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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德国状况。精神生活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弗兰茨·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三章德国状况。精神生活·一浪漫主义反动派·二古典哲学一浪漫主义反动派一般说来，新兴的德国资产阶级并不是民族的花朵。它的形成方式和存在条件赋予它一种偏狭和卑劣的意向。它对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野蛮粗暴，而对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却阿谀奉承。对德国资产阶级有深刻了解的枢密顾问孔特曾说，普鲁士工业的最大缺陷是大多数工厂主都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在柏林最大的工厂主中，有许多人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正确。18世纪，文学和哲学在教堂、学校以至全国得到发展，这就使经济和政治落后的德国至少在精神方面达到西方文明国家的水平。这种文学和哲学并非来自正在形成中的中等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而是由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和小官吏阶层中产生的。这一伟大的民族遗产到了19世纪20年代就已经所剩无几了。正如东方的封建反动派曾经追随过西方的资产阶级的突进那样，浪漫派也曾追随过古典主义，但是从滑铁卢战役以后，它就日益堕入最浅薄的虚无世界。一会儿洒伤感的眼泪、一会儿使用淫荡言词的、毫无价值的多产作家竟被广大群众所喜爱。新时代的个别先驱者已经出现，但是他们——伊梅尔曼和普拉顿，白尔尼和海涅——都正在同浪漫主义搏斗，还没有完全征服它。三百年前，语言的改进曾是反动的路德派的最光彩的一面，同这一点相似，浪漫主义特别在语言研究方面结出了科学的果实。但是它在经济、政治、宗教方面则希望回到中世纪，从中世纪社会组织瓦解的历史来看，要复活中世纪势必要违背现实地粉饰封建的剥削方法。同时，浪漫主义国家学说的发言人亚当·弥勒和哈勒以及其他一些人，都是天赋较厚的法国人博纳德和梅斯特尔的可怜的附和者。在拿破仑的暴力统治下，封建—行会垃圾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消除，从而使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在德国引起某种反应。但是这种经济学的代表者仍然是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未出师的学徒。他们没有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基础，因此他们根据自己周围的小资产阶级世界的精神，曲解了陌生的现实，他们阐述这个现实的理论也就成为教条的集成。最足以说明德国经济状况的落后性的事实，恐怕就是：德国唯一具有独创性的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不像英国和法国经济学家那样从正面，而是从反面反对亚当·斯密的理论，不是从社会主义观点出发，而是从重商主义观点出发。李斯特在科学方面不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但是他对实际情况了解很深。他认识到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问题何在；他极力鼓吹德国关税同盟和德国铁路系统。可是各邦分立的政府迫害这个民族的煽动者，资产阶级让它的极有辩才的先驱者挨饿，最后李斯特走上了自杀的道路。在亚当·斯密的德国弟子中，只有亨利希·冯·屠能有独特的见解。他在1826年写了一本《内容严肃的梦想：论劳动者的命运》，却把它锁在自己的不会说话的办公桌里几十年。屠能是一个有科学知识的精明的农场主，生在弗里德兰，在耶弗尔的自由农民中长大，后来又在梅克伦堡购置了地产，那里的封建的商品生产使农村无产阶级受到严重的损害。这个矛盾擦亮了屠能的眼睛，使他看到“国民中人数最多的阶级，普通手工劳动者”的痛苦，这些人就是在代议制的国家里也没有人代表他们的利益，同工厂主和农场主的收入比较起来，他们的工资太低了。屠能比德国其他任何人都早地认识到七月革命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信号。他问道：既然资本是人类劳动的产物，那么创造物又怎能压迫创造者呢？劳动者怎能由资本的主人变成资本的奴隶呢？屠能在一种合乎自然的劳动工资的数学公式中找到了这个谜底。他认为这条公式是绝对正确的，甚至让人刻在他的墓碑上。但是这无非是一种烦琐的钻牛角尖的做法。屠能想把农业工人组织起来，不过在他1850年去世以前不久，他也只能做到这种地步：尽管他有良好的愿望，但是实际效果表明，这种组织形式给场主带来新的利益，给工人带来新的枷锁。德国的浪漫主义在法学方面表现得比在国家学说方面具有独创性。法的历史学派是德国浪漫主义特有的产物。它想反抗18世纪的所谓轻佻精神，而实际上是反抗18世纪的革命精神。启蒙运动者的理性法虽然只是资产阶级的理性法，但是它本身还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而法的历史学派却割断一切历史发展，把历史形成的东西当作法的基础，只是因为这种东西已经成为历史。因此胡果卫护奴隶制、卫护领主的种种权利和长子继承权。1814年海德尔堡的法学教授梯包特看到大批德国青年拿着武器涌向法国，受到很大震动，他为德国人民要求一本普通民法典，这时萨维尼回答他说，时代没有立法的使命。萨维尼的著作成了法的历史学派的纲领：这篇著作对于时代光辉地证实了它的立法使命的法国民法熟视无睹，而力图嘲笑资产阶级的历史形成的法（正如著名的刑法学家费尔巴哈所说）是理性用理想制造出来的、诞生在云端里的神的儿子，他从历史书中接触过去的时代，大胆地越过现在，跳进还没有创造出来的世纪里。用黑格尔的话来说，这篇著作是对德意志民族的最大侮辱。不久就出现了一个年轻的战士，他给法的历史学派打上了一个永久的标记，说这个学派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辩护，把农奴反抗鞭子——只要它是陈旧的、祖传的、历史性的鞭子——的每个呼声宣布为叛乱。[1]这个年轻的战士，卡尔·马克思说的是20年代的事。当时唯一还有生气的文献领域，哲学领域已经不说德语了[2]，因为德语已经不是思想的语言，可以理解的语言变成了不可理解的，所以精神用神秘的语言说话。但是，如果科学共产主义的起源本身不应该永远是个秘密，那就必须比较深入地探讨这些神秘语言的意义。二古典哲学一切哲学的基本问题，唯心主义同唯物主义之间的争端就是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到底思维和精神是第一性的呢，还是存在和自然界是第一性的？是神创造了世界呢，还是世界本来就存在着呢？古代的思想家就研究过这个问题，甚至在中世纪教会的教义中也不是完全没有谈到这个问题。资产阶级时代一开始，经济发展日益迅速，自然科学也取得日益巨大的成就，这时哲学的基本问题又以新的面貌出现了。所以新的唯物主义的故乡是英国，培根给它开辟了第一条道路。唯物主义是资产阶级的精神产物，但是它首先成了反对17世纪还在宗教旗帜下战斗的、革命的上升的英国资产阶级的武器。第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霍布斯是个激烈的专制主义者，不过是资产阶级类型的专制主义者。他不是从一种神的等级制度，不是从一种奉为神圣的王权和类似的封建怪论出发的，而否认人是一个政治动物，一个创造国家的动物。霍布斯声称，人的自然状态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句话成了说明资产阶级竞争的名言。他断言国家起源于一种契约，这种契约是为了控制人的私欲而订立的，所以应该具有绝对的权力。霍布斯认为世袭君主国是专制国家政权的最好形式，但决不是它的唯一形式。任何教会都应该无条件地服从国家；专制的国家有权支配宗教和臣民的一切思想。霍布斯在这一方面走得很远，他甚至承认宗教是对无形力量（不管它们是幻想出来的还是传留下来的）的迷信的恐惧心理，而宗教是由国家建立的。17世纪的英国革命以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妥协而告终，它们建立了一个共同的王国。因此英国的唯物主义就从专制的国家形式转为立宪制的国家形式。洛克认为，凡是存在于精神中的，无不先已存在于感觉中；他论证了健全理智的哲学，借此说明哲学要是不同于健全人的感觉和以这种感觉为依据的理智，是不可能存在的，他把政治同宗教分开，同霍布斯相反，他反对国家有权规定或消灭人的思想，他宣扬资产阶级的宽容。他也把立法权同行政权分开。立法权由选举立法会议的人民所掌握。国王不是位于法律之上，而要受法律约束，如果他滥用权力，就会失去王位。虽然如此，英国的唯物主义仍然是上层阶级（主要是贵族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一个秘密。一种秘授的学说。因为英国资产阶级取得一部分（虽然还是很小的一部分）政权以后，就变得虔诚，非常虔诚了，差不多在皇帝威廉一世以前二百年，它就发现了必须给人民保存宗教这个深刻的真理。到18世纪竟至发展到这种地步，英国的唯物主义者（如哈特莱）在同一本书里，先把人的思维和感受归结为大脑的活动，也就是用唯物主义方式解释，后来又用神学的方式说明圣经奇迹和死后天国生活的确实性。当时没有一个唯物主义者可以称得上是无信仰者的领袖。哲学家休谟虽然反对宗教信仰，但是他也反对唯物主义，他认为人的感官不能彻底认识世界。英国是第一个工业国家，因而有许多伟大的自然科学家，但是他们——从波义耳和牛顿到达尔文和法拉第——不是相信有一种超自然的创造力，就是至少认为上帝是个好人。洛克是法国唯物主义的奠基人，休谟是德国唯心主义的奠基人。17世纪欧洲大陆上的哲学家，如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大多是著名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在他们之中唯心和唯物两种世界观保持一定的均势，如笛卡儿用唯物主义观点对待世上的事物，用唯心主义观点对待神的观念，又如斯宾诺莎把实体叫做神，借以说明精神和自然界的本质统一，再如莱布尼茨断言思维和存在从来就是协调一致的。18世纪初叶法国唯物主义才作为独立的现象发展起来。它继承了洛克所提出的理论，起初它也是一种贵族的学说，但是酝酿革命的资产阶级很快就认识到，这种学说在它反对王朝、贵族和僧侣的斗争中会起什么作用。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不仅否定宗教（至于它的信徒是把人看做机器的无神论者，还是在宇宙中给上帝留下一块安静的养老地的自然神论者，则是无关紧要的），而且它也深入到法国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既然人是从感性世界和其中的经验形成一切感觉和知识的，那么他就只应在这个世界中寻找自己的幸福和命运。要使人类社会完善，就必须让这个社会同人的天性完全一致；应该消除人类社会中一切同人的天性相矛盾的东西。法国唯物主义的真正奠基人爱尔维修在其《论人》一书中认为感性的印象和利己的欲望，享受和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是道德的基础。他的体系中的主要观点是：人类智力的天然平等、理性的进步和工业的进步的一致、人的天性的善良和教育的万能。法国唯物主义者看作人的天性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当时第三等级的政治要求和社会要求；他们认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解放就是建立美满的社会。法国唯物主义成了反对专制、封建和教会专权的法国的有力武器。在文献方面，它在著名的百科全书上登峰造极，在政治方面，它以人权宣言为顶点，最后则发展成为空想社会主义。关于人性本善和人类智力平等，关于理论、习惯、教育的万能，关于外界环境对人的影响，关于工业的巨大意义，关于享受的合理性等等方面，空想社会主义从法国唯物主义的学说中可以汲取而且已经汲取了多少东西是十分明显的。傅立叶和欧文从唯物主义出发，德萨米也是以唯物主义为依据，把它当作社会主义的逻辑基础。法国唯物主义虽然获得许多光辉的成果，但是它的基础还是很不稳固的。自然科学进步很大，然而只有力学达到了某种完善地步。化学和生物学还处于幼稚状态。人们对于自然的发展，从而对于历史的发展都毫无所知，认为自然界总是循环地运动，人的精神自始就是不变的，有个时期——比如在中世纪——暗淡一些，而现在又追求它天然的权利。唯物主义还没有接触到宇宙之谜的内在联系。于是唯心主义又来解决这个谜。在发生这种事情的国家里，资产阶级已经成熟到能够造就许多聪明的，甚至是天才的人物，但是还没有成熟到可以用猛烈的冲击摧毁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腐朽堡垒。德国哲学是体现了资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德国文学的继续。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是在莱辛逝世那一年出版的，在法国大革命爆发的那一年就成了一本名著了。我们伟大的哲学家同这个巨大的变革在思想上有很大的共同点。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谈到法国大革命时，经常持兴高采烈的颂扬态度，甚至谈到恐怖统治时代也是这样。但是由于害怕恐怖政策，歌德却写了可怜的《市民将军》，席勒写了许多关于幸福的女神和庸人的神圣制度的坏诗。德国的唯心主义是对英法两国的唯物主义的一个反击，而决不是向后者倒退。康德把发展原则应用于自然界，因而在他最独特的领域上战胜了唯物主义。他用旋转的星云说明太阳和所有行星的起源，从而否定了太阳系固定不变的说法。他在一些通俗的讲义中已经认为人由动物演变而成是不言而喻的。他明确地反对旧唯心主义的学说——由经验和感觉得来的一切认识只不过是简单的假象，而真理只存在于纯粹悟性的观念之中。他反过来说：来自单纯的悟性的对物的一切认识只不过是简单的假象，而真理只存在于经验之中。康德的真正活动是以休谟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人的认识能力。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他用简单的假定颠倒了全部经验以及所有历史科学和实验科学。这些假定是：我们的概念不以对象为转移，而对象以我们的概念为转移，我们不知道我们之外的物的本来面貌，只知道它们作用于我们的不完善的感官而引起的感觉，整个现象世界，直到人对空间和时间的感性直观只存在于人的表象之中，而物的绝对本质，自在之物隐藏在人的表象后面，在不可探测的黑暗之中。这样一来，一方面思维和存在被调和起来，另一方面它们却彼此分离得更远。康德没有解决宇宙之谜，而认为这个谜是不可解的。事物中不可能有矛盾，因为一切含有矛盾的东西都是不可能的。可是这种思想把我们卷入不可避免的矛盾，即康德著名的二律背反之中，如世界的有限性和无限性，物质的可分性和不可分性，自由和必然。康德把客观世界的定在化为人的意识的活动，等于摧毁了客观世界，而费希特则发展并改变了康德的学说，用人的意识重新建造了客观世界。费希特同自然科学是疏远的。在他那里，自我，即不是作为个体而是作为族类的人，是真正的自在之物，人的自我意识不是客观世界的反映，而是客观世界的创造者。客观世界的定在不是通过纯粹的思维形式来说明，而是纯粹的思维产生客观世界的定在形式。费希特从纯粹思维中引伸出空间和时间、量和质、可能性、现实性、必然性。思维是以内在的必然性完成的独立过程。每个定理都有它的反定理，在更高的统一不断克服这个经常的矛盾的过程中，思想向前发展。这样一来，费希特又把古希腊哲学的辩证法拾起来了。但是他认为客体产生于主体的纯粹本性之中，所以精神和自然界是同一个东西，实际上，费希特把自我当作主体—客体。可是谢林和黑格尔一面继承和改变着费希特的理论，一面说：如果主体和客体是同一个东西，那么两者之一都不是事物本身，既不是主体也不是客体，既不是思维也不是存在，既不是精神也不是自然界，而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整个事物无非是贯穿两者，在人的精神中意识到自己的过程。引诱谢林走进幻想的自然哲学和各种浪漫主义的杂货铺的唯一思想仍然是“主体和客体的同一性”，最后，他终于停靠在久已淤塞的天启宗教的港口。黑格尔认为绝对理念是整个世界的活的灵魂，虽然他对于绝对理念没有什么阐述，而且从它的哲学渊源来说，只是斯宾诺莎的实体和费希特的自我意识的更高的统一，但是黑格尔把绝对理念理解为一种逻辑的和历史的过程。精神，即本来存在的自我有各种不同的发展阶段，先是意识，接着是自我意识，然后是考察的和行动的理性，最后是认识自己的、有教养的宗教的精神。在自然界中，精神作为盲目的必然性而活动，而在历史上，它却从粗野状态挣脱出来，达到认识自己的阶段。历史过程只是不知何时何地已经完成的逻辑过程的模写。不管这种观点是怎样模糊，把历史过程解释成逻辑过程乃是黑格尔首创的功绩。康德把发展观点应用于自然界。而黑格尔却把它应用于历史。费希特接触到辩证方法，黑格尔却使它成为一切生命的喷泉。有“有”的概念，也有“无”的概念，并且从两者的斗争中产生了“生成”的高级概念。一切都存在，同时又不存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一切都在经常变化，一切都处在不断产生和不断消灭的过程中。从康德的命题：含有矛盾的一切是不可能的，转变为黑格尔的命题：矛盾事实上就是世界的推动者——这就完成了德国哲学的辩证运动。这样就达到了英法两国唯物主义没能达到的一个目标，因为它对自然界的了解还处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上。19世纪下半叶在自然科学方面有了巨大进步，这使证明自然界本身的辩证运动成为可能。这时康德所倡导的假说才在达尔文的证明——整个有机的自然界，植物和动物，因而也包括人类在内，都是延续了数百万年的发展过程的产物——中得到终结。在这方面黑格尔也未能超过由于当时对自然界没有充分认识而造成的局限性。他还抱着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观点：自然界是在同一个圈子里运动的、永远不变的整体，它有永恒的天体和各种不变的有机物。英国唯物主义者把这种观点用到历史上，而黑格尔却突破了这种观点。黑格尔把人类历史理解为一种不断运动、变化和改造的、从低级上升到高级的过程。他力图以巨大的精神劳动，在历史科学的各个不同部门中通过一切表面的歧途和偶然事件，探索这个过程的内部联系和逐渐实现的阶段。因为他认为物是概念的模写，所以他对历史作出非常武断的解释，但是像历史事实这样顽固的事物不是这么容易被概念束缚住的，所以黑格尔也能用天才的眼光看到人类历史的联系。德国哲学的伟大特点以及它的特殊缺陷都可以从德国特有的经济状况和政治状况得到说明。一方面，这种状况容许人坚定不移地通过严酷的现实追求资产阶级的理想，直到得到最大胆、最圆满的结果为止。康德的最高伦理原则——你应该这样行动！无论在你身上还是在任何别人身上，都要把人类当作目的而不可单纯当作手段使用——，只有在资产阶级还不强大，无产阶级根本没有发展的国家才可能存在。只有在这样一个国家里，费希特才能说，任何人都不可为自己使用别人的力量，他才会写出：“人应该劳动，但是不能像一匹役畜那样驮着东西入睡，经过最必要的休息以后又被赶起来驮同样的重担。他应该无忧无虑地、高高兴兴地劳动，并且留有使自己的精神和见识能上升到天国的时间，人受教育的目的就是观察天国。”费希特出身于无产阶级，因而在他整个一生中都带有火热的革命思想的痕迹，他谴责进行剥削的封建贵族是愚蠢、无知、怯懦、懒惰和卑鄙的；在他的话里洋溢着法国革命的恐怖政治的气息：法是绝对必需的，谁不通过本身认识法，谁就应该受到强制。费希特正是从他认为不是历史的可怜的德国历史中，推论出德国人的使命，这就是建立一个世界上还从未有过的真正的法的国家，在这种国家里热情地发扬我们在古代世界里看到过的公民自由，但是这种自由不是使大多数人沦为奴隶（古代国家没有奴隶就不能存在）而实现的，而是建立在凡具有人类面貌者一律平等的基础上。如果说黑格尔利用辩证方法的纯粹思想游戏终于推翻了天上和地上的一切权威，那么这种既彻底又空幻的行动只有在一个没有短兵相接的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国家才有可能。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的古典哲学家及其思想都住在空中楼阁里。他们的思想离不开他们在专制主义的严格监督和正统派的鞭子下喘息的肉体，因此他们的唯心主义受到很大的限制。康德用纯粹理性把上帝赶出了宇宙，但是他又从实践理性的后门把上帝偷偷地带进来。费希特由于被控是无神论者而打了一场官司，并被赶出耶拿，他在这场官司里摇摆不定，在不合时宜的抗拒和不合时宜的退让之间摇摆不定，而这是一个坚强的人所不会有的；在以后的几年中，他就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破坏了自己曾经用以消灭人格的上帝的观念的谨严逻辑。黑格尔甚至同三位一体的神进行妥协，他把上帝列在自己的体系之内：上帝单纯用思想把现实世界创造为他自己的映像，为他的儿子，并在其中认识自己，把自己作为精神归于自己。政治方面比宗教方面问题更多。德国哲学家没有阿基米德点[3]——资产阶级社会的概念，而法国唯物主义者就是从这一点出发推翻专制—封建—教会的国家的。他们所以没有这个概念，是因为事实本身在德国还不存在，或者还处在可怜的幼稚状态。他们只知道国家是人类文化的保护者。康德在他著名的永久和平的计划草案中，一开头就说：“国家不像它所占有的土地那样是一种财产。它是一个人类社会，除去这个社会本身，其他任何人都不能统治它，支配它。”康德有理由由此得出结论说，国家应该采用共和政体。但是怎样把国家——专制帝王的财产——变成共和国呢？康德的答案是，通过人类的道德进步，费希特则说，通过国民教育。不管他们如何渊博而深刻地把握这些思想，他们也只能以此造就出一批无聊的道德说教者和教书匠，却动不了专制国家的一根毫毛，专制国家的代表人就更加疑神疑鬼地蔑视他们，监视他们。费希特的关于闭关自守的商业国的论文（他曾自称这篇论著是他最好的、考虑成熟的作品）甚至描绘了弗里德里希二世时代的国家的理想，以及按照资产阶级理性的严格要求，应该怎样建立这个历史上的国家。1800年，普鲁士财政大臣，弗里德里希二世的信徒司徒恩泽，亲切地接受了费希特献给他的这篇著作。他认为费希特提出了一个国家的理想，每个担任国家行政工作的官员都有义务为实现这个理想而努力，尽管这个理想是否能够实现还是一个问题。这时候司徒恩泽可能会想到他的弟弟，三十年前他弟弟在丹麦试图按照资产阶级的理性法整顿封建专制的国家，结果送掉了性命。费希特对资产阶级社会没有了解；他把自由贸易看做是由“我们的祖先的思想方法”产生的不能持久的传统；适合于基督教欧洲的中世纪统一的东西，对现代国家已经不适合了。费希特认为限制一定等级的居民从事一定的活动——农业、手工业、商业——是政府的任务，认为现金流出国外是本国人民贫困的原因，这些完全是弗里德里希二世时代的思想。费希特主张禁止到外国旅行，因为无益的好奇心和想把这种好奇心带到国内的消遣的癖好是不能容许的。我们相信，恐怕连老弗里茨听了费希特的这番议论也要反对。费希特想把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国家彻底改造成为一个和谐的国家，国家保证国民人人有幸福而满意地生活的天然权利。但是他又把他的理性国家放在这个国家之上，理性国家完全同外国隔绝，自己有一种特殊货币，只有科学可以同外国交流，至于它怎样组成一个君主国，这是统治者的秘密。在国家范围内，这是手段同目的之间的悲剧性冲突，到了费希特的晚年，这个冲突在国际范围内形成了一出动人的戏剧。他曾经盼望法国军队，认为它是德国专制君主想用暴力扼杀的自由思想的救星，但是现在他却对德国人民发表热情的演说，号召他们对法军作战，他死在胜利的欢呼声中，不抱希望，没有幻想，清清楚楚地预见到滑铁卢战役后德国将会遭受的一切灾难。黑格尔也意识到欧洲反动派胜利的意义。他曾经把自己的哲学叫做将产生一个自由民族的时代的先驱，法国人失败以后，他认为德国人的天然使命、他们恢复独立的主要利益就是：他们可以不受干扰地保存哲学的神圣之火。在柏林任职后，他为了把法作为一种合理的、自我发展的有机体加以论述，写了法哲学，这时他所根据的命题是：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东西都是现实的。他的法的国家的理想是1821年普鲁士国家的反映，正如费希特的闭关自守的商业国是1800年普鲁士国家的反映一样。不过两者之间有一个可以理解的差别，就是黑格尔由于受到卡尔斯巴德决议的压力，很少把自己的原型理想化，而费希特由于受到法国革命的鼓舞把自己的原型大大理想化了。黑格尔终于认识了资产阶级社会，但是他对它估价很低。它是国家，但只是外部的国家，是需要和理智的国家，是放荡和贫困的场所，肉体和道德堕落的场所。但是国家本身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是绝对的理性东西，是绝对的自身目的，因此对单个人具有最高权利，做国家的一个成员是单个人的最高义务。这种观点就像手套适合于手那样适合迫害“煽动者”的卡尔斯巴德决议。根据黑格尔的法哲学，国家永远是君主国。在已经发展了的理念面前不存在共和国；没有君主的人民是一群没有组织的不定形的东西。但是在君主国中，人民这个词表示那些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那一部分国家成员。各等级作为立法的权力位于广大群众之上，这种权力可以规定普遍物，但是它同各等级也没有很大关系。国家官员有等级会议固然能把事情办得很好，就是没有等级会议，他们同样能把事情办得很好。国家官员代表第二个权力，即政府，他们是对一切都有深刻了解的真正的政治家。第三个权力是王权，它做出意志的最后决断，使事情趋于完善，它本身包含着所有三种权力作为一个整体的理想性。同实体性的意志和整体的理想性相一致，王权同不良报刊的要想瓦解一切的、可怜的主观性相比，乃是真正的现实性。报刊代表公共舆论，照黑格尔的说法就是代表现存的矛盾，出版报刊的只是那些不这样做就无法发挥自己的作用的人；黑格尔想完全根据卡尔斯巴德决议的精神给报刊下一道起阻碍和惩罚作用的警察命令。他的法哲学只有一点超出20年代的普鲁士，那就是它要求公开审判和成立公开陪审法院。虽然如此，当时的精神生活还是在它那难以理解的语言中跳动。黑格尔在这本著作中同法的历史学派和浪漫主义国家学说进行的论战充分证明，他不是轻率地颂扬现状或者甚至主张回到中世纪去。他自己的话道破了他为了发现当时的现实中的理性而产生的种种苦恼，他说，在我们这个意见很多，议论纷纭的时代里，一个不懂得为一切（包括最坏的东西）提出充分根据的人，一定还不能取得很大的成就。因此他也认识到理性的现实性。理性是历史的必然性，是历史发展过程的永恒之流。这个过程所创造的东西是现实的、合理的，因为它是必然的；一旦它不再是必然的，它就是不现实的，不合理的了。普鲁士君主国是现实的、合理的。因为根据当前的历史条件，它只能是现在这个样子，不能是别的样子，因为人民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所以是很不合理的。如果人民变成合理的，那么普鲁士君主国必定也成为一个现实的国家，根据黑格尔的现实国家的定义，必然只在观念上设立君主，并扬弃君主，使之成为公共福利。黑格尔本人并没有误解他的辩证法的革命性，他甚至害怕他的法哲学会遭到取缔。普鲁士国家对于所有一切颂扬也不感到十分舒服。它骄傲地倚仗自己的警察棍，并不想利用它的理性为它的现实性辩护。甚至感觉迟钝的国王也看见玫瑰花下有蛇在待机而动，当国王听到关于他的国家哲学家的学说的模糊报告时，他怀疑地问：可是，如果我不作最后决定，情况又怎样呢？但是普鲁士的官僚对于加在他们头上的许多荣誉表示感谢，黑格尔的得力门徒给理解力不高的臣民讲解老师的意义模糊的论述，他们之中有一个人写了一部普鲁士法学史和国家史，在这部书中证明普鲁士国家是一个大竖琴，在上帝的花园里定好琴弦，以便带头奏起世界颂歌，于是这些官僚就更为感激了。黑格尔的哲学虽然有许多可怕的神秘性，还是被宣布为普鲁士的国家哲学，在世界历史的许多讽刺中，这肯定是最可笑的讽刺之一。黑格尔把德国唯心主义的丰富成就综合成一个庞大的体系，他把我们的古典时代的一切泉源和溪流都引到一个河床中，而这些泉源和溪流在反动的冷空气中全都冻结了。但是那些轻率的傻瓜却认为躲在这个大冰块后面十分安全，看到大胆的攻击者从那冰块的平滑而陡峭的斜坡上滑落就冒冒失失地欢呼起来，却没有预感到，春天的暴风雨一来，冰块就要融化，他们自己也会遭到没顶之灾。黑格尔本人也经受了这些风暴的第一次袭击。他反对七月革命，咒骂英国的第一个改革法案是对大不列颠宪法的“高贵的内脏”砍了一刀。这时他的听众纷纷离开了他，跑到他的学生爱德华·甘斯那里去，甘斯讲授老师的法哲学时特别强调其革命的一面，并激烈攻击法的历史学派。当时在柏林就有人说，伟大的思想家黑格尔不是由于霍乱，而是由于这一痛苦的经历而死的。[1]指马克思于1842年8月9日发表在《莱茵报》上的论文《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7—106页）。[2]在德文里“说德语”（deutschsprechen）还有“说话率直”的意思，这里可能是双关语。——译者[3]原文是“derPunktdesArchimedes”，可能是指阿基米德螺线上的点，借喻发展的起点。——译者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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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德国状况。资本主义的开端（，）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弗兰茨·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二章德国状况。资本主义的开端·一西里西亚和萨克森的家庭手工业·二莱茵一威斯特伐里亚的大工业在德意志，除了占优势的手工业以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以种种形式发展起来。虽然国内普遍贫困化，但是在古老的商业城市和沿海城市还或多或少地残存着相当数量的资本。到了18世纪，专制政权为了满足宫廷和军队对金钱永不餍足的需要，不断增加税收和国债，推行垄断经济、特权经济和保护经济的政策，这一切强有力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工业家的资本有一部分就是直接从国库中流出来的；米拉波利用萨克森的一亿八千万塔勒的国债繁荣了这个邦的工场手工业。霍亨索伦王朝的重商政策是人所共知的。普鲁士用赋税——消费税和军税榨取手工业者和农民的膏血，把大部分收入交给了军队和容克地主，同时也有一个不小的数目装进了当时兴高采烈地拥护“国家资助”原则的资本家的腰包。农民的无产阶级化给年轻的资本不断提供新的、把精神和力气化为增值的剩余价值的群众。严格取消手工业工人星期一的休假，直截了当地缩短教会的节日，都日益加快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较小的专制君主把本国人民大批卖给外国进行战争，从而得到无数的金钱。在德意志，离开了鲜血、贫困和耻辱就不可能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德国的资本主义仍然远远落后于法国或者英国的资本主义。它在世界市场上竞争时，利用低工资和卑鄙的经营手段来压倒西方国家的优势。它的广大的基础是家庭手工业，以手工为主的工场手工业以及机器工业比家庭手工业要少得多。家庭手工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最古老、最落后的形式。它在初期往往给贫穷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带来一些好处；使它的牺牲者进入舒服的、没有知觉的精神睡眠状态，然后使他们陷于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最大的不愉快。家庭手工业一旦被工场手工业或机器工业所压倒，它就只有用极度增加劳动强度的办法来维持自己的地位，家内劳动者的分散性削弱了他们对资本的抵抗力，由于不断压低工资，他们只好把劳动时间延长到力所能支的最大限度。妇女和儿童也受到同样的压榨，结果是一家老小很快丧失了健康，过早地死亡。其原因不仅是劳累过度，也由于住所和作坊在一起，在斗室中光线、空气、通风都不足，往往也由于所做的劳动对健康有害；此外还有劳动的不正常、实物工资和高利贷，寄生的中间商人制度以及许多其他的弊端。家内劳动者是所有无产者中最没有希望的阶层，但是他们却最缺乏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他们夸耀自己表面上的独立性，他们那轻如鹅毛的产业像一个沉重的铅块，把他们堕入深渊。这种生产方式越是牢固地把农民锁在自己的土地上，把手工业者锁在他们的工具上，家内劳动者就越发要毫无抵抗力地被这种生产方式扔进世界市场的毁灭性机构中。德国的家庭手工业基本上是由两个方面产生的。一方面，资本渗进了行会的裂缝，把这个腐朽的建筑物爆破，于是个别的手工业者成了家庭手工业的资本家，大部分则成了家庭手工业的雇佣劳动者。国家政权在这方面也乐于加以助力。普鲁士国家法规定整个行会都要由君主控制；只有国王可以建立新行会，他可以随意使现有的行会开设或关闭。另一方面，资本主要涌向可以不受行会的永远有限制性束缚的农村，涌向已经被容克地主压榨得没有抵抗力的隶农，涌向土地贫瘠而又十分分散的地区的小农，这些小农土地很少，单靠种地不能维持生活，很久以来就从事纺纱、织布、雕刻多少有点艺术性的家具等副业。所以说，资本主义使家庭手工业的怨声充斥德国欧伦山、里曾山、厄尔士山、费希特尔山、图林格林山、吕恩山、陶努斯山、黑林山和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等处高地和坡地，是符合上述特点的。但是资本主义也不放过平原给它提供的牺牲品，如莱茵河下游和威斯特伐里亚的宽广地带也是家庭手工业的基地。一西里西亚和萨克森的家庭手工业在德意志东部，西里西亚省和萨克森王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中心。德意志还在最衰弱的时代就把麻织业保存下来，作为几乎唯一的出口工业，从17世纪中叶起，西里西亚就是麻织业的主要基地。当时由于英国和荷兰商人的大量购买，西里西亚的麻织业得到巨大发展；18世纪初，西里西亚有二百八十七个乡镇生产商品麻布。农村家庭工业差不多全是在土地比较贫瘠的村庄中发展起来的，它是建立在封建主义基础上的。西里西亚在某些方面是易北河东的封建主义的典型地区。1797年，雪恩在这里旅行时，曾对“可怕的”状况表示惊讶。他说，这里的气氛适于世袭关系的存在，在城外只有主人和奴隶；所以没有接二连三地爆发起义，那只能说：一方面地主同佃农之间存在着宗法关系的残余，以致佃农不自觉地比较容易地忍受了如果没有这种关系就不能忍受的痛苦。另一方面是西里西亚人民由于农奴制、隶属关系、世代的臣民关系，由于纺织业的影响，精神肉体都发育不良。事实上，西里西亚麻织业的经营产生于领主统治权。在旧普鲁士的其他省份，手工业被赶出、或者等于被赶出农村的时候，在西里西亚的乡村从奥地利帝国时代以来就有许多手工业工人，而经营权则只有领主才有。弗里德里希国王占领西里西亚以后，曾禁止领主提高营业税和手工业工人税，但是这一次也同过去几次一样，开明专制君主的愿望被封建容克的一致反抗粉碎了。所有织工，不管是自由的还是不自由的，都得向领主缴纳织工捐。但是自由的织工少得几乎找不见。绝大部分织工都是领主的臣民，除去缴纳织工捐而外，还要承担封建赋税和勤务。领主在把作为商品生产的织布的权利卖给臣民的时候，并不考虑他有设法销售商品的义务。相反地，他把手下纺麻工人作为实物税大批缴来的纱，通过商人卖给织工，向他缴纳捐税的纺织工人就成了他的剩余纱的可靠的买主。万一织工生产的麻布过多，卖不出去，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同领主无关。他们只能按市场上随便定出的价格，或者按麻布商人认为合适的价格出售。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各不相让地同时剥削织工，可以充分说明西里西亚织工自古以来的人所共知的穷困。尽管（或者正因为）织工生活困苦，西里西亚麻织业还是一直繁荣到18世纪中叶，然后才在同英国和印度的越来越厉害的竞争中被挤垮。爱尔兰和苏格兰的纺纱工人的境况肯定也不好，但是同要白白缴纳计数的或不计数的大量麻纱的封建束缚相比，即使最低微的工资，对于工作的勤快和熟练，对于纺织过程的技术进步也是一个较好的刺激。在西里西亚甚至还在用手纺锤，而没有纺车。西里西业的麻纱得到了应有的恶劣评价。此外，领主们还要进一步影响织工的竞争能力。根据1773年英国国会报告，苏格兰的织工一天挣十便士，爱尔兰的织工挣八便士，西里西亚的织工只挣二至六便士。同时，苏格兰和爱尔兰的织工不用向领主缴纳织工捐，或者承担封建赋税和勤务。在景气的时期，他们的工资增加，能够剩下一些钱，在不景气的时期，他们就可以到美洲去。但是西里西亚的织工要离开他的领主的区域却必须付出赎买金，而这种赎买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他的资财所能负担的。这样一来，正如雪恩所说，纺织业对于西里西亚农村居民的精神和肉体的发展都是十分不利的。随着工人体格的衰弱，劳动效率也就下降，所似尽管使用种种不正当的竞争手段，西里西亚的麻织业仍然越来越抵挡不住英国的竞争。弗里德里希国王的重商政策的实质决定了不能消除这些弊端。不管它建立多少规章制度，不管怎样通过检查、剔除次品，以及用苦役、脚镣、头枷和监狱威胁织工等等办法保证商品的质量，只要纺织工人对领主的隶属关系还存在，只要弊病的根源不消除，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在这个前提下，弗里德里希不断设法招新织工到自己国家来的做法，也只能增加织工的困苦。他一直忙于招揽工人，甚至发展到往力量较弱的邻国去强夺人口。他发展西里西亚麻织业的措施也是他落后的经济政策中的最荒诞的部分。法国革命的遥远的回声震动了西里西亚织工的迟钝的感官。1792年在那里发生了暴动。他们左肩上披一条口袋，下山来到城里的市场上，用暴力强迫商人廉价出售麻纱，高价收买麻布，这个运动受到农民暴动和布勒斯劳的手工业帮工的暴动的支持。当时普鲁士军队正啼笑皆非地开去反对革命的法国，西里西亚的军队被抽调一空，所以惊慌失措的政府拿不定主意，不知道实行野蛮镇压好，还是采取无济于事的缓和手段好。商人们用比之救济和酷刑更为可靠的办法制止了暴动，他们离开了市场，直到织工被饥饿所迫而屈服为止。西里西亚的家庭手工业者受到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同样的剥削，所以同农民自由和经营自由同样受到愚弄，是适合普鲁士社会改革的难能可贵的一致性的。在西里西亚许多地方严格制止，对于从1810年圣马丁节起农民应该享受的自由产生误解，王国内阁下了一道命令教导可爱的臣民说，世袭的隶属关系消除了，但是徭役和赋役，货币租和实物租、地租和喂狗的燕麦，鸡捐、鹅捐、蛋捐、扫帚捐、守夜捐、银捐以及其他捐税决不随同取消。同时政府也描绘了一下新的经营自由。哈登堡在容克的压力下宣称，这种自由决不取消织工捐，相反地，织工捐要在法律上肯定下来。而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时代，这种捐税虽然实际上没有废除，但是至少当时的政策是根本不支持这种捐税的。这时，西里西亚麻织业工人旧日的贫困几乎毫未减轻，英国的竞争又以另一种更为猛烈的打击来威胁他们：这不仅是自由的工人对不自由的工人的斗争，也是机器和手的斗争。西里西亚织工成为——用一位官方通讯员的话说——“几乎是全欧洲最贫困的人民”的时候来到了。在萨克森王国，资本主义从宗教改革时代开始发展。它的最古老的工场是矿山；“山里的宝藏”很早就成了开采它的矿工诅咒的对象；从15世纪起就发生了多次工资斗争、结果都被暴力镇压下去了，此外工人们为了反对实物工资制也采取了许多措施。随着美洲的金矿和银矿的发现，萨克森贵金属矿的开采衰落了，但是旧的贸易和运输关系，国家的有利的地理位置、丰富的地下矿藏——铅、锡、煤使这里不会永远处于经济衰落的境地。莱比锡博览会首先是法国的，然后是英国的手工工场商品在东欧的大市场，纺织工业的各个部门达到了高度的繁荣。萨克森的布，劳锡茨的麻布，福格特兰特的细洋布，开姆尼茨的棉织品，厄尔士山区的花边行销到遥远的外国。大陆封锁使萨克森工业得到一个新的、有力的推动。开姆尼茨开始发展成为萨克森的曼彻斯特；一个印花布厂雇用一千二百名工人，一个印染厂和棉纺厂雇用三千多工人。从18世纪末叶起，已经开始采用小棉纺机，但是一直到19世纪中叶还有小的机织机。家庭手工业占优势地位，它那低微的工资受到所有其他地方人的反对。马铃薯和菊苣汤专门养活厄尔士山区的家庭劳动者；早在1780年，就有一个福格特兰特的医生发表了一篇论述特殊疾病的著作，说明这些病是随着家庭手工业的发展而传布和增加的。18世纪，萨克森在经济上，从而在精神上，是德国最进步的地区。雪恩有一次访问萨克森时曾写道：萨克森开辟了德国文化的道路，萨克森人民是德意志民族中最有教养、最有学识的一个部分。萨克森有最好的学校，我们的古典文学从这里发展起来。它的政治状况也不一样。在这种经济基础上，当然不可能建立普鲁士式的军事国家；德累斯顿人对于当时的经济问题的看法比柏林人进步得多；萨克森的女选帝侯和女君玛丽亚·安东尼亚企图使老弗里茨放弃他的过时的重商政策，但是没有成功。莱比锡差不多是一个自由的帝国城市，一般说来，萨克森的城市都享有一定的独立性。尽管这种独立性起初有利于城市贵族集团，但是在平民群众中滋长的不满情绪里，潜藏着军棍统治下的普鲁士城市完全没有的一种推动因素。但是农村的封建主义和城市的行会都没有消灭。议会制君主国的腐朽形式在19世纪还继续存在。萨克森是拿破仑的自愿的盟友，既不像普鲁士那样是拿破仑的敌人，也不像莱茵联盟的其他国家那样是他的创造物；萨克森保存了它的社会结构，没有受到法国侵略的有益的推动，而当它在1813年的战役中弄得筋疲力尽之后，因为对它的“伟大的同盟者”效忠而受到惩罚，在维也纳会议上被分裂的时候，旧的体制也还能继续存在。二莱茵一威斯特伐里亚的大工业德国东部的工业中心还或多或少地处在封建泥沼里。德国西部的工业中心却几乎已达到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水平。莱茵普鲁士拥有比西里西亚、甚至萨克森更为发达、种类更繁多的工业。1795年以来，它制定了法国革命的资产阶级解放的立法，在这方面它也超过了西里西亚和萨克森，具有这个优越性的，在全德只有它同莱茵巴伐利亚和莱茵黑森。这里自古就有德国最好的水道，距海又近，矿藏又丰富，这都促进了自然产生的古老工业的发展，在法国统治下，这些工业都大大繁荣起来。在亚琛、科伦、杜塞尔多夫这三个行政区有各种棉纺、毛纺和丝纺工业，还有附属于这些工业的漂白业、印花业和染色业，也有炼铁业和机器制造业；此外还有采矿业、武器制造和其他的金属工业——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工业部门都有了。它们给德国空前稠密的人口提供了就业的条件。莱茵省同马尔克铁矿和煤矿区紧相毗连，从那里部分地满足了对原料的需要，并和它保持着工业的联系。德国对世界各地的非常广泛的进出口贸易，和世界市场的一切大中心的直接频繁来往，同这里的工业密切相关。商业和工业的繁荣促进了资本的积累。在城市中，旧的等级解体了，人们重新组成越来越明显地分开的两个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农村有了占有土地的自由，占主要地位的是虽然摆脱了封建负担却又日益成为资本的债户的小农。资产阶级通过抵押来统治他们，就像它通过工资统治无产阶级，通过竞争统治小资产阶级一样。资产阶级的统治得到了商业法庭、工厂法庭、陪审法庭和整个实体法的承认和加强。这里是德国唯一的经济发展达到高度水平的地区。莱茵—威斯特伐里亚的大工业在逐步发展中提供了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一幅复杂多样的图景。在雷姆夏特区还有手工业，资本只想做一个各种商品的出口代办人，但是它的统治并不因此而有所减弱。在佐林根区，资本摧毁了行会，并让极为贫困的家庭工业无产阶级为它制造武器，从前这是最著名的、有世界声誉的手工业。在亚琛，资本用雇用郊区廉价劳动力的办法，驯服了行会的织布手工业。在一开始就在商业上组织起来的克雷费尔特的丝纺工业中，家庭织工顽强地要争得手工业行东的名义；他们刻苦地省吃俭用，攒钱买织机，却不知因此被资本的锁链捆得更加结实。但是莱茵的工业也有一个突出的地方，那就是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工业很早就发展起来了。1783年爱北斐特的一个工厂主用水力发动了德国的第一台机力纺纱机。1826年，佐林根的研磨工反对可怕的实物工资制的斗争，1828年，克雷费尔特的丝纺工人反对大幅度地压低工资的斗争都取得了胜利，但同时也有大批的工人子女无声无息地成了机器的牺牲品。普鲁士政府不自觉地做了一件好事，揭发了触目惊心的情况。1818年，政府偶然得知，一个莱茵的工厂主建立了一所工厂小学校，普鲁士早就以特别伪善著称，因此这个做好事的厂主受到王国内阁通令褒奖。在这期间，因为要缉查所谓煽惑分子而对这个学校进行了调查，文化大臣阿尔坦施泰因要求杜塞尔多夫政府向他报告关于这个工厂学校的详细情况。于是真相大白了，原来这位受到褒奖的厂主有两个纺纱厂，在厂里做日工和夜工受剥削的竟有许多六岁以上的儿童。一个厂里白天有九十六名，夜间有六十五名儿童做工，在另一个厂里，白天有九十五名，夜间有八十名儿童做工。日工劳动达十三小时，夜工十一小时，往往连星期日也要工作。幼龄儿童的日工工资还不到二十分尼，年岁较大的也只有三十分尼，而成年工人做同样的工作可以拿到十个银格罗申的工资。受到表扬的工厂学校不过是每天给做日工的儿童上一小时课，给夜工的儿童上两小时课。一个负责财政的最高枢密顾问（可惜他的名字没有传下来）向柏林报告说，做夜工的儿童外貌健康而活泼，不像柏林人那么面色苍白；他们做夜工并不十分疲劳，在四分之一哩长的回家的路上还百般淘气呢！白天睡觉同夜间睡觉对身体同样有益。阿尔坦施泰因对这种情况并不完全满意。他是黑格尔的朋友，他不愿意在以实行普遍义务教育制著称的国家里尸位素餐地当文化大臣；他所领导的教育部门在普鲁士放任自流的各行政机关中可说是唯一比较出色的部分。但是他的同事，内政大臣舒克曼（阿尔坦施泰因必须同他取得谅解）却认为工厂雇用童工是无可非难的。为了使舒克曼认识到干涉的必要性，阿尔坦施泰因要求莱茵省以及威斯特伐里亚、西里西亚、勃兰登堡和萨克森各省政府对工厂中儿童劳动的方式和规模进行调查。虽然有关官厅调查时用的是旧普鲁士的不彻底的方式，从来不向工人及其子女了解情况，而只是向厂主，还有医生、教士、教员等询问一下，但是它们的报告却提供了一幅令人吃惊的图景。在所有纺织工业部门，以及在针厂、铜器厂、带扣厂、甲胄厂、壁纸厂、纸厂、陶瓷厂和其他工厂中，成千上万的四岁以上的幼龄儿童干着一些重活，经过十小时、十二小时甚至十四小时的过度的劳动以后，领取到两三个格罗申的工资，然后（据来自伊塞隆的一份报告说），他们就在短短的休息时间内喝酒、抽烟、猥亵和赌博。在其他的报告中说：“他们脸色苍白，眼晴带血丝而无神，身体浮肿，嘴巴肿胀，嘴唇和鼻翅张着，脖子上有瘰疬，还有恶性皮肤发疹和哮喘病，一眼就可看出，这些不幸的儿童与同一阶级的不在工厂里做工的健康儿童迥然不同。他们的道德教育和精神教育也是无人过问的。”甚至在工业还不很发达的地区，如勃兰登堡和萨克森省，也已出现了这种最悲惨的状况。路肯瓦尔德的市议会声称，在本城织布工场中劳动的儿童道德日益败坏；在梅尔塞堡区的制钉厂中，童工们从早晨四点钟一直到晚上六点钟做拉风箱的重活。除去阿尔坦施泰因以外，普鲁士内阁对这一切态度非常冷淡。1826年，当霍恩少将向国王报告说，工厂区已经不能按分配名额抽出合格新兵的时候，也没有人关心，而当阿尔坦施泰因再次提起舒克曼注意时，舒克曼以对于普鲁士军事国家的本质有深刻了解的直率口气回答阿尔坦施泰因说，同青少年为了获得精神修养而投入的劳动比较起来，儿童在工厂中劳动的害处还是较少的。直到莱茵省的一些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工厂主在报纸上发表评论，莱茵省议会要求在法律上调整儿童劳动的时候，政府才在1839年规定了一些对工厂儿童劳动的限制，这些限制虽然没有实行，但总算有了明文规定。又过了十年，莱茵工人对实物工资制的抗议才引起人们注意。直到经过1848年的有益教训以后，才颁布了禁止用商品支付工资的制度，并且比较认真地付诸实施。在那以前，普鲁士政府对于工人的控诉、莱茵和威斯特伐里亚省议会历次的申诉，以及一些值得尊敬的工厂主的热情的鼓动都是以“严肃的考虑和巨大的怀疑”来应付的。它所考虑和怀疑的是，对赤贫的、没有抵抗能力的无产者所施加的可怕罪行是否需要制止；但在实际行动中，它却更加热中于用武力镇压受虐待的工人阶级的一切暴动。此外，易北河以东的官僚对于莱茵资产阶级的剥削欲望的亲切谅解，是联系普鲁士国家的东部和西部省份的唯一纽带。否则人们就要把莱茵区看作战败了的叛乱者，并且努力继续取消它的进步的法令，把它的文化压低到卡舒布族[1]的水平。这个地区的教育和自觉的程度在它对柏林基督教—德意志政府的公开反抗中可以看出，特别是无产阶级对于这个王国政府爱戴的程度是很容易猜想到的。[1]卡舒布人属西斯拉夫系，住在波兰北部的滨海区，是古斯拉夫波美拉尼亚人的最后残余。——译者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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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德国状况。封建行会残余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弗兰茨·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一部现代科学共产主义第一章德国状况。封建行会残余·一易北河以东的容克阶级·二城市手工业1830年，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时候，德国资产阶级刚刚从政治的冬眠状态中苏醒过来。德国资产阶级在它的革命中，从文学和哲学的高空赢得了充分的荣誉，却从来没有能够用铁拳利刃在地面上进行战斗，这是这个阶级的光荣，也是它的不幸。在德国土地上遍布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数不清的巴士底狱，却没有扫荡这一切的风暴使德国资产阶级能够展翅高飞；只有法国征服者的宝剑才给它开辟了道路。因此它的社会解放的开端是戕害它的民族生存的异族统治带来的。它必须反对自己的解放者，并且只有为自己的压迫者效力才能做到这一点；它帮助欧洲反动派取得了胜利，却没有分享胜利果实。德意志仍然分裂成三十几个小国，最小的和最大的同样是独立国。德意志邦联是对德国统一的一个讽刺；为举世所不齿的、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的邦联议会只完成了充当王侯反对人民的共同狱吏的任务。严重的失望情绪在德国资产阶级中还引起了一个英勇反抗的尝试。资产阶级中受到古典文学的熏陶、刚刚凯旋[1]的精力充沛的青年在德国高等学校里成立了大学生协会，树起了一面反抗的旗帜。但是这个先锋队团结的人很少，而且它自己也没有明确的阶级意识。在大学生协会中，对皇帝和帝国的中世纪的幻想同使复仇者的匕首指向没有信用的王侯及其仆从的、雅各宾党人的愤慨交织在一起。这两者共同体现在大学生协会会员桑特的身上，1819年，他刺死了俄国间谍科采布。这一行动的动机是高尚的，但是却没有什么政治意义，相反地，早就待机而动的封建专制反动派却对这事特别欢迎。卡尔斯巴德决议发动了对所谓煽动者进行的卑鄙的迫害，摧毁了全德一切正在萌芽的政治生活。反动派在政治上占了优势，窒息了德国资产阶级，其原因则是由于德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未能充分发展。首先给德国清除封建主义的最大垃圾堆的是法国的统治。在莱茵河左岸，封建主义已被完全摧毁。那里贵族被剥夺了特权，封建的和教会的地产转移到农民手中，农民像在法国一样成了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但是在德国的其他地区，封建垃圾还残存着很大一部分，在北部和东部最为严重。一易北河以东的容克阶级从16世纪起，在霍尔斯坦、梅克伦堡，特别是易北河以东的普鲁士诸省，从宗教改革时期的经济变革中形成了骑士劳役租制经济。骑士由军人一变而为商品生产者，但是他依靠封建的权利名义得到了新生。他借助于卖身求荣的法学家从中世纪的领主制经济中找到借口，一方面把农民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把他们的公共财产——森林、渠道和牧场攫为己有，以便取得足够的土地，经营大规模的农业，另一方面限制幸免的农民的所有权，剥夺他们的人身自由，迫使他们必须毫无抵抗地满足骑士对他们及其家属的劳动力的不断增长的要求。专制的君主国家并不反对这种有几百年传统的掠夺行为，它总是（尤其是在普鲁士）支持领主反对农民，只有为达到军事和税收的政治目的时，它才为了农民同容克阶级斗争。它的所谓保护农民只限于在一定程度上保存农民阶级，并限制对农民的压榨，使得专制君主也能同封建领主一样剥削和压迫农民。所谓的农民解放并没有消灭封建状况。法国农民放火烧毁他们压迫者的宅邸一事，使得容克地主的头脑充分清醒过来；在那著名的1789年的八月之夜扫除封建特权时，是法国国民议会的贵族代表领先的。德国农民过于贫困，不能使用同样彻底的方法；只是有些地方，比如东普鲁士和西里西亚农民有一些活动。贵族中比较明智的分子赞成农民解放，却决不是为了农民的利益，而是为了容克阶级的利益。他们认识到，徭役农民劳动得不好，也不可靠，他们想通过把徭役农民变成自由却又一无所有的无产者的办法，以便榨取更多的劳动。第三等级的贵族领袖米拉波不赞成法国国民议会取消封建剥削方法的决议，而普鲁士政治家中最开明的人物雪恩，则想恢复农民的人身自由，但不恢复农民对自己土地的自由所有权。容克集团由于阶级私欲根深蒂固，连这一点道理也不懂。只有在受到法国军队的农家子弟的沉重打击以后，他们才懂得了一点经济学的逻辑。在法国的专制君主面前卑躬屈膝，是德国王侯和容克的一个可敬的老习惯。他们对于拿破仑也尽了阿谀奉承的能事。不过同时他们又认为他出身微贱，又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未竟事业，因而憎恨他，德国个别封建主义深重的地区，这种憎恨表现得最明显。只是由于农奴不能打败自由的农民，普鲁士才准许农民解放，并只限于使农民能够进行现代战争，而在其他方面则为封建主义保留一切能够保留的东西。人们给农民以人身自由，并用种种诺言诱惑他们，等到把敌人从德国赶出去后，就调整他们的占有关系。结果是农民阶级所受的欺骗比资产阶级还要厉害。对于大部分小农，也就是自己没有大车和牲口的农民来说，农民解放是出虎口进狼窝。他们既不能巩固自己的所有权，也不能摆脱封建的租税、勤务、徭役。相反地，他们的人身自由可以满足容克的任何欲望。18世纪的王朝为了限制地主没收农民的土地而作出的若干规定也都取消了。容克可以随心所欲地摆布没有车马的农民。他可以“为了补偿似乎存在的占有权”没收农民的耕地，他收买这些土地，或者干脆解除份地租约，或者利用农民的无知，鼓动他们放弃“暂时的”权利。总之，他用极便宜的代价换取农民土地；如果他认为还太多的话，就干脆用暴力或欺骗把农民降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阶级，无产者的自由就是，农民对容克没有任何权利，而容克对农民没有任何义务。1810年的婢仆法甚至在法律上规定无产阶级的这一部分人没有权利。因此有大批农民参加了格罗斯贝伦、邓纳维茨、莱比锡和拿破仑战争的无数次会战。1848年，在容克地主俾斯麦的克尼福夫庄园干重活的雇工，只拿到一点如他自己所说的可怜的实物和微薄的工资（夏天男人是四个格罗申[2]，女人是三个格罗申，冬天每人少拿一个格罗申），每年男人却要做一百五十六天，女人要做二十六天无偿劳动；而这竟被俾斯麦公开夸耀说成是理想的状况。容克地主创造了一个经营大规模农业不可缺少的、对于最彻底的剥削也不反抗的无产阶级以后，就用另一种方式掠夺少数占有产业的农民。这些农民被分成占有权不稳固的——其实是由于容克地主的侵害，才在几个世纪的过程中变得不稳固的——和占有权还稳固的两个部分。人们给占有权不稳固的、有产业的农民都“登了记”；他们可以根据自己占有权不稳固的情况把三分之一或者一半的耕地交给容克地主，以保证他们对自己的土地的自由占有权和解除一切封建负担。还有一大部分这类农民得不到阴险的调整法规[3]的保护，与他们的没有产业的伙件同命运，由容克地主任意摆布。至于那些占有权稳固的、占有产业的农民则被“分离”出来；他们的封建负担可以用货币租和谷物租来抵偿，付出二十五倍的地租就可以完全赎免。这样一来，从1815年到1848年，在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西里西亚、普鲁士和波森诸省，通过调整只产生了70,582个世袭的土地占有者，其中有两万多个是在波森省，因为政府对于那里反对政府的波兰贵族限制得比较严格。同时有289,625个有产业的农民解除了封建负担。在调整和分离的过程中，除了“改革”本身对农民十分不利以外，到处都袒护容克地主的国家官厅还百般损害农民。整个的解放使农民丧失了1,533,050摩尔根[4]的土地，18,544,768塔勒的现金，此外每年还要缴付1,599,992塔勒和260,069雪菲尔[5]的谷物。普鲁士的农民解放是对法国农民从革命中取得的成就的一个绝大讽刺。在莱茵河左岸，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已被推翻，滑铁卢战役后虽又一度还魂，也只能说明，它们的末日已经最后确定了。而在易北河东岸，对群众的剥削越便于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国有土地和容克庄园，它们的发展就越顺利。这时在法律的保护下，大农业有了可以利用其最后一滴血汗的无产阶级。农民为了摆脱四百年来的压榨，付出了许多金钱和土地，而现在这些东西却被大量用来建立农村的工业：首先是兴建酿酒厂，从此普鲁士烧酒开始行销全德，然后行销世界各个角落。普鲁士酒精工业在毒化群众方面的为害，仅次于英国和印度鸦片工业在毒化中国人民上所取得的效果。但是易北河以东的容克地主的造酒工业并不像他们的军队（更不用说他们的贵族特权了）那样，使他们的统治权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普鲁士容克一面用种种最新工业（如甜萝卜糖工业）为自己的权力建造新的堡垒，一面死抱住肮脏的封建特权，如领地警察权、领主裁判权、教会保护权、狩猎权等不放。这是一个奇形怪状的世界，它的外貌大概就像莱茵区一位诗人所形容的那样：一个小孩子，头大如南瓜，满嘴黄胡子，一头花白发，双手长又粗，肠短胃口大[6]。但是德国资产阶级要不制服几百年来惯于统治的、顽固而执拗的普鲁士容克阶级，就不可能取得政权，尤其是这些容克在普鲁士军队和官僚机构中磨练了随时可用的武器以后，资产阶级要做到这一点就更不可能了。二城市手工业农村人口，在普鲁士国家占四分之三以上，在德意志邦联中有三分之二强。在城市里，行会手工业虽然已经衰落，却还保持优势地位。1830年的情况同1800年没有什么不同。行会手工业在这三十年的前半期所受连年战祸的创伤，在后半期勉强恢复了。除此而外，行会手工业没有前进一步。它用古老的方式为当地的消费生产，简单、狭隘、偏私，厌恶一切技术进步，它在小城市的狭窄范围内苟延残喘。分散的手工业工场规模很小；行东同帮工的数目差不多相等。每个帮工都希望成为行东；只要一有自由经营的机会马上就定居下来；社会对立的紧张状态没有波及到手工业。但是在帮工中并不像在行东中那样死气沉沉。旧的帮工组织自从三十年战争以来就解体了，君主的暴力为上升的资本主义的利益而摧毁了残存的这种组织。在这方面普鲁士王国作了先锋。由于它的推动，1731年颁布了镇压从前斗志昂扬、顽强不屈的帮工们最后反抗的帝国法令。1733年的普鲁士手工业法规规定，对于触犯帝国律条的人施以最严厉的惩罚——监禁、苦役，累犯者处死刑。不消说，在普鲁士的国法中也有一项严格的禁止结社令。然而正是这种残酷的立法使帮工们保持了一种不很明显的阶级意识，一种经常被行会制度和强迫流动激起的不安定、不满意的情绪。德国的手工业工人在瑞士、英国和法国看到了进步的情况，那里与腐朽的家乡形成解明的对比；有许多人留在外国不回来了，有的人回故乡也带来了比较自由的观点。德国手工业的残破状况同它的制度遭到破坏的情形是相适应的。早在18世纪，开明专制的资本主义政策就损伤、突破和动摇了行会制度；接着拿破仑时代的风暴又从它的头上呼啸而过，但是只有在这个风暴扫荡了封建主义的地方，如莱茵普鲁士、莱茵巴伐利亚、莱茵黑森，才彻底清除了行会。整个南德意志，行会还占统治地位，在工业已经发展到一个较高阶段的萨克森王国也是这样。在旧普鲁士诸省，虽然也规定有经营自由，但是它并没有促进普鲁士手工业新的繁荣。四百年来，易北河以东的城市经常受到王侯和容克集团的无情搜刮，以致到处没有一点活泼的市民精神。1808年的城市法规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把城市从官僚和军人的严格监督下解放出来，把管理自己的财政、济贫和教育的机构的权力（有时也包括警察权）还给了城市。但是，和耶拿战役以后的所有普鲁士改革法案一样，城市法规也是被极端的困难硬挤出来的，所以在滑铁卢战役后，也受到了不是前进而是后退的修正。人们尽量剥夺穷人的市民权，把城市机关置于国家官僚机构的恶意监督之下。同时，市民同没有市民权而只受到保护的居民之间的不幸的区分，造成了一种虽不是法律上的却是事实上的后果，那就是有教养阶层的分子只有在为了买房产而不得不做市民时才做市民。城市市民群众是由在最偏狭固陋状况中成长起来的手工业行东和房主组成的。他们习惯于行会的剥削手段，而把新的城市自由看做是对他们所丧失的经营自由的值得欢迎的补偿。他们心安理得地滥用城市土地，砍伐树林，得寸进尺地扩展自己的花园，直到城墙和城壕消失掉为止，他们甚至瓜分市政府的房子。谁在打靶场上表现出枪法最准，谁就是这个小市民集团的英雄。在德意志南部，虽然莱茵河右岸的手工业还受着行会的束缚，但是那里的小市民显得比较活跃。拿破仑把美因河彼岸上百个从前直属帝国的小邦组成一些中等国家，它们的君主害怕受惩，立即灭亡，就尽可能对这位法国保护者尽忠，力求把自己仓促砌成的、还很不稳定的宝座比较牢固地建立在立宪制的基础之上。但是这种立宪制也是不稳固的，除了空谈以外没有什么实际行动。这是个左右为难的窘境。南德意志的君主想用他们的邦议会同奥地利和普鲁士在邦联议会中的优势对抗，可是一旦他们的邦议会不那么服贴，他们又一定可以依靠邦联议会。南德的立宪政体不能使封建的、军国主义的德国发生根本变化，其实它也从来没有存这种奢望。在巴登、普法尔茨和维尔腾堡，小市民的政治理想所以占主导地位是由他们的经济状况决定的。有时他们也许希望成立共和国，一个农民和市民阶级的小小共和国，一个幽静的世外桃源，没有历史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巨大矛盾，富翁不多贫民也很少，到处是小康和中等人家。他们不要君主，不要平民，不要贵族，不要常备军，可能的话也不要赋税；他们也不想积极干预历史生活，没有外交，没有大工业，没有世界贸易。假如德国真的分成许多这样的幽静闭塞的共和国，那么它就会空前彻底地离开大国的行列。[1]指德国人民反拿破仑的解放战争。——译者[2]当时德国通用的一种银币，一个格罗申约合十二分尼（一马克等于一百分尼）。——译者[3]1811年9月14日，由普鲁士首相哈登堡颁布的一项法令，全名是“关于调整地主与农民之间关系的敕令”。——译者[4]从前德国计算土地面积的单位，各地不同，如在萨克森1摩尔根等于2,767平方米。——译者[5]从前德国的一种容积单位，各地不同，如在萨克森1雪菲尔等于104公升。——译者[6]这是海涅的诗歌《妖魔》中的几句。——译者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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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西欧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弗兰茨·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三章西欧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英国的工厂法和工会。宪章运动·二法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进攻一英国的工厂法和工会。宪章运动16世纪初叶，法兰德斯羊毛工厂手工业的繁荣和羊毛价格的上涨第一次促使英国大地主强占农民的耕地；18世纪末叶，大工业发展了，最后剩下的一部分原来依靠自己一块份地生活的居民——农村家庭纺织工人，因而丧失了自己的财产。机器出现了，筋骨强壮不再必要，于是产生了女工和童工，结果是现代无产阶级开始经受古代奴隶制和中世纪农奴制都从未见过的那种特殊的可怕痛苦。英国仿佛是新建的，平地涌现出大城市，荒芜的沼泽地带矗立起人类双手建造的高楼大厦。资本大增，一个接一个地霸占国外市场，与此同时，史无前例的痛苦也就落到英国无产阶级的头上。大工业资本从无产阶级手中夺去一切使生活有意义的东西。资本家认为工人生活的一天，除去为了使劳动力不致完全报废所必需的很少几小时休息外，都是劳动时间。在把安息日看作神圣的国家里，工人在星期天也得不到休息，他们也没有时间履行家庭义务，进行社交活动，充实精神生活。儿童没有必要的时间发育和成长，没有必要的时间呼吸新鲜空气，见到阳光，甚至连匆忙吞下一顿可怜的午餐的必要时间都没有。不论儿童还是成人，常常只是在劳动中让人往嘴里塞一块食物，因而工人简直就成了生产工具，人们就像给蒸气锅炉加煤、给机器加油一样，给他们塞食物。恢复生命力的有益睡眠变成了使筋疲力尽的机体复苏所必不可少的几小时僵卧。如果说大工业的无产阶级由于吸收了农村居民而稍稍推迟了完全恶化的时间，那么这个泉源不久也枯竭了，医生的报告证明，农村工人寿命短促。英国民族的生命力从根上腐蚀了。这样一来，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统治地位也受到威胁。对这种地位的担心、大地主对工业资本的忌恨，资产阶级内部的分裂，医生的警告、好心肠的资产阶级分子出于仁慈的同情，像欧文这样的崇高慈善家的孜孜热忱，还有个别大厂主的特殊的企业利益——所有这一切不同的情况一起发生作用，使有产阶级（工厂主集团除外）赞成国家至少对最没有抵抗能力的工人阶层，首先是儿童进行保护。事实上，在1802、1819、1825、1829和1831年都颁布了保护在工厂中劳动的童工的法令。但是这些法令都不过是一纸空文，因为议会不肯不顾工厂主阶级的反抗，拿出钱来实施这些法令。结果，资产阶级为争取在法律上保护工人所做的这些努力没有得到什么实际成果，主要是对工人起了一些心理作用。从这些努力中无产阶级认识到，它所处的无边无际的贫困境地对于社会的影响是多么大。其实，无产阶级从没有完全迷失方向。尽管1799年的禁止结社令以极严酷的惩罚手段来对付工人结社，但是它并没有达到制定者预期的目的。它使受威胁的工人意识到他们的利益是共同的，甚至在执行得缓和的地方也是如此。而在那些严厉执行的地方（如在工厂工业中）反而激起了强烈的反抗。工人们组成了秘密团体；参加者都庄严地宜誓忠贞不二。不忠实的分子受到肉体上的惩罚。资本的牺牲者由于被剥夺了人性，作为最后的人类感情的残忍的复仇心占了上风，放火、偷窃、砸毁机器成了普遍现象。工业主义的有见识的代表人物看到，这种状况不能继续下去；他们认识到，当自己的学说的结论对工人有好处时，不能否定这些结论；由于激进的自由贸易主义者休谟（一个非常实际的、经常运用新武器的鼓动家，受到裁缝师傅普雷斯的支持）的活动，1824年在议会中秘密通过了废除禁止结社令的议案。这时在各个劳动部门出现了一些工会联合会（TradeUnions），它们主要是想通过罢工争取较好的劳动条件。这一来吓得议会在第二年马上又限制几乎还没有实现的结社自由，但是这一措施阻止不了工人的思想跃进。工会继续有力地发展着，它们同激进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亲密合作，1834年组成了一个直接以共产主义社会为目标的强大的总工会。由这种胜利而产生的信心，促使工会过急地进行大规模的同盟罢工，结果遭到一系列的惨败，总工会也宣告解散。但是工会还是抵抗住了这次打击。尽管法令对工会活动极为不利，资本家报纸所控制的舆论也处处作梗，尽管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都给它证明它的努力是无用的，无产阶级觉醒了的阶级意识却再也不受任何迷惑了。资产阶级固然可恨，无产阶级还是坚定不移地支持它反对王朝和大地主的政治斗争。当时英国工人阶级成熟的程度还不足以组成自己的政党，却已经能够认清反动派压制资产阶级的自由，保持部分由地方贵族、部分由受贿的选民选出的下院，同工人阶级的利益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它同要求以普选权为基础改革议会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结成同盟。首先由于害怕“郎卡郡和约克郡的忧郁的工人群众”，王朝和议会的两院才被迫实行改革。但是1832年的改革法案只保障了中等阶级的选举权，中等阶级在声名狼藉的“最后声明”中拒绝进一步扩大选举权。改选的议会不久就表现出它是谁的精神产儿。对爱尔兰的强制法令，保障大工业城市的资产阶级对当地无产阶级的直接统治的城市管理新规章，新济贫法及其“巴士底狱”[1]（失业者在这里受到的虐待比犯人还厉害），这一切驱使无产阶级成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反对派。1833年的工厂法也起了同样作用。这个工厂法的许多条款都比从前的工厂法还要落后，只有设置工厂视察员这项对工人有利的措施，才起了一些推动作用。而这一措施其实也不过是大工厂主为反对小工厂主才布置的。1835年，一个工人协会在伦敦集会，拟出一份人民宪章作纲领。这个宪章内容有六点：（1）精神正常并且没有犯过罪的一切成年男子都有选举权；（2）议会每年改选一次；（3）议会议员支薪；（4）秘密投票；（5）划分平等的选区；（6）每个选民都有被选举权。要想实现这些要求，就要彻底推翻英国宪法。宪章运动是现代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使它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的第一次尝试。但它既不是一个纯粹无产阶级的运动，也不包括工人阶级的一切进步分子。它里面搀杂着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成分，而由于第一次大规模进攻刚刚遭到失败而十分气馁的工会联合会却没有参加宪章运动。此外，宪章运动还参加了贵族同资产阶级的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当英国资产阶级力争实现使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其他所有国家都成为它的工业品市场和粮食及原料的来源地这一理想的时候，它还没有完全取得政权。妨碍这个理想的首先是谷物法。谷物法提高了面包的价格，因而也提高了工资，使工业产品价格上涨。地租同资本利润之间的这种内部冲突对于工人本身只有间接影响。宪章主义者不想维护谷物法，但是他们也知道，自由贸易不会使无产阶级吃到便宜面包。他们在政治方面的目的是实行宪章，在经济方面的目的是十小时工作制。于是统治阶级正好利用这一点来引诱工人。自由贸易主义者答应他们，谷物法废除以后就实行十小时工作制，但是后来以布莱特和科布顿为首的一伙人公然背弃了他们的诺言。大地主为了笼络无产阶级中的比较不成熟的阶层，也打出十小时工作制的旗号，隐藏起他们对于自己的地租受到威胁的怨恨。这时宪章主义者看透了假朋友。他们支持贵族为十小时工作制进行的鼓动工作，却并不同它合流，当这些为自由贸易的利润而辩护的反谷物法者一旦宣布千年王国开始的时候，宪章主义者就把他们赶下讲台。但是宪章主义者在议会中没有自己的代表，他们不得不依靠议会的政党，有时依靠托利党，有时依靠辉格党。1842年工厂主迫使工人举行大罢工，然后又出卖了工人；这次大罢工充分表现了宪章运动的政治性质。几十万工人高呼战斗口号：政治权力是我们的手段，社会福利是我们的目的。但是这时宪章主义由于对社会主义缺乏了解而吃了亏，正如社会主义对宪章主义缺乏了解而吃亏一样。关于道义力量或物质力量的争论，关于“神圣月”，即总罢工的争论，关于空想的土地方案（用认购稍有限制的股票的办法购入大量土地）的争论不断削弱党的内在力量。虽然如此，党的英勇斗争仍然在现代无产阶级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第一页。由于它的团结一致的抵抗，“可耻的策略”失败了。厂主曾利用这些策略阻碍有专业知识的、无所畏惧的工厂视察员进行工作，并力图再次破坏1833年的工厂法。宪章运动给英国工人阶级带来了一种活跃的精神生活，创造了无产阶级自己的文学，这种文学的形式还不够简洁、精练，但是在思想的有力和内容的深刻方面胜过了同时代上层阶级的精神产品。宪章运动是这样波澜壮阔，以致对有产阶级也发生了一定的影响。个别激进的厂主站到了战斗的工人一边；从人道主义的托利党员中产生了“青年英国派”，他们想恢复中古封建主义的好的一面，追求不可能达到的目标，但却有力地打击了那些骄奢淫逸的富豪。迪斯累里的长篇小说《神巫》，把1842年的罢工写得十分动人，可以说是这一派的最光辉的代表作。才华出众的幽默家，如托马斯·胡德，在他的《衬衣歌》和《叹气桥》中，生动地揭示了无产阶级妇女的无法形容的困苦。在卡莱尔的著作中，宪章运动终于得到了传闻远方的回音。卡莱尔吸取了德国古典作家的思想，从大工业的后果中看到出现了一个新的野蛮时代。他用美妙的文笔描述了大工业的破坏作用，并要求建立劳动组织。当然，这种文学的最深处都隐藏着一个反动的核心，无产阶级对于自己的世界历史使命认识得越清楚，这个反动核心就必然越暴露出来。对于贫苦的同情，不管喊声多么响亮，不管带有多么高贵的感情，但它总是一株柔弱的幼苗，在已经燃起的阶级斗争的热流中很快就枯萎了。甚至卡莱尔最后也成了奴隶制的辩护人。二法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进攻在法国，1791年就颁布了禁止工人结社的法令。它的借口是人权宣言和害怕行会制再兴，而在英国禁止结社时所用的借口则是挽救社会和害怕可怕的怪物——法国的雅各宾派。但是欺骗海峡两边的工人所用的不同的花言巧语是与经济情况的实际差异相适应的。法国的大工业还没有得到迅速发展，因此也就没有产生在英国同废除禁止结社令、成立工会联合会、实施工厂法相结合的广大工人群众的统一运动。因此，首先上台的不是工业资产阶级，而是金融资产阶级，即所谓金融贵族，银行和交易所，大矿山和大森林的所有者。七月王朝是剥削法国国民的股份公司，这个公司的红利是由王室、大臣、议会、二三十万选民和他们的仆从共同分享的。在欺骗无产阶级方面，法国金融巨子表现得决不比英国工业大亨逊色。他们首先欺骗工人和小资产阶级，取消法兰西共和国，委任路易·菲利蒲为他们的剥削勾当的头目，并假装要建立一个有些共和政体措施的王朝。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到资产阶级的新王任命富有的银行家长西米尔·佩利埃为总理的时侯，很快就表露出来了。佩利埃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狭隘而阴郁的盲信者，他开始向七月革命的幻想者说明，革命并没有推翻社会制度，而只是碰了碰政治制度，任何暴动，不管它打的是什么旗号，都是犯罪，任何暴力行为都是目无政府。但是同时这位法国资产者实际上却又采取了所谓目前一切“救国措施”中的主要手段：警察当局用金钱收买一批流浪汉、惯犯、被释放的重劳役犯和诸如此类的坏蛋，叫他们制造暗杀、暴动和阴谋活动事件，以便借机镇压受骗的群众。在人为的恐怖的影响下，卡西米尔·佩利埃使软弱的议会取消了人民群众刚刚用自己的鲜血换得的政治权利，在他死后，梯也尔、基佐和类似的蠢货以毫不逊色的精力继续这种爱国勾当。在资产阶级王朝建成还不到六年的时期内，史册上就记载了大约三十几次小规模革命，十几次谋杀国王事件，颁布了将近一打的剥夺群众政治权利、首先是出版和结社自由的法令。这种政策必然激起参加过七月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战士的义愤，正因为如此，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受到表面上的挫折。由于不能公开活劝，被压迫阶级就组织了秘密团体；他们丢开了演说和著述，拿起了匕首和短枪。玩火的警察不止一次地灼伤了自己的手指。甚至在费希用爆炸机暗杀路易·菲利浦这样一种最激烈的行动中，都有一个退职的警探以首领的身分参加。除去警察的小暴动以外，人们还试图拿起武器推翻由资产阶级委派负责国务的贪婪的商人统治。这时候，无产阶级还发展得不够壮大，就退到了由活跃分子继承了大革命的雅各宾派传统的小资产阶级后面。起初，统治阶级害怕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甚于反抗政府的工人。1831年秋天，当里昂饥饿的丝织工人起义时，这一点表现得十分明显。织工们高举黑旗，旗上写着“不是工作以生，就是战斗以死！”的沉痛口号。他们驱逐了驻军，秩序井然地占领法国的第二大城达数日之久。饥饿者的暴动没有一定的纲领；不是家庭工业的织工，而是处于四、五万工人同八百个厂主之间，本身是剥削工具的八千到一万个行东，被困苦所逼，站到无产阶级一边，组织了起来，但是他们的组织也仅仅是一个叫做互助社（Mutuelle）的互助团体，这个社的章程禁止谈论政治和宗教事务。资产阶级政府很快地把起义镇压下去以后，安心地舒了一口长气说：这是厂主同工人之间的一场简单的冲突。而在1832年，当举行拉马克将军的葬礼时在巴黎爆发的共和派的暴动，使资产阶级政府受到的惊吓反倒要大得多。在这期间，里昂的织工从起义失败中吸取了教训。1834年2月，他们企图在互助社的领导下通过罢工反对继续降低他们的少得可怜的工资。由于没有一个广泛的组织，只一个星期就失败了，正在工人情绪激昂的时候，政府粗暴地剥夺了最后一点结社自由。梯也尔和基佐都没有佩利埃那种露骨的兽性，但梯也尔用怯懦哀吟，基佐用热烈的道德说教弥补了他们的缺陷。他们想先用这种手段对付资产阶级共和派，而等到一切结社权利成为泡影的时候，他们也就把像互助社这样的互助团体扼杀了。这个社在一份有二千五百人签名的抗议书中宣称，它过去自愿站在政治领域之外，因此不怕政府的任何攻击，但是现在扼杀自由的结社法使它认识到自己错了，它不受这个剥夺人类尊严的枷锁的束缚，而要继续集会，为保卫不可放弃的人权而不惜任何牺牲。它同资产阶级共和派秘密团体中影响最大、人数最多的人权社建立了紧密联系。可是在人权社中存在着种种不和现象，领袖之间有小资产阶级的猜忌，各种密探也在大显身手。因此政府能够做好对它进行猛烈打击的准备。从1831年饥饿者起义以来，里昂就驻有重兵；当1834年4月9日工人群众起义时，军队在所有重要地点都做好了战斗准备。工人英勇地战斗了五天，直到被军队空前残酷地镇压下去为止。在巴黎，共和派在4月13日才开始发动，第二天就失败了。在这里军队的暴行也是数不清的；特兰斯罗朗大街上的血腥屠杀，人们至今记忆犹新。对被捕者进行的大规模审判完全摧毁了人权社。起义的资产阶级组织由于比较著名的领袖在侦查羁押期间逃往外国而受到更为严重的打击。1835年建立了家族社，后来又建立了四季社的更有才干的人物，特别是巴尔贝斯和布朗基，接替了逃亡者的工作。在这些社团中，几乎完全是无产阶级路线占主导地位；这条路线以巴贝夫的学说为重心。邦纳罗蒂的巴贝夫密谋史使人对巴贝夫有了一个色彩鲜明的印象。新社团要求进行“社会革命和激进的革命”，“打倒贵族、金融家、银行家、买办、垄断资本家、大地主、证券经纪人，一句话，打倒靠人民养肥自己的剥削者”。它们宣称，建立共和国不是目的，而是把不劳动的有产者的财产转到一无所有的工人手里的手段。它是共产主义的最简陋的形式，这种形式主要是以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平等为基础的。四季社无论在纲领方面还是在策略方面都同巴贝夫有联系。据说为了利用出其不意的袭击夺取政权，只要有少数坚定的密谋者就行了。但是当巴尔贝斯和布朗基在1839年6月12日进行这种尝试时，只取得了一些表面上的成功，而且几个小时后就完全失败了。三次失败削弱了进行革命的政党的力量。从这时起，没有发生什么反对资产阶级王朝的新起义。但是这个王朝的内部瓦解过程却更快了。不言而喻，七月王朝对于工人阶级没有丝毫好处；1841年颁布的、极有限地保护童工的唯一的工厂法也没有任何实际作用，反而像出口奖励和保护关税一样对工业资产阶级好处很大。然而工业资产阶级越强大，它对于本阶级中占统治地位的部分也越不满。掌握政权的金融贵族由于本质决定，所关心的主要是窃取现有的东西，而不是生产新财富。它忽视农业、商业、航运、交通运输，因而严重地损害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它滥设投机公司，进行毫无良心的贿赂、各种欺骗和掠夺，变成了上层社会的流氓无产阶级，连小资产阶级的正直人士也起来反对它。它的卑劣的外交政策同它卑劣的对内政策是相适应的。在有产阶级内部形成了一个反对它的统治的、不断发展的反对派。这个反对派成分十分复杂，共同的口号是要求进行选举改革，一致主张取消保证金融贵族独裁统治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严格限制，但在扩大选举权的问题上还有分歧。这个资产阶级反对派基本上可分三派：其一是王朝派，它想保存资产阶级王朝，只希望让资产阶级各阶层比较平均地参加政权，其二是资产阶级共和派，它认为共和政体是资产阶级共同统治的最可靠保证，还有一派是民主共和派，以建立雅各宾式的小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理想。要建立共和国没有工人的帮助是办不到的，所以平常同王朝派一样不关心工人利益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不得不多少向无产阶级献献媚。以《国民报》为核心的这一派支援了1840年创刊并宣布毕舍的生产合作社为医治社会弊病的良药的工人报纸《工场报》。民主共和派在议会中的发言人是赖德律·洛兰，它的机关报是《改革报》，这一派从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出发代表一般“人民”反对资产阶级，同工人比较接近。它自称为社会民主派，要求普选权和用合作代替雇佣关系的劳动组织。《改革报》的纲领是：工人有同士兵同样的权利要求国家报答他的恩情；国家应该保证年富力强的健康工人有工作做，扶助并保护年老和体弱的工人。劳动组织和劳动权是这一派的社会政策的目标，路易·勃朗的著作尤其代表了这一派的主张。他把自由竞争叫做毁灭制度，因为它先使无产者破产，后来也使资本家破产。自由竞争通过工厂主毁灭手工业者，通过抵押制毁灭农民，它终于导致大资本的垄断，使在自由竞争下好像应该便宜的商品变得昂贵。国家的任务是建立社会工场，把同行业的工人组织在大合作社之中，用公共财富补助合作社。这种团结一致、互相结合的合作社将逐渐吸收私人工业，从而消除极为有害的竞争。这些主张的小资产阶级性质是显而易见的。实行起来同把劳动时间当作直接的货币尺度单位的情况相似。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劳动权只有在这个社会所能允许的范围内实现。失业是生产过剩的一种后果，是同已经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分开的。如果国家让失业的无产者继续正常生产，剩余产品就会无限增加，并以破产而告终。要实现劳动权就需要有生产工具的公有制。只要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存在一天，劳动权就只有在那种劳动院里才能实现（英国工人害怕劳动院比害怕苦役所和饿死还要厉害）。同样，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劳动不能有别的组织形式，而只能以雇佣劳动形式出现，它是资本的前提，只有随着资本，也就是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消灭才能消灭。自由竞争也完全一样，在进行交换的商品生产者社会中，自由竞争是社会生产的唯一可能的组织。但是很明显，路易·勃朗的主张对法国工人发生了深刻的影响。战争危机和由1840年的东方危机引起的政治动荡，在有产阶级中掀起了丑恶的投机热潮，给劳动阶级带来了饥饿和贫困。失业的群众充斥巴黎街头，以致必须由军队来维持交通。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劳动权和劳动组织的呼声是对于资本主义的不合理结果的一种强烈抗议。同时，不顾结社的禁令，在裁缝、细木工、壁纸印刷工人，后来也在粗木工中，爆发了大罢工，没有罢工的行业，如排字工人，用自己节省下来的钱有效地支援受迫害的伙伴，这就证明工人阶级已经认识到团结的必要。现代无产阶级的特殊的阶级利益日益具体地形成，使工人离开唯心主义的平均共产主义范围越来越远。他们从经验得知，分散的起义不能夺得政权。无产阶级日益广泛地提出普选权的要求。但是阶级斗争同社会主义还没有由此结合起来。傅立叶主义者也要求劳动权，却极力反对改革报派[2]。维克多·孔西得朗在他的机关报《和平民主日报》[3]上宣称，错误仅仅在于政府没有思想，要是给政府讲一讲社会学，不经过革命也能实现改革。《改革报》反驳他说，毋宁说错误在于支持政府的不是人民，而不过是垄断资本和特权阶级；对他们谈不到教导，只能粉碎；我们不能要求他们自杀来取得我们的胜利。改革报派当然也对铲除资产阶级社会祸根的一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深恶痛绝，否则他们也就不成其为小资产阶级共和派了。赖德律·洛兰向他的选民声明，我们既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社会主义者。从这种对抗中产生了第一个工人共产主义，并成为一个群众运动，它的发言人是卡贝。卡贝既是雅各宾派，也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由于他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领袖而受到法律迫害，不得不逃往英国。他在英国不是通过实践，而是通过文献学习，特别是在托马斯·莫尔和欧文的影响下建立了共产主义观点。他的共产主义完全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卡贝根据平等和博爱的原则得出财富必须公有的结论，只有财富公有才能保证所有人享受幸福。同所有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他想通过和平宣传实现自己的理想；不同的只是，他要求以民主统治作为必要的过渡时期。他对工人说：首先应该做一个民主主义者和改革者，在要求改革和选举权的请愿书上签名。毫无疑问，卡贝是一个最肤浅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他的《伊加利亚旅行记》带有明显的小资产阶级色调；同圣西门或傅立叶的空想比较起来，这本书就显得贫乏而怯懦了。然而卡贝这个空想社会主义者虽是最肤浅的，却也是最有声望的，因为他终究给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留下了一定的余地。总的说来，卡贝的功绩在于最忠实地表达了法国无产阶级在40年代得到发展的阶级意识。所以他的著作在工人中流传极广，他本人也遭到资产阶级世界的普遍憎恨。傅立叶主义者同改革报派一样嫌恶他；但是他却击中了他们两者的要害。在《国民报》中从前与他志同道合的同事污蔑他，说他是神圣同盟的仆从，盛班尼有一个叫伊斯克罗的神父叫嚣用石块砸死共产主义者。教皇和法国主教诅咒共产主义，但是卡贝以自己的方式承认基督教。他说：“伊加利亚的共产主义就是耶稣基督所传的有其原始的纯洁性的基督教，因为基督教讲的就是博爱、平等、自由、合作和财富公有的原理。”在这一点上，卡贝同解放斗争初期喜欢回忆原始基督教的现代无产阶级的感受是完全一致的。德萨米打算建立以无神论和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共产主义，他比卡贝坚决彻底得多，但是对于工人的影响却比卡贝小得多。一切敌对行为都没有使卡贝发生动摇，相反地，他由于这些敌对行为而发展到无限自负倒是他的损失。他热中于使反对他的人们相信，他的空想是可能实现的，却忽略了自己提出的实现这种理想的不可缺少的前提。他企图在美洲小规模地实现自己的计划。由于有甘愿牺牲的信徒支持，他能够着手进行，可是第一个远征队刚一动身，二月革命就爆发了。二月革命以巨大的威力向法国无产阶级指出，用发育不全的共产主义这种儿童玩具来反抗资本主义的强大势力是一种毫无希望的努力，这是不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伊加利亚移民区也像傅立叶主义者和欧文主义者的类似实验一样彻底失败了，当然，比较起来，伊加利亚移民区的阶级意识要强烈得多。卡贝没有能够按自己的意志控制住这些移民区。他由于计划失败而意志沮丧，1856年死于圣路易。与卡贝派和改革报派的运动同时，无产阶级的秘密团体继续存在，但是在这些团体中，职业密谋家的地位越来越不重要；在由于形势而只吸收了一小部分工人的秘密社团中，也越来越需要把无产阶级本身组织起来，并使它了解自己的阶级利益。在40年代闷热的空气中滋生的大量社会主义文献并没成为工人阶级觉悟的动力，反倒成了一种障碍。这些文献的根源是对金融贵族的统治的不满，这是其他一切阶级——从封建贵族到无产阶级——所共有的一种情绪。这种不满情绪越加强，共同反对派的各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就越被冲淡。一种不明确的社会主义鼓舞有产阶级进行反对金融贵族的斗争；它变得五花八门光怪陆离，阻碍在最进步的工人中已经开始觉醒的阶级意识的有力发展。它几乎在当时所有作家——从贝朗热到拉马丁——中都得到一定强度的反应；它的代表者中最有才华的是那一世纪的最伟大的女作家乔治·桑，而最受欢迎的则是欧仁·苏，欧仁·苏在资产阶级报纸副刊上发表的伤感的悲惨小说吸引了所有的庸俗市民。拉梅耐崛起于天主教世界，他想叫教会领导社会运动，后来，在热情的《信徒之言》和其他著作中宣布人民教士的身分，受到罗马的谴责。虽然如他在《国民报》上所说，他的社会纲领只限于比较公平地分配工资的微末要求，但是他能说善辩，又是个信仰坚定的教徒，对群众也有一定影响。他诽谤说，一切社会主义体系都想把各族人民判处一种前所未有的奴役，它们将把人贬为一种简单的机器，一种工具，使普通人的处境不如黑人，甚至不如牲口。法国无产阶级最初只能用个别的理论家同这种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强大影响对抗，这些理论家来自法国无产阶级本身，受到正确的本能的指引，打算用德国哲学的辩证的武器解决现代文明的矛盾。他们是两个排字工人，勒鲁和蒲鲁东。除去圣西门的《新基督教》以外，莱辛的《人类教育》也成了圣西门主义者的经典，勒鲁起初也是一个圣西门主义者。不久他就脱离了这个日益腐朽的宗派，深入研究德国哲学，他对德国哲学的理解，比对法国的官方学术要清楚明确得多。只是他认为德国哲学的完成者不是黑格尔或费尔巴哈，而是谢林，他没有很好地掌握德国的辩证法，不能利用它来作为打开历史秘密的钥匙。勒鲁把人类的发展理解为一种经常的进步，理解为向平等的不断接近，一种从家庭、国家、财产的束缚中日益扩大的解放。但是他没有研究这些组织从过去到现在的历史发展过程，而只想消灭它们的坏的一面，促进其好的一面。于是他又掉到空想的泥坑里。蒲鲁东的题为《什么是财产》的著作影响要深刻得多。这个问题以及他的答案都不是什么新鲜东西，早在六十年前，布利索就宣称财产是赃物。尽管蒲鲁东的著作瑕瑜互见，但它起了法国无产阶级第一个科学宣言的作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利用私有制运动所产生的财富肯定私有制，而蒲鲁东却利用私有制运动所产生的贫困否定了私有制。用官方经济学自己的矛戳它自己的盾是一个大胆的尝试，蒲鲁东以傲慢的挑战态度进行了这一尝试。但是他也粗暴地反对此前的一切社会主义。他同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的是，他不从幻想中消灭财产，而是在财产的内部矛盾的严酷现实中论证财产的罪恶；他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不同的是，他不是攻击财产的个别方面，不是攻击工厂制度、货币、自由竞争，而是攻击财产本身，而且只攻击财产。蒲鲁东依靠康德，正如勒鲁之依靠谢林。但是他也同勒鲁一样，没有能够深入到德国哲学的核心。他也认识历史发展的自然联系，同样希望资产阶级社会没有使它瓦解和革命化的因素。他同反对私有财产一样反对共产主义，他要求用他所谓的产业代替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他据以区分好坏的正义的理想，他的公平交换的理想，他的无政府、无统治和个人独立的理想，都取自资产阶级社会的思想宝库，最后仍然回到资产阶级社会的老巢。在蒲鲁东的第一部著作中已经露头的缺点和暖昧之处可能加强了它对法国无产阶级的影响，因为法国无产阶级还持有一些小资产阶级的观点，而且正处在一个为大资本家利益而实行的严格的集权统治下喘不过气来。但是当他硬要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前进时，这些缺点和暧昧之处就必然要使他自己退到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中去。德国哲学使阶级斗争同社会主义相协调，不是通过蒲鲁东本人而是通过同他的斗争进行的，德国人完成了这一世界历史性的事业。[1]新济贫法规定，失业的贫民要进“劳动院”。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都痛恨“劳动院”，称它为“穷人的巴士底狱”。——译者[2]改革报派——此处是指从1843年到1850年巴黎出版的《改革报》（《LaRéforme》）的拥护者，这个报是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派的机关报。——原编者[3]《和平民主日报》——指傅立叶主义者于1843年至1851年在巴黎出版的法文日报《LaDemocratiepacifique》。——原编者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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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西欧的社会主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弗兰茨·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二章西欧的社会主义·一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及其学派·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在历史上，社会主义走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前面。资产阶级在夺得政权以前，必须先要达到一个很高的发展阶段，而在达到这样的阶段以前，它必须产生出广大的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使整个居民阶层失去自己的财产。19世纪初叶，资本主义大企业中的明智人物就看到了大企业的阴暗的一面，并拟定了一个新社会的计划。这些人就是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一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及其学派他们的共同点是，对于法国革命，对于劳动阶级的一切政治行动都采取敌对态度。这种态度可以从法国革命所造成的局面同在革命中宣布的资产阶级理想——和平、正义与平等——之间存在的巨大矛盾中得到解释。现在空想社会主义者要想尽善尽美地实现这些理想，他们想改善所有社会成员的状况，首先是最贫困、人数最多的阶级——无产阶级的状况。但是必须选择与革命的道路不同的道路。思想家应该拟定一个新社会的计划并且使统治阶级相信，建立这种社会是必要的。只要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从正在形成的无产阶级身上看到历史的动力，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就只会走这条道路。圣西门向王室呼吁；傅立叶每天期待百万富翁光临，送钱来让他实现他的空想；欧文把自己局限在脱离一切政治活动的和平宣传上。当然，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一般理性，在他们每个人身上又都表现为特殊的理性。圣西门是一个浮士德式的人物，他研究过当时所有高低不同的生活，他是既超过法国启蒙学派也超过法国浪漫主义的渊博学者。同启蒙运动者相反，他懂得历史的内在联系、中世纪应有的历史地位和宗教的活力；同浪漫主义者相反，他反对回到封建和僧侣的统治状态中去。他，旧法兰西的一位贵族宣称，统治权不应归于宗教和军队，而应归于工业和科学，他，资产阶级征服世界的前哨战中的一个优秀工程师，正确地认识到资产阶级历史的暂时性。他一生的基本思想是，保证每个人最自由地发挥他的才能。过去，人作为奴隶、农奴、雇佣劳动者被人剥削。现在利用自然、利用地球的时代已经来到了，而且这个工作要团结和联合所有的人来做，因为人人都应该劳动。工业的实质不应该再是对人的剥削，而只应该是人对自然的利用．今后的政府也应该是一个管事的机构，而不是一个管人的机构。新基督教要改善无产阶级的精神状况和物质状况，它在今世就是所有人的福音，是被旧基督教割裂开来的肉体和精神的统一。在圣西门的天才的预见中，还搀杂着一些资产阶级的，甚至是僧侣的观念的糟粕，但是他所播下的种子却使后来的社会主义在各个不同方面取得了成果，而且像从行云中透出星光一样，从他致力的思想世界中不断地射出预言的光芒。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社会的批评家，傅立叶比圣西门更为卓越。他是一个大商店的店员，他看到在一切政治变革中只有资本在不断增长。他看到从没收土地、指券[1]经济、大陆封锁以及法军的武器、服装和粮食供应，总之从革命的掌权者及其继承人拿破仑的每一措施中，商业总是获得现金利润。他把自己最锋利的箭对准商业这个怪物，对准商业封建制度。但是他也是从大革命的空想的前提出发的。他以法国的唯物主义为依据，认为人类的一切爱好和欲望都是好的，他要把他的新社会建立在合理地满足这些欲望的基础上。这个社会是他的一种幻想游戏，要嘲笑它那怪诞的细节是非常客易的。因此傅立叶对现代文明所作的批判也是史无前例的，他以敏锐的观察力发现了现代文明所不断制造的，但从未克服的矛盾，他首先指出，在现代文明中．贫困是由富裕中产生的。他说，野蛮以简单的形式所犯下的罪恶，文明都赋之以复杂的、暖味的、两面性的、伪善的存在形式。他辛辣地讽刺了资产阶级的婚姻，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妇女解放的程度是一般解放的天然尺度。他的批判完全是有益的；傅立叶关于消灭城乡对立，关于民族融合，关于劳动不是出于经济上的必要而是为了使人的本质趋于完善，以及关于人类在其联合与社会化中的巨大进步所说的一些话，永远是有价值的。尽管这一切都是幻想，可是圣西门和傅立叶仍然是革命的思想家。只是他们的门徒和追随者变成了反动人物。他们几乎全都是有产阶级，特别是在1825年圣西门死后，他的信徒很多，他们在七月革命以后颇有声势地登上了公开的讲台。但是．圣西门主义恰恰在实际革命的试金石上碰得粉碎。曾经领导过反对波旁革命的秘密政治组织的巴札尔想用政治宣传的办法传播老师圣西门的学说，并且强使政府接受这种学说。安凡丹同巴札尔不同，他推行学派的僧侣—宗教组织，从粗野的肉欲意义上宣扬恢复肉体。安凡丹出身于一个金融家家庭，本人也在银行工作，是一个先驱者。他既是一个切实的技术人员，又是一个虚幻的空想家，可是在这种混合的矛盾因素中，却有一种魅力，诱使亨利希·海涅这样的人也参加了他的集团，他胜过了由于大失所望而丧命的巴札尔。这时一些比较有力的分子退出了这个学派，其中有巴札尔的一个老同志毕舍。他把圣西门主义的宗教部分转向实用方面。他想利用合作的和平手段在社会上实现基督教道德的使命；工人应该成立生产合作社，不过其目的不是为使工人成为企业主，而是要把工人阶级从雇佣关系中解放出来。毕舍估计到了无产阶级的团结意志。他希望，这种团结意志能使第一批卓有成效的合作社把一定份额的纯利变作一种不可分的资本，这是无产阶级的不可让渡的财产，它将逐渐使各行各业的工人联合起来。这个建议完全忽视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本质，但是它在法国工人阶级内部有力地宣传了合作思想。安凡丹更快地把圣西门主义拖上了不光彩的没落道路。1832年6月发生了反对资产阶级新王朝的第一次街垒战。同月，圣西门主义者的空想集团就退隐到乡村中去了。通常对于一个自然的阶级活动不能有丝毫损伤的轻微的司法迫害，就摧毁了圣西门主义。它的个别信徒转向傅立叶，但是许多清醒过来的空想家都像今天的米凯尔一样，变成了死心塌地的拜金主义的先驱。第二帝国的交易所投机事业，就是打着圣西门主义的旗帜以最丑恶的方式进行的。正如海涅所讽刺的那样，从前的殉道者除了勋章的十字架以外再也不带十字架了。1837年，傅立叶同圣西门一样死于贫困中。海涅常常看见他穿着一件灰色的旧上衣，沿着罗亚尔宫的柱廊走去，口袋里装着沉甸甸的东西，这个口袋里露出半截瓶子，那个口袋里露出一个长面包。傅立叶的聪明而勇敢的门徒是维克多·孔西得朗。同圣西门主义相比，傅里叶主义的传播范围较小，也没有那样引人注意，但是存在得比较长久。然而，一方面由于实现老师的空想的小型试验终归失败，一方面由于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傅立叶主义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欧文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的是，他在许多方面好像比较狭隘，但是实际上，他对经济问题的见解，具有更大的价值。当英国大工业已经改变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的时候，法国几乎还等于没有什么大工业。只是大工业才把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推到顶点，但是它也创造了克服对立和矛盾的手段。在实验中，欧文是从社会革命所由肇源的工厂制度出发的。在要求缩短工时，经常变换劳动项目，以消除分工的不良后果和工人及劳动的不愉快感觉等方面，欧文同傅立叶是一脉相通的，但英国工业的高度发展使他具有更为远大的眼光。傅立叶想在他空想的法伦斯泰尔中对第二代进行教育，这种教育给所有达到一定年龄的儿童把生产劳动同教学和体育锻炼结合起来，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手段，而且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的唯一方法，而欧文却看到了大工业已经开始残酷地剥削童工。同傅立叶一样，欧文和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有着根本联系。他认为人是其自然禀赋和周围环境的产物，英国的产业革命使他有很好的机会证实自已的得意主张。他从1800年到1829年领导纽拉纳克的一个大棉纺厂。这个厂的二千五百名工人原来由于工资低微，劳动时间太长，妇女和儿童受到无限制的剥削而变了质；他们欠了当地小商人许多债，由于酗酒、纵欲、粗暴和无知而完全堕落下去，但欧文就用这二千五百个工人组成了一个模范新村。他采取的办法就是实行十小时工作制、细心教育正在成长的一代，给工人创造够标准的生活条件。他的巨大成就引起全欧洲的注意，各国君主都想分享这位崇高的慈善家的荣誉。俄国皇帝宣称他是欧文的保护人，甚至对于莱茵地区的工业戕害童工的行为不闻不问的懒散的普鲁士国王也送给欧文一枚金质奖章和一封恭维信。但是神圣同盟的最狡猾的雇佣文人根茨已经对这种作法作了确切的评价，他恬不知耻地说：我们根本不愿意群众富裕和自主。否则我们怎样统治他们呢？事实上，当欧文决心沿着已经走上的道路继续前进的时候，他头上的花环很快就枯萎了。他在纽拉纳克所取得的成就决不能使他感到满足。工人仍然是他的“奴隶”，距离他所想像的人类发展的最终目标还很远。可是这二千五百名工人替社会所生产的真实财富同不到半世纪以前六十万人所生产的一样多。欧文自问：这二千五百人消费的东西同六十万人所应消费的东西之间的差数到哪里去了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很明确的。纽拉纳克工厂的所有者除了拿到其投资的百分之五的年利以外，还拿到了六百多万马克的纯利。欧文从这个观点出发达到了社会主义。在欧文看来，使少数人发财致富，使广大群众沦为奴隶的大工业的巨大生产力是新社会的杠杆，在这个社会中生产力是大家的公共财产，只应为大家谋取共同的福利。欧文认为，实证宗教、私有财产和难以离异的婚姻，这“罪恶的三位一体”是现社会的三大障碍。他在同这些障碍进行斗争时，清楚地知道，他付出了一切力量，而实际上他也失去了一切。官场社会把他赶出去，报界使他没没无闻，或者像英国资产阶级的主要报纸那样，宣扬他的“可恶的行径”,“残忍的行为”,“极端恐怖的举动”，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最初几步并证明建立这种社会的可能性，他做了一些小型试验，在试验中耗尽了他的财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些试验是注定要失败的，但是这些试验始终证明其发起人具有老练的才干和伟大的眼光。欧文以深刻的专门知识拟定了他的移民区计划，并规定了一切技术上的详情细节。他的劳动市场——用一种以工时为单位的劳动纸币交换劳动产品的设施——是以直接社会化的劳动为前提的，也就是以完全废除资本主义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商品生产为前提的。在实际方而，欧文是从大工业中得出社会主义结论的，在理论方面，他是从以科学的公正态度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的著作中得出这个结论的。构成这种社会的财富的是商品，商品的交换价值是英法两国的经济学家从17世纪末叶起所要解决的一个谜。李嘉图终于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学说，并在他的主要著作中证明这个法则也支配着表面上同它最矛盾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同时他又肯定，社会总劳动的产品是在地主（地租）、资本家〔利润）和工人（工资）这三个阶级之间分配的，因此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矛盾。既然一件产品的交换价值等于它所包含的劳动时间，那么一个劳动日的交换价值就应该等于它的产品，换句括说，劳动的工资应该等于劳动的产品。可是现在工人的工资只是从社会劳动的产品中除去地租和利润以后剩下的一部分，一切价值的创造者在大工业生产中的生活比劳动阶级过去任何时候的生活更为悲惨。要帮助他们获得他们的权利，就需要使他们得到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全部价值。欧文也想利用他的劳动纸币达到这个目的。既然劳动时间是价值的尺度，另一种外在的尺度——货币还有什么用呢？由于一切别的商品都以这一种商品评定它们的价值，交换价值才有可能成为价格，劳动产品才有可能分为地租、利润和工资。但是欧文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结构认识得非常清楚，他并不妄想利用他的劳动券来代替货币，而同时能让商品生产存在下去。如果没有地租和利润，那么生产资料的公共所有制就必然代替私人所有制。欧文的劳动市场就要引向这个最终目的。这是一种空想，因为现社会是不会让那些实际上证实它的内在的不合理现象的小实验来革自己的命的。但是欧文没有犯想用自己的辫子把资本主义社会从泥沼里拖出来的更大错误。很明显，欧文肯定要远比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更为接近工人阶级。他不仅在纽拉纳克为工人阶级办事，而且当他向他的共同投资人的贪心让步以后，直到1858年去世，他仍然同工人一起生活了一个时期。如果要把英国的工厂立法和英国的合作社制度的存在归功于某个人的首创力量的话，那么欧文就是它们的创造者。欧文也在无产阶级中宣传了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那时就已经受到此后成了无产阶级利益的先锋战士们的家常便饭的种种凌辱：从被赶出大厅一直到个人生命受到威胁。但是欧文没有参加在宪章运动中得到飞快发展的、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他想首先通过和平宣传说服有产阶级，而且他不相信在他壮年时期还很不成熟的无产阶级的力量。他的学生没有超过他。约·弗·布雷曾经说过，他确信统治阶级不可能认识伟大的真理，因此他也就反对工人的政治斗争，他的本家查·布雷认为，宪章运动只不过证明了无产阶级没有掌管自己事务的能力。他们脑子里所考虑的福音就是他们医治病态社会的唯一处方。欧文的门徒们变成了一个把欧文尊为他们的百言百中的预言家的宗派。宪章主义越向革命的方向发展，欧文主义者的态度就越温和。他们所以失去了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同群众的联系，是毫不奇怪的。欧文主义在自助合作社和宗教的自由信仰主义上停滞不前了。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随着阶级斗争的扩展，大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一般说来已经是气息奄奄了。资产阶级受到无产阶级的威逼越厉害，就越没有闲暇和心情去计划和探究无产阶级痛苦得以消除的未来图景。然而就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不断增长的阶级斗争的压力下，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发展起来了。在这个斗争中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看来好像是站在工人一边的，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小资产阶级是一个过渡阶级，在这个阶级中那两个阶级的利益同时减弱。小资产阶级认为自己超出于阶级对立之外，并且反对阶级斗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大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想消灭极端资本和雇佣劳动，而是想减弱它们的对抗，把对抗变为和谐。它想按照小资产阶级的标准来调整现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因为它不想建立新的社会，而是想消除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这些矛盾构成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是同它分不开的），所以它喜欢夸耀自己的“科学”,就像小资产阶级喜欢充作“人民”似的，因为小资产阶级认为，它代表自己的特殊利益时，同时也就代表了普遍的利益。因此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决不想站在裁缝和手套工人的思想立场上进行活动。由于所受教育和家庭出身的关系，他们往往居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之上。他们手持锋利的武器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反对资产阶级，他们用辛辣的批判粉碎了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欺人的诡辩。他们所以成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不能超越小资产阶级在生活中无法超越的界限。他们要么想建立完美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劳动决定商品价值，在平等的商品所有者之间实现以这个价值尺度为根据的劳动产品的自由交换；要么就想把现时的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重新硬塞进早已被这些资料突破的旧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当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停留在现实基础上时，他们认为自己远远超过了大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者；其实他们是用反动的空想代替了革命的空想。这些小资产阶级的空想其根源首先存在于英国，其次存在于法国。1831年，约翰·格雷首先系统地发挥了用劳动时间作为直接的货币尺度单位的学说。他建议成立一个国家中央银行，这个银行有许多进行商品交换的分行，但不是同货币进行交换而是同体现了劳动时间的票据进行交换。这些计划存在着内在矛盾，因此在每次实验中都遭到失败。这个矛盾就是，产品虽然当作商品生产，但却不当作商品交换。欧文的劳动券只不过确认生产者个人参加了共同劳动，并确认他对于决定用于消费的那部分共同产品有权要求他个人的一份；而格雷的劳动券的用途是，作为分散的、独立的生产者交换产品的媒介。这样一来，就无法检查各个人的特殊劳动是否体现了一般的社会必要劳动。只有在商品的货币形态中，个人劳动才成为一般社会劳动。取消货币（假设这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可能的话）并不能把资本主义社会送上小资产阶级的和谐的顶峰，而是把它抛进立即破灭的深渊。商品和货币就像两极一样是相互从属的。没有商品生产也就没有货币，而商品生产不停止，货币也就不可能取消。要想实现这种空想，就一定遭到失败，虽然如此，它仍然像一根红线贯穿在英国，而后贯穿在德国和法国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历史中。劳动决定商品价值是产生资产阶级的公平和平等的理想的真实基础。因此，这些没有希望的尝试并没有停止，人们企图用取消使资产阶级社会赖以存在的条件，来清除它的一些弊端。这种空想产生于英国，而另一种想把母鸡再塞进蛋壳里去的小资产阶级空想则起源于法国，这是同两国的经济发展程度相适应的。小企业的重要性在法国同在英国大不相同。法国手工业的力量大得多，保持的时间也更为长久，因为法国是以奢侈品同英国送到世界市场上去的大量生产的产品相抗衡的。农民阶级占法国人口一半以上，而英国农民早就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贪婪的大口吞噬了。法国农民阶级的继续存在，说明法国封建主义延续得更长一些，也说明了英国和法国的经济学家之间的差别。在英国，资本主义在小私有者遭到可怕的毁灭的情况下，辉煌而迅速地胜利前进，而在法国却缓慢得多，逊色得多，而被统治和被压迫群众也要痛苦得多。同他们的无穷无尽的痛苦比较起来，立即使之毁灭几乎可以算作是一种善举。因此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以半喜半悲的心情观看着这一胜利进军；他们既颂扬又诅咒劳动的资本主义形式；在认识方面，他们可能没有英国经济学家那样明确，但是在博爱之心方面他们要胜过英国经济学家。存在于古典经济学的第一批代表人物布阿吉尔贝尔和配第之间的这种差别，在17世纪末叶就已经明显地显露出来，同样，在19世纪初叶最后一批代表人物，李嘉图和西斯蒙第之间也存在这种差别。李嘉图和西斯蒙第分别在1817年和1819年发表了自己的主要著作。在这之间发生了欧洲缔造和平以后的第一次商业危机。李嘉图对待这种情况，如同对待每个富有的民族都能耐心地忍受的困难一样，很容易就放过去了，就像一个大商人承受了自己海船的风险而并不因此羡慕没有经受这种风险的穷邻居一样。然而西斯蒙第却认为群众的日益贫困乃是危机的根源。他发现，资产阶级社会把各种所有制同各种劳动分割开了。“由于财富集中在少数所有者手中，国内市场就日益狭小，工业也就越是被迫要到国外市场来寻找销路，但那里有更大的革命在等待着它。”西斯蒙第雄辩地分析了现代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各民族之间的毁灭性的工业竞争，财富分配上的极端不平等，资本和地产的集中，农民和手工业者面临没落以及无产阶级的贫困。他首先说出了这句确切的话：罗马的无产阶级靠社会生活，而现时社会却靠无产阶级生活。但是西斯蒙第的批评并没有超出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范畴。他把大工业比作一个不能制约自己招来的神将的魔法师学徒，因此他的主要目标就是限制生产。他反问说：难道财富是一切，而人什么也不是吗？为了人的福利，财富的积累应该有个限度。西斯蒙第是个很有见识的经济学家，不会随随便便地回到封建行会的状态，但是他的小资产阶级观点的逻辑却或多或少地把他推回这个方向。在工业方面，国际竞争使手工业的行会制度显然不能存在，他不得不满足于全属一般的改良建议；满足于要求企业主对所雇用的无产者的生活负责，这样就在资本和劳动之间建立起“某种连带责任”。西斯蒙第假定小企业比大企业优越，自己在农业方面比较有办法，因此他十分关心农村的小企业。法国的小农经过大革命由半农奴变成了自由的土地所有者。小农参加了共和国和帝国的反对封建主义的战斗，而现在资本主义的高利贷者及其抵押制压迫他们的程度并不下于封建地主及其徭役。但是西斯蒙第想借以保存农民财产的永佃地、世袭地和租地又接触到中世纪的受束缚的财产了。他的学派完全退后到宗法式农业的方向去了。西斯蒙第是古典经济学的最后一个代表，同时也是小资产阶社会主义的第一个代表。他在法国领导这一派大约有二十年，后来这个流派中又出现了新的代表人物，这些人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才能对他们有所了解。[1]法国大革命时期（1790—1796年）发行的一种纸币，发行后不就即贬值，1797年废止——译者。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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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七月革命和改革法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弗兰茨·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一章七月革命和改革法案16世纪的世界经济转折，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18世纪的无数次战争把德国抛进了衰败的深渊。直到19世纪初叶，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还像一个衣衫褴褛的稻草人站在欧洲文明国家之中。统治阶级腐朽透顶，被统治阶级没有力量粉碎压得它们直不起腰的枷锁。德国市民阶级无力完成英国资产阶级在其17世纪的革命中，法国资产阶级在其18世纪的革命中所完成的事业。直到一个外国侵略者的铁扫帚开始把封建阶级从德国的土地上扫走的时候，德国市民阶级的优秀人物才在文学和哲学方面创造了一幅资产阶级世界的理想图景。法国革命磨炼出拿破仑军事独裁这个武器，用以保卫自己的社会成果。无论是在为了霸占世界市场而同英国进行的斗争中，还是在为了粉碎封建主义而同俄国、奥地利、普鲁士进行的斗争中都是如此。法国革命的巨大成就似乎使它远远超过了本来的目的，但是经济均势又以不可抗拒的威力再度形成。法国统治世界的梦想如同在东欧还很原始的封建主义面前遭到破灭一样，在英国工业的优势力量面前同样破灭了。在阶级本能的促使下，法国资产阶级及时地从使它迷惑了一个时期的陶醉状态中清醒过来。它急忙自行毁弃了引起妄想的武器，做出独立自主的样子。与其说拿破仑失败于英国的黄金和俄国的自雪，不如说他失败于法国资产阶级的背叛。但是起初法国资产阶级并没有得到叛变的果实。在英国保守派和俄国沙皇的指挥下，欧洲联军在莱比锡和滑铁卢取得了胜利。于是1814年亚历山大皇帝，1816年威灵顿公爵又恢复了旧波旁王朝。封建主义又一次想在欧洲安家立业。在英国，自从1815年颁布谷物法以后，贵族土地所有制同产业资本展开了公开的斗争。在法国，在封建社会的地主同资产阶级社会的小农之间的斗争中隐藏着同样的矛盾。这在政治上就表现为政府及其党羽——容克和僧侣同资产阶级所领导的人民群众之间的斗争。但是在支持资产阶级的十分具体的、不断增长的力量面前，纠集了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神圣同盟的旗帜像无形的烟雾那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在英国，从18世纪最后三十几年增长起来的大工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随着1815年，特别是1825年的商业危机，大工业进入了它的现代生活的周期性循环中。在法国，复辟的旧波旁王朝企图毁坏从大革命中产生的、由帝国所巩固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结果碰得头破血流。作为隐蔽的外国统治的波旁王朝，不断刺激着法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使他们感到愤慨。法国资产阶级在1830年的七月革命中取得了政权，不久以后，英国中等阶级也在1832年的改革法案中获得同样的胜利。在这两个国家里，资产阶级开始从到那时为止同它结成同盟的无产阶级手中攫取无产阶级在共同胜利中应得的一份果实。于是在现代工人阶级面前展现出一条走向世界历史性斗争的道路。在反抗共同的压迫者，反抗从过时的生产方式中提出政权要求的落后阶级的斗争中，共同的利益使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结合起来。在这个斗争中资产阶级发展了，无产阶级也同样发展了。资产阶级不得不造就无产阶级，因为它只有在这种矛盾中才能产生和存在。无产阶级不成长，资产阶级也不能成长，而且它安安稳稳地监护自己的产儿的时间总是不长的。在历史上资产阶级响亮地欢呼胜利，而听不到劳动阶级的低沉回声的情况还从来没有过。从托马斯·闵采尔到格拉古·巴贝夫，成长中的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母体中有规律地躁动着。然而，只要它还不是一个独立的生命，它就只能像在梦中一样行动，只能用幻想的武器进行斗争，结果陷入可怕的失望之中。共同敌人的决定性失败断开了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最后纽带。1830年前后，西欧的资产阶级一掌握政权，西欧的无产阶级就作为政治反对派锐不可当地发展起来。这一阶级斗争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被压迫阶级反抗压迫阶级，无产阶级像过去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那样反对资产阶级。但是资产阶级革命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有着本质区别。当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胜过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时侯，前者早就用锋利的武器对付后者了。中世纪的公社就已经造就了多少卓越的人物啊！如罗马的科拉·迪·伦济，巴黎的爱蒂耶纳·马塞耳，根特的雅科布·冯·阿尔特威尔德。16世纪的伟大发现和伟大发明给资产阶级的野心开辟了多么迷人的道路！薄伽丘和拉伯雷乃至莱辛和伏尔泰以多么不朽的笑声吓退了封建主义的阴影！当大工业中的资产阶级发展到顶峰时，虽然它造就了更多的无产者，但是也把他们抛进更深的贫困深渊中，这在世界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立越尖锐，这个压迫者同被压迫者之间的斗争就好像越没有前途。不久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就认识到，用人民群众的不断加剧的贫困来换取社会财富增殖的经济发展必然导致一切人类文化的没落。但是他们越是看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他们就越不会想到，这个历史过程总有一天会从自己内部发生急变。他们认为，挽救和改变是必要的，但是数目增多、力量减弱的受苦群众决做不到这一点。有产阶级本身应该看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应该使有产阶级相信，社会的祸害是难以忍受的。必须诉诸它们的感情和理智；必须把资产阶级社会放到一个新的基础上，或者至少只保存它光明的一面，取消它阴暗的一面；必须通过小型试验证明建立新社会的可能性，特别必须消除一切祸害的根源，即尖锐的、而且每天在继续尖锐化的阶级对立。从这种超阶级的观点看来，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似乎是无关紧要的，甚至是有害的事情。所以说它无关紧要，因为它不能取得什么结果，一旦它触怒了有产阶级，使正要消除的阶级对立更加尖锐化，那么它就成为有害的了。这样，在阶级斗争与社会主义之间就产生了一个在英国和法国都没能解决的矛盾。上一篇（导言）回目录下一篇 |
导言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弗兰茨·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导言德国工人运动和德国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贯穿着一条国际路线。撇开莱茵和西里西亚无产阶级的个别的突然发动不谈，正义者同盟和魏特林的鼓动在实际上和理论上都同西欧的社会主义有联系，同西欧特别是法国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有联系。前一世纪40年代涌现出的资产阶级的、封建的、哲学的和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洛贝尔图斯的国家社会主义也是一样），都是以英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文献为依据的。后来，《共产党宣言》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进行的阶级斗争成为社会主义的基础。马克思和思格斯不仅把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而且也把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当作他们的思想先驱；他们研究过德国的哲学、法国的革命和英国的工业。50年代的经济繁荣和政治衰退又一次淹没了他们所创立的现代科学共产主义。随后，拉萨尔又把它恢复过来，但是在个别观点和要求上，在斗争最激烈的前沿，他的鼓动仿佛是以法国的社会主义为依据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它的名称上正带有这方面的难以磨灭的最后痕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味研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概念上的差别，这是毫无意义的钻牛角尖的举动；这两个名词的意义是从历史发展中得来的。根据40年代的语言习惯，它们的区别是，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运动，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运动。社会主义想借助有产阶级来消除资产阶级社会的弊端，而共产主义则认识到，只有彻底改革这个社会才能肃清这些弊病。当时，法国社会民主党从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中间吸收党员，在资产阶级面前代表这两个阶级的共同利益。今天，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实际工作中从无产阶级中汲取力量，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其他阶级相对立，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在理论上则从现代科学共产主义的经典性纲领，《共产党宣言》中汲取力量。要深入研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反复回顾西欧的社会主义，回顾英国和法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必要的。因此为了简明起见，对于德国工人运动和德国社会主义诞生以前的历史情况先作一个导言式的简述是适当的。当然，重点只能放在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发展有过某种影响的那些事实和理论上。上一篇（出版说明）回目录下一篇 |
出版说明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弗兰茨·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出版说明本书作者弗兰茨·梅林（1846—1919年）是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杰出的理论家、政论家、历史学家和文艺评论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史》是梅林的主要著作之一。在这部著作里，梅林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第一次试写了一部以工人运动史为研究对象的历史著作，科学地研究了其他马克思主义者还完全没有探讨过的重要的历史阶段。本书的第一卷包括《导言》和第一部《现代科学共产主义》。作者根据深入透彻的研究，出色地叙述了从19世纪30年代法国七月革命起到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为止的历史发展，即叙述德国工人运动的前提和开端以及科学共产主义的形成。在《导言》中，着重叙述了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英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学说和无产阶级的斗争。在第一部中论述了科学共产主义诞生前的德国经济状况和精神生活，德国工人运动的肇端——流亡者的秘密组织和魏特林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及活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初的德国政治状况及古典哲学的解体，马克思、恩格斯在《莱茵报》、《德法年鉴》上发表的论文以及他们的早期著作《神圣家族》、《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哲学的贫困》等，德国无产阶级开展的各种群众性革命运动，各种社会主义学说流派，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无产阶级的第一个国际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最后，通过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明晰地展现了共产主义学说的几个主要形成阶段。第二卷包括第二部《三月革命及其后果》。论述德国无产阶级在1848—1849年革命中的作用和在50年代直到普鲁士宪法纠纷时期的发展。梅林在这里正确地批判了议会主义的局限性，强调战斗决定于群众，而不决定于资产阶级议员的这一认识和教训。在第二部的结尾，梅林对普鲁士的自由主义作了充分的揭露，驳斥了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可笑观点，他们认为不必斗争，不必牺牲，只靠一个“进步”君主的帮助就可以掌握政权。第三卷包括第三部《拉萨尔的鼓动》和第四部《党派的争论》，论述19世纪60年代的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协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成立等。这是有重大错误的部分。还在第二卷中，梅林对于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头子斐迪南·拉萨尔的错误评价，就已经出现（如对拉萨尔在三月革命中的作用估价太高。把拉萨尔的著作，加上一个《科学共产主义的进步》的标题，完全错误地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列起来。），而在这一卷里这类错误则占了大量的篇幅。同时，梅林完全低估了爱森纳赫派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意义，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60年代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由于梅林对拉萨尔和拉萨尔派的原则和策略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因而他必不可免地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爱森纳赫派的正确策略（因为这是反普鲁士的、阶级斗争的策略）。这样他就对德国工人运动史中很长的一个阶段，描绘成一幅不正确的图景。第四卷包括第五部《党的联合》和第六部《反社会党人法时期》，叙述1870—1890年这一历史时期的德国无产阶级的斗争。对于社会民主党在1870年到1871年战争爆发时的态度，对于莱比锡叛国案，文化斗争和滥设公司的骗局，对于论坛社会主义和恩格斯所著《反杜林论》的意义，都作了十分精辟的论述。至于这一卷的主要问题，同样还是对拉萨尔派的许多不恰当的认识，尤其突出的是梅林对于马克思对哥达纲领的批判，作了完全错误的论述。应当指出，梅林在这部书里对于拉萨尔的错误评价，绝不是偶然的。由于梅林自己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不彻底，因而他不理解马克思和拉萨尔之间的观点上的原则差别。梅林一方面正确地看到拉萨尔极端唯心主义的世界观，看到他的老黑格尔主义，但同时却认为，“拉萨尔是符合《共产党宣言》精神的坚决的共产主义者”，正是他恰当地找到了能够唤醒和组织起德国工人的语言和要求。恩格斯指出：“无论把拉萨尔对运动的功绩评价得多么高，他在运动中的历史作用仍然具有两重性。同社会主义者拉萨尔形影不离的是蛊惑家拉萨尔。透过鼓动者和组织者的拉萨尔，到处显露出一个办理过哈茨费尔特诉讼案的律师面孔：在手法上还是那样无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89页）可是在梅林看来，拉萨尔是仅次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家。而在某些观点上，梅林甚至赞扬拉萨尔而贬损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时，梅林还对拉萨尔派的施韦泽、波尔恩等人的某些受到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行动，进行辩护。梅林的这部《德国社会民主党史》，是在1897年到1898年间出版的（分为两卷）。1903年到1904年间出第三版时，除有许多较小的改动以外，梅林还重新作了编排，把全书分为四卷。这第二版就是这部著作的最后版本，后来的新版本都是第二版的翻版，文字上没有变动。这部书共印了十二版，最后一版是1922年出版的。本书系根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迪茨出版社刊行的《梅林文集》第一、二卷翻译的。书中的原编者注是指《梅林文集》编者注。回目录下一篇（导言） |
第九章普鲁士宪法纠纷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弗兰茨·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二卷
第九章普鲁士宪法纠纷
一新纪元和俾斯麦内阁
二拉萨尔的战役计划
三拉萨尔和进步党
四资产阶级退出政治舞台
一新纪元和俾斯麦内阁
1859年的事件对于德国的尤其是对于普鲁士的状况发生了强烈的影响。人们希望普鲁士亲王摄政给他们带来幸福和安宁，而1859年的事件使这种希望成为泡影。
今天人们很难理解资产阶级对这位六十岁的亲王的欢呼，1848年以前，这位亲王被认为是专制主义的最顽固的代表，在革命时期这个称号完全得到证实。人们甚至不能责备他本人假装具有自由思想。他在担任摄政时发表的施政纲领中的确宣布，同过去一刀两断是决办不到的，而只有在出现专横和违背时代需要的情况时，才应该加以注意和改善。可是自由派内阁连这个修补工作也没有做。一切照旧，同曼托伊费尔担任首相时完全一样。唯一的区别在于，这些王室的新顾问个人没有腐败行为，并且不过分恶毒地使忠实的臣民受苦。他们的个人的正直性同政治上的正直性是毫无共同之处的。当青年作家威廉·艾希霍夫在他的文章中大胆揭开了掩盖着警察国家的无限腐朽的面纱，甚至柏林高等法院里也有一个国家检察官，不管出于何种动机敢于对国家救星施梯伯因极严重的失职罪起诉的时候，恭顺的法庭受命判处施梯伯无罪。人们给了他一笔可观的退职金叫他退休，可是对他提起公诉的检察官也被免职，而艾希霍夫则被同一个恭顺的法庭判处很重的徒刑，理由是艾希霍夫“破坏”了施梯伯的脆弱的名誉。由于相信自由派执政时期普鲁士的正义性，他受到了流亡的惩罚。
自由派的大臣们不敢碰一碰仍然盘踞在贵族院里的容克地主的一根毫毛，也不敢得罪资产阶级。只有两三个太使普鲁士亲王本人生气的反动官吏不得不下台。在摄政开始后立即改选邦议会时，地方长官的行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恶劣。如果说，他们在曼托伊费尔内阁时期以无比的技巧执行选政府派当候选人的计划，而现在他们却把同一个计划当作对合法的选举自由的可恶限制加以反对，内阁做出好像它在纯洁的立宪制度下不理解辛辣的嘲弄的样子。
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对于缺乏忠君思想更感愤怒，它也有充分理由这样做。因为它自己表示，上帝曾大量赐给它这种禀赋。它用各种欢呼的声调庆祝“新纪元”，虽然或者因为它知道（正如瓦列斯罗德嘲笑说），在普鲁士不是根据宪法而是根据摄政王的命令应该实行一点点立宪制度，它知道奥尔斯瓦特、帕托夫、施韦林并不是由于他们的自由主义而是因为他们的自由主义无害而被任命为大臣的，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的内阁也不过是对曼托伊费尔内阁的一个修正。1848年的拒绝纳税派马上撤销了政治障碍，除少数例外都大大发挥了他们爱国的牺牲精神，竟把三级选举制当做立宪政体的无价之宝加以珍视，正是由于这个制度，他们曾退隐九年之久。
他们一面决心参加选举，一面又宣布自己没有被选举的资格。瓦尔德克、洛贝尔图斯、舒尔采—德里奇拒绝当候选人，为的是不让他们过去的议员，在反动派面前，给自由派大臣造成困难。当1848年曼托伊费尔恶毒地讽刺他们以后，这些正直的人装出，仿佛他们真是政治煽动者和谋杀国王的凶手的样子。甚至约翰·雅科比也拒绝当候选人，赞扬摄政王执政是“真正果敢的、合乎宪法的”，并且声称他的“充分的真诚的信念”是，在整个民主党中没有一个人愿意普鲁士采取君主国以外的国家形式，至于追求其他国家形式只有在做梦时才会想到。虽然他在坚持“平等的选举权”方面是只白乌鸦，可是他否认，他是以“分期付款”，以“应该立即实现的要求”，以“不适当的逼迫”，以一个“确定的时间或提出的条件”为目标的。当时最激进报纸《人民报》以同样的精神宣称，民主派的首要问题，即平等的普选权过几年就实行。在这无比信任的陶醉状态中，只有少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如瓦列斯罗德和齐格勒保持清醒的头脑。
尽管地方长官做了种种鼓动工作，选举结果还是对内阁有利。在三百五十二名议员中，拥护内阁的分子占二百六十三人，其中大多数人在曾在联合议会上利用所谓法制基础施展过骗人的口才的、威斯特伐里亚的芬克男爵的领导下，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因此自由主义有着自由活动的天地，可是在它没有能够走进这片天地的时候，1859年的战争就爆发了，战争使摄政王丧失了唯一的威望，他的自由派的名声就是利用合法的外表建立在这种威望的基础上的。当他在法奥战争中暴露了普鲁士政策的弱点（就是他的浪漫主义的哥哥也没有这样做过）的时候，事情就更糟了。国民运动在普遍懊丧中结束，这种懊丧心情化为普遍的争吵。北德和南德，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民主派和立宪派互相争吵。因为没有一个争吵者愿意接触祸害的根源，即德国的王朝的多头政治，所以从沸腾的魔女锅里只出来一个鬼魂，说得更确切些，是一个鬼魂的鬼魂，即已故的1849年的帝国宪法。
1859年秋天成立的、以中小邦的资产阶级为主要支柱的民族联盟团结在帝国宪法的周围。该党主席是汉诺威的自由党人卞尼格先。剥去一切冗长的词藻的外壳，联盟的纲领要求德国以资产阶级精神进行统一。民族联盟想把哥达派和拒绝纳税派，立宪派和民主派在资产阶级物质利益的更高统一中融合起来。它要求他们放弃一切空洞理论，它对帝国宪法的空论也毫不考虑。主要问题是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以德意志议会代替邦联议会，为达到这个目的必须依靠普鲁士的主动性。为了宣布“普鲁士领导”是德国的救星而选择的时机很不适当，因此还需要作某些保留，因为普鲁士政府应该表明给它的荣誉，它可以当之无愧。但是像卞尼格先先生这样一些老练的政治活动家希望，只要普鲁士在德国的混乱状态中先建立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所需要的秩序标准，他们就愿意协商。民族联盟在政治上同国民经济学家会议在经济上得的是同一种病症。
这时普鲁士本国产生了更大的忧虑。1859年，新邦议会第一次会议在欧洲危机的压力下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就散会以后，1860年自由派内阁在议会第二次开会时提出了第一个重大措施，即要求实行广泛的军事改革，这一改革使国家每年增加开支约一千万塔勒。围绕军事改革的还有关于民法婚姻、新市区法规、选区的合法分配等一些有限改革的法令。这些法令草案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废除封建的土地税免纳权，整编军队的费用主要来自这个方面。
大家知道摄政王个人支持军事改革，1859年动员军队的经验证明军事改革是必要的，因此在这个范围内它也是无可非议的。军队在三月革命前的专制制度的财政困境中所受的严重损害已经在1850年的动员以后表现出来，在曼托伊费尔内阁时期，这些损害大部分已经被消除了。可是最近一次动员表明，纯防御性的旧后备军制度已经过时，不能适应以现代军队进行的战斗了。在这一方面没有什么严重的意见分歧。从军事技术观点来看，整编的方式是无可厚非的，从把普鲁士军队看做德国统一应该锻造的剑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立场来看同样是无可厚非的。政府的提案使普遍兵役制接近于实现，普遍兵役制是普鲁士唯一的民主制度，虽然这个制度只是纸上的制度。政府要求每年的征兵额由过去的四万人增加到六万三千人，这个要求同1815年到1860年的人口增长数字差不多完全适应。因为在这段时期中，普鲁士财富的增长比人口的增长还要快，而且欧洲其他大国在同一时期内大大加强了它们的军队，所以普鲁士军队的增加数字并不显得太大。毫无疑问，如果在军队中的服役期限提高到五年至七年——现役三年，预备役四年——，相应地缩短第二次征集后备军的义务，军队的作战能力必然大大提高。虽然自从三十年代以来实际上现役期仅为两年，可是法律规定仍为三年，对三年现役期，人们有理由提出抗议，说这个要求不是根据军事技术上的原因而是根据反动的政治原因提出的。
到那时为止，军事改革是符合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愿望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终于认识到，没有一支能打仗的普鲁士军队，它所希望的统一是不会实现的。但是谁向它保证，它磨快的武器将被为它自己的目的而使用呢？摄政王肯定不会做这种保证。如果说他在1859年的危机中表现得动摇和犹疑不决，那么现在他甚至拿出最枯瘪的正统原则来反对意大利的统一运动。完全像拉萨尔所预言的那样，这个运动摆脱了波拿巴的监护，利用加里波第的革命的英雄力量摧毁了那不勒斯的腐朽王权。每天都可能被把自己捧上台的手推翻的自由派内阁现在又能提出什么保证呢！
人们还清楚地记得，浪漫主义国王的庄严许诺：军队要宣誓遵守宪法，却在禁止军队宣誓遵守宪法这一宪法条文上得到实现。当时拉萨尔给马克思写信说：“法律是可耻的！完全地，只是隐匿地取消1810年那个时期的最后的民主残余——后备军，为专制制度和容克地主创造一个无限的权力是同一个目的的两种说法”，这是一个普遍的印象，拉萨尔的看法是正确的。关于“后备军不能打仗”的叫嚷并非第一次成为反动新阴谋的序曲。1819年伴随着这种叫声的是自由派陆军大臣博伊恩的下台，现在却是自由派陆军大臣博宁下台，一个道地的反动分子罗恩将军接替了他的位置，作为一个爆炸物挤进了自由派内阁。摄政王也没有忘记，后备军在革命年代的态度减低了军队对于政变目的的价值，将来还要更加降低这种价值。他在进行“最特殊的工作”时最后才考虑资产阶级的目的。除了个人喜爱军队以外，加强他对内和对外的实力地位是他的推动因素。每年为此花费一千万塔勒，自由派资产阶级决不会感到兴趣，姑不论上百种其他原因，这些原因必然使他们内心对这种“非生产的”支出感到气愤。
因此自由派资产阶级处在两难境地，但是还没有因此而处在没有出路的死胡同里。摄政王不能考虑，不得到邦议会同意就实行同群众利益有这样深刻关系的措施。贵族院虽然不反对能使容克阶级得到新的权力的军事改革，可是却极力反对这一改革的经济基础，即调整土地税，这时摄政王就更加依靠众议院的好意了。贵族院对于内阁的这个提案以及其他小改革法案一律采取否定态度。众议院中的多数议员在一定条件下赞同摄政王整编军队，这些条件主要是促使他们达到目的，而不是保证摄政王和普鲁士的议会政治终于得到一部分实力。看来这件事变成了一桩长期拖延下去的买卖，但是，如果自由派资产阶级在讨价还价中还不能战胜自己的对手，那么它在什么时候还能做到这一点呢？情况是这样明显，甚至头脑决非过分聪明的曼托伊费尔当时也说，如果自由派有才于，他们就用军事问题永远把我们推下台。
可是他的顾虑完全是没有根据的。正如内阁对摄政王那样，众议院对内阁也选择了一个不顾死活的口号：就是别推！容克的果敢必然给资产阶级的怯懦起了掩盖作用。众议院借口贵族院否决了土地税提案以后，军事改革问题已被推迟，就对这个问题不表示赞成也不表示反对，作为对“有名望人士”——大臣们投的“信任票”，同意九百万塔勒的特殊拨款，以便在危急时机维持“进一步的战争准备”。当然摄政王和他的反动的陆军大臣所理解的“进一步的战争准备”无非是实行革事改革。由于一个真正神话般的愚蠢行为，众议院放弃了斗争。对摄政王来说，违背人民代议机关的意志实行军事改革是困难的或者是不可能的，对众议院来说，军事改革一旦存在，要想制止它也是困难的或者是不可能的。普鲁士议会政治的呵气达不到这么远，不能把两三百个步兵营、骑兵连和炮兵连从活生生的现实中又吹进有名无实的存在中去。
1861年1月，疯癫的国王死了，摄政王即位称威廉一世。一个可怜的充满政治奸计和政治条款的大赦充分证明，新统治者学到的和忘记的东西是多么少。对于德国的统一来说，对一个把可耻地镇压巴登起义当做一项荣誉的君主还能期待什么呢？那些勇敢的战士——军事法庭的报复性的判决证明，他们为德国的统一献出了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只有屈辱地请求赦免，祖国的大门才对他们开放！容克地主知道，他们的时代已经来到了。现在他们用封建的赋税免纳权换取国王的好话和纳税人的大量金钱，并以此证明，王权只有依靠他们才能站稳脚跟。他们又把内阁的几个小改革法案扔到字纸篓里，而无损国王的恩典。相反地，众议院在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议期间，除了再一次同意整编军队的经费以“进一步的战争准备”的名义在特别会计预算中开支以外，不知道有更好的办法。众议院休会了，芬克发表了关于众议院的英勇行为的响亮的长篇讲话，其实这些行为就是自由派的改革等于没有实行，而军事问题却发生了严重的纠纷，国王和容克地主建立了友好的关系。
选民们渐渐看清了自由派的这种壮举。他们的不满情绪至少同国王的厌恶心情同样迅速地增长。被芬克讽刺为青年立陶宛人的少数东普鲁士议员已经在邦议会里反对多数派的自杀政策。议会休会以后，他们同至今不愿当选的1848年的老议员为改选组成一个统一的组织。1861年6月9日，新党的纲领公布了。它取了德国进步党这个忸怩的名字，也有一切理由不采用民主派的光荣名称。它的原则完全局限于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不但资产阶级而且无产阶级也很重视的民主要求根本没有提到，这是很有意义的。首先是普选权，在预备会议中由于柏林、科尼斯堡和科伦的代表反对而被否决了，其次是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新党的纲领没有用一个字对反动派破坏这两种自由宣战。纲领要求“恢复陪审员审判政治犯罪和触犯出版法的罪行的权能”，因此它只想保证资产阶级使用这些曼托伊费尔式的法宝。
纲领的全部要点是：对国王和宪法的忠诚，德国的紧密团结（没有集中在普鲁士手中的强大力量，没有共同的德国人民代议机关，这种团结是不可想像的），贵族院的改革，大臣责任制，限制官僚的全权，取消领地警察，在军事上进行最大节约，现役期规定为两年，解放经济力量等等，这些都是矛头指向官僚制度和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片面要求。甚至工人阶级的最起码的要求也被冷酷无情地忽视了，仿佛这些要求根本不存在似的。从本质上看，新党同芬克的党团没有什么差别，新党也只责备芬克党团做得不够。它想多“推”几下，此外对“新纪元”的内阁并不作“原则性的反对”。那些还有某些理由可以自称为民主主义者的1848年的老议员也不肯给这个刚生下来的婴儿洗礼。纲领上没有布赫尔、洛贝尔图斯、齐格勒的名字，甚至也没有瓦尔德克的名字。1848年柏林议会的领袖中只有翁鲁和舒尔采—德里奇签了名。在同他们一起签名的新进的政治上的大人物中，菲尔肯夫教授尤为出众，他在专业科学方面所得到的荣誉没有妨碍他保持一切资产阶级的偏见。
尽管新党没有任何恶意，可是在把3月18日牢记在心的受过惊的国王看来，新党会使地上长出街垒。他好像发了热病，胡说什么能够引起“从前的不幸的混乱状态”的“企图”。7月8日他发布了一个文告作为对付手段。他在文告中宣称，他要通过在科尼斯堡举行的隆重的加冕，给神圣的、在任何时候也不消失的秉承天命的王权作证。这完全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做法。只是先行者对于这种伪装比后继者有更好的了解。聪明的浪漫主义者在这种场合经常找到这个或那个迷人的词句，而平庸的军事教练却以最粗野的挑战姿态出现。在加冕典礼上他号召军队反对“不管来自哪一方面”的一切敌人，他叱责邦议会的代表说，“王冠只是上帝赐与的”，他将“从主的桌上拿起王冠，戴在自己头上”。他补充说，邦议会应当“给国王出主意”，他宽大仁慈地答应“听从这种忠告”,这不是缓和而是加强了对邦议会的合法职能的攻击。于是选民们的虔诚心情渐渐消失了。在改选中，进步党一下子就得到一百六十一个议席。迄今的政府多数派只得到九十五个席位，其中大多数为多数派的比较坚决的分子所得。格拉博夫代替没有被选上的芬克担任这一派的领导，他曾任1848年议会的议长，对进步党颇有好感，这时也被选为众议院议长。
取得这样巨大的成就以后，1862年1月召开邦议会时，这个党就大胆地“推”起来了。它首先决定比较认真地对待迄今完全是幻想的众议院批准预算的权利。从曼托伊费尔时期以来，就有这样一种不正当的行为，即每年年初邦议会开会时，才向它提出当年预算，当众议院讨论这项预算时，钱已经被用掉了，此外预算上只列几个大项，在这种掩盖下，大臣可以违背人民代议机关的意图进行种种欺骗活动。前一种弊端暂时不能消除，后一种弊端却有消除的可能，进步党议员哈根提出一个扩大预算分类的提案，3月6日以一百七十一票对一百四十三票通过。自由派内阁对于这一“不信任投票”感到十分气愤，于是就解散了议院，可是几天以后，它自己也痛切感到自己没有价值而下台了。不体面的新纪元就这样不体面地结束了。
随后，国王任命了一个反动内阁。它的成员大多是无用的官僚和封建地主；除去陆军大臣罗恩以外，它的灵魂是上届内阁的贸易大臣，本届内阁的财政大臣海特，他靠着符佩尔塔耳的伪善者的厚脸经历了从旧曼托伊费尔主义到新曼托伊费尔主义的新纪元。这时开始了一场激烈的选举战。反动派聚集在“王权还是议会？”这面旗帜周围，但是它正确地估计到这句高尚的口号只有很少的吸引力，因而同时它还大量使用皮鞭和甜面包。为了天授的王权而进行的贿选行为，甚至在曼托伊费尔时期都没有见过。可是人们也答应减税、缩减军事预算，特别是答应实现构成解散众议院的原因的要求：及时提出预算并列出项目。相反地，进步党却发出震耳欲聋的叫声，说宪法将被废除了。选民们使它得到明显的满足。在1862年6月的选举中，它大获全胜，得到大约二百五十个议席。格拉博夫党团完全瓦解了。其中一部分人转入进步党，另一部分人作为从前的哥达荣华的忧郁的残存者过着漠不关心的退隐生活。封建党更加缩小了，它的成员只剩下十来个人。
进步党起初希望选举的结果足以使反动内阁垮台，但是它的这个愿望没有实现。邦议会在6月里一召开，它就必须决定自己将来的策略。它的最迫切的要求实现了：1862年的预算列出项目，1863年的预算及时提出来了。政府也遵照自己的诺言，缩减了军事费用，减低了赋税负担。进步党现在必须决定，它批不批准政府在1862年预算的正式开支中提出的军事改革经费。它终于开始认识到，它所要求的在普鲁士尖顶盔下的德国统一不经过军事改革是办不到的。它自己内部就有人提出警告说，不要作出它自己不愿看到它实现的决议，尤其是柏林市法官卡尔·特韦斯腾这样说。特韦斯腾由于对军事内阁的首脑进行一场尖锐的、最后以手枪解决问题的斗争而博得政治声誉，而人们不怀疑他过分迷信军队。加之有关的经费，属于1862年的已经大部分使用了，政府可以把邦议会两次同意这笔开支作为根据。在这种情况下，还要事后勾销这笔开支，这就可以说是迫使内阁同宪法决裂。政府内部的类似考虑接近这些谨慎的考虑。海特虽然在政治上没有任何节操，可是他是一个道地的资产者，因而睨视日益增长的军费，同时也真正害怕自己的政府成为没有预算的政府。
在一个短时间内，似乎在两年现役期的基础上达成了协议。进步党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在这一方面是很坚决的。谁都知道，两年现役期对于军队训练作战能力来说已经够了，而且就改革这一方面来说，两年现役期比三年现役期更为合适，第三年只是激励“尚武精神”，没有这种精神的军队就不能用于政变。如果国王在这一点上让步，那么众议院就得到一个重大的胜利，进步党把大大减轻军事负担当做礼品送给了选民。
可是进步党眼里的丑八怪，到了国王眼里却成了美人。国王在大臣会议上宣称，他宁可退位，也不肯放弃三年现役期。根据国王的半官方传记作者的说法，大臣们继续反抗下去，王位也确实让给了王太子，可是王太子拒绝接受，理由是即位之初就伤害了“尚武精神”的普鲁士国王，他的地位是不可靠的。这件轶闻即使不是真的，从当时乃至今天的情况来看也是编得很巧妙的。不管怎么样，陆军大臣又对众议院表现了粗暴的一面，财政大臣施展了最后的绝望手段，威胁说，如果议院不让步，就会发生宪法上没有载明的事件。当然他用这种手段得不到他所期望的东西，反而得到了相反的效果。国王的顽固态度使得任何进一步的让步成为不可能。1862年9月23日，众议院把军事改革经费列入1862年预算的特别开支项下，然后又以绝大多数否决了这项支出。随后，国王免除了财政大臣的职务，把普鲁士驻巴黎大使俾斯麦召回柏林担任首相。
俾斯麦出生于老马尔克一个没落的容克世家，十四世纪以前这个家族是当时的富庶城市施滕达尔的一个城市贵族。后来俾斯麦为了文化斗争的更高荣誉，想把这位祖先变成一种显示预兆的精灵．他硬说，这位开明人士由于同天主教僧侣发生争执而被逐出施滕达尔。如果他真的感觉到隔世遗传的刺激，那么他就不应该在宗教领域内寻找这种刺激。假如是同天主教僧侣发生争执，尼古劳斯·俾斯麦就可以安安静静地生于施滕达尔，死于施滕达尔。把他永远逐出他的故乡的是一次行会暴动，这次暴动是他同几个同伙残酷地压迫老百姓，自私自利地掠夺本城钱财而挑起的。可是他善于同不义的财神成为好朋友。欠他很多债的当时的维特斯巴赫选帝侯给了他一块城堡领地，把他列入老马尔克小贵族的行列。这样发迹的情况在十四世纪不像今天这样多见，毫无疑问，俾斯麦的这位祖先一定是个很狡猾的商人。他所获得的庄园由于有很好的猎场在十六世纪被当时的霍亨索伦家族夺去了，霍亨索伦家族从掠夺来的教会和修道院领地中拿出一部分给俾斯麦家族作为赔偿。对于俾斯麦家族是否被它的合法的王族所欺骗这个问题，这个家族的最出名的子弟十分果断地给予肯定的答复，不管这是真的还是出于对自己祖先的可敬的孝顺。不管怎么说，他的祖先只给他本人留下两三块耕地，十九世纪他必须在这几块土地上辛辛苦苦地过着适合正式乡村贵族身分的生活。
因此他在革命年代扮演了容克中最有容克本性的角色，用一个好胃口、饿肚子的人的一切才智争取封建特权，厌恶资产阶级的德国统一，把它看做是对普鲁士容克主权的致命伤。反革命不会不把桂冠授与这样崇高的斗争。俾斯麦对奥里穆茨的日子的明显热情使得浪漫主义的国王把他看做是被屈服的普鲁士驻在恢复了的邦联议会的最合适的代表。这个穷容克在富庶的贸易市场法兰克福认识到，资本主义世界虽然用一切可恶行为使一个真正容克心惊胆战，可是它也提供了一个十分迷人的前景，这种前景使得在易北河东的不大的土地上对人的封建压迫，看来好像是一种非常可怜的生计。俾斯麦同路德希尔德家族交了朋友，这个家族在柏林的代理人布莱希勒德使他拮据的经济情况有所好转。但是他并不因此而不是容克，他从内心深处仍然憎恨资产阶级的政权要求。他从来没有理解自由主义乃至社会主义的历史联系。在他一生中，这对他是一个谜，当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出现在他眼前的时候，他按照中世纪容克的方式，用火与剑攻击它们。
这个容克卓越地继承了本阶级的遗产：强烈的欲望，毫无顾忌地进行干涉的意志，同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是历史的局限性——处理事务时目光敏锐，但完全看不见人民生活的推动力。俾斯麦不把波拿巴主义看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世界历史性阶级斗争的一个暂时的插曲，而看做为了用暴力压制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而发展了资产阶级的巨大生产力的现代专制主义的典型形式。早在克里木战争时期，俾斯麦就痛骂本阶级中的一些人装模作样，这些人出于封建的或者正统主义的考虑，拒绝同塞纳河畔的天才政治家做生意。他本人没有产生这些怀疑，他越看清波拿巴的治国之术，他就越疏远了陷入长期的财政困难不能自拔的哈布斯堡的政治。他在邦联议会中的官方职务使他清楚地看到，德国的分裂状态对于资本主义造钱机器的运转起了多大的阻碍作用，不久他就学会咒骂“德国王侯的完全非历史的、无法无天的主权欺骗”。这里是指那些其天授权利妨碍普鲁士容克阶级的统治利益和德国资产阶级的金钱利益的王侯，虽然这种权利和普鲁士王室在同一时期这样坚决依靠的天授权利是同一类型的。
这个小容克逐渐变成一个大外交家。五十年代，俾斯麦小心翼翼地以他的才干在官僚—封建反动派的内部倾轧中周旋。他学会克服容克地主对官僚制度的天生憎恨到这种程度，以致他同曼托伊费尔的友谊并不次于同格尔拉赫兄弟的友谊。他既是国王的宠臣，也是王位继承人的宠臣。他也懂得同“新纪元”妥协，因而只把他“贬”到涅瓦河畔，让他当上一向被认为是普鲁士外交界的首要职位的驻彼得堡的大使。俾斯麦在这里研究了俄国外交的不道德的实践，在自由派执政期间，执行独立的政策。当时他还不知道外交界的教条：大使应该像军士那样旋回进入。新国王对俾斯麦保持着旧日的恩宠。他愿意倾听俾斯麦的大胆的未来计划，虽然国王是一个胆小而多疑的人，不会毫不考虑地服从他的“勃兰登堡选侯国的臣子”的专横意志。国王把俾斯麦看做是最紧急关头使用的后备军，“新纪元”垮台以后，这个事业欲很强的容克又没有得到他垂涎的职位。他利用这个拖延期间，以驻巴黎大使的身分在波拿巴主义的权术中作最后的磨炼。到了1862年9月23日，最紧急关头随着众议院的决议到来的时候，他的日子也就来了。
在把俾斯麦召回柏林的时候，容克地主们欢呼说，买卖人的插曲演奏完了，进步党人叫喊说，这是政变。可是俾斯麦本人却从“更高的”角度来理解自己的任务。他想按照波拿巴主义的榜样诱惑资产阶级，但是，只要可能就不伤害它，因此他向它提出和平建议。在关于军事改革的争论中，资产阶级的主要问题就是：我们只要确知这个工具是用于统一德国的！于是他就答应资产阶级，整编军队的经费一经批准，他就用“铁和血”解决德国问题。进步党的回答是够无礼的：你这个穷鬼能有什么办法呢？人们毫无道理地责怪它当时“忽视了天才”。它对这位“天才”是有认识的，但是舒尔采—德里奇立即在众议院发表意见说，封建党决不会执行强有力的外交政策。一年以后，菲尔肯夫用骄傲自满的口吻讽刺说，俾斯麦已经不是抱着推行强有力的外交政策的意图进入内阁的人了。俾斯麦直截了当地回答说，无论哪里他都应该停留，因为自由派诸神不听他的祷告，所以他委身于保守党的地狱。进步党很了解这位“天才”，可是它一点也没有看清支持这位“天才”的力量。
俾斯麦不是由于他的德国计划而被任命为首相的，而是尽管他有这样的计划仍被任命为首相。他从国王和容克手里得到领导一个无预算、无宪法的政府的全权，但是他的对外政策是他个人的事情，决没有得到国王和容克阶级的批准。进步党人并不是这样不中用的买卖人，他们不会为了在某个不可思议的未来可能付给他们的一点代价而在现在放弃自己的政治要求，他们不会为了一个可疑的“天才”的靠不住的支票而付出他们的通用的证券。在国王通过任用俾斯麦表明了他粉碎众议院批准预算的权利的意图以后，进步党不能再退让了，它必须进行斗争，现在的问题只是：它想用什么办法胜利地进行这一斗争。它侥幸地碰到了一个给它指出走向胜利道路的开路人。
二拉萨尔的战役计划
拉萨尔在新纪元的日子里感到越来越不耐烦。有一次他写信给马克思说：“谁要是现在住在柏林，没有因为自由主义而死去，他就决不会气死”，另一次他用更为尖刻的话谴责自由派明里和暗里掩护腐朽的司法的“报刊阴谋”。
那时候，《国民报》要想诋毁马克思的人格而散布了许多流言蜚语，普鲁士法官却不愿过问。马克思在写给拉萨尔的一封信中对于这种拒绝审理的粗暴行为表示惊异，拉萨尔回信说：“你似乎把普鲁士的司法看得太好了。我从这些家伙身上却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经验……当我想到这十年我每天所遭受的司法迫害，我的眼睛里就冒金星，我就觉得好像有一场怒火要把我烧死！现在我早已克服和熬过了这一切，从那以后已经过了很长时间，足以使我的心情平静下来，但是当我听人说到法官和法律的时候，我的唇边仍然挂着最轻蔑的微笑。在我看来，同我们的法官相比，那些重刑犯人是很值得尊敬的人。”马克思认为，这些普鲁士人向他提供了一件材料，这个材料的可爱后果，他们不久在伦敦报纸上就可以看到，拉萨尔对马克思的这种看法回答说：“不，亲爱的朋友，他们什么也不会看到。虽然我不怀疑你将在伦敦报纸上描绘他们和歼灭他们。但是他们不会知道，一点也不会知道，结果就好像你根本就没有写一样。因为我们这里的人不看英国报纸，我们的德国报纸中也没有一家会注意这种事，也不会有一家哪怕只刊载这方面的片言只语。它们决不这样做！我们的自由派报纸更是如此！这些蠢货只要提到他们神圣的保护神——‘普鲁士的法律状态’就喜欢得咂嘴，他们哪里会说一句反对它的话呢（他们在说这个词的时候总是鼓起两个肥胖的嘴巴），他们对于这位保护神尊敬得五体投地！哦，他们不会谈到这方面的问题，而是从多瑙河到莱茵河，以及只要‘有德国人说话’的地方，干脆就讳莫如深！对于这种报刊阴谋又有什么办法呢？哦，我们的警察（不管人们怎么说）仍然是比我们的报刊更自由主义的机构！”这些极为沉痛的话证明拉萨尔对普鲁士的情况比马克思了解得更为正确。
当时拉萨尔计划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在柏林出版一个大型民主派报纸，同自由派的腐朽报刊对抗。还在1862年1月，他就企图使莱比锡的布罗克豪斯老人对此发生兴趣。可是这个计划始终是个不能实现的幻想，这也是不值得惋惜的。在这样一些人领导下的这种报纸从资本主义出版商身上得到的体验将比《新莱茵报》从它的股东身上得到的体验痛苦得多。而且算盘也没有打对，也就是没有考虑自由派大臣施韦林的话，他在解释大赦的反动性保留条件时说，要是马克思回到德国，他将被看做是外国人，警察可以任意对待他。
只要资产阶级仍然陶醉于信赖之中，在德国就什么也干不成。1861年夏天，拉萨尔出版了他的法哲学著作以后，就到瑞士和意大利作较长时间的旅行。他在苏黎世同海尔维格和威廉·吕斯托夫过从甚密。吕斯托夫是著名的军事作家，他为了民主信念而牺牲了普鲁士少尉的职位，后来在瑞士参谋总部供职并升为少校，参加了加里波第向那不勒斯的远征，带着荣誉回到瑞士。由于吕斯托夫的介绍，拉萨尔认识了意大利爱国者集团。他在卡普里拉岛上拜访了加里波第，对于意大利行动党计划对奥地利进行一次新的打击，似乎很感兴趣。可是从拉萨尔分散发表的意见中以及他关于这一插曲的其他言论中看不出，他期待这一牵制攻击对于德国的发展发生什么作用。根据一个很不可靠的材料，根据给布赫尔写传记的半官方作家的说法，拉萨尔希望加里波第对达尔马提亚的攻击引起匈矛利的革命，据说拉萨尔曾“口头上”对布赫尔说过：“佩斯的革命就是维也纳的革命，而维也纳的革命就是柏林的革命。”但是这个所谓的拉萨尔的看法同他对于德国庸人的革命欲望的冷静判断存在着极尖锐的矛盾，甚至人们剥去这种说法的幼稚形式（俾斯麦的雇佣文人利用这种形式来理解革命政策）也是这样。拉萨尔欢迎一切革命行动，但是他是一个考虑周到的聪明的政治家，不会对一个完全飘浮在空中的、大家都知道决不会成功的计划寄予很大希望。1862年2月9日，他相当冷静地写信给吕斯托夫说，他要求意大利人给他一个确实的消息，这一年春天准备不准备行动。可是三星期以前，他在给布赫尔的一封信中以大不相同的热情谈过一些计划，同这些计划的革命意义相比，意大利义勇军向达尔马提亚的进军只是一件相当次要的事情。
1862年1月初，拉萨尔回到柏林，他发现这里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月以前进步党在选举中得到第一次胜利，现在开始“进逼”。拉萨尔起初对此没有寄予很大希望。他写信给吕斯托夫说：“在我们的议院里，旧日的苦恼依然存在！这些大人先生不知道应该背着风还是迎着风转帆桁！建一条最小的船也不会驾驶，却想驾驶国家这条大船！”假如拉萨尔真的存在幻想，那么“新纪元”的三年也给他彻底打消了。他同进步党和民族联盟的某些领导人的私人友谊一刻也没有使他迷惑。这种关系就同一百年前，莱辛同柏林启蒙运动者的关系相似。同莱辛一样，拉萨尔也没有扮演一个狂信某种见解的无知角色，隐藏在这种角色身后的通常是精神上的局限性。他是一个有吸引力的亲切的伙伴，喜欢开有趣的玩笑，甚至喜欢放荡不羁，他也没有掩饰自己的这种才能。同他交往的人无疑是相当复杂的，他终于在这个圈子里感到比在个人虚荣心较少的场合舒服些，但是这个环境对于思想家和战士拉萨尔的影响比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对他的影响还小得多。这种影响事实上等于零。拉萨尔同进步党的权贵谈政治，同哲学协会的衰老的黑格尔主义者谈哲学，他一刻也没有忘记什么东西把他同一切可爱的中庸之道分开。
相反地，他把对进步党的看法同他没有很大差别的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看做身分相同的朋友，这些人是齐格勒和布赫尔，稍晚一点，洛贝尔图斯也成了他们一伙。拉萨尔有一次写信给齐格勒说，诺尔丽[1]在他们诞生的时候，扔给他们相同的命运，另外一次他给洛贝尔图斯写信说，他们好像是作为暹罗双胞胎[2]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但是布赫尔比这两个人更像是第二个拉萨尔，如果没有拉萨尔的硬骨头和在他身上奔流着的热血也能有一个拉萨尔的话。
布赫尔同拉萨尔一样具有法学和哲学的修养，他的目光也很尖锐，能够看到事物的现实性。拉萨尔的许多得意的思想都是首先由布赫尔提出来的，他的提法不像拉萨尔那样明确，但是已经具有初步的明确性。早在1848年普鲁士议会中，他就提出既得权利的理论和宪法理论，根据他的理论，宪法问题从根本上来说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权力问题。后来布赫尔在他论英国议会政治的才华横溢的小册子中叙述了进步的分工对资产阶级的影响与对无产阶级的影响完全不同。分工越细，人就越成为不完全的，大小商人越是企图垄断各个商品，他们就在这种资本主义投机中变得更愚蠢，相反地，工人的精神解放，工人的全部精神力量的释放进行的程度同机器的改进把人的辅助降低为机械式的活动的程度相同。这个思想本身已经由马克思在他反驳蒲鲁东的著作中阐明了，但是布赫尔通过自己对英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实际观察独立地说明了这种思想。他的论点：“在社会梯子的最外面的两级，即在只靠自己的教养生活的绅士和通常被称为‘手’的工人之中能够找到最正确的判断”，成了贯穿拉萨尔的整个工人鼓动工作的主要旋律。
当德国自由派看到英国资产阶级统治这个光辉榜样而晕眩、惊异的时候，布赫尔已经看到英国资产阶级统治的内情。这也是他同拉萨尔接近的一个重要之点。四十年代，德国资产阶级钦慕法国资产阶级，而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则钦慕英国资产阶级，从实际情况上看，这是一个十分反动的转变。资产阶级反法主义的矛头不是对着波拿巴主义（德国资产者不久就同它亲善友好了）,而是对着法国的“政治发展”，拿《人民报》的话来说，德国资产者想从这种发展中“解放”出来。这种“政治发展”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人们以为阶级斗争在英国已被克服了，从而传播一种有害的观念，仿佛英国资产阶级不是通过革命行动，而是通过议会演说取得政权的。
布赫尔在他给《国民报》写的伦敦通讯中指摘英国资产阶级说，外交和政治被国民经济吞噬了，崇高的权利、历史传统和神学的套语必须咬着牙屈服在税率表的权威之下，英国的外交政策是没有任何思想动力和目的的纯粹的贸易政策。这同德国资产者的骗人勾当当然是不相适应的。它决不愿意让人在自己心爱的报纸上破坏自己心爱的妄想。当布赫尔在大赦令发布以后回到祖国时，受到他旧日的同志的很不客气的接待。《国民报》解了他的职，这家报纸的老板沃尔弗认为用一点微薄的薪水雇布赫尔在他的电报室里“润色”电报，还是一件宽容的奇迹。沃尔弗说布赫尔是一个可恶的异端者，这种说法足以使“自由党”（后来翁鲁本人也承认这一点）对布赫尔的命运不负任何责任。德国资产阶级从来就比英法两国资产阶级更渺小，更卑贱，它对敢于在它内部怀疑它的光荣伟大的人进行饥饿迫害的手段从来也更凶恶、更残酷。这就彻底摧毁了布赫尔的越来越弱的生活勇气。当拉萨尔在哲学协会中同他真诚相见时，他以胆怯的不信任的态度回避拉萨尔，后来他逐渐改变了这种态度，但是始终没有完全克服。
拉萨尔在同布赫尔的详谈中，考察了1862年初的政治局势。他很少依赖进步党所应允的英雄行为，但他却渴望为了革命目的利用群众的活跃生活。他同布赫尔的第一次谈话是在1月21日进行的。拉萨尔从意大利行动党准备对奥地利进攻谈起，但是正如布赫尔所证实的，后来他就从没有回到这个问题上。对他说来，这个计划只是一次原则性讨论的实际起点，这次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在德国推翻和压制现存秩序（或无秩序）有没有可能。布赫尔认为推翻是可能的，压制是不可能的。第二天他写信给拉萨尔说：“您想代替（资产阶级制度）的东西不能使我满意。您所谓的一切措施又只是政治上的（可以说是法律上的）措施，处在旧的社会基础之上，只能创造新的资产者。这种不是通过占有的化学特性（用我的话来说），而是通过人事变动所形成的新的占有关系，只有通过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一小撮人的一种恐怖政治才能维持。我是根据统计数字和我对东部诸省的农村居民的精确了解这样估计的。”只要少数人能给多数人提供一种利益，至少提供一种信念，这才是可能的。“我再提一下我过去说过的话；人民缺少神，我们缺少我们可以为它光荣地死去的东西。”从布赫尔的这封信可以看出，拉萨尔一定向他暗示了他后来的宣传活动的一般计划；布赫尔关于停留在旧社会基础上的政治—法律措施的话，基本上包括了他后来正确地反对拉萨尔的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的论点。
拉萨尔随即写了一封回信，坚决反对“他真正的社会纲领是由那些琐事构成的”这一误解。据说，那些小问题，只是他临时而且在对于经济没有任何比较深刻的了解的情况下仓促写出来并且特别强调的。人们不用置身于社会基础之上，只要从法制基础出发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又可以明显地看到，拉萨尔的思想意识在实际的行动上立即开始风化。他在这里清楚地说明，从法制基础出发解决不了当代的社会问题，这一点他在写《既得权利体系》时还不了解。布赫尔关于“占有的化学特性”的“十分确切的话”为他可靠地证明，他们彼此是会谅解的。布赫尔正确地深入最内在的起源，即社会纲领，对这个起源来说，一切政治问题只是结论和结果。“对于像我这样的一个社会主义者说来，我对您所作的观察只能是一种同情的观察，它的作用是，而且也只能是证实我是正确的，每个比较认真思考的人都以不可避免的必然性自发地奔向我本人也只从那里吸取明确和解决、安心和确信的源泉。”布赫尔是社会主义者，他们只需要讨论科学批判的问题。
拉萨尔一面摆脱法律意识，一面还被哲学意识纠缠着。他说，马志尼关于神的神秘言论只是说明，他从未把什么东西看做是一种新的世界原则的不可缺少的条件，也就是要挑明这种东西有力量由自己内部建立一个新社会，把政治形式作为它的结果并且建立一个新伦理学的基础。这样，拉萨尔就说明了他后来的工人纲领的基本思想。只有一个同时又是伦理原则的原则才能发展成为一种新的世界状态，成为像科学一样的现实中的普遍性。“假如1793年的山岳党人今天，而且恰恰是为了今天从坟墓里爬起来，那么他们只是在自己的想像中是革命者。”人的思想很有力量发展成为这种整体。
拉萨尔在这封信里要求同布赫尔作第二次会谈，后来这次会谈也举行了。2月9日，拉萨尔写信给吕斯托夫说，在这历时八小时的第二次谈话中，他被迫阐明和领会经济学的“整体”，布赫尔承认自己被说服了，被战胜了。拉萨尔死后，布赫尔本人在呈给他当时的上司俾斯麦的一个报告中硬说，拉萨尔在那次谈话中没有说服他。因为布赫尔在这个报告中谈到他从前同拉萨尔的交往时，一定要显示自己，所以不能认为他是矢口否认。相反地，他的叙述对他们两个人来说都是公正的，他说在他们之间有许多接近点，但也有一个经常出现的对立；拉萨尔作为形而上学者和黑格尔主义者经常由普遍走向个别，由抽象走向具体，而他，布赫尔具有比较现实的素质，对学派体系的了解不够，而且在英国待了十年，经常喜欢走相反的道路。在那次会谈中也是这样。“结果是我们对于社会的本质和历史进程的认识基本上一致；可是我们之间的旧冲突马上又以这样的形式出现了，他从历史中的思想发展出发，期待最近的变化不久（还在他有生之年）实现，而我根据我对阶级和集团的各个类型进行的观察，根据这一个人的天生的利己主义和另一个人的怠惰，认为可以看到物质对思想的长期反抗，因而认为要过几十年才能看到新的经济形式出现。”布赫尔补充说，拉萨尔并不是很容易就接受了他的反对意见的，尤其是莱辛的一句话对他发主了影响，按照莱辛的说法，在任何时代都有人能够正确地看到未来，只是不能等待这个未来；为此历史要用几百年的时间，这应该在历史存在的时刻成熟。但是，这样一来另一个热情的人物的影响占了优势，拉萨尔抱着时常向他的朋友表示的对胜利的希望，进行他的宣传活动。
这段叙述带有真实的特征，它同拉萨尔的叙述也很吻合。布赫尔“基本上”被战胜了；使他们两人分开的，与其说是信念的对立，还不如说是气质的对立。两个人也本能地感到这一点。拉萨尔在向吕斯托夫报告他的胜利时补充说，他想先看一看，布赫尔的转变是否持久，而布赫尔对拉萨尔对他的不同意见的反抗只能用另一个热情的人物的影响来解释。
大家知道，拉萨尔对布赫尔的坚定性的怀疑是很有道理的，这一思想斗争就其实际影响而言，不值得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中特别加以讨论。可是从这个斗争可以深入地了解拉萨尔的工人鼓动的根源，因此它是很值得讨论的。这一斗争彻底粉碎了拉萨尔是由于功名心受到损伤，或者由于其他卑鄙的动机而对工人进行宣传活动的鬼话。相反地，它表明工人鼓动一开始就进行了充分的规划，它的成绩和缺点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它是由一个深刻的、不可动摇的信念产生的。拉萨尔决没有轻易接受布赫尔的反对意见，这是可以相信的。只要布赫尔这样一个城府很深的人能够对某一个人有所偏爱，那就是对拉萨尔。布赫尔本人也承认，他要进行多大的克制才能做出这样客观的判断，不顾自己所有的一切理由，憎恨这个旧的世界秩序。他的反对意见也不是从表面上得来的。布赫尔不仅对易北河东的农业无产阶级，而且也对大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它的内部规律的作用比拉萨尔有更多的了解。在经济上十分重要的1850年到1860年这十年，他不是在杜塞尔多夫和柏林，而是在伦敦和巴黎度过的。只要对布赫尔的反对意见再进行一次审查，就可看到这些意见十分接近可以对拉萨尔的宣传活动进行客观的历史批判的论点。
虽然如此，布赫尔还是大错而特错了。他说，拉萨尔由于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或其他人的影响，对他的反对意见充耳不闻。拉萨尔的听觉比他好得多。只是不可遏止地奔腾而来的未来的响声较大，使他听不见现在的警告的声音罢了。拉萨尔的唯心主义的特殊的长处和特殊的弱点，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在他同布赫尔的这一争论中表现得这样明显，后来他同齐格勒和洛贝尔图斯也进行了类似的争论。他的朋友们的“现实的素质”对他提出的反对意见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拉萨尔比他们看得更尖锐、更深和更远。他说，尽管如此，形势已经成熟，人的手可以作有力的推动，使形势向前进展了。因此他不是一个幻想家，而是一个用可靠的眼光把握事物最内在核心的天才。一个完整的人同组成他的千百个细节始终有些不同，无论他在细节上犯多少错误，他仍然可以有自己这一方面的历史权利。
三拉萨尔和进步党
拉萨尔就这样开始了他的现实的政策。他从1862年春天到1863年春天所进行的战役是他的一切战役中最重要的和最有成果的，同时也是（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艺术上最圆满的和最合乎人情的战役，是革命战略的一个真正的杰作。这个战役是循序渐进的：开始用活泼的轻骑兵小战，然后以不可抗拒的逻辑的密集队伍进迫，运用经过冷静考虑的战术，但始终处在原则高度上，最后用铜锤敲开了大门，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将通过这个大门胜利地走进德国历史。
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一样，拉萨尔在1862年同资产阶级运动的极端派发生联系。尽管他在新纪元时期，从自由主义那里得到痛苦的经验，但他仍然坚持在五十年代支配他的观点：只要还有一线希望，资产阶级能够完成它的历史使命，能够推翻封建专制的反动派，就不攻击它，削弱它，而是加强它，推动它。由于国王的顽固不化，进步党几乎得到全国支持，无论如何得到人民中政治上最开展的部分——除了工人阶级中觉醒的阶层以外，也有资产阶级的坚强和能干的分子——的支持。拉萨尔虽然没有任何幻想，但是他决没有忽视这一点。推动进步党前进是值得一试的，即使这种尝试毫无希望，也必须试一试。在进步党还没有在全体人民面前清楚地表明，它不能而且也不想完成给它提出的历史任务以前，对它不管不顾是不合道理的。
拉萨尔剑下的第一个牺牲者是由《边境使者》转到《柏林总汇报》的朱利安·施米特。新纪元的国务活动家的这个机关报对进步党怀着很大的敌意。它完全用半官方雇佣文人的态度指摘进步党关于预算中列出项目的提案是对财政大臣帕托夫的“怀疑”，它说帕托夫“在他的行政工作方面是一位行家，而且也是立宪自由的先锋战士，这是举国皆知的”。拉萨尔对“格拉博夫分子”朱利安·施米特的应有的打击同这一点有关，而不是像人们错误地认为的，同资产阶级反对派有关。在资产阶级反对派开始认真对待议会批准预算的权利的时候给它添麻烦，这同拉萨尔的意图是完全不合的。他在惩罚朱利安·施米特的同时，也就惩罚了一个因为进步党真正保卫人民权利而向它进攻的可耻的争吵者。
当然拉萨尔并不因此想做进步党的打手。他在很有份量的前言中说明了，他献给正直的朱利安的排字工古典旁注[3]要想达到什么目的。他想反对使德国资产阶级趋于堕落的精神上的无知和没有内容和行动的夸夸其谈。他拿朱利安·施米特当做这种文学和政治上的腐败的典型，而不讳言被召的只有一个，被选上的却有许多，而且也不隐瞒可爱的公众对于混乱状态负有责任。从这一点来说，拉萨尔的小册子也针对着，而且首先针对着进步党。但是这是符合它本身的利益的，在整个著作中没有一个字可以妨碍它对王室进行的斗争。拉萨尔谴责了哥达派的文学和政治的发言人，哥达派过去不对王室进行斗争，而现在却给进步党制造障碍。消灭自由主义的这个派别只能对王室有害，对资产阶级反对派有利。
拉萨尔驳斥朱利安·施米特的著作有资格进入德国文献的古典抨击性文章之列，虽然它，还不如说因为它（正如阿尔伯特·朗格在它出版以后不久所说），除了许多千真万确的东西以外，也有许多牵强附会的和不合理的东西。莱辛驳斥克洛茨和克洛茨分子的文章，歌德和席勒的警句，普拉顿和海涅的讽刺文也是这样。如果人们不想把斗争逐出文学和政治——逐出斗争就是扼杀一切文学生活和政治生活——，那么人们就必须承认这一事实，即战争就是战争。的确，这些斗争越正当，它们就必然在某种意义上越不公平。它们的正义性随着它们为了事业而对人进行斗争的程度而增长，但是它们越是把人只看做事情，它们就越侵犯人的私人权利。
