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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恩全集第十七卷——给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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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给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信[142]
……掌权的武人奸党、大学教授、市民阶级和啤酒店的小政客都说，这［注：指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编者注］是永远防止德国同法国作战的办法。恰好相反，这是把这场战争变成欧洲的经常性事务的最可靠的办法。这的确是在获得了新生的德国使军事专制制度作为霸占西方的波兰——亚尔萨斯和洛林——的必要条件永世长存下去的最好办法。这是使未来的和平仅仅变成在法国未强大到要求收复失地时的停战状态的万无一失的办法。这是使德国和法国在相互残杀之中同归于尽的万无一失的办法。
发明了这种永久和平保证的恶棍和傻瓜们，应该哪怕从普鲁士的历史中，从拿破仑为提尔西特和约[143]付出惨重代价的例子中知道：用这种强力手段来压服一个具有生命力的民族，其结果将和预期的目的刚刚相反。而法国，即使在失去亚尔萨斯和洛林之后，都不是提尔西特和约以后的普鲁士可与相比的！
如果说，只要旧的国家体系继续存在，法国的沙文主义就能在下列事实即首都巴黎，从而整个法国自1815年以来几次战败后已处于无法防守的地位这一事实中，找到一定的物质根据，那末，一旦把国境线东边移到佛日山脉，北面移到麦茨城，这种沙文主义将得到什么样的新鲜养料呵。
说洛林人和亚尔萨斯人期待着德国政府的仁政，就连最狂妄的［注：传单上被删去的“最狂妄的”这几个字，是在一份留有恩格斯笔迹的传单上由他添上的。——编者注］条顿人也不敢这样断言。这次宣扬的是一个泛日耳曼主义和“安全”边界的原则，据说这个原则会在东方给德国和欧洲带来光辉的结果。
谁没有完全被当前的叫嚣震聋耳朵或者不热中于震聋德国人民的耳朵，他就应该了解到，1870年的战争必然孕育着德国和俄国之间的一场战争，正如1866年的战争孕育着1870年的战争一样。
我说这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除非有一种不大可能的情况发生，即在这以前俄国爆发一次革命。
如果这种不大可能的情况不出现的话，那末德国和俄国之间的战争现在就应该认为是一种faitaccompli（既成事实）。
这场战争是有利还是有害，完全取决于德国胜利者当前的行动。
如果他们夺去了亚尔萨斯和洛林，那末法国就会联合俄国共同对德国作战。这种战争的致命后果是没有必要加以说明的。
如果他们同法国缔结光荣的和约，那末，这场战争就会把欧洲从俄国人的独裁下解放出来，就会使普鲁士溶于德国之中，就会使欧洲大陆的西部获得和平发展，最后，它还会促进俄国社会革命的爆发（这一革命的因素只有靠这样一种外来的推动才能得到发展），因而这对俄国人民也是非常有利的。
但是，我担心的是，如果德国工人阶级不enmasse〔众口一辞地〕说出他们的主张，那些恶棍和傻瓜就会肆无忌惮地继续他们的疯狂的赌博……
目前的战争开辟了一个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时代，因为在战争中德国证明了：它即使在没有奥地利的德意志区的情况下，也能够不依赖外国而独立行动。德国首先要在普鲁士的兵营里取得自己的统一，这完全是它应得的惩罚。但是，虽然是用这种方法，结果毕竟是获得了。一些琐琐碎碎的事情，如德国北部的民族自由党和德国南部的人民党[144]之间的冲突，将不能再徒劳无益地挡住前进道路了。局势将会有很大的发展，而且将会简单化起来。如果德国工人阶级那时不能负起他们应负的历史使命，那是他们的过错。这场战争已经把欧洲大陆的工人运动的重心从法国移到德国。所以德国工人阶级肩负着更大的责任……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1870年8月22日和30日之间
1870年9月5日以传单形式刊印的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宣言中曾引用这封信，
该宣言又载于1870年9月11日“人民国家报”第73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弗·恩格斯加过注的传单译的
注释：
[142]给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信，是为了答复不伦瑞克委员会委员们对马克思的请求而写的，他们请求马克思说明德国无产阶级对普法战争应采取的立场。马克思也由于“人民国家报”编辑部（李卜克内西等）虽然总的说来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但是在战争之初对战争做了片面的估计，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国家统一的任务，认为有发表他的意见的必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通信中详细地研究了这个问题。例如，恩格斯在1870年8月15日的信中草拟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路线，强调指出必须反对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参加争取统一德国的运动，分清德意志民族的利益和普鲁士王朝的利益，始终把德法两国工人利益的一致性放在第一位。马克思十分重视给社会民主工党领导人的答复，因为这是“对德国工人行动的指导”（见1870年8月17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马克思在1870年8月22日和30日之间在曼彻斯特和恩格斯见面的时候，才和恩格斯一起最后拟定了这个答复。这封信由马克思署名寄往德国。1870年9月5日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以传单形式单独发表的关于战争的宣言，引用了这封信的一部分。宣言号召德国工人阶级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事业，并建议德国工人举行群众大会和抗议集会，反对普鲁士政府的兼并计划。宣言指出，它所引用的信是由“伦敦一位最老的最有威望的同志写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给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这封信只有宣言中所引用的那一部分保存下来。在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收藏的那份宣言的传单上，有恩格斯亲笔做的许多记号，这证明该文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拟定的。——第282页。
[143]提尔西特和约是拿破仑法国同参加第四次反法同盟的战败国俄国和普鲁士在1807年7月7日和9日签订的和约。和约条件对普鲁士极为苛刻，使普鲁士丧失很大一部分领土（其中包括易北河以西的全部属地）。俄国没有丧失什么土地，反而获得了普鲁士割让给它的别洛斯托克地区。但是，亚历山大一世必须承认法国在德国占领的地方和拿破仑在那里所修改的疆界，同意成立华沙大公国（这是法国在俄国边界上的一个进攻基地），并参加对英国的封锁（即所谓大陆封锁）。拿破仑第一强迫签订的这个掠夺性的提尔西特和约，引起了德国人民的极端不满，从而为1813年的反拿破仑统治的解放运动奠定了基础。——第282页。
[144]民族自由党是德国资产阶级、而其中主要是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政党，于1866年秋在资产阶级的进步党分裂之后成立。民族自由党放弃了资产阶级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利益而争取政治统治的要求，其主要目标是把德意志各邦统一于普鲁士的领导之下；他们的政策反映了德国自由资产阶级对俾斯麦的投降。德国人民党成立于1865年，由主要是德国南部各邦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与民族自由党相反，德国人民党反对确立普鲁士对德国的领导权，坚持既包括普鲁士又包括奥地利在内的所谓“大德意志”计划。这个党执行反普鲁士政策，提出一般民主口号，同时也是德意志某些邦的分立主义倾向的代表者。它宣传建立联邦制的德国的思想，反对以集中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第284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关于卡尔·布林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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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关于卡尔·布林德[138]
文章不应该题为“拿破仑亲王……”，而应该题为“我自己”。文内每提一次拿破仑亲王的名字，就至少把“我”这个代名词提二十次，以各种间接格和派生形式提到的还不算。文章中所有谈到拿破仑亲王的地方已经多次见诸报刊。文章中谈到“我”布林德本人的地方，不幸也在英国被多次披露、报道和发表，因而，十分遗憾，这一切已经为现在出版的以及过去出版的星期评论的老板和编辑们所了解。
如果撇开报纸的弄虚作假，可以得出结论说，报上对布林德的旧事轶闻有了新的提法，说卡尔·布林德如何由于种种不利的情况而不幸未能改变历史的进程。尤其是经常不断有这种传闻，——这也是布林德的主要资本，——说他如何带着外交使命由即将垮台的1849年南德意志起义者临时政府派往法兰西共和国政府，而实际上是被派往据说由于人民起义而即将建立的赖德律－洛兰革命政府[139]。可是真倒霉！普鲁士人把派遣布林德的政府无礼地赶入了瑞士，而准备建立他实际上所出使的政府的6月13日示威游行也被无礼驱散[140]。由于由寿终正寝的政府派往尚未诞生的政府这样一个十分可笑的使命，布林德侥幸地为现存的法国政府所解救，法国政府因为他在6月13日参加了充满激愤的巴黎国民自卫军的“和平”示威游行，将他逮捕，并最后予以驱逐出境。如果派遣他的政府继续存在，又如果他实际上所出使的政府确已成立，那末卡尔·布林德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啊！布林德由于担负了这个由巴登某某人派往巴黎某某人的使命，得以“巧妙地”完全摆脱了同已经临近的普鲁士军队相遇的危险。无论如何他还是做出了一些事情［注：最后这两句话是马克思写的。在恩格斯手稿的前一页的边上，马克思为这两句话写了另外一个方案：“布林德恰好担负了这个虚构的出国使命，使他得以完全避免同当时侵入巴登的普鲁士军队相遇。”——编者注］。
此外，在1870年，普法战争开始的时候，意大利本来可能与法国联合。可是卡尔·布林德在守卫着。“倘若维克多－艾曼努尔国王……”（第519页）但是这原来又是由一个不存在的政府派往另一个不存在的政府的使命。路易－拿破仑拒绝将罗马让与维克多－艾曼努尔，使他不得不诉诸武力来从法国手中夺回该城，从而使得意大利跟法国不可能缔结同盟[141]。卡尔·布林德的效劳和建议，无论多么宝贵，又遭到了拒绝。于是这个永远是inpartibus〔非现实的〕［注：直译是：“在异教的国家中的”。天主教主教被任命为非基督教国家的纯粹有名无实的主教时，在其头衔上添有这种字样。——编者注］外交家的布林德没有改变历史的进程，只好满足于马志尼的“极为热烈的感激”。
使人不由得想起一个爱吹牛的人来，他与别人争吵的时候总是高声喊道：“朋友们，拉住我，不然我会干出可怕的事情来的。”每当卡尔·布林德准备走到历史事件前面去的时候，总有某种不利的情况妨碍他干出那种应该使他名垂千古的“可怕的事情”，这对整个世界说来是不幸，可是对卡尔·布林德先生说来或许是万幸吧。
但愿这是卡尔·布林德关于卡尔·布林德和为了卡尔·布林德而写的最后一篇文章，至少是用英文写的最后一篇文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1870年8月22日和30日之间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注释：
[138]这篇文章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想公开揭露日益陷入民族自由主义立场的小资产阶级庸俗民主主义者卡·布林德而在1870年8月底写的。布林德在马克思反对波拿巴暗探卡·福格特的论战中扮演了为后者帮凶的可耻角色，并在六十年代在德国和美国的报刊上自我吹嘘，散布诬蔑工人运动活动家的言论（马克思给“观察家报”编辑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4—27页）。在普法战争期间，他在英国和德国的报刊上宣传民族主义的、泛日耳曼主义的思想。马克思在1870年8月15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强调指出了布林德的言论的危害性，并建议恩格斯利用和“派尔－麦尔新闻”的关系，对这些言论进行批判。马克思也采取了措施，在“人民国家报”上向德国工人揭露布林德。保存下来的这篇文章的手稿，大部分出自恩格斯的手笔，其中有马克思做的许多补充。——第279页。
[139]指以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布伦坦诺为首的临时政府；这个政府是1849年春在德国南部和西部为维护帝国宪法举行起义的时候在巴登成立的（帝国宪法由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通过，但被以普鲁士为首的许多德意志邦所拒绝）。临时政府所采取的政策十分软弱无力，实际上暗中破坏了群众的革命行动。临时政府看到普鲁士军队准备对巴登和普法尔茨进行武装干涉，决定向法国求援，布林德因而被派往巴黎。可是在1848年的六月起义失败之后，法国形势的特点是反革命继续进攻，而巴登政府所属望的以赖德律－洛兰为首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已被联合起来反对他们的资产阶级“秩序党”和波拿巴派排挤下去。这就注定了本来就没有基础的布林德的使命必然失败。——第279页。
[140]1849年6月13日，小资产阶级的山岳党在巴黎组织了一次和平示威游行，反对法国政府派兵镇压意大利革命，因为法兰西共和国宪法禁止使用法国军队反对他国人民的自由，这是违背宪法的行为。这次示威游行被军队驱散而失败，表明了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破产。6月13日以后，山岳党的许多领袖以及与他们有联系的外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遭到了逮捕和驱逐，或者不得不离开法国。——第279页。
[141]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被镇压后，法国在1849年派赴教皇领地恢复教皇世俗权力的军队继续占领罗马。路易－拿破仑拒绝让出意大利的首都，招致了要求国家统一的意大利各阶层人民的极端仇视，这一点特别表现在普法战争之初法国陷于外交孤立的时期，当时意大利政府由于法军继续占领罗马拒绝了法国关于缔结反普同盟的建议。意大利政府利用法国军事上的失败，于1870年9月20日将罗马并入了意大利王国。——第280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致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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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致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135]
1870年8月2日于伦敦
朋友们：
首先感谢你们寄来关于德国工人政党的详细报告！我立即将它转交给了总委员会。
你们请我做的关于德国土地所有制和土地关系问题的工作，由于目前实在没有时间，只得暂时搁置一下[136]。
你们从我上星期寄出的总委员会宣言中可以看出，我在这个宣言中部分地引用了不伦瑞克meeting〔大会〕（1870年7月16日）通过的呼吁书［注：见本卷第6页。——编者注］……
根据章程第三条的规定[137]，总委员会不能延期召开代表大会。尽管如此，由于目前形成的非常情况，总委员会要是在这种步骤上得到各支部的必要支持，它是能够对此承担责任的。因此最好我们能正式从德国方面收到这种附有理由的建议。
以节录形式载于威·白拉克“社会民主工党不伦瑞克委员会勒特岑审判案”1872年不伦瑞克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威·白拉克“社会民主工党不伦瑞克委员会勒特岑审判案”
注释：
[135]这封信是马克思以德国通讯书记资格给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写的，因为总委员会在1870年8月2日鉴于普法战争业已爆发，决定延期召开定于1870年9月5日在美因兹举行的应届代表大会（关于这次代表大会的议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95页），并函请国际各支部批准这一决定。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在它通过的决议中完全赞同总委员会关于延期召开代表大会的建议。
马克思给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这封信，以节录形式保存于威·白拉克的“社会民主工党不伦瑞克委员会勒特岑审判案”1872年不伦瑞克版第154页（W．Bracke．《DerBraunschweigerAusschuβdersocialdemokratischenArbeiter-ParteiinLötzenundvordemGericht》．Braunschweig，1872，S．154）。——第278页。
[136]指德国社会民主工党领导人（例如通过1869年10月25日邦霍尔斯特致马克思的信）请求马克思说明社会民主党人对德国农民应采取的政策的原则，并就国际工人协会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年9月6—11日）关于土地公有制的决议对德国条件是否适用的问题给予指示。马克思为了帮助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正确地对待农民问题，曾打算给予详细的答复，但是因国际的事务过于繁忙，他未能完成这一工作。恩格斯在1870年2月为他的“德国农民战争”一书德文第2版写的序言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16卷第412—420页），以及在1874年准备该书德文第3版时对这篇序言的补充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18卷），曾对这一问题做了相应的说明。——第278页。
[137]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600页。——第278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布尔巴基的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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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巴基的复灭
从“旗帜报”记者的通讯中，我们终于获得了一个目击者关于布尔巴基军团在不幸的一月战局中所发生的情况的报道。这个记者当时在克雷美将军的师里，该师在进攻时为极左翼，在退却时担任后卫。他的报道虽然无疑是片面的，而且对于他没有直接看到的事情的叙述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但它仍然是一份非常有价值的材料，因为它给我们提供了以前所不知道的事实和日期，从而令人清楚地了解到这一阶段的战争情况。
拥有133000人和330门火炮的布尔巴基军团，看来未必够得上军团的称号。军官质量不坏的基干部队，其兵士在体力上不如流动自卫军，但流动自卫军未必有懂得本身最起码的职责的军官。从瑞士来的消息证实了这一点，如果说这些消息对于法军的体力状况作了更坏的叙述，那末我们不应当忘记，在饥寒交迫之中连续作战一个月对他们起了多大的影响。从所有的消息来看，他们的服装——无论是衣服或是鞋子——都破烂不堪。看来，实际上根本没有军需部门，甚至连一个按一定程序定期征收粮食并分配这样得来的粮食的简单机构也没有。
在作战的四个半军中有三个军（第十五、十八、二十军）早在12月5日就已转归布尔巴基指挥；在这以后不久大概就制定了向东进军的计划。直到1月5日，他的一切移动都只是为了集中兵力而进行的行军，而且没有遭到敌人的阻挠；因此，这些移动并不是改进这个军团的组织的障碍，而是完全相反。1813年，拿破仑在向德国行军的期间把未经训练的新入伍者训练成了兵士。这样看来，布尔巴基有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可以用来进行训练。既然经过这一段时间，它的部队与敌人交锋时还是上面那种情况，那末这就不能不归罪于他。他没有表现出一个组织者的才能。
据说，原来的计划规定分四路向伯尔福前进：一路在杜河以东前进，穿过汝拉，以便占领或迂回蒙贝利亚尔和普军的左翼；第二路沿杜河谷地前进，担任正面攻击；第三路沿第二路以西的路线前进，通过鲁日蒙和维累尔塞克塞耳，进攻敌人的右翼；克雷美师则应当从第戎经吕尔前进，迂回普军的右翼。但是这个计划改变了。前三路军队全部沿着杜河谷地这一条道路前进，据说因此浪费了5天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内韦德尔得到了援军；而布尔巴基全军在被击退时只有一条退路，所以又浪费了时间，并因此被切断了同里昂的交通，军队被压缩到瑞士边境。十分明显，约12万人的一支军队——而且是组织如此涣散的一支军队——成一个纵队而且只沿一条道路运动，必然会引起混乱和迟滞；但是，认为这个错误真的就这样严重，那也是不够确切的。根据以前所有的消息来看，布尔巴基的军队在接近伯尔福时，正面是很宽的，从维累尔塞克塞耳直到瑞士边境，这就是说他们利用了原来计划中提到的各条道路。但是不管迟滞的原因是什么，迟滞的情况总是发生了，而且成为埃里库尔会战失败的主要原因。维累尔塞克塞耳战斗发生在1月9日。维累尔塞克塞耳距普军在埃里库尔的阵地约20英里，布尔巴基竟花了5天的时间，一直到14日傍晚才把他的部队调到这个阵地附近，到第二天早晨才能够向这个阵地发起攻击！我们在以前的一篇评论中指出过，这是这次进军中第一个大错误［注：见本卷第254页。——编者注］，现在，我们从这个记者的报道中看出，克雷美的军官们甚至在埃里库尔会战开始以前，就懂得了这一点。
在这3天的会战中，法军以13万人对付德军的35000—40000人，但没有能够夺取他们的筑垒阵地。在人数占这样大的优势的情况下，本来可以进行最大胆的侧敌运动。如果他们把4—5万人坚决地投入德军后方，同时用其余的兵力在正面牵制住敌人，那末几乎肯定可以迫使敌人退出阵地。但是他们不这样做，而只是攻击正面——筑有坚固工事的正面，因此遭受了巨大而无谓的损失。翼侧攻击进行得非常无力，德军在右翼仅仅用一个旅（克勒尔旅）就不但击退了他们，而且还守住了弗赖耶和舍讷比埃，并反过来迂回了法军的翼侧。这样一来，布尔巴基的新编部队就不得不去执行一个兵士在作战时所能受领的最困难的任务，而他们本来是可以依靠数量上的优势用机动的办法比较容易地夺取阵地的。不过，最后5天的经验大概已向布尔巴基表明，要指望他的军队有运动性，那是徒然的。
在1月17日进攻被彻底击退以后，法军便向伯桑松退却。很可能，这次退却主要是沿杜河谷地中的一条道路进行的，但是我们知道，也有大批部队是沿靠近瑞士边境的另外一些道路退却的。不管怎样，克雷美指挥的后卫在22日下午到达了伯桑松。因此，前卫在20日就应当到达这里，在21日就应当准备好向当天到达多耳的普军进击。但是情况不是这样，丝毫没有注意到普军，直到克雷美到达，才立刻把克雷美由后卫变为前卫，并在23日派他到圣维迎击他们。第二日，克雷美奉命返回伯桑松；到26日布尔巴基检阅了第十八军以后企图自杀时为止，两天的时间由于犹豫不决和无所作为而浪费了。这时才开始向蓬塔尔利埃方向混乱地退却。但是这一天，原来在木沙尔和萨兰的德军已比逃窜的部队更接近瑞士边境，因此后者的退路实际上已被切断。这已不再是一场比速度的竞赛了；德军可以从容不迫地占领法军还能够逃脱的所有纵谷的出口，同时其他部队则从后方压缩法军。随后在蓬塔尔利埃周围进行了战斗，这向溃败的法军表明，他们的退路被截断了。结果是签订了勒－韦里埃尔协定[134]，并且这个军团全部向瑞士缴械。
看来，布尔巴基从1月15日到26日的全部行动证明，他对于自己的军队已失掉了任何信心，因此也就对自己失掉了任何信心。为什么他在克雷美到达以前使自己的各路军队停留在伯桑松，因而错过了逃脱的一切机会；为什么他把军团中最好的克雷美师从伯桑松派去迎击封锁了直通里昂的道路的德军以后，又立即把它召回；为什么在这以后他又耽搁了两天，因而在伯桑松总共浪费了整整6天的时间，——所有这一切都是无法解释的，除非认为布尔巴基可能非常缺少那种作为独当一面的指挥官的最主要的素质——果断精神。八月战局的旧事又演了一次。值得注意的是，表现出这种极端犹豫不决的，又是一位帝国遗留下来的将军，而共和国的将军们——不管他们犯了什么样的错误——却没有一个人表现过这样的犹豫不决，并因此受到这样的惩罚。
载于1871年2月18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878号
注释：
[134]勒－韦里埃尔（瑞士）协定是由接替布尔巴基担任东方军团司令职务的克林夏将军和瑞士军团总司令海尔佐克将军于1871年2月1日签订的；根据规定法军进入瑞士领土的条件的协定，法军必须向瑞士人交出武器、装具和弹药。——第227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从军事观点看法国的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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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军事观点看法国的局势
如果说一月战局中法军的一连串失败（费德尔布和尚济的失败、巴黎的陷落、布尔巴基的失败以及他向瑞士人的缴械），也就是在短短3个星期内所发生的这一切惊人的事件摧毁了——完全可以这样说——法国的抵抗精神，那末现在看来，德军的苛刻的要求[132]毫无疑问地将会重新激起这种精神。如果缔结和约同继续战争一样都会使国家有彻底毁灭的危险，那末又何必缔结和约呢？有产阶级、城市资产阶级和大地主以及一部分农民——小私有者，直到现在都是主和派；可以预料到，他们会把主和的人选入国民议会；但是如果敌人坚持这种闻所未闻的要求，那末在他们中间同在大城市的工人中间一样，也会发出决一死战的呼声。无论如何，不应当忽视在2月19日[133]以后有重新爆发战争的可能性，特别是因为德军本身——如果相信今天“每日新闻”的消息——并没有对于事态发展的前景感到十分满足而放弃对恢复军事行动的认真准备。因此，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军事形势方面的问题。
现在被普军占领的法国27个省的面积为1580万公顷，人口（尚未投降的要塞除外）将近1250万人。整个法国的面积为5424万公顷，人口为37382000人。因此以整数计算，尚有3850万公顷的土地和2500万人口，即整整三分之二的人口和比三分之二大得多的土地没有被征服。的确，曾以自己的抵抗长期阻滞过敌人前进的巴黎和麦茨陷落了。在未被征服的地区内，除里昂以外，没有一个营垒能够起到像这两个要塞所起过的那种作用。将近70万法军（不包括巴黎的国民自卫军）已经被俘或者被拘留在瑞士。但是，即使三个星期的停战时间没有被用来构筑围有野战工事的新的营垒（虽然有充分的时间可以做到这点），也还存在着弥补这种损失的其他条件。
法国未被征服的土地大部分在南特—伯桑松一线以南；它形成一片广大的地区，三面有海和中立国的边境作掩护，只有北面的边境线是暴露的，便于敌人进攻。这里有民族抵抗的力量；如果战争重新爆发，这里定能为战争提供人力和物力。在人民的正规和非正规的殊死抵抗下，要夺取和占领这个长450英里宽250英里的广大的长方形地区，单凭普军现有的兵力是不够的。在巴黎投降以后，除留下4个军作为这个首都的警备部队以外，可以抽出9个师；在布尔巴基投降以后，曼托伊费尔可以抽出6个基干师；也就是说总共可以抽出15个师，即除了哥本的4个师和弗里德里希－卡尔的8个师以外，又有15—17万名兵士可以参加野战。但是哥本在北方有很多事要做，而弗里德里希－卡尔在图尔和勒芒受阻，表明他的进攻力量已完全耗尽；因此，只剩下上述15个师可以用来征服南方，而且在几个月内，不可能有任何新的援军开到。
法军起初将不得不主要用新编的部队来对抗这15个师。在涅维尔和布尔日附近有第十五军和第二十五军，在这一地区还应有第十九军（从12月初以来我们就一点没有听到过有关这个军的消息）。其次，还有在布尔巴基复灭时幸存的第二十四军和不久以前得到援军而增加到5万人的加里波第的部队，虽然我们不知道增援他们的是哪些部队，这些部队又是从哪里来的。所有这些共约13—14个师，甚至是16个师，不过从数量和质量来说他们完全不足以阻止敌人新的军团前进，如果停战期满而和约又未能签订，敌人无疑地会派遣这些新的军团来进攻他们。但是这三个星期的停战，不仅使法军的这些师有时间进行整顿，而且能使现在训练兵营中的或多或少未经训练的新兵（据甘必大估计达25万人），至少是其中一些最好的营，训练成能够和敌军作战的有用的部队。因此，一旦战争重新爆发，法军就可能击退敌军向南方的任何严重的入侵，即使不能把敌军阻挡在沿卢瓦尔河的边境线上或者在里昂以北很远的地方，总还可以把它阻挡在它不能严重削弱法军的抵抗力的地方。
显然，停战给费德尔布军团、尚济军团以及瑟堡和哈佛尔等地的所有其他部队提供足够的时间，以充实装备、整顿纪律和恢复士气。问题只在于它们是否会适当地利用这些时间。如果说法军的兵力不论在数量上或者在质量上都将大大提高，那末德军却未必能够得到什么补充。从这一方面看，停战有利于法军。
但是，除了法国南部连成一片的广大地区以外，还有两个半岛（布勒斯特所在的布列塔尼半岛和瑟堡所在的科汤坦半岛）和北方两个省及其要塞没有被占领。哈佛尔也是一个没有被占领的筑有坚固工事的沿海据点，这四个地区中，每个地区都至少有一个筑有坚固工事的沿海据点可作为退却的军队的可靠的掩蔽地；因此，现在无事可做，甚至根本无事可做的舰队就可以用来维持这些地区与南部之间的联络，并根据需要把军队从这个地点运到那个地点，并且用这种方法使战败的军队突然有可能以优势兵力恢复攻努。这样，只要西部和北部的这四个地区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攻克的，它们就能使普军的两翼上出现四个弱点。对法军真正危险的，是由翁热到伯桑松一线，而对德军真正危险的，除了这一线以外，还有从翁热经勒芒、卢昂、亚眠到比利时边境的一线。只要法军表现得稍微明智一点，德军的优势在这一线任何时候也不会成为决定性的优势，但是，法军在这里取得的优势在一定的条件下却可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战略形势就是这样。法军如果能很好地利用舰队，就可以在西部和北部调动部队，迫使德军在这两个地区内保持大大超过法军的兵力，因而减弱派去南征的军队，而阻止德军南征正是法军的主要任务。法军一方面比以前更高度地集中兵力，另一方面派出更多的小股游击队，就可以用现有的兵力获得较大的战果。看来，在瑟堡和哈佛尔的兵力大大超过了防御的需要；而在敌占区中心——土尔附近的封特努瓦的桥梁被巧妙地破坏这一点表明，勇敢的游击队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如果一般地说战争在2月19日以后将会重新爆发，那末它必然是一场真正你死我活的战争，是一场同西班牙反抗拿破仑的战争相似的战争，是一场敌人以任何烧杀手段也不能摧毁人民的抵抗精神的战争。
载于1871年2月8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869号
注释：
[132]恩格斯指普鲁士的容克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和军阀吞并法国领土亚尔萨斯和洛林的野心以及他们提出的巨额赔款的要求。——第270页。
[133]1871年2月19日，俾斯麦和法夫尔于1871年1月28日签订的停战协定期满（见注130）。尽管法国抵抗的手段并未穷尽，但是没有恢复对普军的军事行动。被国民议会正式任命为政府首脑的梯也尔，立即开始了媾和谈判，结果于2月26日在凡尔赛签署了俾斯麦强迫法国接受的初步和约的条件；后来在5月10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签订了和约（见本卷第375页，以及注211和注458）。——第270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战争短评（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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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短评（四十）
如果相信伯尔尼最近发来的电讯——现在没有理由不相信它，——那末我们对于布尔巴基军团的命运的推测［注：见本卷第260—261页。——编者注］就被证实了。据报道，瑞士联邦委员会接到了正式报告，说这个约有8万人的军团已进入瑞士领土，他们在这里当然要放下武器。越境的确切地点并没有指明，但是这大概发生在布拉蒙以南某地，而不是在蓬塔尔利埃以南。某些部队也许是在不同的地点越过国界的，但大部分军队看来是在勒－布雷纳（伯桑松到纽沙特尔的大道在这里进入瑞士领土）越过国界。
因此，又一个法军军团——婉转点说——被司令官的犹豫不决断送了。布尔巴基在指挥一个师的时候也许是一员猛将。但是，在紧要关头鼓足勇气、定下大胆的决心所需要的勇敢同在敌人的炮火下很好地指挥一个师所需要的那种勇敢是根本不同的。布尔巴基同许多具有无可怀疑的、明显的匹夫之勇的人们一样，看来缺乏毫不犹豫地定下最后的决心所需要的那种魄力。至迟在1月17日傍晚，当他本人十分清楚地知道不可能突破韦德尔的战线时，他就应当立刻决定以后该怎样办。他应当明白：普军的增援部队正从西北接近他的退却路线；由于前面是获得了胜利的敌军，后面是一条沿着中立国边境的漫长的退却路线，他的处境是非常危险的；他的进军的目的最后已无法达到，在这种情况下他首要的而且是唯一的责任就在于挽救他的军团。换句话说，他必须以他的军团的现况所允许的最大速度退却。但是定下这个退却的决心，即实际上承认他这次进军失败，看来是他所做不到的。他在距离最后几次作战地点不远的地方丧失了时间；他既无力前进，又不愿后退，因此使曼托伊费尔有时间来截断他的退路。如果他立即退却，只要每天后退15英里，他就能在1月20日到达伯桑松，在21日到达多耳郊区，即恰好在普军的首批部队到达多耳郊区的时候到达该地。这些普军部队不会是很强的；甚至用布尔巴基的前卫就足以对付他们了，即使不能把他们完全击退，也一定能把他们阻止在杜河右岸（西岸），而这就完全足以保证布尔巴基的退路的安全。特别是遇到像曼托伊费尔这样的敌人，更可以做到这一点。曼托伊费尔只有在执行毛奇的命令中没有遇到敌人抵抗的时候才能十分正确地行动，但是一遇到抵抗而需要他发挥自己的才智时，他便降到庸人以下的水平。
俾斯麦和茹尔·法夫尔达成协议的文件[130]内最令人奇怪的条款之一是布尔巴基和加里波第活动的4个省不包括在总的停战地区之内；这样普军实际上保留着在那里想作战多久就作战多久的权利。这个史无前例的条件最清楚地表明，胜利者按照真正的普鲁士精神要求得到他们仗着暂时的优势所能勒索到的一切让步。在西部，典里德里希－卡尔认为他最好不越过勒芒，在北部，哥本为要塞所阻，于是这两个地区就应当实现停战；但是在东南，当曼托伊费尔的前进有希望获得第二个色当的胜利时，在那里就不应当实行停战。茹尔·法夫尔同意这个条款，事实上就等于同意布尔巴基向普军投降或者向瑞士人缴械，只有一点对他有利的区别，就是他把对这个行为应负的责任转嫁到布尔巴基的肩上了。
总之，巴黎的投降书是史无前例的。当拿破仑在色当投降的时候，他拒绝参加同他本人和他的军队投降无关的任何谈判；他身为战俘已经无权约束政府和法国。茹尔·法夫尔先生在交出巴黎和巴黎的军队时，虽然处境和拿破仑在色当的处境完全相同甚至更坏，但他却接受了约束法国其余部分的条件。拿破仑几乎一直到他投降时为止，还能自由地同法国的其余部分保持联系；相反，茹尔·法夫尔先生在五六个星期内，仅仅偶尔有机会知道一些巴黎以外发生的事情。他只能从俾斯麦那里得到关于堡垒线以外的军事情况的消息，而他居然敢根据敌人向他提供的这些片面的消息来行事。
茹尔·法夫尔先生必须在两个不幸之中选择一个。他可以像他已经做了的那样，根据敌人提出的条件缔结一个三周的停战协定，以此约束在波尔多的事实上的法国政府[131]。但是他也可以拒绝代表法国的其余部分，提议仅仅代表巴黎进行谈判，而在围攻者制造障碍的情况下，他可以像法耳斯布尔的城防司令那样，打开城门，请胜利者入城。后一方法从他的身分和他的政治前途来看也许对他更有利。
至于波尔多政府，它将不得不同意停战和进行国民议会的选举。它没有能迫使将军们拒绝停战的手段，也没有唤起人民抗议的决心。布尔巴基向瑞士人缴械是法国在最近期间所遭受的许多打击以后的又一次严重的打击，并且如同我们在预测这一事件时所指出的那样［注：见本卷第260页。——编者注］，我们认为，紧随巴黎投降以后的这个打击会使民心沮丧，以致签订和约。至于法国的资源，则远未枯竭，斗争还可以继续几个月。下述令人惊奇的事实表明，要完全征服法国将会遇到多么大的困难。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经过7天的战斗，击退了处于完全瓦解状态的尚济军团。除了几个旅以外，没有任何部队能够抵抗他。他的面前是一片富饶的、资源消耗较少的地区。然而，他还是在勒芒停止了前进，只派出前卫继续向前追击，而且派出的距离也不远。本报读者一定记得，我们没有预料会有别的结果［注：见本卷第256—257页。——编者注］，因为有一定的根据可以说，在征服一个大国时，如果占领区的面积依算术级数增加，那末占领的困难就会依几何级数增加。
我们仍然认为，一月战局中的连续失败必然使民心动摇，以致原定的国民议会不仅要召开，而且也许要签订和约。因此这些“战争短评”也将和战争一起结束了。
载于1871年2月2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864号
注释：
[130]指1871年1月28日俾斯麦和法夫尔签订的停战和巴黎投降协定。国防政府不再抵抗普鲁士侵略者并且可耻地投降，这就出卖了法国民族利益；法国统治阶级当时不惜牺牲民族利益以求利用一切力量镇压国内的革命运动。在签订协定时，法夫尔同意了普鲁士提出的屈辱要求：在两星期内付清2亿法郎的赔款；交出大部分巴黎堡垒；交出巴黎军团的野炮和弹药。但是俾斯麦和法夫尔不敢把解除大部分由工人组成的巴黎国民自卫军的武装这一条列入协定。协定中规定在最短期间内举行国民议会选举，因为媾和问题应由国民议会决定。——第267页。
[131]见注87。——第268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战争短评（三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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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短评（三十九）
从色当投降以来，法军的行动只有两次引起毛奇将军的严重不安。第一次大约在11月中旬，当时卢瓦尔军团在库耳米埃附近击败冯·德尔·坦恩以后，为了从西面接近巴黎，便把部队转向左面向德勒前进。当时，毛奇以在这种危急关头所应有的果断精神做了准备，万一梅克伦堡大公的兵力连同暂时派来增援他的所有部队还不足以阻止敌人前进，就立刻撤除对巴黎的围攻。敌人的前进被阻止住了，围攻可以继续进行。第二次，布尔巴基的向东方的进军打破了凡尔赛大本营的平静。从普军立即采取反击布尔巴基的措施上可以看出，他们把这次进军看得多么严重，韦德尔的部队——第十四军及特雷斯科夫和施美林的预备师——立即得到了两个军的加强，其中一个军，即第二军，1月2日已从巴黎城下出发。半官方消息的语调变得谨慎了；11日，“省报”[128]提请大家注意“在法国东部即将展开重要的和决定性的会战”，而布尔巴基企图在解救伯尔福以后在南锡切断普军的交通线。非官方记者说话虽然也很谨慎，但是比较坦率；我们只举出其中的一个，即“科伦日报”记者维克德的意见。维累尔塞克塞耳战斗（由于这次战斗韦德尔确保了他同伯尔福城下特雷斯科夫部队的联络以及他向那里的退路）刚一结束，维克德便说：
“已经采取了制止法军解救伯尔福的措施，而在最近几次战斗胜利以后，我们大概可以希望，他们将不能经肖蒙向南锡或者向我们铁路线上其他某个地点推进，虽然在不久以前还有某些理由担心他们能做到这点。”
1月16日，他又从南锡报道说，在曼托伊费尔率领3个师越过夏提荣前进以后，
“敌人的一个军可能占领南锡的这种担心——几天以前我们是有理由（mitRecht）担心的，——现在已经完全消失了”。（紧接着是一篇从巴登寄来的通讯，这篇通讯开头便说：“毫无疑问，伯尔福附近的情况看来是非常严重的。”）
但是，维克德先生注定还要担心一次，因为第二天他不得不报道说：得到了关于法军已占领弗拉维尼（距南锡11英里）的消息。于是，警卫部队立刻增多了，加强的巡逻队也派出了，车站内20台机车全部升火待发，军官、政府官员和其他德国人都已收拾好行囊，准备立刻出发。本来以为弗拉维尼的法军是加里波第的前卫；结果这只是从佛日山来的20名自由射手，他们很快又隐蔽起来。但是南锡的普鲁士警备部队直到19日，即布尔巴基的进攻在利森河地区被彻底击退的消息传来时才完全平静下来；于是，维克德终于又可以用他以前那种语调说话了。
法国人在这一切失败以后不是应当确信继续抵抗是没有希望的吗？那些同这次进军最有直接关系的人，持的就是这种意见。而“泰晤士报”在这次进军失败以后也认为这次进军简直是荒谬的。这次进军是不是用了足够的兵力，如果成功，能不能利用战果在饥饿尚未迫使巴黎投降以前来解救巴黎，这个方向是不是威胁德军交通线的最好的运动方向，对于这些问题可以持不同的意见。但是认为这种运动——战略上已知的运动中最有效的一种——简直是荒谬的，那就只有“泰晤士报”的毛奇们才会这样说。
这时，毛奇伯爵以他惯有的才略采取行动。在布尔巴基到达以前向韦德尔派遣援军已经来不及了；他从可能的做法中选择了最好的一种，而把援军集中在夏提荣。15日或者更早一些时候，在那里有曼托伊费尔的3个师（第三、四、十三师），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留在附近地区的第六十团（属第三军）也在那里同这3个师会合了。可以推测，这时第十四师也同曼托伊费尔的部队会合了。不管怎样，曼托伊费尔在向南进攻的时候，如果没有53个营至少也有41个营。他率领这些部队向杜河前进而把第戎城留在南面，而1月23日他在第戎进行攻击仅仅是为了牵制加里波第，很明显，他根本无意同加里波第认真作战或攻占该城而迟滞自己的进攻。相反，他坚决地实现他的主要目的——切断布尔巴基的退路。根据最近的电讯报道，这个目的差不多达到了。他的部队已到达杜河彼岸的坎惹和木沙尔；后一个地点是从第戎经蓬塔尔利埃到瑞士的铁路同伯桑松到里昂的铁路相交的地方。现在还剩下一条可以让布尔巴基逃走的好路，但是这条路要经过离木沙尔不过25英里的尚帕尼奥耳，而且现在可能已被敌人占领。在这种情况下，对布尔巴基来说就只有一条在杜河发源地附近通过的乡村路了，但是他带着炮兵未必能够通过，而且这条道路在他脱离险境以前就可能被切断。如果他不能从驻扎在十分便于防守的地区的敌军中突出去，那末他就只好撤退到伯桑松堡垒的掩蔽之下，或者在平地上投降，也就是说只要他不向瑞士人缴械的话，就只好在麦茨和色当的两种命运之间进行抉择。
为什么他在伯尔福附近耽搁那么久，这是不可理解的：根据普军最近的电讯来看，他仍然在伯桑松的东北。如果在曼托伊费尔到达以前他不能击败韦德尔，那末在曼托伊费尔到达以后他要做到这一点的希望会更加小到什么程度呢？布尔巴基在他的进攻在伯尔福附近被彻底击退以后，显然就应当立刻向安全的阵地撤退。为什么他没有这样做，这是完全令人不解的。但是，如果他发生最坏的事情，那末考虑到他由麦茨到契泽耳赫斯特的神秘旅行[129]以及他在利尔拒绝向共和国致敬的情况，人们对这位皇家近卫军前任司令的忠诚当然会产生怀疑。
载于1871年1月28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860号
注释：
[128]“省报”（《Provinzial-Correspondenz》）是普鲁士政府的报纸，1862年在柏林创刊。——第262页。
[129]1870年9月布尔巴基奉麦茨法军司令巴赞的命令前往前摄政皇后欧仁妮的流亡地英国契泽耳赫斯特。当时巴赞已开始同俾斯麦谈判，企图利用麦茨被困的军队恢复帝国。此行的直接原因是法国冒险家雷尼埃分别向俾斯麦和巴赞声称，似乎欧仁妮已同意谈判并任命他为全权代表。但是布尔巴基的使命没有使波拿巴分子如愿以偿，因为欧仁妮不同意割让亚尔萨斯和洛林。——第265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战争短评（三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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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短评（三十八）
战争又进入了危急时期，这次可能是真正的危急时期。从我们知道在巴黎由政府定量分配面包的时候起，便再也无需怀疑战事就要结束了。在这以后还有多久会提出投降，这是次要的问题。因此我们认为，这支拥有50万武装人员的被围军队，即将按照围攻军队任意提出的一切条件向22万人的围攻军队投降。至于能否不经过新的斗争就实现这一点，这要到以后才能知道；但是无论如何，任何斗争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现在的局势。巴黎能否再支持两个星期，这50万武装人员中是否会有一部分能突围出去，这一切对于战争今后的进程都不会有很大的影响。
我们认为，围攻造成这种后果，特罗胥将军应负主要责任。当然，他没有能够用他所拥有的、无疑是优秀的兵士组成一支军队。他有将近5个月的时间可以用来把这些人训练成兵士，但是看来他们在被围末期的作战能力并不比被围初期好些。最后从瓦勒里安进行的一次出击[126]，远不如前一次跨过马尔纳河的出击勇猛；在这次出击中，看来戏剧效果有余，而决死精神不足。仅用部队没有能力攻击由德军久经战斗的老兵防守的工事来辩解是不够的。为什么他们会没有能力呢？5个月的时间是足以把特罗胥指挥下的人员训练成很不坏的兵士的，何况包围一个巨大的筑垒城市这个情况为达到这个目的创造了最好的条件。毫无疑问，兵士在11月和12月的几次出击以后，士气已经低落；但这是因为他们被敌人的优势慑服呢，还是因为他们根本不再相信特罗胥的那种虚假的战斗到底的决心？来自巴黎的一切报道都一致把没有成功的原因归之于兵士对最高司令官缺乏信任，这是对的。我们不应当忘记，特罗胥是奥尔良派，因此他极端害怕拉－维勒特、伯利维尔以及巴黎的其他一些“革命的”市区。他害怕这些市区甚于害怕普军。这并不纯粹是我们的想像或推断。我们从一份绝对可靠的材料中了解到，一个政府官员［注：茹·法夫尔；见本卷第535页。——编者注］从巴黎寄出的一封信说，各个方面都要求特罗胥坚决进攻，但特罗胥始够拒绝这样做，他认为这种做法会把巴黎让给“蛊惑家”。
因此，巴黎的陷落现在几乎是毫无疑问的了。这将是紧随圣昆廷、勒芒和埃里库尔失败以后对法兰西民族的又一次沉重打击，在这种情况下，它的精神影响也将是很大的。此外，在东南部将要发生的事件可能会使这次打击具有一种精神上的摧毁力量。看来，布尔巴基在伯尔福近郊停留的时间太久了，以致使人认为他完全不明了自己的处境。布雷索耳指挥的第二十四军24日还在蒙贝利亚尔以南约12英里的紧靠瑞士边境的布拉蒙；即使这仅仅是布尔巴基的后卫，也仍然不能认为他的其余两个军会离那里很远。同时我们听说，普军已经在21日在多耳附近截断了伯桑松—第戎铁路，随后他们占领了这条铁路线上离伯桑松更近的另一个车站圣维；这样一来他们便把布尔巴基向里昂的退路限制在杜河和瑞士边境之间的这个狭窄地带内，这个地带有许多平行的纵向山脉和谷地，在这里一支较小的部队可以找到许多足以阻止像布尔巴基军团这样一支军队的退却的阵地。我们估计，在杜河上的这些部队是察斯特罗夫的第七军第十三师，也许是23日到达第戎的弗兰泽茨基的第二军的一部分；和第二十一团一起编成第八旅（或者是第二军第四旅）的第六十团在第戎附近被加里波第击退，并且失掉了军旗。但是因为加里波第拥有的兵力不超过15000人，所以他将无力扼守该城来抵抗这时无疑即将来到的数量上占优势的普军。他将被击退，而普军将继续向杜河以及更远的地区进攻。如果布尔巴基在这个期间不能最有效地利用兵士的两条腿，那末他和他的全部军队就要冒下列危险：或者是被赶进伯桑松要塞而重蹈麦茨的复辙，或者是被驱入与瑞士毗连的汝拉的一隅而不得不在国界的这一边或那一边放下武器[127]。即使他能够带领他的大部分部队逃脱，也几乎肯定要损失大量的掉队人员、辎重以至火炮。
在埃里库尔的历时3天的战斗以后，布尔巴基在这个边境附近的危险的地区一天也不应当多留，因为普鲁士的增援部队正在向他的交通线前进。他解救伯尔福的企图没有实现；在这个方向上继续进攻的一切可能性都消失了；他的处境日益危险，只有迅速退却才能得到解救。但是根据各种材料来看，他对这一点也没有注意。如果他的疏忽造成第二个色当事件的话，那末这将给法国人民一个精神上极其沉重的打击。
我们说精神上的打击，是因为这个打击在物质上可能不这样严重。固然，德国当然不像甘必大所说的那样兵源枯竭，但是恰恰在目前，它的作战兵力，不论从绝对或相对意义来说，毕竟都要比今后几个月内所能提供的新的兵力要多得多。再过一个时期德军的兵力一定会减少，然而甚至在巴黎的守军和布尔巴基军团投降（如果事情会发展到这种地步的话）以后，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法军兵力重新增长。显然，普军已经放弃了征服和占领整个法国的一切希望；在南部的大片地区被占领以前，在北方的消极的、有时还是积极的抵抗（例如炸毁土尔附近摩塞尔河上的桥梁）停止以前，只要法国还没有被战争弄得筋疲力竭，我们便看不到任何足以迫使法国投降的理由。
载于1871年1月26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858号
注释：
[126]比桑瓦耳会战（又称蒙特列特会战或蒙瓦勒里安会战）是在巴黎被围4个月后于1871年1月19日发生的。这是特罗胥组织的从被围的巴黎的最后一次出击，其目的是要彻底摧毁国民自卫军的力量，挫伤它的士气并以此让居民和军队相信继续保卫巴黎是不可能的。这次出击缺乏应有的准备，出击时进攻部队的行动不协调，也没有必要的预备队。尽管法军表现很勇敢，但是出击在所有地点都被击退。——第258页。
[127]正如恩格斯预见的那样，东方军团在1871年1月15—17日埃里库尔会战失败后退却时，被压缩到瑞士边境，于2月1日被迫进入瑞士领土并放下武器。——第260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战争短评（三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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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短评（三十七）
这一周对法军来说是非常不幸的一周。在尚济失败以后，接着便是布尔巴基在伯尔福附近的进攻被击退，而现在，据普方消息，费德尔布又在圣昆廷遭到了失败[124]。
对于布尔巴基的失败不可能有任何怀疑。从9日维累尔塞克塞耳的战斗起，他的行动就显得缓慢了，这证明不是这位将军犹豫不决，就是他的兵力不足。对于韦德尔为掩护伯尔福的围攻而在利森河（其他地图称为伊泽耳河）岸上构筑的筑垒阵地的攻击，直到15日才开始，而17日傍晚布尔巴基又由于对胜利失去信心，停止了这一攻击。这次攻击的兵力是不足的，现在对于这一点已没有任何怀疑了。第十五军被留在涅维尔附近。关于第十九军，我们已有一个月没有听到任何消息了；从里昂调来的部队只有一个军——第二十四军。现在我们听说有大批援军正在仓促开往第戎，但是由于敌人方面也有强大的援军迅速开到，布尔巴基就不可能立刻恢复进攻。
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布尔巴基是否应当率领他的新编部队去强攻敌人用后装枪防守的筑垒阵地呢？但是我们对于这三天战斗的战术情况仍然知道得很少，也许布尔巴基当时不可能有别的做法。
普军大本营并不像伦敦这里的大多数人那样轻视布尔巴基的进攻，这从筹划击败布尔巴基的措施时所花费的那种特别的精力便可以看出。这些措施使人们确信，凡尔赛对于布尔巴基的行动，在他刚一开始向东进军的时候甚至更早就知道了。1月2日，第二军奉命向巴黎东南方的塞纳河上游地区前进。大约在同一时间，察斯特罗夫率领第十三师从麦茨近郊开往夏提荣。第十四师（察斯特罗夫的第七军的另1个师）于9日罗克鲁阿攻陷后，随即奉命从沙尔维耳开往巴黎，然后再由巴黎出发跟随第二军前进；到15日我们就已经知道它的先头部队（第七十七团的1个营）在兰格尔附近进行了战斗。与此同时后备军匆忙地由德国开往亚尔萨斯南部，而曼托伊费尔显然也正是由于法军向德军全线最弱的地点进行这第一次重大的进军，才受到新的任命的［注：见本卷第246页。——编者注］。如果布尔巴基有足以击败韦德尔的兵力，那末他就能把韦德尔驱逐到莱茵河谷，并把他的部队配置成这样，即在他们和韦德尔之间有佛日山脉相隔，而且把大部分兵力用来对付先后来自各个方向的援军，将他们各个击破。那时他就能突进到巴黎—斯特拉斯堡铁路线，而在这种情况下，对巴黎的包围是否还能继续下去，便很值得怀疑了。从战略观点来看，布尔巴基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他这次进军是错误的，而只能证明这次进军没有以充分的兵力来进行。本“短评”作者依然认为，解救巴黎的需时最短而且最可靠的方法就是向斯特拉斯堡—巴黎铁路进攻；这是德军所占有的唯一的直达铁路线，因为现在我们知道，经过提翁维耳和梅济埃尔的另一条铁路线由于阿尔登山脉的隧道被炸毁仍然不能通车，并且还将有一段时间不能通车。顺便指出，在这次战争中，因一个隧道被毁而使铁路运输中断几个月的事件，这已是第二次了，可是被破坏的桥梁和高架桥每次都能在难以置信的短时间内修复。
至于尚济，由于他进行决战，显然犯了很严重的错误。关于布尔巴基的进军，他大概在约一个月以前就知道了；他显然知道，这次进军的真正目的在于解救巴黎，同时，在这个期间，弗里德里希－卡尔军团将以全部兵力向他猛攻。他并不是非去应战不可，相反，他如果像在12月博得声誉的做法那样，缓慢地退却，同时不断进行后卫战，那末他就能够引诱敌人深入到危险的地区。他既有足够的时间可以把他的储备物资运到安全地点，也有可能向设有要塞军港的布列塔尼退却，或者通过南特向卢瓦尔河以南退却。此外，弗里德里希－卡尔也不能率领全部兵力把他追击得很远。这样一种根据情况进行的退却，更符合于我们过去对尚济的行动的看法；他应当知道，他所得到的新的援军，无论从装具和武器或从训练方面来看，都还不适于进行决战，因此，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勒芒会战不是由军事上的原因，而是由政治上的原因引起的，应当对它负责的不是尚济而是甘必大。至于尚济现在的退却，固然会由于退却前的失败而非常困难，但是尚济特别善于退却，而且看来胜利者直到现在也还没有能够重挫他的部队的士气。不然他们就会对这个军团“显示出瓦解的征候”的说法提出确实的证据了。至于尚济的退却是否真是离心的退却，还不十分清楚。但是无论如何，仅根据他的部队一部分退向阿郎松，另一部分退向拉瓦耳这个事实还不能肯定地得出结论说，前一部分将被驱逐到科汤坦半岛的瑟堡方向，后一部分将被驱逐到布列塔尼地区的布勒斯特方向。即使如此，这也并不是什么严重的不幸，因为法国舰队可以在几小时内从这个海港驶到另一个海港。布列塔尼的地形由于有很多绿篱（像威特岛上的绿篱一样密集，但比它多得多）非常有利于防御，特别适于没有经验的军队进行防御；在那里他们的低劣的战斗素质几乎显不出来。弗里德里希—卡尔未必肯陷入这个曾经使第一共和国的军队为了镇压普通的农民暴动[125]而作战多年的迷宫。
根据整个1月份的战争情况，我们应当得出下述结论：法国因为企图同时执行许多不同的任务，结果处处失败。他们只有冒着在其他地点被暂时击退的危险（当然在这些地点应当避免决战），把大量的部队集中于一点，才有希望取得胜利。如果他们不这样做而且不赶快这样做，那末巴黎必然会陷落。但是，只要他们根据这个早已确定的原则来行动，那末不管他们今天的形势怎样不妙，他们仍然是可以取胜的。目前德军已得到今后3个月内所能希望得到的全部援军；而法军在他们的训练营地中至少应当有20万到30万人在这个期间内会被训练得能够迎击敌人。
载于1871年1月21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854号
注释：
[124]1871年1月19日，在法国东北部的圣昆廷会战中，哥本将军指挥的德军第一军团击败了费德尔布将军指挥的法军北方军团。这次失败使法军一蹶不振，从而结束了它在这一地区的积极活动。——第254页。
[125]恩格斯指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保皇派的叛乱。这次叛乱于1793年3月在万第省开始，后来又蔓延到布列塔尼和诺曼底两省。叛乱者主要是被反革命的神甫和贵族唆使和操纵的一部分当地农民。1795—1796年万第和布列塔尼的叛乱被平定，但在1799年和以后几年仍有人试图再次发动叛乱。——第257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战争短评（三十六）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
战争短评（三十六）
从巴黎继色当之后第一次受到敌人进攻的严重威胁时起，我们就经常指出像巴黎这样一个筑垒的首都的巨大威力，但我们无论如何都没有忘记指出，要想充分发挥巴黎的防御力量，必须有一支庞大的正规军防守它，这支军队要强大到使敌人既不能把它封锁在堡垒以内，也不能妨碍它在要塞周围的平地上机动，这时要塞可以作为它的中枢或部分地作为它的作战基地。
在正常的条件下，这样的军队当然几乎是随时都有的。法军各军团在边境附近失败以后，可以向巴黎，即向其最后的也是最主要的据点退却；在通常情况下，他们会保持足够的兵力到达这里，并且可以得到足够的援军，以便能够完成赋予他们的任务。但是这一次，第二帝国的战略使法军所有的军团都从战场上消失了。由于采取了这样的战略，其中一个军团被围于麦茨，而且根据各种征候来看，没有任何得救的希望；另一个军团就干脆在色当投降了。当普军来到巴黎城郊的时候，准备防守巴黎的全部兵力只是一些缺额一半的后备部队，一些从外地来的流动自卫军（刚刚征召来的）和地方国民自卫军（编组起来的还不到一半）。
甚至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要塞本身的威力在夺取者看来仍然是如此强大，对这个筑有外围工事的大城市进行legeartis〔正规〕攻击的任务是如此艰巨，以致他们立刻放弃了这个攻击任务，而宁愿用饥因的方法来迫使这个要塞投降。这时，昂利·罗什弗尔和其他一些人组成了一个“街垒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受命建立第三道内部防线，以便使城市适于进行符合巴黎人特点的战斗，即适于进行街垒战和房屋争夺战。当时报纸百般嘲笑这个委员会；但是来自普军参谋部的半官方的消息令人毫不怀疑，德军主要是因为预料必然会遇到坚决的街垒抵抗，所以才不得不决定用饥困的办法来迫使这个要塞投降。普军清楚地知道，堡垒及其后面的要塞围墙如果仅仅由炮兵防守，那末经过一段时间必然会被攻陷，但那时战事就会进入这样一个阶段，就是新兵、甚至老百姓都会成为像老兵一样的敌人；在这一斗争中，必须逐屋和逐街地夺取，因此，考虑到防御者人数众多，进攻者无疑要付出巨大牺牲。凡是关心这个问题而去看报的人都可以看到，普鲁士“国家通报”[121]把这个考虑作为放弃正规围攻的主要原因。
围城是在9月19日，即在整整4个月以前开始的。第二天，指挥巴黎正规军队的杜克罗将军率领3个师向克拉马尔方向出击，结果损失7门火炮，被俘3000人。在这次出击以后，9月23日和30日，10月13日和21日又进行了同样的出击；所有这几次出击都使法军遭到重大损失，大概除了使新兵习惯了敌人的炮火以外，一无所获。28日又对勒－布尔热村进行了一次比较顺利的出击：该村被占领并且扼守了两天；但是普鲁士第二近卫师（共13个营，当时总共不到1万人）在30日又夺回了该村。法军无疑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两天，在这两天中，他们本来是可以把这个筑有坚固建筑物的村庄变成要塞的；他们也没有注意建立预备队，以便及时援助防御者。否则，这样少的兵力是不能从他们手中夺回这个地方的。
在这样几次努力以后，接着是一个月的间歇。显然，特罗胥在敢于重新进行大规模出击以前，打算加强军队的训练并巩固纪律，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同时他忽视了组织前哨、侦察队和巡逻队的战斗行动，设伏和奇袭等，总之，他忽视了巴黎周围前线的兵士现在所经常做的一切，而这种行动却最能用来培养新部队对军官的信任和自信心并使他们习惯于沉着应战。部队只要了解他们能够以小部队（单独的班、半连或连）对敌人的同样的小部队进行突然袭击，打败并俘获他们，就会很快学会以一营对一营来同敌人作战。此外，他们会由此懂得什么是警戒勤务，而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在12月似乎还不懂得这种勤务。
11月28日，终于开始了一连串的出击，这些出击最后发展成为11月30日渡过马尔纳河的大规模出击和巴黎东线的全面进攻。12月2日，德军重新占领了布里和尚皮尼的一部分，第二天，法军就退过了马尔纳河。作为突破围攻者在巴黎周围的筑垒线的尝试来说，这次进攻是彻底失败了，这次进攻没有以应有的毅力来进行。但是经过这次进攻，法军得到了战线前面在此以前不属于任何一方的很大一部分地区。他们获得了从德朗西到马尔纳河岸的讷伊附近宽约2英里的地区，这个地区完全为法军堡垒的火力控制，有许多筑有坚固建筑物的、利于防御的村庄，同时还有能瞰制周围地区的法军新阵地——蒙亚佛隆高地。因此，在这里可以不断地扩大防御地区；如果牢牢地巩固这一地区，就可以继续进攻。在这种情况下，或者围攻者的战线显得“凸出”，以致法军有可能对它进行顺利的攻击，或者围攻者在这里集中大量的兵力，而不得不削弱战线其他地段上的兵力，从而会有利于法军的进攻。这个地区被法军控制了整整一个月。德军不得不用攻城炮队来对付蒙亚佛隆，这样，总共经过两天的炮击便把法军赶出了该地；蒙亚佛隆一经失守，其他阵地也就放弃了。诚然，21日又在整个东北线和东线重新发起进攻，占领了勒-布尔热的一半，占领了梅宗-布朗希和维耳-埃夫腊尔，但就在当夜，这些有利的阵地又全部丧失了。部队被留在堡垒的前面，在零下9—21度的气温下就地露营，但是最后还是撤进了掩蔽工事，因为不言而喻，他们经不起在这样的气温下露营。上述这个情况，比其他任何情况都更能说明巴黎防御中所表现的那种无决心，无毅力，那种mollesse〔委靡不振〕、我们甚至可以说是消极懈怠。
蒙亚佛隆的战斗终于促使普军由包围转而采取真正的围攻，并且使用了为应付意外情况而准备的攻城炮兵。12月30日开始对东北部和东部的堡垒进行正规的炮击；1月5日开始对南部的堡垒进行正规的炮击。这两次炮击都是毫不间断地进行的，不久以前又对城市本身进行了炮击，这是一种毫无理性的暴行。对巴黎这样的大城市进行炮击，丝毫也不能加速它的投降，关于这一点谁都没有凡尔赛参谋部知道得清楚，而且谁也没有像凡尔赛参谋部那样经常地提出理由在报纸上说明这一点。在炮击堡垒以后，接着就挖掘正规的平行壕，至少是围攻伊西堡垒的平行壕；据说，火炮已进入靠近堡垒的炮位，如果防御者不采取比以前坚决的进攻行动，那末我们可能很快就会听到一个或几个堡垒遭到严重破坏的消息。
但是，特罗胥仍然有意或无意地按兵不动。最近几天中为数不多的几次出击，看来正如特罗胥的非难者在“世纪报”上所说的，是太“不切实际”了。据说，兵士们拒绝服从军官。如果真是这样，那末这只是证明，兵士们已完全失去对最高司令官的信任。我们的确不能不得出结论：更换巴黎的最高司令官已成为必要的了。全部防御行动的犹豫不决、委靡不振和软弱无力，这一切不能完全归咎于军队的素质低劣。阵地扼守了一个月之久（在这一个月当中只有约10天是真正严寒的日子），却没有妥善地加以巩固，这只能责备特罗胥，因为他应当督促做好这件事。而且这一个月又是围攻的紧要关头，究竟哪一方，是围攻者还是被围者将取得这个地区的问题，到这个月底应该见分晓。不是军队，而是总司令的按兵不动和犹豫不决使得在胜败关头形势变得不利于被围者。
但是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按兵不动和犹豫不决呢？堡垒正遭受着敌人的炮击，围攻者的炮队步步逼近；而法军的炮兵，如特罗胥自己所承认的，却抵不过进攻的敌人的炮兵。如果垒墙仅仅由炮兵来防守，那末就可以准确地算出在这种情况下垒墙（石砌部分等）被毁的时间。按兵不动和犹豫不决是不能挽救它们的。应当有所作为了，如果特罗胥无能为力，那他最好让别人来试一试。
金累克曾给后代记述了一段情节，在其中特罗胥所表现的性格和在这次巴黎防御中所表现的完全一样。当腊格伦勋爵和圣阿尔诺都已决定向瓦尔那进军[122]，而且英国的轻装师已经出发的时候，特罗胥上校——“一个谨慎的爱深思的、精通战略学的人”——拜访了腊格伦勋爵，
“人们猜测，他的使命是约束法国元帅的轻举妄动”。
特罗胥上校和腊格伦举行了会谈；结果，圣阿尔诺宣布，他决定
“只向瓦尔那派出一个师，而且把其余的部队不是配置在巴尔干山脉的前面，而是配置在它的后面”[123]，
同时劝腊格伦勋爵也照他这样做。
而这正是土耳其军队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几乎在多瑙河上取得了胜利的时候！
可能有人会说，巴黎的军队已经士气沮丧，他们再不能进行大规模的出击了，现在向普军的围攻工事出击已经太晚了，特罗胥也许是要保存自己的部队，以便在最后的时刻使用他的全部兵力等等。但是，如果说巴黎50万武装人员要向人数比他们少一半以上而且处在非常不利于防御的阵地上的敌人投降，那末在全世界和他们自己还没有认识到他们的素质不如敌人以前，他们当然是不会这样做的。他们绝对不能安然无事地坐着，吃尽最后一点贮粮，然后投降！如果他们士气沮丧，那末这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已经被彻底打败了呢，还是因为他们对特罗胥失去了任何信任？如果说现在出击就已经晚了，那末再过一个月就更不可能进行了。至于特罗胥本人的末日，那末来得愈早愈好；现在兵士们的伙食还相当好，体力也还比较强，但是到了2月他们的情况又将如何，那就难说了。
载于1871年1月19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852号
注释：
[121]指“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Königlich-PreuβischerStaats-Anzei-ger》）。这是德国的一家日报，普鲁士政府的官方机关报，该报从1851年到1871年用这个名称在柏林发行。——第249页。
[122]指克里木战争期间，因俄军于1854年5月开始对锡利斯特里亚采取军事行动，英法军队为援助多瑙河战区的土军，从他们在土耳其的第一个驻军地点——加利波利——向瓦尔那调动。这一计划没有实现，因为沙皇政府慑于已开始军事准备的奥地利与联军共同行动，不得不停止对锡利斯特里亚的围攻并将军队撤出多瑙河各公国。当时调往瓦尔那的联军部队后来曾被用于进攻塞瓦斯托波尔。——第252页。
[123]亚·威·金累克“入侵克里木；入侵的开始和以后直到腊格伦勋爵逝世时的发展”，1863年爱丁堡和伦敦版第2卷第38—40页（A．W．Kinglake．《TheInvasionoftheCrimea；itsOrigin，andanAccountofitsProgressdowntotheDeathofLordRaglan》．Vol．Ⅱ，p．38—40．EdinburgandLondon，1863）。——第252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战争短评（三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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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短评（三十五）
双方进行野战的军队采取了两个容易导致战争危机的行动。第一个是布尔巴基向韦德尔的进军；第二个是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向尚济的进军。
关于布尔巴基向东进军的传说，几乎流传了整整一个星期，不过这种传说和现在流传极广的其他传说没有任何区别。这样的进军本身也许是一件很不错的事，但是还不能使人有理由相信它真能实现。然而，现在无需怀疑：布尔巴基至少已经率领第十八军和第二十军以及新编的第二十四军到达法国东部，取道伯桑松，绕过韦德尔在维祖耳的阵地向维祖耳和伯尔福之间的吕尔前进。1月9日，韦德尔在离吕尔不远的维累尔塞克塞耳向他攻击；发生了一次战斗，而且双方都自称取得了胜利。显然，这是一场后卫战，韦德尔大概依靠这场战斗保证了自己的退却。但是不论是谁在这第一次冲突中取得了胜利，一两天以后继之而来的必然是另一些将在这里导致危机的更为重要的战斗[119]。
如果布尔巴基以充足的兵力来进行这次进军，也就是说把其他地方并不是非要不可的每个人、每匹马和每门炮都利用上，如果这次进军以必要的毅力来实施，那末它也许能成为这次战争中的转折点。我们在以前就已指出德军的交通线太长这个弱点，以及法军用大兵力进攻这一交通线来解救巴黎的可能性［注：见本卷第242页。——编者注］。现在赌注正是押在这一点上，能否如愿以偿那就要看赌技如何了。
目前占领法国的敌军中，几乎全部基干部队都用于围攻巴黎和掩护这个围攻了。在35个师（包括一直作为基干部队使用的后备军的近卫部队）中就有32个师用于这方面。2个师（3个巴登旅和1个普鲁士旅）归韦德尔掌握，同时察斯特罗夫指挥的1个师也已前去同他会合。此外，韦德尔至少还有后备军的2个师用于围攻伯尔福和占领亚尔萨斯南部的各个要塞。因此，由梅济埃尔经郎城和苏瓦松到巴黎以及由巴黎经奥塞尔和夏提荣到巴塞尔附近的许宁根一线东北的整个地区，连同这里全部已经夺得的要塞，都要用剩下的没有担任其他任务的后备军部队来扼守。如果我们注意到，在德国还有战俘需要看管，德国本土的要塞需要守备部队，而且只有9个普鲁士军（在1866年以前成立的）有足够的老兵可以补充后备军各营，而其他各军还要等5年才能提供这种补充兵员，那末我们就可以想像得到，剩下能用来占领法国这部分地区的部队是不可能太多的。固然，现在有18个后备营正被派往亚尔萨斯和洛林担任要塞的守备勤务，而新编的“警备营”则应该接替普鲁士国内的后备军。但是根据德方报纸报道，这些警备营的编组进行得很慢，因此，占领军在一定时期内仍然是比较薄弱的，它只能勉强控制占领地区内的居民。
布尔巴基正是向这一部分德军前进的。他显然想把自己的军队插到维祖耳和伯尔福中间，从而孤立韦德尔，迫使他退往西北方向，然后单独地击败他。但是韦德尔现在可能是在伯尔福附近并且已与特雷斯科夫会合，所以布尔巴基要给伯尔福解围，就必须打败他们两个；他应当把围攻军队逼退到莱茵河谷，然后才能沿佛日山脉西侧向吕内维尔前进，到了那里他就到达了德军主要的交通线。破坏法耳斯布尔附近的铁路隧道就可以长期封锁通往斯特拉斯堡的铁路线，破坏弗鲁阿尔的铁路枢纽站就可以使萨尔布吕肯和麦茨的铁路交通中断，甚至还能够派游动队到提翁维耳去破坏该地附近的铁路，以便切断德军的最后一条直达铁路线。这支游动队随时都可以退到卢森堡或比利时并在那里放下武器；这是完全合算的。
布尔巴基所抱的目的大概正是这样。由于巴黎四郊已被搜刮一空，巴黎与德国的交通线即使只中断几天，对于巴黎城外的24万德军也会引起非常严重的后果，而对于解除巴黎之围来说，在洛林的12—15万法军能够成为甚至比尚济对弗里德里希－卡尔的胜利还要有效的手段，因为后者在被击败时，最后还是会向围攻巴黎的军队退却，以期获得他们的援助。固然，德军还有一条通过提翁维耳、梅济埃尔和兰斯的铁路，这条铁路大概是布尔巴基甚至用游动队也不能达到的，但是只要布尔巴基能够突入洛林，在敌占区内无疑就会掀起全面的人民起义；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沿这第二条铁路线运动将会遭到多么严重的威胁。此外，布尔巴基胜利的第一个后果就会是哥本被迫退却；因而也就给北方军团造成在苏瓦松和梅济埃尔之间切断这条交通线的机会。
我们认为，布尔巴基的这次进军是法国将军们在这次战争中所做的一切事情中最重要而且最有希望的一件事。但是，我们再一次指出，这次进军必须适当地进行。最好的计划，如果执行不力，优柔寡断，也会毫无价值。在他同韦德尔的战斗结束以前，我们大概无法知道有关布尔巴基的兵力或者他如何指挥兵力的任何确实消息。
但是我们听说：德军由于预见到这种情况，已决定将韦德尔军扩充为庞大的“第五军团”，由曼托伊费尔指挥，而曼托伊费尔应当把他的“第一军团”交给哥本指挥，并率领第二、七和十四军来援助韦德尔。但是第七军的第十三师已由察斯特罗夫率领前往维祖耳；第十四师刚刚占领梅济埃尔和罗克鲁阿，因此不能指望它很快到达维祖耳；第十四军就是一直由韦德尔指挥的那个军（由巴登师和哥尔茨所指挥的普鲁士第三十和第三十四团组成）；至于巴黎城下的第二军，我们估计，在巴黎投降以前是不会调动的，因为把它调走那里就会发生困难。然而即使现在就把这个军调出来，它也只能在韦德尔和布尔巴基的决战发生以后才会到来。至于从德国境内可能有的预备兵力中能否给韦德尔派出其他援军的问题，我们必须考虑到：第一，所有可以利用的后备军都已经派出或者正在派出；第二，后备营（现在仅有的后备兵力）已经训练出来的兵士刚被调走，现在仅剩下一些骨干。因此，布尔巴基无论如何必须在德军所期望的援军到达以前进行第一次也是最有决定意义的一次会战。如果他胜利了，他就将处于有利态势，可以随着这些增援部队从各个方向逐渐到来一一对付他们。
另一方面，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向勒芒的进军虽然胜利了，但是仍然可能犯了德军在这次战争中的第一个错误，即他集中全部兵力来对付尚济而让布尔巴基得到了完全的行动自由。尚济无疑是他的直接的、并且在目前还是最危险的敌人。但是在尚济所在的地区是不可能取得对法军的决定性胜利的。尚济刚遭惨败[120]，这在目前使他放弃了援救巴黎的企图，但是并没有使他丧失采取其他行动的可能性。只要尚济愿意，他既可以向布列塔尼也可以向卡耳瓦多斯退却。在这两种场合，在他退却的终点都有一个巨大的海军兵工厂——布勒斯特或瑟堡，这两个地方都有独立堡垒可以掩蔽他的军队，直到法国舰队把他们运往卢瓦尔河以南或松姆河以北为止。所以，法国西部是法军可以交替使用进攻和后退来牵制敌人的兵力而绝不会陷入绝境的地区。如果我们得悉，由于甘必大的坚持尚济出而应战，我们是不会感到奇怪的，因为据说甘必大已经到了尚济那里，并且在这种情况下，甘必大无疑是要使军事考虑服从于政治考虑。尚济在遭受失败并丧失勒芒以后，除了把弗里德里希－卡尔尽可能远地向西吸引开，以便使这一部分普军在布尔巴基开始进军的时候完全不起作用以外，不能有比这更好的行动了。
处在北部的费德尔布显然过于软弱，不能对哥本采取任何坚决的行动。既然尚济很明显地不能打败弗里德里希－卡尔从而援救巴黎，那末他最好是把相当大的兵力派往北方，肃清亚眠和卢昂的哥本部队，并以集中的兵力向梅济埃尔到巴黎的铁路线试行突进；现在，当布尔巴基正在威胁德军的另一条铁路的时候，这样做尤其重要。交通线是军队部署中的要害；正当布尔巴基在洛林南部开始活动的时候，如果那条无论在苏瓦松或勒太耳附近都容易遭受来自北方的攻击的北部交通线受到严重威胁，我们就会看到，凡尔赛将突然出现极其严重的混乱。
载于1871年1月14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848号
注释：
[119]恩格斯的推测完全被证实了。1871年1月15—17日，布尔巴基将军指挥的法军东方军团和韦德尔将军指挥的德军在伯尔福附近的利森河畔进行了决战。法军尽管在数量上占有很大优势，但没有能够取胜，并在会战后被迫开始退却，在退却过程中，布尔巴基军团被彻底击溃。恩格斯在“战争短评（三十七）”和“布尔巴基的复灭”两文（见本卷第254—255、274—277页）中叙述了这次会战（又称埃里库尔会战）和后来法军退却的情况。——第243页。
[120]1871年1月10—12日在法国西部的勒芒会战中，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指挥的德军击败了尚济将军指挥的法军新编的卢瓦尔第二军团。后者损失惨重，被迫退却。——第246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战争短评（三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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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短评（三十四）
自从我们最近一次研究了交战双方在法国各地的态势［注：见本卷第225—228页。——编者注］以来，虽然发生过许多次战斗，但是变化很少，这证明我们关于双方兵力现在几乎形成均势的观点是正确的。
尚济的西方军团正扼守着勒芒前面的阵地；梅克伦堡大公的军队在布卢瓦、旺多姆到韦尔纳伊一线上与它对峙。在旺多姆附近曾进行过多次局部的战斗，但双方军队的相对位置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在这期间，尚济调集了已解散的孔利兵营中所有经过训练的、配有武器的人员；据报道，他已在勒芒周围构筑了坚固的阵地作为一旦退却时的据点，并且人们估计，他现在打算重新采取攻势。因为甘必大先生已于5日由波尔多前往勒芒，所以这完全可能符合事实。关于尚济军队的实际人数和编制情况，我们仅仅知道，他在退到勒芒以前有3个军。关于同尚济直接对峙的军队的情况，我们知道的略多一点，梅克伦堡大公的军队和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原有的军队混合在一起，以致原来的ordredebataille〔战斗序列〕不再有效了。我们将把这两者看做是一支军队，自从弗里德里希－卡尔担任总指挥后，他们实际上就已形成一支军队了；区别仅在于：梅克伦堡大公指挥配置在卢瓦尔河，àcheval〔两岸〕正面向西的军队，而亲王则直接指挥配置在卢瓦尔河由布卢瓦到纪安一线正面向南、监视布尔巴基的军队。这两支军队共有10个步兵师和3个骑兵师，同时有许多分遣队留在从科梅尔西经特鲁瓦到卢瓦尔河的交通线上；这些分遣队只有被后备军新的部队替换以后才能陆续开来。
12月11日，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到达布里阿尔，他企图向涅维尔进攻，以迂回布尔巴基的右翼，并切断他与另一部对韦德尔作战的法军的直接联系。但是，我们不久前得知，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在接到关于梅克伦堡大公突然遭到尚济的坚决抵抗的消息以后，便立刻放弃了这一计划，率领他的大部分军队转回来向图尔方面去了。如我们所知，他的军队已抵近图尔，但是没有开进该城。这样一来，我们现在了解，尚济的巧妙而大胆的退却，不仅保证了他自己的安全，同时也保证了布尔巴基的安全。这位将军大约仍在布尔日和涅维尔附近。如果布尔巴基像人们所推测的那样，向东前进去攻击韦德尔或截断普军的交通线，那末我们现在就已听到他的消息了。他很可能正在整编和补充自己的军队，而且如果尚济转入进攻，我们无疑也会听到布尔巴基的消息。
在塞纳河以北，曼托伊费尔以其第一军扼守卢昂及其周围地区，同时又把他的第八军派遣到皮卡尔第。这个军在那里陷入了困境。费德尔布将军并没有使他的北方军团长期无所作为。在法国最北部从松姆河到比利时边境的三个省中，约有大小要塞20个；这些要塞在今天虽然在遇有大军从比利时入侵时将毫无用处，但在目前情况下却形成了一个最有利的和几乎是无法攻破的作战基地。在几乎两百年前，当沃邦设计这个三层要塞带的时候，他当然不会想到，这些要塞会成为法军抵御来自法国中心的敌人的巨大营垒（类似扩大的四边形要塞区）。但是这成了事实，并且尽管这个地区范围小，它在目前情况下却是不可攻破的；此外，这个地区从工业资源、人口十分稠密的角度来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区。费德尔布由于维累尔－布雷顿讷附近的战斗（11月27日）[116]被击败而退到这个可靠的隐蔽地以后，整编并补充了自己的军队；在12月底，他又向亚眠前进，并于23日在阿吕河附近同曼托伊费尔进行了一次战斗，结果不分胜负。在这次战斗中，费德尔布用了4个师的兵力（根据他的资料为35000人）攻击普鲁士第八军的2个师（根据普军的资料为24000人）。他在这种兵力对比的条件下竟能敌得过像冯·哥本这样赫赫有名的将军，这个事实证明他的流动自卫军和新兵做出了成绩。后来，正如他本人所称，由于严寒以及军需品和辎重不足，可能还由于他不相信所属部队在苦战的第二天仍能保持坚定，他便几乎不受阻碍地退过了斯卡尔普河。冯·哥本留下第十六师的大部兵力保护交通线和包围佩龙讷城以后，对他进行了追击，并且只率领了第十五师和小阿尔勃莱希特亲王的游动队（至多为1个旅的兵力）向巴波姆和更远的地方前进。由此可见，优势当时是在费德尔布的4个师方面的。费德尔布毫不犹豫地离开自己的掩蔽阵地攻击普军。经1月2日的初战后，双方主力于次日在巴波姆附近进行了会战。费德尔布的明确报告，法军在数量上的巨大优势（如果根据上述材料确定双方的兵力，那末法军为8个旅，即至少33000人，而普军为3个旅，即16000—18000人）以及曼托伊费尔含糊其辞的说法，都使人不能怀疑，法军在这次会战中占了上风。此外，曼托伊费尔的夸夸其谈在德国是闻名的；大家记得，在他任什列斯维希公国的总督时，曾以身材高大著称，他表示决心“以七尺之躯捍卫每寸国土”。无疑，他的消息即使经过凡尔赛的检查以后，也仍然是普军所有的消息中最不可靠的。同时，费德尔布并没有去扩大他的战果，而在会战以后退到位于战场后方几英里的一个村庄，因此佩龙讷城没有得到解救，并且正如本报所指出的那样，普军却得到了这次会战的全部战果。对于费德尔布为自己的退却辩解的理由，是不能信以为真的。但是不管他的理由如何，如果他只能用自己的军队击败普军的3个旅，然后退却，那末他是解救不了巴黎的。
在这期间，曼托伊费尔将很快得到大量的援兵。第七军第十四师（由卡梅克指挥）在占领蒙梅迪和梅济埃尔以后，正随带攻城炮兵纵列向他的作战地区开进。吉兹附近的一次战斗，看来是这次进军的一个阶段；吉兹在梅济埃尔到佩龙讷的直通大道上，佩龙讷自然是即将遭到炮击的下一个要塞。如果普军在各方面都进展顺利，继佩龙讷之后将要遭到炮击的可能是康布雷。
在东南方面，韦德尔自从12月27日撤离第戎以后便节节败退。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德国人才提到这一点，而这时普军仍继续保持完全的缄默；“卡尔斯卢厄日报”[117]在一个不显著的位置透露了这一消息。31日，经战斗后韦德尔又撤出了格雷城，现在正在维祖耳掩护对伯尔福的围攻。里昂军团在克雷美（据传他是一个流亡的汉诺威军官）的指挥下正在追击韦德尔，而加里波第看来正在更西的地方攻击普军的主要交通线。据说，韦德尔正在等待一支36000人的援军，他在维祖耳的态势将是相当稳定的，但是他的交通线看来远没有保障。现在我们得悉，第七军军长察斯特罗夫将军已被派到那里，并且已同韦德尔取得了联系。如果察斯特罗夫不受领新的任务，那末他将指挥在麦茨为后备军接替的步兵第十三师；此外，他还将指挥其他部队进行积极的战斗行动。看来，他的1个营遭到了攻击，并且据说在从奥塞尔到索恩河岸夏龙的大道上的索利厄附近被击溃。至于在次要的铁路线上普军的联络情况（不包括南锡到巴黎的铁路主线的情况，因为该线防守森严，暂时是安全的），那可以从“科伦日报”[118]所发表的来自肖蒙（在上马尔纳）的一篇通讯中看出；这篇通讯的作者抱怨说，目前自由射手已第三次破坏了由肖蒙至特鲁瓦的铁路；在12月24日的最近一次，他们拆掉了钢轨的扣件，以致一列载运500名后备军的列车出了轨，接着自由射手便从森林中进行射击，但被击退了。这位记者认为这种行为不仅是不诚实的而且是“可耻”的。这种说法完全与1849年在匈牙利的一名奥地利胸甲骑兵的说法相同：“这些骠骑兵难道不是可耻的暴徒吗？他们明明看见我披着胸甲，却仍然向我面部砍来。”
对于围攻巴黎的普军来说，这些交通线情况的好坏，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交通中断几天，就会使围攻军在几个星期内受影响。普军明了这一点，现在正将其全部后备军集中在法国西北部，以便控制相当广大的地带，保证铁路线的安全。梅济埃尔的陷落给普军开辟了第二条由国境线经过提翁维耳、梅济埃尔和兰斯的铁路线；但是，它的一侧暴露给北方军团，因而是危险的。如果法军还有可能解救巴黎的话，那末截断这条交通线也许是最容易的一种方法。
载于1871年1月7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842号
注释：
[116]在维累尔－布雷顿讷的战斗（又称亚眠会战；恩格斯在“战争短评（二十九）”一文中曾用这个名称提到过这次会战，见本卷第199页）中，1870年11月27日法军北方军团在诺曼底被曼托伊费尔将军率领的德军第一军团击败。——第240页。
[117]“卡尔斯卢厄日报”（《KarlsruherZeitung》）是巴登政府的机关报，从1757年起在卡尔斯卢厄出版。——第241页。
[118]指“科伦日报”（《KöTlnischeZeitung》）。这是德国的一家日报，自1802年起即以此名称在科伦出版，它反映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级的立场；普法战争时，它积极支持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的沙文主义要求，反对法国的共和政体；在巴黎公社时期，它要求武装镇压巴黎的革命。——第242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战争短评（三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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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短评（三十三）
从圣诞节起对巴黎的真正围攻开始了。在这以前，只不过是包围了这个巨大的要塞而已。固然，已构筑好重型攻城炮的炮台并且集结了攻城炮兵，但是没有一门火炮进入阵地，没有开设一个炮眼，没有发射一发炮弹。所有这些准备工作都是在巴黎的南面和西南面进行的。在其他方面也构筑了胸墙，但显然只是用于防御的目的，用于抵抗出击和掩护围攻军队的步兵和野战炮兵。这些工事距巴黎各堡垒自然要比炮队在正规围攻时所应配置的地点远；在这些工事和堡垒之间，有一个没有被任何一方占领的宽阔地带，这是法军可用以进行出击的地方。当特罗胥于11月30日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出击被击退时，他仍然控制着巴黎东面这一地带的一部分地区，包括罗尼堡垒前面独立的蒙亚佛隆高地。特罗胥已开始在这个高地上构筑工事；从哪一天起，我们不确切知道，但12月17日我们听到有人提及，不论是蒙亚佛隆高地或者瓦朗各高地（在马尔纳河弯曲处），都已构筑了工事，并且配置了重炮。
除了巴黎南面的维特里和维耳茹伊弗附近的看来并没有多大作用的几座前进多面堡外，我们看到在这里防御者初次企图大规模地用挖掘反接近壕的方法来扩大自己的阵地。在这里我们自然应当拿塞瓦斯托波尔来对比。在联军开始围攻作业4个多月以后，即到1855年2月底，当围攻者深受严寒之苦的时候，托特列本开始在当时距自己防线相当远的距离上构筑前进工事。2月23日，他在距要塞主墙1100码的地方构筑了色楞格多面堡；当日，联军对这个新工事的攻击遭到了失败；3月1日，在距要塞围墙1450码的地方构筑了另一个更向前突出的沃伦多面堡。这两个多面堡被联军称为《ouvragesblancs》〔“白色多面堡”〕。3月12日，在距要塞围墙800码的地方，构筑了堪察加眼镜堡，它被联军称为《Mamelonvert》〔“绿色山冈”〕。在所有这些工事的前面都挖有战壕。3月22日的攻击被击退了，并且全部工事，包括《Mamelonvert》右方的工事，即“采石场”，也完全构筑成功了；所有这些多面堡都有隐蔽路相连。在整个4月和5月期间，联军企图再度夺取筑有这些工事的地方，但毫无结果。他们不得不挖掘在正规围攻时采用的接近壕向这些工事逼近，而且到6月7日，当大量援兵到达的时候，他们才得以用强攻夺取这些工事。这样一来，尽管这些向前突出的野战工事遭到了当时威力最大的海军火炮的轰击，但它们使塞瓦斯托波尔陷落的时间推后了整整3个月。
假如把上面说的一切同蒙亚佛隆高地的防御加以对比，那末后者就显得很可怜了。12月17日，法军花了两个多星期来构筑工事以后，把炮台筑成了。在这期间，围攻军队调来了攻城炮，主要是在以前的围攻中用过的旧式炮。22日，德军筑成了对付蒙亚佛隆高地的炮台，但在法军enmasse〔大规模〕出击的威胁完全消除以前，以及在巴黎军团于26日在德朗西周围停止构筑阵地以前，德军并没有采取任何战斗行动。12月27日，德军炮队开始射击，一直持续到28日和29日。法军工事的火力不久即被压制住，而29日，这些工事就放弃了，据法军公报称，其原因是在这些工事中没有守军的掩蔽穹窖。
这无疑是一次可怜的防御，而为它作的辩解就更加可怜了。主要缺陷显然在于工事的结构不完善。根据各方面的消息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蒙亚佛隆高地没有一个闭合的多面堡，而只有一些背面暴露，甚至两侧也没有可靠的掩护的炮台。此外，这些炮台显然只有一个射向，即向南或向东南射击，然而在附近，在东北方向，却有兰西和蒙费尔梅两个高地，它们最便于德军对蒙亚佛隆高地进行炮击。围攻军队利用了这一点，把炮兵配置成一个半圆形来包围蒙亚佛隆高地，很快就压制住了蒙亚佛隆高地的火炮，并逐走了守军。但为什么没有构筑守军的掩蔽部呢？严寒只能作为辩解的一半理由，因为法军曾有足够的时间，而且俄军冬天在克里木的岩石上能做到的，法军在1870年12月在巴黎附近也应该能做到。当然，轰击蒙亚佛隆高地的火炮比联军在塞瓦斯托波尔所用的火炮威力大得多，但是这正是曾轰击过杜佩尔[115]的多面堡的火炮，而杜佩尔的多面堡也是野战工事，却支持了3个星期。有人推测，守备的步兵逃跑了，结果使炮兵失去了掩护。这是可能的，但这并不能为构筑这些工事的工程师辩护。根据这些工事的结构来判断，巴黎的工程指挥部一定组织得很差。
