党的许多右派领袖认为，谢德曼和我，都差不多。（鼓掌。）因为我们都是工人阶级的一分子，都是老社会民主党人。独立社会民主党内缺乏政治觉悟，就使右派领袖提出这种令人不能容忍的错误论点，混淆工人阶级掌握政权与资产阶级掌握政权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从而使兴登堡和谢德曼之流得以践踏和镇压工人阶级。他们屡次三番地向我们表白：“我们和你们在观点上没有特殊分歧。考茨基对我们党影响不大。”独立社会民主党代表现在带给我们的这封信，难道不正说明考茨基的阴魂不散吗？“对恐怖手段与内战问题的看法，也和对专政问题的看法一样。这样一来，俄国所特有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就日益上升为国际无产阶级的基本原则。于是，形式推倒了内容，从而阻碍了革命的发展，这是因为忽略了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必须采取不同的革命形式这一点造成的。在研究暴力问题时必须牢记：暴力和恐怖手段不能相提并论。如果无产阶级专政（其他任何一种专政，哪怕是披上民主外衣的专政，也不例外）离开使用暴力就不能存在，那么，暴力使用到什么程度，还要由反革命的反抗情况来决定。把恐怖主义当作一种政治手段来使用，这就意味善，要建立一个各种灾祸充斥的王国，要使用国家暴力手段来对付无辜的人们，其目的就在于吓唬人们，使他们打消一切反抗的念头。针对这种情况，必须指出，国际社会民主党拒不使用这种恐怖手段，不仅是出于人道主义和伸张正义，而且是出于一定的目的。如果说，暴力是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接生婆，而它并不能使旧社会母腹中尚未发育成熟的新社会胎儿提前降临人间，那么，对于恐怖手段，就应当说（历史上多次证实了这一点），使用它并不表示运动强大，恰恰相反，它表明运动内部十分虚弱。因此，我们党从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历史的经验出发，反对颂扬恐怖手段。我们恪守这项原则，并不像执行委员会在复信中所指责的那样，是‘涣散工人的革命意识’，恰恰相反，是为了保障社会主义的长远利益。”可是，这封信是在柏林一月武装起义以后、在这次起义从我们手中夺去工人最宝贵的东西以后写的，是在我们知道俄国、芬兰、格鲁吉亚、匈牙利等国发生内战这种种情况之后写的！这封信是小资产阶级的杰作，它违背一个革命者的良心！我认为，与其说“为了社会主义的长远利益”，不如说“为了资产阶级的长远利益”。这个声明自始至终贯串着考茨基主义。如果像迪特曼和克里斯平在这里所声明的，考茨基再也不会有多大影响了，那么，为什么在这封复信中还要一字不漏地照抄他所写的鄙俗蠢话，还要把那些反革命破烂货一揽子搬过来呢？当我们在这里，在莫斯科质问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代表，是否在这封信上签了名时，他们无可否认。他们回答说，他们没有时间思考，一切都是在“瞬间”发生的。这全然不能成为政治性的理由。独立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在“一瞬间”解决这样的问题，那真是糟糕透顶了。我们看到，死人考茨基如何拽着活人多伊米希的头发往水里拉，并使他沉入水底，这时，混身是劲的多伊米希，就应当把死人考茨基连同他的反革命破烂货统统推到一边去。这是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情况。下面我们要用同一个标准来衡量一些政党，不管它们是否已加入我们的国际。即使加入了我们的国际，也免不了受到我们的批评。我们必须采取批评的态度，直言不讳。那么，我首先讲讲意大利党。过去和现在我们一直在强调：意大利党是从第二国际分离出来的优秀政党之一。意大利工人阶级是英勇的工人阶级。我们大家热爱它，正是由于它以严肃的态度对待革命和共产主义。但是，对于这个党的领袖，我们就另当别论了。塞拉蒂同志会对我们说：“你们又要抓住屠拉梯不放，这太无聊了。”不错，塞拉蒂同志，只要屠拉梯这样的人算作我们的人，我们就要反复地提这件事。因为屠拉梯是意大利党党员，现在也就成了第三国际的成员。难道这不令人感到羞愧吗？当我们给第三国际每个成员发放证件时，屠拉梯和莫迪利扬尼也会领到一张。可是，要知道，这些人在意大利搞的是反革命宣传活动！前几天，屠拉梯在议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说，这套话，他一生中已经讲了许多次。屠拉梯是这样说的，资产阶级先生们！你们发现你们的处境和工人阶级一样困难吗？让我们互相帮助吧！在土地、住房和食品等问题上，我向你们提出一连串半资产阶级性质的政纲。意大利资产阶级如何采纳这个政纲，《前进报》（《Avanti》）没有报道。此后，意大利党就对屠拉梯提出了控诉。允许这种情况存在的党，还能算作严肃的党吗？该党本应对那些30年来一直干着同类事的人提起控诉（因为他们是彻头彻尾的改良主义分子），但它却忙于其他许多事务了。我这里有一堆意大利文资料，不下二三百份。我不可能向你们一一列举。我们要出版一本介绍意大利及其他国家情况的红皮书。塞拉蒂同志将收到我寄出的这本书，这本资料集将散发出芳香，它会给塞拉蒂同志带来莫大的乐趣。屠拉梯对于他为什么要留在党内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因为这样一来，我才能对工人阶级施加影响。”屠枉梯无须隐瞒，他公开表示，他参加党是为了他能以改良主义者的身分在议会和集会上发言，以便享有一个社会主义者、一个党员的荣誉。他在党内干他想干的事，方便得多，他何必要离开党呢？我奉劝我们的朋友们注意一下屠拉梯的自我表白。不能让这些老爷们留在我们党内暗中破坏我们的斗争。我们党内还有暗藏的敌人，我们公开的敌人就更多了。在波姆巴契代表党在全国化工工会代表大会上发言之后，首先起来发言的是屠拉梯，他发表了一通改良主义谬论。意大利共产党员波姆巴契的发言却相当温和。我要问：为什么让屠拉梯在工会大会上发言，让他在工人面前大放改良主义的厥词？为什么波姆巴契后来的反驳是那样软弱无力？只要屠拉梯还是一名党员，波姆巴契当然就不能说：他是我们的阶级敌人。我们决不能让这些老爷们以我们的名义，向普通工会会员们贩卖他们的改良主义观点。现在谈谈瑞典党的情况。很遗憾，和我们一道参加第三国际创建工作的霍格伦同志没有到会。但我们还是要摆摆这方面的情况。瑞典的左派至今也不叫自己的组织为共产党。现在弄明白了，这并非偶然。他们出版了一种理论性的机关刊物，叫做《齐美尔瓦尔德》。后来，他们没有给我们寄这个刊物。在这个刊物上刊登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右派的文章。这也是预料之中的，因为他们相互同情，而在瑞典左翼政党内，公开的改良主义分子却久居其位，这可是非同小可。虽然林德哈根还是一名党员，但他却已经不值一提了。1920年8月12日他十分露骨地建议瑞典加入国际联盟，他努力研究国际联盟章程，并五次提出修改意见。虽然该党在一篇文章中拒不承认林德哈根为党员，然而他还是留在党内，因此在形式上他成了第三国际的成员。瑞典党的另一位议员爱因贝格，在一篇文章中提出社会爱国主义的裁军主张。他还说，现在只要取得政府同意，就可以完全废除军人内阁。接着，他希望社会民主党右翼（指布兰亭）在这个问题上给他以最广泛的支持。后来，知名的议员或领导人——瑞典的伊瓦尔·温涅尔斯特朗用布兰亭的口气说：社会民主党左翼似乎想和我们联合。霍格伦对此表示反对，至少他个人说什么也不愿意和布兰亭这个老家伙结合。但是在左派党刊上却表示，只要条件许可，类似的结合也可以考虑。我们应当承认，瑞典社会民主党左翼曾经为第三国际出过力。这是一个年轻的运动，它刚刚发展起来。我们知道许多真正的革命者参加了这个运动。但是，我们应当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我们需要的是共产党，它用不着讨论和布兰亭结合的问题，而是要抛弃裁军问题；我们还要对他们说，我们的使命不是修改国际联盟章程，而是彻底将它埋葬。在丹麦党左翼的纲领草案中提出：党确信，制止军备扩张可以增加不流血革命的机会。当然，资产阶级的军备扩张一旦被制止，我们就有更多的机会来进行不流血的革命。但问题却在于，怎样才能做到资产阶级和我们都不必付出血的代价，便能制止军备扩张。谈谈挪威党的情况。中央委员会容忍右派留在党内。舍弗洛在我们的委员会上说：“我们一部分党员是反社会主义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他们把全部工会会员都吸收入党了。这不妥当。我们可以和工会保持良好的关系，可以在工会里建立党团，但是，把全部工会会员（其中基督教社会党人以及其他反社会主义分子占10%）都吸收进来，是错误的。我们提请挪威党注意这个问题。我讲讲南斯拉夫党。它现在叫南斯拉夫共产党。但是，过去我们从我们南斯拉夫同志的中央机关报上，只能见到许多改良主义分子写的文章。不错，南斯拉夫党不同意这些文章的观点。然而，这种状况不能容忍，也不应当容忍。我们应当提请南斯拉夫党注意，不要容忍改良主义分子在党内公开活动，不要让我们的报刊等等为他们效劳。在其他各方面，南斯拉夫共产党称得上是一个非常好的党。也许，在其他政党身上发现的问题，在我们俄国人身上也有。当然，加入第三国际的每个政党，在我们犯错误时，都理应给我们指出来。这是它们的国际主义义务。我们应当把共产国际看作是一个统一的国际性政党，它在各国有自己的支部；每个支部有权“过问”共产国际的事务，发表自己的意见。我们这里有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它们是共产国际的核心。但遗憾的是，我们这里也有许多这样的党，它们给改良主义分子提供机会，以蒙骗工人阶级和破坏工人阶级对我们的信任。最明显不过的是，特雷维斯以参议员的身分，每天都在骗取我们群众的信任，而屠拉梯和莫迪利扬尼“同志”，则骗取了波姆巴契和塞拉蒂的信任。有许多大党想加入我们的国际，它们的工人群众，一部分拥护我们的国际，赞成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另一部分还没有拿定主意。我们主张立即接纳法国党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我们授权执行委员会继续商议和检查它们是否履行规定的条件，注意每天的新闻动向，经过一段时间再作出这样或那样的决定。法国同志在委员会上向我们表示，他们完全同意我们的条件。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代表的声明，内容也差不多。我们这方面要尽一切可能帮助它们向我们靠拢。最重要的，就是要仔细、认真地研究它们发表的文章，再就是代表大会要正式授权我们在一定时期内观察它们是否履行规定的条件。一万八千个条件都能接受，但毕竟还是考茨基分子。问题就在于拿出行动来！我们提出这些条件，是为了能有一个准则，以便客观地检验代表大会的要求。无论如何，我希望代表大会能提出一个明确的要求，能给我们以支持，以便每个工人都清楚第三国际的要求。我确信，无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对我们抱什么态度，无论法国社会党领袖想千些什么，各国工人群众的心总是向着我们的。工人群众愈来愈拥护我们，因为资产阶级和半资产阶级的第二国际的末日已经来到，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时刻已经来临。各国工人群众迟早都会明白这个真理。他们将全然不顾他们的犹豫不决的领袖而向我们伸出手来，他们必将建立一个革命工人阶级的真正的战斗组织。（热烈鼓掌，经久不息的掌声。）塞拉蒂提出把参加共济会的人员开除出党的提案①①注：这个提案是塞拉蒂和格拉齐亚德伊提出来的，其表决情况见本卷第448页。——译者注巴拉巴诺娃：有这样一项提案：凡是加入第三国际的政党，必须把参加小资产阶级组织共济会的那些党员清洗出党；这就是说，加入第三国际的同志，尤其是西方各国的同志，无权参加共济会。这个提案是塞拉蒂同志提出来的。这个问题以后要讨论。我们现在只把这个提案告诉同志们，以便做好讨论的思想准备。讨论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拉狄克（俄国）：委员会召开了会议，对加入第三国际的条件进行了讨论，法国和德国同志对这些条件表示同意。我们出席这次会议酌人，后来几乎一致想起了贝拉·库恩在匈平利共产党和匈牙利社会民主党联合以后所说的话。他说，他感到，事情处理得“过于随便”。我们现在也有这种感觉，谁也无法回避这个事实。谁要是不只是根据报刊上的几篇文章来观察法国党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谁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不坚持“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的观点，却要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不厌其烦地向德国无产阶级说明，我们怎样看待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发展。要知道，一个政党要想通过在一张小纸片上签字，通过签订契约，在一天之内就能立即改变党的性质，那是梦想。我们应当注意两个事实。第一个事实就是德国工人阶级日益走上革命道路。它促使并责成我们去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工人接触，从中发现我们的战友。艾伯特—谢德曼政府成立才几个月，独立社会民主党工人就和它展开了斗争。我到达德国之后的第一个印象是,10个工人中就有9个参加反对政府的斗争。在1月和8月战斗中，他们和共产党工人一致行动，并肩战斗，哪里需要，就扛着枪到哪里去。在各个监狱里，既有我们的同志，也有独立社会民主党工人。同时，我们看到，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大多数领袖（对外界来说，他们是党的举足轻重的人物），在这个运动中不仅没有推动运动前进，反而成为运动的阻力；他们不过是被他们的工人推着向前走，而每前进一步，他们都想方设法把工人引入歧途。季诺维也夫已经援引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复信中的几句话。我只想简略地说明一下几个情况。复信否认独立社会民主党破坏了和苏维埃俄国的团结，否认它对驱逐俄国使馆人员、断绝两国外交关系负有责任。马克斯·巴登亲王为首的谢德曼政府，似应对这件事负主要责任。但是，要知道，当俄国使馆人员在博里索夫受到德国机枪“保护”时，独立社会民主党已经参加了政府，可是，使馆人员虽然多次给该党打电报，并与其代表进行会谈，但它仍然袖手旁观。独立社会民主党人说；让越飞回俄国去吧！首先必须弄清楚，他有没有侮辱皇帝陛下，然后才谈得上恢复关系。我只能引用下面一个事例。这是1918年11月19日人民代表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上面写着：“1．继续讨论德国对苏维埃共和国的态度问题。哈阿兹主张采取拖延策略……考茨基同意哈阿兹的意见，即延缓解决。苏维埃政府寿命不长，几个星期后就被消灭……”。这是政府会议的正式记录，和哈阿兹与迪特曼一起在政府里任职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巴尔特，在他的回忆录中证实了这一点。我们指责独立社会民主党人曾竭力把德国革命纳入协约国的轨道，这有下面的事实为证：当苏维埃政府采取象征性的行动，通知当时的德国人民代表，将运去两列车粮食时（当时，我们并没有考虑过，每天运去两列车粮食是否办得到，而只是一心一意地要把两国人民的命运联结在一起），我们接到了哈阿兹的答复，他说，美国政府已答应给德国运送粮食。他十分感谢俄国的这种馈赠，不过，这份礼品还是用来解除俄国百姓的饥荒之苦吧！当我们在收报机旁读到这个复电时，我们立刻意识到，我们的批评没有起到作用，从齐美尔瓦尔德到斯德哥尔摩之间的联系，截然中断了。他们以此向我们暗示：“你们本来就在挨饿，而我们指望的是当今世界上的强国，是资本主义美国。”我们一定要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工人搞好关系，然而，在这个工人政党的历史上，这件事是使人无法忘记的。我们决不和那些伙同哈阿兹对这件事负有责任的领袖打交道。无论别人如何诱骗，革命者绝不会破坏与提供援助的工人阶级的团结.如果独立社会民主党表示，它反对国际联盟，那我们的回答是：现在反对国际联盟，这种手法并不高明。凡尔赛和约签订以后，当希法亭、迪特曼和龙格在琉森聚会时，他们甚至提议修订条约。这说明什么呢？在同一天里，他们一方面高喊革命，另一方面却指望同威尔逊、劳合-乔治、克列孟梭达成协议。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性质，在这个时期暴露得再清楚不过了。我们不要忘记，在我们的战友于柏林斗争中失败以后，依照诺斯克的“美意”，大炮还在一个劲地轰击的8月里，独立社会民主党就把专政的胜利这一点写进纲领①里了。而在工人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采取实际行动的地方，独立社会民主党领袖却横加阻拦，使他们不知所措。我们要慎重从事，我们有责任向独立社会民主党工人大声疾呼：你们要时刻做好准备，要随时加以提防，因为你们党的领袖在紧要关头会把列车驶上错误的轨道，他们会因为你们的革命觉悟不高或革命意志不坚强而骗取你们的信任。①注：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于3月2—6日在柏林召开，大会的纲领性宣言载于1919年3月8日《自由报》第113号下午版。——译者注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有些同志退出了政府，组成了革命政党以后，不随即加入第三国际？我这里有一份1919年9月11日《自由报》报道的关于1919年9月10日独立社会民主党全国代表会议的讨论情况的资料。希法亭（谁也不会说，他和考茨基一样，和党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他是党的精神上的领袖）在会上说：在参加莫斯科国际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估计到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我们也许正在把我们的小舢板往快要沉没的轮船上靠，因为俄国布尔什维主义就是第三国际。正当反革命军队，特别是邓尼金和高尔察克军队向苏维埃俄国发动进攻之际，正当每个工人一心扑向革命事业的时候，显然，此时此刻必须立即采取一切办法援助苏维埃俄国。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站出来说：这般轮船快要被暴风雨打翻了，看在上帝的面上，我们的小舢板可别往它那边靠，否则，我们也会完蛋的！我们的代表大会不需要开列我们要求开除的那些人的名单。但是，它必须向工人发出号召，要求他们不许自己的领袖利用革命进行投机活动。这个领袖竟敢对工人说：不要和俄国工人联合，他们的处境危险。我们要对德国工人说；如果你相信这些花言巧语，并把在危急关头有此等表现的人奉为领袖，那你们也就被人出卖了。我们不知道危险时刻何时到来，但我们对这些投机分子到时候会干出什么事来，倒是一清二楚的。反对派嘴上说：我们还要顾及本党的独立性，我们要打扫自己的家。你们就打扫吧！可是，不要用一般扫帚，而要用烧红了的铁扫帚，因为这不仅仅是把希法亭一个人清除出党的问题，而是要彻底铲除党内一切畏缩不振和革命意志消沉的现象。独立社会民主党如果不是这么做，那它参加共产国际就是故作姿态，而我们共产国际也只不过多了几个徒有其名的成员。我坚信，独立社会民主党工人以及该党的左派，将一反过去之道而行之。我们应当公开说，情况并非如此分明：一方是独立社会民主党右翼，另一方是经过战斗考验的群众。左派至今之所以不愿公开谋求自身的权利，那是由于他们认为可以通过某种特殊手段，把独立社会民主党右翼排挤出去。如果你们不和共产党人携起手来共同反对党过去的做法（号召大伙起来革命，而自己却对革命缺乏信心，说什么，革命嘛，谁愿意干就干），那你们加入共产国际只不过是一句空话。问题不在于施特克尔是否在理论上拥护第三国际，多伊米希是否在写有关苏维埃专政的论文，而在于是否对这些领袖妨碍党的发展的行为采取了对策。独立社会民主党领袖在委员会上表示，绝对愿意加入第三国际。然而，克里斯平在他的小册子的第2版上宣称：“第三国际建立得太仓促了”。他接着说：“共产国际问题的解决，似乎有点轻率：走吧，咱们到莫斯科去！这就算成了。如果我们继续忠于我们的革命社会主义原则，如果我们革命的社会党不想自杀，那这条道路就不会帮助我们解决任何问题。”①共产国际内部有许多行尸走肉。克里斯平是我们的客人，我们很高兴看到他在这里表现得很活跃。但他到这里来，是由于工人对他施加了压力。后来，克里斯平在党代表大会上说：“是莫斯科人用他们自己反对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的决议和行动阻挡我们进入莫斯科的。根据这些决议，我们只有盲目服从共产党人,并融合到国际共产主义—工团主义组织里面去，才能踏进克里姆林官的大门。”②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代表，是在该党工人的压力下才不得不到莫斯科来的。他们来到我们这里，既不反对我们的纲领，也不反对我们的策略，那是由于他们获悉，法国党已派代表参加这次大会。工人群众应当从这件事中作出自己的判断，并改变他们的现状，要知道，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代表是那些被革命工人（而不是被我们）击败了的领袖，他们是德国无产阶级的败类。我们认为，独立社会民主党是一个好的革命党，这是从该党的工人群众来说的。德国工人的任务，就是要坚决完成自己的使命，使独立社会民主党成为一个革命党，一个能每天执行和实现自己的原则（而不是一纸空文）的革命党。①注：阿尔图尔·克里斯平：《国际。从共产主义者同盟到世界革命国际》，出版联合会刊物《自由》增刊第2版，柏林1920年版第36页。——编者注②同上，第39页。——编者注加香（法国社会党）：同志们！我只想向你们宣读一下我和弗罗萨尔同志的声明。声明如下：“同志们！我和弗罗萨尔同志被派到这儿来，完全是为了和你们沟通情况，因此，你们会理解，我们只能以我们个人的名义发表一个简短的声明。“我们十分认真地看了执行委员会和有关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加入第三国际的条件的提纲。我们与许多负责同志就此问题认真地交换了意见。我们刚才听取了季诺维也是同志对提纲的解释。其实，我们党并没有授权我们参加这个问题的讨论。我们从所听到的各方面意见中，知道了什么是指导思想。“你们要求，凡是愿意加入你们国际的政党，都必须首先在原则上和行动上，以及在报刊和宣传方面，同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想决裂。你们希望它们指出这些思想的危害性，在各方面同这些思想表现作斗争，并竭尽全力来阐明必须采取各种形式的革命行动。“我们完全同意这个要求。“根据这个基本要求。实际上得出以下结论：凡是愿意加入第三国际的政党，都必须符合这个要求。“首先，每个党员必须在改良主义和革命之间作出自己最后的抉择。这不是一个事关个人的问题，你们坚持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当各地展开了有决定性意义的社会斗争时，工人阶级政党内部决不能容纳那些仍旧企图与资产阶级一伙人合作的人。“我们准备向全体党员提出要求，希望他们无论在工会里，还是在党内，都要起一个社会党人的作用。我们准备和那些承认政治斗争必要性的工团组织的革命战士进行兄弟般的合作。“其次，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决地进行宣传，其中心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及拥护和促进这种意识形态的人。“自从我们议会中的社会党党团投票反对军事拨款和整个预算以来，已经有两年了。我们党十分明确地谴责了一切与资产阶级内阁合作的勾当。这是我们党在和平时期的立场。“假如再爆发世界大战，那么，主要应归罪于法国资产阶级的罪恶的帝国主义政策。“我们决不以任何形式（投票赞成军事拨款或与内阁合作）参加这场战争。我们将牢记，在民族利益和金融寡头利益融为一体的情况下，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自己的阶级义务是高于一切的。“必须修改我们党的纲领，使它符合第三国际纲领的精神。我们认为，加强集中制，严格监督议会活动和党的报刊，党员要遵守党的纪律，这就是目前严酷的现实对我们提出的要求，也是我们恢复斗争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你们要求我们无条件地支持苏维埃共和国同反革命势力作斗争。我们将比过去更加坚决地向劳动群众指出，必须拒绝为反革命装运武器和军用品。我们将采取各种方法向那些要去反对苏维埃革命的军队，进行反对武装干涉的宣传。“同志们！这就是从我们狭隘的使命的角度出发所能作的表态。我们深信，假如我们的朋友龙格在这里的话，他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后也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返回法国以后，一定会把你们提出的条件，像传达第三国际的全部文献一样，如实地向我们党传达。而且，我们还要积极地、热情地开展关于俄国革命形势的宣传运动。“过几个星期，各支部对实际情况有所了解并认真地加以讨论以后，我们将召开党代表大会。弗罗萨尔和我将表示赞成加入第三国际。到那时，无须在口头上作更多的保证和许下更多诺言。我们要与过去的一切彻底决裂。第三国际日后将会对我们这个坚决的行动作出评价。”勒弗夫尔（法国）：同志们！在斯特拉斯堡党代表大会上，法国社会党决定与其他几个国家的社会党建立关系，照法国社会党大多数人的说法，其目的是“改造”第三国际。顺便说一句，他们还打算访问莫斯科——第三国际所在地。可是，在这一次访问中，加香和弗罗萨尔两位同志被伟大的俄国革命弄得眼花缭乱，看来，已完全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两三天以前我们听说，我们的加香同志在这个讲坛上说：“改造第三国际，这是一个荒唐的口号。”这就是他对过去的一切的明确而尖锐的批判。同志们！斯特拉斯堡党代表大会闭幕以后，法国社会党（我指该党大多数成员）似乎受到一种特殊机械作用的影响，实际上在不断迅速地向右发展。的确，由于自称是第三国际拥护者的左派（人们通常称他们为洛里欧派）不断迅速地发展，以及由于旧的列诺得尔派（如果你们还乐意这样称呼该派的话）人数大为减少，以至在我们党内实际上已不起什么作用（至少党员的情况是这样，而在议会党团和市政机关里，这一派仍占绝对优势），因而大多数党员现在转过来反对那些因其影响日益扩大而使他们感到不安的人，是不足为奇的。在斯特拉斯堡，我们出席了列诺得尔和保尔·福尔的“婚礼”，听到了右派和中派协调一致的掌声。当时，保尔·福尔大声吼叫反对革命的投机，并讽刺第三国际的拥护者们说：“你们一个劲地向群众大念革命经，而自己却连什么是革命都搞不清楚。你们不知道，该怎样做才能在法国群众中掀起一场革命运动，而群众在11月10日就已表明，他们思想保守，对你们有戒心。”（法国社会党大多数党员认为，一切有关选举的事都具有宗教意义。）“群众并不因为你们的煽动而追随你们。你们以为，你们的宣传很得人心，因为你们能照例召开大会，你们那几个人能在会上大放厥词，可是，你们试试看，如果你们要求工人阶级采取声势浩大的有成效的行动，去阻止军队开赴俄国，尤其是去夺取政权，那你们便会看到，工人群众是否会诚心诚意地拥护你们。”普雷斯曼在专门谈论法国农民问题时，提出了类似的论断。他竭力给法国群众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就是在法国被称之为“极端主义分子”的第三国际派，不同于受人们敬重的老党员，他们是一些连什么叫做政治组织都不知道的狂热分子，是一些不分青红皂白的概不妥协的人。普雷斯曼忘记加上一句，他本人和他的朋友们按照他们从事蛊惑宣传的老规矩，只知道把对群众讲革命道理这一点严格控制在骗取掌声的范围之内，他们可从来不做能使革命获得胜利的事。我请求大会允许我引用法国社会党党内生活的一个简短事例，来说明我在会上提出的指控。实际上，在群众看来，法国社会党的活动取决于全党议会党团的工作。而党内所发生的事，只有党员知道，或者有时在巡回宣传时偶尔暴露出来。但是，不参加群众集会和不阅读革命报刊的人（在英国称这种人为“小市民”）却拥护议会党团及其主张，认为它代表着社会主义。我毫不夸大地说，法国社会党议会党团与所有其他资产阶级议会党团一样，非带保守。我断言，从这个党团代表的言行中，既看不到那种经常与敌对党团作斗争的人应有的仇恨，也看不到应有的热情。假如我的时间充裕，我打算列举社会党议会党团主要负责人保尔·邦库、瓦连、阿尔贝·托马（他是社会党议会党团公认的领袖）等人的简历。共产国际是否清楚，这个瓦连作为许多资产阶级报纸的记者和编辑进行过多少活动，而这些报纸虽然相继出现和消失，但它们却得到同一个财政来源的支持。再说阿尔贝·托马，他与茹奥合办的《工人与社会新闻》报，得到法国资产阶级官方报纸《时代》编辑杜洛先生的资助。依靠特殊的选举制度，这些人才得以挤进议会，这与其说是出自社会党工人的共同意愿，不如说是选举时得到反对教权主义运动的几个资产者的支持。由此可见，莱昂·勃鲁姆之流对与梵蒂冈恢复关系这一无关紧要的问题是何等重视。我本来可以给你们列举许多例子，但时间不够。我举一个和议员奥勃利有关的典型例子吧。他是一个年轻教师，从一个极左的法国社会党党员当选为议员。他当议员才几个星期，就染上了社会党议会党团的通病——背叛变节，以致在当选议员之后不久，就和布瓦苏狄将军及勒恩省大主教一起在号召认购公债书上签了名。这是一件普普通通的事，似乎是社会党议会党团中习以为常的现象，谁也不会感到奇怪。不久前，在参议院发生了一件十分可笑的事情，它把一个社会党议员的“革命”情绪刻画得淋漓尽致。鲁昂检察机关对议员巴—德—卡莱—巴尔特勒米提起诉讼，因为他和我们的梅利克同志一起在索特维耳组织了一次集会。对巴尔特勒米起诉的理由是：他好像说过．如果爆发革命，他将站在街垒的最前列，并跟随无产阶级军队进行殊死的战斗。这个“罪行”当即被提交议会讨论。可是，巴尔特勒米议员立刻走上讲坛，高声嚷道：“一个法国社会党议员怎么敢说这种话？说这种话好让别人先拿你这个革命者开刀吗？我可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于是，议会马上相信了他的话。社会党党团的保守名声竟如此响亮！我再说一遍：这类小事屡见不鲜。不久以前在党的管理委员会上，我们的“改造”共产国际的“左”派莫兰同志，在谈到如何在法国开展宣传工作时，竟恬不知耻地说；宣传的目的是要促成改选；因此，在发表演说以前，必须向当地权威人士打听当地一些琐碎的流言蜚语，并据以随便说上一些完全适应当地竞选形势下的直接物质利益的投机的话。法国社会党党团在法国群众中已经威信扫地，但还有比其议会生活更为重要的事。（目前，人们把所有社会党议员都看成是叛徒，或者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只有两三个例外。法国议会在群众中已完全丧失威信，这大概是法国社会党议会党团变节行为的最好下场。）市政机关起着重要的作用。法国社会党在市政机关的选举中获胜。法国大城市的大部分市政机关掌握在我们手里。我们控制着1500至1800个市政机关，数量很大。为了很好地配合这些市政机关的话动，在我动身来俄国的前夕，在布伦召开了一次代表大会，讨论了许多问题。首先决定让居住在这些城市的工人负担大量额外的捐税，以防止租让公司倒闭。过去，让某些租让公司倒闭的提案，被认为具有革命性，而现在却被立即否决了。但是，当禁止社会党领导的市政机关（我必须举几个例子，以便使第三国际知道，他们想给它赠送何种礼物）参加7月14日沙文主义者召开的庆祝会这一问题提出来的时候，上述提案却又提了出来，而且，目前的多数派代表米斯特拉里不准把这项提案交全国委员会讨论。至于市政机关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人，是坚决反对这项提案的。五月罢工之后不久，就在政府当局竭尽全力迫害党员时，有这么一个议员，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老一辈的党的工作者，可尊敬的德洛利，他亲自设法谋求在里尔（他担任该市市长）接见应授予该市战功勋章的两位部长。法国社会党在它争得的市政机关里所干的，不外乎这样一些事情．这件事发生以后，一些优秀的革命分子出于对该党的愤懑而退党，这是不足为奇的。在每一次党代表大会上，第三国际的拥护者们都遭到指责，说他们企图破坏党的统一，而我们的回答是：不存在的东西（即不存在统一），就谈不上什么破坏。统一之不存在，是由于不该掌权的人掌了权，而该掌权的人却掌不了权。只有经过认真的清党（现在该党的多数派早就说好要清党，可是，我们等到现在却未见动静），只有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即目前倒向无政府工团主义的人，最终加入清洗之后的、严守纪律的共产党，并根据这里提出的提纲将自己的力量和活动献给共产主义事业，只有这一天，才能实现党的统一。我本想向你们介绍一下我们五月罢工的情况，以及它所造成的影响（影响很大）和经验教训，但是，我发言的时间不够了。不过，你们要知道，那些在斯特拉斯堡大会上硬说群众不会参加罢工的人都造了些什么谣。群众确实成群结队地参加了罢工行列，只是由于领导人缺乏革命决心，才使罢工归于失败。因此，可以说，从这次血的教训中得出的唯一结论是，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共产党。我们的加香和弗罗萨尔同志改变了信念，这只不过是独一无二的情况。他们返回法国以后，必将在众目睽睽之下宣读他们的宣言。我说，令人担心的是，他们过去长期受到机会主义及其思维特点的影响（我说这句话，并不怀疑我们的同志的绝对忠诚），若是把党引到第三国际里去，他们并不能强迫党接受最低纲领，而我们法国党又有这样严重的缺点，所以参加第三国际根本不切实际。况且，同志们，由于把第二国际的变节思潮带了进来，你们会因此蒙受无比严重的损失。我肯定地说，法国的空气使人无法忍受，必须加以改变。两个人的信念的改变，不应对你们的决定产生影响。我们必须坚定不移，我确信，只要你们自身立场坚定，法国群众就会一心一意地跟随你们前进。不允许把从波旁王朝派生出来的模棱两可的法国观点，塞进在莫斯科形成的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中去；不允许拿这里讨论过的提纲开玩笑，这是因为我们所信赖的人六年来不断败坏“社会主义”的声誉，并强行用“共产主义”这个词取代“社会主义”这个词。格拉齐亚德伊（意大利）：我曾经要求发言，就塞拉蒂同志提出的问题发表意见。但是，由于塞拉蒂同志的提法不妥，讨论无法进行，因此，我利用这个发言机会，就提交代表大会讨论的提纲提出一项补充建议，内容如下：“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政党，应当禁止其党员参加共济会。许多国家的共济会，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组织，无论从抽象的、表面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角度来看，还是从其成员来看，都可说明它是为本国和国际资产阶级制度服务的。共济会的影响可能更具危险性，因为它是一个秘密组织。”听完这一段话，就全然可以理解我的意思了。俄国同志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但在拉丁语系的国家，在英国和美国，它却非常重要。共济会在这些国家里影响很大。它是一个以夺取政权和掌握政权为目的的政治组织，它把官吏，学者和市侩聚集在一起。这个组织的世界观，是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截然对立的。共济会会员企图抹煞阶级与民族之间的差别，他们在理论上主张人们有抽象的与形式主义的权利，借以粉饰自己的所作所为。加之，它是一个秘密组织，而我们在许多国家里还没有秘密组织，所以，我们的处境不如共济会有利。参加共济会的人可以对我们实行监督，而我们却不能同样地在他们的组织内对他们实行监督。在这方面，我们在意大利做过一欢值得注意的试验。在1914年8月以前举行的安科纳党代表大会上，我们曾宣布：不许同时参加社会党和共济会这两个组织。几个月之后，大战爆发了。现在，我们完全相信，假如没有这项决议，我们党决不可能对战争采取这样不可调和的立场。至少在最困难的时刻，我们党会发生分裂。发生这种危机（法国社会党目前正经历这种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党内有大量的共济会会员。因此，我请求大会考虑塞拉蒂的建议和我们的补充意见，而且，我建议大会采纳我的补充意见，以便充实委员会提出的提纲。代表大会应当确切地解决这个与许多国家的利益攸关的问题。吉尔波（法国）：第三国际成立后的第一年，是各个党和各个小组成立与建设的一年。我认为，目前，我们已进入共产国际发展的新时期——共产国际内部派别斗争的时期。代表大会召开以来我们所参加的讨论证明，右派与左派之间是有斗争的，而我从中或多或少看到共产主义的巨大生命力。我现已开始在右派当中发现那种可能得到发展的倾向，左派代表应当立即与之展开斗争。共产国际成立后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指出，必须和中派作斗争，因为它的确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种危险倾向。宣言建议与中派决裂，并在各国筹建真正的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小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对中派采取新的立场问题，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征兆。共产国际可以吸收某些中派分子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它已开始与改良主义分子和中派分子达成协议。一方面在提纲中谴责以屠拉梯为代表的意大利社会党右翼，另一方面又改变对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这一类中派政党的态度。我认为这是自相矛盾。加香和屠拉梯终究不一样。意大利党在战争期间的立场，完全符合社会党的要求，而法国社会党则与之相去甚远，它的过错就在于干下了种种卑鄙的变节勾当。此外，提纲一再要求每个共产党人不要忘记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教训，因为改良主义分子与共产党人联合，使苏维埃匈牙利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与中派政党代表一起讨论，这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危险性。我非常清楚，大会竭力提醒他们，不要忘记他们从战争一开始就犯下的种种错误，但我也知道，在共产国际里面，甚至在俄国共产党内部，也存在着右翼，它对法国社会党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寄予很大希望。右翼的论据是：群众之所以跟随这些党走，就是因为法国和德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不高。至于我的看法，我认为这是人为地通过群众的老领袖（他们表现出社会爱国主义、社会和平主义、社会大杂烩和社会变色龙行为等等倾向）和群众接触，把群众争取过来。某些中派政党的代表跑到莫斯科来，他们在特殊的革命气氛的感染下，安然宣布自己改变对共产主义的态度，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可值得欢欣鼓舞的。我毫不怀疑他们的诚意，但我扪心自问：一旦他们在巴黎再次受到社会党或参议院传染鼠疫的气氛的影响，那会不会又像过去那样摇摆不定？请回想一下，第二国际经过多年的准备，才于1889年宣告成立。目前正在和一些社会党代表进行会谈的同志们以为，符合革命最终目标需要的组织和报刊，一朝一夕就能创办起来。他们犯了一种“未来派”的过错。我们应当把坚强的共产党干部组织起来。我们要吸收群众参加这个队伍，但我们用人为的方法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我坚持勒弗夫尔同志已经证实了的主张，法国社会党一般说来是一个议会党，虽然它的代表发表了声明，但我们不能接纳它加入共产国际。必不可免的分裂可惜尚未发生，而只有党内分裂以后，共产党才能在法国存在下去，洛里欧同志的拥护者以及罗斯梅—莫纳特那种工团主义者才会参加共产党，群众也才会跟着共产党走。如果我们人为地把法国社会党变成共产党，那法国群众决不会跟着我们走。如果经过半年或一年考验，我们就把那些曾经背叛我们，以及多年来一直执迷不悟的政党吸收进来，那我十分担心，它们很快就会成为共产国际中的多数派，并且轻而易举地用类似第二国际的其他旗号取代共产国际的红旗。我们不应当着手与这些政党会谈，因为它们虽然发表了种种宣言，但今后怎么样，它们是不可能给我们以任何保证的。赫尔措格（瑞士）：在这次讨论中，还必须简略地分析一下瑞士党的情况。你们都知道，在最近一次瑞士党代表大会上，作出了退出第二国际和参加第三国际的决定。但同时通过了一项决议，就是上述决定首先要提交社会民主党全体党员表决通过。表决结果是：社会民主党应当退出第二国际，但不参加第三国际，而且，反过来授权党的执行局，并责成它和各革命政党联系，以便建立广泛的革命国际，即第四国际。当时，党的执行局尽一切可能来执行这项决议。与法国社会党人在伯尔尼举行了会谈。党的执行局还派代表到德国去和独立社会民主党会谈。当我们共产党人揭露这种手腕时，《巴塞尔前进报》就拼命地加以掩饰。因此，党的执行局在这件事上把自己开脱得一干二净。近来，瑞士社会民主党始终执行这种摇摆不定的政策（在党退出第二国际时，我们就发现了）。众所周知，它决定参加昆塔尔和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而我们革命工人却坚持要执行下述决议：仅仅参加昆塔尔和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解决不了问题，而必须实现党的纲领，必须着手组织革命行动，必须在军队中开展宣传，使士兵们起来革命——就在这个时候，党千方百计地阻挠我们开展工作。我们只好在党内组织革命工人特殊小组。我们企图在一切人数较多的地方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成立奉行另一纲领的中央机构。我们不会就此满足；我们认识到，必须根据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提出的基本原则，在军队中开展宣传工作。我们应当对工人们说，如果党的领袖放弃领导，那工人们就应当自行采取群众性行动。这就是党内冲突和把共产党人开除出瑞士社会民主党的缘由。我们履行我们共产党人的革命义务，有计划地进行了这方面的宣传，在军队中散发了数万份传单。他们把我们从党内踢出来的原因，就在于此。在苏黎世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总罢工。我说过，这次罢工势在必行，可是，当我们为此进行宣传鼓动时，他们就把我们开除出党了。原先的革命小组全部遭到清洗。为避免政治上的衰亡，我们只好着手创建共产党。经过一番紧张的工作，我们终于在各大地区建立了共产党支部。我们赢得了广大工人群众的同情。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担心工人群众会转到我们这一边来。我们应当从这种担心中看到他们所玩弄的手腕，他们在奥耳顿召开了一次社会党左派和中派分子的党代表会议，会上决定派出两名代表到莫斯科去，以便研究解决瑞士党加入第三国际的问题。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公开说：“我们参加了第三国际，我们是革命共产党人。”他们指望通过参加第三国际来控制工人群众。因此，我们代表大会的任务，就是要向瑞士社会民主党这些老爷们指出：“你们应当拿出实际行动来证明，你们的确想进行革命斗争。只有通过实际行动证明你们确实如此，那时，你们才能加入第三国际。”我们眼前存在着一个严重危险，就是许多机会主义者和中派分子将加入第三国际，他们在第三国际甚至还会占据优势。我们必须十分坚决地克服这种危险，我们对待瑞士党，也应当像对待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法国党那样，坚持同样的原则。只有对这些人进行严格的审查，我们才能防止蜕化分子混入第三国际组织，才能防止削弱最近几年来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戈尔登贝尔格（法国）：我来个表态，我不会对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提纲投赞成票，因为我认为，提纲存在着严重的方法论上的错误。我打算对这个错误作简要的说明。当有人问我们这些第三国际的拥护者，我们在社会党内持何种立场时，我们的回答是：战争把国际无产阶级分为两个敌对的营垒．一个是代表工人贵族利益的反革命营垒，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这个阶层越来越接近下层资产阶级；另一个是代表下层无产阶级的革命营垒。战争爆发以前，在某些国家的社会党内部也存在过这样两派。战争表明，在它们之间无妥协可言。如果说，这种敌对情况以前表现为各国社会党内部的派别争论，那么，现在，在战后，它却以武装斗争的形式出现了。用列宁同志的话说，批判的武器被武器的批判所代替。在这两个对立的派别中，一个和资产阶级结成一体，另一个才是革命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者。我们属于后一派。第三国际是革命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在社会党内，当社会改良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和革命社会党人、共产党人之间尚未出现分裂的时候，第三国际对社会党应持何种立场？这个问题正是我们目前所必须予以回答的。在季诺维也夫同志向我们提出的提纲中，罗列了一系列条件，只要社会党（即所谓中派分子）履行这些条件，就可以加入第三国际。我不能赞成这种做法，第三国际是革命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它只能由各国革命无产阶级的代表组成，因此，它不能容忍它的队伍里有从事反革命活动的和充当资产阶级走狗的非共产主义者。向各中派政党提出的条件，对法国社会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挪威社会党等等来说，只要它们声明决心接受这些条件，或开始奉行共产主义策略，它们就可以加入第三国际。我说，这种做法只会加深这些政党内部现有的混乱。我想在这里专门谈谈我对法国社会党的看法，因为我对它比对其他党更为了解。法国社会党所代表的，几乎完全是工人贵族这一特殊阶层，这个阶层在战争期间表现得极其反动。战争期间，法国社会党领袖无一例外地站到了资产阶级一边，反对国际无产阶级。直至战争结束，甚至签订停战协定数月以后，他们还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在座的有一位议会党团的代表，他就曾投票赞成军事预算。到会的还有这样一位法国议员，他去年在法国议会里宣布，他将投票反对政府向议会提出的临时军事预算占整个预算1／4的提案，然而，他却准备对1／6比例的军事预算投赞成票。拨款中的一部分专门用来帮助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进行反革命围剿。正当俄国无产阶级与这些国际掠夺者进行殊死斗争的时候，法国社会党的代表在议会里却投票赞成援助反革命军队的军事拨款。法国社会党战后的立场怎样？勒弗夫尔刚才说，斯特拉斯堡代表大会是一个明显的倒退。可是，我认为，谈不上什么倒退，代表大会倒是暴露了法国社会党的本来面目。法国社会党领袖掌握革命词藻的目的，就是要用它来蒙蔽人民群众。他们自称拥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他们自称信奉历史唯物主义，但是，当他们面临保卫祖国的问题时，他们却认为，保尔·福尔和列诺得尔联会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这个联会反映了聚集在这个党内的一切人（不论是右派、中间派、甚至左派都一样）的真诚愿望。法国社会党是一个腐败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若它加入第三国际，这种腐败的东西也将渗入第三国际的肌体。①①法文版上没有最后两句话，本文是根据德文版刊印的。——编者注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提纲包括了加入第三国际的一系列条件。你们看到，就连那些昨天还是他们的最凶恶的敌人的人，也会感到这些条件多么容易接受。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法国社会党代表，就曾千方百计地极力破坏第三国际的威信。他们出席这次代表大会，并不是因为他们和我们同心同德，而是因为他们感到，第三国际是世界上唯一的革命力量，任何一个别的组织都无法与它相抗衡。他们竭尽全力企图建立一个与第三国际针锋相对的组织，这个组织十分荒唐，谁愿意加入都可以，唯一的条件就是要反对第三国际的原则。他们在全欧洲物色了一些政党，这些党能够充当他们进攻第三国际的炮弹。他们在党内和社会党刊物上的所作所为，我记忆犹新。他们不仅企图损害第三国际的声誉，而且造谣中伤法国社会党的一些深孚众望的党员。找还记得他们发起的诬蔑第三国际在法国的代表的运动。我们之所以有意把这些人请到第三国际里面来，就是因为他们声明承认第三国际的原则，就是因为他们口头上表示拥护这些原则。我不打算考验加香和弗罗萨尔的诚意。我不介入这件事。我不过是说明，尽管有些人满口革命词藻，但他们本人的表现却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这种人不可能在几星期之内就变成共产主义者。加香和弗罗萨尔刚才向我们宣读声明时所使用的语气给人的印象是，他们对共产主义原则领会得多么深。他们返回法国以后，将如何对待在法国长期捍卫第三国际原则的同志？在法国有这样一个委员会，它以向群众和党员宣传第三国际思想为己任。如果这个委员会及其成员至今仍然激烈地反对加香和弗罗萨尔，那他们该怎么办？我提个问题，如果加香和弗罗萨尔回到法国以后说：“我们完全同意第三国际领袖的观点。我们和他们一起商讨过问题。实际上，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分歧。”那时，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态度？我刚才看了几份《人道报》，上面报道了加香和弗罗萨尔访问俄国的情况，似乎他们受到我们俄国朋友的热情接待。他们被允许出席莫斯科苏维埃的某次会议，会上仅仅友好地交换了一下意见，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分歧。《人道报》对此作了肯定的报道，加香和弗罗萨尔回到法国以后，也肯定会这样说。他们会和动身到俄国前一样，又一次断言，假如列宁同志住在法国，他也会赞同他们，而反对我们。我反对人为地把一些不够条件的人拉进共产国际。为了我们在狱中受难的同志们，为了法国无产阶级的真正利益，我声明，我不能同意这种做法。法国革命无产阶级同第二国际作斗争，只能采取一种手段，这就是：在法国建立一个只包括共产主义者的、组织上巩固的共产党。不幸的是，法国国内形势至今还不允许我们采取这一步骤。我们只能局限在党内的派别斗争上。我们不能采取一些组织措施和教育措施，而只有采取这些措施，才能建立起一个组织完善的共产党。我在这里所维护的观点是：不能对法国社会党说：“我们打算就凭这些条件接纳你们加入第三国际”；而要采取这样的立场，就是迫使党内的革命者和改良主义分子决裂（这一点至今没有做到，但是，不这么办，就不能建立一个由左翼社会党人和工团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组成的统一的共产党）。然后，才有可能开展共产主义的组织与教育工作。这项工作，我们现在尚无法进行，但唯有这项工作才能保证共产国际和整个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威力和取得胜利。博尔迪加（意大利）：我想对委员会提出的提纲的前言发表几点意见，其次，我建议再增加一个具体条件。这次代表大会具有特殊的意义，即它应当捍卫和确立第三国际的基本原则。大概在1917年4月，当列宁同志回到俄国，并拟定了新的党纲要点时，他对我们谈到重建国际的问题。他说，这项工作应当本着下面两个主要原则进行；一方面应当清除社会爱国主义分子，另一方面应当清除社会民主党人，即那些第二国际的拥护者，因为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可以不经过阶级斗争（直到武装战斗），无须在革命胜利后或武装起义时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能获得解放。俄国革命却使我们回到马克思主义上来。从第二国际废墟中拯救出来的革命运动，以马克思主义的纲领为指针，做了许多工作，终于正式建立了一个新的世界性机构。我认为，在目前形势下（这种形势并非偶然，它是历史进程本身的产物），我们面临的危险是，曾经被我们清除出去的右派和中派，又钻进我们的队伍里来了。自从俄国无产阶级和国际无产阶级产生“苏维埃制度”这个口号以来，革命浪潮在战争结束之后立即呈现出来，全世界无产阶级都投入到运动中去。我们看到，在各国旧社会党内部出现了自然淘汰现象。共产党应运而生，它们与资产阶级进行了革命斗争。不幸的是，在德国、巴伐利亚和匈牙利的革命被资产阶级镇压下去以后，平静时朝随之到来了。现在，战争早已成为过去。战争问题和保卫祖国问题，目前并没有直接提到日程上来，所以，现在可以毫不费劲地说；下一次战争爆发时，不会重犯过去的错误，即提出神圣团结和保卫祖国的错误。革命还早着呢，那是将来的事，中派分子认为，革命并非当务之急。因此，他们公开表示承认第三国际的提纲，即承认苏维埃政权、无产阶级专政和红色恐怖。但是，从我们这方面来看，把这些人吸收进来，可能是一个十分危险的错误。这样，第三国际就不能加速革命的进程。我们也只能使无产阶级做好准备。但是，同志们，我们的运动务必要吸取战争和俄国革命期间积累起来的经验教训。我认为，应当十分重视这一点。右派分子接受我们的提纲，但不是全部接受，他们有所保留。我们共产党人应当要求他们既在理论上、也在实践上完全无条件地接受我们的提纲。我们看到，马克思的方法和理论在俄国这个经济发展程度并不高的国家里，首次大规模地应用了。所以，在资本主义尤为发达的西欧，这个方法应当更加确切、更加彻底地加以应用。有人在会上谈到“改良主义分子”和“革命者”之间的区别。说这个术语已经过时，再也不会有改良主义分子了，因为资产阶级危机阻碍了一切改革工作的进行。社会党右翼心中有数，因此，他们提出制度危机，他们自称是“革命者”，然而他们却希望，这个斗争的性质要与俄国有所不同。同志们！我认为，共产国际应当毫不妥协地、坚定地保持自己政治上的革命性。必须划清社会民主党和我们之间的界限，这条界限是不可逾越的。必须使这些政党十分明确地公开宣布自己的原则。必须为世界上一切共产党制定一个共同的纲领，然而遗憾的是，目前还做不到。第三国际实际上不可能弄清楚，这些人是否会实行共产主义纲领。尽管如此，我还是提议增加下述条件。提纲第16条是这样的：“凡是到目前为止还保留着旧行［注：“行”字疑为多出。——校对者注］的社会民主主义纲领的党，必须在最短期间内重新审查这些纲领，并根据本国的特殊情况制定出新的合乎共产国际决定精神的共产主义纲领。我提议将“根据本国的特殊情况”和“合乎共产国际决定精神”去掉，换上“在这些纲领里，必须完全按照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来确切阐明共产国际的原则。因而，各国党内反对上述纲领的少数派，就要置身于党组织之外。那些修改了自己的纲领，加入了第三国际，但还没有履行这项条件的政党，应当立即召开一次非常代表大会，以期实行之。”必须明确提出右翼少数派这个问题。我还没有听到法国社会党代表就此问题发表意见，他们没有表示，他们是否要把列诺得尔等人开除出党。凡是投票反对新纲领的人，务必将其清洗出党。在接受纲领问题上，不存在同意或者不同意的说法，如果不同意，就请你出党。纲领是各国党共同制定的，而不是某个党的大多数党员决定的。这就是对愿意加入第三国际的政党的要求。现在就是要弄清楚，愿意加入第三国际和实际接受其参加第三国际这二者之间的差距。我认为，这次代表大会以后，执行委员会需要有一段时间观察第三国际提出的各项条件的实行情况。在这次所谓组织建设时期结束以后，应当把门关上，只留一条通路，这就是个人可以加入本国共产党。我提议采纳原已撤销的列宁同志的建议，这项建议的内容是：凡是愿意加入第三国际的政党，在其领导机关中，共产党人要占有一定的比例。我认为，领导机关完全由共产党人组成才好呢！处处都要与机会主义作斗争。但是，在采取措施清理第三国际时，如果还让它外面的人进来，那这项任务就难以完成了。我代表意大利社会党左派声明，我们保证与国内的机会主义者作斗争，并把他们驱逐出党，然而我们不希望，他们被我们赶走以后，又通过其他途径进入第三国际。我们要向你们表明：我们在这里和你们一道工作以后，回到国内，一定要建立起反对社会党叛徒、反对那些阴谋破坏共产主义革命的人的国际统一战线。召开国际妇女（共产党员）代表会议的通知书塞拉蒂：有一个通知：国际共产主义妇女代表会议①明天（星期五）早上6时在大剧院扫开。请出席开幕式。①国际共产主义妇女代表会议于1920年7月30日至8月3日在莫斯科举行。见《国际共产主义妇女第一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报告》，国家出版社1921年版。《关于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的提纲草案》，见本卷第77—98页。——译者注会议于今晚8时半继续举行。会议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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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会议（1920年7月28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1920年7-8月）第五次会议（1920年7月28日）·继续讨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苏尔坦—扎德（波斯）↘格拉齐亚德伊（意大利）↘刘绍周（中国）↘朴振顺（朝鲜）↘康诺利（爱尔兰）↘麦克—阿里平（爱尔兰）↘伊兹马伊尔·哈基一帕沙（土耳其）↘马林（荷属印度）↘弗鲁姆金娜（崩得）↘麦克莱恩（英国社会党）↘怀恩科普（荷兰）↘梅烈任（俄共（布）犹太部中央局）↘墨菲（英国，车间代表委员会）↘柯恩—埃贝尔（巴勒斯坦社会党）·塞拉蒂对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的表决投弃权票的声明·就塞拉蒂的声明展开的争论和声明↘怀恩科普（荷兰）↘塞拉蒂（意大利）↘季诺维也夫（俄国）的声明↘罗易（英属印度）↘怀恩科普（荷兰）↘塞拉蒂（意大利）↘怀恩科普（荷兰）↘季诺维也夫（俄国）↘弗鲁姆金娜（崩得）的声明↘塞拉蒂（意大利）的声明↘波姆巴契（意大利）的声明↘怀恩科普（荷兰）的声明↘佩斯塔尼亚（西班牙劳动联盟）的声明↘格拉齐亚德伊（意大利）的声明·表决并通过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及将有争论的问题提交委员会审议的建议会议于上午11时开始，由季诺维也夫主持。继续讨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苏尔坦·扎德（波斯）：第二国际的代表大会曾多次讨论殖民地问题，并曾通过一些冠冕堂皇的决议，但从来没有实行过。他们经常在落后国家缺席的情况下讨论这个问题和通过有关决议。我再补充一点，就是在俄国和英国刽子手镇压波斯革命之后，波斯民主党向当时代表欧洲无产阶级的第二国际求援，而有关这个问题的提案，却没有提交大会表决。现在，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这个问题破天荒第一次进行了全面而又深入的讨论，东方和美洲几乎所有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的代表，都参加了讨论。我们委员会通过的决议，完全符合被压迫民族的劳动群众的夙愿与希望，而且对这些国家的苏维埃运动可以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乍看起来，可能会感到奇怪，我们居然讨论起这些仍然是封建主义或半封建主义国家的苏维埃运动来，但是，只要认真分析一下这些国家的社会结构，也就会打消这种疑虑了。列宁同志已经谈到俄国共产党在处理土耳其斯坦、巴什基尔和吉尔吉斯问题上的经验。既然苏维埃制度在这些国家里行得通，那么，在波斯和印度这样一些阶级分化进程极其迅速的国家里，苏维埃运动就必然会得到更加广泛的发展。直至1870年，商业资本始终在这些国家占据统治地位。此后，情况变化不大。列强的殖民政策压制了民族工业的发展，使这些国家沦为自己的市场和欧洲各大中心的原料产地。欧洲商品的输入扼杀了当地的手工业。欧洲各国工业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使大批原先的手工业工人几乎转瞬间就沦为无产者，并为这个阶级创造了崭新的思想体系，可是在东方，千百万赤贫的无产者却因此被迫移居欧洲和美洲。在这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还有一个生活条件极其恶劣的阶级，这就是农民阶级。总而言之，整个东方正经历着封建奴隶制时代，那里的苛捐杂税重担全然落在这些贫苦的居民阶层肩上。唯一从事生产的农民阶级，要养活一大群商人、剥削者和企业者；另外，由于它经常遭受压迫，不可能建立起自己强大的、有组织的政党。同时，各个统治阶级的利益也不一致，因而世界观亦各不相同。列强的殖民政策符合商业界的利益，然而，外国的干预却损害资产阶级的利益。虽然传教士们反对纺织品输入，在传教中攻击那些渎神的欧洲国家，但列强的殖民政策却完完全全符合商人的利益，所以，他们一点也不反对与列强建立各种联系。统治阶级没有，也不可能有完全一致的利益。上述一切情况造成一派令人窒息的气氛，而且由于东方各国资产阶级极其软弱，一场民族革命风暴即将来临，并将迅速地转变为社会革命。亚洲太多数殖民地国家的情况，就是这样。难道由此就可以像罗易同志所断言的那样，世界共产主义的前途将取决于东方社会革命的胜利吗？当然，并非如此。可是，土耳其斯坦的许多同志恰恰犯了这个错误，这是一个实例。对殖民地的剥削会引起殖民地的革命风暴，这种看法十分正确。然而，从另一方面看，正是这种剥削，也会促使宗主国的工人贵族滋长反革命情绪。资本家们极力遏止革命，企图把一小撮工人贵族争取过来，为此不惜扔给他们一点资本主义餐桌上的残羹剩饭。譬如，今天在印度爆发了共产主义革命，这个国家的工人，在没有英国和整个欧洲革命运动支援的情况下，能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吗？当然不能。波斯革命和中国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证明了这一点。假如土耳其和波斯的革命者现在就向非常强大的英国提出挑战，那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力量目前已比较强大，而是因为世界帝国主义匪徒的力量削弱了。西方革命，犹如晴天霹雳，震撼了东方大地，给波斯和土耳其的革命者增添了力量。世界革命的时代到来了！我认为，提纲中所说的必须支持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这一节，只适用于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尚处在萌芽状态的地方，而在我们已积累10多年斗争经验的地方，以及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已成为政权的基础和支柱的地方（例如波斯），执行这样一种策略，就意味着把群众推到反革命的怀抱里去。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创立并支持纯粹共产主义运动，以对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潮。对实际情况所持的其他任何见解，即得出的其他任何结论，都会给我们带来令人极端失望的后果。格拉齐亚德伊（意大利）：我首先声明，我只以个人名义发言。在委员会对列宁同志的提纲定稿做出最后改动以后，尤其是对提纲第11条（提纲的初稿曾使我非常困惑不安）加以修正和说明以后，我庆幸自己能有机会声明：我基本上同意列宁同志的见解。如果我的理解正确的话，列宁同志是这样提出问题的；每一个民族内部都存在着被剥削者与剥削者，在国际上同样也存在着剥削所有其他民族的民族。第二国际所采用的小资产阶级抽象的人权思想，力图掩盖阶级斗争；在理论上各民族平等的思想，同样也是力图掩盖帝国主义国家与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经济斗争和思想斗争。首先，他们犯了两种截然对立的错误：第二国际企图按资产阶级观点提出民族问题；而同时，一部分社会党人虽然反对这个带根本性的严重错误，但都打算回避这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并全然置之不理。列宁同志则反其道而行之，他力求使这个问题的提法符合马克思主义和现实主义观点。我所讲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是指列宁同志始终坚持的、绝对不容侵犯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确，列宁同志所持的批判的、唯物主义的观点，既符合帝国主义战争以前的情况，也完全符合战后的情况。在列宁同志的提纲和我们对1914年战争所下的定义之间，不存在任何矛盾。我们把战争叫做帝国主义战争，是因为它对一切民族不是一视同仁的，这点必须认识清楚。要知道，弱小民族，尤其是殖民地，被大国卷入战争的漩涡，很快就成了帝国主义的牺牲品。只有那些最强大、最富有的国家，才能从这场漫长而又疲惫的战争中得到好处。弱小民族实际上丧失了经济上的独立，即使这些国家的领土状况较前有所改善，但它们的处境却更为恶化了。由此可以看出，目前存在着两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实：一是帝国主义列强正在争取一些小国（波兰、罗马尼亚等等）参加它们反对苏维埃俄国的斗争；二是苏维埃俄国可能找到与资本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强大同盟者，这就是起来反对剥削它们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弱小民族和殖民地。虽然这一切都不容置疑，但我仍然要提出一点看法。我认为，不能把第三国际与俄国苏维埃政府分开，只有苏维埃政府的胜利，才能给第三国际打下基础，才能使第三国际取得成就，这同巴黎公社的失败导致第一国际灭亡是一样的。然而，不能不指出，我们的俄国同志在同这些强大的敌人进行英勇卓绝的斗争时，有可能出于情况所迫而违反自己的意愿，犯下某种“左”的机会主义错误，而这种错误则是第三国际这样的组织所应当极力避免的。因此，必须正确地制定我们的原则。必须强调指出，在那些真正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以及在那些落后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中，我们的行动准则应当有所不同。此外，还必须大力支持各地党组织。这就是我对列宁同志的提纲提出的修改意见，同时，我要强调指出，我所坚持的不是修改意见的文字，而是它的总的精神。我建议，提纲第11条的开头这样写：“在统治阶级有条件实行帝国主义民族政策的那些国家里，以及在具有相当强大的产业无产阶级的那些国家里，各该国共产党应当进行直接的、毫不调和的斗争。但是……”，下面紧接原文“对于……”。提纲第11条第1款第1行的“必须帮助”，改为“必须切实关心”（Pintérètactif）。第3行和第4行的“给予最积极的帮助”，改为“务必切实关心”。提纲第11条第5款第5行的“支持”改为“关心”。第13行的“应当……结成临时联盟”，改为“应当……建立临时的关系”。委员会所补充的“而援助的方式应与各该国共产党……协商确定”①，改为“共产国际对该国民族运动的切实关心，应依据该国共产党商讨的行动方式，应依据实现下列所有条件以及形势与经验所提出的要求来决定”。①指委员会对提纲第11条第1款的补充。——编者注把提纲第12条倒数第二个建议的最后一部分“同样的义务”到“上述偏见”这一段话删去。提纲中使用“支持”这个措词，比起“切实关心”的提法要狭窄得多。这个措词只适用于某种情况，而且是最危险的情况。“必须切实关心”，也包含“支持”的意思，但这只是一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假如能在各地迅速开展民族运动，以推动形势的发展，那就再好不过了。关于“联盟”问题，可以说，也是这样。这只是一种可能实现的关系，何况这种关系并不是最理想的。刘绍周（中国）：1918年底，中国内战正酣。在南方成立了临时革命政府，其宗旨是同北洋政府进行无情的斗争。南方政府由第一次中国革命的著名领袖孙中山领导。但时隔不久，由于与残留在南方政府内部的旧官僚代表发生冲突，孙中山退出了广州政府。自那时起，他不再正式插手政府事务。南方政府至今仍继续同北洋政府作斗争，而且，这个斗争是在孙中山派所提出的口号下进行的。其中基本的口号是：把权力交还原国会和原总统，废除北洋政府。斗争时胜时败，但无疑南方政府更可望获胜，尽管北方当局似乎有较为有利的财政条件。近日传闻南方政府军已占领中部的一个省份——湖南，并挥戈指向北京。1917年反动的北洋政府参加协约国反德意志联盟时，曾向全国许诺，参战就能得到种种好处。各革命党表示抗议，并反对这种做法，但徒劳无益，因为终究宣战了。中国人民毕竟相信了这一许诺，对凡尔赛会议寄予很大希望。凡尔赛会议不仅没有给中国任何好处，而且还巩固了日本在战时靠损害中国利益而获得的一切权利和领土，中国人民大失所望。因此，参加凡尔赛会议的中国代表回国后，国内爆发了反政府和反对日本的声势浩大的运动。领导运动的是大学的学生会。上海成了运动的中心。学生们广泛开展宣传鼓动，组织示威游行和罢工，印刷呼吁书等等。同时，他们提出了抵制日货的口号。的确，这场运动的成效微乎其微。它遭到武力镇压；，许多游行者亦惨遭枪杀。然而，尽管如此，这场运动仍然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因为它激发了群众的革命精神。近来，学生们认识到，孤军作战一事无成，便着手争取工人群众。中国工人也开始懂得自己是一支力量，尽管他们代表刚刚形成的产业无产阶级。例如，去年上海发生了一系列罢工。诚然，这纯属经济性罢工，可是设在上海的社会主义党中央在工人当中享有越来越高的声望。这个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从它所办的名称质朴无华的杂志《周报》，我们可以断定，这场运动确实非同小可。例如，5月1日这期杂志里有这样的口号：“不劳动者不得食”、“世界应当属于无产阶级”等等。这个杂志坚持不懈地宣传与民族主义针锋相对的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同苏维埃俄国结成亲密的兄弟联盟的观点。这个杂志反对去年签订的旨在占领西伯利亚的中日条约。所有文章都贯串并强调一个思想：无产阶级定能战胜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原则必将为社会主义原则所代替。这个杂志很受欢迎。由此可见，不仅产业无产阶级，而且连手工业者也开始组织起来了。欧洲的工业危机波及到中国，洋货充斥中国市场。中国工业不可能发展，中国无产阶级的状况也很令人失望。总之，中国知识分子，大学生和工人拥有大量可供革命宣传的材料。至于农民，尽管中国没有大土地占有制，但比较富裕的农民仍在逐步收买土地，因而毫无疑问，贫农的数量会不断增加。不用说，这部分人肯定会自愿追随城市无产阶级参加革命运动。目前，中国有许多省闹独立，各省都督全权独揽。他们和政府成员都属安福系，即旧军阀派系，其中大部分人在帝制时期也是身居要职。所有这些都督几乎都不受北洋政府管辖，即使支持它反对南方政府，那也仅仅是为了自身的利益。都督们掌握整个国家的财政大权，擅自处理中央政府的收入。因此，政府的财源当然就微乎其微了。政府只好借外债，主要是向日本借款。当然，日本方面不会白白提供这种方便，它在华的权益和物质上的特权自然会随之不断增大。例如，在中国许多省份里，日本以被征服国的绝对统治者自居。另外，我们已提到的都督们的独裁统治，以及现有的200万纪律涣散、唯钱是听的军队，使得国家一片混乱。这就是革命风潮和群众反政府情绪经常爆发的原因。目前，反对中国现存两个政府的各种力量的主要代表人物，汇集在上海。那里有孙中山及其第一次革命的拥护者，还有大学生总联合会、工会和社会主义党。所有这些集团都已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反对北洋政府和资产阶级，它们的革命精神格外坚定。为了进一步概括我上面的发言内容，必须强调一点：目前，中国有从事革命宣传的广阔天地。第三国际的代表大会应当高度重视这一事实。支持中国革命不仅对中国本身，而且对全世界的革命运动都有重要意义，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已在亚洲站稳了脚跟，并且将把它的帝国主义魔爪伸向西伯利亚和太平洋的一些岛屿，甚至南美，而目前唯一能对抗贪婪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就是中国劳苦大众的强有力的和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朴振顺（朝鲜）：现在，我们能在这里，在完全不同于30年前建立第二国际时的情况下，讨论殖民地问题。第三国际在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任务是：纠正第二国际的领袖们所犯的错误。遗臭万年的第二国际的全部历史表明，只要殖民地继续是资产阶级强大力量的源泉，西欧无产阶级就不能战胜本国的资产阶级。那些执政的第二国际领袖承认这一点，但是，这些社会主义理论家却对殖民地各国人民的英勇斗争持敌视态度，他们在东方问题和殖民地各国人民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恐惧心理，并不亚于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然而在这里，在代表大会上，委员会的工作已经证明，无论是东方的各位代表，还是整个西欧无产阶级的代表，都十分清楚：只有当我们唤醒所有这些殖民地国家的人民起来斗争时，只有当西欧无产阶级给本国资产阶级以致命的打击，而殖民地各国也能给西方资产阶级以致命的打击时，欢庆的日子——共产国际胜利的日子，社会革命的日子才会到来。东方各国人民和西欧无产阶级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必须联合起来进行革命斗争，而俄国就是联合无产阶级的西方与革命的东方的环节，它使我们目前能够切实地分析机会主义之所以形成，第二国际之所以动摇这个最迫切的问题。我希望，我们的代表大会现在通过的殖民地问题的决议，能迅速掀起东方革命的风暴和加快革命的进程。现在，请允许我谈谈我国——朝鲜的革命运动。一部分问题，我们在这里已经得到解决。我只想简单地谈谈代表大会上提出的一些问题的实际情况，因为革命运动已经把其中一些问题向我们提了出来。10年以前，全体朝鲜人民对朝鲜被吞并漠不关心，对于民主、对于朝鲜的独立，对于自由幸福的生活这样一些慷慨激昂的言论，也是漠然置之。而忽然间，依然是这个国家的人民，现在却持续进行了一年半的忘我、英勇的斗争。不能认为，近10年来朝鲜人民的一般文化水平已有很大的提高。10年来，日本人不仅未能唤醒朝鲜民众的阶级觉悟，而且也未能唤醒他们的民族觉悟。如果我们的导师们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那我们应当说，促使这个火车头沿着革命道路前进的燃料是经济。现在，朝鲜由于被日本人占领而成为一个最不幸的国家。拿农民的状况来说，他们的捐税负担，要比朝鲜被吞并以前高出300—350％。这必然会使农民陷入破产的境地，并且，日本农业银行所实行的强迫移民朝鲜的政策，更激起大多数朝鲜农民，尤其是中农的不满。日本人还不让朝鲜人接受有用的教育，不准青年学生进高等学校，因为他们毕业后会成为工程师和优秀的军事教官。因此，不仅一部分知识分子，就连所有的青年学生都有反对日本占领者的情绪。再拿资产阶级来说．日本为了保持朝鲜这个殖民地而实行的政策，剥夺了朝鲜资产阶级在本国开办工厂的可能性。这也是造成朝鲜资产阶级对日本不满的一个原因。因此，资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一起进行了斗争，所以两三年来，我们在他们之间不能划清界限。当然，只要经济条件不具备，我们就不可能这样做。可是，我们党将力求划清阶级界限，并领导朝鲜纯粹的土地革命运动。现在，所有的封建主、所有的大地主都清楚，朝鲜的民族解放运动是怎么一回事。这个运动的矛头不仅指向日本帝国主义，指向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压迫，而且也指向本国资产阶级，而大部分资产阶级也是大地主。总而言之，当朝鲜最终摆脱了民族压迫时，用不了两三年，资产阶级就会明白，独立后的朝鲜是不会给它带来它所渴求的那种幸福的。它知道，朝鲜的独立意味着它将失去一切物质财富，所以，它现在就开始反对朝鲜革命，并把自己的命运同日本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了。去年的凡尔赛会议集中表现了革命派之间的分歧。联合了一切民族主义者的右翼，组成了民族统一同盟的各大政党，以及各小资产阶级团体的联盟，都拥护国际联盟，期望想象中的救星威尔逊会拯救东方被奴役的人民。他们都坚持派代表团出席和平会议。但是，我们知道，美、日、英帝国主义者绝不会如此慷慨，决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他们在殖民地的既得利益。因此，我们直截了当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拥护巴黎，还是拥护莫斯科？我们对历史的评价是完全正确的。在凡尔赛会议上，朝鲜代表团一无所获，而我们在群众中的影响却在增长，现在还在继续增长。目前，我们党是一个大党，它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因此，我希望，这次代表大会即将通过的提纲，将成为我们党的指导方针。我们党将永远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下前进。现在，它已把自己的命运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密切联系在一起，并将履行自己应尽的职责。它将和全世界革命无产阶级一起朝着最终目标前进，朝着建设共产主义前进。在争取被奴役的朝鲜变成世界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的成员的斗争中，它将是一种重要力量。康诺利（爱尔兰）：在列宁同志的提纲中拟订了共产国际对待被压迫国家的民族革命运动的策略原则。为了能在实践中真正运用这个提纲，共产国际必须掌握有关国家的经济与历史发展情况的正确资料。此外，它还必须能够正确估计该国目前各种力量所起的革命作用。因此，我们不打算谈论整个提纲，而只提出一份关于爱尔兰情势的详细报告。关于解决爱尔兰问题，即解决被压迫民族问题，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民族革命运动的观点，另一种是小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人和自由党人的观点，再就是第三国际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把爱尔兰看成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单位，它700年来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备受英国的压迫，因此，唯一的解决办法，是爱尔兰脱离大英帝国，完全独立。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以西欧的民主共和国为模式，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爱尔兰国家。否则，爱尔兰永远不能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获得充分的发展。自由党人的观点（和小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只稍有差别）是：爱尔兰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已是大英帝国的组成部分。因此，为了满足本民族的要求，爱尔兰唯有作出一点合乎情理的政治上的让步，这就是在帝国的管辖内谋求有限的自治，然而，这种政治上的独立要以不危害帝国的整体利益为准。共产国际则认为，问题的解决并不那么简单。一切少数民族和殖民地的情况，在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极为混乱。在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人种中，大都存在着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虽然共产国际的斗争方向与此不同，但它应当利用这些民族渴望摆脱帝国主义压迫而展开的革命运动，以加强世界革命。共产国际应当鼓励和积极援助一切能够阻挠帝国主义列强反对日益发展的世界革命的力量。共产国际不仅应当促进一切民族运动，而且同时应当加强并联合一切参加这一斗争的共产主义小组或派别。这种政策将有助于建立共产党，而这个党在帝国主义者的军事独裁的压制下，必然是集中的、严守纪律的，它在摆脱帝国主义压迫之后要为夺取政权而胜利进行反对本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从这一切出发，必须制定共产国际支援这些民族革命运动的方法。保证胜利的唯一方法，只能是借助各该国共产主义小组的力量（不管这种小组的力量多么微弱）来积极支援民族运动。这尤其适用于爱尔兰；如果共产国际或它的英国支部不愿在那里借助共产主义小组来支援爱尔兰，那就会削弱这些小组的作用，因为这是推动这些小组在革命斗争初期发挥重大作用的唯一方法。革命民族主义者在采取各种手段与英帝国主义作斗争，假如共产国际或它的英国支部借助共产主义小组（即使他们的力量不大）来进行斗争，那么，就会迫使爱尔兰革命民族主义者对共产党人保持中立，这样一来，共产党人就能积聚力量，发展壮大起来。也许民族主义者甚至会积极支持这些共产主义小组，从而无形中替它们做了宣传工作。不管爱尔兰是否会继续由目前的军事独裁所控制，或者是否会变成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在爱尔兰出现共产主义运动是不可能的。因为爱尔兰会成为反革命势力反对英国即将爆发的社会革命的基地，尤其要考虑到海军在英国即将展开的斗争中将起巨大作用，而爱尔兰拥有良好的军港和潜艇基地，反革命舰队可利用它们来封锁英国。我们再回过头来谈谈我们报告的第一部分。让我们从爱尔兰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作用的角度来看它所处的战略地位。在分析国际形势时，我们看到世界革命的中心苏维埃俄国（在它的周围聚集了一些小国），与英帝国主义领导的国际联盟之间在进行激烈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承认，爱尔兰这个帝国心脏中的固定的革命策源地，牵制着20万英国军队，这对于国际革命运动起着一定的作用。此外，必须尽一切可能阻止爱尔兰沦为刽子手扼杀英国革命的基地，这一点前面已经提到。至于那些居住在美国和大英帝国领域的爱尔兰人，大家都知道，他们对祖国的政治发展是多么关切，他们响应祖国的号召是多么迅速！因此，爱尔兰在政治上向共产主义发展，必将对居住在英国领地和美国的爱尔兰群众产生吸引力，从而也将促进这些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和整个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康诺利继续发言。他的报告①全文刊登在《共产国际》第12期上。）①即《革命的爱尔兰与共产主义。——译者注麦克·阿里平（爱尔兰）：我提请代表大会注意提纲第12条的这一段话：“帝国主义列强历来对殖民地和弱小民族的压迫，在被压迫国家劳动群众的心中不仅播下了仇恨，而且播下了对整个压迫民族包括对这些民族的无产阶级的不信任。”爱尔兰劳动群众对英国无产阶级的态度，就是这一段话的验证。爱尔兰工人经常把英国统治阶级和英国工人混为一谈。他们的这种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英国工人运动至今还不理解爱尔兰问题的实质造成的。我和波兰革命者谈到目前爱尔兰的这种态度时，他们当中很多人感到惊讶，因为这和1905年波兰的情况相似。这种相似之处，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即使我们处于有利的革命时期，我们也不应忽略这一点：爱尔兰的民族主义倾向，在社会革命的紧要关头，会被英国资产阶级所利用。到目前为止，英国革命运动对爱尔兰的态度是：要么宽容忍让，要么奉行社会民主党人的策略，即口头上支持革命民族主义者的要求。人们似乎全然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爱尔兰一方面是反对英帝国主义斗争中的重要武器；而另一方面，可能会变成反对社会革命的危险工具。大概是车间代表委员会运动最早认识到爱尔兰问题的全部重要性及其与英国革命运动的相互关系。今年年初，伦敦车间代表委员会运动的代表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并通过了决议，因而引起了爱尔兰工人对这个运动的关注，促进了两国无产阶级关系的改善。英国共产党人积极支持了爱尔兰，在驻爱尔兰的英军中进行了宣传，并敦促英国工会起来反对往爱尔兰运送军队和武器装备，这是十分重要的。值得指出的是，由于英国工人运动对这个问题采取了积极的态度，爱尔兰铁路工人就退出了全国铁路工人工会，几个月以前，爱尔兰南部的机械工人也退出了机械工人联合会。然而，英国共产党人不应当与爱尔兰民族运动直接打交道，而只应通过爱尔兰共产党人去进行工作，或者先与他们一起讨论问题。同时，英国共产党人必须采取独立行动去支持民族斗争，他们应当强调，共产党人对待爱尔兰的态度，不是反对压迫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一种反应，而是出自两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共同阶级利益。赫尔曼·哥尔特不久前说过：“英国工人对待爱尔兰的态度，是英国社会革命情绪的晴雨表。”还可以补充说，英国共产党人对待爱尔兰的态度，是衡量英国共产主义思维深度的标尺。至于委员会中有人认为，英国工人将把支持殖民地反对英国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看成是对英国的背叛，那我们可以说，英国工人越早学会背叛资产阶级国家，对革命运动的好处就会越大。对殖民地的这种支持，即使只起到教育工人群众的作用，也是必要的。至于我们意大利的格拉齐亚德伊同志建议把提纲第11条第1款里的“支持”改为“切实关心”，我表示坚决反对。这是威尔逊使用的字眼，它像这位绅士的所有词句一样，毫无意义；这种掩饰手法，把这一条给一笔勾销了，它和第二国际对待弱小民族的做法没有什么两样。我还想谈几个问题，但因时间不多，只能从简了。奥尔斯特的情况，或者至少这个地区的东北部的情况，不同于爱尔兰其余地区。这个地区的问题，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在许多方面较之爱尔兰其他地区简单些。这个地区的大多数居民具有反民族主义情绪，和爱尔兰其他地区的关系十分对立。虽然乍看起来，情况比较复杂，但是，由于工人们认为，不能把政治压迫同经济压迫混为一谈，所以在这个地区开展阶级斗争就更有必要了。由于奥尔斯特是爱尔兰的工业中心，民族问题在那里处于从属地位，而且奥尔斯特自认为是大英帝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人们就把那里的工人运动问题与英国任何一个大工业中心的问题等量齐观了。由于时间关系，我不能谈论合作化问题了。在爱尔兰的经济上，合作化开始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乡村合作社的增加，大大地冲击了个体私有制的思想体系，而这个思想体系会给共产党人的工作，尤其是在农民当中的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由于建立了合作社，集体化大生产思想有了发展。此外，合作化也使得农业工人和半无产者的缺地现象有所好转。我们完全拥护提纲和罗易同志的补充意见。伊兹马伊尔·哈基·帕沙（土耳其）：我想就列宁同志的提纲，特别是有关伊斯兰教那一节，谈谈自己的看法。恰恰是这个问题需要谈得更详细些。自从土耳其苏丹占领叙利亚和亚述，通往伊斯兰教“圣地”之路落到他们手中时起，土耳其统治者就竭力把东方、非洲及其他国家一切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联合在一起。自从“圣地”，尤其是铁路落入苏丹手中，伊斯兰教的心脏（可以这么说）掌握在他们的手中时起，土耳其苏丹就千方百计地鼓吹泛伊斯兰主义，想把东方和非洲各民族、各穆斯林国家团结在土耳其周围。然而，在1908年爆发了青年土耳其党的革命，政权就转到青年土耳其党手中。政权一到手，自由资产阶级就开始寻求联合一切民族的新途径。这时，鞑靼人、土耳其斯坦人、巴什基尔人、高加索的土耳其人，以及其他许多民族，正备受俄国沙皇制度的压迫。因此，泛土耳其主义的思想就应运而生了，而泛土耳其主义是与泛伊斯兰主义相对立的。泛伊斯兰主义不能联合操各种语言的民族，而泛土耳其主义（后来为青年土耳其党所承袭），则极力联合从喀山、土耳其斯坦到高加索，整个土耳其和波斯一部分地区的一切土耳其民族，泛土耳其主义者幻想把这块辽阔的土地联成一片。然而，这一切妄想不过是一纸空文罢了。俄国革命以后，以及欧洲帝国主义者瓜分土耳其以后，土耳其人民认清了英、法资本家的真面目，从而一种新的运动——解放运动开始在土耳其出现。目前由民主党领导的安纳托利亚运动是针对协约国对土耳其肆无忌惮的剥削而产生的。康斯坦丁堡被占领，更是火上加油，因而运动更为迅速地发展起来。目前，安纳托利亚的革命政权，把历来仇视帝国主义的一切反协约国力量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准备进行反对欧洲帝国主义的斗争。土耳其的劳动群众，不能再忍受协约国的压迫了。俄国革命对于土耳其劳动群众来说，是一个有力的支持，因此，土耳其人民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获得完全的自由，并将和各国劳动群众一起反对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者。赛拉蒂：有人提议停止申请在大会上发言。申请发言的还有12位同志。有其他建议吗？瓦尔歇（德国）：对所讨论的问题，还可发表许多意见。但我认为，这种讨论方法不会取得任何有益的结果，因此，我提议停止讨论。马林（荷属印度）：我坚决反对采纳瓦尔歇同志的建议，因为这个建议毫无意义。刚作出决定，让落后国家的代表在大会上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我想指出，除爪哇以外，所有殖民地的代表都发了言，除英属印度外，这个殖民地最为重要，我们只在爪哇作过马克思主义的尝试，本着马克思主义精神进行过工作。因此，我希望德国代表团能多少注意听取一下我们一无所知的那个地区的情况。我请求代表大会根据昨天晚上的决定，给殖民地各国人民的代表以发言的机会。塞拉蒂：弗鲁姆金娜同志提议，凡是提过某种建议的人，才可以发言。怀恩科普（荷兰）：我不同意只让提过建设的人发言。在这里，我们听到一些十分重要的修正意见，而这些意见却根本没有加以讨论。应当给时间讨论这些极为重要的修正意见。我认为，要所有要求发言的人发表意见。塞拉蒂：我提请大家注意，没有任何人建议剥夺要求发言的人的发言权。洛佐夫斯基：我建议，让还没有发过言的国家的代表发言。塞拉蒂：收到一项建议，要求完全停止讨论，不再提其他任何议案。赞成停止讨论的，请举手。大多数人反对。现在就洛佐夫斯基同志的建议进行表决。大多数人同意这个建议。现在，请马林同志发言。马林（荷属印度）：荷属印度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这里我想发表三点意见。第一，我想介绍一下东印度运动的一些经验；第二，对提纲提几点原则性的意见；第三，就殖民地工作问题提几条实际建议。我希望下次大会将有爪哇人和马来人与会，并参加讨论。由于我们的工作同印度①的运动有七年之久的密切联系，所以我希望大会能重视我这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些地区中所取得的经验。我认为，为了进一步发展世界革命，在整个议程中，其他问题都不如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这样至关重要。其余问题仅仅是工人运动中的争议问题，每当革命处于停滞状态时，这些问题就会产生。如果革命不断向前发展，就没有时间来进行这种争论了。①马林发言中所说的“印度”，根据发言内容，均指“荷属印度”。——译者注荷属殖民地是仅次于英属印度的最重要的殖民地。这是世界上最富饶的殖民地。它的人口比日本多，几乎与德国人口相等。在5000万人口中，大多数居住在苏门答腊、爪哇、巴厘和龙耳四个大岛上，计4000万人。在这些地区300年来所受的殖民掠夺中，对我们来说，只有最近期间最为重要。自19世纪70年代起，资本主义开始在那里发展。与意大利同志的说法相反，从1905年起，荷兰就开始了帝国主义时期，并且得到了迅速发展。10年来，荷兰在苏门答腊大部分地区，在婆罗洲、西里伯斯和新几内亚，巩固了自己的统治。这一点完全符合罗莎·卢森堡同志在《资本的积累》一书中的论点，也完全符合罗兰·霍尔斯特同志所确认的资本主义掠夺欲望无止境的看法：一听到还有未经开发的金矿苗、油田等等，它就会惶惶不安，就会怂恿政府去从事新的勘察，并且坚持认为金钱和人力绝不会因为掠夺世界和镇压落后国家的民族和部族而使用净尽。自1905年开始，亚洲的这些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十分迅速。如果注意到现在已有15亿盾（荷兰全部资本的1／3）投入殖民地；如果了解到，2500多万英镑在1917年由殖民地流入荷兰，而且除荷兰外，还有美国、日本和英国向甘蔗、可可、咖啡以及其他种植园投资，并取得了巨额利润，那就可以想象到，远东的新资本主义对于重新调整整个世界资本主义，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我要指出荷兰一家最大的资产阶级报纸谈过的一个情况，它说，假若把欧洲的所有企业部收归国有，假若我们在这里消灭了私有制，那么，对于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殖民地就展现出新的前景，而且比欧洲更美好、更富足。我再说几句关于当地居民的状况，作为这个简短介绍的结束语。15万欧洲人是远东的掠夺者。他们每日的所作所为，只是遵循雷迪亚德·吉普林所说的一个信条：由苏伊士运河向东，圣经十诫不再生效。在那里，同欧洲人一起的，还有上百万中国人和一些日本人，他们现在也在爪哇发展大工业。在爪哇，仅仅大糖厂就有200家，厂里有大量的无产者。听到这个数字，就足以了解这些东方地区对于革命确实具有一定的意义。在居民中占大多数的农民（仅爪哇一地，连同其家属在内，就有2500万人），其状况是每年收入不超过110荷盾，其中20％缴纳租税，房费用去6荷盾，而每年用于农具的钱只有3荷盾。农民有土地，但实际上他们已经无产阶级化了，因为他们被欧洲资本强行租去一部分土地，而且爪哇的特权阶级又对他们大肆掠夺，以致农民无法靠务农生存，只好去糖厂做工。如果我们注意到，目前爪哇上百万的无产者每天的平均工资只有半个盾，生活用品普遍涨价的情况已遍及爪哇，大多数爪哇人终年每天只能吃上一餐饭，那我们就可以想象到，在爪哇已经完全具备了进行革命宣传的基础。如果我们了解到，那里文盲众多，每1000名男子中，只有15个人会读书写字，上学儿童所占的比例不到1／10，我们就可以理解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俄国目前在教育领域所进行的巨大工作，会产生怎样的感想？他的内心一定渴望东方各民族也能参与这项文化工作。关于当地居民的状况，我不打算多谈了。我已向秘书处交了书面报告，这个报告将在《共产国际》上发表。①我所以在这里举出这些事实，只是因为我有一种印象，除少数情况例外，第三国际这次代表大会并不完全理解东方问题的重大意义。①马林关于荷属印度情况的报告，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报告集》彼得格勒—斯莫尔尼共产国际出版社1920年版第353—371页。——编者注我想谈谈爪哇运动的情况。这个运动是1907年产生的民族运动，它一开始就带有革命性质。印度式的祖巴托夫改变了这个运动的性质，可以说，现在在荷属印度，真正革命的民族运动的作用，已经微不足道了。现在有一个重要得多的群众性运动，它的成员大约有150万人，从1912年起就联合成为一个工农联盟，取得了很大成果。这个组织虽然用的是宗教名称——伊斯兰教同盟，但确有阶级性。如果注意到，这个运动把同罪恶的资本主义作斗争列入纲领，而且它不仅同政府作斗争，还同爪哇的贵族作斗争，那就明确了，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必须同这个群众性组织——伊斯兰教同盟建立密切的联系。1916年，政府曾试图从［注：疑为“以”字之误。——校对者注］军国主义的宣传来引诱这个运动，但是，结果却在三宝垄产生了强大的青年反对派。当欧洲社会党人终于决定履行自己在远东的义务，并决定在那里发展革命运动的时候，他们顺利地同当地的组织——伊斯兰教同盟建立了联系。这个群众性组织的大部分成员，虽然还不是自觉的社会主义者，但可以称得上罗易同志在谈到英属印度时所提到的那种革命者。昨天，我在委员会上听到一个英国人说①，在印度的群众发动，只能带来不幸和招致屠杀，因为群众还不成熟。而我所坚持的意见是，只有通过群众发动，才能组织真正社会主义的抵抗运动，从而形成对抗资本主义的真实力量。在爪哇时我们就断定，中产阶级企图以民族问题吸引群众，这是徒劳的。但是，每当我们在城市和制糖业地区同无产者谈起低微工资、死亡数字和苛捐杂税等问题，我们就为革命的社会主义运动赢得了几分信任。这种感情孕育在群众之中。他们非常容易接受我们的宣传。在爪哇的每一家马来亚的报纸上，都可以读到关于苏俄思想的世界性成就的文章。这一点，对于我们这样的代表大会，具有重大的意义。①显然是指奎尔奇在民族与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上的发言。在第四次会议上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报告和拉狄克的发言中，都援引了奎尔奇的发言。见本卷第227—240页。——译者注多年以来，社会主义运动对殖民地漠不关心，而资本家却比许多革命的社会党人更为重视殖民地的意义。资本家懂得，东方的发展会给资本主义带来什么后果。1917年，当革命的社会党人开展了强大的运动的时候，改良主义者就公开地站到政府一边，而且谈论起我们的朋友，说什么托洛茨基和列宁已给俄国带来了不幸，而这帮人也同样必将给我们带来那么多的不幸。当你听到，在1918年，城市和制糖业地区的群众集会每次至少都有三四千工人参加时，你就会了解，在这些皮肤浅黑的人们中间业已焕发出新的精神，而这种新的精神，对于我们整个运动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正如革命者所应做的那样，我们当然也对殖民地国家的海陆军士兵进行了工作。这年年底，反对势力猖獗起来，水兵和士兵的头目，还有我，一道被政府驱逐出印度了。我们的许多朋友被逮捕，被判处各种刑罚。士兵委员会的13名成员被判处40年徒刑。后来，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运动是不以反动主谋者的意志为转移的，它继续向前发展了，因为这样的经济条件只能促进群众运动的发展，并且已经具备了进行革命宣传鼓动的基础。现在谈第二点。我要声明，我看不出列宁同志和罗易同志的提纲之间有任何区别。它们的意思是一样的。困难仅仅在于，如何在落后国家和殖民地的民族革命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的相互关系上，确定一条正确的方针。在实践中，并不存在这种困难。在那里，同革命的民族主义分子合作的必要性是不言自明的，因而假若我们轻视这个运动，并采取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那我们也只能做一半工作。现在，我们对待殖民地不应采用那种所谓库诺夫的马克思主义，而应了解，殖民地可能越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拉狄克谈到日本时指出，那里的发展完全不同于欧洲。同样地，殖民地的发展也完全不同。我特别感到欣慰的是，昨晚拉狄克向大会解释说，我们去印度不是为了剥削，而是要使它的处境有所改善。无产阶级正在争取实现它对新生活、对文化与经济自由所抱的希望。拉狄克提出英国工人阶级应尽的义务，提出英国工人阶级在自己的政治宣传和工会宣传中不应忘记殖民地，并指出，如果它不去支持殖民地的革命斗争，它就只能是资本家的帮凶。因此，我要说，只要英国工人们不理解这一点，即令他们能征集许多选票，也是做不出任何有实际革命意义的工作的。我们不应仅限于做出冗长的决议，我们应该在远东做一点实际工作。我已指出，那里具备了进行宣传鼓动的基础。最近，我们就要在巴库举行大会了①。但是，我们不能奢望这次大会也会对远东具有重大意义。这是不可能的。我建议我们这里通过的提纲，由第三国际以几种东方语言来发表，并专门散发给中国和印度革命者。我还建议，在远东也成立共产国际宣传局，因为现在运动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必须把那里已经开展的工作统一到一个局内，集中进行宣传，而在莫斯科是不能圆满地进行这个工作的。①指1920年9月1—8日在巴库召开的东方各族人民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文献见另卷。——译者注最后，我还有一个要求。昨天，里德同志在这里说，黑人应该到这里来认识一下俄国的现实。我现在建议：共产国际应该使远东的领袖们有可能在这里住上半年，听听某些共产主义课程，以便他们能够正确了解这里所发生的事情，能够贯彻执行提纲的思想，能够在殖民地建立苏维埃组织和进行共产主义工作。我认为这样做是适当的，因为莫斯科和彼得格勒是东方的新麦加，而各资本主义政府则千方百计地阻挠共产主义的朝圣者们去莫斯科和彼得格勒。我们应该让东方的革命者能在这里、在俄国受到理论教育，使远东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积极成员。弗鲁姆金娜（崩得）：我认为，少数民族，即没有固定地域的少数民族，也必须予以关注。令我非常吃惊的是，代表大会在这个问题上重犯了第二国际的错误。在这里，人们一个劲地谈论地区自治，却未曾为少数民族着想过。我希望，代表大会能注意到各国的少数民族，因此，我提议对第9条进行修改。但在修改以前，我想请在座的同志们回想一下俄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经验。在俄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中，在苏维埃政权的各级机构中，都设有专门的机关和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负责处理少数民族的事务和审理一切有关问题，例如，犹太人问题。我提议，在第43页第9条末尾（在第10条开始之前）作如下补充：“而且，各国共产党无论是在自己的一般政策中，还是在自己的宣传中，都应当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关于某个多数民族对其居住的国土拥有绝对所有权的主张，并应坚决反对国社派所捍卫的原则，即他们认为多数民族是绝对的统治民族，蔑视居住在该国领土上的超地域的少数民族，认为他们是外来人（如在波兰和乌克兰）。“拥有多民族的被压迫国家恢复独立的革命要求，必须包括坚决要求本国的少数民族真正享有自己的权利（这种权利，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才绝对有保障），否则，对这些国家恢复独立的革命要求无条件地予以支持，就有可能使原先受压迫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变成压迫者。“苏维埃政权和俄国共产党使各民族的工人群众通过广泛设置的国家机构（少数民族教育部、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等等）真正能够受到文化教育，从而使各民族像亲兄弟一样生活在一起。它们的经验应当成为各国共产党所必须遵循的民族问题纲领的基础。”在波兰和乌克兰存在着这样一种倾向，就是认为一切超地域的少数民族，都是外来人、外国人。各国都必须运用苏维埃政权和俄国共产党的经验，因为它们使少数民族的劳动群众能够充分受到文化教育，使劳动群众所需要的一切组织和机构（例如，少数民族教育处和专门保护少数民族利益的人民委员部）能为少数民族的劳动群众服务。这个实例应当成为各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模式。此外，我提议，在第56页提纲第11条第1款中，“在这些国家里”之后加进“以及在那些少数民族争取确定自己的权利的国家里”。在第6款中，在“落后国家”之后加进“和民族”字样。在第6款后面，补充下列注释：“犹太复国主义者打着建立独立的犹太人国家的旗号，迫使阿拉伯国家的劳动群众接受英国的统治（其实，犹太人在阿拉伯国家只占少数）。他们在巴勒斯坦的所作所为是一个大骗局，被压迫国家的劳动群众成了这个骗局的牺牲品，显然这笔帐既要记在协约国身上，也要记在有关国家的资产阶级身上。“要千方百计地、极其坚决地揭露这个骗局，因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对各国落后的犹太劳动群众进行工作，他们竭力培植一些有犹太复国主义情绪的无产阶级组织（巴勒斯坦社会党），而这些组织近来在想方设法地玩弄共产主义词藻。”在这里，我提供一个犹太复国运动最为惊人的实例。在巴勒斯坦，犹太居民并不占多数。而这少数人却极力使国内占大多数的劳动群众顺从协约国的压迫。对于这种意图，我们要坚决展开斗争。犹太复国主义者竭力在各国寻求支持者，他们的宣传鼓动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因此，共产国际应当坚决地反对这个运动。墨菲（英国）：由于讨论时我们没有在场，所以，哪些国家的代表应就殖民地问题发表意见，我们不能参与选定。我请求，让代表英国代表团两派不同意见的两位同志，就这个问题发言。塞拉蒂：大会同意继续讨论吗？可以满足英国代表的要求吗？（大会表示同意。）那么，就请英国同志把要发言的人的名字报上来。现在请麦克莱恩同志发言。麦克莱恩（英国社会党）：我不打算把时间浪费在讨论这么一个问题上，即英国这个或者那个革命运动在参加反对英国帝国主义的斗争方面，以及在援助殖民地被压迫民族方面，究竟做了哪些工作。英国革命运动开展得并不特别普遍，在上述方面做得很不够。但是，我不同意拉狄克同志的意见，他说，英国工人在阻挠英国进攻俄国上只通过了一些决议，没有采取其他任何行动。下述事实就是对这种意见的回答。戈洛文将军在他给萨宗诺夫的秘密报告中谈到和邱吉尔的谈话。他写道：由于英国工人阶级的阻挠，不能大力帮助高尔察克及其朋友，邱吉尔对此深感遗憾。现在英国给白卫军的援助，必须严加保密。托马斯·奎尔奇在委员会中的发言被曲解了。他说，印度伟大的革命起义，可能被看作是对英国的背叛，因而英国政府可通过它所控制的报刊，煽动英国人民反对印度工人。他并没有说，我们因此要放弃这方面的革命活动。他不过想说明，我们应当正视现实，应当注意防止阿姆利则事件在更大范围内重演。第三国际的任务，就是制定世界革命的行动路线和准则。阻止世界革命发展的最大障碍，是资本帝国主义，而英国是一个最强大的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因此，殖民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怎样才能更好地反对英国资本主义的问题。英国资本主义的强盛，是建立在剥削本国工人和殖民地人民的基础之上的。英国资本主义是靠内部资本积累形成的，而现在，它却向全世界进行搜刮，寄生的英国资本主义在到处剥削被压迫的人民。目前，英国的进口大大超过出口，这表明英国是一个寄生的国家。将来，英国资本家会设法按工人的劳动价值付给他们工资，但有一个条件，就是英国工人必须同意英国资本家剥削被压迫人民。因此，我们认为，参加英国的革命斗争和支持一切真正的殖民地革命运动，是我们应尽的职责。每一个争取真正脱离大英帝国的民族革命运动，都有助于世界革命的发展，因为它冲击了帝国主义反对势力的根基——大英帝国。所有这种种运动，都应当予以支持。怀恩科普（荷兰）：昨天晚上我说过，我们目前讨论的问题十分重要，如今，我们对此仍深信不疑。必须注意到，帝国主义和世界战争决不可能向农业国提供必要的机器和工业国的产品，而世界战争所引起的政治事件，却又切断了工业国无产阶级群众的农产品来源。如果认真考虑一下这个问题，那就可以相信，它比议程上其他所有问题更能发人深省。必须弄清楚，在列宁同志和罗易同志的提纲中究竟包含着哪些答案？在讨论过程中，我们看到，这两个提纲的精神完全一致：它们现在确实都提出这么一个思想，就是我们在殖民地的斗争中所要达到的目的，不是资产阶级所鼓吹的建立本民族的统治，而是建立工农苏维埃，并且强调指出，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应当支持革命运动。我们使用“支持”这个词，是因为我们的确必须支持这种运动。我们要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哪怕这种运动不属于社会主义运动，也要通过殖民地的共产党给予支持。我们所以采取这个策略，是因为绝对没有必要让外国帝国主义强行培植资本主义，以此作为非资本主义国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然发展阶段。恰恰相反，我们要尽可能通过我们的策略和我们对革命运动的支持来及时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因此，我们不仅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的统治，而且也反对扶植民族资本主义。所以，我认为，列宁同志和罗易同志的提纲的主要精神，就是要求我们支持群众性的民族革命运动，反对那种认为向殖民地输入资本主义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必要前提的主张。如果这样看问题，那就无法同意格拉齐亚德伊同志的修改意见了。如果我对格拉齐亚德伊同志的意见没有理解错的话，那他的提议是：这些提纲不适用于意大利这样的国家，因为那里的共产党人不应支持正在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他担心我们不分青红皂白硬把意大利列入这些落后国家，因而认为必须加以修正，但是，我认为，这是多余的，因为依我看，谁也不会认为提纲第11条指的是意大利那样的国家。它指的是落后国家和落后民族，像意大利这样的国家，是决不会归入此列的。我们在委员会中也讨论过要不要对落后国家下个更加确切的定义，但最后认为这不可能再具体化了。如果按照格拉齐亚德伊同志的意见修改这一条，那立即会出现新的难题，就是其他某个国家，例如保加利亚或希腊，是不是也算落后国家？这种问题随时都会产生，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解决。这种问题，最好由各国共产党本着共产国际的这个提纲和指示精神独自加以解决。因此，我认为，不宜采纳格拉齐亚德伊同志的补充意见，尽管我觉得他的实际意图是很好的。对他提出的其他专门的修改意见，我的看法也是一样。对格拉齐亚穗伊同志的把“积极支持”改为“切实关心”的修改方案，爱尔兰同志提出了异议。可能这位发言的爱尔兰同志不理解格拉齐亚德伊同志的意图，但是，如果修改了的字句能包含原来字句的意思，那修改就毫无意义了。我们应当反对这个修正案。我们希望工人们积极关心共产主义斗争，我们希望他们也支持民族革命运动。格拉齐亚德伊同志也是这样想的，但他认为，这种想法最好用他们提出的词汇来表示。我们在提纲中所说的恰恰就是支持问题。因此，我提议，否决格拉齐亚德伊同志的提案。我同意弗鲁姆金娜的意见。我不知道，她的修正案是否可行。如果这个修正案对某些国家来说没有针对性，那就需要在委员会里加以讨论。关于爪哇问题，马林同志已经谈了不少了，我没有什么可补充的，完全同意他的看法。马林同志在发言中提到的200家糖厂集中掌握在3个托拉斯手中，它们的势力已伸展到其他产业和工业部门里，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证实目前爪哇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及其一切特点。这已经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特征，无产者应当同它作斗争，而他们也正在这样做。我来谈谈拉狄克同志的发言。他说，打败英国帝国主义，不是在伦敦，而只能在殖民地。他这句话使我感到欣慰。我想，许多英国同志不理解这一点。拉狄克同志对这一点领会得很好，可是，应当理解它的整个精神，而不要拘泥于细节。倘若拉狄克同志问，有多少英国同志由于在殖民地进行鼓动工作而坐牢？那我看，英国同志对此类问题大可不必回答。我们要问的，不是同志们是否已经坐牢。我们要问的是他们是否已尽到自己的责任。对这个问题，麦克莱恩已给我们作了简要的答复。依我看，拉狄克同志在这方面对议会制作了过高的估计。他认为，只要我们的同志在议会中说上一句反帝的话，那么，路透社就会把这件事报道出去。事实上，路透社对这类事情是只字不提的。我们在荷兰很晚才从其他渠道得知妇女在议会中提出抗议的事。这类事情，路透社是不会报道的。瓦尔歇：拉狄克没有谈这件事。怀恩科普（荷兰）：最后，我还要讲一个问题。有人说，我们应当到殖民地去开展工作。当然，对各国共产党来说，这不是最主要的。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宣传员都派到殖民地国家去。我们应当创造一切必要的条件，使每个殖民地国家都能在本国开展革命运动。当然，这就要有宣传员。但问题不在于要把我们的宣传员派到殖民地去。如果认为在殖民地工作是衡量一个政党的革命性的标志，那么，荷兰共产党恰恰做到了它力所能及的一切。在殖民地国家，荷兰的斯涅弗利特、巴尔斯、勃朗德斯特德尔等同志正在那里开展工作，他们支持并推动了当地的革命运动。荷共议员们和一般共产党员在这方面表现得十分积极，所以，不能用老眼光来看持荷兰共产党。荷兰共产党正好说明了这个问题与革命斗争有着多么密切的联系。如果荷兰当局害怕并迫害我们，那并非由于我们能在国内发动一场革命（因为事实上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假如不与英国或德国取得联系的话），而是由于我们在殖民地事务上给资本家老爷们增添了麻烦。梅烈任（俄共（布）犹太部中央局）：俄国共产党犹太部完全同意弗鲁姆金娜同志在发言中所谈的对待犹太复国主义和犹太共产党——巴勒斯坦社会党的态度，我不想重复了。我只想谈另一个问题，就是捍卫民族杂居地区的少数民族权利的问题。第二国际的一些党想通过民族个体自治（奥托·鲍威尔和伦纳的理论）的办法来捍卫这种权利，并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作过试验。在那里，在中央拉达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政府机关内设立了民族个体自治机构，所以，应对这种做法作出估计和评价。必须指出，这种做法表明，民族个体自治是完全行不通的。政权从大资产阶级手里转到小资产阶级共和民主派手里，丝毫也没有减轻民族压迫。忽然间掌握了政权的社会党叛徒，竟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起来。他们口头上说要实行民族个体自治，而实际上却对无产阶级专政毫不留情，其手段之狠毒比起沙皇制度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不正式颁布民族个体自治权，就一个劲地强行推行民族化。可是，那些空谈赞成民族个体自治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竟干起屠杀少数民族的勾当，尤其是所谓“乌克兰人民执政内阁”和皮尔苏茨基、摩拉切夫斯基等人的政府（残杀、袭击等等，不一而足），这哪里还谈得上民族化？然而，需要着重指出的，不仅是这一点。必须进一步指出，民族个体自治本身就降低了少数民族中的无产阶级的地位。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是由于少数民族的小资产阶级大部是城市小资产阶级。而这个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远不如多数民族的小资产阶级，因为后者，尤其是在欧洲东部，多半是农民，是农村小资产阶级，他们的革命性，是在与地主争夺土地的斗争中形成的。而少数民族的无产阶级，实际上往往得向“外人”申诉反对这种“赏赐”给他们的民族个体自治权。他们在与本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中十分孤立，其处境较之实行民族个体自治以前更为恶劣。根据这些理由，我提议在提纲第3条以后补充下述论点：“处理民族杂居地区（乌克兰、波兰、白俄罗斯）多数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所作的尝试表明，政权从大资产阶级手里转到建立共和民主政体的小资产阶级派别手里，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会更为加剧民族内部的冲突。共和民主派在与无产阶级进行斗争中，不得不用民族斗争来代替阶级斗争，但他们很快就看清了民族的特殊性，随即自然而然地开始吸收、接受并热心仿效他们的老前辈在实行民族压迫方面的经验，挑动一个民族的居民群众去反对另一个民族的居民群众，并通过国家机器组织大规模的屠杀，他们的目的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例如,1917年末到1918年初，中央拉达中的乌克兰‘民主派’开展了反犹太人运动；1918年末到1919年上半年，‘乌克兰人民执政内阁’机关组织了数次残酷的大屠杀，无论是第二国际的党（波兰社会党—摩拉切夫斯基政府）统治时期，还是皮尔苏茨基与斯库尔斯基两种制度的大杂烩时期，在‘波兰民主共和国’都发生了大屠杀运动。这种情况表明，在共和民主制度下，任何主张民族杂居地区少数民族权利的‘民主’方式，其中包括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所主张的民族个体自治，都不能保证少数民族的文化需求，都不能保证他们享有真正的平等和在处理国家事务上发挥同等的作用。“以普遍选举权为基础的民族个体自治，除了按民族来划分无产阶级外，还会使革命斗争产生病态，束缚无产阶级的力量，甚至会使少数民族无产阶级的文化状况更加恶化．这种情况之所以产生，是由于每个少数民族的内部都有一个小市民阶层，他们的力量比无产阶级雄厚，多半是城市居民，他们大都比多数民族的小资产阶级更为反动，因为后者是在反地主的斗争中革命化了的农民。”我还想专门谈谈大屠杀问题。俄共犹太部就此问题提出下列提案：“1．全世界反革命派在对无产阶级专政发动血腥的进攻时，尤其残酷地镇压了俄国、乌克兰、波兰、匈牙利、巴勒斯坦等国的极其贫困的犹太居民。“2．全世界反革命派对极其贫困的犹太居民的侮辱，不仅超过了沙皇专制的暴行，就连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也是望尘莫及的。他们千方百计地在各民族的工人队伍中制造纠纷与对立，藉以转移工人对直接反对资产阶级制度的注意力。“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向全世界明确指出：“1．协约国带头对共产主义革命采取种种反革命行动，因此，它要对最近屠杀乌克兰、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巴勒斯坦等国犹太人的暴行负全部责任。“2．协约国向各国反革命匪徒（他们所占领的每一寸土地都铺满了千百万无辜受害者的尸体）提供各种杀人武器，并在道义上支持他们，而对制止刽子手的暴行一事却无动于衷，甚至无视劳动群众对大屠杀的抗议。“更有甚者，在俄国、乌克兰、波兰、匈牙利等国的反革命军队内部，有协约国的代表，他们直接参与暴行，最明显的例证是今年4月耶路撒冷的大屠杀，这是英国政府的代表策划的。“3．加入黄色第二国际的政党，在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持大屠杀（几十万妇女和儿童同时遭到杀害），它们一直在‘乌克兰人民执政内阁’中，以及在波兰皮尔苏茨基政府中掌握政权。这两个政权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用大量无辜受害者的鲜血淹没了乌克兰和波兰的土地。“因此，体现全世界革命无产阶级意志的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要最坚决地抗议全世界反革命势力屠杀犹太人的罪行。代表大会号召各国工人，既要在口头上，也要在行动上积极反对残杀犹太人，藉以捣穿‘国际联盟’中伪善的外交家们的假面具，揭露他们所扮演的真正的卑鄙角色；同时，要在各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因为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制止种种残杀行为，根除一切民族偏见，消除一切民族隔阂，在全世界实现各民族真正兄弟般的团结。“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尤其要号召被压迫民族的工人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把自己的队伍聚集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之下，因为共产国际可使全人类彻底摆脱一切非正义的资本主义制度。”墨菲（英国车间代表委员会）：本次代表大会的一个奇怪现象是，那些非常关心大会重要议题的代表，由于否认英语是大会的正式语言，而不能留心听取大会的讨论。我不能按我所希望的那样作全面的发言，因此，只能谈谈最重要的几个问题。英、美是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对于这一点，谁也没有异议。大家都同意这样一个观点，即如果革命不能动摇英、美统治下的殖民地的根基和唤醒被压迫人民，那它就不能顺利地向前发展。我不打算谈论美国。至于英国，除了狭义的殖民地以外，印度、爱尔兰、埃及、南非等等，都是它的殖民地。这些国家的人民解放之日，就是大英帝国垮台之时。这个解放的任务，既摆在英国无产阶级面前，同样也摆在殖民地无产阶级面前。有一个时期，我们可以不费力气地宣布自己是国际主义者，可是，现在，我们已从虔诚的决议时期进入革命实践阶段；如今，我们如果只是在口头上表示同情波压迫人民，而没有把这种同情付诸实践，那是毫无用处的。在爱尔兰、印度和埃及曾多次发生暴动，然而，谁也不会说，英国无产阶级或英国国内的革命运动实际上支援了这些国家的人民。恰恰相反，不是有人在指责这些暴动为时过早吗？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种短浅之见应该休矣！应当说，不仅“为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必须“牺牲一国的利益”，而且，各统治大国的无产阶级，无论如何也要实际帮助被压迫人民谋求自身的解放。英国无产阶级要极力避免诸如“阿姆利则事件”的重演。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发动责难类似“事件”的罪魁祸首的运动，就必须与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密切配合，使那里的无产阶级能保证和自己采取一致的行动。各国革命运动的进展情况不一样。在爱尔兰，运动已经持续了好几年，而英国的运动，则由于缺乏远见，以至于除了虔诚的同情外，几乎不能给爱尔兰运动以任何援助。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些国家的共产党自己克服并帮助无产阶级克服这个耳光短浅的缺点，是极其重要的。而共产国际则必须保证各统治大国的人民群众与被压迫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人民群众之间的有机联系；这有助于我们战胜帝国主义和实现国际主义精神。柯恩—埃贝尔（巴勒斯坦社会党）：①①资格审查委员会只同意巴勒斯坦社会党的代表柯恩—埃贝尔作为来宾列席会议（见本卷第864页）。后来又决定让柯恩代表巴勒斯坦社会党发言，同时，取消他的奥地利代表团团员的资格（见本卷第865页）。——译者注刚才某些同志的发言所引起的争论方式，是任何一个了解共产主义民族政策要求的人所不能赞同的。在轮到弗鲁姆金娜和梅烈任同志发言以前（争论的方式是他们一手造成的），我想提一个意见。关于民族问题的提纲，首先是针对集中居住在某一地域的民族，即遭受外来势力统治的被压迫民族而言。而对与其他民族杂居在一起的少数民族，却只字不提。只有提纲第9条才说到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对此提纲，我曾向委员会提出如下补充：在第2段“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之后加进这样一段话：“其次，争取建立一些社会机构，以便有助于满足少数民族劳动群众的文化与社会经济需求”。必须十分确切地提出建立这种组织的要求，这些要求是各个国家的共产党应当加以筹划和维护的。可是，委员会最后却认为，提纲第9条虽然只是一般地，然而却是十分清楚地说明了必须维护少数民族的权利，必须建立能实现这些权利的社会机构，所以，我们应当避免把一些详细的要求写进提纲里去。因此，当时我就同意撤销自己的补充意见。但是，现在，由于代表们不太了解实际情况，我担心梅烈任同志的提案会获得通过，所以，我再次向代表大会提出上述的补充意见。这个提纲完全符合我所在的巴勒斯坦社会党的要求。如果能为犹太无产阶级建立一些可以充分满足他们的文化与社会经济需求的社会机构，那他们会感到十分满意，当然这样做要符合苏维埃宪法的规定，并要和苏维埃国家的战斗任务相一致才行。梅烈任同志关于民族个体自治的提案，是以错误理解了的事实为依据的，因而必然得出谬误的结论。他说，在乌克兰实行民族个体自治的尝试带来了有害的后果，因为这样一来，大多数民族自治机关，甚至政权，就落到反动的犹太资产阶级手里。可是，他这样说，竟忘记了这种情况发生在民主政府时代，在民族自治机关里存在着普遍选举权，这种结局对任何一个共产党人来说，并不会感到意外。反之，如果在苏维埃政权的监督下，在该国共产主义无产者的领导下，建立有某种严格限制的自治权的机构，来满足少数民族的文化与社会经济需求，那么，所带来的有害后果会比其他任何一个社会机构小得多。其次，我认为，无论是弗鲁姆金娜要求实行民族自治的建议，还是我的提案，都不必加以强调，因为苏维埃政府一定会考虑到无产阶级的需求，并将根据本国宪法的精神给予少数民族实行自治的机会。我想简要地指出，梅烈任同志上了一个大当。他说，伦纳和奥托·鲍威尔在理论上主张民族个体自治，这样说是不对的。这两个奥地利机会主义者的领袖，只创造了多数民族的民族自治理论，而对少数民族，他们仅仅主张给予某种法律上的保障而已。至于梅烈任同志关于排斥犹太人主义的提案，我提请同志们注意，委员会对提纲第10条所提出的补充意见，那里十分突出地强调指出，必须与这种反动现象作斗争。梅烈任同志冗长的提案，使人产生一种印象，似乎我们打算利用代表大会在犹太无产者代表当中就此问题组织一场讨论协约国作用的比赛。我认为，代表大会还有更加重要的事要干呢！至于民族仇恨现象，即对异族代表的仇恨心理，以及反动当局煽起的屠杀暴行，上述提纲对这一切已经作了十分清楚的说明。或多或少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极其坚决地反对弗鲁姆金娜同志的提案。我们可以同意提案第一部分的内容。当然，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犹太复国主义，因为这个资产阶级运动如果从一开始就不想成为乌托邦的话，那它势必要为英国帝国主义效力。正是共产主义的巴勒斯坦社会党的拥护者们，最坚决地进行了这个斗争。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对这个问题的基本看法，已列入提纲第11条第6款，那里是这样写的：“必须向一切国家、特别是落后国家的广大的劳动群众不断地说明和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一贯进行的欺骗，即打着建立政治上独立的国家的幌子，来建立在经济、财政和军事方面都完全依赖于它们的国家……”可见，弗鲁姆金娜同志的这个提案，完全是多余的，因为这里毫无必要提出反对资产阶级犹太复国主义的问题。否则，代表大会就会流于作出一些反对其他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的冗长决议了，而这种所谓的解放运动，却是为协约国的个别大国效劳的。这个提案的真正意图是什么呢？这一点，我们在提案的第二部分可以察觉出来。你们会看到，你们面前有一个多年来一直在毒化犹太工人政治生活的、挑起万恶争端的活典型。弗鲁姆金娜同志的党——共产主义崩得，显然是想乘机在代表大会上制造各国党之间的无谓的争端，以达到它那不可告人的目的。弗鲁姆金娜同志所代表的党，昨天还在支持俄国的一切反革命政府，这个党的领袖唐恩和李伯尔被认为是孟什维克反革命派的头面人物，而现在她却一口咬定，我们这些巴勒斯坦社会党的代表是打着共产主义招牌进行活动的。在俄国，我们是犹太人的政党中最先支持布尔什维克与反革命作斗争的，而在其他国家里，我们也在犹太工人阶级其他一切派别之前开展了争取世界革命的斗争，可是，弗鲁姆金娜同志却对我们作出这样的评价。她的提案所依据的是一些一般性的论点，这表明她对地方上的情况一无所知。我想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何况这个问题关系到至今尚未提到的一些国家，虽然它们属于英国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可是在将来，它们将在各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我指的是阿拉伯亚洲国家：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和阿拉伯。弗鲁姆金娜同志想把世界大战期间席卷阿拉伯东方的运动，说成是民族解放运动。其实，我们知道，这是指阿拉伯沙漠地带的游牧部落，主要是哈治，在它们的宗教领袖、族长的影响下，企图在这些地区的定居居民当中建立古老的奴隶制，即建立一种由部落首领对农业居民实行封建统治的组织。共产国际若是支持这个运动及其领袖——哈治王艾米费萨尔之流的“自由战士”，岂不是天下奇闻！阿拉伯东方的实际情况如何？大多数居民是阿拉伯佃农，他们在土耳其政府的残酷压迫下，保留了原始的经济结构。但是，他们并没有陷入赤贫的境地，原因是那里存在着某种土地社会所有制，这种所有制似乎是以伊斯兰教义中某种原始共产主义教规为基础的。领导所谓“民族”斗争的阿拉伯沙漠地带游牧部落的族长，打算剥夺属于佃农的土地，对劳动居民实行更为残酷的剥削。在这方面，他们得到英国帝国主义的全力支持。英国资产阶级头一个做到了把农业居民从他们的土地上彻底“解放”出来。关于这一点，我们在《资本论》第1卷原始积累这一章中可以看到。而弗鲁姆金娜同志，显然想让共产国际支持英国资产阶级恩赐的、由阿拉伯沙漠地带游牧部落的首领来实现的这种“解放”。我们共产主义的巴勒斯坦社会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持何种态度呢？首先，我们至少不愿在英国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建立任何国家。但是，我们确信，随着犹太群众参加生产活动，随着他们参加有益的社会必要劳动，在社会革命的时代，会有相当一部分犹太人从他们现在所聚居的国家（例如，乌克兰、立陶宛，尤其是波兰）移居国外。其中一部分人将移居巴勒斯坦，在那里从事农业生产。因此，在巴勒斯坦落入英国或其他国家手中以前，我们只要求给予入境和移民到该国的自由。我们提出这项要求，只是为了调节犹太无产阶级及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侨居国外和移民国外的活动，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无产阶级的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支持下，以及在与犹太资产阶级和世界资产阶级进行的残酷斗争中，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种活动一般是可行的。随着社会革命的发展，当巴勒斯坦成为苏维埃国家，并加入其他苏维埃国家联邦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犹太移民问题，就会成为吸引犹太群众参加生产劳动、参加建设自由劳动的人类社会这个总问题的一部分了。这个问题，只有通过合理开采人烟稀少的殖民地国家的自然资源，通过在工业中合理使用至今尚未被利用或没有很好加以利用的劳动力的办法，才能得到解决。我们这些看法，与建立犹太国家（至少是资产阶级执政的犹太国家）的见解，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恰恰相反，我们的运动是从犹太无产阶级的需要出发而在各国开展的，它始终站在反帝斗争的前列。在巴勒斯坦和整个阿拉伯亚洲，和我们大家站在一起的巴勒斯坦社会党是唯一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组织，它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开展反对英国帝国主义的斗争，它的使命是率领阿拉伯东方的劳动群众进行这一斗争。（发言被大会主席打断。）提交大会讨论的提案，还忽略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社会事实，它想使代表大会陷入迷惑不解的可笑境地。犹太资产阶级首先在这个国家实行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与剥削方式（顺便说说，假如按照共产主义崩得的意愿让我们在各种剥削方式中进行挑选的话，那我们肯定要挑选弗鲁姆金娜同志所推荐的封建主义方式），同样，移居外国的犹太工人却是那里唯一现代化的、真正被剥夺了一切财产的无产阶级，他们具有阶级自觉和旺盛的斗争意志，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在犹太大地主和阿拉伯老爷庄园里干活的阿拉伯群众，多半都拥有土地，因而只能算作半无产阶级。带领他们进行革命斗争、唤醒他们的政治觉悟的天然的先锋队，是当地的我们的党，它忠实于共产国际原则，并在这些群众当中积极进行革命宣传。（主席要求发言人结束自己的发言。）弗鲁姆金娜同志的提案，既违背上述事实，也违背提纲的精神实质，因为提纲要求一切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组织支持反对资产阶级民族革命倾向的斗争。这个提案会给全世界犹太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尤其是阿拉伯东方的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严重危害。因此，我提请代表大会注意，不要使自己陷入这个极其糟糕的宗派主义纠纷，并请否决这个提案。我真找不出什么恭维话来评论这个提案。弗鲁姆金娜：我抗议在这个场合对崩得进行指责，因为它即使在加入共产党的行列以前，也一直在捍卫苏维埃政权。季诺维也夫：我提议对提纲进行表决，赞成还是反对，然后把修改意见提交委员会审议。我希望，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不要产生分歧，万一出现分歧，委员会要将情况报告代表大会。塞拉蒂对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的表决投弃权票的声明塞拉蒂（意大利）：起初，我本想对这个问题发表一通看法，可是现在，我宁愿压缩我的发言，在表决前作一个简短的表态。在列宁同志和罗易同志提交代表大会讨论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提纲中，我不仅发现了某些矛盾之处，而且还发现了极其有害于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立场的地方，因为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特别是在革命爆发之前的时期，必须公开反对任何一种阶级合作。“落后国家”的定义含糊不清，很不明确，它会给沙文主义者作形形色色的解释提供极好的把柄。总之，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任何民族解放活动，即使是采用暴动的手段，也不是革命行动。这种行动要么对正在形成的民族帝国主义有利，要么对另一个与原先占统治地位的国家进行竞争的资本帝国主义有利。只有在工人阶级处于完全独立自主的地位时，民族解放活动才能产生革命的效果。即使在所谓落后的国家，也只有当无产阶级摆脱了一切剥削者，以至摆脱了以“革命民族主义者”名义出现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获得完全的独立时，才能进行阶级斗争。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帮助，而不是通过号称革命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党里的共产党人的支持（虽然是间接的、通过暂时联盟形式的支持），被压迫人民才能实现真正的革命。这类联盟只能起到模糊无产阶级意识的作用，尤其是在那些与资本主义斗争的经验还不足的国家里。提纲的概念不够明确可能引起不良的后果，这会使我们向西欧假革命的沙文主义提供反对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武器。由于上述理由，我声明弃权。就塞拉蒂的声明展开的争论和声明怀恩科普（荷兰）：这里居然发生了前所未闻的事！塞拉蒂同志弃权，当然，这是他的事。但是，他不参加整个问题的讨论，也不申述自己的理由，而这本来是他能够而且应当做的。他不这样做，现在反而说什么这些考虑得很周全的提纲是反革命提纲。这必须讨论清楚！他现在才抛出这个意见，所以，我们来不及加以反驳。大家如此敬重的人竟干出此等事来！于是，资产阶级和站在我们右边或左边的工人们，就会对我们说，你们在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都是反革命的。如果代表大会要维护自己的尊严，那就应当迫使塞拉蒂同志在会上讨论这个问题，所以，我提议把他抗议的内容和他的弃权问题提交大会讨论。塞拉蒂（意大利）：我不知道，怀恩科普同志对我是不是也像列维同志对他那样的尊重，但是，我的行为从来没有成为我党的敌人用来反对我党的武器。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活动是如此光明磊落、清清白白，以至敌人无法抓住我的任何一个声明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我从来没有为争取更多的选票而在对德国或法国有利的宣言上签名。我一向坚持独立自主，所以，我目前的声明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一定的价值。我意识到自己对这个运动应承担的责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将永远履行自己的职责。我丝毫不会因资产阶级对我的议论而惊慌失措，更何况这种议论来自意大利的资产阶级，因为我随时都想成为他们心目中的一个叛逆者。可是，我不喜欢无谓的争执。怀恩科普同志喋喋不休地进行争辩，而谁也没有加以阻挡。至于说到我自己，我没有什么可以辩驳的。我坚信，代表大会一定会就向它提出来的提纲进行表决。你们有权而且有责任对提纲进行表决。这现在已成定局，无法更改。然而，我个人却要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六年来，我一直在我的报纸上捍卫革命的社会主义，积极地反对这一类提纲。现在，我不想做违心的事。返回意大利以后，我照样敢在意大利无产阶级当中贯彻原来那条政治路线。因此，我请求你们，亲爱的同志们，回到议事日程上来。怀恩科普；您必须讲清楚。塞拉蒂：当然，如果您有这个要求，那我会讲清楚的，但是，和您相比，我的处境十分不利。亲爱的荷兰同志们！应当说，我到此地来，是为了寻求团结，而决不是为了来接受批评。我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季诺维也夫（俄国）：我想代表俄国代表团表明一下态度。我们认为，塞拉蒂同志的声明是非同志式的。塞拉蒂同志有充分的机会参加委员会的会议，可以在那里发表不同意见。这种会议就是让大家发表不同意见的。国际代表大会召开的目的，是对某些国家的经验进行讨论，然后加以总结。我不理解，为什么要给大会提出这样的难题。我们不能强迫任何人参加讨论，但是，既然塞拉蒂同志正式声明反对我们，那我们就要郑重其事地来一个反声明。有人指责我们，说我们似乎想支持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我们并不打算这么做。我们在会上说过：共产党人要支持一切革命运动。我不清楚，在意大利发生过哪些特殊的战斗。许多国家已经积累了经验，所以，我们认为，我们共产党人必须支持一切革命运动。我再说一遍，除了发表反声明以外，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我们不理解，为什么塞拉蒂同志没有在委员会上说明自己的疑虑。重新讨论是不可能的。让意大利工人去判断谁是谁非吧！我认为,100个意大利工人当中有99个会说，真理在代表大会这一边，而不在塞拉蒂同志那一边。我坚决反对对提纲作任意的曲解，因为总而言之，这个提纲只不过是恢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理罢了。罗易（英属印度）：塞拉蒂把列宁的提纲和我的提纲叫做反革命提纲了。塞拉蒂：不，不是的！罗易：我完全相信，任何一个无产者都不会把支持被压迫人民反对外国压迫说成是反动行动。在落后国家里，民族革命是一种进步。过去，我们不能科学地识别各种形式的革命。被剥削国家的人民（这些国家在经济上与政治上的进步受到了阻挠），应当经历欧洲人民早就完成了的革命阶段。谁认为帮助这些国家的人民进行民族斗争是反动行动，谁自己就是反动分子，是帝国主义的卫士。我对塞拉蒂的声明表示抗议，并提议不要把这个声明写到记录里。怀恩科普（荷兰）：任何一个革命运动的代表都无权发表这种论调。塞拉蒂在这里吹嘘自己从来没有发表过对法国或德国有利的宣言。依我看，这种漂亮话包含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我断言，他的声明不合乎事实，所以，我请求弄清这个事实。我要求就这个问题提出质问。最后，我要求不要把塞拉蒂的声明写到记录里，因为它没有经过代表大会的讨论。塞拉蒂同志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在即将召开的意大利党代表大会上阐明自己的观点。塞拉蒂（意大利）：我并不认为，就对荷兰党进行非难一事进行调查，是什么不体面的事。我个人没有指责过荷兰党，我只不过是重复列维同志的话罢了。这完全是另一回事。既然有人让我讲话，那我就要肯定地说，我所作的关于表决的声明是很有必要讨论的。我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因为我不喜欢争辩。但是，同志们连讨论我的关于表决的声明的权利都投有，却反而给我发言权，这真叫我大吃一惊。可是，有人要求，不要把我的声明列入会议记录，这简直令人莫名其妙。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提议，把我在会上讲的全部蠢话统统从记录中抽走。我也可以提议，不要把列维同志对怀恩科普的指责写进记录里去。当然，他的指责比起我那份清楚、明确的声明来，更加重要，因此，我要求无论如何也要把他的发言记录下来。罗易同志不理解我的声明。我说他不理解，我认为，是因为我说得太露骨了。我讲过，提交讨论的提纲不够明确，会让沙文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钻空子。但是，亲爱的罗易同志，假如我认为，这个提纲是反革命的，那我就会一心一意地投反对票了。老实说，假如在共产主义代表大会上对某个提案投反对票，那也就不会发生什么争吵了。罗易同志说，每一种革命都具有社会性，但遗憾的是，这正是战争期间资产阶级的走狗和帮凶们所使用的论据。他们对我们说；革命战争同时又是社会战争，因此，必须参加这场战争。而我们的回答是，不，我们不参加这场战争。季诺维也夫同志代表俄国共产党发表了声明，要求大家清楚、明确地表明自己的态度。我向来就是这样做的。当我说，我感到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我处于不利的地位时，我的态度也是清楚、明确的。然而，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就剥夺了讨论它的可能性。我本想就此问题提出一个提案，但因担心人们不会抱着必要的客观态度来讨论，所以—直投有提出。我想提出如下的提案：“代表大会向在帝国主义列强压迫下受苦受难的人民致以最热烈的兄弟般的敬礼！代表大会像对待在反对压迫者的斗争中的一切被剥削民族一样，对被压迫民族寄予诚挚的与切实的同情。代表大会声明，工人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压迫的斗争中有权运用各种民族的武装起义，以实现社会革命。”我的见解十分明确。与其说在一定情况下，在具备某些条件与保障时，工人阶级可以与小资产阶级运动联合，不如说工人阶级可以利用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运动，以便使它最终发展成为社会革命。然而，工人阶级只有在坚持自己的阶级立场和阶级目标的情况下，才能支持资产阶级，在落后国家里更是如此，因为在这些国家里，无产阶级还没有坚定的社会觉悟，他们经常盲目地追随自己的领袖，所以，他们比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更易于背离自己的阶级立场。季诺维也夫同志宣称，工人本身将对他们的代表在国际代表大会上的行动方针作出评价。毫无疑问，代表们回国以后，会向派出他们参加代表大会的群众汇报，而这些群众将对我们的所作所为作出评价。我本人对小资产阶级向来是不讲情面的。我在佛罗伦萨的意大利党代表大会上，执行的就是这个方针，我的观点得到了代表大会的赞同。怀恩科普（荷兰）：塞拉蒂同志企图指责我们党，企图诽谤我，而且，他所依据的居然是我的发言。同时，他自己还想再次发言。我料想不到，塞拉蒂同志自己建议停止讨论，现在却要争取对个人问题两次发言的机会。我提议，至少得让我发一次言。季诺维也夫（俄国）：我提议就停止讨论的建议进行表决。这种人身攻击继续下去，是没有好处的。塞拉蒂同志有权要求将他的声明列入记录。（怀恩科普嚷了起来。）记录是一面镜子，它反映所发生的一切，因此，声明应当列入记录。我们建议，一切提案和建议都提交委员会审议。怀恩科普：不讨论是不妥的。列维：就停止讨论的建议进行表决。5票反对，建议通过。怀恩科普：我曾提出反对停止讨论的建议。列维：谁赞成怀恩科普的建议？讨论刚宣告结束，谁赞成马上就恢复？怀恩科普的建议以8票赞成，大多数票反对，被否决。列维：绝大多数票反对怀恩科普同志的建议。我们来着手表决提纲吧！现在应该对提纲进行表决了。一切建议将提交委员会审议。如果委员会出现分歧，则由委员会再一次向代表大会作出报告。就所有其余问题提交委员会审议的建议，进行表决。一致通过。弗鲁姆金娜（崩得）：会上有人说，崩得参与了第二国际的反革命宣传。崩得并没有参与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宣传，相反，它一向竭尽全力来维护苏维埃政府，甚至在它加入共产党以前。如果说到第二国际，那柯恩同志应当记得，巴勒斯坦社会党向第二国际求援，并因为得到这种援助而洋洋自得。巴勒斯坦社会党提出派代表出席大会的申请，曾遭到执行委员会的拒绝。塞拉蒂（意大利）：怀恩科普同志说，他希望着手调查我对荷兰党提出非难一事。我要强调指出，我并未提出任何非难，只不过是重复了列维同志的话，而列维同志的话却丝毫也没有遭到怀恩科普同志的反对，而且，执行委员会的一些同志也曾这样说过，也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反对。波姆巴契（意大利）：我声明，我不同意塞拉蒂在声明中所表明的观点。怀恩科普（荷兰）：我要求发言，不是针对个人的问题，而是想提个建议。现在，既然有了发言的机会，我就应当声明，塞拉蒂同志在这方面对我党提出的非难，完全不符合事实。他说，他这套谎话是根据列维同志的发言编造的，那我管不着。这终究是谎言，必须加以澄清。执行委员会的同志们的发言，并不像塞拉蒂同志所说的那样。不能把阿姆斯特丹执行局同荷兰党混为一谈。塞拉蒂同志因为受到我的批评，竟对我们党提出了非难，而这完全是无中生有。我提议，不要把塞拉蒂同志的反对意见列入记录，因为它没有经过大家的讨论。我提出这个建议，是因为塞拉蒂同志可能在意大利党代表大会上提出这个反对意见，据我看，这个反对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宣言”，在那里也将会得到同样的结果。佩斯塔尼亚（西班牙劳动联盟）：由于我代表的不是某个政党，而是工团组织，由于我不想承担我没有把握履行的义务，所以我弃权。格拉齐亚德伊（意大利）：我已经表过态，我的立场大家都清楚。我赞成我提出修改意见后的提纲。季诺维也夫：怀恩科普同志提议，塞拉蒂同志的声明不列入记录。我们采纳这个意见，我请求代表大会支持主席团的意见，本来不能这样表决。赞成这个意见的，请举手！谁反对？似乎没有人反对。建议对提纲进行表决，并停止讨论。建议被通过。表决并通过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及将有争论的问题提交委员会审议的建议季诺维也夫：现在就殖民地与民族问题的提纲进行表决。（宣读提纲全文①）①见本卷第709—719页。——译者注即《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决议》、《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大会进行表决。以5票弃权一致通过提纲。鼓掌。季诺维也夫：一切争议问题将提交委员会审议。如果委员会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意见一致，就把结果向代表大会报告！如果意见不一致，则把问题提交代表大会讨论和表决。现将这个建议付诸表决。建议披通过。季诺维也夫：明天上午11时召开全体会议，讨论加入第三国际的条件。必须提前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法国代表将于明天离开莫斯科。（会议在下午5时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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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会议（1920年7月26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1920年7-8月）第四次会议（1920年7月26日）·列宁作报告：《民族和殖民地问题》·马林作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罗易发言并提出补充提纲·讨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里德（美国）↘弗赖纳（美国共产党）↘拉狄克（俄国）·关于是否停止申请发言的争论季诺维也夫：现在宣布开会。希望各代表团将有关自己党的情况的书面报告尽快交来。到目前为止，我们才收到三份报告，请同志们务必于今后两三天内将材料交到我们手中。上次会议开过之后，各委员会分头进行工作，到目前为止，工作尚未结束。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工作进展最快，委员会随时可以提出工作报告。因此，我们提议在今天的会议上讨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有人反对吗？看来没有。现在，开始讨论。请列宁同志作报告。列宁作报告：《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列宁：同志们，我只简短地讲几句开场白，然后，由我们委员会过去的秘书马林同志向你们详细地报告我们对提纲所作的修改。在他之后，补充提纲的起草人罗易同志也要发言。我们委员会一致通过了修改后的提纲初稿和补充提纲。这样，我们在一切最重要问题上完全取得了一致的意见。现在，我就来作几点简短的说明。第一，我们提纲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思想是什么？就是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之间的区别。同第二国际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相反，我们强调这种区别。在帝国主义时代，对于无产阶级和共产国际来说，特别重要的是：弄清具体的经济事实；在解决一切殖民地和民族问题时，不从抽象的原理出发，而从具体的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出发。帝国主义的特点，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就是现在全世界已经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为数众多的被压迫民族，另一部分是少数几个拥有巨量财富和强大军事实力的压迫民族。世界人口的大多数属于被压迫民族，他们的总数在10亿人以上，大概是12.5亿人。我们把世界总人口按17.5亿计算，他们就占世界人口的70%左右，他们有些处于直接的殖民地附属地位，有些是像波斯、土耳其、中国这一类的半殖民地国家，还有一些则是被帝国主义大国的军队打败，由于签订了和约而深深地陷入依附于该国的地位。把各民族区别、划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这个思想贯串着整个提纲，不仅由我署名的、以前发表过的第一个提纲是这样，罗易同志的提纲也是这样的。后一个提纲主要是根据印度和亚洲其他受英国压迫的大民族的情况写成的，因此，对我们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我们提纲的第二个指导思想就是：在目前的世界形势下，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后，各民族的相互关系、全世界国家体系，将取决于少数帝国主义国家反对苏维埃运动和以苏维埃俄国为首的各个苏维埃国家的斗争。如果忽略了这一点，我们就不能正确地提出任何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哪怕它涉及的是世界上一个最遥远的角落。无论是文明国家的共产党，还是落后国家的共产党，都只有从这种观点出发，才能正确地提出和解决各种政治问题。第三，我想特别强调一下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问题。正是这个问题引起了某些意见分歧。我们争论的问题是：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应该支持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这样说在原则上和理论上是否正确。讨论结果我们一致决定：不提“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而改提民族革命运动。毫无疑问，任何民族运动都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因为落后国家的主要居民群众是农民，而农民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关系的体现者。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如果它一般地说能够在这类国家里产生的话）不同农民运动发生一定的关系，不在实际上支持农民运动，就能在这些落后国家里实行共产主义的策略和共产主义的政策，那就是空想。但是当时有人反对说，要是我们提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那就抹煞了改良主义运动和革命运动之间的一切区别。实际上，在落后国家和殖民地国家里，这种区别最近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因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也极力在被压迫民族中培植改良主义运动。剥削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所以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往往是，甚至可以说在多数场合下都是一方面支持民族运动，另一方面又按照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意志行事，也就是同他们一起来反对一切革命运动和革命阶级。在委员会里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认为，唯有注意这种区别，把“资产阶级民主”这样的提法一般都改为“民族革命”才是正确的。我们这样修改，意思是说，只有在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真正具有革命性质的时候，在这种运动的代表人物不阻碍我们用革命精神去教育、组织农民和广大被剥削群众的时候，我们共产党人才应当支持并且一定支持这种运动。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共产党人在这些国家里就应该反对第二国际的英雄们这样的改良派资产阶级。殖民地国家已经有了改良主义的政党，这些党的代表人物有时也自命为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党人。上面指出的那种区别现在已经贯串在整个提纲里面了，我认为，这就更确切地表达了我们的观点。此外，我还想对农民苏维埃问题发表一点意见。俄国共产党人在以前属于沙皇政府的殖民地里，在像土耳其斯坦这类落后国家里进行的实际工作，向我们提出过在资本主义前的条件下如何运用共产主义的策略和政策的问题，因为这些国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资本主义前的关系还占统治地位，因此，还谈不到纯粹的无产阶级运动。在这些国家里几乎没有工业无产阶级。尽管如此，我们在那里还是担负起了领导者的作用，并且也应该担负起领导者的作用。我们的工作表明，在这些国家里一定要克服巨大的困难，而我们工作的实际结果也表明，在这些几乎没有无产阶级的地方，尽管有这些困难，仍旧可以在群众中激发起独立思考政治问题、独立进行政治活动的愿望。这个工作对我们比对西欧国家的同志们更困难些，因为俄国无产阶级正忙于国家事务。显然，处于半封建依附状态的农民能够出色地领会建立苏维埃组织这一思想，并把它付诸实现。同样明显的是，那些不仅受商业资本剥削而且也受封建主和封建国家剥削的被压迫群众。在本国的条件下也能够运用这种武器，这种组织形式。建立苏维埃组织这一思想很简单，不仅可以应用于无产阶级的关系，而且可以应用于农民的封建和半封建的关系。我们在这方面的经验暂时还不很丰富，但是委员会里有几个殖民地国家的代表参加的讨论，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在共产国际的提纲中必须指出：农民苏维埃、被剥削者苏维埃这种手段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也适用于还保留资本主义前的关系的国家；无论在落后国家或者在殖民地，普遍宣传建立农民苏维埃、劳动者苏维埃这一思想是各国共产党和准备建立共产党的人责无旁贷的义务，只要是条件允许的地方，都应该立即进行建立劳动人民苏维埃的尝试。这样，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而又十分重要的领域。在这方面我们的共同经验暂时还不很丰富，但是我们会逐步地积累起更多的材料。毫无疑问，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能够也应该帮助落后国家的劳动群众，只要各苏维埃共和国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向这些群众伸出手来，并且能够支持他们，落后国家的发展就能够突破它们目前所处的阶段。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不但对我署名的提纲，而且更多地对罗易同志起草的提纲进行了相当热烈的讨论（罗易同志还要在这里对他那个提纲作些说明），并且一致通过了对后一个提纲的一些修正。问题是这样提出的：目前正在争取解放、而战后已经有了进步运动的落后民族的国民经济必然要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种说法究竟对不对。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如果胜利了的革命无产阶级对落后民族进行系统的宣传，而各苏维埃政府以其所拥有的一切手段去帮助它们，那么，说落后民族无法避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就不对了。在一切殖民地和落后国家，我们不仅应该组成能够独立进行斗争的基干队伍，即党的组织，不仅应该立即宣传组织农民苏维埃并使这种苏维埃适应资本主义前的条件，而且共产国际还应该指出，还应该从理论上说明，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必须采取什么手段才能达到这个目的——这不可能预先指出。实际经验将会给我们启示。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建立苏维埃这一思想对于最遥远的民族中的全体劳动群众是很亲切的，苏维埃这种组织一定能够适应资本主义前的社会制度的条件，共产党应该立刻在全世界开展这方面的工作。我还想指出，共产党不仅在本国，而且在殖民地国家，特别是在剥削民族用来控制殖民地各民族的军队中进行革命工作具有很大的意义。英国社会党的奎尔奇同志在我们委员会里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一个普通英国工人会认为，援助被奴役的民族举行起义反对英国的统治是背叛行为。的确，有琼果主义和沙文主义情绪的英、美工人贵族是社会主义最危险的敌人，是第二国际最有力的支柱。的确，属于这个资产阶级国际的那些领袖和工人实行过最大的背叛。第二国际也讨论过殖民地问题。在巴塞尔宣言中关于这个问题也说得十个（分）清楚。第二国际各党也曾表示要本着革命精神进行工作。但是，我们没有看到第二国际各党做了什么真正的革命工作，也没有看到它们援助过被剥削附属民族所举行的反对压迫民族的起义，我认为，多数已经退出第二国际而希望加入第三国际的党也是如此。我们应当公开地说出这一点，这是无法驳倒的。我们要看看，有没有人想来反驳。我们草拟决议时就是把这些看法作为基础的。这些决议无疑是太长了些，但是我相信它们毕竟是有用处的，它们将有助于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开展和组织真正的革命工作，而这正是我们的主要任务。（按《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229-234页译文刊印）季诺维也夫：现在由委员会秘书马林同志发言。马林作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马林：同志们，现在我来作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委员会认真研究了列宁同志的提纲和罗易同志的补充提纲。对列宁同志的提纲作了以下修改。提纲第1条末尾，应把：VernichtungderKlassen读作AbschaffungderKlassen。①①意即“消灭阶级”，两句话用词不同。提纲原稿是列宁用俄文写成的，意即“消灭阶级”。委员会所作修改纯属德译文修辞问题——编者注提纲第8条原来的文字为：“1914－1918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在一切民族和全世界被压迫阶级面前，特别清楚地揭示了资产阶级民主词句的欺骗性，用事实表明，所谓‘西方民主国家’的凡尔赛和约是比德国容克和德皇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更加野蛮、更加卑劣地强加于弱国的暴力。……”修改后的文字为：“1914－1918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在全世界各民族和被压迫阶级面前，特别清楚地揭示了资产阶级民主词句的欺骗性。交战双方都以人民解放和民族自决权这类花言巧语作掩饰，然而这场战争却表明，战胜国的资产阶级是如何根据自己的经济利益，一方面利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和布加勒斯特条约，另一方面利用凡尔赛和约和圣－日尔曼和约，毫不客气地来划定‘国家’边界。就连‘国家’边界也成了资产阶级的交易品。所谓国际联盟，只不过是此次战争中的战胜国相互保证其战利品的一种保险合同。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恢复民族统一和‘收复被割让的国土’的愿望，只不过是战败国企图为发动新战争而集结力量的一种阴谋。使人为地分裂的民族重新统一起来，这多少也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但是，无产阶级只有通过革命斗争和打倒资产阶级，才能得到真正的民族自由，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统一。”提纲第3条（德文本第52页第3行）应读作：“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①①该句中“各民族和各国的”字样为提纲草案德译文所漏译。——编者注提纲第5条（德文本第52页第18行）将“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字样删掉，加上“另一方面要团结”字样。第5条第20行应读作：“只有与革命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苏维埃政权战胜世界帝国主义，他们才能得救。”提纲第6条第10行“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应读作：“革命解放运动。”第11行将“工人和农民”字样删去。提纲第8条第9行“没有基础”应读作：“在……基础上。”①①改正错字。提纲草案用俄文发表时即误刊，别国文本亦跟着错译。——编者注提纲第10条第2行加“只在”二字，连起来应读作：“只在口头上”。第12行在“偏见”二字后面加上“它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形式，如种族仇恨、民族迫害、反犹太主义”，并加括号。提纲第11条第1款应读作：“各国共产党必须以实际行动援助这些国家的革命解放运动，而援助的方式应与各该国共产党（如果有共产党的话）协商确定。”第2款应读作：“必须同僧侣、基督教会和其他类似分子的中世纪式的反动影响作斗争。”第3款应读作：“必须同……泛伊斯兰主义、泛亚细亚运动和其他类似的思潮进行斗争……。”第4款在“革命性”后面加上“在可能的地方，把农民和一切被剥削者联合在苏维埃之中……”。第5款将“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改为“革命（运动）”。第6款第5行应读作：“帝国主义列强（……）借助于（……）特权阶级”。第12款将从“另一方面”至“民族狭隘性”这句话删去。委员会认真研究并通过了罗易同志的提纲。罗易同志即将向大会宣读的就是已通过的提纲。我想，可以把委员会所作的修改直接写到提纲里去。罗易发言并提出补充提纲罗易：同志们，我作为英属印度的代表，提出几条补充提纲，请大会和委员会讨论。因为提纲没有打印，所以只好在这里宣读。我先读这几条补充提纲。①（宣读。）①即《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见本卷第716—719页。——译者注我同意委员会对我的提纲所作的某些修改。请允许我提请大会注意这些十分重要的问题。我很高兴第一次有机会能够在革命无产阶级的大会上参加殖民地问题的重要讨论。欧洲的党至今不太注意这个问题，它们过分忙于自己国内的事务而忽视了殖民地问题。然而，这个问题在当前对于国际运动具有重大意义。战后，殖民地问题已成为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英国现在是帝国主义列强中最强大的国家，这主要是因为它有广大的殖民地。英国举足轻重，实力很强，社会形势稳定，这都是因为有殖民地。德国情况则不同，因为它现在已经丧失了殖民地。但至少殖民地问题不仅仅对于英国有重要意义。德国的同志们也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因为它已具有国际意义。欧洲与殖民地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关系，现在是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基础。过去在英国创造的剩余价值，现在已有一部分投资在殖民地。再者，运往殖民地市场的商品，就是英国本国生产的。英国的经济安排，在食品方面，只能保证本国一年里三个月的需要。英国一贯残酷剥削本国工人，它把国内实行的掠夺、盘剥、压制劳动者的方式，也应用于被压迫国家。仅英属印度的人口即有3.15亿以上。英国除剥削英属印度之外，还剥削其他殖民地的数以百万计的有色人口。既然共产国际承认殖民地问题是它应该过问的问题，那么现在就应该迈出第二步，即决定该怎样更好地促进殖民地运动的发展。一直到最近，殖民地只有资产阶级的民族革命运动，其唯一目的就是赶走外国剥削者，而由资产阶级自己剥削劳动群众。如果在大会上不是空泛地论述，而是详尽地讨论这个问题，那就可以坚信印度各族人民的民族革命运动对于共产国际具有巨大的意义。印度在战争时期和战后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英国资本主义总是阻碍印度工业的发展，但是不久前，它改变了这方面的政策。近几年来，英属印度的工业发展特别快。可是，欧洲对此并不了解。近来，英属印度工业无产阶级的人数增加了15%，而投入印度工业的资本增加了20倍，如果注意到这个情况，就可以明了英属印度资本主义发展之迅速。同样的发展情况，我们在埃及、荷属印度和中国都看得到。同时，在印度的被压迫群众中间出现了一个新的运动，它迅速扩大，并已发展成为巨大的罢工浪潮。这场群众性的运动不受革命民族主义者的领导，它在独立自主地发展着，尽管民族主义者仍企图利用这场运动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虽然不能说这场运动的参加者——工人和农民已经有了阶级觉悟，但这一群众性运动无疑是具有革命性的。无论如何，群众是要求革命的，他们的行动说明了这一点，运动所采取的那些形式也表明了这一点。同志们！现阶段的革命群众运动给共产国际开辟了新的活动天地。需要的是找到正确的方法．使这部分群众中的工作迅速收到效果。自然，这些群众发动的革命在初期不会是共产主义的；自然，在初期，革命的民族主义将会发挥作用。但不管怎样，就连革命的民族主义也会引起欧洲帝国主义的崩溃，这对于欧洲无产阶级必定有重要意义。最后，我恳请与会者，无论如何不要否定殖民地人民现在提供给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支持。我希望大会十分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希望对我的提纲发表意见的同志能利用这个机会，通过全面讨论，进一步搞清这个对欧美共产党人如此重要的问题。（鼓掌。）讨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里德（美国）：美国有黑人1000万，他们原来大都集中在南部各州，但近几年来，有大批的人向北迁移。在北部，工人从事工业劳动，而在南部，工人主要是务农，或者租地经营小型农场。黑人的处境，尤其是南部各州黑人的处境，非常悲惨。他们毫无政治权利可言。虽然联邦宪法第15条修正案赋予黑人以充分的公民权，但南部各州的大多数黑人却被剥夺了这种权利。在其他州，黑人虽然在法律上也享有选举权，但是他们却不敢行使这项权利。黑人不能同白人同坐一个车厢，黑人不能进入白人居住的饭店和供白人用餐的餐厅，黑人不能住进白人居住的市区。黑人单有黑人的学校和教堂，而黑人学校的条件十分恶劣。对黑人实行的这种隔离制度叫做“СистемойДжимКроу”［注：（SystemJimCrow），意即种族歧视。——译者注］。南部教堂的牧师们就鼓吹“СистемойДжимКроу”式的黑人乐园。在工业部门从事劳动的黑人，不被看作是技术熟练工人。一直到最近，黑人被禁止加入美国劳联（AmericanFederationofLabor）所属的大多数工会。显然，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对黑人工人进行了组织工作。而旧的社会党并没有采取任何有力的步骤来组织黑人工人。有的州根本不吸收黑人入党，有的州单独成立黑人支部，至于南部各州，党章明文禁止用党的经费在黑人中间开展宣传工作。在南部，干脆说，黑人就没有任何权利，也不受法律保护。白人残害黑人，不受法律制裁。南部白人的“一大成就”是，白人可以对黑人滥用私刑。一群白人残害一个黑人，通常，白人往黑人身上浇汽油，把他吊在电线杆上活活烧死。男女老幼倾城而出，跑来观看，还把黑人死者的衣服碎片和肉块捧回家里作“纪念”。我的发言时间有限，不容我在这里陈述美国黑人问题的历史根源。黑人是黑奴的后裔，而黑奴解放只不过是南北战争时期的一项战时措施而已。当时黑奴无论在政治上或经济上尚不开化，至于后来让他们享有充分的政治权利，纯粹是为了在南部挑起激烈的阶级斗争，以便在北部资本家鲸吞全国资源以前，延缓南部资本主义的发展。一直到最近，黑人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积极的民族自觉。美西战争后，他们才第一次有了觉悟。在这场战争中，黑人士兵英勇善战，战后返回家乡时，他们意识到自己同白人士兵一样，是平等的一员。在此以前，在黑人之中开展的唯一运动，就是类似半慈善事业的启蒙运动，为首的是一个名叫布凯尔·托·华盛顿的人，并有白人资本家资助。这场运动表现为创办学校，目的在于培养黑人成为俯首贴耳的劳工，心甘情愿地领受被压迫的命运。美西战争后，黑人发起了争取改革的强大运动，提出了在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上同白人平等的要求。世界大战爆发后，有50万黑人应征入伍，随美军开赴法国；到了法国，他们同法国士兵混编在一起，于是，骤然间，他们在社会上及其他方面有了平等地位。美军总部遂向法国统帅部提出交涉，要求禁止黑人到白人去的地方，要求将黑人作为下等人看待。有许许多多黑人士兵因为英勇善战而荣获法国政府和比利时政府的勋章，但是因为有前车之鉴，所以，战后黑人士兵一回到美国，便立刻返回南部家乡。岂料，有很多人就因为上街贸然穿了军装，佩戴了勋章，竟惨遭白人私刑杀害。与此同时，大战期间留在美国的黑人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运动。成千上万的黑人往北迁移，进军火工业部门劳动，接触了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工资尽管不断提高，却仍赶不上生活必需品价格的暴涨。再者，在反对强化劳动、反对压榨工人血汗等方面，黑人工人比白人工人表现出更强烈的反抗精神，这是因为白人工人对这种残酷剥削早就习以为常了。黑人同白人工人一起举行罢工，并且很快就意识到，他们的利益同整个产业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对于革命宣传，他们的反应异常灵敏。当时创办了名为《信使》的杂志，由一位名叫兰多福的年轻黑人社会主义者主编。该杂志把宣传社会主义同唤起黑人种族自觉，以及号召黑人奋起自卫反抗白人的暴行结合起来了。同时，这家杂志也强调必须同白人工人紧密联合，虽然白人工人有时也参与对黑人的迫害。这家杂志强调指出，资本家出于切身利害关系，支持白人和黑人之间的种族对立。大战后，军队回国，使劳动市场上的白人工人顿时多了400万。这自然引起失业，复员士兵急不可耐，大有骚乱之势。为了转移这股不满思潮，企业主不得不对复员士兵说，他们的位置被黑人占了，以此挑唆白人工人迫害黑人。首都华盛顿爆发了第一次骚乱，原来的政府机关小官吏解甲归来之后，发现自己的职位被黑人挤占了。这些官吏大都是南部的人。于是，他们夜袭黑人居住区，妄图以恐怖手段将黑人从他们所占的职位上赶走。令人普遍感到惊讶的是，黑人全副武装奋起迎战，打得白人落花流水，白人死亡者比黑人多两倍。过了几个月，芝加哥爆发了一起骚乱，双方均有重大牺牲。后来，奥马哈也发生了一起骚乱。在这三次骚乱中，黑人首次向人们表明，他们不但有武装，而且组织严密，根本不把白人放在眼里。黑人反抗的结果是，首先，政府不敢轻易插手，其次，美国劳联向黑人工人敞开了大门。至于黑人自己，他们的种族自觉有了极大的提高。黑人中出现了一股潮流，主张对白人实行武力反抗。战后复员的黑人士兵普遍成立了自卫团体，以反抗白人私刑杀人者。我要在这里强调指出，共产党人必须支持黑人自卫运动，但同时也应当反对黑人实行单独武力反抗的主张。现在有许多人认为，黑人暴动就是一种信号，表明美国将普遍发生革命。但是我们知道，没有白人无产阶级的支持，这种暴动只不过是反革命的信号而已。《信使》杂志的调子愈来愈高，它的发行量不断扩大，目前，月发行量已达15万份。同时，社会主义思想也已萌芽，它在黑人产业工人中迅速传播开来。黑人既然是被压迫、被奴役的民族，这就向我们提出了双重任务：一方面，一个强大的种族与社会运动正在黑人中间兴起；另一方面，出现了强大的工人运动，这场运动是和阶级意识的迅速提高相伴随的。黑人不存在民族独立的要求。任何追求民族独立生存的运动，例如若干年前“重返非洲”的运动，都不受黑人的欢迎。他们把自己首先看成是美国人，认为美国是他们的祖国。因此，共产党人的任务就简单多了。美国共产党人的黑人政策，应首先把黑人看成是工人。对南部的农业工人、佃农，我们应当像对白人农业无产者一样看待，虽然黑人落后得多。在北部黑人产业工人中间可以开展共产主义宣传。无论在北部或南部，都应力求将黑人和白人联合在一起，这是克服种族偏见和促进阶级友爱的最有效、最简便的方法。但是，共产党人对于黑人争取社会平等和政治平等的运动，不可置之不理，目前，种族自觉正处于提高的阶段，这场运动已遍及广大黑人群众。