人们可以十分尊重批判性的研究，这一研究事后证明，克洛茨和施米特并不完全是像莱辛和拉萨尔所描述的那样的坏蛋。这是一件正义的义务，莱辛和拉萨尔对此也不会表示异议。但是这并不证明他们是不对的。他们反对腐朽的东西，坏的东西，因为它腐朽，因为它坏，所以有理由不管它在后世的审判席前能否为自己找到这种或那种可以宽恕的情况。拉萨尔在这一方面甚至比他的有名的先驱者更为宽容。他公开说，朱利安·施米特的政论活动是普遍分解过程的产物。他对被他拖上法庭的被判处死刑的罪人表示了没落家族的国王应该享受的尊敬，他的排字工古典旁注的形式一开始就排除了这种假定，即他想按照字面来解释他对他的牺牲者的一切高傲的嘲弄。从事情的实质来看，他进行了一次正义的好的斗争，一切真正的科学工作者为了这一斗争都感激他。今天，谁要想了解朱利安·施米特的文学史怎样阴险和没有根据地嘲弄我们的古典文学和古典哲学，还应该感谢他。
布赫尔对拉萨尔的这一著作还给予了一些帮助，后来拉萨尔却独自前进，他发表了两个使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了解政治局势的演说。他在四个自由派的市区联合会中陆续发表的关于宪法问题的演说对进步党当时提出的号召拯救宪法的竞选口号作了必要的说明。
拉萨尔研究宪法的本质并且说明正如每个身体都有其体质一样，每个国家都有它的宪法。因为每个国家必然存在某些实际力量对比，而这些实际的力量对比始终是一个国家的真正宪法。拉萨尔十分明确地指出，一个掌握军队和大炮的国王，一个对宫廷和国王有影响的贵族，大工业和大商业，银行和交易所，在某种限度内还有一般意识，在极特殊情况下甚至人民群众都是宪法的组成部分。这些实际的宪法永远存在而且必然永远存在。近代所特有的，不是实际宪法而是成文宪法，或者是一张字纸。
对于成文宪法的要求是怎样产生的呢？显然只是由于在出现这种要求的国家里，实际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实际力量对比没有发生变化的社会，根本没有制定新宪法的需要。在近代，这种需要产生于其力量超过了王室和贵族力量的资产阶级的巨大发展。资产阶级不愿再做任人随意统治的群众。相反地，它想自己进行统治，并把王侯作为自己意志的工具。为了自己的统治，它想把国家的一切制度和管理原则确定和总括在一个文件内。可是它的事实上较大的力量没有组织起来，所以它不能同国王由于掌握军队和大炮而拥有的、虽然较小但已经组织起来的力量抗衡。只是在国王违背民族的意志和利益，继续领导和管理国家事务，资产阶级决定用它没有组织的优势力量同有组织的力量对抗的时候，才发生了1848年3月18日的事件。
在这一天，国家的旧宪法被粉碎了，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制定一个新的宪法。那么应该干什么呢？柏林议会应该制定有利于资产者，改变国内的实际力量对比、把军队和大炮的有组织的力量变成自己的权力的实际宪法。然后它就可以在三天内制定成文宪法。它没有这样做，却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当它为了掌握军队，终于通过施泰因的提案，战战兢兢地迈出第一步的时候，整个资产阶级和半个国家叫嚷说，不要干这种蠢事，不要非难内阁，而要不惜一切代价制定宪法！因此王室用它没有被摧毁的权力手段解散了议会。
王室方面对宪法的实质有较深的了解。当它取得胜利以后，它决不是想制定一个反动的宪法。相反地，它自发地颁布了一个相当自由主义的成文宪法。它的第一个实际措施却是解散市民自卫团，即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解除失败者的武装，是胜利者的大事，如果他不愿随时都会重新发生斗争的话。”只要胜利的王室手里掌握着实际力量，只要它知道实际的宪法将以重力法则中的必然性一步一步地对成文宪法取得胜利，它就乐意颁布一个自由主义的成文宪法。事实上也是这样。“任何一面在战事中用过百次的旗帜，也不会像我们的宪法这样破烂，有这样多的窟窿。”虽然如此，仍然十分害怕地集合在这面破旗的周围，这就等于发出一种悲鸣，等于承认在成文宪法中始终还有某种同实际的力量对比相矛盾的东西。
在成文宪法符合实际力量对比的情况下，一个党决不会紧紧抓住宪法，发出特别的喊杀声。每个人都自动地离开这种宪法三步远。可是，在实际力量对比同成文宪法存在矛盾的情况下，成文宪法——上帝和喊叫都不能帮助它——就不可挽回地消失了。它要么被向右修改，以适应已经组织起来的力量的实际力量对比，要么被向左修改，这样，没有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就再次证明，它比军队和大炮的有组织的力量强大。但是不管怎么样，成文宪法总是消失了。
拉萨尔把他的看法总括了一下；“宪法问题本来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权力问题。一个国家的实际宪法只存在于一个国家的实际力量对比之中。如果成文宪法是社会上的实际力量对比的精确表现，它才有价值，也才能持久。”他补充说，适用于有组织的权力手段中最有决定性的和最重要的手段——军队的东西，当然同样适用于司法官吏和行政官吏等等的组织。关于这一点，他一句话不说，他的听众也会知道军事改革是由于何种需要产生的。
他在结束这个报告时说：“先生们，王侯们有实际的仆人，不是空谈家，而是像你们所希望的实际的仆人。”
这个十分尖锐地刺中局势的有病神经的报告，对于它的对象似乎没有发生什么巨大影响，这在今天几乎是不可理解的，但也更加清楚地证明了当时的混乱。拉萨尔在市区联合会所做的报告受到普遍的欢迎，为了对演讲人表示特殊的尊敬，在他讲话时，人们遵照他的愿望停止吸烟。此外，善良的人们似乎没有注意到，拉萨尔端给他们的是同他们所习惯的普通套语完全不同的东西。进步党的领袖当然不是用这样粗糙的方式所能欺骗的。拉萨尔的意图很难瞒过他们。但是当时他们已经掌握了在可能的情况下使他们不欢迎的人无声无臭的巧妙手段，只要他们的小绵羊没有捣乱，他们也就没有理由同拉萨尔争论。拉萨尔的演说在王室的“实际的仆人”那里，比在这些“空谈家”这里受到更大的主意。《十字报》声称，拉萨尔这个过去很有名的革命的犹太人以正确的本能打中了问题的要害，他还没有说出他所知道的和他所想的一切。这是希望王室尽快地，尽量不可挽回地同资产阶级决裂的容克地主的话。政府本身的态度比较谨慎一些。陆军大臣罗恩和半官方的《星报》责备拉萨尔的破坏意图。
如果说，拉萨尔在这个报告里警告资产阶级：别再干使你们1848年的活动归于失败的那些蠢事，那么1862年4月12日，他在奥腊尼恩布克郊区手工业工人协会对这个市区的机器制造工人所做的另一个报告中说：不要忘记，你们在一般的资产阶级的反对派中，代表着特殊利益。这个报告就是后来由拉萨尔定名的《工人纲领》。他想在这里面论述“现代历史时期同工人阶级的思想的特殊联系”。
为了解释他的题目，拉萨尔先谈了谈历史，谈了谈过去，如果了解正确，那么这里也同其他地方一样，过去说明现在的意义并且预先描出未来的轮廓。在中世纪，土地占有是主要原则，它植根于这个时代的农业经济状况，根植于它的生产状况。社会的力量、领地制度、公共权利、国家宪法、大地主的免税权和社会的歧视都以土地占有为基础，这种社会歧视是针对农业劳动以外的其他一切劳动的。
然后拉萨尔进一步指出，工业和资产阶级生产的进步、日益发展的分工的进步、由此产生的资本财富怎样使中世纪的社会组织瓦解。这段历史叙述基本上是以《共产党宣言》为根据，不过它不是抄袭，而是独立思考出来的。工业的不声不响、不知不觉地进行着的变革抑制了土地占有的势力。在法国爆发革命以前很久，革命就已经存在于社会内部。“先生们！所有的革命都是这样。人们决不能制造革命。人们只能对已经在社会的实际关系中出现的革命给予外部法律上的承认并坚决地进行这个革命。要想制造革命，是对历史规律毫无所知的、不成熟的人的愚蠢行为。正因为如此，要想压制已经在社会内部进行的革命，并想否定它的合法性，或者要想指责一个这样的社会或参加这一助产工作的个人是革命的，也同样是不成熟的、幼稚的。如果革命存在于社会之中，存在于社会的实际关系之中，那么它就必然要出头露面并且载入法令汇编。”摧毁了中世纪的行会组织，为自由竞争做好准备的纺纱机就是活生生的革命。
在法国大革命中，资产阶级，第三等级取得了同他的实际力量相适应的合法地位。起初它认为自己就是全体人民，它的事业就是全人类的事业。情况真是这样吗？还是这个第三等级即资产阶级内部还有一个它又想正式推开并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的第四等级呢？拉萨尔对资产阶级这个概念做了如下的说明，市民阶级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和今天都是由两个下层阶级组成的，一个阶级完全或者主要靠自己的劳动得到收入，在这方面完全得不到，或者只得到少数资本的支持，另一个阶级占有大量市民阶级财产，即大量的资本，在这个大资本的基础上生产或得到利息。这种大市民本身还不是资产者[4]。他在自己的房间里，为生活的安乐感到高兴，这是最简单、最自然、最合情理的。只有当大市民不满足于大量财产的实际上的安乐而想把这一事实变成政治统治的合法条件，大市民就变成了资产者。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法国革命取得统治权的第三等级当然把自己看做资产阶级，它把人民置于自己的特权政治统治之下。在中世纪，贵族把土地占有变成一切社会机构的支配原则，而资产阶级则把资本变成这种原则。
拉萨尔通过许多类似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资产阶级利用选举的财产资格限制把纳税额从而把资本占有变成一个尺度，用它来规定被选进议院的权利以及个人参加国家政权的份额。它利用虽不是由它发明，但却由它发展成为一种空前的体系的间接税，给大资本创造了大地主在中世纪享有的免税权。这时，拉萨尔指出了下述做法的特殊矛盾和特殊的正义性，那就是把整个国家财政的需要都加在间接税上，即放在贫穷人民的身上，并把直接税变成选举权和政治统治权的标准和条件，在普鲁士一亿另八百万的整个国家开支中，直接税只占一千二百万这个很小的数字。拉萨尔说，遗憾的是，他的听众经常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体会到，没有资产阶级财产的人（不管他们在哪里以及怎样努力劳动）受到怎样的社会歧视。而且在许多方面，资产阶级还超过了封建贵族，它通过保证金和印花税把成年人的国民教育（这种国民教育在中世纪由教士进行，在近代由报纸进行），变成了资本占有的特权。
但是这个历史时期的气数也尽了，虽然从外表上还不大看得出来。“1848年2月24日出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曙光。这一天在法国爆发了革命。在法国的巨大的国内战斗中，自由的胜负意味着全人类的胜负。这次革命把一个工人送进了临时政府，它宣布国家的目的就是改善劳动阶级的生活，它提出普遍的直接的选举权，使每个二十一岁以上的公民，不论其财产状况如何一律参加对国家的管理，共同决定国家意志和国家目的。”如果说1789年的革命是第三等级的革命，那么1789年还藏在第三等级内部，好像同它是一个东西的第四等级现在就想把它的原则提高为社会的支配原则，使这个原则贯穿一切社会机构。拉萨尔完全根据《共产党宣言》的精神说，社会上的这个最后的最低的等级，被剥夺了继承权的等级．不再提出而且也提不出法律上的或事实上的专门条件，在这个第四等级的内部不再含有新特权的萌芽，因此它同全人类就是一回事。事实上它的事业就是全人类的事业，它的自由就是人类本身的自由，它的统治就是一切人的统治。谁把工人等级的思想称做社会的支配原则，他就不会发出分裂社会各阶级的叫声，而发出调和、联合和友爱的叫声，这个叫声自第一次从人民心里发出以后，就永远不失为真正人民的呼声，从它的内容来看，即使它作为人民的战斗口号呜响时，它还是一种爱的呼声。
拉萨尔根据以下三点，把工人等级的原则看做是社会的支配原则：关于实现这个原则的正式手段，关于它的道德内容，关于它内在的国家目的的政治见解。
实现这个原则的正式手段是普遍的直接的选举权。它不是防止一时错误的魔法杖，而是长期自动地消除它一时误用所能造成的过失的唯一工具。它是自己把自己刺开的伤口医好的投枪。长期下去，在实行普遍、直接的选举时，被选举的集团必然是选民的逼真的肖像。
工人等级的原则一旦进行统治，它的道德内容必然引起史无前例的道德、文化和科学的繁荣。很久以来，各族人民的发展，即历史的呼吸趋向日益废除保证上层等级占有作为上层和统治等级的地位的特权。因此上层等级的每个不能断然用远大的眼光完全超脱和无视个人存在的成员希望继续保持特权和个人利益，这种愿望一开始就使他在原则上同人民的发展，同教育和科学的传播，同文化的进步，同历史生活的一切呼吸和胜利处于敌对的地位。这种对立招致上层等级的严重的、必然的不道德行为。下层阶级却不一样。虽然在它们之中还有很大成分的自私心，而且比应该有的要多得多，但是在有这种自私心的地方，它只是个别人的缺点而不是阶级的不可避免的错误。一种十分平常的本能告诉下层阶级的成员，如果他们之中的每个人都只管自己，都只想到自己，他就不能大大改善自己的处境。但是，只要社会的下层阶级致力于自己的阶级命运的改善，它们的个人利益按其方向来说就同全体人民的发展，同思想的胜利，同历史的生活原则即自由的发展完全一致。“它们是幸运的，因为构成它们的真正个人利益的东西同历史的脉搏，同道德发展的推动的生活原则相一致。”所以工人们能够以个人的热情献身于历史发展，而且可以肯定，这里所说的这种热情越炽烈，他们的道德水平就越高。
第四等级的国家观同资产阶级的国家观的差别同这一点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无非是保证每个人能够不受阻碍地自己发挥自己的力量。假如我们大家都一样强壮，一样伶俐，一样受过教育，一样有钱，那么我们可以把这种观念看做是充分的、合乎道德的。可是我们不是这样，也不可能是这样，所以这种思想是不充分的，结果就必然导致严重的不道德行为。因为它使较强的、较伶俐的、较富的人剥削较弱的人，把手伸到他的口袋里。相反地，工人等级的道德观念是，不受阻碍地、自由地发挥个人的力量还不够，还应该在一个合理组织起来的公共团体中增加利益的一致性，发展中的共同性和相互性，”同这个差别相适应，资产阶级这样来理解国家目的，即国家应该专门保护个人的自由和他的财产。这是一种更夫思想，“说它是更夫思想，是因为它只能把国家本身想像为一个其职能只是防止盗窃的更夫”。如果资产阶级愿意下断语，那么它必须承认，一旦盗贼绝迹，国家也就完全是多余的了。
第四等级对国家目的的看法却完全不同，而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历史就是同自然的斗争，是同困苦、无知、贫穷、无权以及人类在历史初期所遭遇的各种不自由而进行的斗争。不断地战胜这种无权状况就是历史所表现的自由的发展。如果我们各自为己、各自为战地进行，或者想这样进行这个斗争，那么我们在斗争中就一步也没有前进，而且将来也不会向前迈进。国家的职能就是完成这种自由的发展，完成人类向自由的这种发展。国家是个人在一个合乎道德的整体中的统一，这种统一把集中在这个团体中的所有个人的力量增加了几百万倍，把他们所有的人作为个人可以随意支配的力量增加了几百万倍。”工人等级通过它的成员作为个人所处的困苦境遇有了深刻的感受，它认识到国家的任务是，而且必然是通过一切人的联合帮助个人达到他作为个人不能达到的发展。“一个被置于工人阶级的思想统治之下的国家，不会像所有国家至今已经做过的那样被事态的性质和环境的强制不自觉地，甚至有时勉强地推动，而是以高度的明确性和完全的自觉，把国家的伦理性质变成自己的任务。它将随心所欲地、十分彻底地完成至今只是在最狭小的范围内零散地从相反的意志那里夺来的东西，因此，它也必然会促成精神的跃进，幸福、教养、健康和自由的总的发展，这在世界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甚至过去最受赞扬的状况也相形见绌。”
拉萨尔把他这样阐明的一系列思想称为工人等级的思想，他由此得出结论说，工人有义务采取一种崭新的态度。“这种任务的世界历史性的崇高荣誉必然对你们的全部思想提出要求。被压迫者的不道德行为，没有头脑的人的懒散的消遣，甚至没有地位的人的无害的轻率行为对你们都不再适合。你们是岩石，现代的教堂就要盖在这块岩石上。”拉萨尔用壮丽的词句表达了这种思想，哪怕只有两三个听众身上燃起这种思想的烈火，他就认为是一项丰富的报酬了。他警告工人不要由于丧失勇气，由于怀疑而不再努力。在科学的高峰上比在下面日常生活的混乱状态中更早地看到新的一天的曙光。每一天的自然景象中的一小时，在世界历史的日出的壮丽得多的景象中是十年或二十年。
拉萨尔在这个报告中，比在论宪法问题的报告中更多地表露出他的特点。材料的安排十分明确，逻辑推论谨严，语言动人，对无产阶级的深厚同情使报告明确而具有热情，它既没有蛊惑者的冷静的考虑，也没有感情用事的人的伤感的激情，并且明确认识到无产阶级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必须解决的任务。这一切使得《工人纲领》按自己的方式成为一部伟大的杰作，正如《共产党宣言》按自己的方式是一部伟大杰作一样。可以说，拉萨尔的《工人纲领》是反映德国状况的《共产党宣言》。
由此也说明，它比《共产党宣言》片面，但是在这种片面性中，也有它的优点。拉萨尔忽略了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忽略了在二月革命前很久就使普选权成为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的宪章运动，他忽略了英国的资产阶级的典型。可是由于拉萨尔把他的观察限制在法国和德国的发展上，他的叙述虽然或多或少片面，但是决不是不真实的。拉萨尔对事物的看法确实同他写的一样，所以没有主观上的不真实性，他自己的教育过程和发展过程充分说明，为什么他对英国的发展总不如对法国和德国的发展关心。因为拉萨尔的观点在所及范围内都是正确的，它所及的范围很远，足以使德国工人明了，对他们来说现在和将来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所以这个纲领在客观上也不是不真实的。在现实情况下，《共产党宣言》对德国无产阶级群众必然是一本难懂的书。按他们当时的理解程度来说，它至多只在德国工人阶级必然要走的历史道路上投下暗淡的光辉。相反地，拉萨尔的《工人纲领》虽然只给德国工人阶级指出这条道路的最初几站，但指得却十分明确。
拉萨尔在《工人纲领》中阐述的是资产阶级历史时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有决定意义的阶段。他只是在他自己认为很不重要的报纸保证金和报纸印花税这个问题上弄错了。报纸保证金和报纸印花税基本上是充当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具，一般地受到资产阶级的反对。他据以考察资产阶级统治的那些极重要的特征肯定是适当的。英国资产阶级在争取改革法案的斗争中，法国资产阶级在1848年的革命中十分顽固地维护选举的财产资格限制。不论过去和现在，选举权的任何扩大，都被这个阶级看做是动摇它的统治，因此必须从它手里夺来。在普鲁士，封建专制的反革命违反资产阶级的意志，也不顾它的书面抗议制定了三级选举制，可是在拉萨尔发表《工人纲领》的时候，资产阶级早已认识到自己的暂时错误，并且通过更加热爱有财产限制的选举而弥补了这个错误。今天，德国资产阶级对已有的普选权怎样敌视以及怎样顽固地防止它进入至今还不存在选举权的地区，是人所共知的。
间接税的情况与此相似。拉萨尔说，资产阶绝没有发明这种税，但却把它发展成为一种前所未有的体系，他所说的也就是马克思在反驳蒲鲁东的论著中已经说过的话：“消费税只是随着资产阶级统治的确立才得到了充分的发展。”[5]历史事实完全证实了这种见解。有人反驳拉萨尔说，恰恰在普鲁士，“资产阶级”不负在十七世纪开征间接税的责任，这种反对意见只有当它说在十七世纪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时候，才是完全正确的。实际上在1667年的勃兰登堡邦议会上，各城市违反骑士阶级的意志，决定征收消费税，它们说消费税“既符合上帝的意旨也符合自然”。城市的代表请求他们可爱的国君，倾听城市和乡村中成千上万人民要求减轻负担的呼声，在国内普遍征收消费税以代替当时的直接税，军税。反对拉萨尔的那个意见看起来越确切，它就越对拉萨尔有利。十七世纪的勃兰登堡城市越是今天的资产阶级的微弱的开端，它们对消费税的热烈要求就越证明间接税在资产阶级历史时期的特性中扎的根是多么深。
当然，正如拉萨尔后来所说，在间接税方面，只涉及“一种丰富的、镶嵌式的材料”。争取在其开征期间尤其也在背后处处损害贵族的封建捐税免纳权的直接税的斗争，既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进行，也在统治阶级与统治阶级之间进行。王侯和容克不久就对间接税发生了特殊的兴趣，而当它加强国库力量和封建力量，对资产阶级不利的时候，当它提高了土地税，减低了资本利润的时候，资产阶级就激烈反对它。在这一斗争中，资产阶级经济学收集了一大批武器来反对间接税，这并不妨碍资产阶级的实践以专门或主要符合自己阶级利益的形式，通过消费税把国家开支转嫁到劳动阶级身上。在拉萨尔的《工人纲领》论述这些事物的伟大历史联系中，毫无疑问间接税在资产阶级统治下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前所未有的体系，成为资产阶级历史时期的最基本的特征之一。
此外，考察历史发展的经济基础也是《工人纲领》的一个优点。拉萨尔的意识形态在这里只好像是一张很薄的皮，通过它人们到处可以看到生命的鲜血在流动。他从中世纪的生产方式中导出封建的“原则”，实际上，把“工人等级的思想”解释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甚至关于国家的论述，人们也只能从形式上而不能从内容上加以攻击。拉萨尔在写给布赫尔的信中，把建立一个新的团体——不是一个新的国家——称做原则的一个要求，在《工人纲领》中，拉萨尔不是根据国家的变革而是根据社会的变革来研究历史的运动。面对着当时支配舆论的曼彻斯特学派的关于国家的更夫思想，很有必要强调工人阶级为了自己的解放需要国家。在这一点上，拉萨尔同《共产党宣言》完全一致，虽然他没有补充说明，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将使国家化为社会主义社会。他没有这样做的理由很简单，那是因为《工人纲领》的任务是首先启发衰减的或者根本还没有觉醒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没有必要推测拉萨尔不同意《共产党宣言》的那个结论，或者故意不提它。他十分强调，国家只有在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下才能完成它的文明使命，而它至今只是不自觉地，在环境的强制下或者往往违背领导人的意志或多或少地完成这个使命。这就证明拉萨尔努力防止关于国家概念的任何导致错误的观点。
拉萨尔的这个报告似乎也没有立即产生巨大的效果。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竞选上。1862年参加选举的盛况在实行三级选举制时期是空前绝后的。听拉萨尔的报告的机器制造工人是进步党的最忠实的拥护者，而这个报告的目的决不是要他们在这次竞选中背离进步党，因此他们更容易忽视演讲人的更深刻的意义。报告的唯一实际要点，即对普遍、直接的选举权的要求，对他们来说大概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因为当时柏林有一个国民选举协会，由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阿道夫·施特雷克富斯领导，在进步党内部为选举主张恢复普选权的候选人进行宣传鼓动。对进步党的领袖来说，这可能就是他们尽量不使人注意拉萨尔的异端的原因。他们决心赶紧解决普选权的问题，但却十分谨慎地不让这个崇高的企图过分公开地表露出来，而采取闪烁其词，绕弯子的十分狡猾的策略。在这种催眠方法的影响下，施特雷克富斯领导的宣传工作不久也就停顿了。
政府对拉萨尔的报告的意义了解得比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深刻。同年6月，这个报告初版以后，国家检察官谢林立即下令加以没收，并雷厉风行地办理，在拉萨尔的住所里进行了既多余又非法的搜查。甚至对于一个普鲁士国家检察官来说，利用普鲁士刑法常有的富有弹性的法律条文，查禁严格科学性的学术论文，也是一道难题，所以拉萨尔后来的估计是很有道理的，他认为他被选做替罪羊，政府要想牺性他来同资产阶级和解。当时的首相海特一定很嫌恶拉萨尔的《工人纲领》，看来他想通过对拉萨尔进行法律迫害，向资产阶级担保，只要资产阶级同意政府进行军事改革，政府就为它约束工人。没收拉萨尔的报告是一种权术性的救国行为，起先没有对他起诉这一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点，这种情况在普鲁士司法界是十分罕见的，通常普鲁士的法官们在政治案件中总是尽力用迅速行动来弥补他们所缺乏的正确性。
这时进步党在选举中取得重大胜利，拉萨尔必须等待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必须等待资产阶级反对派表明它能否完成自己的任务。在这些日子里，他考虑了重新研究理论的可能性。他想写一本题为科学的国民经济学纲要的经济学著作。5月17日为了庆祝费希特诞生一百周年，他又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代表哲学协会发表了庆贺演说。在这个协会里，许多人主张学识是有特权的。当时它正对文化大臣米勒的不体面的选举阴谋感到十分愤慨，看来它想用选拉萨尔为致祝词人来表示抗议。无论如何，这一选择证明资产阶级集团对于拉萨尔至今的宣传活动还没有严重不满，关于费希特的演说和前不久在瓦列斯罗德的《民主研究》上发表的论莱辛的文章，标志着拉萨尔作为大众演说家和作家所达到的唯心主义的最后界限。可是两个著作之间存在着一个差别，那就是论费希特的演说按照它的任务必须在哲学的唯心主义的大地上活动，致贺词的人要想穿着费希特的服装，带着他的色彩，而论莱辛的文章则有些苦苦拘泥于按照一个十分平庸的现实主义模型裁剪的唯心主义结构。在论莱辛的文章里，拉萨尔似乎受到普鲁士民主派的不确当的特性的传染，这在他的著作中是绝无仅有的，而论费希特的演说表明他确实登上了古典哲学的高峰。同时这篇演说也是他向古典哲学的告别词。
1862年7月，拉萨尔到伦敦旅行，为自己的计划努力争取马克思。可是他们没有能够取得谅解，此后他们的通信也就中断，虽然他们并没有真正决裂。后来，马克思把他同拉萨尔的分歧总括了一下：拉萨尔受直接的时代条件的影响太深了。他选择了一个小小的出发点，他把国家援助当做自己的宣传活动的中心，同舒尔采—德里奇这样一个侏儒所宣传的自助相对立。这样，他就只是重新提出了法国天主教社会主义的首领毕舍为了反对真正的工人运动而提出的口号。拉萨尔把宪章派的普选权口号同要求国家对协会援助联系起来。他忽略了，德国和英国的条件是不同的。他也忘记了波拿巴主义对普选权的教训。他否认同以前的工人运动有任何自然的联系。他犯了蒲鲁东的错误，他不是在实际的阶级运动中寻找自己的宣传活动的真实基础，而是根据某种教条式的处方来规定这一运动的进程，因此他的宣传活动就带有宗派性质。[6]
这些反对意见的重要性，拉萨尔是不会认识不到的。可是这些意见没有说服他，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他受“直接的时代条件”的压力太大。那么现在还剩下一个问题，就是谁对德国的这些条件了解得比较正确，是马克思，还是像在1859年欧洲危机时期那样，是拉萨尔？这个问题又汇合成另一个问题，即普鲁士资产阶级怎样同王室和容克阶级进行斗争。
四资产阶级退出政治舞台
1862年秋天，拉萨尔回到柏林的时候，普鲁士的宪法纠纷达到了顶点。10月13日，政府结束了邦议会的会议。事先，众议院根据宪法第九十九条宣布，政府规定一项已被众议院的决议明确地、最终地否决了的经费，那就是违反宪法。贵族院否决了众议院建议的预算（它有权这样做），而通过了政府所提出的预算（这是公然违反宪法）。政府终于宣布，众议院根据宪法第九十九条得出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修改宪法的议院已经明确拒绝按照现在众议院所喜欢的精神解释这个条文。更确切些说，在讨论宪法时，明显地留下了一个问题，即如果任何预算案都得不到三个立法因素的一致同意，那么怎么办。因为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出现，所以政府无论如何必须维持现存的国家机构，也就必须确定被众议院否定的、用于事实上已经进行的军事改革的经费。
这时，俾斯麦毫不隐讳，他对这场纠纷一点也不感到高兴。作为一个实际的政治家，他清楚地知道，钱包的钥匙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全国都反对他，在他认为真正重要的问题上，连王室和容克也不支持他。他按照他的容克本性，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大胆行动。当时他也像后来任何时候一样不了解，由于这些挑战行为，他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他想克服的阻力。他也立即施展了他的波拿巴式的伎俩，同时向资产阶级摆出一副笑脸一副苦脸。这时人们终于对拉萨尔的《工人纲领》进行毫无意义的控诉了，说他公然煽动没有产业的阶级仇恨和蔑视有产阶级，而无产阶级中有些可疑人物散布普鲁士王国政府对工人阶级友好的奇谈怪论。可是俾斯麦并不隐讳，他宁可今天而不愿明天同资产阶级和好。他“抱怨”必须“掌管没有在宪法中奠定基础的国家经济”的状况。他不遗余力地同他称之为立宪制的灵魂的进步党求得妥协。他认为事实上宪法并不限制三个立法因素确定预算的权利。这三个立法因素依赖相互间的让步。只有当一个部分由于“偏狭的专制主义”拒绝任何和解时，掌握权力的部分才必须按照自己的意志前进，因为国家生活是一刻也不能停止不前的。
不管俾斯麦的立场遭到怎样的反对，可是他也有一件功劳，就是把争论的问题看做是一个现实的权力问题，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不管人们怎样为资产阶级反对派辩护，可是它总还有一个缺点，就是把争论的问题看做是一个形式的法律问题，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进步党仍然为宪法大叫大嚷，好像宪法是一件受到空前的阴谋加害的圣物。它把普鲁士宪法描绘为一个还没有受官僚和容克凌辱的纯洁的处女，这种虚构需要一种比玛利亚无垢受胎的教条更坚强的信仰。同时在反对政府的资产阶级中产生了一种认为俾斯麦的妥协论不无可爱之处的倾向。这种倾向在资产阶级的议会前卫中，比在它的经济—政治势力集团，民族联盟和国民经济会议中弱一些。显然，在冲突尖锐化以后，就不能再通过妥协攫取一部分政权，但是关于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俾斯麦是会充分考虑的，这总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情，在某些情况下是很重要的，而对资产阶级中的一大部分人来说，这就是一切。
这时，拉萨尔用他关于宪法问题的第二个报告：怎么办？来澄清这种混乱状态。他第一次在1862年11月，后来又在以后的几个月里陆续在柏林的许多市区协会做了这个报告。他可以有根据地说，事实已经充分证明他第一个关于宪法问题的报告的理论是正确的，宪法纠纷表现为一个实际的权力问题。现在必须从正确的理论中得出保证人民胜利的正确手段，事实的确是这样。
首先必须正确地提出问题。如果有人问，怎样才能维护确定的普鲁士宪法，这就是错误地提出问题。对这个问题不能作答，就像对通电流能否使一个尸体复活这个问题不能作答一样。维护有着无数后门的普鲁士宪法对人民没有什么好处。宪法纠纷提出的正确问题还不如说是：怎样能使人民的绝对权利，即批准预算的权利发生效力？甚至这个宪法也承认这个权利，不管什么时候，在将来的所有宪法中也应该包括这个权利。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拉萨尔首先指出不能选择哪种手段，不管这些手段表面上怎样可取。他说，许多人考虑到拒绝纳税。但是这个手段只适用于已经掌握实际权力，已经坐在要塞里的人民，如英国人民，而对只有一个成文宪法，刚想占领要塞即实际权力手段的人民是完全不起作用的。1848年的柏林议会由于在这方面缺乏明确的理论，而归于灭亡。在刚想夺取实际的权力手段的人民中，拒绝纳税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是有意义的，那就是它被用来发动一个普遍的起义，这在当时的条件下自然是办不到的。假如1848年，柏林议会继续坚决行动，发动全民起义，起义当然就会胜利，当时的拒绝纳税也就是聪明的举动。可是大家知道，由于翁鲁所发明的消极抵抗，这件事没有能够实现，这是一个痛苦的回忆。
如果这个手段不适用，那么议院仍然有一个不可抗拒的胜利手段，就是它说出真实情况，换句话说，就是摧毁假立宪，没有这种假立宪，专制政权就不能维持较长的时期。专制政权清楚地知道，资产阶级的社会势力远远超过自己。它也清楚地知道，它不能坐在刺刀尖上过日子。不管它的态度怎样粗暴，它也决不满意同社会力量对比存在明显矛盾的不可靠的存在。因此，它需要假立宪尽量长期地延续自己的寿命。
拉萨尔用下面一段话来说明假立宪的本质：“专制政权颁布了一个宪法，在这个宪法里，它把人民及其代表的权利降低到极小的、没有任何实际保证的程度，通过这个宪法，它一开始就剥夺了人民代表对它采取独立地位的可能性和欲望。议员使人民反对政府的意志发挥作用的任何企图，专制政权都用议会制度这个名词加以谴责，就好像任何真正的立宪政权的实质不是确实存在于议会制度中，而且仅仅存在于议会制度中似的。一旦人民代议机关决定进行一个独立的、同政府的意志不符的表决，专制政权就在骨子里把这一表决看做是好像没有这回事，但始终不肯放弃立宪制形式的外部装饰。”不难看出，拉萨尔是根据普鲁士的情况对假立宪制作这番符合实际的叙述的。
假立宪不是人民的成就，相反地，是专制政权的成就，它大大延长了专制政权的寿命。专制政权用它不加隐蔽的旧形式不能长期经受同整个社会状态处于明显的、公认的对立的紧张状态。他用立宪制形式的空虚外表掩盖这种对立，使这种对立缓和、减弱、无声无臭。面对这种谎言及其权力，唯一有效的绝对的手段就是揭发这种谎言，强迫政府放弃掩盖物，在公众面前露出专制政府的本来面目。因此，根据政府继续动用被议院否决了的军事改革的经费这一情况，议院在开会以后应该立即决定，无限期地延长它的会期，也就是延长到政府证明被否决的经费已不再使用为止。
这样，政府就被打败了。如果它解散议院，新选出的议员也会提出同一口号，新议院会立即发表同一声明。长期没有议会，政府不能进行统治。看一看欧洲，就知道除去俄国以外（俄国的社会状况同其他国家确实大不相同），所有国家都实行立宪制。甚至波拿巴和哈布斯堡专制政权也不能缺少假立宪制。难道恰恰是有着强大的资产阶级的普鲁士可以没有立宪形式而存在吗？这是决不可能的。政府同本国人民存在公开的、持久的矛盾，不在任何纠纷中被其他政府高傲地、令人难以忍受地踩几脚，它就不能执行外交政策。拉萨尔否认这是一种不爱国的议论。同自然科学家一样，政治活动家也应该考察一切情况，考虑一切实际力量。如果不是自古以来各政府之间的妒嫉和对立就是一个强迫它们在国内求进步的有效手段，世界还会处在什么样的野蛮状态，这是几乎完全不能想像的。而且德国人的生存也不具有这样不可靠的性质，以致他们政府的一次失败也包含着民族生存的真正危险。在一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中，个别政府，如萨克森政府、巴伐利亚政府、普鲁士政府可能瓦解，但是德意志人民将会像一只长生鸟那样由灰复生。
同样，由于国内的假立宪制遭到破坏，政府也就瘫痪无力了。拉萨尔谈到赋税负担的急剧增长，然后作出结论说，一个必须制定这样一个预算的政府，一个经常把手伸到每个人口袋里的政府，也就必须至少造成得到每个人同意的假象。他把说出事情真相叫做最有力的政治手段，正如费希特已经证明的那样，老拿破仑利用这种手段取得了巨大成就。一切伟大的政治行动都在于说出事情真相并由此开始。一切政治上的浅薄都表现在隐瞒和掩盖事情真相。与此相联系，拉萨尔严厉批评了新纪元时期的盲目信任，在这些日子里，政府企图以实行立宪制欺骗“人民党的领袖”，但只是欺骗了人民，给假立宪制开辟了道路，最后提出了军事方面的要求。
但是，拉萨尔就这样结束了过去的和平这个偏向。只是在现在的艰苦斗争中，必须更热心、更严格地注意不再让欺骗的政策夺去人民的权利！选民应当通过不断的宣传活动强迫议员采取这唯一可以胜利的策略。议院利用继续开会这个办法不能制服政府。如果议院的第一次无疑合乎宪法的否决被践踏了，那么第二次、第三次乃至第四次否决也就不可能有较好的命运。政府和人民将会只习惯于把议院的不受欢迎的决议看做是没有公布的。更坏的恐恐怕就是妥协。根据事态的发展，立宪的基本问题首先是：政府已经被迫停止使用议院所否决的经费了吗？在这种情况下，妥协不是一种和解，而是完全放弃公共权利。
拉萨尔最后说，他的手段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没有坏处的。如果它不起作用，那么议院的延长会期就更不起作用，只会使政府能继续扮演假立宪的喜剧，使人民的思想发生混乱，并且像任何以谎言为基础的统治制度一样，破坏人民的道德。但是这个手段也是没有危险性的。要使用它，只需要明智和毅力，决不需要很大的勇气。对于罢工的议员，国家检察官和法庭都没有办法。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们必须在一定的时期内放弃重要的官职。也许政府有一些时候仍然顽固，可是这对人民大有好处。如果后来政府不得不让步，它在人民的威严面前就更加恭顺，它就更加承认资产阶级的社会力量是超过它的力量。“先生们！那时就没有调和的幻想了。现在你们积累了充分的经验，可以看到旧专制制度是什么东西。然后就不会同旧专制制度进行新的妥协，而是使它屈服！”
大家知道，拉萨尔建议的策略没有经过实际试验，所以对于这种策略议论纷纭。它所引起的反对意见，差不多有十分之九是由于批评者没有正确理解拉萨尔的思想所致。特别有才气的是最常提出的反驳：虽然发生了宪法纠纷，可是俾斯麦仍然胜利地进行了对丹麦和奥地利的战争。如果拉萨尔事先已经指出，同他的建议恰恰相反的策略不会削弱政府的力量，而实际情况也是这样，当然他就遭到了出色的反驳。这些批评家应该考虑一下，为什么俾斯麦在他全线胜利以后，在1866年7月3日整编好的军队摧毁了奥地利—萨克森的军队，普鲁士的选民打垮了议会的反对派以后，他不顾容克的强烈反对，提出追认没有预算的政府的问题，并且特别通过对外交政策的考虑来说明他的愿望。另一种反对意见的才气也不很小，这种意见认为．即使众议院根据拉萨尔的意见行事，政府还掌握着一个装备很好的机器，可以通过解散、竞选以及各种行政压力终于使反对派屈服，经常保持假立宪的形式。拉萨尔在自己的报告中的许多地方已经强调指出，政府利用这些手段还可以使自己的投降推迟一些时候，同时拉萨尔也正确地把这种情况看做是一个好机会。他所主张的只是像当时的进步党那样说大话的，的确也得到全国支持的反对派不应该“屈服”。如果进步党人不是像拉萨尔所认为的那样严肃认真的人，那么就更坏了！于是就更有必要建立一个工人党。四十年来工人党就指出，一个真正的反对党能够经受同当时俾斯麦用来对付进步党的微不足道的诡计大不相同的东西，而不“屈服”。
不管人们如何公正地无视这些目光短浅的反对意见，但是还有一个对拉萨尔当时的策略的评论值得考虑，这个评论的正确或错误使人对拉萨尔同进步党之间的关系有迥然不同的理解。社会主义方面有人说，如果尽快地引起一次革命，拉萨尔的行动就是正确的，同时拉萨尔也就被确定为一个革命者。但是，如果进步党从它还不想或者根本不想进行革命的立场出发，拒绝拉萨尔的建议，那么我们也不能说进步党不对。在直接的后备军中没有革命，自愿放弃议会讲坛并不比有名的消极抵抗更有意义。因为拉萨尔从相同的推论出发，反对拒绝纳税的临时计划，所以他在自己的建议里就不可能有这样一种隐意。还不如说，他的真正看法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可能发生革命。他同进步党之间在这一点上，也同在拒绝纳税问题上一样没有意见分歧。过了一些时候，当约翰·雅科比提到这种想法时，进步党最有威望的领袖瓦尔德克完全根据拉萨尔的精神宣称，为了能够有效地拒绝纳税，人们必须有像约翰·汉普敦当时的机构，尤其是要有在法庭上反对强制征税的可能性。
拉萨尔的建议仍然停留在资产阶级可能性的基础上。它是完全适合资产阶级的内在本质的。拉萨尔是善于从历史中学习的少有的人中的一个。他的要求并不高于四十年代的普鲁士资产阶级能够以差强人意的成就和态度做到的事情。要求特维斯腾和瓦尔德克在六十年代有利得多的条件下做康普豪森和汉泽曼在四十年代做过的事情，这并非过分。把拉萨尔的策略用一句明确而通俗的话总括起来，他不过是要求资产阶级堵塞专制政权的财源，使它就范。自古以来，原形毕露的普鲁士专制主义在欧洲的货币市场上的信用小得可怜。两三年以后，恩格斯写道：“这些先生们”——指欧洲的金融巨头——，“只贴现有三个签名的支票，如果除了政府以外只有贵族院没有众议院签字，或者只有一个做摆设的众议院，他们就把这看做是使用空头支票，不做这笔生意。”[7]这正是拉萨尔的建议的真正核心，资产阶级按照拉萨尔所提的办法，可以十分可靠地逼迫专制政权投降。
即使没有这种可靠性，拉萨尔说他的计划还是比相反的策略符合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利益，这也是对的。关于这一点，最好是从反面来证明。拉萨尔所预言的议院延长会期的不良后果字字应验了。众议院妄想通过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的否决打垮政府对第一次否决的反抗，这就使得议会批准预算的权利完全成为幻想。像拉萨尔所预言的那样，人们习惯于把议院的不受欢迎的决议看做是没有公布的。亨·伯·奥本海姆——从1848年起他就是卢格的追随者，宪法纠纷时期他是进步党．承认是它可谓“科学的”机关刊物的《德国年鉴》的主编——关于这一点写道：“讨论预算不久就成为一项空洞的、几乎可笑的工作，因为政府在军事费用以外的其他方面也不考虑第二议院的否决（比如在秘密基金方面），贵族院当然否决了修改的预算案，公然违反宪法，恢复了政府的提案。这种情况甚至对于会议的严肃性也有不良影响。国家生活的最现实的职能被贬低为一种空洞的示威。人们从这一点出发，越走越远，以为自己是在执行议会的职能，比如人们毫不犹豫地不断向受到鄙视的大臣递交请愿书，请他了解、考虑甚至解决他们的疾苦，向大臣说明自己的愿望和希求。”《德国年鉴》不过是说，议院可以“在这种情况下避免受到不体面的和可笑的咒骂”，因为它利用一种“天真的形式主义”，利用“作为法律假定的、在有次序的议会活动中的坚持”，“摆脱”一种存在的内在矛盾，人们对于这些矛盾的基本条件不断发生剧烈争论；但是不久事实证明，拉萨尔由于这种“天真的形式主义”（他虽然比较不客气，但比较正确地称它为实际情况的“歪曲”），有理由担心民族精神的混乱和民族道德的堕落。
还不到一年功夫，资产阶级反对派内部态度比较严肃，思想比较深刻的人就对进步党的行为感到愤慨，进步党在它软弱无力的抗议和决议中表现为一个能够像折断草茎似的折断普鲁士刺刀的巨人。不仅是像布赫尔、雅科比、洛贝尔图斯、齐格勒这些对1848年事件有些了解的政治活动家相当强烈地反对进步党的政策，而且较年轻的人物也是这样，比如阿尔伯特·朗格不久就看到，进步党在冲突的真正要点面前，在同王室的斗争面前吓得后退，再比如亨利希·冯·特赖奇克在进步党议员的狮皮下面发现了性情最温和的正直人，这些人明天可能成立一个社会拯救委员会，可是后天他们就会以贤人的平静心情过隐退生活，缴纳捐税并在猎兵面前脱帽。还不到两年，进步党的比较激进的报纸，如《莱茵报》和《柏林改革报》一本正经地宣称：“现在我们对于庄严的抗议已经厌倦了。发表演说和做决议在全德国连一片枯叶也动不了”，甚至最流行的自由主义的报纸，如《爱北斐特报》和《布勒斯劳报》也嘲笑“通常，当他们橐橐地走上可爱的讲台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的空谈家”。对进步党进行批判的决不是拉萨尔一个人，他十分尖锐地看穿了欺骗行为，他只做历史进步的必然性在这种情况下所要求的事情，同时使工人阶级不再追随这个有趣的资产阶级政党。其他批评家做必要的事情不是迟缓就是拖延（如雅科比和朗格）,或者终于陷入进步党的泥淖里（如齐格勒），或者投靠至少准备送给他们一小块统一的俾斯麦（如布赫尔、洛贝尔图斯和特赖奇克）。
拉萨尔的建议很明确，至少可以使柏林的选民，甚至进步党的议会党团大吃一惊。这一次不能再缄默不言了。1月10日，《人民报》对拉萨尔进行了攻击，虽然没有指名，可是它那毫无事实根据的攻击更为可恶，同时显然是害怕这一回有人听拉萨尔的话。1863年1月13日，邦议会开会的时候，东普鲁士议员马丁尼真地把拉萨尔的建议作为提案在进步党党团中提出来，至少有一个时期，意见似乎是不一致的。下述事实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改革报》和《福斯报》于1月13日和16日刊登了拉萨尔对《人民报》的攻击的尖锐反驳，并且以对拉萨尔颇有好感的精神报道了1月16日由于《工人纲领》而对拉萨尔提起的轰动一时的控诉。可是后来进步党议会党团除了马丁尼一人以外，其他人一致否决了他的提案，马丁尼在发表了一个相当有根据的声明以后放弃了自己的议席。1月27日，施韦林伯爵公开曲解俾斯麦的发言，在众议院声称，在普鲁士哪一次都是法律胜过权力，而不是权力胜过法律，这时进步党用无休止的欢呼来欢迎在伯爵嘴里三倍没有意义的长篇发言，这一欢呼，暴露出它准备大踏步地走向毁灭的心愿。
促使进步党否决拉萨尔建议的原因很多，但是大体上可以总括为三个方面。首先是议会迷这种病症全力反抗。拉萨尔知道他在跟谁打交道，他在自己的建议中对进步党议员说，在实行他的策略时，不必有性命之忧，这种策略要求他们作出的唯一牺牲——暂时放弃官职，并不怎么困难。可是对充斥于进步党之中的真正的庸人来说，官职就是一切，他们决不让“拉萨尔先生”碰一碰这个宝贝。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得到头发理得很好的被进步党报纸称为“民主派的盔上羽毛”的瓦尔德克的有力支持。瓦尔德克自从1849年被控叛国以后，成了对于拉萨尔的建议最感兴趣的比较激进的小资产阶级集团的最有名望的人物。可是正是这场官司使普鲁士王国民主主义者瓦尔德克受到了永远不会完全痊愈的创伤，起初他还怀疑进步党政策的正确性，可是这个创伤的剧烈疼痛很快打消了他的怀疑。如果说瓦尔德克在1848年就把议会议席变成了大祭司的职位，那么现在他就以妒嫉、怀疑的心情保护党团，反对一切外来影响，比如他相反地要求，议员在议院以外不要进行公开的政治活动。瓦尔德克比任何人都坚决地声称：“我们继续讨论而不考虑后果，我们让上帝和人民来决定后果。”先同人民一刀两断，然后又把人民尊为对人民代表的一切愚蠢行为应该负责的最高裁决者，毫无疑问这是议会迷的顶峰。可是瓦尔德克到底是个老实人，后来他克制了高傲自负甚至痛心地承认，进步党把“拉萨尔先生”看做一个愚蠢的青年，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使进步党对拉萨尔的建议充耳不闻的第二个，也是比较深刻的原因是它的妥协性。它把“从贝克尔到施韦林”的一切反对派分子都团结在一个“密集的方阵”之内，这是它引以自豪的一件事。只可惜，从前的共产主义者贝克尔和顽固的君主主义者施韦林在上面并肩前进的道路是不存在的。拉萨尔说得对，他的策略虽然不要求特殊的勇气，但却要求毅力和明智，而进步党丝毫也没有这两种特性。正如阿尔伯特·朗格所说，进步党的著名的“团结”在于，它的优秀分子互相拆台。进步党的报纸狡猾地声称，拉萨尔宣传无所作为，而进步党的大人物则想采取实际行动。这种颠倒黑白的说法丝毫也不能改变下述事实，即进步党这个混杂的组织不可能采取拉萨尔要求它采取的实际行动，而它永远也不停止的演说才是无所作为。为了使整个集团始终不致背离自己的旗帜，进步党在每个紧要关头都降下这面旗帜，它“不屈不挠地”离开正路越来越远，在泥沼里越陷越深。进步党的领袖们说，他们能够做出最英勇的行动，但是人民还不够“成熟”，不能对这种英勇行为作出正确估价。在他们仓皇退却的情况下，这种说法听来就更加可笑了。
进步党反对拉萨尔的第三个，也是最深刻的原因（虽然它懂得一点也不强调这个原因）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立。横亘于四十年代的资产阶级同六十年代的资产阶级之间的，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开端。从资产阶级立场来看，拉萨尔的建议是不可攻击的，他提出普鲁士宪法问题并论及它的根源，他不仅要求归还资产阶级被夺去的权利，也要求归还无产阶级被夺去的权利。可是进步党人做梦也没有想到把封建专制反革命诈取去的工人的权利归还工人。正是由于这些权利被人巧取豪夺，因此工人仍然喜欢普鲁士宪法。拉萨尔在谈到这面“残破旗帜”时所用的轻蔑方式，他的公开声明——同专制主义的跳舞必须从头再跳一回——使所有资产者的心中充满不可克服的厌恶。
对拉萨尔进行真正猛烈反击的是翁鲁。1862年12月22日，即拉萨尔发表他的演说的同时，翁鲁率领一个代表团向柏林进步党议员递交了一份有四万人签名的感谢信。翁鲁说：“但愿敌人们不想忘记或隐讳，我们现在的选举法是1849年5月制定的，也就是在1848年的国民议会被解散的时候制定的！1849年1月由普选权产生的第二议院在同年4月就被解散了。当时反动派取得了普遍的胜利。选举法不是由议院的决议产生的，而是解散上述两个人民代议机关的曼托伊费尔内阁根据国王的命令颁布的。三分之二的选举人由纳税最多的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选出，而这两个等级总共只占总选民人数的十分之一。由富豪构成的这个少数派对选举起决定作用。如果由这种选举产生的众议院不仅得到有产阶级，而且也得到不太富裕的人们，甚至也得到居民中靠双手劳动的人们的支持，那么这就充分证明在全体人民中产生了一种罕有的一致。”扯得真远，说得真好。人们也许应该期待翁鲁得出这样的结论：既然无产阶级这样勇敢地维护资产阶级的被取消的批准预算权，那么资产阶级也应该同样勇敢地维护无产阶级的被取消的选举权。可是事与愿违！因为当时瓦盖纳和其他反动分子为了吓唬资产阶级而玩弄普选权思想，所以翁鲁继续说：“根据宣过誓的宪法第一百十五条的明确内容，1849年6月30日的选举法令——就是翁鲁本人认为非法的，根据三级选举制颁布的法令——成了宪法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对于以命令形式公布的选举法的任何修改不可否认都是违反宪法。我们不能认为政府在完全安静的、严格遵守法令的人民面前，会建议采取对普鲁士的法律意识和权力地位有这样严重后果的步骤，我们深信，国王陛下不会接受这种建议。”狡猾的政客和坚决的反对派领袖翁鲁在这里成了一个神秘主义者，同他的疯狂的幻想相比，整个反动的浪漫主义都黯然失色了。“国王陛下”的誓言颠倒了是非。普选权是正当的，它被三级选举制不合理地取消了。但是，因为“国王陛下”把不正当的三级选举说成是正当的，所以正当的普选权就不得不将就成为不正当的权利。假如翁鲁的演说不是全文登载在当时进步党的报纸上，透过几十年的灰尘还闪耀着听演说的议员流出的感动之泪的潮湿的光泽，人们就可能认为它是一个非常恶毒的讽刺家对进步党当时的政策进行的一种讽刺。可是实际上它并不是什么讽刺，还不如说它是从资产阶级内心发出的叫喊。它同时指出，即使进步党是一个原则明确的、没有被议会迷这种病症感染的政党，也不会接受拉萨尔的建议。资产阶级只打算在无产阶级的帮助下把宪法纠纷进行到适合它单方面的阶级利益的程度，一步也不肯多走。它宁愿同“国王陛下”妥协，也不愿分给工人一份他们所期望的胜利果实。“用双手劳动”的阶级应该为有产阶级火中取栗，然后再走开，就像履行了义务的黑奴那样。
拉萨尔一直到最后一刻还为资产阶级把门开着。他在1月16日的辩护发言中还说：“我们资产阶级和工人都是人民的成员，在反对我们的压迫者方面是完全一致的。”进步党却不是这样。当它作出决定以后，它就力图利用“拉萨尔同俾斯麦志同道合，他要求先权力后法律”这个既恶毒又幼稚的谣言，破坏选民对拉萨尔的建议产生的好感。拉萨尔企图反驳这种不光采的中伤，可是这时《柏林改革报》和《福斯报》也不肯登载他的文章了。“封住嘴巴，禁止发言，压迫一切不合进步党心意的人”——正如拉萨尔沉痛而又真实地所说，现在资产阶级及其机关报的策略又变成这样了。拉萨尔设法把那些报纸拒绝发表的抗议印成了独立的传单出版，传单的标题是：权力和法律。对他来说，要证明历史研究不是伦理学论文是很容易的。他说明，先权力后法律，以及为什么是这样，可是当他列举事实的时候，他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同这个证明毫不相干的问题，根据他的主观意识应该是这样的，他在应该先法律后权力这一点上，例外地同施韦林伯爵和《人民报》意见一致，但是只有老民主派有权利谈论法律，因为老民主派从没有同权力妥协过。施韦林伯爵、翁鲁先生、《人民报》没有这种权利，因为他们参与或者粉饰或者事后认可一系列的破坏法律的行为。他们牺牲法律，希望在这场买卖中得到一点权力，但是除了受践踏以外，从权力那里没有得到任何东西，这是理所当然的。
任何叛卖政策都使自己的主谋者承担最严重的后果，这一次也不例外。如果进步党不愿把宪法纠纷当做一个历史的权力问题，而愿意当做一个形式的法律问题来处理，那么它就必须回到1848年4月的法案上去。这些法案只是资产阶级的法，是为了从无产阶级手里夺取三月革命的成果而拼凑起来的。马克思在1849年就从革命立场出发反对过它们，拉萨尔后来也只是为了说明进步党的不彻底性才提到它们的。但是从进步党的立场来看，它们是形式的法律，而且仅仅是这种东西。因为随着它而来的解散柏林议会、钦定宪法和三级选举制都是违反宪法的行为，这些行为不可能由于由三级选举产生的议院事后认可它们，而成为形式的法律。从形式的法律观点来看，普鲁士宪法（正如拉萨尔后来再三说过的那样）连一天也没有合法地存在过。
但是进步党不愿回到4月6日和4月8日的法案上去，虽然这些法案最确凿无疑地承认人民代议机关有批准预算的权利。因为这些法案也承认普遍的，虽然是间接的选举权，它们也承认无限制的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进步党根本不想触及反革命对工人阶级施加的不正当的暴力行为。它的不幸是，当它为了欺骗无产阶级企图紧紧依靠法制基础的时候，它自己失去了脚下的可爱的法制基础。在普鲁士宪法里，从它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从它经过修改宪法的议院讨论，并得到国王承认的情况来看，确实存在那个“缺口”，俾斯麦用它来偿付宪法纠纷的理论费用。如果普鲁士宪法的精神和文字起决定作用，那么众议院的批准预算的权利就是可疑的，正如根据1848年4月6日的法案这种权利是不可侵犯的那样。修改宪法的议院曾经明确拒绝按照这个法案的精神解释宪法第九十九条。它们故意使这个问题成为悬案，因为三个立法因素不能对预算法案取得一致意见，就必然发生这种情况。俾斯麦根据普鲁士宪法有理由说，他的没有预算的政府虽然不符合宪法，但也不违背宪法。资产阶级企图用来欺骗无产阶级的“法”就是给专制政权的纯利。
于是普鲁士的，在历史上也可以说德国的资产阶级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退出了政治舞台。由于害怕无产阶级，它又避免同国王和容克进行决战。尽管它企图用这种豪言壮语使自己看不见它的政策的结果，可是这些结果并不因此而不一一显露出来。自从四十年代以来，德国资产阶级就放弃了争取政权的斗争。它满足于以无耻的自私辩护本阶级的物质利益，也许从国王和容克手里窃取或骗取一点点政治统治权。如果资产阶级之中的一个人能够钻进内阁，他就认为他的首要任务是，做国王的最忠实的臣仆，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甚至做容克阶级的最忠实的臣仆，比如从米凯尔的光辉范例上就可以看到这一点。毫无疑问米凯尔还是德国资产阶级中政治上最明达的人物之一。
这种发展对拉萨尔肯定不是一种失望。因此他的政策也是正确的。只要能同资产阶级合作一天，他就坚定不移地执行这种政策。只有当资产阶级经常表现出不能同专制制度和封建主义进行清算的时候，当它因为想同专制制度和封建主义一起压迫工人阶级而不想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的时候，工人阶级才有理由采取独立的政策。事实本身在拉萨尔的政策上打上了印章。在资产阶级扯去了掩盖自己的内在本质的最后面纱的同时，工人阶级中发出了头几次呼声，宣告工人阶级准备而且能够履行本阶级的历史权利和历史义务。
在德国资产阶级退出政治舞台，放弃了人民的权利的同时，德国无产阶级拿起人民的权利，宣布了自己对政权的要求。
[1]北欧神话中司命运的三女神之一。——译者
[2]身体接合着的双胞胎，1811年生于暹罗，故名。——译者
[3]原文是Setzerscholien，根据梅林写的注，应指《文学史家朱利安·施米特先生》一书。——译者
[4]大市民，德文是derGroßbürger；资产者，德文是derBourgeois。——译者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79页。
[6]梅林此处指卡尔·马克思于1868年10月13日致约·巴·施韦泽的信（参阅《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28页。——译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拉萨尔的批判的其他重要总结载：卡尔·马克思1865年2月23日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同上书第175—180页）；卡尔·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以及恩格斯论哥达纲领的信）；恩格斯1891年2月23日致考茨基的信（《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76—479页），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通信中有许多地方谈到这个问题，比如1862年8月7日的信，1865年2月13日的信等等（见《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原编者
[7]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党》，载德文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德国史》第2卷第824页。 |
第八章一八五九年的欧洲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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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一八五九年的欧洲危机
当1857年的大商业危机的影响把欧洲群众带进新的政治运动的时候，拉萨尔还在写他的法哲学著作。同十年前一样，意大利和法国的群众首先活跃起来。在意大利，一个迅速扩展的人民运动把矛头指向奥地利贵族统治。萨瓦王朝是够狡猾的，它自己投身到这个运动之中，从而把运动掌握在自己手里。在法国，旧的革命精神在无产阶级中觉醒，资产阶级开始对波拿巴主义表现得桀骜不驯了。资产阶级因为想做好买卖才甘心放弃政权的，可是波拿巴主义不能经常使资产阶级生意兴隆。
波拿巴主义决非一个天才头脑的自由发明。它在至少有一个天才代表的第一帝国的形式下不是这样，在有一个非常平庸的人物作代表的第二帝国的形式下更不是这样。第一个拿破仑实行资产阶级赖以重创封建主义的革命的遗志，第三个拿破仑继承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其中斗得筋疲力尽的革命。法国无产阶级在城市里已经高度发展，可是在人数方面却被农村的小农远远超过，它在一个伟大的斗争中，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军队战胜了。可是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这个斗争中受了伤，吃了几年苦头之后在六月战斗的真正的胜利者面前，在军队和作为军队的主要补充来源的阶级——终于想在城市骚动者之先过安静日子的小农面前退却了。军事专制主义体现在拿破仑的名字中。
恩格斯说明了波拿巴主义的实质，任何改写都可能使这些话减色。他说：“面对工人和资本家，波拿巴主义的特点在于，它阻止工人和资本家互相殴斗。这就是说，它保护资产阶级不受工人的暴力攻击，支持这两个阶级之间的小规模的和平的散兵战，并且剥夺它们的一切政治权力。没有结社权，没有集会权，没有出版自由；普选权处于官僚制度的压力之下，以致反对派的选举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在警察化的法国迄今也没有见过它那样的警察制度。同时一部分资产阶级和工人被收买了；收买资产阶级用的是把小资本家的钱送进大资本家口袋的大规模的信贷欺骗；收买工人用的是大规模的国家建筑，它们除了自然的、独立的无产阶级之外把人为的、拥护帝国的、依赖政府的无产阶级集中在大城市里。最后，用表面英勇的战争向民族自豪感献媚，这些战争都是得到欧洲高级政府的许可，对一般的替罪羊进行的，而且只是在胜利一开始就得到保证的条件下进行的。”[1]像恩格斯所描述的这样，波拿巴主义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自发地成长起来的。在类似的条件重新出现时，它就照例出现。
1857年的商业危机首先揭露波拿巴主义的响亮诺言是毫无用处的。然后奥尔西尼的手榴弹吓得冒牌的凯撒牙齿打战，他在极端恐怖中颁布的保安法，不仅没有引起恐惧，反而表明波拿巴主义在七年之后还没有站稳脚跟。波拿巴只有一条生路，就是进行一次深得人心的战争，这个战争利用一些虚假理由而具有文明外貌，可以阻止革命的狂澜。奥尔西尼的炸弹以最大的明确性指出到哪里去寻找这种战争。
波拿巴为了摧毁奥地利在意大利的暴力统治而同萨瓦王朝结成同盟，这就使意大利革命搀杂了一个反动因素。意大利的国家统一同法国政策的一切传统是有矛盾的。在波拿巴嘴里，意大利的国家统一成了公开的谎言，因为这个虚假的目标同推动他进行战争的真正动机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他的目的首先是攻击共同的替罪羊，同时他正确地认为这个替罪羊就是奥地利。哈布斯堡专制政权由于它在意大利的经营成了欧洲的耻辱。它同神圣同盟的反动老盟友——同普鲁士由于奥里穆茨，同俄国由于克里木战争已经不和；最多在英国托利党人里，他还有冷淡的朋友。如果伦巴第和威尼斯摆脱了奥地利的统治，那么这两个省就归皮蒙特，而波拿巴就把萨瓦和尼斯作为报酬给自己留下。其他一切可以暂时根据事件的进程和利益再作决定。如果窃据意大利中部和南部的王位的奥地利人让可敬的波拿巴家族的成员接替自己的位置，那就更好。在任何情况下，意大利的统一都不能超过一个新莱茵联盟[2]的形式，这个新莱茵联盟应该在名誉主席教皇和实际保护者法国的统治下把意大利各邦统一起来。
战争的局部化首先使得塞纳河畔的民族解放者感到比意大利将来的形势更大的忧虑。他同俄国勾通一气，此外还可以指望英国保持中立。可是，即使德意志邦联没有义务保护它的成员在德国以外的占有地，难道它会眼看着自己的领导力量受到沉重的打击而毫不干涉吗？如果德意志邦联同奥地利联合起来，就会打乱波拿巴的计划。
奥地利当然了解它的有利形势，于是就为把德意志邦联拖入战争而展开了热烈的宣传。宣传的中心是奥格斯堡的《总汇报》，这家报纸的外交家和策略家详尽地证明，奥地利在意大利的暴力统治符合德意志的利益，应当在波河上保卫莱茵河，如果整个德意志不愿在它孤立的重要力量失败以后毫无抵抗能力地躺在强大的胜利者的宝剑之下，它就应该拿起武器支援奥地利。帝国—王国之笔一会儿用最可怕的声调召唤耶拿的亡魂，一会儿又陷入最丰富的幻想。用官方声明的话来说，就是奥地利保卫所谓的“最神圣的财产”免受“颠覆”。它准备进行一个反对十二月凶手的血腥的可耻统治的各民族的十字军远征，在奥地利的保护下将出现一个中欧大国，这个国家从比利时、荷兰和亚尔萨斯—洛林到匈牙利和斯拉夫—罗马尼亚人的多瑙河国家，包括日耳曼人的原始力量，并在这里控制诺曼底人，在那里控制斯拉夫人。面对着奥地利的这种宣传，法国的鼓动工作也不甘示弱，在选择手段方面也没有感到困窘。它的主要发言人就是从前的帝国摄政卡尔·福格特，后来在土伊勒里宫发现的收据证明，他曾被法国用金线收买。他在著作中颂扬波拿巴主义是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者，这些著作为它们的作者的无节操和无知提供了有力的证明。
在这种雄辩的甘露滋润下，由于本身缺水而干枯的、小德意志和大德意志之间的旧矛盾又复活了。小德意志派倾听波拿巴主义的济伦之歌；统一意大利这种方式完全合乎他们的心意。他们从来就想让霍亨索伦王朝充当萨瓦王朝的角色。大德意志派同样热心地，或者更为热心地迷恋维也纳宫城的乌卜者向他们散布的幻影。
如果断言小德意志派比大德意志派眼光远大是一种过分奉承的说法，那么人们倒是应该说，大德意志派比小德意志派更为目光短浅。后者至少要想统一德国的一大部分，而前者却想保持德国的分裂状态。普鲁士的大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比巴伐利亚的教皇主义者、士瓦本的分裂主义者或法兰克福的投机商（这些人的忧国忧民之心在奥地利对他们的钱柜的要求权中卜卜地跳动），较多地预感到历史的必然性。当然大德意志派中有一些人，如布赫尔和洛贝尔图斯对待他们的德国爱国主义是认真的，莱比锡历史学家乌特克也是其中之一。但是，恰恰是这些人的1859年的著作证明，大德意志方针是多么矛盾。乌特克从大德意志派领袖在罗曾海姆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带回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即南德贵族为了巩固他们在反动年代非法恢复的特权而滥用大德意志派的口号，他们公开反对大德意志派阻止召开德国议会的企图。布赫尔和洛贝尔图斯在许多小册子中要求德国统一成一个邦联执政内阁，普鲁士和奥地利为当然成员，第三个成员由诸侯选举产生，三个成员轮流担任议长，内阁轮流设在维也纳、柏林和法兰克福三地。这是一种反动的空想，同它相比甚至邦联议会也有虽是非常可怜的现实但毕竟是现实的优点。
不以大小德意志派之间的争吵为转移，在德国人民群众中产生了一个具有自然力的民族运动。这个运动的一般原因也就是五十年代末期在欧洲各族人民中引起新生活的原因，不过法国对奥地利的进攻是吹入重新燃起之火的第一阵风。法国王座上的冒险家只有占领了莱茵河左岸，才能认为他的地位相当巩固，如果别人为了同德国米歇尔毫无关系的问题互相殴斗起来，德国米歇尔却应该经常代人受过，那么这种本能的也是正当的感觉就由于感到无针可施，痛心地认识到本民族仍然是别人的陪臣，没有民族意志的机关而变得更为敏锐。没有民族意志的机关，甚至也没有民族可以了解它的真正利益的场所。既然这种民族运动是本能地产生的，那么它对自己就更不了解，它面临着成为大小德意志派口号的卤获物的危险。为了防止这种危险，恩格斯、马克思和拉萨尔来做一些解释。
恩格斯首先以《波河和莱茵河》这一著作出现在比武场上，由于拉萨尔接洽，这本书由弗兰茨·敦克尔出版。恩格斯在这一著作中清除了大德意志—奥地利宣传的幻想。并不像有人所说的，他在“保卫最神圣的财产”，反对“颠覆”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这是不必要的，因为五十年代的德国庸人在精神和道德上还没有堕落到被这种口号所欺骗的程度。但是，恩格斯用巧妙的讽刺批判了中欧大国的理论，而且更加深刻得多地驳斥了大德意志派的得意口号——应当在波河上保卫莱茵河。他从军事科学方面证明，德国为了本身的防御并不需要占领意大利的任何一个部分，如果只有军事原因发生作用，那么法国对于莱茵河比德国对于明乔河有强烈得多的要求。恩格斯这样确凿而不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以致他匿名发表的著作被普遍认为是一位地位很高的学识渊博的军人，甚至在较新的历史著作中也存在这个错误。
恩格斯同样确凿而不可辩驳地指出，从政治观点来看，德国的利益不是要求保持奥地利对意大利的统治而是取消这种统治。他称这种外国统治的实质“是任何一个文明的国家闻所未闻的”[3]；只要这种统治继续存在，意大利就必然是法国反对德国的盟邦。奥地利人写道，德国的使命不是给在波拿巴王朝头上聚集的雷殛作避雷针，那么意大利也同样有权说，意大利的使命并不是给德国人作缓冲国，以缓和法国对他们的打击，而为此所得到的报答是挨奥地利的杖笞。恰恰德国人应当注意，说意大利人政治上无能的这种自私的谰言。“因此，如果我们不是把占领别国领土和镇压别国民族（只有被偏见弄瞎了眼晴的人才会否认它们有历史发展的能力）当作自己力量的源泉，而是关心使自己在本国内成为统一的和强大的，那样我们就会做得好一些。”[4]统一的德国同统一的意大利恐怕任何时候都不会发生矛盾，可是由于意大利人时常需要德国帮助他们反对法国，德国在意大利将有重大影响。
恩格斯在批判地粉碎大德意志—奥地利口号的同时，当然一点也没有迎合波拿巴主义。他强调指出，占领伦巴第的问题是德国与意大利之间的问题，决不是路易·拿破仑与奥地利之间的问题。“对于……只为了自己的、在某些方面是反德国的利益才愿参与其间的第三者来说，问题只在于简单地握有一个省份，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放弃它，问题只在于简单地扼守一个军事阵地，只是在不能再守时才放弃它。在这种场合，政治问题就立即让位于军事问题：有人袭击我们——我们自卫。”[5]恩格斯在德国群众进行的民族运动中看到正确的本能——波河是路易·拿破仑的借口，而莱茵河在任何情况下都必然是他的最后目标。他想使这个运动能够正确地参加为人期待的斗争，他用以下的结论结束了他的研究：如果德国人以波河、明乔河、艾契河以及所有意大利的废物换得德国的统一，那就是作了一桩漂亮的生意，因为统一会使德国人不蹈华沙和布隆采耳的覆辙，只有统一才能使德国人在国内和国外强大起来。
恩格斯同马克思取得一致意见后出版了这一著作。马克思本人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以同样的方式既驳斥奥地利在意大利继续进行统治符合德国利益这一说法，也痛斥了波拿巴主义的阴谋家。他指出，波拿巴借解放意大利为口实以束缚法国人民，把意大利置于暴力政权之下，把法国的“天然疆界”推进到德国境内，使奥地利变成俄国的工具，强迫人民加入合法的反革命对不合法的反革命的战争。[6]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发表的论1859年欧洲危机的文章中从各方面研究了欧洲的整个情况。他们动用一切科学的辅助手段，以便照亮最隐秘的角落。只有一个问题他们没有研究，这就是：德国的民族运动对它最直接的敌人，德国王侯应抱什么态度？只有法俄同盟以直接的危险威胁德意志民族的时候，这个问题才是多余的，因为一个民族在它可以决定它应该如何生存以前，它必须先生存。但是，如果这些危险不存在，这个问题就成为一切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
这时拉萨尔用他论意大利战争的普鲁士任务的著作参加进来，这一著作同恩格斯著作在同一家出版社出版，它在某种意义上是恩格斯著作的补充。恩格斯曾说，如果我们受到攻击，我们就自卫，拉萨尔则补充说，对，不过我们先研究一下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受到攻击。在一切原则问题上，比如关于德国统一和意大利统一的必要性、关于波拿巴的自私自利的政策、关于反对奥地利在意大利的统治、关于波拿巴的和哈布斯堡的宣传的内容贫乏，最后关于在德国利益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进行战争的必要性等问题，拉萨尔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是一致的。拉萨尔和他们一样，同资产阶级的大德意志派和小德意志派没有什么关系。他同他们在一个实际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即上意大利的战争是否已经威胁到德国的利益。拉萨尔的眼光不是那么短浅，他不要求战事发生以前，法国军队必须越过德国边界。当波拿巴想为他自己或他的家族征服意大利的时候，拉萨尔认为战事已经发生了。因此德意志民族应当进行战争，反对波拿巴主义，同意大利人民和法国民族的民主本能结成同盟。拉萨尔的这种想法是很不“爱国”的，他对这些同盟者的重视远远超过他对德国王侯的同盟关系的重视。
如果德国王侯出于自己的打算，考虑到自己的危险而对法国宣战，只要德国的利益不受严重威胁，问题只涉及奥地利在意大利的暴力统治，即涉及削弱奥地利而不涉及削弱德国，拉萨尔就不反对这种王侯战争，他反而热烈欢迎这种战争，不过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民族运动反对这种反革命的王朝战争，把它那必不可免的变动局势变成革命的资本。拉萨尔希望德国诸侯在这样一次战争中遭到彻底的失败，他认为这就会大大促进德意志民族的真正利益。拉萨尔所极力反对的，是德法人民的战争，在这个战争中，大陆上两个文明大国为了民族的幻想而互相厮杀，事实上双方都为王朝的利益所利用。拉萨尔认为一个同民族的切身问题无关、只从病态的过分强烈的民族感情，从极端的爱国主义，从幼稚的反法主义中吸取精神养料的反法的全面战争，对于欧洲文明，因而对于一切民族利益和一切革命利益是最大的危险。因为发生这种战争的可能性日益增加，因为还站在极左边的社会舆论的报纸《国民报》和《人民报》把民族运动推入这种战争，所以拉萨尔就把反对即将到来的灾祸看做是自己的义务。
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深入地论述，德国根本没有面临真正的威胁。德意志民族由于意大利统一运动的成功，可以得到最切身的利益，一件好事不会因为一个坏人要实行它就变成坏的。“如果路易·拿破仑把一件伟大的、完全符合民族利益的事业拿在手里，恰恰是为了通过这一事业在各族人民心中得到的反应，为自己骗得几文钱的民心，那么人们就不给他这几文钱，使得他为了个人目的而决心做的事对这种个人目的没有好处。但是，根据最普通的常识，人们现在怎么能想反对他过去需要、希望和追求的东西呢？”一方面有一个坏人想实行一件好事。另一方面有一件坏事和一个——“是呀，什么人呢？这个人的情况如何呢？我们很想知道，人们所指点的路易·波拿巴所做的坏事，有哪些是奥地利没有做过的……路易·拿破仑有凯恩[7]，奥地利不也有阿拉德[8]的屠杀之夜和匈牙利将军的绞架吗？……至于谈到分裂的德国的责难和普鲁士的责难，谁的天平应该大大下沉，是由事情的本质决定的。对于罗伯特·勃鲁姆、奥里穆茨、霍尔斯坦、布隆采耳，路易·拿破仑不应负责。”同波拿巴专制主义相比，奥地利专制主义是民主发展的更危险的敌人。它代表一个完整的反动原则而波拿巴本人虽是一个专制君主，可是由于经常向民主原则献媚必然使自己成为可笑人物并使自已的地位成为不可靠的。
阻止削弱奥地利，对德国人民没有什么利益，相反地，彻底摧毁奥地利乃是德国统一的首要条件。德国统一运动至今失败的原因在于奥地利依靠德国以外的占领地取得了独立的世界地位。在意大利和匈牙利独立的那一天，一千二百万德意志—奥地利人回到德国人民的怀抱，然后他们才能感到自己是德国人，然后才可能成立一个统一的德国。关于奥地利这个国家概念，拉萨尔说，这个概念必然被扯碎、割裂、消灭、压碎，它的灰必然被撒到四面八方。他明确反对对这个论点的任何普鲁士解释。他不是以一种专门普鲁士的意识而是以纯德意志的意识谈论世界的；即使他是奥地利人，他也这样说。
然后拉萨尔详细说明，路易·拿破仑为什么不能考虑占领意大利，更不能考虑为夺取莱茵而进行战争。虽然他在欧洲是个被许多人估价过高的人物，可是他决不会醉心于这样愚蠢和不可行的、不适合他的整个地位的征服计划。他所能追求的最高目标就是把萨瓦并于法国。由于语言、位置、主张和交往关系同法国接近，萨瓦迟早总要并于法国，在德国得到同这一扩张相当的补偿的时候，这种合并是没有妨害的。
但是，假设有这种很不可能的情况，即波拿巴醉心于幻想的征服计划，德国人有什么理由这样不体面地惧怕呢？为什么要这样可怕地呼救并且想到耶拿之战呢？同恩格斯相似，拉萨尔嘲笑了从耶拿之战看到德国国力的正常水平的可爱的爱国者。由于过分的畏惧而变得不顾死活！因为害怕至少很不确实、很不可能的法国对德国进攻的灾祸，所以就想推动对法国进攻，把不确实的灾祸变成确实的，把担心的可能性变为实际的现实性。的确，人们这样做就扩大了一个仅仅认为可能的灾祸，因为很明显，德国在对法国进攻的抵抗中和在入侵法国的战争中能够而且必将发展的力量大不相同，入侵法国会使法国人民集结在波拿巴的周围，只会巩固他的统治。
拉萨尔用热情的笔调描述了德法人民之间的战争的后果。他强调指出，虽然两国人民之间的任何战争都是不幸事件，但是并非每个这种战争都必然有这样有害的后果。双方或者只有一方进行的是真正的内阁战争，就像没有打到色当以前所进行的战争就不会有这种有害的后果。但是，不是为了德国人民的民族利益进行的，同时能够激发德国的社会舆论和民族情绪的战争，就像打到色当以后所进行的战争，就像1859年所谓民主派的发言人所鼓吹的战争就会有这种有害的后果。“要说民主派方面没有看到这种战争是可以想到的最违背文明的事件，这怎么可能呢？欧洲的一切政治自由，一切导致文明的进步，精神的观念群的一切增殖和实现，总之一切民主发展，从而一切文化发展都不可改变地依赖于两个大文明民族，德国人和法国人之间的很好的谅解，对于每个只要能够大致看到欧洲文化史进程的人来说，决没有比在这反法主义复兴的时刻宣布这件事更合时宜的了。不仅某一个民族的命运同这一点有关——这是整个欧洲民主的切身问题！这两国人民之间的民族仇恨这只终于被制服的吃人老虎又从洞里走出来了——大约再过三十年，任何文化进步都被阻止，任何政治进展都受到阻碍，一切精神的混乱都有可能，又给一切黑暗的马基雅弗利主义的内阁政策开了方便之门，相互征服和相互消灭的野蛮欲望代替内部的发展被写在两国人民的旗帜上。这是反动原则自从1848年3月以来所取得的最巨大、最不可忽视的胜利！”在色当之役发生三十年后，对于这一预言的深刻性和正确性就无需赘言了。
拉萨尔著作的重点是在这里，而不是在人们常常提到的最后一节。拉萨尔在说明了民族运动正想走上的灾难性歧途以后，为了在他的证明里砌好最后一块石头，他必须回答，既然存在这个运动（拉萨尔也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承认这一点），那么它应该选择哪条道路。他用下面几句话说明了这条正确的道路：“唯一的、体面的、伟大的、符合德意志民族也符合普鲁士人的利益的态度是下述的普鲁士的话：‘拿破仑根据民族原则在南方修改欧洲的地图，那么好吧，我们在北方也这样做。拿破仑解放意大利，那么好吧，我们就占领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在这样宣称的同时，我们的军队就被派去同丹麦人作战。”在这一战争中，普鲁士的民主派可以而且必将充当旗手。如果普鲁士政府踌躇不前，什么也不干，那就又一次证明德国的君主制已经不能为民族做事了。如果普鲁士政府在民族利益没有受到危害的情况下终于使德国卷入民族仇杀的对法战争之中，那么它就会发现民主派是它的敌人。
拉萨尔的著作被两个广泛传播而又没有根据的错误所歪曲。柯尼希格累茨战役[9]以后，民族自由党的一个国务活动家为给自己的不安的良心寻找安慰的理由，看了这本著作，并且立即向外界宣称，俾斯麦的德国政策在民族革命家拉萨尔身上得到了一个很有证明力的宣誓证人。出于这种党派政策的考虑，就渐渐产生了一种神话，说拉萨尔写这本著作时有一个目的，就是给后来俾斯麦所执行的普鲁士的分裂政策开路。可是我们只要用不多几句话就可以驳倒这些臆断。
1863年丹麦国王逝世，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问题又一次被提到日程上来。这时产生了一个民族运动，它同1859年运动的区别是，它有一个十分明确的目标——使易北河公国脱离丹麦，这就等于撕毁1852年5月8日的伦敦议定书，在这个议定书里大国利用专制的暴力手段，偏袒丹麦王室改变了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的继承权。大小德意志派的政治活动家在这种场合终于暴露出自己是同一种资产阶级局限性的相对的两极。他们的合作迫使反对丹麦贵族统治的广泛运动接受一个价值大有疑问的实际纲领，即承认奥古斯滕堡王储为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的公爵，承认王侯的一种权利，自从王储的父亲得了一笔可观的钱而出让了这种权利以来，它的合法性就不再放出纯洁无瑕的光辉了。但是俾斯麦对这点并不介意，或者只是在他打算为了普鲁士王权的利益欺骗奥古斯滕堡家族的时候才注意这个问题。他用力打击的对象是民众运动的真正核心，是撕毁伦敦议定书的要求。俾斯麦以宣布庄严地肯定德国的耻辱的议定书是一个合法文件来开始他的民族政策。
他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政策以这一事实为根据，即丹麦没有履行伦敦议定书给他规定的义务，这样他正好承认了这个议定书在法律上有效。俾斯麦不愿得罪任何大国。而是利用外交伎俩在它们之间周旋，以便为普鲁士王室攫取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他争取同奥地利结成同盟并让奥地利插手，适当控制民族运动，以缓和奥地利的妒嫉心。他投效沙皇专制政权，担任镇压波兰的刽子手，以压制俄国的妒嫉心。他用“拖延谈判”刺激波拿巴对德国边界的野心，引诱法国的妒嫉心。比较厉害的敌人只剩下一个英国了，可是他一开始就知道，英国是不会单独用武力帮助丹麦的。虽然如此，假如丹麦政府听从英国外交家的意见，表示愿意放弃把什列斯维希合并于丹麦王国的政策，这样，首先就违反了伦敦议定书，而俾斯麦的天才政策就会得到辉煌的成果，即把易北河公国永远送给丹麦。普鲁士历史学家中最忠实地崇拜俾斯麦的人摇着脑袋说，俾斯麦把他整个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政策全押在欺骗丹麦这一张牌上是他的巨大冒险。俾斯麦本人后来也吹牛说，他为这件外交活动最感自豪，可是当火还烧着他的指头的时候，他说话的声调却是另一种样子。在丹麦的顽固性使他能够抛弃伦敦议定书以后的一天，他给一个朋友写信说：“我在政界工作越久，我就越不相信人的算计……同时在我身上，对神至今的保佑的感激之情上升为一种信念，那就是主也能把我们的错误变成我们的幸福，我每天都以有益的谦恭态度，体会到这点。”玩弄假虔诚的词藻向来不是俾斯麦的弱点。如果说他这次搅扰了主，那就是从心底吐出的一口长气。
这里没有必要研究俾斯麦在他的特殊情况下是否必须执行这种政策，或者他能否执行另一种政策。在任何情况下都十分明显的是，他1863年的政策同拉萨尔1859年的政策不同，正如反动的内阁战争同革命的人民战争不同一样。拉萨尔正是要求普鲁士用革命的决议撕毁伦敦议定书，把字片扔到欧洲大国的面前。普鲁士应当用行动证明，德国终于能够独立处理自己的事务。俾斯麦通过自愿在波兰充当刽子手博得沙皇专制政权的欢心，而拉萨尔则想利用波兰起义，“赶走这个凶神”，这种相似性又是多么惊人啊！只要这样说就够了，拉萨尔所要求的就是十一年前《新莱茵报》所要求的解放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的革命的人民战争。因此责备他为了煽动民众而鼓吹一种他根本不希望有的，而且肯定打不起来的战争，这也是不正确的。拉萨尔很希望，非常希望有这种战争，他希望有这种战争的原因（他当然知道而且决不讳言）就是使普鲁士王权不可能进行这种战争的原因。因为普鲁士王权不可能进行使自己也遭到牺牲的战争。它不能从事“民族事业”，因为开始做任何“民族事业”时，都必须对它自己进行审判。
因此，拉萨尔推荐的不是俾斯麦后来执行的德国政策，而恰恰相反，但是这种推荐对拉萨尔决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拉萨尔想使民族运动不犯重大错误，提出了正确的目标来对抗民族运动所追求的错误目标，可是也不讳言，实际上这个正确目标在当前的情况下也是达不到的。他对激动的群众说，如果你们要想推行民族政策，那么就使王侯成为你们的民族利益的挽马。如果他们不愿被利用，那么你们就更要警惕他们使你们成为王朝利益的挽马。
拉萨尔没有向大德意志派的立场作任何让步，也没有向小德意志派立场作任何让步。在要求粉碎奥地利这个问题上也是这样，拉萨尔由于有这个要求而被误认为“小德意志派”，恩格斯因为不能热衷于奥地利在意大利的暴力统治偶尔也有人骂他是“小德意志派”。欧洲不能没有奥地利，这是一个教条，小德意志和大德意志的错误都是由这个教条产生的。所有小德意志派——从加格恩到特赖奇克——，都认为毁灭奥地利是一个“可怕的不幸”。正因为没有这一毁灭，就不可能有整个德国，所以他们就以一个拔掉毛的德国为满足。根据这一点后来拉萨尔说过，小德意志纯粹是在严肃性，战争、革命、共和国面前的怯懦和恐惧，是一种很大的民族背叛。他一辈子没有写过一句有利于小德意志派的话。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十分相似的话说过，从十八世纪中叶以来，能为奥地利作为一个国家存在进行辩护的唯一情况，是它对俄国在东欧的进展的无用的、不彻底的、怯懦但又顽固的抵抗，拉萨尔的看法也是这样。如果一个独立的德国，一个独立的波兰，一个独立的匈牙利能比奥地利强权国家对沙皇专制政权的扩张进行更为顽强、彻底和勇敢的抵抗，那么上述的存在理由就完全丧失了。
拉萨尔的策略在各方面都是正大光明的、革命的，而且也是正确的。事态的历史过程是人所共知的。已经担任了几个月摄政的普鲁士亲王踌躇不定。用萨瓦王朝的方式掌握民族运动，完全在他的反动视界之外。对于推行牺牲奥地利利益的普鲁士侵略政策，他并不是没有欲望，只是暂时缺乏勇气。他不知道他应该坐在法国给他搬来的椅子上还是坐在奥地利给他搬来的椅子上，他终于十分热情地坐在这两张椅子之间。他动员了普鲁士军队，这是对法国的一半威胁，他要求对德国邦联军队有独立的指挥权，这是对奥地利的一半威胁。法国政府同样大声宣称，普鲁士阻碍它完成解放民族的使命，奥地利政府宣称，普鲁士阻止它保卫最神圣的财产。法奥两国很快地缔结了维拉弗兰卡和约，普鲁士的政策又一次成为欧洲普遍嘲笑的对象。
事情不仅有可笑的一面，而且也有其严肃的一面。奥地利政府正式声明，普鲁士拒绝作为奥地利的藩臣进行战争，使放弃伦巴第订立和约成为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同保持奥地利对德国的霸权，即延续德国的分裂状态相比，不忠诚的伦巴第的价值要小得多。由此可见，在奥地利的监督下进行的德国人民的反法战争，不管是波拿巴专制政权胜利还是哈布斯堡专制政权胜利，都是使德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去一害又来一害。粗野的波拿巴对他的恭顺的上院声称，假如继续进行战争，他就必须做一个君主只是为了本国的独立才敢做的事情，也就是说远远超过波拿巴主义的力量的事情。可见，对这只狐狸来说，莱茵的葡萄挂得太高了。在普鲁士动员军队以后，沙皇终于派侍从武官长到法军司令部去促成和约的缔结。由此证明，俄国同法国一样没有准备打世界大战，而不打世界大战就得不到莱茵河，也得不到君士坦丁堡，因此证明德国根本没有受到严重威胁。正如拉萨尔在他的著作中预言的那样，事实必然证明他是正确的。
第二年，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又一次在专门著作中回到1859年欧洲危机这个问题上来。拉萨尔在他论费希特的政治遗言的著作中指出，只有成立统一的不可分的共和国，才能实现同德国的奥地利化或普鲁士化相反的民族统一。他非常客气，但也十分明确地说出民族可以对诸侯抱什么期望，他写道，要求这种决断合乎理想，要求某些人为了民族统一牺牲王朝利益，这简直是愚蠢，这些人的精神品格同其他所有人的精神品格一样，是他们的教育、传统、喜好和历史等因素的固定产物，我们之中的任何人（如果他的教养和教育由这些因素决定的话）所做不到的，他们也做不到。
马克思在他反对卡尔·福格特的著作中回顾了1859年的历史。从前的帝国摄政，现在的波拿巴的雇佣文人用最卑劣的、被《国民报》热心采用和广泛传播的诽谤攻击马克思。马克思企图在普鲁士法庭上反驳对他的告发，可是由于柏林法官采取了著名的公正态度而未能实现。法官们用最卑鄙的借口否定了被误解的革命者的权利。于是马克思自己在对诽谤者进行惩罚的可怕的法庭上实现这个权利。这是一本很有份量的著作，它的标题上有福格特的名字，拉萨尔称它是一本“杰出的书”。马克思在这本书里没有直接接触一年前他同拉萨尔争论的问题。为什么不谈这个问题呢？他在序言中说：“为了避免可能的误会，我只注明一点：1848年以前，人们已经都同意波兰、匈牙利和意大利的独立不仅是这些国家的权利，而且也是德国和欧洲的利益，而在路易·拿破仑1859年意大利战争之际，对德国应采取的策略，却有了完全对立的观点。这种观点的对立，是由于对事实的前提有对立的判断而产生的，决定这些判断还须留待以后的时间。关于我的判断，在本书内，我只涉及与福格特和他那一伙人的观点有关之处。甚至他假装着要代表的，或他在想像中代表一大堆没头脑的人的观点，也都落在我批判的范围以外。我只讨论他所真正代表的观点。”[10]但是马克思在揭发福格特的鼓动工作的波拿巴主义根源的同时，必须分析前一年的历史，并在这今天还有很大教益的研究中得出事实上对拉萨尔的策略作了重大让步的结论。马克思指出，波拿巴只能进行局部的战争，这比拉萨尔的说明几乎更为确切。
恩格斯的关于萨瓦、尼斯和莱茵的著作[11]的情况也大致相同。恩格斯说，路易·波拿巴只是沙皇政府手中的一个工具，沙皇政府很希望法奥两国缔结维拉弗兰卡和约，因为始终还没有克服的国力枯竭、俄属波兰的骚动，贵族对废除农奴制的反抗使它不能进行对外战争。这一切越是正确，就越不用担心去年签订的波拿巴—沙皇条约会威胁德国了。恩格斯的著作的核心是关于波拿巴主义并吞萨瓦和尼斯而形成的强大军事地位的十分重要的军事科学论述。拉萨尔在他的著作里几乎没有接触到这个重要问题。
在回顾整个争论时，我们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欧洲政局的理解比拉萨尔深而广，可是在拉萨尔同他们发生意见分歧的一个问题上，他比他们看得清楚，明确。对德国来说，这个问题是一个决定性的问题。
[1]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党》，载德文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德国史》第2卷，第832页。
[2]莱茵联盟是指1808年7月在拿破仑第一的保护下成立的德国南部和西部的各邦的联盟，这些邦实际上成了拿破仑法国的藩属。——译者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78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91页。
[5]同上书第297页。
[6]参阅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一组论文，载德文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德国史》第2卷，第641—686页。——原编者
[7]凯恩（Cayenne）是法属圭亚那（南美）的首府，从十八世纪末年到1854年是法国政治犯服苦役和流放的地方，有“不流血的断头台”之称。——译者
[8]阿拉德（Arad）罗马尼亚西部城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属匈牙利。——译者
[9]柯尼希格累茨，捷克斯洛伐克城名，捷克称作：赫腊德次—克腊洛佛，1866年7月3日在此举行普奥战争的决定性战役，结果普军得胜。——译者
[10]卡尔·马克思《福格特先生》，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3页。
[11]指恩格斯1860年写成的著作《萨瓦、尼斯与莱茵》，中译文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33—680页。——译者 |
第七章科学共产主义的进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弗兰茨·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二卷
第七章科学共产主义的进步
一马克思和拉萨尔
二马克思论商品和货币
三拉萨尔的《赫拉克利特》
四拉萨尔写的悲剧
五拉萨尔的法哲学主要著作
在五十年代的德国，共产主义的宣传没有任何活动余地。工人阶级对于这种宣传没有反应，而主要的宣传人员又散居世界各地，几乎全都要为衣食进行艰苦的斗争。甚至德国的图书市场也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的人关上了大门。而一些还以最激进人士自诩的出版家在碰到关于出版他们的著作的“不合时宜的要求”时，简直怕得要死。到了五十年代末期，弗兰茨·敦克尔才树立了开辟这条道路的功绩。
因此对于科学共产主义来说，五十年代没有白白过去。它是科学共产主义的集结和深化的时期。科学共产主义把自己的剑在革命年代的火热斗争中所产生的缺口磨去，用巨大的石块砌成攻守之墙，它的敌人一定会在这垛墙上碰得头破血流。在还能进行实际宣传的地方（如在美国和英国报刊上），宣传从没有停止，在巴塞尔和波士顿两地同时出版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中，马克思宣布了普鲁士政府的罪状，使它受到了应有的谴责，他为他的朋友魏德迈在美国出版的一个德文月刊写了叙述法国政变的历史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在这本书里指出，法国的阶级斗争怎样使一个平庸、可笑的人物能够扮演英雄的角色；这是唯物主义历史著述的一部杰作。这种闪烁着聪明和机智的火花的尖锐批判向欧洲所有的社会拯救者以惊异的目光注视着的波拿巴主义指出，无论是成功或失败，它的前途都是可耻的。一直到美国内战为止，马克思是《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欧洲编辑。他在这个报上用有力的笔触描绘了德国革命和反革命的历史[1]。他以忘我的热情为在1849年宪章运动的重大失败以后还继续宣传普选权的宪章派报刊写稿；在几篇短文里，他谴责了帕麦斯顿勋爵对沙皇政府的深情厚意。甚至对一个有才能的人来说，这也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然而这只是马克思在五十年代所做的工作的最小部分。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稿，得到他生存的物质基础，而恩格斯则又走进他父亲在曼彻斯特开设的公司里。空间的分隔不能阻碍他们的合作。他们继续这样分工：恩格斯在敌人的攻击面前捍卫他们的共同立场，但在许多年间，都没有得到进行这一工作的机会；而马克思则通过广博的研究，奠定现代共产主义的科学基础，使现代共产主义的目标切实以它的一切历史联系为依据。大英博物馆的宝藏给他提供了知识的无穷源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十年里研究和学习了多种不同的科学。他们也像在斗争期间为了他们的伟大事业利用最好的时机那样，充分利用了斗争的迫不得已的停歇时间。在祖国，一提到他们就是咒骂和诽谤，而他们的敌人可以通过这些咒骂和诽谤不受制裁地发泄对他们的憎恨。但是这种情况任何时候也没有使他们迷失方向。
然而这毕竟是一个艰苦的时期，三十年后恩格斯在马克思夫人墓前所做的演说里还震荡着它的余音：“这一次燕妮·马克思遭遇到的是具有一切恐怖的流亡生活。她眼看着她的两个男孩和一个小女孩在物质压力下走进了坟墓。尽管如此，这种物质困难她还是可以克服的。可是，政府和资产阶级反对派（从庸俗的自由派到民主派）勾结起来，策划一个大阴谋来对付她的丈夫，他们向他倾注了最卑鄙下流的诽谤，所有报刊都对他关上大门，剥夺他进行任何辩护的权利，以致他霎时间毫无自卫能力地站在他和她所蔑视的敌人面前，这就使她受了深重的创伤。这种情况继续了很长时间。”[2]在这阴郁的年月里，马克思为他的主要科学著作做了重要工作。
在德国国内，共产主义宣传在个别工人的沉默的反抗里，在斐迪南·拉萨尔的热烈希望中继续存在。他在这个时期写给马克思的信给他的革命热情提供了最光辉的证明。他像一块不可动摇的岩石屹立在反革命的狂澜之中。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他在杜塞尔多夫的家成了所有被迫害者的躲避风暴的避难所。不顾警察的侦查，他仍然同莱茵区的工人保持密切的联系，给他们做有教育意义的报告，供拾他们书籍，只要他能帮助他们，他从不吝惜金钱。同革命年代的老朋友分离，使他感到十分痛苦。他在1857年4月26日写信给马克思说：“嗳，你们没有流亡，流亡的是我！因为你们是许多老战友、老同志同住在一个城市里！可是这些年来，我却独自生活着，完全离开了从前的战友，在这种伤感情绪发作时，我就把我自己叫做最后的莫希干人[3]。这也确实令人难受。因为撇开工人阶级（它的思想和感情不仅保持健康而有朝气，而且从那以后也有很大发展）不谈，在所谓有教养的人们中，同过去一样的怯懦、一样的畏惧、一样的隐匿，仍然而且比过去更甚地占有统治地位。共中几乎没有一两个例外。当然，杜塞尔多夫是一个小城，根本就没有精神上的能人。”1854年，拉萨尔在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案件中取得胜利，然后以“两年发疯似的工作”完成了论赫拉克利特的著作。一方面为了监督这部著作的出版工作，另一方面由于患了眼病需要到著名眼科医生格雷费处就医，他好容易得到柏林警察机关的许可在首都住两三个月。正如他在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所说，几天以后他就要移居柏林。
拉萨尔从没有对马克思或其他任何人隐瞒想在大城市生活的愿望，他也没有丝毫理由这样做。从精神上和政治上来说，这都是正当的生活需要，由于这一点而责备他，说他受虚荣心驱使，渴望得到声誉，乃是一种令人不快的吹毛求疵的举动。有很长一个时期流传过一种神话，说拉萨尔为了得到临时在柏林居住的许可，曾经由亚历山大·冯·洪堡介绍，朝见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这个神话终于被粉碎了。相反地，最近发表的档案资料证明，拉萨尔为了粉碎柏林官厅对他居住柏林所施加的非常恶毒和顽固的阻力，不得不一再采用对他不适合的手段。无论是1855年6月，他给警察总监辛克尔代写的信，或者是拉萨尔为了使当局收回1858年6月对他下的驱逐令而给代替患精神病的国王执政的普鲁士亲王上的呈文都是不辱他的身分的。毫无疑问，这个驱逐令是出于最轻薄的动机而发布的。拉萨尔刚在柏林住下来，又将被赶出城去，因为军队里的一个恶棍毫无理由地在大街上殴打他，而被他打倒在地上，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1848年和1849年的革命者不应给“炮弹亲王”上请愿书。马克思所说的简单的道德感本来应该阻止他这样做，马克思本人就没有同现政权进行表面上的妥协。
人们从拉萨尔的越轨行为中还可以看到哈茨费尔特案件的余波。拉萨尔为一个受虐待而没有抵抗能力的妇女辩护，在三月革命前就已经给基督教国家造成把他逐出柏林的第一个动因。他同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关系，后来在柏林警察机关的公正和善意的人士考虑让不让他住在柏林的问题时起了一定的作用。永远值得考虑的是，正是这个案件（不管人们对它的评价如何）把这个“最后的莫希干人”拘留在德国，使他能够不断接触到德国状况的发展。他在柏林亲身体会到，距离虽然不大，但已经容易引起错觉。如果说，他在莱茵省工人群众中还十分生动地看到革命年代的传统，那么他在柏林就痛心地了解到，易北河以东的居民还很少“反对专制政权”。拉萨尔是同那些喜欢自称为自由派的没有主见的人们完全不同而且见解比他们深刻得多的实际政治家，他懂得考虑这个事实，他在柏林逗留期间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从各方面表明，人们一向视为柏林生活对他的人格所加的不良影响的，乃是聪明的考虑。
因此这样一种不良影响是不能完全加以反驳的。几千塔勒的租息（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使拉萨尔不用为一般的生活发愁，他在柏林社会中正如他在少年时代的日记中所说是“引人注目的”。在文学和政治方面的反对派聚会的弗兰茨·敦克尔家里，他是被许多人敌视，又被许多人钦佩的中心人物，可是他不仅同伯克和洪堡这样的科学家集团发生关系，而且也同许多在思想意识上几乎毫无共同之处的社会阶层发生关系，于是一种道地的新贵作风开始形成。
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继拉萨尔之后也到了柏林，这对拉萨尔并不是什么幸事。虽然对于拉萨尔忠实于伯爵夫人，伯爵夫人忠实于拉萨尔的这种高尚精神产生误解是不公正的，可是同这个五十岁的聪明伶俐、久经世故的妇女经常交往，把这个年轻得多、虽有一切天才的自觉但却天真得多的人引入并非永远正确的道路。毫无疑问，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只要能够引导拉萨尔，她就经常把拉萨尔导向她根据自己的真诚信念认为是对他最有利的道路，可是她根据自己的全部经历，对于什么是拉萨尔的最大幸福，最多只能有一种因袭的理解。她出于感激而对拉萨尔处处表示尊敬，这种态度促进了拉萨尔的软弱的本能而不是促进了他的坚强的本能。
虽然如此，他从来也没有忘记他的伟大目的。他时刻准备着，一旦重新发生革命，他就干预革命的发展。他在这些期望和等待的日子里写下了自己主要的科学著作，他可以说，这部著作是“人类勤劳的巨大作品”。在这本书里，他追求同马克思相同的革命目标，但是所走的道路不同，这两条道路清楚地说明什么东西使他们结合，什么东西使他们分离。
一马克思和拉萨尔
阿尔伯特·朗格曾经把马克思的《资本论》同拉萨尔的《既得权利体系》作了一番比较，他说：“两部著作有一个共同点，即在这两部著作中贯穿着思辨的因素和确实的材料，这是其他著作所做不到的，但是它们的区别在于，拉萨尔在思辨的基础方面，比较自由地——就真正哲学的性质而言——比较独立地同他的老师（黑格尔）对峙，而他的著作的法学材料虽然是用不同寻常的精神力量得来的，但毕竟是专为完成这部著作而找来放在这里的。相反地，在马克思的著作里，国民经济学的材料仿佛是自发地从经验的专业知识的令人惊异的、被极其罕见地自由支配的源泉中流出来的，而思辨的形式则紧紧依从哲学示范者（黑格尔）的方法，在这部著作的许多部分，这种形式勉强挤入材料里，起了不良的效果。”这段评论在这一方面恰恰把事情弄得颠倒了。不是拉萨尔比马克思更自由和独立地同黑格尔的思辨对峙，而是相反。马克思能够算出黑格尔账里的全部错误，而拉萨尔只能算出一半错误。朗格的错误看法可以这样解释，这就是他自己不懂历史唯物主义。但是在另一方面，他接触到拉萨尔和马克思之间的差别的最深处。两个人都是革命者，但是拉萨尔努力求得大量的科学材料，作为进行社会革命的最有力的手段，而马克思利用经验的专业知识追究事物的根底，以便起到变革资产阶级社会的革命动力的作用。
如果我们把这两个人所喜爱的文学家作一个对比，那么这种差别可以说是有形的了。马克思喜爱的是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在近代作家中是巴尔扎克；拉萨尔则喜欢胡登、莱辛、费希特，在近代作家中是普拉顿。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文学类型。前者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把整个一个时代的形象这样客观地收容在自己的作品之中，以致任何主观残余都或多或少地消失了，有一部分甚至完全消失了，因而作者被他们的著作的神话般的阴影掩盖了。后者是这样一些人，正如他们之中的一个人所吟咏的，他们只是把“世界图象的图象”再现出来，在他们的作品里，我们看不到他们的世界是什么样子，而只知道他们自己怎样夺取或者企图夺取他们的世界。今天有谁读胡登写的小册子是为了它们本身，为了它们的内容或是仅仅为了它们的形式呢？人们是为了胡登而读它们。在所有的历史人物中，胡登最合拉萨尔的心意。他曾经说过，胡登的命运同他的命运完全相同，惊人地相似，这种看法是应该受到反对的，当拉萨尔提出这种看法的时候，它是极不适合实际情况的。虽然它是从一种非常真实的感情中产生的。我们把拉萨尔和胡登最早的作品——拉萨尔的日记和胡登的对娄茨之流的控诉——放在一起，就会发现它们的气质的基本形式惊人地相似。甚至在孩子气的自欺这一点上，他们也很相似，他们利用这种自我欺骗装作无辜受到迫害的羔羊。可是我们只要读一百行胡登的作品和拉萨尔的作品，就知道他们从小就必然是很不受他们周围的习惯势力欢迎的人。拉萨尔为了同他喜爱的诗人普拉顿交谈，他在胡登的一段话里发现“他混乱的生命之谜的结”解开了，胡登说：“的确，在这一方面我需要担心的不比别人多，甚至比许多人还少一些，只是上帝使我产生忧虑之情，一般的苦恼使我比别人更感痛苦，也许比别人更深入内心。”
任何比较都不适当。如果根据拉萨尔和马克思的文学爱好在他们之间作比较，并使这种比较超出足以说明他们的精神活动的不同的基本特征的范围，那就是愚蠢。这样比较就会大大贬低拉萨尔和马克思的作用。但是仅仅根据这一点做比较，也有它的道理。我们姑且假定有这样一种实际上不可能的事情：人们可能连马克思的名字都忘掉，可是他的主要著作作为大工业时期的最忠实的图象将会继续存在许多世纪，而拉萨尔的著作只会存在几十年（他的著作的一部分今天已有这种情形），而且它们不是经典性地表现伟大的世界转折的永久性巨著，而是一个天才人物在一个世界历史运动中所想的和所做的事情的记录，是人类精神的不朽的证据。这种关系十分明显地表现在，拉萨尔在他的科学著作中也喜欢表露个人的见解，而马克思本人在政治宣传中完全不显露自己，以致几十年来关于他的最不可靠的谎言能够得以传播而且为人相信。
由此还产生第二个差别。马克思在精神方面掌握了比拉萨尔大得多的范围，他的研究一给他开辟新的远景，他就不倦地从一个科学部门走进另一个科学部门。这里只提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然科学方面做过许多研究，而拉萨尔最多只是粗浅地接触过这个领域。对这一点有影响的事实是，马克思流亡英国期间站在欧洲社会的最高了望台上，而拉萨尔却生活在欧洲社会的可以说是最不可救药的角落——曼托伊费尔的普鲁士。然而他在那里与其说是精神上感到孤单还不如说是心情上感到寂寞。他反而满足于一个比较狭窄的范围，因为这个范围恰恰包括他想改革的那个世界。他有理由说，他由于一种浮士德式的冲动，用最坚韧、最认真的努力，从希腊哲学和罗马法学经过历史科学的各个部门一直研究到现代国民经济学和统计学，仅就精神科学而言，他对他所熟悉的当时的整个教育所说的讽刺话决不是无聊的浮夸。虽然如此，对拉萨尔来说科学研究居于次要地位，这是无庸置辩的。
有一回，他在给海尔维格的一封信中，把科学研究说成是一种痛苦，虽说是一种解放的痛苦，但毕竟是一种痛苦，即使他在这封信里为了使海尔维格从昏沉沉的状态中警醒过来而有些夸大，那么他在1859年给恩格斯写的信无疑是他的真实思想，他说，如果不因为实际运动终于开始（这是很值得希望的）而使一切较大的理论活动暂时停止的话，他就继续研究国民经济学和历史哲学。“假如能够做几件我们能做的事情，我是多么希望不把我知道的东西写下来啊。”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曾说：“虽然任何理论科学中的每个新的甚至尚无从预见其实际应用的发现都使他感到异常喜悦，但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起革命〔梅林引文中缺“革命”一词〕影响的发现时候，他所感到的喜悦更是完全不同了”[4]，而对拉萨尔来说，问题只在于科学对于历史发展的革命的干预。除了他在四十年代已经起草，而且绝大部分已经写成的论赫拉克利特的著作以外，拉萨尔的五十年代的科学著作完全围绕着从政治和社会方面清算三月革命。
第三点即拉萨尔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同这是有关系的。严格说来，他不属于青年黑格尔派而属于老年黑格尔派，他完全相信思辨的概念是世界历史的动力。他的精神生活带有古典哲学及其养母古代教育的特征。当拉萨尔最初接近古典哲学时，古典哲学已经处于彻底解体的阶段，但是像他这样准备战斗的人，从没有参与这些哲学斗争。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几乎没有提过施特劳斯、布鲁诺·鲍威尔和费尔巴哈，从没有联系到他们使古典哲学解体的倾向。拉萨尔肯定是这种哲学的晚熟的果实，为了认识伏尔泰在历史上的作用，歌德说过，古老的民族将来也许能够把它们的一切美德和缺陷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这句话在这个意义上对拉萨尔是适合的，即在德国堕落最深的日子里，唯一使德国维持在西欧文明民族的水平的唯心主义的一切优缺点再一次体现在拉萨尔身上。
我们的古典哲学的唯心主义同今天为了把起决定作用的阶级斗争变成空洞的词藻而自称唯心主义并引证拉萨尔的著作来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没有任何关系。拉萨尔假如知道，他一定会用嘲笑来反对这种引证。使他同古典哲学结合起来的，是古典哲学的革命的内核。就人而论，在它的代表者之中，同他最接近的是最热情地掌握了法国大革命的精神、最远地推动资产阶机理性的要求，使它成为劳动阶级的权利的费希特。但是费希特的大胆的唯心主义并不妨害拉萨尔的对现实事物的感觉，康德曾用下面的话说明了这种感觉：真理只存在于经验之中，对事物的一切认识如果来自单纯的理智，那就纯粹是假象。拉萨尔写道：“没有思想的材料还有相对的价值，没有材料的思想只是一种空想。”拉萨尔十分巧妙地把黑格尔的辩证方法用作革命变革的武器，他同时强调说，黑格尔在他的著作的各个方面都不厌其烦地强调，哲学要求最迫切的莫过于深入到经验科学中去。
拉萨尔对那些没有思想、没有生气的随声附和者进行了激烈的论战，他们用黑格尔哲学制造出一种新的著述癖好，把它变戍一种新的文才之汁，以便浇在不理解的和不知道的事物上。拉萨尔对三月革命后的唯物主义的过分宽容的评价比这一论战更清楚地表明，拉萨尔是多么厌恶这些人。他恭维三月革命后的唯物主义说，赫拉克利特就已经把思想是物质的运动这一论题当作他讨论哲学的基础，毕希纳以最古老的爱奥尼亚学派的哲学为依据是对的。差别是不小的，那就是在赫拉克利特那里，这种观点在原来的精神哲学以前，在思维和存在的差别展开以前出现，而它在精神哲学完成以后同现代生理学一起回来，“这种返回正如经过和克服差异后的任何返回一样，不可能仍然只是向第一个直接性的返回，而必须收容和具备已经克服的差别”。拉萨尔对这一点加了一个注解，他说，为自己的存在感到最初的喜悦而扰攘不安的新哲学将常常违反这个要求，但是，即使加上这个限制，他也大大高估了毕希纳和他的同伙，由此证明，他的唯心主义确实同今天以唯心主义为名在德国大学里游荡的没有血肉的幽灵毫无共同之处。
拉萨尔的唯心主义同历史唯物主义的区别在于：拉萨尔没有从经济角度去理解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条件和必要性，而是先把它们翻译成首先是资产阶级时代所特有的唯心主义的思维形式，即翻译成哲学和法学。不过，拉萨尔并不因此而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者，正如克伦威尔的铁骑兵[5]虽然用旧约的语言却非封建的革命者一样。资产阶级革命有几百年之久还在封建时代的宗教思想形式中进行，而无产阶级革命至少有几十年之久在资产阶级时代的法学和哲学的思想形式中进行。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自觉地、彻底地粉碎了这种形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和社会主义的空论家所不能理解的东西，即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世界历史意义，拉萨尔能够理解。把他同历史唯物主义分开的，是一条不很明显的界限，那就是他先以资产阶级思想形式理解事物。
拉萨尔是符合《共产党宣言》精神的坚决的共产主义者。他之所以犯许多错误，只是由于他把《宣言》的经济观点先翻译成法学和哲学的观点。因为他理解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所以古典哲学的国家崇拜在他身上可以不像在洛贝尔图斯身上那样达到形式主义的僵化地步，但是由于他从没有摆脱唯心主义的思想形式，所以他也从没有摆脱那种国家崇拜。虽然说他在经济学方面根本没有进行实际的、独立的研究，是过甚其词，但是毫无疑问，他在法学和哲学领域活动要比在经济学领域内有把握得多。他的确进行过研究，而且还取得了能使一群腐懦充分受惠的成果。但是他没有像马克思或恩格斯那样得心应手地掌握这个部门，因为他的唯心主义思想方式常常阻碍他前进。在紧急的斗争中，他根据莱辛的那句话的精神，在他找到武器的地方拿起武器。莱辛说：“不是做梯子的人而是爬上梯子的人能够达到目的，一个敏捷而勇敢的人即使是一个坏梯子他也敢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这一点上是对的，他们说，拉萨尔不是先驱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但愿这些在黑暗中得其所哉的鼹鼠也看一看亮光！
如果说拉萨尔的唯心主义是他的缺点，那么它也是他的优点。它使他坚决相信思想的力量，这种力量曾使拉萨尔完成了巨大的工作。即使有必要肯定，拉萨尔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运动规律和发展规律的认识没有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尖锐和深刻，那么只根据这一点或者根据较多的但不是重要的方面来衡量拉萨尔的历史作用是不正确的。这样做就是把历史问题当作小学生的作业对待，当然改作业只要找出里面的错误就行了。任何历史人物只有在他的历史环境中才得到他的历史权利。
如果拿拉萨尔同在基本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成长起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相比，拉萨尔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不及他们。因为从一开始，在他的生活道路上就有比他们浓密得多的阴影。如果拿他同在大致相同或者甚至还比较有利的境遇中接受主要的生活感受的同时代人相比，那在哲学方面同青年黑格尔分子，在经济学方面同洛贝尔图斯，在政治方面同约翰·雅科比相此，那么他就显得又高又大了。
他虽然同这些人一样具有唯心主义世界观，但是由于他有伟大的天才，有革命的本能，首先也由于他真诚地、不倦地追求真理，所以他能够一直深入到科学共产主义的核心，而这一点是那些人所做不到的。
二马克思论商品和货币
《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本部头不大的书，是马克思在五十年代所完成的科学工作的最初成果。在这本书的序言里，马克思按照下列顺序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资本、土地所有权、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他打算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研究资本的第一册的第一篇共分三章，分别论述商品、货币和资本一般。论述商品和货币的两章构成了马克思在1859年出版的第一分册的内容。
在这篇序言里，马克思还简单地回顾了他的研究经过。他说，他研究黑格尔的法哲学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和国家形式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黑格尔用“市民社会”这个名称把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概括起来，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则应该在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接着，马克思对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了经典性的叙述；从此以后，人们便常常引用这一叙述。
马克思在序言里十分明确地指出了他的著作的历史性质，而在每一页正文中，这种性质也表现得同样明确。“最初一看，资产阶级的财富表现为一个惊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则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原素存在”[6]〔重点是梅林加的〕，他的叙述就是这样开始的。马克思研究社会的一定的历史形态，他不是想确定，商品和货币从一般哲学意义上看能够或者应该成为什么东西，而是要确定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它们是什么东西。马克思早在反驳蒲鲁东的著作里，就曾嘲笑那些把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条件抬高为人类社会的一般生活条件的经济学家。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里详尽地描述了商品和货币的各种理论的历史发展，从而也描述了这些理论的历史局限性。尽管如此，资产阶级分子为了故意欺骗别人，或出于无意识的自我欺骗，经常陷入无可救药的混乱，一再硬说马克思特别是利用他的价值论从自己的头脑中臆造出一套理想原则或道德原则，据说只有从更加聪明和更有道德的头脑中创造出来的其他的理想原则或道德原则才能推翻这套原则。这就是马克思自己，他深入地论述了李嘉图间接认识到的东西：价值规律的充分发展，要以大工业生产和自由竞争的社会，即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为前提！
马克思的历史观点使他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研究线索的断头处抓住了这条线索。李嘉图非常完全地阐明了用劳动时间规定商品价值的理论，但是在他的理论中仍然有许多无论是资产阶级经济学，或者是以前的社会主义都不能解决的矛盾。只要提一下劳动报酬和劳动产品之间的差异，就可以知道这种矛盾了。这种差异同李嘉图的价值规律具有尖锐的矛盾，格雷、蒲鲁东和洛贝尔图斯都试图用消灭货币的办法来消灭它。马克思比任何人都更加明确地证明这种试图是毫无成功希望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积极地证明李嘉图的错误发生在什么地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在哪一点上还没有充分浸入资产阶级社会的机体。马克思彻底考查了劳动创造价值的特性。他探讨了什么劳动创造价值，劳动为什么创造价值，劳动怎样创造价值，为什么说价值不外是这样的一种结晶劳动等问题。然后，他分析商品和货币的关系，并且指出商品和商品交换怎样和为什么（由于商品固有的内在价值特性）必然制造商品和货币之间的对立。
马克思第一个发现资产阶级社会的劳动的二重性。每个商品都表现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个方面。“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内容，而这个内容最初同这种形式无关。我们从小麦的滋味中尝不出种植小麦的人是俄国的农奴，法国的小农，还是英国的资本家。使用价值虽然是社会需要的对象，因而处在社会联系之中，但是并不反映任何社会生产关系。……同经济上的形式规定像这样无关的使用价值，就是说，作为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只有当使用价值本身是形式规定的时候，它属于于后者的研究范围。它直接是表现一定的经济关系即交换价值的物质基础。”[7]马克思用这些明晰的论点，堵塞了无穷无尽的误解的根源，并把一大堆经济学教科书扔进火里。
作为交换价值，只要比例适当，一个使用价值和另一个使用价值完全同值。“一座宫殿的交换价值可以用一定数量的鞋油表示。反过来，伦敦的鞋油厂主们曾用几座宫殿来表示他们的大批鞋油的交换价值。”[8]不论商品的自然存在的样式怎样，不管商品作为使用价值所满足的需要的特殊性质怎样，商品在互相交换时，尽管它们的样子形形色色，却代表着同一个统一物。
使用价值直接是生活资料。但是，这些生活资料本身却又是社会生活的产物，是人的生命力消耗的结果，是物化劳动。一切商品，作为社会劳动的化身，都是同一个统一物的结晶。“等量地物化在它们之中的劳动，本身应该是同样的、无差别的、简单的劳动，对这种劳动来说，不论它出现在金、铁、小麦或绸缎中都是没有差别的，正如对氧气来说，不论它存在于铁锈、大气、葡萄汁或人血中都没有差别一样。”[9]既然使用价值的差别来自创造这些使用价值的劳动的差别，那末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同使用价值的特殊物质无关，因此也同劳动本身的特殊形式无关。其次，既然不同的使用价值是不同个人的活动的产物，也就是个性不同的劳动的结果，那末作为交换价值，它们代表相同的、无差别的劳动，也就是没有劳动者个性的劳动。因此，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是抽象一般的劳动。这种劳动已经没有质上的差别，只是随着它物化在不等量的交换价值中的数量的多寡而有量上的差别。对于在量上有差别的抽象的一般劳动，只有一个衡量大小的尺度，这就是劳动时间，而劳动时间的尺度则是时、日、周等自然计时尺度。劳动时间是劳动的活的存在，与劳动的形式、内容和个性无关。作为交换价值，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劳动时间。物化在各种商品使用价值中的劳动时间，是使使用价值成为交换价值因而成为商品的实体，同时它又衡量商品的一定价值量。
把不同的劳动简化为无差别的、同样的、简单的劳动，看来是一个抽象，然而这是社会生产过程中每天都在进行的抽象。“把一切商品化为劳动时间同把一切有机体化为气体相比，并不是更大的抽象，同时也不是更不现实的抽象。”[10]这种抽象存在于平均劳动中，这是一定社会中每个平常人所能完成的劳动，是人的筋肉、神经、脑等的一定的生产消耗。这是构成资产阶级社会劳动总量的绝大部分的简单劳动。复杂劳动是效能较高的简单劳动。例如一个复杂劳动日等于三个简单劳动日。复杂劳动向复合的简单劳动的这种转化，不管它是根据什么规律完成的，实际的经验都显然证明它是每天进行的。复杂劳动的产品，每天按照一定的比例关系去交换简单劳动的产品。不言而喻，创造价值的劳动时间一定是必要劳动时间，也就是在当时一般生产条件下生产另一个同样的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就已经指出，一种商品的价值不是由实际生产它的时间来确定，而是由可能生产它的最低限度的时间来确定。
劳动的二重性是一种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产物。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商品生产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社会密不可分。既然劳动创造使用价值，那末它就具有各种不同的社会形式。劳动作为以某种形式占有自然物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是同一切社会形式无关的、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的条件，这种劳动要有物质作为前提，所以它不是它所创造的东西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尽管在不同的使用价值中，劳动和自然物质之间的比例大不相同，但是使用价值总有一个自然的基础。
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则相反，它是劳动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形式。在一切文明民族的历史初期所存在的原始公社中，个人劳动被直接纳入社会机体之中。在中世纪的徭役和实物租制度下，成为社会纽带的是劳动的特殊性，而不是劳动的一般性。在农村宗法式家庭里，女纺男织供本家庭的需要，在家庭的范围内，纱和布是社会产品，纺和织是社会劳动。家庭联系同它的自然发生的分工在劳动产品上打上了自己特有的社会烙印。纱和布并不作为同一个一般劳动时间的并无差别而同样有效的表现而相互交换。只有在商品生产中，个人劳动才通过它采取与自身直接对立的形式，即抽象一般性的形式变成社会劳动。交换价值是劳动的一种特殊社会形式的物化表现。作为这种表现，交换价值本身不包含自然物质，而劳动是交换价值的因而也是由交换价值构成的财富的唯一泉源。
可是，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直接的统一；同时，它只有在同其他商品的关系中才是商品。商品相互间的实际关系是它们的交换过程。在这个彼此独立的个人所参加的过程中，商品既表现为使用价值又表现为交换价植，既表现为满足特殊需要的特殊劳动，又表现为可以交换等量的一般劳动的一般劳动。物化在一个特殊商品中的个人劳动应该直接具有一般性，而商品的交换过程必然要发展和解决这个矛盾。
作为交换价值，每种商品都成为一切其他商品的价值尺度。反过来，一切其他商品用来衡量它们的价值的每种商品都成为交换价值的相等的存在，因此交换价值变成一种特殊的分离出来的商品，并由于一切其他商品都向它转化而直接变成一般劳动时间的化身。于是，在这个商品上解决了商品本身所包含的矛盾：它既要作特殊使用价值，同时又要作一般等价物，因而作每个人的使用价值、一般使用价值。这种商品就是货币。
商品的交换价值作为一种特殊商品结晶在货币之中。货币这种结晶体是交换过程的必然产物，在交换过程中，各种不同的劳动产品实际上被彼此等化，因而实际上被变成商品。货币是在历史过程中本能地形成的。直接的物物交换，这个交换过程的原始形式，与其说表示商品开始转化为货币，不如说表示使用价值开始转化为商品。物物交换越发展，使用价值越变为商品，交换价值越是得到一种自由形态，不再同使用价值发生直接联系，物物交换就越促进了货币的形成。起初，一种商品或几种具有最一般的使用价值的商品，如牲畜、谷物、奴隶起货币的作用。许多极不相同的、不大适合的商品交替地执行过货币的职能。最后，这一职能落到贵金属身上，因为贵金属具有一切商品的货币存在应该结晶在其中的那种特殊商品所必需具备的物理属性（就其直接由交换价值的本性产生来说）：使用价值持久，可以任意分割，各部分是同质的，这种商品件件全无差别。这种商品必须经常处在交换过程中，作为一般劳动时间的化身，它必须是同质的东西，只能表现量的差别。
在贵金属当中，黄金逐渐变成唯一的货币商品。黄金成了价值尺度和价格标准，变成商品的流通手段。通过商品向黄金作saltomortale（拼命的一跳），积累在商品中的特殊劳动证明自己也是抽象的一般劳动，即社会劳动。如果商品未能实现这一转化，那末它不仅失去作为商品的存在，而且也失去作为产品的存在，因为它之所以成为商品是由于它对自己的持有人没有使用价值。
充当价值尺度和商品流通手段的特殊商品——黄金，没有得到社会的进一步协助就变成了货币。黄金与那些仅仅代表交换价值的独立存在、代表一般的社会劳动、代表抽象财富的商品不同，它是抽象财富的物质存在，但是黄金也是实物财富的物质代表者，它可以满足各种需求，因为它能够直接交换各种必需品。黄金在它的坚实的金属体里，以隐蔽形式包含着在商品世界发展起来的一切财富。同时，从黄金的形式来说，它是一般劳动的直接体现，而从它的内容来说，则是现实的一切劳动的总和。黄金作为个体是一般财富。它由仆人变成了主人，由一个普通助手变成了商品之神。
马克思阐述了货币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作用的一切细节，照亮了以前半明半暗或者漆黑一团的地方。他的经济分析的识别力使人想起他曾经谈到的那种汽锤，他说：“它轻而易举地把花岗岩的巨块击成粉末，而且也能轻轻的几锤把钉子打进软木里去。”[11]因此，再没有比罗雪尔及其追随者对马克思所做的指责更错误的事情了，他们说马克思高谈惑人的神话和暖昧的神秘论。恰恰相反，马克思驱散了笼罩着商品生产，一再使资产阶机经济学家认识不清的那层神话和神秘论的烟雾。
马克思指出社会生产关系怎样表现为存在于个人之外的对象，这些个人在自己的社会生活的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一定关系怎样表现为物的特殊属性，这种颠倒和不是空想的、而是平凡现实的神秘化怎样表明创造交换价值的劳动的一切社会形式。“在商品上这种神秘化还是很简单的。大家多少总感觉到，作为交换价值的商品之间的关系，不过是人们与他们相互进行的生产活动的关系。在比较高级的生产关系中，这种简单的外貌就消失了。货币主义的一切错觉的根源，就在于看不出货币代表着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却又采取了具有一定属性的自然物的形式。嘲笑货币主义错觉的现代经济学家，一到处理比较高级的经济范畴如资本的时候，就陷入同样的错觉。他们刚想拙劣地断定是物的东西，突然表现为社会关系，他们刚刚确定为社会关系的东西，却又表现为物来嘲弄他们，这时候，同样的错觉就在他们的天真的惊异中暴露出来了。”[12]罗雪尔本来应该稍微思考一下这种明确的区分，而不应该在他著的几大本书里前后六次以卖弄才气来安慰自己，他说马克思是一个聪明人，但不是一个有识别力的人。
在商品和货币方面，马克思揭露了商品生产的神秘化现象。他本来打算接着在资本方面作同样的证明，但是一些外来的原因，其中包括使他屡次中断工作的长年疾病，一连八年妨碍他继续写作1859年开始出版的这一著作。在这段时间里，第一分册也就变得没没无期了。相反地，罗雪尔的国民经济学教科书却接二连三地再版，历史方法在其中通过关于商品和货币的胡说八道庆祝自己的胜利，一直到令人鼓舞地发现货币是一种“畅销的商品”为止。
三拉萨尔的《赫拉克利特》[13]
1857年出版的、拉萨尔论赫拉克利特的著作同他的社会活动没有直接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这个著作是黑格尔的学生的优秀毕业论文，是他赖以走进生活大学的资格证明书。
拉萨尔以伟大的精神执行自己的任务。他引用了一个当代学者（大概是伯克）的话，这位学者说，自从文克尔曼、海德和康德以来，德国科学有意识地和无意识地致力于神和人的事物的世界历史考察，并企图通过语言学、史学和哲学的结合来进行这一工作。拉萨尔以预言家的眼光补充说，这样一个时代就要来了，在这个时代里，人们也像写宗教史、艺术史、国家史和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形式史那样，不会把哲学史当作一个孤立的学科来写，而是根据一切科学在历史幽灵的诸神庙里发生的具体的相互作用——首先根据它们的产生和活动——理解它们、叙述它们。由于赞成一切科学的统一，独立的思想家一开始就同专门学识的手工业者分开，因此拉萨尔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首先发现支配整个世界的规律的人。
为了了解这个人和他的功绩，需要在语言学、史学和哲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拉萨尔“根据它的新编的残篇、根据古代人的记述”在两厚本著作中讨论的《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在古代就以难懂著称。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的思想巨人也承认，在赫拉克利特的话里找不到句点，因此把他写的东西分成句子就是一件巨大工作，因为一个字应该属于下一句还是上一句，不是一看就知道的。今天的研究者连赫拉克利特论自然界的著作也没有。这本著作只剩下一些支离破碎的论题，其他都已经散失了，这部分残篇只以被歪曲、被损坏的形式保留下来，希腊—罗马哲学派和基督教的教会长老为了自己的特殊目的利用这种形式来解释和修饰这些片断，把它们收罗在自己的特殊的思想体系和信仰体系里。
自从荷兰学者丹尼尔·维腾巴赫在前一世纪首先注意到赫拉克利特以来，德国的卓越人物，如施莱艾尔马赫尔、谢林、克罗伊泽尔、伯克、黑格尔等人为解开赫拉克利特哲学之谜首先做了许多工作。施莱艾尔马赫尔在收集和解释这个哲学方面获得了最大的功绩。他把这个希腊哲学家的基本思想理解为运动和生成，但是运动是成直线的不断运动，生成是单纯的无分别的变化。相反地，黑格尔认为赫拉克利特首先认识到作为辩证运动的生成，认识到对立的统一、存在和非存在的同一性，并把它们当作自己的体系的基础，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哲学观念首先以它的思辨形式出现。拉萨尔根据这一点开始对赫拉克利特进行研究，这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年想在充满想像不到的困难的领域内胜过当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和研究者的这一事实，表明了他的崇高意志和自信心。
对于拉萨尔的著作同黑格尔的关系有两种同样错误、至少是同样夸大的意见。一种意见是说，拉萨尔没有提出什么黑格尔的著作中基本上没有的东西，这种说法同马克思没有提出什么李嘉图的著作里基本上没有的东西的说法差不多是相等的。研究者可以从别人已经阐明之点出发研究科学问题，拉萨尔就以研究者的这种权利同黑格尔结合起来。同黑格尔不多几页的粗略论述相比，拉萨尔的著作是一部订正、补充、扩大和深化的、完全独立的作品。另一种意见是说，拉萨尔把这个希腊哲学家塞进黑格尔哲学的框框里。不过，只有没有读过或者最多只是翻过拉萨尔的著作的人才会提出这种看法。拉萨尔不厌其烦地反复说，赫拉克利特基本上还是一个物理学家，不是思辨的逻辑学家，他曾企图掌握辩证的世界过程的感性概念，他不能用思想的形式表达思想的本性，正是他的哲学的局限。
拉萨尔以惊人的判断力和对希腊、罗马研究资料的同样惊人的了解指出，赫拉克利特利用火、河流、战事以及其他感性概念叙述存在和非存在的正在进行的统一，比如他不是把火这个最初的元素理解为一定的感性的元素，而只理解为哲学形式中的生成、运动和过程，他不是用他的世界燃烧来说明万有在感性的火中的燃烧，而是说明生成的辩证之河，认为这是创造世界、支配一切的规律。拉萨尔把赫拉克利特的哲学放到最远的历史联系之中，从东方宗教的神秘观念和学说到柏拉图和斯多葛派的思辨，甚至一直到原始基督教的教义。诚然他是站在唯心主义立场上，但是他不像官方黑格尔派那样冲淡这种立场，而是在黑格尔哲学——用拉萨尔后来用过的一句话来说——对自己取得胜利的场合，在绝对理念必须让位给历史发展的场合，寻找这种立场的重心。拉萨尔把哲学史看做是理解自我的科学的思想史，但是他补充说，哲学史不仅是在思维意识这个特殊领域中的为本身的发展，而且首先通过在一般人中事先存在的意识和这种意识所充实的现实范围来媒介自己，哲学史是从这个现实范围分离出来的，而又反过来对它发生作用。
责备拉萨尔把爱非斯人黑格尔化的说法，只有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那就是拉萨尔把他从现代哲学学来的辩证法，当作理解古代哲学的钥匙。谁把存在和非存在的绝对对立的统一和它们的相互转化看做是“谬论专家”黑格尔的轻率的虚构，谁就可能批评拉萨尔论赫拉克利特的著作是“深刻的混乱”，当然他也就必然满足于赫拉克利特的哲学，满足于一堆不可理解的断简残篇。但是，如果这种看法至少是一贯的，那么写拉萨尔传的一个资产阶级作家要想缩小论赫拉克利特的著作的意义的做法就是枉费心机的，他说，蔡勒“常常十分认真地订正”这本著作。独立的研究者的思想成果不会由于一个有学问的专家“订正”他的著作而消失。蔡勒给拉萨尔“订正”，拉萨尔也给蔡勒“订正”。拉萨尔以最亲切、最真诚的方式同蔡勒论战，而蔡勒则用浮夸、烦琐、傲慢、令人生气的词藻，也可以说是绝望的遁辞，充分使用不能被看做是胜利的优势的证据的词句攻击拉萨尔。
因此，蔡勒等人也许有理由对拉萨尔的观点提出一些反对意见，这是无庸置辩的。即使他们的一切反对意见都是正确的，即使拉萨尔真正误解了赫拉克利特的哲学，这也无损他的著作的意义。他可以像莱辛——专家们对于他论古代文学的著作也不很喜欢——那样冷静沉着地对他的反对者说：“在研究古书时发现近似真理往往比发现真理有更多的荣誉。”先驱者的特权是，用天才的错误能够比熟练的日常练习用陈腐的真理更好地推动难题的解决，因此一个资产阶级的哲学史家说得对，他说拉萨尔的著作处于关于赫拉克利特的争论问题的中心，关于这个晦涩的哲学家的进一步研究（不管承认他或反对他），可以以拉萨尔的著作作为它的出发点。当卢格在拉萨尔死后阅读这本“明晰的优秀的”著作时，尽管他憎恨社会主义者，尽管他痛骂魔鬼制造的犹太人，可是出于古老的哲学良心，他给拉萨尔作证说：“这是一个哲学的艺术品，虽然内容艰深，但却是我国全部学术著作中最易懂、最可读的著作，因为作者完全掌握了他的伟大对象，充分理解哲学，他毫无困难地把他自己看到的东西指给别人看。”这个评价对于著作的形式和内容都是正确的。
正是在拉萨尔的《赫拉克利特》中看到公元前六世纪的黑格尔的这些人，想把拉萨尔本人造成十九世纪的赫拉克利特，这件事是够奇怪的。这一次又是一位写拉萨尔传的资产阶级作家在他的主人公和赫拉克利特之间找到了十分惊人的一致，他们不仅在推理的才能和辩证倾向方面是一致的，而且在为总体而牺牲自己的伦理学方面，甚至在他们个人的特性，无论是美德还是恶习，都是一致的。据说拉萨尔在无限自负和蔑视人类方面同这个爱非斯人相似，虽然他们自信和骄傲，但是他们也都热心追求荣誉，追求别人的钦佩和称赞，最后，他们的国家哲学也是相同的。他们的差别只是——这里露出了马脚！——人们根据这位希腊思想家的国家理论很容易理解，他虽然尊重总体，但却同他的故乡爱非斯城的群众统治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而人们很难看到拉萨尔如何能够根据他关于国家的相似的基本概念成为普选权的维护者，成为史无前例的群众统治的先锋战士。这里，在这个有趣的个性身上出现了内部的分裂。“精神贵族和社会民主党人！一个人的心里可以容纳比这还大的对立，但是人们不能顺利地把这些对立藏在自己的情感里”。如果拉萨尔穿着漆皮靴和上等内衣对满脸灰尘，满手老茧的工厂工人说话，原则世界里的这个差异就“完全显露”出来了。
现在从较小的问题谈起。赫拉克利特和拉萨尔的自负来自完全不同的根源。在拉萨尔那里，它是对恶劣的生活环境的胜利激战的产物，在赫拉克利特那里，是对于认识而且是独自认识绝对合理的世界规律的坚定信心。拉萨尔说，赫拉克利特被这种认识所陶醉，用一种讽刺和轻蔑的语调谈论他的哲学先驱者，更不用说平庸的同时代人了，在他的全部残篇中都贯穿着这种语调，这就不能不使他被人批评是个傲慢不逊的人。拉萨尔个人恰恰也是有权进行这个否定的批评的，因为同他没有关系的莫过于赫拉克利特的对人的蔑视。我们只谈最近的一点，那就是拉萨尔在关于赫拉克利特的研究中用同赫拉克利特的论战方式完全相反的尊敬态度，对待自己的先驱者。拉萨尔的科学论战恰恰在这个形式问题上是无可非难的。他可能用棍棒乱打了一阵，但是，除了有一次他以我们的被污辱的大师的复仇者的面貌出现以外，他只有自己被最严重激怒的情况下，才使用棍棒。毋宁说他容易犯相反的错误，即过分重视对人的评价，他“对于荣誉的喧嚷的不幸偏爱”也被用来反对他的自负。但是两者产生于相同的根源，拉萨尔的虚荣心是内在不稳定性的最后残余，他在斗争中增加了自信，就是没有完全克服这个不稳定性，但是据我们所知，赫拉克利特又丝毫没有达种虚荣心。
拉萨尔十分美妙地描述说，赫拉克利特对荣誉的喜爱不是直接的，而是有意识的，以思想为媒介的，这种喜爱同他的哲学体系有最密切的联系。荣誉，最优秀的人选挥的代替一切的一件东西，是人在他们的非存在中的存在，是在感性存在本身的灭亡中的纯粹的继续；因此它是已经达到的和真正形成的人的无限，是一种现实，不过这种现实已不存在于人的直接定在之中。拉萨尔说，这说明为什么荣誉自古以来就这样有力地抓住伟大人物，使他们超越一切微小的有限的目的，为什么一个有希腊精神的德国诗人（普拉顿）谈到荣誉时说，“同试探的魔鬼手携着手”，荣誉才能接近，这也说明，为什么赫拉克利特把荣誉看做是自己的思辨原则的伦理的实现。赫拉克利特对荣誉的爱同他的基本伦理原则即对总体的献身是一回事。赫拉克利特把这理解为个人对普遍的世界规律的自觉自愿的服从，因为个人在“永远继续的荣誉”中才能达到存在和非存在的真正的统一，所以荣誉就成了人类追求的最高目标和死者的最大幸福。
拉萨尔也把为总体献身看做是“一切道德的永远的基本概念”。但是把他同赫拉克利特区别开的，是总体的概念。拉萨尔懂得思想是历史产物，而不只是存在于“思维意识的特殊领域之中”。在赫拉克利特看来，总体是支配全世界的规律，后来分成认识论、物理学、伦理学、政治学的一切还毫无区分地汇集在这规律之中。由于爱非斯人不承认这个自然规律的客观理性，所以他们的群众统治也只是许多人的妄想，而认识这个问题的赫拉克利特只能反对这种妄想。他根本还没有能够明确地按现代字义讨论国家概念。他的最激烈的论战锋芒指向同时代市民对神的崇拜，指向占星家，甚至指向相信有支配人的高级力量存在的诗人。在这个意义上他说，该当把荷马从赛会中逐出，并且加以鞭笞。
为了说明赫拉克利特的总体的概念，拉萨尔做了确当的比较，即在黑格尔哲学中，规律也被理解为普遍的实体意志的实现，在这个定义下丝毫也不考虑形式上的主体意志和主体的计算。但是，拉萨尔是客观理性的尊崇者同时也是争取普选权的先锋战士，他同上述观点并没有丝毫矛盾。拉萨尔同赫拉克利特和黑格尔一样不妄想能够从人的数量中算出客观理性，他对普选权也不是这样理解的。对他来说，普选权并不是制造客观理性的手段，而是帮助客观理性取得统治地位。因为，如果拉萨尔同赫拉克利特和黑格尔一起把对总体献身看做永久的基本伦理概念，那么根据历史发展，总体的历史意义在他那里同在赫拉克利特和黑格尔那里就不一样。对他说来，总体不是普遍的世界观念，不是绝对的国家观念，而是“工人等级的观念”。拉萨尔并不是因为工人阶级人数最多，所以为它说话，而是因为工人阶级——他曾屡次表明这个思想并提出深刻的论据！——在现代阶级国家的历史条件下是对总体献身的体现，因为在所有阶级中，只有它能够舍己，而且也因为在混乱复杂的阶级利益中，它的特殊阶级利益就是普遍利益。拉萨尔的漆皮靴和产业工人的长满硬茧的双手当然也只“纯粹表面上”出现在这种“原则的世界”里。
关于拉萨尔的“内在的分裂”，关于“精神贵族”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悲剧性的、有时也很可笑的对立的一切谰言归根到底都是一种笨拙的谬论。它是由已经遭到拉萨尔的严厉批判的思想的孤立和割裂产生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只能孤立和割裂地掌握政治内容。
四拉萨尔写的悲剧[14]
1844和1845两年，拉萨尔写了论赫拉克利特的著作的草稿，并且对其中的三分之二进行了加工；为了补充最后的三分之一，他又花去了从1855到1857年两年时间。
他在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叙述了什么事情使他懒得动笔，他叙述了“在已经流了这么多血，这么多的行动喊叫报复以后”，必须研究理论的痛苦；他只把国民经济学著作算做例外，因为它们也是实际行动。他对行动的渴望使他叹息说，研究理论根本没有什么直接用处，因为人们永远安静地继续生活下去，就像最优秀、最伟大的著作和思想从来没有写出或想出似的。因此，拉萨尔把他对赫拉克利特的研究当做一种特殊研究，“几乎作为一种安慰”进行，这种特殊研究同他的现实利益有一些接近，但是还没有现实到把他完全吸引住的程度。他研究了宗教改革时期的伟大的世界转折点。
拉萨尔的这些自白是有特色的，而他用来表示研究成果的形式也是有特色的。他用弗兰茨·冯·济金根做一个历史悲剧的主人公。拉萨尔不是诗人，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他承认，他在青年时代连一首抒情诗也没有写过，他没有任何想像力，他主要是用革命的行动力而不是用诗人的天才来写他的悲剧的。他还可能写的其他任何剧本也是具有不同形式和名称的这种剧本。他承认，对他本人来说，把他关于宗教改革时代的思想写成一部学术著作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但是他以自觉的认识和动人的热情想使这个文化历史过程为全体人民所了解，因此他决定写剧本。亚历山大·冯·洪堡的话（他认为，写韵文是对一种题材的最大宠爱），成了这个悲剧的座右铭。
因为拉萨尔本人自动暴露了朝向诗人方向的侧翼，所以再一次列举他的悲剧作为文学作品时常出现的缺点是多余的。花费很多时间讨论拉萨尔的美学观点，也没有必要。他同艺术没有深刻的关系，艺术对于他是手段不是目的。在五十年代经常同他交往甚密的一位画家（当然并不恰恰是他那一行的大师），甚至诽谤拉萨尔，说他对于艺术的创造性毫无所知，他只把艺术当做思想的解说者，在音乐方面，他对理查·瓦格纳的朗诵的悲怆调子流露出一些好感，在造型艺术方面，他把一个年轻的战争画家（后来这个画家通过他的宫廷式的战争画对德国绘画的没落起了协助作用）捧为未来的解放战争的最著名的表现者。这段叙述无疑是过甚其词，但是它并不完全是虚构的，拉萨尔在他的悲剧的前言中关于历史剧的前途所写的一些警句式的话说明了这一点。
他不想再把剧作的历史内容放到历史材料、事件和人物里，而是主要放到一个时代的最内在的世界历史思想和思想冲突用戏剧的形式十分明确地展开和表现的地方。他没有能够避开这样一种剧的礁石，抽象的学究气的韵文这个怪物，但是拉萨尔认为，这块礁石是完全可以避开的，由于个人所有的思想和目的的规定性，个人可以得到一种完全坚强有力的、甚至质朴和现实的个性。显然在这里，拉萨尔被他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引入歧途了。历史斗争的“质朴的现实主义”并非产生于思想冲突，进行斗争的人对于他们的目的的想法越被明确地表现出来，它们通常就越不适应向后看的历史家可能概括在历史思想冲突这个概念中的东西。当然，在拉萨尔的作品中常常出现的夸大，只是对德国生活的一种严重损害的过分激烈的反应。他说：“在我这个基本上在古代韵文及其光辉形象的怀抱里形成艺术观点的人看来，只有最近时期在我们的艺术中扩展的那种不良的狭隘观念，向偶然性格的无思想、无实质的特殊性的巨大深化，被这个剧本的构思排除了，而且对事情十分有利地排除了。”拉萨尔以此对朱利安·施米特进行了第一次打击，当时施米特正把古斯达夫·弗赖塔克的妙龄女郎和吝啬的小商人或奥托·路德维希的用石板瓦盖屋顶的老实工人捧为民族文学的“光辉形象”，如果一个可爱的女人热情地倒到这些工人怀里，阴暗的念头就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好像“一个墨水瓶似的东西”可以掉到“内衣或一张有价证券似的东西上似的。”[15]拉萨尔想把韵文由这些潮湿的低地送回历史生活的高峰，不过他给剧本蒙上哲学外壳这个错误，不像在韵文怯懦地想从时代的重大问题旁边偷偷溜过去的时候时常出现的那种“不良的狭隘观念”那样严重。拉萨尔不是诗人，但是宗教改革时期的历史精神在他的《济金根》里比在真正的诗人盖尔哈特·霍普特曼的《弗罗里安·盖耶尔》[16]里更为充沛。
虽然恩格斯在《新莱茵报》的评论中已经明确指出经济动力对于德国宗教改革的发展的决定性影响，但是拉萨尔在研究这个伟大时代时，还没有摆脱他的唯心主义观点。他始终想把恩格斯当做德国人民的革命传统对待的伟大农民战争只看做是一种反动砚象。使他走上这条错误道路的，是他把历史灾难理解为内在的思想冲突的偏向。因为土地占有是封建的中世纪的“支配原则”，农民虽然比较坚决、比较单纯地想发展这个过时的原则，但是正因为如此就不顾这个原则的内在的腐朽性而想维持它，所以他们的反抗虽然使用种种血腥的暴行仍然是反动的。不可否认，在拉萨尔的这个论点中有某种眩目的假象。从宗法式的农业经济的阶级立场出发，不能根本改变封建的生产方式。一切企图用自己的力量粉碎封建枷锁的农民起义，除了在某些地方由于地区的条件或其他特殊条件有利，在十分有限的范围内成功以外，其他都失败了。摧毁封建社会制度的革命力量不是来自农民而是来自城市人民。但是，如果这是事实，那么任何资产阶级革命——在英国、法国，只要它取得胜利，在德国也是这样——首先是依靠农民的力量取得胜利的，这也是事实。因此，拉萨尔把农民战争看做反动现象是根本错误的。农民战争之所以失败，并非因为它们把历史车轮倒转，而是因为它们在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条件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就想把历史车轮向前推进。
相反地，企图挽救已经不可更改地走上了历史的没落道路的中世纪骑士阶级的济金根暴动却是一个本质反动的反抗行动。恩格斯已经明确指出这一点，拉萨尔对这一点基本上没有别的想法。但是，他从唯心主义立场出发也不能否认，中世纪的骑士的两只脚是站在土地占有这个“支配原则”上的。乍一看，更使人感到惊奇的是，拉萨尔把一个历史上的反动人物当作一个充满革命行动力的剧本的主人公。不过这里也有一个思想上的媒介。
使拉萨尔迷恋德国宗教改革史的，是胡登这个人物。胡登不仅是低级贵族的理论家，而且也是，并且首先是一个人文主义者。除去路德以外，他是宗教改革时期的唯一作家，尤其是当胡登开始用德文写作时，他的声音往往在所有阶级中得到反应。当他唱着：
“我们要团结一致，
莫让我单独斗争，
你们要怜悯祖国，
尊敬的德意志人，动手吧！
为自由斗争的时刻现已来临，
这是上帝的意旨。”
这时真正的民歌回答了这个“法兰克尼亚的高贵骑士”。但是胡登比路德有自由人的热情。他那同样吮吸古代文化的乳汁的火热、激烈的雄辩，以高超的思想反对诸侯和僧侣，胡登越是热情地在正在发展的斗争中争取城市联盟，甚至争取农民联盟——如果《新农民》是他写的话，关于这一点，拉萨尔认为是毫无疑问的——他的雄辩就更多地揭露了狭隘的阶级立场。于是对拉萨尔说来，胡登成了民族英雄。
但是拉萨尔并不隐讳，正是使他对胡登感到兴趣的“抒情诗的基调”使法兰克尼亚的骑士成为一个非政治的英雄，在胡登那里归根到底一切都停止于理论阶段。胡登本人把济金根捧为德国的救星。现在给拉萨尔提出的问题是：济金根为什么失败？他失败在哪一点上？革命思想如何化为革命行动？如何解决矛盾？当革命者采取第一个实际步骤的时候，这个矛盾立即在原则的令人鼓舞的力量和完全的彻底性为一方，思考的理智和一切政策的必要的片面性为另一方之间出现。拉萨尔把他的历史悲剧的形式上的悲哀观念叫做一切行动的性质，尤其是革命行动的性质所掩盖的深刻的辩证矛盾。
按照拉萨尔的看法，济金根的失败是因为他想用反动手段实现革命的目的，他没有为了实现自己的民族性的目的号召全民族，而是想在对一个帝国的僧侣诸侯做骑士战斗的弯路上开始民族革命，这条弯路任何时刻也不能蒙蔽诸侯和僧侣，但却能蒙蔽人民群众。拉萨尔用深刻的论证回答了这样一种智力上的过错能否是悲剧性的过错的问题：一个革命者不相信自己的原则，因而他想从后面绕过来实现这个原则，他想推翻一个腐朽的世界，但在精神上并不比这个世界优越，不能找到推翻它的正确手段，这个革命者的智力上的过错也是一种道德上的过错，这种道德上的过错又由于它是一种智力上的过错，并表示最真实的悲剧冲突而得到减轻。可是拉萨尔所不认识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济金根的历史过错在他手里已经变成它反面的东西。济金根之所以失败，并不是因为他想用反动手段达到革命的目的，相反地，是因为他想用革命手段达到反动的目的。正如恩格斯已经指出的那样，济金根的民族目的是一种以君主为首的贵族民主制，树立了这个目标，济金根就坚决、明确地行动起来，他的手段中完全贯穿着他的目的，从革命策略的立场看来，这是最理想的。假设他能够而且也想号召整个民族，那么他就一步也不能往前走。因为当时的小贵族是最爱国的阶级，也是农民和市民即广大群众最痛恨的阶级，事实上，没有任何其他东西比济金根所计划的帝国改革更严重地违背农民和市民的利益了。毫无疑问，按照拉萨尔的看法，济金根的历史过错也是一种悲剧性的过错，但这是同实际情况相反的看法，济金根以革命者自居，实际上却是个反动分子。
相反地，拉萨尔以为在济金根身上看到的悲剧性的过错却是三月革命中的德国资产阶级的历史过错。德国资产阶级应该完成一个革命任务，假如它选择另一条通往可以达到目标的可行的道路，它是可以完成这一任务的。当然，德国资产阶级妄图用来欺骗它的死敌的怯懦的狡计到底同策略有没有一点关系，这还是一个有待争论的问题。但是拉萨尔并不像这个阶级所表现的那样看待这个阶级，而是像它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可能被看待的那样看待它，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指责他。他在自己的辩护发言中为了驱使德国资产阶级在最后关头采取坚决的行动，而在它的背上抽了许多血痕。现在，当它被反革命蹂躏的时候，他就以善意的宽容态度对待它。他在五十年代所遵循的政策始终考虑资产阶级能从三月革命的命运中吸取教训的可能性。只要这种可能性确实是一种可能性，只要对于过去的宽容不损伤现在和将来的要求，那么毫无疑问这也就是从无产阶级立场提出的政策。拉萨尔十分严格地遵守这个界限：他在他所写的悲剧中对德国资产阶级所讲的关于革命策略的一课是最动人的。
因此拉萨尔的《济金根》是一个倾向剧。如果有人要说，拉萨尔以作家的可以反对的或不可反对的权利，给他的主人公济金根安上了他实际上没有的倾向观点，那么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拉萨尔公开发表的言论，尤其是他关于他写的悲剧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使人毫不怀疑，他从历史上对于济金根的暴动就是像他在剧本中所表现的那样理解的，尽管这种理解是唯心的。当然，他所以把这个历史题材写成剧本，只是因为他把济金根的命运看做是德国资产阶级使三月革命遭受到的命运的忠实反映。
拉萨尔在他的剧本中用革命目的只有用革命手段才能达到这个论点解决了革命行动的性质中的辩证矛盾。他对革命手段的理解当然不是某种专门意义上的暴力手段。在这一方面，他只是说，必要的革命手段不能因为它是暴力手段而不采取。十六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完全相似就在于此，这两次革命的代表者只要到了射程之外，他们就开枪挥剑进行威胁，但是，一旦进入射程，他们就装扮成世界上最和平的教父。因此拉萨尔在剧本里安排了一个路德派的教士在讲道时说，世俗的暴力亵渎了纯洁的教义，即不应受到血腥的剑污辱的爱的教义，他借胡登之口严厉叱责为自由而挥舞的剑就像叱责生于现实的神那样。但是在这个剧本中，同片面的、现实的革命者济金根相比，胡登代表（这是不可忽视的）十分热情的、看到现实的实际条件的、也片面甚至更片面的革命者。胡登在回答那个教士时说：
“尊敬的先生！你对历史很不了解。
你说得对，历史的内容是理性，
可是它的形式永远是暴力”，
这是拉萨尔的历史哲学的信条，而不是他的实际革命的信条。他无数次嘲讽提到革命便立刻看到干草叉闪光的愚蠢行为，但是他对于与此相反的愚蠢行为也是不以为然的，这种蠢行要求不用暴力推翻剥削阶级和压迫阶级，甚至只有用暴力才能推翻它们的时候也不这样做，这样就给这些阶级开了许可证。
拉萨尔认为黑格尔的论点——一个目的只能通过一种手段达到，如果这种手段事先已经完全被目的特性所渗透的话——是革命手段的真正检定标准。当拉萨尔把这个论点实际运用到历史的阶级斗争上的时候，他还在某种程度上使用了哲学概念，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的革命实践怎样从这些哲学概念逃脱出来的，以致它们只像破蛋壳那样附着在它上面。从本质上来看，拉萨尔是根据阶级斗争的实质来作证明的。
一切统治阶级的永久的长处是它们用来保卫自己的阶级利益的阶级意识，这种阶级意识是经过锻炼的、十分明确的、不受任何迷惑的。一切革命阶级的永久的弱点在于，它们的阶级意识还没有受到锻炼，因此它们的政治眼光还不明确，它们的认识还粗浅，它们的力量还没有组织起来。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领袖们考虑现有的手段，对别人（正因为如此有时也对自己）不公开运动的真正的、最后的目的，通过有计划地欺骗统治阶级取得组织新力量的可能性，以便通过智取的一部分现实战胜现实本身。如果是这样，那么革命的领袖们就似乎可以庆贺扩展的智慧的胜利。但是这种表面上聪明的策略必然埋葬一切革命。它欺骗不了统治阶级，因为统治阶级有十分明确的阶级意识而决不可能受到欺骗。可是这种策略却欺骗了还没有阶级意识的革命阶级，它懂得革命的全部直接的原则，但却被这种原则的缓和和妥协而引入歧途。“最后必然出现这种情况：这些革命谋士本来希望面前没有受到欺骗的敌人而身后有他们的朋友，可是结果相反，面前有敌人而身后却没有他们的原则的拥护者。好像是最高的智慧事实上却表现为最高的愚蠢。”因此只有革命的一切实际措施贯穿着革命的原则，不玩弄外交手腕，不捉迷藏，把最公开的手段看做是最有力的手段，只有这样革命才可能胜利。
在这些话里包含了拉萨尔的革命行动纲领，内在信念的深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创造了诗人，在剧本结尾时，诗人让巴尔塔沙尔老人对济金根说：
“哦，你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末一个
在大事情上耍狡猾而送掉性命的人，
在历史的市场上，化装行不通，
在那混乱的市场里，人民只根据
甲胄和徽章来辨认你。
经常大胆地把你的全身
都染上你的旗帜的色彩吧，
然后你在巨大的斗争中考验我们，
你的真正基础的整个行动力，
拿出你的全部能力挺立和战死。”
拉萨尔这个悲剧是写给资产阶级看的，可是资产阶级没有注意这个剧本，即使它看到，它也不能理解。一直到今天，资产阶级的政策还是原封未动，即“在大事情上耍狡猾”。拉萨尔的革命行动纲领在德国工人阶级的政治发展中得到具体实现。如果我们用比较的眼光看一下，以德国资产阶级为一方，德国无产阶级为另一方三十年来在政治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那么我们就可以十分容易和迅速地决定拉萨尔的行动纲领是否正确的问题。
五拉萨尔的法哲学主要著作
促使拉萨尔写悲剧的那种对实际行动的渴望，又推动他写了《既得权利体系》[17]一书。
一部艰深的理论著作，一部以几乎无限渊博的学识深入到几千年的法学史的最深处的著作是根据实际政治利益而写成的，这种说法听来好像是不合理的。但是事实就是这样，而且这对拉萨尔也不是什么不光采的事。他的伟大才能表现在能够看到事物的重大联系。在他那里，实践和理论不是两个对立的概念，也不是一个概念的两个方面，它们是同样通过思想和行动而存在的同一个概念。因为对德国人说来，研究理论的时代始终没有过去，所以拉萨尔在理论中准备在重新开始斗争时能够立即使用的武器。他在他写的悲剧中问道：为了胜利，革命的思想应该怎样变为革命的行动？而在他的法哲学著作中他又问道：胜利以后，革命原则如何变成成文法，旧的法的状态如何转变为新的法的状态？拉萨尔“从古罗马的考古学堆房里，从世界历史的全部运动中，为实现最近的目的锻造武器”，他想“为革命和社会主义建筑一座科学的法的体系的坚固城堡”。
1848年，柏林议会未能完成把封建的法转变为资产阶级的法的任务。它没有可以同庇护一切封建垃圾的既得权利的要求进行明确争论的原则。反革命胜利以后，任何既得权利都被宣布为神圣的，如果为严酷的必要性所迫，不得不放弃中世纪形式的这种权利时，就用现代的形式把它恢复过来，正如五十年代的反动立法屡次表现的那样。正当拉萨尔在写他的法哲学著作时，封建的土地税免纳权要用无数的钱去赎买，又一次宣告“人民对贵族地主的依附关系”。另一方面，拉萨尔科学地发展了既得权利的理论，他确定了新法律对于既得权利能够以及如何追溯既往的问题。
拉萨尔认为黑格尔的法哲学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他发现，黑格尔最多只提出了对真正的法哲学的一般处理，而没有谈到法哲学本身。黑格尔的学生满足于不断重复他的处理，颠三倒四地谈论最浅薄的普遍的基本内容如财产、契约等等；他们待在一般词藻的天空中，尽可能远离现实的法的元素的粗糙上地，而不深入实际的法的材料的财富并具体地说明这种财富。现在拉萨尔想做这件事。他把法学比做一块地，他想熟悉它的犁沟和沟渠，以便让光的火焰从它们之中上升，而黑格尔的追随者只知道用从上面仓促落下的焰火照亮这块土地。
拉萨尔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明确地摆脱了绝对理念，以便赋与历史发展以它的权利。他认为像财产、继承权、契约、家庭这些抽象的一般范畴根本没有什么意义，罗马的财产观念同日耳曼等的财产观念不同，换句话说，适应历史精神王国的法哲学同逻辑的永久范畴没有什么关系，而法的原理只是历史的精神概念的现实化，只是各种不同的历史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的精神内容的表现，因此只应这样理解它。
但是拉萨尔同黑格尔的决裂只到这一步。他不愿离开黑格尔的旗帜，而是用不同的手段把这面旗帜导向胜利，他牢牢地抓住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辩证方法。法的唯一源泉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意识，是一般的精神。“自黑格尔以来，这个论点在理论上确定下来，因而它不需要什么新的证明。”拉萨尔正是把这一点当做自己的任务，即从各种不同的民族精神的历史的法中夺得法的观念，把这种观念提高为完全明晰的东西：法的形式逻辑，说明新的法律（不管该时代意识具有什么内容）怎样根据法的观念对已经存在的法的关系发生作用。考虑到流出和流进的波涛的变动和波涛回来的漩涡，拉萨尔想用有力的笔触为追溯既往的概念画出难以毁坏的基线。
他用最一般的笔调写出下列结论。只通过个人的意志行动的媒介涉及个人的法律不能追溯既往。这种追溯既往是对人的自由和可负责性，对思想和愿望的自由，对一切权利的不可侵犯的基础的一种绝对不可容许的侵害。不管立法者的权力有多大，它也不可使一个个人想做同他过去想做的不同的事。但是由此同时得出结论，个人只有当他的自愿行为，个人的意志行动将被后来的法律所取消或歪曲的时候，才能提出这种异议。法律本身不以个人意志为媒介，用来接触个人的权利无非是只随着法律颁布而存在，随着法律的消失而消失的一般的性质和权能。在法律中体现了全体人民的法的意识。因此一切合法权利只是一种由经常变化的一般精神设定的规定，因而任何新的规定立即用过去的规定接触个人所用的权利把握个人。对个人来说，只有他通过自己的行动和愿望由这个河流中导出的东西，变成了他自己的东西，才是巩固的。不涉及从前的个人的意志行动的任何法律，只要它不涉及这种行动，根据它的性质必然立即进行干涉。
因此，同任何只以个人意志行动为媒介涉及个人的法律不可追溯既往这一论点相一致的有另一个论点，即任何没有插入这种自愿行为而涉及个人的法律，任何在个人的不任性的、一般人的或自然的或由社会带给个人的性质中涉及个人的，或者只是由于个人改变社会的有机制度而涉及个人的法律可以追溯既往。
但是，从追溯既往这个概念还产生更多的东西。如果现行法律许可，而且在这种许可的范围内，个人才可以通过他的行动，通过一方的或双方的契约保证自己或别人的权利。从一开始就必须附带考虑任何契约的缄默的条款。为自己或别人约定的权利只在立法认为这种权利是可以允许的时候，才是有效的。个人的相反的意志从来就是无效的、不合法的，因为法的唯一泉源是普通的民族精神，不扬弃法的概念本身，个人就不能摆脱普遍的民族精神。个人不能在法制基础上打下木桩，利用木桩宣称自己在任何时代都是自主的。个人希望得到的自主权就是要求既得权利在绝对或强制的法律，即不允许向个人的自由意志让步的法律排斥它的容许性的时期也继续存在下去。“不能把一个木桩打入地下，并且要求，如果木桩所在的整个大地震动起来，木桩本身还要留在原来的地方，同样把这样一个木桩打入法制基础也是不可能的。这是时常听到的、没有反对法的法这种说法的真正意义。这无非是说，每个单个的法都依从法的实体的变化，法是从这个实体中产生，而且同这个实体紧密联系着的……只要公共精神在继续发展中从现在起能够取消一种从前的权利，如农奴制、依附关系，徭役、领地权、强制权、勤务和一定实物的赋税、狩猎权和土地税免纳权、世袭财产继承权等等，权利者就发出使人意志混乱的偏颇的叫声，根据上述，已经可以看到这种叫声是完全空虚而且深刻违背法律的。”排斥一定的法的内容的绝对的或强制的法律也在个人获得的权利中破坏这个内容，不可因此而谈到一种不允许的追溯既往。
拉萨尔在同普鲁士封建派的理论家施塔尔的一次光辉论战中，论证了这个观点。他用辛辣的讽刺口吻指出，这个具有一切欺骗才能的人，正因为他想向现代意识作某些让步，才发表了关于既得权利的无思想、无内容的，毁灭自己的谬论。然后拉萨尔把矛头转向法的历史学派的首领萨维尼。萨维尼不很坚决地承认绝对法律对既得权利有溯及力，但却要求在每个这样的场合“给权利者以真正的完全的补偿”。拉萨尔对他说，这种所谓要求赔偿的权利是大错而特错了。“即使通过契约，一开始就由个人合法地约定权利，权利也只能约定到这种权利的普遍存在碰到否定这个权利的，认为它是不可能的公共精神的意识的那一天为止。这个权利在它能够而且应该有效的时期内生了效。那个不幸的日子，一开始就预先决定了行动的必要的日子已经到了——一切都清楚了。权利应该而且能够有效的界限已经达到了，因此从逻辑上和法学上看，都没有考虑赔偿问题的余地。这里没有什么应该赔偿的。”但是，当被取消的权利的内容已被公共意识所禁止的时候，也就是被规定为非法的时候，仍然承认赔偿权实际上就是利用逻辑的力量，授与阶级或个人这种权利，即要求公共精神为它的继续发展缴纳贡税的权利，也就是承认公共精神对那些有权的阶级或个人的有纳贡义务的隶属关系或依附关系。
如果从追溯既往的概念中看到这一点，那么从这个概念中当然还看到另外一点。如果新的法的意识不是排除法的关系本身，而只是排除它一定的应用方式，那么只有这种方式，而不是法的关系本身被认为是非法的，而且必然出现赔偿的形式可能有的而且时常有的一种变化。但是这只是它虚假的外表。事实上，这种变化只是把还被认为有效的法的内容由受禁止的满足它的方式转为不受禁止的方式。由于很简单的理由，必然发生这种变化，因为被废止的不能多于新的法的意识的观点实际禁止的。
拉萨尔特别以1848年普鲁士狩猎法为例说明了原则的这个方面。他说，因为新的法的意识排除了狩猎法的封建领主的根源，所以柏林议会不得不宣布废除由领主权利中产生的在他人土地上狩猎的权利，但是，因为新的法的意识允许通过土地所有者的自由的意志契约使狩猎权与土地分离，所以柏林议会必然允许由土地所有者有偿转让的反证，在这种场合必然规定赎买。拉萨尔认为，柏林议会对于不适当地追溯既往负有责任，因为它否决了舒尔采—德里奇提出的相应的提案。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里对于资产阶级也是非常宽容的。他对封建的理论家和高等法院的卑鄙的实践进行最沉重的打击，而只在比较起来非常缓和的场合，提到资产阶级的人民代议机关在这方面所犯的罪过，而且还补充说，柏林议会由于实际事件纷繁而没有注意一种主要是理论上的差别，决不能因此而责备它。狩猎权的赎买必然出现的情况恐怕不会很多，法学家应该主要注意常规，而不是主要注意例外。
既得权利的这一套理论，不是拉萨尔从自己的脑子里想出来的。而是他遵守自己的诺言，从实际的法的原料中发展出来的。他探索追溯既往的思想，从罗马十二表法一直到五十年代的普鲁士立法。他以令人不断惊叹的对法律材料的广博知识和深刻的哲学思辨在各种不同的法律制度中研究这种思想。拉萨尔从非常玄妙和众多的材料中，使追溯既往的概念很容易地变得透彻明白，这永远是人类精神的值得纪念的功绩。
如果有人问，拉萨尔的著作起了什么实际作用，那么洛贝尔图斯对拉萨尔的结论所提的几点反对意见很快成为这个问题的核心。根据拉萨尔的看法，赔偿问题取决于人民意识是否原则上排除一种规定的权利，还是只排除这种权利的一种既定形式。洛贝尔图斯表示不同意说，根据什么能够看出这种区别呢？多数票，甚至全体通过都不能确定这个差别。拉萨尔回答说，这个问题同法的形式逻辑，同追溯既往的理论根本毫无关系。今天的或者将来任何一个时代的意识需要什么，今天的时代对婚姻、国家、君主国、狩猎、矿山、报纸、财产如何看法，或者将来如何看，这是决不能用可以成为全部世界历史便览的形式上的规则来确定的。这个答辩看来是清楚的，但是拉萨尔觉得洛贝尔图斯的反对意见并没有因此而结束。如果内容不明确，那么用于这个内容的最清楚的法的逻辑也必然变成不明确的。于是拉萨尔“顺便”回答说，当然多数票和一致通过都不能确定今天的时代意识需要什么，但是他认为可以“非常简单地”确定这个意志。“时代需要您能通过理性、逻辑和科学给自己和时代以证明的东西！”这句话又描绘出拉萨尔的全貌，说明了他的毅力，他集中的热情，他对不可抵抗的思想力量的不可动摇的信念，但也表现出他同这些优点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缺点。
当然时代总是仅仅提出它能够解决的任务。可是在它把这些任务发挥到这种地步，以便认识它们并利用成文法解决它们以前，可能过去几十年乃至几百年，在那以前，理性、逻辑和科学不能证明时代需要什么。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就没有那么多的对此有所了解的、给他们的时代证明它需要什么的先驱者被打死在十字架上和被烧死了。拉萨尔不久就亲身体验到，他举的这个例子是多么不恰当，他看到，时代的活跃的推动力量在进行解放无产阶级的工作，但是他用来证明这个确凿无疑的事实的一切理性、逻辑和科学却不是向时代这样阐明它的意志，使得一个新的法的意识产生出来，而法的形式逻辑可以利用这种意识考验自己。
拉萨尔的唯心主义世界观有它的长处，也有它的弱点。当他辛辛苦苦地研究法的实际材料的时候，他必须“不断”确定这一事实，即立法依靠它的实际的法律感比理论家利用他们的理性、逻辑和科学更接近法的观念。假如拉萨尔再往前走一步，他就会发现，群众的内在欲望往往比立法的实际法律感更明确得多地把握法的观念。3月18日以后向容克压迫者进攻并宣布废止封建勤务的农民掌握既得权利的理论比普鲁士议会深刻得多。
是的，拉萨尔在他的著作的最有趣的一章中也在一定程度上迈了这一步。他在这里说，在古代民族中，民族精神表现为这样一种客观的实体的紧密性，民族精种的这种伦理统一和一致在个人身上是生动而活跃的，以致事实上被这种内在的实体明确否认的东西可以看做是被法律否定的东西。但是只是在古代民族中，这是可以允许的，而且在他们那里也只有在古典时代是这样。在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教养和怀疑等等使民族精神的伦理观点在个人中存在的严格的统一和一致松弛的近代，在属于同一个国家的个人的伦理意识常常是围绕着几乎全部世界时期分离存在的伦理意识的近代，这是不允许的。对于近代来说，只有已经间接或直接地被设定的、普通的法的意识的内容能够要求法的现实。所以说间接地或直接地，是因为把这个内容放在全体人民的言语里，当然是不必要的，而对它的法的现实来说，把它放在全体人民的行动中就够了。于是拉萨尔说，当法国国民议会使它关于继承权的法律一直追溯到攻打巴士底狱的那天为止的时候，国民议会没有进行不容许的追溯既往。因为法国人民在这一天摧毁了封建社会的法的状态，表明了他同封建特权对立的法津上平等的法的意识。
拉萨尔对萨维尼说过的话，对他自己也差不多是适用的：他十分接近正确的东西，结果却由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从原则上把正确的东西弄错了。显然攻打巴士底狱不是全体人民的行动，而是一大部分或一小部分人民的行动。他不把在个人中松弛的民族精神的伦理观点总括成严格的统一和一致，而是恰恰证明属于同一国家的个人的伦理意识确实可以围绕整个世界时期分离存在。如果他像他在历史上肯定已经创造了的那样创造新的法，那么这个法的源泉就不是普遍的民族精神。用拉萨尔的话来说，在攻打巴士底狱的行动中没有一种一般的法的意识，而只有一种特殊的阶级意识，这种意识只有当它与社会的普遍需要相适应时，才发展成为一般的法的意识，其发展程度随其适应程度而定。拉萨尔所理解的时代的唯心主义概念始终是一个一定的社会，这个社会的历史发展在自身的变更中也决定法的变化。
但是，首先受到驳斥的是拉萨尔为他的追溯既往的理论所做的证明而不是这个理论本身。因为他根据许多实际的法的材料阐明这种理论，所以他可以完全正确地阐明它，不管他是在正确的或不正确的地方寻找它的基础。可是洛贝尔图斯也用第二个反对意见攻击理论本身，他说，拉萨尔在罗马的《学说汇纂》[18]中找到他的理论一事，由于历史精神的不同是完全不可能的。拉萨尔经常强调历史精神的不同，但又想在像近代和罗马时代这样不同的时代里，再认识同一理论，这是一个矛盾。拉萨尔用洛贝尔图斯本人曾经作过的比较来回答这个问题，人们可以谈论一个动物、一种脊椎，虽然深入研究只有作为对动物各目的研究才有可能。在法学上情况是这样，历史精神的内容是不同的，但是他称之为法的形式逻辑的另一个因素却完全相同地贯穿这个不同的内容。正如他有意识地为了后来的一切时代阐明这种法的形式逻辑一样（不管每次的法的意识具有何种内容），同一个法的形式逻辑在罗马人那里已经能够成为无意识行动的动因了。
如果拉萨尔说，脊椎动物的体格虽然各不相同，但同无脊椎动物相比，它们都是有脊椎的，因此，一定的法的体系，它的历史发展虽然各不相同，但同其他法的体系相比，它可以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特征，那么他的答辩会有力一些。他在自己的著作中详细叙述中国、印度、甚至埃及的立法都不知道追溯既往这个概念，因为他们对于精神的主观性、个人的自由和责任能力毫无所知，希腊罗马时代的古典民族才明白这些东西。拉萨尔继续前进并且说，中世纪的日耳曼的财产概念或多或少地使追溯既往的理论不再通行，使不追溯既往广泛流传。他对法的观念本身谈得很多，他不自觉地也只是把它当做历史的而不是当作逻辑的观念理解。他把它限制在罗马法的时代和在中世纪末期又捡起罗马法用自己的方式继续发展了它的现代民族的时代。
但是罗马法是一个商品生产者社会的法律。希腊罗马时代的古典民族并不像拉萨尔所说通过教育或艺术或宗教，而是通过从原始共产主义发展出来的私有财产和商品生产而达到“精神的主观性”，达到“个人的责任能力和自由”的。只有在这个一定的社会基础上，历史发展的任何进步，任何革命都必然是一种私有制对另一种私有制的胜利。正如拉萨尔用自己的唯心主义方式所说，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既得权利的概念可以成为“一切其他形态的推动的喷泉”。可以理解，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贸易在中世纪的自然经济中枯竭，《学说汇纂》的法的形式逻辑也黯然失色，随着它们在中世纪末期复兴，罗马法又得到了成为最适合商品生产者社会的法的新荣誉。只有当专门意义上的法、特殊的法学、法学家的业务本身由商品生产中产生并保证商品生产的发展条件的时候，拉萨尔才可以把法的观念本身当做一个逻辑范畴来谈论。他的卓越功绩在于，他研究了从古代简单的商品生产到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有意识地显露出来的法学基本思想，一直到彻底弄清楚为了在私有财产和商品生产的基础上还可能发生的上次革命，为了从封建所有制转变为资产阶级的所有制而制定的成文法为止。
即使像洛贝尔图斯所说，拉萨尔在这部巨著中过分肯定地根据后来的情况推论从前的情况，读《学说汇纂》比读这本书更有得益，那么拉萨尔的上述功绩的价值也不会因此而大大减少。更重要的问题是，拉萨尔可不可以为后来一切时代不仅为封建的私人所有制向资产阶级私人所有制的转变，而且也为私人所有制本身向公共所有制的转变要求他的法的形式逻辑的有效性。
他在自己的著作中的一个长注（后来他很喜欢引用这个注）里，非常详细地论述了这个问题。他在这里说，一般说来，法学史的文化历史的过程在于日益限制私有财产的所有权范围，把越来越多的对象放在私有财产之外。如果人们把自由竞争的统治理解为财产通过它才得到真正的自由和发展的一种统治，如果这一派的发言人谈论“财产的无限自由”，那么依靠属于一切概念规定的辩证法，这一方面就其实际后果而言也完全存在，并且是不可否认的。但是从它的最内在的实质来看，采取自由竞争，取消垄断和行会还不如说是基于这种思想，即营业和销售的垄断权（即要求别人不可采取自己被允许的行动的一种权利），不能是个人的私有财产。
当然，人在历史之初（今天的孩子还是这样）对什么都伸手，把一切东西都当做自己的，不知道自己的自由意志的界限。后来，他才在前进的过程中认识了这个界限。拜物教徒当他的偶像不顺从他的意志时就粉碎他的偶像，因此他还把自己的神当做财产。礼拜很早就摆脱了私人意志，但是很长时间人本身仍然是别人的所有权对象。然后奴隶变成农奴，农奴变成各种不同程度的依附农，一直到隶属的工人被宣布为自由的工人为止。现在欧洲面临两个很有趣的所有权问题：在政治方面是取消一个民族的公共意志能够成为一个家族的财产的情况，即废除君主制的问题，在社会方面是，在没有直接使用人的所有权的今天，这种所有权是否应该依靠间接剥削人而存在，自己的劳动力的自由活动和发展是否专门是劳动基础和劳动预支（资本）的所有者的私有财产，对别人的劳动价值（资本利润）的所有权是否应该归于企业主。
私有财产范围的不断缩小无非是以人类自由的积极发展为基础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从前被认为是可以出让的一部分自由被规定为属于人的不可出让的自由，因而被看做是由伦理观念和公共权利产生的，受绝对法律支配的。由所有权范围中把越来越多的内容完全一致地放到法的历史的这个运动上去，在经济发展中产生了十分适当的趋势，把越来越多的生产因素和产品本身日益大量地从经济的所有权范围，有偿的范围投入无偿的范围，简单地说，就是降低生产成本，这是一个十分正确的基本思想，而巴师夏在他的《经济和谐论》中却对这种思想作了完全错误的片面解释。
洛贝尔图斯对此提出了他的第三个不同意见，他说，依仗巴师夏的豪言壮语，工人们得不到涂面包的黄油。他用拉萨尔明确否认的精神解释拉萨尔的观点，因此拉萨尔比较激烈地反对这种粗暴的误解是很自然的。但是他用客气的用语结束了他的反击，他说，他所作的比较“确实并不特别深奥”，也许这就促使洛贝尔图斯在这个比较上寻找比它所能有的更为深奥的意义。拉萨尔在这里又接近了正确的东西，可是，由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又把正确的东西根本弄错了。
比较是够深奥的，只是拉萨尔戴着法学眼镜看不到它的根底。他关于法的历史的过程所说的话在这种条件下是完全正确的，那就是，人们必须狭义地理解法的历史，即法是从私有财产和商品生产中发展起来的。拉萨尔还不知道，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包括人类历史的第一个、迄今最长的阶段。他认为在历史初期向一切伸手的野蛮人（用他的话来说），实际上没有存在过。可是他尖锐和中肯地观察到的东西，又被他自己弄模糊了，因为他不是在平地上而是在天空中找原因。私有权范围的不断缩小不是基于人类自由的积极发展，而是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生产的进步导致拉萨尔的那个比较：这些进步使产品减价并扩大人类的自由。奴隶比农奴劳动差，产品贵，农奴比依附农劳动差，产品贵，依附农比自由工人劳动差，产品贵。古代社会由于奴隶劳动而灭亡，封建社会由于农奴和依附农劳动而灭亡，正如资产阶级社会将因自由劳动而灭亡一样，但并不是因为它在法律上是自由的而是因为它在经济上是不自由的。
私有制的辩证发展的“最内在的原因”不在于限制它的权利而在于扩展它的权力。重心在于“实际的、现实的后果”，曼彻斯特学派（尽管它，或者由于它有其狭隘性）正确地认识了这一点。发展权力才造成限制权利的结果。财产解脱了权利的束缚，使工人在法律上自由，但是结果只是为了能够更加没有限制地发展它的经济权力，更加大量地利用工人的经济上的不自由。拉萨尔把假象放在本质之上，对法学提出了它力所不及的要求，即它在取消工人的法律上的不自由以后，也应该取消工人的经济上的不自由。它做不到这一点，正如封建神学不能用一切人都是神的儿子的理论取消中世纪工人的法律上的不自由一样。一个新的社会不仅摧毁产生它的旧社会的经济建筑，而且也摧毁旧社会的思想意识的上层建筑。
拉萨尔向欧洲现实提出的两个有关所有权的问题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正如拉萨尔所理解的那样不在法学范围之内：当然它们也有差别，那就是一个问题在法学后面，另一个问题在法学前面，一个问题随着法学的产生而得到解决，另一个问题随着法学的消失而得到解决。君主制作为所有权问题，作为一个民族的公共意志能否是某个家庭的财产的问题，属于一个还不知道“个人的自由和责任能力”的时代，属于对于“精神的主观性”还毫无所知的东方的法。在希腊和罗马古代，甚至在封建的中世纪（更不用说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里了），不管在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下，君主制始终只是一个政治组织的问题，统治阶级根据情况回答这个问题，而不管君主制的陈腐妄想：它的意志就是最高法律。取消君主制在物质上丝毫没有改变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所有制关系，而只是在形式上使这个社会变得十分鲜明，因为民主共和国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决战的理想战场。
相反地资本利润的问题是一个意义最明确的所有权问题，甚至是特定的所有权问题，因为资本利润是从私有财产的历史上和逻辑上最发达的形式中产生的。取消资本利润就是取消各种形态的私有财产，因而也是取消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生长起来的权利。简单些说就是：法律手段对资本利润是不起作用的。一切这种方式的社会主义企图都归于失败而且必然归于失败。科学共产主义比从前的社会主义大有进步的地方就是，它不是把资本利润（更确切些说是剩余价值）看做对正义和道德的一种侵犯，而是把它理解为一个经济事实，懂得把它作为必然瓦解私有制向公有制转变的经济事实。
拉萨尔的法的逻辑不能解决这个任务。如果问题是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而不是由一种私有制转变为另一种私有制，那么他的追溯既往的理论的真正核心就有一个完全不同的面貌。私有制是有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对被统治者来说，他们是否有责任，牺牲自己的利益把一种已经变得无力统治的所有制变成能够进行统治的所有制，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但是公有制是一切阶级统治的消灭，应不应该给至今的私有财产的所有者以一种补偿（不管这种补偿是多是少，也不管它具有何种形式都不能保证那些所有者又对人进行统治），这是比较次要的问题。马克思从没有认为有必要公开讨论“剥夺剥夺者”时应该怎样处理其补偿的问题，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证明，马克思常常在私下谈话中表示，假如能用赎买方法完全摆脱这个匪帮，那就会最便宜不过的了。[19]
拉萨尔把他的既得权利的理论用于把一种私有制导向另一种私有制的时候，这种理论是不可辩驳的，而在企图攻击私有制本身，并且首先把现代继承权证明为一种严重的误解，证明为一种理论上的实际的不可能性的时候，他的既得权利的理论就毫无用处了。他的著作的第二卷是专门证明这一点的，这一卷由于丰富的学识和思想的辩证活动几乎比第一卷更为惊人。但是拉萨尔并没有证明他想证明的问题。即使他没有错误地从古罗马人的永生观念中引出罗马人的遗嘱，他也不会证明这个问题。假如现代的继承权的确是古日耳曼和古罗马的继承权的一个被误解的沉淀物，那么这只是证明，它穿了一件不合身的衣裳。如果拉萨尔把这件衣裳撕成碎片，那么现代继承权就更加站在赤裸裸的现实之中。有私有制的地方也就有继承权；继承权对自己的来源所做的幻想的理论上的实际不可能性对这种逻辑结论不能作任何改变。
拉萨尔对他的著作的实际作用所寄予的希望没有实现。他曾正确地预言，立法的“多事之秋”快要来了，假如资产阶级有胆量同容克地主作严肃的斗争，那么当然如拉萨尔所期望的那样，任何“议员和政治家”都不能缺少这本书。这部著作除了偶尔被一个“议员”用来装饰自己的发言而外，对于实际立法没有发生任何影响。比如1869年1月，一个反对普鲁士法律的封建婚姻特权的自由党议员就曾引用过这本书，这种情况后来几乎没有出现。至于普鲁士立法二三十年来如何满意于拉萨尔用最激烈的词句谴责为缺乏责任感和羞耻心的事情，是人所共知的。尤其俾斯麦是一位艺术大师，他善于根据本阶级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提出的封建要求，通过谷物税、送给烧酒厂厂主和糖厂厂主的慰劳品以及其他等等，“使赔偿权面向公共精神”。在普鲁士立法中，尤其是在资产阶级立法者中，这种伎俩并没有随着俾斯麦下台而绝迹。一直到两三年前，普鲁士财政大臣米凯尔（他由于有共产主义的旧传统应该懂得拉萨尔的证明），才从人民口袋里拿了几百万马克从十几个中世纪的莱茵河上游的伯爵手里赎买了封建的免税特权。