蒙亚佛隆高地的工事迅速被摧毁，刺激了围攻军队继续获取这种胜利的胃口。他们对东面的各堡垒，特别是对努瓦济、罗尼和诺让这三座堡垒进行了炮击。经过两天的炮击，所有这些堡垒几乎都被压制住了。此外还对这些堡垒采取过什么行动，我们什么也没有听到。关于这些堡垒之间的防御工事的炮火，也没有任何消息。但我们可以相信，围攻军队会竭尽全力向这些堡垒挖掘接近壕（尽管是一些极简单的接近壕），从而保证稳固地扼守蒙亚佛隆的阵地。如果围攻军队不管天气如何，而在这方面取得比法军更大的进展，那是不会使我们惊奇的。
但是，所有这些事件对围攻的进程有什么影响呢？没有疑问，如果这三座堡垒落入普军手中，这将是普军的一个很大的胜利，使他们能够把炮队推进到距要塞围墙3000—4000码的地方。不过，这些堡垒决不是不可避免地会这样迅速陷落的。这些堡垒都设有守军的防弹穹窖；而围攻军队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把他们为数很少的线膛臼炮运来。这种臼炮是唯一可以在很短时间内摧毁防弹掩蔽部的火炮；旧式臼炮太不准确，不能很快奏效，而二十四磅炮（发射的炮弹重64磅）不能赋予足够大的射角来保证有效地进行曲射。如果说这些堡垒的炮火看来被压制住了，这也只能说明他们的火炮已经隐蔽起来，以便准备对付强攻。普军炮队可以破坏胸墙，但是还不能因此形成缺口。为了用间接的射击摧毁内岸的掩护严密的石砌部分，普军必须把炮队配置在距堡垒不超过1000码的地方。而要做到这点，只有挖掘在正规围攻时采用的平行壕和接近壕才行。普军常说的“快速”围攻法，仅在于从远距离上压制住敌人的火力，以便能够在危险较小、时间较短的条件下挖好接近壕；然后以间接射击的方法进行极猛烈的炮击，并在围墙上打开缺口。如果所有这些措施仍不能迫使法军投降（而对于巴黎的堡垒来说，很难设想用这种办法能够迫使他们投降），那就只有用普通的方法把接近壕一直挖到斜堤，然后决定强攻。对杜佩尔的强攻是在接近壕已挖掘到距被摧毁的工事约250码的地方以后才进行的，而在斯特拉斯堡，对壕则用完全旧式的方法一直挖到了斜堤顶并且越过了斜堤顶。
考虑到这一切，我们必须再三重复我们在这些短评中屡次强调的观点，即巴黎的防御必须是积极的，而不应当仅仅是消极的。现在是一个适于出击的空前未有的时机。当前的问题并不在于突破敌人的战线，而在于接受围攻者迫使被围者进行的那种局部性的战斗。围攻者几乎在一切情况下都能在选定的任何地点取得对被围者的火力优势；这是一个人所共知的无可争辩的老真理；被围者如果不以积极、大胆和坚决的出击来弥补这个不可避免的固有的缺陷，那末他们就会错过最好的机会。据说，巴黎军队的士气已经低落；但这是毫无理由的。军队可能对自己的指挥官失去信任，但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如果特罗胥继续无所作为，那末他们就有充分的理由不信任自己的指挥官。
我们想用几句话谈谈某些人的奇妙臆测：即特罗胥似乎打算在巴黎陷落以后率领他的军队撤退到筑垒的半岛蒙瓦勒里安，把它当作卫城。这个异想天开的猜测，是凡尔赛普军参谋部内某些过分聪明的食客想出来的，所根据的主要事实是：在巴黎和上述半岛之间来往的马车络绎不绝。如果有人把构筑卫城的地方选在这样一个低洼的、冲积而成的、四面为高地瞰制、敌人可以了如指掌地看到军队配置情况并能从近距离射击的半岛上，那末他也真算得上是一个聪明非凡的将军了。但是，普军参谋部自成立以来，一直有这样一些超人的高瞻远瞩的人物的参与而给它带来很大的麻烦。他们总认为最可能的事情就是敌人在做最不可思议的蠢事。用德国的谚语来说，就是“他们听见草长”。凡是读过普鲁士军事著作的人，必然碰到过这类人物，但令人奇怪的只是，居然竟有人相信他们。
载于1871年1月6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841号
注释：
[115]见注79。——第235页。
[79]宗德堡（现名森纳堡）是1864年普奥对丹麦战争（见注62）时控制通往阿尔森岛的渡口的杜佩尔筑垒阵地上的一个据点。经过长时间的围攻，普鲁士军队于1864年4月18日占领了杜佩尔阵地，迫使丹麦军队退到阿尔森岛。争夺杜佩尔阵地的战斗表明，炮兵在围攻中的作用增大了。——第142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德军在法国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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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在法国的状况
在德国，这次战争中兵源枯竭的情况已开始表现出来了。最初的入侵军，包括南北德意志的全部基干部队在内，约达64万人。经过两个月的战斗，这支军队的人数锐减，以致不得不把从各个步兵后备营和骑兵后备连抽调出来的第一批兵士（约为最初的入侵军人数的三分之一）派赴前线。他们在9月底和10月初开到了法国。尽管他们的人数可能达20万人，但作战军队的各营仍远没有补充到1000人的最初名额。巴黎城下各营的人数为700—800人，而麦茨城下各营的人数则更少。不久，疾病和战斗又造成了更大的减员，因此当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到达卢瓦尔河时，他的3个军已减少到不足正常编制人数的一半，即平均每营450人。本月的战斗以及严寒多变的天气，势必严重影响巴黎城下的军队和掩护包围的军队；因此各营现在无疑平均不到400人。1870年征集的新兵，经过3个月的训练，将于1871年1月初做好派赴前线的准备。这些新兵约为11万人，每营可以得到略少于300人的补充。我们现在听说，其中一部分已经越过了南锡，并且每天都有新的补充兵员源源开来；因此各营很快又可补充到650人左右。如果其余那些未经训练的、年纪更轻的可用的人员（补充兵）果真同本年度的新兵一起受过了训练（从许多迹象来看这是可能的），那末每个营又可多补充100人，使每营达到750人。这样就大约等于原来人数的四分之三，并将组成一支48万人的军队（从德国派赴前线的共100万人）。由此可见，德国派出的各基干团原有的和以后补充的人员，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内已有一半以上死亡或成了残废。如果有人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那末就请他用以往各次战局（例如1813年和1814年的战局）中的伤亡来作一比较；同时还请他注意，在这次战争中，普军连续不断的长时间的和急速的行军必然给军队以极其严重的影响。
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谈到基干部队。除开它们以外，几乎全部的后备军也被派到了法国。最初，后备军的每个近卫营为800人，其他营则为500人；但它们的人数全都逐渐增加到每营1000人。这些营加上骑兵和炮兵，总共为24万人。其中绝大部分已来法国一定时间，他们在担任警卫交通线和封锁要塞等任务。但是即使担任这个任务，他们的人数看来也是不足的，因此目前后备军又在建立4个师（大概是在后备军的每个团设一个第三营），至少有50个营，5万人。他们全部必须在现在派往法国。那些仍然留在德国看管法国战俘的部队，想必由新编的“警备营”来接替。在收到关于建立这些营的命令全文以前，我们不能断定它们由哪些人编成，而关于这个命令暂时还只有一条简短的电讯。但是，如果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上面提到的后备军4个新的师不依靠征集40岁甚至40岁以上的人便不能建立起来，那末除了40岁到50岁的人以外，还有哪些受过训练的兵士留给警备营呢？毫无疑问，这个措施正在耗尽德国的有训练的预备兵员，此外还耗尽整整一个年度内所征集的新兵。
后备军在法国行军、露营和作战的次数，要比基干部队少得多。这些后备军大部分住着相当好的营舍，给养充足，勤务也不繁重；因此可以认为，其死亡和因残废离队的总人数约为4万。现在，包括目前正在建立的新编各营在内，后备军尚有25万人；但是我们根本不知道，经过多久才能够——如果说总有一天能做够的话——把他们全部调到国外去执行勤务。可以说，在未来两个月普军在法国的后备军战斗人员最多为20万人。
因此，到1月下半月，德军在法作战的基干部队和后备军一起大约为65万到68万人，其中15万到20万人现在正在去法国途中或正在准备出发。但这些部队大大不同于迄今在法国使用的部队。各基干营整整有一半人是20岁或21岁的没有经验的青年，冬季作战的困难对这种年龄的人的健康具有特别严重的影响。这些人很快就要挤满医院，而各营的人数又将开始下降。与此同时，后备军里越来越多的是32岁以上、几乎全都结过婚并有子女的人，也就是年龄大而在寒冷或潮湿的天气里露营几乎肯定很快就会普遍得风湿症的人。毫无疑问，由于后备军必须防守的地区的扩大，大多数部队的行军和作战要比以前频繁得多。基干部队的兵士比以前的年轻得多，后备军的兵士则比以前的年老得多；补充基干部队的新兵几乎没有时间来受军事训练和熟悉纪律；而补充后备军的人员有足够的时间来忘掉这些东西。由此可见，德军中包含的成分使德军在质量上比以前大大接近于同它作战的法军新编部队。但是，德军有一个优越条件，即这些成分都被并入老部队的坚强而稳定的骨干中去。
除此而外，普鲁士还有哪些兵源呢？有到1871年才满20岁的新兵和一些年纪大的补充兵。后者全都没有受过训练，几乎全都是已婚者，并且已到了不愿或不能当兵的年龄。把那些长期以来就习惯于认为自己同军队只有形式上的关系的人征集入伍，这是极其不得人心的。而把那些身体状况虽然适合服役但由于某种原因得以完全免役的人征集入伍，那就更不得人心了。在纯粹防御性的战争中，他们全都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但是在掠夺性的战争中，而且在掠夺政策的成功成为疑问的时候，是不能指望他们做到这一点的。要用一支主要由已婚男子组成的军队进行一场胜败不定的掠夺性战争，终究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战争中，一两次严重的失败，必然会使这种军队士气沮丧。普军由于战争的拖延愈成为真正的“全民武装”，它进行掠夺的能力就愈小。让德国的庸人们疯狂地叫嚷要征服亚尔萨斯和洛林吧！然而无需怀疑，德国不可能为了征服这两个地区而忍受像法国为了自卫甘愿忍受的那种艰苦、社会生活的破坏和国家生产的停顿。这班德国的庸人只要一穿上军装，开到前线，他们的狂热很快就会在法国战场上的某地或者在露营地的凛冽的寒风中冷却下来。因此，如果两个民族真正手执武器面对面，结局对他们也许是最好的了。
载于1870年12月24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830号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战争短评（三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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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短评（三十二）
上周的战斗行动证明，我们曾怎样正确地估计了交战双方的态势，当时我们断定，从麦茨到达卢瓦尔河和诺曼底的德军已经大大丧失了夺取新地区的能力［注：见本卷第211—212页。——编者注］。从那时起，德军占领的地区几乎丝毫没有扩大。梅克伦堡大公率领冯·德尔·坦恩的巴伐利亚军队（尽管他们漫无组织，缺少鞋子，但是在前线上没有他们却不行）以及第十军、第十七师和第二十二师，顽强地追击了尚济的军队，后者且战且退，缓慢地从博让西退到布卢瓦，从布卢瓦退到旺多姆、埃皮色及其以西的地方。尚济防守了从北面流入卢瓦尔河的小河所形成的全部阵地，而当普鲁士第九军（或至少是该军的黑森师）从卢瓦尔河左岸开来，在布卢瓦附近迂回了他的右翼的时候，他便退到旺多姆，在卢瓦河一线占领阵地。在12月14日和15日，尽管敌人发动几次攻击，他仍然守住了这个阵地，但在15日傍晚放弃了阵地，缓慢地、毫不慌乱地向勒芒退却。17日在埃皮色附近，也就是在从旺多姆和莫雷到圣加来的两条道路的汇合点附近，他同冯·德尔·坦恩的军队又进行了一次后卫战，然后继续退却，但德军看来并没有追击很远。
显然，整个这次退却是进行得十分谨慎的。自从决定把原来的卢瓦尔军团分为两部分以后，其中一部分归布尔巴基指挥的应当在奥尔良以南作战，而另一部分归尚济指挥（勒芒附近的部队也归他指挥）的则应当防守卢瓦尔河以北的法国西部；在采取了这个措施以后，尚济就不能把决战作为自己的目的了。相反，他的计划必须是尽可能地坚守每一寸土地而避免卷入决战的危险，从而给敌人造成尽可能严重的损失，并且在炮火中锻炼自己的新编部队保持秩序和坚定性。在这次退却中他损失的人员自然会比敌人的多，尤其是很多人掉队，但这些都是各营最差的兵士，没有他们，他也完全可以应付。他也许能够保持他的军队的士气，同时继续使敌人对共和国的军队表示卢瓦尔军团已经赢得的那种尊敬。并且他很快就会达到这样的转折时机，即追击他的敌军由于战斗的伤亡、疾病以及由于必须派兵留守后方的补给线而被削弱，因而必定会放弃追击，或者本身也要冒失败的危险。这种转折地点很可能就是勒芒；那里，在伊夫雷-勒韦克和孔利有两个训练兵营，并有一支人数不定、组织程度不等、装备不一的军队；但是在那里组织严密的营无疑比尚济为了击退梅克伦堡大公的任何进攻所需的营还要多。普军司令官，确切些说，他的参谋长施托什将军（他实际上指挥着梅克伦堡大公的军队的进军），大概已觉察到这一点了。果然，自从我们听说北德意志第十军于18日把尚济追击到埃皮色以西以后，现在又听说福伊格茨-雷茨将军（他指挥的就是这个第十军）于21日在蒙乃郊区击败了一支法军，并把他们逐到了诺特丹-多厄以南。蒙乃在埃皮色以南约35英里处，位于从旺多姆到图尔的道路上，而诺特丹-多厄离图尔比蒙乃要近几英里。由此可见，在把尚济的主力一直追击到勒芒以后，现在梅克伦堡大公的军队（至少是一部分兵力）大概要向图尔前进，此刻他们也许已经到达图尔，但他们未必能长期占领这个地方。
普鲁士评论家指责卢瓦尔军团在奥尔良会战以后所进行的离心退却，并断言法军只是由于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突破了他们的中央”的强有力的行动才不得不采取这一错误步骤。我们可以同意，这次离心退却和随后把军团分为两个独立的部分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奥雷耳遭到敌人打击时的错误部署造成的。但是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法国要组织军队，首先需要时间和空间，也就是要有尽量多的地区，以便在那里准备组织军队的手段——人力和物力。法国暂时还无力求取决战，因此，它应当设法使尽可能多的地区不被敌人占领。既然现在入侵已经进入一个攻防双方兵力几乎平衡的阶段，防御军队也就不必要按照决战的要求来集中。相反，他们可以不冒多大危险地分成几支大部队，以便能够守住尽可能多的地区，并且用足以阻碍敌人实行长期占领的大兵力，来抵抗敌人在任何方向上所能发动的进攻。既然在勒芒附近还有约6万、也许是10万人（固然，他们的装备、训练和纪律都很差，但是正在日益改善），既然这些军队的装具、武器和补给所需的经费已经在法国西部筹集好了，那末仅仅因为战略理论要求败军在一般情况下要作为一个整体实行退却而把这一切统统放弃，就是很大的错误；在目前，只有向南运动和放弃保卫西部地区，才能达到这种要求。相反地，在勒芒附近两个兵营中现在有足够的力量可用来逐渐建立起甚至比原来的卢瓦尔军团还要强大的西方军团，而整个南方也可以为布尔巴基的部队建立补充部队。由此可见，这种措施乍看起来似乎是错误的，但实际上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这一措施丝毫也不会妨碍全部法军在经过一段时期以后能够协同地进行决战。
图尔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介于法国西北和南部之间的最西面的一个铁路枢纽。如果图尔长期被普军占领，那末尚济无论是同波尔多政府还是同在布尔日的布尔巴基都无法取得铁路联系。但是普军以现有的兵力是没有希望守住图尔的。他们在那里的地位不会比冯·德尔·坦恩11月初在奥尔良的地位稳固。因此图尔的暂时失守虽然不利，这毕竟是可以忍受的。
关于德军的其他部队，我们听到的消息很少。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和第三军（可能还有第九军的一半）一起，完全不见了，而这决不能证明他还有力量进攻。曼托伊费尔的部队被迫只能起到一支执行征发任务的大游动队的作用；看来他们不可能长期占领比卢昂更远的地区。在韦德尔的周围，四面八方都有游击队活动，他只有依靠积极的行动才能在第戎坚持下去，而与此同时，他突然发现，如果他想保证后方的安全，就必须把兰格尔也封锁起来。我们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可以调来军队担负这个任务，他自己是派不出一兵一卒来的，而在伯尔福附近和亚尔萨斯的后备军也自顾不暇。由此可见，双方兵力大概到处都几乎势均力敌了。现在，正在进行一场谁获得更多援军的竞赛，而在这场竞赛中，法国领先的机会比3个月以前大得多。假如我们能有把握地说，巴黎将坚持到2月底，那末我们大概就可以相信法国将在这场竞赛中获胜。
载于1870年12月23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829号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战争短评（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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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短评（三十一）
卢瓦尔战局看来出现了短暂的间歇，这使我们有时间把各种消息和日期加以对照，从而依据这些非常混乱和矛盾的材料，对事件的真相作一个在目前条件下所能够作的清楚的概述。
11月15日，过去指挥第十五军和第十六军的奥雷耳·德·帕拉丹被任命为新编的卢瓦尔军团的司令官，从这时起，卢瓦尔军团便作为一个独立的军团诞生了。我们说不出，当时还有哪些部队编入了这个军团；这个军团实际上是不断补充起来的，至少到11月底为止是这样，那时它名义上由下列各军组成：第十五军（由帕耳埃尔指挥）、第十六军（由尚济指挥）、第十七军（由索尼指挥）、第十八军（由布尔巴基指挥）、第十九军（据普方情报是由巴腊耳指挥）和第二十军（由克鲁扎指挥）。其中第十九军无论是法方还是普方的消息都从来没有提到过，所以我们不能断定这个军曾经参加战斗。除了这几个军以外，在勒芒及其邻近的孔利兵营有第二十一军（由饶勒斯指挥）和在凯腊特里辞职后转归饶勒斯指挥的布列塔尼军。我们可以补充一点：在法国北部还有费德尔布将军指挥的第二十二军，它的作战基地是利尔。我们没有把配属卢瓦尔军团的米歇尔将军的骑兵部队包括在内，因为这支骑兵虽然人数众多，但是由于刚成立不久，人员又没有受过训练，只能当作一支志愿骑兵队或一群骑马爱好者。
这个军团的成分极其复杂，有重征入伍的老骑兵，也有未经训练的新兵和厌恶一切纪律的志愿兵；有教皇的朱阿夫兵[114]那样坚强的营，也有只是名义上叫做营的乌合之众。这个军团毕竟也规定了某些纪律，但整个说来，仍然保留着匆忙编成的迹象。德军军官在战场上同这个军团打过交道以后说：“如果这个军团再经过4个星期的训练，它也许会成为可怕的敌人。”如果把所有根本没有受过训练的、只能成为障碍的新兵除外，我们估计，奥雷耳用于作战的5个军（不包括第十九军）里面称得起兵的大约有12—13万人。勒芒附近的部队还能提供将近4万人。
如我们所看到的，同这支兵力对抗的是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的军团，其中包括梅克伦堡大公所指挥的军队；现在我们从侯泽尔上尉那里得知，他们总共大概不到9万人。但这9万人凭着他们的作战经验、组织和指挥官久经锻炼的指挥才能，完全能够同两倍于自己的当面的敌人作战。因此双方取胜的机会几乎是均等的，而这一点对在3个月内从无到有地创立了这个新军团的法国人来说，就是很大的光荣了。
从法军方面来说，战局是以11月9日在库耳米埃附近进攻冯·德尔·坦恩并收复奥尔良开始的。随后是梅克伦堡大公为增援冯·德尔·坦恩的进军和奥雷耳向德勒方向的机动，这个机动迫使梅克伦堡大公把全部军队调集到德勒方向并向勒芒进军。在这次进军中，法军非正规部队对德军进行了这次战争中从未有过的激烈的骚扰。居民进行了最坚决的抵抗，自由射手不断袭击入侵军的翼侧；但正规部队只进行了佯动，而德军无法迫使他们进行阵地战。梅克伦堡大公军队中随行的德国记者们写的一些通讯，以及他们对于这些在战争中坚决采取了最有利于自己而最不利于敌人的战法的不道德的法国人的狂怒和愤恨，是防御者在勒芒附近出色地进行了这次短促的战局的最好证明。法国人诱使梅克伦堡大公对这支看不见的军队进行了毫无意义的追赶，一直追到距离勒芒约25英里的地方。梅克伦堡大公追到这样远的地方以后，就不敢继续前进而折向南面去了。显然，最初的计划是对勒芒的军队进行歼灭性的突击，然后折向南面的布卢瓦，迂回卢瓦尔军团的左翼，而恰好这时赶到的弗里德里希－卡尔的军队就可从正面和后方攻击卢瓦尔军团。但是，这个计划也和后来拟定的其他许多计划一样都落空了。奥雷耳置梅克伦堡大公于不顾，而向弗里德里希－卡尔进军，在11月24日在拉栋和梅济埃尔攻击了普鲁士第十军，而在11月28日在博内－拉罗朗附近攻击了普军的重兵。无疑，奥雷耳在这里对自己的军队指挥得不好。虽然这是他冲破普军的阻截来打通一条前往巴黎的道路的首次尝试，但他只让不大的一部分兵力作了行动的准备。他所做到的唯一的一点，就是引起敌人对他的军队的敬佩。他退到奥尔良前方的筑垒阵地上，把全部兵力集中在这里。他把这些兵力从右至左作了如下的部署：第十八军在极右翼，其次是第二十军和第十五军，这3个军全部在巴黎—奥尔良铁路以东；第十六军在铁路以西，第十七军在极左翼。这些军队如果能及时地集中起来，几乎是无需怀疑他们能粉碎当时不足5万人的弗里德里希－卡尔的军团。但是等到奥雷耳在他的阵地上完全巩固下来的时候，梅克伦堡大公却又向南前进了，并同他的堂弟（梅克伦堡大公现在归他指挥）的军团的右翼会合了。这样一来，梅克伦堡大公的4万人已经赶到，以参加对奥雷耳的协同进攻，而勒芒的法军却因陶醉于他“击退了”敌人的光荣，安然留在距决定战局命运的地点约60英里的地方。
此后，完全出人意外地传来了11月30日特罗胥出击的消息。应当作出新的努力来支援他。于是，奥雷耳在12月1日对普军发起了总攻，但是已经太晚了。当德军用全部兵力迎击他的时候，他的极右翼的第十八军看来由于被引向错误的道路而根本没有参加战斗。这样，奥雷耳只有4个军作战，这就是说，他的军队的（实际用于战斗的）数量大概只略多于敌军的人数。奥雷耳被击败了，而且看来还在实际被击败以前他就感觉到自己被击败了。由于这一点，他表现出犹豫不决：12月3日傍晚他下令退过卢瓦尔河，第二天早晨又取消了这个命令，决定防守奥尔良。这种做法得到了通常的结果：“朝令夕改，一片混乱。”当普军集中进攻他的左翼和中央的时候，他的右翼的两个军显然由于接到互相矛盾的命令而让敌人截断了通往奥尔良的退路，第二十军只得在雅尔若而第十八军只得在更靠东的修利渡过卢瓦尔河。第十八军的一小部分看来被驱逐到了更加靠东的地方，因为12月7日他们被普鲁士第三军在纪安附近的讷瓦发现了，而后者从那里一直沿着卢瓦尔河右岸向布里阿尔方向追击他们。德军于12月4日晚占领了奥尔良，随即组织了对法军的追击。当普鲁士第三军沿卢瓦尔河上游的右岸前进时，第十军被派往维埃尔宗，而梅克伦堡大公的军队则沿卢瓦尔河右岸向布卢瓦挺进。后者尚未到达布卢瓦，就在博让西附近同至少是勒芒军队的一部分遭遇，而这时勒芒的军队终于同尚济的军队会合了，并且进行了顽强的、部分成功的抵抗。但是这个抵抗不久便被粉碎了，因为普鲁士第九军正沿卢瓦尔河左岸向布卢瓦前进，而到了那里它就会截断尚济向图尔的退路。这一迂回运动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尚济放弃了受到威胁的阵地，布卢瓦落入了入侵的敌人手中。解冻和不久前的大雨损坏了道路，使德军停止继续追击。
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向大本营发出电报称：卢瓦尔军团已完全被打散，其中央已被突破并且它作为一个军团已不复存在。这一切说得很中听，但远不符合事实。甚至根据德方的消息也无可怀疑，在奥尔良缴获的77门火炮，几乎全是遗留在工事内的海军火炮。可能有1万名法军（连伤员在内总共14000人）被俘，而且其中大部分人士气都很低落。但是12月5日那些完全没有秩序的、既无武器又无背囊的巴伐利亚兵士成群结伙地沿阿尔特讷到沙特尔的大道蹒跚而过的情形，比起上面说的也好不了多少。在5日和5日以后的追击中，德军一无所获！而如果卢瓦尔军团被击溃了，那末大家知道，普军拥有的行动积极而人数很多的骑兵，必定会俘掳这个军团的大量兵士。客气一点说，这里存在相当大的出入。解冻不能成为理由：解冻是从9日左右开始的，因此还有四五天的时间可以在很好通过的道路和田野上进行积极的追击。普军停止进攻的原因与其说是解冻，不如说是他们感到9万军队（其人数由于损失和在后方留下警备部队而减到6万左右）差不多筋疲力竭了。他们几乎落到了甚至对被击溃的敌人进行追击都是不明智的这种地步。普军可能向南方举行大规模的扫荡，但他们未必能占领新的地区。现在已经分为两个军团（一个归布尔巴基指挥，另一个归尚济指挥）的卢瓦尔军团，将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进行改编和整训新建立的营。卢瓦尔军团由于分编而不再作为一个军团存在了；但卢瓦尔军团是这次战争中没有蒙受耻辱的第一个军团。我们将来还可能听到接替了它的两个军团的消息。
然而，普鲁士却显露了兵源枯竭的迹象。尽管法律规定后备军在32岁以后免服现役，但是现在却在征集40岁和40岁以上的后备军。全国受过训练的预备兵员已经耗尽。1月份将有一批约9万人的新兵从北德意志派往法国。总的说来，这可能就是我们听说得很多但至今还未见到的那15万人；当他们到达的时候，将使普军的性质发生重大变化。这次战争造成的兵力损耗是巨大的并且正在与日俱增。无论是从军队寄出的书信的那种忧郁的情调还是伤亡名单都说明了这一点。在这些名单中，现在主要的已经不是大规模会战中的伤亡，而是一两个、三五个人被打死的小规模战斗中的伤亡。人民战争的浪潮不断消耗着敌人兵力，将把一支最大的军队逐渐地损坏和零敲碎打地摧毁，而最重要的是，人们看不到这一点能因对方的相应损失而抵销。只要巴黎能坚持住，法军的处境就会日益改善，而在凡尔赛等待巴黎投降的那种焦急心情，是这个城市还可以威胁围攻军队的最好的证明。
载于1870年12月17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824号
注释：
[114]指教皇警卫团。它是仿效朱阿夫兵（见注15）组织和训练的，并且由法国贵族青年的志愿兵组成。在意大利军队占领罗马并废除教皇的世俗权力之后，教皇的朱阿夫兵于1870年9月被调往法国，改编为“西方志愿军团”，并且在卢瓦尔第一军团和第二军团的编成内参加了对德军的战斗。战争结束后，这个军团曾参与镇压巴黎公社，以后被解散。——第220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普鲁士的自由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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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的自由射手
不久前，报纸上有一个时期几乎根本没有普军焚烧法国村庄的消息。我们原以为普鲁士当局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且为了它自己的军队的利益而停止了这种行为。然而我们想错了。报纸上又大量出现了枪杀俘虏和烧毁村庄的消息。柏林“交易所信使报”[110]刊登的凡尔赛11月20日的消息说：
“17日德勒战斗后的第一批伤员和俘虏昨日到达此间。对自由射手的处决干脆利落，应当作为范例；令他们排成一列，逐一飨以弹丸。曾经通令全军，严禁把自由射手视同战俘，并且规定不论他们在哪里，一律由军事法庭判处枪决，就地执行。对待这班卑鄙下贱的强盗和暴徒（Lumpengesindel），这种做法是绝对必要的。”
其次，维也纳“每日新闻报”[111]在同一天的消息中指出：
“上星期在维耳讷夫森林中，你可以看到因从森林中射击我们的枪骑兵而被绞死的4名自由射手。”
11月26日凡尔赛发出的官方消息称，在奉杜邦鲁主教的命令宣传圣战的教士的煽动下，奥尔良四周的居民到处对德军展开了游击战。农民假装在田里耕作，射击德军的骑兵侦察队，打死德军的传令官。为了报复这种杀害行为，所有携带武器的非军事人员均将立即处以死刑。不少教士——共77名——目前正在等待审判。
这只是几个例子，这样的事情是不胜枚举的；由此看来，普军大概要坚决把这种暴行继续到战争结束。在这种情况下，再一次提醒他们注意普鲁士近代史中的某些事实，也许是有益的。
当今的普鲁士国王完全能够回忆起他的国家蒙受奇耻大辱的时代：耶拿会战，向奥得河的长距离溃退，几乎全部普军的相继投降，残军向维斯拉河以东的退却以及国家军事和政治制度的完全崩溃。就在这时，在波美拉尼亚一座海岸要塞的掩护下，一部分具有主动精神和爱国思想的公民开创了对敌人进行新的积极抵抗的先例。一位普通的龙骑兵少尉席尔在科尔贝克建立了一支自由射手（法文为francs-tireurs）部队。他率领这支部队，在民众的协助下袭击敌人的骑兵侦察队、分遣队和哨所，夺取敌人的公款、粮秣、武器和军用物资，俘掳了法国将军维克多，在法军的后方和交通线上准备了普遍起义。总之，他做了现在被当作法国自由射手的罪行的一切，而普军现在把这些自由射手称作强盗和暴徒，对于被解除武装的俘虏“飨以弹丸”。但是，要知道，当今的普鲁士国王的父亲［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编者注］曾确认席尔的行为是合法的，并且擢升了他。大家知道，1809年，当普鲁士处于和平状态而奥地利正同法国交战的时候，正是这位席尔完全同加里波第一样，带领他的团队，独力去对拿破仑作战；结果，他在施特腊耳宗德阵亡，而他的兵士被俘了。按照普鲁士的作战规则，拿破仑完全有权枪毙全部俘虏，但是他在威塞尔总共只枪杀了11名军官。当今普鲁士国王的父亲在军队内外舆论的压力下曾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在这11名自由射手的墓地上为他们树立了纪念碑。
当普鲁士实际上刚刚发生自由射手运动时，像富有思想的民族所应当做的那样，普鲁士人就开始把这种做法加以系统化并制订出它的理论。作为自由射手运动的理论家、伟大的自由射手哲学家的不是别人，正是一度任普鲁士国王陛下的元帅的安东·奈特哈德·冯·格奈泽瑙。1807年格奈泽瑙防守科尔贝克；当时席尔的一部分自由射手归他指挥；在防守科尔贝克的战斗中，他得到过当地居民的有力支援，而这些居民连国民自卫军、流动自卫军或地方自卫军也算不上，因此按照普鲁士最近的概念，他们肯定应被“立即处以死刑”。但是，人民的坚决抵抗给予受异族侵犯的国家的那种巨大的潜力，给格奈泽瑙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使他不惜用几年的时间来研究如何最好地组织人民抵抗的问题。西班牙的游击战，俄国农民在法军从莫斯科败退途中的起义，都给格奈泽瑙提供了新的例证，因而他在1813年得以开始把他的理论应用于实践。
早在1811年8月，格奈泽瑙就制定了准备人民起义的计划。这个计划提出组织一支民军，他们不着军服，只戴一顶轻便的军帽（法文为képi），扎黑白两色的腰带，也许还穿军大衣；简单地说，这几乎就是现在的法国自由射手的制服。
“遇有敌人的优势兵力，应当把武器、军帽和腰带藏起来，而民军士兵则扮成普通居民。”
这恰恰就是目前被普军看作要以枪弹或绞索处罚的犯罪行为。这些民军应当扰乱敌人，截断敌人的交通线，夺取或毁掉敌人的粮秣辎重，避免正规的攻击并在遇有敌人大量正规部队时退入森林或沼泽地。
“各种教派的僧侣都应接受以下命令：战争一开始，就宣传起义，用最阴森的情景描绘法国人的压迫，提醒人民回想马加伯时代的犹太人，并号召人民学习他们的榜样……每个教士都应要求本教区的教徒发誓，他们除非被武力胁迫，决不把粮食、武器等交给敌人。”
换句话说，德国教士实际上也曾经宣传了奥尔良主教命令自己教士宣传的圣战，而现在不少的法国教士却因此在等候审判。
谁只要打开彼尔茨教授所著的“格奈泽瑙的生平”[112]一书的第二卷，谁就会看到，紧靠这一卷的里封面印着格奈泽瑙亲笔写的上述引语中的一段。旁边有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的亲笔眉批：
“只要一个教士被枪毙，万事皆休。”
显然，国王并不特别相信他的僧侣的英勇精神。然而这并没有妨碍他直接批准格奈泽瑙的计划；而且在几年以后，当赶走法军的那些人被当做“煽动者”而遭逮捕和迫害[113]的时候，这也没有妨碍得到这份文件原稿的当时缉拿煽动者的有文化的捕手之一控告不知名的作者，说他企图煽动人民枪杀僧侣！
直到1813年为止，格奈泽瑙始终不倦地既训练正规军，又准备人民起义，作为摆脱法国压迫的手段。当战争终于爆发时，起义、农民的抵抗和自由射手的出动就立刻随之而起。4月间，在威悉河和易北河之间的地区发生了武装起义；不久在马格德堡附近也爆发了人民起义；格奈泽瑙还亲自给在法兰克尼亚的朋友们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由彼尔茨公布过），号召他们在敌人的交通线经过的地区举行起义。当时这种人民战争也终于得到了正式承认——1813年4月21日制定了“民军条例”（到7月才颁布）；按照这个条例，凡不在常备军或后备军服役的身体健康的男子都编入各民军营，以便准备进行那种一切手段都被认为合法的神圣的自卫战争。民军应当扰乱前进和退却中的敌人，使敌人经常惊恐不安，袭击敌人运输弹药和粮食的车辆，袭击他们的传令兵、新兵和医院，进行夜袭，消灭掉队的兵士和小股敌人，使敌人陷于瘫痪，并使他们对于一切运动都失去信心；另一方面，民军必须协助普军押送钱款、粮食、弹药和俘虏等。这项法令的确称得上是自由射手的真正指南，并且因为它是由一位杰出的战略家制定的，所以它正如当年适用于德国一样，现在也适用于法国。
但是拿破仑第一幸运的是，这项法令在普鲁士执行得极差。国王被他自己所干的事情吓倒了。没有国王的命令而由人民自己去作战，这是完全不符合普鲁士精神的。因此，建立民军的事就被搁置下来，待国王要求建立民军时再说，而国王就没有提出过这种要求。格奈泽瑙很气愤，但是最后还是在没有民军的情况下对付下去了。如果格奈泽瑙现在还活着的话，那末由于他具有普鲁士的全部经验，他一定会从法国自由射手身上看到，他那人民抵抗的beauideal〔美好理想〕如果不是完全实现了，也是大体上实现了。因为格奈泽瑙曾经是一位人物，而且是一位天才的人物。
载于1870年12月9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817号
注释：
[110]指“柏林交易所信使报”（《BerlinerBörsen-Courier》）。它是一家日报，柏林交易所的报纸，1868年至1933年出版。——第214页。
[111]“每日新闻报”（《DieTages-Presse）是奥地利的日报，德国小资产阶级的人民党的机关报，从1869年起在维也纳出版。——第214页。
[112]格·亨·彼尔茨“元帅奈特哈德·冯·格奈泽瑙伯爵的生平”1865年柏林版第2卷（G．H．Pertz．《DasLebendesFeldmarschallsGrafenNeithardtvonGneisenau》．Band．Berlin，1865）。——第217页。
[113]指在反拿破仑法国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期里对德国知识界的反对运动的参加者的迫害。大学生体操团体（早在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斗争期间就已经成立并积极参加了这一斗争）的许多成员，反对德意志各邦的反动制度，组织政治性的示威游行，要求统一德国。1819年8月德意志各主要邦的大臣参加的卡尔斯巴德会议，通过了对参加这个运动的所谓“煽动者”的镇压措施。——第217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战争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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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前途
法军卢瓦尔军团最近的失败以及杜克罗向马尔纳河北岸的退却（假定这次退却是像星期六所报道的那种决定性的退却的话）［注：见本卷第204—207页。——编者注］，最终决定了为解救巴黎而第一次采取的协同作战的命运。这次协同作战遭到了完全失败，于是人们又开始提出问题：这一连串新的失败是不是证明法军不能作进一步的有效的抵抗了呢？马上停止这场赌博，交出巴黎，签订割让亚尔萨斯和洛林的条约，是不是更好呢？
问题在于，在人们的记忆中已经完全没有关于真正的战争的概念。克里木战争、意大利战争和普奥战争都只不过是遵循一定习俗的战争，是战争机器一经打碎或损坏就要媾和的政府之间的战争。好几代以来，我们在欧洲中部没有见到人民本身参加的真正的战争。我们倒听说在高加索、阿尔及利亚有过这种战争，那里的斗争差不多接连不断地持续了二十多年；如果土耳其的盟国曾经允许它用自己传统的方法进行自卫的话，那末我们在土耳其也许看到了这种战争。但问题在于，我们的习俗只承认野蛮人有权进行真正的自卫；据我们推测，各文明国家将按照礼节去作战，并且真正的民族将不采取那种在官方的民族被迫投降后仍然继续战斗的无礼行动。
但现在法国人的确在采取这种无礼的行动。自以为最懂得军事礼节的普军感到烦恼的是，在法国正规军被逐出战场以后，3个月以来法国人仍然继续坚决地战斗；他们甚至做到了他们的正规军在这次战争中绝对不能做到的事情。他们取得了一次重大的胜利，而他们的一些单独的行动在许多场合也是成功的；他们从敌人手里夺取了火炮和辎重，抓到了俘虏。固然，他们刚刚遭受了一系列严重的失败；但这些失败同他们以往的正规军在对同一个敌人作战时所遭到的失败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固然，他们用内外同时夹攻的方法从敌人的包围中解救巴黎的第一次尝试完全失败了，但是，难道由此就必然要得出结论说，他们就没有可能进行第二次尝试了吗？
德军自己承认，法军的两个军团，即巴黎军团和卢瓦尔军团都是善战的。固然，他们被数量上居于劣势的敌军打败了，但是对于同老兵作战的刚编成的年轻部队来说，这也是意料中的。据“每日新闻”一位明了自己描写的事物的记者报道，他们在战场上在敌人火力下的动作敏捷而沉着；如果说他们的动作不够精确，那末这个缺点也是许多曾经取得胜利的法军所固有的。有一点可以说是正确无误的：这两个军团已证明他们是真正的军队，而他们的敌人将被迫对他们表示应有的尊敬。无疑，他们是由各种各样的成分组成的。有包括不同数量的老兵的基干营；有战斗力参差不齐的流动自卫军，其中既包括经过训练、武器充足和军官齐全的营，也包括连基本的队列动作和持枪动作也没有学过的未经训练的新兵营；有各类自由射手：好的，差的，中等的（大部分可能属于中等的）。但是不管怎样，他们都有良好的、有战斗力的营作为核心，这些营能使其他的营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如果他们再有一个月的时间去参加独立的小战斗和对射，而避免重大的失败，那末他们都将锻炼成为优秀的兵士。如果有较好的战略，他们也许现在就能取得胜利，而目前要求采取的全部战略在于推迟任何决战的时间，据我们看来，这一点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在勒芒和在卢瓦尔河附近集中的军队，还远不是法国武装力量的全部。在后方边远的地区，至少还有20—30万人正在组织中。他们日益接近有战斗力的部队的水平。至少在一定时间内，每天派往前线的新兵的数量必定在增多。并且除了他们以外，还有许多人来接替他们。每天都有大批的武器和弹药运来；只要有现代的兵工厂和铸炮厂，只要有电报和轮船，只要握有制海权，就不必担心缺乏武器弹药。再过一个月的时间，这些兵士的战斗力也必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假如他们得到两个月的时间，那末他们就会成为能够严重地破坏毛奇的安宁的军队。
在这些或多或少的具有正规性质的军队背后，还有人数众多的民军，也就是人民群众，他们在这场战争中被普军逼上了自卫的道路，而根据普王威廉的父亲［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编者注］的说法，自卫是容许采取任何手段的。当弗里茨［注：普鲁士王储弗里德里希-威廉。——编者注］由麦茨向兰斯、由兰斯向色当以及由色当向巴黎进军时，人民起义还根本谈不上。法皇军队的败北所遇到的是某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帝国政体的20年已经使人民群众习惯于呆板和消极地听凭官厅的摆布。在某些地方，例如在巴泽耳，也有农民参加了真正的战斗，但这是一种例外。然而，一旦普军包围了巴黎并在周围地区实行横征暴敛的政策，一旦普军开始枪杀自由射手并焚烧援助过自由射手的村庄，一旦普鲁士拒绝了法国的媾和建议并声称他们要进行掠夺战争，这一切就立刻发生了变化。在他们的周围到处爆发了被他们的暴行激起的游击战，而现在，只要他们一踏入新的地区，那里就到处出现民军。凡是在德国报纸上读过关于梅克伦堡大公和弗里德里希－卡尔的进军的消息的人，立刻就会发现，这种不可捉摸的、时而停止时而复发的、但经常给敌人造成阻碍的人民起义，对这些军队的运动起了多么巨大的影响。甚至连法军都几乎无法抵御的这些军队的庞大骑兵部队，也由于全体居民这种积极或消极的敌对行为而大为削弱。
现在让我们看看普军的状况。只要特罗胥能够在任何一天重新进行enmasse〔大规模〕出击，那末普军在巴黎附近的17个师当然一个也抽调不出来。在诺曼底和皮卡尔第的曼托伊费尔的4个师，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的事情将比他们所能做的要多；况且他们还可能从那里调走。韦德尔的两个半师只有进行突然的袭击才能越过第戎，而且这种情况将要继续到伯尔福投降时为止。警卫南锡—巴黎铁路这条狭长的交通线的部队，也不可能抽出一兵一卒。第七军由于分兵把守洛林的各要塞，围攻隆维和蒙梅迪，事情也是够多的。因此，普军能在法国中部和南部的大部地区进行野战的兵力，就只有弗里德里希－卡尔和梅克伦堡大公的11个步兵师，连骑兵在内无疑不超过15万人。
由此可见，普军用于占领亚尔萨斯和洛林、保证通往巴黎和第戎的两条长交通线以及包围巴黎的，大约26个师，然而他们直接占领的地区看来还不及法国领土的八分之一，而间接占领的地区无疑不超过法国领土的四分之一。他们可用于法国其余地区的兵力只有15个师，其中4个师归曼托伊费尔指挥。这些军队深入法国领土的远近，完全取决于他们可能遇到的人民抵抗的力量。但是，他们所有的交通线都经过凡尔赛（因为弗里德里希－卡尔的进军并未开辟通过特鲁瓦的新路线），并且都穿过人民起义风起云涌的法国正中央，因此这些军队势必把自己的兵力分散在漫长的战线上，并且在后方留下一部分兵力警卫道路和镇压居民；结果，他们将很快地陷入这样的境地，即兵力被削弱得同法军不相上下，而那时，局势就将重新有利于法军；不然这些德军就得编成大的机动部队沿不同的方向在法国运动，而不能固定地占领法国。在这种情况下，法国的正规军可以在德军面前暂时退却，这样他们会有许多方便的机会以袭击德军的翼侧和后方。
如果法军派几支游动队（像1813年布吕歇尔为迂回法军的翼侧所派出的游动队那样）去破坏德军的交通线，那就会很有成效。从巴黎到南锡的交通线几乎全线都容易受到攻击。各由一两个骑兵连和一些优秀射手组成的几支游动队，如果能袭击这条交通线，破坏路轨、隧道和桥梁，袭击列车等，就会迫使德军从前线调回他们的骑兵，而后者在前线对法军的威胁是特别大的。当然，法军并不具有真正的“骠骑兵的悍勇”。
我们上面谈到的一切，都以巴黎能够继续坚持下去为前提。直到现在，只有饥饿能迫使巴黎投降。但是，昨天“每日新闻”登载的一篇驻巴黎记者的报道（如果这篇报道属实的话）消除了许多疑虑。在巴黎，除了巴黎军团的军马外，还有25000匹马，如果每匹以500公斤计算，每个居民就可得到61/4公斤（即14英磅）马肉，也就是说，在两个月内，每人每天可得到1/4英磅马肉。此外，巴黎还有adlibitum〔充足的〕面包和酒、大量的咸肉以及其他食品，因此，巴黎完全可以支持到2月初。这就给了法国两个月的时间，而这两个月的时间现在对法国来说，比和平时期的两年还宝贵。如果中央和地方都有比较明智而坚强的领导，法国就能在这一段时间内解救巴黎并恢复元气。
而如果巴黎陷落了呢？等这种可能性更大的时候，我们也还有足够的时间来研究它。无论如何，法国不靠巴黎就已支持了两个多月，今后没有巴黎它也能够继续战斗下去。当然，巴黎的陷落可能损害法国人的抵抗精神，但是，最近7天的失败消息在目前也能产生同样的影响。无论是前者或是后者都不是必然要造成这种后果的。如果法军巩固几个像卢瓦尔河和阿利埃河汇合处附近的涅维尔那样的便于机动的阵地，如果法军在里昂四周构筑前进工事，使里昂像巴黎一样坚固，那末即使在巴黎陷落以后，战争仍然可以进行下去；但是现在还不是谈论这个的时候。
因此，我们敢说，如果人民的抵抗精神不减弱，法国的地位甚至在最近几次失败以后，仍然是非常稳固的。控制着海洋可以运来武器，拥有大量人员可以成为兵士，已进行了3个月（最初的最困难的3个月）的组织工作，并且有再得到一个月甚至两个月的喘息时间的不坏的希望，加上这个时候普军已露出衰竭的征兆，——在这种情况下投降，就是公开卖国。然而谁又知道在这个时期内会发生什么意外的情况，欧洲的形势将怎样进一步复杂化呢？无论如何，法国人应当继续斗争下去。
载于1870年12月8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816号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战争短评（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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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短评（三十）
11月29日，巴黎第二军团从巴黎南面向勒埃和舒瓦济-勒-卢瓦方向出击，以此开始了它的进攻行动。据普方消息，杜克罗军团的第一军在维努亚指挥下在这里攻击了图姆普林格指挥的普军第六军。这次攻击看来只不过是为了扰乱普军并迫使他们加强这一段战线（因为攻击一旦成功，被围法军就可以通过这一段战线取捷径去同卢瓦尔军团会合）的一种佯动。否则，维努亚无疑就会得到别的军的支援，并且他的损失不会仅仅是几百人伤亡和一百人被俘。真正的进攻是在第二天早晨开始的。这一次，杜克罗沿塞纳河右岸在靠近塞纳河和马尔纳河的汇合处进攻，同时，在左岸对图姆普林格进行了第二次出击，在圣丹尼以西对第四军和近卫军进行了佯攻。我们不知道究竟是哪些部队担任佯攻，但据法军公报称，对图姆普林格的出击是由海军将领拉隆西耶尔·勒·努里指挥的。这位军官指挥特罗胥直接统率的巴黎第三军团7个师中的1个师，因此，可能是巴黎第三军团担任了全部助攻，这样，杜克罗的8个师就全部用来在马尔纳河实行真正的进攻。
这次进攻也必须沿两个不同的方向进行。一部分军队必须沿马尔纳河右岸向东，即向谢耳前进，以便扼阻从东面包围巴黎的第十二军即萨克森军。这是另一个助攻；关于这个助攻的经过，我们知道得很少，只听到萨克森军说他们守住了自己的阵地；情况也可能就是这样。但是，杜克罗军队的主力以勒诺指挥的第二军为前导，从8座桥渡过了马尔纳河，攻击了扼守马尔纳河与塞纳河之间的地段的3个维尔腾堡旅。我们曾指出，马尔纳河在注入塞纳河以前，形成一个大Ｓ形，Ｓ形的上弯曲部即北面的弯曲部离巴黎近，下弯曲部离巴黎远。这两个弯曲部都在堡垒火力的控制下；但是上弯曲部即靠近巴黎的弯曲部由于它的形状而有利于出击，而下弯曲部即离巴黎远的弯曲部则不仅完全受到一系列堡垒的控制，而且受到马尔纳河整个左岸的瞰制；此外，这条河由于它的这种流向以及由于它有许多支流，不便于在炮火下架桥。因此，这个弯曲部的大部分地区看来好像是一个中立地带，真正的战斗则在它的两侧进行。
在这个地区西面进攻的军队，在沙兰顿堡垒和格腊韦耳多面堡的火力掩护下，向梅利和崩讷伊方向前进。在这两个地点之间有一个叫做蒙梅利的独立高地，它高出周围的平地整整100英尺，因而必然是法军进攻的第一个目标。据指挥维尔腾堡师的奥伯尼茨将军的电报称，法军为此派出了1个“师”；但考虑到法军首先驱逐了同他们对峙的维尔腾堡第二旅和第三旅，而后者在援军到来以前并没有把他们击退，此外，握有足够兵力的杜克罗将军显然不会仅仅派2个旅去担任这么重要的进攻，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设想，这里又发生了那种常见的差缩，即把泛指一般军队单位的《Abtei-lung》一词误译为专指由2个或至多3个旅组成的专门的军队单位的“师”。但是，不管怎样，法军夺取了蒙梅利以及这个高地下面的村庄，并且如果他们能够扼守并巩固这个高地，他们就会取得那种值得在这一天进行战斗的结果。但是，普军从第二军调来的增援部队，即第七旅到达了；他们收复了失去的阵地，而法军则被击退到沙兰顿堡垒的火力掩护之下。
法军又在左面发起了第二次进攻。他们在费藏德里多面堡和诺让堡垒的火力掩护下，在Ｓ形的上弯曲部渡过了马尔纳河，占领了分别位于这个弯曲部的张开的两端的布里村和尚皮尼村。实际上，扼守这个地区的维尔腾堡第一旅的阵地在稍后一些的地方，即在从维耳埃到凯伊的那个高地的边缘。维耳埃是否被法军占领过，还是个疑问；普王威廉说“是”，奥伯尼茨将军则说“否”。我们只知道，法军没有守住维耳埃，进攻一越出堡垒火力范围就被击退了。
关于“背马尔纳河”作战、亦即在该河以南作战的杜克罗军团在这一天的战果，在法军公报中概述如下：
“以后，军团从8座桥渡过了马尔纳河，守住了占领的阵地，缴获2门火炮。”
这就是说，杜克罗军团重新退到了马尔纳河右岸（北岸），在那里“守住了”某些阵地，这些阵地当然是被他们“占领的”，但只不过不是从敌人手中夺来的。显然，给甘必大的正式报告仍然是由那些曾给拿破仑干这种事的人编造的。
12月1日，法军又一次表明，他们认为自己的出击是失败的。虽然“通报”[108]宣称，这一天法军应当在维努亚将军指挥下从南面发起进攻，但我们从12月1日（未注明时刻）来自凡尔赛的消息中得知，法军这一天没有进行任何调动；相反，他们曾请求停战，以便他们有可能运走两军阵地之间的战场上的伤亡人员。如果他们自己认为有能力再次夺回这一战场的话，那末他们无疑会立刻重新发起战斗。因此，无庸置疑，特罗胥的这一首次出击被击退了，而且是被兵力远远少于他的敌人击退的。我们可以推测，他不久就会作出再次的努力。关于首次出击的经过我们知道得太少，所以无法判断下一次成功的可能性是否大一些；但是如果他再度被击退，这无论对军队还是对巴黎的居民势必在精神上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
与此同时，不出我们所料［注：见本卷第203页。——编者注］，卢瓦尔军团又表现出积极行动的征候。由图尔发来的消息所说的卢瓦尼和帕特附近的冲突[109]，显然就是慕尼黑发来的电讯所提到的那些战斗；根据后一个电讯判断，冯·德尔·坦恩在奥尔良以西取得了胜利。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又都断言自己取得了胜利。大概一两天以后我们将从这个地区得到更多的消息，而因为我们对双方的相对位置还一无所知，所以作出预言是无益的。
载于1870年12月3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812号
注释：
[108]“通报”（《Moniteur》）是法国日报“总汇通报”（《LeMoniteuruniversel》）的简称，1789年至1901年在巴黎出版。1799年至1869年是政府的正式机关报。巴黎被围困期间，该报在巴黎和图尔两地同时出版，后在波尔多出版，是甘必大领导的国防政府代表团的正式机关报。——第206页。
[109]在卢瓦尼—普普里（在奥尔良西北大约40公里）会战中，1870年12月2日，梅克伦堡公爵指挥集团军中的德国部队击败了法军卢瓦尔军团所属的、分别由尚济将军和索尼将军指挥的第十六军和第十七军。——第207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战争短评（二十九）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
战争短评（二十九）
期待已久的风暴终于爆发了。在双方进行了长时间的行军和机动（这期间仅仅发生了一些小战斗和游击战）以后，战争又进入了一次突击接着一次突击的危急时期。11月27日，法军北方军团在亚眠附近遭到了失败；28日，卢瓦尔军团的很大一部分部队在博内－拉罗朗附近被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击溃；29日，特罗胥从巴黎的南面进行了不成功的出击，而在30日，他大概以一切可用的部队攻击了从东北面包围巴黎的萨克森部队和维尔腾堡部队。
这种种行动是协同作战的结果，而协同作战，正如我们曾不止一次地指出的那样［注：见本卷第182、192页。——编者注］，是法军获得成功的唯一机会。假如兵力少于敌军的北方军团能够牵制住曼托伊费尔的两个军，阻止他去加强占领巴黎北面阵地的萨克森王储，那末这个军团就是使用得当了。但是情形却不是这样。北方军团在平地上的进攻很快就被兵力比它少的普军阻止住了，因为从各种消息的对照中看来，无疑只有曼托伊费尔的一个军参加了这一会战。如果北方军团利用铁路把野战部队派往南面的勒芒，或者不断地骚扰曼托伊费尔的警戒部队和分遣队，并且只在作为自己的作战基地的许多北方要塞中的一个要塞的围墙下作战，那末，这个军团就会使用得更好些。但是从法国的现状和它的军队是由新兵组成的情况来看，司令官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能实行退却的，即使这在战略上是必需的；因为退却会比完全失败更严重地瓦解他的部队。在当前的情况下，北方军团把自己的要塞当作可靠的掩蔽地点，它可以在那里进行整编，而毛奇也未必立刻就想派曼托伊费尔跟踪到那里去。但是，与此同时，曼托伊费尔现在可以向任何别的方向自由运动，而且如果像来自利尔的消息所说的那样（虽然这个消息遭到反驳），他已再次撤离亚眠，并已急忙折向巴黎，我们就不能不认为，北方军团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
在西部，勒芒附近的法军第二十一军和孔利兵营的第二十二军（以前由凯腊特里指挥）到现在为止，一直在没有遭到严重失败的危险的情况下，成功地诱使梅克伦堡大公的军队远离巴黎。我们曾经推断，德军这支部队大概前进得太远了［注：见本卷第197页。——编者注］，这个推断看来正被法国一致的报道证实，根据这些报道，德军又撤离了不久前被他们占领的勒芒东面和东南面的阵地，并且这些阵地现在再度被法军占领。但是，法军看来并没有用自己的正规部队对敌人进行足够有力的追击，因为我们没有收到有关任何大的冲突的消息；因此，西方军团在牵制当面的敌人方面并不比北方军团成功。西方军团现在在哪里和做些什么，我们没有听说；可能，凯腊特里和甘必大之间的突然争执恰恰在最紧要的时刻瘫痪了这个军团的运动。无论如何，既然西方军团不能击溃又不能牵制住梅克伦堡大公的军队，那末，它比较明智的做法就是利用铁路把为了野战而装备和组织好的那一部分部队派往卢瓦尔军团，以便集中兵力进行主攻。
这个主攻只能由卢瓦尔军团来进行，因为它是法军目前所有野战部队的主力；并且这个主攻也只能针对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因为他率领的军团是掩护对巴黎包围的3个军团中兵力最多的1个。据报道，卢瓦尔军团包括法军第十五、十六、十七和十九军（它们曾一度配置在奥尔良附近）以及作为预备队配置在卢瓦尔河南岸的第十八军（现由布尔巴基指挥）和第二十军。因为第十八军和第二十军曾全部或部分地参加了11月28日的战斗，所以他们大概在此以前就已渡过了卢瓦尔河，由此可见，所有这6个军都完全可能用来进攻德军第二军团。在这次战争中，法国每个军总是由3—4个步兵师编成。根据大约两星期前在维也纳一本军事杂志“战友”上登载的ordredebataille〔战斗序列〕，第十五军有2个师（5个旅），第十六军有2个师（4个旅），第十八军有3个师（10个旅）。即使我们撇开“布鲁塞尔报”[107]的消息不谈（根据这个消息，卢瓦尔军团全部由18个步兵师编成，即每军3个师，并且其中许多师还应当处于编组阶段），那末仍然无需怀疑，28日的进攻是能够用12个或15个师，而不是5个或至多6个师来进行的。能说明组成卢瓦尔军团的部队的特点的是，他们被数量比自己少得多的敌军击溃了，因为同他们作战的只是3个步兵师（第十军的2个师和第五师），即不到第二军团的一半兵力。不管怎样，卢瓦尔军团一定遭到了惨重的失败，这一点不仅为德方的消息所证实，而且为卢瓦尔军团从此再也没有试图以比较集中的兵力发动新的进攻这一情况所证实。
从这一切情形可以得出结论：从外面解救巴黎的企图暂时是失败了。其所以失败，首先是因为法军错过了在德军第一军团和第二军团到达前的那个星期里存在过的绝好机会；其次是因为法军的进攻行动不够猛烈，也没有把兵力作应有的集中。组成法军新军团的新兵，如果人数不比敌人多一倍，就不能立刻指望战胜那些和他们作战的有经验的兵士；因此，把这些新兵投入战斗而不注意使可以支配的每名战士、每匹马和每门炮都真正派到战场上去，那就错上加错了。
另一方面，我们不认为亚眠和博内-拉罗朗附近的失败除了使解救巴黎的计划破产外，还会有什么别的严重后果。只要不犯严重的错误，西方军团和卢瓦尔军团的退路是完全有保证的。这两个军团的大部分兵力并没有因失败而受到损失。同这两个军团作战的德军能够追击他们多远，取决于人民抵抗和游击战争的力量，即普军不论经过哪里都特别能激起的那些因素。现在用不着担心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从奥尔良到波尔多会像王储从麦茨到兰斯那样遇不到抵抗了。由于德军在继续向南进攻以前必须可靠地占领（不单是使用大的游动队）广大的地区，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的7个师不久将迅速地分散到广大的空间，而他们入侵所需的兵力就将完全丧失。法国现在需要的是时间。既然人民的抵抗精神已经激发，那末法国还能够赢得这个时间。最近3个月内制造的武器大概在各地都几乎够用，而每周都在增多的兵士人数在一定时间内必将不断增加。
至于巴黎的两次出击，直到写这篇短评时所得到的消息都非常矛盾和非常含糊不清，因此不能提出什么肯定的看法。然而，据特罗胥本人承认，直到11月30日晚所取得的战果，似乎完全没有为图尔发出的胜利欢呼提供根据。此外，马尔纳河以南还被法军扼守的全部据点都受到巴黎各堡垒的火力的掩护；唯一处于这些堡垒火力范围以外而一度被法军扼守的地点蒙梅利，又不得不放弃了。很可能，巴黎城郊的战斗昨天已经再起，而今天可能在奥尔良和勒芒附近又发生战斗；无论如何，最近几天内必将决定战争第二次危机的结局，而这很可能将决定巴黎的命运。
载于1870年12月2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811号
注释：
[107]“布鲁塞尔报”（《JournaldeBruxelles》）是比利时保守的僧侣的报纸，天主教集团的机关报；1820年开始出版。——第201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法国的军事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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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军事形势
昨天我们曾提请读者注意这个事实：自从色当投降以来，法国的前景已大为好转[105]，甚至麦茨的陷落以及因此腾出的达15万人的德军，目前对法国也不是像起初所表现的那样致命的灾难了。今天我们再谈这个问题，是想借助军事方面的一些详细情节再次证明这一看法的正确性。
德军在11月24日的部署（就我们所能够判定的）如下：
包围巴黎的：第三军团（第二、五、六军和巴伐利亚第二军、第二十一师、维尔腾堡师和后备军的近卫师）和第四军团（第四、十二军和近卫军），共17个师。
掩护包围的监视军：北面有第一军团（第一军和第八军）；西面和西南面有梅克伦堡大公的军队（第十七、二十二师和巴伐利亚第一军）；南面有第二军团（第三、九、十军和后备军1个师，该师的一部在夏提荣附近曾受到里乔蒂·加里波第的部队严重的打击[106]）；共15个师。
担任特种任务的：在法国东南部有第十四军（归韦德尔指挥，包括两个半师）和第十五军；在麦茨和提翁维耳附近有第七军；在交通线上至少有后备军一个半师；至少共有8个师。
在这40个步兵师中，前17个师目前全部用在巴黎城下；后8个师的部署没有变动，说明它们全部是为执行面临的任务所必需的。用于野战的还剩下15个师，他们组成3支监视军，连同骑兵和炮兵在内，兵力总数不超过20万人。
总之，在11月9日以前，看来没有任何严重障碍阻挡这支庞大的军队蹂躏法国中部甚至南部的大部分地区。但此后形势大大地改变了。并不是冯·德尔·坦恩被击败并且被迫退却的情况或是奥雷耳表现出善于指挥自己的军队的情况，使我们的确比以前更钦佩卢瓦尔军团；使我们以完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这个军团的，主要是毛奇为了应付它的意料中的向巴黎的进军而采取的坚决措施。毛奇不仅认为有必要甚至冒着defacto〔实际上〕解除对巴黎的包围这种危险而使封锁城南的大部分兵力做好还击卢瓦尔军团的准备，而且立刻改变了从麦茨开出的两个军团的运动方向，使他们向巴黎靠拢，以便在该城周围集中全部德军。此外，现在我们得知，德军还采取了在攻城炮兵纵列的四周构筑防御工事的措施。不管别人的看法怎样，毛奇显然没有把卢瓦尔军团看做是武装的乌合之众，而是把它看做一支真正的、重要的、可畏的军队。
以前对这个军团的特点不了解，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驻图尔的英国记者的报道造成的。在这些记者中，大概连一个能够辨别一支军队不同于乌合之众的特点的军人都没有。关于纪律、训练成绩、人数、武器、装具、火炮、运输工具，简单地说，即能够据以构成对卢瓦尔军团的看法的所有重要因素，发来的消息天天都是自相矛盾的。我们都了解建立这个新的军团所遇到的巨大困难：缺少军官、武器、马匹和各种物质器材，特别是缺少时间。我们以前得到的消息主要是叙述这些困难，因此，卢瓦尔军团一般地被那些不让自己的同情心去影响自己的判断的人们估计过低了。
现在正是那些记者异口同声地称赞这个军团。据说，它拥有优秀的军官，而且它比在色当和麦茨战败的法军受过更好的训练。无疑，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如此。这个军团的士气看来大大高于波拿巴的军队所曾经有过的士气；有为国尽力、一致行动并为此服从命令的决心。此外，这个军团重新学会了一件很重要的、被路易－拿破仑的军队完全遗忘了的事情：担任轻步兵勤务——一种掩护翼侧和后方不受突然的袭击、侦察敌情、突然袭击敌人部队、获取情报和捕捉俘虏的本领。“泰晤士报”随梅克伦堡大公的记者对此提供了证据。现在已经是普军无法得知敌军的位置而被迫盲目地行动了；以前则完全相反。军队学会了这一点，就学会了很多东西。毕竟我们不应忘记，卢瓦尔军团同它的姊妹军团——西方军团和北方军团——一样，还需要在对数量大致相等的敌军进行决战中考验自己的勇敢。但是，总的说来，它是很有希望的，并且由于某些情况，甚至一次大失败也可能不使它受到像这种失败通常给大多数新编部队所造成的那种严重损害。
事实是，普军的野蛮和暴行不仅没有把人民的抵抗镇压下去，反而使这种抵抗加倍激烈起来，并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似乎普军自己也认识了自己的错误；现在我们几乎听不到普军烧毁乡村和屠杀农民的消息了。但是，普军的暴行已经产生了影响，游击战的规模日益扩大。我们读到“泰晤士报”的报道，说梅克伦堡大公的军队在向勒芒进军时没有见到敌人，没有任何正规部队曾在平地进行抵抗，只有骑兵和自由射手在两翼附近进行威胁，没有任何关于法军去向的消息，而普军以相当大的队伍密集地行动，——这时，我们便不禁回想起拿破仑的元帅们在西班牙的进军或巴赞的军队在墨西哥的远征。既然这种人民抵抗精神已经激发起来，那末即使一支20万人的军队在占领敌国时也不会得到许多东西。这支军队会迅速达到极限，越过极限它的部队就将弱于防御者能够用来抵抗他们的兵力；而这种状态将怎样迅速到来，就全靠人民抵抗的威力了。这样看来，只要国内人民奋起抵抗，甚至一支溃败的军队，也会迅速找到摆脱敌人追击的安全地点，而正是这种抵抗目前可能在法国发生。如果敌占区的居民奋起抵抗，即使仅仅经常截断敌人的交通线，那末入侵的敌人也将更加临近无能为力的境地。例如，假如说梅克伦堡大公在没有得到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的有力支援的情况下，现在就已经前进得太远了，这并不使我们奇怪。
当然，现在一切取决于巴黎。如果巴黎再坚持一个月（关于城内贮粮情况的消息完全不排除这一可能性），那末法国一定能够建立一支相当大的野战部队，以便在人民抵抗的配合下有效地袭击普军的交通线而解除巴黎的包围。法国的建军机构看来目前正在有效地发挥作用。兵员是绰绰有余的；依靠现代工业的能力和现代交通的便利，军队正在获得出人意料的大量的武器；单是从美国就运来了40万支步枪；法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制造火炮；甚至正以某种方式招募或训练军官。总之，在色当投降以后，法国在改组国防方面的努力是史无前例的，而为了取得几乎是肯定的成功，仅需要一点，即时间。如果巴黎再坚持哪怕一个月，那末这将大大地加速成功的到来。而如果巴黎的粮食不能供应这样久，特罗胥就可以率领适于突围的部队去试图突破包围线；现在就断定他不会突围成功，未免太武断了。如果特罗胥获得成功，那末德军为了维持巴黎的治安，仍然需要一支至少由3个军组成的警备部队，因此，特罗胥能够腾出来的法军数量要比巴黎陷落后德军腾出来的兵力多。并且不论巴黎这个要塞在法军防守下能做到什么，显然，假如法军围攻这个要塞，德军永远也不能成功地扼守它。德军用于镇压城内人民抵抗的军队数量将要和在要塞围墙上抗击外部攻击的军队数量同样多。因此，巴黎的陷落可能但决不是必然意味着法国的灭亡。
现在来推测战争的这种或那种结局的可能性最不适时。我们大致上了解的只有一个事实，即普军的数量。关于别的，关于法军的数量和实际战斗力，我们则了解得太少。况且，目前精神因素正在发挥作用，而它们是无法用数字来计算的，关于这些因素我们只能说，它们完全有利于法国而不利于德国。然而这种情况是无需怀疑的，即交战双方的兵力正是现在比在色当投降后的任何时候都更加趋于平衡，法军只要增加不太多的受过训练的部队就能最后达到均势。
载于1870年11月26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806号
注释：
[105]指1870年11月25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805号发表的编辑部文章。——第194页。
[106]朱泽培·加里波第曾同他的儿子里乔蒂和梅诺蒂一起指挥国民自卫军部队和从1870年秋天起参加普法战争的拥护法兰西共和国的外籍志愿军部队。加里波第的军队并入佛日军团后，曾在法国东部进行积极的战斗。
加里波第的一支部队在他儿子里乔蒂的指挥下，从1870年11月19日起在夏提荣附近进行过历时两周的战斗，结果击败了德国后备军的一支部队。——第194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战争短评（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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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短评（二十八）
如果说什么时候有过解救巴黎的机会，那就是在过去8天。卢瓦尔军团在从法国东部所能调来的全部军队的加强下，对梅克伦堡大公指挥的监视军进行坚决的进攻；与特罗胥全部有训练的军队所进行的ｅｎｍａｓｓｅ〔大规模〕的出击相配合；两者同时进行并且要在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率领第二军团开来以前进行，——这曾经是有成功希望的唯一计划。而如果我们看一看德军的对策，就必将得出结论：这个计划成功的希望比最初看来所能预期的大。
在上星期内，德军在巴黎城下有17个步兵师，包括维尔腾堡师，后者同最初错误的报道相反，并没有放弃塞纳河和马尔纳河之间的阵地。梅克伦堡大公指挥的监视军由2个北德意志师和2个巴伐利亚师组成，骑兵不计在内。在库耳米埃附近的战斗以后，奥雷耳没有跟踪追击巴伐利亚部队，而是向北和向西朝沙特尔方向进军，在那里，我们便暂时听不到他的消息了。为了对付这一进军，德军把正面转向西，冯·德尔·坦恩的巴伐利亚军队扼守从埃汤普到阿布利的地区，与此同时，第十七师和第二十二师则向沙特尔和德勒前进。德勒这时再度被法军占领；据推测，奥雷耳在凯腊特里将军的部队和其他援兵的协助下，企图绕过监视军而突然出现在包围巴黎的德军面前。在毛奇伯爵看来这个企图如此严重，以致他立刻派遣了最靠近的部队，即第五军和第十二军的部队去援助梅克伦堡大公，并命令巴伐利亚第二军和北德意志第六军以及第二十一师和维尔腾堡师准备在必要时向南出动。首批援兵的到来使梅克伦堡大公有可能在17日再次占领德勒，并在18日追击法军过沙托讷夫。在这里究竟法军哪些部队被击败，难于断定。也许是卢瓦尔军团的一部，但决不是整个卢瓦尔军团。此后，就没有听到法军以后行动的任何消息；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也愈来愈靠近梅克伦堡大公的左翼部队，现在应当到达能够给予支援的距离了。
看来不容怀疑，法军错过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卢瓦尔军团的进攻曾对毛奇产生了这样大的影响，以致他毫不犹豫地下了一道命令，而这道命令如果被执行，那就意味着撤除对巴黎的包围。据我们计算，第五军和第十二军向德勒方向前进的部队至多各为1个旅，即共为1个师的兵力；但是除此以外，有2个巴伐利亚师、3个北德意志师和1个维尔腾堡师已被指派随时准备向奥雷耳攻击。因此，在巴黎城下的17个师中，至少有7个师应当在必要时用去对付前来援救巴黎的法军，并且这7个师正是占领巴黎以南地区的那些部队。王储只有第二军以及第五军的大部可用来防守从舒瓦济附近的塞纳河起经凡尔赛到圣热尔门的广大地区，与此同时，近卫军、第四军以及第十二军的大部就必须扼守从圣热尔门起绕过哥纳斯和圣布里斯，过马尔纳河再回到巴黎上方的塞纳河的整个北部战线。这样一来，10个步兵师便扼守一条长40英里的包围线，每一个师的正面为4英里。兵力如此分散，这就使包围圈变成了一条单纯的监视线；而特罗胥的军队，包括杜克罗指挥的8个师和特罗胥本人直接指挥的第三军团的7个师，就可以在所选择的任何一个攻击点上造成至少三倍于敌的兵力优势。在这样的优势兵力下，特罗胥赢得胜利是有把握的。他能够突破德军的战线，夺取并破坏德军的攻城炮、弹药和仓库，并且使德军在兵力上遭受如此严重的损失，以致不用说对巴黎的围攻，就是对巴黎的严密包围，在一定时间内也不可能了。
以上我们仅分析了特罗胥的机会，而没有涉及卢瓦尔军团的机会。后者当然不能同被指派对它作战的德军11个师相抗衡，如果所有这些师集中在一个地点的话。但是，这种集中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如果奥雷耳发起大胆而迅速的进攻，特罗胥同时以大规模的出击相配合，那就很可能打乱毛奇的计划。凡是遭到特罗胥攻击的德军每一个军，都不可能派去同奥雷耳作战。因此，这两位法军指挥官究竟谁必须同德军主力作战，那也许是偶然的事，但法军的兵力合起来会远远超过德军能用来同他们作战的任何兵力却是事实。巴黎和德勒相距不到50英里，如果法军以现有的一切可用的兵力从两面同时进攻德军，那末德军几个师大概将奔走于两地之间，因而不能立即得到使用。如果进攻确实同时进行，那末法军或是在德勒方面或是在巴黎方面在数量上无疑会占几乎压倒的优势，因此，一处也得不到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深知，协同行动有多么大的障碍和困难，而且往往会遭到失败。但是目前必须指出，为了取得胜利，仅需要一个条件，即两地的进攻要准确地同时进行。此外，很明显，普军在两个军团相距40英里的情况下也必定会采取协同行动。
为什么不论奥雷耳或特罗胥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利用这样为他们提供的机会，这是无法解释的。在德勒和沙托讷夫附近的小战斗，当然不是那种能使卢瓦尔军团被击退的战斗；参加这些小战斗的德军不超过3个师，而卢瓦尔军团却至少有8个师。奥雷耳是否在等待更多的援兵？他的传递情报的通信鸽是否迷了路？它和特罗胥之间是否有分歧？我们不能肯定。无论如何，这种迟延对他们来说是致命的。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正在继续向前挺进，目前也许离梅克伦堡大公的军队近得能够和他协同作战了，而巴黎城下的6个师就可能留在原地。从出现这种局面时起，这两位法国将军将失去又一次获胜的机会，并且可能是他们最后的一次机会。
载于1870年11月23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803号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筑垒的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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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垒的首都
如果可以说依据这次战争的经验彻底解决了某个军事问题的话，那末这就是大国的首都是否宜于筑垒的问题。自从做出在巴黎筑垒的决定的那一天起，关于防守这样大的要塞是否适宜以至是否可能的问题，在各国的军事书上一直争论不休。这个问题只有通过实践，即真正围攻巴黎——现存的唯一的筑垒首都——才能得到解决。虽然对巴黎的真正围攻还没有开始，巴黎的筑垒工事却已为法国作出了这样巨大的贡献，以致这个问题可以说是肯定地解决了。
巴黎距法国东北的国界太近，这条国界又完全没有河流或山脉可以作为防线，这就促使法国：第一，去征服国界附近的地区；第二，建立从莱茵河到北海的三层要塞带；第三，总是力图占有莱茵河的整个左岸地区，而这个企图终于使法国处于目前的地位。征服的地区被剥夺了，而国界则由1814年和1815年的条约[101]规定了下来；这些要塞正如那两年的两次入侵所证明的，几乎没有用处，根本不能阻止大军；最后，占有莱茵河的呼声在1840年被欧洲的反法同盟[102]暂时压制下去了。而到这时，法国才像一个大国所应当做的那样，企图以它力所能及的唯一手段，即在巴黎筑垒来补救巴黎的危险地位。
在目前的战争中，法国最弱的一面由于比利时的中立而有了掩护。尽管如此，总共只要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就把法国全部有组织的力量逐出了战场。一半做了俘虏，另一半则绝望地被围困在麦茨，而且这一半的投降也不过是几个星期的问题。在通常的情况下，战争就会结束了。德军也就会占领了巴黎以及他们想要占领的法国的其他地区，并且在麦茨投降以后甚至在这以前就签订了和约。法国几乎所有的要塞都靠近边境；只要在这个筑垒城市地带的正面打开一个宽度足供自由运动的缺口，就可不顾边境或沿海的其余要塞而占领法国整个中部；然后轻而易举地迫使边境各要塞一一投降。同时，甚至在游击战争中，发达的国家内地的要塞作为退却时的安全的中心，也是必需的。在比利牛斯半岛战争中，西班牙人民所以能够进行抵抗，主要是因为有这种要塞。1809年，法军把约翰·穆尔爵士指挥的英国军队逐出了西班牙；法军虽然在野战中处处获胜，但毕竟没有征服这个国家。人数较少的英葡军队再次出现在西班牙时，如果没有无数的西班牙武装队伍的援助，就敌不过法军；这些队伍在野战中容易失败，但他们骚扰每路法军的翼侧和后方，牵制了很大一部分入侵敌军。如果国内没有大量的要塞的话，这些队伍是支持不了多久的。虽然这些要塞大都很小而且古老，但是要夺取它们，仍然必须进行正规围攻；因此当这些队伍在平地上遭到攻击时，它们便成了可靠的掩蔽所。因为法国没有这样的要塞，所以如果没有其他一些条件来弥补这方面的缺陷，甚至游击战争在那里也不会是十分可怕的。而这些条件之一就是巴黎的筑垒工事。
9月2日，法国在要塞以外作战的最后一支部队投降了。在过了将近11个星期后的今天，11月21日，在法国的全部德军几乎有一半仍然被牢牢地牵制在巴黎周围，而其余的军队大部分也仓卒地从麦茨开出，以保护包围巴黎的部队不受新编的卢瓦尔军团的威胁；不论这个军团的作用如何，如果没有巴黎的筑垒工事，它甚至不可能建立起来。这些工事被围已经整整两个月了，而正规围攻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完成；这就是说，当对一个普通要塞的围攻也许早已成功地结束的时候，对于像巴黎这样规模的要塞，即使防守的只是新兵和坚决的居民，也只能开始围攻。这也证明，供应一个有200万人口的城市所需的粮食，看来要比供应一个虽然较小但不是周围农业区产品销售中心的要塞要容易一些。虽然巴黎的粮食供应工作仅仅在9月4日以后，即完全被围以前的两个星期才认真地掌握起来，但是巴黎在被封锁了9个星期以后仍然没有饥饿到要投降的地步。法国军队实际上只抵抗了一个月，而巴黎则已经抵抗了两个月，并且仍然牵制着入侵军的主力。这无疑比以往任何一个要塞所取得的成就都要大，而且完全证明了构筑工事所花的费用是值得的。此外还不应当忘记我们一再指出过的一点，即巴黎的防御这次是在完全不正常的条件下进行的，因为它是在没有积极的野战部队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果麦克马洪的军队不去色当而来到首都的话，那末，巴黎的抵抗将会怎样，它将怎样推迟以至完全阻止包围，以及还有多少入侵的敌军要被牵制在巴黎周围呢？
但是，不仅如此。巴黎的防御不但给了法国两个月的喘息时间（这在不那么绝望的情况下是极宝贵的，甚至现在还可能是极宝贵的），而且给了法国在围攻期间发生政治变化的有利机会。我们尽可以任意重复说，巴黎这个要塞跟其他任何一个要塞是一样的，但是这不会改变这样一个情况，即对巴黎这样一个要塞的真正围攻在全世界所引起的激动，比对一百个较小的要塞的围攻所引起的激动要大得多。不管战争公法怎样，我们现在的良知不能容忍像对待斯特拉斯堡一样来对待巴黎。可以大胆地指望，在这种情况下中立国将企图出面调停；对于征服者的政治上的猜忌，几乎不可避免地要在要塞最后被迫投降以前表现出来；而且，像围攻巴黎这样的规模大、时间长的行动，很可能要在某个未参战的强国的内阁里通过同盟和反同盟来解决，就像在战壕里用破坏炮队[103]和破城炮队来解决一样。这种例子我们也许不久就要看到。东方问题[104]在欧洲的突然尖锐化，能对巴黎做到卢瓦尔军团所做不到的事情，也就是使巴黎免于投降并解除它的封锁，这是完全可能的。如果普鲁士不能消除它在某种程度上同俄国狼狈为奸的嫌疑（这是十分可能的），如果欧洲决定不容许俄国背信弃义地违反自己承担的义务，那末非常重要的就是使法国不被完全削弱，使巴黎不被普军占领。因此，完全有必要立即迫使普鲁士明确表示态度，如果普鲁士企图借辞推托，就马上采取措施来增加巴黎的取胜希望并加强它的抵抗。只要有3万英国兵在瑟堡或布勒斯特登陆并同卢瓦尔军团会合，就会使这个军团获得一种从未有过的坚定性。英国步兵由于具有异乎寻常的坚韧性，甚至由于具有与此相关的缺点，即在进行轻步兵的运动时笨拙不灵，特别适于用来稳定新编的部队；他们曾在威灵顿指挥下在西班牙出色地发挥了这个作用；他们在历次的印度战争中对那些不太可靠的土著部队也起过同样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这样的英国军所产生的影响，会大大超过仅仅根据它的数量所能指望产生的影响，而当一个英国军被这样使用时，实际情况往往就是这样。如果有几个意大利师作为意大利军队的前卫向里昂和索恩河谷方向前进，他们很快就会把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的部队吸引过去；此外还有奥地利，还有斯堪的那维亚诸王国，它们可以在其他方面威胁普鲁士并牵制它的军队；如果巴黎得到这样的消息，它本身一定宁愿忍受几乎一切饥困而决不投降，——何况那里的面包看来还是充足的，——因此，甚至在目前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巴黎的工事也能真正挽救法国，使它有可能坚持到援军到来。
载于1870年11月21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801号
注释：
[101]指1814年拿破仑帝国复灭后和1815年拿破仑短期重掌政权而被再次推翻后，法国被迫同第六次和第七次反法同盟的参加国——英国、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签订的两个条约。
根据1814年5月30日缔结的巴黎和约，法国几乎丧失了在共和国和帝国时期征服的全部土地，除北部、东部和东南部边境上的一些小块的领土外，回复到1792年1月1日的疆界。
根据1815年11月20日缔结的巴黎和约，法国丧失了1814年巴黎和约保留下来的北部、东部和东南部边境上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据点。为了巩固复辟的波旁王朝的君主制度，法国东北部的边境要塞由15万同盟国军队驻守到1818年底。——第185页。
[102]1840年7月15日英国、俄国、普鲁士、奥地利和土耳其在没有法国参加的情况下，在伦敦签订了关于援助土耳其苏丹反对法国所支持的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利的协定，结果产生了法国同欧洲各国同盟战争的危险，但是路易－菲力浦国王未敢发动战争并且放弃了对穆罕默德－阿利的支持。——第185页。
[103]破坏炮队是一种攻城炮队，它的使命是破坏炮眼和击毁被围要塞的火炮。——第188页。
[104]恩格斯指1870年11月初由于俄国声明废除1856年的巴黎条约（1856年3月30日克里木战争的参战国——法国、英国、撒丁、土耳其、奥地利和普鲁士为一方，俄国为另一方——签订的和约）中有关禁止俄国在黑海拥有舰队的条款而产生的外交危机。俄国的这一行动曾得到俾斯麦政府的支持，后者指望用这个办法使沙皇政府对普法媾和条件采取有利于它的立场。英国和奥匈帝国曾对修改巴黎条约表示抗议，但无法有效地阻止俄国的要求。1871年1—3月俄国、英国、奥匈帝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土耳其等国的代表在伦敦举行国际会议并于3月13日签订协定，废除了1856年巴黎条约的第十一条、第十三条和第十四条。这样，就取消了关于禁止俄国和土耳其在黑海拥有舰队和要塞的规定，并恢复了俄国在这一地区的主权。——第188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战争短评（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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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短评（二十七）
那些同甘必大先生一样，以为卢瓦尔军团在进行了巧妙的、配合良好的运动而迫使冯·德尔·坦恩的巴伐利亚军队撤离奥尔良以后将立即向巴黎挺进的人们，注定失望了。库耳米埃附近的战斗[100]（不管人们以后怎样称呼它）发生在11月9日，而到13日黄昏，巴伐利亚军队的先头部队看来还是留在距奥尔良仅25英里的土里附近，而没有受到骚扰。
奥雷耳·德·帕拉丹将军在初战获胜后，不仅表现了健全的理智，而且表现了精神上的力量，适时地停止了前进，这使他获得了很高的荣誉。要知道，甘必大先生在他后面向他的兵士们宣布，他们正向巴黎前进，巴黎在等待着他们，巴黎必须从野蛮人的手中解救出来，因此，要控制住这些新的、半守纪律的部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不立刻率领他们向敌人前进，他们便会马上叫喊这是“叛变”，而当敌人真正让他们认识到厉害时，他们却又会立刻逃跑。奥雷耳在前往巴黎的路上控制住了自己的兵士，这一事实说明，他为训练他们而作出的努力并不是徒然的，同时他以初战的胜利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使法军获得初次胜利的部署在各方面都是合适的。冯·德尔·坦恩在奥尔良四郊的部队不会超过25000人，他所以能够继续扼守这个暴露的阵地，是因为认识到他的经过考验的部队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在对方任何数量的新兵中间打开一条道路。奥雷耳可以用至少四倍于敌的兵力对巴伐利亚军队作战，于是他采取了在这种场合常用的战法：他迂回了他们的两翼，展开了大量兵力（特别是在他们的右翼的后方），以致冯·德尔·坦恩不得不立刻向他的援兵那里退却。这支援兵在11日（或至迟在12日）在土里同他会合；他们包括维提希的北德意志步兵第二十二师、阿尔勃莱希特亲王的骑兵师和第十三军（由北德意志第十七师和维尔腾堡师编成）。由此可见，集中在土里由梅克伦堡大公指挥的兵力至少有65000—70000人。尽管他们是由一个非常平庸的将领指挥，但是奥雷耳将军在决定攻击他们以前，还必须认真地考虑一切情况。
但是，除上述情况外，还有其他一些原因迫使奥雷耳将军在采取任何新的行动以前等待一下。如果他真的打算去援救巴黎，那末他应当十分明白，他本身的兵力是不足以达到这个目的的，除非同时从要塞本身采取坚决的行动来支援他。我们知道，特罗胥将军挑选了一部分最有训练和组织最好的军队，组成了一支可以称为巴黎的积极作战的部队。这支由杜克罗将军指挥的部队，显然是用来进行大规模的出击的，而没有这种出击，像巴黎这样的要塞的防御，就同一个右手绑着绷带作战的兵士一样。
巴黎军团的这一改编在时间上和卢瓦尔军团的进军相吻合，也许不是偶然的。特罗胥将军和奥雷耳将军无疑曾企图利用气球和通信鸽相约在预定的时间采取协同行动；只要德军不先攻击卢瓦尔军团，那末我们可以期待，就在奥雷耳继续前进的同时或几乎同时，巴黎会进行大规模的出击。这个出击大概至少将以杜克罗3个军的全部兵力在巴黎南面进行，如果成功，同卢瓦尔军团的联系就可以在这里建立起来。同时在东北面和西北面，特罗胥的“第三军团”将在堡垒火力的支援下进行佯攻和牵制性攻击，以阻止包围的部队向南面派遣援兵。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相信，这一切也都在毛奇将军的意料之中，因此他不会措手不及。尽管法军将在战场上拥有巨大的兵力优势，但是我们确信，军队质量和指挥水平的差别将具有更大的意义。
要使巴黎从“野蛮人”的铁钳中解救出来的这种尝试终于有某种成功的希望，那就必须尽快地行动。除了和卢瓦尔军团对垒的5个步兵师以外，在巴黎城下现在有16个步兵师（第二、四、五、六、十二军、近卫军、巴伐利亚第二军、第二十一师和后备军的1个近卫师）。根据毛奇的看法，这些兵力完全足以有效地封锁巴黎；否则，他就会从麦茨投降后腾出的军队中调遣更多的兵力前往巴黎，而不仅仅是第二军。如果注意到巴黎城外的德军阵地到处都有构筑得很坚固的工事，而且不久将有强大的攻城炮队掩护，那末这个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现在我们开始得到关于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的消息，在麦茨投降后他同3个军（第三、九、十军）一起去向不明。从那时以后，我们得到的第一个关于他的部队的消息是一则简讯：11月7日“第九团”在上马尔纳的肖蒙城外与流动自卫军发生了冲突。第九团隶属于第二军的第七旅，而这个军已经到达巴黎城下，因此整个消息就不可理解了。以后查明，是电报把第九旅误写成了第九团。这样，事情就弄清楚了：第九旅是第三军的第一个旅，因而它属于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的军团。这次冲突的地点，以及柏林军界认为整个说来是可靠的消息，即亲王已向特鲁瓦进军，并在7日或8日到达该地的消息，使我们几乎不再有任何疑问：他选择了我们预料他的主力必定要走的路线，即“从麦茨出发，路经肖蒙和奥塞尔，在肃清卢瓦尔河上从图尔到涅维尔一线的敌人以后，向波尔多方向挺进”［注：见本卷第164页。——编者注］。现在我们得悉，这支军队在桑城附近占领了云纳河线，该地距卢瓦尔河畔的纪安约50英里，距蒙塔尔纪仅30英里，而由蒙塔尔纪经过一整日的行军就可进到奥尔良以北的法军任何阵地的翼侧。根据得到的消息来看，现在马舍尔布和奈木尔的部队，可能已被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派去与冯·德尔·坦恩的左翼建立联系；也可能这是第十三军行军路线上极左侧的部队。无论如何，现在我们可以预料，亲王借助游动队将很快地一方面同在土里的冯·德尔·坦恩取得联系，另一方面同在第戎的韦德尔取得联系。如果卢瓦尔军团拖延到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开来时才进行攻击，那末除了当面的7万人外，在他的右翼和后方还将有75000人，那时，就不得不放弃援救巴黎的一切念头了。它将自顾不暇，并且不得不绝望地在入侵军的洪流面前退却，而这股洪流将在由沙特尔到第戎的正面上向法国中部泛滥。
载于1870年11月16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797号
注释：
[100]1870年11月9日在奥尔良附近的库耳米耶会战中，卢瓦尔军团的新编第十五军和第十六军在奥雷耳·德·帕拉丹将军统一指挥下，击败了在兵力上处于劣势的冯·德尔·坦恩将军指挥的巴伐利亚第一军。——第181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法国境内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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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境内的战斗