共产党人要利用这场运动，借以表明：资产阶级的平等毫无价值可言，社会革命势在必行，因为社会革命不仅可以使工人摆脱奴隶地位，而且也是使黑人不再充当被压迫民族的唯一手段。弗赖纳（美国共产党）：前面发言的人谈到了黑人，指出黑人在美国是一个被压迫民族。殊不知，在我们美国还有两个被压迫民族，这就是外国工人和殖民地居民。美国国内疯狂镇压罢工和革命运动，这并不是战争引起的后果，而是过去在政治上对待没有组织起来的非熟练工人的一种表现，只不过是现在这种表现更加明显罢了。为镇压这些工人的罢工而采取的手段，极为野蛮。何以如此呢？就因为这些没有组织起来的非熟练工人（约占产业无产阶级的60%），大都是外国人。在美国，外国工人实际上处于殖民地奴隶地位。南北战争（1861-1865年）以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横越大陆的铁路系统建成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已遍及西部未经开发的地域。东部各州和欧洲的资本纷纷涌入；侨民成了“人力资源”，就如同落后殖民地国家一经帝国主义“开发”，这些国家的人民就成为“人力资源”一样。工业开始集中，垄断组织应运而生，而垄断组织的出现，乃是美国对外进行帝国主义扩张之前在国内推行帝国主义的典型特征。外国工人在北美所遭受的迫害，绝不亚于殖民地奴隶所遭受的迫害。例如，1912年卢德洛采煤工人举行了罢工，当局调来军队，将采煤工人赶出他们的住房，采煤工人只得住帐篷。一次，矿工同矿上的警卫发生了冲突，冲突地点离矿工村只有几英里，一队士兵就把帐篷包围起来，放火焚烧，有几百名妇女和儿童被活活烧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内的阶级斗争就具有局部的种族形式了。正如黑人暴动不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开端，而只能成为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开端一样，外国工人暴动的结果，也不会两样。我们的伟大任务，就在于把外国工人同美国工人一起吸收到统一的革命运动中来。我们不应当只把菲律宾群岛这样一些名副其实的殖民地视为美国殖民地，而应该把整个拉丁美洲都看作是美国殖民地。美国通过它的占领军完全控制着中美洲。不仅如此，它还把权力扩展到墨西哥和南美洲。它在墨西哥和南美洲扩展权力，途径有二：其一是进行经济和金融渗透，而自从没收德国资本以来，这种渗透有增无已；其二是推行门罗主义，为此，它最先打出的旗号是保护美国免遭君主政体阴谋的陷害，后来，门罗主义就成了美国帝国主义统治拉丁美洲的工具。战前头一年，威尔逊总统对门罗主义作了解释，说它是美国政府阻止英国资本家再次到墨西哥购买石油钻井的一种权利。换句话说，拉丁美洲就是美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基础。本来，在世界其他各地经济关系正日趋削弱，而美国帝国主义却靠剥削拉丁美洲突然发迹。为对付这种帝国主义，必须在拉丁美洲开展革命运动，正如为对付英国帝国主义而必须在英属殖民地开展革命运动一样。迄今，美国工人运动一直不关注拉丁美洲的运动，其结果是，拉丁美洲的运动在思想上受西班牙的影响，而不是受美国的影响。拉丁美洲的运动应该摆脱目前这种带有工团主义偏见的影响。美国劳工联合会和反动的社会党企图建立泛美团体，但是，显而易见，这绝不是出于革命目的。美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整个共产国际必须积极干预拉丁美洲的运动。拉丁美洲运动和美国运动应当被看作是一个整体。我们的战略与策略，必须从整个美洲的范围来考虑美国的革命利益。共产国际的基本任务是打垮美国帝国主义，而唯有在全美洲开展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使每个民族都从属于美国革命的共同任务，帝国主义才能被打垮。共产国际的基本任务实现之日，就是世界革命成功之时。拉狄克（俄国）：以往，在第二国际历次代表大会上，总是有人抗议帝国主义政府在殖民地国家横行霸道；时至今日，第二国际仍在各种会议上大谈殖民地问题，胡斯曼也罢，韩德逊也罢，其他人也罢，他们慷慨之极，主张把“独立”拱手让给各个民族，即使后者根本没有提出这项要求，他们也要这样叫喊。如果在全世界面前为抗议帝国主义政策而怒吼几声，如果公开宣布“承认”殖民地民族独立，便万事大吉了，那么，我们的任务也就十分简单了。其实，我们提出的在殖民地国家开展实际斗争的原则，是完全不同的。共产党政策的原则要点，不能胡诌一通，必须对殖民地的情况作具体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认真制定，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必须对殖民地的斗争给以切实有效的支持。列宁同志援引了奎尔奇同志的话，后者在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中说过：如果印度爆发起义，那么英国主战派的报刊就势必对大部分英国工人施加舆论影响，促使他们起来镇压起义。假如奎尔奇同志的中心意思是说，在英国工人中间有一股不小的帝国主义逆流存在，那么，这无疑是正确的。反之，如果他的意思是说，一旦爆发殖民地起义，我们的英国同志就会袖手旁观，而为了消除这种袖手旁观的态度，除了通过一纸抗议书之外，别无他途，那我们就要说，共产国际真的还需要为自己的成员开设共产党政策的常识课了。如果英国工人不去反对资产阶级的偏见，而去支持英国的帝国主义行径，或者对这种行径采取消极态度，那就无异于纵容对一切革命运动的镇压。英国无产阶级若不支持殖民地革命运动，它就不可能挣脱资本主义的羁绊。有朝一日，当英国工人奋起反抗他们的资本家的时候，他们就会发现，英国本国充其量只能满足全国食品需要量的30%。到那时，美国就会企图对无产阶级的英国实行封锁。纵然美国资本家的商船不能长期阻止食品运入无产阶级的欧洲（因为美国人总得把粮食推销出去），但是，英国资本却极有可能将美国粮食囤积一两年，而不运进英国国内。这样，英国革命的命运如何，主要就要看爱尔兰、印度、埃及等国的农民和工人是将英国工人看成自己的保护者呢，还是一如往常，把英国工人阶级视为英国帝国主义走狗。在斯凯帕罗举行的工人代表会议通过了一个重要决议，要求印度和埃及实行独立。可惜，竟没有一个共产党员站出来，向大会揭露麦克唐纳之流；他们提出爱尔兰、印度和埃及“独立”，纯粹是为了麻痹英国工人，以此为英国资产阶级效劳。他们在议会中辩论阿姆利则屠杀事件时，不肯指明戴尔将军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刽子手，他们标榜自己是殖民地独立的维护者，可这一切分明是虚伪和欺骗。我们感到非常遗憾的是，工党内的我们的同志没有撕下这伙骗子的假面具。共产国际衡量英国共产党人的行为，不是看他们在《号召报》和《工人勇敢报》上发表了多少文章，而是看有多少同志因为在殖民地从事宣传而被捕入狱。我们指出，英国同志的职责是：全力支持爱尔兰运动，在英军中进行宣传鼓动，千方百计地阻挠英国运输工人和铁路工人工会推行往爱尔兰运送英军的政策。如今，若在英国国内提出反对武装干涉俄国，这是极为容易的，因为连资产阶级左派也反对这种干涉。可是，英国同志要为爱尔兰的独立而斗争，要从事反军国主义的工作，那就困难得多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权要求英国同志完成这项艰巨的工作。今后我们仍有机会就这个问题和议会制问题发表议论，不过，重要的是，今天必须告诉英国那些有志于支持共产主义运动的车间代表委员会运动的同志，他们不参加议会活动，就等于放弃一种斗争手段，这实在是一种幼稚行为。我们的车间代表委员会运动的同志反对压迫印度农民，可是印度农民对此无从得知；然而，假如有哪一位车间代表委员会运动的同志能够直截了当地在议会中亮明自己的观点，那么，下院院长肯定无疑地要把他轰出议会会场。路透社绝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一定要将这个新闻通报全世界，说英国议会出了一名“叛徒”，因为他把杀人犯称作杀人犯。英国资本有势力强大的资产阶级作依靠，因而只是在伦敦、设菲尔德、曼彻斯特、格拉斯哥等地难以打垮它，我们必须在殖民地将它打垮。殖民地是英国帝国主义致命的弱点。因此，英国共产党人的职责是，深入殖民地，率领殖民地中奋起反抗的人民大众去进行斗争，给他们以有力的支持。在旧国际的历史上，我们未曾见过有哪个社会民主党是争取殖民地民族解放的先进战士。当不幸的赫勒罗人被大批驱赶到沙漠地带的时候，德国社会党人竟然在表决时弃权，声称不了解起义的原因，无从表态。共产国际的职责是，要造成这样一种气氛：如果不能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在支援殖民地起义，那这种人就没有资格到这里来参加我们的大会。这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极其重大而又迫切的问题。正如我们必须努力为我们的斗争而在每个国家利用所有靠拢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一样，共产国际也必须成为亚洲和非洲奋起反抗的民族的指路明灯。共产国际同世界资本主义作斗争，不但要有欧洲人民群众的援助，而且也要有殖民地人民群众的支持。帝国主义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军事上都要依靠殖民地人民，因而欧洲社会革命免不了还要与黑人军队打交道。现在，共产国际应该行动起来了。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已经这么办了，我们正在东方开展艰难的工作，我们正在土耳其斯坦和高加索进行有目的的宣传鼓动以建立苏维埃组织，我们已深入波斯和土耳其进行试探，凡此种种行动若被英国同志看成是苏维埃共和国蓄意找英国人的麻烦，那就表明他们对苏维埃政府的对外政策完全无知。这是共产国际纲领的一部分，是苏维埃俄国作为共产国际的一部分而履行它应该履行的义务。我们认为，在东方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并不是同欧洲资本作斗争的辅助手段，而是欧洲无产阶级的长远利益赋予我们的斗争使命。所谓援助，自然不是说要在缺少任何共产主义基础的地方人为地拼凑共产主义政党。绝对不是，既然是援助，就应当对当地民族的解放斗争起到直接的促进作用。列宁同志说过，没有任何理论根据来说明各国人民非要经过资本主义阶段不可。现在的资本主义国家，并不都是经过工场手工业时期而达到资本主义的。日本就是直接从封建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的。一旦德国、法国和英国的无产阶级群众争取到社会主义，我们带给殖民地人民的就不只是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种种现代生产手段，而且将带给他们以社会主义创造出来的新型生产方式。我们将协助他们找到一条途径，以便不经工场手工业阶段而直接从封建野蛮状态过渡到采用近代技术的生产。我们正处于新纪元的开始阶段。欧洲资本主义害怕东方国民族的觉醒，散布“黄祸”这种无稽之谈；不过，假如资本主义继续存在下去，“黄祸”倒真有发生的可能。中国或土耳其的农民遭受无情的盘剥，他们一旦无产阶级化，就要侨居国外谋取生路，并且为了自卫，他们的民族就要进行大迁徙。但共产主义无须惧怕“黄祸”，共产主义能够向一切被压迫民族伸出援助之手，因为共产主义带给被压迫民族的并不是剥削，而是兄弟的援助。关于是否停止申请发言的争论罗斯梅：有人提议停止申请发言。怀恩科普：我认为，现在还不能停止申请发言。讨论的问题至关重要，尤其是关系到今后的前途。其实，辩论还未开始，说不定，还辩论不起来呢。塞拉蒂（意大利）：我要提醒各位，报名发言的还有12位。怀恩科普同志说，真正的辩论还未开始，他这样说也许是对的，不过，我认为，目前的辩论已经离题了。什么黑人同题、朝鲜问题、亚兰群岛问题等等，谈了不少，涉及一系列局部的民族问题，而本来是应该讨论共同的问题。我想，我们是否明天继续辩论，申请发言明天再截止，并请同志们不要谈论局部问题，而只谈论共同问题。吉尔波（法国）：我提议现在就休会，但不要停止申请发言。辩论还没有开始，停止申请发言，就等于把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一笔勾销了。不妨限制每个发言人的发言时间，而不能不让哪一位发言。马林（荷属印度）：我的意见是，塞拉蒂同志的建设不能采纳。不让殖民地代表谈谈殖民地运动的情况，是很不妥当的。塞拉蒂同志明明知道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今天开会没有一个意大利人参加，却提出这项建议，这实在令人惊奇。拉狄克（俄国）：我对主席团的建议表示反对。我知道，在座的诸位对这个问题颇有研究，但是，在讨论中不能从这样一种观点出发，即某某同志非是行家不可。我们必须从殖民地问题的政治意义出发。我们在政治上需要的是，工人能看到本届代表大会的记录，工人能知道被压迫民族的代表在大会上发了言，并且参加了大会的历次会议。我们没有包罗万象的共产主义策略规范可供每个人使用，但是，即使一个普通工人，也能为介绍他本国的情况而作出他自己的重要贡献。关键就在于要让每个人知无不言，说得越具体越好。我觉得爱尔兰代表有话要说。如果能让英国帝国主义明确知道，他们本国确有人愿意同我们建立联系，并且愿意同我们一道斗争，那是再好不过了。塞拉蒂（意大利）：我不希望把我的建议理解为我主张不要辩论。首先我要声明，我的建议既不代表大会主席团，也不代表意大利代表团。刚才有人关于芝加哥的黑人问题谈了10分钟。不能把问题扯得太零碎，要把问题连贯起来，概念也要明确。我也不希望别人产生误解，认为我不主张落后国家——这是列宁同志的提纲中的提法——的代表发言。我之所以提议停止申请发言，正是因为所有落后国家——中国、波斯、日本、土耳其、朝鲜等国的代表都已申请发言了。如果还有落后国家的代表申请发言，那就要变成研究各个民族的历史了。我提议休会，至于是否需要继续申请发言，下次会议上再决定。怀恩科普：我提议就塞拉蒂的建议进行表决，而不必等下次会议。塞拉蒂：既然持反对态度的人如此之多，我撤销自己的建议．罗斯梅：后天上午10时继续进行辩论。会议于凌晨2时半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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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会议（1920年7月24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1920年7-8月）第三次会议（1920年7月24日）·成立大会各个专题委员会·美国代表团关于美国共产党与美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合并的声明·南非国际社会主义联盟的电报·选举资格审查委员会·季诺维也夫作共产党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和之后的作用及其组织结构问题委员会的工作报告·表决并通过关于共产党的作用的提纲·宣读各委员会委员名单·表决并通过在组织委员会中设立妇女问题和青年问题专门小组委员会的提案·讨论是否允许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的代表参加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委员会的问题↘怀恩科普（荷兰）↘拉狄克（俄国）↘万·列文（荷兰）↘吉尔波（法国）↘拉狄克（俄国）↘多伊米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怀恩科普（荷兰）↘季诺维也夫（俄国）↘列维（德国共产党）↘布哈林（俄国）·表决并通过允许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的代表参加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委员会的问题·选举各小组委员会并成立审议英国工党问题的特别委员会塞拉蒂：昨晚选出的委员会业已完成它的任务，随时可以提出工作报告。鉴于大会主席团委员尚未来到，我提议会议稍候举行。会议于晚10时举行。成立大会各个专题委员会塞拉蒂：会议比原订时间推迟了2个小时。因此，主席团提议变更一下会议工作方式，以便大大缩短讨论的时间。为审议各项提纲，要选举7个专题委员会，每个委员会由7至11人组成。每个代表团都有权提出委员会委员候选人1人。由主席团从各代表团提出的候选人中选定委员会的成员。每个委员会从自己的委员中推选1名报告人，各项问题则由大会最后审议。佩斯塔尼亚（西班牙）：依我看，主席团的这项提案不尽合理。我主张专题委员会委员由各国代表团自己指派。塞拉蒂：假如主席团对全体与会代表都熟悉的话，那么这项主张是完全可取的。可惜，与会代表有许多是我们初次见到的。佩斯塔尼亚：说得好，正因为主席团自己也承认，它对代表团成员不甚熟悉，所以我认为，让各代表团自己指派委员会委员，就更有理由了。塞拉蒂：主席团仅仅规定专题委员会委员名额，至于委员人选，则由各个代表团确定。佩斯塔尼亚：那还要经过讨论吗？塞拉蒂：当然，在大会上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下面，就主席团的提案进行表决。主席团的提案为绝大多数人所通过。塞拉蒂：现在，我来宣读所通过的提案，“大会分成若干专题委员会，以便分头就大会议程中各项重大问题的提纲进行讨论。“每个委员会由委员7至11人组成。“各代表团均有权提出各委员会委员候选人1人。“由大会主席团最后选定各委员会委员。“每个委员会推选1名报告人，负责向大会报告该委员会的决议案。“各委员会负责审议大会议程，并就所审议的议程提出各该委员会的决议案。大会议程是：“1．议会制。“2．工会。“3．民族和殖民地问题。“4．土地问题。“5．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6．章程、组织问题、青年组织和妇女组织。“7．目前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美国代表团关于美国共产党与美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合并的声明大会主席团收到美国代表团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声明。声明如下：“遵照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并且出于美国共产主义运动自身的需要，必须把美国现存的两个共产主义政党合并起来。“因此，我们欢迎将共产主义工人党同共产党的大部分合并起来，成立统一共产党。可惜，这次合并并不是完全的合并。“鉴于必须把美国共产主义运动完全统一起来，我们美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工人党的代表达成如下协议：“1．我们在大会上的发言代表一个统一的整体。“2．吁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倘若有人阻挠我们两党完全合并，务必再次规劝他们要团结在国际的立场上。“3．信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两党合并问题的决议。”美国共产党——路易·弗赖纳、亚历山大·斯托克利茨基美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约翰·里律、约翰·尤尔吉斯、亚历山大·比兰（鼓掌。）南非国际社会主义联盟的电报此外，大会收到南非国际社会主义联盟发来的电报。电文如下：“莫斯科，第三国际秘书长：“亲爱的同志们！南非国际社会主义联盟1920年1月4日，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应届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加入第三国际的决定。我已经同美国社会主义工党，并通过该党同阿姆斯特丹执行局、鲁特格尔斯同志取得联系。他建议通过执行局向您提出加入国际的申请。“现随电附上本朕盟的纲领①和章程，相信您过目之后，定会确信本联盟的政策同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共产党政策是完全一致的。若有不详之处，我们乐于为您提供更详尽的说明。拥护社会主义革命！“致以兄弟的敬礼！南非国际社会主义联盟组织秘书В．Г．安德留斯①即南非国际社会主义联盟宗旨宣言（约翰内斯堡代表大会通过），1920年《共产国际》杂志第11期第1853-1858页——编者注（鼓掌。）塞拉蒂：现在，请各国代表团各自提出专题委员会委员候选人。选举资格审查委员会主席团提议选出资格审查委员会。现在，主席团提请大会批准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成员。成员有：罗斯梅、迈耶尔、波姆巴契、布哈林、拉狄克、鲁德尼扬斯基。①①在代表大会秘书的会议记录中，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名单中没有迈耶尔的名字。据1920年7月25日《寞理报》第163号关于代表大会此次会议的一篇综合报道，当选的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的名字略有出入。据该报报导，他们是：罗斯梅（法国）．波姆巴契（意大利）、布哈林（俄国）．沙波林（保加利亚）、鲁德尼扬斯基（匈牙利），马尔赫列夫斯基（波兰）、拉狄克（俄国）。其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报》第1号（1920年7月27日《真理报》第164号副刊）对7月25日公布的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作了订正，补上了苏尔坦——扎德（波斯）的名字。——编者注提案获大会通过。继续就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问题进行讨论。约翰·里德（美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我提议，规定英语为这次大会的语言之一。与会代表通晓英语的要多于——譬如说——会讲法语的。大会曾答应为我们指派一位英语译员，但至今未见其人。塞拉蒂：在译员方面，我们将尽力满足里德同志的要求。至于里德同志提议规定英语为大会的正式语言，这项建议主席团不能采纳。关于这一点，已经多次向同志们作过解释。巴拉巴诺娃：里德同志，这项建议您已经提过三次了。其实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季诺维也夫作共产党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和之后的作用及其组织结构问题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季诺维也夫：同志们！我要向诸位报告昨晚由大会选出的委员会的工作情况。委员会由德国、俄国、法国、美国，英国、意大利、荷兰和保加利亚八个国家的代表组成。委员会委员中还有革命的工团主义派和车间代表委员会运动的代表。可以告慰的是，决议案已由委员会一致通过了。（鼓掌。）下面，我就委员会对决议案所作的修改加以说明。预先声明，决议案的文字还有待推敲。委员会已选出三位同志组成文字修改小组委员会。到目前为止，小组委员会的工作尚未来得及完成。不过，所差的仅仅是措辞上的问题。首先，提纲原有序言是在大会召开之前写成的，委员会决定将序言重新改写。改写后的序言如下：“世界无产阶级正处于决战的前夜。当今时代是一个内战迭起的时代。决定性的时刻就要来到了。几乎在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一切国家中，工人阶级在最近的将来就要手执武器去进行一系列的激烈战斗。“当前，工人阶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有一个团结一致的组织。工人阶级必须珍惜每一刻宝贵时间，坚持不懈地为即将到来的决战做好准备。“如果巴黎公社时期（1871年）工人阶级拥有一个团结一致的共产党，即使其人数不多，那么，法国无产阶级的第一次英勇起义就会更加强大有力，很多错误和缺点也会得到避免。“由于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今天无产阶级所面临的斗争与1871年相比，将对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呼吁全世界工人注意下列各点。”提纲第8条中论述的是把党和阶级这两个概念混淆起来的问题，原来提出的都是俄国的实例，现在我们决定将各国工人运动中类似的实例也列举出来。第5条涉及我们同革命的工团主义和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拥护者之间的分歧。这一条，也一致通过了，并作出两点补充。首先，必须指明，我们在斗争中应采取的最后手段并不是总罢工，而是武装起义。这就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论据，说明一定要建立一个有铁的纪律的政党。我们觉得，在革命的工团主义派、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以及一部分车间代表委员会运动中，有些同志低估战斗性的政党的作用，这是因为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认为．采取甩手不干的策略，即总罢工，是我们在斗争中应当采取的极端手段。其实不然。对于我们来说，决定性的斗争手段是武装起义。为此，就得组织革命力量，就得建立武装，从而也就得有集中、统一的政党。我们之所以要在提纲中补充这一点，就是要使每个工人、每个革命的工团主义者都明了这一点。优秀的工团主义者历来认为，革命少数派（Iaminoritéinitiative）在革命中的作用是极其伟大的，这是千真万确的。既然他们这样说了，那我们就要说：这既是一条真理，那你们就应该懂得，所谓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革命少数派，也就是共产党。所以，把这个道理也写进提纲中去了。接着，委员会就第6条进行了讨论，讨论的时间很长，直到昨天，仍有很多人对这一条提出异议。第6条涉及我们同无党派团体的关系问题，为避免误会起见，委员会决定不用“无党派”的提法，而代之以“非党”二字。其实，这纯属修辞问题。委员会的这场辩论表明，这的确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条款，必须详加阐明。一些同志认为，这是指中立工会而言，其实不然。我们历来坚决反对工会的中立态度，并且指出，这种中立是根本不能成立的。我们所说的非党团体或无党派团体，其含意完全不同。我们必须有一个严格集中的政党，但是，这个政党必须时刻密切联系群众。我们尤其要提示各国共产党人注意，最重要的是要在斗争的各个阶段密切联系工人群众。为此，要利用一切可能性，其中也包括同无党派的、非党的团体和集团合作，参加它们的各种会议。举几个例子来说明我们的想法。英国成立了一个名为“不许干涉俄国！”的团体，它的影响相当大。这是一个无党派的运动，但是却有广大的群众参加。依我们之见，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也要参加这类运动。在运动中，共产党人要发挥领导作用，要因势利导。此外，近来普遍举行“世界大战牺牲者与残废者”纪念大会，这种纪念大会既有全国性的，又有国际性的。要知道，参加者数以百万计，他们以此为宗旨纷纷组织起来，即使是临时组织起来也罢。身为共产党人应不应该置身事外呢？不能，相反地，我们应当千方百计地对这类组织施加影响。再举奥地利现实生活中的例子——住房问题。在维也纳，住房问题极端尖锐，工人阶级极其关心。维也纳虽有工人代表苏维埃，却操在社会爱国主义者手中，他们不关心工人的痛痒，以至在维也纳等城市，人们群情激昂。说不定，这些城市的工人房客将要成立什么组织，即使是临时性的、松散的组织也罢。对于这样一场运动，共产党人能够置身事外吗？绝对不能。尽管在维也纳有我们的共产党组织，但是我们还是应当支持这种非党组织，设法领导它，以此引导群众奔向共产主义。下面举俄国革命的一个例子。我们的党是相当强大的，但是，我们仍要举行非党无产者代表会议，以及非党农民代表会议。这种代表会议的作用不可轻视。我国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工人以无党无派自居。我们就抓住这一点不放，启发他们说：“你们虽然无党无派，但你们是无产者。我们要举行该企业、该区或该市全体非党工人代表会议。你们愿意出席这样的代表会议吗？”他们的回答是：“愿意。”于是，我们就举行这样的代表会议。那么，会议讨论一些什么问题呢？都是最紧迫的问题，如粮食问题、波兰战争问题、教育问题，等等。举行这样的代表会议，我们能够置身事外吗？绝对不能！我们应当参加，并且应当发挥作用。为此，我们应当参加，并且应当发挥作用。我们要组成共产主义核心，使一大批非党工人群众向我们党靠拢。这是联系群众的有效方法之一。这种代表会议是一种自由的组织，也许可叫做不太严整的组织，不过依照我国法律，它们享有很大的权力。譬如，它们可以举荐监察员，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它们享有国家监察员的权力。当然，联系群众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但是这个例子是很典型的。因此，我们要提请美、英以及其他国家的年轻政党注意这一提纲，因为它们建党不久，而且，糟糕的是，联系群众还很不够。照上述办法办理，就能够同工人及贫苦农民取得最密切的联系。明白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认为，各国，其中也包括德国，在这方面还是大有可为的，不仅要吸收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入党，而且要吸收广大的无产者阶层入党，从而引导他们奔向共产主义。至于提纲的其他部分，只作了有限的修改。需要提请美、英两国同志注意的是，提纲中凡是提到工党分子的地方，以及指出英、美两国各类工党分子鼓动工人不是去建立政党，而是去拼凑无定型的工人协会的地方，我们在工党分子前面一律加了“黄色”二字；这并非指车间代表委员会而言，而是指韩德逊派。黄色工党分子鼓吹无党无派，因为，正如提纲中所写的那样，他们要建立的纯粹是松散的议会制性质的政治联合体。工党也就是这样一个松散的组织；至少韩德逊派希望他们的政党能成为这种样子。以上是我们所作的若干重要修改。麦克莱恩同志的补充意见，我们决定另行讨论。他也表示同意。英国人，也许还有美国人，他们提出的条件，将由专门委员会详细讨论，有关这个问题的最后答案，我们将通知英国和美国同志。以上是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我已强调说明，决议案经委员会全体一致通过了。昨天，有人对我的报告表示异议，并且提出相应的论据，对此，我们尚未予以答辩。因此，我想就这一点再说几句。先说西班牙工团主义者佩斯塔尼亚同志提出的异议。他说：“好吧，即便赞成有一个政党，那么，正如当年法国那样，这个政党只能在一场革命之后产生，不是吗，先有法国革命，尔后才有雅各宾党。”佩斯塔尼亚同志的意思是说，当今，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我们也应该照此办理。在他看来，政党只能是革命的产物。这种见解能够成立吗？不能。即使能够成立——其实不然——难道这也能成为一个有力的论据，说明在今天即1920年，正当我们需要奋起反抗全世界从头武装到脚的资产阶级政党的时候，我们对问题的提法就应该是“先有革命”后有政党吗？我倒要请教：在革命进程当中，我们怎么办呢？革命之初，谁来组织工人的优秀分子呢？谁来进行革命的准备工作，制定革命纲领，宣传革命纲领呢？我认为，我们必须向每个工人，以及每个真正同情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团主义者——我知道佩斯塔尼亚同志是一位真诚拥护革命事业的同志——指出，结论只能是：一旦革命爆发，我们就会措手不及。我们不能指望条件成熟了，党就会自然而然地诞生。我们必须不失时机地立即着手创建这样一个政党。佩斯塔尼亚同志还说：“在俄国，起来闹革命的不是共产党人，而是人民。”这完全正确。闹革命的“闹”字如果可以成立的话，那么，说俄国革命是人民闹起来的，我们绝不否认。但要知道，共产党是劳动人民的精华，不折不扣的精华。共产党能够成为组织核心，率领人民群众，吸收优秀分子入党，并引导工人群众，这谈何容易。昨天，有人大谈“自治”问题，我想就此再说几句。昨天，我们听到不少人议论，说这样那样的问题应提交各有关国家的政党处理，说不能违反自治原则。我认为，这种议论无非就是当年第二国际所鼓吹的自治原则的老调重弹。这一点，我们必须公开指明。当然，每个政党都应有一定程度的自治，对此，无人表示异议。但是，自治与自治不同。我们知道，15年前，修正主义者就已提出自治的口号，他们不仅在国际上，而且在该党内部也鼓吹这个口号。说什么：“柏林应当自治，莱比锡应当自治。”一句话，各个城市都应当自治。积俄国革命之经验，照此办理，岂止有一个政党，政党要多如牛毛了。如今法国就是如此，有什么“巴黎党”、“里昂党”，等等，不一而足，简直成了技术术语。第二国际的所谓自治，其含义就是如此。我们不要在各个城市实行“自治”的政党。我们需要的是无论在一国范围内，还是在国际范围内，都实行集中制的政党。我完全了解，即使我们这次大会能够通过一项第三国际章程，把集中制原则作为章程的基础，也并不等于我们就有了统一的革命国际。还要经过奋斗，才能达到这个目标。自不待说，只有服从整体，而不能有其他。在服从整体的过程中，宁肯偶尔犯个别的错误，也不能搞这种“自治”，因为它只能使工人阶级的力量分散。马克思起草的第一国际章程有这样一段话：假如我们仍然做雇佣奴隶，假如无产阶级的斗争迟迟不见效果，那么，这是由于我们的力量太分散，由于工人不懂得必须有一个紧密团结的组织。［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6页。——译者注］自那时以来，50年过去了，这在世界上不能说是一个短暂的时期。帝国主义战争告诉我们，而且，现在每个工人都懂得，每个国家工人阶级的命运都与别国工人阶级的命运密切相关。在大战中，我们对此是有深切体会的。当前，问题就在于我们必须由此得出必要的结论，并且让广大工人相信这些结论，从中悟出道理，即非有一个集中统一的国际组织不可。这一次，决议案阐明了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历史作用，这项决议案已由委员会一致通过了，我们希望大会也能—致通过，如果是这样，那将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社会主义业已渡过它的深重危机。目前，风潮此起彼伏，各国纷纷成立各种各样的团体，工人也在探索切实可行的途径。一些工人虽已加入我们的行列，但还不能跟我们同心同德，对于他们，我们不可步第二国际的后尘，加以嘲弄和迫害。当初，第二国际一经察觉他们有左的倾向，就立刻会这样对待他们。我们应当反其道而行之，吸收这样的同志加入我们的队伍，有问题就同他们讨论、辩论，启发他们的觉悟，消除他们的糊涂现念。惟其如此，才能最有说服力地表明第三国际的坚强生命力。第三国际的实质，恰恰在于我们能够联合工人阶级的全体革命分子，而不问其昨天属于工团主义派，还是属于车间代表委员会运动，重要的是，这些同志一定要对革命斗争有深刻的理解，一定要拥护无产阶级专政，一定要以实际行动表明他们愿意跟我们一起奋斗。这样的同志理所当然地应当成为我们队伍中的一员。这样，他们对于我们所选择的道路的信念就会日甚一日。一旦这些基本原则得以实施，并且，每一句话都能兑现，那时，就可以说，一个真正统一的国际共产主义政党，终于经我们的手开始建立起来。这正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我们应当成为统一的共产主义政党，各国应当有它的支部。（鼓掌。）这是共产国际的宗旨所在。我们有俄国共产党人的榜样在先，他们并没有称自己为社会民主党人，而是称共产党人，俄国当时就有人主张不要起俄国共产党的名称，主张干脆就叫共产党。我们必须成为统一的政党，它应当在俄国、德国、法国等国家设立支部，它应当目的明确地、坚持不懈地沿着既定道路迈进，惟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把力量集中起来，也惟有具备这样的条件，国际无产阶级的每个部分才能随时最大限度地支援别国工人。这一点，我们必须明确、肯定地告诉同志们。当前，在加入共产国际的政党中，尚有异己分子。我指的是改良派，我们每次发言都要指出这一点，今后，只要异己分子还存在，我们就要坚持指出这一点。帝国主义大战之初，曾经有个口号：“敌人就在国内”，指的是资产阶级。现在，既然在自认为共产党的党内，譬如说意大利共产党内，尚有改良派存在，既然在我们的队伍中明明有彻头彻尾的改良主义者，即资产阶级思想家存在，我们就必须敲起警钟，公开指出：敌人就在我们家中。（鼓掌。）所以，我们要告诉意大利同志，敌人就在你们家中，你们要把他们撵出去。正因为我们已接近胜利，改良派才千方百计地要钻进我们的队伍里来。这帮老爷嗅觉灵敏，他们预感到末日来临，所以你把他们从前门撵出去，他们却又从窗户钻进来了。（鼓掌。）他们有时也在我们的决议上签字，可是，他们依然故我。他们依旧是改良派，依旧是无产阶级阵营中的资产阶级卫道士。如今，资产阶级能够存在，完全倚仗社会爱国主义者，而社会爱国主义者不懂得，资产阶级是我们的敌人。离了社会爱国主义者老爷，离了阿姆斯特丹黄色国际，离了那一帮为破坏我们的斗争而钻进工人政党和工会的分子，资产阶级连半年也维持不下去。赫尔辛基（芬兰）有一位普通工人，在白色恐怖环境下的芬兰国内从事地下工作达一年半之久，不久前，他向我介绍了他们艰苦斗争的情况，以及芬兰工人如何排除万难终于组织起来的经过。接着他补充说道：“现在，我国每个普通革命工人都知道，一旦时机到来，首先就要同社会民主党白匪一刀两断，并要清算叛徒。（热烈鼓掌。）资产阶级的丧钟就要敲响了，但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清算这帮工人事业的叛徒，因为他们对于数以万计的芬兰同志残遭杀害和白色恐怖到处猖獗负有罪责。”这位芬兰工人的朴素感情道出了政治上的真谛，他的话胜过我们的一些好同志的蹩脚外交辞令。25年前，屠拉梯创作过一首优秀的工人赞歌，也许如今他在他家里仍是一个好的家长，但是，我们能够就因此而让这个抵制无产阶级政党的人继续留在党内吗？也许希法亭会再次大言不惭地说，应当把资产阶级一脚踢开，但是，我们能够就因此而让这个叛徒、社会爱国主义者、鼓吹和平主义的社会党人负责编辑我们的刊物吗？不能，这是通不过的。真理在那位普通芬兰工人一边，这位芬兰工人是在艰苦岁月中历尽磨难，才懂得这一切的。我们必须直言不讳地向我们的同志指出，对于许许多多老同志来说，要他们同自己的故旧世交决裂，也许是一场大悲剧，但是舍此别无出路。历史的新篇章已经揭开了，我们要对老一辈领袖中的优秀分子说，你们必须认清，时代变了；你们应当表明态度，承认自己错了，愿意向我们靠拢，愿意今后同我们一起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继续进行下去。我们刚才说，希望关于共产党在日益迫近的、日趋高涨的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的提纲能获大会一致通过，其含义就在于此。（热烈的掌声。）会议暂停。表决并通过关于共产党的作用的提纲季诺维也夫：宣布继续开会，讨论共产党的作用问题。首先要决定，关于这个问题是开展辩论呢，还是直接进行表决。我个人主张直接进行表决，不过，这要由大会决定。塞拉蒂：有人主张进行辩论吗？看来，没有。那么，就进行表决。对修改过的提纲表示赞成的，请举手。反对的，请举手。有人弃权吗？那么，提纲①一致通过了。我们建议休息半小时，以便各代表团研究并提出大会各专题委员会候选人名单。候选人名单先由主席团审议，然后向大会提出最后名单。①见本卷第22-23页。——译者注即《召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通知和提纲》里的《关于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巴拉巴诺娃：现在，就大会主席团的提案进行表决。赞成的，请举手，有人反对吗？那么，提议被一致通过了。（宣布休会半小时。）宣读各委员会委员名单塞拉蒂宣读大会各专题委员会委员名单。①①据大会秘书的记录，大会曾通过一项提案，决定将委员增加到14-20人。委员会委员名单，见本卷第884—886页。——编者注即《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和各委员会成员名单》。表决并通过在组织委员会中设立妇女问题和青年问题专门小组委员会的提案沙茨金（青年共产国际）：我提议，组织委员会成员要变更一下。鉴于青年国际的问题也将由组织委员会审议，我提议组织委员会应有青年国际的代表参加，既然组织委员会负责审议青年提出的提纲①，青年就有权为提纲进行辩护。提纲起草人已经提出申请，但组织委员会并没有把他们吸收进去，这是令人奇怪的。①有关青年运动的提纲，虽由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但未经大会审议，后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见本卷第98－101页。——编者注即《召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通知和提纲》里的《关于青年运动的提纲》。——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季诺维也夫：大会主席团原定就妇女问题和青年问题分别成立两个专门小组委员会。这样，两个小组委员会应吸收的妇女运动代表和青年代表就不止一两个，而是好几个了，这是我们的本意。组织机构问题即国际章程问题，非同小可。与此相关联，还有其他问题。正因为如此，大会主席团才决定成立妇女问题专门小组委员会和青年问题专门小组委员会，作为组织委员会的下属机构。我认为，这样处理问题是最恰当不过了，大会也会表示赞成。问题交付表决。主席团的提案未经修改，一致通过。讨论是否允许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的代表参加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委员会的问题季诺维也夫：我们已经选出一个委员会，负责制定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有人提议以大会名义请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也派代表参加这个委员会。鉴于问题涉及这两个党，它们派代表参加讨论是最适宜不过的。怀恩科普（荷兰）：同志们，这项提案，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就是要邀请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参加我们的委员会。老实说，这项提案我不理解，我代表我们党表示反对。我们在执行委员会中曾经建议，鉴于这两个党都不是共产党，它们根本就不应该出席大会。我们的党认为，它与独立社会民主党无任何交道可打，这个党在德国议会主席团中占有席位，我们同这个执政党毫无共同之处。至于法国党，情况略有不同，诚然，它也好不了多少，但毕竟是好一些。关于接收这两个党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我暂且不发表意见，留待以后再谈。一般说来，关于接收这样的政党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是可以提出的，但是，这个问题只有在它们正式提出申请之后才能讨论；同样，这两个党及其代表只有在申请加入共产国际之后，才有资格出席大会。然而，到目前为止，我还不知道，也不曾听说它们提出这种申请。因此，只有在它们正式申请之后，我们才能讨论这个问题。至于现在，我们不知道是否已经接到这两个党加入第三国际的申请。不过，即使独立社会民主党提出这种申请，肯定也是通不过的。同执政党没有谈判的余地。说到法国党，还是那句老话，它首先应该提出申请。既然没有提出申请，就不能允许那些既非革命的、又非共产主义的异党参加委员会，因为这个委员会要审议各项有关今后加入第三国际的条件的提案。我在执行委员会中曾提出不同的提案，但遭到否决。现在，我提议不准这两个党参加我们的委员会。拉狄克（俄国）：同志们，荷兰代表的提案首先违背大会的合理宗旨。独立社会民主党代表是经资格审查委员会认可的，并且拥有发言权。既然有发言权，他们就可以而且应当了解必须合乎哪些条件才能加入国际组织。但这只是问题的形式一面，撇开这一面不谈，这项提案也为情理所不容。人人知道，我们正同独立社会民主党就该党加入第三国际的问题举行会谈。大家知道，千百万拥护这个党的德国工人一再努力争取加入第三国际。广大德国工人既已派出代表同我们一道讨论加入第三国际的条件，在此情况下，如果我们依了怀恩科普同志的主张，那么，不仅有损这些代表的尊严，而且也辜负德国工人派遣代表的一片心意。不言而喻，独立社会民主党代表不仅应该有机会向我们陈述他们的愿望，而且应当及时了解我们的要求。在如何加入第三国际这方面，怀恩科普同志的概念与实际不相符合，按照他的概念，“你是被告，有什么要申诉的”，这好像是几个愿意联合的政党彼此商量好的判决书。因此，我提议否决怀恩科普同志的提案。万－列文（荷兰）：同志们！和我一道派来的代表怀恩科普同志说，他代表荷兰党反对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参加委员会。想必是他有权，甚至肯定是有权做这样的表态。我是说，“想必他是有权”。然而，我需要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党并未讨论。我们无法预料会在这里遇到这种情况。总之，他的意见恐怕是正确的。我本人倒另有一种见解。譬如说，依我看，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派代表来，是因为它受党内左派即工人群众压力的缘故。但是，我仍然赞成怀恩科普同志的意见，即这些代表不应该出席大会。我们在执行委员会中已经向德国代表提出一系列问题。就说拉狄克同志吧，他向德国代表提了足有九个问题，别人也提了不少。再说，我也向他们提出好几个问题，都是涉及第107页①列宁同志就加入国际的条件所起草的提纲。刚才已经说过，别的同志，其中包括列维同志，也都向他们提出过问题。但是，不等他们答复，也就是说，不明其真正来意，就立刻同意他们参加会议，这使我感到莫名其妙。再重复一遍，这使我感到非常奇怪。既然拉狄克同志表示，怀恩科普同志的提案违反常理，我就要反问：让一些对于别人的提问不予答复的人参加会议，这难道是合乎逻辑的吗？①这里，万－列文指的是列宁就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起草的提纲中所包含的加入共产国际的五个条件。见本卷第20页所载《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第15条中所讲的五个条件。——编者注拉狄克：我提议，停止辩论，交付表决。吉尔波（法国）：我赞成怀恩科普同志的意见。谈到法国社会党，它确实没有递交加入共产国际的正式申请。它派了两位代表到莫斯科来谈判，但并未授权他们申请加入国际。因此，让这样一些代表参加共产国际会议是很不妥当的。塞拉蒂：问题不在于参加会议，而是要他们向委员会通报情况和对提问作出说明。吉尔波：执行委员会已经开过几次会，他们有充分的机会通报情况和对提问作出说明。再者，自从他们来到莫斯科，他们已经向法国发回一系列报告，这些报告只能使国内更加混乱；这有碍法国同志替共产国际进行宣传工作。我坚持我的主张，不能让这些人参加委员会的工作。拉狄克（俄国）：同志们！既然一个大党的代表享有发言权，就没有必要就所谓发言权的含义继续争论下去了。不过，刚才荷兰代表团的两位同志以及吉尔波同志都“深入地”阐述了理由，照他们的理解，有了发言权也要三缄其口。因此，关于这个问题我还要说几句。万－列文同志说，执行委员会曾向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提出一系列问题，但对方至今未作答复。我身为执行委员会秘书，有责任予以澄清，也就是说，对于提出的问题，他们一时还无法答复。这一来是因为自从提出问题以后，执行委员会还没有举行过会议，二来是因为我们曾主动劝他们不急于做出答复，以便他们有机会先对代表大会的共同问题有个详细的了解。要知道，光提出问题还不够，还要善于等待对方做出答复。只有允许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参加讨论加入第三国际的条件的委员会，才是万－列文同志掌握这个党的心灵钥匙的绝好机会。我们也曾经对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提出一系列指责，我认为，在对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方面，我们对共产国际的功劳比起万－列文和怀恩科普二位加在一起的功劳，毫不逊色。对于这些指责，独立社会民主党代表不以为然，因此，我们有责任为他们提供机会替自己的观点辩护，提出论据。至于法国党，我们已经说过，这两个党都还没有递交加入国际的申请。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还要给他们以发言权呢？为什么要同他们举行会谈呢？我个人认为，如此辩论下去，丝毫无助于问题的澄清，相反，只能表明这是一种脱离革命行动意志的夸夸其谈的激进主义而已。这是很可悲的。多伊米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其实，我并不打算就大会此刻所研究的问题发表议论。是否应该容许我们参加大会，这个问题留给大会去适当解决。怀恩科普同志的言论表明，他对情况全然不了解。不过，我认为对他的言论也没有必要加以分析。但是，我作为一个老政治家不会不知道独立社会民主党绝不是一个执政党，恰恰相反，它是政府的反对党。我坚决抗议称我们的党为非革命党。我们党有成千上万人流血牺牲，有成千上万人伤亡，有成千上万人受到监禁和审讯。我不能容忍在大会上说我们的党是一个非革命党。至于其他，待委员会研究这个问题时，我们再详细陈述我们的意见。怀恩科普（荷兰）：同志们，多伊米希这类人竟在这个大会上进行恶意煽动，单就这件事而言，我认为就是一件丑闻。我有必要说明，据我所知，早在卡普叛乱时期，正是这位多伊米希对工人说过，工人不该拿起武器。如今，他却跑到俄国发开言了，而在俄国，谁不知道，只有经过内战才能取得胜利。可是，拉狄克同志竟然说我们犯了夸夸其谈的激进主义错误。拉狄克：简直是头脑发昏！怀恩科普：拉狄克同志说我头脑发昏……妙极了，他话说出来，又要收回了。不过，我要提请同志们注意，拉狄克同志这么一来，这场辩论已经不成体统了。第三国际把多伊米希这类人物和加香这类政治家，同开展工作已久的真正共产党和革命党的代表相提并论，这对于我们这些在西欧开展工作的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同志们显然还没有认清。我要告诫同志们，你们要提防它的后果。时间到了，我的发言就要结束了。希望同志们对这帮老爷“论功行赏”：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拒之门外，对法国社会党人——如果他们申请加入的话，也只能给予适当的信任。季诺维也夫（俄国）：同志们，为克服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右翼的动摇不定，我们过去作过斗争，今后还要继续作斗争，这些，我不在这里重复说了。然而，怀恩科普同志刚才的发言却是滑稽可笑的；他的言论败坏的并不是大会的名誉，而是怀恩科普自己以及派遣他来的那个政党的名誉。毫无疑问，我们深切同情，并将继续深切同情目前在狱中受尽磨难的10000名或11000名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员。他们不愧是战士，不愧是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无产者。我倒要知道，怀恩科普的党有多少党员被关在狱中，怀恩科普本人有多少次在资产阶级法庭上亲自受审，有多少次因为参加无产阶级的斗争而被关进牢房。今后，我们仍少不了要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同志们论战，仍少不了要同他们激烈对抗；但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独立社会民主党有成千上万的工人党员惨遭资产阶级及其帮凶的杀害。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在历次战斗中，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员自始至终是革命军队的基本核心。我要当众声明，尽管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领导无能，尽管它的领袖摇摆不定和优柔寡断，但是，把独立社会民主党的80万工人党员所起的革命作用和两三千个荷兰“雄辩家”——附带也把基督教社会党人加上——所起的作用，放在历史的天平上称一称，前者的分量在客观上不知要重多少。我们过去说过，现在还要重复说，任何群众性的政党，即使它误入歧途，但只要它具有同我们一道为无产阶级事业奋斗的愿望，我们就要与它谈判，与它接近。参加英国车间代表委员会运动的工人，其实并不是共产党人，我们将像对待这些工人一样去对待加入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革命工人。如果我们是在迎合考茨基先生的腐朽意识形态，那么，真理就在你们一边，但是，我们并没有去迎合。如果依了怀恩科普，阻止独立社会民主党代表参加大会，岂不荒唐可笑。怀恩科普宣称他的主张代表他的党，殊不知，这个党活动15年，才有党员1500人；然而，独立社会民主党拥有组织起来的普通工人数以10万计，他们跟共产党人并肩战斗，他们跟所有的无产者一样，是名副其实的、赤胆忠心的革命者。因此，我要坚持我的建议，即邀请这些同志来，直言不讳地同他们恳谈，把我们的条件向他们讲明。可以断言，不出两个月，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内就有数量可观的工人，不仅在精神上，而且也在形式即组织上归到第三国际这边来。列维（德国共产党）：同志们，一直到今天下午，我还认为怀恩科普同志虽然不学无术，但毕竟不是食古不化的人。两天前，我一再向他说明，德意志议会主席团的组成纯粹是机械式的，其成员多寡，依各党派代表人数而定；我向他说明，议会主席团与政府的组成毫不相干，加入主席团不等于入阁，因为议会主席团同政府风马牛不相及。当时，即两天前，我以为怀恩科普同志听罢我的解释，必定有所领悟。岂料他今天若无其事，重谈“执政党”老调。我认为，这足以证明，玩弄辞藻是他的主要动机。一个平生未读过一份德文报纸的人，竟然也要侈谈德国，由此更可见他是在玩弄辞藻。不是吗？怀恩科普同志，哪怕在我们同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并肩的革命战斗中，十次里您曾参加过一次的话，您也不至于发出这般呆傻的笑声。当然，我们过去指责过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今天我们随时地也还在指责它，这是在推动它前进，指出它的错误。然而，荷兰老爷们平时为德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连半点力也不肯出，今天却跑来大肆指责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因此，我们有义务为勇士们辩护，亮明我们的观点：在德国，跟随独立社会民主党战斗的工人有几十万，独立社会民主党代表正是受这几十万工人之托前来参加大会的。本来，这个党的组织机构和意识形态机构都曾极力反对广大工人的意愿，但是，在工人的压力下，该党领袖终于不得不前来莫斯科。当年，正值苏维埃俄国处于生死存亡关头，一个不惜放弃反对协约国，借以力求当选荷兰议员的人，今天居然在这里，在莫斯科，表白他要建树伟大的革命功绩。不是吗？怀恩科普同志，迄今为止，对于这种指责，您是无言对答的。至于独立社会民主党的这些同志，我们认为，必须继续指出他们的错误，必须讲清对他们的要求，即使如此，有资格指责他们的也绝不是您，怀恩科普同志。还有一点我要提醒您。请您回忆一下，去年夏天是我党处于秘密时期的最困难阶段，我们党几乎所有的同志都被关进牢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曾向贵党呼吁，请求派同志到我们德国来工作。此刻你们怒气冲冲地发言，所代表的正是当初我们所求助的同志，我们曾希望他们派遣潘涅库克和哥尔特来。怀恩科普和万－列文：一派胡言！列维：总之，正当我们人手不足，连报社编辑也痛感缺乏的时候，我们向荷兰求援，希望他们从国内派编辑来，但是一个也不来！万－列文：可是，克里斯平和迪特曼并没有死啊！列维：既然这位同志暴跳如雷，竟说出迪特曼和克里斯平并没有死这种话，我就要回敬一句：我也还没有死，同志，您也还活着。其实，您如果要在德国殉难的话，这种机会不是没有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有成千上万名工人在战斗中牺牲，您可倒好，躲在荷兰，饱食终日，守着自己的装满咖啡的麻袋，如今却摇身一变，成了革命者。拉狄克（对万－列文说）：好一个交易所经纪人！布哈林（俄国）：同志们，在我看来，不值得为这样一个政党的代表争论不休。这个政党竟革命到这种程度，竟然派遣一个基督教牧师团体的成员前来，还为他配备一纸洋洋大观的委托书。因此，我建议这场辩论到此结束，转入下一个议题。大会主席团将布哈林的建议交付表决。这项建议经绝大多数人通过。表决并通过允许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的代表参加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委员会的问题季诺维也夫：请大会就批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代表加入委员会的问题进行表决。这项提案为大多数人所通过。选举各小组委员会并成立审议英国工党问题的特别委员会接着，大会选举各小组委员会。①①各小组委员会成员名单，速记记录中没有记载。——编者注大会主席团宣读麦克莱恩关于成立审议英国工党问题的特别委员会的提案。提案经表决，获得通过。①①麦克莱恩的提案内容，速记记录中没有记载。——编者注季诺维也夫：我提议，要规定各专题委员会的开会时间。大会主席团建议下列四个委员会举行会议：（1）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于中午12时举行；（2）工会问题委员会干中午12时举行；（3）议会制问题委员会于中午12时举行；（4）加入第三国际条件问题委员会于下午5时举行。这四个委员会的会议地点，就在这里：两个在大厅，两个在隔壁房间。其余三个委员会会议于星期一举行：组织委员会于上午11时举行；土地问题委员会于上午11时举行；大会基本任务问题委员会于下午1时举行。上述四个委员会会议如果明日不能结束，星期一继续举行。星期一下午8时举行全体会议，希望各委员会的会议，至少一两个委员会的会议，届时能结束自己的工作。塞拉蒂：会议到此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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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会议（1920年7月1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1920年7-8月）
第一次会议
（1920年7月19日）
·季诺维也夫致开幕词
·选举主席团
·加里宁致贺词
·列宁作报告：《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基本任务》
·罗斯梅向彼得格勒无产阶级致贺词
·塞拉蒂向俄国红军致贺词
·施泰因哈德关于匈牙利白色恐怖的讲话
·马尔赫列夫斯基关于波兰局势的讲话
·列维关于欧洲无产阶级在波苏战争中的任务的讲话
↘告世界各国无产者书
·表决贺词和呼吁书
季诺维也夫致开幕词
季诺维也夫：
同志们，我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委托，宣布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开幕。（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高呼“乌拉”。乐队奏《国际歌》。）同志们，我们首先要说的，即全世界工人要说的，就是缅怀那些为共产国际事业而牺牲的优秀战友和杰出领袖。大家都知道，一年来，没有一个国家的工人共产党员和工人阶级的优秀领袖不在流血牺牲。只要指出我们匈牙利战友的名字，指出列文艾、季波尔·萨穆利、约吉希斯等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在德国革命和俄国革命初期牺牲了的革命者的名字，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了。在这一期间，在芬兰、爱沙尼亚和匈牙利就有成千上万工人阶级的优秀儿女牺牲了。让我们在代表大会开幕之际，首先悼念那些为共产国际事业而死难的优秀人物。
为悼念死难的同志，我提议全体起立。（全体起立。乐队奏哀乐。）
同时，我们也怀念那些目前被监禁在各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监狱中的同志。我们怀念我们的法国战友洛里欧和莫纳特同志，以及其他许多不久前被捕入狱的同志。我们向拘禁在德、匈、法、英、美等国监狱中的无数工人革命战士表示敬意。我们向美国工人共产党员致以兄弟般的问候，因为他们在最近一年中遭到特别残酷的迫害。美国资产阶级简直要把工人共产党员和一般革命者置于死地。我们的战友在那里找不到工作，被关进牢笼。美国资产阶级对那些参加了共产党、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或其他沿着共产国际道路前进的革命组织的工人，实行了空前残酷的迫害。
我们深信，不久前一位法国同志在洛里欧和莫纳特等同志被捕后所说的话，是会实现的。他说：不错，我们正处于执政的资产阶级、“民主党人”和所谓“社会党人”把卓越的共产主义领袖投进监狱的时代；但我们坚信，彼此的地位很快就会改变，今天在资产阶级政府中掌权的人，明天将被工人阶级投入监狱，而今天被资产阶级投进监狱的人，明天将被工人阶级拥上执政的宝座。（鼓掌。）
同志们，共产国际的成立只有一年零三个月。十分明显，它首先不得不同第二国际交锋，我们已同第二国际展开了直接的斗争。无论是朋友，或者是敌人，面对今天的代表大会，必定会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同第二国际的斗争已经取得了胜利。今天的代表大会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的大会，整个欧洲和美洲都派来了代表。今天，我们有充分的权利宣告：第二国际已被第三（共产）国际彻底击溃了。（暴风雨般的掌声。）
同志们，这个事实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战胜了第二国际，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同第二国际之间的斗争，并不是某个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两派之争，这不是派别斗争，不是统一的阶级阵营内部的派别之争，这实际上是阶级斗争。不错，在第二国际的队伍中，有我们许多阶级兄弟。然而，我们同第二国际的斗争，决不是一个阶级内部的派别斗争，而是一种范围更大的斗争。
第二国际的破产反映着资产阶级制度本身的崩溃。形势的关键就在这里。我们之所以能战胜第二国际，就是因为资本主义已开始“日暮途穷”。我们之所以能战胜第二国际，是因为世界各国资产阶级过去和现在都不能消除帝国主义大战的后果。我们之所以能战胜第二国际，是因为国际联盟，各个协约国以及整个资产阶级都无力采取某种重大措施，以恢复欧洲的经济生活。我们之所以能战胜第二国际，是因为资产阶级已无力承担它所面临的、理应由它解决的各项任务。当然，资产阶级是决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
从1914年刚刚打响第一枪起，第二国际就把自己的命运同资产阶级联结在一起了。各国的社会爱国主义者纷纷支持“本国的”资产阶级，支持“自己的”资产阶级“祖国”。
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大战结束。大战结束后，第二国际仍然把自己的命运同资产阶级联结在一起，不过这次它主要是同那几个在帝国主义战争中获胜的资产阶级国家联结在一起。
你们都会记得第二国际在帝国主义大屠杀结束时试图复活的最初情景。你们都会记得有些所谓第二国际领导人在伯尔尼代表会议和琉森代表会议上，竭力把国际联盟“当作自家人”的情景。“复活的”第二国际的领袖开始追随威尔逊。同志们，你们都会记得，在伯尔尼代表会议上，主席借第二国际代表会议开幕之际对威尔逊表示敬意，并把他同饶勒斯相提并论，从而使这位已故的法国工人的代言人蒙受了耻辱。大战结束后，第二国际甘愿把自己的命运依附于资产阶级，即依附于操纵国际联盟的那部分资产阶级，因为在第二国际看来，国际联盟乃是兽中之王。它是心甘情愿这样做的。因此，世界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第三国际一年来对资产阶级的打击，同样也是对第二国际的打击。这个黄色国际总是把自己的命运同我们认为眼看就要灭亡的阶级联结在一起。所以，我们对第二国际的胜利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我们再说一遍，这不是工人运动中这一派对那一派的胜利，也不是这个党对那个党的胜利，不是，这里所指的是一种有无比重大意义的胜利：一切企图把自己的命运同资产阶级联结在一起的组织，本身必然灭亡。这就是共产国际战胜第二国际的历史意义。工人阶级是个年轻的阶级，是一颗新升起的明星。它在夺取政权，而资产阶级这颗在工人阶级的血泊中淹没了的星辰，将彻底陨落下去。资产阶级日趋腐朽，陷于衰落。犹如死人抓住活人不放那样，资产阶级紧紧抓住奄奄一息的第二国际，并在它们的垂死拥抱中把第二国际掐死。它们俩眼看就要死亡了。资产阶级及其走狗——黄色国际的末日临近了（从历史的角度看，一年只不过是短暂的片刻）。它们俩都在苟延残喘。资产阶级的压迫，以及对工人阶级的一切组织从精神上进行的压制，很快就要从地球上消失了。我们国际工人协会不久就将在共产主义兄弟原则的基础上开始安心地建设新世界了。
同志们，一年来，我们眼看着“民主制”思想日趋衰败，末日即将来临。我认为，第一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制的作用的提纲，是共产国际第一次（成立）代表大会的最重要的文件，看来，它也是最近几年来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重要的文件。这个提纲传遍了全世界。全世界的工人以及一部分觉悟的农民和士兵，学习了它。最近十五六个月的事变进程，不断证实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提纲中对资产阶级民主制所作的正确分析。美国资产阶级在众目睽睽之下废除了自己原来的法律，废除了宪法为工人阶级规定的全部保障，甚至于按议会制的整个规章依法选出的党员代表，也居然不准进入议会，反而被投入狱。像美国这样典型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也在不断破坏民主原则，这使我们受到了一次明显的教育，共产国际在提纲中多么正确地阐述了所谓民主制的真正历史作用。
同志们，我们所举行的大会是共产国际世界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是全世界战斗的工人先锋队的代表。我们要在这次大会上提出的一系列问题，是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有争论的问题。我们邀请来参加大会的工人组织，有许多还不是纯粹共产主义组织，有许多还是刚刚定型的工人组织。经过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经过极端深刻的危机，国际上工人阶级的状况是，有些地方的工人组织正徘徊歧路，其处境恰如少年处于变嗓子的阶段。它们还没有最后确定自己的策略。目前，它们还没有最后选定要走的道路。我们把那些我们认为真诚地愿为反对资本主义而奋斗的工人组织的代表邀请来，以便同我们一起工作。我们将同他们进行会谈，我们将把他们当作战友，当作患难弟兄，当作和我们一起准备为工人阶级解放事业而献身的阶级弟兄。我们和第二国际不同，第二国际只会嘲弄和诽谤意见不同的革命工人，它是个雅努斯①，向右边笑容满而，向左边则是一付凶恶的嘴脸。我们深信实际生活能教育人，帝国主义战争给工人很大的教益。那些拥护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工业化主义和厂工会委员会的真诚的革命分子，必将转到并正在转到共产主义方面来。我们的任务是帮助他们尽快地完成这一转变。
①Янус，罗马神话中的门神，它有前后两副面孔，意指两面派。——译者注
另外，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和美国社会党都派出代表来参加我们的大会，它们不久前才脱离第二国际的队伍。我们愿意同这些政党中的真诚的革命工人结成共产主义联盟。
同志们，你们都知道，随着第三国际的壮大，有10来个原先的大党（我不一一把它们列举出来）脱离了第二国际的队伍。现在另一个阶段已经开始，我们看到，原先的政党不仅纷纷脱离第二国际的队伍，而且直截了当地打算加入第三国际的行列。正如我曾说过的，在我们中间就有这些党的许多代表。共产主义代表大会将对德国和法国工人坦率地提出所有重大的问题。共产主义代表大会绝不允许有任何思想上的虚伪，丝毫也不作原则性的让步。我们必须把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直截了当地提出来，我们一定要把这些问题弄得一清二楚。我们不允许第三国际成为一种只是时髦的东西，提上日程的各个问题，都是千百万工人所关注的。我们要向德国工人、法国社会党工人阐述我们对当前所有迫切问题的看法。我们期待绝大多数法国和德国工人能对其队伍进行必要的清洗，能转到共产国际的行列中来，以便任何人都不会再认为：这简直是共产国际的包袱，这些人到我们这里来，不是和我们同心同德地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我们打算向这次代表大会提议制订共产国际章程。我们认为，为了战胜资产阶级，各个国家的共产党人首先要有一个集中的、强有力的、团结一致的党，而在国际范围内，也到了着手进行这一工作的时候了。我们在进行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全世界的武装到牙齿的敌人的斗争，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坚强的国际无产阶级组织，以便能到处打击敌人。能随时给予自己的任何队伍以最大的援助，能制定一套最有力、最机动、最灵活的组织形式，借以做好充分准备去反对那些必将与之较量的敌人。我们在共产国际章程草案中，引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领导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章程中的一段话。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章程中指出：如果说，到目前为止，工人阶级的斗争还毫无成就的话，那么，这首先是因为工人没有国际上的协调一致，没有严正的国际组织，没有国际范围内的相互支援。同志们，这一普通的真理，却等待了50多年，经过了4年多的血腥大屠杀，经历了最近一个时期人类所遭受的那种灾难，才被许多人和集团所理解，才成为千百万工人群众的切身要求。我们深信，今天这一思想已真正成为群众的财富。我们知道，要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实现第一国际（国际工人协会）所指出的这个基本的普通思想。今天，我们在许多问题上要承袭第一国际的传统和原则，其目的就是要实现这些传统和原则。在这里出席大会的，有1917年10月最先举行起义的彼得格勒工人的代表。我要对他们说：同志们！今天在彼得格勒发生了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那就是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了，它已载入史册。你们要记住这一天！要知道，这是对你们历尽艰难困苦、进行英勇顽强斗争的嘉奖。你们要对自己的孩子讲述今天这个日子的重大意义！你们要把这一庄严的时刻牢记在心中！
一个伟大而又质朴的事件在你们眼前发生了。其实，这个事件再单纯不过了，那就是各个国家的工人为摆脱富人的压迫而联合起来。然而，又有什么事件比这更加伟大呢？同志们，难道我们大家没有听到胜利的翅膀在簌簌作响吗？我们的地球将获得解放。雇佣奴隶制将被消灭。共产主义必定胜利……
同志们，我的讲话快要结束时，想起再过几个月就是欧洲工人第一次伟大的历史性起义50周年了。这次起义给我们大家指出了前进的道路，我说的是巴黎公社，我说的是巴黎无产者的英勇起义。他们虽然有种种弱点和错误（这是我们要竭力避免的），但是，他们在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史上却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们开辟了今天千百万劳动者所要遵循的一条道路。
我要说出自己的愿望，即希望在巴黎公社50周年的前夕，我们在法国能看到一个法兰西苏维埃共和国。（暴风雨般的、雷鸣般的掌声。）
同志们，我在共产国际成立大会之后不久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国际革命的前景》①。当时，我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说，不出一年，我们也许就不再提及欧洲争取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了，因为那时，这个斗争在欧洲已经结束，将转到其他国家中去。德国一位资产阶级教授竟抓住了这句话。最近，我拜读了这位教授的文童，他在其中引用这句话以后，幸灾乐祸地写道：看，怎么样？第二次代表大会很快就要召开了，一年多过去了，而在欧洲，看来，苏维埃政权并没有取得完全的胜利。
①见《共产国际》杂志1919年第1期。——编者注。
对于这位学问高深的资产阶级老爷，我们可以坦然地反驳说：也许，您说得不错；也许，我们真的感情冲动了；也许，在整个欧洲实现苏维埃一年不行，而要两年、三年。如果你们认为推迟一两年对你们是非常幸运的事，那么，对你们这种坦率的态度，我们可以向你们表示祝贺。但是，我们却相信，早一年，晚一年（我们还要忍耐一些），我们定将看到我们共产国际所领导的国际苏维埃共和国的出现。
全世界工人阶级万岁！共产国际万岁！（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选举主席团
季诺维也夫：
大会开始选举主席团。现在由布哈林同志代表执行委员会讲话。
布哈林：
我代表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提出主席团候选人名单：
列维——德国，
罗斯梅——法国，
塞拉蒂——意大利，
列宁和季诺维也夫——俄国。
季诺维也夫：
对于主席团的成员，有没有其他意见？没有。那么主席团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出的下列成员组成：
列维——德国，
罗斯梅——法国，
塞拉蒂——意大利，
列宁和季诺维也夫——俄国。
同志们，许多组织要向我们代表大会致贺词，但是，我们不得不节省时间。今天，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自己的领土上接待这次大会，感到十分荣幸。我们代表执行委员会提议，只请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同志讲话。（鼓掌。）
加里宁致贺词
加里宁：
同志们！我代表苏维埃俄国工农向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表示祝贺。同志们，共产国际成员们！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和俄国工人阶级，过去从来没有迷恋过合法工作、议会制度。最近的10年是工人阶级同俄国沙皇制度直接进行残酷斗争的10年。在那暗无天日的岁月里，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始终没有丧失信心，相信工人在它的领导下推翻俄国沙皇制度和俄国资产阶级的时刻不会遥远了。同志们，在最近3年里，俄国工人阶级和俄国农民遭受了无数的牺牲，经历了千辛万苦，为实现人类的理想表现出奋不顾身的斗争精神。同志们，这3年的斗争锻炼了俄国工人阶级和农民，教会了他们为工农的利益而直接战斗。这3年的斗争使我们得以建立光荣的、战无不胜的红军，目前，红军正在给波兰战线的敌人以猛烈无情的打击。
同志们，我们同俄国资产阶级和国际资本所展开的斗争，使俄国工人，甚至使不觉悟的俄国农民受到比阅读和听讲更多的教育，因而他们越来越多地参加到斗争中来。从前，即使俄国农民和工人愿意推翻俄国资产阶级，我们也得向他们阐明和宣传还必须推翻世界资产阶级，而现在，每个俄国工人和农民都已懂得：我们不只是同俄国资产阶级作斗争，不只是在同沙皇地主作斗争（否则，我们早把他们消灭了，我们早安宁了），要知道，他们背后还有坚决支持他们的世界反革命势力。因此，十分明显，俄国工人阶级和俄国农民群众非常关注西方的被压迫阶级和东方的被压迫群众。他们期待着这些被压迫阶级和俄国工农一起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直接的斗争，期待着这一胜利的到来。
我衷心祝愿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将成为东西方被压迫阶级进行直接斗争的开端和保证，成为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直接斗争的开端和保证。第三（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万岁！
季诺维也夫：
大会的第一项日程是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第二项日程是有关各党的工作报告。关于第一项和第二项日程，执行委员会决定只限于分发书面的工作报告。执行委员会的书面工作报告已经分发了［注：见本卷第829—854页。——译者注］。各党的工作报告，一部分已发出，另一部分即将发出。［注：参见《各个政党和组织提交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目录》，见本卷第855—857页。——译者注］这样，全体代表都能看到书面的工作报告。我们现在转入第三项日程：《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基本任务》。请列宁同志作报告。
列宁作报告：《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基本任务》
（热烈欢呼。全场起立，鼓掌。报告人准备讲话了，听众仍继续鼓掌，用各种语言欢呼。长时间欢呼。）
列宁：
同志们，关于共产国际基本任务问题的提纲已经用各种文字发表了，这个提纲并没有提出什么重大的新东西（特别是对俄国同志来说），因为这个提纲主要是要把我国革命经验的某些基本点和我国革命运动的教训推广运用于西方国家，运用于西欧。因此，对我报告中的第一部分，即国际形势部分，我要稍许多谈一点，当然也只能是简要地谈一谈。
目前整个国际形势的基础就是帝国主义的经济关系。资本主义的这个新的、最高的和最后的阶段到20世纪已经完全形成了。大家当然都知道，帝国主义最突出最本质的特征就是资本达到了巨大的规模。大规模的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极少数资本家有时能把一些工业部门整个集中在自己手里，这些工业部门转到了往往是国际性的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等联合组织的手里。因此，垄断资本家不仅在个别国家内，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在金融方面、产权方面、部分地也在生产方面，控制了整个整个的工业部门。在这个基础上就形成了极少数大银行、金融大王、金融巨头的空前未有的统治，他们实际上甚至把最自由的共和国都变成了金融君主国。这一点，像法国的利西斯这样一些决非革命的著作家，在战前就已经公开承认了。
一小撮资本家的这种统治达到全盛时期是在世界已经瓜分完毕的时候，不仅各种原料产地和生产资料已被最大的资本家夺走，就是殖民地也已经初步瓜分完毕。大约40年前，6个资本主义强国所属殖民地的人口不过稍稍超出2.5亿。1914年大战爆发前夕，殖民地人口已近6亿，如果再加上波斯、土耳其、中国这类当时已处于半殖民地地位的国家，匡算一下，约有10亿人口被最富有、最文明和最自由的国家置于殖民地附属地位，受它们的压迫。大家知道，殖民地附属地位，除了在政治上法律上直接处于附属地位之外，还必须有一系列财政和经济上的附属关系，还要进行一系列不能算作战争的战争，因为这些战争常常不过是用最精良的杀人武器装备起来的欧美帝国主义军队残害手无寸铁的殖民地国家居民的大屠杀而已。
由于世界已经瓜分完毕，由于资本主义垄断的这种统治，由于极少数大银行（每个国家最多只有两三家、四五家）的无限权力，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1914—1918年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这场战争是为了重新瓜分世界。这场战争是为了决定：极少数大国集团（英国集团或德国集团），谁可以、谁有权来掠夺、扼杀和剥削全世界。大家知道，战争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是有利于英国集团的。这场战争的结果使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空前尖锐化了。战争一下子就把世界上近2.5亿的人口置于同殖民地毫无差别的境地，把俄国约1.3亿的人口，奥匈帝国、德国、保加利亚不下1.2亿的人口置于这样的境地。这是包括像德国那样最先进、最文明、最有文化、具有现代技术水平的国家在内的2.5亿万人口！战争的结果签订了凡尔赛条约，迫使先进的民族屈居殖民地附属地位，陷于贫困、饥饿、破产、无权的境地，今后世世代代都要受条约的束缚，这种遭遇是任何文明的民族所未曾有过的。现在你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幅世界的图景：战后马上使不下12.5亿人遭受殖民压迫，遭受野蛮的资本主义的剥削。资本主义自夸爱好和平，50来年前，它还可以勉强这样吹嘘，因为那时候，世界还没有瓜分完毕，垄断还不占统治地位，资本主义还可以比较和平地发展，而没有引起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如今这个“和平”时期已经过去，压迫更加骇人听闻了，殖民压迫和军事压迫又重新抬头，而且变本加厉了。凡尔赛条约使德国以及其他许多战败国经济崩溃，无法生存，丧尽权利，备受屈辱。
有多少国家从中得到好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一定会想到美国。只有美国一国在战争中完全是获利的，它从负债累累一跃而为各国的债主，它的人口不超过1亿。日本的人口是5000万，它没有卷入欧美冲突，而攫取了亚洲大陆的许多地方，因此也获得了很大利益。获利仅次于上述两国的是英国，它的人口有5000万。如果加上战时发了财的中立国的极少数人口，总计约2.5亿人。
这就是帝国主义战争后世界状况的轮廓。被压迫的殖民地人口12.5亿，其中包括波斯、土耳其、中国这类正在被人活活瓜分的国家，以及那些因战败而沦于殖民地地位的国家。保持原来地位的国家的人口，不超过2.5亿，但是这些国家在经济上都已仰赖美国，战时在军事上也处于依赖地位，因为战争席卷了整个世界，使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保持真正的中立。最后，是居民不到2.5亿的几个国家，在这些国家中自然只有上层分子，只有资本家才能从瓜分世界中得到好处。这些数字加在一起是17.5亿，构成世界人口的总数。我想提醒大家注意世界的这样一幅图景，是因为所有导致革命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帝国主义基本矛盾，所有引起了对第二国际作极其激烈斗争的工人运动中的基本矛盾（主席同志讲到了这一点），都是同世界人口的这种划分联系着的。
当然，这些数目字只是粗略地勾画出一幅世界经济的图景。同志们，在世界人口这样划分的基础上，金融资本的剥削，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剥削，加重了许多倍，是很自然的。
不但殖民地、战败国陷于附属地位，就是在每个战胜国里，矛盾也尖锐化了，一切资本主义矛盾都尖锐锐化了。我现在举几个例子来简单说明一下。
就拿国家债务来说吧。我们知道，从1914年到1920年，欧洲最大的几个国家的债务至少增加了6倍。下面我再引证一个特别有价值的经济材料，即凯恩斯《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凯恩斯是英国外交家，他奉本国政府之命参加凡尔赛和谈，从纯粹资产阶级的观点直接作了观察，一步步地作了详尽的研究，并且以经济学家的身分参加过各种会议。他作出的结论，比任何一个共产党人革命家的结论更有说服力，更引人注目，更发人深思，因为作出这个结论的人是一个人所共知的资产者，布尔什维主义的死敌，在这个英国市侩的想象中，布尔什维主义的样子是畸形的狰狞可怕的。凯恩斯得出结论说，欧洲和整个世界正随着凡尔赛和约的签订而走向破产。凯恩斯后来辞职了，写了一本书，指责政府说，你们在干蠢事。我现在把他的数字综合摘引一下。
列强之间的债务关系怎样呢？我按1英镑等于10个金卢布的比价来折算。那么，美国借出是190亿，贷入是零。战前它是英国的债务国。列维同志1920年4月14日在最近一次德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说得很对，现在世界上只剩下英美两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了。只是美国在财政上是绝对独立的。美国战前是债务国，现在却完全是债权国了。世界上其他强国都负了债。英国的状况是：借出170亿，贷入80亿，已经陷于半负债地位。而且在它借出的款项中，有近60亿是俄国欠的，其中包括俄国战时赊购军火的欠款。不久前，俄罗斯苏维埃政府代表克拉辛在同劳合-乔冶谈到贷款条约问题时，曾经明确地告诉过英国政府的领袖们、学者和政治家们说，要是他们还指望收回债款，那就大错特错了。英国外交家凯恩斯也早已指出了这种错误。
问题当然不仅仅在于，甚至根本不在于俄国革命政府不愿还债。任何一个政府都不会还这种债，因为这些债款是已经还本20次的高利贷的利息。连那位丝毫不同情俄国革命运动的资产者凯恩斯都说：“显然这些债务是不能算数了。”
至于说到法国，凯恩斯引用了这样的数字：借出35亿，贷入却是105亿！要知道，法国人曾自称是全世界的高利贷者，因为它有大量的“积蓄”，它对殖民地的掠夺以及在金融上的掠夺积累了巨额的资本，使它能够几十亿几十亿地贷给别国，特别是货给俄国。这些贷款提供了巨额收入。尽管如此，尽管法国是战胜国，它还是陷于负债地位。
共产党员布劳恩同志在《谁应该偿还战时债款？》（1920年莱比锡版）一书中，引用了美国资产阶级的一个材料。材料得出了各国债务对国民财产的比例：英、法这两个战胜国的债务相当于全部国民财产的50%以上！意大利相当干60—70％，俄国相当于90%。但是，大家知道这些债务并没有使我们担心，因为在凯恩斯的著作出版前不久，我们就已经听从了他的绝妙忠告——废除了一切债务。（热烈鼓掌。）
然而凯恩斯在这里不过是大发其庸人常有的怪癖罢了，他提出废除一切债务的忠告时说，法国当然只会占到便宜，英国损失当然不会太大，因为反正从俄国是捞不回什么了，只有美国要受很大的损失，但是凯恩斯指望美国能够“大发慈悲”！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看法同凯恩斯及其他市侩和平主义者是不一致的。我们认为，他们既然要废除债务，就应该把希望寄托在别的方面，朝另外的方向努力，而不应该指望资本家老爷们“大发慈悲”。
从这些最简单的数字可以看出，帝国主义战争同样给战胜国也造成了莫大的困难。工资远远跟不上物价的上涨，也说明了这一点。今年8月8日，最高经济委员会这个维护世界资产阶级秩序、防止革命日益高涨的机关，通过一项决议，决议最后号召人们遵守秩序，克勤克俭，当然，工人仍旧是做资本的奴隶。最高经济委员会这个协约国的机构，全世界资本家的机构提供了以下的数字：
美国物价平均上涨120%，工资却只增加100%；英国物价上涨170%，工资只增加130％；法国物价上涨300%，工资只增加200％；日本物价上涨130％，工资只增加60%（这是我参照布劳恩同志在上述小册子里引用的数字和1920年8月10日《泰晤士报》所载最高经济委员会公布的数字得出的）。
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工人的愤怒必然日益强烈，革命思想和革命情绪必然日益加强，自发的大规模罢工浪潮必然日益高涨，因为工人的处境已经不堪忍受了。工人根据经验确信，资本家靠战争大发横财，而把一切军费和债务转嫁给工人负担。不久前我们得到的一则电讯说，美国为了肃清“有害的鼓动分子”，想再驱逐500个共产党员到我们俄国来。
不要说美国驱逐500个，就是把整整50万个俄国的、美国的、日本的、法国的“鼓动分子”驱逐到我们这里来，也无济于事，因为使他们束手无策的物价失调问题仍然存在。他们之所以对此束手无策，是因为他们牢牢地保持着私有制，他们那里的私有制是“神圣的”。这一点决不应当忘记，因为现在只有俄国摧毁了剥削者的私有制。资本家对物价失调束手无策，而工人靠原来的工资已生活不下去了。任何老办法都解脱不了这种灾难，任何局部的罢工、任何议会斗争、任何投票表决都无济于事，因为“私有制是神圣的”，资本家已经放了这么多的债，以致全世界都在受一小撮人的盘剥，而工人的生活条件却变得愈来愈不堪忍受了。只有消灭剥削者的“私有制”，别的出路是没有的。
拉品斯基同志在《英国与世界革命》这本小册子（我国《外交人民委员部通报》于1920年2月摘录了其中很有价值的部分）中指出，英国煤的出口价格比工业当局预计的高出一倍。
兰开夏郡的股票甚至增值400％。银行赢利至少是40—50%，还应该指出，所有的银行家在计算银行利润时，都会巧妙地把大部分的利润用奖金、酬金等名目隐藏起来，也就不算作利润了。这些无可争辩的经济事实又一次证明：一小撮人大发其财，穷奢极欲，而与此同时工人阶级则日益贫困。还有一种情况应该着重指出，那就是列维同志在上面提到的他的报告中所特别明确强调的币值变动。由于负债、发行纸币等原因，各国的货币都贬值了。根据上面我提到的那个资产阶级的材料，即1920年3月8日最高经济委员会的声明所作的计算，可以看出：同美元比较，英国货币贬值约l／3，法国、意大利货币贬值2／3，德国货币贬值竟高达96%。
这个事实说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也正在全面瓦解。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借以取得原料和销售产品的贸易关系，已经无法维持了！正因为许多国家从属于一个国家，币值一变动，这种关系就无法维持了；现在，任何一个最富有的国家也不能生存，不能进行贸易了，因为它无法出售自己的产品，也无法买进原料。
结果，连最富有的、控制所有国家的美国也无法做买卖了。这一点连凯恩斯那样一个在凡尔赛谈判中历尽千辛万苦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尽管他有捍卫资本主义的坚强决心，尽管他对布尔什维主义深恶痛绝。顺便说一下，我认为没有一篇共产主义的或任何革命的宣言就其效果来说能比得上凯恩斯书中描写威尔逊和实践中的“威尔逊主义”的那几页。像凯恩斯和第二国际的许多英雄（甚至包括“第二半”国际的许多英雄）这类市侩及和平主义者，曾经把威尔逊当作偶像，对他的“14点”顶礼膜拜，甚至撰写“学术”著作论述他的政策的“基础”，指望他能拯救“社会和平”，使剥削者同被剥削者和解，实行社会改良。后来凯恩斯却清楚地揭露了威尔逊原来是个愚人，这一切幻想一碰到以克列孟梭和劳合-乔治两位先生为代表的资本所采取的注重实际、专讲实利的商人政策，就烟消云散了。现在工人群众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愈来愈清楚地看到，学究们甚至从凯恩斯的书中也可以看到，威尔逊政策的“基础”归结起来不过是神父的蠢见，小资产阶级的空谈和对阶级斗争的极端无知。
由于上述种种事实，完全不可避免地、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两个条件，产生了两种基本情况。一方面是群众的贫困、破产空前加重，这首先是指包括2.5亿人口，即占全世界人口70%的地区。这是一些居民在法律上毫无权利的殖民地附属国，是被“委任”给金融强盗们统治的国家。此外，凡尔赛条约把战败国受奴役的地位固定下来了，有关俄国的秘密条约也起了这种作用，不过，这种秘密条约的实际效力，有时和那些写着我们负债几十亿几十亿的废纸不相上下。把12.5亿人遭受掠夺、奴役、贫困、饥饿和屈居附属地位的事实，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了，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第一次。另一方面，在每一个债权国里，工人的处境也到了不堪忍受的地步。战争使一切资本主义矛盾空前尖锐化了，这就是产生强烈的革命风潮的根源。这种风潮正在增长，因为战时人们受着军事纪律的约束，不是被拉去送死，就是随时都有受到军法制裁的危险。战争环境使人们不能去考察实际的经济情况。作家、诗人、神父和所有的报刊都一味地歌颂战争。现在，战争结束了，揭露也就开始了：德国帝国主义及其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被揭穿了；凡尔赛和约被揭穿了，它本来应当是帝国主义的胜利，现在却变成了它的失败。凯恩斯这个例子还表明，欧美千千万万小资产阶级分子、知识分子、多少受过教育有点文化的人不得不走上凯恩斯所走的道路。凯恩斯辞去了职务，写了一本书，揭露本国政府。他的行为说明，一旦千百万人懂得了所谓“为自由而战”等花言巧语不过是十足骗人的鬼话，其结果不过是极少数人发财而其余的人破产、受奴役，那么他们的思想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资产者凯恩斯说，英国人要想救自己的命，挽救英国的经济，就应当设法恢复德俄两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关系！用什么方法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用凯恩斯所提出的方法，就是废除一切债务！这不光是凯恩斯这位博学的经济学家一个人的主张，现在已经有、将来还会有千百万人提出这样的主张。千百万人听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的呼声：只有废除债务，别的出路是没有的，因此他们说：“布尔什维克〈他们已经把债务废除了〉真该死”，让我们去乞求美国“大发慈悲”吧！！我认为，应该以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名义向这些为布尔什维主义进行鼓动的经济学家致谢。
如果一方面，群众的经济状况已经到了不可忍受的地步，另一方面，像凯恩斯所证实的那样，在极少数势力极大的战胜国中间，瓦解已经开始而且正在加深，那么，十分明显，世界革命的两个条件都正在成熟。
现在，我们看到了一幅比较完整的全世界的图景。我们懂得，12.5亿人依附于一小撮富翁，处于无法生存的境地，这意味着什么。另一方面，人们向各国人民端出了一项国际联盟盟约，宣称国际联盟结束了战争，今后不允许任何人再破坏和平。全世界劳动群众寄予最后希望的这个盟约生效，对我们来说倒是一个重大胜利。在盟约还没有生效的时候，有人说：对德国这样的国家不能不用特殊条件加以控制！你们瞧吧，有了盟约就好了。但是，盟约一正式公布，布尔什维主义的死敌就不得不背弃了它！盟约一开始生效，极少数最富有的国家，克列孟梭，劳合-乔治、奥兰多、威尔逊这“四巨头”，又坐下来磋商建立新关系了！盟约这部机器刚一开动，就完全垮了！
我们从侵犯俄国的战争中就看到了这一点。俄国这个又穷又弱、备受压抑的国家，这样一个最落后的国家，却抗击了所有的国家，抗击了统治全世界的富强国家的联盟，并且取得了胜利。双方力量悬殊，可是我们打赢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们之间毫不团结，因为大国之间互相作对。法国希望俄国还它的债，并成为威慑德国的力量；英国则希望瓜分俄国，企图夺取巴库的石油，并同俄国边境上的几个国家缔结条约。英国官方的一个文件，非常诚实地列举了大约半年前（1919年12月）答应要攻占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国家（一共14个国家）。英国曾经打算利用这些国家来实行它的政策，给了它们几百万几百万的贷款。现在这一切指望都已落空，全部贷款也付诸东流了。
这就是国际联盟所造成的局势。这个盟约存在一天，就替布尔什维主义很好地作一天宣传，因为资本主义“秩序”的最强有力的维护者表明，在每个问题上他们都是互相拆台的。日本、英国、美国和法国为着瓜分土耳其、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和中国在进行激烈的争夺。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报刊都在猛烈地抨击和恶毒地咒骂自己的“伙伴”，斥责对方不该把自己快到口的肥肉抢走。我们看到，就上层来说，极少数最富裕的国家之间已经四分五裂。12.5亿人决不会让“先进的”、文明的资本主义任意奴役下去，要知道，他们占世界人口的70％！英、美、日（日本过去虽然能够掠夺东方各国，亚洲各国，但是，现在没有别国的帮助，它无论在财政上或军事上都没有独立行动的能力）这极少数最富有的国家，这两三个国家已经无法调整好它们的经济关系，它们把破坏国际联盟成员国和伙伴的政策作为自己政策的目标。这就产生了世界危机。这个危机的经济根源就是共产国际之所以取得辉煌成就的主要原因。
同志们！现在我们该谈谈作为我们革命行动的基础的革命危机问题。这里首先必须指出两种常见的错误。一种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用英国人文雅的口吻，把这种危机描绘成单纯的“人心惶惶”！另一种是革命者有时力图证明危机是绝对没有出路的。
这是错误的。绝对没有出路的情况是没有的。现在资产阶级活像一个既不讲廉耻又丧失了理智的强盗，接连不断地干着蠢事，使局势尖锐化，加速着自己的灭亡。这都是事实。但是决不能由此“证明”，资产阶级绝对不可能用微小的让步来麻醉一小部分被剥削者，绝对不可能把某一部分被压迫被剥削群众的某种运动或起义镇压下去。企图预先“证明”“绝对”没有出路，就是无用的学究气，或者是玩弄概念和字眼。在这个问题和类似问题上只有实践才是真正的“证明”。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制度正在经历巨大的革命危机。现在各国的革命政党都应该用实践来“证明”，他们有足够的觉悟和组织性，他们与被剥削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足够的决心和本领利用这个危机来进行成功的、胜利的革命。
我们召开这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主要目的，就是为这种“证明”做准备工作。
我现在拿英国“独立工党”即的领袖拉姆赛·麦克唐纳作例子，来说明机会主义在愿意加入第三国际的党内还有多么大的势力，有些党的工作离训练好革命阶级去利用革命危机这一要求还多么远。麦克唐纳的《议会和革命》一书中谈到的问题，正是我们现在研究的那些根本问题。他在这本书里对形势的描述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大致相同。他承认现在有革命危机，革命情绪正在增长，也承认工人群众是同情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请注意：这里讲的是英国），无产阶级专政比目前的英国资产阶级专政好。
但是，麦克唐纳仍旧是十足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和妥协主义者，是幻想建立超阶级政府的小资产者。麦克唐纳同一切资产阶级的骗子、诡辩家、学究一样，只认为阶级斗争是一种“记叙的事实”。麦克唐纳绝口不谈俄国克伦斯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建立似乎是超阶级的“民主”政府的尝试，以及匈牙利、德国等国家的类似的尝试。他却麻醉他的党，麻醉那些不幸把他这个资产者当作社会主义者，把他这个庸人当作领袖的工人，说什么：“我们知道，这〈革命危机，革命风潮〉会过去，会平息的。”他说，战争必然引起危机，危机在战后虽然不会立即平息，但“总归会平息下去的！”
一个愿意参加第三国际的党的领袖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这样赤裸裸的暴露是罕见的，因而更有价值，它暴露了法国社会党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上层分子中间同样常见的情况，不仅不善于而且不愿意在革命意义上利用革命危机，换句话说，就是既不善于又不愿意使党和阶级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好真正的革命准备。
这就是许许多多目前退出第二国际的党的主要弊病。正因为如此，所以在我向这次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提纲中，谈得最多的是尽量具体而明确地规定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准备的任务。
再举一个例子。不久以前，出版了一本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新书。现在，这种书在欧洲和美洲出版得特别多，可是，反布尔什维主义的书出得愈多，群众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同情就愈强烈、愈加迅速地增长起来。我指的是奥托·鲍威尔的《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一书。德国人可以从这本书里清楚地看到，究竟什么是孟什维主义（它在俄国革命中所起的可耻作用，各国工人都已有足够的了解）。尽管奥托·鲍威尔把他对孟什维主义的同情掩盖起来，可是他写的却是一部道道地地的孟什维克式的诽谤作品。在欧洲和美洲，现在倒必须使更多的人更确切地了解什么是孟什维主义，因为这是一个概括所有敌视布尔什维主义的所谓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派别的类概念。我们俄国人可能没有兴趣为欧洲写一本书来说明什么是孟什维主义。而奥托·鲍威尔写的书实际上做到了这一点。我们预先感谢那些要把这本书译成各种文字出版的资产阶级出版家和机会主义出版家。鲍威尔的书是共产主义教科书有益而独特的补充读物。如果要“测验”是否领会了共产主义，出下面这样试题是最好不过的：试分析奥托·鲍威尔书中的任何一节或任何一个论点，指出其中的孟什维主义，指出他背叛社会主义以及与克伦斯基、谢德曼等等同流合污的思想根源。要是你解答不了这个问题，那你还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你最好不要加入共产党。（鼓掌。）
奥托·鲍威尔用一句话绝妙地表达了世界机会主义观点的全部实质——为此我们应当在他生前就给他建立纪念碑，如果我们能够在维也纳随意作主的话。他煞有介事地说，在现代民主国家的阶级斗争中使用暴力，无异是“对各种社会力量因素横施暴力”。
这句话也许你们听起来很古怪、很费解吧？然而，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表明人们把马克思主义糟蹋成了什么样子，人们可以把最革命的理论弄得何等庸俗，甚至用它来为剥削者辩护。只有德国那种市侩才能炮制出这样一种“理论”说什么“各种社会力量因素”就是人数、组织能力、在生产和分配过程中所占的地位、积极性和教育程度。如果农村里的雇农和城市里的工人对地主和资本家使用了革命暴力，这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决不是对剥削和压迫人民的人使用暴力，绝对不是。这是“对各种社会力量因素横施暴力”。
我举的这个例子也许听来有点可笑。但是，现代机会主义的本性本来就是这样，它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总是会闹出笑话来。现在，引导工人阶级、引导工人阶级中一切肯动脑子的人参加国际孟什维主义（麦克唐纳之流、奥·鲍威尔之流）与布尔什维主义之间的斗争，对于欧洲和美洲来说，都是一件最有益，最迫切的事情。
这里我们要提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派别在欧洲那样根深蒂固呢？为什么这种机会主义在西欧比在我国强大呢？这是因为先进的国家过去和现在创造自己的文化都是靠了能剥削10亿被压迫的人民这样的条件。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资本家掠夺来的东西，大大超过了他们能够从本国工人身上榨取的利润。
战前有人计算过，英、法、德三个最富有的国家，其他收入不算，仅资本输出一项，每年就可获利80—100亿法郎。
很明显，从这么一大笔钱里，完全可以拿出哪怕是5亿法郎来施舍给工人领袖、工人贵族，来进行各种形式的收买。收买就是整个问题的症结所在。这可以采取千百种不同的方式：提高大中心城市的文化水平，设立教育机关，为合作社领袖、工联领袖、议会领袖提供千百个肥缺。哪里有现代的文明的资本主义关系，哪里就是如此。这几十亿超额利润，就是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机会主义领袖、工人阶级的上层分子、工人贵族最顽固，他们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抵抗最顽强。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欧美工人政党要治好这种病症比我们要困难。我们都知道，自从第三国际成立以来，医治这种病症已经获得了极其巨大的成效，但是我们还没有彻底治愈，因为全世界工人政党，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还远没有肃清自己队伍中的资产阶级影响，还远没有肃清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
我不打算再谈我们应该如何具体地进行这个工作。这一点在我发表的提纲中已经讲过了。我在这里只想指出这种现象的深刻的经济根源。这病拖的时间很久了，要治好它，比乐观主义者所想象的时间要长得多。机会主义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工人运动中上层分子的机会主义，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实际证明：由工人运动内部机会主义派别的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工人要不是由他们来领导，资产阶级就无法支持下去。不但俄国克伦斯基统治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就是社会民主党政府领导的德国民主共和国，以及阿尔伯·托马对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态度，也证明了这一点。英国和美国的类似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这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必须战胜这个敌人。经过这次代表大会，我们应该下定决心，把各国党内的这一斗争进行到底。这是主要的任务。
同这一任务比起来，纠正共产主义运动中“左”派的错误，将是一项容易的任务。我们在许多国家里看到反对议会活动的倾向，这种倾向与其说是由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带来的，还不如说是受无产阶级的某些先进部队支持的，因为这些先进部队痛恨过去的议会活动，痛恨英、法、意等一切国家中议会活动家的所作所为，这种痛恨无疑是合理的、正当的和必要的。共产国际应当指导同志们更深入细致地了解俄国的经验，了解真正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我们的工作正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同无产阶级运动中的这些错误缺点作斗争比较容易，而同那些以改良主义者的姿态加入第二国际旧党，并按资产阶级精神而不是按无产阶级精神来指导党的全部工作的资产阶级作斗争要困难一千倍。
同志们，最后，我还要讲一个问题。主席同志曾在会上说，这次代表大会可以称为一次世界性代表大会。我认为，他说得很对，特别是因为有不少殖民地、落后国家革命运动的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开端，但重要的是已经开始了。这次代表大会，已经把资本主义国家、先进国家的革命无产者，同那些没有或者几乎没有无产阶级的国家的革命群众，同东方殖民地国家的被压迫群众团结起来了。而巩固这种团结，则要靠我们的努力，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做到这一点。一旦各国被剥削被压迫工人的革命进攻击败了市侩分子的抵抗，肃清了一小撮工人贵族上层分子的影响，同迄今还站在历史之外，只被看作历史客体的亿万人民的革命进攻联合起来，世界帝国主义就一定会灭亡。
帝国主义战争帮助了革命。资产阶级从殖民地、落后国家以及那些最偏僻的地方征兵来参加这场帝国主义战争。英国资产阶级要印度士兵相信，抗击德国、保卫大不列颠是印度农民的义务；法国资产阶级要法属殖民地的黑人士兵相信，保卫法国是他们的义务。英法资产阶级教给了他们使用武器的本领。这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本领，为此我们要向资产阶级深深致谢，我们要以全体俄国工人和农民的名义，特别要以全体俄国红军的名义向他们致谢。帝国主义战争把附属国的人民卷进了世界历史。所以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考虑如何在各个非资本主义国家内为组织苏维埃运动奠定头一块基石。在这些国家里组织苏维埃是可能的，但这种苏维埃将不是工人苏维埃，而是农民苏维埃，或劳动者苏维埃。
我们还需要做许多工作，还难免会犯错误，而且在这条道路上会碰到许多困难。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就是制定或者指出一些实际工作的原则，使得到目前为止在亿万人当中无组织地进行的工作能够有组织地、协调地、有步骤地去做。
现在离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不过一年多一点，我们就战胜了第二国际。现在苏维埃思想不仅在各文明国家的工人当中已经传播开来，他们不仅已经知道、已经懂得了这种思想。一切国家的工人都在嘲笑那些自作聪明的人，这些人当中有不少人自命为社会党人，以学者或准学者的态度，像好讲体系的德国人那样谈论什么苏维埃“体系”，或者像英国“基尔特”社会主义者那样谈论什么苏维埃“思想”。这种关于苏维埃“体系”和“思想”的议论，在工人当中往往会混淆视听，引起思想上的混乱。但是，工人现在正在抛弃这种学究式的无稽之谈，拿起苏维埃给他们的武器。苏维埃的作用和意义在东方各国也普遍地为人们所了解了。
在整个东方，在整个亚洲，在一切殖民地人民当中，苏维埃运动都已经打下了基础。
被剥削者必须奋起推翻剥削者，建立自己的苏维埃，这并不是十分复杂的道理。在有了俄国的经验之后，在俄国建立苏维埃共和国两年半之后，在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全世界亿万被剥削被压迫的群众都懂得了这个道理。现在我们俄国由于比国际帝国主义弱，常常不得不实行妥协，等待时机，可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在维护12.5亿人的利益。暂时我们的前进道路上还有绊脚石，还有偏见和无知这样的障碍，但是这些正在迅速地被克服。愈往后，我们愈能真正代表和维护占世界人口70％的被剥削劳动者的利益了。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实际上只是在进行宣传，只是向全世界无产阶级提出基本的思想，只是在发出斗争的号召，我们还只是在了解什么地方有人能走这条路；而现在，我们到处都有了先进的无产阶级，到处都有了无产阶级大军，虽然有时组织得不好，还需要改组。既然各国的同志们现在都在帮助我们组织一支统一的大军，那么任何缺点都阻碍不了我们去完成我们的事业。这个事业就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事业，就是建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的事业。（长时间鼓掌。乐队奏《国际歌》。）
（按《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205—223页译文刊印）
季诺维也夫：
列宁同志的报告，会上将不译成其他语言，但他的报告的书面译文，将分发给各位代表。现由罗斯梅同志讲话。
罗斯梅向彼得格勒无产阶级致贺词
罗斯梅：
我代表法国工农感谢被得格勒劳动者的亲切接待，你们的热情接待，使法国全体代表深受感动。你们抱着一种美好的想法，决定在斯莫尔尼官接待全体代表，以表明俄国无产阶级经历了怎样的艰难困苦，才取得我们今天为之庆贺的胜利。加里宁同志说，现在是国际无产阶级证明自己同俄国人民团结一致的时候了，这句话深深印入全体到会者的脑海。法国工人认识到，他们对俄国人民的帮助不够坚决，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对俄国人民的状况缺乏了解，另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受了恶毒宣传的影响，产生了误解。再者，是因为他们缺乏实现自己意志的足够力量。现在，法国代表们回国之后，就能够向法国工农介绍俄国的情况了。代表们将竭尽全力设法使法国工农了解：在俄国，人们正在为全世界的共同事业而战斗和牺牲。代表们将竭尽全力争取法国工人加入积极行动的无产阶级行列。代表们认为自己应该向红色彼得格勒无产阶级表示最热烈的问候，因为他们以无比的英雄主义、自我牺牲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击败了反革命的一切阴谋诡计，他们理应受到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特别崇敬。
罗斯梅宣读致彼得格勒无产阶级的慰问信，其内容如下：
“兄弟们，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借在红色彼得格勒开会之际，向你们，彼得格勒的男女工人、红军战士、水兵和全体劳动者，致以热情的问候。我们作为全世界工人组织的代表认为自己理应在你们彼得格勒举行代表大会的第一次会议，借以向红色被得格勒的无产阶级表示敬意和情谊，因为红色彼得格勒的无产阶级最先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并以顽强的毅力英勇地推翻了资产阶级世界的一个重要堡垒的资本统治。
“全世界无产者都知道，你们彼得格勒无产者在最近三年里历尽了艰难困苦，忍饥挨饿。你们许多优秀的儿女为保卫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在前线流血牺牲了。全世界工人之所以特别崇敬你们，是因为你们在彼得格勒和整个苏维埃共和国最危急的时刻从未动摇过，而是以极大的勇气、无畏的气概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保卫了用鲜血染成的红旗。
“共产国际对你们说：彼得格勒公社严正地继承了巴黎公社的事业，它避免了后者的弱点和错误，引导无产阶级队伍走向胜利。共产国际坚信，红色彼得格勒的工人今后仍将是国际劳动大军的优秀队伍。
“光荣的彼得格勒无产阶级万岁！共产国际万岁！”
季诺维也夫：
大会要向俄罗斯共和国红军致祝词。现在由意大利工人代表塞拉蒂同志讲话。
塞拉蒂向俄国红军致贺词
塞拉蒂：
我代表加入共产国际的意大利社会党，向保卫世界无产阶级伟大理想的、英勇的俄国红军致敬。
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意大利工人阶级的叛徒企图迫使工人阶级倒向资产阶级一边。当时他们宣扬这样的论调，说什么无产阶级有了武器，才能够取得和平和实现自己的要求。但是意大利社会党毅然同这些社会党叛徒一刀两断。它指出，不管有枪没枪，它都永远站在工人阶级一边，同资产阶级搏斗到底。
现在，伟大红军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红军以光辉的业绩谱写了历史：只有当工人阶级知道怎样掌握大炮和步枪的时候，只有当工人阶级懂得这些武器是用以争取实现无产阶级伟大理想和反对全世界资产阶级的时候，大炮和步枪才能成其为武器。伟大英勇的红军正在南线（对弗兰格尔）和西线（对波兰匪帮）奋勇作战，并且节节取得胜利。红军并不是孤立无援的，同它一起战斗的有英国工人、意大利海员，还有基尔的德国海员。凡是有无产者的地方，他们到处都采用罢工和其他手段阻止将杀人武器运往波兰前线。他们到处以流血战斗来证明他们不愿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到处都有伟大的无产阶级红军的保护者和拥护者。
这样的一天就要来到了：那时，无产阶级红军将不仅是由俄国无产者组成，而是由全世界的无产者组成；那时，由社会主义伟大理想的思想联合起来的一切劳动者，将形成一支伟大的、战无不胜的军队，它能彻底摧毁资本主义，并将其残余消灭净尽；那时，全世界无产者和英勇的红军战士将彻底摆脱对战争所承担的义务，他们不只是能用火炮，而且也能通过和平劳动把全世界从一向压迫工人阶级的制度中解放出来。
为了这一伟大的理想（至于红军对世界无产阶级建树的功勋，更不必提了），我建议以共产国际中派有代表的所有政党的名义，向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红军和红海军发出如下慰问信：
“兄弟们！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向全体红军和红海军、向各个红军部队（从最小的连队到最大的军团）、向你们全体和各个红军战士和海军战士，特别是向战斗在前线的同志们致以热烈的兄弟般的敬礼。
“全世界劳动人民怀着崇敬的心情，专心一意地注视着你们对资本家和地主、对沙皇将军和帝国主义分子所进行的斗争。全世界工人和你们一起，为你们的失败而痛苦，为你们的胜利而高兴。全世界劳动人民满怀喜悦的心情，注视着你们是怎样竭尽全力战胜了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和米勒，并粉碎了英法资本家的阴谋。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向目前战斗在西部战线和西南战线的红军，致以热烈的敬礼！你们正在那里打击协约国资产阶级为扼杀俄罗斯苏维埃工农共和国而派遣的波兰白匪军。
“红军战士兄弟们，你们要知道，你们反击波兰匪帮的战争，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正义的战争。你们不仅为苏维埃俄国的利益而战，而且为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利益、为共产国际而战。
“劳动群众只有拿起武器，才能消灭财主老爷的压迫和雇佣奴役制度。你们最先把枪口对准压迫者，你们最先建立了正规而又强大的工农红军，你们最先向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人们指明了道路。为此，全国无产者都在称颂你们。
“共产国际知道，你们对工农的敌人的胜利，是以无数艰难困苦和牺牲换来的。我们知道，你们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我们知道，有多少优秀的红军战士为我们的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你们的英雄业绩将永远载入史册。
“同志们，你们要知道，红军是当前世界上的主要力量之一。要知道，你们不是孤立无援的。全世界劳动人民都站在你们一边。建立国际红军的时刻已经为期不远了。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红军万岁！
“共产国际的军队万岁！”
季诺维也夫：
大会打算就我们队伍的一个成员——匈牙利无产阶级的问题，专门发表一个告全世界工人书，因为匈牙利无产阶级目前的处境非常困难，他们在蒙受重大的牺牲。现在由奥地利共产党人施泰因哈德同志讲话。
施泰因哈德关于匈牙利白色恐怖的讲话
施泰因哈德：
同志们！去年3月，正当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闭幕、俄共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之际，我们在莫斯科接到贝拉·库恩的电报，说匈牙利工人夺取了政权，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已宣告成立。我们大家都为这一伟大的事件而高兴，但是同时，我们不无忧虑地考虑到事件发生后的局势。要知道，匈牙利的苏维埃政权，并不是通过同资产阶级多年流血的搏斗而取得的，政权并不是通过斗争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得的，而是在国际无产阶级所熟知的那些人物（他们属于各国社会民主党中最反动的阶层）的参与下，即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人的参与下取得的。
我们担心夺取政权之后会出乱子。从最初几天起，一度同共产党联合（这种联合是匈牙利共产党所犯的严重错误）的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以及各工会组织，就已开始进行暗中破坏；资产阶级和国际资本也为推翻匈牙利苏维埃政权而联合起来。果然，不可避免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匈牙利苏维埃政府受到罗马尼亚贵族和暴徒的威胁，遭到英国雇佣军协同万恶的霍尔蒂的逼攻，并且又受到来自北方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威胁，它既得不到德意志奥地利的援助（因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已对它宣战），又得不到德国方面的援助，因而从最初几天起，就不得不进行殊死的战斗。
同志们，这次革命毕竟是个重大的事件，因为苏维埃共和国在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而且又正好在敌对阵营的中心出现，这在共产主义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而在西方资本家看来，这是一件应当不惜任何代价来赎的罪过。总之，近一年来在匈牙利所发生的种种卑鄙无耻之事，是无法叙述的：霍尔蒂匪帮对工人（不论他们是共产党人，还是社会民主党人，甚至是信奉基督的社会党人）的暴行，是灭绝人性的。无力自卫的国家就处于这样的境地。
在这一严重的历史时刻，共产国际对于这一情景，有责任向霍尔蒂匪帮提出抗议，不仅要提出口头上的抗议，而且要以坚决的实际行动来抗议。要像捷克斯洛伐克工人联合起来那样，不许向波兰运送一件武器，不许向波兰发出一辆军车；要像我们德意志奥地利和德国的工人工厂委员会那样，它们商妥决不发出一辆反对苏俄的军车；我们也应该联合起来，和我们的同志们一道，把今日的霍尔蒂匈牙利重新变成苏维埃匈牙利，变成一个文明的国家。我们要采取一切手段把这伙野蛮的土匪从那里赶出去。
为此，我请你们，请同志们无须经过讨论，一致通过如下的告世界各国无产者书，并请你们在各国经常按它的精神行动起来，因为主要之点就在于实际行动：
“世界各国无产者！
“男女工人们！
“在苏维埃俄国胜利击退波兰贵族罪恶集团的进攻的日子里，在全世界掀起工人反对资本主义政府的怒潮的日子里，在革命无产者在共产党人国际代表大会上建立千百万工人大军的伟大同盟的日子里，竟然有连样一个国家。那里遍地都是先进革命战上的尸体，这个国家就是匈牙利。
“国际资本这个卑鄙而又凶残的恶魔，扼杀了年轻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向这个共和国进军的，是纠集起来的旧世界的一切力量：佩带将军肩章的职业杀人犯，基督教牧师，伦敦银行家，罗马尼亚无恶不作的贵族，法国高利贷者，各国社会党叛徒，黑人雇佣军和‘文明的’文化侵略者。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在四面八方的压力下，受到严重的破坏，终于在反革命的十字架上受尽残酷折磨而死去。只有我们给予援助，它才能够起死回生。
“这群由英国走狗霍尔蒂将军手下的亡命徒领导的残暴的反革命分子，现在正踏着工人的尸体狂欢滥舞。按基督将军的‘制度’组成的野蛮政权，极尽疯狂残暴、卑鄙无耻之能事。成千上万的人被绞死和枪杀，数以万计的人被投入监狱、被暗中杀害、被扔进阴沟、被毒死、被绑架、被抢劫、被强奸、被拷打成为残废——这就是民主的‘国际联盟’在第二国际的支持下恢复的秩序。
“一个英国上校嘴里说着：‘战败者真可怜！’而他却开枪打死几个工人共产党员。一个凶狠的地主嘴里喊着：‘战败者真可怜！’而他却强奸一个女工。一个白卫分子的狱卒嘴里说着‘战败者真可怜！’而他却把那些濒临死亡的工人锁进牢房。
“无产者们！女工们！
“当惨遭杀害的匈牙利无产阶级的痛苦之声传入你们耳际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大声疾呼，制止资产阶级刽子手的罪行——他们在剥活人的皮，强迫人吃人粪，强奸妇女，并将女共产党员剖腹挖心！
“甚至资本的走狗、社会爱国主义的阿姆斯特丹工会联合会的英雄们，也由于做贼心虚，宣布抵制白色匈牙利。他们的工作组也查明了英国政府和霍尔蒂匪帮成千上万条的强盗行为。但是，就在这一点上，他们也是个叛徒，因为他们连自己发出的号召都背弃了。
“在即将展开与资本进行世界性的搏斗之际，共产国际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以千百万工人的名义向全体无产阶级发出号召：
“大家起来反对扼杀匈牙利的刽子手！
“采取一切手段进行这场斗争！
“不让载运军火的列车开行！炸毁一切通往霍尔蒂匈牙利的军事运输线！
“解除那些前往屠杀工人的军官的武装！
“轮流发动强大的罢工，使一切军火生产陷于停顿！我们自己要武装起来！在言论和行动上竭尽全力地瓦解帝国主义军队！让杀人凶犯的国家内部充满对他们仇视的气氛！
“工人们！如果你们漠不关心，你们就将成为刽子手的帮凶！
“大家全都行动起来！维护无产阶级的荣誉！拯救多灾多难的匈牙利无产阶级！
“匈牙利的工人们，鼓起勇气来！全世界无产阶级都跟你们站在一起！共产国际向你们表示友爱和兄弟情谊！
“苏维埃匈牙利死去了，但苏维埃匈牙利永世长存！”
马尔赫列夫斯基关于波兰局势的讲话
马尔赫列夫斯基：
请允许我在这里谈谈波兰的局势。俄国工人都知道，波兰革命工人在1905—1906年间曾参加对俄国沙皇制度的革命冲击。尽管波兰国家已成为协约国手中的工具，因而的确难以开展解放斗争，尽管打碎束缚波兰人民的枷锁是革命事业，但是，波兰工人却不能利用整个的有利形势。问题就在于欧洲战争，即帝国主义战争把波兰无产阶级给分散了：几十万波兰工人被遣散到俄国，几十万波兰工人被遣散到德国。当时，只有小资产阶级阶层所追随的那帮恶棍，乘机夺取了政权，随后在协约国的帮助下组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去反对苏维埃俄国。从一开始，波兰共产党人就对这种罪恶的勾当展开了斗争，而且许多人在这一斗争中流血牺牲了。你们都知道，进犯俄国是从波兰宪兵卑鄙无耻地屠杀韦谢洛夫斯基同志所领导的红十字会开始的，而韦谢洛夫斯基同志是我们的优秀的革命战士。你们都看过波兰共产党人被迫害的报道，那里的暴行简直和匈牙利—模一样。你们知道，在那里，我们的社会党叛徒达申斯基及其同伙们，勾结资产阶级，为非作歹，也许比俄国的孟什维克和德国的谢德曼分子更为凶恶。
但是，波兰无产阶级开始觉醒的时刻来到了，帝国主义者蒙骗一部分波兰工人阶级的手段被粉碎了。现在，战无不胜的红军不断向前推进，它在帮助消灭那股至今还统治着波兰的势力。我们坚信，波兰的革命事业将迅速地向前发展。但是，同志们，要切记，我们的事业是艰巨的。要切记，寇松勋爵提出的、遭到苏联政府拒绝的那份无礼的照会，充满了恫吓之词。也许，美法军队不再来帮助白卫波兰去反对波兰革命和苏维埃俄国，但是，我们的敌人正在极力唆使罗马尼亚军队，或许还有诺斯克先生为他们拼凑的军队来进攻我们。也许他们会把几十万德国志愿军开赴波兰前线，以扼杀革命的波兰和苏维埃俄国。
因此，同志们，第三国际代表大会要记住：我们希望不同于第二国际，不要成为口头上的国际，而要成为行动上的国际。现在，你们的职责就是设法使这场罪恶的战争迅速结束。我深信，只有在他们的军队溃败以后，威胁我们的资产阶级团伙才会彻底完蛋。俄国、德国和奥地利的军队遭到惨败以后，它们变成革命的军队。在波兰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况，那时，波兰苏维埃共和国将在波兰取得胜利。但是，为了取得这一胜利，为了这一事业，我们还得进行严峻的斗争。我们波兰共产党人向你们宣誓：我们决不屈服。因此，同志们，我们呼吁你们给予支援！
季诺维也夫：
大会准备就这个问题发表一个政治宣言。现在，请德国共产党代表列维同志就这一问题发言。
列维关于欧洲无产阶级在波苏战争中的任务的讲话
列维：
塞拉蒂同志刚才生动地描绘了欧洲无产阶级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对红军所抱的感情。你们对他的讲话报以热烈的掌声。但是我要指出，使我感到惊奇尚是，每当有人谈到欧洲无产阶级的感情时，你们总是报以掌声。要知道，欧洲无产阶级对俄国革命和红军的感情，早已确立了。但是，尽管欧洲和德国无产者对俄国革命和红军抱有感情，他们毕竟一度把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枷锁加在俄国身上；这样，德国无产阶级也就越过波罗的海沿岸，镇压了乌克兰和俄国南部的革命。现在已经到了德国和欧洲无产阶级表明自己对俄国革命不仅表示同情，而且要采取实际援助行动的时候了。
目前，红军正在继续向前推进，已逼近华沙。在那里，在波兰，红军将第一次同欧洲帝国主义直接交锋，同它较量一番。到目前为止，被红军打败的邓尼金、尤登尼奇和高尔察克，只不过是欧洲帝国主义的微不足道的走狗。波兰的四周聚集着欧洲帝国主义，况且波兰根本不是协约国难以控制的奴仆，而是欧洲帝国主义的先头部队。在那里，敌我双方将进行较量，因而在那里，欧洲无产阶级将表明自己的觉悟水平，将表明它在波兰是否不仅能打败波兰资产阶级，而且也能打败欧洲资本主义，一直打到资本主义彻底崩溃为止。这将是各国无产阶级必须积极参加的共同行动中的第一个环节。你们要关注全世界无产者所注视的地方，所以我们提议通过如下宣言：
《告世界各国无产者书》
正值俄国工农红军猛烈打击白卫波兰这个资本主义世界反动堡垒的时候，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全世界一切革命工人的殷切愿望实现了。
俄国工人和农民，像镇压俄国反革命势力——尤登尼奇、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军队时一样，有力地迎击了猖狂进攻的波兰白卫军。波兰资本家和地主拒绝了苏维埃俄国提出的公正的和平建议，他们指望得到世界资本的援助，并认定苏维埃俄国在同反革命的斗争中已经打得筋疲力尽了。他们调动军队向苏维埃俄国大举进攻，而如今已经濒于一败涂地的境地。他们的军队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仓惶溃退，而苏维埃俄国的军队正在尾随追击。
这些世界资本的强盗——波兰的地主和资本家，现在发出哀鸣，说‘波兰己万分危急’。他们乞求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火速救援。以免欧洲文化毁灭于俄国革命‘暴徒’之手。我们知道，当苏维埃俄国建议4月3日开始在伦敦举行谈判时，供给波兰人武器、使他们进犯苏维埃俄国的英国政府，竟同它的同盟者联合起来拒绝制止波兰的侵犯；我们也知道，正是这个资本主义英国大事恫吓，说什么如果苏维埃俄国不同侵入俄国的波兰人媾和，它就要联合所有同盟者再度大举进犯。任意摆布各国人民命运的世界资本头子们，现在竟以波兰‘独立’的维护者自居了。法国政府早在1917年就已表示，如果俄国沙皇政府承认法国帝国主义对莱茵河左岸的要求，它就准备把波兰让给俄国；英国政府在战争期间曾屡次通过自己的代言人向德国政府秘密透露，只要德国帝国主义退出比利时（因为德国在那里已成为英国的心腹之患），英国政府就将波兰让给中欧各大国。所有这些买卖人肉的贩子，现在却叫喊说苏维埃俄国威胁波兰的独立，并竭力以此为借口制造世界舆论，以便对俄国工农发动新的进攻。
世界各国工人们！
我们用不着向你们解释，苏维埃俄国对波兰人民是毫无侵略野心的。苏维埃俄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面对屠杀波兰人民的刽子手，面对霍夫曼和贝泽勒尔，捍卫了波兰的独立。
为了求得和平，苏维埃俄国甚至准备同波兰资本家签订和约，它不仅承认波兰的独立，而且使波兰拥有广阔的国土。在苏维埃俄国的部队里，有成千上万名优秀的波兰战士。在数十年的共同斗争中，苏维埃俄国同波兰工人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苏维埃俄国来说，波兰人民的自决，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即使没有一兵一卒守卫波兰，波兰的土地也仍归波兰人民所有，波兰人民也能自由决定自己的命运。
但是，只要一小撮资本主义冒险分子和地主还统治着波兰，并使国家卷入罪恶的军事冒险中去，只要协约国的资本家还在向波兰供应武器，苏维埃俄国就将处于自卫战争状态。如果苏维埃俄国今天让波兰白卫军得到喘息的机会，如果苏维埃俄国让这些残兵败将重整旗鼓，在协约国的支持下重新武装起来，那么，苏维埃俄国明天就将不得不使数十万优秀儿女重新放下犁锄和离开工作机床，奔赴前线，进行新的自卫战争。
工人们！
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坏蛋，为了准备再次进攻俄国，大嘁大叫说波兰的独立受到威胁，对此，你们只能理解为：你们的奴隶主害怕得发抖，因为他们用来进行统治、剥削、压迫以及维持其世界反动制度的一根支柱就要倒了！他们担心，如果白卫波兰在红军的打击下垮台了，波兰工人取得了政权，那么，德、奥、意、法四国的工人就将易于摆脱自己的剥削者，面英、美的工人也将相继效法。工人们！资本主义坏蛋叫嚣说波兰的独立遭到威胁，是因为他们唯恐你们摆脱奴役和依附状态，从资本主义奴役制度的枷锁下解放出来。因此，世界各国无产者的任务是，要竭尽全力阻止英、法、美、意四国政府给予波兰白卫分子以任何援助。
协约国的无产者！
你们的政府将继续欺骗你们，它们和以往一直采取的办法一样，一口咬定没有援助波兰。你们的职责是守住一切港口和国境，不要让载运生活必需品和军火的列车、船只开往波兰。你们要牢牢地守住！不要被虚假的开赴地点所蒙骗，要知道，这些物资可阻绕道运往波兰。如果政府和资本家对你们的抗议不作让步，你们就举行罢工，采取实力行动，决不能帮助波兰地主和资本家去屠杀你们的俄国兄弟。
德国无产阶级！
如果白卫波兰垮台了，协约国的资本家必将与德国将军、德国资本家媾和，帮助他们装备大量雇佣军来镇压德国无产阶级，以便把德国变成反对苏维埃俄国的基地。协约国的资本家必将不惜使德国成为一片废墟，以便使它成为反对苏维埃俄国和苏维埃波兰的前哨。
德国工人们！
你们在历次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时都曾发出诺言，要站到你们俄国兄弟一边，同他们一起为争取你们的解放而斗争，现在到了你们能真正实现自己诺言的时候。不让在德国土地上实现援助白卫波兰的任何图谋，不让招募任何新的雇佣军。你们要严密监视一切开往东方的列车，特别要注意但泽的情况，并要根据形势的需要采取行动，不让一节车厢、一艘船只从德国开往波兰！
其他各国无产者！
要记住，今天的白卫波兰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当前的任务是粉碎这个敌人。
世界各国无产者！
要记住，现在，决不能被叛变的或动摇的工人领袖的花言巧语所欺骗，决不能被政府的骗人的诺言所愚弄。现在，必需行动起来。现在，必须集合一切力量封锁波兰。必须集合一切力量，使世界无产阶级同苏维埃俄国的团结见之于实际行动。
工人们！
你们同苏维埃俄国的团结，也就是同波兰无产者的团结。波兰无产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不懈地反对同苏维埃俄国作战。波兰监狱里关满了我们的波兰兄弟、波兰共产党人。波兰白卫分子的溃败，使波兰工人的内心感到无比的欣慰。罢工浪潮在波兰不断高涨。波兰工人竭力利用剥削者的失败，给予业已削弱的阶级敌人以最后打击，并同俄国工人联合起来，同心协力地为争取解放而斗争。
封锁波兰就是对波兰工人的解放斗争的直接支援，这个办法能使波兰挣脱那条捆在伦敦和巴黎傲慢资本家的战车上的锁链，能使它成为独立的波兰工农共和国。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号召你们：走上街头，向你们的政府表示，不许给白卫波兰以任何援助，不许对苏维埃俄国进行任何干涉。如果你们看到各国资本家集团不顾你们的抗议，准备再次进攻苏维埃俄国，你们就停止一切工作，制止一切运输活动。不让一列火车、一艘船只开往波兰。你们要显示出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实际行动上的无产阶级的团结。
苏维埃俄国万岁！
俄国工农红军万岁！
打倒白卫波兰！
打倒干涉者！
苏维埃波兰万岁！
这就是我们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去争取实现的任务。俄国希望大家都履行自己的职责。
表决贺词和呼吁书
大会对四份贺词和呼吁书①进行表决，获得通过。
①三份贺词和一份呼吁书。——译者注
第一次会议宣布结束。 |
关于青年运动的提纲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1920年7-8月）关于青年运动的提纲代表大会没有审议关于青年运动的提纲，而是委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审议。——编者注。1．资本主义在大生产、作坊生产和家庭手工业生产中加紧对青年工人的剥削，从而造成他们在体力上与精神上日益退化；首先对青年一代劳动者发生影响的是军国主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通过学校、报刊、资产阶级青年同盟等等向青年工人渗透。这一切，都要求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青年组织。2．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和战后世界工人运动发展过程中，各国出现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其中一部分是原来社会党的青年组织彻底转到共产国际立场上来的，另一部分则是从这些组织中分裂出来的。3．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任务是：对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的斗争（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则是保卫胜利成果和进行苏维埃建设），参加改变劳动组织和改造生活环境的斗争，在新的社会主义原则上使青年得到发展。共青团要尽可能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提高无产阶级青年的文化修养及其体质水平（目前，体育锻炼应当按照对青年进行军事训练的方针进行）。4．实际参加无产阶级日常的政治斗争，同进行理论教育一样，也是对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重要方法。因此，共产主义青年组织不同于社会爱国主义的和中派的青年同盟，它是一个政治组织。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政治斗争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除了教育意义以外，还有巨大的实践意义。5．各国青年运动的全部历史证明，只有在独立的青年组织里，才能锻炼出勇敢的革命战士和无产阶级革命与苏维埃国家的有才能的组织者。工人青年的独立自主精神，是对他们进行共产主义革命教育的基础，这与社会爱国主义青年同盟约束青年，使他们接受机会主义小市民教育，是截然不同的。必须采用适合青年特点的特殊工作方法，来对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6．在一般无产阶级运动和青年运动的各个阶段，各国的共产党与共青团之间的相互关系，表现的形式各不相同。在一些国家，那里的共产党刚刚建立，青年团也刚刚摆脱旧的社会爱国主义政党或中派政党的影响，多半都要提出青年运动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绝对独立的口号，这个口号在那里客观上是革命的。在那些虽已建立共产党，但青年对社会爱国主义政党和对共产党的态度仍然混淆不清的国家里，绝对独立的口号会被中派利用来反对革命青年组织，而共青团是要接受共产党的纲领的。在社会爱国主义政党对青年的约束为时不长，而共产党又早已成立的地方，共青团在保持自己独立性的同时，要服从党在政治上的指导，并且要同党建立组织上的联系。共产党同共青团之间关系的密切，不是靠对青年组织的强制手段，而是靠说服工作，使青年组织认识到必须密切两者的关系，并由青年团自行作出抉择。7．共产党与共青团之间的相互关系会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最终的结果是：共青团接受共产党的纲领，并按它的政治指示进行活动。此外，（1）青年有自己本身的、自上而下的集中的领导机构；（2）青年可自行决定宣传鼓动与组织工作的方法与形式；（3）青年可自行决定参加政治斗争的地点与形式；（4）青年可讨论一般政治问题。共产党与共青团应当通过互相选派有表决权的代表，来实现中央与地方组织上的密切联系。8．共产党既在物质上，也在精神上支持共青团，这种支持不带有对青年事务无谓干涉和对青年加以约束的因素。共青团也支持共产党的全部组织工作（合法的与非法的）和政治活动。9．共产国际对成立青年共产国际表示欢迎。青年共产国际的主要任务是集中领导国际青年运动，帮助各国青年团，在没有这种组织的国家建立这种组织，在国际范围内宣传共产主义与青年运动的思想。10．青年国际是共产国际的一个组成部分，它遵从共产国际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及其执行委员会的政治指示，独立开展领导、组织、扩大与巩固国际青年运动方面的工作。11．青年国际与各国的共青团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共产国际和青年国际的执行委员会互派有表决权的代表。12．对党员和广大劳动群众宣传青年运动的思想，也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各国共产党的一项任务。 |
关于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的提纲草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1920年7-8月）相关链接：克拉拉·蔡特金关于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的提纲草案关于共产主义妇女运动问题，没有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讨论，而是提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审议。——编者注。1．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再一次证明，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必须唤起广大无产阶级妇女群众的阶级自觉，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她们，使她们团结起来，成为坚定的、明确自己目标的，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共产主义革命者的决议，是正确的。无产阶级妇女必须极其坚决地参加推翻资本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的革命斗争。必须保证全体妇女享有充分的社会权利，使她们既能在教育和职业活动方面，又能在母性方面发展自由的人类个性，从而使她们与整个社会联系在一起。无产阶级应当团结一致和坚强有力，以便在反对资产阶级制度的革命斗争中，以及在以革命方式进行新制度的建设中，为达到上述目的创造先决的社会条件。2．过去的历史和现在的经历使我们认识到，私有制是男人比女人优越、男人统治女人的最重要、最深刻的根源。随着私有制的产生与巩固，无论是奴隶，还是妇女和孩子，才成为男人的私有财产；在人统治人这个基础上，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妇女对男人的依附，对男人的从属关系，她们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的无权地位，才有所发展。然而，这种依附关系至今还在一些所谓文明的民族当中保留下来，成了他们的习俗与偏见，使得妇女在法律面前无权可言，或者至少是权利很少；在家庭、国家和社会上，她们处于很不体面的地位；她们精神上受到约束，智力不高；对于生儿育女在社会上的作用估计不足。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妇女被排挤在社会商品生产领域之外，她们的活动只限于操持家务和做与自己家庭有关的事，这种情况使欧洲文明民族的上述状况有所发展。要想使妇女在权利上完全平等（事实上的平等，而不只是纸面上的法律死条文），要想使她们和男人一样能够自由发展自己的人类个性，就必须具备两个主要条件：第一，必须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代之以公有制；第二，在没有奴隶制剥削的社会里，必须把妇女的活动纳入社会生产过程。只有实现这两个条件，才能在家庭生活中把妻子和母亲从对丈夫的经济依赖中解放出来，才能在生产活动中把从事职业劳动的妇女无产者从经济奴役和资本主义剥削中解放出来。只有那时，才不会由于操持家务和生儿育女，或者由于职业活动而使妇女单方面担负过重的义务，才不致于埋没妇女宝贵的力量和才干。那时，这两种活动才可能协调一致。只有实现这两个条件，才能保证妇女全面发挥自己的才能与力量，从而在劳动者享有平等的权利与义务的社会里，成为一个在权利和义务上与男人平等的有创造性的工作者。那时，她们的职业活动将与生儿育女一起纳入统一的、完备的生活活动的范畴。3．资产阶级妇女运动，在为全体妇女谋求平等权利和人类尊严方面，是无能为力的。当然，它也取得了有价值的、极其重要的成效。这就是：资产阶级社会及国家正式否定了那种认为妇女价值不大的旧偏见，并且在承认男女权利平等的同时，承认男女的社会价值平等。但是，实行男女权利平等的主张，主要是改良资本主义制度，使之对有产阶级的妇女有利；而绝大多数妇女无产音，即劳动妇女，依旧是奴役和剥削的牺牲品，她们的人类尊严、权利与利益只会受到藐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妇女自由支配自己的人身和财产的权利，乃是妇女自身解放的最高程度，从而也扩大了资本家剥削妇女无产者的可能性。要知道，妇女与男人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和从事职业活动的权利，只不过是允许有产阶级的妇女从事所谓高等职业，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的竞争原则才能充分显示出来，因而男女之间在经济上和社会地位上的差别就更为悬殊了。即使是最重要的和含义深刻的男女平等主张——政治权利完全平等，尤其是承认妇女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主张，也完全不可能真正保障无产的或贫穷的妇女享有一切权利和充分的自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选举权只能巩固资产阶级形式上的政治民主制，而绝不能产生实际上的、经济上的无产阶级民主制。普遍的、平等的、不记名投票的、直接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对成年人来说，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发展中的一个决定性步骤，是有产者与剥削者阶级最完备的政治统治形式的基础和幌子。在目前帝国主义和革命的社会发展时期，这种违背民主选举权的阶级统治日益加强，成为对无产者和被剥削者的最蛮横粗暴的阶级专政。这种选举权没有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因而，也没有消除绝大多数妇女与男人在经济上依附于少数有产者男女的根由，以及后者剥削前者的根由。它不过是用不足信的政治上平等的幌子来掩盖这种依附关系和这种剥削关系罢了。因此，即便是政治上的男女完全平等，也不能成为妇女无产者追求与争取的最终目的。对她们来说，争取选举与被选举的机会，只不过是争取解放的一种措施，借以联合起来，准备从事活动与斗争，以期建立一种不把人当作私有财产的社会制度（这种制度在消灭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阶级对立之后，即成为自由的男女劳动者在权利与义务上平等的社会制度）。4．共产主义是实现这些条件的唯一社会制度，因而它可以保证全体妇女享有充分的自由与一切权利。决定社会经济基础的大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以及分配与交换手段社会化，是共产主义的基础。共产主义通过废除这些方面的私有制，来消除人奴役人和人剥削人的根源，消灭富与贫、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统治者与被奴役者的社会对立，以及男女在经济上和社会地位上的矛盾。作为生产与分配领域的社会共有者、共同管理者和工作者，作为物质与文明财富的消费者，妇女在其成长与活动中离不开整个社会，共同的利益把她们同整个社会联系在—起。作为一个妇女，她既不依附于某一个人——自己的丈夫，也不依附于在道德上结合在一起的小单位——家庭，更不从属于榨取剩余价值的资本和统治阶级的剥削。共产主义经济的最高法则，是按照经济不断发展所能提供的充足的生产与文化条件，来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物质与文化需求。这个目标只有在一切健康的、正常发育的成年人，不分性别一律履行劳动义务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承认一切社会必要劳动和有益劳动具有同等价值，尊重生儿育女是一种社会职能，而且使社会每个成员一出生便有条件成为有工作能力、自觉参加自由社会劳动的人——只有在这种社会组织的条件下，才能实现上述目标。5．共产主义这个妇女解放的伟大目标，决不会是各阶级妇女按照男女平等运动的捍卫者的主张，为改良资产阶级制度面进行共同斗争的结果，即决不会是为反对男人享有特权的社会状况而进行斗争的产物。共产主义只有通过被剥削的无产阶级男女共同进行反对特权，反对剥削阶级和有产阶级男女的权势的阶级斗争，才能实现。这个阶级斗争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社会，推翻资本主义。只有通过群众的革命行动，摧毁从事剥削的资产阶级的势力，摧毁它对经济与国家的阶级统治，夺取政权，建立本阶级的专政——苏维埃制度，无产阶级才能取得这个斗争的胜利。在建立自由的男女劳动者享有平等权利与义务的共产主义社会以前，废除资产阶级民主制，然后建立无产阶级的统治，即建立无产阶级国家，乃是必不可少的步骤。剥削阶级与统治阶级必将采取它们的阶级专政所特有的最残酷的暴力手段，来争夺国家政权，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斗争最终将使被剥削、被压迫群众采取最高形式的革命行动，即发动国内战争。如果没有那些明确自身目标和道路，决心不惜一切牺牲和坚决斗争到底的劳动妇女参加，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取得群众性的革命行动和国内战争的胜利。要知道，她们在人口中占半数，而在大多数文明国家中，甚至占劳动人民半数以上，她们在社会经济与家庭中，对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阶级斗争的结局，以及确定个别无产者对待这个斗争的态度，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也应当成为有坚定信念的妇女无产者——共产党员的事业。这也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苏维埃制度的建立和共产主义的实现。没有具有共产主义精神的广大妇女群众的积极与自觉的参加，这个深刻的、伟大的社会变革，即社会经济基础、一切社会设施、社会的整个文化与精神生活的变革，就无法实现。这些妇女群众参加进来，不仅在数量上会增加实现共产主义的力量，而且也将使这种力量在质的方面发生变化，因而也就充实了力量的内容，增大了它的成效。这既是需要增加社会物质财富的条件，也是提高与增进社会文明的条件。一些国家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正汇合成为国际斗争，并将达到世界革命的最高峰，妇女反对资本主义及其最高阶段帝国主义、争取无产阶级专政，即争取建立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和争取建立苏维埃制度的革命斗争，也应当如此，成为国际斗争。6．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罪恶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以及这次大战所造成的状况，大大加剧了绝大多数妇女的社会矛盾与贫困，这一切都是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后果，它们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灭亡而消失。这不仅关系到交战国，而且也关系到所谓中立国，因为它们也或多或少地卷入了世界大战的血腥的漩涡，并且受到战争的影响。日用必需品的投机价格同千百万妇女的收入和生活费用之间的极不适应，而且差距越来越大，使得女工、主妇和母亲的操劳、贫困、灾难和负担达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住房奇缺成了头等灾难。由于长期吃不饱和生产、家务方面过度劳累，妇女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而且日益加剧。能正常生育健壮孩子的母亲越来越少，婴儿死亡率大幅度上升。疾病与孱弱、营养不良以及生活条件普遍很坏，乃是数十万、甚至千百万无产阶级孩子的命运，也是他们的母亲感到绝望的根源。在资本主义仍然保持统治地位的一切国家，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在加深妇女的灾难。战争期间，妇女职业活动的面很广，尤其是在参战国，发出了号召：“妇女们！向前走，到经济战线去，到管理机关和文化活动机关里去！”渴望实现世界霸权和剥削的资本主义的战斗号角一吹响，反对“孱弱的、天赋低的落后女性”的偏见，就无影无踪了。自身的贫困，必须保卫祖国的谎言，资本家对利润的追逐——这一切加在一起，促使妇女群众急忙奔向工业、农业、商业和运输业战线。妇女劳动力以狂风巨浪般的不可阻挡之势，涌进了村社和国家的各个管理部门，即所谓社会服务行业和学术性的业务部门。现在的情况是：资本主义经济由于世界大战而崩溃，而受到破坏；仍然保持政权的资本主义，发现自己无力恢复经济以适应广大劳动群众对物质和文化的需求；经济崩溃和资本家蓄意破坏生产造成了空前的危机，出现了生产停顿和失业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妇女就成了这种危机首当其冲的、人数众多的牺牲品。个别资本家，以及村社和国家等等的资本主义管理机构，对大多数政治上不成熟的、无组织的失业妇女，并不像对失业的男人那样担心害怕。他们甚至认为，失业妇女至少可以出卖自己的肉体，可以在市场上卖淫。在无产阶级尚未通过革命斗争取得政权的国家，新近又提出这样的口号：“妇女离开工业部门，回到家里去！”这个口号甚至得到工会的响应，它对于争取男女同工同酬的斗争起了阻碍和拖延的作用，其后果是，原先的小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妇女唯一的天赋使命”论，以及妇女有所缺陷的论调又死灰复燃了。随着大量妇女失业和贫困现象的加剧，各种形式的卖淫现象（从买卖婚姻到公开卖淫）也在不断发展。重新把妇女从社会劳动中排挤出去的趋势，越来越严重，它同广大妇女群众迫切要求独立谋生和安排符合她们志趣的职业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世界大战夺去了千百万男人的生命，使其他许许多多人变成需要别人抚养和照料的残废者或半残废者，资本主义经济的崩溃使千百万男人无法靠自己的职业来维持原来的家庭生活。上述趋势也严重地损害了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只有在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里也利用妇女的力量和才干，社会才能弥补遭到战争严重毁坏的物质与文明财富的损失，才能使财富与文明获得必要的增加。不准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和文化活动的趋势之所以如此普遍存在，其根源就在于资本家（利润的榨取者）希望他们从事掠夺的政权能永远保存下去。这种现象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制度是同绝大多数妇女和整个社会的利益势不两立的。决定妇女目前的贫困状况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资本主义的掠夺与剥削本性，这种状况是其必然的结果与表现。战争大大加剧和加深了这种灾难，使得广大妇女群众的命运十分悲惨。而这决不是一时的现象，即使在和平时期，也依然存在，何况由于资本主义继续存在，新的帝国主义掠夺战争（现在已经明显表现出来）必然随时威胁着人类的安全。千百万劳动妇女无产者对目前社会状况的一切消极面，感受最深，因为她们既是被剥削阶级的一员，又是不享受全部权利的人，她们完全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牺牲品。不过，她们的灾难与痛苦，在那些资本仍占统治地位的一切国家，仅仅是被剥削、被压迫的无产阶级所遭受的苦难的一部分而已。在“克服战争遗留下来的贫困”这个虚伪的目标下，对资产阶级制度进行改革，是无济于事的。只有世界各国被剥削、被压迫的妇女和男人起来进行革命斗争，只有世界无产阶级采取革命行动，才能推翻这个制度，从而彻底消灭这些消极现象。唯有世界革命这个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最后审判，才能消除世界大战给各国遗留下来的贫困、精神与道德的沦落、群众的深重苦难和资本主义所面临的那种彻底崩溃。7．鉴于社会生活中的上述现象和情况，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号召一切渴望自由和全面发展自己人类个性的劳动妇女，加入她们本国的共产党，并进而加入共产国际，以便各国党联合起来采取声势浩大的、坚决的革命行动。共产国际将竭尽全力，在充分认识目标和道路的基础上，以及在世界革命的推动下，为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共产主义制度而奋斗。同时，它也将自觉地、忠实地捍卫妇女的权利。在历史发展的更高阶段，它将继续为维护妇女利益的事业而奋斗。本来，第二国际曾着手这个事业，但它未能进行到底，因为机会主义与改良主义思潮对工人运动的影响越来越大，它未能由一个志同道合者团体变成一个行动组织。共产国际将把第二国际在1914年8月可耻地背叛了的这种事业继续进行下去。第二国际也背叛了妇女的权利和利益，当时，它没有号召各国无产者共同进行反对资本帝国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国际革命斗争，反而赞成各国军队中的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实行友好的联合，因而造成工人阶级自相残杀，结果维护了资本家的利润和资本对世界的统治。第二国际一诞生，就在自己的旗帜上写明为实现男女平等和妇女社会解放而奋斗。当然，它做了一些宝贵的、有益的事情，这就是：在广大群众中宣传这些主张，并向他们说明，要想实现这些主张，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在少数从事剥削的妇女和大多数被剥削的妇女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各个国家以及全世界的资本雇佣奴隶之间，存在着不分性别的兄弟般的同情、协助关系。它责成工会和社会党号召妇女加入自己的组织，成为权利平等的一员，成为无产阶级在经济上与政治上所进行的阶级斗争的参加者。它主张通过法律上限制资本家的剥削权力，通过社会保障和承认妇女在政治上享有完全平等的权利，来加强妇女无产者的自卫能力和维护自身阶级利益的斗争能力。它主张社会主义妇女运动完全脱离资产阶级妇女运动。然而，第二国际却把实行这一切主张和实际执行第二国际的决议的工作，交给一些国家的工会和社会民主党去办。一般说来，第二国际有关妇女的利益和权利方面的决议得以执行，只是由于一些国家中有组织的女社会党人亲自在无产阶级组织中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理论与实际之间，决议与行动之间的严重脱节，在争取妇女的选举权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第二国际容许加入其机构的英国组织，多年来只维护有限的“妇女”选举权，而实行这种选举权只会加强有产者的政治力量，从而也就削弱了所有成年妇女的普选权。第二国际对于比利时以及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大选运动期间没有提出争取妇女普选权的主张，漠不关心。不错，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曾责成各国社会民主党开展争取妇女普选权的斗争，把这作为整个无产阶级争取选举权和夺取政权斗争的极其重要和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并且要求它们，在进行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斗争时，要坚决反对有关男女平等运动的资产阶级民主主张，根本不要理会改良主义与机会主义的策略。然而，就连这样一个决议，在大多数国家里，也成了一纸空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决议并没有妨碍法国统一社会党只提出一些关于实行妇女选举权的空洞的议会提案，而比利时社会民主工党至今也还是追随教权派，提议实行妇女普选权。交战国和中立国的女社会党人最先作出小小的尝试，打算把工人运动引上新的道路，把一切被剥削者的国际团结置于社会爱国主义者代表提出的国家至上的战斗口号之上，在国际革命行动的声援下迫使帝国主义政府缔结和约，以及为工人夺取政权和推翻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国际革命斗争创造条件。就在这时，第二国际表现出可耻的软弱和做出了有失体面的犯罪事情。第二国际不仅不支持这个尝试，甚至暗示加入第二国际的某些国家的党（为首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它是其他党的“榜样”：最初是在组织性和策略的坚定性方面作出榜样，后来是在瓦解和破坏方面作出榜样）指责这种尝试，用诽谤和告密的手段竭力阻挠进行这种尝试。即使现在，第二国际也仍然在帮助资本家加紧剥削者政权的统治和阻挠妇女的彻底解放，用民主主义、议会制、社会爱国主义与和平主义的虚假表演来愚弄群众。第二国际没有建立任何一个执行机构，以便能在国际范围内争取实现维护妇女利益的基本主张。女社会党人和女无产者为了采取共同的、团结一致的行动，建立了一些初步的国际联合组织，它们不属于第二国际，而且也不为第二国际所左右。不错，这些妇女组织的代表被允许列席第二国际代表大会，但是，由于她们不是正式代表，因而在国际执行局里既没有职位，也没有表决权。因此，女共产党人和彻底革命的女社会党人及女无产者，应当和第二国际断绝关系，加入第三国际，因为第三国际是争取妇女的权利与自由的行动组织，而不是决议的制造厂。上面已经指出，使她们联合在一起的最完善、最正确的方法，就是加入将作为共产国际成员的本国的党。那些在加入第三国际问题上尚未作出定论的党与组织中的女党员，显然必须竭尽全力促使这些组织和党承认共产国际在纲领、策略与组织问题上的基本提纲，促使它们全心全意地加入共产国际，并且本着它的主张去做。女共产党人和彻底革命的女社会党人及女无产者，应当同那些在原则上仍然敌视共产国际、继续反对共产国际、用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口号来毒化和削弱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组织和党断绝关系。“加入第三国际，加入采取革命行动的国际！”——这便是一切希望摆脱阶级奴役和男性奴役的劳动妇女共同的、非常明确的口号。8．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责成所有已加入国际的党，完全按照上述提纲去做，以便吸收广大妇女群众参加，使她们觉醒起来，团结起来，并使她们受到教育；要尽最大可能提高她们的工作能力和为共产主义斗争的本领；要在口头上和事实上向她们证明，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只有实现无产阶级的目标，才能保证所有妇女同时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充分的自由，她们的人类个性才能得到完全协调一致的发展。按照这个提纲的要求，共产党应当：甲、在无产阶级已经夺取国家政权，并已建立苏维埃制度的统治形式的国家里，例如俄国：（1）要广泛吸收妇女参加一切战斗行动，以及对付国内外和前后方的反革命分子所必须的各种工作，以便保卫和巩固苏维埃政权。例如，参加妇女民警勤务，参加红色女护士工作，参加红军的教育工作等等。同样也极其需要妇女广泛地、自觉地参加旨在肃清经济上与社会上的一切资本主义残余及其自私自利的道德观念的工作。（2）要对女无产者、贫苦农妇以及一切自食其力的劳动妇女进行积极而又细致的教育工作，以便使她们懂得：要缩短从资本主义（它是腐朽的、必然要消灭的）到共产主义（社会生活的高级形武）的过渡时期（那是妇女及其孩子必然遭受最大的贫困、灾难与牺牲的艰苦的过渡时期），靠的是妇女自己，靠的是她们高度的觉悟、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对事业的忠诚。（3）要对女无产者、贫苦农妇以及一切自食其力的劳动妇女进行最积极、最细致的教育工作，以便使她们懂得：建立新的、自由而又完善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它是在反对腐朽的旧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势力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负有解决与克服新难题的使命），在很大程度上也应当靠她们来完成，靠她们每个人的阶级觉悟，不可摧毁的意志和自我牺牲的工作。（4）要在苏维埃政权机关、工会、合作社及其他机构的协助下，使女工和女职员广泛参加经济建设工作。（5）要使妇女广泛参加苏维埃及其各种监察、行政与经济机构的工作，以及包括科学工作在内的其他一切工作。（6）要给劳动妇女创造适合妇女体质特点和符合做母亲的体力与精神要求的工作条件，以便妇女能将生儿育女和职业活动协调地结合起来。要知道，这种结合能使妇女在进行创造性的工作中发挥其全部体力与智力。（7）要竭力把传统的家务劳动（这是最落后、最丑陋和最低级的一种工场手工业生活方式）吸收到集体经营中来，使家庭主妇从小个体家务的奴婢变成社会大经济的自由的劳动者。（8）要设法建立一些模范的社会机构，以便由它们承担原来家庭中一直由妇女承担的家务；这些机构应能减轻做母亲的妇女的职责，并能予以充实和改善。（9）要关心建立模范的社会保障机构，以保护母亲、婴儿和少年。（10）要关心建立类似的机构，以援助病、弱、老人和丧失劳动能力的劳动者；要注意采取经济上与教育上的措施，使妓女（这是资产阶级制度的产物）从流氓无产阶级的行列回到劳动者的社会里来。（11）要设法在劳动教育和技术训练相结合的基础上组织学校教育，这种教育能使个性自由发展，并能促进团结友爱精神，从而也为妇女全面发展她们的人类个性创造条件。（l2）要吸收妇女广泛参加制定和实行某些措施，并参加建立和管理某些机构，以便改善做主妇和母亲的妇女的处境，使她们能得到社会保障，尤其是改变对妇女、儿童和少年的轻视态度。乙、在无产阶级仍在为夺取政权面斗争的一切国家里：（1）要吸收妇女参加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成为一名权利平等的成员；要使她们能够参加党的一切机构和各级机关，参加工会和合作社。（2）要设法对广大女无产者和贫苦农妇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进行有关无产阶级革命行动和斗争的实质、目标、方法和手段的教育；要吸收广大妇女阶层参加这些行动，从而使她们上好实际的、直观的、具有重大教育意义的革命活动课；要采取一切措施和利用各种组织来提高和增强女无产者的阶级自觉，来增强她们的毅力和革命战斗力。（3）在私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要力求男女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4）从工人阶级和革命的利益出发，要自觉地把妇女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运用到村社和国家的议会机关以及一切社会机构中去；然而，要明确地着重指出：选举权、议会制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意义不大；无产阶级通过向苏维埃制度和工人阶级专政过渡的办法来战胜议会制和资产阶级民主制，乃是历史的必然。（5）要使女工、女职员、女官吏以及城乡所有劳动妇女自觉地积极参加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革命工人苏维埃的选举；要使当选的女工、女职员和劳动妇女在这些工人苏维埃及其机构中进行十分积极的活动；要使苏维埃思想在贫苦农妇以及与她们社会地位相似的农村居民阶层中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实现。（6）争取妇女同男人一样，享有自由的、免费的普及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权利；争取吸收妇女参加社会劳动生产的各个部门，成为有平等权利的劳动者，并要争取承认生儿育女这个有益的社会职能的价值。（7）争取男女同工同酬。（8）通过立法来切实保护女工、女职员和女官吏以及所谓女仆，以争取从根本上限制资本家在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剥削权力，而且要注意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护女青年、孕妇、产妇和哺乳的母亲。（9）要建立广泛的工人纠察机构及由医生、技师和享有充分权利的工人组成的、各负其责的庞大的指挥部，还应按妇女在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在纠察机构中设妇女代表。（10）要采取社会性措施和建立一些能解除从事职业劳动的妇女在家务与生儿育女方面的重担的机构，将其交与社会解决，并要用充满社会团结友爱的思想的社会教育来补充和改进对孩子的家庭教育。（11）不仅在城市和工业中心，而且在乡村也要建立有利于农业女工、农妇等等的类似机构。（12）要向她们说明，从前的家务带有落后性，它大量消耗时间、精力和金钱；资本主义把家务当作一种手段，以便依靠妻子的无酬家务劳动来保持丈夫的低工资水平，而妻子在精神上和政治上则始终处于落后状态，被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13）要在居住问题方面进行彻底的改革，不要受关于豪华住房所有权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束缚；在进行改革时，妇女也要参加进来。（14）要广泛地、有计划地组织社会保健事业，此外，还要在城乡建立免费诊疗所。诊疗所里要有女医生，要在护理、扶养和家务（派遣受过专门职业训练的女管理员）等方面，给贫困的病人以帮助。（15）要采取经济上与社会上的措施消灭卖淫现象；要采取卫生措施防止性病蔓延；要废除对待妓女的粗野制度和警察的监视，社会要承认她们的人权；要根除对男人和妇女不一视同仁的双重道德观点。（16）妇女要参与实行一切与她们受教育、从事自由职业活动、防止资本主义剥削等方面的权利有密切关系的措施。丙、在处于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国家里：（1）要根除那些把妇女贬低成为服侍丈夫和供丈夫取乐的家奴的日常偏见、习俗及宗教上和法律上的规定，这个斗争不仅要求对妇女进行教育，而且也要求对男人进行教育。（2）要争取男女在教育、家庭和社会生活各方面具有完全平等的权利。（8）要真正保护贫苦的、受压迫的妇女，使她们免遭占据统治地位的有产阶级的剥削与奴役（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小手工业生产中，不过，借助于合作化运动，小手工业生产的消极方面会有所克服）。（4）要实行一些可从前资本主义的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方式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措施，尤其要实行一些能以典型事例明显地向妇女证明，个体的家务劳动在奴役她们，而社会劳动却是把她们解放出来的措施。在仍然处于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国家，在对妇女进行宣传与组织工作时，要特别借鉴俄国同志在对东方各族妇女的工作中所积累起来的经验和材料。9．为使已加入共产国际的党能够按照上述提纲采取有成效的行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下列有关组织工作的决议：甲、各个国家的组织：（1）每个国家的共产党都不应当把妇女联合到各个独立的组织里去，而应当使她们加入地方党组织，成为权利平等的成员，并且吸收她们参加各个党机关和各级组织的共同活动。但是，共产党要采取特殊的措施和作出特殊的规定，以便通过宣传把妇女吸引到自己的行列中来，留在自己的组织内，对她们进行政治教育，同时要照顾到妇女精神上的特点、她们历史性的落后状态和往往因必须操持家务而造成的特殊地位。（2）每一个地方党组织都要成立妇女宣传委员会，男同志也可以参加进去。它的任务如下：a．有计划地不断对那些对党尚有戒心的妇女进行宣传，为此要举行公开集会、企业中的座谈会和大会、家庭主妇会、非党代表会，要把宣传工作做到家里去，要编写和散发有关内容的传单、报纸、小册子和各种书籍；b．通过有效的宣传使妇女参加党、工会、合作社及其他从事斗争和建设的无产阶级组织，成为其中的成员；c．不要使妇女党员、工会会员、合作社社员以及工人代表苏维埃及一切进行革命斗争的无产阶级机构的成员，成为死气沉沉的、消极的包袱，而要使她们在共产主义理想的鼓舞下，自觉地、热情地参加各个组织及其机构的生活和活动；d．要注意使女党员在党的一般教育机关或专门为妇女组织的朗读会和讨论会上，受到适当的理论与实际教育；e．要竭力使具有宣传与组织才能的妇女，能受到切实的教育，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f．所有党报都要指定妇女担任“妇女版”的编辑，并且要注意从女无产者当中吸收编辑人员。地方妇女宣传委员会由6-7人组成，人选要从已加入组织的女同志中产生，并要经党的地方委员会批准。宣传委员会在工作中要同党的委员会保持密切的联系，不经党委会的同意，宣传委员会的措施与决议均无效。宣传委员会在党的委员会里有常设代表，她参加党委会的一切会议与活动，在党的生活的一般问题上有发言权，而在有关妇女运动的所有问题上则有表决权。（3）每个地区党委会之下要设立地区妇女宣传委员会。其任务是：推动地区妇女宣传委员会开展工作，并在其执行自身任务时给予大力帮助。为此，地区党委会应当：a．同地区的各个地方妇女委员会，以及中央妇女宣传委员会或国家妇女秘书处保持经常的联系；b．搜集各个地方妇女宣传委员会在工作中积累的全部重要的实际资料，供其他委员会参考；c．供给全地区宣传与教育用的书刊；d．为全地区提出、准备和实现各种重大的宣传倡议，并寻求这方面所必需的宣传与组织力量；e．采取和实行各种必要措施，以便动员妇女实现党的各种重大倡议和行动，从而使她们由漠不关心的旁观者变成积极的工作人员；f．举行地区妇女代表会议，地方女宣传委员会要有一名或两名代表参加，此外，一些小地方的妇女党员也应当选派代表出席会议。每50名女党员应当产生1名代表。地区妇女代表会议由委员会根据需要召开，但每8个月至少召开1次。此外，地区妇女委员会应召集和举行非党妇女代表会议。地区妇女委员会由5—7人组成，人选由女党员在地区代表会议上提名，经地区党委会批准。地区妇女委员会要和地区党委会保持密切的联系，它的措施与决议要由地区党委会来确定，党委会中有它的一名或数名代表。这些代表参加党委会的一切会议，在党的所有一般性问题上有发言权，而在有关妇女运动的问题上则有表决权。（4）全国党委会之下要设全国妇女宣传委员会或妇女秘书处。它的任务如下：a．同地区和地方妇女宣传委员会保持经常的与定期的联系，并促使它们同全国党委会进行密切的联系；b．搜集各地区妇女委员会在工作中积累的全部实际资料，并供给它们这些资料，向它们交流自己的体会和现有的经验；c．供给全国各地区妇女委员会宣传与教育用的书刊；d．密切注意妇女职业劳动、教育、法权地位、保护女工等方面的问题，以及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有损妇女利益的一般性问题和争执问题；促使地区和地方妇女宣传委员会深入研究上述问题；e．出版专门论述对女同志进行理论教育的定期刊物，使她们能加深对共产主义思想的理解，并能对党的观点及党在当前各个时期的革命任务有清楚的认识。全国妇女委员会要给这个刊物指派女编辑，从女工中招收工作人员，并给她们提供文稿；f．主动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各种宣传活动，供给活动所需要的宣传与组织力量；g．采取和实行各种措施，以吸收国内广大劳动妇女阶层积极地、忘我地参加实现党的伟大的总任务，并参加党的斗争；h．召开全国妇女代表会议，各地区妇女委员会要分别派1名或2名代表参加，全国的女党员则推选代表参加。每100名妇女党员要选派1名代表，100人以下的妇女组织亦可选派1名代表；全国妇女代表会议根据需要召开，但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全国妇女宣传委员会也要召集全国非党代表会议；i．指定特约女记者同国际妇女秘书处保持经常的联系。全国妇女宣传委员会由7—10人组成，人选由全国妇女代表会议提出，经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批准。它在行动上要同党中央委员会取得密切的联系，它的代表可参加党中央委员会的一切会议和工作，在有关妇女的一切问题上有表决权，在所有全党性问题上有发言权。乙、国际组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下设国际妇女秘书处，由3-5名妇女组成，人选由国际共产主义妇女代表会议提出，经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批准，或者由执行委员会代行批准手续。妇女秘书处在行动上要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取得密切的联系，秘书处的决议和措施须经执行委员会批准。秘书处的代表参加执行委员会的一切会议和工作，在一般问题上有发言权，在有关妇女运动的专门问题上有表决权。秘书处的任务如下：（1）同各国共产党的妇女委员会建立和保持频繁的联系，并在这些妇女委员会之间建立积极的联系；（2）搜集一些国家的妇女委员会在工作中积累起来的全部实际宣传资料，并帮助各委员会使用这些资料；（3）搜集各国女共产党员的报刊文章，例如，杂志、“妇女版”、传单等等，并帮助各国之间互相交流；（4）注意雇佣劳动规章、妇女民法与公法条例、她们的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女工保健问题、妇幼保健机关、居住问题等等的发展，总而言之，要注意各国妇女生活与工作中的一切问题；搜集有关这方面的资料，一些国家的妇女委员会要注意具有国际意义的突出问题和任务，指明可供学习的现有资料；（5）要求国际女记者立即报道所有重大的事件和情况，而且每三个月至少报道一次；（6）出版国际情报机关刊物，除扼要的一般工作报告外，刊物上应登载一些特别重要的报道，应指出必须讨论的共同问题、任务和行动；（7）无产阶级在共产国际领导下采取国际性行动时，要立即采取一切措施，以期各国广大劳动妇女阶层参加革命大军，成为自觉的、忘我的、勇敢的战士；（8）召开国际共产主义妇女代表会议，其目的应当是：便于交流已取得的经验，互相了解工作方面的新计划，巩固女同志之间的联系，团结劳动妇女群众，以便开展国际性的革命活动和革命斗争。国际妇女代表会议应向全世界被剥削、被奴役的妇女发出以下号召：“各国女无产者！在共产国际反对资本主义及其虚伪的民主制、夺取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及苏维埃制度的旗帜下，与各国无产者联合起来！在这个斗争中你们失去的只是身上的枷锁，但却能赢得整个世界！——这个真理，对你们、对女无产者说来，比对男性无产者更为适用。”执笔克拉拉·蔡特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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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可以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1920年7-8月）何时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可以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1．工人代表苏维埃在1905年首先诞生自俄国，当时正是俄国工人革命运动的高潮期间。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早在1905年就本能地在夺取政权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然而，当时彼得堡苏维埃的力量还很有限，在夺取政权方面还只能相机行事。沙皇反革命势力一稳固，工人运动就衰退了，苏维埃在毫无作为地存在很短时间之后也就完全消逝了。2．当1916年开始出现新的汹涌澎湃的革命高潮时，立即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想法开始在俄国冒头。当时，布尔什维克党警告工人，不要急于建立苏维埃，并向他们指出，只有在革命已经爆发、夺取政权的直接斗争已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才适于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3.1917年二月革命开始时，俄国的工人代表苏维埃立即变成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使广大人民群众处于它们的影响之下，很快就享有极大的威望，因为真正的力量在它们一边，操在它们的手中。但当自由资产阶级经受了这初次突然的革命打击，恢复了元气的时候，当社会主义叛徒、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帮助俄国资产阶级夺得政权的时候，苏维埃的作用又开始消逝了。直到七月事变和科尔尼洛夫反革命暴动失败之后，当广大人民群众已经投入运动，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妥协政府行将垮台之际，工人代表苏维埃才又重新恢复了生机，并且很快地在国内起了决定性作用。4．德国革命和奥地利革命的历史也表明了这种情况。当广大人民群众纷纷举行起义，革命浪潮汹涌澎湃，冲击着霍亨索伦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根基的时候，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在德奥两国自发地诞生了。初期，实力在苏维埃这方面，而且苏维埃已走上实际掌握政权的道路。但是，由于一系列的历史条件，政权一落入资产阶级和反革命社会民主党人之手，苏维埃很快就衰落下去，以致无影无踪。在德国发生短命的卡普-吕特维茨反革命叛乱时，苏维埃又复活了几天，但是，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叛徒一经重新取得胜利，这些刚刚活跃起来的苏维埃复又消沉下去。5．上述事实表明，建立苏维埃需要具备一定的前提。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以及将其转变成为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1）广大的男女工人、士兵和一切劳动居民普遍具有革命热情；（2）经济和政治危机加剧，以致旧政府开始掌握不住政权；（3）广大工人阶层，首先是共产党已下定决心开始进行坚决的、有步骤有计划的夺取政权的斗争。6．在不具备上述条件时，共产党人可以而且应当坚持不懈地宣传苏维埃思想，做到人人皆知，并向广大居民阶层阐明，苏维埃是向完善的共产主义过渡的唯一适当的国家组织形式。但在上述条件不具备时，就不能着手直接建立苏维埃。7．德国社会主义叛徒企图阉割苏维埃的内容，歪曲它的性质，从而把它纳入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立宪体系，这种做法客观上就是背叛工人的事业和欺骗工人。要知道，真正的苏维埃只能作为国家组织的一种形式去取代资产阶级民主制，摧毁资产阶级民主制，代之以工人专政。8．独立社会民主党右派领袖（希法亭、考茨基等人）的宣传，是为了证明“苏维埃制度”与资产阶级立宪会议二者是并行不悖的，这种宣传如果不是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规律一无所知，就是存心欺骗工人阶级。苏维埃是无产阶级专政，而立宪会议是资产阶级专政。决不能把工人专政与资产阶级专政相提并论，并使之协调一致。9．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的一些代表，脱离国内战争的具体情况，向工人宣传一种凭空捏造的“苏维埃制度”。这是一种教条主义，它诱使工人放弃真正夺权斗争的迫切任务。10．法国、意大利，美国和英国的某些共产主义集团，打算建立一些没有广大工人群众参加的苏维埃，这种苏维埃不能进行夺取政权的直接斗争，这种想法只会有害于苏维埃革命的实际准备工作。这种在温室内人工培植出来的“苏维埃”，最多不过是宣传苏维埃政权思想的小社团；不然的话，这种病态的“苏维埃”只能使苏维埃政权思想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目中丧失威信。11．目前，奥地利出现了独特的情况，那里的工人阶级已使广大工人群众参加的苏维埃站稳了脚跟。那里的情况很像俄国1917年2月到10月这段时期的情况。奥地利的苏维埃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政治因素，是新政权的萌芽。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应当参加苏维埃，帮助苏维埃深入到国家全部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去，要在苏维埃内建立共产党党团，并竭力促进苏维埃的发展。12．不经过革命，就不可能建立苏维埃。不经过无产阶级革命，苏维埃就难免徒有其名。真正群众性的苏维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历史形式。一切真诚拥护苏维埃政权的人，都应当以审慎的态度对待苏维埃思想，在群众中经常不断地宣传这种思想，并且只有在具备上述条件时，才能着手直接建立苏维埃。 |