拉萨尔的著作在学术界引起了个别的热情赞扬。只看到第一卷的年迈的萨维尼说，自多纳路斯以来没有人写过这样一本书，这句话表示了他对自己和他的劲敌的尊敬。阿尔伯特·朗格根据既得权利的理论研究被剥夺的权利的实践。可是一般说来，德国学术界达不到这个科学讨论的高度。齐格勒忿忿地说，在柏林除了大学以外，恐怕没有十个法学家读过这本书，没有五个法学家了解它的内容。在有名的法学家中，耶林根本不想从拉萨尔著作第二卷的六百页中发现一点智力的痕迹，却对拉萨尔的几个大胆的比喻进行令人难受的嘲笑，他的意见即使作为反对哲学思辨的戏言也是枯燥无味的。耶林被拉萨尔的一个朋友教训了一顿之后为自己转圜说，他不想反对思辨的方向本身而想反对这个方向所犯的错误，这些错误正是最有天才的人犯的。在悬岩上碰头的只有羚羊和山羊而没有绵羊。耶林根本没有接触拉萨尔所需要的东西的核心。对他这样一种人来说，这个核心是一个十足的谜，关于争取权利的斗争他能说一大堆暧昧不明的话，而却卑躬屈膝地赞扬俾斯麦的暴力政策，为了反对这种政策，在德国进行了差不多三十年的争取权利的斗争。如果说拉萨尔证明封建权利，如普鲁士的婢仆法在资产阶级社会自行消失，那么耶林在他论争取权利的斗争的著作中教导说，“一个不敢使用婢仆法的主人”不仅损害他的伦理的生活条件，丧失他的性格的诗才，而且也威胁法律的理想权威，放弃资产阶级生活的实际秩序。德国资产阶级热心地阅读这个实际生活哲学的小日课经本，而对拉萨尔的伟大理论著作却摸也不摸。
在哲学家中米希勒通过他的批评表明，官方黑格尔主义已经幸运地到达最庸俗的自由贸易主义的沼泽地。他否认资本利润的存在并认为资本必然作为节约下来的劳动参加“共同的报酬”。巴师夏对经济范畴比拉萨尔有较好的认识，可是当拉萨尔的著作落到俾斯麦恩准的所谓国家社会主义之手的时候，一种调和的微光甚至落到这种平庸的智慧上。因为立法者“大多出于政治的和公正的考虑”抹杀了既得权利理论的明确规定，所以拉萨尔把这个理论整理了一下，与此同时，阿道夫·瓦格纳根据拉萨尔的“优秀著作”建立了他的“国民经济学的剥夺理论”，他教导说，即使在对赔偿没有合法要求的场合，“进行赔偿也往往能够而且也将适合正义和政策”。这样一来，这个问题就一丝不差地回到符合有产阶级和统治阶级利益的、旧日的混乱状态，而拉萨尔就是由这种状态中以巨大的精神努力提出这个问题来的，于是普鲁士的国家社会主义根据它特有的逻辑有冒充拉萨尔的精神继承人的最不可争辩的权利。
幸而拉萨尔在这时候为自己教育了他的精神的真正继承人！
[1]见本卷第二章第四节第132页原编者注。——译者
[2]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燕妮·马克思（父姓威斯特华伦）》，载1881年12月8日《社会民主党人报》（苏黎世）。
[3]原来住在美国东部哈得逊河上游的印第安人，现在已被灭绝。——译者
[4]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墓前演说》，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67页。
[5]1648年以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奥利弗·克伦威尔所统帅的带甲骑兵被称为“铁骑兵”（英语是：Ironsides）。——原编者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5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5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6—17页。
[9]同上书第17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9页。
[11]参阅《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65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3页。
[13]关于马克思对拉萨尔这本著作的评语，见1858年2月1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载《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97—99页。还可参阅列宁：《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摘要》，载《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85—402页。——译者
[14]关于这一节可参阅马克思和恩格斯给拉萨尔的论悲剧《弗兰茨·冯·济金根》的信（中译文载《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3—16页。——译者）。梅林没有看到这两封信，因为它们保存在拉萨尔的遗物中，1922年，才由古斯达夫·迈耶尔在他出版的拉萨尔的《遗著和通信》第三卷中发表出来。——原编者
[15]梅林在这里是说奥托·路德维希的小说《天地之间》。——原编者
[16]霍普特曼写的描写十六世纪德国农民战争的剧本，1896年上演。——译者
[17]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拉萨尔这一著作的评语，见1861年12月2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载《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3卷，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54页）和1861年12月9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载同上书第66页）。——译者
[18]《学说汇纂》——罗马法学家著作的摘录汇编。它是罗马民法典（CorpusIurisCivilis）的主要部分。——原编者
[19]恩格斯在1894年写的《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中写道：“我们的党一经掌握国家政权时，就应该干脆地剥夺大土地所有者，也像剥夺工厂主一样。至于这一剥夺是否要用赎买办法实行，这大半不是决定于我们，而是决定于我们取得政权时的情况，尤其是决定于大土地所有者老爷们自已的行为．我们并不认为，赎买办法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容许的；马克思曾向我讲过（并且讲过好多次！）他的意见：假如我们能用赎买方法完全摆脱这个匪帮，那对于我们就会是最便宜不过的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8—439页。）——原编者 |
第六章五十年代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弗兰茨·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二卷
第六章五十年代
一政治衰退
二经济繁荣
三资产阶级的文学和哲学
一政治衰退
国内流行的历史著作把五十年代的反动时期说成是一个阴郁的插曲，在这个只有苦难的时代里，恶神阿里曼用狡猾的手段作恶多端，善神欧尔姆兹德[1]作为一个高尚的忍受者过着悲惨的生活。但是，在严酷的现实生活中，事态的发展却完全是另一种样子，事态根据其实际前提条件必然这样发展。
普鲁士的统一企图遭到了应有的失败。霍亨索伦之鹰刚刚把中小各邦从革命手里拯救出来，这些邦就为了躲避掠夺成性的鹰爪逃到奥地利的怀抱里去了。沙皇把奥地利和普鲁士当做自己的藩臣召到华沙，在那里为他们进行仲裁，命令他们保持安静，恢复旧日的邦联。可是沙皇并不按照相同的藩臣权利对待他们；普鲁士因为曾向革命献媚，必须受到惩罚，作为下级藩臣屈从于奥地利。普鲁士爱国主义身受双重屈辱，它痛苦地呻吟着，但同时也表明了它无穷的忍耐性，因为它现在还在继续制造最卑下的传奇。据说“高贵的霍亨索伦王族”勃兰登堡伯爵从华沙回到柏林的时候，受到国耻的压力，心碎而死，临死说胡话还喊叫盾牌和宝剑。事实上这个老丘八是得了极普通的伤风而死的，那时他正准备高高兴兴地向奥地利竞争者卑躬屈膝，就像他在俄国君主面前那样。一个“高贵的霍亨索伦王族”曾经同情还很软弱的人民运动的这种说法，是不合普鲁士历史学家的心意的，因此他们根据文件肯定了上述事实。
曼托伊费尔向这个人民运动作了让步，召开了议会，动员了军队，但是他不想进行攻击，而是到奥里穆茨去，心情十分平静地用书面肯定了普鲁士的耻辱。他表示要悔改，只恳求允许他作为第二流的皂隶进行迫害活动，当时奥地利和中等邦正想利用这些活动镇压黑森选帝侯国人民对王朝政变的合法反抗和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人民反对丹麦的异族统治的民族斗争。曼托伊费尔还敢用这种“让步”自夸，俾斯麦则在议院的公开会议赞扬奥里穆茨会议。相反地正确地感到奥里穆茨胜过耶拿[2]的旧普鲁士外交官普尔塔勒斯写道：“在我们的历史上没有一次失败能同奥里穆茨的失败相比。为了穿着礼服挨一记耳光，我们召开议会，征集军队，我们谈论奥地利的让步，因为我们可以给刽子手雷希贝克在黑森提供一个帮凶，以拉纤人和窝主的身分到霍尔斯坦去，得意洋洋地用议定书和文书把我们的耻辱确定下来——这些事情是这样令人气愤，以致我找不到确当的词句来表达。”奥里穆茨的耻辱对于真正的容克地主就像缬草对猫那样具有诱惑力，而更可耻的反动人物就低声说，只有通过外交上的失败才能避免军事上的失败。事实上，动员军队暴露了在波森、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和巴登的可悲的作战中已经表明的普鲁士军事制度的腐朽性。
普鲁士屈服后，邦联议会就恢复了，黑森选帝侯国的政变被用军事力量巩固起来，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被交给了丹麦的贵族统治。包括普鲁士和奥地利在内的大邦利用暴力行动废除了公国的古老法律，根据这条法律只有丹麦王室的男系可以在这两个公国进行统治，现任统治者不久就要去世，这就保证公国永久脱离丹麦。1852年6月8日的伦敦议定书中规定，格留克斯堡家族在包括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在内的整个丹麦王国有世袭权利，因而排斥了根据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法律有权执政的奥古斯滕堡家族，而这个家族的首脑用两三百万的代价出卖了他天赐的权利。重新建立起来的邦联议会向中小各邦发出了消除三月革命成果的信号。在大多数邦里，在萨克森、汉诺威、维尔腾堡、拿骚、两个黑森和其他邦，这一工作是在君主公开背弃自己的誓言和诺言的情况下完成的，只有巴伐利亚和几个小邦，如不伦瑞克、科堡、梅林根、奥尔登堡和魏玛还在这块礁石周围徘徊，虽然它们大多数也在反动的河流里航行。
奥地利邦联国家的首相施瓦曾贝克曾提出一个口号：必须使普鲁士屈服并把它消灭掉（ilfautavilirlaPrusseetpuisladémolir）。现在他好像达到自己的目的了。普鲁士确实脱离了大邦的行列，在德国，它的“民族使命”受到极大蔑视。甚至忍耐之父阿伦特也给普鲁士的霸权唱了离歌：“许多事情都得到原谅，被人遗忘，但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和黑森不在此列。”可是普鲁士霸权在这些日子却扎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牢固的根。奥地利和中等邦的政策没有能够对它进行决定性打击，即摧毁关税同盟。这种政策费了很大力量阻止重订1854年1月1日期满的关税同盟条约，可是经济发展的不可抗拒的否决使它栽了跟斗。关税同盟不但没有被摧毁，而且由于汉诺威、奥尔登堡和德国西北部的几个小邦的参加而扩大了，这几个小邦过去自己组织了一个“赋税同盟”，它们有三千五百万[3]人口，九千零四十六平方哩的面积。
在普鲁士国家内部，反革命派也得出一条经验，它的政治全能由于经济状况限制而产生了一定的界限。自从工人阶级受到钳制，小资产阶级以及比较坚决的资产阶级不问政治以后，普鲁士的反革命力量得到相当自由的发展。只受到最软弱的资产阶级分子支持的哥达派的对抗是无足轻重的。急性子的容克地主也花了十年左右的时间力图回到三月革命前的状况中去，但是没有成功。哥达派感到自慰的是，人们也许还可以杀死自由这只小鸡，但是却不能把它放回破蛋壳里去，这时哥达派就暴露了道地的资产阶级本能。
当然他们很需要安慰，因为官僚—容克老鹰已经把这只小鸡抓得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这老鹰根本不考虑什么良心和法律；人们可以容许资产阶级殉难者在五十年代充分赎回他在革命年月所犯的罪恶。它又把权力交给了王室和容克地主，这个权力被充分用来压制它。可是，因为它甘心在这个痛苦之湖里游泳，甚至不用自己的力量游出来，所以为这件事情诉苦的工作就可能留给它那些痛哭流涕的女人。在我们这里，重要的只是从五十年代的历史中确定那些对德国无产阶级的命运发生某种影响的事实。
1849年夏天，根据钦定的三级选举制进行的选举修于得到了符合勃兰登堡—曼托伊费尔内阁的心愿的结果。1848年柏林议会中的极右派在新的议院里是极左派。它们的这种特性在1852年和1855年的选举中从反动的意义上来说尤为明显。顷刻之间，1848年12月5日的钦定宪法中的三月革命的成果被一扫而光。这个宪法由一张整洁的纸变成许多纸片落到地上，每个官僚都用它擦笔尖，每个容克都用它擦皮鞋。议院几乎时刻都准备破坏宪法，加之，只要政府认为破坏宪法是必要的，而不是就像不存在宪法似的不理它，卑鄙的最高法院就帮忙对不中意的条款作相反的解释，尽管它们的原意是十分清楚的。政府以“古代的坦率态度”（一个爱国的历史学家这样叹息说）用冷静的声明来对抗对宪法的任何引证：问题只在于，正式修改这个条文呢，还是在行政途径中回避它。
在用暴力最后消灭三月革命的成果的时候，人们在市民自卫团法案上作出了一个十分特殊的例外。这个法案被停止实施，但是没有被废止，人们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到角落里，像一件小家具那样预备将来需要时再用。对于迅速而尖锐地展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的设施必须宽大对待。可是保护个人安全的法令被废止了。1848年4月8日的法令已经被钦定的三级选举制扯碎。官僚—容克反动派很希望使1848年4月6日的法令遭到同样的命运，但是在这方面它的权力达到了极限。
只要可能，反动派就彻底破坏这个法案。代替不交保证金的出版自由的是交保证金和印花税的出版法案，这个法案容许警察采取类似检查的预防措施，还容许其他种种阴谋诡计。政治犯罪和违犯出版法的罪行不由陪审法庭审理而由拿薪俸的法官审理，为了处理重大案件，设立一个作为特别法庭的国事法庭。不分宗教信仰都可以享受国民权利这一点在迫害成性的正统派的统治中得到实现，这种统治特别对学校施加暴力。新的纪律法破坏了法官的独立性，1850年的惩罚法给司法界野心家的功名欲开辟了无限的天地。新刑事法规惩罚教唆不服从法律或政府命令，惩罚反抗官吏（不管这些官吏的行为是否在他们合法的职权范围之内），惩罚公开赞同被禁止的行为，破坏社会安宁，挑拨居民阶级相互仇恨，所有这一切在普鲁士法里都没有规定。新刑事法规不仅保护担任公职的人员不受侮辱和诽谤，而且也保护国家机关和政府法令不受歪曲、诽谤、挑拨仇恨和蔑视。事实上这就使得对政府行为的否定性批评以及证明这些行为违法成为不可能。1850年的命令扼杀了得到法律保证的结社和集会自由。结社法规颁布了，规定社团必须向警察当局提出会员名单，这件事本身就带有明显的告密性质，给警察的登记簿提供了合适的材料并且容许政府处罚和迫害那些参加不受欢迎的社团的人。禁止政治团体彼此发生联系的命令削弱了现代政党的发展。一切会议都要向警察当局提出申请并受警察监视，这就允许任何下级警官在任何时刻解散任何会议，在最坏的、最罕见的场合，他除了受到上级的鼓励性的叱责以外不会受到更多的处罚。可是政府是红着脸颁布这个漂亮法令的。它说不出颁布这个法令的理由，于是它的议院里的帮手只得结结巴巴地说，这纯粹是一种临时措施，对困难时期是有帮助的，将来情况好转，这个法令还是要废止的。可是大家知道，直到今天它的绝大部分条款仍然有效。
官僚—容克反动派做到了这一切。它所没有做到的或者没有完全做到的是取消1848年4月6日法案的真正精华，即确定国家预算和批准税收的权利。批准税收的权利已经被简化到联合议会曾经有过的权力范围，即批准新公债和新税收，同样确定国家预算的权利也被人怀疑，因为人们问道，假如不通过预算法案，那么怎么办。认真说来，这个问题当然不是什么问题，因为确定国家预算的权利就其历史意义和实际意义而言就是，政府不可征收议会没有批准的赋税。1848年的议会也是这样看的，可是，为了尽量牢固地抓住这个权利，议会在康普豪森内阁的宪法草案第九十九条中保留了这个权利，规定每年必须预先做出所有国家收入和支出的概算，然后列入每年由一个法案确定的国家预算。议会以为庄严的法律形式使得人民代议机关确定的预算成为更加不可侵犯的，可是康普豪森—汉泽曼内阁也许已经想到宪法第六十条，而勃兰登堡—曼托伊费尔内阁肯定想到这一条，它规定任何法案须经国王和两院一致同意。官僚—容克反动派由第九十九条和第六十条得出结论，人民代议机关对政府拟定的预算只能作政府好歹可以同意的修改。1849年的第二议院在向反动方面修改宪法时，断然否决了哥达派宣告第九十九条的真正意义的提案，当然也不回答它自己提出的问题，即如果国王和议院不能对预算法案取得一致意见怎么办。它让这个“缺口”存在下去，必要时再根据它自己的喜好填补它。不过暂时还没有这个必要。相反地，既然反动派对批准税收和国家预算的权利这样裁剪或放松，使得必要时一斧子就能把它砍倒，那么它就不能过早地暴露自己迫不得已的原因和内在的空虚。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用简单明了的话说出了这些原因：“如果回忆一下1842年至1848年的财政困难：如企图向海外贸易公司和国家银行借款的行为徒劳无益，路特希尔德加以拒绝，联合议会否决贷款，国库枯竭，如果用这一切比较一下1850年的财政活跃的情况——三次预算中的七千万的赤字两院同意弥补，债券和国库券大量发行，政府与国家银行的关系比任何时候它与海外贸易公司的关系都要好，而且另外还有三千四百万批准作为储备的贷款，那末，这两种情况是多么明显的对照！”[4]财政困难使得露骨地回到三月革命前的状况成为不可能；没有立宪制，普鲁士国家就不能存在下去，容克地主的野心不得不限于使普鲁士的立宪制度成为一种假象。
但是不仅是财政困难给官僚—封建反动派设立不可克服的障碍。在社会方面以及政治方面它也必须有所节制。它又恢复了领地警察，封建的县和省的等级会议。它用易北河东的容克地主占固有多数的贵族院代替了第一议院，从而给那个中世纪的组织戴上了桂冠。一旦三级选举制失败，这个十足违反宪法的畸形产物就会破坏整个立法。两院同它们的“革命名称”一起消失了；代替它们的贵族院和众议院组成了有中世纪色彩的邦议会。不过从这里也可以看到维持领主和农民的关系是不可能的。一切封建主权的这一基础必须清除。容克地主骨子里十分害怕农民，因此他们自己就不得不往这个方向走。他们看到——后来的一个内阁说得好——，“如果问题不作比较轻率的处理，那么不久就必然得到满意的解决”。拉萨尔把这悦耳的词藻翻译成有力而确切的话：封建精神感觉到它的寿命不长了，于是迅速地又把两只手都伸进人民的口袋，以便在鸡啼以前利用新的暴力把它的封建占有变为资产阶级的占有。
1850年3月2日颁布的领主和农民关系的调整和赎买法令把手深深地伸进人民的口袋里。二十几种次要的负担被无偿地废除了。正如内阁所说，这些被废除的负担“只是对于义务者自由支配地产的一种麻烦的限制，而对权利者或者不提供物质利益，或者只提供一种很少实现的、取决于完全偶然的情况、因而根本不能用钱估计的利益”，此外还有几种贡税[5]。大多数贡税必须赎免，比如每种有相当收益的封建义务以及无法计算的勤务，早在1820年普鲁士法律就承认这些义务和勤务具有纯封建性质，以致拉萨尔有理由谴责要用钱赎免这些义务和勤务是富裕的土地贵族对穷人进行的一种非法的、违反自己的法律意识的掠夺。这一次调整和赎免的范围扩及到整个农民阶级包括没有车马的小农在内。容克地主正想扫除障碍，把湖里的鱼全部捕光。
得到调整的只有12,706个农户，而根据1816年的统计，仅西里西亚一地就有25,000个农户。在三月革命前的几十年中，容克地主就这样彻底地剥夺了农民的不可靠的占有权。赎买的范围广阔得多，同时容克地主作了某些让步，把封建负担折成货币地租或谷物地租，缴纳地租的十八倍（从前是二十五倍）就可以赎免封建负担。用国家资金、依靠国家保证建立的地租银行办理缴款手续，向地主按二十倍缴纳地租，同时农民如果在五十六年中把每年应缴的偿付清楚，就可以摆脱所有的义务。到1865年为止有一百万以上的农民办完赎买手续。
经过赎买和调整的农民所付出的资本为19,697,483塔勒，付出的租息为3,890,136塔勒和55,222雪菲尔的裸麦，此外他们还让出113,071摩尔根的土地。根据一个官方统计人的计算，1816年到1865年的整个“农民解放”迫使农民总共花费了213,861,035塔勒。但是这个数字是太小了。因为那个统计人把一雪菲尔裸麦只算作一个塔勒，一摩尔根耕地只算作二十塔勒，一摩尔根森林地只算作十塔勒。看来比较接近真实情况的说法是，在五十年的过程中，易北河以东的农民为了免去赋役而收回他们的先人作为自由人所占有的一部分土地，向容克地主缴纳了十亿马克。此外，还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在这个暴力与狡计并施的举世闻名的“社会改革”的阴影中沦落为无产阶级。可是容克地主还不满足，俾斯麦愁眉苦脸地抱怨说，普鲁士立法把骑士庄园主当做“十九世纪的最下级人民”看待。
过去，在废除世袭依附农民制度的同时颁布了婢仆法，现在，在废除领主—农民关系的同时颁布了1854年4月24日的法令，这个法令的内容是对“违反赋役义务”的惩处，它允许容克地主重新建立领地警察，使得农业工人更加无力抵抗地屈服于容克的暴力之下。除了其他令人愤慨的条文以外，这个法令还规定农村无产阶级如有任何结社企图即处一年以下徒刑。普法尔伯爵坐在领主府邸里心情舒畅地谈论着容克地主如何行使领地警察权。他住在西里西亚织工区，自鸣得意地说，他为了镇压危险的暴动把一个人绳捆索绑投入监狱五天之久，虽然他明明知道这个人并没有犯法；他还自夸说，他让一个人大吃苦头，这个人由于饥饿难忍，从一匹诱捕狐狸的死马身上割了一点肉吃了。政府对于一个美丽的容克灵魂的这种公开的自供几乎不敢提出轻微的抗议。
此外，官僚—封建反动派还能做到的事同它所办不到的事，在它自己内部剧烈摩擦的情况下进行调整。真正的乡村容克一向不断同国家政权机关进行小规模的战事，由于军事、赋税和政治上的原因，这些机关破坏了“小地主”的舒服生活，正如俾斯麦所说，破坏了领主—农民关系的“自然的政治秩序”。俾斯麦根据这些容克地主的心意，写信给瓦盖纳说：“官僚制度的头脑和四肢都有毛病，只有它的胃是健康的，它所排泄出来的法律粪便是世界上最自然的污物。”封建容克地主顽固地要想回到三月革命前的状态。1848年的一课足以使容克地主对充实自己的钱袋感到明显的畏惧，但是不足以永远治好他们向往中世纪的病症。他们超过了自己的领袖施塔尔、瓦盖纳和格尔拉赫，这些人清楚地知道，大地主作为统治阶级不能置身于已被革命彻底摧毁的基础之上。
在这些领袖之间存在着种种意见分歧。格尔拉赫兄弟还深深地陷在浪漫主义之中，施塔尔则相当温情地同现代哲学眉来眼去，正如拉萨尔用讽刺的口吻所说，是为了从现代哲学中接受雅各宾派的气息，瓦盖纳在资本主义社会很能识别方向，而把反对“高大的工厂烟囱后面的现代强盗骑士”的斗争放在用哲学和宗教掩盖容克地主利益的行动之前。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们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他们都强作欢颜，暗地里咒骂正面朝着粪土，背面朝着国家的偏狭愚味的容克地主，表面上却扮演着被人愚弄的领袖。比他们正直的胡贝尔同封建党派断绝了关系，他说封建党派是附随它的一切力量——从王权到行会——的障碍。
当然，资产阶级一被压服，“社会王权”的动人歌声也就绝响了。最多只有罗仑兹·施泰因从他的书斋里发出谜也似的话音，他说，一切王权如果没有很大的勇气成为社会王权，它将来要么成为一个空影子，要么成为专制政治，要么就走向没落成为共和政体。不过施泰因是在对牛弹琴。五十年代唯一企图抑止工业无产阶级的苦难的法令出自官僚—封建反动派的领袖之一，保守的资产者商业大臣海特之手。他是爱北斐特开尔斯滕父子银行的股东，伪善的符佩尔塔耳的一个真正的资产者。有人说，他每天早晨都听人唱赞美诗，谈到他去世的母亲时，眼里从来没有不含眼泪，但是这并不妨得他用一切手段进行资本主义剥削。因此他也哀叹他所熟悉的莱茵无产阶级的苦难：这种苦难继续下去，整个工业就可能垮台。他使1853年6月16日的工厂法得以通过，但却没有尽力使这个法案付诸实施。
这个法令禁止工厂雇用十二岁以下的儿童，规定十四岁以下的童工每天只工作六小时，十六岁以下的童工每天只工作十小时；而且还给亚琛、安斯贝克和杜塞尔多夫各派一个工厂视察员，监督法令之执行。可是担任这项职务的官员是些毫无能耐的家伙，他们既不能也不想粉碎工厂主的顽强反抗。即使他们真地告发一个厂主并使他受到处罚，犯罪者却安慰自己说，五十塔勒的罚款，只要一个礼拜，我就又从孩子们身上榨出来了。亚琛的工厂视察员任职三年对于工厂制度还毫无所知，他那虚夸的报告甚至引起行政区政府的不满。1857年继任他的职位的警察顾问皮佩尔却是另一种作风。他被自己的正直、勇敢、干练的性格所推动，同有势力的工厂主进行了斗争。他禁止实物工资制，他的突然出现使得工业企业感到吃惊，他粉碎了一切要想使他不能控制童工的阴谋诡计，他在艾菲尔高地上的分散的工厂前面在深雪严寒之中往往等孩子们一等几个小时，他在市教学委员会中关怀儿童们的正常学习，他这样热心地献身于自己的工作，终于以身殉职。不断的劳累使他长期卧床不起，他的病始终没有能好。“社会王权”用每年施舍一百普鲁士通用的塔勒的办法来减轻这个正直的人缓慢死亡的痛苦。爱国者对于这一浪费的惊异心情由于这笔钱在六十年代才发而有所缓和。正是这个“社会王权”在五十年代就已经得到补偿了，四十年代捐给劳动阶级福利中央协会的著名捐款，在革命时期还有七千塔勒未付，这笔钱被“社会王权”扣留了。
在政府里，卡尔·马克思的内兄冯·威斯特华伦大臣属于封建派。勃兰登堡死后，曼托伊费尔升任首相兼外交大臣，这时封建派就让威斯特华伦当上了内政大臣。但是他并不粉碎官僚对于容克地主的奢望的反抗。特别是他纵容自己的部下，柏林警察总监辛克尔代飞扬跋扈。这个瓦尔德克案、科伦共产党人案、拉登多夫案的制造者是官僚中最懂事、最活跃的人物。这一事实足以证明，官僚—封建反动派内部的可爱的争论，决不涉及人类崇高的善心。住在柏林的辛克尔代同住在西里西亚山区的普法尔伯爵非常相似。当施梯伯在“新纪元”成了五十年代警察暴行的替罪羊的时候，他根据文件证明，辛克尔代同国家检察机关和法庭勾通一气，完全无视最明确的法今，几乎每天非法搜查住宅和进行逮捕。
可是问题在于，担任职务能增加人的智慧，官僚们不得不注意，在十九世纪中叶普鲁士国家在哪些现实条件下能够存在下去。甚至天性怠惰，只是为了在任何坚决的敌人面前勇敢地退让才故作强悍的曼托伊费尔也不得不决心尝试把普鲁士赋税法在一定程度上从封建基础上搬到资产阶级基础上去。可是他只是半心半意地这样做，他的关于废除土地税免纳税的法令草案被推迟，另一个关于废除磨粉税和屠宰税、征收所得税的法令草案被以残缺不全的形式通过，对此他已经感到满足了。曼托伊费尔只在轻佻的交易所投机活动中尊重比较时新的本能。相反地，辛克尔代却毫无顾忌地从资产阶级所处的状况中得出结论。作为一个真正的将军，他不仅喜欢破坏而且也喜欢建设。他越是憎恨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他就越清楚地理解，如果满足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就可以最可靠地把这些要求压下去。辛克尔代使柏林成为真正的大都市，他建设了许多大城市的设施，如消防队、自来水、清洁队、公共浴室和洗衣房、广告柱、电报网和其他等等，这些设施大多遭到市政当局的激烈反对，这些官员表现了柏林资产阶级的天生的无能，他们认为他们推举曼托伊费尔和弗兰格尔为荣誉市民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了。此外，在辛克尔代去世时人们看到，他经办了这些大设施，自己却仍然一贫如洗，而那些在著名的“德国资产阶级的自治机关”里博得虚夸的荣誉的“最高贵、最优秀的人物”中，还没有一个人在死后得到这种评语。
在克里木战争时期，官僚派和封建派之间的纷争极其激烈地爆发出来。尽管这次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内阁斗争的范围之内，但是它仍然是对于沙皇在反革命胜利后所攫取的欧洲独裁权的第一次反击。当时普鲁士是俄国的藩臣。普鲁士容克知道，对他们尊奉为“祖国之父”的沙皇的任何打击都会动摇他们的政权。他们通过侍从武官长冯·格尔拉赫和枢密顾问尼布尔说服了国王，积极支持俄国。相反地，曼托伊费尔和辛克尔代以及王位继承人却站在西方强国一边，它们的胜利必然压抑骄横的封建势力，而且不会引起任何革命宣传。波拿巴主义在许多方面接触到辛克尔代的理想。这时开始了一场殴斗，使得政府内部处于十分混乱的状态。封建党人驱使从前的犯罪分子林登贝克当密探，跟踪普鲁士亲王，而曼托伊费尔则叫从前的犯罪分子泰辛撬开冯·格尔拉赫将军的机密文件柜，盗窃他同俄国宫廷的秘密信件。因为曼托伊费尔按照旧普鲁士的方式给窃贼报酬时显得十分吝啬，所以泰辛就把他的赃物也卖给了法国公使，于是这件以紧急信件盗窃案闻名于世界的丑行暴露出来，它使普鲁士国家在欧洲剩下的一点威望也丧失了。
无论是官僚或者是容克都没有从这里面得到重大成果。辛克尔代虽然能够把瓦盖纳从《十字报》的编辑部里赶出去，可是不久当他忽然想起取缔一个封建的赌博场时，贵族院的一个议员向他提出用手枪决斗，并把他打死。后来，国王的精神病使得官僚—封建反动派内部又恢复了和气，因为这个事件威胁着它的权力的共同根源。
根据古老的习惯，国王被吵架的兄弟拉来拉去。浪漫主义的旧同伴在他的心里占有最温暖的地位，而当他讨厌庸俗的阴谋家曼托伊费尔及其冷静从事的反动实践的时候，尤其是这样。但是他也很喜爱他的首都警察总监，这位警察总监发现了这样惊人的阴谋，用这样可怕的革命事件使他的恩王的疲惫的幻想恢复了生气。尽管取得种种反革命成果，国王对生活仍然感不到真正的乐趣。在革命风暴席卷欧洲大地以后，旧日的浪漫主义梦想不愿回来，“国家的恶人”仍然不肯听从尊贵的手指任意揉捏。国王感到，他一生的幻想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种苦闷的感觉战胜了他一切摇摆不定的行动和矛盾的感情，他渐渐陷入疯癫状态。
但是王位继承人同官僚—封建反动派——同它的官僚派，尤其是同他的封建派——走的完全是另一条道路。普鲁士亲王既没有他哥哥的天赋，也没有受过他哥哥那样的教育。因为是幼子，他是在军事训练中长大的，当他继承了父亲的软弱而呆板的精神以后，对于军事训练就更加适应了。他缺乏浪漫主义的激情，关于奥地利皇室占有合乎天意的优先地位的感伤的怪论很少能够阻碍他的旧普鲁士的并吞欲望。他不愿这样简单地被人骗去普鲁士政府充当扼杀德国革命的刽子手所追求的报酬，当曼托伊费尔走上通往奥里穆茨的道路的时候，他们两人就不和了。从此，官僚—封建反动派就排斥普鲁士亲王，说他是“自由派”，甚至对他的私人生活也感到气愤。克里木战争使他暂时接近曼托伊费尔集团，但又使他同格尔拉赫集团更加疏远。整个官僚—封建反动派长期隐瞒国王的疯病，这件事使他十分不快，当这个反动派不能再隐瞒病情的时候，它还使他依法摄政一事推迟了整整一年。到了1858年秋天，他才掌握政权。他马上免去了威斯特华伦的职务，几个星期以后又免去了曼托伊费尔和其他大臣的职务，成立了一个由最软弱的哥达党人，由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奥尔斯瓦特、帕托夫、施韦林等十年前曾在康普豪森内阁中任阁员的一批人组成的新内阁。资产阶级不顾自己的一切功劳和尊严，又把一只脚踩到马镫上。
二经济繁荣
在五十年代的反动经济中，资产阶级的处境并不十分困难。他的右翼有对它虚弱的肢体有益的议会和政论方面的活动自由，它的左翼由于工业繁荣而感到自慰，虽然政治野心暂时不能得逞也不觉得难受。
资产阶级懂得利用反动年代的政治耻辱谋取大量的利润。克里木战事中普鲁士国家在交战国之间无可奈何地摇来晃去，成为欧洲的笑柄，正是这样，它就可以以中立国的身分照顾俄国，并且用资本的最丰厚的利润供给俄国。反革命的凶恶迫害使五十年代移居国外的人数增加到将近一百万人，不过它也在同等程度上增加了海洋航运。现在资本甚至对于反动派的不很严重的压榨也能进行报复了。1851年，普鲁士军官团中差不多有一半的人都陷入资本的暴利之手。被贬为爱北斐特区地方长官的原后波美拉尼亚地方长官迪斯特—达贝尔揭露了莱茵省资产阶级为使自己的子弟免服兵役而建立的广泛的贿赂系统，这时他遭到直到王国内阁的种种不可克服的障碍，结果只得自己找一个适当的机会下台。
归根到底，资产阶级只要买卖做得顺利，只要无产阶级仍然受到束缚，它就愿意忍受政治上的困难。这两点都做到了，或者反动派好像在做。买卖甚至非常顺利。在南德，棉纺工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在萨克森，几乎所有五金工业和纺织工业部门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发展着。在普鲁士，人们积极地从事开矿和冶炼工作。煤和铁成了时代的口号。十年中，煤的产量在萨克森王国增加了一倍，在莱茵和威斯特伐里亚增加了两倍，西里西亚居中。生铁的产值在西里西亚增加了一倍，在莱茵省增加了四倍。矿产品的总值增加了三倍多。随着生产的发展，交通运输事业也发展起来。船舶业日渐繁荣，由于大量的货物运输，铁路网达到过去想像不到的密度。
虽然德国在各方面还落后于英法两国，可是大资本在这个栎树和菩提树的国家里也已经开出了欺诈之花。在柏林的商业公司和汉泽曼建立的贴现公司中，产生了第一批大金融势力，在大资本按不同程度吸取人民群众的血液时，它们是不可缺少的工具。柏林已经出现了小规模的滥设公司的骗局，1857年的商业危机以后，这些公司就纷纷倒闭了。国家检察官起初还不了解情况，想给可疑的资本主义一个打击，可是许多上层力量却拽住他的手，商业界以一种决非献给某种政治理想的热情为“商业惯例”而大卖气力。
这也并不奇怪。关于这个时代，一个自由派的历史学家用严格的自我批评的方式写道：“人们赚了许多钱，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商业界的暴发户对于他在经济上，不久在某些情况下也在社会上胜过贵族和官僚而感到高兴。他们乘着最华丽的马车，同贵族一样有许多婢仆，他们举行宴会，外交家和大臣都乐意出席，他们得到勋章和封号，如果一切都很顺利，他们自己也会成为贵族。这些百万富翁怎么会由于国家困难而感到烦恼呢？这个国家不发行公债，不作有利的让步，完全处在不良的状态之中”。真的，他们怎么会管国家的困难呢？
不过有一点资产阶级还是不满的，而它越有机会抚摩自己的大肚皮，它在这一方面就越有反抗性。德国的分裂状态给资本主义的无限发展戴上了沉重的枷锁。德国国内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度量衡制度和货币制度，结婚限制和定居限制使各邦分离，阻碍资本自由支配无产阶级，在国外缺乏外交保护，这就给德国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增加了很大困难。德国资产阶级越是以空前的规模成长壮大，德国分裂状态的这些以及其他的后果就越使它不能忍受。只要利润增加，它就公开地放弃一切自由理想，可是日益增长的利润又使它趋向德国统一。对于富有梦想的人说来，这个“伟大理想”从中世纪浪漫主义的崇高境界降落到现代商业的平地上，肯定是一件令人懊丧的事，可是他们必然感到自慰的是，现在这个理想至少有了牢固的基础。三月革命爆发前不久用书面肯定下来的德国汇票法在革命和反革命的风暴中马上代替了五十六种不同的汇票法，这是一个很好的预兆，也是在这么多的废墟中唯一盖成的房子。
总结德国资产阶级为统一所做的种种努力的国民经济学家会议当然同克洛普斯托克的德国诗人林苑或浪漫派的大学生协会的隆重酒宴很少相似。出席这个会议的自由贸易的忠心无二的拥护者是资产阶级的雇佣文人，他们受资产阶级的委托，宣传德国统一是经济的必然性，宣传迁徙自由和营业自由、宣传迅速清除一切封建行会障碍，总之为了资本主义的一切利益进行宣传。他们履行自己的职务，虽然大多收获很少，但并不是毫无收获。德国自由贸易论者为了使自己的智慧适合德国资产阶级的口味，必须向挨饿的哲学家说教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个阶级有着敏锐的听觉，听到钱在钱柜里叮当作响，而德国自由贸易论者也不愿意再同饿肚皮的人们打交道了。他们正在走运。他们的主要首领，出身贫寒的法赫尔和普林斯—史密斯同两个处女结了婚，潇洒的法国人法赫尔娶了年轻的侄女，讲究实际的英国人普林斯—史密斯娶了年长的姑母，这两位处女在菩提树街有一块大地产，上面盖着破破烂烂的厂棚，由于普鲁士首都的交通蓬勃发展，这块地产的价格也大大上涨。同这块出金子的土地发生关系以后，法赫尔就用令人信服的证明力阐明，资本主义的利润是给资本所有者的一种报酬，因为他们为了积累资本曾忍受了种种困苦。普林斯—史密斯同样动人地说，能够节约最大的资本，从而给国民经济带来最大利益的家庭，当然可以而且应该在国家产品中享有最大的份额。
德国资产阶级的旧日不幸又在德国国民经济学家会议上表露出来。这个会议在对它的历史先驱者进行每一打击时，都胆怯地回头睨视它的历史后继人。它企图使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看不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作用，结果十分狼狈，其程度至少达到它反对过时的中世纪生产方式时用力的程度。为了这个目的，英国的自由贸易主义对它说来还太正直，现在它坚决信奉法国人巴师夏的经济和谐论，这个卖弄才气的饶舌家利用经济和谐论在书本中去除了工业无产阶级的一切苦难。虽然洛贝尔图斯在他的《社会书简》中早已扯碎了巴师夏编织的明显诡辩之网，但是对德国国民经济学家会议说来，使洛贝尔图斯缄默不语是一件极容易办到的事。它虽然没有抓住无产阶级，但确实抓住了小资产阶级。
在五十年代里，德国手工业从经济繁荣的喜雨中得到了一点好处，可是大工业的迅速发展比过去更加厉害地动摇了它的基础。像三十年代那样的真正繁荣时期，它是不会再有了。普鲁士政府所喜欢的、根据行会的精神修改营业法规，也不能帮助手工业回到那一去不复返的时代。反动蠢行的唯一作用就是给衰老的行东以不可靠的保证，却更使手工业中还有精力、还很活跃的成员丧失了力量。
信用合作社、预支合作社和原料合作社对这些人进行了有效的帮助。舒尔采—德里奇在政府免去了他的法官职务以后，就积极地为这些合作社进行宣传。舒尔采为合作事业进行宣传鼓动可以说是偶然的。小工业被一项恶毒的法会所压制的、对于正式的信贷机构的需要使他在故乡德里奇及其郊区建立的几个小合作社得到迅速发展。重视实践的舒尔采在合作社的章程中避开了普鲁士法律给民办的银行业设置的障碍。起初他对自己很快就取得成果感到惊奇，对此并不是没有疑虑，但是这决不能减低他的实际功绩。他在进行这一鼓动工作时没有任何附带的目的。作为一个好心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他想帮助自己的阶级，而且也确实在可能范围内对它进行了帮助。通过小资产阶级的合作事业来调整“我们工业的不幸弊害”——“拜金主义和社会贫困”，乃是一种空想。舒尔采把这种弊害看做是“真正文明的两个直接对立的力量”，但是这种空想有力地推动了合作事业，对小资产阶级居民来说是直接的，对无产阶级居民来说是间接的。洛贝尔图斯说得对，舒尔采在葡萄园里挖掘，寻找宝物，宝物没有找到，可是翻地工作使葡萄得到了好收成。
起初资产阶级对于舒尔采的活动是非常嫉视的，这些活动使得它在吞并小企业方面遭到了困难，更可怕的是，它们有可能使无产阶级更具有反抗性。但是不久它就发现，可以同舒尔采友好相处。舒尔采认为在1857年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举行的国际福利事业代表大会上发表自己的见解是适当的。大资本的几个先锋战士在这里询问了舒尔采的意图，他们很高兴地发现，舒尔采并没有很大的抱负。那是大商业危机的一年，这个危机起初又使资产阶级为自己像神而感到恐惧。它的比较聪明的分子认识到，舒尔采不是一个无用的家伙而是一个有用之材，他们没有费很大力气就使这个按小资产阶级大人物的方式浮夸、自满的人背离了自己较好的一面。第二年，在哥达召开的国民经济会议上他们就签订了协定。舒尔采兴高采烈地挥舞着巴师夏的旗帜，因此大资本的伙伴就宣布他是工人的新救世主。
小资产阶级又一次被大资产阶级拴在牵引绳上。1848年．小资产阶级由于追随大资产阶级而得到的惨痛教训并不是已经完全消失了。从1849年春季起，小资产阶级中的比较坚强的分子企图聚集在《初选人》报周围。这是一份小报，它的编辑是勇敢、干练的阿隆·伯恩斯坦。这个报纸由于被卷入拉登多夫案的灾难之中而停刊，可是很快又以《人民报》的名义复刊，继续同官僚—封建反动派展开激烈的斗争。《人民报》一直深入到无产阶级内部，获得广大的读者。可是它也同舒尔采一样在经济领域内改变了方向。对此应负责任的主要是伯恩斯坦本人，而不是它的出版人，对自由贸易主义经常有保留的弗兰茨·敦克尔。伯恩斯坦具有在群众中传播自然科学知识的少有的才能，在这一方面也做出很大成绩，可是在经济和政治方面他主要是凭正直的想法而不是靠实际知识工作。他在自然科学方面很有修养，而在经济学方面却是门外汉，因而接受了巴师夏的谬论：粮食必然越来越便宜，工人阶级必然越来越容易得到粮食，因为自然科学的进步允许劳动越来越多地利用自然力，自由竞争不会容忍任何人从自然（不是劳动）用它的力量所做的工作中牟利。因此，几乎在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报纸上也没有像在当时小资产阶级的这个最重要的报纸上这样虔诚地跟着大资本的追求者做连祷。
三资产阶级的文学和哲学
同五十年代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急剧变化相适应，文学和哲学的发展也发生了变化。封建浪漫主义在雷特维茨的《不雕花》中得到如实的反映：各个部分都表现出盲信和腐朽。一种矫揉造作、软弱无力的叙事诗和抒情诗以其华丽的装璜表明德国诗作的精华已经消失了。博登施泰特企图用他的《米尔查·沙斐》的枯燥无味的教导，罗克特和榭弗尔企图分别用他们的《莱茵河、葡萄酒和流浪者的童话》和《饮酒歌》驱除德国庸人的政治上的消沉情绪，正如印第安人喝烈酒来忘记他们的历史灾难一样。谷兹科夫用两部长篇小说比较认真地抗拒时代的苦难，经过那每部九大本的两部小说的艰苦旅程，他终于承认，他无论是用一切“精神骑士”的秘密同盟的幻想，或者是用皈依自由村社原则的“罗马魔术师”[6]的幻觉都不能医治时代的病症。
当时最伟大的剧作家（在许多方面也是德国文学中最伟大的剧作家），在反革命的漩涡里愉快地游泳，嘲笑极端民主主义者，这些人不尊重财产和家庭，不要社会，甚至更彻底一些也可以不要人、动物和树木，因为这些东西也是自由力量，即元素的牢狱。弗里德里希·赫贝尔在四十年代写了可以同席勒的《阴谋和爱情》媲美的唯一的市民悲剧[7]，而现在却使资本主义的理想工人成为一首叙事诗的主人公[8]，这种理想工人为了保护攫取暴利者而要打死他的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伙伴，他把中世纪的一个公爵对阿格纳斯·贝尔诺尔所犯的可恨的谋杀罪行提高到悲剧的高度，为的是在这面镜子里赞美柏林和维也纳的暴虐的反动统治[9]，他轮流地歌颂奥地利皇帝和普鲁士国王，说他们是德国的主权和力量的创造者[10]。奥托·路德维希在《世袭林务官》中创造了一个对革命的剧的“警告图象”，因而陷入命运悲剧的一切苦痛之中，虽然这个剧通过正直的森林居民不能理解，他作为“接受工作的人”随时都可能被“给他工作的人”解除职务这一事实，表现了群众的本能的正义感。
1849年的五月起义过去还不到一年，这个把革命的疯狂哲学放到肮脏的流氓嘴里的剧本就首次在德累斯顿宫廷舞台上演，它受到了热烈欢迎，演出是在虐待瓦尔特海姆监狱里五月起义的俘虏而使文明世界震惊的大臣博伊斯特眼前进行的；人们在四十年代的革命文学中找不到像奥托·路德维希由于这次演出而表现出来的艺术上枯燥无味、政治上轻举妄动的现象。卢道夫·文巴尔克曾以青年德意志派美学发言人的身分坚决反对的方言文学的复兴也是这个时代的特征。弗里茨·罗伊特在他仍然是最有力量的诗中，把在正当自卫中打死容克地主的受虐待的奴隶献给了良心的复仇女神。由于他幽默地描述了迫害“煽动家”的情形（迫害“煽动家”曾破坏了他自己的生活），因此齐格勒说了这句感伤的话：罗伊特是一个真正的德国人，所以他能够讽刺这样可耻地嘲弄法律的行为。
在哲学领域内，叔本华开始出名，他在给他的宣扬者的信里，把“尼罗河在开罗旁边”这句话重复到令人讨厌的程度。庸俗的食利者的哲学对青年黑格尔分子的猛烈攻击取得了胜利。只要德国资产阶级内部还有一点力量和勇气，叔本华的著作就像出版家仓库里的铅似的放了整整三十年；现在他年纪大了，他的短篇集和补遗才得出版。德国资产者多么幸运啊！一种聪明的哲学使他摆脱了一切悔恨和羞愧的感情，因为它向他指出，他一切自私的和妒嫉的本能构成人类智慧的核心。当叔本华的队伍在德国胜利前进时，《福斯报》作为鼓手走在前面，这是不足为奇的。
革命的浪潮把所有唯心主义的青年黑格尔分子都抛到沙滩上。卢格在试图“整理事变的理性”时，踉踉跄跄地从一个悲喜剧性的冒险闯入另一个悲喜剧性的冒险。施特劳斯被他的故乡路易堡的乡土的爱国主义选入维尔腾堡议院，当他给杀害罗伯特·勃鲁姆的帝国—王国的凶手投半信任票时，他自己也就从他的最忠实的选民那里得到了不信任票。1848年和1849年布鲁诺·鲍威尔在柏林努力追求议员席位，可是选民不信任他，他十分严肃地向选民们保证，他将使批判的清洁、新鲜的空气流入大厅，由于利害之争，这个大厅里的空气已经变得污浊和闷热了，词句上的事实使人喘不过气来。这时他对俄国的原始力很感兴趣，他本人也在里克斯多夫当农民，白天拿着锄和锹在地里劳动，晚上用钢笔和墨水在他从前的牛棚里工作。每个星期日，他都使《十字报》的服装华丽的先生们大吃一惊，他足登一双污泥靴，身穿一件一七领外套，围着一条绿羊毛围巾，出现在他们的编辑部里，交出他给瓦盖纳的社会和国家百科辞典写的稿子，他在这些稿子里一会儿批评古代哲学，一会儿批评现代犹太人。麦克斯·施蒂纳成了一个不声不响的人。他曾把背脊朝着不可能是“唯一者”的“所有物”的革命，但是他这个哲学的宣传者也不能同资本主义竞争的实际相抗衡。因此已经成了活人中的阴影的施蒂纳过着贫困的生活，慢慢地走向死亡。
三月革命前的唯心主义的不灭的灵魂早已走进了历史唯物主义。在它的残骸的坟地上蹲着三月革命后的唯物主义这个可笑的鬼怪。这种唯物主义的“积极颂扬、到处宣传”的信奉者雅科布·摩莱肖特、卡尔·福格特、路德维希·毕希纳在自然科学的队伍中快步前进，同一切工业繁荣时期一样，五十年代自然科学也在大力发展。他们的唯物主义同十八世纪法国的唯物主义相似，正如五十年代的曼托伊费尔化的资产阶级同进行了法国大革命的资产阶级相似一样。它不仅落后于德国唯心主义而且也退回到法国唯物主义的较早阶段。这种唯物主义促使把自己的政治理想放进烟囱，但对工业和自然科学的进步感到十分高兴的正在发展的资产阶级，把唯物主义的力的词藻当作饭后的点心，正如拉美特利曾使老弗里茨把同样词藻当作饭后点心一样。当卡尔·福格特对饱食终日、只图享受的市民断言，思想同大脑的关系就和尿同肾脏的关系一样的时候，这些市民在他们的厕所里一定还自以为是很了不起的！
仔细观察一下，这种唯物主义在它企图做点事情的时候也不及时甚至很不及时。它在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旁边打转，就像猫在热粥周围转圈一样，不过它至少要想取消宗教的“盲信”，它不愿在信仰和知识之间“记两笔账”。但是德国唯心主义就已经取消了形式粗糙或细致的宗教，五十年代的资产阶级唯物主义者写不出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这样的著作。他们甚至不懂得正确区别哲学概念，在这种窘境里，他们的补救办法是把不是每个受过教育的人，也就是资产者都能马上理解的哲学一律取消。可是，正因为他们根本不懂唯心主义，所以他们也就不能打中宗教的要害。他们在思维上栽了跟斗，正如唯心主义在存在上栽了跟斗一样。福格特可以抛出思想和大脑之间的关系的力的相位这个法宝，在这种浮夸而枯燥的理论中得到满足，可是对待事物比较认真，尝过一点他的哥哥格奥尔格的烈酒的路德维希·毕希纳，由于他偏狭的力的谬论被卷回最陈腐的教会长老的怀抱里去了。
他一面驳斥福格特的豪言壮语，一面说，力和物质是不可分离的，可是在概念上离开很远，“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彼此否定”。他接着说：“至少我们不知道，人们怎样想把精神、力量确定为另一种的东西，即确定为非物质的东西、本身排除物质的东西或同物质对立的东西。”这样一来，基督教的整个二元论就得到承认，阿尔伯特·朗格在这一点上已对毕希纳进行了批判。力和物质不可分离地结合在一起这一点，对于可以看见的、可以把握的自然来说已经得到充分证明。可是，如果力就其本质来说是非物质的，那么为什么它不存在于我们的感觉不能把握的世界上，为了自身的存在或者同非物质的实体发生联系呢？关于宗教的产生和消失的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回答，而抽象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不能回答，这种唯物主义排斥历史过程，它一旦超出自己的特殊能力，就立刻在黑暗中摸索，在宗教领域内是这样，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内也是这样。
费尔巴哈也认识到这种唯物主义的不足之处。他承认它最好的一面，同时嘲笑反动派的愚蠢行为，为了给自然科学的研究大开方便之门，反动派热中于哲学和政治的讨论，可是费尔巴哈补充说，对他说来，摩勒肖特的唯物主义是人的本质和知识的建筑物的基础，并不像对摩勒肖特那样是建筑物本身。走进这个建筑物以后，费尔巴哈用许多有先见之明的话，也就是用今天还能折断德国学院派哲学中的吹毛求疵的折衷主义者的爱国主义长矛的那种“声名狼藉的谬论”，用这个论点进行探索：人就是他所吃的东西，这个人具体到费尔巴哈的情况下应该说，群众的像样的生活是一切人类教育和修养的前提条件。但是这个高尚的思想家没有前进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地步，因为他从没有认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轮机。他在忧郁的孤独生活中衰老下去。
三月革命后的唯物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时新玩具，它随时都可以粉碎这个玩具，而当用假虔诚比用假自由精神可以把生意做得更好的时候，它就的确粉碎了这个玩具。资产阶级的现在的理想和它将来的希望在两个杂志——一个是柏林出版的《普鲁士年鉴》，一个是莱比锡出版的《边境使者》上比在三月革命后的唯物主义上更确切地反映出来。这两个机关刊物成为德国资产阶级同普鲁士国家的联盟的热心的撮合人。它们的嗅觉十分灵敏。在它们之间甚至还有一定的分工。聚集在《普鲁士年鉴》周围的是把普鲁士国家说成是一个殉难者的小德意志的历史建筑师，这个殉难者本来一向就为德国的统一和自由流血流汗，只是同其他殉难者一起遭到被忘恩负义的世界所误解的恶劣命运。于是德罗伊曾把旧普鲁士的约克将军描写成一个民族英雄，其实他是普鲁士史所能谈到的最粗野的容克之一。这本传记成为德国资产阶级爱读的一本书，由于约克的封建阴谋曾经招来不少烦恼的八十岁的雪恩老人，虽有普鲁士的爱国主义精神却也对这种情况惊奇得摇脑袋。
《边境使者》用资产阶级的普鲁士化来帮助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化。它的台柱是古斯达夫·弗赖塔克和朱利安·施米特。弗赖塔克的《借方和贷方》从文学上给五十年代的德国资产阶级脑上贴金。它的新世界里还充满着因袭的偏见，还带有小资产阶级的畸形怪态：不要国际贸易，而要像T.O.施吕特尔家族经营的转口贸易。小说里的主人公的庸俗无聊是各国小说都比不上的。可是这个模范少年的吃饱饭的美德和有支付能力的道德同破产的容克阶级形成多么鲜明的对比啊！弗赖塔克很善于搅拌道德的肉汁，德国资产者经常希望用这种肉汁为自己的利润服务。他的文学才能不高，几乎没有任何想像力。但是弗赖塔克让T.O.施吕特尔家族的每点商业利润都由许多仙童奉献，而一个极端热情的宗教作家也决不会让这样多的天使住在天上。他在《新闻记者》一剧中颂扬资产阶级报刊这个文化奴仆是天才的、愉快的、亲切的；在《德国昔日的图象》一书中指出，两千年来德国人“在美德和缺点，天赋和性格方面”几乎永远同他那个时代的庸人相同。一切都令人惊异地顺从这个标准人物的心意，像贪婪的竞争这徉使他不顺心的东西已经在犹太高利贷者和较有节操的文人身上受到彻底的惩罚了。
弗赖塔克用一根柔软的导索把资产阶级引进他所喜爱的普鲁士主义之中。他是在波兰—西里西亚边境上长大的，至少也是一个道地的、令人信服的普鲁士人。这一点同他从德国学术的过去的好时代中所受的一段真正的教育一样使他容易获得成果。他用灵巧的、轻便的而且也不是不体面的手段帮助资产阶级由唯心主义者变成拜金主义者，从黑红黄旗帜下面走到黑白旗帜下面。他的同伙朱利安·施米特做得更糟。他的唯一想法就是要求小说描写德国人民的能耐即他们的工作，也可以说是追求利润的本领。《边境使者》的最初几期里充满了朱利安·施米特对从莱布尼茨到谷兹科夫的所有空想家的既荒诞又武断的批评，后来他又把这些批评总结在三厚本的德国文学史里，并且作为一碗水也似的稀粥放到心满意足地用羹匙舀了吃的资产阶级公众面前。
朱利安·施米特对浪漫主义至少怀着一种并非完全不真正的愤怒，虽然他那浅薄的枯燥无味的批评不能冲击它的侧翼。可是，他对古典文学和古典哲学的粗暴态度却是十分可恶的。假如他干脆把它们当作废物扔掉那也好，为什么不会有这样一种怪人呢？可是他却加害于它们：他用恩主的优越感，用固执己见的无知（隐藏在这种无知后面的只有他的无能），从精神上渗透它们，削弱它们的强大的行动力量，使资产阶级庸人产生一种幸福的感觉，那莱辛、歌德和席勒，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本来是他们的人，而且是些极端愚蠢的家伙。费尔巴哈（关于他，朱利安·施米特曾说过，只有才疏学浅的人才会赞同他）用冷冷的轻蔑口吻说：“这是一个孩子对大人的判断。”可是不仅是费尔巴哈，而且连卢格和叔本华也对这种行为（说这种行为是幼稚地亵渎神殿还是最温和的）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但是他们只是在口袋里攥起拳头，还没有一个严厉的人给《边境使者》的批判的艺术评论家以应有的惩罚。
[1]阿里曼和欧尔姆兹德——扎拉图什拉特（约公元前一千年）所创古波斯宗教哲学中善与恶的拟人化概念。——译者
[2]指1806年的耶拿战役，在这次战役中拿破仑一世曾给普鲁士军队以致命打击。——译者
[3]疑为三百五十万之误。——译者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6页。
[5]向领主缴纳的贡税（Laudemium），从前农民在出卖地产时向领主缴纳的一种手续费。——原编者
[6]谷兹科夫的这两部小说，一部叫《精神骑士》（1850—52），一部叫《罗马的魔术师》（1859—61）。——译者
[7]指市民悲剧《玛丽亚·玛格达伦娜》（1844）。——原编者
[8]这一幕出现在赫贝尔的诗《母亲和孩子》（1859）的第七首歌中。——原编者
[9]赫贝尔的剧本《阿格纳斯·贝尔诺尔》，1855年出版。——原编者
[10]毫无疑问，梅林在这里指的是赫贝尔的诗《呈奥地利皇帝陛下》（1853）和《呈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陛下》（1861）。——原编者 |
第五章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弗兰茨·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二卷
第五章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把中央委员会迁往科伦，并没有能够挽救共产主义者同盟，使它成为一个统一的组织。现存的对立爆发为公开的斗争，还在9月15日那次决定性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施拉姆就向维利希提出用手枪进行决斗，决斗在安特卫普进行，结果施拉姆受了轻伤。马克思和恩格斯当然坚决反对这种做法，可是他们没有能够阻止。
在争论中，中央委员会的多数站在他们一边，但是这个多数并不代表盟员的多数。革命的漩涡给同盟带来的新盟员中的大多数人现在还在这个漩涡中漂流，他们没有受过像鲍威尔、埃卡留斯、普芬德这些工人受过的锻炼。9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鲍威尔、埃卡留斯、普芬德、载勒尔、施拉姆、斐·沃尔弗、李卜克内西和其他几个人退出的伦敦工人教育协会拥护维利希和沙佩尔，伦敦区部也是这样，它利用自己的全权解除了现任的中央委员的职务，把马克思和他的同志开除出盟，并且选举了一个以9月15日的少数派为核心的新的中央委员会。虽然科伦区部接受了多数派在这一天给它的委托，选举了一个新的中央委员会，贝克尔、毕尔格尔斯和制雪茄烟的工人勒泽尔当选为中央委员，科伦区部还委托埃卡留斯为一方，沙佩尔为另一方各成立一个新的科伦区部。可是维利希和沙佩尔以向科伦派出特使作为回答，特使的任务是先用和蔼的态度劝说那里的区部投降，如果达不到目的，就把这个区部开除出盟。科伦区部没有投降，当特使宣布将它开除出盟时，它回答说，这样一来，旧的伦敦区部及其中央委员会就把自己开除出盟了。于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就分裂为两个集团。
维利希—沙佩尔分裂派表面上取得了胜利。不过它的存在只是为了堵塞自己的生命泉源。分裂派之所以造成分裂是因为它想进行革命游戏，可是革命游戏给它送来的不可靠分子——从空谈家到狡猾的密探——越多，就越使它解除武装。分裂派在巴黎建立了三个新支部，然而这个成果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在这几个支部里，占统治地位的是那种凶暴而浮夸的吉卜赛人的热情，这种热情在三十年代的革命者身上还可以解释，而经过一次实际革命以后就成为十分幼稚的了。维利希和沙佩尔在对他们的分裂派发表的宣言中也没有大大超出这个范围。在同“毫无组织能力，不能做任何实际工作的马克思—恩格斯集团”进行的激烈争论中，他们自夸是和“文人”和“只会写文章的”盟员不同的“行动者”。维利希在1851年1月写信给科伦的贝克尔，叫贝克尔使科伦驻军革命化；并说如果科伦革命完成了，他本人是不会拒绝担负下一步行动的领导责任的。贝克尔在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正确地刻划了这种革命游戏：“维利希的这些愚蠢行为将使许许多多的人倒楣，因为光是这样一封信就足以保证成百个审判‘煽动者’的法官拿到三年的薪金。”维利希秘密地向普鲁士军官寄发的要求他们进行革命的一份夸张的号召，不出三天就刊载在《十字报》上了。
此外，维利希—沙佩尔分裂派还参加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流亡者的一切唐吉诃德式的行动。维利希甚至追随金克尔首先参加了把德国革命建立在股票基础上的愚蠢行为。金克尔在拉施塔特军事法庭上就已经暴露了严重的软弱性，由于普鲁士国王的报复欲望，他才又得到殉难者的荣誉，他逃出施潘道监狱以后在伦敦扮演着一个被弗莱里格拉特写诗讽刺的有趣的沙龙蛊惑家的可疑角色。他学习科苏特的榜样在美国作了一次革命的乞讨旅行。可是，因为他毕竟不是科苏特，所以他甚至也没有像科苏特那样带一大笔钱回来，而只带回一千五百英镑，其中约三分之一作为旅费和其他费用报销了，为此发生了种种丑恶的争吵。剩下来的钱存在一家英国银行里，作为德国第一届临时政府的经费，维利希以极大的热情参加了这一切假面戏。
旧同盟的骨干却十分认真地执行自己的任务。科伦中央委员会1850年12月1日的告同盟书丝毫没有反同盟派的大话。相反地它毫不隐讳，内部分裂使同盟陷入混乱状态。派往南德、莱茵省、萨克森王国和西里西亚四处去的四个特使带来令人不快的消息；只有莱茵省还有一个比较严密的组织，就是这个组织也不强大；科伦区部和法兰克福区部一共只有十一个支部。
四个特使之一的裁缝帮工诺特荣克于1851年5月10日偶然因缺乏身分证明书在莱比锡被捕。警察在他那里查获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央委员会1850年3月和12月的《告同盟书》、贝克尔和毕尔格尔斯的信和一些人名住址。这些线索和在汉堡被捕的店员豪普特的供词使警察当局发现了科伦中央委员会。同盟的十一个盟员被控图谋叛国遭到审前羁押，这十一个人是：诺特荣克、贝克尔、毕尔格尔斯、勒泽尔、店员埃尔哈特和赖夫、裁缝帮工列斯纳、化学师奥托和三个医生即丹尼尔斯、雅科比和克莱因。遭到控告的弗莱里格拉特已在伦敦，普鲁士司法的力量达不到那里。
普鲁士政府力图使这次控告成为一个轰动全国的行动。虽然它并不是不知道同盟在当时的情况下，实际上没有什么危害，可是反革命需要一个可怕的密谋的恶鬼，来消灭资产阶级反抗的最后残余。过去陪审法庭在这方面曾经表示出某种必须压制的独立性。最后，问题就在于把政治警察由使它在瓦尔德克叛国案中当众出丑的、三月革命前的拙劣状态提高到甚至容克地主也能理解的、工业时代不可缺少的老练的国家技术的水平。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为这些崇高的目的提供了一个最好的试验品；本想用来伤害资产阶级的武器可以在工人身上试试它是否锋利。于是人们大肆宣扬说，科伦的被告是一个叛国阴谋的领导人，这个阴谋像吸血鬼似的紧抓住文明世界。
当然在这条光辉道路的开头就存在着一个似乎不可克服的障碍。警察和司法当局所掌握的全部证明材料，只能证明共产主义者同盟不是一个秘密阴谋也不是一个可怕的阴谋，而是一个秘密的宣传协会，在Code〔法典〕里并没有规定要惩罚秘密的协会。《共产党宣言》中的每一行字都抗议所谓要想进行阴谋活动的诬告，在诺特荣克那里查获的中央委员会的两个《告同盟书》只谈到共产党人对未来的民主派政府的态度，因而根本没有涉及浪漫主义国王的现政府。事实上1851年10月，科伦上诉法院的检察院也作了决定，认为缺乏起诉所必需的客观犯罪构成，因此必须重新开始侦查。
可是，要扫除的障碍越大，目标就越显得锈人。既然缺乏证据，那么政治警察就必须制造证据；如果资产阶级的陪审员在没有证据或者只有伪造的证据的情况下进行判决，那么他们的名誉就更坏。1851年春天被派往伦敦工业展览会以监视德国流亡者的警察顾问施梯伯在诺特荣克被捕以后就得到了必要的暗示。在革命年代里他以热情的自由战士和拒绝纳税派的保护人的姿态度过了艰苦岁月，可是在革命过去以后，他又怀着后悔的心情回到警察的美好生活里，甚至柏林警察总监冯·辛克尔代对于重新使用这个卑劣的、到处挨骂的人也不是没有反对。可是王室之鹫向他鼓动着仁慈的翅膀。自己也想做一个艺术家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阴险狡猾地对诗人和艺术史家金克尔“施恩”，判他在监狱里纺羊毛；当金克尔侥幸逃脱了这个把人慢慢折磨至死的境地以后，这位虔诚的君主写信给曼托伊费尔说：“这件事使我产生了一个想法，我不想把这种想法直接归于纯洁的思想之列，这就是：施梯伯也许是揭露这一解救阴谋的组织的有价值的人物，也许他能使普鲁士公众看到一出正当地渴望已久的戏，即一个阴谋被破获并且（首先）受到惩办。请您马上任用施梯伯并叫他开始试验。我相信这个想法会得到很多收获，我对这个理想的立即实现非常重视。”[1]施梯伯荣幸地从国王本人那里接受了密探的任务，于是他就急忙施展他全部的密探伎俩。
他在伦敦很快就发现了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存在，他命令同那个集团的秘书住在同一所房子里的密探罗伊特盗窃这个集团的来往信件。施梯伯善于利用这个宝物。他派密探弗略里到巴黎去，为的是在维利希—沙佩尔秘密同盟的巴黎支部里制造一个真正的阴谋，这个弗略里本名克劳泽，是一个抢劫杀人犯的儿子，从小就靠当窃贼、警探和教养犯为生。施梯伯以道地的警察眼光从偷来的来往文件中看出，巴黎支部给密探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他可以肯定在大家都在期待的政变前夕，波拿巴警察当局是会用感激的心情接受并利用一个给它准备好的阴谋的。
事情也就这样发生了。弗略里在巴黎支部里除了发现了几个道地的狂人之外，已经发现了一个腐烂透顶的家伙——舍尔瓦尔，他曾给普鲁士驻巴黎公使当过间谍，他并不是如他自己所说的爱尔兰人而是一个与其说是体面的，不如说是不体面的莱茵普鲁士人，名叫克列美尔，1844年他曾因伪造汇票被捕，后来从亚琛的监狱里逃出来。同他认识以后，弗略里的事情就更好办了。领导维利希—沙佩尔分裂派斯特拉斯堡支部的吉佩里希也是同一类型的人物。1851年9月，弗略里就把他的任务完成到这种程度，以致施梯伯和警监格莱夫只要来到巴黎作为一个旨在推翻法国宪法的密谋的发现者在救国的蓝色烟火中发光就行了。在这种情况下，阴谋的司法范畴已经实现，因此1852年2月几个可怜的德国工人被巴黎陪审法庭判处长短不等的徒刑。舍尔瓦尔和吉佩里希被判八年监禁，看起来对他们的判刑严得多，其实只是一种障眼法。他们在判刑以后不久就从监狱里逃走了，因为波拿巴和普鲁士的救国者一致认为，不能让这么有用的人躺在监狱里睡大觉。
这次警察远征虽然战果辉煌，可是还没有达到它本来的目的：它没有提供对付科伦被告的材料。警察机关逮捕这些被告以后就想制造一个阴谋，而它不能使他们对这个阴谋负责。在巴黎支部中发现的一切关系，也没有一个同科伦中央委员会或马克思—恩格斯集团有任何联系。在罗伊特盗窃的文件中，的确有一个由马克思和他的朋友签署的文件，可是这个文件是一个只有一行半字的无关紧要的声明，说他们在1850年9月17日退出伦敦工人教育协会。施梯伯弄到的真正有价值的文件同科伦被告人毫无关系，这些文件之所以有价值，只是因为它们——比如舍尔瓦尔和吉佩里希之间的具有施因德汉斯[2]风格的通信——必然使资产阶级陪审员吓得面如土色。
普鲁士警察把它的活动场所迁到伦敦。参加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亨策少尉在这里做了密探专业的最初几次练习，不久以后的拉登多夫和维格尔斯案件将要表明他是这一行里的重要人物。可是从维利希—沙佩尔集团里发掘不出更多的人材，至少找不出可以用来反对科伦被告的人。这时已经当了普鲁士驻伦敦公使馆随员的格莱夫叫密探威廉·希尔施无论如何要编造关于马克思派的同盟秘密会议的记录，不过不要编得太不像样；以一个正派商人的身分侨居英国首都的弗略里也对这个密探说明了普鲁士警察机关的愿望：“文件是主要的东西；人们即使不能制造，也必须懂得给自己想办法。”希尔施是汉堡的一个店员，1850年12月他戴着共产主义流亡者的假面具混进了一个马克思每周同朋友们在其中聚会一次的私人团体，可是1851年1月就被揭发并被开除出去。“马克思派”真厉害，它没有提供一点可以用来对付科伦被告的东西。于是弗略里和希尔施就尽量自己想办法，他们每周都在弗略里家里伪造“马克思派同盟秘密会议”记录。在弗略里家的上面一层楼上住着精明强干的格莱夫。他们把这些记录卖给普鲁士政府，得了一大笔钱，而普鲁士政府以为有了这两个不学无术的流浪汉的胡言乱语就掌握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最秘密的学说。
尽管“客观的犯罪构成”日渐增多，普鲁士政府觉得还不十分舒服。对科伦被告的口头审讯由一个陪审法庭推给另一个陪审法庭。科伦警察厅、柏林警察总局、司法部和内务部经常对侦查的过程进行干涉，结果始终是：无中不能生有。它们甚至倒了个大楣，他们的主要证人豪普特被因他叛变而感到羞耻的亲戚在开庭以前赶到巴西去了。这时公众已经越等越不耐烦了。一年半以后，人们终于不得不决定拉开遮住这个轰动一时的戏剧的幕布。事情是在采取最严密的预防措施的情况下进行的。经过仔细物色的陪审员是从统治阶级中挑出的一群胆小鬼；政府当局直接违反法律，甚至在起诉书送达以后还禁止辩护人同被告交谈；在普鲁士国家一向善于组织盗窃信件的邮局的“暗检室”受到了鼓励，这次表现出从所未有的能耐，使得辩护人得不到任何来自外面的帮助，而施梯伯则准备尽力一个接着一个地作伪誓。
审判从1852年10月7日到11月12日一共进行了六个星期。警察机关常常制造一些小的意外事件，比如拿出一个荒唐绝伦的文件，说是马克思写的，可是立即就被揭穿是伪造的，此外，施梯伯企图把被告卷入舍尔瓦尔的密谋之中，因此他把许多杂乱的日期和人名混在一起，只要一种谎话说出以后不致立即被揭穿，他就敢说。舍尔瓦尔给吉佩里希的一封里那尔多[3]之信宣读了不下三次，为的是使陪审员明了共产主义的恶毒罪行。可是施梯伯的一切伪誓还不能促使资产阶级陪审员的有限的顺民理智或对神圣私有财产的深切关怀越过这个简单的逻辑：人们不能使被告对警探在他们侦查羁押期间，在他们明白反对的组织中制造的阴谋负责。
施梯伯看到，他不得不施展他最有力的伎俩了。10月23日，他承认只有维利希—沙佩尔分裂派同舍尔瓦尔的密谋有关。但是他说，他将提供马克思—恩格斯派的原本记录，这个原本记录是一位伦敦来的特别信使给他带来的，它揭露了在莱茵省、在科伦，甚至就在法庭里的最可怕的阴谋活动。这位特别信使就是他的朋友格莱夫。这个记录本里面就是弗略里和希尔施伪造的记录。据说这个本子里的记录是马克思—恩格斯派的秘书H.李卜克内西和林格斯亲自记的并且他们还签了字。施梯伯一口咬定这个记录本是真的，理由很明显，因为这个记录本的内容同他从他的密探那里了解到的马克思派秘密会议的情况相吻合。起初被告和他们的辩护人没有材料揭露警察机关的阴谋，警察和邮政当局急忙采取措施切断可怕的马克思从伦敦寄来的一切辩护材料。
但是普鲁士国家的一切权力都不能使伪造的罪证生效。在科伦当地找到了林格斯和李卜克内西（伪造者连李卜克内西的名字都写错了）的真正笔迹，尽管邮政局偷信，马克思还是通过迂回曲折的道路使辩护人掌握了必要的材料。施梯伯还做了一个最后的绝望尝试，他派警监戈德海姆到伦敦去引诱密探希尔施（答应给他固定的国家津贴）来科伦，在法庭上以H.李卜克内西的名义发誓证明记录本的真实性。但是希尔施完全正确地预感到，由于这一冒险，他可能没有拿到普鲁士国家津贴就先当了警察当局的替罪羊和伪誓犯。他拒绝了这个诱惑者，却在维利希面前打开了他美丽灵魂的秘密橱柜，维利希驱使他于11月6日向英国官厅作了声明，他无异发誓作证说，他是在格莱夫和弗略里的指使下伪造了记录本。于是科伦的代理人不得不说这个漂亮的证据是“不可靠的”，这是一个“倒楣的本子”。
宣判科伦被告无罪看来是必然的。德国和英国资产阶级报纸让舆论对案件的不利结局作好准备。可是11月12日，陪审法庭却宣判十一个被告中的七个人有罪：勒泽尔、毕尔格尔斯和诺特荣克被判六年要塞监禁，赖夫、奥托和贝克尔被判五年要塞监禁，列斯纳被判三年要塞监禁。这是三月事变以来陪审法庭的第一次堕落；它面临着一项抉择，是对几个共产主义者进行司法迫害呢，还是在公众面前把丑行的烙印打在普鲁士政府的额前？它决定采取司法迫害。
随后，在伦敦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残余组织瓦解了，在解散决议中举出的理由是，自从科伦被判罪者被捕以来同大陆的一切联系都已断绝，这样一种宣传团体已经根本不合时宜。两三个月后维利希—沙佩尔分裂集团也就寿终正寝了。沙佩尔认识到“流亡者的愚蠢行为”的失策，维利希到了美国，在六十年代的内战中他作了将军，很有声名。
德国工人运动随着它的最坚强的组织的解散，也就结束了它的第一个阶段。十一月政变后被逐出柏林的魏特林还在汉堡和阿尔托那进行了几个月的共产主义宣传，并非毫无收获；他建立了一个解放同盟，使得毛布织工雅科布·奥多尔夫成了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可是早在1849年8月警察就找到了魏特林鼓动工作的线索。后来奥多尔夫还受同志们的秘密委托到了英国，为的是同那里的流亡者商谈在北德进行武装起义，可是由于以马克思为首的一些人的劝说，他认识到这种企图是毫无成功希望的。魏特林逃到美国，后来就没有再回德国去。他还做了一件有功的事，就是在侨居美国的德国工人之中开展了一个有力的运动，可是由于他固执己见并抱有空想计划不久就又失去了在这个运动中的领导地位。直到他1871年去世为止，他和他为数甚多的家属都靠他在卡斯尔花园，纽约港的入口仓库当一个小职员挣钱糊口。他写下的最后的书面证言表明，他终于完全陷入固定观念之中，并计划一个天文学的彻底变革，在这个变革中他将使地球再成为世界的中心。他死在对他的功过应该作出公正评价的时代的开始阶段。
好像是由工人结义会转来的几个盟员使共产主义者同盟继续存在了一个时期。在他们的种种实际活动中，只有保健协会得到了发展，这个协会的会员每月交很少的会费，生病时可以得到免费医疗并领到药物。到1853年春天这些协会才被禁止，那时政治警察用半年前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曾向革命的无产阶级抛出的法宝在拉登多夫案件中向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抛去。在这个案件中，施梯伯表现了一定的逻辑性，他没有把保健协会算做无产阶级的灾难而算做资产阶级的灾难。这些协会当然可以不再算做无产阶级的组织；它们已经完全资产阶级化了，资产阶级把它们看做是减少城市济贫预算的措施。自由派的慈善家们反对解散保健协会，他们的理由是，保健协会经常愿意在警察监视下举行集会。
在这些协会的命运中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工人结义会本身的命运。这个组织没有明确的原则，在革命期间，无产阶级的革命本能弥补了这个缺陷，可是当革命在维护帝国宪法运动中遭到失败，工业繁荣开始迅速发展的时候，这个缺点就明显地暴露出来。加之，波尔恩流亡国外，该组织及其机关报的后任领导人测量员施文尼格尔和排字工人甘洛夫又无论如何代替不了他。1850年2月20日至26日在莱比锡举行了工人结义会总会，有二十五名代表参加，其中也有几个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如比斯基和施泰祥。这次会议表现出最坚决的倾向，即放弃重大的政治改革，走迂回曲折的道路向资本主义社会乞求自力更生，因而得不到任何成果。法国无产阶级由于六月战斗的流血牺牲，由于它最有才能的领袖的去世和逃亡，由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失败和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蓬勃发展而醉心于这样一种运动，用马克思的经典的话来说“即放弃利用旧世界本身内的一切强大手段来变革旧世界的思想，却企图躲在社会背后，用私人的办法，在自身生存的有限条件的范围内实现自身的解放”[4]。宪章运动失败以后在英国无产阶级中也产生了完全相同的倾向。相似的原因在德国工人阶级中也就产生了相似的结果。诚然德国工人阶级既没有经历六月战斗也没有参加宪章运动，但是从它的发展还很不够这一点来看，它在革命斗争中做了同英法两国的工人阶级同样伟大的工作，也经受了同它们相同的苦难。它需要一个休养和恢复元气的时间，以便了解革命的惨痛教训，认识工业发展的甜蜜诱惑。
现在还不能肯定，是不是如恩格斯所说，因为工人结义会处于次要地位所以反动派让它存在了很长时间，或者是不是如许多迹象表明，反革命打算先彻底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然后再捅组织在这个同盟中的工人联合会的马蜂窝。总之，工人结义会在1850年中期才在普鲁士、巴伐利亚和萨克森同时遭到破坏。那些邦的禁止政治团体互相联系的新反动结社法的规定在这一方面首先提供了一个借口。随着组织的瓦解，机关报也就停刊了。施文尼格尔由于所谓参加德累斯顿的五月起义被侦查羁押了一个较长时期，后来就被作为普鲁士生人从萨克森驱逐出境。甘洛夫还出版了《普罗米修斯》以代替《结义报》。这个周刊没有明确的立场，最多只是卖弄一种不明确的社会主义。《结义报》尖锐地批判蒲鲁东，《普罗米修斯》却以同样程度热烈颂扬蒲鲁东，它转载了卡尔·格律恩的淡而无味的文学作品，自己加上了很有才气的意见，说共产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关系就如占星术对天文学，炼金术对化学的关系一样。当《普罗米修斯》在普鲁士禁止出版的时候，它抱怨对一个“无罪的工人报纸”的残酷行为，这个报纸的任务是“扩大思想的明确性，说明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至少在最近五百年内是不可能的。”尽管这样小心地适应恶劣的时代，这个杂志的寿命已经有限了。甘洛夫被捕，1852年因“准备叛国罪行和有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嫌疑”被莱比锡上诉法院判处四年劳役。为了起到“警告”作用，萨克森内阁还把这个可耻的判决印出来公开传播。
工人结义会在德国西北部维持的时间最长，施泰祥在那里把这个组织的剩余成员集合在由他出版的《德国工人大厅》的周围，这个报纸虽然也适应反动时代，但是并没有因此而损害自己的事业。共产主义者同盟被发现以后，施泰祥被捕，他出版的报纸也就停刊。他本人在侦查羁押期间设法逃到英国去了。
德国邦联议会用1854年7月13日的决议在工人结义会的坟旁鸣炮致敬，“为了公共安全，各邦政府”有责任在两个月内取缔在它们辖境内仍然存在的、追求政治、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目标的工人联合会和工人结义会，禁止建立这些组织，违者严惩。这个非常法的主要制定人是邦联议会中的普鲁士代表冯·俾斯麦。
[1]这封信的手稿放在卡尔·毕特尔著《1852年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在同时代报纸上的反映》一书中（1955年柏林版第17—18页）。——原编者
[2]施因德汉斯（意为屠夫汉斯）是十八世纪末德国莱茵地区一个强盗集团的首领约翰·毕克列尔的绰号。——译者
[3]里那尔多是德国作家福尔庇乌斯（Vulpius，1762—1827）写的一部强盗小说《里那尔多·里那尔迪尼》里的主人公。——译者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29页。 |
第四章德国革命的尾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弗兰茨·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二卷
第四章德国革命的尾声
一法兰克福和柏林
二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
三德国的流亡者
一法兰克福和柏林
反革命派在维也纳和柏林取得胜利以后，就力图解散国民议会。这个议会虽然是革命的十分堕落的产儿，但它毕竟还是革命的产儿。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民中一切还有反抗力量的分子都聚集在它周围。法兰克福议会终于起了一种无功绩和尊严可言的历史作用，假使它能起与此相反的作用就好了。
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当权者对法兰克福采取的政策并不相同。维也纳内阁希望实际上恢复旧日的邦联制度，这个制度保证它在德国占有统治地位，而却不使它对德国负有任何义务。奥地利的反革命派用最严格的形式把整个奥地利国家集中起来，同时宣称，它将在新组成的德意志国家中坚持自己旧日的地位。这不是别的，而是要使德国统一成为不可能。德意志—奥地利领土不能既属于德意志邦联国家又属于奥地利邦联国家。因此奥地利反革命派的德意志纲领就是恢复德国邦联议会。它决心大力执行这个纲领，它之所以暂时没有达样做，只是因为匈牙利的胜利的反抗斗争阻碍了它。
相反地，普鲁士政府想在革命的船沉没的时候浑水摸鱼。《十字报》暴露了这个纲领，它说，国王坚决地但友好地同法兰克福断绝关系，用这种办法消灭法兰克福议会。当一位奥地利将军把勃鲁姆的首级轻蔑地扔到法兰克福议会脚下的时候，普鲁士国王流着同情的眼泪拥抱他的“朋友”加格恩。演喜剧受嘲弄，一向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命运，这一次他却有幸碰到了一个甚至他也可以嘲弄而且已经真正嘲弄了的喜剧演员。
加格恩和他的追随者可以摘取他们早就以贪婪眼光睨视的果实的日子，似乎已经来到了。奥地利顽固地拒绝干预哪怕同德国的统一只有很少关系的事情，这就使得把普鲁士皇权的美妙公之于世成为可能。奥地利人施梅林把假想的帝国内阁的假想的首相职位让给了高贵的加格恩。在议会中开始了一连串的混乱的党派斗争。1849年3月28日的帝国宪法就是从这些党派斗争中产生的。
虽然这个宪法同邦联议会的德国宪法相比存在一些重大的优点，但是它并不像自由派的神话中所说的那样具有自由思想。即使像它的颂扬者断言的那样，它的眼睛十分漂亮，可是它却缺少能够走进现实生活的两条腿。这个宪法是以一部分左派人士同加格恩的保皇派所缔结的、受到奥地利的恶毒诅咒的协议为基础的。奥地利的大德意志派同普鲁士的小德意志派之同的争执，使左派的民主主义者得到的权力大于他们根据人数和才能所能要求的权力。他们首先反对普鲁士尖顶盔下的德国统一，并在这个范围内支持大德意志派，而这一派及其各邦分立主义的、反动的、教皇主义的组成部分，是一个至少同小德意志派同样混乱的集团。可是，当奥地利反革命派以其强烈的中央集权倾向颁布3月4日的宪法的时候，一部分左派就转向加格恩及其同党方面去了。这一部分人表示，如果普选权和搁置否决权这两点得到承认，他们就愿意接受世袭皇帝。
根据新宪法，帝国议会由一个邦联院和一个人民院组成，帝国决议必须得到两院的同意。邦联院由各邦政府和议院以相等的名额选举产生，而人民院则像左派所要求的那样，通过普通、平等、秘密和直接的选举选出。左派的背叛分子对搁置否决权更为重视，根据搁置否决权，帝国议会在连续三次开会期间没有更改地作出的决议随着第三次帝国议会休会应当成为法律，即使皇帝不同意这个决议，他也不能否决它。以最大的顽强性为这种幻想进行斗争这一事实，说明了当时的混乱。今天的帝国宪法既没有规定皇帝的绝对否决权也没有规定皇帝的搁置否决权；邦联议会大力扶植不可缺少的反动派，假如帝国宪法当时付诸实行的话，邦联院就会扶植这个反动派。
保皇派同参加它这一派的左派成员之同的协议之所以达成，只是因为奥地利代表的投票可以决定世袭皇权和搁置否决权能否得到承认。根据加格恩的纲领，新德意志和新奥地利之间的关系特别应该得到调整，法兰克福的奥地利议员开了一个玩笑，他们给普鲁士国王端上一碗事先放了很多盐的汤。普鲁士早就反对过搁置否决权。达成协议的两派用书面的格留特利的誓言[1]使自己暂时克服了一切恐惧的预感，即宪法一旦最修决定，他们就反对对宪法作任何重大修改或任何其他重大让步，不管这些要求是哪一方面提出来的。
制宪工作的告竣石是选举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为德国皇帝。在选举中有二百九十名议员投票赞成，有二百四十八名议员弃权。奉命拿着虚假皇冠到柏林朝圣的庄严的代表团在德国漂泊了几天，以免恰恰在4月1日愚人节这天到达目的地。代表团在避免完成伟业的日子不当而受到批评的同时，却不得不忍受许多赞美诗学的批评；在科伦，人们用嘲笑欢迎它。可是最大的失望在柏林王宫里等着它，在王宫的前室里侍臣就把代表团的团长“史诗吟诵者”西姆桑当作一个麻烦的请愿人看待。
浪漫主义的国王本人在旧普鲁士的对革命的恐惧和旧普鲁士的并吞野心之间动摇不定。一方面，他厌恶法兰克福的皇冠，正如他用优雅的方式所说，这个皇冠以其1848年革命的可恶气味使他受到极大的污辱，这个革命是本世纪最愚、最笨、最坏（感谢上帝，虽不是最恶）的革命。他说，一个受上帝保佑的正统的国王不能接受这样一个用污泥和粘土制成的假想的头箍，而普鲁士国王尤其不能接受，普鲁士国王蒙天之恩，承受虽不是最古老的，但却是最高贵的王冠。王冠决不是窃取来的，关于这个问题，大家知道，有一些人，如罗马教廷过去和现在都有不同的看法。另一方面，国王看到，如果法兰克福议会垮台，大事由王侯处理，侵吞邻人财务的旧普鲁士欲望就必然成为泡影。不可否认，这次在国王的浪漫主义气质中忠实地反映了普鲁士国家理性的两难局面。普鲁士的国家理性首先试图“友好地”同法兰克福决裂。
国王回答虔敬地静候着的国民议会代表团的话是庄严而傲慢的。他自己在给本生的一封信中对这番话作了说明：“我不能答应你们，也不能拒绝你们。人们只接受或拒绝能被提供的东西，而你们不能提供任何东西：我和我的同侪都有这种看法。临别时我告诉你们一个真理：只有军队能够对付民主主义者。Adieu[2]！”事实上，这就是国王的答复的真正意义。国王的问答以一种威胁言词结束，那就是对付外来的和内部的敌人从来也缺不了普鲁士的盾和剑。这就是公开宣布普鲁士要掠夺德国革命的遗物，因为当时外部敌人在普鲁士的盾和剑面前是平安无事的。
同柏林议会一样，法兰克福议会也在协商原则上栽了筋斗。浪漫主义的国王拒绝了皇冠，因为皇冠不应该由人民代表而应该由君主授与，他十分明确地提出问题：在德国谁是当权者，是君主还是人民？法兰克福议会被强力推回它不幸脱离了的革命立场上去。因此帝国宪法（尽管它有许多缺点）成了革命的标志，成了一切不愿堕入三月革命前的专制政权之手的人们的旗帜。在争取帝国宪法的斗争中演出了德国革命的最后一幕。
所谓最后一幕，并不是因为它碰巧以革命的失败而结束，而是因为它必然以失败结束。恩格斯在对事件保持着新鲜印象的情况下写道：“……认真对待运动的人并不认真对待帝国宪法，而认真对待帝国宪法的人却不认真对待运动。”[3]封建专制反动派在奥地利和普鲁士取得胜利以后，帝国宪法对资产阶级有了更高的价值，但是这个阶级在1849年春天比在1848年春天还要软弱和怯懦得多。它对帝国宪法最满意的一点是，全面接受帝国宪法就可以最终“结束革命”。为了这个目的它甚至像不久就表现出来的那样不择任何手段。
与此相反，霍亨索伦的世袭皇权对无产阶级毫无好处，甚至帝国宪法中最进步的条文也只有在它们能给无产阶级在某种程度上开拓通向坚决斗争（不是通向胜利）的道路时才对无产阶级有利。对于工人来说，更为重要的是，革命运动不能无声无臭地过去，人民主权的原则不能成为普鲁士军人的玩物。波尔恩在《结义报》上写道：“最没有道理的事情莫过于，要想为了世袭皇帝搞革命，要想强迫国王接受皇冠。”但是他补充说，人民代表可否成为君主的弄臣是一个迥然不同的问题。“我们人民有权向我们派往法兰克福的代表宣告我们坚决不同意他们至今的态度：我们选民有权召回他们，如果他们不肯走就把他们赶散，但是王侯们没有这个权利。我们支持法兰克福议会，我们不愿同时支持世袭皇帝；我们支持人民的自主权而不支持其他任何东西。”有了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就从这个立场出发有力地干预了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无产阶级给这个运动提供了最勇敢、最不知疲倦的战士。
比资产阶级，而且也比无产阶级强大得多的是小资产阶级。争取帝国宪法的斗争的声势及其成果决定于小资产阶级的行动。帝国宪法最合这个阶级，尤其是南德小资产阶级的口味。新的统一容许各邦继续存在，不过要稍稍限制各邦的自主权，绝妙的搁置否决权慨然允许随时废除皇帝和王侯，马上成立可爱的偏狭共和国。当然对于民主派的小资产者说来，拿起武器维护帝国宪法也是一种过分的要求。可是他们曾经不止一次地宣誓，要为祖国牺牲生命财产，尤其是小资产阶级中的农民阶层对三月革命前的封建主义复活感到真正的而且也是应有的恐惧。只要有人为资产阶级赴汤蹈火，资产阶级也愿意参加这个运动，它引诱小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当然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在战斗开始以后就背叛他们，而无产阶级也推动小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当然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在战斗结束以后，实现它自己的要求。小资产阶级本身在战斗开始以后认识到斗争的结果，因此在战斗结束以前就畏缩后退，于是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就进行得散漫无力。
这个运动的前景本来是不错的。在法国，社会主义民主派正对保皇反动派发动一次新的攻势；在匈牙利，起义的马扎尔人在一系列的胜利中赶走了奥地利军队；在意大利，罗马共和国抵抗着法国的干涉。在德国国内，一个强大的运动正在群众中展开；反革命越来越僭妄，它破坏了自己的誓约和诺言，三月内阁阁员又胆小怕事，这一切终于使得最迟钝的爱国者也起来反抗。运动有足够的力量迫使德国二十八个邦政府承认帝国宪法；除去奥地利和普鲁士，只有巴伐利亚、汉诺威、萨克森和维尔腾堡四个中等邦进行反抗，其中维尔腾堡也不得不投降。在普鲁士和萨克森，议院要求承认帝国宪法。巴伐利亚政府和汉诺威政府为了防止提出这样的要求，只得用这种办法：前者不召集议院，后者解散了议院。在这个问题上，普鲁士同深知霍亨索伦的秘密野心的中等邦之间存在着互不信任。4月3日，当普鲁士政府敦促它们以及其他邦政府派全权代表到法兰克福为达成共同协议同国民议会进行谈判的时候，这些邦保持极度的沉默。
现在就要看法兰克福议会能不能采取坚定的立场了。它在4月11日庄严宣布坚持帝国宪法和普选权，组成了一个三十人委员会，讨论如何实行这种政策。委员会由同等名额的保皇派和左派的成员组成，一个有见识的人提倡这样一种策略：民主派分子不能前进得太猛，温和派分子也不能过分落后。可惜他没有说明，议会把一半挽马驾在车前，一半挽马驾在车后，它怎样能够前进，因此委员会的建议就让车子停在原来的地点。根据这些建议，首先是要劝告那些反抗的政府承认帝国宪法，其次是禁止这些政府压制人民合法地、根据宪法表达自己的意志，特别是在这决定性的时刻，这些政府不应使用解散邦议会或使它休会的权力。第三，自从帝国宪法通过以来，就为了奥地利的利益进行公开背叛的帝国摄政应该用他可以使用的一切手段为实现宪法而努力。经过三天辩论以后，议会于4月26日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放了这三声空炮。
与此同时普鲁士政府也抛掉了假面具。它起先试图同法兰克福“友好地决裂”，后来这个计划就由于中等邦的国王不愿上当，由于日益增长的群众运动不是为了普鲁士皇权的利益而是为了反抗普鲁士皇权集结在帝国宪法周围而失败了。加之普鲁士的修改宪法的议院在2月底开会，第二议院表现得不肯顺从，使政府大为不快。第二议院由反对政府的左派，即从前的拒绝纳税派，和康普豪森之流的资产者同俾斯麦之流的容克地主共处一堂的亲政府的右派组成，左派和右派的人数差不多相等。右派只是因为想在回答御前演说的奏折中承认1848年12月6日钦定宪法的合法性，才暂时集合在一起的；当他们以微小的多数达到这个目的以后，他们就分道扬镳了。在修改宪法方面，容克地主的愿望是没有实现的希望的。此外，第二议院要求承认帝国宪法，解除非法对柏林宣布的戒严。在德国问题上支持政府的只是一小撮容克地主。俾斯麦由于对统一德国的斗争，对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人对他们的“合法的君主”的反抗进行嘲讽，由于发表了与“太古的”（连旧普鲁士爱国者都这么说）奇谈相似的言论而成为这些容克地主中的杰出人物。
但是，同十一月危机时的情况一样，现在进行政变的容克地主也表明，他们懂得坚决行动，而资产阶级却只善于无尽无休地空谈。4月26日，国民议会放了几声空炮，4月27日普鲁士政府解散了第二议院，命令威武的战斗部队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射击，同法兰克福议会公开决裂。它在4月28日的一个照会中给帝国宪法写了休书，在同一天它号召愿意同它一起建立德国的统一的各邦政府在柏林举行代表会谈。它补充说，它已经采取了一些必要措施，以便在“可怕的危机”中对各友好的政府进行它们所希望和需要的援助。普鲁士政府自愿为德意志各邦充当革命的刽子手，它希望德意志各邦因此而承认它的霸权。可能有人怀疑，这种政策是不是更没有远见，更背信弃义；但是人们完全可以放心，普鲁士在奥里穆茨受到哈布斯堡木棍，在华沙受到沙皇皮鞭的严惩是罪有应得的。
法兰克福议会还做了一次无力的反抗尝试。6月4日，它根据帝国宪法规定8月22日召开新帝国议会，并定于7月15日进行人民院选举。由于大邦政府以及几乎所有中等邦政府的反对，选举只能在德国不到六分之一的地区进行，因此这个决议就又带有相当虚幻的性质，但是这种所谓离开“法制基础”的行动却成了保皇派溃散的第一个动因，人民运动开始爆发，保皇派也就随着溃散了。德累斯顿、莱茵普鲁士、巴登和普法尔茨的起义使加格恩集团土崩瓦解，把法兰克福议会的权力交给了左派。
可惜这时左派也表现出可悲的无能。它没有废除背叛的帝国摄政，却通过一个由议会中的一些可笑人物组成的内阁受帝国摄政指使，它没有集中和组织革命起义，却在号召和决议上浪费了宝贵的时间，这些号召和决议的响亮言词同它们的内在力量成反比例。这些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典型人物是卡尔·福格特，他因为个人的安全没有必要的保证，在纽伦堡扼杀了法兰克尼亚的革命。6月26日，代替逃走了的历史学家施滕策尔出席议会的威廉·沃尔弗在议会上说，议会应该停止向人民发布语汇丰富但不起作用的号召，如果议会想干点什么，就应该把帝国摄政当作人民的第一个叛徒宣布他不受法律保护，并用组织良好的突击纵队迎击日渐逼近的王朝反动派的军队。这时候福格特这个“帝国的酒鬼”扮演了道义上被激怒了的爱国者。两三天以后，议会就比它可爱的帝国摄政更早地逃出了法兰克福，可是它这时候也没有投入巴登起义的阵营，而是到了斯图加特，在那里选举卡尔·福格特和其他四个议员为帝国摄政。演过这出滑稽剧以后，议会至少还有幸被维尔腾堡政府用武力解散，就这样不光彩地消逝了。
普鲁士政府懂得更好地利用这个五月。它召集了大部分后备军，镇压了德累斯顿起义，加强了柏林的戒严状态，逮捕了议会反对派的领袖瓦尔德克，以叛国罪对他进行凶恶的控诉，并在国境西部集中了强大的军队，以便镇压莱茵省的骚动和德国西南部的革命。它的如意算盘只有一个大缺陷，那就是德国其他各邦政府虽然愿意它担任刽子手的角色，可是却不想迷恋它那漂亮的眼睛。它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迫使汉诺威和萨克森同普鲁士缔结了所谓三国王联盟，这个联盟存在期间也就是这两个中等邦处于困境的期间。这个新同盟的宪法是模仿帝国宪法制定的，它阉割了一切在帝国宪法中代表历史进步的东西，此外也稍稍限制了普鲁士的霸权。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使各邦分立主义感到满意。这件事当然办不到，不过利用这个宪法扼杀普鲁士的选举权的阴谋却实现了。这个宪法虽然表面上承认普遍的间接选举权，可是这种选举权既不是秘密的也不是平等的，这个宪法就这样拔掉了选举权的锐利的牙齿。为了这个虚幻的同盟文件，发明了公开的三级选举，在普鲁士国家立即成为钦定的制度，作为普鲁士对同盟忠诚的报酬。正如勃兰登堡—曼托伊费尔内阁在一个呈给国王的官方报告中用卑劣的嘲弄口吻所说，为的是不使人民在选举方面得不到公开性。
高贵的政变发动者现在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经验，知道他们可以向资产阶级提出一切要求。以高贵的加格恩为首的保皇派的大人先生们不顾他们对帝国宪法所做的格留特利的誓言，6月底他们在哥达集会，以便庄严地否定三个月前他们同样庄严地宣布的宪法。因此他们宣称他们对普鲁士政变准备同意的、包括三级选举在内的那种德国统一和自由感到满意。此后在哥达集会的这些人被人按照他们集会的地名称为哥达派，他们是政治上没有节操的典型，他们十分高尚地认为，普鲁士国王拒绝从人民手中接受皇冠是错误的，人们不愿从君主手里接受统一和自由也同样是错误的。
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堕落得不如立宪自由派这样厉害。可是6月中旬在克滕集会的以翁鲁为首的从前普鲁士的拒绝纳税派也仅仅决定，在三级选举成为钦定制度以后就干脆放下武器。当然像舒尔采—德里奇这样的小资产阶级中比较坚决的分子和新创刊的柏林《初选人》报反对这样做。虽然三级选举制使小资产阶级选民受到的损失比大资产阶级选民大得多，可是他们本能地感到，绝对无为的决议（不管它是由受到损伤的正义感作出的，或者是由最高尚的动机作出的），是一个政党所能作出的最稳妥的决议。但是他们没有达到目的，甚至像洛贝尔图斯这样的人也站到翁鲁一边幼稚地希望，如果危险的拒绝纳税派从舞台上消失，资产阶级会对专制君主和容克地主的反动集团进行比较有力的抵杭。
德国革命同死亡作悲惨斗争时唯一的希望之光就是为争取帝国宪法而进行的起义。这些起义之所以不能胜利，一方面是因为法兰克福议会不起作用，另一方面也因为欧洲局势由于法国社会主义民主派的失败，由于俄国侵入胜利的匈牙利而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这些起义也完全没有摆脱那些断送了整个德国革命的可悲的缺点、模糊看法和背叛行为。但是它仍是挽救德国革命的唯一的严肃认真的尝试，尤其是在无产阶级参加起义的情况下，这些起义就成为无产阶级历史中的光荣插曲。
二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
在德累斯顿爆发了第一次起义。萨克森国王受柏林的教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承认帝国宪法。虽然资产阶级做了种种说服工作，指出笼罩全国的愤慨情绪，希望国王让步，可是国王仍然顽抗。5月3日，市民自卫团的示威和无产阶级利用军械库武装自己的尝试导致同军队发生了流血冲突，国王逃往科尼斯坦。但是流过鲜血以后，市民自卫团也小心翼翼地撤退了。5月4日成立的临时政府仅仅在极有限的范围内可以算做一个革命的政权机关。这个政府的三个成员来自萨克森邦议会的资产阶级反对派分成的三个小集团，他们的意见有很大的分歧，托特是三月革命前的一个自由主义化的官僚。霍伊勃纳属于法兰克福议会的左派，他认真对待帝国宪法，而只有契尔奈尔一个人认真对待革命。可惜他也犯了错误，任命陆军中校海因泽为军事指挥官。海因泽曾在希腊军队中服务，虽不是一个叛徒，却是一个毫无能耐的家伙。
挽救起义的首先是德累斯顿周围地区的产业工人和农业工人的援军。他们是街垒战士的核心，拥有巴枯宁和波尔恩这两个坚决而有能力的领袖。巴枯宁使临时政府摆脱了窘境，波尔恩善于帮助无能的指挥官。波尔恩在王宫大街上几个最重要的街垒上指挥战斗。他及时下令打通了前面是王宫后面是市政府的那些房屋的内墙，使得那些最重要的街垒成为不可攻占的。5月7日，当海因泽把自己交给政府军队的时候，波尔恩也实际上得到了军事指挥权，他善于老练而冷静地指挥战斗。
既然外来的无产阶级的援助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德累斯顿市民自卫团的逃跑，那么起义的其他希望就在于全国奋起援助首都。但是这一点没有做到，主要是因为莱比锡的资产阶级不肯支援起义。在大商业城市里，商业资本起着决定性作用。它不愿参预像德累斯顿起义这样没有成功希望的卤莽举动。莱比锡是小王国的经济中心，比德累斯顿的地位高得多，它的态度决定了其他城市的态度。来自农村的孤立的援军不能支持起义；这支援军几乎不能弥补非凡的劳累在街垒战士队伍中造成的缺口。街垒战士不超过三千人，只有十分杂乱的武器，炮兵只有两三门小臼炮，而政府却得到普鲁士军队的援助，最后有各兵种的部队一万五千人。起义者最好的来复枪的射程也远不及军队的圆锥弹枪，他们的四磅炮实际上只起发出响声的作用，而真正的霰弹之雨不断地倾泻在街垒上。
在这种情况下，起义从5月5日早晨到5月9日早晨一共进行了四天，这就更值得钦佩了。本来起义还可以再坚持一天，不过这样一来就可能遭到城市被完全包围，起义者准备好的一切退路都被切断的危险。因为外来援助的一切希望都成泡影，所以波尔恩认为（正如他自己所说），把两三千名勇敢的自由战士从专制政权的魔爪下撤走，比让他们受到无谓牺牲要明智一些。5月9日早晨，从十字塔上发出了向夫赖堡总退却的信号（每次三枪共放三次）。波尔恩正确地看到，萨克森的起义已经失败了，他要求撤退到山区，在那里起义者可以为德国西南部的起义保存力量。可是巴枯宁和霍伊勃纳不顾波尔恩的反对，向开姆尼茨[4]作没有指望的进军，这一进军使他们两人都落到政府军队之手。波尔恩好容易逃脱萨克森近卫骑兵的追击，经过波希米亚到了普法尔茨。他在普法尔茨患了重病，进了斯特拉斯堡的一个医院。萨克森的其他战士积极参加了巴登—普法尔茨起义，他们在办公室里勤勤恳恳地工作，在战场上奋不顾身地战斗，这是他们与众不同的地方。既然德累斯顿战斗的军事荣誉属于失败者，于是胜利者就用无比残忍的手段为此进行报复。以浮夸的侏儒外交家博伊斯特为首的萨克森政府发布了与其说是暧昧不如说是明确的命令，说它不愿由于俘虏太多而感到苦恼。萨克森的兵士对这个命令还不十分了解，普鲁士的祖国拯救者帮了他们的忙。普鲁士军队把手无寸铁的俘虏用刺刀刺死，或者把他们推下易北河。普鲁士惩罚者的指挥官瓦尔德尔赛伯爵本人也承认这一事实，不过他还力图为这个事实辩解，他说萨克森的皈依者的坏话，说他们的行为比他们的普鲁士老师还要凶狠。此外，在战斗期间用煎小牛肉喂养军队的德累斯顿庸人不得不忍受他们所供养的这些士兵对他们进行掠夺。莱比锡资产阶级报纸事后也为此发出叫声。甚至卢格也为这件事比较明确地表示道德上的愤慨并发表了确当的言论，社会拯救者在被占领的德累斯顿所犯的罪行给他一个可怕的印象，在这种情况下他说，在革命使野兽变成人以后，反革命又使人变成了野兽。
可耻的法庭对侥幸生还的俘虏进行了迫害。从此以后，这个小邦的外交的幼稚姿态就带有费茨利普茨利[5]的特征。在博伊斯特的外交上的阴谋和趣剧早已被人忘记以后，瓦尔特海姆监狱墓地上的坟墓还会谈论他。肮脏的食物、劳累的强迫劳动、囚徒服上都编有号码，进行体罚时不许说话，不许给哪怕一点点鼻烟——这就是受到拯救的帝王神权对勇敢五月战士的报复。许多人就被这样慢慢折磨至死。有的人（如霍伊勃纳）受了十年可怕的惩罚，有的人（如乐队指挥奥古斯特·勒克尔）甚至被折磨了十一年。勒克尔同其他一些著名的艺术家，如他的同事理查·瓦格纳和建筑师哥德弗利德·泽姆佩尔一起参加了起义。巴枯宁被从萨克森监狱交给奥地利监狱，后来又被交给俄国监狱，以便把他放逐到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去。
同萨克森一样，西里西亚也发生了骚动，不过普鲁士政府对于这个危险地区早就存有戒心。由于宣布戒严，在布勒斯劳建筑街垒的第一个尝试立即被扑灭了。别动纵队仍然控制着农村。政府在西部各省做了更多的戒备，莱茵地区的分散的起义一开始就没有成功希望。虽然如此，这里仍然发生了个别的武装冲突。
甚至资产阶级也开始采取敌对行动。5月8日，莱茵省的许多市镇参议会的代表在科伦开会，在法兰克福议会同普鲁士政府的争执中，他们表示支持法兰克福议会。他们号召“莱茵省全体居民”坚决捍卫帝国宪法，要求法兰克福议会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使人民在对有良好组织的反革命势力进行反抗时能够团结一致和坚强有力，会议认为对后备军的征召是没有必要的、极端危害国内和平的措施，会议对勃兰登堡—曼托伊费尔内阁表示了坚决不信任，最后率直地警告说，如果会议的意志不得实现，“甚至可能使普鲁士不能保全现今的版图”。倘若这些话是既豪迈而又真实的，那么莱茵起义虽然在军事上处于劣势也会搞出一点名堂，可是会议的召集人执行的是同半年前柏林拒绝纳税派所执行的同样的政策：他们想引诱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赴汤蹈火，但以不危及他们自己的安全为限，他们的确善于巧妙地保护自己。
首先，贝尔格—马尔克工业区的后备军不肯穿上军装。爱北斐特和伊塞隆是这一反抗的中心。政府企图用武力把这个反抗镇压下去，但是暂时没有做到。一个步兵营，一个枪骑兵连和两门大炮在爱北斐特碰得头破血流后撤退了，开赴伊塞隆的步兵营根本没有敢对筑起街垒的城市进攻。听到军队从爱北斐特撤退的消息以后，杜塞尔多夫的工人也起事了，但是他们没有武器或者武器不好，因此经过一场激烈的街垒战斗以后，他们就被强大的驻防军打败了。佐林根的工人比较幸运，他们袭击了格菜弗拉特军械库，用那里的武器武装了自己。在爱北斐特、伊塞隆、佐林根和哈根，区政权和地方政权被取消了，安全委员会代替了它们。
这次起义的命运决定于莱茵河左岸是否能够援助莱茵河右岸，由于驻防军占有压倒的优势，因此这是不可能的。同杜塞尔多夫一样，科伦、科布伦茨、亚琛、特利尔的任何起义尝试都必然以政府的胜利告终，而且也必然消灭贝尔格—马尔克起义的最后希望。莱茵河左岸革命运动只能在小城市和乡村里进行。这里也不是完全没有发生革命运动；纽斯和克姆彭发生了骚动，在伊曼特和席利的领导下，工人和居民袭击了卜留姆军械库，金克尔和波恩的民主主义者对济克布克军械库进行了攻击。当然这些分散的冲击不足以使贝尔格—马尔克工业区感到轻松。在莱茵普鲁士起义的这个真正的战场上，由于资产阶级的背叛和小资产阶级的昏乱，一切都归于失败。资产阶级在战斗开始以后不是逃跑，就是因为害怕神圣的财产受到损失而心劳神疲，小资产阶级则宁愿受背叛的资产阶级笼络，而不愿受无产阶级革命推动。爱北斐特安全委员会中的战战兢兢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不断为资产阶级效劳，却把从科伦赶来组织武装反抗的恩格斯排挤出去。他们十分赞扬恩格斯的活动，可是又恳请他离开这个城市，因为他在城里使得资产阶级惶惶不安，资产阶级时刻担心他会宣布成立红色共和国。一开始就声明不愿干涉运动的政治性质的恩格斯回答说，他不想勉强人家接受他的效劳，不过没有安全委员会和指挥官的明确命令他不能离开已经接受的岗位。而安全委员会也就立即下了这个命令，指挥官在资产阶级胆小鬼多次逼迫以后也下了命令。
不过普鲁士将军们的胆量也决没有胜过这些胆小鬼的胆量。为了征服四个不设防的城市，这些谨慎的将领们组成了一支两万人的完整的军队，并命令军队在鲁尔河后面占领了一个正规的战略阵地。这时爱北斐特的武装革命者认识到，资产阶级不过是在等待时机，把他们出卖给反革命，于是就杀开一条血路向起义的普法尔茨冲去，他们曾经遭到被煽动的农民和普鲁士枪骑兵的不断追击。舒了一口气的资产阶级立即命人拆除街垒，并搭起凯旋门以便迎接即将到来的军队。哈根和佐林根也由于资产阶级的背叛而落入普鲁士军队之手，只有伊塞隆在进行了两小时的战斗以后才被占领。
这时政府终于鼓起勇气对《新莱茵报》进行致命打击。这个报纸现有六千订户，比它在9月间受到迫害以前的订户还多；它已经成了一个革命力量，越是接近最后关头，它对反革命的打击就越频繁。当时，《十字报》给它提供了光荣的证明，说同它的粗卤无礼的秦波拉索峰比较起来，就连1793年的《通报》也要黯然失色。[6]政变的英雄们不可能有同样的胆量，于是他们就求助于把马克思当作所谓的外国人逐出普鲁士的警察措施。正如警察当局宣称，其他编辑也有被驱逐出境的危险，如果驱逐不可能，那么可能就逮捕他们。他们遭到二三十次的控告。于是《新莱茵报》不得不于1849年5月19日停刊。
《新莱茵报》在用红色油墨印刷的最后一号中警告科伦工人不要在科伦进行任何变乱。“在科伦军事管制状态下，你们会遭到悲惨失败的。从爱北斐特的例子中你们已经看到了，资产阶级怎样要工人去赴汤蹈火，然后又极其卑鄙地出卖他们。科伦宣布戒严会使整个莱茵省精神沮丧，而目前你们只要一起义，戒严就会成为必然结果。你们的平静会使普鲁士人感到绝望。《新莱茵报》的编辑们在向你们告别的时候，对你们给予他们的同情表示衷心的感谢。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7]马克思用激烈的言词谴责加给他的暴行：“那末你们干嘛要玩弄虚伪的词句，制造荒唐的借口呢？我们铁面无情，但也不向你们要求任何宽恕。当轮到我们动手的时候，我们不会用虚伪的词句来掩饰恐怖手段。但是保皇恐怖主义者，上帝和法律所宠爱的恐怖主义者，在实践上是残酷的、卑鄙的、下流的，在理论上是胆怯的、隐讳的、虚伪的，而在这两方面都是无耻的。普鲁士政府的命令荒唐到如此地步，竟说……卡尔·马克思‘粗暴地破坏了外人待遇法’。外人待遇法是厚颜无耻的侵略者Vorder-Russen即（博鲁士）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给我们莱茵省居民钦定的，《新莱茵报》的确‘粗暴地’破坏了这个外人待遇法。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因此受到莱茵省的感激、我们拯救了我们祖国的革命荣誉。”[8]弗莱里格拉特给遭到迫害的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唱了令人难忘的告别之歌：
“不是公开战斗中的公开打击——
而是一种阴谋和奸计，
这是龌龊的西方卡尔梅克人
对我进行的卑鄙偷袭！
从黑暗里飞来致命的闷棍，
从冷不防的地方送来冷拳——
我这骄傲的叛逆者的尸体，
就这样躺下命丧黄泉！”[9]
《新莱茵报》的编辑中，马克思到了巴黎，当时那里的一场斗争胜负未分，到了6月13日，才以社会主义民主派的失败而结束。威廉·沃尔弗到法兰克福议会去了，他力图促使法兰克福议会采取坚决有力的行动，结果没有成功。恩格斯拿起了武器，参加了巴登—普法尔茨的起义，担任维利希的副官。参加过莱茵普鲁士起义，由那里夺路而来的革命战士加入了维利希的志愿军团。
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同莱茵和萨克森的斗争的不同之点在于，这里是小资产阶级独揽大权。事实上，北德革命在普鲁士的十一月危机中已经决定了。在普鲁士，资产阶级上了反革命的圈套，北德小资产阶级共同实行这种自杀政策以后，在普鲁士权力范围内进行胜利的革命暂时是不可能的。德累斯顿和贝尔格—马尔克工业区的起义过程消除了关于这一点的一切怀疑。而德国南部，尤其是德国西南部的情况却与此不同，那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还很不明显。
在巴登，几乎全部居民一致痛恨骑墙的、背信弃义的政府。甚至当大公答应承认帝国宪法的时候，人民也不肯罢休。遭到容克军官虐待的军队置身于革命运动的前列，帮助运动进行胜利的突破。邻近的莱茵普法尔茨不像巴登这样完全一致，因为那里有几个反动的行政区。可是莱茵普法尔茨也挣脱了巴伐利亚的枷锁，这里也有一部分军队转向人民。除了老巴伐利亚军队以外，南德的所有军队都流露出昂然激奋之情。维尔腾堡、黑森、拿骚、法兰克尼亚的居民只在等待普遍起事的信号。如果巴登军队向法兰克福推进，把德国国民议会置于自己的恐怖威力之下，那么整个德国西南部就成为革命的军营，于是甚至在莱茵省也可能取得一个重大的胜利。
这一切希望和可能性都被在卡尔斯卢厄作为革命政权机关进行统治的小资产阶级的邦委员会毁灭了，尤其是被领导邦委员会的法兰克福议会的一个左派议员布伦坦诺律师毁灭了。他坚决反对采取措施使这个小邦投入远远超过小资产阶级视界的战斗。正如福格特之流在法兰克福拒绝担任德国西南部起义的领导一样，布伦坦诺之流也拒绝向法兰克福进军。布伦坦诺本想通过革命运动当上大公的大臣，而现在他竟然坐在他赶走了的君主的座位上，却是大大违背他的愿望的。他在做一切事情的时候，似乎都在考虑，当他的合法的君主回来以后，他如何为这些事进行辩解，因此他就利用他那几乎没有限制的权力，彻底破坏巴登—普法尔茨革命。一些比较坚决的分子试图迫使布伦坦诺接受革命政策，可是由于布伦坦诺具有几乎无限的声望，这个企图失败了。当然，当布伦坦诺在即将开到的普鲁士军队面前逃之夭夭，使巴登小资产阶级落入报复成性的敌人之手的时候，这种声望就变成了同样程度的轻蔑。但是，这种感觉与另一种感觉——正是使布伦坦诺成为巴登小市民的宠儿的小资产阶级的狡猾性出卖了巴登革命——同样是正确的或是不正确的，这要看各人的认识而定。
巴登革命只停留于地方性起义一事一旦成为定局，这个革命的最重要的意义就失去了。但是，即使在这种限制下，布伦坦诺也没有设法挽救革命。普法尔茨派人向他要钱、要大炮和枪支，他用空话把他们打发走了。他甚至不敢废除还使巴登农民痛苦呻吟的封建负担。他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组织军队，而从5月中旬到6月中旬，他是有充分时间这样做的。除了在巴登和普法尔茨转到起义者方面来的二万一千名常备军以外，参加起义的还有八千到一万名人民自卫团和一万三千名到一万五千名市民自卫团。这样一支值得重视的兵力，却喝酒消遣，无所事事。起义开始阶段担任巴登军总司令的济格尔少尉由于热情、勇敢而高人一筹，但在他伟大的青年时代没有获得必要的威望。负责陆军部的其他军官们什么也不干，甚至还不可靠。
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布伦坦诺才下令把巴登—普法尔茨军的指挥权交拾了波兰人梅洛斯拉夫斯基。梅洛斯拉夫斯基十分热情和干练地执行自己的任务，可是过去贻误的事情已经无法弥补了。他在6月13日的日令中提到巴登的莱茵军和尼喀军共有两万人，其中只有三分之二可以用于战斗，最多只有半数可以投入正规会战。此外还有普法尔茨的军队，这支军队在其全盛时期有五六千枝枪和一千至一千五百把大镰刀。它是由常备军和人民自卫团混合编成的，纪律很差。完成作战准备的差不多只有维利希所部七八百人和莱茵黑森的志愿军团，可惜这个军团的优秀战士却隶属于齐茨和路德维希·班贝尔格尔这两位善于逃跑不善于打仗的指挥官。
撇开布伦坦诺和他的邦委员会不谈，军事领导和政治领导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参加起义的波兰军官大多是庸碌之辈，因为波兰流亡者中的最优秀的人物正在匈牙利战场上活动。普法尔茨策的指挥官施奈德将军原来是个毫无能耐的大享口福的人物，可是他却有一个能干的参谋长泰霍夫。泰霍夫因为参加袭击柏林军械库而被利处十五年要塞监禁，后来侥幸从马格德堡的地牢[10]里逃出来。除了泰霍夫以外，从前的普鲁士少尉维利希是一个能干而勇敢的志愿军团指挥官。其他军官的表现有好有坏，有许多人也没有什么表现。显得比他们都出色的是约翰·菲力浦·贝克尔。梅洛斯拉夫斯基委任他为巴登人民自卫团的指挥官。自从汉巴哈大会时期以来，贝克尔越来越向革命的方向发展，他在瑞士民兵的汉纳毕辛学校里学习了军制学、战略和战术。
在资产阶级的行政机关中形成一种严重的追逐职位的风气，美其名曰“集中德国的一切民主力量”。同布伦坦诺和齐茨一样，阿尔诺德·卢格也暴露了法兰克福左派的弱点，因为他虽然没有成功但却顽固地追求巴登驻巴黎公使的职位。其他几个议员确实表现出，他们对于无休止的饶舌已经厌倦，能够做出较好的成绩。在普法尔茨，德斯特尔成了所有进行实际组织工作的人们的首脑。在曼海姆，特吕茨施勒尔担任了民政委员。在巴登军队中，老施略费尔是个活跃的军事委员，他的儿子也参加了军队。可惜有才能的“外国人”和“北德人”受到巴登和普法尔茨的偏狭精神的嫉视。
这时由普鲁士亲王统率的一支强大军队正为扑灭这个内部分裂的起义而日益逼近。通过一个迅速的冲击扑灭巴登—普法尔茨的革命本来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可是反革命却采取了一种十分谨慎的举动，它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南德部队和莱茵后备军的士气不振。包围了德国西南部起义的策源地的有普鲁士的格吕本军团和希尔什菲尔德军团，由中小邦派遣的部队组成的波伊克尔邦联军团，巴伐利亚的托恩和塔克西斯预备军团，维尔腾堡在海耳布朗，奥地利在伏拉尔堡布置的两个监视军团还不计算在内。仅格吕本、希尔什菲尔德和波伊克尔这三个军团就有六万经过严格训练并有充分装备的士兵，同两三千武器缺乏、训练不足，而且在指挥上往往也有缺点的起义者相比，占有绝大优势。
起义的军队在战斗中通过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混乱的实例，证明它们缺乏军纪，但也通过一些无比英勇的实例，证明无论如何它们仍然具有革命精神。在这些部队中战斗的共产主义者和无产者始终表现为最勇敢的士兵。在瓦克豪伊塞尔附近的决战中起义者遭到光荣的失败，年轻的营长施略费尔阵亡。贝克尔率领他那没有受过训练的人民自卫团如此巧妙而成功地掩护了从海德尔堡经过山区向卡尔斯卢厄和拉施塔特的艰难退却，甚至普鲁士军事报纸也对这一军事功绩加以赞扬。在拉施塔特城下，巴登和普法尔茨军队最后还剩下一万三千人，他们在牟尔克河畔又坚持了两天战斗，而且表现得这样勇敢，以致兵力大六倍的敌人只有迂回经过中立的维尔腾堡地区才能击败他们。莫尔在这里头部中弹牺牲。在科伦的九月骚动以后，他逃到伦敦，为了在无产阶级中重新进行鼓动工作，他在同年冬天就又回到德国。他在巴登—普法尔茨起义中也同平常一样，随时准备接受最危脸的任务；在战斗开始以前，他在普鲁士军队中为普法尔茨的炮队争取到几个炮手。牟尔克战线丢失以后，革命军的残部只剩下逃往瑞士这一条路。
反革命胜利了，但是它并没有得到荣誉。相反地它却靠它的旧行当——屠杀来振奋精神。同德累斯顿的情况一样，在巴登和普法尔茨经过几次战斗以后，兵士也枪杀了许多手无寸铁的俘虏。整个起义被镇压下去以后，在曼海姆、拉施塔特和夫赖堡设立了军事法庭。这个法庭对自己的野蛮任务并不完全了解，它没有判处革命战士死刑，而判他们长期的徒刑。于是从普鲁士亲王大本营传来一道设立新军事法庭的命令，这个新军事法庭的确懂得正确估价普鲁士反革命的文明。它判处二十八个革命者以死刑，其中有特吕茨施勒尔和小学教师霍弗尔这样一些根本没有参加战斗的人。被判死刑的人全都英勇就义，壮丽地表现了高贵的人性，而普鲁士亲王在三月十八日以后逃跑时是完全丧失了这种高贵的人性的。军事法庭判处其他六十八名自由战士十年徒刑。诗人哥德弗利德·金克尔同莫尔一起在维利希的志愿军团里当一名普通战士，他在牟尔克河畔战斗中受伤被俘，军事法庭判他要塞监禁终身，后来普鲁士国王“开恩”改判普通监禁终身。这是一个刻毒的恶作剧，浪漫主义的国王由于“向上看”而对这种恶作剧非常热心。在拉施塔特的地牢里，无数的牺牲者无声无臭地死于饥饿、虐待和在潮湿、霉臭的洞穴中孳生的伤寒症。
此后，“炮弹亲王”的大名就在南德居民中间流传，正如在英国西部经过“血腥陪审法庭”事件后，杰弗雷斯的名宇永远流传民间一样。[11]
三德国的流亡者
1849年中期，德国革命结束了，白色恐怖笼罩着从曼海姆到默麦尔这一大片地区。白色恐怖使它的牺牲者在军法的枪弹下送掉性命或者在监狱里和罪犯教养所里受尽折磨。同1848年以前一样，只有秘密组织能在德国国内进行革命宣传。公开宣传只能从国外向国内进行。
只要能够进行革命宣传，就还不能认为它是毫无希望的。在法国，大局还没有决定，因此欧洲革命的命运也还没有最修决定。所以集中在英国尤其是瑞士的几千名德国流亡者希望在他们的祖国不久再爆发革命，并为此积极工作，这是可以理解的。革命的希望越是渺茫，他们所处的各方面都得不到安慰的状况必然更使他们的努力带有垂死挣扎的性质，当然也使他们的政治眼光更为阴暗。加之，德国流亡者集团十分混乱。凶暴的反革命势力甚至把最温和的反抗者也逐出国境；在德国流亡者之中，各种各样的反对派——从最怯懦的议员到最坚决的共产主义者，都有自己的代表。
想把这一群人团结起来进行统一行动的任何尝试从来就没有成功希望。如果这样做，这种尝试就沦为华而不实的号召，在开始行动时就要发生最卑俗的争吵。在流亡者之中，决定革命进程的阶级斗争不是停止了，而是必然要进行。在逃亡的苦难为了不断消灭阶级斗争而不断制造的幻想中，阶级斗争常常采取这样一种形式，只要胜利的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不“在良心谴责的大镜子中看到自己恐怖的互大阴影”，这种形式就会使反革命感到安慰而不是感到忧虑。
封建专制反动派继续迫害流亡者，它在瑞士也大获全胜。同这个世纪的过去和后来一切斗争中的情形一样，瑞士的避难权在需要它显示力量的场合就不起作用了。正如马克思常说的那样，瑞士处在一个有过伟大历史的小国的恶劣情况下。它的政治手段不足以实现它的历史要求。它只有把自己的避难权置于某个有关大国的控制之下，欧洲反动派才允许它国内的民主发展。1849年，这种情况有了一个具有特色的表现，那就是晋升为瑞士联邦司法和警察部长的激进党人德律埃必须担任神圣同盟的捕吏的职务。这位魏特林的朋友把共产主义工人赶出瑞士。他迫使日内瓦的流亡者说出这样的话：“那么，在土耳其的半月旗面前把瑞士联邦的十字旗藏起来吧。在土耳其，如果捕捉流亡者的人去敲门，人们就抵抗而不是屈服。”德律埃在暴力压制下无力动弹，他呻吟着说，在政治中是没有正义可言的，他自己掏腰包给被他驱逐出境的流亡者路费和饭钱。
瑞士迫害流亡者的无益行动并没有因此得到重大改变。一年之内，瑞士驱逐了一万一千名定居瑞士的德国流亡者。大部分被迫移居美国，而压迫他们的君主正希望他们这样做。同往常一样，除了暴行还有诽谤。瑞士激进党人说被驱逐的流亡者的革命思想超过了一切理性界限，或者怀疑他们是密探。卡尔·福格特之流的德国议员甘心充当他们的帮手，痛骂比较正直和积极的难友来换取自己的避难权。
这种阴谋活动的最凶恶的一次是1850年2月警察以所谓“穆尔腾的革命日”为名演出的一出武戏。德国流亡者中的革命无产者成立了工人联合会或者把从青年德意志和共产主义鼓动时期保存下来的分散各处的德国工人联合会的残余重新组织起来。在日内瓦、洛桑、伯尔尼、苏黎世、巴塞尔、温特图尔等地有二十四个这样的工人联合会；各联合会的会员人数不等，最少的六人，最多达一百十二人。显然，会员们彼此都有紧密联系。领导日内瓦工人联合会的威廉·李卜克内西特别积极地执行这个计划。
威廉·李卜克内西当时是二十四岁。他出生于黑森的一个官吏兼学者的旧家庭，他以优异的成绩很快地读完中学，进了大学，结果认识到自己既不适合当德国官吏，也不适合做德国学者。1847年，当他正打算到美国去的时候，偶然碰到了一个瑞士教师，这次遇见促使他到了共和主义的瑞士，等待当时聚集在欧洲上空的阴云发出雷电。二月革命的风暴召唤他到了巴黎，只是由于患了重病他才没有参加海尔维格的义勇军。后来他又到了瑞士，并在巴登参加了司徒卢威领导的九月暴动，被捕后进了巴登监狱，直到五月革命把他解救出来为止。他进了约翰·菲力浦·贝克尔指挥的人民自卫团当炮手，是企图使布伦坦诺变得坚强起来的革命分子之一。为此布伦坦诺就让人把他扔进了拉施塔特的地牢。又一次获释后，李卜克内西参加了维护帝国宪法运动。在日内瓦作为一个流亡者，他尽力使德国工人联合会变成一个坚强的组织并在一个社会主义纲领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当他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李卜克内西就贪婪地阅读过圣西门的著作。革命的实际组织使他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很快就有了充分了解。
他完全公开地为建立比较严密的德国工人联合会进行活动，并公开发出通知邀请这些联合会派代表出席1850年2月20日在穆尔腾举行的代表大会。可是，当十六个联合会的代表来出席这个代表大会时，他就被瑞士官厅以捏造的“计划武装入侵巴登”的罪名逮捕了。然后进行了大规模的侦查，这次侦查的官方的“总结果”充分说明了这场风波的原因和目的。其中谈到的“有充分证据”的第一点是，在瑞士的德国工人为了进行新的革命而组织起来，这个革命不仅要消灭王权，而且还要消灭首先是德国的社会制度。第二点是说，把瑞士称为德国革命的策源地“在历史上是不符合事实的因此也是不正确的”，因为根据侦查记载，革命宣传主要是外国人和外乡人搞的。但是第三点又说，工人联合会同流亡者有紧密联系，但愿这种现象将使那些认为把流亡者首领驱逐出境是不对的人们平静下来。瑞士联邦委员会一方面使自己成为神圣同盟的工具，一方面又在责备它助长革命宣传的人和责备它迫害革命宣传的人面前推卸罪责。此外，它又根据这个贤明而公正的侦查，把派代表到穆尔腾参加会议的十六个工人联合会的会员，“除有瑞士国籍者外”，剩下的二百九十六个德国工人全部驱逐出境，并且通过外交途径把他们的名单交给德国各邦政府，而把其余的德国工人联合会“暂时置于警察监视之下”。
由于在瑞士的工人联合会受到破坏，德国流亡者唯一的、本来可以期望长期起作用的组织也就被破坏了。其他组织由于成分非常复杂，所以存在的时同很短暂。其中唯一值得一提的是“革命的集中”，在这个组织里各种各样的倾向混杂在一起——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几个盟员到南德民主派的温和分子。它是一个没有士兵的司令部，事实上它的核心似乎是由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军事领导人约翰·菲力浦·贝克尔、济格尔、泰霍夫和其他一些人组成的。它派了两个特使到德国去，一个是大学生叔尔茨，他回来说，他发现所有可以利用的力量已经都掌握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手里；另一个是什列斯维希人布龙，他是三十年代的一个老革命者，先参加过被逐者同盟，后来参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现在又为了革命的集中想把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一些支部和盟员拉过来。因此他被1850年根据原则拒绝了革命的集中提出的协定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开除。一个月以后当泰霍夫为了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再一次进行商谈而到伦敦的时候，革命的集中已经瓦解了。
要使德国流亡者作为一个起作用的力量干预德国命运的唯一认真的尝试，是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亲密战友进行的。6月13日的失败以后，法国政府叫马克思采取抉择：要么退居布列塔尼[12]，要么就离开法国。于是马克思就迁居伦敦，流亡的最大痛苦在那里等待着他。但是这些痛苦同历史发展的可怕失望一样都不能使这个伟大天才发生动摇。马克思立即在他从1850年1月开始主编的月刊《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分析批判他以战斗者的身分经历过的革命。他的忠实助手是不久就从瑞士到了伦敦的恩格斯，《评论》的头三期几乎全是马克思写的关于法国革命的文章和恩格斯写的关于德国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文章。在这些文章里，他们彻底清除了一切幻想，而又不陷入无用的悲观主义或卖弄聪明的刻薄批判。他们有力地驱散了一切掩盖革命失败的原因的迷雾，同时也密切注意能够燃起革命之火的每一个火星。他们还不相信革命的风暴已经完全平息。
在这几篇论文里，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试图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当代历史的范围广泛的部分，找出它们的内在联系。他们揭示了民主派的和反动的只提一般口号的政治空谈家所忽视的阶级斗争的明显的剧烈性。恩格斯根据德国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的程度指出，维护帝国宪法运动为什么失败，而且必然要失败。他在无情的批判中使用了最尖锐的词句，但是他没有因为德国革命的可笑的缺陷而忘记了它的可悲的严酷性。他在结束这篇论文时写道：“巴登人民身上本来具有非常好的军事素质，但是从起义一开始，这些素质就被人滥用和轻视，所以就造成了我们……描述过的那个悲惨局面。整个的‘革命’变成了一幕不折不扣的喜剧，而唯一能够借以自慰的是在人数上六倍于我们的敌人，其胆量却只有六分之一。然而，这幕喜剧由于反革命势力嗜血成性，却得到了悲剧性的结局。在行军中，在战场上不止一次地惊慌失措的战士们在拉施塔特监狱的牢房里就义时却很英勇从容。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求饶，也没有一个人发抖。德国人民不会忘记拉施塔特的执行枪决的刑场和监禁囚徒的牢房；他们不会忘记那些下达这些令人发指的命令的统治者，同时也不会忘记那些因自己的怯儒而导致这样恶果的叛徒——卡尔斯卢厄的和法兰克福的所有布伦坦诺之流的人物。”[13]德国人民，至少那个喜欢以“德国人民”自居的资产阶级决不能抱怨恩格斯对他们批评得太严厉了。资产阶级一次又一次地推举“卡尔斯卢厄和法兰克福的布伦坦诺之流的人物”为自己的领袖，它把那些枪杀资产阶级解放的勇敢的先锋战士的“大人先生”偶像化了。
马克思在法国革命中处理一个更加复杂得多的历史题材。唯心主义的政治活动家把法国革命看做，他们也必然把它看做是一堆解不开的乱麻；如果人们把事物的名称看做是事物本身，那么剩下的就只能是一个十足的谜。马克思阐明了这些混乱的阶级斗争的图景，因为他是从这些斗争的内在出发点，即在这些斗争中互相冲突的经济矛盾出发来阐明这些斗争的。他在这些论文中往往用几句简洁的话就说明了当代最复杂的问题。法国资产阶级的最聪明的人物，甚至空谈理论的社会主义者在巴黎国民议会中用好几天的时间讨论劳动权的问题，而马克思只用几句话多么圆满地概括了这个口号的历史意义和失去意义啊！马克思说：“在六月事变以前制定的最初宪法草案中，还提到了……劳动权，还提到了这个初次概括无产阶级各种革命要求的笨拙公式。现在这个公式却已转化为……享受社会慈善救济权，——但试问有哪一个现代国家不是这样或那样饲养着自己的乞丐呢？劳动权在资产阶级的意义上说乃是一种胡说，乃是一种可怜的善良愿望，其实劳动权是表示控制资本，而控制资本又表示占有生产资料，使其受联合的工人阶级支配，从而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14]三十年后，当俾斯麦为了蛊惑人民企图把资本主义的济贫权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劳动权的时候，德国的博学之士不顾马克思的这个经典性说明，再一次重复了1848年法国国民议会的全部混乱。1850年春天，马克思根据确实的理由，面对着巴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选举的胜利和资产阶级策划的反对普选权的阴谋活动，期待再次爆发法国革命，因此那些德国的博学之士就异口同声叫嚷说唯物主义历史观是空洞浅薄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进行文字宣传的同时，又恢复了实际宣传。他们成立流亡者委员会，改组了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个同盟的老盟员差不多全都聚集在伦敦。除了莫尔之外，只缺威廉·沃尔弗，那时他还住在瑞士，1851年才到了伦敦。新的力量——维利希、李卜克内西和康拉德·施拉姆弥补了这些缺口。关于施拉姆，马克思写道：“施拉姆性如烈火，胆量过人，从不受琐事束缚，而在这种性格中又融合着批判的能力、独特的思考力、讽刺的幽默和天真的温情。他是我们党内的烈性人佩西[15]。”[16]他们同宪章运动的最革命的一派，同法国的运动党和匈牙利流亡者接上了新旧关系。
共产主义者同盟由于在大陆上受到残酷迫害，在比利时几乎全被掐死，在法国也已经完全瓦解了。艾韦贝克宣称，他的著述活动比共产主义宣传重要，因而脱离了实际鼓动工作。可是在德国还有一些盟员在活动，还没有被反革命用暴力消灭掉的工人联合会、农民联合会、雇农联合会和体育协会提供了吸收新盟员的极好的场所。亨利希·鲍威尔被中央委员会以特使的身分派到德国去，他运用巧妙的外交手腕把已经变得死气沉沉的或者只打自己的小算盘的盟员，尤其是也把工人结义会的最有影响的领袖拉到积极的组织里来。又在汉堡成立了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的总区部；在施韦临成立了梅克伦堡的总区部；在布勒斯劳成立了西里西亚的总区部；在莱比锡成立了萨克森和柏林的总区部；在纽伦堡成立了巴伐利亚的总区部；在科伦成立了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的总区部。在哥丁根和斯图加特建立了几个直接同中央委员会发生联系的支部。年轻的米凯尔在哥丁根由于热心争取工人阶级专政而崭露头角，不过他并不经常三思而行，因为甚至耶稣会的钱他也来者不拒。
1850年3月中央委员会告德国盟员书是从下述观点出发的：“不管将来是由法国无产阶级的独立起义引起的还是由神圣同盟对革命的巴比伦的侵犯引起的”[17]一次新的革命已经迫近。正如三月革命引导资产阶级到胜利那样，新的革命将引导小资产阶级到胜利，而小资产阶级将又一次出卖工人阶级。告盟员书把革命的工人政党对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总结为；“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起去反对工人政党所要推翻的派别；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想要巩固本身地位来谋私利的时候，就要加以反对。”[18]告盟员书说，小资产者将利用一个对他来说已经胜利的革命来改革资本主义社会，以至使自己的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工人在这个社会里过得比较舒服一些，过得去一些。可是无产阶级决不满意这种做法。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希望实行了他们的有限要求后便赶快结束革命，而工人的任务和利益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19]
告同盟书警告德国工人不要被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宣传团结和协调所迷惑，而降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附庸。相反地他们应该尽量坚强地组织起来，以便在他们像过去一样勇敢而坚定地以自我牺牲的精神争取到革命胜利以后，逼迫取得胜利的小资产阶级接受一些条件，使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统治一开始就具有覆灭的根苗，使他们的统治在以后很容易就为无产阶级的统治排挤掉。“工人在冲突发生时期和斗争刚结束以后，首先必须尽一切可能反对资产阶级制造和平局面的企图，迫使民主派实现他们现在所说的恐怖言论。”[20]他们应该尽可能长期地支持直接革命的热潮。“工人不仅不应反对所谓过火行为，不应反对民众对于可恨的人物或对于那些与可恨的往事有关的官方机构进行报复，不但应该容忍这种举动，而且应该负责加以领导。”[21]在革命中，工人在每一场合都应该提出他们本身的要求，要求和在必要时迫使小资产者给予无产阶级以各种保证。工人应当使新统治者负责作出一切可能的让步和诺言，用这种办法使他们丧失威信。总之，从胜利的最初一瞬间起，工人所表示的不信任态度就不是针对着已被打倒的反动政党，而是必须针对着自己从前的同盟者，即针对着那个想要独占共同胜利的政党。
革命的直接成果就是选举国民议会。无论在什么地方，工人都应当独立提出自己的候选人，甚至在工人候选人毫无当选希望的地方也不例外。工人应当不顾民主派的词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估计自己的力量，并向公众表明自己的革命的立场。引起资产阶级民主派同工人发生冲突的第一个问题，将是消灭封建制度的问题。工人不能容忍，像在第一次法国革命时期那样，把封建地产交给农民作为他们自由支配的财产，也就是继续保存农村无产阶级并造成一个农民小资产阶级，这个农民小资产阶级一定会像法国农民一样经受一贫如洗和债台高筑的痛苦。他们必须要求把没收下来的封建地产变为国家财产，变为工人农场，由联合起来的农村无产阶级利用大规模农业的一切手段来进行耕种。这样，在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发生动摇的情况下，公有制的原则立刻就会获得巩固的基础。当然在运动的初期，工人还不可能提出纯粹共产主义的措施，但是他们可以迫使民主派尽可能多触动现存社会制度的各个方面，破坏现存社会制度的正常发展，使他们自己丧失威信，并尽量把生产力、交通工具、工厂、铁路等等由国家集中掌握。工人应当极力引伸那些当然不会采取革命手段而只会采取改良手段的民主派所提出的主张，并把这些主张变成对私有制度的直接攻击。
中央委员会1850年6月的第二个告同盟书报道了同盟的情况，并提醒人们注意，尽量牢固地保持同盟对农民联合会和体育协会的影响，必要时把那些对革命有用的和忠实的、但还不了解目前运动的共产主义结果的人组织起来，成立第二种更为广泛的盟员组织。但是，扩大同盟的工作实际上没有得到什么成果或者成果不大，因为引起同盟的新发展的时势给同盟内部带来一场灾难。
1850年夏季，人们越来越明显地看到，革命再起的希望破灭了。在法国，普选权被废止，而无产阶级并没有起来反抗；现在只有僭位者路易·拿破仑和君主主义的反动国民议会一决胜负了。在德国，民主派的小资产者什么也不干，自由派的资产阶级受了普鲁士政府的欺骗，而普鲁士政府则受了奥地利政府的欺骗，两者一起随着沙皇专制政权的口哨跳舞。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容易理解的了，革命的潮水越是不可遏止地退落，遭到压抑、迫害和在千百种苦难中生活的德国流亡者就越紧张地企图堵住革命的激流，其正的革命越衰退，他们就越想制造一种人为的革命。这种情绪甚至掌握了一些优秀人物，不过更甚的是它不仅给幻想家、空谈家、狂人，而且也给投机分子、政治冒险家和骗子、警察密探和其他流氓大开方便之门。
只有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老近卫军没有做这种情绪的俘虏。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咒骂反革命的胜利前进，而是研究这个原因。他们发现了从经济上解决政治之谜的办法。早在他们编的《评论》的二月号上，他们就指出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是“其意义超过了二月革命的”事件，这一发现所带来的成果甚至将会比美洲大陆的发现所带来的还要大。“在纬度三十度上的漫长海岸是世界上最美丽最富饶的地区之一，以前它几乎是荒无人迹的地方，而现在它在我们眼前正变成一个富足的文明区域，聚集着一切种族和民族的代表：从美国佬到中国人，从黑人到印第安人和马来亚人，从克里奥洛[22]和美司代佐[23]到欧洲人。加利福尼亚的黄金源源流入美洲和亚洲的太平洋沿岸地区，甚至把最倔强的野蛮民族也拖进了世界贸易——文明世界。世界贸易第二次获得了新的方向……由于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开采和美国佬的不断努力，太平洋两岸很快就会像现在从波士顿到新奥尔良的海岸地区那样人口密集、贸易方便、工业发达。这样，太平洋就会像大西洋在现代，地中海在古代和中世纪一样，起着伟大的世界交通航线的作用；大西洋的作用将会降低，而像现在的地中海一样成为内海。欧洲的文明国家要不陷入像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目前那样在工商业上和政治上的依附地位，唯一的条件就是进行社会革命；这个革命现在还不算迟，还能够根据现代生产力所促成的生产本身的需要来改变生产和交换的方式，这样，就可以创造出新的生产力，保证欧洲工业的优势，从而使地理上的不利条件得以弥补。”[24]在这个伟大的历史展望中已经包含着马克思后来说过的一种认识：归根到底，二月革命失败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金矿的发现上。马克思越是深入研究世界经济状况，他就越清楚地认识到，正如1847年世界商业危机是革命的母亲一样，逐渐恢复的、在1850年达到全盛时期的工业繁荣就是反革命的母亲。
当然这种认识就给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流亡者所喜欢的暴力革命的游戏下了判决。一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流亡者之中的处境就相当困难。他们对于唯心的谵语所做的无情批判早就激怒了感到自己被这种批判所击中的“感伤的欺骗者和民主派的空谈家”。这个批判不仅针对着像卡莱尔和基佐这样的三月革命前的大灯，而且也吹灭了像路德维希·西蒙和哥德弗利德·金克尔这样的民主派的小灯；前一种人在他们的精神世界同革命的阶级斗争接触时，就赶紧用木板把他们的精神世界钉死，后一种人则想作为反革命沼泽上的鬼火继续发出亮光。
使问题发展到严重地步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由于认识到反革命已经暂时代替了革命而对流亡者的革命幻想采取的不可调和的反对态度。这种对立一直扩展到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同盟的老盟员鲍威尔、埃卡留斯、普芬德、载勒尔、弗莱里格拉特、斐迪南·沃尔弗都站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边，只有沙佩尔一人例外；新盟员除李卜克内西和施拉姆外，全都被流亡者的一般潮流卷走，想把同盟卷入他们的没有希望的暴动之中。他们的联系是维利希，其次是沙佩尔。维利希是当时为数甚多的、理智往往受感情支配的感情共产主义者中的一个；他是个老军人，为人正直，十分自觉，没有受过经济学和哲学的教育，总是喜欢拿着刀剑冲锋陷阵。恰恰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发生危机的那几天里，泰霍夫也证明了这些旧军官虽然勇敢、能干，但他们根本不能接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他在给革命的集中的朋友们写的一封密信中报道了他同马克思、恩格斯和施拉姆举行的一次会谈。十年后，卡尔·福格特事先不让写信人和收信人知道，而且也违背他们的意志发表了这封信。今天这封信有时还被人用来中伤马克思的人格。事实上，这封信只证明泰霍夫一点也不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到底想做什么，也证明——正如马克思所说，——他把会谈中的笑谈当做真话，而把会谈中的真话当做笑谈。
在1850年9月15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对立公开爆发了。马克思、恩格斯、施拉姆、鲍威尔、普芬德、埃卡留斯这六个委员反对维利希、沙佩尔、弗伦克尔和列曼这四个委员。马克思用下面一段话确切地说明了这个分歧：“少数派用教条主义观点代替批判观点，用唯心主义观点代替唯物主义观点。少数派不是把现实关系、而仅仅把意志看做革命的动力。我们对工人说：不仅为了改变现存条件，而且为了改变自己本身，使自己具有进行政治统治的能力，你们或许不得不再经历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内战和国际冲突，而你们却相反地对工人们说：‘我们必须马上夺取政权，要不然我们就躺下唾大觉。’我们特别向德国工人指出德国无产阶级不够成熟，而你们却非常粗劣地向德国手工业者的民族感情和等级偏见阿谀逢迎，当然这样做是比较受欢迎的。正像民主派把人民这个词变成圣物一样，你们则用无产阶级这个词来玩这套把戏。你们像民主派一样，用关于革命的空话代替革命的发展。”[25]在这种对立之间没有调和可言。挽救同盟的唯一可能性就是多数派的决战：把中央委员会迁往科伦，委托科伦区部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撤销以前的科伦区部，设立两个各自独立的区部，两者直接同共同的中央委员会发生关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编的《评论》的第五、六两期上广泛地论证了他们的观点。这是《评论》的最后一期合刊，其中首先有恩格斯分析德国农民战争的阶级斗争，给德国宗教改革史揭去唯心主义的面纱的论文。在这一期的政治展望[26]（写于1850年11月1日）中，把四十年代的经济史当做革命和反革命的政治史的实际基础首先加以论述。文章证明，随着1847年的危机时期而来的将是一个繁荣时期，这个繁荣时期在1850年还没有达到顶点。“由于太平洋上即将开辟新航线，由于不久前荷兰殖民地的开放……，以及由于1851年将举办大型工业博览会，〔梅林在此加了“英国的”一词〕工业将会更加繁荣。当整个大陆还醉心于革命的时候，英国资产阶级在1849年就极其冷静地宣布举办这个博览会。它举办这个博览会，就会使它从法国到中国的所有仆从面临一次严重的考验，使他们在这次考验中必须表明，他们如何利用了自己的时间；就连全俄罗斯的万能沙皇本人也不得不命令他的许多臣下参加这次重大的考验。这次产品和生产者的全世界大会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不论是给我们大陆民主主义庸人添了不少麻烦的布勒琴士和华沙的君主会议，不论是形形色色的inpartibus〔在异国的〕临时政府为了拯救人类而一再策划的欧洲民主主义者大会，都是根本不能与之相比的。这个博览会是集中力量的令人信服的证明，现代大工业以这种集中的力量到处破坏民族的藩篱，逐渐消除生产、社会关系、各个民族的民族性方面的地方性特点。正当现代资产阶级关系已经各方面遭到破坏的时候，展览会在一个不大的地方展出现代工业积累起来的全部生产力，这同时也就是展示在动荡不定的社会的深层已经创造了的和正在一天天创造的建设新社会的物质。”[27]
英国工业的繁荣又反过来影响了大陆。“还在1849年夏天，在德国，特别是莱茵省，工厂生产情况就不坏，而从1849年底起，工商业开始普遍地活跃起来。这种再度出现的繁荣，我们德国的市民天真地认为是恢复秩序和安宁的结果，其实这完全是英国恢复繁荣和在美洲市场、热带市场上工业品需要量增加的结果。”[28]后来在法国出现了这种繁荣的征兆，《评论》对此作了如下的概括：“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资产阶级关系〔梅林引文中为“资产阶级社会”〕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还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发生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大陆的秩序党各派的代表目前所进行的无休止的争吵是彼此为了使对方丢丑，……相反的，这种争吵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目前社会关系的基础十分巩固——这一点反动派并不清楚——，十分资产阶级化。一切想阻止资本主义发展的反动企图都会像民主主义者们的一切道义上的愤懑和热情的宣言一样，必然会被这个基础碰得粉碎。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像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29]1857年的大商业危机证实了这个预言，从这时起，欧洲的革命发展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评论》从经济基础出发判断了1850年秋季的政治形势。它谈到当时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似乎要爆发的战争：“……为了……以威胁手段迫使普鲁士重新参加联邦议会，奥地利和南德意志的军队现已屯驻在法兰克尼亚和波希米亚。普鲁士也武装了起来。报纸大肆刊载各种有关军团的进军和反进军的消息。所有这一切喧嚷正像法国秩序党跟波拿巴的争吵一样，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无论普鲁士国王和奥地利皇帝都作不了主，只有俄国沙皇才能作主。反叛的普鲁士最后必定会向沙皇的命令屈服，斗争的双方就可以不流一滴血，和平地坐在联邦议会里，但是，它们互相之同的无谓的嫉妒，它们与自己臣民之间的分歧以及它们对俄国最高统治权的不满都不会因此就有任何减少。”[30]在很短时间内，除了布隆采耳的白马失去了“一滴血”[31]而外，这些预言全都应验了，奇怪的是，这滴血还没有被人用来“反驳”马克思。
这篇评论的最后一段话是针对一个空话连篇的宣言说的。这个宣言是由马志尼、赖德律—洛兰、卢格和波兰人达拉什组成的一个欧洲中央委员会为了把全部流亡者集中在一面旗帜下而向他们发出的。它归根到底只不过是“最普通的庸人之见”，根据这种意见，似乎革命的失败是由于个别领袖争相沽名钓誉，由于若干人民导师抱有互相敌对的意见而造成的。关于这一点，《评论》说：“在我们的福音传播者看来，各个阶级和各个阶级的各个派别之间的斗争（它的个别发展阶段也就是革命）不过是互相矛盾的体系的存在的可悲结果，其实完全相反，不同体系的存在是阶级斗争存在的结果。单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宣言的作者是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他们借口反对空谈家，而取消任何明确的内容，任何明确的政党的观点，否认各个阶级有权表达自己的利益，提出与其他阶级相对立的要求。他们建议这些阶级忘记利益的对立，在十分庸俗而又露骨的态度暖昧的旗帜下求得和解，其实这种暖昧态度是在调和一切政党利益的幌子下掩盖着仅仅一个政党——资产阶级政党的利益的统治……这些先生不仅憎恶发展和斗争，而且憎恶思维，即冷酷的思维，——好像任何一个思想家，包括黑格尔和李嘉图在内，任何时候都可能走到像他们把这种稀薄的污水泼在群众头上那样冷酷无情的地步！人民毋须乎关心明天，可以从脑子里除去一切思想；当伟大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日子一来临，人民只要一触动就会激动起来，这样，他们就会奇妙地看穿关于未来的谜。这个放弃思维的号召是专门直接欺骗最受压迫的阶级的企图。”[32]欧洲中央委员会在它的宣言里引用了马志尼的战斗口号——神和人民。《评论》说，这个口号在神与教皇对立，人民与君主对立的意大利可能有些意义，可是把德国假启蒙的最浅薄的肮脏人物约翰奈斯·隆格这种抄袭来的东西当成必定解决时代之谜的口号，就未免太过分了。对卢格来说尤其是这样，这一次他为了使利奥大为高兴而成功地评价了神与人的区别[33]。
欧洲中央委员会的宣言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切革命游戏一样没有发生任何作用。德国革命的历史结束了，德国流亡者的历史也结束了。响亮的言词不能掩饰他们的内部分裂，越想掩饰，这种分裂就越琐碎地在私人的口角和冲突中表现出来。他们在美国报纸上又继续争吵了几年。
从1850年秋天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完全脱离了这一切争论。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革命宣传工作。
[1]格留特利的誓言是关于建立瑞士联盟的一种传说，相传这三个州的代表于1307年在格留特利（或留特利）会合，宣誓忠于联盟，共同反对奥地利的统治。——译者
[2]法语：再见。——译者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33页。
[4]现名卡尔·马克思城。——译者
[5]古代墨西哥人和阿茨蒂克人尊奉的太阳神和战神，用人作牺牲祭祀他。——译者
[6]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十字报》一文。——译者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19页。
[8]同上书第603页。
[9]参阅《德国诗选》，上海文艺出版肚1960年版第342—343页。——译者
[10]原来是要塞的炮兵掩蔽部，后来用做囚禁犯人的牢房。——译者
[11]参阅本卷《人名索引》杰弗雷斯条。——译者
[12]法国西北部的一个半岛。——译者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34—235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7页。
[15]佩西指英国亨利·佩西爵士（Percy,SirHenry.1364—1403），他外号烈性人。——译者
[16]参阅卡尔·马克思《福格特先生》，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70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90页。
[18]同上书第291页。
[19]同上书第292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94页。
[21]同上。
[22]南美的欧洲血统的土著后裔。——译者
[23]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儿。——译者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3—264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65页。
[26]这篇文章的标题是《评论》，在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上改为《国际评论（一）》。——译者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02—503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10页。
[29]同上书第513—514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34—535页。
[31]布隆采耳是卡塞尔的一个村庄，1850年11月8日普鲁士军队同巴伐利亚—奥地利军队在此作战，据说这次战斗中只打死了一匹白马。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注298。——译者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37—538页。
[33]这里是暗喻三十年代末利奥和卢格之间发生的争论。利奥曾指责卢格和所有青年黑格尔派相信无神论，指责他们看不见神和人之间的区别。——译者 |
第三章斐迪南·拉萨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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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斐迪南·拉萨尔
在《新莱茵报》上，时常提到一个出色地参加莱茵省的革命运动、后来更出色得多地参加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的年轻人。那时他只有二十三岁，但是已经得到了在当时的斗争中像战斗口号一样响亮的名声。
1825年4月11日，斐迪南·拉萨尔生于布勒斯劳。父亲是一个绸缎商人。他的家庭是东欧那些利用寄生的商业才使自己摆脱封建桎梏的犹太人家庭之一。1812年3月11日的敕令赋与旧普鲁士犹太人的所谓平权只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老国王，这位仁慈的君主对于欺骗自己的犹太臣民也同欺骗自己的基督教德意志臣民一样感到兴趣。有一个商人因为名字叫斐迪南，所以老国王以为他是基督徒并任命他为宫中承办商，后来才弄清他是一个犹太人，于是就开始严格追究犹太人取“基督徒名字”。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也继续干这种蠢事，因此不免受到世界主义守夜人[1]的嘲笑：
“如果他不像一个学阀关心犹大人的名字，
究竟是谁对犹太佬残酷而严厉呢？”
在犹太人最多的德国和波兰的边界线上，犹太人实际上是在中世纪特权的基础上而不是在资产阶级平等的基础上生活、在犹太人“有大权”的克罗托辛地区，犹太人可以向庄园买阉羊，但是他们只能买前腿而必须把后腿留给基督徒，必须按照科毕林城的价格计算羊皮、羊毛和肉的价格。克罗托辛的砖厂卖给他们砖的价钱比卖给基督徒的高。当犹太人被人杀害而凶手应该受到惩罚时，为了这种安慰，犹太人必须向领主纳税，定居的一人交一个金币，不定居的一人交半个金币。克罗托辛是这样，波兰—西里西亚地区也全是这样，拉萨尔就出生于这个地区，他的家庭在这里有许多社会关系。
拉萨尔不得不忍受“千年的家庭痛苦、从尼罗河谷带来的灾害以及古埃及的不健康的信仰”，其程度比马克思所经受的要严重得多。拉萨尔在马克思已经登上当时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精神高峰那样的年龄，在举行莱比锡博览会时期，却住在沼泽地带，在一群俄国和波兰犹太商人中间。即使以最有利的偏袒的眼光，也不能把这些商人算做人类的精华。当然拉萨尔的父亲已经熬过了最困苦的日子。他成了一个富人，他的资产阶级的品格是无可非难的，在犹太教堂里，他属于改革的犹太人集团。可是主张改革的犹太人毕竟还是犹太人。在每个十分激动的时刻，斐迪南·拉萨尔父母的资产阶级教育表现出只是一层敷在表面上的薄薄的油漆。这个十五岁的男孩在他的日记中描写的家庭琐事决不是高雅的。他以显然的满足描绘他为了一点小事咒骂他姊姊的愤怒的叫声；然后他又以一个有经验的媒人的平静心情评论了她们的精神上和身体上的优点，以便考虑她们的求婚人可以索取多少嫁妆；他既做大买卖，也做小交易，他把从家里人和同学那里骗来的每一个钱都仔细地记在账上；甚至他说话也带着很重的犹太人语调。
他的犹太人习气还是很地道的。尽管他不把犹太人的礼法放在眼里，可是他相信耶和华，而且想做一个优秀的犹太人。他不害怕断头台，他希望使犹太人再成为一个受到重视的民族。他写道：“哦，当我醉心于我那些幼稚的梦想时，我心爱的理想始终是手执武器领导犹太人，使他们独立自主。”这的确是“幼稚的梦想”，这种戏剧式的马卡比家族[2]的作风实际上不过是容克阶级的懒散和轻浮的一种表现，由于有了这种表现，这个好幻想的孟浪的男孩无法再在布勒斯劳文科中学待下去了。他的父母想让他上大学，可是他克服了父母的阻力，在1840年春，他还只有十五岁的那年转学到莱比锡商业学校去。
这个决定是轻率的，但是它的结果却是可喜的。商业学校按照技术的各种规律教给年轻的拉萨尔基督教的经商法，于是残留在拉萨尔身上的犹太商人的气质也随着消失了。一年之后，拉萨尔干脆离开了这个学校，那时校长席贝在学校的纪录撰上写道，对于拉萨尔退学，教师和学生都没有注意。忿怒的学校暴君认为这个评语是恰如其分的。拉萨尔认识到，当他了解到赚钱的秘密以后，他就会因赚钱而毁灭；他对于“在悲惨的布勒斯劳，把白洋布卖给波兰的小犹太人”威到畏惧，8月3日他就在日记中写道：“我坚信，命运，或者更确切些说，神会把我从账房里拉出来，扔到我能够发挥作用的场所。我信相运气，信赖我的坚强意志，我要多同谬斯[3]，少同商贩和流水账打交道，多同希腊和东方诸国，少同靛蓝和甜菜打交道，多同塔里阿[4]和她的教士，少同小商人和他们的伙计打交道，多关心自由，少关心货价，比咒骂使价格下降的竞争者更厉害地咒骂夺去人们首要财富的贵族的狗。但是不应该以咒骂为满足。”
拉萨尔在脱离商业的同时，也就摆脱了犹太人习气。当时犹太人在大马士革遭到的残酷迫害使他数次大发雷霆，但是他对被压迫者的怯懦的谴责已经比对压迫者的残酷的谴责更为猛烈了。想把神的选民导向胜利的幼稚的马卡比变为现代的革命者，这个革命者把受压迫的犹太人只看做是受压迫的人，把解放犹太人只看做是使他们摆脱犹太习气。勤勉地研究歌德、席勒和莱辛，伏尔泰和拜伦，白尔尼和海涅的作品，使年轻的拉萨尔睁开了眼睛，看到了现代文化的精神财富。他的文学趣味还不稳定，他由于一些有偏向的语句而用夸大的言词赞扬像亨利希·劳贝这样的、甚至比他更不足道的浅薄的作家。可是，正因为他需要从深谷中向上爬，所以才更加促使他登上古典文学修养的高峰。
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拉萨尔是由于个人的环境所迫而成长为革命者的。他感觉到这一点，有一次看席勒的《斐阿斯柯》的演出时，他骂自己是“利己主义者”，那时他清楚地感到，他虽然有革命的、民主的共和主义倾向，可是假如他处于拉瓦格那伯爵[5]的地位也会这样做，并要攫取王位，而不满足于做热那亚的第一个公民。“假如我生为王侯，我就要尽心尽力做一个贵族。可是，因为我只是一个普通市民的儿子，所以在他的时代，我将成为民主主义者。”在拉萨尔的辞典上，丝毫也没有记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青年时代不断追求的“对于当代的斗争和愿望的独立说明”。他的自我意识一旦觉醒，对他说来，他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也就确定了。他不是在事物中寻找它们的目的，而是使事物为他的目的服务。他从竞争和商品价格逃入一般的自由思想之中，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放弃一般的自由思想，因为他们从竞争和商品价格中认识了它的模糊性。
年轻的拉萨尔在他十六岁诞辰的那一天看清了自己的前途，看清了为争取人类最崇高的利益而斗争，即使自己毁灭也在所不惜的宣传家、演说家和作家的前途。1841年5月，他向他的父亲提出了最后通牒，他想研究历史；他拒绝了父亲让他学医或学法律的调和的建议，因为医生和律师也是拿他们的知识做生意，老拉萨尔引以为荣的是，他体会到儿子的高尚意志，因而顺从了他。1841年秋天，斐迪南·拉萨尔开始走上新的生活道路。
关于他这以后几年的情况，我们除了若干无价值的日期而外什么也不知道。他用巨大的努力弥补过去在学校中没有学到的东西，不久他就取得了入大学就读的资格，他在布勒斯劳大学和柏林大学主要是研究古代文化和黑格尔哲学。1846年1月3日，享利希·海涅给万哈根·冯·恩赛写了一封信，介绍拉萨尔，从这封信里我们才又清晰地看到拉萨尔的面貌。信中说：“拿这封信来见您的、我的朋友拉萨尔先生是一位有卓越天赋的年轻人，他有深奥的学问，广博的知识，我所见到的最敏锐的洞察力以及丰富的著述才能，同这些结合在一起的是一种意志力，一种使我惊异的行动能力。……拉萨尔先生正是新时代的这样一个杰出的儿子，我们在我们的时代里用一种克制和谦让的态度或多或少伪善地虚度光阴和胡言乱语，而新时代却否定这种态度。新的一代要在看得见的东西中享受和得势；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在看不见的东西面前卑屈地弯腰，追求虚幻的亲吻和兰花的香气，灰心和哭泣，但也许比那些骄傲地战死的坚决的斗士要幸运一些。”这封仓促写成的信字迹潦草，但是它既包含着整个海涅也包含着整个拉萨尔。它在每一个词上都打上了真实的印章，它在指出拉萨尔是个有才能的人的同时，也把一种半明半暗的光投在孤寂的凹凸不平的路上，拉萨尔为了成为一个成熟的人在短短的三年之中必须走这条道路。[6]
在所有思想史上还没有第二个这样的例子：一个天才人物在十五岁时还很不成熟而到二十岁上却这样成熟了。对于拉萨尔一生中的这个时期了解得越少，就越不能低估自我解放的这几年对他的性格发生的影响。使他鼓舞的难以置信的自信心和使他痛苦的不倦的事业欲可以用下述事实来解释，那就是这个“愚蠢的犹太青年”、这个“布店伙计”、这个“店员”一旦认识到自己有才能而且也注定要做比求财更好的事情，他就知道自己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从没有受过伤的人嘲笑别人的伤疤，拉萨尔的缺点就是伤疤，它们证明他在作为革命战士出现在公开的比武场上以前，就必须在多么激烈的战斗中取得胜利。
拉萨尔始终没有对犹太习气采取公正的态度。尽管他没有形成反犹太主义力量的那种庸俗性，可是一直到晚年，犹太习气仍然是他的不幸。任何人也不能从他一生中把最初的十五年截断，就好像这十五年根本没有存在过似的。伤可能已经治好了，可是疤还存在。伤疤还抽动、难受、疼痛，尤其是暴风雨将要来临时更是这样。后来，拉萨尔“作为一个按年龄来说只有三十五岁，按经验来说已经有九十岁的成熟的人”向他一个心爱的姑娘坦白时一口气写道，他也许会同一个有三四百万塔勒嫁妆的女人结婚，不考虑她这个人如何，而只是为了这笔可以促使他的伟大目标实现的财产，但是他决不愿意利用他的精神劳动赚钱，也许他永远碰不到这种出卖灵魂的不幸。在这里，内在的不稳定的感情使他由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相反的极端：在这个革命者看来，自己出卖自己比穷人能为人类的精神进步而工作的希望还差强人意。莱辛和马克思在谈到“一种谋生劳动的强制的必要性”时，态度是多么公正啊！当然，在拉萨尔那里也只是感情的不稳定性作祟，事实上他从没有想到为了财产而结婚，并且斤斤计较他的主要科学著作的稿费的多寡。
另一方面，那种像呵气留在他革命自觉性的镜子上的内在的不稳定性表现在他的虚荣心和他接受奉承的程度上。在这一方面拉萨尔所能做出的事情多得令人惊异，但是这些弱点与其说是他性格上的缺陷，不如说是斗争中得到的伤疤，他在这个斗争中克服了一个几百年来受迫害、受虐待的民族的世代相传的负担。他的虚荣心同妒嫉心毫无关系；任何人也没有拉萨尔这样愿意承认别人的功绩，只要这是一种真正的功绩。他的功名欲从来也没有指向微不足道的目标，什么时候一种大功名欲是没有巨大的要求的呢？拉萨尔用一种天真的坦率态度接受别人对他的恭维，而不深究这种恭维的原因以及它的价值，这种坦率态度使他受到许多严厉的批评，但是这种态度并不是加重了这个缺点，而是减轻了这个缺点。
总的说来，拉萨尔虽然有高深的修养，他的一切行动都经过思考，但他仍然保留着天真的本性。他有许多孩子气，有孩子的慷慨，也有孩子的自私。当他谈到他的力量的恶习，谈到他粗野的本能、可怕的愤怒、无限的激情、残酷无情的严酷性的时候有些夸大，在胡安先生[7]这个角色上也有些夸大，他只是扮演了这个角色，而不是体验这个角色。当他在柏林的沙龙里作为戴着蛋黄色的手套的豪华的富家子弟、在弱不禁风的资产阶级小姐面前周旋的时候，他却显得很不耐烦。可是当海尔维格夫人有一次顺便对他发表自己的看法时，他善意地笑着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是这样。”他从来不想不顾死活地迷恋一个女人。对他说来，友谊高于爱情，这是一种古代的性格。他是良友的典范，忠实、可靠、有不怕牺牲的精神，经常准备帮助别人，给人出主意，毫不吝惜地接济别人。谁要得到他的诺言，就可以像信赖岩石那样信赖他，他喜欢提到西蒙·达赫老人的朴实可信的格言：人的最大特点，最适意的事，就是他能够表示忠诚，坚持友谊。
拉萨尔想写一部论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著作，为了在巴黎图书馆里为这部著作做准备工作，他到了巴黎。由于常常把他称做“神童”的亚历山大·冯·洪堡的介绍，他认识了许多法国学者，就是这个洪堡那时正阴谋把马克思赶出巴黎。那一次马克思和拉萨尔没有能够亲自会见；他们两个人都同海涅有紧密的联系，可能他们早就彼此听说过了。但是，即使他们当时见了面，他们也很难接近。在那个时候，他们走着恰恰相反的道路。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进行毁灭性的批判，以便从黑格尔哲学中找到走向现实世界的道路，而拉萨尔却认为他从黑格尔哲学中得到了在实际生活中成为他的最高力量的最高认识。正如拉萨尔后来在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所说，他从1843年起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是这并不排斥下述说法，即他在滞留巴黎期间才更密切地接近社会主义，也就是接近作为一个团结一致的党派开始集中在赖德律—洛兰和路易·勃朗周围的社会民主派。当拉萨尔通晓《共产党宣言》的时候，社会民主派思想界里的许多东西还牢固地附着在他的思想上，这种牢固性极容易用最初印象的新鲜的和深刻的作用来解释。
拉萨尔回到祖国以后，就开始写他论赫拉克利特的著作，可是在他还没有把这本书写完的时候，同一个聪明、美丽而又不幸的妇女的偶然会见，把他投入实际斗争的激流之中，这股激流吞噬了他将近十年的宝贵光阴。拉萨尔本人满意地回顾“他一生中的这一胜利”，但是公正的旁观者很难同样满意地回顾拉萨尔为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进行的斗争。不言而喻，关于这件事所散布的恶意的谰言只应受到极大的轻视，而老头儿和老太太似乎最感兴趣的问题——拉萨尔同比他大二十岁的伯爵夫人有没有发生过亲密的性的关系——同从道义上和政治上对这一事件进行评价也毫无关系。拉萨尔在去世前不久有理由写信给胡贝尔说，同他为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尽力最不沾边的就是轻佻行为，他在办理这一案件中政治的感情渐渐变成了宗教的感情，他在他最后一次辩护发言中更确切地把一种实际的侠义热情称做推动他干预哈茨费尔特案件的动因。
毫无疑问，拉萨尔的动机是纯洁的、无可指责的。在三月革命前的平静时代，他充满了火热的行动欲望，挺身卫护一个无力自卫的妇女，这个妇女受到应该保护她的人们——她的丈夫、她的兄弟、她的阶级的迫害和出卖，基督教的专制王室最多不过对这个妇女说几句毫无帮助的安慰的话，却又对那种最卑鄙的侵害行为进行庇护。当然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命运是统治三月革命前的普鲁士的阶级在其中进行种种卑劣行为的缩图。拉萨尔这样一个没有权力的犹太青年，在挺身反对国王、贵族和法庭都在其骄横的抗拒面前却步的罪人的同时，他就独力进行着一件叛逆活动。可能有人责备说，在他的革命的斗争热情中毕竟掺杂着一些浪漫主义骑士作风，那么他自己就用一种十分亲切的方式给这种责难解除了武装，他在科伦陪审法庭面前说过，在任何时代，青年人都是而且永远是不怕牺牲的、热情的、大公无私的。
拉萨尔和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道路既然交叉在一起，假如拉萨尔知道这个受虐待的妇女身受痛苦，却耸耸肩膀毫不关心地走开，那么他就不成其为拉萨尔了。他认为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事件体现了一般的原则和观点；他心想，哈茨费尔特伯爵只是倚仗贵族和百万富翁的优越地位才敢几十年来对他的妻子做出这样的坏事。从这一点可以证明拉萨尔比《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的编辑部对革命联系有更为细致而深刻的认识，这个编辑部公开斥责它驻莱茵省的记者说，如果他想报道关于拉萨尔同哈茨费尔特伯爵斗争的消息，那么他可以去找卑劣的报纸。《新莱茵报》的看法却公正得多。它对这个案件并不感到很大兴趣，但是它还是详细地报道了1848年8月科伦陪审法庭为教唆盗窃文件匣事对拉萨尔进行的审判，同时它也把自己的各栏向他开放，作为他同哈茨费尔特伯爵进行斗争中的攻守阵地。可是，如果人们研究《新莱茵报》，在它的第一版上读一读马克思的伟大论文，然后在第四版上看到拉萨尔同受贿的宫廷侍从和叛卖的宫女，同娼妓和妓院老板以及其他各种下贱人进行斗争，那么仍然存在一个令人不快的疙瘩。拉萨尔越是卓越地处理这一案件，他越是无情地进行攻击，越是坚强地进行辩护，人们也就越难对于这一事实置之不顾，那就是恰恰在德国也终于为人类的事业进行斗争的时期，他卷入了这场纠纷之中。
看来，这个责任当然不能由拉萨尔来负。当他1846年承办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案件时，他不可能知道1848年在德国将爆发一次革命。假如他能知道这一点，那他一定估计，到那时候他早就帮助伯爵夫人争得她的权利了。事实上，倘若在这堂而皇之的普鲁士国家还有一点点正义和公正的活，拉萨尔同哈茨费尔特伯爵的斗争就只需要花不多几个星期的时间，而不会持续好几年。谴责拉萨尔是不公正的，因为普鲁士的腐朽力量经常给他制造新的障碍，直到他能把一种不可忍受的非法状态变成一种可以忍受的合法状态为止，责备他没有在得到圆满的结果以前放弃已经开始的斗争，也是不公正的。
这个斗争一直进行到这种程度，以致大家都看到用合法的武器制约一个普鲁士封建主的无法无天的专横行为是不可能的，一直进行到普鲁士国家的无可救药的腐败在这一案件如此明显地表露出来，以致人民由此普遍地得到推翻这个国家的有力的动力，难道这还不能说是圆满的结果吗？对拉萨尔说来，这样的问题根本不是什么问题；罗马诗人的只要想做大事就行了的话不是对他说的。对他来说只有一个圆满的结果，就是使得有权势的罪人屈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不惜采取过分的手段，这些手段超过了争取一般原则的斗争为了自己的利益应当保持的限度。
拉萨尔在选择武器方面始终胜过他的敌人一筹。他也只有利用一个有无穷的聪明手段的人的力量求得这种力量所能得到的东西。但是，如果他想打败哈茨费尔特伯爵本人，那么他有时就必须越过这个界限，他就一定会做人们（不对庸俗的判断作任何让步）希望他没有做的许多事情。但是，假如拉萨尔在伯爵完全失败以前脱离这一斗争，他决不会原谅自己。他就是这样，根据他的发展条件，他不可能是别的样子。他必须完成超乎常人的事情，然后在十分合乎人情的事情上走向灭亡。人们可能把下述事实称做悲剧性冲突的戏弄人的前兆，即当拉萨尔经过八九年的斗争给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争得一笔很大的独立财产以后，这笔财产的很大一部分在1857年的商业危机中化为乌有了。
无论如何拉萨尔决没有忘记他的生命是属于革命的。他被毫无根据地控告教唆盗窃文件匣，在科伦陪审法庭宣判他无罪以后，他马上就以全副精力投身到革命运动中去。在革命运动相当高涨的杜塞尔多夫，他是革命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因此他同民主主义者区域委员会和《新莱茵报》发生了密切的联系。1848年，拉萨尔和马克思初次接近，显然，当时马克思对拉萨尔发生了很大影响。当然，拉萨尔没有盲目相信这位大师的话，甚至马克思的见解也没有使他的思想发展走上一条新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拉萨尔决不是马克思的学生。拉萨尔的思想已经形成，不会再接受这种影响了。拉萨尔同马克思之同的谅解不可能越过一条一定的界线，虽然我们不能用原则的明确性划出这条界线，因为它是由两个人个人的根本不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恰恰相反的发展过程形成的。马克思从自我阐明的过程中明确而完整地得出革命的结果，而拉萨尔却以革命的行动力抓住这个结果，但是他没有注意这个过程本身。《共产党宣言》和《新莱茵报》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巩固、澄清和扩大了他的革命观点。但是，我们在拉萨尔的著作中找不到他所熟悉的、马克思从办《莱茵报》到写反对蒲鲁东的著作这一时期所发表的一系列的文章的痕迹，最多只能找到很不明显的痕迹。
在1848年的十一月危机中，拉萨尔热烈响应民主主义者区域委员会的号召。他受杜塞尔多夫市民自卫团和杜塞尔多夫区后备军的委托，拟了一份致柏林议会的建议书，其中说：“消极抵抗已经到了尽头。我们恳求国民议会：请您号召人们拿起武器，请您号召人们履行义务。”拉萨尔是康塔多尔的最得力的助手，康塔多尔是杜塞尔多夫市民自卫团的指挥官，他命令日夜制造枪弹，准备进行武装抵抗。拉萨尔也在杜塞尔多夫郊区积极进行鼓动，这时工人韦耶尔斯又是他的助手。拉萨尔鼓动农村居民做好兵员准备，并筹办弹药和武器。
可是议会没有发出人们所希望的号召。11月22日康塔多尔、拉萨尔和韦耶尔斯被捕了。从此就开始了一场诉讼，十一月的英雄们在这个案件中的种种违法行为是十分恶劣的。莱茵司法当局以不可遏止的憎恨对拉萨尔进行迫害，这当然表明，拉萨尔在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一案中代表了一般的原则，尤其是代表了把完全感染了瘟疫的司法赶出它在其中自得其乐的泥沼的卓越原则。马克思、沙佩尔和施奈德尔由于完全相同的行动被控唆使反抗军队和官员，根据法典，这不过是一项轻罪，不一定要审前羁押，最多也只会判处两三个月徒刑，可是拉萨尔却被控犯了唆使武装反对王权的重大罪行，需要审前羁押，在判决时拉萨尔的全部资产阶级生活受到威胁。为了使资产阶级的陪审员便于进行判决，同拉萨尔采取了同样的行动、而且影响更大的资产者康塔多尔被开脱了。可是，因为宣判无罪是可能的，所以这个可敬的法院却在它的拱门上挂着两根特殊的绞索。一根是，延长拉萨尔的审前羁押，其办法是国家检察官扣留所谓罪证的文件不给侦查法官，直到把案件交给即将开庭的陪审法庭已经太迟为止。第二根绞索是，如果陪审团宣判拉萨尔无罪，那么就控告他唆使武装反抗军队和官员，这种做法首先蔑视旧的法律原则，即不得因同一违法行为对一个人进行两次控告，其次这种做法是故意胡说八道：号召拒绝纳税和进行武装反抗根本不是政治罪行而是一般罪行，因此不由陪审法庭审理而由违警法庭审理。这是破坏法律的混乱状态，当时甚至在普鲁士司法界也很少见。
1849年5月3日，终于公开审理拉萨尔和韦耶尔斯的案件了。拉萨尔事先就准备了自己的辩护发言，并且把它付印。有几张印好的辩护发言传到了公众手里，拉萨尔对这件事并没有责任，可是清楚地知道自己会遭遇到什么事情的法院利用这种情况进行新的迫害。它用社会秩序由于拉萨尔的辩护发言似乎受到威胁为借口禁止旁听。在这种情况下，拉萨尔放弃了发言，并要求陪审员在他得到辩护权以前不要进行判决。少数几个陪审员想答应他的要求，可是大多数陪审员决定立即宣判拉萨尔和韦耶尔斯无罪。
拉萨尔的辩护发言是印好的。这个发言同马克思在几个月前为反对类似的控告所做的发言有很大的不同。马克思是对自己和陪审员说明历史情况，向陪审员分析德国革命的阶级斗争，在某种程度上让他们自己推论，政府在这个斗争中，叫他们扮演了多么可怜的角色，可是拉萨尔却投身于一个敌人的阵营，用锋利的宝剑在敌人最密集的地方砍杀。他承认自己是革命者，是社会民主共和国的坚决拥护者，但是他不愿在国家检察机关面前把自己置身于这个立场上。他不想从革命者的立场驳斥检察机关，而想站在它自己的立场上羞辱它，证实它叛卖了自己的原则。拉萨尔的辩护发言同马克思的辩护发言不同，它不是历史研究而是被破坏的法律对它的破坏者的愤怒控诉。
拉萨尔对普鲁士政变的原则性看法同马克思基本相同。拉萨尔的发言中有许多点好像是《新莱茵报》的回声。但是在拉萨尔似乎同马克思完全趋于一致的时候，又产生了使他们一再分离的矛盾。拉萨尔用不同的话表达了同马克思相同的或差不多相同的意思，他说：“在各族人民的生活中，法制基础是一种不好的立场，因为法律只是社会的表现和书面意志而不是社会的老师。社会意志和社会需要变了，旧法典就应该进历史博物馆，现实的新的模写，新的肖像代替它的位置。”但是拉萨尔立即转而证明，政府通过反革命本身粉碎了它的法制基础，然后补充说：“现在法制基础属于我和我的朋友！从11月以来，我们就把它扣押下来了。革命从法制基础的立场出发变成了法律上的必然性。被杀害的法制基础的复仇女神现在与各族人民的需要竞相掌握武器。”就其内容和文体而言，这些句子都是马克思很少写过的。
但是这个不成功的比喻在拉萨尔的有许多确当比喻的发言中是相当少见的。拉萨尔的发言决不是空洞的。如果拉萨尔的观点的内在逻辑开始破裂，它的发言的庸俗之处往往也就显露出来，这与其说是一件坏事，还不如说是一件好事。它恰恰证明了形式和内容间的紧密联系，内容不妥当，形式也就不妥当。当拉萨尔站在坚固基础上的时候，他的发言也就很有味道，处处充满了革命力量。
的确，马克思是用剑对敌人作致命的一击，而拉萨尔在用剑斩下敌人的首级以前，先在太阳光下把剑挥舞一番。马克思说，消极反抗就像被屠夫拉去屠宰的牛犊的反抗一样，拒绝纳税派不愿拿自己的脑袋去冒险，而没有走革命的道路，这样马克思已经说出了所有必要的话。但是，拉萨尔让同样的思想在眩目的光辉中嬉戏，也不是多余的。他说：“消极反抗是自我矛盾，是忍耐的反抗，是不反抗的反抗，这根本不是反抗……消极反抗只是内在的恶意而没有外表的行动。国王取消人民的自由，国民议会为了保护人民而表示恶意。最普通的逻辑怎么容许一个立法议会做出这种无比滑稽的事情，怎么容许这个议会不干脆公开屈服于国王的命令，假如这件事不是太可以理解的话，它会是不可理解的！消极反抗是上述两个因素的产物：明确意识到有责任进行反抗，以及个人胆怯，不愿冒生命的危险进行反抗，这两个动力可恶地结合在一起，在11月10日之夜生产了一个有病的孩子，即消极反抗这个患结核症的孩子。”这种风格与另一种风格同样是好的，两者各用其独特的方式有效地推动了革命无产阶级的斗争。
陪审法庭宣判拉萨尔无罪以后，法院就执行它那漂亮的计划，又一次把他因同样的行为送到拿薪俸的法官面前。违警法庭也确实沾上了强迫它接受的污点，判处拉萨尔六个月徒刑。等到拉萨尔终于离开监狱时，德国革命已经结束了。
[1]指弗兰茨—丁盖尔施泰特（1814—1881），他在1841年匿名发表了一本题为《世界主义守夜人之歌》的诗集。——原编者
[2]拯救叙利亚犹太人脱离希腊王暴政（公元前175—164）的犹太人家族。——译者
[3]希腊神话中司文艺和学术的女神。——译者
[4]希腊神话中司喜剧的女神。——译者
[5]即斐阿斯柯。——译者
[6]亨利希·海涅后来对拉萨尔的评价很不好，他在1851年1月31日致古斯达夫·海涅的信中特别表明了这一点。——编者
[7]西班牙封建时代传说中的人物，1600年以来在世界文学中成为诱骗妇女者的化身。——译者 |
第二章《新莱茵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弗兰茨·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二卷
第二章《新莱茵报》
一德国的政策
二欧洲的政策
三莱茵省的鼓动
四历史地位
一德国的政策
随着革命的爆发，共产主义者同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目的，从而它本身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它的力量太弱，不能指挥投入革命运动的群众，即使不是这样，它也是多余的，因为现在工人阶级已经有了公开宣传的手段和可能性了。
巴黎革命爆发后，伦敦中央委员会就把它的职权转交给布鲁塞尔总区部。但是总区部的寿命也不长，因为它的盟员有的被比利时政府驱逐出境或逮捕，有的随时随刻有被驱逐和被捕的危险。在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任职的弗洛孔3月1日写信给马克思，请他光荣地回到巴黎去，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准备去巴黎。布鲁塞尔中央委员会在决定解散时，把“目前一切盟务的中央指导权”转交给马克思，并委托他在巴黎建立一个新的中央委员会。
新中央委员会成立了，马克思、恩格斯、威廉·沃尔弗、鲍威尔、莫尔和沙佩尔当了中央委员。根据《共产党宣言》的精神，新中央委员会把主要注意力集中于德国。在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胜利的，而是随着已经带有明显的无产阶级印记的法国革命而胜利的，当然它的性质也就改变了。因此一开始，德国资产阶级的革命热情就受到挫折，于是就更需要推动这个阶级前进，以保障无产阶级建立政治组织所需要的权利，保障结社自由、出版自由以及其他权利，争取这些权利本来是德国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可是它由于害怕无产阶级就暗中想放弃它们。如果共产主义者同盟要想干预群众的革命运动，如果它不想再玩它刚刚停止的宗派主义游戏，那么它就只能作为民主派的激进的一翼走上德国革命的道路，这决不是说它需要设法掩盖自己的最终目标。
所以新中央委员会在一个号召中所提出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1]只限于既符合小农和小资产阶级利益，也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各点。其中最重要的是德国统一为唯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武装人民，发给人民代表薪金，限制继承权、征收高额累进税，取消消费品税，建立国家工场，实行普遍的免费的国民教育，为了穷苦阶级的利益，国家掌握一切运输工具，如铁路、运河、轮船、道路、邮局等。此外还要求把一切矿山、矿井，各邦君主的领地和一切封建地产全部归国家所有，并且还补充了一句说，在这些土地上用最新的科学方法大规模地经营农业，以利于全社会。同样，农民的抵押地也应宣布为国家所有。这些抵押地的利息由农民缴纳给国家。在盛行租佃制的地区，地租和租金也缴纳给国家。
这些要求决不等于是共产主义者的纲领，它们还远远落后于《共产党宣言》根据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要求，建议“最进步的国家”采取的措施；它们决没有忽略德国经济的落后性。但是事态的历史发展表明，按当时德国已经达到的经济发展水平来说，这个纲领还提得过早。可是我们也不能说，它是不切实际的、空想的。它不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它把有革命热情的群众的注意力引上了正确的方向，它也不是空想的，因为它的起草人清楚地知道而且也毫不隐讳，必须经过一系列的革命斗争和变革，才能实现这个纲领。他们的错误只有一点，就是他们估计在一个虽然很长，但并不间断的革命过程中就可以实现这个纲领。方向和目标都是正确的，只是把路程估计错了。