在战争最初的6个星期中，德军节节胜利，入侵军夺取新地区的兵力还没有完全用尽，并且前线还有法国军队抵抗他们，这时战斗一般说来还是军队与军队间的战斗。沦陷区的居民只有少数参加了战斗。固然，十来个亚尔萨斯农民曾因参战和把伤兵打成残废而被送交军事法庭处死；但是，像在巴泽耳发生的那种惨案还是罕见的例外。这一点的最好证明就是这一惨案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以及报界就德军在这个村庄的行为是否正当而展开的一场热烈的辩论。如果值得重新展开这场辩论的话，那末我们可以根据目击者无可非议的陈述来证明，巴泽耳的居民的确袭击了巴伐利亚伤兵，虐待了他们，并把他们抛入了中弹起火的房屋中；因此，冯·德尔·坦恩将军发出了毁灭整个村庄这一愚蠢的和野蛮的命令——它之所以是愚蠢的和野蛮的，特别是因为根据这个命令必须烧毁里面躺着好几百个他自己的伤兵的民房。但是，不管怎样，巴泽耳是在激战中、在房屋里和街道上进行的最激烈的战斗中被破坏的，当时必须立即根据报告采取措施和定下决心，并且没有时间去对证供词和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在最近的6个星期内，战争的特点发生了值得注意的变化。法国的正规军消失了，战斗由新兵进行了，他们由于缺乏训练和经验或多或少地成了非正规部队。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他们企图以大量人员在平地上作战，他们就容易被击败；然而在村庄和城市内在街垒和设有枪眼的房屋掩护下作战时，他们却能进行顽强的抵抗。政府的号召和命令鼓励他们进行这类战斗，采用夜袭和其他为小型战争所特有的袭击行动；政府也号召在新兵作战地区的居民全力协助他们。如果敌人拥有足够的兵力来占领全国，那末这种抵抗就容易被摧毁了。但是，在麦茨投降以前敌人并没有这样的兵力。入侵军的兵力在一方面到达亚眠、卢昂、勒芒、布卢瓦、图尔和布尔日以及另一方面到达伯桑松和里昂以前就已耗尽了。敌人的兵力之所以如此迅速地耗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周围的抵抗愈来愈强烈。那声名狼藉的“4名枪骑兵”倘若不冒被俘或被杀的危险，现在就不能闯入远离自己战线的村庄或城市为所欲为了。征发队必须有相当的兵力护送，而单独的步兵连或骑兵连在村庄宿营时必须特别防备夜袭，在行军中必须特别防备伏击。在德军阵地周围都有一片德军或法军都未能占领的地带，而正是在这里民众的抵抗显得最为坚强。为了镇压这种民众的抵抗，德军采用了既陈腐而又野蛮的战争公法。他们奉为准则的是：每个城市或村庄，只要有一个或几个居民参加防御，射击他们的部队，总之，只要是帮助了法军，就必须烧光；凡他们认为不是正规军的兵士而被捉到时手持武器者，必须就地枪决；凡有根据认为某城市有相当一部分居民犯有类似罪行时，这个城市所有身体健康的男子必须立即杀光。这些办法已残酷地实行了将近6个星期，并且现在仍在全力推行。你只要一翻开德国的报纸，就不会看不到半打关于这类军事处决的消息，而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完全自然的事，是“正直的军人”以有益的严厉态度对“卑鄙的凶手和强盗”进行军事审判的普通办法。完全没有什么紊乱、掠夺、奸淫妇女和违反命令的事情。这一类的事一点也没有。一切都是有系统地按照命令进行的：把遭难的村庄包围起来，把居民驱逐出去，把粮食夺走，把房屋烧毁，把真的犯罪分子或嫌疑分子送交军事法庭，而在那里等待着他们的准是残酷的审判和半打枪弹。在阿布利——一个有900居民、位于通往沙特尔的路上的村庄，第十六（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骠骑兵团的1个连在夜间遭到了法国游击队的袭击，损失了一半兵员；为了惩罚这种无理的行为，整个骑兵旅开到了阿布利，放火烧毁了村庄；两则不同的消息——两者都来自这一惨剧的参加者——都说，所有健康的男子都被挑了出来，无一幸免地被枪决或杀死。然而这只不过是许许多多事实中的一个。在奥尔良城郊的一个巴伐利亚军官写道，他的部队在12天当中烧毁了5座村庄。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在法国中部，凡是德军游动队经过的地方，沿途常常是烟火弥漫、血迹斑斑。
现在，在1870年，简单地说这类行动是合法的作战方法，说居民或者没有被正式承认为军人的人的参战等于强盗行为而可以用火和剑予以镇压，恐怕是不行的。这一切只能够适用于路易十四和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时代，当时斗争仅仅是由军队来进行的。但是从美国独立战争起直到美国内战，无论在欧洲或美洲，民众参加战斗已不是例外而成为常规了。凡是一个民族仅仅因其军队无力抵抗而屈服时，人们都普遍地把他们鄙视为懦弱的民族。凡是一个民族刚毅地进行这样的游击战时，入侵者很快就觉察到：奉行那种血和火的古老法典是不行了。英国人在美洲[97]，拿破仑时代的法国人在西班牙，以及1848年奥地利人在意大利和匈牙利，都因为害怕民众对他们的被俘人员进行报复，很快便不得不承认人民的抵抗是完全合法的。甚至1849年普军在巴登时，以及教皇［注：庇护九世。——编者注］在门塔纳会战[98]以后，也不敢不分皂白地枪杀战俘，尽管后者是游击队员和“造反者”。现代，残酷地奉行“斩尽杀绝”这个陈腐的法典的例子只有两个，即英军对印度西帕依起义[99]的镇压和巴赞及其手下的法军在墨西哥的行为。
世界各国军队中，普军是最不应当重复这种行动的军队。1806年，普鲁士之所以失败，只是因为全国丝毫没有这种人民抵抗的精神。1807年以后，指挥管理和军队的改革者尽了他们一切力量来复活这种精神。当时，西班牙树立了一个民族能够怎样抵抗入侵军的光辉的榜样。普鲁士的所有军事领导人都曾向他们的同胞指出这是一个值得仿效的榜样。夏恩霍斯特、格奈泽瑙、克劳塞维茨在这一点上全都持有同一见解；格奈泽瑙甚至亲赴西班牙对拿破仑作战。当时普鲁士实行的整个新的军事制度，就是企图至少在君主专制制度所能允许的范围内尽量组织人民抵抗敌人。不仅所有身体适于服役的男子必须入伍服役，然后再转入后备军服役到40岁，而且17—20岁的青年和40—60岁的男子必须编入民军，即levéeenmasse〔民众武装〕。民军应当在敌人的后方和翼侧举行暴动，扰乱他们的运动，截获敌人的补给品和传令兵，利用一切可以得到的武器，不加选择地使用一切手段——“这些手段愈有效愈好”——来惊扰入侵敌人，而最主要的是，
“不着任何制服，以便民军随时都可以重新以普通公民的身分出现而不被敌人识破”。
整个这一“民军条例”（即1813年所颁布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法令的名称，其制订人不是别人，正是普鲁士军队的组织者夏恩霍斯特）是本着不妥协的民众抵抗精神制定的。民众为了进行抵抗，一切手段都可以使用，而且愈有效愈好。但是这一切是普鲁士人曾经打算用来对付法军的，如果法国人现在也用这些方法来对付普军，那末这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在一种情形下被认为是爱国的行为，而在另外一种情形下却是强盗行为和可耻的凶杀行为。
问题在于：现在的普鲁士政府认为这个老的、半革命的“民军条例”是可耻的，并且极力以自己在法国的行为来使人忘记这个条例。但是它在法国的每一个惨无人道的行为却愈来愈使我们想起了这个“条例”；而替这种可耻的作战方法所作的辩护只能证明：如果说自耶拿会战以来普鲁士军队已无比地壮大了，那末普鲁士政府本身却在迅速地造成曾使耶拿会战得以重演的那种局面。
载于1870年11月11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793号
注释：
[97]指英国人在英国美洲殖民地的独立战争时期（1775—1782年）的立场；在这次战争中曾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运动和志愿民军（美洲开拓者军队的主要组成部分）的活动。——第178页。
[98]1867年11月3日在门塔纳附近，法国军队协同教皇雇佣警卫军打败了为把教皇领地重新并入意大利而向罗马进军的加里波第军队；加里波第军队的战败成为反动势力更加猖獗的信号。——第179页。
[99]1857—1859年印度发生了反对英国统治的大规模的人民起义。这次起义是1857年春在孟加拉军队中由当地居民组成的所谓西帕依部队发动的，起义席卷了印度北部和中部极其广大的地区。起义的主要动力是农民和城市贫苦的手工业者。当地封建主所领导的这次起义，由于印度的封建割据状态、宗教和种姓的分歧以及殖民者的军事技术优势，遭到了失败。——第179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法皇的辩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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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皇的辩白
如同其他遭到不幸的伟大人物一样，路易－拿破仑好像也意识到，他必须向公众说明那些使他不得不完全违背自己的意志由萨尔布吕肯退到色当的原因；因此，我们现在获得了一份应当看作是他的说明的材料[94]。既然无论从文件本身还是从外在情况来看都没有任何根据怀疑这份文件是伪造的，——不如说是相反，——那末我们此刻认为它是真实的。而且，仅仅出于礼貌也几乎应当这样做，因为如果说有过哪一个文件既在整体上又在细节上证实了“派尔-麦尔新闻”对这次战争的看法的话，那末这就是法皇的这个自我辩白了。
路易-拿破仑告诉我们，他深知德军在兵力上的巨大优势，他曾经希望用下面这个方法来抵销这个优势，那就是迅速攻入南德意志，迫使南德意志保持中立，并依靠最初的胜利来保证他同奥地利和意大利之间的联盟。为此，15万人应当集中在麦茨，10万人集中在斯特拉斯堡，5万人集中在夏龙。前两支迅速集中的军队预计在卡尔斯卢厄附近渡过莱茵河，同时夏龙的5万人应当向麦茨前进，以对付敌人向进攻军队的翼侧和后方采取的任何运动。但是当法皇刚到达麦茨的时候，这个计划便成为泡影了。他发现那里只有10万人，斯特拉斯堡只有4万人，而康罗贝尔指挥的预备队到处都有，偏偏就是在他们应当在的夏龙没有。其次，军队没有行军最必需的物品：背囊、帐篷、行军锅和饭盒。此外，对于敌人的位置又一无所知。事实上，大胆而迅速的进攻一开始就变成小心谨慎的防御了。
对于“派尔-麦尔新闻”的读者说来，上述这一切未必有什么新的东西。我们的“战争短评”曾经把上述进攻计划当作法国人所能采用的最合理的计划而概略地谈到过，同时还指出过不得不放弃这个计划的原因［注：见本卷第18—19、25—26页。——编者注］。但是对于作为法皇最初失败的直接原因的那个情况，他却没有说明，那就是：他既然早已放弃进攻的意图，为什么还错误地把几个军留在边境附近的进攻阵地上呢？至于他所列举的数字，我们马上就会来作批判性的分析。
法皇认为法国军事指挥管理瓦解的原因是
“我们的军事组织存在着五十年来一直存在的缺陷”。
但是，这个组织经受考验现在确实不是第一次。在克里木战争中，它曾相当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在意大利战争开始时，它曾取得了光辉的成就，当时，在英国和德国，它被奉为军队组织的典范。没有疑问。甚至在那时，它已经出现许多缺陷了。但是，那时的军事组织和现在的军事组织之间有一个差别：那时它起作用而现在则不起作用。然而，法皇却不愿说明这个变化，虽然需要说明的恰恰就是这一点，因为第二帝国的最大弱点正是在这里，它以形形色色的营私舞弊的行为败坏了这个组织的机能。
当军队退到麦茨时，
“它的兵力在康罗贝尔元帅率领2个师和预备队到达以后增为14万人”。
在我们拿这个说法同不久前在麦茨缴械的军队人数对照的时候，便不得不更仔细地考察法皇所说的数字。斯特拉斯堡的军队原定由麦克马洪、德·法伊和杜埃的几个军组成，共计10个师，总数10万人；但是现在却说这支军队不超过4万人。即使我们把杜埃军的3个师完全撇开不谈（虽然其中有1个师在维尔特会战时或会战后曾前往援助麦克马洪），那末平均每个师（13个营）也不到6000人，即每营仅有430人，何况一部分被编入骑兵和炮兵的人还根本没有考虑在内。这样一来，即使我们完全了解盛行贪污浪费的第二帝国，我们也不能强使自己相信，在征集预备兵和归休兵20天以后，这支军队会是90个这样的营，它们的战斗人员平均是430人，而不是900人。至于麦茨的军队，那末那里的近卫军和10个基干师共有161个营；即使我们假定小册子中所指的10万人仅仅是步兵，而完全不考虑一部分人被编入骑兵或炮兵，那末每营仍然不超过620人，这个数字无疑低于实际数字。更奇怪的是，这支军队在退到麦茨以后，由于康罗贝尔的2个师以及预备队的到来增加到14万人。因此，新增的兵力为4万人。然而，在施皮歇恩会战后到达麦茨的“预备队”只可能包括骑兵和炮兵（因为近卫军早已到达麦茨），所以它的人数不会超过2万人。由此可见，其余的2万人就是康罗贝尔的2个师，如以25个营计算，每营为800人，这就是说，根据这个计算，准备最不充分的康罗贝尔的各营反而比那些早已集中和准备就绪的各营人数要多得多。然而，如果说麦茨的军队在8月14日、16日和18日这几次会战以前仅有14万人，那末除去这三天的损失（一定不下5万人），除去以后出击中的损失和因病死亡的人数后，巴赞怎么还能够向普军交出173000人当俘虏呢？我们所以要分析这些数字，只是想说明这些数字彼此矛盾，以及与这次战争中众所周知的事实相矛盾。这些数字完全不确实，一下子就可以推翻。
除了军队组织以外，还有其他情况阻碍了皇帝之鹰飞向胜利。这首先是“恶劣的天气”，其次是“辎重的牵累”，最后是
“我们对敌军的位置和兵力常常一无所知”。
的确这是三个非常伤脑筋的情况。但是恶劣的天气对于双方都是一样的；要知道，国王威廉在所有他虔诚地说到天意的场合，从来都没有提到德军阵地上阳光普照，而法军阵地上阴雨连绵。此外，德军也不是没有辎重的牵累。至于不了解敌军的位置，那末这里有一封拿破仑第一给他哥哥约瑟夫的信，当时约瑟夫在西班牙也曾抱怨过同样的困难；这封信对发泄这类怨言的将军来说远不是称赞的信[95]。信中说道，如果将军不知道敌人的位置，那末这是他们自己的过错，而且这只证明他们不了解自己的职责。当读到这一类替如此拙劣的指挥辩白的时候，人们有时会怀疑，这个小册子是否真的是写给成年人阅读的。
对于路易-拿破仑就他自己所起的作用的叙述，他的朋友并不十分高兴。在维尔特和施皮歇恩会战后，他“决定立刻把军队撤到夏龙兵营”。但是，这个计划起初虽经内阁同意，但两天以后又被认为“会对舆论产生不良影响”，因此，法皇在接到艾·奥利维耶先生（！）谈到这一点的信件后，便放弃了这个计划。他把军队带往摩塞尔河左岸，然后因为“没有预见到全面的会战而只估计到局部的冲突”，便离开军队前往夏龙。在他一离开后，就发生了8月16日和18日的会战，结果巴赞和他的军队被困在麦茨。与此同时，皇后和内阁越权背着皇帝召开了议院会议，而随着这个拥有非常权力的机构——阿尔卡迪亚村女[96]的立法团——的会议的召开，帝国的命运便被决定了。大家知道，包括25名议员的反对派掌握了全权，并且“麻痹了多数派的爱国心，并使政府有成效的活动陷于瘫痪”，正如我们大家所记得的，这里谈到的并不是伪善的奥利维耶政府，而是粗暴的八里桥政府。
“此后，大臣们好像害怕提起皇帝的名字；而他本人，在仅仅为了重握权柄而离开了军队并放弃了指挥权以后，不久便发现，要把他自己的角色扮演到底已经不可能了。”
事实上，人们已向他示意：他实际上已被废黜，他已成为不能容忍的人了。许多有点自尊心的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退位的。但是不然，他的（说得温和点）犹豫不决还在继续；他跟随着麦克马洪军团，简直是一个累赘；他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巴黎政府坚持要麦克马洪去援救巴赞。麦克马洪表示拒绝，因为这无异于把他的军团派去送死；八里桥则坚持自己的主张。
“至于皇帝，他没有反对过这一点。他也不会想到去反对政府以及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表现出这样的智慧和毅力的摄政皇后的意旨。”
这个人的温顺使我们感动，因为他20年来一直认为，服从他的个人意志是拯救法国的唯一途径，而现在，当“巴黎强迫执行违反兵法上最基本的原则的作战计划”时，他却没有反对，因为他似乎从来不会想到去反对如此等等的摄政皇后的意旨！
对实行这个致命的进军的军队状况的叙述，连一切细节都确实地证明了我们当时的判断［注：见本卷第71、84页。——编者注］。其中只有一个说轻了的情况。德·法伊的军在强行军的退却中竟能不经过战斗而把“几乎全部辎重”丢光；但是，这个军好像没有估计到这个情况的全部好处。
8月21日，军团开往兰斯。23日，它进到贝特尼维耳（在直通凡尔登和麦茨的路上）附近的絮维普河。但是补给的困难迫使麦克马洪立刻折回到铁路线上；因此，24日军队折向左而到了勒太耳。在那里，25日整天用于给部队分配粮食。26日，司令部转移到东面12英里的土尔特隆；27日，又转移到更东6英里的勒申-波浦勒。在这里，麦克马洪发现德军8个军包围他，于是下令重新向西退却；但是当夜从巴黎来了坚决要他向麦茨进军的命令。
“无庸置疑，皇帝本可以撤销这个命令，但是他决心不反对摄政的决定。”
这种崇高的温顺使麦克马洪不得不服从；于是，他在28日到达了东面6英里的斯通。但是“这些命令和反命令造成了运动的迟延”。在这时候，
“普军以急行军前进，而我们被辎重牵累〈又一次！〉［注：本卷引文中凡是在尖括号〈〉内的话或标点符号等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加的。——译者注］，带着疲劳的军队花了6天才走了25里约［注：里约（lieue）是法国的旧长度单位，等于4．444公里。——译者注］”。
接着经过8月30日、31日及9月1日的战斗，于是遭到复灭，复灭的经过叙述得很全面，但是没有任何新的细节。然后，就是由此得出的教训：
“当然，这是众寡悬殊的战斗，但是，如果军事行动不是一直服从政治上的考虑，那末这个战斗也许会坚持得久些，给我军的灾难也会小一些。”
第二帝国的崩溃以及与它有关的一切的消失，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惋惜，——它的命运就是这样。人们通常给予遭到很大不幸的人的那种起码的怜悯心也丝毫没有给予第二帝国。甚至《hon-neuraucouragemalheureux》〔“对于失败英雄的尊敬”〕——现在用法语说这句话的时候已不可能不带有某些讽刺的意味，——似乎也没有给予它。我们怀疑，在这种情况下拿破仑能否从这个文件中得到很多好处。从这个文件来看，他那卓绝的战略远见每每因巴黎政府基于政治上的考虑发出的荒谬命令而化为乌有，而他那可以撤销这些荒谬命令的权力也由于他对摄政皇后的无限尊敬而化为乌有。关于这本少有的可怜的小册子所能说的好话，这就是它证实了“如果军事行动一直服从政治上的考虑”，那末战事一定不可避免地恶化。
载于1870年11月5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788号
注释：
[94]恩格斯指1870年秋天在布鲁塞尔匿名出版的拿破仑第三写的小册子“一八七○年的战局。论色当投降的原因。一个临时参加总司令部工作的军官的著作，附有战区图和作战图”（《Campagnede1870．DescausesquiontamenélacapitulationdeSedan．ParunOfficierattachéàl’Etat-MajorGénéral，aveclesplansdelaplaceetdebataille》．）。——第169页。
[95]“约瑟夫国王有关政治和军事问题的回忆录和通信集”1854年巴黎版第4卷第425页（《MémoiresetcorrespondancepolitiqueetmilitaireduroiJoseph》．Paris，1854，t．IV，p．425）。——第172页。
[96]阿尔卡迪亚村女或阿尔卡迪亚牧女是对幼稚无知、无所用心的人的讽刺性的称呼；这个用语来源于古代伯罗奔尼撒的一个地区的名称——阿尔卡迪亚，据希腊神话说，该地居民异常天真淳朴。——第172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战争短评（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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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短评（二十六）
现在已没有任何理由再怀疑，在麦茨投降的军队确实是173000人，其中14万人是能拿武器的，3万多人是病号和伤员。“每日新闻”在来自柏林的电讯中报道了据该报说是关于这些军队编成的全部详情的消息：67个步兵团，13个chasseurs-à-pied〔猎步兵〕营，18个第四营和后备营，36个骑兵团，其中有10个胸甲骑兵团，1个吉德[90]团，11个龙骑兵团，2个枪骑兵团、3个骠骑兵团、6个chasseurs-à-cheval〔猎骑兵〕团和3个。chasseursd’Afrique〔非洲猎兵〕团，此外还有6个后备骑兵连。大概这个消息来自柏林的普军参谋部，并且综合了麦茨的法军兵力编成的情况，这个综合报告不是根据预先的、间接的材料便是根据法军在投降时交给战胜者的清册做出的。后者的可能性看来最大。我们知道，在麦茨曾有过以下的步兵部队：近卫军（8个团，即30个步兵营和1个猎步兵营）、弗罗萨尔的第二军（3个师）、德坎的第三军（以前由巴赞指挥，计4个师）、拉德米罗的第四军（3个师）、康罗贝尔的第六军（3个师）和德·法伊的第五军的1个师，共计14个基干师，其中除了康罗贝尔的2个师没有猎步兵以外，每个师的编制内都是1个猎步兵营和4个基干团（12个基干营）。这共计12个猎步兵营和168个基干营；加上近卫军，就有13个猎步兵营和198个步兵营；再加上18个后备营，总共有229个营。这要比“每日新闻”所报道的总数221个营略多一些。另一方面，这里列出的只有64个步兵团，而我们上述报界同人报道的数字则为67个。从这里我们应该得出结论，所差的3个团是麦茨的警备部队，因此没有计算在“莱茵军团”的编制内。至于营的数目上的不一致，这是很容易解释的。许多团在8月的各次战斗中和9、10两月的各次出击中遭受的损失以及疾病所造成的减员，显然弄得不得不把3个营合编成2个营，甚至可能合编成1个营。
这样一支与莱比锡城下的拿破仑军队[91]同样庞大的兵力，竟会被迫投降，这是战史上前所未闻的事件，甚至在这一事件发生以后的现在，也是难以置信的。但是，如果我们把这支军队的兵力同胜利者的兵力作一对比，那末这就更无法想像了。8月18日，巴赞由格腊韦洛特各高地被击退到麦茨堡垒的炮火掩护范围以内；几天以后，要塞完全被围。但是，曾在格腊韦洛特附近作战的德军中，有3个军共75个营拨归萨克森王储指挥；这至迟是8月24日的事情，因为3天以后他的骑兵在比桑西附近击溃了麦克马洪的chasseurs-à-cheval。德军在麦茨附近只剩下7个军（175个营）和后备军12个营，共187个营，以包围一支至少有221个营的军队！当时，巴赞一定有16万人，甚至更多。普军当然采取了各种措施以他们的预备部队的生力军来弥补最近会战中的损失；但是不能设想他们的营又补充到了1000人的足额。纵然设想普军把这些营的人数补充到1000人（后备军则除外，每营编制只有500—600人），那末他们也不会超过182000人，或者再加上骑兵和炮兵，共约24万人，这就是说，仅仅比麦茨被围的军队多一半，同时，这24万人曾分散配置在一个长达27英里的战线上，而且他们还被一条无法徒涉的河流分为两个单独的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不容怀疑，如果巴赞真正试图以他的大量军队突围的话，他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除非真的设想法军在格腊韦洛特会战以后已经不再是从前那样的法军了，而这样设想是没有任何理由的。
在共和国宣布成立以后，巴赞由于政治上的理由放弃了从麦茨突围的打算，这在本“短评”的笔者看来是毫无疑问的。每天的拖延减少了他在这方面成功的希望，这也是无疑的，虽然现在普军自己好像认为，如果他们处于这种境地，他们是能够完成这个困难的任务的。但是仍然令人莫解的是巴赞在8月底和9月初的无所作为或者至少是犹豫不决。8月31日，他曾试图向东北方向进攻，并且在当天整个夜间和第二天早晨仍然继续进攻；但是，普军3个师却足以把他驱逐到堡垒的炮火掩护范围内。如果注意到他所能用以进攻的大量的兵力，那末，这次进攻看来是非常无力的。一位统率着16个师的精锐步兵的将军，居然被敌军3个师击退，还有比这更糟糕的么！
至于谈到那些据说使巴赞在9月4日革命以后无所作为的政治上的理由以及他在被围的后期在敌人的纵容下所参与的政治阴谋[92]，那末它们是完全符合于第二帝国的利益的，因为它们的目的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恢复这一帝国。如果一位指挥当时法国仅有的一支正规军的将军竟会想到在侵入本国的敌军的帮助下来恢复已复灭的王朝，那末这只能说明，第二帝国对于法国人的性格的无知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巴赞以往的军事生涯绝不是光彩的。他的墨西哥远征[93]仅仅证明，他关心奖赏甚于关心本国的荣誉和威望。他被任命为莱茵军团总司令完全出于偶然：他获得这个职位不是因为他是可能的人选中最合适的，而是因为他不是最不合适的一个；决定性的理由不管是什么，总之不是纯军事的。巴赞将成为一个遗臭万年的人物，他在法国的战史上干下了最可耻的行径：阻碍了16万法军去突破当时在人数上肯定少于他们的德军的包围，并且在断粮时把他们作为战俘献给了敌人。
载于1870年11月4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787号
注释：
[90]吉德是欧洲许多国家军队中专门担任军队向导的部队；在第二帝国时期以及拿破仑第一时代，在法国军队中，吉德担任司令部的警卫勤务，同时是皇帝的私人卫队。——第165页。
[91]在1813年10月16—19日的莱比锡会战中，拿破仑第一的军队败于第六次反法同盟参加国俄国、普鲁士、奥地利和瑞典的联军。这次胜利的结果使德国完全摆脱了拿破仑的统治。——第166页。
[92]1870年9月4日第二帝国的制度复灭后，巴赞不坚决从麦茨突围，而在同年9—10月间开始直接同俾斯麦谈判（见注85），企图使德军解除对麦茨的包围并利用被围困在麦茨的军队去恢复帝国。俾斯麦提出要前摄政皇后承认把亚尔萨斯和洛林割让给德国作为先决条件。当时流亡在英国的欧仁妮拒绝接受俾斯麦的条件后，谈判即告中断。——第167页。
[93]墨西哥远征是1862—1867年法国最初同西班牙和英国一起，对墨西哥进行的武装干涉；它的目的是镇压墨西哥革命并使墨西哥沦为欧洲国家的殖民地。英国和法国还企图占领墨西哥，利用它作为自己站在奴隶占有制的南部一边干预美国国内战争的跳板。虽然法军占领了墨西哥的首都墨西哥城，并宣布成立以拿破仑第三的傀儡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利安为皇帝的“帝国”，但是由于墨西哥人民进行了英勇的解放斗争，法国干涉者遭到了失败并被迫在1867年把军队撤出了墨西哥。法国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墨西哥远征，使第二帝国蒙受了惨重的损失。——第167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麦茨的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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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茨的陷落
目前的战争是投降的战争，其中每次投降在规模上好像注定要超过前一次。起初是84000人在色当缴械投降，而与这相同的，或者甚至有点相似的事件，在以往任何一次战争中，甚至在奥地利的历次战争中都没有见过。现在发生了17万人同麦茨要塞一起投降的事件，这超过了色当，就像色当超过以往历次投降一样。麦茨是否还要被巴黎超过呢？如果战争继续进行的话，那末这一点几乎可以不用怀疑。
有三个基本错误把拿破仑从8月2日引导到9月2日，由萨尔布吕肯引导到色当，并使法国实际上丧失了全部军队，这些错误就是：第一，法军在迎击敌人的进攻时所处的阵地，使获胜的德军能够楔入法军分散的各军之间，结果把法军割裂为两支独立的部队，并使它们彼此不能会合，甚至不能配合作战；第二，巴赞军团在麦茨行动迟疑，结果被紧紧地围困在那里；第三，援救巴赞所用的兵力和所沿的路线，简直是唆使敌人俘掳全部援军。第一个错误的后果，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是显而易见的；第三个错误的后果，在色当充分表现出来了；第二个错误的后果，我们刚刚在麦茨看到。拿破仑曾经给“莱茵军团”安排了在遍设要塞的国土上艰苦奋战的前景，现在他们全部正是在这些要塞内或在前往这些要塞的途中，不过已经身为战俘了，而法国不仅是在实质上，而且是不折不扣地丧失了几乎所有的正规军。
兵员的损失和随麦茨一起交出的物资方面的损失（数量想必是巨大的）本身是一个十分沉重的打击。但这还不是最沉重的打击。对法国来说，最坏的是连同这些人员和物资一起还丧失了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需要的那个军事组织。法国有大量的兵员，甚至受过训练的25岁到35岁的人也不下30万。物资可以从国内仓库和工厂调拨以及向国外购买来补充。在现在的情况下，任何能用的后装枪都可以使用，不管它的构造怎样，也不管一种枪的弹药是否适用于另一种。如果政府有效地利用电报和轮船，并且愿意使用一切有用的东西，那末现在就可能握有比所能使用的还要多的武器和弹药。在这个期间甚至还可以得到野炮。然而，最需要的还是能够把所有这些武装的人员组成军队的坚强的组织。这个组织体现在正规军的军官和军士的身上，而在他们缴械以后，利用这个组织的可能性就会最终消失。法军因战斗伤亡和投降而减少的军官人数目前不会少于10000—12000人，军士的损失大约要多两倍。在这样数量的组织力量一下子从国防体系中失去以后，要把一群普通人变成整连整营的兵士，那是极端困难的。谁要是见过民众队伍——无论是巴登的Freischaaren，在布尔河作战的扬基志愿兵，法国的流动自卫军或是不列颠志愿军[89]——的操练或战斗，谁就会立刻明白，这些军队无能和不稳定的主要原因，在于军官不了解自己的职责；而在目前的情况下，法国有谁能教会他们执行自己的职责呢？为数很少的领半薪的退役的或残弱的老军官是不足以实现这个目的的；他们也不可能用在一切场合；须知训练不仅是理论上的，而且是实践的；训练不仅要靠讲解，而且要靠动作和示范。各营为数不多的新军官或刚刚提升的军士，如果经常观察老军官的动作，那末很快就会熟悉自己的职务。但是，如果几乎所有的军官都是新的，甚至连可以提升为军官的老军士也很少，那将怎么办呢？目前那些几乎在每次战斗中都表明不适于以大集团进行野战的兵士，如果能编入巴赞原来的营，或者哪怕是仅由巴赞的军官和军士来指挥，就会很快学会作战。而法国在这次战争中把几乎最后残存的军事组织丧失得一干二净，主要是由于麦茨投降。
关于防御的情形，我们只有在听到防御者自己的说明以后，才能提出明确的意见。但是，如果真的有17万能拿武器的人投降了的话，那末可以推想防御并没有作出应有的努力。从8月底以来，包围军从来没有两倍于被围军队的兵力。包围军的人数看来在20—23万人之间，同时仅仅第一线的部队就分布在周长不下27英里的包围圈上。这就是说，主力一定要占领周长至少为36—40英里的包围圈。此外，这个圆圈被摩塞尔河分为两部分，而这条河只有经过第一线后面一定距离内的桥梁才可以渡过。如果说这支17万人的军队无论在这个圆圈的哪一点都不能集中优势兵力在敌人足够数量的援兵到达以前进行突围，那末我们必须做出结论：或者包围军的部署值得特别赞扬，或者是被围者从来没有尽力设法突围。我们大概会了解到，目前也像整个这次战争一样，政治上的考虑使得军事行动陷于瘫痪。
如果现在不缔结和约，那末法国不久就将感受到这个新的灾难的后果。我们估计，德军将留下后备军2个师作为麦茨的守备部队。第二军已在前往巴黎的途中，但这决不是说，这个军将参加对首都的包围。然而即使它参加包围，毛奇可以向任何地点调动的兵力仍然有6个军，即至少有13—14万人。军队同德国的交通线不需要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派遣许多部队就可以维持；为了这个目的，他只需派遣少数兵力，如果一般地说还有这种需要的话。其余的兵力可以用来侵入法国西部和南部。全部兵力集中在一起是不必要的。他们可能将分为两三部分，这同冯·德尔·坦恩的军合在一起至少有15万人，并且可能奉命向法国那些迄今尚未被德军占领的地区进军。一个军几乎无疑地一定以5条铁路线的会合点勒芒为中心，占领富庶的诺曼底省和曼恩省，直到卢瓦尔河为止。另一个军将在肃清卢瓦尔河上从图尔到涅维尔一线的敌人，并占领或破坏布尔日的军火库和兵工厂以后，向波尔多方向挺进。这个军可能从麦茨出发，路经尚未征发一空的肖蒙和奥塞尔。第三个军可能径直向南前进，以便同韦德尔将军取得联系。因为法国内地几乎完全没有名副其实的要塞，所以在这里除了新兵短暂的抵抗和民众比较消极的但又比较顽强的抵抗以外，就再没有什全抵抗了。至于毛奇是企图用这些一下子腾出来的全部军队去围攻更多的要塞还是甚至攻占像瑟堡这样的要塞军港，这要将来见分晓；现在，除了控制铁路干线的法耳斯布尔和伯尔福——当然还有巴黎——以外，他是不需要夺取更多的要塞的。
载于1870年10月29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782号
注释：
[89]巴登的Freischaaren是1849年德国南部和西部为了维护帝国宪法而举行起义时期加入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抗击侵入普法尔茨和巴登的普鲁士军队的志愿部队。巴登和普法尔茨的志愿部队没有严密的组织，尤其突出的是纪律松弛和缺乏良好的军事训练。恩格斯曾参加维利希指挥的志愿部队作战，这支部队由工人组成，以纪律严明、战斗力强著称。恩格斯曾在“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27—235页）这一著作中详尽地评述了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的志愿部队。
1861年7月21日在马纳萨斯（离华盛顿30公里）附近的布尔河上发生了美国国内战争（1861—1865年）的第一次大会战。北军在这次会战中被南部各蓄奴州的正规军击败，因为北军是由缺乏训练的志愿兵组成的，其中多数人入伍才几个月。
不列颠志愿军是1859—1861年在英国建立的一种地方武装。根据1863年关于组织志愿兵部队的法律，志愿兵必须经过30次以上的操练，并且只有在敌人侵入英国时才应征入伍。恩格斯在有关志愿军的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15卷）中曾批评他们军事组织糟糕、军官素质低劣以及训炼制度不好。——第162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战争短评（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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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短评（二十五）
当停战谈判[85]正在进行的时候，分析一下德军各军的部署也许是适宜的，因为看来这种部署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明了的。我们所以谈德军，是因为关于法军几乎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法军除了那些被围困在麦茨的部队以外，几乎全是新兵。关于他们的组织情况报纸上从来没有发表过任何消息，而这个情况不可能不天天在变化。此外，这些部队在历次战斗中都表明或多或少地不适于离开要塞作战，这种素质使得关于他们的组织和人数的问题，几乎毫无意义了。
至于德军，我们知道，他们出动了北德意志的13个军（包括近卫军）、黑森的1个师、巴登的1个师、维尔腾堡的1个师和巴伐利亚的2个军。北德意志第九军第十七师（其中1个旅由梅克伦堡人编成）在法国舰队离开波罗的海以前，一直留在沿海地带。代替这个师而编入第九军的是第二十五师即黑森师，它直到现在还在这个军的编成内。同第十七师一起留在国内的，还有后备军9个师（其中1个是近卫师，其余是普鲁士8个旧省[86]的各1个师；自从1866年普鲁士的制度在整个北德意志实行以来的这段时间，刚足以在那里训练出必要数量的预备兵，但暂时还不足以训练出后备军）。当法国舰队被召回，以及第四基干营补充完毕的时候，便有可能使用这些兵力；他们被编成了新的军，派往法国。在战争结束以前，我们未必会得知所有这些军的编成的详情，但是迄今所知道的使我们对兵力部署计划的总的性质有了相当明确的概念。在麦茨附近，有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所统率的第一、二、三、七、八、九和第十军，其中第九军现在是由第十八师和第二十五师编成的；此外，还有后备军的2个师，其中1个师是库梅尔将军指挥的第一师（东普鲁士师），另1个师番号不明。在那里共计有16个步兵师。
在巴黎城下，有王储所统率的北德意志的第五、六、十一军，巴伐利亚的2个军和后备军的1个近卫师，萨克森王储所统率的北德意志的第四军和第十二军和普鲁士近卫军，梅克伦堡大公所统率的第十三军和维尔腾堡的1个师。第十三军由上面提到过的第十七师和后备军的1个师编成。在这支共计20个师的军队中，有4个师被派去执行单独的任务。首先，冯·德尔·坦恩率领巴伐利亚的2个师和北德意志第二十二师（属第十一军）向南部和西部进军，以便用他的巴伐利亚部队扼守奥尔良和卢瓦尔河一线；与此同时第二十二师（由维提希将军指挥）先后占领了夏托登和沙特尔。其次，第十七师被调往巴黎东北，占领了郎城、苏瓦松、博韦、圣昆廷等地。而其他部队——显然是多半由骑兵组成的游动队——几乎进到了卢昂的门口。如果我们认为他们的兵力也相当1个师，那末就会看出，从巴黎城下的军队中共计抽出了5个师去扫荡各地，征集牲畜和粮秣，防止建立武装部队，并且把现在图尔的政府[87]可能派出的任何新的部队远远地阻挡住。这样，实际用于包围的还有15个步兵师，即7个半军。
梅克伦堡大公除了指挥第十三军外，还指挥香槟省和洛林以西其他占领区内的所有独立作战的部队，色当、兰斯、埃佩尔讷、夏龙和维特里的守备部队以及围攻凡尔登的部队。后者是由后备军，主要是后备军第八师编成的。亚尔萨斯和洛林的守备部队几乎全是后备军，分别归这两个省的军事总督指挥。此外，还有在铁路和大路沿线配置的部队，他们的唯一责任就是维护这些道路完好以利军事运输。这些部队是由各基干军派出的兵力组成的，其人数至少相当于1个师，由《Etappen-Commandant》〔“兵站司令”〕指挥。
巴登师和另一个后备军的师组成第十四军，这个军在韦德尔将军指挥下现正向伯桑松前进，与此同时，施美林将军率领第四预备师刚刚胜利地结束了对塞累斯塔的围攻，现在正开始夺取讷布里扎克。我们在这里第一次遇到“预备师”的提法，在普鲁士的军语里，预备师同后备军的师的概念是有重大差别的。事实上，在后备军的9个师中，到现在我们已知道6个师的去向，并且完全可以推测，其余3个师被用作亚尔萨斯、洛林和莱茵河一部分要塞的守备部队。“预备师”这个术语的使用，证明各基干团的第四营现已逐渐开入法国领土。每个军有9个，有时是10个第四营；它们合编为预备师，这些师的数量与军的数量相等，而且所用的番号大概也与所属的军相同。由此可见，第四预备师是由在普鲁士的萨克森补充的第四军各第四营编成的。这个师是新编的第十五军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军的另一个师是哪个师，我们不知道，——也许它就是勒文费耳德将军所率领的刚从西里西亚出发前往斯特拉斯堡的3个师中的1个；这样，其余2个师就编为第十六军。这用去了13个预备师中的4个师，其余的还可以使用的9个师可能在北德意志。
至于这些部队的人数，在巴黎城下的北德意志各营，无疑地又平均补充到750人；巴伐利亚各营的人数，据报道则较少。骑兵每连原为150人，现在平均未必超过100人；总之，在巴黎城下的每个军平均为25000人，这样，实际在那里的全部军队共约19万人。在麦茨城下的各营，由于病员很多，人数可能少些，平均未必能有700人。后备军各营的人数恐怕不到500人。
最近，波兰报刊开始把普军很大一部分荣誉说成是波兰人的。实际情况是：普鲁士操波兰语的居民总数约为200万人，即占北德意志全部人口的十五分之一；这里我们还把上西里西亚的“水上波兰人”和东普鲁士的马祖尔人[88]也包括在内，而他们听到自己被称为波兰人，是会大吃一惊的。第一、二、五、六军夹杂有波兰兵士，但是波兰人实际上仅仅在第五军的一个师、还可能在第六军的一个旅里占大多数。普鲁士政府的政策，是尽量把军队中的波兰人分编到许多军里。这样，西普鲁士的波兰人便分编在第一军和第二军，而波兹南的波兰人则被分编在第二军和第五军，而且德军在任何情况下都采取了各种措施，使每个军的兵士大多数为德国人。
现在，对凡尔登的围攻正在紧张地进行。城市和卫城的工事虽不十分坚固，但是有很深的、灌满了水的护城壕。10月11日和12日，守备部队被逐出了要塞周围的村庄，于是包围就完成了；13日，配置在距工事700—1300码的地方的48门加农炮和臼炮（在色当缴获的法国炮）开始了轰击。14日，从色当调来了一些旧式的法国二十四磅炮；次日，又调来了一些曾用以攻占土尔的新式的普鲁士二十四磅线膛炮。18日，这些火炮全部开火。城市由于建筑物非常密集，看来遭到了严重破坏。
载于1870年10月27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780号
注释：
[85]恩格斯指1870年9—10月巴赞和俾斯麦之间的停战谈判，10月24日谈判破裂；大约同一个时候，国防政府和俾斯麦也在准备根据英国关于和解的建议谈判；1870年11月1—6日梯也尔和俾斯麦在凡尔赛进行了谈判，最后毫无结果。——第157页。
[86]指普鲁士在1864—1866年兼并新领土以扩大版图之前原有的省份，即东普鲁士、西普鲁士、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西里西里、波兹南、萨克森、威斯特伐里亚和莱茵省。——第157页。
[87]指1870年9月中旬被派往图尔组织地方力量抵抗德军侵入并沟通对外关系的国防政府代表团（其成员有格累－比祖安、克莱米约和富里雄）。自1870年10月初到战争结束时止，代表团由陆军部长兼内务部长甘必大领导。图尔代表团的活动旨在建立和装备大量新的军队。1870年12月初代表团迁往波尔多。——第158页。
[88]水上波兰人（Wasserpolacken）是十七世纪以来对居住在上西里西亚并以在奥得河上放送木材为生的波兰人的称呼；后来，这个称呼专指那些几百年来一直受普鲁士统治的上西里西亚的波兰居民。
马祖尔人是居住在波兰东北部和从前的东普鲁士南部的波兰人。尽管当局奉行强制日耳曼化的政策，居住在从前的东普鲁士地区的波兰马祖尔人仍然保持了自己的民族特点。在十九世纪的德国历史文献中曾流行一种错误的观点，即认为居住在东普鲁士的马祖尔人已经失去了同波兰民族的一切联系。——第160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萨拉哥沙——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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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哥沙——巴黎
为了对于巴黎的围攻和防御这样大规模的作战有一个正确的概念，应当回顾一下战争史，看看过去哪一次大规模的围攻可以（哪怕是在某种程度上）作为我们可能将要见到的情形的先例。如果巴黎的防御是在正常的条件下进行的，也就是说，如果像塞瓦斯托波尔那样有野战部队前来援助或加强守备部队，那末塞瓦斯托波尔就可以作为这样的例子。但是，巴黎却是在完全不正常的条件下进行防御的：它既没有能够进行积极防御和野战的守备部队，也没有获得外援的可靠的希望。因此，历史上最大的塞瓦斯托波尔围攻（其规模仅次于我们即将看到的围攻），不能对将要在巴黎发生的情形提供正确的概念；而只有在围攻的较后阶段，并且主要是通过对照，才可以同克里木战争中的事件相比较。
美国战争[80]时期的历次围攻也不是合适的例子。这些围攻发生在战争的这样的时期，即不但南军，而且连北军也随南军之后失去了未经训练的民军的特点，并具有了正规军的性质。在所有这些围攻中，防御都是非常积极的。无论在维克斯堡或在里士满，在围攻之前都进行过长时间的战斗来争夺所有能配置攻城炮队的地区，并且除了格兰特对里士满的最后一次围攻外，都有增援被围者的尝试[81]。但是，在巴黎这里，我们看到的守备部队却是些新兵，他们只得到分散在城外的同样一些新兵的微弱支援，而攻击他们的是一支使用一切现代战争手段的正规军。要想找到一个合适的例子，我们就必须回头看一看武装的民众不得不对正规军作战并且确实进行了大规模战斗的最近一次战争，即比利牛斯半岛战争。在这里，我们找到了一个在许多方面看来都合适的极好的例子，这便是萨拉哥沙。
萨拉哥沙的直径仅为巴黎的三分之一，它的面积仅为巴黎的九分之一，而它的防御工事虽然是仓卒构筑起来的，并且没有独立堡垒，但就其总的防御能力来说却和巴黎的防御工事相似。萨拉哥沙的守备部队有25000名西班牙兵士，他们是在土德拉附近战败后退到这里来的[82]，其中真正的基干部队兵士不超过1万人，其余都是新兵；此外，还有武装的农民和当地居民，他们使萨拉哥沙的守军增加到4万人。城内有160门火炮。在城外，在邻近的各省集聚了约3万人，准备前来援助。另一方，法国元帅苏舍以不超过26000人的兵力沿埃布罗河两岸包围这个要塞，另以9000人在卡拉太尤德掩护围攻。因此，双方的兵力对比与目前巴黎城内外双方的兵力对比几乎相同，即被围的军队比围攻的军队几乎多一倍。但是，萨拉哥沙人也像目前巴黎人一样，没有能力出来在平地上迎击围攻者。在被围的萨拉哥沙城以外的西班牙人，也没有一次能有效地破坏围攻。
对城市的包围在1808年12月19日完成；到29日，就得以在距要塞主墙仅350码的地方挖掘了第一道平行壕。1809年1月2日，在距要塞主墙100码的地方挖掘了第二道平行壕；11日就打开了缺口，并且以强攻夺占了整个被攻击的正面。但是当时，在由正规军防守的平常的要塞停止了抵抗的地方，人民的抵抗行动刚刚开始。法军强攻的那一部分要塞围墙同城市的其余部分被防守者用新构筑的防御工事隔开了。横贯所有通往围墙的街道，都迅速地筑起了土质工事，由炮兵防守，并且在它们后面的一定距离上也筑起了工事。在具有炎热的南欧的厚实建筑物风格、墙壁极厚的房屋内，开了射孔，因此步兵坚定地扼守了这些房屋。法军曾不断地进行炮击，但是因为他们的重型臼炮很少，所以对城市并没有发生决定性的影响。虽然如此，炮击还是连续进行了41天。为了迫使城市投降，为了逐一占领房屋，法军不得不采取最慢的方法——埋放炸药。最后，到了城内三分之一的建筑物都被毁坏，而剩下的房屋也不能居住的时候，萨拉哥沙于2月20日投降了。在被围初期城内原有的10万人中，牺牲了54000人。
这次防御从某一点上说是卓越的，所获得的荣誉完全当之无愧。但是，这个城市毕竟总共只抵抗了63天。包围用了10天，围攻要塞用了14天，围攻城内工事和争夺房屋用了39天。牺牲的人数同防御的持续时间和实际取得的结果对比，无论如何是不相称的。如果萨拉哥沙有2万精兵防守，那末他们的出击就会阻止苏舍以他现有的兵力继续围攻，而要塞就可能留在西班牙人手里直到1809年奥地利战争[83]结束时为止。
我们当然不认为巴黎会成为第二个萨拉哥沙。巴黎的房屋无论怎样坚固，在厚实程度上都不能同这个西班牙城市的房屋相比；我们也没有根据设想巴黎居民会表现出1809年西班牙人那样的狂热，或半数居民会甘愿战死或病死。但是，在萨拉哥沙要塞围墙被攻破后，在市区的街道上、房屋内和寺院内展开的那种斗争，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在巴黎的堡垒和城墙之间的筑垒村庄和土质工事内再次出现。正如我们昨天在“战争短评（二十四）”一文中所说的那样，看来这里是防御的重心。在这里，缺乏经验的流动自卫军甚至可以在几乎是均势的条件下迎击进攻的敌人，并且迫使他们采取比柏林参谋部显然想像的更为正规的行动，因为柏林参谋部还在不久以前曾指望在攻城炮队开火后12天或14天就迫使巴黎投降。此外，在这里同防御者作战，就需要进攻者如此充分地使用臼炮和发射爆炸弹的加农炮，以致即使对城市进行局部的（但至少是大规模的）炮击，在一定时期内也可能是无法想像的。在任何情况下，要塞围墙以外的村庄，不论位于德军攻击正面和法军防线之间的哪个地点，都将不得不牺牲。如果牺牲这些村庄可以保存城市的话，那末这对于防御说来就更好了。
我们甚至无法大概说出，要塞围墙以外的地区可以防守多久。这将决定于那里的工事本身的坚固程度，防御者的士气以及敌人的攻击方法。如果抵抗坚决，德军为了保存兵力，将主要依靠炮兵的火力。由于德军能够向任何一个地点集中猛烈的炮火，他们要进到要塞围墙下，无论如何未必需要超过两三个星期。破坏并用强攻夺取要塞围墙将是几天的事情。不过，即使到了那时，防御者也没有停止抵抗的绝对必要；但是，关于这些可能性最好是等到它们更接近于现实的时候再来研究。在这以前，我们也不谈罗什弗尔先生的街垒[84]的优缺点。总之，我们认为，如果利用堡垒和要塞围墙之间新筑的工事进行真正坚决的抵抗，那末进攻者将限于尽可能（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防御者的力量）用炮兵进行曲射和直射，以及试图用饥困的办法迫使巴黎投降。
载于1870年10月22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776号
注释：
[80]指1861—1865年的美国国内战争。——第153页。
[81]指北部各州的军队夺取南军的两个最重要的据点维克斯堡（密西西比州）和里士满（弗吉尼亚州，南部同盟的首府）的军事行动。在1862—1863年，北军不止一次地试图夺取维克斯堡，但是，直到1863年7月1日，在陆军部队和江河舰队的协同下经过猛烈的炮击才攻克这个要塞的一个多面堡。1863年7月3日维克斯堡投降。
北军于1862年4月第一次试图攻占里士满，结果在通往该城的要冲的几次会战中遭到失败。第二次围攻里士满是在1864年5月北部各州的全部军队发动总攻势的时候。驻守里士满的南部各州的军队利用里士满附近的营垒一直抵抗到1865年4月该城被格兰特将军的军队攻陷。——第153页。
[82]在西班牙反对拿破仑统治的民族解放战争期间，朗恩元帅指挥的法军的一个军于1808年11月23日在土德拉（西班牙北部）会战中利用西班牙军队兵力分散的弱点击败了他们。被击溃的西班牙军队的残部退往萨拉哥沙。——第154页。
[83]指1809年奥地利和法国之间的战争。这次战争迫使拿破仑第一从西班牙调回近卫军和骑兵；1809年7月5—6日奥军在瓦格拉姆附近的战败使奥地利在整个战争中失败了。按照1809年10月法国和奥地利签订的雪恩布龙和约，奥地利丧失了很大一部分领土，并且实际上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第155页。
[84]为了在市区街道上建立第三点防线以防敌军突破堡垒线和墙垒线，1870年9月在巴黎成立了以昂·罗什弗尔为首的“街垒委员会”。委员会发动在巴黎街道上构筑防御工事——街垒和战壕，但是这些工事在被围期间没有被利用。——第156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战争短评（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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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短评（二十四）
巴黎被围已整整一个月了。在这个期间，我们关于巴黎两个情况的预言［注：见本卷第130—131页。——编者注］在实践中得到了证实。第一，巴黎无从指望任何法军及时前来解围。在卢瓦尔军团内骑兵和野战炮兵极为不足，而步兵除极少数以外，不是新编的部队，便是士气沮丧的老部队，军官配备不齐全；这些部队完全没有团结精神，而只有这种精神才能使他们在平地上同冯·德尔·坦恩率领的那些老练的、为不断的胜利所鼓舞的兵士交锋。即使卢瓦尔军团增加到10万或者12万人（这在巴黎陷落以前还可能作到），它也无力解围。德军依靠骑兵和野战炮兵的巨大优势（只要攻城炮兵纵列及其人员一到巴黎，就可从巴黎城下大量地抽调骑兵和野战炮兵），以及依靠自己的步兵在质量方面的优势，可以有把握地用少数的兵力来迎击这样的军队。此外，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可能把现在巴黎以东和以北50—60英里的地区进行扫荡的部队以及包围部队中的一两个师暂时派去增援冯·德尔·坦恩。至于说里昂军团，如果它还有什么部队确实存在的话，那末他们全部都将忙于对付韦德尔将军的北德意志第十四军（现在厄比纳尔和维祖耳）和在第十四军后面或右侧前进的第十五军。由布尔巴基指挥的北方军团还没有编成。就现有的全部消息来看，诺曼底和皮卡尔第的流动自卫军极端缺乏军官并且训练很差；而地方国民自卫军，可能还有大部分流动自卫军，则要用来担任集中在梅济埃尔和哈佛尔之间25个或更多的要塞的守备任务。因此，从这方面未必可以指望得到有效的援助，巴黎也就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了。
第二，现已了解清楚，巴黎的守备部队无力进行大规模的进攻。这支守备部队的成分和巴黎以外的军队相同，它同样缺少骑兵和野战炮兵。9月19日和30日以及10月13日的三次出击，完全证明了他们无力给包围部队以稍微严重的打击。据包围部队说：“法军就这样连我们的第一线也没有能够突破。”虽然特罗胥将军公开声明，他所以不愿意在平地上攻击敌人是因为缺乏野战炮兵，并且他在没有得到足够的野战炮兵以前，是不会再走出要塞的，但是他不可能不知道，世界上任何野战炮兵都不能防止他第一次enmasse〔大规模〕出击的惨败的结局。但是到了他的野战炮兵准备就绪——如果这不是单纯的借口的话——的时候，德军炮队轰击堡垒的炮火和紧闭的包围圈将使它无法在平地上使用。
看来，特罗胥和他的司令部对于这一点非常清楚。他们的一切措施都说明是单纯的消极防御，除了为满足无法约束的守备部队的坚决要求而必须进行出击以外，已不进行任何大规模出击了。垒墙不可能长期经受德军重炮的轰击，关于这些重炮，将在下面较详细地谈到。可能会像柏林参谋部所期望的那样，两三天的时间就足以击毁南面各堡垒垒墙上的火炮，在远距离上用间接射击的方法破坏护堡壕内岸一两处石砌部分，然后对堡垒进行强攻，而配置在制高点上的炮队采用火力阻止堡垒后面的工事给堡垒有效的支援。无论是堡垒的结构或是地形对此都不会有丝毫妨碍。巴黎周围所有堡垒的护堡壕的内岸，即垒墙的外侧，都是只在地平面以下的部分才用石砌，通常认为这是不足以使工事预防用云梯进行强攻的。这种违反常规的做法，从军队将经常用积极的方法防御巴黎这个设想来看是合乎情理的。在这种情况下，这甚至可能还是一个优点，因为对低处的石砌部分，炮队从观察不到的地方进行间接射击是很难命中的。因此，如果只从炮队所在的高地不能以曲射火力进行直接瞄准射击，要在远距离上打开缺口就更加困难了；不过，这只有在现地才能做出判断。
无论如何，不应期望南面的这些堡垒在高地的瞰制下并在重型线膛炮最有效的射程内能进行长期抵抗。不过，守备部队主要还在这些堡垒的紧后面，在堡垒和要塞围墙之间，发挥了积极性。这里到处都构筑了许多土质工事；虽然不言而喻，我们不了解它们的全部详情，但可以相信，它们的设计和施工都非常周密，有预见性，而且很巧妙，法国工程师们就因这一切而在两百多年来一直名列前茅。显然，这里正是防御者选来作战的地方，这里的雏谷和丘陵斜坡，以及大多为石质建筑物的工厂和村庄，可减轻工程作业，也有利于只经过一些训练的新编部队进行抵抗。我们认为，正是在这里德军将要进行最艰巨的工作。的确，我们从“每日新闻”上的柏林消息得知，德军满足于占领一部分堡垒，而用饥困的办法来完成其余的任务。但是我们认为，只要他们不炸毁堡垒，不重新退到他们现在的阵地上，而仅仅进行围困，那就不可能达到这一点；如果他们竟然这样做，那末法军就能够利用反接近壕逐渐夺回失地。因此我们估计，德军的企图是扼守所有能攻占的堡垒作为适合的炮兵阵地以进行射击，用流弹恐吓居民，或者用他们所有的火炮进行最猛烈的轰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无法避开防御者在选定的和为此准备的地区内对他们的挑战，因为那些堡垒将处在新工事的近距离有效火力范围以内。在这里，我们可能会亲眼看到这次战争中有某种研究价值的、对于军事科学甚至可能是最有意义的最后一次搏斗。在这里，防御者将重新有可能发动攻势（虽然其规模较小），并借此恢复一定程度的均势，延长抵抗的时间，直到迫于饥饿而投降为止。因为我们应当注意到，巴黎已经用去了一个月的贮粮，而巴黎以外的任何人都不知道，那里是否还有再维持一个月以上的贮粮。
关于德军的攻城炮，看来在“特派记者”中存在着很大的概念上的混乱。如果注意到德军炮兵各种口径的火炮的命名所根据的原则至少和英国所根据的原则同样荒谬和互相矛盾的话，那末这就完全可以理解了。现在，当这些重炮随时都可能开火的时候，大概应当对这个问题稍加说明。在斯特拉斯堡城下使用的旧式攻城炮有二十五磅臼炮和五十磅臼炮，这些炮现在已调到巴黎附近。它们是根据与炮膛直径相适应的球形石弹的重量来称呼的。其中一种口径大约为81/2英寸，另一种为83/4英寸，而现在发射的球形炮弹的实际重量，前者为64磅，后者为125磅。其次，还有一种口径为21厘米即81/4英寸的线膛臼炮，它发射的长炮弹长20英寸，重量略大于200磅。这些臼炮所以有巨大的效能，不仅是因为膛线使炮弹具有更大的命中率，而且主要是因为这种着发性的长炮弹落下时，其较重的、装有着发信管的头部总是朝前，能保证装药在弹体同目标接触的瞬间爆炸，因而冲击力和爆炸力能够同时发生作用。在那里的线膛炮有十二磅加农炮和二十四磅加农炮，这是根据炮膛未加膛线以前通常发射的球形实心弹的重量来称呼的。它们的口径分别约为41/2英寸和51/2英寸，其炮弹的重量各为33磅和64磅。此外，还有一些重型线膛炮已运往巴黎，这些炮是用在装甲舰上和用在海岸防御中对付装甲舰的。关于这些炮的构造的准确而详细的情况从来没有公布过，但它们的口径为7、8和9英寸，炮弹重量相应地约为120、200和300磅。在塞瓦斯托波尔双方使用过的最重的火炮是英国的六十八磅海军炮、8英寸和10英寸的发射爆炸弹的加农炮，以及法国的83/4英寸和12英寸的发射爆炸弹的加农炮，而最重的12英寸球形炮弹重约180磅。因此，就使用的炮弹的重量和数量而言，巴黎的围攻将超过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就像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超过以前的一切围攻一样。我们还可以补充一句，德军攻城炮兵纵列的火炮数量将如我们所料，大约为400门。
载于1870年10月21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775号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麦茨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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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茨的命运
如果相信柏林来的消息，那末普军参谋部似乎认为，巴黎将先于麦茨被攻克。但是这个看法显然既以政治上的理由为根据，也以军事上的理由为根据。俾斯麦伯爵所期待的巴黎市内的骚动还没有开始；但是他们估计，只要在城市上空一响起围攻者的重炮的吼声，城内就必然发生纷争和内战。巴黎人至今还没有使德军大本营对他们的这种看法得到证实；可能他们直到最后也不会使它得到证实。如果是这样，那末本月底攻占巴黎的打算几乎肯定要落空，而麦茨可能先于巴黎投降。
作为要塞，麦茨比巴黎坚固得多。巴黎的工事是根据这样一种设想构筑的，即全部或至少大部分战败的法军会退到这里，并以不断向敌人攻击的方法进行防御，而敌人由于企图包围该城，在其不得不占领的长长的战线上的各点的兵力不可避免地会减弱。所以巴黎工事本身的抵抗力并不很大，这是很自然的。如果事先根据现在波拿巴主义者的战略的错误所造成的这种情况来采取措施，那就会使工程费用大量增加，而防守的时间未必会因此而延长两个星期以上。此外，在被围攻期间或被围攻前构筑土质工事也可以大大加强要塞工事。而麦茨的情形完全不同。它是科尔蒙太涅以及上一世纪其他许多卓越的工程师遗留给现代的一个有着很坚固的防御工事的要塞。第二帝国为了使它甚至能防御线膛炮的轰击，并使整个要塞变成一个仅次于巴黎的巨大营垒，又在它的周围距市中心2．5—3英里的地方增设了7个很大的独立堡垒。因此，即使麦茨城内只有一般的战时守备部队，对它的围攻也会是很长时间的战斗行动。但是，现在在这些堡垒的掩护下有10万人，因此围攻麦茨几乎是不可能的。现在仍然为法军控制着的地区一直伸展到堡垒线以外整整2英里处；要把法军击回堡垒线以内并夺取挖掘堑壕所需的地区，就要进行一系列只有在塞瓦斯托波尔才见过的那种白刃战。假定守军不因频繁的战斗而士气沮丧，而围攻军也不因损失大量兵员而削弱，那末战斗就可能持续许多月。正因为如此，德军没有打算进行正规围攻，而是力图用饥困的方法迫使这个要塞投降。只要严密封锁，那末城内的10万大军和大约6万市民以及逃到堡垒线以内避难的大量乡村居民，迟早总会吃完贮粮。甚至也可能在这以前就会由于守军的士气沮丧而交出要塞。当一支军队看到自己被紧紧包围，而突破包围圈的一切尝试全归无效，得到外援的一切希望也都破灭的时候，即使最好的军队也会在显然仅仅是为了保持军旗的荣誉而不得不忍受的苦难、匮乏、困难和危险的折磨下，逐渐失去纪律和团结精神。
有一个时期，我们曾徒劳无益地力图寻求这种军心涣散的征候。麦茨城内的贮粮比人们估计的要多得多，因而麦茨的军队有够吃相当长时期的粮食。不过贮粮虽然很足，看来质量却很坏，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这些贮粮对军队来说只是偶然遗留在城内的物资，而根本不是为了现在这个目的而准备的。因此，兵士的食物最后变得不但不合他们的习惯，而且完全不符合标准，并引起了各种疾病；由于这些致病的原因的影响日益加强，疾病也日益严重。看来封锁的这一阶段现在已经到来了。麦茨所缺乏的物资包括面包（法国农民的主要的和习惯的食物）和食盐。食盐是保持健康所绝对必需的，而因为法国人几乎只靠面包来供给淀粉以增加脂肪，所以面包也和食盐一样是绝对必需的。由于兵士和居民被迫以肉食为主，据说已发生痢疾和坏血病。虽然我们不能过于相信逃兵的供词，因为逃兵通常所说的都是他们认为可以讨好于俘获他们的人的话，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相信事情就是这样，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事情也必然是这样。不言而喻，由于这个原因，军心涣散的可能性会迅速增大。
呆在麦茨附近的一位很有才干的“每日新闻”记者，在报道10月7日巴赞出击的情形时写道，在法军占领圣埃鲁瓦堡垒（位于麦茨以北，在摩塞尔河谷内）以北的几个村庄以后，便在河旁靠近自己右翼的地方组成了一支不下3万人的部队，向德军前进。这个纵队或者这个由几路纵队组成的部队的使命显然是突破包围圈。完成这样的任务需要极大的决心。这些纵队必须直接进入那些集中火力射击他们的部队和炮队所排成的半圆形内；在与敌人大部兵力直接接触以前，敌人的火力是会不断加强的，而那时，如果法军能够击溃敌人，敌人的火力马上就会大大减弱，但是如果他们被迫退却，那就会再次遭到敌人同样的交叉射击。兵士们看来是懂得这一点的；此外，对于这次需要全力以赴的战斗，巴赞大概使用了他最好的部队。但是据说这些部队甚至没有到达大部分德军的步枪射击范围以内。他们在到达危险点以前，敌人的炮兵和散兵线的火力便打乱了他们的队形：“密集的纵队起先是动摇，接着便溃散了”。
在这次战争中，我们还是第一次听到，那些在维昂维耳、格腊韦洛特会战以及最近各次出击期间，无论在猛烈的火力下或白刃格斗中都能勇敢作战的人们有这样的表现。看来，这种甚至没有能力试图认真完成所受领的任务的情况证明，麦茨的军队已不是从前的军队了。这可能还不是军心涣散的征候，而只不过是说明士气低落、悲观失望，说明他们感到任何尝试都已徒劳无益。但是这种情况离真正的军心涣散已经不远了，对于法国兵士来说尤其如此。虽然根据这些征候就预言麦茨将很快陷落还为时过早，但是如果我们不久以后还看不到麦茨防御力量减弱的其他征候，那毕竟是值得奇怪的。
麦茨投降比巴黎陷落对战争进程所产生的精神影响要小得多，但物质影响要大得多。如果巴黎被攻占，法国也许会屈服，但是这种必要性不会比现在更大。因为现在包围巴黎的军队绝大部分那时必须扼守这一城市和它的近郊，所以德军能不能抽出充分的兵力前进到波尔多，这是很值得怀疑的。但是如果麦茨投降，德军就可以抽出20万以上的兵力，而根据各地在要塞以外的法军部队的现状来看，这样一支军队是完全可以在这个无人防御的国土上长驱直入和为所欲为的。曾经被两个大营垒阻挡住的进一步扩大占领范围的行动立即就会重新开始，而现在可能是很有效的开展游击战的一切尝试，那时很快就会被镇压下去。
载于1870年10月17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771号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战争短评（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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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短评（二十三）
柏林普军参谋部的军官们大概开始忍耐不住了。他们通过“泰晤士报”和“每日新闻”[76]驻柏林记者告诉我们说，已经在几天之内在巴黎城下准备好攻城兵器，围攻很快就要开始。对于这个准备工作，我们有怀疑。第一，我们知道，唯一可以使用的铁路线上靠近茹瓦尔河岸拉费尔特的几个隧道已被退却的法军炸毁，至今仍然没有修复；第二，我们还知道，对于巴黎这样大的要塞进行有效的正规围攻所需攻城兵器的数量很大，即使铁路时刻畅通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把它们运齐；第三，虽然从柏林发出这个消息以后已经过去五六天了，但是我们还没有听到已挖掘好第一道平行壕的消息。因此，我们应当得出结论：所谓围攻或者说正规攻击的准备指的是非正规攻击也就是炮击的准备。
但是，要想抱着某种迫使巴黎投降的希望去炮击它，就需要比正规围攻多得多的火炮。在正规围攻时，可以限于攻击防线的一点或两点；而在炮击时，却必须对整个广大市区连续不断地发射大量的炮弹，到处造成居民无力扑灭的大火灾，并且使灭火工作过分危险。要知道我们曾经见过，甚至85000人的斯特拉斯堡也能够出色地经受住几乎空前猛烈的炮击，并且除了某些准确划定了的不得不牺牲的地区以外，都顺利地制止了火势的蔓延。这是因为城市的面积较大的缘故。一个只有5000到10000人的不大的要塞，如果没有大量的防弹掩蔽部，就容易因遭受炮击而被迫投降；但是一个有5万到10万人的城市却能够经受住猛烈的炮击，如果它像法国的大部分城市那样，用方块石建筑的或者房屋有很厚的砖墙，就更加如此。巴黎在筑垒线以内的地区面积，长12公里，宽10公里；在旧城[77]，即市内建筑物最稠密的部分的面积长9公里，宽7公里，也就是说，这一部分市区的面积约为5000万平方米，即将近6000万平方码。平均每小时向这个地区的每1000平方码内发射一发炮弹，那末一小时就需要6万发炮弹，一昼夜就需要150万发炮弹；为此至少需要2000门重炮。但是每小时向长宽都几乎各为100英尺的地区发射一发炮弹，那末这就是微弱的炮击。固然，可以暂时集中炮火轰击一个或者几个街区，直到它们被彻底炸毁时为止，然后再把炮火转向邻近的街区；但是要使这种炮击奏效，就要在几乎和正规围攻同样长、甚至更长的时间内进行，而且靠这种做法逼使要塞投降的把握无疑更小了。
此外，巴黎在它的各堡垒陷落以前实际上处在有效的炮击距离以外。现在围攻者在城外夏提荣附近占领的离城最近的高地，距离几乎正好位于市中心的司法厅[78]也足有8000米（相当于8700码或5英里）。在南面，敌人离市中心的距离到处都大致和这里的相等。在东北方面，堡垒线距市中心有10000米（11000多码），所以在这个地区内，任何一个炮队都还要配置在再远2000码，也就是说，配置在距离司法厅七八英里的地方。在西北方面，塞纳河湾和蒙瓦勒里安堡垒很好地掩护着城市，以致炮队只能配置在闭合的多面堡内或正规的平行壕内，这就是说在正规围攻开始以前炮击（我们认为这是它的序幕）是不可能的。
现在，口径为5、6、7、8、9英寸，发射炮弹重25到300磅或300磅以上的普鲁士重型线膛炮的射程可以达到5英里，这是无庸置疑的。1864年，在哈美马尔克就曾经用二十四磅线膛炮从5700步（等于4750码或将近3英里）的距离上轰击了宗德堡[79]，虽然这还是旧式青铜炮，发射重68磅的炮弹时只能经受重量不超过4—5磅的装药。射角必然很大，并且不得不专门改造了炮架，因为它在使用较大装药时要损坏。普鲁士的新式钢铸炮能够经受比炮弹重得多的装药，但是想达到5英里的射程，还是需要很大的射角，而炮架也必须相应地加以改造；如果炮架不加改造就用来射击与它不相适应的目标，那末很快就会被损坏。使用全装药，甚至以5—6度这样不大的角度进行射击，也比任何东西都更迅速地损坏炮架，何况现在所需的射角平均至少为15度，因此炮架就会和巴黎的房屋一样迅速地被破坏。即使把这种困难也撇开不谈，那末距市中心5英里的炮队对巴黎进行的炮击充其量也只能是局部的炮击。它所造成的破坏足以引起愤怒，但不足以引起畏惧。在这样的距离上，炮弹不可能十分准确地命中指定的市区。即使下命令避免射击某些地区，但医院、博物馆、图书馆等不管从炮队所在的高地上看得多么清楚，也未必能够幸免。军事建筑物、兵工厂、弹药库、器材库等，即使围攻者观察得到，也不能十分有把握地加以击毁；因此说炮击的目的是破坏被围者的防御手段这种通常的借口是站不住脚的。我们上面所谈的一切，是以围攻者拥有进行真正有效的炮击的手段，即大约2000门大口径线膛炮和臼炮为前提的。倘若如我们现在所预料的，德军的攻城炮兵纵列大约是400到500门火炮，那末这是不足以对城市发生迫使它投降的影响的。
虽然炮击要塞还被认为是战争公法允许的，但这种手段毕竟会给居民带来许多灾难，所以在我们的时代，谁施行炮击而没有足够的把握用这种方法迫使要塞投降，谁就会受到历史的谴责。维克多·雨果认为，巴黎是神圣的城市（最神圣的城市）！攻击巴黎的任何企图都是冒渎神灵的行为，他的沙文主义观点使我们发笑。我们看待巴黎同看待任何其他筑垒城市一样，如果它决心防守，那末它就要经受敌人进行正规围攻、使用攻城堑壕和攻城炮以及流弹破坏非军事建筑物所造成的危险。但是，如果将来终于对巴黎进行炮击（尽管单凭炮击并不能迫使巴黎投降），那末这将是一个只有少数人会认为应当由毛奇的参谋部负责的军事错误。有人会说，巴黎遭受炮击是出于政治上的理由，而不是出于军事上的理由。
载于1870年10月13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768号
注释：
[76]“每日新闻”（《TheDailyNews》）是英国的自由派报纸，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从1846年至1930年以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第140页。
[77]指十八世纪拆除的旧城防工事的界线，工事所在的地方都已修了林荫道。——第141页。
[78]司法厅（PalaisdeJustice）是巴黎的法院大楼。——第141页。
[79]宗德堡（现名森纳堡）是1864年普奥对丹麦战争（见注62）时控制通往阿尔森岛的渡口的杜佩尔筑垒阵地上的一个据点。经过长时间的围攻，普鲁士军队于1864年4月18日占领了杜佩尔阵地，迫使丹麦军队退到阿尔森岛。争夺杜佩尔阵地的战斗表明，炮兵在围攻中的作用增大了。——第142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战争短评（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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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短评（二十二）
在前面一篇短评中，我们曾提请注意一个事实，即甚至现在在斯特拉斯堡陷落后，尽管入侵的军队还没有占领法国领土的六分之一，但它在法国的这支庞大的军队，几乎已全部使用上了［注：见本卷第124—125页。——编者注］。这个问题极为重要，所以我们认为有必要再谈谈它。
在麦茨附近，被困在它的堡垒线以内的巴赞军团牵制了德军8个军（第一、二、三、七、八、九、十军以及黑森师和库梅尔将军指挥的1个后备军的师），共计16个步兵师。在巴黎附近占用了17个步兵师（近卫军、北德意志第四、五、六、十一、十二军、巴伐利亚第一军和第二军以及维尔腾堡师）。新编的第十三军、第十四军（大部分是后备军编成的）和上述各军的某些部队，则占领已征服的地区，监视、封锁或者围攻占领区内仍在法军手中的要塞。德军现有的可用于积极行动的兵力，只有斯特拉斯堡投降后抽出的第十五军（巴登师和至少1个后备军的师）。这个军应从后备军的生力部队中得到补充，然后在更往南的方向上采取某些性质尚无法确知的行动。
现在，这些兵力几乎包括德国现有的全部已组织起来的部队，只有一个很重要的例外，即第四基干营不包括在内。这与奥地利战争时期的做法不同，那时它们都被派去同敌人作战，而这次这114个第四营都留在国内；根据它们的最初的任务，它们应作为骨干去训练和编组那些征来补充各团由于战斗或疾病所造成的损失的新兵。只要把营内1000名新兵训练到能够在前线担任战斗勤务，便把他们补充到本团的3个基干营去；这种工作在9月中旬麦茨激战以后曾大规模地进行。但是，第四营的军官和军士仍留在原处，准备接收和训练另1000名补充兵或本年度的新兵。在现在这种不能确切预料结束时间的残酷的战争中，这种措施是绝对必要的；但是目前，这一措施使德军不能把这114个营以及相应数量的骑兵和炮兵共计20万人用去作战。除这部分兵力以外，全部德军都被用来占领不足六分之一的法国领土和包围这片领土上的麦茨和巴黎这两个大要塞，因此德军可以用来在占领区以外的地方继续作战的最多有6万人。而这是法国在要塞以外完全没有能进行认真抵抗的军队的时候的情况。
如果在现代战争中以要塞为核心的大营垒所具有的重大意义需要例证的话，那末这里就有这样的例证。在有机会的时候，我们会说明，被围的部队根本没有很好地利用所说的两个营垒。就麦茨要塞的规模和意义来说，它的守备部队太多了，而巴黎则几乎完全没有适于在野战条件下行动的真正部队。然而前一个要塞目前还是牵制了至少24万敌军，后一个要塞牵制了25万敌军；因此，如果法国在卢瓦尔河以南哪怕有20万真正的兵士，围攻巴黎就不可能了。不幸的是法国没有这20万兵士，而且看来一般也不会在需要的时间内把他们征集、组织和训练出来。因此，这两个巨大的防御中心的陷落只是几个星期以内的事。麦茨的军队直到现在始终出色地保持着纪律和战斗素质，但是他们的攻击所经常遇到的还击最后必将打破他们得救的一切希望。法国兵士是优秀的要塞防御者，并且他们在被围攻时远比在野战中能够经得起失败；但是，如果士气沮丧的现象一旦在他们中间出现，也就迅速地、不可遏制地蔓延起来。至于巴黎，我们对于甘必大先生所说的巴黎有40万国民自卫军、10万流动自卫军和6万基干部队的话，就像他所说的巴黎现在正在制造无数的加农炮和多管炮以及巴黎街垒威力巨大的话一样，是不会过于按字面去理解的。但是无疑地，巴黎有充分的可能进行极其顽强的防御，虽然这种防御由于守备部队的性质必然是消极的，而且会失去最有力的手段——向围攻的敌军进行猛烈的攻击。
无论如何，非常明显的是如果法国人还有真正的民族热忱，那末一切都还是可以做到的。当入侵敌军除去6万名兵士和只能进行袭击但不能制服敌人的骑兵外，全部兵力都被牵制在占领区内时，法国在其余六分之五的地区内可以建立足够多的武装部队，用来到处袭扰敌军，切断他们的交通线，破坏桥梁和铁路，毁掉他们后方的粮食和弹药，以此迫使他们从两大军团中抽出大量兵力，以致巴赞可能设法从麦茨突围，而巴黎的包围成为泡影。这些武装部队的活动现在就已经成为使德军严重不安的根源，虽然暂时还不是一种危险；当巴黎周围地区的粮食和其他物资消耗殆尽而德军不得不到更远的地区去征发时，这种不安还将随之增长。目前在亚尔萨斯建立的德军新部队，不论它们将向南方进行什么远征，大概都会很快被调回来，因为德军必须保证自己的交通线和占领巴黎周围的广大地区。但是，如果法国人民像西班牙人在1808年[75]那样为高涨的民族热忱所激励，如果每个城市和几乎每个村镇都变成要塞，每个农民和市民都变成战士，那末德军的命运将会怎样呢？那时，甚至各第四营的20万人都不足以征服这样的民族了。但是这种高涨的民族热忱今天在文明国家中已不常见。它可以在墨西哥人和土耳其人中间找到，但是在追逐金钱的西欧，它的源泉已经枯竭；而第二帝国这个梦魔使法国窒息的这20年，绝没有使它的民族性格受到锻炼。结果我们看到：说得多而做得少；表面的事做得多而组织工作几乎完全被忽视；真正的抵抗很少而对敌人的屈服很多；真正的兵士很少而自由射手很多。
载于1870年10月11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766号
注释：
[75]指1808年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西班牙起义。这次起义成为1808—1814年西班牙人民反对法国占领者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开端。在反对拿破仑军队的斗争中，西班牙人特别广泛地采用了游击战术。——第138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普鲁士军事制度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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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军事制度的原则
几个星期以前，我们曾指出，普鲁士的兵役制度远不是完善的［注：见本卷第112—114页。——编者注］。据宣称，它要使每个国民都成为兵士。用普鲁士官方的话来讲，军队不是别的，只是“全民学习作战的学校”；但是进这个学校的只占居民中很小的比例。我们现在再来谈谈这个问题，并举出一些精确的数字来说明它。
根据普鲁士统计局的材料[72]，从1831年到1854年，实际入伍的人平均每年占适龄青年的9．84％；适于服役但未应征入伍的每年占8．28％；由于生理缺陷根本不适于服役的占6．40％；暂时不适于服役而要在下一年度重新检查体格的占53．28％；其余的人有的未报到，有的属于其他各类人员，他们数量很小，不值得在这里一谈。这样看来，在这24年当中，经过这个全民军事学校的青年公民还不到十分之一；而这竟被称为“全民武装”[73]！
1861年的统计数字如下：1861年年满20岁的适龄青年为217438人；待命征集入伍的以往各年度的适龄青年为348364人；合计565802人。其中未报到的148946人，占26．32％；根本不适于服役的17727人，占3．05％；编为补充兵[74]的，即平时免役而战时仍须服役的76590人，占13．5％；暂时不适于服役而需要重新检查体格的230236人，占40．79％；由于其他原因而免役的22369人，占3．98％；剩下适于服役的有69934人，占12．36％，其中实际入伍的只有59459人，占10．5％。
无疑地，从1866年以来，每年入伍人数的百分比提高了，但不可能有很大的提高；现在，北德意志的男子最多只有12—13％服兵役。这当然和那些“特派记者”在德国动员时期所作的兴高采烈的描述截然不同。据他们说，每个身体健康适于服役的男子都穿上了军装，背上了步枪或者跨上了战马；各种生计都已停顿；工厂停工了，商店关门了，庄稼留在田里没有人收割；一切生产都停顿了，一切商业都停止经营了，实际上呈现出了一种“暂时失去生活气息”的状态。一个民族的所有力量处于极度紧张中的这种状态只要继续几个月，就一定会使它筋疲力竭。老百姓变成兵士的规模之大当然是居住在德国以外的人所想像不到的；但是现在，在100万以上的人脱离老百姓的生活以后，如果原来那些记者们再去看一看德国，那末他们一定会看到，工厂在工作，庄稼已经收割，商店和事务所照常营业。如果说生产曾经停顿过，那是因为订货不多，而不是因为缺少工人；在街上可以看到许多健壮的青年，他们和那些已经到法国去的青年一样能够拿起武器。
这一切都可从上述数字中得到说明。服过兵役的男子的数目当然不超过全部成年男子的12％。因此在动员时征集入伍的人数不可能超过12％，还有整整88％的人留在家里；当然，其中一部分将在战争期间为了补充战斗和疾病所造成的损失而被征入伍。这样，每半年还可以征集2—3％，但是仍然有绝大部分男子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被征集入伍。“全民武装”——这完全是一句空话。
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我们早已指出过。普鲁士王朝和普鲁士政府只要继续奉行自己的传统政策，他们就需要一支军队作为执行这个政策的驯服工具。根据普鲁士的经验，要把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训练得适于执行这种任务，就必须使他在军队中服3年现役。甚至普鲁士最顽固的守旧派军人从来没有肯定地说过，步兵——他们是军队的主要组成部分——不可能在2年内学会履行自己的一切军职，但是正如在1861—1866年议院辩论中所指出的，真正的军人精神，绝对服从的习惯，只有到第三年才能养成。而在规定的军费预算额下，兵士服役时间愈长，入伍的新兵便愈少。现在，如果服现役的期限是3年，每年有9万新兵入伍，如果是2年，每年可以有135000人入伍受到训练，如果是18个月，每年可以有18万人入伍受到训练。从我们列举的数字中看得很清楚，要做到这一点，身体合格的男子的数量是足够的，这从下面的数字中看得更清楚。因此，我们看到，“全民武装”这句空话是用来掩盖建立一支以实行寡头政治的对外政策和反动的对内政策为目的的庞大的军队。“全民武装”决不是符合俾斯麦的目的的合适工具。
北德意志联邦的人口近3000万。战时军队的人数按整数算有95万，即仅占人口的3．17％。每年年满20岁的青年约占人口的1．23％，即36万人。根据德意志小邦的经验来看，其中立刻或者在2年以内可以服现役的足有一半，约18万人。其余的大部分适于担任警备勤务；但是我们可以暂且不把他们计算在内。普鲁士的统计数字看来同这个数字不一样，普鲁士的统计数字基于一些明显的原因必然要编造得从外表上看来同“全民武装”这个幻想相吻合。但是，这里也就暴露了真相。1861年除了适于服现役的69934人以外，还有76590人编为补充兵，这样就使适于服役的人数总计为146524人，其中只有59459人即40％被征入伍。无论如何，我们可以非常有把握地认为，有一半青年适于服现役。在这种情形下，每年可以有18万新兵编入基干部队，然后像现在一样保持12年的兵役义务。这就会提供216万受过训练的兵士，那末，即使完全扣除由于死亡或其他原因而造成的减员，这个数目也比现有军队的人数多一倍以上。如果对另一半青年在年满25岁时再进行一次体格检查，那末从中至少还可以征集50—60万人甚至更多的很好的守备部队。如果有6—8％的居民事先受过军事训练和教育，并在国家遭到进攻时应征入伍，而且和现在所做的一样在平时保持所有部队所需的骨干，这才真正是“全民武装”；但是，这将不是为寡头政治的利益去进行战争、为进行掠夺或者在国内推行反动政策效劳的军队了。
毕竟，这只是把普鲁士的空话变成现实。既然单是这种近似的“全民武装”就具有这样大的力量，那末真正的全民武装又会具有多么大的威力呢？而我们可以相信，法国会以某种形式把这种近似的全民武装变成真正的全民武装，如果普鲁士坚持侵略，迫使法国这样做的话。法国将成为一个举国皆兵的国家，并且在几年以后，能够以一种绝对优势的兵力使普鲁士惊讶，正像今年夏天普鲁士曾经使全世界惊讶一样。但是，难道普鲁士就不可以做到这一点吗？当然可以，不过那时的普鲁士就不再是今天的普鲁士了。它将赢得防御力量，同时减弱了进攻力量。它将有更多的兵士，但是这些兵士在战争开始时不会有现在这样的入侵准备；普鲁士将不得不放弃一切侵略的念头，至于它现行的对内政策，那将遇到严重的威胁。
载于1870年10月8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764号
注释：
[72]这些材料发表在1864年3月“普鲁士王国统计局杂志”第3期（《Zeit-schriftdesköniglichpreussischenstatistischenBureaus》№3，März1864）。——第132页。
[73]“全民武装”是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阶级的军事文献以及官方文件中对普鲁士军队的通称。正如恩格斯多次指出的，普鲁士军队绝不是“全民武装”；它同人民群众是敌对的，是普鲁士资产阶级—容克地主阶级国家的侵略政策的工具。恩格斯在“普鲁士的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1—87页）这一著作中详尽地分析了普鲁士军事制度问题。——第132页。
[74]在普鲁士军队中，由平时因各种原因缓服现役的适龄人员组成的那一部分预备兵员，叫做补充兵；补充兵（服役期规定为12年）在战时作补充军队之用。——第132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战争短评（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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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短评（二十一）
如果相信巴黎用气球送来的消息，那末这个城市现在有庞大的军队在防守。那里有从各地来的流动自卫军10—20万人；有巴黎的国民自卫军250个营，每营1500人，而据某些人的说法，则达到1800—1900人，按最低数字计算，总共也有375000人；除海军陆战队、水兵、自由射手等以外，在那里至少还有5万基干部队。而且据最近的消息说，如果这些军队全部被击溃，那也还有50万能拿武器的市民，准备在需要时接替他们。
巴黎周围的德军包括6个北德意志军（第四、五、六、十一、十二军和近卫军）、2个巴伐利亚军和1个维尔腾堡师，共计8个半军，约20万到23万人，决不会更多。尽管德军分散在至少有80英里长的包围线上，但是大家知道，他们仍然把城内这支庞大的军队围困住了，截断了他们的补给线，控制了从巴黎出来的所有大小道路，并且到目前为止一直胜利地击退了守军的一切出击。这是什么原因呢？
第一，大概不容怀疑，关于巴黎有大量武装力量的消息是虚构的。如果把人们常说的60万武装人员这个数目减少到35万或者40万，那末这比较接近真实。但是不能否认，在巴黎城内防守的武装人员，比在城外攻击这个要塞的要多得多。
第二，巴黎守备部队的战斗素质差别很大。我们可以认为其中只有现在防守外围堡垒的海军陆战队和水兵是真正可靠的部队。基干部队是麦克马洪军团的残部，它补充了预备兵，但其中大部分是未经训练的新兵；9月19日默东附近的战斗表明，基干部队的士气低落。流动自卫军本身的素质很好，但现在才进行基本训练；它缺少军官，而且装备着三种不同的步枪：沙斯波式步枪、改良的米涅式步枪和未改良的米涅式步枪。无论怎样努力，无论怎样同敌人互射，都不能在短期内使他们具备坚定性，而只有这种坚定性才能够帮助他们完成最必要的任务，即在平地上迎击并击败敌军。流动自卫军组织上的基本缺陷，是缺乏有经验的教官、军官和士官，这个缺陷妨碍了把他们训练成为好兵。但是，看来他们仍不失为巴黎防卫中最好的部队；至少，他们大概是愿意遵守纪律的。地方国民自卫军的成分非常复杂。其中由工人组成的来自郊区的各个营，是十分自觉并且坚决作战的；只要有在人格上和政治上都为他们信赖的人来领导他们，他们就会服从指挥，会表现出那种特有的本能的纪律性；但是任何其他的指挥官，他们都不会服从。此外，他们没有受过训练，也没有有经验的军官，如果事情没有发展到在街垒进行决战，那末他们的优良的战斗素质是得不到检验的。但是，八里桥所武装起来的很大一部分国民自卫军是由资产阶级，主要是由小商人组成的。这些人根本不愿意打仗。他们在武装起来以后，所做的事情就是保卫他们的商店和住宅；而如果敌人从远距离上炮击他们的住宅和商店，他们的战斗热情想必就会消失。同时，他们与其说是组织起来对付外部敌人的一种力量，不如说是对付内部敌人的一种力量。他们过去的一切传统都说明了这一点，他们当中十个有九个确信，这样一种内部敌人此刻正隐藏在巴黎的中心，在等待好机会袭击他们。他们大部分是结了婚的人，不习惯于艰苦和危险，并且事实上他们已经对每隔三天必须在城墙上露宿一夜的辛苦的勤务发出怨言了。在这些部队中，会有一些连甚至营在某些情况下能够勇敢作战；但是就整体来说，他们是不可靠的，在执行正规的、艰苦的勤务时更是如此。
从巴黎守军的这种情况来看，就无怪乎包围巴黎的德军虽然远不是那样多，而且很分散，但是并不害怕巴黎的任何攻击。事实上，至今所进行的一切战斗都表明，巴黎军团（假如可以这样称呼它的话）是不能进行野战的。9月19日对包围军所作的第一次大规模攻击是相当典型的。2个普鲁士团（第七团和第四十七团）就把杜克罗将军的1个军（约3—4万人）牵制了一个半小时，直到2个巴伐利亚团前来增援和1个巴伐利亚旅袭击法军的翼侧为止；结果法军狼狈退却，放弃了一座有8门火炮的多面堡，并且有大量人员被俘。德军参加这次战斗的人数不可能超过15000人。从此以后，法军的出击完全以另外一种方式来进行了。他们放弃了进行决战的一切企图；他们只用小兵力袭击敌人的前哨和其他小部队；如果有1旅、1师或者更大的法国部队越出堡垒线，那他们也只限于佯攻。这些战斗的目的与其说是打击敌人，不如说是在实战中训练新兵。无疑地，这些战斗将使他们逐渐获得训练，但是在集中于巴黎的难以指挥的大量人员中，只有一小部分能够在规模这样有限的实践中得到好处。
特罗胥将军于9月30日发表的文告清楚地表明，他在19日的战斗以后已完全看清了他所指挥的军队的素质。当然，他把失败几乎完全归咎于基干部队，而对流动自卫军则非常宽容；但是这只能证明，他认为（也是正确地认为）流动自卫军是他指挥的军队中最好的部队。他的文告以及此后在战术上的改变都肯定地说明，他对他的军队在平地上作战的能力并没有抱任何幻想。此外他还应当知道，法国可能剩下的号称里昂军团[70]、卢瓦尔军团等的其余一切部队，其成分和他自己的部队完全相同；因此，他不能指望援军来解除对巴黎的封锁，即解巴黎之围。所以我们对于特罗胥似乎在内阁里反对和平谈判的建议的这个消息感到惊奇。这个消息无疑是从柏林来的，而柏林不是提供有关巴黎情况的公正情报的可靠来源。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相信，特罗胥抱有胜利的希望。从他在1867年对于军队组织的意见[71]来看，他是坚决拥护像路易－菲力浦时期所实行的那种四年现役和三年预备役制度的。他甚至认为，普鲁士规定的服役期限（2年或3年）根本不足以训练出好兵来。现在历史的嘲弄使他陷入了这样的境地，即他率领完全没有经验的、几乎没有经过训练的和不守纪律的兵士，来同他不久前还认为是只经过一半训练的普军作战；而且他这次作战是在这支普军一个月中就粉碎了法国的全部正规军以后。
载于1870年10月6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762号
注释：
[70]里昂军团是报刊上对在里昂编成的法军第二十四军的称呼。后来这个军编入布尔巴基的东方军团（卢瓦尔第一军团）。——第131页。
[71]恩格斯指特罗胥的著作：“一八六七年的法军”1867年巴黎版（《L’Arméefrancaiseen1867》．Paris，1867）。——第131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战争短评（二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
战争短评（二十）