土地问题提纲初稿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1920年7-8月）相关链接：列宁土地问题提纲初稿现在已经成为黄色国际的第二国际为什么不仅不能确定革命无产阶级在土地问题上的策略，甚至不能恰当地提出这十同题，对于这一点的原因马尔赫列夫斯基同志在他的论文中作了很好的分析。接着马尔赫列夫斯基同志提出了第三国际的共产主义土地纲领的理论原理。根据这些原理，能够（而且我觉得应当）拟出即将在1920年7月15日召开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的一个总的决议。这个决议的初稿如下。——编者注。1．只有共产党所领导的城市工业无产阶级，才能使农村劳动群众摆脱资本和大地主土地占有制的压迫，摆脱破产，摆脱在资本主义制度存在时必然会一再发生的帝国主义战争。农村劳动群众只有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结成联盟，奋勇地援助无产阶级为推翻地主（大土地占有者）和资产阶级的压迫而进行的革命斗争，此外别无出路。另一方面，如果产业工人局限于狭隘的行会利益和狭隘的职业利益，只满足于为改善自己有时还过得去的小市民的生活状况而奔走，那他们就不能完成使人类摆脱资本压迫和战争这一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使命。许多先进国家中的“工人贵族”的情况正是如此，这些人是第二国际中那些所谓的社会党的基础，实际上他们是社会主义的死敌，是社会主义的叛徒，是市侩沙文主义者，是工人运动内部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无产阶级要成为真正革命的阶级，成为真正按社会主义精神行动的阶级，就只有作为全体被剥削劳动者的先锋队，作为他们在推翻剥削者的斗争中的领袖来发表意见和采取行动；但是如果不在农村中开展阶级斗争，不把农村劳动群众团结在城市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周围，不由城市无产阶级来教育农村劳动群众，这个任务是完成不了的。2．城市无产阶级应当引导农村被剥削劳动群众参加斗争，至少也要把他们争取过来。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内，农村被剥削劳动群众有以下几个阶级。第一，农业无产阶级即雇佣工人（年工、季节工、日工），他们靠受雇于资本主义农业企业来获得生活资料。把这个阶级和其他各类农村居民分开来单独进行组织（政治、军事、工会、合作社，文化教育等方面），加紧在他们中间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把他们争取到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方面来，这是各国共产党的基本任务。第二，半无产者或小块土地农民，他们一方面依靠在资本主义农业企业或工业企业中出卖劳动力，另一方面依靠在仅能给他们家庭生产一部分食物的小块私有的或租来的土地上耕作，来获得生活资料。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这类农村劳动居民的人数是非常多的，但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第二国际的黄色“社会党人”掩盖这类农民的存在及其特殊地位。他们这样做，一方面是有意识地欺骗工人，另一方面是由于盲目接受了陈腐的世俗观念，竟把这类农民同一般“农民”群众混为一谈。资产阶级愚弄工人的这种手法，在德国和法国表现得最明显，其次是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如果共产党的工作得当，这类农民就会成为共产党的可靠的拥护者，因为这些半无产者的境遇非常艰难，他们从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方面能够立刻得到很大的好处。第三，小农，他们拥有自己的或租来的一块不大的土地，可以应付他们全家以及经营上的需要，并不另外雇用劳动力。这一阶层从无产阶级的胜利中肯定会得到好处，因为无产阶级的胜利能立刻而充分地给他们以下几种利益：(1)免除向大土地占有者缴纳地租或一半收成（例如法国的métayers，即分成制农民，意大利和其他国家也是如此）；(2)免除抵押债务；(8)免除大土地占有者的多种形式的压迫以及对大土地占有者的依附（林地及其使用等等），(4)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立刻帮助他们经营农务（允许他们使用无产阶级剥夺来的大资本主义农户的农具和部分建筑物；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立刻把资本主义制度下主要替富裕农民和中农服务的组织，如农业合作社和农业协作社，变成首先帮助贫苦农民即无产者、半无产者和小农等的组织）。还能给他们其他许多利益。同时，共产党应当清楚地认识到，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即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这个阶层中至少有一部分人必然会动摇而去追求无限制的贸易自由和无限制的使用私有权的自由，因为这一阶层是出卖消费品的（虽然数量不大），所以受到投机倒把和私有者习惯的侵蚀。但是只要实行坚定的无产阶级政策，只要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十分坚决地镇压大土地占有者和大农，这一阶层的动摇就不会很大，并且也不会改变这个阶层整个说来将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方面这一事实。3．上述三类农村居民的总和，构成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农村人口的多数。因此，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不仅在城市，而且在农村都是有充分保障的。有一种相反的意见还颇为流行，但是，第一，这是因为资产阶级的科学和统计不断进行欺骗，极力掩盖农村上述各阶级同剥削者即地主、资本家之间，以及半无产者和小农同大农之间的巨大区别；第二，是因为黄色国际即第二国际的英雄们和被帝国主义特权腐化了的“工人贵族”，不善于而且也不愿意在贫苦农民中进行真正无产阶级的革命宣传工作、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机会主义者无论过去和现在都只关心怎样去同资产阶级，包括大农和中农（关于他们的情形见下文）作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妥协，而不关心无产阶级实行革命来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和资产阶级；第三，是因为有根深蒂固的偏见（这种偏见是同一切资产阶级民主偏见和议会制偏见有关的），是因为不了解已经被马克思主义理论充分证明而且又被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经验完全证实了的真理。上述三类空前愚昧、十分分散、备受压抑的、在一切最先进的国家中必然过着半野蛮生活的农村居民，虽然在经济上、社会上和文化上会从社会主义的胜利中得到好处，但是只有在革命的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只有在革命的无产阶级坚决镇压大土地占有者和资本家以后，只有在这些备受压迫的人在实践中看到他们有了这种组织起来的十分强大坚定的领导力量和保护力量来帮助和领导他们，给他们指出正确道路以后，才能坚决地支持革命的无产阶级。4．“中农”从经济上来说是小农，他们也拥有一小块自己的或租来的土地，但是第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块土地上的收入通常不仅够维持一家的俭朴生活和经营的费用，并且可能有某些剩余，这些剩余至少在好年头可能变为资本；第二，往往（例如两三家农户中就有一家）另外雇用劳动力。拥有5至10公顷土地的德国农户，可以作为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农的具体例子，据1907年的普查，这类农户中约有1/3是雇有农业工人的。①在法国，特种农作物比较发达，像葡萄种植业就需要在土地上花费大量的劳动，大概这类农户使用雇佣劳动力的范围要更广泛些。①确切数字如下：拥有5至10公顷土地的农户有652798户（农户总数为5736082户）；他们所雇用的各种雇佣工人为487704人，本户工人（Familienangehörlge）为2003633人。在奥地利，据1902年的统计，这类农户有383331户，其中有126136户是使用雇佣劳动的；雇佣工人146044人，本户工人为1265969人。奥地利的农户总数为2856349户。革命的无产阶级，至少在最近的将来和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初期，不能给自己提出把这个阶层争取过来的任务，而应当只限于中立中农，即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使他们保持中立。这个阶层必不可免地要动摇于这两种势力之间，而且在新时代的初期，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内，这个阶层的主要趋向将是拥护资产阶级的。这是因为在这个阶层中，私有者的世界观和情绪是占优势的；投机倒把活动、贸易“自由”和私有制对他们眼前有好处；他们与雇佣工人是直接对抗的。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废除地租和抵押债务，会直接改善这个阶层的生活状况。在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政权决不应该立即完全废除私有制，并且无论如何都要保证小农和中农不仅保留他们原有的土地，而且使他们的土地扩大到他们平素租种的全部面积（废除地租）。把这些办法和反对资产阶级的无情斗争结合起来，就可以充分保证中立政策获得成功。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只能十分谨慎地逐步前进，运用榜样的力量，而不能对中农施用任何暴力，才能实现向集体农业的过渡。5．大农（“Groβbauern”）是农业中的资本主义企业主，他们通常都雇有几个雇佣工人，他们之所以能归入“农民”之类。只是由于文化水平不高，生活习惯相同，亲自参加自己农场中的体力劳动。这是直接而坚决地反对革命无产阶级的那些资产阶级阶层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层。在全部农村工作中，共产党应该集中主要注意力去同这个阶层进行斗争，把多数农村居民即被剥削劳动者从这些剥削者的思想和政治影响下解放出来，等等。无产阶级在城市中获得胜利以后，这个阶层必然会进行各种反抗，或暗中破坏，或公开采取反革命性质的武装行动。所以革命的无产阶级应当立刻开始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准备必要的力量，以便彻底解除这个阶层的武装，在推翻工业资本家的同时，只要这个阶层的反抗一露头，就给予最坚决最无情的歼灭性的打击，为此需要武装农村无产阶级，组织农村苏维埃，在苏维埃里，决不能让剥削者有立足之地，而应当保证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占据优势。即使是对待大农，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也决不能把剥夺列为直接的任务，因为还没有具备物质条件，特别是没有具备技术条件，更没有具备社会条件来实现这类农场的社会化。在个别的，显然是例外的情况下，将没收他们土地中零散出租的部分或附近小农特别需要的部分；同时还要保证小农根据一定的条件可以无偿地使用大农的一部分农业机器，等等。一般说来，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应当保留大农的土地，只在他们反抗被剥削劳动者的政权时才加以没收。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中，反对大农的斗争由于若干特殊情况而复杂起来，并且持续的时间很长，但是这个革命的经验终究表明，这个阶层稍一试图反抗就得到很好的教训之后，能够规规矩矩地执行无产阶级国家交给的任务，甚至开始（尽管非常缓慢）对捍卫一切劳动者而无情对待富人寄生虫的政权表示尊重。在俄国，使战胜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对大农的斗争变得复杂而持久的特殊情况，主要是在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的革命以后，俄国革命经历了全体农民反对地主的“一般民主的”，即基本上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斗争阶段；其次是城市无产阶级的文化低，数量少；再次是幅员辽阔，交通极不方便。各先进国家既然没有这些造成阻碍的情况，欧美的革命无产阶级就应当更积极地准备并且更迅速、更坚决、更有成效地取得镇压大农反抗的完全胜利，彻底消除他们进行反抗的一切可能性。这是迫切需要的，因为在取得这种完全的最彻底的胜利以前，农村中无产者，半无产者和小农群众不会相信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是十分稳固的。6．革命无产阶级应当立刻无条件地没收地主即大土地占有者的全部土地，这些人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直接地或通过租地农场主不断地剥削雇佣劳动力和附近小农（也时常剥削一部分中农），他们不参加任何体力劳动，他们大半是封建主（如俄国，德国和匈牙利的贵族，法国复辟了的领主，英国的勋爵，美国的前奴隶主）的后裔，或者是特别富有的金融巨头，或者是这两类剥削者和寄生虫的混血儿。在各国共产党队伍中，决不容许宣传剥夺大土地占有者的土地要给予补偿，也决不容许给他们补偿，因为在现代欧美各国的条件下，这样做就是背叛社会主义，就是向遭受战争苦难最深重的被剥削劳动群众征收新贡赋，而这场战争产生了更多的百万富翁，使他们大发横财。至于胜利了的无产阶级怎样经营从大土地占有者那里没收来的土地的问题，由于俄国的经济落后，主要是把这些土地分给农民使用，只有在少数情况下土地留作办所谓“国营农场”，由无产阶级国家自己经营，并把以前的雇佣工人变成执行国家委托的工作人员和管理国家的苏维埃成员。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说来，共产国际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保留大农业企业，并且按照俄国“国营农场”的方式经营这种企业，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夸大或死板地执行这一条，绝对不容许把从剥夺者那里剥夺来的一部分土地无代价地分给附近的小农，有时也分给中农，那就大错特错了。第一，通常用来反对这一点的理由是说大农业具有技术上的优越性，这种说法往往是以最恶毒的机会主义和背叛革命的行为来偷换无可争辩的理论真理。无产阶级为了这个革命的胜利，决不能因为生产暂时下降而裹足不前，就像奴隶占有制的敌人——北美资产阶级没有因为1863-1865年内战所引起的棉花生产的暂时下降而裹足不前一样。对资产者说来，重要的是为生产而生产，对被剥削劳动群众说来，最重要的是推翻剥削者，保证劳动者有条件为自己而不是为资本家工作。无产阶级的首要的基本的任务，就是保证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巩固这一胜利。如果不中立中农，如果没有全体小农、至少极大部分小农的支持，无产阶级政权是不能巩固的。第二，不仅提高农业大生产，就是维持农业大生产，也先要有眼界开阔、富有革命觉悟、在职业上政治上组织上受过很好锻炼的农村无产者。凡是还不具备这个条件或者还没有可能把这一事业适当地交给有觉悟而又内行的产业工人来做的地方，如果企图把大农场急忙转交国家经营，那么只能破坏无产阶级政权的威信，在那些地方建立“国营农场”必须特别谨慎，必须极其认真地做好准备工作。第三，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甚至在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还保留着大土地占有者对附近小农所施行的中世纪的、半徭役式的剥削制残余，例如德国的租房农民，法国的分成制农民，美国的分成制佃农（在美国南部，不仅黑人多半受这样的剥削，而且白人有时也受这种剥削）。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国家必须把小农所承租的土地，无偿地交给原租地者使用，因为没有别的经济的和技术的基础，并且也不能立刻建立起这种基础。大农场的农具必须加以没收并转归国家所有，这些农具，在保证大国营农场的使用需要以后，应当让附近的小农在遵守无产阶级国家所规定的条件下无偿地使用。如果说在无产阶级革命后的最初一个时期，不仅绝对必须立即没收大土地占有者的田庄，而且绝对必须把他们这些反革命头子和残酷压迫全体农村居民的人一律驱逐出去或加以关押，那么随着无产阶级政权在城市和乡村的巩固，必须不断努力使这个阶级中具有宝贵经验、知识和组织能力的人，都能被用来（在最可靠的工人共产党员的特别监督下）建立社会主义的大农业。7．只有在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最终平定剥削者的一切反抗，保证自己完全巩固，完全能够实施领导，根据大规模集体生产和最新技术基础（全部经济电气化）的原则改组全部工业的时候，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的巩固才算有了保证。只有这样，城市才有可能给落后而分散的农村以技术的和社会的根本的帮助，并且在这种帮助下为大大提高耕作和一般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打下物质基础，从而用榜样的力量促使小农为了自身的利益过渡到集体的、机械化的大农业上去。这个为全体社会党人口头上一致公认的无可争辩的理论真理，实际上却被在黄色国际即第二国际中以及在德国和英国“独立党人”、法国龙格派等等领袖中占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所曲解。这种曲解就在于他们把注意力移向比较遥远的美好的未来，而忽视了过渡到和达到这一美好未来的困难而具体的当前任务。这在实践中就是鼓吹同资产阶级妥协，鼓吹“社会和平”，即完全背叛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现时正在战争到处造成的空前破产和贫困的条件下，正在战争使一小撮百万富翁大发横财并变得肆无忌惮的条件下进行着斗争。要使农村中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真正获得成功，就要求：第一，各国共产党教育工业无产阶级，使他们认识到，为了推翻资产阶级和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必须忍受牺牲和具有承担牺牲的决心，因为无产阶级专政就意味着无产阶级善于组织和引导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意味着这个先锋队也善于为达到这一目的而承担最大的牺牲和表现出英勇精神；第二，要取得成功，还要使农村中受剥削最重的劳动群众能从工人的胜利中靠剥夺剥削者来立刻大大改善自己的境况，否则就不能保证工业无产阶级取得农村的支持，特别是工业无产阶级也就无法保证城市的粮食供应。8．因为资本主义使农业劳动群众异常闭塞而分散、往往处于半中世纪式的依附状态，所以组织和教育他们参加革命斗争，是非常困难的，这就要求各国共产党特别注意农村中的罢工斗争，加紧援助和全面开展农业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的群众性罢工。为德国和其他先进国家现时的经验所证实所丰富了的俄国1905年和1917年革命的经验表明，只有日益开展的群众性罢工斗争（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而且应当争取农村中的小农参加罢工斗争）才能打破农村的沉睡状态，唤醒农村被剥削群众的阶级觉悟，使他们认识到成立阶级组织的必要性，才能使他们明显而实际地看出他们同城市工人结成联盟的意义。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痛斥那些背叛和变节的社会党人，遗憾的是这种社会党人不仅在黄色国际即第二国际里存在，而且在退出了这个国际的欧洲极其重要的三个大党里也存在，他们不仅对农村罢工斗争采取冷淡的态度，而且借口有降低消费品生产的危险来反对这种罢工斗争（例如卡·考茨基）。假如不是在实践中用行动证明共产党人和工人领袖能够把开展无产阶级革命及夺取这一革命的胜利看得高于世上的一切，能够为这一革命作出最大的牺牲（因为要免除饥饿、破产和新的帝国主义战争，是没有别的出路的），那么任何纲领和最庄严的声明都是一钱不值的。特别需要指出，旧社会主义的领袖和“工人贵族”的代表为了在迅速革命化的工人群众中保持自己的声誉，现在常常在口头上向共产主义让步，甚至在名义上转到共产主义方面来。这些人必须在工作中，在革命意识和革命斗争的发展进行得最猛烈、土地占有者和资产阶级（大农，富农）反抗得最激烈、社会党人妥协分子和共产党人革命家之间的区别表现得最明显的地方受到考验，以便证明他们是不是忠于无产阶级事业和能不能担任领导职务。9．各国共产党应当竭力尽快地在农村中建立代表苏维埃，首先建立雇佣工人和半无产者的代表苏维埃。苏维埃只有同群众性罢工斗争和最受压迫的阶级联系在一起，才能执行自己的使命，才能大大巩固起来，使小农接受它的影响（然后把他们吸收到它的组织里）。但是，如果因为土地占有者和大农的沉重压迫，以及没有产业工人及其工会的援助，罢工斗争还没有展开，农业无产阶级的组织能力还很薄弱，那么建立农村的苏维埃就需要进行长期的准备工作，其方法就是建立共产党支部（即使是比较小的也好），加紧进行鼓动工作，用最通俗的方式说明共产主义的要求，用突出的剥削和压迫的实例来阐明这些要求，经常派产业工人去农村工作等等。尼·列宁(按《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167-178页译文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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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运动、工厂委员会与第三国际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1920年7-8月）工会运动、工厂委员会与第三国际（一）1．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建立起来的工会，是工人为提高劳动力在劳动市场上的价格和改善使用劳动力的条件而进行斗争的组织。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竭力通过自己的思想影响，使工会同无产阶级政党，即同社会民主党联合起来，以便共同为社会主义而奋斗。但由于种种原因，国际社会民主党（少数例外）并没有成为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的工具，反而成为阻挠无产阶级进行革命，以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组织；由于同样的原因，工会在战时多半成了资产阶级战争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帮助资产阶级尽可能多地榨取工人阶级的汗水，从而使无产阶级为资本家的利润流出更多的鲜血。当时参加工会的，主要是一些熟练工人，他们领取企业主的优厚报酬，只考虑自己的狭隘的职业利益，受着脱离群众的官僚机构的束缚，被机会主义领袖引入歧途。因此，工会不仅背叛了社会革命事业，甚至也背叛了它们所组织起来的工人为改善生活条件而进行斗争的事业。它们背离了工会要对企业主作斗争的观点，而换上了无论如何也要同资本家和平妥协的纲领。实行这种政策的，不仅有英国和美国的自由派工会、德国和奥地利的所谓“社会主义”自由工会，而且还有法国的工团主义工会。2．战争造成的经济后果，世界经济的彻底瓦解，物价暴涨，女工和童工的广泛使用，居住条件的恶化——这一切，促使无产阶级广大群众走上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道路。这个斗争，就其广度和具有日益明显的性质来说，是客观上破坏资本主义制度基础的革命斗争。今天，由于某一部分工人进行了经济斗争而工资有所提高，明天，就由于物价的必然上涨而使工资提高失去任何意义。要知道，战胜国的资本家阶级，既然要以剥削政策来破坏中欧与东欧，他们就不仅不能组织世界经济，而且还会不断地使它遭到瓦解。为了取得经济斗争的胜利，就要使至今还没有加入工会的广大工人群众踊跃参加工会的队伍。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工会在蓬勃地向前发展，它们现在已经不仅是无产阶级先进部分的组织，而且也是无产阶级广大群众的组织。这些群众加入工会，是想把工会变成自己的斗争工具。他们迫使工会举行罢工，罢工的浪潮已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使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交换过程经常中断。工人群众随着物价的不断上涨和自身的日益贫困，而提高自己的要求，从而破坏一切资本主义成本核算的基础，而这种成本核算乃是搞好任何经济工作的基本前提。工会在战时曾是劝导工人群众的机构，而现在，则成为摧毁资本主义的机关。3．旧工会官僚和旧工会组织，千方百计地阻挠工会在性质上发生这样的变化。旧工会官僚现在也还企图以同资本家勾结的政策，签订长期合同的政策（这个政策，由于物价不断上涨已完全失去其意义），来代替工人的罢工斗争，而罢工斗争越来越具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革命搏斗的性质。在斗争的紧要关头，旧工会官僚在战斗着的工人群众当中制造纠纷，阻挠各类工人的斗争汇合成为总的阶级斗争。帮助他们进行这种活动的是各行业的旧工会组织，它们把一个产业部门的工人划分成几个独立的专业集团，尽管资本主义经营过程是把它们联结在一起的。虽然个别无产阶级集团的特权由于资本主义总崩溃而逐渐削弱，但是，旧工会官僚却仍然依靠着旧工人贵族的传统思想势力。由此可见，工会官僚把强大的工人运动巨流分成一些微弱的支流，以改良主义的局部要求来代替运动的总的革命目的。总之，他们在阻止无产阶级斗争形成为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4．鉴于大批工人群众源源不断地参加工会，鉴于这些群众不顾工会官僚的阻挠所进行的经济斗争的客观革命性质，各国共产党人都应当加入工会，以便使工会成为自觉地进行推翻资本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的斗争机关。任何自愿脱离工会运动的做法，以及不是在工会官僚的特殊暴力行为（机会主义中央机关勒令解散个别地方的革命工会分会）的逼迫下，而是人为地打算建立单独的工会的做法，对于共产主义运动都具有极大的危害。这样做，会使最先进、最有觉悟的工人脱离那些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群众，会使这些群众落入为资产阶级效劳的机会主义领袖之手。工人群众的犹豫动摇，他们思想上的优柔寡断，他们对机会主义领袖提出的论证表示顺从——所有这些现象，只有在尖锐的斗争过程中才能得到克服。这是因为，无产阶级的广大阶层将从自己的经验中、从胜利和失败中体会到，逐渐懂得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上，人类生活条件的改善在客观上是不可能的；先进的工人共产党员将在经济斗争中学会不仅充当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者，而且成为经济斗争和工会的最坚强的领导者。只有这样，才能把他们的机会主义领袖从工会中排挤出去；只有这样，共产党人才能领导工会运动，使之成为为共产主义而进行革命斗争的机构。只有这样，共产党人才能防止工会分裂，以产业联合组织代替工会，清除脱离群众的官僚机构，代之以工厂代表机构，给中央领导机关只保留一些最必要的职能。5．共产党人要把工会组织的目的和实质看得高于工会组织的形式。如果不分裂工会就等于放弃工会中的革命工作，就等于不打算把工会变成革命斗争的工具。既然如此，在工会运动中，共产党人就应当不怕工会组织的分裂。但是，即使这种分裂必不可免，共产党人事先也应当通过对机会主义领袖及其策略的不断斗争，通过积极参加经济斗争，使广大工人群众相信，分裂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他们还不了解革命的长远目的，而是为了工人阶级开展经济斗争的当前具体利益的需要。在分裂必然会发生的情况下，共产党人应当不断地、审慎地弄清楚，分裂是否会导致共产党人脱离工人群众。6．在机会主义工会运动和革命工会运动业已发生分裂的地方，在具有革命倾向的工会（虽不是共产主义工会）同机会主义工会并存的地方（如在美国），共产党人必须支持这些革命工会，帮助它们摆脱工团主义偏见，站到共产主义立场上来，因为只有共产主义才是解决种种复杂的经济斗争问题的可靠指南。但是，支持革命工会并不等于要共产党人退出那些处于动荡状态和逐渐转向阶级斗争立场上来的机会主义工会。相反，共产党人必须促进那些走上革命斗争道路的群众性工会的这种进步，也要善于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团结所有参加工会的工人，以便共同进行消灭资本主义的斗争。7．在资本主义崩溃时期，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要比在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迅速得多。任何一次大规模的经济冲突，最后都会发展成为一场公开的革命战斗，使得工人们直接面临革命问题。因此，共产党人的职责是，在经济斗争的各个阶段向工人指明，只有当工人阶级在公开的战斗中战胜资本家阶级，并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时，这个斗争才能获得胜利。因此，共产党人必须尽可能使工会和共产党之间团结一致，使工会服从作为工人革命先锋队的党的实际领导。要达到这个目的，共产党人必须在各地工会中建立共产党党团，借以在思想上掌握并领导工会运动。(二)1．无产阶级要求提高工资和普遍改善工人群众生活条件的经济斗争，其前途越来越渺茫。各国相继发生规模越来越大的经济崩溃，现在，甚至连落后的工人也能看出，要求提高工资和缩短工作日的斗争，已无济于事，资本家阶级越来越难以恢复经济和保证工人能有哪怕是世界大战前那样的生活条件。随着这种思想认识的不断提高，工人群众乃产生建立组织的要求，以便能通过工厂委员会对生产实行工人监督来着手拯救经济。各国工人越来越希望成立工厂委员会，共产党应当积极予以支持。因此，那种只由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工人来组织工厂委员会的想法是错误的。相反，共产党的任务是借着经济崩溃的机会把全体工人组织起来，通过扩大和加深他们所能理解的争取工人监督生产的斗争，引导他们去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2．共产党要完成这项任务，必须在工厂委员会的斗争过程中使群众深刻认识到，现在不能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有计划地恢复经济，因为这意味着国家制定一种有利干资本家阶级的新的经济奴役办法。只有当国家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工人专政的铁拳开始消灭资本主义和从事新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才能组织符合工人群众利益的经济。3．工厂委员会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在当前是以实现工人对生产的监督为目的。任何企业，任何工业部门的工人，不论从事哪种职业，都因资本家暗中破坏生产而遭受苦难。因为资本家为了用饥饿手段迫使工人同意最繁重的劳动条件，或者为了在物价普遍上涨时不在生产中进行新的投资，往往认为停止生产是比较有利的。为了防止资本家暗中破坏生产，具有不同政治信念的工人团结到一起，这样一来，该企业全体工人选出的工厂委员会，就成了无产阶级最广泛的群众性组织。但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解体，不只是资本家蓄意造成的，而且在更大的程度上是无法遏止的资本主义崩溃的结果。因此，同这种崩溃的后果作斗争时，工厂委员会必将超出对个别工厂的监督，各个工厂的工厂委员会面前很快就会出现工人对一系列生产部门以及所有生产部门实行监督的问题。可是，由于工人企图监督工厂的原料供应和工厂主的财务，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政府就必然要采取种种最有力的措施来对付工人阶级。这样一来，为了实现工人监督生产而进行的斗争，就会引导工人阶级去夺取政权。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工厂委员会将成为建立全国性经济机构之前的第一个管理工业的机构。到那时，工人阶级将从整个国家的利益出发来管理工厂和领导国家的整个经济生活，并将为此而利用资本主义留下来的科学力量。4．为成立工厂委员会而进行的宣传鼓动，必须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甚至不直接属于工厂无产阶级的人民群众都深信，资产阶级是破坏生产的罪魁祸首，而无产阶级提出工人监督工业的口号，是为了组织生产，为了消灭投机倒把，经济混乱和物价上涨等现象。共产党的任务是：针对最令人关心的问题，即燃料不足、运输破坏等问题来争取监督生产；把分散的各部分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把由于经济崩溃而遭受空前苦难的、日益无产阶级化的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吸引到无产阶级方面来。5．工厂委员会不能代替工会。只有在斗争过程中，工厂委员会才能按产业部门联合起来，成立一个领导整个斗争的总机构。工厂委员会是企业中一切工人都能参加的一种广泛的组织，工会虽然不像工厂委员会那样能包括如此广大的工人群众，但现在已经是一种集中的战斗机关。工厂委员会和工会之间任务的划分，是社会革命的历史发展的结果。工会是在全国范围内要求提高工资和缩短工作日方面，组织工人群众进行斗争的。成立工厂委员会，则是为了工人对生产实行监督，是为了防止经济崩溃。工厂委员会虽然能掌握企业的全体工人，但是，它们的斗争只能逐渐地具有全国范围的斗争性质。只有夺取政权以后，工厂委员会才能变成工厂中的工会基层组织，才能同地方和中央的工人政权机关一起组成专门的经济机构。6．共产党人的任务是使工会和工厂委员会都能完满坚决斗争的精神，认识和理解进行斗争的最好方法是具备共产主义精神。共产党人在执行这项任务时，应当使工厂委员会和工会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从而建立起群众性的无产者机构，为建立无产阶级强大的、集中的政党奠定基础，以便由这个政党掌握一切无产阶级斗争组织，引导它们走向工人阶级争取胜利的道路，即走向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三）由于资本家在罢工期间采取了从别国工人中招买工贼的做法，所以早在和平时代，各国工会就渴望成立一个国际联合组织。但工会国际在战前只起到无关紧要的作用。它曾致力于这一工会给另一工会以金钱上的援助，致力于社会统计工作，而没有组织共同的斗争，因为机会主义者把持的工会竭力避免在国际范围内开展任何革命斗争。工会的机会主义领袖在战时无一例外地充当了本国资产阶级的走狗，而现在，则力求重建工会国际，企图把它当作国际性的、世界资本直接反对无产阶级的工具。他们在列金、茹奥，龚帕斯的领导下成立了隶属于国际联盟这个国际资本主义掠夺组织的“劳工局”。他们企图在各国利用法律，通过逼迫工人服从资本主义政权代表的仲裁，来扼杀罢工运动。他们到处企图与资本家勾结起来对熟练工人实行让步，借以破坏工人阶级日益增强的团结。由此可见，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就是已经破产了的布鲁塞尔第二国际的替身。针对这种情况，加入各国工会的工人共产党员，必须力求建立战斗性的国际工会阵线。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出现罢工时要给予金饯上的援助，而在于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遭受危险时，其他各国最广大的群众组织——工会要起来保卫它，使本国资产阶级不能去援助那个与工人阶级搏斗的国家的资产阶级。各国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日益发展成为革命斗争。因此，工会必须有意识地运用自己的全部力量，来支持本国和其他各国的一切革命斗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工会不仅要在各个国家里尽量把自己的斗争集中起来，而且也要在国际范围内这样做，因而要加入共产国际，联合成为一支大军，这支大军的各个部队将互相支援，共同进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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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共产主义议会制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1920年7-8月）实行共产主义议会制对资产阶级议会（中央，省议会以及地方自治机关）中的共产党议员和负责领导资产阶级议会共产党党团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指示草案（议会制问题的补充提纲）不赞成共产党人参加资产阶级议会的反对派，大都对第二国际时期社会民主主义议会制的印象很深。绝大多数社会民主党议员在资产阶级议会中的所作所为，的确毫无原则可言，往往具有叛卖的性质，因而工人阶级不能忘记这个惨痛的教训。共产国际从革命事业的利益出发，赞成共产党人利用议会讲坛，因此，必须特别严格地监督共产党议员的活动，采取一切措施培植新型的革命议员——共产主义战士式的议员。为此，必须做到以下各点：1．在准备阶段，即在议会选举以前，整个共产党及其中央委员会就应当经常关心为议会党团配备品德优秀的成员。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应对共产党议会党团的全部工作负责。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应有绝对权力来撤销任何组织的任何候选人，只要党中央委员会不相信这个候选人进入议会后能实行真正共产主义政策。共产党必须抛弃旧社会民主党惯于采取的那种做法，即只把所谓有经验的议会主义者（主要是律师等等）选作议员。通常必须提名工人为候选人，不必担心普通工人往往没有丰富的议会工作经验。共产党对于那些为要进入议会而在选举前夕混入党内的沽名钓誉分子，应给予无情的打击。对于那些在多年工作中表明自己绝对忠于工人阶级的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应同意推荐他们为候选人。2．选举结束以后，不论这时整个党处于合法地位，或是非法地位，议会党团的组织工作要完全掌握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手中。共产党议会党团的主席和主席团，必须经党中央委员会批准。党中央委员会在议会党团中应当有一名有否决权的常设代表。对于一切重大政治问题，议会党团必须事先请示党中央委员会。当共产党人在议会中要发表重要讲话时，中央委员会有权而且有责任指定或更换党团发言人，并要求发言人事先把发言提纲或发言稿送交中央委员会审批，等等。共产党候选人名单中的每个候选人，都必须正式提出保证：一经党中央委员会提出要求，就立即交出自己的当选证书，以便党能另行选派他人。3．在改良主义分子、半改良主义分子和纯粹沽名钓誉分子已混进共产党议会党团的国家（某些国家已发生这种情况），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必须彻底清理议会党团的成员，其原则是：对于工人阶级事业来说，一个人数不多的真正坚持共产主义路线的党团，要比一个人数虽多但不坚持共产主义路线的党团有益得多。4．共产党议员必须按照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将合法工作与非法工作结合起来。在共产党议员还享有某种不受资产阶级法律约束的议员不可侵犯权的国家，必须利用这种不可侵犯的权利来帮助党的秘密组织和进行宣传活动。5．共产党议员在议会中的一切行动，都应当从属于党的议会外的工作。应当遵照党和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指示，按期提出一些示威性的法案，其目的不是为了求得资产阶级多数的通过，而是为了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6．每当工人举行街头示威和采取其他革命行动时，共产党议员必须站在最前列，率领无产阶级群众前进。7．共产党议员应当在党的监督下千方百计地设法同革命工人、农民及其他劳动者建立书面的和其他各种形式的联系，决不能像社会民主党议员那样，只是追求与选民建立一些事务性的联系。8．每个共产党议员都必须记住：他不是与其他立法者谋求达成协议的“立法者”，而是由党派到敌人营垒中去执行党的决议的宣传鼓动员。共产党议员不是对大量分散的选民负责，而是对本党（合法的或非法的）负责。9．共产党议员在议会里发言时，应采用每个普通工人、农民、洗衣女工、牧人所能理解的语言，以便党能把他的发言印成传单，在国内边远农村的各个角落散发。10．普通工人共产党员要敢于在资产阶级议会中发言，即使他们在议会活动方面是新手，也不必在所谓老练的议员面前退缩。必要时，工人议员可以直接照读讲稿，以便事后能把演说词刊登在报纸上或印成传单。11．共产党议员利用议会讲坛，不仅是为了揭露资产阶级及其公开的走狗，而且是为了揭露社会爱国主义者、改良主义者、摇摆不定的中派政客及其他反共分子，同时要利用它来广泛宣传第三国际的思想。12．即使在整个议会里只有一两名共产党议员，共产党议员也应当以自己的全部活动向资本主义挑战，永远不要忘记：只有在行动上，而不是在口头上誓死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及其社会爱国主义仆从的人，才无愧于共产党员的称号。 |
共产党与议会制问题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1920年7-8月）共产党与议会制问题1．在西欧和美洲的一些国家，议会斗争问题是一个急待解决的共产主义策略问题。德国共产党的分裂，意大利党内反对议会制派别的形成，比利时共产主义小组的立场，英国共产主义者队伍中的意见分歧，以及革命工团主义派和世界产业工会人联合会的态度——这一切都要求共产国际对议会制问题给予明确的指示。（一）2．议会制这种国家政治制度是资产阶级统治的一种“民主”形式。资产阶级在一定的发展阶段需要有一个虚设的人民代表机关，这种机关从外表看来，是一个超阶级的民意组织，但实际上却是占统治地位的资本用来实行镇压和压迫的工具。3．议会制是国家政治制度的一种特定形式。因此，它决不会成为那种既不存在阶级、也没有阶级斗争的任何国家政权的共产主义社会形式。4．议会制也不会成为从资产阶级专政到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国家管理形式。在尖锐的阶级斗争转变为国内战争的时刻，无产阶级必然要建立自己的国家机器作为战斗组织，其中不容许有以前的统治阶级的代表参加；在这个阶段上，对“全民意志”的任何虚构都是直接危害无产阶级的；议会分权制度，对无产阶级来说，既不需要，也是有害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是苏维埃共和国。5．资产阶级议会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重要机构之一，无产阶级不能控制它，正如不能控制整个资产阶级国家一样。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要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摧毁它，同时也要摧毁议会机关，不论是共和国的议会机关，还是君主立宪的议会机关。6．对待资产阶级市政机关，也要采取这样的态度。在理论上把这种机关同国家机关对立起来，是不正确的。实际上，它们同样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一种机构，革命的无产阶级必须消灭这种机构，代之以地方工人代表苏维埃。7．可见，共产主义否认议会制是未来社会的一种形式，否认议会制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形式，否认控制议会的可能性，其目的是要摧毁议会制。因此，问题只能是为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而利用资产阶级国家机关。问题的提法就是这样，而且也只能是这样。（二）8．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因为归根到底都是为政权而斗争。任何席卷全国的罢工都开始威胁资产阶级国家，从而具有政治性。竭力推翻资产阶级以及采取任何方式摧毁它的国家，这就是进行政治斗争。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阶级机构（无论是怎样的机构）来管制和镇压反抗的资产阶级，这就是夺取政权。9．可见，政治斗争问题决不能归结为对议会制的态度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般问题，因为这个斗争会从小规模的、局部的斗争转变为推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10．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即同资产阶级国家政权作斗争的主要方法，首先是开展群众性的活动。这种群众性的活动，要在团结一致的、恪守纪律的、集中统一的共产党全盘领导之下，由无产阶级的群众性团体来进行组织和指导。国内战争是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无产阶级本身要有一批出色的政治军官骨干，要有一个在各个斗争领域领导一切活动的出色的总政治司令部。11．群众斗争是一系列不断发展着的行动，这种行动在形式上日益激化，而在逻辑上必然会导致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起义。在日益发展成为国内战争的群众斗争中，负领导责任的无产阶级政党，通常必须牢牢地控制一切合法阵地，使其成为进行革命工作的辅助据点，并使其遵循群众斗争这一主要运动的计划。12．资产阶级议会讲坛就是这种辅助据点之一。决不能借口这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关而反对参加议会斗争。共产党进入这个机关，不是为了在那里进行组织工作，而是为了从内部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议会本身（例如，李卜克内西在德国的活动，布尔什维克在沙皇杜马、“民主会议”、克伦斯基“预备国会”以及“立宪会议”、市杜马等处所进行的活动）。13．议会里的这种工作，主要是利用议会讲坛进行革命宣传鼓动，揭露敌人，从思想上团结群众等等。这种工作必须完全从属于议会之外的群众斗争的目的和任务。14．为此，必须确定下列原则：(1)共产党议会党团没有任何“自治权”，须绝对服从党的中央委员会；(2)中央委员会要经常给予监督与指示；(3)议会活动须适应于议会外的活动；(4)在议会中要坚持革命立场，即不顾议会议事规程的限制也要坚持原则；(5)共产党议员要进行一部分议会外的工作，特别是与群众性活动有关的工作；(6)要经常与秘密工作相联系，并利用议员豁免权来达到此目的；(7)议会党团的任何成员，在议会工作中违背党的指示时，应立即召回或开除出党。15．在选举运动中所应贯彻的精神，不是尽量追求议会席位，而是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口号对群众进行革命动员。选举斗争，应当由全体党员群众进行，而不应单单由党的领导人进行。必须利用当时发生的一切群众性活动（罢工、游行示威、陆海军士兵中间的运动等等），并同它们保持密切的联系。必须吸引无产阶级的一切群众性组织来积极参加工作。16．如果根据这些原则来进行议会工作，那它就完全不同于各国社会民主党所玩弄的卑劣的政治手腕，因为社会民主党进入议会，是为了支持这个“民主”机关，或者至多不过是“控制”它。共产党只能本着卡尔·李卜克内西、霍格伦和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利用议会来为革命服务。（三）17．由此可见，根本“反对议会制”，即绝对地、断然地拒绝参加选举和放弃在议会中进行革命工作，乃是一种经不起批评的、天真幼稚的论点，这往往是出于对那些玩弄政治手腕的议会主义者的正当的厌恶心理，然而却没有看到在议会中进行革命工作的可能性。此外，这种论点之所以产生，往往是由于对党的作用持有十分错误的观点，即认为共产党并不是集中的、战斗的工人先锋队，而是一些涣散的、联系很差的集团的组合。18．另一方面，决不能由于在原则上赞同议会工作，就要求在任何条件下都必须绝对赞成每一次选举和实际参加议会会议。这要根据一系列的特殊条件来决定。如果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这些条件，那就可以退出议会了。布尔什维克就曾这样做过，当时他们退出预备国会是想搞垮它，使它立即陷于瘫痪，并以准备领导起义的彼得堡苏维埃同它尖锐对立起来；在解散立宪会议那一天，他们在立宪会议上也这样做了，并把一切工作都转移到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在其他情况下，也许需要抵制选举，直接用暴力摧毁资产阶级议会集团，或者一方面抵制议会本身，一方面又参加选举，等等。19．由此可见，通常在确定是否有必要参加中央议会或地方自治机关的选举，以及是否在这些机关中进行工作时，共产党应当根据对时局种种特点的估计来具体解决问题。主要是，在直接过渡到武装夺取政权的条件具备时，才可以抵制选举，抵制议会，乃至退出议会。20．此外，必须绝对认清这是一个比较次要的问题。既然在议会外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是工作的重心，那就显然不能把无产阶级专政和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群众斗争问题，与利用议会制这一局部问题等量齐观。21．因此，共产国际毅然地着重指出，共产党内部在这一方面发生任何分裂或企图制造分裂，都是对工人运动的犯罪行为。党代表大会要号召为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群众斗争的全体党员，在集中的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在党对工人阶级一切群众组织施加影响的情况下，尽管在议会制问题上还存在着意见分歧，但应力求团结一致。 |
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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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大会）没有制定各个党加入第三国际的确切条件。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多数国家只有一些共产主义的派别和小组。
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召开时的情况就不同了。现在多数国家不仅已经有了共产主义的流派和派别，而且有了共产主义的政党和组织。
现在申请加入共产国际的政党和小组愈来愈多，它们不久以前还属于第二国际，现在都希望加入第三国际了，不过它们还没有真正成为共产主义的政党和小组。第二国际已被彻底粉碎。中间政党和“中派”集团看到第二国际已经毫无希望，就想倒向日益壮大的共产国际，但是，它们还希望保留一种“自主权”，以便推行它们原来的机会主义的或“中派主义的”政策。共产国际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时髦的东西。
现在“中派”的某些领导集团希望加入第三国际，这就间接证明，共产国际得到了全世界大多数觉悟工人的拥护，并且成为一天比一天强大的力量。
在一定的情况下，共产国际有被那些还没有摆脱第二国际思想体系的、不坚定和不彻底的集团溶蚀的危险。
此外，在多数人抱有共产主义观点的某些大党（意大利、瑞典）里，至今还存在势力相当大的改良主义的和社会和平主义的派别，它们一直在等待时机，以便东山再起，积极展开暗中破坏无产阶级革命的活动，来帮助资产阶级和第二国际。
任何一个共产主义者都不应该忘记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教训。匈牙利共产党人同改良主义者的联合，使匈牙利无产阶级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因此，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认为，必须制定十分确切的接纳新党的条件，并向那些已经加入共产国际的政党指出它们应当承担的义务。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如下：
1．日常的宣传和鼓动必须具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性质。党掌握的各种机关报刊，都必须由已经证明是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主持编辑工作。无产阶级专政不应该只当作背得烂熟的流行公式来谈论，而应该很好地进行宣传，使每一个普通的工人、士兵、农民都能通过我们报刊上每天不断报道的活生生的事实，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在报纸上，在群众集会上，在工会、合怍社中，总之，在第三国际拥护者所能利用的一切场合，不仅要不断地、无情地斥责资产阶级，而且还要斥责资产阶级的帮手即各式各样的改良主义者。
2．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组织，都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撤销改良主义者和“中派”分子在工人运动中（在党组织、编辑部、工会、议会党团、合作社、地方自治机关等等中）所担负的比较重要的职务，用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代替他们，不必顾虑最初有时不得不用普通工人来接替“有经验的”活动家。
3．在所有由于实行戒严或者非常法而使共产党人不能合法地进行工作的国家里，绝对必须把合法工作和不合法工作结合起来。几乎在欧美所有的国家里，阶级斗争都正在进入国内战争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不能信赖资产阶级法制。他们必须在各个地方建立平行的不合法机构，以便在决定关头能够帮助党执行自己的革命职责。
4．必须坚持不懈地有步骤地在军队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并在每个部队中成立共产党支部。共产党人多半要不合法地进行这项工作，如果放弃这项工作，就等于背叛革命职责，这同第三国际成员的称号是不相称的。
5．必须有步骤有计划地在农村中进行鼓动工作。如果工人阶级不能得到哪怕是一部分雇农和贫苦农民的拥护，不能用自己的政策使一部分其他农村居民保持中立，那就不能巩固自己的胜利。在目前这个时期，共产党在农村中的工作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这项工作主要应当通过同农村有联系的革命的工人共产党员去进行。放弃这项工作，或者把它交给不可靠的半改良主义者，就等于放弃无产阶级革命。
6．凡是愿意加入第三国际的党，不仅要揭露赤裸裸的社会爱国主义，而且要揭露社会和平主义的虚伪实质，要不断地向工人证明，除用革命推翻资本主义之外，任何国际仲裁法庭、任何关于裁减军备的议论、任何对国际联盟的“民主”改组，都不能使人类摆脱新的帝国主义战争。
7．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要承认必须同改良主义和“中派”政策完全彻底地决裂，并在最广大的党员群众中宣传这一点。否则，就不可能执行彻底的共产主义政策。
共产国际无条件地、断然地要求在最短期间内实行这种决裂。共产国际决不能容许像屠拉梯、莫迪利扬尼之流的著名改良主义者有权成为第三国际的成员。这样会使第三国际在很大程度上和已经死亡的第二国际相类似了。
8．在资产阶级占有殖民地并压迫其他民族的国家里，党在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问题上必须采取特别明确的路线。凡是愿意加入第三国际的党，都必须无情地揭露“本国的”帝国主义者在殖民地所干的勾当，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支持殖民地的一切解放运动，要求把本国的帝国主义者赶出这些殖民地，教育本国工人真心实意地以兄弟般的态度来对待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劳动人民，不断地鼓动本国军队反对对殖民地人民的任何压迫。
9．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在工会、合作社以及其他群众性的工人组织中不断地坚持不懈地进行共产主义的工作。必须在这些组织内部建立共产党支部，这些支部应该通过长期的顽强的工作，争取工会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这些支部必须在日常工作中时时刻刻揭露社会爱国主义者的背叛行为和“中派”的动摇表现。这些共产党支部应该完全服从整个党的领导。
10．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必须同阿姆斯特丹黄色工会“国际”进行坚决斗争。它应当在参加工会组织的工人中间坚持不懈地宣传同阿姆斯特丹黄色国际决裂的必要性。它应该竭力支持正在形成的属于共产国际的红色工会国际联合组织。
11．愿意加入第三国际的党，必须重新审查其议会党团的成员，清除不可靠的分子，使议会党团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服从党中央委员会，并要求每个共产党员议员都使自己的全部工作服从于真正革命的宣传鼓动工作的利益。
12．同样，不管整个党目前是合法的或是不合法的，一切定期和不定期的报刊、一切出版机构都应该完全服从党中央委员会；出版机构不得滥用自主权，实行不完全符合党的要求的政策。
13．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在目前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共产党只有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近似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关成为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党员普遍信任的权威性机构，只有这样，党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
14．在共产党员可以合法进行工作的国家里，共产党应该定期清洗（重新登记）党组织的成员，以便不断清除那些难免混入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分子。
15．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全力支持每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同反革命势力进行的斗争。各国共产党应该坚持不懈地进行宣传，使工人拒绝把军事装备运送给苏维埃共和国的敌人。应该在派去扼杀工人共和国的军队中进行合法的或者不合法的宣传工作，等等。
16．凡是到目前为止还保留着旧的社会民主主义纲领的党，必须在最短期间内重新审查这些纲领，并根据本国的特殊情况制定出新的合乎共产国际决定精神的共产主义纲领。按照规定，每个加入共产国际的党的纲领，都应该由例行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如果某党的纲领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批准，该党有权向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提出申诉。
17．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定，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执行。共产国际是在非常激烈的国内战争的情况下进行活动的，它应当比第二国际组织得更加集中。同时共产国际及度其执行委员会在一切工作中，当然必须考虑各党斗争和活动的种种不同的条件，因此，作出全体必须执行的决定的仅限于此类决定可行的问题。
18．鉴于上述种种，一切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当更改自己的名称。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该称为；某国共产党（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支部）。名称问题不只是一个形式问题，而且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问题。共产国际已经宣布要同整个资产阶级世界和一切黄色社会民主党进行坚决斗争。必须使每一个普通的劳动者都十分清楚共产党同那些背叛了工人阶级旗帜的旧的正式的“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之间的区别。
19．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闭幕后，凡是想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该在最短期间内召集一次党的紧急代表大会，以便以全党的名义正式确认上述各项义务。
20．凡是现在愿意加入第三国际但至今还没有根本改变自己以往策略的党，在没有加入以前必须设法做到，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其他一切最重要的中央机关内，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同志在共产国际第二孜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就公开而明确地主张加入第三国际。只有经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才允许有例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有权对第7条中提到的“中派”代表人物采取例外的办法。①
①列宁为这次代表大会草拟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只有上面的19条，这第20条是列宁于大会召开期间在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委员会上提出来的。这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又加了第21条：“党员如果原则上否认共产国际所提出的义务和提纲，应该开除出党。”——译者注。
（按《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198-204页译文刊印） |
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1920年7-8月）相关链接：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我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了一个关于殖民地和民族问题的提纲草案，请同志们讨论，并请全体同志，特别是具体了解这些极为复杂的问题中的这个或那个问题的同志，以最简短（至多两三页）的方式提出自己的意见、修正、补充或具体说明，尤其是关于以下各点：奥地利经验。波兰犹太人的经验和乌克兰的经验。阿尔萨斯-洛林和比利时。爱尔兰。丹麦和德国的关系。意大利和法国的关系以及意大利和斯拉夫的关系。巴尔干的经验。东方各民族。同泛伊斯兰主义的斗争。高加索的关系。巴什基尔共和国和鞑靼共和国．吉尔吉斯坦。土耳其斯坦及其经验。美国的黑人。各殖民地。中国——朝鲜——日本。尼·列宁1920年6月5日1．资产阶级民主由它的本性所决定的一个特点就是抽象地或从形式上提出平等问题，包括民族平等问题。资产阶级民主在个人平等的名义下，宣布有产者和无产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形式上或法律上的平等，用这种弥天大谎来欺骗被压迫阶级。平等思想本身就是商品生产关系的反映，资产阶级借口个人绝对平等，把这种思想变为反对消灭阶级的斗争工具。要求平等的实际含义只能是要求消灭阶级。2．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争取推翻资产阶级压迫的斗争的自觉代表，它的基本任务是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揭露资产阶级民主的欺骗和虚伪，因而在民族问题上也不应当把提出抽象的和形式上的原则当作主要之点，主要之点应当是：第一，准确地估计具体的历史情况，首先是经济情况；第二，把被压迫阶级，被剥削劳动者的利益，同笼统说的民族利益这样一种意味着统治阶级利益的一般概念，明确地区分开来；第三，把被压迫的、附属的、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同压迫的、剥削的、享有充分权利的民族也明确地加以区分。这同资产阶级民主的谎言是截然相反的，这种谎言掩盖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时代所特有的现象，即为数无几的最富裕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大多数人实行殖民奴役和金融奴役。3．1914-1918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在一切民族和全世界被压迫阶级面前，特别清楚地揭示了资产阶级民主词句的欺骗性，用事实表明，所谓“西方民主国家”的凡尔赛条约是比德国容克和德皇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更加野蛮、更加卑劣地强加于弱国的暴力。国际联盟和战后协约国的全部政策更清楚更突出地揭示了这一真相，它们到处加剧了先进国无产阶级和殖民地、附属国的一切劳动群众的革命斗争，使所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民族能够和平共居和一律平等的市侩的民族主义幻想更快地破灭。4．从上述的基本原理中就得出以下的结论；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为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彼此接近起来。这是因为只有这种接近，才能保证战胜资本主义，如果没有这一胜利，便不能消灭民族压迫和不平等的现象。5．目前的世界政治形势把无产阶级专政提上了日程，世界政治中的一切事变都必然围绕着一个中心点，就是围绕世界资产阶级反对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而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必然是一方面团结各国先进工人的苏维埃运动，另一方面团结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一切民族解放运动。这些民族根据自己的痛苦经验深信，只有苏维埃政权战胜世界帝国主义，他们才能得救。6．因此，目前不能局限于空口承认或空口提倡各民族劳动者互相接近，必须实行使一切民族解放运动和一切殖民地解放运动同苏维埃俄国结成最密切的联盟的政策，并且根据各国无产阶级中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程度，或根据落后国家或落后民族中工人和农民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发展的程度，来确定这个联盟的形式。7．联邦制是各民族劳动者走向完全统一的过渡形式。无论在俄罗新联邦同其他苏维埃共和国（过去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芬兰苏维埃共和国、拉脱维亚苏维埃共和国，现在的阿塞拜疆苏维埃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的关系中，或在俄罗斯联邦内部同从前既没有成立国家又没有实行自治的各民族（例如，在俄罗斯联邦内，1919年建立的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1920年建立的鞑靼自治共和国）的关系中，联邦制已经在实践上显示出它是适当的。8．共产国际在这方面的任务，是进一步地发展、研究以及通过实际来检验在苏维埃制度和苏维埃运动基础上所产生的这些新的联邦国家。既然承认联邦制是走向完全统一的过渡形式，那就必须力求建立愈来愈密切的联邦制联盟，第一，因为没有各苏维埃共和国最密切的联盟，便不能捍卫被军事方面无比强大的世界帝国主义列强所包围的各苏维埃共和国的生存；第二，因为各苏维埃共和国之间必须有一个密切的经济联盟，否则便不能恢复被帝国主义所破坏了的生产力，便不能保证劳动者的福利；第三，因为估计到建立统一的、由各国无产阶级按总计划调整的完整的世界经济的趋势，这种趋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已经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必然会继续发展而臻于完善。9．在国家内部关系方面，共产国际的民族政策决不能只限于空洞地、形式地、纯粹宣言式地、实际上却不负任何责任地承认民族平等，就像资产阶级民主派所做的那样。这些人不管是坦率地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或者是像第二国际的社会党人那样，借社会党人的称号来掩饰自己，都是一样的。不仅在各国共产党的全部宣传鼓动工作（议会讲坛上和议会讲坛外的宣传鼓动）中，应当不断地揭露各资本主义国家违背本国的“民主”宪法，经常破坏民族平等，破坏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种种事实，而且还必须做到：第一，经常解释，只有在反资产阶级的斗争中首先把无产者、然后把全体劳动者联合起来的苏维埃制度，才能实际上给各民族以平等；第二，各国共产党必须直接帮助附属的或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例如爱尔兰，美国的黑人等）和殖民地的革命运动。没有后面这个特别重要的条件，反对压迫附属民族和殖民地的斗争以及承认他们有国家分离权就仍然是一块假招牌，正像我们在第二国际各党那里看到的一样。10．口头上承认国际主义，而事实上在全部宣传、鼓动和实际工作中却用市侩民族主义与和平主义偷换国际主义，这不仅在第二国际各党中是最常见的现象，而且在那些已经退出这个国际的政党中，甚至在目前往往自称为共产党的政党中也是最常见的现象。把无产阶级专政由一国的（即存在于一个国家的，不能决定全世界政治的）专政转变为国际的专政（即至少是几个先进国家的，对全世界政治能够起决定影响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愈迫切，同最顽固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偏见这种祸害的斗争就愈会提到首要地位。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宣称，只要承认民族平等就是国际主义，同时却把民族利己主义当作不可侵犯的东西保留下来（更不用说这种承认纯粹是口头上的），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第一，要求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服从全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第二，要求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有决心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因此，在已经完全是资本主义的、拥有真正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工人政党的国家中，首要的任务就是同歪曲国际主义的概念和政策的机会主义和市侩和平主义作斗争。11．对于封建关系或宗法关系、宗法农民关系占优势的比较落后的国家和民族，要特别注意以下各点：第一，各国共产党必须帮助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把落后国家沦为殖民地或在财政上加以控制的那个国家的工人，首先有义务给予最积极的帮助；第二，必须同落后国家内具有影响的僧侣及其他反动分子和中世纪制度的代表者作斗争；第三，必须同那些企图利用反欧美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来巩固可汗、地主、毛拉等地位的泛伊斯兰主义和其他类似的思潮作斗争；①①列宁在校样上用大括号将第二点和第三点括在一起并写道：“第二点和第三点合并”。——译者注。第四，必须特别援助落后国家中反对地主、反对大土地占有制、反对各种封建主义现象或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运动，竭力使农民运动具有最大的革命性，使西欧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与东方各殖民地以至一切落后国家的农民革命运动结成尽可能密切的联盟；尤其必须尽一切努力，用建立“劳动者苏维埃”等方法把苏维埃制度的基本原则应用到资本主义前的关系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中去；第五，必须坚决反对把落后国家内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思潮涂上共产主义的色彩；共产国际援助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只能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是各落后国家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名义上是共产党）的分子已在集结起来，并且通过教育认识到同本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作斗争是自己的特殊任务；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要绝对保持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即使这一运动还处在最初的萌芽状态也应如此；第六，必须向一切国家、特别是落后国家的最广大的劳动群众不断地说明和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一贯进行的欺骗，即打着建立政治上独立的国家的幌子，来建立在经济、财政和军事方面都完全依赖于它们的国家；在目前国际形势下，除了建立苏维埃共和国联盟，附属民族和弱小民族别无生路。12．帝国主义列强历来对殖民地和弱小民族的压迫，在被压迫国家劳动群众的心中不仅播下了仇恨，而且播下了对整个压迫民族包括对这些民族的无产阶级的不信任。这些民族的无产阶级的多数正式领袖，在1914-1919年曾经站在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上，借口“保卫祖国”来保卫“本国”资产阶级压榨殖民地和掠夺财政上不独立的国家的“权利”，他们这种背叛社会主义的卑鄙行径不能不加深这种完全合乎情理的不信任心理。另一方面，一个国家愈是落后，这个国家的小农业生产、宗法性和闭塞性就愈加厉害，也就必然使最深的小资产阶级偏见，即民族利己主义和民族狭隘性的偏见表现得特别厉害和顽固。既然这些偏见只有在各先进国家内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消灭以后，只有在落后国家的经济生活全部基础急剧改变以后才能消逝，那么这些偏见的消逝，就不能不是极其缓慢的。因此，各国有觉悟的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对于受压迫最久的国家和民族的民族感情残余必须持特别小心谨慎的态度，同样，为了更快地消除以上所说的不信任心理和各种偏见，必须作出一定的让步。没有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的无产阶级以至全体劳动群众自愿要求结盟和统一的愿望，战胜资本主义这一事业是不能顺利完成的。尼·列宁（按《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159-166页译文刊印） |
关于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1920年7-8月）关于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共产国际第一年的工作，主要限于进行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与鼓动。目前，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之际，国际无产阶级组织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共产国际开始进入组织建设时期。在此以前，各国无产阶级当中只有共产主义派别，而现在，几乎在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一切国家里，我们不仅看到共产主义派别，而且也看到共产主义的组织和政党。这种情况必将使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对于共产党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之前和夺取政权以后的作用问题，采取鲜明而又确切的立场。有些共产主义拥护者（德国“左”派，美国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拥护者，某些革命工团主义小组和无政府主义小组）对于共产主义政党的这种作用估计不足，甚至直接否定建立共产党的必要性。这是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应切实回答上面提出的问题的另一缘由。※※※1．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也就是它的最先进、最有觉悟、因而也是最革命的一部分。共产党是通过选拔最优秀的、最有觉悟的、最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最有远见的工人建立起来的。共产党的利益与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完全一致。共产党不同于全体工人群众之处，在于它能洞察整个工人阶级的全部历史进程，并能在这一进程的各个转折关头努力捍卫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不是某些集团、某些行业的利益。共产党是一种组织上和政治上的推动力，借助于它，工人阶级最先进的部分能够引导全体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走上正确的道路。2．在无产阶级还没有取得国家政权之前，在无产阶级还没有彻底巩固自己的统治、确保资产阶级不致复辟之前，共产党在其有组织的队伍中通常不会有很多的工人。在夺取政权之前和在过渡时期，如果情势有利，共产党可以从思想上和政治上给予一切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居民阶层以巨大的影响，但不能从组织上把他们联合在自己的队伍里。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剥夺了资产阶级诸如报刊、学校、议会、教会、管理机关等这样一些强大的施加影响的工具之后，只有在所有的人都已认清资产阶级制度必将彻底崩溃之后，全体或几乎全体工人才会开始加入共产党的队伍。3．应当把党和阶级这两个概念严格地区别开来。德国、英国及其他国家的“基督教”工会和自由工会的会员，无疑都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至今还在拥护谢德曼和龚帕斯之流的、那批为数相当多的工人，无疑也都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一定的历史条作下，工人阶级中可能会有一些人数众多的反动阶层。共产党的任务并不是迁就工人阶级中的这些落后的部分，而是要把整个工人阶级提高到其共产主义先锋队的水平。把党和阶级这两个概念混淆起来，就可能导致大的错误和造成混乱。例如，很明显，对于某一部分工人群众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曾抱有的情绪或偏见，工人政党就是应该坚决予以反对，以捍卫无产阶级的历史性利益，而这种利益要求无产阶级政党以战争反对战争。又如，l914年帝国主义战争爆发时，各国背叛社会主义的政党为了援助“本国”资产阶级，总是说这是工人阶级的意志。但是它们忘记了，如果当时情况确实如此，无产阶级政党在这种情况下的任务，也应该是反对大多数工人的情绪，捍卫无产阶级的历史性利益。再如，在20世纪初，当时的俄国孟什维克（所谓“经济派”）反对同沙皇制度进行公开的政治斗争，其理由是，似乎整个工人阶级还没有成长到能理解政治斗争的程度。4．共产国际坚定不移地认为，无论如何也不能把第二国际旧“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垮台说成是无产阶级一切政党的破产。直接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斗争的时代，必然要产生一个新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5．共产国际极其坚决地反对那种认为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独立政党，也可以完成自己的革命的观点。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种斗争必然要变为国内战争，其目的是夺取政权。但是并非任何一个政党都能夺取、组织和掌握政权。如果无产阶级有一个有组织的、经过考验的、并在内外政策上具有非常明确的目标和当前具体行动纲领的政党作为其领导者，那么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夺取政权才不会是一个偶然插曲，而会是无产阶级进行长期共产主义建设的出发点。这种阶级斗争要求把各种各样的无产阶级运动形式（工会、合作社、工厂委员会、文化教育工作、选举等等）联合在一个核心的周围，并对其实行总的领导。这种共同的起联合和领导作用的核心，只能是政党。反对建立和巩固政党，拒不服从政党的领导，这就等于反对对活动于不同斗争场所的各个无产阶级战斗队实行统一的领导。最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要求有集中的宣传鼓动，以及以同一观点来阐明各个斗争阶段的情况，把无产阶级的注意力集中到各该时期整个阶级的某些共同任务上。若是没有一个集中统一的政治机构，也就是说，若是没有一个政党，这是无法做到的。因此，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和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的拥护者，宣传无须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这在过去和现在都只能在客观上帮助资产阶级和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工团主义者和产业主义者打算只以工会或某些不定型的“一般”工人协会来代替共产党，他们的这种反对建立共产党的宣传是与那些臭名昭著的机会主义者不谋而合的。例如：俄国孟什维克，在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若干年来，一直鼓吹以所谓工人代表大会来代替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英、美形形色色的“工党分子”，一面在实践中公开实行资产阶级政策，一面向工人鼓吹建立不定型的工人协会，反对建立政党。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和产业主义者想反对资产阶级专政，但不知道怎样干。他们没有理解到，工人阶级没有独立的政党，就等于是无头的躯干。革命的工团主义和产业主义，只是同第二国际那种陈腐的反革命意识形态相比，才算是前进了一步。但是，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即同共产主义相比，却是后退了一步。德国“左派”共产党人声明（他们在4月成立大会的纲领性宣言中所作的声明），他们要建立一个政党，“但不是一般传统意义上的政党”(《KeiueParteiimüberliefertenSinne》)。这个声明乃是在思想上向工团主义和产业主义的反动观点投降。6．共产主义者除建立共产党外，还要全力支持建立种种最广泛的非党工人组织。共产主义者认为，在这些广泛的工人组织内部经常不断地进行组织工作和教育工作，是自己最重要的一项任务。但是，正是为了卓有成效地进行这项工作，为了不让革命无产阶级的敌人控制这些广泛的工人组织，先进的工人共产主义者就必须建立自己独立的、团结一致的共产党，以便能够始终进行有组织的行动，并在发生任何情况、采取任何运动形式时，都能捍卫共产主义的共同利益。7．共产党人对群众性的非党工人组织，决不能采取回避的态度，即使这种组织带有明显的反动黑帮性质（例如：黄色工会、基督教工会等等）。共产党应当在这种组织的内部经常进行自己的工作，并坚持不懈地向工人说明资产阶级及其走狗把不参加党派的思想作为一项原则在工人中间有意散播，是为了诱使无产者脱离为实现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有组织的斗争。8．把工人运动划分为政党、工会和合作社三种形式的这种旧的“经典”划分法，显然已经过时。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提出了工人专政的基本形式，即苏维埃。但是，对于苏维埃的工作，也和对于革命化的产业工会的工作一样，无产阶级政党即共产党，必须始终不渝地、经常不断地加以领导。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即共产党，对于整个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文化教育方面的斗争，必须同样地加以领导。共产党应当是产业工会，工人代表苏维埃和其他一切形式的无产阶级组织的灵魂。苏维埃是历史提供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主要形式，它的产生丝毫没有降低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德国“左派”共产党人（参看1920年4月14日“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签署的告德国无产阶级书）宣称，“党也应日益顺应苏维埃思想，并具有无产阶级性质”(dasauchdieParteisichimmermehrdemRätegedankenanpasstundproletarischenCharakterannimmt)（《共产主义工人杂志》第54期），这含糊其词地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似乎共产党应当融合在苏维埃里，似乎苏维埃可以代替共产党。这种思想是极端错误和反动的。在俄国革命史上我们看到有一个时期，苏维埃曾敌视无产阶级政党，支持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政策。在德国也发生过同样的情况。在其他国家也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为使苏维埃能够完成它的历史使命，相反，倒需要有一个如此强大的共产党，这个党不单能“顺应”苏维埃，而且能对苏维埃政策起决定性的影响，使苏维埃本身不再“迁就”资产阶级和反动的社会民主党，并能通过苏维埃中的共产党党团引导苏维埃跟着共产党走。谁主张共产党去“顺应”苏维埃，谁认为这种顺应会加强党的“无产阶级性质”，谁就是对党和苏维埃帮了倒忙，谁就是既不理解党的作用，也不理解苏维埃的作用。我们在每个国家建立的共产党越强大，“苏维埃思想”就能越快地取得胜利。现在，有许多“独立”社会党人，甚至右翼社会党人，口头上也承认“苏维埃思想”。但是，只有当我们有了强大的共产党，能够确定苏维埃政策并引导它前进的时候，才能使这些社会党人不再歪曲苏维埃思想。9．工人阶级不仅在夺取政权之前，不仅在夺取政权时期需要共产党，而且在掌握政权之后，也需要共产党。在一个大国执政三年的俄国共产党的历史表明，共产党在工人阶级取得政权之后所起的作用，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大大增强了。10．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后的第二天，它的党仍然只不过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这正是工人阶级中奠定胜利的那一部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俄国共产党20年来，以及德国共产党13年来，不仅在同资产阶级进行的斗争中，而且在同那些向无产阶级传播资产阶级影响的“社会党人”进行的斗争中，不断地把工人阶级中最坚强、最有远见、最先进的战士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只有有了这样一个由工人阶级优秀分子组成的团结一致的组织，才能克服工人专政取得胜利之后所面临的一切困难。在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红军方面，在实际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代之以无产阶级新的国家机器方面，在反对某些工人集团的行会倾向方面，在反对地方性和区域性的“爱国主义”方面，在着手创建新的劳动纪律方面——在所有这些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是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员能通过自己生动的榜样来领导工人阶级的大多数。11．只有在阶级完全消灭的时候，无产阶级政党才会失去存在的必要性。在走向共产主义最后胜利的道路上，现代无产阶级的三种基本组织形式（政党、苏维埃和产业工会）的比重，可能会发生变化，可能逐渐形成单一类型的工人组织。但是，共产党完全融合于工人阶级之中，只能是在共产主义不再成为奋斗目标，而整个工人阶级已成为共产主义的工人阶级的时候。12．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不仅应当切实地阐明共产党的一般历史使命，而且应当为国际无产阶级指出（哪怕是概括地指出）我们所需要的究竟是怎样的共产党。13．共产国际认为，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共产党必须建立在铁一般的无产阶级集中制的基础上。为了在即将到来的旷日持久的国内战争中成功地领导工人阶级，共产党本身就应当在自己的队伍内部建立铁的军事纪律。俄国共产党成功地领导工人阶级进行三年国内战争的经验证明，没有最严格的纪律，没有完备的集中制和一切党组织对党中央领导的同志般的绝对信任，工人要获得胜利是不可能的。14．共产党必须建立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民主集中制的主要原则是，上级组织由下级组织选举产生，下级组织必须绝对执行上级组织的一切指示，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设有党内一切领导同志所公认的权威的党中央。15．由于资产阶级对共产党人采取戒备措施，欧美各国许多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必须记住，在这种情况下，有时只得放弃严格执行选举的原则，党的领导机关可以自行遴选，就像俄国当时曾经做过的那样。在实际戒备状态下，共产党不仅不能就每一重大问题在全体党员中间采取民主表决方式（这是部分美国共产党人的建议），相反，应当让自己的中央领导机关在必要时能迅速地向全体党员作出重要的决定。16．目前提倡某些地方党组织实行广泛的“自治”，只会削弱共产党的队伍，损害它的活动能力，纵容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离心倾向。17．在资产阶级或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还执政的国家里，共产党应当学会有计划地把合法工作与非法工作结合起来，同时，合法工作应当始终受地下党的实际监督。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中的共产党议会党团，不论当时整个党处于合法地位，还是非法地位，都必须完全、绝对地服从整个共产党。凡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拒不服从党领导的共产党议员，都必须开除出党。合法的出版事业（报纸、出版社）必须无条件地完全服从整个党及其中央委局会的领导，在这方面不得作丝毫让步。18．共产党全部组织工作中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在各处，即使在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人数不多的地方，都要建立共产党组织。在每个工人代表苏维埃里，在每个工会里，在每个合作社里，在任何一个作坊里，在每个居民委员会里，在每个国家机关里，只要有三个同情共产主义的人，共产党人都应当立即设立自己的组织。只有共产党人组织起来，工人阶级先锋队才能领导整个工人阶级。在非党组织里从事活动的一切共产党组织，不论当时党处于合法地位还是非法地位，都要绝对服从整个党组织。各种共产党组织，都应当按照严格的等级和尽可能明确的组织系统来确定相互间的从属关系。19．各地的共产党，开始时几乎都是城市的党，即多半是居住在城市的产业工人的党。为使工人阶级更易于迅速地取得胜利，共产党不仅要成为城市的党，而且也要成为农村的党。共产党应当在雇农、小农和中农中间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共产党应当千方百计地设法在农村中建立共产党组织。※※※只有在那些有共产党人生活和斗争的国家里都确立起上述关于共产党的作用的观点，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才能得到巩固。凡承认第三国际原则并决心同黄色国际断绝关系的工会，共产国际都将邀请它们参加自己的代表大会。共产国际将为那些持共产主义立场的红色工会设立一个国际支部。共产国际不拒绝同每个非党工人组织合作，只要它愿意同资产阶级进行严肃的革命斗争。虽然如此，但是共产国际还是要向全世界无产阶级指出以下几点：1．共产党是工人阶级解放的主要的和基本的工具。现在，在每个国家里，我们所要建立的已经不是小组和派别，而是共产党。2．每个国家只应有一个统一的共产党。3．共产党必须按照最严格的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在国内战争时期，应当在自己的队伍内部制定一种军事纪律。4．在各地，即使那里只有10个无产者或半无产者，共产党也应设立自己的组织。5．在每个非党机关里，都应当设有严格服从于全党的共产党支部。6．共产党要坚决地、不遗余力地维护共产主义的纲领和革命策略，同时要始终同广大工人组织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并把宗派主义当作一种无原则的现象加以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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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目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十二卷
目录
（1890年1月—1895年8月）
德国1890年的选举………………………………………………………………………………………………………………3—6
今后怎样呢？………………………………………………………………………………………………………………………7—11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13—57
一……………………………………………………………………………………………………………………………15—24
二……………………………………………………………………………………………………………………………25—34
三……………………………………………………………………………………………………………………………35—57
论反犹太主义。（摘自一封寄往维也纳的信）………………………………………………………………………………58—60
“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61—68
伦敦的5月4日…………………………………………………………………………………………………………………69—76
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的草稿……………………………………………………………………………………77—79
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80—82
1891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83—87
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88—92
答保尔·恩斯特先生……………………………………………………………………………………………………………93—99
致“柏林人民报”编辑部……………………………………………………………………………………………………………100
致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101—102
致“工人纪事周报”和“人民言论”编辑部（布达佩斯）……………………………………………………………103—104
卡·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序言………………………………………………………………………………………105—106
布伦坦诺CONTRA马克思。关于所谓捏造引文问题。事情的经过和文件………………………………………………107—213
一………………………………………………………………………………………………………………………111—115
二………………………………………………………………………………………………………………………116—120
三………………………………………………………………………………………………………………………121—126
四………………………………………………………………………………………………………………………127—130
五………………………………………………………………………………………………………………………131—136
六………………………………………………………………………………………………………………………137—142
七………………………………………………………………………………………………………………………143—154
文件……………………………………………………………………………………………………………………155—213
一被指控的引文………………………………………………………………………………………………155—159
第1号成立宣言…………………………………………………………………………………………155—156
第2号“资本论”。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3版…………………………………………………157—159
二布伦坦诺和马克思…………………………………………………………………………………………160—185
第3号控告。1872年3月7日“协和”杂志第10期……………………………………………………160—161
第4号马克思的答辩。1872年6月1日星期六“人民国家报”第44号………………………………162—166
第5号匿名作者的反驳。1872年7月4日“协和”杂志第27期………………………………………166—171
第6号马克思的第二篇答辩。1872年8月7日“人民国家报”第63号………………………………172—181
第7号匿名作者的第二篇反驳。1872年8月22日“协和”杂志第34期……………………………181—185
三塞德莱·泰勒和爱琳娜·马克思…………………………………………………………………………186—196
第8号塞·泰勒的攻击。1883年11月29日“泰晤士报”……………………………………………186—187
第9号爱琳娜·马克思的答辩。1884年2月“今日”月刊……………………………………………187—189
第10号塞·泰勒的反驳。1884年3月“今日”月刊…………………………………………………189—191
第11号爱琳娜·马克思的第二篇答辩。1884年3月“今日”月刊…………………………………192—196
四恩格斯和布伦坦诺…………………………………………………………………………………………197—213
第12号摘自恩格斯为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版写的序言………………………………197—203
第13号布伦坦诺的答复。“我和卡尔·马克思的论战”…………………………………………203—206
第14号布伦坦诺答复的附录的摘录…………………………………………………………………206—210
第15号1863年4月17日伦敦报纸上的议会报道摘录…………………………………………………210—211
第16号格莱斯顿——布伦坦诺。1890年12月4日“德国周报”第49期…………………………211—212
第17号恩格斯对第16号的答复。1891年“新时代”第13期………………………………………212—213
巴黎公社二十周年给法国工人的贺信……………………………………………………………………………………214—215
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216—229
关于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的西班牙文版。（给霍赛·梅萨的信）………………………………………230—231
致负责在米兰组织保卫劳动权利国际群众大会的委员会………………………………………………………………232—233
卡·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1891年单行本导言……………………………………………………………………234—243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四版序言……………………………………………………………………244—245
关于原始家庭的历史（巴霍芬、麦克伦南、摩尔根）。“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德文第四版序言…246—259
给奥地利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贺信………………………………………………………………………………………260—261
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263—280
一绪论部分（十段）………………………………………………………………………………………………265—272
二政治要求…………………………………………………………………………………………………………272—277
三经济要求……………………………………………………………………………………………………………………278
第一部分附件…………………………………………………………………………………………………………279—280
关于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和欧洲局势。（摘自给保·拉法格的信）……………………………………………………281—283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281
欧洲局势………………………………………………………………………………………………………………281—283
德国的社会主义……………………………………………………………………………………………………………285—303
一………………………………………………………………………………………………………………………288—292
二………………………………………………………………………………………………………………………293—303
致“人民之友报”编辑部…………………………………………………………………………………………………304—305
致“每日纪事报”编者的声明的附函………………………………………………………………………………………………306
关于已故的马克思夫人。致“每日纪事报”编者………………………………………………………………………307—308
致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歌咏团（托登楠街）……………………………………………………………309—310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英国版序言………………………………………………………………………………311—325
答可尊敬的卓万尼·博维奥………………………………………………………………………………………………326—328
“共产党宣言”1892年波兰文版序言……………………………………………………………………………………329—330
巴黎公社二十一周年给法国工人的贺信…………………………………………………………………………………331—332
对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德文第二版加的按语………………………………………………………………………………333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334—361
致奥地利党第三次代表大会…………………………………………………………………………………………………………362
卡尔·肖莱马………………………………………………………………………………………………………………363—366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367—383
关于英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若干特点…………………………………………………………………………………384—385
致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员会……………………………………………………………………………………386—387
美国的总统选举……………………………………………………………………………………………………………388—391
马克思，亨利希·卡尔……………………………………………………………………………………………………392—404
致“柏林人民论坛”报编辑部……………………………………………………………………………………………405—408
新发现的一个群婚实例……………………………………………………………………………………………………409—413
致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414
关于巴黎警察当局不久前的行径…………………………………………………………………………………………415—417
关于意大利的巴拿马………………………………………………………………………………………………………418—426
一………………………………………………………………………………………………………………………418—420
二………………………………………………………………………………………………………………………420—423
三………………………………………………………………………………………………………………………423—426
致意大利读者。“共产党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429—431
欧洲能否裁军？……………………………………………………………………………………………………………433—467
序言……………………………………………………………………………………………………………………435—436
一………………………………………………………………………………………………………………………437—439
二………………………………………………………………………………………………………………………440—443
三………………………………………………………………………………………………………………………444—448
四………………………………………………………………………………………………………………………449—451
五………………………………………………………………………………………………………………………452—455
六………………………………………………………………………………………………………………………456—459
七………………………………………………………………………………………………………………………460—462
八………………………………………………………………………………………………………………………463—467
1893年五一节致德国工人…………………………………………………………………………………………………468—469
为庆祝1893年五一节给奥地利工人的贺信………………………………………………………………………………470—471
五一节致捷克同志们。1848年回忆片断………………………………………………………………………………………472
尽管如此。为庆祝1893年五一节给法国工人的贺信……………………………………………………………………473—474
1893年五一节致西班牙工人………………………………………………………………………………………………475—476
致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编辑部………………………………………………………………………………477—478
1893年8月12日在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记录……………………………………………479—480
1893年9月14日在维也纳的社会民主党人大会上的演说。报纸上的报道……………………………………………481—482
1893年9月22日在柏林的社会民主党人大会上的演说。报纸上的报道………………………………………………483—485
致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486
致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487
“‘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序………………………………………………………………488—491
“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一文前言……………………………………………………………………………………492—493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494—510
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511
关于“资本论”第三卷的内容……………………………………………………………………………………………512—513
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514—518
为纪念巴黎公社二十三周年及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519
致奥地利党第四次代表大会…………………………………………………………………………………………………………520
就第三次党代表大会致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521—522
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523—552
一………………………………………………………………………………………………………………………525—530
二………………………………………………………………………………………………………………………531—540
三………………………………………………………………………………………………………………………541—552
致英国各社会主义和工人组织……………………………………………………………………………………………553—554
致意大利劳动社会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给卡·德拉瓦勒的信）……………………………………………………555—556
给西西里岛社会党人的贺信………………………………………………………………………………………………557—558
国际社会主义和意大利社会主义。（给“社会评论”杂志编辑部的信）……………………………………………559—560
给“前进报”编辑部的信…………………………………………………………………………………………………561—562
法德农民问题………………………………………………………………………………………………………………563—587
一………………………………………………………………………………………………………………………567—578
二………………………………………………………………………………………………………………………579—587
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第四卷……………………………………………………………………………………………………588
致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589
就“工人报”改为日报一事给奥地利工人的贺信…………………………………………………………………………………590
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591—612
致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理事会………………………………………………………………………………………613
致独立工党执行委员会………………………………………………………………………………………………………………614
附录
1892年4月1日弗·恩格斯对法国“闪电报”记者的谈话…………………………………………………………………617—623
1893年5月11日弗·恩格斯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谈话……………………………………………………………624—630
1893年6月底弗·恩格斯对英国“每日纪事报”记者的谈话……………………………………………………………631—636
注释…………………………………………………………………………………………………………………………639—772
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773—822
人名索引……………………………………………………………………………………………………………………823—851
期刊索引……………………………………………………………………………………………………………………852—855
地名索引……………………………………………………………………………………………………………………856—861
译后记………………………………………………………………………………………………………………………862—863
插图
载有弗·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第一章的“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的封面…………………………………16—17
“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的扉页……………………………………………………………………………………………65
弗·恩格斯“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手稿的开头部分…………………………………………………………267
“共产党宣言”1892年波兰文第二版的第一页和第二页………………………………………………………………328—329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2年英文版的扉页……………………………………………………………………335
弗·恩格斯开列的卡·马克思著作的书单…………………………………………………………………………………………395
弗·恩格斯开列的他本人的著作的书单的第一页和第二页……………………………………………………………401—402
“共产党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的扉页……………………………………………………………………………………427
“劳动解放社”出版的小册子“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俄国”（载有弗·恩格斯给“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写的跋）的扉页…495
*用星花（*）标出的篇名都是俄文版编者加的。——译者注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目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
目录
（1870年7月—1872年2月）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3—9
弗·恩格斯。战争短评……………………………………………………………………………………………………11—277
战争短评（一）………………………………………………………………………………………………………13—17
战争短评（二）………………………………………………………………………………………………………18—21
战争短评（三）………………………………………………………………………………………………………22—24
战争短评（四）………………………………………………………………………………………………………25—30
普军的胜利……………………………………………………………………………………………………………31—35
战争短评（五）………………………………………………………………………………………………………36—39
战争短评（六）………………………………………………………………………………………………………40—43
战争短评（七）………………………………………………………………………………………………………44—47
战争短评（八）………………………………………………………………………………………………………48—52
战争短评（九）………………………………………………………………………………………………………53—56
战争短评（十）………………………………………………………………………………………………………57—60
战争的危机……………………………………………………………………………………………………………61—65
战争短评（十一）……………………………………………………………………………………………………66—72
战争短评（十二）……………………………………………………………………………………………………73—76
战争短评（十三）……………………………………………………………………………………………………77—79
战争短评（十四）……………………………………………………………………………………………………80—83
战争短评（十五）……………………………………………………………………………………………………84—88
法军的失败……………………………………………………………………………………………………………89—93
战争短评（十六）……………………………………………………………………………………………………94—98
战争短评（十七）……………………………………………………………………………………………………99—102
军队的盛衰……………………………………………………………………………………………………………103—107
战争短评（十八）……………………………………………………………………………………………………108—111
如何击败普军…………………………………………………………………………………………………………112—115
战争短评（十九）……………………………………………………………………………………………………116—119
关于谈判的消息………………………………………………………………………………………………………120—123
战争短评（二十）……………………………………………………………………………………………………124—127
战争短评（二十一）…………………………………………………………………………………………………128—131
普鲁士军事制度的原则………………………………………………………………………………………………132—135
战争短评（二十二）…………………………………………………………………………………………………136—139
战争短评（二十三）…………………………………………………………………………………………………140—147
麦茨的命运……………………………………………………………………………………………………………144—147
战争短评（二十四）…………………………………………………………………………………………………148—152
萨拉哥沙——巴黎……………………………………………………………………………………………………153—156
战争短评（二十五）…………………………………………………………………………………………………157—160
麦茨的陷落……………………………………………………………………………………………………………161—164
战争短评（二十六）…………………………………………………………………………………………………165—168
法皇的辩白……………………………………………………………………………………………………………169—175
法国境内的战斗………………………………………………………………………………………………………176—180
战争短评（二十七）…………………………………………………………………………………………………181—184
筑垒的首都……………………………………………………………………………………………………………185—189
战争短评（二十八）…………………………………………………………………………………………………190—198
法国的军事形势………………………………………………………………………………………………………194—198
战争短评（二十九）…………………………………………………………………………………………………199—203
战争短评（三十）……………………………………………………………………………………………………204—207
战争的前途……………………………………………………………………………………………………………208—213
普鲁士的自由射手……………………………………………………………………………………………………214—218
战争短评（三十一）…………………………………………………………………………………………………219—224
战争短评（三十二）…………………………………………………………………………………………………225—228
德军在法国的状况……………………………………………………………………………………………………229—232
战争短评（三十三）…………………………………………………………………………………………………233—237
战争短评（三十四）…………………………………………………………………………………………………238—242
战争短评（三十五）…………………………………………………………………………………………………243—247
战争短评（三十六）…………………………………………………………………………………………………248—253
战争短评（三十七）…………………………………………………………………………………………………254—257
战争短评（三十八）…………………………………………………………………………………………………258—261
战争短评（三十九）…………………………………………………………………………………………………262—265
战争短评（四十）……………………………………………………………………………………………………266—269
从军事观点看法国的局势……………………………………………………………………………………………270—273
布尔巴基的复灭………………………………………………………………………………………………………274—277
卡·马克思。致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278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关于卡尔·布林德………………………………………………………………………279—281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给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信………………………………………………………………282—284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285—294
卡·马克思。*关于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委员的被捕…………………………………………………………………………295
弗·恩格斯。致国际工人协会比利时支部第六次代表大会……………………………………………………………296—298
卡·马克思。关于德国的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299—301
弗·恩格斯。总委员会关于英国工人阶级在普法战争现阶段的立场的决议草案…………………………………………302
弗·恩格斯。致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303—306
弗·恩格斯。俄国状况……………………………………………………………………………………………………307—310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泰晤士报”编辑……………………………………………………………………………311
卡·马克思。总委员会给“泰晤士报”等报纸编辑部的声明…………………………………………………………312—313
卡·马克思。致“人民国家报”编辑部…………………………………………………………………………………314—316
卡·马克思。致“工人报”编辑部……………………………………………………………………………………………317
卡·马克思。致“泰晤士报”编辑………………………………………………………………………………………318—319
弗·恩格斯。*关于安特卫普雪茄烟工人的罢工………………………………………………………………………………320
弗·恩格斯。总委员会关于开除托伦的决议…………………………………………………………………………………321
弗·恩格斯。再论“福格特先生”………………………………………………………………………………………322—330
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331—389
一………………………………………………………………………………………………………………………335—345
二………………………………………………………………………………………………………………………346—354
三………………………………………………………………………………………………………………………355—370
四………………………………………………………………………………………………………………………371—385
附录……………………………………………………………………………………………………………………386—389
（一）……………………………………………………………………………………………………………386—387
（二）……………………………………………………………………………………………………………387—389
卡·马克思。给“派尔-麦尔新闻”编辑的信…………………………………………………………………………390—391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总委员会关于茹尔·法夫尔的通告的声明………………………………………………392—394
卡·马克思。总委员会给“泰晤士报”编辑部的声明…………………………………………………………………395—396
卡·马克思。总委员会给“旗帜报”编辑部的信……………………………………………………………………………397
弗·恩格斯。总委员会关于侯里欧克的信的声明………………………………………………………………………398—399
弗·恩格斯。总委员会给“旁观者”和“观察家”编辑部的信……………………………………………………………400
卡·马克思。致“每日新闻”编辑………………………………………………………………………………………401—402
弗·恩格斯。总委员会关于侯里欧克和鲁克拉夫特的信的声明………………………………………………………403—404
卡·马克思。致“新自由报”编辑弗里德兰德…………………………………………………………………………405—406
卡·马克思。致“派尔-麦尔新闻”编辑格林伍德……………………………………………………………………………407
弗·恩格斯。*宣言“法兰西内战”和英国报纸………………………………………………………………………408—410
卡·马克思。美国驻巴黎大使华施贝恩先生……………………………………………………………………………411—415
卡·马克思。致“晨报”编辑…………………………………………………………………………………………………416
卡·马克思。致“旗帜报”编辑………………………………………………………………………………………………417
弗·恩格斯。*马志尼反对国际的言论…………………………………………………………………………………418—420
卡·马克思。给“泰晤士报”编辑部的附函…………………………………………………………………………………421
弗·恩格斯。致“泰晤士报”编辑………………………………………………………………………………………422—423
卡·马克思。致“国际报”编辑………………………………………………………………………………………………424
卡·马克思。致“舆论”周报编辑……………………………………………………………………………………………425
卡·马克思。致“舆论”周报编辑………………………………………………………………………………………426—427
卡·马克思。致“高卢人报”编辑………………………………………………………………………………………428—429
卡·马克思。给“太阳报”编辑德纳的信………………………………………………………………………………430—433
卡·马克思。致“真理报”编辑…………………………………………………………………………………………434—435
卡·马克思。致“旗帜晚报”编辑……………………………………………………………………………………………436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就伦敦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给总委员会的建议………………………………………………437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伦敦代表会议决议的初步草案……………………………………………………………438—439
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1871年9月17—23日……………………………………………………………………441—465
卡·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活动。1871年9月18日在代表会议一个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记录…443—444
弗·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1871年9月21日在代表会议上的发言提纲…………………………445—446
弗·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恩格斯本人做的1871年9月21日伦敦代表会议上的发言摘要……449—450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1871年9月17日至23日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会议的决议……………451—461
卡·马克思。伦敦代表会议关于瑞士罗曼语区的分裂的决议……………………………………………………462—465
卡·马克思。致“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出版者………………………………………………………………………466
卡·马克思。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1871年9月25日在伦敦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的报道……………………………467—468
弗·恩格斯。总委员会关于开除杜朗的决议…………………………………………………………………………………469
卡·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涅恰也夫盗用国际名义的声明…………………………………………………………………470
卡·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1871年法国人支部章程的决议…………………………………………………………471—474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475—492
弗·恩格斯。总委员会关于柯克伦的信的声明………………………………………………………………………493—495
弗·恩格斯。*论英国滥设企业骗财的现象……………………………………………………………………………496—498
卡·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1871年法国人支部的决议草案………………………………………………………499—504
卡·马克思。总委员会给“法兰克福报和商报”编辑部的声明……………………………………………………………505
弗·恩格斯。致马德里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506
弗·恩格斯。总委员会给“意大利无产者报”编辑部的声明…………………………………………………………507—508
弗·恩格斯。给朱·博里昂尼的委托书………………………………………………………………………………………509
弗·恩格斯。*关于欧洲各国的国际支部的状况……………………………………………………………………………510
弗·恩格斯。总委员会就马志尼关于国际的若干文章给意大利几家报纸编辑部的声明……………………………511—513
卡·马克思。致“东邮报”编辑…………………………………………………………………………………………516—522
弗·恩格斯。桑维耳耶代表大会和国际…………………………………………………………………………………516—522
卡·马克思。致“东邮报”编辑………………………………………………………………………………………………523
卡·马克思。致“东邮报”编辑…………………………………………………………………………………………524—525
弗·恩格斯。给“玫瑰小报”编辑部的信………………………………………………………………………………526—528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总委员会关于瑞士当局的警察暴行的声明………………………………………………529—530
卡·马克思的遗稿
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草稿………………………………………………………………………………………533—662
“法兰西内战”初稿………………………………………………………………………………………………………535—620
国防政府………………………………………………………………………………………………………………535—572
公社……………………………………………………………………………………………………………………573—579
1．为工人阶级采取的措施……………………………………………………………………………………573—574
2．为工人阶级，但主要是为中等阶级采取的措施…………………………………………………………574—575
3．一般措施……………………………………………………………………………………………………575—577
4．公安措施……………………………………………………………………………………………………577—579
5．财政措施…………………………………………………………………………………………………………579
公社……………………………………………………………………………………………………………………580—611
公社的产生和中央委员会………………………………………………………………………………………580—583
公社的性质………………………………………………………………………………………………………584—594
农民………………………………………………………………………………………………………………594—598
共和联盟（共和同盟）………………………………………………………………………………………………598
代表着不靠他人劳动为生的社会各阶级的公社革命…………………………………………………………599—600
共和国只有公开宣布为社会共和国才可能存在………………………………………………………………600—602
公社（社会措施）………………………………………………………………………………………………602—606
“地主议会”的地方分权和公社………………………………………………………………………………606—611
*片断…………………………………………………………………………………………………………………612—620
“法兰西内战”二稿………………………………………………………………………………………………………621—662
（1）国防政府。巴黎的议员特罗胥、法夫尔、皮卡尔、费里…………………………………………………621—625
（2）梯也尔、杜弗尔、普野-克尔蒂约…………………………………………………………………………625—629
（3）地主议会………………………………………………………………………………………………………629—632
（5）内战的开始。3月18日的革命。克列芒·托马。勒康特。旺多姆广场事件………………………………632—641
（6）公社……………………………………………………………………………………………………………641—647
（7）结束语…………………………………………………………………………………………………………647—650
*片断…………………………………………………………………………………………………………………650—662
附录
卡·马克思关于国防政府的发言记录……………………………………………………………………………………665—666
弗·恩格斯关于巴黎三月十八日革命的发言记录………………………………………………………………………667—668
弗·恩格斯和卡·马克思关于英国共和主义运动的发言记录…………………………………………………………669—670
弗·恩格斯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记录……………………………………………………………………………………671—672
卡·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记录……………………………………………………………………………………673—674
弗·恩格斯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记录……………………………………………………………………………………675—676
卡·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记录………………………………………………………………………………………677—678
卡·马克思驳资产阶级报刊诬蔑国际和巴黎公社的发言报道…………………………………………………………679—680
卡·马克思同“世界报”记者谈话的记录………………………………………………………………………………681—686
弗·恩格斯关于马志尼和国际的关系的发言报道………………………………………………………………………687—689
弗·恩格斯关于召开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发言记录………………………………………………………………………690
卡·马克思驳奥哲尔的发言报道…………………………………………………………………………………………691—692
卡·马克思在伦敦代表会议开幕式上的发言记录…………………………………………………………………………………693
卡·马克思关于工联的发言记录…………………………………………………………………………………………694—695
卡·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发言记录………………………………………………………………………696—698
卡·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发言记录………………………………………………………………………699—700
卡·马克思关于德国和英国国际工人协会状况的发言记录……………………………………………………………701—702
卡·马克思关于秘密团体的发言记录………………………………………………………………………………………………703
燕妮·马克思给“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编辑的信………………………………………………………………704—715
总委员会关于国际工人协会美国各支部中央委员会的决议………………………………………………………………………716
注释…………………………………………………………………………………………………………………………719—823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824—858
人名索引……………………………………………………………………………………………………………………859—893
期刊索引……………………………………………………………………………………………………………………894—897
地名索引……………………………………………………………………………………………………………………898—907
译后记…………………………………………………………………………………………………………………………………908
插图
载有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1870年7月23日关于普法战争宣言的传单的第一页………………………………………2—3
马尔斯-拉-土尔会战（1870年8月16日）和格腊韦洛特－圣普里瓦会战（1870年8月18日）…………………………67
色当会战（1870年9月1—2日）………………………………………………………………………………………………91
“法国的军事形势”一文的开头，有弗·恩格斯的亲笔签名（“派尔-麦尔新闻”的剪报）……………………194—195
巴黎的包围（1870—1871年）…………………………………………………………………………………………234—235
普法战争（1870—1871年）……………………………………………………………………………………………276—277
“法兰西内战”英文第三版的扉页……………………………………………………………………………………………333
巴黎公社战斗行动图………………………………………………………………………………………………………380—381
弗·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发言提纲手稿………………………………………………………………………447
“法兰西内战”初稿中的一段手稿……………………………………………………………………………………………591 |