共产主义者同盟毫无顾忌地反对一切宗派游戏，同样也毫无顾忌地反对一切革命游戏。它反对当时在巴黎流亡者中流行的革命义勇军的躁狂症，这些义勇军要想从奴役的桎梏中解放自己的祖国。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中的大多数资产者暗中助长这种热狂，为了摆脱外国工人，他们答应供给这些工人行军营舍和行军军饷，直到法国边界为止。能言善辩的外交部长拉马丁还愿意做一件别的事情，那就是把义勇军出卖给他们本国的政府。海尔维格被骗，当了德国义勇军的领导，要渡过莱茵河向前推进，使德国革命化，可是马克思在公共集会上不怕激动的群众的不满，指出整个冒险行动毫无成功希望。用暴力向德国输入革命必然给政府充当受到欢迎的稻草人，并把义勇军本身交给政府军队。特别是在维也纳和柏林爆发革命以后，这种愚蠢的游戏甚至失去了此前可能还起一点作用的表面意义。可惜这种儿戏仍然继续下去，直到遭到马克思所预言的悲惨结局为止。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建立德国义勇军而是建立了一个德国共产主义者联合会，他们劝告这个联合会的会员个别地回到德国去，在革命运动中起酵母的作用。弗洛孔给这些工人创造了和义勇军同样的有利条件，于是他们有三四百人回到德国，其中有许多是同盟盟员。当他们分布在德国各地的时候，共产主义者同盟也就解散了，但是在这次解散中，共产主义者同盟表明自己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优秀的预备学校。在革命的年代中，凡是工人阶级比较明显地开始发展的地方，都有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起着推动作用，在他们自愿地或被迫地适应地方情况，不遵守《共产党宣言》的原则高度的地方，他们也远比资产阶级人民领袖见多识广、坚决果断。他们活动于黑森和拿骚，汉堡、不来梅和汉诺威，柏林、莱比锡和布勒斯劳等地。威廉·沃尔弗在布勒斯劳的鼓动工作取得很大成果，甚至被选为法兰克福教会的候补议员。但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只能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前提条件已经具备的地方，开展大规模的革命鼓动，这是事情的性质决定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偕同他们比较亲密的几个朋友启程赴科伦。民主派（也有一部分共产主义者）准备在科伦出版一个大型报纸。起初这个报纸的创办人嫉视他们，想把他们赶到柏林去，但是他们决不听这一套。他们了解柏林的情况，也知道普鲁士首都的资产阶级是多么落后。尤其是不用年轻的施略费尔的命运为他们证明，他们也知道在柏林还没有可靠的出版自由。在柏林进行统治的还是普鲁士的国法，政治案件由职业法官审理，在莱茵地区用的是拿破仑法典，政治案件由陪审员审理。一个在某种程度上作为灯塔照亮波涛汹涌的革命海洋的大报只能在莱茵省的首府出版。马克思和他的朋友们由于有这种正确看法而确立了坚决意志，很快就克服了一切障碍。他们把新报纸掌握到白己手中，唯一的条件是要让亨利希·毕尔格尔斯参加编辑部。按照股东们的意图，是想使毕尔格尔斯成为车子上的制动器，但是实际上只成了车子上的第五个轮子。
《新莱茵报》的创刊号于1848年6月1日出版。卡尔·马克思是该报的总编辑，亨利希·毕尔格尔斯、恩斯特·德朗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格奥尔格·维尔特、斐迪南·沃尔弗和威廉·沃尔弗任编辑。报纸开始出版时只有很少的股金，其中又只有很小一部分是缴付了的，第一篇批评法兰克福议会只顾空谈、而让自己的权力一个接着一个地失去的论文就使报纸失去了一半股东。
《新莱茵报》自称是“民主派机关报”，但是它也毫不讳言，它只是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推动革命运动前进，才站在运动的实际存在的最先进的一翼上参加运动的。报机并不追求成为议会中某个左派的机关报的荣誉，它公开宣称，相反地鉴于组成德国民主派的分子十分复杂，它认为对民主主义者比任何人更加严厉地监督，是绝对必需的。报纸的理想不是黑红黄的共和国，而是在这个共和国中，它才成为真正的反对派。还在它诞生的那个月里，它在一篇充满火一股的热情的有力的论文[2]中公开了自己的目标，那时对被战胜的巴黎六月战士的诽谤像潮水一样涌来，其中也可以听到自由派资产阶级和民主派小资产阶级的声音。
巴黎工人被击溃了，但是他们的敌人被战胜了，《新莱茵报》这样说；暴力取得暂时胜利的代价是：二月革命的一切幻想和空想的破产，法兰西民族分裂为两个民族即有产民族和工人民族。这个深渊不能把民主主义者引入迷途，使他们认为争取国家形式的斗争是幻想的、空洞的。资产阶级社会条件本身所产生的冲突，必须在斗争中加以解决，靠空想是消灭不了的。不掩盖社会矛盾，不用强制的因而是人为的办法从表面上制止社会矛盾的国家形式才是最好的国家形式。能使这些矛盾进行自由斗争，从而获得解决的国家形式才是最好的国家形式。但是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中，民主派应该何去何从呢？这篇论文极有力量地说道：“有人问，难道我们对那些在人民的愤怒面前牺牲的人，对国民自卫军，对别动队，对共和国近卫军，对现役军人不流一滴眼泪，不叹一口气，不发一言吗？国家将关怀他们的孤儿寡妇，法令将颂扬他们，隆重的殡仪将送他们的遗体入土，官方的报刊将宣布他们永垂不朽，欧洲的反动派将从东方到西方到处赞扬他们。但是平民受尽饥饿的折磨，遭到报刊的污蔑，得不到医生的帮助，被‘正直的人’叫做小偷、纵火者和流刑犯，他们的妻子儿女更是贫困不堪，他们的那些幸免于难的优秀代表被放逐海外。给这些脸色严峻阴沉的人戴上桂冠，是一种特权，是民主报刊的权利。”[3]马克思写的这篇论文，真正革命热情的不朽的纪念碑，使《新莱茵报》失去了最后剩下的一部分股东。
这时《新莱茵报》已经在群众中站稳了脚跟。它具有两个特点，是德国其他报纸望尘莫及的，这两个特点都很少见，而它们的协调一致却更少见。它把对事物的历史联系的深刻了解（但是这种了解从没有变成无益的静观）同大胆的行动欲望（但是这种欲望从没有分化为幻想）结合在一起。它不奉承君主，也不奉承民族。它无情地鞭挞还存在于德国人身上的旧的奴隶习性，但是它也煽起任何能够成为清除德国贫困的腐烂垃圾的火焰的革命火花。对于那种“温情”，它除了讽刺就是嘲笑，因为这种“温情”只是粉饰软弱无力的小市民的怠惰的一个名词。它把德国人当作贱民（用维尔特的话来说）对待，但是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像在它的各栏中，这样坚定而明确地卫护德国未来的伟大利益，甚至资产阶级从自己的立场出发，除了听从这个报纸的劝论和警告而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新莱茵报》及时地对康普豪森内阁说，内阁根据大资产阶级的精神播种了反动的种子，而根据封建政党的精神收获了反动的果实。报纸认为，如果汉泽曼内阁同旧的封建-警察国家妥协，要想建立资产阶级的统治，是决不会达到目的的。资产阶级如不暂时同全体人民结成同盟，如不或多或少地表示民主的态度，它就不可能建立自己的统治，如果还同专制制度、封建主义、容克阶级、军队和官僚统治进行斗争的资产阶级已经想排斥、压迫和抛弃人民，行动内阁就一定要垮台。报纸对柏林议会的辩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它力图使左派放弃两面政策，使左派了解，只要左派能够掌握一切重要权位，旧势力就愿意交给它一个小小的议会胜利和庞大的宪法草案。左派将来就会知道，它的议会胜利同它的真正失败是一回事。这个预言绝大部分都实现了。
《新莱茵报》最尖锐地讽刺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议会新贵自鸣得意的雄辩。它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在法兰克福议会比在柏林议会中更为严重的“议会迷”的病症。当然它也不会喜欢加格恩派的普鲁士化计划：好日子已经过去了，在这些日子里，邦联议会的四分五裂的德国把普遍使用普鲁士官僚政治的紧身衣看作是最后的团结手段。总的说来，普鲁士神话受到极大的轻蔑。袭击柏林军械库事件中，当旧旗帜和尖顶盔这些破烂道具已被毁坏，爱国者大为悲痛的时候，报纸赞扬柏林人民的十分正确的行动，柏林人民首次不仅以革命的姿态反对他们的压迫者，而且也反对他们自己过去的美丽幻想，德国人在革命中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同他们不光彩的过去断绝一切关系。
但是《新莱茵报》也尖锐批评法兰克福左派所主张的联邦共和主义。以共和政府为首的君主立宪国、小公国和小共和国的联邦不能成为德国的最终国家组织。“我们并不提出空想的要求，要apriori〔预先〕宣布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但是我们要求所谓的激进民主党不要把斗争和革命运动的出发点同它们的最终目的混淆起来。德国的统一以及德国的宪法只能通过这样一种运动来实现，这种运动的决定因素将是国内的冲突或对东方〔梅林的引文是“俄国”〕的战争。国家制度的最终确立不能依靠颁布命令的办法，而要在我们即将进行的运动中实现。因此，问题不在于实现这个或那个意见，这种或那种政治思想；问题在于理解发展的进程。国民议会只应该采取一些在最近期间切实可行的步骤。”[4]想把北美联邦国家作为德国宪法的蓝本是再糊涂不过的了。“北美合众国所占的面积等于整个文明的欧洲，更不必说它的各个州都具有同样的政治结构。只有欧洲联邦才会同合众国相似。但是，为了使德国和其他国家结成联邦，它自己首先就应该成为统一的国家。在德国，中央集权制和联邦制的斗争就是近代文明和封建主义的斗争。正当一些大的君主国家在西方形成的时候，德国陷入到资产阶级化的封建主义里去了，而正当世界市场为西欧开放的时候，德国又被排挤出世界市场了。这些国家富裕起来了，德国却贫穷下去。这些国家出现了许多大城市，德国却变成了农民国家。即使俄罗斯不来敲德国的大门，经济关系本身也会迫使德国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制。即使从纯资产阶级的观点看来，德国牢不可破的统一也是摆脱它目前的贫困和创造国家财富的首要条件。在这种分裂为三十九个小邦的领土上，究竟怎样解决现代的社会任务呢？”[5]从这段文章中，我们立即可以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怎样理解“持续革命”的，有人却说他们用这种“持续革命”造成普遍的混乱。
《新莱茵报》反对爱国主义的“结束革命”，这既符合资产阶级利益也符合无产阶级利益。
二欧洲的政策
民主派从来就没有很好地研究外交政策。而《新莱茵报》的一个优点（并非最后一个优点）却是对外交政策有明确而深刻的了解。它一时一刻也没有忽略德国状况同欧洲状况的关联。它不用自由、平等、博爱、正义这些空洞的辞藻来评论德国的党派斗争和欧洲的民族斗争。
在它看来，主要着眼点永远是各个民族所达到的文化水平和文明阶段以及它们在当代革命斗争中所采取的立场。它向德国人民展现了一幅可耻的图画，七十年来，也就是从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革命战争到对意大利和波兰最近起义的镇压，德国人民的儿子都充当了屠杀革命人民的刽子手。报纸宣称：“现在，当德国人在抛弃自己身上的羁绊的时候，也应当改变一下他们对其他民族的全部政策。不然的话，我们的年轻的、几乎是刚刚预感到的自由就会被束缚在我们用来束缚别国民族的锁链上。德国将来自由的程度要看它给予毗邻民族的自由的多少而定。”[6]但是报纸把用自主的力量争取独立的有生命力的大民族同为了实际上阻碍或者被人用来阻碍最进步国家的革命发展，而用民主口号进行反抗的落后的小民族严格区分开来。
它要求意大利归意大利人，波兰归波兰人，匈牙利归匈牙利人，但是它反对泛斯拉夫运动，因为这种运动不是空洞的幻想就是俄国的皮鞭。它谴责用残酷暴力镇压意大利和波兰起义的奥地利和普鲁士政府的马基雅弗利主义者的政策，“它在德国国内的基础已经动摇，就力图麻痹民主力量，转移人们的视线，把革命的狂涛巨浪引向另一方面，制造对国内进行压迫的武器；为了这种目的，它挑起了自私自利的、与德国人的世界主义性格相反的对其他民族的仇恨……”[7]但是报纸也维护德国为了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同丹麦进行战争的历史权利。
报纸首先要求对俄国进行革命战争。“只有反对俄国的战争才是革命的德国的战争，只有在这个战争中它才能消除以往的罪过，才能巩固起来并战胜自己的专制君主，只有在这个战争中它才能像那些要摆脱长期的奴隶枷锁的人民所应该做的那样，用自己子弟的鲜血来换取宣传文明的权利，并且在解放国外各民族的同时使自己在国内获得解放。”[8]报纸不厌其烦地指出沙皇专制政权对德国革命的威胁。它预见到维拉戈什[9]和华沙的日子，它在1848年6月就大声疾呼：沙皇站在托恩[10]的门口，仿佛它这时就渡过了二十年后才发表的回忆录，这个回忆录中说到，当时尼古拉皇帝建议普鲁士亲王借俄国军队之助，用暴力恢复三月革命前的专制政权。
同对俄战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是波兰复国的问题。从欧洲革命的利益来看，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不削弱俄国巨人，欧洲革命就不能发生作用，而欧洲革命只有用波兰起义为动力才能削弱这个巨人。由此可以说明，为什么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在西欧，大家都很重视波兰问题。在德国，人们对波兰问题的重视，决不像俾斯麦和时髦的帝国爱国主义者所嘲笑的那样，是浪漫主义的情绪和媚外的热情；这种情况是由一种非常冷静的实际政策产生的。只要沙皇可以扮演德国王侯的监护人的角色，这种政策的正当性和正确性就是毋庸置疑的。用另一种方式要求德国的统一和自由的人，也就需要有一个独立自主的波兰。甚至在其他一切问题上表现得软弱无力的预备议会也没有能够回避这个必然的逻辑。它宣称瓜分波兰是“可耻的不正当行为”，恢复波兰是德国人民的“神圣义务”。
“只要我们……帮助压迫波兰，只要我们还把波兰的一部分拴在德国身上，我们自己就仍然要受俄国和俄国政策的束缚，我们在国内就不能……摆脱宗法封建的专制政体。”[11]在短短的这几句话里，《新莱茵报》总括了德国革命在波兰问题上应该采取的政策。反革命的政策，即普鲁士国王和容克地主的政策最有力地证明了这种见解的正确性。反革命最害怕同俄国决裂，因此它尽一切力量把普鲁士分到的波兰领土拴在已经由3月18日宣告但还没有建立的新德国的身上。诚然，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三月革命中第一次受惊的时候，曾经答应波森省进行“民族改组”，这个省的波兰居民用各种方式表明，他们已经准备同革命的德国并肩对俄国作战。但是事实不久表明，那种诺言只是在恐惧的压力下才说出来的。波森省的普鲁士文武官僚煽动德国人和犹太人反对波兰人；他们发动了一个内战，虽然他们没有以军人的英勇、但却用汪达尔人[12]的破坏进行了这一内战。普鲁士军队在公开的战场上一次又一次地遭到可耻的失败，但是它终于依靠兵力上的优势和较好的装备取得了胜利。波兰的镰刀敌不过普鲁士的榴霰弹。但是康普豪森内阁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力量和勇气维护资产阶级革命的权利；它在4月和5月，通过快要咽气的邦联议会把波森省的大片领土（共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二以上）并入德意志邦联，据说，因为那里居住的主要是德国人。
现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必须决定，波森省这一部分地区所选的十二名议员是否有议员资格呢？经过三天辩论之后，国民议会在7月27日作出肯定的决定，这样一来，从德国革命的意义上说，波兰问题就不容易解决了。预备议会曾经宣称瓜分波兰是一种“可耻的不正当行为”，现在它自己又认可这一行为。《新莱茵报》对这次辩论比对法兰克福议会的其他任何辩论都更详细地进行了批判，这是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反对俄国的革命战争的极大重视相适应的。他们关于这一方面的论文虽然还不免有历史错误，但仍然是论述当时波兰问题的最好的德文论文。他们基本上是按照像列列韦尔和梅洛斯拉夫斯基那样的波兰历史家和政治家的看法来看波兰历史的，这些人认为波兰民族对外的独立只有同国内的土地-民主革命最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才能实现。这个观点本身是正确的，而在持这种观点的波兰爱国者那里，愿望乃是思想之父。他们承认波兰贵族地主为了拯救自己的国家免于灭亡的改革尝试，尤其是1791年波兰宪法的价值，主要是从它们的意图考虑，而不是从它们的作用考虑。1848年8月，《新莱茵报》说，贵族民主制的波兰早已死亡了并被埋葬了，但是它生了一个强壮的儿子——这个儿子就是农民民主制的波兰[13]，这是那些阶层的骗人的回声。
毫无疑问，报纸认为德国向波兰移民会产生有害的后果。事实上这种后果没有产生，因为移民不是不断进行的。《新莱茵报》论波兰问题的文章中说：“在中世纪帝国城市的小市民中、在萧条的商队的国内贸易中、在有限的海上贸易中以及在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的行会手工业中达到空前繁荣的德国人，表现了自己有成为世界历史上的小市民的才干，而且直到今天在整个东欧和北欧，甚至在美洲，他们仍然是小资产阶级的核心。在彼得堡、莫斯科、华沙和克拉柯夫，在斯德哥尔摩和哥本哈根，在佩斯、敖德萨和雅西，在纽约和费拉得尔菲亚，手工业者、小商人和小掮客大部分（往往是极大部分）是由德国人或祖籍是德国的人组成的。在所有这些城市里，都有纯粹讲德语的街区，而其中有些城市（如佩斯），差不多全是德国人。”[14]这段文章显示出马克思经常用来理解伟大历史关联的敏锐眼光。不过正是在波兰，虽然在十二世纪和十三世纪，王侯、贵族和僧侣迫使德国移民迁回国内，但是后来从十五世纪起事情就变得完全相反了；波兰贵族地主为了被他们垄断的粮食贸易的利益，用暴力破坏了城市发展的开端，以致德国移民只好回到祖国去。德国移民并没有像《新莱茵报》责难他们的那样，妨碍波兰城市的建立；他们没有以自己独特的语言，以自己和波兰居民的疏远，以自己成千上万种特权和城市法规，妨碍了中央集权这个使一切国家迅速发展的最有力的政治手段的实现。同时，指责他们没有掌握大资本，不善于从事大工业，没有控制广泛的贸易关系，也是不确当的。如果说，《新莱茵报》有理由把缺乏任何城市发展看做波兰衰亡的真正原因，那么这个责任只应该由波兰的贵族地主阶级来负。
该报对普鲁士历史学家施滕策尔在法兰克福议会关于普鲁士王室和容克阶级瓜分波兰以后，给波兰带去的所谓文化和文明所发表的一套谬论进行的批判却公正得多。在这种对于每个普鲁士历史学家都应该知道的历史事实的有意歪曲面前，《新莱茵报》断言，瓜分波兰不仅在国家法的意义上，而且在私法的意义上也是一种抢劫。它十分确切地叙述了普鲁士王室和容克地主在1796年第三次瓜分波兰以后，对波兰官方的领地和教会的领地进行的大规模掠夺，这种掠夺在1830年和1846年的波兰起义以后仍以稍稍不同的形式重复进行。报纸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对波兰的非法掠夺是神圣同盟的真正结合剂，虽然报纸也把波兰的压迫者对土地革命的恐惧，说得比在柏林、维也纳和彼得堡所有的和需要有的恐惧大了一些。
《新莱茵报》也合情合理地嘲笑了施滕策尔对德意志-犹太居民的粉饰，这些居民在普鲁士鹰的庇护下聚居波森省，而现在却被人煽动反对波兰人，他们想当现代文明的开路先锋，不过与其说是怀着英勇的热情，不如说是怀着内疚的恐惧。尤其是报纸用辛辣的语言，驳斥了施滕策尔妄想把波兰的犹太人看做是热爱德意态祖国的人。“波兰的犹太人最近在德国所博得的出乎意料的同情和承认，在这里被正式表达出来了。凡是莱比锡市场的势力（投机、吝啬和腐败的最充分的体现）所及的地方，那里被侮辱的人突然成了德国同胞；正直的米歇尔[15]含着喜悦的眼泪紧紧拥抱他们，而施滕策尔先生则代表德意志民族妄想把他们看做今后愿意成为德国人的德国人。为什么波兰的犹太人不能成为真正的德国人呢？难道他们‘和他们的孩子在家里’不是‘从小’就讲德语的吗？还要讲什么样的德语啊！
但是，我们要请施滕策尔先生注意，他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取得整个欧洲和半个美洲，甚至一部分亚洲。大家都知道，德语是全世界犹太人的语言。在纽约和君士坦丁堡，在彼得堡和巴黎，‘犹太人和他们的孩子在家里从小就讲德语’，其中一部分人讲的德语要比‘涅茨同胞’的‘同种族的’同盟者——波兹南[16]犹太人所讲的更为正确。”[17]
正如1848年的事态表明，波兰问题的核心始终是，波兰民族的存在对其他任何民族都没有对德意志民族这样必要。革命的德国和波兰共同对俄国作战，是粉碎德国和波兰的封建主义的最可靠的手段。不过报纸由于革命的胆量，由于过高估计了农民民主制的波兰而低估了德波同盟所面临的困难，比如它写道：“不言而喻，问题不是要建立一个虚幻的波兰，而是要建立一个有生命力基础的国家。波兰至少应该拥有1772年时代的领土，它不仅应该管辖本国各大河流经过的地区，而且应该管辖各大河流的出口地带以及广大的沿海地带，至少是波罗的海沿岸地带。如果德国在革命以后，为了自己的利益，有勇气拿起武器去要求俄国放弃波兰，它就可以保证波兰实现上述一切，同时也就保卫了自己的利益和荣誉。至于德国居民和波兰居民在边境地区特别是沿海一带杂居的问题，双方应该互相作某种让步；某些德国人会成为波兰人，而某些波兰人也会成为德国人，这是不言而喻的，也是不会有什么困难的。”[18]但是这个可能同时产生的高尚错误使得报纸有更大理由嘲笑没有勇气采取这样坚决行动的不彻底的德国革命。“发表一些关于解放波兰的华而不实的演说，在火车站上欢迎来往的波兰人并对他们表示德国人民最热烈的同情（有谁没有被这种同情纠缠过呢？）——这就是我们能够做的事情；至于同俄国开战，使整个欧洲的均势受到威胁，最后，退还掠夺来的某一小块土地，——如果期望做这些事情，那就是太不了解我们德国人了！”[19]《新莱茵报》再一次宣称，对俄国作战就是真正同德国过去可耻的一切进行彻底的公开的决裂，就是真正解放和统一德国，也是在对斯拉夫邻邦特别是对波兰的关系上挽救德国的荣誉和利益的唯一可能的办法。
正如对波兰人作了公正的评价那样，《新莱茵报》对匈牙利人也作了公正的评价，甚至还做得有点过分。它把在整个奥地利发生混乱冲突的各民族分成两大阵营：德国人、波兰人和马扎尔人站在革命方面，罗马尼亚人、西本彪根[20]的萨克森人和除了波兰人以外的一切斯拉夫人则站在反革命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划分呢？《新莱茵报》对这个问题回答说：根据这些民族过去的全部历史。撇开不属于本来的旧奥地利的波兰人不欢，从中世纪起德国人和马扎尔人在多瑙河地区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性。没有德国人和马扎尔人的帮助，一切——同波兰人和俄罗斯人相反——所谓南方斯拉夫人就会像在一部分斯拉夫人中确实已经发生的情况那样变成土耳其人。对奥地利的南方斯拉夫人说来，这是一个伟大的功绩，值得为此把自己的族别改成德意志民族或马扎尔民族以资酬劳。
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土耳其人的入侵，是八世纪阿拉伯人入侵的再版。在维也纳城下和匈牙利平原上，不止一次地重演了查理·马特的胜利[21]。就像当年在普瓦提埃附近一样，现在危险又威胁着整个欧洲的发展。当问题涉及拯救欧洲发展的时候，像奥地利的斯拉夫人这样几个早就分崩离析和衰弱了的民族能起什么作用呢？内部情况是和外部情况相适应的。推动的阶级，历史运动的代表者，即资产阶级到处都是德国的或马扎尔的资产阶级。南方斯拉夫人只在某些地方形成民族资产阶级。由于有了资产阶级，德国人或马扎尔人便掌握了工业，掌握了资本，德国的文化也发展起来了；在精神方面，斯拉夫人也首先受德国人支配，其次受马扎尔人支配。所以说德国人和马扎尔人在奥地利国家中是革命的，因为他们是文化和文明的代表者。奥地利的斯拉夫人为了反对他们就在一个特殊的联盟中，在泛斯拉夫主义中联合起来。泛斯拉夫主义不是产生在波兰和俄国，而是产生在布拉格和阿格拉姆，它有意识地反对革命前进的德国人和马扎尔人，因此一开始就是反动的。
《新莱茵报》把马扎尔人争取自由的战争同革命的法国反对反动的欧洲的斗争相比。“敌人的优势的确大得惊人。整个奥地利，首先是一千六百万狂热的斯拉夫人，反对四百万马扎尔人。群众性的起义，全国都来制造武器，发行纸币，迅速镇压一切阻碍革命运动的人，不断革命——总而言之，在被科苏特所武装、组织和鼓舞的匈牙利，我们重新看到了光荣的1793年的一切基本特征。”[22]与此相反，报纸也指出了泛斯拉夫主义的不可救药的反动性。“泛斯拉夫主义的直接目的，是要建立一个由俄国统治的从厄尔士山脉和喀尔巴阡山脉直到黑海、爱琴海和亚得利亚海的斯拉夫国家。在这个国家里，除了德语、意大利语、马扎尔话、瓦拉几亚语、土耳其语、希腊语和阿尔巴尼亚语以外，还要包括将近一打斯拉夫语和主要方言。这一切不是用直到现在把奥地利联合在一起并促进了它的发展的那些因素联合起来的，而是用斯拉夫民族特征的抽象性质和所谓的斯拉夫语（当然这是大多数居民的共同语）联合起来的。但是，要不是在某些思想家的头脑里，哪里会存在这种斯拉夫的民族特征呢？要不是在帕拉茨基先生、盖伊先生及其同僚的幻想中以及部分地在已经没有任何一个斯拉夫人能够了解的俄国教堂的古斯拉夫祈祷仪式中，哪里会存在什么‘斯拉夫语’呢？事实上，所有这些民族都处在文明发展的极不相同的阶段上，从波希米亚的相当发达的（多亏德国人）现代工业和文化，直到克罗地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的几乎是游牧性质的野蛮状态；所以，事实上所有这些民族的利益是极为对立的。事实上，这十个至十二个民族的斯拉夫语，是由同样数目的方言组成的，这些方言大部分互不相通，甚至可以归为不同的几大类（捷克语、伊利里亚语和塞尔维亚-保加利亚语）。由于这些民族十分轻视文学……这些方言已变成了真正的民间土话，除了少数例外情形，这些方言都以某种异族的，即非斯拉夫的语言作为自己的标准语。”[23]《新莱茵报》正是根据这些得出结论说，泛斯拉夫主义的统一，不是纯粹的幻想，就是俄国的皮鞭。
它进一步研究了泛斯拉夫主义的民主变种，这种民主变种1848年6月在布拉格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上喧嚣一时。巴枯宁在一篇对斯拉夫人的号召中提出了这种漂亮主强。《新莱茵报》首先认为对斯拉夫人代表大会的民主主义者来靛，政治上的幻想和温情是可以原掠的。“除了波兰人以外（由于很明显的原因，波兰人不是泛斯拉夫主义者），这些人全都属于这样的民族，这些民族或者像南方斯拉夫人一样，由于其全部历史状况必然是反革命的民族，或者像俄罗斯人一样，距离革命还很远，因此它们至少在目前还是反革命的。这些由于在国外所受的教育而具有民主主义情绪的派别，企图把自己的民主主义观点同自己的民族感情调和起来，大家知道，这种感情在斯拉夫人身上表现得非常强烈；因为现实世界，他们本国的实际状况不能为这种调和提供任何根据，或者只能提供一些假想的根据，所以除了彼岸的‘梦想的空中王国’、美好愿望的世界，幻想的政治以外，他们就一无所有了。如果克罗地亚人、潘都尔兵和哥萨克人是欧洲民主的先锋队，如果西伯利亚共和国大使在巴黎呈递国书，那该多好啊！当然，这是美妙的前景；但是，就连最激烈的泛斯拉夫主义者也不要求欧洲民主必须等待这种前景的实现，目前恰好正是宣言专门为其要求独立的那些民族，是民主的特别凶恶的敌人。我们重复一遍，除了波兰人、俄罗斯人——充其量还有土耳其的斯拉夫人——以外，没有一个斯拉夫民族是有前途的，原因很简单：其他一切斯拉夫人都没有具备为独立和维持生命力所必需的历史、地理、政治和工业的条件。”[24]
《新莱茵报》利用广泛的历史事实论证了这一见解。它进一步强调指出，斯拉夫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认真地参加1848年的革命运动、“只要大胆地进行一次民主革命的尝试，纵然遭到失效，也可以使各族人民忘却他们许多世纪的耻辱和怯懦，也可以使一个即使是深受鄙视的民族的名誉马上得到恢复。德国人……已有有过这种体验。但是当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波兰人和马扎尔人举起革命旗帜的时候，斯拉夫人却像一个人一样全都站到反革命的旗帜下面了。走在前面的是很久以来一直对马扎尔人坚持其反革命的分离主义打算的南方斯拉夫人，其次是捷克人，他们后面是武装起来的、准备在决定关头投入战斗的俄国人。”[25]
报纸用下面的话结束了这两篇雄辩的论文：“我们现在知道，革命的敌人集中在什么地方：他们集中在俄国和奥地利的斯拉夫地区；无论什么花言巧语或关于这些国家的渺茫的民主未来的指示，都不能阻止我们把我们的敌人当作敌人来对待。如果巴枯宁最后还要叫喊：‘的确，斯拉夫人不应该丧失任何东西，而应该得胜！的确，他应该生存下去！而且我们将会生存下去。只要有人对我们的哪怕是最小一部分权利提出异议，只要我们共同机体上的一个器官还同我们分开或者同我们脱离，我们就将斗争到底，我们将无情地进行殊死的斗争，直到斯拉夫民族终于成为伟大的、自由的和独立的民族为止’——如果革命的泛斯拉夫主义认真地接受这些话，并在凡是涉及虚构的斯拉夫民族特性的地方都放弃革命，那么我们也就知道我们该怎么办了。那时候就要斗争，对出卖革命的斯拉夫民族‘无情地进行殊死的斗争’，进行歼灭战，实行无情的恐怖主义一一而这样做不是为了德国的利益，而是为了革命的利益！”[26]有一位热心的教授就根据这几句话指控《新莱茵报》要求消灭俄罗斯、捷克和克罗地亚民族。
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争端上，报纸主张坚决和丹麦作战，但这和举杯歌颂被海洋环绕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的资产阶级热情毫无共同之处。德国对丹麦作战的权利是文明对于野蛮的权利，进步对于停滞的权利。即使（很值得怀疑）协定对丹麦有利，但是这个权利超过了一切协定，因为这是历史发展的权利。“丹麦人民无论在贸易、工业、政治和文学等方面都处于绝对依赖德国的地位。大家知道，丹麦的京城实际上不是哥本哈根，而是汉堡……丹麦从德国获得全部文学资料，正如获得物质资料一样，因此丹麦文学（除了霍尔堡以外）实际上是德国文学拙劣的翻版。尽管德国从来软弱无力，但是它能感到满意的是：斯堪的那维亚的各个民族（包括丹麦在内）毕竟要仰它的鼻息，它和这些民族比较起来甚至还算是革命的和先进的国家哩。”[27]斯堪的那维亚主义是丹麦人向挪威人和瑞典人求援反对德国的形式。“斯堪的那维亚主义的含义是：歌颂残酷、粗暴和海盗式的古诺曼人的性格，即极端的闭关自守状态，在这种闭关自守的状态下，表达丰富的思想和感情的不是语言而是行动，即粗暴地对待妇女、经常酗酒和疯狂好战，而又多愁善感。”[28]德国对丹麦的战争是，一次真正的革命战争，对德国来说，够悲惨的是，它的第一次革命战争乃是历来战争中最滑稽的战争！
欧洲三个最反动的强国：俄园、英国和普鲁士政府一开始就站在丹麦一边。这三个强国最害怕德国的革命和革命的最直接的结果——德国的统一。“普鲁士怕德国统一以后自己不能再存在，英国怕因此不能再剥削德国的市场，俄国怕因此民主制不仅会推广到维斯拉河，甚至会推广到德维纳和德涅泊河。所以普鲁士、英国和俄国共同密谋反对付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反对德国和反对革命。”[29]在马尔摩停战的日子里，《新莱茵报》要求法兰克福议会决定进行战争。“这将是反对三个反动强国的战争，无精打采的德国运动正需要这种战争，这场战争将真正使普鲁士和德国溶为一体，将使德国绝对需要和波兰结成联盟，将立刻使意大利获得解放，这场战争将要反对的恰恰是德国在1792-1815年的旧的反革命同盟者，它将使‘祖国遭到危险’并从而拯救祖国，因为德国在这场战争中的胜利将以民主制的胜利为转移。”[30]当然报纸也毫不隐讳，进行这一战争，德国国民议会就要垮台。“让法兰克福的资产者和容克地主对此不要抱任何幻想：如果他们决定反对休战协定，他们就注定要垮台，就像在第一次革命时期吉伦特派参加了8月10日事件并赞成把以前的国王处以死刑从而使自己在5月31日垮台一模一样。相反地，如果他们同意所提出的休战协定，他们也注定要垮台，因为他们将受普鲁士的控制，他们的下场将是如此。何去何从，让他们自己选择吧……过些时候就会见分晓！但是我们再重复一遍：德国的荣誉操在坏人的手中！”[31]它是操在坏人手中。
《新策茵报》正确地预言，巴黎的六月战斗，法国资产阶级对法国无产阶级的血腥镇压，一方面意味着对那些用英勇的解放斗争回答高卢雄鸡叫声的民族的新的压制，另一方面意味着欧洲各国曾经一度同人民联合起来，用反对封建主义的武装起义回答高卢雄鸡的叫声的中等阶级的失败。《新莱茵报》在1848年底说：沙皇目前在欧洲处处出头露面。匈牙利虽然还没有屈服，但是《新莱茵报》知道，欧洲革命不是由东向西，而是由西向东移动。不管匈牙利革命取得多少次胜利，但是报纸说，如果这次起义得不到法国革命起义的支持，它也必然失败。《新莱茵报》在瞻望1849年这新的一年的时候，只是提出了一个欧洲解放的口号：打倒法国资产阶级，争取法国工人阶级的胜利，争取整个工人阶级的解放。
报纸一刻也没有忽略，英国——按照通俗的理解是“自由的避难所”——在革命斗争中采取什么态度。“……英国这个把许多民族变成自己的雇佣工人，并用自己的巨手来扼制整个世界，并且一度担负欧洲复辟费用的国家，这个在自己内部阶级矛盾发展得最尖锐最明显的国家，好像是一座使革命巨浪撞得浪花四溅的岩石，它想用饥饿来扼杀还在母腹中的新社会。英国统治着世界市场。欧洲大陆的任何一个国家甚至整个欧洲大陆在经济方面的变革，如果没有英国参与，都不过是杯水风浪。”[32]欧洲的解放——不管是各被压迫民族争得独立，还是封建专制政体被推翻，都取决于法国工人阶级胜利的起义，但是法国的任何一种社会变革都必然遭到大不列颠在工业和贸易上的世界霸权的破坏。
不过法国胜利的工人革命的第一个后果是世界大战。“而旧英国只有世界大战才能摧毁，只有世界大战才能给宪章派这个英国工人的有组织的政党提供条件，来进行胜利起义以反对它的强大的压迫者。只有当宪章派成了英国政府的首脑的时候，社会革命才会由空想的领域进入现实的领域。”[33]法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起义，世界大战——《新莱茵报》就这样总括了1849年的主要内容。
它过高估计了法国无产阶级在严重的六月流血事件以后所剩下的力量。经过几年乃至几十年，这个阶级才能重新站立起来。因此更加肯定，欧洲的解放暂时是不可能的。俄国熊用它没有折断的爪镇压了匈牙利革命，沙皇在欧洲处处出头露面。
三莱茵省的鼓动
法兰克福和柏林的九月危机——在法兰克福批准了马尔摩停战协定，在柏林推翻了汉泽曼内阁——引起科伦的一场炎难。
对柏林的反革命说来，莱茵省的举止行动是压在它心上的最沉重的石头。三月革命前，政府就派了大多从东部地区征来的大批军队驻扎在西部各省。在莱茵省及其五个要塞，在威斯特伐里亚、美因兹、卢森堡，驻扎的军队约占全部普鲁士军队的三分之一，即四十五个步兵团中的十四个步兵团以及相应的骑兵和炮兵。这些部队布置成一个大的弧形，从科伦和波恩经科布伦茨和特利尔直到法国和卢森堡边境。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对付科伦。6月间炮台被装备起来，军队从市内开入炮台，带了一星期的粮食和实弹药筒。这种装备进行得越热烈，人们就越注意到，这些炮台斜堤上的树木原封未动，如果这种军备是用来对付外敌的，那么这种做法就无法解释。但是，如果军备是用来对付科伦本身的，没有砍伐的树木就使得架设在城墙上的大炮无法轰击炮台，而炮台却可以毫无阻碍地用炸弹和榴弹越过树木轰击城市。
由于这种奇怪的军备，6月28日德斯特尔在柏林议会质问汉泽曼内阁，可是从陆军大臣罗特·冯·施莱根施坦那里只得到了傲慢的回答：为了使祖国不致濒于危险，所有边境要塞都要加强戒备，至于应该如何做，只有军事当局了解。西里西亚来的一个左派议员立即肯定这种说法不符合实际情况。他指出，西里西亚对东方的最重要的要塞和大武器库（有步枪制造厂、大炮铸造厂和炮兵工厂以及两个国家弹药厂中的一个厂）尼斯，就根本没有加强对付外来侵略的戒备；这个边境要塞只有六门马拉火炮，炮兵缺一千一百五十匹马，架桥辎重缺少二百四十匹马等等。内阁也不能反驳这一点；奥尔斯瓦特首相甚至承认了这个事实，因为他在爱国主义的启发下抱怨说，公开这些详情细节会使国家利益受到损害。
虽然沙皇的战争威胁既可信又明显，可是政府在东部边境却不加防御，相反地，虽然法国资产阶级的和平保证既可信又明显，政府却把西部边境武装到牙齿，于是《新莱茵报》就懂得正确地解释政府的爱国心，警察当局和司法当局越是不顾三月革命的成果不断地企图激怒民主反对派，《新莱茵报》对这一点解释得就越正确。它不厌其烦地警告莱茵省工人不要进行暴动，因为根据当时情况，暴动只会给工人带来不幸。但是慎重并不排斥勇敢，而是包括勇敢在内。如果受到军事压力的莱茵省不能用自己的力量把反革命赶出去，那么它就应该更慎重地集中自己的力量，等待不彻底的革命能够变成彻底革命的那一天到来。《新莱茵报》越迫切地警告不要进行没有希望的暴动，它就越有力地要求进行革命宣传。
科伦的民主派组成了三个大团体，每个团体都有几千会员：马克思和律师施奈德尔领导的民主协会，以莫尔和沙佩尔为首的工人联合会和主要由候补法官海尔曼·贝克尔领导的业主和工人联合会。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举行的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把科伦定为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的中心以后，这三个团体就联合组成一个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些人，并定于8月中在科伦召开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民主派团体代表大会。这个代表大会有十七个团体派来的四十名代表参加。它确认科伦的三个团体的中央委员会为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区域委员会，此外只讨论了一些外部的组织问题。大会主席是施奈德尔和同大学生叔尔茨一起代表波恩民主协会的金克尔教授；秘书是特利尔的席利律师和克雷费尔特的教师伊曼特，这两个人是马克思的拥护者，在各个时期始终忠实于他。莱茵省民主派的机关报除了《新莱茵报》以外，还有《新科伦报》《莱茵守卫者》和工人联合会每周出版两次的报纸。莱茵省的民主派充分利用了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
民主派在市民自卫团中也有很大势力，但是还没有掌握其中的大多数，以至行政区长官冯·维特根施坦被选为指挥官。维特根施坦的不可靠性在9月11日发生的一件军事暴行中暴露出来。民主派的各连队设法将维特根施坦撤职，并把肇事的那个团调离科伦城。此外，在法兰克尼亚广场上举行的民众大会决定选举一个安全委员会，它是“科伦城在目前的合法政权机关中没有代表的那一部分居民的组织”；同时根据思格斯的提议，向柏林议会递交了一封呼吁书，要求议员们即使在刺刀威胁下也不要擅离职守。9月17日，在沃林根莱茵河畔的一片草地上举行了一次规模更大的、至少有八千至一万人参加的民众大会，这个大会一致赞成上次大会通过的致柏林议会书，并且主张成立社会民主的红色共和国。在这次大会上讲话的，除了恩格斯、沙佩尔和威廉·沃尔弗以外，还有来自杜塞尔多夫的斐迪南·拉萨尔和民主社会主义的《纽约论坛报》的记者亨利·布里兹倍恩。[34]
对于德国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9月的这些重要日子，在法兰克福和柏林起初就这么白白地过去了。法兰克福议会不敢发动革命，普富尔内阁也不敢发动反革命。科伦政府机关就更热心地采取引诱工人暴动的旧方针，它们给民主派区域委员会的委员和《新莱茵报》的编辑加上捏造的、后来被它们自己所戳穿的罪名，利用司法和警察对他们进行迫害。但是莱茵省民主派的领袖也更加努力地劝告工人，不要受人引诱进行暴动。当没有任何重大的问题推动全体人民起来斗争，因而任何起义都必然遭到失败的时候，举行这种起义是鲁莽的，这特别是因为最近几天就可能发生重大的事件，决不能恰恰在决定关头的前夕丧失战斗力。如果柏林内阁。敢于发动反革命，那么人民决定进行革命的日子就到来了。可是在9月25日，要逮捕贝克尔、沙佩尔、威廉·沃尔弗和莫尔的时候，发生了一场骚动。贝克尔和沙佩尔被抓起来了，沃尔弗没有被找到，莫尔被人民解救出来。于是警察厅长命令市民自卫团逮捕莫尔，并制止立即在老市场上举行的民众大会。可是这两个任务市民自卫团都不执行；它虽然占领了老市场，却宣称它开到那里是为了保护老百姓的。这个民众大会由沃尔弗担任主席，莫尔在会上讲了话，大会进行中没有受到阻碍。除去警察当局的暴行而外，没有发生所谓的或实际的越轨行为。可是已经准备散会时，传来了军队向会场开来的消息，于是参加大会的民众就开始构筑街垒，而对自己的安宁比对保卫人民权利更为关心的市民自卫团却开回家去了。
事实证明，军队开来的消息只是庸人自扰。甚至街垒也没有受到攻击；大多数的街垒上彻夜飘扬着红旗。由于没有人来进行攻击，而且已经知道柏林没有传来任何重要的消息，因此街垒的防御者就离开了街垒。他们还粉碎了军事当局逮捕莫尔的企图，莫尔幸运地逃到国外去了。
自动恢复平静以后，司令官就有了宣布城市戒严的勇气。这种勇气的根据是三月革命前给要塞司令官的一个指示，不过这个指示被下列事实现代化了：它取消了结社自由，禁止《新莱茵报》和其他三种民主派报纸出版，解散市民自卫团，用军事法庭威胁公开用暴力反抗官方法令的人。因为市民自卫团中的资产阶级分子乐意抓住机会，把危险的武器交出去，所以其他成员的任何分散的反抗也就不起作用。不过这次非法的袭击一星期以后就停止了。这个事件在柏林议会中引起热烈的辩论，普富尔内阁有理由认为否定这种做法是合宜的。
《新莱茵报》由于这一暴行受到沉重的打击。为了逃避逮捕，它的大多数编辑都离开了科伦，德朗克和恩格斯到了比利时，沃尔弗到了普法尔茨；被搞散了的编辑部又渐渐聚拢起来。该报从来没有好转过的财政状况，已经遭到彻底的破坏。虽然如此，报纸还是战胜了一切困难于10月12日复刊，并宣告财政困难已经克服，编辑委员会原有成员不变。不久前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参加了编委会。
《新策茵报》复刊后，正好碰上维也纳发生了革命，经过英勇斗争后，革命悲惨地失败了。但是《新策茵报》不是像议会中的左派那样用感伤的哀叹、无用的同情和对无能的帝国摄政的呼救，而是用热情的号召，使人民从漠不关心的状态中觉醒过来，向战斗着的维也纳人提供他们还能提供的唯一帮助，即战胜自己家里的反革命。弗莱里格拉特把马克思的这个思想写在他致维也纳的壮丽诗歌中：
“清理家务吧！要经得住考验，
赶走耶拉契奇，扔掉你的耶拉契奇！
北方的痛击在南方也是一次打击；
攻克我们的奥里缪茨[35]，奥里缪茨也随着陷落！”
维也纳陷落了，《新莱茵报》为维也纳的革命写了结束语：“第二幕戏在维也纳刚刚结束，这出戏的第一幕是在巴黎演出的，叫做‘六月的日子’。在巴黎有别动队，在维也纳有‘克罗地亚人’，他们都是意大利南部的流浪者——被武装起来的和被收买的流氓无产阶级——他们反对从事劳动的、有思想的无产阶级。我们在柏林很快就会看到第三幕。”[36]这第三幕也开演了。
报纸在它遭到压制以前，就同往常一样坚决地揭露了所谓柏林议会受到忿怒群众威胁的谰言的真实内容。“民主的人民群众的这种权利——出席制宪议会，从而在精神上影响制宪议会的立场——是人民旧时的革命权利，这种权利自从英法革命以来，就被运用于一切暴风雨的时代。历史几乎把这些议会的所有坚决的措施都归功于这个权利。如果死抓住‘法律根据’的人们，如果怯懦的、具有庸俗情绪的‘辩论自由’的朋友们发出号叫来反对这个权利，那只是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想要任何坚决的决议。”[37]没有比“辩论自由”这个套语更空洞的了。“从一方面说，‘辩论自由’不过是出版自由、集会自由和言论自由，是人民武装的权利。从另一方面说，它不过是掌握在国王及其大臣们手中的现存的国家权力：军队、警察和所谓独立的、但是事实上要依职务的升降和政治的变革为转移的法官。辩论自由这句话向来只有一个意思：不依法律所不承认的一切影响为转移，而公认的影响——贿赂，职务的升降，私人的利益，解散议会的恐惧等——却使讨论成为真正‘自由的’讨论。但是在革命时期，这句话就完全没有意义了。在两种力量、两个党派陈兵对峙的地方，在随时都可能爆发斗争的地方，议员们只能作这样的抉择：或者他们接受人民的保护，那么，他们就得同意随时接受有益的教训；或者他们接受国王的保护，把议会迁到某个小城市去，在刺刀和大炮的保护下，或者甚至在戒严的保护下开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王和刺刀命令他们作出决定，他们也不能反对。受手无寸铁的人民的威胁还是受全副武装的军阀的威胁，让议会来选择吧。”[38]《新莱茵报》一再拭图使柏林议会的腰板硬起来，可是这个“怨天尤人、自作聪明和犹豫不决的”[39]议会却无力采取坚决的立场。它不愿受刺刀保护，但更不敢置身于人民的保护之下。
不用说，在十一月危机中，莱茵省的民主派尽了它的责任。现在决定性的时刻来到了，必须用第二次革命来对付反革命，《新莱茵报》每天都号召群众以一切暴力手段来还击暴力。消极抵抗必须有积极抵抗为后盾，否则这种反抗就像被屠夫拉去屠宰的牛犊的反抗一样。协商论的一切法律上的诡辩都被无情地清除了，资产阶级的怯懦很喜欢隐藏在这种诡辩后面。“普鲁士国王从自己的观点出发，理直气壮地以专制国王的身份与议会相对抗。但是议会却没有理直气壮地进行活动，没有以专制议会的身份来与国王相对抗……但是旧官僚不甘沦为资产阶级的奴仆，因为到目前为止，它一直是资产阶级的专横导师。封建党派不愿为资产阶级牺牲自己的特权和利益。最后，国王把旧的封建社会（他作为这个社会的畸形产物而高踞于这个社会之上）的因素看作是自己的真正的、和他有血缘关系的社会基础，而把资产阶级看作是异己的、人为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它只能凋萎。资产阶级把‘受命于天’的非凡的权利变成以文件作根据的平凡的权利，把贵族血统的统治变成一纸公文的统治，把王国的太阳变成资产阶级的星灯。因此，王权没有接受资产阶级的花言巧语的劝说。国王用彻底的反革命回答了资产阶级的不彻底的革命。他把资产阶级推回革命的怀抱，推回人民的怀抱，因为他宣布说：勃兰登堡在议会，议会在勃兰登堡。”[40]《新莱茵报》确切地翻译了反革命的这个口号：警备部在议会，议会在警备部。它希望人民利用这个口号取得胜利，它把这口号看做是勃兰登堡家族的墓志铭。
当柏林议会终于通过拒绝纳税的决议以后，民主主义者区域委员会在一份由马克思、沙佩尔和施奈德尔签署的11月18日的呼吁书中号召各民主团体实施下列措施：各地都应当用一切手段反对强行征税；各地都必须组织民团，抗击敌人。给贫民供应的武器和弹药，应由市镇出钱或靠募捐来购置；如果地方当局拒绝承认和执行国民议会的决定，就应该成立安全委员会，并尽可能同市镇委员会取得协议。市镇委员会如果反对立法会议，则应由该地全民投票重新选举。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做了柏林议会有义务做的事情，如果议会严肃对待拒绝纳税的决议的话。这个呼吁书的签署人清楚地知道，问题最后取决于议会，他们向国内散布的火种，如果得不到全民起义的煽燃和传播，这些火种就必然熄灭。但是他们卫护莱茵地区的革命荣誉，他们的呼吁书的效果充分表明，假如议会采取同一步骤，会取得多么巨大的成果。由于议会丧失了勇气，选择了退却的道路，所以占有优势的军队就得以镇压莱茵省的反抗。
莱茵省呼吁书的鉴署人由于号召对军队和官吏进行武装反抗而被控告，并于1849年2月9日由科伦陪审法庭审判。当然他们并不否认，所谓国内敌人就是指政府的武装力量。国家检察官恬不知耻地根据被政府用政变、用钦定宪法和新选举法撕毁了的4月6日和8日的法令，指责柏林议会，并且在更大程度上指责被告人。马克思在他的辩护发言中反驳说，政府不能诉诸被它自己可耻地蹂躏了的法律。当顺利进行革命的时候，可以绞死自己的敌人，但不能对他们作出法庭判决。可以把他们作为战败了的敌人清除掉，但不能把他们当作罪犯来审判。在实行了革命或反革命以后，不能用已被推翻了的法律去反对这种法律本身的推护者。这是一种怯懦的法制伪善。究竟谁有理，是国王有理还是国民议会有理，——这是一个历史问题，只有历史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任何陪审法庭都解决不了。
马克思继续说下去，并且宣称4月6日和8日的法律根本没有得到承认。它们是联合议会任意制造出来的，公布这些纯形式的法律，国王就可以不必公开承认在三月革命中遭到了失败。法制基础的这种论调不是有意地欺骗别人，就是无意地欺骗自己。联合议会代表旧的封建社会，不能根据它的法律来审判代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的个人的恣意横行。“现在我手里拿着的这本CodeNapoléon〔拿破仑法典〕并没有创立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相反地，产生于十八世纪并在十九世纪继续发展的资产阶级社会，只是在这本法典中找到了它的法律的表现。这一法典一旦不再适应社会关系，它就会变成一叠不值钱的废纸。你们不能使旧法律成为新社会发展的基础，正像这些旧法律不能创立旧社会〔梅林的引文中是“旧法律”〕关系一样。”[41]马克思宣称不顾社会发展的新的要求和需要而保存旧法律，著名的“法制基础”不是别的，只是用冠冕堂皇的词句作掩护，维护那些与时代不相适应的私人利益，反对成熟了的共同利益。
国家检察官当然会用过去翁鲁及其同党企图用来保护他们的尊体不受拒绝纳税可能产生的危害的漂亮遁辞。国家检察官说，柏林议会关于拒绝纳税的决议根本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因为没有进行会议规则所要求的第二次投票。马克思用绝妙的讽刺反驳说：“一方面，对待国民议会不遵守必须履行的极重要的形式，另一方面，却要求国民议会遵守无关紧要的手续。……政府接二速三地采取暴力行动。它肆无忌惮地违犯极重要的法律，……它在戒严的幌子下任意实行无限制的军事专制。它甚至把人民代表本身都给赶跑了。而当一方蛮横无礼地违反一切法律的时候，却要求另一方甚至最严格地遵守会议规则！”[42]马克思同样巧妙地讽刺了国家检察官的企图，国家检察官希望肯定被告人是罪犯，所以有时指责柏林议会的行动是非法的，有时又赞扬它是合法的。
国家检察官说，国民议会不愿意协商，马克思说这种说法同事实恰恰相反，这是故意歪曲或是不了解情况。倒不如说，这种协商热狂正是议会的错误和不幸，这种热狂使它从一个革命的国民议会堕落为一个模棱两可的协商派团体。它没有认清自己的历史地位，这种地位是三月革命形成的。“这里所发生的不是在一个社会基础上的两个派别之间的政治冲突——这是两个社会之间的冲突，具有政治形式的社会冲突，——这是旧的封建官僚社会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之间的斗争，是自由竞争的社会和行会制度的社会之间的斗争，是土地占有的社会和工业的社会之同的斗争，是信仰的社会和知识的社会之间的斗争。”[43]在这两个社会之间没有和平，它们的物质利益和需要使得它们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拒绝纳税并不像国家检察官所说的那样动摇社会基础，而是社会对于威胁其基础的政府所采取的自卫手段。它并不引起冲突，只是证明冲突的存在。
如果说，议会作出拒绝纳税的权利不是非法的，那么它进行消极反抗就不是合法的。“如果征税被宣布为非法的，难道我不应当用暴力来反抗用暴力实行的非法行为吗？”[44]拒绝纳税的先生们没有走革命道路，以免拿自己的脑袭去冒险，但是，人民在拒绝纳税时必须站到革命的立场上来。“国民议会的行为并没有预先决定人民的行为。国民议会本身没有任何权利——人民委托给它的只是维护人民自己的权利。如果它不根据交给它的委托来行动——这一委托就失去效力。到那时，人民就亲自出台，并且根据自己的自主的权力来行动。……当国王实行反革命的时候，人民完全有权利用革命来回答它。这一点人民不需要征得任何国民议会的同意。”[45]最后，马克思说，只是戏剧的第一幕结束了。必然的结果只能是：不是反革命的完全胜利，就是新的胜利的革命！也许，革命的胜利只有在反革命完成之后才有可能。
这篇发言是值得重视的，因为这里一个共产主义者用确凿无疑的事实同资产阶级的陪审员展开辩论。他所以被控告，是因为他在封建社会同资产阶级社会的斗争中拥护资产阶级的事业，因为他做了法官们所属的那个阶级有义务也有权利做的事情。陪审员没有执行政府要求他们执行的捕吏的任务。他们宣判被告无罪，并且还通过他们的陪审长对马克思的很有教益的辩护发言表示感谢。
但是，应该由资产阶级完成的任务落到无产阶级肩上越多，就越有必要更巩固地组织工人阶级，使它更明显地脱离经过一年的革命斗争不是巩固了而是分散了的民主派。4月14日，马克思、沙佩尔、贝克尔和安内克（他是《新科伦报》的编辑，同莫尔和沙佩尔一起领导工人联合会，被选入民主主义者区域委员会代替莫尔），退出了这个团体。他们宣称，各民主团体的现行组织成分过分庞杂，使得有利于事业目的的活动不能开展。他们认为最好是建立一个由单一成分组成的工人联合会的更为严密的组织。同时科伦工人联合会脱离了莱茵区民主联合会，并邀请一切坚决拥护社会民主主义原则的工人联合会和其他联合会，于5月6日举行一个省代表大会，讨论组织莱茵-威斯特伐里亚工人联合会的问题以及派代表参加工人结义会召集的、6月间在莱比锡举行的德国工人联合会全体代表大会的问题。
事先马克思已经在《新莱茵报》上，通过一篇论普鲁士从3月到11月的发展的观察敏锐的文章，论述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破产；这时他通过出版他在布鲁塞尔工人联合会发表的关于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演讲，促成一个新的转变，而威廉·沃尔弗则通过他那关于西里西亚的十亿的激动人心的论文鼓动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村无产阶级。
这是把全德国的革命工人运动汇合成为一个团结一致、原则明确的行动的很有希望的开端。但是在这个开端还没有得到发展以前，它就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垂死挣扎中被窒息死了。
四历史地位
关于《新莱茵报》的编辑部，恩格斯说过它的组织简直是由马克思一人独裁；他的洞察力和坚定立场使这个日报成了革命年代德国最著名的报纸。
事实上，人们只需仔细阅读一下共三百期的报纸，就会得出相同的结论。马克思在他一生中只有这一年是在有相当大的出版自由的情况下领导一个大型日报的，但是在他的荣誉称号之中，德国空前绝后的伟大新闻工作者这个称号并不是最不足道的。今天，《新莱茵报》还给每个希望不只是当一个雇佣劳动者的政治日报的记者提供了一个永不枯竭的启发和教导的源泉。
《新莱茵报》同1842年的《莱茵报》一样，没有政治说教的倾向，如果按照规则，每天早晨必须发表论述某些“永恒原则”的社论，就必然会产生这种现象。关于这方面的唯一例子出现在第二号毕尔格尔斯为该报所写的唯一一篇文章里。除此而外，《新莱茵报》都是以事实为根据的，它对这些事实进行了整理、选择，按照它们的历史联系进行说明，考查它们的历史后果。过去对它说明了现在，现在也对它揭示了未来。
马克思能够用惊人的判断力指出，在革命年代出现的“一大堆杂乱的、看来是偶然的、互不连贯而又矛盾的事实”中，哪一部分将构成“世界历史的组成部分”[46]。今天，一年的《新莱茵报》所包含的革命运动的史料，比从那以后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关于这个时期所写的一切著作还要详细和深刻。如果一个医生因为母亲生孩子要受痛苦，就说生孩子是违反自然的，那么他就有一切权利要求进疯人院；但是，把任何革命都说成是违反自然的、说成是切断事态的正常发展的荒谬和错误行为的博学的历史学家，却有要求资产阶级文明国家的职位和勋章的权利。因为马克思懂得把革命当做一个按照历史规律进行的历史过程来评价，所以他在最巨大事件的风暴中写下的论文今天还比论述德国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拙劣历史著作的历史价值高得多。
当然从马克思在好几个月里写的各种各样的论文中，这里摘一句，那里摘一句，并找出它们之间的所谓“矛盾”，是很容易的。人们只要知道用这种被叔本华称做一切愚蠢和恶劣的手法中最愚蠢最恶劣的手法想要证明什么就行了！要肯定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所做的“错误的预言”也是不费力气的。在为伟大事业进行的一场堂堂正正的斗争中，战士们在某些情况下不产生超过可以达到的目标的胜利希望是不可想像的！马克思对于德国革命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比其他任何革命战士知道得都更清楚，可是，难道他因此就应该在可以推动革命的时候，却不热心地把革命向前推进吗？有一些学者根据马克思根据最初的消息，说十一月的柏林政变是彻底革命的准备，而事实上这次政变却是彻底反动的准备。这些学者本来应该公正地判断这一事实，即他们自己的父亲和祖父实际上是一些完全不可救药的人，可是马克思却没有这样看待他们。假如资产阶级，特别是有教养的阶级血管里只有一种血，骨头里只有一种骨髓，那么柏林政变当然可以成为彻底革命的准备。
可是为了反驳这种攻击而耽误时间是不值得的。谁能合乎逻辑地思考，谁就自然而然地看出，《新莱茵报》是一个战斗性报纸，是在革命的火热气氛中出版的，它的任务就是干预革命，同时也可以看出，因此《新莱茵报》不是根据向后看的历史认识，而是从事物的发展，可以说是从事物的生育过程（报纸本身在这方面起了助产士的作用）对事物作出评价的，也可以看到，往往有些事情对于行为者说来是正确的，可是后来观察者却觉得不正确，甚至是有理由这样认为的。有光就有影子，由于对革命决不能实现的事情抱有希望而登上街垒的最严重的幻想者，也比那种由于在革命中不会出现事变的历史进程似乎已经给他充分证实了事情，因而一开始就袖手旁观的胆怯庸人不知要高明多少倍。
巴黎无产阶级在六月中的剧烈斗争使得《新莱茵报》比实际可能性为高地估计了被打倒的巨人的力量，比实际可能性为早地期待巴黎无产阶级的重新觉醒。德国资产者口头上颂扬波兰的英勇斗争，实际上却出卖它，这种可耻的做法诱使《新莱茵报》过高估计了波兰向革命方面的发展。奥地利的斯拉夫人充当欧洲反动派的奴仆，使得《新莱茵报》否定了这些民族的存在权利，这同下述事实似乎是“矛盾”的，这个事实是，1848年在布拉格爆发捷克人起义时，《新莱茵报》像支持波森的波兰人和意大利的意大利人一样也支持波希米亚的捷克人。这个“矛盾”很快就解决了，因为该报在这个起义爆发后立即宣称，德国人对捷克人的四百年压迫，迫使捷克人投入了俄国人的怀抱，把他们从革命方面推到专制制度方面去。德国革命的不彻底性造成了那种充满实际矛盾的局势，目光最敏锐的人在解决这些实际矛盾时也不能不带有表面矛盾。
要批评别人的缺点，也就应该赞扬别人的优点，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毫不犹豫地支持巴黎的六月战士是一件既具有伟大的政治勇气，又具有伟大的政治眼光的行为。毫无保留地支持波兰起义，令人信服地证明，波兰的复国对于欧洲的文化和德国的国家统一都是绝对必要的，也属于上述行为。几年以后，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叙述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47]时，更加公正地论述了波兰问题的困难；他在这里说，德意志民族和波兰民族的分界问题是很复杂的，不能简单地根据1772年旧波兰共和国的疆界加以划分。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法是同俄国开战；波兰人在东方得到广大的领土，他们在西方的要求便会比较温和而合理，对他们来说，里加和米塔瓦[48]也会同但泽和埃尔宾一样重要的。但是，当爱国的时髦口号占了上风，波兰问题得不到实际解决的时候，《新莱茵报》专门提出这个问题是完全正确的。同法国对阿尔萨斯-洛林相比，普鲁士对波森省做的好事少得多，做的坏事却多得多。扯掉蒙在这些罪恶行为上的面纱，把新的罪行加在旧的罪行上，乃是一种既爱国又革命的行为。最后，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像在《新莱茵报》上这样尖锐而中肯地对泛斯拉夫主义的反动性的最内在的本质进行批判不管在批判时对每个集合在泛斯拉夫主义旗帜下的民族的评论是否都是正确的。革命战士的标志是剑而不是秤。
今天，《新莱茵报》的内容，有一些已被风雨侵蚀了，有许多仍然傲然挺立在那里。但是它的一切缺点最终都归于一个错误，当时这个错误像一根红线贯穿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行动，就是他们对欧洲阶级斗争的发展水平估计得比它实际上已经达到的高得多。不过这个错误也正是他们用来彻底观察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的深刻洞察力这个光明面的阴暗面。因此这个错误从没有使他们气馁，反而给他们增加了勇气，他们的斗争从来没有松懈，而是不断加强；在每次新的失败中，这个错误只给他们以胜利更加接近的保证。因此《新莱茵报》的战斗的一年并不是一无所获，而是取得丰富的成果。群众一旦受过这个报纸的教育，就决不会完全丧失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当德国工人阶级从反革命的打击中恢复过来，能够重新不断地胜利前进的时候，莱茵工人成了德国工人阶级的骨干。
如果说，《新莱茵报》有马克思这样一位无与伦比的领导者是一件幸事，那么马克思有一个无与伦比的撰稿者集团也是一件幸事。这些人都有很高的修养，他们都在报纸的荣誉中占有或大或小的一份。最大的一份应该归于恩格斯，他和别的一些人一起，对巴枯宁的泛斯拉夫主义倾向进行了光辉的清算，其次是威廉·沃尔弗，他严厉地鞭挞了封建的掠夺欲，而且也巧妙地讽刺了小国的狭隘性。先是德朗克，后来是年轻的施略费尔报道了法兰克福帝国蛙池的雷雨。弗莱里格拉特用他的优美的革命诗歌给文艺栏增添了光彩；《新莱茵报》出版不久就刊登了他的变化多端的《不管这一切》，这首诗的最重要部分在他的诗集中成了新德意志帝国的出版自由的牺性品：
“尽管亲王已经回来，
人们向他高声欢呼，
他的剑却是一把弯剑，
一把不体面的宝剑！
不管这一切的一切，
舆论的驱逐力量
在上帝和世界面前
把他的剑折成两截！”
文艺栏的真正主人是格奥尔格·维尔特，他是快活王国的快活国王。他不是资产阶级类型的滑稽家和诙谐家，却是天才国的一位王子，穿着发光的铠甲，手执闪亮的宝剑轻快地大踏步前进。自从德国市民把全副精力都放到求财上以后，他们在失去理论感的同时，也失去了从前他们所特有的文学嗜好。高级国民经济学的许多候补者约卜西[49]对于《新莱茵报》文艺栏中的所谓“猥亵言论”发出了哀号。
要是维尔特还能听到这些话，这些道德卫士的报丧人的严肃态度也会引起他出自内心的微笑。他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主要作品是《著名的骑士史纳卜汉斯基的生平事迹》，他根据实事，描写了海涅称为利希诺夫斯基侯爵的那个人的冒险故事。这篇作品是那种天才的大胆作品的瑰宝，自古以来，在所有文学中，这种题材就应当写得这样大胆，至少在真正的男子和真正的妇女所喜爱的一切文学中应该这样，尽管大家闺秀认为这种大胆似乎是可恶的，或者迂腐的学究认为它是真正可恶的。
[1]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5页。
[2]指马克思写的《六月革命》一文，参阅《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3-157页。——译者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7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7页。
[5]同上书第47-48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78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35页。
[8]同上书第235-236页
[9]匈牙利的一个大镇。1849年8月13日匈牙利军队在此向镇压匈牙利革命的俄军投降。——译者
[10]波兰称作托龙尼，维斯拉河右岸城市，重要铁道枢纽、港口。——译者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91页。
[12]居于波罗的海一个民族。公元455年曾侵入和洗劫罗马，破坏文物。——译者
[13]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08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73页。
[15]德国人的绰号，有“憨直人”的意思。——译者
[16]普鲁士称为“波森”。－一译者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76-377页。
[18]同上书第391-392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92页。
[20]罗马尼亚西部地区名，罗马尼亚称为“特兰西瓦尼亚”。——译者
[21]指公元732年，法兰克王国的宫相查理·马特在普瓦提埃（法国西部的城市）附近对阿拉伯人的胜利。－一译者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93-194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01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27-328页。毫无疑问，历史发展和恩格斯本人已经纠正了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南方斯拉夫人没有政治前途的这一观点。参考梅林在本章第四节发表的意见。一一原编者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36页。
[26]同上书第342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64页。
[28]同上。
[29]同上书第467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67-468页。
[31]同上书第468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74-175页。
[33]同上书第176页。
[34]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95-596页。
[35]捷克称为“沃洛谋次”，是捷克中部的要塞。1848年10月，维也纳爆发人民起义后，奥皇曾逃到那里。——译者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42页。
[37]同上书第480页。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80-481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9页。
[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6-17页。
[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92页。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98-299页。
[43]同上书第301页。
[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05页。
[45]同上。
[46]《马克恩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7页。
[47]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得知，后来以《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为题出版的这组论文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其中大部分是恩格斯的作品。——原编者
[48]拉脱维亚称作叶尔加瓦。——译者
[49]候补者约卜西是卡尔·阿诺尔德·科尔图姆所作讽刺史诗《约卜西之歌》（1784年出版）中的主人公，是个典型的毫无才能的人物。——原编者 |
第一章德国革命的阶级斗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弗兰茨·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二部三月革命及其后果》第二部三月革命及其后果（1848—1863）第一章德国革命的阶级斗争一．三月十八日二．资产阶级的背叛三．议会四．汉泽曼内阁五．牺牲农民六．国王和容克地主七．十一月的悲喜剧八．叛逆的小资产阶级九．革命的无产阶级一．三月十八日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浪漫主义彻底破产了。在工商业的新生力量面前，它变得软弱无力，无所作为了。1847年，普鲁士国王在联合议会开幕时发表的冗长的御前演说，是德国浪漫主义的尾声。有教养的阶级和工商业家阶级的日益增长的不涌情绪，尤其是那个凶暴的压迫者——财政困难迫使国王把八个省的省议会组成一个联合议会。他认为这样就履行了他的父亲曾经许下的制定宪法的诺言。联合议会不会是一个现代的议会，而是一个封建的等级会议，事实上也是这样。八个省议会的议员分为两院，一个是贵族院，由七十二名上层贵族组成，一个是三等级院，其中有骑士代表二百三十一人，城市代表一百八十二人，农民代表一百二十人。议会的权能只限于通过发行和平时期的公债，通过征收新税或提高旧税，如果国王准许提出一些新的法令草案，议会也可以审核这些草案。国王在御前演说中斩钉截铁地说，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使他变成一个立宪的君主，他决不允许在上帝和这个国家之间插进来一张写满字的纸片，彷佛是第二天命，用它的条文来实行统治并用它们来代替旧日的忠诚。他在给他的朋友本生的一封密信中，虽然没有带着这样浓厚的浪漫主义气息，但是更为简明地说明了“长篇演说的很简单的意义”：要求宪法的人比牛还愚蠢几倍，已经有一个宪法，而再颁布一个宪法的人就是一个更大的笨蛋。王位继承人普鲁士亲王［注：即后来的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弟弟——译者注］更彻底地代表这种可爱的立场。他已经从联合议会看到旧普鲁士的灭亡了。不管怎么说，他在反动的狭隘性方面此他那聪明的哥哥有更好的本能，也比那些资产阶级思想家有更好的本能，他们对于这样实现旧理想表示蔑视，其中有一部分人还建议决不要通过这种宪法。资产阶级也有自己的好本能，它不听这些思想家的建议。资产阶级本来就心胸狭窄，软弱驯顺，加之无产阶级的最初的断断续续的生存呼声已经使它惊惶失措，无论是国王对它提出的要求，还是国王对无产阶级提出的要求，它都认为是适当的。有一部分资产阶级化的贵族通过农村工业的商品生产进入了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范围，跟在他们后面的是许多在等级会议中代表农民阶级的富农和中农。资产阶级同这部分贵族联合起来，构成了联合议会中的自由主义反对派，汉泽曼用“在金钱问题上是没有温情可言的”这句名言打垮了国王的御前演说的温情的浪漫主义。议会紧握住钱袋不放。它不仅不愿做当时所谓的破产的专制政权的“借钱机关”,并且声明在定期召开议会没有得到保证和它的权力没有扩大以前，它无权同意发行两千多万塔勒的公债，兴建东部的铁路。因此，它同国王不欢而散，不过它并没有因此而大伤脑筋，它知道国王还是要来找它的。可是这时世界历史的一场风暴侵入了宁静的普鲁士。连年歉收加上1847年的商业危机使得欧洲发生了巨大的震动。一切腐朽建筑全都垮台。巴黎工人推翻了路易·菲力浦的统治，宪章运动在世界市场的首都有力地开展起来。现代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第一次独立提出自己的要求；一个道地的无产者成了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成员。弗莱里格拉特赞扬二月革命比七月革命进步时说：“这不是30年的闪电，这是48年的暴风雨”。这场风暴席卷整个欧洲，直到俄国边境；被压迫民族——爱尔兰人和波兰人，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用争取独立的英勇斗争同西欧无产阶级的起义相呼应。在德国，革命的西风头一阵就刮走了一大堆陈年垃圾。在中小各邦，国王的宝座都摇摇欲坠。于是这些君主就急忙成立自由派的三月内阁来维护自己的王位。使他们又惊奇又高兴的是，他们利用这批正直人士比利用昏聩的官僚和顽固的容克更易于进行统治。他们共有的迫害人民的工具，邦联议会已经在3月的头几天投降，把黑红黄三色旗当作德意志的官方旗帜升起。邦联议会曾不止一次咒骂和取缔这面旗帜，成千上万的人为了这面旗帜被邦联议会夺去了美丽的生命。可是，这样一来，邦联议会由于受到普逼的蔑视，垮台得更快了。3月5日，在海德尔堡有五十一个自由主义者（主要是南德人，只有四个莱茵普鲁士人和一个奥地利人）决定召集德国各地为人民所信赖的人到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开会，这些人“应当协助祖国和各邦政府”，尽快地召开德国国会。这一切只不过是政治上的幻想。起决定作用的是维也纳，尤其是柏林。只要奥地利帝国由于国内的民族革命，由于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普遍不和而瘫痪无力，普鲁士邦及其整个制度和传统，它的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它的军队和官僚就是德国革命的唯一凶恶的内部敌人。同时，普鲁士还是关税同盟的领导国家，尽管普鲁士的枷锁在德国受到痛恨，可是自从无产阶级发生骚动以来，德国资产阶级却惯于把这种枷锁看做是它日益需要的统一德国的手段。自从法国王人的铁拳打垮了资产阶级王朝以后，联合议会的缓慢但可靠的方法已经不可能采用了。相反地，在普鲁士，胜利的革命进展极快，这个革命当然能够根据情况一举推翻中小邦的自由派的三月内阁。三月革命前的普鲁士本来没有想到，对资产阶级哪怕只做一点可以满足其要求的让步。它依仗自己的军队和其他权力手段，而首都的资产阶级还很年轻，小资产阶级只会说，却不敢做，因此它并不觉得它们可怕。资产阶级不是由于热爱自由，而是由于害怕无产阶级，才在3月间举行头几次集会。3月7日《福斯报》发表了一篇安定人心的文章，谆谆劝导工人，不要被法国革命所迷惑，应该相信，在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可以受到最好的待遇。3月9日市议员决定要为工人阶级比过去多做一些事情，并用向富裕市民募捐的办法，筹款举办一些公益事业。在同一天开办了经过漫长的准备阶段的市职业介绍所，马上就有六七千失业者去登记，除了一个例外，其他人都没有找到工作。国王认为用下述办法可以使资产阶级反对派安静下来：他答应定期召开联合议会，并定于4月27日开会，此外他还答应向邦联议会要求交保证金的出版自由，向梅特涅要求德国的统一。这些奇怪的诺言确实使得柏林的庸人大喜若狂，他们的机关报《福斯报》，他们的代表机关市议会作为“稳步前进的朋友”，对于这种了不起的让步表示“欣然感谢”。当然柏林的无产阶级不会上这个当。尽管它作为一个阶级还不够发展，不够成熟，可是它还是有力量在城门前举行了盛大的群众大会，除了要求出版自由、结社自由以及其他资产阶级自由而外，已经提出工作要有保障以及设立劳动部的要求。不幸的是，国王错误地认为，他也能很快制服这个反对派。头几次的群众大会他忍耐过去了，后来就下令用武力驱散群众大会，用马刀砍回家的群众，或者向他们开枪，城里的街道上布满了军队。事先，近卫军在兵营里听了普鲁士亲王的煽动性演说，一个个都起了杀心，甚至砍倒在马路上看热闹的最无辜的老百姓。3月13、14、15和16日都发生了这种屠杀事件。起初，资产阶级袖手旁观，甚至关上大门不让被军队追逐的人们逃进来。可是，当“最老实的市民”也毫无分别地尝到马刀滋味的时候，资产阶级就开始反抗了。3月13日，维也纳人民推翻了梅特涅的统治，并把这个罪魁赶走，这个消息像一个火星落到层层堆积着的燃料上。这时，政府终于感到火已经烧到眉毛。以莱茵省长为首的一个大代表团从科伦到了柏林，相当率直地向国王表示，如果他不马上决定进行改革，那末他就可以等待莱茵省脱离普鲁士。这样一来普鲁士政府就更觉得形势逼人了。于是它急急忙忙在3月17日和3月18日颁布了两个特别命令。3月17日的命令是宣布有保证金的出版自由，3月18日的命令规定在4月2日召开联合议会，并附有一个一般的纲领，这个纲领规定成立一个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邦联，普鲁士要实行立宪制。签署这两个特别命令的是三月革命前的内阁，全是遭人痛恨的人物。同时，维也纳的革命也在柏林居民中引起一种羞愧的感觉。这座只懂得大言不渐地炫耀自己的“知识界的城市”，在政治见识和魄力方面却不及那多瑙河畔的被人性视的享乐城市，这也未免太使人难堪了。正是几天前市政府为了使“秩序破坏者”安静下来而成立的那些“自卫队”决定3月18日中午在王宫前面举行一个和平的群众大会，要求国王撤走军队，组织武装的市民自卫团，实行无条件的出版自由，迅速召开联合议会。国王的特别命令完全同意了这几点要求中的第四点，第三点只同意了一半。至于第二个要求，至少主张提出这个要求的绝大多数人都不认为是武装人民同军队对抗，而是主张由市民组成一支自愿的武装镇压叛乱者，使得第一个（无论从重要性上或者从次序上说都是第一）要求即撤走军队得以实现。这就是准备举行的群众大会的首要任务。由于军队的屠杀，由于暴君把人民当作没有意志的羊群任意杀害，三月革命前的专制政权终于感觉到三月革命前的臣民的忍耐已经到了尽头了。大家知道，革命就在这时爆发了。3月18日中午在王宫广场上集会的群众对国王的特别命令表示欢迎，但是浪漫主义的国王和他的官僚一封建的内阁欺骗他们的次数太多了，对于决定整个局势的要点他们是不会放过的。当司法大臣萨维尼在王宫门前对蜂拥而来的群众解释，国王所同意的比他们所要求的还要多的时候，一个工人对他说：“老头儿，你不知道，他什么也没有答应”，这个回答所包含的历史意义比整个历史学派所能表达的还要多。尽管国王从阳台上说了许多安抚的话，要求撤走军队的呼声仍然愈来愈高。而当一连龙骑兵从枪刺比赛场冲来，一连步兵也从王宫内开出要把群众赶出广场时，群众的呼声就变成了一场风暴。步兵队伍里放了两枪，这就成了街垒战的信号。这两枪是不是偶然放出来的，还是普鲁士亲王下令叫军队进行攻击的（一切事情都跟这一点有联系），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清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可能是两枝枪走了火，可能普鲁士亲王（一般都认为他是军事进攻的祸首，由于他在军营里做过煽动演说，因此应该受到这种怀疑）在这时候碰巧没有进行反动阴谋，但是，只要撤走军队这个问题成为迫切的实际问题，争执的双方都不能，也不愿退让，武力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即使不在这个偶然的情况下发生，也会在另一个偶然的情况下发生。在这十三小时的斗争中，到底是谁胜利了，在这个问题上发生真论也是多余的。所谓战斗胜利，就是迫使敌人接受自己的意志。不能理解，为什么每个普鲁士小学生在学习布吕希尔和老弗里茨的会战时所学到的简单逻辑，对于国王同人民之间的斗争就不适用了。3月19日上午国王命令军队撤出城外，而在3月18日下午他还宁冒街垒战的危险而顽固地拒绝这样做。有人说（正如一些好心肠的历史学家多次说过的那样），撤走军队的命令是在没有充分理由和糊里糊涂的情况下颁布的，可是不知道由谁，也不知道为什么颁布这个重要命令的大本营并不是遭到一次，而是遭到三次攻击。旧普鲁士确实在1848年3月18日到3月19日夜间无可救药地崩溃了，这是由于它罪恶的负担太重，而革命的有力冲击又加重了它的负担。热狂的军队残酷地进行街垒战。解放战争的爱国官兵都因此发出痛苦的叫声：这是普鲁士军队的耻辱。相反地在街垒上战斗的柏林人民不分老少都是勇敢顽强，坚持不屈，而且具有人道主义精神，一切没有偏见的目击者都证实了这一点，甚至一个军事记者也不自觉地承认这个事实。人民的武器十分缺乏，可是他们却使同他们对峙的一万四千名士兵，三十六门大炮一夜功夫就变得十分狼狈，以至第二天早晨五点，司令官不得不命令疲乏得要死的军队停止战斗。街垒战士不断地从居民的同情中汲取到新的力量。毫无疑问，这个三月之夜的春天的风暴，使得小资产阶级的核心跳出了苟安的小圈子。但是斗争的主要担子是由无产阶级担着的。3月22日在庄严隆重的葬礼中埋葬了一百八十三名死者，其中有一个候补法官和两名大学生，有一个大学生根本没有参加战斗，是被嗜杀成性的兵士杀害的。死者中有许多手工业者，从名单上可以知道只有很少几个是行东，绝大部分都是帮工，此外还有许多工人，有机器匠、店员和学徒。没有人认尸的三十三名死者显然都是工人阶级的成员。后来，反动派对这些无名的死者制造了一种恶毒的谣言，说3月18日的战斗者是由外国的密探，流浪汉和罪犯组成的。可是反动派并没有任何证据，尽管它费了很大力气，也没有能够在没有人认尸的死者中，或者在七百名被捕者中找到一个密探，流浪汉，罪犯，或者哪怕是一个“受过刑事处分的人”，虽然在三月革命前的柏林，在马路上吸烟就会受到“刑事处分”。甚至一个普鲁士的枢密顾问格奈斯特都筒短有力地数斥了这种可耻的造谣，他说：“常常有人硬说，牺牲者之中有几十个受过处罚的小偷。当然其中不会有枢密顾问。要是这种说法是真的，那末这种死就使那些人变得光荣。”普鲁士亲王随着军队离开首都，同一些决不英勇的冒险家一起化装逃到伦敦。一些最受人民憎恨的旧大臣和上层社会中那些吓得发抖的人们也离开了柏林。国王委托一个暂时充作自由派的大地主，阿尔宁伯爵组织新内阁，但是谁也不能把坠落的政权抓到自己手里。王宫的许多房同里一片混乱，宫中的庭院里，人越来越多，拥挤不堪。街垒战士被一种共同的本能所驱使，从城市各处拥进宫门。他们手中握着胜利的武器，脸上还带着战斗神采，肩上抬着牺牲了的战友的棺木，死者的伤口都坦露着，妇女们把不易凋谢的花草和月桂装饰在他们流血的额头上。群众一声不响地迎接他们，嘴唇在抖动，眼泪往下流，只有抬棺木的人的坚定脚步声在宫中的庭院里发出回响，抬棺木的人不时高声喊叫牺牲者的姓名：“五个没有受教育的孩子的父亲”；“在科伦市政厅旁的街垒上被打死的”；“投降以后没有得到宽恕，被刺死的”；“今年十五岁，在我旁边被打死的，是我的独子”。于是对霍亨索伦进行了一次连斯图亚特和卡佩［注：斯图亚特是统治苏格兰和英格兰的王朝，卡佩是统治法国的王朝，此处“斯图亚特和卡佩”大概是指英王查理一世和法国皇帝路易十六］在断头台上都没有受过的审判。在弗莱里格拉特的不朽的诗歌中永远保存着这个法庭的强大威力：“就是这样呀！子弹穿连胸膛，头颅劈成两半，你们用担架抬着我们向阳台走去！‘滚下来吧’——他摇晃地走着——摇晃地走到我们的床边；‘脱帽！'——他脱了——他鞠躬了！（本来是一个演员，现在成了木偶！)——他面色苍白局促不安地站着！这时军队离开了这座我们以死夺得的城市！你们在书本看到的是‘我信赖耶稣！’在这里更适合的是‘我信赖钢铁！’”从此以后，诗中的死者对活着的人们的轻微责难常常被人用来加在胜利的街垒战士的身上。为什么使国王遭受难以忘记的屈辱，而不坚决果断地粉碎王朝呢？正像人们因为巴士底狱的攻击者没有立即成立共和国而指责他们一样，这种责难是正确的，也是不正确的。无产阶级齐心奋起粉碎了可耻的枷锁，在一天的血战中洗刷了几十年的耻辱，划定了一条历史界线，世界上任何力量都不能再退过这条界线。毫无疑问，无产阶级也能够暂时推翻王朝，但是它不能建立统治，因为它还不够发展，不够成熟；它不能解决它刚刚模糊地感触到的任务。无产阶级没有忘记“信赖”，因为抬着死者到王宫去游行，不仅是人民法庭对一个有罪的君主的报复，而且也是3月18日的革命事业的巨大成就，因为这次送葬迫使国王承认了人民武装力量。无产阶级只能起到为资产阶级扫清道路的作用。资产阶级根据其历史发展水平，应该先进行统治。它的义务是同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清算，在这次清算中可以决定，3月18日的英勇事业是成功了还是被出卖了。资产阶级背叛了革命事业。这些毫无心肝的人们使埋葬人民战士的公墓荒芜不堪。十字架生了锈，字迹变得模糊不清，坍倒的坟墓上青草丛生。但是，觉悟的无产阶级终于了解了三月革命的历史意义，又使弗里德里希·斯哈茵的墓地成为一个神圣的场所。马克思后来为另一个3月18日的烈士们所说的话，用于这些死者也是适合的：他们永久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注：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人民出版社1961版82页。］二．资产阶级的背叛德国革命从柏林的街垒上得到了一个坚固的基础。这个革命席卷全国，破坏了封建社会的根子。农民阶级为了摆脱无可名状的苦难而举行起义。在南德，在奥登瓦尔德，在黑森林，从农民战争的古老土地上燃起新的火焰；豪门贵族的收租息的官员被赶走了，土地登记簿和什一税册被梢毁了，地主的府邸被捣毁了。在萨克森王国，大火烧毁了一些封建王宫。在易北河东的普鲁士，农民运动的声势最为浩大，而这里又以西里西亚为最。农民们成群结队地来到庄园，强迫他们的压迫者写下放弃所有租税的文书。普鲁士唯一有组织的政党，封建政党被无数次的农民暴动搞垮，随着它的倒台，三月革命前的国家的最后支柱也就垮台了。这时候，在柏林，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明显地暴露出来。三月之夜的激昂热情几乎还没有消失，资产者就开始不顾一切地叫嚷“结束革命”，过安静日子。资产阶级掌握了市区各机关，并利用职权把由军械库交给市民自卫团的二万五千枝步枪拿过来。它规定了参加市民自卫团的条件，第一是本地人，第二能够找到保人，保证将来归还领到的武器，第三能够独立谋生，规定这些在最大范围内适用的条款的目的，是想把无产阶级排除于人民武装之外。刚刚取得胜利，胜利者从斗争中取得的果实就被人窃取了。新的市民自卫团马上变成一支警察部队，它可以使人想起三月革命前的警察。它像一只受了枪伤的野猪疯狂地卫护神圣的财产，反对“煽动者”。同时，三月斗争的所谓过火之处不过是一个退职军官的住宅和一个手套厂的店房被捣毁，因为他们把街垒战士出卖给军队。同样的命运威胁着普鲁士亲王的王府，可是由于一位冷静沉着的群众领袖解释说，这是人民的财产，因而王府才没有被烧毁。此外，在三月革命的那一周中，也像过去常常看到的那样，显示了革命的崇高力量：一般的犯罪，特别是侵犯所有权的罪行减少了。具有特色的一件事是，警察大臣博德尔施文克在3月18日以前几天，当他正在谈论“广大群众的政治危险性的时候，就已经从侵犯所有权罪行的减少看出革命的苗头”。3月18日后正好一个月，柏林警察总监公开宣称，“一般说来，帮工和工人至今的态度是值得公开赞扬的”。终于争得出版自由以后三个星期，柏林刑事法庭的检察官不得不对正直的市民关于他们无数次控告别人“侵犯出版事业”同样公开宣称：“谁想享有出版自由，难就必须能够忍受滥用这种自由。新事物往往会使人过高估计危险性。”虽然如此，市民自卫团还继续为受到威胁的财产叫嚷；一天晚上，一个对同僚的行为不满的正在执行巡逻任务的排长报道说，城里一片寂静，只有市民自卫团例外。从这个威武的部队自己选出的几个司令官的身上最能看出这支部队的精神：先是警察总监冯·米努托利，然后是城防司令官冯·阿朔夫，后来是反动透顶的布莱桑少校，最后，当资产阶级的英雄由于自己像天神而开始感到不安的时候，是庸人林普勒尔，血是资产阶级的血，肉是资产阶级的肉，这支军队在武装的反动派面前是胆小的兔子，在手无寸铁的无产阶级面前是怒吼的狮子。到了3月23日，这种丑行已经令人不能容忍，以至一年前创刊的柏林唯一的政治日报《阅报室》针对那些宣扬安静的人发表了一篇文章。它说得很对，资产者在革命后第一天就竭尽全力后退，这是由于他们害怕工人，所以才采取这种自杀的行动。诚然，在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之间有一条鸿沟，但是为了在这鸿沟上搭桥，资产阶级必须前进，而不是后退。《阅报室》的编辑由于发表了这篇平心静气而又合情合理的文章而遭到愤怒的市民自卫团员的私人报复，这也是必然的。他的民主派的朋友拥到他家里来，同他绝交，交易所庄严宣布，谁要不帮忙夺走《阅报室》的订户和广告户，谁就是“无赖”。市当局同市民自卫团当然是一丘之貉。市当局在声明中颠倒黑白地硬说，群众的政治运动是为了夺取资产阶级的财产。3月21日，市当局就同国王进行秘密商谈，达成协议，要叫刚被赶出城的近卫团再开进城来。为了迷惑人民，市政府印发的声明中说，“国王陛下已经下令，军队在进城以前要宣誓遵守宪法”，也就是要遵守根本不存在的宪法。可是到了最后关头，却没有实行这个漂亮计划的勇气，这份声明也就被扔到字纸篓里去了。这时候，有一份一万四千人签名的请愿书呈给了国王，请愿书要求把不是被赶出的部队，而把“同市民友好的部队”开进城来。一个十分可疑的蛊惑者，兽医乌尔班在这方面出了不少力气，市民自卫团中的大多数人都表示赞成。在玩弄绶带和肩章方面，市民自卫团比资历最深的近卫军军官还要高明，不过越小心越好，用真正的军队保护神圣的财产要比用他们的志愿勇士可靠一些。于是，3月30日，一个步兵团和一个骑兵团，外加两个步兵营和一个骑兵连又开进了首都。这对于与此同时进入内阁的资产阶级并不是一个好兆头。如果能应该先由资产阶级进行统治，那末，在它内部，莱茵资产阶级又是最发展，最成熟的。阿尔宁伯爵立即邀请科伦和亚琛的商会会长康普豪森和汉泽曼进入内阁，可是这两个人却非常聪明地拒绝在一个大地主手下当傀儡，这个大地主可能现在戴着自由派的假面具，而实质上却坚持封建的等级观点。由于这个阻力，阿尔宁伯爵跌了交。3月29日，康普豪森被任命为首相，汉泽曼被任命为财政大臣。联合议会的两位反对派首脑，施韦林伯爵和奥尔斯瓦特由旧内阁转入新内阁，担任文化大臣和内政大臣，曾任驻巴黎公使的阿尔宁—亨利希斯多夫则担任外交大臣。这些人应该在资产阶级的第一个内阁中取得一席地位，因为他们在阿尔宁伯爵为首的内阁中已经大力为资产阶级做了准备工作。3月21日，他们安排了国王在柏林主要街道巡视的趣剧。胳臂上系着黑红黄三色带的将军和大臣是前卫，一个市民自卫团员在国王前面打着黑红黄的旗子，旁边是警官施梯伯，后面是兽医乌尔班拿着华盖，国王像一个逛年市的，在市政厅和大学前面声明，普鲁士应该溶化于德意志，他愿意拯救德国的统一和自由，他愿意领导立宪的德意志。在柏林逛马路的国王兴高采烈，不过这幕趣剧也使他蒙上新的耻辱，他刚刚屈尊走到街头，就又得意洋洋地大吹大擂起来。对他这些庄严的许诺，全德国都报之以讥讽的笑声。但是这次戏剧性的巡视的组织者清楚地知道，他们要想达到什么目的。国王在给奥古斯滕堡公爵的一封信中，就给自己确立了参加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公国对丹麦的斗争的使命。这是在德意志邦联的庇护下公开进行的，据说是为了挽救德意志民族免遭丹麦的异族统治。见不得人的目的却是，一方面恢复受到屈辱、被赶出柏林的近卫军的军事声誉，另一方面是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那里的事业受到德国人民的拥护）摧毁一个革命的发源地。在普鲁士军队越过边界以前，普鲁士使臣维登布鲁赫在4月8日向丹麦政府递交了一份秘密照会，照会中说，决不要把这一战争看作是一个悲剧，普鲁士政府首先希望丹麦国王保有这两个公国；它进行战争的唯一目的是阻止德国的激进分子和共和主义分子进行有害的干涉。早在阿尔宁内阁时期，反革命力量就已经形成，可是没有资产阶级的帮助，内阁没有足够的力量阻止革命的猛烈进攻。3月22日，布勒斯劳和里格涅茨的一个代表团同3月18日的科伦代表团一样，坚决干涉国王的政策，而且用的是同一种威胁手段，如果下列要求不得实现，西里西亚就要脱离普鲁士，这些要求是：在初选的基础上成立人民代议机关以代替联合议会，充分保证人身安全，设立陪审法庭，特别是审理政治案件时要有陪审法庭，成立普遍的国民武装，并自选指挥官，规定不可罢免法官，废除一切封建的裁判权和警察，建立大臣责任制，以及军队要宣誓忠于宪法。阿尔宁伯爵极力反对这些要求，可是这个由从前的警察总监率领，主要由城市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却坚持这些要求，加之从西里西亚传来一些骚乱的消息，因此国王不得不让步。在答复西里西亚代表团的一道立即公布的内阁命令中，国王答应实行“基础最广泛的立宪制”，制定一个受到普遍欢迎的选举法，根据这个选举法可以成立以初选为基础的、包括人民的一切利益的代议机构。这个机构对西里西亚代表团提出的各项要求（内阁命令又重复列举了这些要求）作出决定。此外，国王还答应，常备军要宣誓遵守将来颁布的宪法，只在一点上，国王有所保留，就是新选举法应该交由联合议会核定。阿尔宁伯爵不能接受这个纲领，他又抵抗了几天。可是他的同僚，特别是他的本家［注：指阿尔宁一亨利希斯多夫伯爵。——译者］把他赶出了内阁。这些资产阶级化的贵族，毫不迟疑地参加了资产阶级的司令部。在两位新大臣中，康普豪森受过较多的教育，而汉泽曼则比较坚决果断。汉泽曼企图毫无顾忌地实现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而康普豪森还常常同资产阶级的良心进行斗争。但是他们首先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即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必须取消无产阶级的胜利。因此他们拒绝根据革命的历史事实，召开新的人民代表会议，而是坚持所谓“法制基础”，他们要维护“法律状态的连续性”，还说了一些别的漂亮言辞。他们坚决主张由联合议会讨论选举法，并拟定新宪法的大纲。这个漂亮的“法制基础”骨子里有一种狡猾的打算：如果由一个封建幽灵确定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那末资产阶级消灭革命这一行动就可以得到一种可敬的圣光。不能期望联合议会是什么别的东西，它只能是一个幽灵。封建政党已经全线崩溃。甚至封建顽固的俾斯麦也忧心忡忡地承认，任何力量都不能使被埋葬了的过去复活，同时带着哭笑不得的神情补充了一句，他将支持康普豪森内阁，否则就没有维持一种“合法的和有秩序的状态”的希望。联合议会好像是一个通了电的死尸，恰恰还能够根据资产阶级的指示发布命令。在4月6日的法令中，新宪法的要领已经确定了：不交保证金的出版自由，审理政治案件也设立陪审法庭，确定司法独立，取消对它颁布的纪律法，人民有自由结社和集会的权利，不论宗教信仰如何都可享受国民权，最后国王保证，颁布一切法令，确定预算，征税都必须得到将来的人民代表的同意。此外，4月8日的法令又决定通过普遍、平等、秘密，但间接的选举，选出一个议会，同国王商定新的宪法。在这些法令里，还非常明显地表露出对胜利的无产阶级的畏惧。它们实际上是国王对西里西亚代表团所做的诺言的翻版。特别是新的人民权利中那个应该首先发生作用的权利，正如洛贝尔图斯所证明，是由恐惧中产生的。在联合议会的所有议员中，洛贝尔图斯恐怕是唯一原则上赞成普选权的人，但是毫无疑问实际上他却又反对普选权，因为他认为群众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行使权力的程度，这个事实就是这种形势的特征。如果说内阁已经用间接选举在普选权上造成了一个有害的裂口，那末内阁又用下述规定把4月6日和8日的法令送入一个十分模糊的境界；这条规定是：新的宪法由国王同人民代议机关协商后制定。这种“协商”是资产阶级的圈套，称得起是“法制基础”。正如后来一个左派的发言人在柏林议会中所说，这种“协商”是事后毫无道理地给伟大的运动加上的一个污点，是一个既不旧又不新，而且也不明确的名词，是像一条脐带似的长在新东西上，却吸收旧东西的真正怪物。由于这种“协商”，基本上又回到了3月18日中午的状态。人民的胜利被破坏了，国王恢复了旧日的权力。洛贝尔图斯又在联合议会中间单明了地提出问题：如果国王同议会不能取得一致意见，那末怎么办？汉泽曼用冷冷的讥诮口吻回答说，谁还有最大的权力，谁的意见就起决定作用。洛贝尔图斯叹了日气，由此作出结论说，在我看来，只有用第二次革命的办法才能做到这一点。虽然如此，他也同意协商的原则。作为一个政治和社会问题上的空想主义者，他想拯救“普鲁士在法律方面的纯洁性”，而这个普鲁士从十六世纪以来的官方历史就是一连串的法律破坏；为了否定“第一次革命”，即人民革命，洛贝尔图斯准备进行“第二次革命”，也就是拥护王朝的反革命。假如资产阶级在背叛无产阶级以后，不利用财力加强自己的统治，那末它就不成其为资产阶级了。内阁要求联合议会批准拨款四千万塔勒，其中一千五百万用于装备军队，二千五百万用于制止国内的无政府状态，其方法是：给工商业提供流动资金，在资金的流动中，可以使失业的和骚动的无产阶级沉入水底。因为在金钱问题上不仅是王国的温情，而且连资产阶级的法制基础也不发生作用，所以康普豪森和汉泽曼就向一年前主要由于他们的活动而宣布自己无权同意这种拨款的议会要求拨款，没有经过很大周折，他们得到了一大笔零花钱。他们企图利用联合议会进行的第三个阴谋没有完全实现。在这个议会召开期间，由海德尔堡发起的名士议会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开会，这就是所谓站在革命立场上的预备议会，可是实际上它毫无革命气息。尽管当时德国人的政治修养还很差，可是他们已经不可遏制地逐渐认识到，只应该用共和国的形式把两个大国、六个中等国家和二三十个小国，总之把一个几乎全是君主政体的大小国家的混乱的集合体建成一个唯一的、自由的德意志。因此，如果预备议会想做全部工作，它就不应该“结束”革命，而应该宣布永不停止革命。可是德国资产阶级说不出这句话来。主要来自南德小资产阶级的少数代表，要求成立德意志共和国，不过他们所提出的却是一种在历史上早已过时的形式，即按照瑞士的榜样，成立一个联邦共和国。资产阶级的许多代表和主要来自北德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代表宁愿放弃统一而不愿放弃君主政体。他们的理想是一个被拔掉羽毛的德意志。在放弃德意志的奥地利的情况下（几十年来梅特涅的恶劣政策精神上通过书报检查制度，物质上通过关税限制使奥地利同德意志的其他国家隔断），他们热烈推护普鲁土的世袭王权，这个王权应该给资产阶级去除过分沉重的封建主义的和各邦分立主义的枷锁，但是其他一切则尽可能保持原样。这些人说起漂亮话来滔滔不绝，可就是害怕革命，而他们认为革命是“畏惧王权”的。只因为当时普鲁士国王还受到普遍的蔑视，所以他们的理想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在预备议会中，这些矛盾彼此间发生了剧烈的冲突，但是君主派一开始就取得了可靠的胜利。这一派有三百七十票，而共和派只有一百五十票，因而君主派占有极大优势。同时来自不发达的共和主义的老家的代表人数也不成比例，原定维尔腾堡派代表五十二人，巴登派代表七十二人，黑森派代表八十四人，但实际上只来了两名奥地利代表和一百四十一名普鲁士代表。预备议会拒绝宣布自己，因而也拒绝宣布革命是永远存在的。它却成立了一个五十人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同经过清理的邦联议会一道，在普选基础上召开德国国民议会，至于进行直接选举还是间接选举，则由各邦自己决定。未来的德国宪法应由国民议会“单独地”制定，不过它的自主权包含这样一个问题，即国民议会是否要同政府取得一致意见。同预备议会的这种暧昧性质作伴的是邦联议会的另一种暖昧性质，这就是：邦联议会将召开一个“制宪”国民议会，不过这个议会的目的是，“在德国人民和政府之间”完成制宪工作。它们对协商论都避而不谈，预备议会并不是绝对拒绝协商，而邦联议会没有率直地提出协商；不过问题在于，到底谁的力量比较大。预备议会的力量暂时大些，因此，它否决用武装力量作决议后盾这一提案，就更加不合道理了。这样一来，它就把未来的国民议会的自主权放到乌有乡中去了。黑森三月内阁的大臣加格恩在预备议会中扮演了普鲁士三月内阁的大臣康普豪森和汉泽曼在联合议会中扮演的角色。崇拜加格恩的资产阶级，因为他嗓门大，眉毛浓而称他朱彼特［注：罗马神话中最高之神。——译者］，而讲究实际的容克俾斯麦同他谈了五分钟话以后就说他是“一个大笨蛋”和一个“废话喷壶”，他这个评价比那些资产阶级分子要正确得多。北德小资产阶级在预备议会中的代表主要是罗伯特·勃鲁姆。他利用自己的魄力和灵活的手腕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这个迟钝的议会，他使议会没有因为听到一支人民武装已经逼近的谣言而解散，但是他经过一阵反对以后，最后还是同意了多数代表的决议。南德小资产阶级的代表黑克尔和司徒卢威思想比较混乱，性情比较暴躁，由于他们不屈服，所以没有被选入五十人委员会，他们就在巴登发动了一次共和派的暴动，结果惨败。不论预备议会之酒的味道怎徉淡，对于柏林来貌，还是太浓。普鲁士国王已经以立宪制德国的领导者自居，莱茵资产阶级决不打算把权力让给巴登和黑森的地方名士。因此康普豪森内阁根据邦联议会恰好在预备议会开会前通过的一个决议，由联合议会选举参加德意志国民议会的普鲁士议员。可是革命的气焰很高，不会忍耐这种挑战，康普豪森认为接受五十人委员会的意见，收回成命是适当的。联合议会只得宣告刚刚完成的选举作废，它在永远走入坟墓之前，也不得不忍受这种痛苦。三．议会资产阶级的背叛并不是没有遭到革命人士的激烈反杭。联合议会的召开，实行间接选举以及臭名昭彰的协商特别在柏林引起强烈的抗议。可是资产阶级奇袭成功了，因为它有一个很有利的条件，即作为一个阶级，它已经认识到自己的利益，而在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群众中还存在着非常模糊的倾向。情况只能是这样。因为他们是从一种政治上毫无生气的状况，突然被投入一个革命运动中的。几十年来他们都没有任何处理社会事务的机会，现在他们有了没有限制的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他们在使用新武器的时候，当然会显得笨手笨脚。小资产阶级是城市居民中最强大的阶级，但是它的力量被它的分散性抵消了。它还充满着行会的偏见，在许多以官吏、军人为主的城市中和首府中，小资产阶级由于顾客关系，依存于宫廷和容克，官吏和军人。这个阶级的大部分人虽然有不满情精，但都是反动的，或者，一旦他们起来反抗，只要用几句最好的反动口号就能把他们抓住。但是要使他们之中的比较进步的分子就范也很困难。在经济上还很落后的四分五裂的德国，他们的利益，从而它们的要求在国与国之间，甚至省与省之间，有时候甚至城市与城市之间都各不相同。使得最勇敢的小资产者也感到胆怯和不安全的正是革命本身，革命所开辟的不是手工业的黄金道路，而是现代阶级斗争的战场。工人阶级不怕这种意外的袭击；但是只有当大工业擦亮了它的眼睛的时候，它才认识到自己必须做的事情是，把自己组织成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个阶级。无产阶级的其他部分而且是绝大部分还十分幼稚，他们的阶级意识刚刚觉醒，还没有脱离睡眠状态。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他们力图恢复已经失去的中世纪工人的地位。农村的无产阶级更是如此。大城市里的工人不可避免地对一些问题认识不清，他们在资产阶级的国家法律的阴谋诡计中找不到出路，他们的生活困苦不堪，这一切就给形形色色的可疑的蛊惑者，如兽医乌尔班，前少尉军官海耳特，糖果糕点商人卡尔早以及类似人物大开方便之门。在柏林，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已经严厉批评过的那种“自由人”的轻佻的卖弄才气，这时候产生了很坏的结果。首都的知识已经把他们的弹药白白浪费掉了，而现在真正的战斗开始时，他们的枪膛里却没有一领子弹。三月革命后，封建专制的反动派就立刻开始煽动流氓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担心财产受到威胁而大嚷大叫，封建反动派怎能不利用这个大好机会呢！此外，德国议会和普鲁士议会的选举引起了普遍的关怀。议会能够而且必须补做革命后的几个星期所没有做的事情。当然两个议会同时召开说明资产阶级的背叛多么彻底地搞乱了整个局势。五十人委员会要求各邦政府，在法兰克福议会制定德国宪法以前，不要召开各邦的议会。假如德国人民代议机关愿意接受一个革命议会的任务，那末这个要求就是正确的。可是，如果德国人民代议机关仍然停留在预备缺会和五十人委员会的空中境界，那么德国革命的最后希望就寄托在普鲁士议会身上，这个议会至少在平地上同德意志的最强大的王朝进行斗争。约翰·雅科比在一份致普鲁士议员的呼吁书中要求普鲁士议会，在它开会以后立即任命它所信任的人为大臣，并赋予无条件的全权，同时自己把会期延长到德国的制宪工作结束时为止。他庄重地宣称，德意志的命运决不决定于一个城市，决［注：疑多出一个“决”字——录入者注］不决定于这个城市的胆大妄为的人民群众的自负；似乎把德意志从三月革命前的泥沼中拉出来的，不是柏林无产阶级的“自负”，而是雅科比所参加的预备议会和五十人委员会！事实的逻辑迫使这位可敬的人物在他响亮的话声还没有完全消失的时候，就在普鲁士议会中取得了一席地位。5月初，为两个议会进行选举。在这次选举中普选权显示了它的本能，它把大学生协会的一切浪漫主义分子，一直到阿伦特和雅恩这些解放战争的化石，以及三月革命前的议会和大学里的知名之士都送到法兰克福那个表面上高贵，实际上软弱无力的议会中去。而给普鲁士议会选了一些新人，有一部分是很能干的人：农村无产阶级不仅是第一次，而且也是最后一次有五十个代表参加了议会。所有的容克却等于没有代表，在容克的天堂——西里西亚只有一个容克当选。甚至在后波美拉尼亚的旺代［注：法国的一个省．在卢龙尔河口之南，十八世纪束末法国大革命期间，那里曾发生反动落后的农民反对革命的国民议会的反革命暴动。——德文《梅林文集》编者者注（以下简称“原编者”）］也产生了反抗情绪。劳恩布克的代表是一个乡村小学教师，什拉勿的代表是个农村短工，吕根瓦尔德的代表是个法院文书，诺伊施泰廷的代表是一个小农，贝尔加德的代表是个肉店师傅，而容克的坚强堡垒什托尔普的代表是陪审官洛塔尔·布赫尔，他虽是容克地主的法官，却得到他们的臣民的喜爱和信任。正因为还不存在什么政党，所以在选举中还谈不到党派之间的真正斗争。甚至在柏林也有这样的情况，即由相同的选举人在同一次选举中选出的两个议员，一个在新议会中属于极右派，另一个则属于极左派。柏林资产阶级由于感到《阅报室》太越轨，旧的庸人报纸又太狭隘，而创立的新机关报《国民报》还在暗中摸索，因而把瓦尔德克在柏林当选说成是反动派的胜利。普选权只能利用现有的材料进行工作，它没有很大的选择余地。假如新的人民代议机关要取消旧的国家，那末它就需要经受过锻炼的力量。事实上，只要真正进行统治的阶级的成员，即教会、学校和国家中的官吏阶层得到选举人的特别支持，尤其是只要他们由于有表面的或真正的自由精神，而吃过浪漫主义反动派的苦头，那末事情就不会像从外表上看到的那样没有希望。许多僧侣、教师和法官被选为议员。加之律师的行会限制产生了一种司法界的无产阶级，其中有一大批心怀不满的陪审官被选入议会。大城市的资产阶级知道自己很缺乏教养，就优先把自己的受过司法教育的官吏选作自己在议会中的代表。虽然官吏在柏林议会中占优势是可以理解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种优势对于议会也是大为不利的。法学的形式主义不止一次地把议会引入歧途，吃过艾希霍恩的苦头的僧侣和教师大多是很不可靠的人物，尤其是普鲁士的官僚永远是普鲁士的官僚，用他们之中的一位佼佼者的话来说，这些人由于受了严格的训练，他们的智慧和道德的肋骨已经折断了。这在紧要关头就会成为致命弱点。在普鲁士议会中，逐渐形成四个集团，它们没有十分明确的界线，它们的纲领也相当近似，不过根据它们的社会地位还是可以区别开来的。人数最多的，差不多占议员半数的右派纯粹是政府派，他们虽然在原则上淋漓尽致地痛骂封建主义，可是实际上却尽一切可能准备同王权和容克阶级妥协。这一派的领袖是莱茵的法学家赖辛施佩格，西里西亚的工厂主米尔德，波美拉尼亚的教授鲍姆施塔克和普楞茨劳市市长格拉博夫。米尔德是议会第一任议长，格拉博夫是第二任议长。中间派右翼同右派很接近，它们之间的差别就同法国的王朝反对派同基佐的顺从的多数派之间的差别相似。中间派右翼也想同国王和容克同吃一碗饭，不过它把匙子伸得比右派靠碗底一些。这一派的领袖是建筑顾问兼政府顾问冯。翁鲁，他生于东普鲁士，是一个将军的儿子，本来是一个能干的官僚，后来铁路建筑事业把他深深卷入资产阶级利益之中，他取到资产阶级的筵席此官僚阶层的筵席更为丰盛，味道也较好。他随时都准备出卖群众，不过在出卖的价钱上，他却斤斤计较。潜在的虚荣心使他苦恼，而他却装作一个重视公共事业，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忠心耿耿的正道人。在他周围的有柏林市议员敦克尔和施泰廷市法律顾问吉尔克以及施滕达尔的陪审官皮列特，皮列特的一向的工作是调整封建领主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在实际工作中学会对容克阶级进行谩骂，但又不损伤它一根毫毛。属于中间派左翼的是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我们可以把这个集团此做路易·菲力浦时期的共和主义反对派，所不同的是这个集团不愿成立共和国。它所追求的是资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右派和中间派右翼在工商业者的实践中代表资产阶级的共同利益，而中间派左翼则从较高的、更有原则性的立场代表这种利益。布赫尔和洛贝尔图斯是中间派左翼的领袖，他们虽是议会中最聪明的人物，可是他们来自政治上最落后的省份波美拉尼亚，他们没有丝毫革命精神。他们对于历史发展有一定程度的理解，不过不是混乱的市场中的斗士，而是幽斋中的学者所有的那种理解。洛贝尔图斯对于议会所讨论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从来没有发表意见，其实他能比其他任何议员更好地研究这些问题。相反地，他却特别喜欢接触德国问题，他那空想的癖好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建造一座又一座的空中楼阁。布赫尔的逻辑比较谨严，可是他缺乏洛贝尔图斯所有的社会独立性。德国的悲惨状况对一位伟大人才所进行的报复，很少像对布赫尔这样彻底。他从小就被迫生活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直到他天生的决心在他身上消失为止。布赫尔和洛贝尔图斯决不是通达世情，目光远大的人物，可是一个道地的小市民，但也是一个干练的人才，萨克森德里奇领主法庭的法官舒尔采受了他们的影响。在会议的最后几天，通过补选，勃兰登堡市市长齐格勒也参加了中间派左翼。他是普鲁士民主派的一个真正有才华的典型人物，这个党派只敢拉着老弗里茨的拐杖走入资产阶级自由的应许之地。在实际的组织才能方面，齐格勒远远胜过舒尔采，他同布赫尔和洛贝尔图斯一样，对社会问题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当然，也同他们，特别是洛贝尔图斯一样，被普鲁士国家思想麻醉了。第四个集团是左派集团。这个左派甚至不能同赖德律—洛兰和路易·勃朗所领导的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政党相此。由于它的个别成员具有共和主义的，甚至共产主义的思想，它那狭隘的小资产阶级性质就更加明显地表露出来。这个集团以北德小资产阶级的比较激进的分子为代表，它比中间派左翼坚决，但政治眼光并不如它远大。它的领袖约翰·雅科比和高等法院顾问瓦尔德克也是如此。雅科比对于当前的阶级斗争了解得很少。他是一个坚持原则的人，不过他所坚持的是小资产阶级原则，如果要用这种原则衡量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这种原则就像柳条似的弯曲了，它把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一会儿说成是“劳动阶级的正当要求”，一会儿又说成是“不顾工作的贱民的无政府行动”。雅科比过分拘泥于抽象的公式，而瓦尔德克则存在过多的幻想。瓦尔德克的崇拜者把这个土生土长的威斯特伐里亚人比做伊梅尔曼笔下的贺弗舒尔采［注：贺弗舒尔采是伊梅尔曼的小说《明希豪曾》（1838）中的一个人物，他是威斯特伐里亚的一个富农，是被反动的传统主义束缚的农村上层人物的代表——原编者］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就他的本性来说，他是一个坚强的人，但却有并多怪想。他是一个热狂的普鲁士人和坚决的君主主义者，像贺弗舒尔采挥舞着查理大帝的剑一样，他挥舞着“弗里德里希大帝的剑”。作为“威斯特伐里亚的农民之王”，他喜爱和了解的是贺弗舒尔采那样的农民，而不是无产者的农民。他否认普选权是劳动阶级的社会武器。他是一个正统派的天主教徒，尤其也是一个自以为“高贵”而不在国民议会发言的自觉的官僚，他以议员的身分建立了一个脱离实际生活的教士集团。这四个集团逐渐由议会中分化出来，右派和左派分化最早，关于协商原则的争论在它们之间划了一条明显的界线。两个中间派的人数也同它们的政策一样长期变化无常，在壮大起来的反革命势力把它们推回左派以前，它们都在很大程度上倾向右派。左派约有四五十个成员，两个中间派也各有四五十人。康普豪森内阁继续执行其叛卖政策，并把被人民赶走的普鲁士亲王召回柏林，还编造了他在英国已经完成“外交使命”的种种骗人鬼话。康普豪森认为，他让王位继承人负责君主立宪国，可以保护自己，因此他就充当“王朝的挡箭牌”；由于召回亲王，他确实为还没有头的反革命势力安上了一个虽不高明，但却顽固的首脑。事情非这样不可，亲王本人也就不再装模作样了。他在科布伦茨接见军官团时，说了句心里括：我只信赖这些军官；波森的一个选区把他选进了议会，他在议会中虽然公开表示拥护新制度，但是态度冷淡而拘谨，人们几乎不怀疑他希望尽快地推翻新的制度。康普豪森内阁对人民代议机关的轻视态度同它对王权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形成十分显明的对此。它丝毫也没有为了使议会在开始阶段便于工作和消除混乱状况而尽自己的力量，当四百人组成一个不平常的议会，正在寻找头绪的时候，这种混乱是不可避免的。政府甚至没有同暂时掌握着权力的右派发生必要的接触。它仅仅拿出一个宪法草案，这是比利时宪法的一个不成功的翻版，终于没有得到任何人的赞同。柏林的人民群众对于议会并不怎么关心，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从议会得不到什么好处。对于柏林议会和法兰克福议会说来，在没有伟大的人民生活的城市里开会，是一个严重的损失。它仍缺乏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在伦敦和巴黎所有过的喷火的土地。柏林群众也企图时常施加压力，督促议会，并使它走上正轨，可是群众没有组织，他们的愤慨先是给伺机而动的反动派以诈骗的机会，然后又给它一个破坏人民代议机关的借口。群众所施加的最大的压力就是6月14日对军械库的袭击。在议会费了很大力量终于开幕以后，左派提出一个议案：议会承认革命，宣布3月18日和19日的战士对祖国有巨大的功劳。这个提案没有得到特别有力和清晰的论证；心清混乱的舒尔采—德里奇希望得到承认的不是街垒战士在战斗时的行动，而是他们在战斗后的行动，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使提案具有相反的意义。群众对于提案的意义有更多的了解，在讨论这个提案的两天中，他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在会议厅周围徘徊。提案竟以一百七十七票对一百九十六票被否决。会议又转入议程，据说是因为三月事件的崇高意义是无可争辩的，目前的国家法制就是在得到国王同意的情况下在这些事件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可是人民代议机关的任务不是对这些事件发表意见，而是同国王协商制定宪法。这样一来，妥协就得到承认，群众的愤怒情绪也就沸膝起来。冯·阿尔宁大臣在离开会议厅的时候本想再说几句讽刺话刺激刺激群众，结果却尽快地溜走了。同他一起溜走的还有传教士济多夫，他曾在阵亡的街垒战士的葬礼上以教士的身份赞扬革命，现在却以议员的身份诋毁革命。人民群众的非常温和的行动在6月14日的会议中为右派所利用，说是人民代议机关受到威胁，要求采取保护措施。左派打退了这一进攻，但是群众的愤怒终于化为袭击军械库的行动。这也说明群众对于左派的不信任，几天以后的事实表明，这种不信任是有道理的。当陆军部的一个委员胡说什么一群窃盗洗劫了军械库的时候，左派也一起听着，没有表示任何抗议，只敢发出轻微的嗤嗤声。可能当时反革命集团已经派了一些坏蛋混入军械库的攻击者之中；王室和教会的这些先锋战士也很可能施展了三只手的伎俩。就其实质来说，攻击军械库乃是对资产阶级背叛的本能的革命反击。议会中的大多数否定了街垒战士的功绩，这就确凿地证实了资产阶级的背叛。起初攻击成功了，军械库的守卫部队投了降。可是起义的群众还没有来得及武装自己，增援部队就把他们赶走了。市民自卫团这一次也像往常一样可耻。尽管如此，对军械库的袭击在一定程度上使议会直起腰来。当时已经计划把议会迁到一个偏僻的小城中去的右派在6月场日的会议中，大多数人由于害怕没有出席。左派则通过了两个决议，一个决议说，议会不采取任何保卫措施，它把自己交给柏林居民来保护。另一个决议说，政府的宪法草案是一个“有价值的材料”，议会把这个草案交给一个委员会，由这个委员会对草案进行修改，或者另拟一个草案。左派和中间派左翼看到，一纸具文不起多大作用。瓦尔德克说：“我们必须由下而上地建设，首先必照建设市镇，肃清封建国家的可怜残余。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即将一事无成；我们就是在砂子里耕地，在空中造房子。”布赫尔的看法也与此类似：我们应该一天也不停地粉碎已被战胜的旧时代的残余；洛贝尔图斯早先已经提出一个议案，要求议会对工业条例、市镇法规和税制，教育法和兵役法以及其他等等作为宪法的一个有机部分作出决定。这是第一个有力的步骤，这个步骤可能远远越过大资产阶级所喜欢的范围。于是它就急忙通过更大的背叛来对付这一迫切的危机。四．汉泽曼内阁普鲁士亲王几乎公开地，议会则完全公开地反对康普豪森内阁。特别是汉泽曼迫不及待地把他那还常常同种种良心谴责作斗争的“尊敬的朋友”推到一边。汉泽曼认为，对革命的消极抵抗已经尽到了它的本分，现在应该对革命进行积极攻击了；资产阶级应该由王朝的挡箭牌变为反对人民的剑；继“中介内阁”之后的应该是一个“行动内阁”，以便在任何情况下都解除革命的武装，只要有一点可能也解除反革命的武装。他的计划既简单又有独创性。资产阶级为了王权而牺牲人民，王权为了资产阶级而牺牲贵族。议会中的三个资产阶级集团各得一个大臣的职位，议会被战胜了。汉泽曼是个老奸巨猾的资本家，他执行路易·菲力浦的已经可耻地破产的机会政策，他根本没有考虑这个附带的小问题，即在资产阶级制服人民群众以前，旧普鲁士的历史力量——王权和容克阶级是否就已经驾驭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国王出于自己的打算暂时让汉泽曼便宜行事，议会也吞下了诱惑者扔给它的钓饵。汉泽曼使人数众多的奥尔斯瓦特家族中的某一个奥尔斯瓦特当上了首相兼外交大臣，他本人仍然担任一切恩典的源泉的财政大臣，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屈韦特尔和梅尔克尔分任内政大臣和司法大臣，商业大臣是右派的米尔德，农业大臣是中间派右翼的吉尔克，教育大臣是中间派左翼的洛贝尔图斯。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勇敢的社会拯救者汉泽曼对于投票买卖多么关心，而对于哪怕是资产阶级的改革又是如何轻视。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一定修养的农场主洛贝尔图斯负责教育行政工作，而他从来也没有显出对这一行有什么专长或兴趣。市法律顾问吉尔克却进了应该扫除一切封建垃圾的新成立的农业部，他自己也担心，连大麦和燕麦，黑麦和小麦也分不清。资产阶级只是没有能够挤进陆军部；在这里高踞首位的是罗特·冯·施莱根施坦将军，不管他是昨天的幽灵，还是明天的恐怖。［注：俏皮话，德文中施莱根施坦（Schreckenstein）这个姓中的“Schrecken”这一部分原意是“恐怖”的意思——译者］6月26日，新内阁出席了议会。在最广泛的民主基础上制定的宪法随着康普豪森的垮台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代替它的是有充分基础的君主立宪国，是两院制，不回到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也反对陷入无政府状态的自由，恢复受到破坏的信任，巩固信誉，在牢固地建立资产阶级统治以后，乐观地进行广泛的工作，为人民中的所有劳动阶级造福。可是这种好日子只持续了两三天。6月28日，法兰克福的德国国民议会对它的虚无缥缈的自主权作了几个星期的幻想以后，被它的议长，高贵的加格恩引上采取“大胆行动”的道路，它利用自己的全权任命一个王侯作不负责任的帝国摄政。奥地利的约翰大公当选，这样一来，德国的运动就为各邦政府所掌握。可能有人要问，加格恩是直接为了各邦政府的利益而迸行背叛的呢，还是他真正以为哈布斯堡王室由于一个奥地利大公接受了临时的中央政权而束缚住自己的手脚，以致后来不能阻止霍亨索伦王室接受世袭皇冠呢？不管怎么说，当他大言不惭地硬说，他采取“大胆行动”并没有牺牲民族主权时，他欺编了自己或者欺骗了别人。一群羊对一群狼说，只要你们不参加选举，我们想选你们做我们的保护人；我们要以至上的全权规定，你们可以把我们吃光。各邦政府当然欣然同意这种“民族的自主权”，但是它们认为没有必要再对人民的勇敢的蹂躏者隐瞒，羊终归是羊这一事实了。邦联议会宣称，早在德国国民议会选举约翰大公以前，各邦政府就一致承认这个帝国摄政，汉泽曼内阁也在普鲁士议会宣布了这一点，对德国事业的叛卖也是汉泽曼内阁同普鲁士国王缔结的协定中的一项内容。汉泽曼内阁虽然同意选举帝国摄政，但是它反对根据“这种特殊情况为未来作出结论”。普鲁士政府通过这种抗议，公开反对德国议会的自主权，于是雅科比急忙提议对汉泽曼内阁进行不信任投票。雅科比的决议案清楚地表明，德国处在无可救药的分崩离析状态。他要求普鲁士议会不同意选举帝国摄政，但承认德国议会有权无需事先得到各邦政府的同意就可以进行选举。这个提案从逻辑上看是无可指责的，不过实际上它只是对德国议会说：你做了一件大蠢事，但是你做这种蠢事的权利却是不能限制的。经过一场十分混乱的辩论以后，雅科比的决议案以五十多票之差遭到否决。可是这个意外事件与其说是内阁的一个胜利，还不如说是内阁的一次失败。不仅是多数人受到各种不同的动机支配，而且洛贝尔图斯也辞去大臣的职务。他对于德国的统一是有诚意的，不想用一种阴谋手段扼杀德国的统一，而汉泽曼同普鲁士王室和容克阶级却一致采取这种手段。中间派左翼随着领袖下台而开始转向左派。法国的悲剧比法兰克福的悲喜剧更有效地摧毁了刚刚开张的汉泽曼内阁。巴黎无产阶级在可怕的六月战斗中受到残酷镇压这一事实，最初似乎满足了欧洲资产阶级的一切秘密心愿。鲍姆施塔克厚颜无耻地在普鲁士国民议会中祝贺，“这个问题在法国得到这样出色的解决，是全欧洲最幸运的事件之一”。可是事实上资产阶级杀害了巴黎无产阶级，也就破坏了自己的政治统治。法兰克福的九月、维也纳的十月和柏林的十一月只不过是巴黎的六月的回声。在这种赞助下，“行动内阁”的行动不外乎是给旧普鲁士的官僚、警察和军人国家开路。汉泽曼没有征求议会的意见就扩大了首都警察机构，增加了一千六百名特别警察，这些警察进行大量的非法逮捕，不断地向街头的和平群众挑衅，采取种种祖暴行动，甚至稳重高雅的洛贝尔图斯也受过他们的害，在这些方面他们比三月革命前的警察有过之无不及。当舒尔采—德里奇申诉，这些“新的人民春天的蝴蝶”比“旧的冬天的鸟儿——警察”坏得多的时候，内政大臣屈韦特尔好像不知道有个3月18日似的回答说；“一个真正想要自由的国家，必须有相当数量的警察人员作为执行权力。”洛贝尔图斯提议，政府应该补设一个关于警察职权的法令，右派和中间派右翼也支持他这个提案，但是没有什么结果。议会满足于一种不起作用的抗议。它根据瓦尔德克的提案，批准了保护个人自由的法案，这个法案确实得到国王的同意。从字面上看，这个法令是很漂亮的，但它只是一纸具文。在非法逮捕的同时，根据一般的国家法令对报刊案件进行了无数审讯。当被一系列事件激怒了的群众做出向首相的窗户扔石头这一稍稍过激的行动时，内阁就颁布了一个旨在取消集会自由的防止骚动法令。汉泽曼一上台就颁布的一些“有机的法令”完全是在法国资产阶级在路易·菲力浦统治下的十八年活动的基础上颁布的，不过这些法令在国王和容克阶级面前，甚至没有得到一个巴黎油盐店老板的资产阶级的自尊。汉泽曼关于市镇法规和市民自卫团组织的议案是想保证资产阶级享受三月革命的一切成果，而使无产阶级完全不能享受。这种制造法律的典型例子是市民自卫团法案，在汉泽曼内阁倒台以后，这个法案确实被通过了。在这以后，市民自卫团虽然应该保卫“宪法规定的自由和法令秩序”，但是它的组织细则使它成为半是无用的军事玩具，半是武装的警察部队。从二十四岁到五十岁的男子有服这种兵役的义务；在市民自卫团服务的人应该自己装备自己；如果他们无力购置装备，市镇应该把自己的武器给他们，但是市镇有权只召集二十分之一的居民，这样就可以把三分之二乃至四分之三的有服役义务的人，首先是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排除出去，而且实际上也排除出去了。此外还有许多官僚主义的卑鄙的规章，其中之一是，国王可以“根据在解散令中详细列举的重要理由”解散各市镇或各县的市民自卫团，这一条就使整个法案成为废物，并把在三月革命中争得的人民武装交给国王任意支配。尽管如此，最后只有左派和中间派左翼的一部分人反对这种自杀行动。国王和容克地主听任“行动内阁”这样行动。可是当正直的汉泽曼在背信弃义地剥夺了无产阶级的权利并对它进行镇压以后，也想把资产阶级的一套加在封建社会身上的时候，他们就拚命反抗了。这个冷酷的实业家妄想国王心甘情愿地为了他而牺牲贵族，就像他为了国王牺性人民那样，这只是一种美妙的幻想。国王很欢迎资产阶级为他从曾经烫伤过他的尊手的火中取栗，而他只想吃栗子。朝臣们用一套关于三月革命的起因和过程的不可信的谎言，蒙蔽轻信的国王。国王在给本生的密信中异想天开地把自由主义称做“脊椎结核”，是一种“被上帝祖咒的罪恶的狂妄”，他骂那些自由派的大臣是“阉羊”和“阴谋家”。汉泽曼对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提出要求时十分客气，而在镇压群众时却毫无心肝。在取消例外的审判籍方面，他得到议会中的法学形式主义者的支持，让这种审判籍在军队和高等学校中继续存在。他不敢触犯封建徭役和庄园劳役，几十年来，容克地主对农民进行了无耻的掠夺，现在仍然保留原状。农业大臣吉尔克提出的废除各种封建赋税和义务的法令草案只不过是想无偿地取消封建赋税和义务中对容克最没有价值的、最小的部分。这个草案是想尽可能地少刺痛容克，多欺骗农民。只是汉泽曼认为毫无温情可言的部门即财政部门，使他感到有点不愉快。财政状况相当困难。国家的收入减少了，赋税增加了，公债耗尽了。汉泽曼是在发行强制公债的情况下开始他的统治的。为了从经济上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为了尽可能地降低它的生产成本，汉泽曼打算在一定程度上改革旧普鲁士的财政制度。他这个真正的资产者憎恨一切国营企业，他想把国有地分成小块上地，把国家跟行变为私人银行，解散海外贸易公司，把国营工厂卖给私人资木家，“虽然蒙受重大损失也在所不惜”。他开始用极低的价格把海外贸易公司在西里西亚山区投资的大纺织厂卖出去。他反对由于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格上涨而提高工资的间接税。应该让大地主出点儿血。汉泽曼提出的法令草案，其目的是要提高烧酒税和甜菜糖税，特别是取消土地税和等级税免纳权。他自吹自擂说，这样一来就打中了“反动派的要害”，当然封建财主同国王和祖国的上帝一起发出可怕的叫声。但是汉泽曼决不能从另一方面得到他在这一方面失去的东西。他的政策的反动一面使得群众对他的政策的可以说是革命的一面发生怀疑。一个内阁用它的警棍尽力粉碎人民的正当要求，人民还应该充实这个内阁的金库吗？一个政权迫不及待地取消三月革命的成果，人民还应该加强这个政权吗？这种想法使得议会中的左派甚至对汉泽曼所补划的最有效的措施——取消土地税免纳权也不感到高兴。同时提高烧酒税就提高了广大群众的一种不可缺少的享受品的价格，并且使莱茵省开烧酒厂的资本家在同易北河东的大地主的竞争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行动内阁”用一切狡猾手段锯断了它唯一可以依靠的支柱，于是封建专制的反动派就急忙一脚把它踢开。由于资产阶级政策不得人心，封建专制的反动派从春天所受的打击中逐渐复原了。一开始，它就组织了忠诚的各省对叛逆的首都的斗争，这个斗争是大吵大嚷地进行的，不过除此而外并没有多大意义。重要得多的一着是：它也赶紧作出决定，用它的方式站到革命的这一边来。它制造了一个议会和一份报纸。7月里，一个“保护所有权”协会〔人民以正确的本能称它为“容克议会”）同柏林议会同时举行议会。从7月初起，《十字报》也出版了，封建党派的残兵败将都集中到这面旗帜的周围。这个报纸的创办人是海尔曼·瓦盖纳，他主持这家报纸虽然是够恶毒和够可恨的，但是他既不傻也不怯懦。《十字报》并不在充当“王朝的挡箭牌”方面虚度宝贵的时间。它在一份试刊中就“最坚决地”否定“任何人的、任何王侯的专制主义”。它完全了解，不能再用三月革命前的方式进行统治了。它声称，它是属于立宪派的，至少也是一种集权的官僚政治的爱好者。只要形势使然，瓦盖纳就想把大地主组织成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容克们为了阻止乘胜前进的资产阶级推翻王室，必须学习在立宪制的战场上建筑工事。瓦盖纳对内阁发动了最猛烈的进攻。他指责汉泽曼的“没收计划”，这个计划大量挥霍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但不是把这些钱扔到穷人怀里，而是扔到富人怀里，这个计划将要剥夺大地主的地产，使他们背离国王；瓦盖纳用威胁的口气说，国王由于承认这种掠夺，将比一个外国侵略者更凶地虐待大地主。“汉泽曼挥舞着红旗，大踏步地走在革命的前头。”这些夸强的言词令人发笑，但是瓦盖纳不用这种说法就不能使头脑顽固的容克认识到一个需要一种新策略的新时代已经开始了。这种教育过程延渡了一个较长的时间。瓦盖纳从没有完全达到自己的目的。在这期间资产阶级的政策容许采取一种简略的办法。容克地主作为一个统治了几百年的阶级，清楚地知道在阶级斗争中有组织的力量起决定作用，而军队就是他们反对革命的大王牌。只有军队才能打败民主主义者，这句简短的话就是他们的整个纲领。国家的可怕的崩溃也暴露了普鲁士军队的严重弱点。在三月革命的那几天里，许多将军由于怯懦和慌乱而大失体面。而许多年轻军官则倾向革命；在袭击军械库事件中，泰霍夫少尉为了站到人民一边而牺牲了自己的光辉前程。总的说来，团体精神在军队里比在官僚集团中更快地战胜了一切反对派的活动。康普豪森和汉泽曼通过镇压波兰的起义和用武力对付丹麦，热心地恢复三月革命前的军国主义。这两位英明的政治家仅仅为了磨快刺向自己胸膛的宝剑而宁可出卖民族利盆，也不把波兰革命导向反对死敌俄国的方向，也没有进行一次正式的战争解放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当法国军队在一次残酷的巷战中战胜了巴黎无产阶级的时候，容克的剑就不愿再待在剑鞘里了。军官们的那种狂妄的嘲弄态度日益明显。正如瓦尔德克所说：“在三月革命那几天一度中断的旧军事制度，现在仍然完整无缺地保存着。”汉泽曼由于担心资产阶级利益受到损害，也完全同意这种说法，可是当织工起义时期惯于让人民流血的施魏德涅茨的驻军，对市民自卫团挑起一场可怕的血战的时候，议会中始终追随汉泽曼的多数派却吓了一大跳。施魏德涅茨的指挥官由于某种情绪禁止市民自卫团敲鼓，并用一种难听的音乐来酬答这种英勇行为。市民自卫团为了驱散不请自至的乐师就向前推进，可是在指挥官住宅前面受到一连步兵的迎接，这一连士兵不问情由给了他们一个齐放，射出一百零二颗子弹。十四名市民自卫团员被打死，三十二人受了重伤。这一流血事件使得柏林议会睁开了眼睛，看清了实际情况。议会根据左派议员施泰因8月9日的提案要求陆军大臣向军队发布一道命令，警告军官不要从事反动活动，不要同老百姓发生任何冲突，劝他们靠拢市民，为实现立宪制度正直而热情地工作，最后是让那些政治信仰与此不合的军官退出军队，这是他们的光荣义务。这仍然是一个很温和的措施，光荣义务的提案恰恰以一票的多数通过了。目前汉泽曼内阁认为，它不再重视决议就尽到它的职责了。普鲁士军国主义用另一种方式，但也同样有力地使德国国民议会从它的自主权的迷梦中惊醒。自从选举了帝国摄政以来，德国国民议会就用关于有名无实的基本权利的永无休止的闲谈来消磨时间。它又一次受到高贵的加格恩愚弄，加格恩在私下也毫不隐晦地说，必须尽一切力量赢得时间，直到普鲁士国王摆脱受到普遍轻视的状态，那时就可以宣布由他当德国皇帝。占少数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个议员说，共和主义者黑克尔也应该像反动的普鲁士亲王那样得到赦免，这种说法妨碍了普鲁士国王道义上的养息过程，加格恩的多数派由于这个精采节目而活跃起来。“有自主权的”人民代表因为这种毫无恶意的而且也不是过分讨好黑克尔的言流，差一点儿大打出手。但是普鲁士国王决不愿意报答（哪怕是最轻微地）这样热情的崇敬。他不考虑帝国的权力，8月26日在马尔摩同丹麦政府缔结了为期七个月的停火协定，停火条件使德国蒙受极大的耻辱，使普鲁士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进行的可耻战争得到体面的桂冠。这个战争是普鲁士国王为了宣告他的德意志使命，为了执行德意志邦联的决议而发动的。而德国国民议会就是邦联议会继承人，早在6月9日，德国国民议会就庄严地作出决定说，它决不批准任何牺牲两个公国的权利和德意志荣誉的合约。现在普鲁士国王在马尔摩的停火协定中牺性了两者：两个公国的权利和德意志的荣誉。在做了种种空洞的决议，发表了许多空洞的言论以后，现在德国国民议会必须第一次实际考验自己是不是一个能起一点作用的力量了。它在9月5日表示反对马尔摩协定，并以十七票的多数决定，突现停火的措施应该停止。于是所谓的帝国内阁马上辞职。在帝国摄政（勃鲁姆常叫他帝国败坏者）约翰的那个假想的内阁中，奥地利的施梅林和普鲁士的波伊克尔虽有种种龌龊，但却一致努力使德国议会成为受到普通嘲笑的对象。后来帝国摄政仿照立宪的惯例委托9月5日的多数派的领袖组织一个新内阁。这位领袖是达尔曼，他是三月革命前的空谈理论的教授自由主义的典型人物。从他本人不能采取有魄力的行动这一点，忠实地反映了德国议会的软弱无能。他没有完成组阁任务，几天以后就把组阁权退还给微露笑容的帝国摄政。9月16日，国民议会撕毁了自己从前的决议，以二十一票的多数批准了停战协定。这样一来，它就从道义上和政治上自己毁灭了自己。它可耻地荡尽了落到它怀里的三月革命的成果，现在只有一条活路：一个新的革命。从法兰克福周围一二百公里的地方有几千名有准备的战士涌到法兰克福，要求左派集团以法国国民公会的面貌出现，并担任一个新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但是左派集团除去像勇敢的施略费尔这样的少数几个人以外，全都不起作用。它决定服从议会的多数。当时左派集团最有影响的成员罗伯特·勃鲁姆应该对此负责，两个月后他惨遭杀害正是这个过错造成的。失望的武装群众离开了法兰克福。得不到人民选出的议员的任何支持，起义必然失败，而这种起义只会加强封建君主的反革命。司徒卢威在巴登举行的一次新暴动立即崩溃了。在法兰克福当地发生了一起小规模的暴动。重新上台的大臣波伊克尔和施梅林虽然没有发动这次暴动，但却有意识地让这次暴动得以发生，以便从邦联的要塞美因兹调来优势的兵力，把议会置于军队的控制之下。用这种办法对付这种议会实在是多余的。议会的两个议员——老将军奥尔斯瓦特和容克阶级的吹牛家利希诺夫斯基忘记人民代表的尊严竟到这种程度，他们在9月18日骑马出去侦察人民战士，在执行这个侦察勤务中被打死。国民议会本身更忘记了自己的尊严，9月19日它在生存得到充分保障的情况下，感谢军队“在镇压叛乱时表现的献身精神”，并且根据左派的一个提案，还给“献身”这个词补充了“克制”一词。左派中差不多只有八至十个议员反对这种自我亵渎的行为。从此以后德国议会不可更改地成了一个清谈的场所。在9月的这几天里，普鲁士议会的命运也决定了。它知道国王为什么缔结马尔摩停战协定。自从欧洲反革命的大国，德国统一的不共戴天的敌人英国和俄国，站在丹麦一边从外交上进行干涉以后，为了反革命目的进行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战争就有可能带有革命性质。按照国王和容克地主的愿望，普鲁士军队不应“为革命服务”。按照他们的秘密意图，普军应被用来反对革命的代表普鲁士议会。弗兰格尔率领近卫军从什列斯维希—霍尔坦边疆回到勃兰登堡马尔克，反革命就纠集它的力量进行一次决定性战斗。这样一来，外国得到满足，德国议会在道义上破产，普鲁士议会受到军队的包围。可以理解，对柏林的人民代表说来，衬衣比外衣更贴身。他们接受了马尔摩的停战协定，虽不是兴高采烈，但也不为德意志荣誉的丧失而悲叹，相反地，他们又回到8月9日的决议上去。施泰因提出一个决议案，认为内阁最迫切的任务就是立即根据议会8月9日的决议给军队发布命令。这个命令本身仅仅是一个背景。在各个民政部门也发布了类似的禁止官吏进行反动阴谋的命令，所起的作用就同在实际力量面前纸上谈兵所起的作用相似。可以设想，反动官吏中的死硬派以什么态度对待自由派大臣的警告，可是大臣们也没有敢把他们之中的任何人撤职。国王可以对军队发布一项使议会满意的命令，而丝毫也不损害他的利益，几个星期以后他也确实这样做了。但是有的事情国王允许军事内阁做，却不允许平民内阁做。汉泽曼不能执行议会8月9日的决议，狐狸掉到自己的陷阱里了。议会只得更有力地坚持执行自己的决议。既然对议会来说军队是不可触犯的，既然内阁把议会的决议当作一张废纸，那么议会就已经不起作用了。实际上，正如6月间讨论左派关于承认革命的提案时一样，这又牵涉到协商原则。柏林居民也同当时一样感到十分愤慨。甚至死气沉沉的市民自卫团也通过它的指挥官和司令部向议会递交了一份致意书，答应尽其所能支持议会的决议。9月7日，议会讨论施泰因的提案。汉泽曼肆无忌惮地威胁说，假如议会坚持它的决议，就可能发生反革命事件、内战和流血事件。右派的发言人利用种种法律上的诡辩和条款把决议说成是破坏立宪制的行动。相反地，左派发言人中肯地指出，问题不在于决议的内容，而在于内阁是否应当执行这个决议。布赫尔在有决定意义的发言中说，这关系到一个权力问题，而不是关系到一个法律问题。在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时候，还在推敲查考纸上的法令，实在是太天真了；新时代所需要的基础决不是法令汇编中的一页；议会应该以政治家的风度，而不是以偏狭的法律观点来完成自己的使命，这个也许是史无前例的使命就是用立法的和平办法把还没有完成的革命进行到底。革命所反对的各种权力、原则和制度已经受到谴责，但还没有被消灭，专制政权的一切官署还照常工作，专制法令几乎全部存在。议会不能容许专制主义把军队变成毁灭人民自由的工具；它必须使军官的容克阶级的骄横受到挫折，必须劝告士兵，哄他们为自己和自己的受难同胞争取人权。问题决定于中间派右翼的态度。这次它转向左派和中间派左翼。翁鲁不像汉泽曼那样一心想做国王和容克的玩物。他同布赫尔的政治观点相距很远，作为一个严肃的政治家，他说，如果议会由于破坏自己的决议而造成“道义上的破产”，那么剩下的只有反革命同第二次革命之间的“危险的两难局面”。促使他作出这个决断的可能还有这样一个原因：如果他决定赞成施泰因的提案，那么他就最有可能接受他所支持的内阁的遗产。翁鲁抱有一个甜蜜的幻想，以为他能够把资产阶级的事业办得此汉泽曼还好。施泰因的提案以二百十九票对一百四十三票通过。于是议会的重心移向左边。但是在6月本来可以使议会获得胜利的东西，在9月却只能给它带来垂死挣扎。五牺牲农民国王用任命普富尔将军为首相兼陆军大臣来回答施泰因提案；首相之下有两三个（不是全部）大臣是由二月革命前的官僚和外交官中的无关紧要的人物担任的。同时，弗兰格尔将军担任了集结在勃兰登堡省的部队的司令官。这是政变的准备，还不是政变本身。反革命没有明确的作战计划；由于种种原囚，它对于干脆用武力解散议会还有顾虑。特别是国王害怕3月18日和19日的事件重演。起初，反动派的主要策略是用“七条牛”的力量向着宪法叫喊。同现在一切反动分子在那张像第二天命一样插到我们的上帝和这个国家之间来的字纸上所消耗的神圣热情相比，三月革命前自由主义的感伤的宪法痛苦只不过是一种儿戏。议会受到许多猛烈责难，说议会轻率地忽略了协商制定宪法的任务，在无益的问题上浪费了时间。这种可恶的欺骗子冒充应该受到尊重的人民的声音，成了革命年代的爱国史话，反动派利用它要想达到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威吓议会使它不再摧毁三月革命前的国家制度，并使议会集中力量做书面文章，将来反动派根据情况可以用手边的一把刺刀戳破这张字纸。第二个目的是：在新宪法里订上容克地主和他们的娄罗感到兴趣的一条，同资产阶级宪法相适应，这个条文宣布所有权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它容许限制所有权，但必须赔偿全部损失。这一条作为一个新的基本法公布得越早，容克地主们就越高兴；利用这一条文，他们要想彻底保卫他们的一切封建所有权，不管这种所有权是如何腐朽。议会看穿了这种反动阴谋，它的领袖，如布赫尔和瓦尔德克揭露了这一阴谋。议会的委员会制定了一个从资产阶级角度说来可以差强人意的宪法；其不足之处都是由于政府办事不力所造成的，特别是政府不知是出于恶意，还是由于可悲的无能没有做出行政区和县的组织章程草案。议会确实浪费了许多人力和时间，因而受到责难，这笔账也记在政府的名下。一开始就受到内阁百般阻扰的新议会必然常常跌交。尽管困难重重，但是柏林议会已经证明，在革命的巨大影响下，利用普选权选出的人民代议机关在实际见识方面远远超过最有经验的官僚。它所做的事情比普鲁士官僚在其全盛时期所做的还要多得多，格奈斯特（他决不是柏林议会的颂扬者）甚至提出证据说，柏林议会五个月所做的事情比十八世纪英国议会一年所做的事情还要多。不管从革命的立场出发对议会有多少责难，可是在五十年来已经披上“客观的历史著述”这一美丽外衣的反动诽谤面前，议会还是不可取消地站立在那里。议会所缺少的正是革命的行动力量。对议会说来，普富尔内阁一方面是一个明显的危险，但另一方面又给它一个苟延残喘的机会。普富尔本人是格奈泽瑙和沙恩霍斯特培养出来的一个有教养的军官，青年时期是亨利希·克来斯特的朋友，垂暮之年是拉萨尔的友人。如果反革命以为可以用他做它的秘密计划的驯服工具，那么它的算盘就打措了。但是反革命也可能只把他看做这样一个人，由于好心的疏忽，他可以使事态一直拖延到发生政变为止。普富尔内阁只是一种过渡状态，议会决不应该对此有所怀疑。如果它想在一定程度上重获已经失去的东西，那么它就应该在施泰因提案给它开辟的道路上继续前进。随着汉泽曼内阁的垮台，这个提案本身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翁鲁给新内阁秘密提出一个向军队发布的命令，这个命令同施泰因的提案大致符合，普富尔马上就发布了。谁都了解这种镇静剂的实际作用；封建专制反动派在军队中占有的堡垒用善意的劝告是决不能夺得的。马尔克的总司命弗兰格尔将军和西里西亚的指挥官勃兰登堡伯爵发布的日日命令打破了对于这一事实的任何怀疑。如果说，柏林议会已经失去了掌握军队的有利时机，那么从它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来看，现在还有一个成功的大好机会；这就是把农民阶级的利益同议会的命运结合起来。这样一来，王权和容克阶级就会在政治、社会，最后也在军事方面陷于瘫痪状态。整个夏季，农村群众的愤激情绪不是下降了而是上升了。这种愤激情绪像一只贪食的秃鹫在撕裂国王和容克的心脏。他们用软硬两种办法企图使农民相信至今压迫他们的这些人的善良意图。但是农民仍然坚强不屈，并且继续用他们的铁拳粉碎封建的捐税、勤务和负担。3月27日，阿尔宁内阁曾发布了一项命令，宣布一切利用威胁和暴力迫使地主所做的让步一概无效，对于这个命令，农民干脆报之以嘲笑。国王和容克想用一种恶作剧来达到这一目的。沙弗果奇伯爵也同无数西里西亚容克地主一样被他的隶农逼迫放弃了产权变动税，各种勤务，放弃了手续费、盐捐、礼金和纺织捐，放弃了实物地租。瓦尔姆布隆镇的居民不知被用什么办法说服，在5月5日沙弗果奇伯爵过生日那一天，把“弃权文书”退还给他，并请他永远忘记这件事。国王在5月5日的一道庄严的内阁命令中公布了这一“崇高的行为”。这是“忠诚、尊重法纪和真正返回到必需的良好秩序轨道上去的光辉范例”，国王对此表示了“最大的愉快”，并要求西里西亚农民以“类似的会人兴奋的方式”再像牲口似的被捆在容克地主的屠宰凳上。可是农民又一次对国王报之以嘲笑。一切都无济于事。旧的封建经济已经过时了。一部分资产阶级化的乡村贵族自觉地看清这一点，顽固的容克地主也不得不看清这一点。要想继续欺骗农民，那就不能再用封建方式，而必须用资产阶级方式。换句括说，封建义务必须用金钱或土地赎免的办法永久保持下去。但是这一点目前不能像滑铁卢战役后几十年那样用毫不顾忌的粗暴方式实现了。没有减免的封建负担激起多数农民的反抗，同样，赎免法规和调整法规也激起少数农民的反抗。比过去更加隐蔽地压榨农民的法令不是顷刻之间就能制定出来的，可是农村群众的慢性的反抗却加快了它的步伐。康普豪森内阁利用一份关于调整地主和农民关系的建议书来摆脱这种两难局面。这个建议书是由商业大臣帕托夫签署的，帕托夫是同施韦林和奥尔斯瓦特同一类型的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帕托夫的建议书以下述原则为依据。一切已由判决或契约调整过的封建义务的赎免仍然有效。今后在原则上仍然是：用补偿的办法取消封建义务和“一切阻碍自由处理人事和财产的限制”,不过将来可以根据比至今更为合理的原则赎免上述封建义务。有些封建义务应该无偿地废除，这些封建义务可以看做是世袭依附关系、从前的税制和领主裁判权的产物，或者它们本身只是部分已经过时的地主的累赘，对权利者没有真正的持久的价值，因而并不影响经济关系。建议书说这通常就是：领主权、租地继承税（多付最好的家畜）、治疗税、狩猎勤务和远征勤务、屠宰什一税、保护金、窝尔普尔吉士税、放牧税、养蜂税、蜡租、水渠捐、牧场使用权等等。上面列举的这些名目好像不少，可是没有什么意义或者意义不大。在“世界上管理得最好的国家”中，保存着这样多的封建垃圾，以致运走其中的一小部分，也不能影响大局。规定无偿废除的捐税和义务都是已经完全失效的，或者只在个别地区存在的，或者正如建议书本身坦白承认的，只给容克带来微不足道的利益。这纯粹是一种障眼法，正因为如此，汉泽曼内阁只把帕托夫建议书的这一部分用法律形式规定下来。柏林议会没有理解它在这一方面的历史任务，这是它的一切错误中最严重的错误，是它历史上的最大污点，它用来医治工业无产阶级的病痛的除去廉价的花言巧语和临时的缓和剂而外别无他物，因此它是一个资产阶级议会。但是作为这样一个议会，它应该懂得把农民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由于有五、六十名农民议员，它就有了一个可以组成一支不可战胜的军队的参谋部。诚然，这些农民代表中的一部分人已经知道他们应该站到哪一边，而成了极左派，可是其余的一部分还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而被狡猾的汉泽曼用作投票机器，在财政部里大吃大喝，按照一个英国记者的说法，他们在那里像一群奥捷普威一印地安人出现在德文郡［注：英格兰西南部的一个郡。——译者］公爵的沙龙里。资产阶级反对派本来应该更多地使这些可怜人物了解自己的利益所在，但是，中间派左翼的一个议员甚至使右派得到了廉价的胜利，他提议把所谓不懂德语的议员，打谷者［注：在德国某些地方，特别是在西里西亚，人们把处于依附地位的农民称为打谷者，他们必须为地主劳动（主要是打谷），而得到的是微不足道的一点钱或实物。——译者］）基奥尔巴萨开除出议会，由于这个无理的提案，属于右派的议长阻止他继续发言。《十字报》尽到了它的本分，它胡说什么基奥尔巴萨在会议厅里常常把靴子股下来，因为他习惯于赤脚走路，又说出纳员用闪亮的银洋付给他薪俸，他高兴得吻出纳员的衣角。有些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也兴致勃勃地来开这种无聊的玩笑，比如古斯达夫·弗赖塔克就同《十字报》竞赛，在《边境使者》报上讥笑他的西里西亚同乡姆罗斯和基奥尔巴萨是“可笑的怪物”，对于这样一些自由主义者，人们又敲说什么呢？诚然，左派和中间派左翼对封建义务、婢仆制度、在别人土地上的狩猎权以及其他等等进行了一些攻击，可是这并没有起很大作用，其中只有布赫尔提出的剥夺封建县等级会议决定课税的权利的议案被通过成为法令。9月1日议会还认为废除摇役的提案并不是刻不容缓的。甚至中间派左翼在6月里提出的一个议案——停止关于地主和农民的纠纷的没有结束的谈判，直到更为合理的赎免法案和调整法案颁布为止——到9月底还没有得到议会的批准。3月18日以后六个月，议会还没有采取这个筒单的临时措施，而1789年的法国国民大会在攻占巴士底狱后三个星期就清除了全部封建垃圾。尽管如此，当议会随着普富尔内阁的成立面临着生死攸关的严重危机的时候，还是有很多生路的。农民的情绪仍然很高，他们写了几千封致意书，要求人民代议机关的保护；9月1日进行的狩猎引起农民和容克之间的血战，农民有理由认为封建的狩猎权已被三月革命废除了，可是容克地主却不愿放弃在农民地里打猎的高尚嗜好。事实上议会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且取得了可以鼓励自己的成果。议会主动决定，无偿地废除作为物权的在他人土地上的狩猎权；甚至它所采取的行动，从资产阶级立场看来是太激进了。尽管如此，国王却不敢不批准这个法令。现在议会只要把无偿地废除各种捐税和义务的法令由一个虚幻的东西变成一个真实的东西就行了，这样就可以取消农民阶级的沉重负担，哪怕只取消最沉重的负担。议会还有一块阵地，可以同国王和容克阶级进行政治斗争。可惜议会又是只跨出第一步，即颁布了狩猎法，它的精力就枯竭了。此外，他终于通过了拖延很久的、关于停止地主和农民谈判的法令，可是却否决了一切对争论的农民一方有利的修正案。国王也批准了这个法令。但是在讨论废除封建义务法案时，发生了无可救药的混乱。9月7日使左派集团获得了胜利的中间派右翼又转向右派一边。翁鲁是所有权的狂热的拥护者，在他看来，帕托夫建议书的原则已经太冒进了。他的同党皮列特以法案报告人的身分宣称，无偿地废除封建义务——除去少数无关紧要的例外——是不公正的也是不明智的；不公正是因为，封建．义务通过几百年来受法律保护的占有变成了既得财产的对象，不明智是因为，这样就使人数众多的、由于占有大量物质资料而有巨大势力的合法的地主阶级同国家的新制度疏远。右派集团并不想打击那些等着给议会以新的力量的农民，但是它更不想得罪那些待机给议会以致命一击的容克地主。它对农民使眼色说：宁愿要手里拿到的麻雀，不要屋顶上抓不到的鸽子，既然我们废除了你们的负担的百分之三十或者只有百分之二十一，你们就应该十分满足了。它又对容克使眼色说：既然你们可以把受到威胁的财产由封建性的变成资产阶级性的，那么一点点定钱，你们是可以付的。布赫尔在他光辉的演说中多次反对这些恶丐和奸商。和皮列特不同，他从另一个方面看到了公正和明智。要么地主要求赎金是正当的，那就应该给地主赎金，要么无偿地废除封建义务的立法是正确的，那么立法就没有权利牺牲农民的利益给容克地主送礼。据以决定问题的法律基础不是历史学派的已经腐朽的法律基础，而是革命的法律基础。“革命是最神圣的权利受到损害捐害的人民的必要自卫。这种自卫是一种权利，不仅习惯法承认它，而且一切时代和各族人民的法律都承认它。如果一国人民进行革命，进行这种意义上的、即为了自卫的真正革命，他们的代表站到这个立场上，在这个意义上制定法律，使革命的思想具体化，那么他们就是站在法律基础上。”离开这个基础，是不明智和不公正的。9月7日，布赫尔还提醒人们警惕法学形式主义的钻牛角尖的举动。“法学家应该熟悉社会科学，以免社会尚题吞没他们，··…如果我们以法律上的精确性一点一点地讨论这个草案并提出许并多多的修正案，那么我俩的情况就很容易同专心研究圆周的阿基米德相似。”同时布赫尔也充分认识到，他所指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他所拥护的就是这个革命的法律基础。根据这个精神，他要求议会应该像法国大革命的议会那样行动，即根据下述原则：领主的权利，只要它们带有封建领主性质，是以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统治为基础的，就应该立即无偿地废除。可是，只要这些权利是以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继续有效的契约权利名义，以服务和报酬的原则为基础的，那么就应该赎免这些权利。当时国民诚会中的票数比例是，右派集团和左派集团势均力敌。10月末，格拉博夫辞去议长职务以后，翁鲁被右派集团以一百七十七票选为议长，而这时左派集团共得一百七十票。这个票数此例就使得彻底贯彻布赫尔和他的朋友提出的原则十分困难。可是，这是一个明确的原则，可以成为封建迷宫中的阿里德里涅引路线［注：阿里德里涅（克瑞特国王弥诺斯的女儿）救其情人西修斯出迷宫所用之引路线，见希腊神话。——译者］，因此还有实现的最后希望。但是这个最后希望却被左派毁灭了。这个集团由于自己过去懈怠而感到羞愧，于是想尽可能把领主的所有权利一笔勾销，也不考虑这些权利是以封建的还是以资产阶级的权利名义为依据的。这样一来，决不打算离开资产阶级法律基础的左派不仅不能坚决行动，反而钻进右派阴险地布置好的圈套里。这个勇敢的党派只要有力量，就反对无偿地磨除封建义务，尽其所能地使法令成为对农民毫无价值的东西，当它不能实现它的崇高目的的时候，它就帮助左派的盲目冒进取得胜利，使有产阶级对议会作出不好的评价，说议会是共产主义的，对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也像对封建的所有权那样不重视。这种不老实的两面手法在狩猎权问题上取得了第一个成就。议会一决定无偿地废除封建狩猎权，右派就同左派共同反对舒尔采—德里奇提出的中间派左翼的修正案。这个修正案主张，如果土地所有者或者他的先人在最近三十年中已经由于取得报酬而放弃了当时归他所有的狩猎权，那么为了取消在别人上地上的狩猎权就应该付赎金。但是右派的阴险策略同左派的可伯的短视在讨论废除封建义务的法案时才发挥得淋漓尽致。比如表现在关于产权变动税的争论上。所谓产权变动税、集市税、坚信礼费、计算金、排斥金、规章金、监工费、搬运费、领主购物费、统治法金以及类似的捐税都属于农民最沉重的负担之列。这些捐税每当统治的一方或服役的一方所有权发生变动时就从有关的土地上征收，并根据情况增加，最多可增加百分之十。这些捐税纯粹是掠夺，是没收财产的最好形式。农民死后，他的继承人要向容克地主缴纳其地产价值的百分之十，不管这个农民负债不负债。如果一个农民的地产值一万塔勒，但有六千塔勒的抵押负债和三千塔勒的私人负债，这个农民死后，地产归其妻所有时，国家根据实际遗产的价值一千塔勒收十塔勒的遗产税，但容克地主却收总值的百分之十，即全部遗产一千塔勒的产权变动税。他可以立即命令拍卖这块地产。此如以七千塔勒卖出，那么债权人的私人债款就得不到偿还，而落到继承人的身上，但是除去抵押债款而外，容克地主不仅得到了产权变动税，而月，他还有权向新产主收七百塔勒新的产权变动税。中间派左翼通过布赫尔和舒尔采—德里奇提出无偿地废除产权变动税的提案，除非“义务是明确地根据权利人和义务人或先前的占有者所订关于土地的转让契约确定的”。正如关于狩猎权的相应提案一样，这种限制在原则上是重要的，实际上却是没有意义的；产权变动税大多来自纯粹的封建关系，是以时效权利为依据的。议案以一百七十八票对一百六十票通过，这时两个反对这个提案的右派成员，司法顾问盖勒恩和高级地方法院顾问土伊斯豪斯提出一个修正案，即在保留的情况下，产权变动税税率不得超过百分之二。他们的意图十分明显，就是要议会干涉它自己刚刚承认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所有权。尽管如此，左派仍然上了这个拙劣的圈套。这个修正案未用记名投票的方式通过以后，以地方法院顾问赖辛施佩格和最高法院枢密顾问林泰伦为首的其他右派成员立即提出强烈抗议，反对根据他们的同党的提案作出的决议，因为这个决议毫无理由地侵犯契约的权利，从而使任何权利的存在都成为问题。只要从这个可悲的喜剧中举出这一场，恐怕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为了上演这出悲喜剧，右派日益分裂成为各种各样的集团。这出戏没有演完，还算是右派的大幸。议会学会了一种少有的技艺，把这个支离破碎的法案拼奏起来。这个法案伤害了有产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化的贵族的最神圣的所有权威，但同时又使得农民日益对议会产生怀疑和不信任。有时竟有四十个杂乱无章的限制的或者扩大的修正案，就是最老练的法学家在这堆乱麻中恐怕也找不到头绪，农民们又怎能把它归纳成一个条文呢？对于一个只懂得把他们当牺性品而不懂得解放他们的议会，农民们又怎能全力支持呢？在普富尔内阁时期，议会在讨论废除封建义务的法案的同时也讨论了新宪法的头几个部分，可是这也不能改善议会的状况。它取消了国王的“禀承天命”称号，废除了贵族，废止了勋章和封号。可是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当它执行一只手解散军队，另一只手向敌人提出强烈挑战的政策时，它的失败就更加不可避免了。六．国王和容克地主反革命比较善于利用普富尔内阁这一过渡时期。它用上百门大炮，四五万人的军队日益牢固地把柏林握在白己手里。它想方设法地在首都群众中挑起暴动，这样就可以进行军事干涉。它最希望重演一次小规模的巴黎六月屠杀事件。10月中旬，反革命势力向这个方向迈出了最初的一步。那时由国家雇用在柯本涅克一费尔德开凿运河的一些失业的手工业工人，砸毁了一台在即将来临的冬季可能夺走他们最后一块面包的机器。这些穷人大多惯于做精细活（像金匠、银匠等等），由于干这种笨重的土方工作，他们的双手就越来越不能适应本来的职业了，他们的绝望情绪是不难理解的。市民自卫团的尴尬的笨拙的干涉引起了一场冲突，有几个工人和市民自卫团员被打死。但是左派议员在军队调来以前就平息了这一冲突。干是反动派另想办法挑拨工人闹事。在柯本涅克一费尔德领导运河工程的建筑工程师根据“上面的命令”撒谎说，不仅是破坏机器的人要被解雇，而且上百个根本没有参加的工人也要受这种处分。这一无耻的煽动也没有发生作用。有一定觉悟并在一定程度上组织起来的工人群众清楚地知道，在这种时刻进行一场血战对谁有利。反革命不得不满足于规模较小的救国活动了。10月里，骚动的群众包围了议会在那里开会的话剧院。他们不听左派议员的活，却听像布雷斯勒伯爵这样的可疑的煽动分子的话布雷斯勒一会儿靠拢左派，一会儿靠拢容克议会，后来容克议会在一次审讯中确定，布雷斯勒在1O月的危急的日子里曾企图资助工人建筑街垒。反动派越来越愁眉苦脸地申诉，这些群众威胁着议会的辩论，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在袭击军械库的日子里，当真正的无产阶级企图推动议会前进时，呆在家里不出来的那些右派议员现在以愉快的心情在会议厅里踱进踱出。他们自己不敢硬说，由于害怕骚动者，他们的投票受到妨害，而只是叹息议会的“尊严受到损害”,其实恰恰是他们自己天天用他们高贵的阴谋破坏这个议会的尊严。但是，即使完全撇开反动派的煽动在话剧院前街头骚动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不谈，不仅所有公正的评判人，而且像格奈斯特和翁鲁这些已经用尖锐的眼光看到财产和人身受不到什么威胁的人都会证明，这种骚动在自由的国家里是很难引起人们注意的。接着维也纳发生了决定性的战斗。柏林的革命从奥地利的首都接受指示，柏林的反革命也是这样，拉德茨基在意大利获胜以后，奥地利政府就纠集半野蛮的斯拉夫人攻击革命的德意志和马扎尔文明民族。10月31日文迪施格雷茨公爵袭击了经过勇敢抵抗后失败的维也纳。同一天晚上，普鲁士议会经过热烈辩论以后通过了洛贝尔图斯的一个温和的提案，要求政府对帝国摄政采取迅速而有力的措施，以使在奥地利的德国各邦受到危害的民族自由和受到威胁的国会的存在得到切实而有效的保护，并缔造和平。11月1日，维也纳陷落的消息传到柏林。普富尔立即被免积，勃兰登堡伯爵受命组织新内阁。勃兰登堡是容克、军官和霍亨索伦王族的三位一体，是当今国王的伯父，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的重婚生子，这位国王常常用这种重婚表现白己尊敬上帝和遵守虔诚的习俗。勃兰登堡伯爵的上台意味着一次最露骨的政变，甚至右派也觉得太过分了。现在议会要么公开向国王宣战，自己形成一个独立的力量，可是大多数议员却认为雅科比热烈拥护的这种策略太革命了，要么议会就设法通过议会的途径削弱新内阁的力量，可是大多数议员又认为这个办法太没有成功的希望了。他们一致同意中间派左翼的提案，派一个代表团对国王说明“国家的形势”。这是一个不彻底的步骤，它向国王透露议会虽有反抗性但也有其软弱性。这一点从将由代表团呈给国王的奏折的外部形式上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议会委托雅科比、布赫尔和赖辛施佩格起草奏折。布赫尔文体优美的草案以严肃的口吻向国王指出他的行为的“无限悲哀的、使人想到一个邻国的命运的后果”，而赖辛施佩格却在这个草案中加进种种关于“国王陛下的心”的美丽词藻，说国王的心经常是为人民的福利而跳动的。11月2日，代表团在桑苏西宫同侍从武官（后来当了陆军元帅）曼托伊费尔经过较长时间商谈以后，确实见到了国王。当翁鲁朗读奏章的时候，国王先敲敲他的佩剑然后转过身去把背朝着代表，这种引人注目的姿态，在柏林街头的顽童中为了表示最大的不敬是常见的，而在国王同人民代表之间的政治交往中却还没有人看到过。张皇失措的代表起先是一言不发，当读完奏章后国王要离开会客室时，雅科比发言说，国王想不想听代表们的意见，回答说：不！雅科比对走到旁边房间里去的国王大声说，国王不愿听真理，这是他们的不幸。人们可能认为，雅科比会受到他的同伴的祝贺，因为国王的奇特的态度使代表们陷入窘境，而雅科比用并非他第一个说的但却完全适合这种情况的话，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使代表们脱离了这种窘境。可是国王一离开房周，大多数代表却严厉责备雅科比。侍从武官刚跨进房间，洛贝尔图斯（第二天在公开的会议上洛贝尔图斯还称称赞侍从武宫）就跑到侍从武官面前，“恳求他到国王陛下的房间里去对国王说，我们深信国王陛下的明见一定会把国议会的奏折同一个代表最后所说的几句话区别开来”。这些人民代表，甚至是他们之中较好的人物就是这样。当国王为了用武力粉碎人民代议机关，而叫人磨刻、备马、装炮弹的时候，议会的领袖仍却由于没有尽到做臣子的礼节而在国王的侍从武官面前自我检讨。这种可怜的政策必然鼓起反革命的勇气。反革命很需要这种勇气。勃兰登堡和弗兰格尔不过是两个老丘八，他们用“枪膛里的子弹和磨得飞快的刀剑”这种豪言壮语只能博得谨小慎微的反动分子的很少信任。当时有人戏谑说，侍从武官曼托伊费尔手拿一把左轮枪强征大臣，把柏林街头弄得惶惶不安。六天以后，勃兰登堡还没有凑足半个内阁；某个军人被任命为陆军大臣，三月革命前的两个官僚拉登堡和曼托伊费尔［注：侍从武官曼托伊费尔的堂兄。——译者］当了教育大臣和内政大臣。外交、商业、农业、司法和财政各部大臣还没有适当人选。最简单地恢复三月革命前的封建主义和专制制度是不可能的，最多只有最狭隘的容克地主还抱这种幻想。瓦盖纳干脆把这叫做反动的空想，虽然立宪玫体在勃兰登堡还是一个难解的谜，但是连他都不断肯定地说，他是彻头彻尾主张立宪的。反革命企图在对议会进行决定性打击以前，至少同右派联合起来。可是这里也有一个困难，因为右派也屡次宣称国王不能解散议会。协商原则已经毫无意义，因为两种主权不能在一国并存，正如一个天上不能有两个太阳一样。但是资产阶级已经陷入这个泥潭里，一时不能自拔。根据这个原则，国王不能解散议会，议会也不能废除国王。这种悬而不决的苦痛不安的时刻继续了整整一个星期。在这个星期里，议会在又一次否决了左派成立安全委员会的提案以后，进行了无关痛痒的辩论。这个时期柏林城里十分平静。自从反革命已经掌握政权，但是还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的时候，10月的骚动者好像钻到地下去了。这时候勃兰登堡伯爵同右派的一些名人勾连起来。他们是怎么干的？在哪里干的？这些细节别人不得而知，不过他们的密谋的结果立即暴露出来了。国王不能解散议会，但他可以让议会搬家，为了搬家而让议会休会。以“威胁”议会为目的的首都的“并不罕见的无政府运动”和“罪恶的示威游行”给这个举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口。为议会的独立自主所作的周密考虑怎么会成为暗害议会的行动呢？这是个老方案，在袭击军械库的那几天，右派就曾经提出过。如果议会这样做，那么就开了一个先例，根据这个先例，在不得已时可以证明国王也有权解散议会；如果议会不这样做，那么它就违抗了国王的正式命令，这个命令的目的是要使议会免遭贱民的暴力威胁。右派很有理由怀疑勃兰登堡伯爵的才能，为了防患于未然它推荐它的成员，久经考验的法律歪曲者林泰伦为司法大臣。不错，11月2口林泰伦也一起到桑苏西宫去表示反对勃兰登堡内阁，可是对这位普鲁士高等法院顾问说来，今天在他昨天所咒骂的暴行上打下合法的戳记，又有什么了不起呢？为了探探翁鲁的口气，勃兰登堡揣着一个漂亮计划去见翁鲁。翁鲁立即声明，议会的多数，中间派和左派以及担任议长的他本人都不同意迁移和休会。如果勃兰登堡能够看透资产阶级的灵魂，他听了翁鲁这种声明也会感到真正高兴的。翁鲁把封建专制的反动派看作一种非常讨厌的东西，他决不会像右派那样轻易同它妥协。但是他更厌恶人民的第二次革命，正如翁鲁本人公开宣称，用各种办法阻止这个革命，就是他反对国王命令的真正原因。如果议会迁移和休会，那么它在人民中早已动摇的威望就会完至破产。这样一来，正如翁鲁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政治团体就会掌握运动”，于是“街垒战就是不可避免的”。相反地，如果议会反对国王的命令，那么它在群众中的威望就会增高，它就可以安安稳稳地把车子推到任何力量也不能再使它走上正轨的地方。翁鲁有理由相信自己能够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但是，勃兰登堡对这种情况了解也罢，不了解也罢，反正他现在手里掌握了自己可以任意行使的政权。11月9日他在议会宣布了国王的通知。根据这个通知，议会应该迁到哈费耳河畔的勃兰登堡去，并休会到11月7日为止。翁鲁声明，不得议会的同意他不能中止会议，这个问题应该由议会决定。勃兰登堡“郑重其事地”对“非法地”继续举行会议表示抗议，接着就离开了会场。他在陆军部构筑工事，弗兰格尔把大批军队调到柏林。不到三天，这两个老丘八就把一切国法，如4月6日和8日的法令，市民自卫团法案，保护人身自由的法令全都踩在脚下。他们想用戒严令这个新法令来代替它们，可是他们并没有任何法律根据和事实上的理由宜布戒严。他们建立了赤裸裸的刺刀统治。七．十一月的悲喜剧由于反革命的前进，议会得到了一个法制基础，像这样坚固的法制基础，普鲁士资产阶级过去和后来都从未有过。议会反对国王的命令，不管协商论是否有效，它这样做无论在形式上或是在实质上都是十分正确的。甚至把这种理论奉为圭臬的一些人，如极右派的法学家格奈斯特也不得不以柏林市议员的身分作出这样的结论：“召集国民议会是为了到柏林来商定宪法。它根据法律集会，并奉召来到柏林。它当时和后来都实际上批准了这个会址。因此会址和会期的片面变更是不合法的，不管对国王或是对议会来说都是这样，因为它们两者是作为独立的力量并存的。谁要承认把议会迁往勃兰登堡的权利，谁也就必须承认把它迁往梯尔西特、萨尔卢伊或者其他邻近地区的权利。谁要答应休会十四天，也就要允许休会十四年。一方要想单独决定时间和地点时，自由的协商就结束了。然而一方单独做出的判断，即使变动是重要的，这样做的理由是充分的，也是一种片面的决定。因此现在的问题不是‘命今和服从’，而在于保卫我们的权利。”这个法律问题是这样明显，甚至最保守的法学家，只要他们不想故意歪曲法律，都会以格奈斯特的精神回答这个问题，此如康普豪森内阁的司法大臣博奈曼就是这样。议会中的多数也相信议会这样做是正确的.11月9日，当勃兰登堡提出“郑重其事的抗议”以后离开会场时，甚至右派也没有完全跟他走。有几个右派成员不知是由于良心谴责还是由于其他不良动机留在中间派和左派里。大约有二百五十名议员不向政变屈服，大大保障了议会的决议能力。从前的农业大臣吉尔克提出的一个议案差不多以全票通过，这个议案否认国王有权违背议会的意志，命令议会休会，迁移会址和解散议会，并且指责负责的大臣对国王、国家和议会严重失职。对于法律问题做出这个确当的决定以后，就要看议会怎样保卫自己的权利和反抗国王的不法行为了。其实行动问题也同法律问题一样十分明显，而且是直接由法律问题产生的。国王用暴力攻击，议会就必须用暴力防御。这里并不涉及“守法的”资产阶级可能怀疑的革命权利的问题。筒单地说，这就是对不合法的进攻的合法的抵抗，防御者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必须顺应攻击者所选择的武器。一个边境遭到外敌侵犯的民族也是用武器保卫自己的家乡，叛国者勃兰登堡和弗兰格尔比外国侵略者还可怕、还可恨。如果议会在国王破坏法律以后把自己看做是国内唯一合法的力量（实际上它也是这样），那么它就应该唤起人民不惜一切代价进行反抗，要用武装的抵杭对付武装的入侵者。当国王企图利用暴力破坏议会时，这就是议会的义务，同时也是它的权利。如果议会害怕由于自己犯了严重错误失去人民的信任，如果它担心自己不能召集胜过国王的军队的武装力量，那么这种局势就不会有丝毫改变。因为斗争可能失败就放弃斗争，这是胆小鬼的行为，不是大丈夫的举动。倘若列奥尼达［注：列奥尼达（Leonidas？一前480）古斯巴达国王，在希波战争中和，公元480年率希腊军队扼守德摩比利隘口。因内奸通敌，队伍被围逃散；偕斯巴达三百战士奋勇抵抗，全部牺牲，——译者］在德摩比利隘口率所部三百人退回（因为他必为波斯军所败），那么他在历史上就不是一个英雄而是一个卑鄙的家伙或是一个愚人。战争是这样，革命也是这样。后来马克思评价普鲁士议会在十一月危机时的策略时视：“顽强奋战后的失败是和轻易获得的胜利具有同样的革命意义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82页。］假如议会虽知必败但仍敢于进行斗争，那么它就能弥补过去的过错，拯救自己的未来。在以后的五十年中，普鲁士议会决不会被指定扮演墙上的影子的角色。何况只要议会善于坚毅、明确而迅速地行动，斗争并不是毫无胜利希望的。在这一天，议会还有进行斗争的机会。内政大臣以真正的普鲁士的轻佻精神，通过警察总监命令市民自卫团司令部封锁话剧院不准议员到那里开会。司令部用确当的理由拒绝这样做。理由是，根据市民自卫团法案，市民自卫团的任务是保卫而不是侵犯“宪法规定的自由和法定秩序”，根据这个法案，市民自卫团不归内政大臣也不归警察总监指挥，而只归市镇当局指挥。林普勒尔叫人把来往信件送给翁鲁，翁鲁急忙通知议会在11月10日早晨五时开会，因为警察总监已经宣布，如果市民自卫团在早晨六时以前不表示顺意执行命令，王国官厅就要亲自采取“适当的决定性措施”。在这次决定性的会议上，提出了三种可以决定议会行动的意见。’市政府的一个代表团自愿做国王同议会之间的调解人，它要求议会采取“和解的步骤”，尤其是要防止流血事件。市民自卫团拿出它的司令部同警察署之间来往的文件，但是没有提出特别的要求，这就是按时它虽然不愿被利用来破坏议会，但是也希望议会看到它的勇气已经枯竭了。最后，组织起来的柏林工人，“德国工人结义会柏林区域委员会”——翁鲁在宣读时就：“根据签名，当地有许多工会属于这个组织。”——要求议会进行武装反抗。这个简短的致意书中写道：“只要有人胆敢由于侵犯人民代表而侵犯了人民的权利，柏林工人随时准备着听从你们的召唤；他们向你们伸出手，献出血以反抗一切要想出卖你们，出卖人民的自由的敌人。”对达三种意见没有进行辩论，翁鲁就说，议会不能再采取“和解的步骤”，可是当然要避免发生流血事件。一定不给内阁任何采取暴力手段和强迫措施，宣布戒严等等的借口。应该进行消极抵杭，如果“只有用武力”才能把议会赶走，进行消极抵抗就够了。真正的决定权掌握在国家手里。只要言论，只要结社权没有重新受到压制，国家不用流血也能战胜反动派。如果国家没有提出充分的抗议，以致刚刚取得的自由重又失去，那么这就是国家本身的罪过。翁鲁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知道，本来是尽人告知的事情，即不管有没有理由，反革命正准备“重新压制”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并宣布戒严，所以翁鲁的原则性声明的智和勇也就不言而喻了。事实上他是把对市民自卫团的要求同这一点结合起来，这个要求是，假如议会受到武装力量威胁，不要积极保护议会而只进行消极抓抗。对于工人的致意书，他说：“先生们，如果我对你们的意见理解得正确的话，我们决不促使而且也不能听任那些把力量和鲜血贡献拾祖国的人们，在不适当的时间和不适当的地点牺牲献给祖国的力量。”翁鲁是一个老奸巨滑的资产者，他不想在不适当的地点和不适当的时尚看到哪怕只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粉碎专制暴行的工人的拳头；按照他的见解无产阶级的鲜血和力量只属于“祖国”，而他所渭的“祖国”就是指资本的利润。议会对议长的说明报以“同声叫好”。没有任何反对意见。在这个会议上，议会还向人民发出了一个一号召，“在人民合法的代议机关被暴力摧毁的严重时刻，一刻也不要离开法制基础”。议会为了通过在没有大臣出席的情况下讨论有机的法令以证明自己对政府的独立性，就继续进行关于废除封建义务法案的辩论，其条件是要像翁鲁的声明给城市无产阶级泼了冷水那样，给农村无产阶级泼冷水。留在议会中的两三个右派议员要求，关于这个法案的扩大的修正案，只要有一个议会反对就应该退给委员会，议会同意了这个要求。它为了不损害那些忘记了义务曾经把背脊朝着它的议员的权利，而牺牲了农民的利益。这一回，这个所谓的国民议会才真把六十年前法国国民议会已经懂得作为历史剧上演的东西，改编成滑稽戏演出。政府的提案要想无偿地废除过分的负担，这些负担纯粹由封建关系产生，没有契约根据，甚至三月革命前的立法就已经承认它们是世袭依附关系的产物，不过这种负担只存在于萨克森省和威斯特伐里亚省的一些傀儡地区，而在西部各地，法国的贵族统治早就把基督教德意志统治的这些残余彻底清除了。可是在这种过分的负担非常盛行的东部诸省无偿地全部废除这种负担的提案却遭到否决，因为有一个右派议员反对讨论。此外政府的提案还要求无偿地废除狩猎勒务、驱兽人勤务、领狗勤务、狩猎通信勤务，以及用喂狗的面包、喂狗的谷子、喂狗的燕麦、地里的喂狗谷、地里的喂狗燕麦、养狗地租等名义征收的捐税。许多修正案提议，在必须废除的中世纪的苛捐杂税中还应该包括：狩猎粮、狩猎金、纺纱捐、减布捐、劈柴捐、交亚麻、交羽毛茎、大麻捐、灯芯捐、沼泽捐、住宿金、刈干草金、切铜料工资、盖屋顶工资、勤务燕麦、放牧燕麦、胡椒金等等。可是这些修正案没有一个得到讨论，因为每次都有一个右派议员反对。这样就过去了几个小时。正在进行这种不体面的游戏时，传来由市民自卫团警卫着的话剧院也被军队包圈起来的消息，这是对命运的一个尖锐讽刺，也是一个应有的讽刺。两支队伍的长官林普勒尔和弗兰格尔进行了英勇的舌战，结果弗兰格尔坚决表示，他要在广场上露营一周，在议员离开话剧院以前他不离开这儿，议员离开后，他准备封闭话剧院。市民自卫团表示，议会不撤退它也不撤退。于是议长肯定地说，武装干涉开始了。在这几天十分常见的“同声叫好”的情况下，议会宜布它只在“武力”面前退让，就带着市民自卫团撤走了。随后军队就占领了话剧院，把搅乱议会的档案当作救国的消遣。11月11日，内阁解散了市民自卫团。从表面上看，国王是根据“在解散今中明文规定的重要理由”这样做的。载在解散会中的唯一理由更有力地证明这种措施的实质上的不合法性：市民自卫团所以被解散，是因为它拒绝执行警察总监的形式上和实质上都不合法的命令——封锁话剧院。这一天议会在靶场开会，宣布解散市民自卫团是非法的，宣布任何参与这一行动的官吏或市民是祖国的叛徒，但是又谨慎地补充了一条说，议会要求内阁收回成命，市民自卫团和柏林居民以冷静的态度期待内阁采取这一行动。林普勒尔立即辞去司令官职务。市民自卫团的少校们还做了另一件事，他们在11月11日到12日的夜间开会讨论，要不要进行积极的或消极的反抗。工人结义会的一个代表团敦促他们进行积极反抗，并保证坚决支持他们。瓦尔德克同几个左派议员也出席了会议，他说，他到这儿来并不是为了给少校们出主意，他对军事是个门外汉，毫无军事知识，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以及什么东西比煽动性言确更为重要。在这个出席人数不多的会议上,谈了许多乱七八糟的废话，而解除市民自卫团武装的活动，仍“以冷静的态度”进行着。这时候几个老丘八又不知道应敲怎么办了。他们必须而且也打算宣布戒严以扼杀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但是市民自卫团却乖乖地交了枪，议会的书面抗议损伤不了任何人一根毫毛。在这个紧要关头，资产阶级的愚勇给军事上的无计可施帮了大忙。11月12日，市政机关的一个代表团出现在正在开会的内阁阁员们的面前，要求内阁辞职。勃兰登堡捺住性子“冷静而庄严地”（目击者格奈斯特这样报道说）拒绝了这个无理要求，甚至勃兰登堡也能理解这种要求的优美的幽默性。于是市政机关的发言人就冒出这样几句话，“我们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市民自卫团的几千枝枪落到了民主主义俱乐部和工人手里，所以我们为了防止可怕的流血事件必须反对解散市民自卫团，抗议宣布戒严。开会的大臣们听到这几句纯粹是捏造事实的活，脸上都露出满意的笑容——客气的格奈斯特把这种笑容称作“一种惊喜的眼神”-，他们立即回答说，国王是考虑到这种十分紧急的情况，才要宣布戒严的，于是在同一天就宣布戒严了。所有俱乐部立即被封闭起来，二十人以上的集会受到禁止，不经警察当局批准，不得强贴招贴［注：在十九世纪前半叶，凡是站在街头上供大众观看的号召、声明和告示，统称为招贴。这种招贴是政治斗争中的锐利武器之一。——译者］，出版报抓和其他书刊。警察当局取缔了一切不受欢迎的报纸，并且警告旧的庸人报纸，假如它们发表有利于议会，下利于政府的文章，它们就会遭到停刊的命运。此外还进行大规模的非法的住宅搜查、逮捕和其他阴险手段，比如马上对洛贝尔图斯行使了警察职权，把一切“不能充分证明他居留本地的目的是合法的”外乡人，在二十四小时内驱逐出境，成立军事法庭，凡通过“叛卖活动”使不队受到危害或损失的人都由这个法庭审判。议会一听到这些消息，历上就到靶场开会。议员们发现靶场以及它所在的市区聚集了许多武装人员，不是市民白卫团，而是由年轻的商人、技术员、艺术工作者、大学生组成的别动队，这些别动队显得比市民自卫团有力量，它们坚决要求保卫人民代议机关。翁鲁也同样坚决地回答，议会不要求它们保护，副议长瓦尔德克同意翁鲁的意兑。翁鲁说，别动队不撤走，议会就不开会，这样他就赶走了这些武装人员。在会议上宣布已经发布的戒严令为非法，不过这一次没有照例附上这样一条；居民不要对它进行实际反抗。左派的荣克坚决宣称，人们不能经常像教师似的教训人民，由于这种教训产生了一种假象，仿佛人民没有权利对非法暴行进行实际反抗似的。如果议会不愿号召人民拿起武器，那么它也不应该劝告人民不这样做。议会中渐渐产生了一种羞愧的威觉。从全国各地送来几百封令人鼓舞的信件，可是议会却在水中捞月，它要想保卫自由，却又不愿流一滴血。11月11日，左派提议拒绝钠役，当然不会有结果。在翁鲁声称，不用这个“最后的和平手段”,“全国人民的声音”也会压倒“反动派的叫嚣”以后，议案被推拾一个委员会。可是，“全国人民的声昔”虽然越来越高，反动派却并不“叫嚣”，而是采取一件又一件日益非法的暴力措施。11月12日，左派又提出一个提案，宣布叛国的内阁无权使用国款和征收斌税。为此布赫尔提出了一个决议案，宣布如果军队被用来进行非法活动，如实施戒严，在军旗前的宣誓就没有拘束力。左派的几个成员根据相似的精神，希望发表一个宣言，要求“军队里的弟兄们”承认议会的“合法地位”。可是，在几个右派议员看来，这一切都太冒进了，他们用威胁的口吻说，如果不放弃这种补划，在这次会议中还有决议能力的议会就会由于他们退出而失去决议能力。同军队有关的几个提案遭到否决。甚至被普鲁士国家热狂所征服，不久就尝到这种热狂的苦头的齐格勒也用咒骂给这几个提案送行，因为他把纪律奉为胜利之母。委员会的大多数已想表示反对拒绝纳税，等到委员会作出书面报告以后，议会再作决议。决定议会的形式上的生存权利的很少几个右派议员，同时也就取消了这种生存权利的实际内容。宣布戒严以后，内阁把议会当作一个二十多人的私人俱乐部严厉对待。可是议会在11月13、14和15日还开了三次会。这几次会议的速记报告给人一种极为可耻的印象。又一次宣布大臣俩为叛国者，并在检察署偷举了他们，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宣读了致意书。13日的会议以后留在靶场的大厅里等待并接见代表的一个副议长和两三个秘书插进来淡到军队对待他们意想不到的客气。副议长感动地说，军队对他虽然粗鲁，但是并没有使用残酷的暴力。一位秘书动人地叙述，一个士兵，“一个高大结实的汉子，这样温和地同他手挽着手”走下台阶，送他出去，“像这徉温和的人他还没有见过，与其说是敌人，不如说是朋友"，另一位秘书补充说，兵士们的“眼里掉下了眼泪”。一个左派议员反对当普鲁士的暴政蹑手蹑脚地走来的时候赞扬它，可是他却因为这种没有价值的嘲笑，受到议会的“责难”。这样一来，某个少尉对某个议员所说的每一句粗野的括，当然也都慎重地记在记录本上。从这些善恶不辨的好心人的举动上看，好像他们不是在审理国王同人民之间的一个历史案件，而是在处理一件破坏名誉案，必须有证据才能确定是非。只有拒绝纳税这个隆重的行动使得议会很不好受。既然它屡次宜布勃兰登堡和他的某某同党为叛国者，那么它就能够而且必须剥夺他们征收赋税，使用国款的权利。可是在这个前提下，拒绝纳税就不是消极反抗的最后一步，而是积极反抗的最初一步。如果拒绝纳税仍然是一项“和平手段”，就会在种种宪法问题上纠缠不请，比如4月6日的法令规定未来的人民代表有批准征税的权利，但是议会是否可以不同意已经列人今年预算中的税收呢？这个急待解决的问题摆在议会面前，不仅使右派议员而且也使许多其他议员感到很不舒服。再讨论一次以后，委员会以五票对三票又否决了拒绝纳税的提案。可是请愿书和代表团的要求越来越迫切，于是翁鲁想到了一个十分狡猾的策略。11月14日，议会在市政厅开会时，传来军队向市政厅开来的消息，翁鲁宣布，如果议会再一次被驱逐，那么他在议会不能安稳地开会以前不召集会议，因为议会从这儿被赶到那儿，实在是一件不体面的事，可是军队并没有来，当瓦尔德克在右派强烈反对下要求决定拒绝纳税时，议长请他忍耐到第二天，以免由于某种分歧破坏了议会的“光荣的地位”。翁鲁答应，第二天早晨还在市玫厅召开议会，因为它并没有被驱散。由于这个诺言，瓦尔德克就没有再坚持，同意等到第二天。可是会议结束后，军队占领了市政厅，这时翁鲁认为埋葬了人民代议机关本身，也就埋葬了拒绝纳税议案。可是议会的想法还不像它那体面的议长所想的那样不体面。有超过可决人数二百零二以上的议员签名的书面要求迫使议长在11月16日傍晚又在米连茨旅馆召开了议会。拒绝纳税案的赞成者和反对者都到了那里。现在一方面委员会有了这样的看法：政府的行动和措施已经发展成为极端的暴行、诡计和无理行为，议会已被用暴力和阴谋之网裹住，它除了采取这一极端措施外没有其他办法，甚至在它可能使国内造成混乱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反对者要想在这个可燃性的问题成为大火以前把它踩灭，或者在最不利的情况下给决议加上许多限制条件，使决议成为有名无实的东西。他们准备了一个提案，谁捐税仍然继续征收，规定用税款支付的款项仍由税款支付，但是剩余之款不由勃兰登堡内阁处理，而由征收机关自己负责保管。把对政变的反抗推给所有阶级中最没有反抗性的阶级，即彻头彻尾依赖内阁的官僚阶级，这就是对于消极抵抗的最好说明。由于军队及时开到，议会才没有做出这个最后的不体面的决定。正当一个议员发表反对拒绝纳税的演说时，后来当了元帅的海尔瓦特少校率领一队兵土占领了旅馆。翁鲁一看救苦救难的钢盔出现在大厅之中，立即宣布，在刺刀面前他不进行投票。当议会在群情激愤的情况下提出抗议并要求投票时，翁鲁同海尔瓦特商淡后又引用了这个神圣的公式：“我俩又一次在武力面前退让”。洛贝尔图斯很客气地请少校先出去一会儿，然后议会一致通过了拒绝纳税的决议，用的是迄今所提出的形式中最没有力量的形式，决议说，只要议会不能自由地在柏林继续开会，勃兰登堡内阁就无权动用国款和征悦。议长宣布决议是“依法通过”的，接着就散会。可是小心谨慎的议长立即召集议会的官员开会，并确认这个决议还不成其为决议，因为已经通过的提案还只是一个手写的东西，而议会规则某条规定，已经通过的没有印好的提案在印好后还要不经讨论再投票表决一次。议长在头一天还说过，不遵守这种形式上的规定，决不捐害决议的实际效力，但是过了一夜他却又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于是他要么再召开一次议会以完成这个形式，要么（如果他不愿这样做）就至少要公开通知纳税人，他曾经公开宜布为“依法通过”的决议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哪怕有一点点荣誉感和责任感，他也不会故意欺骗那些当然不能把议会规则的一切讨厌形式全部记住的选民。可是会议决定，议会没有责任发表对议会规则的说明。当这些勇敢的资产者拯救了自己宝贵的身体以后，他们就不再把牺牲选民的利益，扮演不怕死的英雄当回事了。在这种情况下，拒绝纳税的决议就成了空文。革命的几个焦点，特别是莱茵省和西里西亚利用这个决议发动武装反抗，可是这些分散的火把自行消灭了，因为议会没有想到组织拒绝纳税运动，引起一场大火。后来几十个拒绝纳税者由于所谓煽动他们的选民的罪名受到审讯，他们令人信服地证明自己毫无罪过。舒尔采—德里奇甚至可以成到自豪，当他的故乡的市民正去袭击国民军的一个军械库时，他制止了他们。只有布赫尔一个人鼓动他的选民，特别是他出生的那一省的市政厅没收王朝的金库，驱逐服从叛国内阁的官吏，对武装谋杀进行武装反杭，总之要做不愿把拒绝纳税当做儿戏的议员所应该做的事情。翁鲁和他的同党侥幸把事情办坏以后，就想在勃兰登堡城继续吹议会法螺。可是这个打算没有得到勃兰登堡内阁的同意。反革命一旦知道群众不再支持议会，它就显示了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政策所没有，而为普鲁士容克地主的政策所特有的实践上和策略上的优越性。