即使在导致法国几个军团实际复灭的莫名其妙的错误发生后，法国实际上被仅仅占领其八分之一领土的胜利者控制的这个事实，仍然使人惊奇。真正被德军占领的不过是由斯特拉斯堡到凡尔赛和由凡尔赛到色当的这一线。在这个狭窄的地带，法军仍然扼守着巴黎、麦茨、蒙梅迪、凡尔登、提翁维耳、比奇和法耳斯布尔等要塞。对这些要塞的监视、封锁或围攻几乎用去了德军迄今派到法国的全部兵力。可能德军还有足够的骑兵用来扫荡巴黎周围直到奥尔良、卢昂、亚眠甚至更远的地区的敌人；但是休想目前真正占领某一广大地区。是的，在亚尔萨斯，在斯特拉斯堡以南现在驻有4万到5万后备军，而且这支军队如果同斯特拉斯堡城下的围攻军的大部分部队会合起来，其数量可能增加一倍。这支军队大概是用来向法国南部进军的，因为有人断定，这些军队将向伯尔福、伯桑松和里昂进军。这三个要塞都是巨大的营垒，并在距要塞主墙相当远的地方筑有独立堡垒；要想同时围攻或者甚至严密封锁这三个要塞，都需要比这支军队的现有数量还要多的兵力。因此，我们相信，这种论断纯粹是为了转移视线而散布的，其实新开来的德军对这些要塞将只给以最小的注意；他们将进入勃艮第最富庶的地区——索恩河谷，把它劫掠一空，然后向卢瓦尔河前进，以便同包围巴黎的军队取得联系，相机行动。甚至这支强大的部队在同包围巴黎的军队取得直接联系（取得这种联系后就不必同莱茵河取得直接的单独的联系）以前，只能用来进行袭击，而不能控制广大地区。因此，在最近几个星期内，他们的军事行动不会扩大德军实际占领的法国领土，德军占领的地区仍将限于法国全部领土的八分之一；但是，尽管法国不愿意承认，它实际上已经被征服了。这是怎样成为可能的呢？
其主要原因是法国的整个行政管理系统，特别是军事指挥管理系统过于集中。直到最近时期，法国为了军事目的还把全国划分为23个军区；尽可能在每个军区都驻守一个配有骑兵和炮兵的步兵师。各师的师长和陆军部之间没有中间环节。此外，这些师是单纯的行政组织而不是作战组织。师属的各个团从没有打算在战时合编成旅；它们只是平时在惩戒方面隶属于同一位将军。一旦有战争威胁，它们可能被派到完全不同的军、师或旅去。师司令部（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的司令部除外），即直属于将军本人的司令部根本就没有。在路易－拿破仑统治时期，这23个师曾合编为6个军，每个军由一个法国元帅指挥。但是这些军和原来的师一样，也不是适应战争的固定编制。它们是为了政治目的而不是为了军事目的编成的[68]。这些军没有真正的司令部。它们同普鲁士的军完全相反，普鲁士的每个军都有固定的战时编制，有定额的步兵、骑兵、炮兵和工兵，并且设有保持作战准备的军事指挥、卫生、军法和行政等部门。法国军队的行政管理机关（如军需部门等）不是接受指挥官（元帅或将军）的命令，而是直接接受巴黎的命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巴黎陷于瘫痪状态，如果同巴黎的交通线被切断，那末各地便没有任何组织核心，并同样地陷入瘫痪状态，也许更严重，因为长期来被尊崇的各地对于巴黎及其主动权的依赖，已经传统地成为国家信条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违犯它不仅是罪恶，而且是冒渎神灵。
除这个主要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虽然是次要的，但是在当前的情况下其重要性未必亚于前者。这原因就是国内历史发展的结果，法国的中心距东北边境太近。三百年以前，这个情况有大得多的意义。当时，巴黎位于国境边缘。法国对德国和西班牙（当时西班牙统治着比利时）进行的几乎连绵不断的战争，目的都是为了从东面和东北面夺取更大的地区来掩护巴黎。自从亨利二世于1552年强占了麦茨、土尔和凡尔登三个主教管区的时候起到革命时止，阿尔图阿、弗兰德和埃诺的一部分、洛林、亚尔萨斯和蒙贝利亚尔等地先后被用同样方法并入法国，作为最先抵御敌人向巴黎进攻的缓冲地带。我们应当承认，居民的种族、语言和习惯注定要使几乎所有这些地区成为法国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并且法国主要由于1780—1798年的革命得以完全同化其余的地区。但是甚至在当时，巴黎仍然经常遭受危险。从贝云到佩皮尼扬以及从昂提布到日内瓦的陆地国界距巴黎很远。从日内瓦经巴塞尔到亚尔萨斯的劳特尔堡的国界离巴黎的距离也一样；这样，国界就形成了一条以巴黎为圆心的、半径为250英里的弧线。但是国界在劳特尔堡离开了这条弧线而形成了一根弦，这根弦上有一点距巴黎仅120英里。关于法国的国界，拉瓦累在他的沙文主义著[69]作中曾经说过：《LàoùleRhinnousquitte，ledangercommence》〔“在莱茵河离开我们的地方，危险便开始了”〕。但是，如果我们把上述弧线从劳特尔堡向北延伸，那我们就会发现，它几乎全部沿着莱茵河到达海边。这就是法国要求取得整个莱茵河左岸地区的真正原因。只有在取得这个边界以后，巴黎才能在它的最暴露的一面也得到与它的距离都是相等的边境的掩护，而且有一条河流作为国界。如果巴黎在军事上的安全是欧洲政治的指导原则，那末，毫无疑问法国是有权要求这一点的。幸而情形不是这样；既然法国宁愿把巴黎作为首都，那它在享有巴黎的有利条件时，同等地，当然也要接受以巴黎为首都的不利方面，这些不利方面之一就是：占领法国的一小部分领土（包括巴黎），就会使整个国家的活动瘫痪下来。但是如果情形是这样，即法国没有因为其首都得不到掩护而具有取得莱茵河的权利，那末，德国就应当记住，同类性质的军事理由也不能使它有更多的权利要求取得法国的领土。
载于1870年10月3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759号
注释：
[68]在法国第二帝国时期，在平时一个军区的全部军队统一归一个军事长官（称为军长）指挥，这个军事长官可以用这些军队来维持现存制度和镇压群众的革命发动。但是在军队的配置、组织和训练等问题上，他的职权是非常有限的。只有在战时才编成固定的军和军团，这就造成了大部队的组织不严密并影响到军队的战斗准备。——第125页。
[69]指泰·拉瓦累“法国的疆界”1864年巴黎版（Th．Lavallée．《LesfrontièresdelaFrance》．Paris，1864）。——第126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关于谈判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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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谈判的消息[67]
我们完全可以相信，我们昨天根据茹尔·法夫尔先生的说法向读者报道关于谈判的消息是合乎实际情况的，当然，关于俾斯麦企图兼并麦茨、萨兰堡和“苏瓦松”的说法这一类不大的错误除外。法夫尔先生显然不了解苏瓦松的地理位置。伯爵提到的萨尔布尔，早就被指出位于新的战略边界线的范围内，而苏瓦松则和巴黎或特鲁瓦一样远离这条战略边界线。法夫尔先生在叙述这次谈判时，也许没有完全准确地转述个别词句；但是，当他叙述那些被普鲁士半官方报纸反驳的事实的时候，中立的欧洲通常总是宁愿相信他的话。因此，如果现在柏林对法夫尔先生关于建议交出蒙瓦勒里安的说法有争论的话，那末没有多少人会相信，这是法夫尔先生凭空捏造的，或者是他完全误解了俾斯麦伯爵的意思。
法夫尔先生的叙述清楚地表明，他对于实际情况的了解是多么差，他在这方面的看法是多么混乱和模糊。他是为了进行应当导向和平的停战谈判而来的。我们想原谅他那认为法国还有力量迫使它的敌人放弃一切割地要求的看法，但是很难说，他希望在什么条件下达成停战。德方最后坚持的条款是要求交出斯特拉斯堡、土尔和凡尔登，同时这些地方的守备部队应当成为战俘。对交出土尔和凡尔登看来已有某种程度的同意。但是斯特拉斯堡呢？法夫尔先生把这个要求看作是一种真正的侮辱，他说：
“伯爵先生，您忘记了您是在跟一个法国人谈话。牺牲一支全世界人士特别是我们所景仰的英勇的守备部队，是怯懦的行为，我不能答应转达您向我们提出了这种条件。”
我们看到，这个回答对实际情形考虑得多么少，我们在这个回答中只看到了一种爱国感情的迸发。既然在巴黎这种感情的确非常强烈，在这样的时刻当然不能不考虑到这种感情；但是也应当仔细衡量一下现有的事实。斯特拉斯堡受到正规围攻已经很久，因此可以肯定地相信它很快就要陷落。一个受到正规围攻的要塞可以抵抗一定的时期，而当它竭尽全力防御时甚至还可以多支持几天，但是如果军队不来援救，那末就可十分准确地做出结论说，它的陷落是必不可免的。特罗胥和巴黎的高级军事工程人员对这一点知道得非常清楚；他们知道，任何地方都没有军队可以前来援救斯特拉斯堡；然而，特罗胥在政府中的同僚茹尔·法夫尔看来并没有注意这一切。他从交出斯特拉斯堡的要求中看到的唯一的一点，就是对于他自己、对于斯特拉斯堡的守备部队以及对于法国人民的侮辱。但是主要的当事人，即乌里克将军和他的守备部队，为了保护自己的荣誉无疑已经尽力而为了。如果使他们避免进行最后几天完全绝望的战斗，可以增加拯救法国的微弱的希望，那末这样做对于他们就不是侮辱，而是完全应得的奖赏。乌里克将军无疑宁愿按照政府的命令在敌方做出同等让步的条件下投降，而不愿在强攻的威胁和毫无补偿的情况下投降。
在这期间，土尔和斯特拉斯堡陷落了，而当麦茨还在坚守的时候，凡尔登对于德军毫无军事价值。因此，德军甚至不待同意停战就几乎获得了俾斯麦向茹尔·法夫尔所讨价还价的一切。这样一来，就使人觉得，从来还没有一个战胜国提出过比这更温和更宽大的停战条件，也从来没有一个战败国比这更轻率地拒绝过这些条件。茹尔·法夫尔在这次谈判中当然没有显示出才智，尽管他的本能看来是相当好的，而俾斯麦却扮演了一个宽宏大量的胜利者的新角色。德方的建议，像法夫尔先生所理解的那样，是非常有利的，而且如果这个建议仅仅是像法夫尔所想的那样，那就应当立刻接受。但是，在建议中包含着比法夫尔所看到的更多的东西。
在平地上的两军之间，缔结停战协定的问题是容易解决的。规定一条分界线，也就是说在交战双方之间规定一个中立地带，问题就解决了。但是现在，在平地上只有一方的军队，另一方的军队虽然还存在，但是困在要塞中，这些要塞在不同程度上都被敌人包围着。所有这些要塞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在停战期间它们的地位将怎么样呢？俾斯麦对这一切竭力避开不谈。如果缔结了一个为期两周的停战协定，而其中关于这些城市却一字未提，那末，不言而喻，除了不对守备部队和要塞工事采取军事行动以外，一切都应当维持statusquo〔现状〕。这样，比奇、麦茨、法耳斯布尔、巴黎以及谁知道还有多少的别的要塞，仍然被围困，它们的一切供应和交通线仍然被切断；要塞中的人们和没有缔结停战协定时一样，继续消耗贮粮。因此，停战给围攻者带来的结果，就会几乎同继续作战时一样。并且甚至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形，即在停战期间，这些要塞有一个或几个把贮粮全部吃光了，他们为了不致饿死而不得不立刻向围攻军投降。由此可见，一贯狡猾的俾斯麦伯爵是打算利用停战来迫使敌人的要塞投降的。当然，如果谈判继续进行，并且到了起草协定的时候，法军参谋部会识破这一点，并且一定会提出有关被围城市方面的要求，那时这个诡计大概就会被拆穿了。但是，茹尔·法夫尔先生从自己方面来说，应当彻底研究俾斯麦的建议，并且识破他的阴谋。如果法夫尔先生问一问在停战期间那些被围城市的地位将会怎样，他就不会让俾斯麦伯爵得到一个在全世界面前炫耀他那虚假的宽宏大量的机会。然而法夫尔先生没有能力揭穿这种虚假的宽宏大量，虽然要做到这一点根本不难。他没有这样做，却对于把斯特拉斯堡连同其守备部队作为战俘一起交出的这个要求勃然大怒，以致全世界都清楚地看到：甚至在最近两个月的惨痛教训之后，法国政府的代表还不能判断实际情况，因为他仍然sousladominationdelaphrase〔为一些词句左右〕。
载于1870年10月1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758号
注释：
[67]国防政府代表法夫尔和俾斯麦于1870年9月19日和20日在上梅宗和费里埃尔举行谈判。俾斯麦提出下述要求作为停战条件：交出比奇、土尔和斯特拉斯堡，保持对巴黎的包围或者交出巴黎的一个堡垒，继续保持麦茨地区的军事行动。俾斯麦还要求把亚尔萨斯和洛林的三分之一地方割让给德国作为缔结和约的条件。在法夫尔拒绝接受这些要求后，谈判即告破裂。——第120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战争短评（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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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短评（十九）
巴黎的筑垒工事已经证实了它的价值。德军一个多星期未能攻占这个城市，就是因为它有了这些工事。1814年，蒙马特尔各高地上半天的战斗便使巴黎投降了。1815年，在战局开始时构筑的许多土质工事曾阻滞了敌人一些时候；但是，如果不是同盟国军坚信巴黎会不战而降，那末这些工事的抵抗时间就会是很短的[65]。在目前的战争中，德军对外交界只有一个希望，就是外交界不要干涉他们的军事行动。这些军事行动在9月中旬以前一直是迅速、勇猛而又坚决的，但是自从德军的各路部队进入巴黎这个巨大营垒的控制范围的那一天起，便变得缓慢、犹豫而又tatonQnante〔畏缩〕了。这是很自然的。即使你率领一支20万或25万之众的军队开到这样大的一个城市附近，单是包围它就需要时间，需要谨慎。甚至这样多的兵力也未必足以从四面八方完全包围它，尽管像现在这样，城内没有一支适于进行大规模会战和野战的军队。巴黎没有这样一支军队，这从杜克罗将军在默东附近出击的悲惨结果[66]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这一次，基干部队表现得确实比流动自卫军差，他们由有名的朱阿夫兵带头真的“溜之大吉”了。这是容易说明的。老兵，主要是曾经在维尔特作过战的麦克马洪、德·法伊和费里克斯·杜埃等军的兵士，经过两次一败涂地的退却和6个星期接连不断的失败，已经完全丧失了斗志；十分自然，这些情况对于雇佣兵，即朱阿夫兵（他们大部分是代役兵，不配有别的叫法）的影响特别大。而人们曾经指望通过这些人来稳定那些未经训练即补充到各减员的基干营去的新兵。在这次战争以后，还可能有一些小规模的出击，并可能取得某些胜利，但是平地上的会战未必会再发生了。
另外，德军肯定说，他们的火炮已从索城附近的高地上控制着巴黎；但是对这种说法不可相信。在封特内-奥-罗兹上方他们可以配置任何一个炮队的最近的各高地，距离旺夫堡垒约1500米，因而距市中心就有8000米即8700码。德军并没有比所谓六磅线膛炮（炮弹重约15磅）的威力更大的野炮，即使他们有十二磅线膛炮（炮弹重32磅），这些炮以其炮架所允许的射角射击时，其最大射程也不超过4500—5000米。因此，这种吹嘘是吓不倒巴黎人的。至少在两座堡垒失守以前，巴黎是用不着害怕炮击的；但是就是到那时，由于炮弹在广阔的市区散布面很大，造成的破坏也是比较轻微的，对人们的精神影响则几乎等于零。请看看轰击斯特拉斯堡用了多少炮兵！即使我们考虑到只是在要塞工事的一个不大的地段上依靠平行壕进行正规围攻，要迫使巴黎投降，又需要比这多多少的炮兵啊！在德军未能把这样的炮兵连同弹药和所需的其他一切物品一起调集到巴黎城下以前，巴黎是安全的。只有当全部攻城手段都已准备妥当时，才会出现真正的危险。
我们现在清楚地看出，巴黎的筑垒工事有多么大的力量。如果给这个消极的力量，即这种单纯的抵抗力量再加上积极的力量，即一支真正的军队的进攻力量，那末这些工事的价值就会立即提高。围攻军不可避免地被塞纳河和马尔纳河分割成至少三个单独部分，并且这三个部分一定要经过在他们阵地后方架设的桥梁才能取得联络，也就是说，只有费时绕道才能取得联络；在这种情况下，巴黎的军队的主力就能够以优势兵力任意攻击敌军的任何一部分，予以杀伤，破坏他们已经开始构筑的任何工事，并且在围攻者的援军赶到以前，在堡垒的掩护下退回。如果巴黎现有的军队比起围攻军来并不太弱，那它就可以使敌人无法完全包围要塞，或者可以随时突破这种包围。如果一个被围攻的要塞有可能得到外援，那末对它进行完全包围是多么必要，这从塞瓦斯托波尔的例子可以看得很清楚。那次围攻拖延了很久，就是因为俄军通过要塞的北区源源不断地调来援军，直到最后这条通路才被切断。巴黎城下的战事愈发展下去，波拿巴的将军们在这次战争中的十足的轻举妄动就愈明显；由于这种轻举妄动，两个军团已经被断送了，而巴黎也没有留下主要的防御手段，即以攻击回答攻击的力量。
至于这样一个大城市的粮食供应，我们认为困难倒比小要塞被围时少。像巴黎这样一个首都，不仅有良好的商业组织可随时供应粮食，而且是广大地区的农产品的主要市场和集散地。一个积极有为的政府会很容易利用这些有利条件，设法采购充足的粮食，以备整个中等围攻期之需。虽然我们不能断定是否已经这样做了，但是我们也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做不到和不能迅速做到这一点。
无论如何，如果像我们现在所听到的那样，战争将进行到“可悲的结局”，那末在围攻作业开始以后抵抗大概不会是长期的。内岸的石砌部分几乎完全暴露在敌人火力之下，而中堤前面没有三角堡，也有利于围攻军前进和在要塞围墙上打开缺口。堡垒不大，只能容纳有限的守军；如果没有军队通过堡垒之间的间隙地出动支援，它们是不能有力地抵抗强攻的。但是，如果堑壕能够直达堡垒的斜堤而不被巴黎军队的出击破坏，那末这一事实说明，巴黎军队在数量上、组织上和士气上都太弱了，不能在强攻的夜间有胜利把握地进行出击。
只要拿下几座堡垒，预料城市就会放弃绝望的战斗。不然，围攻一定再次进行，打开几个缺口，然后再度建议城市投降。如果这一建议再度遭到拒绝，那末就可能发生同样绝望的街垒战。我们希望巴黎免于遭受这种无谓的牺牲。
载于1870年9月27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754号
注释：
[65]指第六次和第七次反拿破仑法国的欧洲各国同盟战争（1813、1814年和1815年）历史中的下列事件：1814年3月31日在俄普军队战胜保卫巴黎的法军后，巴黎投降；1815年7月3日巴黎未经战斗即向英军和普军投降。——第116页。
[66]1870年9月19日，法军第十四军在杜克罗将军的指挥下出击，企图阻止德军攻占巴黎南面的重要高地。小比塞特尔和夏提荣附近的战斗，以法军失败和溃退以及普军完成对巴黎的包围而结束。——第116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如何击败普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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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击败普军
1859年意大利战争后，在法国的军事力量达到全盛的时期，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也就是现在将巴赞军团围困在麦茨的那位亲王，写了一本“如何击败法军”的小册子[64]。现在，当德国按照普鲁士制度建立起来的强大的军事力量正所向无敌的时候，人们不禁要问：将来究竟是谁并且用什么方法击败普军。当德国最初仅仅为了抵御法国chauvinisme〔沙文主义〕而进行的战争看来正逐渐地但是确实地变为一种为了新的德国chauvinisme的利益而进行的战争的时候，这个问题是值得研究的。
“多兵之旅必获胜”，——拿破仑喜欢这样解释作战胜负的原因。而普鲁士正是按照这个原则行动的。它设法创建“多兵之旅”。当1807年拿破仑禁止它保持4万人以上的军队时，它开始使新兵经过6个月的训练后复员回家，而代之以另一批新兵；因此到了1813年，它能够从450万人口中派出一支25万人的作战军队。后来，这条现役期短、预备役期长的原则获得更加充分的运用，而且变成符合君主专制制度的需要。兵士服2—3年的现役，不仅是为了受到良好的军事训练，同时也是为了经过严格的训练养成绝对服从的习惯。
普鲁士制度的弱点也正在这里。它必须兼顾两个不同的、归根到底是互不相容的任务。一方面，要求把每个体格适于服役的男子都变成兵士，并建立一支常备军；常备军的唯一目的是成为国民学习使用武器的学校，并在遭到外来攻击时成为团结国民的核心。从这方面来说，上述制度是纯粹防御性的。但是另一方面，也就是这一支军队又应当是半专制政府的武力后盾和主要支柱；为了这个目的，就需要把这个对国民进行军事训练的学校变成培养绝对服从上级的精神和忠君的精神的学校。而这一点只有通过长期的服役才能做到。在这里这两个任务的不相容也就表现出来了。防御性的对外政策要求在短期内训练大量兵员，以便在遭到外来攻击时拥有大批后备力量；而对内政策却要求用较长时间来训练数量有限的兵员，以便在国内发生暴动时有一支可靠的军队。这个半专制君主国采取了折衷的办法。它规定兵士的现役期为整整3年，并根据财政状况限制征集的人数。备受赞扬的普遍义务兵役制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它已经变为征兵制，和其他国家的征兵制不同的地方只是它更为严格。这个征兵制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花费更多的钱，占用更多的人员，而服预备役的时间也比任何国家长得多。同时，原来为了自卫而武装起来的民众，现在变成了驯服的、准备随时进攻的军队，变成了寡头统治集团的政策的工具。
1861年，普鲁士的人口略多于1800万，并且每年有227000名年满20岁的青年应当服兵役。其中足有一半在体格上立刻或者至多再过一两年便可以服役。但每年应征入伍的新兵不是114000人，而是不超过63000人，可见几乎有一半身体健康适于服役的男子没有受军事训练。凡在战时到过普鲁士的人，都会因看到大批身体健壮的20—32岁的青年安闲地呆在家里而感到惊讶。特派记者战时在普鲁士所看到的那种“暂时失去生活气息”的情形，只不过是他们自己的想像罢了。
从1866年以来，北德意志联邦在3000万人口中每年征集的新兵不超过93000人。如果将体格适于服役的青年男子全部挑选出来，那末即使经过最严格的体格检查，其数目也至少可以达到17万人。一方面由于王朝的利益，另一方面也由于财政上的需要，才限制了征集的人数。军队仍然是对内实现专制制度的目的、对外进行寡头统治集团所需要的战争的驯服的工具；但是全国所有防御的力量远不是都已经准备好而可以使用的。
虽然如此，这个制度比大陆上其他大国军队的过时的基干兵制度还是有极大的优越性。按照人口比例，普鲁士征集了比他们多一倍的兵士。普鲁士依靠它的制度能够把这些人训练成好兵；这个制度消耗着国家的资源，因此，如果不是路易－拿破仑经常企图侵占莱茵河疆界，如果不是人民渴望德国的统一而本能地把这支军队看作是必不可少的工具，那末人民对于这种制度在任何时候都是不能容忍的。一旦莱茵河地区的安全和德国的统一有了保证，这个军事制度就必将成为不能忍受。
在这里我们找到了如何击败普军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果一个具有同样多人口、同样才能、同样勇敢和同样文明的国家，实现了普鲁士仅仅在纸上谈到过的一切，即把每一个体格适于服兵役的国民都变成兵士；如果这个国家把平时的现役期和受训时间缩短为只是为了这个目的所真正需要的时间；如果它保持必要的组织，以便像普鲁士最近所做的那样以有效的方法来充实它的战时编制，那末我们肯定地说，这个国家对普鲁士化的德国会具有和普鲁士化的德国在这次战争中对法国所具有的同样巨大的优势。普鲁士的第一流权威人士（包括陆军大臣冯·罗昂将军）认为，两年的服役期完全足以把一个农村青年训练成一个好兵。如果国王陛下的那些迂腐的军官们允许的话，我们甚至愿意指出，对于绝大部分的新兵有18个月（即两个夏季和一个冬季）的时间就足够了。但是精确的服役期限的长短是次要的问题。正如我们所见到的，普鲁士人服役6个月以后便有了出色的成绩，而且这还是些刚刚摆脱农奴地位的人。主要的问题在于真正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
如果战争将一直继续到德国的庸人现在所叫嚣的那种可悲的结局，即肢解法国，那末我们可以相信，法国人一定会采取这样的原则。到目前为止他们虽然是一个尚武的民族，但不是一个善战的民族。他们已厌恶在像法国军队这样一种实行现役期很长而受过训练的后备人员不多的基干兵制度的军队中服役。他们很愿意在现役期短而预备役期长的军队里服役；他们甚至会做出更多的贡献，如果这能够使他们洗雪耻辱并恢复法国领土完整的话。而到了那时，“多兵之旅”就将属于法国，只要德国不采用同样的制度，那末这支多兵之旅的行动就将和这次战争中的多兵之旅的行动一样取得同样的结果。但有以下的不同：正像普鲁士后备军制度同法国的基干兵制度相比是一个进步（因为它缩短了服役期而增加了能够保卫自己的国家的人数）一样，这个新的真正的普遍义务兵役制同普鲁士的制度相比也将是一个进步。战时军队的数量将有更大规模的增加，而平时军队的数量则将减少；每一个国民都将亲自而不是通过代役兵来参加解决政府之间的争端的武装斗争；防御将更加坚强，而进攻将更为困难，因此军队的扩大本身，归根到底将节省开支，并将成为和平的保证。
载于1870年9月17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746号
注释：
[64]恩格斯指1860年初写成并在当时以单行本出版的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的备忘录“论法军的战术”（《UeberdieKampfweisederFranzosen》）。——第112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战争短评（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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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短评（十八）
关于目前在法国进行的围攻，看来仍然存在着很不正确的见解。我们的某些报界同人，如“泰晤士报”倾向于这种见解，即认为德军虽然长于野战，却不善于围攻；另一些人认为，围攻斯特拉斯堡与其说是为了夺取城市，不如说是为了进行试验，为了实际锻炼德军的工程师和炮兵专家。所以有这种种说法，是因为到目前为止，无论是斯特拉斯堡、土尔、麦茨还是法耳斯布尔都还没有投降。显然这些人完全忘记了，在这次战争以前的最近一次围攻，即塞瓦斯托波尔围攻中，在挖好堑壕以后，还用了11个月的时间才迫使要塞投降。
为了纠正只有不懂军事的人们才会有的这样一种肤浅的见解，必须提醒他们，究竟什么是围攻。大部分要塞的围墙都筑有棱堡，也就是在围墙的每个拐角处都有叫做棱堡的五角形突出部，它以火力掩护工事前面的地区和直接位于这些工事脚下的护堡壕。在护堡壕内，每两个棱堡之间有一个独立的三角形工事，叫做三角堡，它掩护棱堡的一部分和掩护中堤（即棱堡之间的那一段围墙）；三角堡的周围有护堡壕。在主壕的外侧有隐蔽路——受到斜堤顶（高约7英尺、外侧成缓坡的土堤）掩护的宽道。在许多场合，为了增加攻击的困难，还补充构筑其他的工事。在所有这些工事的围墙的下部都筑有石砌部分，或者有水壕掩护，使敌人无法对尚未遭到破坏的工事进行强攻；这些工事的配置是这样的：内层工事总是瞰制外层工事，即前者位于比后者高的地方，而外层工事也从自己的高耸的围墙上瞰制周围地区。
攻击这种要塞仍然沿用沃邦改进的那种方法，虽然在要塞前面是大片平坦地区的情况下，被围者的线膛炮可能迫使围攻者对这个方法稍加改变。但是因为几乎所有这些要塞都是在滑膛炮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建筑的，所以通常都没有考虑到距工事800码以外的地区，而围攻者几乎经常不用正规的堑壕就能够隐蔽地接近到这个距离。当然，首先必须包围要塞，驱逐其警戒部队和其他部队，侦察要塞的工事，运来攻城炮、弹药和其他储备品，并建立仓库。在这次战争中，第一次野炮轰击也是在这个准备阶段，这一阶段可以持续很长的时间。斯特拉斯堡从8月10日起受到松缓的包围，20日左右受到紧密的包围，从23日到28日受到了炮击，但正规围攻直到29日才开始。挖掘第一道平行壕（即把挖出的土朝要塞的一面堆积以掩蔽并保护在其中通行的人员的堑壕）被认为是正规围攻的开始。第一道平行壕通常在600—700码的距离上环绕着要塞的工事。在平行壕中设有纵射炮队，它们配置在棱堡各个正面（即以火力控制前面的地区的围墙）的延长线上；这是为了对付要塞的整个将受到攻击的部分的。这些炮队的任务是顺上述棱堡正面进行射击，以击毁棱堡正面上的火炮并杀伤炮手。为此，至少要有20个每队有2—3门重炮的纵射炮队，共约50门重炮。通常，在第一道平行壕内还配置一些臼炮，用以轰击城市或守备部队的掩蔽的防弹的仓库。有了现代火炮以后，臼炮仅用以轰击上述的后一种目标，而轰击前一种目标，现在用线膛炮就够了。
从第一道平行壕向前挖掘接近壕，其延长线不与要塞工事相交，这样，任何一个工事都不能对它们进行纵射；这些接近壕成锯齿形曲折前伸，到距要塞工事350码的地方即挖掘第二道平行壕——堑壕，它和第一道平行壕相类似，但较短。第二道平行壕通常在掘壕作业开始后的第四夜或第五夜挖掘。在第二道平行壕内配置有反炮台炮队，每个被攻击的正面前都有一个，并且几乎与正面平行；这些炮队的任务是击毁敌方火炮，破坏炮队直前的围墙，同时与纵射炮队构成交叉火力。反炮台炮队共需大口径火炮约60门。然后，围攻者再向前挖掘锯齿形壕，锯齿形壕愈靠近要塞便愈短，而彼此相距也愈近。在距要塞工事约150码处，挖掘配置臼炮队的半平行壕，在距要塞工事约60码的斜堤脚下挖掘第三道平行壕，其中也配置臼炮队。第三道平行壕可在掘壕作业开始后的第九夜或第十夜完成。
在距筑垒工事这样近的地方，真正的困难便开始了。这时，虽然被围者的炮火在其控制的平地的范围内几乎已被压制下去，但要塞围墙上的步枪火力现在却比任何时候都更有效，它将极其严重地延缓堑壕内的作业。这时掘壕作业必须更为谨慎并且按另一种计划进行，这种计划我们不能在这里详尽地说明。第十一夜，围攻者可以推进到隐蔽路的凸角处，正对着棱堡和三角堡的突出部；第十六天，他们可以挖好王冠形堑壕，也就是说在斜堤顶外侧沿斜堤顶挖好与隐蔽路平行的堑壕。只有这时，他们才能够配置炮队用来破坏围墙的石砌部分，以便保证部队越过护堡壕进入要塞，并压制住棱堡侧面上对护堡壕进行纵射并阻碍部队越过护堡壕的火炮。到第十七天，可能击毁棱堡的侧面以及配置在上面的火炮；那时才可能打开缺口。到下一个夜里，便可能下到护堡壕，构筑好通过护堡壕的隐蔽路，以保护强攻部队不受侧射火力的杀伤，而强攻就可开始。
我们曾在以上的叙述中对于围攻一种最薄弱、最简单的要塞（沃邦式六角堡）的过程作一概述，并计算出在围攻没有被成功的出击打乱，而防御者没有发挥特别的积极性和勇敢精神，也没有任何特别的兵器的条件下，围攻的各个阶段所需要的时间。但是，如我们所看到的，甚至就在这样一种有利的情况下也至少需要17天，才能在要塞的主墙上打开缺口，从而为强攻要塞开辟道路。当守军有充足的兵力和给养时，是没有任何军事上的理由足以迫使他们在这个期限以前投降的；从纯军事观点来看，被围者至少坚守这样一段时间，是起码的职责。然而有人对于斯特拉斯堡还没有被攻下这一点表示不满，而斯特拉斯堡受到正规围攻才不过14天，而且在被攻击的正面上又有外围工事，因而它至少能比平均期限多支持5天。他们对于麦茨、土尔和法耳斯布尔至今没有投降表示不满。可是要知道，我们还不了解围攻土尔的堑壕（哪怕是一道堑壕）挖掘了没有，而关于其他要塞，我们知道，它们还根本没有受到正规围攻。至于麦茨，看来现在并不打算对它进行正规围攻；显然，夺取麦茨的最有效的方法是围困巴赞军团。这些性急的评论家们应当知道，很少有这样的要塞司令，当他还掌握比较充足的守备部队和必需的储备品的时候，便向4名枪骑兵组成的侦察队投降，或者甚至只受到炮击便投降。如果说施特廷于1807年向一个骑兵团投降，如果说法国边境要塞于1815年曾在短时间的炮击后或者甚至只是由于惧怕炮击而投降，那末我们不应当忘记，维尔特和施皮歇恩两次失败合起来也不能同耶拿或者滑铁卢的失败相比；此外，法军中有很多军官甚至能够用由流动自卫军组成的守备部队抵抗住正规围攻，怀疑这一点是毫无根据的。
载于1870年9月15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744号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军队的盛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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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的盛衰
当路易-拿破仑依靠农民的选票和他们的子弟（兵士）的刺刀而建立“标志着和平”[56]的帝国的时候，法国军队除了传统的地位以外，在欧洲并不占有特别卓越的地位。从1815年起，和平降临了，这个和平对于某些国家的军队来说曾被1848年和1849年的事件破坏。奥军在意大利打了胜仗，而在匈牙利打了败仗；无论是俄国在匈牙利还是普鲁士在南德意志，都没有取得值得一提的胜利[57]；俄国在高加索，法国在阿尔及尔都进行了连绵不断的战争。但是从1815年以来，大国的军队一次也没有在战场上交过锋。路易－菲力浦留下来的法军远不是一支善战的军队；固然，在阿尔及利亚的军队，特别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是为非洲战争而建立的精锐部队（chasseurs-à-pied〔猎步兵〕、朱阿夫兵、土尔科兵、骑马的chasseursd’Afrique〔非洲猎兵〕）很受重视，但是在法国，步兵的主要部分、骑兵和军队的武器装备却完全被忽视了。共和国也没有改善军队的状况。然而出现了标志着和平的帝国，而《sivispacem，parabellum》〔“如果你希望和平，就要准备战争”〕，军队立刻就成了注意的中心。当时，法国有大量比较年轻的、曾经在非洲（当那里还进行着激烈战斗时）担任过要职的军官。法国阿尔及利亚特种部队无疑是欧洲最好的部队。这些部队由于拥有大量代役兵[58]，也就有比大陆其他任何强国都多得多的、久经战斗的职业兵，真正的老兵。需要做的事情仅仅是尽可能把大部分军队提高到特种部队的水平。这一点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以前只在这些特种部队中采用的《pasgymnastique》（英军的“跑步”）已经推广到全体步兵中，因此机动的速度达到了各国军队从未有过的水平。骑兵尽可能装备了良马；全军的武器装备也都经过了检验和补充。最后，克里木战争爆发了。法军的组织显得比英军优越得多；由于在联军中占的比重，大部分的光荣（不管是什么样的光荣）自然也属于法军；那次完全以围攻一个大要塞为中心的战争的特点，使法国人固有的数学天才通过他们的军事工程师充分地发挥出来了。结果，克里木战争再度使法国军队跃居欧洲首位。
接着，使用步枪和线膛炮的时代来到了。线膛枪火力较滑膛枪火力具有无可伦比的优点，因此人们不用滑膛枪了，在某些场合则把滑膛枪普遍改制成线膛枪。普鲁士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把旧式枪改制成了步枪；英国逐渐给全体步兵装备了恩菲耳德式步枪，奥地利则给步兵装备了精良的小口径步枪（罗伦兹式）。只有法国还继续使用旧式滑膛枪，而步枪则仍然只供特种部队使用。它的大部分炮兵仍然使用十二磅短管炮（这是皇帝的得意杰作，但因装药量小，效果还不如旧式火炮），与此同时编成了一些四磅线膛炮连，以备一旦爆发战争时使用。这种炮的构造是不完善的，因为这是从十五世纪以来最早的一种线膛炮；但是它的效力仍远远超过当时任何一种滑膛野炮。
意大利战争[59]爆发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奥地利军队行动松懈，很少能经得起特别的紧张；实际上他们除了人多以外再也没有别的。他们的指挥官里面有几位是当时最好的将军，但有很多是当时最坏的将军。这些最坏的将军大部分是仗着宫廷的势力爬上高位的。奥地利将军的失策和法国兵士较强的虚荣心，使法军得到了勉强得来的胜利。在马振塔会战中，法军没有获得半点战利品；而在索尔费里诺会战中，也只获得很少的战利品；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在战争的真正困难——四边形要塞区的争夺战——还没有出现以前，战争就闭幕了。
这次战争以后，法国军队成了欧洲军队的榜样。如果说克里木战争后法军的chasseur-à-pied〔猎步兵〕成了《beauidéal》〔“十分理想”〕的步兵，那末现在整个法军都得到了这样的赞誉。人们在研究法军的各种组织；法军的兵营成了各国军官的学校。几乎全欧洲都坚信法军是不可战胜的。在这个期间法军把它所有的旧式滑膛枪都改成了线膛枪，同时给全部炮兵装备了线膛炮。
但是这次使法国军队跃居欧洲首位的战争，也激起了其他国家的努力，结果先出现了同它匹敌的人，后来就出现了超过它的人。普鲁士军队像欧洲所有其他国家的军队一样，在1815年到1850年期间由于无所作为而受到了腐蚀，但是和平时期的这种腐蚀对普鲁士的战争机器的损害比对任何国家都大。根据当时普鲁士的制度，每个旅有一个常备军的团和一个后备军的团；所以在动员时，有一半野战部队必须重新编组。常备军和后备军的武器装备都很缺乏；而负责官员还常常有些小的贪污行为。总之，当1850年同奥地利的冲突迫使普鲁士进行动员时，整个军事制度便显出完全无能为力，而普鲁士则不得不通过“卡夫丁狭谷”[60]。普鲁士立刻不惜重资更换了全部武器装备，对军队的整个组织也重新作了审查，但是只涉及一些枝节问题。当1859年意大利战争引起一次新的动员时，武器装备已经改善了（虽然当时数量也还不足）；然而，在民族战争时也许士气高昂的后备军，曾在可能引起同任何一个交战国战争的军事示威中显得完全无法控制。于是普鲁士决定进行军队的改组。
这次背着议会进行的改组的结果，后备军的32个步兵团全部被留下来服现役，他们的队伍依靠多征新兵的办法逐渐得到补充，最后这些团被改编为常备军的团，使常备军的团由40个增加到72个。炮兵的数量有了相应的增加，骑兵也增加了，但增加的比例小得多。军队人数增加的比例大致相当于从1815年到1860年普鲁士人口增长（从1050万增加到了1850万人）的比例。尽管第二议院反对[61]，改组实际上仍然生效。此外，还从各方面加强了军队的战斗力。这是第一支用步枪装备全体步兵的军队。以前只用来装备小部分步兵的后装针发枪，现在已用来装备全体步兵，而且还有了储备。进行了好几年的线膛炮的试验工作也已完成，新型火炮已逐渐代替了滑膛炮。由拘泥旧习的老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传下来的过多的阅兵操练，日益让位于一种较好的训练制度，这种制度主要是训练执行警戒勤务和进行散兵战，而这两方面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以法国的阿尔及利亚部队为榜样的。对于独立行动的各营，连纵队成了基本的战斗队形。打靶受到了很大的重视，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骑兵也大大改善了。养马业多年来很受重视，尤其是在以养马业发达著称的东普鲁士；普遍用阿拉伯种马进行了杂交，成绩现在已开始显示出来。东普鲁士马虽然不如英国骑兵的马高大和跑得快，但是作为战马却比英国马强得多，行军的耐力比英国马大4倍。长期被完全忽视的军官专业训练，也重新提到了所要求达到的很高的水平。总之，整个普鲁士军队起了根本的变化。丹麦战争[62]就足以向每个能够理解的人说明，事实的确如此；但是人们没有注意这一点。1866年的劈雷响了，不了解这一点已经再也不可能了。随后，北德意志军队推行了普鲁士制度，南德意志各邦的军队也基本上推行了这种制度。结果证明，这种新制度实行起来是多么容易。于是，1870年到来了。
但是1870年的法军已不是1859年的法军了。盗用公款、营私舞弊和普遍的假公济私——形成第二帝国制度的主要基础的这一切也已侵蚀了军队。既然欧斯曼及其党羽从大规模的巴黎投机事业中获得了数百万暴利[63]，既然整个公共工程部门、政府签订的每个合同以及政府中的每个职位都被公然无耻地当作搜刮民财的手段，那末作为路易－拿破仑一切方面的依仗的并且由那些同更幸运的寄食朝廷的文官一样贪财的人们指挥的这支军队，又怎能独善其身呢？既然人们知道，政府收了代役金而通常并不用去雇佣代役兵（这当然是部队中每个军官都知道的），既然陆军部为了筹集资金秘密供皇帝挥霍而开始用其他办法盗窃军用物资；既然军队中的要职因此必然被那些参与这个密谋，因而不论怎样胡作非为和玩忽职守也不致被撤换的人窃踞，那末，道德败坏的现象也就在部队的军官中间蔓延开来。我们不想肯定说，侵吞公款在他们中间已是普遍现象，但是藐视上级、玩忽职守和纪律松弛却是不可避免的后果。如果上级有威望的话，军官们难道还敢常常乘坐马车行军吗？整个制度都已腐朽透了；笼罩着第二帝国的贪污腐败的空气最后也侵袭到这个帝国的主要支柱——军队中来了。而在经受考验的时刻里，这支军队除了光荣的传统和兵士的天赋的勇敢就没有什么可以用来抵抗敌人，但是仅仅靠这一点是不足以保持欧洲第一流军队的地位的。
载于1870年9月10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740号
注释：
[56]恩格斯套用路易－拿破仑于1852年10月9日，在全民投票和宣布成立法国第二帝国以前不久，在波尔多发表的演说中的话；路易－拿破仑为了博取民众的同情，蛊惑性地宣称：“帝国——这就是和平”。——第103页。
[57]恩格斯指下列事件：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奥地利在1848—1849年意奥战争中对皮蒙特军队取得的胜利；奥军在镇压1848—1849年匈牙利资产阶级革命时遭到的一连串失败；1849年沙皇政府派到匈牙利援助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俄军的行动；普鲁士为了镇压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面对南德意志进行的武装干涉。——第103页。
[58]军队中的代役制在法国广泛地推行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它是有产阶级特权之一，使富人都可以付出一定的代价为自己雇佣代役人而免服兵役。在十八世纪末叶法国革命时期曾经禁止代役，然而拿破仑第一又重新使它合法化。在1855年4月军队中的代役制曾作了修改：按照新法，代役人如果不是被征者的近亲，就由国家机关选定，代役款项则列入“军队补贴”特别基金。1868年的法律肯定了已有的代役制。1872年法国的代役制被废除了。——第103页。
[59]指1859年4月29日—7月8日的法国和皮蒙特对奥地利的战争。战争是由拿破仑第三发动的，他企图在“解放”意大利的旗帜下，通过胜利的“局部”战争掠夺领土并巩固法国波拿巴制度。意大利的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希望通过战争实现在皮蒙特的萨瓦王朝的统治下的意大利统一。奥军在马振塔和索尔费里诺失败（见注25和注18）以后，拿破仑第三由于害怕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日益发展和不愿意促使意大利统一，同奥地利单独缔结维拉弗兰卡初步和约。战争结果，法国获得萨瓦和尼斯，伦巴第并入撒丁王国（皮蒙特）。威尼斯省在1866年以前一直由奥地利人统治。——第104页。
[60]1850年普奥关系因争夺德国霸权而尖锐化，因此普鲁士军队进行了动员。由于这次动员所暴露出来的军事制度的严重缺点、普鲁士军队的落后的武器装备以及在德国的冲突中支持奥地利的俄国的坚决反对，普鲁士不得不放弃军事行动，向奥地利投降（1850年奥里缪茨协议）。
恩格斯把普鲁士的这次外交失败讽刺为公元前321年第二次萨姆尼特战争中罗马人在卡夫丁城附近的卡夫丁峡谷的失败。萨姆尼特人战胜了罗马军团并强迫他们通过“牛轭”，这被认为是战败军的奇耻大辱。“通过卡夫丁峡谷”一语由此而来，即遭受极大侮辱的意思。——第105页。
[61]指1860年2月普鲁士议会下院（众议院）的资产阶级多数派拒绝批准陆军大臣冯·罗昂提出的军队改组计划。但是政府不久设法从资产阶级那里获准了“保持军队战斗准备”的拨款，并把这笔款项用于实现预定的军队改组。1862年3月，当下院的自由派多数再度拒绝批准军费时，政府解散了议会并决定进行新的选举。1862年9月底，反革命的俾斯麦内阁组成。它在同年10月解散了新选出的议会，并且着手实行军事改革，不经过议会的批准就开支这笔款项。——第106页。
[62]丹麦战争是1864年普鲁士和奥地利对丹麦的战争。这场战争是以普鲁士为霸主统一德国的重要阶段。俾斯麦的容克地主政府企图把隶属于丹麦、但主要居民为德国人的什列斯维希公国和霍尔施坦公国归并普鲁士，加强普鲁士在德国的影响，压服自由资产阶级反对派。奥地利参加了这场战争，它和普鲁士一样，也企图侵占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战争以丹麦失败而结束。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被宣布由奥地利和普鲁士共管，1866年奥普战争后并入普鲁士。——第106页。
[63]十九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巴黎在塞纳省省长欧斯曼的领导下大规模地进行城市重新设计和改建的工程；这项工程的目的除了使贵族区设备完善外，还要扩建原有的街道、修建新的笔直大街，以便在人民起义时便于军队行动和使用炮兵。欧斯曼及其部属肆无忌惮地不断窃取这项工程的经费。——第107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战争短评（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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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短评（十七）
当德军向巴黎挺进（他们到达那里以后战争的新阶段即将开始）的时候，我们有时间来回顾一下在野战部队后方各个要塞周围所发生的事情。
除色当（它必然随着麦克马洪军团的投降而陷落了）外，德军还占领了4个要塞：拉－普提特－比埃尔、维特里（没有经过战斗）、利希滕堡和马尔萨耳（只经过短时间的炮击）。他们只封锁了比奇，现在正围攻斯特拉斯堡；他们炮击了法耳斯布尔、土尔和蒙梅迪，但暂时还没有结果；他们打算几天以后对土尔和麦茨开始正规围攻。
除了有离城很远的独立堡垒作掩护的麦茨以外，所有其他进行过抵抗的要塞，都遭到了炮击。这个措施常常是正规围攻战的组成部分。起初，炮击的主要目的是摧毁被围者的粮库和弹药库，但是自从人们通常都把这些东西藏进专门构筑的防弹地窖以后，炮击便愈来愈多地用于烧毁和破坏要塞内尽可能多的建筑物。毁坏要塞内居民的财物和粮食，已成为对居民施加压力并通过他们对守军及其司令官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如果守军薄弱，训练不良，士气涣散，而司令官又缺乏毅力时，常常只使用炮击便能迫使要塞投降。1815年滑铁卢会战[55]以后，情况尤其是这样，那时主要由国民自卫军防守的许多要塞，不待敌人开始正规围攻而仅仅在遭到短时间的炮击以后便投降了。阿温、吉兹、莫贝日、兰德列西、马里昂堡、菲利普维耳等地，都是经过几小时、最多几天的炮击就陷落了。无疑地，正是这些令人难忘的胜利，以及关于大多数边境要塞的守备部队主要是由流动自卫军和地方国民自卫军组成的这个消息，使得德军再度试验这个方法。此外，自从使用线膛炮以来，甚至野炮的炮弹也几乎完全是榴弹，所以现在可以比较容易地用任何一个军的普通野炮去轰击要塞和烧毁它的建筑物，而不必像从前那样等待臼炮和重型攻城榴弹炮的到来。
虽然在现代战争中炮击要塞内的民房的做法得到了承认，但终究不应当忘记，这种方法总是非常残酷的，并且至少在没有足够的把握使要塞投降和没有一定的必要时，这种方法是不应当采取的。如果说对法耳斯布尔、利希滕堡和土尔这样的要塞进行炮击，那末可以用以下的理由来解释，即这些要塞控制着一些山道和铁路，而直接掌握这些山道和铁路对入侵者特别重要，况且又有根据指望经过几天的炮击便可达到这个目的。既然其中两个要塞至今一直被守住，这就给守军和居民增添了更大的光荣。至于对斯特拉斯堡进行正规围攻前对它炮击，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斯特拉斯堡是一个有8万多人口的城市，周围环绕着十六世纪的旧式筑垒工事。沃邦在城外靠近莱茵河的一面建筑了一座卫城，并用连续的工事线把它和城市的要塞围墙连结起来（这在当时称为营垒），从而加固了这些工事。因为卫城瞰制城市，就是在城市投降之后也能独立地进行防御，所以夺取卫城和城市两者的最简单的方法是一开始就去攻击卫城，以免需要先后进行两次围攻；但是卫城的防御工事这样坚固，它所处的莱茵河附近低洼沼泽地带的地位又给迅速进行掘壕作业造成这样多的困难，以致情况可能和往常一样，要求先攻击城市；随着城市的陷落，在软弱无能的司令官看来，继续防守孤零零的卫城除了可以保证较好的投降条件以外，在很大程度上就已失去了意义。但是无论如何，如果只攻占了城市，那末还要去夺取卫城，并且一个顽强的司令官是可以把城市和其中驻守的敌军置于自己的火力之下而继续抵抗的。
在这些情况下，炮击城市有什么益处呢？至多居民可以瓦解大部分守军的士气，并迫使司令官放弃城市，带领3000—5000名精兵退入卫城继续防守，并用炮火控制城市。乌里克（这个勇敢的老军人的姓就是这样的，根本不是乌尔利希）将军的性格大家是很熟悉的，所以谁也不会怀疑，不论发射多少炮弹都不能吓倒他，都不能使他献出城市和卫城。炮击一个有独立的居高临下的卫城的城市，本身就是毫无意义的、徒劳无益的暴行。当然，在围攻时流弹和偶然的炮击常常使被围攻的城市受到损失，但是同这个不幸城市的居民在城市遭到6天正规的不断的炮击期间所受的生命财产的损失比起来，是算不了什么的。
德军说，他们必须快一些占领这个城市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他们想在缔结和约后保有这个城市。但如果真是这样，那末这次残酷无比的炮击就不但是罪恶，而且是极大的错误。用爆炸弹烧杀大量居民来换取必定被兼并的城市的居民的同情，这真是一种绝妙的方法！炮击是否使城市甚至是早一天投降了呢？看不出这一点。如果德军想要兼并这个城市，并根除居民对于法军的同情，他们就应当用尽量短期的正规围攻夺取城市，然后围攻卫城并迫使守军司令官作出抉择：或者放弃他所拥有的某些防御手段，或者使城市遭受炮轰。
实际上，对斯特拉斯堡发射的大量炮弹并没有使正规围攻成为不必要。8月29日，德军不得不在要塞西北方希耳提甘附近距防御工事500—650码处挖掘第一道平行壕。9月3日，在距工事330码处挖掘了第二道平行壕（有些记者误称为第三道平行壕）；漫无目的的炮击奉普鲁士国王的命令已经暂时停止；可能要到17日或20日才能在要塞围墙上打开一个相当大的缺口。但是在目前任何预言都是冒险的。这是第一个使用现代线膛炮发射装有着发信管的炮弹来对付石质工事的围攻战例。在破坏幽里希的防御工事的试验中，普军曾取得了非常好的结果：在石墙上打开了缺口，而且从远距离上用间接射击（即炮兵连在看不到目标的情况下进行射击）摧毁了地堡；但这只是平时的试验，还应当在这次战争中加以证实。斯特拉斯堡将清楚地向我们说明，现代重型线膛炮在围攻战中应当如何行动，因此这个围攻在这方面值得我们特别重视。
载于1870年9月9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739号
注释：
[55]在反拿破仑法国的第七次反法同盟战争期间，拿破仑第一的军队在1815年6月18日滑铁卢（比利时）会战中，被威灵顿指挥的英荷军队和布吕歇尔指挥的普鲁士军队击溃。滑铁卢会战的失败使拿破仑帝国在1815年3月短时恢复后，终于最后崩溃。——第99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战争短评（十六）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
战争短评（十六）
色当的投降决定了法国最后一支野战军的命运。它同时也决定了麦茨和巴赞军团的命运，关于解救巴赞军团的问题现在已经谈不上了；这个军团同样将被迫投降，可能是在这个星期，而几乎肯定地不会迟于下个星期。
剩下的一个巨大的营垒——巴黎，是法国最后的希望。巴黎的筑垒工事是集古今筑垒工事之大成，然而这些工事还从来没有经受过考验，因此关于它们的价值，意见不仅分歧，甚至彼此完全矛盾。考察一下与此有关的事实，我们就会有可靠的根据做出自己的结论。
蒙塔朗贝尔是法国骑兵军官，同时是一位具有卓越的也许是绝伦的天才的军事工程师。他在十八世纪下半叶第一个建议实行并亲自制订了在要塞周围可使要塞免遭炮击的距离上建立独立堡垒的计划。在他以前，外国工事——卫城、眼镜堡等——或多或少都是和要塞围墙连在一起的，它们同要塞围墙的距离恐怕从来没有比斜堤脚同要塞围墙的距离更远。他提出在离要塞围墙600—1200码甚至更远的地方，建立一些足以独立抵御围攻的又大又坚固的堡垒。在法国，这个新理论许多年来都受到轻视，而在德国，由于1815年以后莱茵河线需要筑垒，它却获得了热心的拥护者。在科伦、科布伦茨、美因兹，后来又在乌尔姆、拉施塔特和盖尔曼尔斯海姆等城的周围，都建立了独立堡垒。这时，阿斯特等人对蒙塔朗贝尔的建议稍有修改，从而产生了以德国派著称的一种新的筑城体系。法国人逐渐地也开始认识到独立堡垒的好处，而在构筑巴黎的防御工事期间，他们立刻明白了：如果没有独立堡垒的掩护，在城市周围构筑很长的要塞围墙是无益的，因为在要塞围墙的某一处打开缺口，就会使整个要塞陷落。
现代战争不止一次地证明了这种以主堡为核心而在周围设有独立堡垒的营垒的重要意义。曼都亚就它的地位说来是一个营垒，1807年的但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这样的营垒，而且这是阻止过拿破仑第一的仅有的两个要塞。1813年，但泽依靠它的独立堡垒（大部分是野战工事）又有可能进行了长期的抵抗。[51]1849年拉德茨基在伦巴第的整个战局都有赖于维罗那营垒，而这个营垒本身就是著名的四边形要塞区[52]的核心。同样，整个克里木战争也取决于塞瓦斯托波尔营垒的命运；而塞瓦斯托波尔所以能够坚持那么久，只是因为联军无法完全包围它，无法阻止被围者获得补给和援军。[53]
塞瓦斯托波尔对于我们是最合适的例子，因为它的筑垒面积，比前几个营垒都要大。但是巴黎比塞瓦斯托波尔要大得多，环绕它的堡垒线长约24英里。而要塞的威力是否也会相应地增大呢？
筑垒工事本身是可以作为榜样的。它们非常简单：一道由棱堡组成的普通的要塞围墙，在中堤之前连一个三角堡也没有；堡垒大部分是带棱堡的四角或五角形堡垒，完全没有三角堡或其他外围工事；有些地方设有角堡或冠堡[54]，以掩护外面的高地。这些工事与其说是为了消极防御，不如说是为了积极防御而设的。人们估计，巴黎的守备部队将走到平地上，利用堡垒作为两侧的支撑点，经常进行大规模的出击，使敌人不可能对任何两三个堡垒进行正规的围攻。这样，堡垒就可以阻止敌人过于接近城市的守备部队，而守备部队也应当防止攻城炮队轰击堡垒；他们应当经常破坏围攻者的工程作业。此外，堡垒到要塞围墙的距离使得敌人至少在夺取两三个堡垒以前，是无法对城市进行有效的炮击的。再补充一点：处于塞纳河和马尔纳河汇合处的这个城市的位置，这两条河的非常曲折的河道以及受威胁最大的东北方的群山，是极有利的自然条件，这些条件在设计要塞工事时都得到了充分的利用。
如果上面这些条件都能实现，而200万居民能够按时得到粮食供应的话，巴黎无疑将是一个非常坚固的要塞。供应居民的粮食的采购工作如果及时着手并且不断做下去，那末也不是十分困难的事情。但是很值得怀疑的是，这在目前是否已经做了。以前的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些仓忙决定的甚至是些毫无意义的工作。例如，没有饲料而豢养备用的牲畜，显然是十分荒唐的。可以料想：如果德军将像通常那样坚决地行动，那末他们将会发现，巴黎没有足够的粮食以应付长期的围攻。
但是关于主要的条件，即关于积极防御（守备部队不是从要塞围墙后面杀伤敌人，而是走出要塞去攻击敌人）能够说些什么呢？要想充分发挥防御工事的威力，要想不让敌人利用要塞的弱点（即在主壕附近没有作掩护用的外围工事），在巴黎的保卫者中间就必须有一支正规部队。这就是这些筑垒工事的设计者的主导思想。他们认为，被击败的法军一发现他们无力在平地上阻止敌人，就应当退向巴黎，参加首都的保卫战：或者直接地参加，即组成足够强大的守备部队，不断攻击敌人，阻止敌人进行正规的围攻以至全面的包围；或者间接地参加，即在卢瓦尔河以南占领阵地，充实兵力，然后一遇到有利时机便攻击围攻者的薄弱地点（在非常长的包围线上是一定会出现薄弱地点的）。
但是，法军统帅部在这次战争中的全部行为促使巴黎丧失了进行防御的唯一最重要的条件。全部法军只剩下了留在巴黎的部队和维努亚将军的一个军（即第十三军，原来由特罗胥指挥），共约5万人；这些部队大部分，甚至全部是由第四营和流动自卫军组成的。此外也许还可以加上2—3万人的第四营和外地来的数量不确定的流动自卫军，即没有受过训练的，根本不适于野战的新兵。在色当这个例子中我们看到过，在战斗中这种部队的用处是多么小。无疑地，当后有堡垒可以退守的时候，他们将会比较可靠，而几个星期的教育、训练和战斗，当然也会提高他们的战斗素质。但是像巴黎这样大的要塞的积极防御，则要求大量的兵力在平地上进行机动，要求在担任掩护的堡垒前相当的距离上进行正规战，要求作突破包围线或阻止敌人完成包围的尝试。而要攻击比较强大的敌人，就需要突然和勇猛，因此部队应当经过良好的训练和教育，目前巴黎的守备部队未必是适用的。
我们估计，联合起来的德军第三、第四两个军团的18万人，将在下星期内出现在巴黎附近，用骑兵机动部队包围巴黎，破坏铁路，从而消除大量补给的一切可能，并准备进行正规包围，这一包围将在第一、第二军团攻陷麦茨后到达这里时完成。此后，德军还会有足够的兵力，可以派往卢瓦尔河以南去肃清这个地区，并粉碎编成新的法军的一切企图。如果巴黎不投降，正规围攻就将开始，而在法军没有进行积极防御的条件下，围攻的进展是会快一些的。如果只从军事方面考虑，那末事态的正常发展过程就是这样；但是现在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即军事方面的考虑可能被政治事件压倒，而预言这种事件却不是本文的任务。
载于1870年9月7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737号
注释：
[51]但泽（格但斯克）在拿破仑第一对欧洲各国反法同盟战争期间曾经两次遭到围攻。
1807年3—5月，拿破仑对第四次反法同盟战争期间，由普军和俄军联合部队组成的但泽守军对围城的法军的一个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另一支俄国部队曾试图去解围以支援守军行动。由于军火不足，在守军自由退出要塞的条件下，但泽投降了。
1813年初，参加第六次欧洲各国反法同盟的俄国和普鲁士的军队，包围了拿破仑军队所占领的但泽，但在通往该城的要冲遭到了顽强抵抗。但泽抵抗了将近一年，经受了三次正规围攻，最后被迫投降。——第95页。
[52]意大利（又称威尼斯）四边形要塞区是意大利北部维罗那、列尼亚哥、曼都亚和培斯克拉四个要塞所组成的极为坚固的筑垒阵地。在十九世纪战争中，四边形要塞区作为军队作战的基地曾起过很大作用。在1848—1849年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维罗那由于处于有利的战略地位并掩护通往奥地利的道路，曾被拉德茨基指挥的反革命的奥军用来作为对皮蒙特军队作战的主要基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213—220、264—269页）。——第95页。
[53]1853—1856年克里木战争时期，法国、英国、土耳其和撒丁的军队包围了塞瓦斯托波尔，俄国军队从1854年9月至1855年8月进行了英勇的保卫战。——第95页。
[54]角堡和冠堡是要塞主墙前面的辅助性的外部工事。——第95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法军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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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军的失败
一支处于绝境的大军是不会立即投降的。首先需要三次会战，才使巴赞的军队懂得他们已经真正被困在麦茨；然后又需要本星期三和星期四一场昼夜不停历时36小时的苦战[49]，才使他们相信（如果这能够使他们相信的话），他们已完全无法从普军设下的陷阱中逃脱。星期二的会战同样不足以迫使麦克马洪投降。还需要星期四的一场会战——看来是最大的流血最多的一场会战[50]——和麦克马洪本人的受伤，才使他明了他的真正处境。关于博蒙和卡里尼扬附近会战的最初报道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有一点不符事实，即在博蒙作战的法军各个军沿麦士河左岸向色当的退路并没有被完全截断。这些部队中的一部分大概沿左岸退向色当，——至少星期四在左岸又发生过战斗。其次，关于努瓦尔战斗的日期产生了一些怀疑，柏林参谋部有意把这次战斗说成是在星期一发生的。这个日期当然会使德军的几则电讯更好地吻合，而这个日期如果确实，那末关于法军第五军的迂回运动的说法就不能成立。
星期二作战的结果，对于参加作战的法军各个军来说是惨痛的。20多门火炮、11门多管炮、7000多名俘虏，这几乎等于维尔特会战的结果，但是德军取得这个战果却容易得多，牺牲也少得多。麦士河两岸的法军都被驱逐到色当的近郊。这次会战以后，他们在左岸的阵地看来只限于以下地区：西至巴尔河和阿尔登运河，这两条河经过同一个河谷在色当和梅济埃尔之间的维累尔附近流入麦士河；东至一个雏谷和一条从罗库尔流到雷米伊附近注入麦士河的溪流。这样，在两翼有了保证以后，法军主力大概占领了中间的台地，准备迎击来自任何方面的进攻。在麦士河右岸，法军在星期二会战以后大概渡过了希埃尔河，这条河在色当上方约4英里处雷米伊对面流入麦士河。在这块地方有三个平行的雏谷，从比利时边境向北和向南延伸。其中第一和第二个雏谷通到希埃尔河，第三个雏谷最大，在色当直前方通到麦士河。在第二个雏谷内，离它的起点不远处有塞尔讷村；在第三个雏谷的北端，在它同通往比利时的布荣的大路相交的地方是纪旺；往南，在这个雏谷同通往斯特内和蒙梅迪的道路相交的地方是巴泽耳村。在星期四的会战中，这三个雏谷一定成了法军依次防守的三道防线，他们对于最后的也是最坚固的一道防线当然防守得最为顽强。这一部分战场和格腊韦洛特附近的战场相似，但是那里的雏谷可以而且事实上已经被德军从它们起端的台地迂回过去，而这里紧靠比利时国境，要想迂回是很危险的，因此几乎只能直接从正面攻击。
当法军在这个阵地上进行巩固并调集没有参加星期二会战的部队（其中大概有第十二军，包括来自巴黎的流动自卫军在内）的时候，德军便有了一天的时间来集结军队；因此他们在星期四发起进攻时，在现地已经有了第四军团（近卫军、第四军和第十二军）的全部和第三军团的3个军（第五军、第十一军和1个巴伐利亚军），这些兵力在士气方面也许还在数量方面胜过麦克马洪的军队。会战从早上7时半开始，而且到下午4时1刻普鲁士国王发电报时还在继续进行；这时德军在各方面都在顺利进攻。根据比利时的消息，巴泽耳、雷米伊和维累尔-塞尔讷诸村已在燃烧中，而纪旺小礼拜党已落入德军手中。这就表明，在麦士河左岸，法军在退却时两翼可以依托的两个村庄不是被占就是被毁得不能用来进行防御了；同时右岸的第一和第二道防线已被德军攻占，而巴泽耳和纪旺之间的第三道防线，法军也已准备随时放弃。在这种情况下，到天黑时德军无疑地一定取得了胜利，而法军则被击退到色当。这实际上已为比利时的电讯证实了，这些电讯称，麦克马洪已经完全被包围，几千名法军越过边境而被解除武装。
在这种情况下麦克马洪只有在二者中选择其一：或者投降，或者强行通过比利时领土。这支败军被困在色当及其周围地区，也就是被困在至多只够安营的那么大的一块地方，是不能坚守的；即使他们能够保持和梅济埃尔（位于色当以西约10英里）之间的联络，他们仍然是被困在一片非常狭窄的地带内而无法立足。因此，无力突破敌人重围的麦克马洪，必然或者通过比利时领土，或者投降。而结果是，麦克马洪因负伤体弱摆脱了定下这个痛苦的决心的责任。宣布法军投降的责任便落到文普芬将军的身上。如果巴赞企图从麦茨突围而遭到坚决回击的消息传到麦克马洪那里，那末这个消息必然会加速上述结局的到来。德军预见到了巴赞的意图，并且到处都做好了回击的准备。不仅斯坦美兹，而且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这可以从提到第一军和第九军这一点看出）也都在戒备中，同时周密构筑的堑壕网更加强了麦茨周围的拦障。
载于1870年9月3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734号
注释：
[49]恩格斯指1870年8月31日—9月1日莱茵军团企图从麦茨向东北方向突围的一次失败的尝试。这几次战斗被称为努瓦斯维耳会战，结果是双方仍然留在原来的阵地上。——第89页。
[50]指1870年9月1日普鲁士第三、第四军团同麦克马洪的夏龙军团之间的最后一次会战，会战的结果，法军被普军围歼。9月2日法军司令官在投降书上签字，根据这个投降书，以拿破仑第三为首的8万多名官兵和将领都成了俘虏。
色当惨败加速了第二帝国的复灭，并使法兰西共和国于1870年9月4日宣告成立。
随着法国正规军的消灭和共和国的成立，当普鲁士的军阀、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掠夺野心暴露得十分明显的时候，从普鲁士方面来说，战争已经完全失去防御性质。从这时候起，国际无产阶级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组织支援法国抵御普鲁士入侵者。马克思在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见本卷第285—294页）中分析了关于战争性质的改变以及由此产生的无产阶级的任务的问题。——第89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战争短评（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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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短评（十五）
8月26日，当我们所有的报界同人几乎无一例外地大谈王储“坚决地”向巴黎进军的巨大意义而无暇顾及麦克马洪的时候，我们曾大胆指出，目前真正重要的行动是法国所报道的麦克马洪解救麦茨的行动。我们说过，一旦失败，“麦克马洪的军队可能被迫在梅济埃尔和法尔蒙—纪韦之间法国那片向比利时领土突出的狭窄地带投降”［注：见本卷第75页。——编者注］。
我们那时所推测的现在差不多实现了。麦克马洪指挥的是：第一军（他自己的那个军）、第五军（以前由德·法伊，现在由文普芬指挥）、第七军（由杜埃指挥）、第十二军（由勒布伦指挥）以及在8月29日以前所能从巴黎派来的部队（其中甚至包括来自圣摩尔的那些不服从的流动自卫军）；此外，还有原来留在夏龙的康罗贝尔军的骑兵。麦克马洪的全部兵力可能达15万人，其中老部队大概不到一半；其余的为第四营和流动自卫军，两者的数量大致相等。据说这个军团有不少炮兵，但大部分必定是新编成的炮兵连；同时还听说它的骑兵非常薄弱。即使这个军团的人数比我们估计的要多，但多出的人数也一定是新兵，并不会增强它的实力，因此如我们所预料的，它的实力未必抵得上一支10万人的优良军队。
麦克马洪离开兰斯向勒太耳和麦士河进发是在22日傍晚，但第十三军直到28日和29日才从巴黎出发，由于经兰斯直达勒太耳的铁路这时已经受到敌人威胁，这支部队便不得不沿法国北部铁路经圣昆廷、阿温和伊尔松绕道前进。这支部队在30日或31日以前不可能到达，而这时激战已经开始，所以麦克马洪等待的这支部队终于没有在需要的时刻到达，因为当麦克马洪在勒太耳、梅济埃尔和斯特内之间浪费时间的时候，德军正从四面八方逼近。8月27日，麦克马洪的一个先头骑兵旅在比桑西被击败。28日，阿尔艮山的一个重要道路交叉点武济埃落入德军手中；德军两个骑兵连攻击并夺取了符里济村；那里防守的是步兵，他们被迫投降，——顺便说一句，这种战功过去只有过一个例子，即1831年波兰骑兵攻占了俄国步兵和骑兵所防守的丹贝－韦耳克[47]。关于29日的战斗，我们没有得到可靠方面的任何消息，但是在30日（星期二），德军集中了足够的兵力，攻击并挫败了麦克马洪。德方的消息说在博蒙附近发生过会战，并且在努瓦尔（在从斯特内到比桑西的道路上）附近发生过战斗[48]；而比利时的消息却说在麦士河右岸，在穆宗和卡里尼扬之间有过军事行动。这两种说法很容易取得一致。如果比利时的电讯基本上是正确的，那末德军第四军团（第四军、第十二军和近卫军）所属第四军和第十二军看来曾经配置在摩塞尔河左岸，并同巴伐利亚第一军，即从南面开来的第三军团的第一部分在这里会合。他们在博蒙同当时显然是从梅济埃尔向斯特内方向运动的麦克马洪的主力遭遇，便向它发起了攻击，同时一部分兵力，可能是巴伐利亚部队，攻击了法军的右侧并包围了它，把法军从他们直接的退路赶到穆宗附近的麦士河边，在那里通过桥梁时的困难和因此而造成的迟缓，使法军人员大量被俘，火炮和物资也遭受了巨大损失。就在发生这一切的时候，德军第十二军的前卫（似乎派往另一方向）同法军第五军（由文普芬指挥）遭遇，后者很可能是经勒申－波浦勒、巴尔河谷和比桑西向德军翼侧运动的。战斗发生在博蒙以南约7英里的努瓦尔，结果德军获胜，也就是说在博蒙会战进行的时候，德军成功地阻止了文普芬的侧敌运动。据比利时消息，麦克马洪的第三部分兵力可能是沿麦士河右岸前进的，据说他们前一天夜间曾在卡里尼扬和穆宗之间的窝州宿营，但是这个军也遭到了德军（可能是近卫军）的攻击，完全被击败，据说还损失了4门多管炮。
这三次冲突ensemble〔合起来〕（如果认为比利时的消息基本上正确的话）表明，麦克马洪完全失败了，这个失败是我们再三预言过的。同它对抗的德军有4个军，现在计算约有10万人，然而是否全都参加了战斗还值得怀疑。我们已经说过，麦克马洪的部队就其实力来说大致相当于同等数量的优良部队。他们的抵抗力根本不能与原莱茵军团相比；这可以从德国官方电讯“我方损失不大”这句话以及从法军被俘人数上看出来。虽然现在企图去批判麦克马洪在准备和进行这次会战时的战术部署还嫌太早，因为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但是他的战略应当受到最严厉的批判。他错过了使他能够得救的一切机会。他在勒太耳和梅济埃尔之间占领的阵地，使他能够进行战斗以保证他向郎城和苏瓦松退却，并由此回到巴黎或者去法国西部。然而，他没有这样做，却按另一种方式作战，好像他唯一的退路是梅济埃尔，好像比利时是属于他的。据说他现在正在色当；在这个时候胜利的德军定将占领这个要塞前面的以及梅济埃尔附近的麦士河左岸一线。在最近的一天，他们的左翼将从梅济埃尔一直伸到罗克鲁阿附近的比利时边境，那时，麦克马洪就将被困在我们6天前便已指出的那个狭窄的地带了。
他既然到了那里，那就很少有选择出路的余地了。他周围有4个要塞，即色当、梅济埃尔、罗克鲁阿和沙尔蒙；但在这块12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前有占优势的敌军，后有中立国，他是不可能利用这个四边形要塞区的。他不是迫于饥饿而投降，便是被击溃而不得不向普军或比军投降。但是麦克马洪还有一条路可走。我们刚才说过，他行动的情况就好像比利时是属于他的。如果他真的这样想，那又将怎样呢？如果他那种莫名其妙的战略的奥妙全在于把比利时看做属于法国，而决计利用它的领土，那又将怎样呢？从沙尔蒙有一条直路经过比利时境内的菲利普维耳到达莫贝日附近的法国领土。这条道路的长度只有法国境内的梅济埃尔到莫贝日的距离的一半。如果麦克马洪企图在万不得已时利用这条道路逃命，那又将怎样呢？他可以认为，比军对他所率领的这样强大的军队是无力进行有效抵抗的；而如果在比军不能阻止麦克马洪的情况下，德军也尾随麦克马洪进入比利时国境（这是很可能的），那时就将发生新的政治纠纷，这可能改善法国目前的处境而不会使之恶化。此外，麦克马洪只要能够把一支德军巡逻队赶进比利时领土，那末破坏中立就成为事实，这就为他自己随后侵犯比利时主权提供了借口。这种念头可能在这个老阿尔及利亚人的脑子里出现过，因为这种思想符合于非洲的作战方法，而且看来也只有用这种思想才能解释他所采取的战略。但是，甚至他的这个机会也可能被剥夺。如果王储以他惯有的速度来行动，也许他就能够先于麦克马洪到达蒙特尔梅和塞木瓦河同麦士河的汇合点；那时，麦克马洪就要被困于塞木瓦河和色当之间那块差不多只够作为他的军队安营的地方，而失去取捷径通过中立国的任何希望。
载于1870年9月2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733号
注释：
[47]1830—1831年波兰争取解放的起义期间，波兰起义者同沙皇军队于1831年3月31日（18日）在离华沙不远的丹贝-韦耳克村进行会战，结果波兰人获胜；沙皇军队损失惨重，被迫退却。波兰人在丹贝－韦耳克村的胜利，迫使沙皇军队的司令官吉比奇放弃了渡过维斯拉河的计划。——第85页。
[48]努瓦尔战斗发生在1870年8月29日（星期一），是北德意志第十二军和法军第五军的前卫部队之间的一次战斗。
在1870年8月30日博蒙会战中，北德意志第四军、第十二军和巴伐利亚第一军击溃了德·法伊将军指挥的法军第五军（属麦克马洪的夏龙军团）。这两次战役是普军对麦克马洪军团采取军事行动的两个阶段，这次军事行动以麦克马洪军团在色当被击溃而结束。——第85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战争短评（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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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短评（十四）
德军的行动又比麦克马洪迅速。至少包括2个军（普鲁士近卫军和第十二军，即萨克森皇家军）——如果不是更多的话——的第四军团在萨克森王储阿尔伯特的指挥下很快前进到麦士河，夺取了斯特内和凡尔登之间的某地渡口，并使他们的骑兵渡过了河。阿尔艮山的通道已被他们控制。上星期四［注：8月25日。——编者注］，他们在圣梅努附近俘虏了流动自卫军800人，星期六又在比桑西附近击败了法军一个骑兵旅。上星期四他们在行进的途中向凡尔登派出了强有力的侦察队，但当他们查明这个要塞已经准备好迎战时，便放弃了以主力进攻这个要塞的意图。
在这个期间，麦克马洪带着一支据法方报道有15万人的装备精良、火炮弹药和粮食充足的军队，在22日和23日离开兰斯后，到25日傍晚还没有通过离兰斯约23英里的勒太耳。他在那里停留了多久以及什么时候离开，我们不确切知道。但是在比桑西（离勒太耳约20英里，位于通往斯特内的大道上）附近发生的小规模骑兵战斗表明，他的步兵甚至到星期六还没有到达那里。这样迟缓的运动同德军的敏捷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毫无疑问，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的军团的编成造成的。这个军团是由在不同程度上士气沮丧的部队以及新兵占多数的新编部队组成的；这些新编部队中有些简直是志愿部队，而志愿部队的许多军官都是非基干军官。显然，这样的军团不可能具有原“莱茵军团”的纪律和团结精神，而要使12—15万这样的兵士迅速而有秩序地移动，几乎是不可能的。其次还有辎重队。莱茵军团重辎重队的大部分当然在14日和15日离开了麦茨，但是我们很容易想像到，它们的状况并不美妙；而且可以料想，弹药储备和马匹状况也是很不能令人满意的。最后，法军的军需工作自战争开始以来无疑地没有改进，因此在一个极其贫瘠的地区内保证一支大军的补给，不是容易的事。但是纵然充分考虑到了这一切障碍，仍不能不承认，麦克马洪的迟缓也明显地反映了他的犹豫不决。既然他已放弃经过凡尔登的直路，那末他去援救巴赞的最近的路线是经过斯特内，而他也正是向这个方向运动的。但是他从勒太耳出发以前一定已经得悉，德军已占领了麦士河上的渡口，因此在去斯特内的途中他的纵队的右侧是不安全的。看来，德军的迅速前进打乱了他的计划。我们获悉，星期五他仍然在勒太耳，在那里他得到了来自巴黎的生力军，而准备在第二天向梅济埃尔前进；这似乎是完全可能的，因为我们没有得到过关于大冲突的可靠消息。这意味着他几乎完全放弃了解救巴赞的计划，因为在梅济埃尔和斯特内之间沿麦士河右岸法国那片狭窄地带运动，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和危险，可能重新受阻，并使敌人有充裕的时间从四面包围他。而现在已经丝毫不用怀疑，为了这个目的，王储军团已向北面派遣了充足的兵力。我们听到的有关第三军团的行踪的全部消息都表明，它正沿最便于达到这一目的的三条大道向北运动，即：埃佩尔讷-兰斯-勒太耳；夏龙—武济埃；巴尔勒杜克—发棱—格朗普雷。关于圣梅努战斗的电讯是由巴尔勒杜克发出的，因此击败流动自卫军并占领该城的，可能正是第三军团的一部。
但是，如果麦克马洪确实向梅济埃尔前进，那末他的企图是什么呢？我们怀疑，他本人是否充分明了他想做的事。现在我们知道，他这次北进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他的兵士不服从引起的。他们不满意从夏龙兵营向兰斯“退却”，并且坚决地要求带领他们去迎击敌人。于是，解救巴赞的进军便开始了。到上周末，麦克马洪可能完全相信，他的军队不具备向斯特内直接进军所必需的运动力了，他现在最好是选择经过梅济埃尔的那条比较安全的道路。这无疑会耽搁预定的对巴赞的援救，并可能使这个援救无法实现。但是，麦克马洪什么时候曾经多少相信他能够实现它呢？我们对这一点表示怀疑。此外，向梅济埃尔前进，无论如何将会阻滞敌人向巴黎进军，使巴黎人有更多的时间来完成防御工事，并赢得时间以便在卢瓦尔河以南和在里昂建立预备部队；而在必要时，他难道不能沿北部边境退到三层要塞带，并在其间找到一个“四边形要塞区”吗？可能就是这样一些动摇不定的念头使麦克马洪（当然丝毫不像一个战略家）由于第一步走错而陷于困境之后又走错第二步。因此，我们看到：法国现在拥有的，也许是在这次战争中整个将来拥有的最后一支可用于野战的军队，正在自动走向灭亡，只有敌人最荒唐的错误才能使它免于这种灭亡；但是直到现在这个敌人还没有犯过一次错误。
我们说，这也许是法国在这次战争中拥有的最后一支可用于野战的军队。如果麦克马洪不能救出巴赞，那末就无需对巴赞抱希望了，而麦克马洪是否能救出巴赞是十分可疑的。麦克马洪军团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分散在北部边境的各要塞内，在那里他们就不会构成任何威胁了。目前人们所谈论的预备部队，将由未经训练的新兵和一些老兵混合编成，而且必然是主要由非基干军官来指挥；这些部队的士兵将装备各式各样的武器；他们将完全不会使用后装枪，这就等于说，他们的弹药还没有到真正需要的时候就会消耗完了，总之，他们将不适于野战，不适于任何行动，而只能防守要塞。当德军不但已经把自己的步兵营和骑兵连重新补充齐全，而且继续把后备军一个师接着一个师地派往法国的时候，法军的各第四营却还没有编组完毕。在各第四营中只有66个营已经编成《régimentsdemarche》〔“补充团”〕，并已派往巴黎或麦克马洪那里去了，其余34个营在几天以前还没有做好出发的准备。军队的组织到处都显得不适用了。一个高尚而勇敢的民族眼看着自己为了自卫而作的一切努力白费，这是因为20年来它听凭一群冒险家主宰它的命运，而这些冒险家已经把行政机关、政府、陆军、海军，实际上把整个法国都变成了他们牟取暴利的源泉。
载于1870年8月31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731号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战争短评（十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
战争短评（十三）
昨天，电报传来了一个轰动我们报界同人的消息。这个来自柏林的消息说，国王大本营已转移到巴尔勒杜克，第一军团和第二军团各军仍留在原地对付巴赞军团，而其余德军则“已坚决地向巴黎挺进”。
德军在移动时从来都是保守秘密的。只有在完成移动和实行突击以后，我们才知道军队的去向。但是很奇怪，这回却突然一反常规，素来守口如瓶的毛奇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便忽然向全世界宣称，他正向巴黎挺进，而且是“坚决地”挺进。
就在这时候我们还听说，王储的先头部队正日益接近巴黎，而他的骑兵也正在日益向南挺进。据说，甚至在梯叶里堡，即差不多是在夏龙到巴黎的中途，也见到可怕的枪骑兵了。
这条关于普鲁士国王的意图的消息恰恰要在现在来公布，而德军骑兵也就在这个时候加倍积极地行动起来，这里有没有一眼看不透的特殊的原因呢？
让我们来对一下日期吧。在星期一（22日）傍晚，麦克马洪开始经过兰斯沿去勒太耳的大道运动，他的纵队接连不断地通过兰斯城达14小时以上。至迟在星期三傍晚关于这一移动的消息可以传到德军大本营。这个运动只能表明一点，即他企图把巴赞从陷阱中解救出来。麦克马洪在他所选定的方向上前进得愈远，他同巴黎的交通线以及他的退路受到的威胁就愈大，他就愈加陷于德军和比利时边境之间。只要他渡过麦士河（据说他打算在斯特内对面的拉涅维耳强渡麦士河），他的退路就很容易被切断。但是还有什么比所谓当他赶去援救巴赞的时候，德军在麦茨只留下了较少的兵力而以大部分兵力“坚决地”向巴黎挺进的这个消息，更能促使麦克马洪坚持这个危险的行动呢？于是，星期三晚间上述消息便由电报从蓬塔木松传到柏林，从柏林传到伦敦，再从伦敦传到巴黎和兰斯，从那里麦克马洪无疑立刻得到了这个消息，而当他向斯特内、隆吉翁和布里埃方向前进时，王储军团留下一两个军在现在已无任何军队同他们对抗的香槟省，便可以把其余部队调向圣米耶耳，在那里渡过麦士河，经过弗伦进到一个威胁着麦克马洪军团同麦士河的交通线、但同麦茨的德军保持着可以支援的距离的阵地。如果这个成功了，而且麦克马洪在这种情况下被击败了的话，那末他的军队就不得不进入中立国领土或者向德军投降。
德军大本营很清楚地知道麦克马洪的移动，这是没有疑问的。自从巴赞由于雷宗维耳会战（官方称为格腊韦洛特会战）而被困于麦茨以后，麦克马洪军团就不但成了王储军团的当前目标，而且成了可以从麦茨城下抽出的其他一切部队的当前目标。诚然，1814年布吕歇尔和施瓦尔岑堡在奥布河岸阿尔西和夏龙之间会合后，同盟国军根本不顾拿破仑向莱茵河的进军而直捣巴黎[45]，并因此决定了战局。但是当时拿破仑已在阿尔西附近被击败，并且无力抵抗同盟国军；当时法国没有一支他可以解救的、被同盟国军围困在边境的要塞里的军队，而且，主要的是巴黎没有构筑工事。现在则相反，不论麦克马洪军团在数量上和在士气上所具有的军事价值如何，如果包围麦茨的德军兵力只足以扼阻巴赞的话，麦克马洪军团无疑是完全足以解除麦茨的包围的。另一方面，无论怎样估计巴黎的筑垒工事，谁也不会那样轻率地设想它们会像耶利哥的城墙一样只要进攻者的羊角声一响就塌陷下来。它们至少将迫使敌人或者进行长期的包围用饥饿来击破防御者，或者开始（也许还不止开始）正规围攻。因此，当德军“坚决地”进到巴黎城下而被它的堡垒牢牢地阻挡住时，麦克马洪便可击败麦茨城下的德军而同巴赞会合，那时，法国在德军的交通线和补给线上会有一支强大的军队，足以迫使德军比进攻时更加“坚决地”退却。
因此，如果麦克马洪军团过于强大，以致德军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忽视它，那末我们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大部分报界同人认为极端重要的那个关于威廉国王坚决向巴黎挺进的消息，是伪造的，是为了迷惑敌人而故意散布的，如果确实是不慎泄露出来的真实情报，那也是在尚未获悉麦克马洪最近的行动以前做出的决定，因此它很快就会撤销。不论是哪一种情况，都可能有一两个军继续向巴黎前进，但德国现有全部军队的主要部分将向东北挺进，以充分利用几乎是麦克马洪亲自送到他们手上的有利条件[46]。
载于1870年8月27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728号
注释：
[45]第六次欧洲各国反法同盟的战争期间，拿破仑第一在郎城会战和奥布河岸阿尔西会战战败以及对他作战的布吕歇尔军队同施瓦尔岑堡军队会合以后，曾于1814年3月试图绕到同盟国军后方，用主力截断他们同莱茵河的交通线，以阻止同盟国军向巴黎推进。但是，同盟国军由于在数量上远远超过拿破仑的军队，而且深知巴黎对拿破仑制度的不满已经成熟，便继续向法国首都进攻，并于1814年3月31日占领了它，这就加速了拿破仑帝国的崩溃。——第78页。
[46]正如恩格斯所预言的，德军第三军团和第四（麦士）军团尾随麦克马洪的夏龙军团向北推进，夏龙军团被逼到色当，在受包围后被迫投降。——第79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战争短评（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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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短评（十二）
战争中最近的两个事件是：王储正向夏龙以西挺进，而麦克马洪把他的全部军队撤离兰斯，但撤到哪里，就不确切知道了。据法方报道，麦克马洪认为，战争进展太慢；为了迅速结束战争，据说他离开兰斯去援救巴赞了。这的确会加快几乎是最后的危机的到来。
在我们于星期三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我们曾估计麦克马洪的兵力为13—15万人，并且假定从巴黎来的所有部队都已并入他的军队［注：见本卷第71页。——编者注］。我们曾假定，在夏龙，麦克马洪有他自己的和德·法伊的残部，还有杜埃的2个师（现在得知他们是乘火车绕道巴黎到达那里的）以及波罗的海远征军的海军陆战队和其他部队，这是对的。不过我们现在得知：在巴黎周围的堡垒中仍然有基干部队；麦克马洪和弗罗萨尔的一部分军队，特别是骑兵，已返回巴黎进行整编；这样，留在麦克马洪兵营中的正规部队只有8万人左右。因此我们可以从估计的数字中减去整整25000人，而确定麦克马洪军队的人数最多为11—12万人，其中三分之一是未经训练的新兵。而据说他就是带着这一支军队前往麦茨去援救巴赞的。
目前麦克马洪当面最接近的敌人是王储军团。这个军团的先头部队于8月24日占领了原来的夏龙兵营，这是我们根据巴尔勒杜克来的电讯得知的。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在这个城市里当时曾驻有司令部。麦克马洪去麦茨最近的道路是经过凡尔登。从兰斯到凡尔登沿几乎是笔直的乡村土路，整整有70英里，沿大路经过圣梅努，则在80英里以上，而且要通过夏龙兵营，也就是说要通过德军占领的地区。从巴尔勒杜克到凡尔登不到40英里。
因此，如果麦克马洪选择上述通往凡尔登的道路中的一条，那末王储军团就不但可以乘他行军的时候向翼侧攻击，并且可以在麦克马洪还没有从凡尔登到达麦士河右岸以前早就渡过麦士河，而与凡尔登和麦茨之间的德军其余两个军团会合。即使王储已经前进到维特里－勒－弗朗斯瓦，或者即使他需要多花一天的时间来集中在行军时沿正面伸展开来的军队，情况也不会有丝毫的改变，因为双方路程相差很远，而王储的路程要近得多。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怀疑，麦克马洪会选用上述道路中的一条，而不立即摆脱王储军团的直接行动范围，从兰斯取道武济埃、格朗普雷和发棱到达凡尔登，或者经武济埃到斯特内，在那里渡过麦士河，然后向东南前往麦茨。不过，这只给他一个暂时的便利，却使最后的失败更加确定无疑了。这两条路线都绕得更远，因此使王储有更多的时间让他的部队同麦茨附近的军队会合，以便用压倒优势的兵力对付麦克马洪和巴赞。
这样，不论麦克马洪选择哪条路线去麦茨，他都不能摆脱王储，而王储还可以选择单独作战或者与德军其他军团共同作战。由此可见，在麦克马洪没有完全摆脱王储以前，他去援救巴赞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对他来说，最短、最快而且最可靠的去麦茨的路线是直接穿过德军的第三军团。如果他直接向第三军团前进，一遭遇上就攻击它，打败它并向东南方向追击它几天，使自己的军队乘胜插入第三军团和德军其他2个军团之间（就像王储曾经做给他看的那样），那时，而不是更早，他才有可能到达麦茨解救巴赞。但是我们可以相信，如果他感到自己对这种行动力能胜任，他是会立刻这样做的。因此，撤离兰斯是另一回事。这与其说是企图使巴赞摆脱斯坦美兹和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不如说是麦克马洪企图摆脱王储。而从这点来看，这样做是再坏不过的了。所有直通巴黎的交通线都放弃给敌人；法国最后可用的军队从中心被引到外缘，并被故意地配置在离中心比敌人目前离中心还要远的地方。如果在兵力占很大优势的情况下采取这个行动，也许是有道理的；但现在是在兵力比敌人弱得无可补救、差不多必败无疑的情况下这样做的。这个失败会带来什么后果呢？不论这个失败是在哪里发生的，它都会使战败的军队的残部更加远离巴黎而接近北部边境，在那里他们可能被赶到中立国领土去，或者被迫投降。如果麦克马洪真的采取了上述运动，那末他就是蓄意使自己的军队所处的境地同拿破仑在1806年以绕过绍林吉亚山南端的侧敌行军使耶拿的普军所处的境地完全一样。当时兵力较弱、士气较差的普军被故意置于这样的境地，即失败后唯一的退路是通向中立国领土或大海的狭窄地带。拿破仑由于先于普军到达施特廷而迫使他们投降了[41]。麦克马洪的军队可能被迫在梅济埃尔和沙尔蒙—纪韦之间法国那片向比利时领土突出的狭窄地带投降[42]。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可向北部的要塞——瓦朗西恩、利尔等——退却而得救，但到了那里以后，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将不能成为威胁。那时法国便只有听任入侵者宰割了。
全部计划看来是这样轻率，以致只能解释为出自政治上的需要。这最像一种coupdedésespoir〔绝望的行为〕。造成的印象是：在让巴黎能够完全了解局势的真相以前，必须冒一下险，做出点什么。这不是战略家的计划，而是习惯于同非正规部队作战的“阿尔及利亚人”[43]的计划，这不是军人的计划，而是最近19年来在法国为所欲为的那些政治和军事冒险家的计划。这完全符合麦克马洪为了替这一决定辩解而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他不去援救巴赞，“人们会说什么呢”？是的，但是如果他使自己陷入比巴赞更坏的境地，“人们会说什么呢”？这就是第二帝国的全部丑态。装作平安无事，掩饰失败，这是最主要的。拿破仑孤注一掷，终于失败了。而现在麦克马洪只有十分之一的取胜的希望，但他又打算押上vabanque〔全部赌注〕。法国愈快地摆脱这些人愈好。它唯一的希望就在于此。
载于1870年8月26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727号
注释：
[41]1806年10月在耶拿和奥埃尔施太特取得胜利以后，拿破仑第一的先头部队抢在退却的普军前面，使他们不能到达施特廷（波兰称作：兹杰辛）和渡过奥得河；在这次战役中，被击溃的普军的残部被迫投降。——第75页。
[42]色当在恩格斯所指出的这一地区的南部边境；正如恩格斯所预见的，普军于1870年9月1—2日在这里击败了法国的麦克马洪军团，并切断了它的退路，迫使它投降。可见，恩格斯不仅预言了法军在色当惨败的可能性，而且相当准确地判断了事件发生的地点。——第75页。
[43]“阿尔及利亚人”或“非洲人”，在法国是指那些在镇压争取独立的阿尔及利亚各部落的殖民战争中官运亨通的将军和军官。麦克马洪曾经积极参加这些战争，在战争中法国指挥官对阿尔及利亚各部落广泛地采取了残酷屠杀当地居民的野蛮袭击的战术，背信弃义地破坏所签订的协定，完全不顾一切作战规则，并且不承认对方具有交战一方的权利。——第76页。
[44]在本文的后面，“派尔-麦尔新闻”的编辑格林伍德曾加了以下一段话：“很可能，对斯特拉斯堡的围攻不久将以这个要塞的投降而告终。看来，德军已十分认真地行动起来。到昨天早晨为止，来自克尔方面的炮击已经昼夜不停地继续了三天三夜。同时，普军已经把自己的前哨推进到距要塞500—800码的地方。军火库已被烧毁，有几门刚刚进入阵地的重炮也将立即向这个地段射击。”这段话本版已经删去。