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1920年7-8月）相关链接：列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拟定的提纲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1．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特点，是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革命无产阶级的优秀代表充分懂得了共产国际的基本原则，即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并且满腔热情地站到共产国际方面来了。一个更重大的进步，就是在各地，不仅城市无产阶级的最广大群众，而且先进的农业工人，都十分明确地表示他们无条件地赞同这些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发展得异常迅速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两种错误或弱点。一种是很严重的并且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胜利有着极大的直接危险的错误，那就是第二国际的一部分老领袖和旧政党，一方面有意无意地对群众的愿望和压力让步，另一方面为了继续在工人运动内部充当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和帮手而有意欺骗群众、声称他们愿意有条件地甚至无条件地加入第三国际，但是实际上他们在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全部实践中，依旧停留在第二国际的水平上。这种情形是完全不能容许的，因为这样会直接腐蚀群众，破坏第三国际的威信，像匆忙改名为共产党人的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人那样的叛变，有再度重演的危险。另一种小得多的错误，更正确地说是运动发展过程中的病症，就是“左”的倾向，就是不能正确地估计党在对待阶级和群众方面的作用和任务，不能正确地估计革命的共产党人在资产阶级议会和反动工会中进行工作的必要性。共产党人的责任不是隐讳自己运动中的弱点，而是公开地批评这些弱点，以便迅速而彻底地克服它们。为此必须做到：第一，更具体地，特别是根据已有的实际经验来确定“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这两个慨念的内容；第二，指出在一切国家内为了实现这两个口号，可以而且应该立即有步骤地进行哪些准备工作；第三，指出纠正我们运动中的缺点的途径和方法。一、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的实质2．要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战胜资本主义，必须由无产阶级这一唯一真正革命的阶级完成下面三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推翻剥削者，首先是推翻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主要代表——资产阶级；彻底粉碎他们；镇压他们的反抗；使他们恢复资本压迫和雇佣奴隶制的任何尝试都不能得逞。第二个任务是：不仅要争取和引导整个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绝大多数，而且要争取和引导全体受资本剥削的劳动者跟着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共产党走，要在反对剥削者的英勇忘我、坚决无情的斗争的进程中，启发他们，组织他们，教育他们，培养他们的纪律性；要使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绝大多数人摆脱对资产阶级的依赖，使他们根据实际经验相信无产阶级和它的革命先锋队的领导作用。第三个任务是：使几乎在一切先进国家里人数还相当多的（虽然只占人口的少数）必然动摇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资产阶级民主和苏维埃政权之间的农业、工业和商业中的小业主阶级以及和这个阶级地位相当的知识分子、职员等阶层保持中立，或者使他们不起有害的作用。第一个和第二个任务都是独立的任务，它们要求对待剥削者和对待被剥削者采取不同的行动方法。第三个任务则是由前两个任务产生的，它要求根据每一次表现动摇的具体情况，把前两种方法都能巧妙地、及时地、灵活地结合起来。3．在全世界首先是在最先进、最强大、最文明、最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目前这种由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和弱小国家的压迫、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大厮杀、凡尔赛“和约”所造成的具体形势下，凡是认为可以用和平方式使资本家服从被剥削的大多数人的意志，可以通过和平的、改良主义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都不仅是市侩的极端愚蠢的想法，而且是对工人的公然的欺骗，对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的粉饰，对真实情况的隐瞒。现在的真实情况是：最文明最民主的资产阶级，也已经不惜采取任何欺骗和犯罪的手段，不惜屠杀千百万工人和农民来挽救生产资料私有制。只有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没收他们的财产，彻底破坏全部资产阶级国家机构即议会、司法、军事、官僚、行政、地方自治等等机构，一直到驱逐和关押全部最危险最顽固的剥削者，严格地监视他们，以便同他们必然进行反抗和恢复资本主义奴隶制的尝试作斗争，只有这种措施才能使整个剥削阶级真正服从我们。另一方面，第二国际的旧政党和老领袖总是认为，在资本主义奴隶制下，在资产阶级压迫下（这种压迫具有层出不穷多种多样的形式，某个资本主义国家愈文明，这些压迫形式就愈巧妙，同时也就愈残酷，愈厉害），多数被剥削劳动者自己能够培养出十分明确的社会主义意识、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和品格，这种看法同样是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的粉饰，同样是对工人的欺骗。事实上，只有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无产阶级这个唯一革命阶级的全体或多数人的支持下，推翻剥削者，镇压剥削者，使被剥削者摆脱奴隶地位，立刻靠剥夺资本家来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只有在这以后，只有在尖锐的阶级斗争的进程中，才能启发和教育最广大的被剥削劳动群众，把他们组织在无产阶级周围，受无产阶级的影响和领导，使他们克服私有制所造成的自私、散漫、劣根性和软弱性，使他们结成自由工作者的自由联盟。4．为了战胜资本主义，在起领导作用的政党共产党、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和群众即全体被剥削劳动者之间，必须建立正确的相互关系。只有共产党真正成为革命阶级的先锋队，吸收了这个阶级的一切优秀代表，集中了经过顽强的革命斗争的教育和锻炼的、完全觉悟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把自己跟本阶级的全部生活密切联系起来，再通过本阶级跟全体被剥削群众密切联系起来，取得这个阶级和这些群众的充分信任——只有这样的党才能在反对资本主义一切势力的最无情最坚决的最后斗争中领导无产阶级。另一方面，只有在这样的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才能发挥自己进行革命冲击的全部威力，才能使为数不多的被资本主义腐蚀的工人贵族、老工联领袖和合作社领袖等等必然采取的冷淡态度和有时的反抗不起一点作用，才能发挥自己的全部力量。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这种力量要比无产阶级在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大得多。最后，只有真正摆脱了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国家机构的压迫，只有取得了真正自由地（不受剥削者的束缚）组成自己的苏雏埃的可能性，群众即全体被剥削劳动者，才能在历史上第一次发挥受资本主义压制的千百万人的全部主动性和活力。只有在苏维埃成为唯一的国家机构时，全体被剥削者才能真正参加国家管理，而在最文明最自由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他们事实上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情况下仍然一直被排斥在国家管理工作之外。只有在苏维埃里，广大被剥削者才开始不是从书本上，而是从自己的实际经验中真正地学习建设社会主义，学习建立新的社会纪律，建立自由工作者的自由联盟。二、应该如何立刻在各处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准备？5．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特点是：在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还没有为建立本阶级的专政作好准备，甚至往往还没有有步骤地着手这种工作。由此不应得出结论说，在最近的将来，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这种革命是完全可能发生的，因为整个经济政治情况包含着非常多的可能突然起火的易燃物和导火线；除了无产阶级的准备程度以外，革命的另一条件就是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和一切资产阶级的政党都处于普遍危机状态，现在这个条件也已经具备了。但是从上面所说的情况中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各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并不在于加速革命的到来，而在于加强无产阶级的准备。另一方面，上面已经指出的许多社会党历史上发生的事件，使我们不得不注意到，“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因此，从国际无产阶级运动来看，目前各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团结分散的共产主义力量，在每一个国家中成立统一的共产党（或加强和革新已有的党），以便百倍地加强工作，为无产阶级赢得国家政权，并且是赢得无产阶级专政这种形式的政权做好准备。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集团和政党通常进行的社会主义工作，还远没有充分地经过根本的改造和革新，要使这种工作成为共产主义的工作并且能与无产阶级专政前夕的各项任务相适应，那就必须经过根本的改造和革新。6．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相反会使这种斗争变得特别广泛、尖锐和残酷。凡是完全或部分持有改良主义、“中派”等等观点的集团、政党和工人运动活动家，由于斗争极端尖锐化，都不可避免地或者站到资产阶级一边，或者置身动摇者之列，或者成为胜利的无产阶级的不可靠的朋友（这是最危险的）。因此，要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准备，就不仅要加强反对改良主义和“中派”倾向的斗争，而且要改变这种斗争的性质。这种斗争不能只限于弄清这种倾向的错误，而且应当不断地和无情地揭露在工人运动内部表现出这种倾向的—切活动家，否则无产阶级就无从知道，它将要同谁一道去对资产阶级进行最坚决的斗争。这种斗争随时都可能（而且经验已经表明确实是在）用武器的批判代替批判的武器。在揭发那些改良主义者或“中派分子”时，任何不彻底或软弱的表现都会直接增加资产阶级推翻无产阶级政权的危险，因为有些分歧今天在近视的人看来只是“理论上的分歧”，明天就会被资产阶级用来达到他们反革命的目的。7．特别是不能只限于像通常那样从原则上否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任何合作，否认任何“同敌人合作”。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当还保存生产资料私有制（无产阶级永远不能一下子完全消灭私有制）的时候，单纯地维护“自由”和“平等”，就会变成同资产阶级的“合作”，直接破坏工人阶级的政权。要知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国家通过整个政权机构来巩固和维护剥削者的“不自由”，使他们不能继续干压迫和剥削的勾当，就是巩固和维护私有者（即把社会劳动所创造的一定的生产资料据为己有的人）同无产者的“不平等”。在无产阶级胜利以前，在“民主”问题上存在的看来似乎是理论上的分歧，在明天，在胜利后，必然会成为要用武力解决的问题。因此，不根本改变对“中派分子”和“民主制的维护者”的斗争的全部性质，甚至使群众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做好初步的准备都是不可能的。8．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最坚决最革命的形式。只有在无产阶级的最革命的先锋队带领本阶级的绝大多数前进时，这种斗争才能取得胜利。因此，要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准备，就不仅要说明在保存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情况下，任何改良主义、任何维护民主制的行为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不仅要揭露实际上等于在工人运动内部维护资产阶级的那些倾向的各种表现，而且要在所有的无产阶级组织中（不仅在政治组织中，而且在工会、合作社、教育等等组织中）用共产党人去代替老领袖。在一个国家内，资产阶级民主的统治愈长久、愈彻底、愈巩固，资产阶级就愈能把他们培养的、满脑子都是他们的观点和偏见的、往往是他们直接或间接收买的人物安置在这种领袖的地位上。必须比过去大胆百倍地把这些工人贵族或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的代表人物从他们所占据的一切岗位上赶走，宁愿用最没有经验的工人去代替他们，只要这些工人同被剥削群众息息相关，在反对剥削者的斗争中得到这些群众的信任就行。无产阶级专政要求任命这些没有经验的工人去担任国家最重要的一些职务，不然工人政府这种政权就会没有力量，而这个政府就会得不到群众的支持。9．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由资本主义的全部历史准备好的去担负领导作用的唯一阶级，对一切被资本家阶级压迫、折磨、压制、恐吓、分裂和欺骗的被剥削劳动者实行最充分的领导。因此应该立即在各处用下列办法开始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准备。在首先是无产阶级的、其次是非无产阶级被剥削劳动群众的一切组织、协会、团体（政治的、工会的、军事的、合作社的、教育的、体育的等等）中，无一例外都应该成立共产党的小组或支部，这些小组或支部大多数是公开的，但是也有秘密的（在凡是考虑到资产阶级可能取缔这些小组或支部、逮捕或驱逐它们的成员的情况下，都必须成立秘密的小组或支部）。这些彼此之间有密切联系、并同党中央也有密切联系的支部，应该互相交流经验，针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情况，针对各类劳动群众的情况，进行鼓动、宣传和组织工作，通过这种多方面的工作不断地教育自己，教育党，教育阶级，教育群众。同时，在实践中创造出必要的各种不同的工作方法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对于那些受小资产阶级的和帝国主义的偏见毒害很深以致往往不可救药的“领袖”或“负责人”必须进行无情的揭露，把他们从工人运动中赶出去；另一方面，对于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大厮杀以后多半愿意倾听和接受关于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才能摆脱资本主义奴隶制的学说的群众，则必须学会采取特别耐心和谨慎的态度，以便能够了解每个阶层、每个行业等等的群众的心理特点和特性。10．作为共产党员的小组或支部之一的议会党团，也就是在资产阶级代表机构（首先是全国的、其次是地方的、地方自治的等等代表机构）中当议员的党员的小组，是特别值得党加以注意和关心的。一方面，在最广大的落后的或满脑子都是小资产阶级偏见的劳动群众的心目中，议会讲坛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此，共产党员正应该从这个讲坛上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向群众说明为什么在俄国由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解散资产阶级议会是合理的（任何国家在适当的时候这样做也都是合理的）。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民主的全部历史已经把议会讲坛，特别是先进国家的议会讲坛变成进行闻所未闻的营私舞弊、在财政上和政治上欺骗人民、升官发财、弄虚作假、压迫劳动者的主要场所或主要的场所之一。因此，革命无产阶级的优秀代表对议会深恶痛绝是完全正当的。因此，各国共产党和一切加入第三国际的政党，特别是那些不是通过与旧党分裂，不是通过与旧党进行长期顽强斗争，而是通过由旧党采取（往往只是在名义上采取）新的立场而成立的政党，就尤其需要严格对待自己的议会党团：使议会党团完全服从党中央委员会的监督和指示；议会党团的成员必须主要是革命工人；在党的报刊和党的会议上，极其认真地分析这些议员的发言是否坚持共产主义的原则；把这些议员派到群众中去进行鼓动工作，把那些表现出第二国际倾向的人从议会党团中开除出去，等等。11．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革命工人运动受到阻碍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资本家拥有殖民地，获得金融资本的超额利润等等，因此能够在国内培植一个比较广泛、比较稳定而人数不多的工人贵族阶层。工人贵族享有优厚的工资待遇，具有最浓厚的行会狭隘性以及市侩的和帝国主义的偏见。他们是第二国际、改良主义者和“中派分子”的真正的社会“支柱”，而在目前他们几乎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的社会支柱。如果不立即有步骤地、广泛地、公开地同这个阶层作斗争，那就谈不上无产阶级为推翻资产阶级做任何初步准备工作，如经验已经充分证明的，在无产阶级胜利之后，这个阶层无疑还会给资产阶级的白卫军提供不少的人力。一切加入第三国际的政党必须竭力实现“更深入群众”和“更密切地联系群众”的口号，这里讲的群众，是指全体受资本剥削的劳动者，特别是那些最无组织、最少受教育、最受压迫、最难组织的劳动者。无产阶级只有不局限在狭隘的行会范围内，只有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都表现出是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领袖，只有这样才能成为革命阶级。假如无产阶级没有决心，又不能够为战胜资产阶级作出极其巨大的牺牲，那它就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俄国的经验在这方面既有原则意义又有实际意义。在世界资产阶级举行进攻、发动战争、实行封锁的最艰苦的时期，如果俄国无产阶级没有作出最大的牺牲，不是比其他各阶层的劳动群众挨饿得更厉害，那么，它就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赢得全体劳动群众一致的尊敬和信任。具体地说，共产党和整个先进的无产阶级尤其必须从各方面全力支持广泛的和自发的群众罢工运动，因为在资本的压迫下，只有这种运动才能真正唤醒、推动、启发和组织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充分信任革命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没有这样的准备，无产阶级专政根本不可能实现。在加入第三国际的政党的队伍里，绝对不能容许有像德国的考茨基、意大利的屠拉梯这类公开反对罢工的人。当然对于那些经常出卖工人的工联领袖和议会领袖更是如此，因为他们利用罢工的经验教工人实行改良主义，而不是教他们进行革命（例如，近几年在英国和法国就是这样）。12．目前在一切国家里，甚至在最自由、最“合法”、最“和平”即阶级斗争最不尖锐的国家里，共产党绝对必须经常把合法工作和不合法工作、合法组织和不合法组织结合起来的时期已经完全到来了。这是因为在最文明、最自由、资产阶级民主制最“稳固”的国家里，政府都已经不顾它们种种骗人的虚伪声明，经常开列共产党人的黑名单，不断违反它们自己的宪法，半秘密地和秘密地支持白卫分子，杀害各国共产党人，暗中准备逮捕共产党员，派遣奸细打入共产党内部，如此等等。只有最反动的市侩（不管他们用什么“民主主义的”与和平主义的花言巧语来掩饰自己），才会否认这一事实，或者否定由此必然得出的结论：一切合法的共产党必须立即建立不合法组织，以便经常进行不合法工作，作好充分准备，来应付资产阶级的一切迫害。特别需要在陆军、海军和警察中进行不合法工作，因为在这次帝国主义大厮杀以后，世界各国政府都对工农可以参加的全民军队不放心了，开始秘密地采取各种办法，专门从资产阶级中挑选人员，来建立专门用特别精良的技术装备起来的军队。另一方面，在任何场合都不应该只是从事不合法工作，而应该同时也从事合法工作，为此就应当克服各种困难，建立具有各种名称（必要时名称可以经常改变）的合法刊物和合法组织。芬兰、匈牙利的不合法的共产党正在这样做，德国、波兰、拉脱维亚等国的共产党也部分地在这样做。美国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也应当这样做，只要检察官想以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为借口提出起诉，现在一切合法的共产党就都应当这样做。在原则上绝对必须把不合法工作和合法工作结合起来，这不仅是因为当前这个时期即无产阶级专政前夕有着种种特点，也是因为必须向资产阶级证明，没有也不可能有共产党人不能夺取的工作部门和场所，尤其是因为到处都有广大的无产阶级阶层和更广大的非无产阶级的被剥削劳动群众，他们还相信资产阶级民主下的合法性，而说服他们放弃这种信念对我们来说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13．尤其是在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报刊的状况特别明显地说明资产阶级民主下的自由和平等完全是假的，说明必须经常把合法工作和不合法工作结合起来。无论在战败国德国或在战胜国美国，为了取缔工人报刊，资产阶级国家机构都使尽了全部力量，金融大王施展了一切伎俩：司法追究，逮捕编辑（或雇用凶手来杀害他们），禁止邮寄，没收纸张，如此等等。此外，日报所需要的新闻资料都掌握在资产阶级通讯社手里，广告又由资本家“自由”支配，而大型报纸没有广告是弥补不了亏空的。总之，资产阶级正在用欺骗，用资本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压力，来取缔革命无产阶级的报刊。针对这种情况，各国共产党应当创办一种在工人中间大量发行的新型的定期刊物：第一，发行合法的出版物，不要把它称为共产主义的，不要说它是属于党的，要学会像1905年以后布尔什维克在沙皇统治下那样来利用甚至最小的合法机会；第二，散发不合法的小报，虽然这种小报篇幅极小，出版不定期，但它可以由工人在许多印刷所翻印（秘密地翻印或在运动壮大时用革命手段夺取印刷所来翻印），可以自由地向无产阶级报道革命的消息和提出革命的口号。不进行有群众参加的争取共产主义报刊出版自由的革命斗争，就不可能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做好准备。三、纠正加入或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各政党的路线以及部分地改变其成分14．第二国际最有影响的政党，如法国社会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英国独立工党、美国社会党，都已经退出这个黄色国际，决定（前三个党是有条件的，后一个党甚至是无条件的）加入第三国际，这个事实极其客观地确切地说明了，在那些从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来看都是最重要的国家中，无产阶级对于实现本阶级专政的准备程度如何。这一事实证明，不仅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且革命无产阶级的多数在整个事态发展的启迪下，都开始转到我们这方面来了。现在主要的事情是完成这种转变，切实地从组织上巩固既有的成就，以便毫不动摇地全线前进。15．上面提到的这些政党（如瑞士社会党决定加入第三国际的消息属实，还应加上瑞士社会党）的全部活动证明，并且它们的每一种定期出版物也明显地证实，它们的活动还不是共产主义的，而且往往直接违背第三国际的基本原则：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否认资产阶级民主。因此，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应当作出决议：大会认为还不能立即吸收这些政党；批准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德国“独立”党人的回信；重申准备和任何一个退出第二国际并愿意靠拢第三国际的政党进行谈判；允许这些政党派代表列席共产国际的一切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为这些政党（以及类似的政党）正式加入共产国际规定如下条件：(1)在党的一切定期出版物上公布共产国际各次代表大会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2)党的各个支部或地方组织必须召开特别会议讨论这些决议；(3)讨论以后，必须召开党的特别代表大会，以便作出结论；(4)清除党内仍然按照第二国际的精神从事活动的分子。(5)把党的一切定期机关刊物移交给完全由共产主义者组成的编辑部。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应该委托自己的执行委员会先行审查上述及其他类似的政党，如查明它们确实已执行上述条件，确实已从事共产主义性质的话动，那就可以正式接受它们加入第三国际。16．关于在上述和其他类似的政党的负责岗位上至今仍居少数的共产主义者应该采取何种行动的问题，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应当作出决定，说明鉴于这些政党中的工人愈来愈衷心拥护共产生义，共产主义者退出这些政党是不适当的，因为在这些政党内部目前还能够本着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的精神进行工作，还能够对留在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和中派分子进行批评。同时，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应当赞成英国共产主义的或者同情共产主义的小组和组织加入“工党”(LabourParty)，尽管“工党”是参加第二国际的。这是因为这个政党还能让加入进去的组织像现在这样自由地进行批评，为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自由地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这个政党还具有工人阶级一切工会组织的联合会的性质。只要这样，共产主义者就必须采取一切步骤，作出一定的妥协，以便能够影响最广大的工人群众，从群众容易看到的更高的讲台上揭露他们的机会主义的领袖，使政权更快地从资产阶级的直接代表的手里转到“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的手里，使群众尽快地抛弃这方面的最后的幻想。17．至于意大利社会党，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认为该党都灵支部对该党提出的批评和实际建设，即刊载在1920年5月8日《新秩序》(L'OrdileNuovo)杂志上的向意大利社会党全国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基本上是正确的，是完全符合第三国际的一切基本原则的。因此，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要求意大利社会党召集一次紧急代表大会，来讨论这些建议和共产国际两次代表大会的一切决议，以纠正党的路线，清除党内特别是议会党团内的非共产主义分子。18．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认为，在这次代表大会的专门决议中遭到详尽驳斥的关于党和阶级以及群众的关系的观点、关于共产党不必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和极反动的工会的观点是错误的；竭力维护这些观点的有“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多少持有这些观点的有“瑞士共产党”，共产国际东欧书记处在维也纳出版的机关刊物《共产主义》（《Kommunismus》）、现在已经被解散的阿姆斯特丹书记处和某些荷兰同志，以及英国的某些共产主义组织，如“工人社会主义联盟”等等，此外还有美国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和英国的“车间代表委员会"(ShopStewardsCommittee)等。但是，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认为，这些组织中还没有正式加入共产国际的组织可以而且最好立即加入共产国际，因为在这方面，特别是拿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以及英国的“车间代表委员会”来说，涉及一个深刻的无产阶级和群众的运动，而这个运动事实上主要是以共产国际的基本原则为基础的。这些组织对于参加资产阶级议会所以采取错误的观点，主要不是因为那些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带来了自己的、实质上往往是无政府主义者所持的小资产阶级的观点，而是因为完全革命的，同群众保持联系的无产者在政治上缺乏经验。因此，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要求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一切共产主义组织和小组，即使在“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和“车间代表委员会”没有立即加入第三国际的情况下，也要对这些组织采取如下的政策；极其友好地对待它们，接近它们，接近同情它们的群众，根据历次革命的经验，特别是根据20世纪俄国三次革命的经验，善意地向它们说明它们的上述观点的错误；不要放弃反复争取同这些组织合并为一个统一的共产党的尝试。19．因此，代表大会提请全体同志，特别是罗马语国家和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同志们注意：战后在全世界，无政府主义者在对待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的态度方面已经发生了深刻的思想分化。对第二国际各党的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义愤，过去往往使无产阶级分子转向无政府主义，现在很明显，他们对这些原则已经有了正确的认识，而且他们愈熟悉俄国、芬兰、匈牙利、拉脱维亚、波兰、德国的经验，这种认识就传播得愈广泛。因此，代表大会认为全体同志都有责任全力支持一切广大的无产阶级分子从无政府主义转到第三国际方面来。代表大会指出，衡量各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政党的工作成就的标志之一应该是：它在多大程度上把广大的无产阶级分子而不是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分子从无政府主义方面争取了过来。尼·列宁1920年7月4日（按《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179-195页译文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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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召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通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1920年7-8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召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通知致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小组、各国红色工会、一切妇女共产主义者组织、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各国拥护共产主义的工人组织和正直的劳动者。同志们！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1920年7月15日在莫斯科市召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制定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初步的议事日程草案，内容如下：1．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2．各国代表的工作报告（须以书面形式提出）。3．目前世界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4．议会制问题。5．工会和工厂委员会。6．共产党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和夺取政权以后的作用及其组织结构。7．民族和殖民地问题。8．土地问题。9．对待只在口头上站在共产主义立场的“中派”新思潮的态度，以及加入第三国际的条件。10．共产国际章程。11．组织问题（公开和秘密组织，妇女组织等等）。12．青年运动。13．选举。14．其他事项。一切业已正式加人共产国际、并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承认的共产党、共产主义小组、工会，均被邀请前来参加代表大会，并享有表决权。那些虽然拥护共产国际、但对正式合并起来的共产党采取反对立场的小组和组织，也被邀请前来参加代表大会，由大会决定给它们何种权利。此外，革命的工团主义小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以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所要联系的其他组织，将被邀请前来参加代表大会。青年团不仅要通过青年国际执行委员会派出代表，而且还要通过所有各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派出代表。行将举行的代表大会召开以后，拟召开妇女共产党员国际代表会议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国际代表会议。如果具备一定的条件，在代表大会召开以后，还要举行红色工会第一次国际代表会议。请各政党和组织尽可能派遣人数众多的代表前来参加大会（当然，会上的表决票数问题，与代表人数的多少无关）。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坚决要求各国共产党在派出代表参加大会时，必须任命一名代表为该党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常驻代表，以便该同志能长期留在俄国。你们从议事日程草案中可以看出，代表大会将研究当前全世界工人共产党员所面临的那些重大问题。共产主义思想在全世界的迅速发展，促使我们尽快召开这次代表大会，以便给各国无产者所面临的急待解决的种种问题，作出切实而又明确的回答。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高举起共产主义的旗帜。目前，全世界已有千千万万有觉悟的工人站到这面旗帜之下。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单纯是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现在，把拥护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并为共产主义革命而直接开展斗争的时代已经来到了。第二国际像纸牌搭成的房子一样垮台了。一些“社会主义”外交家企图召集介乎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之间的某种不伦不类的新国际，但这种图谋显然是荒谬可笑的，因而没有得到工人的任何支持。世界各国工人，虽然彼此之间被军事检查机关、戒严状态、黄色社会民主党人和资产阶级舆论的诬蔑宣传所隔离，但是他们相互之间还是伸出了友爱之手。共产国际成立一年多以来，在全世界的工人群众中取得了道义上的重大胜利。千千万万工人的心倾向于我们，倾向于正义的国际工人协会组织——第三国际。希望这些普通工人迫使自己的党和组织作出明确、彻底的选择。希望他们结束那些有外交手腕的老“领袖”为阻止其党加入共产国际而搞的卑鄙勾当。特别是，希望那些形式上还属于白卫国际（资本代理人列金，阿贝尔·托马等人在阿姆斯特丹建立的）的工会会员，设法促使他们的工人组织同工人事业的叛徒断绝关系，派出自己的代表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希望7月15日即将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成为真正的全世界工人阶级的代表大会。同时，希望这次代表大会成为真正志同道合者，真正拥护当代共产主义纲领和革命共产主义策略者的代表大会。希望每个工人组织和每个工人小组都能讨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出的议事日程。希望工人们亲自提出所拟定的问题的决议草案。希望各共产主义报刊在最近几星期的版面上探讨所提出的各项重大问题。希望准备工作紧张地开展起来。只有这样，我们的代表大会才能总结全世界有觉悟的无产者的经验，才能体现所有各国工人共产党员的真正意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向全世界有觉悟的无产者致以兄弟般的敬意，并号召他们加入共同的兄弟行列。国际共产主义工人协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致以共产主义敬礼！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格·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秘书卡·拉狱克1920年6月2日 |
出版说明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1920年7-8月）出版说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包括两部分内容：（1）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召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通知和为这次大会拟定的提纲；（2）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会议记录和文件。这两部分文件，根据1934年莫斯科党的出版社出版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0年7—8月）》俄文版译出。这个版本以其1921年版为基础，参照德、法、英三种文本作了修改和补充，文献搜集比较齐全。在文件编排上，我们作了调整。由于技术上的原因，俄文版中有若干处字迹模糊，无法辨认，我们根据1981年南斯拉夫出版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速记稿和文件》塞尔维亚文版（KomunistickaInternacionalaStenogramiIdokumentikougresa，Knjiga2，Kulturnicentar，JUR“PrivrednaKnjiga”，Gornjimilanovac，1981．）加以补译。列宁在大会上的报告和发言，均按《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的译文刊印。二大会议记录正文中的标题是参照俄文版目录中的题目加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1920年7-8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开本：850×1168毫米32开印张：28.25插页41988年11月第1版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字数：620000册数：1-2000*《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编辑委员会（按姓氏笔划排列）主编苏绍智林基洲谢韬副主编王颖（常务）校纪英（常务）编委杨云若杨光远（常务）宋洪训张文焕张中云林海高放●●●参加本书翻译、校订工作的有：林荫成、吴永清、丁如筠、李金秋、曾宪权、邵宇；杨云恪、黄良平；宋洪训。全书由文献编委会共产国际组杨光远、林海审订。参加本卷编辑出版工作的有：王颖；张心绪（责任编辑）、祝东平（封面设计）、李英（技术设计）。 |
第二国际的冲突遗产（﹝美国﹞迈克·泰伯（MikeTaber），2022年7月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二国际
第二国际的冲突遗产
﹝美国﹞迈克·泰伯（MikeTaber）温谦翻译、钟鼎铭文校对
原文链接：TheSecondInternational’sConflictedLegacy
〔相关文献〕《在社会主义旗帜下：第二国际的决议（1889-1912）》书评（﹝阿根廷﹞丹尼尔·盖多（DanielGaido），2022年1月26日）
实际上目前所有的社会主义者基本都脱胎于1889~1914的第二国际，亦被人熟知为社会主义国际（SocialistInternational）。第二国际将世界范围内的绝大部分工人阶级组织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旗帜下，在那个时候被随处可见的资本家们视为眼中钉。然而21世纪的社会主义者们却对这个组织的历史或者它象征的东西了解相对较少。
尤其对左翼社会主义者来讲，他们经常几乎只能把第二国际与1914年一战开始时它对国际主义的背叛相联系起来。因为我们都认为那时的第二国际耻辱般的崩溃了，领导政党抛弃了社会主义原则并且分别公开支持自身国家政府的战争活动。
实际上1919年第二国际重建为一个承诺保持资本主义秩序的组织，伴随少量改革，所以就给我们呈现了这样的一个形象。1919年后的第二国际不仅反对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领导的俄国革命，同时积极地帮助镇压战争结束后席卷欧洲和亚洲大部分地区的革命浪潮。它的社会民主主义继任者大部分沿袭其路线一直存续到今天。
1914年以前的第二国际的这一形象有助于解释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我所写的《社会主义旗帜下：第二国际1889-1912年的决议》（UndertheSocialistBanner:ResolutionsoftheSecondInternational1889-1912）一书出版之前，第二国际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从来没有以英文汇编和出版过。所以其中有些决议实际上是不为人知的，而且其中许多甚至极其难以找到。
尽管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否认1914年之后的第二国际的所作所为，但忽视或贬低其遗产仍然是一个错误。这么做就意味着背弃了社会主义运动中历史和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这种做法意味着将这一遗产拱手让给一个多世纪以来背叛或歪曲社会主义原则的社会民主主义潮流。无论如何，这一遗产中最好的部分理应属于革命性的社会主义者。了解第二国际的优势、弱点和矛盾对于今天的运动来说是非常有益的。
革命的起源和纲领
通过了解1889年至1912年间第二国际代表大会通过的所有决议，一个结论不可避免：这些议案整体上被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指引。
当第二国际支持劳动人民为关乎自己利益的改革而斗争，譬如8小时工作制、国家资助的保险和养老金、公共教育、女性的选举权、受政治庇护的权利以及其他的改革措施时——他们就拒绝了资本主义制度是可以改良的想法，同时呼吁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没收资本家占有的主要工业方面的生产资料。他们坚定的认为工人阶级自身应当主导自身的解放。
这个观点于1889年在巴黎由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者们举办的第二国际创立大会上被牢固确立。同时，法国的改良主义势力推动了一个敌对组织的成立——“可能派”（Possibilists）。这些人认为劳动者应该把自己限制在为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下可能发生的改良而奋斗。因此成立伊始第二国际需要将革命纲领与改良主义纲领对立起来。
1889年大会通过的一项决议总结了新运动的革命目标，当时作为社会民主主义为人们所知，宣布“如果没有无产阶级在以阶级为基础的政党中组织下的国际行动，通过没收资产阶级和对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来夺取政治权力，就不可能出现劳工和人类的解放。”[1]
一个普遍被忽视的事实是弗雷德里克·恩格斯在第二国际的诞生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作为卡尔·马克思终其一生的得力助手，恩格斯为第二国际成立大会的组织和筹备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特别注意确保大会在原则性问题上不与“可能派”妥协。虽然原则上不反对联合他们召开大会，但他坚持认为，只有明确的革命纲领才能为成功的国际运动奠定基础。为此恩格斯与大会组织者进行了大量的通信。恩格斯与大会组织者大量的信件往来足以订成一小册。[2]
通过他的工作，恩格斯帮助第二国际与他在40年前与马克思共同撰写的《共产党宣言》联系起来。直到他1895年去世，恩格斯在世界运动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顾问角色，恩格斯帮助第二国际确保保持住其立场即作为资本主义不可调和的革命对手。
优势和劣势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四分之一世纪里，第二国际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就。其中之一便是它将全球工人阶级运动统一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的努力以及普及运动的战略目标：以革命方式推翻资产阶级，以无产阶级的统治取而代之，作为建立社会主义的第一步。
今天日历上的两个日期的存在归功于第二国际。五一劳动节是在1889年该运动的成立大会上作为全世界工人阶级力量的展示确立的；国际妇女节，首创于1910年作为全世界劳动妇女争取完整的社会和政治权利的行动日。
第二国际显示了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潜在力量及其改造社会的能力。通过让数以百万计的劳动人民认可社会主义并将他们组织起来与资本主义作斗争，第二国际帮助创造了成功的革命斗争的前提条件。
但在这一现实和潜在的力量背后，存在着重大的弱点和矛盾。
其中一个弱点是包含其地缘轴心的。尽管第二国际影响范围延伸到了许多国家，但主要仍然只包括欧洲大陆和北美的组织，并从未成为真正的世界运动。纵使第二国际议会决议给予了亚非拉地区人民反殖民斗争很多支持，但第二国际中的大部分仍然低估了这些斗争。
相似地，第二国际的决议经常缺少对工人阶级在斗争中所需要的战略盟友的充分理解。从殖民世界中的劳动者们到农民们，小店主们，国家压迫的受害者们等等。
更重要的是，即使大会正式呼吁用革命的方式来取代资本主义，但整个第二国际对于革命行动在这样转变中的作用缺乏一个清晰的认识。这就导致了改革和革命两者的关系成为一个不断有摩擦和争论的焦点。
言行之间的差距
不论如何，或许对于当时的第二国际来说，最大的弱点就是言行愈发不一致的问题。
二十世纪初，社会民主党的日常实践越来越被改良主义的和反革命的观点所主宰，注重赢得渐进改革而向社会主义转型的观点已经被推迟到久远的未来。大部分工会内部——由社会主义政党领导——带有阶级叛徒观点的官僚主义也发展起来了。
这些演变的结果在1914年被充分展现出来了。随着明显的违反了第二国际多项决议，第二国际中的主要政党拒绝承认之前的承诺，一个接一个地排列起来支持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努力。在这些政党的各自支持下百万计的劳工以及其他人被送上战场迎来死亡。
正是这种言行之间的差距。社会主义革命者们称此为第二国际的核心问题。最大的关于1914年的背叛的批评，例如列宁和罗莎·卢森堡，他们用最尖锐的措辞提到了这种差距。
然而，在提出这些批评时，列宁和卢森堡从未放弃第二国际通过的决议。恰恰相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几年里，他们不断提到这些决议中最好的部分作为说明第二国际多数领导人在实践中违反这些决议的程度的方式。
共产国际于1919年成立时，公开表示其目的是弥合言行之间的鸿沟。事实上，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公开将自己描述为“行动的国际”。[3]
今天的相关问题
目前社会主义者面临的大多数主要问题都不是新问题，之前曾在其他背景下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过。然而，今天斗争中的许多问题与第二国际一个多世纪前所处理的问题有相似之处：
政治权力：贯穿第二届国际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的最大线索可能是，劳动人民面临的每一个重大问题都与政治权力问题密不可分，需要用劳动人民的秩序取代资本家和地主的统治。一场对整个社会秩序的革命性转变是必要的。
战争和军国主义：第二国际的决议坚称，工人需要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战争。他们坚持认为，不应向这些投机行为提供任何支持。反抗军国主义和战争以及整个战争机器的斗争，是一项关键任务，是整个工人阶级斗争的一部分。
民主权利：第二国际大会通过的决议强调了政治和民主权利的中心地位。他们将这些权利视为革命斗争中的工具，并指出为什么工人阶级在争取这些权利的斗争中拥有最密切的利害关系。
工会：工会被赋予中心重要地位，将其视为维护工人利益的最基本组织。需要捍卫工会权，同时消除对行使工会权力的所有限制。
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根据第二国际通过的决议，对第三世界的殖民征服和掠夺仅仅被视为资本主义剥削的延伸。因此，工人们需要积极支持和捍卫被压迫人民为自由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统治的斗争，同时和对种族主义的辩护和合理化自身行为的行为斗争。
移民：第二国际1907年的决议指出，有必要反对对工人自由移民往来的一切限制，以及打击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顶罪行为。移民工人不应被视为无助的受害者，而应被视为反资本主义斗争中的盟友和增援力量。
劳工立法：为争取立法限制工作时间、规范工作条件、禁止童工、规定同工同酬和保障工人组织权的的斗争是第二国际社会主义者的核心。
公共教育和文化进步：正如一个多世纪前的社会主义者所认识到的那样，公共教育的权利是工人阶级在推进社会的斗争中取得的胜利成果。受教育的权利——包括高等教育——必须免费让所有人享有。
妇女解放：第二国际的多项决议涉及解除对妇女的压迫以及它是如何深深根植在资本主义结构内的。他们指出，与这种压迫的斗争将在整个革命斗争中处于核心地位。
可以看出，在1914年之前通过的第二国际决议对今天仍然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些问题提出了革命性的观点。尽管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第二国际关于这些问题的决议仍然保留了它们的价值，并表明了一种可供21世纪的社会主义者学习的方法。
为什么连续性很重要
在当今世界，工人和年轻人们未来几年间将面临着许多要经过一番艰苦斗争才能解决的问题——对气候变化的矛盾、帝国主义战争和战争行为、堕胎和妇女权利、种族主义的警察杀人、医疗保健危机、劳动人民和工会权利的丧失、还有来自极右翼分子和法西斯分子的威胁等众多问题的斗争。
这些斗争将给社会主义者和所有为社会变革奋斗的的斗士带来机遇和挑战：我们如何才能最有效地进行斗争？必须做些什么来最大化我们成功的机会？
要回答这些问题，对社会主义遗产和连续性的研究可能会大有裨益。这样做不仅会引起学者和专家的兴趣。更确切的说，它与积极分子斗争中最紧迫的日常任务有关。
显然，1889年至1912年的第二国际无法为今天提供一本指南。然而，通过结合背景合适地审视这一运动，可以帮助我们在许多问题上指明正确的方向。目标不应该是重建1914年之前的第二国际，而是要了解它的优势和劣势、成就和失败。
今天，看到过资本主义的死胡同及其对人类生存的威胁的新一代的年轻人和其他人正被社会主义所吸引。这些积极分子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帮助自己置身于社会主义的传统中，这种传统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贯穿20世纪里的众多重大决议纲领，并一直延续到近年来的社会运动。
通过认真研究第二国际的传统和遗产——不忽视它的矛盾和弱点——今天那些参加到社会主义运动的人可以帮助自己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光荣历史中找到他们自己的位置，以及社会主义运动社会的革命性变革而做出的斗争。
2022年7月2日
[1]迈克·泰伯（MikeTaber）《社会主义旗帜下：第二国际1889-1912年的决议》（芝加哥：干草市场出版社HaymarketBooks，2021年），22页
[2]恩格斯关于组织1889年大会的计划、准备和战略考虑的信件可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纽约：国际出版社，2001年）第48卷中找到。
[3]由列昂·托洛茨基起草的“共产国际对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宣言”可见于约翰·里德尔编著的《建立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会议记录和文件：1919年3月》（纽约：探路者出版社，1987年）。JohnRiddell,ed.,FoundingtheCommunistInternational:ProceedingsandDocumentsoftheFirstCongress:March1919(NewYork:PathfinderPress,1987). |
〔德〕约·连茨《第二国际的兴亡（1889-1929）》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二国际->〔德〕约·连茨《第二国际的兴亡（1889-1929）》
DieⅡIneternationaleundihrErbe1889-1929
第二国际的兴亡
〔德〕约·连茨（J．Lenz）
根据德国汉堡—柏林卡尔霍姆出版社1930年版译出
原书名为《第二国际及其继承者》中译本采用英译本
书名《TheRiseandFalloftheSecondInternational》。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六四年·北京。译者：学庆
序言
第一章第二国际的全盛时期（1889—1904年）
第一节第二国际的建立（1889年，巴黎）
第二节反战总罢工——“五一节”的实施（1891年，布鲁塞尔）
第三节反对沙皇制度——“五一节”和策略问题（1893年，苏黎世）
第四节驱逐无政府主义者——土地和殖民地问题（1896年，伦敦）
第五节反对米勒兰主义的斗争——考茨基的“橡皮性”决议（1900年，巴黎）
第六节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1904年，阿姆斯特丹）
第二章机会主义的堕落（1904—1914年）
第一节转折点。1905年的俄国革命和德国党内群众罢工的争论（1904—1907年）
第二节右派的多数，左派的决议（1907年，斯图加特）
第三节工会问题上的民族主义，合作社问题上的机会主义（1910年，哥本哈根）
第四节关于帝国主义的讨论和巴塞尔宣言（1911—1913年）
第三章第二国际的崩溃和第三国际的成立（1914—1918年）
第一节战争爆发时国际的崩溃，中派的投降，社会帝国主义的根源
第二节布尔什维克高举第三国际的旗帜。齐美尔瓦尔得和齐美尔瓦尔得左派（1914—-1916年）
第三节俄国二月革命和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1917年）
第四节十月革命，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开始（1917—1918年）
第四章第二国际的死灰复燃和共产国际的发展（1919—1923年）
第一节社会爱国主义者在伯尔尼的和解会和共产国际1919年在莫斯科的建立
第二节日内瓦——莫斯科——维也纳（1920—1921年）
第三节共产国际为无产阶级统一战线而斗争（1921—1922年）
第五章资本主义反动派的国际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国际（1923年—1929年）
第一节改良主义者在汉堡的和解会（1923年）
第二节无产阶级的失败和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和社会爱国主义者国际的马赛代表大会（1923—1925年）
第三节资本主义的合理化和新的革命高潮的开始——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926—1928年）
第四节从社会帝国主义到社会法西斯主义——第二国际的道路。经过苏维埃共和国世界联盟走向世界共产主义——第三国际的道路
英译本：TheRiseandFalloftheSecondInternational |
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卷四：党的合并·反社会党人法时期（1869－1891）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弗兰茨·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卷四：党的合并·反社会党人法时期（1869－1891）
德国社会民主党史
弗兰茨·梅林
TheHistoryofGermanSocial
Democracy
FranzMehring
感谢姜晴信、林钊义、玩具卡录入
第五部党的合并
第一章帝国的建立和社会民主党
一色当、吕岑、凡尔赛
二俾斯麦的醒悟
第二章财源茂盛
一滥设公司骗局和文化斗争
二农业社会主义和讲坛社会主义
第三章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
一几十亿赔款时期的无产阶级
二海牙代表大会
三最后的党派斗争
四特森多尔夫时期
第四章哥达合并代表大会
第五章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一帝国破产的开端
二鼓动工作的实际成果
三理论的不确实性。恩格斯反对杜林
第六章反社会党人法
一基督教社会鼓动
二谋刺案和白色恐怖
三剥夺工人阶级的权利
第六部反社会党人法
第一章混乱的一年
第二章新的进军
一维登宫的检阅
二决定性的斗争
三无政府主义的幽灵
第三章问题和答案
一皇帝的告谕
二哥本哈根代表大会
第四章科学的收获
第五章鞭子和糖果
一救济穷人和奸细挑拨
二太子党和它的瓦解
三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取得的胜利
四占领巴伐利亚
第六章结束的开始
一言论和行动
二议会党团和党
三俾斯麦的失望
第七章反社会党人法的垂死挣扎
一反罢工令和秘密结社案
二封斋节选举
三圣加仑代表大会
四驱逐令
第八章九十九天
第九章总崩溃
一什么事也办不成了！
二二月二十日
第十章清算
一反社会党人法的结算
二老年派和青年派
三哈雷代表大会和爱尔福特代表大会
四爱尔福特纲领
第十一章从一百五十万票到三百万票
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世界政策
二工会的十年
三修正主义
第十二章回顾与前瞻
注释
结束语 |
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卷三：拉萨尔的鼓动·党派的争论（1863－1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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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社会民主党史
弗兰茨·梅林
TheHistoryofGermanSocial
Democracy
FranzMehring
感谢姜晴信、玩具卡录入
第三部拉萨尔的鼓动
第一章拉萨尔和莱比锡中央委员会
一1863年前后的德国无产阶级
二进步党的工人政策
三无产阶级的独立活动
四莱比锡中央委员会
五拉萨尔的《公开的答复》
六拉萨尔的会战计划
七最初的成败
八法兰克福大会
九全德工人联合会
第二章拉萨尔的策略转变
一莱茵的阅兵和对柏林的冲击
二拉萨尔和俾斯麦
三拉萨尔同司法和警察的斗争
四《巴师夏一舒尔采》
五拉萨尔和工人
第三章拉萨尔死前
第四部党派的争论
第一章国际工人协会
第二章拉萨尔的继承人
一存在的矛盾
二意见之争
三工人的决断
四策略和组织
第三章自上而下的革命
一哈布斯堡同霍亨索伦的冲突
二普奥战事前的工人阶级
三普奥战事后的工人阶级
四普选权的最初尝试
五社会民主党议会活动的开端
第四章科学共产主义的主要著作
第五章德国的工会
一《民主周刊》和《社会民主党人报》
二汉堡代表大会和纽伦堡代表大会
三工会运动的分裂
第六章社会民主工党
一南德和萨克森的鼓动
二爱森纳赫代表大会
三头几次党派之争 |
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卷二：三月革命及其后果（1848—1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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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社会民主党史
弗兰茨·梅林
TheHistoryofGermanSocial
Democracy
FranzMehring
目次
第一章德国革命的阶级斗争
一三月十八日
二资产阶级的背叛
三议会
四汉泽曼内阁
五牺牲农民
六国王和容克地主
七十一月的悲喜剧
八叛逆的小资产阶级
九革命的无产阶级
第二章《新莱茵报》
一德国的政策
二欧洲的政策
三莱茵省的鼓动
四历史地位
第三章斐迪南·拉萨尔
第四章德国革命的尾声
一法兰克福和柏林
二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
三德国的流亡者
第五章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第六章五十年代
一政治衰退
二经济繁荣
三资产阶级的文学和哲学
第七章科学共产主义的进步
一马克思和拉萨尔
二马克思论商品和货币
三拉萨尔的《赫拉克利特》
四拉萨尔写的悲剧
五拉萨尔的法哲学主要著作
第八章一八五九年的欧洲危机
第九章普鲁士宪法纠纷
一新纪元和俾斯麦内阁
二拉萨尔的战役计划
三拉萨尔和进步党
四资产阶级退出政治舞台
注释
人名索引 |
德国社会民主党史（梅林，1897—1898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弗兰茨·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卷一：现代科学共产主义（1830—1848）德国社会民主党史弗兰茨·梅林TheHistoryofGermanSocialDemocracyFranzMehring目次出版说明导言第一章七月革命和改革法案第二章西欧的社会主义一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及其学派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第三章西欧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英国的工厂法和工会。宪章运动二法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进攻第一部现代科学共产主义第一章德国状况。封建行会残余一易北河以东的容克阶级二城市手工业第二章德国状况。资本主义的开端一西里西亚和萨克森的家庭手工业二莱茵一威斯特伐里亚的大工业第三章德国状况。精神生活一浪漫主义反动派二古典哲学第四章三十年代一七月革命的影响二经济进步。新文学三哲学和浪漫主义之间的斗争第五章手工业工人共产主义一德国逃亡者的秘密社团二威廉·魏特林第六章浪漫主义的胜利第七章古典哲学的解体一布鲁诺·鲍威尔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二德国年鉴。政治抒情诗第八章《莱茵报》第九章《德法年鉴》一杂志的创办和停刊二马克思的论文三恩格斯的论文四《神圣家族》第十章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第十一章无产阶级运动一在瑞士的革命鼓动三德国的群众性无产阶级三饥饿暴动。西里西亚织工第十二章德国的社会主义一基督教—封建的社会主义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三哲学—纯文学的社会主义四麦克斯·施蒂纳五洛贝尔图斯的国家社会主义六社会主义的抒情诗第十三章历史唯物主义一恩格斯论英国工人状况二马克思论费尔巴哈三马克思反驳普鲁东第十四章共产主义者同盟一《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二德国工人协会和民主协会三正义者同盟内的危机第十五章《共产党宣言》注释人名索引 |
全世界社会主义者的团结问题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一国际全世界社会主义者的团结问题大会认为团结公约必须建立在总的原则和选择的手段完全一致的基础上，而不可能存在于坚持不同原则和手段的组织之间，因此代表大会希望一切派别的社会主义者都停止直到目前为止双方所进行的责难和攻讦，并建议各派社会党人——在承认任何派别都有权对其他派别进行合理批评的条件下——互相尊重，这是具有自尊心并彼此信任的人所应该做到的。 |
根特代表大会（1877.9.9-15比利时根特）：所有制问题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一国际所有制问题根特代表大会（1877.9.9-15比利时根特）只要作为生存手段的土地和其他劳动工具还为个别人或集团所占有，人民群众就会继续在经济上受到压迫，从而陷入饥饿和贫困。有鉴于此，代表大会宣布，必须使包含或代表全体人民的国家或地方自治机构成为土地和其他一切劳动工具的所有者。注：后两个文件均录自《前进报》杂志（伦敦版，拉甫罗夫主编），1877年第8期。——编者注 |
宣言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一国际宣言工人同志们！在费城召开的国际代表会议取消了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这个组织对外联系也不复存在了。国际死亡了！——资产阶级又将这样地叫喊起来，同时还将幸灾乐祸地把这次大会的工作说成是世界工人运动失败的证明。但愿你们不受敌人叫嚣的影响。我们是根据当前欧洲政治局势所造成的种种原因而解散国际组织的。但我们可以看到，代之而起的则是整个文明世界的进步工人对这种组织原则的承认和维护。我们给我们的同志们——欧洲工人一些时间来各自加强本国的组织，毫无疑问，他们不久就能够拆除他们同世界其他各洲的工人隔绝开来的篱障。同志们！你们的身心已浸透了国际的原则；你们在没有组织的情况下也一定能想办法扩大国际拥护者的队伍。你们一定会有为实现我们协会的目标而奋斗的新战士。美国工人向你们保证，他们要神圣地捍卫并珍惜在美国所获得的成果，直到更为有利的条件使得各国工人在共同的斗争旗贴下重新团结一起，那时候人们将以更大的力量高呼：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
总委员会通告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一国际总委员会通告工人们！如果说，当回顾我们国际工人协会所经过的历史时，当回忆起我们所受到的种种不公正的待遇时，刚刚有此长好伤又开始作痛的话，那就应当承认，我们只能在两条道路当中选择一条。或者是顺从，浑浑噩噩地、奴隶般地、忍气吞声地顺从于现代社会给我们这些被剥夺了任何权利和任何财产的雇用奴隶戴上的枷锁，这种顺从将象数学计算那样准确地导致贫困的日益加深，其结局必定是瘟疫厉行。或者是反抗，是斗争，而且，这已经不是过去历史上的阶级斗争，不是那种反对旧社会中个别特权阶层的斗争，而是反对整个旧制度，反对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斗争。亲身的经历使我们深深地相信，不管目前的资产阶级社会如何鲜明地分裂为彼此不断进行明争暗斗的各种集团，但在任何场合下，只要一牵涉到保持对工人群众的政治和经济统治的问题，他们总归是沆瀣一气、协调一致。他们无比坚决地反对工人阶级为了本身的利益而或多或少地改变一下目前社会制度的任何尝试；这时候他们并不是以畏惧工人运动的个别社会成员的身份来反对工人阶级，并不是以贵族、工厂主、神甫等身份来反对工人阶级；不是的，他们是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作为一个用我们的以及我们父辈的劳动所创造的一切辅助手段和斗争手段武装起来的国家来进行反抗的。由此可见，如果说资产阶级社会掌握了强大的、集中的机构来压迫我们，而我们却处于分离析、一盘散沙的状态，那末我们还怎能希望把我们的解放事业向前推进一步呢？资产阶级社会在它年轻的时候虚伪地宣称“人身自由”而其结果则是产生了新的奴隶阶级——工人阶级。我们在这方面的一切幻想和一切糊涂观点，都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流血牺牲、希望破灭、长年累月的劳动成果丧失殆尽，这种代价吸有倍尝艰苦、身罹其害的人才能了解到。要想使你们工人不从亲身的苦难经历中吸取任何教训，这是办不到的事情。相反地，到日前为止，国际工人协会的历史证明，工人阶级已经认识到建立坚强的组织是解放自己的最好手段，并且正在努力促其实现。工人阶级的每一次公开行动，特别是国际工人协会的全体代表大会的召开，就是在这方面所采取的具体步骤。不言而喻，统治阶级是最希望我们不走这条道路的。因此，他们一贯奉行一切统治者的“分而治之”的信条，阻挠工人阶级建立任何具有真正战斗性的组织，因为工人阶级一旦这样组织起来，单凭自己是占绝大多数这股力量，就能把一切反抗镇压下去。为了破坏这种组织，统治阶级物色到一批理想的同盟者，像这些政治暗娼（deni-monde），这批人目前正在各文明国家内飞扬跋扈。宗派主义者、改良主义者和妥协主义者。但海牙代表大会表明，无产阶级并没有沉睡；大会揭发了阴谋，制止了企图分裂国际工人协会的活动，对总委员会的一切措施和决定表示赞同，确认总委员会拥有全部权力，责成它从事政治活动，并且把坏分子从工人协会中清除出去。工人阶级的代表们就是这样选择了反抗的道路，选择了斗争的道路，庄严地宣布他们坚定不移的决心，即决定要借助于唯一可靠的手段，通过名副其实的战斗组织即国际工人协会这座坚如磐石的作战营垒，为劳动解放而继续斗争。1872年11月于纽约（拉甫罗夫：《国际史纲》） |
马克思在海牙代表大会闭幕后召开的海牙群众大会上的演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一国际马克思在海牙代表大会闭幕后召开的海牙群众大会上的演说在十八世纪，世界上的君王和显贵往往在海牙集会，商讨有关他们王朝利益的事情。就在这个地方，我们不顾一切恫吓，决定召开劳动代表大会。就在这个地方，在最反动的居民当中，我们要证实我们伟大的协会的生命力和未来的希望。当我们的决定公布以后，就有密使之说——仿佛我们在派出密使打听风声。是的，我们并不否认。我们到处有密使，但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我们并不认识。我们在海牙的密使就是工人，他们的劳动同我们在姆斯特丹的密使的劳动同样沉重，他们就是每天劳动达15小时的工人。这就是我们的密使，此外我们没有其他密使。在我们所到的其他一切国家内，他们随时都准备友好地接待我们，因为他们很快了解到，我们的目的为了改善他们的处境。海牙代表大会完成了重要的工作。它宣布，工人阶级必须象在经济领域内一样，要在政治领域内跟腐朽的旧社会进行斗争；而我们可以庆幸的是，伦敦代表会议的这项决议今后便包括在我们的章程之内了。我们内部产生了一个集团，他们宣称要工人放弃政治。我们认为自己有义务说明：我们认为这种原则对我们的事业具有多么大的危害和灾难。工人们必须有朝一日夺取最高政权和建立新的劳动组织；他们必须推翻维护旧制度的旧政策，否则，他们的命运便会跟初期基督徒一样，由于忽略这项任务，错过实现这种任务的机会，而不能在世上建立自己的王国。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采取一式一样的手段。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像美国、英国——如果我更了解你们的制度的话，也可能还要加上荷兰——这样的国家，工人们可以采取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应当承认，在大陆上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为了最后建立劳动的统治，在特定场合下非采取暴力不可。海牙代表大会赋予总委员会以新的、更为广泛的权力。当柏林召开了君王会议，当封建制度和旧时代的权威人物聚会一起寻找新的、更严酷的镇压措施来对付我们的时候，当迫害已在筹划的时候，海牙代表大会认为，加强总委员会的权力并为统一行动建立巩固基础是适当的、必要的，否则总委员会在当前的斗争中将显得软弱无力。除了我们的敌人以外，还有谁不喜欢总委员会的力量呢？难道总委员会有官僚机构或武装警察来强制别人服从它吗？难道它的威信不是纯粹道义上的吗？难道总委员会不应当把自己的决议通知有义务执行这些决议的各总支部吗？如果君王一旦也处于这种地位，没有军队、没有警察、没有官吏，不得不只靠影响和道义威信来维持自己的力量，那时他们对革命进展的阻碍也将十分微弱了。最后，海牙代表大会把总委员会会址迁往纽约。看起来，许多人，甚至连我们的朋友在内，对这项决定并不是很满意的。他们没有看美国正在成为一个以工人为主的世界，每年有50万工人迁移到这个第二大陆上来，国际必须在这块工人阶级占优势的土地上牢牢地扎根。此外，代表大会的决议还授权总委员会把那些它认为对公共事业有益和需要的会员选进总委员会。我们相信总委员会的智慧，则时希望它能挑选出胜任自己的任务并能高举我们欧洲协会的旗帜的人。公民们！让我们回忆一下国际的一个基本原则——团结。如果我们能够在全世界工人内部牢牢地巩固这个生气勃勃的原则，我们就一定会达到我们所向往的伟大目标。革命应当是团结的，巴黎公社就是一个富有教益的例子。巴黎公社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在一切主要中心，如柏林、马德里有其他地方，没有同时爆发伟大的革命运动，来与巴黎无产阶级的强有力的起义相呼应。至于我个人，我将继续自己的事业，为创立这种对未来具有如此良好作用的工人团结而不倦地努力。不，我不会退出国际，我今后的生命，正如我以往的活动一样，将贡献给社会主义思想的胜利，我们深信，这种思想迟早会带来无产阶级的统治。（卢道夫。迈耶尔：《第四阶层的解放斗争》第1卷，第150-152页；斯切克洛夫：《第一国际》，第279-282页）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78-180页。 |
关于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一国际关于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政权的斗争中要想作为一个阶级进行活动，那就非要建立一个跟有产阶级所建立的一切旧政党截然对立的本阶级的政党不可。无产阶级之所以必须组织成为一个政党，是为了保证取得社会革命的胜利和达到消灭阶级这一最终目的。工人阶级应当利用它在经济斗争中所联合起来的力量作为跟剥削者的政权进行斗争的手段。由于地主和资本家一贯利用政治特权长期把持经济垄断地位和奴役劳动人民，因此夺取政权乃是无产阶级的伟大的任务。（詹·吉约姆：《国际》，第2卷） |
工人阶级的政治任务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一国际工人阶级的政治任务根据国际章程规定：“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乃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根据国际成立宣言（1864年）中所说的“土地占有者和资本家总是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和扩大他们的经济特权，来剥削劳动，所以，夺取政权是工人阶级的最重要的任务”；根据1867年国际洛桑代表大会的决议：“工人的社会解放同他们的政治解放是不可分割的”……鉴于基本章程的译文不确切，造成了曲解该章程的可能，这种曲解会给国际的发展和活动带来损害；此外，鉴于肆无忌惮的反动派残酷镇压工人解放运动，他们企图用暴力来维持阶级的划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有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无产阶级只有成立一个与统治阶级所建立的一切旧党派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行动起来，反对统治阶级的联合政权，无产阶级之所以必须组织成为政党，是为了保证社会革命的胜利和实现社会革命的最终目的——消灭阶级；通过经济斗争而团结起来的工人力量，也应当作为工人阶级手中用来同剥削者政权进行斗争的有力工具，——因此，代表大会提请国际的委员们注意：在工人阶级的战斗计划中，经济运动和政治活动是密不可分的。（迈耶尔：《第四等级的解放》第1卷） |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一国际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在1864年11月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宣言》中，我们已经说过：“工人阶级的解放既然要求工人们兄弟般的合作，那末当存在着那种为追求罪恶目的而利用民族偏见并在掠夺战争中洒流人民鲜血和浪费人民财富的对外政策时，他们又怎么能完成这个伟大任务呢？”我们当时用这样的话描述了国际所要求的外政策：“……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路易.波拿巴利用法国的阶级斗争篡夺了政权，并且以不时进行的对外战争来延长自己的统治，无怪他一开始就把国际看作危险的敌人。在全民投票的前夕，他在巴黎、里昂、卢昂、马赛、布勒斯特以及其它地方，即在法国全境，向国际工人协会各领导委员会的委员举行进攻，借口说国际是一个秘密团体，正在阴谋杀害他；这种借口之荒诞无稽，不久就由他自己的法官们揭穿了。国际的法国各个支部的真正罪过究竟何在呢？就在于它们曾经公开而断然地告诉法国人民：参加全民投票，就等于投票赞成对内专制和对外战争。的确，由于它们的努力，在法国所有的大城市，所有的工业中心，工人阶级都一致起来反对了全民投票。不幸的是，农村地区的极端愚昧无知占了上风。欧洲各国的交易所、政府、统治阶级和报刊都欢庆全民投票的成功，认为是法国皇帝对法国工人阶级的辉煌胜利；实际上，全民投票并不是要杀害某一个人，而是要杀害几国人民的信号。1870年7月的军事阴谋不过是1851年12月的COUPD`ETAT[政变]的修正版。初看起来，事情是如此的荒谬，以致法国不愿意相信战争传闻的真实性。它宁肯相信那个认为部长们的好战言论不过是交易所把戏的议员。当7月15日终于正式向立法团宣布了关于战争的消息时，全体反对派都拒绝批准初步用费，甚至梯也尔也申诉说战争是一种“很讨厌的”事情；巴黎所有一切独立的报纸都谴责了这个战争，并且，说也奇怪，外省的报纸也与它们几乎采取一致行动。这时，国际的巴黎会员又开始活动起来。在7月12日的《觉醒报》上，他们公布了《告全世界各民族工人书》[1]j……在我们的巴黎支部发表这个宣言后，接着法国各地也发出了许多类似的宣言。我们在这里只能引用一个由塞纳河岸讷伊支部发出的宣言，它公布在7月22日的《马赛曲报》上，其中说：“这次战争是正义的吗？不！这次战争是民族的吗？不！这完全是王朝的战争。为了人道，为了民主，为了法国的真正利益，我们完全并坚决赞同国际对战争的抗议。”这些抗议表达出了法国工人的真实情感，这点不久就为一个有趣的事件证明了。当时，在路易·波拿巴任总统时初次纠集起来的十二月十日匪帮被换上了工人服装，放到巴黎街道上去表演战争狂热，市郊的真正工人们立刻就出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拥护和平的示威，使得警察局长比埃特里不得不立即下令今后完全禁止在街上举行任何示威游行，借口说忠诚的巴黎人民已经充分表达了自己蕴藏已久的爱国情感，已经发泄了自己无穷无尽的战争热情。不管路易。波拿巴同普鲁士的战争的结局如何，第二帝国的丧钟已经在巴黎敲响了。第二帝国的结局也会像它的开端一样，不过是一场可怜的模仿剧。但是不应该忘记，正是欧洲各国政府和统治阶级让路易。波拿巴在18年内表演了复辟帝国的残酷笑剧。在德国方面，这次战争是防御性的战争。但是，究竟是谁把德国弄到必须处于防御的地位呢？是谁使路易·波拿巴有可能对德国进行战争呢？正是普鲁士！正是俾斯麦曾和这个路易·波拿巴暗中勾结，以期摧毁普鲁士内部的民主反对派，并使霍享索伦王朝兼并德国。如果萨多瓦之役不是打胜而是打败了，那末法国军队就会以普鲁士盟友资格蹂躏德国。普鲁士在得胜之后，难道有片刻想过要以一个自由的德国去和一个被奴役的法国相对抗吗？恰恰相反！它细心保存了自己旧制度固有的一切妙处，并且还加上了第二帝国的一切奸猾伎俩：它的实际的专制制度和虚伪的民主精神，它的政治欺骗把戏和财政欺诈手腕，它的漂亮的言词和最下流的诈骗行为。这样，以前只是在莱茵河的一岸盛行的波拿巴制度，现在在它的另一岸上也同样盛行起来了。在这种情形下，除了战争，还能期待什么呢？如果德国工人阶级容许目前这场战争失去纯粹防御性质而变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那末无论胜利或失败，都同样要产生灾难深重的后果。德国在它的所谓解放战争之后所遭到的那一切不幸，又将更残酷地压到它头上来。然而，国际的原则在德国工人阶级中间得到了很广泛的传播，扎下了很深的根，使我们不必担心会发生这种悲剧的结局。法国工人的呼声已经在德国得到了反响。7月16日在不伦瑞克举得的声势浩大的工人大会宣布完全赞同巴黎宣言，坚决排斥任何对法国持民族仇恨态度的思想，并且通过一个决议，其中说道：“我们反对一切战争，特别是反对对皇朝战争……我们被迫参加这场作为不可免的坏事的防御战争，深感悲痛，但同时我们号召德国全体工人阶级设法防止这种深重社会灾难的重演，力求使各国人民都有权力来自己决定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从而使各国人民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在开姆尼斯，代表5万萨克森工人的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如下的决议：“我们以德国民主派的名义，特别是以参加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名义宣布，目前这场战争完全是王朝战争。……我们很高兴地握住法国工人们伸给我们的兄弟的手……我们谨记着国际工人协会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永远也不会忘记世界各国的工人都是我们的朋友，而世界各国的专制君主都是我们的敌人。”……在这场自杀斗争的背景上，显现出俄国的阴森形象。不详的征兆是，现今这场战争的信号，恰巧是在俄国政府已经完成了对它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铁道线建筑工程并且已向普卢特河方面集中了军队的时刻发出的。虽然德国人完全可以指望在自己反对波拿巴侵犯的防御战争中得到同情，但是只要他们容许普鲁士政府请求哥萨克援助或只是接受这种援助，他们便立刻会失去这种同情，他们应该记得，德国在它进行了反对拿破仑第一的解放战争以后，曾经有数十年之久匍匐跪倒在沙皇脚下。英国工人阶级向法国工人和德国工人伸出了友谊的手。他们深信，不管当前这场可恶的战争怎样结束，全世界工人的联合终究会根绝一切战争。官方的法国和官方的德国彼此进行同室操戈的斗争，而法国的工人和德国的工人却互通和平与友谊的音讯。单是这一件史无前例的伟大事实，就使人们可以展望更加光明的未来，这个事实表明，同那个经济贫困和政治昏瞆的旧社会相对立，正在诞生一个新社会，而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因为每一个民族都将是有同一个统治者——劳动！这个新社会的先声就是国际工人协会。1870年7月23日，伦敦[1]参看第44号文件。——编者注 |
柏林国际会员对巴黎支部宣言的响应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一国际柏林国际会员对巴黎支部宣言的响应法国工人们！我们也需要和平、劳动和自由。因此，我们衷心拥护你们的火热的抗议，反对主要由野蛮战争所引起的阻止我们和平发展的一切障碍。我们满怀兄弟般的感情向你们伸出双手，我们是正直的人，不会说谎，我们声明：我们心中没有任何民族仇恨，我们只是迫于暴力，违背自己的意志，才去参加那给我们两国的和平土地带来贫困和破产的好战匪帮的行列。我们同样是要斗争的人！但是我们需要和平地进行斗争，为我们亲人的幸福，为全人类的幸福，尽一切力量来从事劳动；我们要为自由、平等和友好团结而斗争，为反对压制神圣自由的专制暴君、为反对一切虚伪和欺骗而斗争。我们向你们庄严地宣誓：无论是战鼓声，无论是大炮声，无论是胜利或失败，都不能使我们放弃我们的共同事业——使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我们也不分什么国界，因为我们知道，在莱茵河两岸、在年老的欧洲以及年轻的美洲，都有我们的兄弟，为了我们最终的目的——社会共和国——我们准备和他们同生共死。和平、劳动和自由万岁！古斯达夫.克瓦斯涅夫斯基（代表国际工人协会会员签字） |
国际巴黎支部告各国工人书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一国际国际巴黎支部告各国工人书工人们！在保持欧洲均势和维护民族尊严的借口下，政治野心又在威胁着普遍和平了。法国、德国和西班牙的工人们！让我们把我们的呼声汇合成为共同反对战争的怒吼吧！目前，除了生产和公平分配以外，这个社会实不可能有其它合法的基础。劳动分工日益扩大交换的需要，从而要求各国人民的团结。争夺霸权或维护皇朝的利益而进行的战争，在工人们看来只能是丧失理智的罪恶行为。我们渴望和平、劳动和自由，我们坚决反对那些能免除血税[1]或把社会灾难看成是新的投机良机的人的好战叫嚣！我们提出抗议：抗议不断消灭人种的做法，抗议浪费人民的黄金，这些黄金只能用来繁荣农业和工业，抗议为满足卑鄙的虚荣心、自尊心和被触犯了的贪婪无厌的王权野心而流血牺牲，作为人、作为公民和工人，我们全力反对战争！战争，这是野蛮本性和民族仇恨的勃发。战争，这是政府用以掩饰其扼杀社会自由而采取的手段。战争，这是对公共财富，对我们每天用自己的日常劳动所从事的事情的破坏。德国弟兄们！为了和平，不要听信那些出卖你们的走狗们的话，他们企图欺骗你们，不让你们知道法国的真实情况。不要相信那些荒诞无稽的挑拨离间，因为我们之间的战争将是自相残杀的战争。坚强、勇敢而伟大的人民，不要损害自己的尊严，尽力保持冷静吧！我们的冲突只会使莱因河两岸的专制制度变本加厉。西班牙弟兄们！二十年前我们也曾认为，自由的曙光正在出现。就让我们犯错误的经历作为你们的前车之鉴吧。现在你们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你们不要再犯我们那种重新被人监管的错误。你们争得的并用自己的鲜血巩固下来的独立，是最大的幸福。请相信我们的话：对于已成熟的人民来说，丧失独立乃是引起无限的悲痛和莫大的遗憾的根源。世界各国的工人们！不论我们共同努力的结果如何，我们这些不分国界的国际工人协会会员，谨代表法国工人向你们致以衷心的祝贺敬礼，以作为我们紧密团结的保证。1870年7有12日（签字）[1]免服兵役——编者注 |
关于土地所有制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一国际关于土地所有制报告人德·巴普（比利时）1．代表大会认为，社会有权废除土地私有制，使土地归公共使用。2．代表大会宣布，现时是确立土地公有制的时刻了。责成国际的一切支部到下届代表大会时准备好关于实行土地公有制的具体措施的报告。[1]（康什提特：《土地问题和社会民主义》，《真理》出版社，基辅，1906年版；詹.吉约姆：《国际》，第1卷）[1]最后一段是意大利代表卡波鲁索提出并经大会通过的一项补充。 |
无产阶级对待战争的态度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一国际无产阶级对待战争的态度报告人加夫涅尔（瑞士）鉴于战争的重担主要是落在工人阶级的肩上，它不仅夺去工人阶级的生活资料，而且逼着工人去流血；鉴于武装的世界使生产力陷于瘫痪，迫使劳动去生产无益的东西，并置生产于战争的威胁下；鉴于和平是普遍繁荣的基本条件，但它必须在一种新的制度下才能持久；这种新制度使社会不再划分两个阶级——其中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在洛桑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决定完全参加和大力支持行将于9月9日在日内瓦召开的和平同盟代表大会，并将参与这个大会为了实现取消常备军和保卫和平而采取的一切措施，以便最快地解放工人阶级和使工人阶级摆脱资本的统治和影响，并且组成全欧洲自由国家联盟。（吉约姆：《国际》第1卷） |
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一国际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1]报告人佩龙（瑞士）鉴于缺乏政治自由对人民的社会教育和无产阶级的解放起阻碍作用，代表大会认为：1．工人的社会解放同他们的政治解放是不可分割的。2．取得政治自由是首要的和绝对必要的事情。因此决定：1．每年都要重申这种主张。2．把这个主张正式通知国际工人协会的全体成员和和平同盟代表大会的参加者，最后请他们热烈支持把1789年的不可剥夺的权利[2]赋予全体人民。（奥·泰土杜：《蓝皮书》）[1]这一项议程是这样提出来的讨论的：“缺乏政治自由是否会阻碍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不是社会混乱的主要原因之一。究竟要用什么手段才可以加速政治自由的取得”。——编者注[2]即1789年法国大革命所宣布的政治自由（集会、出版、信仰等等）。——编者注 |
关于常备军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一国际关于常备军各式各样的资产阶级会议——和平会议、经济会议、统计会议、慈善事业会议、社会学会议——都充分地说明庞大的常备军的毁灭性的作用。因此，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再花费很多时间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建议实行全民武装，普遍训练使用武器。作为一种临时性的必要措施，我们同意成立人数不多的常备军，使之成为训练武装部队军官的学校。每个能够服兵役的公民，都应该短时期应征入伍。 |
关于消除俄国在欧洲的影响和复兴民主波兰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一国际关于消除俄国在欧洲的影响和复兴民主波兰鉴于国际工人协会的任务是解放世界各国的工人阶级，因而也就是反对一切暴力和实现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民族一律平等，代表大会认为这个任务也包括要消除俄国的帝国主义影响和复兴民主波兰。 |
关于工会（总委员会简要报告）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一国际关于工会（总委员会简要报告）1．工会的过去。资本是一种积聚在一起的社会的力量，而工人所支配的仅仅是他们个人的劳动力。所以，劳资之间永远不可能按照公平的——即使从这样一个使一方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使另一方即对立的一方拥有活的生产能力的社会的观点来看是公平的——条件签订契约。工人拥有的唯一社会力量，就是工人人数众多。但人数众多的力量却会由于缺乏团结而遭到破坏。工人一盘散沙的状况是由于他们不可避免地彼此竞争而形成的，并且是由于这种竞争而被保持下来。最初，工人曾经自愿结合试图消灭或至少是减轻这种竞争，以便争得使他们有可能摆脱普通奴隶地位的契约条件，这样便产生了工会。因此，工会的直接目的当时只限于进行必要的日常劳资斗争。工会认为这种斗争是为了对付资本的胡作非为而采取的一种防御手段，也就是说，当时工会仅仅把它的目的限制在工资和工作时间的问题上。工会的这种活动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必要的。只要现代生产制度存在，工会的这种活动就必不可免。不仅如此，这种活动还一定会通过各国工会的联合而普遍地开展起来。另一方面，工会本身便不自觉地成了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心，正如中世纪的市府和公社是资产阶级的组织中心一样。如果说工会对于劳资之间的游击式斗争是必要的话，那么，它作为消灭雇佣劳动制度本身的一种组织因素，就更为重要了。2．工会的现在。在过去，工会过分侧重于反对资本的直接斗争。它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活动来反对雇佣奴隶制度本身。正因为如此，工会仍然是站在一般政治运动之外。可是在最近一个时期，工会对自己的伟大历史使命，显然有了一定的认识，例如，工会参加了不久前英国的政治运动；在美国，人们对于工会的职能发表了比较广泛的见解；不久前召开的设菲尔德工会代表会议[1]通过的决议中有这样一段话：“代表会议完全赞同国际工人协会为了把各国工人联合在一个共同的兄弟般的协会中而作的一切努力，大会坚决地请求出席本代表会议的各地工会参加国际，因为这对于全世界工人的进步和繁荣来说，是绝对必要的。”3．工会的未来。除了原先的任务以外，工会应当学会为了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而自觉地作为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心从事活动：工会应当支持一切旨在达到这个目的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工会应当把自己看作是整个工人阶级的战士和代表，并且根据这种精神进行工作，从而把全体工人吸引到自己的队伍里来；工会应当关心维护那些工资最低的生产部门中工人的利益；例如，由于特殊条件而必然陷于困境的农业工人的利益；工会应当使全世界相信，它的努力不仅不是狭隘的和利己主义的，恰恰相反，是为了解放千百万被压迫者。[1]这次会议在1866年7月间召开。——编者注 |
关于合作制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一国际关于合作制国际工人协会的职责是使工人阶级的自发运动变得步调一致，是把它们联合起来，而决不是指使或强迫它们接受各种各样死板的制度。因此，代表大会不应当推行某种具体的合作制度，而只应当公布若干共同的原则：1．我们认为合作运动是改造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手段之一。合作运动的重大功绩在于，它切实证明那个导致群众的贫困化和资本对劳动的奴役的现代专制制度能够被一种共和制制度所代替。这种共和制度就是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是普遍繁荣的泉源。2．但是，合作运动在其发展中受到狭益形式的限制，这些形式只能够给运动添加一些原意贡献个人力量的雇佣工人，因此合作运动任何时候也不能改造资本主义社会。为了从社会生产中建立巨大的、协调的、自由的和合作的劳动制度，就必须改变一般社会条件，而这种改变，如果社会的组织权，换句话说，即国家政权不从资本家和地主手中转移到工人手中，是永远不能实现的。3．我们建议工人们与其参加消费合作社，不如参加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仅仅触及现存经济制度的表面，而生产合作社则可以破坏它的基础。4．我们建议所有合作社从它们的总收入中抽出一部分作为基金，用来从口头上和以实际例子来宣传它们的原则，也就是说，用来成立新的生产合作社和从事名符其实的宣传。5．为了防止合作社蜕化成为庸俗的资产阶级股份公司，合作社的所有工人，无论他们是不是股东，都应该取得平等的收入。我们同意给予股东最低的股息作为临时措施。（大卫：《社会主义与合作化运动》） |
限制工作时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一国际限制工作时间从法律上限制工作日，是这样一个先决条件，没有这个条件的话，改善工人阶级状况和使工人阶级获得解放的一切尝试必将毫无成效。必须恢复工人阶段即各国大多数人的健康和体力，还必须保证他们可能获得精神上（智力上）的发展，进行社会交际和政治活动。代表大会提议把八小时作为法定工作日的限度。规定这种限度乃是北美合众国工人的普遍要求，而代表大会则把这一要求变成为全世界工人阶级共同的行动纲领。夜班工作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在法律明确规定的生产部门或某些行业才被允许。但趋势应该是废除一切夜班工作制。这一条款只适用于成年的男女工人，但成年女工不得从事任何有害于妇女身体或使妇女身体受到毒物和一般有害物影响的夜班工作。成年工人是指年满18岁或18岁以上工人而言。男女童工和少年工。代表大会认为现代工业吸收男女童工和少年工参加社会生产的伟大事业这个趋势是进步的、健康的和合理的，但在资本统治的情况下这个趋势却变为一件大大的坏事。在一个合理安排的社会里，任何儿童，从9岁开始，都应该是生产工作者，正如任何一个身体健康的成年人都不能不服从自然界的一般规律一样：要吃饭就必须工作，而且不仅是做脑力工作，还必须做体力工作。但是，现在我们所谈的只是工人阶级中的童工和少年工的问题。他们应该分为三类，并且我们应该为其中的每一类作出不同的决议。第一类包括9岁至12岁的儿童；第二类包括13岁至15岁的少年，第三类包括16岁和17岁的少年。我们提议，无论在工厂上班或在家里做活的第一类童工，他们的工作应该由法律限制为二小时，第二类少年工的工作应该说限制为四小时，第三类少年工的工作应该为六小时。对于第三类少年工，应该规定至少有一小时用于吃饭或休息的停歇时间。也许最好让儿童从9岁起就开始受初等学校教育，但我们现在所谈的仅仅是采取最必要的办法来改变现社会制度所造成的局面，这种社会制度把工人降低成为积累资本的简单工具，并且使做父母的迫于贫困而变为奴隶占有者，变为自己儿女的贩卖者。必须保障儿童和少年的权益。他们没有自己保护自己的能力。所以,社会必须负起保护他的责任。如果中等和高等阶级忽视了他们对儿女应尽的义务，那是他们自己的错误。他们的儿女虽然享受这些阶级的特权，但是肯定会由于他们的各种偏见吃苦头的。工人阶级则处于一种截然不同地位。工人不是自由的人。他们的知识往往太少，以致不理解自己儿女的真正利益或人类发展的正常条件。但工人阶级中一部分最有觉悟的人却清楚地了解，工人阶级的未来，因而也包括人类的未来，完全取决于工人新生一代的组成。他们知道，首先要使儿童和少年摆脱现制度的极有害的影响。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社会理智变为社会力量；在适当的条件下，除了以国家力量为后盾的一般性法律以外，没有任何其它可以用来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工人阶级在力争制定这种法律时，丝毫也不会使国家政权更加巩固。恰恰相反，工人阶级却把这个现在用来反对它的政权变为自己专用的代理人。只要有了一般性法律，工人就能够取得他们靠个人许多次分散努力而仍然没有希望取得的成就。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认为如果不把少年的的劳动跟教育结合起来，任何一个做父母的人，任何一个企业主都不得使用这种劳动。而我们所说的教育，是指三件事：第一是智育；第二是体育——例如，学校里的体操和军事训练；第三是技术教育——包括熟悉一切生产过程的一般原则，同时儿童得到使用各种工具的实际指导。智育、体育和技术训练的逐步向前进展，应该与青年工作者的熟练程度相一致。技术学校的开支和经费，一部分应该靠出售自己的产品来弥补。领取报酬的生产劳动与智育、体育和技术训练相结合，将把工人阶级提高到中等和高等阶级的水平之上。不言而喻，使用10岁至17岁（包括17岁在内）的儿童和少年做夜班工，以及在有害健康的生产部门做工，应由法律严加禁止。（梁赞诺夫：《现代世界》杂志，1914年第1册） |
关于劳动反对资本斗争中的国际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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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劳动反对资本斗争中的国际互助
总的看来，这个问题包括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全部活动，因为国际工人协会的宗旨就是要把各国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一切分散力量，和要求把这种力量结合在一起并赋予同一形式的愿望联合起来。
国际工人协会在不同场合下已经十分成功地实现了一项特殊职能，这就是保障工人免受资本家在本国工人罢工时吸收外国工人做工、以阻止工人实现自己的要求的阴谋诡计的损害。有仅要使各国工人感觉到他们都是兄弟，而且还要使他们意识到自己是一支解放大军中的联合部队，这是国际工人协会极其伟大的目标之一。
作为国际联合的形式，我们建议代表大会采取下列重要措施：工人自己应该从事于各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统计调查工作。为了使工作有希望获得成功，显然必须很好地了解所要调查的材料。同时在这一巨大工作中发挥主动精神的工人将会因而证明，他们能够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有鉴于此，我们建议：
在所有建立了国际工人协会分支机构的地方，立即着手进行这一工作，收集有关附表上所列各项问题的资料；
代表大会公布欧洲和合众国全体工人书，号召他们在收集有关工人阶级统计调查问题的材料方面进行合作；
各地报告和汇报寄交总委员会；总委员会根据各地报告和汇报编写总报告，附上关于具体问题的报告，提交下届代表大会审查，经代表大会赞同后由国际工人协会出资付印。
注：这个由总委员会提出并为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是由马克思执笔的。——编者注 |
日内瓦代表大会为补充协会章程而通过的特别决议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一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为补充协会章程而通过的特别决议1．总委员会必须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为此，它收集并保管各中央支部寄给它的一切文件和材料。总委员会受权组织和召开全体代表大会，负责使国际工人协会各个支部了解下届代表大会的主要内容。2．总委员会在经费许可情况下，必须尽量和尽快地出版公报，登载有关国际工人协会的一切消息和会员所关心的一切事务。3．这种用各种语言出版的公报必须免费分发给协会的各中央支部，再由各中央支部散发给所属的各支部，每个支部应得一份。4．为了协助总委员会完成这些任务，协会的每一个会员和参加协会的每个团体的成员都必须缴纳会费（1866年作为一种例外情况，每人缴纳30生丁）。各团体缴来的款项应该作为支付总书记薪金、邮寄通讯、出版公报、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等等的开支。5．只要条件允许，各地必须成立把国内各支部联合在一起的全国委员会。6．全国委员会的经费应由组成该委员会的支部负担。7．各国支部的中央委员会，如同总委员会一样，负责给予协会会员以贷款，但只有在借款人的会员证明经过各该支部书记签暑以后，才能对他发放贷款。8．各国支部中央委员会及各支部必须让协会员都了解总委员会的公报的内容。9．每个支部，不论其人数多少，都有权派遣代表参加协会国际代表大会。如果某一支部不能派遣自己的代表出席代表大会时，可同其它支部共同推举代表一人出席大会。10．在出席代表大会期间，代表可向他所代表的支部领取出差费。11．每个国际工人协会会员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2．凡拥有五百名会员以上的支部或联合支部，可按每五百名会员增派代表一人。13．每个代表，不论他代表一个或几个支部都只有一个投票权。14．每个支部可根据地方条件和国家法律制定自己的章程和决议，但是，这些章程和决议不得与国际工人协会的总章程相抵触。15．每次国际代表大会都可以根据三分之二出席代表的要求，审查和修改本协会的章程和本决议。（詹.吉约姆：《国际》，第1卷） |
国际工人协会章程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一国际国际工人协会章程鉴于：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工人的解放斗争决不是要争得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得对人人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一切阶级统治；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工具即一切生活源泉的占有者的支配，乃是一切奴役形式——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得以存在的根本原因；所以，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乃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先前为达到这个伟大目标所作的一切努力，由于每个国家里不同劳动部门的工人彼此间同心协力不够，由于第各国工人阶级彼此间缺少亲密团结和联合，迄今仍未收到效果；工人阶级的解放既不是某一个地方的任务，也不是某一民族的任务，而是包括一切存在有现代社会的国家的全社会的任务，是一个只有通过大多数先进国家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相互协助才能加以解决的任务；目前欧洲最大工业国家里工人阶级的苏醒，鼓起了新的希望，同时也郑重警告不要重犯过去的错误，要求立刻把一切仍然分散的力量联合起来；——因此，根据1864年9月28日伦敦圣马丁堂公开大会决议选出来的下列签名的委员们采取了必要的措施以建立国际工人协会。委员们声明：国际工人协会以及加入协会的一切团体和个人，都将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他们彼此相处的对待一切人——不分种族、宗教信仰和民族出身——的准则；委员们认为争得一个人、一个公民的权利是他们的天职，这不仅是为他们自己，而且也是为了履行自己义务的任何人。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委员们依据这种精神制定国际工人协会章程如下：第一条本协会设立的宗旨，是要为力求实现相互支持、进步和工人阶级完全解放这一共同目标的各国工人，设立一个联络和合作的中心。第二条本会定名为：国际工人协会。第三条协会的总委员会由参加国际工人协会的各国的工人代表组成。总委员会则从委员会中选出主席团委员，即主席、总书记、会计和各国书记。协会全体代表大会每年确定总委员会驻在地，选举总委员会委员，规定下届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大会代表按大会规定的时间集会，无需等待特别通知。不可能在上届大会所指定的地点开大会时，总委员会有权改变集会地点，但无权改变开会时间。第四条总委员会应向每年代表大会提交关于过去一年工作的详细报告。在极端必要时，总委员会可在原定日期前召开全体代表大会。第五条总委员会为各地支部和工人团体建立联系，以便使各国工人经常知悉别国工人运动的情况，以便各国工人能按同一精神（在统一领导下——英文版。编者注）同时从事本国工人阶段社会状况的调查工作。为便于同国际工人协会各地支部取得联络，总委员会发表定期公报。第六条既然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只有靠工人团结一致和组织起来才能获得成功，而总委员会的作用又取决于同各个全国性和地方性工人团体某种程度的密切联系，所以，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应该各自在本国竭尽全力使国内各个工人团体统一为一个全国性联合会。不言而喻，本章程这一条的运用将视各国现行法律而定，但如果当法律对此未加限制，每个地方团体必须同总委员会直接取得联系。第七条每个国际工人协会会员在移居其它国家时，有权受到当地会员兄弟般的支持；他可了解到他在当地任职就业的一切情况，可按他所属支部的章程规定的条件并且在所属支部的担保下得到贷款。第八条每个承认并赞同国际工人协会原则的人，都可成为会员，但接收会员入-会的支部必须提供担保。第九条每个支部有权选举自己派驻总委员会的通讯会员。第十条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各个工人支部，彼此由于兄弟般团结和相互支持而联合在一起，但保留自己原有的组织形式。第十一条凡本章程中没有规定的各点，将根据每年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上有关修改章程的特别决议加以补充。注：此章程即1864年10月由马克思草拟而后稍作修改，最后由这次日内瓦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到1871年9月伦敦代表会议时又通过在此章程基础上略作修改的《国际工人协会共同规章》（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第363——366页），前者为11条，后者为13条。——译者注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译后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
译后记
本卷包括恩格斯在1890年1月到1895年8月，即在他晚年所写的著作。
本卷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二十二卷（1962年出版）翻译或校订的。有些著作在译校过程中参考了作者的原著所用文字和旧有的中译文。其中“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法德农民问题”、“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等文章，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莫斯科中文版的基础上校订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是在196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本局译校）译文的基础上校订的。“关于原始家庭的历史（巴霍芬、麦克伦南、摩尔根）。‘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德文第四版序言”和“新发现的一个群婚实例”二文，是在196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张仲实译）译文的基础上校订的。“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一文在译校时参考了麦园的译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是根据1958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英文版第二卷译校的，同时参考了俄译文和德译文。
参加本卷译校工作的有杜章智、张启荣、杨启潾、周裕昶、吴惕安、杨冠森、冯世熹、齐淑文、宋书声、顾锦屏等同志。参加资料工作的有冯世熹、冯如馥、王锦文、陈家英等同志。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译后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
译后记
本卷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0年7月到1872年2月这一时期的著作。
第一国际关于普法战争的两篇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教导工人阶级如何对待战争和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重要文件。
“法兰西内战”一著标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发展中新的一个阶段。马克思在这本著作中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得出结论说：“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本卷第355页）；必须把它打碎，而代以自己的无产阶级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一点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的序言中特别说明，这一点可作为对“共产党宣言”的重要修改。马克思还指出，公社的一些基本特征表明，它正是新型的无产阶级国家，可以用来代替被打碎了的旧国家。他说，“公社就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它是这样一种“共和国的一定的形式”，这种共和国“不仅应该消灭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应该消灭阶级统治本身”；又说，“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本卷第358、361页）。
在“法兰西内战”初稿中，马克思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阶级斗争。他明确地指出，“公社并不取消阶级斗争，工人阶级正是通过阶级斗争致力于消灭一切阶级，从而消灭一切阶级统治”。他还指出，这个时期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必须“经历它的几个下同阶段”（本卷第593页）。
第一国际1871年9月伦敦代表会议，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的一个重要阶段。他们根据巴黎公社缺乏自己政党领导的教训，在这里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工人阶级应建立自己的独立政党的原理。代表会议“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中说道：“工人阶级在它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工人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本卷第4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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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十七卷（1960年出版）翻译或校订的，其中第一国际关于普法战争的两篇宣言和“法兰西内战”一著，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的基础上，根据英文原文校订的；马克思的遗稿“法兰西内战”初稿和二稿，是在张芝联、张广达两同志的译文的基础上，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34年版第3（8）卷的英文原文校订的。
参加本卷译校工作的有杜章智、詹汝琮、吴达琼、冯世熹、孙家衡、周裕昶、宋书声、张慕良、孙魁、汤钰卿。参加资料工作的有孙家衡、孙魁、季丰、冯如馥、陈瑞林、陈家英。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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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1870年7月—1872年2月）
1870
7月19日马克思参加了国际总委员会的会议。他报告了由于普法战争的爆发而在法国造成的局势。总委员会委托马克思写一篇关于国际对这次战争的态度的宣言。
7月19日和23日之间马克思写了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
7月20日马克思在信中告诉恩格斯，可以在伦敦的资产阶级日报“派尔－麦尔新闻”上发表军事评论；还向恩格斯谈了总委员会同巴枯宁派进行斗争的情况。
7月22日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分析了交战双方的力量对比，得出波拿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必败的结论。恩格斯表示同意给“派尔－麦尔新闻”写关于这次战争的文章。
7月26日马克思向总委员会宣读了他所写的关于普法战争的宣言。总委员会批准了宣言，决定用英文出版一千份，并译成其他文字。宣言以传单形式用英文、法文、德文发表，同时也在国际的机关刊物以及其他报纸上刊登。
马克思写信给流亡伦敦的德国民主主义者欧·奥斯渥特。奥斯渥特曾请他在一篇反对战争的抗议书上签名。马克思在信中强调指出，只有工人阶级才是能够给统治阶级的外交和民族对立的表现以反击的真正力量。
1870年7月27日左右—1871年2月中恩格斯根据同“派尔－麦尔新闻”编辑部的协议，写了59篇关于普法战争的文章，这些文章从1870年7月29日至1871年2月18日在该报发表。恩格斯在这些文章中仔细研究战事的进程，做出许多深远的预测，有很多次料中了战争中最重要事件的发展。大部分文章是以“战争短评”为标题在该报发表的。
7月28日马克思在给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的信中分析了法国和德国的政治形势，说明这两个国家的阶级斗争发展的程度都已使得任何战争也不能够长期地倒转历史车轮了。他指出，第二帝国战败可能引起法国革命。
7月29日马克思把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寄交威·李卜克内西，以便在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机关报“人民国家报”上发表。他还通知说，总委员会赞同威·李卜克内西和奥·倍倍尔在国会所做的反对普鲁士统治集团促使战争爆发的政策的发言。
8月2日与比利时支部代表在米·亚·巴枯宁指使下提出的9月5日在阿姆斯特丹召开国际应届代表大会的议案相反，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提议，鉴于战争已经爆发，代表大会应延期召开。总委员会通过了马克思的提议，并决定要求各支部授权总委员会在它认为适当的时候召开代表大会。因为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流传迅速，总委员会决定把这篇宣言再增印一千份。
马克思在给不伦瑞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信中解释了国际代表大会必须延期的原因，并要求支持总委员会的这一建议。马克思向瑞士的德国人支部领导者约·菲·贝克尔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他还要贝克尔向他准确地提供巴枯宁的同盟在瑞士进行阴谋活动的情况；并把关于巴枯宁在1848—1849年活动的情报寄给了俄国支部委员会，这些情报是撰写反对巴枯宁的小册子所必需的材料。
马克思通过贝克尔请求俄国支部的成员把刚刚在日内瓦出版的“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四卷寄给他。马克思在收到这本书以后，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这一著作。
8月6日马克思在给瑞士通讯书记海·荣克的信中附寄了总委员会在1869年3月9日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各项决议副本，以便转给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书记昂·培列在日内瓦发表。
8月9—31日马克思由于健康状况不好，同全家在兰兹格特休养，同时继续处理国际的事务。
8月10日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表示坚信第二帝国将很快垮台，并谈了最近的战争情况。
8月12日马克思校订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的德译文。这篇译文由总委员会书记约·格·埃卡留斯寄往日内瓦交约·菲·贝克尔在瑞士的国际德国人支部机关刊物“先驱”杂志8月号上发表。
马克思把德国人支部从日内瓦和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从不伦瑞克寄给他的建议国际代表大会延期的决议，转寄给在伦敦的荣克，由荣克送交总委员会。
8月15日和17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相互通信中就德国无产阶级在普法战争问题上的策略交换意见，强调必须坚持不懈地为德法工人利益的一致性而斗争。
8月20—22日马克思在伦敦就医。
8月22日和30日之间马克思赴曼彻斯特到恩格斯那里住了一个短时期。他们共同起草了给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信。他们在信中论述普法战争的将告结束的第一阶段时指出，这场战争有变成德国方面的侵略战争的危险。在指出掠夺政策给将来欧洲和平造成的严重后果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阐述了德国无产阶级作为反对兼并和索赔政策的先进战士所负的国际任务。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利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封信，在其告德国工人书中转述了这封信里的几段话。告德国工人书是在9月5日以传单形式单独发表的，9月11日又在“人民国家报”上登载。
8月25日恩格斯写了“战争短评（十二）”，他在这篇文章中，根据麦克马洪军队从兰斯退却，预言了色当的败局。文章发表于8月26日的“派尔·麦尔新闻”。
8月31日马克思从兰兹格特回到伦敦。
9月1日马克思以国际总委员会负责联系在美国的德国人支部的通讯书记身分，写信给霍布根的国际支部领导人弗·阿·左尔格；在信中阐述了自己对普法战争后果的看法，得出结论说，俄国和普鲁士必将发生冲突，而这场冲突将加速俄国社会革命。
9月4日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论述了法军败于色当以后巴黎发生的事变，并分析了造成色当败局的战事进程。
9月5日马克思收到国际会员沙·龙格从巴黎打来的关于法国第二帝国已被推翻，共在国已宣告成立的电报。
9月5—10日马克思领导总委员会组织英国工人进行保卫法兰西共和国和争取英国政府承认共和国的运动。
9月6日马克思告诉恩格斯，他打算写国际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在宣言中揭露普鲁士容克地主和德国资产阶级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的侵略野心；他请恩格斯为这一工作提供必要的军事战略方面的资料。
马克思收到国际巴黎联合会委员会的来信，信中请求总委员会专门对德国人发表一篇关于战争的新宣言；马克思在复信中论述政治和军事的局势，并说明国际法国各支部的当前任务。
马克思会见即将以总委员会代表身分动身赴巴黎的奥·赛拉叶，同他讨论了关于帮助国际巴黎支部采取正确立场的问题。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参加讨论发表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的问题。马克思在发言中揭露了普鲁士政府和德国资产阶级的兼并计划，并确定了在普法战争的新阶段开始的情况下工人阶级和国际的任务。总委员会委托马克思、荣克、米尔纳和赛拉叶草拟国际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马克思支持赛拉叶关于把俄国革命家格·亚·洛帕廷选入总委员会的提议。
9月6日和9日之间马克思从事草拟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的工作。他在起草宣言时利用了恩格斯寄给他的关于亚尔萨斯和洛林的材料。
9月7日恩格斯在曼彻斯特会见总委员会委员欧·杜邦，同他讨论了关于法国局势和作为法国无产阶级迫切任务的建立工人政党的问题。
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论述了法国的局势。他批评了某些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所表现的沙文主义，揭露了保皇分子的阴谋和奥尔良派的复辟计划，预言了资产阶级国防政府的即将投降。
9月9日马克思在总委员会的非常会议上宣读他所写的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第二篇宣言经总委员会通过后，用英文出版一千份。
9月12日马克思在给英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爱·斯·比斯利的信中，敦促他襄助争取英国政府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的运动。
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谈到在法国同普鲁士媾和时法国无产阶级应采取的策略。
9月13日马克思出席伦敦工人保卫法兰西共和国的大会。
9月13日和14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相互的通信中，就他们得到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成员被捕的消息交换了意见。
9月14日左右马克思把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译成德文；译文在国际的德文机关刊物上发表。
9月14日马克思给许多英国报纸寄去关于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成员被捕的评论。这篇对普鲁士当局进行揭露的评论发表于9月15日的“派尔－麦尔新闻”。
马克思就工人在争取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的斗争中应采取的策略写了详细的指示发给在比利时、瑞士和美国的国际会员，同时把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寄给自己在各个国家的支持者。
9月16日恩格斯写了“战争短评”中的“如何击败普军”一文。这篇文章研究法国军事系统应如何改组以保国防的问题。文章发表于9月17日的“派尔－麦尔新闻”。
为了打破资产阶级报刊对第二篇宣言的缄默，马克思在给比斯利的信中请他就国际、就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两篇宣言以及英国报刊对第二篇宣言所持的态度写一篇文章给资产阶级自由派杂志“双周评论”（《ＴｈｅＦｏｒｔｎｉｇｈｔｌｙＲｅｖｉｅｗ》）。马克思保证设法使比斯利的文章在欧洲各国以及美国的国际机关刊物上发表。
9月20日恩格斯终于把停止商行工作的一切事务办理妥当，从曼彻斯特到达伦敦，住在离马克思家不远的地方。
马克思推荐恩格斯为总委员会委员；马克思向总委员会报告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成员被捕的消息。
9月27日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报告了萨克森镇压工人的情况。
10月马克思接到俄国进步的科学通俗杂志“知识”的编者阿·阿·斯列普措夫的提议，请他给该杂志写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文章。
10月4日恩格斯经一致通过被选为总委员会委员。
10月11日恩格斯第一次出席总委员会会议。马克思做了关于里昂起义的报告。里昂起义是由于领导者——巴枯宁派的盲动主义策略而以失败告终的。
10月15日左右恩格斯的著作“德国农民战争”连同他为该书再版所写的一篇序言，由“人民国家报”出版单行本。
10月下半月—12月恩格斯研究了德国军事历史家格·亨·彼尔茨的“元初帅奈特哈德·冯·格奈泽瑙伯爵的生平”一书。他在自己的“战争短评”中，利用这本书的材料论证了游击战这种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的形式的规律性。
10月18日总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提案通过决议，谴责有很多巴枯宁分子在内的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对总委员会的正式文件，特别是对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保持缄默。
10月25日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报告拉法格在波尔多宣传国际的思想的情况。
11月1日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论述美国工人运动状况的信函和文件，并指出，在美国由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对抗加剧，存在着进行国际原则的宣传的广泛可能性。马克思还谈到纽约的国际德国人支部、法国人支部就普法战争发表了宣言。
11月10日左右恩格斯写了“战争短评”中的“法国境内的战斗”一文。这篇文章谴责普鲁士军方残害法国自由射手的行为。文章发表于11月11日的“派尔－麦尔新闻”。
11月17日由于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者们被控以叛国罪名，马克思应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威·白拉克的请求，向伦敦市长证明：该党的组织没有作为一个支部正式加入国际，该党党员被接受为国际工人协会会员是作为个人处理的。马克思的证词是准备用来在诉讼过程中为该党委员会成员进行辩护的。
11月29日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把同曼彻斯特和索尔福的工联理事会建立联系以及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委员即将受审的事情和德国工人反对继续打仗的言论报告给总委员会。
12月马克思把总委员会各个时期发表的文件寄给在霍布根的左尔格。
12月13日马克思把海牙成立国际支部一事告知总委员会。
12月18日左右马克思要求在荷兰和弗朗德的国际会员把当地出版的国际工人协会的报纸寄交总委员会。就此事发表的简短通告刊登在12月18日比利时支部机关报“国际报”。
12月19日恩格斯写信给李卜克内西夫人，当时李卜克内西刚刚因在国会发言反对军事贷款而同倍倍尔一起被捕；恩格斯在信中指出德国工人及其领袖们在战争时期所表现的高度无产阶级觉悟。恩格斯同时还把英国工人和在英国的德国工人募集的捐款转寄给李卜克内西、倍倍尔以及其他被捕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家属。
12月23日恩格斯受总委员会的委托，给国际工人协会比利时支部第六次代表大会写贺词。这篇贺词发表于1871年1月1日的“国际报”。
1870年12月下半月—1871年3月中马克思曾多次同俄国女革命家伊丽莎白·托马诺夫斯卡娅会见。托马诺夫斯卡娅是日内瓦国际俄国支部派往伦敦向马克思了解情况并接受关于俄国支部今后如何进行活动的指示的。在会见中，马克思同她讨论了有关俄国农民公社发展的问题。马克思家里的人同托马诺夫斯卡娅建立了友谊。
12月底马克思收到沿帕廷从彼得堡寄来的信。洛帕廷是为了安排使车尔尼雪夫斯基从西伯利亚流放所逃跑而到俄国去的。他把自己到西伯利亚去的办法告诉了马克思，还告诉马克思，在俄国，载有一篇多处引证“资本论”的文章的杂志“法医学文库”被没收了，以及“资本论”第一卷在俄国出版的情况。
1870年12月底—1871年1月初马克思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俄国公社土地占有制的著作。
1871
1月马克思从北德意志国会议员约·米凯尔那里得到关于普鲁士军队在法国遇到困难的消息；马克思通过恩格斯把这些消息转给在波尔多的拉法格，希望这些消息能被用来开展人民反抗普鲁士侵略的运动。
1月上半月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总委员会组织了对被监禁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家属的经济援助。
1月7日马克思收到托马诺夫斯卡娅的信，信中叙述了有关沙皇政府土地政策的几件事，并附上一份国际俄国支部机关报“人民事业”，这份报纸载有一篇关于俄国农民改革和公社土地占有制的文章。
1月16日马克思给伦敦自由派报纸“每日新闻”投去一篇题为“关于德国的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文章。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揭露俾斯麦的警察制度，并列举社会民主党人因要求同法兰西共和国签订光荣的和约而遭到迫害的事实。文章于1月19日在该报发表。
1月17日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发言，批评英国工联领导人之一、总委员会委员乔·奥哲尔对国防政府的赞扬；马克思以过去茹尔·法夫尔的反革命活动为例，揭露了这个政府的真面目。
1月20日马克思收到埃卡留斯的通知，工人报纸“东邮报”的编辑同意发表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以及国际的其他材料。
1月21日马克思在给纽约国际支部创建人之一季·迈耶尔的信中，就美国支部中央委员会的活动做出指示。马克思在向他讲述国际在其他国家的状况时谈了英国工人为争取承认法兰西共和国而进行的运动；他在信中还谈到自己学习俄文的成绩，并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弗列罗夫斯基的著作给予很高的评价。
1月24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参加讨论关于奥哲尔赞扬国防政府的发言的问题。会上通过了恩格斯提出的在总委员会讨论关于英国工人阶级在普法战争目前阶段应采取的立场问题的建议。
1月31日在总委员会会议讨论同国际西班牙支部建立联系的问题时，马克思报告了帕尔米出版工人报纸“社会革命报”的事情。总委员会委派恩格斯暂时执行西班牙通讯书记的职务。恩格斯展开关于英国工人阶级在普法战争目前阶段所应采取的立场问题的辩论；他提出了一个决议草案，并就这一问题做了发言，他在发言中强调指出，争取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的运动非常重要，因为在当时条件下，它是帮助共和国反抗普鲁士侵略的唯一有效办法。恩格斯批评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孔德主义者号召武装干涉战争这一冒险主义做法，指出必须争取英国政府采取外交措施来防止沙皇俄国的军事进攻。决议草案发表于2月5日的“东邮报”。
2月4日马克思在给保·拉法格和路·库格曼的信中，严厉谴责国防政府由于惧怕巴黎工人而签订献出巴黎的协议这一叛卖行为。
2月12日左右马克思收到拉法格关于法国国民议会选举结果的报告。
2月13日恩格斯同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建立通讯联系；他在信函中强调在每一个国家建立执行独立政策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同时还向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介绍国际及其各国支部的活动情况。
2月14日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报告了奥地利和德国的工人运动参加者遭到警察迫害的事情以及赛拉叶在巴黎的活动情况。马克思对关于英国工人阶级在战争目前阶段应采取的立场的讨论进行辩论时，揭露了格莱斯顿政府在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的问题上拖延不决的原因，并强调指出，不论资产阶级共和国具有多大局限性，以共和政体代替君主政体还是工人阶级利益攸关的事情。
2月19日马克思会见当日从巴黎回来的赛拉叶，并从他那里了解法国的情况。
3月2日马克思在给李卜克内西夫人的信中，就如何揭穿普鲁士当局蓄意根据捏造材料对被捕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进行控告一事，提出建议。
3月7日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报告在法国和美国的国际会员活动的情况；总委员会委托马克思写信给国际美国支部中央委员会，向该委员会说明其职权范围。在重新讨论英国工人阶级在战时应当采取的立场方面的问题时，马克思论证了英国无产阶级在其国外政策方面应当坚持的路线。
3月10日恩格斯在给佐林根的国际会员卡·克来因和弗·莫尔的信中，对德国工人在普法战争期间所采取的立场给予很高的评价。
3月14日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就德意志国会选举的情况、倍倍尔被选为国会议员以及在纽约成立了国际爱尔兰人支部的事情做了报告。马克思在参加讨论有关召开国际代表会议的问题时指出，在法国政治局势极不稳定的情况下举行代表会议是不合时宜的。马克思重新展开了在辩论关于战时英国工人阶级应当采取的立场时所涉及的对外政策问题的讨论。恩格斯就这次讨论做了总结发言。总委员会通过了恩格斯提案中关于对反动列强侵略政策进行斗争的第三条，取消了关于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的第一、二两条，因为法国政府已于2月26日同普鲁士达成了初步的和议。
3月19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到巴黎在3月18日发生革命的消息。
3月19日—5月马克思和恩格斯仔细研究了所有关于巴黎局势和3月28日宣布成立的巴黎公社活动的情报，同公社社员们建立了联系，并在国内外政策的各种问题上帮助他们想办法。马克思和恩格斯组织各个国家的工人举行保卫巴黎革命无产阶级和巴黎公社的群众大会和活动。马克思给一切建立有国际支部的国家写了几百封关于巴黎公社的信，信中阐明公社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历史意义，呼吁对公社给以支持；与此同时，马克思也批评了公社所犯的错误。马克思仔细地研究了公社社员的经验，从报纸上做了许多摘录和剪辑，搜集各种各样的消息以及来自私人的情报。
3月21日恩格斯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做了关于巴黎革命和关于政权转入无产阶级机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手中的发言。根据马克思的提议，总委员会通过关于派代表团参加工人集会的决议，以激发英国工人对巴黎无产阶级的团结一致的精神。总委员会一致批准了马克思所写的一篇声明，这篇声明驳斥英国报刊所登载的德国人在法国被开除出国际的诽谤报道。声明发表在3月23日的“泰晤士报”、3月25日的“东邮报”以及其他报纸上。
3月21—23日马克思写信给“泰晤士报”和“人民国家报”，揭露反动的“巴黎报”为了诽谤国际及其领导人面伪造和散发假信的行为。这封信发表在3月22日的“泰晤士报”、3月29日的“人民国家报”以及其他报纸上。
3月28日左右马克思在赛拉叶再次赴巴黎的前夕同他进行了谈话。
3月28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总委员会关于国际如何对待英国的共和运动问题的讨论。恩格斯在发言中强调，必须使这个运动具有符合工人阶级利益的方向。马克思在发言中指出，任何共和运动，如果不变为社会运动就不能成为重大的力量。
3月31日左右马克思收到国际比利时支部领导人之一、安特卫普“工人报”编辑部秘书菲·克楠的来信，信中请求对安特卫普罢工的雪茄烟工人组织支援。
3月31日左右—4月中马克思通过赛拉叶夫人得到赛拉叶关于巴黎情况和公社的措施的报告。
3月31日马克思写信给安特卫普“工人报”，揭露资产阶级报刊为诽谤国际而采用的伪造手段。这封信于4月8日在该报发表。
4—5月马克思时常在自己家里会见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观察家”编辑福克斯·伯尔恩，并同他谈论巴黎的事件。由于这种谈话的影响，该报比较客观地报道了公社的活动。
4月2日左右马克思接到巴黎公社劳动和交换委员会委员列·弗兰克尔的来信，信中请求就公社应当实行的社会改革问题提供意见。
4月3日马克思写信给“泰晤士报”编辑，驳斥英国资产阶级报刊上所说巴黎革命是由伦敦策动的诽谤言论。这封信发表于4月4日的“泰晤士报”和4月6日的“每日新闻”。
4月4日恩格斯以比利时通讯书记的身分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报告安特卫普雪茄烟工人举行了罢工。根据恩格斯的提议，总委员会决定向各个工联组织派出代表，并呼吁英国工人对罢工者给以支援。
4月5日恩格斯把“关于安特卫普雪茄烟工人的罢工”这简短评寄交在莱比锡的李卜克内西，以便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这篇短评号召德国工人支援罢工者。短评于4月12日在该报发表。
恩格斯在给克楠的信中通知他国际已采取措施支援安特卫普罢工者，并要求他随时告知有关罢工的事件和按期寄送“工人报”。
4月6日马克思在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详细地分析了巴黎公社的错误，这些错误使凡尔赛人得以转入进攻；他通过李卜克内西请求倍倍尔定期寄送柏林国会会议的速记记录。
4月10日马克思在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通知说，证实卡·福格特接受拿破仑第三政府秘密津贴的官方文件发表了。早在1859—1860年，马克思就曾经揭露福格特是波拿巴政府的密探。马克思关于福格特同波拿巴政府勾结的这些新证据的报道，由李卜克内西以短评形式发表于4月12日的“人民国家报”。
4月11日恩格斯在总委员会会议上论述巴黎的局势；他指出，公社放过了进攻凡尔赛的有利时机。恩格斯还谈到西班牙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宣传工作。
4月12日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援引了自己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一著作中做出的无产阶级必须摧毁资产阶级的军事官僚国家机器的结论，着重指出，巴黎公社为把这一点付诸实践，做了尝试。马克思赞扬公社社员们的英雄气概，同时也指示了公社活动中的错误和弱点。
4月13日为了提高德国工人的一般理论水平，马克思在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建议他在“人民国家报”上刊登“资本论”的片断，特别是“所谓原始积累”那一章。
4月17日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强调巴黎公社的世界历史意义；他指出，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和资产阶级国家的斗争由于巴黎公社而进入了新阶段。
马克思通过库格曼得到米凯尔的警告说，马克思如果回到德国就有遭到逮捕的危险。
4月18日为了使巴黎公社的经验成为所有各国无产者的财富，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主张必须就巴黎的斗争的总倾向发表一篇告国际会员书。
4月18日—5月29日马克思受总委员会的委托，起草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宣言的目的是为了揭示巴黎公社的世界历史意义和对公社的经验进行理论的概括；他一方面不断搜集必要的资料，一方面写宣言的初稿和二稿，以后又准备宣言的最后定稿。
4月19日恩格斯在给埃卡留斯的信中向他详细介绍了巴塞罗纳纺织工人罢工的情况，以便总委员会能通过曼彻斯特的工人来组织支援罢工者的活动。
4月25日左右恩格斯研究来自西班牙的报道巴塞罗纳纺织工人罢工的信件和报纸。
4月25日总委员会通过了恩格斯写的关于把已经转向资产阶级方面的右派蒲鲁东分子托伦开除出国际的决议草案。决议发表在4月29日的“东邮报”、5月14日的“国际报”以及国际的许多其他机关刊物上。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做了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他在发言中分析了巴黎的局势，论述了公社的措施。马克思还把纽约中央委员会所领导的各支部的成员报告给总委员会。
4月26日左右马克思会见了他借以同巴黎公社委员保持联系的德国商人，并从他那里收到了公社社员们询问是否有办法出售有价证券的来信。马克思在给弗兰克尔的复信中，告诉公社社员怎样在伦敦交易所出售有价证券；还驳斥了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费·皮阿对国际和总委员会在巴黎的代表赛拉叶的造谣中伤。
5月初马克思会见了俄国民粹主义者、国际会员彼·拉甫罗夫。拉甫罗夫是因受巴黎公社委托，从巴黎来同总委员会建立联系的。
5月2日左右—5月22日马克思患病，未出席总委员会会议。由于马克思患病，他的起草总委员会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的工作耽搁了下来。
5月5日恩格斯把“再论‘福格特先生’”一文寄交李卜克内西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这篇文章于5月10日在该报刊出。恩格斯在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要求通过该报来组织德国工人对安特卫普和布鲁塞尔的罢工工人给予物质援助。
5月9日恩格斯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报告了巴黎公社社员反抗凡尔赛军队的斗争进程；谈了西班牙和比利时的罢工情况；参加了关于派代表团出席罗·欧文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问题的讨论，在发言中对欧文在发展社会主义思想方面的功绩给予很高的评价。
5月11—13日马克思再次会见德国商人，从他那里了解到巴黎的情况。马克思写信给巴黎公社委员列·弗兰克尔和路·欧·瓦尔兰，在信中把俾斯麦和法夫尔进行秘密会谈的事告诉了他们，同时还就如何巩固公社和减少同凡尔赛人斗争的困难提出一系列具体建议；马克思告诉他们，他在进行向各国工人解释巴黎公社历史意义的工作，请他们向他提供为公开揭露凡尔赛刽子手们所必需的材料。
5月16日根据恩格斯的提议，总委员会指定马克思暂时担任荷兰通讯书记。
5月23日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做了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强调指出，公社所宣布的原则是永存的，即使公社遭到失败，这些原则也是消灭不了的。
5月30日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他所写的“法兰西内战”这篇宣言。宣言经总委员会一致通过后用英文出版单行本，并同时刊载在国际的许多机关刊物上。
6—7月马克思继续研究巴黎公社的经验，搜集有关法国情况了下来。和公社活动的资料，又从期刊上做了更多的摘录。
6—1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组织了对流亡的巴黎公社活动家的援助；他们领导由总委员会成立的流亡者委员会的工作，为还在法国处于非法境地的公社社员办理出国护照。
6月初马克思收到民粹主义者尼·弗·丹尼尔逊从彼得堡寄去的俄文书籍和文章。其中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论土地私有制”，还有一封信，信中谈了“资本论”第一卷的俄文翻译工作情况并表示愿提供“资本论”第二卷出版工作的用款。
6月6日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揭露英国际和巴黎公社进行的诬蔑，同时批评了马志尼在英国自由资产阶级杂志“现代评论”6月号上发表的反社的文章。
6月11日总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法夫尔的攻击国际的通告所写的声明。声明作为总委员会书记约·黑尔斯签署的信件寄给所有的伦敦报纸，发表于6月13日的“泰晤士报”和6月17日的“东邮报”。
6月中—7月中恩格斯把“法兰西内战”译成德文，把译文寄交李卜克内西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同时再由李卜克内西把译文转寄到日内瓦交贝克尔在“先驱”杂志上发表。由恩格斯译成德文的宣言从6月28日至7月29日在“人民国家报”上刊载，从8月至10月在“先驱”上部分地刊载。
6月下半月—11月恩格斯经常同意大利工人运动活动家卡·卡菲埃罗通信，通过他来影响国际那不勒斯支部。恩格斯反国际的最重要文件寄交卡菲埃罗在工人中间散发，并在同马志尼派对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影响以及同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进行斗争的问题方面，做出指示。
6月20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总委会会议，会上计论了工联主义者乔·奥哲尔和本·鲁克拉夫特在资产阶级报刊上对总委员会发表“法兰西内战”这篇宣言进行攻击的行为。总委员会决定取消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在宣言上的签名。恩格斯建议就英国改良主义者乔·杰·侯里欧克对总委员会的攻击以及他诽谤“法兰西内战”这篇宣言的企图，寄一篇声明给“每日新闻”；他宣读了这篇声明，总委员会一致予以通过。声明于6月23日在该报发表。根据马克思的提议，总委员会决定写信给伦敦资产阶级报纸“旁观者”和“观察家”，揭穿由凡尔赛警察机关假冒国际名义伪造并由资产阶级报刊转载的许多假宣言。这两家报纸没有发表恩格斯起草的这封信。
6月26日为了回击对“法兰西内战”这篇宣言及其作者的无中生有的造谣中伤，马克思写信给“每日新闻”，指出宣言是他写的，宣言中对凡尔赛政府成员提出的指控由他负全责。该报把这封信任意删节后在6月27日发表。信的全文刊载于7月1日的“东邮报”。
6月27日恩格斯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提议，向“每日新闻”送交一份声明，以回击侯里欧克、鲁克拉夫特和奥哲尔对总委员会和“法兰西内战”这篇宣言的无休止的攻击。由恩格斯执笔的这篇声明指出，总委员会一致主张同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决裂。这篇声明得到总委员会的批准，发表于6月29日的“每日新闻”和7月1日的“东邮报”。
6月30日恩格斯给“人民国家报”写了一篇通讯指出，尽管资产阶级报刊妄想对“法兰西内战”这篇宣言表示缄默，以及对它进行诬蔑诽谤，这篇宣言在英国仍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文章于7月5日在该报发表。
7月1日左右马克思收到前伦敦资产阶级报纸“每日电讯”驻巴黎记者罗·里德的来信。里德表示愿意协助总委员会揭露对巴黎公社的诽谤。马克思会见了里德，里德向马克思提供了若干事实，说明美国驻巴黎大使艾·本·华施贝恩进行的破坏巴黎公社的活动。
7月1—3日恩格斯在给卡菲埃罗的信中说明了宗派主义对工人运动的危害，严厉批评了巴枯宁的观点，揭露了马志尼想把国际置于自己影响之下的企图。恩格斯解释了国际在对待农业工人和小农方面的策略。
7月3日左右马克思在同纽约“世界报”记者谈话时阐明了国际的目的和任务，并论述了国际的活动。谈话的记录发表于7月18日的“世界报”以及8月12日的“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
7月4日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推荐选举詹·帕·麦克唐奈为总委员会委员，称他是爱尔兰民族解放和工人运动的活动家。恩格斯宣读了卡菲埃罗向总委员会报告同马志尼派进行斗争情况的信。马克思宣读了一封关于国际美国各支部状况的信。马克思和恩格斯向总委员会报告，由于“派尔－麦尔新闻”参加资产阶级报刊对国际的诽谤攻势，他们已同该报断绝来往。
7月11日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了他所写的给纽约国际美国各支部中央委员会的宣言“美国驻巴黎大使华施贝恩先生”。宣言揭露了美国大使对巴黎公社的两面派做法和他的敌视巴黎公社的活动；宣言经总委员会批准后于7月13日左右以传单的形式单独发表。马克思在会议上报告了法国警察机关的新的挑衅行为：伪造假信以便在审判巴黎公社委员阿·阿·阿西时使用。由于这些假信之中有一封是冒马克思之名写的，马克思宣读了自己写的一篇驳斥声明。
7月下半月马克思研究俄国报纸“政府通报”上登载的所谓“涅恰也夫案件”的政治诉讼案材料。
7月18日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驳斥奥哲尔公开宣称自己是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作者的说法。恩格斯向总委员会报告“法兰西内战”已用荷兰文、德文和法文出版，并准备译成意大利文和俄文。
7月25日恩格斯在总委员会的会议上建议于9月17日在伦敦召开国际的秘密代表会议，恩格斯的建议由总委员会一致同意。恩格斯也做了关于朱·马志尼和国际的关系的发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会议上产生的关于巴枯宁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是否隶属于国际的问题发表意见，认为事实上应该把巴枯宁的同盟的盟员看做是已经脱离了国际的人，因为他们既不执行向他们提出的要求，即解散他们的秘密组织（这是加入国际的条件），也不缴纳会费。
7月26日马克思通知新奥尔良的国际俱乐部和共和主义俱乐部的主席兼临时秘书沙·卡隆关于接受该俱乐部作为国际的一个支部，并给他寄去一些国际工人协会的文件。
7月27日马克思在给瑞士的国际俄国支部成员尼·伊·吴亭的信中，告诉他由于不可能召开应届代表大会，总委员会决定于9月17日在伦敦召开国际的秘密代表会议，同时又把总委员会对巴枯宁的同盟是否隶属国际的问题的讨论结果告诉他。
7月28日恩格斯在给卡菲埃罗的信中阐明巴枯宁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活动的分裂性质，并且告诉他即将召开国际的秘密代表会议。由于马志尼在意大利的报纸上发表反对国际的言论，恩格斯给卡菲埃罗寄去一篇供公开发表的文章，揭露马志尼的宣传具有资产阶级实质。恩格斯的这篇文章于8月31日在意大利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杂志“自由思想”以及意大利的许多其他报纸上发表。
7月底—8月初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法把即将在凡尔赛举行的对公社社员的审判记录予以出版。
8月1日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发言反驳奥哲尔。总委员会按照马克思的建议，免去恩格斯所担任的比利时通讯书记的职务，委任他担任意大利的通讯书记。
8月7日马克思把恩格斯写的附有被捕公社社员的律师来信摘要的信，寄给“泰晤士报”编辑部；恩格斯的信中叙述了被监禁者在牢狱中遭受的折磨，以及凡尔赛当局的警吏横行不法，法院迟迟不开庭。此信未发表。
8月8日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参加讨论援助新堡罢工工人的问题以及关于如何防止工贼从比利时入境的问题；他在发言中强调国际与职工会建立紧密联系的重要性。总委员会根据恩格斯的建议，决定在英国工人中募款援助流亡的公社社员。
8月9日恩格斯写信给在巴黎的拉甫罗夫，请他代订一份必定会登载公社社员审判案报告全文的“审判通报”（《ＬａＧａｚｅｔｔｅｄｅｓＴｒｉｂｕｎａｕｘ》），同时请他寄一张巴黎市区和郊区地图，以便研究普鲁士人和凡尔塞人围困巴黎时期的军事行动。
8月10—16日左右马克思写信给在伦敦的法国流亡者、国际会员阿·于贝尔，告诉他一些事实，并且给他寄去为被审公社社员进行辩护所必需的文件。
8月15日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提议委托常务委员会在下次会议以前准备好伦敦代表会议的议事日程。总委员会接受了马克思的建议。恩格斯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做关于意大利和西班牙迫害国际的报告。
8月中恩格斯把法国警察当局迫害马克思在法国的几个女儿的消息写信通知李卜克内西。
约8月16—29日马克思由于疲劳过度，遵照医师劝告，在布莱顿休息。
8月17日和24日马克思写信给“纽约先驱报”和“高卢人报”编辑部，抗议该报粗暴地歪曲了他同“纽约先驱报”记者的谈话内容。马克思的抗议载于8月27日“高卢人报”。
8月19日马克思写文章驳斥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周报“舆论”，因为它转载了俾斯麦的机关报“国民报”对国际领导的诬蔑言论。马克思派人把这篇文章和写给编辑的信件带给恩格斯，请他把这些材料送给“舆论”编辑部。声明载于8月26日该报。
8月22日左右恩格斯接到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弗·莫拉寄来的关于西班牙的政治状况以及国际在该国的成就的情报。
8月22日恩格斯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报告了国际西班牙支部在美国支部来信的内容，建议呼吁美国工人援助流亡的公社社员。总委员会委托马克思起草这份呼吁书。
8月25日马克思写信给美国“太阳报”编辑查·安·德纳，说明自己的女儿在法国被捕的经过。该报于9月9日发表了这封信。
8月25日和29日马克思写信给在纽约的国际德国支部成员弗·波尔特和在伦敦的美国作家蒙·丹·康威尔，请他们组织募捐来救济流亡的公社社员，并帮助公社社员安排工作。
8月29日左右马克思从布莱顿回到伦敦。
8月30日马克思写信给法国共和派报纸“真理报”编辑部，揭露资产阶级报刊在巴黎散播诬蔑国际的假宣言。该信于9月3日在“夜晚报”以及其他资产阶级报纸上发表。
9月4日马克思写信给伦敦资产阶级报纸“旗帜晚报”编辑，驳斥资产阶级报纸附和“国民报”再一次对作为国际领导人的马克思的诬蔑。这封信于9月6日在该报发表。
9月5日马克思在总委员会的会议上，提出了一系列由他与恩格斯共同起草的关于组织国际代表会议以及各支部派代表参加代表会议的建议。总委员会接受了这些建议。由于代表会议的准备工作很繁重，总委员会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要求，免去他们在流亡者委员会中的工作。
9月9日和11日马克思和恩格斯主持常务委员会的会议，会上通过他们事先起草的即将召开的代表会议的决议草案。
9月12日恩格斯代表常务委员会交给总委员会一份即将举行的代表会议的工作纲领，纲领由总委员会通过。
9月13—15日左右恩格斯离开伦敦到兰兹格特去了好几天。
9月16日左右马克思会见国际的成员、参加伦敦代表会议的西班牙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安·罗伦佐，并与他就工人运动问题进行了谈话。
9月16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委员会的非常会议上，参加讨论关于未派代表出席代表会议的国家的代表权问题以及关于总委员会的代表问题。
9月17—23日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国际伦敦代表会议的工作。会上通过了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关于必须在每个国家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等重要决议；会上还坚决回击了巴枯宁派和其他宗派主义分子对国际的策略原则和组织原则的蓄意侵犯。
9月17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参加关于举行代表会议的程序问题的讨论。恩格斯被委托拟订决议并将决议译成各种文字。马克思做了关于代表会议的任务的发言。代表会议通过了马克思关于选出一个委员会来调查巴枯宁社会主义民主同盟问题的建议，并且把马克思选入该委员会。
9月18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代表会议上就代表会议的议程和国际的组织原则问题做了发言。马克思提议不允许在国际中存在带有宗派主义名称的通常由资产阶级分子组成的派别。马克思建议出版共同章程的正式文本以及经过总委员会审查的各种文字的共同章程新译文，因为该章程的错误的法译文得到了传播，蒲鲁东分子和巴枯宁分子就曾利用它来证明他们的放弃政治的策略是正确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伦敦代表会议的委员会会议；马克思揭露了在瑞士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分裂活动。
9月19日在伦敦代表会议的下午会议上，马克思建议成立女工支部，因为他看到妇女曾积极参加巴黎公社的活动。马克思代表总委员会提出必须执行章程第五条，即关于对工人阶级的普遍统计。在代表会议的晚间会议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国际的组织原则问题做了发言。
9月19—21日恩格斯草拟总委员会提交代表会议的财务报告。
9月20日马克思在代表会议的下午会议上做了关于工联问题的发言，批评比·路·德拉埃关于建立工会的国际联合作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榜样这种空想的提议。在晚间会议上，马克思发表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演说，指出放弃政治总是给工人阶级带来巨大损失。
9月21日恩格斯在代表会议的会议上做了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发言，强调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对于夺取政权的必要性，指出宣传放弃政治就等于把工人推入资产阶级政治的怀抱中去。在这个问题的辩论过程中，马克思又做了关于政治行动的发言。马克思同时以代表会议的委员会名义做了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活动以及关于瑞士的罗曼语地区的分裂状态的报告，该报告受到代表会议的赞同。
9月22日在代表会议的会议上，恩格斯反驳巴枯宁主义者保·罗班，他曾攻击审查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分裂活动的委员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对财务委员会的报告的讨论，该报告得到代表会议的赞同。代表会议通过马克思提出的关于在农村中进行宣传以及组织国际英国联合会委员会的决议。作为意大利通讯书记，恩格斯报告了国际意大利支部的状况。马克思也以负责联系在美国的德国人支部的通讯书记资格做了报告，指出有些支部与纽约中央委员会的分歧。在讨论俄国问题时，马克思也发了言。他指出俄国社会运动的广阔前景以及在那里建立国际支部的现实可能性。作为德国通讯书记，马克思阐述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就。他也向代表会议报告国际在意大利的情况。代表会议根据马克思的建议通过一项决议谴责以密谋集团形式来组织国际支部的企图，并委托总委员会发表那些总委员会认为宜于公开的决议。
9月23日马克思写信给“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其中附了他的女儿燕妮写的一篇描述法国和西班牙警察当局迫害保·拉法格和马克思的女儿们的通讯。马克思的信和燕妮的通讯于10月21日在该周刊发表。
9月25日马克思在伦敦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七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说，论述国际的任务和目的，阐明巴黎公社的阶级实质。这篇讲话的报道发表于10月15日“世界报”。
9月26日马克思在总委员会的会议上报告国际丹麦支部的活动。在关于国际在德国的活动的报告中，马克思着重指出必须召集德国工人群众大会，抗议资产阶级刊物对国际的诬蔑。在分配总委员会中的职务时，马克思又被选为德国通讯书记，恩格斯被选为意大利通讯书记；恩格斯还被选入总委员会的财务委员会。
9月28日—10月3日马克思偕妻子与恩格斯在兰兹格特休息。
9月底—11月初马克思和恩格斯筹备以英文、法文和德文出版伦敦代表会议决议、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
9月底—11月中马克思写信给柏林和莱比锡的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人，向他们提出加强该党与总委员会的联系的任务。
10月3日在总委员会会议上，马克思又被选为俄国通讯书记，恩格斯被选为西班牙通讯书记。
10月7日在总委员会的非常会议上，恩格斯提出把被揭露的警方密探法国人古·杜朗开除出国际的决议。由总委员会通过的决议发表在国际的一系列机关刊物上。总委员会按照伦敦代表会议的决定，在恩格斯的建议下，委任马克思起草关于涅恰也夫盗用国际名义的声明。马克思撰写的并由总委员会批准的声明，载于11月1日“人民国家报”以及国际的许多机关刊物上。
10月10日恩格斯在写给卡菲埃罗的信中告诉他关于伦敦代表会议的工作结果。
10月14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委员会的非常会议上讨论关于对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进行最后一次挑选、编辑以及以总委员会通告形式公布等问题。总委员会委托马克思准备决议的付印工作。
10月17日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代表常务委员会做关于1871年法国人支部章程的报告，并提出一份决议草案，建议该支部改变章程中那些与国际的组织原则相矛盾的条款。总委员会通过了这项决议。
10月24日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报告关于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的新版本的准备工作。总委员会决定这一版印刷五千份。
10月底—11月底马克思患病，有一个月未出席总委员会的会议。
10月31日恩格斯写了一篇声明，回击英国议员、保守党人亚·贝·科克伦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对国际的诽谤。由总委员会批准的这篇声明发表于11月11日“东邮报”。
11月4日恩格斯写了一篇文章论英国滥设企业骗财的现象，文章载于11月10日“人民国家报”。
11月5日总委员会通过了常务委员会在马克思参加下起草的决议，决议承认了纽约中央委员会的全权，并拒绝了纽约第十二支部中的资产阶级分子的要求。
11月6日马克思把已经出版的英文版和法文版伦敦代表会议决议寄给美国和德国的国际会员。
11月7日总委员会批准马克思起草的决议，决议谴责1871年法国人支部执意违反国际的组织原则，并且说明拒绝该支部加入国际的理由。恩格斯向总委员会报告伦敦代表会议决议的出版情况，以及国际在意大利、荷兰和德国各支部的来信内容。
11月9日马克思写信给在霍布根的左尔格，建议按照伦敦代表会议的决定改变在美国的国际组织的结构。马克思也报道了关于与巴枯宁分子一致行动的1871年法国人支部对国际进行阴谋活动的消息。
马克思在写给丹尼尔逊的信中附去“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中需要改动和更正的清单，以便出俄文版时予以注意。
11月13日在马克思的住宅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接见朱·加里波第·里乔蒂的儿子，他是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普法战争的参加者。
1871年11月中—1872年2月中恩格斯指导米兰的德国社会主义者泰·库诺的工作，并通过他来指导受恩格斯影响而建立的国际米兰支部的活动。恩格斯把伦敦代表会议的文件以及宣言“法兰西内战”寄给库诺，向他阐明与马志尼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斗争的必要性，并且建议加强国际在意大利北部的阵地，因为那里有许多大工业中心。
11月16日马克思在写给荣克的信中说，巴黎和伦敦的首饰匠为了进行缩短工作日的斗争可能建立联系。
11月23日马克思在写给在美国的波尔特的信中，指出国际在与宗派主义斗争中的作用，并且强调说，建立国际就是为了用名副其实的工人阶级的组织代替社会主义的、半社会主义的宗派来进行斗争。马克思在解释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联系以及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时，要求国际美国各支部中央委员会同意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并利用这些决议来克服在美国的宗派主义。
恩格斯在写给国际那不勒斯支部的领导人之一卡·帕拉迪诺的信中，说明必须召开秘密的伦敦代表会议而不能召开应届代表大会的原因。
11月25日由于巴枯宁分子在西班牙积极活动，恩格斯在写给马德里的国际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信中，驳斥巴枯宁分子对总委员会和伦敦代表会议的诽谤。
11月28日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报告关于审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委员参加国际的案件已结束，他们被处以不同期限的监禁。恩格斯报告说，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人民罗马”上登载有马志尼的一篇攻击国际的新文章。恩格斯建议公开答复这篇文章，总委员会同意这项建议。由恩格斯撰写的答复载于12月12日意大利工人报纸“人民报”、12月21日的“人民罗马”以及其他报纸。
11月29日恩格斯写了一篇总委员会的声明，送给“意大利无产者报”编辑部，指出政治斗争在工人阶级解放事业中的意义。
11月30日左右马克思写信给伦敦的一位德国侨民、政论家西·路·波克罕，请寄去他所需要的关于巴枯宁的材料，特别是关于巴枯宁在1868年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上活动的材料。
12月马克思为“资本论”德文第二版修改第一卷中的第一章。
马克思与已经离开伦敦到罗马去的意大利工人运动活动家朱·卢恰尼坚持通信联系，从他那里收到关于意大利工人运动的发展以及国际在意大利的状况的报道。
12月12日“人民报”以报道国际欧洲各国支部状况的形式，发表恩格斯致该报编辑恩·比尼亚米信件的片断。
12月19日马克思向总委员会报告了英国政府开始对流亡的公社社员进行迫害的意图；说明了俾斯麦对无产阶级采取的反动政策，认为这种政策必然会使工人阶级进一步团结在国际的周围。马克思也报告了关于资产阶级分子组成的纽约第十二支部的分裂活动，关于瑞士的巴枯宁分子妄图破坏伦敦代表会议及其决议。马克思揭露了在公共集会和刊物上对国际和马克思进行诬蔑的资产阶级激进分子查·布莱德洛。恩格斯报告了西班牙支部尽管有巴枯宁分子进行阴谋活动，还是赞同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并决定建立工人的政党；他还报告了关于郎卡郡的英国工人准备展开争取九小时工作日的宣传。
12月20日马克思写信给“东邮报”的编辑，揭露布莱德洛是诽谤者。该报于12月23日发表了这封简短的信。
12月30日恩格斯写信给在马德里的拉法格，请他向西班牙的国际会员说明总委员会对于在桑维耳耶举行的巴枯宁汝拉联合会代表大会上针对伦敦代表会议决议通过的通告所采取的立场。
1872
1—3月初为了答复巴枯宁派以分裂为目的的桑维耳耶通告，马克思和恩格斯准备写一篇国际内部通告“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为此，他们搜集了有关巴枯宁派反对总委员会的阴谋及其在各国进行的破坏活动的材料。
马克思继续进行“资本论”德文第二版第一卷的准备工作。
1月2日和9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参加讨论批准英国联合会委员会章程和新成立的国际波兰支部章程的问题。
1月3日左右恩格斯写了“桑维耳耶代表大会和国际”一文。文中揭露了巴枯宁派桑维耳耶通告的分裂性质，指出巴枯宁派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和他们的反对一切集中、权威和党纪的言论是站不住脚的和具有危害性的。文章发表于1月10日的“人民国家报”。
1月14日恩格斯在给都灵的工人团体“无产者解放社”书记的信中，批评了巴枯宁派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并指出，无产阶级为了通过革命夺取政权必须在组织上团结一致。他宣称，他不知道有什么比革命更权威的东西。
约1月15日—2月15日马克思通过龙格同约·卢阿商洽把“资本论”第一卷译成法文，并同巴黎出版商莫·拉沙特尔签订合同，以单行本的分册形式出版自己的著作。
1月16日马克思在总委员会讨论英国联合会委员会章程时，建议在一定的条件之下承认英国联合会。他还表示同意新成立的波兰支部按照总委员会的建议来修改中的章程。恩格斯向总委员会报告了罗马罢工的消息。
马克思写信给“东邮报”编辑，驳斥布莱德洛在其所办的刊物“国民改革者”上发表的新的诽谤攻击。这封信发表于1月20日的“东邮报”。
1月18日恩格斯在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向他介绍了国际比利时支部的情况。鉴于巴枯宁派在比利时加紧活动，恩格斯指示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关于这一问题的文章。他还介绍了国际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情况。
1月19日恩格斯写信给在马德里的拉法格，向他介绍了国际英国支部的情况和国际在德国、法国、瑞士、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的情况。
1月20日左右马克思把准备再版的“资本论”第一卷的24个印张寄给汉堡的出版商奥·迈斯纳。
1月23日马克思把萨克森社会民主党人在开姆尼斯举行代表大会一事报告给总委员会，并谈了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代表大会的决议承认总委员会在同巴枯宁派的斗争中采取的正确路线，赞同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
1月24日恩格斯在给库诺的信中对巴枯宁派在国家问题上的观点做了详尽的批判，并揭露他们在国际内部进行的破坏活动。他向库诺介绍了国际意大利支部的情况。
1月27日马克思又寄给“东邮报”编辑一封信，揭露布莱德洛。这封信于1月28日在该报发表。
1月30日马克思代表章程委员会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做了关于荷兰联合会委员会和国际工人协会苏黎世支部的章程的报告，并建议批准它们的章程；总委员会通过了马克思的建议。恩格斯向总委员会做了关于米兰支部章程的报告，并建议予以批准；恩格斯的建议被通过。他还报告了协会在西班牙遭受迫害的事。
2月3日马克思接受流亡在伦敦的公社社员普·奥·利沙加勒的提议，参加了由流亡的公社社员组成的社会科学研究小组。
2月6日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报告，前协会会员、巴枯宁主义者阿·里沙尔和加·勃朗是波拿巴政府奸细。由于法国流亡者向总委员会要求帮助，马克思在发言中强调，必须促使英国政府就巴黎公社的参加者被逐出法国一事提出抗议。
2月7日恩格斯请求米兰报纸“玫瑰小报”编辑发表驳斥意大利杂志“自由思想”对国际及其总委员会散布的谣言的声明。“自由思想”曾转载俾斯麦派报刊对国际工人协会的诬蔑。恩格斯的驳斥声明于2月20日在“玫瑰小报”发表。
2月9—10日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到英国记者、国际会员威·哈·赖利的邀请，为定于3月1日起出版的“国际先驱报”撰稿。
2月13日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报告了瑞士当局对国际俄国支部成员吴亭进行搜查的事以及柏林的联合会委员会的活动。马克思提议就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对总委员会的政治路线抱何种态度向该委员会提出质询，因为比利时联合会的机关报“自由报”对总委员会的活动表示缄默。马克思的提议得到一致通过。总委员会委托恩格斯就是否有可能把“国际先驱报”当做国际工人协会机关报而加以利用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2月15日恩格斯在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揭露了巴枯宁及其拥护者“自由思想”的编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鲁·斯蒂凡诺尼在意大利进行的反对总委员会的阴谋活动。恩格斯建议李卜克内西同斯蒂凡诺尼公开断绝关系。李卜克内西用恩格斯这封信在意大利报刊上批评了斯蒂凡诺尼。
2月16日恩格斯在写给在日内瓦的贝克尔的信中，向他介绍了总委员会的拥护者在西班牙同巴枯宁派进行的顺利斗争。
2月18日左右恩格斯把总委员会的一份正式委托书寄给在日内瓦的总委员会委员、意大利社会主义者维·雷吉斯。总委员会委托雷吉斯到意大利去就地调查国际支部的实际情况和反对巴枯宁派的斗争的情况，此外还散发国际的主要文件和解释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
2月20日恩格斯在总委员会会议上谈了国际在西班牙的情况，还报告了他同“国际先驱报”出版者赖利商谈关于利用该报作为总委员会的机关报一事。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一篇总委员会关于瑞士当局对吴亭进行搜查这一警察暴行的声明。声明发表于2月24日的“东邮报”和3月2日的“国际先驱报”，国际里斯本支部机关刊物、工人报纸“社会思想报”（《ＯＰｅｎｓａｍｅｎｔｏＳｏｃｉａｌ》）3月号以及其他许多刊物上。
2月20日—3月初马克思准备写一篇关于国际工人协会美国各支部间的冲突的报告提交总委员会。他研究了报纸上以及纽约来信中有关美国的国际联合会分裂的消息。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总委员会关于国际工人协会美国各支部中央委员会的决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
总委员会关于国际工人协会美国各支部中央委员会的决议[504]
小委员会起草的决议
鉴于：
（1）美国的每一个支部都有权派代表参加纽约的美国联合会委员会，于是该委员会便具有真正代表机构的性质；
（2）国际在美国的组织与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纽约的联合会委员会；
（3）无论在协会的章程中或者在国际为美国特别规定的组织原则中，都没有任何条文妨碍任何支部在本民族中扩大协会的影响；
总委员会建议继续维持纽约的美国中央委员会的职权，直到国际在美国由于扩大而必需召集美国所有支部来选举新的联合会委员会为止。
1871年11月5日总委员会通过
载于1871年11月25日“社会主义者报”第8号和1871年12月2日
“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第3期（总第81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埃卡留斯的手抄稿译的
注释：
[504]关于国际工人协会美国各支部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是在马克思的参加下由常务委员会（见注472）起草的，1871年11月5日由总委员会通过。
1870年12月，几个支部的代表在纽约组成了一个中央委员会，作为国际在美国的领导机关，任期为一年。以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维·伍德赫尔和田·克拉夫林为首的第九支部和第十二支部，于1871年7月加入了这些支部，它们以国际的名义展开了争取资产阶级改良的宣传。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的拥护者们把自己同“外国人支部”（德国人支部、法国人支部、爱尔兰人支部）特别是弗·阿·左尔格领导的纽约第一德国人支部对立起来，企图把国际在美国的组织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1871年9月27日，第十二支部背着纽约中央委员会向总委员会提出承认它是国际在美国的领导支部的要求，同时在报纸上掀起一个运动，反对协会中的那些坚持该组织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支部。
总委员会在1871年11月5日的决议中，拒绝了第十二支部的要求，并确认了纽约中央委员会的职权。但是在这以后，第十二支部并未停止对中央委员会的攻击，而且还企图把总委员会的决议解释为对它的要求的支持。
第十二支部的拥护者们的活动，加强了国际在美国的各组织中的小资产阶级成分，这就引起了无产阶级支部与小资产阶级支部的分裂，于1871年12月成立了两个联合会委员会。总委员会坚决支持北美联合会的无产阶级派，并于1872年3月把第十二支部开除出国际。
总委员会1871年11月5日的决议，以约·格·埃卡留斯的记录保存下来，其中有马克思做的修改。该决议于1871年11月25日曾用法文发表在法国共和主义团体的机关报（从1871年12月起是国际在美国的法国人支部的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上，1871年12月2日曾用英文发表在“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上，附有歪曲决议精神的评语。后来该决议又被收入“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1906年斯图加特版第36页（《BriefeundAuszügeausBriefenvonJoh．Phil．Becker，Jos．Dietzgen，FriedrichEngels，KarlMarxu．A．anF．A．SorgeundAndere》，Stuttgart，1906，S．36）。——第716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燕妮·马克思给“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编辑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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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妮·马克思给“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编辑的信[501]
女士：
这封私人信（最初是寄给一个朋友的）可能引起公众的兴趣，因为通过这封信多少能够说明当今法国政府的恣意胡为，法国政府根本不顾个人的安全和自由，不惜以绝对虚假的借口逮捕外国人和本国国民。
我的妹夫拉法格先生、他的妻儿、我的小妹妹和我，在巴涅尔－德－吕雄度过了6月和7月，我们曾打算一直住到9月底。我想，在比利牛斯山区多住一些时候，每天利用吕雄著名的矿泉水，可以使我摆脱我的严重胸膜炎的后遗症。MaisdanslaRépubliqueThiersl’hommeproposeetlapolicedispose．〔可是在梯也尔共和国里，谋事在人，成事在警察。〕拉法格先生的一位朋友在8月1日或2日就已经通知他，说一两天内警察会突然光临他家，万一在家里遇上了，一定会把他逮捕起来，他们的借口是：在公社时期，他曾一度到过巴黎；他曾作为国际的密使在比利牛斯山区进行活动；最后的但并非较不重要的一条，是因为他是他妻子的丈夫，就是说，他是卡尔·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先生知道，在目前这帮法律家的政府的统治下，法律只是一纸空文，他们不断地把人们关入监狱而不提出任何逮捕的理由，因此他便遵照对他的劝告，越过国境，在西班牙的一个小城镇博索斯特住下来了。在他离开几天以后，即8月6日，拉法格夫人、她的妹妹爱琳娜和我曾在博索斯特探望过拉法格。拉法格夫人认为她的小儿子由于健康情况当天不能离开博索斯特（她十分担心这个孩子的身体，因为他的哥哥就是在几天以前死去的），她决定留下来和丈夫多住一两天。因此，我的妹妹爱琳娜和我就单独返回吕雄。
我们平安地穿过西班牙的那些崎岖道路，顺利地抵达福斯。在那里，法国的关税稽察员向我们提了几个一般的问题，往我们车里看了几眼，看我们是否携带了违禁物品。因为我们除了大衣以外，什么东西也没有，于是我就吩咐马车夫驾车，这时在我们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人，此人正是procureurdelaRépublique〔共和国的检察官〕［注：初审法庭的检察官。——编者注］德扎加尔男爵，他说：“我以共和国的名义请你们跟我走。”我们就离开马车，走进一个小房间，房间里有一个极讨厌的家伙——很不像女人的女人——在等着我们，她是奉命来搜查我们的。因为我们不想让这个粗鲁的家伙来碰我们，便提出由我们自己来脱外衣。这个长得像男人一样的女人根本不理会这一点。她跑出房间，很快就回来了，一起来的有共和国的检察官，他非常粗暴地对我的妹妹说：“如果你不让这个女人搜查你，我可要亲自动手了。”我的妹妹回答说：“你没有权利触摸一个英国公民，我有英国的护照。”但是我们看出英国护照并不怎么受重视，出示这种护照并未博得男爵德扎加尔先生的特别尊敬，因为看样子他真的准备说到做到了，我们便答应听任这个女人来搜查。她甚至把我们外衣的缝边都拆开了，进而还要我们脱下袜子。至今我似乎还能感觉到她的蜘蛛般的手指在拨弄我的头发。她在我身上只找到一份报纸，在我的妹妹那里搜到一封已经撕碎的信，她就带着它们跑去见她的同伙男爵德扎加尔先生。我们被送上我们的四轮马车；当我们住在比利牛斯山区时期一向为我们充任“向导”并对我们依依不舍的马车夫，被强迫打发走了，换了另一个人。在车上，我们对面坐着两名官吏，这样我们就在一辆装满了税务官和警察的马车的伴随下出发了。过了不久，我们的护卫队已经确实认为我们并不是那样危险，我们并不图谋杀害我们的守卫者，于是便离开我们，我们也就由车上的两名官吏看管了。我们在这样的保卫下穿过了一村又一村，在经过圣贝阿时，这个还算大的市镇的居民成群地聚拢来，他们显然以为我们是小偷，至少也以为我们是走私犯。八点钟，我们疲惫不堪地到达了吕雄，穿过市立公园，在那里有成百上千的人在听音乐，因为这一天正好是星期日，正是举办音乐会的旺季。我们的马车在省长凯腊特里伯爵先生的公馆前面停下来了。由于这位大人不在家，命令我们在他的门口等候，至少等了半个小时，一直有人在监视着。最后，传下了命令，把我们送回家，房子原来已经被宪兵包围了，我们立刻上楼去，打算梳洗一下（我们从清晨五点钟就上路了），但是，一名宪兵和一名便衣警察甚至跟着我们走进了卧室，所以我们没有梳洗，又回到客厅去恭候省长的光临。时钟敲了九点、十点，凯腊特里先生还没有来，这时他正在公园里听音乐，据说他决定在最后一个和声响完以前绝不离座。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家里挤满了mouchars〔侦探〕，他们走进房间里来就好像是走进他们自己的房间似的，他们就好像在自己家里那样随便坐在我们的椅子和沙友上。我们很快就被一群各色各样的警察包围了；从一切迹象看来，共和国的这些忠实奴仆是在帝国时期学成出师的，——他们完全掌握了自己光荣的手艺。他们采用各种难以令人置信的阴谋诡计来引我们说话，但是当他们看出他们的一切努力并不见效，便一直瞪着眼睛望我们，那种样子只有“专干这行的”才能做得出来，最后到十点半钟，省长驾到，与他同时来的还有总检察官德尔佩克先生、法院侦查员、治安法官、土鲁斯和吕雄的警官等人。他们命令我的妹妹到隔壁房间里去，土鲁斯的警官和一名宪兵也跟着她走开了。对我的审讯开始了。我拒绝说出有关我的妹夫和其他亲友的任何消息。至于我本人，我说，我在治病，到吕雄来就是为了进行矿泉治疗。凯腊特里先生对我软硬兼施，达两个多小时，最后他就威胁我，要是我再拒绝做证人，就把我当做同谋犯。他说：“明天法律会强迫您宣誓作证的，因为——允许我告诉您，——拉法格先生和他的妻子已经被捕了。”这时我很不安，因为我妹妹的孩子还在病中。
最后，轮到我的妹妹爱琳娜了。当她要说话的时候，他们叫我背向着她。在我面前站着一名军官，以防我会对她做任何手势。遗憾的是，我只听到他们一步一步地逼着妹妹对他们所提出的无数问题回答“是”或“不是”。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用什么方法向她逼供的。原来凯腊特里先生指着我的书面声明（由于背向着他，我未能看到他的姿态），说的却是与我实际上所说的正好相反的话。因此，妹妹害怕与我讲的不一致，就没有驳斥那些似乎是我做的声明。对她的审讯，直到两点半钟才结束。一个十六岁的年轻少女，早晨五点钟就起床，在非常炎热的八月天旅行了九个小时，而且在博索斯特时就没有吃过一点东西，被反复审讯到深夜两点半钟！
土鲁斯的警官和几名宪兵在我们家里度过了下半夜。我们躺下了，但是不能入睡，因为我们在绞尽脑汁地想设法派一个人到博索斯特去预先通知拉法格先生，如果他尚未被捕。我们向窗外望了一下，宪兵们在花园里踱来踱去。走出这所屋子是不可能的。我们已经受到严密的监禁，甚至不准我们与女仆和房东太太见面。第二天，房东太太和仆人都具了结。总检察官德尔佩克先生和procureurdelaRépublique又对我审问了一个多小时。这位吹牛英雄德扎加尔男爵先生对我念了许多大段的引文，同时指出了如果我再拒绝做证人我将受到的那种惩罚。然而这些先生们是白费唇舌。我平静地但是斩钉截铁地说，我绝不宣誓，并且仍然毫不动摇。
对我的妹妹的审讯，这次只有几分钟。她也是坚决拒绝宣誓。
在总检察官临走以前，我们要求他准许我们给母亲写几行字，因为我们担心报纸上也许会登载我们被捕的消息，这消息会使我们的父母焦灼不安的。我们提议当着德尔佩克先生的面用法文来写这封信。信的内容无非是“我们平安”数语而已。这位检察官拒绝了我们的要求，他的借口是我们可能有暗语，在“我们平安”这种话里面可能包藏着什么秘密的涵义。
这些法官胜过了道勃雷和佛其慈。这里还有一件事可以证明他们真是愚蠢得令人难以思议：当他们发现我们的女仆把人家寄给拉法格先生的许多关于出口绵羊和公牛的商业信件交给我们时，就大喊大叫：“公牛、绵羊，这是阴谋，阴谋！绵羊是指公社社员，公牛是指国际的成员。”
在白天结束以前和晚间，我们又受到好几个宪兵的照顾，有一个宪兵就坐在我们对面，甚至我们吃饭的时候也是如此。
第二天，8日，省长和另一个人来访问我们，据我们推测，那人大概是他的秘书。“法兰西报”登载的关于我们这次谈话的报道是完全不确切的和虚构的，许多报纸都转载了这篇报道。现在我们还是回过来谈谈这位省长吧。