12月6日，内阁解散了议会，同时根据议会所拟草案公布了一个宪法，将来根据普选权选出的议会对这个宪法再做修正。当然这个宪法中的一些最主要的条款都是残缺不全的，当然除了新议会以外还要设立一个严格根据资格选出的第一议院，来修正宪法，可是钦定宪法中放射的自由原则的眩目光辉，容易使人看不到其中的限制，而这些限制就足以掩没一切光彩。同时政府还答应给下一届人民代议机关提出许多已经指出名字的法案，这些法案将把普鲁士国家放到资产阶级基础上。作为它的善良愿望的样本，它先通过取消报纸印花税抚摸了一下资产阶级最敏感的地方——报刊，它通过设立陪审法庭的命令使正道的市民充满了当官的骄傲，最后它企图通过发布在西里西亚省临时调整领主和农民的关系的规定消灭农民起义的最可怕的策源地。使它获得成功的，主要不是这一规定的比较温和的条款，而是开到西里西亚去的别动纵队，特别是议会使农民感到的绝望。反革命在这上面进行投机。它十分难过地对农民表示歉意，因为它在新议会召开以前不能帮助他们，但是这个罪过全在已被解散的议会，它不关心国王十分关怀的农民的福利，却“不断地对那些同它的真正使命相距甚远的问题进行质问”。这是一种非常无耻的欺骗，因为正是议会对废除封建义务法案进行的比较热烈的讨论最有力地驱使国王和容克进行政变，不过这种欺骗所以能够进行，并且还带有某种真理的假象，都应该由议会自己负责。事实表明，议会不仅懂得脚踩两只船，甚至懂得脚踩三只船。它被自己的阶级遗弃了。内阁几乎慷慨地施舍了议会要想赋予的一切东西，如果还缺一点什么，那么对于保证剥削机器顺利运转的信用和安宁的恢复所抱的希望可以充分弥补这些缺陷。反革命认为立即应允某些事情是适宜的，而善良的市民以为事情就到此为止了。城市贵族、大学，尤其是法庭，这样一些特别拾资产阶级提供议会的先锋战士的有教养的阶层，表现得比资产阶级更为可怜。除大少数例外，大城市的市政当局都发表谄媚的声明，柏林大学的八十名教授，其中有格林兄弟、雪恩来因、埃林堡、伯克等人在给国王的一个奏折中诽谤已被解散的议会，说议会“损害了德意志民族的荣誉”。法庭怎样为了在一定程度上赎回自己叛逆之罪，屈服于刺刀之下，它们又怎徉公开地、有意识地嘲弄法律，给一切暴行披上庄严的合法外衣，这一切都不可磨灭地写在普鲁士司法史上，当然在这个公正的殿堂中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有那种不可改变的奴隶耐性的德国人接近这个殿堂时是十分恐惧的。可是在11月的悲喜剧中态度最可怜的恐怕要算法兰克福议会了。它派了几个委员到柏林去给国王和议会进行和解，可是无论是装模作样，其实一文不值的西姆桑，或者是拙劣地虚构事实，把柏林描绘成可怕的索多巧和哥摩拉［注：索多玛和哥摩拉是两座古代城市的名称，据圣经上说，这两座城市由于居民罪孽深重而被地震和“火雨”所毁灭。——译者］的巴塞尔曼都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然后法兰克福议会细声细气地要求勃兰登堡内阁辞职，而却大声宣布拒绝纳税的决议毫无效力。这个明白的议会甚至都不理解，‘它这样做正是宣布自己毫无效力，因为解散柏林议会以后就要解散它自己，正如闪电后面接着就是打雷那样。八．叛逆的小资产阶级德国资产阶级由于害怕工人阶级而向封建专制的反动派屈服。每当国王和容克钳制无产阶级的时候，资产阶级不管愿意不愿意也就跟着这样做。它在苦难中至少有了一种安慰，因为就它的不良条件来说，它已经前进了一大步。虽然它又受到了束缚，可是它仍然是一个上升的阶级。德国的小资产阶级却不是这样。这个阶级在德国革命中遭到决定性的失败，决不会再恢复原先的样子了。它从十八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中叶进行了种种发动，用自己的方式为争取资产阶级的自由而斗争。但是它从来也没有能够彻底摆脱从十六世纪中叶就深入它的骨髓的陈旧的小市民作风和庸俗习气。三月革命以后，推翻了三月革命前的国家，大家都过好日子的幻想已经破灭，同时事实表明，资产阶级的自由首先创造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巨大阶级斗争可以赖以发展的基础，于是德国的小资产阶级就在这个可怕的前景面前吓得后退了。它希望过安稳日子，即使它的道德、经济、政治趋于没落也在所不惜。在英法两国，在英国的宪章运动和法国的社会民主派中，小资产阶级的最坚强的分子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资产阶级，这对无产阶级并不是一件幸事，因为这样一来就大大拉长了它发展成为一个阶级的过程，但这对小资产阶级却很有利，因为它从这个联盟中可以获得革命的动力。德国小资产阶级从来也没有能够产生这种联盟的思想；它总是认为幼稚地要求工人阶级盲目信任它的领导是一件大事。这种小资产阶机的狭隘性大大促进德国无产阶级的发展；它首先是那些给德国无产阶级政治组织以比英法两国更有力的推动的原因之一。相反地，德国小资产阶级即使受过最沉痛的教训也决不能理解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对它来说，这是一个不幸。半世纪以来，每一个十年中都有个别的思想家企图组织为了更巩固地向右集合自己的队伍，而先向左集结队伍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像瓦列斯罗德和古伊多·魏斯这样光辉的争论家在这种尝试中度过了一生。但是通常只有很少几个思想家集合在刚刚展开就又堕落到地上的旗帜周围。德国小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仍然听不见对一种英明而勇敢的阶级政策的一切呼声。这些群众在1848年分为三个部分，它们的残余以排犹主义的、自由思想的南德“人民党”的名义出现在今天的国会中。这种排犹主义的行会方针的支柱主要是还没有取消行会的北德中小邦：汉撒城市、汉诺威、不伦瑞克、梅克伦堡和萨克森的一部分。早在1848年4月22日，莱比锡同业公会二十二个会长就已经发表了致“德国同业公会全体会员”的公开信，信中要求他们把同业公会当作宝物牢牢握住，没有同业公会，劳动问题决得不到解决，没有同业公会，德国就没有美好前途。在颂扬行会的同时，对犹太人激烈宣战，说犹太人的心就是钱包，他们的解放是一种时新货；在德国很大一部分地方，正在发展的无产阶级应该感谢犹太人的活动，因为犹太演说家和作家煽动无产阶级反对现存制度。这个号召的反动性质还表现在用各邦分立的妒嫉眼光来看德意志的其他各邦，大力反对宣布僕役和帮工有选举权，因为这样就压抑了手工业行东的普选权。不来梅和汉堡的手工业行东也发表了类似的文告。6月2日在汉堡举行了有二百名代表参加的“北德手工业者和工业家大会”，人们在这个会议上用各种各样的声调唱着唯一造福的行会和破坏一切的营业自由的老歌。一个柏林代表甚至热情地赞同这样一种大胆的看法，即如果没有营业自由就决不可能使柏林人背离他们善良的国王。假如不是一个遭到长时间的反对才得参加大会的代表进行调解并把一种所谓现代的关系带到混乱的行会中的话，这次会议在这种不可救药的混乱中也许一事无成，尤其是当行东和帮工之间发生激烈争执的时候更是这样。这个代表是卡塞尔人民大会派来的文克尔布列希教授。文克尔布列希在卡塞尔高等工业学校教化学。有一次他到挪威去旅行，在那里偶然碰到了一个德国工人，那个工人给他讲到无产阶级的贫困，于是文克尔布列希就奇妙地发现了白己的社会主义感情。由于达个动力，文克尔布列希决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不仅关心机器和技术，也要关心人和人的经济制度。他拟定了一个渊博的体系，后来还在一部冗长的著作中加以阐述。这种体系是用联邦主义调和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用兼容主义消灭垄断主义，总之是用好的主义代替坏的主义。实质上，这个体系是一种愚味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它对资产阶级剥削倾向的可敬的憎恨只能表现在，它把基督教德意志行会制度、更加夸大了的马尔萨斯人口论和傅立叶以及路易·勃明的个别思想结合起来，打成一条瓣子拖在背后。这条辫子正适合要想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上复活行会的手工业行东的会议。汉堡会议根据文克尔布列希的建议宣布，只有一个包括所有工业部门的有效的行会规章才能使德国免遭英法两国的命运，才能不受共产主义威胁，它决定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召开一个全德手工业者代表大会，讨论这个规章并把它交给德国国民议会。这个有来自德国二十四个邦的一百十六名手工业行东参加的代表大会于7月中旬至8月中旬开会，根据文克尔布列希的指示制定了手工业和工业规章草案，并把它作为“有千百万不幸者为证的对营业自由的严重抗议”交给了国民议会。但是德国议会却不知道如何对待这个进步建议和反动建议的奇异的混合物，在德国议会的所有罪过中，恐怕这是最小的罪过了。草案要求成立一种仿照教会组织的、以全德工业议会为领导的同业公会国家。同业公会全体行东通过直接初选选举“社会议会”，这个议会在德国议会的领导下每次都同它同时召开，以便给它提出建议。在同业公会内部还保留学徒、帮工、行东的旧等级，保留着劳动证、强迫教育、强迫流动、资格证明书等制度，并且限制只做一种手工业。此外还要求一种结婚的财产资格，所有想结婚的人应提出结婚基金的证明。同这些反动空想并存的当然也有一些实际改革的要求：征收累进所得税和财产税，依法调整劳动时间，彻底改革学校，实行免费教育，把国民学校变成资产阶级社会所有成员的普通教育机构，使得艺术和科学成为人民的公共财产，不再是一种财富的垄断。尽管如此，手工业者代表大会的重心仍然在于反动的行会制度方面。这一点特别表现在大会对参加大会的十个帮工代表的可恶态度上。这十个代表起先根本没有发言权，后来也只有发言权而没有表决权。于是帮工们号召从7月底到8月底也在法兰克福召开一个有许多代表参加的帮工代表大会。这个大会同行东代表大会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它在给国民议会的一份请愿书中写道：“行东们的自私自利使他们忘记了一切智慧，以至他们竟敢宣布我们是未成年的，我们青年人有力量雄待自己的生活，我们是劳动者，是真正的生产者，因此是德意志的核心，我们是大多数，同时我们也知道我仍是大多数。”可是这个代表大会也陷入行会制度的泥沼里。想把大资本的一切反对者纠合在一起的文克尔布列希忧心忡忡地看到行东和帮工之间的冲突威胁着他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通过不倦的活动，他争取到一些帮工，接受行东的最基本的要求，接受强制同业公会甚至也同意对工人的结婚限制。当然帮工们不希望按照老行会规章的模子制定同业公会的规章。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要求“劳动组织”，要求“实行新的同业公会规章，这个规章应该同过去的规章大不相同，它适合于我们高度发展了的工业状况，承认所有生产者的同等权利并遍及各行各业”。他们也反对行东们在共草案中拟定的监督条例的一些重要细节。他们骂劳动证是“讨厌的警察措施”，他们不愿被迫到外地劳动，他们认为累进税只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一种缓和手段，而决不是一种充分的调整手段。但是就帮工代表大会的主要意向来看，它只代表德国社会中还保有行会手工业的严重偏见的一部分人。因此这个代表大会也尽可能拙劣地开始建立一个全德工人协会，这个协会要把德国的许多工人协会在工人除了自己不为其他任何人服务，他们只追求自己的目的这一口号下团结起来。达个明智的原则立刻被这一主张所破坏，即工人协会只有在它们的阶级利益直接受到侵害时，才同政治发生关系。在帮工代表大会看来，一个共同的徽章和一面共同旗帜比政治还重要，它在夸大其辞的号召中要求工人采用这种徽章和旗帜。帮工代表大会结束前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它的任务是组织德国全体工人，出版一份全德的工人报纸，文克尔布列希也当选为这个委员会的委员。这份报纸于1849年1月1日在法兰克福出版，它的创刊号就使它在所有没有充分发展的工人中丢了脸，因为它竭力用普鲁士国王的浪漫主义的言词嘲笑立宪制度。同反动行会派的小资产阶级并存的还有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组成这一派的有手工业中还没有受到大工业的威胁，或者已经懂得同大工业相适应的一些人，有小商人，有农民中在政治上已经觉醒的阶层，也有知识阶级中还在反对资本主义用以威胁他们的雇佣制度那一部分人。他们通过代表大会、协会和报纸在政治上组织起来。可是这个民主派的小资产阶级并不是一个团结一致的整体，而是分为北德和南德两派，它们虽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有许多不同之点。北德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普鲁士议会的左派身上得到典型的表现。如果说它摆脱了中世纪行会的怪习气，那么它就已经被资产阶级更加牢固地绑在牵引绳上，梆在一根往往很长，但却不会扯断的牵引绳！它已不敢长时间地采取彻底的、独立的政策，当它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进行抉择时，通常它都失去这样做的兴趣。在这种场合，它就不加考虑地依附于资产阶级的最进步的集团。诚然，在普鲁士国民议会的左派中也有一些人，如布勒斯劳的奈斯·冯·埃森贝克老人这样的感情社会主义者，或科伦的青年医生德斯特尔这样的果断的干练人物，不怕同工人阶级结成联盟，甚至还要求这样做，可是这只是极少数，而在议会发生严重危机时，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却完全随着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乐声跳舞。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在柏林表现出它最坏的一面，它用一种无限悔恨的心情代替了三月之夜的片刻陶醉。它在自己的市镇组织和军事组织中，在城市的官厅中和市民自卫团中怕得发抖以至跌倒。它甚至受到实际上也没有过多的勇气的柏林资产阶级报纸的严厉谴责，因为它“由于任何小事，都会惊惶失措”。它在《福斯报》上给自己建立典型的纪念碑。总的说来，这个机关报胆小得像兔子，可是在三月革命后的头几天却发表了一些过激的、自相矛盾的言论，小市民一旦认为有一个可靠的后台，可以冒充英雄的时候，就喜欢说这些话。照《福斯报》3月20日出版的《喜悦的号外》的说法，是“最值得尊敬的市区官吏”保卫了街垒。可是这种“喜悦”的确只是“号外”，革命年代的一位民主派的历史学家说得很对：任何反动言论都没有像《福斯报》这样长时间地为在街垒上战斗的是流浪汉和罪犯这样一种神话辩护。这个报机发明了有利可图的“文稿”工业。只要给它现款，它就变成容克地主的反动对资产阶级的革命、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发出的一切诽谤言辞的喇叭筒。在柏林出版的第一个工人报板的第一期骄傲地对这种“可以收买的报纸”提出抗议。工人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人民报》在5月25日写道：“《福斯报》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它不但不用给投稿的人付稿费，反而从投稿人那里拿线。有时也有例外，比如它发表了柏林印刷厂厂主的一篇较长的文章，并没有付给作者稿费，但它却让印刷厂的帮工，那些穷苦的工人付十六塔勒二十二跟格罗申作报酬。”当时甚至资产阶级报纸都不像这样唯利是图。北德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萨克森王国表现了它最好的一面。小国的高度经济发展不断地反抗它仍然十分落后的国家形式，而这种国家形式的家庭手工业基础延援了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分离。在萨克森邦议会中，有十四个议员祖成社会民主派集团——法国式的小资产阶级一无产阶级社会民主派——，在被选进德国国民议会的二十四名萨克森议员中有二十名属于左派。他们的领袖是1848年的两个议员，勃普姆和特吕茨施勒尔，他们都被复仇心切的反动派甚至利用军法加以杀害，一个死在奥地利帝国的枪弹之下，另一个死在普鲁士王国的枪弹之下。特吕茨施勒尔是一个温文尔雅的青族，一个光明磊落而意志果断的人，勃鲁姆是莱茵区一个无产者的儿子，他干练、顽强，在丑陋的外形中装着一顾勇敢的心。勃鲁姆是德国小资产阶级给资产阶级革命提供的最优秀的人物。但是这个阶级的命运也在他身上得到表现，只是这种命运在他那里发展成为悲剧性的顶点。如果说，勃鲁姆在群众要进行选举时，在预备议会中防止了贵产阶级同小资产阶级的分裂是正确的，那么在9月有决定意义的日子里，当德国议会已经无可救药，德国革命只有用第二次革命才能挽救的时候，他做出同样的决定就是很不正确的了。此后，他就失去了可靠的指南针，他力图在维也纳街垒战中拯救他在法兰克福街垒战中贻误的东西，结果没有成功。他用勇敢的死弥补了他的政治过错，他的名字不是永远活在他为之牺牲的那个阶级之中，而是永远活在产生了他，但是他并没有为它斗争的那个阶级之中。很遗憾，二十年后俾斯麦因为这个布里吉滕瑙［注：维也纳的郊区名。——译者］的死者不顺参加任何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表示的赞许，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在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中，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最为接近，可是不久就又分道扬镳了。第一次民主主义代表大会是6月中旬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幅举行的。参加大会的有代表八十八个民主团体的二百多名代表。莫尔和沙佩尔同其他一些人代表共产主义者同盟出席了大会。大会一致宣布，民主共和国是在德国可行的唯一的国家制度，大会要竭力建立一个宣传民主共和国的组织。民主团体应该在区域委员会的指导下以行政区或省为单位集中起来。各区域委员会的所在地点是：曼海姆、斯图加特、班堡、维也纳、柏林、科伦、法兰克福、马尔堡、哈雷、布勒斯劳、施泰廷、科尼斯堡。区域委员会之上设一个由五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在南德分立主义分子激烈反抗的情况下，中央委员会迁到柏林。其中有两个委员由柏林协会选举，在代表大会选举的三个委员中，有两个倾向于一种很成问题的社会主义，这两个人是尤利乌斯·弗吕具尔和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尖锐批评过他的“爱的呓语”的来自纽约的克利盖。除了南德的最激进报纸《曼海姆晚报》以外，还有科伦的《新莱茵报》和柏林的《阅报室》报被选为代表大会的机关报。在科伦区域委员会中，有两个委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有三个委员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即马克思、莫尔和沙佩尔，第六个委员是后来当了科伦市市长的海尔曼·只克尔，他虽然不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但他却靠拢这个同盟。除了科伦以外，其他各地的组织都没有能够发展成为有生气、有力量的组织。中央委员会里一片混乱，这种混乱状况的一个最好的说明就是弗吕贝尔的维也纳之行。据克利盖解释“在我们看来，同斯拉夫民族一起组成联邦共和国的理想甚至比建立德意志共和国的理想还要崇高”。10月底在柏林召开的第二届代表大会已经表明这个组织处于分崩离析的阶段。这次大会有二百四十名代表参加，共中大部分来自北德。出席大会的共产主义者有来自巴黎的艾韦贝克，他不久就脱离了共产主义者同盟，还有魏特林，由于空想主义的自命不凡，他早就同共产主义者同盟分道扬镳了。根据克利盖的建议，格奥尔格。法因当选为大会主席，他是浪漫主义大学生协会的早已沉沦的时期的一个政治木乃伊。中央委员会报告人克利盖用充满希望的话致了开会词：“我们的主要支柱必然是市民，我们不能依靠无产阶级，它太粗野，没有文化，不能参加我们的事业。”克利盖补充道，代表大会应当作为民主一社会的共和国的政府全副武装地站在这里，没有这样一个组织而进行革命，是不正确的，但是这个发言以及其他代表的类似发言只起了使许多代表退出代表大会的作用，他们宣称，他们的委托人不知道，“这次大会的代表应该拥护共和国制度，并为实现这种国家制度而行动”。接着大会就讨论有关协会的种种问题，反复研究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是不是不设五人，而设三人或七人，辩护罗伯斯庇尔的人权（建议各民主团体对此进行彻底衬萧），由卢格起草了一份支持被围的维也纳的一号召，代表大会主要在这些方面浪费了时间。《新莱茵报》对这个号召作了中肯的评论，它说，这个号召缺乏革命的毅力，而充满了抱怨派说教的热情，这种热情后面所隐藏的是极其贫乏的思想和感情。这一切正是在普鲁士政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发生的！代表大会的失败给那几个老丘八鼓起不少勇气，而个别代表发表的一些粗野言祠没有别的成果，只有被普鲁士国家检察官所利用，以便在政变胜利以后，把最温和的反对者当作可怕的阴谋家加以控告。对可怜的瓦尔德克尤其是这样，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及其共和主义倾向对他的普鲁士王国的爱国主义说来是一种恐怖。自从在第一届代表大会上选定柏林作为共和主义宣传的中心以后，南德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般说来同这个民主组织并不接近。在南德对普德士的憎恨中，不仅隐藏着对普鲁士专制主义的极大厌恶，而且也有一种极其反动的因素，即：舒舒服服的三家村的居民对现代社会的大冲突在其中开始发展的大邦的憎恨。南德小市民比北德小市民更不想过问这些冲突。他们害怕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因为他们本能地意识到，他们的阶级将在这两片坚硬的磨石之间被磨得粉碎。他们在南德大淡共和主义，尤其是在法兰克福议会的左派中有并多人拥护共和主义，可是这种可怜的共和主义并不是在革命运动的先锋部队中行进，而是在它的后卫部队中行进。几十年来，德国西南部的小邦受到专制暴政的统治，这时从外国吹来比较自由的空气，这些小郊里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尤其是小农群众被煽动起来。他们比普鲁士小市民容易从墙上取下武器，他们也很少感到“君主思想”的教化力量，但是在其他方面他们的眼界却狭窄得多。他们的眼光几乎超不出地方的边界，他们的国家理想也越不过扩大了的市镇。因此这些群众很容易成为比他们看得稍远的人，如律师、书商、教师、报纸撰稿人等的玩物，这些人装成忠实可靠的样子引诱他们，以便一有机会便把他们出卖给自己有时幼稚，有时狡猾的野心。在南德民主派的中心巴登，三月革命前的反对派的领袖曾经获得响彻全德国的声望。可是，革命的阴云刚聚集起来，这些模范爱国主义者中的一部分人，如巴塞尔曼、马提、左伊隆就立即转变了。勃鲁姆一到法兰克福，就无尽无休地抱怨那些“几十年来被看作是坚决果断、思想开明，现在却成为后退分子的流氓”。假如他活得长一些，他就会看到在法兰克幅的左派里，也远没有把所有麦糠都从小麦里簸出来。紧挨着他坐着的是左派的议会领袖来自吉森的卡尔·福格特，他在1849年担任过德意志帝国摄政，1859年同样光荣地成了波拿巴的雇佣文人。九．革命的无产阶级在德国革命中，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只能在贵族和资产阶级之期的决定性斗争的重大影响下得到发展。假如资产阶级有一点勇气，它是可以得到整个工人阶级的支持的。但是它由于害怕无产阶级，而在王权和容克面前降下旗帜，就恰恰引起它想避免的事件，它大大提高了工人的阶级觉悟，使这种觉悟超过它按着当时的历史情况已经从天生的根源中得到发展的水平。农村无产阶级当然还没有建立有阶级觉悟的组织，只有西里西亚例外，那里的所谓农家协会使反革命大伤脑筋。除此而外，农村无产阶级就把它的纲领写在呈给柏林国民议会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几千封请愿书中，可是他们的要求不外是废除封建义务，希望占有一小块土地（哪怕只是牧鹅用的巴掌大的一块上地），提高短工工资，降低赋税。这个纲领也只能是这样，因为它正适合封建隶农的观点，他们希望由资产阶级革命中得到解放，因此不可能采取远远超过这个革命的立场。工业无产阶级却不一样，它早就同资本处于秘密战事状态。它支持资产阶级革命只是为了取得同资产阶级进行公开战争的战场。它一旦看到，资产阶级开始牺牲自己的利益封锁了这个战场，它也就必然看到，不应该再让资产阶级领导白己，而应当撇开资产阶级自己组织起来。资产阶级革命越是停滞不前，工人阶级就越革命。它的力量还很弱，不能把资产阶级所背叛的旗帜导向胜利，可是它为这面旗帜勇敢地战斗。与资产阶级不同，它的失败不是它的解放斗争终止的开始，却是它的解放．斗争的开始阶段的结束。它在三月革命中抛弃现代无产阶级在其革命发展的最初阶段所抱的最后幻想，它被推下历史舞台，只是为了疗养重伤，十年以后，更坚决、更干练、更有见识地登上历史舞台。1848年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中心当然是大城市，首先是柏林和科伦。柏林工人取得了3月18日的胜利，而在胜利后的那一天就被人抢走了胜利果实。这种事情之所以发生只是因为柏林工人还没有明确认识到自己的利益，缺乏有组织的力量以保卫胜利成果。事实上，他们在政治上还很不成熟，他们为了摆脱苦难的办法，在3月26日召开的第一个大会就立即证明了这一点。参加大会的有两万人，提出了形形色色的建议。大会以一场延续数小时之久的骚动结束，因为《福斯报》的一个狡猾的撰稿人用一个含混的发问造成一种假象，仿佛大会认为联合议会比现代的人民代议机关还要优越。不言而喻，统治阶级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尽一切可能在工人阶级中制造混乱。市民自卫团的疯狂袭击，反革命粗暴地抓捕农民，一切在王国当铺中当了五塔勒以下款项的抵押品可以无偿赎回，减免一切租赁税剩余和一切在学费和罚金上积累的欠款，建立一种国家工场，国家雇用三千五百个，城市雇用二千五百个失业者做土方工作和开凿运河，成立所谓的劳动部，工商业和社会劳动部（当然这个部很快就露出了有产阶级的一个新堡垒的原形），蛊惑家海耳特及共同党的空洞无物的豪言壮语，高尚的工人朋友的好心劝告（用动人的声调对工人说，过去你们为了社会的幸福在街垒上战斗，牺牲，现在你们应该为社会的幸福而工作、生活，自由主义庸人的三月革命前的小丑，文人格拉斯布伦勒和科萨克带着真正的报丧人的愁容说过这番话）——这一切就像一个震耳欲聋、使人心乱的乐队闯入柏林工人之中。更加值得赞扬的是，柏林工人并没有被迫离开他们的历史任务给他们指出的政治道路。他们既没有被自由主义的怯懦所打倒，也没有被反动的济伦之歌［注：据希腊神话，济伦是海中女妖，她能以美妙歌声引诱舟子投入海中。——译者］所迷惑，直到发生政变为止，他们都为资产阶级革命贡献了白己的力量和心血。他们从自己的失败中学习。在那次不成功的群众大会之后没有几天，就有一百五十个工人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工人俱乐部，他们公开宣称，在举行大规模的群众大会以前，他们必须先在较小的范围内熟悉一下议会的形式和问题的逻辑次序，因为在大规模的群众大会中，他们可能被形形色色的投机分子和装模作样的人物所欺骗。这个俱乐部决定要求所有工人团体、作坊、工厂选举代表，组成工人中央委员会。这个要求实现了，经过一阵筹备，计划中的中央委只会于4月19目成立了，其中虽然也有一些不可靠的人物，但是它的主席排字工人波尔恩和金匠比斯基却是很有自知之明的人。除了他们以外，大学生古斯达夫·阿道夫·施略费尔出席了头几次会议。他是一个十九岁的爱幻想的青年，他的父亲是西里西亚的地主，曾经受过施梯伯的迫害，后来成了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左派中的优秀人物。年轻的施略费尔由于在奥登瓦尔特传播所谓煽动性著作被海德尔堡大学开除，他想到柏林大学继续求学，柏林大学又驳回了他的入学申清。这时他完全投身于无产阶级的鼓动工作，以不受拘束的传单形式出版《人民之友》报，用激烈而勇敢的言制宣告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白刃战。他的同情态度使他很快就在工人中得到许多拥护者。他筹划在4月20日在王宫前面举行一个大规模的群众大会，争取直接选举权，这时他同波尔恩和比斯基发生了明显的分歧。波尔恩是一个聪明伶俐，但又冷静沉着的人物。他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参加过共产主义者同盟，从他的文章和演说中可以看出，他对《共产党宣言》的精神有很好的理解。作为大会的领导人，作为一个有力量的动人的演说家，他胜过当时柏林的所有人民领袖，甚至资产阶级的机关报也为他证明这一点，他以及同他相似但才能不如他的比斯基不愿召开争取直接选举权的群众大会，可能是担心手无寸铁的群众被武装的市民自卫团躯散，这样市民和工人之间就会发生冲突，在国民议会还没有选举，更谈不到召开以前，这种冲突必然为反革命开辟道路。当争取直接选举权的人民选举委员会中的大多数人决定采取施略费尔爵划时，波尔恩和比斯基以及几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退出了这个委员会。可是施略费尔的计划并没有实现，因为被邀的群众没有到会。施略费尔事后被捕，5月11日柏林高等法院以企图煽动叛乱的罪名判他六个月要塞监禁，在马格德堡执行。还在康普豪森内阁时期，他就成了革命的第一个牺牲者。群众举行了极其生动的大会对这个高尚的青年表示同情，但是他的活动并没有在柏林革命中留下经久的痕迹。波尔恩和施略费尔之间的分歧有一个比较深刻的根源，对于事态的发展有某种示范意义。波尔恩曾经十分坦率地说出自己的见解，他说，在德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本和劳动还没有像英法两国那样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在英法两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组成截然分开的党派，作好战斗准备，冷酷地怒目相视。在德国，工人还没有组织起来，他们还没有组成政党。个别工人破坏机器，或者向个别工厂主要求他们不能给的东西，这些都没有意义。如果工人阶级要想在国家中作为一种力量存在，那么组织工人就是它的首要任务。“我们占全民族的绝大部分，属于我们的不仅有雇佣工人，帮工，而且还有受大资本的竞争压榨的许多小行东，土地不足以养活自已和家庭的农民，给我们的孩子讲裸的教师，坐在绣花架子或机器后面的姑娘，凡是他的勤劳和努力被资本的力量所战胜，并且必然在自由竞争中走向灭亡的人都履于我们。”波尔恩根据这个纲领给工人中央委员会制定了组织无产阶级的章程。几年以后，恩格斯说，在波尔恩所建立的组织的正式文告中，《共产党宣言》的观点同对行会的追忆和渴望、同路易·勃朗和蒲鲁东的片断的观点，同拥护保护关税者的立场等等混为一淡。这是对的，但是恩格斯又附带说，波尔恩是一个很有才能的青年人，但他太急于要成为政治上的大人物，只是为了纠集一伙人，他竟同各色各样的坏分子联合起来，他完全不是一个能统一各种矛盾倾向、澄清混乱状况的人物［注：参阅《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48一349页。］，那么这种评论至少需要补充。根据现有资料来看，1848年德国商业城市和工业城市的工人运动除了莱茵区和威斯特伐里亚的部分地区以外只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即它差不多达到当时法国社会民主派的水平，还不能超出劳动组织、劳动权、劳动部等问题的范围。它已经远远超过了漫无目的的饥饿斗争的阶段，虽然有些地方还时常发生破坏机器的事件。它也基本上战胜了空想的手工业工人共产主义；7月间到柏林来的魏特林在工人中找不到支持者，他办的一份报纸《初选人》出了两三期就因为没有读者而停刊了。但是工人运动还没有成熟到能够适合《共产党宣言》的立场。为了能够成为群众运动的旗帜，《共产党宣言》把大工业当作典型的企业形式，其规模此当时东德的大工业所具有的要大得多。如果波尔恩想把工人作为阶级组织起来，他就要考虑工人目前能在其中活动的思想范围，他至少不缺乏引导工人超过这个水平的热情。一个自由派官僚，列特主席出席了为成立工人中央委员会而召开的几次筹备会议，为的是想说服工人同企业家组织一个共同的组织，据说企业家能够以远大的眼光调整国家生产对世界市场的关系，这时波尔恩反驳说，这种关系同工人毫无关系。对外关系和产品销售对工人是无关紧要的。扩大工业不是促进工人阶级的手段，反而引起无产阶级人数的增长，工人的利益同企业家的利益恰恰相反。波尔恩也同样坚决地反对一切行会观点；他说，一个国家一旦采用了现代大工业，就不可能再退回到已经没落的生产方式中去，要是这样做，那它只有自取灭亡，或者在欧洲国家中屈居完全从属的地位。当蒲鲁东想通过建立人民银行实现其劳动货币的空想，但却遭到失败时，波尔恩完全根据《共产党宣言》的精神，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道：“我们决不赞同这个事业，虽然它的失败也使我们不快，但并不使我们惊异，因为我们几乎十拿九稳地等待这种结局，理由很筒单，因为一种思想不管怎样伟大、正确，在没有充分的实现条件的地方，是决不会实现的。比如，共和国肯定是比君主国合理的国家形式；但是它是否对于所有民族，对于克罗地亚人和法国人都同样适合呢，这又是另一个问题了……我们总是把工人组织放在劳动组织之上，我们始终认为只有先建立工人阶级的政权，然后才有可能较大规模地，在一切社会阶层中实现社会理想……虽然我们更有理由属于社会主义党派，但是我们从一开始就不赞成这种社会主义的尝试……人类社会，这个永远生动活泼拜有创造力的有机体不会让人硬塞进一种制度的紧身衣之中，正如人们不能利用人民银行对付日益增长的贫困一样，而这种人民银行必然要从穷人的口袋里掏钱做它的基金……我们有理山发问：如果人民银行由于蒲鲁东先生的一场关于出版方面的官司就必然倒闭，那么人民银行还有什么前途，还有什么生命力呢？普鲁东想用人民银行建议新的世界，人民银行就是他解决社会问题的杖恃，可是，公民蒲鲁东要是被判处六个月监禁，或是几千法郎的罚款，世界就又被人把它的救世主抢走了。我们不禁苦笑，我们想到一些平庸的浮夸人物，他们要想给伟大的人民运动照亮道路，穿着先知的服装，作为新时代的救世主走在前面，但是并不是为了自己也参加斗争，挥动锋利的宝刻，而是为了让别人敬佩自己。于是一位第二流的先知，孔西得朗先生来了，他想同蒲鲁东先生争夺人民银行的发明权——在这个时代里，整个世界孕育着并多方案，怀着极大的战斗热情互相接近、不久就要发生接触的两支大军的脚步声震得地动山摇，在这个时代里，邓宾斯基或贝母在匈牙利所取得的胜利比公民蒲鲁东和孔西得朗的已经出版的和尚未出版的所有著作还要有价值，在这个时代，一天之间就可以磨炼出最著名的人物。这时，那两位名人之间的这种小战又是多么可怜呵！”波尔恩在他所领导的组织的机关报《人民报》和《结义报》上就是这样写的。可是在这个组织原来的纲领中，路易。勃朗的思想还占重要地位，而且还掺杂着种种保护关税、空想主义和行会的理论，这是因为德国产业工人（除去西部某些地区而外）只能接近当时法国社会民主派的立场，而且易北河以东的无产阶级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向前迈进一大步。工人中央委员会在报抵上、大会上，而且也为国民议会的选举开展了热烈的鼓动工作。在这次选举中，中央委员会使比斯基当上了柏林一个选区的候补议员。6月1日以后，《人民报》每周出版三次，它是一个“社会政治性期刊”，它的纲领是“一方面支持资产阶级反对贵族、反对中世纪、反对禀承天命的权力的斗争，另一方面帮助小工业经营者和工人反对资本和自由竞争的力量，需要为人民争得某种政治权利时，永远走在前面，使得人民更快地取得社会自由和独立生存”。这个报机在第三期上祝贺也是从6月1日起出版的《新莱菌报》的诞生，并说“我们的朋友”马克思、恩格斯、沃尔弗的名字保证了《新莱茵报》的“坚定方向”。在政治上，《人民报》热烈支持柏林议会的左派，它勇敢地拥护巴黎的六月战士，赞美英国的宪章运动，同时竭力同西欧的革命的工人党派保持紧密的精神接触。另一方面它也毫无顾忌地严厉批料海耳特之流的蛊惑者对人民所进行的政治一社会欺骗。这个报纸的大部分内容是讨论中央委员会所考虑的一些社会问题，从出口奖励和手工业工人团体一直到国家设法使失业者就业的问题。此外，中央委员会还派代表参加了汉堡手工业者代表大会，并宣称它当然不能同意这个代表大会“热狂地卫护中世纪的行会制度”。中央委员会对于6月18日在柏林举行的一个较小的手工业者和工人团体代表大会也成到不满，这个大会虽然不像汉堡代表大会那样带有严重的行会习气，可是只停留在关于工人福利的一般的好心的空洞言辞上。这个代表大会的六个代表，波尔恩代表中央委员会，卢赫特和克劳泽代表柏林机器制造工人，毕林和施泰因豪尔代表汉堡工人，克吕格尔代表科尼斯堡工人，于6月27日向“德国所有工人团体、手工业者团体和教育协会，向瑞士、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的德国各团体”发出号召，叫它们派代表参加在柏林召开的工人议会，“所有城市、工业区和农业区的劳动阶级”都应该派出代表，大会要讨论的问题有：国家对劳动的保证、国家对产业工人组织的支持；国家对所有穷困和残废工人的照顾；调整和限制过多的劳动时间；为劳动阶级的利益改革税制：实行高额累进所得税，限制继承权，废除一切生活必需品税以及一切封建捐税和负担；实行免费的国民教育，诉讼免费，在德国各邦设立劳动部，由劳动阶级自由选举产生。工人代表大会在8月23日举行。参加大会的代表共四十人，其中五人只有发言权；柏林、布勒斯劳、汉堡、莱比锡、科尼斯堡、慕尼黑和其他大城市的三十五个工人团体派出了自己的代表。法兰克福帮工代表大会也派一个代表出席了大会。开始讨论以后，魏特林立即同这个代表一起提议给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呈递一份关于召开一个特殊的工人议会的请愿书，当大会并没有否决这个提案，但又把它推到第二次会议的议程上去时，魏特林就气冲冲地离开了会场。大会选奈斯·冯·埃森贝克和波尔恩担任主席，比斯基和哈姆的测量员施文尼格尔为大会秘书，经过十天讨论以后，解决了许多大致在大会发起人所划定的范围之内的提案。总的说来，这些提案是一个五花八门的混合体。代表大会对独立营业权作出详细的规定，并为这种权利要求资格证明；还有从工资中扣钱买地，然后进行分配的计划也占了重要地位。大会在一份宣言中要求德国国民议会把大会的决议纳入德国人民的基本权利之中，并用国家经费在法兰克福召开工人议会，这个议会将以它的建议协助德国国民议会的国民经济委员会。比这些理论上的决议更重要的是代表大会为德国工人组织拟定的章程。这个新的同盟定名为“工人结义会”，它设有地方委员会和行政区委员会，最高组织是中央委员会。在地方委员会中应该有一个地方的各行各业根据会员人数比例选出的代表。这些委员会的任务是定期举行工人集会，代表该地区的工人利益。一个行政区内有或多或少的地方委员会，受行政区委员会领导，行政区委员会由地方委员会代表在每年至少举行一次的行政区大会上选举产生。行政区委员会有责任关怀该行政区工人的利益，并成为中央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之间的桥梁；在行政区委员会中应该设一个特别的部负责女工工作。代表大会暂时确定但泽、科尼斯堡、施泰廷、科伦、此雷菲尔德、法兰克福、汉堡、斯图加特、奥格斯堡、慕尼黑、林茨、维也纳、布仁［注：现名布尔诺，是捷克斯洛伐克第二大城。——译者］、布拉格、纽伦堡、班堡、耶拿、科堡、马尔堡、汉诺威、奥斯纳布吕克、不伦瑞克、马格德堡、柏林、布勒斯劳、德累斯顿等为设置行政区委员会的城市，但是地方委员会仍然有权选出其他行政区委员会。行政区委员会之上是中央委员会，会址设莱比锡。中央委员会负责出版同盟的机关报。它受每年至少举行一次的德国工人总会监督，并根据情况改选。代表大会暂时指定波尔恩、基克和施文尼格尔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他们三人从1O月起就在莱比踢出版同盟的机关报《结义报》。新的中央委员会以不倦的热情为实现自己的任务而努力，它主要通过在阿尔膝堡、莱比锡、汉堡、海德尔堡、纽伦堡和其他地方举行的行政区代表大会，使同盟组织遍布德国很大一部分地区。波尔恩和文克尔布列希在海德尔堡发生了冲突，这个排字工人把这位渊博的教授批驳得这样彻底，以致文克尔布列希在讨论了一天以后就动身走了。法兰克福帮工大会所建立的工人协会有的被新同盟吸收了，有的被它排挤了。工人结义会在政治上表现得很有胆量。由比斯基领导的柏林行政区委只会听候国民议会驱策，以便不仅用言词，而且也用武器反对政变，在柏林市民自卫团少校开会的那天晚上，比斯基本人竭力推动资产阶级的庸人走上街垒。11月，莱比锡的中央委员会也迫切要求行政区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进行武装工人的工作。工人结义会的社会工作并不是毫无缺点的。它把所有能做到的和不能做到的事情全收在自己的社会纲领里，它要想投入力量的地方越多，它的力量就越分散。它想从工资中扣钱买地，成立工人信贷机构和各种生产联合，此外还采取了一些本末倒置的行动，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就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斗争，这一切都产生了失望和损失。可是同盟的机关报在唤醒和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方面起了很大作用。这个报纸编得很好，它用确当的讽刺粉碎了关于资本给大家谋利，关于任何时候都有穷人和富人的名言，以及属于这种资本主义海市蜃楼的话题中的其他东西。它也有效地支持工人的工资斗争，它证明工人有权这样做，并提醒注意移入人口门的增加。在1848年，这种工资斗争是很多的。仅在柏林一地，三月革命后就有几十起。罢工工人得到了并多暂时的成果，但是没有得到持久的成果，这是问题的性质所决定的。他们依靠革命的恐怖所取得的东西，又在反动派扬扬得意的时候被夺走了。某些行业中，由许多临时性罢工产生了一些持久的全国性的组织，而以排字工人和雪茄烟工人中的组织最早也最有力量。排字工人和雪茄烟工人分别创办了工会机关报《古滕堡》［注：古滕堡（约1400一1468)，德国印刷术的发明人。——译者］和《孔柯迪娅》［注：罗马神话中和谐的女神。——译者］。资产阶级对于直接威胁利润的工人的工会组织比他们的政治一社会组织更加敌视，它在司法和警察方面找到了自愿的助手，这些人如此积极地执行三月革命前的禁止结社令，彷佛4月6日的法令中从来没有保证无限制的结社自由似的。还没有一个工会组织能够在这种粗暴和非法压迫的力量面前长期坚持下去，但是精神上的胜利永远完整无缺地在工人一边。当工作劳累，工资很低的柏林排字工人为要求减少劳动时间和提高工资而罢工时，柏林印刷厂主们宣称，如果工人的要求被接受，价格就要上涨百分之五十，消费量就要减少百分之百。因为这是一个已为百年来无数事实的统计材料所证明的无庸置辩的艳对真理，如果一件劳动产品的价格按算术极数上涨，消费量就按几何极数下降。这些“有学问”的资产者除了发表这种无可名状的谬论以外，还怒气冲冲地提出问题：“我们这些人所从事的行业，实际上是知识的养育者，难道我们应该而且可以拒绝首要的和最高的知识财富吗？”但是《国民报》说，只有得到政府的并可才可以举行罢工，否则国家就会变成许多不守法律互相斗争的联合，《福斯报》则指控罢工的排字工人是被外国收买的雇佣分子，他们从法国和瑞士拿到了一万四千法郎。因为这家报纸的排字工人每周拿四个到六个塔勒的工资，每天劳动十四到十六小时（包括星期日在内），所以柏林的市民先生很容易认为，只有用肮脏的金钱才能制造出对这样恬静的劳功环境的不满。无产阶级工资斗争的领袖，排字工人波尔恩和弗吕利希，雪茄烟工人科尔韦克和施泰祥出色地驳斥了资产阶级的愚蠢和利欲所产生的谎言言，今天读到这些还是感到非常愉快。这些工人大多是或者全部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受过缎炼的无产者。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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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财源茂盛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弗兰茨·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四卷
第二章财源茂盛
一滥设公司骗局和文化斗争
二农业社会主义和讲坛社会主义
一滥设公司骗局和文化斗争
普鲁士军事国家和德国资产阶级间的妥协使自上而下的革命得到了保障，于是这两股力量就共同进行了色当之役以后的侵略战争，并共同分赃。自由党的“知名人士”进行可笑的欺骗，说什么兼并阿尔萨斯和洛林可以导致欧洲的取消军备。毛奇非常严肃地驳斥了这种欺骗：“我们在半年内用武器取得的东西，我们要在半个世纪中用武器保护它，使其不被人们再从我们手里夺去。”军国主义靠自己的罪恶起家，它发展到连六十年代的最大悲观论者也难以置信的规模，自由资产阶级不得不忍受它的天才政策的后果，不管这个后果是好是坏。
侵略战争的另一种后果对自由资产阶级较好一些。德国军队的冲击给它打开了世界市场的大门。虽然几十亿巨款绝大部分落到军事国家的手中，国家利用这笔钱还债，支付赠款和养老金，建造要塞和兵营，更新现有武器和军需品，但是现有资本和货币流通量的大量增长，使年轻的大工业得到了巨大发展。所有工业部门都在积聚资本。1871年至1873年股份资本达十二亿塔勒以上，差不多等于法国的战争赔款的数字。各式各样的银行和工业公司雨后春笋般地出现。钢铁企业和煤矿企业纷纷建立起来，并且计划修筑许多铁路。这是一股投机的热潮，在这里资产阶级连最后一点政治立场也抛弃了。
资产阶级在送给它金银财宝的“世俗人”[1]面前表现卑躬屈膝。参加巴登-普法尔茨起义之后逃亡国外、在巴黎同银行和交易所发生了关系的路德维希·班贝尔格尔，一语道破苦恼的官吏的心理：我们简直是狗啊！这句伤心话得到普遍同情，可是却被人明显地误解为班贝尔格尔和他的民族自由党的朋友们的政治自白。在经济立法领域内，俾斯麦暂时继续让自由资产阶级自由行动。他得到许多赠款，因而由半破产的小贵族的代表变成兼营资本主义工业的大地主的代表，这个阶级非常热衷于扫除封建行会的残余。此外，滥设企业的热潮必然激发起俾斯麦的波拿巴主义的本能，这种热潮为了能够使整个资产阶级世界陷于狂热，而把它变成一个赌场。暂时还是俾斯麦在经济政策方面的得力助手的德尔布吕克，以政府官员的身份恬不知耻地得意洋洋地宣称，不损失利息，是当代的秘密，任何立法也不能阻止傻子摆脱他的金钱。对于这番话，俾斯麦是无可指责的。关于统一的民权和迁徙自由、关于营业自由、关于统一的度量衡和货币、关于保护国外的商业以及其他等等的新法令，尽管它们在个别地方还有缺陷，但总的说来肯定是一种历史进步。新帝国的预言家特赖奇克耸人听闻地断言，资产阶级把这个立法送给工人阶级，是“出于上层等级的责任感”,“正确地认识到它的社会义务”，这种说法是颠倒黑白。统治阶级很少或者从来没有把经济发展的一个早已不可避免的进步以如此狭隘和自私的方式记载下来。这种情况是出现在统治阶级发现无产阶级不向前迈进，资产阶级也裹足不前的时候。
甚至早在反对建立帝国的分立主义反对派组成一个议会大党以前，这种情况就出现了。德国军队间接地推翻了教皇的世俗统治，从而把天主教会的一切可以投入战斗的力量都动员起来了。拥有五十七名成员的一个专门的天主教党团，以中央党的名义进入了第一届德意志帝国议会。这个党并不是真正对俾斯麦已经怀有敌意，在普法战争以前不久，俾斯麦还恭维耶稣会士是值得尊重的盟友，并反对过一切过分的要求，即要求通过外交干涉来阻止在1870年的梵蒂冈教会会议上宣布教皇毫无舛错的信条。可是这个新党成了所有分立主义分子的汇集地，这是理所当然的。在莱茵河畔、西里西亚、巴伐利亚的天主教地区，一向对特殊的普鲁士主义非常反感。信仰天主教的波兰人（稍后还有信仰天主教的阿尔萨斯人）也是这样。中央党的分立主义性质一开始就远远超过它的宗教的性质，以致信奉东正教和耶稣教的汉诺威王党分子也参加了这个党。所有由于拥护分立主义而反对新德意志帝国主权的人物，都集合在教皇全权主义的统一旗帜之下，这是一群在政治上和社会上各不相同的分子，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趋向——从小农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观点到封建浪漫主义和狭隘的行会观点。曾任汉诺威大臣的文特霍尔斯特（他不是一个有原则的人，而是像俾斯麦那样的旧派外交家），成了这个五花八门的集团的领袖，这就可以说明这个党的特点。
对于一个无须有天才、而只对现代文化生活有一定理解的政治家来说，最简单的办法莫过于使这个反对派失去活动能力。只要新帝国不再用普鲁士的班长棍而是像现代文明国家那样进行统治，这个反对派就必然分化为性质各不相同、但在历史上都是落后的一伙。可是在1870年以后，俾斯麦不再做他1866年以后在一定程度上做过的事情了。他不善于巧妙地利用现状，对“十九世纪的海格立斯”[2]的奉承，使他的眼光受到容克地主的旧水平的限制。每当他用普鲁士的班长棍痛打一切不愿立刻随着他的口哨跳舞的人的时候，他总以为自己走在时代的前头。谁不顺从他的脾气和禀性，谁就是“帝国的敌人”，谁就要受帝国的迫害。尤其是波兰人参加中央党，挑起了他对波兰人的盲目憎恨。中央党本身在某种程度上把他推上正确的道路，因为中央党在1871年春天公布的纲领的两个要求中，把分立主义观点即各邦的独立和自决放在第一位，而把宗教观点即保护宗教团体不受世俗立法的干涉放在次要地位。由于对这种情况有悲喜剧性的错误认识，俾斯麦以为同天主教会交锋，就可以驾驭分立主义反对派。他给天主教会颁布了各种特别法令，用暴力干涉天主教会的内部事务，虽然他本人在青年时代曾经见过，罗马的传教师出色地严词申斥普鲁士的警察。他自己不用资产阶级自由的武器来进行斗争，而却迫使中央党使用这个武器，这就使得中央党能够在他的反动权术面前立于不败之地，尽管他曾经大言不惭地说，他是不会到卡诺沙去的。
当然，如果他的愚蠢还可以超过的话，那么自由资产阶级的愚蠢就超过了它，自由资产阶级也跟俾斯麦同甘共苦走向这条道路，虽然它是在封建观点支配下成长起来的，可是这种做法也不能使它得到宽恕。甚至像菲尔肯夫这样有学识的人，给这种羊人剧[3]取了“文化斗争”这样一个尊贵的名字，自己也不认为太坏。然而对于狡猾的滥设企业的创始人来说，这个“文化斗争”只是更便于掠夺群众财物的机会罢了。人们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认为，在议会里和报刊上“攻击罗马”最卖劲，最庄严地召唤可怜的乌尔利希·胡登的阴魂的人，在滥设企业的泥沼里也必然陷得最深。有几十个进行文化斗争的帝国议会议员，为了给自己的欺骗性的诺言镀金，把他们的议员头街印在创办滥设公司的缘起上，并为“爱国的金钱势力”效劳，尤其是为毁灭中等阶级的幸福的吸血鬼中的两个巨头——贴现公司和布莱希勒德家族的银行效劳。从前的共产主义者、现在的民族自由党领袖米凯尔，在贴现公司的议会代表中出类拔萃。他是贴现公司的经理之一，四年内，他的收入达到一百三十三万八千七百三十马克十分尼。如果某个好管闲事的“帝国敌人”认为，米凯尔可能在贴现公司的可怕的滥设企业中进行了同这笔收入相适应的活动，那末米凯尔便含着眼泪诉苦说，他是遭到诽谤的无辜者。米凯尔硬说，这笔可爱的收入，是他附带从事司法鉴定（每个穷陪审官都很乐意为每年几千马克的收入做这种工作）得来的。在布莱希勒德的议会代表中超群拔俗的西里西亚容克和自由保守党领袖冯·卡尔多夫，也同样巧妙地表述了自己的观点。他滥设许多最血腥的投机企业，只是为了致力于议会活动，并给祖国保持他作为立法者的不可替换的力量，而又不遭受财产损失。
自由资产阶级的政论界先锋战士同这个阶级的议会活动的先锋战士是互相适应的。这时鲍尔·林道和他的《现代》代替了古斯塔夫·弗赖塔克和他的《边境使者》，林道是一个末流作家，他甚至不懂得把第二帝国的文学输入德国，而是把这种文学的渣滓输入德国。1866年以后投靠了俾斯麦的卢格，现在丢掉了一切的梦想写道：“布伦奇里和雷特维茨被宣布为主要作家。难道这就是‘现代’吗？难道这就是我们的时代吗？……林道让所有著名人士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空论，而不管他们属于哪一派，历史似乎是纯粹的空论。”不错，历史是纯粹的空论。古伊多·魏斯在《天平》上做了打起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旗帜的最后尝试，可是，不管这个小小的周刊在风格上、精神上和知识上比林道的《现代》高出多少，仍然没有熬过几年的慢性病。
一群没有操守的记者像一具死尸上的蛆一样，聚集在资产阶级的日报里。至于交易所报纸和商业报纸就更不用提了，只有傻瓜才会期望这种报纸不是这个样子，甚至连自命“伟大”而“高尚”的政治报刊也受到了腐蚀。在虔诚的《十字报》上也刊登交易所的广告，民族自由党的《国民报》和进步党的《福斯报》的商业编辑利用他们的社会地位来欺负公众，凡是受法兰克福交易所支配的滥设公司，都成了民主派的《法兰克福报》的股东。这个报纸的商业编辑贝恩哈特·道克托尔写信给《泰晤士报》说：“假如我们不是有一种煽动工人反对他们的老板，并用决不可能实现的希望逗引他们的荒唐蛊惑家的挑衅精神，社会各阶层就会太平无事，国家就会享受迄今从未有过的幸福。”为此马克思对他进行了严厉的驳斥，可是马克思尽管目光敏锐，也没有预见到，不到五年，整个官方德国——从天才政治家俾斯麦到同样天才的反对派预袖欧根·李希特尔，都会唱出那暧昧的交易所经纪人首先唱出的同一调子。
二农业社会主义和讲坛社会主义
在资本主义滥设企业极盛时期，出现了两种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按其实质来说，这两种社会主义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但在当时德国的条件下各具有特殊的形式，它们企图利用这种形式来影响当代的阶级斗争。
农业社会主义是在普鲁士容克地主的“信贷困难”中产生的，他们的地产有的由于经营不当，有的由于产权变动、出让或分配遗产，或者由于其他原因，而大量抵押出去。这个阶级的经营方法虽然落后，但在大工业的发展中也有它的一份，因为随着人口的增长，粮食价格也上涨了，可是资本利润比地租增加得更快，因此容克地主的地产的价值就随着降低。土地本身没有独立的交换价值，因为它不是人类劳动的产品，它的表面的交换价值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在社会交往中，一块土地所产生的地租被看做是资本的利息，是按照当时的利率资本化了的东西。一块能收四千马克地租的土地的交换价值，在利率为四厘的时期，为十万马克。现在利率是按照资本利润加以调整的；如果资本利润比地租增长得快，那么土地的交换价值就要降低。在上面所举的例子中，如果地租由四千马克增加到四千五百马克，而利率由四厘增长到五厘，这块土地便只值九万马克。它的生产价值增长了百分之十二强，而它的交换价值却降低了百分之十。事实上，从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初期，利率由四厘增加到五厘，而地租只是相应地缓慢增长，以致耕地的价值降低了将近五分之一。因此又给从老弗里茨时代以来一直依靠受之有愧的或者受之无愧的国家援助来维持的易北河以东的容克地主阶级提出了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是给有产阶级的这个阶层，而不是像容克地主喜欢断言的那样，给农业生产本身提出来的。并不是因为农业生产涸竭了，容克地主才趋于没落，而是因为农业生产被掌握在一个封建闭塞的、负债累累的阶级手中，农业生产才好像涸竭了。它渴望资力雄厚的双手，能使它同现代大规模的生产方式相适应，并由此达到空前的高涨。这种发展肯定是由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条件中产生的，因此在资本主义基础上是无药可医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仍要试验或建议的药方，就具有违反历史必然性的一切行动的命运：它们本想减轻压力，结果却增加了压力。许多抵押银行企图用把抵押券变成流通证券和世界市场证券的办法，帮助容克地主渡过“信贷难关”，正如洛贝尔图斯所说，它们为了把马变成鸟，白白浪费了许多力气。即使人造翅膀能够帮助骏马暂时飞腾上去，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匹马立刻就会摔下来，跌得粉身碎骨。可是洛贝尔图斯推荐的药方也不高明。他以真正的空想主义者的方式，想用不可收回的地租证券代替可以收回的抵押资本；商品应该作为商品生产，而不应作为商品交换，洛贝尔图斯企图利用中世纪的地租证券，封建生产方式的负债形式来保护总的说来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的地租，使其不受在资产阶级世界中可能遭到的一切讨厌的冒险的不良影响。如果这种意图正如它有很多理由不能实现那样，也有许多理由可以实现，那么它就会使容克地主完全陷入因境，因为他们依靠不可收回的地租证券，只会在比依靠可以收回的抵押券更为不利的条件下，从资产阶级那里得到他们所需要的资本。
所有这一切同无产阶级没有直接关系。工人没有任何理由为许多世纪以来赶走小农，而现在自己也被现代大资产者赶走的旧普鲁士的“世家”掉眼泪。由宗法式的农业向大工业的农业的转变，虽然没有使农村无产阶级脱离苦海，但却减轻了它的苦难。虽然如此，却有一种见解认为，容克地主同无产者之间具有共同的利益。容克地主的“信贷困难”是由于资本利润比地租增长得快而产生的。如果通过提高工资在国家产品中的份额，降低资本在国家产品中的份额，结果增加工人对面包和肉类的消费量，同时也就提高了地租，那岂不是很好呜？农业社会主义就是以这种思想为基础的，它的先驱者是洛贝尔图斯和鲁道夫·迈耶尔。
鲁道夫·迈耶尔比洛贝尔图斯足足小三十岁。他的出身和所受的教育使他进入易北河东的农业利益集团，而他明显的自命不凡和他在历史和经济学方面所获得的丰富知识，能够使他不致走上封建浪漫主义的歧途或者甚至成为容克阶级的雇佣文人。他是瓦盖纳的小同乡，在瓦盖纳的顺导下，在一家保守党的报纸中崭露头角。可是无论是瓦盖纳还是洛贝尔图斯都不能决定他的一切。鲁道夫·迈耶尔已经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开始占统治地位的新时代的儿子。对于洛贝尔图斯的空想，他并不感到实际兴趣，而只从学术的角度表示钦佩。相反地，他对洛贝尔图斯始终不了解的东西，却有了深刻的理解。鲁道夫·迈耶尔具有真正的战斗性，他对“第四等级的解放斗争”具有一种亲近性的感觉，他用勤劳而熟练的手，先在《柏林评论》，后来也在一本内容渊博的著作中收集了这一斗争的证据。在他同自由派的自由贸易主义者进行占优势的战斗的时期，他喜欢出席社会民主党的会议，虽然他有自己的特殊立场，但毕竟是一个正直的人，工人们把他看做是值得欢迎的客人。他不进行社会蛊惑，并不是因为他为人正直，而是因为他很聪明。他坦率地对工人们说，他们的道路同他的道路最后是要远远分开的，但是他想同他们共同走的一段路程，并不是离开正道通向泥沼，而是确实在他们的道路上一直通往标淮工作日的里程碑。
鲁道夫·迈耶尔在工人那里得到了同他对他们的有条件的友谊相适应的有条件的赞同。可是他想无条件地进行帮助的容克地主，却无条件地不赞成他的意见。如果说容克地主已对经常玩弄手腕给自己的丸药裹上糖衣然后再给他们服用的洛贝尔图斯发生怀疑的话，那么他们就对鲁道夫·迈耶尔的“保守的街垒风格”越来越感到恐惧。洛贝尔图斯抱怨说：“这些乡下佬太愚蠢了”。农业社会主义肯定也不能长期对容克地主有所帮助，但是它可以保证容克地主在完成了日益失去历史礼仪的任何概念的日常工作以后，在历史上有一个体面的归宿。这些勇士为了利用更残酷地压榨和压迫群众的办法，换取苟延残喘的时间，宁可利用他们的惯技，去抓“立法的门把”。只要地租还在增长，他们就感到刀子还没有真正搁到他们的脖子上。
在滥设企业和文化斗争时期，他们在政治上分为三个集团。自由保守党人从大地主那里吸收自己的成员，这些大地主同时也是大资本家，并且已经用经营工业的方式经营农业。他们同资产阶级进行可爱的竞争，拼命滥设公司。正如卡尔多夫是布莱希勒德的议会代言人那样，乌耶斯特公爵和腊提博尔公爵成了资本主义冒险家施特鲁斯堡的凯旋车的挽马。这一派的容克地主在变成资产阶级的成员以后，甚至毫不客气地利用了原来同等级的人的“信贷困难”。他们为了换取不多的报酬，成立了臭名昭彰的中央土地信贷公司的装门面的管理委员会。这个公司是由六家大滥设公司，即路特希尔德、奥本海姆、富尔德、弗雷米、布莱希勒德和汉泽曼-米凯尔创办的，政府赋予这个公司以非常的、甚至有一部分在法律上成问题的特权，据说是为了拯救地产，实际上是为了把它交给资本的暴力。相反，新保守党是由那些根本没有地产或者只有很少的地产因而完全依靠政府推持过活的容克组成的，也就是由跟着政府的指挥棒转的“邦联议会合唱队”组成的。最后，老保守党是始终不理解世上发生了什么事的顽固容克的真正战斗部队。他们以为通过祈祷和诅咒就能够回到宗法时代；正如鲁道夫·迈耶尔所讽刺的那样，他们把轮子的响声和蒸气机的吼叫当作纺车的优雅低吟和牧笛的奏鸣，他们想用“惩罚”使工人“变好”，以便消灭社会民主主义运动。
在学院的温室里成长起来的讲坛社会主义的举动比洛贝尔图斯和鲁道夫·迈耶尔这样一些人的农业社会主义更为怯懦和可疑。就其根源而论，讲坛社会主义是学者们对由于美妙地无所不包而终于跌倒的自由贸易论的反抗。自由贸易论鼓吹资本的任何利润和利息都是人类的重大成就，在英国和法国几乎引不起人们同情的最无聊的花言巧语，以“国民经济科学”的名义流传于德国的市场和街巷。过去拉萨尔曾经用夸张的批评口吻说，德国的自由贸易论者最喜欢废除一切国家，把司法包给索价最低的人，而现在诙谐家布朗却严肃而激愤地宣称，如果国家管理司法，国家就扮演市民社会的，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没有生意的营业主任的角色，判决案件是那个社会所信任的法律技术员的事情，国家应该干脆执行他们的判决。可是，班贝尔格尔赞扬交易所是一个巨大的劳动工场；他认为，现有的社会存在形式以外的其他存在形式，都是人类所不可想像的，正如世界以外的存在不可想像一样。自由贸易论者甚至宣布，利用统计研究现社会也是白费脑筋的，因为国民经济是受永恒的自然规律支配的。
于是有许多研究过历史和统计学的、大多数比较年轻的学者起来反对这种鬼话。统计学使他们对自由贸易派的永恒的自然规律产生了异端的怀疑，他们从历史上知道还有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同的人类生存形式。为了向各邦政府告发他们的这种罪行，为了在小市民面前中伤他们，愤怒的自由贸易主义者把他们叫做讲坛社会主义者，这些被激怒的人之中的一个甚至从他那庸俗的商人意识中挤出一句美丽的诗：他们没有勇气去找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其实讲坛社会主义者同科学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都毫无关系。他们根本不是一个团结一致的学派。他们的大概可以以赫尔德为代表的右翼，“对原则具有原则性的厌恶”，同比较明白事理的自由贸易主义者大同小异。他们的大概可以以阿道夫·瓦格纳为代表的左翼，有时极笨拙地模仿了拉萨尔的论战方式，或者也向洛贝尔图斯献媚，然后又心甘情愿地担任教会或国家中的一切反动派的帮凶的角色。
讲坛社会主义的重心落在它的中间派身上并不是偶然的。在这个派别身上，表现出当时德国仅存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资产阶级社会分裂为进行着你死我活斗争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采取的态度。施穆勒论德国小工业的著作和布伦坦诺论英国工会的著作是两个永久有价值的历史文献，它们包含着讲坛社会主义的内核，如果讲坛社会主义在历史上是值得一提的现象的话。讲坛社会主义赞成工厂法和工会，但不是根据科学共产主义的精神，不是把它们当作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个阶段，恰恰相反，是根据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精神，这种经济学企图在从逻辑上能够保持资产阶级社会的条件下，保持资产阶级社会。这些讲坛社会主义者不是资产阶级的敌人，而是它的莫逆之交。他们的错误是，他们认为长期拯救资产阶级社会是可能的，但是只要这种拯救还有可能，当然只有采用布伦坦诺和施穆勒所建议的方式。他们的建议要是被及时采纳，德国的革命的工人运动，即使不致于窒息致死，也会显著缓慢。
即使讲坛社会主义者有了某种贡献，那也是个别人以个人的身份完成的。他们想组织起来，成立凌驾于正在斗争的阶级之上的机构的企图，一开始就毫无成果。他们没有共同的原则，只能把各种不同的脑袋放到“伦理的热情”这顶暖昧的帽子下面。因此给一切可能发生的混乱敞开了大门，这种混乱肯定会准时产生，以致几年以后，讲坛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就同国民经济代表大会结成了亲密的同盟。它对最近几十年的阶级斗争不发生任何影响。
资产阶级时在1873年春天实际表明了它对“伦理的热情”的了解。1866年以后又走进政界的瓦盖纳，为旧日的嗜好所迷惑，尝了尝滥设公司的骗局的味道。他不是比任何人都坏的罪人，他只参加了波美拉尼亚中央铁路公司，这个企业本身是有益的，建立这个企业比建立其他上百个企业，带来的不是更严重的犯法，而是比较轻微的违法行为。同卞尼格先创立的汉诺威-阿尔滕贝肯和吕纳一经能堡铁路公司相比，波美拉尼亚铁路公司差不多像用沐浴海绵洗过的婴儿那样干净。瓦盖纳应得的几千塔勒的滥设企业利润，在大发横财时期，也是一件小事，以致后来交易所讽刺说，瓦盖纳受到惩罚是应该的，因为他以这种鸡毛蒜皮的事损害了事业。自由党人已经把瓦盖纳看做俾斯麦的凶恶的守护神，非常惧怕他，按照他的服务年限，不久将被任命为内阁首席顾问，一旦担任这个职务，他就可以向皇帝面奏。这个在此以前由贴现公司的一个心腹担任的要职，决不能落到一个不共戴天的敌人同时又是对资本主义有透彻了解的人的手中，于是拉斯克尔（在他的集团中，至少有三十六个加倍有罪的滥设公司）在普鲁士众议院中用“伦理的热情”攻击瓦盖纳，破口大骂他是一切滥设企业的腐败的典型。
这是一个无法形容的厚颜无耻的喜剧，可是这场戏演得很成功。俾斯麦为了“爱国的金钱势力”牺牲了他的老朋友，又是贴现公司的一个心腹担任了瓦盖纳没有到手的职位。人们还成立了一个王国调查委员会，在扫除滥设企业时期，这个委员会显然成了一把非常奇特的扫帚。容克地主对农业社会主义置之不理，资产阶级也对讲坛社会主义置若罔闻，对于他们这些太聪明的人来说，什么好建议都是不值钱的；他们宁可让他们的学费增加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对于他们已经开始被大破产扫除掉的大钱柜来说，也是难以支付的。
[1]对俾斯麦的讽刺称呼，在本卷中反复出现。一一译者
[2]指俾斯麦，海格立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古希腊勇士。——译者
[3]古代希腊在演出悲剧后加演的一种轻松戏剧。因主角都是希腊神话里的小神“羊人”而得名。题材虽和同场演出的三联悲剧有一定的联系，但主要用以缓和剧场气氛，供人娱乐。——译者 |
第一章帝国的建立和社会民主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弗兰茨·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四卷
第五部党的合并
第一章帝国的建立和社会民主党
一色当、吕岑、凡尔赛
二俾斯麦的醒悟
1866年以来，俾斯麦和波拿巴之间一直在进行着外交战，不过较大的王牌始终掌握在俾斯麦手里。
俾斯麦代表着一种经济上的必然性，即形成一个广大的经济区域的民族统一，而波拿巴只是受那种腐朽的专制制度的日益加深的困难所驱使、也许还受到法国资产阶级的利欲所驱使，这些资产阶级大叫大嚷要“报萨多瓦之仇”。波拿巴主义在莱茵河西岸早就在走下坡路了，而在莱茵河东岸却还处于上升状态；当波拿巴被迫采取失败的冒险家的绝望行动的时候，俾斯麦还可以勉强应付得了。可是谁也不敢因此而贸然行事，丹麦、意大利和奥地利不敢接受波拿巴的拉拢，来组成反北德意志联邦的攻击同盟，俾斯麦也不敢受人诱惑，来拿国土和人民去作各种买卖。
因此俾斯麦所奉行的政策当然还不是光明正大和深得人心的，更谈不到是什么革命的了。如果说俾斯麦拒绝巴登自动提出的参加北德意志联邦的要求，是因为害怕由此引起同法国的战事，那么他拒绝的真正原因，不是怕战争本身，而是怕一场太正大、太得人心的战争。假如波拿巴为了干涉纯德国的事务而挑起战争，德意志民族的愤懑情绪就会上升到足以使俾斯麦害怕起来的程度，他愿意同法国一战，但是他希望这一战是一场反革命的王朝战争，因此他用早就过时的秘密外交政策的残砖破瓦，给他那塞纳河边的老朋友构筑了一个陷阱。俾斯麦暗中策动霍亨索伦旁支的一个亲王继承由于1868年的革命而虚悬的西班牙王位。如果他的对手若无其事地听任他这么干，这个外交阴谋的结果，对德国将比对法国更为不利。可是波拿巴却笨手笨脚地掉进了这个拙劣的陷阱。由于所谓霍亨索伦王室继承西班牙王位是对法国荣誉的侮辱，波拿巴对普鲁士宣了战。在这两个魔术师中间，俾斯麦较为机灵，他懂得给波拿巴的宣战加上一个十恶不赦的侵略罪名，他用巧妙的手法把埃姆斯急电的原意倒转过来，并在一系列的官方声明中，厚颜无耻地否认自己曾参预霍亨索伦亲王继承西班牙王位之事以及类似的活动。
这两个国家的资产阶级都踉踉跄跄地跟着本国的波拿巴跑，而莱茵河此岸和彼岸的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却洞悉战争的真正性质。国际的法国会员在7月12日的《觉醒报》上公布了《告各民族工人书》，其中说：“争夺霸权的战争，或维护某一王朝利益的战争，在工人看来只能是犯罪的胡作非为”，法国工人发表的许多类似的声明，都谴责了这一“纯粹的王朝”战争。这些声明在德国无产阶级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开姆尼茨、莱比锡、菲尔特、纽伦堡、慕尼黑的群众大会完全赞成这些言论。可是其他群众大会，尤其是在有白拉克出席讲话的不伦瑞克的群众大会和有施韦泽出席讲话的柏林的群众大会，虽然原则上表示同意，实际上却是有保留的，那就是说，他们认为这次的和平破坏者是波拿巴，法兰西民族若不及时推翻挑衅者，德国将不得不进行被看作不可避免的灾祸的防御战。这两个大会是在7月16日举行的，7月23日，国际总委员会也在一篇宣言中谈到战争问题[1]，对波拿巴和霍亨索伦的政策都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宣言说，在德国方面，这次战争是防御性的战事，不过德国工人不能容许这场战争改变纯粹的防御性质。而约翰·菲力浦·贝克尔在《先驱》杂志上清楚而有力地谴责了兴风作浪的沙文主义，这种沙文主义在法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中也闹得很凶。
毫无疑问，无论在德国的普通人民群众中，还是在德国无产阶级群众中，都有拿起武器打退波拿巴的进攻的要求。即使人们当时已经像今天这样洞悉俾斯麦的外交阴谋，事情也不会有很大的变化。尽管俾斯麦做了许多坏事，尽管北德意志联邦同一个民族的理想国家毫无共同之处，但终究也有必要向外国表明，德国决心（而且也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人民只是透过所有的外交谎言看到一件事实：为了保证民族的生存，必须进行战争。南德王朝和人民代议机关被不可抗拒的浪潮卷走，预备队和后备军都斗志昂扬地走上了战场。只要这场战争是对波拿巴进攻的抵抗，就会深得人心，北德意志联邦的官方人士竭力把这场战争渲染为对法国政府，而不是对法国人民进行的纯粹防御性的战争。
7月19日，北德意志帝国议会召开非常会议，一致赞同发行战争公债。可是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在表决时弃权，因为他们既不给用1866年的行动为现在的战争做好准备的普鲁士政府投信任票，也不赞成波拿巴的暴虐的罪恶政策。这种示威行动本身是完全合理的，因为俾斯麦的阴谋同波拿巴的阴谋一样，本来就是应该反对的。可是，只在有可能制止俾斯麦和波拿巴的罪恶活动时，这种精神示威才是切合实际的政策。要是没有这种可能，那就要看谁的事业更坏，谁的胜利造成的灾难更严重了。这个判断不能有丝毫含糊。《社会民主党人报》说得好：“拿破仑的胜利意味着法国社会主义工人的失败，意味着波拿巴的残暴军队在欧洲的霸权，意味着德国的完全分裂。”因此拉萨尔派的议会代表赞成战争公债，不仅施韦泽和哈森克莱维尔表示赞成，加入了爱森纳赫派的弗里茨舍也赞成，而布伦瑞克执行委员会的从前的拉萨尔分子则对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的弃权表示很不满意。
他们对《人民国家报》的态度也不满意，在这些日子里，这家报纸确实表明，仅凭一时的热情不能执行坚决的政策。在7月17日的一号上，它宣称，“强大的北德意志联邦”在波拿巴的挑战面前投降，不在民族自由党的虚构世界中生活的人，就必然预见到这一结果，“假如普鲁士接受法国的挑战，那就是发疯”。《人民国家报》在下一号，即7月20日的报上不得不放弃这种错误的观点，十分正确地说：“波拿巴妄想通过征服普鲁士，来巩固自己摇摇欲坠的统治，并对法国的社会共和主义运动发动一次‘国内的萨多瓦’。十二月王权是反动的欧洲的基石。波拿巴一垮台，现代阶级统治和靠刺刀统治的主要支柱也就垮台。一旦波拿巴得胜，法国民主派失败，欧洲民主派也就要失败。我们的利益要求消灭波拿巴。我俩的利益同法国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可是在这以后的一号，即7月23日的报上又说：“让德法两国的专制君主在骄横的富豪的伴随下，自相厮杀吧，我们无产者同战争是毫不相干的。”党报的态度同布伦瑞克执行委员会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这个委员会在7月24日的一篇宣言中，在完全维护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的同时认为，因为战事是防御性的（而且只要战争是防御性的），德国工人应该支持这个战争。
在以后的几周中，这种对立发展到十分紧张的地步。白拉克用尖刻的言词谈论“李卜克内西君主国”和“傀儡”（指布伦瑞克执行委员会的委员），而李卜克内西说，布伦瑞克的五个委员不能把他们个人的观点作为党的准则提出来，如果这样做，就会像审判伽利略的枢机主教团一样可笑。可是“布伦瑞克的五个委员”是党的代表大会任命的党的领导，他们的看法毫无疑问得到大部分有阶级觉悟的无产者的支持，因此较之李卜克内西的看法就远非“个人的”看法了。在民族问题上的冲突又一次使德国工人阶级有面临分裂的危险，不过这种冲突终究是最后一次了。
一色当、吕岑、凡尔赛
统治阶级奉行的背叛政策，使这种冲突得到了解决。德国军队迅速取得胜利，在短时期内就粉碎了波拿巴的统治。在色当战役的那一天，在莱茵河西岸，资产阶级共和国得到了保证，而在莱茵河东岸，德国的统一（就这种统一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得到而言）得到了保证。现在德国本可以迫使法国接受一个完全保持自己的荣誉和利益的合约，这个合约同时也能使欧洲大陆的两个最优秀的文明民族友好相处，从而为欧洲文明的和平发展创造重要的前提。
可是这恰恰与德国君主和容克的心意相反。正当他们能给这个曾经使封建浪漫主义的王权伤透脑筋的法兰西民族以致命打击的时候，怎么能期望他们采取宽容而有远见的政策呢！普鲁士国王当然一再庄严地宣称，他是同现在已被推翻的法国皇帝作战，而不是同法兰西民族作战，可是德国资产阶级却甘愿充当用尖利的牙齿咬坏侵略战争门槛上的五角星[2]的老鼠。马克思用鄙夷的笔调写道：“这个在1846-1870年间争取公民自由的斗争中曾表现过空前犹豫、无能和怯懦的资产阶级，看到要在欧洲舞台上扮演凶猛吼叫的德国爱国主义狮子的角色，当然是欢欣若狂。”[3]
早在8月3O日，进步党和民族自由党的“知名之士”就在柏林集会，为的是要在一份呈给普鲁士国王的奏折中和一份致德国人民的宣言中准备兼并阿尔萨斯-洛林，从而准备一场侵略战争。他们除了要求一个“统一的国家”外，还要求得到“巩固的边疆”，他们说，全世界应该知道，“君主和人民”决心弥补1815年没有做的事情；这个外交错误使欧洲处于武装和平状态达半个世纪之久，这一错误不能重演。资产阶级的裁军英雄斩钉截铁地说，如果德国在侵略战争中夺得阿尔萨斯-洛林，欧洲就可以废除军备。可是他们并不仅仅依靠这种意味深长的论据的说服力，还在资产阶级报刊上对所有反对侵略战争者进行可耻的威胁。他们号召“人民”,把这些坏蛋“坚决从他们的生活中，从他们在城市和国家的集会中驱逐出去”，为了说得更明白些，他们在巴黎驱逐德国人的时候又补充说，“假如我们是法国人，他们的有害活动很快就被制止了。”今天看来，这种愚蠢的狂热与其说是可怕不如说是可笑，但是在一场火热的大战中，它并不是完全无害的，政府毫不迟疑地用一系列的暴行使这种狂热达到顶点。
面对着这一侵略战事，布伦瑞克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国家报》马上取得了一致，拉萨尔派也转入反对假爱国主义的狂热行为的阵线。可是《社会民主党人报》只限于尖锐批评统治阶级的政策，而布伦瑞克执行委只会在9月5日的一篇宣言[4]中，号召德国工人利用群众大会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反对兼并阿尔萨斯-洛林，争取同法兰西共和国缔结光荣的和约。这个宣言包含着马克思
在一封信中发表的意见[5]，布伦瑞克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在同李卜克内西发生冲突时，曾向马克思请教。马克思在那封信中明确预言了兼并阿尔萨斯和洛林事实上所造成的一切祸害：德法两国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俄国取得了欧洲霸权；他把兼并叫做“使未来的和平仅仅变成停战状态的万无一失的办法”。他的其他预言也得到了证实，他说，德国在战争中证明：它即使在没有奥地利的德意志区的情况下，也能够不依赖外国而独立行动。这场战争已经把欧洲大陆的工人运动的重心从法国移到德国。国际总委员会9月9日发表的关于战争的第二篇宣言，更详细指责了兼并政策的历史谬误；从这时起，《人民国家报》上每一号都写着：同法兰西共和国缔结公平的和约！不要兼并！惩罚波拿巴及其同犯！
民族自由党的英雄们向福格尔·冯·法尔肯施坦将军告发了布伦瑞克执行委员会的宣言，当时法尔肯施坦将军在汉诺威任沿海地区的总督，他曾经非法地把几个无辜的丹麦人和汉诺威王党分子投入监狱。根据法尔肯施坦将军的命令逮捕了布伦瑞克执行委员会的委员白拉克、彭霍尔斯特、施皮尔、裁徒屈恩，木匠格腊勒，给他们戴上镣铐，解往俄国边境吕岑[6]附近的保应要塞。在同一天，执行委员会前委员铜器工人埃勒尔斯和印刷厂主人西维尔斯，也遭到同样的命运。西维尔斯是一个六十岁的跋腿老人，而且还是社会民主党的政敌，他的罪过是：在他事先毫无所知的情况下，他的营业主任接受了印刷宣言的生意。被押解的犯人在极有希望养成敬神和虔诚习惯的祖国走了三天，爱国的贱民对这一押解很感兴趣。白拉克和他的同志时而被看做盗墓贼和散兵游勇而加以嘲笑，时而被用惊异的眼光看做是刚被俘的法国政府官员，时而又被用道义上的愤懑接待，因为他们只要能够得到一点饮食，总是吃得津津有味。他们用苦中作乐的诙谐，来忍受爱国的、愤慨的可爱批评，后来柏林波茨坦车站的兵站司令受到战争的神圣怒火的袭击，以“将在吕岑受折磨”的“野人、流氓、坏蛋”对待他们的时候，他们仍然保持这种诙谐。在吕岑，他们起初受到的待遇很坏，后来才稍好一些。
连续发生的其他逮捕事件（约克也在汉堡被捕）完成了这一爱国主义的壮举，不过这些被捕者都被关在本地的监狱里。可是在汉堡的监察委员会根据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的要求，在不受法尔肯施坦管辖的德累斯顿成立了一个新执行委员会以后，盖布也被戴上镣铐解往吕岑。法尔肯施坦禁止举行抗议兼并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大会，并禁止《人民国家报》在沿海地区发行。自由党的庸人们看到这些无法无天的行为，不是暗中发笑，就是大声叫好。直到约翰·雅科比于9月14日在科尼斯堡的一次会议上反对兼并，而被捕解往吕岑时，进步党人才发出表示抗议的微弱声音。
法尔肯施坦没有任何可以用来掩饰他的行为的法律借口。固然，沿海地区被宣布处于战争状态，但是并没有同时宣布取消法津保护的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也没有取消根据宪法作出的任何人犯罪都应正式受审的规定。俾斯麦在回答科尼斯堡市政机关的抗议时，找了一个借口说，反对兼并的运动使法国人的抵抗更坚决，因此军事当局可以惩罚抗议的主谋者，并有权扫清达到战争目的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姑且不谈这种断言在法律上没有根据，它本身就有漏洞：一口气说出了两句谎话。第一，德国人反对兼并决不会使法国新政府的抵抗得到加强，这个政府的机关报说得很对，俾斯麦在他的侵略战争中不会由此而受到迷惑，第二，当抗议运动开始时，当局还没有承认兼并是这场战争的目的。出于人类文化的崇高观点，反对兼并的工人阶级，同出于夺取新销售市场的利欲、赞成兼并的资产阶级具有完全平等的、符合宪法的、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资产阶级内部对兼并的几次怯懦的抗议，是由棉纺工业中发出的，因为它担心会受到阿尔萨斯棉纺工业的竞争。
若干情况表明，俾斯麦不是出于法律原因，而是出于政策的考虑，对法尔肯施坦将军在当时的情况下所干下的暴行并不特别满意。可是，即使他有这样想法，他也没有权力反对一位干出非法行为的普鲁士将军；军国主义也不容许他对自己进行攻击，后来俾斯麦利用11月举行的普鲁士邦敌会选举，通过10月24日国王的命令，释放了被囚在吕岑的罪犯中的“普鲁士臣民”,“只要在这段期同没有作出对他们依法监禁的决定，只要没有对他们起拆”。在布伦瑞克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中，只有彭霍尔斯特是普鲁士人（因为他是被并吞的拿骚人）。其他人必须忍耐到11月14日，可是，由于布伦瑞克军事法庭认为他们“有叛国嫌疑”，依法对他们进行待审拘留，于是他们就被绳捆索绑地投入了布伦瑞克监狱。12月初，汉堡市参议会也鼓起勇气，请求释放了盖布，只有西维尔斯一个人还留在吕岑。因为在他身上找不到任何犯罪的迹象，所以根据普鲁士司法的奇怪的逻辑，他应该受到特别严重的惩处。到了圣诞节他才被释放。那时，由于法尔肯施坦下令封闭了他的印刷厂，他的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也遭到了破坏。可是至少这种暴行并非完全没有受到惩罚；经过持续几年的诉讼，西维尔斯才争取到布伦瑞克高级法院作出判决：法尔肯施坦应赔偿他的损失。
这时，德国的君主们尽可能把德国的统一搞糟。假如任他们随心所欲，德国的统一就会一步也不能前进。普鲁士国王写信给他妻子说，因为他要上这条船，所以他“心情郁闷”，当时已经半疯或完全发疯的巴伐利亚国王，在咬霍亨索伦给维特尔斯巴赫[7]套上的疆绳。几乎只有普鲁士王储热衷于德国的统一（当然他主要地也是从王朝功名心出发，而不是从民族利益出发），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虽然没有很大才华，但受过现代教育，大家都相信他对战场上的恐怖景象怀着正直的嫌恶心情。同从前建立关税同盟时一样，建立新的德国共同体的又是经济上的不可抗拒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使“大英雄”屈服于它的铁拳之下，在它的无情的强制下，一切至高无上的反抗都化为齑粉。德尔布吕克是一个普鲁士官僚，同时也是一个曾在关税同盟的学校中枯燥无味地理解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的官僚，他主持同南德各邦政府的会谈，后来在凡尔赛大本营中给这次会谈作了不可更改的结论。只要在这个结论里有一种历史进步，它就是战场上的无名死者带来的，他们所流的大量鲜血成了新建筑的牢固的油灰，君主们和大臣们是把这所新建筑造得极其简陋和极不坚固的。
北德意志联邦宪法中所包含的有保证的民权，还没有普鲁士宪法里那样多，忠实的爱国者米凯尔说，它的产生最多只是为了“暂时支持北德一个短命的军事国家”，这个宪法就成了德意志宪法的基础，不过又向坏的方面作了一些重大修改。现在南德各王朝证实了施韦泽的话，他说，它们彼此之间可以屈从，但不肯向民族利益作丝毫让步。不仅如此，它们甚至证实了俾斯麦的讽刺，他说，对南德各邦来说，普鲁士的政策太自由主义了。尤其是巴伐利亚分立主义现在又有了可以给“狂妄自大的普鲁士主义”以沉重打击的好机会，一方面与易北河以东的容克阶级相敌对，一方面竭力促进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对无产阶级则只字不提。关于巴伐利亚分立主义当时由于形势有利而得到的权力，从下列事实可以得到一个明确概念：北德意志宪法共有七十九条，巴伐利亚邦就违反了二十六条，其中有几条当然只是在形式上违反，另外还自行全部或局部地废除了二十五条。可是它的所有要求中没有一个是以扩大一点点民权为目标的。相反，它竭力把已被普鲁士分立主义搞得不成样子的德国统一弄得更糟。它把北德意志联邦关于定居和结婚的进步立法视为眼中钉。巴伐利亚国民在普鲁士或萨克森结婚，如果没有得到国王批准，那么将来他的婚生子女在巴伐利亚境内在法律上就视为私生子女，这就是巴伐利亚分立主义为之流出大量宝贵汗水的崇高目标之一。对于人民群众来说，凡尔赛谈判中仅仅落得那个封建浪漫主义的称号——皇帝和帝国，同时也出现了各种悲喜剧性的插曲。普鲁士国王宣称，他“丝毫”也不因此而趾高气扬，而巴伐利亚国王却不得不被迫（用手枪顶住胸口）在俾斯麦起草的那个“崇高的”文件上签字，通过这个文件，德国的皇冠就戴到了普鲁士国王的头上。
从一开始，德意志各王朝就非常重视，在塑造人民的未来命运时不要听人民的声音。可是它们也不得不承认，它们的凡尔赛协定，一方面要得到北德意志帝国议会的追认，另一方面要得到南德人民代议机关的追认。这个决定带着一种斯文的威胁口气：要不就接受，要不就拒绝。哪怕更改一个小小称号，德国统一就又会化为泡影。南德各议院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无论怎样抵制最后也必须服从，而北德意志帝国议会（它是在7月开幕的，这次会议的权限延长到年底），也不敢进行有效的反抗。它于11月24日开会，国王发表了御前演说，这篇演说同7月的御前演说有着尖锐的矛盾，它说，波拿巴进行战争是“得到整个法兰西民族的同意的”。现在它宣布兼并阿尔萨斯和洛林是战争的目的，为了进一步实现这个目的，它要求发行新的公债。为此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提出了修正案说，帝国议会应该否决公债，并要求联邦首相在放弃兼并任何法国领土的情况下，尽速同法兰西共和国缔结和约。可是除了他们以外，赞成这个提案的只有施韦泽和哈森克莱维尔。在就公债本身进行表决时，投反对票的还有弗里茨舍、门德、施腊普斯和汉诺威王党的分立主义者艾瓦德。弗尔斯特林在春天就已经辞去议员职务了。这六个社会民主党议员也一致反对凡尔赛条约，反对皇帝和帝国的称号。只有在表决巴伐利亚条初时，才有进步党人（甚至也有几个民族自由党人）投反对票。
尽管如此，皇帝和帝国的新生也没有任何良好的预兆。德尔布吕克把一顶新制的皇冠像一件从未见过的样品一般放在议会的桌子，他也不大清楚这件商品到底应该列入关税表中的哪一类。王太子厌恶这种商人习气。俾斯麦也承认，德尔布吕克应该设法让戏演得更好一些。不过，“世界历史性事件”通过戏剧性的化装是否会得到很大好处，还是一个问题。这场戏的演出，至少能坦率地表现出事态的真实情况。身兼大地主和大工业家的自由保守党领袖弗里登塔尔用露骨的商人腔调问道：德国人民是否会有一个领袖？德尔布吕克就用他那平板的声音朗读了俾斯麦强迫巴伐利亚国王接受的那个“崇高的”文件，作为对弗里登塔尔的答复。资产阶级多数派的政党拥护君主之间的协定，他们清楚地知道，这些协定不是为了建立自由的王国，而是为了建立资产阶级的王国。它们又一次为了本阶级的物质利益而放弃了自己的政治理想，粗暴地指责以社会民主党反对派发言人的身分、勇敢而坚决地代表人民的不可转让的权利的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12月17日，帝国议会会议结束后，李卜克内西、倍倍尔，还有加入《人民国家报》编辑部的赫普纳尔以“阴谋叛国”罪名被捕，这是同当时的突际情况相适应的。与此同时，帝国议会多数派的一个由三十人组成的代表团带着拉斯克尔用他那晦涩难解的德语写成的奏折，前往凡尔赛再三恳求普鲁士国王为祖国的利益接受德国的皇冠。
德意志民族的代表们站在凡尔赛宫的庭院里，就像从前亨利皇帝站在卡诺莎[8]宫的庭院中一样，嘲笑和讽刺雨点般地落到他们头上。廷臣和容克地主用不同声调重复普鲁士国王的轻蔑的话：“啊，我应该感谢拉斯卡尔先生给了我真正的荣誉。”可是代表团在凡尔赛也发现了一颗多情善感的心，这颗心在施梯伯的胸中跳跃着。俾斯麦正确地估计了施梯伯的独特的统治手段，又让他当了政治警察的头目。这位科伦共产党人案的伪证的主谋犯理所当然地感觉到，像他这样的人在资产阶级国家中比在封建专制国家中更有可能得到优渥的待遇，于是他奴颜婢膝地拜倒在帝国议会代表团面前。代表团也不是忘思负义之辈，施梯伯在一封庄严的信中，接受了代表团的“最亲切的感谢”和“完全的忠诚”，他把这封信寄到柏林，好让施梯伯的子孙万代能把它当作他们的祖先的荣誉证书而永世保存下去，他还写道：“为了使代表团受到体面的接待，我为它做了许多工作。宫廷党和军人党的态度相当冷淡，我在这里代表平民党和德国人民。真是奇怪的时代！”是的，“时代”是“奇怪的”，连这个顽固的罪犯都为它而表示惊异，这是可以理解的。
德国的侵略战争引起法兰西民族的坚决而顽强的抵抗。法国志愿军作战的勇猛，就像学习过1813年普鲁士国民军法令[9]似的，俾斯麦对这些“杀人犯”甚感恼火，认为这些杀人犯都该绞死，就像从前拿破仑下令把席尔的军官当做土匪枪毙那样。两国之间经过半年的鏖战，付出了不可估量的牺性，法国的抵抗终于遭到失败。2月26日在凡尔赛签订了临时和钓，根据这个条约，法国必须把阿尔萨斯和洛林割让给德国，并缴纳五十亿法郎的赔款。
最后缔结的和约也是反动派的胜利，这个和约签字以后不久，即3月3日，举行了德意志帝国议会的选举。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这是一个最不利的时期，它是唯一坚定不移地反对侵略战争的政党，它受到的战争压力最大，这个党中有很大一部分人还在法国作战，他们的人数远比任何资产阶级政党的人都要多。虽然如此，社会民主党候选人仍然得了十万零一千九百二十七票，约占总票数的百分之三，其中拉萨尔派得六万二千九百五十二票，爱森纳赫派得三万八千九百七十五票。拉萨尔派的人员的主要来源是普鲁士王国，它在那里得了四万六千三百一十三票，其中莱茵区一万四千八百二十一票，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一万一千一百八十二票，在汉诺威得了六千八百零五票。爱森纳赫派人员的主要来源是萨克森王国，它在那里得了三万一千零四十三票。拉萨尔派在萨克森只得了二千二百四十六票，爱森纳赫派在普鲁士只得了二千五百四十四票。爱森纳赫派在巴伐利亚以二千五百一十九票，在布伦瑞克以二千四百八十六票占了优势，拉萨尔派在黑森以三千九百七十三票，在卢卑克以五百四十三票，在不来梅以一千五百零六票，在汉堡以五千零七十一票占了优势。1871年的选举是在一种非常情况下进行的，因此，上述所有数字只有相对的价值。战争爆发前不久，在柏林有四千名拉萨尔分子在施韦泽率领下列队参加了瓦尔德克的葬礼，在那里的六个选区中，木工格劳只得到二千零五十八票。在爱森纳赫派比拉萨尔派肯定要强大得多的维尔腾堡，社会民主党人所得的四百九十一票，又全部落入在斯图加特提出自己候选人的拉萨尔派之手。在南德，总的来说，由于选举还是件新颖的事，加上编造选民册的手段极为卑劣，因而对工人参加选举起了阻碍作用。不过社会民主党的竞选宣传所要克服的困难愈大，它从1867年以来在选票方面获得的巨大进展就愈值得重视。只是大多数社会民主党的议席丧失了。拉萨尔派进入复选的不过三人，而且全部落选，他们是：裁缝布罗伊尔（阿尔托那），哈赛尔曼（汉诺威的高斯拉尔选区）和施韦泽（爱北斐特-巴门），施书泽在那里得了八千四百七十七票，但却被各资产阶级政党竞选联盟击败，这个联盟共得九千五百四十票。爱森纳赫派只有倍倍尔在格劳豪-梅朗内当选，他的对手是资产阶级作为示威性的候选人提出的舒尔采-德里奇。此外，在茨维考-格里米乔，施腊普斯取得了胜利，在米特魏达，施皮尔在复选中才为一个民族自由党候选人所击败。
3月24日，施韦泽宣布，他打算辞去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领导职务。他的理由是，他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为党牺牲了时间、劳力、心灵的平静和金钱。谁也不能强求他继续这样牺牲下去，他可以要求解除职务。人们不能肯定，施韦泽内心里对自己的独裁不能再维持下去这一点作了何种程度的考虑；从外表上看，施韦泽是由于不能维持《社会民主党人报》（由于战争，这家报纸的订户降为二千七百户），才产生这种想法的。他甚至不能把这家报纸维持到5月中旬，即将由他召集的代表大会期间。最后一期是4月26日出版的。可是，如果党不得不接办这家报纸，那么施韦泽就不能再像直到今天这样独断独行了。竞选失败对他的决定可能也有很大影响。他本人甚至在这种意义上承认了这一点，他说，他对自己的选民已经不负任何责任了，事实上，他由于丧失了通过议会活动而得到保证的优越地位，他的独裁便失去了另一个重要支柱。战争期间，他的政治立场是完全正确的，不过比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的态度软弱一些，也许他会逐渐看到，同爱森纳赫派相此，他已完全陷入困境，自从色当之役以来，两派的合并只是时间问题，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已经没有他的独裁的余地了，这种想法可能对他的决定起了不小的促进作用。
6月18日在柏林举行了第十次代表大会，出席的有代表七十四个地区、五千三百五十六名会员的三十四名代表，大会对施韦泽“由于个人情况”不能继续担任党的领导工作表示遗憾，大会通过了一致的信任投票，对他“多年的英明领导”表示感谢，并建议会员，选举哈森克莱维尔为新主席。施韦泽继续处理党内事务，直到7月1日。同上一年的代表大会一样，人们对金库账目进行了详细的审查，结果没有差错。施韦泽把党的两家机关报的所有权交给了党，因此代表大会承担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债务一千塔勒。大会决定，7月1日以前《鼓动者》是党的机关报，7月1日以后停刊，《社会民主党人报》又作为唯一的党报每周出版三次。出席5月25日举行的全德支援联合会代表大会的，只有代表二十七个地区的四千二百五十七名会员的十九名代表，毫无疑问，工会组织的迅速瓦解，多半是由战争造成的，但是个别劳动部门的混杂也使会员产生了顾虑、代表大会决定至少要把这种现象消除到这种程度，即同一行业的工人可以在他们认为必要的时候，建立自己的联合会分会，就以他们的行业命名。瓦工就一向保持着这种特殊地位。
7月1日，新任主席哈森克莱维尔就职，《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第一期也在同一天出版。
二俾斯麦的醒悟
1848年3月18日，三月革命前专制主义的最顽固的代表普鲁士亲王，被革命逐出柏林。1871年3月17日，同一个人以德国皇帝的身分从凡尔赛胜利回到柏林，统治阶级向他欢呼，颂扬他不愧为鄂图和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继承人。他自己可以说，1871年3月17日的他同1843年3月18日的他，并不是两个人。甚至他那偏狭的头脑里也可能涌现出这种想法，即二十多年来在德国进行的争取自由的内争，无非都是欺骗，他那奉天承运的皇冠像那位天国之主那样永恒，据说他的皇冠就是从那位天国之主的桌上拿来的。
他刚一沉溺于这种梦想，第二天就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他宫廷的墙上写了“弥尼，弥尼，提客勒，乌法珥新”[10]。1871年3月18日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证明1848年以来的欧洲历史具有伟大的意义，虽然各国人民为了取得这种意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德国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所在的一切地方，都对巴黎工人的革命起义报以响亮的欢呼声。无论是拉萨尔派或者是爱森纳赫派，都表现毫不动摇。柏林、汉堡、不来梅、汉诺威、爱北斐特的群众大会同德累斯顿、莱比锡和开姆尼茨的群众大会一样，对巴黎的社会革命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向这个革命的战士致以德国工人的兄弟般的敬礼。《社会民主党人报》和《人民国家报》同样卓越地嘲笑了一些要求德国社会民主党反对巴黎公社或者反对它的“恐怖”的资产阶级报纸的“天真的恬不知耻”。利用这种狡猾的策略可能得到某些微小的好处，但是这是一种令人作呕的策略，假如采取这种策略，社会民主党就会染上德国自由主义的遗传病，也就是说，为了一点值得怀疑的小利，不仅丧失自己的荣誉和尊严，而且也丧失长远的重大利益。毫无保留地拥护巴黎公社，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有莫大的好处。今天所谓“公社的恐怖”的说法已经成为笑柄了。每个对情况稍有了解的资产者，同一开始就洞悉情况的德国工人同样清楚地知道，真正的暴行是公社的敌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卫士们干出来的，公社的缺点不在于它不人道，而是在于它不敢采取坚决的措施。
国际总委员会同德国社会民主党同样坚决拥护巴黎公社。在马克思起草的论法兰西内战的宣言[11]中，总委员会立即为工人阶级的战斗队伍升起了光辉的旗帜，这支队伍的法国支队遭到了惨重的失败。没有人比马克思更清楚地知道，他这样做威胁着国际的生存，事实上，这篇卓越的宣言的后果和影响，同国际的没落是有一部分关系的。并不是所有欧洲的工人党，在政治上都像德国社会民主党这样成熟，尤其是英国工会被欧洲资产阶级竭力利用巴黎公社制造的恐怖的假象所吓退。可是在马克思看来，在必须维护事业的实质的时候，事业的形式不是重要的问题。能为他的政策作最有力的辩护的就是宣言本身，它是在事情发生后不久写成的，在后来所有论述巴黎公社的大量著作中，这篇宣言直到今天仍然远远地名列前茅。虽然宣言的目的是为公社辩护，在需要表示赞成或反对的时候，不因它大谈起义的缺点而减弱自己所表示的赞成，但是它也明确地提出了重要的观点，因而直到今天它仍然是关于巴黎公社的经典著作。
当时从俾斯麦那里传出一句话，即公社又使他经历了“第一个失眠之夜”。不管他有没有这样说，这句话终究是很好地锐明了他当时的处境。巴黎工人的起义向他指出，他的外交同博伊斯特或波拿巴之流的外交相比，可能稍胜一筹，可是在当代的伟大群众运动面前，就是过时的笑谈了。他在夜间思索的结果是，他向帝国港会提出一个惊人的发现，他说，巴黎公社的真正核心是对普鲁士城市法规这个市区自治的天堂的向往。第一届德意志帝国议会中的唯一的社会民主党人倍倍尔，为一个严肃的会议没有因此而哄堂大笑表示惊异，他补充说：“请你们坚决相信，全体欧洲无产阶级和所有还怀着自由和独立的感情的人，都注视着巴黎。虽然巴黎暂时被镇压下去，但是我提醒你俩，巴黎的战斗只是一次小小的前哨战，欧洲的主要问题还摆在我们面前，用不着二三十年，巴黎无产阶级的‘对宫廷-战争，对茅屋-和平，消灭贫困和寄生现象’的战斗口号，将成为全欧洲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这个崇高的会议没有为俾斯麦的愚蠢的想法发笑，却认为对倍倍尔这番话应该报以狂笑声。当然从此以后，这种笑声就完全消失了。
俾斯麦本人后来承认，倍倍尔的这篇演说，是使他了解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实质的“光线”；从这时起，他就把这个运动看作国家和社会应该对之进行正当自卫的敌人，力图反对它、镇压它。这一自白的诚实性，人们是用不着怀疑的，因为对于一个所谓政治家来说，达个自白是够谦逊的了。俾斯麦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公开斗争，事实上就是从这时开始的，这个斗争起初是以傲慢的态度断断续续地进行，后来在争取自身生存的绝望斗争中越来越不顾死活，直到可耻地垮台为止。
过去俾斯麦对法尔肯施坦的横暴行为在表面上没有表示满意，而现在在他看来，这些暴行就是对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的第一次打击。布伦瑞克的囚徒无缘无故地被监禁了约二百天，莱比锡的囚徒被监禁了约一百天，到3月末他们都被释放了。在这段时间里，警察当局、检察机关和侦查法庭对在被捕者或他们的同志的住宅中进行多次搜查得来的材料，向叛国和亵渎君主方面做了分析，可是没有任何结果。所搜到的材料，内容丰富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因此花费了许多精力而毫无结果就显得更加难堪了。法尔肯施坦的突然袭击使爱森纳赫党领导的所有信件和书籍全都落到自己的迫害者手中。布伦瑞克法院和萨克森法院都没有表现出要把坏事做得更坏的特殊倾向，同时强逼这些法院扮演军事暴行的恭顺帮凶的角色的方式，可能也起了一些抑制作用。沃耳芬比特耳的高等检察院甚至建议，停止以图谋叛国罪对布伦瑞克的被捕者起拆，高等法院的上拆推事团也赞成这个意见。不过在这一点上仍有保留，即对白拉克及其同志，可以根据不属于刑事推事团权限范围而属于地方法院权限范围的其他罪行起诉。可是很明显，用这种漂亮词藻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掩盖那令人愤慨的事实：一些完全无辜的人被剥夺了几个月的自由。
然而布伦瑞克的打算没有考虑到柏林的意图。俾斯麦力图实现沃耳芬比特耳高等检察院的保留条件。1871年10月1O日，即被捕者被释后半年多的时候，布伦瑞克的检察官科赫完成了一件不愉快的工作：至少对白拉克、彭霍尔斯特、施皮尔和屈恩提起了公拆。老布伦瑞克和新北德意志的刑法有一些弹性条文，对违反公共秩序的起诉起了一定的支持作用。实际上经过三天审讯，军事法庭判处白拉克和彭霍尔斯特十六个月徒刑，施皮尔十四个月徒刑，屈恩五个月徒刑，待审拘留的时间计算在内。可是高等法院对这个判决作了很大的改变，只根据参加一个据说有非法目的的协会的罪名判白拉克和彭霍尔斯特各三个月徒刑，施皮尔两个月徒刑，屈恩六个星期的徒刑。即使这个判决也是大有问题的，因为它是以三月革命前的旧法令为依据的，在理论上尽管可以对判决进行反驳，但实际上这个判决就等于宣判被告无罪，因为高等法院认为待审拘留时间已经抵消了所判的刑期。
莱比锡的资产阶级陪审法庭比布伦瑞克的博学多才的法庭显得对柏林更加听从。1872年3月，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和赫普纳尔被控图谋叛国，在莱比锡陪审法庭受了两个星期的审讯。证明被告有罪的材料，与布伦瑞克案件中的材料大致相同，只是多了一批不能证明别的、只能证明无论如何要对被告进行不公平的诉讼的“证据”。陪审员面前摆着一百四十份以上的证明材料，有信件、演说稿、报纸论文、纲领，1848年以来革命文献中的一堆乱七八糟的、各种各样的文章，这些东西不仅有被告及其同志写的，也有他们的政敌写的。可是这些文件中没有一件能够提供哪怕一点影子，证明被告蓄意进行一项在刑法意义上的叛国行为。为达到这个目的，米克庭长就用不公正的主持审判的办法来抬自己帮忙，这种办法在当时德国各邦还相当少见，所有资产阶级的独立报刊几乎毫无例外地对它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此外对陪审员也不是没有施加压力，后来他们之中果然有八个人（正好是为作出判决所必需的人数），竭力设法要判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有罪。法院宣判他们两人各在要塞监禁两年（两个月待审拘留计算在内），赫普纳尔被判无罪。
但是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有理由说，这个案件为传播社会民主党的原则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宁愿为此忍受几年的要塞监禁。他们不仅获得了全体正直人士不断给予无辜的被判刑者的个人同情，而且还为他们的政治理想和社会目标作了卓有成效的宣传。一开始就被定为这出法律戏的配角的赫普纳尔，满足于用强烈的挖苦来嘲笑对他的控告，而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则庄重而严正地为他们个人所受的审判辩护，而且表现非常坚决和机智，因而他们轻而易举地打退了庭长和检察官的粗野的攻击。况且，一向比倍倍尔少接近工人群众的李卜克内西，发展了那种使这个“革命士兵”很快就得到无产者的信任的优良特征。因此这一审判具有很高的鼓动价值。这一审判扫清了许多对工人运动的偏见。审判中的问答成了带进社会民主党思想世界的引人入胜的向导。
1872年7月，倍倍尔又一次成了阶级司法的牺牲品。莱比锡地方法院判他亵渎君主罪，因为倍倍尔在一个公开会议上说了一句千真万确的真话，即普鲁士国王不实践战争的成果应该是德国的统一和自由的局面这一诺言。法院判他九个月徒刑，并“剥夺由公开选举所产生的权利”。法庭撤销了倍倍尔的帝国议会议员资格，这是一件非常滑稽的事情。在德意志帝国议会的第一次会议中，倍倍尔很快就成为可怕的战士。他孤军作战，没有一个党派支持他，但却善于在资产阶级议会的审判席上，把几个最有名的舞蹈家——勇敢的拉斯克尔和西姆桑打垮。被倍倍尔逼得走投无路的拉斯克尔，竟用庸人的“棍棒”进行威胁，接着又伪造了速记的记录，因为他觉得这个可怕的威胁太可笑了。被倍倍尔指责粗暴地违背议会规则的西姆桑，只是由于资产阶级多数派毫无见识地宣布他没有过失，他才得以摆脱窘境。这时莱比锡地方法院不仅为奉天承运的国王，而且也为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对犯罪者进行报复。
可是格劳豪-梅朗内选区的勇敢的织工们，对爱国的玩笑了解得很差，他们投倍倍尔的票比上次多三千票，因而又把他送回了帝国议会。这时高贵的议会不得不亲自担任刽子手的角色；它否决了施腊普斯提出的召回倍倍尔的议案，这时他正被囚禁在胡贝尔图斯堡要塞。哪一个爱国者能够责备这个议会，说它不愿倾听响亮的声音呢，这种声音令人信服地说明，冠冕堂皇的新德意志帝国是何等卑下！
[1]指《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9页——译者
[2]中世纪人们画在门槛上辟邪的五角星。－一译者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86页。
[4]这篇宣言载哈因茨·拜克：《德国工人运动和1870-1871年的战争》，迪茨出版社1957年柏林版。也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德国史》第2卷，第886-887页。其中还载有马克思、恩格斯关于1870-1871年故争的其他重要言论。——原编者
[5]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给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信》，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82-284页。——译者
[6]波兰东北部城市，现名吉日茨科。——译者
[7]巴伐利亚的王族。一一译者
[8]卡裕莎是意大利北部的古城堡。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在与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争夺主教叙任权冲突中，被教皇开除教籍，引起诸侯叛变。1077年1月，他被迫到这里向教皇悔罪。－一译者
[9]1813年，为了进行反拿破仑战争，普鲁士国王曾颁布建立国民军的命令。－一译者
[10]事见《旧约全书》《但以理书》第5章。故事大意是：巴比伦迦勒底人的最末一朝国王伯沙撒为他的一千大臣摆设盛宴，欢饮之间忽有人的指头出现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王的一切哲士都不能读那文字，后来但以理被领到王前，但以理说这字是神使手显现书写的，所写的文字是“弥尼，弥尼，提客勒，乌法珥新”，讲解是这样：弥尼就是神已经算你国的年数到此完毕，提客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乌法珥新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与玛代人和波斯人。当夜迦勒底王伯沙撒被杀，玛代人大利乌取了迦勒底国。人们把它借喻为警告的意思。——译者
[1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31-389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卡·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发言记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
卡·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发言记录
摘自1871年9月21日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的会议记录
马克思说，他昨天已经表示赞成瓦扬的建议，因此，他不会反对这项建议。他在反驳巴斯特利卡时说，代表会议一开始就决定，只讨论组织问题，而不讨论原则问题。在讲到援引组织条例时，他提醒说：应当把章程和成立宣言看做一个整体；他再一次宣读了它们［注：在一份记录草稿上接着是这样写的：“他反对主张不谈政治的人，说他们是宗派主义者。”——编者注］。
他叙述了有关放弃政治问题的始末。他说，不应当对这个问题作过多的争论。创造出这种理论的人是好心好意的空想家，但是，那些现在又要走这条道路的人已经不是这样的人了，他们在体验过残酷的斗争以后，放弃了政治，从而把人民推到表面上的反对派即资产阶级反对派的行列中去，而我们在反对各国政府的同时，必须反对资产阶级反对派。我们应当揭露甘必大，使人民不再受骗。马克思赞成瓦扬的意见。为了回击国际所遭受的迫害，我们必须向各国政府挑战。
反动派存在于整个大陆上；他们是普遍的和恒久的，——甚至在美国和英国也如此，只是形式不同而已。
我们应当向各国政府声明：我们知道，你们是对付无产者的武装力量；在我们有可能用和平方式的地方，我们将用和平方式反对你们，在必须用武器的时候，则用武器。
马克思认为，对瓦扬的建议的措词应当做某些修改，因此，同意吴亭的建议[498]。
第一次发表于1934年“共产国际”杂志第29期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马丁的记录译的，并根据记录草稿校对过
注释：
[498]指吴亭建议委托总委员会起草“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并在起草中考虑到瓦扬在代表会议讨论此问题时提出的建议以及赛拉叶和弗兰克尔对该建议提出的修正案。吴亭的建议被代表会议通过。——第700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卡·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发言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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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发言记录[493]
摘自1871年9月20日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的会议记录
公民罗伦佐要我们遵守条例，公民巴斯特利卡也仿效他。我拿起“章程”和“宣言”的原本，无论在前者或后者中都能读到：总委员会有责任将他们的工作纲领提交代表大会讨论[494]。在总委员会提交代表会议讨论的工作纲领中，所谈的是协会的组织问题，瓦扬的建议正是有关这个问题的；因此，罗伦佐和巴斯特利卡的反对意见是没有根据的。
几乎在所有的国家内，国际的某些会员根据对日内瓦代表大会通过的章程[495]的曲解，进行了放弃政治的宣传，而这种宣传是各国政府绝不想加以取缔的；甚至在德国，施韦泽和其他从俾斯麦那里领取薪俸的人士，都企图使支部的活动适合于政府的政策。在法国，这种放弃政治的罪恶做法使法夫尔、皮卡尔等人在9月4日取得了政权；同样的放弃政治的做法使巴黎在3月18日成立了一个包括许多波拿巴分子和阴谋家在内的专制独裁的委员会，这些人故意把本来他们应该用来巩固革命的革命最初几天白白地放过了[496]。
不久以前在美国召开的工人代表大会[497]，决定要认真地研究政治问题，并且决定今后要选举那些负有维护本阶级利益使命的、像他们本人一样的工人为自己的代表，来代替那些以玩弄政客手腕为职业的人。
在英国，工人较难进入议会。因为议员不领取任何薪金，而工人所有的只不过是用自己劳动赚来的生活资料，所以议会对工人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而资产阶级顽固地拒绝付给议员们薪金，他们很懂得，这是防止工人阶级拥有自己的议会代表的一种手段。
但是不应当认为，在议会里有工人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如果他们像德·波特尔和卡斯提奥一样被封住了嘴，如果他们像曼努埃尔一样被赶出议会，那末这种压制和不容异己的做法会对人民起很大的影响；相反地，如果他们像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一样得到在议会讲坛上讲话的机会，那末全世界就会倾听他们的意见；不论在前后哪种情况下，都会为我们的原则建立巨大的威信。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够了：在对法战争时期，当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开始进行反对战争的斗争，以期不使工人阶级对所发生的事件负任何责任的时候，整个德国都为之震动，甚至在仅仅因啤酒价格才进行革命的慕尼黑，也发生了要求停止战争的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各国政府是敌视我们的［注：在马丁的记录草稿上，在这句话前面写道：“从七月革命时起，资产阶级就采用各种手段使工人不知不觉地受到阻挠。我们的报纸到不了群众手里。讲坛就是争取威信的最好工具”。——编者注］；必须用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手段给它们以反击。每一个被选进议会的工人，都是对政府的一次胜利。但是必须选出真正的人，而不是托伦之流。
马克思支持公民瓦扬的建议和弗兰克尔提出的修正案，该修正案认为必须在建议前面加上一段理由，阐明这一声明的意义，也就是指出：协会不是第一天要求工人从事政治，而是一向都提出这个要求的。
第一次发表于1934年“共产国际”杂志第29期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罗沙的记录译的，并根据马丁和罗沙的记录草稿校对过
注释：
[493]关于国际伦敦代表会议对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问题的讨论，见注298和309。——第696页。
[494]马克思指的是1867年在伦敦出版的国际章程以及1864年在伦敦与成立宣言同时出版的临时章程的文本（见注338）。——第696页。
[495]见注336。——第696页。
[496]马克思指的是巴黎国民自卫军的成员相当复杂的中央委员会（其中有布朗基主义者、新雅各宾派、蒲鲁东派等等）里钻进了一些可疑分子和叛徒。在1871年3月18日至3月28日公社宣布成立这段时期执行革命政府职能的中央委员会里有这类人，它的成员间缺乏政治上的一致，乃是中央委员会在其活动中犯下严重错误（例如不立即进攻凡尔赛，见本卷第615—616页）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些错误也是主张放弃政治这种有害的蒲鲁东学说的结果，在3月18日事件以前，国际的巴黎联合会的许多代表曾经遵循这一学说，他们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和巴黎公社进行活动时期，也未能完全克服这一学说。——第696页。
[497]指1871年8月7—10日举行的美国全国劳工同盟（见注165）的代表大会。——第696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卡·马克思关于工联的发言记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
卡·马克思关于工联的发言记录[488]
摘自1871年9月20日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的会议记录
一
马克思以为巴塞尔代表大会没有通过这样的决议，经过检查后，他承认代表大会曾通过这样一个决议[489]。这是良好的愿望；当时他本人也认为这件事是可能的，现在他确信，工联不会赞同这样的联合了。马克思说道，工联是少数工人贵族的组织。低薪工人是不能加入的：每天被经济发展从乡村赶往城市的大批工人，长期留在工联外面，而最贫苦的群众从来都进不了工联。出生在伦敦东区的工人的情形也是一样，那里十个工人中只有一个工人参加工联。农民、短工从来不加入这些团体。
工联本身是没有力量的——它们始终是少数。它们不能领导无产者群众，可是国际却对这些人发生直接的影响；国际不需要组织工联来吸引工人；国际主义的思想一下子就把他们吸引住了。这是唯一能取得工人完全信任的团体。
语言的隔阂也阻碍了工联的国际主义团结。
二
马克思不同意斯廷斯对工联的担心[490]；工联——甚至其中组织得最好的，在美国有分支的——如果不转向我们，永远也做不了什么事；工联对英国最大规模的革命运动[491]采取了旁观态度。
自从有了国际，形势就改变了；如果工联想运用自己的力量，那末依靠我们的帮助便什么都能够做到。工联的章程里有一条是禁止工联干预政治的；工联只是在国际的影响下才采取了政治行动。许多年来总委员会都同工联保持着联系；有过一个委员会[492]；现在总委员会还同三个大城市——曼彻斯特、北明翰、设菲尔德的工联有联系。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936年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马丁的记录译的，并根据马丁和罗沙的记录草稿校对过
注释：
[488]伦敦代表会议就德拉埃于1871年9月20日在第五次会议上提出的决议草案展开了辩论，马克思在辩论中发表了关于工联的演说。德拉埃的决议草案建议成立工会的国际联合，以便“造成行政权的分散”和建立“未来的真正的公社”。德拉埃这些空想的建议（这是无政府工团主义思想的前身，其结果必然要否定无产阶级国家的作用和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遭到了马克思的批评。马克思在发言中还指出了当时英国工联在派系上闭关自守，脱离广大的人民群众和放弃政治斗争。同时，马克思也强调指出了国际争取吸引工联参加政治活动、以革命无产阶级的和国际主义的精神教育工联成员的重要性。代表会议否决了德拉埃的草案，通过了一项决议，号召通过工人运动所面临的实际任务来加强工会的国际联系（见本卷第454页）。——第694页。
[489]指巴塞尔代表大会关于工会的决议，其中有一条是委托总委员会实现工会的国际团结（见《ReportoftheFourthAnnualCongressoftheInternationalWorkingMen’sAssociation，heldatBasle，inSwitzerland．Fromthe6thtothe11thSeptem-ber，1869》．London，［1869］，ｐ．30）。——第694页。
[490]比利时代表斯廷斯在关于工会的国际联系问题的辩论中，曾表示担心各国工会团体在一旦实现国际团结之后，可能会被英国工联所吞并。——第695页。
[491]指宪章运动，这是十九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中期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其口号是争取实行包括要求普选权和一系列为工人保证此项权利的许多条件的人民宪章。按照弗·伊·列宁的定义：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276页）。宪章运动的衰落，是由于英国工商业垄断的加强以及英国资产阶级用超额利润收买英国工人阶级上层（“工人贵族”），这造成了英国工人阶级中机会主义倾向的增长，其表现就是工联领袖放弃对宪章运动的支持。——第695页。
[492]指英国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根据国际总委员会的倡议和在它的直接参加下，于1865年春在伦敦建立了改革同盟，这是领导工人争取第二次选举改革的群众性运动的政治中心。总委员会的一些委员，主要是英国各工联的领袖，参加了同盟的领导机关——理事会和执行委员会。马克思竭力争取实现英国工人阶级的独立政策，在他的影响下，改革同盟不像资产阶级那样要求把选举权只扩大到个别住房的房主和房客，而是提出了给全国所有男性成年居民以普选权的要求。这个口号在英国工人阶级队伍中得到了广泛的反应，并且使同盟获得了前此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工联的支持。但是由于参加改革同盟领导机构的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动摇，由于工联的机会主义领袖的妥协，同盟未能贯彻执行总委员会所拟定的路线。英国资产阶级使运动发生了分裂，在1867年进行了一次残缺不全的改革，这次改革仅仅把选举权给了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上层。——第695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卡·马克思在伦敦代表会议开幕式上的发言记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
卡·马克思在伦敦代表会议开幕式上的发言记录[486]
摘自1871年9月17日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的会议记录
马克思：总委员会召开代表会议，是为了同各国代表商定各种必要的措施，来消除协会在许多国家所遭到的危险，并且着手进行符合形势需要的新的组织工作。
其次，是为了对使用一切可能手段来不断破坏协会的各国政府制订出对策。
最后，是为了彻底解决在瑞士发生的纠纷问题。
在代表会议进行期间，无疑还会发生其他次要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应当得到解决。
公民马克思还说，必须对俄国政府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因为它企图把协会牵涉到一个众所周知的对一个秘密团体的审判案件里去，而这个团体的主脑人物全是同协会毫不相干的或者是敌视协会的[487]。
本届代表会议是不公开的，但是当全体代表返回本国时，总委员会将公布代表会议认为必须公布的决议。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936年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罗沙的记录译的，并根据罗沙的记录草稿校对过
注释：
[486]马克思的这篇发言以及在伦敦代表会议上的其他许多篇发言，都保存在代表会议秘书马丁和罗沙用法文做的会议记录中；黑尔斯用英文做的会议记录没有保存下来。除马丁和罗沙整理过的会议记录外，保存下来的还有他们各自的记录草稿（我们所能找到的，有的是他们中间一个人的笔记，有的是两人各自记下的不同笔记）。本卷附录中发表的发言记录，是以整理过的记录稿为基础的。——第693页。
[487]马克思指的是从1871年7月1日起在彼得堡进行的对涅恰也夫组织参加者的审判（见注330）。——第693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卡·马克思驳奥哲尔的发言报道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
卡·马克思驳奥哲尔的发言报道[483]
摘自1871年8月1日总委员会会议报道
公民马克思说，他想再谈一个问题。原来，在土地和劳动同盟[484]的会议上，有一位他不认识的希普领先生——此人从其声誉看来是奥哲尔先生的助手，——批评了“法兰西内战”这篇宣言，并且说马克思已经脱离总委员会。讲这种话，只是说明希普领先生无知，并不能证明他有才干，即使他是作为奥哲尔先生的傀儡讲的也好。说什么马克思承认是他提出了宣言中的那些指责，他就脱离了总委员会！——但是要知道，这样做是经过总委员会批准的，为的是让像奥哲尔先生那样替梯也尔和法夫尔诸公辩护的人，再也不能说他们不知道宣言中的指责是否正确。马克思在一封信中公开承认自己是宣言的作者，就是向那些被指责的人提出了挑战，要他们出来控告作者犯了诬蔑罪，由法庭来审理这个案件［注：见本卷第401页。——编者注］。但是这样做对他们是不利的，因为他们知道这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奥哲尔先生为什么不满意，这当然是不难理解的；他在对外政策问题上极端无知，任何一个读报的人如果这样无知也是不可原谅的。奥哲尔说，茹尔·法夫尔的声誉是无可疵议的，其实人人都知道，法夫尔在他的一生中是法国工人阶级和一切工人运动的仇敌；他是1848年六月血案的罪魁；他是1849年远征罗马的主谋，正是他设法把路易·勃朗赶出了法国，把波拿巴迎回来也有他的份。尽管如此，奥哲尔先生还恬不知耻地出面宣称：“茹尔·法夫尔的声誉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自以为是国际最积极的成员之一的奥哲尔先生想多少履行自己的义务，他就应当知道，这样说是毫无根据的。不是他故意说这种谎话，就是这种话表明了难以原谅的无知。最近五年以来，奥哲尔先生对于国际一无所知，因为他从未履行自己的义务。主席的职位已被代表大会撤销[485]，因为它被发现毫无用处，并且徒有虚名。奥哲尔先生是国际的第一任，也是唯一的一任主席；他从未履行自己的义务；总委员会没有他也完全可以工作；因此主席的职位就被撤销了。
载于1871年8月5日“东邮报”第149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东邮报”，并根据总委员会记录簿校对过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释：
[483]马克思发言驳斥英国工联的机会主义领导人之一奥哲尔，是因为他彻底转到资产阶级立场上去，公然拒绝国际的原则，在报纸上和多次演说中诬蔑总委员会和巴黎公社。——第691页。
[484]土地和劳动同盟是1869年10月在总委员会的参加下在伦敦成立的。参加同盟执行委员会的有十多个总委员会委员。在埃卡留斯根据马克思的指示起草的纲领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16卷第598—603页），除了若干一般民主主义的要求（改革财政、税收制度和国民教育等）以外，还列入了土地国有化、缩短工作日等要求，以及宪章运动的普选权和建立农业移民区的要求。马克思认为同盟能够在英国工人阶级革命化中起作用，把它看做是在英国成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途径之一。但是，在1870年秋天之前，资产阶级分子的影响在同盟中加强了，于是它逐渐地同国际失去联系。——第691页。
[485]1867年9月24日在总委员会会议上通过的关于撤销总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曾由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年9月）批准。——第692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弗·恩格斯关于召开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发言记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
弗·恩格斯关于召开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发言记录[482]
摘自1871年7月25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公民恩格斯提出建议：“在9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在伦敦召开协会的秘密代表会议。”他说，由于战争所造成的情况，各支部在去年授权总委员会缓期召开一年一度的代表大会；现在情况并无多大改进。在法国，召开代表大会是不可能的。在德国，协会正遭到迫害，而且任何一个敢于参加代表大会的人，都要冒着被关进监狱的危险。在西班牙，协会也遭到迫害，而在比利时则没有任何自由。因此，如果考虑到这一切情况，就只有两个地方可以开会，即英国和瑞士。但是公民罗班已经谈过在瑞士的协会会员中所发生的分裂。况且情况又是这样：即使召开了代表大会，也只有不多的支部能够派代表参加，可是总委员会必须就未来的政策问题同各支部进行磋商并使自己的全权得到批准，而这只有通过召开它所建议的秘密代表会议才能办到。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936年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注释：
[482]总委员会在通过恩格斯关于召开伦敦代表会议的建议以后，于1871年7月25日委托总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拟订代表会议的纲领；也就在这次会议上决定了把巴枯宁派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在瑞士罗曼语区进行分裂活动的问题提交代表会议处理（见注292）。——第690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弗·恩格斯关于马志尼和国际的关系的发言报道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
弗·恩格斯关于马志尼和国际的关系的发言报道
摘自1871年7月25日总委员会会议报道
公民恩格斯说，刚才有人谈到教皇，现在应该来谈谈反教皇了[480]；他要报告的就是朱泽培·马志尼曾在自己的报纸上攻击国际［注：见本卷第418—420页。——编者注］。马志尼宣称，他相信意大利人民热爱他，而他自己也热爱意大利人民，然后接着说：
“协会产生了，全部秩序将有被破坏的危险〈教皇用的也是这些字眼〉，这个协会是几年前成立的，从一开始我就拒绝加入。协会由设在伦敦的总委员会指挥，其灵魂是卡尔·马克思，这是一个具有大智大慧，但是像蒲鲁东一样有一副破坏性的头脑的人，一个具有不容异己的性格，即嫉妒别人的影响的人。由不同国籍的人组成的总委员会，在讨论现代社会的灾难问题时不可能有一致的目标，对于这些灾难的消除也不可能有一致的看法。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我和民主同盟的意大利人支部（伦敦）才退出了协会。协会的三个基本原则是：第一，否认上帝，即否认一切道德；第二，否认祖国，使它溶合在公社的集合体中，而互相仇视似乎是公社必然遭到的命运；第三，否认财产，也就是说，剥夺工人的劳动果实，因为个人财产权无非就是人人都有权支配他所生产的东西。”
马志尼在结束他对这三点的评论时，建议意大利工人阶级在他的旗帜下牢固地组织起来，结成一个反对国际的同盟。他建议意大利工人相信意大利的未来，为意大利的未来和意大利的荣誉而工作，在工人中建立合作商店（不是生产合作社），以便人人都能得到尽可能多的利益。
请注意，马志尼在一个重大问题上是自相矛盾的：他在一个地方说，“从一开始就拒绝加入国际”，但是他又在下面写道，他已经退出了国际。不妨设想一下，一个人怎么能退出他从来没有加入过的团体。其实马志尼从来就不是国际的成员，但是他曾企图把国际变成他的工具。马志尼草拟了一个纲领，并送交临时委员会审查，但是这个纲领遭到了否决。以后马志尼为了同一目的，又做了新的尝试，——通过沃尔弗少校，此人后来被揭露是警探，——当这些尝试遭到失败后，直到最近，他才不再干涉国际的事务。
至于上面提到的对国际的指责，它们不是虚构就是无稽之谈。第一点指责说国际强求信奉无神论，这是谎言，在总委员会书记答复茹尔·法夫尔通告的那封信中已经驳斥了这种谎言［注：见本卷第392—394页。——编者注］。第二点指责说国际否认祖国，这是无稽之谈。国际力求团结，而不是分裂。它反对关于民族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的目的是各族人民的分离，暴君们往往利用这个口号来散播偏见和仇恨[481]；拉丁族和条顿族之间的竞争造成了最近这次毁灭性的战争，拿破仑和俾斯麦都同样利用了它。第三点指责只是暴露了马志尼在政治经济学的最基本问题上的无知。国际不是主张废除而是主张确立这种保证每个人的劳动果实的个人财产。现在，群众的劳动果实落入少数人的腰包，马志尼却建议原封不动地保持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制度，而国际主张消灭这种制度。国际竭力要使每个人都能得到自己劳动的果实。来自意大利的信件都说，意大利的工人同国际走同一条路，马志尼的肤浅的诡辩不能把他们引入歧途。
载于1871年7月29日“东邮报”第148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东邮报”，并根据总委员会记录簿校对过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释：
[480]在恩格斯发言以前，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做了关于罗马教皇庇护九世攻击国际的言论的报告。——第687页。
[481]恩格斯指的是第二帝国当权派提出的所谓“民族原则”，他们普遍地利用它来从思想上掩盖侵略计划和对外政策上的冒险。拿破仑第三冒充自己是“民族的卫护者”，利用被压迫人民的民族利益进行投机，以便巩固法国的领导权并扩大其疆域。“民族原则”与承认民族自决权毫无共同之处，其目的是挑起民族不和，把民族运动特别是小民族的运动变成互相竞争的大国的反革命政策的工具。对波拿巴的“民族原则”的揭露，请参看马克思的抨击性的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14卷第502—551页）和恩格斯“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70—183页）。——第688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卡·马克思同“世界报”记者谈话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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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同“世界报”记者谈话的记录[477]
7月3日于伦敦
……我直截了当地谈到了本题。我说，看来世界上的人们不大了解国际是什么；人们强烈地憎恨它，但是未必都能说出究竟憎恨什么。某些自认为能比别人更深刻地洞察国际的秘密的人断言，国际是个一面有着工人的诚实和善良的微笑，另一面有着恶棍阴谋家的狞笑的两付面孔的雅努斯。我请求马克思把这类见解所无法道破的秘密解释明白。学者笑了起来，我觉得好像他是由于我们这样怕他而感到好笑。
马克思用非常讲究的汉斯·布赖特曼[478]语言谈起来：这里没有任何秘密，阁下，有的也许只是人们的愚蠢，他们偏偏忽视这样的事实：我们的协会是公开活动的，并且发表有关它的活动的极详细的报告，只要愿意，任何人都可以读到它。您花一个辨士就可以买到一份我们的章程，花一个先令便能得到一些小册子，从这些小册子里，您差不多能够像我们一样知道我们的一切。
我说：“差不多”，这是非常可能的；但是，会不会最重要的东西是我认识不清的呢？我对您完全开诚布公，并且作为一个旁观者向您提出问题：这种普遍对你们的组织不表同情的态度除了证明一般人的无知的敌意以外，是不是还证明了什么别的？虽然您已经说过了，但能否允许我再问您一次：国际是什么？
马克思博士说：您看一看组成国际的人——工人就明白了。
我说：对，不过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根据士兵来判断指挥他们的政府。我认识你们的一些会员，并且完全承认他们不是搞阴谋的人。何况千百万人都知道的秘密已不成其为秘密。但是，如果这些人只不过是某个勇敢的——请原谅我这样说下去——但不太选择手段的委员会的工具呢？
马克思博士说：没有什么能证明这一点。
我说：那末巴黎最近的起义呢？
马克思博士说：首先，我请您证明那里有过什么阴谋，证明所发生的一切并不是既成形势的必然结果。就假定说有阴谋，那末又有什么可以证明国际协会参与其事呢？
我说：在公社各机关里有许多协会会员。
马克思博士说：这样说来，这也是共济会会员搞的阴谋了，因为他们以个人身分参加公社活动的决不在少数。真的，如果教皇宣布整个起义都是由共济会会员发动的，我也不会觉得奇怪。还是试着找一下别的解释吧。巴黎的起义完全是由巴黎工人发动的。最有才能的工人必然成为这一起义的领袖和组织者；但是最有才能的工人往往同时又是国际协会的会员。不过决不能要协会本身对他们的活动负责。
我说：外界对这一点却有不同的看法。人们在议论来自伦敦的秘密指示，甚至还在议论金钱的援助。是否可以说，您所指出的协会活动的公开性质，排除了任何秘密联系的可能性呢？
马克思博士说：什么时候出现过不利用公开的和非公开的联系手段来进行工作的组织呢？但是，像谈论来自某个教皇统治和阴谋的中心的有关信仰和道德问题的法令一样来谈论来自伦敦的秘密指示，这就是完全不懂得国际的实质。要是那样，在国际里就需要有集权的政府；但实际上它的组织形式恰恰给地方的主动性和独立性以最大的自由。其实，国际完全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政府；与其说国际是指挥力量，还不如说它是一种联合。
我问：联合的目的是什么？
马克思博士说：目的是通过夺取政权来达到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目的是利用这一政权来实现社会任务。我们的目的应当广泛到能包括工人阶级的一切形式的活动。如果赋予这些活动以特殊的性质，就意味着使它们只合乎工人的某一个集团的要求，只合乎某一个民族的工人的需要。但是怎么能够号召所有的人去为少数人的利益而联合起来呢？如果我们的协会走上了这条道路，它就会失掉被称做国际的权利。协会没有规定政治运动的固定形式；它只要求这些运动朝向一个目标。国际是联合起来的团体的网，它布满整个劳动世界。在世界上的每一地区，我们的任务都从某种特殊的方面体现出来，那里的工人用他们自己的方法去完成这一任务。在新堡和巴塞罗纳，在伦敦和柏林，工人的组织不可能在一切细枝末节上都是完全一样的。例如，在英国，工人阶级面前就敞开着表现自己的政治力量的道路。凡是利用和平宣传能更快更可靠地达到这一目的的地方，举行起义就是不明智的。在法国，层出不穷的迫害法令以及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对抗，看来将使社会战争这种暴力结局成为不可避免。但是用什么方式来达到结局，应当由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自己选择。国际不会就这个问题下达什么命令，甚至未必提出什么建议。但是它对每一个运动都表示同情并给以自己章程规定范围内的援助。
我问：这种援助又是什么性质的呢？
马克思博士说：我举例来给您解释。罢工是解放运动的最常见的形式之一。从前，在一个国家内宣布罢工时，由于从别国输入工人，罢工便遭到失败。现在国际几乎完全消除了这种情况。它得到准备罢工的消息之后，就把这些消息传播给自己的会员，他们立刻就知道，斗争所在的地方对他们来说就是禁区。这样，老板们就只好同自己的工人打交道了。在大多数场合下，罢工者并不需要什么别的援助。必要的资金，由他们在自己或与他们有更直接联系的团体成员当中募集；但是如果他们的处境非常困难，如果罢工得到协会的赞同，就可以由公积金中拨款来接济罢工者。前几天巴塞罗纳雪茄烟工人罢工的胜利就是这样一个例子[479]。但是协会感兴趣的并不是罢工，尽管它在一定条件下予以支持。在金钱方面，协会不可能从罢工得到什么好处，而损失倒是可能的。让我们把事情的实质简要地总括一下。工人阶级在日益增长着的财富中仍然是无产者，在日益豪华奢侈的世界中仍然是穷光蛋。物质的贫困不论在精神上或体力上都摧残着工人。工人不可能指望别人的援助。因此，在他们面前就产生了把自己的事业掌握在自己手中的绝对必要性。工人应该改变他们与资本家、土地所有者之间的现存关系。这就是说，他们应该改造社会。这就是每一个知名的工人组织的共同目的；土地和劳动同盟、工会和互助会、合作社商业和合作制生产，——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而已。在这些组织间建立充分的团结，便是国际协会的事情。国际的影响已开始在各地感觉到。在西班牙有两家报纸宣传它的观点，在德国有三家，在奥地利和荷兰也有三家，在比利时有六家，在瑞士也有六家。现在，我向您叙述了国际是什么之后，大概您自己对它那些被臆造出来的阴谋也会得出自己的看法了。
我说：那末马志尼也是你们的组织的成员吗？
马克思博士说（含笑）：啊，不是！如果我们不超出他的思想，我们的成就是不会很大的。
我说：您的话使我感到惊奇。我一直相信，他是最进步的观点的代表。
马克思博士说：他代表的只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旧思想。我们是不愿意和资产阶级有任何共同之处的。他和那些德国教授一样，落后于现代运动，而在欧洲，这些德国教授到现在还被认为是未来的高度发展的民主主义的使徒。也许在1848年以前，当英国人所谓的德国资产阶级刚刚获得发展的时候，他们是这样的人。可是现在，这些教授们都倒向反动派，无产阶级再不想知道他们了。
我说：有人说你们的组织内有实证论的因素。
马克思博士说：绝无此事。我们中间有实证论者，也有实证论者不属于我们的组织而事情照样办得不错的。但是这决非他们的哲学的功劳，他们的哲学同我们所理解的人民政权的思想毫无共同之处；这种哲学只是企图以新的等级制度来代替旧的等级制度。
我说：既然如此，我认为现代国际运动的领袖们应当制定自己的哲学，就像他们建立起自己的协会一样。
马克思博士说：完全正确。例如，很难期望我们能在反对资本的战争中取得胜利，要是我们把我们的战术建立在譬如说穆勒的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穆勒描述了劳动与资本之间的一种关系。我们希望表明，可以建立另一种关系。
我说：您对美国的看法如何？
马克思博士说：我们活动的基本中心，目前是在旧欧洲国家。在此以前，许多情况都使人以为，工人问题在美国并不会具有如此压倒一切的意义。但是这些情况正在很快地消失，在美国也像在欧洲一样，随着那不同于社会其他阶层的并与资本分离开的工人阶级的发展，工人问题正在很快地提到第一位。
我说：我想，在英国，不论预期的结局如何，都可以不用暴力革命的方法来达到它。在群众集会和刊物上进行宣传鼓动直到使少数变成多数的英国方法，使人可以这样指望。
马克思博士说：我在这一点上不像您那样乐观。英国资产阶级在它还垄断着表决权时，总是表示准备接受多数的决议。但是，请您相信，一旦当它在自己认为是生命攸关的重大问题上处于少数时，我们就会在这里遇到新的奴隶主的战争……
载于1871年7月18日“世界报”和1871年8月12日“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第13期（总第65期）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巴黎公社时期的第一国际”1941年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
注释：
[477]这篇访问马克思的报道，是纽约“世界报”驻伦敦记者Ｒ．兰多尔写的，1871年7月18日发表于该报，并转载于1871年8月12日“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第13期（总第65期）。报道的开头部分和最后一段，是描述谈话的情况和记者本人的议论，此处从略。兰多尔在文章末尾声明，谈话内容是他追记的。——第681页。
[478]指一种特殊的英语和德语的混合语，美国幽默作家查理·高弗莱·李兰德（1824—1903）的幽默作品“汉斯·布顿特曼歌谣”就是用这种语言写成的。——第681页。
[479]看来，“世界报”记者的记录是不准确的。1871年春天在巴塞罗纳发生的罢工不是雪茄烟工人而是纺织工人的罢工。1871年雪茄烟工人的罢工发生在安特卫普和比利时的其他城市（见注181）。——第684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卡·马克思驳资产阶级报刊诬蔑国际和巴黎公社的发言报道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
卡·马克思驳资产阶级报刊诬蔑国际和巴黎公社的发言报道
摘自1871年6月6日总委员会会议报道
公民马克思请总委员会注意英国报刊正在散播关于巴黎公社的无耻谰言。这些弥天大谎是法国和普鲁士的警察蓄意制造的，因为他们害怕真相大白于天下。有人硬说米里哀尔是公社最疯狂的委员之一。其实他从来就不是公社委员，但是因为他是巴黎的议员，所以需要找个借口来枪毙他。英国报刊为梯也尔帮腔，扮演了警察和警犬的角色。为了替梯也尔的血腥政策辩护，而对公社和国际进行诽谤。报界对于国际的宗旨和原则是很清楚的。报刊上登载过国际在帝国时期在巴黎遭受迫害的消息。报界代表曾出席过国际工人协会的各种代表大会，报纸上也报道过这些代表大会的工作。虽然如此，各报仍然刊登了这样的报道，说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有芬尼亚兄弟会、烧炭党人、玛丽安娜社[475]以及其他一些秘密团体。报上仍然提出这样的问题，即上校汉德逊是否知道据说设在伦敦的总委员会的地址？所以要捏造这一切，只是为了证明对国际采取任何措施都是理所当然的。“上等阶级”在国际的原则面前感到恐惧。
马克思还想请大家注意马志尼在“现代评论”[476]上写了一篇文章指摘巴黎公社。马志尼一向反对工人运动，这件事并不是像应该的那样为许多人所知道。马志尼曾谴责1848年6月的起义者。路易·勃朗就这一点做了回答，他在当时要比现在勇敢一些。
当负有家室重累的比埃尔·勒鲁在伦敦谋得工作的时候，正是马志尼给他告了密。事实说明，马志尼带着他那套老式的共和主义思想，什么也没有懂得，什么也没有做成。他用他那套民族主义的口号使意大利走上了军事专制。他在自己想像中建立的国家，对他说来就是一切，而现实存在的社会对他说来毫无意义。人民越快地摆脱这种人就越好。
载于1871年6月10日“东邮报”第141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东邮报”，并根据总委员会记录簿校对过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释：
[475]芬尼亚兄弟会——爱尔兰革命兄弟会——是五十年代末在侨居美国的爱尔兰人中间、后来又在爱尔兰本土产生的一个秘密组织。参加这个组织的人为争取爱尔兰的独立和建立爱尔兰共和国而斗争。芬尼亚兄弟会会员在客观上反映爱尔兰农民的利益，按其社会成分说来，主要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和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不止一次地指出了芬尼亚运动的弱点，批评了芬尼亚兄弟会会员的阴谋策略、宗派主义的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错误，但是对这个运动的革命性做了很高的评价，竭力使它走上进行群众性发动并和英国工人阶级共同行动的道路。
烧炭党人是十九世纪最初三十年在意大利、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在法国活动的一个秘密阴谋团体的成员。
玛丽安娜（Marianne）是法国一个秘密共和组织的名称，成立于1850年；在第二帝国时期，该组织以反对拿破仑第三为目的。——第679页。
[476]“现代评论”（《TheContemporaryReview》）是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月刊，从1866年起在伦敦出版。马克思提到的马志尼的那篇文章载于该杂志1871年6月号。——第679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卡·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记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
卡·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记录[474]
摘自1871年5月23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公民马克思说明，他由于生病而没有能完成他答应起草的宣言，但他希望，宣言可以在下星期二草拟出来。谈到关于巴黎的斗争问题时，马克思说，他担心结局快要到来了；但是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扮演着梯也尔的宪兵角色的普鲁士人正在帮助镇压巴黎公社。俾斯麦、梯也尔和法夫尔勾结起来密谋消灭巴黎公社；俾斯麦曾在法兰克福肯定地说，梯也尔和法夫尔曾请求他参与此事。结果表明，他本来就打算尽一切可能来帮助他们，只是不用德国士兵的生命来冒险，——这并不是因为当问题涉及到利害关系时他会珍惜人命，而是因为他希望法国更加卑躬屈膝，以便有可能向它提出更多的要求。他允许梯也尔拥有的士兵数目超过协定的规定，但是他只答应向巴黎输送数量有限的粮食。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过去历史的重演。上等阶级过去总是联合起来镇压工人阶级。在十一世纪，法兰西的骑士和诺曼底的骑士之间发生了战争，当时农民举行了起义。骑士们马上就忘掉了自己的纠纷并且联合起来压制农民运动。为了说明普鲁士人如何执行警察的职务，可以举出一件事实：在普鲁士人所占领的卢昂，有500人遭到了逮捕，逮捕的借口是他们是国际的会员。国际正在引起恐惧。若贝尔伯爵——老古董，1834年的部长，一个以支持采取措施反对报刊而闻名的人物——在法国国民议会上发表了演说，他在这次演说中说道，在恢复秩序之后，政府的首要任务应该是追查国际的活动和打垮国际。
载于1871年5月27日“东邮报”第139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并根据“东邮报”校对过
注释：
[474]马克思在1871年5月23日总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使会议就揭露凡尔赛政府和抗议梯也尔准备对公社社员进行残酷迫害问题展开了讨论。恩格斯在关于这个问题的发言中（记录只留下了这个发言的极简短的记述），指出了曾假装答应给巴黎公社参加者以宽大处理的梯也尔的背信弃义行为。在这次会议上，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研究在英国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制止凡尔赛政府的野蛮行为。——第677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弗·恩格斯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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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记录
摘自1871年5月9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然后公民恩格斯宣布说，宣言［注：“法兰西内战”。——编者注］还没有草拟好。公民马克思病得很重，宣言的起草工作使他的病势更加恶化了。但是宣言在星期六可以草拟出来，小委员会[472]可以在下午5时以后的任何时间在马克思那里集会。
公社的一位使者到了伦敦，他带来了一些好消息。公社不得不采取了一些严厉措施来防止没有通行证的人钻到城里来。已经发现凡尔赛的奸细在城里自由自在地走来走去。主攻被击退了。凡尔赛的军队打算从国民自卫军的阵地和要塞围墙之间冲进来，但是它现在只能在一个地方，即在它先前已经遭受挫折的那个地方进犯。防御正在加强。公社失去了一块不大的土地，又重新占领了克拉马尔。即使凡尔赛军队占领了要塞的围墙，在围墙后面还有街垒，在这些街垒中将出现前所未见的战斗。这些街垒将第一次用枪炮和组织正规的军队来防卫。交战双方的军队现在接近势均力敌。凡尔赛招不到外省的军队，凡尔赛人不得不把自己的一部分兵力派到外省去维持各城市的秩序。梯也尔甚至不能准许市镇参议会的代表们在波尔多集会讨论政治问题；他不得不援用拿破仑的法律来阻止它[473]。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巴黎公社时期的第一国际”1941年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注释：
[472]指国际总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或小委员会，它是由早在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进行活动初期为制定协会的纲领和章程而成立的委员会产生的。参加常务委员会的有各国通讯书记、总委员会总书记和财务委员。未被国际工人协会章程明文规定下来的常务委员会，只起工人执行机构的作用；它在马克思的领导下全面处理国际的日常领导工作，草拟日后要提交总委员会审阅的国际的文件。——第675页。
[473]见注417和459。——第676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卡·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记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
卡·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记录
摘自1871年4月25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马克思……或者报纸［注：马克思发言的开头部分没有保存下来，因为总委员会记录簿缺少了这一页。——编者注］。这在将来是会安排好的，因为公社与伦敦之间的贸易往来将由一个跑外的经纪人办理，他将同时负责送交我们的信件。
赛拉叶和杜邦已被提名为第十七区空缺的候选人[470]。赛拉叶曾来信说，杜邦定会当选，可是从选举以来，他就没有再来信；不过很可能他把信寄到曼彻斯特去了。可见，远不是所有发出的信件都按照地点投递到的。
费里克斯·皮阿和韦济尼埃在巴黎诽谤赛拉叶和杜邦，而当赛拉叶以控告来威胁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抵赖。必须马上写信到巴黎去，讲清楚皮阿为什么要诽谤赛拉叶和杜邦。（根据公民莫特斯赫德的建议，总委员会委托公民马克思起草这封信[471]。）
拉法格由巴黎防御工事线之外的邮局寄出了一些信件，因此这些信件在铁路沿线滞留了：信件既受到法国政府方面又受到普鲁士政府方面的检查。信里的大部分消息已陈旧，但也有报纸上没有谈到的一些事实。信中说，就同巴黎被围时期一样，外省现在很少知道巴黎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在巴黎，如果不算那些正在进行战斗的地方，却从来没有这样安静。中等阶级的很大一部分人加入了伯利维尔国民自卫军。大资本家都逃走了，而小商人和手工业者则和工人阶级在一起。不能想像人民和国民自卫军的热情是多么高；凡尔赛人要想进巴黎，那真是愚蠢。巴黎不相信外省的起义，并且知道优势兵力正在集结起来反对它，但是它并不害怕，所担心的倒是普鲁士的干涉和粮食不足。关于房租和商业期票的法令；真是绝妙的措施；如果不颁布这些法令，四分之三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就要破产。杜瓦尔和弗路朗斯的被害，使人们都想为他们报仇。弗路朗斯的家属和公社派了专人详细调查他们的死因，但是他一无所获。弗路朗斯是在一所房子里被杀害的。
还得到了某些有关伪造电讯的消息。布鲁托在检查国防政府的帐目的时候，发现国防政府曾拨款制造改良的可搬动的断头机。断头机被找出来并且按照公社的命令当众烧掉了。煤气公司欠了市政府100多万法郎，但是它根本不想还债；只是在查封了它的财产以后，它才交出了相应数额的法兰西银行票据。许多记者的电讯和报道把这一切完全说成另外的样子。最引起他们恼怒的，是公社的管理费用很低。高级负责人员每年只得到6000法郎，其他公务人员只得到工人的工资。
宣言［注：“法兰西内战”。——编者注］将在下次会议以前拟好。
发言报道载于1871年4月29日“东邮报”第135期（未提作者姓名）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巴黎公社时期的第一国际”1941年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注释：
[470]赛拉叶于1871年4月16日的补充选举中由巴黎第二区选入公社；总委员会委员欧仁·杜邦也被提名为候选人，但是他由于不能从英国前往巴黎而没有选上；在这次选举中，让·马·昂·杜邦由第十七区选入了公社。——第673页。
[471]马克思受总委员会的委托，于4月26日写信给巴黎的列·弗兰克尔，他在信中揭露了法国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费·皮阿对赛拉叶的百般诽谤。——第673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弗·恩格斯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记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
弗·恩格斯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记录
摘自1871年4月11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公民恩格斯说道，他还应该报告一件事实。最近一个时期，报刊上充满了有关协会曾经做出一些荒唐事的流言。巴黎的一家报纸报道了最新的流言，说什么马克思似乎在1857年当过俾斯麦的私人秘书。
接着恩格斯说道，不能不谈谈巴黎的形势。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领导的时候，事情进行得很好，而在选举[468]以后却是只讲不做了。向凡尔赛进军，应当是在凡尔赛还软弱的时候，可是这个有利的时机被错过了，看来现在凡尔赛占了优势并在逼迫巴黎人。人民是不会长久容忍别人把他们引向失败的。巴黎人正在失去土地，几乎无益地消耗弹药，吃光自己的储备粮。只要巴黎的一面还开放，用饥饿是不能迫使他们投降的。法夫尔已经拒绝普鲁士人的帮助[469]。1848年6月，战斗在四天就结束了，但当时工人没有大炮。现在战斗不会这么快就结束。路易－拿破仑铺设了宽阔的街道，为的是可以在街道上用大炮射击工人，然而现在这却方便了工人：他们将在街道上用大炮射击敌人。工人有20万人，他们比在过去所有一切起义中都组织得好得多。情况是困难的，时机已经不像两星期以前那样好了。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1932年3月18日“真理报”第77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注释：
[468]指1871年3月26日举行的公社选举。巴黎人民起义胜利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自1871年3月18日至28日执掌政权，以后中央委员会把全权交给了公社。——第671页。
[469]恩格斯的这个看法，在记录中记得非常简短。它是针对着法夫尔在1871年4月10日的国民议会中的发言而说的。法夫尔在发言中企图否认凡尔赛政府的罪责：它实际上同俾斯麦缔结联盟，以便镇压巴黎公社，他假惺惺地宣称，似乎政府拒绝了俾斯麦建议给予的援助。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一系列口头演说和报刊文章中，首先是在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中，一再揭露了法国反革命资产阶级为了镇压工人运动而勾结外敌的卖国阴谋（见本卷第374—385页）。——第671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弗·恩格斯和卡·马克思关于英国共和主义运动的发言记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
弗·恩格斯和卡·马克思关于英国共和主义运动的发言记录[467]
摘自1871年3月28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公民恩格斯说，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支持共和主义运动，而在于这个运动在目前环境下是否将按照我们的道路发展。有些人像彼得·泰勒等人一样，只是要求共和国，但是必须指出，废除君主制度，必然要废除国家教会、上议院以及其他许多东西。在英国，任何共和主义运动要是不转变为工人阶级的运动，就不能发展。既然产生了这种运动，那末也就应该知道它将要怎样发展。要使我们的理想能够在实践中实现，必须先建立共和国。我们必须注意共和主义运动的动向，国际的委员应该参加这个运动，设法使它朝着需要的方向发展。要是共和主义运动带上资产阶级性质，它就会变成少数人的运动。工人阶级不能不同一切传统形式一刀两断。
公民恩格斯说，在美国也像在英国一样有压迫，但是共和制度使工人阶级有许多机会进行宣传。在人烟稠密的州有工人运动，然而人烟稀少的地区还很多，有碍于工人运动的加强。
公民马克思表示深信，任何共和主义运动要是不变成社会运动，绝不能成为一支真正的力量。目前运动的首领当然没有这种意图。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巴黎公社时期的第一国际”1941年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注释：
[467]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关于英国共和主义运动的演说中，总结了3月28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总委员会的讨论，是根据由黑尔斯、韦斯顿、荣克和赛拉叶组成的总委员会代表团所做的关于他们参加共和主义群众大会的报告进行的。在代表团的报告中指出，赛拉叶在威灵顿音乐厅群众大会上的发言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他们一致通过了支持巴黎工人的决议。同时代表团还指出，群众大会通过了一个由奥哲尔提出的极端温和的、不越出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要求的决议。
在辩论中，总委员会委员们批评了奥哲尔和其他工联机会主义领袖的立场，因为他们用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口号限制了共和主义运动的纲领。——第669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弗·恩格斯关于巴黎三月十八日革命的发言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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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关于巴黎三月十八日革命的发言记录[465]
摘自1871年3月21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公民恩格斯叙述了巴黎的情况。他说道，赛拉叶已经提到的在这个星期内收到的巴黎信件说明了以前认为不可理解的情况。以前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仿佛少数人突然夺取了很多大炮并且不肯交出来。所有的报刊和所有的记者都写道，应该惩治这些人，但是法国政府为了等待适当的时机，迟迟未动。从我们巴黎委员会得到的消息说，这些大炮是国民自卫军士兵筹款置备的，并且希望把它们保存在自己那里。在选举以后，他们明白了，在所选出的那种议会[466]下面，共和国决不是处于安全状态的。普鲁士人进入巴黎的时候，大炮被搬到了市区的另一部分，以使它们不受普鲁士人的侵犯。当时政府对这些大炮抱有贪心，并企图把它们从国民自卫军手中夺走。奥雷耳·德·帕拉丹被任命为国民自卫军总司令和警察局长［注：在1871年3月28日的会议上，恩格斯声明说，他的3月21日的发言记录有一个错误：“把奥雷耳·德·帕拉丹将军和瓦伦顿混为一个人了。被任命为警察局长的是后者”。——编者注］。在拿破仑时代，他曾当过宪兵队长并且是教徒。当他的军队在同德国人的会战中吃败仗的时候，他曾遵照奥尔良派主教杜邦鲁的命令在教堂里举行5小时的赎罪礼。这项任命使人们对政府的意图一目了然。
当时国民自卫军已经准备好抵抗。260个营中的215个营，士兵和军官一起，共同组织了中央委员会。每连选出一名代表组成区委员会或街区委员会，再由这些委员会选出中央委员会。
20个区中只有5个区没有选出代表。当议会迁到凡尔赛的时候，政府就企图肃清巴黎的革命者并夺走他们的大炮。对刚开进巴黎的军队打算让维努亚来率领，维努亚曾经在1851年的coupd’état〔政变〕期间，指挥士兵枪杀过街道上的群众。清晨，军队取得了局部胜利，但是当国民自卫军发现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就去夺回大炮，士兵们也倒向人民方面了。现在城市掌握在人民的手里，没有转到人民方面来的军队被调到凡尔赛去了，议会不知道怎么办。
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没有一个是名人——其中没有费里克斯·皮阿和类似他那样的人，——但是他俩在工人阶级中间却是很出名的。委员会里有4个国际会员。
公社必定在日内选出来。中央委员会宣布，必须保证出版自由，但这不是对腐朽透顶的波拿巴派报刊而言。在所通过的决议中的最重要一项决议说，必须遵守和谈的先决条件。普鲁士人仍在附近，如果能做到使他们站在斗争之外，成功的机会就增多了。
发言报道载于1871年3月25日“东邮报”第130期（未提作者姓名）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1932年3月18日“真理报”第77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注释：
[465]恩格斯的这个发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所做的关于1871年3月18日巴黎无产阶级革命、公社社员的英勇斗争以及巴黎公社活动的一系列讲话和报告的第一篇讲话。恩格斯根据巴黎来信所做的发言，一开始就驳斥了资产阶级报刊歪曲3月18日事件的真正性质的报道。附有恩格斯发言记录的总委员会会议记录，起初把日期错写为3月14日，后来马克思审阅会议记录时，亲自将日期订正为3月21日。——第667页。
[466]恩格斯指1871年2月8日选出、2月12日在波尔多召开的成员极端反动的国民议会（见注210）。——第667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卡·马克思关于国防政府的发言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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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关于国防政府的发言记录[460]
摘自1871年1月17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公民马克思说，他想利用很多英国委员出席的机会，做一次很重要的声明。奥哲尔最近在圣詹姆斯大厅的群众大会上关于法国政府所谈的一切，是与真情不符的。我们在第二篇宣言中曾写道，临时政府的某些委员从1848年革命以来就染上了可耻的污点［注：见本卷第292页。——编者注］。而奥哲尔声称，对于他们绝不能有任何责难。只可把法夫尔看做是共和国的代表，而绝不能把他看做是尽善尽美的爱国者茹尔·法夫尔。但是现在人们对法夫尔的议论，把他提到了首要地位，而共和国几乎看不见了。这就是法夫尔的活动的实例。1848年革命以后，法夫尔由于弗洛孔生病而当上了内务部秘书。推选他的是赖德律－洛兰。法夫尔的第一批措施之一就是把军队调回巴黎，使得资产阶级后来能够枪杀工人。不久以后，人民看出国民议会原来是由资产阶级的代表组成的，便发动了一次同情波兰的示威游行，在游行时群众冲进了会议厅[461]。主席坚决请求路易·勃朗去向游行者讲几句话，安抚他们一下，他照办了。同俄国打仗也许可以挽救共和国。过了几天，茹尔·法夫尔首先就要求给予他全权把路易·勃朗作为游行者的同谋犯加以究办。议会以为法夫尔曾得到政府方面相应的指示，但是所有其余的政府委员都谴责了这项措施，说它是法夫尔个人的企图。临时政府故意策划一项阴谋，挑起了六月起义。在人民遭到枪杀以后，法夫尔曾主张撤销执行委员会[462]。27日，他起草了关于把被捕者不经审判予以流放的法令，于是有15000人被送去服苦役。11月，议会不得不审查一部分还没有被送去服苦役的被捕者的案件。仅在布勒斯特一地就有1000人需要释放。在那些被当做最危险分子送交军事委员会审判的被捕者中，也有许多人需要释放，其他的人则只被判处短期监禁。后来有人主张大赦，法夫尔总是表示反对。他曾同一些人设法争取建立一个委员会来调查除二月事件以外的一切革命。他协助通过了过去所有出版法中最卑鄙的出版法[463]，这些出版法曾被拿破仑巧妙地利用了。法夫尔在七月王朝时期与波拿巴分子有过勾搭，他曾利用自己的全部势力把拿破仑引进了国民议会。他曾不遗余力地要实现罗马远征[464]，而这是建立帝国的第一步。
发言报道载于1871年1月21日“东邮报”第121期（未提作者姓名）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注释：
[460]马克思在1871年1月17日总委员会会议上所做的关于国防政府的发言，是为了反对奥哲尔于1月10日在伦敦圣詹姆斯大厅的群众大会上对这个政府及其外交部长茹尔·法夫尔的赞扬；当时法夫尔正准备到伦敦去参加即将召开的修订1856年巴黎条约中有关黑海中立条文的国际会议。奥哲尔提出了一项决议，该决议赞扬国防政府，但完全不符合总委员会在关于普法战争第二篇宣言中对这个政府所做的阶级评价。由于马克思对奥哲尔的言论进行了批评，总委员会讨论了关于国际成员在群众大会和各种会议上的行为必须要有原则性的问题。
这篇发言，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委员会会议上的其他发言一样，以记录的形式保存在总委员会记录簿中。本卷所收的这段时期的记录，在1871年5月以前是约·格·埃卡留斯记录的，以后就是约·黑尔斯记录的，这些记录简单、零碎，而且常有一些重大的错误。根据约·格·埃卡留斯的记录发表在“东邮报”上的关于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也有这些缺点。有时这些报道比记录完全一些（因此在个别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发言报道在本版中是按照报纸上的报道刊印的）。按照总委员会的规定，记录必须在总委员会的下一次会议上核准，此外，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要求，记录中也常常记下他们关于记录中有错误的声明。——第665页。
[461]指1848年5月15日革命俱乐部组织的巴黎的民众示威游行，参加者有15万人，主要是工人。游行者向应于当天讨论波兰问题的制宪议会走去，闯进了会议厅，要求对为争取独立而斗争的波兰给予军事援助，并要求采取断然措施消除失业和贫困。由于这些要求没有得到完满的答复，参加示威游行者就宣布解散制宪议会并成立革命政府。游行队伍被军队和国民自卫军的资产阶级部队驱散了。——第665页。
[462]指制宪议会为了代替已经卸下全权的临时政府而于1848年5月10日建立的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它存在到1848年6月24日卡芬雅克专政确立时为止。——第666页。
[463]指制宪议会于1848年8月9日和11日通过的反动的出版法。按照这项法令的规定，出版机关应该支付一大笔押金，这样一来，进步的工人报纸和杂志只好停刊了。同时对于反对政府、反对现行制度和私有制的言行，也规定了严厉的惩治办法（坐牢和罚款）。这个出版法是根据复辟时期和七月王朝时期的类似法律制订的。——第666页。
[464]罗马远征——见注203。——第666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法兰西内战”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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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法兰西内战”二稿
（1）国防政府。巴黎的议员特罗胥、法夫尔、皮卡尔、费里
巴黎工人在9月4日宣告成立的共和国，受到了法兰西举国一致的欢迎。以巴黎的抵抗为基础（核心）的五个月的防御战争，为共和国争得了存在的权利。如果没有这次以共和国名义进行的防御战争，征服者威廉［注：指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法国历史上曾有一个“征服者威廉”，于1066年征服英国，马克思在这里作了讽刺性的对比。——译者注］是会恢复他的“好兄弟”路易·波拿巴的帝国的。在巴黎工人阶级的真正领袖们还囚禁在波拿巴的监狱里，而普鲁士军队已经逼近巴黎的惊慌无备的时刻，有一伙律师——梯也尔是他们的政治家，特罗胥是他们的将军——擅自在市政厅里就职。梯也尔、茹尔·法夫尔、皮卡尔之流在当时是这样地深信巴黎负有领导法国的历史使命，他们竟举出了他们曾在1869年被选入立法团的事实，来证明他们有资格组成国防政府。
在这伙人上台五天以后，我们在关于前次战争的第二篇宣言中已经向你们说明他们究竟是些什么货色了［注：见本卷第292页。——编者注］。如果说，他们没有征询巴黎的意见就攫取了政府，那末，巴黎也没有理会他们的抗拒而径自宣布成立了共和国。而他们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派梯也尔去向欧洲各国的宫廷乞求，如果可能，就以废共和国、立国王为交换条件来买得外国的调解。巴黎之所以容忍这些人的统治（容忍他们僭取政权），是因为这些人曾郑重其事地宣誓保证：只为国防的目的运用这个政权。然而，要认真保卫巴黎，就只有（不能不）武装工人阶级，把他们组织成为国民自卫军，并使他们在战争中得到锻炼。可是，武装巴黎就无异是武装社会革命。巴黎战胜普鲁士人就无异是共和国战胜法国的阶级统治。国防政府在民族义务和阶级利益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没有片刻的犹豫便把自己变成了卖国政府。茹尔·法夫尔在给甘必大的一封信里承认，特罗胥防御的不是普鲁士的士兵，而是巴黎的工人。巴黎被围四个月以后，他们认为开始谈论投降的适当时机已经到了；于是特罗胥当着茹尔·法夫尔及其他同僚的面，向巴黎区长会议讲了如下一席话：
“我的同僚们在9月4日当晚向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巴黎有没有些许可能抵住普鲁士军队的围困？我当时毫不迟疑地做了否定的答复。现在在座的同僚中，有几位会证明我说的是实话，并且我一直是坚持着这个看法。我那时对他们就是这样说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巴黎要打算抵住普鲁士军队的围困，那简直是一件蠢举。当然，我当时加了一句，这可能是一件英勇的蠢举，但终究不过是蠢举而已……事变的发展〈由他自己安排的〉并没有推翻我的预断。”
（特罗胥的这篇简短的演讲词，在停战以后由当时在场的一位区长科尔崩先生公布了）。可见，还在共和国宣告成立的当天晚上，特罗胥的同僚已经知道他的“计划”不过是使巴黎和法国投降而已。为了治好巴黎爱干“英勇蠢举”的毛病，他们要使巴黎经受血腥屠杀和饥馑的痛苦，并且要使这段时间延续到掩护这些9月4日的篡位者不致再遭十二月分子报复的时候。如果“国防”并不单是“政府”的虚伪幌子，那末这些擅自就职的政府成员在9月5日就应该引退，公开宣布特罗胥的“计划”，叫巴黎人民或者立即向征服者投降，或者自己掌握防务。这些骗子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发表了一些冠冕堂皇的宣言，说特罗胥这位“总督是永远不会投降的”，外交部长茹尔·法夫尔“决不会让出我们碉堡上的一块石头，决不会让出我们的一尺领土”。在整个巴黎被围期间，特罗胥的计划有步骤地被付诸实现。实际上，被任命统率巴黎军队的那些万恶的波拿巴强盗们，在私人通信中厚颜无耻地讥嘲他们深悉内幕的这种可笑防御（例如参看公社“公报”上公布的巴黎卫戍军炮兵司令、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获得者阿尔丰斯·西蒙·吉奥写给炮兵师将军苏桑的信）。在巴黎投降的时候，骗子们揭下了假面具。“国防政府”暴露了自己（现了原形）：它是“由俾斯麦的俘虏组成的法国政府”——甚至连路易·波拿巴在色当投降时也认为充当这种角色对他那号人说来都太无耻了。这批capitulards〔投降派〕[446]在三月十八日事变以后仓皇逃往凡尔赛，把一些证明他们卖国勾当的文件遗落在巴黎手中，正如公社在对外省的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为了销毁这些文件，
“他们会不惜把巴黎变为淹没在血海中的一堆瓦砾”[447]。
国防政府的一些最有影响的成员之所以热中于谋求这种结局，还有一些十分急切的个人利害的考虑。只看看茹尔·法夫尔、厄内斯特·皮卡尔和茹尔·费里吧！
在停战协定签订以后不久，国民议会的一位巴黎议员米里哀尔先生公布过许多确凿的法律文件，证明茹尔·法夫尔在与一个住在阿尔及尔的酒徒的妻子姘居时，前后若干年间大胆地拼凑伪造了一套文据，以他的一些私生子女的名义谋得了一大笔遗产，因而变成了一个财主；后来在合法继承人提出诉讼时，只是因为波拿巴的法庭偏袒他，他的伪证才没有被揭穿。既然无论花多大力气进行诡辩也抹杀不了这些铁面无情的法律文件，于是茹尔·法夫尔本着同样的自我诅咒的英雄精神，闭了一次嘴，直到内战的动乱给他机会，他才在凡尔赛议会里大骂巴黎人民是一群擅敢反叛家庭、宗教、秩序和财产的“逃犯”！
（皮克事件）就是这个伪证制造犯，刚一握权，就立即出于同情释放了两位同行兄弟皮克和泰费尔。这两个人甚至在第二帝国时代就已经因为犯盗窃和伪造文件罪而被判处苦役，其中的一个泰费尔竟敢在公社成立以后回到巴黎，不过立刻就被送回到适合于他的地点。而这时候，茹尔·法夫尔却对全欧洲说，巴黎正在释放它的监狱里的所有罪犯！
厄内斯特·皮卡尔钻营路易·波拿巴的内务大臣没有成功，在9月4日自封为法兰西共和国的内务部长。他是一个叫做阿尔图尔·皮卡尔的人的哥哥。那个阿尔图尔·皮卡尔曾因诈骗钱财而被逐出巴黎交易所（见1867年7月31日巴黎警察局的报告），并且在任SociétéGénérale[448]的一个分公司经理期间盗用过30万法郎，因而根据他的自供被判了罪（见1868年12月11日巴黎警察局的报告）。这两份报告在第二帝国时代就已经公布过了。厄内斯特·皮卡尔正是把这个阿尔图尔·皮卡尔指派为他主办的“自由选民”的主笔，在整个巴黎被围困期间把他这位兄弟当成他的财务纤手；阿尔图尔利用厄内斯特掌握的国家机密在交易所里大发横财，万无一失地利用法国军队的节节败退进行投机活动，同时用内务部机关报“自由选民”［注：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定稿中作了订正：厄内斯特·皮卡尔是国防政府的财政部长；“自由选民”是财政部的机关报（见本卷第338页）。——编者注］上发表的失实新闻和官方谎言蒙哄交易所的一般投机分子。这一对宝贝兄弟的全部财务信件都已落到公社手里了。无怪乎当第一批被俘的巴黎国民自卫军在凡尔赛受到比埃特里的“羔羊们”的残暴至极的虐待时，厄内斯特·皮卡尔这个凡尔赛政府中的约·密勒“双手插在裤袋里，在一群一群的俘虏中间踱来踱去，恣意拿他们耍笑”了。
茹尔·费里在9月4日以前是个一文不名的律师，在被围期间以巴黎市长的身分巧妙地利用城内的饥馑刮了大批钱财，而这种饥饿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他的乱政失职造成的。文件证据现在已经落在公社手中。当他将来不得不报告他乱政失职的那一天，就会是他受裁判的一天。
因此，这些人之所以成为工人的巴黎的死敌，不仅因为他们是统治阶级的寄生虫，被围期间的巴黎叛卖者，而且首先因为他们是一些普通的罪犯，这些罪犯只能够在巴黎这个法国革命的堡垒变成废墟时，才有希望得到假释证。这些亡命之徒最适合当梯也尔的部长。
（2）梯也尔、杜弗尔、普野－克尔蒂约
从“议会意义”上说，事物只是发表议论的借口，用来陷害对手，伏击人民，或者作为演说者本人卖弄技巧的题目。