恩格斯在1870年9月4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指出，格林伍德为了填满篇幅，在本文中添加了“几行关于围攻斯特拉斯堡的毫无意义的话。一有适当机会，我将就这一点写一篇文章，提出完全相反的意见”。恩格斯的这一意图在“战争短评（十七）”一文中实现了（见本卷第99—102页）。——第77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战争短评（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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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短评（十一）
虽然我们还不知道上星期在麦茨周围进行的三次激战的全部详情，但是我们得到了足够的消息，现在可以对实际情况有一个清晰的了解。
8月14日（星期日）的会战，是德军为了阻滞法军向凡尔登退却而发起的。德军发现，弗罗萨尔军残部于星期日午后在龙日维耳方向渡过摩塞尔河；驻在麦茨东面的部队也有移动的征候。第一军（东普鲁士军）和第七军（威斯特伐里亚和汉诺威军）奉命进攻。他们追击法军，直到他们自己进入堡垒的火力范围内为止；但是法军预料到这一行动，事先在摩塞尔河谷和一个狭谷（有一条小河由东向西穿过狭谷，在麦茨北面流入摩塞尔河）的掩蔽阵地上集中了大量兵力。这支兵力突然袭击已经遭到堡垒火力杀伤的德军的右翼，并且据说曾迫使德军狼狈后退。此后法军大概又退回去了，因为大家确知，德军控制着堡垒火力范围以外的战场，而且仅在拂晓以后才返回原来的露营地。这些情况我们是从一些参战人员的私人信件中和“曼彻斯特卫报”[38]星期一刊载的一位记者的麦茨通讯中得悉的。这位记者在上星期一早晨曾到过战场，看到战场由普军占领，他们正在救护还遗留在那里的法军伤员。双方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认为他们达到了这次会战的预定目的：法军把德军引入陷阱并使他们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德军则阻滞了法军的
退却，直到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到达法军退却必经的路线为止。德军方面参加会战的有2个军，共4个师；法军方面则有德坎军、拉德米罗军和部分近卫军，即在7个师以上。可见，在这次会战中，法军在数量上占很大优势。同时据说，法军阵地由于构筑散兵坑和战壕而大大巩固了，他们从这些工事中比平常更镇静地进行了射击。
到8月16日（星期二），莱茵军团向凡尔登的退却总的来说还没有开始。这时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的先头部队，即第三军（勃兰登堡军），恰好到达了马尔斯－拉－土尔的郊区。他们立即向法军攻击，牵制法军达6小时之久。后来他们因有第十军（汉诺威和威斯特伐里亚军）全部以及第八军（莱茵军）、第九军（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和梅克伦堡军）各一部来加强，不但守住了自己的阵地，还击退了敌人，缴获2面鹰徽旗、7门火炮，并俘掳2000多人。同他们作战的法军是德坎军、拉德米罗军、弗罗萨尔军，并且至少还有康罗贝尔军的一部（康罗贝尔军是最近几天当经过弗鲁阿尔的铁路还通车的时候从夏龙来到麦茨的）和近卫军，总数为14—15个师。因此，即使参加这次会战的不是巴赞的全部军队（这是很可能的），法军仍然再一次以数量上占优势的兵力对抗德军的8个师。这是应当注意的，因为法军的公报仍在继续用敌人在数量上经常占优势这个理由来解释一切失败。法军自己谈到，17日格腊韦洛特附近的后卫战是在他们16日所占领的阵地后面5英里以外的地方发生的，这个事实清楚地说明，法军的退却确实被阻止了。但同时，德军在星期二只能用4个军进攻的这个事实证明，他们没有获得全胜。让罗上尉17日从布里埃到达孔弗朗，发现那里有法国近卫军的2个骑兵团，他们已经军心涣散，一听到有人喊“普军来了！”就立即逃窜。这就证明，即使经过埃坦的一条道路在16日傍晚可能还没有被德军实际占领，但是他们已经非常接近，因此，不经过新的战斗，法军要沿这条道路退却是不可能的。但是，巴赞似乎已放弃了退却的一切念头，他在格腊韦洛特附近构筑了非常坚固的阵地，在那里等待德军攻击，这一攻击随后在18日发生了。
从马尔斯-拉-土尔经格腊韦洛特到麦茨的道路所通过的台地有许多深谷，它们是由许多从北向南流入摩塞尔河的溪流形成的。其中有一个深谷紧靠着格腊韦洛特（在它的西面），另外两个深谷平行地位于第一个深谷的后面。每个深谷都形成坚固的防御阵地，并且它们又都用土质工事以及在战术要地的庄园和村落内设置的街垒和射孔来加强了。在这个坚固的筑垒阵地上迎击敌人，予以重创，最后以强大的《retouroffensif》〔“反攻”〕将敌人击退，从而打通去凡尔登的道路，——显然这就是巴赞的唯一希望。然而敌人进攻的兵力这样大，进攻得这样坚决，以致阵地被逐一攻占，莱茵军团被驱逐到麦茨火炮的掩护之下。同法军14—15个师实际作战的德军有12个师，另有4个师作为预备队。双方参加会战的人数几乎相等，总的来说德军略占优势，因为他们的6个军中有4个军几乎是完整无损的；但是这个数量上的微弱优势无论如何不能抵销法军阵地的威力。
法国舆论仍然不敢承认，巴赞和他的军队实际上陷入的境地，与波拿巴将军1796年在曼都亚给武尔姆泽尔造成的境地以及1805年在乌尔姆给马克造成的境地非常相似[39]。声名赫赫的莱茵军团——法国的希望和力量——在两个星期的作战以后竟不得不选择：或者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冲出敌阵，或者投降；这是法国人所无法置信的。他们寻求各种解释。有些人说，巴赞似乎是为了使麦克马洪和巴黎赢得时间而牺牲自己的。只要他在麦茨拖住德军3个军团中的2个军团，巴黎就能组织自己的防御，而麦克马洪就会有时间去建立新的军团。所以，巴赞继续留在麦茨并不是因为他别无出路，而是因为法国的利益要求这样。但是，试问组成麦克马洪的新军团的部队在哪里呢？他自己的军，现在最多有15000人；德·法伊的残部（他们经过长时间的绕道退却已溃乱不堪，据说当他到达维特里－勒－弗朗斯瓦时只剩下7000—8000人）；还可能有康罗贝尔军的1个师；费里克斯·杜埃军的2个师（大概谁也不知道他们的位置），——合计约4万人，包括曾被编入拟议中的波罗的海远征军的海军陆战队在内。这个数目包括了麦茨以外的法国原有军队所留下的全部步兵营和骑兵连。此外还可能有一些第四营。现在到达巴黎的第四营看来数量很多，但很大一部分是由新兵补充的。这些部队的总数大约可达13—15万人；但就质量来说，这个新军团不能同原来的莱茵军团相比。编入这个新军团中的原有各团必然是士气极度低落的。新的各营仓卒组成，其中有很多新兵，而且不可能有像原来的军团那样好的军官。骑兵和炮兵的比重看来不大；骑兵大部分在麦茨，而装备新的炮兵连所需的储备物资如挽具等等，在许多场合看来只见于纸上。在星期日的“时报”上，让罗就举了一个这样的例子。至于流动自卫军，在他们从夏龙调回巴黎附近的圣摩尔以后，由于给养不足似乎已完全瓦解了。要争取时间建立这样的军队，法国必得牺牲最精锐的整个军团。如果这个军团确实被困在麦茨的话，那末它就真的被牺牲了。如果巴赞是故意使他的军队陷入目前的境地，那末他所犯的错误之大，使这次战争中曾经犯过的一切错误都显得微不足道。至于昨天“旗帜报”[40]散布的巴赞已从麦茨撤退并在蒙梅迪同麦克马洪会师的消息，该报今天早晨发表的一篇军事评论的作者已给以充分有力的驳斥。即使巴赞的某些部队在不久前的马尔斯－拉－土尔附近的战斗以后或在战斗过程中得以逃向北方，但是他的主力仍然被围困在麦茨。
载于1870年8月24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725号
注释：
[38]“曼彻斯特卫报”（《TheManchesterGuardian》）是英国资产阶级日报，自由党的机关报；1821年创刊于曼彻斯特。——第66页。
[39]波拿巴远征意大利时期（1796—1797年），法军一部于1796年6月围攻由奥地利守备部队防卫的曼都亚（意大利北部），而法军的主力则去对付企图替要塞解围的奥军。1796年9月，被波拿巴击溃的武尔姆泽尔的奥军躲在曼都亚；经过长期围攻和封锁以后，该地守军由于没有必需的粮食储备被迫于1797年2月投降。
在拿破仑法国同第三次欧洲各国同盟战争期间，由于拿破仑第一进行巧妙的机动，马克指挥的奥军于1805年10月在乌尔姆要塞被围，并且被迫投降。——第70页。
[40]“旗帜报”（《TheStandard》）是英国保守派的日报，1827年创办于伦敦。——第72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战争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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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危机
法皇离开了军队，但是他的那位灾星还留在军队里面，他就是在这位灾星的怂恿之下迫不及待地宣战的，但是宣战以后却做不出任何决定。军队最迟应当在7月20日以前做好进军准备。7月20日到了，但是什么都还没有做。29日，拿破仑第三在麦茨担任了总司令，当时还有时间可以几乎不受阻挡地一直进攻到莱茵河；但是军队按兵不动。犹豫不决看来非常严重，甚至法皇不能决定进攻还是采取守势。德军各路纵队的先头部队正从四面八方向普法尔茨集中，并且每天都可能发起进攻。尽管如此，法军依然停留在边境的阵地上；这些阵地原是为了进攻而设的，根本不适于防御，但是进攻一直没有进行，而防御很快就成了法军唯一的出路。从7月29日到8月5日所表现的那种犹豫不决，是整个战争的特点。直接配置在边境上的法军，没有向主力前面的适当距离上派出前进部队，而弥补这个缺陷只有两个办法：或者向敌国领土派出前进部队；或者把他们留在当时所占领的边境的阵地上，而把主力进一步集中起来，后撤一日行程。但是前一个办法一定会引起在完全不受法皇控制的条件下同敌军冲突，而后一个办法从政治上考虑是不可能采取的，因为不允许在第一次的会战以前就退却。这样一来，犹豫不决在继续，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就好像期待敌人也染上犹豫不决的病症，也按兵不动似的。但是敌人行动起来了。敌人就在自己的部队全部到达前线的前一天，即8月4日，决定利用法军的错误部署。维桑堡会战使麦克马洪和法伊两个军的全部兵力更加远离法军阵地的中央，而8月6日，当德军已经完全准备就绪时，德军第三军团在维尔特击败了麦克马洪的6个师，迫使他们和德·法伊剩下的2个师经过萨韦尔恩退向吕内维尔。在这时候，德军第一和第二军团的先头部队在施皮歇恩击败了弗罗萨尔的部队和巴赞部队的一部，迫使法军的整个中央和左翼退到麦茨。这样，在法军两支退却部队之间便横隔着整个洛林；而德军骑兵，随后是步兵则在这个宽阔的通道上疾进，以便充分利用已经取得的优势。曾有人责备王储没有追击麦克马洪的败军直到萨韦尔恩以至更远的地方。但是在维尔特会战以后，追击是进行得完全正确的。当败军向南被驱逐到相当远的地方，以致只有绕道才能同其余法军会合的时候，追击的德军便一直插在这两支法军之间，直奔南锡。现在从结果看来，这种追击方法（即拿破仑在耶拿会战[36]后所采取的方法）至少和紧跟在逃命的敌人之后进行追击的方法同样有效。这8个师的残部，或者是已同主力失去联系，或者是在同主力会合时已经溃不成军。
关于战争开始时犹豫不决所造成的后果就谈这些。当然可以期待不重犯这种错误。法皇把总指挥权交给了巴赞元帅，而巴赞元帅无论如何应当知道，不论他是否采取行动，敌人都是不会白白浪费时间的。
从福尔巴赫到麦茨的距离略少于50英里。而大多数军离麦茨不到30英里。3天之内他们就能全部顺利到达麦茨的掩护范围内，第四天就能开始向凡尔登和夏龙退却，因为对于这一退却的必要性再不能有所怀疑了。麦克马洪元帅的8个师和杜埃将军剩下的2个师（占法军全部兵力的三分之一以上），看来不可能在比夏龙更近的另一个地点同巴赞会合。巴赞有12个师，包括皇家近卫军在内；因此，即使在康罗贝尔的3个师同他会合之后，他的兵力包括骑兵和炮兵在内也不可能超过18万人，这样的兵力是根本不足以在战场上同敌人抗衡的。因此，如果他不想把整个法国奉献给入侵者，如果他不想使自己困在一个饥饿很快会迫使他投降或者迫使他在听任敌人摆布的条件下作战的地方，那末他对于立即从麦茨退却的必要性看来就不能有丝毫的怀疑。然而他仍在原地未动。8月11日，德军骑兵已进到吕内维尔，而他仍然没有任何移动的征候。12日，德军骑兵渡过了摩塞尔河，在南锡强征物资，破坏麦茨和弗鲁阿尔之间的铁路，并且到达了蓬塔木松。8月13日，德军步兵进占蓬塔木松，从这时起德军就控制了摩塞尔河两岸。星期日，即8月14日，巴赞终于开始让他的军队渡到该河的左岸。在庞日发生了一次战斗，结果退却无疑地又被耽搁了。可以认为，向夏龙的退却实际上是从星期一重辎重队和炮兵出发时开始的。但是就在同一天，德军骑兵到达了麦士河彼岸的科梅尔西和距法军退却线不过10英里的维涅耳。虽然我们不能够说出有多少法军在星期一和星期二清晨开出，但是无疑地，当德军第三军和预备队骑兵在星期二（即8月16日）上午9时左右在马尔斯－拉－土尔附近向行进中的法军纵队发起攻击时，法军的主力还在后面。结果是大家知道的：巴赞的退却完全受阻；他自己在17日发出的电报表明，他所做到的最多不过是守住了自己的阵地，而他这时唯一的希望却是离开这些阵地。
星期三，即8月17日，看来双方军队都处于暂息中；但到了星期四，巴赞对顺利退却所能抱的一切希望，最后都破灭了。那天早晨，普军向他发起攻击，经过9小时的战斗以后，
“法军被彻底击败，他们同巴黎的交通线被截断，并被逐回麦茨”[37]。
在当日傍晚或者在第二日，莱茵军团必定回到那个在本星期初离开的要塞。由于法军被困在那里，德军很容易切断他们的一切供应线，加之这个地方由于长期驻军早已被搜刮一空，而一切还能够收集到的东西无疑也是包围的军队自己所需要的。因此，饥饿一定会很快迫使巴赞出动；只不过还很难说向什么方向。向西面运动，一定会受到占压倒优势的敌军的阻挡；向北面运动则过于危险；向东南运动可能有部分的成功，但不会产生任何直接的结果。即使他能够率领溃军到达伯尔福或伯桑松，他对于战争的命运也不可能发生什么重大的影响。这就是战争第二阶段的犹豫不决给法军造成的处境。无疑，巴黎的政府对于这一切都是知道得非常清楚的。把流动自卫军从夏龙召回巴黎就证明了这一点。从巴赞的主力被截断时起，本来只不过是军队集合地点的夏龙的阵地，便失去了一切意义。现在，一切兵力最近的集合地点是巴黎，从今以后所有军队都应当开往巴黎。但是，没有任何兵力能够在战场上同现在可能正向法国首都挺进的德军第三军团抗衡。法国人很快就会体验到，巴黎防御工事的作用是否和它的修建费用相称。
虽然这种最后的惨败好几天来就在逼近，但是还很难想像，它实际上已经到来。现实出乎一切意料之外。两个星期以前英国人还在设想，法军赢得第一次大会战将会发生什么后果。他们最担心的威胁就是拿破仑第三可能利用最初的胜利来要挟迅速缔结一个牺牲比利时的和约。但在这一点上他们很快就放心了。维尔特和福尔巴赫两次会战表明，法军是不会得到任何戏剧性的胜利的。德国已无所惧于法国这样一个事实，看来预示着战争会迅速结束。人们曾认为，很快就会有这样的时刻，即法国人承认反对普鲁士统一德国的企图已经失败，因此他们就用不着再进行战争了；而德国人在得到了他们所迫切要求的承认以后，也不见得会继续这场危险而又没有把握的战争。但在本星期的前5天里，情况又起了根本的变化。法国的军事力量看来已被全部摧毁，现在德国人的野心除非遇到那种很值得怀疑的障碍——德国人的自制力，似乎再也受不到别的限制了。我们暂时还不能判断这次惨败在政治上会造成什么后果。我们只能惊叹这次惨败的规模和突然，赞叹法军忍受这次惨败的能力。他们经过一连4天几乎毫不间断的战斗之后，第五天还能够在人们所能想像的最不利的条件下抵抗在兵力上占很大优势的敌军的进攻达9小时之久，这个事实给他们的英勇和坚定的精神带来了无上的荣誉。法军甚至在战绩最辉煌的战争中也从来没有得到过比这次从麦茨的悲惨的退却中所得到的更加当之无愧的光荣。
载于1870年8月20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722号
注释：
[36]在1806年10月14日的耶拿（绍林吉亚）会战中，拿破仑第一指挥的法国军队击溃了普军一部。在同一天，拿破仑手下的达武元帅的军队在奥埃尔施太特击败了普军主力。随后法军对两支败军进行追击，俘虏了绝大部分普军，从而迫使普鲁士向拿破仑法国投降。——第62页。
[37]恩格斯引用的是普鲁士国王威廉关于1870年8月18日德军在格腊韦洛特战胜法国莱茵军团的电报。格腊韦洛特会战（历史文献上又称圣普里瓦会战）后，莱茵军团被困于麦茨。——第64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战争短评（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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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短评（十）
毛奇将军虽然已经老了，但是他的计划无疑充满着青春的活力。有一次，他曾经把自己的军队集中成一个拳头楔入法军的一翼和他们其余部队之间。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现在又在重复同一种战法，而且看来获得了同样的成功。如果毛奇继续直接向马尔纳河挺进，并且只是在法军向同一地点平行行军时扰乱他们的右翼和后方，那末根据大多数军事评论家的意见，这已经做得很够了。但是，当时很难料想到，他会使他的兵士的双腿做出现在显然已经做出的那种异乎寻常的努力。德军个别部队对法军从麦茨向凡尔登运动的长的行军纵队的暴露翼侧和后方采取的行动，我们原以为是一般的攻击，现在了解到这只是以大兵力进攻这个纵队以前的一种侦察行动。德军3个或4个军自麦茨南面沿一条半圆形的路线前进；他们的先头部队在星期二［注：8月16日。——编者注］早晨到达了法军的行军路线上，并且立即袭击了法军。法军在星期日开始从麦茨退却；当天傍晚在庞日和贝耳克卢瓦堡垒之间发生的小战斗，可能耽搁了这次运动，但是星期一退却仍在继续，并且在星期二还没有结束。退却至少是以2个独立的纵队沿着在麦茨以西5英里的格腊韦洛特分叉的两条道路进行的；北面一条经过栋库尔和埃坦，南面一条经过维昂维耳、马尔斯－拉－土尔和弗伦，然后又在凡尔登会合。德军的攻击是在马尔斯－拉－土尔附近进行的[33]；战斗继续了一整天，结果据德军的公报说法军被击败，损失2面鹰徽旗和7门火炮，被俘2000人，并且被赶回麦茨。与此同时，巴赞也自称取得了胜利。他宣布，他的部队击退了德军，并且在夺得的阵地上过了一夜。但是在他星期三傍晚发出的电报中，包含两个预兆某种非常不祥的东西的说法。巴赞在这个电报中说，星期二他全天都在栋库尔和维昂维耳之间作战，这就是说，这次会战中他的战线是在栋库尔到维昂维耳之间，面朝西，而德军则截断了通往凡尔登的两条道路。不管巴赞怎样自称胜利，他毕竟不能说已经打通了去凡尔登的道路，哪怕是其中的一条也好。如果他做到了这点，那末无疑地，他的责任就是在当天夜晚尽快地继续退却，因为敌军到早晨几乎肯定将得到增援。但是他停下来了，并且“在夺得的阵地上”过了一夜，姑不论这几个字意味着什么。不仅如此，他还在那里继续停留到星期三下午4时，甚至在这以后他宣布的也还不是打算继续运动，而是延迟几个小时再继续运动以便大量补充弹药。因此，我们可以相信，星期三的夜间也是在同一地点度过的；而且因为他能够获得弹药补充的唯一地点是麦茨，所以我们有充分根据得出以下的结论：“夺得的阵地”是在后方，而向凡尔登退却的道路仍然被德军截断，现在巴赞元帅只有退回麦茨，或者试图经由一条更加靠北的道路逃走。
如果这个推断是正确的，——而我们不知道，对于我们现有的材料还能作出什么别的解释，——那就是说，一部分法军同其余法军的联系又被截断了。我们不知道，在星期一和星期二的早晨，在德军到达前，有哪些部队开往凡尔登去了。但是被赶回麦茨的无疑是相当大的一部分军队，不管他们的价值如何，企图在夏龙集中的大军还得减少这样一个数量的部队。固然还有一条出路，巴赞可能试图从这里逃走。靠近比利时边境有一条铁路从提翁维耳通往隆吉翁、蒙梅迪和梅济埃尔，在梅济埃尔它同通往兰斯和夏龙的另一条铁路相交。但是利用这条靠近国界的铁路或者仅仅向这条铁路开进的任何军队，都可能被敌人的追兵逼到边境上而不得不投降，或者越过国界而被比利时军队解除武装。此外，在这条边远的铁路线上，也很少可能找到足够的车辆来运送大量部队。并且，我们还接到从凡尔登来的消息说，大概是在麦茨和提翁维耳之间渡过摩塞尔河的普军，星期三已经到达布里埃，即到达由麦茨直达这条铁路还可以通行的地段的道路上。如果巴赞企图在这个方向上运动来挽救他的败军，那末他们至少会弄到全部瓦解的地步。一旦敌人位于败军运动的捷径上，长时间的退却就是一种非常有害的行动。麦克马洪的部队便是证明，他的部队还在一小股一小股地乘火车来到夏龙。12日约有5000人到达；他们的情形怎样，让“世纪报”[34]来报道吧：各个兵种和各个团的兵士混在一起；没有武器，没有弹药，也没有背囊；骑兵没有马，炮兵没有炮；真是一群杂七杂八、漫无组织、士气沮丧的乌合之众，要把这些人重新编成步兵营、骑兵连和炮兵连，就得好几个星期。记者们由于怕泄露会被敌人利用的消息而避免叙述在夏龙的基干部队的状况，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了问题。
应当在夏龙集中的大军，大概永远也不可能在那里集中起来了。自从康罗贝尔的军队一部分调到巴黎，一部分调到麦茨以后，在夏龙就只有18个营的流动自卫军，而他们在目前这种战争中是不屑一提的。此后，从巴黎派来了一些海军陆战队；如果巴赞所作的部署还有一点合理的东西的话，那末杜埃军剩下的2个师这时也应当来到；也许那里还有一些第四营，但是数量当然不会多。在最近几天可能开来几个由宪兵和douaniers〔海关警备队〕新编成的团，还可能开来一些不大的自由射手[35]部队；但是把所有没有受过训练的新兵撇开不谈，在德军来到以前可能集中在夏龙的这支大军的主要部分，无论如何都只有用从麦茨退来的部队组成。而现在，在星期二的会战以后，这些部队的情形如何，有待进一步了解。
在任命特罗胥将军为“正在巴黎建立的”第十二军军长以后，不久又任命他为巴黎的防守司令，这证明并不打算把现在驻在巴黎的大量军队派往前线。巴黎需要镇压。但是，当上星期二会战的真相大白的时候，谁还能够镇压住巴黎的人民呢？
载于1870年8月19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721号
注释：
[33]马尔斯－拉－土尔会战（在后面第146页称为维昂维耳会战）发生于1870年8月16日。这次会战的结果，德军成功地阻止了法国莱茵军团从麦茨开始的退却，然后截断了它的退路。——第58页。
[34]“世纪报”（《LeSiècle》）是自由主义共和派的一家日报，从1836年至1939年在巴黎出版；1870年至1871年在巴黎和图尔同时出版，后来又在波尔多出版。——第59页。
[35]自由射手（法文francs-tireurs），即志愿游击队员，他们分成小股队伍，参加抗击敌军对法国的侵犯。自由射手队伍最初是在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同反法同盟作战时期，当敌军侵入法国时建立的。1867年，法国开始组织自由射手协会。在普法战争爆发，普鲁士军队侵入法国领土以后，协会会员根据专门的指令拿起了武器。当法国正规军被击溃并被困于各要塞的时候，自由射手队伍的数量大大增加了。——第60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战争短评（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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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短评（九）
“法军开始向摩塞尔河左岸渡河。今日（星期日）晨，侦察部队没有报告发现普军前卫；而当军队半数渡过该河时，普军以大量兵力向我军攻击，但经4小时战斗后，受重创败退。”
这是路透先生在星期一［注：8月15日。——编者注］傍晚转发的法皇公报所宣称的。但是，公报中有一个严重的错误。虽然敌人的大量兵力就集结在附近，可是法皇却明确地声称，侦察部队没有报告发现敌军。不过除此以外，好像不可能有任何报道比这个公报更真实更认真了。在我们眼前是一幅鲜明的图景：法军整个忙于渡河这一冒险行动，而狡猾的、总是善于乘隙袭击敌人的普军，正当法军有一半兵力渡到对岸时，便向他们攻击；接着，法军进行了英勇的防御，最后经过超人的努力终于转入猛烈进攻，使普军受重创败退。这真是绘声绘色，缺少的只有一点，就是这一切所发生的地区的名称。
根据这个公报我们只能设想，这次渡河和企图阻挠渡河的行动（这一行动已被如此胜利地击退了）是在平地上发生的。但是，既然法军渡河的所有桥梁都在麦茨城内因而敌人根本无法到达，既然沿河有五六英里长的一段由麦茨周围的堡垒掩护，而且有足够的、同样安全的地点可供架设许多浮桥，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难道法军参谋部是想使我们相信，法军违背理智地忽视了所有这些有利条件，把军队开出麦茨，在平地上架设桥梁，并在敌人视野内和行动可及的范围内渡河，只是为了促成整整一星期以来所许下的“麦茨会战”吗？
如果法军利用麦茨要塞范围内的桥梁渡过摩塞尔河，那末，当这些法军还留在右岸（在独立堡垒线以内他们能够这样做）的时候，普军怎么能攻击他们呢？这些堡垒的炮兵是能够很快地把这片地区变成火海而使任何来袭的军队无法接近的。
这一切似乎令人难以置信。法军参谋部至少可以指出这个地区的名称，以便我们能按地图彻底研究这次光辉的会战的各个阶段。但是，它不打算报道这个地名。幸而普军并不是这样讳莫如深，他们宣布战斗是在庞日附近通往麦茨的道路上发生的[32]。我们一看地图，一切就都清楚了。庞日不在摩塞尔河上，而在离摩塞尔河8英里的尼德河上，距离麦茨的独立堡垒线约4英里。如果法军曾经渡摩塞尔河，并且有一半部队已经到达对岸，那末从军事观点来看，他们就没有任何理由把大量兵力放在庞日或它的附近。如果有大量兵力被派到那里，那末这就不是出于军事上的理由。
拿破仑被迫放弃麦茨和摩塞尔河防线，当然不能够不战而退，而且如有可能还要争取在一个真正的或者表面的胜利以后才开始退却，这次退却至少要退到夏龙。机会是好的。当他的军队一半已经渡过河时，另一半本来能够从各堡垒之间向麦茨以东出动，将普军先头部队向后压缩，造成一次总会战，其规模只求引诱敌人进入各堡垒的火炮射程以内，然后全线发起有效的进攻，把敌人击退到对堡垒没有威胁的地方。这样一个计划是不至于完全失败的；它一定可以达到具有胜利外表的结局。这样也许能在军队中，甚至还可能在巴黎恢复威信，使向夏龙的退却少丢一些面子。
这些理由正可以说明那个看来并不复杂而实际上荒谬的麦茨公报。这个公报的每一个字在一定意义上说都是正确的，然而把整个上下文联系起来一看就可发现，它是企图造成一种完全虚假的印象。这些理由也说明了为什么双方都能自称获得了胜利。普军把法军一直驱逐到他们的堡垒的掩护之下；但因为过于接近这些堡垒，普军又不得不退却。这就是关于有名的“麦茨会战”所能说的一切。这次会战完全可以不进行，因为它对战争进程的影响等于零。我们看到，八里桥伯爵在议院的演说要谨慎得多。
他说：“发生的战事不能称为会战，而是局部的战斗，而每个懂军事的人都应当明白，普军在战斗中失利，不得不撤离法军的退却线。”
元帅最后的断言看来只在短时间内是真实的，因为普军无疑在马尔斯－拉－土尔和格腊韦洛特严重地扰乱了退却的法军。
对拿破仑和他的军队来说，确实是撤离麦茨的时候了。当法军在摩塞尔河边踌躇不前的时候，德军骑兵在科梅尔西附近渡过了麦士河，破坏了由此通往巴尔勒杜克的铁路。他们还到了维涅耳，威胁着从麦茨向凡尔登退却的纵队的翼侧。从一个骑兵连如何进入南锡，征收了5万法郎和强迫该城居民破坏铁路等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骑兵曾大胆地干了些什么。法军骑兵在什么地方呢？编入8个军的那43个团和属于莱茵军团的预备队骑兵12个团又在什么地方呢？
现在，土尔要塞是德军进军道路上唯一的障碍，但是它如果不控制着铁路，是不会有任何意义的。德军当然需要铁路，因此无疑将采取措施迅速攻占土尔。土尔是一个没有独立堡垒的旧式要塞，因而完全不能抵御炮击。我们可能不久就会听到，这个要塞在野炮轰击12小时或许还要短的时间以后就投降了。
如果麦克马洪真的像法国报纸所报道的那样，离开了他的军团，在维尔特会战结束两天后到达了南锡，那末我们就可以推测，他指挥的那个军已完全瓦解了，而且德·法伊的部队也染上了这个病症。现在德军几乎与自己两侧的两个法军军团在同一线上向马尔纳河前进。巴赞运动的方向是从麦茨经凡尔登和圣梅努到夏龙，德军是从南锡经科梅尔西和巴尔勒杜克到维特里，麦克马洪的部队（因为即使元帅本人在夏龙同法皇相会，但是他肯定没有把自己的军团带去）在南面的某地运动，但无疑地也是向维特里方向运动。因此，法军两个军团的会合已越来越成问题了。如果杜埃的部队不能及时地由伯尔福经维祖耳和肖蒙开到维特里，那末他们可能不得不取道特鲁瓦和巴黎来同军团会合，因为对法国兵来说乘火车通过维特里不久将是不可能的了。
载于1870年8月18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720号
注释：
[32]恩格斯指1870年8月14日在麦茨以东发生的科龙贝－努伊会战（又称博尔尼会战）。“战争短评（十一）”对这次会战作了详尽的叙述（见本卷第66—69页）。——第54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战争短评（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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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短评（八）
麦克马洪在什么地方呢？德军骑兵一直奔袭到吕内维尔和南锡的门口，看来没有同他遭遇；否则，我们一定会听到发生战斗的消息。而且，如果他安全到达南锡并因此而同麦茨的军队恢复了联络的话，那末法军大本营无疑会立即宣布这样一件令人快慰的事情。从对麦克马洪的行踪保持完全缄默这一点，我们所能得出的唯一结论是：麦克马洪认为从萨韦包恩取直路到吕内维尔和南锡过于危险，为了不使自己的右翼暴露在敌人面前，便绕道向南退却，而在巴荣或者甚至在巴荣上方渡过摩塞尔河。如果这个推测是正确的，那末他就很少有希望能在什么时候到达麦茨。在这种情况下，法皇或者麦茨的另一位指挥官就必须解决这个问题：立刻向马尔纳河岸夏龙（可能同麦克马洪会合的最近地点）退却对军队是不是更好些。因此，我们觉得关于法军朝这个方向总退却的消息是确实的。
同时，我们听到法军有大量增援部队的消息。新任陆军大臣向议院保证说，4天以后，一定有两个军，每军35000人，被派往前线。但是他们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知道，莱茵军团的8个军和准备向波罗的海远征的部队以及在阿尔及尔的驻军，是法国陆军（包括海军陆战队在内）的全部兵力。我们知道，康罗贝尔军和波罗的海远征军共4万人现在巴黎。我们从德让将军在议院的演说中得知，各第四营现在还远没有准备好，它们需要补充，而且势必抽调流动自卫军人员才能补充起来。那末，这7万人特别是在蒙多邦·德·八里桥［注：即古赞－蒙多邦，法国将军，1860年英法联军侵华时曾指挥侵略军，因在北京和通州之间的八里桥战胜清兵，由拿破仑第三授予八里桥伯爵封号。——译者注］将军还打算（这是很可能的）把4万人尽可能留在巴黎的情况下，将从哪里来呢？但是，如果他的话真的有某种意义，那末这2个军就应当是指驻在巴黎的部队和至今一直被认为是莱茵军团的一部分的康罗贝尔军。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真正的增援部队只是巴黎的守备部队，这样，作战部队的总数将由25个师增加到28个师，但其中至少有7个师已遭受了重大的损失。
我们还听说特罗胥将军被任命为正在巴黎建立的第十二军的军长，而旺代将军（？）被任命为正在里昂建立的第十三军的军长。到目前为止，法军是由近卫军和第一至第七各军组成的。关于第八、九、十、十一军的番号，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而现在，人们突然向我们说起第十二和第十三军。我们看到，除了第十二军（如果这指的是巴黎守备部队）以外，目前没有任何部队可以编成这些军中的一个军。这一切看来是一种在纸上建立军队以求恢复公众信任的可怜诡计，不然，声称扩编5个军而其中4个军至今还不存在的这种情况就无法解释了。
正在打算建立一支新军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有哪些兵源呢？首先是宪兵，它可供编成1个骑兵团和1个步兵团。这是很好的部队，但它的人数不超过3000人，还必须从法国各地召集来。关于douaniers〔海关警备队〕的情况也是如此，它预计编成24个营；但是，我们怀疑它的人数甚至能否够得上这个数目的一半。其次是1858—1863年应征入伍的老兵，其中未婚者已经按特别法令征召入伍。他们的总数可达20万人，这是军队最宝贵的补充人员。其中一小半就足够补充各第四营，其余则可编成新的营。但是，这里又来了困难：军官从哪里来呢？他们不得不从作战部队中抽调，虽然这可以用提升大量士官为少尉的办法来解决，但是这样又会削弱那些抽出他们的部队。所有这三类人合计起来，至多增加22—23万人，而且在有利的情况下，也至少需要14—20天，才能使其中一部分做好准备以便加入作战部队。但是不幸，情况对他们并不有利。现在已经公认，法军中不仅是军需部门，而且整个军事行政机构都十分无能，它们甚至无法保证边境上的军队的供应。既然从来没有人想到过前线需要后备兵力，那末又怎能谈到给他们准备武器和装具呢？除了各第四营以外，是否还有什么新编部队能在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内完成准备，这确实是很值得怀疑的。此外不应当忘记，这些人当中谁也没有使用过后装枪，他们完全不懂得由于使用这种武器而采取的新战术。如果说目前法军的基干部队，像他们自己所承认的那样，往往慌乱地盲目地射击而浪费弹药，那末这些新编的营在遇到那些看来很少因战斗的喧嚣而影响行动的沉着和射击的准确的敌人时又将如何呢？
余下的还有流动自卫军、全部30岁以下的未婚男子和地方国民自卫军。谈到流动自卫军，那末甚至它的小部分有点正规组织的部队，一派到夏龙，看来也就瓦解了。纪律根本不存在，而军官由于其中大多数人完全不了解自己的职责，看来已日益丧失了威信；兵士连武器都没有，现在这整个组织好像正在全面瓦解中。德让将军间接地承认了这一点，建议以流动自卫军补充各第四营。但是，如果全民武装中这支似乎是有组织的部队都完全无用，那末对其余的部队又能有什么指望呢？纵然军官、装具和武器都为他们准备齐全了，但是把他们训练成为兵士又需要多少时间呢？何况对于应付紧急情况事先毫无准备。每一个能服役的军官都已经用上了。法军没有德军那种“一年志愿兵”制所提供的几乎用之不尽的后备军官（德军每年大约有这种志愿兵7000人入伍，在服役期满时几乎其中每一个人都完全胜任军官的职务）。装具和武器看来也缺乏；据说，甚至需要把过时的燧发枪从兵器库中拿出来使用。在这种情况下，这20万人对法国能有什么价值呢？当然法国人可以随便援引国民公会的例子，援引卡诺和他从无到有地建立边境部队的例子[31]等等。虽然我们不愿断言法国的失败已成定局，可是终究不应忘记同盟国军在国民公会的成功上曾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当时，这些进攻法国的军队每路平均有4万人；他们共有三四路，各自单独行动——一路在些耳德河，另一路在摩塞尔河，第三路在亚尔萨斯，等等。国民公会曾用大量稍微受过一点训练的新兵来抵抗每一路人数不多的军队，这些新兵活动在当时完全依赖仓库补给的敌人的翼侧和后方，迫使敌人全部尽量地靠近边境。他们在经过了5年战争后，锻炼成了真正的兵士，最后终于把敌人逐过莱茵河。但是，可不可以姑且设想，这种战术能够对付目前这一支虽分编为3个独立的军团、但始终能集中在可以相互支援的距离上的庞大的入侵军或者德军会让法国人有时间去发挥他们还没有发挥出来的潜在力量呢？只有当法国人准备做他们从来还没有做过的事，即让巴黎和它的守备部队听从自己的命运摆布，而以卢瓦尔河线为作战基地继续战斗的时候，这些潜在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才有可能发挥出来。也许事情永远不会发展到这个地步，但是当法国还没有准备这样做以前，最好不要谈全民武装。
载于1870年8月15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717号
注释：
[31]指1793—1794年雅各宾专政时期，革命政府——社会拯救委员会（卡诺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采取的改组法国军队的工作。被派去进行军队改组工作的国民公会委员在这次改组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按照1793年8月23日国民公会关于全民武装的法令，革命军队的数量到1793年底急剧增加，超过了60万人；当时把志愿兵各营同正规军队合并，任用有才干的、在士兵群众中有威信的人代替旧的指挥人员，雅各宾政府大规模地生产武器和弹药供应军队。所有这些措施使法军得以节节胜利，并且到1794年春天肃清了法国国土上的干涉军。——第51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战争短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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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短评（七）
整个这一星期，人们都在等待着曾被法国公报说成是迫在眉睫的麦茨大会战。然而，我们的军事评论家没有一个人认为需要说明，这个行将到来的会战无非是转移巴黎民众视线的一种手法而已。麦茨会战！为什么法军要进行这个会战？他们在这个要塞掩护下集中了4个军；他们企图把康罗贝尔4个师中的某些师也调到那里去；他们可以指望很快得到关于其余3个军（麦克马洪军、德·法伊军和杜埃军）到达南锡附近的摩塞尔河并在该河西岸得到掩护的消息。他们在全部军队还没有重新会合以前，在麦茨的堡垒还保证他们不受攻击的时候，为什么要进行决战呢？而德军又何必对这些堡垒进行无准备的强攻而碰得头破血流呢？只有在法军全部在麦茨城下会合以后，而不是在这以前，才可能期待法军向摩塞尔河以东出击，并在他们的要塞前面进行会战。不过，这一切还只是将要实现，并且将来总的说来能否实现，现在还值得怀疑。
在上星期日［注：8月7日。——编者注］，麦克马洪被迫放弃了萨韦尔恩，该城在当夜就被德军占领。和他在一起的，有他自己那个军的残部和杜埃军的1个师（由孔塞－杜美尼耳指挥）的残部，此外，还有掩护他退却的德·法伊军的1个师。在当天傍晚，德军第一和第二军团通过福尔巴赫几乎推进到了圣阿沃耳德。这两个地方都比萨韦尔恩接近南锡；而且比萨韦尔恩大大接近蓬塔木松和迪厄卢阿尔，即两个位于南锡和麦茨之间的摩塞尔河畔的地点。现在，当德军需要尽快地在摩塞尔河上控制或建立一个渡口，而且根据各种非常明显的理由，这个渡口必定要设在麦茨的上方的时候，当他们比麦克马洪更接近该河，因而迅速挺进就能阻碍他同巴赞会合的时候，当他们的兵力绰绰有余的时候，他们企图采取这一类的行动，难道还不明显吗？如我们所预言的，他们的骑兵已经在迅速通过洛林整个北部，看来不久以前已同麦克马洪的右翼接触。星期三这支骑兵已通过格罗－坦肯，该地距萨韦尔恩和南锡间的直通大道仅25英里左右。因此，德军将确切知道麦克马洪的位置而相机行事。我们不久就会知道，他们是在南锡（更准确地说，在弗鲁阿尔）和麦茨之间的某处到达摩塞尔河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自上星期六以来没有听到任何战斗消息的原因。现在，兵士的两腿正在全力工作；麦克马洪同弗里德里希－卡尔正进行着一场竞赛，看谁先渡过河。如果弗里德里希－卡尔在这场竞赛中获胜，我们就会看到，法军将从麦茨出动，当然这不是为了在麦茨城下进行会战，而是为了防守摩塞尔河的渡口。这确实可以依靠在右岸或左岸的攻击来达到。在福尔巴赫缴获的两个舟桥纵列也许很快就会得到使用。
关于德·法伊，我们没有听到任何肯定的消息。固然，麦茨发表的一个公报说他已经同军团会合。但是同哪个军团呢？同巴赞的，还是同麦克马洪的？如果这整个公报还有一点真实性的话，那末他显然是同后者的军团会合了，因为自从同他的联系中断以来，德军纵队的先头部队就位于他和巴赞之间。杜埃军（8月4日仍在瑞士边境的巴塞尔附近）的其余两个师现在一定是因为德军向斯特拉斯堡进攻而被截断了同法军其余部队的联系；他们只有经过维祖耳才能同其余的法军会合。至于康罗贝尔的部队，我们意外地发现他至少有1个师（由马丹普雷指挥）在巴黎，这个师在那里不是对付德军，而是对付共和党人。该师的第二十五、二十六和二十八团曾被提到是星期二参加保护立法团的军队的一部分[30]。其余的部队现在应当在麦茨，这样就使那里的军队增加到15个（步兵）师，但是其中3个师由于在施皮歇恩战败，已被完全击溃。
至于施皮歇恩会战，说法军在这次会战中因为敌人在数量上占优势而被击败，那是不对的。我们现在有斯坦美兹和阿尔文斯累本两位将军的相当完整的报告，从这些报告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德军方面有哪些部队参加了会战。攻击由第十四师担任，由我们的老相识第四十团支援，总共是15个营。这就是同弗罗萨尔陆续调来的3个师（共39个营）作战6小时之久的全部步兵部队。当这些部队几乎被击败，但是仍然扼守着在会战开始时所攻占的施皮歇恩各高地时，第三军（勃兰登堡军）的第五师赶来了。该师4个团中至少有3个团参加了战斗，这样，德军参加战斗的最多共有24个或者27个营。他们把法军逐出了阵地，而且只是在法军开始退却以后，沿罗塞耳河谷绕过法军右侧的第十三师的先头部队才到达战场，攻击了福尔巴赫，并切断了直通麦茨的道路，使法军有秩序的退却变成了溃逃。在战斗结束时，德军还有1个师（第六师）已准备好进入战斗，而且事实上也小部分地参加了战斗。但是就在这时，又开来了法军的蒙托东师和卡斯塔尼师（均属巴赞军），而属于后一师的第六十九团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因此，如果说法军在维桑堡和维尔特是被优势兵力粉碎，那末在施皮歇恩则是被劣势兵力击溃。至于他们通常都报道说敌人在数量上占优势，那末不应当忘记，个别的参战人员未必能判断出兵力的多寡，而且一切遭受失败的军队通常都是这样说的。此外也不应当忘记，德军的优良素质只是现在才开始得到承认。根据法军大本营的公报看来，德军在火力的猛烈和精确程度方面都大大超过法军，而且麦克马洪肯定地说，在森林中作战，法军不可能战胜德军，因为德军非常善于利用隐蔽物。关于骑兵，让罗在星期四的“时报”上写道：
“他们的骑兵远较我们的骑兵优越，他们普通兵士的马比我军许多军官至于施皮歇恩会战，说法军在这次会战中因为敌人在数量上的马还要好，而且他们骑得也好些……我曾经看到他们的一个胸甲骑兵占优势而被击败，那是不对的。我们现在有斯坦美兹和阿尔文斯团，那简直漂亮极了……此外，他们的马匹负载的东西比我们的要少得多。累本两位将军的相当完整的报告，从这些报告中可以很明显地看我所看到的胸甲骑兵的高大的马匹，负载的重量比我们矮小的阿拉伯马或南出，德军方面有哪些部队参加了会战。攻击由第十四师担任，由法兰西马要轻得多。”
他还赞扬了德军军官不仅对他们本国的地形，而且对法国的地形都非常熟悉。这是不足为奇的。德军每一个尉官都有很好的法军总参谋部的地图，而法国军官却只有一份可怜的类似战区图（unecartedérisoire）的东西，此外，还有诸如此类的情况。如果在战前，哪怕派一个这样诚实的记者到德国去，那末对法军该是多么有益啊。
载于1870年8月13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716号
注释：
[30]法军在福尔巴赫和维尔特的失败，暴露了第二帝国制度的腐朽，因此1870年8月7—9日在巴黎、里昂、马赛和其他城市都发生了人民群众反政府的行动。8月9日在巴黎爆发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工人占多数的大量示威群众包围了立法团的大厦，要求成立共和国并武装人民。政府为了驱散示威游行，调用了大量宪兵和正规部队。为了对付革命的威胁，组成了以八里桥为首的包括极端的波拿巴主义者的政府代替奥利维耶内阁。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和立法团的“左派”议员（费里、甘必大等人）由于害怕人民革命的前景，拒绝支持人民群众的行动，实际上是帮助维护波拿巴制度。——第46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战争短评（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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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短评（六）
以往恐怕没有一次战争像拿破仑“到柏林的军事散步”这样极端忽视普通理智的常规，这一点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疑问了。莱茵河的争夺战是拿破仑最后的和最大的一张王牌；但是同时，这次战争的失败也就意味着第二帝国的崩溃。这在德国是了解得很清楚的。经常期待对法战争的爆发，曾经是很多德国人不得不容忍1866年的变动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德国是分裂了，那末在另一方面说却是加强了，北德意志的军事组织所提供的安全保证，比那个较大的但涣散的旧德意志联邦[29]的军事组织所提供的要大得多。这个新的军事组织预定能在11天内使编入各步兵营、骑兵连和炮兵连的552000名常备军和205000名后备军完成战斗准备，并且再经过两三个星期，又使187000名完全适于野战的补充部队（Ersatztruppen）做好战斗准备。这并不是秘密。这些部队怎样分编为各军以及每个营应在哪个地区编组的全部计划曾不止一次地公布过。而且，1866年的动员证明，这个组织并非一纸空文。每一个人都按照规定进行了登记；大家也都很清楚，每个后备军管区司令部都已准备好每人的征集令，只等填写日期了。然而在沙皇看来，这些庞大的兵力仅仅见于纸上。他到战争开始时所征集的全部兵力，至多是莱茵军团的36万人和准备向波罗的海远征的3—4万人，共计约40万人。在兵力对比如此不利以及法军新编部队（第四营）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做好战斗准备的情况下，沙皇成功的唯一希望，就是乘德国还在忙于动员的时候进行突然袭击。我们已经看到，这个机会是怎样被错过了，甚至第二个取胜的机会，即向莱茵河进攻的机会，又是怎样被错过了。现在，我们还要指出另一个错误。
法军的部署到宣战的时候是很好的。这显然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作战计划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3个军在提翁维耳、圣阿沃耳德和比奇，直接在边境附近，为第一线；2个军在麦茨和斯特拉斯堡，为第二线；2个军作为预备队，在南锡附近；第八军在伯尔福。所有这些军队依靠铁路在几天内就可集中起来从洛林渡过萨尔河进攻，或者从亚尔萨斯渡过莱茵河进攻，并且根据情况向北或向东进击。但是，这个部署只适于进攻。对于防御，它完全不适用。如进行防御，军队部署的首要条件是：前进部队同主力应保持适当距离，以便能够及时获得关于敌人进攻的情报，并在敌人到达前集中好军队。假定两翼部队向中央集中需要行军一天，那末前进部队至少必须同中央保持一日行程的距离。而在这里，拉德米罗、弗罗萨尔和德·法伊3个军，以后还有麦克马洪军的一部，都直接配置在边境附近，而且分布在从维桑堡到锡埃尔克全长至少为90英里的一线上。为了要把两翼部队集中到中央，就需要行军整整两天；不但如此，甚至当得知德军就在前面几英里的时候，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缩短战线，或者把前进部队推进到适当距离上，以保证及时获得关于敌人行将进攻的情报。因此，几个军被各个击破，还有什么奇怪呢？
接着造成的一个错误，就是麦克马洪把1个师配置在佛日山脉以东维桑堡附近一个招引敌人优势兵力攻击的阵地上。杜埃的失败使麦克马洪又犯了一个错误：他企图在佛日山脉以东重新进行战斗，结果使右翼更加远离中央，并使自己同中央的交通线失掉掩护。当右翼（麦克马洪军，此外至少还有法伊和康罗贝尔两军的各一部）在维尔特被击败时，中央（现在查明有弗罗萨尔军和巴赞军的两个师）在萨尔布吕肯的前面遭到了惨败。其余的部队相距太远，不能前来援助。拉德米罗仍在布宗维耳附近，巴赞的残部和近卫军在布累附近，康罗贝尔的主力到了南锡附近，德·法伊军的一部已完全不知去向，而费里克斯·杜埃，据我们现在所知，8月1日曾在亚尔萨斯最南端的阿耳特基尔克，距维尔特战场几乎有120英里，而且看来又没有足够的铁路运输工具。所有的措施只说明了疑惑、犹豫、动摇，并且这是在战争的最紧要的关头产生的。
兵士对于他们的敌人得到了什么印象呢？固然，法皇在最后的时刻告诉了他的兵士，说他们将同“欧洲最好的军队之一”交手，这当然很好，但是在多年来一直向他们灌输了轻视普军的思想之后，这些话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让罗上尉在“时报”上所写的报道，就是这一点最好的证明（我们在以前曾引用过他的另一篇报道［注：见本卷第26页。——编者注］，他是在3年前才退役的）。他在对普军说来是“炮火的洗礼”的战斗中被普军俘掳，在普军那里呆了两天，看到了普军第八军的大部分部队。在他看到普军实际上同他所想像的竟有这么大的区别以后，他大为吃惊。他被带到普军营地时产生的第一个印象便是：
“一进入森林，我看到了完全不同的景象。哨兵站在树下，各营集结在大道两旁。但愿谁也不要使用同我们国家和我们目前的局势不相称的手法来欺骗世人：我刚走几步，便看到了一支优秀的军队（unebelleetbonnearmée）和一个为战争而严密组织起来民族所固有的特征。这些特征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一切方面。兵士的举止、在比我们严格得多的纪律下他们在每一个动作上对首长意志的服从，一些人的爽朗活泼、另一些人的严肃果敢、大多数人所表现的爱国心、军官在一切方面经常表现的那种勤恳态度以及特别使我们羡慕的士官的品德——这就是立刻使我为之惊异的一切，这就是自从我在这个军队和这个国家过了两天以后经常在脑海里萦回的一切。在那里，每隔一定距离所树立的各地后备军的各营番号的标记使我想到，这个国家在危险临头和雄心勃发的时刻能够如何充分地发挥力量。”
在德军方面，一切都和法军完全不同。他们当然恰当地估计了法军的战斗素质。德军的集中既迅速又缜密。所有能上前线的人都已派往前线。现在既然发现北德意志第一军在萨尔布吕肯已经同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的军团会合，那末，这就无疑说明这支55万人的常备军的所有人员、马匹和火炮都已开到前线，在那里他们将同南德意志的军队会合。而且这个巨大的数量优势的作用，到现在又由于军队指挥的卓越而进一步增强了。
载于1870年8月11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714号
注释：
[29]德意志联邦是1815年在维也纳会议上成立的德意志各邦的联盟，最初包括34个邦和4个自由市。联邦既没有统一的军队，也没有财政经费，保存了封建割据的一切基本特点；它的唯一的中央机关是以奥地利代表为会议主席的联邦议会，联邦议会拥有有限的权力，是反动势力镇压革命运动的工具。德意志联邦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瓦解，于1850年恢复。联邦在1866年普奥战争期间彻底解体，后来由北德意志联邦（见注11）代替。——第40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战争短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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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短评（五）
星期六，即8月6日，是战争初期极关重要的日子。德方最初的报道十分含蓄，与其说是指明这一天所获的战果的重要意义，不如说是隐讳它的重要意义。只是根据后来的较全面的报告以及法军报告中某些尴尬的自白，我们才得以判断星期六军事形势所起的全部变化。
当麦克马洪在佛日山脉的东面山坡遭受失败的时候，弗罗萨尔的3个师和巴赞军至少1个团（第六十九团），共42个营，被第七军（威斯特伐里亚军）的卡梅克师和第八军（莱茵军）的2个师，即巴尔涅科夫师和施图普纳格耳师，共37个营，从萨尔布吕肯以南的高地一直驱逐到福尔巴赫以西。因为德军各营编制员额较多，所以双方参加作战的人数大致相等，但是法军具有阵地的优势。弗罗萨尔左侧有巴赞和拉德米罗的7个步兵师，在后面又有2个近卫师。但是，除上述1个团以外，所有这些师都没有一兵一卒去援助不幸的弗罗萨尔。他在惨败后不得不退却，现在也和巴赞、拉德米罗和近卫军一样，正使全部部队向麦茨退却。德军追击退却的法军，星期日已到达了圣阿沃耳德，于是整个洛林，一直到麦茨为止，都已暴露在德军的进攻面前。
同时，麦克马洪、德·法伊和康罗贝尔，不是像以前指出的那样退向比奇，而是退向南锡。麦克马洪的司令部星期日曾设在萨韦尔恩。由此可见，这3个军不仅被击败，而且被击退到和其余军队退却路线不同的方向去了。这样，我们昨天所分析的王储在进攻中所努力争取的那些战略上的优势，看来已经获得了，至少是部分地获得了。当法皇一直向西退却时，麦克马洪愈来愈偏向南去，因此到其他4个军在麦茨掩护下集中的时候他未必能到达吕内维尔。但是从萨尔格明到吕内维尔，比从萨韦尔恩到吕内维尔仅仅远几英里。因此，不能设想，当斯坦美兹在追击法皇，而王储力图在佛日山脉狭窄的山道中追上麦克马洪的时候，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星期日他在布利斯堡，而他的前卫在藏尔格明附近某地）竟会袖手旁观。整个洛林北部都是骑兵的出色战场，而在吕内维尔平时经常设有骑兵司令部，指挥驻在郊区的很大一部分法国骑兵。德军骑兵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都占很大的优势，因此很难设想他们不会立刻把这一兵种的大量部队派到吕内维尔方向，以便切断麦克马洪同法皇之间的交通线，并破坏斯特拉斯堡—南锡线上的铁路桥梁，并在可能时破坏麦泰河上的桥梁。德军甚至可能成功地以步兵部队楔入这两股被分割的法军之间，使麦克马洪不得不更向南退却和绕更远的道路去恢复他同其余军队的联系。从法皇承认星期六同麦克马洪的联系被截断这一事实中可以看出，这一类事件已经发生了。同时，关于法军大本营拟向夏龙转移的消息，也是法军害怕更严重的后果的不祥之兆。
这样看来，法军8个军中已有4个军全部或者几乎全部被击溃了，并且每次都是被各个击破的；而其中之一的第七军（由费里克斯·杜埃指挥）的下落则完全不明。导致这种错误的战略，真像奥地利人在完全束手无策时采用的战略。这种战略使我们联想到的不是拿破仑，而是博利约、马克和居莱之流。请设想一下弗罗萨尔的处境，他在福尔巴赫作战终日，而在他左侧距萨尔河防线不到10英里或者大约10英里的地方，7个师竟袖手旁观！如果不设想他们当面的德军既足以阻止他们前去援救弗罗萨尔，又足以阻止他们单独进行攻击来支援他，那末这就完全不能令人理解了。但是这个唯一可能提出的理由只有如我们一贯指出的那样，在德军打算以其极右翼进行决定性的攻击的条件下，才可以成立。向麦茨仓卒退却，又一次证实了这个看法。这次退却很像是在阵地和麦茨的交通线受到威胁时企图及时退出阵地的行动。我们虽然不知道，哪些德军部队在正面同拉德米罗和巴赞所属各师对垒以及可能从翼侧迂回他们，但是我们不应当忘记，斯坦美兹的7个或者更多的师中仅有3个师参加了战斗。
在这期间，又开来了另外一个北德意志军——第六军，即上西里西亚军。这个军在上星期四经过科伦，现在由斯坦美兹或弗里德里希-卡尔指挥。关于弗里德里希-卡尔，“泰晤士报”仍然坚持说他在极右翼特利尔附近，虽然该报的同一号上登载了一则电讯，说他已从霍姆堡向布利斯堡前进。现在，德军无论在兵力和士气上或者在战略上都具有极大的优势，以致他们在某些时候几乎可以不受惩罚地为所欲为。即使法皇打算把4个军留在麦茨的营垒内，——否则他就得不停地一直退到巴黎，此外没有其他的选择余地，——那也无法阻止德军进攻，就同贝奈德克在1866年在奥里缪茨城的掩护下重新集结他的军队而未能阻止普军向维也纳进攻[27]一样。贝奈德克！马振塔和索尔费里诺会战的胜利者怎能和他相比！但是，这是一个最恰当不过的比较。同贝奈德克一样，法皇把军队集中在一个可以向任何方向运动的阵地上，而且是在敌人集中前整整两个星期就集中好了。同贝奈德克一样，路易－拿破仑采取了巧妙的行动，使自己的各军都因敌人在数量上或在指挥上占优势而被各个击破。但是，我们担心类似之处就到此为止。虽然贝奈德克一个星期中每天都打败仗，他终究还保存了足够的兵力在萨多瓦进行最后的奋战。至于拿破仑，从各方面看来，他的军队经过两天战斗后几乎已绝望地被分割了，因此，他甚至不能试图进行一次决战了。
我们认为，原来打算向波罗的海进行的远征，如果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佯动的话，那末现在可以放弃了。每一个营都要用在东部边境。法军376个营中有300个营分属于6个基干军和1个近卫军，这些军据我们了解都在麦茨和斯特拉斯堡之间。第七基干军（由杜埃指挥），即另外40个营，可能已被派往波罗的海，也可能同主力会合。其余36个营勉强够用于阿尔及尔和在国内担任各种勤务。法皇还有哪些兵力去增援呢？这些兵力就是现在正在编成的100个第四营和流动自卫军。但是，这二者——前者大部分，后者全部——都是由没有受过训练的新兵编成的。什么时候各第四营可以完成出征准备，我们不知道，但是不论他们是否完成准备，他们都必须出征。至于流动自卫军目前的状况，我们可以从上星期夏龙兵营的事件[28]来作判断。无论是各第四营还是流动自卫军无疑都是良好的兵士材料，但还不是兵士，还不是能够经得住那些善于夺取多管炮的人的攻击的军队。另一方面，再过10天左右，德军能够补充19万到20万人的第四营和其他部队，这是精锐部队；此外还将得到至少是同样数目的后备军，他们全部适于担任野战勤务。
载于1870年8月9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712号
注释：
[27]指1866年普奥战争中的一个战例。奥地利军队在1866年7月3日萨多瓦会战失败以后退向奥里缪茨（捷克称作：奥洛摩茨），企图以此诱使普军不向维也纳进攻。这个计划没有成功，因为普军派出掩护部队对付奥里缪茨后，向奥地利首都进攻。——第38页。
[28]恩格斯指由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组成的流动自卫军巴黎各营的反波拿巴行动；这次行动是在1870年8月初发生在夏龙兵营。——第39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普军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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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军的胜利
德军第三军团迅速的行动使毛奇的计划日益明朗化。这个军团一定是通过曼海姆和盖尔曼尔斯海姆两地的桥梁，可能还通过这两地之间的军用浮桥而在普法尔茨集中的。集中在莱茵河谷的军队，在沿着从兰道和纽施塔特经过哈尔特高原向西延伸的道路运动以前，可以用来进攻法军的右翼。握有优势兵力而且有兰道在近后方的这样一次进攻，是完全没有危险的，而且能够获得重大的战果。这时，如果能够诱使相当大的一部分法军离开主力来到莱茵河谷，击败他们，并溯河谷而上把他们逐向斯特拉斯堡，那末这部分法军就不能参加决战了，而德军第三军团则因离法军主力非常近，仍能参加决战。无论如何，如果德军的主攻是针对法军的左翼（不管许多军事的和非军事的饶舌家如何反对，我们仍然认为是这样），那末向法军右翼进攻，就会迷惑他们。
对维桑堡突然而成功的攻击，说明德军掌握了关于法军部署的情报，而这些情报促使他们采取了这一机动。法军急于报复，于是冒失地落入了圈套。麦克马洪元帅立即把所属各军调向维桑堡，而要完成这个机动，据说他需要两天的时间。但是王储却不打算给他这个时间，他立即利用自己的优势，于星期六在维桑堡西南约15英里的索尔河畔维尔特附近攻击法军[24]。麦克马洪的阵地据他自己说是坚固的。但是到下午5时他就被逐出了阵地，并且据王储推测，他已率领自己的全部兵力退向比奇。这样，他也许能摆脱被逐到离开战斗行动中心的斯特拉斯堡的厄运，而有可能与主力保持联络。但是，根据最新的法国电讯得知，他实际上已退向南锡，他的司令部目前在萨韦尔恩。
法军为阻止德军进攻而派出的2个军包括7个步兵师，据我们估计，其中至少有5个师参加了战斗。在会战过程中他们全部相继开到战场是可能的，但是，他们已不能恢复均势，就像逐一开到马振塔战场的奥地利各旅未能做到这点一样[25]。无论如何，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法军全部兵力有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在这里被击溃了。德军方面参加会战的可能仍然是那些以前卫攻占维桑堡的部队，也就是巴伐利亚第二军、北德意志第五军和第十一军。其中第五军包括2个波兹南团、5个西里西亚团和1个威斯特伐里亚团；第十一军包括1个波美拉尼亚团、4个黑森—加塞尔和拿骚团，3个绍林吉亚团。由此可见，参战的有来自德国各个不同地区的军队。
在这些军事行动中，最使我们惊异的是双方军队在战略上和战术上所扮演的角色，他们所扮演的角色与根据传统所能预料的恰恰相反。德军进攻，法军防御。德军行动神速，并且用他们指挥自如的大量兵力作战；而法军就连自己也承认，他们的军队经过两周的集中，仍然相当分散，还需要两天的时间才能把两个军集中起来。结果，他们被各个击破。根据法国人调动军队的情况看来，可以把他们当做是奥地利人。这怎么解释呢？理由很简单：这在第二帝国中是必然的事情。维桑堡附近的打击，足以使整个巴黎震动，无疑地也足以扰乱军心。必须进行报复，于是立即派麦克马洪率领两个军来实行这个报复。这一步肯定是错的，但是又不得不走，而且已经走了——所得的结果我们已经看到了。如果麦克马洪元帅得不到强大的增援而不能再次迎击王储，那末后者再向南前进15英里左右，就能占领斯特拉斯堡—南锡铁路，并向南锡迅速前进，因此也就能迂回法军在麦茨前方所能指望扼守的任何一条防线。无疑，正是因为害怕这一点，法军才不得不放弃萨尔区。王储在派遣他的前卫去追击麦克马洪以后，也可以立即转向右面，越过山区向皮包马森斯和茨魏布吕肯运动，以便同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的军团左翼很好地会师。后者在这个期间一直在美因兹和萨尔布吕肯之间某地，而法军却硬说他在特利尔附近。至于弗罗萨尔将军指挥的军在福尔巴赫的失败[26]，对于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的运动会有什么影响（看来，普军在这以后已于昨日向圣阿沃耳德推进），我们现在还不能断定。
如果说第二帝国在维桑堡会战以后十分需要胜利，那末现在，在维尔特会战和福尔巴赫会战以后，它就更加需要胜利了。如果说维桑堡会战已足以破坏法军右翼原定的全部作战计划，那末星期六的会战就必然打乱了整个法军的一切准备措施。法军已丧失了一切主动权。它的行动与其说是决定于军事上的考虑，不如说是出于政治上的必要。一支30万人的军队几乎都在敌人的视野之内。如果不根据敌人营垒中所发生的情况，而根据巴黎所发生的或者可能发生的情况来决定自己的行动，那末它就已经失败一半了。当然，谁也不能确切地预言决战（如果它不是已经在进行，那末也是迫在眉睫了）的结局。但是，我们可以说，如果拿破仑第三把星期四［注：8月4日。——编者注］以来所实行的那种战略再实行一个星期，那末，仅仅这一点就足以使世界上最好最大的军队复灭。
法皇拿破仑的电报只是加深了普军关于这些会战的报道所造成的印象。星期六午夜，他只是公布了一些事实：
“麦克马洪元帅战败。弗罗萨尔将军被迫退却。”
3小时后得到的消息说，法皇同麦克马洪元帅的联系被截断了。星期日早晨6时，当局承认弗罗萨尔将军在萨尔布吕肯以西很远的地方，也就是在福尔巴赫遭受失败，这就从实质上证实了这次失败的严重性；其次宣称：“被分割的军队正向麦茨集中”，也就承认了无法立即阻止德军进攻。后来发出的一个电报却令人难以理解：
“退却将井然有序地进行。”（？）
是谁退却呢？不会是麦克马洪元帅，因为同他的联系仍然中断；也不会是弗罗萨尔将军，因为法皇接着说：“从弗罗萨尔将军那里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如果在早晨8时25分，法皇只能用未来语气说明他尚不知位置何在的那些军队行将进行的退却，那末，他在这以前8个小时发出的、用现在语气说的“退却正井然有序地进行”的电报，会有什么意义呢？后来的所有这些消息和最初的消息一样，都贯穿着一个精神，即：《ToutPeutserétablir》〔“一切都可以补救”〕。普军的胜利很大，以致不容法皇采用他自然想要采用的那种手法。他不可能大胆地隐瞒真相而把希望寄托于以后会战获胜时一起发表消息来抵销失败的印象。现在已经不可能在法国人民面前隐瞒法军两个军团失败的事实来保持他们的自豪感，因此他只有指望利用法国人过去在得到类似的灾难的消息时在心中产生的那种挽回失去的东西的强烈愿望。法皇在给皇后和大臣们的私人电报中，无疑给他们规定了公开讲话的范围，甚至更有可能从麦茨给他们送去了有关的声明的原稿。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得出以下结论：不管法国人民的心情如何，所有当权者，上自皇帝起，都完全丧气了，这件事本身的意义是特别重大的。巴黎宣布了戒严，这不容置辩地说明，如果普军获得新的胜利，那会造成怎样的局面。而内阁的宣言的结语是：
“我们将努力作战，祖国将得救。”
得救！法国人也许会自问：从什么中得救？从普军为了防止法军入侵德国而进行的入侵中得救。如果普军被击败，而同样的号召从柏林发出来，那末它的意思就清楚了，因为法军每一个新的胜利都会意味着法国对德国领土新的兼并。但是，如果普鲁士政府将来做得十分恰当的话，那末法军的失败将只意味着法国阻碍普鲁士顺利地推行它的德意志政策的企图失败了；我们很难相信，enmasse〔全民〕武装（据说，法国大臣们正在讨论这个问题）会使他们重新发动一个进攻战。
载于1870年8月8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711号
注释：
[24]维尔特（亚尔萨斯）会战是普法战争中最初的大规模会战之一，这次会战发生在1870年8月6日，结果是麦克马洪指挥的法军遭到了失败。——第31页。
[25]马振塔会战在法国和皮蒙特对奥地利的战争中，法军于1859年6月4日在通米兰的要冲中击败了奥军，攻占了马振塔，然后进入米兰；奥军由于在马振塔战败不得不撤出伦巴第的大部分地区。恩格斯在“军事事件”、“奥军的失败”和“马振塔会战”等文中论述了这次会战的进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418—434页）。——第32页。
[26]在1870年8月6日福尔巴赫（洛林）会战中，普军击溃了由弗罗萨尔将军指挥的法军第二军。在历史文献中，福尔巴赫会战也称为施皮歇恩会战。恩格斯在后来也使用后一名称。——第33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战争短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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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短评（四）
7月28日，法皇到达麦茨，次日晨接任莱茵军团总指挥。按照拿破仑的传统，这一天应当是积极行动的开始；但是一个星期已经过去了，我们还没有听说关于整个莱茵军团出动的消息。30日，一小队普军在萨尔布吕肯附近击退了法军的侦察队。8月2日，第二军（由弗罗萨尔将军指挥）的第二师（由巴泰将军指挥）占领了萨尔布吕肯以南的高地，用炮火赶走了城里的德军，但是没有试图渡河并以猛攻夺取北岸那些瞰制城市的高地。因此，在这次进攻中萨尔河防线并没有被突破。自此以后，再也没有听到法军前进的消息，因此，法军在8月2日战斗中所获得的优势现在还几乎等于零。
法皇从巴黎动身前往麦茨的时候曾企图立刻越过国界，对于这一点，现在恐怕不能怀疑了。如果他这样做了的话，他就能够彻底打乱敌方的准备工作。7月29日和30日，德军还远没有集中完毕。南德意志的军队还在从各地徒步或者乘火车向莱茵河上各桥口集结。普鲁士的预备队骑兵连续不断地经过科布伦茨和埃伦布莱施坦向南进发。第七军在亚琛和特利尔之间，距离任何一条铁路都很远。第十军正从汉诺威出发，而近卫军也正从柏林乘火车出发。在这个时机，法军如果坚决进攻，几乎一定能进到美因兹外围的堡垒，并且能取得对德军退却纵队的相当大的优势，也许甚至有可能在莱茵河上架桥，并在右岸建立桥头堡来掩护桥梁。无论如何，战争就会在敌人国土上进行，而这就会大大鼓舞法军的士气。
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时机没有发起这样的进攻呢？原因很简单，如果说法军兵士已经准备就绪，那末他们的军需部门还没有准备好。我们用不着引用德方的任何传闻，我们有让罗上尉（前法国军官，现为“时报”随军记者）的证明。他明确地指出，出征所必需的各种物资在8月1日才开始分配，部队缺少行军水壶、行军锅和其他行军装具，肉是腐烂的，而面包又常常是发霉的。也许可以说，第二帝国的军队在此以前已经由于第二帝国本身而遭受了失败。在必须依靠久已形成的一整套贪污致富的办法向帝国的支持者慷慨行贿的制度下，不可能设想这种办法不风行于军需部门。据鲁艾先生的供认，这场战争在很久以前就开始准备了；但是对于各种储备物资的准备，特别是装具的准备，显然注意得最少；而正是在这方面产生的混乱使得作战行动在战争最紧要的关头推迟了几乎一个星期。
这一周的拖延大大改变了德军的处境。这一拖延使他们有时间把自己的军队调到前线，并集中在预定的阵地上。我们的读者都知道，我们推测德军全部兵力现在都已集中在莱茵河左岸大体上与法军相对的位置上。这个看法已由星期二以来所得到的一切官方和私人的消息证实了（星期二，我们曾经使“泰晤士报”有可能借用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全部看法，而该报在今天早晨竟坚持把这些看法说成是它自己的[21]）。斯坦美兹、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和王储分别指挥的3个军团共有13个军，至少有43—45万人。同他们对抗的全部兵力中受过训练的兵士充其量也不会比33—35万超过很多。如果说不止此数，那末其余的就是那些未经训练的和最近才编成的营了。但是，上述德军兵力还远不是德国的全部力量。仅拿野战部队数量来说，就有3个军（第一、六、十一军）还没有计算在里面。这3个军现在在什么地方，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们已经离开自己的驻防地点，并且发现第十一军的各团在莱茵河左岸和巴伐利亚的普法尔茨。我们还确切地知道目前在汉诺威、不来梅以及它们的郊区除后备军外没有其他部队。这可以使我们得出结论：至少这3个军的大部分也已经开往前线，而在这种情况下，德军已有的优势兵力又增加了大约4—6万人。即使还有后备军的一些师调到萨尔河前线，这也不会使我们感到奇怪。现在，后备军中有21万名兵士已完全做好了准备，各第四营和其他基干营计18万人也几乎准备就绪；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可能用来进行第一次决定性的攻击。但愿谁也不要认为，这些兵员在某种程度上仅存在于纸上。1866年的动员证明，他们确实存在，而目前的动员再度证明，受过训练的、做好出征准备的人员比需要的还多。这些数字似乎是难以相信的，然而，甚至就是这些数字也还不是德国的全部军事实力。
因此，在本周末法皇将面对数量上占优势的敌军。如果说在上周他想前进而不能够前进，那末现在他既不能前进也不想前进了。关于敌军的兵力，他并不是不了解，这一点在来自巴黎的消息中可以看到一些迹象。这个消息指出，25万普军集中在萨尔鲁伊和诺伊恩基尔兴之间。至于哪些部队在诺伊恩基尔兴和凯则尔斯劳顿之间，巴黎的消息却没有提到。因此，法军一直到星期四都没有采取行动，部分的原因可能就是作战计划有了改变，他们可能放弃进攻而准备采取守势，利用在筑垒阵地上严阵以待时后装枪和线膛炮给军队所造成的优势，因为在这种场合下这些武器将使军队的威力大为增强。但是，做出这样的决定必定使法国人在战争一开始就大失所望。不经过一次大会战就牺牲洛林和亚尔萨斯的一半土地（而我们怀疑，这样庞大的一支军队能找到比麦茨近郊的阵地更靠近边境的有利阵地），这会给法皇带来严重的后果。
为了对付法军这样的行动，德军可能采取上述计划。他们可能力图在敌人到达麦茨之前就把他们卷入大会战，并在萨尔鲁伊和麦茨之间急速前进。不管怎样，他们总会力图从侧面绕过法军的筑垒阵地而切断他们同后方的交通线。
一支30万人的军队需要大量粮食，它不能让它的补给线被截断，即使是几天也不能。截断它的补给线，就可以迫使它离开自己的阵地，进行野战，那时它就丧失了这些阵地的有利条件。不管可能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但是我们可以确信，最近一定会采取行动。75万人是不能够长久集中在一块50平方英里的地区的。由于无法供养这样多的人，这一方或那一方将不得不采取行动。
最后重复一遍，我们是从法军和德军双方都把现有的全部兵力调到前线参加第一次大会战这样一个推测出发的。而在这种场合下，我们仍然坚持这样的意见，即德军在数量上将占有相当大的优势，只要他们不犯大错误，就足以取得胜利。一切官方和私人的消息都证实了我们这个推测。但是，不言而喻，这一切不能认为是绝对肯定的。我们不得不依据那些可能造成误解的材料来做结论。甚至在我们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会采取什么样的部署；同样不能预言，这一方或另一方指挥官会犯什么样的错误，或者相反，会发挥什么样的天才。
今天我们最后要谈的，是关于德军攻击亚尔萨斯的维桑堡防线[22]的问题，德军方面参加会战的有普鲁士第五军、第十一军和巴伐利亚第二军的部队。这样我们就有了直接的证据说明，不仅第十一军，而且王储的全部主力都在普法尔茨。消息中提到的“皇家近卫掷弹兵”团，是掷弹兵第七团，即西普鲁士第二团，它和第五十八团一样，属于第五军。普鲁士的作战方法总是先以一个军的兵力全部投入战斗，同时把另一个军的部队调来。但是这次在至多一个军就可以成功地进行的战斗行动中，却使用了普鲁士和巴伐利亚3个军的部队。看来，用3个军来威胁亚尔萨斯，是为了给法军制造印象。此外，沿莱茵河谷向上游的进攻可能在斯特拉斯堡附近被阻，而越过佛日山脉进行侧敌运动时，山道可能被比奇、法耳斯布尔和拉-普提特-比埃尔这些不大的要塞封锁，这些要塞完全能够阻止军队沿大道运动。我们估计，当德军这3个军的三四个旅攻击维桑堡时，这些军的主力大概经兰道和皮尔马森斯向茨魏布吕肯前进。如果上述各旅成功，麦克马洪的几个师就会向相反的方向（向莱茵河）前进。他们在那里根本不能造成任何威胁，因为沿平原向普法尔茨的任何入侵都会在兰道和盖尔曼尔斯海姆附近被阻。
这次维桑堡会战，显然是在德军几乎稳操胜算的兵力优势下进行的。这是战争爆发以来的第一次重大的冲突，它对军队士气的影响必然是很大的，特别是因为对筑垒阵地的强攻一向被认为是一种困难的任务。尽管法军有线膛炮、多管炮和沙斯波式步枪[23]，德军却用刺刀把他们逐出了筑垒阵地，这一事实对两军都会发生影响。这无疑是刺刀成功地对付后装步枪的第一个战例，因此这次会战将是值得纪念的。
由于这个原因，这次会战打乱了拿破仑的计划。这样一个消息，如果不和其他地方获胜的消息放在一起，即使说得极其轻描淡写，也不能让法军知道。而这个消息又无法隐瞒12小时以上。因此，我们可以预料，法皇将派出他的军队去寻求这种胜利，如果我们不能很快得到法军胜利的消息，那就奇怪了。但是同时，德军可能也会出动，因此，双方的先头部队将在几个地方而不是在一个地方发生接触。今天，或者至迟明天，预料第一次决战就要开始。
载于1870年8月6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710号
注释：
[21]恩格斯指1870年8月5日“泰晤士报”的社论，这篇社论转述了恩格斯于1870年8月2日发表的“战争短评（三）”中的一系列论点，但没有注明来源。
“泰晤士报”（《TheTimes》）是英国保守派最大的日报，1785年创刊于伦敦。——第26页。
[22]在1870年8月4日的维桑堡会战中，普鲁士王储指挥的德军第三军团的3个军，利用法军兵力分散的弱点，进攻并击溃了数量上比他们少得多的杜埃指挥的法军一个师（属麦克马洪第一军）。这次胜利为德军打通了向亚尔萨斯前进的道路。——第29页。
[23]沙斯波式步枪是一种后装枪，以它的发明者的名字命名；1868年法军装备了这种枪；在当时来说它的特点是战斗性能好。——第29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战争短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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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短评（三）
普军的作战计划终于开始明朗化了。读者记得，虽然在莱茵河右岸有大批军队由东向西和西南调动，但是，很少听到这些军队在紧靠受威胁的边境集中的消息。各要塞已从附近的部队得到了大量增援。在萨尔布吕肯附近，步兵第四十团的500人和枪骑兵第七团的3个连（两者均属第八军）曾同敌人进行互射；巴伐利亚猎兵和巴登龙骑兵已将前哨线推进到莱茵河边。但是，在这个由几支轻装部队组成的掩护部队的近后方，看来并没有配置大量军队。在这些小战斗中没有任何一次提到有炮兵参加。在特利尔完全没有军队。另一方面，我们听说在比利时边境附近有大量军队，科伦附近（这里的莱茵河左岸整个地区，几乎直到亚琛，都有丰富的马料）有3万骑兵，美因兹前面有7万人。这一切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好像普军几乎犯罪似地分散了兵力，而法军却与此相反，它紧密地集中在距边境仅数小时行程的地方。但是突然从各地接二连三传来了一些消息，这些消息看来已把这个秘密揭开了。
曾冒险进入特利尔的一位“时报”[20]记者，在7月25日和26日看到各兵种的大批部队通过这个城市开向萨尔河一线。大约与此同时，萨尔布吕肯薄弱的守备部队得到了大量援兵，他们可能是从第八军司令部驻地科布伦茨调来的。路过特利尔的部队，大概属于从北面越过艾费耳高原开来的另一个军。最后，我们从私人方面获悉，7月27日第七军已经由亚琛经特利尔向边境行军。
这样，我们看到，至少有3个军约10万人已调到了萨尔河一线，其中第七、八两个军属于斯坦美兹将军指挥的北方军团（包括第七、八、九、十军）。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推测，这个军团目前全部集中在萨尔堡和萨尔布吕肯之间。如果在科伦近郊真有3万（或者接近此数）骑兵，那末这些骑兵一定会越过艾费耳高原并渡过摩塞尔河向萨尔河前进。这整个的部署似乎说明，德军将以自己的右翼在麦茨和萨尔鲁伊之间地区向尼德河上游谷地进行主攻。如果预备队的骑兵确实已经往上述方向前进，那末，我们的推测便是有把握的。
这个计划要求德军全部集中在佛日山脉和摩塞尔河之间。中央军团（由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指挥，包括第二、三、四、十二军）看来会占领同斯坦美兹的左侧相毗连的阵地，或者集结在他的后方作为预备队。南方军团（由王储［注：弗里德里希－威廉。——编者注］指挥，包括第五军、近卫军和南德意志的军队）大概在茨魏布吕肯地区的某地形成左翼。至于目前所有这些军队在什么地方以及如何调到阵地上去，我们还不清楚。我们只知道，第三军已经开始乘火军经科伦沿莱茵河左岸向南前进。但是，我们可以推测，那个曾经筹划把10万到15万人的军队从遥远的、而且看来是从各个不同的地方迅速集中到萨尔河一带的人，也会给其余部队指出同样的向心运动的路线。
这确实是一个大胆的计划，而且它也许和其他任何一个可能提出来的计划同样有效。这个计划预定进行这样一次会战，在这次会战中，德军左翼从茨魏布吕肯起几乎一直到萨尔鲁伊止，应当完全采取守势，而右翼则从萨尔鲁伊和萨尔鲁伊以西出发，在所有的预备队的支援下以自己的全部力量向敌人进攻，并以全部预备队骑兵进行侧敌运动，切断敌人同麦茨的交通线。如果这个计划成功而德军赢得第一次大会战的胜利，那末，法军不仅有失掉同他们的最近的基地麦茨和摩塞尔河的联系的危险，而且可能被逐到使德军得以插到他们和巴黎之间的位置。
德军在这种形势下，加上同科布伦茨和科伦的交通线十分安全，甚至能够冒失败的危险，因为这样的失败对他们来说远不会招致那么致命的后果。然而，这终究是一个冒险的计划。要使溃败的军队，特别是它的右翼，平安地通过摩塞尔河及其支流的隘道撤退，是异常困难的。而且无疑地，许多兵士会被俘虏，相当一部分炮兵会损失，而在莱茵各要塞的掩护下重新编组军队也要很多时间。如果毛奇将军没有确信他的兵力占有压倒优势以致几乎必胜无疑的话，此外，如果他不知道法军不能在他正从各地向选定为第一次会战的地点调集兵力时袭击他的部队的话，那末，采用这个计划就是轻率的。事实是否如此，我们可能很快就知道，甚至可能就在明天。
但在目前应当记住，任何时候都不应当确信这些战略计划会完全带来一切预期的效果。障碍随时随地都会发生，例如：部队可能在需要他们的时候不能准时来到；敌人可能突然移动，也可能已采取了意外的戒备措施；此外，激烈而顽强的战斗或者某一个将军的健全的理智，也往往能使败军避免因失败而造成的最坏的结局，即避免失去同自己基地的交通线。
载于1870年8月2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706号
署名：Ｚ．
注释：
[20]“时报”（《LeTemps》）是保守派的日报，法国大资产阶级的机关报；从1861年至1943年在巴黎出版。该报反对第二帝国，反对同普鲁士作战；在第二帝国复灭后支持国防政府。——第22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战争短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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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短评（二）
星期五（7月29日）早晨，法军的前进运动开始了。向哪一个方向运动呢？一看地图就可以得到答案。
在莱茵河左岸，河谷在西面和佛日山脉相毗连，这支山脉自伯尔福向凯则尔斯劳顿绵延。从凯则尔斯劳顿向北，山势逐渐平坦，到美因兹附近渐渐成为平原。
摩塞尔河谷在莱茵普鲁士形成了一个深邃而曲折的峡谷，这是河流通过高原时冲蚀而成的。高原在河谷的南面形成一支相当大的山脉，叫做霍赫瓦尔特山脉。这支山脉愈接近莱茵河，就愈带有高原的性质，一直到它的最边缘的丘陵同佛日山脉的远支脉相会合的地方为止。
无论是佛日山脉还是霍赫瓦尔特山脉，都不是军队完全不能通过的。它们都有一些很好的大道贯穿其间，但是其中没有一个地区是便于20—30万大军行动的。不过，在佛日山脉和霍赫瓦尔特山脉之间却有一条宽达25—30英里的宽阔的通道，这里地势起伏，道路四通八达，是极便于大军运动的地区。此外，从麦茨到美因兹的道路也经过这里，而美因兹是法军可能进攻的第一个重要地点。
因此，这里就有了一个自然界规定好的作战方向。一旦德军侵入法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冲突（如果双方军队对此都有准备的话）一定发生在洛林的边缘地区，即摩塞尔河以东和南锡—斯特拉斯堡铁路线以北的地区。[17]如果法军从上周集中的阵地前进，那末第一次重大的会战也同样将发生在这个通道内的某地，或者在通道以外的美因兹城下。
法军集中的情况如下：3个军（第三、四、五军）配置在第一线，即提翁维耳、圣阿沃耳德和比奇；2个军（第一和第二军）配置在第二线，即斯特拉斯堡和麦茨；近卫军配置在南锡，第六军配置在夏龙，作为预备队。最近几天内，第二线的军队已推进到第一线的间隙内，近卫军被调到麦茨，斯特拉斯堡则留有流动自卫军。这样，法军的全部兵力都已集中在提翁维耳和比奇之间，也就是在那两支山脉之间的通道前面。从这些前提得出的必然结论是：法军企图进入这个通道。
因此，法军的入侵将从夺取萨尔河和布利斯河上的渡口开始，接着可能占领托莱—霍姆堡一线，然后占领比肯斐特—兰德施土尔一线或者奥伯斯坦—凯则尔斯劳顿一线等等，当然，要有一个前提，即这些进攻行动不被德军的进攻所阻遏。在山区，无疑将出现双方的翼侧部队，他们之间也将发生战斗；但是，真正的会战可能发生在刚才谈到的那个地区。
关于德军的部署，我们一无所知。但是我们推测，如果他们打算在莱茵河左岸迎击敌人，那末他们的集中地区就在美因兹直前方，也就是在通道的另一端。否则，他们就将留在右岸，在宾根和曼海姆之间，根据情况在美因兹上方或下方集中。至于美因兹，过去它是抵御不了线膛炮的轰击的，但是在距垒墙4000—5000码处构筑了新的独立堡垒线以后，它的安全似乎已经得到充分的保证。
现在有充分根据来推测，德军至多比法军迟两三天就将做好进攻准备，并力图开始进攻。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会战，将和索尔费里诺会战[18]类似，即两军全线展开，彼此迎面前进。
在这里，特别巧妙而灵活的机动是不会有的。在使用这样庞大的军队的情况下，要保证他们按照预定的计划从事简单的向敌运动，是相当困难的。哪一方采取冒险的机动，那一方就会早在这个机动实现以前就被对方大军简单的前进运动所击破。
现在，在柏林对于冯·维德恩先生的论述莱茵诺要塞的著作[19]谈论得很多。据作者说，从巴塞尔到穆尔格河的一段莱茵河上根本没有构筑工事，南德意志和奥地利在这个方向上抵御法军袭击的唯一设施，是坚固的乌尔姆要塞。这个要塞自1806年以来由一支巴伐利亚人和维尔腾堡人混合编成的1万人的部队防守。这支部队在战时可能增至25000人，此外，在要塞围墙以内的营垒里面还可驻屯25000人。拉施塔特被认为是法军前进途中最大的障碍，它位于穆尔赫河流过的谷地。这个城市的防御工事由瞰制四周地区的、并用围墙连结起来的三座大堡垒组成。南面和西面的堡垒，即“列奥波特”堡垒和“弗里德里希”堡垒，位于穆尔格河左岸；北面的堡垒叫做“路德维希”堡垒，位于右岸，在右岸还有一个可以驻屯25000人的营垒。拉施塔特距离莱茵河4英里，河流和要塞之间是一片森林，因此，这个要塞不能阻止军队在这里渡河。其次一个要塞是兰道，过去它由三个堡垒组成：一个在南面，一个在东面，一个在西北面。这些堡垒和兰道城之间隔着一片位于克渭希河两岸的沼泽地。南面和东面的堡垒近来已经废弃，现在只有西北面那一个堡垒可用于防御。在这个地区内最重要而且形势最好的要塞是跨莱茵河两岸的盖尔曼尔斯海姆。它瞰制着两岸相当大的一片地区，并且实际上使敌人无法一直进到美因兹和科布伦茨。这个要塞可以大大便于军队进入莱茵普法尔茨，因为除现在已有的一座浮桥外，还可在要塞的火炮掩护下再架设两三座桥。盖尔曼尔斯海姆还可作为沿克渭希河一线配置的左翼军队的作战基地。美因兹是莱茵河上最重要的要塞之一，但是，它为邻近的一些高地瞰制，这就需要增加城内的工事，因此城内未必能有足够的地方容纳大量守备部队。在美因兹和宾根之间的整个地区，现在已构筑了坚固的工事，而在美因兹和美因河口之间（在莱茵河对岸）筑有3个大营垒。至于科布伦茨，冯·维德恩先生认为，要想围攻这个要塞，并且指望获得胜利，就需要六倍于要塞守军的兵力。敌人可能从那个叫做库科普弗的高地轰击“亚历山大”堡垒而开始攻击，在这个高地上，敌人的部队可以利用森林作掩护。作者还描述了科伦和威塞尔的工事，但是，除了大家已经知道的以外，并没有提供任何新的东西。
载于1870年8月1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705号
本文前一部分的署名：Ｚ．
注释：
[17]恩格斯的这一预见也像他对军事事件可能的进程的其他许多预测一样，完全被证实了。恩格斯所指的这一地区在8月初成为普法战争最初几次大会战的战场（见本卷第31—35页“普军的胜利”一文）。——第19页。
[18]法国和皮蒙特对奥地利战争时期，法国和皮蒙特军队于1859年6月24日在索尔费里诺（意大利北部）会战中击败了奥地利军队。奥地利军队在索尔费里诺的失败决定了有利于法国和皮蒙特的战争结局。恩格斯在“索尔费里诺会战”、“历史的公断”和“索尔费里诺会战”的几篇文章中分析了会战的进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448—461页）。——第20页。
[19]指格·卡迪纳耳·冯·维德恩“莱茵河和莱茵河战局。对莱茵河地区和邻近的德法地区的军事地理和战术的研究”1869年柏林版（G．CardinalVonWiddern．《DerRheinunddieRheinfeld-Züge．Militair-geographischeundOperations-StudienimBereichdesRheinsundderbenachbartendeutschenundfranzösischenLandschaften》．Berlin，1869）。——第20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战争短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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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短评（一）
到目前为止几乎还一弹未发，但是战争的第一阶段已经过去，并且是以法皇的希望的破灭而结束的。要了解这一点，只要概略地观察一下政治和军事形势就够了。
正如现在大家都了解的那样，路易－拿破仑本来以为，他能够使北德意志联邦[11]受到南德意志各邦的孤立，并利用不久前归并普鲁士的地区[12]所存在的不满情绪。如果以一切可能聚集的兵力向莱茵河猛进，在盖尔曼尔斯海姆和美因兹之间某处渡过莱茵河，向法兰克福和维尔茨堡方向进攻，这个目的是可能达到的。那时法军就能控制南北之间的交通线，迫使普鲁士极其匆忙地把现有的全部军队调向美因河，而不管他们作战准备的程度如何。普鲁士的动员工作的整个过程就会遭到破坏，而入侵的法军就能稳操胜算，一一击破先后从各地开来的普军。不仅从政治上看，而且从军事上看，都是应该这样做的。法国的基干兵制度使它能够比普鲁士的后备军制度[13]远为迅速地集中一支譬如12—15万人的军队。法军的平时编制不同于战时编制的，仅在于归休人员的数量和没有后备部队，后者在出征前才编成。而普军平时编制的人数还不到战时编制人数的三分之一，并且其余的三分之二无论是兵士还是军官平时都不在军队服役。这样大量的人员的动员工作是需要时间的；此外，这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因为敌军的突然入侵而被完全打乱。正因为如此，法皇才这样急于发动战争。如果说法皇不打算采取这种突击的行动，那末格腊蒙的强硬口吻和仓促的宣战就没有意义了。