凯腊特里先生在做了冗长的开场白以后，很诚恳地通知我们说，当局弄错了；现已查明，对拉法格先生起诉是毫无根据的，他并没有罪，因此可以随意回到法国来。“至于令妹和您本人”，——凯腊特里先生一面说，我想，他一面心中在盘算：天上的仙鹤不如手中的家雀，——“你们的罪证比拉法格先生的要严重多了”（这样一来，我们突然从证人变成了被告），“大概要把你们驱逐出法国。但是政府释放你们的命令，一天之内就要下来了。”然后他又用长辈的口吻说：“无论如何：我劝你们以后还是安分点，pastropdezèle〔不要太热心〕！”接着，被我们设想为秘书的那个人突然问道：“国际在英国是一个强大的组织吗？”我回答说：“是的，非常强大，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凯腊特里先生叫着说：“噢！国际，这是一种宗教！”凯腊特里先生临走时再一次以名誉担保，保尔·拉法格没有事了，要我们立即写信到博索斯特，把这告诉他，劝他回到法国来。但是我觉得在凯腊特里先生的钮扣孔上佩带着一条荣誉军团的红色绦带，由于我总认为荣誉军团的骑士们的名誉完全不同于一般凡人的名誉，所以我想谨慎一些没有坏处，我没有劝拉法格先生返回吕雄，相反地，我请一位朋友给他送去一些钱，使他能更走远一些，到西班牙的内地去。
宪兵们处处与我们形影不离，我们白白地等待答应释放我们的命令。夜间十一点钟，procureurdelaRépublique走进我们的房间，但是他并没有给我们送来释放令，而是要我们收拾起必要的东西，跟他前往unemaisonparticlière〔一座特别的房屋〕。我知道这是违法的，然而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跟我们一起在家的只有几个妇女，而检察官却由一大批宪兵护随着。为了不给这位胆小的吹牛家德扎加尔先生以使用粗暴手段的乐趣，我们吩咐哭哭啼啼的女仆准备好我们的外衣等物，我们还设法安慰房东太太的女儿，答应她我们很快就回来，然后我们才登上已坐有两名宪兵的四轮马车。在这异国他乡的深夜，真不知道要把我们送到哪儿去。
原来把我们送到了gendarmerie〔宪兵营〕的营棚里。他们给我们指定了一间卧室，从外面牢牢地顶住我们的房门，便把我们单独留下了。在那里我们度过了整个第二天，直到五点半钟，我决定要了解一下这样做是什么意思，就要求见省长。凯腊特里先生来了。我问他，在他答应让我们自由以后，却把我们送到gendarmerie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他回答说：“由于我的干涉，才准许你们在gendarmerie过夜。政府（梯也尔先生）本来要把你们送进土鲁斯附近的圣果当监狱。”然后凯腊特里先生交给我一封附有两千法郎的信，这封信是波尔多的银行家寄给拉法格先生的，在此以前凯腊特里先生一直扣押着这封信。他宣布说，我们自由了，不再被驱逐出法国，而且像拉法格先生一样，可以随意决定是否留在这个国家里。
这一次我们大意了，竟把凯腊特里先生所谈的有关拉法格的话通知了拉法格夫人。
10日，我们收到一张到西班牙去的laisser-passer〔通行证〕，但是他们没有把我们的英国护照交还我们。我们白白地为它奔走了十天。凯腊特里先生写信告诉我们，说他将护照送往巴黎去了，虽然多次提示，仍未寄回给他。
这时我们才深信，他们把我们从小小的吕雄gendarmerie放出来，只是为了把我们关进大的gendarmerie——梯也尔共和国。我们成为俘虏了。没有护照，我们就不能离开法国，显然，他们准备把我们一直留在法国，以便一有机会可以再把我们逮捕起来。
土鲁斯的警察厅每天指责我们，说我们作为国际的密使在法国和西班牙的边境上进行活动。他们又说，“可是省长已经采取断然措施来安定（pourrassurer）上加龙的居民。”不错，是给了我们一张到西班牙去的laisser-passer，然而住在西班牙的拉法格夫人的遭遇又是如此，我们简直不愿意在西得的国土上寻找一个避难所。
拉法格夫人后来告诉我们的那些事实，使我们又回想起8月6日的那一天。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们的马车夫在福斯被迫离开了我们。事后，procureurdelaRépublque德扎加尔先生和几名警界的“绅士”假惺惺地企图说服他回到博索斯特，用编造的口实劝拉法格先生前来福斯。幸好一个诚实的人胜过半打警探。这个机灵的年轻人明白这些甜言蜜语里有问题，便毅然拒绝去找拉法格先生。于是宪兵们和税务官员就在检察官的带领下向博索斯特进军了。男爵德扎加尔先生认为“慎重是勇敢的最大要素”［注：这句说已用作成语，摘自莎士比亚剧本“亨利四世”前篇第五幕第四场。——编者注］，他事先就宣布：要是没有足够的卫兵，他绝不到福斯去捉拉法格先生；又说，他带着一两名宪兵对付不了像拉法格先生这种也许会使用枪炮的人。德扎加尔先生弄错了——给他准备好的不是子弹，而是一顿拳打脚踢。他从博索斯特归来时，忽然想起去干预一群聚在一起庆祝农村节日的农民。那些爱好自由不下于爱好山区空气的骁勇山民，把高贵的男爵着实地揍了一顿，把他撵走了。他吃了亏可并未学到乖！但是我扯远了。
我刚才谈到德扎加尔先生及其扈从向博索斯特出发。不久他们便抵达这个市镇，找到了拉法格全家下榻的旅馆，因为博索斯特的居民只有两家旅馆，或者不如说，只有两个客栈。他们还没有文明到拥有一定数量的客栈。正当德扎加尔先生站在麦斯旅馆的大门口时，拉法格先生却在他的那些好朋友即农民的帮助下从后门走出去，爬上山头，顺着那些只有向导、山羊和英国旅行者才熟悉的羊肠小道逃走了，因为在那些大路上都有西班牙的马枪兵守卫着。西班牙的警察热心地帮助他们的法国同行。拉法格夫人真是命中注定要受到警察国际团结的全部恩赐。凌晨三点钟，四名西班牙军官闯入她的卧室，用马枪直对着拉法格夫人带着孩子睡的那张床。可怜的病儿突然惊醒，便大声哭叫，但是这并不妨碍西班牙军官们搜查房间的每一个小洞和每一条裂缝，看看其中有没有拉法格先生。最后，他们确信他们追捕的人已经溜走，便宣布要带走拉法格夫人。这时旅馆老板——一位很值得尊敬的人——出面干涉，他说西班牙政府绝不会同意引渡妇女。他说得对。拉法格夫人被允许留在博索斯特，但是从此以后便一直受到警探的监视。一队密探把他们的总司令部设在旅馆里。在一个星期天，省长本人和procureurdelaRépublique甚至不辞劳苦地从吕雄到博索斯特来看看拉法格夫人。但他们由于好奇心未得到满足，便玩起rougeetnoir〔红与黑〕［注：赌博的纸牌游戏。——编者注］聊以自慰；这种赌博同玩巴卡拉纸牌，是目前住在比利牛斯山区的凡尔赛petitsgras〔纨袴少年〕唯一认真从事的工作。
我差一点忘记说明为什么凯腊特里先生没能看到拉法格夫人。事情是这样的：一位从吕雄来的法国农民把凯腊特里先生这次访问的消息通知了自己在博索斯特的几个西班牙朋友，这些人当然立刻就把它告诉了拉法格夫人。
比利牛斯山区的法国居民和西班牙居民建立了攻守同盟来对付他们各自的政府。这一次他们就侦察了省长的官方密探；尽管他们在法国边境上常常遭到阻拦，他们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设法传递我们想知道的消息。最后，凯腊特里先生下令，任何人甚至向导如果没有规定的通行证，不得前往博索斯特。这项措施当然没有妨碍我们仍像过去那样得到消息；它不过是更加激怒了比利牛斯山区的农民，他们对凡尔赛的“地主议会”早就抱有敌对情绪。
我后来听说，在法国其他地方，农民也是十分仇视自己的所谓代表，即当权的地主。梯也尔先生在执行一个伟大的革命任务！他在他的省长、教士、乡村的武装看守者和宪兵的帮助下，很快就要引起一场农民大起义！
当我们被释放出gendarmerie以后不久，拉法格夫人就把拉法格先生逃走的消息通知了我们。后来我们从博索斯特的一个居民那里知道，拉法格先生在韦斯卡被捕，有些西班牙人建议把他引渡给法国政府。在我们得到这个消息的当天，治安法官把我们的英国护照退还给我们了。我们知道拉法格夫人因孩子生病滞留在博索斯特，同时又不知道丈夫的命运究竟如何，正在焦急不安，为了使她不再焦急，我们立刻决定到韦斯卡去，打算向省督了解一下西班牙政府对拉法格先生的真正意图究竟何在。到了圣塞瓦斯田，我们高兴地知道拉法格先生已被释放。于是我们立即返回英国。
在结束这封信的时候，不能不简短地谈一谈我们的房东太太C夫人和女仆于8月6日当我们不在家时受到的遭遇，因为同这件事比较一下，警察对待我们真可以说是礼遇有加了。那天上午十一点钟，省长、总检察官、procureurdelaRépublique等等人冲进了我们的家。他们因为没有把拉法格先生抓到手而大发雷霆，迁怒于Ｃ夫人这样一个患心脏病多年的妇女，迁怒于我们的女仆。他们对这个可怜的女孩子非常粗暴，因为她不愿意说出她的主人的去向。
然而省长从一个男孩子即Ｃ夫人的园丁口中把这件事打听出来了，他便立刻打发他到福斯去，躲在篱笆后面窥伺我们，当我们一到就通知procurcurdelaRépublique这些大人先生们。
要是凯腊特里先生在与普鲁士人作战时，也采用这种方法，使他的翼侧和后方免遭突袭，设置观察哨和派遣侦察员到前面去，使敌人的部队措手不及，那末布列塔尼的仗就会打得好些，当然，这是就凯腊特里在福斯的战术的成就而言！
他们不允许我们的房东太太在她自己的厨房里生火，命令她不睡床而睡地板。然而后一项命令她没有服从。省长抓着她的一个不满三岁的儿子，硬说是拉法格先生的儿子。Ｃ夫人不止一次地要他相信，他弄错了，但是徒然无效；最后，她竭力想证实孩子的身分（她怕孩子会被带走），就大声喊道：“饶了我吧！孩子只会讲本地话！”起先省长甚至对这个论据也还不太相信。可能，这位相信“国际是一种宗教”的凯腊特里先生，这时想起了上天恩赐使徒说不同语言的奇迹[502]。
Ｃ夫人之所以受到这样的虐待，原因之一就是她一生中从来没听说过国际，因此不能说出这个秘密团体在吕雄的活动。顺便说一句，对于一个消息最灵通的会员说来，这也是一项力不胜任的任务——至少在凯腊特里先生为国际协会开始积极宣传以前。后来他们又说Ｃ夫人不该赞扬她的房客拉法格先生。但是主要的罪行是，她没有能指出哪里藏有炸弹和煤油。
是啊！的确是要在我们家里寻找炸弹和煤油。
这位大权在握的官员发现了一盏为孩子热牛奶的小夜灯，就开始郑重其事地仔细检查这盏小灯，他是如此小心翼翼，似乎这是一个可以用来把煤油从吕雄洒到巴黎大街的伪装爆炸物。甚至闵豪森也没有这样想入非非。法国政府是capabledetout〔什么都做得出来的〕。当局真的相信荒诞的煤油寓言——自己病脑幻想的产物。他们真的以为巴黎的妇女“既非兽又非人，既非男又非女”，而是一些《pétroleuses》[503]——生来嗜火的火怪的变种。
他们在这方面并不比他们的先知和师傅“巴黎报”的昂利·德·佩恩逊色，听说此人真以为他以我父亲名义所写的那些声名狼籍的信件不是昂利·德·佩恩写的，而是卡尔·马克思写的。
对于已经失去理智的政府可以鄙薄地报以沉默，而对于那些由这个政府的无聊小丑扮演糊涂虫和讨厌鬼的滑稽戏，则可以付之一笑，如果这些滑稽戏不变为千百个男人、女人和儿童的悲剧的话。请想一想在凡尔赛军事法庭前面的那些《pétroleuses》吧，想一想最近三个月在水上监牢里被慢慢折磨死的妇女吧！
燕妮·马克思
1871年9月于伦敦
载于1871年10月21日“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第23期（总第75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
注释：
[501]马克思的女儿燕妮的这封信，曾由马克思寄给“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的出版者，并与他的附函（见本卷第466页）同时在该杂志上发表。——第704页。
[502]暗指基督教的一个传说，即圣徒奇迹般地获得了用他们所不知道的语言说话的可能。——第714页。
[503]Pétroleuses（煤油纵火犯）是反动报纸给被凡尔赛法庭诬告于1871年5月巴黎巷战时期放火焚烧巴黎建筑物的巴黎女工所起的绰号。——第715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卡·马克思关于秘密团体的发言记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
卡·马克思关于秘密团体的发言记录
摘自1871年9月22日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的会议记录
马克思宣读以下这个建议：“在因政府阻挠而现时无法设立国际协会经常性组织的国家内，协会及其地方性团体可以进行改组，改用各种其他名称；但是绝对禁止成立任何真正的秘密团体。”［注：参看本卷第456页。——编者注］
秘密组织是一回事，而真正的秘密团体又是另一回事；相反地，必须同后者进行斗争。
在政治情况恶劣到连集会权利都成为非法的法国和意大利，参加秘密团体（这种团体的结果总是不好的）的倾向会十分强烈，并且，这种组织形式妨碍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因为这些团体不是对工人进行教育，而是要工人服从束缚工人的独立自主和模糊他们意识的那些强制性的和神秘的法规［注：在马丁的记录草稿中，还有以下这样一段话：“秘密团体会破坏国际协会的性质；它们对烧炭党是适合的；它们不符合无产阶级运动的利益。”——编者注］。
马克思要求通过他所宣读的建议。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936年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罗沙的记录议的，并根据马丁和罗沙的记录草稿校对过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卡·马克思关于德国和英国国际工人协会状况的发言记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
卡·马克思关于德国和英国国际工人协会状况的发言记录[499]
摘自1871年9月22日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的会议记录
你们知道，在德国，协会是不能以它真正的名义存在的，因为法律禁止地方性团体加入任何外国团体。但是协会在这个国家里却存在着，并且用早就加入协会的社会民主党的名称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德勒斯顿代表大会再次庄严地证实了加入协会[500]。因此，对这个国家，无须乎像对那些迫害协会的国家一样采取任何措施或发表任何宣言。
马克思说，如果他对德国大学生没有好评，那末他对工人是无可指责的。在使阶级斗争激化的前次战争期间，德国工人的表现是十分出色的；此外，社会民主党非常清楚：波拿巴和威廉发动这次战争，与其说是为了进行征服不如说是为了压制现代思想。不伦瑞克委员会的全体委员都被逮捕［注：见本卷第295页。——编者注］，并被送到俄国边界线上的一个要塞里，大部分委员直到现在还以叛国罪名被囚禁在监狱里。德国工人阶级的代表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毫不畏惧地向帝国国会宣称他们是国际协会的会员，他们反对战争和拒绝投票赞成任何军事贷款。政府不敢在会议进行期间逮捕他们；他们俩只是在走出国会大门时才被警察抓住，送进监狱。
在巴黎公社期间，德国工人在集会上和自己的报纸上不断声明他们支持巴黎革命者。当公社失败时，他们在布勒斯劳召开了大会，普鲁士警察妄图阻挠而无效。在这个会上，如同在德国各个城市举行的其他会上一样，他们向巴黎公社致敬。最后，在威廉皇帝和他的军队凯旋归来、进入柏林时，人民高呼“公社万岁！”来迎接胜利者［注：在马丁的记录草稿中接着有这样一句话：‘工人们表明了，他们是在德国代表社会主义意愿的唯一政党。”——编者注］。
公民马克思指出，他在谈到英国的时候，忘记讲以下一点意见：你们知道，在英国工人和爱尔兰工人之间，早就存在着十分强烈的对抗，产生对抗的原因倒不难一一列举。对抗的根源是语言和宗教的不同［注：在马丁的记录草稿中，在这句话的后面还写着：“爱尔兰受到的长期压迫”。——编者注］，以及爱尔兰工人给英国工大造成的工资竞争。在英国，这一对抗成了革命的绊脚石，而且被政府和统治阶级巧妙地加以利用，政府和统治阶级深信，任何绳索都不可能把英国工人和爱尔兰工人结合在一起。的确，要在政治基础上团结起来是不可能的，但是，从经济基础上来看，问题就不是这样了；双方都在成立国际支部，而作为国际支部，是应当朝着一个统一的目标共同前进的。爱尔兰支部将很快成为人数众多的支部。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936年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罗沙的记录译的，并根据马丁和罗沙的记录草稿校对过
注释：
[499]马克思关于德国和英国的国际工人协会状况的发言，是他作为总委员会德国通讯书记的简短报告，与其他通讯书记以及各国代表的报告同时提出的。发言中有关英国的那一部分，是对他做的关于工联问题的发言（见本卷第694—695页）的补充。——第701页。
[500]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德勒斯顿代表大会举行于1871年8月12—15日。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为缩短工作日、要求真正的普选权而斗争的决议以及其他决议。代表大会在关于党的机关报“人民国家报”的决议中，表明了它对国际的态度，认为该报在政治和社会问题上的路线是正确的。决议特别满意地提到“‘人民国家报’所支持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和国际工人协会之间的思想联系”。代表大会以这项决议实际上确认了1868年9月纽伦堡代表大会上由倍倍尔领导的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它于1869年在爱森纳赫正式成为社会民主工党）所通过的关于加入国际的决定。——第701页。 |
第三章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弗兰茨·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四卷
第三章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
一几十亿赔款时期的无产阶级
二海牙代表大会
三最后的党派斗争
四特森多尔夫时期
一几十亿赔款时期的无产阶级
工人运动很快就从战争的打击下恢复过来。如果说1866年以后的危机教会工人运动思考，那么1870年以后的工业发展就教会工人运动行动。由于得了几十亿赔款，货币贬值了，工人阶级的生活必需品涨价了；工人阶级要使它的实际工资保持不变，就得提高货币工资；一个巨大的罢工运动席卷整个德国无产阶级。
资产阶级报纸咒骂这种完全不可避免的自卫是轻率的攻击。同时它自己就陷入特殊的矛盾之中。因为根据自由贸易论，任何罢工都必然在国民经济的永恒的自然规律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所以资产阶级报纸完全抹煞事实地指出，任何现在还在顺利进行的罢工，终归要失败，可是，因为还必须证明工人根本没有理由罢工，所以尽管据说一切罢工都已失败，工人却被描绘为生活豪华的人，他们吃早饭时就用白啤酒杯喝香槟酒。对这种行为的道德上的愤慨，在资产阶级机关报上表现得尤为雅致，而在下一栏中又满意地叙述到，在滥设企业的神话般的酒宴上，人们把香槟酒倒到金鱼缸里，让客人看金鱼的垂死挣扎以取乐。
从某种意义上说，事实同自由贸易派报纸所断言的恰恰相反。这些报纸中的一家有一次在专门谈论柏林的罢工时说漏了嘴，它承认，“尽管提高工资有时也是以某种扭扭捏捏的形式实现的，这些罢工仍然常常取得胜利。不过罢工不能改善工人的痛苦境况，工人们今天从资本家的利润里得到的工资，明天就必须付给房东，成了他们的地租；一般说来，柏林工人的工资增长赶不上房租的增长”。于是房荒问题暴露出来了，虽然房荒是伴随大工业革命的一个老现象，但战后在许多比较古老的城市中，尤其是在柏林，这个问题曾经使许多社会庸医大伤脑筋。大工业一在旧城市落户，立即就吸引来了一支工人大军，为了给现代交通建筑宽阔的马路，还必须拆除狭窄而弯曲的胡同。工人住宅的需要不断增长，可是它的供给却减少了。在柏林、布勒斯劳和科伦，从四十年代起房荒就逐渐形成。1870年以后，由于大工业的急剧发展，房荒便变成了急症。不过它并不是工人的切身痛苦的唯一症候。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到处发择作用，只是在这里主要通过高昂的房租表现出来，在那里主要通过昂贵的面包和肉类表现出来而已。在柏林，有千百个没有房子住的人流浪街头，不知道该到哪里去睡觉。在纽伦堡有千百个饥民在马路上游荡，砸坏面包店和肉店的窗户。在柏林，据当时计算，房租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十四，伙食费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七，服装费增加百分之十八，整个家庭生活费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六。但是，在柏林的工人中，只有瓦工和建筑房屋的木工经过斗争使工资提高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制造家具的木器工人（也许还有油漆工人）的工资提高了百分之七十左右，其他工人的工资的提高都在不同程度上远远地落后于物价的上涨。
如果一部分德国工人的生活水平真能得到微小的提高，另一部分人通过提高工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跟得上生活资料价格的上涨，那么第三部分人想要改善劳动条件就如缘木求鱼了。第二部分人比第一部分人的数量多，而第三部分人比前两部分的总人数还要多。恰恰是在大工业的起示范作用的部门，不是由于工人的体力消耗太大（如在纺织工业部门），没有形成群众性的罢工，就是群众性的罢工大多遭到失败，比如矿工和五金工人的罢工就是这样。1872年夏天，鲁尔河谷的一万六千名矿工为了争取实现八小时工作制和增加工资百分之二十五，勇敢地进行了几个星期的斗争以后，被迫无条件地放下了武器。1871年11月，大初八千名开姆尼茨机器制造工人遭到同样的命运。同一时期，纽伦堡格腊梅尔-克勒特大机器和车辆厂的三千名工人发起的一次争取提高工资运动，也没有任何成果，虽然这些工人由于确实预见到自己的失败，而没有举行罢工，柏林机器制造工人的两次罢工也没有成功。一般说来，几十亿赔款时期德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急剧恶化，这一时期少数人的生活虽然暂时有所改善，但是由于生活资料价格上涨，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下降了，他们的工资没有相应地增加，或者根本没有增加。
如果能工人们由此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有了一个深刻的认识（即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这个社会也不能给无产阶级提供过得下去的生活），那么统治阶级对待罢工的态度就向他们表明，他们可以期望从这些“最好的朋友”那里得到什么东西。企业主首先实行歇业或实行惩罚，成立反联合组织并提出黑名单，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这就是某种程度上的合法战争；而国家机关竭力偏袒企业主，干预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这也不是什么新解事，在柏林瓦工的一次大罢工中，“社会王国”使瓦工行东有可能延长了国家建筑合同的期限，把服兵役的瓦工帮工供行东支配。特别使人惊奇的是资产阶级政党，不论属于哪个政治派别，都同样深恶痛绝地攻击罢工工人。没有一个资产阶级政党打算稍稍客观地评价一下不能不引起工人的争取提高工资运动的原因。它们的最高智慧就是，指摘罢工是“社会民主党的阴谋活动”，这是极不高明的伎俩。
因为这种行径，不可避免地使工人群众认识到，在所有的政党中，只有社会民主党永远是他们的可靠朋友。事实上并不是社会民主党各派以某种方式迎合工人的罢工欲望。它仍支持工人的工资运动，指出工资运动的合理性，工资运动一旦爆发，它们也尽一切力量保证罢工的胜利，但是它们决不煽动罢工，它们不倦地教育工人：应该先成立一个坚强的组织，然后采取这个使双方受损失的罢工手段。甚至像奥格斯堡的装钉工人约翰·莫斯特这样一个不守本分的人（曾参加过奥地利工人运动，1871年加入了爱森纳赫派，由于有许多放肆行为从一开始就在党内引起不满），也在开姆尼茨尽力阻止机器制造工人罢工，直到最后一刻为止。钳工卡尔·格里林伯格比他的成就更大，格里林伯格惧重地领导过格腊梅尔-克勒特工厂的工资运动，进行了不可避免的退却，没有使罢工遭到损失。资产阶级报纸和进步党市政府（同时也就是警察署）为了对此表示感谢，就意味深长地说，在格里林伯格和纽伦堡的其他几个社会民主党人煽动下在同一时间内发生了面包暴动。直到战后还属于进步党的最忠实的拥护者的纽伦堡工人，由此而认清了事情的真相，大批地转向社会民主党。
各邦政府和资产阶级政党对由罢工发展起来的工会运动也像对待罢工那样充满僧恨和敌意。在萨克森王国这种情况最为严重。自从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以来，自从色当战役以来，自从萨克森分立主义看到它已经不能再玩弄工人和不能再同普鲁士霸权对抗以来，那里的政治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萨克森工人一公开地参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萨克森的资产阶级激进主义就像阳光下的雪那样融化了。早在1871年帝国议会选举时期，萨克森激进派中的大部分人就已经转向态度最暖昧的民族自由主义，罗伯特·勃鲁姆的一个老同志莱比锡警察署长吕德尔，已组成为萨克森工人的一个最凶恶的迫害者。过去博伊斯特之流的阴谋家为了压制资产阶级反对派而想出来的整个警察机构，现在被资产阶级反对派同一切落后分子一起用来削弱工人运动，而且对工人的工会运动的压制几乎比对工人的政治运动的压制更为厉害。在萨克森王国，有损健康的纺织工业及其巨大工厂建筑大量集中，这个工业部门使用女工和童工，几十年来它的家庭工业逐渐衰落，它依靠国外市场，发生危机和萧条，使得体力衰弱的工人阶级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他们的工资很低，八千人挤在一平方公里土地上，那里的统治阶级一一从反动政府到资产阶级自由英雄都在不遣余力地堵塞工人摆脱这种饥饿处境的道路：1872年初，莫特勒用下面一段括描述了压制萨克森工会运动的阴谋诡计，他说：“人们时而把我们称做违法团体的联合，时而给我们打上政治团体的烙印，好用某些法律条文来制裁我们。时而说我们同伦敦的国际走一条道，时而说我们干预公共事务，危害秩序。”可是，萨克森政府在这场警察的小战中暂时走在前面，而普鲁士政府则始终勇往直前。1873年，普鲁士政府向帝国立法机关提出了一个惩罚破坏劳动合同的刑法草案，它将取消刚刚给予的联合自由。
有人说，德国工人同他们的英国伙伴不同，宁可追求革命的空想，也不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改善自己的阶级状况，我们只要举一个简单的事实就可以消除这一切可怜的抱怨。事实就是，每当德国工人要转移到工会领域时，他们总被警察的狡猾的压迫手段推回政治预域。本来世界上很少有什么东西像现代工人阶级的工会组织这样，不能一律对待。组织工会的可能性，以及工人对工会的关心发生种种变化；各个行业越是以手工业方式或手工业工场方式进行生产，工会组织就越坚强；而在进行资本主义剥削的家庭工业中，也在女工和童工起重大作用的、用机器进行生产的大工业中，工会组织却日趋衰落；而在机器工业中，在劳动力的竞争受到体力或技能的限制时，或者有一个有效的工厂法来保护工人不受有加无已的剥削时，工会组织就重新兴起。所有这些和其他的观点，错综复杂地构成一张能不能组织工会的五颜六色的样本卡片，而且大家知道，英国工会在成长为一种力量以前，也有过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惨痛经验。
可是，英国工会能够成长为一种力量，是因为它至少具备一个工会组织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毫无疑问，英国禁止联合的法令用比德国更严厉的惩罚来威胁工人，并常常真正进行了这种惩罚，但是英国工人有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德国工人却从来没有这种自由。联合自由同普选权的情况相似：没有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联合自由就成为一把没有刀柄的刀。联合自由只有依靠坚强的联合会，才能充分发挥作用，而没有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这些联合会是不能存在的。如果工会联合会的萌芽被反动的出版法和结社法的恶毒手段摧毁，那么工人除了对摧毁他建立阶级组织的一切前提的反动派进行政治斗争外，没有别的办法。
德国工人一开始就依靠政治斗争，因此显然地，他们对工会组织的重要性，有时就看不清楚，正如（不过颠倒了一下）工会组织使英国工会看不到政治组织的重要性一样，而且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还要长得多。因为在七十年代初期，德国工人对工会组织的关心程度即使不能说超过了对政治组织的关心程度，但也几乎是相等的。当然存在于工会组织性质中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在这里也起了作用。德国两个最老的工会中，排字工人进行的工资斗争比烟草工人有成果，但这并不是说，烟草工人的工作成就不如排字工人。此外，烟草工人比排字工人更激烈地参加了政党斗争这一点，也不起决定性作用，因为工会领袖弗里茨舍是善于巧妙地克服困难的。烟草工人成就较小的真正原因在于，家庭工业劳动和妇女劳动对烟草工人就像肉里的刺一般。排字工人和烟草工人各有自己的机关报，制帽工人、金器匠、银器匠、陶瓷器工人也做到了这一点。工会组织的幼芽也在建筑业工人——瓦工、粗木工、细木工、抹灰工中成长起来。五金工人的进展较慢，有一部分原因是他们的组织没有根据行业仔细分工，因此许多利益不同、甚至利益矛盾的工人全被容纳在一起。职工们于1871年在格劳豪，1872年在柏林举行了会议；他们有了成立工会组织的善良愿望，可是他们也必须克服巨大的困难。
在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中，还有一派始终对工会组织或多或少是抱拒绝态度的。这一派在拉萨尔派中比在爱森纳赫派中更为强大，但是拉萨尔派也出现了最能干的工会活动家，如瓦工格罗特考和木工卡佩尔，在吕普克尔特移居国外以后，格罗特考担任瓦工工会的领导，卡佩尔担任木工工会的领导。在爱森纳赫派中，巴伐利亚人、鞍匠伊格纳斯·奥艾尔开始在柏林把他的同行组织起来，莫特勒在萨克森不倦地工作，当时党的书记约克在为工会的发展而斗争方面，几乎是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坚决。首先，在1872年6月，他在爱尔福特召开工会代表大会，大会代表九千九百二十名参加工会组织的工人。其中有六千一百五十二名属于国际工会，有三千七百六十八名属于地方专业团体。这些数字并不大，这个代表大会也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可是，事情本身存在的障碍越难克服，精心培植起来的幼苗一旦被警察的暴力摧残，其捐失就更为严重。
统治阶级徒然地企图掩盖自己的敌意，他们说，他们并不压制工会，而是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宣传鼓动滥用工会。他们用这种伪善只能欺骗庸人，而欺骗不了工人。社会民主党的工会运动推动者肯定不想通过工会运动来削弱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但是他们也不想轻率地对待工会运动。像约克这样热心肠的党性很强的人也一再表明，必须把工人的工会运动和政治运动区别开；这两者同样重要，但又各有各的特殊意义，要发展工会运动，就不应使它单纯成为政治运动的尾巴。约克和他的同志们所希望的工会，是工人在经济方面独立自主的组织。他们比资产阶级报纸的文人，也比讲坛社会主义的教授们，对英国工会更有了解。这些教授起初对进步党的工会表示高兴，可是几年以后通过布伦坦诺之口承认，这些畸形的组织根本不是工会，而是单纯的疾病互助会、伤残人员互助会和丧葬互助会，它们的会员对某些工会理想具有柏拉图式的爱。可是政府和资产阶级甚至对于进步党的工会也抱有掩盖不住的敌意。工人的捍卫经济利益的表面组织已经使它们感到不痛快，由于它们使用政治武器向工会组织的真正的幼芽进攻，使得工人理解到，必须首先推翻有产阶级的政权，给予革命的工人运动以有力的推动。
这个运动在纯政治领域内，也得到了同样有力的推动。一成不变地在新德意志帝国继续存在的旧普鲁士统治制度，很快就使人们对皇帝和帝国的一切热狂的高兴心情烟消云散。军费和捐税的重担没有减轻，而在人民还不习惯这种可爱的刑罚的一切地方，发生加倍可怕的作用。除去当兵和纳税以外，“莫谈国事”也是旧普鲁士的“荣誉”。在北德意志的新刑法中，旧普鲁士刑法的弹性条文写得更明确一些。1873年，新出版法草案送到帝国议会，这个草案的第二十条规定：“在印刷品中用破坏道德、法制或爱国心的方式，攻击家庭、财产、义务兵役制或国家制度的其他基础的人，或把法律认为应该惩罚的行为说成是值得仿效的、有价值的或忠于职责的，或用危害公共安宁的方式攻击市民社会的关系的人”,处两年以下的徒刑或要塞监禁。正如经济方面的破坏合同法一样，这个条文在政治方面是俾斯麦反对社会民主党的第一个非常法，但是就其具有弹性的内容而言（同它相比，曼托伊费尔的弹性条文变成了单纯的孤儿），它也能够打死任何资产阶级反对派，因此对资产阶级政党说来，这个条文并不是在开玩笑。改选的日期临近了，因而拉斯克尔甚至有一次敢于喃喃地说到关于“人民权利”这个难于出口的词，可是这个词对他极为不利。俾斯麦叱责他说：“我们大家都属于人民，我和您一样也属于人民，我也有我的人民权利，我决不容许垄断人民这个名义，并把我从人民中排除出去。我决不允许这样做。”自由主义反对派找不到一个适当的答案来回答这个粗暴的挑战。进步党人同民族自由党人几乎是一丘之貉．1873年进步党人为下一届帝国议会选举发表的、由菲尔肖夫草拟的选举宣言，得到半官方主要报纸的应有的赞扬，说什么就是最保守的人也不会不对这个宣言表示赞同，当另一家官方报纸做了一个好像善意的推测一一进步党的左派不会同意菲尔肖夫的过于忠诚的作文练习一一的时候，这些勇士们还扮演了受到侮辱的爱国者的角色；他们断言，他们的选举宣言从来没有像这个宣言这样，得到全体党员的一致赞同。
政治的不满情绪不断增长，推动了那些在俾斯麦面前表现坚强不屈的党派，用帝国爱国主义者的隐语来说，就是赤色国际和黑色国际，即社会民主党和教皇全权主义的党。自从俾斯麦和自由派的文化战士对天主教会的内部事务进行干涉以来，天主教会就把它古老的、但仍强大的组织投入战斗，在这个世界性的争论中，天主教会像蛇一样狡猾，它善于挥动俾斯麦的警察政策强迫它使用的资产阶级自由的武器。在帝国内的天主教地区，它把不断增长的政治怨恨的洪流，导入自己的河道，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工人运动。在莱茵河畔和西里西亚，社会民主党的宣传在1570年以后的进展极为援慢，在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宣传的主要据点从天主教城市奥格斯堡和慕尼黑移到耶稣教的纽伦堡-菲尔特。教皇全权主义在这一方面决不低能，．它用社会主义的要求来引诱在它的精神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工人群众；它善于巧妙地建立分布很广的协会，这些协会特别在许多方面能够吸引手工业帮工，美因兹的大教堂司祭莫方提出的社会政治桐领，从远处看来，同拉萨尔的桐领差不多。首先，珑酷的迫害使天主教传教士在天主教工人中得到比他们应静尘世的或天堂的一切幸福所能博得的更多的好威。
在至今还没有发生普鲁士的暴行的耶稣教地区．社会民主党的宣传活动有了发展，在不同程度上远远超过历史上形成的条件对它的限制。耶稣教的巴伐利亚是这样，汉诺威是这样，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尤其是这样。当德意志民族的这个受溺爱的宠儿终于可以从母亲的乳房中吮吸到虔诚思想的乳汁的时候，他甚至露出惊奇的眼光。除了全德工人联合会一向就有会员组织的几个工业区，如阿尔托那、奥滕森、皮纳贝克、基尔、诺伊明斯特尔以外，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和它的从事农业的居民、富裕的农民阶级、根深蒂固的分立主义以及北德的方言，同社会民主党的宣传看来是格格不入的，可是1870年以后，拉萨尔派在这里取得的成就比爱森纳赫派在萨克森王国所取得的还大。当然社会观点也发生了作用。因为德国新立法规定，在某地居住两年以上的贫民就可以得到所在村镇的救济，而根据霍尔斯坦的法律，必须居住十五年以上才有享受救济的权利，所以东霍尔斯坦的容克地主就大批解雇本来就过着贫苦不堪生活的雇工，于是在那里的大私有土地上，农村无产阶级群情激奋。可是，一般说来，对于柏林政府的政治赠礼的愤怒，促进了议会民主党在易北河公国[1]的宣传鼓动工作，而堪与萨克森匹敌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警察则做了其他的事情。
情况还相当紊乱。许多无产者，按其阶级地位来说，属于社会革命的政党，可是目前却信奉本质上反动的教皇全权主义，而在新普鲁士地区的社会民主党拥护者中，又有许多不可靠的分子。党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的地位仍然极不稳定。不过有许多同路人已经变成了忠实的党员，主要问题是，社会民主党能够做自由主义根本做不到、而教皇全权主义只是暂时能做的事情，因此在纯政治问题上社会民主党也是经常可以信赖的。因为人民中的受折磨、受压迫的阶级（远远超过无产阶级的范围），把社会民主党看做是永远可靠的支柱，它就获得了一个产生力量的新源泉，俾斯麦的剥削政策和压迫政策越占优势，这种力量就必然不断壮大起来。
二海牙代表大会
巴黎公社不仅使俾斯麦了解了德国社会民主党，而且也使他和他的同伙了解了国际。欧洲反动派武装起来反对工人协会，大陆上的所有国家都起来迫害工人协会。英国政府虽然反对西班牙政府提出的共同举行警察围剿的建议，并因此触怒了俾斯麦（他在自己的半官方报纸上指摘不列颠成了一个避难所，秩序的神圣事业将从那里遭到破坏），但是英国政府也干涉爱尔兰的国际支部，并通过它的外交代表搜集关于协会支部的情报，人们费了很大力气，才能阻止瑞士共和国政府把公社的逃亡者移交给存心报复的法国资产阶级。
欧洲各国政府勾结在一起，挖空心思地采取许多迫害措施，与此同时，文明世界的造谣专家还对工人协会展开了诬蔑宣传。伪造国际的历史和秘密、拍发聋人听闻的电报、对公开文告进行无耻歪曲的事层出不穷。人们通过电报向全世界宣布，芝加哥大火是国际的恐怖行动，正如国际总委员会理所当然地以讽刺口吻所说的，他们没有把当时侵袭西印度的飓风也说成是国际的魔力，这真是太奇怪了。1872年9月，三国皇帝在柏林开会，爱国主义的吹鼓手把这一天说成是世界和平与世界幸福的新时代，这时全欧洲对国际的迫害也就达到了顶点。按照他们的说法，为了拯救现代文明，一个东方强国的封建的反动旧同盟已经恢复了。可是他们忘了这样的经验：早晨叫得过早的鸟儿，晚间常常被猫吃掉，他们认为沙皇到柏林开会，就彻底消除了法国的一切报复的念头。
从表面上看来，他们的凯歌也不是完全唱得没有道理的。因为这年秋天，正当德、奥、俄三国皇帝在施普累河畔的宫殿中开会的这一周，国际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结束了它的存在的历史。由于公社的失败，协会陷入了十分困难的境地。1870年退出商业活动、同马克思一起在总委员会工作的恩格斯关于这一点说道：“国际被推到欧洲历史舞台前面的时候，也正是它在各地无法再进行任何有成效的实际行动〔梅林的引文中是“鼓动”。——原编者〕的时候。事变把它提到第七强国的地位，同时又不允许它动员并运用自己的战斗力量，否则就必然要失败并会使工人运动遭受几十年的压制。”[2]实际上，情形就是这样，而不是别的样子，由于总委员会拥护巴黎公社，“值得称敬的”英国工会退出了国际，在经过一场消耗一切的战争以后，在巴黎粮食供应断绝、公社大量流血以后，法国无产阶级需要有重新集结力量的充分时间。国际失去了法国支部，也就失去了支柱，代替它的是一个很可疑的现象，即公社的逃亡者充斥伦敦总委员会，引起了无休止的争论，这是一切失败的革命不可避免的结果。马克思夫人写给约翰·菲力浦·贝克尔的信中，表明了对这种混乱状态的预见，她说，如果谁不愿无条件信赖法国人的一切欺骗勾当（她是完全不可能相信的），谁就被看做是普鲁士人。
当国际在英国和法国在某种程度上失去立足之地的时侯，它在许多经济和政治上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如在比利时、荷兰、意大利，西班牙和瑞士的一部分，由于内部不和而日趋衰落。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有一部分还处于英、法、德三国的工人在三月革命前经历过的发展过程，即处在不愿过问政治（因为工人在有产阶级的政治斗争中经常受到欺骗）的社会主义时期。这种社会主义还不能根据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存在条件来理解这个社会。它既不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的必然性，也不理解它消亡的必然性。因此它对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手段也完全不了解。它把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看做是重蹈覆辙，是培养一种新的压迫力量的新诱惑。这种社会主义企图彻底摧毁资产阶级社会，毁灭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的一切痕迹，但是它打算在现在就实现这个未来的理想，它要求无产阶级“脱离政治”，放弃自己的组织，从而也放弃唯一能够使它战胜统治阶级的集中的权力手段的武器。
脱离政治的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历史发展中的一个过渡阶段。因此它在国际中必然也有自己的代表。国际的任务恰恰是要向各国不同的工人党，阐明现代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任务，从而缩短它们的必要的发展阶段。可是六十年代末期，当巴枯宁开始把这种社会主义置于无政府主义的口号之下，并企图借助于它来夺取对伟大的工人协会的领导权的时候，这种社会主义对国际来说就是一种危险。常常有人说，巴枯宁是俄国政府的密探，但是这一点从来没有得到证实。这种说法的根据也许是因为巴枯宁具有泛斯拉夫主义的倾向，早在革命年代他就由于这种倾向，遭到他的老朋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反对。如果人们把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完全归于他个人的功名欲望，那就未免过分了。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俄国人，在他出生的那个国家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甚至还没有经历它的最初阶段，他远离欧洲的精神生活有十年以上，1860年，当他从西伯利亚的冰牢里逃出来的时候，他还完全停留在三月革命以前的社会主义的观点上。在理论上，他通过他的无政府主义同蒲鲁东和施蒂纳有联系，在实践上，他同魏特林有种种接触。他把群众的贫困化的不断增长，看作是社会革命的最有效的动力，把阶级地位下降的人看做是最坚强的先锋战士。巴枯宁企图取得他对国际的统治权，因而破坏了国际的组织，并把欧洲工人运动推回它的历史发展早已走过的阶段，就这一点来看，说巴枯宁是个人野心和对马克思的妒忌心作祟，也是正确的。
很明显，非政治的社会主义有一个雅诺斯[3]的脑袋，一面是非常温和的面孔，另一面是非常残忍的面孔。一种主张脱离政治，但又要改革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要是不走向最温和的自助、建立宗派和空想的歧途，就是必要走向搞秘密阴谋、暗杀和暴动的歧途。同样很明显，在许多空想主义还很盛行的四十年代，这种社会主义的温和的一面占主要地位，而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自发的阶级对立已经表现得如此明显的六十年代，它的残忍的一面就占主要地位了。无政府主义者通过“行动的宣传”同公社逃亡者的最坚决的一派、即布朗基主义者发生了一定的接触。这两派在目的方面相距甚远，因为布朗基的拥护者恰恰想通过迅速的突击夺取政权，以便利用这个政权实行革命专政，但是两派在进行革命突击方面是一致的。这种实践必然给各国政府提供值得欢迎的机会，对劳动阶级进行一种反动的突击，也就是施加巨大的压力，同这种压力相比，巴枯宁主义者和布朗基主义者个别地或共同地所能进行的谋杀和暴动，只不过幼稚的儿戏。
国际总委员会和它的领袖马克思，坚决反对巴枯宁的煽动，如果是在通常的情况下，很快就会战胜这种煽动。可是在巴黎公社失败后的非常情况下，巴枯宁的煽动甚至在国际中占了上风。可是另一个问题是，维持正在受着内外夹攻的国际，是否会给欧洲工人运动带来得不偿失的巨大牺牲呢。马克思对这个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并且决定擦去国际无产阶级为了实际行动和战斗而锻造的武器上的无政府主义之锈，然后把这个武器放在剑术馆中，以等待比较有利的时机。在海牙代表大会上，马克思宣布了他的决定。
工人运动在国际范围内的扩大，在国际的这一次代表大会上比在从前几次代表大会表现得更为明显。根据代表出生的国家来划分，64名代表中有20个法国人、16个德国人、8个比利时人、6个英国人、3个荷兰人、3个西班牙人、2个瑞士人、2个匈牙利人、1个波兰人、1个丹麦人和1个科西嘉人。事实不久就表明，目前的这个总委员会拥有明显的多数，特别是德国人，还有（这次是例外）法国人也站在总委员会一边，英国代表分成两派，投了不同的票。巴枯宁主义者力图按照他们的无政府主义理论，把总委员会贬低为一个单纯的“信箱”“通讯和统计局”，结果这种企图没有得逞，总委员会在它作为协会的执行委员会的权力方面得到承认和保证。代表大会通过一个庄严的决议，表示对巴枯宁主义者的活动不负任何责任，并把巴枯宁和他的一个助手开除出国际。
总委员会至今的大多数委员，其中包括同恩格斯一起亲自参加代表大会的马克思，要求把总委员会迁往纽约，这件事使胜利的多数派碰到更大的困难。特别是德国代表反对这个最后被勉强通过的提案。促成这个决定的是，至今的总委员会的委员除少数例外，都拒绝再度当选，马克思和恩格斯尤其是这样，因为否则他们就不能继续写他们的科学著作了，我们当然不应（事实上也没有）从主观方面而应从客观方面去理解这一点。当工人阶级有实际行动的机会的时候，马克思总是乐意中止他的科学著作活动，而在不存在这种可能性的情况下，他就喜欢恢复著述工作。但是，如果总委员会当时的多数派退出，那么协会的最高领导如果留在伦敦就有落入法国布朗基主义者及其暴动策略或英国工人领袖及其“值得尊重的”倾向之手的极大危险。如果不在伦敦，那纽约就是唯一具备档案的安全和总委员会的国际成分这两个必要条件的地方了。
毫无疑问，海牙代表大会的这些讨论和决议带有某些玩弄外交手腕的色彩，当时国际的状况可以充分地说明这一点，并为这一点辩护。几年以后，恩格斯扼要地写道：“……鉴于国际在普遍反动的情况下不可能满足对它提出的过高的要求，并且要继续充分进行活动，就非使工人运动付出许多流血牺牲的代价不可，于是它暂时退出了舞台，决定把总委员会迁到美国。”[4]它不只是暂时而且是永远退出了舞台。1873年国际在日内瓦还举行了一次代表大会，但是事实表明，它已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国际团结的思想在现代无产阶级中已经根深蒂固，因而它已不需要任何外部的支持，各国工人党由于七十年代的工业革命而得到独特和蓬勃的发展，使它们越出了国际的范围，正如欧洲工人运动由于五十年代的工业革命而越出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范围一样。
三最后的党派斗争
国际的危机对德国工人运动完全没有、或者等于没有发生影响。协会的总委员会在为反对巴枯宁而发表的一篇文件中附带地进行了相当轻率的评论，说拉萨尔派在阻碍德国工人组织几年之久以后，已经变成了警察的单纯工具，这种不公正的攻击激起《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对马克思和国际进行了同样不公正的攻击。但是拉萨尔派同爱森纳赫派一样，同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毫无关系。
色当之役以后，两派在民族问题上有了一致的看法。它们对柏林的政治制度进行了共同的斗争。在对科学共产主义的原则性见解方面，它们也保持共同的水平，那就是它们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仍然是生疏的。哈赛尔曼在《新社会民主党人报》上以“自然法的”方式阐明，工人单独创造的产品应属于工人，保险公司职员卡·奥·施拉姆是在历史科学方面的划时代的天才，正如马克思在社会科学方面、达尔文在自然科学方面是划时代的天才一样。
当时以自己的方式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唯一的党的作家是狄慈根，他是爱森纳赫派的最热心的理论家，可是他的才华洋溢的论文只在狭窄的哲学轨道上活动，因而不能对正在进行实际斗争的工人发生有效的影响。《人民国家报》发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新旧著作——关于农民战事的论文，关于巴黎公社的宣言，内容过深，工人不易接受，科学共产主义的大师很少涉及能够最清楚地说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日常实际问题。爱森纳赫派的拥护者常常抱怨《人民国家报》发表的文章学术性太强和过于呆板，甚至党的委员会也劝告编辑部以《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风格为学习榜样。拉萨尔的宣传作品仍然是这一派的工人的主要精神食粮；后来，爱森纳赫派的年轻一辈中的一个最能干的人卡尔·格里林伯格在回顾这一时期时写道：“从组织方面来看，我们是爱森纳赫派，从原则和宣传方面来看，我们是拉萨尔派。”
毫无疑问，《新社会民主党人报》不仅在叙述的通俗方面，而且也在对经济学-社会主义问题的清晰理解方面胜过《人民国家报》。当大家都在研究房荒问题的时候，哈赛尔曼为了用一组最明晰的论文说明土地问题，而联系到房荒问题，而《人民国家报》却让蒲鲁东主义者米尔伯格关于这个问题发表了种种胡言乱语，这些胡说后来由恩格斯的关于住宅问题的经典论著所澄清。正是在理论问题上，爱森纳赫派喜欢对拉萨尔派发出傲慢而自负的声调，可是它实在没有理由这样做。白拉克对由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这个“拉萨尔的建议”发动的攻击，表明这个优秀的人物走上了歧途。他称拉萨尔的建议是“徒然追求陛见资格的、普鲁士王国政府的社会主义”，他根据拉萨尔的建议描绘的一幅讽刺画只存在于他的幻想之中。哈赛尔曼同他以前的施韦泽一样，始胳只是在这种意义上拥护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即在无产阶级胜利以后，这些合作社应该成为实行生产资料社会化的第一个实际据点。彻底修正自己的纲领的要求，在爱森纳赫派中是普遍存在的，但这种修改方式只是暴露了这一派在理论上还很模糊。土地改革、废除继承权以及在拉萨尔派中早被施韦泽摧毁的各种折衷的社会主义，在爱森纳赫派的优秀人物中还很盛行，甚至白拉克也没有抛弃把原则的共产主义暂时隐蔽起来，以迎合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
只有在一个问题上，即在非常重要的工会问题上，爱森纳赫派在理论认识方面比拉萨尔派清楚得多。1873年6月，《人民国家报》发表了许多论工会的卓越文章，这些文章今天读来还是一种享受而且也是有益的。这些“实际的解放信号”指出，工会运动是与政治运动同样重要、同样正当的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武器，但是这两种运动应该严格加以区别。这些论文清楚地论述了工会的任务，指出工会作为无产阶级阶级状况的有效杠杆，作为民主自治的学校，作为未来的社会组织的雏形，一句话，作为争取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自觉斗争的机构所能做的一切，它的前提始终是工会运动通过另一条独立的途径，追求与政治运动相同的目标。这几篇匿名发表的论文是排字工人卡尔·希尔曼写的，同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对工会问题的探讨相比，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当然在《人民国家报》上立即发出反对这些文章的声音，但是希尔曼的见解显然在爱森纳赫派中占有重要地位。相反地，拉萨尔派的工会工作者的处境十分困难，如果不是柏林建筑工人以他们卓有成效的罢工在全德工人联合会中取得了重要地位，他们的处境还会更加困难。支援总联合会在严肃的罢工运动面前表现得软弱无力，要把当地的联合会改组为柏林工人同盟的企图，没有获得较好的成果。按行业组成的工会，如瓦工工会和木工工会保持着实际的力量，但是空洞的反抗并没有停止。在每次代表大会上都有人发出反抗的声音，并始终要求作出取消现存的工会或至少把工会贬低为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分会的决议。
在组织方面，拉萨尔派又走在前面。比较起来，它的队伍装备更好，更有战斗准备，人数也较多。拉萨尔派1871年、1872年在柏林，1873年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举行的代表大会，看到他们的积极的成员已经增加到二万人，而1871年在德累斯顿，1872年在美因兹，1873年在爱森纳赫举行代表大会的爱森纳赫派只有将近一万名党员。当然拉萨尔派的组织也有其危险的一面。这个组织是同独裁领导相适应的，如果主席是像哈森克莱维尔这样一个在好坏事情上都缺乏独裁者的才能的人，这个组织就必然要发生争夺权势的恶劣竞争。协助哈森克莱维尔工作的有联合会机关报编辑哈赛尔曼，杜塞尔多夫制帽工人、书记德鲁西和会计格吕威尔，这些工作人员每年由代表大会选举，主席由全体会员直接选举。哈赛尔曼在联合会机关报中怀着妒忌的心理不让任何作家同自己竞争，联合会的精神生活虽然没有宗派性，但是仍带有宗派色彩。理事会的其他理事，如格罗特考、卡佩尔兄弟，尤其是回到伊塞隆的特耳克，在哈森克莱维尔领导下比在施韦泽领导下所起的作用大得多。如果党的领导有一套民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每个人可以分别工作，那无疑是一种进步，由于他们缺少这种合法的活动场所，因而他们像仇敌似的自相冲突。拉萨尔派对自己的组织的崇拜，有它一定的理由，不过这种崇拜太过分了；它的最顽固的代表人物是特耳克，他本人虽然在外省，但是他觉得柏林的领导仍然不够集中。
1871年以后，爱森纳赫派的委员会设于汉堡、盖布和约克在那里担任领导，监察委员会于1871年迁到柏林，1872年迁到布勒斯劳，1873年迁到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爱森纳赫派的组织远比拉萨尔派的组织松弛，会员缴纳会费不太踊跃，而且也不多；同拉萨尔派的财政日见充裕的情况是个鲜明对比，爱森纳赫派始终处于负债的困境。爱森纳赫派的组织尽管有许多显著的缺点，但也有它的优点。党的各个领导机构之间的不可避免的摩擦一向都能开诚布公、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对这一点给予再高的评价也确是不为过分的。
特别是爱森纳赫派所掌握的书籍和报刊机构比拉萨尔派多。早在1871年，除了《格里米乔市民和农民之友》以外，还创办了《德累斯顿人民使者》《开姆尼茨自由新闻》《布伦瑞克人民之友》这些地方党报，不久又在纽伦堡-菲尔特出版《民主周刊》，1873年这家报刊成了党的财产。接着在霍夫、格腊、爱森纳赫、美因兹、慕尼黑（在慕尼黑出版的《无产者》这时已停刊）等地，出现了几乎过多的新的地方报纸。筹划中的著作股份公司变成了莱比锡的合作印刷厂，这个印刷厂除了《人民国家报》以外还出版日益增多的小册子。白拉克除出版《布伦瑞克人民之友》外还出版了许多党的书籍。
对爱森纳赫派说来，“知识分子”并不像拉萨尔派所说的那样有害。只是在纽伦堡-菲尔特，平素很有才能的作家梅明格尔和摩克之间的一次不愉快的争吵，对法兰克尼亚的运动起了严重的破坏作用，后来在清除了这两个捣乱分子以后，这个运动在工人格里林伯格、加布里埃尔·勒文施坦、舍尔姆、佛尔来因的正确领导下，便蓬勃发展起来。伯恩哈特·贝克尔参加爱森纳赫派，无疑也是一个有价值的成果。他主持《布伦瑞克人民之友》的编辑工作，写了一些论拉萨尔的宣传鼓动和死前一段时期的活动情况的充满怨恨的文章，这就加深了对拉萨尔派的敌视。但是爱森纳赫派的青年作家也表现出一些优点，他们是布勒斯劳的布鲁诺·盖泽尔和麦克斯·奈泽尔，汉堡的约翰奈斯·韦德，还有来自南德人民党的，不久就同赫普纳尔一起编《人民国家报》的威廉·布洛斯，而这时李卜克内西正被囚禁在要塞里。在遥远的科尼斯堡，侯补法官科科斯基出版了一个周刊，叫《民主报》，当然没有能够维持很久，后来科科斯基转到《布伦瑞克人民之友》工作。
在爱森纳赫派那里，工人仍也远比在拉萨尔派热心地参加各种小册子的著述工作和报刊工作，而拉萨尔派主要是进行口头宣传。历史发展必然使得七十年代的I．人运动不能产生四十年代臂理产生过的理说家，在四十年代，共产主义者同盟关切而有见识地同德国哲学家和英法两国的社会主义学派一起斗争。狄慈根是一个佼佼者，他令人想起魏特林、埃卡留斯、普芬德来。新的工人运动一开始就承担了许多实际任务，科学共产主义的伟大思想家暂时完成了理论工作。普及他们的研究成果，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进行日常斗争，当然是在爱森纳赫派中做文字工作的工人的起码的任务，但也是有益的、卓有成效地加以解决的任务。排字工人弗兰茨达到了他的目的，1870年他曾经得到党内同志的同意，逃避了巴伐利亚政府对他（《无产者》的编辑）进行叛国案审判，到了苏黎世。德国的自由贸易论者维克多·伯梅尔特在那里当了大学教授，因为他是该学派的比较有见识的代表人物之一，所以他认为自己有责任，用苏黎世州的官方统计证明自由贸易论者恩赐的“永恒的自然规律”（根据这条规律，随着资本的积累，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幸福也会同时增长），并认为自己有责任立即消除社会主义。弗兰茨在一本有点粗野、但内容精辟的著作中证明，政府聘任的统计学教师由自己提出的数字中看出同实际所写的相反的东西。由于为人正直早就是拉萨尔的宣誓证人的德国最著名的统计学家恩斯特·恩格尔，这时在普鲁士王国统计局的杂志上承认，伯梅尔特遭到弗兰茨的严重打击；他说，弗兰茨无可争辩地指出，中等阶级减少，而无产阶级增加的现象，而且无论从绝对意义上说或从相对意义上说，都是这样，甚至在一个自由的共和国，在田园式的瑞士，“资本发疯似地集中到越来越少的人的手里”，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社会民主党这两个派别之间的差异的根源是它们的历史发展不同。拉萨尔派是一个较老的派别，它的战斗经验比爱森纳赫派多六年。当爱森纳赫派开始战斗时，最有利的阵地已经控制在拉萨尔派手中。拉萨尔派在新帝国的唯一大邦中占有很大的优势。他们掌握了帝国首都，并由首都出发占据了新皇帝的祖国勃兰登堡马尔克。他们控制了从布勒斯劳到施泰廷的奥得河道。他们的旗帜飘扬在古老而有势力的汉堡和沿海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的上空，飘扬在现代工商业正在蓬勃发展的古老的汉撒同盟城市不来梅、卢卑克和汉诺威的上空。在西部，他们占有爱北斐特-巴门和贝尔格-马尔克工业区，在西南部，他们占有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和美因郜。与此相反，爱森纳赫派虽然也控制了古老的德国文化的先进地区，可是自从十九世纪初期起，萨克森王国在政治上已经成为民族发展的落后地区，尤其是它的大城市也受到巨大影响，只有莱比锡是唯一的例外。在首都德累斯顿，博伊斯特的长期统治严重地妨害社会生活，工业城市开姆尼茨由于它的没有受过教育的暴发户的精神迟钝而得到不好的名声。《人民国家报》有一次也直率地指出，在德国没有一个城市在同萨克森的曼彻斯特[5]一样的条件下，文化水平也像它这样低的。此外，爱森纳赫派的主要阵地扩展到德国中部小工业区的遭受资本主义剥削的家庭工业里，扩展到南德中等邦的像岛屿一样从手工业的大海中突出来的工业区。在爱森纳赫派中明显地流露出组织同乡小集团的愿望，就是由上述情况决定的。如果这一派的报纸有时过分热衷于地方分权，那可能是他们为了掩饰当时的困难处境，而不是忽略了中央集权的优点。
从这里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两派的差别主要表明它们需要相辅相成，而不需要互相攻击。拉萨尔派的任何一点特殊长处都使人想到爱森纳赫派的一点特殊的短处，反之也是一样。在罢工时的互相支持、在工会中的共同工作、为反对共同敌人而进行的实际斗争，都使得两派的成员在许多地方结合起来。在维尔腾堡（当然拉萨尔派只是在维尔腾堡的首府有一块巩固的根据地），甚至达到完全一致。1873年起在斯图加特出版的卡尔·希尔曼主编的《南德人民报》，就是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合办的。可是在实践中纺成的和解之线，往往在不可避免的势力范围冲突中重被扯断，1872年夏天，当弗罗默和汉堡的鞋匠哈特曼开始在南德进行广泛的鼓动工作的时侯，爱森纳赫派特别感到不愉快。因此只有通过正式途径才有真正和解的可能，而这方面的情况却是很特殊的。
拉萨尔派有点像家里的长子，次子必须顺从他。对于两派的联合问题，他们采取观望态度，可是只要他们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至少都是经过一番仔细考虑的。他们认为爱森纳赫派的组织不切实际和他们的“半社会主义”并不是真正要进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些看法可能有夸大的成份，也可能是完全不正确的，可是他们还允许对这些观点进行讨论，加以澄清。相反地，爱森纳赫派在宣扬和平方面非常热心，而在建立和平方面则十分笨拙。他们主要责难拉萨尔派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追随普鲁士政府，这样一来，当然任何实际谈判一开始就会搁浅。爱森纳赫派的报刊甚至认为拉萨尔是个杰出诗人，但却是个蹩足的政治家。在《人民国家报》上，甚至出现过这样恶毒的话：要是拉萨尔不自动去，俾斯麦也一定会找到他。
所有这些臆测的唯一证明，就是断言拉萨尔派几乎不受警察和国家检察机关的干扰，而爱森纳赫派却不免要受残酷的迫害。这种论断的正确性不是没有问题的。拉萨尔派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同爱森纳赫派在萨克森一样受到压制。在南德进行宣传鼓动的所谓的“警探”弗罗默，却曾因此而屡次被控告，像一个普通罪犯一样（有时同普通罪犯拘押在一起），从他的居住地不来梅由一个监狱转到另一个监狱。虽然他的腿受了重伤，但仍必须戴着手铐脚镣走过据说他在那里犯了“叛国”罪的从奥登瓦尔特山麓的本斯海姆到洛尔施的道路。最后，由于对他的起诉毫无根据，他被从待审拘留中释放出来，这一切对于一个“警探”来说，倒是极奇特的遭遇。《人民国家报》受到被控诉违犯出版令的压迫比《新社会民主党人报》更为严重，这是事实，可是这是一种暂时现象，也同《民主周刊》当时在莱比锡享有较多的出版自由那样，并不说明任何问题。至于《新社会民主党人报》曾自夸说，它比《人民国家报》更懂得避开反动的出版法和反动刑法的圈套，这也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可是爱森纳赫派的没有希望的和解策略找到了一个口实，因为拉萨尔派给这种策略以一种合理的外貌。特耳克想向1872年的代表大会提出一个取消拉萨尔派的一切工会的议案。可是哈赛尔曼拒绝在联合会机关报上发表这个议案的全文，由于出版委员会同意哈赛尔曼的意见，使特耳克极不愉快。毫无疑问，出版委员会这样做是有其实际理由的；在罢工运动高涨时期，在工人群众中散布不和，是完全没有益处的。这时特耳克正在为拉萨尔的纯洁的不可侵犯的组织而努力，他感到在驳回的批示后面，隐藏着施韦泽的阴谋。1872年5月3日他在汉诺威举行的理事会会议上，指责哈赛尔曼同施韦泽狼狈为奸，他说，施韦泽为普鲁士政府效劳，主张成立工会，以便通过分散工人运动的力量来破坏工人运动；施韦泽同柏林警察总署有联系，并向这个机关报告工人运动中发生的一切事情。特耳克谈到他担任联合会副主席时期的情况，他说：“施韦泽在服刑前不久对我说，一旦发生情况，我任何时侯都可以去找警察总署。施韦泽同我一起到那儿去，并且给我作了介绍，同时表现出他对那些房间都十分熟悉。”特耳克接着说，施韦泽曾经为自己的私事挪用过会员缴纳的会费，并且曾从支援总联合会的金库中拿出五百塔勒存到自己存款的银行里去。
这些揭发给听众的第一个印象是发出很自然的呼声：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如果你知道这一切，但却始终拥护施韦泽，那你就是一个比施韦泽更坏得多的叛徒。这个结论是不可避免的。要么事情像特耳克所说那样，那么他从1868年秋天以来就起了同施韦泽同样可耻的、或者更可耻的作用，要么特耳克由于热狂崇拜组织而想入非非，以便表示他所不理解的对严格恢复拉萨尔组织的反抗。今天一切有关情况已经昭然若揭了，毫无疑问，第二种情况是存在的。特耳克是一个正直人，他相信自己的想法；他本人在这里起了最坏作用这一点，在道德上是没有责任的，可是这些想法的毫无根据，就更加暴露无遗了。说施韦泽搞工会运动是为普鲁士政府效劳的推测，根本不值一驳，如果人们回想一下把特耳克叫到柏林来的时候施韦泽的情况，那么对警察总署的访问也就不会使人感到气愤。当时全德工人联合会在莱比锡刚被禁止，而在柏林又差不多无形恢复起来了，施韦泽始终重视维持联合会的正式组织，他为了确定警察机关是否承认特耳克的代理资格，而同特耳克一起到警察总署去，那他并没有做出比一年后白拉克所做的更坏的事。白拉克为了了解迁移到布伦瑞克来的爱森纳赫派执行委员会会不会受到警察机关的刁难，也曾到布伦瑞克警察局去过。倘若施韦泽为了在自己服刑期间让工人运动掌握在叛徒的手中，而从百哩之外把自己的可能是最能干的追随者叫来，让他代替自己的职务，并派他为警察总署的密告人，那施韦泽不但是个恶棍，而且也是个傻瓜。假如事情果真像特耳克五年以后所想象的那样，那么老街垒战士特耳克当时一定会马上就大吵大嚷起来。
关于施韦泽的所谓侵吞公款事件，我们只要仔细研究一下，也就不言而喻了。他的确从支援总联合会金库中取出五百塔勒存到他存款的银行里去，可是他存款的银行也就是联合会存款的银行，联合会的收入只要超过一定的数额就要存到银行里去。施韦泽只在手续上犯了错误，他在存款时，没有按照会章的规定，找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的两个委员一同办理。全德工人联合会和支援总联合会的司库如不同他合谋，施韦泽根本就不可能侵吞公款。况且由于考虑到爱森纳赫派对施韦泽的指责，1870年和1871年的代表大会曾经仔细过账目，并通过一致的决议，承认账目完全没有问题。
在这些争论的过程中，施韦泽被加上了这样的罪名：虽然没有非法地盗窃联合会金库，但利用他独裁的合权合法地挪用公款。不过施韦泽为联合会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没有报酬的，直到1869年人们才未经他本人同意每月发给他45塔勒的薪金，而他自己把这笔薪金降低为25塔勒，而且起初根本没有领取。后来领这笔薪金，也只是在他担任主席的最后一年的事，正如他为1869年11月和12月的最后一次长途旅行，也领了普通的宣传鼓动出差费一样。所谓被他侵吞的其他几千塔勒，也都用于联合会的机关报方面，这笔款不会超过《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其存在的六年多期间所支付的诉讼费用和罚金。《社会民主党人报》出版的头几年，它的亏空是用霍弗斯特腾的钱来弥补的；这笔钱用完以后，就靠联合会金库的补助，直到施韦泽由于父亲去世而得到一些遗产为止。然后施韦泽就自己弥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亏空，直到党接收了这家报纸和它的部分债务。名义上是施韦泽，实际上是联合会机关报用这种方式拿到的款子，主要是1868年的代表大会批准的一千塔勒和1871年的代表大会批准的一千塔勒。此外还有普法战事期间柏林会员为党报募集的几百塔勒的捐款。施韦泽的对手说总数是二千五百塔勒。即使这笔钱果真是这样多，或者差不多这样多，始终用于党的一个即使不说是最重要的，也是相当重要的目的，这些花费收到了巨大的益处，并且光荣地载入党的史册：《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六十年代是无产阶级的模范的机关报，正如《新莱茵报》在革命年代、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八十年代是无产阶级的模范机关报一样。
第三种说法是，施韦泽没有使联合会金库受到损失，反而用政府的秘密基金充实了金库，同时自己也从秘密基金中得到过豪华生活的费用。但是，1870年和1871年的代表大会经过仔细检查以后一致声明，没有任何一个分尼是非法地拿到联合会金库里去的，关于施韦泽生活豪华的说法，也只是在他继承了父亲的遗产以后才有的，在这以前，他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在退出运动以后，他就只有靠写舞台剧本的收入来过清苦的生活。
这些细节说得比较琐碎，这是因为这些事情曾在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上发生过很大的作用，因为一个人的荣誉是同它们有关的。它们对于施韦泽有无过失的这一历史问题，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个问题转化为其他两个问题：施韦泽有没有执行坚决而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这种政策不管在个别问题上存在多少缺点，总的说来，它是从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不是从政府的利益出发的。一个由无产阶级中的最有力量、最先进的阶层进行的蓬勃发展的运动，能不能长时期受一个警察密探的欺骗呢？历史事实会给这两个问题做出答案的。
理事会会议的争论，在1872年6月于柏林举行的代表大会上继续进行。会上又猛烈地指责了特耳克。有一个代表提议把他开除出会，如果一切情况像特耳克所说的那样，这个提案就是完全合理的。可是这样一来，联合会也就面临着一个新的危机。这时对严格的中央集权的崇拜，表现出它有害的一面。假如是在爱森纳赫派那里，这种冲突定会得到解决，得出最后结论，不管这些结论的性质怎样，而在拉萨尔派那里，联合会的利益起了决定作用。在讨论期间，人们曾要求出席旁听的施韦泽退出会议厅，因为他不是联合会会员。随后把这件事交给一个委员会去调查，这个委员会作出决定说，根据一些重大的但是未能得到完全肯定的事实证明，不能信任施韦泽，相反地哈赛尔曼的一切嫌疑都洗刷干净了，过去特耳克也不能采取别的行为，因为他当时没有充分的证据。他们两人取得了谅解，于是开除特耳克的提案也就被撤销了。代表大会应该对他们两人表示信任。委员会的这一决定，除一个委员外，其他委员都表示赞成，接着代表大会还作了一个决议说，不能再接受施韦泽加入全德工人联合会。表决时，有五千五百九十五票赞成，一千一百七十七票反对，一千二百十九票弃权。
当这些事件通过代表大会的记录为人所知的时候，爱森纳赫派当然对此感到十分兴奋。《人民国家报》不仅说，我们指责施韦泽的一切，都得到了证实，而且也像许多拉萨尔分子那样说：如果施韦泽有过失，那么哈森克莱维尔、哈赛尔曼和特耳克也会有过失。爱森纳赫派尤其激烈地反对特耳克，这件事不能归咎于他们，因为特耳克在1869年指责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是虚伪的家伙，而根据他现在的说法，当时他已经知道施韦泽同普鲁士警察有秘密关系。拉萨尔派认识自己的严重缺点为时已经太迟了，现在他们企图纠正这个缺点。《新社会民主党人报》说，在给施韦泽下判决时，问题不在于他同普鲁士政府有关系，而在于“一些别的事情”,因为人们拿不出他同普鲁士政府有关系的证据，甚至也没有对他提出指责。的确，人们不能证明他有这种关系，但是确实对他进行过指责。所谓“一些别的事情”，原来是鲁道夫·迈耶尔为了写一部工人运动史而从施韦泽那里要来的一些关于全德工人联合会历史的普通笔记。施韦泽本人偶尔也在《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谈过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他对一个保守党的、但有独立见解并对工人运动抱有同情的作家，在文学方面表示了一点好感，只是由于《新社会长主党人报》把迈耶尔给施韦泽的笔记所加的表现形式记在施韦泽的账上，这件事才被夸大成为“背叛”。
于是两派的和解尝试遭到彻底破坏。但是《人民国家报》继续进行这种尝试，它迫切要求拉萨尔派在抛弃施韦泽以后，也必须把同施韦泽一伙的人免职，《人民国家报》的这些努力只能得到同它的预期相反的结果。布勒斯劳的监察委员会在刊登在《人民国家报》的显著地位上的明确的指示，结束了这种合并的策略，监察委员会正确地指出，合并的策略不但不能阻止分裂，反而会使分裂更加扩大。
这时，资产阶级报纸也接二连三地刊登了施韦泽受到拉萨尔派指责的消息，施韦泽在情绪激动的情况下，给这些报纸写信说，这些“忘恩和愚蠢”的现象在这些人身上是不足为怪的，“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受一种新思想的鼓舞力量的推动，而绝大多数人则是由于对较高社会阶级的妒忌心或其他不光采的动机”，况且他们都是鼠目寸光。这是施韦泽为了自己也不应该说的一句很不漂亮的话，但这并不是他的结论。当汉堡的全权代表布罗伊尔由于认为对施韦泽不公平而带着几百个会员脱离联合会的时候，施韦泽拒绝担任他们的领导，以免为他个人而给工人运动造成障碍。他没有制造新的分裂，而是在一份《致德国工人》的传单中极力鼓吹两派统一。他为他受到的侮辱巧妙地说了下面几句话：“如果我没有过错，那么代表大会对我的态度就是卑鄙的不公正的。如果我有过错，那么代表大会给全德工人联合会做了一件卑鄙的不公正的事，因为它让这样的人担任党的领导，这些人在我的周围有几年之久，了解我的一举一动，在我的任何职务行为中，他们都是执行者，因此他们都是我的同犯。”接着施韦泽通过回忆他最活跃的时期，透彻地论证了统一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不惜一切代价，争取统一，如果领袖们愿意，就同他们合作，如果他们不采取行动，就抛弃他们，如果他们反对，就反对他们。”人们读了这些已经变黄的传单不能不受到感动，这是一个人的朴实而聪明的告别词，这个人在最困难的时期用可靠的手掌过社会民主党的舵，给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作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后来他受他的卓越行动的后果的束缚，做过一些错事，也忍受过更严重的不公正的待遇。过了不到三年，即1875年7月，施韦泽就在瑞士逝世。
四特森多尔夫时期
1874年1月10日举行的帝国议会改选，向各界揭露了这一事实：俾斯麦在短短三年之中，以无比的浅见搅乱了极其有利的局面。过去他犯了罪，现在受到应得的惩罚。对他的专制的任何反抗，都被他的雇佣文人指责为“敌视帝国”，这次选举的结果是，不算进步党的五十万票（根据俾斯麦的计算，其中有一半应该算做“亲帝国的”，另一半应该算做“反帝国的”），还有二百四十万八千五百四十九张绝对“亲帝国的”票，二百三十三万九千九百三十六张绝对“反帝国的”票。因此“帝国的朋友”只有七万四千六百十三票的微弱多数。事实上，如果人们考虑到，好几十万“亲帝国的”票是用人所共知的选举手段榨出来的，那这个多数就是一个严重的少数了。
当然，议席的分配比所投票数的比例对俾斯麦更有利。民族自由党人和教皇全权主义者各得整整一百五十万票，但是前者约得一百五十个议席，后者约得一百个议席。社会民主党人在这一方面最为不利。他们得了三十五万一千六百七十票，这个数字是相当大的（占总票数的百分之六），其中拉萨尔派得十八万零三百十九票，爱森纳赫派得十七万一千三百五十一票。可是拉萨尔派在第一次选举中只在什列斯维希—霍加斯坦的两个选区——阿尔托那（哈森克莱维尔）和普勒恩—塞格贝克（莱麦尔）——取得胜利，爱森纳赫派只在萨克森王国的六个选区，即弗赖贝克（盖布）、米特魏达（瓦尔特希）、开姆尼茨（莫斯持）、格劳豪—梅朗内（倍倍尔）、茨维考—格里米乔（莫特勒）和斯托贝克—施内贝克（李卜克内西）取得了胜利。进入复选时还有十一个社会民主党候选人，他们分布在：柏林第六区和西哈费耳地区，汉堡第一区和第二区，伊策霍和基尔，德累斯顿旧城、莱比锡郊区和波尔那，罗伊斯（长系）侯国和爱北斐特—巴门。这十一个人中只哈赛尔曼在爱北斐特—巴门和约翰·雅科比在莱比锡郊区获得胜利。可是由于雅科比放弃当选，因而在补选中又丧失了他的选区。雅科此在莱比锡叛国案后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加入了爱森纳赫派，可是实际上他又不愿参加活动，因为他不能承认新帝国的产生是合法的。后来《人民国家报》对雅科比十分尊敬地回答说，正如普鲁士宪法和雅科比长期参加的普鲁士邦议会是合法的一样，新帝国也是合法的，如果雅科比站在这个立场上，那他就不应该在一个有希望当选的选区当候选人。这些话同六年前对雅科比的不协调的抗议政策寄予莫大希望的《民主周刊》的话是多么不同啊！
尽管所得的九个议席为数很少，可是社会民主党的选举人对于他们的努力成果已经十分满意了。在萨克森王国、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在汉撒同盟[6]城市汉堡、不来梅和卢卑克，所投票数前三分之一以上为社会民主党候选人所得；在北德和中德的小邦中，尤其是在不伦瑞克和图林根地区，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所得票数最为可观；在普鲁士各省中，只有波森一省还没有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者，在东普鲁士他们已经有三千二百六十二票，在波美拉尼亚有四千几百十八票。柏林的一万一千二百七十九票还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的数字，可是从哈森克莱维尔在进步党的堡垒机器制造工人区同舒尔采—德里奇一起进入复选，以及资产阶级对未来事件的朕兆[7]惊惶失措中，这种轻微的失望得到补偿。在教皇全权主义的三个最主要根据地，即莱茵—威斯特伐里亚、西里西亚和巴伐利亚，进展较慢。可是在巴伐利亚，新教的法兰克尼亚以一万一千零二十九票成为光荣的例外。在维尔腾堡还没有开辟完全明确的道路；在不少选区，社会民主党一开始就同人民党合作，在斯图加特，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之间的不和由于选举又一次爆发出来。拉萨尔派得了一千九百七十七票，爱森纳赫派得了四百三十四票，在整个维尔腾堡邦社会民主党共得八千九百五十四张选票。在巴登，从曼海姆出发为拉萨尔派进行鼓动的是德雷斯巴赫，为爱森纳赫派进行宣传的是室内装饰工埃哈尔特；两派共得三千五百十六票。在普法战争以来，开始在凯撒斯劳滕，尤其在前普法尔茨建立了大工业的莱茵巴伐利亚，无产阶级还缺乏必要的锻炼。当小城拉姆布莱希将的赤贫的织工在市区选举中突然决定把所有厂主从市议会中赶出去的时候，新的无产阶级市区参议会又被轻而易举地取消了，因为他们斗不过他们的剥削者的阴谋和诡计。
社会民主党的两派互不联系地进入了选举战。从表面上看，这样做对它们是有害的，因为如果它们一开始就共同作战，那它们也许可以多得几个议席。事实上对它们是有利的，因为两派所得的票数差不多相同，这对双方的过分激动能起镇定作用。拉萨尔派看到，爱森纳赫派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尾巴，爱森纳赫派认为，所谓拉萨尔派同政府友好的说法是无稽之谈。拉萨尔派在竞选中的政治态度是无可责难的。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当他们在复选中要在拉斯克尔和宗纳曼之间作出选择的时候，他们不顾一切地选举了他们的老对头宗纳曼。两派在自己的复选中互相支持，事实上两派统一的日期是1874年1月10日。外部的逼迫提供了完全合并的最后动力，可是它不是最初促使合并的思想。无产阶级的团结，是无产阶级的绝对有效的、但也是唯一的武器，这种团结有一种自发的不可拒抗的力量。当这种力量对自己的目标还不明确，当它本身似乎受到威胁的时候，它是能起破坏作用的。各党派之间发生极激烈的斗争、整个一生都表现为同样忠实的工人阶级先锋战士的人们的互相指责以及施韦泽的悲惨命运，原因正在于此。但是，当无产阶级的团结看清了前途的时候，它就用不可抗拒的力量闯了进来，就像一条必须起看泡沫和漩涡从河底的岩石间挤过的流水一样，平静地流入又深又宽的河床。资产阶级人士当然不能理解这种现象，否则近几十年来他们就不会在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内部可能发生分裂的时间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
选举以后，帝国议会立即召开，这时社会民主党议员私人之间也比较接近了。新议长福尔肯贝克也许比他的前任西姆桑更有偏见，班贝尔格尔竟然敢于要求工人阶级的议会代表讲究礼貌，以免成为引起主人不高兴的客人。当然资产阶级多数派也拒绝要求把还被拘在胡贝尔图斯堡的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在议会开会期间放出来。于是七个社会民主党议员只有依靠自己的紧密团结。起初，他们还有一些意见分歧，可是这些分歧已经根据党内同志的精神得到了解决，同时他们还表明，两派的旧的敌对集团已经开始发生变化。现在，拉萨尔派对新军事法案提出了1867年李卜克内西想提出的建立国民军的示威性议案。当莫特勒承认帝国是民族共同体的时候，哈赛尔曼表示反对说，没有德意志—奥地利人参加，新帝国就不是民族共同体，社会民主党应该希望有一个完整的德国，这个国家当然只能是一种自由联合。在一切实际政策问题上，两派都肩并肩地站着。他们同样坚决拒绝对天主敎会实行军事警察政策，同样尖锐地鞭责沙文主义多数派对第一次进入帝国议会的亚尔萨斯—洛林议员的可恶举动。
俾斯麦马上又给新帝国议会带来两个在上届帝国议会中他就在这上面碰过壁的、反对无产阶级的非常法，即破坏契约法和出版法第二十条，不过后者这次是以比较缓和的形式提出的。这次他还是没有成功。在一读以后，哈赛尔曼就指责破坏契约法是“对工人阶级的宣战”，以后这个法案转交委员会审查，而且自由派各党暂时还不赞成出版法第二十条。此外，他们当然赞成按照俾斯麦的命令拟定的出版法，这个法是旧普鲁士出版法的翻版，它对普鲁士本国还有一点进步作用，而对许多中小邦来说，却是一个巨大的退步。在这一突变中，受俾斯麦的资本主义利润所诱惑的普鲁士自由派是主要罪人。他们围绕着取消保证金和印花税问题，讨论了自由报刊的政治理想。如果可能的话，进步党在保护利润的同时，当然也要保护节操，可是，当它对民族自由党的背叛发出第一个可怕的破门令，并表示对这一畸形的出版法不负任何责任的时候，拉斯克尔便冷冷地对进步党人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们进步党人坚定地挥舞着原则的旗帜，我们民族自由党人处理资产阶级的实际事务，一般说来这样做可能是有益的，但是你们这次对空话作了过分的夸张，既然我们不应该同你们一起反对出版法，你们就必须同我们一起赞成出版法。在这次友好的冲突中，进步党人放弃了节操，只保护了利润。落进自由派报纸老板的腰包里的钱虽然很可观，但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生意很不景气。至少有一个资产阶级政论家看透了这个买卖：古伊多·魏斯在《天平》正确地预言，如果对报刊的政治压力仍然存在，只是维持它存在的物质条件有所改善，那它就会上比过去更多地接受产业性质，它的主张就越来越适应于市场規律。今天悲叹没有立场的商业报纸相互竞争的资产阶级自由思想派，是自食恶果了。
比出版法还要重要的，是帝国议会将于1874年春天讨论的军事法令。它接触到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切身问题，在普鲁士冲突时期，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而是被自上而下的革命所推迟了。北德意志联邦的建立和普法战争提供了很好的机会，通过赞成多年的预算，对议会是否每年必须同意军事预算这个问题推迟答复。可是现在尖起嘴已经没有用处，只有吹口哨了。政府提出的军事法令草案第一条要求，永远在法律上确定德国军队的平时定员为四十万一千六百五十九人。按照即使最软弱的自由派在1867年也曾表达过的观点，这就是宣布实行“赤裸裸的专制制度”。如果帝国议会放弃它本来不多的几项权力中最有效的一项，那么虚假立宪政治就死亡了。
1874年春天，自由派资产阶级为了反击俾斯麦对它热中[8]的立宪政治的谋害，既不需要远见，也不需要多大勇气。进步党人和民族自由党人加在一起已经形成了微弱的多数派，因为他们在维护议会的批准预算权中，得到所有“帝国敌人”的支持，所以他们支配着强大的多数派。可是俾斯麦对这些人了解得很透彻，有一次他用刻薄的轻蔑态度，对他们随口说了这样的话：他们根本不知道，假如1867年他们能够坚持到底，就可以从他手里夺得许多东西。现在他以同样轻蔑的态度对民族自由党人说，他们是“以他的名义当选的”，因此必须干脆服从。这个威胁和俾斯麦让他的雇佣文人掀起的喧嚣的愤怒风暴也足以打倒许多民族自由党人。民族自由党的领袖卞尼格先还做了一件多余的事情，这位民族联盟的前领导人对自己较好的过去进行了嘲弄，他说，1848年以来，还没有一个像反对帝国议会批准预算权的半官方骚动这样原始的运动深入人民群众。在拉斯克尔领导下的其余的少数民族自由党人，虽然企图坚持自己的主张，但是当他派人去问进步党，可否指望这个后备队的时候，传来了令人惊异的消息，这些“不屈环挠的人们”[9]也正纷纷溃逃。于是俾斯麦得到了七年时间，在法律上确定了为期七年的平时兵员，这甚至比长期确定兵员更符合他的心愿。因为如果议会完全无权批准军事预算，睨视他的宫相职位的宫廷党和军人党，就能比较容易把他撵下台，而议会的预算批准权由于一下子放弃了七年，就已经受到了不可挽救的打击。俾斯麦不得不稍稍提前依靠“全民投票”，但是他也看到，波拿巴主义的这一剂最后的救命药，在纯朴的德国人身上比在变化无常的法国人身上所起的功效大得多。此后他在自己的外交药房中留给这种药以光荣的地位。
在所有这些问题上，社会民主党议员都坚持斗争，毫不退缩。有人说，他们经常只做“社会民主党的演说”，这也不是事实。他们不追求议会雄辩的可疑的荣誉，他们简单明白、实事求是地论述了他们所要讨论的问题。只有哈赛尔曼的演说有时带着比较严重的鼓动形式，此外，他的演说也是值得赞扬的。敌人的憎恨也使两派变得没有什么区别；他们用笔和棍棒攻击了爱森纳赫派，也攻击了拉萨尔派。
自从选举以来，从“世俗人”的办公桌上到庸人的啤酒桌上，都出现赤色幽灵。可是无论是“世俗人”还是庸人都超不出痴呆的怯懦和痴呆的怨恨，虽然他们并不缺少明智的忠告。根据自由贸易派论工人运动的肤浅拙劣的著作，农业社会主义派和讲坛社会主义派已经接近了它们的历史理解，1874年出版的几本着作，颇为尖锐地向统治阶级指出，它们的自杀的欺骗政策的结果。
阿尔伯特·朗格论工人问题的一部篇幅不大的书（第三版），是这些著作中最重要的一种。许多情况促使朗格又接近资产阶级世界观。1872年，当他应马尔堡大学之聘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病入膏肓的人了。在瑞士，他用剩下的一点力量领导小资产阶级和小农民主派，进行了光荣的斗争。此外，布伦坦诺论英国工会的著作对他也不是没有影响的。朗格说，布伦坦诺的“重要著作”动摇了马克思的“极端的见解”，马克思认为，同社会革命的必要性相此，有力的工会组织和有效的工厂立法，都是无关紧要的。朗格虽然不再专门对工人说话，但他并不因此就不是工人阶级的忠实的老朋友。他始终把“工人由他们对企业主的不体面的从属关系中真正地彻底地解放出来”当作所有严肃的社会改革中的最高目标，他尖锐地讽刺了讲坛社会主义的变节分子阿道夫·瓦格纳，他说，谁在专门的小册子中印用富兰克林的话来证明工人只有通过勤劳和节俭才能改善自己的命运，这个人就一文不值。朗格虽然尊重布伦坦诺的著作，但是他也说，我们是否还把时常被资本的力量突破和击退的工人的一切辛劳成就不只看做是彻底改革各种关系（这种改革也牵涉到国家制度和占有形式）的准备工作，这至少是值得怀疑的。这样朗格就同马克思的观点接近了，马克思从没有说工会组织和工厂立法是不重要的，但他经常只把它们看作是“彻底改革的准备工作”。但是，从实质上看，朗格在他的著作的第三版上是对资产阶级读者说话，而在第一版上则是向无产阶级读者说话。他揭穿了怀有偏见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欺骗，用明显的理由——总的说来还与自己的名称相适应的资产阶级文化不可能有一个较忠实的领袖——反对有教养的庸人的成见。
1874年春天，作为资产阶级阵营中的警钟而岀版的另一部著作——谢夫莱的《社会主义精义》的价值就低得多。谢夫莱在政治上是一个糊涂虫，从前是士瓦本的仇视普鲁士的分立主义—民主主义者，后来在奥地利的封建内阁中任商业大臣，最后是俾斯麦的慈善社会主义的阿基利阿[10]，他从来没有理解朗格充分理解的工人运动的历史权利。他把科学共产主义理解为一种要在资本主义价值概念的基础上实行生产数资料社会化的空想的学说，因而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误解。但是他的真正贡献而且在1874年可以算做真正功绩的是公开反对“口号、虚伪、激情、成见、自我欺骗和告密”的恶劣影响，资产阶级以为自己用这些东西可以压倒社会主义者的所谓“分配者”。谢夫莱说，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是一个能不能实现还大成问题的目标，但是他指出，如果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是可能的，那么它比资本主义私人经营，比“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不知要优越多少倍。他的论证也像朗格的论证一样，不是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完全没有发生影响。但是在这种影响扩大和加深以前，新帝国的使者和预言家就为了再一次迷惑爱国者，而鸣锣开地道走近前来。
1874年夏天，特赖奇克发表了论社会主义及其保护人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给所有爱国者指出，讲坛社会主义的柠檬水，甚至科学共产主义的没有搀假的葡萄酒，都是危险的毒汁。根据特赖奇克所受教育和所走的道路，他属于讲坛社会主义派，但是作为资产阶级的热中于统一的人们中的最正直和最有才华的一个，他以正确的本能预见到，社会民主党中有一种力量正在成长，这种力量将以胜利的步伐越过他辛辛苦苦地用铁和血粘合起来的一切理想。于是他就成了社会主义者的所有敌人中最积极的一个。他从没有认真地研究过经济学，他不得不使用曼彻斯特学派的最老的陈词滥调，并且庄严隆重，喧嚣一时，仿佛他从西乃山[11]上把神的秘密的新使命带回家来。他硬说，他的社会政治见解是从自由贸易论者的社会统计学中汲取来的：即从一个以来没有而且在任何地方也没有涌现过的泉源中汲取来的，这样他自己就暴露了对经济问题一窍不通。他令人惊异地断言：英国自由贸易主义者是英国工厂立法的创始人，这样他就牺牲了作为祖国祭坛上的历史学家的声誉。但是，在自由贸易的空论抛弃他的地方，他就用自然科学的空论挽救自己。如果作为人类社会的调节器的唯一造福的竞争名誉扫地，那么打起生存竞争的旗帜同样行得通。人类的发展决定于人的永远不平等，因为人类的发展是靠群众的贫困来维持，并在战争的血泊里恢复青春的。凡是达尔文以研究家的诚实态度，确认为动物的不自觉的生存本能的东西，特赖奇克都称之为人类的伦理法则。[12]古伊多·魏斯正确地指出：兽性将来不必为自己的名字感到羞愧，到那里去，向野兽学习吧。
他们到那里去，向野兽学习。不管保守党和自由党的报纸把终于被人发现的杀龙勇士特赖奇克捧得多高，俾斯麦仍是一个讲究实际的政治家，不会相信圣经上的奇迹，不会希望耶利哥的城墙会被这样有力的喇叭吹倒。[13]他指望有具体的权力手段，因为帝国议会还不同意他提出的反对工人阶级的非常法，所以他的明确的意见是，可以上比至今更有效果地利用曼托伊费尔反动派的工具来反对社会民主党。俾斯麦在这一政治行动方面的主要工具是国家检察官特森多尔夫，他是一个偏狭的官僚和拙劣的法学家，但也是一个对任何帮凶勾当都不畏缩的奴才。特森多尔夫原来在马格德堡任国家检察官，由于疯狂迫害社会民主党的鼓动而崭露头角，后来被召到柏林，在柏林市法院的第七庭中发现了一个同这个国家检察官旗鼓相当的三人团。
早在1874年1月，特森多尔夫就在爱森纳赫派的柏林受托人、排字工人亨施身上立了第一次救国功勋，亨施并没有由于演说或写文章犯过罪，但是他作为工人阶级的卓越的组织者，就应该受到严厉的处罚。亨施被以挑拨罪和其他罪名起诉，因为他曾在工人集会上散发了背面印了广泛流传的、从没有受过攻击的工人歌曲的卡片。特森多尔夫建议判刑二年，第七庭决定判一年监禁。同时特森多尔夫宣布，不久他将同莫斯特“说说理”，因为莫斯特曾把那首诗歌收入他所编的一本歌集中。帝国议会会议一结束，莫斯特就在美因兹被捕，并解到柏林，同窃贼和骗子手拘押在一起。后来受到控告，理由是他在一篇关于巴黎公社的演说中曾经说过，如果统治阶级不及时进行改革，革命就是不可避免的，这就起了挑拨作用。借口这种“可耻的威胁”（事实上这是连最温和的讲坛社会主文者也常说的一句话），特森多尔夫建议判刑两年半，柏林的可敬的法官判了莫斯特一年半监禁。
然而特森多尔夫和同他类似的其他国家检察官决不只迫害爱森纳赫派。1874年的头七个月，有不少于八十七个拉萨尔分子在一百零四个案件中总共被判了二百十一个月零三个星期的监禁（以罚金了结的小案件不算在内），判罪的根据完全是下面这些弹性条文：诬蔑国家机关，挑拨不同的居民阶层互相敌对，反抗国家权力，亵渎圣上罪或其他侮辱罪，还有侮辱俾斯麦罪，除了别的许多人而外，哈森克莱维尔也被扣上最后一种罪名判处了三个月的监禁。这个“世俗人”终于想出了他的旧恩主曼托伊费尔还没有想到的独创的办法；他使人印了几千份起诉书，自己利用空闲时间亲笔在这些起诉书上签了名，以便把它们射向批评他的计划的人，说他们侮辱了他个人。对遭到控告的拉萨尔派所下的判决，同对亨施和莫斯特所下的判决都是同一种司法口径，第七庭的独树一帜的荣誉，很快就黯然失色。爱尔维修过去关于领薪金的法官所说的和著名的法学家如特韦施腾用比较客气的话所证实的事情——假如要颁发瘟疫勋章和年金，那法学家们就会证明，瘟疫是为了上帝和法律而存在的，逃避它就是叛国——又一次应验了。
对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同样严酷的迫害，又清除了仍然堆积在社会民主党的这两派之间的一大堆陈年垃圾。虽然如此，圣灵降临节在汉诺威举行的拉萨尔派的代表大会，仍然拒绝了同爱森纳赫派合并的提案，而几个月以后在科堡举行的爱森纳赫派代表大会，虽然表现了要求统一的愿望，但把关于统一的可能性的实际讨论推迟到下一年。现在完全合并的唯一障碍是组织问题。爱森纳赫派不愿适应过分严格的组织，而拉萨尔派则不愿舍弃这个组织，虽然汉诺威代表大会又一次指出，这种组织的最恼人的后果，即领导人之间的摩擦不断发生。于是特森多尔夫想到一个挽救办法：如果我们破坏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那社会民主党就不能存在了。七十年代的社会民主党报纸常常把荣誉送给这个灾难的救星，这是最理所当然的了。
汉诺威代表大会以后，柏林许多著名的拉萨尔派成员的住宅受到搜查，他们的信件、文件装了好几筐，全拿到警察总署去了。他们认识到这一行动的目的，于是哈森克莱维尔立即把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会址迁到不来梅。可是现在已经不是反动派至少还尊重自己的法律的意义和文字的时代了。特耳克企图再一次在《新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证明，即使利用普鲁士结社法也不能奈何联合会的组织，事实上，联合会的组织比其他任何政党的组织更严格地恪遵这个法令。但是编辑部对特耳克的言论发表了一个简短而确切的评论说，如果联合会应该解散，那么法律上的考虑就是最后的障碍了。早在6月25日，特森多尔夫就作了一个法律上的决定，暂时封闭全德工人联合会。同前几次的情形一样，为了找借口，不得不把结社法第八条（由于成立分会）端出来。人们用类似的方式对付拉萨尔派的工会和对付开始组织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的女工联合会。不久，爱森纳赫派的柏林组织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同结社权一样，工人的集会权也变成泡影，他们的集会被当作所谓联合会的秘密组织的继续而加以解散。特森多尔夫时期充分表明，人们可以用同从前反对资产阶级时所用的完全不同的方式，利用反革命的反动结社法来对付无产阶级。
这样一来，社会民主党两派的合并就势在必行了。既然组织的外部支柱已经打倒，那么党越大就越坚强。拉萨尔派懂得考虑这一点，并且根据这一点行动。他们的领导人之间的妒嫉心对较快地同爱森纳赫派合并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不是主要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特森多尔夫消除了最后的不和种子，残酷的迫害使一切有阶级觉悟的无产者组成统一的密集方阵。前此拉萨尔派中最顽固的盲目相信组织的特耳克，在1874年秋天去找盖布和李卜克内西，他们毫不迟疑地握住了伸过来的和解之手。
1874年12月15日，社会民主党帝国议会议员第一次讨论了进行合并的细节问题。盖布询问拉萨尔派的条件，哈赛尔曼宣布他们的主要要求就是双方毫无保留地承认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使爱森纳赫派似乎有点惊奇，因为他们以为对方会提出拉萨尔纲领的特殊要求（比如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件社），可是根据拉萨尔派的整个历史发展，哈赛尔曼只能把这个要求作为合并的根本问题提出来。当然爱森纳赫派马上就同意了。同一天晚上举行了群众大会，会上柏林工人用热烈的欢呼欢迎两派的议员。
三个星期以后，工人运动的两股巨流也在汉堡汇合了。1875年1月1日，忠实的约克死了，他在这精力旺盛的壮年，就过早地被工作和斗争折磨死了。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共同给他送葬，在五千人的庄严的送葬行列中，飘扬着二十面旗帜。当约克的一位老朋友在霍尔斯腾门旁，走进队伍问一个旗手，这面漂亮的旗帜属于哪一个工会的时候，那个年轻力壮的工人回答说：这是无关紧要的，为什么要问这个呢？我们大家是一个整体啊。
[1]在十九世纪，易北河公国即指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译者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20页。
[3]罗马神话中守门的两面神。——译者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21页。
[5]开姆尼茨（现名卡尔·马克思城），因纺织工业发达，有萨克森的曼彻斯特之称。——译者
[6]原文如此。——编者
[7]朕，缝隙；兆，龟坼，皆极细微，以喻事物的征兆。《辞源》，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955页。——编者
[8]原文如此，下同。——编者
[9]对进步党人的一种讽刺称呼，下文中也常出现。——译者
[10]阿基利阿（Egeria）是古意大利生育和水源的女神，据罗马神话，他曾在文教问题上向她的情人努玛献策。——原编者
[11]红海北端，苏伊士运河以东山脉名，此处大概是指《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十九章，摩西受耶和华呼唤上西乃山，将耶和华的吩咐晓喻百姓的事。——译者
[12]1875年梅林发表了第一篇独立批判性短文《社会主义者的杀害者冯·特赖奇克先生和自由主义的最终目标》，来驳斥特赖奇克关于社会主义及其辩护人的文章。最近在托马斯·霍勒：《弗兰茨·梅林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第二版第367-390页中，引用了这篇文章的最重要几节。——原编者
[13]圣经中的敌事，相传约书亚吩咐自己的战士随着吹羊角的声音大声呼喊，从而使耶利哥城墙塌陷。——译者 |
第一章国际工人协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弗兰茨·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三卷
第四部党派的争论
第一章国际工人协会
在德国唤起新的工人运动的那些原因，在所有工业发达的国家也发生了同样的作用。哪里有欧洲无产阶级，那里的无产阶级就在六十年代初期开始组织起来，首先在本国的土地上为自己的解放进行斗争。在最先进的国家中，这个斗争的国际性质也已经显露出来。
1848年大陆革命的失败，导致英国宪章运动的完全瓦解。加之，法定的十小时工作制使工人阶级在精神、道德和身体方面起到恢复作用，工人阶级必然感到这种恢复作用是一种新生，在五十年代的热狂的工业活动中，英国工会(TradeUnion)得到很大的发展。随着1857年的商业危机的到来，发生了许多事件，使英国工人了解到，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土地上，没有给他们准备一块可以长期居住的地方。尤其是美国内战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关于这个战争，马克思说，它给欧洲工人阶级敲了警钟，正如十八世纪的美国独立战争给欧洲中等阶级敲过警钟那样。棉花危机把英国纺织工业的工人推入最可怕的贫困之中，虽然如此，英国无产阶级表现出比统治阶级胜过一筹，英国统治阶级对美国奴隶主的同情遭到英国无产阶级的英勇抵抗而宣告破产。由于资本家在每次争论中，一再威胁说，要从大陆输入廉价劳动力以削弱工会的力量，因此安于小成不求进取的任何尝试，很快就使工会嫌恶了。英国工人阶级的贵族进行危险的自我欺骗，开始把自己局限在提高劳动工资和缩短劳动时周的斗争上，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他们必须走进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国际领域。
在法国，意大利战争只给波拿巴政变创造了最后的喘息时机。十二月英雄[1]曾经推动的事件，现在又同他的意愿背道而驰。他必须充当意大利民主派的工具，法国民主派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激烈地反对他。波拿巴更加企图掌握工人运动。对他有利的机会是可能有的。法国无产阶级由于有许多宗派而处于分裂状态。除去秘密社团和空想主义派别的残余以外，主要有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前者把街垒战斗，后者把小资产阶级游戏看作自己的救世之道。六十个巴黎工人要想参加立法机构的选举，遭到蒲鲁东的严厉谴责（因为工人在政治上同激进派资产阶级站在一起），同时又受到激进派资产阶级的无礼的嘲笑（因为工人要想独立）。总的就来，法国工人受法国资产阶级愚弄的情况同德国工人受德国资产阶级愚弄的情况相同。这是往波拿巴的磨盘里注水，他让水磨的轮子欢乐地歌唱，他比他的模仿者俾斯麦伶巧，可是同样遭到失败。他的头一着棋就没有得手。他允许法国工人选举代表，由官方资助派去参加1862年伦敦世界博览会，这一举动并没有使他的阴谋得逞，却促成了别的事情。
法国工人当然选举了自己的头脑最清楚的代表，他们在伦敦很快就同英国工人领袖建立了友谊。1862年8月5日，在伦敦举行了一个“国际团结大会”，在这个大会上交换意见，使得海峡两边的无产者产生了经常保持联系的愿望。起先这种联系是这样不受约束地建立起来的，那就是有几个法国代表留在伦敦，在那里找到工作。已经接上的线，由于1863年的波兰起义而连接得更加紧密了。西欧文明民族对波兰的古老传统友谊在西欧无产阶级身上表现得最为强烈。波拿巴是否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为了推行他所谓的深得民心的专制主义，又促成英法两国工人在波兰问题上的团结一致，这个问题可以搁在一边；不管怎么样，有几个法国工人在1863年7月22日出席了伦敦的波兰大会，不是由波拿巴花钱而是由法国工厂花钱到英国来的。他们要想同英国工人一起为波兰起义而工作，同时成立一个国际工人联盟的思想又自动地显露出来。鞋匠奥哲尔和其他英国工会领袖参加的一个委员会向巴黎工人发出一份呼吁书，首先对他们对波兰问题的支持表示感谢，然后就说，各族人民的团结对于劳动的事业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每当英国工人要想通过缩短劳动时间和增加工资来改善他们的社会地位的时候，资本家就用招入法国、比利时、德国或其他外国工人相威胁，这样一种肮脏竞争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各国劳动阶级之间缺少一种有组织的联系。
这个由比斯利教授译成法文的信件在巴黎的工厂中引起骚动。为这个信件中所包含的思想进行的热烈的鼓动工作开始了，由于在巴黎工人中重新进行募捐，使得巴黎工人对伦敦呼吁书的答复由一个代表团递交一事成为可能。为了欢迎这个代表团，英国委员会邀请各国工人于1864年9月28日在圣马丁堂举行大会，并由比斯利教授担任主席。托伦宣读了法国工人对英国工人呼吁书的复信，复信由波兰起义谈起：“波兰又被浸没在它的儿女们的血泊之中，我们仍然是无力的旁观者”，于是进而要求，必须倾听人民对一切重大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意见。资本的专制力量必须粉碎。由于分工，人成了机械的工具，没有工人的团结，自由贸易必然促成一种工业上的奴隶制度，它比大革命时代所摧毁的奴隶制度还要残酷和不幸。各国工人必须团结起来，给一种灾难性的制度树立不可逾越的界限，这个制度把人区分为脑满肠肥的显贵集团和吃不饱饭的无知群众。
经过热烈讨论以后，大会选出了一个由各国工人组成的委员会，它的任务是起草国际工人协会的纲领和章程，这个章程将于1866年布鲁塞尔国际代表大会上最后决定，在这以前暂时生效。委员会的成员主要是英国工人。不过在委员会10月6日的第一次会议上，有各种国籍的工人参加了委员会。这时委员会约有五十名委员。其中英国工人仍占一半左右，并且担任了主席、司库和秘书等职务。其次，以德国的委员最多，共十名，他们大多（像马克思、埃卡留斯、斐迪南·沃尔弗、列斯纳、罗赫纳、普芬德等）参加过共产主义者同盟。法国有九名委员，意大利六名，波兰二名，瑞士也是二名。被任命为通讯书记的有：马克思（德国），勒·吕贝（法国），马志尼的私人秘书沃尔弗（意大利），霍尔托尔普（波兰），荣克（瑞士）。委员会在工联委员会办公处开会，它的经费一开始只有三英磅（六十马克），这是在第一次会议中募集的。
起先，委员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弄清准备建立的同盟的性质和目的。一开始就得出这样的结论，不能设想对各国现存的工人组织进行破坏性的干涉，也不能在这些组织之外，建立一个足以阻碍这些组织在本国发展的新组织。普选权问题、共和国问题以及类似问题，不管它们多么重要，都必须留给各国工人组织解决；这些问题对于德国工人、英国工人、法国工人和意大利工人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重要的问题是树立一面旗帜，如果各国战斗的工人大军不愿误入歧途，如果他们想达到现代无产阶级的共同的胜利大道，他们就不可无视这面旗帜。必须建立工人阶级的国际行动的基础，创造德国的拉萨尔派、法国的蒲鲁东主义者和英国的工会会员可以在其中一致合作的环境，以便清除国际范围内的工人解放所遭到的障碍。委员会弄清了这些问题以后，就选出了一个附属委员会起草纲领和章程。
在11月1日的另一次会议上，附属委员会提出了它的建议。主要问题是在两个草案中进行抉择，一个是马志尼本人制定由沃尔弗提出的，另一个是由马克思提出的。当时马志尼在英国工人中很有名望，可是他对现代工人运动没有深刻了解。因为他不了解现代工人运动的真髓－——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所以他憎恨它。他的纲领最多只是采用了几个社会主义的辞藻，而六十年代初期的无产阶级早就把这些辞藻抛在身后了。他的章程也是由过去的精神中产生的，是根据政治密谋团体的严格集中的方式写成的，它特别违反工会的存在条件，一般地违反一个国际工人联盟的存在条件，这个联盟的任务不是创造新的运动，而只是把各国已经存在，但很分散的无产阶级运动联合起来。马志尼所不理解的，马克思了解得很清楚。他起草的成立宣言和章程被一致通过，它们永远是国际工人协会（章程本身为这个新联盟定的名字）的行动准则。
比斯利教授后来谈到成立宣言时说，它很可能是关于工人反对中等阶级的事业的最有力、最确切的、被压缩成十来小页的论述。成立宣言开始就肯定一个重大的事实，即工人阶级的贫因程度从1848年至1864年间没有减轻，虽然这个时期按工业发展和贸易增长程度来说却是史无前例的。为了证明这一点，成立宣言拿两种材料作了对比，一个是蓝皮书对于英国无产阶级贫困的可怕统计，另一个是财政大臣格莱斯顿在他的预算报告中为了说明在这个时期中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地增长（不过完全局限于有产阶级），而提出的数字。宣言揭露英国状况中存在这个尖锐矛盾，是因为英国在工业和贸易方面占欧洲第一位，可是宣言补充说，大陆上所有大工业发达的国家都存在这个矛盾，不过地方条件有些不同和规模较小罢了。
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实力和财富的令人陶醉的增长，都局限于有产阶级，虽然像在英国那样，少数工人的工资有所提高可以算做例外，但是由于物价普通上涨，增长的工资又被抵消了。“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到处都在日益下降，下降的程度至少同那些站在他们头上的阶级沿着社会阶梯上升的程度一样厉害。不论是机器的改进，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交通工具的改良，新的殖民地的开辟，向外移民，扩大市场，自由贸易，或者是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都不能消除劳动群众的贫困；在现代这种邪恶的基础上，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新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加深社会对比和加强社会对抗。这在欧洲一切国家里，现在对于每一个没有偏见的人都已成了十分明显的真理，只有那些一心想使别人沉湎于痴人乐园的人才会否认这一点。在这种‘令人陶醉的’经济进步时代，在不列颠帝国的首都，饿死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常规。这个时代在世界编年史上留下的标志，就是被称为工商业危机的社会瘟疫日益频繁地重复发生，规模日益扩大，后果日益带有致命性。”[2]
宣言谈了谈五十年代工人运动的失败，认为这一时期还是有它的好的特征。宣言特别指出两件重大事实。其一是法定的十小时工作制及其对英国无产阶级的非常良好的后果。争取用法律限制劳动时间的斗争直接涉及一个大的争论，即构成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实质的供求法则的盲目统治和构成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实质的由社会福利支配生产之同的争论。“因此，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不仅是一个重大的实际的成功，而且是一个原则的胜利，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在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面前公开投降了。”[3]
在第二个重大事实中，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私有制的政治经济学，取得了更大的胜利。这个事实就是合作运动，是根据合作原则，由少数没有外界援助，但却毫不畏缩的工人创办的工厂。这些伟大社会实践的价值，无论怎样重视，都是不算过分的。“工人他不是在口头上，而是用事实证明：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是按照现代科学要求进行的生产，在没有利用雇佣工人阶级劳动的雇主阶级参加的条件下是能够进行的；他们证明：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劳动工具不应当被垄断起来作为统治和掠夺工人的工具；雇佣劳动，也像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形式，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4]然后宣言谈到，只要合作劳动没有越出个别工人偶然努力的狭隘范围，那就不能粉碎资本主义垄断。“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所以那些面善口慧的贵族，资产阶级的慈善空谈家，以至机灵的政治经济学者，先前在合作劳动制处于萌芽状态时枉费心机地想要把它铲除，嘲笑它是幻想家的空想，咒骂它是社会主义者的邪论，现在都突然令人发呕地捧起它的场来了。”[5]只有在全国范围内扩展合作劳动和依靠国家财力促进合作劳动，才能拯救群众。然而，地主和资本家一定要至死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他们的经济垄断并使它永久化。因此，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宣言的这一节同拉萨尔在《公开的答复》中关于合作劳动对无产阶级的意义所说的一段话，意思是完全一致的。
宣言强调工人阶级的使命是夺取政权，它说，工人们似乎已经了解到这一点，因为运动在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又都同时活跃起来了，并且同时采取了从政治上改组工人政党的步骤。“工人们已经具备了作为成功因素之一的人数；但是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人数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6]过去的经验证明，忽视在各国工人间应当存在的兄弟团结，忽视这应该鼓动他们在解放斗争中坚定地并肩作战的兄弟团结，就会使他们分散的努力遭到共同的失败。这种认识就促使在圣马丁堂举行的大会创立了国际工人协会。
还有一个信念鼓舞着这次大会。工人阶级的解放既然要求工人们兄弟般的团结和合作，那末当存在着那种为追求罪恶目的而利用民族偏见并在掠夺战争中洒流人民鲜血和浪费人民财富的对外政策时，他们又怎么能完成这个伟大任务呢？宣言指出了美国内战和波兰起义。“这个头在圣彼得堡而在欧洲各国内阁里有其爪牙的野蛮强国所从事的大规模的不曾遇到任何抵抗的侵略，给工人阶级指明了他们的责任，要他们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监督本国政府的外交活动，在必要时就用能用的一切办法反抗它；在不可能防止这种活动时就团结起来同时揭露它，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国际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为这样一种对外政策而进行的斗争，是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总斗争的一部分。”[7]《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同《共产党宣言》一样，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口号结束。
章程[8]一开始就提出创立协会的一些理由，这些理由可以综述如下：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新的阶级特权，而是要争取消灭一切阶级统治。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占有者支配，是各种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郁闷和政治依附的基础。所以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乃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为它服务的伟大目标。为达到这个伟大目标所作的一切努力至今没有收到效果，是由于每个国家里各个不同的劳动部门之间，国际工人阶级之间缺乏联合。工人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民族的问题，而是涉及存在有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只有通过所有这些国家的有计划的合作才能得到解决。因此章程宣布，国际工人协会和它所属的一切团体和工人都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他们彼此间和对一切人的态度的基础，而不分肤色、信仰或民族。不仅为自己、也为每个履行义务的人要求人和公民的权利，是人的义务。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
协会的最高组织是总委员会，它应由参加国际协会的各国工人组成。在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在圣马丁堂选出的委员会，执行总委员会的职务。这些职务是：担任各国工人组织之间的国际媒介，使一国工人能经常知悉其他各国工人阶级运动情况，对工人阶级的状况进行统计调查，使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在所有工人团体中加以讨论，使在发生国际争端时，所有加入协会的各个团体都能同时和一致行动，发表定期报告以及其他类似的任务。总委员会由每年召开一次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代表大会规定总委员会的会址以及召开下次代表大会的地点和时间。但是总委员会有权补足委员的数目，它有权在必要时改变代表大会集会地点，但无权推迟集会时间。参加国际的每一国家的工人团体可以保存自己的分散组织不受侵犯，任何独立的地方性团体都不受限制可同总委员会发生直接的联系，但是为了总委员会的有效活动，有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那就是各国分散的工人团体应该尽可能联合成为由中央机关来代表的全国性组织。
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宣言和章程写得十分出色。后来最热心地破坏协会的巴枯宁也承认这一点。马克思没有创立国际，正如拉萨尔没有创立德国社会民主党那样，可是正如后者给德国工人运动以它可以发挥巨大效能的形式那样，前者也给国际工人运动以这种形式。国际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继承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章程早就说过，统一行动，至少是文明国家的统一行动是现代无产阶级解放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之一。可是国际同共产主义者同盟又是多么不同啊！由向资产阶级社会宣布最无情的战争的秘密宣传团体变成一个广泛公开建立的联盟，它容纳各种不同倾向的工人团体，其前提是，这些工人团体必须把工人阶级的利益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可是这两个组织具有同一种精神，即按照时代变化的要求，变换各种手段，一致地追求它的伟大目的的那种创造性精神。
只要国际存在，马克思就是它的辩护人，早在圣马丁堂的大会把他选入筹备委员会以前，他就参加了准备工作。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宿愿是随着欧洲无产阶级的复兴，“创立一个包括欧美最先进国家的工人协会，这个协会无论是在工人自己眼中或是在资产阶级及各国政府眼中，都可以说是活生生地表明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性质，使无产阶级欢欣鼓舞，使无产阶级的敌人恐慌畏惧。”[9]这几句话也确切地说明了国际的内在性质。它决不是一个利用恐怖手段活动的秘密团体，这种秘密团体使无产阶级的压迫者感到恐惧，它的影子也使他们害泊。它始终只是一个道德的力量，它鼓舞和加强工人，引导他们前进，它是十九世纪历史中的一座巍峨的里程碑。
自从罗马世界帝国的时代以来，国际团结的思想从来就没有完全熄灭过。中世纪的罗马教堂用自己的方式体现了这种思想。后来上升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似乎使这种思想完全黯然失色，因为这种生产方式既创造各个民族，也把这些民族投入争夺世界市场的残酷战争之中。可是这种思想仍然在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头脑中不断出现，有时是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陶醉于极大的胜利，似乎超出了民族的局限，有时是另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认为得到民族独立的希望是没有的。法国革命者的和德国古典主义者的世界主义虽然相似，但其根源却完全不同。资产阶级的国际性总是像一个无血无肉的幻影一样融化在民族斗争的狂飙之中，然后又一再浮现出来。一方面使世界各国人民日益紧密地结合起来，一方面又使他们日益深刻地分裂，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立性。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宣言和章程写得十分出色。后来最热心地破坏协会的巴枯宁也承认这一点。马克思没有创立国际，正如拉萨尔没有创立德国社会民主党那样，可是正如后者给德国工人运动以它可以发挥巨大效能的形式那样，前者也给国际工人运动以这种形式。国际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继承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章程早就说过，统一行动，至少是文明国家的统一行动是现代无产阶级解放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之一。可是国际同共产主义者同盟又是多么不同啊！由向资产阶级社会宣布最无情的战争的秘密宣传团体变成一个广泛公开建立的联盟，它容纳各种不同倾向的工人团体，其前提是，这些工人团体必须把工人阶级的利益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可是这两个组织具有同一种精神，即按照时代变化的要求，变换各种手段，一致地追求它的伟大目的的那种创造性精神。
只要国际存在，马克思就是它的辩护人，早在圣马丁堂的大会把他选入筹备委员会以前，他就参加了准备工作。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宿愿是随着欧洲无产阶级的复兴，“创立一个包括欧美最先进国家的工人协会，这个协会无论是在工人自己眼中或是在资产阶级及各国政府眼中，都可以说是活生生地表明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性质，使无产阶级欢欣鼓舞，使无产阶级的敌人恐慌畏惧。”[10]这几句话也确切地说明了国际的内在性质。它决不是一个利用恐怖手段活动的秘密团体，这种秘密团体使无产阶级的压迫者感到恐惧，它的影子也使他们害泊。它始终只是一个道德的力量，它鼓舞和加强工人，引导他们前进，它是十九世纪历史中的一座巍峨的里程碑。
自从罗马世界帝国的时代以来，国际团结的思想从来就没有完全熄灭过。中世纪的罗马教堂用自己的方式体现了这种思想。后来上升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似乎使这种思想完全黯然失色，因为这种生产方式既创造各个民族，也把这些民族投入争夺世界市场的残酷战争之中。可是这种思想仍然在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头脑中不断出现，有时是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陶醉于极大的胜利，似乎超出了民族的局限，有时是另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认为得到民族独立的希望是没有的。法国革命者的和德国古典主义者的世界主义虽然相似，但其根源却完全不同。资产阶级的国际性总是像一个无血无肉的幻影一样融化在民族斗争的狂飙之中，然后又一再浮现出来。一方面使世界各国人民日益紧密地结合起来，一方面又使他们日益深刻地分裂，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立性。
这种对立性在到处都具有共同利益的现代无产阶级中才完全消失。在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国际团结的思想已经比在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的思想家和空想家那里坚决得多，明确得多。圣西门提出最发达的国家的同盟，德国人、法国人和英国人的同盟同封建主义的同盟对抗，以确保和平和文化。傅立叶要想利用他的法伦斯泰尔的巨大联合，破坏旧的国家制度，欧文建立了一个各阶级和各民族的联合会，以宣传社会主义的解放世界的思想。现代无产阶级对自己的利益了解得越清楚，它就必须越坚决地把各族人民普遍团结的理想从一切空想的迷雾中解放出来。国际是由对一个民族起义的同情中发展起来的，它始终是民族自由斗争的忠实朋友，那么在国际思想以平凡、实际、真实的事实的形式，开始实现的地方，国际就把握住这种思想。英国工会为阻止从外国输入廉价劳动力所做的努力，是国际的主要根基之一。
英国工人团体是这个协会的骨干，这个事实本身就足以给“协会是幻想家和阴谋分子的团体”的这一谎言以应有的揭露。四年以后，当德国进步党想出了一个好主意，用英国工人的虔诚的模范少年反对国际的宣传的时候，马克思能够指出，不列颠无产阶级的任何重要行动党，都由它们的硕袖，在协会的总委员会中代表它们的利益：奥哲尔、阿普尔加思和豪威耳代表工会总委员会，肖、巴克莱、柯恩、黑尔斯和莫里斯代表参加协会的其他工会，韦斯顿和威廉斯代表英国合作协会，德尔、考威尔·斯特普尼和鲁克拉夫特代表改革同盟，瓦尔顿和米尔纳代表国家改革协会，柯普兰和哈里埃特·劳夫人代表国民美学促进会，而且工会的机关报《蜂房报》同时也就是国际总委员会的机关报。
在严酷的现实中植根，国际必须先缓慢地进行搏斗，然后才能得到牢固的基础，这就同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情况十分相似，只是马克思工作起来比拉萨尔耐心得多，顽强得多。成立以后只有两年，国际就发展到可以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了。可是正如拉萨尔的联合会那样，假如只从物质观点来考察它的历史作用，是非常错误的。一切现代作战的神经，总委员会的财政，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是不断增加的负数，而它的精神的和道义的影响是不断增加的正数。国际的工作带来了千百倍的成果，它对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首先，它对德国的影响就是这样。直接参加国际的德国工人的数目始终很小，要达到一千以上，在任何时候都是困难的，但是协会极有成效地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发生了影响。
[1]指路易·波拿巴，他在1851年12月1日夜间实行了法国的反革命政变，推翻了第二共和国。——译者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9-10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1-12页。
[4]同上书第12页。
[5]同上书第12-13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3页。
[7]同上书第14页。
[8]章程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5-18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20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20页。 |
注释·第二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弗兰茨·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二卷
注释
第二部
当这部著作出第一版的时候，还没有人根据社会主义发展的观点，论述从三月革命爆发到拉萨尔《公开的答复》发表的这一时期，而且在这部书出版以后到现在也还没有第二个人这样做过。某些资产阶级批判家对于我这样详细地叙述革命和反革命的年代感到不解，并带着一种天真的惊奇的神情问道，普鲁士的宪法纠纷同社会主义又有什么关系呢？但是我可以有根据地说，另一种批评家十分了解我的意图，并且完全同意我的看法，他们特别称赞的正是我的著作的这一部分。除此而外，我只是把我这样做的理由（已在第一版的注释中提到过）重复一遍。
德国革命的阶级斗争（第3—94页）
即使这样简要地论述德国革命时期的历史书，过去也没有见过；在这一方面我参考了布罗斯著的《德国革命》，1892年斯图加特版（blos,DeutscheRevolut.,Stuttg.92）。论述1848年革命的资产阶级文献大多不能用，尤其是那种教授文献，歇尔的轰动一时的庸俗小说也是如此。A.伯恩斯坦《人民的年代》，1875年柏林版（A.Bernstein,D.Jahred.Volkes,Berl.75），虽然不是阿谀的、反动的，但有资产阶级的局限性。按照我的目的，主要问题是仔细研究文书资料和同时代的资料，寻求一切能够说明德国社会民主党后来的发展的材料。如果不用批判的眼光，深入革命年代的阶级斗争之中，就决不可能正确地了解这种发展。尤其是，只有用这个办法才能对拉萨尔及其宣传活动作出详尽而公正的评价。当然我要感谢《新莱茵报》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事后关于德国革命所写的一些文章给我的很大帮助，读者可以特别参考马克思《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德译者考茨基，1896年斯图加特版）。但是我必须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简要地或者完全没有接触到的许多问题加以说明。在革命年代的其他报纸中，我看了《国民报》和《福斯报》，在工人报纸中，我看了《人民报》、《结义报》、《孔柯迪娅》和《普罗米修斯》，这些报纸都不全，有的多些有的少些。麦克斯·库阿克博士《1848—1849年的工人结义会》，1900年法兰克福版（MaxQuarck,Dr.,Arbeiterverbrüderung1848/1849,Frankf.1900）一书中，收有《结义报》上的最重要的论文。斯蒂凡·波尔恩《回忆录》（1898年莱比锡版），没有提供什么新材料。1897年10月，波尔恩很高兴地写信给我（过去我同他没有来往），谈到我在恩格斯的过于严厉的批评面前为他的历史活动辩护的事；他现在想实现一个长时间的心愿，出版他的回忆录。可惜他在这本回忆录中对恩格斯进行了不漂亮的报复。此后不久他就去世了。我对他最后的著作不能有所赞扬，当然我也坚持我在本书中关于他在革命年代的有功活动所说的一些话。然后我对《普鲁士国民议会的会议速记记录》共九卷，1848年柏林版（StenographischenBerichteüberdieVerhandlungenderpreußischenNationalversammlung,9Bde.,Berl.48），作了深入的分析；这些会议在历史上比受到更大注意的法兰克福议会的会议要重要得多。阿·沃尔弗《革命编年史》（1851年柏林版）（Ad,WolffsRevolutionschronik,Berl.51），收有许多关于柏林状况的资料，但是这部包罗万象的三卷著作只谈到康普豪森内阁倒台为止。施吕特尔写的关于革命年代的社会史的论文很好（载《新时代》第3卷第28页）。此外我利用了下列资料：雅科比《普鲁士和德国》（Jacoby,Preußenu.Deutschland）；翁鲁《速写》，1849年马格德堡版（Unruh,Skizzen,Magdeb.49）；格奈斯特《柏林状况》，1849年柏林版（Gneist,BerlinerZustände,Berl.49）；洛贝尔图斯《我的态度和其他》，1849年柏林版（Rodbertus,MeinVerhaltenetc.,Berl.49）；彼·赖辛施佩格《普鲁士国民议会》，1849年柏林版，洛贝尔图斯编（P.Reichensperger,D.preuß.Nationalvers.,Berl.49,geg.Rodb.）；瓦尔德克案件，速记记录，1849年柏林版（ProzeßWaldeck,Stenogr.Ber.,Berl.49）；魏克塞尔《齐格勒案件》，1850年马格德堡版（Weichsel,D.ZieglerscheProz.,Magdeb.50）；让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与本生的通信集》，1873年莱比锡版（Ranke,Briefwechs.Friedr.Wilh.IV.m.Bunsen,Leipz.73）；H.勃鲁姆《罗伯特·勃鲁姆》，1878年莱比锡版（H.Blum,RobertBlum,Leipz.78），这本书所以值得重视是因为其中有许多文件资料，此外净是一些忧伤的废话；A.伯恩斯坦《舒尔采—德里奇》，1879年柏林版（A.Bernstein,Schulze-Delitzsch,Berl.79）；亨·伯·奥本海姆《瓦尔德克》，1880年柏林版（H.B.Oppenheim,Waldeck,Berl.80）。
《新莱茵报》（第95—135页）
我尽力从各方面来扼要论述这份著名的革命报纸的内容，正因为如此在个别问题上我往往只得满足于极其简略的叙述。最重要的论文现在已收到《马克思恩格斯拉萨尔遗著选集》（AusdemliterarischenNachlaßvonKarlMarx,FriedrichEngelsundFerdinandLassalle,Stuttgart02）第三卷中。梅林《三月革命和共产主义者同盟》，载《新时代》第20卷上册第737页（Mehring,MärzrevolutionundKommunistenbund,NZ201,737）。1848年春天沙皇的备忘录《柏林和彼得堡》，1880年莱比锡版（BerlinundPetersburg,Leipz.80）。维尔特《著名的骑士史纳卜汉斯基的生平事迹》，1849年汉堡版（Weerth,Lebenu.TatendesberühmtenRittersSchnapphahnski,Hamb.49）：天才的诙谐的小品文的单行本，今天这些小品文对于那些大有希望的大学讲师的道德意识还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斐迪南·拉萨尔（第136—151页）
评论拉萨尔的著作的特点是量多而不是内容精辟。一篇真正有用的著作只是伯恩斯坦写在他编的拉萨尔文集前面的一篇小传；虽然我同伯恩斯坦的看法有许多不同，但是这篇文章仍给了我一些重要指示。除了最近出版的开格尔斯著的纪念著作（1889年斯图加特版）以外，值得一提的著作还有布兰德斯《斐迪南·拉萨尔，文学的性格描写》，1877年柏林版（Brandes,Ferd.Lassalle,e.literar.Charakterb.,Berl.77）和普伦纳尔《斐迪南·拉萨尔》，1884年莱比锡版（Plener,Ferd.Lassalle,Leipz.84）。布兰斯的著作对拉萨尔的外在的文学才能作了一些好的评述；在反社会主义者法公布的前夜，他的著作也是一个勇敢的告白；但是这部著作对政治和社会的了解很差，利用有才气的，往往只是卖弄才气的文学研究的方式评价拉萨尔的著作是不适当的。普伦纳尔的著作的优缺点与此类似，只是他不是作为一个片面的文学评论家而是作为一个片面的法学家来写他的书的。了解拉萨尔的心理的很重要的材料是他的日记（1892年柏林版，P.林岛编，附有一篇枯燥无味的导言），尤其是拉萨尔写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载《马克思恩格斯拉萨尔遗著选集》第4卷。哈茨费尔特案件：拉萨尔《关于文件匣一案的发言》（Lassalle,Kassettenrede）和拉萨尔写的《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离婚诉讼》（Lassalle,EhescheidungsklagederGräfinHatzfeldt），有一本存在党的档案里，还有拉萨尔生活中的一支恋爱插曲，1878年莱比锡版（E.Liebesepisodea.d.LebenLass.,Leipz.78）。关于拉萨尔参加革命斗争：《新莱茵报》和拉萨尔《辩护发言》（N.Rhein.Ztg.undLassalle,Assisenrede）。
德国革命的尾声（第152—192页）
本章的参考资料有一部分同第二部第一章相同。德累斯顿的五月起义：瓦尔德尔赛《德累斯顿的斗争》，1849年柏林版（Waldersee,D.KampfinDresden,Berl.49）；勒克尔《萨克森的起义和瓦尔特海姆的监狱》，1865年法兰克福版（Röckel,D.Erheb.Sachsensu.d.Zuchthausi.Waldheim,Frankf.65）；还有波尔恩发表在《结义报》上的一篇论文，波尔恩的《回忆录》内容贫乏，它用不充分的论据把巴枯宁描写成一个不起任何作用的人物。莱茵普鲁士起义：《新莱茵报》和恩格斯《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约·菲·贝克尔《南德五月革命史》，1849年日内瓦版（J.Ph.Becker,Gesch.d.südd.Mairevol.,Genf.49）；恩格斯著上述著作，最近出版了济格尔的《回忆录》，W.布罗斯编，1902年曼海姆版（Sigel,Denkwürdigkeiten,hgg.v.W.Blos.Mannheim02）。德国的流亡者：《新莱茵报评论》，已经引用的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著作。马克思《福格特先生》和（反对维利希的）《高尚意识的骑士》，1853年伦敦版。吕埃克《四八年革命的参加者（鲍尔克海姆）的回忆录》，《新时代》第8卷第125页（Rüegg,A.d.Erinner.e.Achtundvierzigers（Borkheim）NZ8,125）。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第193—205页）
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文件，尤其是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和《福格特先生》。A.伯恩斯坦《反动的年代》，1881年柏林版（A.Bernstein,D.Jahred.Reaktion,Berl.81）。魏特林的晚年：左尔格在《新时代》第9卷下册第234页和《未来》第78期上发表的文章。
五十年代（第206—233页）
除了比德尔曼和胥伯尔的历史著作而外，参考贝伦哈蒂、俾斯麦、本生、格尔纳赫、曼托伊费尔、罗恩、瓦盖纳的书信和回忆录。里德尔《俾斯麦在反革命议会中的演说》，1881年柏林版（Riedel,BismarcksReden〔i.d.konterrevol.Parl.〕,Berl.81）。帕辛格尔《邦联议会中的普鲁士》，1882年莱比锡版（Poschinger,PreußenimBundestage,Leipz.82）。迈岑《普鲁士国家的农业状况》，1868年柏林版（Meitzen,Landwirtsch.Verhältn.d.preuß.Staats,Berl.68）。图恩《莱茵河下游的工业》（Thun,Industriea.Niederrhein）。安东《普鲁士工厂史》（Anton,Preuß.Fabrikges.）。迪斯特—达贝尔《金钱权力和社会主义》，1874年柏林版（Diest-Baber,Geldmachtu.Sozialism.,Berl.74）。鲍姆葛尔滕《德国的自由主义》，1866年柏林版（Baumgarten,D.deutscheLiberalism.,Berl.66）。巴师夏《国民经济和谐论》，德译者普林斯—史密斯，1852年柏林版（Bastiat,VolkswirtschaftlicheHarmonien,Berl.52）。德国的曼彻斯特文献（普林斯—史密斯、法赫尔、布隆等）只不过是巴师夏等人的著作的翻版。舒尔采—德里奇《德国工人阶级和合作事业》，1858年莱比锡版（Schulze-Delitzsch,D.arbeit.Klass.u.d.Assoziationsweseni.Deutschl.,Leipz.58）。关于五十年代文学和哲学发展的资料正文中已经提到。
科学共产主义的进步（第234—288页）
H.翁肯《1857—1858年拉萨尔回到柏林》，载《普鲁士年鉴》，1903年2月出版（H.Oncken,D.Rückkehr.Lassallesn.Berl.57/58,Preuß.Jahrb.,Febr.03）。梅林《关于拉萨尔的传记》，载《新时代》第21卷上册第627页（Mehring,ZurBiographieLassalles,NZ211,627）。白劳伊《拉萨尔为柏林的斗争》，载《德国论坛》1903年6月号（Bailleu,LassallesKampfumBerlin,DeutscheRundschau,Juni03）。梅林《论拉萨尔的心理学》，载《新时代》第21卷下册第456页（Mehring,ZurPsychologieLassalles,NZ212,456）。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拉萨尔《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1857年柏林版（Lassalles,Herakleitosd.Dunkle,Berl.57）。蔡勒《希腊人的哲学》，1892年莱比锡版（Zeller,D.Philos.d.Griechen,Leipz.92）。诺阿克《哲学史用历史—传记小辞典》，1879年柏林版（Noack,Histor.-biogr.Handwörterb.z.Gesch.d.Philos.,Berl.79）。拉萨尔《弗兰茨·冯·济金根》（Lassalle,FranzvonSickingen）。拉萨尔《既得权利体系》，1861年莱比锡版（Lassalle,SyatemdererworbenenRechte,Leipz.61）。伯恩斯坦在上述著作中对本书没有谈到的第二卷作了精辟的分析。拉萨尔《致洛贝尔图斯的信》，1878年柏林版（LassallesBriefeanRodbertus,Berl.78）。耶林《争取权利的斗争》，1872年维也纳版（Jaering,D.KampfumsRecht,Wien.72）。阿·瓦格纳《普通国民经济学》，1876年莱比锡版（A.Wagner,Allgem.Volkswirtschaftslehre,Leipz.76）。
一八五九年的欧洲危机（第289—307页）
洛贝尔图斯《短文》，1890年柏林版，M.威尔特编（Rodbertus,KleineSchriften,Berl.90,hgg.vonM.Wirth）。乌特克《为祖国》，1859年莱比锡版（Wuttke,Propatria,Leipz.59）。福格特《欧洲当前局势研究》，1859年日内瓦版（Vogt,Studienz.gegenw.LageEuropas,Genf.59）。恩格斯《波河和莱茵河》，1859年柏林版。拉萨尔《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Lassalle,Deritalien.Kriegu.d.Aufg.Preuß）。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控诉》，1859年日内瓦版（Vogt,M.Proz.geg.d.Allgem.Ztg.,Genf.59）。拉萨尔《费希特的政治遗言》（Lassalle,Fichtespolit.Vermächtn.）恩格斯《萨瓦、尼斯和莱茵》，1860年柏林版。马克思《福格特先生》。
普鲁士宪法纠纷（第308—366页）
写普鲁士宪法纠纷的历史，也必须像写德国革命史那样，指出它的主要特点，理由是相同的，因为否则就不能理解拉萨尔对工人进行的宣传活动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发展。从桑巴特身上可以看到在这方面存在着何等的混乱。桑巴特自命不凡地写道，拉萨尔由于“野心勃勃”，由于“贪图名誉”才建立了一个工人政党，因为进步的反对派根本不理睬他，而且——想一想下面这句话！——“只要俾斯麦存在，另一个人就只能相形见绌”。瓦列斯罗德《民主研究》，1860年和1861年汉堡版（Walesrode,Demokr.Stud.,Hamb.60und61）。雅科比《普鲁士民主派的原则》（Jacoby,Grunds.d.preuß.Demokr.）。帕里修斯《德国政党》，1878年柏林版（Parisius,Deutschl.Polit.Part.,Berl.78）。缪勒《威廉皇帝》，1878年柏林版（Müller,Kars.Wilh.,Berl.78）。马尔克斯《皇帝威廉一世》，1897年莱比锡踢版（Marcks,Kais.Wilh.I.,Leipz.97）。葛采《施滕达尔城的地方志》，1873年施滕达尔版（Götze,Urkundl.Gesch.d.StadtStendal,Stend.73）。哈恩《俾斯麦侯爵》，1878年柏林版（Hahn,FürstBismarck,Berl.78）。以及其他有关俾斯麦的文献，尤其是布施和帕辛格尔的著作。俾斯麦曾经说过，规规矩矩的人不会为他写作，那么他还可以补充一句：严肃认真的作家也不这样做。世界上再没有比哈恩、布施、帕辛格尔、哈尔登之流更轻率的文人了。拉萨尔《致格·海尔维格的信》，1896年苏黎世版，M.海尔维格编（LassallesBriefea.G.Herwegh,Zür.96），这本书的内容很不完全。布赫尔《议会政治真相》，1855年柏林版（Bucher,D.Parlamentarismuswieerist,Berl.55）。帕辛格尔《一个四八年革命的参加者》，1891年柏林版（Poschinger,E.Achtundvierziger,Berl.91），这本布赫尔的传说，是作者找了些材料拼凑而成的，布赫尔本人看了也曾大发雷霆，不过因为它里面有一些文件材料所以必须用它。L.皮齐《我怎样成为作家》，1893年柏林版（L.Pietsch,WieichSchriftst.gew.bin.Berl.93），这本书虽不是很美，但很确当地叙述了拉萨尔所生活的柏林的环境。拉萨尔《文学史家朱利安·施米特先生》（Lassalle,HerrJulianSchmidt.d.Literarhist.）。拉萨尔《论宪法问题》（Lassalle,ÜberVerfassungsfragen.）。拉萨尔《工人纲领》（Lassalle,Arbeiterprogramm）。马克思《致施韦泽的信》，载《新时代》，第15卷上册第5页。拉萨尔《怎么办？》（Lassalle,Wasnun?）。翁鲁在1862年12月22日发表的演说也载于舒尔特赫斯《欧洲历史年鉴》，1863年吕尔德林根版（Schultheß,Europ.Geschichtskal.,Nördl.63）。拉萨尔《权力和法律》（Lassalle,Machtu.Recht.）。
[1]见本卷第二章第四节第132页原编者注。——译者 |
第十五章《共产党宣言》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弗兰茨·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十五章《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以经典性的叙述总结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他们的实际斗争和理论研究中获得的成果。《宣言》肯定是一个历史性的文件，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它是历史性的，即像这样一个宣言，只有在它实际问世的那一历史时刻，才可能产生。对于宣言诞生的时代首先要有一个认识，然后才能完全了解它那不多的篇幅包含着的丰富的思想世界。如果说它尽管如此却胜利地经受了五十年的考验，胜过了许多企图永久生效的纲领和体系，并在巨大变革的时代里日益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旗帜，那它就应该把这种世界历史性成就归功于它的两位作者得以理解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过程的那种明察秋毫的眼力，归功于他们得以在这个社会还处于历史开端的时候就说明了这一过程的那种巨大才能。《宣言》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贯串整个宣言的基本思想是下面几点：即经济生产和必然由此产生的每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结构构成这个时期的政治史和思想史的基础；同这种情况相适应，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的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一斗争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已经达到使被剥削和被压迫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把整个社会永远从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中解放出来，就再也不能把自己从剥削和压迫他们的阶级即资产阶级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地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在其中占有光荣一份的一些新研究发现了没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原始时代的历史以后，上述基本思想有了一个，但也仅仅是一个限制，这个限制就是原始公社土地所有制，自从这种土地所有制解体以后，社会才开始分裂为阶级。在《宣言》的第一节《资产者与无产者》里，概述了作为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作为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多次变革的产物的现代资产阶级的发生史。“资产阶级这样每发展一步，都伴随有相应的政治上的成就。它在封建主统治时期是一个被压迫的等级，在公社里面是一个武装的和自治的团体，在一些地方组成为独立的城市共和国，在另一些地方又组成君主国中纳税的第三等级；后来，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是等级制的君主国里或专制的君主国里与贵族相抗衡的势力，并且是一切大君主国的主要基础；最后，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确立的时候起，它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揽的政治统治权。现代的国家政权只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1]《宣言》以明确的笔触描写了资产阶级曾在历史上起过的那种非常革命的作用。凡是资产阶级已经取得统治的地方，它就把所有封建的、宗法的和纯朴的关系统统破坏了。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冷酷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蔽着的剥削。它抹去了一切素被尊崇景仰的活动的神圣光彩。它使医生、律师、牧师、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向它拿钱的雇佣劳动者。它如果不使生产工具经常发生变革，不使生产关系发生革命，从而不使全部社会关系发生革命，就不能生存下去。相反地，过去一切工业阶级赖以生存的首要条件，却是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因为它消灭着一切等级制的和停滞不前的东西，亵渎着一切神圣的东西，所以人们最后也就只好用冷静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生活处境和自己的相互关系了。由于需要不断扩大产品的销路，资产阶级就不得不奔走全球各地。它既然榨取全世界的市场，这就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的那种旧的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逝，现在代之而起的已经是各个民族的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了，而且无论是在物质生产方面，还是在精神生产方面都是如此。资产阶级既然把一切生产工具迅速改进，并且使交通极其便利，于是就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文明的漩涡里了。它那商品的低廉价格，就是它用来彻底摧毁一切万里长城的和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在本国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这徉它就按照自己的形象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资产阶级已经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规模巨大的城市，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味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后果，就是政治的集中。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可是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利用机器进行的生产，化学在工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航行，铁路的运转，电报的往返，大陆一洲一洲的垦殖，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底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试问在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竟有这样大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面呢？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曾经像用魔法似地造成了极其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而现在却像一个魔术士那样不能对付他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了。资产阶级用来推翻了封建制度的那个武器，现在却对付资产阶级自己了。就像资产阶级据以成长起来的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以前粉碎了封建的所有制关系一样，现代的生产力已经几十年来一直在反抗现代的生产关系，也就是反抗那种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商业危机的周而复始，越来越凶猛地威胁着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在商业危机期间，发作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社会突然回到了现代的野蛮状态，而这种情形竞是因为社会文明过度，生活资料过多，工商业规模过大而造成的。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只能双管齐下地来克服这种危机，即一方面不得不大量地破坏生产力，另一方面又夺取新的市场，并且更加彻底地榨取旧的市场。可见，资产阶级一方面在准备更加全面和更加猛烈的危机，另一方面又在减少防止危机的手段。但是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同时它还造就了将运用这武器的人一一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现代的工人只有当他们能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可是他们又只有当他们的劳动能增值资本的时侯才能找到工作。《宣言》也像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前的作品那样，简单扼要地描述了现代无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特别强调的一点是，旧社会的内部冲突在许多方面促进了无产阶级的发展过程。资产阶级进行不断的斗争：最初是反对贵族，后来又反对那部分利益同工业进步相抵触的资产阶级，并且由始至终反对一切外国的资产阶级。在这一切斗争中，资产阶级都不得不向无产阶级求援，从而把无产阶级卷进政治运动里去，把自己的知识授予无产阶级，也就是把反对自身的武器交给了无产阶级。其次，被工业进步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的，或至少由此而使生活条件受到威胁的那部分统治阶级，也给无产阶级带来了大量的知识。最后，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显得非常强烈和尖锐，以至统治阶级中间有一小部分人，特别是一部分已经提高到在理论上认识全部历史运动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分化出来，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一切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衰落和灭亡，而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只是为了挽救他们这种中层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因此，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把历史的车轮扭向后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指他们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那是指他们维护的不是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他们将来的利益。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的消极的腐化物，他们虽然间或被无产阶级革命卷进运动里，但是他们的全部生活条件却使他们更甘心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至今发生过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运动，或者都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自主的运动。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的最下层，它如果不摧毁压在自己头上的、由那些组成官方社会的阶层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腰来。即使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最初也总是国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里的无产阶级，当然应该首先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发展，形成现存社会内部的多少隐蔽的国内战争，一直到这个战争转变为公开的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以建立自己的统治。《宣言》这样描述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的变革过程以后，在第一节的末尾用几项强有力的论点总括了这一过程。至今有过的一切社会，都是建立在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对抗上面的。但是，为了有可能压迫某一个阶级，就必须保证这个阶级至少有能够维持它那奴隶般生存的条件。可是，现代的工人却每况愈下地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的水平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资产阶级再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再使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般的生活的水平了，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的奴隶们落到必须由它养活而不去养活它的地步。社会不能再在它的权力下面生活下去了。它的生活再不能同社会相容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依靠雇佣劳动来支持，而雇佣劳动则依靠工人的自相竞争来支持。但是，资产阶级所无意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却使工人们因成立团体而达到的革命团结，代替了工人们因自相竟争而引起的分散状态。于是，工业进步就把资产阶级借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从资产阶级的脚底下抽掉。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宣言》的第二节论述了共产党人对无产者的态度。“共产党人并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一个特殊政党。他们并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盆。他们并不提出什么想用以限制无产阶级运动的特殊的原则。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特别重视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着整个运动的利益。所以，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世界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鼓舞大家前进的一部分；在理论方而，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更善于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2]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同其余一切工人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接着，《宣言》十分卓越地证明，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某一个世界改革家所臆造出来的思想或原则为根据的，而是恰恰相反，这些原理来自正在进行的阶级斗争的阶级关系。这一证明彻底解决了五十年来资产阶级及其学者向科学共产主义提出的一切质问。叫嚷消灭个人获得的，自己用劳动挣来的财产，这除了使资产阶级也像一切已经灭亡的统治阶级一样产生错觉以外，不会再有其他结果。资产阶级消灭了封建的所有制，它不反对自己的生产方式每天在消灭小资产阶级的和小农的所有制，但是却把自己的特殊所有制关系和生产关系，由生产发展过程中暂时存在的历史性的关系窜改为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一谈到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它就再也不去理解在说到古代的所有制和封建的所有制的时候它所能理解的那些道理了，也就是说，它不敢去理解这种所有制是历史产物并且属于历史过程的道理了。消灭先前存在的所有制关系，并不是共产主义所具有的一个特征。法国革命废除了封建的所有制，因为后者同社会的历史发展已经不能相容了；而共产党人也想在与此相同的历史基础上，废除现代资产阶级的私有制。但是，既然这种所有制是那种以阶级对抗、一部分人剥削另一部分人为基础的产品生产和占有方式的最后而又最完善的表现，那末共产党人就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用一句话表示出来：消灭私有制。有人说，这样一来，那种构成一切个人自由、活动和独立的基础就被消灭了！在现存的社会里，私有制在十分之九的社会成员中已经被消灭了；这种私有制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它已在十分之九的社会成员中间不存在了。所有制以它现代的形式在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对立中演进。资本不是一种个人的力量，而是一种社会的力量。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也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动作起来。即使把资本变为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集体财产，这也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公有财产，而只是改变所有制的社会性质，因为所有制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另一方面，雇佣劳动者依靠自己的劳动所占有的东西，并没有给他们创造任何财产，而只能勉强维持他们的生命的再生产。共产党人决不打算消灭这种直接用于生命再生产的劳动产品的个人占有，因为这种占有并不会留下任何剩余的东西能为占有人造成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力。共产党人所要消灭的，只是这种占有的悲惨性质，它使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生活，并且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们生活的时侯，他们才能生活。“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不过是增殖已经积累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的劳动只不过是扩大、丰富和促进工人的生活过程的一种手段。所以，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着现在，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则是现在支配着过去。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拥有独立性和个性，而劳动的个体却被剥夺了独立性和个性。”[3]关于消灭自由和个性的一切言词，不外乎是要消灭资产阶级的自由和资产阶级的个性。资产阶级高谈自由的大话，一般说来仅仅对于不自由的买卖，对于中世纪的受奴役的市民才是有意义的；而对于共产主义要消灭买卖，要消灭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要消灭资产阶级本身这一点来说，却是毫无意义的。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然后，《宣言》反驳那些说共产党人打算消灭家庭和祖国的指责。《宣言》指出，资产阶级的家庭建筑在资本上面，建筑在私人发财的制度上面，这种家庭的完全发展的形态，只有在资产阶级中间才存在；这种家庭的补充现象，就是无产者的被迫独居和公娼制度。大工业越是破坏无产者的一切家庭联系，他们的子女越是变成简单的商品和劳动工具，那末，资产阶级关于家庭和教育的那一套大话，就越是令人听来作呕。《宣言》以辛辣的嘲笑，指出资产阶级装出道貌岸然的样子，对于共产党人要实行莫须有的正式的公妻制表示惊骇，其实恰恰相反，共产党人希望在消灭现有的生产关系的同时，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娼妓制消灭。同工人没有家庭的情况一样，工人也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原来没有的东西。既然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确定为民族；所以它本身暂时还是民族的，不过这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个意思。随着贸易自由和世界市场的发展，随着工业生产和与它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一致化，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孤立性和对立性日益消逝下去。无产阶级的统治，将更加快它们的消逝。共同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共同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而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抗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也会随之而消失。《宣首》简短地批判了从思想、宗教和哲学的观点对共产主义提出的种种责难。人们的观念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是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和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的。精神生产是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的；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都只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当人们谈到思想能够使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时侯，只不过是说明下述事实：在旧社会的内部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解体与旧生活条件的解体是同时进行的。“当18世纪基督教思想在启蒙思想的打击下陷于灭亡的时候，封建社会曾经同当时革命的资产阶级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斗争。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知知识领域占统治地位罢了。”[4]有人反驳说，永恒的真理是存在的，比如自由、正义等等，这些真理是一切社会状态所共有的，当然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也有过改变，然而尽管有这种改变，它们终被保存下来；共产主义如果不同历史发展背道而驰，是消灭不了这些真理的。《宣言》对此回答说，社会的一部分人剥削另一部分人，在各个不同的时代是采取各不相同的形式的，然而这种剥削却是过去一切世纪所共有的事实。“所以，毫不奇怪，各个时代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一定的共同的形态中演进的，也就是在那些只有随着阶级对立的彻底消逝才会完全消逝的意识形态中演进的。”[5]共产主义革命将像它最坚决地打破过去传下来的所有制关系一样，来打破过去传下来的各种观念。《宣言》这样有力地驳斥了对共产主义的责难以后，又回过头来叙述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这种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无产阶级变为统治阶级，争取民主。无产阶级运用自己的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即集中在已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的手里，并且尽可能迅速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为了能够做到这一点，最初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实行暴力的干涉，即采取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和没有效力的，但是在运动的过程中它们却会越出本身，成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所不可避免的手段。这些措施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里，当然是各不相同的。《宣言》认为，在一些最先进的国家里，几乎到处都可以采取以下的办法：剥夺地产，把地租供国家支出之用，征收高额累进悦，废除继承权，没收一切逃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把信贷和运输事业集中在国家手里，增加国营工厂和生产工具的数量，按照总的计划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实行人人都必须劳动的制度，成立产业军，逐步消灭城乡之间的差别，对一切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以及其他等等。在发展过程中，当阶级的差别已经消灭和全部生产都集中到由各个成员组成的联合体手里的时候，公众的权力就失去自己的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在团结成为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消灭扎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根子的旧生产关系的时侯，它也就一并消灭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代替那存在着各种阶级以及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宣言》的第三节是批判19世纪上半叶的社会主义文献和共产主义文献的。《宣言》把这种文献分为反动的社会尘义、保守的社会主义和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反动的社会主义又分为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宣言》对封建的社会主义作了经典性的评价。这一评价现在对于这种社会主义还完全适用，只是封建的社会主义的那种绝望的讽刺更加平淡无味了，它的政治实践更加彰明较著了。封建的社会主义是作为法国贵族在七月革命中，英国贵族在改革法案中遭受失败的结果而产生的。法国贵族和英国贵族不能再弹封建一浪漫主义的老调了。为了激起别人对他们的同情，他们不得不使自己对于资产阶级的声罪致讨具有维护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的外表。因此，他们引以为快的是，对自己的新统治者唱唱讽刺歌，并向他低声细语地说一些不祥的预言。“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其中半是哀怨，半是讥讽；半是过去的余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候固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判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自己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进程的劣根性，却常常使人感到可笑。这班贵族为了笼络人民，往往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但是，人民每次跟着他们走的时候，发现他们的臀部盖有旧的封建印章，就哈哈大笑，哗地一下子散去了。”[6]封建剥削是在同资产阶级的剥削完全不同的（现在已经过时了的）条件下进行的，但是当封建主证明在他们统治时期并没有出现过现代的无产阶级的时候，他们便忘记了一个事实，即现代的资产阶级正是他们的那个社会制度的必然产物。“不过，他们很少隐讳自己那一套批评的反动性质：他们控告资产阶级的主要罪状，恰好是现在资产阶级统治下有一个将把整个旧社会制度根本推翻的阶级发展起来。他们责备资产阶级，与其说是因为它产生了一般性的无产阶级，倒不如说是因为它产生了革命的无产阶级。所以，在政治实践上，他们总是参加反对工人阶级的一切暴力措施，而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又不顾自己所吹嘘的那一套堂皇动听的论调，却总是毫不放过机会，拾取黄金果，不惜信义、爱和名誉，靠经营羊毛、甜菜和烧酒生意获取暴利。”[7]基督教的社会主义被当作封建的社会主义的一个变种处理。它只不过是僧侣用来涤除贵族肝火的一种圣水罢了。《宣言》中提到的第二种反动的社会主义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西斯蒙第主要在法国是这种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具有当时的形式的这种社会主义已经不存在了，可是《宣言》对它所作的批判，今天也一点没有过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越尖锐，资产阶级的一切社会主义也就越集中力量去保护小资产阶级、中等阶层和反集体制度的农民。