这方面的能手梯也尔先生，这个邪恶的侏儒，将近半世纪以来一直受法国资产阶级倾心崇拜，因为他是这个资产阶级的阶级腐败的最完备的思想代表。还在他成为国家要人以前，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就已经显出他的说谎才能了。像所有的矮人一样，他渴望着炫耀自己，贪求名利地位；他智力贫乏，却富于奢想；追求享乐，怀疑一切，他渊博机敏，善于掌握（学到）事物的表面，并借此发挥大套废话；他是才能少见的辩客，浅薄透顶的作者；玩弄政治小骗局的专家，背信弃义的老手，议会党派斗争中的细小权术、阴谋诡计和卑鄙奸诈的巨匠；他只有民族偏见和阶级偏见而没有思想，只有虚荣心而没有良心；为了绞杀革命，他时刻准备排挤对手，枪杀人民；当处于反对派地位时，他恶毒阴险；一旦执掌大权，他面目可憎；要挑起革命时，他不择手段；此人的社会活动史也就是他的国家的灾难编年史。这个矮子喜欢在欧洲面前挥舞拿破仑第一的宝剑，他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就是一味替拿破仑第一擦靴子的。他的对外政策，从1841年的伦敦公约[449]起到1871年的巴黎投降和目前这场他在普鲁士侵略者庇护下进行的内战止，始终是把法国引到极端屈辱的地步。不言而喻，对这样一个人来说，现代社会中比较深刻的变动，始终是一部天书；他那副头脑的全部精力都用来耍嘴皮了，所以甚至连社会表面发生的最明显的变化也不能理解。例如，他不倦地把一切违反法国陈旧的保护关税制度的东西指斥为渎犯神明。他在当路易－菲力浦的大臣时，曾经嘲骂铁路是荒诞的怪物；而在路易·波拿巴时代，他把对法国陈腐的军事制度的任何改革都斥为大逆不道。虽然他有些随机应变的本事，虽然他的主张反复无常，但他冥顽不化地死守着陈规旧例的传统；他在多年的官场生涯中，从来没有办过一件哪怕是极微小的稍有实际益处的事情。恐怕只有旧世界才会因为自己的大厦顶上冠有小拿破仑和小梯也尔这样两个人物而感到骄傲。在这种人身上，所谓文化成就只不过表现在精心讲求荒淫生活和……［注：原稿此处漏字。——编者注］自私自利上。
曾在复辟时期同共和党人混在一起的梯也尔，靠着充当对付贝里公爵夫人的密探和监狱产婆而博得了路易-菲力浦的宠信，但是当他第一次当上大臣时（1834—1835年），他的活动的中心内容还是在特朗斯诺南街屠杀起义的共和党人和制订取缔报刊的残暴的九月法令[450]。
1840年3月，他再度出任首相，提出了加强巴黎防务的计划。在共和党对这个危害巴黎自由的恶毒企图提出抗议时，他回答道：
“什么话？你们竟以为一加强城防就会危害自由！你们首先就是存心毁谤，竟以为有某一个政府为了保持政权而企图在某个时候轰击首都……这样一个政府在胜利后将会比在胜利前更难立足一百倍。”
是的，除了梯也尔先生本人和他的那些持假释证的部长以及像畜牲般的“地主议员”的政府以外，再没有哪一个法国政府敢这样干了！而且干得这么典型，把一部分设防工事交到普鲁士战胜者和庇护者手里。
1848年1月，当炮弹国王［注：斐迪南二世。——编者注］在巴勒摩城动手的时候，梯也尔在众议院中发表了演说：
“诸位先生！你们都知道在巴勒摩发生的事情。当你们听说有一个大城市竟被连续轰击了48小时之久，你们大家都感到震恐〈在“议会”的意义上〉。究竟是被谁轰击的呢？是被行使战争权利的外敌轰击的吗？不是的，诸位先生，是被它自己的政府轰击的。”
（如果是被自己的政府在外敌注视和纵容之下轰击的，那当然一切都会是正确的了。）
“究竟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不幸的城市要求享受它的权利。对，就是为了要求享受它的权利，它竟得到了48小时的轰击。”
（如果轰击延续四个星期以上，那一切又会是正确的了。）
“请允许我向欧洲的舆论呼吁。从这个也许是欧洲最伟大的讲坛上，用愤怒的言辞〈真的，是用言辞！〉来斥责这种行动，这将是对人类的一种贡献……当为自己祖国效过劳〈这是梯也尔从来没有做过的〉的埃斯帕特罗摄政王想以炮轰巴塞罗纳城来镇压那里的起义时，全世界各地都发出了共同的愤怒的呼声。”
好，过了一年光景，这位心地高洁的人变成了正统派乌迪诺统率的法兰西共和国军队炮击罗马的阴险倡议人和最狂热的辩护者（辩解者）了。
二月革命前几天，因受基佐的排挤、长期不能获得权势而满腹忿懑的梯也尔，一嗅到了风暴的气息，就又在众议院中喊道：
“我属于革命党，不但属于法国的革命党，而且也属于全欧洲的革命党。我希望革命政府留在温和派的手中。但是，即令这个政府转到了热烈人物以至激进派的手中，我也决不因此背弃（放弃）我所拥护的事业。我将永远属于革命党。”
二月革命爆发了。革命不是像这个小人所梦想的那样，把基佐内阁换成梯也尔内阁，而是用共和国替代了路易-菲力浦。从共和宣告成立起直到coupd’état〔政变〕止，镇压这次革命就成了梯也尔先生的唯一工作。在人民胜利的第一天，他忧心忡忡地隐藏起来，殊不知人民对他的鄙视已使他不致受到人民泄恨的处置。虽然如此，尽管他有无人不知的神奇勇气，他还是继续回避在公共场所抛头露面，直到卡芬雅克这个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把巴黎无产阶级的物质力量淹没在血泊中的时候为止。这时，供他这种人活动的场地已被扫清。他的时运再次降临。他变成了“秩序党”及其“议会制共和国”的思想领袖，这个议会制共和国是一种无名王朝，在这个无名王朝时期，统治阶级的所有争权夺利的派系暗中互相勾结起来压制工人阶级，同时它们又因各自企图恢复自己的王朝而互相倾轧。
（复辟王朝是贵族地主的王朝，七月王朝是资本家的王朝，卡芬雅克的共和国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王朝，在所有这些王朝统治时期，一群组成波拿巴党的贪得无厌的冒险分子渴望掠夺法国但没有成功，这倒使他们有资格充当“秩序、财产、家庭、宗教的救主”了。
这个共和国是联合在一起的正统派、奥尔良派、波拿巴派以及作为他们尾巴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无名王朝。）
（3）地主议会
如果说这个政府是由在波尔多开会的地主议会产生的，那末那个议会则是由“国防人士的政府”事先策划成立的。为了这个目的，他们曾派梯也尔巡游各省，要他在各地预告未来的事态发展，并且为突然举行大选作好准备。梯也尔必须克服一桩困难。且不说波拿巴派已引起法国人民的厌恶，即使他们大批当选，也会立即恢复帝国，并且会把梯也尔先生一伙人打发到凯恩去旅行。奥尔良党又人少势孤，填不满他们自己的席位和波拿巴派所腾出来的席位。因此，势必要复活正统派。梯也尔并不惧怕这项差使。正统派要成立现代法兰西政府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作为争权夺利的敌手也就微不足道；这个党的全部活动，用梯也尔的话来说，一向只限于依靠“外敌入侵、国内战争和无政府状态”这三种手段（1833年1月5日梯也尔在众议院的演说），因此，这个党是反革命势力最合适的盲目工具。一小部分被1789年的革命剥夺了财产的正统派，由于当上了拿破仑第一的奴仆而恢复了原有产业，但大部分的正统派是由于在复辟时期分发的10亿法郎的赔偿金和私下的封赠而重置了产业。在路易－菲力浦和小拿破仑两个前后相续的王朝统治下，他们退出了积极的政治活动，甚至这种情况也成为他们重建财产而成为土地所有者的条件。他们免除了在巴黎的宫廷花费和当代表的花费，只是在法国外省的各个角落里坐收从现代工业树上落到他们chateaux〔砦堡〕里来的金苹果，因为铁路抬高了他们的地价，农业资本家把农艺学应用到他们的土地上来又提高了土地的出产，迅速膨胀的城市人口的无穷无尽的需求保证了他们的产品的市场扩大。正是这些使他们恢复物质财富、重新提高他们作为现代奴隶主股份公司的合伙者的重要地位的社会因素，也障蔽着他们受不到现代思想的沾染，使他们可能处在农村的闭塞无知状态中，什么也不忘记，什么也不学会。他们这些人纯粹是供梯也尔这种人进行加工的消极材料。这个邪恶的矮鬼在执行国防政府委托给他的使命时，越出了他的权限，而为自己获得了这样多的选票，以致要把国防人士从与他分庭抗礼的主子变成对他甘拜下风的奴仆。
选举的圈套既然已经这样设好，巴黎的capitulards〔投降派〕便突然吩咐法国人民要在一周之内选举一个国民议会，这个议会的任务，根据俾斯麦口授的1月28日协定的条款，只是决定和战问题。这次选举是在非常特殊的环境下举行的：没有考虑商议的时间，半个法国处在普鲁士刺刀统治之下，另一半正受着政府阴谋的暗中摆布，巴黎又和外省隔绝；尽管处在这种种特殊情况下，法国人民却本能地感到：capitulards所承受的停战条款本身除了决定，àourtance〔不管怎样也要〕接受和平以外，根本没有留给法国任何的抉择（选择）余地，而为了批准这个决定，法国最坏的人是最合适的人。因此便产生了在波尔多出现的地主议会。
但是对于旧制度下的闹宴和地主议员们的真正历史事业，我们仍须加以区别。地主议员们突然发现，在由他们自己和奥尔良派组成的、夹杂有一些资产阶级共和派以及少量波拿巴派的巨大多数中，他们居然是最强大的集团，于是便当真相信了他们盼望已久的昔日的黄金时代就要到来。的确，法国又沦于外敌的铁蹄之下，帝国又被推翻了，波拿巴又被俘虏了，而正统派又抬头了。显然历史的车轮已经向后转，要滚回到1816年的《chambreintrou-vable》〔“无双议院”〕去——它的疯狂而愤怒地诅咒革命洪水及其吓人惨象、它的要求“砍去巴黎的头颅并取消它的首都称号”、它的以封建主砦堡的地方势力突破国家统治网的“地方分权制”、它的宗教说教、它的陈腐已极的政治教条、它的绅士架子和轻浮粗鲁的作风、它的世世代代对劳苦大众的蔑视、以及它的从oeildeboeuf［注：直译是：“公牛的眼睛”。这里指的是凡尔赛宫廷中一个装有椭圆形窗户的前厅，廷臣都在这里等候觐见。——编者注］中观察世界的观点，都将恢复。然而实际上，这些正统派只能作为生产资料垄断者而充当秩序党的股东。从1848年到1851年，他们只不过是“议会制共和国”这个空位王朝的一个派别，所不同的是当年代表他们的是一些颇有素养和富有议会斗争经验的人物（如贝利耶、法卢、拉罗什雅克兰之流），而现在他们只得从农村地主这种庸碌之辈中物色自己的代表人物了，因而给议会添上了另外一种情调，以封建色彩掩盖了它的资产阶级的现实。他们种种荒唐的大话（说教）只不过更加烘托出他们的强盗政府的自由主义。他们被诱而僭取了超出选民委托的大权，他们只好看着那些自封的统治者的脸色过日子。虽然1814年和1815年的外敌入侵[451]是资产阶级暴发户用来反对他们的致命武器，他们却出于毫无见识的盲目愚昧，自己承担起来他们的资产阶级敌人这次将法国拱手送给外敌的史无先例的投降的责任。法国人民起初以为所有高贵的布索那克们久已被埋葬，如今看到他们重又出现，感到惊讶和耻辱，他们已经明白：不仅需要进行十九世纪的革命，而且必须彻底完成1789年的革命，即把这些畜牲赶到农村中一切牲畜的最后归宿——屠宰场里去。
（5）内战的开始。3月18日的革命。克列芒·托马。勒康特。旺多姆广场事件
解除巴黎的武装，假如只是作为实现反革命阴谋的一个必要条件，本来可以从长计议，审慎从事；但是既然解除巴黎的武装是那急迫的、具有不可抵抗的吸引力的财政条约中的一款，它就是刻不容缓的了。因此，梯也尔必须来一个coupd’état〔政变〕的尝试。于是他就发动了内战：他派décembriseur〔十二月分子〕[452]维努亚率领一大队市警和几团常备军去夜袭蒙马特尔高地。由于国民自卫军的抵抗和国民自卫军与兵士们的和好，他的这个罪恶企图没有得逞，第二天，他在一份贴到巴黎墙上的宣言里告诉国民自卫军说：他宽宏大量地决定把他们的武器赏给他们，他并且还说，相信国民自卫军会拿着这些武器团结在政府周围来反对“暴徒”。在30万名国民自卫军中，只有300人响应了他的号召。3月18日的光荣的工人革命完全控制（掌握）了巴黎。
指挥蒙马特尔的防卫工作并在3月18日清晨成为革命领导者的中央委员会，既不是一时权宜的机构，也不是密谋的产物。从投降的那一天起，巴黎就已严加戒备，因为国防政府按照投降条件解除法国的武装的时候，为自己保留了一支4万人的护身军队，目的是为了镇压巴黎。国民自卫军进行了改组，把最高指挥权交给了由各连代表——大多数是工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它的主要力量是在工人居住的郊区，但是它很快地就得到了除旧波拿巴军队之外的全体国民自卫军的承认。在普军开进巴黎的前夕，中央委员会已经设法把capitulards〔投降派〕背叛地故意遗弃在普军即将进驻的那些街区的大炮和多管炮运到了蒙马特尔、伯利维尔和拉－维勒特。这样便保全了由国民自卫军筹款置备的大炮。在1月28日的协定中，正式承认这些大炮是国民自卫军的财产，因而没有列入应该缴出的武器总数之内。从国民议会在波尔多集会起到3月18日止这一整个期间，中央委员会一直是首都的人民政府，它强大到能够不管国民议会如何挑衅，不管行政当局采取如何激烈的措施，也不管军队的集结达到如何威胁的程度，而始终保持着坚定的防御立场。
9月4日的革命恢复了共和国。围困期间巴黎的顽强抵抗构成了外省进行防御战争的基础，同时迫使外国侵略者承认了共和国。它的真正意义和目的要到3月18日的革命才能显示出来，而这种显示就是一次革命。这次革命是要铲除旧世界制度所依据的阶级统治的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这些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产生了第二帝国，并且已在这个帝国庇护下弄到完全腐朽的地步。欧洲好像受到一次电击而竦然一震。它一时似乎怀疑在它眼前发生的这些惊人的政治和军事事变的真实性，还以为这也许是早已消逝的往事的一些幻觉而已。
国民自卫军击溃维努亚，只是给予统治阶级策划的反革命阴谋的一次挫败，但是，巴黎人民立刻把他们这一自卫的事件变成了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在篡位者的王位出缺之后，9月4日的革命恢复了共和国。围困期间巴黎的顽强抵抗构成了外省进行防御战争的基础，同时迫使外国侵略者承认了共和国，但是它的真正意义和目的要到3月18日才能显示出来。3月18日的革命是要铲除旧世界制度所依据的阶级统治的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这些条件产生了第二帝国，并且已在这个帝国庇护下弄到完全腐朽的地步。欧洲好像受到一次电击而竦然一震。它一时似乎怀疑在它眼前发生的这些惊人的政治和军事事变的真实性，还以为这也许是早已消逝的往事的一些血腥的恶梦而已。巴黎工人阶级在脸上还带着因长期挨饿而出现的皱纹，而且又处在普鲁士军队的刺刀之下，却一跃而夺得了维护进步等等旗手的地位。
洋溢着历史首创性的崇高热诚的巴黎工人的革命，认为保持无产阶级不犯他们的天然尊长（上等人）的革命特别是反革命中极为常见的那种罪行，是与它的荣誉攸关的事情。
克列芒·托马、勒康特等等
但是，玷污这次革命的那些可怕的“暴行”又是怎么回事呢？
在他们的敌人硬加在他们身上的所有暴行中，只有两件事情不是凡尔赛的蓄意诬蔑或廉价文丐杜撰的谰言，即勒康特和克列芒·托马两将军的被杀和旺多姆广场事件。关于这两件事，我们要简单交代几句。
勒康特将军是被选出执行夜袭蒙马特尔（罪恶工作）的雇佣凶手之一，他在皮加尔广场上曾一连四次命令他的第八十一常备团的兵士开枪射击手无寸铁的群众；而当士兵们拒绝执行他的命令时，他就百般辱骂他们。他的士兵并没有射击妇孺，而是在3月18日下午在红宫花园里把他抓起来枪毙了。法国士兵在工人阶级敌人的训练下所养成的根深蒂固的习惯，自然不会在他们转到工人方面来的一刹那间完全改变。克列芒·托马也是被这些士兵枪毙的。
克列芒·托马“将军”过去是一个不得志的军需中士，在路易－菲力浦的统治后期被吸收加入“共和派的”“国民报”报馆，在里面起着傀儡（负责的gérant〔经理〕）和打手的双重作用。“国民报”一派人利用了二月革命，靠欺诈取得了政权，他们便把这位先前的军需中士升任“将军”。这是六月大屠杀前夕的事情。他和茹尔·法夫尔一样，是这次事件的阴狠毒辣的策划人之一，也是这次大屠杀的最凶狠的刽子手之一。在这以后，他的将军头衔突然中止。他隐没起来，直到1870年11月1日才又出头露面。在这前一天，被执于市政厅的国防政府曾向布朗基、弗路朗斯和其他工人阶级代表们庄严地允诺，担保把他们篡夺的政权转交给巴黎自由选出的公社。当然，他们没有履行他们的诺言，却嗾使特罗胥的布列塔尼部队——他们现在代替了路易·波拿巴手下的科西嘉部队——去蹂躏误信他们的誓言的人民。当时只有塔米济埃先生一人不愿以这种背信弃义的勾当来玷污自己的名誉，立即辞去了国民自卫军总司令的职务；克列芒·托马“将军”便被推上他的职位。此人在任总司令的整个期间，不向普军作战，而向巴黎国民自卫军作战。他无尽无休地制造借口阻挠国民自卫军全面武装，千方百计地嗾使国民自卫军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去反对工人分子以瓦解国民自卫军，排除那些反对特罗胥“计划”的军官，对无产者营妄加以怯阵的罪名而把它们解散，实际上这些无产者营的英勇果敢精神现在连最狂暴的敌人也为之震惊。克列芒·托马感到得意的是，他又重新取得了他以前在六月屠杀事件中那种个人充当巴黎工人阶级仇敌的显赫地位。在3月18日的前几天，他向陆军部长勒夫洛呈递了他的一份彻底消灭“巴黎canaille〔暴徒〕的lafinefleur（精华）”的计划。好像被六月的冤魂所缠住似的，在维努亚失败以后，他又情不自禁地以一个业余密探的身分出场！
中央委员会竭力想从士兵们的粗鲁的私审判决下救出勒康特和克列芒·托马这两个罪犯，但没有成功。在这方面，中央委员会和巴黎工人应负的责任，就像亚历山得拉公主驾进伦敦城时对被挤死者应负的责任一样。茹尔·法夫尔假慈假悲地咒骂巴黎这个凶手的渊薮。地主议会扮演了一场歇斯底里的“痛心”剧。这些人除非为了寻找使人民流血的借口，是从来不流他们的鳄鱼之泪的。利用头面人物的尸体当做内战的武器一向就是秩序党爱用的诡计。在1848年，他们曾经怎样就巴黎大主教仿佛被六月起义者杀害的事件而掀起了震荡全欧的恐怖叫嚣！其实他们从大主教的大司铎雅克美先生这个目击者的证词中，完全知道大主教是被卡芬雅克自己的士兵枪杀的！在现任巴黎大主教［注：达尔布瓦。——编者注］——一个毫无殉道者气质的人——写给梯也尔的信中，透露出一种敏锐的疑虑，即他的凡尔赛的朋友们将以他被公社处决引为快事，因为他们急切希望根据这项可爱的举动来定公社的罪！然而，当大喊“杀人犯”的目的已达时，梯也尔便在国民议会的讲坛上宣布“凶杀案”是“很少”几个不知名人物私下干的事情，从而淡然了结了这件事。
“秩序人物”，即巴黎的反动分子，一听到人民胜利的消息——报复的信号——就不寒而栗，他们对人民的行动与他们自己历来庆祝人民失败的传统方式迥然不同而极其惊讶。甚至对市警都不但没有解除武装和逮捕下狱，反而给他们洞开了巴黎城门，让他们安然撤退到凡尔赛；对“秩序人物”不仅毛发未动，而且容许他们在巴黎正中心集结起来，并在巴黎的正中心轻易地夺去一些重要阵地。当然，他们把中央委员会的这种宽容态度和武装工人的这种宽宏大量，解释为只是工人自觉软弱的表现。于是他们就产生了一个计划——试图在举行“徒手”游行示威的幌子下，做到四天以前维努亚用大炮和多管炮所没有做到的事情。一群吵吵闹闹的“绅士们”从最奢华的街区出发，其中有各色各样的ｐetitscrevés〔纨袴阔少〕，领头的是埃克朗、科特洛贡、昂利·德·佩恩之流这样一些帝国猪仔。这些人列队行进，沿途喊叫着“打倒杀人犯！打倒中央委员会！国民议会万岁！”在他们行进中遇到国民自卫军的散兵哨的时候，就横加侮辱，并勒令缴械。最后，他们汇合在旺多姆广场上，企图在辱骂的喊叫中把国民自卫军赶出他们的总参谋部，并冲过警戒线。国民自卫军在受到手枪射击后，起初只是提出通常的sommations〔相当于英国宣读骚扰取缔令），但是这样做对于阻止进犯者并不见效。于是国民自卫军的一位将军［注：贝热瑞。——编者注］才下令开枪，这些暴徒立刻抱头鼠窜。有两名国民自卫军士兵被打死，八名受重伤；在暴徒们作鸟兽散的街道上，到处都抛弃有手枪、匕首、手杖刀，这些清楚地证明了他们的“和平”游行的“徒手”性质。当1849年6月13日巴黎国民自卫军为抗议法军穷凶极恶地袭击罗马而举行真正的“徒手”示威游行时，秩序党的将军尚加尔涅曾用刀斩、马队践踏和枪击对付游行队伍。当时立即宣布了戒严，开始了新的逮捕、新的流放、新的恐怖统治。但是在同类情况下，“下等阶级”的做法却迥然不同。3月22日的窜逃分子既没有受追袭，他们在逃窜中也并未受扰，事后也没有受到法院侦查员（juged’in-struction）的传讯，所以他们过了两天又能来一次由海军上将赛塞率领的“武装”示威。甚至在他们第二次滋事的可耻失败以后，他们像巴黎其他市民一样仍被允许参加公社的投票，在选举中进行较量。他们在这场不流血的战斗中打输了，最后撤出了巴黎，没受任何损伤地完成了他们的大出走，身后拖带着荡妇、瘪三和首都的其他危险分子。所谓3月22日“赤手空拳的市民”被屠杀，原是一种神话，无怪乎梯也尔及其“地主议会”都不敢喋喋不休地谈论，只委托那些欧洲报界的走卒去传播。
如果要挑剔中央委员会和巴黎工人从3月18日到这些“秩序人物”大出走时期内在对待这些人的行动上的过错，那就是他们过分温和，温和得近似软弱了。
现在来看看这幅图画的另一面吧！
秩序党在他们夜袭蒙马特尔失败以后，于4月初开始了他们向巴黎的正规进攻。从巴黎逃出的维努亚，因为用十二月的方式揭开了内战，因为冷酷无情地屠杀被俘的常备军士兵，因为卑鄙地谋害了我们的英勇朋友杜瓦尔，竟被梯也尔授予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加利费，即那个在第二帝国的闹宴上以无耻的装扮而闻名的女人的心上人，在一篇正式宣言中，夸耀他如何用突袭和收买叛徒的办法，卑鄙地杀害了连同副官和队长在内的一队巴黎国民自卫军。宪兵德马列也得了勋绶，因为他像屠夫一样地打光明磊落、仗义豪侠的弗路朗斯切成了碎块；关于这次暴行的“令人兴奋的”细节，梯也尔洋洋自得地向议会作了传达。扮演着帖木儿－塔梅尔兰角色的这个大拇指般的小人物梯也尔，在万分可耻的得意忘形中，拒不承认那些反对他这个小人的尊严的“叛乱者”享有交战一方的一切权利和惯例，甚至于拒绝给予“伤兵救护站”的权利。
公社在4月7日颁布了一项报复法令，宣布公社有责任保卫自己不受凡尔赛匪帮的野蛮虐杀，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时候，枪决俘虏是停止了，但凡尔赛对俘虏的残暴虐待并没有停止；关于这些俘虏，梯也尔在他的一份公报中竟然说：
“正直人士的忧伤的目光，还从来没有看到过一种无耻民主制度下的如此无耻的面孔。”
但是，当梯也尔和他那些十二月政变的将军们知道公社的法令只不过是一种威胁，甚至连那些在巴黎被捕的伪装国民自卫军的宪兵密探和身上搜出爆炸弹的市警都得到了赦免，他们就又全盘恢复了旧的一套干法，并且一直继续到今天。一些国民自卫军士兵在贝耳－埃潘向peloton〔一队〕占压倒优势的骑兵投降，后来被骑在马上的骑兵队长一个个枪毙了；躲藏有巴黎军队和国民自卫军士兵的房屋，被宪兵们团团围住，浇上煤油，纵火焚烧；烧焦的尸体后来被巴黎的救护队运出去了；木兰－萨克多面堡中的国民自卫军士兵由于叛徒出卖遭到突袭，在睡梦中被刺刀挑杀（公社社员在睡梦中受到突袭）；克拉马尔的大屠杀（枪杀），穿着常备军制服的俘虏们被就地枪决，——所有这些在梯也尔公报里用轻率口气报道的功绩，只不过是这次奴隶主叛乱中的几桩事件而已！但是面对着为最卑鄙的阶级利益所驱使的凡尔赛阴谋分子在法国废墟上制造的目前这次国内战争，面对着在俾斯麦的庇护下和在俾斯麦士兵的监视下对巴黎进行的轰击，只列举几桩个别的残酷事实，未免荒唐可笑！梯也尔在公报中报告这些事情的轻率态度，甚至使不大敏感的“泰晤士报”也为之震惊。然而，正像西班牙人常说的，这些都是“正常的”。在统治阶级与威胁着他们的特权的生产阶级进行的战斗中，总是充满着这类暴行，但没有一次像在这次战斗中那样，被压迫者显示了这样过分的人道，而他们的敌人表现得如此卑鄙无耻……梯也尔永远遵循着中世纪浪游骑士的老格言：一切武器只要是用来反对平民的都是正当的武器。
梯也尔给各省省长写道：《L’Assembléesiègepaisiblement》〔“议会在平静地开着会”〕。
贝耳-埃潘事件
在维耳茹伊弗附近的贝耳－埃潘发生这样的事件：4月25日，四名国民自卫军士兵被一队骑兵包围，并被勒令缴械投降。由于无法抵抗，他们服从了，并没有受到骑兵的伤害。稍后，骑兵队长（加利费手下的一位宝贝军官）疾驰而来，用手枪一个个地枪毙了俘虏，然后和他的骑兵队离开了。三名自卫军士兵牺牲，一位名叫舍弗尔的身受重伤，但活下来了，后来被送到比塞特尔的医院。公社派了一个调查团到医院记下了这位奄奄一息的士兵的证词，并发表在它的报告上。当国民议会中的一位巴黎议员就这份报告向陆军部长提出质问时，“地主议员们”用叫喊声盖住他的发言，并且不让陆军部长出来答复。干这种谋杀罪行倒无所谓，但加以谈论就会是对他们“光荣的”军队的侮辱。
梯也尔在发给他的省长们的一份公报中说：《L’Assembléesiègepaisiblement》〔“议会在平静地开着会”〕（像奥利维耶那样coeurléger〔轻松〕［注：这是借用内阁首相奥利维耶的话（见本卷第588页）。——编者注］），这句话充分说明了议会是以怎样恬静的心情来看待内战中的暴行的；行政当局和它的那些假释犯在梅也尔举办的珍馐盛宴上，在德国王公们的筵席上大吃大喝，这表明甚至勒康特和克列芒·托马两人的幽灵也没有败坏他们的胃口。
（6）公社
在色当之后，里昂、马赛和土鲁斯的工人，都宣告成立公社[453]。甘必大用尽全力扑灭它。在巴黎被围期间，工人们不断举行的起义（它们被堪与路易·波拿巴的科西嘉兵匹配的特罗胥的布列塔尼兵用虚假的借口，一次又一次地镇压了下去）就都是公社推翻骗子政府的尝试。当时默默地酝酿着的公社，正是九月四日革命的真正秘密所在。正因为如此，3月18日清晨，在反革命被击败以后，巴黎雷鸣般的《VivelaCommune！》〔“公社万岁！”〕的呼声把睡意朦胧的欧洲从梦见普鲁士帝国的睡梦中惊醒过来！
公社这个使资产阶级的头脑怎么也捉摸不透的怪物，究竟是什么呢？
按最简单的理解，这是工人阶级在他们的社会堡垒——巴黎和其他工业中心——里执掌政权的形式。
中央委员会在它的3月20日宣言中说：
“首都的无产者，目睹统治阶级的失职和叛卖行为，已经了解到：由他们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的领导以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他们已经了解到：夺取政权〈国家权力〉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他们必须立即履行的职责和绝对权利。”
但是，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存的国家机体，并运用这个现成的工具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像统治阶级及其各个争权夺利的党派以往在它们相继获得胜利的时刻所做的那样。掌握政权的第一个条件是改造传统的国家工作机器，把它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消灭掉。这个庞大的政府机器，像蟒蛇一样地用常备军、等级制的官僚、驯顺的警察、僧侣、卑贱的法官把现实社会机体从四面八方缠绕起来。它最初是在君主专制时代创造出来的，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在争取摆脱封建制度束缚的斗争中的武器。以给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提供自由发展的充分地盘为任务的第一次法国革命，必须把地方的、区域的、城镇的、外省的一切封建制度堡垒都扫除净尽，为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这一上层建筑准备社会基地。这种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有它的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分枝庞杂、遍布各地的机关。
但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奴役他们的政治工具不能当成解放他们的政治工具来使用。
现代资产阶级国家体现在议会和政府这两大机构上。在1848—1851年秩序党共和国时期，议会的大权独揽产生了它自身的否定——第二帝国，而以议会仅仅作为点缀的帝国制度是目前大陆上多数军事大国所盛行的制度。乍看起来，这种政府机构的僭取的专政仿佛是对社会本身的专政，它既同样地凌驾于一切阶级之上，也同样地贬低一切阶级，实际上，它现在已经成了——至少在欧洲大陆上是如此——占有者阶级能继续统治生产者阶级的唯一可能的国家形式。所有已经死亡的法国议会留下来的、还栖息在凡尔赛的那一群幽灵，掌握的实际力量除第二帝国下形成的政府机器外，就什么也没有了。
像蟒蛇一样地用官僚、警察、常备军、僧侣、法官把社会机体从四面八方缠绕起来的庞大的政府寄生虫，是起源于君主专制时代。当时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必须充当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在争取摆脱封建制度束缚的斗争中的有力武器。以扫除领主的、地方的、城镇的、各省的特权这些中世纪垃圾为任务的十八世纪的法国革命，不能不同时从社会基地上清除那些妨碍着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充分发展的最后障碍，这种国家政权有它的按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遍布各地的机关。这样的国家政权是在第一帝国时期产生的，而第一帝国本身则是由老朽的半封建的欧洲反对近代法国的几次同盟战争产生的。在以后的复辟、七月王朝、秩序党共和国的议会制度下，这个拥有令人倾心的官职、金钱和权势的国家机器最高管理权，不仅变成了统治阶级中各个争权夺利的党派争夺的对象，而且，随着现代社会经济进展使得工人阶级队伍更加扩大、处境更加困难、抵抗更加有组织、要求解放的趋势更加发展，一句话，随着现代阶级斗争——劳动与资本的斗争——采取更鲜明的形式和规模，国家政权的面貌和性质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它一直是一种维护秩序、即维护现存社会制度从而也就是维护占有者阶级对生产者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的权力。但是，只要这种秩序还被人当做不容异议、无可争辩的必然现象，国家政权就能够摆出无所偏袒的样子。这种政权把群众现存的屈从地位作为不容变更的常规，作为群众默默忍受而他们的“天然尊长”则安然利用的社会事实维持下去。随着社会本身进入一个新阶段，即阶级斗争阶段，它的有组织的社会力量的性质，即国家政权的性质，也不能不跟着改变（也经历一次显著的改变），并且越来越发展它作为阶级专制工具的性质、作为用强力长久保持财富占有者对财富生产者的社会奴役，资本对劳动的经济统治的政治机器的性质。每一次新的人民革命总是使国家机器管理权从一些统治阶级手中转到另一些统治阶级手中，在每次这样的革命之后，国家政权的压迫性质就更充分地发展，并且更无情地被运用，因为革命所许下的、似乎保证了的那些诺言只有使用暴力才能破坏。此外，后来陆续发生的革命所带来的变化，只是给予资本势力日益增长这个社会事实以政治上的肯定，因而越来越直接地把国家政权交给工人阶级的直接的敌人。就是这样，七月革命把政权从地主手里夺来转交给大制造商（大资本家），二月革命又把政权转交给联合在一起的统治阶级各党派，这些党派是为了共同对抗工人阶级、为了维护自己阶级的统治秩序而联合成为“秩序党”的。在议会制共和国时期，国家政权最后变成了占有者阶级进行反对从事生产的人民群众的公开的战争工具。但是作为公开的内战工具，它只能在有内战的时候使用；因此，议会制共和国的生存条件就是延续已经公开宣布了的内战状态，也就是否定这一内战以其名义进行的那种“秩序”。这只可能是一种一时的、例外的情况。它不可能作为社会的正常的政治形式，甚至于对大部分资产阶级说来也是不能忍受的。因此，当人民抵抗的一切因素都被消除以后，议会制共和国不得不在第二帝国前面消逝（让位给第二帝国）。
帝国声称它依靠构成全国多数的生产者，——即依靠似乎是置身在资本和劳动的阶级斗争之外的（对两大对抗的社会力量都表示漠视和敌视的）农民！它把国家政权当做凌驾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上的一种力量来使用；强使两个阶级暂时休战（使政治的也就是革命的阶级斗争形式沉寂下去）；以摧毁议会权力亦即占有者阶级的直接政治权力而剥去了国家政权的阶级专制的直接外形。这个帝国是唯一能够使旧的社会秩序苟延一时的国家形式。因此，全世界都欢迎这个帝国，认为它是“秩序的救主”，世界各国想当奴隶主的人们二十年来一直赞美它。在它的统治下——这时正好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使世界市场发生了变化[454]，美国有了惊人的发展，——开始了工业空前活跃的时期，交易所投机、金融诈骗、股份公司冒险行径盛极一时，而所有这些通过对中等阶级的剥夺，导致资本的迅速集中，并使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趋势获得了充分发展的机会，于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卑鄙龌龊就无阻拦地泛滥起来。这同时也是穷奢极欲、粉饰升平的闹宴，是“上等阶级”的一切下流欲望的鬼魅世界。政府权力的这种最后形式同时也是它的最淫贱的形式，是一帮冒险分子对国家资源的无耻掠夺，是造成大宗国债的温床，是对变节卖身的赞美，是一种虚饰矫作的荒诞生活。这一从头到脚披着华美外衣的政府权力已陷入污泥。普鲁士本来渴望把这种纸醉金迷的、血腥的、污秽的制度在欧洲的重心从巴黎移到柏林去，而它的刺刀把国家机器本身的彻底腐朽性以及在这种制度下繁荣滋长的整个社会机体的糜烂尽行揭穿了。
巴黎工人阶级所要打倒的就是国家政权的这种最后和最淫贱的形式，它的最高和最卑鄙的现实，而且也只有这个阶级能够使社会摆脱它。至于议会制度，它早已被它自己的胜利和帝国葬送了。工人阶级所要做的就是不去恢复它。
工人应当打碎的已不是旧社会的那个比较不完整的政府权力形式，而是具有最后、最完备形式的这一权力本身，就是帝国。公社就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
用最简单的概念来说，公社意味着在旧政府机器的中心所在地——巴黎和法国其他大城市——初步破坏这个机器，代之以真正的自治，这种自治在工人阶级的社会堡垒——巴黎和其他大城市中就是工人阶级的政府。由于被围，巴黎摆脱了军队，而代之以主要由巴黎工人组成的国民自卫军。只是由于这一情况，3月18日的起义才成为可能。必须使这件事实成为确定的制度；必须以各大城市的国民自卫军，即武装起来反对政府篡夺行为的人民来代替保护政府反对人民的常备军。公社必须由各区全民投票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因为巴黎是公社的首倡者和楷模，我们应引为范例），这些城市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自然会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它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警察不再是中央政府的工具，而应成为公社的勤务员，像所有其他行政部门的公职人员一样由公社任命，而且随时可以撤换；一切公职人员像公社委员一样，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法官也应该由选举产生，随时可以撤换，并且对选民负责。一切有关社会生活事务的创议权都留归公社。总之，一切社会公职，甚至原应属于中央政府的为数不多的几项职能，都要由公社的官吏执行，从而也就处在公社的监督之下。硬说中央的职能——不是指政府控制人民的权威，而是指由于国家的一般的共同需要而必须执行的职能——会变得不可能，是极其荒谬的。这些职能会存在；不过，行使这些职能的人已经不能够像在旧的国家机器里面那样使自己凌驾于现实社会之上了，因为这些职能应由公社的官吏执行，因而总是处于切实的监督之下。社会公职不会再是中央政府赏赐给它的爪牙的私有财产。随着常备军和政府警察的被废除，实行压迫的物质力量会被摧毁。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并剥夺一切教会所占有的财产；从一切公立学校中取消宗教教育（同时实施免费教育），使其回到私人清修生活的范围里去，靠信徒的施舍维持；使一切学校不受政府的监护和奴役，——所有这一切必然要摧毁精神压迫的力量，使科学不仅成为人人有份的东西，而且也摆脱掉政府压制和阶级成见的桎梏。市税由公社规定和征收，用于全国性的公共需要上的税款由公社公职人员征收，并由公社自己拨给各项公共需要（用在各项公共需要上的开支由公社自己监督）。
政府的镇压力量和控制社会的权威会这样随着它的纯粹压迫性机构的废除而被摧毁，而理应属于政府权力的职能，应当不是由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机构，而是由社会本身的负责勤务员来执行。
（7）结束语
艰苦奋斗、努力劳动、用心思索的巴黎，为历史首创精神的热诚所激发，充满着现实的英雄气概，这是正处在诞生的阵痛中的新社会；和它截然对立的是凡尔赛的旧社会，即彻底虚伪、塞满谎言的世界。它的真正代表就是地主议会，那里面麕集着体现法国历代阶级统治的一切旧制度的咿呦作语的食尸鬼，领头的是一个老朽不堪的议会小丑，他们的剑柄握在一群当着自己的普鲁士征服者炮轰巴黎的帝国capitulards〔投降派〕手中。
法国在第二帝国崩溃时堆集起来的大量废墟，对他们说来只是把以前的全部废墟垃圾，即正统派或奥尔良派的垃圾挖掘出来并抛到地面上来的好机会。
他们努力在一切过去的流亡集团的尸臭气氛中燃起生命的火焰。（他们呼吸的空气就是一切过去的流亡集团的尸臭。）
他们共同谋害生命，只顾自己的阶级私利，妄想撕食法国社会的尸体，维护奴隶主的共同利益，憎恨现在，对巴黎作战——除此以外，在他们身上没有任何真实的东西。
他们的一切一切都是滑稽可笑的，从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期的那个老古董若贝尔伯爵起，此人在路易十四宫里召开的国民议会上喊道：“我们是国家”（“国家就是我们”）[455]（他们的确是脱离社会的国家的幽灵），到那些向梯也尔卑躬屈膝的共和派止，他们在JeudePaume（网球厅）集会，来表明与他们的1789年前辈相比已堕落到什么地步。
他们的领头是梯也尔，他们的大多数分裂为正统派和奥尔良派这两个集团，追随在他们后面的是“旧式的”共和派。这两个集团各自策划着自己的复辟；共和派则图谋议会制共和国的复辟，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梯也尔的老年人的虚荣心上，而暂且为梯也尔的统治充当共和的装饰，并且当他们尽力诱骗巴黎投入梯也尔的怀抱、企图令赛塞解除巴黎武装未果之后，以自己的在场认可波拿巴的将军们对巴黎的战争！真是一些愁容骑士！他们甘愿忍受的屈辱表明，作为阶级统治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共和制度已堕落到怎样的地步。梯也尔正是针对着这些人问聚集开会的塞纳—瓦瑟省的区长们，他们还需要什么：“不是他这个普通的公民在做国家的首脑么？”从1830年到1870年的进展在于：从前路易-菲力浦是最好的共和国，现在路易-菲力浦的大臣——小梯也尔本人是最好的共和国。
他们不得不借助于退休的波拿巴派将军所指挥的帝国士兵、宪兵、警察来干他们的真正工作即对巴黎作战，当他们怀疑他们——像1848—1851年当政时一样——只不过是制造帝国再度复辟的工具，他们又不寒而栗了。教皇的朱阿夫兵、卡特利诺的万第兵、沙列特的布列塔尼兵，实际上是他们的“议会”军队，与帝国的现实力量相比仅仅是军队的幻影而已。他们一听到“共和国”这个名称就怒气冲天，同时他们却以它的名义接受了俾斯麦的口授条件，以它的名义把法国剩余的财富滥花在内战上，以它的名义诋毁巴黎，以它的名义制定将来对叛乱者定罪的法律，以它的名义篡夺号令法国的权力。
他们统治的根据是普选制。但他们在1815年到1848年当政期间一直反对普选；共和国建立反对他们的普选制之后，他们于1850年5月把它废除了；而现在他们又把它当做帝国的淫贱遗产接受下来，忘记了这样一来就是接受了由全民投票产生的帝国！他们这些人即使用普选也无法立足了。
他们指责巴黎背叛民族的统一，可是他们的头一句话就是以取消巴黎的首都称号砍去民族统一的头颅。巴黎所做的事似乎也是他们所需要的，不过做得不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梦想恢复反动的过去，——而是维护革命的未来。梯也尔这个沙文主义者，从3月18日以来就用“普鲁士干涉”威胁巴黎，在波尔多坚决主张“普鲁士干涉”，事实上，他也是只用普鲁士授予他的工具来反对巴黎。和这个沙文主义的小丑相比，波旁分子简直可说是尊严的化身了。
万一他们得逞，不管他们的复辟采取什么名目，不管哪个侥幸成功的谋位者成为首脑，复辟实际上只能恢复帝国，即恢复这些腐朽阶级的统治的最后的、不可缺少的政治形式。如果他们恢复了帝国，——一旦他们的任何一个复辟计划成功，他们势必要恢复帝国，——他们只会加速他们所代表的旧社会的腐朽，加速他们所反抗的新社会的成熟。他们的幽暗目光只看到那些旧制度的政治门面，而且他们梦想在这些制度的头上安一个亨利五世或巴黎伯爵来恢复这些制度。他们看不到，这些政治上层建筑所依据的社会机体已经消逝，这些制度只可能在如今已过时的那些条件下、在法国社会的那些过去的阶段中一度存在；法国社会现在只能容许或者是作为其腐烂状态的帝国制度，或者是作为其新生状态的劳动共和国。他们看不到，政治形式的更替只是社会本身经历的现实变化的政治表现。
普鲁士人怀着对战争胜利的狂喜心情注视着法国社会的痛苦挣扎，并以夏洛克的卑鄙贪心，以Krautjunker〔顽固守旧的容克地主〕的粗暴无耻趁火打劫。其实把帝国移植到德国土地上，对他们自己已经是一种惩罚。他们注定要解放法国的潜在力量，这些力量必将把他们连同旧秩序一起全部吞没。巴黎公社可能倒下，但是它所创始的社会革命必将胜利。它的策源地遍于全球。
*片断
梯也尔公报里的谎言
凡尔赛的大骗局，它的虚伪性质，没有比在梯也尔这个职业说谎家身上体现和集中得更完全的了，对于他说来，“事物的真实性”只就其“议会意义”而言才存在，也就是说，只作为谎言而存在。
他在答复大主教的信里冷冰冰地否认“硬推在凡尔赛军队头上的臆造的处决和报复行为〈！〉”，并由他的“地主议会”专门指派一个调查团来证实这无耻谎言。他当然知道波拿巴的将军们洋洋自得地宣布的种种暴行。不过，从“议会意义”上说，这些都是虚构。
他在4月16日就炮轰巴黎一事发表的通报中说：
“如果曾经打了几发炮弹，那也不是凡尔赛军队打的，而是一些叛乱者为了假装他们在作战才打的，可是实际上他们连头都不敢露出来。”
当然，巴黎是在炮轰自己，好使世界相信它在作战！
稍后又说：“我们的炮兵没有轰击，但是诚然射击过。”
梯也尔关于木兰－萨克的公报（5月4日）：“巴黎从压迫它的可憎暴君的控制下得到解放”（采取杀害睡梦中的国民自卫军士兵的手段）。
一支杂牌军队——这是蒙俾斯麦的恩典从监狱里释放回来的波拿巴军队残部，以瓦伦顿的宪兵和比埃特里的市警为核心，以教皇的朱阿夫兵、沙列特的朱安兵、卡特利诺的万第兵为装饰，全部由临阵脱逃的十二月分子投降派将军们指挥，——这样一支军队被他颂扬为“法国从未有过的一支最精锐的军队”。当然，如果普鲁士军队到现在还驻扎在圣丹尼，那只是因为梯也尔想用这支“精锐军队中的最精锐军队”的军容去吓唬吓唬他们。
如果“最精锐的军队”是这样，那末，凡尔赛的颠倒时代的议会也就是“法国从未有过的最开明的和最自由地选出的议会”了。但是，梯也尔颠倒反常达到的顶点，是他对区长们说他是“一个从来不食言的人”，当然，他的守信是议会意义上的守信。
他是最真挚的共和党人，而“议会比他本人还要开明”（4月27日的会议）。
他对区长们说：“你们可以信赖我的话，我从来不食言”，——而从非议会的意义上讲，是我从来不守信用。“本届议会是法国所曾选出的最开明的议会之一。”
他把自己比做林肯，把巴黎人比做南方叛乱的奴隶主。南方人是为了保持劳动奴隶制而想从合众国脱离出来。而巴黎是为了劳动的解放而想使政权脱离梯也尔先生和他所代表的利益。
波拿巴的将军、宪兵和朱安兵对巴黎发泄的报复行为，是反对劳动的阶级战争的一种必然行为。但是，梯也尔在他的公报小插曲里，却借这种暴行可笑地自比为他的偶像——拿破仑第一，并且给全欧洲留下了笑柄，因为他竟厚颜无耻地宣称，法国军队由于对巴黎人作战，已经挽回了在对普鲁士军队作战中所丧失的声誉。所以，整个战争仿佛只是儿戏，好使这个矮鬼的幼稚的虚荣心得到表现，当他想到居然能描述他自己的军队在他自己的秘密统率下所进行的他自己的战役时，就飘飘然起来。
在巴黎和外省问题上，他的说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巴黎实际上已抗击了“法国从未有过的最精锐的军队”达两个月之久，尽管这支军队得到普鲁士人的秘密援助；原来这个巴黎只是想要梯也尔使它摆脱“凶残的暴君”，所以才对梯也尔进行战争，虽然只是一小撮罪犯。
梯也尔不倦地把公社说成一小撮罪犯、假释犯、渣滓。巴黎所以对他作战，是因为巴黎想要他来使它摆脱“压迫它的可憎暴君”。然而就是这一“小撮”亡命之徒，却抗击了由百战百胜的麦克马洪统率的、受梯也尔本人的拿破仑式天才所鼓舞的“法国从未有过的最精锐的军队”达两个月之久！
巴黎的抵抗仿佛并非真实，而梯也尔关于巴黎的谎言则是真实的。
巴黎的一切有生力量不满足于只用行动壮举来驳斥他，还企图用言词说服他，使他脱离他的说谎世界，但终于无效。
“决不应当把巴黎的运动和蒙马特尔遭到的突袭混为一谈，后者只不过是这一运动的导因和起点；这一运动是普遍的，是深入巴黎人心的；甚至那些由于某种原因置身局外（不参预其中）的大多数人，也不否认这一运动的社会合法性。”
这一番话是谁对他说的呢？是工商会代表，亦即代表着七八千名工商业者发言的一些人。他们去到凡尔赛亲口告诉他这一番话。还有共和同盟、各共济会分会[456]也派出代表，举行示威游行，作了同样表示。但他顽固到底。
他在关于木兰－萨克的公报中说（5月4日）：
“俘掳300人，其余叛乱分子拔腿奔逃，在战场上遗弃150名伤亡者……这就是公社在它的公报中所能庆贺的胜利。巴黎不久即将从压迫它的凶残暴君下解放出来。”
但是，这个战斗的巴黎、真正的巴黎并不是他的那个巴黎。他的巴黎，本身就是一个议会谎言。“富人的、游手好闲者的、资本家的巴黎”、世界妓院——那才是他的巴黎、那才是想重归于梯也尔的巴黎。真正的巴黎是“贱民”的巴黎。以“和平游行”和赛塞的仓惶逃跑来表示其勇气的巴黎，目前麕集在凡尔赛、吕埃伊、圣丹尼、勒河岸圣热尔门的那批人的巴黎，以及随着跟去的那些依附于“家庭、宗教、秩序人物”、首先是依附于“财产人物”的荡妇们的巴黎，游堕阶级的巴黎，从望远镜中欣赏战斗的进行、把内战只当做惬意消遣的francs-fileurs〔逃亡者〕的巴黎，——这才是梯也尔先生的巴黎。正像科布伦茨城的亡命之徒[457]是卡龙先生的法国一样，凡尔赛的亡命之徒是梯也尔先生的法国。
如果说，巴黎想靠梯也尔、他的“地主议会”、décembriseurs〔十二月分子〕、宪兵来摆脱公社是无稽之谈，那末，说他的“外省”想靠他和他的“地主议会”来摆脱巴黎也同样是无稽之谈。
在和约还没有在法兰克福最后签订以前[458]，他呼吁各省把它们的国民自卫军战斗营和志愿军开到凡尔赛来对巴黎作战。各省断然予以拒绝。只有布列塔尼省派去了一小撮朱安兵，“他们作战时打着白旗，每人胸前缝着用白布做成的耶稣圣心，口里喊着《Viveleroi！》〔“国王万岁！”〕”法国外省就是这样响应他的号召的，所以，他不得不从俾斯麦那里要回被俘的法军，使用教皇的朱阿夫兵（这是他的法国外省的真正武装代表），并把20000名宪兵和12000名市警当成他的军队的核心。
尽管他力图用谎言的城墙、思想封锁和警察封锁把巴黎和各省隔绝（隔离）开来，但各省不仅不给他送来对巴黎作战的战斗营，还向他派遣了这样多的坚持与巴黎议和的代表团，以致他决定不再亲自接见它们。各省递交的大部分呈文建议：立即和巴黎缔结停战协定，解散国民议会，“因为它的任期已满”，给予巴黎所要求的市政权利；这些呈文的语调是如此不堪入耳，以致杜弗尔在发给各省省长的“反对议和的通告”中对之大加诋毁。另一方面，“地主议会”和梯也尔却没有从外省接到一份表示拥护的呈文。
但是，外省揭破梯也尔捏造的关于外省“谎言”的granddéfi〔最大挑战〕是4月30日的市镇选举。这次选举是根据他的议会的一项法令、在他的政府领导下进行的。在被肢解的法国境内残存的35000个市镇所选出的70万名（取其整数）市镇参议员中，正统派、奥尔良派、波拿巴派当选者总共还不到8000名！补选的结果对他们更加不利！这一情况清楚地表明：靠出人不意和虚伪借口而当选的国民议会是在多大程度上代表法国、外省的法国、不算巴黎在内的法国！
但是，外省大城市准备在波尔多召开市镇参议员代表大会的计划，被梯也尔根据1834年他颁布的一项法令和1855年的一项帝国法令[459]禁止了，这一计划迫使梯也尔招认了“他的外省”，正如“他的”巴黎一样，原是一个谎言。他指控外省，说它们也和“背信弃义的”巴黎相像，切望“奠立共产主义和叛乱的基石”。南特、维恩、莎姆伯里、利木、卡尔卡松、翁热、卡尔庞特腊、蒙彼利埃、普里瓦、格勒诺布尔等城的市镇参议会最近通过的决议又一次回答了他；这项决议要求并且坚持与巴黎议和，
“绝对肯定共和国，承认公社权利”，正如维恩市镇参议会所说，“这种权利是2月8日当选人在他们竞选公告书中作过许诺的。为了终止对外战争，它〈国民议会〉都割让了两省，答应了给普鲁士50亿法郎，那末，为了结束内战，它还有什么不应该做的呢？”
（恰恰相反，这两省不是他们的“私有”财产；至于那50亿法郎的付款单，那末全部问题在于这是应由法国人民而不是由他们来支付的。）
因此，虽然巴黎能正当地埋怨外省只限于和平请愿，没有援助巴黎来反对政府的全部力量……外省还是毫不含糊地揭破了梯也尔和国民议会所说的似乎他们是外省的代表的谎言，外省宣布了，他们所谓的外省是谎言，正像他们的整个存在都是欺诈和招摇撞骗一样。
总委员会引以自豪的是，国际的巴黎各支部在这次巴黎的光辉革命中起了卓越的作用。事实并不是像一些蠢才所想像的那样，仿佛巴黎或任何其他的国际支部从一个中心接受motd’ordre〔命令〕。事实是，既然所有文明国家的工人阶级的精华都属于国际，而且都浸透了国际的思想，他们在各地的工人阶级运动中就定然会走在最前面。
从［注：原稿中从此处起有三页没有标记页码，在第二段前写有“第9页”的字样。——编者注］投降的那天起，巴黎就已严加戒备，因为俾斯麦的俘虏政府按照投降条件把法国出卖给俾斯麦的时候为自己保留了一支护身军队，目的显然是为了镇压巴黎。国民自卫军进行了改组，把最高指挥权交给了由首都的所有连、营、炮队（除了某些旧波拿巴军队残部）共同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在普军开进巴黎的前夕，中央委员会已经设法把capitulards〔投降派〕背叛地故意遗弃在普军即将进驻的那些街区的大炮和多管炮运到了蒙马特尔、伯利维尔、拉-维勒特。
武装的巴黎是阻碍反革命阴谋实现的唯一严重障碍。因此必须解除巴黎的武装。在这一点上，波尔多议会讲得很坦率。如果“地主议员们”的狂暴鼓噪还令人听不清楚究竟，那末，梯也尔把巴黎交给décembriseur〔十二月分子〕维努亚、波拿巴的宪兵瓦伦顿和耶稣会教徒奥雷耳·德·帕拉丹将军三人宰割这一事实，则已令人对他们想解除巴黎武装的最后目的不能再有丝毫怀疑了。但是，如果说，这批穷凶极恶的罪犯对他们的目的直言不讳，那末，他们用来挑起内战的借口则是极端无耻的、极端卑鄙的（极端露骨的）谎言。梯也尔宣称，巴黎国民自卫军的大炮是国家的财产，所以应当归还给国家。而事实则是这样：从投降的那一天起，巴黎就已严加戒备，因为俾斯麦的俘虏们按照投降条件把法国出卖给俾斯麦的时候，为自己保留了一支相当可观的护身军队，目的显然是为了镇压巴黎。国民自卫军进行了改组，把最高指挥权交给了由国民自卫军全体官兵（除了某些旧波拿巴军队残部）共同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在普军开进巴黎的前夕，他们的中央委员会已经设法把capitulards背叛地故意遗弃在普军即将进驻的那些街区的大炮和多管炮运到了蒙马特尔、伯利维尔、拉－维勒特。这些大炮是由国民自卫军筹款置备的。在1月28日的协定中，正式承认这些大炮是国民自卫军的财产，因而没有列入应该缴给征服者的政府武器总数之内。但梯也尔竟敢用国民自卫军的大炮是国家的财产这种捏造的借口挑起内战！
夺取这些大炮显然只是全面解除巴黎国民自卫军武装，亦即解除9月4日革命武装的一项准备措施。可是，这个革命已经成为法国的合法局面。这个革命所产生的共和国，已在投降书上由胜利者予以承认。在投降以后，它又取得了各外强的承认；并用它的名义召集了国民议会。9月4日的巴黎工人革命，是波尔多国民议会及其行政当局的唯一合法的根据。如果没有9月4日的革命，这个国民议会就势必立即让位给由普选产生的、后来被革命强迫解散的立法团。梯也尔及其假释犯们就一定会投降，以便取得护照和保护证书，免得到凯恩去旅行。握有全权去同普鲁士媾和的国民议会，不过是这次革命中的一个插曲。革命的真正体现者是武装的巴黎，因为是巴黎发动了这次革命，它为这个革命忍受了五个月的围困和饥饿的灾难，它不顾特罗胥的“计划”而以自己的持久抵抗使外省有可能进行大规模自卫战争。而现在，这个巴黎或者是按照波尔多那帮叛逆奴隶主的羞辱命令不得不自行解除武装，承认9月4日人民革命的唯一目的只不过是把政权从路易·波拿巴及其宠臣手里转交给那些同他竞争的保皇党人掌握；或者是为法兰西的事业进行奋不顾身的斗争，当时要把法国从完全复灭的危险中拯救出来并使它获得新生，唯一的途径就是用革命手段推翻那产生了第二帝国并且已在这个帝国庇护下弄到完全腐朽地步的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受过五个月饥饿煎熬的巴黎，片刻都没有犹豫。它英勇无畏地决心经受在驻扎城下的普鲁士军队的监视下去同法国阴谋分子进行斗争的一切风险。但是，巴黎的人民政府——国民自卫军的中央委员会，竟对内战抱着厌恶的态度，因此它不管国民议会如何挑衅，不管行政当局如何僭越权限，也不管军队在巴黎城内和巴黎周围的集结达到如何威胁的程度，始终是继续保持着纯粹防御的立场。
3月18日清晨，巴黎被《VivelaCommune！》〔“公社万岁！”〕的雷鸣般的呼声惊醒了。公社这个使资产阶级的头脑怎么也捉摸不透的怪物，究竟是什么呢？
中央委员会在它的3月18日宣言中说：“首都的无产者，目睹统治阶级的失职和叛卖行为，已经了解到：由他们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的领导以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他们已经了解到：夺取政权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他们必须立即履行的职责和绝对权利。”
但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像占有者阶级中的各个争权夺利的党派在胜利时刻所做的那样。
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及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常备军、警察、官僚、僧侣和法官（这些机关是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是起源于君主专制时代，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在争取摆脱封建制度束缚的斗争中的有力武器。十八世纪法国革命把领主的、地方的、城镇的、各省的特权的垃圾扫除干净，从而从社会基地上清除了那些妨碍最终地建立国家上层建筑的最后的中世纪障碍。在第一帝国时期，它取得了它的最终的形式，而第一帝国本身则是在老朽的半封建的欧洲联合反对近代法国的几次战争中的产物。在以后的那些议会统治时期，由于政府拥有令人倾心的官职、金钱和权势，掌握政府权力就变成了统治阶级中各个争权夺利的党派争夺的对象。它的政治性质随着社会的经济变化而发生了变化。工业的进步促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为发展、扩大和深化，与此同时，政府权力就愈益具有资本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的性质，具有为以暴力保证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政治力量的性质，具有纯粹是阶级统治机器的性质。在每次人民革命以后——这些革命标志着阶级斗争进程（发展过程）中的新进展阶段——国家政权的压迫性质就表现得更加残酷无情、更加赤裸无隐。七月革命把国家机器的管理权从地主手里夺来转交给了资本家，这也就是从离工人较远的敌人手里夺来转交给了工人的直接的敌人。正因为如此，所以国家权力对于工人阶级采取了表现得更加露骨的敌视和镇压态度。二月革命升起了“社会共和国”的旗帜，这样它从一开始就证明了：国家政权的真正意义已被揭露；它冒充为维护公共利益的武装力量、假装体现着社会的共同利益——站在相互敌对的私人利益之上并把它们保持在各自的活动范围之内——的面具已被戳破；它作为阶级专制的工具的秘密已被识破；工人们要求共和制，已不再把它当做旧的阶级统治制度的一种政治变形，而是把它当做消灭阶级统治本身的革命手段。统治阶级面对着“社会共和国”的威胁，本能地感觉到：过去的那些王朝的称号本身就意味着某一集团的胜利和另一集团的失败，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人的利益压倒另外一部分人的利益，土地压过资本或者资本压过土地；而无名的议会制共和国的统治则能够变成统治阶级所有相互敌对的集团的股份公司。与工人阶级对立的、迄今仍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不管它以怎样的特殊形式占有群众的劳动，但是它有一个共同一致的经济利益，这就是或者作为地主和资本家直接地，或者作为地主与资本家的国家寄生虫间接地来保持劳动受奴役的地位、坐享劳动的果实；这就是强制推行那种使生产者群众，“贱民”，成为只是上等人汲取财富和进行统治的泉源的“秩序”。因此，急于以首先大肆掠夺财产来证明自己是财产保护者的正统派、奥尔良派、资产阶级共和派以及波拿巴派冒险分子，便纠合起来，组成“秩序党”——这是无产阶级在欢呼“社会共和国”声中进行的这次革命的实际结果。秩序党的议会制共和国不仅是统治阶级的恐怖统治。国家政权到了他们的手里就变成了资本家、地主、他们的国家寄生虫用来压制生产者的革命愿望的公开的内战的工具。
在君主制度下，统治阶级的在野集团还往往在人民面前谴责当权政府的镇压措施及其宣布的原则；统治阶级的反对派集团采用为人民利益呼吁、装出人民保护者姿态、要求维护人民自由权利的办法来使人民关心他们的派系争执。但是，在无名的共和制度下，统治阶级的各个集团把过去旧制度的一切镇压手段都混合起来（从所有过去制度的武库里取出一切镇压的武器），无情地加以运用，共同举行叛逆的庆宴。他们卑鄙无耻地否认他们过去的声明许诺，践踏他们的“所谓”原则，诅咒他们自己以这些原则的名义挑起的革命，并且诅咒共和国这个名称本身，虽然只有这种共和国的无名统治才能广泛地容纳他们共同参加反对人民的十字军。
由此可见，这一最残酷的阶级统治形式同时也就是最丑恶的、最令人恶心的形式。它只是把国家政权当做进行内战的工具，所以它只有靠延续内战才能保持这种政权。秩序党的统治是以议会的无政府状态为首，加上它的各个集团不断进行阴谋活动，企图恢复各自偏爱的制度，而与存在于其狭隘圈子以外的整个社会公开作战，因此秩序党的统治就成了令人最难容忍的无秩序的统治。当秩序党在对人民群众的战争中摧毁了人民群众的一切抵抗手段，把束手无策的人民群众置于行政当局的刀剑之下的时候，秩序党本身以及它的议会制度也被行政当局的刀剑赶出舞台了。因此，秩序党的议会制共和国只能是一个空位王朝。它的自然结果是帝国制度，不管它是第几帝国。采取帝国形式的、以宝剑为王笏的国家政权，声称它依靠农民阶级，即依靠似乎是置身在劳动和资本的阶级斗争之外的广大生产者群众；它声称它以破坏议会制度，从而破坏国家政权对统治阶级的直接屈从状况而拯救了工人阶级；它声称它以不侮辱工人阶级但使工人阶级屈服而拯救了统治阶级；它声称它所谋求的即使不是公共福利，至少也是国家荣誉。因此，它被宣布为“秩序的救主”。虽然它有损于统治阶级及其国家寄生虫的政治自尊心，但是它表明它确是资产阶级“秩序”的最合适的制度，它为资产阶级的一切工业欲望、卑鄙龌龊的投机活动、整个骄奢淫佚的生活提供了充分发展的活动范围。表面上凌驾于市民社会之上的国家，实际上正是这个社会的一切龌龊事物的温床。普鲁士的刺刀揭穿了这个国家的彻底腐朽性以及似乎应由这个国家拯救的社会的全部腐朽性，但是，这种帝国制度是“秩序”的、即资产阶级社会“秩序”的如此不可避免的政治形式，以至于普鲁士自己之所以要把它的巴黎中心所在地推翻，无非是为了把它移到柏林去。
帝国并不像它的前驱正统王朝、立宪王朝、议会制共和国那样，只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一种政治形式，它同时还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最淫贱、最完整、最后的政治形式。它是近代阶级统治的国家政权，至少在欧洲大陆上是如此。
注释：
[446]Capitulards——见注194。——第623页。
[447]1871年4月28日“复仇者报”第30号。——第623页。
[448]Sociétégénérale——见注197。——第624页。
[449]伦敦公约——见注397。——第626页。
[450]在特朗斯诺南街屠杀共和党人和九月法令——见注200。——第627页。
[451]指1814年和1815年以英、奥、普、俄为首的第六次和第七次反法同盟对法国的入侵，其目的在于推翻拿破仑第一的帝国，并让波旁正统王朝复辟。——第632页。
[452]Décembriseur——见注213。——第632页。
[453]里昂、马赛、土鲁斯的公社——见注421。——第641页。
[454]指十九世纪中叶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发现的金矿对发展国际贸易的影响。——第645页。
[455]马克思讽刺地影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一句成了君主专制制度的座右铭的名言：“朕即国家”。——第648页。
[456]见注409。——第653页。
[457]Francs-fileurs——见注239。科布伦茨城的亡命之徒——见注240。——第654页。
[458]1871年5月10日缔结的法兰克福和约确定了法国和德国媾和的最后条件。这一条约肯定了1871年2月26日初步和约（见注211）中法国把亚尔萨斯和洛林东部割让给德国的规定。根据法兰克福条约，法国支付赔款的条件更苛刻了，德军占领法国领土的期限也延长了，——这是俾斯麦帮助凡尔赛政府镇压公社的代价。法兰克福和约掠夺了法国，使德法之间未来的军事冲突必不可免。——第654页。
[459]大概指严格限制市镇参议会权力的1831年“市镇组织法”和禁止各地市镇参议会建立联系的1855年“市镇组织法”。关于在波尔多召集市镇代表大会的计划，见注417。——第655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总委员会关于瑞士当局的警察暴行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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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总委员会关于瑞士当局的警察暴行的声明[374]
瑞士当局认为可以按照俄国外交部违背联邦宪法直接向伊韦尔登法庭提出的简单要求，在日内瓦对公民吴亭的住宅进行搜查，他们卑鄙地借口说他可能与伪造俄国钞票一案有关，在这件丑闻中，不管听起来有多么奇怪，负责追查伪币制造犯的俄国五等文官卡缅斯基竟是这些罪犯的主要头目。吴亭的文件遭到扣押，他的全部俄文、德文和英文的信件被交给一个俄国翻译去检查，而且当局连这位翻译的姓名也拒绝宣布。公民吴亭在1871年12月以前是国际的机关刊物“平等报”的编辑，因此他的来往信件大部分是国际的通讯，而且在信上都有国际的各种委员会的印章。要不是国际的法律顾问公民昂伯尔尼——总委员会对他深表感谢——出面干涉，吴亭的文件和他本人就要被引渡给俄国政府，而瑞士与俄国政府之间根本就没有引渡罪犯的条约。
俄国政府由于在国内碰到日益增长的反抗，就利用像涅恰也夫这些与国际毫无关系的人制造的所谓密谋，以便在国内借口自己的反对者是国际会员而将他们送交法庭。现在它又更进了一步。它在它的忠实藩臣普鲁士的支持下，开始干涉西方国家的内政，要求西方国家的法庭迎合它的需要去迫害国际。它开始在一个共和国里活动，这个共和国的当局就赶紧变成俄国的恭顺仆人。总委员会认为，现在需要做的是向各国工人公开斥责俄国政府的计谋以及它的西方帮凶们的奴颜婢膝的行为。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1872年2月20日
载于1872年2月24日“东邮报”第178期、1872年3月2日“国际先驱报”第1号以及其他刊物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东邮报”
注释：
[374]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这篇声明在1872年2月20日总委员会会议上通过。保存下来了由荣克抄写的这篇声明的副本。除了篇末说明中所提到的那些英国报刊以外，在美国“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1872年4月6日第99期、葡萄牙的国际里斯本支部的机关报“社会思想报”（《OPensamentoSocial》）1872年3月第6期上也曾刊登这篇声明。——第529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法兰西内战”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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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法兰西内战”初稿
国防政府
战争开始以后四个月，当国防政府投给了巴黎国民自卫军一点小惠，即允许他们在比桑瓦耳[376]显示他们的战斗能力的时候，这个政府认为促使巴黎投降的有利时机已经到了。在专为讨论投降问题而召开的巴黎区长会议上，特罗胥在茹尔·法夫尔和他的其他同僚在场和支持下，终于透露了他的“计划”。他的原话是这样讲的：
“我的同僚们在9月4日晚间向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巴黎有没有些许可能抵住普鲁士军队的围困？我当时毫不迟疑地做了否定的答复。现在在座的同僚中，有几位会证明我说的这些是实话，并且我一直是坚持着这个看法。我那时对他们就是这样说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巴黎要打算抵住普鲁士军队的围困，那简直是一件蠢举。当然，我当时加了一句，这可能是一件英勇的蠢举，但终究不过是蠢举而已……事变的发展并没有推翻我的预断。”
从共和国宣告成立的那一天起，特罗胥的计划就是要巴黎和法国投降。实际上，他是普鲁士军队的总司令。茹尔·法夫尔自己在给甘必大的一封信里就曾这样露骨地供认：应当打倒的敌人不是普鲁士士兵，而是巴黎的（革命者）“蛊惑家”。由此可见，国防政府对人民的种种冠冕堂皇的许诺不过都是些存心骗人的谎言罢了。国防政府有步骤地实施这一“计划”——派波拿巴的将军们负责巴黎防务、瓦解国民自卫军、借茹尔·费里的渎职失政制造饥馑。巴黎工人在10月5日、10月31日等日子里几次想用公社来代替这批卖国贼的尝试，竟被当做与普鲁士人的串谋而遭镇压[377]！投降之后，假面具揭下了（被扔到一边）。仰仗着俾斯麦的恩典，这批capitulards[378]变成了一个政府。他们作为俾斯麦的阶下囚，同俾斯麦缔结了全面停战协定，停战协定的各项条款解除了法国的武装，使任何继续抵抗成为不可能。正是这批capitulards，在波尔多以共和国政府姿态重新复活之后，通过自己的前任大使梯也尔和外交部长茹尔·法夫尔，以所谓国民议会的多数的名义，远在巴黎起义之前便急切地哀求俾斯麦来解除巴黎的武装、占领巴黎、镇压“它的canaille〔暴徒〕”，这些都是俾斯麦从法国返回柏林途中在法兰克福亲口对他的膜拜者们以冷嘲热讽的口吻讲出的。让普鲁士人占领巴黎，是国防政府“计划”的底蕴。这帮人从在凡尔赛粉墨登场以来为了央求普鲁士进行武装干涉而表现的一副恬不知耻的嘴脸，甚至使欧洲的待价而沽的报纸也为之瞠目失色。自从巴黎国民自卫军不再在capitulards指挥之下而是把枪口指向capitulards以来，他们的英雄业绩甚至使那些最抱怀疑态度的人也不得不把“卖国贼”一词烙到特罗胥、茹尔·法夫尔及其一伙的无耻额角上。公社缴获的文件最后提供了这些人叛国大罪的法律证据。这些文件中有一些是受命执行特罗胥“计划”的波拿巴派sabreurs〔武人〕的信件；这些丑恶的家伙在这些信件里就嘲弄讥笑他们自己的“巴黎防务”（例如参看公社“公报”上公布的巴黎卫戍军炮兵司令、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获得者阿尔丰斯·西蒙·吉奥写给炮兵师将军苏桑的信）。
因此，很明显，现在组成凡尔赛政府的这批人，只有发动内战、断送共和国、在普鲁士的刺刀庇护下使君主制度复辟，才能逃脱铁案如山的卖国贼应有的命运。
但是，——而这对第二帝国的人物，以及那些只有靠第二帝国的土壤和空气才能变成冒牌人民喉舌的人物，是最具特征意义的，——共和国如果胜利，就不仅要给他们烫上卖国贼的烙印，而且还要把他们当做普通罪犯交付刑事法庭审理。只要看看茹尔·法夫尔、厄内斯特·皮卡尔、茹尔·费里这帮梯也尔手下的国防政府的要人就够了！
国民议会的一位议员米里哀尔先生公布过一系列在时间上前后分属二十来年的证据确凿的法律文件，证明茹尔·法夫尔在与一个住在阿尔及尔的酒徒的妻子姘居时，凭着一大堆无比复杂的大胆捏造的文据，以他的一些私生子女的名义谋得了一大笔遗产，因而变成了一个财主；后来在合法继承人提出诉讼时，只是由于波拿巴的法庭偏袒他，他的伪证才没有被揭穿。所以，茹尔·法夫尔这个口甜似蜜的家庭、宗教、财产、秩序的辩护士，原来老早就该受Codepénal〔刑法〕究办了。遇到任何一个公正的政府，他都免不了被判处终身苦役的命运。
厄内斯特·皮卡尔是凡尔赛现任内务部长，他钻营路易·波拿巴的官位没有成功，在9月4日自封为国防政府的内务部长［注：在“法兰西内战”定稿中马克思作了订正：厄内斯特·皮卡尔是国防政府的财政部长（见本卷第338页）。——编者注］。这位厄内斯特·皮卡尔是一个叫做阿尔图尔·皮卡尔的人的哥哥。从前，当厄内斯特·皮卡尔跟茹尔·法夫尔之流恬不知耻地提名他那位宝贝兄弟为塞纳—瓦瑟省的立法团议员候选人的时候，第二帝国政府曾公布两份文件：一份是巴黎警察局的报告（1867年7月31日），说这位阿尔图尔·皮卡尔曾经作为一个《escroc》〔“骗子手”〕而被逐出巴黎交易所；另一份是1868年12月11日的文件，根据这份文件阿尔图尔自己供认了当他在帕勒斯特罗街5号SociétéGénérale[379]的一个分公司任经理期间，曾经盗用过30万法郎。厄内斯特不仅派他的这位宝贝阿尔图尔担任他主办的“自由选民”（该报创刊于帝国时期，一直出版到今日，这是一份天天诋毁共和主义者为“强盗、土匪、partageux〔均产者〕”的报纸）的主笔，而且在他一当上“国防政府”的内务部长以后，还用阿尔图尔在内务部和股票交易所之间给他当财务纤手，利用他得到的国家机密去大发横财。
厄内斯特和阿尔图尔的全部“财务”信件都已落到公社手里了。正如多泪善哭的茹尔·法夫尔一样，厄内斯特·皮卡尔这个凡尔赛政府中的约·密勒，也是一个应受Codepénal〔刑法〕究办、该被判处苦役的人。
这个三人合唱队中的最后一人茹尔·费里，在9月4日以前还是一个吃不上饭的穷律师；他不满足于制造巴黎的饥馑，而且还巧妙地利用这饥馑刮了大笔钱财。当他将来不得不报告他在巴黎被围期间侵吞公款的经过的那一天，就会是他受裁判的一天！
因此，无怪乎正是这帮只有在受普鲁士刺刀保护的王朝下才可望免于苦役刑的人，正是这帮只有乘内战的混乱才能得到假释证的人，正是这些亡命之徒，才被梯也尔一眼挑中，被“地主议会”作为最可靠的反革命工具接受下来！
无怪乎当4月初被俘的国民自卫军在凡尔赛受到比埃特里的“羔羊们”和凡尔赛的暴徒们残暴至极的虐待时，厄内斯特·皮卡尔先生“双手插在裤袋里，在一群一群的俘虏中间踱来踱去，恣意拿他们要笑”，同时，“梯也尔夫人、茹尔·法夫尔夫人以及一伙与她们类似的容光焕发、兴高采烈的贵妇们，在省政府的阳台上”看着令人发指的景象拍手喝采。无怪乎正当法兰西的一部分在征服者的铁蹄下痛苦地挣扎着，正当巴黎——法兰西的心脏和头脑——为反抗内奸进行自卫而终日不断流着它的最宝贵的鲜血时……梯也尔们、法夫尔们及其同伙却沉湎于路易十四皇宫里的狂饮闹宴；如梯也尔为庆贺茹尔·法夫尔从卢昂（他是被派去和普鲁士人进行勾结（向普鲁士人乞怜）的）返回而举办的盛大fête〔宴会〕就是一例。这是漏网罪犯们的恬不知耻的狂欢暴欲。
如果说国防政府最初曾用梯也尔做他们的外交大使，派他去向欧洲各国宫廷乞求，以法国重立国王为代价来换得各宫廷对普鲁士的干涉；其后，他们又派他巡视法国各省，同各地的chateaux〔封建主砦堡〕进行串谋，并暗暗地准备那应和投降一起猝不及防地加到法国头上的大选，那末梯也尔则用这些人做了他手下的部长和高级官员。他们是靠得住的人。
在梯也尔的行动中，有一点颇为神秘难解，这就是他在加速巴黎革命上的轻率冒失行为。梯也尔用了这样一些办法来激怒巴黎：要他的“地主议员们”发出反对共和国的叫嚣，威胁要砍去巴黎的头颅并取消它的首都称号，颁布杜弗尔（梯也尔的司法部长）的使巴黎商业濒于破产的、关于商业期票échéances〔支付期限〕的三月十日法令，任命奥尔良派人物充任使节，把国民议会迁到凡尔赛，课征新的报刊税，查封巴黎的共和派报刊，恢复最初由八里桥［注：见本卷第49页脚注。——译者注］宣布的、但随着帝国政府在9月4日倾复而取消了的戒严，任命décembriseur〔十二月分子〕[380]、前参议院议员维努亚为巴黎总督，任命波拿巴的宪兵瓦伦顿为警察局长、任命耶稣会教徒奥雷耳·德·帕拉丹将军为巴黎国民自卫军总司令——他做了这些事还不满足，竟以微弱的兵力挑起了内战：让维努亚进攻蒙马特尔高地，并企图首先从国民自卫军那里夺走属于他们的，而且只因为是他们的财产才依巴黎投降协定留在他们手中的大炮，以便解除巴黎的武装。
这种d’enfinir〔把它解决掉〕的狂热是从哪儿来的呢？解除巴黎武装、镇压巴黎，当然是进行王朝反革命的首要条件，但是，像梯也尔这样一个老奸巨猾的阴谋家，若非为压倒一切的极其紧迫的动力所驱使，是不会在缺乏应有的准备的情况下，手头只有少得可笑的力量就贸然着手而使这桩棘手事业遭到失败的危险的。动机原来是这样。梯也尔由他的财政部长普野－克尔蒂约经手借了一笔债款，按规定是立即支付20亿，以后再分期陆续支付数十亿。在这项借款交易中，为梯也尔、茹尔·法夫尔、厄内斯特·皮卡尔、茹尔·西蒙、普野－克尔蒂约等这些显贵公民准备了一笔真正的御用pot-de-vin（酒钱）。但是，在这项交易上有一层障碍。在合同最后签字盖章之前，立约一方要求一项保证——平定巴黎。所以才有梯也尔的孟浪行动。所以才对竟敢干涉这桩好买卖的巴黎工人表现出那样野蛮的仇恨。
关于茹尔·法夫尔们、皮卡尔们等等，我们所说的已足以证明他们是这种假公济私勾当的宝贝同谋者。至于梯也尔本人，尽人皆知，在路易－菲力浦治下他两度组阁，捞了200万；在他任首相时（1840年3月），众议院曾指责他从事交易所投机活动，为了回答这个指责，他那时流了眼泪鼻涕；他像茹尔·法夫尔以及著名喜剧演员弗雷德里克·勒美特尔一样，随时都能拿出这种货色。人们同样也都知道，为了挽救法国由战争造成的财政危机，梯也尔先生采取的第一项措施就是给自己规定了300万法郎的年俸，这个数目恰恰和路易·波拿巴在1850年因允许梯也尔先生及其在立法议会中的党羽废除普选权而从他们那里得到的数目相等[381]。梯也尔先生自定年俸为300万法郎，这就是他在1869年给他的巴黎选民描绘的那个“节俭共和国”的第一着。说到普野-克尔蒂约，此人是卢昂的一位棉纱厂厂主。1869年，厂主会议宣布为“征服”英国市场而必须普遍降低工资，他就是那个厂主会议的领导人——这条毒计当时被国际挫败了[382]。普野-克尔蒂约在各方面都狂热地、甚至可以说是卑躬屈膝地拥护第二帝国，只是在一点上他觉得第二帝国不好，那就是第二帝国和英国缔结的商约损害到他自己开办的工厂的利益。作为梯也尔先生的财政部长，他的第一步是痛斥那个“可恨的”商约，并宣布必须恢复旧日的保护关税来保护他自己的工厂。他的第二步是这样一个爱国的尝试，即以恢复旧日的保护关税来打击亚尔萨斯，借口是没有任何国际条约阻挡着他对亚尔萨斯重新实施保护关税。借助这一妙着，他自己在卢昂的工厂就会摆脱牟罗兹的那些敌对工厂的危险竞争。他的最后一步是赏给他的女婿罗什-朗贝尔先生一份礼物——派他为卢瓦尔总收税官，这是落到统治的资产阶级手里的肥赃之一；普野-克尔蒂约曾经对他的帝国时代的前任曼涅先生十分不满，就是因为曼涅先生曾把这一大肥缺赏给了自己的儿子。所以，这位普野－克尔蒂约确实是执行上述那项勾当的适当人选。
3月30日“号召报”[383]载，前任巴黎市长茹尔·费里于3月28日向市税稽征所的官员发出通令，禁止……继续为巴黎课征任何市税。
种种政治小骗局，——小人的肚肠……溃烂的良心……无休无止的议会阴谋策划者……无聊的权术和计谋……重复他的关于自由主义、关于《libertésnécessaires》〔“必不可少的自由〕”的说教……热衷于……以有力的理由反驳认为有失败的可能……头头是道的反驳论据……一种卑劣透顶的英雄主义……侥幸得逞的议会计谋……
厄·皮卡尔先生是一名强盗，在整个巴黎被围困期间，他一直在交易所利用我们军队的失败投机取巧。
屠杀，叛卖，纵火，暗杀，诽谤，造谣。
梯也尔自己在区长等会议上（4月25日）的演说中说：
“杀害克列芒·托马和勒康特的人”不过是一小撮罪犯，——“以及那些有充分证据可以被认为是这些罪行的共谋犯或是协助犯的人，就是说极少的一小撮人”。
杜弗尔
杜弗尔想用对外省报纸进行法律起诉的办法击溃巴黎。因报刊鼓吹“和解”而对之进行审讯，实在荒唐。
杜弗尔在梯也尔的阴谋策划中起着很大的作用。他用他的三月十日法令搅动了负债累累的整个巴黎商业；用他的关于巴黎房租的法令威胁了整个巴黎。颁布这两项法令都是为了惩罚巴黎，因为它曾经挽救了法国的荣誉，延缓了向俾斯麦投降达六个月之久。杜弗尔是一个奥尔良党人，是一个就议会意义而言的“自由派”。因此，他一向是镇压部长和戒严部长。
他第一次出任大臣是在1839年5月13日，即在共和党的dernièreprised’armes〔最后一次武装起义〕失败以后[384]，所以他是当时七月政府的残酷无情的镇压大臣。
1849年6月2日[385]，曾被迫于（1848年）10月29日取消戒严的卡芬雅克，召来两位路易-菲力浦的大臣进入他的内阁（杜弗尔任内务部长，还有维维延）。他是在普瓦提埃大街[386]（梯也尔）要求之下任命他们的，因为普瓦提埃大街要求保证。他希望用这种办法在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中获得保皇党的支持。杜弗尔使用了最非法的手段使卡芬雅克当上了候选人。恫吓和贿选达到前所未见的程度。杜弗尔在法国散布大量诋毁别人的印刷品来攻击其他候选人，尤其是攻击路易·波拿巴，这一点并没有妨碍他后来成为路易·波拿巴的部长。杜弗尔再度成为1849年6月13日的戒严部长（这次戒严是为了对付国民自卫军为反对法军炮轰罗马等事所举行的示威）。现在，他又成为戒严部长，这次戒严是在凡尔赛宣布的（戒严地区是塞纳—瓦瑟省）。宣布任何省戒严的大权已授予梯也尔。现在，正像1839年和1849年一样，杜弗尔要求新的镇压法、新的出版法、“简化军法审判手续”法。他在分发给各总检察官的一份通告里，痛斥“议和”这种呼声是报界的一项罪行，应严惩不贷。对法国司法界具有特征意义的是，只有一位总检察官（马延省的）［注：路·瓦什隆。——编者注］写信给杜弗尔提出辞职……
“当此内战之际，行政当局命令我卷入党派斗争，对那些我的良心认为完全无辜的公民仅为他们呼出和解这一字眼而予以迫害，因此，我无法给这样一个行政当局效力。”
杜弗尔在1847年属于阴谋反对基佐的“自由联盟”，正如他属于1869年的阴谋反对路易·波拿巴的“自由联盟”一样[387]。
至于说到三月十日法令和房租法令，应当指出，杜弗尔也好，皮卡尔也好（两人都是律师），他们的最好的顾主都是属于不愿由于巴黎被围而损失一个小钱的房东和阔老们。
现在，也和1848年二月革命后一样，这些人对共和国说的是当初刽子手对唐·卡洛斯说过的话：《Jevaist’assassiner，maisc’estpourtonbien．》（“我要杀你，是为了你好。”）
勒康特和克列芒·托马
在维努亚企图占领蒙马特尔高地以后（3月18日4点钟，他们在红宫花园被枪决），勒康特将军和克列芒·托马就被第八十一常备团的那些情绪激昂的士兵们抓起来枪毙了。这是一项不顾中央委员会的几位代表的力劝而执行的私审的即决行动。勒康特这个带着肩章的凶手，在皮加尔广场上曾一连四次命令他的军队开枪射击一群手无寸铁的妇孺。士兵没有射击人群，而是把他枪毙了。克列芒·托马曾做过军需官，是一个在六月屠杀（1848年）前夕被国民报派（他做过该报的gérant〔经理〕临时提拔起来的“将军”；他的军刀除了染满巴黎工人阶级的鲜血之外，从未沾濡过其他敌人的血迹。他是蓄意激起六月起义的阴狠毒辣的策划人之一，也是那次起义的最残暴的刽子手之一。1870年10月31日，巴黎无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突然袭击设在市政厅的“国防政府”并且将政府人员逮捕起来的时候，这些自封官爵的人们，这些被他们的一个同伙皮卡尔最近称为gensdeparoles〔说话算话的人〕，都立下了信誓：他们一定让位给公社。他们以此获释之后，随即把特罗胥的布列塔尼兵开来进攻那些过于轻信而释放了他们的人。然而，他们之中有一个人，即塔米济埃先生，辞去了国民自卫军总司令的显职。他拒绝背弃自己的信誓。于是克列芒·托马的运气又来了。他被任命为国民自卫军总司令来代替塔米济埃。他是执行特罗胥“计划”的最合适的人选。“他从不向普鲁士人作战”，他只向国民自卫军作战，他瓦解、分裂、诽谤中伤国民自卫军，把国民自卫军中反对特罗胥“计划”的军官全部清洗掉，唆使国民自卫军的一部分人去反对另一部分人，布置使国民自卫军损兵折将的“出击”，好让它备受嘲笑。这个家伙被六月屠杀中的冤魂所缠定，当他在3月18日嗅到又要屠杀巴黎人民的气息时，他完全不是出于官方差遣而是情不自禁地又重新登上战争舞台。人民的怒火一爆发，他就成了私审的牺牲品。而那批把巴黎交给décembriseur〔十二月分子〕维努亚处置以便断送共和国、并根据普野－克尔蒂约所立合同领取pots-de-vin〔酒钱〕的人们，现在居然大嚷大叫：杀人犯！杀人犯！急于吮吸“无产者”鲜血的欧洲报纸也响应了他们的这种嚎叫。“地主议会”里上演了一场歇斯底里的“痛心”的闹剧；这回仍和从前一样，他们这两位朋友的尸首，是他们求之不得的对付敌人的武器。他们要巴黎和中央委员会对它们无法控制的一桩事件负责。人们都知道，在1848年6月的日子里，“秩序人物”怎样就巴黎大主教被杀事件掀起了震荡全欧的反对起义者的愤怒叫嚣。其实，他们甚至在当时就已经从大主教手下的那位陪伴他到街垒去的大司铎雅克美先生的证词中完全知道，大主教是被卡芬雅克的军队而不是被起义者射杀的，可是，大主教的尸体正好服务于他们的目的。现任巴黎大主教达尔布瓦先生是公社为了对付凡尔赛政府的野蛮暴行、进行自卫而扣押的人质之一，从他给梯也尔的一封信看来，他似乎有一种奇特的预感，即特朗斯诺南爸爸[388]切望在他身上投机，想利用他的尸体激起一种神圣的愤怒情绪。凡尔赛的报刊几乎没有一天不宣告达尔布瓦已被处死；要是从“秩序人物”的层出不穷的暴行、违反所有战争公法来说，如果不是公社，任何别的政府早就会批准把达尔布瓦处死了。凡尔赛政府刚刚取得第一次军事胜利，率领宪兵杀害仗义豪侠的弗路朗斯的德马列上尉便立即得到梯也尔的勋绶。弗路朗斯在10月31日救了“国防”政府成员的生命。从巴黎逃出的维努亚（逃亡者）被授予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因为他在多面堡里枪杀了我们被俘的英勇同志杜瓦尔，因为他的第二件功绩是枪决了几十名被俘的站到巴黎人民方面的常备军士兵，并且用“十二月的方式”[389]揭开了这次内战。加利费将军——用伦敦的一个廉价文丐的微妙形容语来说，是“在化装舞会上素以服饰号称第二帝国奇观之一的那位迷人的侯爵夫人的丈夫”——在吕埃伊附近对国民自卫军的一个队长、副官和士兵发动“突袭”，立即把他们枪决，随即发布一份公告来夸耀他的这项功绩。这些只是凡尔赛政府正式谈到的并引以为荣的谋杀事件中的几桩。第八十常备团的25名士兵被第七十五常备团作为“叛逆”执行枪决。
“每个从共产主义者队伍中俘获的穿着常备军制服的人立即就地枪决，毫无宽赦。政府军极端凶暴。”
“梯也尔先生向议会报告了处死弗路朗斯的令人兴奋的细节”。
凡尔赛。4月4日。梯也尔这个其貌不扬的侏儒，谈到押往凡尔赛的俘虏时说（在他的公告中）：
“正直人士〈比埃特里的爪牙！〉的忧伤的目光，还从来没有看到过一种无耻民主制度下的如此无耻的面孔。”
“维努亚抗议对起义的军官或常备军士兵表示任何怜悯。”
4月6日。公社关于报复（和人质）的法令：
“鉴于凡尔赛政府公开蹂躏人道的法律和战争的法律，它犯下了连入侵法国的外敌都干不出来的骇人暴行……特此决定……”（法令各条列后）[390]
4月5日。公社公告：
“凡尔赛匪徒每天都在屠杀和枪决我们的俘虏，每时每刻我们都获悉又干下新血案的消息……人民，甚至当他们愤怒的时候，仍像憎恶内战一样地憎恶流血，但是，他们有责任保卫自己不受敌人的野蛮虐杀，因此，无论代价多大，都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391]
“对巴黎作战的市警每天领10个法郎。”
凡尔赛。4月11日。高级军官和其他目击者津津有味地叙述战俘（并非逃兵）遭到冷酷枪杀的骇人听闻的细节。
达尔布瓦在给梯也尔的信中抗议
“以过分的残暴行动增加自相残杀的战争恐怖”。
德盖里（马德兰教堂主持）也以同样的语气写道：
“这些处决激起了巴黎的强烈愤怒，可能导致可怕的报复”。“已经这样决定：今后再有一人被处死，这里就从拘禁的许多人质中处死二人。请你考虑，我以教士身分向你提出的要求是多么迫切、多么绝对地必要。”
在这种种暴行发生时，梯也尔却告诉各省省长说：《L’Assem-bléesiègepaisiblement》〔“议会在平静地开着会。”〕（Elleaussialecoeurléger〔议会也很很松〕［注：这是借用内阁首相奥利维耶的话。向普鲁士宣战前夕奥利维耶声称，他“轻松地”承担战争的责任。——编者注］）。
梯也尔和他的“地主议会”十五人委员会[392]恬不知耻地“正式否认”“硬推在凡尔赛军队头上的臆造的就地处决和报复行为”。但是，特朗斯诺南爸爸在他的关于炮轰巴黎的4月16日通告中说：
“如果曾经打了几发炮弹，那也不是凡尔赛军队打的，而是一些叛乱者为了假装他们在作战才打的，可是实际上他们连头都不敢露出来。”
梯也尔表明了，他至少在一件事上，即在发表谎话连篇的公报上，超过了他膜拜的英雄拿破仑第一。（当然，巴黎是在自己轰击自己，以便能够中伤梯也尔先生！）
为了回答波拿巴派恶棍们的这些凶暴的挑衅行为，公社只限于拘禁一些人质，提出要进行报复的威胁，但是它的威胁一直没有见诸行动！甚至于化装为军官的宪兵，甚至于身上搜出炸弹的被捕市警，都没有交付军事法庭！公社不肯让这些爪牙鹰犬的血玷污自己的双手！
3月18日之前的几天，克列芒·托马向陆军部长勒夫洛呈递了一份将四分之三的国民自卫军解除武装的计划。他说：
“暴徒的精华集聚在蒙马特尔周围，并且和伯利维尔一致行动。”
国民议会
那批在凡尔赛当权的人物早将所有要塞交给了敌人，出卖了毫无防御的巴黎。2月8日在敌人的压力下选出了国民议会，这个凡尔赛议会只有一个目的——根据1月28日在凡尔赛签字的投降协定明白规定的唯一目的，即决定是继续战争，还是签订和约；如果要签订和约，便商定和约的条件，并保证尽可能迅速地使普军从法国领土上撤退。
尚济，巴黎大主教等人
尚济的被释放几乎是和赛塞的撤退同时发生的。保皇派记者们都一致认定这位将军要被处死的。他们想把这项可爱的行动加在红色党人头上。他们说曾三度下令要将他处决，这次他真的要被枪毙了。
旺多姆广场事件［注：见本卷第617—619页。——编者注］以后，凡尔赛是一片慌乱。预料3月23日会向凡尔赛进攻，因为公社运动的领袖们已经宣布了：如果国民议会采取任何敌对行动，他们就要向凡尔赛进军。议会没有采取什么敌对行动。相反地，它通过了一项同样紧急的动议，决定在巴黎进行公社选举等等。议会用这些让步承认了它的无力。就在同时，保皇党在凡尔赛酝酿着种种阴谋。波拿巴的将军们和奥马尔公爵[393]。法夫尔公开承认他已经接到了俾斯麦的一封信，信中宣称如果到3月26日还不恢复秩序，德军就要占领巴黎。红色分子看穿了他的小把戏。旺多姆广场事件是这个赝造文契的老手、卑鄙恶劣的耶稣会教徒茹尔·法夫尔挑起的，他（在3月21日？）登上凡尔赛议会的讲坛，来侮辱那些把他从卑微中提拔起来的人民，挑拨巴黎和外省的对立。
3月30日。公社公告：
“今天，那些你们甚至不屑追击的罪犯们，竟滥用你们的宽大胸怀，就在巴黎城的大门口筑起了一个进行保皇阴谋的巢穴。他们制造内战；他们使用一切腐败的手法；他们愿与任何人结伙共谋；他们竟无耻到乞求外国的援助。”[394]
梯也尔
4月25日，梯也尔在接待塞纳省各区区长、区长助理、城郊市镇参议员时说：
“共和国确实存在着。行政首脑不过是一个普通公民。”
依梯也尔看来，法国从1830年到1871年的进展就在于：在1830年，路易－菲力浦是“最好的共和国”；到了1871年，路易-菲力浦王朝时的大臣化石，小梯也尔本人是最好的共和国。
梯也尔先生是以僭越开始他的统治的。国民议会任命他为议会内阁的首脑；他把自己任命为法国行政的首脑。
国民议会和巴黎革命
在外国侵略者的命令下召开的国民议会，根据1月28日凡尔赛协定的明文规定，只是为着一个目的选出的：或是决定继续战争，或是确定议和条件。巴黎的capitulards〔投降派〕在号召法国人民参加投票的时候，自己就明白地规定了议会的这项特殊任务，议会的成分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用这一点来解释。Capitulards奴颜婢膝地接受了停战协定，这个协定的条款本身已经使战争根本不可能继续下去，因而议会在实际上只能签订一个屈辱的和约；为了完成这项特殊工作，法国最坏的人是最合适的人。
共和国是在9月4日由巴黎人民宣告成立的，而不是由在市政厅中擅自建立国防政府的讼棍们宣告成立的。它受到法国举国一致的欢迎。它通过以巴黎的长期抵抗为基础的五个月的战争为自己争得了存在的权利。如果没有共和国进行的、并且是以共和国名义进行的这一战争，那末，在色当投降以后，帝国就会被俾斯麦恢复起来，而以梯也尔先生为首的讼棍们就不会是代表巴黎投降，而是为了保证他们自己不至于到凯恩去旅行而投降，也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地主议会。只是由于巴黎开始了共和革命，地主议会才集聚起来。地主议会并不是一个制宪议会，像梯也尔先生重复说得令人发呕的那样；如果不是仅仅作为共和革命中发生的事件的记录者，那它连宣布波拿巴王朝被推翻的权利都没有。因此，法国的唯一的合法权力就是以巴黎为中心的革命本身。进行这次革命不是为了反对小拿破仑，而是为了铲除产生第二帝国的、并在第二帝国政权下得到登峰造极发展的那些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如果这些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不被法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生力量所铲除，法国就会变成一具尸体，像这次对普鲁士的战争鲜明地揭示的那样。地主议会只从革命手中取得了代表权去签订由现任“行政当局”承担起来的卖身给外国侵略者的灾难性条约。因此这个地主议会竟企图把革命说成自愿的投降派，乃是骇人的僭越。它对巴黎的战争不过是在普鲁士刺刀庇护下的一次怯懦的Chouan-nerie[395]。这是谋害法国的露骨阴谋，其目的在保持堕落的、衰退的、腐烂的阶级的特权、垄断地位和奢侈生活，正是这些阶级已把法国拖向深渊，只有真正社会革命的海格力斯的巨手才能把它挽救出来。
梯也尔的最精锐的军队
还在成为“国家要人”以前，梯也尔先生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就已经显出他的说谎才能了。但是，矮人所特有的虚荣心这一回却使他丢丑，使他受到无以复加的嘲笑。他的秩序军是：出于俾斯麦的恩典刚从普鲁士监狱中遣送回来的波拿巴兵痞的渣滓、教皇的朱阿夫兵、沙列特的朱安兵、卡特利诺的万第兵、瓦伦顿的“市警备队”[396]、比埃特里的过去的市警以及在路易·波拿巴时代不过是军队里的密探、而在梯也尔先生手下构成军队精华的瓦伦顿的科西嘉宪兵，而且所有这些人都处在带着肩章的mouchards〔侦探〕监视之下，由丧尽廉耻、临阵脱逃的十二月分子元帅们指挥。就是这一批乌七八糟的该绞杀的东西，梯也尔先生美其名为“法国从未有过的一支最精锐的军队”！如果说他允许普鲁士人还驻扎在圣丹尼，这只是他想要用凡尔赛的这支“最精锐的军队”的军容去吓唬吓唬他们。
梯也尔
种种政治小骗局。无休无止的议会阴谋策划者梯也尔先生，一向只不过是一个“能干的”报人，一个巧鼓舌簧的“辩客”，一个玩弄议会骗局的专家，背信弃义的老手，议会党派斗争中的细小权术、卑鄙奸诈和阴谋诡计的巨匠。这个邪恶的侏儒在半个世纪中一直受法国资产阶级倾心崇拜，因为他是这个资产阶级的阶级腐败的最真实的思想代表。当他置身在反对派之列时，他喋喋不休地重复着他那libertésnécessaires〔必不可少的自由〕的陈腐说教，轮到他上台时便压制这些自由。当他在野时，他常常用法兰西的宝剑来恫吓欧洲。他的外交成就实际上是什么呢？那就是：在1841年咽下了伦敦公约的耻辱[397]；以反对德国统一的激昂言论加速了对普战争；1870年，他遍访欧洲各宫廷进行乞求，给法国丢脸；1871年他签署了巴黎投降书，接受了“不惜任何代价的和平”，并向普鲁士央求到了一个让步——让他在自己的被蹂躏的国家里发动内战并给他以发动内战的手段。当然，现代社会中隐藏着的活力始终是他这号人所不知道的，可是他竟连现代社会表面发生的最明显的变化也不能领悟。例如，他把一切违反法国陈旧的保护关税制度的东西都指斥为渎犯神明；他在当路易-菲力浦的大臣时，竟然轻蔑地把修铁路指斥为荒诞的怪事；甚至在路易·波拿巴时代，他也激烈反对任何改革法国陈腐的军事制度的措施。这是一个没有思想、没有信念、没有胆识的人。
由于渴望着炫耀自己、舞权弄势、染指国库，所以当他被排挤到反对派地位时，他总是不择手段地煽动民众情绪，挑起大祸，以便取代对手。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一个职业“革命家”。他同时也是一个最浅薄的墨守陈规的人，等等。他辱骂工人阶级为“贱民”。他的一个从前在立法议会中的同僚贝累先生（是和他同时的人，一个资本家，然而也是巴黎公社的一个委员）在一篇公开声明中对他这样说：
“使劳动受资本的奴役（asservissement），一向是你的政策的基础。从你看到劳动共和国在巴黎市政厅内宣告成立的那一天起，你就没有停止过向法国叫喊：他们都是些罪犯！”
无怪乎梯也尔先生已经叫他的内务部长厄内斯特·皮卡尔下令防止“国际协会”和巴黎通消息了（3月28日议会会议）。梯也尔给他的省长和专区区长的通告说：
“人数远远超过坏工人的善良工人们应当了解：如果面包又一次从嘴边飞掉了，那他们应该责怪那些搞国际的能手，那些人自封为劳动的解放者而实际是劳动的暴君。”
没有国际……［注：手稿中这一句话没有写完。——编者注］
（现在谈谈钱的事）。（他和法夫尔已经把他们的钱汇到伦敦去了。）谚语说：匪盗失和，真相败露。因此，我们要结束他的脸谱的描绘，最好不过是援引一下在伦敦出版的、属于他的凡尔赛将领们的主子的机关报。3月28日的“形势报”[398]写道：
“梯也尔先生每次出任大臣总是推动士兵去屠杀人民。他杀父乱伦，侵吞公款，抄袭剽窃，叛卖暗算，野心勃勃，impuissant〔毫无才能〕。”
狡诈诡计、托辞推诿的能手。
七月革命以前，他和共和党人混在一起，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代，他挤掉了他旧日的恩人拉菲特而第一次钻得了大臣的位置。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是把他旧日的合作者阿尔芒·加莱尔投入监牢。他靠着充当对付贝里公爵夫人的密探和监狱产婆而博得了路易-菲力浦的宠信。但是他的活动的中心内容，是在特朗斯诺南街屠杀起义的巴黎共和党人和制订取缔报刊的九月法令，后来这些法令被当做已经用钝的工具一样丢开了。1840年，他再度凭权谋登台后，提出了加强巴黎防务的方案。整个民主党人，除了“国民报”派资产阶级共和党人，都反对这个方案，认为这是企图危害巴黎的自由。梯也尔先生在众议院讲坛上答复他们的强烈指责时说：
“什么话？你们以为一加强城防就会危害自由吗？……这样的设想是不顾一切现实。你们首先就是存心毁谤，竟以为有某一个政府为了保持政权而敢于在某个时候轰击巴黎。什么话？一个政府用炸弹炸开残废军人院或名人纪念堂的穹顶，纵火烧掉你们家庭的住宅以后，还能站在你们面前请求你们批准它的存在么！这样一个政府在胜利后将会比在胜利前更难立足一百倍。”
是的，路易-菲力浦的政府也好，波拿巴摄政的政府也好，都没有敢从巴黎撤走，然后来轰击它。对城防工事的这种使用法，留给了这些工事的最初策划人梯也尔先生。
1848年1月，当那不勒斯的炮弹国王［注：斐迪南二世。——编者注］炮击巴勒摩城的时候，梯也尔先生又在众议院发表演讲说：
“诸位先生，你们都知道在巴勒摩发生的事情：当你们听说有一个大城市竟被连续轰击了48小时之久，你们大家都感到震恐。究竟是被谁轰击的呢？是被行使战争权利的外敌轰击的吗？不是的，诸位先生，是被它自己的政府轰击的。究竟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不幸的城市要求享受它的权利。好吧，就是为了要求享受它的权利，它竟得到了48小时的轰击。请允许我向欧洲的舆论呼吁。从这个也许是欧洲最伟大的讲坛上，用愤怒的言辞来斥责这种行动，这将是对人类的一种贡献。诸位先生，五十年前，当奥地利人行使战争权利，为了避免长期围困而想炮轰利尔城的时候，后来，当英国人也是行使战争权利而炮轰哥本哈根的时候，最近，当为自己祖国效过劳的埃斯帕特罗摄政王想以炮轰巴塞罗纳城来镇压那里的起义时，全世界各地都发出了共同的愤怒的呼声。”
过了一年多一点，梯也尔就成了法兰西共和国军队炮击罗马的最狂热的辩护者了，他百般颂扬他的朋友尚加尔涅将军，因为他的这位朋友用大刀挥砍那些对这一破坏法国宪法行为表示抗议的巴黎国民自卫军。
1848年二月革命前几天，因受基佐的排挤、长期不能获得权位而满腹忿懑的梯也尔，一嗅到了人民风暴将临的气息，就希望这能帮助他撵走对手而强使路易－菲力浦任用他。于是梯也尔在众议院中喊叫道：
“我属于革命党，不但属于法国的革命党，而且也属于全欧洲的革命党。我希望革命政府留在温和派的手中……但是，即令这个政府转到了热烈人物以至激进派的手中，我也决不因此放弃我所拥护的事业。我将永远属于革命党。”
从共和国宣告成立起直到coupd’état〔政变〕止，镇压二月革命就成为他的唯一工作。
二月革命爆发后最初几天，他忧心忡忡地隐藏了起来，而巴黎工人却对他如此鄙视，甚至不屑于恨他了。但是，他那种尽人皆知的怯懦——这曾使阿尔芒·加莱尔在听到梯也尔自己吹嘘“有一天要死在莱茵河岸上”以后回答说：“你将死在阴沟里”——使他不敢在六月起义者被屠杀、亦即人民力量被击溃以前，在公共场所抛头露面。最初，他只限于秘密指挥普瓦提埃大街总会的阴谋，这个阴谋后来导致帝国的复辟；直到局势相当明朗，他才重新公开露面。
巴黎被围期间，有人问巴黎是否准备投降，茹尔·法夫尔回答说：要说出“投降”一语，先得炮击巴黎！这也就说明他对普鲁士人炮击的抗议不过是演戏，表明普鲁士人的炮击不过是一种虚张声势，而梯也尔的炮击才是冷酷的现实。
议会小丑。
他在官场上已经混了四十年。在政治或生活的任何方面，他从来没有倡导过一项有益的措施。他好虚荣、喜猜疑、贪图享乐，从来没有写过和谈过正经事。在他看来，事物本身只是供他动笔杆耍嘴皮的因由。除了对高官厚禄和自我炫耀的渴求之外，他身上没有任何真实的东西，甚至于他的沙文主义也不例外。
他以他那庸俗的职业报人的本色，时而在他的公报里嘲笑他的凡尔赛俘虏的样子难看，时而报道地主议会“轻松愉快”，时而发布占领“木兰-萨克”（5月4日）并俘掳300人的公报，使自己成为笑料。
“其余叛乱分子拔腿奔逃，在战场上遗弃150名伤亡者”，他恶狠狠地补充说：“这就是明天公社在它的公报中所能庆贺的胜利。”“巴黎不久即将从压迫它的凶残暴君下解放出来。”
巴黎——这个对他作战的巴黎人民群众的巴黎，不是“巴黎”。“巴黎——那是富人的、资本家的、游手好闲者的巴黎”（难道不是世界妓院？）。这就是梯也尔先生的巴黎。真正的巴黎，劳动的、思想的、战斗的巴黎，人民的巴黎，公社的巴黎，是一群“贱民”。梯也尔先生对待巴黎乃至于对待法国的整个态度就是这样。以“和平游行”和赛塞的逃窜来表现其勇气的巴黎；目前麕集在凡尔赛、吕埃伊、圣丹尼、勒河岸圣热尔门的那批人以及随着跟去的那些依附于“宗教、家庭、秩序、财产人物”的荡妇们的巴黎；（真正“危险的”，剥削和游堕阶级的巴黎）（《franc-fileurs》[399]），从望远镜中欣赏战斗的进行、把“内战只当做惬意消遣”的巴黎——这才是梯也尔先生的巴黎（正像科布伦茨城的亡命之徒[400]是卡龙先生的法国一样）。他带着庸俗报人的本色，连维持表面的尊严都不会，但是他为了不违背“正统派”的礼节而杀害妇女和儿童（被害者的尸体是在讷伊的废墟中发现的）。他硬要用汽油弹燃烧克拉马尔来点缀他下令在法国举行的市镇选举。罗马历史学家们在描述尼禄的性格时，最后都以这个魔君自诩有吟歪诗、演喜剧的天才这一点作结语。但是，若把一个像梯也尔那样的区区职业报人、议会小丑扶上台去，他一定会使尼禄相形见绌。
他允许波拿巴“将军们”肆意对巴黎进行报复，这只是在起着他作为阶级利益的盲目工具的作用；但是，他在公报、演说、宣言的小插剧里流露出他这个报人的虚荣、庸俗和低级趣味，这倒是在起着他个人的作用。
他把自己比做林肯，把巴黎人比做南方叛乱的奴隶主。南方人是为着劳动奴隶制和脱离合众国而战。而巴黎是为着劳动的解放和使政权脱离梯也尔这帮想成为法国的奴隶主的国家寄生虫而战！
他在对区长们的演说中说：
“你们可以信赖我的话，我从来不食言！”
“本届议会是法国所曾选出的最开明的议会之一。”
“只要秩序和劳动不受到那些自封为共和国利益的特别保护人的经常危害”，
他就要拯救共和国。
他在议会的4月27日会议上说：“议会比他本人还要开明！”
他在辩嘴时一向以痛斥维也纳条约作为王牌，但他自己签订的巴黎条约[401]，不仅割让了法国的一部分（不仅使将近半个法国被占领），而且甚至不要求俾斯麦具体列出并证明他所花的战费就承担了几十亿赔款！他甚至于不让波尔多的议会逐节讨论他的降书！
他一辈子都在责难波旁分子，责难他们是跟在外国军队屁股后面回来的，责难他们在缔结和约[402]后对待占领法国的盟国上有失尊严，可是他自己在他签订的条约里对俾斯麦要求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给他4万军队来制服巴黎（这是俾斯麦在德国国会中讲的）。就安内攘外来说，巴黎有它的武装的国民自卫军，完全足以保障安全。但是，梯也尔除了使巴黎向外国人投降之外，还要使巴黎向他本人及其同伙投降。规定这一条款就是规定要打内战。他开始这场战争不仅是在普鲁士的默许下，而且还依靠它提供的便利，即依靠普鲁士慷慨地从德国监牢里遣返给他的法军俘虏！他在他的公报里，在他以及法夫尔的议会发言里，对普鲁士卑躬屈膝；在他要求俾斯麦进行干涉未果（正如俾斯麦自己声明的）之后，他还是每隔一星期就用普鲁士的干涉来威胁巴黎。和这个小丑、这个沙文主义的大信徒相比，波旁分子简直可说是尊严的化身了！
普鲁士被击溃后（1807年的提尔西特和约），它的政府感到，只有经过一次巨大的社会更新（大变动）才能挽救它自己和全国。它在封建王朝的范围内，把法国革命的成果小规模地移植到普鲁士去。它解放了农民，等等[403]。
俄国在克里木的战败——虽然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或许可能为它挽回荣誉，在巴黎的外交胜利也可能使外国人感到眩惑——在国内揭示了它的社会制度和行政制度的腐朽；于是它的政府在战后解放了农奴，改革了全部行政制度和司法制度[404]。在这两个国家里，大胆的社会改革都受到了阻碍，都有其局限性，因为这些改革都是由君主赏赐的，而不是（并非）由人民夺得的。虽然如此，仍然发生了一些巨大的社会变革，这些变革取消了统治阶级的最恶劣的特权，改变了旧社会的经济基础。这两个国家感到，沉疴大病只能用勇敢的措施来医疗。它们感到，只有进行社会改革，唤起民众振兴的因素，才能对付胜利者。1870年法国的灾祸在近代世界历史中是无与伦比的事！它表明：官方的法国、路易·波拿巴的法国、统治阶级及其国家寄生虫的法国是一具腐烂的尸体。这批趁人民惊慌失措时攫取政权，并依靠与外国侵略者勾结而继续控制政权的无耻之徒，他们的第一个企图是什么呢？就是在普鲁士的庇护之下，用路易·波拿巴的兵卒和比埃特里的警察来谋杀从巴黎开始的民众振兴的光荣事业；召唤所有被七月革命打倒的旧正统派的幽灵和被二月革命打倒的路易－菲力浦时代的冥顽不化的骗子手，共同举行一次反革命的庆宴！这种太不自爱的英雄行为是历史记载中闻所未闻的！但是，最能说明时代特点的是：它并没有引起官方的欧洲和美国方面普遍的愤怒呼声，反而激起了一股同情和对巴黎狂暴诋毁的逆流！这证明忠实于自己历史先例的巴黎是在谋求法国人民的复兴：使他们成为复兴旧社会的斗士，使人类的社会复兴成为法国的民族事业！这是使生产阶级摆脱剥削阶级以及它们的仆从和国家寄生虫而得到解放；这些剥削阶级的仆从和国家寄生虫证明这句法国谚语的正确：《lesvaletsdudiablesontpriequelediable》〔“小鬼比阎王厉害”〕。巴黎已经举起了人类的旗帜！
3月18日：政府对
“所有期刊不分性质每份征印花税两生丁”。“在戒严状态解除之前，禁止发行新报刊。”
法国资产阶级的不同集团都曾依次执政当权：在（旧波旁分子）复辟时期是大土地所有主；在（路易-菲力浦）七月议会王朝时期是资本家，而波拿巴派和共和派分子则一直在幕后挟怨争斗。他们的种种党争和阴谋当然都是打着公众福利的幌子进行的，这些王朝被人民革命打倒了，另一个又登台了。（二月）共和国的建立使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这时，资产阶级的所有各集团联合为秩序党，这是土地所有主和资本家为维持对劳动的经济奴役、维护保障这种奴役的国家压迫机器而结成的党。共和代替了王朝，因为单单王朝这个名称就意味着资产阶级的一个集团驾驭另一集团，意味着一方的胜利和另一方的失败（意味着一方的得胜和另一方的屈辱），而共和则是联合起来的资产阶级各集团的、集所有人民剥削者之大成的无名股份公司；实际上，正统派、波拿巴派、奥尔良派、资产阶级共和派、耶稣会教徒，伏尔泰信徒，彼此抱成了一团。他们已经不再躲藏在王冠的庇护之下，已经不能再把他们的那些党争粉饰为争取人民利益的斗争从而使人民对它们发生兴趣，已经不再彼此分高下。他们的阶级统治是与生产群众的解放直接公开对抗的——秩序是他们的阶级统治的经济政治条件的代称，是奴役劳动的代称；资产阶级制度的这种无名形式或共和形式——这种资产阶级共和国，这种秩序党的共和国，是一切政治制度中最可憎的制度。它的直接任务，它的唯一的raisond’être〔存在意义〕就是镇压人民。它是阶级统治的恐怖。做法是这样的：人民奋身战斗、完成革命之后，宣布共和，为召开国民议会扫清了道路，然后，那些以有名的共和言论为其“共和国”保证的资产者们，就被这个由战败的共和死敌组成的议会的多数推上前台。这些共和派受命负责激怒人民，使他们落入举行起义的圈套，然后用火和剑加以消灭。以卡芬雅克为首的“国民报”派在二月革命以后就起了这一作用（六月起义）。这些共和派对群众犯下了这桩罪行之后就失势了。他们已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尽管他们还被允许在反对无产阶级的共同斗争中支持秩序党，但同时他们却被逐出政府，不得不退至后排，而且只是受到“宽容”而已。这时候，联合起来的保皇派资产者变成了共和国之父，“秩序党”的真正统治开始了。人民的物质力量暂时被破坏，反动派的勾当——消灭由四次革命争得的一切成果——开始一桩一桩地干了起来。秩序党的种种行为，加上这帮下流坯的厚颜无耻——他们竟把人民当做战败者来对待，竟用人民自己的名义，用共和国的名义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这把人民弄到了愤怒欲狂的地步。当然，这种无名的阶级专制的短暂形式是不能延续长久的，它只可能是一种过渡阶段。它知道它是坐在革命的火山口上。另一方面，即使秩序党在对工人阶级的作战中、在发挥其秩序党的作用方面是团结一致的，然而它的不同派系彼此勾心斗角的斗争，在革命的物质力量已被破坏，它的统治因而似乎稳固下来（得到了保证）的时候，立即全面爆发起来：每一派都想使它的特殊利益在旧社会制度内占得上风，每一派都想使本派的谋位者登基复辟，使个人的野心得逞。反人民的共同战争和反共和国的共同阴谋相结合的这种情况，加上统治者内部纷争和勾心斗角的阴谋，造成了社会的瘫痪，引起了中等阶级群众的厌恶和迷惘，“扰乱”他们的生意，使他们陷于一种长期的动荡不安状态中。在这种制度下创造了（产生了）专制制度的一切条件，但这是不安定的、以议会的无政府状态为首的专制制度。于是coupd’état〔政变〕的时刻来到了，这帮无能的坏蛋不得不让位给随便哪一个侥幸得逞的野心分子，这样就结束了阶级统治的无名形式。路易·波拿巴就是这样把已存在四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结束了。在这整个时期内，梯也尔是秩序党的《amedamnée》〔“忠实走狗”〕；这个党曾以共和国名义对共和国进行战争，即对人民进行阶级战争，实际上创造了帝国。现在梯也尔起着完全和那时候一样的作用，只不过那时他仅仅是议会的一个阴谋家，而现在是行政首脑罢了。如果他不被革命击败，那他现在也会和那时一样不过是一个权宜的工具。不管换来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它的第一项措施必然是踢开那个将法国交给普鲁士和炮轰巴黎的人。
梯也尔对路易·波拿巴有满腹牢骚。这个人曾把他当做工具和傻瓜使用。波拿巴在coupd’état之后逮捕了他，使他受了惊（把他吓破了胆）。波拿巴取消了议会制，从而把他一笔勾销，因为像梯也尔这样一个纯粹的国家寄生虫、一个只会饶舌的人只有在议会制度下才能起政治作用。最后的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一味为拿破仑擦皮靴的梯也尔曾如此长久地描述拿破仑的功勋，以致产生一种幻想，仿佛这些功勋是他自己完成的。在他看来，拿破仑第一的合法模仿者不是小拿破仑，而是小梯也尔。尽管如此，路易·波拿巴所干的每一桩卑鄙勾当——从法国军队占领罗马起到对普鲁士作战止，没有一桩没有得到梯也尔的支持。
只有他这种头脑空虚浅陋的人才居然会产生这样的幻想，仿佛一个以他作为首脑，其国民议会一半属正统派、一半属奥尔良派，其军队由波拿巴的将军们掌握的共和国，一旦得到胜利，不会把他一脚踢开。
再没有比一个大拇指般的小人物装模作样地想扮演（正在扮演）帖木儿－塔梅尔兰的角色更令人作呕的了。对他说来，采取残暴行动不仅是一项职务，而且是他的想入非非的虚荣心的戏剧性表演（舞台效果）。他要写“他的”公报，表现“他的”严峻，要有“他的”军队，“他的”战略，“他的”炮击，“他的”汽油弹，要以让十二月匪帮对巴黎进行报复的冷酷来掩饰“他的”怯懦！真是卑鄙到无以复加的英雄行为！他对自己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及他在全世界制造的喧嚣洋洋得意！他满以为自己是一个伟人：他这个侏儒，这个淌口水的议会小丑，在世人眼里该是多么高大（雄伟）！在这次战争的一幕一幕可怕的场面中，看到爱好虚荣的梯也尔所装出的滑稽像，的确令人忍俊不禁！梯也尔先生是一位有丰富想像力的人，他身上具有艺术家的气质和艺术家的虚荣，甚至能骗得他自己也相信了自己的谎言和自己的伟大。
梯也尔的所有演说、公报等等里贯穿着一股趾高气扬的虚荣气息。
这个令人作呕的特里布累。
从蒙瓦勒里安高地（用汽油弹）进行的漂亮的轰击毁坏了特尔纳街区要塞围墙内的一部分房屋，引起一场大火和震动整个巴黎的一次可怕的大炮轰鸣。炸弹是蓄意投向特尔纳街区和爱丽舍园的。
爆炸弹，汽油弹。
公社
光荣的英国廉价文丐有一个辉煌的发现：公社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自治政府的那类东西。当然不是。它不是饱食终日的市议员们、假公济私的教区委员们和穷凶极恶的习艺所监工们操纵的那种城市自治。它不是大块土地拥有者、满袋金银、头脑空空的蠢材们操纵的那种郡的自治。它不是“无俸法官”[405]的司法丑物。它不是借助于寡头俱乐部和阅读“泰晤士报”来管理国家的那种政治自治。它是由人民自己当自己的家。
在这场食人生番进行的战争中，最令人厌恶的就是坐在政府首席上的可憎矮鬼的“文雅的”尖叫声！
凡尔赛对俘虏的残暴虐待从未停止片刻，而且一当凡尔赛确信公社因过分仁慈而不至执行其报复法令时，他们就立即恢复灭绝人性的残杀！
（凡尔赛的）“巴黎报”说：13名在克拉马尔火车站被俘掳的常备军士兵被就地枪决，所有押到凡尔赛的穿常备军制服的俘虏，其身分一经核对属实，也将就地枪决！
小仲马先生叙述说：一个虽然没有将军头衔但执行着将军职务的年轻人，（被押解着）沿一条道路才走了几百码便被射杀。
5月5日。“口令报”[406]报道：据凡尔赛出版的“自由”晚报报道，“在克拉马尔叛乱分子中间找出的正规军士兵，全部（被那位自比林肯的梯也尔！〉就地枪决”（林肯承认对方的交战权利）。“而在所有法国的市镇墙上诋毁巴黎人是凶手的正是这些人！”这些匪徒！
德马列。
公社特派代表团（在4月27日）前往比塞特尔调查国民自卫军第一八五步兵营的四名兵士遇害事件，在那里，代表们访问了仅得生存（重伤）的舍弗尔。
“伤者声称，4月25日在维耳茹伊弗附近的贝耳－埃潘地方，他和那三位战友遭到骑兵的突袭，并且要他们投降。由于当时已不可能对包围他们的队伍进行有效抵抗，他们就扔下了武器投降。敌兵们当即围住他们，将他们俘掳，但对他们并没有施加任何暴力或威吓。他们被俘才几分钟，来了一个骑兵队长，举着手枪冲向他们，一句话也没说，就对他们中间的一个人开枪，后者当即被击毙，然后他又照样对国民自卫军舍弗尔开枪，舍弗尔胸部中弹，倒在他的战友旁边。另外两名国民自卫军慑于这种卑鄙凶焰，向后退避，但是疯狂的队长直趋他们，又开了两枪把他们打死。这批骑兵干完这桩凶残卑鄙的暴行之后，和他们的队长一起撤走，留下惨遭他们毒手的牺牲者直躺在地上。”[407]
“纽约论坛报”[408]超越伦敦报纸。
梯也尔先生的“法国从来没有过的最开明的、最自由地选举出来的国民议会”和他的那个“法国从未有过的一支最精锐的军队”，正是异曲同工。在欺诈的口实下选举出来的这个衰老的chambreintrouvable〔无双议院〕几乎完全由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组成。4月30日在梯也尔亲自主持下进行的市镇选举表明了这些人与法国人民之间的关系如何！在被肢解的法国境内残存的35000个市镇所选出的70万名（取其整数）市镇参议员中，正统派占200名，奥尔良派占600名，公开的波拿巴派占7000名，其余的全是共和派或共产主义者［注：指公社的拥护者。——译者注］（5月5日“每日新闻”驻凡尔赛记者）。以奥尔良派的木乃伊梯也尔为首的这个议会正是代表着少数人的篡夺，这难道还需要什么别的证据吗？
巴黎
梯也尔先生再三把公社说成是一小撮“罪犯”和“假释犯”的工具，巴黎的渣滓的工具。然而这“一小撮”亡命之徒六个多星期以来却一直抵挡着由战无不胜的麦克马洪统率的、受梯也尔本人的天才所鼓舞的“法国从未有过的一支最精锐的军队”！
巴黎人的壮举不仅驳倒了他。巴黎的各阶层都发表了意见。
“决不应当把巴黎的运动和蒙马特尔遭到的突袭混为一谈，后者只不过是这一运动的导因和起点；这一运动是普遍的，是深入巴黎人心的；甚至那些由于某种原因置身局外的大多数人也不否认这一运动的社会合法性。”
这一番话是谁说的呢？是工商会代表，亦即代表着七八千名工商业者发言的一些人。他们去到凡尔赛讲了这番话……共和联合同盟……共济会会员的示威游行[409]等等。
外省
Lesprovinciauxespiègles〔调皮捣蛋的外省人〕。
如果梯也尔哪怕是在刹那间曾经认为外省的确都是和巴黎的运动相敌对的，那他也会竭尽全力向它们提供最大限度的方便来使它们了解这一运动及其“种种惨象”了。他会邀请外省人来观察这一运动的全部真实的情况，让他们通过自己的耳闻目睹确信这一运动原来真是如此。但他决不！梯也尔和他的“国防人士”为了防备外省发生拥护巴黎的总起义，企图用一道谎言的墙壁把它们包围起来，像他们在普鲁士人包围巴黎时期不使消息从外省透入巴黎的做法一样。只许外省通过凡尔赛的cameraobscura（变形镜）来观察巴黎（只有凡尔赛报刊散布的谎言和诽谤传到各省，垄断视听）。两万名假释犯在打劫杀人——这种诽谤败坏着首都的声誉。
“同盟认为它的头一项义务就在于阐明真相，恢复外省和巴黎之间的正常关系。”[410]
现在，轮到他们来围困巴黎的时候，他们还和他们自己被困在巴黎时一样。
“像从前一样，造谣是他们钟爱的武器。他们取缔、没收首都的报纸，拦截通讯，拆查信件，因此，外省只能得到茹尔·法夫尔、皮卡尔一伙人愿意发给他们的那些消息，根本不可能核对那些话是否确实。”
梯也尔的公报、皮卡尔的通告、杜弗尔的……各市镇的招贴。凡尔赛的强资报纸和德国人。小“通报”[411]。重新实行异地旅行须持通行证的制度。无孔不入的ｍｏｕｃｈａｒｄｓ〔侦探〕大军。（在普鲁士权力管制下的卢昂等地）不断逮捕，等等。散布在巴黎四郊的成千上万的警官接到宪兵、警察局长瓦伦顿的命令：凡是在这座叛乱的城市里刊印的报纸，不问其倾向如何，一律予以没收，并当众销毁，与神圣的宗教裁判所鼎盛时期的做法一模一样。
梯也尔政府最初呼吁［注：手稿中在这几个字上面还写着：”在从俾斯麦那儿获得被俘的军队以前……恐慌地呼吁……”——编者注］各省组织国民自卫军战斗营，并把它们开到凡尔赛来对付巴黎。
正如里摩日的报纸[412]所载，“外省拒绝派遣梯也尔及其‘地主议会’要求的志愿战斗营，以此表示了它们的不满。”
在梯也尔周围聚集起来的唯一的“外省”军队是少数布列塔尼省蠢物，他们作战时打着白旗，每人胸前缝着用白布做成的耶稣圣心，口里喊着《ViveleRoi！》〔“国王万岁！”〕
选举。5月6日“复仇者报”[413]。
杜弗尔先生的出版法（4月8日）。公开宣布是为了对付外省报纸的“过激言论”。
其次是在外省进行的大批逮捕。外省被置于嫌疑犯处治法[414]统制之下。
对外省的思想封锁和警察封锁。
4月23日。哈佛尔讯。市镇参议会曾派出三个参议员前往巴黎和凡尔赛，其使命是进行斡旋调停，以便在维持共和、赋予全法国以市镇选举权的基础上结束内战……4月23日，皮卡尔和梯也尔接见了里昂来的代表——他们的答复是：“不惜一切战争到底。”
里昂代表们的呈文于4月24日由格雷波提交议会[415]。
外省各城的市镇参议会派代表团到凡尔赛去请求当局答应巴黎所提出的要求，这是极大的冒犯行动；全法国没有一个市镇发出赞许梯也尔和“地主议会”的行动的声明；各省的报纸，据杜弗尔在发给各地总检察官的反对议和的通告中抱怨说，也像这些市镇参议会一样，
“竟把由普选产生的国民议会和自行僭位的巴黎公社相提并论，并且斥责前者没有承认巴黎的市政权等等”，
而更糟的是，这些市镇参议会，例如奥希的市镇参议会，
“一致要求它立即向巴黎提出停战，并要求2月8日选出的议会自行解散，因为它的任期已满”（杜弗尔4月26日在凡尔赛议会的发言）。
应当记住，这些还都是旧的市镇参议会[416]，而不是在4月30日选出的市镇参议会。它们派出的代表团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梯也尔决定不再亲自接见它们，而指派一个内阁助理去接待它们。
最后，4月30日的选举——这是对国民议会和对产生国民议会的那次突然选举的最后判决。如果说，各省到这时为止只对凡尔赛进行消极的抵抗，没有以起义来支持巴黎，这是由于旧政权在各省仍然保有据点，帝国使外省陷入了昏迷状态，而战争又使这种状态维持下来。显而易见，矗立在外省和巴黎之间的仅仅是凡尔赛军队、凡尔赛政府和谎言的长城。一旦这条长城坍塌下来，外省和巴黎便会联合起来。
最突出的特点是：这些人（梯也尔等这一伙人）因为普选权在共和制度下仍可能给他们带来不测风云，所以在1850年借助一次议会阴谋取消了普选权（波拿巴当时帮助了他们，以便使他们落入圈套，使他们陷入完全听凭他摆布的境地，以便在coupd’état〔政变〕之后宣布他自己不顾秩序党及其议会的反对，恢复了普选权）；而现在，当普选在波拿巴统治下已经被弄成了仅仅是行政当局手中的玩物，仅仅是行政当局从事欺骗、意外行动和弄虚作假的机器之后，同是这一帮人又成了普选权的狂热拥护者了，他们把普选作为自己对付巴黎的“合法”依据。（城市联盟代表大会）（5月6日“号召报”！）[417]
特罗胥、茹尔·法夫尔和梯也尔，外省人
有人可能要问，像梯也尔、法夫尔、杜弗尔、加尔涅－帕热斯（另外只有少数几个同类的流氓）这批衰朽不堪的议会小丑和阴谋家，怎么会在每次革命之后不断重新浮到表面上来，篡夺行政大权呢？这帮一贯利用革命和叛卖革命、枪杀实现革命的人民、夺回人民从以前各届政府争得的少数自由主义让步的人们，怎么能做到这点呢？（他们自己就曾反对这些让步。）
这很简单。首先，那些人尽管非常不得人心，像二月革命后的梯也尔那样，而人民出于宽宏大量还是把他们放过去了。每次人民顺利起义以后，人民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就喊出和解的呼声，这种呼声在人民陶醉于自己胜利的最初阶段得到人民的响应。在这最初阶段过去之后，只要人民还掌握物质力量，像梯也尔和杜弗尔这种人就隐蔽起来，暗中干他们的勾当。一旦人民被解除武装，他们立刻重新抛头露面，并被资产阶级捧为他们的chefsdefile〔头领〕。
或者是像法夫尔、加尔涅－帕热斯、茹尔·西蒙等人（另外还有几个较年轻的同类人物）和9月4日以后的梯也尔本人那样，原先是路易-菲力浦治下的“体面的”共和反对派，后来是路易·波拿巴治下的议会反对派。他们在革命把他们推上台时自己奠定的反动制度，保证他们获得反对派的地位，而对真正的革命家则加以流徙、处死和放逐。人民忘记他们的过去，中等阶级把他们看做是自己人；他们的声名狼籍的过去既被遗忘，于是他们又出来重新开始他们的叛卖活动和无耻勾当。
5月1日深夜：克拉马尔村已落入军队手中，火车站在起义者手里（这座车站控制着伊西堡垒）。第二十二猎兵营突然出现（值勤哨兵把他们的侦察队放了进来，因为口令已被叛徒泄漏给他们），出其不意地袭击了多数在床上酣睡的守军，只俘掳60人，用刺刀挑死起义军300名。而且俘虏中的常备军士兵随后不经审讯即被枪决。梯也尔在他5月2日给各省长、民政当局和军事当局的通告中厚颜无耻地说：
“它〈公社〉逮捕了一些将军〈克吕泽烈！〉只是为了要枪毙他们，它组织了一个完全不像样的社会拯救委员会！”
拉克雷特尔将军指挥下的军队以coupdemain〔奇袭〕占领了位于伊西堡垒和蒙鲁日之间的木兰－萨克多面堡。守军由于指挥官加里安叛变、把口令出卖给凡尔赛军队而遭到了突袭。150名公社社员被刺刀挑死，300余名被俘。“泰晤士报”的记者说，梯也尔先生在应当表现坚决的时候很软弱（这个懦夫在不得不为自己的安危担惊的时候永远是软弱的），而在可用某些让步取得一切的时候却又很坚决（这个流氓在他使用实力屠杀法兰西、大模大样地装腔作势而个人又能确保安全的时候，永远是坚决的。他的全部智力就在于此，像安东尼所说的那样，梯也尔是一个“正人君子”［注：见莎士比亚“尤利乌斯·凯撒”第三幕第二场（安东尼关于布鲁土斯的话）。——编者注］）
梯也尔关于木兰－萨克的公报（5月4日）：
“巴黎从压迫它的可憎暴君的控制下得到解放”（“凡尔赛人装扮成国民自卫军。”）（“大多数的公社社员正在酣睡，在睡梦中被杀或被俘”）。
皮卡尔：“我们的炮兵没有轰击，但是诚然射击过”（皮卡尔的报纸“市镇通报”）。
“被关在囚牢中的奄奄一息的布朗基、被宪兵砍头的弗路期斯、被维努亚下令枪决的杜瓦尔，在10月31日曾把他们抓到手中，但并没有伤害他们。”
公社
1．为工人阶级采取的措施
面包工人的夜班工作被禁止（4月20日）。
在公、私工厂里，废除了厂主等（制造商）（大小雇主）擅自僭取的私人裁判权（这些厂主在诉讼中身兼法官、执行吏、胜利者和当事人）；废除了他们擅自制定使他们能够用罚金、扣款等处分来掠夺劳动者工资的刑法典的权利；雇主违反这条法令时将受处罚；3月18日以后勒取的罚金和扣款必须发还工人（4月27日）。当铺里的典当物品停止出售（3月29日）。
巴黎的一大批作坊和工厂已经关闭，因其所有者业已逃跑。这是工业资本家的老办法，他们认为，“根据政治经济学规律的自发作用”，他们不仅有权利从工人劳动中汲取利润，把这当做工人劳动的条件，而且有权利截然停工，把工人抛到街头——在任何胜利的革命威胁到他们“制度”的“秩序”的时候制造一次人为的危机。公社非常英明地任命了一个公社委员会，由它同各行各业选出的代表合作，共同商讨如何把业主遗弃的作坊和工厂转交给工人合作团体，并给予逃亡的资本家以若干补偿（4月16日）；（这个委员会还负责统计被业主遗弃的工厂的数目）。
公社向各区政府下令，在发放75生丁的补助金时，对国民自卫军的所谓非正式配偶、母亲、寡妇，应一视同仁，不得有所区别。
至今在巴黎专为“秩序人物”蓄养的公娼——但为着这些人物的“安全”起见曾被置于警察淫威的人身奴役之下，——公社把她们从这种含垢忍辱的奴隶处境中解放了出来，而且扫除了培植卖淫制度的土壤和人物。那些高级娼妓——荡妇们——在秩序的统治下当然不是警察和官长们的奴隶，而是他们的主人。
当然，公社没有时间来改组国民教学（教育）；但是，公社清除了其中的宗教和教权主义成分，因而在人民的思想解放上开了一个端。它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组织（初级的和职业的）教育（4月28日）。公社下令，所有学习用品如书籍、地图、纸张等等，概由学校教师分别向所属的区政府领取，然后免费分发给学生；任何教师都不得以任何借口向学生收取这些学习用品的费用（4月28日）。
当铺：凡1871年4月25日以前典押的价值不超过20法郎的衣物、家具、内衣、书籍、被褥、劳动工具，可以从本年5月12日起凭当票无偿取回（5月7日）。
2．为工人阶级，但主要是为中等阶级采取的措施
4月份以前的最近三个季度的房租全部免缴：凡已付出这三个季度中任一季度的房金的人，有权把这笔付款转作今后的预付房金。此项法令也适用于有家具设备的公寓。房主限令房客搬家的通知，在未来的三个月内无效（3月29日）。
échéances（到期票据的支付）（票据满期）：对过期票据暂停追索（4月12日）。
所有这一类商务票据从本年7月15日起在两年内（分期分批）偿还，债款不得索取利息。到期的债款总额均分为八份，按每三个月为一期逐期支付（第一期从7月15日计起）。只有这些应分批偿付的债款过期未付时，才允许根据法律进行追索（4月16日）。杜弗尔的租借和期票法已经使巴黎大多数的循规蹈矩的店主陷于破产。
直到今天以前利用职务发财的公证人、法警、拍卖人、捕役以及其他司法官吏，都转变为公社的公职人员，像其他工人一样从公社领取固定的工资。
由于医学院的教授们已经逃走，公社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建立一些不再寄生于国家的自由大学；给予考试及格的大学生们以行医的条件，不论有无医学博士学位（学位由学院授予）。
由于像其他司法人员一样始终愿意在任何阶级政府下供职的塞纳省民事法庭的法官们，已逃亡一空，公社任命了一位律师来处理最紧迫的事务，直到各级法庭通过普选改组后为止（4月26日）。
3．一般措施
废止征兵制。在当前的战争中，每个能服军役的人都应服役（国民自卫军），这是清除所有隐藏在巴黎的奸细和懦夫的最好措施（3月29日）。
禁止赌博（4月2日）。
教会与国家分离；取消宗教预算；全部教会产业被宣布为国家财产（4月3日）。
公社根据私人报告进行了调查，发现“秩序政府”在原有的一架断头机以外，又下令制造一架新的（更合用、更便于搬运的）断头机，并且预付了造价。公社下令在4月6日将新旧两架断头机当众烧毁。凡尔赛的报纸，在全世界的“秩序”报纸的呼应唱和下，把这件事说成这样：巴黎人民所以烧毁这两架断头机，是为了对公社委员们的嗜血行为表示抗议！（4月6日）三月十八日革命之后，所有政治犯被立即释放。但是公社知道，在路易·波拿巴及其宝贝继承者国防政府的统治下，很多人并没有任何罪状，纯粹出于政治嫌疑而被禁锢在牢狱之中。因此，公社责成它的一位委员——普罗托进行调查。他开释了150名已被囚禁六个月而始终没有受过一次审讯的人；其中很多人还是在波拿巴统治时被捕的，他们已被囚禁一年，但没有任何罪名，也没有经过审讯（4月9日）。这个最足以说明国防政府特征的事实，使他们暴跳如雷。他们咬定公社释放了全部罪犯。但是究竟是谁释放了已定罪的罪犯的呢？是伪造文件犯茹尔·法夫尔。他上台之后坐席未温，就赶紧释放了在“旗帜报”事件中因盗窃和伪造文件而被判刑的皮克和泰费尔。这两位先生中的一位，即泰费尔，竟然胆敢返回巴黎，但是他被重新送回到适合他身分的住所里。不仅如此，凡尔赛政府还释放了全法国的MaisonsCentrales〔各中心监狱〕里的被判罪的小偷，条件是参加梯也尔先生的军队！
下令毁除旺多姆圆柱，因该柱
“纪念野蛮行为，象征粗暴武力和虚假荣誉，推崇军国主义，否定国际权利”（4月12日）[418]。
弗兰克尔（德国人，国际会员）当选为公社委员一事被宣布有效：“因为巴黎公社的旗帜就是世界共和国的旗帜，外国人能成为公社之一员”（4月4日）[419]；稍后，弗兰克尔被选为公社执行委员会委员（4月21日）。
“公报”开始公布公社会议的记录（4月15日）。
巴斯噶尔·格鲁赛颁布保障外国人财产免受征用的法令。巴黎从来没有一个政府这样礼遇外国人（4月27日）。
公社废除了政治宣誓和职业宣誓（5月4日）。
拆除圣奥诺莱区昂茹街上的（1816年chambreintrouvable〔无双议院〕建立的）名为“路易十六赎罪教堂”的纪念建筑物（5月7日）。
4．公安措施
解除“忠诚的”国民自卫军的武装（3月30日）。
公社宣布，公社的队伍里不允许既在公社占有席位，又在凡尔赛议会占有席位（3月29日）。
报复法令。从未执行。被捕的只有神职人员：巴黎大主教和马德兰教堂主持；耶稣会教团的所有头目；所有主要教堂的受俸神甫；这些人一部分是作为人质被捕，一部分是由于与凡尔赛方面串通，再一部分是由于企图逃避把教堂财产交给公社（4月6日）。
“保皇党人作战如同野人；他们枪毙俘虏，杀害伤员，炮轰野战医院，他们的军队把枪托举到空中，然后阴险地突然开火。”“公社的公告”[420]。
关于这些报复法令，应当指出：
首先，巴黎社会上各阶层的人在资本家、有闲者、寄生虫们出走之后，除巴黎的僧侣之外，都向凡尔赛交涉要求停止内战。巴黎大主教和马德兰教堂主持只是在成为人质之后，怕“他们自己流血”，才给梯也尔写了信。
其次，在公社公布关于报复、拘捕人质等法令之后，比埃特里手下的羔羊和瓦伦顿手下的宪兵并没有停止残暴虐待凡尔赛手中的俘虏，对被俘的巴黎士兵和国民自卫军的屠杀只是暂时中止，但在凡尔赛政府一看到公社宽厚过分，不会执行它的四月六日法令时，便立即加倍凶狠地恢复屠杀。这时，大规模的屠杀又重新开始。公社没有处决一个人质，一个俘虏，甚至那些化装成国民自卫军潜入巴黎充当间谍的宪兵军官也未处死，只将他们逮捕而已。
克拉马尔多面堡被突袭（5月2日）。火车站在巴黎人手中，屠杀，用刺刀挑死，第二十二猎兵营（加利费？）不经过任何手续就地枪毙常备军士兵（5月2日）。位于伊西堡垒和蒙鲁日之间的木兰－萨克多面堡，由于指挥官加里安叛变，把口令出卖给凡尔赛军队，而在夜间遭到突袭。公社社员在床上酣睡时突遭袭击，他们的大部分被屠杀（5月4日？）。
4月25日，四名国民自卫军士兵（此事已被公社派往比塞特尔的特派代表们证实，在维耳茹伊弗附近的贝耳－埃潘地方遭残害的四人中仅存的一人在那里，他的名字叫舍弗尔）。这四名士兵被骑兵包围了，由于无法抵抗，在骑兵迫令下投降，并被解除武装。这些骑兵丝毫未伤害他们。但是骑兵队长随后跑来了，用手枪把他们逐个击倒。他们被弃置原地。舍弗尔身受重伤，但得残存。
十三名在克拉马尔火车站被俘的常备军士兵被就地枪毙，解到凡尔赛的所有穿常备军制服的俘虏，一俟他们的身分核对清楚也将被处决（凡尔赛的“自由报”）。目前正在凡尔赛的小仲马叙述说：一位虽然没有将军头衔但执行着将军职务的年轻人，被押解着沿一条道路才走了几百码，便被一个波拿巴的将军下令射杀。宪兵把巴黎部队和国民自卫军包围在一些住宅中，将房屋浇上煤油，然后纵火焚烧。一些国民自卫军士兵的尸体（被烧焦的）被特尔纳街区的印刷厂救护队运出（4月20日“口令报”）。“他们无权得到救护。”
梯也尔、布朗基、大主教、尚济将军。（梯也尔说，他的波拿巴分子们宁愿被枪毙。）
搜索住宅等等。卡季米尔·布伊被任命为一个调查团的主席，调查9月4日独裁者们所干的勾当（4月14日）。私人住宅被搜查，文件被没收，但家具未搬走，也未被拍卖。（被没收的文件是属于9月4日人物、梯也尔等人以及波拿巴警察的。）例如在监狱总督察拉丰私邸中的搜查（4月11日）。梯也尔一伙因为是卖国贼，他们的住宅（财产）受到搜查，但是只有文件被没收。
在自己内部的逮捕：这使特别需要政治偶像和“大人物”的资产者为之大吃一惊。
（5月6日“每日新闻”巴黎通讯）“不管公社掌握的是怎样一种权力，但是这个权力经常在易手，我们今天不能知道明天大权将操在谁的手中，这种情况令人恼怒，然而也令人沮丧……在这一切无穷无尽的更替变动中，人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感到缺乏一只手来总理一切。公社是一簇等量原子的聚合体，他们彼此相互猜忌，没有一个人被赋予约束别人的最高权力。”
封闭报纸！
5．财政措施
见5月6日“每日新闻”。
主要开支用于战争！
从没收得来的只有8928法郎，并且全部取自神职人员等。
5月6日“复仇者报”。
公社
公社的产生和中央委员会
色当之后，在里昂、然后在马赛、土鲁斯等地相继宣告成立公社。甘必大用尽了全力加以镇压[421]。
10月初巴黎的种种运动，目的都在于建立公社，借以防御外敌入侵和完成9月4日起义的任务。10月31日的运动没有建成公社，原因只在于布朗基、弗路朗斯和其他当时的运动领袖们轻信了这些gensdeparoles〔说话算话的人〕，这些人当时曾立下paroled’honneur〔信誓〕：引退下台，让位给由巴黎所有各区自由选举出来的公社。10月31日的运动之所以失败，还因为它的领袖们救了这些人的命，而这些人却迫不及待地要杀害他们的救命恩人。运动的领袖们刚一允许特罗胥和费里逃命，后者就开来了特罗胥的布列塔尼兵向他们突袭。应当记住，在10月31日，自封的“国防政府”只是在人民的容忍之下存在着。那时它甚至还没经过一次全民投票的笑剧[422]。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最容易做到的莫过于歪曲运动的性质，诬蔑它是和普鲁士人串通的阴谋，并且乘他们中间仅有的一个人不愿食言而提出辞职［注：塔米济埃。——编者注］的机会，用任命克列芒·托马为国民自卫军总司令的办法来加强特罗胥的布列塔尼兵——这些布列塔尼兵替国防政府起的作用正像科西嘉spadassins〔匪徒〕替路易·波拿巴起的作用一样；对于这些制造恐慌局面的老手们，当时最容易做到的就是：利用中等阶级对于已操主动权的工人营的那种胆小恐惧心理，利用爱国情绪，在各工人营之间散布猜忌与不和，以便制造一个盲目反动和致命误会的局面，这是他们企图保持他们篡夺的政权的一贯手法。因为他们在9月4日以猝不及防的手段窃得了政权，所以现在他们就能够通过一次反动恐怖时期的真正波拿巴式的全民投票，使这个政权得到一个伪造的民意批准。
如果1870年11月初在巴黎胜利地建立了公社（当时，法国其他各大城市已开始成立，全国各地势将纷纷仿效），那不仅会把卫国的事业从卖国贼手里夺取过来，赋予它以奋发的热情，正如目前巴黎的英勇斗争所表现的那样，而且会完全改变战争的性质。它会转变成共和主义法国的战争，高举起十九世纪的社会革命的旗帜，反抗普鲁士这个侵略和反革命的旗手。它可能像电流似地激发起新旧世界的生产群众，而不会派一个腐朽不堪的阴谋老手到欧洲的所有宫廷去乞求。由于10月31日的公社受骗流产，茹尔·法夫尔一伙人才得以促成法国向普鲁士的投降，并且发动了目前这次内战。
但是，有一点很清楚：9月4日的革命不仅意味着由于篡位者在色当投降，帝位出缺，共和得以恢复；它不仅由于巴黎进行了长期抵抗——虽然这种抵抗是在它的敌人领导下进行的——从而从外国侵略者手中争得了这个共和；而且，这一革命还在向工人阶级的心灵逐步深入。共和不再是某种已经过去了的事物的名称。它孕育着一个新的世界。它的真正倾向虽被一帮阴险的律师和花言巧语的辩客用欺骗、谎言、庸俗的歪曲向世人遮蔽起来，但是却一次又一次地在巴黎（以及法国南部）工人阶级时断时续的运动中表现出来，他们的口号永远是一致的——公社！
公社——这是反对帝国及其存在条件的革命的积极形式，最初在法国南部的一些城市曾试图建立；巴黎被围期间，在断断续续的运动中曾一再宣布成立公社，但国防政府和“投降计划”的主角特罗胥的布列塔尼兵使用手法使它流产；最后公社终于在3月26日胜利地宣告成立，但它不是在这一天突然产生的。它是工人革命的既定不移的目标。巴黎的投降、波尔多的公开的反共和国阴谋、由夜袭蒙马特尔所开始的coupd’état〔政变〕，都促使巴黎的全部有生力量团结到它的周围，使“国防人士”无法再把它限制为只是巴黎工人阶级中最自觉最革命部分的孤立奋斗。
国防政府只是在最初意外的情况下，作为一种pisaller〔下策〕、作为战争中的必要措施才被容忍的。而巴黎人民对于第二帝国这个谎言帝国的真正答复是——公社。
因此也可以说，全部巴黎的有生力量（除了波拿巴主义的支柱及其御用反对派、大资本家、金融经纪人、骗子手、懒汉以及老朽的国家寄生虫以外）反对国防政府的起义，虽然是在3月18日争得了它反对串谋的首次胜利，但是这一起义并不是从这一天，而是从1月28日，即投降的那一天开始的。国民自卫军——即巴黎的全部男性武装居民——自己组织了起来，并且从那一天起就在实际上统治着巴黎，独立于靠俾斯麦的恩典成立的capitulards〔投降派〕的僭权政府之外。他们拒绝交出来本来属于他们的、因而在投降时才留在他们手中的武器和大炮。这些武器之所以没有落到俾斯麦手里，并不是由于茹尔·法夫尔的宽宏大量，而是由于武装的巴黎为了保持这些武器不惜与茹尔·法夫尔和俾斯麦一战。鉴于外敌当头、和谈正在进行，巴黎不愿使局势复杂化。它恐怕发生内战。它恪守纯粹防御的立场，满足于巴黎defacto〔实际上〕的自治。但是，它在镇静地、坚定地进行着组织工作，准备抵抗。（Capitulards甚至在投降条款里也毫不含糊地表明，他们想借法国对普鲁士的投降一举控制巴黎。他们向普鲁士坚持要求的唯一让步——这一点即使他们不作为一项让步向俾斯麦乞求，俾斯麦也会作为一项条件强加在他们身上——就是要4万名士兵来镇压巴黎。巴黎有30万国民自卫军，守卫巴黎、应付外敌和维护内部秩序绰有余裕，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求这4万名士兵，就不可能有其他目的了，而且这点也是公开承认的。）巴黎根据一项非常简单的计划，在现行军事组织上增加了一套政治的联合组织。这个政治联合是全体国民自卫军通过每一个连的代表彼此联结起来的联盟；连代表们选举营代表，营代表们再选出总代表、团长，由他们来代表一个区，和其他19个区的代表进行合作。由国民自卫军大多数战斗营选出的这20位代表组成中央委员会，正是它在3月18日掀起了本世纪最伟大的革命，并且在巴黎目前的光荣斗争中至今还坚持着它的岗位。从来还没有过在选拔上进行得这样认真仔细的选举，也从来没有过这样充分地代表着选举他们的群众的代表。局外人提出反对意见，说这些代表都是些无名之士——诚然，他们只为工人阶级所熟悉，他们不是老奸巨猾的家伙，也不是因过去种种劣迹和孜孜钻营名利地位而声名显赫的人物——对于这种反对意见，他们骄傲地回答道：“当年十二使徒就是这样”；他们还用自己的行动回答了这种指责。
公社的性质
以其无孔不入而且极其复杂的军事、官僚、僧侣和司法机构像蟒蛇一样地把活生生的市民社会从四面八方网罗起来（缠绕起来）的中央集权国家机器，最初是在君主专制时代创造出来的，当时它是作为新兴的现代社会在争取摆脱封建制度束缚斗争中的一个武器。中世纪贵族的、城市的和僧侣的领主特权都转变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政权的从属物；这个统一的国家政权以领薪的国家官吏代替封建显贵，把中世纪地主的门客仆从和市民团体手中的武器转交给一支常备军队，以系统的按等级分工的国家政权的统一计划代替中世纪的互相冲突的势力所造成的错综复杂的（光怪陆离的）无政府状态。以建立民族统一（创立民族国家）为任务的第一次法国革命，必须消除一切地方的、疆域的、城市的、省份的独立性。因此，这次革命不得不继续发展君主专制制度已经开始的工作，即使国家政权更集中更有组织，并扩大这一政权的辖制范围和职能，增加它的机构、它的独立性和它控制现实社会的超自然威势，这种威势实际上取代了中世纪的超自然的天堂及其圣徒的作用。由各社会集团的彼此关系产生出来的各个细小的个别的利益，从社会中分离出来并以国家利益的形式固定起来，成为独立于社会之上又与社会对立的利益，这种国家利益交由那些担任经严格规定的、等级分明的职务的国务祭司们管理。
市民社会身上的这个冒充为其完美反映的寄生赘瘤，在第一个波拿巴的统治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除了使这个寄生赘瘤有更大程度的分工之外，并未增添什么新东西；这种分工是随着市民社会内部分工创造出新利益集团，从而为国家活动创造出新对象而扩大的。法国的议会制共和国和整个欧洲大陆上的各国政府，在它们与1848年革命作斗争中，由于对人民运动采取各种镇压措施，不得不加强它们的政府权力的行动工具和集中程度。由此可见，所有的革命只是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善，而没有摈弃这个令人窒息的梦魔。轮流争夺霸权的统治阶级中的各集团各党派，都把占据（控制）（夺得）和左右这个庞大的政府机器看做胜利者的主要掠夺品。这个政府机器集中力量建立庞大的常备军、制造大批的国家寄生虫和巨额的国债。在君主专制时代，它是现代社会反封建的斗争工具，这一斗争到法国革命时达到了顶点；在第一个波拿巴时代，它不仅被用来压制革命，取消人民的一切自由权利，而且是法兰西革命的一种工具，用来对外攻击，用来为法国在大陆上建立大体与法国相仿佛的一些国家来代替封建王朝。在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统治时期，它不仅成为资产阶级的强力阶级统治的一种手段，而且成为补充直接经济剥削的第二重剥削人民的手段，因为它保证资产阶级的家族在国家事务管理中取得所有肥缺。最后，在1848年革命斗争时期，它成为扑灭革命、扼杀人民群众的一切解放要求的工具。但是，这种国家寄生物只是在第二帝国时期才得到它最后的发展。有着常备军、无所不管的官僚制度、愚民的僧侣、奴性的司法体系的政府权力，脱离社会已经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一个以一伙饿鬼般的亡命徒作后盾的、低能到可笑地步的冒险分子，都可以来运用它。这时，它已无需乎用旧欧洲为反对1789年革命建立的现代世界而结成的武装同盟来作借口了。它看起来不再像是一个从属于议会内阁或立法议会的阶级统治工具了。这种国家政权在第二帝国得到了它的最后、最高的表现：它甚至于践踏统治阶级的利益；它用它自己挑选的立法团和由它付薪俸的参议院来代替统治阶级的装饰性的议会；它的无限权势得到了普选的批准，它被公认为维护“秩序”亦即维护地主和资本家统治生产者的“秩序”的必要条件；它用昔日的破旧面具来掩盖今天的贪污腐化的闹宴，掩盖最腐朽的寄生集团——金融骗子们的得逞；它放纵过去的一切反动势力——下流勾当的万恶渊薮。乍看起来，这是这个政府权力对于社会的最后胜利；实际上，这是这个社会里一切腐败分子的胡作非为。在不明真相的人看来，这好像只是行政权力战胜了立法权力，好像是以超越于社会之上的权力自居的阶级统治形式最终击败了以社会自治自居的阶级统治形式。但是，事实上，这只是那个阶级统治的最后的、堕落的、唯一可能的形式，它既给统治阶级本身带来耻辱，也给受它束缚的工人阶级带来耻辱。
9月4日只是击败那个曾扼杀共和国的邪恶冒险分子而使共和国重新恢复。公社才是帝国本身的真正对立物，也就是国家政权、集中化行政权力的对立物，第二帝国只不过是这种权力的最完备的表现形式。事实上，这个国家政权是资产阶级创造的，最初作为破坏封建制度的手段，后来作为压制生产者、工人阶级的解放要求的手段。历次的反动和革命所起的作用都只是把这一组织起来的权力——组织起来奴役劳动的强力——从这一手中转到另一手中，从统治阶级的这一集团转到另一集团。它一直是统治阶级进行奴役和牟利的手段。它在每一次新变动中都吸吮了新的力量。它充当了镇压每一次人民起义的工具；在工人阶级进行了战斗，并被利用来把国家政权从他们的压迫者的这一集团转交给另一集团之后，它又被用去压制工人阶级。因此，这次革命不是一次反对哪一种国家政权形式——正统的、立宪的、共和的或帝制的国家政权形式的革命。它是反对国家本身、这个社会的超自然的怪胎的革命，是人民为着自己的利益重新掌握自己的社会生活。它不是为了把国家政权从统治阶级这一集团转给另一集团而进行的革命，它是为了粉碎这个阶级统治的凶恶机器本身而进行的革命。它不是阶级统治的行政权形式和议会形式之间所进行的无聊斗争，而是同时对这两种形式进行的反抗，这两种形式是互为补充的，议会形式只是行政权用以骗人的附属物而已。第二帝国是这种国家篡夺的最后形式。公社是它的绝对否定，因此，公社也是十九世纪社会革命的开端。因此，无论公社在巴黎的命运怎样，它必然将遍立于全世界。公社立刻被欧美工人阶级作为求解放的口偈加以热烈欢迎。相形之下，普鲁士征服者的光荣和陈年业绩只不过像往事中的虚幻错觉而已。
只有工人阶级才能以“公社”这个字眼来表达，并以战斗的巴黎公社来开创这一新的憧憬。就连第二帝国所体现的国家政权最后表现形式，虽然对统治阶级的自尊心有所损伤，虽然将他们的妄图实行议会自治的希望一笔勾销，但它仍然只是他们的阶级统治的最后可能形式。它虽然剥夺了统治阶级以前的政治地位，但却是他们制度中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的种种败德辱行可以放肆发展的闹宴。中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由于他们生存的经济条件而不可能创始一个新的革命；他们只能或者跟着统治阶级走，或者做工人阶级的追随者。农民是第二帝国的消极经济基础；那个与社会分离而独立于社会之上的国家，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获得它最后的一次胜利的。只有因对全社会负有新社会使命而得到鼓舞力量的无产阶级，即负有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统治使命的无产阶级，才能够粉碎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也就是集中化的组织起来的窃居社会主人地位而不是充当社会公仆的政府权力。第二帝国就是在统治阶级依靠着农民消极支持同无产阶级进行的积极斗争中产生的。它是取代了中世纪教会的国家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最后形式，同时又是最露骨淫贱的形式。第二帝国是在反对无产阶级中产生的。摧毁它的也是无产阶级，但无产阶级摧段它，并不是把它当做政府（集中化）权力的一种特殊形式，而是把它当做这种权力的最强大的、外表上似乎独立于社会之上的表现形式，因而也就是把它当做这种权力的最淫贱的实体，这个实体的集中表现是对内腐败透顶，对外昏愦无能，从头到脚卑鄙龌龊。
但是，当阶级统治的这一种形式被破坏后，行政权、国家政府机器就变成了革命所要打击的、最大的、唯一的对象了。
议会制在法国已经完结了。它的最后的和最发达的时期是从1848年5月到coupd’état〔政变〕为止的议会制共和国。扼杀了议会制的帝国，正是这个制度自身的产物。第二帝国时期的议会制虽设有立法团和参议院，——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两个军事君主国家已照这种式样加以复制，——但它也只是一种笑剧，只是专制制度的最劣等的附属品而已。在法国，议会制那时已经寿终正寝了，工人阶级革命当然不会去复活它。
公社——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这种政治形式代替了被人民群众的敌人用来压迫他们的社会人为力量（即被人民群众的压迫者所篡夺的力量）（原为人民群众自己的力量，但被组织起来反对和打击他们）。这种形式很简单，像一切伟大事物一样。在过去的所有革命中，一切历史发展所需的时间总是虚掷了；而且就在人民胜利之日，人民刚放下胜利的武器，这些武器就被转用来反对人民自己。这回一反过去革命的惯例，首先就以国民自卫军代替了军队。
“9月4日以来，共和国第一次从它的敌人的政府下解放出来……为本城建立了保卫公民不受当局（政府）侵犯的国民军，来代替保卫政府反对公民的常备军。”（3月22日中央委员会公告）[423]
（人民只要在全国规模内组织这种国民军，就足以根除常备军；这是一切社会进步在经济方面的第一个conditiosinequanon〔必要条件〕，它立刻消除捐税和国情的这种根源和阶级统治——不论是通常的阶级统治，还是一个自称拯救所有阶级的冒险家的统治——篡夺政府的这种经常危险。）同时它也是抵御外国侵略的最可靠的保障，而且在事实上使所有其他国家也不可能维持耗费资财的军事机器；它使农民免除了血税和那要求无止境地增加一切国税和国债的根源。仅就这一点来说，公社就是农民的一大幸运，是农民解放之先声。同时废除了“独立警察”，以公社的勤务员代替这些贼匪。普选权在此以前一直被滥用，或者被当做以议会方式批准神圣国家政权的工具，或者被当做统治阶级手中的玩物，只是让人民每隔几年行使一次，来批准议会制的阶级统治（选择这种统治的工具）；而现在，普选权已被应用于它的真正目的：由各公社选举它们的行政的和创制法律的公职人员。从前有一种错觉，以为行政和政治管理是神秘的事情，是高不可攀的职务，只能委托给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即国家寄生虫、高俸厚禄的阿谀之徒、闲职大员等高位权贵们，这个阶层从群众中吸取有教养的分子，并利用他们去反对居于等级社会下层的群众自己。现在这种错觉已经消除。彻底清除了国家等级制，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以真正的负责制来代替虚伪的负责制，因为这些勤务员经常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他们所得的报酬只相当于一个熟练工人的收入，每月12英镑，最高薪金每年也不超过240英镑；根据一位科学界权威赫胥黎教授的估计，这种薪金只略高于伦敦国民教育局秘书工资的五分之一。所谓国家事务的神秘性和特殊性这一整套骗局被公社一扫而尽；公社主要是由普通工人组成，它组织着巴黎的防务，对波拿巴的御用军队作战，保证这座庞大城市的粮食供应，担负着原先由政府、警察局和省政府分担的全部职务，在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下，公开地、朴实地做它的工作；它像密尔顿写他的“失乐园”一样所得的报酬只是几英镑；它光明正大地进行工作，不刚愎自用，不埋头在文牍主义的办公室里，不以承认错误为耻而勇于改正。公社一举而把所有的职务——军事、行政、政治的职务变成真正工人的职务，使它们不再归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所私有。（在内战和革命的紊乱情况中维持秩序）（采取措施以求全面的振兴）。不管公社的个别措施的价值如何，公社的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它本身的组织，这个组织是在同时面临外国敌人和阶级敌人威胁的情况下未经准备就成立的，公社以它的存在表现了它的活力，以它的行动证实了它的理论。它的出现就是对征服法国的胜利者的一个胜利，已被俘获的巴黎英勇地一跃而重新取得了欧洲的领导地位，而这个领导地位并不是依靠野蛮的暴力取得的，而是由于巴黎率先领导起社会运动，体现了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愿望。
如果所有大城市都按照巴黎的榜样组成公社，那末，任何政府
都不可能以猝不及防的反动行动来镇压这个运动。甚至通过这一初步行动，就可以赢得培育实力的时间，使运动胜利得到保证。全法国都会组织起独立工作的、自治的公社；国民军会代替常备军；大批国家寄生虫会被排除；教师会代替僧侣等级；国家法官会改换为公社的机构；国民代表的选举会不再是总揽一切大权的政府玩弄手腕的事情，而是组织起来的各公社的意志的自觉表现；国家的职务会只限于几项符合于普遍性、全国性目的的职务。
这就是公社——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把劳动从垄断劳动者自己所创造的或是自然所赐予的劳动资料的那批人篡夺的权力（奴役）下解放出来的政治形式。正如国家机器与议会制只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有组织的总机构，只是旧秩序的政治保障、形式和表现，而不是统治阶级的真正生命，公社也不是工人阶级的社会运动，从而也不是全人类复兴的运动，而只是有组织的行动手段。公社并不取消阶级斗争，工人阶级正是通过阶级斗争致力于消灭一切阶级，从而消灭一切阶级统治（因为公社并不代表一种特殊利益；它代表着“劳动”的解放，而劳动是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基本的、自然的条件，唯有靠篡夺、欺骗、权诈才能由少数人把它转嫁到多数人身上），但是，公社提供合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经历它的几个不同阶段。公社可能引起激烈的反动和同样激烈的革命。公社以下述措施来开始解放劳动——它的伟大目标：它一方面取缔国家寄生虫的非生产性活动和为非作歹的活动，杜绝把大宗国民产品浪费在供养国家恶魔上的根源，另一方面，以工人的工资执行地方性和全国性的实际行政职务。由此可见，公社是以大规模的节约，不但以政治改造，而且以经济改革来开始其工作的。
如果公社的组织在全国范围内牢固地建立起来，它还可能要经受的灾难，就是奴隶主们的一些分散零星的暴动，这些暴动尽管暂时会阻挠和平进步的事业，但只会使社会革命加强武装，从而加速运动的发展。
工人阶级知道，他们必须经历阶级斗争的几个不同阶段。他们知道，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才能逐步完成（这是经济改造）；这里不仅需要改变分配方法，而且需要一种新的生产组织，或者勿宁说是使目前（现代工业所造成的）有组织的劳动中存在着的各种生产社会形式摆脱掉（解除掉）奴役的锁链和它们的目前的阶级性质，还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和国际范围内进行协调的合作。他们知道，这个复兴事业将不断地遭到既得利益和阶级自私的反抗，因而被延续、被阻挠。他们知道，目前“资本和土地所有权的自然规律的自发作用”只有经过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才能被“自由的、联合的劳动的社会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所代替，正如过去“奴隶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和“农奴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之被代替一样。但是，工人阶级同时也知道，通过公社的政治组织形式，可以立即向前大步迈进，他们知道，为了他们自己和为了人类开始这一运动的时刻已经到来了。
农民
（战争赔款）。还在公社成立之前，中央委员会就通过它的“公报”宣布：“大部分的战争赔款应该由战争的祸首们缴付。”[424]这是“秩序人物”最害怕的“反文明大阴谋”。这是最实际的问题。如果公社得胜，战争的祸首们就必须缴付这笔赔款；如果凡尔赛得胜，那末，已经付出鲜血、遭受摧残破坏、承担费用的生产者群众就还得支付这笔赔款，而财阀们甚至还要在经办这笔生意上牟利。由谁来清偿战费，这将取决于内战。在这个切身攸关的问题上，公社不仅代表着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实际上也代表着除了资产阶级（富有的资本家）（富有的地主，以及他们的国家寄生虫）以外的全体中等阶级的利益。它首先代表着法国农民的利益。如果梯也尔和他的“地主议员”得胜的话，大部分的战税就会转嫁到他们的肩头。可是有人竟糊涂到这个地步，居然重复着“地主议员”的叫喊说：他们——大地主们——“代表农民”，这种农民当然出于心地质朴，非常急切地想为那些已经强迫他们付出了十亿赔偿金——革命赔偿金[425]的好“地主们”再缴纳几十亿战争赔款。
正是这一批人对农民增收了45生丁的附加税[426]，用这种办法蓄意损害二月共和国的威信；不过，当时他们是用革命的名义、用革命创造的“临时政府”的名义增加这笔税的。现在，他们是以自己的名义进行反对公社共和国的内战，以便把战争赔款从他们自己的肩头上卸到农民的肩头上去！农民当然会为此而高兴的！
公社要废除征兵制，秩序党则要把这种血税牢缚在农民身上。秩序党要派税吏牢牢抓住农民，向他们索取寄生的、糜费的国家机器的费用，公社则要给他们一个廉价政府。秩序党要使城市的高利贷者继续敲骨吸髓地压榨他们，公社则要把他们从盘踞在他们那小块土地上的典押债魔手中解放出来。公社要用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而不是靠农民劳动以自肥的公社工作人员来代替吞噬着农民的主要收入的、寄生的司法人员——公证人、法警等等。公社要捣毁这个缠绕在法国农民身上的全部司法蜘蛛网，即上面伏着吸吮农民血汗的资产阶级蜘蛛——法官和区长——的司法蜘蛛网！秩序党要使他们处在宪兵统治之下，公社则要恢复他们的独立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公社要让他们在教师的教导下学到知识，秩序党则要强使他们接受僧侣的愚民统治！但是，法国农民首先是善于打算盘的人！如果神职人员的薪俸不再由税吏向他们威逼勒索，而是取决于他们自己的宗教本能的“自发行动”，他一定会认为这样非常合理！
路易·波拿巴是被法国农民选为共和国总统的，然而第二帝国是（在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下的共和国的无名统治时期）由秩序党创立的！在1849年和1850年，法国农民以自己的区长对抗政府的省长，以自己的学校教师对抗政府的教士，以自己本身对抗政府的宪兵，这样他们就开始表示出他们实际需要的是什么！秩序党在1849年、特别是在1850年1月和2月颁布的各项反动法令[427]，按其实质是专门针对法国农民的！如果说，法国农民之所以选举路易·波拿巴为总统是因为他们习惯于把自己从第一次革命里获得的全部利益错误地归之于第一个拿破仑的话，那末coupd’état〔政变〕之后，法国若干省的农民的武装起义和宪兵对他们的搜捕恰恰证明：这种错觉正在迅速地破灭！第二帝国是建立在将错觉人为地培育为力量的基础上，建立在传统偏见的基础上的，而公社则将建立在农民的切身利益和他们的实际需要的基础上。
法国农民的仇恨正在集中到地主议员、砦堡领主、榨取10亿赔偿金的那些人以及以土地所有主面目出现的城市资本家身上。这些人对农民的侵夺在第二帝国下进展得空前迅速，这种情况一部分是国家的人为措施所促成的，一部分是现代农业发展本身的自然结果。地主议员们知道，法兰西的公社共和国的三个月统治，可能成为农民和农业无产阶级举行反对他们的起义的信号。因此他们疯狂地仇恨公社！农民的解放对他们来说甚至比城市无产阶级的解放更加可怕。农民会很快欣然接受城市无产阶级为他们自己的领导者和老大哥。当然，在法国，像在绝大多数的欧洲大陆国家一样，在城市生产者和农村生产者之间、在工业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是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的。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劳动，生产资料的集中，这是无产阶级追求的希望，也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物质基础，尽管目前劳动的组织是专制式的，生产资料不仅作为生产手段，而且作为剥削和奴役生产者的手段集中在垄断者的手中。无产阶级要做的事就是改变这种有组织的劳动和这些集中的劳动资料目前所具有的资本主义性质，把它们从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的手段改变为自由联合的劳动形式和社会的生产资料。另一方面，农民的劳动则是孤立的，他们的生产资料是零星分散的。在这些经济差异的基础上，作为上层建筑，建立起来了一整套迥然不同的社会政治观点。但是这种农民所有制早已越过自己发展的正常阶段，即它还是一种现实存在，还是符合于社会经济需要的、使农村生产者本身处于正常生活条件中的那种生产方式和财产形式的阶段。它已经进入了自己的没落时期。一方面，从它里面已经成长起来了一支巨大的、与城市雇佣工人利益完全一致的prolétariatfoncier（农村无产阶级）。由于农艺学的新发展，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已经老朽了。最后，农民所有权本身也变得徒有其名，他们自己劳动的果实已被夺走，留给他们的不过是所有权的幻觉。大农场主的竞争、血税、国家捐税、城市典当主的高利盘剥以及缠附在他们身上的司法制度的种种巧取豪夺，把他们压低到印度农民的地位；同时，他们随时随刻遭到剥夺——甚至他们名义上的所有权也被剥夺——和被贬到农村无产者的地位。因此，造成农民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隔阂的东西已经不是农民的实际利益，而是他们的错觉偏见。如果说，公社像我们已经说明的那样，是唯一即使在其目前经济条件下也能立即给农民带来莫大好处的政权的话，那末，也只有公社这种政府形式才能够保证他们改变他们目前的经济状况；能够一方面拯救他们免遭地主的剥夺，另一方面使他们不至于为了所有权的名义而遭受榨取、苦役和贫困的煎熬；能够把他们名义上的土地所有权变成他们对自己劳动果实的实际所有权；能够使他们既享受应社会需要而产生的、而目前则作为一种敌对因素不断侵犯着他们利益的现代农艺学之利，又保留他们作为真正独立生产者的地位。他们既然能立即受惠于公社共和国，必将很快地对它产生信任。
共和联盟（共和同盟）
无秩序党在第二帝国的弊政下，达到了它统治的顶点，这个党在它的随从仆役、娄罗、国家寄生虫、mouchards〔侦探〕、“荡妇”，以及那一大群作为高等流氓的补充的下等流氓（一般刑事犯）跟随下，已离开了巴黎（从巴黎出走）。但是，中等阶级里面的真正有生力量，由于工人的革命而得以摆脱他们的伪代表，在法国历次革命的历史中第一次和这个无秩序党分道扬镳，并且带着他们的真正特色挺身而出。这就是“共和自由同盟”[428]，它在巴黎和外省之间起着中介作用，拒绝承认凡尔赛，并在公社的旗帜下前进。
代表着不靠他人劳动为生的社会各阶级的公社革命
我们已经看到：巴黎的无产者是为维护法国农民而战斗，凡尔赛是为反对法国农民而战斗；“地主议员”最焦虑的是怕农民听到巴黎的声音，不能再靠封锁把两者隔离开来；归根到底，他们对巴黎作战是企图使农民继续做他们的奴隶，把农民照旧当做他们的《taillableàmercietmiséricorde》〔“可以任意勒索租税的”）对象。
在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公开地团结在工人革命的周围，他们宣布这个革命是拯救他们自己和拯救法国的唯一手段！他们和工人一起构成国民自卫军的主体，他们和工人在公社里一起开会，他们在共和联盟里为工人做中介人！
公社实施的主要措施是为着拯救巴黎的中等阶级即债务阶级而反对债权阶级！在六月起义（1848年）里，这个中等阶级曾集结在资本家阶级及其将军、国家寄生虫的旗帜下反对无产阶级。他们立刻在1848年9月19日由于《concordatsàl’amible》〔“友好合同”〕[429]被否决而受到了惩罚。对六月起义的胜利立即暴露它同时也是债主的胜利，是富有的资本家对债务人即中等阶级的胜利。他们冷酷地索取他们该得的那“一磅肉”［注：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第四幕第一场。——编者注］。1849年6月13日，这个中等阶级的国民自卫军被解除了武装，并遭到资产阶级军队的杀戮！在第二帝国时期，由于国家资财被滥用浪费，富有的资本家借以自肥，这个中等阶级遭受着股票经纪人、铁路大王、CréditMobilier〔动产信用公司〕之类诈骗公司的掠夺，遭受着资本家的联合组织（股份公司）的抢劫。如果说，这个阶级在政治地位上受着贬抑，在经济利益上受着打击，那末，它在精神上则被这个制度的无耻闹宴所激怒。战争中的种种丑行使他们感到忍无可忍，激发了他们作为法国人的情感。在法国经受着这场战争带来的种种灾难，经受着民族崩溃的危机和经济破产的情况下，这个中等阶级感到：唯一能够救亡济危的是工人阶级的宏伟的志向和巨人般的力量，而不是妄想当法国奴隶主的那个腐败的阶级！
他们感到：只有工人阶级能够把他们从僧侣统治下解放出来，把科学从阶级统治的工具变为人民的力量，把科学家本人从阶级偏见的兜售者、追逐名利的国家寄生虫、资本的同盟者，变成自由的思想工作者！只有在劳动共和国里面，科学才能起它的真正的作用。
共和国只有公开宣布为社会共和国才可能存在
正像第二帝国曾经破除了对操于国家宪兵和教士之手的无组织的“普选”的幻想一样，这次内战破除了对“共和国”的最后幻想。法国所有的有生力量都承认：在法国和在欧洲，共和国只有作为“社会共和国”才有可能存在；这种共和国应该夺去资本家和地主阶级手中的国家机器，而代之以公社；公社应该公开宣布“社会解放”为共和国的伟大目标，从而以公社的组织来保证这种社会改造。任何别种共和国只能是以跨进某种形式的帝国为其最后目标的所有保皇党派——联合在一起的正统派、奥尔良派、波拿巴派——的无名恐怖，只能是干完了自己的肮脏事以后总要以帝国告终的阶级统治的无名恐怖！
地主议会里面的职业共和党人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对1848—1851年的试验、镇压巴黎的内战熟视无睹，而真心相信阶级专制的共和形式是一种可能的、持久的形式；其实，秩序党之需要共和，只是把它当做一种阴谋组织形式，用来反对共和、重建唯一适合于这个党的阶级专制形式——君主制度，或更确切地说，帝国制度。在1848年，这些甘愿受骗的笨蛋被推到前台，直到由于六月起义被镇压，他们为所有那些妄想当法国奴隶主的集团扫清了建立无名统治的道路时为止。1871年，在凡尔赛，他们从一开始就被挤到后台，去给梯也尔的统治当“共和主义的”装饰品，并以他们的在场使波拿巴的将军们反巴黎的战争合法化！这些可怜虫陷于自我嘲讽而不自觉，还在SalledesPaume（网球厅）里举行他们党的会议，来表明与他们的1789年前辈相比，他们已堕落到怎样的地步[430]！他们试图通过他们的舍耳歇之流哄诱巴黎把武器交给梯也尔，试图借助赛塞手下的“秩序”国民自卫军来迫使巴黎解除武装！我们更不用谈像路易·勃朗之类的所谓巴黎的社会主义议员了。他们驯顺地忍受杜弗尔这样的人和“地主议员”对他们的侮辱，沉醉于梯也尔的“合法”权利，而且竟在匪徒面前咳声叹气，使自己备蒙羞辱！
工人和孔德
工人的发展现在已经越过了社会主义宗派的阶段，但不应忘记，他们从来也不曾被孔德派操纵过。这个宗派所给予国际的，不过是大约六七个人的一个支部，这个支部的纲领被总委员会所拒绝[431]。巴黎工人知道：孔德在政治方面是帝国制度（个人独裁）的代言人；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是资本家统治的代言人；在人类活动的所有范围内，甚至在科学范围内是等级制度的代言人；巴黎工人还知道：他是一部新的教义问答的作者，这部新的教义问答用新的教皇和新的圣徒代替了旧教皇和旧圣徒。
如果说，孔德的信徒在英国比在法国受人民欢迎些，那倒不是由于他们鼓吹了他们的宗派教义，而是由于他们个人的优良品质，还由于他们接受了那些不是由他们创造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形式，例如英国的工联和罢工。顺便提一下，这些斗争形式是被他们在巴黎的同宗道友们斥为异端的。
公社（社会措施）
巴黎工人发动了目前这次革命，并且以英勇的自我牺牲精神承担着这场战斗带来的主要打击——这并不是新鲜事。这是历次法国革命的突出特点！这只是往事的重复！革命以人民群众的名义，并且是公开为着人民群众即生产者群众的利益进行的这一点，也是这次革命和以前历次革命相同之点。这次革命的新的特点在于人民在首次起义之后没有解除自己的武装，没有把他们的权力拱手交给统治阶级的一群共和主义骗徒手里；这次革命的新的特点还在于他们组成了公社，从而把他们这次革命的真正领导权握在自己手中，同时找到了在革命胜利时把这一权力保持在人民自己手中的办法，即用他们自己的政府机器去代替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政府机器。这就是他们的滔天大罪！工人们竟敢侵犯“一万个上层人”的统治特权，竟敢宣布他们决心破坏这种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运用着社会的有组织的国家力量的阶级专制的经济基础！使欧洲的以及美国的尊贵阶级狂怒的正是这一点；这也说明他们为什么大叫这是亵渎神圣，说明他们为什么要疯狂号召屠杀人民，要从他们的议会讲坛和他们的仆从报社发出种种辱骂和诽谤！
公社的最伟大的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它在闻所未闻的困难状况下工作着、行动着！巴黎公社升起的红旗实际上只是标志着巴黎的工人政府的建立！他们已经清楚地、有意识地宣告他们的目的是解放劳动和改造社会！但是他们的共和国的真正“社会”性质仅仅在于工人们管理着巴黎公社这一点！至于他们的各项措施，由于实际情况所决定，不得不主要限于巴黎的军事防卫和粮食供应！
工人阶级的一些以保护人自居的朋友们，一方面甚至对很少的几项他们认为是“社会主义的”措施（其实这些措施除了倾向之外根本没有什么社会主义的东西）也很难掩饰他们的厌恶；另一方面他们又表示满意，并企图用他们的重大发现来诱导“士绅们”同情巴黎公社。他们的大发现是：工人们毕竟是有理智的人，他们无论何时执掌政权，总是要坚决背弃社会主义的创举的！事实上，他们确实不想在巴黎成立什么法伦斯泰尔，也不想成立什么伊加利亚[432]。真是当代的聪明人！这些对于工人阶级的真正理想和真正运动一窍不通的好心的保护人忘记了一点。所有的社会主义宗派的创始人都属于那样一个时期，那时工人阶级自己一方面还没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发展进程中得到足够的锻炼并被充分地组织起来，以便作为历史动力登上世界舞台；另一方面，他们取得解放的物质条件在旧世界本身内部也还没有充分成熟起来。工人阶级的贫困状态是存在着的，但是他们开展自己的运动的条件尚未具备。各岛托邦宗派的创始人虽然在批判现存社会时明确地描述了社会运动的目的——废除雇佣劳动制度及其一切实行阶级统治的经济条件，但是他们既不能在社会本身中找到改造它的物质条件，也不能在工人阶级身上找到运动的有组织的力量和对运动的认识。他们企图用新社会的幻想图景和方案来弥补运动所缺乏的历史条件，并且认为宣传这些空想的图景和方案是真正的救世之道。从工人阶级运动成为现实运动的时刻起，各种幻想的乌托邦消逝了，——这不是因为工人阶级放弃了这些乌托邦主义者所追求的目的，而是因为他们找到了实现这一目的的现实手段，——但是起来代替乌托邦的，是对运动的历史条件的真正洞见以及工人阶级的战斗组织的日益积聚力量。但是，乌托邦主义者宣布的运动的两个最后目的，也是巴黎革命和国际所宣布的最后目的。只是手段不同了，运动的现实条件也不再掩没在乌托邦寓言的云雾之中了。因此，无产阶级的这些以保护人自居的朋友们之百般曲解这次革命所响亮地宣布的社会主义趋向，只不过是受自己无知的欺骗而已。如果这些人认为工人运动的先知们的那些乌托邦创造仍然是“社会革命”，也就是说，如果他们认为社会革命仍然是“乌托邦的”，那末过错并不在巴黎无产阶级身上。
3月20日中央委员会的“公报”：
“首都的无产者，目睹执政（统治）阶级的défaillances〔失职〕和叛卖行为，已经了解到（compris）：由他们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国家事务）的领导（管理）以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
他们指出“资产阶级的政治无能和精神衰朽”是“法国不幸”的根源并加以痛斥。
“工人们生产一切然而享受不到任何东西，他们目睹用自己的劳动与血汗制造出来的产品堆积如山，而自己却受着贫困的折磨……难道他们永远不许致力于自己的解放事业吗？……无产阶级眼看着自身的权利经常受到威胁，自己的正当企望一概被否认，祖国山河破碎，自己的一切希望归于毁灭，他们已经了解到：夺取政权（ens’emparantdupouvoir）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保证他们的胜利，是他们必须立即履行的职责和绝对权利。”[433]
这里说得很清楚：工人阶级的政府首先是为拯救法国，使它免于统治阶级强加于它的毁灭和腐化所必需的；夺去这些阶级（已经丧失了治理法国能力的阶级）的政权是拯救民族的必要条件。
但是，这里也说得很明白：工人阶级的政府只有致力于工人阶级自身的解放才能拯救法国，完成民族事业，因为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同时也就是法国复兴的条件。
工人阶级的政府被宣布为劳动对劳动资料的垄断者、对资本的战争。
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只不过是一种虚假的装饰，它给资产阶级的种种无理要求罩上一件民族的外衣。沙文主义是借助常备军来延续国际斗争的手段，是用挑拨本国的生产者反对另一国生产者弟兄的办法以压服本国生产者的手段，是防止工人阶级的国际合作的手段，而这种合作是工人阶级解放的首要条件。在色当之后的自卫战争中，沙文主义资产阶级到处起着瘫痪作用，于是这种沙文主义（它早已成为一句空话）的真正性质就暴露出来了：表现在法国的投降上，表现在梯也尔这位沙文主义最高祭司在俾斯麦的恩准下进行的国内战争上！也表现在反德同盟的鬼祟的警察伎俩上［注：见本卷第312—313页。——编者注］，表现在投降之后巴黎城内对外国人的搜捕上。他们希望，巴黎人民（和全体法国人民）会被民族仇恨的情绪所愚弄，会被对外国人的蓄意迫害所迷惑，而忘记自己的真正愿望，忘记内奸！
这种蓄意挑起的运动是怎样在革命的巴黎的呼声前消散（消失）的呀！巴黎响亮地宣布了它的国际倾向——因为生产者的事业到处是一样的，他们的敌人不论属何国籍（不论穿着什么样的民族服装）也到处是一样的，——它把允许外国人加入公社当做一条原则加以宣布，它甚至把一位外国工人［注：列奥·弗兰克尔。——编者注］（国际会员）选入执行委员会，它下令毁除法国沙文主义的象征——旺多姆圆柱！
当资产阶级沙文主义者已肢解了法国并在外国侵略者的专断命令下行动起来的时候，巴黎的工人打击了他们本国的阶级统治者，从而痛击了外敌；他们争得了作为所有国家工人的先锋的地位，从而消除了派系集团！
资产阶级的纯正的爱国主义，对真正的各国“民族”产业所有者说来是很自然的，但是，由于他们的财政、商业和工业活动已带有世界的性质，这种爱国主义现在已只剩下一个骗人幌子。在类似的条件下，这个幌子在所有国家也会像在法国一样被戳穿。
“地主议会”的地方分权和公社
有人说，巴黎以及其他法国城市都是处在农民统治的压迫下，巴黎现在的斗争是为了从农民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从来也没有比这更愚蠢的谎言了！
作为中央所在地和集权政府机器根据地的巴黎，使农民受着宪兵、税吏、省长、僧侣和土地巨头的统治，也就是使农民受着农民敌人的专制统治，使农民的全部生计被剥夺（将他们置于死地）。它取缔了农业地区的一切独立生活的机构。另一方面，以巴黎为大本营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把外省的全部权势既然这样交给了政府、土地巨头、宪兵和僧侣，这些人就利用这种权势为政府和政府所代表的阶级服务，不去反对政府、寄生虫、资本家、懒虫的那个充当着世界妓院的巴黎，而去反对工人和思想家的巴黎。这样，由于存在着以巴黎为基地的政府集权，农民就受着政府的和资本家的巴黎的镇压，而工人的巴黎则受着操在农民的敌人手中的外省权力的镇压。
凡尔赛的“通报”（3月29日）宣称：
“巴黎不能是一个自由的城市，因为它是首都。”
这倒是实话。巴黎这个统治阶级及其政府的首都，不能是一个“自由的城市”；各省因为有着这样一个巴黎作首都，也不能“自由”。只有有了巴黎公社，各省才能自由。秩序党之所以如此疯狂地痛恨巴黎，首先是因为巴黎宣布了自己摆脱秩序党及其政府的统治，其次才是因为巴黎用这种行动发出了使农民以及各省摆脱秩序党统治的信号。
公社“公报”，4月1日：
“三月十八日革命不是以保证巴黎获得一个民选的、但仍处在一个十分集中的全国政权的专制控制下的公社代表机构作为唯一的目的。它要为法国所有的市镇争得和确保独立，也要为所有更高的地方单位——省、大行政区——争得和确保独立，这些地方单位将为了它们的共同利益联合在一个真正的民族公约之下；它要保障共和国，并使之长存……巴黎放弃了它的表面上大权独揽的地位，——这种大权独揽事实上是巴黎滥用权力，——但它并没有放弃它的道义力量和思想影响，这种道义力量和思想影响已使它的宣传工作在法国和欧洲屡获胜利。”[434]
“这一次，巴黎再度为着整个法国而工作和忍受苦难；它进行战斗，作出牺牲，以此准备着法国的思想、道德、行政、经济的复兴，法国的光荣和繁荣。”（用气球发出去的巴黎公社的纲领）[435]
梯也尔先生在巡游各省的时候，安排了选举事宜，首先是安排他自己在各地的选举。但是有一桩困难。外省的波拿巴派当时已不中用。（而且，他不需要他们，他们也不需要他。）很多奥尔良派的老角色也与波拿巴派同流合污了。因此必须求援于乡居的正统派地主。他们一直不问政治，正是易受愚弄之辈。就是这批人赋予了凡尔赛议会以它的类似路易十八的《chambreintrouvable》〔“无双议院”〕的明显性质，它的“地主议会”的性质。由于虚荣心的驱使，他们当然相信，随着波拿巴的第二帝国的崩溃，在外国侵略者的庇护下，他们的时机终于又像1814年和1816年那样到来了。可是，他们仍然只是受人利用的工具。随他们怎样行动，他们也只能像1848—1851年一样，作为秩序党的一分子以及它的“无名的”恐怖主义的工具而行动。他们所发表的带有自己党派特点的狂语不过为上述那种结伴合伙增添滑稽性质而已。因此，他们只好容忍贝里公爵夫人的监狱产婆当他们的首领，容忍国防政府中的假共和主义者当他们的部长。他们的任务一旦完成，就会被一脚踢开。但是——这是历史的恶作剧——由于各种情况的这种奇异配合，他们不得不向巴黎进攻，惩罚它的背叛《Républiqueuneetindivisibl》〔“统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国”〕（这是路易·勃朗的说法，梯也尔称之为法兰西的统一），可是他们自己的头一项举动恰恰是背叛统一，因为他们声称要“砍去巴黎的头颅和取消它的首都称号”，并要把议会设在一个外省城市里。其实，他们真正希望的是：恢复中央集权制国家机器出现以前的情况，多少摆脱这个国家机器的省长和部长的约束，而代之以封建主砦堡在本省和本地的领主权势。他们所要的是一种反动的法兰西地方分权。而巴黎所要的却是：以法国社会本身通过公社组织而取得的政治统一去代替曾起过反封建作用的中央集权制，这种中央集权制现在已经变成为只是人为机体的统一，它依靠着宪兵和红黑军队，压制着现实社会的生活，像梦魔一样骑在社会头上，用孤立巴黎、排斥外省的办法给予巴黎一个“表面上大权独揽”的地位。巴黎就是要用前述的政治统一去代替这种存在于法国社会之外的中央集权的法国。
因此，真正主张破坏法国统一的是那些“地主议员”，他们反对统一的国家机器，因为统一的国家机器损害了他们在地方上的权势（领主权利），因为统一的国家机器是和封建制度相对抗的。
巴黎所要的则是破坏那种人为的单一制，因为它是和法国真正的有生命力的统一相对抗的，因为它无非是阶级统治的一种手段而已。
孔德派的观点
对现存经济制度完全无知的人，当然更不能理解工人为什么要否定这种制度。他们当然不能理解，工人阶级企图实现的社会变革正是目前制度本身的必然的、历史的、不可避免的产物。他们以遗憾的口吻谈论消灭“财产”的威胁，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现在的财产的阶级形式——一种过渡性的历史形式——就是财产本身，因而消灭这种财产形式就是消灭财产。正像他们现在为资本统治的“恩德”和雇佣劳动制度进行辩护一样，如果他们生在封建时代或奴隶制度时代，他们会同样地把封建制度和奴隶制度当做建立在事物本性基础上的制度、当做自发地成长起来的自然产物而加以保卫；他们也会猛烈抨击这些制度的种种“弊端”，但同时他们会由于自己极端无知而用什么这些制度是“永恒的”，是有“道德节制”（“限制”）加以纠正的说教，来反驳预言这些制度将被消灭的主张。
他们对巴黎工人阶级的目的的理解的正确程度和俾斯麦先生一样，俾斯麦曾宣称：公社所要建立的是普鲁士式的城市组织。
可怜的人们！他们甚至不知道，财产的任何一种社会形式都有各自的“道德”与之相适应，而那种使财产成为劳动附属品的社会财产形式，绝不会制造个人的“道德限制”，而会将个人的“道德”从阶级束缚下解放出来。
人民革命的气息使巴黎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二月革命曾被唤做痛恨道德堕落的革命。人民以《àbaslesgrandsvoleurs！àbaslesassassinse！》〔“打倒大窃贼！打倒杀人犯！”〕的呼声宣布这次革命。这是人民的情感。至于资产阶级，他们却要求贪污有更广阔的场所！在路易·波拿巴（小拿破仑）的统治时期，他们的这种要求得到了满足。巴黎这个巨大的城市，这个具有历史首创精神的城市，被弄成了世界上所有懒虫和骗子手的maisondorée〔安乐窝〕，弄成了一个世界妓院！在“上等人”出走以后，工人阶级的巴黎才重新现身，巴黎是英勇的，富于自我牺牲的精神，对自己的巨大任务满怀热情！陈尸场上一具尸体也没有，街道上平安无事。巴黎界内从来没有这样平静过。巴黎的英勇妇女代替了荡妇！刚毅的、坚定的、战斗着、劳动着、思想着的巴黎！雄伟豁达的巴黎！鉴于敌人的野蛮暴行，巴黎只不过使敌俘无力伤人而已！巴黎所决不愿再容忍的，是荡妇和轻薄少年的存在。它决心驱逐或改造这批曾经掌握这座巨大城市并且把它据为私有的、无用的、多疑的、自私的败类。任何第二帝国的头面人物将无权再说这样的话：“巴黎的最好的街区其乐融融，但是其他街区里贫民太多。”
（4月23日“真理报”）：
“巴黎的犯罪案件惊人地减少了。小偷和荡妇没有了，暗杀和路劫没有了：所有的保守分子都逃到凡尔赛去了！”
“自从公民自己担任警察职务以来，即使是在最地僻人稀的街区也没有一次夜间抢劫事件报案。”
*片断
梯也尔论地主议员
这个党
“只会使用三种手段：外敌入侵、国内战争和无政府状态……这样一种政府永远不会成为法国的政府”（1833年1月5日众议院）。
国防政府
就是这个特罗胥在他的著名纲领里说：“巴黎总督是永远不会投降的”；茹尔·法夫尔在通告里说，“决不会让出我们碉堡上的一块石头，决不会让出我们的一尺领土”；杜克罗也这样表示：“或死或胜，不然誓不回见巴黎”。后来杜克罗在波尔多发觉，原来他那条命还必须用来镇压巴黎“叛乱者”（这些坏蛋知道，他们在逃往凡尔赛的时候，没有把自己的各种罪证带走，为了消灭这些罪证，他们不惜把巴黎变为淹没在血海中的一堆瓦砾）。（用气球发出去的告各省宣言[436]）
“迄今由帝国制度、君主制度和议会政府所强加于我们的统一，无非是专制的、违背理智的、横暴的、苛敛无厌的中央集权制度。巴黎所要的政治统一是由所有地方的起首创作用的力量的自愿联合……”所有的联合起来的公社的一种中央代表组织。“结束那属于政府和僧侣的旧世界，结束军阀结治、官僚制度，结束利用专利与特权投机取巧的行为——正是由于这一切，无产阶级才沦于奴隶地位，国家才遭受种种不幸和灾难。”（4月19日公社公告）[437]
宪兵和警察
20000名宪兵（由法国全国各地调到凡尔赛来的，在第二帝国时总共有30000名）和12000名巴黎警察，这就是法国从来未有过的最精锐的军队的基干。
巴黎的共和派议员
“巴黎的共和派议员既没有对炮轰巴黎提出抗议，也没有对就地处决俘虏和中伤诬蔑巴黎人民提出抗议。相反，他们以出席议会，保持沉默，去为所有这些行为捧场，以他们作为共和派所享有的威信去支持这些行动。他们已变成了保皇党的同盟者和自觉的帮凶。我们宣布他们出卖了他们的代表当选证书，出卖了共和国。”（共和国保卫者总协会[438]）（5月9日）
“中央集权使巴黎陷于瘫痪，使所有其他各地丧失生气。”（拉梅耐）
“今天，一切都归于一个中心，而这个中心，可以这样说，就是国家本身。”（孟德斯鸠）[439]
旺多姆广场事件，等等
由各连推举代表组成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在普军进入巴黎时，把国民自卫军自己募款铸造的大炮和多管炮运到蒙马特尔、伯利维尔和拉-维勒特。这些大炮和多管炮被国防政府恰好遗弃在普鲁士人即将占领的街区。
3月18日清晨，政府向国民自卫军强烈呼吁，但是40万名国民自卫军中只有300人响应。
3月18日晨3时，警察和几营常备军到达蒙马特尔、伯利维尔、拉－维勒特，准备突袭看守大炮的警卫兵，用强力夺取大炮。
国民自卫军进行了抵抗。常备军士兵不顾勒康特将军的威胁和命令levèrentlacrosseenl’air〔把枪托高举到空中〕，当天，勒康特和克列芒·托马在同一个时候被部下士兵们枪毙。
（“常备军士兵把枪托高举到空中，和起义者携起手来。”）
奥雷耳·德·帕拉丹的告捷书已经印好，关于在巴黎准备décembrisation［注：意即1851年12月2日式的政变。——编者注］的文件也已被发现。
3月19日，中央委员会宣布解除巴黎戒严状态，20日，皮卡尔宣布塞纳—瓦瑟省处于戒严状态。
3月18日（晨：他仍相信自己可以获胜）张贴在墙上的梯也尔公告宣称：
“政府已决定采取行动。擅自企图建立政府的罪犯必须依法究办，被夺去的大炮必须交还军械库。”
到傍晚，由于夜袭已经失败，他就向国民自卫军呼吁：
“政府并不准备进行一次coupd’état〔政变〕。共和国政府除了共和国的安全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其他的目的。”
他只是要
“取缔叛乱委员会”……“他们几乎全部都是居民不熟悉的人。”
深夜，由皮卡尔和奥雷耳签署致国民自卫军的第三个公告宣称：
“一些被引入迷途的人们……顽强抵抗国民自卫军和军队……政府决定让你们保持你们的武器。坚决地紧握着武器，以便建立法纪，挽救共和国，使它免于陷入无政府状态。”
（17日，舍耳歇企图诱使他们解除武装。）
3月19日中央委员会公告：
“戒严状态已解除。兹召集巴黎人民进行公社选举。”
中央委员会在同一文件中告诉国民自卫军：
“你们曾责成我们组织巴黎的防御，保卫你们的权利……此刻我们的当选证书已告期满；我们将它交还给你们，我们不愿意占据那些被民愤刚推翻的人的位置。”[440]
他们让政府成员安然地向凡尔赛撤退（甚至包括那些已在他们掌握中的人，如费里）。
原定于3月22日举行的公社选举，由于秩序党的示威，延期至3月26日。