但是德意志人民族感情的突然的强烈的迸发，粉碎了任何一个这样的计划。现在路易－拿破仑面对着的不是普王威廉·“亚涅山大”［注：原文《Annexander》是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结合词，它由《Annexion》（“兼并”）和《Alexander》（“亚历山大”）两词组成。“亚历山大”附指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编者注］，而是德意志民族。而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有12—15万人的军队，也休想猛然渡过莱茵河。于是就需要用现有的全部兵力来进行正规战以代替突然袭击了。近卫军、巴黎军团、里昂军团和夏龙兵营的一个军，用来实现原来的计划也许是够用的，可是现在即使用来组成一支入侵大军的核心也几乎不够了。于是，开始了战争的第二阶段，即酝酿大规模战争的阶段，从这一天起，法皇必然成功的希望开始消失了。
现在我们把双方准备互相残杀的兵力作一对比。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只谈步兵。步兵是决定战斗胜负的兵种。而在骑兵和炮兵（包括多管炮[14]和其他奏奇效的兵器）方面的微弱优势，对于任何一方都是没有很大意义的。
法国现有376个步兵营（38个近卫营、20个chasseurs〔猎兵〕营、300个基干营、9个朱阿夫营、9个土尔科营[15]等等）；平时每营8个连。战时300个基干营各留2个连在后方用来编组后备部队，因此每营只有6个连开赴前线。在这种场合，每个基干团（三营制）留下的6个后备连中，4个连以归休兵和预备兵补充后扩编为第四营，其余的2个连大概应作为后备部队，以后可编成第五营。但是，要编成这些第四营并使它们做好战斗准备，当然需要一些时间，至少要6个星期左右。目前，这些营同流动自卫军[16]一样，只能算做警备部队。因此，法国用来进行最初的决战的仅有上述376个营。
据我们现有的资料看来，其中有299个营属于莱茵军团（由第一至第六的6个军和近卫军组成），再加上大概准备派往波罗的海的第七军（由蒙多邦将军指挥），一共是340个营，因此，只剩下36个营担任阿尔及尔、殖民地和法国内地的防务。由此可见，法国为了对付德国已经派出了它现有的可以用于这一目的的全部兵力，而且至少在9月初以前不可能用新的、有战斗力的部队去加强自己的军队。
现在我们来看看另外一方。北德意志军队有13个军，共368个步兵营，平均每个军有28个营。每营平时约540人，战时约1000人。接到动员令后，每团（三营制）抽调一些军官去编组第四营。这时，预备兵立刻应召归队，这些人都在团内服过两三年兵役，并且直到27岁都有服役的义务。用他们来补充3个基干营并组成由后备军补充的各第四营的主干，是绰绰有余的。因此，各基干营在数日内就可做好出征的准备，各第四营随后经过四五个星期也可以做好准备。同时，每有一个基干团就相应地编成一个后备军的二营制团，其成员是28岁到36岁的人员。这两个营编好后，便立即开始编组后备军的第三营。完成这一切工作（包括骑兵和炮兵的动员工作在内）正好需要13天；因为动员的第一日曾定为7月16日，所以到今天这一切工作已经完成，或者应该完成。目前，北德意志大概有358个基干营担任野战任务，后备军198个营担任警备勤务。这些部队最迟于8月下半月必将得到114个第四基干营和93个后备军第三营的加强。在所有这些部队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是没有服满兵役的。此外，还应该加上黑森－达姆斯塔德、巴登、维尔腾堡和巴伐利亚的军队，共计104个基干营。但是，因为后备军制度在这些邦内还没有来得及彻底实行，所以在那里可以用于作战的兵力不会多于70或80个营。
后备军主要担任警备勤务，不过在1866年的战争中，有相当一部分后备军作为预备部队开到前线进行野战。没有疑问，这一次也将会这样做。
在13个北德意志军中，目前在莱茵河地区的有10个军，共计280个营；此外，还有南德意志军队约70个营，两者共计350个营。现在担任岸防任务和作为预备队的还有3个军，计84个营，为了防守沿岸地区，有1个军再加上后备军就足够了。其余2个军，据我们所知，大概也在开往莱茵河途中。到8月20日，这些部队至少将得到100个第四营和后备军40—50个营的加强，而且这些营的人员在战斗素质上都超过法军那些主要由几乎没有受过训练的人员编成的第四营和流动自卫军。这样，法国的受过训练的兵士不超过55万人，而这样的兵士单是北德意志就有95万人。德国的优势正在于此，而决战越向后推迟，这个优势就越明显，到9月底，这个优势的作用将达到顶点。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用不着对柏林方面传出的以下的消息感到奇怪，即德军统帅部希望德国领土不受到战争的浩劫；换句话说，如果德军在最近的将来不遭受攻击，那末他们自己将转入进攻。至于在路易－拿破仑不先发制人的条件下，德军将如何实行这一进攻，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载于1870年7月29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703号
署名：Ｚ．
注释：
[11]北德意志联邦是普鲁士在普奥战争中取得胜利以后，于1867年建立的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联邦国家，它代替了已经解体的德意志联邦（见注29）。加入北德意志联邦的有19个德意志邦和3个自由市，它们在形式上都被承认有自治权。北德意志联邦的宪法保证普鲁士在联邦中居统治地位：普鲁士国王被宣布为联邦元首和联邦武装部队总司令，并被授予指导对外政策的权力。在普选权基础上产生的联邦国会的立法权受到严格限制：它所通过的法律要经过成员反动的联邦会议的同意和联邦元首的批准才能生效。原来在联邦以外的巴伐利亚、巴登、维尔腾堡和黑森－达姆斯塔德在1870年加入了联邦。北德意志联邦的建立在德意志的国家统一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步；1871年1月，随着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北德意志联邦就不再存在了。——第13页。
[12]恩格斯指的是1864年普鲁士同丹麦战争归普鲁士统治然后并入普鲁士的什列斯维希公国和劳恩堡公国，以及普鲁士在1866年普奥战争胜利后并吞的汉诺威王国、黑森—加塞尔选帝侯国、拿骚大公国、法兰克福自由市、霍尔施坦公国以及巴伐利亚和黑森—达姆斯塔德部分领土。——第13页。
[13]普鲁士的后备军制度是把在正规军中服满现役和规定的预备期限的年龄较大的应征人员（27—32岁）编成一支武装部队的制度；在后备军中的服役期为5年。后备军制度最初是在1813—1814年在普鲁士出现；后来德国其他各邦和奥地利也实行了这种制度。在平时后备军各部队只进行几次集训，在战时后备军则应当担负后方勤务和警备勤务。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时期，后备军被用来和正规部队共同作战；在战时，40岁以下的成年人都要参加后备军。——第13页。
[14]多管炮或称霰弹炮是一种装在沉重的炮架上的多管连射武器。在1870—1871年，法军装备的多管炮有25个身管，可以利用专门的机械连续进行发射。普法战争的经验表明，多管炮构造不完善，不适于野战中使用。——第14页。
[15]朱阿夫是法国的一种轻步兵（“朱阿夫”的称呼来自阿尔及利亚的一个部落的名称）。朱阿夫兵最初是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由阿尔及利亚当地居民组成的殖民地部队，后来由法国人组成，但是保持原先的东方服饰。
土尔科即阿尔及利亚猎兵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编成的一种法国轻步兵，除了军官和部分军士以外，由阿尔及利亚的土著居民组成。——第14页。
[16]法国国民自卫军按照1868年的法令分为流动国民自卫军和地方国民自卫军。流动国民自卫军是由那些没有服现役和预备役的适龄的应征人员组成，其使命是担负边防、后方勤务和警备勤务。到1870—1871年普法战争开始时，流动自卫军的编组工作还没有展开；在战争期间编入流动国民自卫军的包括20到40岁的人员。
地方国民自卫军由免服现役的人员和年岁较大的应征人员组成。
在法国正规部队被击溃以后，国民自卫军组成法国武装力量的核心。1872年国民自卫军被解散。——第15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战争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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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战争短评[10]
·战争短评（一）
·战争短评（二）
·战争短评（三）
·战争短评（四）
·普军的胜利
·战争短评（五）
·战争短评（六）
·战争短评（七）
·战争短评（八）
·战争短评（九）
·战争短评（十）
·战争的危机
·战争短评（十一）
·战争短评（十二）
·战争短评（十三）
·战争短评（十四）
·战争短评（十五）
·法军的失败
·战争短评（十六）
·战争短评（十七）
·军队的盛衰
·战争短评（十八）
·如何击败普军
·战争短评（十九）
·关于谈判的消息
·战争短评（二十）
·战争短评（二十一）
·普鲁士军事制度的原则
·战争短评（二十二）
·战争短评（二十三）
·麦茨的命运
·战争短评（二十四）
·萨拉哥沙——巴黎
·战争短评（二十五）
·麦茨的陷落
·战争短评（二十六）
·法皇的辩白
·法国境内的战斗
·战争短评（二十七）
·筑垒的首都
·战争短评（二十八）
·法国的军事形势
·战争短评（二十九）
·战争短评（三十）
·战争的前途
·普鲁士的自由射手
·战争短评（三十一）
·战争短评（三十二）
·德军在法国的状况
·战争短评（三十三）
·战争短评（三十四）
·战争短评（三十五）
·战争短评（三十六）
·战争短评（三十七）
·战争短评（三十八）
·战争短评（三十九）
·战争短评（四十）
·从军事观点看法国的局势
·布尔巴基的复灭
弗·恩格斯写于1870年7月底—1871年2月
载于1870年7月底—1871年2月“派尔-麦尔新闻”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派尔-麦尔新闻”
注释：
[10]“战争短评”是弗·恩格斯大量的军事著作的一部分，在这里，他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分析了1870—1871年普法战争的事件。“战争短评。”包括59篇紧密联系的军事评论文章，其中40篇的标题是“战争短评”（每篇加编号），其余则用各种不同的标题。
撰写论述普法战争的文章的直接原因是，“派尔-麦尔新闻”的撰稿人之一梯布林（塔朗）建议马克思向该报投寄军事通讯。马克思把这个建议转给恩格斯。恩格斯把头三篇文章寄给马克思，由马克思看了后转寄给编辑部。至于以后的文章，恩格斯为了使它们及早发表，就直接寄给“派尔-麦尔新闻”编缉部。
恩格斯评论普法战争的文章都是紧随着所发生的事件写的。恩格斯仔细地研究了他所能得到的有关战事的一切资料，如英国、德国和法国报刊的消息，法国和德国的最新电讯。尽管这些消息不完整而且互相矛盾，恩格斯在文章中除了在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对个别细节叙述得不确切外，仍然能够描述出战争的真实过程。
恩格斯在开始写“战争短评”时预定每周两篇；但是头三篇文章一发表，引起了读者很大兴趣和整个报界注意，以后“派尔－麦尔新闻”的编辑格林伍德便建议恩格斯不限数量地为该报寄稿；在战争最激烈的时期，恩格斯每周写三篇甚至四篇文章。
格林伍德不止一次地未经恩格斯的同意修改他的文章。恩格斯在他的信中曾指出，“战争短评（三）”中的各种军语曾被任意修改，而这些修改证明格林伍德不懂军语；“战争短评（十三）”中还加了最后一段（见注44）。
“战争短评”是从1870年7月29日至1871年2月18日在“派尔-麦尔新闻”上发表的；除了头三篇著名《Ｚ．》以外，其余各篇都没有署名，而且只有少数人知道这些文章的作者是恩格斯。恩格斯关于普法战争的文章极受欢迎。许多报刊都在自己的评论中转述了这些文章的内容。从此恩格斯在他的朋友中间就有了“将军”的绰号。
恩格斯在世时，他的关于普法战争的文章没有再版。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之一维·阿德勒保存的“派尔－麦尔新闻”的剪报（每篇剪报的右上角或左上角都有恩格斯的亲笔签名），许多年以来都没有让广大读者知道。在维·阿德勒死后过了几年，即在1923年，恩格斯的文章才被编成以“战争短评”为总标题的英文单行本在维也纳石印出版。“战争短评”的俄文本在1924年第一次出版。
“派尔-麦尔新闻”（《ThePallMallGazette》）是1865年至1920年在伦敦出版的日报，在六十至七十年代采取保守派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0年7月至1871年6月曾同这家报纸保持联系。
该报除了刊载恩格斯关于普法战争的文章外，还刊载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并摘要地刊载第二篇宣言。正如马克思所指出，“派尔-麦尔新闻”有一段时期曾经是“伦敦唯一没有被收买的报纸”。但是在1871年6月底，该报参加了资产阶级报刊因巴黎革命而发起的反对共产国际的总的诽谤运动。这种情况迫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同该报断绝了一切联系。——第11页。 |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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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1]
致国际工人协会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
在1864年11月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我们已经说过：“工人阶级的解放既然要求工人们兄弟般的合作，那末当存在着那种为追求罪恶目的而利用民族偏见并在掠夺战争中洒流人民鲜血和浪费人民财富的对外政策时，他们又怎么能完成这个伟大任务呢？”我们当时用这样的话描述了国际所要求的对外政策：“……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2]
路易·波拿巴利用法国的阶级斗争篡夺了政权，并且以不时进行的对外战争来延长了自己的统治，无怪他一开始就把国际看做危险的敌人。在全民投票的前夕，他在巴黎、里昂、卢昂、马赛、布勒斯特以及其它地方，即在法国全境向国际工人协会各领导委员会的委员举行进攻，借口说国际是一个秘密团体，正在阴谋杀害他；这种借口之荒唐无稽，不久就由他自己的法官们揭穿了[3]。国际的法国各个支部的真正罪过究竟何在呢？就在于它们曾经公开而断然地告诉法国人民：参加全民投票，就等于投票赞成对内专制和对外战争。的确，由于它们的努力，在法国所有的大城市，所有的工业中心，工人阶级都一致起来反对了全民投票。不幸的是，农村地区的极端愚昧无知占了上风。欧洲各国的交易所、政府、统治阶级和报刊都欢庆全民投票的成功，认为这是法国皇帝对法国工人阶级的辉煌胜利；实际上，全民投票并不是要杀害某一个人，而是要杀害几国人民的信号。
1870年7月的军事阴谋不过是1851年12月的coupd’état〔政变〕[4]的修正版。初看起来，事情是如此的荒谬，以致法国不愿意相信战争传闻的真实性。它宁肯相信那个认为部长俩的好战言论不过是交易所把戏的议员［注：茹尔·法夫尔。——编者注］。当7月15日终于正式向立法团宣布了关于战争的消息时，全体反对派都拒绝批准初步用费，甚至梯也尔也申斥说战争是一种“很讨厌的”事情；巴黎所有一切独立的报纸都谴责了这个战争，并且，说也奇怪，外省的报纸也与它们几乎采取一致行动。
这时，国际的巴黎会员又开始活动起来。在7月12日的“觉醒报”[5]上，他们公布了“告全世界各民族工人书”，现在我们从中摘引如下几段：
“在保持欧洲均势和维护民族荣誉的借口下，政治野心又威胁世界和平了。法国、德国、西班牙的工人们！把我们的呼声联合成为共同反对战争的怒吼吧！……争夺霸权的战争，或维护某一王朝利益的战争，在工人看来只能是犯罪的胡作非为。我们渴望和平、劳动和自由，我们坚决反对那些能赎免‘血税’并利用社会灾难来进行新的投机的人的黩武号召！……德国弟兄们！我们相互仇视只会使专制制度在莱茵河两岸都获得完全胜利……全世界的工人们！不论我们的共同努力在目前会产生怎样的结果，我们这些不分国界的国际工人协会会员，总是代表法国工人向你们表示良好的祝愿和敬意，作为我们牢不可破的团结的保证。”
在我们的巴黎支部发表这个宣言以后，接着法国各地也发出了许多类似的宣言。我们在这里只能引用一个由塞纳河岸讷伊支部发出的宣言，它公布在7月22日的“马赛曲报”[6]上，其中说：
“这次战争是正义的吗？不！这次战争是民族的吗？不！这完全是王朝的战争。为了人道，为了民主，为了法国的真正利益，我们完全并坚决赞同国际对战争的抗议。”
这些抗议表达出了法国工人的真实情感，这点不久就为一个有趣的事件所证明了。当时，在路易·波拿巴任总统时初次纠集起来的十二月十日匪帮被换上了工人服装，放到巴黎街道上去表演战争狂热［注：1891年德文版为“用印第安人的战舞煽起战争狂热”——译者注］[7]，市郊的真正工人们立刻就出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拥护和平的示威，使得警察局长比埃特里不得不立即下令今后完全禁止在街上举行任何示威游行，借口是说忠诚的巴黎人民已经充分表达了自己蕴藏已久的爱国情感，已经发泄了自己无穷尽的战争热情。
不管路易·波拿巴同普鲁士的战争的结局如何，第二帝国的丧钟已经在巴黎敲响了。第二帝国的结局也会像它的开端一样，不过是一场可怜的模仿剧。但是不应该忘记，正是欧洲各国政府和统治阶级让路易·波拿巴在十八年内表演了复辟帝国的残酷笑剧。
在德国方面，这次战争是防御性的战争。但是，究竟是谁把德国弄到必须处于防御的地位呢？是谁使路易·波拿巴有可能对德国进行战争呢？正是普鲁士！正是俾斯麦曾和这个路易·波拿巴暗中勾结，以期摧毁普鲁士内部的民主反对派，并使霍亨索伦王朝兼并德国。如果萨多瓦之役[8]不是打胜而是打败了，那末法国军队就会以普鲁士盟友资格蹂躏德国。普鲁士在得胜之后，难道有片刻想过要以一个自由的德国去和一个被奴役的法国相对抗吗？恰恰相反！它细心保存了自己旧制度固有的一切妙处，并且还加上了第二帝国的一切奸猾伎俩：它的实际的专制制度和虚伪的民主精神，它的政治欺骗把戏和财政欺诈手腕，它的漂亮的言词和最下流的诈骗行为。这样，以前只是在莱茵河的一岸盛行的波拿巴制度，现在在它的另一岸上也同样盛行起来了。在这种情形下，除了战争，还能期待什么呢？
如果德国工人阶级容许目前这场战争失去纯粹防御性质而变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那末无论胜利或失败，都同样要产生灾难深重的后果。德国在它的所谓解放战争之后所遭到的那一切不幸，又将更残酷地压到它头上来。
然而，国际的原则在德国工人阶级中间得到了很广泛的传播，并扎下了很深的根，使我们不必担心会发生这种悲惨的结局。法国工人的呼声已经在德国得到了反响。7月16日在不伦瑞克举行的声势浩大的工人大会宣布完全赞同巴黎宣言，坚决排斥任何对法国持民族仇恨态度的思想，并且通过一个决议，其中说道：
“我们反对一切战争，特别是反对王朝战争……我们被迫参加这场作为不可免的坏事的防御战争，深感悲痛，但同时我们号召德国全体工人阶级设法防止这种深重社会灾难的重演，力求使各国人民都有权力来自己决定战争与和平问题，从而使各国人民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在开姆尼斯，代表5万萨克森工人的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如下的决议：
“我们以德国民主派的名义，特别是以参加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名义宣布，目前这场战争完全是王朝战争……我们很高兴地握住法国工人们伸给我们的兄弟的手……我们谨记着国际工人协会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永远也不会忘记世界各国的工人都是我们的朋友，而世界各国的专制君主都是我们的敌人。”[9]
国际的柏林支部也回答巴黎宣言说：
“我们全心全意地支持你们的抗议……我们庄严地宣誓：无论是军号的声音或大炮的轰鸣，无论是胜利或失败，都不能使我们离开我们全世界工人团结的共同事业。”
唯愿如此！
在这场自杀性斗争的背景上，显现出俄国的阴森形象。不祥的征兆是，现今这场战争的信号，恰巧是在俄国政府已经完成了对它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铁道线建筑工程并且已向普鲁特河方面集中了军队的时刻发出的。虽然德国人完全可以指望在自己反对波拿巴侵犯的防御战争中得到同情，但是只要他们容许普鲁士政府请求哥萨克援助或只是接受这种援助，他们便立刻会失去这种同情。他们应该记得，德国在它进行了反对拿破仑第一的解放战争以后，曾经有数十年之久匍匐跪倒在沙皇脚下。
英国工人阶级向法国工人和德国工人伸出了友谊的手。他们深信，不管当前这场可恶的战争怎样结束，全世界工人的联合终究会根绝一切战争。官方的法国和官方的德国彼此进行同室操戈的斗争，而法国的工人和德国的工人却互通和平与友谊的音讯。单是这一件史无前例的伟大事实，就使人们可以展望更加光明的未来。这个事实表明，同那个经济贫困和政治昏暗的旧社会相对立，正在诞生一个新社会，而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因为每一个民族都将有同一个统治者——劳动！
这个新社会的先声就是国际工人协会。
※※※
总委员会：
罗伯特·阿普耳加思乔治·米尔纳
马丁·詹·布恩托马斯·莫特斯赫德
弗雷德里克·布列德尼克查理·默里
考威尔·斯特普尼乔治·奥哲尔
约翰·黑尔斯詹姆斯·帕涅尔
威廉·黑尔斯普芬德
乔治·哈里斯吕耳
弗里德里希·列斯纳约瑟夫·谢泼德
勒格廖利耶斯托耳
马·林特恩施穆茨
莫里斯·捷维威·唐森
通讯书记：
欧仁·杜邦……………………法国
卡尔·马克思…………………德国
奥·赛拉叶……………………比利时、荷兰和西班牙
海尔曼·荣克…………………瑞士
卓万尼·波拉…………………意大利
安东尼·扎比茨基……………波兰
詹姆斯·柯恩…………………丹麦
约·格·埃卡留斯……………美国
——
执行主席本杰明·鲁克拉夫特
财务委员约翰·韦斯顿
总书记约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1870年7月23日于伦敦西中央区海－霍耳博恩街256号
卡·马克思写于1870年7月19—23日
1870年7月用英文以传单形式刊印，1870年8—9月又用德文、法文和俄文印成传单，并在期刊上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英文第1版传单，并根据1870年的英文第2版以及1870年的经作者同意的德译本校对过
注释：
[1]“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TheGeneralCounciloftheInternationalWorking-Men’sAssociationontheWar》）是马克思在1870年7月19－23日写成的。1870年7月19日，即普法战争爆发的当天，总委员会委托马克思起草关于这次战争的宣言。宣言在7月23日为总委员会常委会通过，接着在1870年7月26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被一致批准。宣言首先用英文刊登在伦敦1870年7月28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702号上，几天以后以传单的形式印行了一千份。英国的许多地方报纸也全文或摘要转载了宣言。宣言曾送交“泰晤士报”编辑部，但该报拒绝发表。鉴于宣言的第一版很快就销售一空，所印的册数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总委员会在1870年8月2日决定再增印一千份。1870年9月，第一篇宣言又和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一起用英文再版；在这一版中，马克思改正了第一篇宣言在第一版中的刊误。8月9日，总委员会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把第一篇宣言翻译成德文和法文并加以传布。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有：马克思、荣克、赛拉叶和埃卡留斯。宣言用德文首次发表在莱比锡“人民国家报”1870年8月7日第63号上，译者是威·李卜克内西。马克思得到宣言的这个德文本之后，对译文作了彻底的加工，对全文的几乎一半重新进行了翻译。宣言用这个新的德译本发表在1870年8月的“先驱”杂志第8期上，同时以传单的形式单独出版。1891年纪念巴黎公社二十周年的时候，恩格斯在柏林“前进报”出版社出版的“法兰西内战”德文版中发表了总委员会的第一、第二两篇宣言。为这一版翻译第一、第二两篇宣言的是路易莎·考茨基夫人，她在翻译时得到恩格斯的帮助。宣言用法文发表于1870年8月“平等报”、1870年8月7日“国际报”第82号和1870年8月7日“米拉波报”第55号。宣言也用总委员会所设委员会译成的法文以传单形式出版。第一篇宣言于1870年8—9月首次用俄文发表在日内瓦出版的“人民事业”第6—7期上；在1905年，第一、二两篇宣言收入了由列宁审订的按1891年德文版翻译的“法兰西内战”的版本中（见注191）。后来，这两篇关于普法战争的宣言又多次用俄文和“法兰西内战”本文一起发表过。“人民国家报”（《DerVolksstaat》）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中央机关报，从1869年10月2日至1876年9月29日在莱比锡出版（每周两次，自1873年7月起改为每周三次）。该报代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的观点。这家报纸因为发表大胆的革命言论而经常受到政府和警察的迫害。由于编辑被逮捕，该报编辑部成员不断变动，但报纸的总的领导仍然握在威·李卜克内西手里。主持“人民国家报”出版工作的奥·倍倍尔在该报中起了卓越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该报创刊起就是它的撰稿人，经常帮助编辑部并且一贯地为它纠正路线。尽管“人民国家报”有某些缺点和错误，它仍不失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优秀的工人报纸之一。“先驱”（《DerVorbote》）月刊是瑞士的国际德国人支部的正式机关刊物，1866年至1871年在日内瓦以德文出版；主编是约·菲·贝克尔。杂志总的说来执行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路线，有系统地发表国际的文件，报道协会的各国支部的活动情况。“平等报”（《L’égalitté》）是瑞士的一家周报，国际罗曼语区联合会的机关报；从1868年12月至1872年12月在日内瓦以法文出版。在1869年11月—1870年1月，混入该报编辑部的巴枯宁分子佩龙、罗班等人企图利用它来攻击国际总委员会。但是在1870年1月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设法更换了编辑部的成员，清除了其中的巴枯宁分子，以后该报又开始支持总委员会的路线。“国际报”（《L’Internationale》）是比利时的一家周报，国际比利时支部的机关报；从1869年到1873年在德·巴普的直接参加下在布鲁塞尔出版。该报经常发表国际的文件。“米拉波报”（《LeMirabeau》）是1868年至1874年在佛尔维耶出版的比利时周报；国际比利时支部的机关报。“人民事业”（《Ηαροσноеσеπο》）是一批俄国革命流亡者于1868年至1870年在日内瓦出版的报纸（1870年4月以前为杂志）；创刊号是巴枯宁主编的，从1868年10月起，编辑部（其中有尼·吴亭等人）同巴枯宁决裂并反对他的观点；从1870年4月起，它是国际工人协会俄国支部的机关报，执行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路线，登载国际的文件。——第3页。
[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3—14页。——第3页。
[3]拿破仑第三政府企图巩固引起广大人民不满的摇摇欲坠的第二帝国政权，于1870年5月举行了公民投票（全民投票）。提付表决的问题都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提出来，即要对第二帝国的政策表示不赞同，就意味着反对一切民主改革。尽管政府采取了这种蛊惑性的伎俩，公民投票仍然表明了反政府力量的增长：投票反对政府的有150万人，拒绝参加投票的有190万人。政府在准备公民投票的同时，广泛采取了镇压工人运动的措施，对工人组织竭尽造谣诬蔑之能事，歪曲它们的目的，用“赤色恐怖”来吓唬中间阶层。国际的巴黎联合会和巴黎职工会联合会在1870年4月24日发表宣言，揭露了波拿巴派玩弄的公民投票，并号召工人们拒绝参加投票。在公民投票的前夕，政府以警察捏造的谋刺拿破仑第三的罪名逮捕了巴黎联合会的会员；政府还利用这一罪名在法国各城市里对国际会员发动大规模的迫害运动。在1870年6月22日至7月5日举行的对巴黎联合会会员的审判中，完全揭露了这一罪名的虚伪性；但是波拿巴的法庭仅以属于国际工人协会为罪名对在法国的许多国际会员判处了徒刑。在法国对国际的迫害引起了工人阶级的广泛抗议。——第3页。
[4]指路易·波拿巴于1851年12月2日举行的政变，第二帝国的波拿巴政体即由此肇始。——第4页。
[5]“觉醒报”（《LeRéveil》）是法国左派共和党人的机关报，原为周刊，从1869年5月起改为日报，从1868年7月至1871年1月在巴黎出版，由沙·德勒克吕兹主编。从1870年10月起反对国防政府。——第4页。
[6]“马赛曲报”（《LaMarseillaise》），是一家法国日报，左派共和党人的机关报，1869年12月至1870年9月在巴黎出版。该报经常刊载有关国际的活动和工人运动的材料。——第5页。
[7]指十二月十日会（为纪念该会庇护人路易·波拿巴在1848年12月10日当选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而得名）。这是波拿巴派的秘密团体，成立于1849年，主要由堕落分子、政治冒险家、军阀等组成。虽然1850年11月该会在表面上被解散了，实际上它的党羽还继续进行波拿巴主义的宣传，并且积极地参加了1851年12月2日的政变。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73—176页）中对十二月十日会作了详尽的评述。支持路易·拿破仑的掠夺计划的沙文主义的示威游行，是波拿巴分子于1870年7月15日在警察的配合下组织的。——第5页。
[8]萨多瓦之役于1866年7月3日发生于捷克，交战双方是：奥地利和萨克森的军队为一方，普鲁士的军队为另一方。它是以普鲁士战胜奥地利告终的1866年普奥战争中的一次决定性战役。在历史上这次战役又称凯尼格列茨（现为格拉杰茨－克拉洛维）之役。——第6页。
[9]1870年7月16日在不伦瑞克和7月17日在开姆尼斯举行的工人大会，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人（爱森纳赫派）为表示抗议统治阶级的掠夺政策而召开的。1870年7月16日不伦瑞克大会的决议，马克思引自1870年7月20日“人民国家报”第58号。——第7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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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1890年1月—1895年8月）
1890
1—12月恩格斯用很大一部分时间和精力继续从事整理出版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手稿的工作。这项工作他早在1885年就已开始，一直继续到1894年春天。在这段时间内，他对某些篇章进行了修改加工，把个别的章节重新写过，还根据他自己的研究做了许多补充，对文字作了总的校订。
1—3月由于法德之间矛盾尖锐化，法俄有相互接近的迹象，以及爆发全欧战争的危险日益增长，恩格斯从事研究欧洲的国际局势。他结束了在1889年12月开始撰写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该文是为起初在伦敦出版而后在日内瓦出版的“劳动解放社”机关刊物“社会民主党人”杂志写的。该文的俄译文于1890年发表在这家杂志的第1册（2月）和第2册（8月）上；德文发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上，作者还把它译成英文，于4月和5月发表在社会主义者贝·巴克斯主编的伦敦“时代”杂志上。
1月恩格斯继续密切注意英国非熟练工人的政治积极性的高涨，以及那些把他们联合在一起的新工联的活动；他直接帮助这些组织的领导人：马克思的女儿爱马克思·艾威林、爱·艾威林以及其他社会主义者。恩格斯在给德国和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海·施留特尔和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之一奥·倍倍尔的信中指出，这些工联同那些代表工人贵族利益的旧工联完全不同，它们是按无产阶级团结精神进行活动的，它们的进一步发展能够使工联代表大会摆脱改良主义者的领导。
1月11日—2月8日恩格斯在给施留特尔、给美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弗·阿·左尔格，以及给倍倍尔的信中，赞同1889年秋天从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开除它原先的一批领导人——那些执行宗派主义政策的德国流亡拉萨尔主义者。他把这件事看做是美国无产阶级建立独立的社会主义政党的重要条件之一。
1月28日左右—5月25日左右恩格斯收到“资本论”的俄译者之一、民粹派经济学家尼·弗·丹尼尔逊的好几封信，信中报道了俄国的经济情况。
1月底—2月8日恩格斯阅读英国费边社的创建人之一悉·维伯寄给他的一本书“费边社的社会主义研究”，认为这本书企图根据庸俗的经济学理论推翻马克思的学说，并且企图证明能够通过改良主义道路、通过同资产阶级妥协来实现社会主义思想。
1月底—2月中恩格斯根据报纸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的信件研究德国在2月20日举行国会选举前夕的国内局势。
2月17日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分析2月17日在巴黎举行的法国众议院复选的结果；他指出，同保皇党和军界相勾结的布朗热主义者的当选，是沙文主义思想在巴黎工人中传播的结果。恩格斯认为同这种沙文主义情绪进行斗争，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2月21日—4月12日由于社会民主党人在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中获得了重大胜利，恩格斯在为报纸写的两篇文章中，以及在给左尔格的信中，给法国工人党的领导人之一保·拉法格的信中，给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活动家、马克思的女儿劳拉·拉法格的信中，和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之一威·李卜克内西的信中指出，选举标志着俾斯麦统治完结的开端，并将加强人民群众的解放斗争。恩格斯特别强调社会民主党在德国北部和东北部的农业区所取得的某些成就的意义。
恩格斯关于选举结果的文章，一篇于3月3日不署名发表在英国“新堡每日纪事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栏，另一篇于3月8日用“今后怎样呢？”的标题发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
3月20日和31日之间恩格斯审阅载于布罗克豪斯百科辞典第十三版第六卷上的一篇他的传记，并为该辞典的第十四版补充和修改了这篇传记。
3月底—4月初恩格斯阅读小册子“论社会主义”和“论历史哲学”，这是小册子的作者意大利社会主义哲学家安·拉布里奥拉寄给他的；他在给拉布里奥拉的信中给予第一本小册子以好评，对第二本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恩格斯也把自己的著作“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寄给了他。
3月30日由于在意大利激进的和社会主义的刊物上就政府关于在意大利殖民地厄立特里亚建立巨型的资本主义庄园的提案展开了辩论，恩格斯写信给翻译过他的许多著作的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帕·马尔提涅蒂。他强调指出，社会主义者必须坚决反对金融巨头和大股份公司对殖民地的奴役。这封信的一段于4月16日发表在社会主义杂志“激情和批评”（《Cuoreecritica》）上。
4月1日恩格斯得悉“新时代”杂志的出版者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约·狄茨和该杂志的一个编辑、机会主义者威·布洛斯在4月份的“新时代”上发表他的文章“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的第一章时作了很大的歪曲，他向狄茨提出坚决的抗议；恩格斯的文章按手稿重新发表在该杂志的下一期即5月号上。
4月3日恩格斯写信给俄国的社会主义者、“劳动解放社”的成员维·伊查苏利奇，感谢她寄来载有他的文章“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第一章的“社会民主党人”杂志；他就此强调说，揭露沙皇政府的外交，对俄国革命运动具有重大的意义。
4月9日恩格斯在收到荷兰社会主义者斐·多·纽文胡斯关于荷兰工人运动情况的报道之后，写信给他，对荷兰社会主义者的成就表示满意，并且告诉他关于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三卷手稿的工作的进展情况。
4月17日恩格斯曾收到查苏利奇的信，信中对于“社会民主党人报”4月5日发表的俄国民粹主义者г．别克的一篇攻击格瓦·普列汉诺夫和其他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表示不满，恩格斯在回信中建议查苏利奇和她的同道者在该报驳斥别克。恩格斯建议查苏利奇和其他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积极为“社会民主党人报”和“新时代”撰稿，以便加强俄国社会主义者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的联系。查苏利奇根据恩格斯的建议写的一篇答别克的文章，发表在4月26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
4月19日奥地利的一个职员伊·埃伦夫罗伊恩德要求恩格斯表示他对反犹太主义的态度，恩格斯写信给他，揭露了反犹太主义的反动本质。这封信于5月9日发表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工人报”上。
54月底—5月初恩格斯积极参加根据1889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决议在伦敦举行五一节示威游行和群众大会的准备工作，游行和大会的口号是争取在国际范围内以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他把准备工作的情况告诉左尔格，同时还向他报道了在工人群众当中进行社会主义鼓动的成绩；给左尔格的信中谈伦敦示威游行准备工作的那部分，发表在美国社会主义派机关报“纽约人民报”（《NewYorkerVolkszeitung》）和“工人辩护士报”（《WorkmensAdvocate》）上。
5月1日恩格斯为经作者同意的“共产党宣言”德文第四版写序言，序言简单地回顾了1848年以后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序言刊载在5月于伦敦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单行本中。
5月4日恩格斯参加在伦敦举行的五一节示威游行和群众大会；他后来在给倍倍尔和劳·拉法格的信中，以及在“伦敦的5月4日”一文中叙述了自己的感想。恩格斯把首次举行的五一节庆祝活动看做是工人阶级战斗力量的检阅；他指出奥地利的五一节示威游行的成功；他认为伦敦的成千上万人的示威游行和群众大会是英国工人运动的重大胜利。文章发表在5月23日的“工人报”上。
1890年5月底—1891年6月上半月恩格斯从事（断续地）自己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四版的准备工作；为此他阅读了新的书籍，其中有俄国社会学家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的“家庭及所有制的起源和发展概论”（法文本）和“俄国现今的风俗和古代的法律”（英文本）；他对自己的著作，特别是对家庭那一章，作了相当多的修改和补充，改正了一些不确切的地方；第四版于1891年10月底—11月初出版。
6月5日恩格斯在给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半无政府主义的“青年派”的领导者之一保·恩斯特的复信中，坚决反对他把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
6月10日恩格斯写信给丹·尼尔逊，对于伟大的俄国学者、革命民主主义者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和吊唁。
6月25日恩格斯给“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四版写序言。
7月1—26日恩格斯同他的朋友、著名的德国化学家、社会民主党人卡·肖莱马一起在挪威旅行。
约7月9日—9月22日恩格斯同原先的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波兰革命者、巴黎公社的将领瓦·符卢勃列夫斯基通信，并给予他物质帮助。
8月—10月初恩格斯十分重视预定于10月在哈雷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应届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他在给李卜克内西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的信中指出，必须同“青年派”作斗争，因为它对党的领导进行了蛊惑性的批评。恩格斯还阅读了党的章程草案，批评了它的个别论点，强调指出，国会党团实际上凌驾于党的执行委员会之上，是不能容许的。
8月5日、9月21—22日和10月27日恩格斯写信给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康·施米特和德国大学生约·布洛赫，他们二人曾请求他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几个原理；恩格斯在信中批评那些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庸俗化的人，这些人硬说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经济因素是历史过程的唯一动力；恩格斯解释说，经济基础归根到底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是上层建筑也影响历史的进程和经济本身的发展。
8月14日左右—9月12日恩格斯在福克斯顿（英格兰的南海岸）休养。
9月初恩格斯注意9月1日到6日在利物浦召开的英国工联的应届代表大会的进程。大会违反工联领导者们的心愿，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恩格斯认为这是新工联的影响显著增长的一个证明。
9月7日恩格斯答复“青年派”机关报“萨克森工人报”上的一篇编辑部文章，这篇文章说什么“青年派”对党的领导路线的评价是同恩格斯的观点相符合的。恩格斯坚决驳斥这种说法，认为“青年派”的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粗暴歪曲。答复发表在9月13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
9月9日左右—10月中恩格斯积极参加定于1891年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为此他同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活动家广泛地通信。恩格斯认为有可能召开一次有可能派参加的统一的代表大会，他表示深信，在社会主义运动高涨的条件下，马克思主义者必定是代表大会上的多数。恩格斯的提议被各国社会主义者会议全部接受，这个会议是根据他的建议在德国社会民主党10月中在哈雷举行代表大会期间召开的。
9月12日和18日之间由于“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生效期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秘密机关报）停刊，恩格斯给该报读者写了一封告别信，信中提到该报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的重大作用。这封信发表在9月27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
10月1日恩格斯写“答保尔·恩斯特先生”一文，文章严厉斥责“青年派”又企图假借恩格斯的威望来反对党的领导。文章于10月5日发表在社会民主党的报纸“柏林人民报”上。
10月11—19日恩格斯密切注意10月11日和12日在利尔举行的法国工人党代表大会的进程，以及10月13日至18日在加来举行的法国工团（工会）代表大会的进程。这两个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有关于庆祝五一节的决议，恩格斯认为这两个代表大会是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工人阶级的影响日益扩大的标志。恩格斯把两个代表大会的情况通知左尔格，并且告诉他，法国社会主义者的机会主义集团——可能派——已经分裂为两派，一派由让·阿列曼领导，一派由保·布鲁斯领导。恩格斯指出，这两派都处于瓦解状态。
10月12日和19日之间10月中恩格斯整理1836年至1864年马克思的通信。
恩格斯根据报纸的报道和李卜克内西、爱·马克思-艾威林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委员理·费舍等人的来信，密切注意从10月12日至18日在哈雷举行的这个党的代表大会的进展情况。恩格斯在给左尔格和劳·拉法格的信中对代表大会的结果表示满意，这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并且通过决议，要在1891年党的下届代表大会以前拟定新的党纲。
10月25日左右恩格斯收到波兰社会主义者路·克尔日维茨基寄来的“资本论”第一卷的波兰文译本。
11月5日恩格斯告诉左尔格关于自己的朋友和马克思家的亲密朋友海伦·德穆特逝世的消息。
11月27日—12月初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保·辛格尔在恩格斯家里作客，他们是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到伦敦去祝贺他的七十寿辰的。根据恩格斯的倡议，他们会见了英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爱·马克思-艾威林、约·白恩士、威·梭恩和罗·肯宁安-格莱安。
11月28日各国的社会主义和工人的政党和组织庆祝恩格斯的七十寿辰。他收到这些党和组织以及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某些活动家寄来的大量贺信。
1890年12月—1891年2月由于出版了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讲坛社会主义者路·布伦坦诺的小册子“我和卡尔·马克思的论战”，恩格斯从事撰写“布伦坦诺contra马克思”这部著作，在其中彻底揭穿了布伦坦诺诽谤马克思对科学采取不诚实态度的谎言，这本小册子于1891年4月出版。
1890年12月—1891年1月6日由于拟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纲领，以及就这个问题在党的刊物上展开了辩论，恩格斯整理发表马克思于1875年写的“哥达纲领批判”的手稿。马克思在这本著作中给拉萨尔主义以毁灭性的打击，并且最完备地阐述了自己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观点；恩格斯认为发表这个纲领性的文件是自己的义务，这样做是为了帮助党制定一个真正革命的、有科学根据的马克思主义纲领，帮助党同党内猖狂的机会主义分子作斗争。这一著作连同恩格斯的序言一起于1891年1月底发表在“新时代”杂志上。
12月上半月恩格斯回答法国社会主义者、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译者福尔坦的请求，同意在法国报纸“社会主义者报”上发表这一著作；该报从1891年1月至11月发表了这一著作。与此同时，恩格斯坚决反对想在可能派贝·马隆主编的法国杂志“社会主义评论”上转载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的企图。
12月2—3日恩格斯写信给“柏林人民报”、匈牙利社会主义报纸“工人纪事周报”和“人民言论”的编辑部以及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和个别的人，信中对他们在他七十岁诞辰时的祝贺表示感谢，同时指出马克思在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中的重大作用。这些信发表在12月5日的“柏林人民报”、12月14日的“工人纪事周报”和“人民言论”、12月25日的“社会主义者报”上。
12月25日恩格斯写信给匈牙利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列·弗兰克尔，说明法国工人党和可能派之间斗争的原因；恩格斯指出，只有使可能派的领导者们孤立，才能消除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同时告诉弗兰克尔，正在准备召开1891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
1891
1月恩格斯从左尔格那里和其他方面得悉，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者们和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领导之间发生了冲突，后者宣称，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不得加入劳联，并建议党员以个人资格通过工会参加劳联；恩格斯收到劳联的领导者、改良主义者赛·龚帕斯一封关于这个问题的信。恩格斯在给施留特尔的信中批评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者们的态度，他们拒绝劳联的建议并且企图把党同美国工人的这个最广泛的群众性组织对立起来，恩格斯认为这是宗派主义的表现，它将在客观上加强改良主义者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
1月10日左右—2月1日恩格斯不止一次地会见被逐出巴黎的波兰流亡社会主义者斯塔尼斯拉夫·门德尔森和他的妻子玛丽亚。根据恩格斯的建议，门德尔森写信给英国社会民主联盟的机关报“正义报”，提请英国社会主义者警惕沙皇暗探局在伦敦的两个暗探可能进行挑拨离间。这封信经恩格斯校阅过，发表在1月24日的“正义报”上。
1月底—4月恩格斯积极参加庆祝五一节的准备工作，为此他同法国、美国、德国及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活动家广泛地通信。
1月31日和4月22日恩格斯不断收到拉法格夫妇关于法国社会主义运动情之间况的详细报告。他在给拉法格夫妇的信中赞成工人党对可能派所采取的策略：不为表面上的统一作任何原则性的让步，但是也不拒绝在必要的时候进行实际的合作。
2—10月恩格斯系统地阅读“前进报”，该报从1月1日起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在给倍倍尔和党的其他活动家的信中，他批评编辑部的动摇和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
2—4月恩格斯密切注意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经常不断地帮助爱马克思·艾威林、爱·艾威林等英国社会主义者为建立工人阶级政党而斗争。
2月5日—4月8日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某几个领导者、特别是该党国会党团的大多数不赞成在“新时代”上发表马克思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而在该党内引起了辩论，恩格斯就这一辩论同“新时代”杂志的编辑考茨基，同左尔格、施留特尔、拉法格等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通信。恩格斯在信中说明发表这一著作的必要性。
2月20—27日恩格斯和费舍通信，因为后者建议再版他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以及马克思的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和“法兰西内战”；恩格斯认为这些著作的传播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同意把这些著作再版。
2月20日和3月6日恩格斯阅读拉法格关于在马克思以前的资产阶级剩余之间价值理论的文章手稿，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
3—11月恩格斯很想帮助在已经开始建立社会主义政党的意大利传播马克思主义，因此他和马尔提涅蒂通信，商谈有关在意大利出版自己的著作的问题。
3月4日—10月2日恩格斯校订由法国社会主义者昂·腊韦译的他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法译本的一部分译稿，恩格斯还审阅由劳·拉法格校订过的那部分译稿。
3月7日恩格斯写信给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者之一菲·屠拉梯，同意把自己的某些著作译成意大利文，并且编入计划出版的科学社会主义丛书。该信于3月10日发表地意大利社会主义杂志“社会评论”上。
3月17日恩格斯写信向法国工人祝贺巴黎公社二十周年；他表示深信社会主义革命将在全世界获得胜利；贺信发表在3月25日的“社会主义者报”上。
3月18日恩格斯完成了为他所准备出版的马克思著作“法兰西内战”德文第三版写导言的工作，预定用这篇导言来纪念巴黎公社二十周年。在这篇旨在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机会主义分子的导言中，恩格斯揭示了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本质，把资产阶级国家与作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尝试的巴黎公社相对比。导言发表在3月的“新时代”杂志上和5月出版的“法兰西内战”一书中。
3月21日恩格斯写信给施留特尔，感谢他报告关于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情况；恩格斯批评该党的领导继续对“劳动骑士团”和美国的其他的群众性工人组织采取宗派主义路线。
恩格斯把2月底至3月初出版的“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文版寄给左尔格。
3月24日恩格斯写信给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一位领导人霍·梅萨，回答他关于用西班牙文出版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的请求；恩格斯在信中表示同意，而且指出同西班牙的也是以蒲鲁东主义形式传播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进行斗争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那年夏天出版的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西班牙文版以这封信作为序言。
3月25日和5月15日之间恩格斯和拉布里奥拉通信，拉布里奥拉告诉他一些关于意大利的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宣传的情况，其中包括在罗马庆祝五一节时同警察发生流血冲突的事件。
4月初肖莱马在恩格斯家里作客。
4月9日恩格斯在回答从意大利寄来的一封邀请他出席定于4月12日在米兰举行的保卫劳动权利国际群众大会的信时，写了一封贺信，信中指出国际工人运动的成就。
4月10日和15日之间恩格斯把自己的小册子“布伦坦诺contra马克思”寄给左尔格、费舍、纽文胡斯等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
4月30日恩格斯为由他准备付印的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单行本写导言。导言发表在5月13日的“前进报”附刊上和6月底出版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中。
5月1—2日恩格斯写信给倍倍尔，指出李卜克内西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其他一些执行委员会委员在发表马克思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这个问题上的错误立场，同时指出倍倍尔本人也很不了解发表这一著作的重要性。恩格斯强调指出马克思的这一著作对于提高党员的思想理论水平的意义；他建议更多地注意掌握革命理论，注意革命理论的发展，开展科学讨论，等等。
5月3日恩格斯参加伦敦庆祝五一节的群众游行和集会。
5月6日左右恩格斯收到费舍关于在柏林和德国其他城市成功地举行五一节群众游行的详细报告。
5月12日恩格斯为自己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四版，即由他修改和补充的版本写简短的序言。序言刊印在该书中，该书于当年下半年出版。
5月下半月根据比利时工人党的一位领导者爱·安塞尔的请求，恩格斯组织英国新工联对正在罢工的比利时码头工人进行援助，为此他同这些工联的领导者约·白恩士和E．克累姆通信。
5月20日左右恩格斯从施留特尔那里得知美国工人运动的状况，矿工为八小时工作日而斗争的情况，以及在美国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英译本的发行情况。
5月21日左右恩格斯应德国经济学教授路·埃耳斯特尔的请求，把自己的履历和自己的著作目录告诉他，以供在德国出版“社会政治科学手册”之用；恩格斯寄去的材料刊印在1892年在耶拿出版的该手册的第三卷中。
6月恩格斯阅读德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保·巴尔特“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一书，并且在给康·施米特的信中严厉批评这本书企图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加以歪曲和庸俗化，批评它错误地解释黑格尔哲学的本质。
6月16日恩格斯结束了为自己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四版写序言的工作，他在序言中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评论家庭史研究和原始社会史研究的几个重要派别，特别强调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路·亨·摩尔根所进行的研究的意义。序言于6月发表在“新时代”杂志上，标题是：“关于原始家庭的历史（巴霍芬、麦克伦南、摩尔根）”，并刊印在年底出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
6月18日和29日之间恩格斯研究主要由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受执行委员会委托起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草案。恩格斯指出草案大体上消除了哥达纲领的最严重的错误，同时也批评草案的许多论点。他指出草案中没有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要求、国家制度民主化的要求和建立单一的民主共和国的要求，并且强调说，这些缺点带有向机会主义让步的性质。恩格斯把自己的意见寄给党的执行委员会；草案接受了这些意见中的某些意见，发表在7月4日的“前进报”上，后来又发表在党的其他刊物上，供预先讨论用。
6月26日恩格斯写信祝贺6月28—30日在维也纳举行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他赞扬奥地利社会主义运动的巨大成就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增长。贺信发表在7月3日的“工人报”上。
6月26日—8月24日左右恩格斯（断续地）在赖德（威特岛）休养，肖莱马和宪章运动的老战士乔·哈尼到他那里作客。
6月29日恩格斯写信给考茨基，尖锐批评巴伐利亚的社会民主党领导者、机会主义者格·福尔马尔6月1日在慕尼黑的社会民主党人的集会上发表的沙文主义演说。恩格斯要求党取消福尔马尔用党的名义发表意见的权利。
8月初恩格斯收到屠拉梯寄来的在意大利出版的宣传小册子，小册子是根据恩格斯为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新版所写的导言编写的。
8月3日和18日之间恩格斯收到拉布里奥拉关于意大利的局势、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情况的详细报告，其中包括关于对五一节游行参加者的审判和其他政治审判案的情况，以及8月2—5日在米兰举行的工人代表大会的情况。
8月下半月—9月初恩格斯通过报刊上的报道和爱·马克思-艾威林的信、德国和英国工人运动老战士弗·列斯纳和8月16日至22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其他参加者的信，密切注意这次工人代表大会的工作；他在给左尔格、拉法格等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的信中对代表大会的工作结果做了良好的评价。给拉法格的信摘要发表在9月12日的“社会主义者报”上。
约8月25—27日倍倍尔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一位领导者维·阿德勒在恩格斯家里作客；恩格斯同他们谈论布鲁塞尔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结果。
9月3日左右恩格斯接见布鲁塞尔国际代表大会的美国代表、社会主义者马克·维伊和阿·卡甘，后者是一家纽约犹太工人报纸的编辑。
9月8日—23日左右恩格斯同他的内侄女玛·艾·罗舍和秘书路·考茨基一起在爱尔兰和苏格兰旅行。
9月14日和30日恩格斯把9月初在新堡举行的英国工联代表大会的情况通知左尔格，他认为代表大会的决议是“新工联”的重大胜利，因为工联的改良主义领导者想取消上次代表大会关于八小时工作日的决议的企图在代表大会上遭到了失败。
9月24日和28日之间恩格斯阅读由“新时代”编辑部拟定的并于9月14日刊登在该杂志上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他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了考茨基。恩格斯指出，这个草案比党的执行委员会所拟定的那个草案更可取。
9月29日左右恩格斯在一个时期的间断之后，又开始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三卷手稿的工作。
10月—11月14日恩格斯密切注视与众议院议员的补充选举相联系的法国政治事件，在这次补充选举中拉法格被提名为众议院的候选人；在给拉法格夫妇、倍倍尔和左尔格的信中，恩格斯对于拉法格当选表示满意，认为这是工人党的重大胜利，这证明党的团结社会主义力量的策略是正确的。
10月3日左右—12月1日恩格斯同伦敦的斯万·容涅先出版社商谈关于出版他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英译本的事，为此他同译者、美国社会主义者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通信。
10月13日和22日之间恩格斯写“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在其中就全欧战争的威胁拟定了社会主义者的策略；他强调指出，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应当坚决拥护和平。该文于12月初用法文发表在“1892年工人党年鉴”上。
10月14日由于在“前进报”上转载“新时代”编辑部拟定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恩格斯写信给考茨基，坚决抗议把这个草案原先没有的一个拉萨尔论点加进去，这个论点认为，其他一切阶级对无产阶级说来都是反动的一帮。
10月中—11月初恩格斯密切注意10月14日至21日在爱尔福特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的工作；他写贺信给代表大会；在给左尔格、倍倍尔等德国的和国际的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的信中，他表示赞同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其中包括把“青年派”的领导者开除出党的决议以及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对福尔马尔的机会主义和沙文主义言论的谴责；恩格斯由于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大体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党纲而表示满意。
10月24日恩格斯在给左尔格（恩格斯经常从他那里得到关于美国工人运动情况的报道）的信中指出，美国工人运动之所以有些落在欧洲无产阶级斗争的后面，原因之一是美国土生土长的工人的生活水平比较高。
11—12月恩格斯紧张地从事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三卷手稿的工作。
11月恩格斯阅读发表在“新时代”杂志上的普列汉诺夫的几篇纪念“黑格尔逝世六十周年”的文章，认为这几篇文章写得很好。
11月1日恩格斯应施米特的请求，帮助他研究黑格尔的著作，在这个问题上向他提出许多建议；恩格斯一方面强调正确理解黑格尔哲学的积极方面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强调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之间的原则区别。
11月12日左右恩格斯收到原先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新莱茵报”编辑恩·德朗克去世的消息。
11月13日恩格斯写给布隆（捷克称作：布尔诺）一家奥地利社会主义报纸“人民之友报”编辑部一封贺信，以回答该编辑部邀请他参加该报十周年庆祝活动的信。贺信于11月25日发表在该报上。
11月17日恩格斯寄给英国自由派报纸“每日纪事报”编辑部一篇声明，揭露该报刊登的关于马克思家庭的诽谤性报道。声明于11月26日发表在该报上，标题是：“关于已故的马克思夫人”。
11月28日恩格斯写信给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歌咏团，回答它关于在他生日那天举行庆祝会的建议，信中强调说，他和马克思一样，原则上反对为个别人举行公开的庆祝活动；他认为，只有在这种活动有重大的社会意义时，才容许这样做。
12月3日恩格斯告诉考茨基，他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三卷手稿的工作已进行到最后几篇。
12月中恩格斯到赖德去旅行。
1892
1—3月恩格斯几次拜访住在里士满的哈尼，和他通信，并且给他物质上的帮助。
1月恩格斯阅读德国庸俗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尤·沃尔弗的文章“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率的谜”，该文发表在1891年德国杂志“国民经济和统计年鉴”（《JahrbücherfürNationalokonomieundStatistik》）；恩格斯在稍后为“资本论”第三卷写的序言中尖锐地批评了这篇文章。
恩格斯把自己的文章“德国的社会主义”翻译成德文，并为它写了前言和结束语，在结束语中分析了俄国在1891年饥荒时的国内情况。文章于2月发表在“新时代”杂志上。
1月6日恩格斯写信给左尔格，信中分析了在美国由于试图建立一个农民和小资产者的政党而引起的政治局势，同时指出，在美国资产阶级两党制的情况下，要在最近期间建立起农民和小资产者的巩固的第三党，是行不通的。
1月11日恩格斯为自己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英国版写序言；序言刊印在3月底伦敦出版的该书英国版上。
2月6日在意大利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报纸“论坛报”上刊登了资产阶级政论家和哲学家卓·博维奥的文章，文章的作者硬说德国的社会党人不重视无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形式。为此恩格斯写文章答复博维奥，指出他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该文发表在2月16日的“社会评论”杂志上。
2月10日恩格斯应在伦敦的波兰流亡社会主义者的请求，为“共产党宣言”波兰文版写序言；他指出，只有无产阶级能够争得波兰的真正独立。序言刊印在伦敦出版的该书波兰文版上，并于2月27日发表在波兰社会主义杂志“黎明”上。
2月中恩格斯校订自己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英文译本；译者是艾威林。
2月19日恩格斯写信告诉阿德勒，他决定把狄茨出版社给他的全部稿费交给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作为党的经费。
2月20日左右恩格斯应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请求，为倍倍尔从事议会活动二十五年写祝词。
3—4月由于临近庆祝五一节，恩格斯帮助艾威林和爱·马克思－艾威林以及他们所领导的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同盟制定策略路线，以期同英国的其他工人和社会主义组织采取一致的行动；恩格斯把在伦敦进行五一节准备工作的情况通知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活动家。
3月初恩格斯接见一个由于政府迫害而从德国流亡出来的德国矿工、民主主义者奥·济格尔；恩格斯帮他找到工作，并且给他物质上的帮助。
恩格斯阅读考茨基的小册子“爱尔福特纲领”手稿的开头部分，并且把自己的意见寄给作者。
3月5日和16日之间恩格斯阅读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政论家和历史学家弗·梅林的许多著作；他在给倍倍尔的信中给予这些著作以很高的评价，特别是梅林的“莱辛传奇”一书，它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述了普鲁士的历史。
3月5日—4月19日恩格斯在给拉法格夫妇的几封信中，对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在众议院中同一批以厄·格朗热为首的带沙文主义情绪的布朗基主义者（原先是布朗热主义者）结成同盟的行动，进行了批评；恩格斯表示反对这样的同盟，他建议采取同以爱·瓦扬为首的所谓老派布朗基主义者接近的策略。
3月10日左右恩格斯从拉布里奥拉那里得到根据米兰代表大会的决议制定的意大利劳动党纲领和关于罗马失业工人运动的材料；恩格斯以后还从拉布里奥拉那里得到关于意大利的政治情况和工人阶级斗争的详细报道。
3月15日—9月25日左右恩格斯和丹尼尔逊通信，从他那里得到关于俄国经济情况的材料以及俄国的经济学杂志和书籍，其中有“地方自治机关统计经济研究总结”第一卷；恩格斯在给他的信中指出，资本主义在俄国的迅速发展必然引起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因此，必然引起农民公社的解体和大批农民的无产阶级化。
3月17日恩格斯写信向法国工人祝贺巴黎公社二十一周年；贺信发表在3月26日的“社会主义者报”上。
3月20日左右—26日恩格斯在赖德休养。
3月29日恩格斯为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德文第二版写一个按语；该版于1892年在斯图加特出版。
3月30日恩格斯在给施留特尔的信中揭示了阻碍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原因，他指出，美国资产阶级分化工人阶级，收买美国本地工人，唆使他们去反对各国侨民工人，同时挑拨后者自相倾轧。
4月1日恩格斯同法国资产阶级报纸“闪电报”的记者艾·马萨尔谈话，谈话的内容是关于社会主义者对欧洲一系列国家的内外政策的最重要问题的态度；在谈到无政府主义者在巴黎制造的爆炸事件时，恩格斯认为这是巴黎警察当局的挑衅行动。谈话的全文经恩格斯审阅和修改后发表在4月6日的“闪电报”上。
4月中恩格斯接见俄国民粹派革命家尼·谢·鲁萨诺夫，和他谈论俄国的经济情况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几个问题；恩格斯指出，民粹派的幻想必定要破产，因为他们否认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4月20日恩格斯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英文版写完了导言，他在导言中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述了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几个最重要的阶段，为此分析了几个历史问题和唯物主义哲学问题，并且说明了不可知论和在资本主义开始衰落时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特点。该版于1892年在伦敦出版。
5月恩格斯从门德尔森那里得到在里沃夫和克拉科夫印的波兰文五一节传单。
5月1日恩格斯参加在伦敦举行的五一节示威游行和群众大会；在以后几天，他写信给劳·拉法格和倍倍尔，认为五一节的庆祝活动是工人运动的巨大成就。
5月2日和10日之间恩格斯非常注意从5月1日至8日举行的法国市镇选举的进展情况，赞扬社会主义者在选举运动中的成就。
5月5日左右恩格斯从拉布里奥拉那里得知在意大利各城市举行五一节示威游行的情况。
5月14日左右—6月1日倍倍尔在恩格斯家里作客，他们两人一起多次同当时也在伦敦的辛格尔会面；他们讨论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问题。
5月17日—6月由于肖莱马患重病，恩格斯同肖莱马的兄弟以及给他治病的医生通信，并且到曼彻斯特去看望他。
5月31日恩格斯写信祝贺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贺信发表在6月10日的“工人报”上。
约6月初恩格斯把自己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英文版写的导言翻译成德文。译文于9月发表在“新时代”杂志上，标题是：“论历史唯物主义”。
6月9日和17日之间恩格斯多次接见到伦敦来参加国际矿工代表大会的德国矿工代表团；恩格斯同代表团的成员交谈德国矿工的情况和他们争取自己权利的斗争。
6月中—7月25日恩格斯密切注意选举运动和从7月7日至24日举行的英国下院选举的进展情况；在给倍倍尔、劳·拉法格等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的信中，他赞扬哈第、白恩士等独立的工人候选人的巨大成就，并且指出，这将促进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的运动。
6月29日—7月2日由于肖莱马逝世，恩格斯到曼彻斯特去了一趟，在那里参加他的葬礼；恩格斯写纪念这位杰出的革命学者的悼文。悼文用“卡尔·肖莱马”为标题发表在7月3日的“前进报”上。
7月21日恩格斯写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第二版序言，该版于8月中出版。
7月23日由于福尔马尔又发表了为“国家社会主义”思想辩护和为社会民主党同德意志帝国合作辩护的言论，恩格斯写信给倍倍尔，信中强调必须同机会主义者决裂，并且拟定同他们斗争的策略。
7月27日—9月6日恩格斯在赖德休养。
8月恩格斯继续进行他早在四十年代就开始的早期基督教历史的研究，阅读法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厄·勒南的著作。
8月2日左右恩格斯从丹麦社会民主主义者格·特利尔那里收到关于丹麦工人运动情况的报道。
8月4日和9月3日恩格斯从拉布里奥拉那里收到关于8月14—15日在热之间那亚举行的意大利劳动党成立大会的准备工作和大会进程的报道。
8月12日和9月4日恩格斯在给考茨基的两封信中，对于在“新时代”杂志上刊登艾威林夫妇关于英国选举结果的文章时删掉其中批评社会民主联盟领导和费边社的段落表示不满意；恩格斯认为费边社是对未来无产阶级革命感到恐惧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集团，他们企图使工人阶级从属于自由资产阶级，而不容许在英国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
8月19—23日恩格斯写信给倍倍尔、左尔格和阿德勒，告诉他们英国社会主义者在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斗争中获得了巨大的成绩；他指出朗卡郡的纺织工人的情绪有了转变，他们绝大多数都赞成参加斗争，争取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
9—10月恩格斯同原先的第一国际会员、德国医生路·库格曼通信，从他那里得到马克思的几本久未再版的著作。
9月5—26日恩格斯注意9月5日至9日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英国工联代表大会的进展情况，对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做了评价。这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拒绝参加将于1893年在苏黎世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而另外召开一个讨论八小时工作日的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恩格斯认为这个决议的目的是企图阻碍新工联同欧洲各社会主义政党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因此，恩格斯劝告德国、法国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不要接受这个计划，并且建议某些工联派自己的代表到苏黎世去；恩格斯还审阅倍倍尔根据他的建议就这个问题为“新时代”杂志写的一篇文章，对文章作了一些修改。恩格斯还就这个问题写信给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员会；恩格斯号召西班牙社会主义者给工联分子的企图以反击。
9月12日恩格斯从施米特那里得悉从德国社会民主党开除出去的“青年派”领导者又在进行新的分裂活动之后，在给施米特的信中谴责他们的行动，并且指出，既然他们是脱离工人群众的，他们在德国就找不到任何的支持。
9月下半月恩格斯注意分别于9月19日至23日和24日至28日在马赛举行的法国工团代表大会和法国工人党代表大会的进展情况；根据恩格斯的建议，两个代表大会都通过决议不参加英国工联将要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并且再次邀请它们参加在苏黎世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恩格斯赞同李卜克内西在工人党代表大会上的演说，这篇演说强调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际主义。
恩格斯多次接见柯瓦列夫斯基。
9月22日和11月17日恩格斯接见俄国民粹派革命家谢·米·克拉夫钦斯基（斯捷普尼亚克）。
10—12月恩格斯在半年多的间断之后，又开始进行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三卷的工作，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用在这项工作上。
10月上半月恩格斯阅读“青年派”的领导者之一汉·弥勒的小册子“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阶级斗争”；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建议他揭露这个小册子对党的恶毒的蛊惑性攻击，并且建议他同时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某些活动家的机会主义错误。
10月6日和15日之间恩格斯应拉法格的请求，帮助他准备在众议院的演说，演说的目的是揭露法国沙文主义者和阐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际主义立场；恩格斯把从倍倍尔那里得到的关于普法战争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同德国统治阶级的沙文主义作斗争的材料寄给拉法格。
10月中恩格斯阅读法国律师、布朗基主义者和布朗热主义者欧·普罗托的小册子“沙文主义者和反动派”，这本小册子也是反对“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的；在给法国社会主义者沙·博尼埃的信中，恩格斯认为这是一本欺骗性的和诽谤性的小册子，是按照热中于使资产阶级法国和沙皇俄国结成侵略同盟的警察机关和沙文主义集团指派的任务写成的。
11月6日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指出，目前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刊物上就福尔马尔的机会主义言论而展开的讨论，显得空洞、抽象；恩格斯建议在即将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追究福尔马尔向威廉二世和德国政府献媚的责任。
11月9日和15日之间恩格斯写“美国的总统选举”一文。文章发表在11月16日的“前进报”上。
11月9日和25日之间恩格斯为“社会政治科学手册”写马克思的传略，传略发表在1892年耶拿出版的该手册第四卷上。
11月14—21日恩格斯注意11月14日至21日在柏林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的进展情况。他在给倍倍尔的信中指出，这次代表大会的水平比以往各次低。代表大会违反它在1891年布鲁塞尔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上所承担的义务，拒绝在5月1日举行五一节示威游行，而把它移到星期日举行，恩格斯指出，代表大会的这种做法将被其他党看做是不遵守共同通过的决议。同时，恩格斯称赞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国家社会主义”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反犹太主义的决议。
11月15日恩格斯写了一篇声明给同“青年派”接近的一家德国社会政治报纸“柏林人民论坛”编辑部，揭露在该报上不署名发表的瑞士社会主义者艾里提埃的一组文章以无政府主义精神伪造第一国际的历史；恩格斯的这封信发表在11月19日的“柏林人民论坛”上。
11月19日—12月恩格斯在同德国和法国社会主义者的通信中，讨论22日1893年庆祝五一节的问题；他说明，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才允许不遵守布鲁塞尔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关于所有国家同时举行庆祝活动的决议。
11月底—12月4日恩格斯利用俄国民族学家列·雅·施特恩堡关于他对库页岛的吉里亚克人的社会制度和家庭风俗的研究报告，写“新发现的一个群婚实例”一文；文章发表在12月的“新时代”杂志上。
1892年12月—1893年7月恩格斯在从事其他工作的同时，准备出版“资本论”第二卷的德文第二版。
12月恩格斯注意由于揭发和公布了在开凿巴拿马运河时与法国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有牵连的舞弊行为而尖锐化的法国政治局势；在给拉法格夫妇的信中，他建议法国社会主义者利用当前出现的形势加强社会主义鼓动。
12月3—4日鉴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某些领导人计划把“新时代”变成通俗的政治和文艺杂志，恩格斯在给倍倍尔和考茨基的信中指出，在这种情况下，除了这样的杂志以外，必须创办一种理论刊物，以便在那里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
12月24日恩格斯写信给考茨基，请他归还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四卷的手稿；恩格斯曾委托他辨认其中笔迹不清楚的地方。1893年1月初，恩格斯通过倍倍尔收到了这份手稿。
1893
1—5月恩格斯继续进行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三卷手稿的工作。
1月初匈牙利社会民主党邀请恩格斯出席它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恩格斯复信该党执行委员会，对代表大会表示祝贺。
1月3日左右—10日倍倍尔在恩格斯家里作客。
1月10日恩格斯从玛·门德尔森那里得知巴黎警察当局逮捕了五位波兰革命流亡者的消息后，为此写了一篇题为“关于巴黎警察当局不久前的行径”的文章，发表在1月13日“前进报”上。
1月中英国社会主义组织和社会主义小组于1月13—14日在布莱得弗德举行代表会议，通过了建立独立工党的决议，恩格斯密切注视会议进行情况；在给左尔格的信里，他把这一事件当作英国工人运动史上一个重要事实来评价，并且表示赞同艾威林参加新党的执行委员会。
1月23日恩格斯出席纪念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欺育协会成立五十三周年的晚会。
1月26日和29日之间恩格斯根据拉布里奥拉提供的文件和资料写了一篇文章“关于意大利的巴拿马”，揭露意大利几家同许多著名政治活动家有密切联系的大银行在金融上的鬼蜮伎俩。文章发表在2月1、2和3日的“前进报”上。