“既是反动的，又是空想的”——《宣言》对于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所做的这一批判，像适用于西斯蒙第的社会主义那样适用于（也许比前者更适用于）反犹太人主义、农民狭隘性和行会习气。德国的讲坛社会主义同西斯蒙第的社会主义相似，但在原则性批判的深度和强度上远远不如后者，在它提出的防治弊害的手段的动摇性方面却远远超过后者。对于德国讲坛社会主义仍想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里为中层等级寻找巩固的安身地盘的紧张尝试，《宣言》先就作了如下的批判：“在近世文明已经发展的国家里，已经形成了——并且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而经常重新形成着——新的小资产阶级，它动摇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但是，竞争经常把这一阶级的成员扔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所以他们已开始觉察到，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他们很快就会完全失去他们作为现代社会中一个独立部分的地位：在商业、工业和农业中他们很快就会被监工和雇员所代替。”[8]今天，这个历史过程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以至在教授的文献中出现的“新的中层等级”，实际上主要由大企业的职员构成，旧的小工业和小商业的日益没落的残余分子只占少数。正因为这样，这个中层等级就不像人们宣称的那样是资本主义所有制的花岗岩支柱；相反地，它却是一根弱不禁风的芦苇，旧式手工业的根即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并没有扎在它那里。中层等级毫无疑问构成一个比无产阶级拥有特权的阶级，而且能使一些担惊受怕的人安心，因为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对于工人的解放斗争没有了解，甚至持有敌意，而他们本身又经常受到这种命运的威胁，即随着资本日益集中，他们将由于竞争而被抛入无产阶级队伍之中。因此，中层等级日益分化为两个集团，其中一个较小的集团占据了较高和较好的职位，另一个较大的，而且还在不断扩大的集团则被迫降低到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第一部分人变成资产阶级的毫无节操的奴仆，从而绝对不能成为中流砥柱；第二部分人日益同无产阶级一起从事共同的事业。他们大部分处于从属地位，以至他们不能像真正的雇佣芳动者那样进行坚持的斗争，但是毫无疑问，这个已被《共产党宣言》看到内在本质的“新中层等级”，并不是被学者教授捧得天花乱坠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救星。新的中层等级越代替旧的中层等级，私有制的基础就越动摇，工人阶级取得胜利的希望就越大。反动的社会主义的第三种形式，就是以赫斯和格律恩为代表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由于这种社会主义产生于德国，所以《共产党宣言》对它批判得特别详细，特别尖锐，然而并不完全公正，因为问题在于这种社会主义的当时代表者们的意图。在《共产党宣言》出版的时候，这种社会主义差不多就不存在了，但从它的历史本质来说它决没有从德国的土地上灭绝，虽然它早就不再把法国的社会主义词藻翻译成陈腐的黑格尔德语和伤感性的爱的幻想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这种社会主义的基础是害怕剧烈的阶级斗争的德国特有的市侩，这便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它的特点。不管这种社会主义怎样打扮，也不管它一会儿是伦理学文化，一会儿是自然主义美学，或是什么别的东西，但是它的外衣始终是一样的，正如《宣言》中所说，是“用思辨的蛛丝织成的、绣满辞令花彩和浸透甜蜜温情之泪的”[9]外衣。在这种社会主义者中间，当然有一些精明强干的人士，比如在40年代就有莫泽斯·赫斯。随着残酷的阶级斗争的加剧，这些人日益趋向“横蛮破坏的”共产主义，而大多数“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则在相同的条件下后退，滚进资本主义的泥潭，而且是滚进这个泥潭的最深处。正是阶级斗争不断加剧这一假说，随着本身日益变成历史现实，而使保守的社会主义和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结束了它们的存在。《宣言》除了批判反动的社会主义以外，也对这两种社会主义作了毁灭性的批判。《宣言》举出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作为保守的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系统性著作，可是蒲鲁东主义甚至在它的祖国，已经沦落成为少数资产阶级人士的玩物，而在德国几十年来只找到一个古怪人物做它的孤独的信徒。保守的社会主义同它那一堆乱七八糟的可怜改革企图保全资产阶级，而不顾无产阶级；它要求无产阶级“始终停留在现今的社会里，但要他们抛弃把这个社会看成是一种可恶东西的观念”[10]；它断言“资产者之为资产者，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11]这种社会主义不管怎样在不犯急躁的纸上高谈阔论，实际上不过是过了时的笑料。尽管在资产阶级的一切种类的社会主义当中，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为科学的共产主义作了最有价值的准备工作，可是上述批判对它同样适用。《共产党宣言》完全承认批判的空想的社会土义的这种功绩，但是它也指出这种社会主义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是革命的思想家，而圣西门主义者、傅立叶主义者和欧文主义者则成了反动的宗派主义者，因为他们看不见无产阶级的明显进步，死抱着他们的先师的陈旧学说不放。而今天的空想主义，在它还可以出现的地方，比如在海尔兹卡的没有成功的探险中，与流行的反动社会主义所不同的地方，“只在于……更为一贯迂腐，更加狂信自己那一套社会科学能奏奇功异效罢了。”[12]《宣言》的第四节也就是最后一节，说明了共产党人对于各种反对派的态度。当然，在这一方面由于五十多年来的历史变革，整个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然而这一节里所确定的共产党人的策略原则却胜利地经受住了艰巨的考验。共产党人为达到工人阶级的直接目的和利益而奋斗；他们在现在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他们到处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社会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并在所有这些运动中把所有制问题当作运动的基本问题加以强调，不管这个问题当时的发展程度如何。共产党人到处都为争取世界各国民主政党之间的团枯和协议而努力。上述这些原理，今天仍然保持着它们的全部作用，当然要有一定的条件，即要从《宣言》的思想联系当中去理解这些原理，从而要把革命运动理解为经济政治变革，而不理解为幼稚的谋杀和暴动，要把各国的民主政党理解为无产阶级的民主，当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民主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再次破产以后，对于这一点今天就不像以前那样可能发生误解了。对于各个国家来说，《宣言》建议联合当前革命发展的激进的一端。在法国，共产党人要联合社会民主党，联合改革报派，反对保守派和激进派的资产阶级，但不放弃自己对于那些从革命传统中产生的空谈和幻想采取批判态度的权利。在瑞士，共产党人要支持激进党人，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政党是由一些相互矛盾的分子组成的，其中一部分是法国式的民主派社会主义者、另一部分是激进派的资产者。在波兰、共产党人要支持把土地革命当作民族解放的条件的政党。“在德国，当资产阶级还采取革命的行动的时候，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君主专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反动市侩。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停止培养工人尽可能更加明确地认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敌对情形的意识，以期德国工人能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那种政治的和社会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武器，以期在推翻德国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就开始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共产党人现在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是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是因为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具有比17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更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所以，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一定要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13]《宣言》是用以下几句话结束的：“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鄙的事情。他们公开宣布：它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那些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颤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自己颈上的锁链。而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14]越到后来，《共产党宣言》的历史越成为现代国际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在《宣言》刚一问世的时候，只有先进的无产者和有眼光的思想家的小小的精锐队伍热情地欢迎它，但是这支队伍毕竟太小了，因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人数，在有盟员的各国总共也不过几百人。后来，随着革命的工人运动进入低潮，《宣言》曾一度失踪。但是，工人运动的巨浪的再起，又把它涌上水面，像一只领航船一样，用罗盘针指出驶过波涛汹涌的海面奔向劳动的新世界的正确航程。现在，《共产党宣言》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意义的著作，是由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所有国家的千百万工人在本阶级的伟大解放斗争中必须自愿遵守的共同纲领。在资产阶级世界，《宣言》遭到了相当奇怪的命运。它以卓越的力量使迄今只靠英国和法国的残羹剩饭过活的德国政治经济学进入欧洲的一些文明国家。在这个经典文献出现的时候，还被视为德国市民的世袭财产的伟大的理论智能已经完全消失了，以至有三十多年之久，对德国资产阶级说来，《宣言》只存在于政治警察的禁书单上。可是，一个叫施梯伯的，还是从《宣言》中发现了“智慧和毅力”。1881年，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即哈雷的胡·艾森哈特，在德国的大学教授中第一个荣幸地发现了《宣言》的存在。艾森哈特在他的《国民经济学史》中，称《宣言》是“对巴贝夫宣言的可怜的猴子式模仿”，并引证了一句他凭空杜撰出来的毫无意义的话，作为模仿的例证。这句话是：“我们希望平等，尽管一切艺术因此而归于毁灭。”从此以后，又经历了十几年的时间；现在，夜猫子也学会看亮光了，他们在《宣言》中发现了“暴力革命”，从而也发现了道德愤懑用之不竭的材料。毫无疑问，《宣言》的作者决不听天由命地等待现代的资产阶级，一俟他们的历史丧钟响起来以后，就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的统治地位。但是，资产阶级本身对于这一点也有不同的意见。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谴责“暴力革命”，认为这是对统治阶级的善意的粗暴怀疑；而资产阶级的法院和警察当局，则把以和平方式宣传自己阶级的解放斗争的无产者看成喝人血的革命者，对他们判处罪行，因为他们从不指望现代的资本家自己剥夺自己。其实，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执笔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欧洲的土地上就已经响起规模巨大的阶级斗争即将爆发的轰鸣，资产阶级在这个斗争中舒舒服服地占据了无产阶级通过推翻专制封建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暴力革命”为他们打出的地盘，可是他们一点也不感到内疚。事实上，即使是最值得尊敬的顽固学者对于“暴力革命”发出的怨言，也没有认真讨论的价值。在这个问题上需要对《共产党宣言》加以订正和补充的意见，已经由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说出来了。既然对1789到1830年的法国革命时期的研究使他们深入观察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变革过程，那末正是这一研究促使他们十分忠实地把资产阶级革命的形式移用于无产阶级革命。《宣言》出版的时候，两位作者都还不到三十岁，他们在暮年尚且经常准备从历史的实际经验中吸取教训，而在年轻时候就更不可能无视这种实际经验了。马克思在总结1848—1851年的革命斗争时，就已经明确指出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在进程上的差别：“资产阶级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的；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胜似一个，人和事物好象是被五色缤纷的火花所照耀，每天都充满极乐狂欢；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而社会在还未清醒地领略其疾风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一直是沉溺于长期的酒醉状态。相反地……无产阶级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作一遍；它们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点和不适当的地方；它们把敌人打倒在地上，好象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吸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们前而挺立起来一样；它们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时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HicRhodus,hicsalta!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15]后来，巴黎公社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6]恩格斯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发展为例，在自己的最后一篇著作[17]中再一次说明，由于历史辩证法的作用，革命的无产阶级从原则上规定和平的和合法的斗争手段时，可以长得两颊红润，好象是长生不老似的，而最适当的秩序维护者却声嘶力竭地要求“暴力颠覆”和“自上而下的革命”，要求政变和公开的刺刀统治。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敌人，喜欢把历史唯物主义当作一个社会主义的仙人，一旦它不能屈指按口算出在今后几百年内将发生什么事情，它就是一个冒充的预言家。正直的人们知道，历史唯物主义同一切奇门遁甲是针锋相对的，它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能根据劳动力及其使用的劳动工具作出比较准确的结论。劳动力用《共产党宣言》建造了一个精神的世界强国，在当时的历史科学水平上，劳动力所能使用的劳动工具越不完备，劳动力就越令人惊异。《宣言》本身说，宣言中的各项原则的实际应用，是随时随地都要依现存历史条件为转移的，不过不管条件怎样变化，宣言中的各项原则仍然是不可动摇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工作，既不是为了应一年之急，又不是为了供十年之需，而是为了百年大计；有些情况在几年或几十年中似乎还同他们的看法大不相同，可是过不了百年事实就会证明他们是正确的。他们曾经认为，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将要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在凯尼格列茨和色当会战时期[18]，这种看法看来是多么错误啊！可是，如果我们今天回顾一下历史发展的伟大进程，那末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又能成为什么别的东西呢？[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67—468页。[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79页。[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81—482页。[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88页。[5]同上书第489页。[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92页。[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92—493页。[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93—494页。[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97页。[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98页。[11]同上书第499页。[12]同上书第502页。[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03—504页。[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04页。[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25页。[16]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2页。[17]指恩格斯为马克思著《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所写的导言。——译者[18]1866年普奥战争期间，奥国军队在凯尼格列茨地区大败。1870年，普法战争期间，法国军队在色当溃败。——译者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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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共产主义者同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弗兰茨·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十四章共产主义者同盟·一《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二德国工人协会和民主协会·三正义者同盟内的危机七月革命以后，比利时变成了认为自己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无关，从而也同革命无关的标准的资产阶级君主国。它为一些大国的流亡者提供了避难场所，而在上述幻想破灭后，这个避难所也就名存实亡了。普鲁士政府想方设法要把马克思从布鲁塞尔驱逐出去，结果没有成功。但是，这种做法迫使马克思放弃了普鲁士国籍，同时他既没有在比利时、也没有在国外其他地方取得国籍。在马克思流亡布鲁塞尔的三年中，比利时的首都成了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从1845年春到1846年夏，恩格斯也寄居布鲁塞尔。他们两个人从这里同英国的宪章运动和法国的社会民主主义的革命人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经常同《北极星报》的编辑朱利安·哈尼和《改革报》的编辑斐迪南·弗洛孔通信。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同伦敦的正义者同盟和同盟巴黎支部的领导人艾韦贝克通信。他们在布鲁塞尔市内也得到了一些拥护者，比如同蒲鲁东友好的市图书馆职员菲力浦·日果，吸引他参加革命活动的，也许主要不是共产主义理论，而是工人运动的人道方面。他们同祖国德意志也保持着不断的联系；尤其在莱茵省，特别是在该省的科伦，他们有一定数量的追随者。此外，魏特林从伦敦，塞巴斯提安·载勒尔从瑞士，约瑟夫·魏德迈从威斯特伐里亚，也先后到这里找过他们两人。魏德迈原来是个炮兵少尉，后来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始终不渝的忠实战友。魏德迈返回德国以后，就尽心竭力地想给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争取过来，同时也力图全面排除他们在德国境内从事写作活动遇到的出版困难。费尔巴哈的一个年轻的学生海尔曼·克利盖，为到新大陆去宣传共产主义而迁往美利坚合众国以前，也先到巴门去找过恩格斯，后来又到布鲁塞尔去见马克思。但是，在布鲁塞尔跟马克思和恩格斯接触的一切人当中，威廉·沃尔弗跟他们两人最为亲近。马克思称他为“无产阶级的勇敢、高贵而忠实的先锋战士”，后来为了纪念他而把自己所著《资本论》的第一卷献给他。沃尔弗是西里西亚一个世袭隶农的儿子；他历尽千辛万苦，在中学和大学里受到了古代语言的教育，而对本阶级的压迫者从来没有失去刻骨的憎恨心情。他被控为“煽动分子”，在普鲁士的几个要塞监狱里受了几年折磨；后来到布勒斯劳当家庭教师，愉快而勇敢地同官僚制度和书报检查制度作战。但是，他的革命斗志决不能满足于这种幽默的游击战。他深入到布勒斯劳的无产阶级在其中受难的贫民窟去，他对这种“囚室”的动人描写，使他得到了一个光荣的外号——“囚室里的沃尔弗”。他在《德国公民手册》上发表的关于西里西亚织工起义的叙述，证明他对经济问题十分了解。后来他被控违反出版法，不愿意到普鲁士监狱里去受罪，就先到伦敦，然后又转赴布鲁塞尔去找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了他们的最得力的助手。他为人忠实可靠，性格坚定，决不动摇，有责任感，对待朋友和敌人同样严格：而对待自己更加严格。即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喜欢用大部头著作专门向学术界不厌其烦地传播自己的理论认识（其实他们决没有这样），也不缺乏进行共产主义宣传的各种动因，他们的实际宣传活动同他们的科学研究工作同时进行。宣传活动是一项困难工作，往往一无所得，或者看来好像一无所得。他们不止一次地被迫放弃了他们这几年兴致勃勃地从事的写作计划。尽管外来的障碍重重，尽管最令人不快的障碍恰恰是他们要想影响的那些人为他们制造的，比如指责他们轻举妄动，有破坏欲，以自己的破坏性批判妨害社会主义运动，说什么如果不去计较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社会主义运动一定会以不可抵挡的力量征服世界。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气馁。他们有先见之明，知道正是由于这些小事情，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才没有明确的和一定的目标，才会接二连三地失败。毫无疑问，对蒲鲁东和魏特林进行批判，对马克思说来并不是一件乐事。这两个人都是天资聪颖的无产者，对他们在历史舞台上的最初出现，任何人都没有马克思那样高兴地欢迎和深刻地理解。我们也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马克思在布鲁塞尔期间对待魏特林是容忍而宽宏大量的。但是，魏特林的空想主义已经不可救药，除了把这个障碍从无产阶级的发展道路上除掉，再没有其他办法。魏特林本人和一个公正的见证人——俄国的政论家安年柯夫，曾对彼此的矛盾达到不可调和地步的1846年3月间发生的一个场面作过戏剧性的生动描写。此后不久，魏特林自己又把事情弄到公开决裂的地步，而且采取的是一种显然是最不正确的方式。这件事情发生在1846年5月，正值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几个亲密朋友不得不以通告形式反对克利盖的时候[1]。这个年轻的大学生，辜负了特别是恩格斯寄予他的期望。他在纽约表现得幼稚而高傲，以欧洲共产主义的预言家自居，在他主编的《人民流坛报》上，正如布鲁塞尔的通告所指出的，鼓吹荒诞的伤感主义的梦呓，宣传“谈爱的废话”，把共产主义描绘成一种充满爱的和反对利已主义的事业，把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运动归纳为以下几个字：爱和恨，共产主义和利己主义。这种胡说八道如果被工人接受，就会使他们的意志颓废。克利盖做得太不像话了，甚至他的故乡威斯特伐里亚的共产主义者都讨厌他。吕宁甚至违反原作者的意志，在《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上转载了布鲁塞尔通告，同时承认他这样做是对自己的杂志的一种自我批评。但是，魏特林不赞成布鲁塞尔共产主义者的声明，他在给克利盖的信中，用极不友好的口吻说他怀疑这些人的意图。他的妄自尊大狂以及以为别人迫害自己的错误想法，终于使他最后一个朋友赫斯也同他疏远起来，于是他前往美国去找克利盖。在布鲁塞尔共产主义者的通告中，也对克利盖曾大加吹嘘的正义者同盟进行了批评。但是，参加这个同盟的无产者对待布鲁塞尔的批评，要比魏特林明智得多。1846年和1847年之交（马克思说在1846年底，恩格斯说在1847年春），约瑟夫·莫尔到布鲁塞尔来，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正义者同盟，说同盟准备以他们的批判的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原则。于是，思想的闪电终于照射到素朴的人民土地上。真正无产者的组织（尽管这种组织为数还很少）所得到的东西多于一切不善于从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的历史意义去评价这一斗争的文献的、空想的和其他的社会主义所失去的东西。在布鲁塞尔建立了同盟的几个支部，马克思和沃尔弗在这些支部里积极活动。恩格斯为了解决格律恩在巴黎给那里的德国工人造成的思想混乱，而于1846年8月到巴黎去了，后来他也留在巴黎支部工作，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不时返回布鲁塞尔。就在这个时期，实际活动又展现出其他远景。在德意志邦联里，特别是在普鲁士境内革命的预兆日益增多。在宣布召开联合议会的1847年的二月赦令颁布的同时，柏林的浪漫主义的国王开始向资产阶级投降。这是一个胆怯的开端，这个开端由于本身的历史条件必然要超出自己的范围。三月革命以前的专制制度的整个基础开始动摇了。雪恩和阿尔坦施泰因的传统，并没有在普鲁士的官僚制度中灭绝；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反复无常的统治企图完全消灭这种传统，可是正是因为这样，这种传统却反而得到巩固。隐蔽的反对派之风，一直刮到最高官厅的最秘密的柜子里，轻轻吹掉文件上的灰尘。这阵风在僧侣、教师和法官中间，在还没有完全听命于专横跋扈的最高官员的官吏阶层中间，刮得最凶。艾希霍恩在教会和学校方面的正统主义统治，在还没有完全变成伪善者的僧侣中间，在从大学一直到乡村小学的几乎所有教师中间引起了反抗的情绪。臭名远扬的纪律法使法官们感到愤慨；莱茵地方的司法人员由于法典经常遭到删改而感到怀疑和不信任。在军队里，特别是在青年军官中也有激进的趋势。当军事机关想以“有共产主义思想”为理由把明登的炮兵少尉安内克解除军职的时侯，曾长期不能对他定罪。在公意审判中，他的真正同事，三十名青年军官主张宣判无罪，而有十八人主张解除军职，还有十八人主张只给予警告处分。为了解除安内克的军职，国王不得不亲自出马，他颁布了一道威胁性的内阁命令，指定了一个新的公意审判法庭，法庭成员全是校官。然后，一些年老的军官还不得不付出不少的力量，去劝阻安内克的昔日同僚不要同他保持友谊关系。这是一个特别令人惊讶的事件，但并不是青年军官中即将发生风潮的唯一征兆。阿达尔贝特·冯·伯恩施太德原来是个普鲁士军官，他从1847年开始出版《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每周发行两期。他不是一个严格的有原则的人，但也不象秘恩斯坦那样仅仅是一个商人。由于普鲁士公使馆告密，他吃了一场官司，这件事很快就消除了流亡者集团对他的一切怀疑。马克思认为，《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虽然存在许多缺点，毕竟还有一些功绩”[2]；他希望把这份报纸搞得比过去好，而不在伯恩施太德的名字上寻找妨碍他这样做的理由。他同自己的一些朋友，从1847年春天开始，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日益热心地为该报写稿，使该报得到了当时欧洲民主主义的第三机关报（次于《北极星报》和《改革报》）的声誉。在这期间，由于来了一些宝贵的人材，他的朋友增多了；格奥尔格·维尔特、莫泽斯·赫斯、斐迪南·沃尔弗到了布鲁塞尔，最后恩斯特·德朗克也来了。无产阶级中最进步的一些人物，如粉刷匠施泰因根斯，花边工人里德尔，还有《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的两个排字工人：后来当了巴塞尔大学教授的斯蒂凡·波尔恩和后来担任美因兹市长的瓦劳，同这些博学的思想家结合在一起了。他们构成了1847年8月成立的德意志工人协会的核心，协会约有一百名会员。不久以后，又在11月间成立了民主协会。这个协会具有国际性质。它把比利时的民主主义者同聚集在布鲁塞尔的政治流亡者团结起来。协会的名誉主席是把安特卫普从荷兰人手中拯救出来的老将军梅利奈，主席是曾任比利时临时政府委员的若特兰律师。副主席有三人：由德国人中选出马克思，由波兰人中选出曾任波兰临时政府成员的列列韦尔，由法国人中选出在1848年二月革命后担任土伊勒里宫总管的安别尔。当然，民主协会比德意志工人协会还要小一些，马克思也从没有夸大这两个组织的作用。他只认为，直接宣传和社会活动，对每个人都会不断地发生振奋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从事直接宣传时所创造的一切，即在《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上发表的文章和在德意志工人协会和民主协会上所做的报告，最后也是最多的，即他们为正义者同盟所做的一切，今天仍然不断地发生振奋作用。一《德意志—布鲁塞尔报》马克思同伯恩斯太德的报纸的最初接触，是由他与卡尔·格律恩的论战引起的。以真正的德国文人的方式在报刊上为自己大登广告的格律恩，用贼喊捉贼的手法抵毁马克思，说马克思为了贬低他的关于比利时和法国的社会运动的著作的价值，而在报纸上发表短篇文章进行小型攻击。格律恩办的《特利尔日报》就曾这样讥讽过马克思。于是，马克思声明说，为了表明他多么需要对格律恩使用不正当的竞争手段，而在《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上发表他为自己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而写的关于格律恩著作的详细评论。这篇评论后来也确实载在《威斯特伐里亚汽船》上了；在发表这篇评论的同时，马克思还在《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上刊登了批判格律恩所著《从人的观点论歌德》一书的详细评论[3]。马克思在评论中令人信服地指出，格律恩没有从歌德身上发现任何天才的和伟大的东西，而使这些东西沉没在陈腐平庸的浊流里。他却用文人的笔法，夸大歌德的一切庸俗的、小市民的、琐屑的特点，以便把德国的庸人描写成理想的“人”。尽管这一批判十分中肯，尽管格律恩论歌德的那些庸俗的废话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批判，但是马克思又在《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上指责：“相当多的德国社会主义者经常叫嚣反对自由资产阶级，而结果，除了德国各邦政府，这种做法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4]马克思的这种做法，不能认为是完全正确的。莫泽斯·赫斯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并肩作战，他完全赞同他们在论无产阶级革命的后果的一些文章中以及为反对卢格而写的若干评论中的观点。不错，吕宁仍然抱怨马克思的笔调刻簿，但是他却十分高兴地接受马克思寄给他的批判格律恩的文章，并在《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上发表。甚至马克思对格律恩所下的严厉判决也必须限制在格律恩是一个不好的哲学家和不好的社会主义者这个范围内，而在文学活动方面，他仍然是一个好的民主主义者。“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以他们所特有的方式同情劳动阶级，从来没有想把无产阶级的利益出卖给三月革命前的反动派。此外，在评论他们的历史功过的时候，应当写上减轻他们的责任的一笔：三月革命前的社会主义对于三月革命前的自由主义应当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德法年鉴》开始一再着重指出的，德国资产阶级正准备同王室和容克阶级进行斗争的时候，就已经感到工人阶级掐住了它的脖子。因此，它的政策一方面仍然具有革命性质，可是另一方面，已经有了反动的色调。当马克思和恩格斯要求工人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应当首先保证资产阶级对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胜利的时候，当他们以辛辣的嘲笑斥责“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打算在自由主义击败封建主义以前就反对自由主义的一切企图的时侯，历史的逻辑和理性是在他们两人方面的。但是，要想找出仍然具有革命性质的策略和已经带有反动性质的策略之同的分界线，并不是那么容易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时也在这方面犯错误，不过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方向相反。当他们赞扬联合议会否决所得税，认为这一否决是“金钱上的一种坚决拒绝”，是从专制封建统治的薄弱地方使它失去活动能力的“有力尝试”的时候，他们给予否决所得税的反对派的荣誉太多了。联合议会上的发言和表决证明，所得税之被否决不是由于对政府的革命反抗，而是出于一种对有产阶级的腰包的十分反动的关怀。有产阶级甚至不肯牺牲一点点东西暂时地稍微改善一下劳动阶级的状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7年9月12日发表了同《莱茵观察家》的政府—教会社会主义进行清算的文章。这篇文章虽然在其他方面都很出色，但并没有摆脱上述错误。他们在反驳以只关心自己、丝毫也不考虑“人民的福利”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为根据的人们时说：“人民，或者（如果用个更确切的概念来代替这个过于一般的含混的概念）无产阶级……不会问，人民的福利对资产者是重要的还是次要的，资产者是不是想把无产者当炮灰。他们根本不想知道资产者想怎么样，他们想知道的是资产者被迫追求的目的是什么。问题就在于什么能使无产阶级取得更多的手段以达到自己目的：是目前的政治制度即官僚政治，还是自由派想望的制度即资产阶级统治。他们只要把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无产阶级的政治地位跟他们在德国的地位比较一下就会相信，资产阶级的统治不仅使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中得到崭新的武器，而且还给他们创造了一种和过去完全不同的地位——他们已成为一种公认的力量。”[5]马克思又说，不要以为所谓无产阶级就是柏林的短工或波美拉尼亚的农民；无产阶级既很了解政府所说的人民福利和不良的社会地位的真实含义，也很了解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类似说法的含义。至于基督教的社会原则，已经有过一千八百年的发展，可是这样原则又有什么成就呢？“基督教的社会原则曾为古代奴隶制进行过辩护，也曾把中世纪的农奴制吹得天花乱坠，必要的时侯，虽然装出几分怜悯的表情，也还可以为无产阶级遭受压迫进行辩解。基督教的社会原则宣扬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存在的必要性，它们对被压迫阶级只有一个虔诚的愿望，希望他们能得到统治阶级的恩典。基督教的社会原则把国教顾问答应对一切已使人受害的弊端的补偿搬到天上，从而为这些弊端的继续在地上存在进行辩护。基督教的社会原则认为压迫者对待被压迫者的各种卑鄙龌龊的行为，不是对生就的罪恶和其他罪恶的公正惩罚，就是无限英明的上帝对人们赎罪的考验。基督教的社会原则颂扬怯懦、自卑、自甘屈辱、顺从驯服，总之，颂扬愚民的各种特点，但对不希望把自己当愚民看待的无产阶级说来，勇敢、自尊、自豪感和独立感比面包还要重要。基督教的社会原则带有狡猾和假仁假义的烙印，而无产阶级却是革命的。”[6]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就用下面一段话无情地粉碎了关于国王和人民之间可以结成同盟的美丽幻想：“对国王来说，一切政治因素中最危险的是人民。但不是弗里德里希·威廉所说的那种吃了拳头、得点小恩小惠就感动得流泪的人民，这种人民自然不危险，因为他们只存在于国王的想像中。而真正的人民即无产者、小农和城市贫民，正像霍布斯所说的，是puerrobusyus,sedmalitiosus,一个结实而调皮的孩子；他不会让国王（无论是瘪瘦的还是肥胖的）牵着自己的鼻子走。这种人民首先要向陛下要求有普选权的宪法，要求结社自由、出版自由和其他……东西。他们一得到这些，就会充分加以利用，以便尽快地表示他们对君主制的权力、威严和诗意的态度！”〔梅林的引文是“……以便尽快地破坏君主制的权力、威严和诗意。”〕[7]这项预言只过了半年就字字应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还同认为君主是一切反动势力的罪魁的政治激进主义进行了清算，这一清算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同政府一教会社会主义进行的清算。政治激进主义的这种观点，同只能把革命运动解释为煽动分子的教唆的君主们的观念具有同样的意义。这种激进主义的代表者思想越贫乏，叫嚣得就越厉害；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卡尔·海因岑就是这类人物。在三月革命前的政治流亡者当中，海因岑与其说是由于智力过人还不如说是由于说话粗野而博得微名，他决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手，但是他作为整个激进派的典型人物，毕竟还有一定的作用，所以同他进行比较严肃的论战还是值得的。马克思驳斥海因岑说，不能说君主制是德国社会的起源，恰恰相反，应当说德国社会是君主制的起源。“君主制所扮演的暴虐、反动角色只是表明在旧社会的孔隙中形成了新社会，这种新社会必然也感到政治外壳（旧社会的天然外皮）是反自然的桎梏而必须撑破。这些新的破坏性社会因素〔梅林引文中缺“社会”一词〕越不发达，旧政权的即使是最凶猛的反动派也越保守。这些新的破坏性社会因素越发达，旧政权的即使是最无关紧要的保守意图也越反动。君主权力的反动性并不证明这种权力创造旧社会，倒是相反地证明，只要旧社会的物质条件消亡，君主权力本身也就消灭。它的反动性同时就是旧社会的反动性，因为旧社会仍然是官方的社会，因此也仍然是权力的官方享有者或官方权力的享有者。当社会生存的物质条件发展到迫切需要变革它的官方政治形式的时候，旧政权的整个面貌就发生变化。所以，现在君主专制不实行集权（集权本是它的开明措施）而打算实行分权。君主专制产生于封建等级垮台以后，它积极参加过破坏封建等级的活动，而现在却力图保留哪怕是封建割据的外表。如果说君主专制从前保护过工商业，以此鼓动过资产阶级上升，并且还曾经把工商业看做使国家富强、使自己显赫的必要条件，那末现在君主专制到处都成了工商业（它们正在成为已经很强大的资产阶级手中日益可怕的武器）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它那胆怯而鲁钝的目光又从使它繁荣的摇篮——城市，转到了它从前埋葬强敌的地方——乡村。”[8]尽管这次辩论十分透彻，但是海因岑仍然百思不解。他是够无聊的，在第二年革命斗争方酣的时候，写了一本枯燥无味的小册子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可是他自己的革命活动甚至不能满足最起码的要求。叫庸人害怕而使警察高兴的是，他写了几个奇怪的问答式的小册子，为的是鼓动士兵们开小差；他还“发明”了蒸气断头台，想用它们把君主们成批地送到极乐世界。在大洋彼岸，他又大发雷霆二三十年，反对德国的君主和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可是并没损伤他们一根毫毛。二德国工人协会和民主协会马克思在德国工人协会发表的关于经济问题的几次讲演，只有片断保存在他论述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几篇文章中。这些文章证明马克思在科学普及工作方面也是有才干的。马克思首先探对了什么是工资的问题。他根据每个工人的日常经验指出，工资不是工人在他所生产的商品中占有的一份。工资是原有商品中由资本家用来购买一定量的生产劳功[9]的那一部分。马克思接着问道，劳动的价格是怎样决定的？他回答说，跟决定其他一切商品的价格一样。一切商品的价格决定于三方面的竞争：购买者之间的竞争，即需求；出卖者之间的竞争，即供给；购买者和出卖者之间的竞争，即供求关系的变动。这种变动每次都要导致商品的价格趋于它的生产费用的水平。但是，商品的时价总是高于或低于它的生产费用的。如果某种商品供不应求，那末，这种商品的价格就要上涨，大批的资本就要涌向生意兴隆的工业部门，直到出现生产过剩以后，该工业部门的产品价格落到产品的生产费用以下为止。如果某种商品供过于求，那末，就要发生与上述情况相反的过程，即资本由这种商品的生产领域外流，直到商品的价格涨到它的生产费用以上为止。同这种情况一样，劳动的价格也决定于劳动的生产费用。劳动价格经常变动，有时高于它的生产费用，有时又低于它的生产费用。但是简单劳动的生产费用，只等于维持工人生存和延续工人后代的费用。这种费用的价格就是工资。正如商品价格一般由生产费用决定一样，这种工资不是就单个人来说的，而是就整个种属来说的。单个人所得，千百万工人所得，不足以维持生存和延续后代，但整个工人阶级的工资在其波动范围内则是和这个最低额相等的。接着，马克思转到资本的研究上去。按照经济学家们的意见，资本是用作新生产的手段积累起来的劳动。马克思反驳这种解释说：“什么是黑奴呢？黑奴就是黑种人。上面的说明和这个说明是一样的。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价格一样。”[10]资本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一些商品即一些交换价值的总和之变成资本，是由于它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即作为一种属于社会一部分的力量，借交换直接的、活的劳动而保存下来并增殖起来。“除劳动能力以外一无所有的阶级的存在是资本的必要前提。只是由于积累起来的、过去的、物化的劳动支配直接的、活的劳动，积累起来的劳动才变为资本。资本的实质并不在于积累起来的劳动是替活劳动充当进行新生产的手段。它的实质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自己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11]资本和劳动两者相互制约；两者相互产生。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由此得出一个结论，说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的确啊！如果资本不给工人以工作，工人就会灭亡，而如果资本不剥削工人，它也会灭亡。生产资本增殖得越快，也就是说，产业越繁荣，资产阶级越发财，生意越兴隆，资本家需要的工人也就越多，工人出卖自己的价格也就越高。原来，生产资本的尽快增加竟是工人能勉强过活的必要条件。但是，生产资本的增加又是什么意识呢？就是积累起来的劳动对活劳动的支配权力的增加，就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统治力量的增加。雇佣劳动生产着对它起支配作用的他人财富，也就是说生产着同它敌对的力量——资本，而它从资本那里取得就业手段，即取得生活资料，是以雇佣劳动又变成资本的一部分，又变成使资本加速增殖的杠杆为条件的。断言资本的利益和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只不过是说资本和雇佣劳动是同一种关系的两个方面罢了。一个方面制约着另一个方面，就如同高利贷者和挥霍者相互依存一样。马克思假定了一种最适意的情况：随着生产资本的增加，对劳动的需求也增加了，因而工资也提高了。但是工资的显著增加，是以生产资本的迅速增加为前提的；而生产资本的迅速增加，又要引起财富、奢侈、社会需要和社会享受同样迅速增长。所以，工人的享受纵然增长了，但是，比起资本家的那些为工人所得不到的大为增加的享受来，比起一般社会发展水平来，工人所得到的社会满足的程度反而降低了。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所以我们要用社会的尺度来衡量它们。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它们是相对的。名义工资即劳动的货币价格可能提高，甚至实际工资即用工资实际交换所得的商品量也可能提高，然而相对工资可能下降。工资不是工人在他所生产的商品中占有的一份，但是资本家要用出售工人制造的产品所得的收入来偿付。对资本家来说，工人生产的商品的价格可分为三个部分：补偿所用的原材料和损耗的劳动资料，补偿工资和资本家本身的利润。第一部分只是补偿原先就已存在的价值，而其余的两部分即工资和利润，则完全是从工人的劳动所创造并附加于原材料上去的新价值中得来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为了拿工资和利润互相比较，我们也可以把两者看作工人产品中的一份。在这种情况下，工资和利润彼此成反比，即利润增加多少，工资就降低多少，利润降低多少，工资就增加多少。甚至在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对比关系范围内，资本的利益和雇佣劳动的利益也是完全相反的。如果资本增加，工资是可能提高的；可是资本的利润的增加却快得多。工人的物质生活改善了，然而这是以他们的社会地位的降低换来的。横在他们和资本家之间的社会鸿沟扩大了。所谓生产资本的尽快增加是对雇佣劳动最有利的条件这种论点，实际上不过是说：工人阶级越迅速地扩大和增加敌对它的力量，即越迅速地扩大和增加支配它的他人财富，它就能在越有利的条件下重新为资本加强权力而工作——，这样的工作无非是它本身在铸造金锁链，让资产阶级用来牵着它走罢了。然而资本的增加和工资的提高，实际上并不像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所断言的那样是彼此密切联系着的。好像资本越雄厚，它的奴隶也就长得越胖，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资本的增殖加剧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资本数额的增加，就使得有可能把装备着更强大的斗争武器的更有力的工人大军投入产业战场。一个资本家只要把商品卖得便宜一些，就可以把另一个资本家挤出战场，占有他的资本。而为了有可能把商品卖得便宜一些，而又不使自己破产，这个资本家必须降低商品的生产费用，也就是要尽可能地提高劳动生产力。但是，劳动生产力的提高，首先要依靠扩大分工，依靠更加全面地采用机器和经常不断地改进机器。内部实行分工的工人大军的人数越多，使用机器的规模越大，生产费用相对地就缩减得越多，劳动就越有效率。因此，资本家之间就发生了各方面的竞争：他们都想扩大分工和增加机器，并尽可能大规模地使用机器。有一个规律在供求的变动范围内必然使商品的价格同它的生产费用趋于一致，这个规律使生产方式发生革命，不断地改革生产资料，一再把资产阶级的生产甩出原先的轨道，老是在资本耳边说：前进！前进！假如我们想像这种狂热的激发状态笼罩了整个世界市场，那末不难理解，资本的增长、积累和集中怎样导向继续不断地、突飞猛进地和日益扩大规模地实行分工，采用新机器，改进旧机器。这种情况同生产资本的增长具有不可分离的联系。这种情况又怎样影响工资的确定呢？扩大分工使一个工人能做五个、十个乃至二十个人的工作，从而就使工人之间的竞争加强五倍、十倍乃至二十倍。不仅如此，分工还能引起劳动的简单化。工人的特殊技巧失去任何价值，也就是说，工人变成了一种简单的、单调的生产力，就不需要什么特别的体力和智力了。工人的劳动变成人人都能胜任的劳动。劳动越是令人生厌，工人之间的竞争就越激烈，工资也就越减少。因为一种劳动越简单，越容易学会，它的生产费用就越低。工人试图用多劳动的办法（或是多做几小时工作，或是在同样的工时内多生产一些产品），来维持自己工资的一般金额，可是结果徒劳。他工作得越多，他所得的工资就越少。原因很简单：他工作得越多，他给自己的工友们造成的竞争就越激烈，因而就使自己的工友们变成他自己的竞争者，这些竞争者也像他一样按同样恶劣的条件出卖自己。机器也发生同样的影响，而且影响的规模更大得多，因为机器用不熟练的工人代替熟练工人，用女工代替男工，用童工代替成年工；因为哪里一开始使用机器，那里的大批手工业工人就被机器抛到街头，哪里机器日益完善、改进或为生产效率更高的机器所代替，那里的工人就被机器一批一批地排挤出去。资本家之间的产业战争有一特点，就是致胜的办法与其说是增加劳动大军，不如说是减少劳动大军。统帅们即资本家们相互竞赛，看谁能解雇更多的产业士兵。但是，情况还不止于此！小产业家是经不住这种斗争的，这种斗争的首要条件之一就是生产的规模经常扩大，也就是说要做大产业家而不做小产业家。资本的总量和数目愈增加，资本的利息也就愈减少；小食利者就不可能再依靠利息来维持生活，必须投到产业方面去，而遭受小产业家那样的命运。大批小产业家和小食利者下降到工人阶级队伍里来，他们除了赶快跟工人一起伸手乞求工作，没有别的办法。这样，伸出来乞求工作的手像森林似地愈来愈稠密，而这些手本身则愈来愈消瘦。最后，资本家越是被迫以日益扩大的规模使用既有的巨大的生产资料，并为此而动用一切信贷机构，产业方面的地震也就越频繁，在这些地震中，商业界只是由于把一部分财富、产品以至生产力献给地下诸神才能维持下去，——简单地说，就是危机增加了。危机之所以来得更频繁更剧烈，是因为随着产品总量的增加，亦即随着对扩大市场的需要的增长，世界市场变得愈加狭窄了，剩下可供榨取的市场愈益减少了，因为先前发生的每一次危机都把一些以前未被征服或只被商业稍稍剥削过的市场卷人了世界贸易。资本不光靠劳动生活。像显贵而又野蛮的奴隶主一样，资本也要它的奴隶即在危机时期死亡的大批工人给它陪葬。于是马克思用以下几句话作了总结：如果说资本增长得迅速，那末工人之间的竞争就增长得更迅速无比，就是说，资本增长得愈迅速，工人阶级的就业手段即生活资料就相对地缩减得愈厉害；虽然如此，资本的迅速增长对雇佣劳动却是最有利的条件。马克思为了向侨居布鲁塞尔的德国工人说明他关于大工业时代的经济观点，做了几次讲演。可惜，这几次讲演所保存下来的，只是上面谈到的仅叙述了重点的片断。马克思在民主协会发表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是他当时进行实际宣传工作的另一次尝试。起初，马克思想在1847年9月于布鲁塞尔举行的国际经济学家会议上发表这篇演说，大声疾呼地拥护自由贸易。但是，马克思当时没有得到发言的机会。马克思对自由贸易所持的态度，来自他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所持的原则性观点。恩格斯也是这样，他在爱北斐特发表的一些演说中，强调提高保护关税对于德国工业的必要性，但同时又警告人们不要把李斯特的保护关税制度的宣传看成拯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万应灵药。后来他在《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上指出，不论占统治的是保护关税制度还是自由贸易制度，工人的生活都同样坏，这样一来，是保护关税派得胜还是自由贸易派得胜，对工人都是完全无所谓的。但是，德国的资产阶机需要保护关税，因为如果不用人为的办法保护和鼓励它的工商业，它就无法维持和巩固下去，因而也不能战胜王室和容克阶级。从这种观点出发，工人阶级同保护关税制度也有利害关系。马克思[12]就是在这种意义上，在他反对格律恩的论文中把保护关税的宣传叫做“资产阶级……的进步措施”[13]的。但是，这丝毫也不妨碍他嘲笑三月革命前的社会主义者里廷豪森。里廷豪森在布鲁塞尔经济学家会议上为保护关说进行辩护，不过决不是从革命的立场出发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德国工业为了不被英国工业打倒，反而能同英国工业进行有效的竞争，就需要实行较高的保护关税。毫无疑问，他们的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但是，当他们从革命立场出发，表示拥护英国工业实行自由贸易和德国工业实行保护关税，同时揭去英国自由贺易派和德国保护关税派的口号的骗人外衣的时候，他们在原则上并没有陷入任何矛盾。由于自由贸易派把废除英国的谷物法当做自己的最大胜利大加庆贺，而现在又不厌其烦地吹嘘，说什么无产阶级的千年王国将随着他们的统治而开始，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更有必要这样做了。马克思在他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中，反对自由贸易派的这种说法。他指出，英国的自由贸易派要求降低面包的价格，只是为了降低工资；并不是地租下降多少，工资就上升多少，而是地租下降多少，利润也就上升多少。“英国工人已经向自由贸易派表明，他们是不愿做自由贸易派那种幻想和欺骗的牺牲品的；他们所以联合自由贸易派来跟地主斗争，那只是为了消灭最后的封建残余和孤立敌人罢了。工人并没有估计错：为了向自由贸易派进行报复，地主和工人一起赞助了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工人们三十年来求之不得的法案，在废除谷物法后，就立即实现了。”[14]即使自由贸易像它的信徒们所声称的那样可以提高资本的生产力，这对工人也没有什么好处。马克思以他在关于雇佣劳动和资本的讲演中使用过的方式，证明了这一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谓贸易自由无非是资本的自由。这种自由决不会对工人阶级有所帮助。相反地，它毫不容情地使工人阶级遭受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一切灾难。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因此而维护保护关税制度。“一个人宣称自己是立宪制的敌人，并不见得自己就是旧制度的拥护者。”[15]保护关税制度只是一个国家建立大工业的手段。这也就是说，使这个大工业依赖于世界市场，从而依赖于自由贸易。保护关税制度促进了国内自由竞争的发展，它是年轻的资产阶级聚集自己力量的手段。马克思指出，德国资产阶级当时为了争取保护关税曾经付出巨大的努力。马克思在结束他的演说时说，总的说来，保护关税制度在现今是保守的，而自由贸易制度却起着破坏的作用。自由贸易引起过去民族的瓦解，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对立达到了项点。总而言之，自由贸易制度加速了社会革命。也只有在这种革命意义上，马克思才赞成自由贸易。当然，在国际关系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捍卫着他们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他们反对空洞无物的革命词藻，因为这种革命词藻忽视历史现实，把历史现实当作专制君主会议或外交家会议任意制造出来的、绝对应该受到谴责的事实，并想用所谓人民意志的绝对命令和自由的绝对要求，使这个事实在所谓人民意志面前消失得干干净净。他们认为各族人民普遍解放的障碍是：文明程度上的巨大差异和由此而来的各国人民的需要上的巨大差异。在同英法两国的民主主义者辩论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那种不顾各民族的历史状况和社会发展水平叫它们胡乱结为兄弟的各民族普遍团结的理论。另一方面，他们也反对妄自尊大。许多“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就以妄自尊大的态度对待各民族的兄弟友爱，特别是用这种态度对待各民族在法国大革命的旗帜下的兄弟友爱。恩格斯在《莱茵年鉴》第二卷上写道：“真正的无产阶级〔梅林的引文中缺“无产阶级”一词〕政党现在正在各地提倡各民族的兄弟友爱，用以对抗旧的赤裸裸的民族利己主义和自由贸易的伪善的自私自利的世界主义；这种兄弟友爱比德国的一切‘真正社会主义’的理论都要宝贵得多。”[16]他同马克思一样，认为民主就是共产主义。“任何其他的民主都只能存在于那些跟实际毫无联系、认为原则不是靠人和环境发展起来而是靠它本身发展起来的、好空谈的梦幻家的头脑中。民主已经成了无产阶级的原则，群众的原则。”[17]但是，这种民主所以有充分理由庆祝法兰西共和国，不仅是因为愚蠢得被人用去镇压革命的一切人民应当公开地向法国人道歉，不仅是因为19世纪的社会运动只不过是法国革命的第二幕，而且是因为“在我们这个充满胆怯、自私和吝啬的资产阶级时代，回忆一下那个伟大的年代是完全适时的；那时全体人民曾经一度抛弃了一切胆怯、自私和吝啬，那时他们是敢于反抗法律的、在任何东西面前都不退缩的人，是具有坚强毅力的人，曾经在1793年5月31日到1794年7月26日使得一切胆怯鬼、一切小商人、一切投机者，总之，使得一切资产者都不敢抬头。”[18]马克思和恩格斯正确地规定了各民族的兄弟友爱可能获得实践意义和成为实际力量的时代。恩格斯接着写道：“幻想成立欧洲共和国和利用适当的政治组织来保障永久和平，就像空谈靠普遍的贸易自由来保护各族人民的团结一样荒唐可笑；当所有这类多情善感的幻想完全不中用的时候，各国的无产者就开始不声不响地在共产主义民主的旗帜下真正地结为兄弟。也只有无产者才能够真正做到这点，因为每个国家的资产阶级都有他们自己的特殊利益，而且由于他们认为这些利益高于一切，他们无法越出民族的范围。他们的少数几个理论家即使把他们所有那些美妙的‘原则’都搬出来也顶不了什么事，因为他们根本不触犯这些互相矛盾的利益和整个现存制度，他们只会说空话。可是全世界的无产者却有共同的利益，有共同的敌人，面临着同样的斗争；所有的无产者生来就没有民族的偏见，所有他们的修养和举动实质上都是人道主义的和反民族主义的。只有无产者才能够消灭各民族的隔离状态，只有觉醒的无产阶级才能够建立各民族的兄弟友爱。”[19]在这里，也像在其他地方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使得在资产阶级的革命思想家和伟大的空想主义者的模糊预感中出现的各族人民兄弟友爱的国际思想，具有坚定、明确而具体的形式。他们探讨了在什么条件和什么前提下，这种思想才能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给他们指出一条唯一可行的道路，他们也毫不犹豫地走上了这条道路。三正义者同盟内的危机还在马克思住在法国，恩格斯住在英国的时候，他们就同正义者同盟发生了关系。但是，同盟当时所信奉的唯心主义的平均共产主义不能使他们感到满意，所以他们没有加入同盟，在这以后，同盟有了发展，表示愿意接受他们的观点。同盟本身是由原来参加魏特林在瑞士组织的秘密同盟的成员组成的。出身于工人阶级的成员几乎全是手工业工人，其中以裁缝占大多数。1847年，在巴黎的几个支部中，有两个主要是由裁缝组成的，有一个主要是由木器工人组成的。这些手工业工人的剥削者是小行东，他们自己也希望最后成为小行东。他们还有一只脚踩在持有行会妄念的德国手工业上。这些人都象魏特林在瑞士的信徒那样能于，但是也受到同样命运的威胁——陷入自己的两面性阶级状况的矛盾之中。恩格斯对于同盟的几个最有声望的盟员作过如下的描写：沙佩尔“身材魁伟，果决刚毅，时刻准备牺牲生活幸福以至生命，是三十年代起过一定作用的职业革命家的典型。正象他从‘蛊惑者’到共产主义者的发展所证明的，他虽然思维有些迟缓，但决不是不能较深刻地理解理论问题，并且一经理解就更加坚定地奉行。正因为如此，他的革命热情有时和他的理智是有距离的，但他事后总是发现自己的错误，并公开承认这些错误。他是个纯粹的人，他在建立德国工人运动方面所做的一切是永远不会被遗忘的。亨利希·鲍威尔……皮鞋匠；他是个活泼、灵敏而诙谐的小伙子；但在他矮小的身体里也蕴藏着许多机警和果断。……同他们联合起来的有科伦的钟表匠约瑟夫·莫尔；这是个中等身材的大力士——他同沙佩尔一起（屡次！）胜利地抵挡住成百个企图闯进厅门的敌人，——在毅力和决心方面无论如何不亚于他的两个同志，而在智慧上则胜过他们。他不仅是个天生的外交家，他多次作为全权代表出差获得的成功证明了这点，而且，对于理论问题也比较容易领会。”[20]有两位比较年轻的领袖，即卡尔·普芬德和格奥尔克·埃卡留斯，在理论认识的能力方面大大胜过这几个年长的领袖。普芬德是一个纤细画家，原籍海耳布朗，恩格斯说他具有一副精细独特的头脑，有诙谐、讥讽和辩证的天赋能力。埃卡留斯是个裁缝，原籍图林根。如果拿埃卡留斯论伦敦的缝纫业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副标题是《大小资本的斗争》），同魏特林的著作比较一下，一刻就可以明白正义者同盟在伦敦为什么没有遭到在瑞士遭到的那种失败。埃卡留斯的写作才能虽然远不如魏特林，但是他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结构的明确理解，足以补上他在这方面不如魏特林的地方，甚至使他超过了魏特林。埃卡留斯的文章没有不健康的感情，没有伤感的、道德的和心理的批判。他把大工业战胜手工业看做历史的进步，认为大工业的成果就是历史本身所产生的和每天不断被创造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条件。当埃卡留斯写他这篇文章的时候，他已经是马克思的学生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事实正在于正义者同盟设在世界市场的中心而领会了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者同盟从把重心由巴黎移到伦敦以后，就从一个德国人的同盟逐渐变成国际性的同盟。在同盟组织的工人协会里，除了德国人和瑞士人参加以外，还有主要用德语同外国人交际的各民族的成员，即斯堪的纳维亚人、荷兰人、匈牙利人、捷克人、南方斯拉夫人，也有俄国人和英国人。这个协会不久以后就自己命名为共产主义工人协会，并把“人人皆兄弟”这句话至少用二十种文字——据恩格斯说，有些地方还有文字错误——写在会员证上，公开的协会的国际性质，在实际上由于会员的国籍不同，在理论上由于认识到任何革命要想胜利就必须是全欧革命，也对秘密的同盟发生了影响。正义者同盟积极地参加了居住在伦敦的政治流亡者每逢法国大革命的周年纪念日而举行的国际大会。同时，同盟的社会学说也超出了粗浅的平均共产主义的范围。这个学说在发展中通过了英法两国的社会主义和德国的哲学的几个不同阶段。沙佩尔和他的几个同志，在魏特林主办的杂志上著文介绍欧文组织的移民区：这种移民区尽管有很多空想性质，但是必然擦亮了他们的眼晴，使他们了解大工业的状况。在奥古斯特·贝克尔在瑞士同德国的天主教互相献媚的同时，鲍威尔、莫尔和沙佩尔发表了致隆格的公开信，用巧妙的讽刺痛斥了这个新的使徒。他们在公开信里写道；“你在创立新的民族教会，耶稣基督也没有创立过任何民族教会。为了使教会成为民族的，你在做弥撒时废除拉丁文的圣歌，改用德文的圣歌。现在人们了解，他们做弥撒时所唱的圣歌了，但是他们每个礼拜日，或者每天都听到他们所了解的东西，不也更加无聊吗？如果你们突然在一些偏僻的地方用民族的德语去念千余年来在世界各地每天都用拉丁文念的一些经文，渴望求知的、贫穷而受压迫的教徒能从这里得到什么好处呢？”以及其他等等。当魏特林来到伦敦的时候，他再也不能和同盟的领导者取得谅解了。他已经过于迷恋自己的先知身分，而同盟的领导者们则远远地走到了一切宗教的空想主义的前面。但是他们没有使，而且也不可能使同盟的秘密学说超过德国哲学和英法两国的社会主义的混合物的水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参与活动具有重大念义。他们提出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结构的科学理解是唯一可靠的理论基础，并以通俗的方式说明，问题不在于实现某种空想主义体系，而在于自觉地参加正在我们眼前发生的改造社会的历史过程。据马克思说，当时发出的一些通告，对于同盟的发展起了上述的作用；可惜，这些一部分铅印，一部分石印的通告没有保存下来。但是不管怎样，当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准备立即加入同盟的时候，莫尔就宣布中央委员会准备在伦敦召开同盟代表大会，并在会上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批判的观点作为同盟的学说以公开宣言的形式提出来，但是由于有一些盟员陈腐守旧，坚持反对的意见，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不亲自出马，而他们的这一协助，又同他们加入同盟联系起来了。当马克思和恩格斯深信，德国工人阶级内部需要一个组织，而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个组织只能是个秘密组织的时候，一切顾虑就都消除了。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是1847年夏在伦敦召开的。马克思没有参加这次大会；但是，恩格斯以巴黎支部代表的身分，沃尔弗以布鲁塞尔支部代表的身分，出席了代表大会。代表大会首先进行了同盟的改组工作，废除了一切还能使人想起陈旧的密谋倾向的东西，使同盟具有了完全根据民主原则组成的宣传团体的性质。在同盟章程第一条里写道：“同盟的目的：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社会。”同盟以“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名称组织起来，同盟的组织机构是支部、区部、总区部、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关于这一方面，同盟章程有以下各项规定。支部的组成至少三人至多二十人。区部辖有两个以上一个以下的支部。本国或本市的各区部隶属于一个总区部。区部委员会是区内各支部的权力执行机关，总区部是本省各区部的权力执行机关。总区部同这些区部和中央委员会保持联系。中央委员会是全盟的权力执行机关，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不少于五人，由代表大会指定为中央委员会所在地区的区部委员会选出，中央委员会每三个月作一次关于全盟状况的报告。支部、区部委员会以及中央委员会至少每两周开会一次。区部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任期为一年，连选得连任，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之。代表大会是全盟的立法机关。盟员不超过三十人的区部派代表一名，不超过六十人的派两名，不超过九十人的派三名，依此类推。代表大会于每年8月举行，在每次会议后代表全党发表宣言。关于同盟的经费，则由代表大会为每个国家规定每一盟具应当缴纳的最低盟费。盟费半数上缴中央委员会，半数由区部或支部留用。同盟的货币收人完全用于宣传目的：支付联络费用，支付印发传单的费用，支付派遣代表的费用。同盟章程要求每个盟员除承认共产主义外，还必须“具有革命毅力并努力进行宣传工作”，但是没有详细规定进行这种宣传的方式，在实践中，仍然使用正义者同盟试用过的方法。盟员的活动首先是成立公开的工人教育协会。这种教育协会每周举行两次晚会，一次是讨论各种问题，另一次进行各种娱乐、唱歌和朗诵文艺作品等活动，工人教育协会设有图书阅览室，并且只要有可能，就成立向工人传授各种基拙知识的学校。站在公开的协会后面并领导协会的秘密的同盟，把协会看作从事公开宣传活动的最便利场所，并吸收协会的最合格的会员补充和扩大自己的队伍。由于德国手工业工人的生活不定，到处飘泊，所以中央委员会只在极少数情况需要派遣特别代表。新的同盟章程分送到各个支部讨论，后来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最后通过。第二次代表大会也是在伦敦举行的，时间在1847年11月和12月。主席沙佩尔和秘书恩格斯“受1847年秋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委托”，在同盟章程上签字。在第一次代表大会和第二次代表大会之间，还发生了一个具有特色的插曲。当时正向自己的“伊加利亚”[21]遣送共产主义者的卡贝，也要求伦敦的共产主义工人协会给予帮助和支持。这个协会的答复表明，它已经十分清楚地了解现代无产阶级的任务。协会对卡贝本人表示了应有的尊敬，并且十分高兴地承认，卡贝以不倦的热诚和令人钦佩的毅力为受苦的人们的事业进行斗争，通过对各种阴谋所作的警告，为无产阶级立了无法估计的功劳。但是，协会同时又反对卡贝的移民计划，认为这是一条错误道路。协会利用一些令人信服的论据，证明实现这一计划会对共产主义原则带来极大的危害，使得各国政府得到胜利，使卡贝的余生因大失所望而暗淡无光。协会提醒卡贝注意他自己比较正确的看法：对于承认个人自由的共产主义者说来，没有一个过渡时期，即没有一个使私人财产逐渐变成社会财产的民主过渡时期，就不可能实现财产的公有，犹如农民认为不播种就不能收获一样。卡贝还亲赴伦敦，同那里的德国共产主义者辩论了一个星期，但是他没有能够使他们赞成自己的空想。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把同盟的学说明文规定在宣言里面。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宣言草案，经出席代表大会的德国、法国、英国、比利时和瑞士的工人讨论了不下十天；在草案的作者对大家提出的一些疑问作了彻底的解释以后，全体一致委托他们起草公开发表的宣言。以前的那句具有温情色彩的口号“人人皆兄弟”，被一句新的战斗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所代替。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问世；不久以后，它的英文、法文、丹麦文和波兰文的译本也相继出版。现代科学共产主义的旗帜升起来了。[1]参阅《反克利盖的通告》，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20页。[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92页。[3]批判格律恩的著作《从人的观点论歌德》的文章，不是马克思写的，是恩格斯写的。恩格斯1847年1月15日致马克思的信证明了这一点。当梅林写《德国社会民主党史》时，马恩通信还没有发表，所以梅林不知道。——原编者[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07页。[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10页。[6]同上书第218页。[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20—221页。[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41—342页。[9]1891年，《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单行本又出了一种新版，由恩格斯校订并作序。在这一版本中，恩格斯作了某些修改和补充。（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753页）按这个新版本，此处“劳动”一词应改为“劳动力”。——译者[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86页。[11]同上书第488—489页。[12]应该是恩格斯。——译者[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66页。[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50页。[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58页。[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62—663页。[17]同上书第664页。[18]同上书第665页。[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65—666页。[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42—243页。[21]卡贝在美国建立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译者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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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历史唯物主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弗兰茨·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十三章历史唯物主义·一恩格斯论英国工人状况·二马克思论费尔巴哈·三马克思反驳普鲁东1845年春，恩格斯从巴门迁往布鲁塞尔。一些个人的原因对于这件事情可能发生了一定的作用。恩格斯同他家庭的政治和宗教观点存在极其尖锐的矛盾，而且他同莫泽斯·赫斯和画家克特根一起对故乡的市民群众发表的一些关于共产主义的讲演，虽然具有学术性的和平性质，也被警察当局强制阻止了。这些演说就其思路来说，同恩格斯同一时期的著作是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在这些次讲演中说了许多反驳李斯特的重商主义药方的精采的话。然而，促使恩格斯到布鲁塞尔去的最有力的动因，是他渴望同马克思合作，以便彻底搞清他们的新观点。为了这个目的，恩格斯随身带去了一部很有价值的预备性著作，即他在1844年冬季写成的论述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那本书。这部书的序言是1845年3月16日在巴门写的。一恩格斯论英国工人状况恩格斯在序言里说，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给社会主义理论和认为这种理论有权存在的见解提供坚实的基础，肃清赞成和反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一切空想和臆造。他认为必须介绍无产阶级的真实境况，特别是向德国的理论家们介绍，因为他们几乎毫无例外都只是通过费尔巴哈对黑格尔思想的解决而走向共产主义的。但是只有在英国，无产阶级的状况才具有完备的、典型的形式。因此恩格斯描述了英国工人的状况。诚然，恩格斯不是第一个描写现代无产阶级生活状况的人，并且毫无疑问他也不是一个贬低自己的先驱（他本身以这些先驱的著作为依据）的功绩的人。但是他这本书是这类德国文献中的第一部著作，而更重要的，它是性质特殊的第一部著作。同时，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并不是在恩格斯以前，没有一个人能够描绘出现代无产阶级苦难的这种触目惊心的真实图景，而是因为这位二十四岁的作者的值得钦佩的洞察力极其敏锐，他依靠这种洞察力理解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性，并且能够由此不仅说明了资产阶级的兴起和无产阶级的贫困，而且也说明了资产阶级的没落和无产阶级的解放。只有这本书才为恩格斯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提供了正确的解说。如果说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里研究的是原则，即研究了自由竞争；那末，他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研究的是实践，即研究了大工业。在这两部著作之间。既没有常常有人断言的任何差异，也没有下述的任何不同；据说恩格斯在前一著作里，是从伦理学观点出发下判决，只是在后一著作里才从经济学观点出发作判断。这两部著作都有经济学的基础，而且恩格斯在后一著作中，也像在前一著作里一样，毫不留情地指出了资产阶级理性的人类理想同工业资产阶级的不合人性的现实之间的尖锐矛盾。实际上，后一著作比前一著作进步的地方，是作者越来越脱离了德国哲学的激进派。他没有再引用布鲁诺·鲍威尔和费尔巴哈的著作，只是有两三个地方援引过“友人施蒂纳”的话，而引用的目的是为了向施蒂纳指出他的“我”的理想（这个我把别的我仅仅看做可以利用的榨取主体），被资本主义社会极其完美地实现了。在这两部著作之间恰恰还有一部《神圣家族》。不错，到处都还可以看到恩格斯是从德国哲学走过来的，但是人们也可以看到，他已经开始脱离德国哲学的遗产了。有些地方，他还站在“一般的人的基础”上，比如他在该书的结束语中宣称共产主义不仅是工人的事业，而且是全人类的事业。这种说法在理论上是很正确的，但是，只要统治阶级不愿意听到共产主义，它在实践上是完全不会收到成效的。然而在全书的叙述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已经作为一个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事实，十分突出地显现出来；并且由于恩格斯越来越明确地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把它作为理解随着大工业而开始的世界历史时期的钥匙，而对于这个事实作出了正确的评价。恩格斯认为，自从进入这一历史时期，现代工人阶级的历史就开始了。“分工、水力、特别是蒸汽力的利用，机器的应用，这就是从18世纪中叶起工业用来摇撼旧世界基础的三个伟大的杠杆。小工业创造了资产阶级，大工业创造了工人阶级，并把资产阶级队伍中的少数选民拥上宝座，可是，这只是为了后来在某个时候〔梅林的引文缺“后来在某个时候”〕更有把握地推翻他们。”[1]这本书的要点是指明大工业怎样创造了现代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怎样发展起来和它为了推翻自己的创造者应当怎样按照历史辩证法（作者已经详细阐明了这种历史辩证法的一些规律）发展下去。资产者之间互相竟争，无产者之间也互相竞争。无产者之间的竞争决定工资的最低额；资产者之间的竞争决定工资的最高额。无产阶级为了一般地能够生存，就需要把生活资料最大量地垄断为己有的资产阶级；而可以依靠自己的资本生活的资产阶级，则需要无产阶级作为他们发财致富的驮货牲口和商品。如果现有工人的人数多于资产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所需要的人数，那末，工人为了不致躺下等着饿死，就把劳动力的价格降低到勉强能够糊口以免饿死的最低水平。如果工人少于资产阶级对工人的需要，那末，个别的资产者就会利用提高工资的办法招揽工人。在平常的条件下，即当工人的数目恰好等于生产当时所需商品使用的工人数目的时候，工资略微比工资最低额高一些。至于高多少，这要以工人的平均需要为转移。如果工人有每周吃几次肉的习惯，那末，资本家就不得不向工人支付足以使他们买到这些食物的工资。这种工资不会再低，因为工人不必彼此竞争，从而没有理由满足于较少的工资，可是这种工资也不会再高，因为资本家之间没有竞争，他们就不会用特别的恩惠为自己招揽工人。由此可以得出早由亚当·斯密作出的一个结论：对工人的需求正如对任何其他商品的需求一样，它调节着工人的生产，即调节着所生产出来的人的数量，如果生产进行得过慢，需求就要使它加速，而如果生产进行得太快，需求就要使它缓慢下来。如果工人过少。那末，他们的价格，即他们的工资就要上涨，工人将会生活得好一些，结婚的人数多起来，人口的出生率提高，更多的儿童成长起来，直到生产出足够的工人为止。如果工人过多，那末，他们的价格就要下落，开始出现失业、贫困、饥饿和由此引起的流行病，而流行病则会消灭“过剩人口”。工人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资产阶级的奴隶，他们竟可以像商品一样被卖掉，像商品一样涨价跌价。这种奴隶制度和旧式的公开奴隶制度之间的全部差别仅仅在于现代的工人似乎是自由的，因为他们不是一下子就永远被卖掉，而是一部分一部分地，即按日、按周和按年出售的，还因为他们不是由一个主人卖给另一个主人，而是他们不得不自己出卖自己，成为整个有产阶级的奴隶，而不是某一个人的奴隶。对于他们来说，事情的本质并没有改变。这种表面的自由虽然也给他们带来一些真正的自由，但是没有人保障他们的生计，只要资产阶级对他的生存不再感到兴趣，随时都可以把他们赶出去。可是，对资产阶级来说，现在的制度比起旧的奴隶制来却有利得多。他们在解雇工人的时候不会损失投入的资本，而且会大大降低生产费用，这是亚当·斯密为了安慰他们而早已算好了的。但是，由于几乎经常有“过剩人口”，由于工人之间的竞争几乎经常比争夺工人的竞争激烈，由于工资几乎经常接近最低水平，无产阶级的状况更加严重地恶化了。每个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因工人的相互竞争而达到最高限度。分工、使用机器、利用自然力、雇佣女工和童工——这一切不断地使许多工人失业。被解雇的工人什么都买不起了，新的工人也就没有面包吃。但是，这种循环被日益扩大工业和掠夺国外市场所打断。最近60年来，对纺织品的需求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工人的需求，都在不断地、迅速地扩大，大不列颠帝国的人口也以飞快的速度增加。纵然如此，英国还有过剩的无用的人口。这个矛盾是从哪里来的呢？恩格斯回答说：“是从工业和竞争的性质本身以及这种性质所造成的商业危机来的。在目前这种不以直接满足需要为目的而以赚钱为目的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分配的混乱制度下，当每一个人自己冒着风险去工作并使自己发财的时候，停滞现象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例如英国供给许多国家各种各样的商品。即使某个厂主知道某种货物在一个国家里每年要消费多少，但他究竟不知道这种商品在每一个时间内在那里有多少存货，更不知他的竞争者往那里运去多少。他只能根据经常波动的价格对现有的存货和需要的情况做出不可靠的推测，所以他只能把自己的商品送出去碰运气。一切都是盲目的，是瞎碰，是或多或少地靠机会的。只要好消息从某个市场传来，每个人就把所有能送出去的东西都送到那里去。不久，这个市场就充满了商品，销售逐渐停止，现金收不回来，价格日益下降，英国的工业也没有什么工作给自己的工人做了。”[2]随着积压的存货被消费掉，情况也逐渐好转起来；四面八方传来的好消息，以及日益上涨的物价，又使人们恢复了活动。以后的情况又怎样呢？我们还是请恩格斯自己来叙述吧。“市场大部分都在很远的地方。在新的商品到达那里以前，需求总是在增加，价格也随着上涨。第一批运来的货物人们都争先恐后地购买，第一批成交的买卖使市场更加活跃起来，以后运来的货物还要看涨。人们怀着这种还会涨价的希望把商品买了囤积起来，这样，本来是供消费用的商品却在最需要的时侯从流通中被抽出去。投机更加抬高了市价，因为它鼓励其他的人去购买新到的商品，并把刚运到的商品从流通中夺去。这一切渐渐地传到了英国，厂主又重新开始加紧工作，开办新的工厂，尽一切力量来利用这个有利的时机。于是这里也开始了投机，它的后果也和国外市场上完全一样：物价上涨，商品从流通中被抽出去。这两件事情使生产紧张到极点，于是出现了‘根基不稳的’投机家，他们运用虚拟资本，靠信贷来维持，而如果他们不能把买进的商品迅速地转卖出去，那就得宜告破产。他们大干这种普遍地漫无秩序地追逐利润的勾当，由于自己的贪得无厌，更加加强了混乱和奔忙，这种贪得无厌使他们发疯似地哄抬物价和扩大生产。一种疯狂的竟赛开始了，连最稳重最有经验的人都给迷住了。铁、纱、布匹开始大量生产，好像要把整个人类重新装备起来，好像在月球上的某个地方发现了有几十亿消费者的新市场。”[3]当然，这徉一来市场上的货物又堆得过多了，接着就开始新的危机。“事情就这样不断地继续下去，繁荣之后是危机，危机之后是繁荣，然后又是新的危机。英国〔梅林的引文缺“英国”一词〕工业所处的这个永久的循环……通常是每五六年就重新开始一次。”[4]恩格斯认为，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毫无计划的生产和不可遏止的竞争，是产生商业危机的原因，同这种情况相比，工人的消费不足只具有次要的意义。从这种情况中产生了下述事实：英国的工业不得不经常（除了最繁荣的时期）拥有一支没有就业的工人后备军，以便在最旺盛的月份利用它去为市场生产所需的大批商品。不算苏格兰和爱尔兰，仅英格兰和威尔士两地就有一百五士万正式登记的贫民。恩格斯接着细细分析了这对英国工人的状况造成了哪些后果。他谈到工人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他们吃的什么和穿的什么，他们的精神、道德和身体怎样变坏，他十分详细地描述了社会对工人进行的谋杀行为。他研究了前几个世纪劳动阶级的贫困同无产阶级的贫困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无产阶级的生活没有保障，他们必然过着挣一天吃一天的日子。“……无产者除了自己的两只手就什么也没有，昨天挣的今天就吃掉、受各种各样的偶然事件的支配，没有任何保证使自己能够获得最必要的生活必需品，——任何危机，主人的任何逞性都能使他失业，——这个无产者已经被置于人们所能想像的最令人愤怒的非人的地位了。奴隶的生存至少会因为他主人的私利而得到保证，农奴也还有一块用来养活他的土地，二者都至少还有不致于饿死的保障；而无产者却只有指靠自己，同时，人们又不许他把自己的力量变为完全可以指靠的力量。无产者为了改善自己的状况所能做的一切，在那些支配着他而他丝毫不能控制的偶然事件的长河中，不过是一滴而已。”[5]此外还有强制劳动的令人屈辱的痛苦，这种劳动的使人动物化的作用，由于分工和应用蒸汽力和机器而增长了无数倍。“在大多数的劳动部门里，工人的活动都被局限在琐碎的纯机械性的操作上，一分钟又一分钟固定不变地重复着，年年都是如此。如果一个人从童年起就每天有十二小时或十二小时以上从事于制针头或挫齿轮，再加上像英国无产者这样的生活条件，那末，当他活到三十岁的时候，也就很难保留下多少人的感情和能力了。”[6]最后厂主还采用下述种种手段，使工人完全处于奴隶地位，这就是：制定厂规，惨无人道地延长工时，雇用女工和童工，实行夜班工作（这种工作破坏着一切家庭联系，不仅危害活着的一代，而且危害未来的一代），采用实物工资制和小宅子制，以及熟悉内情的恩格斯详细地描述的工厂制度的无数弊端。恩格斯并不讳言，大工业把现代无产阶级变成一群丧失了人类尊严、降低了地位、在精神上和道德上沦落到动物状态，在身体上受到损害的人。在英国工人当中，酗酒、乱搞男女关系、粗野和侵犯所有权的现象十分普遍，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又怎能不这样呢？不过在今天的这种困苦中，恩格斯也看到了明天的希望。对于工人来说，只有一个可能使他们继续为人和感到自己是人，这个可能就是激烈地反抗资产阶级。沦落到牲畜状况的危险性不可遏止地增长着，这种危险性促使无产阶级投入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这一斗争不知道什么叫停火，它必然以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而告终。正是资产阶级用来使无产阶级丧失人类尊严的手段，成为无产阶级手中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爱尔兰的移民，大大促进了英国工人状况的恶化，然而爱尔兰人的生气勃勃的气质也对英国无产阶级发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人口的集中、使工人的道德堕落到最严重的地步，但是这也唤起了他们的阶级意识，使他们认识到寡弱众强，团结就是力量的道理。人口集中消灭了工人和所谓供养人之间的家长制关系的最后残余；大城市逐渐成为独立的工人运动的发源地。工人的悲惨命运，使他们比较人道，比较和蔼可亲，他们把每个人都看做人；而在财迷，即透过自私的眼镜观察一切和除了装满自己的钱包没有其他生活目的的资产者看来，工人却不完全是人。所以工人比资产者偏见少得多，看问题清楚得多。由此就改变了资产阶级迫使无产阶级所处的那种人为的无知状态。无产阶级从实践中受到的教育，不但代替了学校里的那一套废物，而且还消除了同那一套废物纠缠在一起的乱七八糟的宗教观念的毒素。“贫困教人去祈祷，而更重要得多的是教人去思考和行动。英国工人几乎都不会读，更不会写，但是他们自己的和全民族的利益是什么，他们却知道得很清楚。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是什么，他们能够从这个资产阶级那里得到些什么，他们也是知道的。虽然他们不会写，可是他们会说，并且会在大庭广众之中说。虽然他们不会算，可是他们对政治经济学概念的理解足以使他们看穿主张取消谷物税的资产者，并且驳倒他们。虽然他们完全不了解教士们费尽心机给他们讲的天国的问题，可是他们很了解人间的即政治的和社会的问题。”[7]英国的无产阶级逐渐变成完全不同于英国资产阶级的另一种人。工人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习惯语，有另一套思想和观念，另一套习俗和道德原则，另一种政治和宗教。恩格斯同迪斯累里同时说出了两种民族的见解[8]，但是又与迪斯累里不同，恩格斯补充说，工人站在历史发展的前头，代替死抱着种种阶级偏见和不关心一切历史运动的资产者。恩格斯研究英国工人运动的各种形式之后，得出了以下的结果。工联有强大的力量反对个别的、害处不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端，但是工联尽一切力量也不能改变工资决定于劳动市场上的供求关系这一经济规律。“这些工会的历史充满了工人的一连小的失败，只是间或才有几次个别的胜利。”[9]但是，工人为什么甘冒这些失败呢？“问题很简单，因为工人必须反对降低工资，甚至要反抗这种降低的必然性本身，因为工人一定要宣布，他作为一个人，不能去迁就环境，相反地应该让环境来适应自己，适应人；因为工人的沉默就表示同这种环境妥协，承认资产阶级在商业繁荣时期有权剥削工人，而在萧条时期又有权把工人饿死。”[10]工厂主用来向工人宣传罢工毫无用处的论据，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正因为如此，它们也有一部分是不正确的，对工人的理智不会发生任何影响。工联存在的前提就是工人已经懂得，资产阶级的统治只是依靠工人之间的竞争，即依靠无产阶级的分裂，依靠各个工人之间的对立。工联组织是工人打算消灭相互竞争的首次尝试，打击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最致命的所在。正因为这一首次尝试决不能长期消灭工资规律，所以它要超越自己的范围向前发展。工联发动的罢工只是前卫战，不过有时也会变成较大的战斗。这种罢工虽然不能决定任何问题，然而可以确凿地证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机之间的决战就要开始了。罢工是工人学习战斗的学校，罢工本身也具有无比的作用。恩格斯详细描写了1844年春季诺森伯兰和德勒穆两地矿工英勇进行的十九个星期的大罢工。一般说来，工人除了反对他们所处的全部生活状况以外．就没有其他表现自己的人的感情的余地，所以工人就在这种反抗行动中，把自己最高尚、最可爱和最合乎人情的方面表现出来。不错，在几乎每天都有的罢工中，并不是没有粗暴和恐怖的行为，不过英国正在进行社会战争。如果说，资产阶级所关心的是伪善地打着和平的幌子甚至打着博爱的幌子来进行这一战争，那末，只有揭露事实的真相，只有撕破这个伪善的假面具才能对工人有利。工人对资产阶级及其奴仆所采取的最强暴的敌对行动，也不过是资产阶级用来暗中对付工人的种种阴险手段的公开的毫不掩饰的表现而已。资产者所以认为法律是神圣的，是因为法律是他们创造的，法律为他们的利益服务。相反地，工人知道得非常清楚，他们经常有机会从实践中体会到，法律不外是资产者淮备抽打他们的鞭子，所以除非万不得已，他们是不诉诸法律的。同时，他们也力图用无产阶级的法律来代替资产阶级的法津。他们的这种法律就是人民宪章。宪章里面包括的六条，看起来都是无可非议的，可是却足以把英国的宪法连同女王和上院彻底毁掉。宪章运动是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集中表现形式。在宪章运动中，整个工人阶级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并力图把政权从资产阶级手中夺过来。但是，宪章运动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宪章运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性的现象，宪章派工人加倍热心地参加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一切斗争。十小时法案、保护工人不受资本家迫害、工资要合理、地位要有保证、废除新的济贫法，所有这些要求至少同宪章里的六条一样，是宪章运动不可缺少的部分。诚然，宪章派的社会主义还很不发展，他们的消灭贫困的主要方法．即把土地分为小块份地的办法已被工业战胜了，但是下一次危机——恩格斯说这次危机最迟在1847年到来，在激烈和尖锐的程度方面估计都要超过以往的历次危机——将把宪章派推入社会主义的怀抱。宪章派在理论上还非常落后，不过却是真正的道地的无产者；社会主义者的眼界则比较宽阔，可是他们都出身于资产阶级，爱好和平，性情温顺，他们的原则是抽象的。虽然社会主义在实质上使自己高高地位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之上，但是在形式上却对资产阶级十分宽容，而对无产阶级在许多方面都非常不公道。社会主义者不希望斗争，而希望舆论赞同他们的各项原则。“此外，社会主义者还经常抱怨下层阶级道德堕落，他们看不见社会制度的这种瓦解中的进步成分，看不见只会追求私利的伪善的有产阶级更严重的道德堕落。他们不承认历史的发展，所以他们打算一下子就把国家置于共产主义的境界，而不是进一步开展政治斗争以达到国家自行消灭……的目的。他们固然了解工人为什么痛恨资产者，但是，他们认为这个唯一能够引导工人前进的愤怒并没有什么用处，并宣扬对英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更加没有什么用处的慈善和博爱。他们只承认心理的发展，只承认和过去毫无联系的抽象的人的发展。可是整个世界，包括每一个单独的人在内，都是从过去成长起来的。所以他们太学究气、太形而上学了，他们是做不出什么大事来的。”[11]恩格斯说，在这种形式下，英国的社会主义决不能成为工人阶级的公共财产，它必须汲取宪章运动的革命的内容，犹如宪章运动需要更加明确和广阔的社会主义见识一样。社会主义同宪章运动合流，会使工人阶级成为英国的真正统治者。恩格斯详细说明，不同的工人派别现在已经对无产阶级的教育做了许许多多的工作。无产阶级面对一切有产者，正在成为一个具有自己的利益和原则，具有独特的见解的独立的阶级。在这个阶级内部蕴藏着民族的力量及其发展的能力。恩格斯甘在自己著作的结束语中预言英国在不久的将来就要发生社会革命，所以资产阶级评论界在这个没有应验的预言上纠缠了半个世纪，为的是用自己的一套手法“驳倒”这部划时代的作品。可是事实上，恩格斯所预言的革命已经出现了，不过没有采取恩格斯所说的，英国工人阶级从绝望的贫困中站立起来，成为一支坚强的大军。一步一步地夺取政权的形式。恩格斯在逝世前不久有理由自豪地指出，使人感到惊异的，并不是青春的热情激起他作出的预言实现得很少，而是有很多都应验了。当时，恩格斯也同非常熟悉英国情况的盖斯克尔和卡莱尔，甚至同英国资产阶级的主要报纸《泰晤士报》一样，错误地认为暴力革命不久就要爆发，但是，他的书中的一切新颖的和独创的观点，以及构成他的精神财产的一切东西都是首次得到阐明的真理。无庸讳言，恩格斯（马克思也是这样）特别是在他们的青年时代，有时过高地估计了革命的工人运动的步伐。一切没有头脑的人，过去和现在都认为他们用这一点就证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观是没有根据的，而像阿尔伯特·朗格这样的人却与此相反，他曾经作出结论，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惊人正确地”判断了他们的时代。朗格写道：“一般说来，我们总喜欢把我们清晰地预见到的东西想像得比它的实际存在近一些。”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有这种爱好；恩格斯甚至在年迈的时候都是如此，他一直到暮年都保持着一颗青年人的心。但是，不应当由此就说他们徘徊在五里雾中，盲目摸素；恰恰相反，用朗格的话来说，他们是“明察秋毫的思想家”，因为他们清晰地看到了道路的终点，所以他们才把这条道路估计过短。恩格斯的这本书，刚一问世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它成了人们最爱读的三月革命以前的社会主义作品。但是，吸引资产阶级读者注意的，实际上只是那种对于悲惨情节的动人描写。恩格斯应用的方法，以及他所得到的研究成果，仍然未被人们理解，正如不久以后“历史学派”的首领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教授在他的学术著作中所表明的那样。希尔德布兰德想用历史记录的浓密的阴云，重新把恩格斯射入历史发展中的光线遮住。他找出一堆乱七八糟的资料和数字，企图由此说明英国的劳动阶级在以往几个世纪比19世纪的处境还要恶劣；英国的手工业者、海员和仆役的生活，比恩格斯描写的工厂工人、农业工人和矿业工人的生活良好；在黑森选帝侯领的上黑森省，手工业无产阶级比英国的大工业无产阶级还要痛苦，以及其他与此类似的反驳。即使希尔德布兰德确实证明了他力图证明的东西，他能够用这种结论来证明恩格斯是不对的吗？十分明显，完全不能证明。希尔德布兰德完全按照“历史学派”的“历史方法”，对恩格斯提出的一切主要问题避而不谈。恩格斯一定是一个幻想家，因为他在世界市场上没有发现希尔德布兰德在黑森选帝侯领的上黑森省见到的那种现象。而且应当承认，希尔德布兰德是“历史学派”的目光比较尖锐的代表人物之一。大约三十年后，罗雪尔出版了他的《德国国民经济学史》，其中除了抄了几句希尔德布兰德论恩格斯的话以外，对恩格斯再没有讲什么。他甚至没有说出自己的高明见解的来源，这也许就是“历史方法”的特点吧。二马克思论费尔巴哈1845年春恩格斯迁居布鲁塞尔以后，就同马克思一起开始全面地研讨他们同德国哲学的思想认识相对立的观点，以便清算他们过去的哲学信仰。他们在两卷本的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德国哲学的著作中，实现了这个计划。但是这部著作是注定无法问世的[12]，在威斯特伐里亚找到的那家出版商，在接到原稿以后刁难起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这是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注定要长期忍受的那种困境的开端。连卢格这样的人也毫不客气地逼迫他的合伙人弗吕贝尔，不叫文艺书店出版马克思的任何著作，虽然卢格自己也承认，马克思很难写出不好的作品来。既然马克思和恩格斯达到了自己弄清问题这一主要目的，他们就情愿把自己的手稿交给“鼠牙去批判”了。但是，马克思用来同费尔巴哈争辩的几条提纲，却从这个时期一直保存下来。马克思在这个提纲里，说以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他说，有一种唯物主义，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高于社会之上（例如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就是如此）。可是实际上，人的活动改变环境这件事，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世俗家庭是神圣家族的秘密。但是他忽视了一个问题，即在完成上述工作之后还有一项主要工作要做。如果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的、想像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如果世俗家庭被规定为某种云雾中的独立王国，那末，这个事实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这个矛盾应当被人理解，而且在理解之后，还要通过世俗基础的实践的革命化来消除。只有这样，宗教的本质才会真正归结于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费尔巴哈不是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所以他不得不撇开历史的进程，孤立地观察宗教感情，并假定出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类个体。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实际上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马克思用下述简明论点结束了他对费尔巴哈的批判：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做到对“市民社会”的单个人的直观。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社会〔在马克思的原文中是“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社会。不难理解，抱着这种观点可以达到什么目标。费尔巴哈想回到唯物主义，可是他始终没有能够同唯物主义完全结为好友。在他打算回到唯物主义而完全同唯心主义断绝关系的时侯，他牺牲了德国唯心主义超过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所取得的进步，即放弃了把人类历史看做一个川流不息的生成和消灭的过程的辩证方法。这个辩证方法与旧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方法（黑格尔这样称呼它）不同，后者认为世界是现成事物的某种复合体，是一下子生成的固定不变的探讨对象的复合体。尽管形而上学方法曾经十分必要和有过用处，但是它利用自己的显微镜和解剖刀，只能把尸体研究到一定程度，因为它使事物脱离了它在其中存在和展开其特有的定在的那种联系。辩证法与此不同，它掌握着事物产生和消亡的过程的整个复合体，它不把人看做是一下子生成的抽象的东西，而把人看做是历史的、不断改变的存在物。马克思同意费尔巴哈的做法，抛弃了唯心主义的一切奇谈怪论，可是他又与费尔巴哈不同，牢牢地把握住德国唯心主义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他从正面完成了费尔巴哈只会从反面完成的工作。他把唯心主义的永恒内容放进唯物主义，正如康德曾把唯物主义的永恒内容放进唯心主义一样。但是，既然一方面人类历史不受什么神或什么绝对观念支配，另一方面这个历史是通过永无间断的辩证过程发展的，那末，决定历史发展进程的究竞是什么东西呢？马克思对于自己过去关于社会和国家的研究作了总结，他认为人的真实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历史的人的发展。但是历史的发展归根结底决定于经济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变革引起社会结构方面的变革。马克思并不是盲目接受黑格尔的辩证方法和费尔巴哈的抽象的孤立的唯物主义。他证明不是思想具体化为事物，而是事物反映在思想之中，于是他就颠倒了黑格尔的辩证方法；而当他指出川流不息的辩证过程怎样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发生作用时，就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扩展为历史唯物主义。资产阶级学术界对于唯物主义历史观提出了两点反对意见：第一，说这种历史观根本不是新的；第二，说它决不是真实的。可是，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从来没有说过他们凭空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假如他们这样断言，那么他们自己就否定了按照其全部意义，只有在世界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才能发现的历史唯物主义。在人们研究资产阶级社会以前，必须先有这种社会存在；而且理所当然的是，从这个社会出现初期起，即从它由中世纪的封建社会的内部产生出来的时候起，有头脑的人士就在这方面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想法：是不是这种社会创造了表面上在它之上的国家，从而应不应当从经济的生产方式中导出政治的和其他的意识形态，而不是相反。资产阶级社会越广泛地发展，它的各种经济矛盾彼此冲突得越厉害，封建等级的分散残余越结成巨大的阶级，政治斗争不外是这些阶级的斗争的这一事实就越尖锐地表现出来。法国大革命，以及英国的大工业都令人信服地证明，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意识形态随着这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而云消雾散，化为乌有。七月革命和改革法案已经使现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三大阶级——贵族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公开地走上了政治斗争的舞台。从此以后，英国的，特别是法国的历史科学认清了现代历史的动力就是这三个阶级的斗争，就是它们三者的利害冲突。其次，甚至在落后的德国至少也对这一真理产生了模糊的预感。浪漫主义反动分子在经济形式是一切社会组织和国家组织的基础这个论点上大做文章；而自由主义者，比如汉泽曼在反对书报检查制度的斗争中提出一种意见，认为书报检查制度既妨碍政治问题的讨论，又阻扰经济问题的讨论，因为经济问题差不多经常要变为政治问题的。不言而喻，从资产阶级的理想同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现实之间的矛盾中产生出来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都被推向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我们可以从圣西门、傅立叶和路易·勃朗的著作中找到无数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任何新的发现和发明总有一段很长的经历，而一切新的科学认识也是这样。任何人都没有像马克思这样明确地指出，人类始终只能提出自己所能解决的任务，而任务本身，只有当它能借以得到解决的那些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已在形成的时候，才会产生。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否定过自己的先驱者；恰恰相反，他们使圣西门和傅立叶，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这些人恢复了，或者第一次得到了历史荣誉。他们这样做是由于他们大公无私，即使为自己打算，他们也只能这样做。不贬低他们的先驱者的功绩，不但不会使他们的贡献失色，反而使它充满光采。阿尔伯特·朗格曾经说过，我们几乎经常同我们的其他同时代人分享一些卓越的思想，只有完满地实行一种原则，才能保证我们受到他人应有的尊敬。实际上，所谓完满地实行一种原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划时代的意义。他找到了摆脱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以及德国的哲学陷入的绝对的出路。现代文化本身的矛盾要把现代文化分裂为各种不同的思潮，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些思潮导入一条可以排除一切矛盾的革命洪流。有人硬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表明他们相信听天由命的宿命论，并把一切思想的动力从人类的历史发展中驱逐出去。再没有比这种说法更没有根据的事情了。从他们的辩证方法中自然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决定国家，但是国家也反过来影响社会；经济事实是最后的决定因素，但思想观念也能影响经济事实；决不能因为意识形态不能发生独立的作用，就认为意识形态不发生作用。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天才地发展了新世界观的基本特征，直截了当地表示，他正是要把唯心主义的积极方面从直观唯物主义的惰性中拯救出来，历史唯物主义对于他来说不仅是一种理论上的认识，而且也是一种实践的武器，他打算用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革命的工具来把资产阶级社会改造成为社会化了的人类。但是，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检验这个崭新的世界观是否正确。首要问题是揭开现代资产阶机社会的秘密，不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判决，而是理解它，由它的产生的必然性证明它的灭亡的必然性。在西欧的社会主义者当中，蒲普东比其他社会主义者前进一步，他试图弄清事情的固有联系，而不只是揭发它的恶劣后果。在批判费尔巴哈以后，马克思着手批判蒲鲁东。三马克思反驳蒲鲁东马克思在巴黎期间，曾同蒲鲁东有过私人交往。他们时常彻夜争论经济问题。马克思把蒲鲁东带进了黑格尔的思想世界，可是蒲鲁东不懂德语，始终没有能够掌握这个世界。马克思被逐出巴黎以后，蒲鲁东加入了卡尔·格律恩一派，从格律恩那里，他根本学不到哲学方法。事实上，马克思不断前进，而蒲鲁东却不断后退。从1846年6月17日蒲鲁东由里昂寄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到他们分手以后一年多时间，彼此已经相距很远了。可惜，引起蒲鲁东写这封回信的马克思的去信没有保存下来或者没有发表[13]。但是，不管这封信的内容如何，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蒲鲁东当时一定悲喜交加，而没有理解马克思的观点。蒲鲁东对他“亲爱的哲学家”大放厥词，说他是胡乱咒诅的第二个路德，是一个主张猛打猛冲的人，希望巴托罗缪之夜[14]也临到私有者的头上，用血来满足无产阶级的求知欲。至于蒲鲁东从哪里吸取了这些希奇古怪的知识，也许由他在这封信的末尾对卡尔·格律恩的歌颂中可以推断出来。蒲鲁东宣称，他的目标是发现社会规律和实现这些规律的方式，而这正是马克思企图弄清的问题。问题在于他们两人之中，谁最熟悉这一工作。蒲鲁东写信告诉马克思，他将在已经发表了一半的著作中谈到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他请马克思严格地批评他的著作，并答应高高兴兴地接受这种批抨，并做答复。可是当马克思提出严格的批评时，蒲鲁东的答复却变成了一种对“一位马克思博士的诋毁文”的即兴的谩骂，说它集了“粗野、诽谤、伪造和剽窃的大成”。蒲鲁东所说的著作是《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它试图答复财产的本质是什么这一问题，但是已经不是像他的处女作那样用愤慨的指责去回答了，而是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去解答的。蒲鲁东这次没有使用康德的无法解决的二律背反，而是运用了黑格尔的矛盾。他在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范畴中发现了这种矛盾，并试图解决它。首先，他研究了关于基本的价值学说，以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他想通过对李嘉图的价值学说作出空想主义的解释，以消除使用价植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这在英国，甚至在德国已经有人试过了。但是蒲鲁东是像格雷那样从小资产阶级立场理解问题的，而不是像欧文及其门徒那样从大资产阶级立场，也不是像洛贝尔图斯那样从国家社会主义的立场来理解问题的。蒲鲁东想用他的“构成价值”说出人类的最后意见，而欧文和洛贝尔图斯（后者以其特有的方式）则认为“构成价值”不过是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同时蒲鲁东粗暴地误解了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他死死地抓住黑格尔辩证法的已经变成反动的那一方面不放，根据这一方面，现实世界是由观念世界产生出来的；同时，他又否定了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方面，即否定了观念的独立性。观念可以安置自己，并把自己同自己对立起来，以便在这种斗争中发展那种既能消除这两个方面的矛盾形式又能保持它们的实在内容的更高的统一。蒲鲁东与此相反，他把每一个经济范畴都分成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为的是寻找合题，即寻找把好的方面保存下来，把坏的方面消灭掉的科学公式。他认为好的方面已由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提出，而坏的方面已由社会主义者揭发。他以为利用自己的公式和合题就可以凌驾于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之上。马克思用下面的话粉碎了这种幻想：“蒲鲁东先生自以为他既批判了政治经济学，也批判了共产主义；其实他远在这两者之下。说他在经济学家之下，因为他作为一个哲学家，自以为有了神秘的公式就用不着深入纯经济的细节；说他在社会主义者之下，因为他既缺乏勇气，也没有远见，不能超出（哪怕是思辨地也好）资产者的眼界。他希望成为一个合题，结果只不过是一种总合的错误。他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只是一个小资产者，想常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来摆去。”[15]尽管这段话像判决一样严厉，但是马克思是有权下这个判决的。答复《贫困的哲学》的《哲学的贫困》，是用法语写成，在1847年7月问世的；马克思在这部著作里不仅指出蒲鲁东为什么失败和失败在什么东西上，而且解决了蒲鲁东给他自己提出的任务，马克思发现了社会规律；他使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超出自己原来的范围，有机地把它们结合在科学的共产主义当中，他也是利用辩证方法做到这一点的，不过没有用它的唯心主义的神秘形式，而是用它的唯物主义的革命形式。本书共分两章，第一章是专门讨论蒲鲁东的“构成价值”的。马克思指出，商品的交换是同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时间相符合的。蒲鲁东的“将来的革命理论”正是李嘉图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阐明了的东西。劳动的价值决定于生产工人为了推持自己的生存和延续后代所必需的一切物品的必要劳动时间。李嘉图曾经推断说：“如果用减少维持生活的粮食和衣服的自然价格的办法来减少人们的生活费用，即使对劳动力的需求可以大大增加，结果工资也会下降。”劳动的自然价格不外是工资的最低限额。由此可见，用劳动时间来测量的价值，必然是工人遭受现代奴役的公式，而不是蒲鲁东断言的无产阶级解放的“革命理论”。为了支持自己的空想，蒲鲁东假定，如果产品的价值决定于产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那末，供给和需求必然得到平衡，为了确定他这个论点，他援引了一个所谓历史证明，即说生产最有用的东西需要的时间最少；社会总是先从最轻便的生产部门开始，然后才逐渐地转向生产那些花费劳动时间较多和适合于较高级需要的东西。马克思举出一种说法，来说明这个令人惊奇的历史哲学，即因为在罗马皇帝时代人们在人工池塘里饲养海鳗鲡，所以全体罗马居民的食物是充裕的；然而实际情况完全相反，当时罗马人民连最必需的面包都买不起，而罗马的贵族却不缺乏充当海鳗鲡饲料的奴隶。马克思没有就此止步，他把被蒲鲁东颠倒过来的历史发展恢复了原样。马克思写道：“实际上，情况完全不像蒲鲁东先生所想的那样。当文明一开始的时侯，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16]但是历史也证明，产品的交换方式一般是同产品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个人交换同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一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产品的消费决定于消费者所处的社会条件，而这种条件本身则以阶级对抗为基础。为什么棉花、马铃薯和烧酒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石呢？为什么它们是最普遍的必需品呢？是因为它们是社会最有用的产品呢？还是因为它们是建立在贫困之上的社会中最粗劣的产品，就必然具有供给广大群众使用的特权呢？只有在没有阶级对抗和没有阶级的未来社会中，用途大小就不会再由生产所必要的时间的最低额来确定，相反地，花费在某种物品生产上的时间将由这种物品的社会效用大小来确定。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供求不受包含在劳动时间中的产品价值调节，而供求的波动性运动使劳动时间成为价值尺度。任何一种新发明，只要能在一小时内生产出迄今用两小时才生产出来的东西，就会使市场上现有的一切这类产品跌价。竞争迫使生产者出卖花两小时生产的产品时不能贵于花一小时生产的产品。竞争实现着产品的价值决定于生产它所使用的必要劳动时间这一规律。但是决定物品价值的，不是物品的实际生产时间，而是可能生产它的最低限度的时间，而这个最低限度的时间，也是由竟争来规定的。这样一来，劳动时间充当交换价值尺度的这一事实，也就成了劳动不断跌价的规律，而这种跌价又是同生产过剩和生产无政府状态齐头并进的。马克思把蒲鲁东的空想叫做一个希望商品能够按照比例生产，从而可以使商品按公平价格出售的憨直人的愿望。他指出，为了要把资产阶级社会说成是不允许任何人损失利己的和谐和永恒公平的状态，很久以来就存在一种进行没有阶级对抗的个人交换的资产阶级幻想。但是，只有在生产资料有限，交换在极狭窄的范围内进行，供不应求，消费大于生产的时候，这种“供求之间的正确比例”才有可能。随着大工业的产生，这种正确比例就不可能了。大工业被它的工具所迫，已经不得不经常以愈来愈大的规模进行生产，它不等待需求。由于自然规律的必然性，大工业不得不经过繁荣、衰退、危机、停滞和新的繁荣等等周而复始的更替。“在现代社会中，在个人交换为基础的工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灾难丛生的根源，同时又是进步的原因。因此，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希望在现代生产资料的条件下保持旧时的正确比例，这就意味着他既是反动者又是空想家；或者是希望一种没有无政府状态的进步，那就必须放弃个人交换来保持生产力。”[17]马克思接着指出，蒲鲁东决不是第一个试图“平均主义地”应用李嘉图的价值学说的人。他列举了一些英国的先驱者，同时进一步讨论了约·弗·布雷的空想。马克思用下述明确的推论驳倒了布雷的空想：假定社会的全体成员都是独立的生产者，那末，要进行劳动时间的等量交换，就只有事先确定花费在物质生产上的时间数量，然而这种协议却是对个人交换的否定。如果不以产品的分配，而以生产行为本身作为出发点，也可以得出上述推论。在大工业中，谁也不能自己规定自己的劳动时间，因为他的劳动，如果没有联合在一个企业中的所有其他人的合作，那就没有什么作用。这也清楚地说明了英国的厂主为什么那样顽固地反对减少女工和童工的劳动时间的法案，成年男工的劳动时同如不同样减少，女工和童工的劳动时间也不会减少。在大工业中，所有人的劳动时间都必须是一样的。“今天是资本以及工人们之间相互竞争的结果的东西，如果一旦取消劳动和资本的关系，明天就会成为以生产力总额对现存的需要总额的关系为基础的一个实在的协定。但是这样的协定就是个人交换的死刑……”[18]然后马克思又评论了蒲鲁东对自己的发现的几项特殊的实际应用。根据蒲鲁东的意见，金银是价值已经达到他所谓“构成”的第一种商品。君主们在上面打了自己的印章，经过君主的神圣化以后就产生了货币。马克思对此反驳说，货币不是物品，而是一种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是经济关系的整个锁链中的一环，所以同经济关系具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同个人交换一样，这种关系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货币并不是由君主们任意创造的。“其实，只有毫无历史知识的人才不知道：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法律只是事实的公认。”[19]打在黄金上的印章并不表明黄金的价值，而只表明它的重量。但是，金银所以成为不受它们的生产费用决定的唯一商品，正是由于它们具有作为价值符号的货币特性。因此金银在流通中可以用纸币来代替，这一点又是李嘉图早就说明过的。蒲鲁东把货币作为他的“构成价值”的实际应用的例子是完全不适合的。用“构成价值”来说明社会劳动比个人劳动有更多的剩余，情况也不会好。为了解释社会越来越富，而劳动者越来越穷这一现象，蒲鲁东把社会总括成为普罗米修斯这样一个人，这个社会的生活活动的规律完全不同于个人的生活活动的规律。“构成价值”应当保证每一个工人在一个工作日内，由于共同劳动的进步而生产越来越多的产品。马克思对此反驳说：“英国社会中一个工作日的生产率在七十年间增加了2700%，即1840年每天所生产的是1770年的二十七倍。根据蒲鲁东先生的说法，那就应当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英国工人在1840年时并不比1770年时富裕二十七倍？这样提问题就是说，英国人即使没有生产这种财富的历史条件（如私人资本的积累、现代分工、工厂、无政府状态的竞争、雇佣劳动制度，一句话，没有建立在阶级对抗上的一切东西），也能生产所有这一切财富。然而这些条件恰恰也是发展生产力和增加劳动的剩余的必要条件。因此，要获得这种生产力的发展和这种劳动剩余，就必需有阶级存在，其中一些阶级日益富裕，另一些则死于贫困。但是蒲鲁东先生使之复活的这个普罗米修斯究竟是什么东西呢？这就是社会，是建立在阶级对抗上的社会关系。这不是个人和个人的关系，而是工人和资本家、农民和地主的关系。抹杀这些社会关系，那就是消灭整个社会，而你的普罗米修斯也就变成一个没有手脚的怪影，就是说既没有工厂也没有分工，总之，没有最初你为了使他能获得这种劳动的剩余而给他的一切东西。”[20]马克思又补充说，按照蒲鲁东的理论，只要在实践中把现在拥有的一切财富平均分配给工人们，而丝毫不改变现代的生产条件，也就够了。当时马克思已经承认，这样的分配一定不会保证每个参加者都获得极大的幸福，而今天，许多资产阶级思想家还用这一点天天攻击共产主义。《哲学的贫困》第一章对蒲鲁东的批判，已经间接地批判到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一些古典代表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结构的理解，要比蒲鲁东所能理解的正确得多。但是，他们使用的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比如价值、货币和交换等等，也只有对资产阶级社会发生作用。它们的基础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抗，是阶级之间的对抗。只有消除这种对抗，才能消灭这些范畴。政治经济学的各范畴，不像政治经济学本身所想像的那样，是永恒的和自然的；它们是历史的和社会的。李嘉图从静止的状态中描述经济范畴的形式，而马克思则从运动的状态中说明经济范畴的职能。在探讨蒲鲁东的古怪方式的《哲学的贫困》第二章里，马克思主要研究了经济范畴。马克思在这里写道：“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梅林引文中缺“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人们按照自已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21]马克思拿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同正统的神学家作了比较。正统的神学家认为，他们自己的宗教是神的启示，而其余一切宗教都是人们臆造的。同样地，对经济学家说来，“人为的”封建制度存在时，有过历史，自从“永恒的和自然的”资产阶级制度存在以来，就没有历史了。对马克思说来，揭穿蒲鲁东采用的方法的毫无根据，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如果把辩证的过程分成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并把一个范畴用作另一个范畴的消毒剂，那末，观念就不再有内在的生命。观念不再发挥作用。它既不能把自己安置为范畴，也不能把自己分解为范畴。马克思作为黑格尔的真正的学生非常清楚地知道，正是蒲鲁东到处都想根除掉的这个坏的方面，在引起斗争的时候创造历史。“假如在封建主义统治时代，经济学家看到骑士的德行、权利和义务之间美妙的协调、城市中的宗法式的生活、乡村中家庭手工业的繁荣、各同业公会、商会和行会中所组织的工业的发展，总而言之，看到封建主义的这一切好的方面而深受感动，抱定目的要消除这幅图画上的一切阴暗面（农奴状况、特权、无政府状态），那末结果会怎样呢？引起斗争的一切因素就会灭绝，资产阶级的发展在萌芽时就会被切断。经济学家就会给自己提出把历史一笔勾销的荒唐任务。”[22]然后，马克思正确地提出如下的任务：“为了正确地判断封建的生产，必须把它当做以对抗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来考察。必须指出，财富怎样在这种对抗中间形成，生产力怎样和阶级对抗同时发展，这些阶级中一个代表着社会上坏的、否定的方面的阶级怎样不断地成长，直到它求得解放的物质条件最后成熟。”[23]生产关系决不是永恒的规律，而是同人类及其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力发生变化，生产关系也必然随着变化。由于最重要的是不使文明的果实（已经获得的生产力）被剥夺，所以必须粉碎生产力在其中产生的那些传统形式。从此以后，以前的革命阶级变成了保守阶级。马克思在资产阶级身上找到了同封建主义相同的历史发展过程。“资产阶级开始自己的历史发展时就有一个本身是封建时期无产阶级残存物的无产阶级存在。资产阶级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发展它的对抗性质，起初这种性质或多或少是掩饰起来的，只是处于隐蔽状态。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在它的内部发展着一个新的无产阶级，即现代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展开了斗争，在双方尚未感觉、注意、重视、理解、承认并公开宣告以前，这个斗争最初仅表现为局部的暂时的冲突，表现为一些破坏行为。另一方面，如果说现代资产阶级的全体成员由于组成一个与另一个阶级相对立的阶级而有共同的利益，那末，由于他们互相对立，他们的利益又是对立的，对抗的。这种利益上的对立是由他们的资产阶级生活的经济条件产生的。资产阶级运动在其中进行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绝不是一致的单纯的，而是两重的；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只有在不断消灭资产阶级个别成员的财富和形成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的条件下，这些关系才能产生资产者的财富，即资产阶级的财富；这一切都一天比一天明显了。”[24]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得出“永恒的和自然的”规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质暴露得越明显，经济学家的理论就越混乱，于是就形成不同的学派。马克思只用了不多几笔，就把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几位经典作家描写得极为详尽，而德国大学中的经济学的“历史学派”用一大堆历史资料也决做不到这一点。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代表着一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残污、扩大生产力、使工商业具有新的规律的资产阶级。从他们的观点看来，参加这一斗争并专心致力于这一狂热活动的无产阶级只是经受着暂时的偶然的苦难，并且它自己也把这些苦难当做暂时的。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是当代的历史学家，他们的使命只是表明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只是将这些关系表述为范畴和规律并证明这些规律和范畴比封建社会的规律和范畴更便于进行财富的生产。在他们看来，贫困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病痛，正如自然界中新生出东西来和工业上新东西出现时的情况一样。”[25]当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抗已经暴露出来，贫困同财富一样大量增长这一事实也已经了如指掌的时候，经济学家马上就以听天由命的宿命论者的姿态出现，他们自命高尚，用傲慢的眼光蔑视那些创造财富的活人机器，或者以人道论者和博爱论者的姿态出现，他们要想消除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矛盾，所用的手段是：取消坏的一面，把理论和实践，法和事实无限地区别开来，劝说资产者和无产者以及把一切人都变成资产者。如果说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的学术界代表，那末，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就是无产阶级的理论家。“在无产阶级尚未发展到足以确立为一个阶级，因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尚未带政治性以前，在生产力还在资产阶级本身的怀抱里尚未发展到足以使人看到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必备的物质条件以前，这些理论家不过是一些空想主义者，他们为了满足被压迫阶级的需求，想出各种各样的体系并且力求探寻一种革新的科学。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以及无产阶级斗争的日益明显，他们在自己头脑里找寻科学真理的做法便成为多余的了；他们只要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且有意识地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就行了。当他们还在探寻科学和只是创立体系的时候，当他们的斗争才开始的时侯，他们认为贫困不过是贫困，他们看不出它能够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但是一旦看到这一面，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26]马克思在这段治述中简单扼要地说明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过渡。接着马克思评述蒲鲁东怎样把自己的方法用在分工和机器、竞争和垄断、土地所有权或地租、罢工和工人同盟等许多经济范畴上的。在蒲鲁东看来，分工是一种抽象的范畴。马克思驳斥了这种看法，他证明分工是一种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工有过各种不同的形式。根据蒲鲁东的意见，机器是“分工的逻辑反题”，是使被划分的劳动恢复统一的合题。马克思反驳说，劳动的组织和划分，是随着劳动时使用的工具而各有不同的。不能先从一般的分工开始，以便随后从分工得出一种特殊的生产工具——机器。“机器正像拖犁的牛一样，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才是生产上的社会关系，才是经济范畴。”[27]但是工厂中的分工同社会上的分工完全不同。“当现代工厂中的分工无论巨细全由企业主的权力进行调度的时候，现代社会要进行劳动分配，除了自由竞争之外没有别的规则、别的权力可言。”[28]马克思提出一个总的规律，即在分工方面，工厂里的权力和社会上的权力是互成反比的。工厂是亚当·斯密所谓的分工的主要条作；在工厂里，每个工人的职责都缩减为一种极其简单的操作，而权力即资本则安排和领导工人。但是，工厂并不是像蒲鲁东所以为的那样，通过工作同志或类似人的友好协定产生出来的；工厂也不是在古老行会的内部成长起来的。“主持现代作坊的是商人而不是从前的师傅。”[29]使用机器的现代大工业的前身是工场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存在的历史条件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于美洲的发现和从美洲输入贵金属而促成的资本积累，绕道好望角到达东印度的较短航道的开辟，殖民体系的建立，海上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封建领主的大批侍从被遣散，无数农民由于耕地变成牧场而得到自由，15世纪和16世纪几乎普遍发生流浪现象。真正的机器只是在18世纪末才出现的。在英国，由于手工劳动的产品不能满足不断扩大的市场的需要而产生了机器。但是，机器是劳动工具的结合而决不是工人本身的各种操作的组合。“简单的工具，工具的积累，复合的工具：由一个发动机即人手开动复合工具，由自然力开动这些工具；机器；有一个发动机的机器体系；有自动发动机的机器体系——这就是机器发展的进程。”[30]劳动工具的集中，并不像蒲鲁东所认为的那样，在取消分工，而是在加强分工。机械技术方面的每一项重大发明都造成更大的分工，而分工的每一次加强又引起机器方面的新发明。蒲鲁东硬说工人把机器看做是一种“复原”，可是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因为情况恰恰相反。在18世纪，工人曾经长期反抗正在确立的自动机械的统治。机器在贬低工人阶级的特长的时候，就使他们丧失了力量。在每一次多少有一点重要性的新罢工之后，总要出现一种新机器。自动化工厂引起了分工方面的革命，然而并不是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想法的革命，不是像蒲鲁东建议的那样，工人不要只做一根针的十二分之一，而要按顺序做完针的所有十二个部分。工广使分工革命化了，但不是为了造就中世纪的行会师傅，而是为了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现代社会内部的分工产生了许多专业和专门人材，以及由此而来的专业白痴。机械化工厂中的分工失去了专业的性质，同时也消灭了专业白痴，对普遍性的要求已经显露出来。对于竞争和垄断，马克思也同样指出它们是社会范畴，而不是自然范畴。马克思说，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蒲鲁东认为，他宣布工业方面的竞赛不外是竞争，就可以打散那些想以竞赛代替竞争的傅立叶主义者。但是，假如有人对14世纪的一个手工业者说，应当把工业方面的全部封建组织废除，而代之以工业竞赛即所谓竞争，那末他一定会回答说，各种同业公会、行会和商会的特权正是有组织的竞争。竞争并不像蒲鲁东所认为是人类灵魂的必然要求，而是同它由于历史需要产生于18世纪的情况一样，它也可能由于历史需要而消失于19世纪。竞争并不是工业竞赛，而是商业竞赛。竞争并不追求产品，而是追求利润。“在现代各民族的经济生活中，甚至还有一些时候，大家都患了一种不事生产专谋利润的狂热病。这种周期性的投机狂热，暴露出竞争竭力逃避工业竞赛的必然性的真正性质。”[31]蒲鲁东打算消灭的竞争的坏的一面推动着社会前进。竞争越狂热地制造新生产力，它就越对资产阶级关系发生破坏作用，同时为新社会创造物质条件。蒲鲁东认为垄断是竞争的必然结局，这是正确的。但是，正如竞争是由封建的垄断产生的，竟争也产生只有经常参加竞争才能维持的现代的垄断。如果垄断者通过部分联合限制相互间的竞争，那末工人之间的竞争就会加剧，而且某个国家的无产者的人数越比垄断者的人数增多，各国垄断者之间的竞争就越肆无忌惮。关于土地所有权，蒲鲁东认为它的起源不在经济范围之内，而基于同财富的生产很少有关系的心理上和道德上的考虑；地租把人更紧地束缚于自然。马克思反驳这一点时说：“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着。因此，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32]地租是农产品价格超过农产品生产费用（包括资本的普通利息和利润在内）的余额。地租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产生的，而且只能在这种关系下产生。地租的来源不可能是或多或少明显的，或多或少持久的土地性质；它产生于社会，而不产生于自然。地租是资产阶级状态下的土地所有权，也就是从属于资产阶级生产条件的封建所有权。地租就是把宗法式的土地经营变成实业性的，把实业资本用于土地，使城市资产阶级移到乡村。地租并不把人束缚于自然，而只把土地的经营同竞争联系在一起，作为地租，地产丧失了它的不动产的性质，变成一种交易品。只有在城市工业的发展和由此产生的组织迫使土地所有者只去追求商业利润，只去追求农产品给他带来的货币收入，教他们把地产看成仅仅是一架为他铸造货币的机器以后，才可能有地租。地租使土地所有者完全脱离土地，脱离自然，以至他连自己的土地都可以不了解了。最后，马克思研究了蒲鲁东对罢工和工人同盟所下的判决。蒲鲁东断言，普遍提高工资会引起物价的普遍上涨，马克思驳斥了这种说法。他指出，工资提高会使利润下降，在大多数情况下，工资和利润之间的比例发生变化，并不影响商品的价格。罢工和工会有时事与愿违，引起了机械技术方面的发明，马克思认为罢工和工会对于工业发展的巨大影响就在这里。尽管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出于不同的动机警告工人不要急于使用罢工和组织同盟这两个武器，可是罢工和工人同盟仍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发展。这种情况的真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大工业把大批互不相识的人们聚集起来。竞争把他们的利害关系分开。但是维护工资这一对付老板的共同利益，使他们在一个共同的思想（反抗、组织同盟）下联合起来。”[33]为了破坏这种反抗，个别的资本家也联合起来；而为了抵制联合的资本，原来各自孤立的工人同盟组成为集团。于是，工人维护自己的联盟，就比维护他们的工资更为必要了。工人们捐献（这一点使经济学家们极为惊异）很大一部分工资去支援为争取提高工资而建立的联盟。在这场斗争中，未来战斗的一切要素在发展着。工人所保卫的利益成了阶级的利益。同盟具有政治性质，因为阶级对阶级的斗争是政治斗争。马克思提醒人们说，过去资产阶级为了首先形成为一个阶级，而在阶级形成以后，再把封建阶级改变为资产阶级，它也是从组织反对封建主的局部性同盟开始的。“被压迫阶级的存在就是每一个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的必要条件。因此，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必然意味着新社会的建立。要使被压迫阶级能够解放自己，就必须使既得的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不再继续并存。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34]但是，旧社会崩溃以后，不会再出现一个表现为新政权的新阶级统治。工人阶级只有消灭一切阶级以后才能解放自己，正如资产阶级只有消灭一切等级才能解放自己一样。无产阶级的胜利将在发展的过程中带来一个没有阶级、从而没有任何原来意义的政权的联合，因为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政权就是阶级对立的正式表现。在这以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一旦达到最紧张的地步，就成为全面的革命。社会运动并不排斥政治运动，因为从来没有一个政治运动不同时也是社会运动。只有在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中，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而在这以前，在每一次社会全盘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结论总是：“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马克思用乔治·桑的这几句话结束了自己的这部著作。[35]在反驳蒲鲁东的论战中，马克思同一切空想主义彻底决裂。他确凿无疑地证明社会不是人脑的作品，不是聪明的或笨拙的建筑师的人造建筑物；恰恰相反，社会是本身具有自己的发展规律的活的机体。历史唯物主义已经确凿地证明是发现这些规律的方法，而不是创造这些规律的方法。三大文明民族的许多优秀人物迄今力求解决而未获成果的一些问题也得到许多新的说明。马克思的这部著作虽然开辟了新的道路，但是在同时代人的意识中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在当时欧洲阶级斗争的情况下，这一点是不可理解的，或者也可以说是可以理解的。据我们所知，在德国的学术界里，当时这本书没有受到重视，无论如何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在法国，它对蒲鲁东的威信也没有动摇多少，以至蒲鲁东对法国无产阶级的影响仍然不断增强。虽然如此，还是有一个坚决而勇敢的先锋队逐渐团结在作为新时代的旗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周围。尽管学者们还不承认他们的成绩，尽管无产阶级广大群众还不成熟，不能理解他们提出的口号，但是他们已经取得了一个值得在其中工作的活动地盘。他们的科学著作开始对当时的革命斗争发生强大的影响。[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00页。[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66—367页。[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68页。[4]同上书第369页。[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01页。[6]同上书第404页。[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98—399页。[8]迪斯累利在他的长篇小说《神巫，或两种民族》中，几乎同恩格斯同时说出了大工业把美国人分为两种不同的民族的见解。——译者[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05页。[10]同上书第506页。[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25—526页。[12]这里指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纳蒂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该书的全文于1932年由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第一次出版。梅林没有见到这部著作的全文，因为梅林在世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遗稿的保管人爱德华·伯恩斯坦保存着这部著作的原稿，他只发表了其中的很少一部分。——原编者[13]马克思1846年致蒲鲁东的信，载《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狄茨出版社1953年柏林版第22—25页。——原编者[14]法国胡格诺战争期间发生的大屠杀事件。1572年8月24日（圣巴托罗缪节）前夕，天主教派突然在巴黎及其他城市对胡格诺派大肆屠杀，死者仅巴黎一地即有三千人。——译者[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8页。[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4页。[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9页。[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16页。[19]同上书第121—122页和第124页。[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35页。[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3—144页。[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4页。[23]同上书第154—155页。[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5—156页。[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6页。[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7—158页。[27]同上书第163—164页。[28]同上书第165页。[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67页。[30]同上书第168页。[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73页。[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80页。[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96页。[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97页。[35]同上书第198页。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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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德国的社会主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弗兰茨·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十二章德国的社会主义·一基督教—封建的社会主义·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三哲学—纯文学的社会主义·四麦克斯·施蒂纳·五洛贝尔图斯的国家社会主义·六社会主义的抒情诗为了给西欧的社会主义开辟通住德国的道路，并不需要先有发展中的群众性无产阶级。德国资产阶级的学术发展当然使得具有圣西门和傅立叶思想的出版物在莱茵河以东很快就得到很大重视。但是，它也不可避免地使得在评价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时，文献观点占了主要地位，它那空想的外壳的经济实质，人们连看也没有看到，更不用说理解这种实质了。圣西门主义的学说最先而且最广泛地在德国知识分子中得到反应。30年代初期，有几个神学家把圣西门主义当做一个新的教派加以研究。同时，柏林的几个美学团体也像青年德意志派一样，用感觉迟钝的方式解释肉体的解放，甚至像拉埃尔（万哈根·冯·恩赛）这样一个有名望的妇女也没有超出对这一点进行有才气的考察，或者只是玩弄才气的考察的范围。今天不值得花费精力详细讨论这种以社会主义为题的文字游戏。皮羽克列尔侯爵1832年2月6日写给拉埃尔的信中有几句话颇有意思：“这的确是一种新学说和对一个正开始的新时代的明确认识，虽然这个新时代在几个世纪中发展很慢”，但是他马上补充说：“再说，这个新时代距离我们比较远，仍然只是作为一个远方的流星以供观赏，如果人们不想到施潘道[1]去的话。”这些奇怪的社会主义者不仅是由于害怕施潘道而手足无力、头脑迟钝。拉埃尔在同皮羽克列尔谈论圣西门主义以后写信给他说：“昨天您那些崇高、纯洁、温和、安静和坚定的计划给了我多大的力量啊！它像是在干旱的土地上降下的五月的大雨，给我莫大的安慰和保证！”可是这个喜欢同自己的女朋友搞这种精神错乱的色情事件的老罪人不久就在给拉埃尔的丈夫，讨厌的伪善者万哈根的一封信中做了不言而喻的保留，说社会主义不可破坏他自己、他的朋友和上流社会至今的美好关系。30年代玩弄的一些社会主义游戏在最好的情况下，不过是那些不愁吃喝的先生们的时髦的消遣，这些人由于看到了饥饿、有病和肮脏的面孔，破坏了他们的美的快感，于是凭着一时的热情传播一种要使所有人都受到教育，都过幸福生活的福音。只要提到当时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就不能不谈这样一个人，他对劳动阶级的痛苦深为同情，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条件有批判性的见解，并且有大公无私的牺牲精神，在这些方面可以同西欧社会主义的伟大空想主义者并列而无愧。这个人叫路德维希·噶尔，是莱茵地方的一个下级官吏，先在法国人手下服务，后在普鲁士政权下服务。他曾抱着种种幻想，力图消灭无产阶级的贫困。噶尔起初想组织向国外移民，并把自己所继承的财产用于这个计划，结果遭到悲惨的失败。后来他要求（正如他的主要著作的标题所标明的），“用粮食贮备保证纸币的价值；这是提高和巩固德国人民已经下降的福利，一劳永逸地防止任何匮乏和剩余的灾难的迅速的，也许是唯一的手段”。这本著作所得到的唯一成果就是内务大臣舒克曼的一道粗暴的命令，命令中说，噶尔大概是没有足够的工作可做，今后不应该让他无公可办。噶尔在辞职以后，终于打算在乡村里安家立业，通过打谷机、面包房、洗衣房等合作机构在居民中引起普遍社会化的思想和愿望。噶尔是一个伶巧的发明家，他想利用他发明的收入得到实现这个空想的资金。事情没有成功。噶尔还想在自己所办的《博爱报》上宣传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空想，可是由于读者太少，这个杂志出了一期就停刊了。噶尔的社会主义活动遭到一系列的失败。他引以自慰的是，真理终将胜利，这个希望没有欺骗他。他的美名值得在德国社会主义史上提一提。噶尔作为20年代和30年代的一个德国人，特别是一个普鲁士的地方政府的秘书，他所做的事情是值得敬佩的。但是要想摘取个别名词，找出个别句子证明噶尔是一个划时代的理论家，那也是白费力气。他为数不多的著作中的最好的部分是西欧空想社会主义的有力的共鸣，噶尔从西欧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中找出傅立叶和欧文。特别是噶尔关于富裕中的贫乏，关于资本、劳动和才能的必要联合，关于分散劳动则生产力枯竭，集体劳动则生产力增长所说的一些活都渊源于傅立叶。他的建议同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所不同的地方（如组织移民和永久性的粮食贮备），都证明这些建议在历史上是落后的，这当然不是他的过错，而主要是德国的落后状态造成的。噶尔没有走到傅立叶和欧文的前面。尤其是他虽然到1863年才去世，也从来没有对于工人阶级的自发运动表示过任何关怀。1842年，罗仑兹·施泰因的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史出版了。这部书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块界石，从此德国社会主义结束了童年时代的，或者说是幼稚的游戏，开始了严肃的生活。这部书可以说给德国知识分子撞开了通往在资产阶级社会下挖掘的地下坑道的门户。总的说来这本书还是一个相当轻率的作品，有浓厚的通俗文学的笔调，过分详细地叙述空想社会主义的奇异的外形，傅立叶关于地球过去的发展的空想，安凡丹团体的教会式的组织以及类似的东西。但是它也揭露了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经济—社会基础，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同的阶级斗争，尽管其中有许多理解错误或根本不了解的地方。这是一个没有成熟的酸苹果，但也是一个认识的苹果。罗雪尔说，施泰因的书对德国公众起了一个来自远方的童话的作用，这种说法是把事情颠倒过来了。古伊多·魏斯的评论却中肯得多，他就年轻的资产阶级通过这本书认识了自己。施泰因对自己写的这本书的成绩估价过高，他认为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是由于他这本书产生的。这种运动的游戏形式以前就有，而它的明显的形态不是从一本书，而从一个经济事实，即群众的不断贫困化产生的。为了理解这个事实，资产阶级分子费了或多或少的力气在施泰因的著作中探索。今天也没有必要分别地追究这些思想线索。当时在德国还没有统一的政党，集聚在“社会派”的旗帜下的形形色色的货色同集聚在“自由主义者”的旗帜下的一样多，或者还要多些。比较有效果的办法是追究事物的根底，只要能够截然分开，就把各种形式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根据它们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所由形成的经济利益加以区分。一基督教—封建的社会主义同青年英国和一部分法国正统主义者一样，德国的封建主义早就试图利用群众性的无产阶级的苦难反对咄咄逼人地增长着的资本的力量。可是它所能做到的不过是笨拙地模仿那些比较出色的样本。所有的，或者说几乎所有的封建社会主义的发动都是同一种庸俗的虔诚主义混合在一起的，这种虔诚主义从一开始就彻底消除了这些行动的危险性。普鲁士国王在一个庄严的赦令中宜布天鹅骑士团[2]是对贫苦人们的基督教的仁爱行为的宗教上的合作者，这个骑士团立刻引起普遍的哄笑。国王不得不放弃恢复这个骑士团的企图。在国王的浪漫主义的怪论背后并不藏有一种真正的同情。当蓓蒂娜·冯·阿尔宁在《君王必读》一书中用雄辩的言词描写了首都无产阶级的苦难时，弗里德里希·威廉在真正的仁爱的光辉面前非常狼狈，这种光辉曾经从歌德的明亮的眼晴里射到浪漫主义的巫婆身上，现在还时常从她那混乱的思想中冲出来。这个模糊的头脑对于蓓蒂娜的人道主义的话——国王的邻人是他的饥饿的人民——，或者她那沉痛的控诉——罪犯是国家本身的罪恶——应当作何理解呢！国王力所能及的、基督教社会的两个唯一的创造物象阴郁的古堡似的矗立着：在首都的南面是贝塔宁医院，在首都北边是莫阿毕特单身牢房监狱。国内布道会[3]要在这两个地方医治人民的肉体和灵魂的疾病。凯泽斯韦尔特[4]的教会护士在医院里占统治地位，他们怀着宗教上的自负心情行使医生的职权。陋室[5]的教士们在单身牢房监狱里，在那些由于残酷的隔离措施变得软弱的犯人身上试验他们的拯救灵魂的技术。作为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第三个巴士底狱的劳动院也像雨后春笋似的成立起来，这种劳动院实在可怕，失业的乞丐在那里拉散羊毛，每天从早晨五点工作到晚上九点，监工可以任意用皮鞭抽打他们。差不多在国王自称是天鹅骑士团的首领的同时，他批淮了1842年的济贫法，在其理由中作为“贫民救济的首要原则”确定下来的就是穷人“根本没有要求救济的权利，不能按照法律手续提出这种要求”。贫民救济机关只应“给他们最必需的东西，只应防止他们真正在贫困中死去”。普鲁士高等法院在全体会议的决议中对这种贤明的法令作了一个完全多余的说明，它说，考虑到“由于贫困、需要救济和没有食物而对社会的安宁和道德状况产生危险”，贫穷的工人不应饿死。这就是基督教—封建社会主义的实质，浪漫主义的一切宣传机器也不能把这个小狗吹成大象。浪漫主义的国王怎样，浪漫主义的容克也是怎样。这些容克十分虔诚，不过他们的基督教的对邻人的爱只限于想用宗法—封建方式，而不想用现代资本主义的方式剥削农村无产阶级。住在他们的主要巢穴后波美拉尼亚的容克有：特利格拉弗庄园的家长塔敦，他的女婿，齐梅尔豪曾庄园的布兰肯堡，格罗斯一提科夫庄园的急性人克莱斯特一雷措夫，此外还有克尼福夫庄园的高傲的容克奥托·冯·俾斯麦。俾斯麦负了很多债，没有资本也借不到钱来经营已经没落的庄园，当然只研究摩西第二书[6]第三十二章中的金牛犊的优美故事，而其他人，唤醒者和被唤醒者都学着《旧约全书》里的四个大先知和十二个小先知说话。在波美拉尼亚经济界在科斯林召开的一次全体会议上，年迈的塔敦发表了一篇热烈的演说，说出所有容克的内心秘密：他责备那些喝醉了酒，不得不被从地方议会中抬走的贵族，他咒骂用骑士庄园谋取暴利，他嘲笑“各邦人民的不知羞耻的要求”，他们希望诸侯把“造福”这个动词预先变成过去完成时态。他把骑士的服装以及它那发亮的肩章象征化——“我们的肩部装饰，它无非就是飞到坐在王位上的鹰那里去的翅膀！”——最后是“领主及其居民之间的统治者和父辈的关系”之歌的尾声。塔敦用预言家的愤怒语调向反对封建剥削特权的人们喊道：“他们一会儿要剥夺我们的管辖权，一会儿要取消我们的警察，一会儿要剥夺我们对教会和学校的保护权，并用各种方法缩小我们的等级代表权利，如果可能就使我们只同吃草的牲口为伍……这就是说，不是乘四匹马拉的马车，而是用四肢在地上爬，这就是我们的敌人想把我们造成的样子。”对，“用四肢爬行的吃草的牲口”，在容克们看来，这就是他们雇用的短工，他们仍然想乘着四匹马拉的马车从这些雇工身上疾驰而过，只是他们不仅手里拿着鞭子，而且嘴里还念着上帝。基督教—封建社会主义只有两个目光比较远大的文献方面的先锋战士：维·艾·胡贝尔和海尔曼·瓦盖纳。在受过自由思想的教育并在国外作过长途旅行之后，胡贝尔在思想上受到很大启发。从此以后他无条件地信赖国内布道会和上帝恩赐的王国。他本人是个正直而善良的人，他在英国和法国理解到封建—行会反动的实际不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行动的价植。但是由于他存在一种虚幻的希望，即期待统治阶级普遍地，“社会王权”特殊地进行一种自愿的社会改革，他那些较好的认识就陷入歧途。胡贝尔被国王召到柏林，因此他没有能够发挥自己的实际作用。在艾希霍恩的统治下心怀不平的大学事不由己地受了欺骗，胡贝尔被大学里的同事用种种恶毒行为排挤出去，他在普鲁士官场中所碰到的，如他自己所说是“一群可怕的活死人”。他办的杂志《雅诺斯》[7]读者很少，因而国王不得不拿出钱来贴补出版费用。海尔曼·瓦盖纳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他出生在勃兰登堡马尔克的乡村里，长得瘦骨棱棱，面貌冷酷，是一个鲜明的冷静的形象，但同时又是一个堂吉诃德式的人物，他善于为了不能实现的理想投出他那生锈的标枪，在欧文教派[8]中一直升到大执事的职位。他不是一个空想家，也不是一个欺骗者，可是他却是一个欺骗者和一个空想家的不可分割的混合体。瓦盖纳的初期活动对于他整个一生的经历有很大意义。他在图赫尔荒地的土壤改良的工作中上了实践的社会主义的一裸，这是一个名声很坏的“国内殖民”的尝试，国王对于这一可耻的失败用一句可耻的挖苦话安慰自己，国家为这些改良的沼泽地的一斤干草所花的钱可以买一斤真正的中国茶叶。后来瓦盖纳到马格德堡担任宗教法庭陪审官。在这里，他的上司中的几个有才气的老浪漫主义者帮助他在精神上有所进展。他对于试作买卖和进行商业投机始终很有兴趣，而且也常常遭到失败。不过这种失败正是由于他不是一个狡猾的投机家，不是一个卑鄙的交易所之狼，而是在自己获利不多的情况下，力图使他认为正义的事业得到越来越大的利益。瓦盖纳憎恨资本主义，他善于敏锐地发现它的弱点，但也不低估它的优点，他清楚地知道，衰老的官僚制度不能同它对抗，不懂得用某种方式同工业无产阶级和解的封建主义也不能同它对抗。他在选择手段时没有疑虑，在论战中毫无顾忌，主意很多（不管是好的或坏的），假如他不是一个注定要开展封建社会主义的群众性鼓动工作的人，假如易北河以东的乡村容克的精神上的惰性不阻止他谱出捕鼠人的一种相当有诱惑性的乐曲，他会成为一个老练的鼓动家和政论家。他绝望地叹息说，保守主义者有一半生来就是笨蛋，有一半是有原则的笨蛋，但是他没有认识到一种真正的阶级本能也可能包含在他们的精神的局限性之中。一开始，保守分子们就畏惧瓦盖纳的性格和策略中的一些成问题的东西。有一个时期，瓦盖纳曾在科伦出版的一份半官方报纸《莱茵观察家》上试验他的煽动伎俩，为的是把《莱茵报》所播下的杂草除掉。年轻的自由主义一开始就认为在大城市中代替等级税征收的磨面税和屠宰税是加在穷人身上的一种不正当的负担。自由主义者所以反对这些税收，一半是出于空洞的理论，一半是出于使英国工业家厌恶粮食关税的那种心情，汉泽曼就属于后一种情形。自由主义者曾经要求用等级税代替加于贫穷的阶级的面包和肉类上的这些间接税，不足之数以向富有阶级所课之所得税来弥补。这时政府向1847年的联合议会提出一个相应的法律草案；它建议实行自己查定的所得税，四百塔勒以上的收入一律课百分之二，或百分之三（限于固定收入）的所得税。政府并不热心坚持这个草案，因为它不希望这个草案被通过；它提出这个草案只是因为它估计这个草案不会被通过，这样就使联合议会在群众眼前显得十分狠狈而自己却不花一文钱，得到关心工人的美名。可是这个如意算盘没有完全打对。联合议会的诸侯、领主和骑士除了少数例外，都激烈反对政府的提案，而在东普鲁士和莱茵的自由主义分子中，至少有相当多的人认真地或者狡猾地坚持自己的意见。康普豪森和汉泽曼热烈拥护计划征收的所得税，康普豪森甚至声称，一种真理存在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最深的根基中，“这个真理就是，一个活着的人就有生活的权利，这种权利应该由社会在扩大的范围内加以承认”。在反对草案的大多数人之中，政府的最忠实的拥护者表现得最为坚决。但是其他自由主义者，其中包括莱茵资产阶级中的一些很有名望的大人物（如作为一个已经发展起来的资本家吹牛说，他的摇篮是放在他父亲的织布机旁的门诺教派的贝凯拉特）却上了圈套，他们反对所得税，认为它是一种麻烦的措施，一种对道德的危险的考验，是走向革命的一步。这时《莱茵观察家》就抛出了基督教—封建社会主义的钩子。所得税是一种麻烦的措施吗？“什么话，难道几乎买不起面包的穷人还要为吃饭而缴税，这就不麻烦吗？穷人们的收入如果够用，他们一定愿意缴税。”所得税是对于道德的一个危险的考验吗？“什么话，难道受到捐税的重负压迫、被削减了工资的穷人的状况不是一种考验吗？”所得税导致革命吗？“当然导致社会状况的变革，导致消灭无边无际的贫困，也导致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不是由共产主义者虚构出来的，而是一般国法所允许的，它已经有了基督教的灵感。”《莱茵观察家》就这样用优美的声调说下去，最后甚至鼓吹国王同无产阶级的联盟。如果基督教—封建社会主义要想通过这样的论文提供一个范例，说明它不仅指责自由资产阶级的矛盾，而且也能赢得劳动阶级的人心，那么它就打错算盘了。莱茵区的无产阶级太有本领识别这种欺骗了。他们听着这种说教，可就是根据正当的理由不予置信。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也企图用它自己的方式帮助无产阶级脱离贫困。当时资产阶级也同今天一样，喜欢把它自己内部的分歧，如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争吵说成是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它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是如此高尚，如此英勇地忍受痛苦。除了这种演说家的姿态以外，资产阶级就满足于禁酒运动和慈善活动，满足于建立工厂互助会，奖金基金和其他鸡毛蒜皮的改良，其目的不外乎借各种补助来巩同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这些补助据说是为了工人自己而发给工人的，可是实际上大多却降低了资本的生产成本。当时资产阶级就已经把使无产者成为满足的人当作一件好事，其先决条件是：第一，它不用出钱，可能的话还要从中得到利润，第二，所用的手段不致激发工人的阶级觉悟，而当工人已经觉悟时，就尽力麻痹工人的觉悟。40年代，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壮门面的东西是劳动阶级福利中央协会。它成立于1844年秋天，当时西里西亚织工的饥饿暴动使得正因为看了柏林的工业展览会而洋洋得意的、上升的资产阶级大吃一惊。这个协会要使它的分会遍布全德国，它要彻底解除无产阶级的痛苦。在那个沸腾的时代，在阶级斗争还很不成熟的时候，这种思想是很有力量的。从国王（一直到最不满意的反对派，甚至一部分工人都兴高采烈，国王答应给协会一万五千塔勒，反对派把关于职业介绍所和劳动组织的各种美好计划同协会联系起来，同时有几百个工人申请参加协会。这是一些美丽的梦想，可是结果却完全是另一回事。虽然中央协会的工厂主在他们的第一个宣言中认为“工人阶级的积极合作”是必要的，可是当他们发觉他们不能简单地让安排好的木偶在绳索上跳舞，而必须同真正的工人打交道时，他们的信念很快就改变了。柏林分会决定把每年的会员费订为十个银格罗申，每周或每月举行一次会议，这时工厂主们立即声明，不应该诱使工人增加新的支出，而且根本也没有这样多的房子供开会之用。再说，他们自己能够最彻底地判断人民需要什么，而人民还很不成熟，没有能力作这种判断，计划召开的大会就会成为共产主义争论的雅各宾俱乐部和战场。当然这种论调在基督教国家得到知心的反应。柏林分会没有能够得到官厅批准。在创立科伦分会的时候，演出了几乎更为激烈的几幕。《莱茵报》以前的撰稿人毕尔格尔斯和荣克在组织大会上提议，这个协会应该叫做互教互助的协会，以便从协会的名称上去除一切傲慢的恩人气派。但是这个提议刚一通过，莱茵资产阶级的最有威望的、而且目光也比较远大的领袖卢道夫·康普豪森就宣布退出协会，他用值得赞扬的坦率态度作书面发言说，他不能参加这些活动，因为这些活动“可以激发工人阶级提出更高的要求，使得工人阶级更不满现状，更不愿意劳动，不是让他们满足现有的欲望，而是使他们产生新的欲望”。在科伦也是由警察做了其余的事情。在全国各地，凡是劳动阶级福利协会想做一点比做压迫阶级的工具较好的事情的地方，情形都是这样。压迫阶级想利用协会使被压迫阶级不了解痛苦的根源，从而加强自己对被压迫阶级的统治。最没有疑问的爱国主义一旦对无产阶级表示某种好感，就免不了披上“世界主义和博爱主义”的嫌疑。在1848年柏林大会上，一个右派领袖，格赖夫斯瓦耳特的鲍姆斯塔克教授严厉指责政府，故意延迟批准他和洛贝尔图斯打算建立的波罗的海分会，一直到事情无声无息为止。最后，基督教国家和社会王权对于中央协会本身也产生了怀疑。不管中央协会如何忙于“修改”它的章程，国王也不赏给它钱了，它也得不到官方的批准了。三月革命以后，当它感到迫切需要欺骗工人的时候，它在一篇华丽的宣言中声称，“已经束缚住它的死神的羁绊”终于解脱了，现在它要显示它的“生命力”。可是它“从自由中重新获得的力量”也同这时国王真正送给它的钱一样对它不能有所帮助。随着无产阶级的觉醒，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也就自动地消失了。越是无利可图．资产阶级就越想放弃这种伪善的负担和伪善的欲望。今天，劳动阶级福利协会还像一棵紫罗兰似的悄悄地开着花，而且它也符合它的创办者的本来意图。那就是：协会的活动只限于，从自由贸易资本主义的立场出发，向有阶级觉悟的工人散布各种小报和宣传小册子。可是连资产阶级也不再注意这件事，无产阶级更不管它了。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在其兴盛时期通过它救济贫民的实际工作显示了自己，就像基督教—封建的社会主义通过它原则性的济贫法显示了自己一样。柏林贫民救济机关中的资产者表现博爱精神的方式非常奇怪；因而年轻的母亲们往往遇到这样的事，贫民救济机关在发给救济金以前派人调查这些不幸的女人是否还有奶喂孩子。三哲学—纯文学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第三种类型，就其最后的效果来说也是反动的，因为它确实认为自己是革命的。它的代言人是莫泽斯·赫斯、奥托·吕宁、卡尔·格律恩以及其他莱茵、西里西亚、萨克森王国等地的作家，这些人大多经过黑格尔归依了费尔巴哈，这时由于无产阶级的不断增长的贫困而吃惊，想通过法国的社会主义实现“真正的人”。他们创办了一系列的机关报刊：1845年夏天到1846年夏天出版《社会明镜》，1845年和1846年各出了两卷《莱茵年鉴》和《德国公民手册》，此外还有一个月刊，叫《威斯特伐里亚汽船》也是1845年开始出版的，不过它的寿命一直延续到德国革命为止，最后还有像《特里尔日报》这样的一些日报。毫无疑问，这个运动有它好的一面。首先是它揭露了无产阶级的悲惨状况。它的杂志登载了关于这一方面的内容丰富的报道，就是今天来读这些报道也有很大好处。在《德国公民手册》中，威廉·沃尔弗写了具有革命的顽强精神的西里西亚织工的历史。《莱茵年鉴》赞扬巴贝夫和马拉是饥饿群众的真正朋友。庸人们对共产主义的可笑的驳斥受到辛辣的讽刺。从对“分配”的责难一直到在“未来的国家”里谁该擦皮靴这个令人伤心的问题，这一切当时已经很普遍了。稍稍不同的是，今天开明的政治家的慎重的首脑们深入考虑著名的擦皮靴的问题，而当时这个问题只是给旅行客商在饭店里饭后吃点心时提供一个消灭社会主义的好机会。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和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是赫斯和格律恩的思想围绕着旋转的中心。凭着这一点，他们好像站在德国以及法国精神发展的顶点。事实恰恰相反。工业的迅速发展使得用哲学的方法解决社会问题这件事，在德国也由一件革命的事业成为一件反动的事业，而赫斯和格律恩却打不破哲学的圈子。他们在掌握法国社会主义时，阉割了法国社会主义，因为他们不是把它理解为阶级间的经济斗争的文字表现，而是理解为关于人的本质的空幻的思辩。他们基本上以空想社会主义的人为的社会结构为依据，然后用种种滑稽的哲学办法，在黑格尔范畴的高口中“扬弃”和“克服”这些社会结构，他们没有注意空想社会主义对资产阶级社会所做的尖锐批判。甚至在蒲鲁东的著作中，他们感到兴趣的也不是蒲鲁东的正确的国民经济学的观点，而是他错误的哲学观点。可是德国哲学也同法国社会主义一样断送在他们手里。费尔巴哈揭露基督教的上帝是异化了的人的本质：人要脱离上帝只要认识自己就行了，而赫斯认为，经济学领域中的金钱同哲学领域中的上帝是同一个东西，人为了摆脱金钱，从而摆脱一种非人道的现实的整个废物，只要把自己看作是人类社会的活动的成员，是一个有创造力的万能的生物就行了。赫斯企图用把经济学概念立即翻译成哲学概念的办法，使这种奇怪的社会主义成为可信的。可是当他强调指出：“物质财产是已经成为固定观念的、精神的自为存在”的时候，这种妙论甚至比不上空想主义的最奇怪的未来图景。格律恩又把费尔巴哈对爱的颂扬变为一种难以容忍的爱的夸张，这样一来，他就把人类的一切斗争都化为可喜的和谐，他甚至明显地幻想，将来可以轻而易举地管理整个生产。尽管如此，如果仅仅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德国社会主义的这个变种进行的尖锐批判，来对它进行评价，是不公平的。特别是对它的最严重的责难，即说它是三月革命前的反动派手中的武器，只是在一定条件下才能站得住脚。哲学—纯文学的社会主义喜欢以骄傲自大的态度否定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活动，这当然间接地巩固了专制政权的地位。参加软弱无力的省议会的资产阶级的还很胆怯的反对派使得柏林政府感到不舒服的程度要比把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翻译成已经衰落的黑格尔德语使它感到不舒服的程度大得多。但是哲学—纯文学的社会主义，或者如格律恩所命名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却完全没有被用做“吓唬那来势汹汹的资产阶级的一个稻草人”[9]的意图。就它的本性来说，它是想真正革命的。它只是没有认识到，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是革命的东西，在缺乏这种基础而必须先建立这种基础的地方必然成为反动的。假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哲学—纯文学的社会主义看做是一个虚假的兄弟，他们自己就不会为它的杂志撰稿。就他们两个人而言，他们决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当1845年，哲学—纯文学的社会主义开始在德国传播的时侯，他们早已超出了它的范围。但是他们并没有做他们往往，甚至经常受到不公平的指责的事情。他们没有用自负的优势攻击一种还不发展的运动，而是想使这种运动形式超过自己本身。因此，恩格斯同赫斯一起创办了《社会明镜》，马克思也为它写了一篇论文[10]，虽然赫斯在这个杂志的纲领性的创刊词中宣称，“我们对于一切政治—自由主义的活动不仅毫不关心，而且确实感到厌恶”。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哲学—纯文学的社会主义作出合理的估计，认为不好的音乐家很可能是好人，那么当这些好人毫不表示要放弃他们的坏音乐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立即在哲学—纯文学的社会主义自己的杂志上反对它，也是合理的。《社会明镜》创刊后一年，恩格斯在《1846年的德国公民手册》上写道：“德国人逐渐把共产主义运动也弄得庸俗起来了。在这里，那些后生之辈和庸庸碌碌的人总认为自己能够用轻视前辈和空谈哲理的办法来掩饰自己的落后，共产主义刚在德国出现，它就被一批投机分子用来作为资本。这些人把在法英两国已经陈腐了的论点翻译成黑格尔逻辑的语言，就以为自己创造了奇迹；而现在他们就把这种新的智慧当做某种前所未有的东西，当做‘真正的德国的理论’献之于世，以便将来可以尽情地污蔑目光短浅的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拙劣的实践’和‘可笑的’社会体系。”[11]恩格斯向“这些聪明的先生”介绍了傅立叶论商业的不很多的一章，因为这一章可以给他们做个榜样。“的确，傅立叶没有从黑格尔的理论出发，因此——可惜！——他不能认识绝对真理，甚至也不能得出绝对的社会主义。的确，可惜正由于这个缺点，傅立叶走入了歧途，采用了分类的方法来代替绝对的方法，产生了海水变柠檬汁……狮子改变兽性、行星交配这些想法。