3月21日，国民议会狂呼反对在“致公民和军队（士兵）”的公告结尾处写上《VivelaRépublique！》〔“共和国万岁！”〕的字样。梯也尔：“这可能是一个很合法的提议”云云（“地主议员”的异议）。茹尔·法夫尔大声疾呼，反对共和国高于普选权的说法，向“地主议员”的多数献媚，用普鲁士的干涉来威胁巴黎人民，并挑起——秩序党的示威。梯也尔：“无论如何，他不会派遣武装力量去攻击巴黎。”（当时做不到，因为还没有军队。）
中央委员会对于自己的胜利是如此无把握，以致他们急切地接受了巴黎的区长们和代表们的调停……梯也尔的固执使它（委员会）多维持了一两天，而这时委员会认识了自己还有力量。革命者犯了无数错误。他们不去解除警察的武装，反而给他们打开大门；他们奔向凡尔赛，在那里被当做救星来欢迎；让第四十三常备团撤离巴黎；把所有和人民联欢的士兵都遣散回家；允许反动派就在巴黎中心组织起来；不去惊动凡尔赛。特里东、雅克拉尔、瓦尔兰、瓦扬认为必须立刻赶走保皇派……法夫尔和梯也尔拚命向普鲁士当局乞求援助……以便镇压巴黎的起义运动。
特罗胥和克列芒·托马一心一意想阻挠国民自卫军加强武装、加强组织的一切试图。中央委员会已决定准备向凡尔赛进军并开始行动，这件事公社并不知道，甚至是和公社明确表示的意愿直接违背的……
贝热瑞……由于蒙瓦勒里安以及设在库尔贝瓦的炮台，公社士兵不能固守住讷伊桥，但他不把这座桥炸毁，结果保皇派得以占领这座桥，在那里加强防御工事从而保持一条通向巴黎的交通路线……
正如李特列先生在一封信里所说（4月20日“每日新闻”）：
“既然巴黎被解除了武装，既然巴黎被维努亚、瓦伦顿、帕拉丹之流缚住了手脚，共和国已被断送了。巴黎人已了解到这点。面临着不战而降和冒险投入一场结果难料的可怕斗争的抉择，他们宁愿战斗；而我不得不为此对他们表示钦佩。”
向罗马进军，是卡芬雅克、茹尔·法夫尔和梯也尔干的事情。
“一个具有共和政体一切内部优点和君主政体外部力量的政府。我指的是联邦共和国……这是一个由许多社会组成的新社会，它能够随着新加入的成员的数目的增加不断扩大，直到它的力量增强到足以保证其成员的安全。这类共和国……能够维持其巨大规模，内部也不会腐化。这种社会的形式能防止一切困难。”（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9章第1节）[441]
1793年宪法[442]：
第七十八条——共和国每一市镇设市镇行政机关；每一专区设中介行政机关；每一省设中心行政机关。第七十九条——市镇官吏由市镇会议选出。第八十条——地方行政官吏由省的和专区的复选人会议选任。第八十一条——市镇政府和行政机关每年更换其成员的半数。
执行委员会。第六十二条——由二十四名委员组成。第六十三条——每省的复选人会议选出一名候选人。立法团从总名单中选择委员会成员。第六十四条——执行委员会在每届立法团任期的最后一个月的会议上更换其成员的半数。第六十五条——执行委员会负责领导和监督总政务。第六十六条——执行委员会在其成员之外任命负责共和国总政务的首脑官吏。第六十八条——这些首脑官吏并不组成一个委员会，他们是分立的，彼此间没有直接的联系；他们没有任何个人权力。第七十三条——执行委员会可将其所任命的官吏免职和撤换。
巴黎的秩序党一方面受到了茹尔·法夫尔在国民议会中发出内战号召的鼓动——他说普鲁士人已提出威胁：如果巴黎人不立刻投降，就要进行干涉——另一方面又看到了人民对他们的忍耐和中央委员会对他们采取的消极态度，因而大胆决定进行一次coupdemain〔突袭）；于是他们就在3月22日在和平游行——反对革命政府的和平示威的幌子下，闹了起来。这的确是一次奇特无比的和平示威。
“整个运动好像是突如其来的。对它事先毫无防备。”
“一群吵吵闹闹的绅士们”，在他们的前列有埃克朗、科特洛贡和昂利·德·佩恩等这样一些帝国猪仔，这一群人对个别的国民自卫军哨兵（岗哨）横加侮辱并勒令缴械，哨兵们奔回旺多姆广场，国民自卫军立刻从广场开向新小田街。与骚动者相遇时，他们奉命不得开枪，而骚动者却叫喊着“打倒杀人犯！打倒委员会！”前进，侮辱国民自卫军，夺取他们的枪枝，用手枪向公民马尔儒纳尔（旺多姆广场参谋部的中尉）（中央委员会委员）射击。贝热瑞将军要骚动者撤退（解散、后退）。大约经过五分钟的击鼓和sommations（相当于英国的宣读骚扰取缔令）[443]。他们以诬蔑的叫嚣作答。两名国民自卫军受重伤倒下。这时，他们的战友们还犹豫不决，向天空开枪。骚动者企图强行冲破警戒线，并解除他们的武装。贝热瑞下令开枪，那些胆小鬼就飞奔窜逃。Émeute〔骚动〕立即被粉碎，射击也停止了。有人从几所房子里向国民自卫军开枪。两人——瓦兰和弗朗所瓦——被打死，八人受伤。在那些“和平人士”作鸟兽散的街道上，到处都抛弃有手枪和手杖刀（在和平街上可以拾到许多）。莫利奈子爵从背后（被他自己的人）击毙，身上还发现有一枘用链条系住的匕首。
集合的军鼓敲过了。在这次“徒手”示威通过的街道上扔着许多手杖刀、手枪、匕首。在起义军未接到向这群人开枪的命令以前，对方已用手枪射击。示威者就是进犯者（谢里敦将军从窗口亲眼看到这种情况）。
这不过是用手枪、手杖刀和匕首武装起来的巴黎反动派企图达到维努亚以他的市警、士兵、大炮和多管炮所没有达到的目的。巴黎的“下等人”竟然不让巴黎的“绅士们”解除他们的武装，这真是太糟了！
1849年6月13日，当巴黎国民自卫军为了抗议法国军队进攻罗马的罪行，举行一次真正“徒手的”、“和平的”示威游行的时候，尚加尔涅将军用刀斩、枪击的手段对付他们，他的密友梯也尔对他倍加称赞。宣布了戒严，新的镇压法令，新的流放，一个新的恐怖统治！中央委员会和巴黎工人不去做这些事，却在这次冲突中严格地保持守势，允许袭击者（带着匕首的绅士们）安静地回家去；由于纵容了他们，又没有向他们追究这次冒险行动的责任，以致他们胆大到竟敢在两天以后，在凡尔赛派来的海军上将赛塞指挥下，又一次纠合起来，再度试图发动内战。
而这次旺多姆事件却在凡尔赛激起了一阵响彻全世界的“屠杀赤手空拳的公民”的叫喊。请注意，甚至梯也尔，尽管他老是谈论两个将军被杀害事件，但一次也不敢向外界提起这次“屠杀赤手空拳的公民”的事件。
正像在中世纪那样，只许骑士对平民使用任何武器，而不许平民进行自卫。
（3月27日。凡尔赛。梯也尔：
“有人指责我在谋求建立君主制，我正式否认。当我就职时，共和国已是一个既成事实。在上帝和人面前，我宣布我决不出卖它。”）
在秩序党第二次暴动后，巴黎人民没有采取任何报复行动。中央委员会甚至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不听它那些最有毅力的成员的劝告，没有立即向凡尔赛进军，而凡尔赛当时在海军上将赛塞逃亡和秩序党的国民自卫军可耻失败以后，正惊慌失措，乱成一团，因为那里还没有组织起任何抵抗力量。
在公社选举时，秩序党通过投票又进行了较量，他们在再度失败之后，完成了从巴黎的大出走。在选举进行中，资产阶级分子（在区政府院子里）与国民自卫军起义者握手言欢，但他们私下所谈的不外是“大批处决”、“多管炮”、“放逐到凯恩去受煎熬”、“集体枪杀”。
“昨天的逃窜者今天想用甜言蜜语把市政厅中的人们稳住，以待聚集在凡尔赛的地主议员们和波拿巴的将军们有足够力量对他们开火。”
梯也尔通过4月2日事件第二次对国民自卫军开始了武装攻击。战斗在靠近巴黎的库尔贝瓦和讷伊之间进行。国民自卫军被打败，讷伊桥被梯也尔士兵占领。从巴黎出击并一度占领库尔贝瓦、皮托、讷伊桥的几千名国民自卫军失利。许多人被俘。许多起义者被当做叛逆立即枪杀。凡尔赛军队首先开的火。
公社：
“凡尔赛政府已向我们进攻。它不可能指靠军队，所以派遣了沙列特的教皇的朱阿夫兵、特罗胥的布列塔尼兵、瓦伦顿的宪兵去轰击讷伊。”[444]
4月2日，凡尔赛政府派出了主要是由宪兵、海军陆战队、林警、警察组成的一师军队。维努亚率领两个步兵旅、加利费率领一个骑兵旅和一个炮兵连向库尔贝瓦推进。
巴黎。4月4日。米里哀尔。（声明）
“巴黎人民没有任何进攻意图……这时政府命令由前帝国士兵组成的御用军队，在前参议院议员统率下向巴黎进攻。”[445]
注释：
[376]比桑瓦耳战役，或叫做蒙瓦勒里安战役——见注126。——第535页。
[377]1870年10月5日在古·弗路朗斯领导下，国民自卫军工人营在巴黎市政厅前示威，要求国防政府举行公社选举，采取措施巩固共和国，并与入侵的敌人坚决斗争。政府拒绝了这些要求并且规定国民自卫军除非得到命令不准集会和武装示威。关于1870年10月31日起义，见注217。——第536页。
[378]Capitulards——见注194。——第536页。
[379]见注197。——第538页。
[380]见注213。——第540页。
[381]指根据1850年5月31日法令实行新的选举资格限制，这项法令是法兰西共和国立法议会根据以梯也尔为首的秩序党提议通过的，秩序党被民主派和社会主义者在1850年3月和4月的议会补充选举中所取得的胜利吓坏了。新的选举法打击了城乡工人和贫苦农民，它规定只有定居三年并直接纳税的人才能参加选举。法国的选民因此减少了300万左右。1850年选举法通过后不久，议会就把共和国总统路易·波拿巴1850年的年薪由60万法郎增加到300万法郎。——第541页。
[382]诺曼第的工厂主为了顺利地同英国工厂主进行竞争，企图削减纺织工人的工资，这在1868年底—1869年初引起了索特维耳－勒－卢昂纺织工人的大罢工。罢工工人向国际请求援助，国际总委员会通过伦敦的工联和法国的工会为罢工的工人募款。正如马克思在“总委员会向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所指出的，虽然罢工失败了，但是它促进了诺曼第纺织工人的组织和团结，造成了卢昂、埃耳伯夫、达尔讷塔耳等地的工会的建立，并且巩固了英法工人间的兄弟联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21—424页）。——第541页。
[383]“号召报”（《LeRappel》）是维·雨果和昂·罗什弗尔创办的左翼共和派日报，从1869年到1928年出版。它曾尖锐地抨击第二帝国，在巴黎公社期间它主张支持公社。——第542页。
[384]指1839年5月12日布朗基派四季社的武装暴动（见注243）。——第543页。
[385]马克思手稿中的笔误：杜弗尔和维维延进入卡芬雅克政府，分别任内务部长和公共工程部长，是在1848年10月13日。1849年6月2日，杜弗尔是在奥迪隆·巴罗内阁中任部长。——第543页。
[386]指普瓦提埃大街委员会，即所谓秩序党（见注205）的领导机关。在这个委员会中占优势的是以梯也尔为首的奥尔良派。——第543页。
[387]马克思在讲到1847年“自由联盟”时，是指1846年选举后法国众议院中形成的所谓“进步保守派”。这一派别的主要活动家是奥尔良分子日拉丹、托克维尔、杜弗尔等。“进步保守派”要求基佐政府实行一系列符合大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改革和在一定程度上扩大选举权以巩固七月王朝。他们反对基佐，揭露基佐政府成员所干的卑鄙勾当。自由联盟是1863年立法团选举时在共同反对帝国的基础上形成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奥尔良派和部分正统派的联盟。1869年竞选时曾企图重新组织自由联盟，但因1863年加入这一联盟的各党派间发生分歧而遭到了失败。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茹·法夫尔、茹·西蒙等）于1869年主张同保皇派结成联盟，他们支持奥尔良分子杜弗尔为候选人，但是，杜弗尔没有当选。——第544页。
[388]暗指当时任内务大臣的梯也尔在残酷镇压1834年4月13—14日巴黎的共和党人起义中，特别是在血腥屠杀特朗斯诺南街居民中所起的作用（见注200）。——第546页。
[389]指按照1851年12月2日波拿巴政变的方式行事。——第546页。
[390]1871年4月6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96号。——第547页。
[391]1871年4月6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96号。——第547页。
[392]十五人委员会是国民议会为配合梯也尔政府同革命的巴黎作斗争而于1871年3月20日建立的组织。参加委员会的主要是保皇党人，也有支持梯也尔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委员会曾号召外省组织志愿军与公社斗争，但没有得到支持。公社失败后，委员会停止了活动。——第548页。
[393]马克思大概是准备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利用这些说明保皇党人在凡尔赛国民议会中的阴谋的例子。在这一时期马克思所做的报纸摘录中，有关于奥马尔公爵及其兄弟茹安维尔亲王在凡尔赛的阴谋活动，关于波旁系和奥尔良系合并的传闻，以及关于把法国王位让给奥马尔公爵的计划等资料。——第549页。
[394]1871年3月30日“巴黎公社公报”第1号。——第550页。
[395]Chouannerie（朱安叛乱），见注125。——第551页。
[396]“市警备队”（从1871年起改称共和国近卫军）是1830年七月王朝政府为了镇压革命运动在巴黎建立的军事化的警察（包括步兵和骑兵）；在1871年它是凡尔赛反革命军队的一支突击力量。
教皇的朱阿夫兵——见注114。
朱安兵——见注241。——第552页。
[397]1840年，由于俄、英、奥、普和土耳其缔结了帮助土耳其苏丹对付埃及帕沙穆罕默德－阿利的伦敦公约（见注102），支持穆罕默德－阿利的法国，面临着在外交上陷于孤立和欧洲各国结成反法同盟的威胁。法国政府被迫放弃了对穆罕默德－阿利的支持，而这意味着法国政策在近东遭到严重失败。由于这个让步，法国政府才得以参加签订关于在和平时期禁止外国军舰进出黑海海峡的1841年伦敦公约。这个公约于1841年7月13日由俄、英、法、奥、普的代表为一方，土耳其的代表为另一方共同签订。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英文第三版中，举出上述的第一次伦敦公约（即1840年公约）作为法国外交失败的例子。——第553页。
[398]“形势报”（《LaSituation》）是1870年9月至1871年8月2日在伦敦用法文出版的波拿巴派日报；它对国防政府和梯也尔政府持反对态度。——第554页。
[399]Francs-fileurs——见注239。——第557页。
[400]科布伦茨城的亡命之徒——见注240。——第557页。
[401]维也纳条约是参加反拿破仑战争的各国由于维也纳会议（1814—1815）的结果而于1815年5—6月间在维也纳签订的。为了恢复各正统王朝的统治，维也纳条约违背民族统一和各民族独立的利益，任意修改了欧洲的地图。巴黎条约是指1871年2月26日法国和德国间签订的初步和约（见注211）。——第559页。
[402]见注101。——第559页。
[403]马克思是指普鲁士在1806年反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中被击败以后（这次失败表明了普鲁士封建农奴制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的腐朽性），于1807—1811年实行了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改革。由于这些改革，农奴的人身依附废除了，但是所有的封建义务仍然保存着，只有征得地主的同意才能进行赎买；普鲁士实行了有限的地方自治，改组了军队和中央国家管理机关。——第559页。
[404]塞瓦斯托波尔的英勇防卫战，俄军攻下土耳其要塞卡尔斯以及联军在波罗的海的失利，使俄国得以在巴黎和会（1856年2—3月）上玩弄外交手腕，利用英、奥、法之间的矛盾，大大地减轻了结束沙皇俄国战败的克里木战争的和平条件：大大地限制了割让与土耳其的领土的范围，俄国保留了它在高加索的统治和在阿速夫海设置舰队和要塞的权利。和会决定结束奥地利对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占领，这给奥地利在巴尔干的扩张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马克思所说的沙皇政府在克里木战争失败后实行的改革，是指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地方管理方面的改革（1864年地方自治局改革和1870年市政改革），1864年的采用新诉讼法以及财政制度的改革。实行这些改革是俄国向资产阶级民主制过渡的重要步骤。——第560页。
[405]“无体法官”（《GreatUnpaid》）是英国对担任调解治安法官之职，但不领一文薪俸的人的谑称。——第565页。
[406]“口令报”（《LeMotd’Ordre》）是共和派左翼日报，从1871年2月3日起在巴黎由昂·罗什弗尔编辑出版。3月11日被巴黎总督维努亚勒令停刊，在巴黎公社时期于4月8日复刊，一直出版到1871年5月20日。该报尖锐地抨击凡尔赛政府和国民议会中的保皇派多数，但是它并没有完全站在公社方面，它曾反对镇压巴黎反革命分子的措施。——第565页。
[407]关于公社派一个委员会调查枪杀国民自卫军情况的结果的报道，载于1871年4月29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119号和“口令报”第65号。马克思引用的是“口令报”发表的关于委员会报告的报道。——第566页。
[408]“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DailyTribune》）是一家美国报纸，1841—1924年出版，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马克思于1851年8月至1862年3月曾为该报撰稿。为该报写的文章，很大一部分是马克思约恩格斯写的。在欧洲的反动时期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这个当时发行很广的进步报纸以具体材料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病态。在美国国内战争时期，马克思完全停止了撰稿。马克思所以和“纽约每日论坛报”断绝关系，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编辑部内主张同奴隶主妥协的人的势力加强和报纸离开了进步立场。后来该报的方向更日益右倾。——第566页。
[409]工商会代表的声明，马克思是从1871年4月13日“号召报”第669号上摘引的。
巴黎权利共和联合同盟是1871年4月初在巴黎成立的资产阶级组织。它企图在凡尔赛和巴黎之间进行调停，建议在承认共和国和巴黎市政自由的基础上达成协议，以便用和平方式取消公社，结束内战。
共济会会员的示威是指1871年4月29日巴黎共济会会员到城防工事处要求凡尔赛军队停止军事行动的示威游行。4月26日和29日，公社为了得到中小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同情在市政厅和共济会会员（他们反映了中小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政治观点）举行了会见。由于共济会会员的停战建议遭到梯也尔的拒绝，他们在这两次会见中声明支持公社。在4月29日的会见之后举行了上述的示威游行，公社派代表团参加了这次游行。——第567页。
[410]马克思引自1871年4月17日“号召报”第673号的巴黎权利共和同盟决议。——第568页。
[411]马克思指的是“市镇通报”（《Monitcurdescommunes》）。这是公社时期在凡尔赛出版的法国政府报纸，以梯也尔政府“公报”的晚版附刊形式出版。——第568页。
[412]马克思指的是1871年在里摩日出版的法国共和派报纸“共和保卫报”（《LaDéfenserépublicaine》）。——第568页。
[413]大概是指1871年5月6日“复仇者报”对1871年4月30日市镇参议会选举结果的评价。“复仇者报”（《LeVengeur》）是共和派左翼日报。从1871年2月3日起在巴黎出版；3月11日被巴黎总督维努亚下令查封。在巴黎公社时期于3月30日复刊，一直出版到1871年5月24日。该报曾支持公社，刊载它的正式文件和各次会议的报道。——第569页。
[414]马克思指1858年2月19日立法团通过的“嫌疑犯处治法”。它使政府和皇帝有无限权力把一切有敌视第二帝国体制嫌疑的分子，流放到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任何地方，甚至驱逐出法国领土。——第569页。
[415]由议员格雷波交给国民议会的里昂市镇参议会的呈文，要求停止内战以及凡尔赛同巴黎议和。它同时建议明确划清议会和巴黎公社的权限，把公社的活动限制在市政问题上。——第569页。
[416]指帝国时代在政府当局的强大压力下于1865年选出的市镇参议会。——第569页。
[417]城市联盟（全名为共和城市爱国联盟），是害怕巴黎公社失败后王朝复辟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在1871年4—5月间酝酿成立的组织。联盟临时委员会在巴黎权利共和联合同盟（见注409）的积极参加下决定1871年5月9日在波尔多举行市镇参议员代表大会，以设法停止内战，巩固共和国，并正式成立联盟。但凡尔赛政府禁止召开城市联盟代表大会，临时委员会随即停止了活动。1871年5月6日的“号召报”上曾发表了原拟召开的城市联盟代表大会的纲领。——第570页。
[418]1871年4月13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103号。——第576页。
[419]马克思引自1871年3月31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90号发表的公社选举委员会总结。——第576页。
[420]1871年4月5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95号。——第577页。
[421]由于传出色当战败、巴黎发生革命、帝国于1870年9月4日崩溃这些消息，法国许多城市发生了工人的革命武装起义。其中如里昂、马赛、土鲁斯等城市成立了人民政权机关——公社。各省的公社，特别是里昂的公社，尽管存在的时间很短，都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革命措施（取消警察官僚机构，释放政治犯，实行非宗教的教育，对大资产者征税，无偿发还小当铺的典当物品等等）。国防政府残酷地镇压了这些地方公社。——第580页。
[422]1870年10月31日的革命事件表明国防政府的地位不稳，国防政府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于1870年11月3日在巴黎举行了信任投票。虽然巴黎很大一部分居民投票反对政府的政策，但由于国防政府对居民施加压力，不断进行蛊惑性宣传，利用实际存在的戒严状态等等，它还是获得了多数票。——第580页。
[423]马克思引自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3月22日告巴黎市民书，这一号召书曾以布告的形式发表，并载于1871年3月25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84号。——第589页。
[424]马克思用这句话表达一篇反映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在缴付赔款问题上的立场的文章内容；这篇文章载于1871年3月24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83号。——第594页。
[425]见注233。——第595页。
[426]1848年3月16日第二共和国临时政府决定对每一法郎直接税加征45生丁的附加税。这种附加税的全部重担都落在农民身上，在农民中引起了极大的不满，大地主和天主教教士便利用这种不满情绪煽动农民反对巴黎的民主派和工人，使他们成为反革命的后备军。——第595页。
[427]见注234。——第596页。
[428]大概指外省共和联盟（见注231）。——第598页。
[429]《Concordatsàl’amiable》——见注229。——第599页。
[430]1789年6月20日，针对路易十六政府企图破坏自行宣布为国民议会的三级会议开会的做法，第三等级的议员齐集于凡尔赛的网球厅，宣誓不制成宪法决不解散。网球厅的宣誓是成为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奏的事件之一。——第601页。
[431]指巴黎无产者－实证论者协会。协会的纲领带有奥·孔德的资产阶级哲学的倾向。1870年初，总委员会考虑到协会的工人成分，接受它为国际的一个支部；同时对协会的纲领做了尖锐的批判。——第602页。
[432]法伦斯泰尔——按照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沙·傅立叶的学说，这是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消费协作社的成员们居住和工作的场所。伊加利亚——空想共产主义的代表埃·卡贝在他的社会哲学小说“伊加利亚旅行记”中所描述的幻想的共产主义国家。——第603页。
[433]马克思引自1871年3月21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80号。——第605页。
[434]马克思引自1871年4月1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91号社论。——第608页。
[435]引自1871年4月19日巴黎公社宣言“告法国人民书”，宣言发表在1871年4月20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110号。——第608页。
[436]告各省宣言——见注435。——第612页。
[437]见注435。——第612页。
[438]共和国保卫者总协会是1871年2月在巴黎成立的资产阶级民主组织，它的目标是为共和国而斗争。协会支持公社并指责凡尔赛政府的政策。这里所引的该协会的决议载于1871年5月9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129号。——第613页。
[439]沙·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1748年日内瓦版第2卷第165页（Ch．Montesguieu．《Del’espritdesloix》．Genève，1748．Tomesecond，p．165）。——第613页。
[440]1871年3月20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79号。——第615页。
[441]沙·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1748年日内瓦版第1卷第204—206页。——第616页。
[442]1793年宪法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雅各宾革命专政时期国民公会所通过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这是十八和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宪法中最民主的一部宪法。——第616页。
[443]见注220。——第618页。
[444]马克思引自1871年4月2日公社执行委员会的宣言“告巴黎国民自卫军书”，这篇宣言载于4月3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93号，并以布告的形式发表。——第620页。
[445]米里哀尔的话引自1871年4月4日“复仇者报”第6号。——第620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给“玫瑰小报”编辑部的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
弗·恩格斯
给“玫瑰小报”编辑部的信[369]
2月7日于伦敦西中央区海－霍耳博恩街256号国际工人协会
致“玫瑰小报”编辑
公民：
佛罗伦萨的“自由思想”杂志不断地攻击国际已经有好几个月了，好像伟大的工人协会是这家杂志所维护的受俸神甫－唯理论者协会的对头似的。直到现在，我总觉得回答这些攻讦是多余的，可是这家杂志竟卑鄙地在意大利散布俾斯麦报刊上有关国际及其总委员会的无耻谰言，这时我不得不提出抗议了。因此我给“自由思想”写了如下一封信，请将该信在“玫瑰小报”上发表。
敬礼和兄弟情谊
总委员会意大利书记弗·恩格斯
致“自由思想”编辑鲁伊治·斯蒂凡诺尼先生
阁下：
1872年1月4日“自由思想”第1期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国际和伦敦最高委员会”的文章，关于它我应当说几句话。
这篇文章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很愿意知道，恩格斯先生凭什么权力充当意大利的代表？”
我绝不要求而且从未要求代表意大利。我很荣幸地在总委员会中担任专门受委托与意大利进行通讯联系的书记，在执行这项委托时，我应该代表总委员会，而不是代表意大利。
其次，文章中引用了一些从柏林“新社会民主党人报”[370]抄来的伦敦通讯，其中充满了对总委员会和整个国际的十分卑鄙的诬蔑。对于这种诬蔑，我不打算回答。谁也不会同这种报纸进行辩论。全德国都清楚地知道“新社会民主党人报”是什么报纸：这是一家靠俾斯麦出钱维持的报纸，是普鲁士的政府社会主义的机关报。如果您需要关于这家报纸的更确切的材料，请写封信给您的莱比锡通讯员李卜克内西，他一定会给您提供足够的数量。我只想补充一点，要是您对于这种诬蔑国际的言论这样大感兴趣，那末在“费加罗报”、“高卢人报”、“小报”及其他巴黎的demi-monde〔名誉可疑的〕报纸、伦敦的“旗帜报”、“日内瓦报”、维也纳的“每日新闻报”以及“莫斯科新闻”上，您可以找到成千上万条这样的东西，——这都是一些权威报纸，您可以不必再去引用可怜的施奈德尔。
在编辑部的按语中说道：
“可能这是暗指1850年卡尔·马克思在科伦建立的共产主义的秘密团体；正像在这种情况下常常发生的情况那样，这个团体被揭露以后，许多可怜的人落入普鲁士警察的手中，而主角却在伦敦安然无恙。”
谁要是说这种话，他就是撒谎者。我曾经属于这个团体[371]。它不是马克思创办的，不是在1850年创办的，也不是在科伦创办的。在此以前，它已经存在了十年。科伦支部由于自己不谨慎落入警察手中的时候，马克思和我因受普鲁士政府迫害，侨居英国已经一年了。要是您愿意更详细地了解，请您去问问多特蒙特的市长兼普鲁士议会和德国议会的议员贝克尔先生，科伦市参议员、医生克莱因先生，“维斯巴登日报”[372]的编辑毕尔格尔斯先生，伦敦总委员会委员、成衣匠列斯纳先生。他们在这次共产党人案件中都被判了罪[373]。
这篇辟谣声明请在贵刊最近一期上发表为荷！
谨致崇高的敬意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载于1872年2月20日“玫瑰小报”第50号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译自“玫瑰小报”
注释：
[369]恩格斯给“玫瑰小报”编辑部写这封信，是因为“自由思想”杂志在意大利掀起了一个诽谤国际的运动。“自由思想”从1866年至1876年在佛罗伦萨出版，由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巴枯宁同盟的成员鲁·斯蒂凡诺尼担任编辑。
为了破坏国际的影响，斯蒂凡诺尼主张建立一个所谓“唯理论者总协会”。他煽动地说，这个协会的使命就是实现国际的原则，但是“没有国际的缺点”。他还宣传赎买地主地产、建立农业新村这些小资产阶级的乌托邦思想，把这说成是使劳动者完全摆脱剥削的万应灵药。斯蒂凡诺尼的纲领没有被意大利工人接受，他的建立“唯理论者协会”的方案也没有实现。
恩格斯把唯理论者讽刺地称为“受俸神甫”（来自拉丁文prae-benda，意即天主教教会靠捐献得来的产业），这是影射他们想靠捐献建立土地基金来解决社会问题的计划。
恩格斯的这封信除了在“玫瑰小报”上刊登以外，还于1872年2月22日在“自由思想”杂志上发表（不带附函部分）。
“玫瑰小报”（《GazzettinoRosa》）是意大利的一家日报，从1867年至1873年在米兰出版；该报在1871年至1872年维护巴黎公社，发表国际工人协会的报告和文件，从1872年起，受巴枯宁派控制。——第526页。
[370]“新社会民主党人报”（《NeuerSocial-Democrat》）是从1871年至1876年在柏林每周出版三次的德文报纸，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该报的方针完全反映了拉萨尔派所执行的迎合俾斯麦制度和巴结德国统治阶级的政策，反映了拉萨尔派领导人的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该报站在宗派主义的立场上，一贯反对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支持巴枯宁分子和其他反无产阶级流派的人们所进行的仇视总委员会的活动。——第527页。
[371]指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由于正义者同盟（它是工人、手工业者的秘密联合，产生于三十年代，在德国、法国、瑞士和英国都有支部）的改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于1847年6月初在伦敦成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同盟的纲领和组织原则也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参与下制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同盟的第二次代表大会（1847年11月29日至12月8日）的委托，起草了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即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61—504页）。
由于法国革命爆发，在伦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于1848年2月底把同盟的领导权移交给了以马克思为首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在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并迁居到巴黎以后，巴黎于3月初成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的所在地。恩格斯也当选为中央委员。
1848年3月下半月到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和数百名德国工人（他们多半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回国参加已经爆发的德国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3月底所写成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5页）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次革命中的政治纲领。当时，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已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领导中心。
虽然革命的失败打击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但它于1849—1850年进行了改组并且继续进行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3月所写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88—299页）中，总结了1848—1849年的革命并提出了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1850年夏，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策略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达到了很尖锐的程度。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坚决反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所提出的宗派主义冒险策略，它无视客观规律和现实政治形势而主张立即发动革命。1850年9月中，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活动终于导致了与该集团的分裂。1850年9月15日的会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35—641页）根据马克思的建议，把中央委员会的职权移交给科伦区部委员会。1851年5月，由于警察的迫害和盟员的被捕，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经停顿。1852年11月17日，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但是它的盟员还是继续工作，为未来的革命斗争锻炼干部。
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萌芽，国际工人协会的前身。——第527页。
[372]“维斯巴登日报”（《WiesbadenerZeitung》）是德国的保守派的报纸，在1872年至1881年出版。——第528页。
[373]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年10月4日—11月12日）是普鲁士政府策划的陷害案件。共产主义者同盟的11名成员因被控告“密谋叛国”而被审判。罪证是普鲁士警探编造的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原本记录”和其他伪造文件，以及警察当局从被共产主义者同盟开除的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集团那里偷来的文件。根据伪造文件和虚假证词，7名被告人被分别判处3年至6年的徒刑。马克思和恩格斯彻底揭露了审判案策划者的陷害勾当和普鲁士警察国家对国际工人运动所采用的卑鄙手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49—456、457—536页恩格斯的“最近的科伦案件”一文和马克思的小册子“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第528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致“东邮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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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致“东邮报”编辑
阁下：
但丁在他的不朽的诗篇中说过，对放逐者的最残酷的折磨之一，是必须跟各种败类打交道［注：但丁“神曲”，“天堂篇”第十七歌。——编者注］。当我不得不跟查理·布莱德洛先生之流那样的家伙进行一个时期公开辩论的时候，我深刻地体会到这段怨言的正确性。但是，无论如何，我再也不会容许他利用他企图与我挑起争执的做法作为他在国外进行自我吹嘘的廉价而方便的手段。
他发表了对我的指责，要是这一指责在德国公布出来，一定会使得他成为各党派取笑的对象。我当时就要求他举出使他哪怕有丝毫理由进行这种既荒谬又卑鄙的诽谤的事实［注：见本卷第523页。——编者注］。我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替自己辩护，而是为了揭露他。他以小经纪人那种不体面的圆滑伎俩，企图把我弄上“公意法庭”，而自己逃避责任。
难道他真的以为，某一个布莱德洛，或者巴黎的ｄｅｍｉ-ｍｏｎｄｅ〔名誉可疑的〕报刊的编辑，或者柏林的俾斯麦报纸的编辑，或者维也纳的“每日新闻报”，或者纽约的“刑法报”，或者“莫斯科新闻”[368]，只要对我进行了诬蔑，我就必须出来维护自己的社会声誉，甚至站到必定是由这些“正直先生”的朋友们所组成的“公意法庭”面前去吗？
我跟查理·布莱德洛先生的账已经了结，现在我让他完全安心地自我欣赏，如果这能给他一点慰藉的话。
阁下，我仍然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卡尔·马克思
写于1872年1月27日左右
载于1872年1月28日“东邮报”第174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东邮报”
注释：
[368]“刑法报”（《Criminal-Zeitung》）是周刊“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BelletristischesJournalundNew-YorkerCriminal-Zei-tung》）的简称。它是德国小资产阶级侨民于1852年在纽约创办的，从1853年3月18日到1854年3月10日用这个名称发行。该报于1853年刊登了一些文章诬蔑马克思以及与马克思有联系的无产阶级革命者。
“莫斯科新闻”（《MockockueBeσomocmu》）是反动派的日报，受到官僚和地主上层人物的支持，从1756年出版到1917年。——第524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致“东邮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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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致“东邮报”编辑
阁下：
查理·布莱德洛在1月7日的“国民改革者”[367]上写道：
“我们只想指出，马克思博士过去曾给他的政府提供情报。”
兹郑重声明：这是既荒谬又卑鄙的诽谤。我要求布莱德洛先生举出哪怕一件使他有丝毫理由说这番话的事实。为了使他安心，我补充一句，我不打算要求与他“决斗”。
阁下，我仍然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卡尔·马克思
1872年1月16日
载于1872年1月20日“东邮报”第173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东邮报”
注释：
[367]“国民改革者”（《TheNationalReformer》）是英国的周刊，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机关刊物，从1860年至1893年在伦敦出版。——第523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桑维耳耶代表大会和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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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桑维耳耶代表大会和国际[363]
几乎没有必要来谈现在国际工人协会的处境如何。一方面，重大的巴黎事件使它得到了这样大的威力，这样广的传播，这些都是它从来没有达到过的；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几乎所有的欧洲政府：梯也尔和哥尔查科夫、俾斯麦和博伊斯特、维克多-艾曼努尔和教皇、西班牙和比利时，都联合起来反对它。到处都在攻击国际：旧世界的一切势力，军事法庭和民事法庭，警察和报刊，反动地主和资产者都在争相迫害国际，在整个大陆上，恐怕没有一个地方不在千方百计地使这个他们望而生畏的伟大的工人兄弟同盟处于不受法律保护的地位。
正当旧社会的一切势力联合起来用暴力手段破坏国际，而团结一致比任何其他时候都更加必需的时候，瑞士某个角落里的一群人数不多的、并且自己承认是在日益减少的国际会员，竟然认为有必要发表一个公开的通告，来在国际会员中间制造纠纷。这群自称为汝拉联合会的国际会员，主要是这样一帮人：他们已经有两年多在巴枯宁的领导下不断地破坏瑞士法语区的团结，并且热心地同各国某些与他们气味相投的大人物私下通讯，来和国际的统一活动相对抗。当这些阴谋诡计还只局限于瑞士，或者还只是偷偷摸摸地进行的时候，我们不想比较广泛地来谈论它们，但是上面所提到的那个通告使我们不得不发表意见。
汝拉联合会借口总委员会今年召开的不是代表大会而是代表会议，于11月12日在自己的桑维耳耶代表大会上拟定了一个给国际所有各支部的通告，他们把这个通告印制了许多份，然后散发到世界各国，他们在通告中建议各个支部坚决要求立即召开代表大会。为什么必须以代表会议来代替代表大会，这至少对于我们在德国和奥地利的人看来是一目了然的。如果我们派遣自己的代表去参加代表大会，那末在他们返回之后免不了会立即被捕入狱；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的代表会处于同样的情况。而召开代表会议（在会议上没有公开的辩论，而只是举行事务性的会议）则完全是可能的，因为不会把出席代表会议的代表的名字公布出来。代表会议的缺陷在于：它不能解决原则性的问题，也就是不能修改章程和通过任何立法性质的措施，它应当只限于通过事务性的决议，以保证更好地贯彻代表大会的章程和决议所规定的组织原则。但是在当前的条件下，所要求的也只是这一点：要讨论目前迫切需要的措施，而要做到这一点，召开代表会议也就足够了。
其实，对于代表会议及其决议的攻击只是一种借口。就连该通告也只是顺便谈到这一点。相反地，通告起草人更加深刻得多地看到了弊病的根源。他们断言，根据代表大会的章程和最初的决议，国际似乎只是“一些自治的〈独立的〉支部的自由联盟”，其目的是通过工人自身去解放工人，
“而没有任何的、哪怕是按照自由协商建立起来的、权威的领导机关”。
所以，总委员会似乎只是一个“简单的统计通讯局”。但是据说这个最初的原则很快就被歪曲了——首先是由于授权给总委员会自行增加新的成员，而后来则由于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而受到了更大程度的歪曲，根据这些决议，总委员会有权在下届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暂时开除个别的支部，有权在代表大会做出决议之前预先解决一些争论的问题[364]。据说这样一来就把危险的权力授予了总委员会，而那些独立的支部的自由联合，则变成了“服从纪律的支部”的教阶制的和权威的组织，因此
“各支部完全掌握在总委员会的手中，它可以任意地拒绝接纳它们或者暂时让它们停止活动”。
我们的德国读者很懂得一个能够保卫自己的组织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在他们看来，这一切将显得非常奇怪。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已经在这里丑态毕露的巴枯宁学说，目前还没有渗入德国。原来，在自己旗帜上首先是写着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而斗争的口号的工人组织，竟不应当受执行委员会的领导，而应当受简单的统计通讯局的领导！但是，对于巴枯宁及其娄罗们来说，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而斗争仅仅是一种空洞的借口；他们实际上是别有用心的。
“未来社会应当只是国际将具有的组织形式的普遍化而已。所以我们必须设法使这个组织尽可能地接近我们的理想……国际是未来人类社会的萌芽，它现在就应当正确地反映我们的自由和联盟的原则，并且应当抛弃在它身上出现的任何会导致权威主义和专政的原则。”
我们德国人因为神秘主义而遭到诽谤，但是我们离这种神秘主义还远呢。国际是未来社会的原型，在这种社会里再也不会有凡尔赛的屠杀，不会有军事法庭，不会有常备军，不会有暗中检查往来书信，不会有不伦瑞克的刑事法庭！[365]现在，正当我们必须以全力自卫的时候，有人却建议无产阶级不要按照每时每刻都迫使它进行的斗争的要求把自己组织起来，而是按照某些空想家关于未来社会的不着边际的想像把自己组织起来！我们来设想一下，我们自己的德国的组织如果这样组织起来，会成什么样子。我们会不去进行反对政府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而去为我们章程的每一个条文、代表大会的每一个决议是否是未来社会的确切反映而绞尽脑汁。我们会不要我们的执行委员会，而要一个简单的统计通讯局。让这个统计通讯局尽力而为地去和独立的支部打交道吧，——这些支部独立到这样的地步，以致它们不应该承认任何权威的领导机关，哪怕是按照他们自己的自由协商建立起来的权威的领导机关；要知道，它们要是承认，就会破坏它们的首要使命——成为未来社会的确切的原型！关于团结力量，关于共同行动，则根本谈不上了。如果在每一个支部中少数都要服从多数，那这就是一种违反自由原则的罪行，就是承认会导致权威主义和专政的原则！如果施梯伯和他的娄罗们，如果所有的暗检室[366]，如果所有的普鲁士军官们都奉上级命令要加入社会民主组织，以便毁灭它，那末委员会，或者更确切地说，统计通讯局，无论如何也不敢加以阻止；要知道，这会意味着实行教阶制的和权威的组织！而主要的是没有任何服从纪律的支部！没有任何党的纪律，没有任何力量在一点的集中，没有任何斗争的武器！那末未来社会的原型会变成什么呢？简而言之，我们采用这种新的组织会得到什么呢？会得到一个早期基督教徒那样的畏缩胆怯的而又阿谀奉承的组织，早期基督教徒这群奴隶曾经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任何拳打脚踢，并且的确通过摇尾乞怜在三百年后使自己的宗教获得了胜利，——而这种革命方法无产阶级是无论如何不会仿效的！你们看，正像早期基督教徒把自己幻想的天堂作为自己组织的榜样一样，我们也应当把巴枯宁先生的未来社会的乐园作为自己的榜样，我们也应当放弃斗争，而从事祈祷和期待。而这些向我们宣扬这种胡说八道的人，却自命是唯一的真正的革命者！
谈到国际的时候，我们还是应当说：目前国际的情况并不坏。在应届代表大会做出决定以前，总委员会有责任实现巴塞尔决议，而它一定会履行自己的职责。正像它毫不客气地把托伦和杜朗之流驱逐出去那样，它也会关心把施梯伯之流关在国际的门外，尽管巴枯宁认为这是一种独裁作风。
但是这些恶劣的巴塞尔决议是怎样产生的呢？说起来非常简单。它们是由比利时代表提出来的，而且当时谁也没有像巴枯宁和他那些在目前这份通告上签字的朋友们，其中包括施维茨格贝尔和吉约姆，那样热烈地表示拥护它们！的确，当时情况不同。当时这些先生们曾希望获得多数并且把总委员会抓到自己手里。当时无论怎样扩大总委员会的职权，他们都觉得不够。而现在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现在发现葡萄原来是青的。现在总委员会应当被贬低到简单的统计通讯局的地位，只求巴枯宁的未来社会的声誉不致受到损害了。
而这些人，这些职业的宗派信徒（尽管他们拥有各种神秘的早期基督教教义，在国际中只占极少数），竟恬不知耻地责备总委员会，说它的委员们想
“使自己特殊的纲领和自己个人的学说在国际中占统治地位；他们把自己个人的观点冒充为唯一在协会中具有公民权的正式理论”。
这实在是太过分了。凡是有可能注意观察过国际的内部发展过程的人都知道，正是这些人，几乎三年来主要地就是在想办法强迫协会接受他们的宗派信条作为共同纲领；当这点做不到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玩弄欺骗手段，把巴枯宁分子的空话冒充为国际的共同纲领。虽然如此，总委员会只是对这种伪造勾当提出了抗议，而至今还没有否认他们有权属于国际，或者是有权在他们自己的招牌下任意宣传他们的宗派主义的谎言。至于总委员会如何对待这个新的通告，现在来谈这一点还为时过早。
这些人自己出色地证明了，他们利用自己的新组织能够获得什么东西。凡是在没有受到反动政府暴力阻挠的地方，国际从巴黎公社的时候起都做出了巨大的成绩。而在瑞士的汝拉——最近一年半来完全由这些先生们总揽一切的地方，情况怎样呢？我们来听听他们自己在桑维耳耶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吧（见11月23日出版的日内瓦周刊“社会革命报”）：
“这些可怕的事件对我们各支部一定产生了一部分是使人沮丧的，一部分是良好的影响……接着就是无产阶级应该向资产阶级进行的巨大战斗的开始，人们也开始考虑起来……有些人为了掩盖自己的怯懦而躲开（s’envont），另一些人却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决地表示自己忠诚于国际的新生原则。这就是整个国际，其中也包括我们联合会的现代内部发展过程中的具有特征意义的事实。”
说这一切发生在整个国际中是一种新奇的论断，实际上那里发生的恰好是相反的情况。但是说汝拉联合会的情况是这样，却是完全对的。只要听一听这些先生们自己说些什么吧！穆蒂埃的支部受害最少，但它也一无所成：
“如果没有建立新的支部，那末，仍然应该存在希望”云云；但是这个支部“由于居民良好的情绪而处在特别有利的条件之下”。“林朗惹支部缩小成小小的工人核心。”
俾尔的两个支部，像纽沙特尔的支部和洛克尔的支部一样，对委员会的信一次也没有答复；俾尔的第三个支部
“现在是僵死的”，尽管“国际在俾尔重新活跃起来还有一些希望”。
圣布勒兹的支部是僵死的；律谷的支部不知怎么样消失了；洛克尔的中央支部在长期挣扎后瓦解了，但现在又勉勉强强地恢复起来，显然是为了往代表大会选派代表；拉绍德封的支部处于危急的状态；库尔特拉里的钟表匠支部现正在变成一个接受瑞士钟表匠联合会章程的工会，这样，它就在接受一个不属于国际的团体的章程。这个州的中央支部暂时停止了活动，因为它的成员在圣伊米耶和桑维耳耶建立了什么单独的支部（这并不妨碍这一中央支部派两个代表与圣伊米耶和桑维耳耶这两个支部的代表同时去参加大会）；卡特巴的支部在经历了一段具有光辉成就的时期之后，由于当地资产阶级的阴谋而瓦解了，科尔热蒙的支部也是如此；最后，在日内瓦现在还有一个支部。
以统计通讯局为首的独立支部自由联盟的人们，在一年半内把一个原先确是不很庞大和人数不很多的，但毕竟是蓬勃发展着的联盟，就是变成了这个样子。而这还是在一个他们有充分活动自由的国家里发生的，是当国际在其他所有地方都获得巨大成就的时候发生的！可是正当他们自己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他们遭到失败的悲惨情景的时候，正当他们发出这种无力的和绝望的哀号的时候，他们竟要求我们强迫国际离开它所遵循的使它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道路；竟要求我们使国际走上那条使汝拉联合会从比较兴盛落到完全瓦解的道路！
弗·恩格斯写于1872年1月3日左右
载于1872年1月10日“人民国家报”第3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注释：
[363]恩格斯写这篇文章是为了回答瑞士巴枯宁派汝拉联合会的桑维耳耶代表大会（1871年11月）所通过的给国际全体支部的一份旨在反对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决议的通告。文章由恩格斯随同1872年1月3日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一并寄出，他在信中强调，必须立即发表这篇文章。文章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后，恩格斯请李卜克内西给他寄几份载有这篇文章的报纸，以便转寄到意大利去，因为巴枯宁派利用桑维耳耶通告在那里发起反对总委员会和伦敦代表会议决议的诽谤运动。国际的许多机关报都起来反对桑维耳耶通告；1871年12月24日的“平等报”发表了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关于谴责通告企图分裂国际工人协会的决定。在西班牙，1871年11月27日“解放报”第24号发表了拉法格的一篇揭露通告的诬蔑的文章。
国际在德国、英国、荷兰、美国的支部以及意大利的米兰支部，都批驳了桑维耳耶通告；西班牙许多受巴枯宁派影响的支部，还拿不定主意公开表示同意桑维耳耶通告。为了彻底揭穿巴枯宁派的宗派主义破坏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72年1月着手撰写总委员会的通告“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18卷）。——第516页。
[364]见“关于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1869年9月6日至11日”［1869年］伦敦版第21页（《RepertoftheFourthAnnualCongressoftheInternationalWork-ingMen’sAssociation，heldatBasle，inSwitzerland．Fromthe6thtothe11thSeptember，1869》．London，[1869]，p．21）。——第518页。
[365]不伦瑞克的刑事法庭——指不伦瑞克的地方法庭，1871年10月曾在该法庭审判普鲁士当局逮捕的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委员（见注154）。——第518页。
[366]暗检室是法国、普鲁士、奥地利和许多其他国家邮政部门所属的秘密机构，从事暗中检查信件的活动。暗检室从欧洲君主专制时代起就已存在。——第519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致“东邮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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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致“东邮报”编辑[362]
阁下：
查理·布莱德洛先生在最近写给贵报的信中，利用12月12日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我因病未出席这次会议——作为对我进行粗暴谩骂的借口。他写道：“我十分感谢卡尔·马克思对我的敌视。”
我对查理·布莱德洛先生的敌视！自从“法兰西内战”这篇宣言发表以后，布莱德洛先生的声音就同诬蔑国际和我个人的全世界大合唱融成一气了。我对他就像对其他诽谤者一样，只有鄙夷地报以沉默。这是这个极端自尊的人的可笑虚荣心所不能忍受的。我不理会他的诬蔑，就是我对他进行了“诬蔑”。我的沉默使他气得发狂；他在公共集会上宣布我是波拿巴分子，要知道，原因就是我在“内战”这篇宣言中揭示了产生第二帝国的历史条件。现在他又更进一步，把我变成俾斯麦的警探。可怜的家伙！他无论如何必须表明，他不久以前在巴黎从卑鄙的艾米尔·德·日拉丹及其党羽那里得到的教训，对他并不是毫无用处。现在，我在促使他的这封信得到最广泛的传播，来“把他交给”德国公众。如果他要那样盛情，给他的诬蔑披上更具体的形式，我还要“把他交给”英国法庭。
阁下，我仍然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卡尔·马克思
1871年12月20日于伦敦
载于1871年12月23日“东邮报”第169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东邮报”
注释：
[362]马克思写这封信给“东邮报”编辑，是因为1871年12月11日“国民改革者”发行人、资产阶级激进派查·布莱德洛在伦敦的公开演说中以及在写给“东邮报”的信中（12月16日发表），对马克思进行了诬蔑性的攻击。马克思在1871年12月19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指出了布莱德洛的攻讦同资产阶级政客与报纸对国际的诋毁有紧密的联系，这种诋毁在“法兰西内战”这篇宣言发表以后更是有增无已；马克思还指出了布莱德洛同卖身投靠的法国资产阶级新闻界有亲密的关系。
由于“国民改革者”在1872年1月发表了布莱德洛的许多新的诬蔑信件，马克思写了几个揭露它们它们的声明（见本卷第523、524—525页）。——第514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总委员会就马志尼关于国际的若干文章给意大利几家报纸编辑部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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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委员会就马志尼关于国际的若干文章给意大利几家报纸编辑部的声明[360]
1871年12月6日于伦敦西中央区海-霍耳博恩街256号国际工人协会
致“人民罗马”编辑
编辑先生：
我相信您的正直，请您将随信附上的声明予以发表。既然战斗，就要正直地战斗。
请接受崇高的敬意
总委员会意大利书记弗·恩格斯
国际工人协会
致“人民罗马”编辑部
在“人民罗马”第38期上，公民朱·马志尼发表了题为“关于国际的文件”的一系列文章的头一篇。他预先告诉读者说：
“我……从我所能利用的一切来源收集了它的全部决定，它的有影响的委员的所有口头声明和书面声明。”
这就是他发表的文件。他引用了两段来作为开头。
一、“放弃〈政治行动〉竟达到这样的地步，以致某些法国的国际创始人答应路易－拿破仑，只要他向工人提供我不知是什么样的物质利益，他们就停止一切政治行动。”
我们要求公民马志尼为这种说法提出论据，我们认为这是一种诬蔑。
二、“巴枯宁在和平和自由同盟1868年伯尔尼代表大会上所发表的一篇演说中说：我希望个人之间和阶级之间都得到平等；不这样就谈不到正义的思想，就不可能建立和平。冗长的演说已经把工人欺骗够了。必须告诉他们，他们应当要求什么，如果这一点他们自己不知道。我是集体主义者，而不是共产主义者，如果我要求废除继承权，那只是为了更快地达到社会平等。”
公民巴枯宁是否讲过这些话，这与我们毫无关系。对总委员会说来，重要的只是要指出以下几点：
（1）正如马志尼自己所说的，这些话不是在国际的代表大会上讲的，而是在资产阶级的和平和自由同盟的代表大会上讲的；
（2）1868年9月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的代表大会曾在一项特别决定中声明，它同和平和自由同盟的这次代表大会毫无共同之处[361]；
（3）在公民巴枯宁讲这些话的时候，他根本不是国际的会员；
（4）总委员会始终反对屡次想以狭隘的宗派主义的巴枯宁纲领来代替国际的广泛的纲领（它也使巴枯宁的信徒能够加入它的队伍）的企图；采用巴枯宁的纲领立刻就会使绝大多数国际会员被开除；
（5）因此，国际绝对不能对公民巴枯宁的私人行动和他的言论负责。
至于公民马志尼答应要在最近发表的有关国际的其他文件，总委员会预先声明，国际只对它所发表的正式文件负责。
受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委托
并代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意大利书记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载于1871年12月12日“人民报”第144号、1871年12月12日
“玫瑰小报”第345号、1871年12月21日“人民罗马”第43期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译自“人民罗马”，并根据恩格斯的法文、意大利文草稿校对过
注释：
[360]恩格斯写的这个总委员会就马志尼几篇对国际进行诬蔑攻击的文章给意大利几个报纸编辑部的声明，除了寄给“人民罗马”以外，根据恩格斯在他的草稿中的记载，还在1871年12月5—7日寄给了其他几家报纸：“口令报”（《IlMottod’Ordine》），“契切罗瓦基奥报”（《IlCice-ruacchio》，“平等”周报（《L’Eguaglianza》），“人民报”（《Plebe》），“意大利无产者报”（《ProletarioItaliano》），“玫瑰小报”（《Gaz-zettinoRosa》）。
“人民罗马。宗教哲学、政治、文学周刊”（《LaRomadelPopo-lo》）是1871年至1872年在罗马出版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它曾刊登马志尼攻击国际的文章。——第511页。
[361]恩格斯指国际工人协会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年9月5—13日）关于拒绝和平和自由同盟邀请正式参加它的即将举行的伯尔尼代表大会的决定。决议允许国际会员只以私人的方式参加这个代表大会（见“国际工人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正式报告”1869年布鲁塞尔版第40页。《TroisièmeCongrèsdel’AssociationInternationaledesTravailleurs．Compterenduofficiel》．Bruxelles，1868，p．40）。
和平和自由同盟是由一批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共和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其中有维·雨果、朱·加里波第等人）于1867年在瑞士建立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组织。1867—1868年巴枯宁参加了同盟的工作。起初，同盟在巴枯宁的影响下，企图利用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协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和平和自由同盟曾声称通过建立“欧洲联邦”可以消除战争，以此在群众中散播幻想，诱使无产阶级放弃阶级斗争。在和平和自由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上（1868年9月21—25日在伯尔尼举行），巴枯宁提出了一个宣布必须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实现“阶级平等”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在代表大会上遭到多数票的否决；巴枯宁及其追随者由于没有得到代表大会的支持，便退出了和平和自由同盟，并于同年建立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第512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关于欧洲各国的国际支部的状况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
弗·恩格斯
关于欧洲各国的国际支部的状况[358]
关于代表会议做出的有关政治行动的决议，我很高兴告诉你们，从最近一期马德里“解放报”[359]和巴塞罗纳“联盟”周报（12月3日）可以清楚地看出，西班牙联合会完全赞同这一决议。在西班牙把国际变为单独的和独立的政党，现在已经是确定的事情。我们在西班牙的情况好极了：不到三个月就增添了19000到20000个新会员！在丹麦，国际成立才不过三个月，单是在首都一地国际就拥有2000会员，而这个城市比米兰还小；在那里，农民也大批地站到国际方面来，并且那里正在准备为最近的选举发动一个大规模的运动，结果很可能使我们在丹麦议会中得到强大的代表权。
德国和荷兰的情况很好。在法国，我们有26家报纸，在那里，偏偏跟梯也尔先生的意愿相反，支部正在重新建立起来。
弗·恩格斯写于1871年12月5日和10日之间
载于1871年12月12日“人民报”第144号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释：
[358]恩格斯的这篇短文刊登在“人民报”的“最新消息”栏里，并且开头有这样一句话：“一个国际会员从伦敦来信写道”。这大概是恩格斯给该报编辑恩·比尼亚米写的一封信的一部分，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第510页。
[359]“解放报”（《L’Emancipacion》）——见注258。——第510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给朱·博里昂尼的委托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
弗·恩格斯
给朱·博里昂尼的委托书[357]
1871年11月30日于伦敦西中央区
海-霍耳博恩街256号国际工人协会
公民朱泽培·博里昂尼已被接受为国际工人协会会员，今授予他接受新会员和组织新支部的权力，条件是他和新接受入会的会员和支部必须承认协会的正式文件对他们有约束力，这些文件就是：
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
成立宣言，
各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1871年9月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
受总委员会委托并代表总委员会
意大利书记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5年第1版第26卷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注释：
[357]给朱·博里昂尼以接受国际工人协会新会员的权利的委托书，是恩格斯为答复国际洛迪支部的一位领导人恩·比尼亚米1871年11月14日的来信而草拟的；比尼亚米在信中报道了在费拉拉以及意大利的其他一些城市建立国际支部的消息，并请求发给罗曼尼亚的一些公民（其中包括朱·博里昂尼）以成立国际工人协会新的支部的委托书。——第509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总委员会给“意大利无产者报”编辑部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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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总委员会给“意大利无产者报”编辑部的声明[353]
致“意大利无产者报”编辑部
公民们：
贵报第39号登载了都灵工人的一篇宣言，其中说：
“我们公开宣布，伦敦大委员会把社会主义放在次于政治的地位的决议刚一发表，就由‘无产者报’编辑部向我们报道了，这样的决议不具有正式的性质，因为大委员会鉴于许多欧洲的协会也会像我们一样一致拒绝这个决议，就把它撤销了。”
这种说法使总委员会不得不作如下声明：
（1）总委员会从来没有做过把社会主义放在次于政治的地位的任何决议；
（2）因此它不可能撤销这样的决议；
（3）任何欧洲的或美国的协会都不可能拒绝这样的决议，而且也没有拒绝过总委员会的其他任何决议。
总委员会对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
这种态度是根据：
（1）共同章程，章程中绪论部分的第四段中说：“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注：见本卷第475页。——编者注］
（2）协会成立宣言（1864年），即对章程的一种正式的和具有约束性的解释，宣言里说：
“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的。他们不仅不会赞助劳动解放的事业，而且恰恰相反，会继续在它的道路上设置种种障碍……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354]
（3）洛桑代表大会决议（1867年），其中关于这一点说道：“工人的社会解放同他们的政治解放是不可分割的。”[355]
（4）伦敦代表会议第九项决议（1871年9月），它依据上述各项决议提请国际的会员注意：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中，它的经济运动是和政治行动密切联系着的［注：见本卷第456页。——编者注］。
这样替总委员会规定的立场，总委员会始终遵守着，而且将来仍将遵守。因此总委员会宣布，不知道是由谁转告“无产者报”编辑部的上述消息是捏造的和诽谤性的。
受总委员会的委托并代表总委员会
意大利书记弗·恩·
附言：我刚才收到了日内瓦寄来的“社会革命报”[356]，该报报道说，汝拉的一个小组反对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注：见本卷第516—522页。——编者注］。总委员会没有得到任何通知。一俟总委员会得到这一通知，它将采取必要的措施。
1871年11月29日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5年第1版第26卷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是按草稿译的
注释：
[353]1871年11月23日“意大利无产者报”发表了所谓的都灵工人宣言，这个宣言反映了巴枯宁派对国际总委员会和伦敦代表会议决议的进攻。因此恩格斯写了这一声明。
“意大利无产者报”（《IlProletarioItaliano》）是意大利的一家报纸，1871年在都灵每周出版两次，由警探特尔察吉主编；该报袒护巴枯宁派，反对总委员会和伦敦代表会议决议。1872年至1874年报纸以“无产者报”（《IlProletario》）的名称出版。——第507页。
[35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3页。——第508页。
[355]“1867年9月2日至8日在洛桑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867年绍德封版第19页（《Procès-verbauxduCongrèsdel’AssociationInternationaledesTravailleursréuniàLausannedu2au8septembre1867》．Chaux-de-Fonds，1867，p．19．）。——第508页。
[356]“社会革命报”（《LaRévolutionSociale》）是1871年10月至1872年1月在日内瓦出版的周报，1871年11月起为巴枯宁派汝拉联合会的正式机关报。——第508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致马德里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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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致马德里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
1871年11月25日于伦敦
自从公民罗伦佐参加上次代表会议回去以后，我们没有从你们那里得到任何消息。我给你们写过两封信；在11月8日寄给你们的那最近一封挂号信中，我请你们立刻给我们来信，并说明沉默的原因。迄今我们没有得到任何答复，但是我们得到消息说，有极少数国际会员企图在协会的队伍中制造纠纷，策划反对代表会议决议和总委员会的阴谋，散布各种诽谤言论[352]。无须怀疑，你们所以令人费解地保持沉默，大概是因为你们收到了具有这种内容的信。如果是这样，请你们把那些对我们的指控或诬蔑告诉我们（这是你们的义务），以便我们予以驳斥。
无论如何你们不能再继续沉默，这是违背我们的共同章程的，章程规定你们应当定期向我们提出报告。我们要求你们立刻答复这封信；如果你们不答复，我们就应得出这样的结论：你们的沉默是有意的，你们相信了上述的诽谤言论而没有勇气把这件事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不得不按照国际的利益所要求我们做的那样采取行动。
弗·恩格斯写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5年第1版第26卷
原文是西班牙文
俄文是按草稿译的
注释：
[352]指巴枯宁派的活动。1870—1871年，他们在西班牙的许多城市里建立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分部（见注162）。——第506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总委员会给“法兰克福报和商报”编辑部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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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总委员会给“法兰克福报和商报”编辑部的声明[351]
在“法兰克福报”第326号第二版的一篇注明“伦敦11月18日”的通讯里有这样一段话：
“国际伦敦支部在上次会议上通过了下列决议：‘查理·迪耳克爵士在为人民的事业的斗争中建树的卓越功绩，理应受到人民的感激；因此建议授予他国际工人联合会名誉会员的称号。’在以前的一次会议上科苏特被选为会员。”
国际没有名誉会员这样的制度。上述决议或许是伦敦的一个小团体做出的，这个团体起初定名为“国际民主协会”，后来取名为“共和大同盟”。它和国际毫无关系。
代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德国通讯书记卡尔·马克思
写于1871年11月24日
载于1871年11月28日“法兰克福报和商报”第333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法兰克福报和商报”
注释：
[351]“法兰克福报和商报”（《FrankfurterZeitungundHandelsblatt》）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日报；从1856年至1934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从1866年起用这个名称）。
声明中提到的共和大同盟是1871年在英国成立的小资产阶级组织。它的领导人有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布莱德洛、工联主义者奥哲尔、小资产阶级政论家勒·吕贝、韦济尼埃等人。同盟宣布其宗旨为联合各国共和主义者实现普遍的繁荣幸福，提出了一个由民主要求同成立全世界联邦共和国的号召等等拼凑而成的纲领。同盟的活动家妄想领导国际工人运动，他们纠合其他敌视马克思主义的分子反对国际总委员会。——第505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总委员会关于1871年法国人支部的决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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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总委员会关于1871年法国人支部的决议草案[347]
国际工人协会
总委员会决议
1871年11月7日会议通过
一、预先的说明
总委员会认为，1871年法国人支部提出的关于共同章程中有关总委员会成员的条款应做根本改变的观点，同它所应当讨论的问题毫不相干。
至于这个支部对总委员会的辱骂，则将由各国的委员会和联合会委员会来做出正确的判断。
总委员会仅仅指出：
从巴塞尔代表大会（它是在1869年9月6日至11日举行的）以来，还不到三年，而上述该支部别有用心地硬说已过三年。
1870年，普法战争前夕，总委员会在给所有的联合会——其中包括巴黎联合会委员会——的总通告中，曾建议将总委员会驻在地迁离伦敦[348]；
得到的回答是一致坚持保留总委员会现在的驻在地，并延长总委员会的任期；
1871年，总委员会在刚一有可能的时候就召开了代表会议，这是在当时条件下可能采取的唯一措施；
在这次代表会议上，来自大陆的代表们宣称，在他们的国家里已经有人担心，把过多的法国流亡者加聘到总委员会中会破坏总委员会的国际性；
代表会议（见“伦敦代表会议决议”第十五项［注：见本卷第458页。——编者注］）“授权总委员会确定——根据事态的发展——应届代表大会或可以用来代替代表大会的代表会议的时间和地点”。
至于上述该支部以自己成员中有人曾经是巴黎工人团体的主席而自命为“法国革命力量”的唯一代表，则总委员会指出：
总委员会当然可以考虑某人过去是工人团体的主席，但是这决不能作为这个人“有权”被总委员会接纳并在总委员会代表“革命力量”的论据。如果是那样，总委员会就应当接纳曾经是巴黎首饰匠协会主席和伦敦的法国人支部书记的古斯达夫·杜朗先生为委员。何况，总委员会委员应当代表的是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而不是这个或那个团体的意见和利益。
二、1871年法国人支部在10月31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对10月17日决议提出的异议
（1）关于支部章程第二条中的这样一点：
“凡欲被接受为支部成员者，必须说明其生活来源，提供行为端正的保证”等等。
支部声称：
“共同章程规定支部应当对其成员的行为端正负责，因此也就承认支部有权使用它认为必需的任何手段来取得保证。”
从这种观点出发，一个由teetotalers〔戒酒协会会员〕成立的国际支部就可以在自己的地方性章程中写上这样一条：“凡欲被接受为支部成员者，必须宣誓决不饮用任何酒类。”一句话，个别的支部借口要用它们“认为必需的那种办法”来履行保证其成员品质纯洁的责任，总是能够在地方性章程中规定当加入国际的最荒唐、最无理的条件。
总委员会在其10月17日决议的第一条里指明，往往“没有生活来源完全可以作为行为端正的保证”。总委员会认为，支部可以不必重复这一点，不必说“流亡者以自己的贫穷这个最可信的见证使自己免受任何怀疑”。
对于“罢工基金会”是罢工工人的“生活来源”的说法，首先可以这样反驳：这种“基金会”常常是虚构的。
其次，英国官方的调查表明，大多数英国工人——一般说来他们的境遇比他们在大陆上的弟兄们好一些——有时由于罢工和失业、有时由于工资的不足和拖欠或由于其他原因，而不得不经常去典当、借债，也就是说去找那些非采取不能容许的干预公民私人生活的办法就不能被证实的“生活来源”。
二者必居其一：
要么，支部把“生活来源”只看做是“行为端正的保证”。在这种情况下，总委员会所提出的“凡欲被接受为支部成员者，必须提供行为端正的保证”的建议是符合这个目的的，因为它规定（见10月17日决议第一条）：“在可疑的情况下，支部可以把生活来源作为行为端正的保证加以调查。”
要么就是，支部在其章程第二条内故意把说明“生活来源”说成是除了它有权要求的“行为端正的保证”之外的加入支部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总委员会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式的新做法，是与共同章程的文字和精神相抵触的”。
（2）关于总委员会否决支部章程第十一条中的这一款：
“将派一个或几个代表参加总委员会”，
支部答复说：
“我们决不是不知道……共同章程的文字含义给予它〈总委员会〉接受或不接受代表的权利。”
这清楚地证明支部并不了解共同章程的文字含义。
事实上，共同章程只承认两种选举总委员会的方式——或者是由代表大会任命，或者是由总委员会自行加聘，没有任何一处讲到总委员会可以接受或不接受支部或小组的代表。
接纳由伦敦各支部直接提出的代表作委员，一向都是总委员会的行政措施。总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只是行使了它所享有的加聘成员的权利（见10月17日总委员会决议第二条的第2点）。
使总委员会不得不采取这种加聘方式的特殊情况，在总委员会的10月17日决议中可以找到充分的说明。
总委员会在这同一决议中（第二条第3点）声明，它准备按照接受伦敦各支部其他代表的同样条件接受1871年法国人支部的代表。但是它不能当真考虑这种要求：不顾共同章程而为该支部规定一种特权地位。
1871年法国人支部在其章程第十一条中写上了这样一款：“将派一个或几个代表参加总委员会”，是企图仿佛以共同章程为根据，取得派代表参加总委员会的权利。它装出一副对这种臆想的权利似乎深信不疑的姿态，而且在它本身还没有得到总委员会承认以前（见巴塞尔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第四条[349]），就毫不犹豫地于10月17日“根据权利”派遣两名持有20个有表决权的支部成员发给的“限权代表委托书”的代表出席总委员会会议。最后，这个支部在其最近的来信中又再一次坚持它有“义务和权利派代表参加总委员会”。
为了给自己的无理要求辩护，支部企图以公民埃尔曼在总委员会里的情况为先例。它假装不知道，公民埃尔曼被加聘为总委员会委员是由比利时代表大会[350]推荐的，而且他在总委员会里决不代表列日支部。
（3）关于总委员会拒绝承认支部章程中如下一点：
“支部的每个成员必须作为本支部的代表参加总委员会”，
支部回答说：
“为了回答这一点，我们只想指出，我们的章程是在我们支部范围内生效的；我们的协议只是考虑到我们自己，只与我们自己有关，这一要求与共同章程毫不抵触，因为共同章程没有提到这一点。”
很难理解，共同章程没有提到派代表参加总委员会的权利，怎么能够令人信服地用来论证在总委员会里当代表的条件。而地方性的支部章程只是在支部范围内生效，倒容易理解得多。虽然如此，却不能同意，地方性的支部章程“只是考虑到它自己，只与它自己有关”。因为比如说，总委员会批准了1871年法国人支部章程的第十一条，那就势必要在所有其他支部的章程里也加上这一条；而这一条一经加以普遍化，就会把总委员会根据共同章程所拥有的加聘成员的权利完全勾销。
有鉴于此，
（一）总委员会保持它在1871年10月17日做出的决议完全有效。
（二）如果本决议在11月21日总委员会开会以前不为支部所接受，则各个通讯书记将把1871年法国人支部章程、该支部代表在10月17日会议上向总委员会递交的委托书、总委员会10月17日的决议、1871年法国人支部在10月31日会议上向总委员会所做的答复以及11月7日总委员会的最后决议分发给各国联合会委员会，在没有联合会委员会的国家则发给地方组织。
代表总委员会并受总委员会委托
1871年11月7日于伦敦
卡·马克思写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注释：
[347]总委员会在1871年10月17日的会议上通过了关于1871年法国人支部章程的决议。它在决议中指出，支部章程与共同章程的抵触使支部加入国际发生了困难（见本卷第471—474页）。支部在10月31日的信中声明不同意总委员会的决议，并对总委员会进行了攻击。支部的答复经过一个委员会的讨论后，于1871年11月7日被提交总委员会讨论。
法国通讯书记赛拉叶做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提出了由马克思写的决议案，决议案得到总委员会的一致批准。
本决议是由两份手稿保存下来的。一份是马克思的手迹，另一份是赛拉叶的手迹。在赛拉叶的手抄稿（看来是被通过的决议的最后文本）里，把在马克思原稿中有的最后一段删去了，而在倒数第二段里说明总委员会10月17日的决议是最后的决议。1872年初，1871年法国人支部解散了。一个拥护总委员会的新的法国流亡者支部在伦敦成立起来。——第499页。
[348]见卡·马克思“给各支部的机密通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94页。——第499页。
[349]见注323。——第503页。
[350]见注155。——第503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论英国滥设企业骗财的现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
弗·恩格斯
*论英国滥设企业骗财的现象
伦敦11月4日。我们目前正处于工商业繁荣昌盛的时候，——这个我们，指的是官方的英国，指的是大资本家们。市场上资本充斥，在到处寻找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为了使人类受惠和使企业主发财而设立的招摇撞骗的公司，有如雨后春笋。看来目前最时兴的是采矿、开采沥青、在大城市兴办铁轨马车、设立冶金工厂；有人登广告出售在伏尔加流域和新墨西哥的矿场；有人在萨瓦、汝拉、汉诺威等地收买沥青矿；据称里斯本和布宜诺斯艾利斯正在敷设铁轨马车道，如此等等。所有这些股份公司，不言而喻，只有一个目的——把股票行市高抬一时，以便企业主们能够有利地推销他们的股票，至于股东们将来怎么样，那他们是不放在心上的：“我们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过三四年，所有这些招摇撞骗的公司就会有六分之五连同上了当的股东们的钱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把积蓄投给这些“资本雄厚、财源茂盛”的企业的，一向主要是积蓄不多的人，而且他们这样做总是恰恰在股票行市被哄抬到顶点的时候，——他们这是活该。股票投机是把积蓄不多的人的好像是、而且一部分也实在是自己挣得的钱财装进大资本家腰包里去的最有力的手段之一。在这种情况下，甚至最笨的傻瓜也会看得很清楚，在目前的社会制度下，根本不可能有所谓“用自己的劳动获得的”资本，相反地，一切现有资本都不过是无偿攫取来的他人劳动的产品。如果说滥设企业骗财的现象最近在德国和奥地利也广为流行起来，如果说王公们、高利贷者、帝国首相们、神甫们伙同一气来谋取小人物们的积蓄，那只是我们所欢迎的。
金融市场上的这种资本充斥现象，只是目前大工业所处的繁荣状态的反映。几乎在生产的所有部门，特别是在英国的以铁和棉为原料的这两个主要工业部门，呈现着已经好久没有过的一片繁荣景象。
郎卡郡的纺纱厂主终于又有足够的棉花来大规模扩大生产，——他们也没有放过机会。单单在小小的奥尔丹一个地方就在新建15家纺纱工厂，平均每厂有5万纱锭，总计起来就有75万纱锭，也就是说几乎等于所有参加关税同盟[345]的国家（亚尔萨斯除外）现有纱锭的总数！此外还应该加上相应数量的织布机。郎卡郡其他城市的情况也是如此。机器制造厂接到好几个月的订货，有些甚至接到一年的订货，而且只要它们能提供所要的机器，要多高的价钱都行。简单地说，就是1844年的再现，当时在中国市场开放[346]以后，厂主们一心只想尽可能多生产商品，因为如他们所说，他们得供应3亿人的衣着！然而接着来的是1845年和1847年的令人心寒的打击，这时忽然发现，3亿中国人到目前为止，一直还在按照自己的意愿自己做衣服穿。生产过剩的英国商品在所有的市场的货栈里堆积如山，找不到销路，而企业主和投机家则成百成千地破产。这种情况现在也将重演。这些人丝毫没有接受教训。但是，即使他们接受了某种教训，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照样会强迫他们不断地重复人们早已熟悉的经济高涨、生产过剩和危机的周期，并且规模一次比一次更大地重复，直到无产阶级起义终于使社会不必再作这种无意义的循环为止。
有一位施维茨格贝尔先生以我没听说过的一个什么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名义在“人民国家报”上要求我详细解释我在“人民国家报”上讲的关于艾尔皮金先生的话［注：见本卷第409—410页。——编者注］。我同施维茨格贝尔先生无话可谈，而且我也根本不能对随便一个陌生人解释此事。但是，如果艾尔皮金先生本人想就此事同“人民国家报”进行交涉，那末我愿为他效劳，在这种情况下就请编辑部把我的地址告诉艾尔皮金先生，让他直接同我交涉。
弗·恩格斯写于1871年11月4日
载于1871年11月10日“人民国家报”第91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注释：
[345]确定了共同税界的德国各邦的关税同盟，是1834年在普鲁士领导下成立的。后来，这个同盟包括了除奥地利和一些小邦以外的德国所有各邦。由于必须建立统一的德国市场而成立的关税同盟，促进了1871年实现的德国政治统一。——第497页。
[346]指由于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1844年签订中美和中法协定，而为英国、美国、法国消除了实行贸易扩张的障碍。——第497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总委员会关于柯克伦的信的声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
弗·恩格斯
总委员会关于柯克伦的信的声明[342]
致“东邮报”编辑
阁下：
10月31日“泰晤士报”发表了一封由亚历山大·贝利·柯克伦署名的关于国际的信。请您把我对这封信的答复刊登在贵报上。首先来谈亚·贝·柯先生
“不了解，奥哲尔先生现在是否仍是该协会英国分部的主席”。
国际总委员会（亚·贝·柯先生称为该协会英国分部）的主席职位，早在1867年9月就被取消了。众所周知，在我们发表了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今年6月）以后，奥哲尔先生就退出了总委员会。
亚·贝·柯先生在欧洲报纸上看到了一些关于我们今年9月在伦敦举行的代表会议成员的谣言，就把这些消息归之于1864年9月28日在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正如10月27日“泰晤士报”一篇文章的作者十分正确地指出的，在这次大会上选出了国际工人协会临时委员会，但是根本没有像亚·贝·柯先生认定的那样，选举了“奥哲尔先生为主席、克里默和威勒尔两位先生为书记”。
亚·贝·柯先生接着以下面的“真实文件”来证实他的消息的可靠性。
第一，
“红旗是普遍仁爱的象征”。
这份真实文件无非是巴黎警察机关不久前以国际的名义散布并受到总委员会及时批驳的无数伪造文件之一的序言。
第二，
“在俄国人米哈伊尔·巴枯宁主持下的日内瓦纲领〈很难设想，纲领怎能在谁的主持下〉于1869年7月由伦敦总委员会通过”。
这个日内瓦纲领无非是日内瓦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章程；在茹尔·法夫尔关于国际的通告中它已经被引用。我在答复这个通告时曾经声明（见6月13日“泰晤士报”），总委员会从来没有发表过这样的文件。相反地，它发表了一个宣布同盟的章程无效的文件［注：见本卷第392—394页。——编者注］。
此外我还可以补充一点，不久前在伦敦举行的代表会议，已和米哈伊尔·巴枯宁创立的同盟彻底分手；“日内瓦报”[343]——亚·贝·柯先生所属政党的教条的可敬代表——袒护同盟，反对国际。
第三，亚·贝·柯先生从他那叠“真实文件”中抽出了一段从我们的朋友欧仁·杜邦写的一封私人信中摘出的被歪曲了的话，这段话在很早以前曾由前波拿巴派的检察官奥斯卡尔·特斯屠发表过[344]。还在亚·贝·柯先生动身到欧洲去寻找这种“可靠消息”以前，这段话就在所有英国报纸上刊登了。
亚历山大·贝利·柯克伦先生称我们的协会是“卑鄙的”。那末，我应当怎样来称呼一个把立法工作托付给这位亚历山大·贝利·柯克伦的协会呢？
阁下，我仍然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国际工人协会总书记约翰·黑尔斯
于海-霍耳博恩街256号
弗·恩格斯写于1871年10月31日载于1871年11月11日“东邮报”第163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东邮报”
注释：
[342]这个声明是恩格斯写的，因为10月31日的“泰晤士报”刊载了英国保守党议员亚·贝·柯克伦的一封信；柯克伦重复了英法反动报刊关于国际的谰言，并且企图诬蔑国际工人协会，为此他利用了巴枯宁派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文件。在10月31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由恩格斯宣读了这个声明，并得到了会议的批准。由于“泰晤士报”编辑部拒绝发表总委员会的声明，它被发表在“东邮报”上。——第493页。
[343]“日内瓦国民、政治和文学报”（《JournaldeGenève》）是带有保守倾向的日报，1826年出版。——第494页。
[344]指奥·特斯屠在他1871年为供警察保安人员使用而出版的国际文件汇编里发表的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秘密通知信的片断；这封信驳斥了巴枯宁派对国际领导的诬蔑造谣。马克思写的这封通知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35—443页）分别由各通讯书记署名，由总委员会分发给所有的支部。特斯屠发表的那个片断，是摘自被法国警察机关查获的由法国通讯书记欧·杜邦署名的通知信（见O．Testut．《L’Internationale》，3édition．Paris-Versailles，1871，p．237—238）——第494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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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336]
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
鉴于：
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
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
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
为达到这个伟大目标所做的一切努力至今没有收到效果，是由于每个国家里各个不同劳动部门的工人彼此间不够团结，由于各国工人阶级彼此间缺乏亲密的联合；
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民族的问题，而是涉及存在有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有赖于最先进各国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
目前欧洲各个最发达的工业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新高涨，在鼓起新的希望的同时，也郑重地警告不要重犯过去的错误，要求立刻把各个仍然分散的运动联合起来；
鉴于上述理由，创立了国际工人协会。
协会宣布：
加入协会的一切团体和个人，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他们彼此间和对一切人的关系的基础，而不分肤色、信仰或民族；
协会认为：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337]。
根据这种精神，定出章程如下：
第一条本协会设立的目的，是要成为追求共同目标即追求工人阶级的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的各国工人团体进行联络和合作［注：德文版上在“合作”之前加有：“有计划的”。——编者注］的中心。
第二条本会定名为“国际工人协会”。
第三条每年召开由协会各分部选派代表组成的全协会工人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宣布工人阶级共同的愿望，采取使国际协会顺利进行活动的必要办法，并任命协会的总委员会。
第四条每次代表大会规定下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代表按规定的时间在规定的地点集会，无须另行通知。总委员会有权在必要时改变集会地点，但无权推迟集会时间。代表大会每年确定总委员会驻在地，并选举总委员会委员。这样选出的总委员会有权增加新的委员。
全协会代表大会在年会上听取总委员会关于过去一年的活动的公开报告。在紧急情况下，总委员会可以早于规定的一年期限召开全协会代表大会。
第五条总委员会由参加国际协会的各国工人组成。总委员会从其委员中选出为进行各种事务所必需的负责人员，即财务委员、总书记、各国通讯书记等等。
第六条总委员会是沟通协会各种全国性组织和地方性组织之间联系的国际机关，它应该使一国工人能经常知悉其他各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情况；使欧洲各国中的社会状况调查工作能同时并在共同领导下进行；使一个团体中提出的但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能由一切团体加以讨论，并且在需要立刻采取实际措施时，例如在发生国际冲突时，使加入协会的团体能同时和一致行动。在一切适当场合，总委员会应主动向各种全国性团体或地方性团体提出建议。为了加强联系，总委员会发表定期报告。
第七条既然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的成功只能靠团结和联合的力量来保证，而国际总委员会活动的成效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同少数全国性的工人协会中心还是同许多细小而分散的地方性团体联系，所以，国际协会的会员应该竭力使他们本国的分散的工人团体联合成由全国性中央机关来代表的全国性组织。但是，不言而喻，章程中这一条的运用要取决于每一国家法律的特点，同时不管是否存在法律造成的障碍，并不排斥独立的地方性团体同总委员会发生直接的联系。
第八条每一个支部均有权任命一个和总委员会通讯的书记。
第九条每一个承认并维护国际工人协会原则的人，都可成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每一个支部对它所接受的会员的品质纯洁负责。
第十条国际协会的每个会员，在由一个国家迁居另一国家时，应该从加入协会的工人方面得到兄弟般的帮助。
第十一条加入国际协会的工人团体，在彼此结成亲密合作的永久联盟的同时，完全保存自己原有的组织。
第十二条本章程可以在每次代表大会上进行修改，但须有出席代表的三分之二赞成修改。
第十三条凡本章程规定未尽之处，将另由可在每次代表大会上进行修改的条例来补充。
组织条例
按历届代表大会（1866—1869）和伦敦代表会议（1871）的决议修订
一
全协会代表大会
第一条国际工人协会的每一个会员有参加选举全协会代表大会的代表和被选为代表的权利。
第二条每一个支部，不论其成员多少，均有权派遣一名代表参加代表大会。
第三条每一个代表在代表大会上只有一票表决权。
第四条代表的费用，由选出代表的支部和小组负担。
第五条如某一支部无力派遣代表，可与邻近支部共同选举一名代表。
第六条成员在500人以上的支部或小组，每超过500人即有权增派代表一名。
第七条今后只有加入国际并向总委员会缴清会费的团体、支部或小组的代表，才能参加代表大会，享有表决权。同时，国际的经常性组织遭到法律禁止的那些国家的工会和工人合作团体的代表，可以参加代表大会有关原则问题的讨论，但不得参加有关组织问题的讨论以及这些问题的表决。
第八条代表大会的会议分两种：讨论组织问题的秘密会议以及讨论和表决大会议程中列有的一般问题的公开会议。
第九条总委员会制订代表大会的议程。议程中须包括上次代表大会提出的问题和总委员会补充提出的问题，以及各支部和小组或它们的委员会提请总委员会批准的问题。
所有支部、小组或委员会，如果要把上次代表大会没有提出的问题提交将举行的代表大会讨论，应于3月31日前通知总委员会。
第十条总委员会负责组织代表大会并通过联合会委员会将大会议程及时通知各个支部。
第十一条代表大会为它所应讨论的每一个问题任命一个特别委员会。每一个代表可提出他愿意参加的委员会。每一个委员会应研究各支部和小组对交由该委员会审查的问题所提出的报告。委员会根据这些报告编写一个总报告，在公开会议上只宣读总报告。委员会此外还决定，上述报告中的哪些报告应当作为关于代表大会工作的正式报告的附录。
第十二条代表大会在其公开会议上，应首先讨论总委员会提出的问题；然后讨论其余问题。
第十三条对有关原则问题的一切决议，均须举行记名投票（appelnominal）。
第十四条每一个支部或支部联合会，至迟均须在每年召开代表大会前两个月［注：法文版为“前一个月”。——编者注］向总委员会提出关于该组织本年度内的工作和发展情况的详细报告。总委员会根据这些报告编写一个总报告，并在代表大会上宣读。
二
总委员会
第一条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仍用总委员会名称。设有国际经常性组织的各国中央委员会，应定名为联合会委员会，冠以各该国的国名。
第二条总委员会必须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
第三条总委员会应在经费许可的范围内经常出版关于国际工人协会所关心的一切情况的通报和报告。
为此目的，总委员会应收集各国联合会委员会寄给它的一切材料以及它能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的另一些材料。
用各种文字编写的通报应免费寄发各联合会委员会，由各联合会委员会转发给自己的支部，每个支部一份。
总委员会在无法印行此等通报时，应每三个月给各联合会委员会寄发书面通知一次，供各该国的报纸，而主要是供国际的机关报发表之用。
第四条每一个想加入国际的新支部或团体，必须立即将其申请通知总委员会。
第五条总委员会有权接受或不接受新的支部和小组，但它们保留有向应届代表大会提出申诉的权利。
但在设有联合会委员会的地方，总委员会在决定接受或不接受新的支部或团体之前，须听取属于联合会委员会权限范围以内的意见；但总委员会仍有临时决定问题的权利。
第六条总委员会也有权将任何支部暂时开除出国际，听候应届代表大会裁决。
第七条总委员会有权解决属于一个全国性组织的团体或支部之间、或各全国性组织之间可能发生的纠纷，但是，它们保留有向应届代表大会进行申诉的权利，应届代表大会的决定才是最终决定。
第八条由总委员会任命执行特殊任务的一切代表，均有权出席联合会委员会、区域和地方的委员会以及地方支部的一切会议并发表意见，但没有表决权。
第九条用英文、法文和德文出版的共同章程和条例，应按总委员会颁布的正式文本印行。
共同章程和条例的所有其他文字的译文，均应在发表前提请总委员会批准。
三
应向总委员会缴纳的会费
第一条总委员会向一切支部和附属团体征收会费，数额为每个会员每年一辨士。
这笔会费用来支付总委员会的下述开支：总书记的薪金，通讯及发表文件的费用，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的开支，等等。
第二条总委员会应印发价值一辨士的固定式样的会费券，每年向各联合会委员会按要求数量供应这种会费券。
第三条这种会费券应粘贴在会员证或协会每个会员均须持有的那份章程的专页上［注：在德文版和法文版上，第三条为“联合会委员会向各地方委员会，在没有地方委员会时，则向各支部按其会员人数寄发会费券”。下面德文版和法文版的第四、第五和第六条相当于英文版的第三、第四和第五条。——编者注］。
第四条每年3月1日，各国联合会委员会均应将与所用会费券价值相符的金额寄给总委员会，并交回剩余的会费券。
第五条这些印明个人会费金额的会费券，须注明当年日期。
四
联合会委员会
第一条联合会委员会的费用由所属各支部负担。
第二条联合会委员会应向总委员会每月至少呈交一次报告。
第三条联合会委员会应向总委员会每三个月提出一次有关所属各支部的组织工作和财务状况的报告。
第四条每一个联合会均有权不接受或者开除个别团体或支部。但它无权取消它们的国际组织的名称；它只能向总委员会提出将它们临时开除的建议。
五
地方性团体、支部和小组
第一条每一个支部均有权根据当地条件和本国法律的特点制订自己的地方性章程和条例。但是，此种章程和条例的内容，不得与共同章程和条例有任何抵触。
第二条所有地方支部、小组及其委员会，今后一律定名为国际工人协会支部、小组和委员会，冠以该地地名。
第三条因此，所有支部和小组，今后不得再用宗派名称，如实证论派、互助主义派、集体主义派、共产主义派等等，或者用“宣传支部”以及诸如此类的名称成立妄想执行与协会共同目标不符的特殊任务的分立主义组织。
第四条本节第二条不适用于附属国际的各工会。
第五条建议国际的所有支部和分部以及附属国际的工人团体，废除各该支部或团体中的主席职位。
第六条建议在工人阶级当中成立妇女支部。但是，不言而喻，这项决议绝不应妨碍由男女工人混合组成的旧支部的存在和新支部的建立。
第七条如报刊上有攻击国际的言论时，就近的支部或委员会须立即将该报刊寄总委员会一份。
第八条协会所有机关报均应每三个月公布一次国际所有委员会的地址以及总委员会的地址。
六
关于对劳动的普遍统计
第一条总委员会应将章程中涉及对工人阶级进行普遍统计的第六条以及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就这一问题所做的决议付诸实施。
第二条每个地方支部均应任命一个专门的统计委员会，以便随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答复本国联合会委员会或总委员会可能向它提出的问题。
鉴于统计委员会书记的工作将给工人阶级带来共同利益，因此建议所有支部对统计委员会书记均支付薪金。
第三条每年8月1日，联合会委员会应将在本国收集的材料寄往总委员会，总委员会则应根据这些材料写成总报告，提交每年9月间举行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
第四条应将拒绝提供所需材料的国际的工会和支部通知总委员会，总委员会将对此采取相应措施。
第五条本节第一条中提及的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决议中说：
由工人阶级自己进行的对文明国家的工人阶级状况的统计调查，将是国际联合行动的伟大范例。为了行动起来有些把握，应该熟悉所要涉及的材料。工人一旦开始这项巨大的劳动，就会证明：他们能够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因此，代表大会建议在设有本协会分部的每个地区，应立即开始工作，按下述调查大纲所示各点收集实际资料；代表大会号召欧洲和美国的工人参加收集关于工人阶级情况的统计材料的工作；报告和实际资料应寄给总委员会。总委员会将根据这些材料编写报告，把实际资料作为报告的附录。这个报告将同附录一起提交每年的例行代表大会，经代表大会批准后，由协会出资刊印。
调查大纲如下（当然每个地区均可有所改动）：1．生产部门的名称。2．该生产部门从业工人的年龄和性别。3．该生产部门从业工人的人数。4．工资：（a）学徒工资；（b）计日工资或计件工资。中间人所付的工资额。平均每周工资，平均每年工资。5．（a）工厂中工作日的长短；（b）如有小企业主和家庭生产这一类生产形式，则调查其中的工作日的长短；（c）夜工和日工。6．吃饭的时间和对工人的态度。7．对工场和劳动条件的评定：房屋拥挤，通风不良，光线不足，采用瓦斯照明，清洁条件等等。8．劳动对身体的影响。9．道德状况。教育。10．生产情况：生产是季节性的或全年内开工比较平衡的；是否经常发生较大的波动，是否遭到国外的竞争，它主要是为国内市场或国外市场服务，等等。
附录
1871年9月17日至23日在伦敦举行的代表会议，委托总委员会用英、法、德三种文字印行经过重新修订的“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和条例”的标准版，这是从以下考虑出发的：
一、共同章程
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年）通过了1864年11月在伦敦公布的协会临时章程，仅对它做了少许补充。这次代表大会同时做出决定（见“1866年9月3日至8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工人代表大会”1866年日内瓦版第27页注释），要总委员会公布经代表大会通过的、所有人均须遵守的章程和条例的正式文本。由于日内瓦代表大会的会议记录在携经法国时为波拿巴政府所没收，总委员会未能执行这一指示。后来，由于当时英国外交大臣斯坦利勋爵的干预，记录终于被退还，然而这时日内瓦已经出版了法文本，并且其中的章程和条例立即被所有讲法语的地区翻印了。这个文本在许多方面都是错误的。
1．伦敦临时章程的巴黎版曾被认为是准确的译本；但是制定这个译本的巴黎委员会在章程的引言中作了极其重大的改动。在答复总委员会的质询时，巴黎委员会说，在法国现有的政治形势下，这些改动是必要的。由于英语知识不够，他们对章程的有些条文又做了错误的理解。
2．在应赋予临时章程以定稿性质的日内瓦代表大会上，为此目的而任命的委员会仅简单地删去了所有提到临时性问题的地方，但是却不曾注意到，这些地方有许多都包含有绝非临时性质的极其重要的论点。在洛桑代表大会（1867年）后公布的英文版本上，又做了同样的删节。
二、组织条例
到目前为止，同章程一起公布过的只有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年）通过的组织条例。因此，必须把其后各次代表大会和不久前伦敦代表会议通过的最近几个条例合成一个整体。
这次修订曾利用了下列出版物：
“国际工人协会的宣言和临时章程……”1864年伦敦版；
“国际工人协会章程”1867年伦敦版；
“1866年9月3日至8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工人代表大会”1866年日内瓦版；
“1867年9月2日至8日在洛桑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867年绍德封版；
“国际工人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正式报告”1868年布鲁塞尔版；
“国际工人协会。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和1868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1868年伦敦版；
“关于1869年9月在巴塞尔举行的第四次国际代表大会的报告”1869年布鲁塞尔版；
“关于1869年在巴塞尔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总委员会公布，1869年伦敦版；
“1869年在巴塞尔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一个代表给日内瓦各工人支部的报告”1869年日内瓦版；
“1871年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会议的决议”1871年伦敦版。[338]
在有关巴塞尔代表大会方面，也参阅了在巴塞尔以传单形式出版的关于代表大会各次会议的德文报道和总书记在代表大会期间所做的劄记。
这次修订利用这些不同资料的情况如下：
共同章程
引言部分。——在“上述理由”之后恢复了“创立了国际工人协会”一语。见临时章程第13页[339]。
“他们认为，一个人有责任……”这一论点[340]被省去了，因为这个论点有两个同样有效的、但互相矛盾的说法。而且这个论点的真正涵义已经包括在前面紧接着的那段话和后面紧接着的“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一语中。
第三条按临时章程第三条恢复。
第四条为1867年伦敦版章程第三条的一部分和第四条全部。
第五条为1867年章程第三条的引言部分。“主席”一词按巴塞尔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第一条取消[341]。
第六条为1867年章程的第五条。“合作的团体”改为“协会的全国性团体和地方性团体”，因为在某些译本中，这个用语被错误地理解为“合作社团体”。
第七条为1867年章程的第六条。
第八条为1867年章程的第十条。
第十条为1867年章程的第八条。
第十二条为1867年章程中的组织条例的第十三条。
第十三条为1867年章程的第十二条。
1867年章程的第七条取消，因为这一条同洛桑代表大会的一项决议相抵触。见“洛桑代表大会记录”第36页。
组织条例
一、全协会代表大会
第一条为日内瓦代表大会通过的条例的第十一条（“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年日内瓦版第27页等等）；1867年章程的第十条（该条是不完全的）。
第二条为日内瓦代表大会的第九条；1867年章程的第六条。
第三条为日内瓦代表大会的第十三条；1867年章程的第十一条。
第四条为日内瓦代表大会的第十条；1867年章程的第九条。
第五条为日内瓦代表大会的第九条；1867年章程的第七条。
第六条为日内瓦代表大会的第十二条；1867年章程的第八条。
第七条为巴塞尔通过的组织条例的第八条。
第八条取自“国际代表大会举行办法”（“关于巴塞尔代表大会的报告”1869年布鲁塞尔版），并以上面援引过的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其他材料作了补充。
第九条第一部分同第八条的来源相同。第二部分为洛桑代表大会的决议（会议记录第74页第一条）。
第十条为日内瓦代表大会的第一条ｂ项；1867年章程的第一条ｂ项。
第十一条为巴塞尔代表大会通过的举行办法的第三条和第十一条。
第十二条为举行办法的第十条。
第十三条为举行办法的第七条。
第十四条为举行办法的第四条。
二、总委员会
第一条为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的第二项第一条。
第二条为日内瓦代表大会的第一条；1867年章程的第一条。
第三条头两段为日内瓦代表大会和1867年章程的第二条和第一条ａ项。第三段为日内瓦代表大会的第三条。最后一段为洛桑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37页第二条。
第四条至第七条为巴塞尔通过的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第四条至第七条。
第八条为伦敦代表会议的第三项。
第九条为伦敦代表会议9月18日和22日会议的决议。
三、应向总委员会缴纳的会费
第一条第一段为洛桑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37页第三条，以及在巴塞尔通过的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第九条。第二段为日内瓦代表大会和1867年章程的第四条。
第二条至第六条为伦敦代表会议的第四项第一条至第五条。
四、联合会委员会
第一条为日内瓦代表大会和1867年章程的第六条。
第二条为同上第五条。
第三条为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正式报告”第50页附录，关于组织问题的会议第3号决议。
第四条为在巴塞尔通过的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第六条。
五、地方性团体、支部和小组
第一条为日内瓦代表大会的第十四条；1867年章程的第十二条。
第二条至第四条为伦敦代表会议的第二项第二条至第四条。
第五条为在巴塞尔通过的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的第一条。
第六条为伦敦代表会议的第五项。
第七条为在巴塞尔通过的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的第二条。
第八条为同上第三条。
六、对劳动的普遍统计
第一条至第四条为伦敦代表会议的第六项第一条至第四条。
第五条为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决议（日内瓦代表大会和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伦敦版第4页）。
根据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决定并代表伦敦代表会议
总委员会：
罗·阿普耳加思马·詹·布恩
弗·布列德尼克Ｇ．Ｈ．巴特里
德拉埃欧·杜邦（因公在外）
威·黑尔斯乔·哈里斯
胡利曼茹尔·若昂纳尔
哈里埃特·罗弗·列斯纳
罗赫纳沙·龙格
孔·马丁捷维·莫里斯
亨利·梅欧乔治·米尔纳
查·默里普芬德
约翰·罗奇吕耳
萨德勒考威尔·斯特普尼
阿尔弗勒德·泰勒威·唐森
爱·瓦扬约翰·韦斯顿
通讯书记：
列奥·弗兰克尔………………奥地利和匈牙利
阿·埃尔曼……………………比利时
托·莫特斯赫德………………丹麦
奥·赛拉叶……………………法国
卡尔·马克思…………………德国和俄国
沙尔·罗沙……………………荷兰
Ｊ．帕·麦克唐奈……………爱尔兰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意大利和西班牙
瓦列里·符卢勃列夫斯基……波兰
海尔曼·荣克…………………瑞士
约·格·埃卡留斯……………美国
勒穆修…………………………美国的法国人支部
执行主席沙尔·龙格
财务委员海尔曼·荣克
总书记约翰·黑尔斯
1871年10月24日于伦敦西中央区海－霍耳博恩街256号
1871年11—12月分别用英文和法文、1872年2月用德文印成小册子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英文版本译的，并根据德文版本和法文版本校对过
注释：
[336]国际工人协会章程的最初文本是由马克思在1864年10月用英文写的，同年11月1日经中央委员会批准为临时章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5—18页）。在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上，章程经过某些补充和修改，同附在章程后面的组织条例一起由大会批准。1866年秋，章程和组织条例由马克思和拉法格译成法文，于11月底在伦敦出版单行本，出版这个单行本时考虑了日内瓦代表大会上所做的主要修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599—603页）。但是这个版本没有流传开来。1867年章程和组织条例的英文本在伦敦出版了，出版英文本时考虑了1864年临时章程通过以后日内瓦代表大会和洛桑代表大会对章程所做的修改。国际后来的两次代表大会——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年）和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年）——通过了一系列决定，这些决定是对章程的补充。但是流传的章程文本中都没有反映这些补充和修改。日内瓦代表大会和洛桑代表大会以后出版的英文本中也有许多重要的不确切的地方。此外，由于章程没有各种文字的正式版本，以致在好多国家出现了不准确的章程译文。1866年出版的右派蒲鲁东主义者托伦的法文译本就把关于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而进行的政治斗争的作用这一最重要的论点歪曲了。鉴于所有这一切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准备伦敦代表会议的时候就拟了一项关于颁布新版的国际工人协会章程的决议草案（见本卷第439页）。伦敦代表会议通过了马克思所提出的关于用英文、德文和法文颁布新的标准版章程和组织条例的决议案，同时还决定，所有别种文字的译文也都应该经过总委员会的批准。1871年9月底至10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参照国际所有各次代表大会以及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重新修订章程和组织条例，准备了新版文本，同时删除了章程和条例中已经失效的提法。“附录”部分重新写过，其中详细叙述了所有修改和补充的理由。章程和条例的德译本和法译本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监督下翻译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的正式版本（《GeneralRulesandAdministrativeRegulationsoftheInternationalWorkingMen’sAssociation》）在伦敦以单行本出版，1871年11月上半月出版了英文本，12月出版了法文本。章程和条例的德译文是在莱比锡以单行本发表的，另外还发表于1872年2月10日“人民国家报”第12号。在恩格斯参与下翻译的章程和条例的意大利文正式版本，由于总委员会缺乏资金而没有出版。“人民报”出版社和“平等”周报出版社出版了章程和条例的意大利文节译本。——第475页。
[337]这一段和前一段都带有宣言性质。由于中央委员会为起草国际的纲领性文件而选出的委员会其他委员的坚持，马克思把这两段话加进了1864年临时章程的引言部分。马克思在准备共同章程的1871年版的时候把这一段里“没有无义务的权利”前面的话全部删去（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6页）。——第476页。
[338]马克思列举的是下列各版本的国际文件：《AddressandProvisionalRulesoftheWorkingMen’sInternationalAssociation，EstablishedSeptember28，1864，atapublicmeetingheldatSt．Martin’sHall，LongAcre，London》，1864．《RulesoftheInternationalWorkingMen’sAssociation．FoundedSeptember28th，1864》．London，[1867]．《Congrèsouvrierdel’AssociationInternationaledesTravailleurs，tenuàGenèvedu3au8septembre1866》．Genève，1866．《Procès-verbauxducongrèsdel’AssociationInterna-tionaledesTravailleursréuniàLausannedu2au8sep-tembre1867》．Chaux-de-Fonds，1867．《TroisièmeCongrèsdel’AssociationInternationaledesTravailleurs．Compterenduofficiel》．Bruxelles，1868．《TheInternationalWorkingMen’sAssociation．Resolu-tionsoftheCongressofGeneva，1866，andtheCongressofBrussels，1868》．London，[1869]．《AssociationInternationaledesTravailleurs．Compte-renduduIVeCongrèsInternational，tenuàBale，ensep-tembre1869》．Bruxelles，1869．《ReportoftheFourthAnnualCongressoftheInter-nationalWorkingMen’sAssociation，HeldatBasle，inSwitzerland．Fromthe6thtothe11thSeptember，1869》．PublishedbytheGeneralCouncil．London，[1869]．《QuatrièmeCongrèsdel’AssociationInternationaledesTravailleurs，tenuàBale，du6au11septembre1869．RapportdudéléguéauxSectionsdelaFabriquedeGenève》．Genève，1869．《ResolutionsoftheConferenceofDelegatesoftheInternationalWorkingMen’sAssociation．AssembledatLondonfrom17thto23thSeptember1871》．London，1871．——第487页。
[339]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6页和本卷第476页。——第488页。
[340]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6页。——第488页。
[341]巴塞尔代表大会批准了1867年9月24日总委员会关于撤销总委员会主席一职的决定。马克思指的是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第488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总委员会关于1871年法国人支部章程的决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
卡·马克思
总委员会关于1871年法国人支部章程的决议[331]
在1871年10月17日会议上通过的总委员会决议
致1871年法国人支部的成员
公民们：
鉴于巴塞尔代表大会通过的有关组织问题的决议第四条规定：“每个新成立的支部或团体，如欲加入国际，必须立即将其申请通知总委员会”；
第五条规定：“总委员会有权接受或不接受新的支部和小组……”[332]
总委员会批准1871年法国人支部的章程，但须作如下的修改：
一、第二条应删除“说明其生活来源”一语，只说：“凡欲被接受为支部成员者，必须提供行为端正的保证”等等。
共同章程第九条规定：
“每一个承认并维护国际工人协会原则的人，都可成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每个支部对它所接受的会员的品质纯洁负责。”（《Everybranchisresponsiblefortheintegrityofthemembersitadmits．》）[333]
在可疑的情况下，支部可以把生活来源作为“行为端正的保证”加以调查，尽管在许多其他情况下，——例如对于流亡者、罢工工人等等，——没有生活来源完全可以作为他们行为端正的保证。但是，如果要求申请者把说明其生活来源作为加入国际的一般条件，那将是一种资产阶级式的新做法，是与共同章程的文字和精神相抵触的。
二、（1）鉴于共同章程第四条规定：《TheCongresselectsthemembersoftheGeneralCouncilwithpowertoaddtotheirnumber》（“代表大会选举总委员会委员，并授予总委员会增加新委员的权利”）[334]，因此，共同章程承认选举总委员会委员的方式只有两个：或者由代表大会选举，或者由总委员会加聘；因而1871年法国人支部章程第十一条中“将派一个或几个代表参加总委员会”一语，是和共同章程相抵触的，共同章程没有给予任何分部、支部、小组或联合会以派代表参加总委员会的权利；
组织条例第十二条规定：“每一个支部均有权根据当地条件和本国法律的特点制订自己的地方性章程和条例，但其内容不得与共同章程有任何抵触。”[335]鉴于前述各点，
总委员会不能批准1871年法国人支部章程中的前述条款。
（2）确实曾建议伦敦的各个支部派代表参加总委员会，而总委员会为了不违反共同章程，一向采取如下做法：
首先，它规定每一个支部派代表参加总委员会的名额，并保留有根据这些代表能否胜任他们所应负担的全面领导职务来决定接受或不接受这些代表的权利。这些代表之成为总委员会委员，不是由于他们是自己支部派出的代表，而是由于根据共同章程，总委员会有权加聘新的委员。
在最近这次代表会议做出决议以前，伦敦委员会既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总委员会又是英国的中央委员会，因此它认为，除了委员会直接加聘的委员之外，再接受由相应的支部直接提名的委员是适当的。
如果把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选举程序同巴黎联合会委员会的选举混为一谈，那是非常错误的，后者甚至不是一个像布鲁塞尔联合会委员会和马德里联合会委员会那样的由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全国委员会。
由于巴黎联合会委员会只是由巴黎各支部的代表组成的，这些支部的代表就完全可以凭限权代表委托书参加这样一个委员会，在其中维护本支部的利益。相反地，总委员会的选举程序是由共同章程规定的，它的成员除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所规定的委托书外，不能接受任何其他限权代表委托书。
（3）总委员会准备按照共同章程规定的、伦敦其他支部均无异议的条件，接受1871年法国人支部的两名代表参加总委员会。
三、1871年法国人支部章程第十一条中有这样一款：
“支部的每个成员必须作为本支部的代表参加总委员会。”
这个条款如果照字面来解释，是能够被接受的，因为它只是说，1871年法国人支部的成员不能作为任何其他支部的代表参加总委员会。
但是如果注意到在它前面的条款，那末上述条款的含义就只能是完全改变总委员会的选举程序，并且违背共同章程第三条的规定而把总委员会变成伦敦各支部代表的会议，在这个会议里整个国际工人协会的影响将为各地方组织的影响所代替。
1871年法国人支部章程第十一条的上述条款的这种含义完全得到了证实，因为这个条款规定必须在支部成员的身分和总委员会委员的职务之间作出选择。
有鉴于此，总委员会不能批准上述条款，因为它与共同章程相抵触，它剥夺总委员会为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利益而自由补充自己成员的权利。
四、总委员会相信，1871年法国人支部会了解所建议的修改的必要性，并毫不犹豫地使自己的地方性章程符合于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的文字和精神，从而避免发生任何分歧。在目前条件下，任何分歧都只能阻碍国际工人协会的发展。
敬礼和平等
代表总委员会并受总委员会的委托
法国通讯书记奥古斯特·赛拉叶
卡·马克思于1871年10月17日提出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奥·赛拉叶的手抄稿译的
注释：
[331]关于1871年法国人支部章程的决议是马克思写的，1871年10月17日经总委员会一致批准。
1871年法国人支部是由法国流亡者于1871年9月在伦敦组成的。密探杜朗混入了支部组织，不久为总委员会所揭发。支部的领导同在瑞士的巴枯宁派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同他们勾结起来行动，同他们一起攻击国际的组织原则。1871年法国人支部章程在1871年10月14日总委员会的非常会议上被提交给总委员会，并交由总委员会的一个委员会审查。在10月17日的会议上，马克思做了关于1871年法国人支部章程的报告并提出本决议案。保存下来的决议本文是在总委员会担任法国通讯书记的赛拉叶的手抄稿。——第471页。
[332]见注320。——第471页。
[333]“国际工人协会章程。1864年9月28日创建”1867年伦敦版第5页（《RulesoftheInternationalWorkingMen’sAssociation．FoundedSeptember28th，1864》．London，［1867］，p．5）。——第472页。
[334]“国际工人协会章程。1864年9月28日创建”1867年伦敦版第5页。——第472页。
[335]“国际工人协会章程。1864年9月28日创建”1867年伦敦版第7页。——第472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总委员会关于涅恰也夫盗用国际名义的声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
卡·马克思
总委员会关于涅恰也夫盗用国际名义的声明[330]
国际工人协会
1871年9月17日至23日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会议委托总委员会公开声明：
涅恰也夫从来不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或代表；
他声称［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的德文声明在这里加有：“（人们从圣彼得堡的政治审判案中才知道这点）”。——编者注］他创建了布鲁塞尔的国际支部并受布鲁塞尔支部委托前往日内瓦，他的这种说法是谎言；
涅恰也夫是为了欺骗和牺牲俄国人而盗用国际工人协会的名义。
受总委员会的委托
1871年10月14日
卡·马克思写
载于1871年11月1日“人民国家报”第88号、1871年11月3日“玫瑰小报”第306号、1871年11月5日“平等报”第21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并根据“人民国家报”校对过
注释：
[330]这篇声明是马克思根据伦敦代表会议的决定写的。会议委托总委员会发表一项声明：国际工人协会与所谓涅恰也夫密谋完全无关。声明的文稿经总委员会于1871年10月16日批准。
1869年，涅恰也夫同巴枯宁建立了联系以后，在许多俄国城市展开了成立“人民惩治会”这种密谋组织的活动。涅恰也夫所组织的小组里面鼓吹庸俗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彻底破坏”，散发无政府主义的传单。具有革命情绪的青年学生和各阶层居民的代表人物加入了涅恰也夫的组织，因为对沙皇统治的尖锐批评和对它进行坚决斗争的号召吸引了他们。涅恰也夫利用巴枯宁给他的“欧洲革命联盟”代表的资格，企图冒充国际的代表，从而蒙蔽他所成立的组织的参加者。
由于涅恰也夫的组织被破获以及该组织的参加者于1871年夏在彼得堡受审，涅恰也夫为达到自己目的而采取的恫吓、威胁、招摇撞骗等等冒险手法遂被揭发出来。资产阶级报刊就利用这个案件的材料，无中生有地对国际加以中伤，而实际上涅恰也夫同国际毫无关系。
总委员会的这个声明是由恩格斯译成法文的。声明用德文载于1871年11月1日“人民国家报”第88号（由卡·马克思以德国和俄国的书记身分署名），用法文载于1871年11月5日“平等报”第21号、1871年10月18日“谁来了！”第14号，用意大利文载于1871年11月3日“玫瑰小报”第306号、1871年10月19日“人民报”第122号。——第470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总委员会关于开除杜朗的决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
弗·恩格斯
总委员会关于开除杜朗的决议[328]
巴黎首饰匠、前巴黎工人团体联合会[329]首饰匠代表、前国民自卫军营长、前巴黎公社财政委员会出纳主任古斯达夫·杜朗，在伦敦冒充流亡者，过去和现在一直为法国警察机关充当密探，对流亡的公社社员，特别是对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进行监视，并且已领取酬金725法郎。总委员会对上述情节已掌握了最充足的证据，因此，
总委员会斥责古斯达夫·杜朗的可耻行为，并将他开除出国际工人协会。
本决议应在国际的所有机关刊物上公布。
弗·恩格斯于1871年10月7日提出
载于1871年10月14日“人民国家报”第83号、1871年10月19日“人民报”第122号、1871年10月21日“平等报”第20号、1871年10月23日“解放报”第19号以及其他机关刊物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注释：
[328]1871年10月7日总委员会的非常会议审查了替法国警察机关效劳、并以1871年法国人支部领导者之一的身分混进国际的杜朗进行间谍活动的问题。杜朗同警察官员的来往信件曾被提交总委员会。按照警察机关的指示，杜朗应该打入伦敦代表会议充当密探，并且钻进总委员会。关于开除杜朗的决议是由恩格斯起草并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的。
决议由马克思署名，用德文载于1871年10月14日“人民国家报”第83号，用法文载于10月15日“自由报”第174号、10月21日“平等报”第20号、10月22日“米拉波报”第118号，用意大利文载于10月19日“人民报”第122号，用西班牙文载于10月23日“解放报”第19号。随同决议一起在“人民报”发表的，还有恩格斯的附言：“‘人民报’编辑先生：总委员会委托我将下列决议寄上，请贵报予以发表。请接受我崇高的敬意。意大利书记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0月13日于伦敦。”
“人民报”（《Laplebe》）是恩·比尼亚米主编的报纸，1868年至1875年在洛迪出版，1875年起在米兰出版；1871年每周出版三次。起初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派左翼的机关报；1871年至1873年是国际支部的机关报，实行总委员会的路线。该报刊登过恩格斯的许多文章和国际的许多文件。——第469页。
[329]工人团体联合会是巴黎的工会以及其他工人团体的联合组织，1869年在国际的倡导下成立。联合会包括有50个工会和工人团体，每个单位向联合会派出代表一人至三人。联合会为罢工工人组织互助，同国际保持密切联系。——第469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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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326]
1871年9月25日在伦敦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的报道
关于国际，卡·马克思说道，它的努力至今所以获得巨大的成就，是由于国际会员们本身所不能支配的情况。国际的建立本身，也是这种情况造成的结果，而绝不是由于国际参加者的努力。建立国际不是某几个能干的政治活动家的事；世界上所有的政治活动家都不能创造出使国际获得成就所必需的那种局面和条件。国际没有提出任何特殊的信念的象征。它的任务就是把劳动的力量组织起来，在工人运动的各种不同表现形式之间建立联系并把它们联合起来。促使国际获得这样巨大发展的情况，是由于全世界劳动人民遭受到日益加剧的压迫。国际获得成就的秘密就在于此。最近几个星期的事件，不可辩驳地证明，工人阶级必须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国际所遭到的各国政府的迫害，同古罗马时代第一批基督徒所遭到的迫害很相似。起初这些基督徒也是人数不多，但是罗马贵族本能地感觉到，如果基督徒获得成功，罗马帝国就要灭亡。古罗马时代的迫害没有挽救了帝国，而今天对国际的迫害也挽救不了现存制度。
国际的独特之点就在于它是工人们自己为自己建立起来的。在国际成立以前，工人阶级所有的各种组织，都是统治阶级当中的激进分子为它建立起来的社团，而国际则是工人们为自己建立起来的。英国的宪章运动是在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赞同和协助下发起的；固然，假如这一运动获得成功，那只会对工人阶级有利。英国是唯一的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工人阶级的发展程度和组织程度，足能使这个阶级利用普选权来真正地为本身谋利益。
接着，他指出，二月革命[327]是一部分资产阶级所支持的反对执政党的运动。二月革命给予工人阶级的仅仅是些诺言，它以统治阶级的另一批人代替了统治阶级的这一批人。六月起义是反对整个统治阶级的，其中也包括统治阶级中的最激进的部分。在1848年让一些新人物上台执政的工人们本能地感觉到，他们不过是用一批压迫者代替了另一批压迫者，感觉到自己被出卖了。
在过去发生的一切运动当中，最近的和最伟大的运动是巴黎公社。巴黎公社就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关于这一点不可能有任何异议。对巴黎公社有过很多不正确的理解。公社未能建立起阶级统治的新形式。通过把一切劳动资料转交给生产者的办法消灭现存的压迫条件，从而迫使每一个体力适合于工作的人为保证自己的生存而工作，这样，我们就会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唯一的基础。但是，必须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可能实现这种变革，而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国际的任务就是把工人阶级的力量组织起来、团结起来，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斗争。
载于1871年10月15日“世界报”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世界报”
注释：
[326]马克思的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的讲话，是在1871年9月25日在伦敦为庆祝这个纪念日而举行的特别集会上做的。在这次集会上，马克思被推选为主席。出席这次集会的，有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巴黎公社的参加者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世界报”报道了9月25日集会的情况，并摘要转述了马克思讲话的内容。本卷发表的只是报道中转述马克思讲话内容的部分。
“世界报”（《TheWorld》）是美国一家日报，民主党的机关报；1860年至1931年在纽约出版。——第467页。
[327]指法国1848年的二月革命。——第468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致“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出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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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致“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出版者[325]
1871年9月23日于伦敦西北区
女士们：
兹寄上我的女儿燕妮关于她和她的两个妹妹在逗留巴涅尔－德－吕雄（比利牛斯山区）期间遭到法国政府迫害的一篇简要的报道［注：见本卷第704—715页。——编者注］，供贵刊登载，如果你们认为它能引起贵刊读者的兴趣。我以为这段令人啼笑皆非的插曲，对梯也尔共和国具有特征意义。
关于我逝世的消息，是巴黎的一家波拿巴派报纸“自由未来报”编造的。
从星期日起在伦敦举行国际工人协会的秘密代表会议。它将在今天闭会。
承蒙寄赠极有趣的报纸，十分感谢。
女士们，我有幸仍然忠实于你们
卡尔·马克思
载于1871年10月21日“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第23期（总第75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
注释：
[325]马克思给“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出版者的信，与本卷附录中发表的马克思的女儿燕妮的信（见本卷第704—715页），于1871年10月21日同时刊登在该周刊上。
“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WoodhullandClaflin’sWeekly》）是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维·伍德赫尔和田·克拉夫林于1870年至1876年在纽约出版的周刊，是国际的美国第十二支部的机关刊物，该支部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组成，1872年3月被总委员会开除出国际。——第466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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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
1871年9月17—23日[291]
卡·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活动。1871年9月18日在代表会议一个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弗·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1871年9月21日在代表会议上的发言提纲
弗·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恩格斯本人做的1871年9月21日伦敦代表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1871年9月17日至23日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会议的决议
卡·马克思。伦敦代表会议关于瑞士罗曼语区的分裂的决议
卡·马克思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活动[292]
1871年9月18日在代表会议一个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马克思：从日内瓦成立了由巴枯宁和其他人创建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时起，争论就开始了。马克思宣读了总委员会在1868年和1869年3月给同盟的两个通知[293]；在第二个通知中，提出解散同盟、提供关于同盟成员及其支部数目的材料作为接受他们加入国际的条件。这些条件始终未得到履行；事实上同盟始终未解散，而是一直保留着特殊的组织。日内瓦支部的机关报“平等报”在1869年12月11日指责总委员会，说总委员会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未答复报上的文章。总委员会表示不同意这一指责，它认为，参与报上的论战不在它的职责范围之内，但是它准备答复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要求和申诉。这个通告曾下达各个支部[294]；它们全都赞同总委员会的做法。瑞士委员会谴责了“平等报”，同该报编辑部决裂了。编辑部的成员有所更换，从那时候起，“进步报”，后来是“团结报”[295]成了同盟的信徒们的机关报。以后，在洛克尔举行了代表大会，会上双方即罗曼语区联合会和汝拉联合会（同盟）公开分裂了[296]。总委员会静待情况的发展；它只是不允许新的委员会作为罗曼语区委员会与已有的罗曼语区委员会同时出现。违背我们的章程、鼓吹放弃任何政治行动的吉约姆，在战争一爆发时就发表了一项呼吁书[297]，盗用国际名义要求建立一支军队去援助法国，从而同我们的章程更加抵触了。
弗·恩格斯记录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936年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弗·恩格斯
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298]
1871年9月21日在代表会议上的发言提纲
（1）罗伦佐——一个原则问题；——这已经解决了。
（2）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报纸的政治态度也是政治；主张放弃政治的一切报纸都在攻击政府。问题只在于怎样干预政治和干预到什么程度。这要根据情况而定，而不是按照规定办事。
（2）放弃政治是荒谬的；因为可能选出坏人而提议放弃政治，正如因为出纳员可能逃跑而不缴纳会费。正如因为编辑可能像议员一样被人收买而不出版报纸。
（3）政治自由——特别是结社、集会和出版的自由——是我们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的手段；我们的这些手段是否会被夺走，难道是无所谓的吗？如果有人侵犯这些手段，难道我们不应当起而反抗吗？
（4）有人鼓吹放弃政治，说从事政治就等于承认现存制度。存在总是存在，我们对它承认与否，sefichepasmal〔它毫不在乎〕。但是，如果我们利用现存制度给我们提供的那些手段来反对现存制度，难道这就是承认吗？［注：恩格斯手稿中用弧线标出的第2、3、4条，原来写在手稿的右边，是对本文的增补。——编者注］
（3）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工人的党作为政党存在着而且要进行政治活动。向工人的党鼓吹放弃政治，就是破坏国际。单单是对形势的估计、为社会目的而施加的政治压迫，就迫使工人从事政治，鼓吹放弃政治者把工人推入资产阶级政治家的怀抱。在巴黎公社已经把工人的政治行动提到日程上来以后，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
（4）我们要消灭阶级。唯一的手段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治权力；而我们不应当从事政治吗？所有主张放弃政治的人都自命为革命家。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谁要想革命，谁就必须也承认准备革命和教育工人进行革命的手段，关心不让工人在革命后的第二天又受到法夫尔和皮阿之流的愚弄。问题只在于从事什么样的政治——唯有从事无产阶级的政治，而不要做资产阶级的尾巴。
弗·恩格斯写于1871年9月21日左右
第一次用法文发表于1934年“布尔什维主义手册”杂志第20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弗·恩格斯
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
恩格斯本人做的1871年9月21日伦敦代表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绝对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主张放弃政治的一切报纸也在从事政治。问题只在于怎样从事政治和从事什么样的政治。并且对于我们说来，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工人的党作为政党已经在大多数国家存在着。鼓吹放弃政治去破坏它的不应该是我们。现代生活的实践，现存政府——为了政治的和社会的目的——对工人施加的政治压迫，都迫使工人不得不从事政治。向工人鼓吹放弃政治，就等于把他们推入资产阶级政治的怀抱。特别是在巴黎公社已经把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提到日程上来以后，放弃政治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们要消灭阶级。用什么手段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当这一点已经最明显不过的时候，竟有人要我们不干预政治！所有鼓吹放弃政治的人都自命为革命家，甚至是杰出的革命家。但是，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谁要想革命，谁就必须也承认准备革命和教育工人进行革命的手段，即承认政治行动，没有政治行动，工人总是在战斗后的第二天就会受到法夫尔和皮阿之流的愚弄。应当从事的政治是工人的政治；工人的政党不应当成为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而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它有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政策。
政治自由、集会结社的权利和出版自由，就是我们的武器；如果有人想从我们手里夺走这个武器，难道我们能够袖手旁观和放弃政治吗？有人说，进行任何政治行动都等于承认现存制度。但是，既然这个制度把反对它的手段交到我们手中，那末利用这些手段就不意味着承认现存制度。
第一次全文发表于1934年“共产国际”杂志第29期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1871年9月17日至23日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会议的决议[299]
一
关于总委员会的成员[300]
代表会议建议总委员会对委员人数的增添加以限制，并且在增添委员时不要过多地拣选一个民族的公民。
二
关于各国委员会等组织的名称[301]
1．按照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年）的决定，设有国际经常性组织的各国的中央委员会，今后应定名为联合会委员会，冠以各该国的国名；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仍用总委员会名称。
2．所有地方分部、支部、小组及其委员会，今后一律定名为国际工人协会分部、支部、小组和委员会，冠以该地地名。
3．因此，所有分部、支部和小组，今后不得再用宗派名称，如实证论派，互助主义派，集体主义派，共产主义派等等，或者用“宣传支部”以及诸如此类的名称成立妄想执行与协会共同目标不符的特殊任务的分立主义组织。
4．但是，决定的第1、2两条，不适用于附属国际的各工会。
三
关于总委员会的代表[302]
由总委员会任命执行特殊任务的一切代表，均有权出席联合会委员会、区域和地方的委员会以及支部的一切会议并发表意见，但没有表决权。
四
关于向总委员会缴纳数额为每个会员一辨士的会费[303]［注：德文版在“辨士”一词后面附有：（“格罗申”），法文版在这一处和下面的“一辨士”构印作：“十生丁”。——编者注］
1．总委员会应印发每张值一辨士的会费券，每年向各联合会委员会按要求数量供应这种会费券。
2．联合会委员会向各地方委员会，在没有地方委员会时，则向各支部按其会员人数寄发会费券。
3．这种会费券应粘贴在会员证或协会每个会员均须持有的章程的专页上。
4．每年3月1日，各国联合会委员会均应将与所用会费券价值相符的金额寄给总委员会，并交回剩余的会费券。
5．这些印明个人会费金额的会费券，须注明当年日期。
五
关于成立女工支部[304]
代表会议建议在工人阶级当中成立妇女支部。但是，不言而喻，这项决议绝不应妨碍由男女工人混合组成的旧支部的存在和新支部的建立。
六
关于对工人阶级的普遍统计[305]
1．代表会议提议总委员会将最初的章程中涉及对工人阶级进行普遍统计的第五条以及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就这一问题所做的决议[306]付诸实施。
2．每个地方支部均应任命一个专门的统计委员会，以便随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答复本国联合会委员会或总委员会可能向它提出的问题。鉴于统计委员会书记的工作将给工人阶级带来共同利益，因此建议所有支部对统计委员会书记均支付薪金。
3．每年8月1日，联合会委员会应将在本国收集的材料寄往总委员会，总委员会则应根据这些材料写成总报告，提交每年9月间举行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
4．应将拒绝提供所需材料的国际的工会和支部通知总委员会，总委员会将对此采取相应措施。
七
关于工会的国际联系[307]
提议总委员会照旧赞助各国工会要求同所有其他国家的相应工会建立联系的日益增强的愿望。总委员会作为沟通各国工会之间联系的国际机构，它的工作的成效，将主要取决于各团体对国际进行的劳动普遍统计所给予的协助。
提议所有国家的工会理事会将自己的地址通知总委员会。
八
关于农民[308]
1．代表会议提议总委员会和联合会委员会在下次代表大会前提出报告，说明通过什么方法使农民加入工业无产阶级的运动。
2．同时提议联合会委员会派宣传鼓动员前往农业地区，以便组织公开集会，宣传国际的原则和建立农村支部。
九
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309]
鉴于：
章程的导言中说：“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1864年）宣称：“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的。他们不仅不会赞助劳动解放的事业，而且恰恰相反，会继续在它的道路上设置种种障碍……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310]；
洛桑代表大会（1867年）曾通过如下决议：“工人的社会解放同他们的政治解放是不可分割的”[311]；
总委员会就公民投票（1870年）前夕臆造的国际法国支部会员密谋事件发表的声明中说：“按本会章程的精神，本会在英国、在欧洲大陆和在美国的所有支部的专门任务，毫无疑问是不仅要成为工人阶级斗争的组织中心，而且要支持上述各国的任何一种有助于达到我们的最终目标——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的政治运动”[312]；
最初的章程的歪曲了的译文给曲解章程提供了凭据，这种曲解已给国际工人协会的发展和活动带来危害；
肆无忌惮的反动势力正在残酷地镇压工人的一切争取解放的尝试，并竭力用暴力来保存阶级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注：在德文版上不是“由此产生的”，而是“在其上建立的”。——编者注］有产阶级的政治统治；
鉴于：
工人阶级在它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
工人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
工人阶级由于经济斗争而已经达到的本身力量的团结，同样应当成为它在反对大土地所有者和大资本家［注：在德文版和法文版上不是“大土地所有者和大资本家”，而是“它的剥削者”。——编者注］的政权的斗争中的杠杆，——
代表会议提请国际会员们注意，
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中，它的经济运动是和政治行动密切联系着的。
十
关于国际经常性组织受到政府阻挠的国家的总决议[313]
在因政府阻挠而现时无法设立国际经常性组织的国家内，协会及其地方性团体可以进行改组，改用各种其他名称；但是，无论现在和今后，成立任何真正的秘密团体都是绝不许可的。
十一
关于法国的决议[314]<
1．代表会议坚信：一切迫害只能使国际的拥护者加倍振作，并且组织支部的工作即使不是用建立大中心的方法，至少在小工厂和通过自己的代表彼此建立联系的小工厂的联合会内，将继续进行。
2．根据这一点，代表会议提议所有支部坚持在法国继续宣传我们的原则，并把国际的一切出版物和章程尽量运入自己国内。
十二
关于英国的决议[315]
代表会议提议总委员会号召伦敦的英国支部成立伦敦联合会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得到外地支部和参加国际的团体［注：在德文版上，“团体”一词为《Gewerksgenossenschaften》，法文版上为《Sociétésderésistance》，即工会。——编者注］公认后，即由总委员会承认为英国联合会委员会。
十三
代表会议的特别决议[316]
1．代表会议同意把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增补为总委员会委员。
2．代表会议声明，德国工人在普法战争期间尽到了自己的职责。
3．代表会议对西班牙联合会的会员就国际组织的情况提出报告表示兄弟般的感谢。这个报告再次证明了他们对我们的共同事业的忠诚。
4．总委员会应立即发表声明，表明国际工人协会与所谓涅恰也夫阴谋完全无关，涅恰也夫是用欺骗方法僭取了国际的名义［注：在德文版和法文版上，在“僭取”之后增添了“和使用”等字。——编者注］。
十四
关于给公民吴亭的委托[317]
请公民吴亭根据俄文报纸的材料在“平等报”上发表关于涅恰也夫审判案的简短报道。该报道必须在发表前先呈交总委员会。
十五
关于应届代表大会的召开[318]
代表会议授权总委员会确定——根据事态的发展——应届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注：在德文版和法文版上，在“代表会议”前面尚有“可以用来代替代表大会的”等字。——编者注］的时间和地点。
十六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319]
鉴于：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已经宣布解散（见1871年8月10日从日内瓦给总委员会的信，签署人为同盟书记、公民尼·茹柯夫斯基）；
代表会议在9月18日的会议（见本通告第二项）上决定，国际现有的一切组织，今后应按共同章程的精神和文字，一律定名为国际工人协会分部、支部、联合会等等，并冠以该地地名；
因此，现有的支部和团体，今后不得再用宗派名称，如实证论派、互助主义派、集体主义派、共产主义派等等，或者用宣传支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以及诸如此类的名称成立旨在执行与协会共同目标不符的特殊任务的分立主义组织［注：在法文版上不是“协会共同目标”，而是“参加国际工人协会的战斗无产阶级群众所遵循的共同目标”。——编者注］；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今后应以此精神解释和运用巴塞尔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的第五条[320]，即“总委员会有权接受或不接受新的支部和小组”，等等［注：在德文版和法文版上不是“等等”，而是“但是它们有权向应届代表大会申诉”。——编者注］，——
代表会议宣布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问题已获解决。
十七
关于瑞士罗曼语区的分裂[321]
1．宣布汝拉各支部的联合会委员会对代表会议的权限问题所提出的各种反对意见是站不住脚的。（这只是第1条的简要叙述，该条全文将在日内瓦的“平等报”上刊出［注：见本卷第462—465页。——编者注］。）
2．代表会议批准总委员会1870年6月29日的决议[322]。
同时，鉴于目前国际受到的迫害，代表会议号召发扬团结一致的精神，这种精神应当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能使工人阶级受到鼓舞；
代表会议建议汝拉各支部的全体正直工人重新加入罗曼语区联合会的各个支部；
如果这种联合不能实现，代表会议决定请分裂出去的汝拉各支部定名为“汝拉联合会”；
代表会议预先声明，如果国际的任何机关报［注：在法文版和德文版上不是“国际的任何机关报”，而是“自称为国际机关报的任何报刊”。——编者注］效法“进步报”和“团结报”，在它们的篇幅内当着资产阶级公众讨论那些只应在地方委员会和联合会委员会以及总委员会的会议上、或者在联合会代表大会或全协会代表大会讨论组织问题的秘密会议上予以讨论的问题，那末总委员会今后有责任一概予以公开揭露和拒绝承认。
通知
不准备发表的决议将由总委员会的通讯书记通知各国联合会委员会。
根据代表会议的决定并以代表会议的名义——
总委员会：
罗·阿普耳加思马·詹·布恩
弗·布列德尼克Ｇ．Ｈ．巴特里
德拉埃欧仁·杜邦（因公在外）
威·黑尔斯乔·哈里斯
胡利曼茹尔·若昂纳尔
弗·列斯纳罗赫纳
沙·龙格孔·马丁
捷维·莫里斯亨利·梅欧
乔治·米尔纳查理·默里
普芬德约翰·罗奇
吕耳萨德勒
考威尔·斯特普尼阿·泰勒
威·唐森爱·瓦扬
约翰·韦斯顿
通讯书记：
奥·赛拉叶——法国；卡·马克思——德国和俄国；弗·恩格斯——意大利和西班牙；阿·埃尔曼——比利时；Ｊ．帕·麦克唐奈——爱尔兰；勒穆修——在美国的法国人支部；瓦列里·符卢勃列夫斯基——波兰；海尔曼·荣克——瑞士；托·莫特斯赫德——丹麦；沙·罗沙——荷兰；约·格·埃卡留斯——美国；列奥·弗兰克尔——奥地利和匈牙利
执行主席弗·恩格斯
财务委员海尔曼·荣克
总书记约翰·黑尔斯
1871年10月17日于伦敦西中央区海-霍耳博恩街256号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于1871年9—10月拟定、校订和准备付印
1871年11—12月分别用英文、德文和法文印成小册子，并在国际各机关报上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英文版本译的，并根据德文版本和法文版本校对过
卡·马克思
伦敦代表会议关于瑞士罗曼语区的分裂的决议
关于分裂：
1．代表会议应该首先审查不属于罗曼语区联合会的汝拉各团体的联合会委员会对代表会议的权限问题所提出的反对意见（见该支部的联合会委员会9月4日致代表会议的信）。
第一条反对意见：
“只有按通常程序召开的全协会代表大会，才有权对罗曼语区联合会内发生分裂这一如此严重的问题作出判断。”
鉴于：
在属于一个全国性组织的团体或支部之间、或各全国性组织之间发生纠纷时，总委员会有权解决这些纠纷，但是，它们保留有向应届代表大会进行申诉的权利，由应届代表大会做出最后决定（见巴塞尔代表大会决议第七条）；
按巴塞尔代表大会决议第六条，总委员会也有权将任何支部暂时开除出国际，听候应届代表大会裁决[323]；
总委员会的这些权利曾得到分裂出去的汝拉各支部的联合会委员会的承认（当然只是在理论上），因为公民罗班不止一次地代表该委员会请求总委员会对这个问题做出最后决定（见总委员会记录）；
即使代表会议不享有全协会代表大会所具有的权利，但至少也具有比总委员会更大的权利；
实际上正是分裂出去的汝拉各支部的联合会委员会，而不是罗曼语区联合会的联合会委员会，通过公民罗班要求召开代表会议就这次分裂做出最后决定（见1871年7月25日总委员会记录）；
因此，代表会议不接受第一条反对意见。
第二条反对意见：
“对一个联合会不给以进行辩解的机会而予以谴责，是与最起码的公道相抵触的……今天（1871年9月4日）我们间接地知道，9月17日将在伦敦召开非常代表会议……总委员会本来应该将此事通知所有地方组织；我们不清楚为什么总委员会却对我们保持缄默。”
鉴于：
总委员会已委托它的全体书记将召开代表会议一事通知他们所代表的国家的支部；
瑞士通讯书记、公民荣克没有通知汝拉支部委员会，是由于下列原因：
这个委员会显然违反总委员会1870年6月29日的决定[324]，甚至在它最近给代表会议的信中，仍然使用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这一名称；
汝拉各支部的委员会有权在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对总委员会的决定提出申诉，但它无权漠视总委员会的决定；
因而，在总委员会看来，汝拉支部委员会从法律上说是不存在的，公民荣克也就没有权利承认它，直接邀请它派代表参加代表会议；
汝拉支部委员会对于以总委员会名义提出的问题未给予公民荣克任何答复；自从公民罗班成为总委员会委员时起，上述委员会的声明书总是通过公民罗班转交总委员会，而从来不通过瑞士通讯书记；
又鉴于：
公民罗班代表上述委员会起初请求总委员会，后来由于遭到总委员会的拒绝，又请求代表会议将分裂问题提出讨论；因此，总委员会和它的瑞士通讯书记完全有理由认为，公民罗班会通知他的通讯者们关于召开他们本人所力争召开的代表会议一事；
代表会议选出的调查瑞士纠纷的委员会听取了公民罗班的证词；双方提交总委员会的全部文件均已转交这个委员会；不能设想上述委员会只是在9月4日才知道要召开代表会议一事，因为它在8月就已向公民Ｍ［注：马隆。——编者注］建议，请他作为自己的代表参加代表会议；
因此，代表会议不接受第二条反对意见。
第三条反对意见：
“取消我们联合会的权利的决定，会对国际在我国的存在造成极有害的后果。”
鉴于：
任何人也没有提出要取消上述联合会的权利，
代表会议不接受这条反对意见。
2．代表会议批准总委员会1870年6月29日的决议。
同时，鉴于目前国际受到的迫害，代表会议号召发扬团结一致的精神，这种精神应当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能使工人阶级受到鼓舞；
代表会议建议汝拉各支部的全体正直工人重新加入罗曼语区联合会的各个支部。
如果这种联合不能实现，代表会议决定请分裂出去的汝拉各支部定名为“汝拉联合会”。
代表会议预先声明：如果自称为国际机关报的任何报刊效法“进步报”和“团结报”，在它们的篇幅内当着资产阶级公众讨论那些只应在地方委员会和联合会委员会以及总委员会的会议上、或者在联合会代表大会或全协会代表大会讨论组织问题的秘密会议上予以讨论的问题，那末总委员会今后有责任一概予以公开揭露和拒绝承认。
1871年9月26日于伦敦
卡·马克思于1871年9月21日提出
载于1871年10月21日“平等报”第20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平等报”
注释：
[291]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成立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的重要阶段的国际伦敦代表会议，是在1871年9月17—23日举行的。按照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年）的决定，国际工人协会的应届代表大会应该在巴黎举行。但是在法国，波拿巴政府对国际各支部进行的警察迫害，使总委员会不得不把应届代表大会的开会地点改为德国的美因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86页）。普法战争的爆发使得这次代表大会不可能召开；在法国内战时期国际会员受到残酷迫害，特别是在巴黎公社被镇压以后，这种迫害更是变本加厉，在这种条件下召开代表大会也是做不到的。根据这样的情况，大多数国家的联合会都主张把代表大会推迟，并授权总委员会考虑确定召开代表大会的日期。同时，由于必须采取便于促进国际思想上的团结和组织上的巩固的共同决定，由于同巴枯宁派和其他加紧进行分裂活动的宗派主义分子的斗争势在必行，另外还有些其他的紧迫任务，因此就需要所有各国的国际代表举行一次代表会议。还在战争时期，从1870年8月2日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总委员会里提出了代表会议的问题。但是直到1871年夏天才有了召开这种代表会议的现实可能性。大多数联合会都同意总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应该召开国际工人协会秘密代表会议的主张。1871年7月25日总委员会会议根据恩格斯的建议，决定于9月份第三个星期日在伦敦召开国际工人协会秘密代表会议。马克思和恩格斯为筹备伦敦代表会议进行了大量的工作。8月15日、9月5、12、16日的总委员会会议讨论了有关代表会议的组织和纲领的问题。代表会议由于开会时所处的情况，与会者的范围比较狭窄：参加工作的有22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10名有发言权的代表。未能派代表出席会议的国家则由通讯书记代表。马克思在代表会议上代表德国，恩格斯代表意大利。代表会议总共开了九次会议，都属于秘密的工作会议性质。有关代表会议的报告不得公布。代表会议的记录以及其他有关会议的材料，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于1936年第一次用俄文发表（“第一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936年莫斯科版）。本卷正文中，与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一起发表了那些由恩格斯记下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发言。罗沙和马丁做的不完全的会议记录中保存下来的马克思的几篇发言，收在卷末的附录中（见本卷第693—703页）。——第441页。
[292]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活动的发言，是1871年9月18日在一个由伦敦代表会议选出来审查巴枯宁派在瑞士罗曼语区国际支部进行分裂活动问题的委员会中做的。巴枯宁派在1869年巴塞尔代表大会上企图把总委员会迁到日内瓦，以便攫取国际的领导权；在这一企图失败以后，他们继续从事他们对总委员会的破坏活动：他们利用“团结报”、“进步报”以及暂时受了他们影响的“平等报”来攻击总委员会和宣传巴枯宁思想。在1870年4月4—6日于绍德封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巴枯宁派用欺诈的手段取得了微弱多数的代表资格。为了回答巴枯宁派想在代表的名额中再增加自己的拥护者的企图，支持总委员会的日内瓦支部的代表们宣布拒绝服从虚构的巴枯宁派多数所做的决定。总委员会批驳了巴枯宁派妄想使由于绍德封代表大会上的分裂结果而产生的巴枯宁派汝拉联合会委员会取得瑞士国际组织中央领导机构资格的企图。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巴枯宁派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尖锐的批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立场得到国际大多数支部的支持，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领导方面不敢在即将举行的代表会议上公开攻击总委员会，而在伦敦代表会议开幕几个星期以前宣布同盟解散，打算在国际中秘密地继续进行它的破坏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伦敦代表会议的首要任务，是揭露巴枯宁派的活动和他们所宣传的那种对工人运动起瓦解和离间作用的思想。伦敦代表会议的委员会同意马克思的发言中所做的结论，并揭露巴枯宁分子罗班想掩饰巴枯宁派在瑞士进行分裂活动的企图。巴枯宁派同盟的问题经过委员会审查以后，伦敦代表会议进行了讨论，并于9月21日批准了马克思代表委员会做的报告，一致通过了他所提出的决议案（见本卷第458—459和462—465页）。——第443页。
[293]见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382—384、393—394页。——第443页。
[294]见卡·马克思“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35—443页。——第443页。
[295]“平等报”——见注1。“进步报”（《LeProgrès》）是巴枯宁派的报纸，它公开反对总委员会；该报是法文报，由吉约姆编辑，从1868年12月到1870年4月在洛克尔出版。“团结报”（《LaSalidarité》）是巴枯宁派的周报，1870年4月至9月在纽沙特尔出版，1871年3月至5月在日内瓦出版。——第443页。
[296]手稿上写错了。这里指的是1870年4月4—6日在绍德封举行的国际罗曼语区联合会代表大会（见注292）。手稿中提到的洛克尔是巴枯宁派的活动中心之一。——第443页。
[297]这里指的是由巴枯宁分子詹·吉约姆和加·布朗起草并于1870年9月5日在纽沙特尔（瑞士）发表的宣言“告国际各支部’。宣言从非阶级的立场出发，把法国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说成是“欧洲自由的体现”，而且还建议国际会员组织志愿部队，拿起武器去保卫它。——第444页。
[298]占伦敦代表会议工作主要部分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发言中得到全面阐述的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问题，是在代表会议的9月20日和21日第六、七两次会议上讨论的。出席代表会议的巴枯宁分子巴斯特利卡和罗班，还有西班牙支部的代表罗伦佐，企图破坏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他们宣称，代表会议没有资格研究这个问题。在辩论的过程中，巴枯宁派遭到了揭露和孤立。代表会议以多数票决定委托总委员会准备决议的最后文本（见本卷第454—456页）。除保存下来的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发言提纲外，后面还刊载了由恩格斯本人写的、附在会议记录上的1871年9月21日会议发言摘要；这个发言还有马丁的更简短的法文记录。——第445页。
[299]伦敦代表会议决议大部分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并由他们在代表会议上提出的。许多决议都是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拟的决议的初步草案（见本卷第438—439页）以及他们在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为基础；因此，代表会议其他代表所提出的许多决议案也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立场。决议的起草和整理工作大部分是恩格斯做的，因为他是代表会议负责整理和翻译决议的秘书。根据马克思的提议，代表会议委托代表们在国际各支部口头传达通过的决议。用英文、法文、德文正式出版伦敦代表会议决议的工作交由总委员会负责，总委员会又把出版它决定要发表的那些决议的准备工作委托给马克思。马克思和恩格斯担负了全部整理和起草代表会议决议最后文本的工作（有很多决议是以草稿形式通过的）。把决议译成法文和德文的工作，也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领导下完成的。伦敦代表会议决议的英文本和法文本，于1871年11月初作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通告在伦敦以单行本发表（英文本是：《Resolu-tionsoftheConferenceofDelegatesoftheInternationalWorkingMen’sAssociation．AssembledatLondonfrom17thto23thSeptember1871》．London，1871）；德文本是在莱比锡发表的，时间看来是在1871年年底；决议还用法文在1871年11月19日“平等报”第22号、1871年11月26日“国际报”第150号上发表过；用德文在1871年11月15日“人民国家报”第92号、1871年12月“先驱”杂志第12期上发表过；用西班牙文在1871年11月27日“解放报”第24号上发表过；用意大利文在1871年11月23日“人民报”第136号上发表过节译的代表会议第九项决议。——第451页。