2—3月恩格斯密切注意英国独立工党的发展并把这种情况告知倍倍尔、拉法格、左尔格和其他社会主义活动家；恩格斯在给他们的信里指出该党领导者哈第的一系列有利于保守党人的政治错误；同时，恩格斯注意到新党成员中有健康的无产阶级成分，指示他们必须奉行真正的独立政策，这样做既能使工人相信自己的力量，又能迫使自由党政府让步。
2月由于德意志帝国国会讨论新的军事法草案，恩格斯应倍倍尔的请求写了一组题为“欧洲能否裁军？”的文章。恩格斯指出，军备竞赛是压在人民头上的沉重负担，而且孕育着普遍的毁灭性战争；他提出在国际协议的基础上裁军和逐步地以民兵制度代替常备军的建议。这组文章发表在3月1日至10日的“前进报”上，并于3月底出版单行本。
2月1日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文版序言，该版于1893年在米兰出版。
2月2日左右恩格斯应伦敦俄国犹太人流亡者社会主义小组“进步社”的请求，寄给它许多有关社会主义理论和历史的书籍。
2月4日恩格斯认为引导工人阶级斗争的积极参加者研究工人运动的历史有很大的意义，他劝哈尼撰写宪章运动史。
2月6日左右恩格斯读到倍倍尔2月3日在帝国国会发表的提出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纲领的演说，以及社会民主党其他议员就这个问题所作的发言；他把帝国国会被迫花五天时间来讨论这个问题看做是德国工人运动的重大胜利；恩格斯对倍倍尔的演说给予很高的评价，并赞同为广泛传播这一演说而采取的措施。
2月7日俄国流亡社会主义者B．施穆伊洛夫请恩格斯帮助他写马克思传略，以便在俄国出版；恩格斯应此请求给他提了许多意见和指示，并把第一国际活动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寄给他。
2月24日恩格斯写信给丹尼尔逊，说明后者试图证明俄国在沿着非资本主义道路发展，是站不住脚的；他指出：俄国的农民公社只有在较发达的国家推翻了资本主义之后，才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新的社会发展的基层单位；在现存条件下，资本主义道路对俄国是不可避免的。
2月底—3月由于法国已经开始议会选举的准备工作，恩格斯密切注意工人党和其他社会主义组织的活动；他在给拉法格夫妇的几封信里，建议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同其他社会主义小组结成选举联盟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行动的自由和执行独立的政策。
3月1日左右—17日恩格斯在伊斯特勃恩（英格兰南海岸）休养。
3月13日恩格斯为德国工人写一篇庆祝即将到来的五一节的文章；在文章中简略地评述了英国工人运动的状况。文章于5月1日刊登在“前进报”出版的专刊“五一节”（《MaiFeier》）上。
3月14日恩格斯回答流亡在美国的德国社会党人F．维森提出的问题——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者能不能对由选举产生的职位提出自己的候选人；恩格斯指出，这在原则上是许可的；并指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必须运用各种手段和方式。
恩格斯收到各国社会主义者在日内瓦举行的纪念马克思逝世十周年的会议拍来的电报，上有普列汉诺夫等人的签名。
3月15日恩格斯收到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领导为纪念马克思逝世十周年拍来的电报。
3月中恩格斯读发表在3月1日“新时代”上的列斯纳回忆马克思的文章：并给予好评。
3月20日左右恩格斯复信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组织委员会秘书亨·德·劳埃德，说明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启程赴会。这次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定于9月，趁举行世界博览会之便在芝加哥召开，组织会邀请恩格斯参加代表大会。恩格斯随函寄给劳埃德“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两书英文版。
3月21日恩格斯在给捷克社会民主党人奥拉迪姆斯基的信里，对后者告诉他关于“共产党宣言”译成捷克文一事表示欣慰。
3月28日左右—4月倍倍尔在恩格斯家里作客；除了其他一些问题之外，他4日们讨论了辛格尔提出的以单行本分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建议。出版文集一事并未实现。
拉法格夫妇在恩格斯家里作客；他们同他讨论了法国工人运动问题。
3月31日德国、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议员——倍倍尔、拉法格和白恩士在恩格斯家里会晤；恩格斯把这次会晤本身看做国际工人运动取得巨大胜利的证明。
4月—7月初恩格斯数度接见持普列汉诺夫的介绍信来访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阿·米·沃登；恩格斯同他交谈了俄国的经济状况，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民粹派的斗争，以及许多哲学和经济学问题。谈话当中，恩格斯指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土地问题的特殊重要性，他还表示，相信在最近时期俄国国内将出现一批新的坚强的工人运动领袖。
4月恩格斯给法国、奥地利和西班牙工人写五一节贺信；他强调指出庆祝这一节日对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意义；这些信刊载在：4月23日的法国“社会主义者报”上，标题是：“尽管如此”；奥地利“工人报”社出版的专刊“庆祝1893年五一节”（《Zum1．Mai1893》）上和5月1日的西班牙“社会主义者报”上。
4月初恩格斯从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之一帕·伊格列西亚斯那里收到关于西班牙工人运动情况以及关于社会主义者反对无政府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的斗争情况的报道；以后，恩格斯继续从他那里收到这种报道。
4月8日恩格斯应捷克社会主义报纸“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约·克拉普卡的请求写一篇短文“五一节致捷克同志们。1848年回忆片断”，文中强调不同民族的工人、其中包括德国和捷克无产阶级的利益一致性，短文刊载在布拉格出版的专刊“1893年五一节”（《PrvníMaj1893》）上。
4月24日恩格斯动身到曼彻斯特去参加他的朋友E．龚佩尔特医生的葬礼。
5月5日左右恩格斯收到伊格列西亚斯的信，伊格列西亚斯在信中报道了西班牙五一节示威游行的情况，并且以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员会的名义请恩格斯在5月7日伦敦举行示威游行时代表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
5月6日左右恩格斯收到普列汉诺夫和查苏利奇为即将举行的五一节集会写给英国工人的贺信；同时，普列汉诺夫还告诉他日内瓦五一节示威游行情况。
5月7日恩格斯参加伦敦的五一节示威游行。
5月11日恩格斯同法国保守派报纸“费加罗报”记者谈话时，对国际形势和德国状况作了评述；谈话于5月13日刊登在该报上。
5月17日恩格斯把他整理“资本论”第三卷最后几节的工作情况和关于写作国际工人协会史的意图告诉左尔格。
5月25日左右恩格斯从俄国民粹派社会主义者彼·拉·拉甫罗夫那里收到一本在日内瓦出版的书“理论社会主义的原理及其在俄国的应用”，其中载有俄国革命民粹主义的代表格·亚·洛帕廷的一封关于他在1883年9月同恩格斯谈话的信。
5月27日侨居美国的俄国经济学家伊·阿·古尔维奇曾把自己的著作“俄国农村的经济状况”一书寄给恩格斯，恩格斯在读完之后给作者回信，对这部著作给予好评。
6月9日恩格斯写信给保加利亚杂志“社会民主党人”编辑部，对寄给他一册杂志表示感谢，并对东南欧各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成长表示欣慰。这封信刊登在杂志第3期上。
6月12日左右恩格斯从屠拉梯那里收到“资本论”第一卷意大利文译本。
6月13日恩格斯打电报给拉甫罗夫，祝贺他七十岁生日。
6月中恩格斯注意德国选举的进行情况；他在给拉法格夫妇的信中提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胜利，并强调指出党的影响，尤其是在农业区的影响不断增长。
6月20日左右—27日恩格斯读6月17日“社会主义者报”以“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为题发表的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鉴于国内沙文主义情绪增长而写给法国劳动群众的呼吁书；恩格斯在给拉法格的信中，整个说来赞同这份呼吁书，但是指出，其中不合法地提出了法国社会主义者在国际革命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的主张，这使各国无产阶级政党之间的国际相互关系的原则受到破坏；他还指出，呼吁书中把法兰西共和国同其他国家的君主政体无条件对立起来的提法将会掩盖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阶级实质。
6月底恩格斯就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问题对英国自由派报纸“每日纪事报”记者发表谈话。谈话刊载在7月1日的报上。
7月5日左右恩格斯收到丹麦社会民主党人尼·彼得逊关于丹麦经济状况的报道。
7月14日恩格斯写信给梅林，对寄给他“莱辛传奇”一书单行本表示感谢，说他对这部著作评价很高，并举出德国和法国历史上的例子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原理。他告诉梅林，他打算为“德国农民战争”一书新版做些修改。恩格斯未能实现这一意图。
7月15日恩格斯为“资本论”第二卷德文第二版写简短的序言。
7月19日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鲁·迈耶尔来信对倍倍尔“妇女和社会主义”一书中的某些原理提出批评，恩格斯在复信中指出，迈耶尔关于不可能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论断是站不住脚的，恩格斯强调，消灭城乡对立的最重要条件是，不仅使工业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而且使农业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
7月21—28日恩格斯在伊斯特勃恩休养。
7月29日恩格斯立遗嘱；他把一部分财产和藏书遗赠给德国社会民主党，把大部分财产留给马克思的几个女儿和外孙。
8月1日—9月29日恩格斯去德国、瑞士和奥匈帝国旅行：造访科伦，后偕倍倍尔经美因兹和斯特拉斯堡到苏黎世，离开那里几天去格劳宾登会他的弟弟海尔曼，后回苏黎世并在瑞士逗留了两星期，然后经慕尼黑和萨尔茨堡赴维也纳，离维也纳经布拉格和卡尔斯巴德（卡罗维发利）到柏林，再取道鹿特丹回伦敦。
8月中恩格斯在苏黎世时几次拜访“劳动解放社”成员查苏利奇和巴·波·阿克雪里罗得。
8月12日恩格斯参加在苏黎世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闭幕会议，用英文、法文、德文发表了简短的演说，并受代表大会主席团的委托宣布会议闭幕；恩格斯在演说中指出了马克思对工人阶级的功绩，说明了国际工人运动的成就。
8月31日—10月13日鉴于8月20日法国众议院选举，恩格斯在给拉法格夫妇的信里对以盖得为首的工人党议员能否把其他社会主义组织的代表团结在自己周围表示担心；他建议执行有助于这一团结的策略。
9月11日恩格斯出席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为欢迎他而在维也纳举行的晚会。
9月14日恩格斯出席维也纳社会民主党人为庆祝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胜利闭幕而举行的大会，他在会上讲了话，指出社会主义者在奥地利、匈牙利、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影响显著增长；讲话刊载在9月22日的“工人报”上。
9月22日恩格斯出席柏林社会民主党人为欢迎他到德国而组织的大会，他在会上讲了话，指出马克思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的巨大作用，并赞扬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成就；讲话刊载在9月26日“前进报”附刊上。
10月11日左右恩格斯收到拉法格寄来的关于10月7日至9日在巴黎举行的法国工人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情况的报道。
10月11—21日鉴于爱·塔菲保守政府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提出奥地利选举改革草案，规定扩大选举权，恩格斯在给阿德勒、倍倍尔和劳·拉法格的信里分析了奥地利的政治形势，并建议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利用由于多数资产阶级政党反对改革草案而引起的国内政治危机，加强社会主义鼓动。
10月中恩格斯密切注意从7月底开始并持续下来的英国中部矿工反对矿主们宣布同盟歇业的斗争；他在给倍倍尔的几封信里谈到这次斗争的详细情况，还谈到一部分矿主被迫拒绝同盟歇业。
10月14—27日恩格斯获悉福尔坦打算把马克思的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反杜林论”里的“暴力论”三章译成法文在社会主义杂志“新纪元”（《LErenouvelle》）上发表，他为这事同福尔坦和劳·拉法格通信；他指出，马克思的著作只能由哲学专家来翻译，他只同意翻译“暴力论”。
10月17日恩格斯在读了作者丹尼尔逊本人寄给他的“我国改革后的社会经济概论”一书以及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彼别司徒卢威就这本书写的批评文章之后，写信给丹尼尔逊。他指出，丹尼尔逊否认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进步性的民粹主义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同时，恩格斯批评司徙卢威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想化，他证明资本主义发展不可避免地同广大群众的贫困化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在像俄国这样经济落后的国家里更是如此。
10月22日和31日恩格斯几次接见持拉甫罗夫的介绍信前来拜访他的俄之间国民粹主义者X．拉波波特；恩格斯同他谈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若干问题、俄国革命运动情况和其他问题。
约10月24日—12月恩格斯继续从拉布里奥拉那里经常收到关于意大利政23日治状况以及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情况，其中包括关于意大利社会主义者所支持的西西里劳动群众运动（“同盟”运动）情况的报道。
11月6日和12日之间恩格斯读迈耶尔的“世纪末的资本主义”一书。
11月28日左右恩格斯收到各国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以及其他的组织和个人给他祝寿的贺信、贺电。
12月恩格斯审阅由劳·拉法格翻译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上半部的法译文，并把他的意见寄给她。
12月上半月恩格斯得到斐·沃尔弗病重的消息，到牛津去看望他。
12月1日恩格斯写信给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对祝贺他的寿辰表示感谢。
12月2日恩格斯在给左尔格的信里分析了在美国阻碍建立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原因，他提到的原因有：两党制使握有统治权的政党能广泛欺骗群众，由本地美国人和移民组成的工人阶级成分驳杂，而且他们又分散成各个民族小集团，存在对黑人居民的种族歧视，以及无产阶级上层的生活水平比较高。恩格斯在那封信里还告诉左尔格，他已经把“资本论”第三卷的颇大部分准备好付印。
12月19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邀请恩格斯莅临指导，恩格斯复信祝贺大会；恩格斯强调，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知识分子在国民经济和国家管理的各部门都将起重要作用。这封信刊载在1894年3月25日—4月10日的“社会主义者大学生”报上。
1894
1月—5月11日恩格斯继续进行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三卷手稿的工作。
1—3月恩格斯注意在奥地利展开的争取普选权的斗争；他在给阿德勒、左尔格和其他社会主义者的信里强调指出，扩大选举权对奥地利工人运动的发展的意义。
1—2月恩格斯同哈尼通信并给他以物质帮助。
1月上半月恩格斯为他发表在1871—1875年“人民国家报”上的关于国际问题的论文集写序。在专门为这本论文集写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里，恩格斯阐述他对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和俄国农民公社的命运的观点。论文集于1月底出版。
恩格斯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三卷的工作已完成很大一部分，他给汉堡奥迈斯纳出版社寄去头四篇，共20章（手稿的三分之一）。
1月3日恩格斯读载于法国布朗基社会主义者的周刊“社会主义党”上的裁军方案，这个方案是瓦扬为提交众议院而提出的。恩格斯在给拉法格的信里，在赞同方案的基本思想的同时，提了许多实践上的意见，并建议以他在“欧洲能否裁军？”一文中所述的建议作为方案的基础。恩格斯劝法国社会主义者就他们建议召开国际裁军会议的问题事先同德国和意大利的社会主义者商量一下。
1月6日和10日之间恩格斯读十七世纪初英国作家罗伯顿“忧郁症的解剖”一书，这本书是他的朋友、著名的英国地质学家G．W．兰普鲁寄给他的。
1月9日左右恩格斯分别为“前进报”和“新时代”杂志写短文，简略地评介“资本论”第三卷的内容。两篇短文分别发表在1月12日的“前进报”上和1月的“新时代”上。
1月25日恩格斯应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的德国大学生W．博尔吉乌斯的请求给他写复信，信中考察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若干原理，其中包括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的反作用问题，历史上必然性和偶然性辩证地相互作用的问题等等。这封信由“社会主义大学生”（《DerSozialistischeAkademiker》）杂志撰稿人海·施塔尔根堡于1895年10月发表在该杂志上。
1月26日屠拉梯和他的妻子、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参加者安·库利绍娃曾请求恩格斯就社会主义者在意大利正在展开的劳动人民群众性运动的条件下应采取什么策略的问题谈谈他的意见，恩格斯写了一篇文章作为回答，他在文章中强调指出酝酿中的意大利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同时指出社会主义者应该执行的策略是，保证无产阶级积极参加这一革命并保持它的阶级独立性。文章以恩格斯致屠拉梯的信的形式表在2月1日的“社会评论”杂志上，标题是：“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
1月底保·拉法格在恩格斯家里作客，并在那里会见白恩士。
2月9日左右—3月恩格斯在伊斯特勃恩休养。
1日2月23日—5月21日由于英国议会选举即将举行，恩格斯在给左尔格、阿德勒、普列汉诺夫及其他社会主义者的信里，分析了自由党和保守党之间的斗争；他指出，自由党力图保持执政地位，因此将被迫对工人阶级做些让步。在谈到英国没有独立的群众性的工人政党的原因时，恩格斯认为这是工人运动的分裂和社会主义组织的宗派性质所引起的；恩格斯提出制定自己独立的政策作为英国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
2月底—5月恩格斯读丹尼尔逊寄给他的两卷关于俄国的工业发展和农业发展的统计资料。
3月6日恩格斯读到法国社会主义者改良派首领之一让·饶勒斯在众议院所作的建议规定谷物进口由国家垄断的发言之后，写信给拉法格，批评这一建议。恩格斯指出，在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条件下，任何国家垄断将只对资本家阶级有利；他还指出，只要政权在资产阶级手里，实行任何社会主义措施都不可能。
3月18日恩格斯为巴黎公社二十三周年纪念给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写贺信。贺信刊载在3月25日的“社会主义者报”上。
3月20日恩格斯把“资本论”第三卷的第一批校样寄给丹尼尔逊，以便译成俄文；以后，他陆续把从印刷所收到的校样寄一份给后者。
恩格斯在给罗马尼亚社会主义者P．穆索伊的信里，感谢他寄来“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共产党宣言”的罗马尼亚文版。
3月21日恩格斯告诉左尔格，他已完成“资本论”第三卷手稿基本部分（约三分之二）的工作。
3月22日恩格斯接到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邀请他参加第四次代表大会的请帖后，给代表大会写贺信；他指出，党的迫切任务之一是为争取普选权而斗争；贺信载于4月出版的小册子“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记录”（《VerhandlungendesviertenosterreichischensozialdemokratischenParteitages》）。
3月26日恩格斯在给伊格列西亚斯的复信里对社会主义运动在西班牙的发展表示欣慰。
3月27日恩格斯收到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发来的贺信。
4月24日恩格斯给巴门社会民主联合会主席艾伯勒写信，感谢这个组织寄给他一本贴有他的故乡巴门城的风景照片的纪念册。
5月6日和7日恩格斯接见法国工人党活动家阿·德尔克律兹。
5月11日恩格斯把“资本论”第三卷最后一部分手稿寄给出版社。
5月15日恩格斯为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写信给该党执行委员会，这封信载于社会主义报纸“工人新闻”和用匈牙利文载于5月18日的“人民言论”上。
5月23日恩格斯为“反杜林论”德文第三版写序，该书于7月出版。
6月1日恩格斯在给丹尼尔逊的信里感谢他寄来“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俄文第一版，认为译文质量总的来说是好的。
6月中恩格斯收到左尔格寄来的关于美国矿工罢工运动的报道。
6月18日左右恩格斯从匈牙利社会主义者M．德亚克那里获知准备把“共产党宣言”译成匈牙利文的消息。
6月19日左右—7月2日恩格斯多次接见到英国来的李卜克内西。
6月19日和7月16日之间恩格斯写“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一文，这是他先前就这个题目所做的研究的总结；文章刊载在9月底—10月初的“新时代”杂志上。
6月27日恩格斯认为广泛宣传“资本论”第三卷的内容有很大意义，他把这卷第二十三章和第二十四章寄给“新时代”杂志编者发表；这两章载于7月的杂志上。
7月19日—8月2日由于苏格兰发生矿工罢工以及罢工委员会向恩格斯呼吁，恩格斯同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和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通信，谈到给罢工者以物质帮助；他本人也对罢工者提供帮助。
7月26日左右恩格斯把“反杜林论”第三版寄给拉布里奥拉。
7月30日和8月6日恩格斯应伊格列西亚斯的请求，通知德国和奥地利的之间社会民主党领导以及英国的许多社会主义和工人组织：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将在8月底召开。恩格斯建议它们向代表大会致函祝贺。
8月7日左右—22日恩格斯了解了8月5—6日举行的社会民主联盟代表大会的结果后，批评联盟领导者的宗派主义政策，其中包括代表大会所作的两个决定：一个是决定在将于1896年在伦敦举行的有工联参加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前夕另行召开特殊的“纯社会主义”代表大会，另一个是决定把独立工党当作“非社会主义”组织而拒绝同它合作。恩格斯在给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社会主义者的信里，建议他们在报刊上反对这一意图的实现。
8月14日—9月18日恩格斯在伊斯特勃恩休养。
8月15日和30日之间恩格斯收到拉布里奥拉寄来的关于意大利状况的报道，以及关于意大利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阿·洛里亚及其追随者企图批判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而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的资料；在以后数月中恩格斯继续收到类似的报道。
9—11月恩格斯注视中日战争的战况发展；他在给劳·拉法格、左尔格和其他社会主义者的信里指出，不管战争结局如何，这场战争将推动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9月6日意大利劳动社会党邀请恩格斯参加它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恩格斯致函该党一位活动家卡·德拉瓦勒祝贺代表大会；贺信于9月22—23日刊载在意大利社会主义报纸“阶级斗争”上。
9月9日左右恩格斯收到马尔提涅蒂的信，说他已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恩格斯的其他作品译成意大利文，并谈到发表这些译文的困难。
9月26日恩格斯应西西里岛社会党人打算在巴勒摩出版的报纸“社会正义”（《Giustiziasociale》）编辑部的请求，给西西里岛的社会党人写贺信；由于该报被禁止出版，贺信于1895年6月30日刊载在西西里岛社会主义报纸“解放”上。
10—11月恩格斯多次接见从瑞士被驱逐出境后暂住伦敦的普列汉诺夫。
10月恩格斯根据报纸和伊格列西亚斯的来信注意马拉加的西班牙纺织工人罢工的进行情况；他赞赏他们英勇顽强。
10月4日恩格斯写成“资本论”第三卷序言。
10月下半月恩格斯注意10月14日和21日比利时下院选举情况，选举结果社会主义者赢得三十二席；恩格斯在给比利时工人党的领导者之一艾·王德威尔得的信里指出，这一事件对比利时无产阶级、对其他各国的工人运动都有很大意义。
10月27日恩格斯应屠拉梯的请求给“社会评论”杂志编辑部写信，驳斥意大利资产阶级报刊企图把意大利社会主义者的革命斗争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活动对立起来，并以此来分裂国际工人运动。这封信于11月1日刊载在该杂志上。
10月底—11月鉴于福尔马尔在10月21日至27日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土地纲领问题的机会主义的发言，恩格斯在给左尔格、考茨基、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人的信里对这个发言作了最严厉的批评。他把福尔马尔提出的维护农民、包括大农的私有利益的要求评定为背弃社会主义原则。
11月初恩格斯读刊载在“新纪元”杂志上的“共产党宣言”法译文，并提出自己的意见。
11月10日恩格斯在给左尔格的信里评述英国工人运动情况；他指出建立同自由党、保守党相对立的群众性的工人政党的必要性；他提到，社会民主联盟的领导者们仍然站在宗派主义的立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变成僵死的教条，而独立工党的领导则摇摆不定，并且放弃独立的无产阶级的策略，同资产阶级政党相勾结。
11月12日恩格斯写信给“前进报”编辑部，严厉驳斥福尔马尔企图歪曲他在土地问题上的立场；这封信于11月16日刊载在该报上。
11月15日和22日之间为了答复福尔马尔的发言，并且鉴于法国工人党于9月在南特举行的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纲领的绪论部分和补充中包含有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恩格斯撰写“法德农民问题”。恩格斯批评这些发言和错误，并制定马克思主义的土地纲领的基本原理。这一著作于11月底刊载在“新时代”杂志上。
11月下半月—12月上半月恩格斯密切注意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关于土地问题的辩论。在反对福尔马尔的斗争中，他给倍倍尔出了许多主意，并批评李卜克内西的调和立场；恩格斯证明，为了党的真正统一，必须坚决反击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分子；他认为这次辩论的结果是对机会主义的胜利。
11月22日由于“前进报”刊登消息说“资本论”第四卷将不出版，恩格斯写了一篇短文驳斥这种说法。短文未署名于11月刊载在“新时代”杂志上。
11月23日恩格斯写信给阿尔明尼亚社会主义者И．阿塔贝强茨，感谢他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共产党宣言”译成阿尔明尼亚文，还感谢他告知阿尔明尼亚的状况；恩格斯指出，只有在俄国开展革命运动，推翻俄国沙皇制度，阿尔明尼亚人民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
12月11日恩格斯把刚出版的“资本论”第三卷友好地题赠给普列汉诺夫。
12月12日恩格斯把“资本论”第三卷分别寄给左尔格和施留特尔。
12月27日由于“工人报”从1895年1月1日起改为每日出版，恩格斯给奥地利工人写贺信。贺信刊载在1895年1月1日的“工人报”上。
1895
1—3月恩格斯从拉布里奥拉那里得到关于洛里亚及其追随者又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的报道，这些人企图推翻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并反驳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中提出的原理；恩格斯还从他那里收到刊载在意大利社会主义杂志“评论”（《LaRassegna》）上的这一序言的译文。
1月恩格斯开始准备出版马克思和他自己的著作全集；他着手搜集马克思的早期作品和五十年代刊载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文章，并为此同库格曼通信。
1月上半月恩格斯获悉符卢勃列夫斯基生活异常困难，在分别写给瓦扬和拉法格的信里，他坚持要法国社会主义者向符卢勃列夫斯基提供经常的物质帮助。
1月1日恩格斯把“资本论”第三卷分别寄给拉甫罗夫和阿德勒。
1月3日恩格斯继续注意德国社会民主党队伍内的反对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他在给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保·施土姆普弗的信里指出，党内机会主义倾向趋于活跃的原因之一是，补充党的队伍的不仅有工人，而且有小资产阶级分子；恩格斯强调同这些倾向作斗争的必要性并表示相信革命派必将胜利。
1月9—28日恩格斯在同阿德勒的通信中，讨论“工人报”改为日报后的领导问题；他为编辑部筹划物质援助和组织稿源等。
1月底—2月初恩格斯认为恢复马克思对拉萨尔的态度的真面貌有很大意义，他准备出版马克思同拉萨尔的通信。这一出版计划在恩格斯生前未实现。
2月恩格斯读普列汉诺夫“论一元史观的发展问题”一书，这书是作者寄给他的。
2月1日和26日之间恩格斯应普列汉诺夫的请求为查苏利奇延医治病。
2月上半月鉴于“前进报”社拟将马克思于1850年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专门为法国1848年革命及其后一些事件写的文章出版单行本，恩格斯为此同费舍通信；他建议把小册子的书名定为“1848年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他还确定了书的内容、各章标题以及印数。
2月2日英国和波兰的社会主义者就定于1896年在伦敦召开的应届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定名问题征询恩格斯的意见，恩格斯复信作答；他在给波兰流亡社会主义者维·约德科的信里，表示同意把这次代表大会作为例外，定名为“国际社会主义工人和工联代表大会”；他解释必须这样定名的理由是，英国大多数有组织的工人都拥护工联。
2月14日—3月6日恩格斯为马克思的著作“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单行本写导言。恩格斯在这篇导言里，详细分析在变化了的条件下工人运动的策略基础，他指出从1848—1849年革命时期以来无产阶级斗争条件已经变化，其中包括由于军事发展而发生的变化。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担心这篇导言会给恢复反社会党人法提供不必要的借口，由于他们的坚持，恩格斯在校样中删去了几个地方，但这篇著作的革命实质还是完整地保存下来了。导言于3月底—4月初刊载在“新时代”杂志上，并收在4月中出版的书里。
2月下半月恩格斯读劳·拉法格译的“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法译文手稿，并在译稿上做了一些修改。
2月20日左右恩格斯从他亡妻的一个居住在美国的侄儿威·白恩士那里得到一些关于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和罢工运动的消息，其中包括勃鲁克林电车工人罢工的消息。
恩格斯收到倍倍尔的报道，说德国政府打算要帝国国会通过矛头针对社会民主党人的防止政变法及其他反动法案。
3月5日恩格斯读了瓦扬寄给他的几件法国社会主义者打算提到众议院去的法案（关于农业公有地产、关于国营企业工人的八小时工作日和最低工资、关于成立劳动部等等），写信给瓦扬，对这些法案的内容提了一些意见。
3月11日和4月6日由于施米特和德国资产阶级经级学家威·桑巴特发表的“资本论”第三卷书评里，对价值规律、利润率和生产价格作了错误的解释，恩格斯写信给他们，批判这些错误观点，并阐明对这些范畴的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实质。
3月12日左右恩格斯收到劳·拉法格关于法国准备庆祝五一节的情况的报道。
3月16日恩格斯写信给阿德勒，对他提了些关于研读“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意见和指示。
3月18日左右恩格斯应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卡·希尔施的请求，读他发表在“社会政治中央导报”上的、论证由于劳动强化而必须为缩短工作时间而斗争的几篇文章，并把自己的意见告诉希尔施。
3月底—4月初恩格斯读拉法格“财产的起源与发展”一书；并写信给他，对该书总的给以好评，同时也对作者的个别见解提出批评。
4—5月恩格斯写“资本论”第三卷增补，共两篇文章：“价值规律和利润率”和“交易所”。恩格斯在第一篇文章里剖析了许多对“资本论”第三卷的书评；在第二篇以草稿形式保存下来的文章里，恩格斯分析交易所已经变化了的作用和股份公司的迅速扩展，他把这点看做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新的特征。这两篇文章在恩格斯生前未刊印。
4月恩格斯继续准备出版马克思和他自己的著作全集，为此同倍倍尔、费舍、梅林通信。
4月1日恩格斯在给考茨基的信里，坚决抗议事先未经他同意而在3月30日“前进报”上以任意挑选的摘录形式发表他为马克思的著作“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写的导言，因为这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仿佛他是无论如何要采取和平策略的拥护者。
4月初恩格斯由于打算整理出版“资本论”第四卷，阅读瑞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斯·鲍威尔寄给他的专题著作“论重农学派学说的发生。根据魁奈的未发表著作”。
4月15日左右恩格斯把刚出版的由他校订并写导言的马克思的小册子“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寄给列斯纳、查苏利奇、拉布里奥拉、瓦扬和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其他活动家。
4月15日—5月29日恩格斯就出版在1842年“莱茵报”上发表的马克思早期论文集子的问题同费舍和梅林通信。出版计划未实现。
4月19日左右恩格斯从马尔提涅蒂那里得知，他为马克思的著作“1848年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写的导言已译成意大利文。译文以节译的形式发表在5月1日的“社会评论”杂志上。
5月恩格斯读考茨基的“现代社会主义的先驱”一书；他在给考茨基的信里指出该书的缺点，其中包括对构成无产阶级先驱的中世纪城市的最无权分子的作用以及对十五、十六世纪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经济状况的问题研究得不够。
恩格斯身上出现后来使他死亡的病症食道癌的初步可觉征候。
5月18日左右恩格斯收到捷克社会主义者格累尔寄给他的、维也纳出版的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捷克文译本。
5月21日恩格斯得知考茨基和伯恩施坦瞒着他准备出版一套关于社会主义历史的书，他在给考茨基的信里对这事表示愤慨；他说考茨基和伯恩施坦的行为是力图在实际上不让他参预工人运动史和社会主义思想史的研究工作。
6月—7月24日恩格斯在伊斯特勃恩治病，爱·马克思－艾威林、劳·拉法格、爱·艾威林和阿德勒等人去那里看望他。
6月17日左右7月24日恩格斯从阿德勒那里收到关于奥地利政治状况的报道。
身患重病的恩格斯从伊斯特勃恩回伦敦。
7月28日恩格斯不顾病情严重，仍同爱·马克思－艾威林谈论英国独立工党内的状况。
8月5日（晚10点30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逝世
8月6日和10日之间各社会主义和工人政党以及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许多活动家在唁电和唁信里对恩格斯逝世深表哀痛。
8月10日恩格斯的遗体在伦敦附近的沃金火葬场火葬。追悼大会在滑铁卢车站大楼举行，恩格斯的亲友以及欧洲大多数国家的社会主义和工人政党、团体的代表参加了追悼大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挚友赛·穆尔、保·拉法格、李卜克内西、倍倍尔、艾威林、安塞尔及其他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在会上讲话。查苏利奇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向恩格斯的灵柩献花圈。
8月27日遵照恩格斯的遗嘱，骨灰罐由他最亲近的朋友——爱·马克思－艾威林、列斯纳等人在伊斯特勃恩海滨的岩壁附近投入海中。
约9—11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事业的伟大继承者弗·伊·列宁写悼念文章，全面评述恩格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革命活动。文章发表在1896年“工人”文集第1—2期上。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1893年6月底弗·恩格斯对英国“每日纪事报”记者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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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3年6月底弗·恩格斯对英国“每日纪事报”记者的谈话[536]
……我在瑞琴特公园路恩格斯先生的寓所访问了他，自然碰上他由于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的结果而喜气洋洋。
他回答我的问题说：“我们争得了10个席位。第一次投票给了我们24席，在第二次投票时，我们的85位候选人有20位当选。我们得到了16个新的席位，失去了6个席位，这样，我们净得10个席位。柏林选出的6个人中有5个是我们的。”
“你们一共得到了多少选票？”
“这我们只有到帝国国会开会的时候才能知道；那时候会知道准确的数字，不过现在也可以说，我们得到的选票在200万张以上。1890年，我们得到了1427000票。请不要忘记，这些选票纯粹是给社会党人的。除了人民党[537]——这是激进共和主义的政党——中的一小部分人以外，所有的政党都联合起来同我们竞选。我们提出了391个候选人，并且拒绝同任何别的政党取得协议。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做，我们还可以再得二三十个席位，但是我们坚决拒绝无论什么样的妥协，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立场才这样有力。我们的任何一个议员，除了我们党的纲领以外，都没有义务要支持任何政党或任何措施。”
“可是，你们的这200万张选票不是本来应当给你们更多的席位吗？”
“是的，这里一切都归罪于不良的议席分配办法。在刚成立帝国国会的时候，原定各选区一样大小，每10万居民将选出议员1名；但是，划定选区时的缺点，以及居民的增长和迁徙，使得现在各选区的选民人数很不相同。这对我们非常不利。就以柏林的候选人李卜克内西为例吧。他在选区里得到51000票，而这选区的居民却有50万左右。”
“为什么你们失掉了6个席位呢？”
“失掉这些席位，各有各的特殊情况。不来梅，我们在1890年就认为不过是侥幸。在卢卑克，我刚从倍倍尔那里知道，是因为许多工人离开了，如果选举是在冬天举行，我们会保住这个席位的。其次，不应忘记，商业危机对我们的影响要比对你们的影响更厉害，我们不得不同企业主的激烈的敌对行为作斗争。虽然投票是秘密的，但有人将这种秘密化为乌有了。我们这里投票不像你们英国那样要在选票上划记号；而是每一个选民把他带来的选票投进票箱。此外，商业危机和1892年的霍乱流行，迫使许多工人接受了国家津贴，而这要剥夺他们的选举权整整一年。”
恩格斯先生接着说：“但是，我对我们的失败比对我们的胜利更引为骄傲。在德勒斯顿（农村选区），我们得到的票数比所有其他党派都投票赞成的那个候选人一共只少100票，而参加投票的人数总共是32000人。在奥滕曾，我们的候选人在总共27000票中所得的票数只比他的对手少500票，而他的对手也是得到所有其他的党派支持的。在斯图加特，我们的候选人得到13315票，比那个当选的候选人一共只少128票。在卢卑克，投票人数是19000人，我们所差的只有154票。而且，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所有这些选票都是拥护社会党人而反对所有其他党派的同盟的。”
“请您谈谈，你们的政治纲领是怎样的？”
“我们的纲领差不多同英国社会民主联盟[538]的纲领完全一样，但是我们的政策却完全不一样。”
“也许，你们的政策近似费边社的政策？”
“绝对不是，”恩格斯先生激烈地回答，“我认为费边社[539]不过是自由党的一个分支。它希望只用这个党所提出的那些手段来达到社会的革新。我们与所有现存的政党相对立并准备同它们作斗争。英国社会民主联盟只是一个小宗派，而且作为一个小宗派在行动着。这是一个闭塞的组织。它不懂应该怎样领导整个工人运动并把运动引向社会主义。它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正统教义。例如，它固执地要求约翰·白恩士在各码头罢工时举起红旗，然而，这一行动会毁掉整个运动，不但不会把码头工人吸引到我们这边来，反而会把他们重新推到资本家怀抱里去。我们不做这种事。但是，我们的纲领是纯粹社会主义的。我们的第一个要求是：一切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归社会公有。诚然，我们接受任何政府给我们提供的一切，但只是把它作为分期偿付的债款，我们对此并不感谢。我们永远投票反对预算、反对任何军事拨款或扩充兵员。在那些第二次投票时没有我们候选人的选区，我们的选民得到了指示，只支持那些答应一定投票反对关于军队的法案、反对任何增加捐税和任何限制人民权利的法案的候选人。”
“这次选举对德国的政治形势将发生什么影响呢？”
“关于军队的法案将被通过。[540]反对派已彻底瓦解。事实上，目前唯一实在的和团结的反对派就是我们了。民族自由党归附了保守派。自由思想党分裂成两部分，而在选举之后，它差不多什么也没有剩下了。天主教党和一些小党派害怕再一次解散帝国国会，为了避免解散帝国国会，它们准备作任何让步。”
“照您看来，这次选举将怎样影响整个欧洲的政治形势呢？”
“如果关于军队的法案通过了，那末法国和俄国显然也将在这方面采取步骤。法国现在就已经把所有男性国民，甚至生理上不宜服役的人，都赶到军队里去了，不过它无疑将着手改善它那作为作战机器的军队。俄国将会碰到补充军官的困难。当然，奥地利和德国将一致行动。”
“那末，您认为欧洲的和平的可能性很小吗？”
“任何一桩微不足道的事件当然都可能导致武装冲突，不过，我并不认为这些国家的统治者想要战争。新式速射武器的准确性和远射程以及无烟火药的运用，标志着军事上发生了这样的变革，以致谁也不能说，在这些新条件下，正确的战术应该是什么样的。这将冒灭顶的危险。而行将在战场上相遇的军队，也将是如此庞大，以致同未来的战争比较起来，过去的一切战争都形同儿戏。”
“照您看来，社会民主党将对欧洲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毫无疑问，我们将为和平而斗争。我们始终抗议兼并亚尔萨斯—洛林，在色当战役之后，马克思和我写了‘国际’的宣言，我们在宣言中指出，德国人民没有理由同法兰西共和国发生争端，我们要求光荣条件下的和平，并且预言了后来确实发生了的事情，就是：这一兼并会把法国抛进俄国的怀抱并对欧洲的和平造成经常的威胁。[541]我们的党在帝国国会里向来要求，让亚尔萨斯—洛林的居民有可能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或者重新并入法国，或者留在德国，或者并入瑞士，或者成为独立的国家。”
“那末，您认为成立‘欧洲联邦’的时间不远了吗？”
“当然。一切都在朝着这个方向走，因为我们的思想正在全欧洲传播。你看（他拿出一本厚厚的书），我们的罗马尼亚的新杂志［注：“现代人”。——编者注］。在保加利亚我们也有这样的杂志［注：“社会民主党人”。——编者注］。全世界的工人都在迅速地学习联合的艺术。”
“您可以给我一些说明德国社会主义增长的数字吗？”
恩格斯先生拿出一份精心编制的图表，上面标示出自从目前这样的帝国国会成立以后，在每次选举中每个党派所得的票数。
他说：“1877年，我们得到50万票；1881年，由于残酷的反社会党人法，我们只得到30万票；1884年，我们得到55万票；1890年，我们得到1427000票。在这一次选举中，我们得到200万票以上。”
“您怎样解释这一异常迅速的增长呢？”
“主要是经济原因。1860年以后，在我们德国，正如1760年和1810年之间在你们英国一样，发生了同样巨大的工业革命及与之俱来的一切不良现象。你们的工业家对这一点知道得很清楚。其次，目前的商业危机对我们这个年轻的工业国家的影响，比对你们那个年老的工业国家的影响更糟。因此，在我们这里，对工人的压制也就更厉害。当我说‘工人’的时候，我是指所有各阶级的劳动者。受大商行排挤的小商人、营业所职员、手工业者、城市工人和农业工人都开始感觉到我们现在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压迫。我们向他们提供同这种恶势力作斗争的科学方法，既然他们大家都会阅读和独立思考，他们就非常迅速地作出必要的结论并加入我们的队伍。我们的组织是完美无瑕的，它使我们的敌人感到钦佩而又绝望。它之所以成为完美无瑕的，那是由于俾斯麦的反社会党人法，这个反社会党人法很像你们的对付爱尔兰的惩治法。此外，我们的军事素养和纪律也有巨大的作用。在汉堡，我们的竞选宣言和文件在一刻钟内就送到所有24万选民的手里。去年，这个城市的当局甚至请求我们帮助他们散发防治霍乱的宣传品。”
“那末，您希望很快看到您那么想看见的执政的社会党政府吗？”
“为什么不想呢？如果我们的党今后也以正常的速度发展，我们在1900年和1910年之间将拥有多数。到那时，您就用不着怀疑，我们无论是在思想方面还是在能实现这些思想的人材方面，都不会有所欠缺。而你们到那个时候，恐怕将有那么一个政府，在那里悉尼·维伯先生直到头发花白还在打算感染自由党。我们不相信能感染资产阶级政党。我们在感染人民。”
载于1893年7月1日“每日纪事报”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每日纪事报”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释：
[536]恩格斯就6月举行的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这次选举中的成功，对英国“每日纪事报”记者发表了谈话。谈话除发表在上述英国报纸外，还以删节的形式发表在1893年7月15日“社会主义者报”第148号，全文发表在1893年7月16日“社会评论”杂志第14期。载于“每日纪事报”的谈话，标题是：“德国选举。恩格斯先生的谈话”；“社会主义者报”的标题是：“弗·恩格斯和德国选举”；“社会评论”的标题是：“同弗·恩格斯交谈关于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的结果”。——第631页。
[537]指自由思想人民党，该党于1893年5月由于德国自由思想党分裂而组成。后者由于党内在对军事法草案的评价上有分歧，于1893年5月6日帝国国会被解散的当日发生分裂。该党议会党团中，以李凯尔特和巴尔特为首的一部分支持政府，组成一个叫自由思想同盟的党；议会党团中以李希特尔为首的另一部分，反对增加军费开支并反映了该党激进分子的情绪，把自己称为自由思想人民党。——第631页。
[538]关于社会民主联盟，见注104。——第633页。
[539]关于费边社，见注495。——第633页。
[540]1893年5月被否决的军事法草案，稍经修改后，又由政府提交帝国国会批准，并于1893年7月15日为新的帝国国会所通过。新的军事法使政府能够增加军事拨款并且使政府不再是要隔七年（如1874年、1880年、1887年的七年期限法），而是只要隔五年就可以增加军事预算；因此世称“五年期限法”。——第633页。
[541]恩格斯指“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285—294页）。宣言是马克思写的，但是其中包括有恩格斯的材料，这些材料驳斥了普鲁士容克和德国资产阶级对亚尔萨斯—洛林的贪求，以及为此提出的军事战略上的论据。——第634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1893年5月11日弗·恩格斯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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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3年5月11日弗·恩格斯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谈话[530]
……恩格斯知道我的来意之后，对我说了如下的话：
“德国正进入自己历史的一个最严重的时期，但我应当马上补充一句，我们社会党人，对业已造成的局势没什么可担心的。相反，我们正在为自己的利益顺利地利用这一局势。军事拨款没有被批准，主要是由于我们宣传鼓动的结果。[531]各议会党派都不能无视我们，政府更是这样，它十分清楚，对它来说我们是最危险的敌人。当德国人民知道政府决定要取得新的军事拨款的时候，都非常愤慨，中央党和激进派[532]在表决时所采取的立场，无疑是受到了舆论压力的影响。”
恩格斯想要强调一下他的话，补充说：“要知道，德国人民说：‘我们出的兵已经够多了！应当到此为止了！’”
“而下届帝国国会呢，恩格斯先生？”
“现在，当我同您谈话的时候，我认为下届帝国国会将比上届更不乐意投票赞成拨款。不过，我也不是闭眼不看这样的可能性：今后将有五年立法活动的下届帝国国会议员们可能同政府相勾结，因为政府将借助于‘缓和的暴力’来力争妥协的解决。但是，非常可能，帝国国会将不批准拨款，在这种情况下，只好来个第二次解散，不过，我相信，这样就会选出一个在接受政府草案方面更不听话的帝国国会。而这就将最终使冲突尖锐化，那时候还很难说谁将占上风，是帝国国会还是皇帝。1864年在俾斯麦和普鲁士议会之间发生的、后来由于对奥战争才告结束的冲突就会重演。[533]”
恩格斯的回答使我想起一个新的问题——他怎样看待在欧洲报刊上已经展开讨论的事态发展的两种可能性：威廉二世在国内进行政变还是发动对外战争。
我的交谈人作了生动的回答：“现在要搞政变并不像从前那么容易。在1864年俾斯麦同普鲁士议会发生冲突的时候，普鲁士是个中央集权制国家，而现在的德意志帝国是个联邦制国家。中央政府要企图搞政变，它冒的风险就太大了。为了对政变的成功有把握，它必须得到联邦内所有政府的一致同意。哪怕只有一个邦政府不同意搞政变，它就会摆脱对帝国所承担的义务，而那就意味着联邦制国家的解体。但是还不止于此。联邦宪法是保障各小邦免受普鲁士统治的唯一的东西，它们破坏宪法，就等于是把自己的手脚捆绑起来交给中央政权去任意摆布。难道可以设想，巴伐利亚会这样放弃自己的权利吗？不会的，为了把我的意思说得更确切，我要对您说：皇帝要想在德国搞政变，他必须要么有人民要么有联邦的所有政府站到自己这一边，可是人民不会支持他，而所有的邦政府也永远不会一致赞成他。”
因为恩格斯的后一种说法没有说服我，我继续坚持国内政变的可能性。
他反驳说：“我并没有断言，我称之为‘自上而下的革命’的那种东西不构成对未来的威胁。倍倍尔和我们的别的朋友们已经说过，他们预见会有人对普选权心怀叵测。”
“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会用暴力来回答暴力吗？”
“我们并不那么愚蠢，以致自己投到政府为我们设下的圈套里去；要知道德国政府为了能镇压我们，它最希望的就是起义。对于目前我们和政府之间的力量对比，我们知道得太清楚了，还不至于冒冒失失地决定走这一步。再说，威廉二世敢于完全废除普选权吗？我不认为会这样。顶多，他将提高选民的年龄资格限制，送给我们一种修改和订正过的普选权（恩格斯说这句话时笑了起来），这种普选权目前在比利时就会遇到。[534]”
“您不担心在反对派议员当中进行大规模逮捕吗？”
恩格斯提高声音说：“不，在德国谁也不会认为有这种可能。联邦的某些政府，例如巴伐利亚政府，永远也不肯认可这种明目张胆的违反宪法的行为。别忘了，帝国宪法和帝国国会是各小邦能够借以防止被普鲁士吞并的唯一武器。”
接着我们转到对外战争的可能性问题上。恩格斯在这个问题上远不是悲观的。
他对我说：“当然，战争可能发生。但是在我们的时代里，谁会去承担挑起战争的责任呢？也许只有俄国，因为它版图大，不会被征服？……即使这样，也有问题！……俄国当前的状况是，如果它从国外拿不到钱，连一个月的仗也打不下去。”
※※※
说到这里，我的交谈人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勉强压住怒气继续说：
“实在说，我不理解法国政府。要知道不是法国需要俄国，而是俄国需要法国。俄国破产了，它的土地贫瘠了。如果法国政府了解事情的真相，它可以从俄国取得它所需要的一切，一切……一切……除了钱和有效的军事援助。没有法国，俄国就会孤立，彻底孤立……还是不要对我提起俄国的军事威力吧！请回想一下土耳其战争。要是没有罗马尼亚人的帮助，俄国人在普勒夫那是无能为力的……[535]不，我越是反复思索，就越不相信可能发生战争。在我们的时代，战争的结局是那样难于预料！军队被置于绝对无法估计的全新的条件下。出现了一分钟可以射击十次的步枪，它的射程接近于大炮的射程，它射出的子弹具有前所未闻的击穿力。出现了用黄色炸药、罗布里特炸药等等制成的炮弹。这些可怕的破坏手段的任何一种都还从来没有在战争过程中试用过。因此，我们完全无法想像，武器上的这一变革对战术和士气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
如果威廉二世打算发动战争，他在自己的总参谋部里就会遭到反抗；人们将会使他感觉到战争的全部巨大危险性。在拿破仑第三的时代还可能有局部战争；在我们的时代，战争就会是全面的，而且欧洲就会处于英国的控制之下，因为英国可以随意用饥饿来折磨交战的任何一方。无论是德国还是法国，自己都不能生产足够数量的粮食，它们不得不从国外进口粮食。而供应它们粮食的正是俄国。在同俄国作战的情况下，德国连一担粮食都别想得到。另一方面，法国从俄国运来粮食的线路，就会被在战争中反对法国的中欧切断。这样，就只有海路还是敞开的。但是，海路在战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受英国人的控制。英国政府根据那些经营各种横渡大西洋业务的公司所承担的义务，可以支配在它监督下建造的这些公司的船只；因此，在宣战的情况下，英国除了它的强大舰队以外，还将拥有五六十艘巡洋舰，可以专门用来阻拦商船开往它所反对的那一个或那一些交战国。即使它保持中立，它也会成为局势的主宰。当交战双方在战争中弄得筋疲力竭的时候，它会在适当的时刻出来迫使接受它的媾和条件。话又说回来，别以为威廉二世可能发动战争。德国皇帝昔日的战争热已经大大冷却了。”
我还有一个重要问题要问恩格斯先生，就是关于德国社会党人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成功的可能性问题。
对这个问题他回答说：“我深信，我们将比1890年多获得70万张选票，也可能多100万张。这样一来，我们总共得到的票数如果不是250万张，也将是225万张。但是我们得到的议席数目将不会同这个数字相适应。如果席位是平均分配的话，我们在选举中得到150万张选票之后，就应在上届帝国国会里有80名议员，而不是36名。自从帝国成立时规定选区以来，选区居民的分布已经变得对我们不利了。选区本来是按下列原则规定的：10万居民产生1名议员。但是柏林直到现在仍然只选6名议员到帝国国会去，虽然现在柏林的居民已经超过150万。按照规定，柏林应当选出16名议员。另一个例子是：科伦现在已有25万居民，可是它仍然只选1名议员。”
“在所有的选区都将提出社会党的候选人吗？”
“是的，我们要在所有的400个选区提出候选人。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对我们的力量进行一次检阅。”
“你们德国社会党人给自己提出什么样的最终目标呢？”恩格斯对我看了一下，然后说：
“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但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在目前的君主联邦制政府的统治下，这是不可能的。”
我不揣冒昧地指出，德国社会党人能够实现自己学说的时候，在我看来还非常遥远。
恩格斯先生反驳说：“并不像您想像的那样远，我认为，我们党担负起掌握国家管理的使命的时候已经不远……可能到本世纪末您就会看到这一点。
真的！请您看一看从我们开始议会斗争以来我们的拥护者的人数吧。它随着每一次选举不断增长。我个人深信，如果上届帝国国会存在到它的法定期限，换句话说，如果选举到1895年才举行，那末我们将会得到350万张选票。全德国的选民是1000万，其中参加投票的人数平均是700万。如果在总数700万选民当中有350万选民拥护我们，德意志帝国就不能再像现在这个样子存在下去。还有，请不要忘记这一点，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我们的选民人数反映出我们在军队里的拥护者的人数。在1000万选民当中我们已经有150万，就是说大约全体居民的七分之一站在我们这边，并且可以认为，每6个士兵里就有1个是我们的。当我们有350万张选票的时候（这个时候不远了），整个军队就会有一半站到我们这边。”
当我对于受社会党人影响的军队在发生革命时仍将忠于自己的原则表示怀疑时，恩格斯先生一字不差地对我说了下面这样一段话：
“当我们取得多数时，我们的军队将自觉地做法国军队曾经本能地做过的事情，拒绝向人民开枪。是的，无论吓坏了的资产者怎样说，我们可以确定大部分居民转到我们这边来的时间，我们的思想既在工人当中，也在教师、医生、法学家和其他人当中到处传播。如果明天我们必须掌握政权，我们就需要工程师、化学家、农艺师。我坚信，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已经准备同我们在一起。再过五年或者十年，这样的人材在我们这里将会超过我们所能使用的数量。”
听了这些充满乐观精神的话以后，我就向弗·恩格斯先生告辞了。
载于1893年5月13日“费加罗报”和1893年5月20日“社会主义者报”第140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费加罗报”，并根据“社会主义者报”校对过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释：
[530]恩格斯于1893年5月11日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发表谈话。5月17日恩格斯告诉左尔格可以在“费加罗报”发表的谈话里看到他对德国局势的看法，恩格斯把剪报随函邮去，但附带说明，他答记者问的这份记录，“像任何的访问记一样，一些说法转述得有些走样，一般的叙述有缺陷，但总的意思是表达得正确的”。访问记以“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谈话”为题发表在“费加罗报”。它还以同样的标题发表在1893年5月20日“社会主义者报”第140号。“费加罗报”（《LeFigaro》）是法国的一家保守派日报，从1854年起在巴黎出版。——第624页。
[531]指1893年5月6日帝国国会对军事法草案（并见注393）的否决，该草案规定在1893—1899年期间把和平时期的军队兵员人数扩充8万人以上并追加军费拨款。当天政府解散了国会，随后决定在1893年6月举行改选。——第624页。
[532]指德国自由思想党（见注8）中反对军事法的一部分人。——第624页。
[533]意指六十年代初在普鲁士发生的所谓宪制冲突（见注234）。——第625页。
[534]见注416。——第626页。
[535]见注74。——第627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1892年4月1日弗·恩格斯对法国“闪电报”记者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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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2年4月1日弗·恩格斯对法国“闪电报”记者的谈话[525]
……最反对接见记者的恩格斯先生同意为我们破一次例，同我们谈一谈他的感想。
我们问恩格斯：“您对无政府主义者不久前在巴黎的暴行有何看法？”
“我看这只是一些被收买的奸细干的事，这些奸细企图败坏他们在其中占有某种地位的那些政党的信誉。政府无疑愿意这些爆炸事件发生，因为这些事件既为整个资产阶级利益服务，同时又特别为某些政治集团的阴谋效劳。的确，它们的目的是要使居民惶恐不安，制造恐怖，从而建立反动统治。
不久前在德国‘柏林风潮’[526]期间，也使用过同样的手法。在那里我们也可以把它看做是警察局一手干的。的确，在这些所谓的社会主义示威游行的头一天，我们有些被引入迷途的朋友参加了运动，但是他们很快就明白了示威游行的真正性质，并且马上退了出来。
几家属于知名的社会主义者的小铺被抢劫，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对被捕的暴徒的审讯表明，主谋是反犹太主义者，他们竭力利用某些贫民的饥饿来迫使他们大叫：‘打倒犹太人！’
在意大利，对契普里昂尼和其他无政府主义者的审讯，也是使用同样的手法。在那里，奸细们的行为也在陪审法庭面前被揭露出来。
但是，这并不是总能做到的。在巴黎有两三个坏蛋愿意为警察局效力，可是，除了警察局本身，谁也不敢肯定说，他们是社会党里的人。”
俄国的外交
“您不担心，所有这些内部震荡将使各国政府到欧洲战争中去寻求出路吗？譬如说，你们的威廉皇帝……”
“不担心。我希望威廉皇帝为德国社会党人的最大利益多活一些时候，”恩格斯笑着说。“但是，我并不相信马上就会发生战争。”
“难道俄法同盟丝毫没有引起您对这点的担心吗？”
“丝毫没有。去年，可能俄国有过侵略意图。喀琅施塔得的场面[527]（帝制俄国对共和制法国过分明显的献殷勤）可以说是形迹可疑的。军队在边境集结，看来也应当引起某种担忧。但是，今天的一切却完全是另一个样。
事实上，即使俄国想打仗，它也打不起来。目前，它不得不同较之其他一切敌人都更为危险的敌人，即同饥荒作斗争。
这个祸患并不是某种自然灾害造成的偶然性歉收的结果。这是俄国新的社会制度的后果。
克里木战争之后，俄国的状况已大大改变，在克里木战争期间，整团整团的人马在雪地里覆没。这次战争标志着俄国历史的大转折的开始。在把俄国的孱弱暴露在全欧洲面前的彻底失败之后，因自己帝国的可怜状态而陷于绝望的尼古拉皇帝，除了服毒自尽，别无出路。登上王位的亚历山大二世，必须采取某种办法来改变他的国家的异常糟糕的处境。”
俄国饥荒的各种原因
“正是在这个时期，沙皇实行了农奴解放，这一解放成了在贵族和农民之间重新分配土地的借口。好地，以及林地和水塘都给了贵族。农民得到的则是坏地，而且数量非常不足；同时，农民还必须在四十九年之内为自己的份地逐年交付一定数额的款项。这引起了什么后果呢？
农民无力向国家交纳地租，不得不欠下许多债；他们的死路太多而活路太少。一帮kulaki（高利贷者）扑向这些土地劳动者，于是，他们欠下的债就愈来愈多，以致使他们对有朝一日能够还清债款失去了任何希望。当高利贷者不愿意放债时，农民为了弄到钱就只好出卖自己的收成，他们不仅卖了自己的口粮，而且连播种必需的种籽也卖了，这样一来，下一年的收成也受到了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头一个坏收成就必然引起真正的饥荒。而这一饥荒反过来又给俄国的农业生产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农民实际上没有什么东西喂牲口，于是只好把它宰了或者卖了。然而，没有耕畜，既不能耕地，又不能往地里施肥。这样，农业生产就长年受到破坏。
农民解放只是在俄国发生的经济革命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人为地创造作为中间阶级的工业资产阶级。为了更快地达到这点，制定了一个真正的禁止性关税制度，这个制度保护了俄国工业并促使它异常迅速地发展；然而，因为这个工业不能生产出口商品，所以它需要有国内市场。而俄国的农民却差不多什么都不买，习惯于自己制造一切：房子、工具、衣服等等；就在不久前，他还生产许多木制品、铁制品和皮革制品，把它们拿到集市上去卖。但是，当林地转归地主，因而把森林从农民手里夺走的时候，农村家庭手工业就趋于衰落。工厂生产的发展最后结束了农村家庭手工业，于是农民一定得买工厂制品。可是，正当工厂工业准备庆祝胜利的时候，饥荒降临了，它给工厂工业带来致命的打击，因为农民不能再买任何的工厂制品；一些人的破产招致另一些人的破产。”
经济状况和军事状况
“这么说，在您看来，俄国的经济状况不容许它想到打仗，是不是？”
“是的。如果我说沃邦和布阿吉尔贝尔所描绘的十七世纪法国农民的生活情景[528]，也可以用在今天不得不用草充饥的俄国农民身上，这并不是过甚其辞。就是在法国，从封建制度过渡到资产阶级制度也不是没有经过震荡的；而在俄国，这一过渡刚刚引起了危机，这一危机势将从急性的变成慢性的。根据这一切原因，俄国人当前考虑得多得多的，是吃饭问题，而不是打仗。”
“最近一次的俄国公债……”
“我正好想谈这批公债。这是一个巨大的失败。非常爱谈报复的法国资产阶级，它的爱国主义并没有强烈到解囊相助的地步，沙皇政府要的是2000万金镑，但它得到的只有1200万……”
“据说，路特希尔德家族为了给他们的受到俄国政府排挤的同道者报仇，曾经促成这批公债失败，是吗？”
“我发表反对路特希尔德家族的言论够多了，现在我不会替他们辩护，说他们这样愚蠢。路特希尔德家族只是从他们作为银行家的利益出发，这种利益就是要得到尽可能多的代售佣金和剥削尽量多的糊涂虫，如此而已。”
“这么说，您不相信俄国的强大？”
“俄国在防御方面是强的，但作为进攻的一方，无论是在陆地还是在海上，它都不强。我已向您说过，经济状况不容许它作这种危险而又代价高昂的冒险。如果我们看看俄国军队的组织，那我们会看到，俄国在这方面也是不可怕的。
一旦发生战争，它派不出比现役军数量更多的士兵。它的预备兵只是一纸空文；诚然，它能够得到成千上万的士兵。但是，它没有后备军官来补充军官。的确，它能从哪里得到军官呢？从哪个方面得到呢？”
我们的交谈人说：“在我们德国，后备军官比我们所需要的多50％。难道法国在这方面不是处于相对的劣势吗？”
强有力的法国
我们回答：“绝不。我们法国虽然没有富余的军官，但干部是配备齐全的。”
恩格斯先生回答：“这绝不会使我不愉快。我并不想看到德国军队强大到能征服全欧洲。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为了欧洲工人阶级的解放，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自己当家作主的法国，同样也需要一个具有相同优点的德国。你们的伟大同胞圣西门，曾经第一个宣布必须有法、英、德的同盟作为欧洲安宁的首要条件。那是真正的‘三国同盟’[529]。”
“在结束谈话时，请允许我们说，您把俄国的状况描绘得有些阴暗了。”
“完全不是那样。您愿意我告诉您一件事情吗？您知道，为了帮助挨饿的俄罗斯农民，曾经决定从有余粮的高加索运来粮食。接着下了一道道有关的命令，把许多许多粮食运到一起，派车皮去装运。但是，却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派去的空车皮集中得太多，造成了堵塞。粮食放在车皮旁边，而车皮却一动也不能动。沙皇［注：亚历山大三世。——编者注］得知这一消息，大发雷霆，派了一个将军到出事地点；这个军人大吹大擂，宣称一切进行得十分顺利，可是他能够弄走的只是几个列车；大部分粮食都在原地烂掉了！下了动员令又会怎样呢？俄国的铁路本来就不那么多，而俄国的军官就连这么点铁路也不会利用。”
关于亚尔萨斯—洛林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亚尔萨斯—洛林这个一切纠纷的根源会怎么样？您相信能同时使法国和德国都满意地和平解决这一问题吗？”
“我希望，经过十年左右，德国社会党将取得政权。它首先要办的事，就是让亚尔萨斯—洛林的居民有可能按照自己的意见来决定自己的政治前途。因而，这一问题将在没有任何法国士兵的参预下得到解决。相反，德国和法国之间的战争是妨碍社会党人取得政权的唯一手段，如果法国同俄国结成同盟进攻德国，德国将为保卫民族的生存而进行殊死的斗争，而对于民族的生存，德国社会党人远较资产者更为关心。因此社会党人将战到最后一人，并且将毫不犹豫地采取1793年法国采用过的革命手段。”
载于1892年4月6日“闪电报”，并摘要载于1892年4月16日“社会主义者报”第82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闪电报”，并根据“社会主义者报”校对过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释：
[525]恩格斯于1892年4月1日对法国“闪电报”记者艾·马萨尔发表了谈话。4月3日，恩格斯审阅记者的记录，差不多完全把它改写了。1892年4月4日，恩格斯在给劳拉·拉法格的信里提到这次谈话，他说，如果该报任意改动经他审阅后的文字，他将反对记者的做法。谈话在4月16日转载于工人党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由此可见，恩格斯显然认为发表出来的文字是符合他答记者问的内容的。谈话发表在“闪电报”上的标题是：“无政府主义。同德国社会党人恩格斯的谈话”；发表在“社会主义者报”上的标题是：“饥荒造成的和平”（最后两段被删掉）。本版所载的谈话，删去了记者加在前边的按语和后边的评论。“闪电报”（《L’éclair》）是一家法国资产阶级日报，从1888年至1939年在巴黎出版。——第617页。
[526]指1892年2月25—27日柏林失业工人的发动。——第617页。
[527]见注254。——第618页。
[528]见注258。——第620页。
[529]恩格斯用圣西门关于英、法、德三国人民合作的思想（见注128）来对比作为军事政治集团的三国同盟（见注406）。——第622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致独立工党执行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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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独立工党执行委员会[524]
我衷心感谢执行委员会的盛情邀请，然而我无法赴邀，因为给我治病的医生坚决反对我此刻接受任何邀请。鉴于入场券可能对别人还有用，因此我不揣冒昧，将它随信奉还。
写于1895年4月下半月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46年第1版第29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草稿译的
注释：
[524]独立工党（见注495）执行委员会曾于1895年4月16日发信邀请恩格斯参加社会主义者五一联欢会。——第614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致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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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理事会
1895年3月11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41号
尊敬的同志：
很遗憾，这次我不能参加你们的三月节日活动了。由于疾病又一次发作，虽说不严重，可是治疗要求绝对安静，所以我又要被困在家里好几个星期了。我希望，你们的节日活动不至于因我缺席而减色。
致最好的祝愿
您的弗·恩格斯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46年第1版第29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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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508]
目前再版的这部著作，是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义观点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次尝试。在“共产党宣言”中，这个理论曾被大体地应用于全部近代历史；在马克思和我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中，这个理论曾被经常用来解释当时发生的政治事件。可是，这里的问题是要把一个对全欧洲都很紧要同时又很典型的多年历史发展时期中的内在因果联系揭示出来，从而按照作者的观点，把政治事件归结于终究是经济原因的作用。
在判断当前发生的个别事件或一系列事件时，总是不能探索出终极的经济原因。甚至在今天已有相当的专门报刊提供这样丰富的材料的时候，即使在英国都还没有可能这样逐日地考察工业和世界市场贸易的发展进程以及生产方法中发生的变化，以致能够随时对这些十分复杂和不断变化的因素作出一般的总结，况且，其中最重要的那些因素，在还没有突然猛烈暴露出来以前，大部分都是在长时期内处于潜在活动状态的。对于某一个时期的经济史的明确观念，决不能和事件本身同时得到，而只有在事后，即在搜集和鉴别了材料之后才能得到。在这里，统计是必要的辅助手段，而统计总是落在事件后头的。因此，在研究当前的事件时，往往不得不把这个带有决定意义的因素看做是固定的，把有关时期开始时存在的经济状况看做是在整个时期内一成不变的，或者只考虑这个状况中那些从现有的明显事件中产生出来因而同样是十分明显的变化。所以，唯物主义的方法在这里就往往只得局限于把政治冲突归结于由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现有各社会阶级以及各阶级集团的利益的斗争，而把各个政党看做是这些阶级以及阶级集团的多少确切的政治表现。
不言而喻，这种对经济状况（所研究的一切过程的真正基础）中同时发生的种种变化的不可避免的忽略，一定要成为产生错误的源泉。但是，概括叙述当前事变的一切条件都不可避免地包含有产生错误的源泉，然而这并不妨碍任何人去写当前事变的历史。
当马克思着手写这部著作时，要避免上面所说的那种产生错误的源泉更是不可思议。在1848—1849年的革命时期，要考察同时发生的那些经济变化，或者即使只要把它们保持在视野中，也简直是不可能的。在流亡于伦敦的最初几个月，即在1849—1850年的秋季和冬季，这同样是不可能的。然而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写这部著作的。虽有这些不利的情况，但是，由于马克思精确了解法国在二月革命前夕的经济状况以及这个国家在二月革命以后的政治历史，所以能对当时的事变作出了这样一个叙述，这个叙述对当时事变的内在联系的揭示达到了至今还无人超越的程度，并且它光辉地经受住了后来由马克思自己进行的两度考验。
第一次考验是这样来的，即从1850年春天起，马克思又有工夫从事经济研究，并且首先着手研究了最近十年的经济史。结果，他从事实中完全弄清楚了他以前半先验地根据远不完备的材料所推出的结论，即：正是1847年的世界贸易危机产生了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从1848年年中起开始逐渐重新到来而在1849年和1350年达到全盛的工业繁荣，是新近加强了的欧洲反动派的振奋力量。这是有决定意义的。如果说在头三篇文章中（载于1850年汉堡出版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1月号、2月号和3月号），还存有期待不久就会有革命力量新高涨到来的心理，那末由马克思和我为1850年秋季出版的最后一期合刊号所写的那篇历史述评（5—10月），就已永远抛弃了这种幻想，那里指出：“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像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509]然而这是我们所必须做的唯一重大修改。前几篇文章中对于事变所作的解释，那里所确定的种种因果关系，都绝对没有什么需要改动的地方，这是从上述那篇述评中对1850年3月10日至秋季的史实续述可以看出的。因此，我就把这篇续述文字当做第四篇文章编入了本版。
第二次考验还要更为严峻。在路易·波拿巴1851年12月2日举行政变之后，马克思立刻又重新探讨了自1848年2月起直至这次暂时结束了革命时期的事变止的法国历史（“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85年汉堡迈斯纳出版社第3版[510]）。在这本小册子里，对我们现在重版的这部著作中所考察过的时期又作了分析，不过较为简略一些。如果把这个参照一年多以后发生的决定性事变做出的第二次记述与第一次记述比较一下，就可看到作者需要改动的地方是很少的。
使这部著作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是，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世界各国工人政党都一致用以概述自己的经济改造要求的公式，即：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在第二章中，讲到那里称作“初次概括无产阶级各种革命要求的笨拙公式”的“劳动权”时说道：“但是劳动权实际上是表示控制资本，而控制资本又是表示占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受联合的工人阶级支配，从而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511]这样，这里就第一次表述了一个使现代工人社会主义既与形形色色封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社会主义截然不同，又与空想和自发的工人共产主义所提出的模糊的“财产公有”截然不同的原理。如果说马克思后来把这个公式也推广到交换手段的占有上，那末这种由“共产主义宣言”中自然地引伸出来的推广，不过是从基本原理中得出的结论罢了。最近英国有些聪明人对此还提出了一个补充，说“分配手段”也应该转归社会。这些先生未必能说明这些不同于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经济分配手段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吧；他们莫不是指政治的分配手段，如捐税、包括萨克森森林[512]及其他补贴在内的贫民救济吗？但是，首先，这些分配手段现今已经归社会所有，属于国家或市镇；其次，这些手段正是我们所想要废除的。
※※※
当二月革命爆发时，我们大家关于革命运动的条件和进程的观念，都受过去历史经验，特别是法国经验的影响。须知正是法国在1789年以来的全部欧洲历史中起了主要的作用，正是它现在重又发出了普遍变革的信号。因此，我们关于1848年2月在巴黎所宣布的“社会”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和进程的观念，带有回忆1789—1830年榜样的浓厚色彩，这是很自然和不可避免的。而当巴黎起义在维也纳、米兰和柏林的胜利起义中获得响应时；当整个欧洲直至俄国边境都被卷入运动时；当后来6月间在巴黎发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彼此争夺统治的第一次伟大搏斗时；当甚至资产阶级的胜利也如此震撼各国资产阶级，致使它又重新投入刚被推翻的君主封建反动势力的怀抱时，——在当时的情势下，我们不可能有丝毫怀疑：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这个决战定将在一个很长的和充满变迁的革命时期中进行到底，然而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获得最终胜利。
在1849年失败以后，我们并没有与那些inpartibus〔在国外〕［注：inpartibusinfidelium——直译是：“在异教的国家中”。天主教主教被任命为非基督教国家的纯粹有名无实的主教时，在其头衔上添有这种字样。——编者注］聚集在未来临时政府周围的庸俗民主派抱着相同的幻想。他们指望“人民”很快就会彻底打败“暴君”，我们却估计到这个“人民”内部所隐藏着的对立成分在铲除“暴君”后定会彼此进行长久的斗争。庸俗民主派一天又一天地期待新的爆发；我们却早在1850年秋季就已宣称，至少革命时期的第一阶段已告结束，而在新的世界经济危机尚未到来以前什么也不会发生。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当时曾被某些人当做革命叛徒革出教门，可是这些人后来只要受到俾斯麦的光顾，就几乎毫无例外地跟俾斯麦和解了。
但是，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
以往的一切革命，都是归结于某一阶级的统治由另一阶级的统治所替换；但是，以往的一切统治阶级，对被统治的人民群众而言，都只是区区少数。这样，一个统治的少数被推翻了，另一个少数又起而掌握国家政权并依照自己的利益改造国家制度。每次这都是在一定的经济发展状态下能够并且应该进行统治的少数集团，正因为如此，并且也只是因为如此，所以在变革发生时，被统治的多数或者是站在这个少数集团方面参加变革，或者是安然容忍这个变革。但是，如果把每一个别场合的具体内容撇开不谈，那末这一切革命的共同形态就在于：它们都是少数人的革命。多数人即使参加了，他们也只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行动的；然而，正是由于这种情形，或者甚至只是由于多数人采取消极态度，没有进行抵抗，就造成了一种假象，仿佛这个少数是代表全体人民的。
在第一次巨大的成功以后，胜利的少数照例发生分裂，其中一部分人满足于已经达到的成就，另一部分人则想继续前进，提出一些新的要求，这些要求至少有一部分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真正的或想像的利益的。在个别的场合，这些较激进的要求曾见诸实现，不过大部分都只是短时期的，因为较温和的一派重新占得上风，最近取得的成果便又全部或部分地化为乌有；于是战胜者就高叫有人叛变，或者把失败归咎于偶然。而实际上情形多半是这样：第一次胜利的成果，只是由于较激进的一派取得第二次胜利才会巩固下来；当这点一经达到，从而使当时必须实现的事情获得实现时，激进派及其成绩就又重新从舞台上消失了。
从十七世纪英国大革命起的近代一切革命，都显示了这些似乎是与任何革命斗争分不开的特征。看来，无产阶级争取自己解放的斗争也具有这些特征，何况恰好在1848年，稍微懂得应该循哪个方向去求得这一解放的人还是屈指可数。甚至连巴黎的无产阶级群众本身，在获得胜利后也还完全不明了应该走哪一条路。然而运动终究是已经有了，这是本能的、自发的和不可抑止的运动。难道这不正是革命——虽然是由少数人所领导，但这一次已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是为了多数人的真正利益进行的革命，——一定要获得成功的形势吗？既然在一切稍微长久的革命时期中，广大的人民群众这样容易被那些拚命挤到前面来的少数人用骗人的花言巧语所诱惑，那末他们对于那些最确切地反映他们经济状况的思想，对于那些不外是明确而合理地表达他们自己虽还未理解到、但已经模糊感觉到的要求的思想，难道会更难接受吗？诚然，当幻想一消失而失望袭来的时候，人民群众的这种革命情绪就几乎总是，而且往往是很快地转为厌倦，或者甚至转到相反的方面去。但是，在这里，问题不是在骗人的花言巧语，而是在实现绝大多数人本身的真正利益；诚然，这些利益当时还并没有为这绝大多数人所认识，但是在其实际实现的过程中，由于具有令人信服的明显性，一定很快就会为这绝大多数人所充分认识的。并且，正如马克在第三篇文章中所证明的，1848年“社会”革命中所产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发展，到1850年春季已使实际统治集中于大资产阶级——而且是具有保皇主义倾向的大资产阶级手中，另一方面，所有其他的社会阶级，农民和小资产者，则已团结到无产阶级周围，因而在共同胜利时和在共同胜利后，应该成为决定因素的不是他们，而是已经有经验教训的无产阶级。难道在这些条件下，还不可以完全期望少数人的革命变成多数人的革命吗？
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经济革命自1848年起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初次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并且把德国变成了一个真正第一流的工业国，——这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然而，正是这个工业革命到处都使各阶级之间的关系明朗化起来；它排除了从工场手工业时期遗留下来而在东欧甚至是从行会手工业中遗留下来的许多过渡形态，产生了真正的资产阶级和真正的大工业无产阶级，并把它们推到了社会发展的前台。因此，在1848年除英国而外只在巴黎以及某些大工业中心发生的这两大阶级之间的斗争，现在已遍布全欧洲，并且达到了在1848年还难以想像的猛烈程度。在那个时候是各种宗派的许多模模糊糊的福音，其中每一派都有其万应灵丹；现在却是马克思的一个大家公认的透彻明了的理论，明确地规定了斗争的最终目标。在那个时候是由于地方和民族的特点而分散隔离的群众，他们只是由共同蒙受痛苦的感情联结起来，还不成熟，往往一筹莫展地摇摆于热情与绝望之间；现在却是一支统一的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军，它所向披靡地前进，它的人数、组织性、纪律性、觉悟程度和胜利信心都在与日俱增。既然连这支强大的无产阶级军队也还没有达到目的，既然它没有能够以一次决定性的打击取得胜利，而不得不慢慢向前推进，在严酷顽强的斗争中夺取一个一个的阵地，那末这就彻底证明了，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