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宁愿同乐观的傅立叶一起相信所有这些奇迹，而不相信那根本没有任何柠檬汁的绝对的精神王国，不相信有和无的同一以及永恒范畴的交配。法国人的无稽之谈至少是令人高兴的，而德国人的无稽之谈却令人丧气和抑郁。”[12]恩格斯在介绍了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以后，继续写道：“最后，现在已经是德国人停止这样夸耀自己做事切实认真的时候了。他们非但可以从最无谓的材料中给你作出随便什么样的结论，而且还可以把这种结论和世界史联系起来。他们可以根据初次碰到的第三手的材料给你证明，事情必定是这样，而不会是别的，虽然就是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事情是否是这样……因此，德国的‘绝对的社会主义’真是可怜得怕人。稍微谈谈现在大家都乐于挂在嘴上的‘人性’，稍微谈谈这种人性或者宁可说是兽性的‘实现’，按照蒲鲁东那样（而这还是经过了第三手或第四手呢！）稍微谈一下财产，稍微为无产阶级悲叹几声，稍微谈一下劳动组织，多少组织几个改善下层阶级人民状况的可怜团体，而实际上对于政治经济学和现实的社会状况却茫然无知。这种‘社会主义’整个就归结为这几点。而这种社会主义，由于自己在理论领域中没有党性，由于自己的‘思想绝对平静’而丧失了最后一滴血、最后一点精种和力量。可是人们却想用这些空话使德国革命，去推动无产阶级并促使群众去思考和行动！”[13]最后恩格斯劝告“绝对的”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先彻底知道在他们之前已经做了些什么以后，他们才能表现他们自己能够做些什么。可是他无论用严肃的或是幽默的语调都没有能够动摇那些把整个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世界拘禁在他们的黑格尔概念之网中的哲理空谈家的顽固不化的自负。从哲学—纯文学的社会主义内在的不明确性，可以知道它决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可是经过几年的时间，它在德国有很大的发展。它的精神上的最主要的代表者是莫泽斯·赫斯，他在马克思和思格斯之前就转向社会主义，可是他从来没有，或者最多只是半心半意地同哲学决裂。他在马克思之先被人断言是一个在细致分解概念中得到充分的自我满足的烦琐哲学家。当然他也不是这种人，因为他的有点狭隘和呆板，刁钻多于敏锐的头脑决不可能使他错到这种程度，以致他那正直的良心不再使他不断回到劳动阶级真正利益所在的地方。赫斯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贡献出漫长的艰苦的一生，到了晚年还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战斗。德国社会民主党所走的道路同他年轻时期曾想指出的道路完全不同。赫斯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寄居在布鲁塞尔这一时期交往甚密，并且在一起工作；他曾试图树立他们两个人的世界观，他认为马克思是一个卓越的人物，[14]甘拜下风。但是他始终没有摆脱那种又引起新的摩擦和不和的唯心主义的残余。奥托·吕宁与其说是一个哲学家，还不如说是一个政治活动家，他在他编的《威斯特伐里亚汽船》中，大概是追求路易·勃朗的桂冠，所以他很少攻击自由主义反对派，但是当然也跟他的法国榜样一样，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同的阶级斗争越尖锐化，他就越无可奈何地倒向资产阶级一边。这种社会主义的纯文学方面的典型代表人物是卡尔·格律恩。他是一个应该从令人不快的意义上了解的纯粹的文人，他的文章毫不深刻，甚至也不严肃，喜欢吹毛求疵，而又肤浅表面，偶尔写出几个有才气的句子，与其说是掩盖，还不如说是揭露了一种庸俗性。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有理由把他看作“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中最不可容忍的一个人，特别是他在1844年到了巴黎，在那里写了《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一书。格律恩在这本书里指责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是些脑筋混乱的人，而同时却热情地——可惜也没有得到任何成果——力图用灌输被他误解的黑格尔学说的办法，把才华焕发的蒲鲁东变成一个无聊的学究。哲学—纯文学的社会主义虽然表现得非常模糊，可是它并不像杜门不出的书呆子的空想那样是种毫无内容的东西。在它身上反映出来的是德国庸人对威胁着他们的昏沉沉的生活的阶级斗争阴影的恐惧。“真正的社会主义”正是向这种庸人灌输一种甜蜜的感觉，仿佛自己站在人类至今尚未达到的顶点，像一个新的救世主在革命的海洋上行走，连鞋底也不湿。从这里就可以说明，哲学—纯文学的社会主义在三月革命以前为什么能像瘟疫似的传播，而在三月革命以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四麦克斯·施蒂纳法兰克尼亚人卡斯巴尔·施米特企图用不同于赫斯和格律恩的方法，把黑格尔的绝对理念、鲍威尔的自我意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和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推入有形的现实之中。他是柏林“自由人”团体的一个成员，这个团体所有的卖弄才气、大言不惭和严重的庸俗气等缺点，他都有很大的一份。但是同时他也是一个哲学家，一个革命者，因此他懂得为自己争取历史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能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并列。他用麦克斯·施蒂纳的笔名发表的关于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哲学研究，从一个方面标出唯心主义哲学的界限，而不久以后出版的《神圣家族》则从另一个方面标出了这个界限。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这本书同《神圣家族》一样，也是同鲍威尔兄弟的《文学总汇报》论战的。一个哲学教授只把这本书看做是对费尔巴哈的讽刺，这是不公平的。施蒂纳想用自己的方式十分严肃地把费尔巴哈的悬在空中的人拉到地面上来。不过，他能够使它存在的唯一者不是这个人，而是吃不饱饭的教师卡斯巳尔·施米特在三月革命前的柏林所认识的最进步的一种人：这就是有财产，即有资本的资产者，他的资本不愿再受专制政权的爱抚，而已经强大到能够在无限制的竞争中，在单纯享受生存中独立生活。施蒂纳是一个哲学家和革命者，他感到这种粪土和火的可笑产物同他关于人的哲学理想存在尖锐的矛盾，由于这种感觉，产生了那种绝望心情，以致使人怀疑他这本书只是智慧和才气的一种娱乐。但是，施蒂纳不能使它生存的是他的哲学理想，是这人，是至高无上的我，我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性．解脱了良心、权利、习惯、法律、家庭、社会、国家加在它身上的一切束缚。这个我同费尔巴哈的人一样，也是一个抽象概念。由于它想证明自己的现实性，就更加明显地成为一个抽象概念。人是一个社会的生物；作为人，他只能在人的社会中生活，并通过这个社会生活；作为孤独的我，人就变成动物。施蒂纳当然也想到这一点，所以他企图通过他的“利己主义者联盟”同这个不容置辩的事实妥协，每个我的私利—有这种要求，每个我就参加这种自由的团体，这种要求存在一天，每个我也就在这种团体中待一天。可是这些联盟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因为每个要想这样行动的联盟的前提条件是，各成员必须按照公共利益的要求，牺牲个人的利益。在一个联盟中，我就不再是唯一者了。施蒂纳在他的体系中彻底清除了资产阶级和基督教的伪善，这种伪善善于歌颂和赞扬统治阶级的不怕牺牲的美德，以及它们对于被统治阶级的热爱和深情。恐怕还没有另一个人像施蒂纳这样对这种谬论进行了嘲讽。他对统治阶级说：“我不向你们要求任何东西，因为，不管我要求什么，你们都将是，而且必然是专横的立法者，因为乌鸦不会唱歌，强盗不抢劫就不能生活。”他嘲笑关于富人的“千年错误”在于穷人的谰言。富人的行动是他们的必然的行动，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他们就是傻瓜。犯了真正的错误的是穷人。“只有你愿意承认是别人的财产的那个东西，才是别人的合法的正当的财产。一旦你不愿意承认，那末它对你来说就失去了合法性，而你就嘲笑对它的绝对所有权……当别人抢夺我们的东西时，为什么要归罪于他们呢，因为这是我们自取其咎，我们让别人没有受到抢劫。富人的存在应该由穷人负责……蒲鲁东可以不必那样慷慨激昂了。他说：有一些东西只归少数人所有，从现在起我们这些其余的人要想索取或追求这些东西。让我们夺取这些东西吧，通过夺取，就变成财产，现在我们还被剥夺的财产也只有通过夺取才能到所有者手里来。财产在我们大家手里比在少数人手里更为有用。因此，让我们为了这个抢夺的目的联合起来。”但是这种联合马上取消了唯一者的特性；每次罢工表明，个人利益多么迅速地同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施蒂纳用他的方式鼓吹阶级斗争，但是根据他自己的理论，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在这个斗争中不过是工贼和他的罪恶报酬。由于施蒂纳想把哲学的人的模糊形态变成有血有肉的人，他就不由自主地把这个模糊形态变为虚无飘渺的东西。马克思和恩格斯同他完全相反，他们自动地放弃了一切模糊形态，在唯一能够找到真正的人的地方，即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中寻找真正的人。他们不是在哲学中，而是在经济学中寻找真正的人。但是思想的历史只反映现实的历史。在西欧，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已经开始，而在东德，资本主义的竞争才开始。前者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而后者则影响施蒂纳的观点。谁也没有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卢格这样迅速而尖锐地认识到这一点。卢格马上就称颂施蒂纳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解毒剂。他三番五次地称施蒂纳的著作是一种“解放行动”。他写道：“我们必须支持和宣扬这本书。它是从一切蠢货中的最愚蠢的东西，即手工业者的社会教义学这种新基督教中的一种解放，这种新基督教是那些愚人所传布的，实现这种基督教就是过卑贱的牛马一样的生活。”当然施蒂纳书中所散发出来的革命气息也刺着庸人卢格的鼻子，可是他善于给自己想办法。他说，施蒂纳当然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接受了一件“蠢事”，那就是他“想从现实世界中走出去”。“这在一般情况下是愚蠢的，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是正确的”，或者像卢格用不同的词句表达同一思想时说：“施蒂纳著作里的公开的利己主义是真实的，作为秘教的利己主义（如在马克思的著作里）是伪善的”，这些话用真正的资本家德语来说就是：对无产阶级来说是愚蠢，对资产阶级来说是真理；对资产阶级来说是利己主义，对无产阶级来说是放弃。但是卢格并没有因为外壳而忘记了内核；对他说来，施蒂纳著作的核心就是这句有力的话：“依靠你自己吧；依靠别人的人就已经是够孤独的了。”二十年后，那些“仅仅是自由贸易者”企图用来欺骗复兴的工人运动的也就是这种催眠曲。其实，卢格为了从粗糙的外壳中取出甜果，马上就用尖锐的阶级本能认识到这个非常简单的办法。不愿离开现实世界的这个决定，以及我们不用追求最好的世界了，因为我们已经有了这个世界这一率直的认识就足以把施蒂纳对现存一切的革命变革变成自由贸易的简单福音了。撇开关于关税税率的争论不谈，这个福音的漂亮原则过去已经由一个侨居德国的英国人勇敢的约翰·普林斯—史密斯宣布过，他用狭隘顽固的方式证明，对于“通过宪法承认金钱的实际力量”这一点来说，普鲁士已经成熟过度了。对德国的思想意识来说，这是一块不好消化的点心，尤利乌斯·法赫尔首先作为一个虔诚的学生，坐到施蒂纳脚边，为了向他学习一些动人的词句，以便把一般的买卖修饰成人类的千年王国。德国自由贸易者的年轻学派完全为了甜蜜蜜的买卖，在它的第一个机关报《柏林晚邮报》上，参照施蒂纳的理论，宣扬废除道德和国家。此外，施蒂纳的著作在德国生活中没有留下任何明显的痕迹。它不可能成为哲学派别，因为它正是用言语和行动宣布哲学的破产的，作为无政府主义的愉快的使者，几十年后它才受到外国的注意，由于不是因为施蒂纳从某种学派的意义上就是无政府主义者，或者想做无政府主义者，而是因为他用德国教师的荒诞的彻底性和曾经就学于黑格尔的一个逻辑学家的一贯性描述了无政府主义的社会状况。五洛贝尔图斯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的自由贸易者是些营利心切的活跃人物。他们的实际目标是：打破对资本主义竞争的一切限制，他们的口号是：听之任之，因为世界自发地行走。他们说，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时候，占有欲都以同样的方式支配人类；对最大可能的利益的追求自发地引起人类社会中最大的和谐。他们依靠英国的自由贸易学派，法赫尔后来也当了科布顿的秘书；他们从古典经济学中只拿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这点东西是够少的：几个概念和名词，他们割断了它们的联系，为了自己的事业的目的加以修改。作为资本主义的散兵，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同还没有能够放弃封建—行会主权的三月革命前的各政府存在尖锐的矛盾。他们没有到大学里教课，因为他们可以找到获利多得多的工作，所似也不追求学术界的荣誉。人们就更有理由期待时刻都把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挂在嘴上（虽然只是在小市民的角落里）的国民经济学的特权代表来驳斥资本主义自由贸易者的胡乱的引证了。可是这些代表没有这样做，或者是用非常特殊的方式做的。学者的智慧对自由贸易的热情说：你引证古典经济学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不过古典经济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误入歧途了。40年代，在德国大学中产生了国民经济的“历史方法”，这盏灯不久就开始大放光明。假如信仰这种方法的人企图证明，古典经济学的观点不是万无一失的金言，而是历史地产生的，因此虽然在历史上得到承认，但在历史上也是暂时的学说，那么他们就走上了真正进步的道路。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所论述的那些东西，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他们在思想中把握的、当时的生产方式。他们是手工业工场时期，也就是大工业萌芽时期的理论家。如果说，他们在他们那个时代越是清楚地环顾四周，却越不能超过他们的时代，如果说，他们把当时的经济状况看做永久的自然规律的现实化，这些永久的自然规律经过一个长时期的充满错误的过程，终于取得了巩固的地位，现在决不会再受到任何威胁了，那么这就是他们特殊的历史局限性，是他们照在国民经济规律上的灯光的阴影。如果讲授他们的学说的德国教师不想只做他们的盲从者和追随者，而想独立地发挥他们的学说，那么消除这种历史的局限性就是他们的责任，在这一方面，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已经做出了大有发展前途的开端。但是德国的教授们却不是这样来理解他们的“历史方法”。德国的经济矛盾越是尖锐化，他们的怯懦的心就越不敢从安静的课堂投入激烈的斗争中去。正因为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学说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真正的历史产物，所以这些学说对封建的世界观进行最后的冲击，并且已经包含着社会主义世界观的最初的预感。有浪漫主义气息的君主们的忠实奴才对于他们两人的学说都同样厌恶。因此，这些忠诚的爱国者对于激进的自由贸易者把古典经济学的学说磨成几个抽象的、干瘪的概念，从而更加显出他们的“历史方法”的丰富和光采这件事感到十分高兴。这种方法无非是一种非历史的企图，也就是想回避历史发展的结果，再好也不过是想调和不可调和的东西。在“历史主义”的幌子下，在德国还占有很大一块地盘的落后的生产方式可以一会儿在资本主义的，一会儿在社会主义的论证面前受到保护，或者在一大堆历史材料后面，根据不同的情况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一会儿频送秋波，一会儿怒目横视。这一派的首领是哥丁根的威廉·罗雪尔。他以正确的感觉把他的方法叫做法的历史学派企图用来使历史车轮后退的那种方法的模仿。他放弃了对现代生产过程的批判性研究，也没有清楚明白地叙述这种研究的成果；他却拿一切民族和所有时代作比较，以便从大量的历史现象中找出有规律的和基本的东西。他不想揭示，而是想抹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特点。他不探索英法两国状况的有示范意义的发展，而“特别”研究古代民族，他从“它们的发展也完全结束了”这一无可怀疑的事实得出可疑的结论说，凡是古代国民经济同现代国民经济相似的地方，古代国民经济都提供了“不可估量的”判断“线索”。罗雪尔用这种绝妙的方法当了差不多半个世纪的“国民经济学的大师”，幸运地用一种不置可否的模糊态度谈论所有在这个漫长的时期中急于求得一个明确的答案的经济学问题。可是，他也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对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代表者的某种尊敬使他没有完全把他们当作“死狗”看待，而这种情况在他那些学问比他差得多，良心比他坏得多的模仿者之中，很快就成为一种风气。“历史方法”蜕化成为一种完全没有原则的机会策略，它善于把一切封建—行会残余都打扮成一种历史的装饰品，甚至在它比所谓划时代的发现更好的成果中，也只是重复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决没有忽略而是特别强调的东西。在40年代中，只有一个德国学者，他不属于盖过官印的学派，他固守着古典经济学的高地，并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古典经济学。卡尔·洛贝尔图斯出身于学者阶层。他的父亲是格赖夫斯瓦耳特大学的法学教授，他的外祖父是18世纪的著名的重农主义者，曾以实际行动支待巴登的边疆伯爵卡尔·弗里德里希按照重农主义的原则建立产区，后来在巴塞尔和吉森教书，最后在梅克伦堡他妻子带来的一个骑士庄园上作为农场主结束了他的晚年。卡尔·洛贝尔图斯的精神发展不是直接渊源于这位在他出生以前已经去世的外祖父。可是继承下来的学术研究工作同大农场主的实际经验和经济独立性的结合对于洛贝尔图斯的天赋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洛贝尔图斯在德国大学里受了当时的法学和哲学的教育，然后当过普鲁士政府的低级官吏，在布列斯劳和奥佩恩的西里西亚行政区政府认识到社会问题的重要性，在辞去国家职务似后，到英国和法国作长途旅行，然后又在海德尔堡和德累斯顿研究历史和经济学，最后这个三十岁的人得到了前波美拉尼亚的雅盖左夫骑士庄园，在那里他可以悠闲地为自己的喜好生活，不管外界是否赏识，当然也同外界的生活和活动隔离开来。1839年，洛贝尔图斯本想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发表他第一篇论述劳动阶级的要求的论文，可是这个教授报纸就认为它是不合时宜的幻想退了回去。这篇论文就已经表明洛贝尔图斯达到了当时还没有其他德国学者达到的经济学的认识水平。三十多年后，当洛贝尔图斯出版他那些陈旧著作时，他可以说，那些著作已经包含了他的整个体系，他越来越相信这个体系的正确性。这是一种有点含混的自我赞扬，因为它也可以说明，事实上也只说明，洛贝尔图斯基本上停留在他1840年左右所达到的高度上。虽然如此，他仍然远远超过德国官方和资产阶级方面作为经济学说创造出来的东西。正如他在40年代超过罗雪尔和李斯特那样，他在50年代和60年代用亮光闪闪的宝剑砍杀自由贸易的行商，而在70年代批评讲坛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不彻底的东西，当他快要死的时候，他还预言（在这一方面当然也表现为一个社会预言家），俾斯麦将在对俄国的远征上寻求社会问题上的荣誉。在这个范围内，洛贝尔图斯可以说是德国最伟大的国民经济学家，拉萨尔有一次曾这样称呼过他。洛贝尔图斯决不甘心退到古典经济学后面。他用一种真正历史的原则同德国大学经济学家的“历史方法”抗衡，他说：“社会的反动（一般的反动也一样），在我看来就是那种过去存在过，但已经消灭了的制度，可是它在将来还要恢复，而它的存在条件同这个未来时期的历史生活阶段并不吻合。”洛贝尔图斯始终赞成移居自由和营业自由，他嘲笑恢复行会的企图是“海市蜃楼，是幻象，是错觉”；他反对保护关税制度，认为自由贸易是亚当·斯密体系的较好部分；他谴责那些为了争取无产阶级的支持以实现自私自利的目的，而扔给工人一口面包的反动“政治家”；他指出，对老人、残废、病人的社会保险并不接触工人问题的核心；他嘲笑企图利用警察和大炮，利用道德说教，甚至单纯的学校教育压制劳动阶级的正当要求。正如他一开始所说，对他说来，没有后退，只有前进，因为社会已经破釜沉舟了。因此，洛贝尔图斯企图从李嘉图的价值理论中得出社会主义的结论。他在第一篇论文中已经这样做过，后来在1842年出版的第一本著作《对于我们的国家经济状态的认识》中，又以相同的精神，不过更为详细地这样做了。对于德国说来，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不过仅仅对于德国而言是这样。因为洛贝尔图斯所说的话，在英国和法国早就有人一点不差地说过了，即使不比他说得好，也不比他说得差。洛贝尔图斯清楚地知道，到1840年为止在这两个国家中关于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发表了哪些著作。他说，谁不知道论述1818年（当时还没有人想到拉萨尔和马克思）以来的社会问题的文献，谁就不知道文献中的最好的东西。而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八年，马克思的《资本论》出版五年以后，他竟能作出这一惊人的判断，即无论在科学上，或是在工人集会上，社会问题的讨论都没有达到20年代和30年代的水平。洛贝尔图斯究竟直接从英法两国的文献中汲取了多少东西，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受到这些文献的鼓舞独立地从李嘉图的学说中得出自己的结论，今天很难详细断定，因为他本人在引用别人的文章方面并不斤斤计较，却怀着猜疑的心情警惕着自己所谓的或者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权不受第三者侵犯。他甚至指查他周围那些人，这些人同马克思一样在一切主要问题上同他的见解完全相反。不过对这个问题感到更大兴趣的是洛贝尔图斯传记的作者，而不是社会主义史的作者。后者只要知道这个事实就够了，那就是说，不管社会主义者洛贝尔图斯的学说是怎样来的，来自何处，反正他所说的那些话，英法两国的社会主义都说过了，而且说的不比他差或者比他还好，有一点例外，那就是国家社会主义，不过，无论同西欧大资产阶级的空想主义，或者同西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相比较．这种国家社会主义都不是一个进步，而是大大的退步。洛贝尔图斯在其最早的著作中比较起来引用最多的是西斯蒙第的文章。他虽然没有在第一篇论文中就明确地称西斯蒙第是一位“不仅著名，而且有一种人道精神的经济学家”，但是他已经以西斯蒙第的学说为依据，为的是论证通常同李嘉图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规律，根据这条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为了维持劳动力、为抚育孩子以代替自己所需要的工资不过是他必需的生活费用。但是西斯蒙第恰恰同李嘉图相反，他赞成产生商业危机的原因是劳动阶级消费太少这种说法，而这种说法也就是洛贝尔图斯理论的基本思想，同这种基本思想相比（为了说明和论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其余的一切只不过是附属品。可是我们也不能由此马上得出结论说，洛贝尔图斯的基本思想（他自己认为这种基本思想是前所未有的），是从西斯蒙第那里拿来的。早在西斯蒙第以前，欧文对商业危机的解释就与此类似。虽然在洛贝尔图斯的第一篇论文中，甚至没有隐隐约约地提一提欧文，但是在那里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欧文思想的痕迹。洛贝尔图斯在他的第一篇论文中用如下的话叙述了每个人通过它可以最可靠地得到自己的劳动成果的社会组织：“……相反地，废除生利的财产（给不劳动的所有者带来利息的东西），只会更加巩固地建立对产品的所有权。土地和资本成为社会的公共财富，但是利用这些劳动工具在资本再生产以后产生的东西则归工人所有，以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原则分配。这种状况就接受了这个正当的原则，即劳动不仅是构成财产的要素，也是分配财产的准绳。这种状况同圣西门主义的制度有共同之点，即生利的财产是不存在的，但是在这方面同它也有很大的不同，即这种状况把追溯到那种天然尺度的财产看做一种法律状态的主要部分，在那里由上层分子任意决定的东西，在这里从个人自己的权利中得到它的根据和尺度。如果人们在李嘉图学派的进步中探索经济原则——劳动，如果人们同意李嘉图的实际价值的计算（根据这个计算，实际价值，甚至由固定资本转为产品的部分都化成劳动时间），如果人们再进一步考虑，在这种情况下，工人的所有权要求的根据也只是使用的劳动时间；因而就有了一个既可以衡量权利，又可以衡量相对的物品数量的尺度；如果人们终于再前进一步，在这个权利和物品价值的共同尺度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货币，这种货币具有这种性质，并以这种方式进行流通，它用劳动时间的公正形式给工人证明，他在一定时间内交出了供流通的产品，因而它也是他可以取得其他任何产品的票据；如果人们考虑到，没有一种货币比这种货币提供更大的保证，这种货币经常可以换到同等价值的东西——如果人们彻底研究了这些问题、那么就必须承认，这样一种状况并不含有任何不可能或不利于生产的成分。”洛贝尔图斯在这些冗长的句子中所叙述的，无非是欧文的社会主义的特殊的空想。这个事实是不可动摇的，无论洛贝尔图斯把这种思想说成好像是由他想出来的（在这件事情上他可能是自己欺骗自己），或者他在二三十年后断言，他在写第一篇论文时不知道欧文已经在30年代就做了实现他的空想的实际试验，而且归于失败。欧文的空想就是洛贝尔图斯的理想，他不仅卓越地叙述了土地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怎样成为可能，而且也说明这对人类是一个多么巨大的进步。可是对他来说，这只是一个空虚的理想。他认为人类要“从土地和资本的私有制中解放出来”，进入“应许之地以前大概还要在荒漠中走五百年”。洛贝尔图斯作出了这个规定，可是他从没有说明需要这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的经济原因，或一般的具体的理由。他在第一篇论文中有一处说，现在距离实现这个理想的时间还远，不必在这方面详细论述，另一处又说，人们普遍希望工人得到更多的东西，而不捐害土地和资本所有者的利益。后来他大概说过，人类再过五百年也还不能摆脱生利的财产对劳动的压制。这一切以及与此相似的一切，从最好的方面来说，也不过是一种真正的、但是没有任何客观根据的信念的流露。可是洛贝尔图斯找到了一条出路，使得达到公有制的五百年预备阶段成为可以忍受的。为了彻底贯彻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一切物品从经济上说只是劳动的产品，其价植就是劳动，他想创立一种欧文式的纸的“劳动货币”，但是其目的并不是保证每个人得到他的劳动成果，或者减少地租和资本的利润，或者只是阻止它们的增长，而是抱着一个小得无法比较的意图，即利用这种“劳动货币”，使国家能在劳动生产力增长的时侯，按照工资对地租和利润的相应比例增加工资。比如，到目前为止，从劳动所创造的全部产品中，地租分到三分之一，利润分到三分之一，最后只有三分之一归工资，将来也要保持这个比例，劳动创造的成果增加了，工资也同地租和利润各得三分之一。同欧文、甚至同格雷以及后来的蒲鲁东所主张的“劳动货币”的空想所不同的是，它的手段和目的更不完善，如果不可能性是有程度的话，那就是更不可能。至于国家怎样执行交给它的这个困难任务，洛贝尔图斯始终只是合含混混地提了提一种标准劳动日，指了指他口袋里的万无一失的处方，而在他生前或死后都没有把这个处方公诸于世。而且即使实现了这个空想也不能达到洛贝尔图斯要想达到的目的。劳动阶级的消费量低在商业危机中也起作用，但不起决定性作用。它不是大工业时代所特有的社会灾难的原因，下述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即阶级统治存在一天，被剥削阶级都遭受到这种苦难。产生上述思想缺陷的原因是，空想主义者、德国哲学家和普鲁士大地主的洛贝尔图斯挡住了曾经用社会主义思想补充古典经济学、而有了一个大有希望的开端的社会研究者洛贝尔图斯的去路。同所有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洛贝尔图斯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无所知。他不想给劳动阶级的旗帜题字。他真正同情劳动阶级，但也真正害怕劳动阶级。他正确地谴责了德国资产阶级报纸对巴黎公社的愚蠢的咒骂；他能够诅咒和怒斥到处为工人治病的“基督教道德”，他强烈地感到，无产者在精神上和道德上开始超过有产阶级。不过工人阶级的任何独立活动，在他看来只不过是对统治者敲了一下警钟。他虽然不是用一句咒骂语，也是用现代文明在自己内部孵化出来的野蛮人的一句流行语不得已承认了巴黎公社，王党分子马累·杜·庞在法国大革命中首先创造了这句套语，从此以后就成了封建的社会主义的蒙上灰尘的滞货。洛贝尔图斯甚至为自己在修订第一篇论文时，发现自己曾用同一句套话否定了30年代的宪章运动感到自豪。他甚至对于无产阶级采取完全合法形式的阶级斗争也毫无了解。他预言，一百年后工人的结社自由将被宣布为一种疯狂行为，不管他怎样严厉地指责反对工人阶级的卡尔斯巴德决议，可是他对于用警察棍对付“荒谬的罢工”也没有感到不快。有几次，他直接面向工人，或者想直接面向工人，警告他们不要进行政治斗争，劝他们同统治阶级进行和平谈判。“劳动货币”的英法两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也指斥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但是他们站在现代资产阶级的活动之中；他们用或多或少的推理（虽然都同样失败）寻求实现自己的空想的社会制度，他们想用经济学的方法解决经济问题。而德国哲学家和普鲁士骑士庄园的主人洛贝尔图斯则更加求助于国家。德国哲学对洛贝尔图斯有很大影响。他了解德国哲学的从费希特的闭关自守的商业国到施塔尔的法哲学的国家形态；他甚至十分奇怪地断言，他在所有这些著作中，从古典哲学的这种不正常的后产中学到的东西最多。真是一种罕见的，或者也不是罕见的方式！洛贝尔图斯自己承认这一点，他用以下的话描述施塔尔的方法说，施塔尔的社会思想渊源于中世纪的状况，把这种思想赋与全权的君王，然后又借回几道神圣的光辉，以便用来给一个新的君主立宪国以一种假象。在另一个地方，他从他那个角度反对施塔尔科学应该折回的要求，他说，应该把社会科学从它的个人主义的理解上引回来，这是对的，但是社会科学不能在自己制造的荒野中折回，而应该穿过去，历史上的任何一个世纪都不能还元。尽管如此，为什么洛贝尔图斯恰恰被施塔尔的著作所吸引，并且令人遗憾地好像从他那里学了许多东西呢，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国家就其历史本质来说，是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它组织并且掩盖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所以无条件的国家崇拜就有一种专横而神秘的特征，被统治阶级的日盆增长的义愤越是威胁着他们的幻想，这种特征就在它的无条件的信奉者身上更加强烈地表现出来。洛贝尔图斯就是这种情况。他越觉得革命的工人运动可怕，他就越把国家奉为神圣或者把它偶像化。这一半是名称和数字的一种神秘游戏，一个也是真正的宗教崇拜。洛贝尔图斯硬把人类历史塞在各种国家制度的框子里：以人为财产的古代—异教的国家制度、以土地和资本为财产的天主教—日耳曼国家制度、以劳动为财产的基督教一社会的国家制度。他把这些国家制度中的每一种又分为许多种国家，比如把天主教—日耳曼的国家制度分为教会国家、等级议会国家、官僚制度国家和代议制国家。我们现在在最后一种天主教一日耳曼国家制度中生活，在它后面随之而来的是带有明显的宗教特征的第一种基督教—社会的国家制度。洛贝尔图斯坚决地把代议制国家放在等级议会国家之上，尽管他认为代议制国家是很不完善的；他在40年代和60年代加入民主一自由主义反对派，反对带有基督教色彩的等级议会国家，拥护施塔尔。他也是一个头脑清楚而冷静的人，生来就不喜欢任何伪善；在社会问题上他“忌恨穿黑衣裳的人”[15]，他在参观国内布道会的“陋室”时，在教士的图书室里发现各种“基督教观点”的地理、历史和自然史的小册子，这时他几乎要提出一个恶毒的问题，这些教士是否也“根据基督教观点”做算术。可是，他的“未来的国家”为什么恰恰是以劳动为财产的基督教—社会的国家制度，这种制度的第一种形式甚至还带有明显的宗教性质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洛贝尔图斯给世界历史的进程规定的式样就是这样要求的。第一种天主教—日耳曼国家制度是中世纪的教会国家。所以第一种古代—异教的国家制度也必须是一个教会国家。为了这个目的，他把曾经构成作为一个独立的公共团体的埃及国家的末期的一种神权政治放在它的开头。但是，如果对世界历史进程的这种修改没有使他感到不安，那么为了类似，“未来的国家”也随着宗教原则的复兴而被建立起来这一预言就更不会使他不安了。国家崇拜使这个无疑有丰富的历史知识的人陷入何等严重的图式主义，的确是令人惊异的。对于今天的国家虽然只属于一类、可是却有很大的差异这一事实，洛贝尔图斯用人当然有一种“变换花样的自由”来自圆其说。人是否想用一点或多或少的“立宪政体”装璜一下代议制国家，由他自己决定。但是除此而外，人必须“服从在历史中占统治地位的神”并且必须服服贴贴地像洛贝尔图斯根据神的意旨给他规定的那样，改变国家制度及其特殊种类。为了在这一点上更好地证明自己正确，洛贝尔图斯发现了一条三位一体的规律，他不倦地不仅通过人类生活的一切阶段而且也通过神的生活的一切阶段深入探讨这一规律——用的是一种可靠的方法，即始终以他想找到的东西作为前提。普鲁士骑士庄园主的洛贝尔图斯比德国哲学家的洛贝尔图斯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把握实际得多。我们这样说并不带有任何贬意。洛贝尔图斯的性格单纯，甚至他的怪论都有一种吸引力，使人感到亲切，他完全是一个绅士，社会民主党工人大会的友好的问候使他“深为感动”，比他可爱的国家授给他的职位和头衔更使他感动。但是他那四十年易北河东大地主的生活并不是毫无罪过地度过的。洛贝尔图斯的社会阶级立场在他第一批最有朝气的著作中已经不自觉地表现出来。他的空想狭隘而温和，他不相信工人阶级已经成熟，他奇妙地推测任何无产阶级都要再熬过五百年，尽管每天有人写文章给无产阶级证明，它所使用的大部分劳动力被游手好闲的阶级剥削去了。在一个有才能的、多方面有教养的社会政冶家身上，这一切只能用下述事实解释，即洛贝尔图斯从实际经验中只认识德国还不发展的无产阶级中的一个也许是最不发达的阶层，即波美拉尼亚的农村无产阶级。德国的工业越发展，从而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越发展，认为无论资产阶级胜利或是无产阶级胜利都只能带来祸害的洛贝尔图斯就越是想到，必须巩固和支持在达里已经被资本的巨爪抓住，在那里已经被叛乱的劳动挖了墙脚的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第三大阶级，地主阶级，以便保持目前不可缺少的阶级国家的平衡。因此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洛贝尔图斯在毅然用自己的方式拥护“劳动阶级的要求”以后正好三十年，向他同阶级的人呼吁：让我们集合到我们的租息的周围吧！他要求国家帮助乡村容克解除债务比要求国家帮助德国工人解决饥饿问题更为迫切。他这样做不是出于不道德的阶级道德，因为他明确地说，社会问题是反对租息原则的怪物，是由这个怪物提出的、地主阶级的新负债形式。他所以这样做，还不如说是出于一种世界观的必然结果，当然归根到底这种世界观是由他的阶级意识决定的。洛贝尔图斯的第一部著作的命运比他的第一篇论文强一些，他至少可以在梅克伦堡的一家小出版社里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可是人们根本不知道他这部著作，因此它在40年代的精神活动或社会活动中没有留下明显的印象。只是在后来的几十年中，洛贝尔图斯的影子才落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之中。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的影子的影子。因为实际上他死后才被人出于最暖昧的动机，用一种奇怪的方式奉为正统的教皇，反对革命的社会主义这个大异教徒。他的崇拜者在他有所作为的地方把他贬低为一个不成熟的空想家，而在他毫无作为的地方却把他尊为划时代的天才。他得到了一个较好的命运，因为在一切基本问题上，他始终忠于自己。不了解老年时代的洛贝尔图斯就不能了解青年时代的洛贝尔图斯，同样，不了解青年时代的洛贝尔图斯也不能了解老年时代的洛贝尔图斯。因此在三月革命以前的社会主义的历史上描绘一下他的形象是适宜的，在这个时代里描绘这个形象的一些线条随着岁月的消逝只会更加明显，更加深刻。六社会主义的抒情诗在40年代德国社会主义分出的支流中，社会主义诗歌并非最薄弱的一环。文学中仍然存在着德国资产阶级古典时代的有力的传统。无产阶级的痛苦呼声在其中得到强烈的反应。东德较弱，西德较强，在流亡的德国诗人中最强，正如一个德国诗人所吟咏的，“他们的诗歌之剑驱使他们走向西方”。卡尔·倍克、迈斯纳和雷瑙的诗首先是充满阴郁的怨恨，同时对解放也抱着一种不肯定的希望。倍克在《穷人之歌》中，愤激地控拆了国王之王的路特希尔德家族，并用自由人的法庭来威胁奴隶主。迈斯纳看到一群面色苍白的儿童，那里高大的烟囱在冒烟，铁轮按着沉重的节拍在炽热的空气中震动；他对着那把天国许给儿童的救世主表示愤概。雷瑙怀着热烈的期望和没有偿报的痛苦，比他们更深刻地感到黎明时的死亡。他比他们更确实地感到，他站在新时代的门口，像从前他的《阿耳比派》[16]的教徒那样。他给这些教徒对自由的模糊预感披上了美丽的“幻想”，由于这种幻想具有真正哲学的其实性，马克思在科学的太阳在他最伟大的著作中放射光芒时，让这美丽的幻想再度歌唱起来：“无论你用紫衣或是黑袍，都不能击散大阳的光辉，也不能挡住大阳，不让它露面；胡斯信徒跟在阿耳比派的后面，报复了后者的血仇，随着胡斯、西斯卡来了路德、胡登，三十年战争，七年战争的战士，巴士底狱的攻打者和其他的人们。”亨利希·海涅的音调是多么与众不同啊！马克思侨居巴黎期间，海涅经常同他来往，正是在这个时期，1844年，海涅出版了不朽的《冬天的童话》，在他三年前出版的《阿塔·特洛尔》中还有浪漫主义的逃遁的阴影从它上面掠过，而照进《冬天的童话》中的乃是社会主义的不断涌现的光辉。在海涅的头脑中从来就有三种世界观的思想交织着；这种在一切尖锐矛盾中，仍然发出和谐的声音的色彩和形式的奇妙演奏，正表现出在他那个时代其他诗人所不具备的天才。海涅没有完全忘记浪漫主义的蓝花，也没有完全克服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可是《冬灭的童话》是他创作的诗歌中最自由的诗歌：它的讽刺尖锐有力，它的悲怆的情调是真实的。它是为了让一个新世界的不死鸟[17]从灰烬中复活而烧毁腐朽世界的歌之火焰。它在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中一再鸣响，它是严肃而自负的具有胜利信心的诗歌：“一首新的歌，更好的歌，啊！朋友，我要为你们创作：我们要在地上建筑起天国。我们要在地上幸福生活，我们再也不愿挨饿；懒虫们不应消耗双手辛勤的得获。为着一切的人们，这地上有足够的面包产生。玫瑰花呀，桃金娘呀，美呀，采呀，甜碗豆呀，也同样孳生。是的，豆荚一开裂，甜碗豆就是万人的！我们把天国交给天使和麻雀。”即使没有卢格的明确的证明，海涅在这一时期所写的诗就已经表明，马克思对他的影响多么巨大。他们两人时常不倦地推敲一首不多几行的小诗中的每一词句，直到满意为止。但是海涅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有深刻的影响；他们在40年代后半期所写的论文中常常引用海涅的诗。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白尔尼所没有做到的，今天的激进的庸人更不能做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却同今天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一样立即做到了：他们了解海涅的伟大，因此也了解他的弱点。马克思对海涅的弱点非常宽容，他认为，诗人是特殊人物，应该让他们走自己的路，不可以用平常人或不平常人的尺度衡量他们，马克思这样想并不比白尔尼不道德。他的想法更伟大而且——如果人们想把问题扯到道德范围里来的话——也更道德，因为他从历史上了解，为什么海涅不会是别的样子，只能是他现在的样子，因为在他看来，海涅一生的社会活动是争取被压迫阶级的解放的一件伟大事业，而海涅个人的缺点却是微不足道的小事，要是那些午后的说教者认为不道德而生气，那也很好。相反地，由于同卢格的狭隘的资产阶级观点严格划清了界限，卢格的资产阶级威望任何时候也没有使他迷惑。海尔维格企图近似海涅那样飞翔，可是他所做到的仅仅是强烈的、丰满的嘲讽，而不是解放世界的幽默和诙谐。他的弦乐是，而且永远是破碎的。比较起来，他从前的对头弗莱里格拉特的社会主义诗歌却得到更大的发展，于是弗莱里格拉特双倍得到了由于讽刺海尔维格的凯旋旅行而失去的旧日的荣誉。奴役他所热爱的德国的可耻的专制政权在红色大地的诗人身上唤起萨克森人的古老的反抗精神：他从异国的飞翔归来，奔往祖国的心脏，变成了另一个人但又是同一个人。他在他的诗集《信仰告白》中同浪漫主义绝交，被浪漫主义反动派赶出德国国境后，他把他的诗集《撒·依拉》寄回祖国。这是一些热情的、气势雄壮的诗歌，今天一位普鲁士陆军大臣还骂它们是胡思乱想的作品，这就充分证明了这些诗歌的巨大鼓舞作用。诗人把一艘载着国王在阳光照射下的莱茵河顺流而下的轮船看做是国家的形象，他让无产阶级的司机人忿忿不平地说：“呵，国王，同我相比，你远不是一位泰坦[18]，一位宙斯[19]！供你行走的经常燃烧着的火山，不是归我统治？一切都在我——在这期间，我只要敲击一下，瞧，你靠它维持崇高地位的那个机构就要毁灭！船板裂开，火焰上升，把你弹到半空！我们却不受火伤，从我们的黑洞上升到光明的地方！我们就是力量！由于上帝的愤怒，我们现在还是无产者，我们要把老朽的国家捶得年轻起来！”[20]《莱茵报》在快要停刊的时候还向弗莱里格拉特放过利箭；这时，当马克思被逐出巴黎、到了布鲁塞尔时，他对同行的毕尔格尔斯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今天一定要到弗莱里格拉特那里去；他在这儿，我一定要纠正当他还没有站到党的城垛上的时候《莱茵报》对他的攻击；他的《信仰告白》弥补了一切。”不久以后，弗莱里格拉特写道：“一星期以前，马克思也到了这儿，他是一个有趣的、亲切而朴实的人。”从此弗莱里格拉特同马克思成了亲密的朋友：在弗莱里格拉特的不少革命诗歌里，甚至每个思想、每个用语中都渗透着马克思的精神。人们只有知道马克思关于加利福尼亚的金矿的发现从历史方面和经济方面所说的一些话，加利福尼亚的巨大幻想才在它最深奥的核心发出光辉。这不是责备弗莱里格拉特，而是相反。不管人们关于诗的修辞学或修辞学的诗说些什么，押韵的词句、组织好的音节除了激发听者的感情，使他感到悦耳而外，还有更高的任务。格奥尔格·维尔特同弗莱里格拉特一样，也出生在德特莫耳特。他在布莱得弗德一家德国商号里当店员，同恩格斯交往甚密，恩格斯曾称他是第一个最重要的德国无产阶级诗人。他献给西里西亚织工一首歌，这首歌可以同海涅的三重的咀咒[21]和弗莱里格拉特的忿恨的吕贝察尔[22]之诗媲美。他用有力的笔触描绘了宪章主义者，约克郡和郎卡郡的粗野、愤怒的汉子的刚劲形象，当他们听到西里西亚织工起义的消息时，都怀着悲痛的心情欢呼起来。维尔特称工业是人类的压迫者和解放者；它用忧郁的目光和沉重的鞭策驱使穷人去做闻所未闻的苦工：“永无止境的错误的贪心，又在那儿拿人类当作牺牲品；可怜的穷人蒙着头悲哭，而另一些人却在夸耀富丽的装饰品。每一次大战虽然带来眼泪，它也使苦难变成一定的胜利！学会锻造利剑和锁链的人，会用利剑斩断锁链解放自身！人类的崇高的精神所赐予的一切不是踢给一人——它将属于人类全体。等到最后的锁链铛啷地粉碎，等到最后的手臂愤怒地举起，这位阴暗的女神也会改变面貌——她周围的一切都流露出幸福和欢笑！没有人能减轻的劳动的困苦，就是她自己，能给我们把一切障碍扫除！”[23]他常常运用海涅的韵律，是不可模仿的事物的唯一模仿者，他善于用新的精神充填借用的形式，善于用超过海涅，接近歌德的自然的肉体快乐的感情之火使借用的形式变得活泼生动。维尔特作为诗人也是一个自由的人，他完全摆脱了诗人集团的那种繁文褥节，他的诗只要写出来，把抄本送给马克思或恩格斯（后来他同他们一起住在布鲁塞尔），就不再谈论这些诗了。革命是他的缪斯；有一次他给马克思写信说：“的确，我认为最可怜的事情莫过于，为了逗祖国的丑人发出痴呆的微笑而说内容贫乏的笑话，开恶劣的玩笑”。其他像皮羽特曼、诺伊豪斯、温克施特恩等人都不及这些三月革命前的社会主义的诗人，恩斯特·德朗克也不及他们。德朗克的诗和小说虽然超过中等水平，可是他特有的才能在他描写普鲁士首都的书中比在他的诗和小说里表现得更加明显，这本书是对三月革命前的柏林的最成功的描述。德朗克有健康的判断力和尖锐的观察能力，此外他在各种不同的方面都有丰富的知识。他能够清楚地认识和描写阶级对立，同时他的诗才和他对无产阶级的深厚同情给他的叙述灌注了新鲜的生命。虽然今天这本书已经过时了，可是至今还没有人写出一本同它有点近似的描写柏林的书。这本书有它自己的命运。德朗克在柏林大学念完法学系以后，就以“外国人”的身份被警察驱逐出境了。这种“外国人的身份”的根据是，他在科布伦茨当文科中学校长的父亲，曾在黑森的富耳达担任过几年同样的职务，恩斯特·德朗克就生在那儿。被逐以后，他就住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当作家，在这个自由城市的一家出版社里，他出版那本描写柏林的书。普鲁士的瞥察在这本书里嗅到一种所谓亵渎国王陛下的气息，德朗克到科布伦茨探望他的父母时被捕并被送上法庭。他满有理由地说，他是“外国人”，在“外国”可以出版他想出版的书，可是没有用。歪曲法律的普鲁士法官判他两年要塞监禁，因为他把两本书寄到普鲁士，因而越过国界在普鲁士犯了亵渎国王陛下之罪。二月革命爆发时，德朗克正在韦泽耳监狱里。为了不受普鲁士国王赦罪之恩，他做了大胆的越狱尝试，他侥幸成功了。他越过荷兰边境，到了布鲁塞尔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社会主义的诗人在斗争的年月里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德朗克、弗莱里格拉特、维尔特进入了《新莱茵报》编辑部。[1]施潘道是柏林西部的一个城堡，其中设有拘留政治犯的监狱。——译者[2]天鹅骑士团是中世纪的一种宗教骑士骑士团，创立于1443年，在宗教改革时期衰弱下去。——译者[3]基督教福音派的一种组织，创立于1848年。——译者[4]基督教杜塞尔多夫行政区的城市，在莱茵河畔，1836年福音派牧师弗里德纳在此创办教会护士学校。——译者[5]1833年，福音派神学家魏歇尔恩在汉堡创立的国内布道机构。——译者[6]即《旧约全书》《出埃及记》。——译者[7]罗马神话中守门的两面神。——译者[8]苏格兰传教士爱德华·欧文（1792—1834）所创立的一个天主教教派，它认为世界末日已近，1844年基督就要再来。——原编者[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97页。[10]指马克思关于雅克·珀歇《警察档案摘录》一书中《论自杀》一文中一篇论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历史批判全集》第1部，第3卷，1932年柏林版，第391—407页。——原编者[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45页。[12]同上书第655—656页。[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58—659页。[14]莫泽斯·赫斯在1841年9月2日写给贝托尔特·奥尔巴赫的信中明确地表明了这种态度，信中说：“你一定高兴，在这里认识一个人，这个人现在也是我们的朋友……虽然我正在同一个领域内活动，但是这个人的出现给我一种敬佩的感觉；总之，你可以准备认识这位伟大的、也许是现在活着的唯一的真正的哲学家，不久当他公开发表文章，或出现在讲台上的时候，就会受到所有德国人的注目……我所崇拜的这个人叫马克思博士，他的年纪还很轻（最多大概只有二十四岁），他将给中世纪的宗教与政治以最后的打击，他把哲学最大的严肃性同最尖锐的谐谑联系起来；你可以设想是卢骚、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集于一人之身；我是说集，而不是说混合——这就是马克思博士。”（卡尔·格律恩贝克编《社会主义史档案》第10年度，莱比锡1922年版第412页。——原编者[15]指教主。——译者[16]13世纪初叶法兰西南部的一个教派，因以阿耳比城为中心，故名“阿耳比派”，它代表被压迫阶级的要求，在宗教形式下隐藏着对于现存社会制度的抗议，因而受到以教皇为首的反动势力的残酷镇压。——译者[17]古埃及的神鸟，相传此鸟活五百年后集香木而自焚为灰，由灰复生，再活五百年再自焚为灰，如是生灭，循环不息。——译者[18]希腊神话的巨人。——译者[19]希腊神话的最高之神。——译者[20]参阅《德国诗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版第341页。——译者[21]指海涅的《西里西亚织工》一诗。——译者[22]西里西亚里曾山脉的山神。——译者[23]参阅《德国诗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版第408—409页。——译者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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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无产阶级运动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弗兰茨·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十一章无产阶级运动·一在瑞士的革命鼓动·三德国的群众性无产阶级·三饥饿暴动。西里西亚织工一在瑞士的革命鼓动早在马克思被逐出法国以前，魏特林在瑞士进行的共产主义宣传就已经突然结束了。宣传之所以失败不仅是由于外来的暴力，而且也由于内部的矛盾，因为魏特林企图通过鼓动家的革命活动实现共产主义的空想。起初，魏特林的实际成果是很大的。他的秘密同盟伸展到日内瓦、伏特、劳恩堡、苏黎世、阿尔高、伯尔尼各州。虽然许多地方只有少数分散的信徒，但是魏特林给他们灌输的真正的热情使他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他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甚至深入资产阶级内部吸收新的信徒。在伏特州，像德律埃这样有名的政治活动家，特别是邦纳罗蒂的学生德拉加雷阿次都是魏特林的拥护者。此外还有左芬根的苏特尔迈斯特医生和苏黎世的威廉·舒尔茨医生，后者是黑森的一个流亡者，格奥尔格·毕希纳就死在他怀里。尤利乌斯·弗吕贝尔从书商的立场给魏特林出些主意，在德国秘密出售魏特林的著作，除此而外他同魏特林保持一定的距离。魏特林的信徒们要想争取的阿道夫·福伦教授也是这样。奥古斯特·贝克尔企图从海尔维格手里弄到一些钱，但是海尔维格同他们似乎只保持一种疏远的关系。伦敦的沙佩尔，特别是巴黎的艾韦贝克经常同魏特林通信，给他出主意。他在瑞士的最亲密的助手，除去奥古斯特·贝克尔和西蒙·施米特之外，就是哥本哈根的制革工人尼尔斯·彼特森和西里西亚人塞巴斯提安·载勒尔，后者曾在里格涅茨的法院里当过文书，在瑞士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核心是由手工业工人，大多是德国的手工业工人组成的。他们的求学求知的欲望、他们的自愿牺牲和勤勉努力的精神简直是难以想像的。他们聘请教师，学习各种课程；为了使《保证》的第一版能印行两千册，三百个工人分担了这笔费用，就以书作为报酬；四个工人拿出全部积蓄共二百法郎付印刷费。在魏特林编的杂志《德国青年的呼吁》和《年轻一代》中，比魏特林的著作里更多地反映了鼓舞他的信徒的精神。那里有关于手工业工人遭受的贫困状况的动人描述，对于王国官厅用来迫害手工业工人的狡猾手段的无情谴责，同时也有对于他们的压迫者的辛辣讽刺，这些讽刺有时采用欧洲各河流对话的形式，有时采用人们在2000年时的回顾或前瞻的形式。不过有些观点还很模糊，比如有一次说，共产主义者是把自己的一小块面包分给饥饿的手工业工人的勤劳的农民，是不虐待自己的雇工，而从共同劳动的收益中给雇工以相当的报酬的勤劳的手工业者，是把自己的剩余财富用来为受苦的人类造福的富人，是为最贫穷的、人数最多的阶级的福利制定法律的皇帝、国王或诸侯等等。但是正是从这种模糊不清的理论中，透出革命的本能，比如《年轻一代》有一次宣称，他不参加任何共产主义宗派。“人们想用魔鬼的力量迫使我们加入这些宗派；人们希望我们按照宗派主义者的方式互相殴打、争论。这种事我们恐怕是不会干的。我们只反对那些阻止我们前进的人，而不愿计较那些超过我们的人的缺点。”《年轻一代》杂志所谓的宗派主义者是指那些不愿使任何人走在前面的人。它拒绝提出永远有效的原则。魏特林的杂志肯定比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杂志胜过一筹。当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杂志用英勇的诗歌和社论，为争取“自由莱茵”而斗争的时候，《年轻一代》宣称：“首先力图实现爱邻的纯洁原则的民族将不费一兵一卒征服各族人民的心。这就是解决莱茵问题的办法，此外没有任何解决办法。”《年轻一代》特别尖锐地批判小资产阶级的最激进的领袖威尔特。今天许多有学问的人还用那种陈腐的笑谈，绞尽脑汁对社会主义进行文化斗争，其实这种关于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废墟上的兵营或罪犯教养所的笑谈，在当时就已经不新鲜了。空想社会主义存在一天，这种诡计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完全被人看透；但是魏特林的理论正是要把一切人的和谐同个别人的最大可能的自由结合起来，他可以对此回答说：“你们将来就会看见，要把世界变成一个罪犯教养所或一个兵营的思想使我们极为讨厌。你们将看到，我们不愿为了普遍平等而牺牲个人的自由，因为使我们成为平等原则的卫护者的，正是这种天生的自由欲望。”这时威尔特以一种可笑的自负态度说，傅立叶的“漂亮的兵营”对于“有教养的感情说来是一种可恶的东西、可怕的东西。”《年轻一代》对此反驳说：“在我们德国学者身上还严重地存在着妄自尊大的思想和可恶的阶级偏见。”这句话正好揭露了那种陈腐的笑谈在德国学者的思想中保持这样持久而突出的地位的原因。当时小资产阶级解决社会问题的处方就同今天一模一样，威尔特完全用今天的语调赞扬这种解决办法同社会主义者的奇特的、幻想的、热狂的主张相比是“真正的社会改革”。《年轻一代》对此反驳说：“我的天！这是利用储蓄所和慈善机关进行的一种滑稽的社会改革啊。储蓄所！为什么不也利用扑满呢？噢，现在社会上吝啬和贪利的风气还不够普遍，所以还有必要，再多建立一些这种守财奴的机关。不！不！人们给嘴省下来的东西，全被猫和狗吃掉，这就是说，我们越节省，人们给我们的工资就越少。谁不敢消费，谁也就不敢挣钱。至于慈善机关！德国人，你有自尊心吗？慈善机关，这种在官吏和学者监护下的施舍面包的机构。贫民收容所！呸！自由人民的贫民收容所，这是胡说八道，威尔特先生！”《年轻一代》有充分理由讥讽威尔特的嘲弄实际状况的空洞论断，他认为，“就目前的国家情况来看，至少在德国对于真正的贫困是相当”关心的。可是，不管魏特林及其追随者如何巧妙地进行他们的活动，他们还是没有把在瑞士的德国手工业工人中的革命分子全都争取过来。青年德意志的鼓动仍然同他们处于对立的地位。它虽然日益失去资产阶级的民族的性质，带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性质，但是它没有走上法国社会主义的道路，而是走上了德国哲学的道路。两个在瑞士法语区做语言教师的年轻的图林根人，海尔曼·杜勒克和尤利乌斯·施坦道领导这个运动。他们受过正规的教育，在这一方面比魏特林强，可是就才能和品格来说却远不及他。浪漫主义反动的一个特点就是政治和宗教混和在一起，由于这种混和，德国哲学的革命发展在觉醒的手工业工人中得到了热烈的响应；对他们说来，摆脱了一切迷信和偏见的有思想的人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起点和中心；他们看到，人类的精神枷锁一粉碎，人的枷锁也就粉碎。他们把魏特林的空想看做是一种新的福音，把魏特林本人看作是一个新的先知，把他的组织看作是一个新的教派。他们认为，解放人的意识就是解放人类社会，所以他们不要求建立一个新的世界；他们的理想就是人摆脱一切强制的绝对自由，我们可以把他们这种理想叫做无政府主义，但是这种无政府主义的模糊性，特别是他们同魏特林一起进行的实际斗争使他们的无神论成为最突出的特点。魏特林的自发的共产主义是在经济的阶级对立中成长起来的，它对哲学思辨的蜘蛛网毫不了解。他说德国哲学家是些暖昧不明的人，他们在超感觉的王国中摸索抽象的东西，而这些东西的概念是谁也不能理解的。“在我看来，被捧上了天的黑格尔同样是一个暖味不明的人。我可以这样称呼他，虽然我没有读过他的任何著作。为什么呢？因为，虽然整个暖昧不明的德国哲学大谈特谈黑格尔，但是谁也不能告诉我，他究竟要做什么。”正是这种自发的共产主义使得魏特林不断回顾原始基督教，回顾福音书中的耶稣，对耶稣表示钦佩的同情，尽管他同教条主义的宗教信仰是格格不入的。同时，他的头脑也很清醒，他认识到，经济状况决不会随着意识的一切改变而有所动摇，而劳动者正是在这种经济状况下受着难以名状的痛苦。青年德意志的手工业工人和共产主义的手工业工人之间没有和解的余地。艾韦贝克确实也提醒说，面对共同的敌人，应该和睦相处，并且也介绍魏特林同在巴黎的莫泽斯·赫斯通信，后者也是由哲学走到社会主义的，但是他比杜勒克和施坦道对魏特林有更多的了解。不过对立仍然存在，而且魏待林越是真正被迫充当先知的角色，这种对立也就越尖锐。这是魏特林的鼓动的内在矛盾造成的。他的成就加强了他的自负，但是同时也引起他力图破坏的那个世界的日益加剧的反抗。瑞士的保守政府开始畏惧已经闯入个别激进机构中去的共产主义运动；《年轻一代》的印刷商受到警察的迫害；魏特林又不得不更换印刷处。他的著作在德国、奥地利、法国受到严密追查。有一次基佐政府事先也没有发出禁令，就命令在边境没收并烧毁了一千二百份《年轻一代》；可怜的裁缝当然可以说出这样的话：当权者就是这样尊重私有财产的！在办食堂这个问题上，魏特林也担了许多心思，食堂多次失败的原因是，这些组织应该进行反对旧社会的斗争，并且应该是新社会的萌芽。尽管他的信徒自愿牺牲一切，可是魏特林个人的处境却非常困难了。越有成果，他的困苦和他的自负就同样增长。因此他的事业欲更加受到刺激，但是事实不幸地表明，他的革命鼓动却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为了尽快推翻现社会，魏特林想出了种种奇怪的主义。他想立即提倡“妇女联合”，组织一个窃盗集团对有产阶级进行游击战，策划一个密谋，将来突然起事。当然艾书贝克和沙佩尔，奥古斯特·贝克尔和西蒙·施米特都反对这些冒险的计划。不用说，他们的看法是对的，不过至少艾韦贝克和贝克尔又在另一方面有了错误的看法。他们否认了魏特林的革命热望的进步性。贝克尔用长辈的告诫口吻给“孩子”写信，奇怪的是，这种语调很适合这个魏特林的信徒中最有才华、也最放荡不羁的人的身分。被卡贝的教化的空想社会主义所吸引的艾韦贝克也用上对下的口吻迫切地劝告“亲爱的兄弟”，不要再写像《保证》那样有系统的著作，但是魏特林却为这些著作而感到自豪。艾韦贝克劝他离开日内瓦湖畔，到苏黎世去进行鼓动工作，那儿离德国边境近，可以同作家们取得较紧密的联系。魏特林很愿意这样做，但是弗吕贝尔对这个计划又表示反对，弗吕贝尔由于同社会主义观点有某些接近，就动摇了他在激进党中的地位。他预言，魏特林出现在苏黎世，就会使共产主义以及激进主义遭到暴力打击。所有这些问题全都摆在魏特林面前，他没有一个可靠的指南针，不能在这种混乱情况下定出正确的方向。他对他最亲密的朋友产生了错误的看法；他的自负发展成为虚荣心；他的旺盛的战斗精神变成了固执己见的争辩欲；他开始感到自己是一个被埋没的天才。他越是弄不清怎样对旧社会进行革命，他就越明显地产生“第二个救世主”的思想。在这种心情下，他在1843年春天写了《贫苦罪人们的福音》。在这本书中，魏特林想用一百多处圣经的引文证明，自由思想的最大胆的结论同基督教义的精神完全一致。他说，伏尔泰和其他一些人，为了解放人类曾想破坏宗教。相反地拉梅耐（他在魏特林的著作出版后借机否定了这一著作）和他以前的许多基督教改革家，比如卡尔斯塔特和托马斯·闵采尔指出，一切民主思想都是由基督教中产生的。魏特林赞同他们的看法，他认为，为了解放人类必须利用宗教；基督是自由的先知，他教人以爱。从共产主义宣传的角度来看，这本著作比起《保证》来是一个很大的退步，但是这部著作却最中肯地反映了魏特林的本质，也许还是他的才能的一个最特殊的样本。魏特林并不否认现代福音批判的成果。他只是说，他的任务不是揭露福音书的矛盾，它的矛盾施特劳斯已经揭发了不少。相反地，他想把基督教赖以存在的基本的、肯定的和可能的东西作为真理来接受，以便从这里面引申出基督教的原则。他借福音书中的耶稣反映他自己。他以气质相似的本能感觉到原始基督教共产主义在福音历史中得到的许多反映。他清楚地看到，这种共产主义的范围只包括消费方面，而不包括生产方面，但是他认为，“共同享受”以“共同劳动”为前提。“这一点不容易说明，也许更不容易理解；今天还有千百万人不明白这一点。他们所能理解的是，人们很可以把某人的剩余财富拿来分给穷人。但是只有粮食、衣服和家具可以公分，而手工工具、钱、土地却是不可公分的；前者（剩余物）变成无用的东西并被废除，后者（财产）为一切人所公有，而不为任何人所特有。”这本书是魏特林对自己和对世界的一种忏悔，其对象也许主要是朋友，而不是敌人。书中所谈的是他用来衡量耶稣的言行的经验和成就，欢乐和痛苦。尽管敌人们对他说，人们可以利用圣经为所欲为，但是魏特林回答他们说：“好啊！先生们！你们已经证明，你们用它创造了一个暴虐、压迫和欺骗的福音，而我想用它创造一个自由、平等和团结的福音，知识、希望和爱情的福音，假如不是已经有这个福音的话。如果那些人错了，那是由于个人利益造成的；如果我错了，则是由于对人类的爱造成的。我已经表明了我的意图，我的引文也都做了注解。现在读者可以阅读、考查、评论和相信他所需要的东西。阿门。”魏特林主要是谈自己而不是谈耶稣，第二个救世主为了自己向第一个救世主挑战。他比第一个救世主更伟大，因为魏特林由于耶稣当时所处的环境而原谅耶稣，“要末很不完善地制定了，要末根本没有制定”一个新社会的组织计划，而这也是“可以推测”的；不能要求他“当时完全理解今天的共产主义学说的一切奥秘”。《贫苦罪人们的福音》还是魏特林在洛桑写成的。他想在苏黎世出版这本书，他于1843年6月迁居到苏黎世。弗吕贝尔为了不使文艺书店遭到危险，拒绝出版这一著作，但给他另外找了一家出版商。可是书还没有出版，就发生了祸事。苏黎世的教士拿着魏特林让人印发的广告以侮辱上帝的罪名向检察厅检举魏特林。检察厅马上进行调查，并在6月8日夜里逮捕了魏特林。官厅在他的住所和印刷所进行搜查，拿走了他的私人信件和《贫苦罪人们的福音》的部分手稿。弗吕贝尔的担心是有根据的。苏黎世政府想给共产主义派，通过它也给激进派以毁灭性的打击。至少只要德国人说话，上帝在天上唱歌，这就是这种类型的第一个救国行动，就其方式来说，这次的救国行动对于以后的行动是有示范意义的。检察厅把没收的信件书稿交给政府，政府委员会为了调查“瑞士境内的所有共产主义秘密活动”组织了一个五人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委托布伦奇里教授写了一份报告，并用国家经费把这份报告印出来，交给了书商。布伦奇里写的这份报告证明，作者在历史、经济、政治的认识方面远不及裁缝魏特林，也证明他不愧三十年后还作为德国自由主义天空中的一等星放射光芒。他丝毫不想对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目标进行评价，更不用说对它的实际根源进行评价了，而他却悲叹，一切神和人的秩序将会堕入共产主义的冷酷、抽象的原则的无底深渊里。他没有提出任何消除劳动者的痛苦的积极建议，而求助于警察棍，他提议把同魏特林有过几次来往的苏黎世工人协会的外籍会员驱逐出境，对于一切有共产主义秘密活动嫌疑的外乡人也采取同样的行动。如果他们经过这种阴谋“案件的简单审讯”以后被遣送出境，还要在他们的护照上注明曾被逮捕的字样。此外，布伦奇里还提出一个真正庸俗的建议，就是限制饭店和酒馆的数目，不言而喻，这是庄严地推荐用基督教作一种感化手段，这种手段通过“精神生活的内在圣物”必然能够安慰穷人，使他们不去计较外在世界的财产状况的差别。同这种伪善的限制结合在一起的还有那种为了党派活动而利用红色鬼怪的阴谋。布伦奇里为了揭露政府的政敌这一崇高目的，公布了从魏特林那里搜来的一些私人信件，这些人同案子毫无关系，而且也没有违反苏黎世州法律应受惩罚的行为，委员会根本无权公布这些信件。布伦奇里违背常识地把他非法利用的材料整理成这样，使得苏黎世激进派的领袖们都背上了毫无根据的黑锅，仿佛他们支持共产主义者的所谓罪恶的目的。福伦和弗吕贝尔是主要打击口标，他们两个对这种行动提出了抗议，但是没有什么结果。而政府反以对委员会“口出不逊”的罪名判处他们罚金。资产阶级的激进派一旦被自己最接近的敌人扣上有共产主义倾向的帽子，他们就被吓倒，这是当时同今天之同的一个最后的相似点。激进分子离开了弗吕贝尔。《瑞士共和主义者》因为订户太少不得不停刊了。可是共产主义运动没有想到偃旗息鼓。魏特林以豪迈气概在法庭前面为自己辩护。虽然他在这里也同后来在监狱里那样，流露出一种病态的激动情绪，但是他并没有否认他的原则。检察厅在公诉中加给魏特林的罪名是：侮辱上帝、攻击私有财产，秘密结社和类似罪行，第二审同第一审所选的这些常用的名词不尽相同，而这种有意图的判刑的所谓根据并不决定于这些名词。使魏特林感到难受的，同时也是苏黎世司法界的一件不光采的事情就是：第一审已严厉判处魏特林徒刑六个月，无罪侦查羁押的两个月不算在内，而第二审又把判期加重到十个月，四个月无罪侦查羁押的不算在内。此外第一审判决终生驱逐出境，第二审只判驱逐出境五年，不过这对被判刑的人来说实际上是一样。魏特林在苏黎世监狱里待了差不多一年，他在那里屡次受到纪律处分，根据一份材料记载，他甚至还受过体罚。获释之后，他想同他的信徒安得列阿斯·迪奇迁居美洲，在那里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移民区，但是乐于执行捕史职务的苏黎世政府坚持要把他交给普鲁士警察机关。魏特林在极力反抗的情况下被解往德国边境，经过德国的好几个邦，由这些邦的卫兵押送，有时就住在监狱里，就这样被押到他的故乡马格德堡，作为逃兵交给了军队。由于身体不合格，不久他就被除名。这时普鲁士政府不顾魏特林的国籍权，不管他由于有一个书商负责他的生活，而证明他有充分的生活费用，却把他送到汉堡，在那里给了他一共七个塔勒的旅费和饭钱，打发他到远方去。魏特林到了伦敦；在一次大聚会上，这个世界都市的德国、英国、法国的社会主义者热烈欢迎这位“德国共产主义者的勇敢的、天才的领袖”（欧文的机关报语）。他在瑞士的信徒也勇敢地继续他的事业。对他们进行的打击产生了一种常见的相反的作用。社会公众更加注意这些被迫害者，甚至布伦奇里的报告也为他们做了有力的宣传。向最广泛的公众公布的材料本身，特别是从魏特林著作中引来的长篇引文给无产阶级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布伦奇里的巧妙的编排以及他的歪曲的注解所抹煞不了的。普鲁士驻巴黎公使向柏林报告说，布伦奇里的报告促使三百名德国手工业工人加入了正义者同监。莫泽斯·赫斯在一份讽刺性的呈文里感谢勇敢的救国者布伦奇里对于这桩好事立了这样大的功劳。一篇匿名著作《论瑞士的共产主义》严肃地揭发了布伦奇里的阴谋，中肯的指责并未因这位共产主义作者讨厌魏特林的革命倾向而减弱却反而加强了。魏特林的最后一部著作的大部分手稿被他的朋友挽救出来，在伯尔尼改名《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出版了。他的旧作也出了新版。安得列阿斯·迪奇的一篇共产主义短篇著作在很短的时期内就接连出了三版。迪奇是瑞士人，是个毛刷匠。在协会中，公共厨房和公共食堂只要办得成功，也表现出它们对宣传有好的一面。它们在混乱状态中使共产主义者集合在一起，这种混乱是由于魏特林突然被捕和警察的迫害引起的。虽然有这种光荣的反抗，可是瑞士的共产主义运动还是一天天庸俗化了。其所以如此，并不是，或者不只是由于这个运动失去了它的精神领袖魏特林。相反地，我们还不如说是：因为盟员按照首脑活动的节拍活动。魏特林的共产主义始终或多或少是他的信奉者的集体创作，这一点魏特林也知道得很清楚，虽然他的自负情绪不断增长，他在《贫苦罪人们的福音》中还说，苦行派同盟传播了共产主义学说，耶稣自己的思想可能没有显著地超过他的同盟的盟员的思想。促使魏特林回到宗教的空想主义去的这些原因，也同样有效地对他的信徒发生或大或小的影响。他离开瑞士只造成了一个不良的后果，那就是各种不可靠的领导人代替了一个正直的、有独特才能的宗派领袖。代替魏特林的起初是像奥古斯特·贝克尔这样好心肠的放荡不羁的人物，他对待事业是很认真的，在一个坚定的人物领导下，也做了一些杰出的工作，但是当他独当一面时，他就失去主张，摇摆不定了。有一些正统教派的热烈拥护者，只要他们的教民稍微背离唯一造福的教义，就以共产主义的罪名加以告发，贝克尔受了这种叫嚷的玩弄，甚至想结交德意志—天主教的那些昏愦人物。此外还有像“先知”阿尔勃莱希特这样的没有坏心的傻瓜，他是阿尔屯堡的一个老“煽动家”，被囚禁六年，六年中除圣经外不能接触其他读物，于是成了一个宗教狂人。最后还有像霍尔斯坦的假博士库尔曼这样的公开的编子和流浪汉，他传播有名的学说：在新的世界中，最贤明的人管理享受品的分配，因此现在在旧的世界里，弟子就应该把享受品大量地送到最贤明的人那里，自己则应该以少量享受为满足。库尔曼用他这套掏人腰包的理论不仅迷惑了共产主义的手工业工人，而且也使奥古斯特·贝克尔这样受过教育的人惊叹地说，库尔曼以当代这样一个人的身分出现在我们面前，这个“人用他的嘴道出了我们的一切痛苦和一切憧憬和希望，总之道出了在最深奥的地方推动我们的时代的一切”——这些事实比冗长的叙述更雄辩地证明，手工业工人共产主义如何迅速而不可阻挡地在宗教空想主义的陡坡上没落下去。它的衰亡使青年德意志的鼓动工作得到了一个新的发展。不用说，在进行反抗的无产者看来，青年德意志的庸俗的无神论比阿尔勃莱希特和库尔曼的宗教狂似乎还有点好处。这时青年德意志的领导人是汉堡来的一个青年店员成廉·马尔，他在苏黎世参加过魏特林的组织，魏特林被捕后，他也被驱逐出境。马尔读过费尔巴哈和蒲鲁东的著作，把一些学说带到青年德意志的鼓动工作中来。他把弗里德里希·费尔巴哈的《未来的宗教》通俗化了，其实在这部著作里已经把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学说通俗化了。此外，马尔还是一个不成熟的吹牛家，可是他善于用顽固的自私的热情进行鼓动，他懂得一些煽动人的小手法，甚至举行令人毛骨悚然的化装舞会，以引诱人们参加青年德意志的秘密同盟。马尔恬不知耻地大吹大擂，并且嘲笑魏特林失败的教士作风，而他那种放荡的情欲同魏特林的健康的感情相比就显得更加令人讨厌了。他对共产主义的攻击只限于一些陈腐、庸俗的方面。他认为私有财产这件东西可以消灭，但是想要占有财产的内心欲望不能消除，他干脆就在解释他自己在信里发出的叹息，因为他想得到一个漂亮的掌上明珠，一位有钱的小姐。在遭到苏黎世的惨祸以后，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中心又迁移到日内瓦湖边，而那里从来就是青年德意志宣传活动的根据地。贝克尔和库尔曼住在洛桑，而马尔也住在那儿，两个秘密同盟在瑞士法语区的工人协会中争夺领导地位。青年德意志逐渐使大多数协会受自己支配，并分成三个派别，最大的列曼同盟由马尔领导，其他两个同盟由杜勒克和施坦道领导。1844年12月，马尔创办《社会生活现实报》作为青年德意志的盟报，几个月后，贝克尔也创办了《快乐的使者报》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喉舌。自从《年轻一代》停刊以后，共产主义运动就没有自己的机关报，只是在必要时用巴黎的《前进报》做代用品。两种报纸斗争很激烈，不过它们的寿命已经屈指可数了。1845年2月，伏特州的一个政治转变使激进党掌握了政权。魏特林的朋友德律埃和德拉加雷阿次进了大委员会。他们企图在新宪法草案中规定劳动的权利，这个企图当然失败了，不过却给被推翻了的保守党人一个值得欢迎的机会，借此攻击新政府拥护共产主义活动。同时，当时还受普鲁士管辖的纽沙都州的政府也找到了青年德意志和共产主义秘密同盟的线索。在侦查中，双方的敌意似乎促使它们过多地进行不体面的互相告发。总之，两个同盟的最主要的分支都在伏特州这一事实已经清楚了。这时伏特州的保守党人就更猛烈地攻击激进党政府。他们把青年德意志分子同共产党人同等对待，并且让大委员会里的社会主义成员对马尔的恬不知耻的文章负责。政府上了有意或无意设下的圈套，把马尔驱逐出境，查封了他的报纸，解散了青年德意志的协会。但是政府想用表面的侦查掩护共产主义协会，洛桑的市长报告侦查的结果说，如果这些协会不存在，那么他提议，建立这些协会。可是保守党反对派决不愿这样轻易了事。如果政府要想维持，就必须用对待青年德意志的手段对待共产主义运动。于是贝克尔被服逐出境，报纸被查封，共产主义协会同青年德意志的协会一样遭到取缔。库尔曼事先已经离开伏特州了。青年德意志运动永远停止了。此后马尔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变化；杜勒克和施坦道以移民的身分到了阿尔及尔，后来行踪不明。而贝克尔却想在苏黎世把共产主义运动恢复起来，这时激进党人通过1846年的选举在苏黎世掌握了政权。贝克尔把从前当过教员，现在出版一份民主主义的周报的特赖希勒尔争取过来。在这份小报上宣传的共产主义是十分模糊的。特赖希勒尔一再强调，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不是取消私有财产而是建立私有财产，不是推翻国家而是使它完善，不是瓦解宗教而是实现宗教。他的策略是尽可能把共产主义理论推到一边，而要更加猛烈地攻击政府中的“自由主义的新贵”和“假开明人士”。不管他使用这种策略的用心如何，他在写给魏特林的一封信中出于谨慎小心企图为这种策略进行辩护，无论如何总是十分错误的。资产阶级激进派还是老样子。苏黎世的激进党人也许像伏特州的激进党人一样对共产主义运动不加干涉，可是当他们的物质力量显然受到威胁时，他们就牺牲共产主义以及他们自己的原则了。特赖希勒尔对他们攻击得越厉害，布伦奇里一伙人越是大声叫嚷，事情表明，激迸主义是共产主义的早熟果实，他们就越乐意颁布一个特别法，这个法令不仅禁止为盗窃以及其他类似的罪行辩护，而且也禁止由于财产不均而煽动一群公民反对另一群公民，或者通过攻击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性，恶意地危害国家的安宁和福利。他们就用这根有弹性的棍棒打死了共产主义运动。特赖希勒尔很有见识，他逐步向自由主义教授的方向发展。贝克尔离开了瑞士，1871年才在经过长期漂泊以后在辛辛那提去世。但是共产主义运动并没有永远结束。手工业工人共产主义之所以失败，归根到底是因为工业还没有发展，这种情况不允许它不断地获得新的力量，同时也不允许它认识到胜利的真正道路。但是，如果说它怀着当时还没有实现的实际前提条件的目标，是它的缺点，那么这也就是它的长处。它的错误是由当时的条件造成的，它的成绩是由那些人物取得的。魏特林和他的同志们的斗争没有白费。他们想要燃起的大火被扑灭了，可是煤炭还在灰烬中继续燃烧。二十年后，斐迪南·拉萨尔又用这堆炭火点起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灶火。他的《公开的答复》就是对魏特林的信徒发出的。二德国的群众性无产阶级正义者同盟在德国国内虽然也分布各地，但是它当然不能像在瑞士有时可以做到的那样开展大规模的鼓动工作。德国警察紧紧操纵着它允许手工业工人成立的教育协会和娱乐协会。有一两次，它在这些协会中抓到了同正义者同盟有关的线索，比如柏林的门特尔密谋，但是这些线索在它手里又断了。裁缝门特尔和他的同志，有的被宣判无罪，有的只受到在普鲁士的情况下令人惊奇的轻微惩罚。德国的经济发展更忙于培养大量的无产阶级，从而给共产主义创造实际的前提条件。随着关税同盟的建立以及铁路的建筑而开始的生产和交通状况的变革，范围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深。大工业和大商业开始建立现代化的大城市，消灭手工业，使一小撮人掌握财富，有了吃饱饭、付得出钱的道德，而把大多数人扔进贫困和犯罪的深渊，它们破坏了城市居民到那时为止还过着的小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方式。农村里的封建大地主日益资产阶级化。他们投入马铃薯酿酒厂和甜萝卜糖厂的资金越来越多，大最地剥夺没有受到赎买法和调整法保护的小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他们用封建的十字钉把他们需要的劳动力钉在份地上，制造了一个贫苦无援的无产阶级。封建主义在它腐朽的霉味中作垂死挣扎，工业也力求取得统治地位；在这场残酷斗争中，劳动人民就像有许多神秘的铁骑从他们身上驰过一样，被踩得粉碎。有一份官方报告，其明确的任务是驳斥报纸上的所谓夸大事实，但它也不得不单调地反复谈到易北河以东地区大庄园中的农业工人的状况，谈到小自耕农和雇农，佃农和短工（不管他们叫做什么名称）的状况。这个阶级的生活最为贫困。这些工人的境况大概是最不稳定的。他们的精神文化和道德文化的水平大多很低。这个阶级的人大部分寿命不长，其原因当然是生活方式不好，劳动过度和营养不足。在其他没有理由缄口不言的同时代的报告中，报道了饥饿和寒冷怎样残害各教区居民的可怕情况。农村无产阶级住在茅屋里，这种茅屋像是兽洞，而不像人住的房子。他们的食物通常是马铃薯、盐和烧酒。只要马铃薯一歉收，马上就引起斑疹伤寒和其他杀人的恶症。西里西亚东部马铃薯三次歉收以后，可怕的灾难就降临到这个地区。在普勒斯、里布涅克和拉提波尔等县有四千名贫苦无援的孤儿嗷嗷待哺。在普勒斯县仅1847年就死了六千八百人，差不多为平常年份的三倍，其中有九百人是饿死的——一位普鲁士历史学家干巴巴地补充了这个统计数字。随着大工业在城市中开始发展，群众的贫困及其可怕的伴随现象也就接踵而至。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统治的头九年中，柏林各工厂的蒸汽机由二十九台，三百九十二匹马力增加到一百九十三台，一千二百六十五马力；与此同时，娼妓的人数增加到一万，罪犯增加到一万二千人，没有到警察局去登记的流浪汉增加到一万二千人，接受救济的穷人增加到六千人，乞丐增加到四千人，在罪犯教养所和劳动院做苦工的人数增加到三千。而有工作能力的市民估计只有两万人。手工业成了工业的机器和商业的仓库之间的玩物。柏林四千名独立的裁缝中有三分之二没有足够的活计可做。相反地，却有二百零六个服装商人以低得可笑的工资剥削那些无工可做的裁缝师博。大约三千名独立的鞋匠和二千名独立的木器工人的状况也差不多一样。随着手工业的没落，以手工业生产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的家政也被打乱了。机器大量生产的便宜产品使家庭妇女丧失了大部分的经济活动。反动立法企图用阻得离婚的办法，防止资产阶级夫妇关系的松弛，但是没有什么效果。大工业中的工人所受的痛苦最深。工厂的规章不仅用暴力压迫他们，而且还用狡猾地设下的圈套，盘算他们可怜的工资的最后一文钱。许多工厂区盛行实物工资制。在这种制度的老家佐林根，甚至制定了这样的法律，工人往往在若干年内拿不到一文钱的货币工资，而拿商品，这些商品有的超过他们的所谓需要的十倍，有的对他们完全没有用处，有的计算的价格过高。女工和童工占了优势。无产阶级的夫妇关系发生了同资产阶级夫妇关系相反的变化。在资产阶级那里，妻子成了一种装饰品，在无产阶级这里妻子成了一家之主。在爱北斐特，就可以听到这些怨言：老婆进工厂，男人待在家里织袜子，如果可能还要喂吃奶的孩子。入学的儿童在爱北斐特占学龄儿童的百分之七十九，在柏林只占百分之五十以上，在亚琛甚至只占百分之三十七。工业无产阶级和没落的手工业者同样遭遇到的是越来越严重的房荒。在大工业建立新中心的地方，发生房荒的情况较少，主要是工业在旧城市，比如柏林、科伦、布列斯劳发展起来的时候，就出现房荒的现象。柏林汉堡门外的那些住宅是臭名远扬的。在四百个小房间——那是些什么房间啊！——里住了二千五百人。往往两家住在一间又小又暗的屋子里，用粉笔画一条线或者拉一根绳子当作界线。有三万个受救济的科伦的工人向国王呈了一份请愿书，在请愿书里，他们清楚地描述了他们如何因为付不起房租、被从人住的房子赶到人不能住的房子里去，而且现在就担心，根本就没有房子住。施诊的医生说，布列斯劳工人住的与其说是房子，还不如说是猪圈。这些房子年久失修，脚步重一点整个房子都摇晃。厕所和畜厩就在院子里，蒸发出来的臭气把工人住的房子弄脏，墙上往往像小河一样往下淌水，长出有害的菌类。关节炎、腺病、萎黄病摧残着居民的健康。可是大工业无产阶级的贫困同家庭工业的工人，特别是纺织业中的家庭工业工人的贫困相比几乎又算不了什么了。他们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主干，首先建立了德国工业的可怜的世界声誉，那就是依靠最低的工资在世界市场上维持自己的地位。可是现在，这种悲惨的荣誉之光已经在英国竞争的毁灭性冲击下黯然失色了。英国的机器麻纺业得到这样有力的发展，以致它也可以把较大量的机器纺的好纱向关税同盟输出，在相同时间内，英国的机动纺纱机的产量等于德国手工纺纱机的五百倍。比雷菲尔德的工业家在柏林商业局的讯问中，谈到威斯特伐里亚的纺纱工人的状况时说：“目前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纺纱工人估计有十万人，其中有三分之二近几年来完全是白干活……一个优秀的细纱工人现在每天只挣两个银格罗申，纺二级纱的工人每天只挣七个分尼。”的确，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由于成千上万的纺纱工人死于斑疹伤寒，这个矛盾得到了解决。这些比雷非尔德的工业家还在柏林商业局说：“织布工人的状况比纺纱工人稍好一点，不过也很坏。”一家资产阶级报纸，《巴门日报》登载了一个了解情况的可靠人士谈符佩尔塔耳的家庭手工业织工的文章，那里面说：“早晨织工们鸡一叫就得起床，一直劳动到半夜，甚至还要更晚。他们的力量很快就使尽了，他们的脑筋也过早地变钝了。由于整天弯着腰坐着，他们的胸部经受不住，肺部也有了毛病，开始吐血。他们的身体的其他部分也衰弱、麻木了。因此，他们这些肉体的人成了墓地上早开的花。”这篇文章发表在符佩尔塔耳的工厂主们的眼前，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敢反驳这一叙述。在这家庭手工业的悲惨的地狱中，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又由于他们所受的痛苦很深而占有最突出的地位。他们的身子受到资本主义竞争的猛烈的旋风的袭击，而他们的脚还埋在封建的泥潭里。加之政府的贸易政策又堵塞了西里西亚麻布的最后一条出路，本来在英国纺织品竞争得胜的情况下，它可以到那里去避难的。由于对于革命的特殊厌恶，政府没有同西班牙和葡萄牙、同中美和南美的共和国签订贸易协定；只要无所事事的君王的正统主义的幻想得到满足，不管勤劳的子民像苍蝇一样死去。波兰—俄国市场对普鲁士严密封闭还不过是俄国君主的一种温和的打击。海外贸易公司在西里西亚山区建立的大规模的机器纺织工厂发挥了释放一批劳动力的第一个作用。劳动不可遏止地衰弱下去，而由于营业自由日益迅速地集中起来的资本的力量超过劳动得到巨大发展。小商人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大资本家，他们之所以大，当然只是由于他们的钱袋大，并不是由于他们的思想伟大。他们仍然企图用毫无良心的诡计保持世界市场，越来越残酷地勒紧被他们剥削的无产阶级的裤带。麻布不行，他们就抓棉花，使家庭手工业工人逃出狼窝又入虎口。一个自己有房子，还有两三摩尔根土地的西里西亚麻布织工，在男人、老婆和孩子们不遗余力地劳动的情况下，一年的收入最多只有六十塔勒。其中约有三分之一要交封建税和国税，如地租和织工捐，狩猎捐和纺纱捐，地方捐和学费，土地税和等级税；一天的收入大约四个银格罗申，要用来买面包、马铃薯、盐、木柴、蜡烛、淀粉、肥皂、衣服，修理房屋以及做其他用。在由一个牧师，一个警官，一个法院文书发表的一份呼吁书中谈到棉布织工的状况时说：“有时侯，这种体力劳动好像不重，可是健康状况和体力不容许在少干六个工作日的时间内织成一百四十艾勒[1]的布，即使日以继夜地劳动到半夜也不可能，而织这么多布厂主只赐给十四个银格罗申的工资。任何一个教养所和陆军监狱里的犯人，由于生活无忧无虑、有规律和受人道待遇，比起这些织工的生活来值得羡慕得多。灾难以不可阻挡的暴力闯入所有织工的家中。”至于自己没有房子的织工，用同时代的一位作家的话来说，住在“这样的屋子里，同它们相比，领主的畜厩应该称为客厅”。他们虽然不用缴土地税和地租，可是他们作为所谓房客每年要缴一塔勒到二塔勒的保护金，为的是当精神和肉体的野蛮化促使他们犯罪时，可以保证领主有钱供给他们在罪犯教养所里的生活费用。在西里西亚的容克中只有很少人慷慨地放弃向最穷的穷人括这种血腥钱。西里西亚山区饥民的绝望呼号终于传布到全德国。饥民们得到了一些救济，可是这点救济只是火热的沙漠中的一滴水。加之由于官僚无能，这些救济金还浪费了不少。几哩长的札耳茨布隆村的全体饥民一共只从县政府得到了三十八麦采[2]的马铃薯，在分配时发现这些马铃薯全是冻坏的，甚至连牲口都不吃。三饥饿暴动。西里西亚织工新形成的群众性无产阶级没有任何足以自卫的法律武器。资本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或者情绪大批地解雇工人，可是工人却不能以牙还牙。如果工人们像柏林的棉布印花工人或勃兰登堡的铁路工人那样，为了争取提高工资而试图罢工，警察就用棍棒把他们镇压下去。无产阶级的毫无权利就是基督教国家的权利，德国各邦的君主，特别是普鲁士国王正为实现这种权利而努力。人们不给这些饥饿的群众以面包，却给他们出了一些好主意。他们劝这些身体较弱、弯腰驼背的织工去当铁路工人、马路工人或做其他需要强壮体格的劳动。对于家庭手工业者的病态的脑筋迟钝，人们感到没有办法，这些从幼就做劳累工作的家庭手工业工人抱住他们从父辈继承下来的、早已过时的工作方法，而不了解开始抢夺他们手中的最后一块面包的机器的好处。人们劝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村无产阶级移居国外，并且认为这个主意十分聪明，其实是既愚蠢又多余。因为在被压迫阶级之中，谁只要能够离开这个祖国，他早就自发地这样做了。40年代，德国移民的数目上升到434,626人。在年轻的无产阶级本身，还不能产生明确的阶级意识。这是一个本身十分复杂的集团，由于陷入深渊而感觉麻痹，根本还认识不到，它的贫困是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由人制造出来的，只有同这种利益进行斗争才能消灭贫困。他们力求在醉乡中忘记他们的似乎不可改变的悲惨命运。新制度对于穷人当然也有好处，那就是廉价供应马铃薯烧酒。烧酒瘟疫在无产阶级队伍中传播，从情况最严重的上西里西亚一直到莱茵工业区，这种瘟疫在莱茵区使那些本来只喝一点酒借以取乐的工人变成了胡乱斗殴的醉汉。这种转变也是出于上帝的意旨，它是把人变成兽的最后手段，同时也是加强王位和祭坛的封建支柱的最初手段！可是下降的最后一级也就是上升的最初一级。现代无产者不容许别人用暴力剥夺自己做人的权利，凡是这种可伯的进程要想永远实现的地方，那怕是最软弱的人也要拿起武器反对他的压迫者。40年代中期，随着歉收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发生了多次暴动预示着革命将要到来。这是无计划、无目标的饥饿暴动，是绝望的行动，它只能而且已经以发起人和参加者的失败而告终。因为基督教国家对付要求面包的呼声有两套办法，每套办法又有三种有效的法宝。第一套办法是步兵、骑兵和炮兵，第二套办法是苦工、监狱和皮鞭。可是这些暴动蔓延到整个德国，从布勒斯劳到美因兹，从勒根斯堡到施泰廷，甚至一直蔓延到遥远的后波美拉尼亚。全国各地普遍发生暴动乃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说明无产阶级群众已经开始认识到，他们有过像样的生活的权利。这些饥饿暴动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1844年6月在西里西里欧伦山麓织工住的村庄彼得斯瓦尔道和郎根比劳发生的。彼得斯瓦尔道村的织工特别痛恨茨万齐格尔兄弟。一个织工织一百六十艾勒的粗棉布要紧张劳动整整八天，而茨万齐格尔兄弟只付十二个半或十二个银格罗申的工资。这种压榨还嫌不够，他们宣称如果有人愿意作同样的工只拿十个银格罗申的话，那么他们准备还用三百个织工。他们用这样多的工资竟也招到工人。这些最穷的人诉苦说，他们现在简直不能生存了，甚至连马铃薯也买不起了，而茨万齐格尔兄弟却说，织工将来还必须为一小块面包劳动，还说，要是织工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吃的话，他们只可能吃青草，现在青草长得很茂盛。同时这些残酷的剥削者还骄傲地显示他们的财富；他们无耻地夸耀从劳动者的血汗中剥削来的钱，借以讥笑他们的牺牲者。受苦的织工编了一首歌，它那简朴的歌词动人地反映出他们在无穷无尽的悲惨境地产生了强烈的反抗情绪。群众自己创造这首歌，他们逐字逐句地编着，一直到歌词突然中断为止，正如织工的斗争突然被军队的齐射镇压下去一样。在这首二十多节的诗歌中，下面几节是十分动人的：这个村子里有一个法庭，它比弗迈[3]还要凶狠，在这里法官不用宣判，很快就夺走了人的生命。这里的人被慢慢折磨，这里是一个拷问室，这里有很多人呻吟叹息，证明着他们的不幸。茨万齐格尔兄弟是侩子手，他们的家仆是帮凶，一个个都仗势欺人，一点也不留情。你们这些无赖，你们这些恶魔！你们是地狱里的坏鬼！你们夺去了穷人的财产，你们应该受到咀咒！请求没有用，哀告没有用，一切诉苦全是白费；你们不满意，你们可以走开，去勒紧你们的裤带！想一想这种苦难吧！想一想这些穷人的困境，家里没有一片面包，难道这不值得怜悯？怜悯？哼！你们这些吃人的生番哪有这种美好的感情。每个人都知道你们的目标就是剥掉穷人的皮和衬衣！这个有五千居民的彼得斯瓦尔道村的织工在茨万齐格尔家前面反复唱这首歌。有一个织工被抓住，带到屋子里面去受到毒打并被交给当地的警察。6月4日下午群众的愤激情绪达到极点。一群织工从彼得斯瓦尔道到了附近的卡培伦贝尔克，列队向他们的压迫者的华丽的住宅前进。他们要求增加工资还要一点酒钱。在一片冷嘲热讽声中，要求遭到拒绝。于是群众就冲进住宅，闯进所有房间、仓库、搁楼、地窖。打烂了值钱的家具、镜子、瓷器，撕毁了书籍、票据、文件，在打包房、烘干室、车房里把贮藏品和货物扔到窗外，在那里撕裂、弄碎、用脚跺烂或者分给周围的人。茨万齐格尔吓得要死，带着一家从这个城市逃到那个城市，谁也不愿收留这位讨厌的客人，最后他在布勒斯劳才找到了一个避难之地。织工们在无限愤怒的情况下，仍然表现出他们的无限仁慈。工厂主瓦根克纳希特就住在茨万齐格尔家附近，但是他不像茨万齐格尔那样压榨织工，织工们不仅没有伤害他，而且还因为他给了一点酒钱而祝他健康。甚至那个像织工歌中所说“厚颜无耻、肆无忌惮地”压低工资的工厂主费尔曼，他们也只让他付给每人五个银格罗申，把面包、黄油、猪油分给他们。而茨万齐格尔家里还剩下的一些东西，在6月4日傍晚和6月5日旱晨被完全砸烂了。织工们拒绝了他们之中少数几个人把茨万齐格尔的房子烧光的建议，他们拒绝这样做的主要理由是，烧毁了他的房子，他就可以领到火灾保险金，可是问题是要把这一家子弄穷，使他们知道饿肚子是多么难受。6月5日，这支已经增加到三千人的织工大队到了郎根比劳，这是个有一万三千居民的村子，这里人最痛恨的是开着两个大铺子的迪里希兄弟。织工们首先攻打这家人的高地住宅，他们却利用店员和工厂里的工人守卫，在一场激烈的棍棒战中打退了进攻的织工。这时织工们就向迪里希兄弟的另一所房子进发，那里受这家商号剥削的织工参加了他们一伙。这时迪里希答应给每个保护他的财产的织工五个格罗申的酒钱，并叫人把这个诺言写在纸上贴在门口。织工们马上排成两行，准备接受这个条件。可是这时候从施魏德涅茨[4]开来的军队到了。织工们向兵士喊话，少校指挥官冯·罗曾贝尔格大概看到其中的危险性，就向后退了一段距离，以便在房子后面和房子两侧占领有利阵地。军队一到，厂主就迟迟不给他答应给的酒钱。织工们忍耐不住，并越来越向军队逼近。这时少校下令向手无寸铁的群众齐放三次。开枪射击的后果是可怕的。十一个死者和二十四个重伤者躺在地上。脑浆和鲜血溅到很远的地方。血的景象、垂死者的呻吟和喘息，受伤者的痛苦喊叫促使受惊的织工转为拼命的反抗。他们用斧子、棍棒、石头向军队冲击，把军队赶出了村庄，然后就把迪里希兄弟的住宅砸毁。这是一个短暂的胜利。6月6日早晨，施利希庭少校率领三个步兵连和一个配备四门火炮的炮兵连（炮兵带着点着了的火绳）开到郎根比劳村。一会儿骑兵也开到了。任何抵抗都是没有希望的。一部分起义的织工就到了劳依特曼村附近的弗里德里希斯格隆，销毁了从茨万齐格尔的发货人家中搜出的货物，此外再没有进行任何攻击。总的说来，在三天的暴动中没有一个剥削织工的商人受到人身攻击或者虐待。也没有人放火烧他们的房子，甚至织工们所痛恨的面包商人也完全没有受到惊扰。这时一部分逃到山里和森林中去的不幸的织工受到更残酷的追击。其中有八十三人被送上了法庭，判处重刑，最多的被判做十年苦工，还要挨二十四下鞭打。织工的苦难不但没有消除，却反而增加了。几项缓和手段没有发生什么作用，而国王却下令禁止西里西亚报纸谈论织工区的状况，几年以后，愚蠢的普鲁士外交参加了神圣同盟反对波兰克拉科共和国的暴行，并容忍它被圈入奥地利关税线之内，这样普鲁士就封闭了西里西亚纺织业的最后一个销售市场。在西里西亚的饥饿暴动中，连普鲁士警察的锐利的眼晴也没有发现任何共产主义倾向。它急忙利用在希尔施贝克山谷发现共产主义密谋的叫嚣弥补了这一缺陷。1845年春天，柏林高等法院的法官施梯伯，化名为风景画家伊曼努尔·施米特到了这个地区，据说他发现瓦尔姆布隆的木匠师傅乌尔姆领导一个由六至八个工人组成的秘密同盟，其目的是要消灭富人。同时代人立刻就怀疑这个密谋是“制造”出来的。事实上，可怕的秘密同盟的可怕的规章好像是一个奸细帮一个脑筋混乱的人搞出来的。乌尔姆被高等法院以叛国罪判处死刑，后来被“宽大”改为终身监禁，他的同伙被判处多年的有期徒刑。但是这并不能证明，这个密谋不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这种惩罚确实执行到1848年的大赦把这些被判刑者释放出来为止。可是今天几乎不可能十分明确地断定，这件事同那个所谓的叛国者乌尔姆和他所谓的同犯到底有什么关系，而且也没有很大的必要这样做。救国者施梯伯以及交给他这个任务的人们的目的显然在于消灭两个英勇正直的人，一个是艾希贝克的工厂主施略费尔，一个是希尔施贝克的小学教员万德尔。这两个人由于对群众进行政治启蒙而受到官僚政府的憎恨，容克们还特别痛恨施略费尔，因为他以实际行动帮助农村无产阶级，反对任意增加封建负担。施梯伯完全不顾三月革命前的立法对臣民人身的一点保护，逮捕了施略费尔和万德尔，说他们是乌尔姆的同党，把他们的信件文书等等一张不漏地搜来，可是他从这里面找不到一点钱，以供他那创造性的幻想拧一条绳子来捆绑这两个被捕者。经过一个长短不同的时期，法院不得不释放了这两个人。西里西亚总督梅克尔成了这次失败的救国行动的牺牲品。这位老先生本来是一位老练的官僚，他用看不见织工的苦难，听不见他们的呼救声这个行动证明了这一点。可是不知是出于官僚的妒忌，还是出于一种较好的感情，施梯伯的飞扬跋扈的行为引起他的不满，他对待被捕的施略费尔不像秘密警察所要求的那样严厉。国王对他表示不满，于是他只得辞职。施梯伯在他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时，就可以说：我就是普鲁士国家，他后来的行为也一再表明了这一点。[1]从前德国使用的一种长度单位，一艾勒约合三分之二米。——译者[2]德国古时的容量名，一麦采约合3.44公升。——译者[3]德国中古时期的一种秘密法庭，盛行于威斯特伐利亚，1495年以后废除。——译者[4]波兰西南部城市，现名希维德尼察，在弗劳兹拉夫西南。——译者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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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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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合作是从《神圣家族》开始的，以后继续了将近四十年，它对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发展，特别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发展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把他们两人联系起来的这种真挚的、经得起考验的友谊，在人类历史上还未曾有过。它完全没有彼此倾轧和互相不满的现象，而两个个性都非常突出的人，在进行无数的反复无常和胜败兼有的激烈斗争的时候，几乎是不可避免地要产生这种现象的。这种友谊好象护有一层钢甲，防止外界对它有意或无意地进行的一切引诱。现在，也许永远都不能严格区分，他们的共同创作哪一部分是属于马克思的，哪一部分是属于恩格斯的。不错，在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时常把大部分功绩，而且是很大一部分功绩写在自己的亡友名下。同时毫无疑问，在他们两人中间，马克思的天才和智慧是比较高的。但是，如果说恩格斯有理由说，没有马克思他就做不到他所做到的一切，那末这句话还应该按照他去世的战友的意思加以补充，即马克思没有恩格斯也不能成为后来的马克思。这一点在他们合作的初期就已经表现出来。
卡尔·马克思在1818年5月6日生于特利尔。他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是一位律师，后来得到司法顾问的头衔。他在1824年率领全家由犹太教改奉基督教。正在成长的卡尔·马克思在年幼的时候，就引起父母对他抱有很大希望，当然这种希望是注定不能按照他们的想法实现的。他的母亲是荷兰籍的犹太人，终生说着一口半通不通的德国话。她是一位慈爱而精心的妇女，虽然她似乎没有什么过人的才智。父亲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读过洛克、莱布尼茨和莱辛的著作，但决不是一个革命者，而不过是德意志的甚至是普鲁士的爱国者。他为人温柔和蔼，怀着忧虑不安的心情注视着“魔鬼”在爱子身上的最初活动。他在卡尔·马克思刚满二十岁的时候与世长辞，比在1863年才逝世的马克思的母亲幸福，因为这位老妇人恰好经历了天才同反对他的世界进行坚强斗争的几十年最艰苦的岁月。卡尔·马克思由于父母的关怀，度过了幸福的童年和无忧无虑的青年时代。他所以能具有一开始就用来对抗犹太人习气的那种毫无偏见的精神，也应当感谢他的父母。我们从任何一位曾在历史上发生作用的德国籍犹太人身上，都没有见到过这种程度的毫无偏见的精神。甚至像海涅和拉萨尔这样一些同他气质相似的人物，或者像白尔尼和约翰·雅科比这样聪明的人物都没有达到这种程度。雅科比利用宗教容忍的错误论据为犹太人辩护，而马克思早已理解了犹太人问题的社会性质。
东欧的犹太人和西欧的犹太人，在文化上处于非常不同的发展阶段。在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南部、英国以及荷兰，犹太人把精神寄托于伟大历史的传统，漂浮在资产阶级文化的激流上面；甚毛他们还有时遭到的迫害也在顽强的斗争中锻炼他们。在东欧，即在多瑙河沿岸各国、波希米亚和波兰，以及在德国，一直到亚尔萨斯和法国北部情况就不同了。这些地方的犹太人同荒淫无度的专制暴君和遭受奴役的群众生活在一起，这两者都需要犹太人，可是又轻视他们，而犹太人也瞧不起他们两者。这里的犹太人还完全依靠寄生性的买卖和高利贷维持生活。这种社会的对立性胜过了血统和信仰的共同性。比如在汉堡，一个具有高度教养的葡萄牙—西班牙籍犹太人集团，同另一个完全没有教养的德国—波兰籍犹太人集团并存，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法国革命的法制最初对“南犹太人”和“北犹太人”有所区分；它首先只从政治上解放了前者，后来才使后者有了同基督徒完全平等的地位。拿破仑法典坚持了这一点，但是后来的莱茵普鲁士在1808年就颁布了一道严格限制犹太人放高利贷的赦令。在这方面，莱茵河沿岸地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资产阶级西欧和封建主义东欧之间的连结地点。在莱茵地区的城市里住着有教养的犹太人，他们的犹太性格被一般的资产阶级文化所保存和吸收，而在莱茵地方的农村里，并且恰恰在特利尔附近，犹太人的高利贷非常盛行，并用它在东欧封建制度解体过程中琢磨出来的恶毒方法扼杀小农。
有些官吏用鲜明的笔触在报告中描述了犹太人的高利贷压榨小土地占有者的情况。马克思律师正是同这些官吏交往，同他们保持事务关系和社会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特别有一项对卡尔·马克思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就是把马克思家同政府顾问威斯特华伦家联系起来的邻谊。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不是一个普通的普鲁士官僚。他的父亲菲力浦·威斯特华伦做过机要秘书，参加过七年战争，有一个资产阶级的军事史家曾称他是“斐迪南·冯•不伦瑞克公爵大本营中的智囊”，曾在五次战役和五次会战中把五个法国元帅打得大败，并且很有平民意向，甚至从来都不穿军服，英国国王为了给他荣誉，曾授给他军团副官长的头衔，他却一笑置之。他之所以愿意“升入贵族等级”，正和迫使席勒这样做的原因相同，是为了能跟一个姑娘结婚，她那精神和心灵的崇高特性同他不相上下，同他一样缺乏世俗的财富，但却是一个苏格兰男爵世家的小姐。这对夫妇的幼子就是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他虽不同他父亲一模一样，也有一部分像他父亲。
在拿破仑把王党赶走，建立了威斯特华伦王国以后，这位原来的不伦瑞克的顾问，担任了“威斯特华伦的职务”。“威斯特华伦时代”给它势力所及的普鲁士、黑森、不伦瑞克以及其他地区带来了许多改革，从资产阶级方面来说，这些改革早就是必要的，但被德国的诸侯所阻止。面对这个事实，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就把到底是像日罗姆·波拿巴这样的坦率的保护者，还是像臭名远扬的辫子选帝侯这样的“世袭”君主和人贩子在卡塞尔发号施令，看做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他痛恨法国统治本身；1813年法国元帅达乌下令逮捕了他，经过严厉审讯后，把他关进了吉弗贺恩的监狱。滑铁卢战役之后，威斯特华伦立即由札耳茨韦德耳的地方长官升为特利尔的政府顾问；柏林政府至少在他身上证实了这一见解，即必须把最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最能干的、没有任何官僚—容克怪论的官吏派到新得到的莱茵地区去。
年轻的卡尔·马克思把这个具有自由思想的官吏的家庭当作自己的第二个家。他跟老威斯特华伦学习阅读荷马和莎士比亚的著作，这两位作家成了他终生喜爱的诗人。威斯特华伦家的孩子们成了他的游戏伙件，而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后来成了他的终生伴侣。燕妮在1814年生于札耳茨韦德耳，比马克思大几岁；她是一位高雅而勇敢的夫人，恐怕其他革命斗士很少有过这样的内助。早在1836年，他们就决定将来共同生活，而在1843年《莱茵报》被查封后，便于克罗茨纳赫举行了婚礼。从此以后，燕妮·马克思不仅分担了丈夫的工作、斗争和命运，而且以最透彻的了解和最炽烈的热情参加了这些活动。“最坏的无神论者和共产主义者”的一个不共戴天的敌人曾经说过，这段姻缘是上帝安排的。
卡尔·马克思的生活道路是在吉星高照之下开始的。早在幼年时期，马克思就已显出丰厚的禀赋。他不必浪费这种禀赋去反对外界的障碍；相反地，这种禀赋受到马克思从小在其中长大的整个社会环境的鼓励，得到了和谐的发展。在马克思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使他将来变成像无产阶级的死敌们迄今还想把他说成的那样的丑恶人物——冷酷如冰、心地恶毒、既厌己又厌世、血管里流着的不是血液而是硝酸的蛊惑家。在这种奇谈当中，也有一点点真理，那就是马克思不是出于一时的热情而是由于深刻地认识了事物的内部联系才成为革命家的，这一事实说明马克思的发展是及其和谐的。年轻的马克思是一个精神焕发、身体健康、力量充沛的人，一心向往丰富的现实生活。诗是他的最初的文艺作品。他所以没有在刊物上发表过一首诗，想必是出于一个基本原因，即受形式束缚的语言是同他格格不入的。但是他甚至在阐述最枯燥无味的问题时，我们都可以看到他的描写无比突出，这就证明他具有真正诗人的一种特征。在海涅、弗莱里格拉特和维尔特的革命诗里，可以看到他们受过马克思影响的深刻痕迹。每当他评论美学问题时，都以感受的细致和深刻而显得与众不同。
卡尔·马克思，十六岁入波恩大学，遵照父亲的愿望在这里学习法学，但是在大学生活的第一年，似乎没有得到特殊的成果。这个渴望求知的青年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学习，以致在1836年秋天刚刚订婚以后，就迁往柏林去了。不错，他在这里也没有成为一个规规矩矩的大学生；在九个学期当中，他只选了十二门课程，而究竟听完了几门，也还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如果有必要研究这个问题的话。根据马克思的文章判断，可以知道大学教师当中，只有甘斯一人对他发生过影响。当时，甘斯正同法的历史学派及其首领萨维尼经常论战。对于大学时代的马克思具有巨大意义的事件，是他放弃了最初的毫无实现希望的掌握杂乱的大量科学资料的企图，走出自己的孤独的书斋，加入柏林的青年黑格尔派团体。当时，青年黑格尔派正忙于清理自己老师的精神遗产，而且比施特劳斯在《耶稣传》中所做的清理更具有批判精神。在这个团体里，卡尔·马克思结识了布鲁诺·鲍威尔和弗里德里希·科本。他们都比马克思大十来岁，已经在精神共和国取得了显著的地位，可是都在同志式的平等地位上同这个年轻大学生交往，并且切实感觉到，这里有一个强大无比的力量走上了战场。布鲁诺·鲍威尔认为马克思是他在工作和斗争中的最好的伙伴，弗里德里希·科本也把自己的充满战斗精神的小册子献给特利尔的朋友。
经过顽强的反抗以后，马克思才归顺了黑格尔哲学；然而在黑格尔哲学的无数信徒当中，谁也没有像马克思这样彻底研究和深刻了解这一哲学。关于马克思还有一个流行的说法，似乎他的那种犹太法学家的，甚至是讼师的敏感可以充分地分析和解剖概念。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究竞是什么东西强有力地吸引他去研究黑格尔哲学的呢？这就是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方法。不过，这一辩证方法的革命锋芒恰好被模糊不清的概念的影子遮盖起来了。马克思埋头研究了大量的历史材料，清除了这些概念。他很早就证实了把科学的皇帝同科学的苦力区别开来的东西，那就是无厌的求知欲和不倦的自我批判。早在青年时期，马克思的朋友们就责怪他，说他彻夜工作，把铁一般的健康身体都搞坏了。但是，马克思并没有把自己的孜孜不倦的勤勉精力用去琢磨鸡毛蒜皮的小书。诚然，他在青年时代，就有时由于自己的锐利而沉重的武器初露锋芒而有一种天真的愉快心情，这种情况对于一个坚强而性急的青年来说也是应有的。但是只有软弱无能心怀嫉妒的人，才会认为这是令人讨厌的装腔作势和卖弄才气的涉奇猎异。
卢格在同马克思争论的最初阶段，对马克思作过比较正确的评论，当时对马克思的憎恨使他的眼睛变尖了，但还没有发花。卢格那时写信给费尔巴哈说：“他（指马克思——译者）读的书很多，工作起来非常紧张，他有一种批判的才能，这种才能有时变成退化为骄傲自负的辩证法，但是他没有完成任何工作，干了一阵就突然放下，而且每次都重新投入无边无际的书海。从他的学术爱好来说，他完全属于德国人世界，而从他的革命的思想方式来说，则应当从德国人世界把他开除。”青年马克思的这一形象没有为阿谀奉承所粉饰，但是也没有被歪曲。马克思把德国人的一切浮士德式的求学欲望都集中在自己身上，以便永久控制它们。他既把生活带进了科学，又把科学带进了生活。这是一个只有德国教育还能做出的进步，在任何情况下，只要德国教育不希望历史发展的驱动轮变成没有头脑的庸人的脚踏轮，它就必须做出这一进步。由于马克思具有革命的思想方式而把他从自己队伍中开除出去的学术界，同时也把本身从自己的过去和未来中开除出去，使自己成为为统治阶级的短暂利益服务的唯命是听的奴才。
1841年，马克思读完大学的课程，并由于提出关于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之间的差别的论文，而得到了博士学位。这篇学术论文原定只是一部大著作——伊壁鸠鲁哲学、斯多葛哲学和怀疑论哲学总论的初步尝试。这些希腊的自我意识哲学在古代是继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概念哲学产生的，正如现在的布鲁诺·鲍威尔及其小集团的自我意识哲学，是从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中产生的一样。这部大著作没有写成，博士论文甚至也没有发表，马克思本想依靠这篇博士论文，取得波恩大学哲学讲师的职位。在波恩大学担任神学讲师的布鲁诺·鲍威尔被艾希霍恩赶走以后，马克思就没有再到普鲁士的大学里去找教职。一向狂妄自大的反动势力把这位天生的斗士推入斗争之中。根据马克思的初期写作活动，我们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出这一斗争怎样一步一步地推动他在认识的道路上前进，这一斗争怎样在他眼前把事物的观念外壳一个接着一个打碎，这一斗争怎样日益深入地把他投入现实生活的汹涌波涛中。
马克思在巴黎度过的1814年，毫无疑问是他青年时期最有成果的一年。大革命及其震撼世界的后果，使目光能够看到这一革命的最深奥内部和把第三等级的阶级斗争追溯到中世纪的重要历史著作，把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到极其细微地步并且正好通过卡贝的空想、路易·勃朗的社会政治宣传和蒲鲁东的宣言传播到工人阶级中去的大量文献——这一切使人得到许多变化不定的印象，甚至头脑聪明的人都可能被这些印象弄得糊里糊涂，但是也必然更要激发一位天才把新光源发出的四射的光芒集中在一个焦点上。卢格在巴黎失去了任何依据，马克思却在这里抓住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初步线索。
有一种越肤浅越装得艰深的思想意识诽谤马克思，说他在做轻率的报社工作的时候，产生了社会的经济结构决定着它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思想，这种说法同事实不符。最初，马克思也跟一切真正的黑格尔主义者一样，没有接近物质利益的领域，但是斗争的毫不容情的必然性把他推进这一领域。他也像其他任何人一样不能引起这一斗争，但是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深刻地了解这一斗争。他没有闭上眼睛，顽固地不看这样的事实：古典哲学的唯心主义观点，不能成为他在历史研究方面的可靠向导。他寻找并且找到了人类社会赖以活动的真正基础。这就是他的过错，如果说施特劳斯、卢格和鲍威尔在他们脱离现实的道路上未曾被任何经济障碍物绊倒，并且正因为这样，他们始终没有能够在实践世界中找到出路，最后作为德国的不幸的牺牲品而死去，就是他们的功劳的话。
马克思在运用德国哲学的辩证法方面表现的技巧，使他能够在物质利益的领域内做一个迅速而可靠的概观。我们可以看到从1842年春到1844年秋，马克思有了长足的进步。1842年春，他全身还披挂着唯心主义的铠甲，投入实际斗争，而到1844年秋，他对社会关系的明确理解不仅超过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而且超过了西欧的社会主义，超过了它的最先进的代表人物。当然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过渡还没有完全结束，所以在他看来，经济范畴还披着哲学的外衣。例如，我们从他的一个己被六十年来的历史所证实的惊人敏锐的预言上可以看到这一点。他预见到在德国的政治生活中，资产阶级将一事无成，而无产阶级却大有可为。但是，他在表达这一预言时是这样说的：德国可能实现的只是人类解放，而不是政治解放。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用来透视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双受过哲学训练的炯眼。马克思看到，资产阶级社会产生出发展更高的社会以后就必然灭亡，这个社会的肢体已经隐约地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活动。但是马克思并没有从经济学的武器库，而是从哲学的武器库去取自己的证明。
在这方面，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给他做了十分重要而又有决定作用的补充。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也是一位天生的辩证法大师，在古典哲学中锻炼和加强了自己的天才。他没有受过马克思那样严格的哲学教育，但是他的清醒明晰的头脑使他牢固地抓住了黑格尔著作中的不朽的东西。他很早就被卷入实际生活的漩涡，所以这个优点充分弥补了他没有系统地受过教育的缺陷。
1820年11月28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生于巴门市一个工厂主的家庭。“埃尔门—恩格斯公司”在莱茵工业史上享有很好的名声，因为它曾坚决反对过由来已久的工厂制品的尺寸和重量的欺骗行为。恩格斯家庭是巴门地方的大户之一。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也同马克思一样，推动他走上革命道路的不是个人的困苦，而是高度的智慧。因此他同十分守旧和虔信宗教的家庭的精神断绝了关系。早在童年时期，他就不愿步入家庭希望他走上的宦途。巴门实科中学的物理和化学的直观教学，给恩格斯后来学习自然科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从这所规模不大的学校毕业以后，便升入爱北斐特高级中学，差一年没有毕业，就最后决定去当商人。他最初在巴门的一家商号，后来在不来梅的另一家商号当学徒。从1841年10月到1842年10月，他作为一年志愿兵在柏林的近卫炮兵部队服役。莱茵地方出生的人，当时没有一个人认为“王家的军服”是荣誉的服装，所以莱茵地方的资产阶级广泛寻找行贿的门路，以使自己的儿子不服可恨的兵役。可是恩格斯在库弗尔格拉班的古老兵营里，对军事科学发生了极大的兴趣，而且后来一直把这种兴趣保持下来。这个事实更能证明恩格斯具有一种实践精神，甚至实际生活中的一些并不可爱的方面他也要把握。
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荒废了他的哲学研究。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有力地吸引着他，他同鲍威尔兄弟友好地交往，有时还给《莱茵报》写通讯。1842年11月底，他在赴曼彻斯特——到那里的一家他父亲有股份的工厂去当职员——而途经科伦的时候，在《莱茵报》的编辑部里同马克思初次见面。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初次会晤是相当冷淡的。当时，马克思正表示反对柏林的“自由人”的活功，并认为恩格斯是他们的同志，但恩格斯则由于同他通信的鲍威尔兄弟的影响，而对马克思产生了反感。
恩格斯从1842年12月到1844年9月，在曼彻斯特住了二十一个月。他在这里上了他的高等学校——生活在使资产阶级社会解体而为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基础的大工业当中。他在这里既研究了资产阶级社会，也研究了社会主义社会，同时也研究了这个世界历史过程的人道方面和非人道方面，而他的哲学修养，又使他能够认识英国的社会主义和英国的无产阶级还无法理解的这两方面之间的内部联系。恩格斯既给宪章派的机关报《北极星报》写稿，也给罗伯特·欧文的报纸《新道德世界》写稿。恩格斯从当时领导正义者同盟的鲍威尔、莫尔和沙佩尔身上认识了最初的革命的无产阶级，而且后来始终没有忘掉这三个真正的人给正想成为一个战士的他留下的深刻印象。马克思由于研究法国革命而认识到，不是国家组成资产阶级社会，而是资产阶级社会组成国家；恩格斯则从英国的工业中认识到，在过去的历史著作中根本没有谈到，或者谈得很少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构成现在的阶级对立的产生基础。在这种对立由于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特别是在英国，这些经济事实也是政党的形成基础、政党斗争的基础，从而也是整个政治史的基础。
他们两人通过不同的道路达到同一个目的。在马克思那里，还是哲学观点占主要地位，而在恩格斯那里，已经是经济观点占主要地位。马克思对所得到的认识作比较一般的叙述，而恩格斯则把对于人类的现在和未来具有决定意义的一面突出地表达出来。马克思称恩格斯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政治经济学大纲》是一个天才的大纲；这个论断真是再恰当不过了。恩格斯没有系统地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他的评论带有概括的性质，因为当时他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最重要代表李嘉图只是间接了解的。但是这个热情的年轻人却正确地断定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无法医治的弱点。他胜利地证实了它内在的不合理，接触到它必然流血的伤口。恩格斯第一个描绘出科学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的蓝图；他的这项功绩并没有因为他说他发现的东西，马克思自己也会发现而降低，因为历史判断所依据的主要是已经存在的东西，而不是可能存在的东西。
恩格斯对于卡莱尔的批判，虽然本质上不如批判政治经济学那样深刻，却几乎更能代表恩格斯的个性。同马克思一样，真正的诗人情感同敏锐的批判力在他身上结合起来。他对英国工人诗歌和民间诗歌的卓越翻译十分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恩格斯虽然敬仰卡莱尔，但是他并没有被这个神秘的预言家的迷人魔力所掌握。恩格斯能够理解这个孤独人物直到他独到的深处，但是他也看到了卡莱尔无法超越的界线。
当1841年秋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二次在巴黎会晤的时侯，他们在一切理论问题上意见已经完全一致了。他们的战斗的兄弟情谊最初就建立在这种一致上面。当然，后来由于这两个人的人品都达到了思想家和战士的高度，这种兄弟情谊又得到了一种毫不逊色的牢固结合剂。他们只使用最锋利的武器同压迫者进行斗争，因为他们知道，在严酷的阶级斗争中，怀着庸人们称之为恻隐之心和道德愤慨的那种簿弱无力和毫无成果的情感是不可能获得任何成就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减弱对于受苦人和被压迫者的同情。在他们身上，既没有伤感主义的痕迹，又毫无三百年来的可悲历史为德国的庸人所养成的那种假仁假义、昏庸愚蠢、懦弱无能和感情脆弱的品质。但是，他们也不是忧郁的狂热病者，他们没有装模作样地觉得自己十分了不起。他们的豪迈的，因而也是谦逊的自我意识轻视资产阶级的最高贵、最优秀的人物，这个阶级的公众领袖十分喜欢摆出的一切姿态。他们在为自己的事业服务时，可能有无情的表现，因为事实上必须这样，但是除此而外却是非常仁慈的。他们态度温和、宽宏大量，乐于帮助别人，充满对生活的永不耗竭的乐趣，他们都有坚毅而明朗的性格。他们常常由衷地捧腹大笑，并且喜欢孩子们的朗朗笑声。他们对圣经里的基督最感到满意的就是基督对儿童的爱。
他们在取得了第一次的谅解以后，又暂时别离了。恩格斯到巴门去，为了在那里把他论述英国工人状况的著作写完。马克思留在巴黎。[2]当时祖国的大门对他已经关上；科布伦茨的最高行政长官以马克思的著作有害为理由给国境警察机关下了逮捕他的命令。可是不久他也不能在巴黎继续寄居下去了。普鲁士政府以值得表扬的热心，关怀着它最可怕的敌人的宝剑不要上锈。它像从德国把马克思驱逐出去一样，又把马克思逐出法国。一批德国逃亡者在巴黎出版一份小报，企图利用这份报纸继续同本国的压迫者斗争。马克思偶尔在这个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就成了把他赶出法国的表面借口。
这份小报就是《前进报》。它从1844年开始在巴黎出版。报纸由作曲家迈耶贝尔出资，由演员亨利希·秘恩斯坦创办，最初曾为创办人的多方面的、有时可疑的事务服务。作为一个贩卖文宇商品的商人，同时又作为一个头脑灵活的商人，秘恩斯坦在《德法年鉴》停刊以后想到，如果使自己的报纸变成德国流亡者的最后避难所，那他就能做一笔好生意，何况《前进报》即使安分守己，也难免要被德国各邦政府查禁。秘恩斯坦就这个问题同担任编辑的贝尔奈斯达成了协议。大约从1844年年中以后，《前进报》就开始进行政治斗争。当然报纸毫不留情地痛斥了德国各邦玫府，特别是普鲁士专制政府的丑恶行径。贝尔奈斯对德国反动派不讲什么客气。从此以后，海涅、海尔维格、巴枯宁、赫斯和卢格等人，由于没有其他报纸可以发表文章，也有时给《前进报》写稿，同时文责自负，与报纸的编辑部无关。
马克思为这家报纸写稿，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不得已。卢格在这个报纸上发表了好几篇文章；一部分是对普鲁士国王夫妇所作的并不高明的挖苦，一部分是对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所作的哲学训谕。卢格所，普鲁士国王和德国社会甚至还没有对于自己的改革产生预感。在像德意志这样非政治的国家里，不可能把工厂区的局部贫困提高到一般意识，即把它看成与一切人都有关系的事情，而是把它视为一种地方性的火灾或水患。国王认为这是行政机关办事不力或慈善事业办得不够的结果；归根到底，他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基督徒之心的善良思想上面，认为这种思想可以克服一切困难。德国的穷人并不比可怜的德国人聪明些，他们除了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工厂、自己居住的地区以外，什么也看不见。整个这一问题直到现在还没有被洞察一切的政治精神接触到；然而，社会革命没有政治精神是不可能的。卢格的这篇文章以及其他几篇文章都是用“普鲁士人”这个笔名发表的，所以人们有理由怀疑这是出自马克思的手笔。马克思确实是普鲁士人，而卢格自从迁居到德累斯顿以后，便不再是普鲁士人了。他向法国官厅声明自己是萨克森人，并受萨克森政府驻巴黎使馆的保护。
卢格这种卑鄙的写作活动激起马克思在《前进报》上发表了《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当然，并不是为了批判卢格对普鲁士国王夫妇所作的挖苦，而是为了批判他对普鲁士的社会改革所持的哲学幻想。马克思指出，不仅非政治的普鲁士，就是赤贫现象更具有普遍性质的政治的英国，都没有能够把社会的贫困理解为“与一切人都有关系的事情”。英国的济贫法表明，英国人认为赤贫现象之所以产生：第一，由于自然规律；第二，由于行政工作上的缺点；第三，由于工人的意志不好。因此，最近想出了设立劳动院的办法，在那里慈善和报复（资产阶级加于向它要求救济的贫民身上的）巧妙地交织在一起。由此可见，英国也同作为政治动力、政治势力和政治理智的顶点的国民公会当时未曾预感到自己的改革一样，仍然没有达到“关于自己改革的预感”。正同英国从穷人的意志不好中寻找赤贫的原因，而普鲁士国王则从富人的非基督教情感中寻找这种原因一样，国民公会也从私有者的反革命的思想方式中去寻找赤贫的原因。为了消灭赤贫，国民公会砍掉了私有者的脑袋，正像英国为了达到同一目的惩罚穷人，而普鲁士国王为此规劝富人一样。
马克思用他在《德法年鉴》上已经用过的方式发表意见说，国家不管具有什么形式，都不能消灭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因为国家正是建立在这个矛盾之上的。“因为这种分散性、这种卑鄙龌龊的行为、这种市民社会的奴隶制是现代国家借以存在的天然基础，正如奴隶占有制的市民社会是古代国家借以存在的天然基础一样。国家的存在和奴隶制的存在是彼此密切相关的。古代国家和古代奴隶制这两种赤裸裸的典型的对立之间的联系也并不比现代国家和现代商业世界这两种经过伪装的基督教的对立之间的联系来得更紧密些。现代国家要消灭自己的行政机关的无能，就必须消灭现在的私人生活。而要消灭私人生活，国家就必须消灭自己……”[3]一个国家越是强盛，从而它的政治性越强，那末，它就越不想从国家的原理本身中，也就是越不想从现存的社会结构（它的行动的、意识的和正式的表现就是国家）中去寻找社会罪恶的原因，越不想理解社会的一般原理。政治理智之所以为政治理智，就是因为它是在政治范围以内思索的。政治理智越敏锐，越活跃，它就越没有能力去理解社会疾苦。典型的政治理智时代就是法国革命。法国革命的英雄们根本没有从国家的原理中去寻找社会缺陷的根源，相反地，他们却认为社会缺陷是政治弊害的原因。
马克思驳斥卢格对德国工人所作的轻蔑的判断。他说，卢格要求德国工人进行的具有政治精神的社会革命，要末是一堆毫无意义的废话（如果把社会革命理解为同政治革命对立的革命，可是却斌予它以政治精神）；要末就不过是通常所说的政治革命或革命的同义语。每一次革命都破坏旧社会，所以它也是社会的。每一次革命都推翻旧政权，所以它也具有政治性。“可是，如果说具有政治精神的社会革命不是同义语就是废话，那末具有社会精神的政治革命却是合理的理想。一般的革命——推翻现政权和破坏旧关系——是政治行为。而社会主义不通过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主义需要这种政治行为，因为它需要消灭和破坏旧的东西。但是，只要它的组织活动在哪里开始，它的自我目的，即它的精神在哪里显露出来，社会主义也就在哪里抛弃了政治的外壳。”[4]马克思劝告“普鲁士人”暂时放弃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写作，以及关于德国状况的高谈阔论，而开始诚恳地把自己的情况检查一番。
卢格非常自负，当然不会接受忠告。他无力反对马克思用来批判他的暖昧论断的尖锐的辩证法，而骂自己的论敌是反复无常的发生腐蚀作用的诡辩分子，并用波美拉尼亚人的一切粗野手段对付《前进报》。在《德法年鉴》时期，他时常劝告马克思不要在谈话上花费许多脑筋，而要把所想到的一切勤勉地笔记下来，利用它写作；现在他自己再也产生不出什么新思想了，而是满足于一遍又一遍地重弹《哈雷年鉴》和《德国年鉴》的哲学老调。
秘恩斯坦的算盘确实打对了。由于一些撰稿人暂时只能利用《前进报》作为他们反对言论自由的压迫者的武器，报纸便畅销起来，尽管禁令重重，仍旧日益在德国境内传播。因此柏林的合法的王朝请求巴黎的不合法的资产阶级王朝执行睦邻的警察性职务。基佐尽管思想非常反动，但还是一个有文学修养的人，他似乎没有立即听从这种哀告，而且事实上也确实有一定的困难。法国陪审员不能对据说侮辱了或者真正侮辱了普鲁士国王的人作出有罪的判决，而违警法庭以违反法国出版法为名对报纸的编辑贝尔奈斯判处几个月徒刑，还远远不能强制《前进报》停刊。只是亚历山大·冯·洪堡的不体面的斡旋，才使基佐在1845年1月中旬命令把《前进报》的撰稿人，十几名德国作家在二十四小时内逐出巴黎，并尽快地逐出法国。
但是，起初毫无结果地打击过基佐的天使是一个不吉利的天使。法兰西的文明对普鲁士的野蛮表示愤慨；它珍视民族的好客美德，而瞧不起那种引起柏林大吵大嚷的问心有愧的担忧。独立自主的报刊强烈抗议基佐政府充当侩子手的角色。另一方面，秘恩斯坦深信这样一个真理，泥罐碰到铁罐的时候，必须知道后退。世界上不是没有善人的：秘恩斯坦自愿不再继续出版《前进报》，而法国政府为此收回了驱逐他出境的成命。秘恩斯坦使自己的同人受到了牺牲，不过其中也有几个人幸免。例如经过长期的登门哀求和多次请愿，卢格得到继续留在巴黎的许可，条件是今后的行为要规规矩矩。
作为普鲁士政府的主要打击对象的马克思当然不能采取这类办法。他迁居布鲁塞尔，在那里住了三年，大部分时间是同恩格斯在一起工作。我们可以把这个时期称做他们的治学和飘泊生活的后半期。
[1]本章可参阅古斯达夫·迈耶尔《恩格斯传》，共两卷，1934年海牙版，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1818年—1844年，1954年柏林版。这两部著作中有些材料是梅林当时所没有掌握的。特别是恩格斯的一些早期著作，如小册子《谢林和启示》，《谢林，基督的哲学家》（皆写于1842年），梅林还没有看到。——原编者
[2]1844年4月到8月，马克思在巴黎研究哲学和经济学，并写了一直没有发表的《经济学—哲学手稿》，梅林还不知道马克思的这一重要著作。这几篇文章1932年才第一次被编入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历史批判全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本第3卷，莫斯科版）中正式出版。——原编者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79—480页。
[4]同上书第488—489页。 |
第九章《德法年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弗兰茨·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九章《德法年鉴》·一杂志的创办和停刊·二马克思的论文·三恩格斯的论文·四《神圣家族》马克思退出《莱茵报》编辑部之后，立即给卢格写信说：“自由主义肩上的华丽斗篷掉下来了，极其可恶的专制制度已赤裸裸地呈现在全世界的面前。”[1]卢格在给他的兄弟写信时，就把这个专制制度的老根子揭露出来：在整个德意志，扼杀书报出版的不只是一两个官员，也不只是国王，而是经过人民、作家、学者、市民、士兵和农民的同意并以他们的名义扼杀的。如果政论界的反对派想要扎下新根，那它就必须到国外去做这一工作。《德法年鉴》就是出于这种必要而产生的。一杂志的创办和停刊为新事业所做的事务和组稿方面的准备工作，差不多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当《德国年鉴》被查封以后，卢格就曾计划同马克思在国外使这个杂志复刊。他在弗吕贝尔的文艺书店入股，出资六千塔勒，但是新杂志不要像《轶文集》那样在瑞士出版。正如马克思所说，苏黎世服从柏林的命令。海尔维格旱在2月间就成了对君主政体反动的畏惧心的牺牲品，被逐出苏黎世。他不得不放弃出版杂志的计划，而利用书报检查制度的漏洞（准许出版二十印张以上的书籍），把准备登在杂志头几期的几篇得以幸存的文章，编成一本《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但是马克思和卢格所以使自己的脚步迈向巴黎，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想要完全摆脱德国的书报检查制度。实际的斗争促使他们两个人从宗教方面转向政治方面。马克思在《莱茵报》上有力地支持海尔维格和卢格同鲍威尔兄弟的论战，无情谴责那些自由人的轻挑行为，谴责他们举业行动上的柏林派头，政治上的浪漫主义，谴责他们自诩才高和自我吹嘘，不过他也认为就每一个单独的人来看，他们大部分是卓越人物。事实表明，在德国不可能进行政治斗争，而政治斗争的风浪已在法国高高掀起。此外，马克思到任何地方也不能像在法国这个社会主义发源地那样方便地研究法国的社会主义。在卢格那一方面，还打算在德国人和法国人之间建立一个精神同盟。他认为反对法兰西和反对政治，就是反对政治和反对自由。法兰西是政治原则，即欧洲的人类自由的纯洁原则，而且只有它才能是这种原则。在这个新的同盟里，作为形而上学和幻想方面的罗盘针的黑格尔哲学的逻辑洞察力，应当成为德国人带来的嫁妆；法国人（甚至拉梅耐和蒲鲁东，更不用说圣西门主义者和傅立叶主义者了）在形而上学和幻想的海洋上，像一只没有舵的船，任凭风浪摆布。卢格打算邀请拉马丁、拉梅耐、路易·勃朗、勒鲁和蒲鲁东为杂志撰稿。1843年夏末，卢格前往巴黎，在那里住了几个月了解情况。结果他认为很好，于是在1843年底，他也像马克思那样完全搬到巴黎去。但是过了三个月以后，卢格就写信给他母亲说，《德法年鉴》的第一期双刊号问世了，而整个事业也随着寿终正寝了。这次失败的原因只有一部分是杂志在德国的行销遇到了很大阻碍，文艺书店的资金很快就耗竭了。这个困难本来是可以克服的。至于法国作家的冷漠矜持则更不能把人难倒。没有一个法国作家在《德法年鉴》上发表文章。他们有一部分人虽然答应写稿，可是没有兑现；另一部分人往往用很不客气的态度加以拒绝。拉梅耐对两位编者作了两小时关于他的宗教怪论的报告，然后宜称，在参加杂志的工作以前，他要对编者的活动观察一个时期。拉马丁甚至正式对报载他答应同异端分子（！）拉梅耐一起，为卢格和马克思两位先生的杂志写稿的消息表示异议。关于这一点，卢格和马克思在《和平民主日报》上反驳说，拉马丁曾使他们对他的合作抱有期望。路易·勃朗表现得最不客气。不错，他曾经由于德国青年开始注意生活实践而为德国庆幸，但是他认为德国青年应当懂得节制自己的热情，因为哲学中的无神论必然在政治方面产生无政府状态的后果。他谴责那些由于崇拜法国的唯物主义，崇拜狄德罗、霍尔巴赫和百科全书而使自己后退了一百多年的德国青年，并且以夸张的语调要求他们：“你们要记住，卢梭才是以团结和博爱为基础的民主制的代表者！你们要记住，正是那只把社会契约给我们的手写下了萨瓦牧师的忏悔！”这个战战兢兢的小资产者不能放弃那种用某种宗教的神光来包围实际生活斗争，从而阻止自己深刻认识这个斗争的可爱习惯。但是，一棵大树被砍了一斧头是不会倒下来的，而且在最初时期，《德法年鉴》的编者可以不必要求法国人写稿，因为海涅、海尔维格、约翰·牙科比、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等人已经组成了一个德国撰稿人总部，他们可以为杂志写稿。是什么东西使他们遭到无法挽救的失败呢？这就是他们两人关系的破裂。关于这种破裂的表面原因，我们只能从卢格的话里找到，但是这些话里流露着对于马克思的刻骨仇恨，所以不能盲目相信。据卢格说，马克思同他断绝朋友关系，是因为他指责海尔维格显然被巴黎的享乐生活所陶醉，做了许多蠢事，从而他不承认这个“流氓”有任何前途。这里面也许有一些真实的东西。马克思对于真正的诗人都有一种意气相投的了解；假如他像卢格那样，一年前同海尔维格同在柏林，他是不会怀着卢格的隐秘的满足感眼看着诗人去谒见国王的，而要尽自己一切力量阻止诗人谒见。现在，当海尔维格由于这种年轻人的胡闹的后果而感到十分苦恼的时候，他可能更为公平地，从而更为温和地判断海尔维格所犯的是表面的过错还是实质的过错。也许卢格的根深蒂固的庸俗道德不知怎的引起马克思发火。要知道，卢格甚至对像海涅这样的诗人，也没有放弃絮絮不体的道德说教，虽然他这时对于海涅的评价要比以前在哈雷时正确一些；过了许多年以后，他曾自呜得意地说，他同马克思一起鼓励海涅写下了像《冬天的童话》这样不朽的讽刺诗。其实，马克思和卢格的私人关系是由于什么原因破裂的，并不怎么重要，只有他们在政治上的决裂才有历史意义，而且这种决裂的根源要比他们由于海涅或海尔维格而临时发生的争论深刻得多。只是因为浪漫主义的反动势力目光短浅，才使卢格这样的人成为极端反对派。假如人们让他享有那种连昏庸的老王[2]都容忍的谈论哲学的自由，他就会满足于担任哈雷或德累斯顿的市议员这个英雄角色了。他对于这些鄙陋的事情感到如何满意，从他二十年后在回忆这些往事时表现的巨大满足当中可以着得出来。应不应该为了载货马草夫和载客马车夫的利益在易北河左岸修建新车站，或者为了旅客的利益在易北河右岸修建新车站；柏林的犹太人可不可以拿着假钻石参加一年一度的德累斯顿集市；可不可以禁止粗野的英国人在阅览室里看书时把两只脚放在桌上——这都是卢格最喜欢讨论的问题。作为唯心主义的青年黑格尔分子在《莱茵报》工作的马克思所碰到的一些物质冲突，同卢格所关心的这些问题形成极其鲜明的对比。这些冲突是：资产阶级社会同封建社会之间的斗争，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甚至只是贸易自由和保护关税之间的争论，特别是由李斯特领导南德工厂主掀起的反对关税同盟的低税率的这种争论。当马克思和卢格都置身于法国生活之中的时侯，马克思像一艘主力艇，乘风破浪，终于驶到开阔的海域，而卢格的核桃壳却畏畏缩缩地极想退回到岸边的浅滩。为了熟悉工人的共产主义团体的生活和活动，马克思十分愿意同当时领导正义者同盟巴黎支部的但泽人艾韦贝克来往；可是，当艾韦贝克要卢格捐几个法郎印刷魏特林的著作，并附带说了“卢格有钱”这句没有恶意的话的时候，这位已经下野的德累斯顿市议员，却对艾韦贝克“怒吼”一通，而且他认为值得把这一“怒吼”的内容写下来，以供后世人浏览。他请求别人不要过问他的私事，他不是为了让艾韦贝克控制他的财产，而躲避德国的警察监视和检查制度的，接着又说了一些诸如此类的话。这个资产者在实际接触社会主义的时候，就把他的哲学家外衣丢掉，露出本来的面目；卢格开始用比观察共产主义者的“卑鄙龌龊的犹太灵魂”更为宽大的眼光去看“普鲁士的侩子手”。在以后五十年的历史的反光照射下，卢格和马克思之间的典型差别，即一个喜欢吵吵嚷嚷的市侩和一位革命的思想家之间的差异，已经十分明显地反映在载于《德法年鉴》创刊号上的马克思、卢格、巴枯宁和费尔巴哈的通信当中。卢格后来冒充这些书信的作者，但是无论从心理方面来看，或者从风格上去分析，都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些信件出自卢格的手笔。至少就书信内容的本质来判断，他们毫无疑问是由那些把自己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写在信上的人写的。马克思以短促而富有情感的弹奏为这束书信开了头。他在第一封信里写道，浪漫主义的反动势力将要引起革命；国家是十分严肃的东西，要它演什么滑稽剧是办不到的；一艘满载傻瓜的船只，或许会有一段时间顺风而行，但是它是向着不可幸免的命运驶去的，因为这些傻瓜根本没有料想到这一点。[3]对此卢格则用对于德国庸人的绵羊般的一成不变的忍耐的冗长诉苦作答。卢格很想消灭这些德国庸人，可是他知道自己也是一个庸人，所以不打算洗雪共同的耻辱。“请您告诉我任何令人不快的话，我都准备接受。我们的民族没有前途了，我们的名声又有什么了不起？”马克思对此回答说：您的来信是一支出色的哀曲，可是它毫无政治内容。世界是属于庸人的，我们应该更仔细地研究这位世界之主。马克思分析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一些初步措施，认为它们是一个明智的君主企图在原来的基础上消灭庸人国家的尝试，这个尝试失败了，而且也必然遭到失败。庸人是构成君主制度的材料，而君主不过是庸人之王而已。只要两者仍然是现在这样，为王的就既不可能使他自己也不可能使他的臣民成为自由的人，真正的人。国王希望用来治理国家的不是死的法律，而是自己的活的心；他想把人人的心都鼓舞起来，以便为他的衷心愿望效劳，但是别人的心却不像国王的心那样跳动；那些受国王统治的人一开口便说要消灭旧的统治。那些曾无耻地宜称要使人成为人的理想家也讲话了；当国王按照旧德意志的方式来幻想时，他们认为自己有权按照新德意志的方式发表议论。由于存在这种分歧，那些以前事事都处理得得心应手的奴仆；以及全Hinterrussen的皇帝[4]可以容易说服暴躁的国王，叫他相信这样就无法管理那些大声疾呼的人了。接着，就回到了旧的僵化了的奴仆和奴隶的国家；而缄默则成了摆脱这个僵局的唯一办法，这样一来，就向全世界清清楚楚地证明，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而不可能具有人性。然后，马克思认为，卢格当然不会指责他对于日前状况过于乐观。如果说他对于目前状况还没有灰心失望，那只是由于这种绝望的现状使他产生了一种希望。他没有谈论主人的无能和一切都听天由命的奴仆与臣民的漠不关心，虽然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就足以引起巨大灾难。他只注意庸俗主义的敌人，换句活说，就是一切有思想的和受苦受难的人都已经互相谅解，甚至那种旧臣民的消极繁殖制度也在每天为新人类招募新兵。“工商业的制度，人们的私有制和剥削制度正在比人口的繁殖不知快多少倍地引起现今社会内部的分裂，这种分裂，旧制度是无法医治的，因为它根本就不医治，不创造，它只是存在和享乐而已。”[5]他们的任务是彻底揭露旧世界，并为建立一个新世界而积极工作。其次是巴枯宁和费尔巴哈的书信。他们两人也反对卢格的悲观失望情绪。巴枯宁以高傲但又出于好意的笔调描述了德国的状况：“我这个斯基台人，要解开束缚你们——想成为希腊人的德国人的枷锁”。《德国年鉴》的被查封使费尔巴哈想起波兰的灭亡；“少数人的努力在已经腐朽的人民生活的公共泥潭里是得不到任何结果的……我们需要新的人。但是这一次，他们不能像民族迁徙时期那样从沼泽地带和森林里来。我们应当用我们的肋骨来创造他们。”他建议创办一个新的机关报以便清洗人的头脑。卢格承认自己被“新安纳卡西斯[6]和新哲学家”所战胜。最后，马克思在美妙的和音中给整个讨论作了结论。马克思说，显而易见，必须为真正思考的、独立自主的人们建立一个新的集合地点。虽然对于“从何处来”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疑问，但是对于“往何处去”这个问题却更加糊涂。“姑且不谈普遍地存在于各种改革家的观念中的那种混乱状态，就是他们中同的每一个人，也都不得不承认他对未来没有明确的概念。然而，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到目前为止，一切谜语的答案都在哲学家们的写字台里，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张开嘴来接受绝对科学的烤松鸡就得了。现在哲学已经变为世俗的东西了，最确凿的证明就是哲学意识本身，不但表面上，而且骨子里都卷入了斗争的漩涡。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那末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7]马克思不愿树立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而卡贝、德萨米和魏特林等人鼓吹的共产主义，对他来说也不过是一种教条的抽象观念。有两种东西，第一是宗教，第二是政治，目前在德国引起极大的兴趣。不管这两种东西怎样，都不应当拿一种制度，比如《伊加利亚旅行记》中的制度，来和它们对立，而应该同它们结合起来。“极端的社会主义者”认为政治问题没有什么价值，马克思反对这种意见。到处都可以从政治国家同自身的冲突中，从政治国家的理想使命同它的现实前提的矛盾中，发展出社会真理，他援引自己以前在《莱茵报》上指出的等级制和代议制之间的区别，认为这个问题不过是用政治的方式来表明人的统治和私有制的统治之间的区别而已。“所以，什么也阻碍不了我们把我们的批判和政治的批判结合起来，和这些人的明确的政治立场结合起来，因而也就是把我们的批判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并把批评和实际斗争看做同一件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是以空论家的姿态，手中拿了一套现成的新原理向世界喝道：真理在这里，向它跪拜吧！我们是从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我们并不向世界说：‘停止斗争吧，你的全部斗争都是无谓之举’，而是给它一个真正的斗争口号。我们只向世界指明它究竟为什么而斗争；而意识则是世界应该具备的东西，不管世界愿意与否。”[8]最后马克思提出一个纲领结束这一通信；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文章就达到了这个领域的顶峰。其他撰稿人的一切作品，比如海涅和海尔维格的诗歌，约翰·雅科比从他的叛国案审讯的文件中摘出的报道，贝尔奈斯的文章和赫斯的书信，都多少具有很大的美学价值或历史价值，但是对于社会主义的历史却没有什么意义。二马克思的论文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为《德法年鉴》写了两篇文章。马克思的两篇作品《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论犹太人问题》，彼此具有一定的内部联系；同样地，恩格斯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也是如此。但是，除了这一点以外，所有这四篇文章好象被一条红线连贯在一起。这条红线就是费尔巴哈，他们从费尔巴哈出发，然后超过他摸索着前进。马克思在1843年10月30日寄自克罗茨纳赫的信中，请费尔巴哈为《德法年鉴》第一期写一篇批判谢林的文章。马克思称费尔巴哈是“颠倒过来的谢林”。谢林青年时期的真诚思想在费尔巴哈身上发展为真理、现实和豪迈的热情，而在谢林那里仍然是青年时代的一种玄妙的梦想。“因此，我认为您是自然和历史的陛下所召来的、谢林的必然的和自然的对手。”[9]这几句大胆而亲切的话好象是在感情激动时说出来的，使得费尔巴哈深为感动，以致他立刻开始阅读谢林的讲义，以便满足马克思给他指出的“义务的必然性”。但是最后他还是拒绝了这个请求，说他己把最必要的东西简明地叙述过了，不想为了使一般人理解（adcaptumvulgi）再重复已经说过的东西。也象费尔巴哈评论马克思时一样，马克思在评论费尔巴哈时总是怀着很大的敬意的。但是，使他们分离的那个因素，即十几年的工业和政治的发展，在他们初次接触时立刻明显地表露出来：四十岁的中年人只想穿着哲学家的高贵的古代长袍走过感性世界，而二十五岁的青年人则想用利剑征服这个世界。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里，马克思从费尔巴哈所奠定的反宗教的批判的基础出发：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但是，马克思立刻向前近进了一步：“……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10]历史的任务，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任务，就是在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为了完成这项任务，马克思没有针对原本，而是针对副本进行批判的。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的批判关系到德国。如果想从德国的现状本身出发，那就要犯时代错误。“即使我否定了1843年的德国状况，但按法国的年代来说，我也不会是处在1789年，更不会是处在现代的焦点了。”[11]其次，应当清晰地描述德国的状况，“描述各个社会领域间的相互倾轧，描述普遍的沉闷和不满以及既表现为自大又表现为自卑的偏颇，也就是描述专以推护一切卑鄙行为为生的、而且自己本身也无非是一种以政府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卑鄙事物的那个政府机构内部的一切。”[12]如果批判打算理解现代的社会现实，如果批判打算提高到真正的人的问题，那它就必须超出德国的状况，不然的话，批判就会认为自己的对象所处的水平低于这个对象的实际水平。关于这一点马克思举了一个例子。“工业以至于整个经济界和政治界的关系是现代主要问题之一。这个问题是怎样使德国人开始发生兴趣的呢？是由于保护关税制度、贸易限制制度、国民经济学。条顿主义从人变成了物质，我们的棉花骑士和钢铁英雄也就不知在哪个黄道吉日一变而成爱国志士了。”[13]当时马克思已经撕破了今天还被捧为民族英雄的李斯特给自己的资本主义—重商主义宣传披上的爱国主义外衣。在法国和英国，问题是政治经济学或社会对财富的控制；在德国却是国民经济学或私有财产对国家的控制。那里正在把结解开，而这里才在打结。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了现代问题的德国形式，说明德国的历史就像一个没有受过训的新兵只会重复旧的操练一样，到现在为止的任务只是重复陈旧的历史。但是，德国的历史在德国的哲学中有它的观念上的继续，德国人是现代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现代的历史同时代人。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唯一同正统的当代现实相一致的德国历史。对这种哲学的批判，要达到目前需要实际解决的那些问题的深处。政治实践派——大概是指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否定哲学是正当的，这一派的错误只在于没有实现这一要求，而且也不可能实现它。只是掉过头去，把背冲向哲学，对它嘟嚷几句没有意义的气话，是否定不了哲学的。这一派想从生活的现实萌芽出发，可是它忘记了德国人民生活的现实萌芽一向都只是在他们的头脑里生长起来的。这一派如果不实现哲学，它就不能消灭哲学。从哲学中产生出来的政治理论派（大概是指柏林的自由人）则犯了相反的错误。这一派不批判哲学，而是从哲学的前提出发，并且没有超出由这些前提得出的结果。这一派的根本缺陷，是它认为不消灭哲学就可以实现哲学。恰恰相反，问题在于：德国能不能实现一个原则高度的实践，即实现一个不但能把德国提高到现代各国的公认水平，而且提高到这些国家即将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呢？马克思对此回答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adhominem〔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adhominem〔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14]可是，彻底的德国革命看来面临着一个重大的困难……革命需要被动因素，需要物质基础。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德国怎么能够一个斤斗就不仅越过自己本身的障碍，而且越过现代各国面临的障碍，即越过它实际上应该看做摆脱自己实际障碍的一种解放、而且应该作为它的目的来争取的那些障碍呢？这个问题是这样解决的，即德国各邦的政府懂得把现代国家世界（德国人民没有这个世界的长处）的文明的缺陷，同旧的国家世界的野蛮的缺陷（这些缺陷德国人却大加欣赏）结合起来；德国分担了现代发展的一切痛苦，可是没有享受到这一发展的快乐；有朝一日，德国会在还没有处于欧洲解放的境地以前，就陷于欧洲崩溃的境地。“对德国来说，彻底的革命、全人类的解放并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只有部分的纯政治的革命，毫不触犯大厦支柱的革命，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15]这样一种革命的基础，就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解放自己，取得普遍统治，就是一定的阶级从自己的特殊地位出发，从事整个社会的解放。只有在这个前提下，即整个社会都处于这个阶级的地位，也就是说，即有钱又有教养，或者可以随意取得它们，这个阶级才能解放整个社会。“在市民社会，任何一个阶级要想扮演这个角色就必须在一瞬间激起自己和群众的热情。在这瞬间，这个阶级和整个社会亲如手足，打成一片，不分彼此，它被看做和被认为是社会的普遍代表；在这瞬间，这个阶级本身的要求和权利真正成了社会本身的权利和要求，它真正是社会理性和社会的心脏。”[16]相反地，要使人民革命和个别阶级的解放互相吻合，社会的一切缺点就必须集中于另外一个阶级，一个一定的等级就必须成为一切等级的共同障碍的化身，一种特殊的社会领域就必须被看成整个社会公认的罪恶，所以从这个领域解放出来，就表现为普遍的自我解放。法国贵族和法国僧侣的普遍消极意义，决定了法国资产阶级的普遍积极意义。马克思接着指出，德国的任何一个特殊阶级，不仅仅缺乏那些把它自己标志为社会的消极代表的彻底性、尖锐性、勇敢精神和无情。同样地，任何一个等级也缺乏使自己同人民的心胸一致（即使是瞬间的一致）的开阔胸怀，缺乏那种鼓舞物质力量实行政治暴力的灵感，缺乏那种敢于向敌人傲然挑战、大喝“我算不了什么，但我必须主宰一切”的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德国社会各领域之间的关系不是戏剧式的，而是史诗式的；每一个领域都有自己的特殊要求；就连德国中等阶级本身的精神上的优越感，也同其他要求一起，只是以认为自己是其他一切阶级的卑鄙庸俗性的总代表这一意识为根据的。每一阶级刚刚开始同高于自己的阶级进行斗争，便卷入同低于自己的阶级进行的斗争。中等阶级还只是勉强地敢于表述自己对于解放的观点的时侯，社会情况的发展以及政治理论的进步，就已经宣布这种观点是陈腐的，或者至少是成问题的了。那末，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到底在哪里呢？“答：就在于形成一个被彻底的锁链束缚着的阶级，即形成一个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一个由于自己受的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并不要求享有任何一种特殊权利，因为它的痛苦不是特殊的无权，而是一般无权，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权，它不是同德国国家制度的后果发生片面矛盾，而是同它的前提发生全面矛盾，最后，它是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并同时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总之是这样一个领域，它本身表现了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恢复才能恢复自己。这个社会解体的结果，作为一个特殊等级来说，就是无产阶级。”[17]无产阶级是随着德国工业的急剧发展才开始形成起来的。因为组成无产阶级的，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人工制造的贫民，不是在社会的重担下机械地压出来的而是由于社会的急剧解体，特别是由于中层等级的解体而产生的群众。不言而喻，自发产生的贫民和基督教德意志的农奴等级，也在不断地（虽然是逐渐地）补充着无产阶级的队伍。如果说无产阶级宣告了现存世界制度的解体，这也不过是揭示了自己本身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如果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这也不过是把社会已经提升为无产阶级的原则的东西，把未经无产阶级的协助、作为社会的否定结果而体现在它身上，即无产阶级身上的东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则。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为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一切内在条件一旦成熟，德国的复活日就会由高卢雄鸡[18]的高鸣来宣布。”[19]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批判布鲁诺·鲍威尔的这方面著作时，论述德国可能实现的不是政治解放，而是人类解放，同时探讨了这两种解放的区别。犹太人问题可以说是德国唯心主义着手研究经济发展的起端。基督教德意志国家一直虐待、压制和迫害犹太人，可是同时又容忍犹太人，庇护他们，甚至疼爱他们。在18世纪老弗里茨把犹太人变成了真正无权的人，可是同时他又广泛地庇护犹太人，“主要是为了促进商业、作坊和工厂的发展”。“哲学家国王”给予协助他伪造硬币和进行其他性质可疑的财政活动的犹太富翁以“基督徒银行家的自由”，他所以容忍哲学家莫塞斯·缅迭尔桑住在他的国境内，并不是囚为缅迭尔桑是一个哲学家，而是因为他给一个犹太富翁当管帐先生。19世纪40年代，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千方百计地刁难犹太人，可是这种刁难并没有妨碍犹太人的资本随着经济发展而有所增长。犹太人的资本开始使统治阶级服从于自己，并把自己的鞭子抽在被统治阶级身上：以产业资本形式鞭打无产阶级，更为普遍的是，以高利贷资本形式鞭打小农和小市民阶级的广大群众。布鲁诺·鲍威尔反对这种奇怪的矛盾，反对这种“虚假的情况”。在这一点上，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然而只认为它是中世纪的胚胎，是基督教德意志国家的赘瘤。因此，他没有能够走出基督教和犹太教之间的宗教对立的圈子。尽管他批判神学时十分尖锐，但是他仍然戴着神学的眼镜去观察事物。他攻击基督教德意志国家，认为从这个国家的宗教本质来看，它不能解放犹太人；可是同时他又攻击犹太人，认为从犹太人的宗教本质来看，他们不能获得解放。宗教观点对于鲍威尔具有决定性作用。基督教和犹太人如果希望成为自由的人，就必须不再是基督徒和犹太人。但是，作为一种宗教的基督教胜过作为一种宗教的犹太教，所以犹太人走向自由的道路，就比基督教徒的这条道路漫长而艰巨。按照布鲁诺·鲍威尔的意见，犹太人在获得解放以前，必须首先在一定程度上向基督教和黑格尔哲学学习。犹太人问题的解决，犹太人的解放，在布鲁诺·鲍威尔这里变成了唯心主义的怪论。马克思对此提出实际的结论，这种结论是他从研究法国革命当中得出来的。马克思说，只是探讨“谁应该解放别人？”和“谁应该得到解放？”这两个问题是绝对不够的。批判还有第三个任务，即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这里指的是哪一种解放？应当探讨政治解放对人类解放的关系。鲍威尔问犹太人：根据你们的观点，你们有没有权利要求政治解放呢？其实，他本应当提出这样的问题：政治解放的观点有没有权利要求犹太人放弃犹太教，要求一切人放弃宗教呢？马克思对这个问题作了否定的回答，同时证明基督教德意志国家，即特权国家只是一个不完备的国家，还是一个神学的国家，仍然没有发展成为纯粹的政治国家。政治上完备的、再也不知宗教特权为何物的现代国家也是这种完备的基督教国家。这种国家不仅可以解放犹太人，而且已经解放了他们。根据它的本质，它也应当解放他们。在政治国家高度发展的地方，在国家的宪法明确宣布实施不受宗教信仰限制的政治权利的地方，比如在北美的某些州里，不信奉宗教的人仍然不被视为正派人。可见，宗教的存在并不同国家的完备性发生矛盾。犹太人、基督徒和一切信奉宗教的人的政治解放，就是国家摆脱犹太教、基督教和一切宗教而得到的解放。国家可以使自己摆脱某些限制，可是人实际上不会同时解除这种限制，政治解放的局限性也就表现在这里。例如，国家作为国家正在废除私有财产。像在北关的许多州里发生的那样，人一取消选举和被选举方面的财产资格，就是宣布私有财产已在政治上被废除。当国家宣布出身、等级，文化程度、职业为非政治的差别的时候，当国家不顾这些差别而宣布每个人都是人民主权的平等参与者的时侯，国家就是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废除出身、等级、文化程度、职业上的差别。然而国家却在任凭私有财产、文化程度、职业按它们固有的方式，即作为私有财产、文化程度、职业发挥作用，表现它们的特性。国家远远没有废除所有这些实际差别，相反地，只有在这些差别存在的条件下，它才能存在，只有同它的这些因素处于对立的状态，它才会感到自己是政治国家，才会实现自己的公共性。完备的政治国家，从它的本质来说，是同人的物质生活对立的人的类生活。这种自私生活的一切前提作为市民社会的特性继续存在于市民社会，而不在国家领域之内。国家同它的前提（无论这些前提是私有财产这样的物质因素，还是宗教这样的精神因素）的关系，就是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冲突。作为一种特殊宗教的信仰的人跟自己的国家公民身分和作为社会成员的其他人发生的冲突，归结为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分裂。可是，如果一个人，虽然是犹太人，但也能够从政治上获得解放，那末他是否可以要求和获得人权呢？鲍威尔否认这一点。马克思对此回答说：从人权这一概念决不能得出宗教同人权毫不相容的结论；恰恰相反，信奉宗教的权利，而且是不管用任何方式信奉宗教的权利就包含在人权之中。信仰的特权是一般的人权。Droitsdel’homme（人权）是同公民权不同的。和citoyen（公民）不同的这个homme（人）究竞是谁呢？不是别人，正是市民社会的成员。马克思援引最激进的宪法，即1793年法国宪法关于人权（平等、自由、安全、财产）的规定，详尽地证明了这一点。政治革命是市民社会的革命。在封建制度下，社会一方面直接具有政治性质，因为市民生活的各项要素，比如财产、家族、宗教和劳动方式，都已经以领主权、等级和同业公会的形式成为国家生活的要素。但是另一方面，社会又由此分裂为许多特殊社会，把个人从国家整体中排除出去。这种组织的必然后果，就是普遍的国家权力变成同人民隔离的统治者及其仆从们的特殊职能。政治革命打倒了这种专制权力，把国家事务提升到人民事务的高度，以制宪形式把政治国家确定为普遍事务，即确定为真实的国家。这种革命摧毁了一切等级、同业公会、行帮和特权，从而消灭了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质。“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变成市民社会的成员，变成利己的、独立的个人，另一方面把人变成公民，变成法人。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人劳动、自己的个人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做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侯，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20]最后，马克思研究鲍威尔的另一个观点。鲍威尔认为，基督徒比犹太人具有较大的解放能力。马克思在这里也粉碎了问题的神学提法。尽管鲍威尔对神学持有批判的态度，但是他并没有走出神学提法的圈子。马克思打算观察的不是安息日的犹太人，而是平素的犹太人。毫无疑问，犹太人问题也是宗教问题，但是它具有一种实在的世俗基础。不应该从犹太教去解释现实的犹太人，而是恰恰相反，应该到现实的犹太人中去寻找对于犹太教的解释。因此，在马克思这里，把犹太人的解放能力问题变成了要想消除犹太就应当克服哪种特殊的社会因素的问题。犹太的世俗基础是什么呢？是实际需要和自私自利。犹太人的世俗偶像是什么呢？是做生意，他们的世俗上帝是什么呢？是金钱。“既然这样，那末从做生意和金钱中获得解放——因而也是从实际的、现实的犹太中获得解放——也就是现代的自我解放。一种社会组织如果能够消除做生意的前提，从而能够消除做生意的可能性，那末这种社会组织也就能使犹太人不可能产生。他的宗教意识就会像烟雾一样，在社会的现实的、蓬勃的空气当中自行消失。另一方面，假如犹太人承认了自己这个实际本质毫无价值，因而尽力消除它，那他就会摆脱自己以前发展的范围，直接从事于人类解放，为反对人类自我异化的极端实际表现而奋斗。”[21]马克思在犹太中看到一般性的现代反社会的因素、而这种因素经由犹太人从坏的方面积极参加的历史发展而达到了目前这样高度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它必然要瓦解。犹太人用犹太人的方式解放了自己，因为他们掌握了金钱势力，因为金钱成了世界势力，而且犹太人的实践精神成了基督教各国人民的实践精神。“基督徒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犹太人，犹太人就在多大程度上解放了自己。”[22]在理论上人们不承认犹太人有公民权，而在实际上他们却有很大的权力。既然鲍威尔把这叫做虚假的情况，那末上述的矛盾就是一般的政治同金钱势力之间的矛盾。虽然在观念上，政治凌驾于金钱势力之上，但在实际上，前者却是后者的奴隶。犹太的继续存在不是违反历史，而是顺应历史，市民社会不断从自己的内部产生犹太人。金钱是以色列人的妒嫉之神，在它面前诸神都要退位。金钱蔑视人所崇拜的一切神，并把一切神都变成了商品。金钱是一切事物的为自己本身制定的普遍价值。因此金钱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本身的价值。金钱是从人身上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这个外在的本质却统治着人，而人也向它膜拜。犹太人的空想的民族是商人的民族，是财迷的民族，因为犹太人的现实本质在市民社会得到了普遍的真正的实现，所以市民社会就不能使犹太人相信他们的宗教本质的非现实性。犹太人的社会解放，就是社会从犹太中获得解放。换句话说，马克思认为日常的宗教问题现在具有社会意义，至于宗教利益本身就更不用说了。他不是用神学家的眼睛，而是用俗人的眼睛去观察犹太的历史发展的。他不是根据宗教理论，而是根据在犹太教中有一种虚幻的反映的工商业实践来探讨这一发展的。实践的犹太只有在完备的基督教世界里才能完备；甚至它就是基督教世界本身的完备实践。既然市民社会完全具有商业的、犹太人的性质，而犹太人从来就是这个社会的必要成员，那末，犹太人更有权利要求政治解放，要求享受一般人权。承认人权，不外是承认利己的公民个人，承认构成这种个人的生活状况内容，即现代市民生活内容的精神和物质因素的不可阻挡的运动。人权并不使人摆脱宗教，而只是赋予人以信教自由。人权并不放弃财产，而是赋予人以拥有财产的自由。人权并不阻止人去卑鄙地追逐利润，而只是赋予人以行业自由。现代国家承认人权，跟古代国家承认奴隶制度具有完全相同的意义。古代国家以奴隶制度作为自己的自然基础，同样地，现代国家以市民社会作为它的自然基础。市民社会通过自己的发展，打碎了一切旧的桎梏，建立起现代国家，而这个国家又通过宣布人权而承认了自己的出生地和基础。发达的现代国家组织，以发达的市民社会作为自己的必然基础，换句话说，就是以人反对人或个人反对个人的普遍斗争，所有主要由于个性而彼此分开的个人的相互战争，摆脱了特权压迫的自发生活力量的普遍的不可阻挡运动，个人在表面上自由和独立的情况下所处的实际奴隶地位，作为它的必要基础。个人把自己的异化了的生活因素，比如财产、行业和宗教等的不可阻挡的运动当作自己的固有自由，其实这种运动却是个人的完备的奴隶地位和失去人性的表现。混乱是从正在解体的特权中解放出来的市民社会的规律，而市民社会的混乱则是现代社会状况的基础，犹如这种社会状况是这种混乱的保障一样。它们之间的相互制约情况达到如何密切程度，它们之间的彼此对立就处于怎样严重程度。对犹太人问题的这一批判使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如果说黑格尔把国家置于社会之上，那末马克思则认为，实际上是社会高于国家。马克思援引发达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发达的现代国家证明了这种情况。他指出，在古代和封建时代，同在现代一样，社会都是国家的必然基础，而国家并不是社会的必然基础。但是，只是到了现代，才使社会同国家之间的对立简化而同时又深化到必须在社会力量的有意识组织内加以解决的地步。这种有意识组织以一种更高的统一消灭社会混乱和国家强制之间的矛盾，并在使人成为他的生活源泉的主人以后，把人解放出来。马克思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两篇论文，包含着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有发展前途的萌芽。后来，马克思再也没有研究犹太人问题本身。他对于这个问题所要发表的意见已经全部说出来了。从此以后出现的犹太人问题的文献真是汗牛充栋，可是没有一个在思想上超过马克思的，而是一直落后于马克思的这篇论文。马克思与反犹太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因为他不仅指出犹太人有无可争辩的权利要求政治解放和享有一般人权，而且也证明了为什么犹太人有这种权利。此外，他还说，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尽管它不是一般解放，但是无论如何，在迄今为止存在的世界制度的范围内，它是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然而在另一方面，马克思也与亲犹太主义没有任何相同的地方。亲犹太主义喜欢用莱辛的《智者纳旦》中的几句美丽的诗来抵制对爱财犹太的一切批判。而马克思却把犹太看作社会发展的产物。这个产物有它一定的历史形式，产生于一定的历史条件，并随这些条件的消失而灭亡。历史的发展把犹太变成金钱势力的体现者，变成必然要解体的反社会因索。它对于这一变化没有责任，但也有责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犹太就要解体；这个社会所围绕旋转的中心已经不是金钱的上帝，而是劳动的太阳。如果我们用今天的话来概括马克思当时对犹太人问题发表的意见，那末，他的研究结果是说：同工人的人类解放一样，同妇女的人类解放一样，犹太人的人类解放也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是可能的。三恩格斯的论文像马克思研究法国革命一样，恩格斯从英国工业的研究中寻找和发现了关于当时的斗争和意向问题的答案。恩格斯看到，使人贫困、下贱、残酷和处于奴隶地位的，只是与人异化的财产的不可遏止的运动；然而他也看到，财产在对一切私人利益发生破坏作用的时侯，就为我们这一世纪的伟大变革，即为人与自然界和自己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恩格斯在其所著《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把从亚当·斯密开始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自由贸易学说，称为目前在一切领域都同自由的人性处于对立地位的伪善和不道德。它比重商主义的学说前进了一步，因为它阐述了私有制的规律，但是它畏于最后的一步，没有提出私有制是否合理的问题。因此，它不能真正战胜重商主义学说；而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不彻底性也必然对它的各组成部分发生影响。在新经济学家的伪善的人道主义精神后面隐藏着旧经济学家所不知道的野蛮；旧经济学家的概念混乱，比起新经济学家的虚伪逻辑来还算是单纯和彻底的；贸易自由的拥护者是比旧重商主义者本身还坏的垄断分子。既然他们无法理解李斯特为什么要恢复重商主义体系，所以联系仍然是很简单的。“正如神学不回到迷信，就要进步到自由哲学一样，贸易自由不造成垄断的恢复，就要造成私有制的消灭。”[23]在一切纯经济问题的争论中，贸易自由的捍卫者是正确的。当然，这里指的是和重商主义者的争论，而不是和私有制的反对者争论，因为正如英国社会主义者早就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证明的那样，反对私有制的人从经济观点出发也能够更正确地解决经济问题。恩格斯从这个总的观点出发，研究了各个经济范畴，其中包括商业、价值、价格、地租、资本、劳动、竞争等等。恩格斯揭露了这些范畴的不可解决的矛盾，但是没有像蒲鲁东那样，把它们作为可以用来同政治经济学家进行争论的前提提出来；相反地，他证明这种矛盾是私有制的合乎逻辑的表现。布鲁诺·鲍威尔在批判神学时十分尖锐，但是他仍然没有走出神学前提的范围；同样地，蒲鲁东虽然十分尖锐地批判了私有制，可是他仍被来自私有制的一些经济学概念所束缚。像马克思在自己的论文里打破了问题的神学界限一样，恩格斯在这里冲破了问题的政治经济学领域，并使它回到普通的、纯粹的人类的基础。在重商主义体系下，商业公开地暴露了自己的卑鄙的贪欲。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使商业变得人道一些。为什么要这样呢？这是因为商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必须同廉价卖给他货物的人们和高价买他的货物的人们保持良好的关系。关系越友好，买卖越有利。“伪君子叫到：难道我们没有打倒垄断的野蛮吗？……难道我们没有使各民族和睦起来并减少了战争吗？不错，这一切你们都做了，但是你们是怎样做的呢！你们消灭了小的垄断，为的是使一个巨大的根本的垄断，即私有制能够更自由地更漫无止境地发展起来；你们把文明带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去，为的是夺取新的天地来施展你们的卑鄙的贪欲；你们使各民族结为兄弟（但是是盗贼兄弟），你们减少了战争，为的是在和平时期发更大的横财，为的是使个别人之间的仇恨和可耻的竞争达到极端尖锐的地步！”[24]但是还不止于此！当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竭尽全力，用瓦解各民族的办法来使仇恨普遍化，使人类变成一群正因为利害相同而互相吞噬的凶恶野兽（竞争者不是凶恶野兽又是什么呢）以后，即在做完这个准备工作之后，只要再前进一步——使家庭解体，就可以达到目的了。它是利用自己的巧妙发明，即工厂制度来达到这一目的的。它通过这个制度，把共同利益的最后残余，即把家庭的财产共有制破坏了。恩格斯指出当时至少在英国已经常见的现象：小孩子一到九岁、从而能够劳动的时候，就靠自己的工钱生活，把父母的家只看做一个客栈，向父母支付一定数量的膳费和宿费。然而，恩格斯认为地主无论如何不能责备商人。“他靠垄断土地进行掠夺。他利用人口的增长来进行掠夺，因为人口的增长加强了竞争，从而抬高了他的土地的价值。他把别人的劳动成果和完全偶然地落到他手里的东西当做他个人利益的泉源以进行掠夺。……土地是我们的一切，是我们生存的首要条件；把土地当作买卖的对象就是走向自我买卖的最后一步；这无论过去或现在都是这样不道德，只有自我买卖的不道德才能超过它。”[25]恩格斯说，认定地主的发财方式是掠夺的公理，亦即确认人人都有权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的公理和确认不耕者不得收获的公理，并不是他的主张。第一个公理没有包括抚育子女的义务；第二个公理剥夺了每一代人的生存权利，因为每一代人都得继承前一代人的遗产。相反地，这两个公理都是从私有制产生出来的结论。要末实现私有制所产生的一切结论，要末放弃私有制这个前提。私有制分化出土地和人的活动，土地没有人耕作是不毛之地，而人的活动的首要条件恰恰是土地。私有制又把人的活动分为劳动和资本，并使两者彼此敌对。但是土地、资本和劳动之间的这种斗争还不够充分，所以私有制又把其中的每一因素加以细分和割裂。结果，一块土地同另一块土地对立，一个资本同另一个资本对立，一个劳动力同另一个劳动力对立。换句话说，由于私有制把每一个人孤立在他自己的粗鄙的独特状态中，又由于每一个人都与他周围的人有同样的利害关系，所以地主敌视地主，资本家敌视资本家，工人敌视工人。正是由于利害关系的共同性，所以在这种共同的利害关系的敌对状态中，人类目前状况的不道德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竞争就是顶点。“竞争是经济学家的主要范畴，是他最宠爱的女儿，他始终爱抚着她，但是请看，在这里出现的是一张什么样的美杜莎[26]的怪脸。”[27]恩格斯首先证明，竟争中包含的矛盾同私有制的矛盾完全一样，即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尖锐矛盾，每一个单独的人的利益是要占有一切，而社会则关心每个人所占有的要与他人相等。因此每个人都想取得垄断地位，可是社会本身却要因垄断而遭受损失，因此必须消灭垄断。竟争就是以垄断，即财产的垄断为前提的，只要财产的垄断存在一天，垄断权也和它一样是正当的。因为既然存在着垄断，垄断也就是所有权。可见攻击小的垄断，保留根本的垄断，即私有制，这是多么可怜的不彻底啊！竞争的规律是：供给和需要始终互相补充，可是正因为如此，它们从来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如果供不应求，价格就要上涨，供给就要受到刺激。只要市场上供应一增加，价格就会下跌，而如果供过于求，价格就会急剧下降，以致重新刺激需求。“情况总是这样；从未有过健全的状态，总是兴奋和消沉相更迭（这种更迭排斥一切进步），永无止境地摇摆不定。这个规律永远起着调节的作用，它能使在这里失去的又会在那里得到补偿，因而经济学家非常欣赏它。这个规律是他最大的荣誉，他简直不可能把它看个够，甚至在一切可能的和不可能的条件下都要细细地看它。然而很明显，这个规律是纯自然的规律，而不是精神的规律。这是一个孕育着革命的规律。经济学家用他那绝妙的供求理论来证明‘生产绝不会过多’，但是实践却用商业危机来驳斥他，这种危机就像彗星一样有规律地反复出现，在我们这里现在是平均每五年到七年发生一次。近八十年来，商业危机像过去的大瘟疫一样按期来临，而且它所造成的悲惨现象和不道德的后果比瘟疫所造成的更大……当然，这些商业革命证实了这个规律，完完全全地证实了这个规律，但是它并不是用经济学家所用的那种方式证实的。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个只有周期性的革命才能给它开辟道路的规律呢？这是一个以当事人的盲目活动为基础的自然规律。如果生产者自己知道消费者需要多少，如果他们把生产组织起来，并且彼此都分担一部分，那就不会有竞争的波动和竞争引起的危机的倾向了。如果你们是像人那样有意识地进行生产，而不是像那些连类意识也没有的分散的原子那样，那末你们就会摆脱所有这些人为的无根据的对立。但是只要你们继续照目前这样无意识地毫不思考地全凭偶然性来进行生产，那末商业危机就会继续下去；而且一定是一次比一次更普遍，因而也一次比一次更严重；这样就必然会使更多的小资本家破产，使专靠劳动为生的阶级人数剧增，因而也必然使急待就业的人数显著地增加（这是我们的经济学家必须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最后，所有这一切势必引起一次社会革命，这一革命经济学家凭他的书本知识是做梦也想不到的。”[28]竞争，即资本同资本、劳动同劳动、土地同土地之间的斗争，使生产陷入热病状态，把一切自然的和合理的关系都颠倒过来。凡是被卷入竞争的人，如果不全力以赴。不放弃一切真正的人的目的，就经不住这种竞争。“一方面这样过度紧张，结果他方面必然会削弱。在竞争的波动不大，需求和供给、消费和生产几乎彼此相等的时候，在生产发展过程中就必然会出现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生产力大大过剩，结果，广大人民群众反而无以为生，人们恰恰因过剩而饿死。长时期来英国就处于这种疯狂的状态中，处于这种荒谬绝伦的情况下。如果生产摇摆得更加厉害（这是上述情况的必然结果），那末就会出现繁荣和危机、生产过剩和停滞的反复交替。经济学家从来就不能够理解这种怪诞现象；他为了解释这种现象，就编造了一套人口论，这种理论和贫富并存的矛盾同样荒谬，甚至比它更荒谬。”[29]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口论通过马尔萨斯的论述而获得了典型的名声。但是恩格斯在开始批判人口论之前，先说明了一国人民正是由于富裕和过剩而必然饿死的这种“不可思议的事实，这种比宗教中的一切奇迹的总和更不可思议的事实”。[30]恩格斯说，人类支配的生产力是无穷无尽的。应用资本、劳动和科学，就可以使土地的收获量无限地提高。根据最有才能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的计算，“人口过剩”的大不列颠在十年后，就能使粮食的产量达到足以供应六倍于当时人口所需的程度。