[300]第一项决议——“关于总委员会的成员”，由维雷肯和德·巴普提出，经过讨论（在讨论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发了言）以后，于9月22日在伦敦代表会议第八次会议上通过；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四个关于总委员会成员的决议只发表了第一个（即本项决议）和第四个（见“代表会议的特别决议——第十三项”第一条）。第二个和第三个决议规定把总委员会委员从提名到选举之间的考验期延长到三个星期，此外还授予各国支部提名各该国的通讯书记的权利。这两个决议被收入伦敦代表会议记录以及总委员会记录簿（1871年10月16日会议）。——第451页。
[301]第二项决议——“关于各国委员会等组织的名称”，由马克思以总委员会的名义提出，于1871年9月18日在伦敦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上通过。本项决议的第一条略经修改后载入组织条例，列为第二节第一条；第二条至第四条相应地列为第五节第二条至第四条（见本卷第480和483页）。决议是为了打击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分立主义活动，他们企图把自己的宗派主义原则强加于国际的地方组织，以与国际的共同纲领和章程相对抗，并将这点在地方支部的定名上反映出来。这些小资产阶级分子有自称为互助主义派即主张通过互助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右派蒲鲁东主义者、伪装拥护集体主义的巴枯宁派、追随资产阶级哲学家奥·孔德的实证论者等等。——第451页。
[302]第三项决议——“关于总委员会的代表”，由马克思以总委员会的名义于1871年9月19日在伦敦代表会议第四次会议上提出；决议的最初底稿见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决议的初步草案（见本卷第439页）；本项决议载入组织条例，列为第二节第八条（见本卷第481页）。——第452页。
[303]第四项决议——“关于向总委员会缴纳数额为每个会员一辨士的会费”，由弗兰克尔提出，于9月20日在伦敦代表会议第六次会议上通过。弗兰克尔是作为负责制定比较经常地收集会费措施的委员会的报告人提出这项决议案的。在准备代表会议期间，马克思在1871年9月9日总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中，提出了会费的问题。本项决议略经修改后载入组织条例，列为第三节（见本卷第481—482页）。——第452页。
[304]第五项决议——“关于成立女工支部”，由马克思以总委员会的名义提出，于1871年9月19日在伦敦代表会议第三次会议上通过。马克思在论证他所提出的决议案时强调指出，必须在那些有大量妇女从事工业生产的国家里成立妇女支部。本项决议载入组织条例，列为第五节第六条（见本卷第483页）。——第453页。
[305]第六项决议——“关于对工人阶级的普遍统计”，由马克思于1871年9月19日在伦敦代表会议第三次会议上，作为总委员会的建议提出，经吴亭和弗兰克尔加以补充后通过。马克思在论证本项决议时指出，普遍统计对于组织援助别国罢工工人的活动，以及基于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精神的其他共同行动说来，特别重要。本项决议载入组织条例，列为第六节第一条至第四条（见本卷第484页）。——第453页。
[306]指1867年总委员会在伦敦发表的国际工人协会章程的文本。这个文本反映了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年）和洛桑代表大会（1867年）对章程所做的修改。在1864年公布的临时章程的文本中，这一条——没有后来补充上去的最后一句话，——被列为第六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7页）。所说的国际工人协会日内瓦代表大会决议（决议载入组织条例第六节，见本卷第484—485页）是以马克思所写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第二点ｃ项为基础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14—215页）。——第453页。
[307]第七项决议——“关于工会的国际联系”，1871年9月20日在伦敦代表会议第五次会议上讨论德拉埃的建议时，由弗兰克尔、巴斯特利卡、吴亭、赛拉叶、罗伦佐、德·巴普提出。德拉埃的建议受到了马克思以及代表会议的其他代表的批评，并被否决（见注488）。本项决议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后定稿的。——第454页。
[308]第八项决议——“关于农民”，由马克思提出，于1871年9月22日在伦敦代表会议第八次会议上通过。马克思在发言中强调必须在农村进行宣传，他建议讨论保证工人阶级同劳动农民群众联盟的问题。——第454页。
[309]1871年9月20日，在伦敦代表会议第六次会议上，瓦扬提出了一项决议草案，这个草案讲的是：政治问题同社会问题的不可分的联系和使工人的力量在政治基础上团结起来的必要性。在讨论瓦扬的决议案以及赛拉叶和弗兰克尔对它所做的补充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做了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发言（见本卷第445—450、696—700页和注298）。他们的发言成了第九项决议“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基础，这个决议的起草工作是由代表会议委托总委员会进行的，总委员会为此于1871年10月7日成立了一个有恩格斯参加的委员会。决议的新文本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他们在这个决议案中精确地提出了这样的主张：必须组织工人阶级的政党，这是保证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和达到其最终目的——建立没有阶级的社会——的必要条件。1871年10月16日，总委员会批准了恩格斯就关于工人阶级政治行动的决议案所做的报告。根据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的决定，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增加一个第七条ａ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18卷），其中重申了伦敦代表会议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第九项决议的基本部分。——第454页。
[310]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5页和第13页。——第455页。
[311]“1867年9月2日至8日在洛桑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867年绍德封版第19页（《Procès-verbauxducongrèsdel’AssociationInternationaledesTravailleursréuniàLau-sannedu2au8septembre1867》．Chaux-de-Fonds，1867，ｐ．19）。——第455页。
[312]卡·马克思“关于对法国各支部的成员的迫害”，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83—484页。臆造的国际法国支部密谋事件——见注3。——第455页。
[313]“关于国际经常性组织受到政府阻挠的国家的总决议”（第十项），由马克思以总委员会的名义，于1871年9月22日在伦敦代表会议第九次会议上提出。本项决议内容，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拟走的决议的初步草案中已有论述（见本卷第438页）。马克思在论证他所提出的这一决议案时做了关于秘密团体的发言（见本卷第703页）。——第456页。
[314]“关于法国的决议”（第十一项），1871年9月22日在伦敦代表会议第八次会议上讨论国际法国组织状况问题时由吴亭提出。本项决议是以马克思在这次会议上所提出的主张为基础的。代表会议就这一问题所通过的几个决议中只发表了本文所载的头两个；第三个决议责成比利时、西班牙、瑞士罗曼语区的联合会委员会保证法国人支部和总委员会之间的联系，并把由法国流亡者成立的支部吸收进各该国的联合会。第四个决议建议总委员会发表一篇告法国工人的宣言：号召同反革命政府进行公开斗争，并且要不怕迫害而按照总委员会章程上的原则成立国际组织。最后一个决议没有付诸实行，因为10月24日总委员会的会议决定不发表宣言，以免不利于被监禁的公社社员。——第456页。
[315]“关于英国的决议”（第十二项），由马克思于1871年9月22日在伦敦代表会议第八次会议上提出。马克思在论证他所提出的建议时指出，总委员会以前反对为英国成立一个联合会委员会，因为，英国工人有代表在总委员会就可以使他们受到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学说的教育，并且可以防止资产阶级攫取英国工人运动的领导权。然而，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从巴黎公社以来，总委员会活动规模之巨大，已经使得有必要在英国也成立联合会委员会了。——第457页。
[316]“代表会议的特别决议”（第十三项）：第一个决议由德·巴普提出，于9月22日在伦敦代表会议第八次会议上通过；第二个决议是9月22日在代表会议第九次会议上通过的，其基本内容是马克思就国际在德国和英国的状况所做的发言中包含的结论。马克思在这篇发言中谈到德国工人对巴黎公社的支持，还谈到吴亭所提出的建议。第三个决议于9月20日在第五次会议上通过。通过这个决议，是因为代表会议上宣读了西班牙联合会关于西班牙国际组织的建议。第四个决议是德·巴普于9月22日在伦敦代表会议第九次会议上，就吴亭关于涅恰也夫案件的报告而提出的；吴亭的报告揭露了巴枯宁派在俄国进行的阴谋。马克思在就这个问题发言时指出，资产阶级报刊利用涅恰也夫密谋事件对国际工人协会进行诬蔑（见本卷第470页）。——第457页。
[317]第十四项决议——“关于给公民吴亭的委托”，由瓦扬提出，于1871年9月22日在伦敦代表会议第九次会议上通过。这项决议的提出和通过，是因为吴亭报道了涅恰也夫案件的情况。马克思建议把关于涅恰也夫案件的报告提交总委员会。——第458页。
[318]第十五项决议——“关于应届代表大会的召开”，由德·巴普和斯廷斯于1871年9月22日在伦敦代表会议第九次会议上提出，提出时措辞略有不同。——第458页。
[319]第十六项决议——“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由马克思于1871年9月21日在伦敦代表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提出。在这次会议上，当这个问题经过一个委员会讨论（见本卷第443—444页和注292）以后，马克思做了关于同盟以及巴枯宁派在瑞士的分裂活动的报告。本决议以及第十七项决议，都是根据这一报告而通过的。——第458页。
[320]“国际工人协会。关于1869年9月在巴塞尔举行的第四次国际代表大会的报告”1869年布鲁塞尔版第172页（《AssociationInterna-tionaledesTravailleurs．Compte-renduduIVeCongrèsInternational，tenuàBale，enseptembre1869》．Bruxelles，1869，ｐ．172）。——第459页。
[321]第十七项决议——“关于瑞士罗曼语区的分裂”，由马克思于1871年9月21日在伦敦代表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提出。决议单行本中发表了这个决议的摘要。决议全文刊载于1871年10月21日“平等报”第20号（见本卷第462—465页）。——第459页。
[322]指由马克思执笔的总委员会决议。这个决议不顾巴枯宁派的无理要求，保留了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名称和这个委员会作为瑞士罗曼语区国际各支部中的领导机关的地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90页）。——第459页。
[323]“国际工人协会。关于1869年9月在巴塞尔举行的第四次国际代表大会的报告”1869年布鲁塞尔版第172页。——第463页。
[324]见注322。——第463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伦敦代表会议决议的初步草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伦敦代表会议决议的初步草案[289]
应以总委员会名义在代表会议上提出的建议
（1）1．代表会议结束后，任何一个支部，在未向总委员会缴清本年度会费（每个会员缴一辨士）以前，无论总委员会或各国的中央委员会均不承认其为协会的支部。
（2）2．（Ｌ）至于因政府的阻挠而现时无法设有国际经常性组织的国家，建议这些国家的代表根据各该国的特殊情况提出组织计划，（Ｎ）协会可以进行改组，改用其他名称；（Ｊ）但是绝对禁止建立任何秘密团体。
（3）3．总委员会应向代表会议提出自上届代表大会以来国际的工作报告。
（5）5．总委员会建议代表会议讨论关于及时发表对过去和现在迫害国际的各国政府的答复问题；代表会议应指派一个委员会，委托它在代表会议闭幕后草拟这一答复。
（4）4．必须实行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建议各国中央委员会，为避免误会起见，今后定名为联合会委员会，冠以它们所代表的国名；地方支部及其委员会，定名为该地区的支部或委员会[290]。
（6）6．［注：在手稿中被删去的第6项的文字为：‘凡设有协会经常性组织的国家的联合会委员会，应呈交关于它们从各地区征收的会费数目的报告。”——编者注］
（3）7．由总委员会任命执行特殊任务的一切代表，有权出席联合会委员会、地方委员会和支部的一切会议并发表意见，但没有表决权。
8．委托总委员会颁布新版的章程，附入与章程有关的各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由于法国目前仍然通用章程的被歪曲了的法文译本，而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译本又是根据法文译本翻译的，因此总委员会应提供符合原文的法文译本，并将其寄往西班牙和意大利以及荷兰。德文版本。
章程本文用三种文字并列印出。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1871年9月9日左右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936年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弗·恩格斯的手稿译的
注释：
[289]伦敦代表会议决议的初步草案于1871年9月9日由马克思提交总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并得到常务委员会的批准。后来草案又经过补充，增添了关于成立女工支部和关于对工人阶级进行普遍统计这两条。9月12日总委员会根据恩格斯的报告对决议草案进行讨论，并予以批准。在代表会议上，这些建议由马克思以总委员会的名义提出。其中一部分后来以定稿形式编入正式出版的代表会议决议（见伦敦代表会议决议第二、三、四、十项——本卷第451、452、456页）。手稿中在决议草案上加的重复号码（用黑体字排印的），显然是在总委员会会议对草案进行讨论以后注上的，这表明原拟在代表会议上进行审查的次序有所改变。
手稿是恩格斯写的，其中有马克思做的补充。——第438页。
[290]这里援引巴塞尔代表大会决议是不确切的。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年）并未通过关于国际地方性组织名称问题的决议；这样的决议是在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上通过的，后来载入国际工人协会组织条例（见本卷第482、490页）。——第438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就伦敦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给总委员会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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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伦敦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给总委员会的建议[288]
财务报告
（1）为代表会议寻觅会场。
（2）为代表会议代表寻觅下榻的旅馆；建议租用从前租过的那家在莱斯特广场上的旅馆。
（3）任命一个委员会来处理这两个问题。
（4）总委员会全体出席代表会议，并有权参加讨论，但只有一定人数的总委员会委员充任代表，享有表决权。这些委员的人数，俟代表会议的代表总数明确后，由总委员会确定。
（5）现在住在伦敦并且是得到承认的国际会员的法国人，应派出三名代表，代表法国出席代表会议。
（6）在代表会议上，如果某一国家的国际会员没有代表时，其代表将由该国的通讯书记担任。
马克思于1871年9月5日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936年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弗·恩格斯的手稿译的
注释：
[288]关于国际伦敦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给总委员会的建议，由马克思在1871年9月5日会议上提交总委员会审查并获得批准。现存的建议手稿是由恩格斯写的，其中有马克思做的修改。手稿开头写的“财务报告”一语，是建议总委员会为代表会议准备这样一篇报告。——第437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致“旗帜晚报”编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
卡·马克思
致“旗帜晚报”编辑
阁下：
9月2日贵报载有贵报驻柏林记者的“译自‘科伦日报’一篇关于国际的有趣文章”。这篇文章指责我靠工人阶级生活。在贵报记者那篇通讯所标明的日期8月30日以前，“科伦日报”上没有这样一篇文章，因此贵报记者根本不可能根据这份报纸来翻译这篇文章。实际上，这里所说的这篇文章在两个多星期以前就在柏林“国民报”上登出了，而与贵报记者的译文一字不差的英文译文于8月19日就登载在伦敦的“舆论”周报上。但随后出版的一期“舆论”已经刊登了我对这种诽谤的驳斥［注：见本卷第426—427页。——编者注］，现在我要求您务必在日内出版的贵报上刊登这项驳斥声明，现将该声明副本一份附上。普鲁士政府用尽一切手段竭力通过英国报刊散布这种卑劣的诽谤言论，是有其原因的。这篇文章不过是政府将对国际实行迫害的先兆而已。
阁下，我仍然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卡尔·马克思
1871年9月4日于哈佛斯托克小山
载于1871年9月6日“旗帜晚报”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旗帜晚报”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致“真理报”编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
卡·马克思
致“真理报”[287]编辑
1871年8月30日于伦敦西中央区
海－霍耳博恩街256号国际工人协会
编辑先生：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总书记约翰·黑尔斯先生今天在“每日新闻”上得悉，勒诺先生将一篇号召法国农民放火烧毁世界上所有一切砦堡以及诸如此类东西的宣言妄加于国际。黑尔斯先生当即给阿西的辩护人莱·比果先生发出如下电报：
“妄加于国际的纵火宣言，全是捏造。我们愿意在英国法官面前立誓证实这个声明。”
因此，我亟希望通过贵报告诉法国公众：在法国政府军进入巴黎以后，所有用国际名义在巴黎刊印发表的宣言，无一例外，全是捏造。
我不仅以个人名誉担保这一声明，而且愿意在英国法官面前立誓（《theaffidavil》）做出相应的声明。
我有根据认为，这种卑鄙的捏造甚至不是直接出自警察机关，而是出自某位Ｂ先生之手。此人同那些被“旗帜报”（托利党报纸）最近称作“名誉可疑的报刊”的巴黎报刊之一有联系。
阁下，请接受我崇高的敬意
卡尔·马克思
载于1871年9月3日“夜晚报”第862号以及其他资产阶级报纸；并载于1871年9月10日“国际报”第139号和1871年9月13日“人民国家报”第74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夜晚报”，并根据手稿校对过
注释：
[287]“真理报”（《LaVérité》）是1870年10月至1871年9月3日在巴黎出版的激进资产阶级共和派日报，起初支持巴黎公社，后来反对公社的社会措施。——第434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给“太阳报”编辑德纳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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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给“太阳报”编辑德纳的信[286]
1871年8月25日于布莱顿
阁下：
首先我应当请您原谅我长期沉默。我早就要给您回信了，实在因为工作太忙，以致损害了健康，医师认为必须把我送到这儿来洗几个月海水澡，严格禁止我做任何工作。
回到伦敦以后，只要有好机会迅速写出点东西来刊印，我一定要实现您的愿望。
我已经给“纽约先驱报”寄去一份声明，表示我对该报记者硬加在我身上的那些胡言乱语和十足的谎言［注：见本卷第428—429页。——编者注］完全不负任何责任。我不知道“纽约先驱报”是否刊登了这篇声明。
流亡到伦敦来的公社社员的人数日益增多，而我们援助他们的资金日渐减少，因此，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处境十分凄惨。我们准备号召美国人给以援助。
为了使您对法兰西在RépubliqueThiers〔梯也尔共和国〕统治下的情况有所了解，我应当把我自己的几个女儿的遭遇告诉您。
我的二女儿劳拉嫁给了医师拉法格先生。在巴黎开始第一次被围的前几天，他们离开巴黎到拉法格的父亲所在的波尔多去。拉法格的父亲身患重病，很想同自己的儿子见一面。儿子照料着他，在他逝世以前，一直守在病榻旁边。以后，拉法格和我的女儿就住在波尔多，拉法格有一所房子在那里。在公社时期，拉法格担任国际波尔多支部的书记，因此曾作为该支部的代表被派往巴黎。为了熟悉当地的情况，他在巴黎逗留了六天。在整个这段时期，波尔多的警察并没有打扰他。大约在5月中，我的两个尚未出嫁的女儿到波尔多去，从那里与拉法格一家人前往离西班牙边境不远的、比利牛斯山区的巴涅尔－德－品雄。我的患过严重胸膜炎的大女儿在那里洗矿泉浴，进行治疗。拉法格夫妇照料病危的孩子，而我的小女儿则在家庭悲哀容许的限度内去欣赏吕雄近郊的美丽风景。吕雄是病人和beaumonde〔上流社会〕的疗养地，因此它不太可能成为进行政治阴谋的地方。何况我的女儿拉法格夫人又遭到了不幸——她失去了自己的孩子；这时，就在埋葬了孩子以后不久，是谁在8月的第二个星期出现在他们的家里呢？是大名鼎鼎的凯腊特里，人人都知道他在墨西哥战争时期所干的卑鄙事情，都知道他在普法战争时期充当的暧昧角色，此人起初是巴黎警察局长，后来是soi-disant〔所谓的〕布列塔尼的总司令，现在又当上了上加龙省的省长；与他同时出现的还有土鲁斯的总检察官德尔佩克先生。陪同这一对可尊敬的先生前去的是一些宪兵。
有人在头一天晚上预先通知了拉法格，他立刻就越过了西班牙国境；他在波尔多的时候就已经为自己准备了一张西班牙的护照。
虽然他的父母都是法国人，但是他是在古巴诞生的，因此可算作西班牙人。我的女儿们的住宅遭到了搜查，她们本人曾被RépubliqueThiers〔梯也尔共和国〕的这两位握有大权的代表严厉地反复盘诘。她们的罪名是带去了革命的通讯。这种通讯只不过是她们写给母亲的几封信，其内容对于法国政府说来当然是不愉快的；此外就是几份伦敦报纸！宪兵对她们的房子守卫了几乎一个星期。我的女儿们必须答应在做好动身的一切必要准备后立即离开法国，因为她们住在法国就是一种危险；然而与此同时，她们发现自己处于受警察hautesurveillance〔崇高监视〕的地位。凯腊特里和德尔佩克满以为我的女儿们没有护照，但是幸而她们都带有完好的英国护照。否则也会无耻地对待她们，就像对待德勒克吕兹的妹妹以及法国的其他一些妇女一样，这些人同她们是一样无辜的。现在她们尚未回来，可能在等待拉法格的消息。
与此同时，巴黎的报纸却开始散布令人难以置信的谎言。例如“高卢人报”把我的三个女儿变成了我的三个兄弟，说他们都是尽人皆知的、危险的国际密使，虽然我连一个兄弟也没有。梯也尔的巴黎机关报“法兰西报”对吕雄事件虚伪地大事渲染，说拉法格先生可以不遭受任何危险，平安无事地返回法国，而这时法国政府却在请求西班牙政府把拉法格当做巴黎公社的委员（！）逮捕起来，其实他从未参加过公社，而且作为波尔多的居民也不可能参加公社。果然拉法格被捕了，最初由宪兵押送到巴尔瓦斯特罗，在那里的市监狱里度过了一夜，然后又被押送到韦斯卡，韦斯卡的省督根据西班牙内务大臣的电报命令，应当把他送到马德里去。据8月23日的“每日新闻”报道，他最后被释放了。
在吕雄发生的一切以及那些报纸的做法［注：根据保留下来的这封信的手稿片断，这句话是这样写的：“在吕雄和西班牙发生的这一切。”——编者注］，只不过是梯也尔这帮先生们妄想对我即国际总委员会关于内战的宣言的作者进行报复的可怜企图而已。在他们的报复和我的女儿之间有一张英国护照，是啊，梯也尔先生在对待强大的外国时是多么胆小，而对他本国的手无寸铁的同胞却是那样不择手段。
至于克吕泽烈，我不以为他是一个叛徒，不过，当然，他承担了他没有足够毅力去完成的事情，因而给公社带来了很大的危害。如今他在哪儿，我不知道。
现在ａｄｄｉｏ〔再见吧〕！
您的老朋友卡尔·马克思
载于1871年9月9日“太阳报”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太阳报”
俄译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注释：
[286]这封信是马克思为答复“纽约每日论坛报”前任编辑查理·德纳的1871年7月6日来信而写的，自从马克思为该报撰稿以后，德纳和马克思就十分熟悉了。德纳作为“太阳报”的编辑，曾要求马克思写几篇关于国际的文章。马克思决定利用德纳的建议首先来揭露梯也尔的政府以及这个政府在法国建立的警察恐怖制度，特别是把关于他的女儿和保·拉法格在法国和西班牙遭到迫害的那些事实予以公布（后来他又把他女儿燕妮的一封信寄给了美国的一家报纸，见本卷第704—715页）。在给德纳回信时，马克思估计德纳会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发表信中关于马克思的家属受法国当局迫害的材料。马克思的这封信到达纽约时，正在谣传他已逝世，这是一家波拿巴派报纸散布的谣言。这使德纳在1871年9月9日的“太阳报”上全文发表了这封信，并附了一篇简短的追悼文，而不是仅仅登载信中原来供发表的材料。后来马克思曾在美国报纸上专门驳斥了关于他逝世的谣言，并指出了这些谣言的来源（见本卷第466页）。
马克思写给“太阳报”编辑的这封信，俄译文是第一次全文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3卷第2部中，只根据保留下来的手稿片断摘要地发表了这一封信，编辑部加的标题是“关于拉法格的被捕”。
“太阳报”（《TheSun》）是美国一家进步的资产阶级报纸，从1868年起在纽约出版，编辑是查理·德纳。——第430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致“高卢人报”编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
卡·马克思
致“高卢人报”编辑[285]
1871年8月24日于布莱顿
阁下：
因为贵报发表了关于我同“纽约先驱报”一位记者谈话的报道的摘要，我希望您把我寄给“纽约先驱报”的下列声明也予以发表。现将这项声明以原本形式即用英文附录于后［注：在“高卢人报”上发表时保留了英文原文。——编者注］。
我有幸做您的仆人
卡尔·马克思
致“纽约先驱报”编辑
1871年8月17日于伦敦
阁下：
我在8月3日的“先驱报”上看到了关于我同贵报一位记者谈话的报道。兹声明如下：这篇报道中认为是我所说的那些话，不论是对于和法国最近事态有关的一些个别人物的意见，或是关于政治和经济问题的看法，我都不应当负任何责任。报道中认为是我所说的那些话，其中有一部分的内容我确实谈到过，但我并不是那样讲的；而另一部分，我根本没有讲过。
您的顺从的仆人卡尔·马克思
载于1871年8月27日“高卢人报”第1145号
第一封信原文是法文
第二封信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高卢人报”
注释：
[285]马克思给“高卢人报”编辑写这封信，是因为该报摘要转载了1871年8月3日美国“纽约先驱报”发表的1871年7月20日访问马克思的通讯报道。这篇报道以恶劣的捏造手法转述谈话内容。——第428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致“舆论”周报编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
卡·马克思
致“舆论”周报编辑
阁下：
今日出版的贵报上，您从俾斯麦的臭名昭著的“国民报”[284]评载了对国际工人协会的极端恶毒的诽谤言论。其中有这样的话：
“卡尔·马克思说：‘资本用工人的精力和生命做生意’，可是这位新救主本人，并不比这好多少。他拿了工人靠自己的劳动从资本家那里挣来的钱，而他慷慨地付给工人作为交换品的则是可能将在一千年以后才存在的国家这样一张支票。向我们证明社会主义鼓动家们卑鄙地出卖灵魂的是些多么富有教益的事实，他们多么无耻地滥用交托给他们的钱财，他们是怎样指着鼻子互相责骂啊！所有这些，我们从他们党的代表大会和机关刊物上知道得很多了。这是个可怕的充满污秽的火山，里面喷射出来的不可能是比巴黎公社更好的东西。”
为了答复“国民报”的那些出卖灵魂的下流文人，我想只说一点就够了：我从来没有向英国的或任何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要过或领取过一文钱。
除总书记领取每周10先令的工资外，国际总委员会的所有委员都是无报酬地工作的。总委员会每年向全协会代表大会提出的财务报告，向来都得到一致批准，从来没有引起过任何争议。
阁下，我仍然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卡尔·马克思
1871年8月19日于哈佛斯托克小山
载于1871年8月26日“舆论”周报第518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舆论”周报，并根据草稿校对过
注释：
[284]“国民报”（《National-Zeitunｇ》）是德国资产阶级的日报，从1848年至1915年以此名称在柏林出版；1870年至1871年间鼓吹兼并法国领土，主张用武力镇压巴黎公社。——第426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致“舆论”周报编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
卡·马克思
致“舆论”周报编辑[283]
私人信件
阁下：
我不仅要求您在贵报立刻发表随信附上的答复［注：见本卷第426—427页。——编者注］，而且坚决要求您在贵报刊登过诽谤言论的同一地方刊登详尽而彻底的辟谣声明。
如果我不得不对贵报诉诸法律，我将感到非常遗憾。
您的顺从的仆人卡·马·
写于1871年8月19日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1年第1版第24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草稿译的
注释：
[283]“舆论”（《PublicOpinion》）是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周报，1861年创刊于伦敦。编辑部在1871年8月26日“舆论”第518期上发表了马克思随这封私人信件附去的公开信，与此同时还不得不满足马克思的要求，就转载“国民报”对马克思和国际的诽谤一事登了一条道歉声明。——第425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致“国际报”编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
卡·马克思
致“国际报”编辑[282]
阁下：
您在一篇题为“国际协会”的文章中说：
“工人盲目地用自己少得可怜的积蓄供总委员会委员们任意享受，使他们得以在伦敦过舒服的生活。”
应当向您指出，除总书记领取每周10先令的津贴外，总委员会的所有委员无论现在和过去一直是无报酬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我请您日内在贵报刊载这封信。
如果贵报继续散布这一类诽谤言论，我将向法院起诉。
谨致
敬礼
卡·马克思
1871年8月17日于伦敦
载于1871年8月23日“人民国家报”第68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草稿译的，并根据“人民国家报”校对过
注释：
[282]在马克思给“国际报”编辑的这封信的底稿上，恩格斯曾作了某些补充。
“国际报”（《L’International》）是1863年至1871年在伦敦用法文出版的日报；法国政府的半官方报纸。——第424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致“泰晤士报”编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
弗·恩格斯
致“泰晤士报”编辑
阁下：
“泰晤士报”关于凡尔赛再度延期审判被俘公社社员的评论，无疑击中了目标，反映了法国公众的情绪。“公报”对这种评论的愤怒答复再一次证实了这一点。由于“泰晤士报”这篇文章的发表，大量的抗议书投向了巴黎的报纸，但是在目前情况下这些抗议书当然是不会被登载的。我这里有一封法国人的来信，这个人由于职务关系有可能熟悉其中的情况，因此他关于审判莫名其妙地延期的原因所作的记述或许有一定的价值。下面是这封信的几段摘录：
“到目前为止，谁也不知道第三军事法庭何时开庭。看来，这是因为格里马耳上尉即CommissairedelaRépublique（国家公诉人）被另一个更可靠的人所替换。在最后一分钟，看了他起草的准备在法庭宣读的起诉书之后，发现这位公诉人有点像是共和党人，他曾在费德尔布之流统率下在北方部队中服役，等等。于是突然有另一个军官来到他的办公室，将委任书交给他并且说：我是接替您的人。这件事是这样出乎可怜的上尉的意料，他差一点发了疯……
梯也尔先生坚决想自己包办一切。他的这种狂热达到如此地步，以致他不仅不顾法庭保持公正态度的固有规则，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召集所有的jugesd’instructions〔法院侦查员〕开会，而且甚至竭力挑选认为可以出庭的听众。他通过圣伊雷尔先生亲自分发入场券……
同时在萨托里，被捕者像苍蝇般地死去，——铁石心肠的死神比这位渺小的国家要人的法庭判决干得更麻利些。在凡尔赛的单身牢房里关着一个不会说一句法语的身材魁梧的小伙子。据说他是爱尔兰人。究竟他是怎么落到这般境地的，现在还不得而知。在被捕者里面也有个名望很高的人，他叫……他在牢房里已经呆了两个月，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对他进行审讯。这多么卑鄙。”
您的顺从的仆人正义
1871年8月7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40年第1版第13卷第2部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草稿译的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给“泰晤士报”编辑部的附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
卡·马克思
给“泰晤士报”编辑部的附函[281]
1871年8月7日于伦敦西北区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4号
致“泰晤士报”编辑
阁下：
鉴于“公报”为驳斥“泰晤士报”关于凡尔赛审判延期的文章而写的短评已经在欧洲报刊上引起许多反应，附上的材料可能会引起贵报读者的兴趣［注：见本卷第422—423页。——编者注］。其中引用的一封信，是由一位答应为几个被捕者出庭辩护的律师写的。
阁下，我仍然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卡尔·马克思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40年第1版第13卷第2部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草稿译的
注释：
[281]1871年8月7日马克思给“泰晤士报”编辑部的信和与它同时寄出的恩格斯的信，是在这种情况下写的：“泰晤士报”于1871年7月29日登载了一篇文章，其中除了号召惩罚巴黎公社的领导人以外，还承认凡尔赛监狱中囚有大量被怀疑为参加巴黎革命的公民，在两个月中既无审判，又无侦讯；该报不得不指出被囚禁者所处的恶劣环境和所受的虐待。“泰晤士报”的文章和梯也尔政府机关报想驳斥这篇文章的企图，在各国报界引起了许多反应，抗议虐待被捕的公社社员。马克思和恩格斯试图利用“泰晤士报”与梯也尔的“公报”之间发生的争论，在销路很广的英国报纸上为凡尔赛暴政的受害者辩护，但是没有成功。“泰晤士报”编辑部没有登载恩格斯的信。——第421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马志尼反对国际的言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
弗·恩格斯
*马志尼反对国际的言论[278]
马志尼在他的“告意大利工人书”中宣称：
“这个几年前在伦敦成立的协会，从一开始我就拒绝和它合作……一小撮人企图直接领导大批在祖国、志向、政治主张、经济利益以及行动方式都各不相同的人，这一小撮人的结局，或者将是完全停止活动，或者必将独断地行动。因此我拒绝和他们交往，稍后意大利工人支部也拒绝和他们交往”云云。
我们来看一看事实。1864年9月28日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大会举行以后，该会选出的临时委员会举行会议时，鲁·沃尔弗少校就提出了马志尼亲自草拟的宣言和章程草案。在这个草案中，不仅没有对“直接领导大批人”等等提出异议，不仅没有说这“一小撮人的结局，或者将是完全停止活动，或者必将独断地行动”，而是相反，章程是本着中央集权的密谋即赋予中央机关以独断权力的精神起草的。宣言是以马志尼惯用的风格起草的：资产阶级民主、给予工人政治权利以保持中等和上等阶级的社会特权。
这个宣言和章程草案自然遭到了否决。但是意大利人仍然是协会的会员，直到某些想利用国际来达到自己目的的法国资产者又提出一些问题时为止。在他们遭到失败以后，首先是沃尔弗，接着是其他一些人退出了协会[279]。国际就这样和马志尼断绝了关系。不久以后，临时中央委员会为答复韦济尼埃的文章，在列日的报纸上声明，马志尼从来不是国际协会的会员，他的宣言和章程草案都被拒绝[280]。马志尼曾疯狂地攻击巴黎公社，他也在英国报刊上进行攻击。每当无产阶级举行起义时，他总是这样做的；1848年六月起义后，他也是这样做的，他对起义的无产者的攻击是这样令人愤慨，甚至连路易·勃朗都在报刊上写文章反对他。而当时路易·勃朗曾屡次宣称，1848年的六月起义是波拿巴派的暗探干的！
马志尼所以称马克思是一个具有“破坏性的……头脑，不容异己的性格”等等特点的人，显然是因为马克思很成功地破坏了马志尼对国际策划的阴谋，不容异己地反对老阴谋家掩饰不周的贪求权力的野心，从而使他永远无法再危害协会。所以国际应该为自己的会员中有这样一个人而感到十分满意，这个人的“头脑”和“性格”是如此具有“破坏性”和“不容异己”，以致他能保证国际存在七年之久，为了使国际获得今天的光荣地位，他所做的事比任何人都多。
至于马志尼所说的已经在英国开始出现的协会的分裂，实际是委员会有两个同资产阶级一鼻孔出气的英国会员［注：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编者注］，认为我们关于内战的宣言太尖锐了，因而退出了协会。代替他们的是另外四个英格兰人［注：泰勒、罗奇、米尔斯和罗赫纳。——编者注］和一个爱尔兰人［注：麦克唐奈。——编者注］参加了总委员会，结果总委员会比以前更强大了。
国际没有瓦解，现在它第一次被所有英国报刊公认为欧洲的一支强大的力量，伦敦从来没有出版过一本小册子像总委员会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那样，产生这么大的影响。这本小册子的第三版现在已经问世。
必须使意大利的工人们了解，伟大的鼓动家和密谋家马志尼对他们只有一个忠告：尽可能提高文化水平、进行学习（似乎没有资金，这也能办到！）……尽量多办消费合作社（甚至不是生产合作社！）——并且寄希望于未来！！！
弗·恩格斯写于1871年7月28日
载于1871年8月31日“自由思想”杂志第9期、1871年9月13日“玫瑰小报”第255号（部分刊载）以及许多其他意大利报纸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译自“自由思想”杂志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1959年“苏联共产党历史问题”杂志第6期（译自另一意大利报纸）
注释：
[278]在意大利工人协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1871年11月1—6日举行）召开前不久，马志尼为了抵制国际对意大利工人运动的影响和阻止在意大利建立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便对国际和巴黎公社发动了诽谤性进攻，因此恩格斯写了“马志尼反对国际的言论”一文。
恩格斯收到国际那不勒斯支部一位领导人卡·卡菲埃罗的信和载于1871年7月13日“人民罗马”第20期的马志尼“告意大利工人书”（马志尼在“告意大利工人书”中诬蔑国际，歪曲它的创立的历史、纲领和原则），于是在7月25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就马志尼对国际的关系（见本卷第687—689页）作了发言。恩格斯在他随信（1871年7月28日）附寄给卡菲埃罗的一篇文章中阐述了这次发言的主要论点。恩格斯在给卡菲埃罗的信中强调指出，必需使工人知道马志尼的活动的事实，揭露他的宣传的真实用意。卡菲埃罗把恩格斯的文章分送给许多报纸，并且利用这篇文章和恩格斯寄给他的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摘要，着手写作他自己的反对马志尼的文章。不过这篇文章因卡菲埃罗被捕而没有写完；文章的底稿被警察没收。——第418页。
[279]指马志尼的意大利信徒因总委员会讨论国际巴黎支部中的冲突问题而于1865年4月退出总委员会。资产阶级分子企图利用巴黎支部中的冲突（记者昂·勒弗尔同蒲鲁东分子弗里布尔、托伦等人之间的冲突）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总委员会对这个冲突进行讨论后，通过了马克思所写的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90—92页）。——第418页。
[280]指1866年2月荣克为答复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韦济尼埃在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佛尔维耶回声报”（《L’échodeVerviers》）上对国际领导的诬蔑而给该报编辑写的信。这封信曾由马克思校阅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586—596页）。——第419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致“旗帜报”编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
卡·马克思
致“旗帜报”编辑
阁下：
在今天早晨的“旗帜报”上，贵报驻巴黎记者引用了“法兰西报”[277]上的一封信，信上注有“1871年4月28日于柏林”字样，并且似乎还有我的署名。我要指出，这封信和不久以前在“巴黎报”以及其他法国警察报纸上发表的硬说是我写的所有其他信件一样，从头至尾都是伪造的。如果“法兰西报”说这封信是取自德国报纸，那末它也同样是说谎。德国报纸从来不会在伪造信上注明柏林字样。
阁下，我仍然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卡尔·马克思
7月13日于伦敦
载于1871年7月17日“旗帜报”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旗帜报”
注释：
[277]“法兰西报”（《LaGazettedeFrance》）是一家正统派的日报（从1792年起），1631年至1914年在巴黎出版。在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时期是教权派和保皇派的主要报纸之一。——第417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致“晨报”编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
卡·马克思
致“晨报”编辑[276]
阁下：
您在今天的一篇社论里引用一系列类似“伦敦、利物浦和曼彻斯特已起来反对可恨的资本”等等的话，而且承蒙您的好意，认为这些话是出自我的手笔。
请允许我声明，作为您这篇文章的根据的全部引文，是彻头彻尾的捏造。巴黎警察已习惯于几乎每天要用我的名义散布谎言，以便取得攻击凡尔赛被俘的国际会员的罪证；大概您是被他们散布的某些谎言引入了歧途。
阁下，请接受我崇高的敬意
卡尔·马克思
1871年7月11日于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
载于1871年7月13日“晨报”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晨报”
注释：
[276]“晨报”（《TheMorningAdvertiser》）是英国的一家日报，激进派资产阶级的机关报，1794年至1934年在伦敦出版。——第416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美国驻巴黎大使华施贝恩先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
卡·马克思
美国驻巴黎大使华施贝恩先生[273]
致纽约国际工人协会美国各支部中央委员会
公民们：
协会总委员会认为有责任把有关美国大使华施贝恩先生在法国国内战争时期的行为的材料印发给你们。
一
下列声明是罗伯特·里德先生发表的，他是苏格兰人，在巴黎住了十七年，在国内战争时期曾任伦敦“每日电讯”和“纽约先驱报”[274]的记者。应该顺便指出，“每日电讯”为了凡尔赛政府的利益，竟把里德先生寄给该报的那些简短的电讯报导也歪曲了。
目前正在英国的里德先生准备以affidavit［注：向法官提出的声明，等于宣过誓的证词。——编者注］的形式来证实他的声明。
“警报声混杂着大炮的轰隆声，整夜不息。无法安睡。我在想，欧美的代表们在哪里呢？他们岂能眼看着无辜鲜血汇流成河而不设法调解一下吗？想到这里，我再也不能平静下来，我知道华施贝恩先生住在城里，于是决定马上去见他。这大概是4月17日的事；不过，确切的日期可以从我给莱昂斯勋爵的信中查出来，因为我在当天就给他写了信。当我动身去华施贝恩先生官邸，穿过爱丽舍园街的时候，途中碰到许多救护马车，满载着伤兵和垂死的人。炮弹在凯旋门周围爆炸，梯也尔的一长串牺牲者名单上又加上了许多无辜者。
到了歇奥街95号，我就问看门人，去见美国大使怎么走法，于是我被领到二楼。在巴黎，楼梯或你的住宅所在的那层楼几乎可以一丝不差地说明你的财产状况和社会地位；这是一种社会气压表。在窗户面向大街的第一层楼的住宅里，可以找到侯爵，而在窗户面向院子的第五层楼上，可以看到贫寒的工匠；把他们隔开的楼梯说明了他们之间存在的社会鸿沟。我在上楼的时候，没有看见穿红色便服和长筒丝袜的健壮的仆人，我就想：‘是呀！美国人是不乱花钱的，而我们简直是铺张浪费。’
走进秘书的房间时，我问华施贝恩先生在不在。‘您想见到他本人吗？’——‘是的。’秘书通报了我的来访，于是我被领去见他。他懒洋洋地坐在安乐椅上读着报。我以为他会站起来，但他继续坐在那里，没有放下报纸。在一个人们通常是彬彬有礼的国家里，这种行为是极不礼貌的。
我对华施贝恩先生说，要是我们不设法进行调解，那从我们方面说来，是不人道的。无论如何，我们有义务试一试；而且这样做的时机似乎特别有利，因为当时普鲁士人坚决要求凡尔赛对问题作最终解决。美英共同施加影响将大大有利于和平。
华施贝恩先生回答说：‘巴黎人都是些暴徒，让他们放下武器吧！’我反驳说，国民自卫军有拿起武器的合法权利，但是问题不在这里。当人道精神被侮辱的时候，文明世界有权利干预，所以我请求您在这件事上同莱昂斯勋爵合作。华施贝恩先生说：‘这些凡尔赛人什么也不愿意听。’我说：‘如果他们拒绝，那他们将负道义上的责任。’华施贝恩先生说：‘我并不这样认为。在这方面我什么也不能做。你最好还是亲自去见莱昂斯勋爵吧。’
我们的会见就这样结束了。我大失所望地离开了华施贝恩先生。我发现他是一位无礼而傲慢的人，完全没有民主共和国的代表所应有的兄弟感情。当考莱勋爵任我国驻法国代表时，我曾有幸同他交谈过两次。他那坦白而亲切的态度，同这位美国大使冷冰冰的、傲慢的、摹仿贵族式的语调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我同时也劝莱昂斯勋爵，为了人道，英国有责任尽力促进和解，因为我相信，只要不列颠政府不愿受到一切人道者的咒骂，它就不能对像克拉马尔车站和木兰－萨克的大屠杀那样的兽行漠然视之，更不用说讷伊的惨状了。莱昂斯勋爵通过他的秘书爱德华·马利特先生口头回答我说，他已把我的信送交政府了，并且今后也愿意转交我对这个问题的任何其它有关报导。当时情况对于进行调解特别有利，只要我国政府那时施加自己的影响，就不致于发生巴黎的大屠杀。如果不列颠政府不履行自己的义务，无论如何这不是莱昂斯勋爵的过错。
我们还是回过来谈华施贝恩先生吧。5月24日，星期三早晨，我路过卡普勤林荫道；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我回过头去，看见是霍萨特博士，他站在华施贝恩先生旁边，华施贝恩先生当时坐在敞篷马车上，周围围了一大群美国人。寒喧之后，我就同霍萨特博士谈起来了。话题很快就转到周围发生的可怕事件；华施贝恩先生带着相信自己正确的神情，对我说道：‘凡是公社社员和一切同情公社的人，都要枪毙。’唉，我知道，他们杀害老人和小孩，只因为这些人的全部罪状就在于同情公社，但我没有料想到会从华施贝恩先生嘴里半正式地听到这一点；然而，当他重复这一句残忍的话时，他还有时间去救大主教哩。”[275]
二
“5月24日，华施贝恩先生的秘书出席了在第十一区区政府召开的公社会议，他带来了普鲁士人关于在下列条件下调解凡尔赛人同公社社员之间的纷争的建议：
停止军事行动；
公社和国民议会双方都进行改选；
凡尔赛军队撤离巴黎，驻扎在防御工事及其周围；
国民自卫军继续守卫巴黎；
凡过去或现在在公社军队中服役的人，不应受到任何惩处。
公社在非常会议上接受了这些建议，但是有一个附带条件，即必须给法国两个月的期限，以便准备制宪议会的普选。
同美国大使馆的秘书还举行了第二次会面。公社在5月25日早晨的会议上，决定派五名公民——其中包括韦莫雷尔、德勒克吕兹和阿尔诺德——作为全权代表，前往文森，根据华施贝恩先生的秘书的通知，普鲁士代表就在那里。但是，到了文森城门口，国民自卫军的哨兵不准这个代表团过去。由于同美国大使馆的那位秘书又举行了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会面，公民阿尔诺德才从他那里得到了通行证，于5月26日前往圣丹尼，但是他在那里……也没有受到普鲁士人的接待。
美国的这种干预的结果（这种干预使人相信普鲁士人会恢复中立态度，相信他们有意充当交战双方的调解人），是防线在最紧要的关头瘫痪了两天。虽然为了使这次谈判能严守秘密，曾经采取了预防措施，但是国民自卫军的士兵们很快就知道了这次谈判，他们完全相信普鲁士的中立态度，跑到了普鲁士阵线方面去，当了俘虏。大家都知道，普鲁士人如何卑鄙地利用了这种轻信行为；有一部分逃跑的被他们的哨兵枪杀了，而被俘的则引渡给凡尔赛政府。
在整个国内战争期间，华施贝恩先生一直不断地通过他的秘书要公社相信，他是热烈同情公社的，似乎只是由于他的外交官身分才使他不便公开表示这种同情，并且要公社相信，他是坚决谴责凡尔赛政府的。”
第二个声明是巴黎公社的一位委员［注：奥·赛拉叶。——编者注］写的，他也像里德先生一样，准备在必要时以affidavit的形式来证实这个声明。
为了全面地评价华施贝恩先生的行为，必须把里德先生和巴黎公社委员的这两份指出同一计谋的两个方面的声明联系起来看。一方面华施贝恩先生对里德先生说，公社社员都是名副其实的“暴徒”；另一方面他又要公社相信他同情公社的事业，相信他看不起凡尔赛政府。就在5月24日这同一天，他一方面当着霍萨特博士和许多美国人的面，对里德先生说，不仅公社社员，甚至连一般同情公社社员的人都将无条件地被处死；另一方面他又通过他的秘书通知公社，不仅公社委员，而且连公社军队的全体战士都能保全生命。
亲爱的公民们，我们请你们把这些事实告诉美国的工人阶级，要他们来决定，华施贝恩先生是否是美利坚共和国的合适代表。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马·詹·布恩弗·布列德尼克Ｇ．Ｈ．巴特里
凯希尔威廉·黑尔斯科尔布
弗·列斯纳乔治·米尔纳托·莫特斯赫德
查·默里帕·麦克唐奈普芬德
约翰·罗奇吕耳萨德勒
考威尔·斯特普尼阿尔弗勒德·泰勒威·唐森
通讯书记：
欧仁·杜邦——法国；卡尔·马克思——德国和荷兰；弗·恩格斯——比利时和西班牙；海·荣克——瑞士；Ｐ．卓瓦基尼——意大利；捷维·莫里斯——匈牙利；安东尼·扎比茨基——波兰；詹姆斯·柯恩——丹麦；约·格·埃卡留斯——美国
执行主席海尔曼·荣克
财务委员约翰·韦斯顿
财务书记乔治·哈里斯
总书记约翰·黑尔斯
1871年7月11日于伦敦西中央区海-霍耳博恩街256号
卡·马克思写
1871年7月18日左右印成传单，并载于1871年7—9月国际的许多机关报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传单译的
注释：
[273]在马克思起草的总委员会致纽约国际工人协会美国各支部中央委员会的宣言“美国驻巴黎大使华施贝恩先生”中，使用了英国“每日电讯”驻巴黎记者里德的信（本文第一部分），和巴黎公社委员、总委员会委员赛拉叶的报告（本文第二部分）。里德从巴黎回到伦敦后，即同马克思和总委员会建立联系，以便同他们一起保卫巴黎公社，因为里德在居留巴黎期间就已对公社深表同情。国际总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于7月7日讨论了关于华施贝恩对公社的破坏活动问题，并通过了马克思宣读的宣言。7月11日，宣言由总委员会一致批准，第一次印成传单在伦敦发表。纽约国际美国各支部中央委员会接到宣言的原文后，设法于1871年8月1日发表在拥有广大读者的纽约资产阶级报纸“太阳报”上。这篇宣言在登载时，由左尔格和纽约委员会的其它委员写了阐明公社真正意义的前言；前言指出华施贝恩是靠社会养活的寄生大家族的代表；纽约委员会号召工人们不要相信卖身投靠的资产阶级报纸发表的、出自工人阶级敌人之手的报导。
“美国驻巴黎大使华施贝恩先生”这篇宣言曾用英文发表于1871年8月19日“东邮报”第151期，1871年8月5日美国报纸“工人卫报”，1871年9月9日“国民旗帜”以及1871年9月30日“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第20期（总第12期）；曾用德文发表于1871年7月26日“人民国家报”第60号；曾用法文发表于1871年7月19日“自由”第88号；曾用西班牙文发表于1871年9月18日“解放报”第14号。梯也尔政府为了阻挠对华施贝恩的揭露，通过自己的爪牙采取措施，禁止报刊登载总委员会的宣言。——第411页。
[274]“纽约先驱报”（《TheNew-YorkHerald》）是美国的日报，共和党的机关报；在1835年至1924年发行于纽约。——第411页。
[275]指华施贝恩实际上拒绝影响梯也尔政府并促使它同意巴黎公社的这一建议：用公社为回答对公社社员的枪杀而逮捕的达尔布阿大主教及其它人质来交换被凡尔赛人监禁在狱的布朗基（见本卷第381页）。大主教被处死后，华施贝恩在他的文章和讲演中伪善地利用巴黎公社为制止凡尔赛人的恐怖行为而被迫采取的这一措施，来诽谤巴黎公社。——第413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宣言“法兰西内战”和英国报纸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
弗·恩格斯
*宣言“法兰西内战”和英国报纸
伦敦6月30日。自伦敦有史以来，还没有一件公诸于世的文献，像国际总委员会的宣言那样，产生如此强烈的影响。大型报刊起初本来打算施展其保持完全沉默的惯技，但是，只过了几天它们就深深感到，这一次再这样做已经行不通了。“电讯报”[270]、“旗帜报”、“旁观者”、“派尔－麦尔新闻”、“泰晤士报”都不得不纷纷就这一“值得注意的文件”发表社论。接着，报纸上就出现了专门就宣言中某几点发表议论的读者来信。然后又是社论，而到了周末，各家周刊又发表了评论。所有的报刊都不得不一致承认国际是欧洲的一支巨大的力量，对这支力量必须加以考虑，而且不能用故意不理会它的存在的办法来消灭它。所有的报刊都不得不承认宣言的文笔高超；用“旁观者”的话来说，宣言的语言就像威廉·科贝特的语言那样坚强有力。资产阶级报刊对这个如此坚决地捍卫无产阶级观点和毅然决然地维护巴黎公社的文件，几乎是一致起来反对的，这本是意料中的事。由巴黎警察报纸编造出来的施梯伯式的文章[271]和完全属于另外一个组织（巴枯宁派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文件，——茹尔·法夫尔企图把这些文章和文件的责任都推卸给国际——尽管总委员会提出公开抗议，仍然被硬加到国际的头上。这也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到后来，这一切叫嚣连庸人都感到厌烦了。“每日新闻”敲了退堂鼓，而“观察家”——唯一的一家行为真正体面的报纸——在一篇详尽的文章中坚决地为国际做了辩护。就在报刊叫嚣的影响下，总委员会的两个英国委员声明自己退出总委员会，其中一个（奥哲尔）早已同资产阶级唱一个调子，另一个（鲁克拉夫特）自从被选入伦敦国民教育局的时候起，显然就更加听从“可敬的”人物的意见了；他们的辞职被一致同意了。他们已经被另外两个英国工人［注：约·罗奇和阿·泰勒。——编者注］代替了，他们很快将体会到，在决定关头背叛无产阶级意味着什么。
一个英国教士鲁埃林·戴维斯在“每日新闻”上抱怨宣言对茹尔·法夫尔及其同伙进行了尖锐的攻击；他希望判明这些指控的真伪，即使是通过由法国政府对总委员会起诉的办法也行。第二天，卡尔·马克思在同一家报纸上发表声明说，作为宣言的作者，对这些指责由他本人承担责任［注：见本卷第401页。——编者注］；但是，看来法国大使馆并没有接到对马克思控以诽谤罪的指令。最后，“派尔-麦尔新闻”声明说，这样做是不必要的，国家活动家的人格本身永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只有他的公开活动才能受到攻击。不言而喻，如果那些说明英国国家活动家的人格的情况一旦公诸于世，那末，寡头政治和资产阶级世界的最后审判日就要到了。
维也纳报纸“漫游者”[272]所发表的无耻之徒涅恰也夫颂扬涅恰也夫的文章，所有的德国报刊都照登了；文章中把他的功绩与谢列布廉尼科夫和艾尔皮金的功绩同时吹捧。如果再有这样的事发生，我们将要比较详细地谈谈这三个可敬的人物。现在只说一点，即艾尔皮金是有名的俄国间谍。
弗·恩格斯写于1871年6月30日
载于1871年7月5日“人民国家报”第54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注释：
[270]“每日电讯”（《DailyTelegraph》）是英国自由派的报纸，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成为保守派的报纸；自1855年至1937年以此名称在伦敦出版；从1937年开始与“晨邮报”合并，此后就改称“每日电讯和晨邮报”（《DailyTelegraphandMorningPost》）。——第408页。
[271]指巴黎警察报刊为诬蔑巴黎公社和国际而编造的文章和假“文件”，这些文章和“文件”就类似普鲁士警察在施梯伯领导下为反对革命运动而使用的伪造文件一样。施梯伯是在科伦对共产主义者同盟活动家进行挑衅性审讯（1852年）的主谋者之一。——第408页。
[272]指奥地利资产阶级日报“漫游者”（《Wanderer》），自1809年起在维也纳出版。——第409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致“派尔-麦尔新闻”编辑格林伍德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
卡·马克思
致“派尔-麦尔新闻”编辑格林伍德[269]
阁下：
我在“每日新闻”上曾经声明——您在“派尔-麦尔新闻”上转载了我的声明——“对茹尔·法夫尔之流的指责，只由我一个人承担责任”［注：见本卷第401页。——编者注］。
您在昨日的贵报上说，这些指责是“诬蔑”。我声明，诬蔑者正是您。您既如此无如又无礼，这不是我的过错。如果我们是住在大陆上，我将要以另一种方式向您追究责任。
您的顺从的仆人卡尔·马克思
1871年6月30日于伦敦西北区哈佛斯托克小山
载于1871年7月8日“东邮报”第145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东邮报”，并根据手稿校对过
注释：
[269]由于“派尔－麦尔新闻”编辑格林伍德拒绝发表马克思的这封信，这封信被寄给“东邮报”，发表于1871年7月8日该报第145期。自从“派尔-麦尔新闻”刊载了攻击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的文章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同该报断绝一切联系。——第407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致“新自由报”编辑弗里德兰德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
卡·马克思
致“新自由报”编辑弗里德兰德[267]
尊敬的朋友：
能否请您将下列声明在贵报刊登并将该天报纸寄一份给我。
您的忠实的朋友卡尔·马克思
致“新自由报”编辑部
维也纳“新闻报”[268]刊载了一篇题为“社会主义晚会”的小品文，署名是缩写字母Ｗ。在这篇小品文里我很荣幸地被作者提到。据Ｗ说，他曾在赫尔岑家的晚会上遇见我。他甚至记得我在那里的讲话。
我是坚决反对赫尔岑的人，一直避免和他见面，因此有生以来从没有见过这个人。
我怀疑，具有如此丰富的想像力的Ｗ是否到过伦敦。“大理石的楼梯”，此地是只有宫廷里才有的，Ｗ却甚至在赫尔岑的“小宅第”里看到了。
我在此建议这位不甘心让“巴黎报”及诸如此类的警察报纸专美于前的Ｗ说出自己的姓名来。
卡尔·马克思
1871年6月30日于伦敦
载于1871年7月4日“新自由报”第2462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自由报”，并根据草稿校对过；附函是按手稿译的
注释：
[267]“新自由报”（《NeueFreiePresse》）是奥地利资产阶级报纸，1864年至1939年在维也纳出版。——第405页。
[268]“新闻报”（《Diepresse》）是奥地利资产阶级自由派日报，从1848年至1896年在维也纳出版；在1861—1862年，当该报采取了反波拿巴立场时，发表过马克思的文章和通讯。——第405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总委员会关于侯里欧克和鲁克拉夫特的信的声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
弗·恩格斯
总委员会关于侯里欧克和鲁克拉夫特的信的声明[266]
致“每日新闻”编辑
阁下：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全权委托我来答复贵报星期一所载乔·杰·侯里欧克和本·鲁克拉夫特两位先生的信。从总委员会会议记录上可以看到，侯里欧克先生曾获准参加1869年11月16日总委员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表示希望成为总委员会委员，并希望参加应于1870年9月在巴黎举行的最近一次国际工人协会全协会代表大会。侯里欧克先生退席后，约翰·韦斯顿先生提出他作为总委员会委员的候选人，但是这一提议所引起的反应，使韦斯顿先生没有坚持自己的建议，而将它撤回了。至于鲁克拉夫特先生声称，在投票表决宣言时，他未出席会议，对此我应当指出，鲁克拉夫特先生曾出席1871年5月23日举行的总委员会会议，当时曾正式宣布，宣言“法兰西内战”的草案将于5月30日的应届总委员会会议上予以宣读和讨论。因此鲁克拉夫特先生完全有可能决定，他是否要出席有关这个问题的会议。他不仅知道，按照总委员会的通例，总委员会的正式文件都由全体委员署名，不论他们出席与否，而且他还是这个通例的最热烈的拥护者之一，他曾不止一次地发言反对破坏这一通例的企图；而且就在5月23日他还和别人一起反对了这样的企图。那时他出自本意地告诉总委员会说，“他完全同情巴黎公社”。在6月20日星期二晚上举行的总委员会会议上，鲁克拉夫特先生不得不承认，甚至到这时他还没有读过宣言，只是根据报刊上的评论来判断它。关于奥哲尔先生的反驳，我只能这样说：大家以为他会出席总委员会会议，曾经告诉过他总委员会最近要发表宣言；我们曾经问过他，他是否反对在宣言上有他的署名，他的回答是“不反对”。让社会舆论自己去做结论吧。我还能补充一点，总委员会已一致接受了鲁克拉夫特和奥哲尔两位先生的辞职。
阁下，我仍然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书记约翰·黑尔斯
于伦敦西中央区海-霍耳博恩街256号
弗·恩格斯写于1871年6月27日
载于1871年6月29日“每日新闻”和1871年7月1日“东邮报”第144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每日新闻”
注释：
[266]恩格斯就1871年6月26日在“每日新闻”发表的侯里欧克和鲁克拉夫特的信所写的总委员会声明，在1871年6月27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被批准。在总委员会的这次会议上，一致谴责了拒绝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的工联主义者鲁克拉夫特和奥哲尔的叛变行为，对于他们宣布退出总委员会的声明做出了决议，实际上是把他们开除出国际的队伍。——第403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致“每日新闻”编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
卡·马克思
致“每日新闻”编辑[264]
阁下：
由30人以上组成的总委员会，当然不可能自己直接草拟它的文件。它不得不将这一工作委托给委员会的这个或那个委员，而自己保留有否决文件或修改文件的权利。我写的“法兰西内战”这一宣言曾由国际总委员会一致通过，因而它是表达总委员会观点的正式文件。至于对茹尔·法夫尔之流的个人指责，则是另一回事。在这个问题上，总委员会的绝大多数只得信赖我的正直。所以我支持一位总委员会委员［注：弗·恩格斯。——编者注］的建议，要约翰·黑尔斯先生在他给侯里欧克先生的回信［注：见本卷第398—399页。——编者注］中说明我是宣言的作者。对这些指责，只由我一个个人承担责任，我在此建议茹尔·法夫尔之流向法院控诉我诬蔑他们。鲁埃林·戴维斯先生在他的信中写道：
“请到法国人彼此间这样随便地指责对方的人格卑鄙，真令人失望。”
这种教训人的话，不是带有曾经常受到威廉·科贝特嘲笑的英国人身上的那种假自负的味道吗？法国的petitepresse〔下流报纸〕为警察服务，捏造最卑鄙的谣言诽谤公社社员——被枪杀的、被俘的或是隐藏起来的公社社员，英国报纸虽然表面上轻视petitepresse，但是迄今还在重复这种诽谤，请问鲁埃林·戴维斯先生，这两种报纸哪一种更坏？例如，正是在英国，而不是在法国，可以压制像戴维·乌尔卡尔特先生这样的人在整整四分之一世纪内对已故的帕麦斯顿勋爵所提出的如此严厉的指责[265]，要知道，在这件事上，有失体面的不是法国人。
卡尔·马克思
6月26日于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
载于1871年7月1日“东邮报”第144期和1871年6月27日“每日新闻”（被任意删节）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东邮报”，并根据“每日新闻”校对过
注释：
[264]马克思写信给“每日新闻”编辑，是因为在1871年6月26日的“每日新闻”上发表了英国教士鲁·戴维斯、工联主义者本·鲁克拉夫特和乔·侯里欧克的信。侯里欧克在6月21日总委员会发表声明之后又对“法兰西内战”这篇宣言进行诽谤性攻击；鲁克拉夫特在他的信中公开声称不同意“法兰西内战”的论点，并宣布退出总委员会。由于“每日新闻”编辑部拒绝刊载马克思的信的后半部，即揭露英国资产阶级报纸的部分，这封信就被寄予“东邮报”，该报于1871年7月1日发表了这封信，并发表了1871年6月27日总委员会会议的报告，马克思在这次会议上指出了“每日新闻”编辑部对他这封信的专横态度。1871年6月27日“派尔－麦尔新闻”刊登了这封信的摘要。——第401页。
[265]指英国保守的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戴维·乌尔卡尔特在十九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发表的揭露帕麦斯顿对外政策的文章和文件；这些材料刊登在他出版的外交文件汇编“公文集”（《ThePortfolio》）以及各种刊物上。马克思为揭露统治阶级的外交进行了不倦的斗争，他在1853年写的一组暴露性文章“帕麦斯顿勋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387—461页）中，除了运用别的材料外，还利用了乌尔卡尔特发表的文件。同时马克思也尖锐地批评了乌尔卡尔特本人的反动观点。——第402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总委员会给“旁观者”和“观察家”编辑部的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
弗·恩格斯
总委员会给“旁观者”和“观察家”编辑部的信[263]
致“旁观者”（及“观察家”）编辑
阁下：
如果您公布这一事实，即目前充斥于英国报刊的巴黎的一切假宣言和“国际”的其他出版物（它们首先刊载于臭名远扬的“巴黎报”）无例外地都是凡尔赛的警察捏造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将十分感激。
此致
敬礼
弗·恩格斯写于1871年6月21日左右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40年第1版第13卷第2部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草稿译的
注释：
[263]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建议起草了这封给“旁观者”和“观察家”编辑部的信，是因为这两家报纸转载了法国反动报纸关于所谓国际宣言（法国警察捏造的）的消息。马克思提议给这两家报纸各写一封信辟谣，总委员会在1871年6月20日的会议上同意了这一建议。但是两家报纸的编辑部没有发表这封信。
“观察家”（《TheExaminer》）是英国自由资产阶级的周报，1808年至1881年在伦敦出版。——第400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总委员会关于侯里欧克的信的声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
弗·恩格斯
总委员会关于侯里欧克的信的声明[262]
致“每日新闻”编辑
阁下：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委托我就“每日新闻”星期二所载乔治·杰科布·侯里欧克先生的信，做如下声明：
1．关于说总委员会发表的宣言“会在凡尔赛造成有人被处死或放逐的后果”的谰言，总委员会认为它的巴黎朋友们对于这一点会比侯里欧克先生判断得更正确。
2．总委员会所发表的一切正式文件都由全体委员（不论出席的或缺席的）署名，是总委员会的通例［注：恩格斯的手稿中接着有：“但这一次曾作为例外，正式征询过缺席的委员的同意。”——编者注］。
3．至于说什么这篇宣言
“虽然显系经过某个萨克森人或克尔特人的润色，但决非出自英国人的手笔”，
总委员会提请注意，国际性组织的文献自然不能带有哪一个民族的特色。况且总委员会在这一点上也没什么可隐瞒的。宣言以及以前总委员会所发表的许多文件，都是由德国通讯书记卡尔·马克思博士起草的。宣言是一致通过的，也没有经过任何人润色。
4．去年，乔治·杰科布·侯里欧克曾自荐为总委员会委员候选人，但是遭到了否决。
阁下，我仍然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书记约翰·黑尔斯
1871年6月21日于伦敦西中央区海-霍耳博恩街256号
弗·恩格斯写于1871年6月20日
载于1871年6月23日“每日新闻”和1871年6月24日“东邮报”第143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每日新闻”，并根据手稿校对过
注释：
[262]总委员会的这个声明，是恩格斯针对着1871年6月20日“每日新闻”发表了英国改良主义者乔·侯里欧克的信起草的。侯里欧克妄想诽谤“法兰西内战”这篇宣言，并削弱它对英国工人的影响，硬说宣言的作者与英国工人运动无关。为了讨好英国工联的首领，侯里欧克竟声称，似乎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在宣言上的署名是不合法的；从而唆使他们去反对宣言。按照马克思的意思，在这个声明中以总委员会的名义宣布马克思是“内战”的作者。声明在1871年6月20日总委员会会议上被批准。——第398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总委员会给“旗帜报”编辑部的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
卡·马克思
总委员会给“旗帜报”编辑部的信[261]
致“旗帜报”编辑
您在关于国际的社论（6月19日）中写道：
“在不久前为保卫公社而发表的两个宣言（伦敦的和巴黎的）中，巴黎组织的宣言具有更真实更坦率的优点。”
对您不幸的是，“巴黎”宣言不是我们在巴黎的组织发表的，而是“凡尔赛的警察”发表的。
您断言：
“伦敦的国际分子同他们的巴黎弟兄同样热烈地主张‘旧社会应当被摧毁，也将被摧毁’。他们把焚毁公共建筑物和枪毙人质说成是‘消灭社会的巨大努力’，这次的努力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将再接再励，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协会总委员会请您确切地指出，我们宣言的哪一页、哪一行有您强加给我们的那些话！
卡·马克思写于1871年6月20日左右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40年第1版第13卷第2部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草稿译的
注释：
[261]马克思起草的信稿的最后一段，恩格斯曾在文字上做了个别的修改。这封信没有在“旗帜报”上发表。——第397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总委员会给“泰晤士报”编辑部的声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
卡·马克思
总委员会给“泰晤士报”编辑部的声明[259]
致“泰晤士报”
本协会总委员会为答复贵报1871年6月19日所载关于国际的社论，特委托我通知贵报如下：
贵报将“巴黎报”以及诸如此类报纸所公布的纯系凡尔赛警察捏造的假巴黎宣言同我们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混为一谈。
贵报断言：
“在总委员会的宣言中也完全赞同地引证了我报最近引用的比斯利教授的‘政治短评’，因而我们现在可以理解，授与前皇帝以社会救主的称号是多么公正。”
但是总委员会在它的宣言中根本没有引证“政治短评”中的任何东西，只是提到了一位作者（他是一位著名的和受人敬重的法国学者）关于参加这次巴黎革命的国际会员的个人品质所作的证明［注：见本卷第384页。——编者注］。这同“前皇帝”，同被他拯救的社会有什么关系呢？协会的“纲领”根本不是像贵报所说的那样，即在“七年前”由托伦和奥哲尔两位先生“准备的”。它是由1864年9月28日在朗-爱克街圣马丁堂的公开大会上选出的临时委员会通过的。托伦先生从来不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在草拟这个纲领时他根本不在伦敦。
贵报断言，“米里哀尔”是“最残酷的公社委员之一”。但是米里哀尔从来不是公社委员。
贵报接着说：“我们还应当指出不久以前担任协会主席的阿西”，等等。
阿西从来不是国际的会员，至于“协会主席”一职，早在1867年就被撤销了[260]。
卡·马克思写于1871年6月20日左右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40年第1版第13卷第2部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草稿译的
注释：
[259]马克思撰写总委员会给“泰晤士报”编辑部的声明，是由于6月19日的“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诬蔑巴黎公社和国际的社论；社论的作者赞扬路易·波拿巴镇压革命工人运动的“功绩”。“泰晤士报”编辑部拒绝刊登这一声明。在马克思的信稿中，有几处曾由恩格斯做了文字上的修改。——第395页。
[260]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常务主席一职，根据1867年9月24日总委员会的决定被撤销。——第396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总委员会关于茹尔·法夫尔的通告的声明致“黎晤士报”编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总委员会关于茹尔·法夫尔的通告的声明[258]
致“黎晤士报”编辑
阁下：
1871年6月6日，茹尔·法夫尔向欧洲各国发出了一个通告，号召它们对国际工人协会进行斗争，直到把国际消灭。为了评价这个文件，只要举出几件事实就够了。
在我们章程的前言中已经指出，国际是“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的。茹尔·法夫尔由于他自己最清楚的原因，把国际成立日期推到1862年以前。
为了解释我们的原则，他就引证“它〈国际〉在1869年3月25日发的传单”。但是他实际上引证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并非国际的团体的传单。当他还是一个颇为年轻的律师的时候，为了替被卡贝控以诽谤罪的巴黎“国民报”辩护，他就施展过这种伎俩。当时他硬说他宣读的是卡贝著的小册子中的一些摘录，实际上他宣读的是他自己加进去的一些话。这一欺骗行为在法庭审判时被揭发出来了，要不是卡贝的宽容，茹尔·法夫尔就要受到开除出巴黎律师公会的惩罚。茹尔·法夫尔用来作为国际文件引证的一切文件，没有一件是国际的文件。例如，他说：
“如1869年7月在伦敦建立的总委员会所说，同盟宣布自己是无神论的团体。”
总委员会从未发表过这一类文件。相反地，它发表了一个正是将“同盟”即日内瓦的L’AlliancedelaDémocratieSocialiste〔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章程——茹尔·法夫尔引证的就是这个章程——宣布为无效的文件。
茹尔·法夫尔在他这个仿佛有一部分也是反对帝国的通告中，从头到尾都只是重复波拿巴检察官所捏造的警察言论来反对国际，这些言论甚至在帝国自己的法庭上就已被驳倒了。
大家知道，国防总委员会在关于前次战争的两篇宣言中（去年7月和9月发表的）［注：见本卷第3—9、285—294页。——编者注］，揭露了普鲁士对法国的侵略计划。后来，茹尔·法夫尔的私人秘书雷特兰热尔先生曾向总委员会的若干委员请求——自然是徒劳无益——由总委员会发动游行示威来反对俾斯麦，以支持国防政府；同时特别请求他们不要提到共和国。由于预期茹尔·法夫尔将到伦敦来，游行示威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好了（无疑是本着最善良的愿望），然而这是违背总委员会的意愿的，因为总委员会在9月9日的宣言中曾明确地警告过巴黎工人要防范茹尔·法夫尔和他的同僚。
如果国际也向欧洲各国内阁发出一个关于茹尔·法夫尔的通告，请它们特别注意已故的米里哀尔先生在巴黎公布的文件，那末这位茹尔·法夫尔将说些什么呢？
阁下，我仍然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书记约翰·黑尔斯
1871年6月12日于伦敦西中央区海-霍耳博恩街256号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
载于1871年6月13日“泰晤士报”俄文译自“泰晤士报”第27088号、1871年6月17日“东邮报”第142期、1871年6月18日“国际报”第127号、1871年6月21日“人民国家报”第50号以及国际的其他机关报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泰晤士报”
注释：
[258]1871年6月6日，茹尔·法夫尔向欧洲各国政府发出了反对国际的通告，通告呼吁它们一致组织起来迫害国际工人协会。1871年6月11日在总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会议上讨论了关于这个通告的问题，委员会批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起草的声明。声明送给了国际各机关报的编辑部以及一些英国资产阶级报纸。1871年6月13日，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了这个声明，并得到会议的批准；恩格斯曾就此问题在会上发言，他指出，在资产阶级的日报中，只有1871年6月13日的“泰晤士报”发表了这个声明，“派尔－麦尔新闻”刊载了声明的摘要。后来，总委员会关于茹尔·法夫尔通告的声明曾用英文载于1871年6月17日“东邮报”第142期；用法文载于1871年6月18日“国际报”第127号，1871年6月17日“自由报”第57号，1871年6月27日“平等报”第11号；用德文载于1871年6月21日“人民国家报”第50号；用西班牙文载于1871年6月26日“解放报”第2号。
“自由报”（《LaLiberté》）是比利时民主派报纸，从1865年至1873年在布鲁塞尔发行；从1867年起为国际在比利时的机关报之一。
“解放报”（《L’Emancipacion》）是国际马德里支部每周出版的机关报，1871年至1873年在马德里出版；该报在西班牙进行了反对巴枯宁主义的斗争。在1872年至1873年，该报曾发表了“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书个别章节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文章；1872年，保·拉法格参加了该报编辑部的工作——第392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给“派尔-麦尔新闻”编辑的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
卡·马克思
给“派尔-麦尔新闻”编辑的信
致弗·格林伍德先生
1871年6月8日
阁下：
能否请您将下面的短篇日内在贵报惠予刊载？
顺致敬意
卡·马克思
致“派尔-麦尔新闻”编辑
阁下：
从贵报昨日刊载的巴黎通讯中得悉，在我以为自己是住在伦敦的时候，我却由于俾斯麦－法夫尔的要求而在荷兰被捕了。您难道不觉得，这个消息只是近两个月来不断由法国和普鲁士警察捏造、由凡尔赛报纸予以发表、并由欧洲其他报纸纷纷转载的无数耸人听闻的有关国际的谣言之一。
阁下，我仍然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卡尔·马克思
1871年6月8日于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
载于1871年6月9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972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派尔-麦尔新闻”，并根据手稿校对过；附函是按手稿译的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再论“福格特先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
弗·恩格斯
再论“福格特先生”[183]
从福格特先生遭到惨败的1859年奥格斯堡战役[184]以来，看来他已经厌倦于政治。他以全付精力钻研自然科学，据他自己说，以前他在这方面就有过“惊人的”发现。例如，当居欣迈斯特尔和洛伊卡特阐明了肠内寄生虫的极其复杂的发展过程，因而在科学上真正获得巨大成就的时候，福格特先生作出了这样一个惊人的发现，即肠内寄生虫可分为两类：呈圆形的属圆类，呈扁形的属扁类。现在他在这个伟大的成就上又增加了一个新的更伟大的成就。由于发现大量史前时期的人骨化石，使得对不同人种的头骨进行比较研究风靡一时。学者们把头骨量来量去，比来比去，争论不休，但是得不出任何结果，最后福格特却以常有的胜利信心宣布他找到了谜底，即所有一切人的头骨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椭圆形的（长头骨），一种是圆形的（短头骨）。福格特简单地运用他的寄生虫原理就得到了最善于观察、最勤奋的科学家经过多年的顽强劳动还无法得到的东西。如果说在这些惊人的发现上再加上一个政治动物学上的新种的发现，即“硫磺帮”[185]的发现，那末即使要求最苛刻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一个人一生能有福格特的这么些劳绩也就足够了。
但是我们的福格特的伟大精神是不知道安息的。政治对于这位甚至在啤酒店也创立伟业的人来说仍然具有难以抗拒的魅力。1860年anno〔夏天〕所受的打击已被安然忘却，马克思的“福格特先生”一书已不再发售，一切令人不快的事情早已化作烟云。我们的福格特在德国庸人的如雷掌声中进行了讲学旅行，神气十足地端坐在自然科学家的各种大会上，端坐在人文学家和考古学家的代表大会上，混入了真正大学者的行列。所以，现在他又以为自己似乎相当“正派”，以为在政治上也负有教导德国庸人的使命，正如他在自然科学问题上曾教导他们的那样。这时发生了重大的事件。小拿破仑[186]在色当投降，普鲁士人兵临巴黎城下，俾斯麦要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这正是福格特发表重要言论的好时候。
这次的言论标有这样一个标题：“卡尔·福格特给弗里德里希·科尔布的政治书信”，1870年俾尔版。其中收了十二封信，这些信最初发表在维也纳的“每日新闻报”上，并由福格特的“通报”——俾尔的“商业信使报”[187]予以转载。福格特反对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反对德国的普鲁士化；使他十分恼火的，是他在这个问题上不得不完全追随可恨的社会民主党人即“硫磺帮”。不必叙述小册子的全部内容，因为某个福格特对这些事情的想法丝毫不会使人感到兴趣。而且他所提出的论据，只不过是在啤酒店里闲谈政治的庸人们最常用的论据，不同的只是福格特这次反映的是瑞士庸人们的观点，而不是德国庸人们的观点。我们感兴趣的，只是福格特先生本人的耐人寻味的变化多端的人格。
因此，我们现在把福格特的小册子拿来和他的“欧洲现状研究”（1859年）[188]——这是使他长期感到十分头痛的一本倒霉的书——加以对照。我们发现，尽管精神上极其近似，文笔也是同样粗糙（福格特在第10页上谈到他的“观点”是用“自己的耳朵”听到的，自然他的耳朵完全是特殊的［注：双关语：《eigene》既是“自己的”，又是“特殊的”。——编者注］），但是福格特先生现在谈的同他十一年前所宣扬的刚好相反。“研究”的目的是要使德国庸人相信，干预路易·波拿巴当时准备发动的反对奥地利的战争对德国是不合算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把路易·波拿巴描绘成为各国人民的“法定”的解放者；必须保护他，使他免受共和主义者以至某些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惯常攻击。冒牌的共和党人福格特也这样做了，虽然在他这样做的时候，脸上显得很勉强，好像胃痛似的。有些好议论别人的人和“硫磺帮”里的人都断言，好样的福格特所以要给自己招来这些麻烦，要做这些丑态，只是因为他从波拿巴那里拿了英国人所谓的《consideration》〔“津贴”〕，亦即拿了现金。传出了种种可疑的事情。福格特曾向不同的人说过，只要他们愿意按照他的意图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即在报刊上称颂路易·波拿巴的解放人民的意愿，他就送钱。甚至布拉斯先生（众所周知，从他主编“北德总汇报”[189]以来，他的崇高德行就是无可置疑的）也公开地“拒绝了福格特打算给他安置的法国食槽”。不过我们不想在这些令人不快的事情上多做文章，让我们姑且假定福格特的胃痛和丑态都是天生的。但是从色当不幸事件发生以来，福格特先生完全变了。关于法国皇帝本人，这位“各民族的解放者”，他还谈得比较含蓄。他只说：
“革命已经站在他的背后。即使战争不爆发，帝国也势难在土伊勒里宫迎接1871年的新年。”（第1页）
至于法国皇帝的妻子！他说：
“毫无疑问，如果欧仁妮获得胜利（须知这个缺乏教养的、甚至识字不多的西班牙女人，正在或者更正确些说过去曾在一长串狂热的神甫和农民的龙尾巴簇拥下进行战争），如果欧仁妮获得胜利，那末局势会立刻变得更糟”，即比普鲁士人获得胜利后还要更糟云云。
所以，1859年法国人战胜奥地利人是“各民族的解放者”波拿巴的胜利；而1870年法国人如果战胜普鲁士人，则是识字不多的欧仁妮及其龙尾巴的胜利。进步是很显著的。
路易·波拿巴的龙尾巴被批评得更厉害，因为现在发现他也有这样的东西。第2页就谈到“帝国的骇人听闻的挥霍浪费”。第16页谈到“领导帝国军队和政府的败类”。这样的挥霍和这样的败类早在1859年，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已风行得势。福格特那时完全看不到它们，而现在把它们完全看清楚了。这又是一个进步。但是还不仅如此。虽然福格特没有直接骂他以前的“解放者”，但他还是不能不从一位法国学者的信中摘引了几段，其中说道：
“如果你有势力，就请你设法使我们摆脱最大的耻辱——celledera-menerl’infame〈即不让无耻之徒路易·波拿巴回来〉。亨利五世，奥尔良王室，任何一个霍亨索伦，无论谁都行，就是不要这个皇袍加身的坏蛋，这个坏蛋把他接触过的一切都染污了。”（第13页）
不过不管以前的皇帝和他识字不多的夫人以及他们的龙尾巴是怎样的糟糕，福格特还是安慰我们说，在这个家庭里毕竟有一个人是例外，此人就是常被称作普隆－普隆的拿破仑亲王。据福格特说（第33页），普隆－普隆曾对福格特本人说过，“如果南部的德国人是另一种做法〈即如果他们不和普鲁士人一起反对法国人〉，他会不再尊重他们”，他相信战争定会招致不幸的结局，并且毫不隐讳他的这种看法。现在还有谁会责备福格特忘恩负义呢？他这位“共和主义者”甚至在“亲王”倒霉的时候还友好地向他伸出援助之手，为他提供他将来争夺那“无耻之徒”的位置时可以援引的证据，——这种情形谁看到会不动心呢？
“研究”中谈到俄国和俄国的政策时，完全是用赞赏的口吻；这个帝国从它废除农奴制以来“与其说是解放运动的敌人，勿宁说是解放运动的朋友”；波兰最好与俄国合并（1863年的波兰起义正是证明了这点！），——而且福格特认为，俄国
“成为各斯拉夫民族日益争取团结在它周围的强大核心”，
乃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1859年俄国的政策和路易－拿破仑的政策一唱一和，在福格特眼中当然曾是一大伟绩。现在完全变了，现在我们读到的是：
“我毫不怀疑，斯拉夫世界和日耳曼世界的冲突即将来临……而且俄国将领导这场冲突中的一方。”（第30、31页）
接着说，在德国兼并亚尔萨斯之后，法国在这场冲突中会立即投向斯拉夫人方面，甚至会尽力设法加速这场冲突的发生，以便索还它的亚尔萨斯；所以，在1859年似乎对德国来说曾是幸事的同一个法俄同盟，现在却被说成是对德国的威胁和可怕的怪影。但是福格特了解自己的德国庸人。他知道，他可以对这种庸人随便乱说，丝毫也不用怕前后矛盾。不过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福格特十一年前要无耻地吹嘘，说什么俄国和波拿巴法国的同盟是德国和欧洲自由发展的最好保证呢？
至于普鲁士！在“研究”中曾明显地向普鲁士示意，它应当间接地支持路易－拿破仑反对奥地利的计划，只限于保卫德意志联邦的领土，然后“在未来的和平谈判中取得北德平原作为酬劳”。未来的北德意志联邦的疆界——厄尔士山脉，美因河和大海——当时已被用作诱惑普鲁士的钓饵。“研究”的第二版是在意大利战争期间出的，那时波拿巴分子的处境不妙，不能再在托辞和闲谈上浪费时间，于是在这一版的后记中，福格特就已经直言不讳：他劝普鲁士在德国发动内战，来建立统一的中央政权，由普鲁士吞并整个德国。他断言，如果说意大利战争要费时数月，那末这样统一德国则用不了几个星期。果然，恰好七年之后，正如路易－拿破仑的想法，普鲁士完全按照福格特像鹦鹉学舌般随声附和的波拿巴的唆使行动起来；它马上开始自相残杀的战争，暂时争取北德平原作为酬劳，建立（至少在北部）统一的中央政权。而福格特先生怎么样呢？福格特先生现在突然开始抱怨“1870年的战争是1866年的战争的必然后果！”（第1页）他埋怨普鲁士的贪得无厌的掠夺政策，普鲁士向来“像猛虎扑羊似地冲向猎取物”（第20页）。
他写道：“我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没有看到一个国家和人民比普鲁士更配得上这样的称号”（强盗国家）。（第35页）
他痛哭德国为普鲁士所吞并，认为这是德国和欧洲所能遭到的最大的不幸（第八封信和第九封信）。这就是俾斯麦执行了福格特的忠告的结果，这也就是福格特向俾斯麦提出了忠告的结果。
可是，到目前为止，对我们的福格特说来似乎一切还是顺利的。过去的丑事在庸人们的记忆中真的已经全无痕迹，“研究”已经完全被人遗忘。福格特又能冒充体面的公民和正派的民主主义者，甚至还能以他的“政治书信”跟德国庸人的平庸潮流完全违背来把自己略微炫耀一番。甚至福格特在兼并亚包萨斯和洛林问题上的观点跟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不幸吻合，也只能为他增添光彩：既然福格特没有投到“硫磺帮”那一边去，那末结论必然是“硫磺帮”跟着福格特走了！可是突然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不久前公布的路易－拿破仑秘密开支表上的一行小字：
《Vogt-illuiaétéremisenAoût1859…fr．40000》．
“福格特——1859年8月付给他4万法郎。”[190]
福格特？这是哪一个福格特？这里没有做更确切的说明，这对福格特到来是多么不幸！自然，要是这里写着：日内瓦的卡尔·福格特教授，住在哪一条街，门牌多少号，那末福格特就可以说：“这不是我，这是我的兄弟，我的妻子，我的大儿子，无论谁都可以，只是不是我。”可是单单写个“福格特”！没有注明外表特征、名字、住址的福格特，只能是那个福格特，那个驰名全世界的学者，首先发现圆的和扁的肠内寄生虫，椭圆的和短的头骨以及“硫磺帮”的伟大科学家，他的赫赫声誉甚至为掌管秘密经费的警察所熟知，以致对他不必做任何确切的标记！而且，难道另外还有那么一个福格特在1859年为波拿巴政府帮过这样大的忙，致使该政府在这年8月（当时福格特恰好在巴黎）赏给了他4万法郎吗？福格特先生，正是您帮过这样的忙，这是人所共知的；您的“研究”一书就可作为此事的证明；“研究”的第一版在春季问世，第二版在夏季问世；您自己承认过，从1859年4月1日到夏季，您曾向许多人说过，只要为波拿巴效劳，您就送钱；1859年8月，战争结束后，您在巴黎。考虑到这一切情况之后，难道我们还必须相信，波拿巴在1859年8月下令付与4万法郎的那个直接指称的“福格特”，是另外那么一个谁也不知道的福格特吗？这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凭着一切圆的和扁的肠内寄生虫起誓：您如果不向我们提出相反的证据，我们就不能不认为，这里所说的福格特就是您。
但是，您也许会说，这种说法无非是以现在的法国政府，即公社社员，也就是那些被称为“硫磺帮”的共产党人的声明为根据的，谁会相信这些人呢？对这一点可以这样回答：“皇室文件和通信”是由“国防政府”公布的，这是该政府负责的官方行动。而您是怎样看待这个政府，怎样看待茹尔·法夫尔、特罗胥等人的呢？
关于这些人您在第52页上写道：“现在推举出来的人们，就其智慧、精力以及信念之坚定而论，是不比任何人差的；但是他们无法做到他们力所不及的事情。”
对，福格特先生，力所不及的事情他们是无法做到的，但是，为了对这种他们很少得到的热情赞誉表示感激，他们至少是能够把您的名字划掉的！
不过，福格特先生，正如您自己所说的，“金钱毕竟是个人人格所受损失的等价物”（第24页）；如果您的尊贵的人格由于您在1859年的政治飞跃而受到某种“损失”，——但愿只是精神上的，——那末就请以这种“等价物”作为慰藉吧！
去年夏天当战争的喧嚷甚嚣尘上的时候，您曾
“相信，这幕滑稽剧完全是法国政府为了用表面的扩军备战来掩饰帝国的惊人浪费才搞出来的。在路易－菲力浦时代钻木虫扮演了这个角色：超过预算的秘密开支都记入了建造舰只的木料开支帐上；而在帝国时代，用全球的钻木虫也不能够抵偿全部的超支”（第4页）。
这样，我们就又回到了您如此心爱的虫子上来，即回到钻木虫上来。它们属于哪一类呢，是圆虫还是扁虫呢？谁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只有您福格特先生，并且您也的确把它解决了。正如“通信”所证明的，您自己属于“钻木虫”之列，因为您也吞食了“超过预算的秘密开支”，而且是吞食了4万法郎。至于您属于“圆虫”一类，所有认识您的人都是知道的。
弗·恩格斯写于1871年5月5日
载于1871年5月10日“人民国家报”第38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注释：
[183]恩格斯的“再论‘福格特先生’”一文是对马克思在1860年发表的小册子“福格特先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14卷第395—691页）的补充，马克思在那本小册子中揭露了庸俗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卡·福格特是被收买的波拿巴暗探，造谣诽谤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人物。
写这篇文章的直接原因，是1870年秋第二帝国崩溃后福格特又发表一个小册子“卡尔·福格特给弗里德里希·科尔布的政治书信”（《KarlVogt’sPolitischeBriefeanFriedrichKolb》．Biel，1870），他在这本小册子中企图掩饰他过去和波拿巴派的关系。恩格斯在文章中也利用了报刊上公布的证实马克思在1860年所做的关于福格特是被收买的波拿巴暗探的结论的新材料。还在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发表之前，马克思在1871年4月10日给威·李卜克内西的信中就报道过这些消息。4月15日“人民国家报”第31号刊载了一则基本上是摘自马克思给李卜克内西的那封信的简短报道：
“在正式公布于法国政府报告中的‘皇室文件和通信’（《Papiersetcorrespondancedelafamilleimpériale》）里有一个按字母顺序排列的接受波拿巴赠款的人的名单，在它的字母《Ｖ》下有这样一条：
《Vogt；illuiestremisenaoût185940000Fr．》翻译出来是：
“福格特——1859年8月付给他4万法郎’。”
“人民国家报”编辑部给这则以马克思名义发表的报道加了一段按语，其中说道：
“有些党员指责我们忽视福格特的反对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的文章，不满足于援引马克思的有名小册子作为论据，现在看来他们会满意了。但是，我们要请我们的巴黎朋友给我们寄一份完整的名单来：我们确信，在那上面我们将会找到我们的某些老朋友，他们曾经充当福格特的‘同谋’从波拿巴主义那里得到好处，现在又出于同样的动机，以同样的热情来充当俾斯麦的爱国主义的推销人了。”——第322页。
[184]马克思在他的小册子“福格特先生”中把福格特1859年控告奥格斯堡“总汇报”（《AllgemeineZeitung》）的行动，讽刺地称做“奥格斯堡战役”；福格特控告“总汇报”，是因为该报转载了揭露他是波拿巴暗探的传单“警告”。法院拒绝了福格特的控告，随后他就发表了一个诬蔑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卑鄙的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马克思写的反对福格特的小册子就是对这一诬蔑的回答。——第322页。
[185]“硫磺帮”原来是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耶拿大学学生联合会的名称，这个联合会由于它的成员捣乱生事而恶名昭著；1859年，福格特诽谤无产阶级的革命家，诬蔑马克思的拥护者，称他们为“硫磺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14卷第402—420页）。——第322页。
[186]“小拿破仑”是维克多·雨果在1851年法国立法议会的会议上所发表的演说中给路易·波拿巴起的绰号；1852年，雨果的抨击性小册子“小拿破仑”（《NapoléonlePetit》）问世以后，这一绰号得到了广泛的流传。——第323页。
[187]恩格斯按照法国政府机关报的名称，讽刺地称呼瑞士俾尔城（伯尔尼州）出版的资产阶级日报“瑞士商业信使报”（《SchweizerHandels-Courier》）为福格特通报（《Moniteur》）。该报在1853年至1909年以此名称出版。五十至六十年代它反映波拿巴的观点；该报编辑部和福格特有密切联系。——第323页。
[188]C．Vogt．《StudienzurgegenwartigenLageEuropas》．GenfundBern，1859．关于此书的评论，请看马克思的小册子“福格特先生”第八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14卷第502—551页）。——第323页。
[189]“北德总汇报”（《NorddeutscheAllgemeineZeitung》）是反动的日报，在六十至八十年代是俾斯麦政府的机关报；1861年至1918年在柏林出版。——第324页。
[190]恩格斯引自“皇室文件和通信”1871年巴黎版第2卷第161页（《Papiersetcorrespondancedelafamilleimpériale》．TomeII，Paris，1871，p．161）。——第328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总委员会关于开除托伦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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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委员会关于开除托伦的决议[182]
鉴于巴黎支部联合会委员会送请总委员会批准该联合会委员会关于公民托伦作为工人阶级代表被选入国民议会，却用最卑鄙的方式背叛了工人阶级的事业，因此将他开除出协会的决议；
鉴于国际工人协会的每一个法国会员无疑地应该站在巴黎公社的队伍中，而不应该留在篡夺权力的和反革命的凡尔赛议会中，——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批准巴黎联合会委员会的决议，并宣布将公民托伦开除出国际工人协会。
总委员会没有可能较早地就这一问题采取措施，因为直到4月25日才收到上述巴黎联合会委员会决议的原文。
1871年4月25日提出
载于1871年4月29日“东邮报”第135期、1871年5月14日“国际报”第122号、1871年5月24日“人民国家报”第42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并根据“东邮报”、“国际报”、“人民国家报”校对过
注释：
[182]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委员会关于将工人阶级事业的叛徒托伦开除出国际工人协会的决议，于1871年4月16日发表在巴黎一个国际支部的机关报“政治和社会革命报”（《LaRévolutionpolitiqueetsociale》）上。1871年2月托伦作为巴黎工人的代表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巴黎公社宣布成立后，他仍然留在镇压巴黎革命的凡尔赛议会中，拒绝执行公社关于工人议员应当同这个反动议会决裂的要求。托伦的叛变表明右翼蒲鲁东主义者公开转向反革命。总委员会早在接到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委员会的决议之前，已经根据伦敦报纸关于托伦转向资产阶级方面的报道，在4月18日的会议上初步讨论了关于托伦的叛变行为问题，并决定公开谴责他的背叛。4月25日，总委员会在接到决议的原文后，重新审查了托伦的问题，并批准了将他开除出国际的决议。
在恩格斯草拟的总委员会关于开除托伦的决议的手稿中，个别地方曾由马克思做了修改。决议用英文发表于4月29日“东邮报”第135期；曾用法文发表于5月14日“国际报”第122号；用德文发表于5月24日“人民国家报”第42号和1871年7月的“先驱”杂志第7期。手稿中的最后一段话，只在“国际报”发表的文本中刊出了，该报发表的决议后面有恩格斯作为比利时临时通讯书记的署名。——第321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关于安特卫普雪茄烟工人的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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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关于安特卫普雪茄烟工人的罢工[181]
安特卫普有500名雪茄烟工人失去了工作。工厂主要他们进行选择：要么解散他们的工会（属于国际工人协会），要么被解雇。全体工人毫无例外地坚决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工厂主便关闭了他们的企业。
工人们有6000法郎（1600塔勒）的现金；他们已经和荷兰、英国的雪茄烟工人取得了联系，不让工人从那里流入。他们将从英国得到相当大的经济支援；已经寄来176英镑（1200塔勒）；以后还将继续给予援助。不过，安特卫普人希求的只是贷款，他们声称，他们有能力偿还给与他们的一切援助。如果德国的雪茄烟工人或其他工会有能力支援他们的安特卫普兄弟，那末希望他们一定这样做。钱款请寄交：安特卫普博姆加德斯街3号菲·克楠。德国的雪茄烟工人们，只要工厂主在那里坚持自己的要求，不让他们在你们中间招收工人到安特卫普去，无论如何总是你们的义务。
弗·恩格斯写于1871年4月5日
载于1871年4月12日“人民国家报”第30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注释：
[181]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国际的比利时和荷兰支部的一位组织者菲·克楠1871年3月29日的来信中得知安特卫普雪茄烟工人举行罢工的消息。他们立即采取措施组织对罢工的雪茄烟工人的国际援助。恩格斯在1871年4月4日总委员会会议上报道了罢工的消息，根据他的提议，会议决定写信给英国工联并派遣代表团去交涉此事。1871年4月5日总委员会向英国工联发出了援助安特卫普雪茄烟工人的呼吁书，呼吁书由约·格·埃卡留斯署名，以传单形式单独发表。恩格斯还为此写信给威·李卜克内西，请他促进组织对安特卫普雪茄烟工人进行援助的工作。
英国许多工联以及布鲁塞尔的工人都响应总委员会的号召，对安特卫普的雪茄烟工人提供了经济援助，布鲁塞尔的雪茄烟工人也宣布了罢工。总委员会的援助，使得捍卫自己工会组织的安特卫普雪茄烟工人能够把罢工坚持到1871年9月并使厂方接受了他们的要求。——第320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致“泰晤士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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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致“泰晤士报”编辑[178]
阁下：
请允许我再次借用贵报篇幅驳斥一个广泛流传的谣言。
3月30日的巴黎电讯中引用了“高卢人报”[179]的一段话；这段话在“据传巴黎革命系由伦敦发动”这个耸人听闻的标题下，点缀了上星期六的伦敦各报。“高卢人报”在最近这次战争中在编造使巴黎的petitepresse〔下流报纸〕成为全世界话柄的闵豪森故事方面，完全可以和“费加罗报”[180]及“巴黎报”媲美，看来这家报纸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酷爱新闻的公众会始终恪守《Credo，quiaabsurdumest》〔“我相信它，因为它荒唐”〕［注：据说这是二世纪末三世纪初基督教作家德尔图良的一句话。——编者注］的原则。但是，甚至闵豪森男爵能否“在2月初”梯也尔先生尚未获得任何官职的时候就在伦敦发动由这位梯也尔先生企图解除巴黎国民自卫军武装而引起的“3月18日起义”呢？“高卢人报”不仅无中生有地说阿西和布朗基这两位先生到了伦敦，在那里和我举行秘密会议共同策划阴谋，而且还虚构出两个人来参加这次会议，一个是“意大利的总代理人班提尼”，另一个是“英国的总代理人德莫特”。“高卢人报”也恩准了最初由“巴黎报”授予我的“国际最高首脑”的称号。恐怕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将不顾这两家可尊敬的报纸，一如既往，既不要什么“首脑”，也不要什么“总统”。
阁下，我有幸做您的顺从的仆人
卡尔·马克思
4月3日于伦敦
载于1871年4月4日“泰晤士报”第27028号和1871年4月6日“每日新闻”第7780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泰晤士报”
注释：
[178]马克思把与此类似的一封信寄给“每日新闻”，在那里于1871年4月6日刊登出来。——第318页。
[179]“高卢人报”（《LeGaulois》）是保守的君主派日报，大资产阶级和贵族阶级的喉舌，1867年至1929年在巴黎出版。——第318页。
[180]“费加罗报”（《LeFigaro》）是法国保守派的报纸；从1826年起在巴黎出版；该报同第二帝国政府有关系。——第318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致“工人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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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工人报”编辑部[177]
1871年3月31日于伦敦
公民们：
正如我已经在3月22日的“泰晤士报”上声明的［注：见本卷第311页。——编者注］，所谓我给国际巴黎会员的信，只不过是在帝国污水沟里培植起来的一家低级报纸“巴黎报”捏造的谎言。不过，所有欧洲的“正派报纸”看来也都得到指示，把捏造作为反对国际的最有力的武器。在这些衷心维护宗教、秩序、家庭和财产的人看来，捏造不是什么应受指责的罪行。
敬礼和兄弟情谊
卡·马克思
载于1871年4月8日“工人报”第23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并根据“工人报”校对过
注释：
[177]马克思给“工人报”编辑部的信是为了答复编辑部秘书菲·克楠的要求而写的，克楠曾要求马克思揭露“巴黎报”为诬蔑国际而捏造的、并为各国反动报刊所转载的谎言。“工人报”编辑部将马克思的这封信由法文译成佛来米文发表，并在前面加了这样一段按语：“大家早已知道，我们的敌人为达到自己的目的是不择手段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敢相信，他们竟会无耻到用国际会员名义造假信的地步。可是这样的事情的确发生了。不久前在所有的大报上都可以读到‘卡尔·马克思’关于法国工人行动的一封信。安特卫普支部曾就此事致书卡尔·马克思，请他予以说明。下面就是这位国际总委员会委员的答复。”
“工人报”（《DeWerker》）是一家周报，国际佛来米支部的机关报，稍后成为比利时社会党的机关报，以后又成为比利时工人党的机关报。1868年至1914年以佛来米文在安特卫普出版。该报曾刊载国际的许多文件。——第317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致“人民国家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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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致“人民国家报”编辑部[175]
办得最有成绩的一家巴黎警察报纸“巴黎报”，3月14日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耸人听闻：《LeGrandChefdeL’Internationale》〔“国际的最高首脑”〕（《GrandChef》，大概是施梯伯的《Haupt-Chef》[176]的法文译法）。
那篇文章开头这样说道：“众所周知，他是德国人，更糟糕的是，还是普鲁士人。他叫卡尔·马克思，住在柏林”云云。“真想不到！这个卡尔·马克思不满意国际的法国会员的做法。单凭这一点就可看出他的特色。他认为他们过分注意政治，对社会问题关心不够。这就是他的看法，他刚才写信给他的战友，国际的一位巴黎祭司，公民赛拉叶，做了十分明确的阐述。卡尔·马克思要求国际的法国会员，特别是巴黎的会员不要忽视他们的协会只有一个唯一的目标：劳动的组织和工人协会的未来。但是他们不组织劳动，反而加以破坏，因此他认为必须使这些违法乱纪者尊重协会的章程。我们声明，只要卡尔·马克思先生的这封值得注意的信向国际会员一宣布，我们就有可能予以发表。”
3月19日的“巴黎报”果真刊载了一封说是由我署名的信。这封信立刻为巴黎所有的反动报刊，以后又为伦敦的报纸转载了。不过这时“巴黎报”探听到我住在伦敦，而不是住在柏林。因而这一次和第一次的报道不同，信上注明是伦敦。但是这个过迟的更正有这样一个毛病，即硬要我转弯抹角地经过巴黎和我住在伦敦的友人赛拉叶通信。正如我已经在“泰晤士报”上声明的［注：见本卷第311页。——编者注］，这封信彻头彻尾是无耻的捏造。
正是这家“巴黎报”和巴黎其他的“正派报纸”散播谣言，说国际巴黎联合会委员会似乎通过了超出它权限范围的把德国人开除出国际工人协会的决议。伦敦的几家日报赶忙抓住这条使它们感到高兴的新闻，幸灾乐祸地在自己的社论里大谈其国际终于进行的自杀。使它们感到不快的是，今天“泰晤士报”刊载了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如下声明［注：见本卷第312—313页。——编者注］：
“英国报刊纷纷报道，似乎国际工人协会的巴黎会员秉承反德同盟的意旨，竟然开除了国际中的全体德国人。这个报道完全违背事实。无论是我们协会的巴黎联合会委员会，也无论是它所代表的任何巴黎支部，都从未想到做出这样的决定。所谓的反德同盟纯粹是贵族和资产阶级玩弄的把戏。它是由赛马俱乐部倡议成立的，由于科学院、交易所、某些银行家和工厂主等的支持才得以继续存在。工人阶级从来就与它毫无关系。
这种诽谤的目的十分明显。在这次战争爆发前不久就有人企图把国际当做替罪羊，要它承担一切不愉快事件的责任。现在又是在耍这种手法。例如，瑞士和普鲁士的报纸指责国际是制造不久前在苏黎世发生的侮辱德国人事件的罪人，而像‘里昂信使报’、‘吉伦特信使报’、‘自由’等法国报纸则报道说，日内瓦和伯尔尼的‘国际会员’在普鲁士大使主持下举行了什么秘密会议；在这些会议上仿佛拟定了计划，要夺取里昂，让联合一致的普鲁士人和国际会员来共同洗劫该城。”
这就是总委员会的声明。旧社会中身居高位的人物和统治阶级只有靠民族斗争和民族矛盾才能继续执掌政权和剥削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民群众，很自然，他们都把国际工人协会看做自己共同的敌人。只要能消灭它，一切办法都是好的。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德国书记卡尔·马克思
1871年3月23日于伦敦
载于1871年3月29日“人民国家报”第26号、1871年3月31日“平等报”第6号（有删节）、1871年4月23日“先驱”杂志第4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注释：
[175]马克思致“人民国家报”编辑部的信中收有他本人在3月21日写的总委员会致“泰晤士报”等报纸编辑部的声明（德译文略有改动）（见本卷第312—313页）。致“人民国家报”编辑部的信用德文载于1871年3月29日“人民国家报”第26号和1871年4月23日“先驱”杂志第4期；用法文载于1871年3月31日“平等报”第6号，“平等报”上发表的文字对头两段有所删节。这封信除载于国际的机关报外，还发表在1871年3月26日“未来报”上。
“未来报”（《DieZukunft》）是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报纸，人民党的机关报，从1867年起在科尼斯堡出版，从1868年起在柏林出版。——第314页。
[176]《Haupt-Chef》（“主脑”）是普鲁士警官施梯伯在1852年审判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时（见注373）对暗探奸细舍尔瓦尔的称呼，施梯伯为了达到挑衅的目的，力图说明舍尔瓦尔在同盟中起领导作用，并造成他和马克思以及被告等有联系的假象（见卡·马克思的小册子“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72—487页）。——第314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总委员会给“泰晤士报”等报纸编辑部的声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
卡·马克思
总委员会给“泰晤士报”等报纸编辑部的声明[171]
致“泰晤士报”编辑
阁下：
我受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委托，请求您在贵报登载如下的声明：
英国报刊纷纷报道，似乎国际工人协会的巴黎会员秉承反德同盟的意旨，竟然开除了国际中的全体德国人。
这个报道完全违背事实。无论是我们协会的巴黎联合会委员会，也无论是它所代表的任何巴黎支部，都从未想到做出这样的决定。所谓的反德同盟纯粹是贵族和资产阶级玩弄的把戏。它是由赛马俱乐部[172]倡议成立的，由于科学院、交易所、某些银行家和工厂主等的支持才得以继续存在。工人阶级从来就与它毫无关系。
这种诽谤的目的十分明显。在这次战争爆发前不久就有人企图把国际当做替罪羊，要它承担一切不愉快事件的责任。现在又是在耍这种手法。例如，瑞士和普鲁士的报纸指责国际是制造不久前在苏黎世发生的侮辱德国人事件[173]的罪人，而像“里昂信使报”、“吉伦特信使报”、“自由”[174]等法国报纸则报道说，日内瓦和伯尔尼的国际会员在普鲁士大使主持下举行了什么秘密会议；在这些会议上仿佛拟定了计划，要夺取里昂，让联合一致的普鲁士人和国际会员来共同洗劫该城。
尊敬您的国际工人协会总书记
约·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3月22日于海-霍耳博恩街256号
卡·马克思写于1871年3月21日
载于1871年3月23日“泰晤士报”第27018号、1871年3月25日“东邮报”第130期以及国际的其他机关刊物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泰晤士报”，并根据总委员会记录簿校对过
注释：
[171]写这个声明的原因是反动的“巴黎报”发表了关于国际巴黎支部开除德国人的诬蔑性挑拨言论。巴黎联合会委员会在答复总委员会询问的一封专门信中驳斥了这种言论。总委员会在3月21日的会议上一致同意了马克思给“泰晤士报”等报纸编辑部写的总委员会声明。这个声明发表在1871年3月23日的“泰晤士报”上，并被收入1871年3月23日马克思给“人民国家报”编辑部的信中（见本卷第315—316页）。——第312页。
[172]赛马俱乐部是巴黎的贵族俱乐部，创立于1833年。——第312页。
[173]1871年3月，住在苏黎世的德国有产者为德国在普法战争中获得胜利在该城召开庆祝大会。一群被拘留在瑞士的法国军官在会上和德国人发生了冲突。反动报刊为了继续挑拨离间以达到破坏各国工人国际联系的目的，企图将此事归咎于国际的活动。国际瑞士支部特别发表声明，揭露了资产阶级报刊的诬蔑诽谤。该城的许多工人联合会也发表声明，证明国际会员与冲突事件完全无干。——第312页。
[174]“里昂信使报”（《LeCourrierdeLyon》）是1834年至1939年出版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日报。
“吉伦特信使报”（《CourrierdelaGironde》）是从1792年起在波尔多出版的反动日报。
“自由”（《LaLiberté》资产阶级喉舌，1865年至1944年在巴黎出版；1870年至1871年巴黎被围期间先后在图尔和波尔多出版。1866年至1872年属艾·日拉丹所有，支持第二国际的政策，主张对普鲁士作战，反对国防政府。——第312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致“泰晤士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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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致“泰晤士报”编辑[170]
阁下：
3月16日贵报发表了贵报驻巴黎记者的报道：
“卡尔·马克思……曾写信给他的一位在巴黎的主要信徒，说他不满意这个城市的协会〈指国际〉会员所采取的立场”云云。
看来，贵报记者的这篇报道是取自3月14日的“巴黎报”。该报在那篇报道中还答应全文发表这封硬说是我写的信。3月19日的“巴黎报”果然刊载了一封信，信上注明：1871年2月28日于伦敦，好像还有我的签名，信的内容和贵报记者的报道相同。我必须声明，这封信彻头彻尾是无耻的捏造。
弗·恩格斯起草于1871年3月21日
以复述卡·马克思来信的形式载于
1871年3月22日“泰晤士报”第27017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弗·恩格斯的草稿译的
注释：
[170]这封信是恩格斯受马克思的委托草拟的，写信的原因是法国警察报纸“巴黎报”发表了一封捏造说是马克思写的信，并利用它大作文章，说这“证明”国际的法国会员和德国会员之间存在矛盾；所有参加诬蔑国际的各国资产阶级报刊都转载了这封假信。马克思在1871年3月21日总委员会会议上指出“巴黎报”的报道是挑拨性的谎言，并且声明，他已经写信给采用“巴黎报”这则报道的“泰晤士报”编者予以驳斥。
1871年3月22日“泰晤士报”以转述的形式发表了这封信，可是在此以后该报仍继续诽谤国际，它刊载了波拿巴派报纸“自由”的撰稿人的一篇短评，歪曲马克思来信的含意。马克思在3月28日总委员会会议上揭露了“泰晤士报”的这一新的诬蔑行动。
“巴黎报”（《Paris-Journal》）是和警察当局有联系的反动日报；1868年至1874年由昂利·德·佩恩在巴黎出版。它支持第二帝国的政策，第二帝国崩溃后支持国防政府和梯也尔政府；对国际和巴黎公社进行卑鄙的诽谤，号召镇压公社社员。——第311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俄国状况致“派尔-麦尔新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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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俄国状况[166]
致“派尔-麦尔新闻”编辑
阁下：
英国政府声称，它对俄普同盟一无所知。而在德国却任何人也不怀疑存在着这种同盟。相反地，亲普鲁士的报纸为此兴高采烈，而反普鲁士的报纸则气愤不已。其中有一家报纸“人民国家报”认为，格莱斯顿先生之所以否认同盟，只是想暗示：这种条约与其说是同盟，勿宁说是臣服，在这一点上格莱斯顿先生是正确的。的确，凡尔赛和彼得堡之间，“您的至死效忠的威廉”和他的较为审慎的外甥亚历山大之间的函电往还，使人对今天大陆上两大军事帝国之间的关系的性质不再有任何怀疑。顺便说一下，这些函电首先发表在“圣彼得堡报”上[167]；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德国报刊却没有将这些函电的内容全部披露，尤其是对威廉皇帝至死效忠的保证保持缄默。不管怎样，通信的全文使人毫不怀疑，威廉皇帝想表明他如何深深地感激俄国和准备怎样为它效劳。因为皇帝已年逾七旬，而未来的王位继承人［注：弗里德里希－威廉王储。——编者注］的情绪又使人怀疑，所以俄国完全有充分的理由要趁热打铁。
此外俄国国内的情况也很难令人满意。财政遭到近乎绝望的破坏；以特殊形式实行的农奴解放和与此有关的其他社会政治改革把农业生产破坏到几乎难于置信的程度。政府时而赐与、时而废除、时而又恢复的各种自由主义性质的不彻底的措施，使得有教养的阶级有充分可能形成某种舆论；而这种舆论和现政府迄今所遵循的外交方针显然完全相反。俄国的舆论实质上有着鲜明的泛斯拉夫主义的性质，就是说，它敌视斯拉夫人的三大“压迫者”：德意志人、匈牙利人、土耳其人。它不能容忍和普鲁士结成同盟，正如它不能容忍和奥地利或土耳其结成同盟一样。此外，它还要求根据泛斯拉夫主义的精神立即采取军事行动。传统俄国外交的平静迟缓但极周密稳妥的秘密行动，对它的耐性是极为严重的考验。不管在会议[168]上获得多大的成功，对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者说来都无足挂齿。他们听见的只是自己受压迫的同胞的“痛苦呻吟”；他们感到最需要的是用强力手腕、掠夺战争恢复神圣俄罗斯失去的无上威权。此外，他们知道，未来的王位继承人［注：亚历山大王储，未来的皇帝亚历山大三世。——编者注］也具有与他们同样的思想。如果考虑到这些情况，以及向南方和西南方修建的大规模战略铁路已能有效地为进攻奥地利或土耳其或同时进攻这两个国家服务，那末这难道不是促使俄国政府和亚历山大皇帝本人采取波拿巴的老办法，趁目前与普鲁士的同盟还似乎可靠的时候，借助对外战争来暂时解除一下国内困难的强大动力吗？
在这种情况下，俄国最近发行1200万英镑公债具有完全特殊的意义。的确，证券市场上出现了爱国主义的抗议书（据传无人签名，看来一直到最后还无人签名），不过听说，售出的公债超过了规定的数字。这1200万英镑除了某些别的用途外还有什么用途，施特廷的“波罗的海报”[169]给我们做了报道，这家报纸多年来不仅对于俄国的情况消息最灵通，而且它能完全独立自主地发表这些消息。据该报驻彼得堡记者报道（新历3月4日消息），俄国军事当局从普法战争中认识到，迄今俄国建造要塞所遵循的筑垒方法是完全不适用的，因而陆军部已经制定了必要的修改计划。
“据报道，新的方法是建造单独的堡垒，这种方法应首先用来修建需要立即兴修的最重要的边防要塞。应首先给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得姆布林和莫德林等要塞建造单独的堡垒。”
而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得姆布林（即伊万城）利莫德林（它的正式俄文名称是诺沃格奥尔基也夫斯克）正是以华沙为中心的控制波兰王国大部分国土的三个要塞。现在所以没有在华沙建筑单独的堡垒，只是因为它许多年来已经有了这样的堡垒。就这样，俄国在紧张地巩固它对波兰的控制，加强它对奥地利的作战基地，而匆忙进行这样的工作对欧洲和平说来绝非吉兆。
所有这一切，目前还可称为纯粹防御性的措施。不过上述的那位记者继续写道：
“俄国在普法战争爆发时就开始的军事准备工作仍然在加紧进行。不久前陆军部已下令成立第四营。所有各团，包括驻在波兰王国的各团，都已开始执行这一命令。已经组成战时在铁道上和电讯方面执行勤务的队伍以及卫生连。正在加紧训练人们执行各种勤务，而卫生连里甚至在训练如何急救伤员，如何止血，如何使失去知觉的人复苏。”
几乎大陆上所有大规模军队的步兵团平时都是由三个营组成，无疑由平时转向战时的第一步就是成立第四营。路易－拿破仑在宣战的那一天也是下令成立第四营。在普鲁士，接到动员令后采取的第一步就是成立第四营。奥地利和俄国的情况也正是这样。不管怎样解释突然要为波兰的要塞修建单独的堡垒、突然要empressement〔急于〕在俄国军队中设立普鲁士的Krankenträger〔担架队〕以及成立铁道和电讯队伍（这个国家的铁路线和电报线都很少），成立第四营这一点总是鲜明地表明了俄国实际上已经越过平时与战时的分界线。谁也不能设想，俄国采取这种步骤是没有一定目的的；而如果说这种步骤意味着什么，那只是要进攻某人。可能这也就是需要这1200万英镑的原因。
您的忠实的恩·
弗·恩格斯写于1871年3月15日左右
载于1871年3月16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900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派尔-麦尔新闻”
注释：
[166]恩格斯写这篇文章的直接原因，是1871年3月俄国在英国证券交易所推销1200万英镑公债。这篇文章首次发表在1871年3月16日“派尔－麦尔新闻”；1923年在维也纳石印出版的恩格斯“战争短评”中收录了这篇文章，以后又和“战争短评”一起再版。——第307页。
[167]“圣彼得堡报”（《JournaldeSaint-Pétersbourg》）是俄国外交部的机关报；1825年至1914年以这一名称用法文每周出版三次。——第307页。
[168]指1871年1—3月几个国家在伦敦举行的会议，会上讨论了俄国声明废止1856年巴黎条约中有关限制俄国黑海主权的条款的问题（见注104）。——第308页。
[169]“波罗的海报”（《Ostsee-Zeitung》）是德国的一家日报，1835年起在施特廷（波兰称为兹杰辛）出版。——第309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致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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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致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162]
1871年2月13日于伦敦
公民们：
总委员会非常高兴地收到了你们12月14日的来信。你们7月30日寄出的上一封信，我们也收到了；这封信已经交给了西班牙书记公民赛拉叶，委托他代表我们给你们写回信。但是公民赛拉叶不久就到法国为共和国战斗去了，而且接着就被困在巴黎。你们所以没有收到还在他手头的你们7月30日的那封信的回信，那就是这种情况造成的。现在，总委员会在本月7日的会议上授权信末签名人——弗·恩·暂时负责同西班牙通信，并且把你们最近的这封信交给了他。
我们按期收到了下面几种西班牙文的工人报纸——巴塞罗纳的“联盟”周报、马德里的“团结报”（到1870年12月为止）、帕耳马的“工人报”（到停刊为止），新近还收到了帕耳马的“社会革命报”（仅仅是创刊号）[163]。这些报纸使我们经常了解到西班牙工人运动中所发生的事情；我们非常满意地看到社会革命的思想愈来愈成为你们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共同信念。
毫无疑问，旧政党的空洞的豪言壮语，正如你们所说的，吸引了人民的过多的注意力，因而给我们的宣传造成了很大的障碍。这种情况在无产阶级运动的最初年代中到处都发生过。在法国，在英国，在德国，社会主义者过去曾经不得不反对，而且现在也还不得不反对旧政党的影响和活动，即反对贵族的或资产阶级的、君主派的或者甚至是共和派的政党的影响和活动。各地的经验都证明，要使工人摆脱旧政党的这种支配，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每一个国家里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这个政党要有它自己的政策，这种政策将同其他政党的政策显然不同，因为它必须表现出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这种政策的细节可以根据每一个国家的特殊情况而有所不同；但是，因为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基本关系到处都一样，有产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政治统治这一事实到处都存在，所以无产阶级政策的原则和目的就总是一样的，至少在一切西方国家中是这样。有产阶级，即土地贵族和资产者，使劳动人民处于被奴役的地位，这不仅靠他们的财富的力量，不仅靠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而且还靠国家的力量，靠军队、官僚和法庭。如果放弃在政治领域中同我们的敌人的斗争，那就是放弃了一种最有力的行动手段，特别是组织和宣传的手段。普选权赋予我们一种卓越的行动手段。在德国，组织成坚强政党的工人，派出六个代表参加所谓国民代表会；我们的朋友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居然能在那里反对侵略战争，这比起我们多年来通过报刊和集会所进行的宣传，起了有力得多的、有利于国际宣传的作用。现在，在法国也刚刚选出了工人的代表，他们将在国民议会中大声宣布我们的原则。在英国最近的选举中，也将发生同样的情形。
我们高兴地知道你们想把你们国家的各个支部的会费转给我们，我们将以感激的心情接受这笔会费。会费请通过伦敦的任何一家银行用汇票汇给我们的财务委员约翰·韦斯顿，汇票请用挂号信寄给信末的签名人，地址是：伦敦海－霍耳博恩街256号（总委员会驻在地），或瑞琴特公园路122号（他的住址）。
我们还很感兴趣地等待着你们答应寄给我们的那份关于你们联合会的统计材料。
至于国际的代表大会，在当前的战争继续进行的时候，是无从考虑召开的。但是，如果和平很快就恢复，——这是很可能的——总委员会马上会研究这个重大问题，并且会考虑你们提出的在巴塞罗纳召开代表大会的友好邀请。
我们在葡萄牙还没有支部；同这个国家的工人建立联系，这对你们来说也许比我们容易些。如果这样的话，那就请你们就这件事再写一封信给我们。同样，我们相信，如果你们能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印刷工人建立联系，以后把所取得的结果告诉我们，那至少在开始时是比较好的。现在，如果你们能给我们寄一期“布宜诺斯艾利斯印刷工人协会年鉴”[164]来看一看，那你们就给我们的工作帮了一个令人满意的和有益的忙。
在其他各国，国际运动虽然障碍重重，但是仍在继续发展。在英国，北明翰和曼彻斯特的工会中央理事会（Trades’Councils）不久以前已经直接加入我们的协会，通过它们，这个国家的两个最大的工业城市的工人也就加入我们的协会了。在德国，我们现在正受着政府的迫害，这种迫害和一年前我们在法国所受到的路易·波拿巴的迫害是一样的。我们的德国朋友们——其中已经有五十多人被投入监狱——真正是在为国际的事业受苦；他们之所以被逮捕和受迫害，是因为他们用全部力量反对侵略政策，要求德国人民和法国人民友好。在奥地利，我们的许多朋友也被关在监狱里，但是运动还是在发展。在法国，我们的各地的支部都成为反抗侵略的灵魂和力量；它们在南方各大城市中夺得了地方政权；里昂、马赛、波尔多、土鲁斯都发挥了前所未见的毅力，这应当完全归功于国际会员的努力。在比利时，我们有强大的组织；我们的比利时各支部刚胜利地开过自己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士，不久以前在我们各支部之间出现的意见分歧，看来在开始平息下去。我们从美国接到了消息，说又增加了一些新的支部，即法国人支部、德国人支部和捷克人（波希米亚人）支部，此外，我们同一个很大的美国工人组织——劳工同盟（LaborLeague）[165]仍然保持着兄弟般的关系。
希望很快能得到你们的新消息，向你们致兄弟般的敬礼。
代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弗·恩·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5年第1版第26卷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注释：
[162]这封给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信是恩格斯作为总委员会西班牙临时通讯书记为答复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1870年12月14日的来信而写的。恩格斯和国际西班牙各支部建立联系后，就帮助它们和巴枯宁主义作斗争，因为从1871年初起西班牙也成了巴枯宁主义活动的场所。在这个国家，巴枯宁分子在国际的机构里建立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组织，企图攫取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领导权，在1872年4月4—11日举行的国际西班牙各支部的萨拉哥沙代表大会之前，总委员会的支持者一直在该联合会委员会中占多数。尽管巴枯宁分子进行分裂活动，国际的思想在西班牙工人阶级中仍然得到愈益巨大的支持，这一点的表现是在西班牙建立了国际工人协会的许多新的支部。——第303页。
[163]“联盟”（《LaFederacion》）是西班牙工人的周报，国际的巴塞罗纳联合会的机关报，1869年至1873年在巴塞罗纳出版，受巴枯宁派的影响。
“团结报”（《LaSolidaridad》）是西班牙报纸，国际马德里各支部的机关报，从1870年1月起在马德里出版，1871年1月被政府查封。
“工人报”（《ElObrero》）是西班牙日报，1870年至1871年在帕耳马（马利奥尔卡岛）出版。1871年1月被政府查封后以“社会革命报”（《LaRevolucionsocial》）的名称继续出版。“社会革命报”出版三期后即被查封，因为该报编者被控“侮辱国王”而受到法庭追究。——第303页。
[164]恩格斯指的是1871—1872年出版的阿根廷工人报纸“布宜诺斯艾利斯印刷工人协会年鉴”（《AnalesdelaSociedadTipograficaBonaerense》）。——第305页。
[165]指1866年8月在美国巴尔的摩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全国劳工同盟。美国工人运动出色的活动家威·西耳维斯积极地参加了成立同盟的工作。同盟在美国展开为争取工人组织的独立政策、白人工人和黑人工人的团结、八小时工作制以及女工权利的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它很快就同国际工人协会建立了联系。1869年，同盟的代表凯麦隆出席了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的最后几次会议。1870年8月，同盟在自己的辛辛那提代表大会上通过决议，宣布它拥护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并希望加入协会。但是这一决议并没有实现。全国劳工同盟的领导不久就埋头于空想的金融改革方案；这种改革的目的是消灭银行制度，并由国家提供低息贷款。1870—1871年，一些工联脱离了同盟，到1872年同盟实际上已不复存在。——第306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总委员会关于英国工人阶级在普法战争现阶段的立场的决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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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总委员会关于英国工人阶级在普法战争现阶段的立场的决议草案[160]
1．工人阶级支持法兰西共和国的运动首先应当集中全力迫使英国政府承认法兰西共和国。
2．像建议者所理解的那种英国为保卫法国而进行的武装干涉，只能在一定的时期有效，而这种时期早已过去。
3．英国不仅不能有效地干预欧洲大陆发生的事件，而且本身也不能抵御欧洲大陆的军事专制制度，除非它能重新取得运用它的实际军事力量——它的海军——的自由，而要重新取得这种自由，只有宣布不受巴黎宣言[161]的约束。
弗·恩格斯于1871年1月31日提出
载于1871年2月4日“东邮报”第123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并根据总委员会记录簿校对过
俄译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注释：
[160]这个决议草案是恩格斯草拟的，并由他在1871年1月31日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来作为讨论英国工人阶级在普法战争现阶段的立场问题的基础。这次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筹备并在他们的领导下进行的讨论，目的是要使国际能影响1871年1月在英国蓬勃开展的保卫法兰西共和国的运动（见注152）。尽管1870年9月4日在法国成立的共和国是由反革命资产阶级的代表所领导，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在法国遭到普鲁士入侵的情况下仍应积极参加争取在外交上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的运动，因为这一运动能促使法国巩固国防，发动人民抗击普鲁士侵略者。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强调指出必须对法兰两共和国争取独立自主的无产阶级政策，严厉批评它的反人民的投降主义的政府，争取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进一步高涨的前景。
恩格斯的决议案是针对妄图攫取保卫法兰西共和国运动领导权的激进实证论者（比斯利、康格星弗等）的立场提出来的。这批人力图使无产阶级运动最终屈从于他们的影响，企图在法国正规军被打败的情况下提出由英国出兵援助法国的冒险主义要求来迷惑群众，这就造成了争取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的运动的分裂和削弱。
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地参加了关于英国工人阶级在普法战争现阶段的立场问题的讨论，这次讨论是在1月31日，2月7日、14日、21日，3月3日和14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进行的。保存下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发言记录，以及发表在“东邮报”上的报道，都是片断性的，而且其中有很多不确切的地方。
1871年3月14日总委员会一致通过了第三个决议，原因是德法两国签订了停战协定，英国已承认梯也尔的反革命政府，前两个决议已没有必要。
“东邮报”（《TheEasternpost》）是一家工人周报，从1868年至1873年在伦敦发行。从1871年2月至1872年6月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机关报。——第302页。
[161]恩格斯指的是附于巴黎和约（见注104）的“海上国际法原则宣言”。该宣言由奥地利、英国、普鲁士、俄国、撒丁和土耳其等国代表于1856年4月16日签字。它根据1780年叶卡特琳娜二世政府宣布的武装中立原则确定了海上战争规则，其中规定：禁止海上抢劫，敌船上的中立国货载和中立国船上的敌方货载不得侵犯（不包括武装走私），只承认正式封锁。
恩格斯在决议草案中提出英国拒绝巴黎宣言的要求，是根据1871年出现的国际局势，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采取这种行动可以防止沙皇俄国为援助普鲁士而参加欧洲战争，也可以抵制俄国和普鲁士的反革命政府增强了的影响。——第302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关于德国的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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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关于德国的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
致“每日新闻”编辑
阁下：
当俾斯麦指责法国政府，说
“它使得在法国不可能通过报刊和议会讲坛自由发表意见”
的时候，他显然只是想开一个柏林式的玩笑罢了。如果您想知道法国的“真正舆论”，那就请向凡尔赛“通报”[156]的编辑和著名的普鲁士警探施梯伯先生请教去吧！
由于俾斯麦的特别命令，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先生已经以叛国罪被逮捕，其实这仅仅是因为他们敢于履行他们作为德国议员所承担的责任，即在联邦国会里抗议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投票反对新的军事拨款，表示同情法兰西共和国，抨击想要把德国变成普鲁士兵营的企图。社会民主党不伦瑞克委员会的委员们由于发表了类似的意见，从去年9月初以来就受到苦役犯般的待遇，直到现在还背着叛国这样一个可笑的罪名。同样的命运也落到许多散发过不伦瑞克宣言的工人身上。在类似的借口下，莱比锡“人民国家报”[157]的副主编赫普纳先生也以叛国罪被起诉。在普鲁士境外出版的少数几家独立的德文报纸都被禁止输入霍亨索伦王朝的领土。主张给法国以光荣和平的德国工人集会每天都为警察所驱散。按照福格尔·冯·法尔肯施坦将军天真地叙述的普鲁士官方理论，每一个“企图阻挠普鲁士实现其对法战争的预定目标”的德国人，都要以叛国罪论处。假如甘必大先生及其同僚，像霍亨索伦王朝一样，被迫用武力来压制舆论的话，那他们只要采用普鲁士的办法，借口战争来宣布全法国戒严就行了。在德国土地上只有被关在普鲁士监狱里的法国士兵。但是，尽管如此，普鲁士政府还是觉得必须停止一切法律的效力，严格地保持戒严状态，也就是严格地保持最粗暴、最可恶的军事独裁方式。法国的土地上驻有将近100万德国侵略军。可是法国政府还是能够安安稳稳地不采取“使得有可能自由发表意见”的普鲁士办法。请把德国的情况和法国的情况比较一下吧！可是，对于俾斯麦对言论自由的无所不包的爱来说，一个德国原来已经太小了。当卢森堡人流露出他们对法国的同情的时候，俾斯麦就把这种感情的流露当做他废除关于中立的伦敦协定[158]的一个借口。当比利时的报刊犯了类似的过失的时候，普鲁士驻布鲁塞尔的大使冯·巴兰先生就要求比利时政府不但要禁止报纸发表任何反普鲁士的文章，甚至还要禁止刊登旨在鼓舞法国人进行自己的解放战争的新闻。《pourleroidePrusse》［注：直译是：为了普鲁士国王；转意是：白白地。——编者注］废除比利时的宪法，——这真是非常非常谦虚的要求。斯德哥尔摩的几家报纸刚刚拿威廉·亚涅山大［注：见本卷第14页脚注。——译者注］的众所周知的“虔敬”开了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俾斯麦马上就向瑞典内阁提出了气势汹汹的照会。甚至在圣彼得堡那个地方，他居然也发现了过于自由的报纸。由于他的低声下气的请求，书报总检查官把彼得堡的主要报纸的总编辑召到他那里去，吩咐他们注意不要对这位忠于沙皇的普鲁士臣仆作任何非难。这些总编辑中的一个，扎古利亚耶夫先生，极其疏忽大意，竟把这次avertissement〔警告〕的秘密在“呼声报”[159]上泄露出去了。他立即被俄国的警察抓起来并被驱逐到某个偏僻的省份去。如果以为这些宪兵措施仅仅是由于战争寒热病的发作而产生的，那就错了。相反地，这是普鲁士法律原则的真正的有计划的应用。普鲁士刑法典里确实有一个古怪的条款，根据这一条，任何一个外国人在他本国或在其他任何国家有了“侮辱普鲁士国王”或“背叛普鲁士”的行为或言论，都要受到起诉！法国目前不仅是为它自身的民族独立，而且是为德国和欧洲的自由而战斗，幸而它的事业决不是没有希望。
谨向阁下致敬
卡尔·马克思
1871年1月16日于伦敦
载于1871年1月19日“每日新闻”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每日新闻”
注释：
[156]“通报”（《Moniteur》）是普鲁士为法国居民发行的一个官方报纸的简称，于1870年10月15日至1871年3月5日由俾斯麦监督在凡尔赛出版。本文发表时该报用的名称是“法国北部共同政府及塞纳-瓦瑟省政府官方通报”（《MoniteurofficielduGouvernementgénéralduNorddelaFranceetdelaPréfecturedeSeine-et-Oise》）。——第299页。
[157]“人民国家报”——见注1。——第299页。
[158]关于卢森堡中立的伦敦协定是奥地利、比利时、法国、英国、意大利、尼德兰、卢森堡、普鲁士以及俄国于1867年5月11日签订的，这个协定解决了由拿破仑第三的野心所引起的所谓卢森堡危机（拿破仑第三要普鲁士同意法国兼并卢森堡，作为对他在1866年普奥战争时期保持中立的补偿）。根据这个协定卢森堡被宣布为永久中立国，由缔约各国保证它的中立。
1870年12月9日俾斯麦鉴于卢森堡对法国过于友好，因而宣称准备今后不承认它的中立，但在英国的压力下在12月19日就放弃了这种威胁。——第300页。
[159]“呼声报”（《Гoлoc》）是俄国的政治和文学日报，代表自由资产阶级的利益，于1863年至1884年在彼得堡出版。——第301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致国际工人协会比利时支部第六次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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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致国际工人协会比利时支部第六次代表大会[155]
1870年12月23日于伦敦
公民们：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向你们第六次代表大会祝贺。召开这次代表大会这一事实本身就再次证明，比利时无产阶级甚至当血腥的和兄弟残杀的战争使整个欧洲充满恐怖，暂时使社会舆论无暇他顾的时候，仍然不倦地坚持着他们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斗争。
我们特别满意地指出，比利时支部在对待这次战争的态度上遵循了符合各国无产阶级利益的行动路线，宣布了符合各国无产阶级利益的思想，即拒绝一切侵略意图，支持法兰西共和国。而且我们的比利时朋友们在这方面和其他国家的工人们行动完全一致。
自从普鲁士人占领卢昂以后，我们和法国所保持的最后联系就暂时中断。可是在英国、美国和德国的工人中却异常迅速地掀起了反对侵略战争、支持法兰西共和国的运动。尤其是在德国，这个运动所具规模之大，使得普鲁士政府觉得必须为了它的反动掠夺政策的利益来镇压工人。设于不伦瑞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被逮捕了；该党的许多党员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而且在北德意志联邦国会中代表工人阶级观点和利益的两个议员，公民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也被关入监狱。国际被指责向所有这些公民发出了实行一次广泛革命阴谋的信号。我们所面临的无疑是声名狼藉的所谓国际在巴黎的阴谋的翻版，这个阴谋据说是被波拿巴的警察破获的，但是后来证明是一种不攻自破的捏造。国际工人运动尽管遭到种种迫害，仍然日益发展和壮大。
这次代表大会使你们能够确定支部和其他附属团体的数目，以及其中每一个组织的人数，从而对我们的运动在比利时的成就得到一个正确的概念。我们希望你们把这个说明我们协会在比利时的状况的统计资料通知总委员会。我们将尽力给这个统计资料加上其他国家的材料。自然我们会把这个材料保守秘密，我们从中引用的事实也不会公开发表。
其次，总委员会希望比利时支部能在1871年内考虑一下历次国际代表大会关于向总委员会提供经费的决议。这次战争使大陆上的大部分国家都难以提供经费；我们也清楚地知道，比利时的工人们也正经受着这次战争所造成的普遍萧条的影响。总委员会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只不过是提醒比利时支部，没有物质上的支援，总委员会就势难开展如它所期望的那种规模的宣传活动。
由于比利时书记、公民赛拉叶不在，总委员会特委托本人向代表大会发出此项通知。
敬礼和兄弟情谊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载于1871年1月1日“国际报”第103号，最后三段被省去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国际报”，并根据手稿校对过；发表时删去的几段按手稿恢复
注释：
[155]致国际工人协会比利时联合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信，是1870年12月20日总委员会在讨论了比利时支部问题后委托恩格斯写的。这封信在发表时删去了最后三段，这三段在恩格斯的草稿上是有的，因带有保密性质，本来不供发表之用。
国际工人协会比利时联合会例行的第六次半年代表大会于1870年12月25—2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大会听取了财务报告，关于联合会机关报“国际报”（见注1）的活动的报告，以及关于国际工人协会在比利时的状况的报告。——第296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关于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委员的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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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关于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委员的被捕[154]
设于不伦瑞克的国际工人协会德国支部中央委员会，于9月5日向德国工人阶级发出了宣言，号召他们不准许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并且争取和法兰西共和国缔结光荣的和约。根据司令官福格尔·冯·法尔肯施坦将军的命令，不仅没收了这篇宣言，而且逮捕了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甚至逮捕了印刷这一文件的不幸的印刷厂主人，并且像对待一般刑事罪犯那样，给他们戴上镣铐，解往东普鲁士的勒特岑。
卡·马克思写于1870年9月14日左右
载于1870年9月15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744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派尔－麦尔新闻”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释：
[154]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委员白拉克、邦霍尔斯特、施皮尔、屈恩、格腊勒以及印刷厂主人西维尔斯于1870年9月9日为发表关于战争的宣言被军警当局逮捕（见注142）。军警当局想借此打击工人运动，阻止反对普鲁士政府军国主义计划的行动。马克思从威·李卜克内西处获得关于不伦瑞克委员会委员被捕的消息后，就立即采取措施，揭露德国当局的这一专横举动（从这一专横举动起，开始了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粗暴警察迫害的整个时期）。关于不伦瑞克委员会委员被捕的报道，寄给了“派尔－麦尔新闻”、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回声报”等许多报纸。马克思于1870年9月20日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报告了不伦瑞克委员会委员们被捕的经过，强调指出这次逮捕毫无法律根据。经过数月的监禁，到1871年10月，政府当局以警察捏造的破坏社会秩序的罪名将不伦瑞克委员会委员们提交法庭审判。主要的罪状之一，是参加普鲁士法律所禁止的国际工人组织——国际工人协会。法庭对不伦瑞克委员会委员们判处了期限不同的徒刑。以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为首的社会民主工党，虽然遭到警察的迫害，仍大力开展宣传工作，反对普鲁士的掠夺计划，争取和法国缔结光荣的和约。——第295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
卡·马克思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145]
致国际工人协会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
在我们7月23日发表的第一篇宣言中，我们说过：
“第二帝国的丧钟已经在巴黎敲响了。第二帝国的结局也会像它的开端一样，不过是一场可怜的模仿剧。但是不应该忘记，正是欧洲各国政府和统治阶级让路易·波拿巴在十八年内表演了复辟帝国的残酷笑剧。”［注：见本卷第5页。——编者注］
这样，在军事行动尚未开始以前，我们已把波拿巴主义的肥皂泡看做是过去的事情了。
我们对于第二帝国的生命力没有看错。同样，我们担心在德国方面“战争失去纯粹防御性质而变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注：见本卷第6页。——编者注］，也没有错。防御的战争确实是以路易·波拿巴投降、色当失陷和巴黎宣告成立共和国而终结了。但是还在这些事件发生以前很久，当波拿巴军队的腐朽透顶的情况暴露无遗的时候，普鲁士掌权的武人奸党已经决定要进行掠夺了。诚然，当时在这方面有一个相当讨厌的障碍，即国王威廉自己在战争开始时发表的声明。威廉在北德意志联邦国会上发表的御前演说中，曾庄严地声明，他是同法国皇帝作战，不是同法国人民作战。8月11日，他发布了告法兰西民族书，其中说道［注：在马克思翻译并于1870年以单行本刊印的德文本中删去了这句话和以下的引文，引文以后一直到“他们立刻给了……一个暗示”这一段的文字也有所删节。——编者注］：
“由于拿破仑皇帝在陆上和海上向以前愿意、现在仍然愿意同法国人民和平相处的德意志民族发动了进攻，为了打退他的进攻，我才负起了指挥德国军队的责任，而战争事变的进程使我不免要越过法国的国界。”
威廉为了肯定战争的防御性质，不仅声明说他负起指挥德国军队的责任只是“为了打退进攻”，并且还补充说，只是“战争事变的进程”才使他不免越过了法国的国界。自然，防御战争并不排斥“战争事变的进程”所要求采取的攻势行动。
因此，这个虔诚的国王曾向法国和全世界保证他所进行的是纯粹防御性质的战争。怎样才能使他摆脱这一庄严保证的约束呢？导演这出戏的人们便不得不把事情弄成这样，仿佛威廉是心不由主地顺从了德意志民族的不可抗拒的要求。他们立刻给了德国自由资产阶级连同它那帮教授和资本家、市议员和新闻记者们一个暗示。这个在1846—1870年间争取公民自由的斗争中曾表现过空前犹豫、无能和怯懦的资产阶级，看到要在欧洲舞台上扮演凶猛吼叫的德国爱国主义狮子的角色，当然是欢欣若狂。它戴上公民独立的假面具，装出一付样子，仿佛它在逼使普鲁士政府执行这个政府自己的秘密计划。它深自忏悔不该那样长久地和近乎虔诚地相信路易·波拿巴毫无罪过，因此它大声疾呼要求把法兰西共和国撕成碎块。让我们略微听一听这些爱国勇士们所用的漂亮论据吧。
他们不敢武断说亚尔萨斯和洛林的居民渴望投入德国怀抱。恰恰相反。为了惩罚这些居民对法国的爱国情感，斯特拉斯堡（一个有一座居高临下的独立卫城的城市）被“德意志的”爆炸弹野蛮地滥轰了六天之久，焚毁了城市，杀害了大批赤手空拳的居民！当然嘛！这两省的领土先前有个时候曾经隶属于早已寿终正寝的德意志帝国。因此，这块领土连同它所有的居民，看来应该当做德国固有财产加以没收。如果依照古玩爱好家的想法恢复昔日欧洲的地图，那就千万不要忘记，先前勃兰登堡选帝侯曾以普鲁士领主身分做过波兰共和国的藩臣[146]。
但是，更加机灵的爱国者们要求亚尔萨斯和洛林德语区的土地，说这是防止法国侵略的“物质保证”。因为这种卑鄙的口实曾把许多头脑迟钝的人弄得糊里糊涂，我们认为有责任比较详细地谈谈这一点。
毫无疑义，亚尔萨斯的一般地势（和莱茵河对岸比较起来），加上有斯特拉斯堡这样一个大筑垒城市几乎位于巴塞尔到盖尔曼尔斯海姆的半路上，使法国入侵南德意志十分容易，而从南德意志入侵法国就特别困难。同样毫无疑义，亚尔萨斯和洛林德语区并入德国，会大大加强南德意志的边防，因为那时南德意志将能够控制全部佛日山脉和作为北面关隘屏障的堡垒。如果麦茨也被并入，那末法国立刻就会失去攻击德国的两个主要作战基地，但是这并不能阻止它在南锡或凡尔登建立新的基地。德国拥有科布伦茨、美因兹、盖尔曼尔斯海姆、拉施塔特和乌尔姆等专门对付法国的作战基地，并且在这次战争中就有效地利用了这些基地。难道德国有丝毫根据嫉妒在这方面只有两个较重要要塞即麦茨和斯特拉斯堡的法国吗？此外，斯特拉斯堡只有在南德意志与北德意志分离的时候，才能使南德意志受到威胁。从1792年到1795年，南德意志一次也没有从这方面受到侵犯，因为普鲁士当时参加了反对法国革命的战争；但是，当普鲁士于1795年缔结了单独和约[147]而把南方置之不顾的时候，南德意志就开始受到以斯特拉斯堡为作战基地的侵犯，并且一直继续到1809年。实际上，统一的德国，只要像在这一次战争中所做的那样，把它的全部军队集中在萨尔鲁伊和兰道之间，并且沿美因兹到麦茨的道路一线进攻或应战，那末它在任何时候都能使斯特拉斯堡以及驻在亚尔萨斯的任何法国军队无以为害。只要德国的大部军队驻扎在那里，那末从斯特拉斯堡向南德意志进犯的任何法国军队，都有被包围和交通线被切断的危险。如果最近这次战役有所证明的话，那就是证明了从德国向法国进攻较为容易。
但是，老实说，把军事上的考虑当成决定国界的原则，岂不完全是一种无稽之谈和时代错误吗？如果按照这条规则行事，那末奥地利还可以要求取得威尼斯，要求取得明乔河一线；而法国为了保护巴黎就可以要求取得莱茵河一线，因为巴黎从东北受到进攻的危险，无疑比柏林从西南受到进攻的危险大得多。如果国界应当根据军事利益决定，那末要求就会毫无止境，因为任何一条战线都必然有其缺点，可能用兼并邻近新地区的办法加以改进；并且这种国界永远也无法最终和公允地划定，因为每一次总是战胜者强迫战败者接受自己的条件，从而播下新战争的种子。
全部历史的教训就是这样。这对于整个民族来说和对于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为了剥夺他们的进攻能力，就必须剥夺他们的防御手段。不但要勒住他们的喉咙，而且要置他们于死地。如果说从前曾经有过一个战胜者力求以“物质保证”来摧毁对方民族的力量的话，那就是拿破仑第一：他缔结过提尔西特和约，并用这个和约来对付普鲁士以及德国的其他地区。然而，几年之后，他那赫赫威势就像一根腐朽的芦苇似的被德国人民摧毁了。但是，普鲁士现在在它最狂妄的幻想中能够或者敢于向法国索取的“物质保证”，难道能够和拿破仑第一当日向德国本身索取过的相比吗？这一次，结果也会是同样悲惨的。历史将来给予报应的时候，决不会是看你从法国割去了多少平方英里的土地，而是看你在十九世纪下半叶重新推行掠夺政策的这种罪恶有多大。
条顿族的爱国主义的喉舌们会说：但是你们不应该把德国人同法国人混为一谈呀。我们所要的不是荣誉，而是安全。德国人本质上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在他们明智的监视下，甚至掠夺行为也从未来战争的原因变成了永久和平的保证。当然不是德国人在1792年为了用刺刀击溃十八世纪革命的崇高目的而侵入法国呀！也不是德国人在奴役意大利、镇压匈牙利以及瓜分波兰的时候染污了双手呀！在德国现行军事制度下，所有成年男子都被分成现役常备军和归休常备军两部分，并且这两部分都必须绝对服从自己的天赐长上，——这样的制度当然是维护和平的“物质保证”，并且是文明的最高目的！在德国，也如在任何其他地方一样，有权势者的走卒总是用虚伪的自我吹嘘毒化社会舆论。
这帮德国爱国志士看到法国的麦茨和斯特拉斯堡这两个要塞就装出气愤的样子，但是对于俄国在华沙、莫德林、伊万城等处布设的庞大筑垒体系，他们却不认为有什么不好。他们在受波拿巴侵犯的惨象面前周身发抖，而他们对于受俄皇监护的奇耻大辱却置若罔闻。
正如在1865年，路易·波拿巴和俾斯麦相互保证一样，在1870年，哥尔查科夫同样也和俾斯麦相互保证[148]。正如路易·波拿巴自鸣得意地认为1866年的战争将使奥地利和普鲁士都筋疲力竭，因而使他成为德国命运的最高主宰一样，亚历山大也自鸣得意地认为1870年的战争将使德国和法国都筋疲力竭，因而使他成为西欧大陆命运的最高主宰。正如第二帝国认为自己不能与北德意志联邦并存一样，专制的俄国也定会感觉到普鲁士领导的德意志帝国是对它的威胁。这原是旧的政治制度的规律。在这个旧制度范围内，一国之所得即是他国之所失。沙皇能对欧洲发生极大的影响，是由于他对德国有传统的控制力。当俄国内部的那些火山似的社会力量有可能震撼专制制度最深固的根基时，难道沙皇能容许丧失他的这种国外威势吗？俄国的报纸已经用波拿巴的报纸在1866年战争结束后所用的口气说起话来了。难道条顿族的爱国志士真的以为他们迫使法国投入俄国的怀抱，就可以保证德国获得自由与和平［注：1870年德文版中在“自由与和平”前面还有“独立”一词。——编者注］吗？如果军事上的侥幸、胜利后的骄横以及王朝的阴谋把德国推到宰割法国的道路上去，那末德国就只有两条路可走。它必须不顾一切成为俄国掠夺政策的公开的工具［注：1870年德文版中增加“这符合霍亨索伦王朝的传统”等字。——编者注］，或者是经过短暂的喘息之后重新开始准备进行另一次“防御”战争，但不是进行那种新发明的“局部”战争，而是进行种族战争，即反对斯拉夫种族和罗曼语种族联合势力的战争［注：1870年德文版中增加下列字句：“这就是昏聩的资产阶级爱国者为德国‘保证’的和平前景。”——编者注］。
德国工人阶级坚决支持了它所无力阻止的这场战争，把这看做是争取德国独立、争取法国和全欧洲从第二帝国这个可恶的梦魔的羁绊下解放出来的战争。正是德国的产业工人，和农村的劳动者一起，撇下了半饥半饱的家庭而组成了英勇的军队的骨干。他们在国外战场上历尽艰辛之后，还要在家里再熬受悲惨境遇的折磨［注：1870年德文版中增加下列字句：“而爱国主义的空谈家会安慰他们说，资本无祖国，而工资是由反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的供求规律来调节的。因此，难道工人阶级还不应该表示自己的态度，不再让资产阶级老爷们用他们的名义来讲话。”——编者注］。所以他们现在也要求得到“保证”，——保证使他们付出的无数牺牲不致虚掷，使他们获得自由，使他们对波拿巴军队的胜利不会像1815年那样变成德国人民的失败[149]。而他们所要求的第一个这样的保证，就是使法国获得光荣的和平并承认法兰西共和国。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9月5日发表了一个宣言，坚决要求这些保证。宣言说：
“我们抗议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我们了解我们是代表德国工人阶级说话的。为了法国和德国的共同利益，为了和平和自由的利益，为了西欧文明向东方野蛮进行斗争的利益，德国工人决不能容忍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我们将和我们全世界的工人同志们一起，忠实地拥护无产阶级共同的国际事业！”[150]
不幸，我们不能指望他们马上获得成功。既然法国工人在和平时期尚且不能阻止侵略者，那末德国工人在军事狂热时期又怎么会有较多的希望制止住胜利者呢？德国工人的宣言要求把路易·波拿巴当做普通罪犯引渡给法兰西共和国。他们的统治者却已在竭力设法重新把他扶上土伊勒里宫的宝座，认为他是能葬送法国的最适当的人选。可是无论如何，历史会证明，德国工人决不是像德国资产阶级那样由脆弱的材料造成的。他们一定会尽到自己的责任。
我们同他们一起为法国建立共和国而欢呼，但是同时我们感到不安，我俩唯愿这种不安是无根据的。这个共和国并没有推翻王位，而只是［注：1870年德文版中有“依靠德国的刺刀”等字。——编者注］占据了它所留下的空位子。它不是作为一种社会的成果，而是作为一种民族的防御措施宣告成立的。它掌握在一个临时政府手中；组成这个政府的，一部分人是声名狼藉的奥尔良党人，一部分人是资产阶级的共和党人，而后者中间某些人又在1848年六月起义时期[151]沾染了洗不清的污点。这个政府的成员之间的职务分配情形是不妙的。奥尔良党人夺取了军队和警察这一些重要据点，而冒牌的共和党人则只是分到了一些空谈的部门。这个政府的最初几个步骤中已经明显地表明，这个政府不只是从帝国那里承袭了一大堆残砖断瓦，而且还承袭了它对工人阶级的恐惧。他们现在用共和国的名义狂言大语地允诺一些不可能兑现的事情，其目的不是要掀起一种拥护“可能的”政府的喧嚣吗？这个共和国依照它那帮资产阶级首脑中的某些人的意图，不是只应该充当奥尔良王朝复辟用的跳板和桥梁吗？
由此可见，法国工人阶级正处于极困难的境地。在目前的危机中，当敌人几乎已经在敲巴黎城门的时候，一切推翻新政府的企图都将是绝望的蠢举。法国工人应该执行自己的公民职责［注：1870年德文版中在“职责”一词后面有“他们也正是这样做着”等字。——编者注］，但同时他们不应当为1792年的民族回忆所迷惑，就像法国农民曾经为第一帝国的民族回忆所欺骗那样。他们不是应该重复过去，而是应该建设将来。唯愿他们镇静而且坚决地利用共和国的自由所提供的机会，去加强他们自己阶级的组织。这将赋予他们以海格立斯般的新力量，去为法国的复兴和我们的共同事业即劳动解放的事业而斗争。共和国的命运要靠他们的力量和智慧来决定。
英国工人已经采取了一些步骤，以求用外部的有效压力来强迫他们的政府改变不愿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的态度[152]。英国政府现在迟迟不决，大概是想以此抵销反雅各宾战争，以及它过去承认coupd’état〔政变〕时所表现的那种不体面的急性态度吧[153]。此外，英国工人要求他们的政府用一切力量反对肢解法国，而这种肢解是一部分英国报刊公然无耻地要求的［注：1870年德文版中此句的结尾是：“而英国部分报刊要求这种肢解的叫嚷并不低于德国的爱国者。”——编者注］。正是这部分报刊曾在整整二十年内把路易·波拿巴崇奉为欧洲的救主，并且欢欣若狂地赞扬了美国奴隶主的叛乱。现在，它们也像当时一样，为奴隶主的利益卖力。
国际工人协会的每一个国家的支部都应当号召工人阶级行动起来。如果工人们忘记自己的职责，如果他们仍然采取消极态度，那末现在这场可怕的战争就会成为将来发生新的更可怕的国际战争的预兆，并且会在每一国家内使刀剑、土地和资本的霸主们又一次获得对工人的胜利。
VivelaRépublique！〔共和国万岁！〕
总委员会：
罗伯特·阿普耳加思马丁·詹·布恩
弗雷德里克·布列德尼克凯希耳
约翰·黑尔斯威廉·黑尔斯
乔治·哈里斯弗里德里希·列斯纳
洛帕廷本·鲁克拉夫特
乔治·米尔纳托马斯·莫特斯赫德
查理·默里乔治·奥哲尔
詹姆斯·帕涅尔普芬德
吕耳约瑟夫·谢泼德
考威尔·斯特普尼斯托耳
施穆茨
通讯书记：总委员会：
欧仁·杜邦……………………法国
卡尔·马克思…………………德国和俄国
奥·赛拉叶……………………比利时、荷兰和西班牙
海尔曼·荣克…………………瑞士
卓万尼·波拉…………………意大利
捷维·莫里斯…………………匈牙利
安东尼·扎比茨基……………波兰
詹姆斯·柯恩…………………丹麦
约·格·埃卡留斯……………美国
执行主席威廉·唐森
财务委员约翰·韦斯顿
总书记约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1870年9月9日于伦敦西中央区海－霍耳博恩街256号
卡·马克思写于1870年9月6—9日
1870年9月11—13日用英文以传单形式刊印，1870年9—12月用德文以传单形式刊印，并用德文和法文在期刊上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1870年英文第2版，并根据1870年的德文版校对过
注释：
[145]“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SecondAddressoftheGeneralCounciloftheInternationalWorking-Men’sAssociationontheWar》）是马克思在1870年9月6日和9日之间写成的。1870年9月6日，国际总委员会研究了由于第二帝国崩溃及普法战争进入一个新阶段而形成的新局势，决定对普法战争发表第二篇宣言，并为此成立了一个起草委员会，其成员有马克思、荣克、米尔纳和赛拉叶。马克思在写这篇宣言时，利用了恩格斯寄给他的各种材料，这些材料揭露了普鲁士军阀、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借口军事战略上的需要并吞法国领土的野心。总委员会在1870年9月9日召开的专门会议上一致通过了马克思起草的这一宣言，并且将它分送给伦敦各资产阶级报纸。这些报纸都采取了沉默态度，只有“派尔－麦尔新闻”在1870年9月16日刊登了宣言的摘要。9月11—13日宣言用英文以传单的形式出版，印数为一千份。9月底又出版了将第一篇和第二篇宣言印在一起的新版本。在这一版中改正了第一版的刊误，并作了个别文字上的修改。第二篇宣言的德文本是马克思翻译的，他在翻译时补充了几句专对德国工人说的话，并且省略了个别的地方。第二篇宣言的这个译本发表于1870年9月21日“人民国家报”第76号和1870年10—11月“先驱”杂志第10—11期，并且以传单形式在日内瓦出版。1891年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的德文版中发表了第二篇宣言；为这一版翻译宣言的是路易莎·考茨基夫人，她在翻译时得到恩格斯的帮助。第二篇宣言的法译文载于“国际报”（1870年10月23日第93号），部分地（全文未登完）载于“平等报”（1870年10月4日第35号）。第二篇宣言的俄译文于1905年首次发表在由列宁审订的按1891年德文版翻译的“法兰西内战”的版本中。——第285页。
[146]1618年勃兰登堡选帝侯国与十六世纪初由条顿骑士团领地组成的、并臣属于波兰贵族共和国的普鲁士公国（东普鲁士）合并。勃兰登堡选帝侯作为普鲁士的领主也就成为波兰的藩臣，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1657年，当时勃兰登堡选帝侯利用了波兰对瑞典作战的困难，争得了对他的普鲁士领地主权的承认。——第287页。
[147]指1795年4月5日普鲁士同法兰西共和国单独缔结的巴塞尔和约，这个和约导致了欧洲各国的第一次反法同盟的瓦解。——第288页。
[148]1865年10月，俾斯麦在比阿里茨和拿破仑第三会晤时，争取到了法国对普鲁士和意大利的同盟以及普鲁士对奥地利的战争的实际承认；拿破仑第三作出这种承认，是打算在普鲁士遭到失败时再插手这次战争，谋取利益。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开始时，沙皇政府的外交大臣哥尔查科夫在柏林和俾斯麦举行谈判时声明，俄国在战争中将采取善意的中立，并将对奥地利施加外交压力；同时普鲁士政府则答应不给沙皇俄国在东方问题上的政策制造障碍。——第290页。
[149]马克思指德国封建反动势力在拿破仑统治复灭后所取得的胜利。德国广大人民和欧洲许多国家的人民一起参加了反对拿破仑第一统治的解放战争，然而这一解放战争的成果，被欧洲封建专制国家中依靠反动贵族阶级的统治者们所夺去。以奥地利、普鲁士和沙皇俄国为核心的反革命的君主联盟——神圣同盟，成了欧洲国家的命运的主幸。随着德意志联邦（见注29）的建立，德国保持了封建割据的局面，在德意志各邦中巩固了封建专制制度，保留了贵族阶级的一切特权，加强了对农民的半农奴制的剥削。——第291页。
[150]“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宣言。告全体德国工人！”（《ManifestdesAusschussesdersocial-demokratischenArbeiterpartei．AnalledeutschenArbeiterl》）宣言以传单形式在1870年9月5日发表，并载于1870年9月11日“人民国家报”第73号（又见注142）。——第291页。
[151]指1848年6月23—26日巴黎工人的英勇起义。——第292页。
[152]马克思指英国工人发动的争取承认1870年9月4日成立的法兰西共和国并在外交上给予它以支持的运动。从9月5日起，在伦敦、北明翰、新堡以及其他大城市举行了有广大劳动群众参加的集会和示威游行，工联在这当中起了积极的作用。参加集会和示威游行的人都表示同情法国人民，并在他们的决议和请愿书中要求英国政府立即承认法兰西共和国。国际总委员会直接参加了争取承认法兰西共和国运动的组织工作。——第293页。
[153]马克思暗指资产阶级和贵族的英国积极参与了使那些在1792年开始对革命的法国作战的封建专制国家结成联盟的事务（英国本身在1793年加入了这场战争）；以及英国的执政寡头在欧洲最先承认了法国由于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政变而建立的波拿巴制度。——第29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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