资本在日益增加，劳动力在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科学又日益使自然力服从于人。“这种无穷无尽的生产能力，一旦被自觉地用来为大众造福，人类所肩负的劳动就会很快地减少到最低限度。要是让竞争自由发展下去，生产能力虽然也会起同样的作用，然而是在对立的情况下起作用。一部分土地在实行精耕细作，而另一部分——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三千万英亩好地——却荒芜着。一部分资本在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周转，而另一部分却死死地躺在箱子里。一部分工人每天得工作十四小时至十六小时，而另一部分却无事可干，无工可做，活活饿死。这种对立情况也可能不同时出现：今天生意很好，需求很大，到处是一片忙碌景气，资本以惊人的速度周转着，农业欣欣向荣，工人干得筋疲力尽；而明天停滞到来了，农业得不偿失，大片土地荒芜了，资本在运动得最紧张的时候突然停顿下来，工人无事可做，整个国家都因财富过多、人口过剩而备尝痛苦。”[31]尽管说明这种现象极其简单，可是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却不敢承认它，要是承认了，它就要放弃一整套漂亮的贸易竞争学说。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没有放弃竞争学说，而企图利用人口论摆脱窘境。马尔萨斯断言，人口总是威胁着生活资料，人类生来就有其增长超过它所支配的生活资料的不变趋势。根据这个假定，人口是按几何级数（1:2:4:8:16:32……）增加的，而土地的生产力是按算术级数（1:2:3:4:5:6……）增加的。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经常的人口过剩是一切贫困和所有罪恶的根源。它由此得出下述美妙的结论：救济穷人是犯罪，因为这会加强过剩人口的增长；相反地，把贫穷宣布为犯罪，把劳动院变为监狱，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却是极为有益的。的确，这种理论不符合圣经上关于上帝及其创造的完美无缺的教义，但是笃信上帝的英国资产阶级却认为，把圣经拿来和事实相对抗的反驳是拙劣的反驳。恩格斯严厉谴责这种“卑鄙下流的学说，这种对自然和人类的恶毒的诬蔑”[32]。他问：在什么地方证明了土地的生产能力是按照算术级数增加的呢？同这种毫无根据的论断相反，恩格斯指出19世纪农业仅仅由于一门化学，甚至仅仅由于亨弗利·戴维爵士和尤斯图斯·李比希二人而获得的成就。当地球上的全部土地才被耕种三分之一，而这三分之一的土地只要采取现在已经是人所共知的改良耕作方法，就能使产量提高五倍，甚至五倍以上的时侯，谈论什么人口过剩，这岂不是非常可笑的事情。马尔萨斯犯了两个错误。首先，他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人口过剩始终同财富过剩、资本过剩和地产过剩有联系；研究这个事实，一定会对情况得到正确的理解。其次，马尔萨斯把生活资料和就业手段混为一谈了。马尔萨斯实际证明的，是另外一个事实，而这一事实的被证明，乃是他的功绩。他证明了人口总是威胁着就业手段，劳动力的生产迄今一直受着竞争规律的调节，所以也受到周期性危机和波动的影响。尽管自由主义的人口论完全站不住脚，但是恩格斯仍然承认它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它注意到土地和人类的生产力，它为社会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论据。“由于这个理论，我们才开始明白人类极度堕落的情况，才了解这种堕落是和竞争的各种条件相关联的；这种理论向我们指出，私有制如何最终使人变成商品，使人的生产和消灭也仅仅取决于需求；它指出竞争制度因此屠杀了，并且每日屠杀着千百万人；这一切我们都看到了，这一切都促使我们要用消灭私有制、消灭竞争和利益对立的办法来结束这种人类堕落的现象。”[33]恩格斯在考察竞争怎样影响劳动力、资本和土地之间的力量对比这一问题时，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首先，土地或资本都比劳动强，因为工人要生活就得工作，而土地所有者可以靠地租过活，资本家可以靠利息过活，万不得已时，也可以靠资本或资本化了的土地来生活。因此，工人所得的仅仅是最必需的东西，仅仅是一些生活资料，而大部分产品则为资本和土地所瓜分。此外，在市场上较强的工人排挤较弱的工人，较大的资本排挤较小的资本，大土地排挤小土地。实践证实了这个结论。大家都知道，大厂主和大商人比小厂主和小商人占优势，大土地所有者比只有一摩尔根土地的人占优势。其结果就是：在普通情况下。按照弱肉强食的道理，大资本和大土地并吞小资本和小土地，就是说，产生了财产的集中。在商业危机和农业危机时期，这种集中就进行得更快。一般说来，大的财产比小的财产增长得更快，因为前者的占有费用只占收入的很小的一部分。这种财产的集中是一个规律，它同所有其他的规律一样，都是私有制所固有的；中等阶级必然愈来愈多地被消灭，直到世界分裂为百万富翁和穷光蛋、大土地占有者和贫穷的短工为止。任何法律，任何地产的分割，任何偶然的资本的分裂，都无济于事……”[34]同垄断引起竞争一样，自由竞争又引起垄断；要想走出这种窘境，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消灭确立这两者的原则，即消灭私有制。竞争贯串到人们生活的一切方面；它不但支配着人类在数量上的增长，而且也支配着人类在道德上的发展。“凡是稍微熟悉犯罪统计的人都会看出，犯罪按照特殊的规律性在年年增长着，一定的原因按照特殊的规律性在产生一定的犯罪行为。……这种规律性证明犯罪也受竞争支配，证明社会产生了犯罪的需求，这个需求要由相应的供给来满足……”[35]姑且不谈别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惩治犯罪究竟公正到什么程度，恩格斯让读者自己去判断。他指出竞争已经扩展到了道德领域，并只想通过这一点来说明私有制已使人堕落到多么严重的地步。最后，恩格斯强调指出，在目前条件下，土地和资本在它们反对劳动的斗争中，还有一个强大的同盟者，那就是科学。“例如，几乎一切机械发明都是由于缺乏劳动力引起的，哈格里沃斯、克伦普顿和阿克莱发明棉纺机尤其是如此。劳动需求的急剧增长总会引起发明的出现，这些发明大大地增强了劳动力量，因而就降低了对人的劳动的需要。1770年以来英国的历史不断地证明了这一点。棉纺业中最近的重大发明自动纺纱机，就完全是由于对劳动的需求和工资的提高而引起的；这个发明使机器做的工作增加了一倍，从而减少了一半的手工劳动，使一半工人失业，因而也就降低另一半工人的工资；这个发明破坏了工人们对厂主的反抗，摧毁了劳动在和资本坚持作实力悬殊的斗争时的最后一点力量。”[36]经济学家们，说什么归根到底机器对工人是有利的，因为机器能够降低生产费用，为自己的产品开辟新的更广大的市场，从而能使失业工人重新就业。恩格斯反对这种说法，并援引也是由经济学家们确定的一个规律加以证明。根据这一规律，劳动力经常威胁着就业手段。所以上述的有利情况即使出现，也一定会成为泡影，因为一群寻求工作的过剩的竞争者已经又在等待就业；然而不利的情况，即一半工人突然被剥夺生活资料，另一半工人的工资下降，却不是虚妄的。恩格斯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另一篇文章，即对托马斯·卡菜尔的《过去和现在》一书的评述，同上述这些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论点具有密切的联系。恩格斯首先以鲜明的线条勾画出英国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精神贫困的图景；他把大陆上据以判断英国人的民族性格的有教养的英国人，称为世界上最卑鄙的奴隶，他们满脑袋偏见，特别是宗教偏见。“只有大陆上不熟悉的那一部分英国人，只有工人、英国的贱民、穷人，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尽管他们粗野，道德败坏。将来拯救英国的却正是他们，他们还是可塑性的材料；他们没有受过教育，但他们也没有偏见，他们还有力量从事伟大的民族事业，他们还有前途。”[37]恩格斯说，当施特劳斯的《耶稣传》流传到英吉利海峡的这一边的时侯，没有一个安分守己的人敢于翻译这本书，也没有一个著名的出版商敢于印行这本书。“结果有一个社会主义的Lecturer……，即一个非上流社会出身的人把它翻译出来了，一个社会主义者小出版商把它印成单行本，每本一辨士；曼彻斯特、伯明翰和伦敦的工人却是施特劳斯这本书的唯一的英国读者。”[38]恩格斯认为，在由有教养的英国人组成的两个政党当中，托利党对于事物具有比较公正的观点，比如，托利党认为工业至少是不可避免的灾难，因为工业破坏了这个党的威力和专政；而辉格党则认为使它掌握了政权和发财致富的工业无可非议，把发展工业看成全部立法工作的唯一目的。博爱主义的托利党人，比如艾释黎勋爵、弗兰德、瓦尔特、奥斯特勒等人，把代表工厂工人反对厂主作为自己的责任。托马斯·卡莱尔起初也是托利党人，而且在他同托利党和辉格党的关系方面，他始终比较靠近托利党。一个辉格党人，永远也不会写出一本能像《过去和现在》这样哪怕是只有一半关心人的书来。在1843年英国出版的书籍中，这是唯一值得阅读和唯一能够动人心弦的一本书，它叙述了人们的关系，表现了人的思想方式的痕迹。卡莱尔的这本书，是12世纪英国和19世纪英国的对照。它用最忧郁的目光观察了现在，用被痛心的耻辱激起的鲜明笔触描述了现在。它用令人震动的具有先见之明的语言威胁现在，向它发泄怒火。寄生的占有土地的贵族，连安分守己都没有学会，至少还没有学会不做坏事；从业的贵族沉溺于拜金主义，与其说他们是一群领导劳动的人，还不如说他们是一伙工业海贼；议会是贿选产生的，单纯旁观和无所作为的人生哲学，宗教遭到破坏，日益瓦解，人类的一切共同利益彻底崩溃，对宗教和人类普遍感到失望，一切生活关系一团混乱，纠缠不清，一切人对一切人进行战争，人数多得不成比例的劳动阶级处在难以忍受的被压迫和贫困状态，对旧的社会制度感到不满并进行反抗，因此威风凛凛的民主主义不可阻挡地向前推进；到处紊乱不堪，没有秩序，出现无政府状态，旧的社会联系瓦解，处处精神空虚，没有思想和实力衰退，——这就是卡莱尔描写的19世纪40年代的英国状况。卡莱尔承认，没有什么万应灵药可以医治社会弊端，或用卡莱尔的原话来说，没有“莫里逊氏丸”[39]。在这一方面，恩格斯是同意卡菜尔的见解的，不过也不是没有保留。他写道：“任何一种社会哲学，只要它还把某几个论点奉为最后结论，还在开莫里逊氏丸的药方，它就远不是完备的；我们最需要的不是干巴巴的几条结论，而是研究。结论要是没有使它得以成为结论的发展，就毫不足取，这一点我们从黑格尔那时就已经知道了，结论如果变成一种故步自封的东西，不再成为继续发展的前提，它就毫无用处。但结论在一定时期应当有一定的形式，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应当摆脱模棱两可的不确定性，应当形成明确的思想，这样一来，这些结论就一定会采取‘莫里逊氏丸’的形式，至少在像英国人那样纯经验的民族手里会是这样。”[40]接着，恩格斯解释了英国的怀疑论。一切英国哲学思想的结论，是承认它们无力解决自己最终必然遇到的矛盾。因此，一方面在恢复信仰，另一方面又信仰纯粹实践，对形而上学等毫无兴趣。在卡莱尔的全部狂想曲中只字未提的英国社会主义者是纯粹实践家，所以他们提出了建立国内移民区等类似莫里逊氏丸的办法。他们的哲学是纯粹英国的、怀疑论的哲学，也就是说，他们不相信理论，而在实践中依靠唯物主义，他们的整个社会学说就是以唯物主义为基础的。他们是片面的，然而卡莱尔也是片面的。他们双方都是在矛盾的范围内——社会主义者在实践的范围内，卡莱尔在理论的范围内——克服矛盾。他们双方所缺乏的是关于德国哲学的知识。恩格斯希望英国的社会主义者自己去认识德国哲学，不可以急于把德国哲学强加于他们的身上，德国哲学在最初时期还不会对他们有很大好处。但是恩格斯也认为，卡莱尔只要前进一步，就能够克服他所陷入的矛盾，不过德国的全部经验证明，这是很难走的一步。卡莱尔宣称，只要人类还在坚持无神论，还未重新得到自己的“灵魂”，那末一切都是无益的，都是没有效果的。卡莱尔所理解的无神论，不是不相信人格的上帝，而是不相信宇宙的内在本质及其无限性，不相信理性；他不是反对不相信圣经的启示，而是反对“不相信世界史的圣经这一种最可怕的不相信”。他是斯宾诺莎、歌德和青年时期谢林一类的泛神论者。他的未来的宗教，以歌德为预言家，以劳动为崇拜对象。卡莱尔的泛神论，是宗教的最后形式，但这仍然是宗教。因为他还未能摆脱二元论，继续承认某种比人本身更高超的存在。根据这个理由，卡莱尔所相信的只是民主主义的暂时胜利，而不是民主主义的永久胜利。卡莱尔说，千百万劳动者由于生活需要，将抛弃冒牌领导，并且在某一时期希望，没有领导者也成。但是这个时期很短，只能持续一刹那。伟大的任务还没有解决。这项任务就是由人类的真正领袖，即由工业司令官、英雄和好人来领导人类。如果由这些人领导，就可以把必然的民主主义和必要的主权结合起来。针对卡莱尔的这些意见，恩格斯提出了布鲁诺·鲍威尔和费尔巴哈获得的研究结果。恩格斯说，卡莱尔的控拆是正当的，但只是控拆并无济于事。要消除弊端就得找出弊端的原因。如果卡莱尔这样做了，他就会发现他所指责的无神论和无灵论都是以宗教本身为基础的。宗教，按其本质来说，就是剥夺人和大自然的全部内容，把它转给彼岸之神的幻影，然后彼岸之神再大发慈悲，把一部分恩典还给人和大自然。“我们也反对现代基督教世界秩序的伪善；我们唯一迫切的任务归根到底就是同它进行斗争，使我们和世界摆脱这种伪善；但由于我们是随着哲学的发展来认识这种伪善，是在科学的基础上来进行斗争的，因此这种伪善的本质对我们来说，就不像卡莱尔设想的那样不可捉摸，不可理解。我们把这种伪善也归咎于宗教，因为宗教的第一句话就是撒谎；宗教一开头向我们说明某种人的事物的时候，不就把这种事物说成某种超人的、神的事物吗？但我们知道，所有这些谎话和不道德现象都来源于宗教，宗教伪善……又是其他一切谎话和伪善的蓝本，所以我们就有理由像费尔巴哈和布·鲍威尔破例做的那样，把当代一切谎话和伪善都叫做神学。如果卡莱尔愿意了解毒化我们一切关系的不道德现象产生的根源，那就请他读一下费尔巴哈和布·鲍威尔的著作吧。”[41]恩格斯又补充说，产生宗教的一切可能性都没有了；不可能创立一种像泛神论的英雄崇拜或劳动崇拜的新宗教，并把希望寄托在这上面。继基督教之后，不可能再出现任何一种宗教。泛神论也不可能产生，泛神论本身就是基督教的产物，它同自己的前提是分不开的，费尔巴哈也证明了这一点。恩格斯也想推翻卡莱尔描述的那种无神论，但是使用了另一种方法：他把人由于宗教而失去的内容归还给人，不过所归还的已经不是神的内容，而是人的内容了，所以整个归还过程不外是唤起人的自觉。人的和大自然的事物妄想成为超人和超自然的野心，是一切虚伪和谎话的根源。“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永远向宗教和宗教观念宣战，毫不顾及别人会给我们扣上什么无神论或者别的帽子。同时，假如卡莱尔对无神论下的泛神论定义是正确的，那未真正的无神论者就不是我们，而是反对我们的基督徒。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进攻‘宇宙的永恒内在〔梅林的引文中缺“内在”一词〕事实’；相反地，只有我们才认真地论证了这些事实，证明它们是永恒的，使其不受自相矛盾的上帝的万能任性的危害。……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在黑格尔看来，历史不过是检验他的逻辑结构的工具。轻视历史，无视人类的发展，这完全是对方的罪过，仍然又是基督徒的罪过；他们编造了一部奇特的‘天国史’，否认真实的历史具有任何内在意义，只承认彼岸的抽象的而且是杜撰出来的历史具有这种意义。他们硬说人类是基督创造的，说历史有一个虚幻的最终目的，而且这个目的已经由基督所实现；他们割断了历史，因此为了自圆其说，他们声言后来的18个世纪完全是胡说八道。我们要求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但我们认为历史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并且只能是人的启示。为了认识人类本质的伟大，了解人类在历史上的发展，了解人类一往直前的进步，了解人类对个人的非理性的一贯有把握的胜利，了解人类战胜一切似乎超人的事物，了解人类同大自然进行的残酷而又顺利的斗争，直到具备自由的人的自觉，明确认识到人和大自然的统一，自由地独立地创造建立在纯人类道德生活关系基础上的新世界……我们没有必要首先求助于什么‘神’的抽象概念，把一切美好的、伟大的、崇高的、真正的人的事物归在它的名下。……卡莱尔大为不满的现代的无神性恰好是现代的有神性。……历来总是提出这样的问题：神是什么？德国哲学这样回答问题：神就是人。人只须要了解自己本身，使自己成为衡量一切生活关系的尺度，按照自己的本质去估价这些关系，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根据自己本性的需要，来安排世界，这样的话，他就会猜中现代的谜了。……这些在‘预言家’歌德的著作中也可以找到，凡是睁着眼睛的人都可以在他的作品中读到这些。歌德很不喜欢跟‘神’打交道；他很不愿意听‘神’这个字眼，他只喜欢人的事物，而这种人性，使艺术摆脱宗教桎梏的这种解放，正是他的伟大之处。在这方面，无论是古人，还是莎士比亚，都不能和他相比。但只有熟悉德国民族发展的另一方面——哲学的人，才能理解这种完满的人性、这种克服宗教二元论的全部历史意义。歌德只是直接地——在某种意义上当然是‘预言式的’——陈述的事物，在德国现代哲学中都得到了发展和论证。”[42]从对卡莱尔观点的内部的宗教方面所做的这些批判当中，就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出，恩格斯考虑到卡莱尔观点的外部的政治—社会方面，考虑到卡莱尔的英雄崇拜和与此有关的其他一切。“……似乎英雄碰到好时候会比人高出一头。如果卡莱尔所了解的人是真正的人，具有无限性的人，他就不会再把人分成两类——山羊和绵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贵族和平民，老爷和百姓；他就会发现天才的真正社会使命并不是用暴力去统治别人，而是去唤醒别人，带动别人。天才应当说服群众，使群众相信自己思想的正确，这样就不必担心自己的思想是否能够实现，因为思想被掌握以后就会自然而然地实现。”[43]正如卡莱尔所说，民主主义是过渡阶段，但它不是向新的改良的贵族制度、而是向真正的人类自由过渡的阶段；同样地，当代的非宗教性，最终将使时代完全摆脱一切宗教的、超人的和超自然的事物，而不是恢复这一切事物。恩格斯在结束他的这两篇论文的时候，都谈到不久以后就要详细研究工厂制度，研究英国的状况及其核心——工人阶级的状况。《德法年鉴》的夭折，使他未能按照原来拟定的形式实现自己的诺言，而是后来用另一种方式履行了这项诺言。四《神圣家族》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继续他们已在《德法年鉴》上开始的正面的自我阐明以前，首先联合起来完成了他们的第一部共同作品，以便批判地分析德国的唯心主义，因为德国的唯心主义还有一些有名望的代表人物，即布鲁诺·鲍威尔和柏林的“自由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由于都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了自己的论文，而开始经常通信，恩格斯为了同马克思会见，并在1844年9月到巴黎去了几天。1845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以《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的书名，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卡尔·马克思合著出版的一书的序言，注明的就是这个月份。这部书在表面上同《德法年鉴》没有什么联系，但从它的实际内容来看，它完全包括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杂志中所划定的思想范围之内。在一定程度上，这部书是对他们达到的新观点的巩固性和可靠性的首次实际考验；如果经得起考验，当然这个观点也必然得到一些新的依据。两位作者在该书的序言中说，《神圣家族》的目的，是向广大读者说明思辨哲学所制造的幻想。“在德国，对真正的人道主义说来，没有比唯灵论即思辨唯心主义更危险的敌人了。它用‘自我意识’即‘精神’代替现实的个体的人，并且同福音传播者一道教诲说：‘精神创造众生，肉体则软弱无能。’显而易见，这种超脱肉体的精神只是在自己的想像中才具有精神力量。鲍威尔的批判中为我们所驳斥的东西，正是以漫画的形式再现出来的思辨。我们认为这种思辨是基督教德意志原则的最完备的表现，这种原则所作的最后一次挣扎就是要通过变‘批判’本身为某种超经验的力量的办法使自己得以确立。”[44]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是针对《文学总汇报》月刊的头八期进行的。这个杂志是布鲁诺·鲍威尔同他的弟弟埃德加尔以及法赫尔、荣格尼茨、施里加等人，在沙洛顿堡由1843年12月开始出版的。在这个杂志里，柏林的“自由人”试图论证他们的世界观，研究影啊过当代生活——宗教和哲学、基督教和犹太教、赤贫现象和社会主义、英国工业和法国革命——的一切重要现象的历史作用，并对这一切现象作出绝对自我意识的判决和进行批判的批判。杂志的纲领有一部分包含在布鲁诺·鲍威尔的下述理论当中：“到现在为止，历史上的一切伟大的活动之所以一开始就是不成功的和没有实际成效的，是因为它们引起了群众的关怀和唤起了群众的热情。换句话说，这些活动之所以必然得到悲惨的结局，是因为在这些活动中有一个中心思想：它必须满足于一种表面了解，因而也就指望博得群众的喝采。”“精神”和“群众”间的对立，像一条红线贯穿着整个《文学总汇报》。这个杂志宣称：现在精神已经知道它应该到哪里去寻找自己唯一的对头，——就是要到群众的自我欺骗和软弱无力中去寻找。在某些方面，这个观点同一些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所依据的观点相似。像法国革命这种好像使世界发生了根本变化的群众运动，都遭到了失败，最后以建立市侩的十分鄙俗的专政而告终。精神的一切进步，迄今为止都是损害群众的进步，使群众陷入每况愈下的非人境地。在一定意义上，傅立叶和欧文也是对被动的群众持有主动的精神的代表人物。不同的地方只在于：傅立叶和欧文所处的环境是发达的资产阶级社会，而鲍威尔和他的追随者们，则生活在封建落后、鄙俗不堪的社会里；前者是两位实际的事业家，而后者则是一伙德国哲学家；前者以法国的唯物主义为根据，而后者则立足在德国的唯心主义上面；前者研究现实社会的基础，研究人同工业和大自然的关系，而后者则使想像出来的精神成为想像出来的历史的指导者。《文学总汇报》对当时的一切“群众”运动所做的判断是既专横又荒诞的。这个杂志对英国工业和法国革命都没有好感。西欧各文明民族的生活和活动，或多或少都是它厌恶的对象。然而，甚至在德国的条件下，这个杂志都是极大的退步。它不仅拒绝费尔巴哈已经获得的成果，而且也把黑格尔哲学弄成一幅可悲的漫画。黑格尔总是事后才使绝对精神通过哲学家意识到自身这个具有创造力的世界精神，实际上他只是说，绝对精神在思辨的想像中，表面上创造历史。同时黑格尔坚决反对据说哲学家个人就是绝对精神本身这种不正确的解释。鲍威尔和他的追随者与此相反，他们认为自己是批判的化身，是绝对精神的化身，绝对精神通过他们有意识地扮演世界精神的角色，同其余的人类对立。如果说黑格尔哲学是关于神统治世界，精神统治物质的基督教德意志信条的思辨表现，那末，《文学总汇报》就是批判的漫画，在这幅漫画里，黑格尔哲学本身把自己弄到荒诞无稽的地步。黑格尔哲学的观点失去了支点，悬在半空中，以致甚至在德国这样哲学气氛浓厚的国家里，它都非常迅速地挥发逸散了。《文学总汇报》只出了十二期，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有机会在《神圣家族》的结语里预言该报的灭亡。因此，《神圣家族》刚一问世就受到了非难，说它是多此一举。卢格给《神圣家族》的作者的一个朋友写信说：“可惜，《文学总汇报》不是直布罗陀”。后来他又说，两位作者把恶毒的、下贱的滚水浇在从前最亲密的朋友的身上。实际上，这本著作既不恶毒，也不下贱，而且也不是背弃曾把恩格斯和马克思同布鲁诺·鲍威尔联系起来的友谊。书中丝毫没有对鲍威尔兄弟进行人身攻击，只是拿他们的公开著述活动为例，来论证唯心主义哲学的彻底破产。两位作者满有权利这样做，因为《文学总汇报》经常挑战，反对马克思在《莱茵报》和《德法年鉴》上所做的面向实际生活的转变；它狂妄自负，尽一切可能支持三月革命以前的反动势力，甚至对书报检查制度和行会制度表示好感。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同鲍威尔兄弟论战是一项清理性的准备工作。他们先进行这次论战，然后再各自独立地写了许多文章，叙述自己的肯定的观点，从而表明自己对于近代哲学和社会学的态度。今天的读者往往会觉得这场论战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特别是批判荣格尼茨、施里加和其他现在已被遗忘的批判的批判的名家的部分，有时使读者产生叙述冗长使人疲倦的感觉。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经常使用的那种简短尖锐的批判技巧，在他们的第一部共同著作中，还不是到处都可以看到的。但是，为了躲避德国的书报检查，而必须扩大篇幅，超过二十印张，这或许使作者过于详述细节了。在其他情况下，他们是很不喜欢这种做法的。在书中某些地方，好像有青年人的过于自信的口气，但是任何地方都没有下贱的或不下贱的恶毒笔调。三十多年后，当孤独的、被人遗忘的布鲁诺·鲍威尔逝世的时候，恩格斯是唯一在悼词中对死者的不朽功绩做了正确评价的人。要说《神圣家族》是多此一举，这也不是事实。证明唯心主义哲学所处的堕落状态，指出它甚至在语言和风格方面都在变坏，这还是该书的最小功劳。主要是书里已经光辉夺目地表现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战的另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那种产生实效的精神。这种精神用确凿的事实打击唯心主义的妄想，它在摧毁的同时又进行创造，在破坏的同时又进行建设。比如，马克思简短有力地把法国唯物主义的“世俗的群众的历史”同布鲁诺·鲍威尔的几句批判言词做了对比。恩格斯在对尤利乌斯·法赫尔进行的论战中，从他所持的历史观点出发，阐述了英国的大地产、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汹涌澎湃的阶级斗争。同时，恩格斯也没有“多此一举”，他甚至没有打破德国知识分子的封闭的感觉。马克思在阐述法国革命，以反驳布鲁诺·鲍威尔关于“18世纪的实验”的高傲言词时，情况也是这样。在《神圣家族》的这些章节里，以及在再一次同布鲁诺·鲍威尔关于犹太人问题展开争论的章节里，马克思扩大和深化了他在《德法年鉴》中已经发挥了的思想。根据鲍威尔的主要论点，到现在为止，历史上的一切伟大活动之所以一开始就是不成功的和没有实际成效的，正是因为它们引起了群众的关怀和唤起了群众的热情，或者是因为它们的中心思想必须指望博得群众的喝采。马克思在反驳这个论点时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另一方面，不难了解，任何得到历史承认的群众的‘利益’，当它最初出现于世界舞台时，总是在‘思想’或‘观念’中远远地超出自己的实际界限，很容易使自己和全人类的利益混淆起来。这种错觉构成傅立叶所谓的每个历史时代的色调。资产阶级在1789年革命中的利益决不是‘不成功的’，它‘压倒了’一切，并获得了‘实际成效’，尽管‘激情’已经消失，尽管这种利益用来装饰自己的摇篮的‘热情’之花也已经枯萎。这种利益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顺利地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党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以及教会的十字架和波旁王朝的纯血统。只有对那样的群众来说革命才是‘不成功的’，这种群众的政治‘观念’并不是关于自己的实际‘利益’的观念，所以他们的真正的主导原则和革命的主导原则并不是一致的，他们获得解放的现实条件和资产阶级借以解放自身和社会的那些条件是根本不同的。”[45]革命不成功，是因为革命在本质上不超出其生活条件的范围的那部分群众，是并不包括全体居民在内的有限的和特殊的群众；也就是因为对不同于资产阶级的绝大多数群众来说，革命的原则并不代表他们的实际利益，而只是一种观念而已。恐怖主义者的错觉在于：他们打算按照以奴隶制度为基础的古代国家的样式，建立以资产阶级社会为基础的现代国家。“一方面，不得不以人权的形式承认和批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即工业的、笼罩着普遍竞争的、以自由追求私人利益为目的的、无政府的、塞满了自我异化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个性的社会，另一方面又想在事后通过单个的人来取缔这个社会的各种生命表现，同时还想仿照古代的形式来建立这个社会的政治首脑，这是多么巨大的错误！”[46]拿破仑的错觉在于：他把国家看作目的本身，而把市民生活仅仅看作司库和他的不能有自己的意志的下属。恐怖主义者和拿破仑都由于自己的错觉而遭到覆灭。后来，反革命重新进攻资产阶级。“1830年自由资产阶级终于实现了它在1789年的愿望，所不同的只是他们的政治启蒙运动现在已经完成，他们不再把立宪的代议制国家看做国家的理想，不再认为争得立宪的代议制国家就是致力于挽救世界和达到全人类的目的，相反地，他们把这个国家看做自己的排他的权力的官方表现，看做自己的特殊利益的政治上的确认。”[47]但是，从1789年开始的法国革命的生命史还没有终止——马克思用这句极其有力的话结束了关于法国革命的一节。马克思从《神圣家族》中的这些和其他的历史余论中得出的结论概括起来就是：“自然的必然性、人的特性（不管它们表现为怎样的异化形式）、利益把市民社会的成员彼此连接起来。他们之间的现实的联系不是政治生活，而是市民生活。因此，把市民社会的原子彼此连接起来的不是国家（布鲁诺·鲍威尔认为是国家——弗·梅·），而是如下的事实：他们只是在观念中、在自己的想像这个天堂中才是原子，而在实际上他们是和原子截然不同的存在物，他们不是神类的利己主义者，而是利己主义的人。在今天，只有政治上的迷信才会以为国家应当巩固市民生活，而事实上却相反，正是市民生活巩固国家。”[48]马克思对于布鲁诺·鲍威尔轻视自然界和工业的言论作了如下的反驳：“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只要它从历史运动中排除掉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它就能达到即使是才开始的对历史现实的认识吗？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它不去认识（比如说）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它就能真正地认识这个历史时期吗？诚然，唯灵论的、神学的批判的批判仅仅知道（至少它在自己的想像中知道）历史上的政治、文学和神学方面的重大事件。正像批判的批判把思维和感觉、灵魂和肉体、自身和世界分开一样，它也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认为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而是在天上的云雾中”[49]在这些话里已经露出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幼芽。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还没有摆脱费尔巴哈的影响，另一方面仍然依存于英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但是决不能把这种依存关系叫做盲从。他们坦率地承认费尔巴哈的天才发展，认为他的功劳是为批判一切形而上学提供了伟大而高明的要领，用人本身代替了包括无限的自我意识在内的破烂货。但是，他们越过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向社会主义前进，越过抽象的人达到历史的人。他们以令人钦佩的敏锐洞察力，在当时还乱成一团的西欧社会主义世界中找到了正路。他们揭穿了饱食终日的资产阶级借以自娱的社会主义把戏的秘密。人的贫困本身，不得不接受施舍的极端堕落成了金钱贵族和知识贵族的娱乐，成了满足他们的私欲和激发他们的优越感的东西。德国的许多慈善协会，法国的不少慈善团体，英国的无数堂吉诃德式的慈善事业，如为赈济穷人举办的音乐会、舞会、义演和义餐，甚至为遭遇不幸的人进行的公开募捐，都只有这种意义。在几位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之中，傅立叶对《神圣家族》的思想内容贡献最大。但是，恩格斯已经把傅立叶同傅立叶主义区分开来。他说，《和平民主日报》所鼓吹的那种掺了水的傅立叶主义，不过是一部分博爱主义的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而已。马克思强调指出，“劳动组织”不是社会主义者的口号，而是政治激进派的口号，这一派试图在法国实现政治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妥协。两位作者一再强调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从来没有理解的东西：历史的发展和工人阶级的独立运动。埃德加尔·鲍威尔狂妄地说，工人什么东西也没有制造，所以他们也就一无所有；他们之所以什么都没有制造，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始终是为了满足他们自己的需要的某种单一的东西，是平凡的工作。恩格斯对此反驳说：“批判的批判什么都没有创造，工人才创造一切，甚至就以他们的精神创造来说，也会使得整个批判感到羞愧。英国和法国的工人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50]为了驳斥布鲁诺·鲍威尔所谓的“精神”和“群众”之间的互相排斥的对立性，马克思也指出，广大的群众的运动在实践中一开始就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共产主义批判相适应；他说，要理解这个运动中人的高尚性，就必须知道英法两国工人对科学的向往、对知识的渴望、他们的道德力量和他们对自己发展的不倦的要求。法国的无产阶级认为自己的最卓越的代表就是蒲鲁东，他的论财产的著作在一定意义上是西欧社会主义的最前哨。因此蒲鲁东在《文学总汇报》里受到特别恶劣的待遇，他的著作甚至没有被正确地翻译出来，更谈不到对他作正确的评价了。因此，在《神圣家族》中，对法国社会主义者中的这位无产者做了最详细的评论。《神圣家族》中研究蒲鲁东的章节，以及全书的绝大部分都出自马克思的手笔。他热烈地拥护蒲鲁东，反对埃德加尔·鲍威尔对蒲鲁东进行的吹毛求疵的批判。因此，就产生了一种迂腐的说法，说什么马克思原先信奉和崇拜蒲鲁东，而后来却又十分激烈地攻击起他来了。其实，马克思在《神圣家族》里并没有把自己和蒲鲁东等同起来，而是拿他同布鲁诺·鲍威尔相比。埃德加尔·鲍威尔讥笑蒲鲁东，说他从平等的原则中为财产找到了一切证明的最后的合理根据，然而他却想从这一原则引出财产的不可能性的结论。马克思对此反驳说，蒲鲁东所做的同布鲁诺·鲍威尔所做的完全一样，后者把无限的自我意识当作自己的一切论述的基础，也把这个原则看做福音书的创造原则，而福音书则由于自己的无限的无意识性，似乎是同无限的自我意识直接矛盾的。接着，马克思意味深长地指出，偏重实践的法国人那里的平等原则和爱谈理论的德国人这里的自我意识的原则是同一个东西。德国的破坏性的批判，在以费尔巴哈为代表对现实的人进行考察以前，力图用自我意识的原则来铲除一切确定的和现存的东西，而法国的破坏性的批判则力图用平等的原则来达到同样的目的。布鲁诺·鲍威尔对神学作了批判的分析，可是他始终从神学的立场出发；同样地，蒲鲁东从国民经济学的立场出发对国民经济学作了批判的分析。马克思认为，蒲鲁东的巨大进步是对国民经济学的基本前提即私有制做了批判的考察，而且是第一次带有决定性的、严峻而又科学的考察，而国民经济学的代表们却把这个基本前提看做是确定不移的、不必再做任何进一步研究的事实。诚然，国民经济学家们早就有时指出过像工资、价值等这类经济前提的合乎人性的外观同私有制的违反人性的现实之同的矛盾，然而他们只是把表现在某种个别形式中的私有制，当作本来合理的（即他们认为合理的）工资或价值的伪造者加以攻击，比如，亚当·斯密有时攻击资本家，西斯蒙第攻击工厂制度，李嘉图攻击土地所有制。蒲鲁东认真对待经济关系的合乎人性的外观，并把它同经济关系的违反人性的现实尖锐地对立起来，从而永远结束了这种无意识性。他把私有制干脆描述为国民经济学概念的伪造者。所以从国民经济学观点出发，对国民经济学进行批判时所能做到的一切，他都已经做了。但是，蒲鲁东并没有脱离这个观点；马克思接着指出，蒲鲁东用国民经济学本身的前提同国民经济学作斗争，所以他只能在国民经济学的占有形式下理解人重新占有实物世界，他宣称国民经济学的占有形式是“社会的职能”，但是他没有能够相应地发挥这一思想。但是，马克思在反对鲍威尔兄弟用含混不清的高谈阔论把蒲鲁东所做的巨大进步化为乌有的时候，也像批判鲍威尔兄弟的神学局限性一样，对蒲鲁东的国民经济学局限性作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批判分析。埃德加尔·鲍威尔指责蒲鲁东的论断具有“片面性”，即说蒲鲁东从贫穷和困苦的事实中去寻找自己的武器，说他认为这个事实是绝对的、合理的，而认为财产的事实是不合理的。批判与此相反，它把贫穷和财产这两个事实合而为一，它发现了两者之间的联系，使两者成为一个整体，并向这个整体本身询问它的存在的前提是什么。马克思用一句简单的话粉碎了这种唯心主义的肤浅论断，他说，整体的存在前提就是整体的两个方面的本性。无产阶级和富有是两个对立面。它们本身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它们二者都是由私有制产生的。问题在于这两个方面中的每一个方面在对立中究竞占有什么样的确定的地位。只宣布它们是统一整体的两个方面是不够的。“私有制，作为私有制来说，作为富有来说，不能不保持自身的存在，因而也就不能不保持自己的对立面——无产阶级的存在。这是对立的肯定方面，是得到自我满足的私有制。相反地，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来说，不能不消灭自身，因而也不能不消灭制约着它而使它成为无产阶级的那个对立面——私有制。这是对立的否定方面，是对立内部的不安，是已经消灭的并且正在消灭自身的私有制。……由此可见，在整个对立的范围内，私有者是保守的方面，无产者是破坏的方面。从前者产生保持对立的行动，从后者则产生消灭对立的行动。的确，私有制在自己的经济运动中自己把自己推向灭亡，但是它只有通过不以它为转移的、不自觉的、同它的意志相违背的、为客观事物的本性所制约的发展，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这种意识到自己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贫困的贫困、这种意识到自己的非人性从而把自己消灭的非人性——的产生，才能做到这点。无产阶级执行着雇佣劳动因替别人生产财富、替自己生产贫困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同样地，它也执行着私有制因产生无产阶级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无产阶级在获得胜利之后，无论怎样都不会成为社会的绝对方面，因为它只有消灭自己本身和自己的对立面才能获得胜利。随着无产阶级的胜利，无产阶级本身以及制约着它的对立面——私有制都趋于消灭。”[51]批判的批判说，承认无产阶级具有这种世界历史的作用，就好像是宣布无产者是神。马克思坚决反对批判的批判早就提出的并且后来一再重复的这种遁辞。他说：“倒是相反。由于在已经形成的无产阶级身上实际上已完全丧失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甚至完全丧失了合乎人性的外观，由于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现代社会的一切生活条件达到了违反人性的项点，由于在无产阶级身上人失去了自己，同时他不仅在理论上意识到了这种损失，而且还直接由于不可避免的、无法掩饰的、绝对不可抗拒的贫困——必然性的这种实际表现——的逼迫，不得不愤怒地反对这种违反人性的现象，由于这一切，所以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但是，如果它不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解放自己。如果它不消灭集中表现在它本身处境中的现代社会的一切违反人性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没有白白地经受了那种严酷的但是能把人锻炼成钢铁的劳动的教育。问题不在于目前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把什么看做自己的目的，问题在于究竞什么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的存在必然在历史上有些什么作为。它的目的和它的历史任务已由它自己的生活状况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结构最明显地无可辩驳地显示出来了。”[52]于是，马克思再一次强调指出，英法两国的无产阶级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任务，并且不断地努力使这种意识达到完全明显的地步。《神圣家族》一书对于同时代人似乎没有发生很大的影响。恩格斯本人在收到这部书时就曾说，书的篇幅过多了，它的大部分内容将不为广大的读者所理解。两位作者最不喜欢《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上发表的书评，因为它过于称赞该书，而远不是实事求是地写出来的。今天的读者很容易把这本书看成一堆熄灭了的煤炭，但是如果他有一双相当敏锐的眼睛，他就会从煤灰中看到许多宝石向他发出永不消失的光辉。[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07页。[2]指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译者[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08页。[4]指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3页编者注。——译者[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4页。[6]安纳卡西斯（Anacharsis）是公元前6世纪斯基台族的王子和哲学家。普鲁士人克洛兹曾用这个名字做自己的化名。克洛兹后来入了法国籍，在巴黎主张极端革命和无神论，1794年被判处死刑。——译者[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5—416页。[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7—418页。[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5页。[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52页。[11]同上书第454页。[12]同上书第455页。[13]同上书第457页。[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0页。[15]同上书第463页。[16]同上书第464页。[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6页。[18]高卢是法国古称。“高卢雄鸡”是法国在第一共和国时代用在国旗上的图案，标志当时法国人民的革命意识。——译者[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7页。[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3页。[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6页。[22]同上书第447页。[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99页。[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02页。[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09页。[26]希腊神话中的一个蛇发女妖。——译者[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11—612页。[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13—614页。[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16页。[30]同上书第620页。[31]同上书第616—617页。[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18页。[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21页。[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22—623页。[35]同上书第623—624页。[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24页。[37]同上书第628页。[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29页。[39]当时英国流行的一种包治百病的所谓特许专卖药。——译者[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42页。[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48—649页。[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49—652页。[43]同上书第652—653页。[44]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7页。[45]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3页。[46]同上书第156页。[47]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8页。[48]同上书第154页。[49]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91页。[50]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2页。[51]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3—44页。[52]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5页。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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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莱茵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弗兰茨·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八章《莱茵报》海尔维格的信给了浪漫派一个很好的机会，重新压制由于发布了比较缓和的检查令而开始恢复生机的报刊，虽然大多数报刊只是微微地吁了几口气。新法令公布之后一星期，暗里发牢骚，明里摇尾巴的庸人的柏林机关报《福斯报》用胜利者的口吻说，现在可以说话了，它要利用这种自由——但是在适当的范围之内——,并且毫不隐晦，但怀着好意发表意见说，向库尔兰[1]发送信袋时最好派一个随车管理员，因为不久以前有一个信袋被人偷走了。接着邮政管理部门在《施本纳报》上对此作了非常粗野的答复，以致福斯女士十分狠狈地把她大胆伸出的触角又收了回去，只是羞怯地提出问题，邮政当局是不是认为它是没有任何缺点的。在一些重要的日报当中，只有三家报纸对于普鲁士的居民发生强弱不等的影响。其中之一，是远销普鲁士境外的《莱比锡总汇报》。一些不满意普鲁士官僚政治的人士，暗地里资助这家报纸，可是在它发表了海尔维格的信件以后，马上就被普鲁士政府查封了。在普鲁士国家境内，《科尼斯堡日报》和《莱茵报》的报道正直而大胆。浪漫派的国王陛下喜欢用他那近卫军少尉的特殊语言，把这两家报纸称为“科尼斯堡的下贱报纸和它的莱茵卖淫姊妹”。《科尼斯堡日报》站在约翰·雅科比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立场上，由一位高级教师维特主编。维特由于编这份报纸，曾不得不忍受艾希霍恩大臣的卑鄙迫害。年轻的瓦列斯罗德在这份报纸的撰稿人之中博得文名。但是这家报纸却落后于从1842年1月1日开始在科伦出版的《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特别是在眼界的广度方面。根据《菜茵报》创刊号登载的声明，它是由一伙独立的莱茵省居民创办的；这些人倾向进步，力求莱茵省发达，竭力发展莱茵省的各种设施，要把莱茵省同整个德意志的利益结合起来，并且关心整个人类社会和它的内部繁荣。正如读者所看到的，这项声明并不十分清晰，同样地，后来该报以政纲形式发表的东西，即实行包括一切阶级和代表各方面利益的普遍选举法，公布政府的施政活动，要求出版自由等等，也没有按照已经成熟的政党的惯例，分章分节一目了然地列出。《莱茵报》联合着成分不同的各种人士，他们知道什么东西使他们结合起来，但是还不知道什么东西能使他们分开。在莱茵省资产阶级的两个年长领袖的后面，即在大卫·汉泽曼和科伦商会会长卢道夫·康普豪森这两个敢想敢做的商人的后面，是在黑格尔哲学的精神影响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莱茵报》对工商业问题的了解比政治问题清楚得多。它要求精确而详细地公布关于国家财政的报告，减少国家的支出，扩建铁路，降低诉讼费用和邮费，为参加关税同盟的各邦规定共同的国旗和派遣共同的驻外领事。这种情况使《莱茵报》对易北河以东的反对派报刊占了很大的优势。在思想的大胆和明确方而，它至少不比《德国年鉴》逊色，而在了解推动德国生活前进的工业发展方面，则远远超过它。《莱茵报》支持关税同盟的程度同雪恩反对关税同盟的程度不相上下。这家报纸评论说，普鲁士国家对德意志的领导权是建立在关税同盟的基础上的。如果这个国家继经济进步之后，能为精神进步和政治进步开辟道路，那么，报纸愿意在这个国家的旗帜下进行斗争。梅特涅的御用文人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以憎恨者的尖锐眼光，揭露了《莱茵报》的亲普鲁士倾向，但是普鲁士的政治家们却窃窃私语，说《莱茵报》依靠法国政府的钱维持，柏林政府的眼光过于狭小，没有理解《莱茵报》想把一个锋利的武器交给它掌握。《莱茵报》越坚决地想把它抬到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高度，它就越顽固地死守自己的专制—封建的落后状态。这种冲突一天比一天尖锐化了，而随着这种情况的发展，《莱茵报》的领导权就越来越被激进分子所掌握。这是一群卓越的人物。在柏林的青年黑格尔派中，有布鲁诺·鲍威尔、科本、瑙威尔克、施蒂纳等人为《莱茵报》写稿；该报德文部的第一编辑鲁滕堡也是柏林人。参加《菜茵报》工作的莱茵省当地人有亨利希·毕尔格尔斯、格奥尔格·荣克、莫泽斯·赫斯、海尔曼·皮羽特曼和卡尔·马克思。《莱茵报》不按期发表社论，还没有被单调的竞争经营的清规戒律所束缚。因此附页里登载的技术论文和科学论文较多，而小品文栏里的材料也比较丰富，其中发表关于美学、文学和哲学问题的研究以及许多优美的诗篇。海尔维格和普鲁茨经常为这一栏写稿。但是不久《莱茵报》的最年轻的撰稿人就成为该报的最优秀的力量。即使今天你把积满灰尘的《莱茵报》合订本打开，也不难在大量的优秀作品当中发现马克思的著作是最好的。他的这些杰作的特点是：构思广阔而深刻；文笔有力而漂亮；辩证的论据其有尖锐的对立性；思想敏锐，在分析问题的时候，总是深入到德国的混乱状态之中，一直把问题彻底搞清为止。1842年秋，马克思担任该报的编辑，整整作了一个冬季，直到报纸停刊的前几天才离开编辑部。马克思的最初几篇文章是讨论出版自由问题的。他在卢格编辑的《轶文集》里发表了《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文内要求完全废除书报检查制度。他说，检查制度本身是不好的，而检查令却比人还要威风。马克思嘲笑虚伪的自由主义的做法，由于更换了执行这种坏制度的人员，虚伪的自由主义就感到满足了。他逐条分析新检查令，以揭露其中在浪漫主义的暧昧词藻下隐藏的逻辑荒谬。也同旧书报检查令一样，新检查令中有一条规定：探讨书报中的真理应该严肃而谦逊。马克思对此反驳说：“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家，可是法律却命今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激情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唯一许可的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法的表现形式；精神只准披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自然界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2]但是新检查令毕竟与旧检查令有所不同，那就是新检查令指示检查人员严密地注意书报的倾向是否善良。马克思对此辛辣讽刺地写道：“这样一来，作家就成了最可怕的恐怖主义的牺牲品，遭到了怀疑的制裁。反对倾向的法律，即没有规定客观标准的法律，乃是恐怖主义的法律，在罗伯斯比尔时期，国家在万不得已时所制定的法律就是这样的法律，在罗马各王朝时期，国家在腐败不堪的情况下所制定的法律也是这样的法律。凡是不以行为本身而以当事人的思想方式作为主要标准的法律，无非是对非法行为的公开认可……追究倾向的法律不仅要惩罚我所做的，而且要惩罚我所想的，不管我的行为如何。所以，这种法律是对公民名誉的一种侮辱，是威胁着我的生存的一种阴险的陷阱。我可以任意翻转打滚，事态决不会因此而有丝毫改变。我的生存遭到了怀疑，我的最隐秘的本质，即我的个体性被看成是一种坏的东西，而且由于这种意见我要受到惩罚，法律惩罚我并不是因为我做了坏事，而是因为我没有做坏事。其实我受罚的原因是我的行为并不违法，正是由于这一点，我就迫使好心肠的法官只去审查我那非常慎重、不至于使自己在行动中暴露出来的恶劣的思想方式。惩罚思想方式的法律不是国家为它的公民颁布的法律，而是一个党派用来对付另一个党派的法律。”[3]马克思接着说道，追究倾向的法律是由那些把自己同人民在原则上对立起来，从而认为自己的反国家的思想方式是普遍的和标准的思想方式的政府发明出来的。统治集团的龌龊的良心，捏造出一套追究倾向的法律，把它们作为报复的法律，用来惩办实际上只是政府官员才持有的思想方式。“追究原则的法律是以无原则……为基础的。这些法律就是龌龊的良心的不自觉叫喊。怎样才能使这种法律付诸实施呢？这要通过一种比法律本身更令人痛恨的工具——侦探，或者通过认为所有写作倾向都是值得怀疑的这样一种事先协定……在追究倾向的法律中，立法的形式是和内容相矛盾的，颁布这一法律的政府疯狂地反对它本身所体现的东西，即反对那种反国家的思想方式，同样，在每一种特殊的场合下，政府对自己的法律来说就好像是一个颠倒过来的世界，因为它采取了两面的手法。对一方是合法的东西，对另一方就是违法的东西。政府所颁布的法律本身就是这些法律使之成为法律的那种东西的直接对立面……”“又如，检查令想要保存宗教，同时又破坏了所有宗教的最普通的基本原则——主观思想方式的神圣性和不可侵犯性。检查令宣布，心的法官是检查官而不是神。又如，检查令禁止使用侮辱个别人的词句和进行毁坏其名誉的判断，可是它又使你们每天都遭到检查官的侮辱和毁坏你们名誉的判断。又如，检查令想要消灭来自居心叵测和听信坏话的人物方面的流言蜚语，同时又迫使检查官相信这种流言蜚语，要他们依赖上述这些人所进行的侦探活动……”“新的检查令也陷入了这种辩证法。当它责成检查官去做那些它在指摘出版物时曾斥为反国家行为的事情时，它就陷入了矛盾。”[4]在这篇文章中，狮子首次扬起巨掌痛打没有法制和专横跋扈的行为，它的毁灭性打击今天也像五十年前击中书报检查法一样，击中反对工人阶级的暴行。马克思以对1841年莱茵省议会辩论的有效的批判，开始在《莱茵报》上发表言论。科伦地方向莱茵省议会送去一份由一千多人签名的请愿书，请求省议会把请愿书直接呈给国王。请愿书中要求准许公众自由进入省议会会议厅旁听，每天公布未经删节的辩论记录，报纸也要有权相当自由地讨论这些辩论以及省内一切大事，最后还要求用出版法代替书报检查制度。省议会只是在极有限的范围内同意这些要求，它请求国王准许在省议会的会议记录里注明发言人的姓名，它并没有请求颁布出版法，也没有请求取消书报检查制度，而只请求颁布防止检查官为所欲为的书报检查法规。这两项请求都被国王驳回了。于是马克思接连写了六篇长文章严厉谴责省议会。有一个发言人声称，等级会议可以根据情况或自己的裁夺公布会议上的发言。马克思用冷冷的轻蔑口气反驳说：“我们可以使他相信，省决不会对等级代表这些个别人物的‘言论’发生兴趣，然而正是‘这些’言论代表们可以公正地叫做‘自己的’言论。与此相反，省的要求是把等级代表的言论变为公众的、到处可以听见的全省的声音。”[5]马克思在这里已经抨击了后来他称之为议会迷的流弊。“这里谈的是省是否应当了解自己的代表机关！还需要在政府这一秘密上面再蒙上一层新的秘密——代表机关这一秘密吗？然而，在政府中人民就是这样被代表的。如果等级会议这一新的人民代表机关的特征不是省本身在这里起作用而是别人代替省起作用，不是省代表它自己而是别人越俎代庖；那么这种代表机关就会丧失一切意义。脱离被代表人的意识的代表机关，就不成其为代表机关。不了解的事情，就不必为它担忧。主要用来表现各省独立活动的这一国家职能，甚至完全被排斥于各省形式上的协作即互通声气的范围之外，——这是一个极其荒谬的矛盾，其矛盾之处在于，我的独立活动包藏在我所不知道的别人的活动中。”[6]马克思同样毫不留情地对待省议会关于出版自由的辩论。诸侯和骑士等级的代表害怕出版自由发生败坏道德的作用。马克思反驳这种意见说，情况恰恰相反，经过检查的出版物才起败坏道德的作用。一个很大的罪恶，即伪善，是同这种出版物分不开的；从它的这一根本罪恶中，又派生出它的其余一切毫无德行可言的缺陷，派生出它的可恶的（就是从美学观点来看也是这样）罪恶，即消极性。“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昔，但是它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至于人民本身，他们不是在政治上有时陷入迷信有时又什么都不信，就是完全离开国家生活〔梅林引文中缺“国家”一词〕，变成一群只管私人生活的人。”[7]但是马克思也不满意城市等级的人士对于出版自由发表的意见。马克思对于希望出版不被排斥在一般的行业自由之外的要求，讽刺地评论说：“这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资产者反对派，而不是市民反对派。”[8]当然，他不打算否认这种意见的相对正确性。“无论辩论人的观点乍一看来是多么独特，我们仍然应当无条件地承认，这种观点比德国自由主义派那种内容空洞、含糊其辞、模棱两可的议论来得高明，这些自由主义者以为，把自由从现实的坚实土地上移到幻想的太空就是尊重自由。这些流于幻想的空谈家、这些伤感的热心家把他们的理想同日常的现实的任何接触都看成是亵渎神明。对我们德国人说来，自由之所以直到现在仍然只是一种幻想和伤感的愿望，一部分责任是要由他们来负的。”[9]德国人一般易于感情冲动，过于激奋，他们有一种爱听蓝色天空音乐的癖好。德国人生来就特别忠诚和恭顺。他们由于过分地敬重思想，而就不去实现这些思想。但是，不管上述的出版自由观点怎样相对地正确，它毕竟是虚伪的。“作家当然必须挣钱才能生活，写作，但是他决不应该为了挣钱而生活，写作……出版的最主要的自由就在于不要成为一种行业。”[10]这个论题的巨大真实性，从那时起已为资产阶级出版的六十年的不自由所证实。除了少数意见，特别是农民等级的意见以外，莱茵省议会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省议会会议记录的辩论给马克思留下了一种阴郁不快的印象，这些代表经常动摇在特权阶级的蓄意固执和不彻底的自由主义的天生无能之间。“这些老爷们想给自由吹嘘一番，说它不是理性的普遍阳光所赐的自然礼物，而是吉祥的星星所赋与的超自然礼物。既然他们认为自由仅仅是个别人物和个别等级的个体属性，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得出结论说，普遍理性和普遍自由是有害的思想，是‘逻辑地构成的体系’的幻想。为了拯救特权的特殊自由，他们就斥责人类本性的普遍自由。”[11]马克思不承认那种只想以多数形式存在的自由，他同伏尔泰一样，把“多数的自由”叫做一般的奴隶状态的例外。特别种类的自由是自由的一般原则产生的必然结果。在行业自由中，行业的本性采取符合于它的内在的生命原则的形式；在审判自由中，法院要遵循它自己固有的法规。“在宇宙系统中每一个单独的行星一面自转，同时又围绕太阳运转，同样，在自由的系统中各界也是一面自转，同时又围绕自由这一太阳中心运转。”[12]在这几篇论文中，马克思还完全站在黑格尔主义者的立场上。诚然，他已经是一个极想从虚幻世界走向现实世界的激进黑格尔主义者，但毕竞还是一个从纯粹唯心主义的前提引出结论的黑格尔主义者。《科伦日报》的编辑海尔梅斯被政府收买，向警察当局和书报检查机关告密说，青年黑格尔分子是些好管闲事的空想家，他们的政论活动是幼稚的自负的令人讨厌的表现。马克思对《科伦日报》进行了歼灭性的论战，并用下面的话作为结束语：“从前的国家法的哲学家是根据本能，例如功名心、善交际，或者甚至是根据理性，但并不是公共的而是个人的理性来看国家的。最新哲学持有更加理想和更加深刻的观点，它是根据整体的思想而构成自己对国家的看法。它认为国家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在这个机构里，必须实现法律的、伦理的、政治的自由，同时，个别公民服从国家的法律也就是服从自己本身理性的即人类理性的自然规律。”[13]从这个立场出发，马克思对于法的历史学派挥动了闪亮而锋利的宝剑。他在谈到胡果的自然法教科书时指出法的历史学派的方法，即证明现存事物不合乎理性，而不是证明它合乎理性。法的历史学派曲解自己的先生康德，认为我们不能认识真实的事物，所以我们就应当承认不真实的事物（只要它是存在的）是完全有价值的。法的历史学派自鸣得意地从各方面搬出论据，以证明下面的事实是显而易见的，即理性的必然性并不能鼓舞各种实证的制度，比如所有制、国家制度、婚姻；这些制度甚至是同理性矛盾的，至多也不过容许在拥护自己或者反对自己的问题上空发议论。在马克思的关于把出版法同书报检查法对立起来的言论中，也相当明显地反映着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在出版法中，自由是惩罚者。在检查法中，自由却是被惩罚者。检查法是对自由表示怀疑的法律。出版法却是自由对自己投的信任票。出版法惩罚的是滥用自由。检查法却把自由看成一种滥用而加以惩罚……检查法只具有法律的形式……出版法是真正的法律，因为它反映自由的肯定存在……应当认为没有关于出版的立法就是从法律自由领域中取消出版自由，因为法律上所承认的自由在一个国家中是以法律形式存在的。”[14]现实的法令汇编中的出版立法同年轻的马克思从哲学上给它算过命的出版立法是多么不同啊！但是不久以后，他就来到了“平地”（用他自己的话说）上，在同经济事实的严重冲突中，认识了唯心主义的社会观和国家观的缺陷。他在另一组由五篇长文构成的评述中，批判了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他在这里也要求从政治上，即同整个国家理性和国家伦理联系起来解决每一项实际任务。他把在讨论关于林木盗窃法时只考虑薪材和林木的作法，也就是使意识盲目地服从物质的作法，叫做“下流的唯物主义”，“违法人民和人类神圣精神的罪恶”，“不道德、不合理和冷酷无情的抽象”。但是，正如他在关于出版自由的辩论中看到了资产者和市民之间的差别一样，他在关于林木盗窃的辩论中发现了资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差别。对于他这样明察秋毫的人来说，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大资产阶级的上升时代，竭尽全力想把公社土地占有制的最后几条根系拔掉，并发动剥夺人民群众的财产的残酷战争。在普鲁士1836年审理的207,478件刑事案件中，约有十五万件，即近四分之三的案件，是属于盗窃林木和违反关于森林、狩猎与放牧的立法的。剥夺财产的方法之一，就是宣布拾捡枯枝为盗窃林木，马克思对此驳斥说，甚至16世纪的刑律也没有敢于这样。“……如果法律把那种未必能叫做违反森林条例的行为称为盗窃林木，那末法律就是撒谎，而穷人就会成为法定谎言的牺牲品了。”[15]马克思援引了孟德斯鸠的话：有两种坏现象，一种是人民不遵守法律；另一种是法律本身使人民变坏；后一种祸害是无可救药的，因为药物本身就包含着这种祸害。“但是我们这些不实际的人却要为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的利益而揭露那些卑躬屈节唯命是听的所谓历史学家们所捏造出来的东西，他们把这种东西当作真正的哲人之石，以便把一切肮脏的欲求点成法之纯金。我们为穷人要求习惯权利，但并不是限于某个地方的习惯权利，而是一切国家的穷人所固有的习惯权利。”[16]马克思又向前迈进一步，提出习惯权利按其本质来说只是没有财产的最低下的群众的权利的论点。他的证明很简单。特权等级已经发现法律承认它们的合理权利甚至不合理要求。他们奢望非法享有的权利，为自己的怪癖和乐趣寻求活动场所。“然而，贵族的这些习惯权利是和合理的权利概念相抵触的习惯，而贫民的习惯权利则是同现存权利的习惯相抵触的权利。贫民习惯权利的内容并不反对法律形式，它反对的倒是自己本身的不定形。法律形式并不同这一内容相抵触，而只是这一内容还没有具备这种形式。”[17]马克思认为贫民的一切习惯权利的基础都是某种所有权的不固定性。由于这种不固定性，这种所有权既不是绝对私人的，也不是绝对公共的，而是我们在中世纪一切法规中所见到的那种私权和公权的混合物。理智取消了两重的和不稳定的所有权形式，而使用从罗马法中借用来的抽象私权范畴。“由此可见，在贫民阶级的这些习惯〔在梅林的引文中为“习惯权利”〕中存在着本能的权利感，这些习惯的根源是肯定的和合法的，而习惯权利的形式在这里更是自然的，因为贫民阶级的存在本身至今仍然只不过是市民社会的一种习惯，而这种习惯还没有在被有意地划分了的国家里找到应有的地位。”[18]马克思从莱茵省议会的辩论中引用一个实例，详细地说明了自己的观点。一位城市代表发言反对把采集林中的越橘和浆果也当作盗窃惩办的决定。他指出，穷人家的孩子们采集这些野果，是想帮助可怜的父母挣几个零钱；这是从古至今就为林木的占有者所许可的。所以也就产生了孩童们的习惯权利。另一位代表起来反对说，在他的地区，这些野果已经成为交易品，并被成桶地运往荷兰。马克思用以下几句尖刻的话粉碎这一论据：“的确，有一个地方已经把穷人的习惯权利变成了富人的独占权。你们看，这就充分证明公共财产是可以独占的，从这里自然就得出结论说，公共财产是应该被独占的。事物的本质要求独占，因为私有制的利益想出了这种独占。某些贪婪的现代生意人想出的主意，只要能使枯枝给古代条顿人土地占有者带来利益，就不会引起任何异议。”[19]马克思最后承认说，他以厌恶的心情注视了这些枯燥无味的、卑鄙庸俗的辩论，但是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引用这个例子来说明，假如召开一个私人利益的等级会议来立法，对它究竟能期待什么。评论林木盗窃的文章，引起马克思去研究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作用问题。但是，《莱茵报》对于经济问题的深切关注受到它的青年黑格尔派撰稿人的思想意识的自满的重大阻碍。既然国家是公共性的，那么它就应该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在国家的“公共性”的基础上建立国家的企图究竟被什么东西打破了呢？答案是明确的，而且实际上早就有了答案，即自由被贫困破坏，而贫困又使社会上的极大多数人失去自由发挥自己力量的可能性。在《莱茵报》驻瑞士的通讯记者中，有威廉·魏特林的朋友奥古斯特·贝克尔和塞巴斯提安·载勒尔。1842年9月底，《莱茵报》引用了魏特林编的《年轻一代》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对共产主义原则的统治形式发表意见说，应当选入政府的不是人本身，而是人的才能，这是《莱茵报》不想否认其天才和独创精种的一种思想。第二天，《莱茵报》转载了《年轻一代》杂志上一位临时记者的关于评论柏林家庭住宅的通讯，认为这个报道对于了解目前这个重要问题并不是没有意义的。这篇通讯把汉堡门附近的几所工人住宅描写成“半打工厂式的鼠洞，用泥土、木头和桁架拼凑而成，高四十英尺，长约九十英尺，墙上涂着蓝色和白色”，也就是描写成实际上存在的极其悲惨的贫民窟。差不多在同一时期，《莱茵报》也发出了响应法国社会主义的微弱回声。报纸派遣自己的记者（大概是莫泽斯·赫斯），到斯特拉斯堡的学者会议去采访。有许多德国学者和法国学者出席了这次会议。在像韦尔凯尔这样欢迎法国革命，认为它是自然法的母亲的德国自由主义者的身旁，坐着孔西得朗和勒鲁这样的法国社会主义者。会议的政治经济学小组，讨论了法国社会主义的体系。《莱茵报》的记者就这项讨论发表短评，认为中层等级现在所处的地位同1789年贵族的地位相似，当时第三等级曾经觊觎贵族的特权，并且得到了这种特权，而现在的一无所有的等级，则要求占有目前当权的中等阶级的一部分财产。但是，现在的中层等级比1789年的贵族更有远见，所以问题大概会通过和平方法解决。发表这则短评和转载关于柏林家庭住宅的文章，使奥格斯堡《总汇报》得到了一个理想的借口，以此攻击《莱茵报》，说它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刚刚担任报纸主编的马克思在1842年10月16日用一篇论文对《总汇报》的攻击作了有力的反击。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一位驻巴黎记者，“谈论历史像糖果商谈论植物学一样”，竟然异想天开，认为君主政体应当设法用自己的方式占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马克思嘲笑“奥格斯堡长舌妇”，并且问道：“也许她是因为我们既没有及时开出一个验方，也没有悄悄塞给惊愕的读者一个十分清楚然而却毫不解决问题的方案才指摘我们的吧？我们没有本事用一句空话来解决那些正由两个民族在解决的问题。”[20]但是，马克思在反驳不公正的攻击的同时，也以不可否认的尖锐性反对那种不管出于什么善意而在这类问题上所做的拙劣工作。他以自己特有的老实态度承认自己还没有对法国的社会主义作出独立的判断。他用下述一段话阐述了自己的纲领：“《莱茵报》甚至在理论上都不承认现有形式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现实性，因此，就更不会期望在实际上去实现它，甚至都不认为这种实现是可能的事情。《莱茵报》彻底批判了这种思想。然而对于像勒鲁、孔西得朗的著作，特别是对于蒲鲁东的智慧的作品，则决不能根据肤浅的、片刻的想像去批判，只有在不断的、深入的研究之后才能加以批判，——关于这一点，如果奥格斯堡长舌妇希望得到比沙龙空话更多的东西，如果她比沙龙空话能有更多的才能的话，那她也会承认的。……我们坚信，真正危险的并不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实际试验，而是它的理论论证；要知道，如果实际试验会成为普遍性的，那末，只要它一成为危险的东西，就会得到大炮的回答；至于掌握着我们的意识、支配着我们的信仰的那种思想（理性把我们的良心牢附在它的身上），则是一种不撕裂自己的心就不能从其中挣脱出来的枷锁；同时也是一种魔鬼，人们只有先服从它才能战胜它。”[21]马克思是注定不能在《莱茵报》上实现自己的计划的。他进入编辑部以后，报纸就采取了鲜明的反对派的立场，同时以自己的灵活战术使检查机关大伤脑筋，以致省长冯·格尔拉赫在11月中旬就向报机发行人表示了“政府对于报纸的方针的最大不满”。当局只希望报纸“回到比较令人满意的道路上来”，并没有采取查封的措施，而只是把鲁滕堡赶出科伦。为了使报纸改邪归正，当局将检查官警察顾问多勒沙尔免职。当然，多勒沙尔是愚昧的检查官中的特制品。有一次他从《科伦日报》上删去介绍未来的萨克森国王斐拉雷特翻译的但丁的《神曲》的文章，其理由是任何人都不得把神的东西作成戏曲。陪审官维陶斯接替了他的职位，新检查官的任务是以更巧妙的方法窒息舆论，但是他不能或者不想把刽子手的职务执行得使柏林的当权者满意。不久就发生了新的冲突。《莱茵报》从别恩堡和摩塞尔的其他地方收到关于摩塞尔地方农民的悲惨处境的可靠报告。在特利尔和科布伦茨之间，艾费耳高原和洪斯吕克山之间的摩塞尔河沿岸地区十分贫困。摩塞尔农民不像莱茵普法尔茨地方的农民那样，用一小块土地种粮食或栽烟草；他们的全部土地都用于栽培葡萄，所以一遇到葡萄歉收，他们就毫无办法，走投无路。然而从19世纪20年代中叶到30年代中叶，葡萄连年歉收，而且后来又成立了关税同盟，它规定的低微税率促使法国的葡萄酒大量进口，从而给摩塞尔葡萄酒造成了销售困难，使它跌价。摩塞尔农民的其他申诉是反对官僚主义的乡镇行政机关的资本主义经营侵害了他们对森林和牧场的公有权；反对葡萄汁的税太重而且课税不均；反对高利贷对他们的残酷盘剥。他们的很少一点土地，一块一块地被强制拍卖出去，因为他们无力继续缴纳税款和利息。这些赤贫的居民的悲惨状况已经明显得连普鲁士的专制政府都不敢否认，虽然它只是在附带一切自作聪明而毫无能力的官僚政府在不得不解决实际问题时惯用的“如果”和“但是”的条件下才承认的。专制制度的最后手段照例是挥动大棒，打倒那些讨厌的人，因为这些人想从它身上得到的东西，比它能够给予的为多。《莱茵报》的摩塞尔通讯是以冷静的态度，根据事实写出的报告。其中的一篇通讯谴责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一个有几千居民的乡里；虽然拥有极其茂盛的森林，然而还没有分配薪材。另一篇通讯以高兴的心情欢迎较大的出版自由，因为从此以后，摩塞尔农民可以公开地抨击折磨着他们的毒疮，而不被指责为无耻叫嚣了。这两篇通讯引起冯·沙培尔总督发布了两个训谕。他在一个训谕里，要求报纸说出那个据说发生了薪材事件的乡镇的名字；在另一个训谕里，他否认任何当局曾有过把种葡萄的农民对他们“公认的贫困状况”的申诉称为无耻叫嚣的这种“不体面行为”。他希望通讯的作者特别指出当局即使在比较宽大的书报检查令公布以前，曾阻挠过公开坦率地谈论摩塞尔农民的贫困状况的事例，并且向通讯的作者保证，如果作者愿意坦率说明损伤种葡萄的农民的元气的是什么毒疮，特别是作者能够提出根治毒疮的有效办法，他将十分感激。这个官僚在客客气气地发泄了一顿怨气以后，就改用粗暴的口吻，宣布作者的论断乃至反面的证明都是恶意诽谤。《莱茵报》起来应战。它通过自己的记者收集了关于摩塞尔农民状况的大量资料，并报道了这些材料，而且它本身还从其他来源找到一些材料做补充，以对总督的攻击进行彻底的反击。1816年1月16日，报纸上发表了几篇这方面的文章，同时把材料清清楚楚地分排在五个标题下面。报纸提出讨论的问题是：一、关于分配木材的问题。二、摩塞尔河沿岸地区对于较大的出版自由的态度。三、摩塞尔河沿岸地区的毒疮。四、摩塞尔农民的吸血鬼。五、改善这种状况的建议。第一项的材料完全报道出来，因为通讯的作者同意编辑部把那个没有分配过薪材的乡镇的名字告诉总督。关于第二项，报纸用大量的官方材料和文件材料证明政府确实用暴力压制过摩塞尔农民的申诉，证明政府从来没有想认真地改善这里农民的处境，而一直是玩弄空洞的言词，证明官僚制度根本不能为消除社会罪恶作任何事情，因为这个制度的上层机构依靠下层机构，而下层机构又仰仗上层机构。这几发厉害的炮弹打得政府难于招架，政府就急忙在检查官的红铅笔的掩护下仓皇退却。1月20日这些论文突然不见了；既怯儒又强暴的官僚制度不允许报纸讨论最后三项。但是1月28日，在《莱茵报》最醒目的地方登出一则简讯，内称主管书报检查的王国各部联合下令《莱茵报》从本年4月1日起停刊。同时授权冯·格尔拉赫省长要求该报在每天已经通过检查后把全部送到他那里复查，在未经他亲自检查以前绝对不准付印和发行，如果他发现初检时漏过的不妥之处就禁止报纸出版。在1月25日发布的禁令中说，《莱茵报》从它创刊之日起就遵循着一个应受指摘的方针；显然被不良的意图所支配，即想从根本上攻击国家制度，动摇君主政体的原则，挑拨舆论怀疑政府，教唆某些等级反对另一些等级，煽动群众对现行法制不满。报纸的活动以一些空洞的理论为基础，追求任何一个国家也不能容忍的应受指摘的目的。报纸的用语和表达方法都十分放肆。命令承认检查制度软弱无能，命令认为，长期制止这种具有如此顽固恶劣倾向的胡作非为不是检查制度的任务。命令用另一种方式提出了基督教德意志原则（尽管这项原则在道德上对世俗的倾向抱着厌恶的态度，但是它对叮当作响的洋钱却怀着温柔的情感），说什么如果不考虑到股东们的金钱利益，政府早就把报纸查封了。这个考虑目前也还促使政府不立刻而在第一季度结束后才查封报纸。在检查官维陶斯上面设置了由省长兼任的高级检查官以后，维陶斯就辞退了他的职务；为此科伦合唱团给这位“下野的检查官”举行了一次隆重的小夜曲晚会。由柏林派来的部务秘书圣保尔接替了他的职位。这个圣保尔终于发挥了政府所要求的粗暴和狡猾并用的手法，因而在2月18日又撤销了高级检查官的职位。唯恐失去财源的股东们2月12日召开了股东大会，向当局苦苦哀求，这也许促使当局作出撤销高级检查官的决定。虽然《莱茵报》的各栏里今天还可以隐约看到指责检查官的专横跋扈的痕迹，但是促使马克思在3月17日退出《莱茵报》编辑部的，并不是同检查官进行的斗争，而是股东们的一种想法，他们认为报纸的态度缓和以后，就能使当局收回对报纸所作的死刑判决。马克思立刻得到了从实践中检查他的关于出版的最主要的自由就在于不要成为一种行业的见解的机会。股东的幻想当然要变成泡影。他们派到柏林去的代表团甚至未被允许谒见国王。科伦、特利尔和莱茵其他城市的请愿，得到了禁止继续生效的答复；而参加请愿的政府官员还额外受到申斥，说他们本应对社会关系持有更为老练的观点。1843年3月31日《菜茵报》就停刊了。但是甚至这面骄傲的旗帜在被迫降下时，也没有能够免遭德国人的卑躬屈节精神的玷辱。在为报纸举行的葬后宴会上，扼杀报纸的检查官同股东们同桌进餐，而在检查官的椅子上还用锁链绑着一份《莱茵报》。圣保尔在威风凛凛地完成了这件文化业绩以后，还没有来得及离开科伦，就因在妓院前同巡夜人员斗殴而被警察法庭判了罪。另一个检查官是他在这次英勇斗争中的同志，即那个弗里茨·欧伦堡伯爵，三十多年以后他以一个腰挎砍刀、手执步枪的虔诚老妇的姿态出现在社会民主党面前。可惜，普鲁士的历史学家们没有向后世报道，浪漫主义的国王在用自己幻想的动听的和形象化的语言胡说什么“莱茵卖淫姊妹”的时侯，是怀着什么样的虔信宗教的情感，去看他的勇敢的宗教和道德斗士在世俗的妓院前同秩序的维护者打架斗殴的。[1]现名库尔泽姆，是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个行政区，首府为利耶帕雅。——译者[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页。[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6—17页。[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19页。[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4页。[6]同上书第54—55页。[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8页。[8]同上书第80页。[9]同上书第83—84页。[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7页。[11]同上书第58页。[12]同上书第86页。[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9页。[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1页。[15]同上书第139页。[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41—142页。[17]同上书第144页。[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47页。[19]同上书第147—148页。[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32页。[21]同上书第133—134页。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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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古典哲学的解体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弗兰茨·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七章古典哲学的解体·一布鲁诺·鲍威尔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二德国年鉴。政治抒情诗争取真正的人民代议制的斗争同争取出版自由的斗争结合在一起。浪漫派的国王对于出版自由也不是毫无理解。经过审查的报纸毫无生气，这同他的活泼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他以一切浪漫主义者所特有的那种自我欺骗认为自己可以容忍自由言论。于是1841年圣诞节内阁下了一道命令，叫官厅放宽书报审查的尺度，这件事虽然不大，但总还值得一提。像平常一样，家长式的自由主义的这一滴水也消失在真正浪漫主义的大河里了。阿尔坦施泰因死后，艾希霍恩被任命为文化大臣，他是一个死心塌地的反动派，取消了老王统治时还勉强存在的唯一自由，即大学里的讲课自由。巴伐利亚人尤利乌斯·施塔尔得到了甘斯死后空下来的教授职位，施塔尔是个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他企图把基督教—德意志的原则由封建浪漫主义的露骨的粗鲁语言翻译成现代哲学的光辉的语言。接着年老昏聩的谢林应国王的邀请到了柏林，以便用他的天启哲学消灭黑格尔主义。法的历史学派的头子萨维尼则得到了司法大臣的职位，这时他当然要为他本人提供他没有任何立法使命的适当证明了。渴望出版自由的专制君主毫无必要地开始压制唯一完成了自己任务的刊物。1841年5月，国王命令《哈雷年鉴》由莱比锡移至哈雷出版，也就是说在普鲁士书报审查机关的控制之下，否则普鲁士就要取缔这个刊物。由于这个命令，卢格移居到德累斯顿出版这个杂志，并改名为《德国年鉴》。不言而喻，这个杂志的编者的见解——普鲁士是一个自由而公正的国家——越是表露出它的错误性，这个杂志的倾向性也就越明显。如果说卢格和施特劳斯赋予《哈雷年鉴》以特色，那么《德国年鉴》就是处在布鲁诺·鲍威尔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精神影响之下。同浪漫主义相比，这是一个进步，但也是古典哲学的解体。浪漫主义交了好运，促使它进行全力反抗的经济发展自动地歼灭了它最危险的敌人。一布鲁诺·鲍威尔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德国资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把它的活动和意图作为世界史的记录反映在古典哲学中。只要它能够发展它的物质力量，这个记录就成为一张废纸。工业越是自由地在工厂的浓烟中展开它的旗帜，哲学的空中楼阁垮得也就越快。但是资产阶级哲学不可能简单地退化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它曾经是德国资产阶级的英雄时代，它不能把自己的遗产拍卖给庸俗的金融界，拍卖给银行和交易所，拍卖给从来没有想占有这份遗产的胸无点墨的工厂主。尽管哲学和资产阶级共同对浪漫主义进行了斗争，可是正是在这个斗争中，两者之间的矛盾必然暴露出来。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这个矛盾经过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矛盾不知不觉地存在着，但是人们还没有认清，第二个时期矛盾已经为人所知，但是还不能解决，第三个时期用哲学在无产阶级身上找出路，无产阶级在哲学身上找出路的办法克服了这个矛盾。第一个时期是卢格和施特劳斯的时期。他们以哲学家的身份同浪漫主义进行斗争，但是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他们终究是为资产阶级而进行斗争的。他们在哲学的废墟上建造自己的小屋，看到俾斯麦的德意志帝国，不管它好坏，就认为自己的理想实现了。而鲍威尔和费尔巴哈却是第二时期的典型代表。他们从来没有相信资产阶级世界是他们的世界，或者是一个持久不变的世界。后来鲍威尔用一句确切的不恭的话对俾斯麦作了评论：这个人不是创造历史，而是创造插曲。费尔巴哈在谈到“普鲁士的皮鞭”时，经常把它痛骂一顿。但是这两个人从来也不懂得研究政治和社会问题；他们在哲学的废墟间盲然乱跑，无计可施。同时在他们之间也有很大的分歧。他们不是肩靠肩而是背靠背地站着。鲍威尔继续纺唯心主义哲学的线，直到这条钱在他手里折断为止，而费尔巴哈则公开同唯心主义哲学决裂，并且迈出了最终战胜唯心主义哲学的头几步。布鲁诺·鲍威尔生于萨克森的一个小公国，就他的整个性格来说，是一个北德意志人。他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柏林度过的，可以说是柏林人，他也喜爱“柏林的厚厚的沙土和淡茶以及机智的居民”。在这一方面他同施特劳斯完全相反，施特劳斯讨厌鲍威尔这个人以及他的活动，同样也讨厌北德的生活。施特劳斯从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中取出实体，使它成为福音书的创造原则，鲍威尔也从同一个地方，为了同一个目的取出自我意识。施特劳斯的批判虽然大大取消了很多福音故事的历史真实性，但它还是神学的东西，因为归根到底还是同一个问题，即福音书是圣灵口授的，还是基督教团体无意识地创造的。鲍威尔在“实体本身的发展驱使我们去的地方”寻求施特劳斯的“神秘”见解的解答。“而这种发展则导向理念的普遍性和规定性及理念的现实存在，导向无限的自我意识”。把黑格尔的话译成德语就是：他指出，福音书是抱着一定的目的从事创作的作家的文学作品。鲍威尔的这种见解使他失去对福音书作者的一切尊敬，他对神学进行了殊死斗争。自我意识虽然创造了福音书，但是这种自我意识是外来的、自相矛盾的、外在化和异化的自我意识。在鲍威尔1841年发表的福音故事批判中，已经存在三十年后在他关于基督教起源史的研究中发展成为独特见解的萌芽。他强调指出，独揽一切权力、一言定生死的罗马的世界之主，在吹口气就战胜大自然的反抗或者打败敌人、并已在世间宣称为世界之主和世界审判者的福音史的主身上有了一个敌对的兄弟，但毕竟是一个兄弟。在基督教中精神抽象的吸血鬼吸尽了人的力量和精髓、鲜血和生命，一滴也不留下。疲惫的“我”作为唯一的力量留在毁灭了的世界的废墟上，但是这个吞食一切的“我”却害怕他自己。他把他的一般的力量当作一种外来的力量同自己对立起来，在这种力量面前，恐惧而颤抖地为自己的存在和幸福而工作，这样他就完成了自己的异化。但是人类是在自己的模写的强制下受教育的，其目的是使人类更彻底地准备自由，如果终于取得自由，就更亲密地拥抱自由。向自己这方面来的、理解自己的、把握着自己的本质的自我意识具有控制自我异化的创造物的力量。这样一来，鲍威尔就不顾一切地取消了神学，而且还不仅仅取消了神学。无限的自我意识根本是没有界限的。它用批判的武器打倒了一切还限制着它的真正普遍性的“切实的规定性”。自我意识扬弃了社会和国家中一切它能给它们指出界限的制度，这在它的观念中是很显然的。因为自我意识的哲学也是生活在精神的抽象之中，其程度并不亚于基督教。而且它是基督教德意志原则的最完备的表现；批判的批判把一切都化为纯粹精神，对群众极为蔑视，唯心主义的思辨在批判的批判中做出一幅最丑恶的鬼脸。布鲁诺·鲍威尔先在波恩大学任私人讲师，后来被艾希霍恩大臣赶走，移居柏林；他和他的兄弟埃德加尔和其他青年黑格尔分子在这里扮演“自由人”的角色，在激烈的言词上“总是走得很远”，并且在哲学领域做着柏林俏皮话讥讽为“AllesVerrungenieren”（使一切人都成为不受拘束的人）的事情。但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立即给他明确指出，黑格尔哲学是神学的最后的避难所，最后的合理的支柱。谁不放弃黑格尔哲学，谁也就不能放弃神学。黑格尔的学说（自然界，现实是由观念决定的）只是神学的合理的说明——上帝的自然界，物质的本质是由非物质的本质，即抽象的本质造成的。施特劳斯和鲍威尔之间的斗争是黑格尔哲学内部的斗争。两个人越过了黑格尔，各自坚决贯彻绝对理念的一个方面，施特劳斯抓住的是实体，即同人分开的自然界，鲍威尔抓住的是自我意识，即同自然界分开的人。相反地，费尔巴哈则从黑格尔的立场批判整个黑格尔，他把绝对理念化为自然基础上的真实的人。他开辟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过渡阶段。费尔巴哈同施特劳斯一样是南德人，可是同后者不同的是他有火一般的热情，一种适于混乱的实际生活的斗争天性。他在许多方面使人想起莱辛，他喜欢从莱辛的论文中吸取力量，可惜他在这一点上也同莱辛相似，即德国的恶劣环境决不允许他充分享受生活的乐趣。他在雷辛山上所受的痛苦多么生动地使人想到莱辛在沃尔芬比特尔城所受的苦难！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是论述基督教本质的著作，它从德意志民族的一切健康的眼睛中驱除了唯心主义的幻影。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自体验过的人才能正确理解到。费尔巴哈恢复了实际的人的权利。自然界是不依赖任何哲学而存在的。自然界就是人赖以生长起来的基础。对人来说，人就是最高的本质。在人和自然界以外再没有什么东西了；天国的存在物只是宗教幻想所创造出来的，是人的本质的虚幻反映。对人来说，人是最高的本质，人对人的爱就是最高法则。费尔巴哈阐明这种思维过程时所用的语言是动人的，甚至有时像涌现着的生活那样十分急促，发出像黑格尔派的雾风吹动枯叶时发出的沙沙声。费尔巴哈把唯物主义从地上捡起来。由于在德国落后状况还占优势，所以他没有能够解决这个任务，即像康德把唯物主义新得到的内容放进唯心主义那样，把唯心主义新得到的内容放进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的第一个代表人培根曾经说过，他不愿做一个极端的经验主义者，像蚂蚁一样只知道收集和享受所收集的东西，也不愿做一个抽象的唯心论者，像蜘蛛一样自己编织蛛网，而愿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像蜜蜂一样，从花园和田野的花里采集材料，然后用自己的力量进行加工。费尔巴哈也把自己比做蜜蜂，但是他认为蜜蜂是冬天消耗它们夏天的劳动所得，而他在冬天作为思想的人吐出他在夏天作为自然的人咽下去的东西。自然界的思考的直观是这位学者围绕旋转的太阳，由于德国各政府的虔诚主义，他被排斥在高等学校的讲席之外，也没有能够同自然科学的不断进步保持同一步伐。费尔巴哈感觉到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不足，关于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他曾说了一句有特色的话，向后退时，他同它一致，往前进时，他就跟它不同道了。但是，人不仅在自然界生活，而且也在社会中生活，因此唯物主义不仅是自然科学而且也是社会科学，费尔巴哈没有这种清楚的认识，更不用说充分估价这一事实了。外国的广大世界对他是陌生的，而且他甚至同德国的小世界隔绝开来。对自然的爱使他自愿退居到一个孤寂的乡村，经受了光荣的贫困。他认为，只有人的理论行为是真正有人性的；他把理论的立场叫做人和世界的和谐的立场。费尔巴哈在犹太高利贷者的肮脏形式中才认识了社会的实践。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他分析犹太教是私利的宗教。他写道：“对希腊人说来，自然界是一块金刚石；他怎么也看不够它那奇异的色彩，它那规矩的形式，它那天空一般的清彻性和透明性；他在这块金刚石上看到他纯粹的、没有蒙上任何实际的利己主义灰尘的精神的反映，他在自然界认识了理性和精神——因此对他说来自然界是永恒的。总之，希腊人用热情的矿物学家的眼光观察自然，而犹太人则用计算自己利益的矿石商人的眼光观察自然。犹太人一直到今天仍然保持着他们的特点。他们的原则，他们的上帝是世界的实际原则——利己主义，而且是宗教形式的利己主义。利己主义就是不让自己的仆人遭到毁灭的上帝。利己主义基本上是一神论，因为它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自己。利己主义把人召集、集中到自己这方面来，但是它使人在理论上愚昧固陋，因为它对一切不是同自己的利益直接有关的事情毫不关心。”如果说，以色列人赞美自然界的伟大，那只是出于胜利者夸大敌人的强大的打算，为的是赞美自己的荣誉。因为在他看来，自然界的伟大就是耶和华的伟大，而耶和华的伟大在为以色列实现的奇迹中已经光辉地表现出来了。鲍威尔也有与此相似的见解。他认为，基督教国家通过一定形式限制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利己主义活动，但是犹太人为了剥削这个社会的不稳定分子就钻到它的空隙里去，他们就像伊壁鸠鲁的群神一样，住在世界的中间地带，不用做一定的工作。在鲍威尔那里，犹太人成了替罪羊，他把物质质量放在这个替罪羊身上，以便绝对的批判，无限的自我意识更纯粹地在自己本身旋转。这个彻头彻尾的空想家把犹太人问题极端化为纯宗教问题。基督徒或犹太人只有战胜他们的宗教才能得到自由。对于基督徒来说，在他们的宗教不可遏止地自我解体的情况下，这一点比较容易做到，而犹太人自古以来就反对历史进步，在对各族人民的憎恨中建立自己的最冒险和最偏狭的民族生活，他们的宗教是用以满足自己的肉体的需要的兽性的狡猾和诡计，因此对他们说来，这一点即使不是不可能做到，也是很难做到。只要犹太人仍然是犹太人，他们就不能得到解放，基督教国家更不能解放他们。鲍威尔和费尔巴哈只是从犹太高利贷者的最初形式，即中世纪的形式中认识资本。他们只是从哲学上接触到资本的残酷的本质，而没有能够从经济上理解它，更不用说克服它了。二德国年鉴。政治抒情诗卢格在德累斯顿不久就得到一个经验，普鲁士政府的胳臂很长。书报检查机关对《德国年鉴》的检查越来越严。卢格在他写的信中痛骂这种可恶的状况以及愚蠢的检查官，这人任意窜改著作，抽去其中的精华，犯下了违反精神的真正罪恶。受到这种恭维的是法国革命史的作者瓦克斯穆特教授。他并不是他们那一伙中最坏的一个，他企图使他“尊敬的朋友”卢格同他的红铅笔的粗野行为和解，结果没有成功。在这种情况下，1842年的《德国年鉴》就以两种形式出版。在德累斯顿是杂志，在瑞士是几本《轶文集》[1]。图林根人尤利乌斯·弗吕贝尔在这里为了领导瑞士的激进党人，辞去了苏黎世大学的矿物学教授职。他在苏黎世和文特土尔创办了文艺书店，编辑《瑞士共和主义者》，给逃避书报检查的德国人提供一个很受欢迎的避难所。两卷《轶文集》中有卢格、鲍威尔、费尔巴哈，也有马克思、摩里茨·弗来舍尔、科本和其他青年黑格尔分子的文章，这些论述政治自由、教育自由、出版自由，论述哲学和神学的文章或者是萨克森书报检查机关所没有通过的，或者估计一定要遭到这种命运，而没有送审的。卢格想用这几本论文集狠狠地给那些蠢货当头一棒，打得他们不能恢复元气，毫无疑问这些集子中的文章都有很大的价值。但是不管它们对于反动的浪漫主义的打击多么大，它们所讨论的哲学还处于混乱境地，距离终结还很远。只要费尔巴哈的学说客观上促成一切宗教解体，鲍威尔就承认他的业绩，但是他牢牢抱着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原则，把空想的思维放在实际的存在之上，而费尔巴哈则直率地说，这不是一个进步，因为脱离了人的自我意识无非是黑格尔的没有现实性的抽象物。卢格是一个很好的编辑，他懂得像鲍威尔和费尔巴哈这样一些撰稿人对他有什么帮助。他认为，费尔巴哈是耶利哥的号角[2]，但是鲍威尔也有巨大的热情、才能和根底。费尔巴哈写得很少，而且有他自己的特色，而鲍威尔则能写出种种文章。但是卢格从编辑的角度对这两个人感到兴趣还有其更深的原因。作为一个资产者，他要想越来越彻底地不谈理论性的东西，他在笔战生活中发出的和接受的冲击使他充分认识到，绝对的批判和无限的自我意识不能根本摧毁非常明显的浪漫主义。但是这个资产者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中又嗅到一种可怕的力量，他说得很对，费尔巴哈的错误是同黑格尔决裂，而没有从他的发展原则出发纠正他。卢格称赞费尔巴哈，因为他把哲学从基督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是卢格又堕入基督教的唯灵论之中，因为他说，谁要是重视活人甚于思想家，他就会尊敬他头上的虱子，并认为他那懒惰的脑袋比亚里斯多德的头脑高明。卢格在他穿过书报检查机关的暗礁引进《德国年鉴》的那篇论黑格尔的法哲学的文章中也采取了类似的模糊立场。总的说来，这个杂志最后一个年度发表的作品是最好的。上百次的经验证明，而且从那以后上千次的经验又证明了，一个刊物在激烈斗争中往往办得最好。鲍威尔论犹太人问题的文章是用不可否认的精神写成的。科本在对利奥的法国革命史的长篇批判中，第一次用一种语言正确说明了法国的恐怖时期。年轻的俄国人巴枯宁用尤勒斯·埃吕沙尔特的笔名发表了论德国反动派的处女作。巴枯宁曾在柏林学习黑格尔哲学，这时住在德累斯顿。他着重指出社会革命的地下轰呜，指出贫穷的阶级，真正的人民开始计算比它力量弱的敌人的人数，开始要求真正完全实现早就得到承认的权利。“在俄国本土，在这无边无际的大雪覆盖的国家（我们对这个国家了解很少，而它也许有一个伟大的未来），预告雷雨的阴云正在聚集。哦，空气闷热，它孕育着暴风雨……让我们信赖主的永恒的精神，这种精神之所以进行破坏和毁灭，只是因为它是一切生活的深不见底的、永远创造的泉源。破坏的欲望同时也是一种创造的欲望。”从这篇论文中发出一种由哀歌和热狂以及贵族的钝感奇异地混合而成的特殊气息。卢格以确当的观点批评了黑格尔的法哲学，说它否认了辩证方法。黑格尔的国家是一个不可捉摸不可把握的模糊的东西，一座空中楼阁。它不比柏拉图的国家实际；柏拉图的国家使人想起希腊的国家，而黑格尔的国家则使人想起普鲁士国家，但是黑格尔的国家忽视了历史过程。卢格强调指出，黑格尔不得不顺应外来的压力，而在他以前的康德就是这样。黑格尔满足于专制主义的理性，因为专制主义很有理性，它承认了黑格尔哲学的理性。但是，脱离活生生的历史，片面地空谈理论，把这种立场当作绝对的立场固定起来，这是黑格尔法哲学的一个缺点。在家庭、社会、国家这些永远明确的东西上，理论虽然可以不顾历史过程，但是它必须经常区别，它面前是一个逻辑范畴还是历史范畴。例如国家制度是国家的历史形式，而黑格尔把世袭君主制、长子继承权、两院制等历史的存在归之为逻辑的必然性，这是错误的。为了使国家具有国家的形式，德国人几乎完全没有的那些重大的设施，如国民会议、陪审员、出版自由都是必不可少的。这就表明，卢格在这里怎样被资产者的天真的本能所戏弄。这个资产者为了保证他的阶级在政府中有足够的一份，说封建专制的国家是一种历史范畴，而让资产阶级形式的家庭、社会和国家作为一种逻辑的范畴安安稳稳地存在下去。在这种激动的哲学的影响下产生的激动的诗同这种哲学是相适应的。新一辈的诗人出现了。在他们的诗歌中响着警钟的声音，音韵里夹着兵器的铿锵之音。高尚的形式又取得了它的权利，由于形式完美，显得热情更足，讽刺更有风趣。《哈雷年鉴》和《德国年鉴》并没有直接教育这些新诗人。卢格对美学的评价是很片面的。他千百次把朱尼亚斯的信[3]作为伟大的艺术作品置于莎士比亚的著作之上，他反对他所谓的海涅的轻挑和放荡就像反对老黑格尔派的守旧那样不知疲倦，他甚至同丁盖尔施泰特没有什么关系，虽然这个年轻的黑森人以同时代的诗人都不如他的一种明确性看透了德国的政治社会苦难，并根据守夜人[4]所经历的世道变迁，在一系列的具体形象上体现出来。卢格对于霍夫曼的“非政治性诗歌”的不满是比较有道理的，这些诗以其浅薄的诙谐过分迎合易于激动的政客的无谓叫嚷。但这也是在这种政治诗中或强或弱地表露出来的哲学斗争的反映。波美拉尼亚人普鲁茨是卢格的老朋友和合作者，他在自己的诗里指挥整个的思想队伍，有时用的是笨重的节奏，与其说是一个诗人，还不如说是一个修辞学家。当士瓦本人海尔维格把他的《一个活人的诗》像一道火热的闪电投入德意志世界时，卢格就欢呼着尊他为诗坛领袖。战斗的时代的苦难和不安在任何地方都不像在这些诗中发出这样沸腾的和音。这些诗一出版，在全德国受到欢迎，诗人像一个凯旋者从西南边境走到东北边境，经过科伦和杜塞尔多夫到耶拿和魏玛，莱比锡和德累斯顿，一直到柏林和科尼斯堡。海尔维格在德累斯顿会见了卢格，他们一起到柏林去旅行。在柏林他们同鲍威尔兄弟及其拥护者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自由人的苍白的消极性同海尔维格喜欢色彩的诗人本性是不相容的。正准备同现有国家进行实际斗争的卢格不顾布鲁诺·鲍威尔告诉他“那些最可笑的事情”，比如主张打破国家、私有财产、家庭的观念，不必考虑问题的积极一面。这时海尔维格做了一件被国王召见的蠢事。国玉的侍医瑞士人雪恩来因（瑞士有人托海尔维格向他问好）做了殷勤的介绍人。如果说，诗人在他立即被普鲁士政府禁止的诗中向国王发泄怨气并不困难，那么这次会见就更简单了，因为宫廷礼节上写着，波萨侯爵只能谈堂·菲力浦[5]问他的话。当时流传的话是：我爱一个忠实的反对派；我衷心希望您回心转意，您将会大有作为；我们仍然是正直的敌人——这些话都是国王说的，谈论这件事的人没有提到诗人。于是“AllesVerrungenieren”的激进主义赶忙用尖锐的讽刺对一言不发的诗人进行报复。海尔维格对这件事非常后悔。他在受到热情接待的科尼斯堡听说，普鲁士警察在他谒见国王之后匆匆忙忙地取缔了他打算在瑞士出版的一份报纸。随后他写了一封信给国王，在信中补演了波萨侯爵的悲剧。人们违背他的意愿在《莱比锡总汇报》上发表了这封信。不久海尔维格在施泰廷他的朋友普鲁茨那里接到放逐令。凯旋的行列往回走，穿过宪兵的步哨线直到边境，接着那份刚刚呼救的报纸被钉上了十字架！一片讽刺声中，甚至也夹杂着弗莱里格拉特的声音。海涅嘲笑说：酒醉时，何等惬意，觉醒后，景物全非！海尔维格从没有像浪漫派的国王所预言的那样回心转意，但是他妄想举着飘扬的旗帜走在一群人的前面，而那一群人却露出幸灾乐祸的仆从的真正面目，这就永远折断了诗人海尔维格的翅膀。《德国年鉴》随着它的诗人垮台而垮台了。卢格由于同布鲁诺·鲍威尔和自由人集团的冲突而加强了直接攻击历史国家的主张。1834年度，他的报纸以自由主义的自我批判开始，他在这篇文章中说，德国自由主义根本不是一个党派，而是一种空洞无用的理论，它决不能成为一种实际的存在，因为它不知道它需要什么。卢格想把自由主义变为具有实际问题的民主。他所说的这些问题是：把教会变为学校，组织吸收一切庶民参加的、真正的国民教育，把军事完全同它融合起来，让有教养、有组织的人民在公共生活中实行自治，在公共法庭上自己掌管司法。可是德意志诸侯决不让人提出这种要求。萨克森和普鲁士，随后邦联议会都禁止《德国年鉴》出版。可惜《德国年鉴》的垮台也不乏一种滑稽而庸俗的性质。卢格在向萨克森等级会议提出的一份请愿书中抗议检查他的杂志，同时还提出自己家族的证据，说他是一个多么善良和有用的公民。萨克森议员中的那些驯良的庸人同意查封《德国年鉴》，这就充分说明，他们对《德国年鉴》的内容毫无所知，以及他们对于所听到的一点内容也完全不了解。[1]《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是卢格于1843年在瑞士出版的论文集。马克思在第一卷上发表了论文《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在第二卷上匿名发表了较短的文章《路德是施特劳斯和费尔巴哈的仲裁人》。——原编者[2]见《旧约全书约书亚记》第六章。耶和华命以色列人绕耶利哥城，第七日命祭司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城被攻占。——译者[3]1769—72年在伦敦《公共广告商》（PublicAdvertiser）杂志上用朱尼亚斯的笔名发表的好多封信，无情地攻击一切国家机构，乃至国王。据研究，其作者为菲力浦·弗朗西斯爵士。卢格曾把这些信译成德文。——译者[4]指丁盖尔施泰因的诗《一个世界主义守夜人之歌》。——译者[5]席勒剧本《堂·卡罗斯》中的人物。菲力浦是16世纪西班牙的国王，波萨侯爵是一个渴望自由的空谈家。——译者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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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浪漫主义的胜利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弗兰茨·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六章浪漫主义的胜利正当德国共产主义在瑞士开始成长的时候，浪漫主义在德国本土又一次大获全胜。为了取得这一胜利，它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不久就遭到了彻底覆灭的命运，然而这毕竟是它对资产阶级反对派的第一次进攻的胜利。普鲁士的王位更替以及随后的1840年的战争危机分化了资产阶级自从30年代中期以来有了新的发展的力量。民族统一的思想由虚幻的精神生活突然变成了明显的现实。没有什么更浅薄的诗比尼古劳斯·贝克尔针对法国的战争欲望所写的《莱茵歌》产生出更普遍的热情了，这一点充分证明，德国统一问题的沉浮正如诗和散文的沉浮一样。当前的战争危机使人们注意到，德意志邦联对于军事和交通运输事业是多么忽视，同时它也不能很好地代表德国在国外的商业和经济利益。人们普遍要求任命关税同盟领事，成立一个工商业者的关税议会同各政府的关税会议并存。贸易越发展，关税同盟的五种不同的币制，十种不同的尺码，十一种不同的计重标准以及各种各样的运费率就越充分说明一个统一的国家的必要性。这个问题现在同普鲁士的宪法问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普鲁士是关税同盟的首领。在关税同盟中，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像普鲁士的资产阶级那样没有发言权。曾在亚琛建立大火险公司的莱茵资产阶级的领袖大卫·汉泽曼早在1830年就温和地建议普鲁士国王成立两个议院，一个由限嗣地主和王室的亲信组成，另一个由缴纳大宗税款的资产者组成。国王没有采纳他这个建议，两三年后他又发表了一篇文章，把法国资产阶级的经济作为一个光辉的榜样，向普鲁士专制政府做了介绍。他要求把节约资本当作国家的主要目的，从而要求削减预算，特别是削减用于军队的非生产开支。他沉痛地诉说，书报检查制度给上升的资产阶级造成极大的障碍，因为它不仅阻止讨论政治问题，而且也阻止讨论经济问题，甚至用最适当、最慎重的方式也不行。这时资本越来越有力地支持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旧要求：出版自由和真正的人民代议制。在人民代议制这个问题上，普鲁士专制政权迟迟不前。它撕毁了它在危急的日子里许下的庄严的诺言，但是规定成立一个“人民代议机关”的1815年5月22日的法令像一个可怕的鬼怪站在幕后，是国王的任何命令都不能赶走的。普鲁士专制政权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向工商界借款。为了勉强度过财政难关，它在1820年宣布国债的现额永不提高，并同它的债权人约定，没有国家等级会议的共同保证，不要接受任何新的公债。它不能像欺骗它可爱的臣民那样欺骗它的债权人。普鲁士国王为了对付臣民，就用省议会来应付1816年的诺言，对各省来说，省议会是一种虚假的代议机构，平均起未，省议会有一半是大地主的代表，城市代表占二分之一，农民代表占六分之一。省议会由国王随意召集。会议是秘密迸行的，主持会议的是政府任命的大臣，他有权阻止讨论一切不受欢迎的问题。省议会对于政府的建议只能表示一种参考性的意见；只有在一些地方性的事务上，比如建立感化院、罪犯教养所、火险公司、疯人院、聋哑学校以及类似事件上有决定权（须经国王批准）。这种被人瞧不起的机构不能向普鲁士专制政权的债权人提出保证，因此普鲁士的财政处在寸步难行的状态，利用各种不正当手段和苛捐杂税来勉强维持，捐税已经不能再增加了，但是还不能满足特殊的要求，特别是不能满足战争的需要。仅仅为了对付波兰起义而进行的备战就使普鲁士专制政权受到一次打击，其恶劣后果甚至迫使普鲁士军国主义把现役期改为两年。德国越想摆脱经济上的落后状态，普鲁士的财政状况就越不稳定。特别是由于军事和经济上的原因迫切需要扩大普鲁士的铁路网。为了其中几条有利可图的铁路，资本需要以保证利息为形式的国家援助，实际上这种保证形式就是一种新的公债，因此需要得到国家等级会议的同意。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登上普鲁士的王位的。从他在精神发展方面所受的决定性影响来看，他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但是他这个人很伶俐，他嗅到了新时代的气息。他同他的先行者和后继者不同，在郁闷的兵营里不是经常感到愉快的，他不时把窗户打开，吸一口新鲜空气。新王即位的特征是纯浪漫主义的言论和行动占多数，半自由主义的言论和行动占少数。问题在于，哪一个战斗的阶级能够战胜这个摇摆不定的人物。一开始对垒双方就站在极不平等的地位上。正如亚当·斯密的德国盲从者中的佼佼者克劳斯所说：普鲁士远非一个专制君主国，而是一个有点隐蔽的贵族统治国家。或者像夏米索那样（他那清楚的法国人的头脑能比土生土长的庸人尖锐地看到他的第二祖国的状况）早在1826年就借法国耶稣会员的嘴唱出易北河以东的容克的心里话：国王按照我们的意愿办事，他就是绝对的。封建主义把一切国家权力紧紧地握在手里，资产阶级反对派要想从封建主义手里夺取政权，它就必须是非常团结的、认识明确的、强大的。但是总的说来，它同封建势力相比情况还完全相反。这一点在它的第一次攻击中很快就暴露出来。普鲁士省等级会议为了向新王表示敬意在科尼斯堡[1]开会，省议会没有按照传统的习惯请求承认它的特权，而是诚惶诚恐地表示希望国王履行1815年的制定宪法的诺言。在普鲁士王国的易北河以东地区，普鲁士省首先是拥护资产阶级反对派的。从古老的骑士团时代起，普鲁士省就有一定程度的反抗精种，由于在地理上距柏林较远，这种反抗精神始终没有完全消除。这里有比较多的自由农民。康德漫长的一生都在科尼斯堡教学，该省的资产阶级的自我意识把这位大师的言论奉为金科玉律。在拿破仑战争时期，该省所受的痛苦比德国其他地区都重，它所进行的反抗也比其他任何地区激烈。但是它摆脱了法国的束缚，又在俄国政府的更凶恶的压迫下土崩瓦解。在维也纳会议上重新用书面肯定下来的、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政策的这一可耻的遗产使每个还有一点民族自尊心的德国人警醒起来，而被俄国的国境封锁割断了生命线的普鲁士省更是这样。但泽[2]和科尼斯堡是它旧日的贸易繁荣的影子，埃尔宾城[3]则完全衰落了。再加上可耻的俘虏交换条约迫使普鲁士把所有俄国逃亡者全部交出。条约规定俄国对普鲁士也有同样的捕捉逃亡者的义务，但是德国的逃亡者越过俄国国境就一个也逃脱不了。俄国政府毫不客气地把走私时被抓住的、或者没有护照误越边境的普鲁士人统统送到西伯利亚去。沙皇带着露骨的嘲笑神气在他的普鲁士总督头上挥舞皮鞭。1809年，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为了朝见俄国君主而作一次豪华的旅行，不得不动用原定用于缓和困境的公款。当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到沙皇尼古拉处作不得不然的即位访问时，沙皇“由于表示庆贺，自动”赦免全部由于偷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的普鲁士臣民。普鲁士国王忍受了这种奇耻大辱，为了不断讨好沙皇，把他当作自己最亲密的朋友，当作普鲁士的真正的朋友。这种无可救药的状况在普鲁士省引起人们极大的愤慨，省长冯·雪恩巧妙地综合了这种愤慨情绪在宣誓仪式上发动了进攻。他那坚强的意志鼓舞了参加大会的人。雪恩是个才华出众、通晓世情的人，他由于在对该省的管理方面做出巨大成绩，而在各阶层的居民中享有威望。但是他能成为普鲁士自由主义的一位受到赞扬的领袖这一事实就足以证明，资产阶级反对派多么缺乏明确的观点。雪恩鄙视在普鲁士国家进行统治的死板僵硬的官僚制度，他把普鲁士军国主义看作是一个很成问题的现象，有一回一个普鲁士省议会的议员穿着军官制服执行职务时，他就明显地表示了这种看法。但是他也憎恨关税同盟，憎恨民族统一，他把使普鲁士溶化于德意志这一要求叫做疯狂的要求。他很佩服康德，他想用纯粹理性建设国家。不过对他说来，纯粹理性实际上就是一个聪明的容克的理性，他清楚地看到，大地产不能用封建的，而只能用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形式保存了。在所谓解放农民的问题上，他也坚持了这种不利于农民的立场，他在为了证明制定宪法的必要性给国王上的条陈《从何处来往何处去？》中也是代表这种立场。他在这个条陈中说，中等阶级和贵族的情况越来越清楚了。中等阶级因为力图自己组成官吏阶级，所以对于官吏阶级的统治在一定程度上是没有意见的，没有财产和地产的因功受封的贵族也是这样，可是独立的人决不能忍受官僚的监督，特别是同官僚对立的、忘不了自己的旧日统治的土地贵族。雪恩的思想距离汉泽曼的自由主义比距离国王的浪漫主义更远，他同国王虽然有过种种龃龉，但始终保持着友好关系。国王对于普鲁士等级会议的请求也没有见怪。等他回到柏林，又被勃兰登堡马尔克的封建浪漫主义所包围时，他就明确宣称，他不实施1815年的宪法法令。国王格外开恩授权省议会公布它们的记录，但是不提发言人的姓名。他答应今后每两年召开一次省议会，议会期间通过省议会选出的委员会采纳“它们的建议”。这些不彻底的措施只能造成国家等级会议的假象，为的是比较容易地克服专制政体的财政困难。可是在1841年春天召开的省议会没有开会以前，出现了一种同省议会有关的小册子：《一个东普鲁士人回答的四个问题》，小册子上没有署名，不过它的作者，科尼斯堡的医生约翰·雅科比后来向国王公开了自己的姓名。《四个问题》同雪恩的条陈在精神上显然有相似之处，但是其中的资产阶级观点却明确得多。当然也是用的纯唯心主义的形式。雅科比得出结论说，普鲁士人民已经成年了，甚至不共戴天的敌人，法国人和英国人都称赞普鲁士及其七个大学，二万零八十五个中小学校以及它的国民军制度是史无前例的最彻底的国民教育的典范。他想把“忠诚的普鲁士省议会的政治行动”翻译成人民的语言，于是他问：等级会议有什么愿望？它有什么权能？它可以决定什么？它还有什么可做的？他以明确的逻辑——不是由于形式适当，而是由于论证有力——指出，官僚制度破坏了城市规程，省议会完全失去作用，不独立的司法进行秘密审讯，大臣们垄断行政，他们的两个忠实奴仆、警察和书报审查机关监视着不让任何同大臣们的言行不合的意见和活动发生作用，这一切是多么不合独立自主的市民所提出的依法参加国家事务的要求。他证明1815年的宪法法令在法律上继续有效，并在国王拒绝实施之后敦促议会转变态度，过去是祈求恩典，现在是要求一种明确的权利。雅科比的著作是在莱比锡出版的，它用一个假出版处避开了萨克森书报检查机关的检查。但是这个著作出版以后，就由于普鲁士当局的要求被警察没收了。接着邦联议会宣布它为禁书。国王对这一著作深恶痛绝。当他还不知道作者姓名的时候，他企图从雪恩那里打听作者的姓名，并答应不给作者任何惩罚；可是当雅科比自动向国王说出自己的名字时，国王就写信给雪恩说，他接受这一挑战。他对于这句豪言壮语的理解，无非就是让人把雅科比送上法庭。柏林高等法院的刑事推事团奴颜婢膝地以亵渎国王陛下和其他罪行的罪名判处《四个问题》的作者两年半要塞监禁和剥夺他佩带国徽的权利；可是该法院的上诉推事团在团长格罗耳曼主持下宣布作者无罪。国王对此极为愤怒。他违背法律条文，专横地指示，宣告无罪的判决理由对该犯应该保留，并且故意找年老的格罗耳曼的麻烦，使他去职。格罗耳曼是那些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维护普鲁士司法的神话般的荣誉的很少见的法官中的一个。接着一个新的惩罚令打破了法官为了使国法免遭国王任意破坏而设立的一些限制。从这时起，只要法官做出一个不合国王心意的判决，他就要被放逐。雅科比的著作在省议会中没有得到什么反应。普鲁士等级会议明确地拒绝了科尼斯堡市民根据雅科比的意思向议会提出的请愿。在资产阶级居民中，受到禁止的著作虽然不胫而走，但是很少有人仿效著者的勇敢、坦率的精神。卢格在哈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为一份根据《四个问题》写成的、要求颁布宪法的请愿书征集了七十多人的签名，送交梅尔塞堡的萨克森省议会。可是国王的一个庶出的叔父纳茨梅尔上校刚一威胁说签名者将因叛国罪受审时，其中的十七个人就乘着驿邮车尽快地赶到梅尔塞堡，又把他们的签名涂掉了。一个医生认为他不能开业了，因为他签过名；一个木材商人说，他虽然没有公家的房子，但是他大概能够得到公家的房子[4]；甚至一个食品商人硬说，他所以签名只是为了把煽动分子引诱出来，好让国王认清他的敌人。许多自由主义的庸人就是这样一批货色，他们的第一次骚动受到浪漫主义反动派的干涉马上就无声无息了。[1]现名加里宁格勒，属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译者[2]现名格但斯克，波兰北部城市。——译者[3]现名埃尔布隆克，波兰北部城市。——译者[4]所谓“公家的房子”大概是指监狱，也就是说可能要因签名而被捕的意思。——译者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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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手工业工人共产主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弗兰茨·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五章手工业工人共产主义·一德国逃亡者的秘密社团·二威廉·魏特林一德国逃亡者的秘密社团利奥和卢格，浪漫主义和哲学的两个主要斗士彼此猛烈攻击，同时双方以同样的热情断定，他们对于自己参加大学生协会的往昔始终是忠诚的。就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两人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坚持这一点。在经济发展的更为强烈的气流中，汇成大学生协会的各种不同的流派必然分离，是的，学府中的大多数叛逆者这样彻底地同统治势力缔结了和约，以致从没有离开过正道的普鲁士官僚又羡又妒地摇摆着脑袋，想出这句俏皮话——谁也不能像转变立场的煽动者那样快地飞黄腾达。由于类似的原因，被反动浪潮冲出德国国境的革命分子中也发生了类似的分化。不过外国的自由气氛中已经发展起来的阶级斗争，以及德国政府的继续迫害把这种分化的重心推向革命方面，而不是推向反动方面。德国逃亡者在中立的瑞士国土上碰到了同他们一样受过梅特涅及其帮凶迫害的意大利和波兰的难友，在法国，他们接近了社会主义运动。因而德国逃亡者面临一场严格的考验，看他们身上还有多少偏狭的醉心德国的思想，在他们的两个组成部分中，手工业工人比大学生较好地经受了这一考验，在大学生中只有最积极的分子能够越过或多或少褪了色的激进主义得到了发展。当时巴黎是欧洲革命的首都。1834年，在支持南德反对派报纸的一个公开的人民团体遭到法国政府压制以后，在巴黎成立了德国流亡者的第一个秘密组织，被逐者同盟。根据这个同盟的规章，它的目的是：解放和复兴德国，确立和保持社会和政治的平等、自由、公民道德和民族统一。它像法国的人权社一样，追求民主共和主义的目标，而且也像人权社一样是一个分成许多等级的密谋组织，盟员对秘密的上级必须无条件服从。在同盟的领导人之中有两个从前是大学里的私人讲师：哥丁根大学的泰奥多尔·舒斯特尔和海德尔堡大学的雅科布·费奈迭，后者是科伦人，由于参加汉巴哈大会，在他的故乡的官厅的要求下被捕，可是当他被押往普鲁士监狱途经莱茵普法尔茨时，在小城法兰克塔尔被年轻的约翰·菲利普·贝克尔释放了。同盟的盟员是几百个手工业工人，其中不仅有定居在巴黎的，而且也有早晚要回到德国去的流动工人。同盟要想同德国取得联系，就正需要保持这种关系，事实上它同许多城市，如汉诺威、不来梅、柏林、莱比锡、慕尼黑、法兰克福、美因兹都有联系。但是，当1840年警察发觉这个同盟的时侯，它已经病入膏肓了。衰败的苗头可以一直追索到《被逐者》的头几期，这是个月刊，是同盟的机关刊物，从1834年以来由费奈迭主编。这个杂志的创刊号上登载了白尔尼论拉梅耐刚刚发表的著作《信徒之言》的狂热的文章，白尔尼给自己的评介文章冠上“挽救”这样一个标题，并认为各族人民的繁荣起始于宗教的感情社会主义。拉梅耐（过去他是争取教皇世界统治权的先锋战士）用圣经的文体宣扬了这种社会主义。费奈迭本人也同拉梅耐有思想联系，赞成他的话：任何人都有权利保存他所有的东西，否则人们就不需要占有任何东西了；任何人都有权利通过劳动获得他所没有的东西，否则贫困就会永远存在下去。虽然这里面并没有什么高明的哲理，可是后来成了德国式的愚蠢的知名人物的费奈迭当时还是借此发挥了一些有力的言论。他以宣传饥饿自负，在饥饿的血腥战旗上写着：我们没有工做，我们没有饭吃。但是他极力抹杀正在展开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对立。他否认，里昂和曼彻斯特的产业工人所受的痛苦是同被压迫者的一般痛苦不同的特殊痛苦。他认为利用救济穷人，保障必需的人，对富人课税的办法，政治自由也会带来社会平等。自由的国家保证有劳动力并愿意劳动的公民能过富足的生活。他把争论革命胜利以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叫做胡闹。如果一只猛兽闯进了圈牲口的围篱，在里面胡作非为，那么看牲口的就先把它打死，然后他们再讨论怎样用更好的围篱防止猛兽侵入。舒斯特尔在《被逐者》第五期上反对这种说法。他说，唯有伪善的阶级利己主义产生对国家的最好制度的不同见解。对于有自然力的人们说来，只有一个社会真理：人类平等，在现在的情况下，达到人类平等的手段只有一个，就是革命。“我们要积极地在这些阶级中普及这种学说，无论是错误的认识，或者是颓废的道德都没有使这些阶级堕落，只有在它们之中还有蓬勃的朝气和大公无私的精神，它们最切身的利益要求以平等的精神改变我们的国家组织——我说的是劳动阶级；我们要用专门知识阐述这种变革的可能性和它的好处——当然，人们由是就不用担心有党派之分。”舒斯特尔根据历史十分明确地指出，为革命而革命是毫无意义的；自由的法律和制度如果像一套不合身的衣裳，就决不会有什么用处。舒斯特尔以美利坚合众国为例特别详细地指出，社会状况支配政治制度，而不是相反。“北美贫民的大幸是，那里的居民疏散地分布在广大的国土上，因此他们之中的绝大部分可以依靠种地为生，这样就可以过着小康的生活，享受到较大的独立。北美积极的农业活动必然影响到城市的工厂工业和手工业。那里的劳动者不多，因此需要增加劳动力，工人的工资提高了，随着工资的提高，工人就得到更多的知识和独立。”由于这些原因，在美国金钱统治的发展也就缓慢了；“但是纽约和费拉德尔菲亚近来的选举活动经常表明，两个由于利益和政治目的不同而成为敌人的阶级在一种民主政体下和平共处是不可能的，斗争的必然结果不是消灭这种政体（不管是在精神上还是在形式上），就是通过社会革命彻底消灭特权阶级。”事实上美国的政治状况同欧洲的君主国比较起来“也不是前进了很远”。在这两个地方都是游手好闲的人饱食终日，勤劳干活的人忍饥挨饿，豪富和罪恶下令，贫困和美德服从。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欧洲，摆脱目前穷困的办法只有社会革命。然后舒斯特尔还反对费奈迭的药方——对富人课税以救济穷人。他承认，美国的税比欧洲少，可是因此税就分配得比较公平吗？这些税绝大部分是间接税和进口关税，因此穷人的负担比富人重。还没有听说，美国的国家领导人利用税收为可以促进劳动阶级的福利的、首先需要的和暂时有用的设施做一点有益的事情，比如：预借不要利息的资本促进劳动阶级的合作组织，利用这种合作组织以及通过由国家为没有饭吃的劳动者建立工厂的办法，把工人从资本家的魔爪中解放出来，为了照顾孤儿、无法糊口的残废和无人照顾的老人设立许多体面的设施。美国政府为了便利国内交通，把国家收入特别用于修筑铁路、运河等等方面，这件事本身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很明显，这样一来富人的财富和穷人的贫困都增加了。“我说：增加了，是因为根据距离缩短，交通加快的程度，人口的密度就要增加，工业的中心就要增多。一种激烈的竞争——企业资本的竞争、劳动力的竞争又恢复了；产品价格下降，但是劳动者的工资也随着下降了。这一切都是社会福利破灭的朕兆。在普遍衰败之中，只有一样东西不可估量地、贪得无厌地增长着，那就是个别人的财富，是资本。别人的劳动成果归它所有，发展工业，提高技术的利益由它享受，社会的一切善行和一切贡献的收获也是它的。财富越多，利欲越大，利欲越大，发明的愿望也就越热烈；机器出现了，并且代替了人力的劳动：这是饥饿和贫困的一个新的根源，于是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在我们的社会状况中，工业和技术上的任何进步都是公民幸福和人类教育过程中的一种后退。”舒斯特尔从这些前提中得出这一结论：“我国人民，地球上的各族人民如果不把合众国的共和政体的失败视为前车之鉴，而以打碎国王的枷锁，听命于商人统治为满足，那就是对自己的幸福，对人类犯下了一项罪恶。如果人民看清了这一点，那么在下一次革命中就不仅仅要推翻君主，而且要推翻君主政体。君主政体的实质不在于纹章，也不在于王位，而在于特权。而一切特权中的特权乃是财富。倘若革命的利斧砍倒了这个敌人，王权、世袭贵族和骄横的商人就会随着它一起垮台，正如墙基一坍，墙壁也跟着倒坍一样。倘若斧头没有把它砍伤，剩下的一切就会按着它的肩膀重新站立起来，一直到一次新的雷火把这新的建筑物彻底粉碎为止。”费奈迭用一般的激烈言词回答这些雄辩的论述，他的答复只是证明他根本没有理解舒斯特尔的意见。1835年，他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德国手工业工人接到邦联议会叫他们离开巴黎的命令，这些措施的目的当然是进一步把无产阶级分子赶出被逐者同盟。《被逐者》在一篇匿名发表、但显然又是出自舒斯特尔手笔的论自由的文章中宣称：“是的！我们在朋友和敌人面前高声宣布：我们的意图并不是以那种变换政府和宪法的可怜的滑稽剧为满足，在近代史上，这种变更往往牺牲人民的利益为自己带来好处。我们的目的不在于此，不管怎么样，骗人总不是我们的本性，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大声说出这个目的。它就是：劳动阶级的彻底的社会和政治的解放。”被逐者同盟的分裂迫在眉睫了。在这个同盟成立以后不久，在瑞士也成立了德国逃亡者的第一个组织。1834年2月，马志尼曾从瑞士武装侵入萨瓦，得到德国革命者的支持。萨瓦进军失败了，这时马志尼就组织各族人民的青年欧洲以对抗各国国王的老年欧洲。青年欧洲由青年德意志、青年意大利和青年波兰组成，后来青年法兰西和青年瑞士也参加进来。从马志尼的最高领导就可以推断，青年欧洲没有社会主义倾向；在它1834年4月结盟的文书中，把自由、平等、人道称为三个不可侵犯的要素，只有这三个要素可以解决社会问题。在另一次群众大会上甚至谈到私人财产是神圣的。由于同样的理由，青年德意志也同被逐者同盟一样主要是在旅居瑞士的德国手工业工人中进行鼓动。瑞士的结社自由和集会自由使它比被逐者同盟在巴黎有较大的活动余地，它的盟员建立了许多公开的教育、阅读、歌咏、体育协会和其他工人协会，盟员们可以在这些协会中教育德国手工业工人，吸收新盟员。青年德意志分布于伯尔尼、苏黎世、日内瓦，后来也分布于比尔、奏洛土恩、圣加冷、洛桑和其他瑞士城市。青年德意志同巴黎的同盟有精神上的联系：它也把《被逐者》和拉梅耐的著作当作自己的纲领性文件出售。同时这个组织还培植一种半散文、半诗，半恐怖、半浮夸的文学，用的是大学生协会的雅各宾派的文体，这一派曾经磨快匕首对付背叛的君王，现在在青年德意志的创始人中有不少代表者。德国手工业工人在伯尔尼附近的斯坦贺茨尼举行的一次集会上，降下了南德王朝的国旗，升起了黑红黄三色的旗帜，这时南德的王朝就更加害怕了。马志尼入侵萨瓦已经使梅特涅大吃一惊；他通过邦联议会压迫瑞士议会取消青年德意志成员的避难权。瑞士议会没有立即答应，于是奥地利和普鲁士，还有法国就派密探到瑞士去，其中有一个普鲁士大学生莱辛在苏黎世被人刺死，凶手始终没有抓到。德意志邦联禁止大学生在瑞士大学读书，禁止手工业工人在瑞士流动；当时以及后来最有效的办法是以贸易封锁相威胁。瑞士议会终于就范；它通过1834年和1836年的屡次决议把德国革命者驱逐出境，解散德国手工业工人协会。从憎恶的程度上来说，共和国驱逐逃亡者并不亚于君主国迫害“煽动者”；这件事又证明，国家政体的差异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青年德意志只剩下几个残余分子留在日内瓦州和伏特州，那里的官厅对于抓捕工作比较马虎一些。在青年德意志遭到压迫的同时，被逐者同盟也分裂了。比较积极的盟员在舒斯特尔的领导下分化出来，无用的革命把戏使他们感到厌恶，他们把宣传放于密谋之上。1836年，他们创立了正义者同盟，盟员主要是手工业工人，并有一个民主的制度。以后选出了领导机构。在盟员中的杰出人物有拿骚的卡尔·沙佩尔，他以前在吉森大学学森林学，参加了袭击法兰克福哨所的行动后逃到瑞士，被赶出瑞士之后在巴黎靠当排字工人维持生活，还有法兰克尼亚人，鞋匠亨利希·鲍威尔和马格德堡人，裁缝威廉·魏特林。环境迫使同盟差不多仍然是一个密谋社团；正如被逐者同盟以人权社为支柱那样，正义者同盟则以四季社为自已的仗恃。这时在正义者同盟内部产生了摆脱巴贝夫主义的粗糙形式的热烈愿望。1838年魏特林写了《人类的现况及其未来》这一著作，这是共产主义信仰的告白，形式上受了拉梅耐很大的影响，内容上则受了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强烈影响。盟员们为了传播魏特林的著作所表现的牺牲精神，证明这些观点已经深入同盟内部。他们为了使这一著作在一份秘密报纸上发表，并印成两千份散布到德国手工业工人中去，忍受了巨大的困难。魏特林也按照空想社会主义的精神，为巴黎的德国裁缝帮工建立了一个共产主义性质的食堂，给这些人带来很大利益。四季社在1839年5月12日发动起义遭到惨败，作为它的德国人分部的正义者同盟也被卷入这一惨败之中。卡尔·沙佩尔和亨利希·鲍威尔被长期拘禁后，离开了法国。他们到了伦敦，同科伦的一个钟表匠约瑟夫·莫尔一起于1840年2月7日建立了一个公开的工人教育协会，它直到今天还存在着。同时他们恢复了正义者同盟，并把它的重心转移到伦敦。魏特林在巴黎把分散的分子聚集起来，1840年夏天他短期移居瑞士，1841年春天就长期定居该处，以便进行共产主义宣传。他碰到许多巨大的困难。起初他当然想同青年德意志的残余分子取得谅解，但是“汉巴哈和斯坦贺茨尼的后裔”对他进行强烈的抵抗。青年德意志派对于共产主义可说是毫无所知。他们在日内瓦的工人教育协会中占统治地位，并把厌恶一切政治活动的会员，特别是瑞士会员从协会中排挤出去。他们决不愿意自己受到共产主义者的排挤，魏特林争取到他们之中的个别人，如格奥尔格·毕希纳的朋友奥古斯特·贝克尔，但是他不能把整个工人教育协会都拉到自己这一边来。甚至当他想使协会的大多数人赞同一个公共食堂的计划时，青年德意志派对他投不信任票，阻碍他当选为主管人，虽然他自己已经提出，如果食堂得不到预期的赢利，他担任这个职务不取任何报酬。“汉巴哈的政治家们”毫不踌躇地把五个有共产主义嫌疑的会员赶出了协会，并且决定，如果多数人有共产主义思想，那么少数人可以要求占有协会的财产。青年德意志派表现得越胆怯、越顽固，魏特林在这些斗争中就显得更加活跃，更加高兴。他认为，为了看一看年轻的共产主义原则是否适应它的伟大目标，为了使那些战战兢兢的外交官、市当局和市侩也习惯一下共产主义学说的喧嚷，就像船户听惯波涛澎湃的声音一样，这些斗争是必要的。邦纳罗蒂在瑞士流亡期间曾为共产主义争取了一些伏特州的富人，魏特林似乎得到他们虽然只是秘密的，但较大的支持。后来他由于结识了士瓦本的制革工人西蒙·施米特而得到一个杰出的管理人才。魏特林同施米特一起建立了一个秘密的正义者同盟，起先盟员遍布瑞士法语区，后来也扩展到瑞士德语区。盟员入盟时必须接受下列信条：“我们劳动者终于不愿再为那些游手好闲的人劳动了，我们衣食不足，他们却绰绰有余；我们不愿让这些利己主义者把重担放在我们肩上，我们也不再尊重法令，这些法令为了使极少数人发财，成为劳动群众的主人，而把人数最多、最有作为的阶级处于低下、贫困、屈辱和无知的状态。我们要使自己，要使地球上的所有人都像我们这样自由地生活，任何人都不比别人受到较好的或较差的照顾，而是大家分担共同的负担、劳累、愉快和享受，也就是过共同生活。”盟员称对方不用客气的称呼“您”而用“你”，并且彼此兄弟相称；他们团结在一起，任何中伤，哪怕其中有一部分是事实也会遭到拒绝，弄得中伤者面红耳赤，他们生活简朴，研究和讨论一切社会制度，口头宣传盟的原则，传播盟的文件，每月交少量的盟费等等。这个同盟为了也能在像法国和德国这样一些没有结社自由的国家里活动，就只能是秘密的。要不是这样魏特林就同青年德意志派相反。不仅主张团结所有工人，而且也主张公开宣传了。他想把认识最明确的、最积极的共产主义者集中在秘密同盟之内，组成一个核心。然后他们就可以从这个核心出发，领导公开的教育、阅读、歌咏协会和公共食堂。他把协会中的活跃生活看作是政治生活的真正的预备班；他把协会叫做社会的真实的、直接的缩影。盟员们三五成群地在住宅、工场和饭店里集会可能遭到暴力的干涉而归于失败。但是，“人的任何权力也不能阻止善良和真实的宣传，谁也不能制止人们在劳动时、在餐桌边、在他们的卧室里，以及在他们散步时说话。”此外，魏特林还利用报刊进行活动。早在1841年9月，他就开始编一个月刊，叫《德国青年的呼吁》，它的格言是：反对一切损害整体利益的个人利益，争取整体利益，但不把任何人除外。从1842年1月起，这个机关刊物改名为《年轻一代》，同年12月，魏特林出版了他的主要著作《和谐与自由的保证》，这本书是他的著作中承上启下的一部主要著作。魏特林之所以得到德国共产主义的第一个理论家这个荣誉主要是依靠这部著作。二威廉·魏特林威廉·魏特林1808年生于马格德堡，他是个未婚生子，是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长大的。他学的是裁缝手艺，1828年到1835年在德国流浪。关于他这一时期的情况我们知道得很少，而且在这很少的情况中几乎没有关于他的经历的可靠材料，据说他曾通过写讽刺诗参加了1830年萨克森的暴动（他在其主要著作中曾批评这次暴动是轻举妄动）；在维也纳，一个年轻的姑娘爱上了他，因而他成了一位大公的情敌，后来就被这位受了骗的大公赶出了维也纳城。30年代中期他到了巴黎，一直待到1841年（其间有一些间断）。他在正义者同盟中热情地参加劳动阶级的革命斗争，同时以旺盛而活跃的精力贪婪地学习法国社会主义的学说。他企图改造这种学说以适应当前的斗争。于是他就成为空想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之间的纽带。这种情况同他居于中间的社会地位是相适应的。魏特林已经是一个无产者，但还是一个手工业工人。他属于不可遏止地沦为无产阶级，但也正因为如此还没有明确的无产阶级意识的小资产阶级阶层，作为一个被压迫阶级的成员。魏特林清楚地认识到，空想社会主义者对于国王和富豪的希望是不会实现的；他没有完全放弃这种希望，但是他把这种希望看作是决不可靠的事情。由于他出身于小资产阶级，所以他不了解无产阶级的特殊的历史生活。他的理论基础仍然是在法国社会主义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平等；他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是出色的，但他完全站在空想社会主义者的道德的立场上。对历史的理解方面，他甚至远远落后于圣西门和傅立叶。他关于私有制关系的产生的假说是站不住脚的，他还赞同启蒙运动的历史观点：世界历史无非是一大部强盗历史，不管在什么时代正直的人永远受欺骗。当然他也远远地超出这个观点。魏特林相信社会进步是一条自然规律，他知道，这个规律在今天的社会中也发生作用。同傅立叶一样，他把人的欲望看作是社会组织的要素，只是他把傅立叶对人的欲望的分类大大简化了。魏特林认为欲望有三大类：即知识欲、占有欲和享受欲。满足欲望的能力是适应于欲望的，这种能力的运用就是人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能力是欲望的自然界限。但是为了使整个机体活动起来，大自然把它的一切魅力都放到满足享受方面。这些魅力刺激感官，产生新的欲望，从新的欲望中产生了新的能力。人类的进步就是这样发生的。因此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人类欲望和能力永远保持平衡。能力随着欲望增长，欲望也随着能力增长。社会上一切祸害的根源就是用暴力破坏了这种平衡。“从所有人的欲望和能力的自由与和谐中产生出一切好的东西，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压抑和克制这种欲望和能力而产生出一切坏的东西。这短短的一段话包括了一切。”在今天的社会里，为了满足某甲的欲望而抑制某乙的欲望，就造成社会关系中的可恨的不平等的现象。这种不平等现象产生法律、犯罪和惩罚并使其不断增加。不平等现象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占有欲和享受欲占了统治地位，而知识欲却必须屈服于它的两个伙伴的肉体贪欲之下，并为占有和享受的利益而堕落成为荒诞、错误、迷信、欺骗和谎言。但是知识的力量不会长期受到压制。它用下述办法实现它领导社会的要求：它慢慢地挖垮现社会的基础，出人意外地给进步开辟道路，它把发现和发明当作诱饵扔给占有欲和享受欲。占有和享受的欲望伸手去抓这些发现和发明，却没有想到它们这样做正是颠覆自己的统治。魏特林举出的例子是蒸汽力之用于机器，特别是印刷术。他说，印刷术能够收集和保存知识的火花，一直到它有足够的力量战胜个人利益的欲望为止。可见，魏特林很懂得用他自己的方式运用经济学上的辩证法。只是这种方式是一种无产阶级化了的手工业者的方式，而不是有阶级觉悟的无产者的方式。魏特林决不因为无产阶级的经济解放而忽视政治自由的意义，他明确要求结社、出版和选举自由。但是最后他发现，在金钱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这样做不会获得任何成效。他正是站在空想社会主义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之间。在他评论结社自由时，这种立场表现得特别明显。魏特林攻击傅立叶，因为后者认为，在法伦斯泰尔中除了劳动应该得到报酬而外，资本和才能也应该得到报酬。他讥笑傅立叶主义者妄想引诱有钱人上钩。他希望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但是，如果这种联合对他说来有一半是革命宣传的武器，那么也有一半是共产主义宗派的武器，就像他十分重视公共食堂这一事实所表明的那样。工人阶级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同时也获得进行统治的能力这一思想在他的头脑里剧烈活动，但是始终没有十分明确地表露出来。不过，魏特林虽然还缺乏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可是他也已经离开了资产阶级的乌托邦主义。他知道，工人阶级不自己解放自己，它就永远得不到解放。在魏特林看来，无产阶级革命就是傅立叶所期待的乐善好施的百万富翁。当然从魏特林的全部见解来看，这个革命必然以劳动者的日益贫困为基础，而不是以劳动者的日益强大为基础。他想把现存的混乱状态推进到顶点，把劳动阶级扔到无限的贫困境地。他把劳动阶级的绝望看作是革命最有效的动力，他甚至把希望寄托在流氓无产阶级身上，宣扬盗窃是穷人反对富人的最后手段。有了这种看法，当然他就要准备一个能够代替已被推翻的旧社会的新社会的计划。他认为最主要的是，使欲望和能力自然保持平衡，从而保证知识欲，也就是学识欲对占有欲和享受欲，也就是生产欲和消费欲的管理。是管理而不是统治。“一个完善的社会没有政府而只有行政管理，没有法律而只有义务，没有惩罚而只有治病救人的手段……这里既没有各种尊荣的称号，也没有种种奴颜婢膝的形相，既没有外表的荣誉的标志，也没有外表的卑贱的标志；这里没有命令和服从，而只有调整、安排和完成。这里既没有犯罪也没有惩罚，而只有人类的毛病和缺点的残余，这是大自然所加给我们的一些障碍，为的是通过清除这些毛病和缺点激发我们的体力和智力使它们成为进步的动力。”人们不是用法律和惩罚来肃清这种残余，而是用药剂；魏特林专门写了一章来论述哲学的医学。魏特林绞尽脑汁想出了将来领导大家庭联盟（这是他对未来的社会的称呼）的新管理机构。担任领导的是一个三人小组或三人委员会，由最伟大的哲学家，同时又是医学、物理学和机械学方面的最伟大的天才组成。其次是中央技工团，它选举三人小组，并管理大家庭联盟的最重要的机关。再其次就是各技工团，它管理大行政区、州、县和小家庭联盟。为了便利和简化管理，每一个技工团从它里面选出一个工作理事会。中央技工团则选出大工作理事会，它辅佐三人小组作为实际执行的管理人员。各科学院辅佐各技工团，以便在舒适而美好的劳动尚未普及以前，对这些劳动进行管理；从科学院之中选出一个委员会，名为科学院参议会。所有这些领导管理的机构都有一个卫生委员会为辅，这些委员会又都在一个卫生参议会的特别领导之下。卫生参议会同大工作理事会一样，辅助三人小组管理大家庭联盟。仔细研究这些细节，甚至对它们进行批评都是多余的。空想的历史意义不在于它的作者为了证明他们的改良主义思想实现的可能性，而用或多或少的技巧锤炼而成的外部骨架，而在于这些思想本身，在于这些思想探究社会弊害的精确度和深度。对魏特林说来更是如此，因为他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不得已的乌托邦主义者。他只能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消极一面，所以他只得在脑子里虚构出这个革命的积极一面。但是他十分清楚地感觉到，这样做只能提供一种代用品；在《保证》一书的序言中他就说明他的任务是，告诉社会，它在一个坏组织中是什么，在一个好组织中又能够是什么。他提醒人们不要过于重视那些心爱的建设计划，他认为，宇宙之间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从来没有过一个万古不变的、永远是最好的社会组织。但是以梦想建立科学院参议会和卫生参议会，建立技工团和中央技工团以及最伟大天才的最高三人小组为基础的改良主义思想表明，魏特林清楚地看到统治者的个人利益剥削社会。魏特林说，任何人都不应比政府更穷；只要允许管理公共财产的人占有和挣得特殊的财产，他们就会利用职权损害大家的利益。魏特林的大家庭联盟不是领导人，而是领导能力。工作人员的录用不是通过选举某某人，而是通过选举能力，通过悬题应征、送审选举试验品的方式来进行，例如：关于有益的科学问题和发明、发现的书面论文，艺术品的样品，建筑、机器、工具以及类似物品的图样、设计。各应征人把他们的作品送交他们想进去工作的那个团体。但是他们的姓名概不公布，只有在试验合格决定录取时才为人所知。魏特林没有只顾人类欲望和能力的和谐而忘了它们的自由。他再一次仿照傅立叶的先例把劳动分为必要的、有益的和舒适的。给每个有劳动能力的人规定出一定的劳动时间，以进行必要劳动和有益劳动，这样他就可以从社会得到必要的和有益的生活必需品。魏特林认识到社会劳动对个人劳动的优越性，他懂得把它们清楚地区分开来。他认为每天劳动六小时就够了。舒适的劳动同必要的和有益的劳动情况不同。因为大自然不强迫任何人享受舒适的物品，所以也不能强迫任何人做舒适的劳动。互相制约的全体的和谐和个人的自由必然要求，让每个人自己决定，他是否想以一定的时间为舒适的享受而劳动，时间的长短按他对于这种享受的欲望多少而定，或者，如果他完全没有这种欲望，他就可以不为此而劳动。在这一方面，魏特林用一种交易簿来调整生产和消费，交易簿上一边记的是完成的劳动小时，另一边记的是得到的享受，并且都盖章签字。交易簿是魏特林的得意之作，他曾用生动有力的语句颂扬过交易簿：“它同时是：旅行证、出生证、籍贯证、通行证、艺徒证书、支票、收据、账簿、日记簿、学校毕业证书、入场券、介绍信、公份册、存款证、月份牌；它是一面个人的一切精神和物质需要的镜子，是他的一张半身像片，他的履历，总之是一个人的全部形象化的‘我’，一个还从来没有这样表现出来过的‘我’。”在这一欢呼声中，解除了手工业工人由于警察规定的无数证明文件而造成的无穷的烦恼和痛苦。可是在推翻了旧社会以后，怎样建设新社会呢？由于魏特林在社会上居于中间地位，所以他在这个问题上摇摆不定，同时得出结论说，最值得希望的过渡时期当然是这样：一旦由于任何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有某一个人掌握了政权，这个人以最大的热忱忠于共产主义原则，并把他的幸福、他的荣誉、他的生命都寄托在实现这个原则上。他又谈了谈这个问题然后用热情的话语结束：“一个新的救世主将要来临，为了实现那第一个救世主的学说。他将粉碎旧社会制度的腐朽建筑，把泪泉导入遗忘的大海，把大地变成一个乐园。我们准备好，恭恭敬敬地迎接他吧！但是我们从哪些方面来辨认出这位救世主呢？从这些方面：他将是平凡、朴实地走来，傲然地蔑视财神的魔术，并且他的心将为人类的痛苦而敞开。他将从财富的高峰下降到贫困的深渊，混杂在受苦受难和受蔑视的人群之中，他的眼泪将同那些人的眼泪交融在一起……但是不到这个勇敢的事业圆满地完成，他将绝不把授与他的权力从手里放下。那时候少数人的意志将不再统治社会，统治社会的将是全体人的知识。并且这个最伟大的救世主将会在一种不声不响的谦让中听命于这个新的统治。这将是他的事业的顶点，所有的人将从这一点辨认比第一个救世主更伟大的第二个救世主。”尽管这些伟大的幻想骄傲地摆脱了傅立叶主义者对富豪的钱袋的期望，但它也回到乌托邦主义之中。魏特林碰到一些实际上阻碍工人阶级解放的问题时，无产阶级的意识在他身上显得更为活跃。他看穿了爱国的谎言，“它对于进步和自由的最凶恶的公敌来说，是他们的谬论的最后的救急太平锚，是他们的特权的救生圈”，他把这种谎言扔到他们脚下，“为了站到人类的旗帜下去，在保卫这面旗帜的人的行列中是没有高低、贫富、主人和奴隶之分的。”他用一个问题道出了现代工人运动的国际性质：“今天，一个人在一切外国所不能获得的东西，在所谓的祖国内也毫无所有，这个人对于它能有什么爱呢？”不论是谁，不论是拿破仑、弗里德里希·威廉还是尼古拉来行使统治，劳动者无论在这一个统治者或是那一个统治者之下，都同样必须作牛马。魏特林对于妇女问题的看法就不是这样无可非难的。他还相信男人具有天然的优越性。只要大自然还没有创造出奇迹，只要妇女在有益的科学、发明和才能上还没有超过男性，妇女就不能担任新社会的领导职位。但是这也是手工业者的家务在魏特林关于婚姻和爱情的看法上投下的最后一个阴影。除此而外，他对资产阶级婚姻的批判是既尖锐又中肯的。“爱情是一个硬壳果的果仁，婚姻是外壳。金钱制度就是侵入果仁并败坏它的虫。许许多多人啃那苦涩的、坚硬的外壳。从这里你们就可以得到我们今天的婚姻的定义了。”魏特林要求一种自愿的、不受任何外力强迫的婚姻的结合。如果夫妇双方不能通过尊重、友谊和爱情的需要而结合在一起，“那末看在上帝份上，还是解除这种关系吧！不要再互相制造第二个、第三个地狱了！”接着他又用十分动人的语句结束了这一章：“拭干你的眼泪吧！可怜的、不幸的、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妇女！想一想，在地球上还有许多的弱者在受苦。总有一天，解放的金黄色的朝阳也会突然照到你的脸上，为了好从你那湿润的睫毛上把那奴隶的痛苦热泪吻去。那时，你就傲然直视你那暴君吧。因为你不再需要他了，法律也不再保护他了；那时候，可怜的、受骗的、被诱入歧途的妓女，你也会找到一个正直的丈夫，他举足踩碎那一大堆的偏见；那时候，你们这些在锦绣年华里充满着生命之欢乐的青年男女们，生活吧，相爱吧！那时候，让今天违反自然地被锁闭在你们胸中，啮蚀着你们的心、削弱着你们的活力的热情一齐都倾泻出来吧，免得它有损社会的和谐和你们的健康。那时候，谁有爱的能力，谁就爱吧。”三岁或六岁以上的儿童的教育由社会负责；这些儿童都参加学习军，学习一切科学和艺术，习惯于作一切劳动，尤其是最不愉快的劳动；青年的学习应该同社会生产劳动结合在一起。魏特林嘲笑那种为教会所利用，以对一个不可知的来世的希望使受苦的阶级忘掉今世的痛苦的宗教。他鄙视那种“宗派的杂货摊”。但是在形式方面他从拉梅耐那里学了很多东西。他相信原始基督教是被压迫阶级的一种革命运功。他坚决主张在共产主义原则容许范围内保护一切别人视为神圣的东西，他在《保证》一书中，对耶稣表示同情，不久以后这一点就更为明显地表露出来。不言而喻，在经济方面魏特林对工业的批判远远不及商业。他清楚地知道，大工业明显地制造大量的贫困，但是他认为，今天工业赚的钱不如商业那样多。他把商业看做是吸群众骨髓的大水螅；他以最大的愤怒，痛骂金钱与商品的杂货店。作为德国人，作为普鲁士土著，他对头衔的杂货铺和军事制度作了有力的批判；他关于虐待士兵问题所写的一些话今天读来还是十分新鲜。魏特林的主要著作刚一出版就引起人们很大的重视，这是理所当然的。虽然他在思想方面没有达到西方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的高度，但是他冲破了把那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同工人阶级隔开的栅栏，就他的热情、他的幻想、他的洞察力来说，他称得起是他们的学生。总的说来，他胜过同时代的卡贝的工人共产主义，当然更胜过许多正开始为德国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而斗争的自由主义者。最高兴地承认这一点的是本来可以瞧不起魏特林的那些同时代的德国人。当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从一个手工业工人处得到魏特林的著作时叫到：“这个裁缝帮工的思想和精神使我多么惊奇啊！真的，他是他那个阶级的一位预言家。这个手工业工人的热忱、态度、求知欲多么使我惊异！同这个手艺人相比，我们的那些大学生算得上什么呢！”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说魏特林是唯一做了一些实际工作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卡尔·马克思写道：“资产阶级及其哲学家和科学家哪里有一部论述资产阶级〔梅林引文中缺“资产阶级”一词〕解放（政治解放）的著作能和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媲美呢？只要把德国的政治〔梅林引文中缺“政治”一词〕论著中的那种俗不可耐畏首畏尾的平庸气拿来和德国工人的这种史无前例光辉灿烂的处女作比较一下，只要把无产阶级巨大的童鞋拿来和德国资产阶级的矮小的政治烂鞋比较一下，我们就能够预言德国的灰姑娘将来必然长成一个大力士。”[1]由于魏特林的著作给人以鲜明的印象，马克思补充说，德国无产阶级是欧洲无产阶级的理论家，正如同英国无产阶级是它的国民经济学家，法国无产阶级是它的政治家一样。必须承认，德国进行社会革命的使命是典型的，而它对于政治革命的无能也是典型的。德国资产阶级从它那一方面力图证实这种看法。[1]卡尔·马克思《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83页。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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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三十年代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弗兰茨·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四章三十年代·一七月革命的影响·二经济进步。新文学·三哲学和浪漫主义之间的斗争一七月革命的影响七月革命在比利时、意大利、波兰产生了巨大的反应，在德国也引起新的生活，但是并没有促成一个全国性的运动，因为德国还缺乏这种运动所需要的一切经济条件。七月革命震撼了德意志三十多个国家中的一些较小的国家，还推动了一次民族大示威。这次示威同经过光荣的战斗以后被俄国沙皇打垮的波兰军队的残部有关。波兰逃亡者的送葬行列经过德国成了真正的胜利进军。一切资产阶级阶层都本能地感到，波兰人反对俄国高级专制君主的英勇斗争也就是反对德国低级专制君主的斗争。基于对波兰人的钦佩，从德国小资产阶级中出现了最大的鼓动家——罗伯特·勃鲁姆。与此同时，正在成长中的小容克俾斯麦的头脑里埋下了对波兰人的顽固憎恨，这种憎恨在半个世纪以后通过盲目的暴力政策爆发出来。后来的事实表明，拥护波兰人的行动是十分正确的：普鲁士军队为反对波兰起义，花费了近四千万塔勒的巨款，使专制政权的财政和军事遭到影响深远的打击。德国资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能够发动一次民族运动，德国无产阶级同样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发动一次社会运动。在亚琛和奥伊本，工人被困苦的生活所迫，砸毁了机器和机器厂。商会、工业法庭，甚至行政区政府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看出骚乱的原因；他们要求废除实物工资制和禁止任意降低工资。但是柏林当局仍然充耳不闻。当裁缝帮工由于女缝工的可怕竞争而在国王窗外闹事的时候。柏林当局就更加吃惊了；可笑的是，外交大臣在外交急电中抱怨“不久能把全欧洲变成一个大疯人院的那种精神错乱的新症候”，人们感到武装力量没有配置大炮，只用刀剑就把裁缝骚乱镇压下去，是一个光荣的成就。这时普鲁士的资产阶级仍然没有动静。不过德国北部的资产阶级比较活跃。在不伦瑞克，他们把一个可恶的小暴君赶出了国境；在卡塞尔，他们企图用共同摄政的办法多少减弱一个类似的废物的坏作用。比较重要的是，在德国北部的中等国家中，封建垃圾在一定程度上被清除了。在汉诺威是由于哥丁根的大学生掀起一次学潮以及农民表示了严正的态度而做到这一点的，在萨克森主要是由于莱比锡和德累斯顿发生了暴动，起初这些暴动是为了反对城市当局的专横统治，而当国内普遍发生动乱时，就导致一些改革。总之，北德的运动表现得温和，它所取消的一些弊端也的确是令人不能忍受的，因此邦联议会也就好歹顺从了。但是邦联议会对南德小资产阶级的骚乱就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南德运动的目的有一部分是为了取消封建的勤务、徭役和负担（如在巴登和黑森），但是主要问题则在于反对可耻的卡尔斯巴德决议，特别是要求扩大邦议会的权限和出版自由；最大胆的人甚至想建立“德意志的统一自由的国家”。这个运动带有十足小资产阶级的性质：除去不少干才外还有许多空谈家，顽强的男儿气概往往显得非常幼稚，大吵大嚷，正好暴露了而不是掩盖了十分模糊的看法，总之，雷声大，雨点小。运动的中心在巴伐利亚的莱茵普法尔茨，这不仅是因为法国的法律使运动在这里有可能自由活动，也因为当地小农和小资产阶级所受物质贫困压迫十分沉重。他们被巴登、黑森、普鲁士和法国的关税壁垒所封锁，虽然物产丰富却不能销售出去。一索彭[1]葡萄酒只卖一个铜币，面包和肉类的价格也很低。农民和手工业者无力缴纳地方税和国税以及抵押利息；城市和乡村都盛行强制拍卖。同时普法尔茨还要向巴伐利亚国库缴纳几百万的余款，它对这个沉重的负担决不会感到愉快，因为普法尔茨在历史、习俗和风俗方面同巴伐利亚毫无共同之处，并且可能对慕尼黑怀着莱茵普鲁士居民对柏林的那种“好感”。领导普法尔茨的鼓动工作的有几个作家，其中法兰克尼亚人威尔特最有才能也最活跃。他的手摇印刷机被查封以后，他就带着他的报纸从普法尔茨的这个城市跑到那个城市，他确实利用法国的审判程序逃避了巴伐利亚警察的几次迫害。他创立了一个出版协会，目的是“以民主的精神，组织一个德意志国家”，1832年5月27日，他同他的同志发起到汉巴哈宫举行全德人民大会，庆祝“德意志的五月”。德国和波兰的国旗在空中飘扬，两万多人在这里集会，以激动的心情倾听有时非常激烈，但一般都很平和的言论。这个“全德人民大会”给反动派造成实现蓄谋已久的计划的机会；四个星期以后，公布了六项法令，把南德邦议会置于邦联议会的控制之下，并且设置了一个邦联警察委员会监视南德邦议会。这样一来，南德运动的基础就垮了；它只是还能作最后的挣扎。少数激进分子，主要是大学生，秘密组织起来继续反抗。他们五十多人进攻法兰克福的哨所，以打击邦联议会。但是在这个不成熟的暴动发生之前很久警察就得到了消息，暴动还没有正式开始就悲惨地失败了。奥地利—普鲁士反动派毫不怠慢地利用这种轻率的暴动。梅特涅在汉巴哈事件后叫嚣说：“如果很好地利用汉巴哈大会，它可以成为好人的大会，”而这时在柏林的安西隆写道：“如果人们及时利用法兰克福事件，它就可以挽救德国。”野蛮暴行泛滥全国，不受欢迎的书籍受到压制，不受欢迎的报纸遭到禁止，不受欢迎的人被赶出国境或投入监狱，由于莫须有的嫌疑或者一点可笑的原因就遭到残酷的审前羁押，受到刑讯，被指定的法庭判罪，到要塞的地牢或苦役监狱的牢房里去被慢慢地折磨死。在黑森大公国爆发了最后一次南德运动。1830年，一个无能的君王在这里登上统治宝座，大臣杜梯尔在邦议会提出一项议案，要把新君为了接受崇高使命而借的二百万古尔登的债款列入国家预算之内。这个要求毫无道理，以致一向非常驯顺的邦议会也没有答应。这个小国的七十万居民已经被苛捐杂税压得够受了，赤贫的农民身受双重负担，特别是上黑森的农民在失去了统治权的贵族的封建压榨下破了产。1830年秋天，上黑森的农民蜂拥而起，成群结队地走过全国各地，在这里抢税所，在那里烧衙门。杜梯尔由于在邦议会碰了壁，在宫廷里的威信大大降低，这时他认为恢复自己威信的时机到了。他让大公的兄弟担任能征善战的军队的指挥官，这位英雄命令他的龙骑兵在胥德尔村附近砍杀手无寸铁的农民，由于事先没有劝导农民自行解散回家，因此有些正在用道理劝说起义的农民、使他们相信暴动没有成功希望的人也被砍伤、砍死。人民把这个事件叫做“胥德尔大屠杀”，它使杜梯尔又成了全权的大臣，但也激起了群众的强烈愤恨。黑森自由主义者的领袖是布茨巴赫的校长魏迪希，他是基督教德意志派的大学生协会的老会员，拥护皇帝和帝国，仇恨法国革命，但也是一个有强烈的正义感的性格坚强的人。在邦联议会的暴力政策使公开鼓动成为非法以后，他是留在国内、行动自由的南德运动领导人中唯一没有怯懦地借口合法而退缩的人。他在秘密社团中，在保密的传单上力图发动对杜梯尔的卑劣的专制主义的反抗。1834年元旦前后，格奥尔格·毕希纳参加了他的活动，当时毕希纳还是一个刚二十岁的大学生，在斯特拉斯堡学了两年自然科学。他是一个显著早熟的人物，不仅在宗教方面有自由思想，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他对政治有清楚的认识，当时德国一些在政治方面有卓越见识的人都不及他。这并不是说，他就是当时英国人和法国人所谓的社会主义者，甚至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者；他嘲笑圣西门主义，有一次他在斯特拉斯堡看见过圣西门主义的一个奇怪的样本。他同空想社会主义者完全相反，对法国革命很有了解；他从法国革命中得出的信念是：只有用暴力才能推翻专制政权，但是任何政治革命没有物质基础，没有广大群众的必然要求就注定会失败。他在从斯特拉斯堡写给父母的信中说，他决不过问吉森[2]的卑劣政治，也不参加幼稚的革命暴动；对于法兰克福起义的牺牲者，他衷心表示惋惜，但是他不了解这些人受了什么东西的迷惑，竟认为德国人民已经准备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斗争。由于是黑森的子民，毕希纳在1833年秋天不得不转到吉森大学读书。他在这个周围没有什么诱人的景致的小城里，心情非常忧郁；政治形势束缚着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为做一个同流合污的奴隶感到羞耻，为承认一个腐朽的王朝和一种奴颜婢膝的官吏贵族主义而惭愧。大学生协会的活动也使他厌恶。虽然吉森的大学生协会一向比较激进，但是它同样不愿意抛弃它的彩带上的浪漫主义的浮华饰品。毕希纳企图使大学生协会认识到，参加资产阶级解放斗争是它的义务，但是没有成功。大学生受幼稚的虚荣心的驱使，不愿跟手工业工人同坐一条板凳。毕希纳在给他的未婚妻写的信中说：“我的朋友离开了我，我们只能像鸽子似的互相耳语。”但是还是有几个大学生团结在他周围，同他最亲密的是神学系的学生奥古斯特·贝克尔，他是一个聪明人，只是生活非常放荡。毕希纳听贝克尔谈到魏迪希的密谋。由于渴望采取革命行动，他力图为秘密鼓动工作扩大地盘，树立更高的目标。关于这一点，他很快就同魏迪希发生了冲突，毕希纳写的唯一的传单《黑森快报》被掌握着奥芬巴赫的秘密印刷所的魏迪希做了恶意的窜改，并且引用圣经的重要章节歪曲了原意。尽管如此，这份传单仍然迸发着来自伟大的法国革命的烈火的密集火花。传单的语言没有当时的自由主义的夸张成分，它简单明白，由于有成功的对比而显得活泼生动，并且充满了革命的热情。但是它没有社会主义的和音。毕希纳号召黑森农民像法国农民用无数次的起义迎接1789年那样摧毁压迫者的堡垒。传单没有产生效果。密谋的自由主义分子认为这个传单“太激烈，甚至令人不快”，而农民的反抗精神又由于受到杜梯尔的压迫而完全瓦解。他们诚惶诚恐地把夜间塞进他们的门窗的传单《黑森快报》交给官厅，剩下的一部分也由于告密而落到政府手里。布茨巴赫的一个市民库尔是个奸细，他在1833年3月就同杜梯尔以及大公本人订了密约，但是这个小商人很有耐性，他把密谋者一个一个地慢慢出卖，并且以坐探的身分在他们之中工作。直到1835年春天，才开始拉起捕大鱼——毕希纳和魏迪希——的网。毕希纳在达姆斯塔特同父母一起过冬，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小规模的秘密组织，晚上在花园的一间小屋子里开会；毕希纳在受到杜梯尔的马快的层层包围下，写成了他的剧本《丹东之死》，这是一个粗犷有力的作品，各场并不连贯，但充满煽动性的热情，在宏伟的构思中表现了恐怖统治的伟大规模。毕希纳在最后关头终于逃脱了，先到斯特拉斯堡，后到苏黎世，1837年2月，他还不到二十四岁，就因发高烧而死于苏黎世。毕希纳死后没有几天，魏迪希就用可怕的手段自杀了。他没来得及逃走就被杜梯尔派人逮捕。杜梯尔对一切反动勾当都有经验，也善于用司法为暴力服务。他把这位崇高的空想家交给了一个经常发酒疯的酷吏，预审官格奥尔吉。经过无数次的拷问，魏迪希的精神力量被摧毁了。后来他的身体也被牛尾鞭打伤，这时他就选择了自杀的道路。他用碎玻璃片割断自己的血管。当这种行为被人发觉时，本来还可以救治，但是格奥尔吉和他的助手却任凭这个不幸的人流血过多而死。杜梯尔奖给这个刽子手一枚勋章，并利用官厅的支持把他选进了议会。这种闻所未闻的罪行激起了被压迫人民的极度愤怒的呼声，血债要用血来还。魏迪希的命运决定了他的一个近亲，当时还是一个十一岁的男孩的未来：这男孩就是威廉·李卜克内西。二经济进步。新文学19世纪中叶，德国又笼罩着一片墓地的寂静。但是，当王侯们怀着政治家的满意心情，注视着他们的爱国行为的这一结果时很少觉察到，他们比所有煽动者都更为有效地断送了上帝赐给他们的光荣。1834年元旦，成立了普鲁士—德意志关税同盟，它给德意志国内大约有三千万人口、八千平方哩土地的一个地区带来了贸易自由，同时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同外国进行贸易。一年以后，修筑了纽伦堡到菲尔特的第一条德国铁路。德意志虽然相当迟钝，却不可遏止地投身于世界交通的巨流中。关税同盟成立以前的历史，是一个说明经济发展的必然性如何制服无知的专制者的悲喜剧性的实例。差不多所有欧洲国家都利用关税保护自己的时侯，四分五裂的德意志却暴露在外国的优势竞争之下，特别是国内充斥着由于大陆封锁而长期积存下来的英国商品。下莱茵的工厂主在呈给普鲁士国王的一份请愿书中诉苦说：“关税壁垒使得我们的工业品不能在欧洲任何市场上出售，而欧洲的所有工业品却在德意志找到一个开放的市场。”因此德国工业没有国内市场，因为整个德国被无数的关税线切断，以致在法国人德·普拉特看来，德国人仿佛是一群只能经由栅栏互相来往的囚徒。受到外国人嘲笑的事情，却是德国专制君王的理想。他们的贸易政策和经济政策都是根据王朝的利益，或者仅仅是由王朝的一些怪论决定的。但是他们都穷，甚至很穷，对黄金的渴望制服了专制独裁的抗拒。1818年，普鲁士出于财政的考虑，被迫拆除了国内所有的关税壁垒，而用一条关税界线把整个国家包围起来，不管在伸展很远的、断断续续的边界上征收关税多么困难。这样一来德意志的一些中小国家（它们差不多全都接触到普鲁士的关税界线）是逃出狼窝又入虎口。即使它们有几分看出，普鲁士—德意志关税同盟是普鲁士称霸的开端，它们也没有别的路可走。它们尽力互相抵抗，彼此争吵，很多年来还找了许许多多的借口，但是不断增长的财政困难起了决定作用，终于一个接一个地申请加入了关税同盟。因为所有政府只关心关税的收入，而不关心或者很少关心保护工业，所以税率比大陆上的任何大国都低。大多数工厂主都要求提高关税，但是当大地主由于出口粮食也成了热心的自由贸易者的时候，工厂主就更加无力同政府对抗了。年轻的资产阶级是推动铁路建设的力量。德意志缺乏良好的陆路和水路；1831年，普鲁士公路还不到一千一百哩。像莱比锡和马格德堡这样的大商业城市当然知道铁路给它们带来的好处，莱茵和萨克森的工业更懂得这一点。起初专制君主及其臣仆对这件事还十分怀疑。普鲁士邮政总局局长纳克勒尔（他是“煽动者”的恶毒的迫害者，曾大批侦查信件）就激烈反对这“大受拘束的、从属性的交通工具”，他的这番话竟博得普鲁士国王的谛听，后者认为，如果他同自己的臣民同乘一列火车从柏林到波茨坦去，就会有损他的帝王神权。最多只有王侯中的幻想家，如巴伐利亚国王和普鲁士王储，才对新铁路有一点好感，其实他们对于铁路的巨大经济意义也毫无所知。专制君主的愚味无知往往对扩大德国铁路网起了破坏作用，但是不能阻止铁路网的扩大。铁路给各邦分立的偏见的坚固堡垒打开了第一个大缺口。不久卡尔·倍克就用一种值得怀疑的比喻，但颇有预言性地歌颂铁路是各国的新婚的合欢带，是光彩夺目的结婚戒指。铁路开发了德国煤铁的丰富宝藏。它有力地推动了德国大工业，使它开始进入南德，在奥格斯堡、纽伦堡、曼海姆安家落户。机器制造厂迅速发展起来，如柏林的博尔济希工厂和纽伦堡的克拉麦尔—克来特工厂。但是手工业在德国仍占统治地位。它在30年代的经济繁荣中经历了最后的全盛时期。有的行业，如制肥皂、制革、做手套、做帽子、制锅等等由于大工业的竞争受到损失，却也有另一些行业，如机器匠、五金匠、石工恰恰从大工业给他们带来的工作中得到好处。在这方面得失可以相抵。总的说来，手工业是在发展；从事手工业的人数也比人口总数增长得快些，这一点特别表现在最重要的行业——面包工人和屠宰工人上，而在往常，这两种行业是同人口的增减保持平衡的。但是现在行东和帮工之间的社会对立更加明显了。在20年代，手工业的缺口渐渐得到弥补；独立定居（特别是在大城市里）需要一定的财产；买卖扩大了，但是并没有增多。一部分帮工不得不放弃有朝一日成为行东的希望。在18世纪，如果手工业过多，多余的部分就转到雇佣军队里去；现在这种情况不存在了，也许换成了另一种形式，但对于参加过1830年以后的革命运动的、坚强的社会成员已经没有什么诱惑力了。政治和社会的苦难迫使他们出国，到英国去，到法国去，到瑞士去。由于同样的原因，在这个十年中移居到美国去的德国人大大增加，达十五万人以上，而在20年代还不到八千人。自然科学的进步同经济的发展始终是相辅而行的。其中首先是化学，李比希成了这门学科的天才的先驱者，他在吉森建立了德国高等学校中的第一个实验室。在柏林，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埃林堡，多韦、两个罗泽、约翰奈斯·弥勒都聚集在亚历山大·冯·洪堡的周围。在新兴的城市里，人们对于过去在德国大学和文科中学里讲授的历史科学开始厌恶起来；这些城市建立了多学科的技术学校、工业补习学校、商业学校。南德的几个政府采取了一些促进手工业的措施；普鲁士为促进工业发展所做的一些事情都是对大资本有利的。普鲁士专制政权不相信工业的革命作用，同时却又本能地把大资本当作一种剥削和压迫的新力量加以欢迎。这时文学和政治领域上的冰块也开始漂动了。七月革命的炽热气息首先熏灼着死气沉沉的群众。普拉顿用坚强有力的诗句谴责屠杀波兰的刽子手，沙俄的专制君主及其帮凶，彼得堡的皮鞭，柏林的军刀。而白尔尼和海涅则向德国的专制主义发射猛烈的交叉炮火。他们都到了巴黎，怀着热烈的同情，经历了七月革命的最后的热狂和最初的失望。不久白尔尼就嘲笑君主立宪国是一个有两个背脊的怪胎，肯定两面都得挨打。他是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的犹太区里长大的。在那个自由城市里，它的最伟大的儿子歌德的精神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除了中世纪统治的陈年垃圾而外，现代的政治惨象明显地体现在邦联议会身上，从世界上最脏的犹太人街巷中产生了那个世纪最大的金融王朝，在那里，卑劣的金融寡头善于把无情的压迫和腐朽的庸俗同无限的利欲结合在一起。所有这些尖锐的对立很早就深深印在白尔尼的脆弱的心上，到了成年时期，他那敏锐的理智还不能消除这些矛盾。他热爱德国，热爱自由，他有力地打击侮辱自由的人。他曾骂歌德是押韵的奴仆，黑格尔是不押韵的奴仆，但他自己也不能拯救自由。海涅的资质比白尔尼丰厚得多。他出生在工业发达的下莱茵，是青年歌德以后德国最有魅力的诗人，是黑格尔的高才生。当他在赫耳果兰岛上听到伟大的七月革命的消息时，他全身是欢悦和歌唱，剑和火焰。他给浪漫主义唱过送终曲，在他的游记中，怀着对拿破仑崇拜的心情，反对普鲁士容克的封建野蛮统治，捍卫莱茵区的资产阶级文明；他以天才的理解力把握了法国社会主义的内在实质。他向法国人展示德国哲学的秘密，并且预言了谁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德国的手工业者和工人将是我们伟大的哲学家的继承人。普拉顿、白尔尼、海涅都在外国进行斗争，在德国的书报检查制度压迫下，他们不能自由而大胆地说话。但是30年代中期，德国国内随着经济上的变化，在文学的冰层下面也涌现出许多大大小小的泉源。在德国建成第一条铁路的那一年，也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的文学作品，如盖尔温努斯的《德国文学史》，它想利用我们的古典文学给德国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斗争提供武器。伊梅尔曼的《后裔》，描写了封建主义同工业主义之间的阶级斗争，弗莱里格拉特的第一批诗歌，用热情、绚烂的文笔展现了世界贸易的领域，蒙特的《圣母》和谷兹科夫的《瓦莉》，都是想走哲学和宗教的弯路得到白尔尼和海涅那样的荣誉，最后还有施特劳斯的《耶稣传》。但是只有士瓦本的神学家这部看来同当前的斗争相距最远的、精湛的著作起了一种革命作用。盖尔温努斯始终是荒漠中的呼声，因为他自己身上的庸俗气息太重，不能感化别的庸人；他常常错误地理解古典文学，而且根本不懂古典哲学。年轻的弗莱里格拉特生活在政治纯洁的环境中，年岁较大的伊梅尔曼自己承认没有政治才能；他以半是旧普鲁士官吏、半是歌德的后继者的高傲心情，蔑视贵族恢复中世纪的企图、第三等级的金钱、大学生的煽动主义、黑格尔化的大臣；他认为，行东某甲多缴了一个格罗申的税款，或者教授某乙的坏论文登不出去，同他完全没有关系。青年德意志分子蒙特、谷兹科夫、劳贝终于患了不彻底性的恶症。他们想恢复这个世俗世界的种种权利，但是正如谷兹科夫责备白尔尼那样，他们又不愿把一切事情都让国王去管。这就是说，把马驾在车子后面，因为当时在德国一切都是专制君王作主；格奥尔格·毕希纳明确地表示，他不能理解这种不彻底的努力。事实上，在青年德意志派的作品中摇摇晃晃地学走的是北德的自由主义，它是天生的一团混乱，涂着黑格尔的色彩，混和着浪漫主义成分，带有圣西门主义的气息。在蒙特的作品中甚至已经出现了“普鲁士的顶点”；所谓的煽动家劳贝受普鲁士警察大臣的委托到斯特拉斯堡去旅行，以便报道波拿巴主义者的阴谋活动，他还写了一本浅薄的文学史来反对盖尔温努斯，因为他感到盖尔温努斯的“纯理主义”太突出了。谷兹科夫受了施特劳斯的《耶稣传》的启发写出《瓦莉，怀疑的女性》；这是一本软弱无力的作品，它的怀疑的倾向十分薄弱，因而为60年代柏林学校图书馆里反动的虔诚主义所容许，但是它的出版却促使邦联议会禁止了白尔尼、海涅和青年德意志派的著作。这样一来，白尔尼和海涅更为活跃，青年德意志派却已经病入膏肓。卡尔·谷兹科夫是青年德意志派最有才能、最忠诚的代表者，他在《哈雷年鉴》出版以后认识到，继续新时代的伟大斗争所需要的武器，并不是他懂得使用的武器。三哲学和浪漫主义之间的斗争大卫·施特劳斯同伊梅尔曼一样（也许比谷兹科夫差些）缺少革命气质。他是士瓦本的一个教师，神学家，与其说是一个小市民还不如说是一个庸人，他专心细致，对于成长中的资本主义的不断增长的利润需求颇能理解，但是始终反对资产阶级革命，诅咒无产阶级革命。他半是诗人，半是哲学家，先研究谢林的神秘的自然哲学，然后在磁学和梦游病的迷宫里徘徊，直到由于接受了黑格尔的辩证思想，感情同理智的矛盾在他身上得到解决为止。他以辩证思想武装自己，写了对福音书的批判，故意用的是学派的晦涩语言，以便只让官方的博学之士能够理解。但是他的这本书成了一件划时代的业绩。赖马鲁斯的圣经批判及其有力的证明和平易的结论，曾经推动莱辛的哲学思想去研究宗教在人类生活中的意义；经过深入研究以后，德国的宗教哲学在黑格尔那里找到了归宿，以便把上帝纳入历史，把历史归于上帝。这时施特劳斯又用他的圣经批判对骄傲的精神堡垒发起了第一次冲击。18世纪的德国启蒙运动脱离实际的地方，19世纪的德国哲学又把它恢复了。但是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到底给社会带来什么好处呢？施特劳斯本人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他为这个令人苦恼的谜终身郁郁不乐。但是这个谜决不是不可解的。七月革命像一道明亮的闪电使人认识到，黑格尔架在永恒的理性同普鲁士的现实之间的桥梁是用蜘蛛网织成的。甘斯转而反对法的历史学派不过是另一些事件的序幕。如果说没有别人认识这一点，那么当时已经存在的唯一真正的政党——封建政党是认识这一点的。它更加专横地树立起浪漫主义国家学的旗帜，亚当·弥勒和哈勒的旗帜；它得到普鲁士王储[3]的大力保护，雅尔克、利奥、亨格施坦堡这三个从前的大学生协会会员成了它的天才的代言人；它创立了影响很大的机关报——《福音派教会报》和《政治周刊》。它那强烈的天主教倾向是由它的中世纪的理想，也由法国浪漫主义的决定性影响产生的。在《政治周刊》的报头上印着梅斯特尔的一句话作为题词，这个刊物的编辑雅尔克公开地转向天主教会主义，这同亨格施坦堡的教皇正统主义和利奥的历史观点当然是十分接近的。南德的自由主义已被打垮，北德的自由主义还像在梦里活动，结果自然是：浪漫主义的反动首先侵入宗教领域。它使宗教属于国王和容克。与其说它同黑格尔的宗教哲学结合在一起，还不如说它同自己的法哲学结合在一起。对于我们的古典文学和古典哲学说来，福音书的真实性是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黑格尔自己曾经说过，至于单纯历史的、有限的、表面的东西，圣经的故事必须和世俗的故事同样看待，普通真实故事的知识同信仰毫无关系。但是反动的浪漫主义是以这些故事的现实性为依据的，它的兴衰视这种现实性为转移。这里必然发生哲学和浪漫主义之间的最初冲突。施特劳斯赞成对福音书的考察应该交给历史的批判去做，他彻底地进行了这一批判，使人永远也不会再相信福音书的历史真实性。他是黑格尔派，他所用的批判的武器同赖马鲁斯当时所用的根本不同，而他所得到的结果也完全两样。他同黑格尔一样，认为神的本性同人的本性是一致的。因此，在他看来，福音书虽不是历史，但也不是创作，而是神话，是民间传说，是教会无意识创造出来的产品，实际上这一点并没有说明任何问题，但也许震撼了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施特劳斯从实体和自我意识这两个对立物（绝对理念是它们的更高的统一）中拿出神秘的实体作为教会神话的制造者。可以料到，自我意识不会这样轻易任人一脚踢开。根据这两个观点，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出版后产生的巨大影响就可以理解了。这部著作对国王的事业进行了歼灭性的打击，它把世界历史在其中找到归宿的、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赶走。黑格尔的老一辈门人还在逐字逐句地阅读老师的著作，而年轻的黑格尔的学生们却已考虑到，黑格尔哲学的核心不是平静，而是不安，不是静止，而是发展，不是体系，而是方法。他们聚集在泰奥多尔·埃希特迈耶尔和阿尔诺德·卢格这两个年轻学者在1838年创刊的《哈雷年鉴》的旗帜之下。这个刊物的真正灵魂是阿尔诺德·卢格，他是波美拉尼亚人，生于吕根岛，是大学生协会的老会员，因而被当作“煽动者”而受到疯狂迫害，在克普涅克和科尔堡坐了六年的监狱。他具有优秀政论家的许多特性：有哲学修养，勤勉、活跃、有战斗性，对反动派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但是，尽管他经常骂这个笨蛋，骂那个傻瓜，而他自己也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而是一个大吵大嚷、强词夺理的庸俗人物。由于一场幸运的婚姻，卢格过着舒服的生活，他以哈雷的房主，市议员，仲裁人和卫生委员的身分，甚至以受过迫害的煽动者的身分——如他自己所说，由于他的“种种法律上的纠缠”——对“长耳朵的抑郁不乐的人”宣称普鲁士国家政体是自由和正义的。他创办《哈雷年鉴》，只是想把新鲜水引到旧文学刊物的泥沼里去；他想同老年黑格尔派的枯燥无味的机关刊物《柏林年鉴》相对抗，又来介绍生活和科学。他在一次招募旅行中，在德国大学里召集了一批年轻的、但是非常复杂的人物；利奥也曾一度是《哈雷年鉴》的撰稿人。正如卢格自己所说，他的刊物这样快地同浪漫主义发生争吵是“很不对他的心思的”。反动派本能地感到它的根基正在动摇，并利用野蛮的打击招来了它所畏惧的反抗。1837年秋，鄙夷招募者卢格的、哥丁根大学的教授们在年内就被世袭的国王驱逐出境了[4]，因为他们认为荣誉高于职位。但是自由和正义的普鲁士却支持汉诺威王党的暴行，当时冯·罗霍夫大臣说出一句得到广泛流传的话：臣民的智力是有限的，目的是使哥丁根七教授的勇敢行为在普鲁士各城市中博得的喝采声成为笑谈。普鲁士专制王朝虽然具有中世纪浪漫主义的倾向，但是在通婚问题[5]上同罗马教廷的意见不一致，而且执行反对天主教主教的宪兵政策，虽不是绝后，却是空前地把教皇全权主义的事情变成资产阶级自由的事情。因此普鲁士的浪漫主义者陷入某种窘境。当利奥听到科伦大主教被捕的消息时，他想像偷偷地打野免那样，攻击每个黑格尔派分子，于是不管愿不愿意只得写文章反对“汉诺威王党分子”哥列斯，哥列斯曾站在教皇全权主义的立场上对普鲁士国家极尽讽刺之能事。卢格选中了这个时刻从哲学出发对他的朋友利奥进行最彻底的批判，把他的怪论——当然是一车破烂罐子——打得粉碎。这时，在知识、才能乃至粗野无礼方面都大可同卢格抗衡的利奥就控告黑格尔派危害国家，因为它否认任何人格的上帝，说福音书是神话，反对永生的说法，宣扬唯有今世的宗教，虽然如此，却装出一付基督教党派的样子。从这时起，哲学同浪漫主义之间的斗争公开爆发了。《哈雷年鉴》仍然是“黑格尔的基督教徒和黑格尔的普鲁士人”。它的理想是普鲁士的官僚和军人国家。卢格由于写了一篇评论海涅的庸俗文章，受到文化部的赞扬。官方的黑格尔派在文化部的大厅里找到它最后的安身之所。但是在王储及其浪漫主义的仆从面前，文化大臣阿尔坦施泰因和他的枢密顾问约翰奈斯·舒尔采太软弱，或者太胆小，除了怵怵忐忐地容忍青年黑格尔派以外不敢再有所作为。卢格恳切要求担任一项国家官职，作为对他的成绩的承认，文化大臣和枢密顾问不肯答应。于是《哈雷年鉴》逐渐转向政治反对派。它宣称，普鲁士国家的原则，一切结果都合乎理性的基督教，仍然是真理，但是普鲁士的现状从发展来看是不能持久的，从本质来看是不真实的。这时卢格要想不仅在文学上而且在政治上“彻底追击”浪漫主义，但是这个“不切实际的老太婆”（他对浪漫主义的称呼）却比他下手得早，随着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登极，《哈雷年鉴》没能击败浪漫主义，自己倒被击败了。[1]德国液体容量名，约合半公升。——译者[2]吉森是兰河边上的一个城市，位于法兰克福之北，当时是黑森的首府。——译者[3]指当时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之子、1840年即王位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译者[4]1837年哥丁根大学七教授（其中有著名的语言学家、童话收集者格林兄弟和盖尔维努斯等）为抗议汉诺威国王废除宪法而被撤职，其中有人被驱逐出境。——译者[5]指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通婚。由不同宗教间通婚所生子女的信教问题引起普鲁士政府和天主教会的冲突。1837年，科伦大主教因拒绝服从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要求以叛国罪名被捕，冲突就此开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时，普鲁士政府向教会投降，这一冲突宣告结束。——译者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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