资产阶级分裂成两个王朝保皇集团[513]，但它要求的首先是它的金融活动所需的平静和安全；与之相对抗的，是虽被打败、但仍然威严可畏的无产阶级，小资产者和农民日益聚集在它的周围；经常存在有暴力爆发的威胁，而这种爆发又不能提供任何彻底解决问题的希望，——这就是好像专为第三个王位僭望者（冒牌民主主义的王位僭望者）路易·波拿巴举行政变造成的形势。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借助军队结束了紧张局势，保障了欧洲各国的内部安宁，同时又赐给了它一个新的战争时代。自下而上进行革命的时期暂告结束了；跟着来的是自上而下进行革命的时期。
1851年的恢复帝国，又一次证明那时无产阶级的意图尚未成熟。但是正是帝国本身必定要造成使无产阶级的意图臻于成熟的条件。内部安宁为新的工业繁荣提供了充分保证；由于需要使军队有事可做，并且由于需要用对外政策问题转移革命意向，结果就产生了战争，而波拿巴就利用这些战争，借口维护“民族原则”[514]，千方百计为法国兼并领土。他的模仿者俾斯麦，也为普鲁士采取了同样的政策；在1866年，他举行了他的政变，即对德意志联邦和奥地利，并对那跟政府发生冲突的普鲁士议会，实行了一个自上而下的革命。可是，欧洲太小，容不下两个波拿巴，于是按照历史的讽刺，俾斯麦推翻了波拿巴，而普鲁士国王威廉则不仅建立了一个小德意志帝国，而且还建立了一个法兰西共和国。然而总的结果则是，欧洲除波兰而外的所有各个大民族的独立自主和内部统一都成了现实；诚然，其疆界是比较狭小的，但是毕竟已宽广到足以使工人阶级的发展进程不再受民族纷争的阻碍了。1848年革命的掘墓人，竟成了它的遗嘱执行者。而在他们旁边则已有1848年革命的继承者威严地站立起来，这就是以国际为代表的无产阶级。
在1870—1871年的战争以后，波拿巴从舞台上消失了，而俾斯麦的使命也已经完成，因此他又可以变成一个平庸的容克了。可是，结束这个时期的却是巴黎公社。梯也尔想窃取巴黎国民自卫军大炮的背信弃义的企图，引起了一次胜利的起义。又可以看到，在巴黎，除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以外，任何其他的革命都已是不可能的了。在胜利后，统治就自然而然地、不容争辩地落到了工人阶级手中。又可以看到，甚至在那时，即在本书所考察的那个时期后已经过了二十年的时候，工人阶级的这种统治还是不可能的。一方面，法国让巴黎听天由命，无动于衷地观望着它在麦克马洪的炮弹下流血；另一方面，公社本身分成了布朗基派（多数）和蒲鲁东派（少数），无论哪一派都不知道应该干什么，彼此进行着无谓的斗争，致使公社精力疲惫。1871年的轻易胜利，也和1848年的突然袭击一样，都是没有什么成果的。
人们以为战斗的无产阶级也跟巴黎公社一起被彻底埋葬了。可是，恰恰相反，无产阶级最强有力的进展，是从公社和普法战争的时候开始的。所有适合于服兵役的人之被编入军队，人数达数百万之众的军队，以及效力空前强大的火器、炮弹和炸药的采用，——这一切在全部军事方面造成了完全的变革，这种变革一方面使得除了空前残酷而结局完全无法逆料的世界战争以外的任何别种战争都成为不可能，因而立刻结束了波拿巴的战争时期并且保证了和平的工业发展。另一方面，这个变革使得军费按照几何级数增长，必然引起捐税的激增，从而迫使人口中较贫苦的阶级投入社会主义的怀抱。亚尔萨斯—洛林的兼并，这个引起疯狂军备竞争的最近原因，能够煽起法德两国资产阶级互相敌对的沙文主义思想，但它对于这两国的工人只是成了一个新的联系环节。而巴黎公社的周年纪念日，则成了全体无产阶级的第一个共同节日。
1870—1871年的战争和公社的失败，如马克思所预言的，暂时把欧洲工人运动的重心从法国移到了德国。在法国，要从1871年5月的流血牺牲中复元过来，自然需要多年的时间。在德国则恰恰相反，工业因获得法国数十亿滋润补助[515]，简直像处在温室条件下一样愈益迅速发展起来，因而社会民主党更加迅速和勇往直前地成长起来。由于德国工人善于利用1866年实行的普选权，党的惊人的成长就以无可争辩的数字展现在全世界面前：社会民主党所得的选票在1871年为102000，1874年为352000，1877年为493000。接着就是当局以反社会党人法的方式来承认了这些成就；党暂时被击败了，所得选票在1881年降到了312000。但是党很快就克服了这种情况，正是在受非常法压迫、没有报刊、没有合法组织、没有结社集会权利的情形下，才真正开始了迅速的增长：1884年为550000票，1887年为763000票，1890年为1427000票。这时，国家的手也就变得软弱无力了。反社会党人法消失不见了，社会党人的选票增到了1787000张，即占总票数的四分之一以上。政府和统治阶级使尽了一切手段，可是毫无用处，毫无成效，毫无结果。当局，从更夫以至首相，都不得不接受——并且是从可恶的工人方面接受！——表明自己无能为力的明显证据，而这种证据计达数百万之多。国家已经走入绝境，工人却刚才起程。
但是，德国工人除了单以自己作为一个最强有力、最有纪律并且最迅速增长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存在，就已对工人阶级事业作出这头一个贡献以外，还对它作出了第二个重大贡献。他们给予了世界各国同志们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他们向这些同志们表明了应该怎样利用普选权。
普选权在法国是老早就已存在的，但它在那里因受波拿巴政府滥用而获得了一种恶劣的名声。公社之后，就没有工人政党能去利用它了。在西班牙，普选权也是自共和国成立时起就已施行了的[516]，但在西班牙拒绝参加选举早已成为一切严肃的反对党派的通例。瑞士试行普选权的结果，也根本不能鼓舞工人政党。罗曼语各国的革命工人都惯于把选举权看做陷阱，看做政府的欺骗工具。在德国，就不是这样。“共产党宣言”早已宣布，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而拉萨尔重又提出了这个要求。当俾斯麦不得不实施普选权作为使人民群众对他的计划发生兴趣的唯一手段时，我们的工人立刻就很认真地对待了这件事情，把奥古斯特·倍倍尔选进了第一届制宪帝国国会。从此以后，他们就一直这样使用选举权，以致使他们自己得到了巨大的利益，并成了世界各国工人效法的模范。如果用法国马克思主义纲领中的话来说，选举权已经被他们transformédemoyendeduperiequ’ilaétéjusqu’icieninstrumentd’émancipation——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工具。[517]并且，即使普选权再没有提供什么别的好处，只是使我们能够每三年计算一次自己的力量；只是通过定期标志出的选票数目的意外迅速的增长，同样地既加强工人的胜利信心，又加强敌人的恐惧，因而成了我们最好的宣传手段；只是给我们提供了关于我们自身力量和各个敌对党派力量的精确情报，从而给予了我们一根能估计我们行动的比例尺，使我们既可避免不合时宜的畏缩，又可避免不合时宜的蛮勇，——即使这是选举权所给予我们的唯一的好处，那也就很够了。但是它给我们的好处还要多得多。当进行竞选鼓动时，它给了我们最好的手段到民众还远离我们的地方去接触人民群众，并迫使一切政党在全体人民面前回答我们的进攻，维护自己的观点和行动；此外，它在帝国国会中给我们的代表提供了讲坛，我们的代表在这讲坛上可以比在报刊上和集会上更有威望和更自由得多地向自己在议会中的敌人和议会外的群众讲话。既然竞选的鼓动和帝国国会中的社会主义演说不断地突破反社会党人法，那末这项法律对于政府和资产阶级究竟有什么用处呢？
但是由于这样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原来，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开始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他们开始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只要在该职位换人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
因为这里斗争的条件也已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
我们在这一点上不应抱什么幻想，因为在巷战中起义者方面对军队的真正胜利，像两支军队交战中那样的胜利，是极其罕见的。而且，起义者指望获得这样的胜利，也是同样罕见的。起义者方面的全部问题，在于用在两个交战国军队之间不发生任何作用、或无论如何作用要小得多的道义影响，来动摇军队的士气。如果这一点做成功了，那末军队就会拒绝开枪，或者指挥官就会弄得惊慌失措，而起义就会获得胜利。如果这一点做不成功，那末军队方面即使人数较少，也会显出武装和训练较好、指挥统一、战斗力量有计划运用和遵守纪律等优点的作用。起义在纯粹战术意义上所能达到的，至多也只是正确地建造和防卫个别街垒。至于互相援助、后备力量的配置和使用，即各分队的行动协调和协同动作，虽然甚至在防卫一个市区时——更不用说在防卫整个大城市时——也是必要的条件，但在起义的场合却很少能做到，而且往往是完全做不到；集中战斗力于决定胜负的一点，在这里自然是根本谈不到。所以，这里主要的斗争方式是消极的防御；如果某些地方也采取进攻，那只是例外，只是为了进行偶然的出击和翼侧攻击；通常进攻只限于占领退却军队所放弃的阵地。并且，军队拥有大炮以及设备优良和训练有素的工程兵部队，而起义者则差不多总是完全缺乏这些斗争手段。所以无怪乎甚至那些表现了莫大英勇精神的街垒战，——如1848年6月在巴黎，1848年10月在维也纳，1849年5月在德勒斯顿，——也是只要进攻部队的指挥官抛开任何政治上的考虑而开始根据纯粹军事观点行动起来，并且能指靠部下士兵的时候，就都以起义遭受失败告终。
1848年以前许多次起义获得成功，是有各种各样原因的。1830年7月和1848年2月在巴黎，以及在西班牙大部分巷战中，都是在军队与起义者之间站有国民自卫军，它或者是直接投到起义者方面去，或者是因自己采取消极犹疑的态度而使得军队也发生动摇，并且还为起义者提供武器。凡是在这支国民自卫军一开始就表示反对起义的地方，如1848年6月在巴黎那样，起义就总是遭受失败的。1848年柏林人民之所以获得了胜利，一部分是由于3月18日夜间和19日早晨有许多新的战斗力量归附了他们，一部分是由于军队的疲惫和供应恶劣，还有一部分是由于军队的行动受到了各种命令的束缚。但是在一切场合，起义者获得胜利总是由于军队拒绝开枪，由于指挥官丧失了果断精神，或是由于指挥官的行动受到了束缚。
这样，即使在巷战的典型时代，街垒也与其说是在物质上，不如说是在道义上起作用。街垒是一种动摇军心的手段。如果它能坚持到这个目的实现的时候，斗争就获得胜利；如果坚持不到，斗争就遭受失败。这就是在考察将来可能发生的巷战的胜利机会时也应该注意的一个主要点。［注：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这句话被删去。——编者注］
在1849年，这种胜利机会就已经相当少了。资产阶级到处都投到了政府方面去；“教育和财产”的代表人物欢迎和犒赏了镇压起义的军队。街垒已丧失了它的魅力：兵士已不是把街垒后面的人们看做“人民”，而是把他们看做叛逆者、暴动者、抢掠者、均产分子、社会的渣滓；军官们渐渐掌握了巷战的战术：他们已不是毫无掩护地径直走向匆匆砌成的胸墙，而是经由花园、庭院和房屋绕过这种胸墙。而这种办法，现在只要稍微灵巧一些，十回有九回都能成功。
但是，自那时以来，又发生了许多其他的变化，并且都是对军队有利的变化。如果说大城市已经扩增了很多，那末军队数量就扩增得更多了。巴黎和柏林的人口自1848年以来没有增长三倍，而那里的驻军却增长了三倍以上。由于有铁路，这些驻军的人数在二十四小时内就能扩增一倍以上，而在四十八小时内则能扩增为庞大的军队。这种大量增长了的军队，在武装上也是无比地改进了。在1848年是从枪口装弹的滑膛击发枪，现在是后装小口径速发枪，它的射程比旧式枪远三倍，准确性和射速则高九倍。先前是用效力较差的球形弹和霰弹发射的大炮，现在是爆炸式的榴弹，只要一颗这样的炮弹，就足以毁坏最好的街垒。先前用以破坏防火壁的是工兵的丁字镐，现在则是炸药筒。
相反，在起义者方面，一切条件都变坏了。人民各阶层都表同情的起义，恐怕不会再有了；在阶级斗争中，中等阶层大概永远不会这样毫无例外地统统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致使那纠集在资产阶级周围的反动党派几乎完全消失。这样，“人民”将总是分裂的，因而也就不会有一个在1848年那样非常有效的强大杠杆了。如果起义者方面有较多服过兵役的兵士，那末要把他们武装起来就将更为困难了。枪械商店中的猎枪和竞技枪，即使不会按照警察命令预先把枪机的某一部分拆去而弄成不能使用，那末它们甚至在短距离的射击中也是远比不上士兵的连发枪的。在1848年以前，可以自己用火药和铅制出必要的子弹，而现在每种枪都需要有特种子弹，其相同点只在于它们都是大工业的复杂产品，因而是不能即刻制成的，所以，如果没有专门适合的作战子弹，大部分枪枝就都要成为无用之物。最后，各大城市在1848年以后新建的街区中的街道，都是又长、又直、又宽，好像是故意要使新式枪炮能充分发挥其效力似的。一个革命者，如果自愿选择柏林北部和东部的新建工人街区来进行街垒战，那他一定是个疯子了。
这是不是说，巷战在将来就不会再起什么作用了呢？决不是。这只是说，自从1848年起，各种条件对于民间战士已变得不利得多，而对于军队则已变得有利得多了。这样，将来的巷战，只有当这种不利的对比关系有其他的因素来抵销的时候，才能达到胜利。因此，巷战在大革命初期将比在大革命继续发展进程中发生得较少，并且必须要用更大的力量来进行。而这种力量，正如在整个法国大革命期间以及1870年9月4日和10月31日在巴黎[518]那样，自然是会宁愿采取公开进攻，而不采取消极的街垒战术的。［注：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整个这一段被删去。——编者注］
现在，读者是否已明白了，为什么统治阶级一定要把我们引到枪响剑鸣的地方去？为什么现在人家因为我们不愿立刻贸然走到我们预先知道必遭失败的街头上去，就指责我们怯懦？为什么他们这样坚决恳求我们终于答应去当炮灰？
这些先生们完全是白白浪费他们的恳求和挑战。我们并不是这么笨的。他们也同样可以在下一次战争中向敌人要求，要敌人把军队排列成像在老弗里茨［注：弗里德里希二世。——编者注］时代那样的阵式，或是排列成像在瓦格拉姆会战和滑铁卢会战[519]中那样的整师构成的纵队，并且手里持着燧发枪。如果说在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条件已经起了变化，那末阶级斗争的条件也同样起了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凡是问题在于要把社会制度完全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应该参加进去，自己就应该明白为什么进行斗争，他们为什么流血牺牲［注：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斗争”中，不是“他们为什么流血牺牲”，而是“他们应该拥护什么”。——编者注］。最近五十年来的历史，已经使我们领会了这一点。但是，为了使群众明白应该做什么，还必须进行长期而坚忍的工作，而我们现在正是在进行这种工作，并且进行得很有成效，竟使敌人陷于绝望了。
在罗曼语国家里，人们也开始愈益了解到对旧策略必须加以修改了。德国所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模仿；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注：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这句话被删去。——编者注］。在法国，虽然在一百多年以来地基已被好几次革命挖空，那里没有一个政党不曾干过密谋、起义和其他各种革命行动，因此政府丝毫也不能信赖军队，一般说来，情况对于突然起义要比在德国有利得多，但是甚至在法国，社会主义者也日益认识到，他们只有预先把广大人民群众——在这里就是指农民——争取过来，才可能取得持久的胜利。耐心的宣传工作和议会活动，在那里也被认为是党的当前任务。成绩很快就做出来了。社会主义者不但夺得了许多市镇委员会，而且已有五十个社会主义者在议院中占有议席，他们已推翻了共和国的三个内阁和一个总统。在比利时，工人去年争得了选举权[520]，并在四分之一的选区中获得了胜利。在瑞士、意大利、丹麦，甚至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都有社会主义者参加议会，在奥地利，所有一切政党都已一致认定再不能阻挠我们进入帝国议会了。我们是一定要进去的，现在争论的问题只是从哪一个门进去。甚至在俄国，如果召开著名的国民代表会议［注：在原文中这个词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俄文。——编者注］，即年轻的尼古拉现在徒然反对召开的那个国民议会，我们也能很有把握地预期那里也将有我们的代表参加。
不言而喻，我们的外国同志们是决不会因此而放弃自己的革命权的。须知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一无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连梅克伦堡也是如此，那里的贵族革命是于1755年以“继承条约”这个至今还有效力的光荣的封建主义文书告终的。[521]革命权已如此深入人心，甚至鲍古斯拉夫斯基将军也只是根据这个人民权利才为自己的皇帝引伸出举行政变的权利。
但是，不管别国的情形如何，德国社会民主党总是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所以它——至少在最近的将来——负有一个特殊的任务。由它派去参加投票的200万选民，以及虽非选民而却拥护他们的那些青年和妇女，共同构成为一个最广大最密集的人群，构成为国际无产阶级大军的决定性的“突击队”。这个人群现在就已占总票数的四分之一以上，并且时刻都在增长着，这可由帝国国会的补充选举以及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和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证明。它的增长过程，是自发地发生的，经常不断地发生的，不可抑制地发生的，并且是安然自在地发生的，正如自然界中发生的某种过程一样。政府企图阻止这种增长的一切努力，都毫无成效。我们在现在就已能指望拥有225万选民。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在本世纪末就能夺得社会中等阶层的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发展成为国内的一个决定力量，其他一切势力不管愿意与否，都得向它低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毫不停手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政府统治制度所能支配的范围，不是要把这个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注：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斗争”中，“不是要把这个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被删去。——编者注］。只有一种手段才能把德国社会主义战斗力量的不断增长过程暂时阻止住，甚至使它在一个时期内倒退——这就是使它跟军队发生大规模冲突，像1871年在巴黎那样流血。这终究也会被克服的。要把一个人数以数百万计的政党从地面上消灭是不可能的，即使用欧洲和美洲所有的连发枪都是做不到的。但是这会阻碍正常的发展进程，我们临到危急关头时也许就会没有突击队，决定性的搏战［注：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我们临到危急关头时也许就会没有突击队”被删去，而“决定性的搏战”印成“解决”。——编者注］就会延迟、拖远并且要求付出更大的牺牲。
世界历史的讽刺把一切都颠倒过来了。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我们采用合法手段却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采用变革办法要获得多得多的成就。那些自称为秩序党的党派，却在他们自己所造成的合法状态下弄得无法生存。它们跟奥迪隆·巴罗一起绝望地高叫：lalégaliténoustue——合法性害死我们[522]，可是我们在这种合法性下却长得肌肉结实，两颊红润，好像是长生不老似地繁荣滋长。只要我们不糊涂到任凭这些党派把我们骗入巷战，那末它们最后只有一条出路：自己去破坏这个致命的合法性。
目前，它们在制定新的法律来反对变革。又是一切都颠倒过来了。难道今天的变革的疯狂敌人不正是昨天的颠覆者吗？难道是我们引起了1866年内战吗？难道是我们把汉诺威国王、黑森选帝侯、拿骚公爵驱出了他们祖传世袭的合法的领土，并且兼并了这些领土吗？[523]而这些推翻了德意志联邦和三个奉天承运国王的人们，竟在那里埋怨变革！QuistuleritGracchosdeseditionequerentes？〔谁能容许格拉古埋怨叛乱呢？〕［注：尤维纳利斯的第二首讽刺诗。——编者注］谁能容许崇拜俾斯麦的人们咒骂变革呢？
可是让他们去通过他们的反对变革的法案吧，让他们把这些法案弄得更残忍些吧，让他们把全部刑法都变成橡胶式的东西吧，——他们所能达到的，只是再次证明自己无能为力罢了。要给社会民主党以严重打击，他们就还得采取完全是另一个样子的办法。现在遵守法律是对社会民主党的变革有利的，为要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变革，他们就只能运用秩序党方面的变革，即非破坏法律不可的变革。普鲁士的官僚律斯勒先生和普鲁士的将军鲍古斯拉夫斯基先生，已给他们指明了可用来对付那些不愿被人驱入巷战的工人们的唯一手段。破坏宪法，实行独裁，恢复专制，regisvoluntassupremalex！〔君主的意志是最高的法律！〕大胆干吧，先生们，这里闲谈没有用，这里需要实际行动！
但是请不要忘记，德意志帝国，也如一切小国家和一切现代国家一样，乃是契约的产物：首先是君主之间的契约的产物，其次是君主与人民之间的契约的产物。如果有一方破坏契约，契约就要全部作废，另一方也不再受契约义务的约束。这点已由俾斯麦在1866年给我们绝妙地表明了。所以，如果你们破坏帝国宪法，那末社会民主党也就会不再受自己承担的义务的约束，而能随便对付你们了。但是它那时究竟会怎样做，——这点它今天未必会告诉你们。［注：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这一段的最后三句话被删去。——编者注］
在几乎整整一千六百年以前，罗马帝国也曾有一个危险的变革党活动过。这个变革党曾经破坏了宗教和国家的一切基础，它干脆不承认皇帝的意志是最高的法律，它是没有祖国的，它是国际性的；它蔓延于帝国各处，从高卢直到亚细亚，并且渗入帝国边界以外的地方。它曾长期进行地下秘密工作，但是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已感觉到自己充分强大，能够公开活动了。这个叫做基督徒的变革党，在军队中也有许多信徒；整个军团都是信奉基督教的。当这些军团被派去参加占统治地位的异教教会的祭典而在那里行军礼时，属于变革党的士兵们就大胆地在头盔上插上了特别的徽章——十字架，以示抗议。连兵营里长官所惯用的迫害手段，也不能奏效。戴克里先皇帝不能再无动于衷地看着他军队中的秩序、服从和纪律败坏下去。他趁着还不太迟的时候采取了坚决措施，他颁布了一道反对社会党人的（请原谅，我该说反对基督徒的）法律。颠覆者被禁止举行集会，他们的集会场所被封闭或者甚至被捣毁了，基督教的徽章——十字架等等——一概被禁止了，正像在萨克森禁止了红手帕一样。基督徒被剥夺了担任国家职务的权利，他们甚至不能充当上等兵。既然当时还没有在“讲体面”方面训练有素的法官，还没有这种为克勒尔先生那个防止政变的法案所需要有的法官，所以基督徒就被干脆禁止在法庭上寻求保护。但是连这项非常法也没有奏效。基督徒轻蔑地把法律从墙上扯下来，并且据说他们甚至在尼科美迪亚放火烧毁了皇帝当时所在的宫殿。于是皇帝就在公元303年用大规模迫害报复了基督徒。这是这类迫害的最后一次。而这次迫害竟起了如此巨大的作用，以致过了十七年之后，军队中绝大多数都成了基督徒，而继任的全罗马帝国君主，即教士们所称的君士坦丁大帝，就把基督教宣布为国教了。
弗·恩格斯
1895年3月6日于伦敦
摘要载于1894—1895年“新时代”杂志第2卷第27和28期，并载于1895年在柏林出版的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该书1895年版条样，并根据手稿校对过
注释：
[508]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9—125页）的导言，是恩格斯于1895年2月14日和3月6日之间为在柏林出版的该书单行本写的。从1895年3月6日费舍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在发表这个导言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曾坚决要求恩格斯把这部著作中在执行委员会看来是过分革命的调子冲淡，并使它具有更为谨慎的形式；当时费舍提出的借口是：由于帝国国会讨论新的反社会党人法草案，国内又形成了紧张局势（所谓“防止政变法”草案是政府在1894年12月间向帝国国会提出的，1895年1月至4月间进行了讨论；同年5月该草案被否决）。恩格斯在给费舍的复信中（复信尚未找到，但根据1895年3月14日费舍给恩格斯的信可以推断出它的内容），对党的领导的不坚定立场和它力求“仅仅在合法范围内进行活动”作了批评。但是恩格斯不得不考虑执行委员会的意见而同意在校样中删去一些地方和改变一些提法，结果，在他看来，导言的原稿“受到了一些损害”。（在本版中，这些删改都在脚注中注出。由于做过这些修改的条样以及导言手稿保存了下来，因而有可能完全恢复原稿的本来面目。）那时社会民主党的个别领袖企图根据这一著作把恩格斯说成是工人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通过和平途径取得政权的拥护者。1895年3月30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发表了一篇题目是“目前革命应怎样进行”的社论，社论未经恩格斯同意就从他的导言中断章取义地摘引了几处，因而造成一种印象，仿佛恩格斯是“无论如何要守法”的保卫者。感到非常愤懑的恩格斯向“前进报”编辑李卜克内西提出坚决抗议，反对这种歪曲他的观点的做法。恩格斯在1895年4月1日给考茨基的信中强调了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导言全文以“消除这个可耻印象”的重要性。恩格斯在1895年4月3日给保·拉法格的信中也把“前进报”在发表导言上的这种不光彩做法告诉了他。在马克思的著作出版单行本前不久，由于恩格斯的坚持，1895年的“新时代”杂志第27期和第28期专门登载了恩格斯的导言，但是保留了作者在上述单行本中不得不作出的那些删节。在德国不再存在颁布新的反社会党人法的危险之后，导言的全文也还是没有被发表。可是，即使经删节后发表的导言，还是完整地保存了它的革命性质。要用改良主义精神来解释这个文件，就必须粗暴地伪造恩格斯的观点，就像爱·伯恩施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以及其他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思想家们在恩格斯逝世后所做的那样。伯恩施坦和其他修正主义者虽然掌握着导言的手稿，但不让读者看到导言的全文，他们只字不提迫使恩格斯在校样上作某些删节的客观情况并对导言公开发表的文本进行歪曲，他们通过这一切办法做出诽谤性的断言，说什么恩格斯在他的导言（他们把导言说成是恩格斯的“政治遗嘱”）中重新审查了自己过去的观点，几乎站到了改良主义的立场上。修正主义者力图以虚假地引用恩格斯的话来掩盖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弃和对革命原则的攻击。恩格斯的导言曾经根据“新时代”杂志的文本以删节的形式登载在1895年“社会评论”杂志第9期和1895年保加利亚“事业”（《Д？ло》）杂志第1册上。1930年，恩格斯导言的全文第一次在苏联出版的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发表。——第591页。
[509]恩格斯在1895年出版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单行本时，把“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第1、2和3期发表的马克思的“从1848到1849年”一组文章中的几篇文章收入这个单行本作为头三章（恩格斯这里提到的也就是这几篇文章），并且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为该杂志5、6两期合刊编写的“国际述评（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492—540页）中马克思所写的关于法国部分作为第四篇文章或第四章。恩格斯所引的这两句话取自述评中收入马克思著作单行本中作为第四章的那部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514页）。——第593页。
[510]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17—227页。——第593页。
[51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47页。——第594页。
[512]指1871年皇帝威廉一世赠给俾斯麦的汉堡附近的地产萨克森森林。——第594页。
[513]指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资产阶级的两个保皇党——正统派和奥尔良派。正统派是法国于1792年被推翻的、代表世袭大地主利益的波旁王朝长系的拥护者。在1830年，该王朝第二次被颠覆以后，正统派就结成了政党。奥尔良派是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保皇党，是1830年七月革命到1848年革命这段时期执政的波旁王朝幼系、奥尔良公爵的拥护者。在第二共和国时期（1848—1851），两个保皇集团组成为联合起来的保守的“秩序党”的核心。——第598页。
[514]关于“民族原则”，见注14。——第599页。
[515]指1870—1871年普法战争失败后法国根据1871年法兰克福和约（见注195）的条款付给德意志帝国的50亿法郎赔款。——第600页。
[516]普选权在西班牙从1868年（1868—1874年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开始实施，并经1869年宪法批准。西班牙共和国在1873年宣布成立，到1874年由于保皇派发动政变而被推翻。——第601页。
[517]恩格斯援引马克思写的法国工人党纲领的理论部分导言；这个纲领是1880年在哈佛尔代表大会上通过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64页）。——第602页。
[518]1870年9月4日，在得到关于法军在色当溃败（见注194）的消息后，巴黎发生了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这次行动导致第二帝国制度的垮台和以资产阶级国防政府为首的共和国的成立。1870年10月31日，在得到关于麦茨投降、勒-布尔热失败和梯也尔根据国防政府的委托开始同普鲁士人进行谈判的消息后，巴黎工人和一部分革命的国民自卫军举行起义，占领市政厅后，成立了以布朗基为首的革命政权机关——社会拯救委员会。在工人的压力下，国防政府被迫答应辞职和决定在11月1日进行公社选举。但是政府利用了巴黎革命力量组织性差的情况和领导起义的布朗基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雅各宾派之间的意见分歧，借助于国民自卫军中站在政府一边的几个营，违背自己关于辞职的诺言，占据了市政厅，恢复了自己的政权。对这两个事件的评述并见本卷第220页。——第606页。
[519]1809年法奥战争期间，拿破仑第一指挥下的法国军队在1809年7月5—6日的瓦格拉姆会战中击败了卡尔大公的奥地利军队。在1815年6月18日滑铁卢（比利时）会战中，拿破仑的军队被威灵顿指挥下的英荷联军和布吕歇尔指挥下的普鲁士军队击溃。滑铁卢会战在1815年战局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它注定了欧洲列强反拿破仑同盟的最终胜利和拿破仑第一帝国的垮台。——第607页。
[520]见注416。——第608页。
[521]恩格斯指梅克伦堡-施韦林公国和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公国中公爵政权和贵族阶级之间的长期斗争，以1755年在罗斯托克签订作为宪法基础的关于继承权的条约告终。根据这个条约，梅克伦堡的贵族获得对自己过去的优惠和特权的确认，争取到自己的一半土地以及商业和手工业可以免税，自己在国家开支中的那部分可以固定下来，并且巩固了自己在等级议会及其常设机构中的领导地位。——第608页。
[522]见注249。——第610页。
[523]暗指1866年普鲁士对奥地利和几个德意志小邦的战争取得胜利后，汉诺威王国、黑森·加塞尔选帝侯国和拿骚大公国在1866年归并于普鲁士。——第610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就“工人报”改为日报一事给奥地利工人的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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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工人报”改为日报一事给奥地利工人的贺信[507]
在每一个党、特别是工人党的生活中，第一张日报的出版总是意味着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注：在给维·阿德勒的信中，这句话前面还有以下一句话：“请你向奥地利工人转达我对他们每日出版的报纸表示的祝贺。”在报上发表时这句话被删掉了。——编者注］这是它至少在报刊方面能够以同等的武器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的第一个阵地。这个阵地你们已经为自己占领了；现在的问题是要占领第二个阵地：选举权、议会。如果你们能以最近十五个月内所显示的那种才能来利用日益有利于你们的政治形势，如果你们善于及时地采取坚决行动，可是又同样及时地（这常常是必要的）等待时机，也就是使情况对你们有利，那末在这方面你们也能保证取得胜利。
祝每日出版的“工人报”顺利和成功。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4年12月27日于伦敦
载于1895年1月1日“工人报”第1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工人报”，并根据草稿校对过
注释：
[507]这封贺信是恩格斯为祝贺“工人报”从1895年1月1日起改为日报（在这以前它每星期出两次）而写的。恩格斯寄给阿德勒的这封贺信载于1895年1月1日“工人报”第1号的“每日出版的‘工人报’”这篇通讯里。同时在贺信前面加有一段编辑部的如下按语：“我们的忠实朋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伦敦要求我们向奥地利工人转达他对奥地利工人每日出版的报纸表示的祝贺，接着他说”（接下去就是贺信原文）。——第590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致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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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致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
1894年12月6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41号
尊敬的同志：
请您转达我对协会的真诚的谢意，感谢它对我的生日的友好祝贺。我希望，四年前已经纪念过成立五十周年的协会能像我这样活到七十四岁，并且到那时候它仍旧那样精神饱满，朝气蓬勃，能够再庆祝自己的一百周年。
致真挚的敬礼
您的弗·恩格斯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46年第1版第29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第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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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第四卷[505]
“前进报”发表了一篇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出版的报道，其中写道，看来，第四卷即讲述理论历史的那一卷的出版工作将不得不放弃，因为
“除了一些简短的札记，找不到可以作为他的著作最后一卷的任何草稿”。
我们希望，“前进报”在这方面是犯了某种程度的错误。至少，弗·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给我们提供了多少有点希望的消息。根据这个消息可以知道，有一部在1861—1863年写的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计有四开本1472页；这部手稿的第220—972页就是“剩余价值理论”部分，恩格斯关于这一部分写道：“这一部分手稿，包含政治经济学核心即剩余价值理论的详细的批判性的历史……我为自己保留了下述权利：把这部手稿的批判部分当作‘资本论’第四卷来发表，而且将在这一卷里略去第二卷和第三卷已经交代清楚的许多东西。”[506]
写于1894年11月22日
载于1894—1895年“新时杂志代”杂志第1卷第9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时代”
注释：
[505]未署名的短文“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第四卷”，是恩格斯为答复“前进报”编辑部于1894年11月14日该报第266号上发表的一篇报道而写的，那篇关于“资本论”第三卷出版的报道，对第四卷手稿的性质作了不正确的说明，并且毫无根据地猜测恩格斯放弃了出版第四卷的意图。
关于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四卷）一著手稿的命运，见注457。——第588页。
[506]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4卷第4页和第7页。——第588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法德农民问题（1894年11月15日和22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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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法德农民问题[502]
（1894年11月15日和22日之间）
资产阶级的和反动的政党，对目前社会主义者突然到处都提出了农民问题，感到非常惊奇。其实，他们倒应该对这件事情没有早已发生而感到惊奇。从爱尔兰到西西里，从安达鲁西亚到俄罗斯和保加利亚，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只有西欧的两个地区是例外。在大不列颠本土，大土地占有和大农业，完全排挤了靠自己经营为生的农民；在普鲁士易北河以东地区，几百年来一直发生着同样的过程，在这里，农民也是日益被“驱逐”［注：德文原文是wird《gelegt》。Bauernlegen〔驱逐农民〕是德国历史上放逐、剥夺农民的叫法。（弗·伊·列宁在他译的恩格斯这部著作的开头部分上加的注。）］，或者至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日益退居次要的地位。
作为政治力量的因素，农民至今在多数场合下只是表现出他们那种根源于农村生活隔绝状况的冷漠态度。广大居民的这种冷漠态度，不仅是巴黎和罗马议会贪污腐化的强有力的支柱，而且是俄国专制制度的强有力的支柱。然而这种冷漠态度决不是不可克服的。自从工人运动发生以来，西欧的资产者，特别是在农民小块土地所有制占优势的地区，不用很费气力就能激起农民对社会主义工人的怀疑和憎恨，在农民的想像面前把社会主义工人描绘成partageux，即“均产分子”，描绘成侵犯农民财产的一群懒惰而贪婪的市民。1848年二月革命的朦胧的社会主义的激情，很快就被法国农民的反动投票一扫而光；希望能过安逸生活的农民，记起了关于农民皇帝拿破仑的神话，创立了第二帝国。我们大家都知道：单是农民的这一勋业就索取了法国人民多少代价；法国人民至今还苦于这一勋业的后果。
但是从那时以来，许多东西都已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发展，割断了农业小生产的命脉；这种小生产正在不可抑止地灭亡和衰落。北美、南美和印度的竞争以廉价的粮食充塞欧洲市场，这种粮食廉价到没有一个欧洲的生产者能够跟它竞争。大土地占有者和小农都同样面临着灭亡。而因为他们两者都是土地占有者和乡村居民，所以大土地占有者宣称自己是为小农利益奋斗的先进战士，而小农——一般讲来——也承认他们是为自己利益奋斗的战士。
然而在这个时候，在西方已成长起来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二月革命时代模糊的预感和憧憬已经明朗化了，更加广阔而深刻了，它们已变成了能满足一切科学要求并包含有明确具体要求的纲领；不断增多的社会党议员在德国、法国、比利时议会里捍卫着这些要求。社会党夺取政权已成为最近将来的事情。然而，为了夺取政权，这个政党应当首先从城市跑到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力量。社会党是以明确理解经济原因和政治后果的联系而与其他政党不同，因此它早就揭露了硬要跟农民作朋友的大地主那副掩盖在羊皮下边的豺狼面孔，——这样一个政党能不能心安理得地把注定灭亡的农民留在他们的伪保护者手中，一直到农民从工业工人的消极敌人变成工业工人的积极敌人为止呢？这样，我们便谈到农民问题的中心点了。
一
我们可能面对的农村居民，包含有一些很不相同的组成部分，这些不同的组成部分本身又按各个地区而有所区别。
在德国西部，正如在法国和比利时一样，占着统治地位的是小块土地农民的小生产，这些农民大部分是小块土地的所有者，在少数场合则是小块土地的租佃者。
在西北部——在下萨克森和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占优势的是大农和中农，他们是非雇用男女长工、甚至非雇用短工不可的。在巴伐利亚的某些地区，情形也是一样。
在普鲁士易北河以东地区和梅克伦堡，是一个拥有家奴、长工和短工的大土地占有和大生产的区域，而在某些地方则尚有为数不多并且日趋减少的小农和中农。
在德国中部，我们遇到的是所有这些生产形式和土地占有形式的混合，其比例按地区而各不相同，并且这些形式当中没有一种是在稍许广大的面积上占有优势的。
此外，还有一些大小不同的地区，在那里，自有的或者租佃的耕地不足以养活家口，而只是作为从事某种家庭手工业的基础，使这种手工业有可能保持不然就会低得不能想像的低微工资，以保证产品在任何异国竞争下都能有稳固的销路。
这几类农村居民中有哪些是可以吸引到社会民主党方面来的呢？不用说，我们只是大概地研究这一问题；我们只是考察一些显著突出的形式；篇幅的限制不允许我们详述各个过渡阶段以及农村居民的混合组成的情况。
我们先从小农说起。在所有的农民当中，这一类型是最重要的，并且一般说来不仅对于西欧是如此。不，对于整个问题说来，重心正是在这一类型的农民上面。只要我们搞清楚了我们对小农应有的态度，我们便有了确定我们对农村居民其他组成部分的态度的一切立足点。
我们这里所说的小农，是指小块土地的所有者或租佃者——尤其是所有者，这块土地通常既不大于他以自己全家的力量所能耕种的限度，也不小于足以养活他的家口的限度。因此，这个小农，也如小手工业者一样，是在握有自己的劳动资料这点上不同于现代无产者的一种工人；所以，这是一种属于过去的生产方式的残余。他的祖先曾经是固定在土地上的，没有人身自由的，或者在罕有的情况下是自由的、但又属于代役租和徭役租的农民，他和他的祖先是有三方面不同的。第一，法国革命已为他解除了必须对地主担负的种种封建的地租和劳役，并在大多数场合，至少在莱茵河左岸，给他保证了一块田地作为他的自由的财产。第二，他丧失了自己曾作为其中一员的自治公社的保护，同时也丧失了他那一份使用古老公社土地的权利。公社的土地一部分被他过去的封建主，一部分被那开明的、基于罗马法的、官僚制度的立法用欺诈手段从他手中掠夺去了，从而现代的小农便丧失了不购买饲料而喂养耕畜的可能。而在经济方面，丧失公社土地使用权的意义，要比废除封建地租重大得多；无法喂养耕畜的农民的数目不断地增长起来。第三，现时的农民的不同点还在于：他丧失了自己过去的生产工作的一半。过去他和他的家庭用他们所获得的原料来生产他所需要的大部分工业品；他的其余的需要则由他的那些除农业外同时兼营手工业的乡村邻居来满足，后者从他那里所得的报酬大部分是作为交换物的生产品或作为互助的换工。家庭是自给自足的，几乎生产它所需要的一切，而村庄则更是如此。这差不多是十足的自然经济，货币几乎根本不需要。资本主义生产以货币经济和大工业把这种情况结束了。而如果说公社土地是农民生存的第一个基本条件，那末工业副业则是第二个基本条件。于是农民每况愈下。捐税、歉收、继承人分家、诉讼，将农民一个又一个地驱向高利贷者；负债现象愈来愈普遍，而且每个人的债务愈来愈沉重，——一句话，我们的小农，正如任何过了时的生产方式的残余一样，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他是未来的无产者。
作为未来的无产者，他本来应当乐意倾听社会主义的宣传。但是他那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暂时还阻碍他这样做。他为了保持他那一小块危机四伏的土地而进行的斗争愈加艰苦，他便愈加顽固地拚命抓住这一小块土地不放，他便愈加倾向于把那些对他说应将土地所有权转交整个社会掌握的社会民主党人看做如同高利贷者和律师一样危险的敌人。社会民主党应当用什么办法来与这种成见作斗争呢？在不改变自己原来立场的情况下，它能给走向灭亡的小农提出些什么建议呢？
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把马克思主义派的法国社会党人的土地纲领当做实际的立足点，这一纲领特别值得予以重视，因为它是从小农经济的典型国家产生出来的。
在1892年的马赛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党的第一个土地纲领。[503]这个纲领为无地的农业工人（即短工和家奴）提出的要求是：实行由工会和市镇委员会规定的工资最低限额；建立其成员半数由工人组成的农村工商业仲裁法庭；禁止出卖市镇土地并把国有土地租给市镇，市镇应当将这一切土地——不论是自己的或租来的——在禁止使用雇工并受市镇监督的条件下交给无地的农业工人家庭组合共同耕种；规定养老金和残废抚恤金，其款项用对大地产征收的特别税支付。
这个纲领为小农（佃农也在内）提出的要求是：由市镇置备农业机器，按成本租给农民使用；建立农民合作社以购买肥料、排水管、种子等等并销售产品；对于价值不超过5000法郎的土地，废除在土地转手时征的税；建立爱尔兰式的调停委员会，以减低过高的租价，并为退佃的佃农和分成制佃农（métayers）补偿他们所提高的土地价值；废除规定土地所有者有权夺走收成抵债的Codecovil〔民法典〕第二一○二条，并剥夺债权人将青苗抵作押金的权利；规定一定数量的农具、收成、种子、肥料、耕畜——总之，凡农民耕作所必需的东西——不得抵作押金；修订早已过时了的总的地籍册，暂时则在每个市镇中进行地方性的修订；最后，实行免费的农业专门教育和建立农业试验站。
我们看到，为农民利益而提出的要求——至于为工人利益而提出的要求，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谈——并不是过分的。其中有一部分在别的国家里已经实现了。佃农调解法庭正在明显地按照爱尔兰的样式建立起来。农民合作社在莱茵河地区已经存在。修订地籍册是西欧各地一切自由派以至于官僚经常表示的善良愿望。纲领的其他各条，也是不必使现存资本主义制度受到什么特别损害就可实现的。我们说这一些，只是为了说明纲领的特征，决不是要责难它，——而是恰恰相反。
利用这一纲领，党在法国各个不同地区的农民中间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以致——因为越吃胃口越大——我们的法国同志就想把纲领弄得更加适合于农民的口味。当然，他们同时也感觉到这是一条危险的道路。怎么可以帮助农民（不是作为未来的无产者，而是作为现时的私有者农民来帮助）而不违背社会主义总的纲领的基本原则呢？为了预防这种异议，于是在新的实际建议之前加上了一段理论性的绪论，企图证明社会主义原则中包括有保护小农财产免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遭到灭亡，虽然作者们自己完全明白这种灭亡是不可避免的。现在我们来仔细考察一下这个绪论以及今年9月在南特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要求本身。
绪论是这样开始的：
“鉴于按照党的总纲的确切涵义，生产者只有在占有生产资料时才能自由；
鉴于如果说在工业方面这些生产资料已经达到如此程度的资本主义的集中，以至于只有以集体的或公有的形式才能归还生产者，那末，——至少在现代的法国，——在农业方面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生产资料，即土地，在许多地方还是掌握在个体生产者手中的个人财产；
鉴于虽然这种以小块土地所有制为特征的情况不可避免地注定要灭亡（estfatalementappeléàdisparaître），可是社会主义却不应加速这种灭亡，因为社会主义的任务并非在于把所有权和劳动分隔开来，而是在于把任何生产的这两个要素结合在同一手中，因为把这两者分隔开来，就会使无产者化的劳动者遭受奴役和贫困；
鉴于如果说一方面社会主义的职责在于重新使农业无产者在对现在游手好闲的私有者实行剥夺之后，占有——以集体的或公有的形式——大地产，那末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同样迫切的职责就在于保护自食其力的农民的小块土地，而反对国库、高利贷者以及来自新起的大土地所有者方面的侵犯；
鉴于对那些作为佃农或分成制佃农（métayers）耕种别人土地，即使有时剥削短工也是在某种程度上由于自己受着剥削才被迫出此一途的生产者，也应该予以同样保护，——
工人党——它与无政府主义者相反，不把社会制度的改造寄托于贫困的增长和蔓延，而认为劳动和整个社会的解放只有靠城乡劳动者组织起来和共同努力，靠他们掌握行政和立法的权力才可获得，——通过了下列的土地纲领，以联合农村生产的一切成分和在各种法律基础上经营国内土地的一切种类的活动一齐去与共同的敌人——封建土地所有制作斗争。”
让我们来更详细地考察这个“绪论”。
首先，紧接法国纲领中关于占有生产资料是生产者自由的前提这一论点之后，应该添上一段，即生产资料的占有只能有两种形式：或者是个人占有，这一形式无论何时何地都从未作为一切生产者共同的形式存在过，而且一天天地愈来愈被工业的进步所排除着；或者是公共占有，这一形式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前提都已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本身所造成了；所以，必须以无产阶级所有的一切手段来为生产资料转归公共占有而斗争。
这样，生产资料的公共占有便在纲领中被提出来作为应当争取的唯一的主要目标。这不仅在基础已经打好了的工业方面是如此，而且在所有的地方，也就是说在农业方面也是如此。按照纲领所说，个人占有无论何时何地都从未作为一切生产者共同的形式存在过；正因为如此，并且还因为个人占有本来就被工业的进步所排除着，所以社会主义的利益决不在于维护个人占有，而是在于排除它，因为凡是个人占有还存在的地方，公共占有就成为不可能。如果要引证纲领，那末就应该引证整个纲领，而这就会根本改变南特绪论中所引用的论点，因为这将使其中表达的普遍历史真理依存于这样的一些条件，只有在这些条件下，这个真理现在才能对西欧和北美仍然有效。
个体生产者占有生产资料，在我们的时代已经不再赋予这些生产者以真正的自由。城市中的手工业已经破产，而在像伦敦那样的大城市中甚至已全然绝迹，起而代之的是大工业、血汗制度以及靠破产维持生活的可怜生意人。靠自力耕种为生的小农既非牢靠地占有自己的小块土地，也不自由。他自己以及他的房屋、他的院子、他的少量田地，都属于高利贷者，他的生存比无产者的生存更无保障，无产者至少有时还能获得一天安逸日子，而受尽折磨的债务奴隶却永远没有这样的事。即使把民法典第二一○二条删掉，即使依法保证农民有一定数量的农具、牲畜等等不得抵作押金，你们也仍旧无法将他从走投无路的处境中解脱出来，因为他为了暂时延缓毁灭的日期，必须“自愿地”将自己的牲畜，将他本人连肉体带灵魂一并出卖给高利贷者。你们企图在小农的所有权方面保护小农，这不是保护他的自由，而仅仅是保护他被奴役的特殊形式而已；这是延长他的求生不成求死不得的状况；因此，引证你们纲领的第一段在这里是根本不适当的。
绪论中说道：在现代的法国，生产资料，即土地，在许多地方还是掌握在个体生产者手中的个人财产；社会主义的任务并非在于把所有权和劳动分隔开来，而是在于把任何生产的这两个要素结合在同一手中。——上面已经指出过，说得如此笼统的后面这点，决不是社会主义的任务；社会主义的任务，勿宁说仅仅在于把生产资料转交给生产者公共占有。我们只要忽视这一点，上述论点立刻就会使我们产生出一种错误想法，仿佛社会主义的使命是把小农对自己田地的现在这种虚构的所有权变成真正的所有权，也就是说，把小佃农变成私有者，把满身债务的私有者变成没有债务的私有者。自然，社会主义是要设法使农民所有权的这种假象消失的，但不是用这种方法。
无论如何，事情已弄到在纲领的绪论部分竟率直地宣称，仿佛社会主义的职责，甚至它的迫切的职责，是在于
“保护自食其力的农民的小块土地，而反对国库、高利贷者以及来自新起的大土地占有者方面的侵犯”。
这样，绪论便宣布社会主义的职责是在于实现一件在前一段中曾经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绪论委托社会主义“保护”农民的小块土地所有制，虽然它本身就断言这一所有制“不可避免地注定要灭亡”。国库、高利贷者、新起的大土地占有者——这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借以实现这种不可避免的灭亡的简单工具又是什么呢？“社会主义”应当用什么方法去保护农民不遭受这三者的侵害，我们下面就会看到。
但是所要求的不仅是保护小农的所有权。与此同时，
“对那些作为佃农或分成制佃农（métayers）耕种别人土地，即使有时剥削短工也是在某种程度上由于自己受着剥削才被迫出此一途的生产者，也应该予以同样保护”。
这里我们就站到完全不同的基础上去了。社会主义是专门反对剥削雇佣劳动的。而这里却宣布社会主义的迫切的职责是在于保护那些有时“剥削短工”——确实就是这样说的呀！——的法国佃农。这是因为这些佃农是在某种程度上由于“自己受着剥削”才被迫出此一途！
既已踏上了斜坡路，那是多么容易和愉快地往下滚啊！如果德国的大农和中农来见法国社会党人，请求他们在德国党的执行委员会面前张罗一番，要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他们剥削男女长工方面加以保护，借口是说他们“自己受着”高利贷者、收税吏、粮食投机商和牲口贩子方面的“剥削”，——那末法国社会党人将怎样回答呢？谁又能担保我们的大土地占有者不会把卡尼茨伯爵（要知道，他也提出了类似的将粮食输入事项转交国家管理的建议）也派到他们那里去，借口说他们“自己受着”交易所、高利贷者和粮食投机商的“剥削”而请求社会党人在他们剥削农业工人方面也加以保护呢？
不过应该说明，我们的法国朋友们并不像别人可能觉得的那样怀有什么恶意。在上述的那一段中所指的仅仅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即如下的情况：在法国北部，也如在我国的甜菜产区一样，土地租给农民耕种，而农民必须在极端苛刻的条件下栽种甜菜：他们得向一定的工厂并按照该工厂所规定的价格出售甜菜，得购买一定的种子，使用一定数量的严格规定的肥料，此外他们在送交甜菜时还要受无情的欺诈。这一切我们在德国也是很熟悉的。但是，如果法国社会党人想予以保护的正是这类农民，那就应当直率和明确地说出来。这一段以它现在这种极为笼统的提法，不仅直接违反法国的纲领，而且根本违反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如果这一草率的措词从各种不同的方面被用来做出不合它的起草者们本意的解释，那末他们是没有理由抱怨的。
绪论的结束语也可能受到同样的歪曲的解释。按照这一结束语，社会主义工人政党有任务
“联合农村生产的一切成分和在各种法律基础上经营国内土地的一切种类的活动一齐去与共同的敌人——封建土地所有制作斗争”。
我坚决否认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有任务除了吸收农村无产者和小农以外，还将中农和大农，或者甚至将大地产租佃者、资本主义畜牧主以及其他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国内土地的人，也都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就算封建主义土地所有制对于他们大家都是共同的敌人吧。我们在某些问题上可以和他们一道走，可以在一定时期为达到某些一定的目的而与他们一起奋斗。我们党内可以有来自任何社会阶级的个别人物，但我们绝对不需要任何代表资本家、中等资产阶级或中等农民的利益的集团。这里同样没有人们可能想像的那种坏意思；关于这一切，起草者们显然只是没有考虑到罢了；但是可惜喜欢概括的热情使他们上了当；要是有人在字眼上挑他们的毛病，他们可不要大惊小怪。
绪论的后面接着是对纲领本身的一些新的补充。它们也像绪论一样措词很草率。
关于市镇应当取得农业机器并按成本出租给农民的那一条，作了如下的更改：第一，市镇为此目的从国家获得补助金；第二，市镇应当无报酬地把机器交给小农支配。这个进一步的让步决不会给小农带来多大的好处，因为小农的田地及其经营方式只容许小规模地运用机器。
其次：
“取消一切现行的间接税和直接税，代之以对3000法郎以上的一切收入征收的单一的累进税。”
许多年来几乎在每一个社会民主党纲领中都包含有这一类的要求。然而专门为了小农的利益把它提出来，这却是一件新鲜事，而且只是证明，它的真正意义被理解得多么不够。我们就拿英国作例子。在那里，国家的预算是9000万英镑。其中有1350万至1400万英镑来自所得税，其余的7600万中有一小部分来自营业税（邮政、电报、印花税），但绝大部分是靠对日用消费品抽税来取得的，即靠对全体国民而主要是对较贫穷阶层的收入经常不断地进行少量克扣——毫不显眼，但总合起来却是若干百万——来取得的。在现代社会中，恐怕不可能用其他办法来偿付国家的开支了。我们姑且假定说，所有这9000万英镑在英国都是靠对120英镑（3000法郎）以上的收入征收直接累进税取得的。每年的平均积累，整个国民财富每年的增长，按吉芬的统计，在1865—1875年是24000万英镑。假定现在每年是3亿英镑；9000万英镑的捐税负担在这种场合便会吞没全部积累的将近三分之一。换句话说，除了社会主义政府以外，没有一个政府能采取这类作法；而当社会主义者掌握了政权的时候，他们将要实行种种措施，这种税收改革在那时将只不过起一种暂时的、微不足道的分期偿付债款的作用，而在小农面前则将展现出完全不同的前景。
纲领的起草者们大概自己也意识到，农民必得长久地等待这种税收改革，因此“暂且”（enattendant）向他们提出：
“废除向一切自食其力的农民征收的土地税和减轻向一切典押地征收的土地税。”
这项要求的后半部所指的只能是不能单靠家中人力耕作的较大的农田；因此，这又是对那些“剥削短工”的农民有利的。
其次：
“渔猎自由不受任何限制，但为保护野物、鱼类以及庄稼所须做的限制除外。”
这听起来是颇得人心的，但是这句话的后半部却将前半部勾销了。现时在所有农业地区每一农家究竟能摊到多少兔子、鹧鸪、梭鱼和鲤鱼呢？够不够给每个农民一年之内用一天以上的时间去渔猎呢？
“减低法定的和通行的利率”——
这就是说，重新颁布一些反高利贷的法律，企图重新实行那种两千年来无论何时何地都遭到失败的警察措施。如果小农陷入困难的处境，以致向高利贷者求贷在他看来已是较小的祸害，那末高利贷者总是能找到办法来吸尽他的脂膏，而又不会受到反高利贷的法律制裁的。这一措施最多只能使小农得到安慰，而不会带给他什么好处；相反，它只会使他在特别需要贷款时难于获得贷款。
“公费治疗并按成本供给药品”——
这无论如何不是专门为农民提的要求；德国纲领比这更进一步，还要求免费供给药品。
“应召预备役士兵在服役期间，其家属应得贴补”——
这在德国和奥地利都已实行，虽然还很不够，并且这也不是专门为农民提的要求。
“减低肥料、农业机器和产品的运费”——
这在德国基本上已经实行，而且主要是为了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
“立即进行准备工作以拟定改良土壤和提高农业生产的公共工程计划”——
这一切都超不出含糊其词和漂亮诺言的圈子，并且首先也是为了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
一句话，在全部大吹大擂的理论性绪论的后面，新土地纲领的实际建议却一点也没有向我们说清楚，法国工人党究竟希望怎样做到维护小农的小块土地所有制，这种土地所有制按照它自己的说法是不可避免地注定要灭亡的。
二
我们的法国同志有一点是完全正确的：违反小农的意志，任何稳固的变革在法国都是不可能的。不过我觉得，他们在试图接近农民时，杠杆没有使对。
大概，他们的出发点是想要在朝夕之间——尽可能甚至就在最近一次的普选中——把小农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他们只有凭借很冒险的广泛的许诺，才有希望达到这个目的，而为了替这些许诺寻找根据，他们便不得不运用还要冒险得多的理论上的诊断。如果较仔细地考察一下，那就会发现：这些广泛的许诺是自相矛盾的（许诺维护一种自己宣布为注定要灭亡的事物）；个别的措施或者完全没有实际的作用（反高利贷的法律），或者是工人的共同要求，或者也对大土地占有者有利，最后，或者对于小农只有很小的意义；因此，纲领的纯实践部分本身便改正了错误的引言，并把绪论中那些表面上令人生畏的响亮词句化为事实上极其无伤大体的措施。
老实说，在由小农的整个经济地位、由他的教育和隔绝的生活方式所产生并且为资产阶级报刊和大土地占有者所支持的偏见之下，我们只有向小农群众作出一些明知不能兑现的诺言，才能立即把他们吸引到自己方面来。这就是说：我们得向他们许诺不仅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护他们的财产，反对一切向它进攻的经济力量，而且要把这财产从现在就已压在它身上的重担下解放出来：把佃农变成自由的私有者，而对于被典押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私有者即解除其债务。即使我们能够做到这点，也只会回到那不可避免地要重新发展成现在这种情况的局面。我们就没有解放农民，而只是把他们灭亡的时间延缓了一下。
但是，我们的利益决不是要今天就把农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好使他们明天在我们不能实现自己的诺言时又离开我们。要求我们永久保存其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农民，我们是不需要他来做党员的，正如我们不需要那希望永久保存其师傅地位的小手工业师傅来做党员一样。这种人应有的地位是在反犹太主义者那里。让他们到反犹太主义者那里去吧，让他们向后者取得拯救他们的小经济的诺言吧；当他们在那里知道这些夸夸其谈的话语有什么意义，反犹太主义者天堂里的小提琴所奏的是些什么样的调子，他们就会越来越懂得：虽然我们许诺得少些，并且是完全从另一个方向寻找解救，但我们毕竟是更加可靠的人。假如法国人那里曾经发生过像我们这里一样喧嚣的反犹太主义的煽动，那末他们未必会犯南特的错误。
那末我们对待小农的态度是怎样的呢？在我们夺得国家权力的那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对待他们呢？
第一，法国纲领的原理是绝对正确的：我们预见到小农必然灭亡，但我们无论如何不要以自己的干预去加速其灭亡。
第二，同样明显的，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根本不能设想用强制的办法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像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用强制的办法，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当然，到那时候，我们将有够多的办法，使小农懂得他们本来现在就应该明了的好处。
差不多二十年以前，丹麦的社会党人（他们的国家里实际上只有一座城市，即哥本哈根，所以除这座城市以外，他们就得几乎完全是在农民中间进行宣传）就已提出了类似的计划。一个村庄或教区的农民——在丹麦有许多大的个体农户——应当把自己的土地结合为一个大田庄，共同出力耕种，并按入股土地、预付资金和所出劳力的比例分配收入。在丹麦，小土地所有制只起次要作用。可是，如果我们将这一思想运用于小块土地经营方面，我们就会发现：在把各小块土地结合起来并且在全部结合起来的土地上进行大规模经营的条件下，一部分过去使用的劳动力就会变为多余的；劳动的这种节省也就是大规模经营的主要优点之一。要给这些劳动力找到工作，可以用两种方法：或是从邻近的大田庄中另拨出一些田地给农民合作社支配，或是给这些农民以资金和可能性去从事副业，尽可能并且主要是为了他们自己的消费。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的经济地位都会有所改善，并且这同时会保证总的社会领导机构有必要的威信逐渐把农民合作社转变为更高级的形式，使整个合作社及其各别社员的权利和义务跟整个社会其他部分的权利和义务处于平等的地位。至于怎样具体地在每一个别场合下实现这一点，那将决定于这一场合的情况，以及我们夺得政权时的情况。可能我们那时将有能力给这些合作社提供更多的便利：由国家银行接受它们的一切抵押债务并将利率大大减低；从社会资金中抽拨贷款来建立大规模生产（贷款不一定或者不只是限于金钱，而且可以是必需的产品：机器、人工肥料等等）及其他各种便利。
这里主要的任务是使农民明白地看到，我们要挽救和保全他们的房屋和土地，只有把它们变成合作社的占有和合作社的生产才能做到。正是以个人占有为条件的个体经济，使农民走向灭亡。如果他们要坚持自己的个体经济，那末他们就必然要丧失房屋和家园，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经济将排挤掉他们陈旧的生产方式。情况就是如此。现在我们来让农民有可能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共同利益自己进行大规模经营。难道不能使农民明白地看到，这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这是他们唯一得救的途径吗？
我们永远也不能许诺小农给他保持个体经济和个人财产去反对资本主义生产的优势力量。我们只能许诺他们说，我们不会违反他们的意志而用强力干预他们的财产关系。其次，我们可以促使资本家和大土地占有者反对小农的斗争现在就尽量少用不公正的手段进行，并且尽可能阻挠现在常常发生的直接掠夺和欺诈行为。这是只有在例外的场合才可做到的。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谁也搞不清楚到何处为止算是诚实，从何处起就算是欺诈。然而政权是站在欺骗者方面还是站在被欺骗者方面，这始终是有很大差别的。而我们则坚决站在小农方面；我们将竭力设法使他们的命运较为过得去一些，如果他们下决心的话，就使他们易于过渡到合作社，如果他们还不能下决心，那就甚至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考虑考虑这个问题。我们所以要这样做，不仅是因为我们认为自食其力的小农可能来补充我们的队伍，而且也是为了党的直接利益。被我们挽救而没有真正转变为无产者，还在农民地位时就被我们吸收到自己方面来的农民人数愈多，社会变革的实现也就会愈迅速和愈容易。我们无须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后果到处都以极端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等到最后一个小手工业者和最后一个小农都变成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牺牲品的时候，才来实现这个变革。我们在这方面为了农民的利益而必须牺牲一些社会资金，这从资本主义经济的观点看来好像是白费金钱，然而这却是善于投资，因为这种物质牺牲可能使花在整个社会改造上的费用节省十分之九。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我们可以很慷慨地对待农民。这里不是深入细节，在这方面提出一定建议的地方；这里只能讲到一般的要点。
可见，如果我们所给的诺言使农民哪怕有一点借口设想我们是要想长期保全小块土地所有制，那就不仅对于党而且对于小农本身也是最坏不过的帮倒忙。这就简直是把农民解放的道路封闭起来并把党降低到招摇过市的反犹太主义的水平。恰恰相反。我们党的任务是随时随地向农民解释：他们的处境在资本主义还统治着的时候是绝对没有希望的，要保全他们那样的小块土地所有制是绝对不可能的，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将把他们那无力的过时的小生产压碎，正如火车把独轮手推车压碎一样是毫无问题的。我们这样做，就是按照必然的经济发展趋势行动，而经济发展是会使农民的头脑了解我们的话的。
然而，在结束这个问题之前，我必须说明我相信南特纲领的起草者们在实质上是跟我抱有同样观点的。他们甚有见识，决不会不了解，现在分为小块的土地也是必定要转归公共占有的。他们自己也承认，小块土地所有制是法定要消灭的。由拉法格起草的全国理事会在南特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也完全证实了这一观点。这个报告的德文本刊载于今年10月18日柏林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504]南特纲领在措词上的矛盾本身就已表明：它的起草者们实际上所说的并不是他们所想要说的。如果他们得不到了解，他们的言论被人滥用，——实际上已经发生这种情形，——那当然是他们自己的过错。不管怎样，他们应该更详细地说明他们的纲领，而下届法国代表大会则必须对它进行彻底审查。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较大的农民。在这里，主要由于继承人分家，同时还由于欠债和被迫卖地，我们看到从小块土地农民起到完整保存了甚至扩大了自己旧有田地的大农为止的一系列过渡阶段。在中农住在小块土地农民中间的地方，中农在利益和观点上是跟小块土地农民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他本身的经验应该告诉他，有多少像他这样的人已经下降为小农了。但是，在中农和大农占优势而农业经营又到处都需用男女长工的地方，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工人政党当然应该首先维护雇佣工人，即维护男女长工和短工的利益；仅仅由于这一点，工人政党就不能向农民做出任何包括有让工人雇佣奴隶制继续存在的诺言。但是只要还存在真正的大农和中农，他们就非用雇佣工人不可。如果我们支持小块土地农民想长期作为小块土地农民存在的希望是荒谬的话，那末向大农和中农做这样的许诺就几乎是背叛了。
在这里又有跟城市手工业者相似的地方。虽然他们遭受破产比农民更为严重，但是他们中间还是有一些人除学徒外还雇有帮工，或用学徒来做帮工的工作。让这些手工业师傅中希望把自己的地位永久保存的人到反犹太主义者那里去吧，他们会看到就在那里也不会得到什么帮助的。其余那些看到自己生产方式必然灭亡的人，则要到我们这里来，而且还要准备在将来分享其他一切工人将有的命运。对于大农和中农也是如此。当然，我们更关心得多的是他们的男女长工和短工，而不是他们。如果这些农民想要获得他们的经济继续存在下去的保证，我们是决不能给的。要是这样，他们就只有到那些乐于什么都许诺，但什么都不履行的反犹太主义者、农民同盟盟员以及类似的党派那里去。我们确切地知道如下一个经济上的真理，即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竞争和海外廉价的粮食生产，无论大农和中农都同样不可避免地要走向灭亡，这是日益增加的债务和他们的经济到处显著衰落所证明了的。对于这种衰落我们根本没有办法阻止，这里我们也只能建议把各个农户联合为合作社，以便在这种合作社内愈来愈多地消除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并把这些合作社逐渐变成全国大生产合作社的拥有同等权利和义务的组成部分。如果这些农民懂得他们现在的生产方式必然要灭亡并且从中作出必要的结论，他们就要到我们这里来，而我们的职责就是要尽力使他们也易于过渡到新的生产方式。要不然的话，我们就只得让他们去听天由命，而去同那些一定会对我们表示同情的他们的雇佣工人打交道了。大概我们在这里也将拒绝实行强力的剥夺，不过我们可以指望，经济发展将使这些顽固脑袋也学到乖的。
只有对于大土地占有制，事情才十分简单。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毫无掩饰的资本主义企业，因此我们也就不可能有任何怀疑。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人数众多的农村无产阶级，因而我们的任务是很清楚的。我们的党一掌握了国家权力，就应该干脆地剥夺大土地占有者，就像剥夺工厂主一样。这一剥夺是否要用赎买来实行，这大半不是取决于我们，而是取决于我们取得政权时的情况，尤其是取决于大土地占有者老爷们自己的行为。我们决不认为，赎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容许的；马克思曾向我讲过（并且讲过好多次！）他的意见：假如我们能用赎买摆脱这整个匪帮，那对于我们是最便宜不过的事情了。然而这里我们不去谈论这点。我们将把这样归还给社会的大地产，在社会监督下，转交给现在就已耕种着这些土地并将组织成合作社的农业工人使用。我们将在什么条件下转交这些土地，关于这点现在还不能说出一定的意见。无论如何，资本主义农场之转变为公有农场在这里是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并且可以马上实行，比方说，就像在克虏伯先生或施杜姆先生的工厂中一样。这些农业合作社的范例，将使最后一些可能仍在反抗着的小块土地农民看到合作的大规模农场的优越性，而且也许会使某些大农看到这些优越性。
因此，在这里，我们可以在农村无产者面前展开一幅光辉的远景，就像在工业工人面前所展开的一样。所以，把普鲁士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业工人争取到我们这方面来，对于我们仅是时间问题，而且甚至是一个很短时间的问题。而当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业工人跟我们站在一起的时候，整个德国立刻就会改变风向。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业工人实际上的半农奴状况，是普鲁士容克统治的主要基础，因而也就是德国的道地普鲁士霸权的主要基础。正是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容克——他们愈来愈欠债，愈来愈贫穷，靠国家和别人的供养过着寄生生活，因此也就愈来愈拚命抓紧自己的统治不放，——正是他们造成了并在维护着官僚和军官的道地普鲁士性质；他们的傲慢、狭隘和骄横，使得普鲁士民族的德意志帝国——尽管显而易见，此刻它之作为现时唯一可能实现的民族统一形式，是无可避免的——在国内如此被人憎恨，而在国外，虽有其光辉的胜利，却如此不受尊敬。这些容克的权力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在七个旧普鲁士省份的全部领土上，也就是说，几乎在整个帝国三分之一的领土上，他们握有在这里提供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地产，不仅握有地产，而且还通过甜菜制糖厂和酿酒工厂握有这一地区最重要的工业部门。无论德国其余部分的大土地占有者或大工业家，都没有处于这样有利的地位；无论前者或后者都未握有整个的王国。他们都是散布在广阔的地域里，并且在争取经济和政治优势的斗争中既彼此发生竞争，又跟周围其他社会成分发生竞争。但是普鲁士容克的这种优越地位正日益丧失其经济基础。虽然有国家的帮助（自弗里德里希二世以来，这种帮助总是列入容克的每一个正常预算中），负债和贫穷化现象在这里也是不可抑止地日益扩大；只是法律和习惯所认可的实际上的半农奴制以及由此产生的无限制地剥削农业工人的可能性，才把正要没顶的容克勉强支持在水面上。只要把社会民主主义的种子撒在这些工人当中，只要鼓舞他们和团结他们去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那末容克的统治就会完结。这一对于德国犹如俄国沙皇制度对于整个欧洲一样是种野蛮劫掠成分的巨大反动势力，就会像个刺破了的肥皂泡一样完全瓦解。普鲁士军队的“劲旅”就会变成社会民主主义的劲旅，那时在力量对比上便会发生那孕育着彻底革命的变动。但是正因为如此，所以把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村无产者吸引到我们方面来，比吸引德国西部的小农或者甚至比吸引德国南部的中农都重要得多。普鲁士易北河以东地区正是我们决战的场所，所以政府和容克将采取一切措施来阻挡我们到这里来。如果像他们威胁我们的那样，将重新采用强制措施来制止我们党的扩展，那末这首先将是为了阻碍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村无产阶级接近我们的宣传。这对我们反正一样。我们终究会将他们争取过来。
写于1894年11月15日和22日之间
载于1894—1895年“新时代”杂志第1卷第10期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时代”杂志
注释：
[502]“法德农民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在土地问题方面的最重要文献，它是恩格斯在1894年11月15日和22日之间为“新时代”杂志撰写的。促使恩格斯写这一著作的直接原因，是福尔马尔在土地问题方面的机会主义言论，首先是他在1894年10月25日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土地纲领的补充报告（见注500）。福尔马尔在说明他所建议的措施时，引述了法国社会党人的土地纲领，仿佛那个纲领真是得到恩格斯赞同的。恩格斯对这种说法先已驳斥（见本卷第561—562页），但他认为有必要专门写篇文章来阐述在农民问题上革命无产阶级立场的基本原则，有必要对福尔马尔的机会主义观点以及在马赛代表大会（1892年9月）上通过的并在南特代表大会（1894年9月）上作了补充的法国社会党人的土地纲领中背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地方加以批判。恩格斯的文章不仅是对德国和法国的机会主义的打击，而且是对国际机会主义的打击。在恩格斯的批评的影响下，在1895年举行的布勒斯劳代表大会之前的辩论中以及在代表大会上，福尔马尔的立场，其中包括在土地问题上的立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受到了谴责。但是，后来由于第二国际各党机会主义倾向增长，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对农民的态度问题的观点不仅没有得到发展，而且被土地问题上的各种庸俗的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观念所偷换。弗·伊·列宁坚决反对了这些观念，他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纯洁性和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恩格斯生前，“法德农民问题”一文曾转载于波兰杂志“黎明”1894年第12期，标题是：“农民问题”。1903年2月，弗·伊·列宁为了准备在巴黎社会科学俄文高等学校作土地问题的讲演，曾把恩格斯这篇文章的开头部分（见本卷第565—569页）译成俄文（保存在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档案馆的手稿已公布，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9册第295—300页）。恩格斯这篇文章的开头部分和某些个别的段落，本版基本上采用了列宁的译文。恩格斯这部著作的第一个俄文单行版本由格·瓦·普列汉诺夫校订并写序言，于1904年在日内瓦出版。——第563页。
[503]1892年9月24日至28日在马赛举行了法国工人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大会研究了关于党的状况和党的活动、关于庆祝五一节、关于参加1893年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关于参加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等问题。代表大会议事日程上最重要的一项是关于农村工作问题，原因是国内农民运动有了高涨，并且党希望在议会选举中得到农民的支持。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土地纲领，其中提出了许多有利于农村无产阶级和小农的具体要求。但是，纲领也包含了许多背离社会主义原则的地方，对农民的小资产阶级幻想与私有者情绪、甚至对它的富裕阶层的剥削意图作了某些让步。在党的南特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纲领绪论部分和对纲领的补充里，更加深了这些反映了机会主义倾向的影响的错误。——第569页。
[504]恩格斯提到的拉法格的报告“农民的财产和经济的发展”发表在1894年10月18日“社会民主党人”第38号附刊上。——第583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给“前进报”编辑部的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
弗·恩格斯
给“前进报”编辑部的信
（1894年11月12日）
据党的报刊报道，福尔马尔同志10月25日在法兰克福党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的辩论中发言时，援引了在南特举行的法国社会党人代表大会[500]的决议，说它们“得到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直接赞同”。据“前进报”11月10日报道，我们敌人的报刊也在传播这种说法。[501]因此我不得不声明，这里有错误，显然，福尔马尔所掌握的关于我的消息是完全不可靠的。
根据我的记忆，关于南特纲领我只往法国寄了两封信。第一封是在代表大会以前为了回答一位法国同志［注：大概是保·拉法格。——编者注］的询问而写的，它的内容归纳起来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小农土地所有制的消灭。我们党对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但是它根本没有任何理由以自己的干预来格外加快这个过程。因此对于正确采取的旨在使小农在其必然灭亡的过程中少受折磨的措施，在原则上是丝毫不能反对的；但是如果再走远一些，如果希望永远保存小农，那末，在我看来，就是力求达到经济上不可能实现的东西，就是牺牲原则，成为反动了。
在代表大会以后的第二封信中，我只是提出了一个初步看法，即在社会党人范围内，我们的法国朋友在想要不仅永远保存小农私有者，而且永远保存剥削别人劳动的小佃农方面将是孤立的。
因此，如果我就这个问题发表了意见的话，那末我所说的就恰好是同福尔马尔所听说的相反的东西。
但是，既然我已被牵连进来，那末，看来除了把我的观点说得更明确之外，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因此我打算在“新时代”上登载一篇不长的文章，说明和论证我的观点［注：见本卷第563—587页。——编者注］。
弗·恩格斯
1894年11月12日于伦敦
载于1894年11月16日“前进报”第268号和1894年11月22日“社会民主党人”第43号附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前进报”
注释：
[500]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于1894年10月21—27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在代表大会上，关于主要议程——土地问题——的补充报告人是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领袖福尔马尔，他要求把不仅反映劳动农民的利益、而且也反映农村富裕阶层、农村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条目列入正在拟定的土地纲领中去。福尔马尔虽然也遭到了许多代表的反对，但整个来说，他的机会主义立场在代表大会上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击。代表大会选出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制定土地纲领草案，作为对党纲的补充。除土地问题外，代表大会听取了党的执行委员会和国会党团的报告，研究了关于托拉斯和其他大资本主义联合公司的作用、关于庆祝1895年五一节等问题。
法国工人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于1894年9月14—16日在南特举行，这次代表大会是在国内农民运动高涨、反动势力进攻和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内部意见分歧尖锐化的情况下举行的。代表大会指出了法国劳动者反对旨在迫害社会党人的1893—1894年的所谓“恶毒法”的斗争正在加强，并同由于自己的恐怖行动而给这些法令的通过造成借口的无政府主义者划清了界限。代表大会最重要的决定是通过了党的土地纲领的绪论部分，并在其中列入了一系列具体要求；列入其中的论点有一些是同马克思主义在农民问题上的立场相违背的。恩格斯对南特土地纲领的批判见本卷刊载的“法德农民问题”。——第561页。
[501]恩格斯指1894年11月10日“前进报”第263号发表的“再论党代表大会”一文。这篇文章对利用福尔马尔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上关于土地问题的机会主义言论来诬蔑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科伦人民报”（《KölnischeVolkszeitung》）进行了回击。——第561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国际社会主义和意大利社会主义（给“社会评论”杂志编辑部的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
弗·恩格斯
国际社会主义和意大利社会主义
（给“社会评论”杂志编辑部的信）[499]
当年轻的意大利社会党遭到极其残酷的政府反动势力的打击时，我们的责任，阿尔卑斯山脉另一边的社会党人的责任，就是要设法给它援助。我们无法阻止各个支部和团体的解散，但是，面临着半官方的和卖身投靠的报刊所广为散布的下流无耻的诽谤，我们提供一点证据，也许不是完全没有益处的。
这些报刊责备意大利社会党人说，他们故意装成一副好像在［注：在手稿中此处补充有：“效法德国社会党人”。——编者注］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的样子，为的是用这种假面具来掩盖完全是另一种的政策，一种宣传“阶级斗争”（它“会使我们回到中世纪”）和旨在建立其目的是“夺取政权”的政党的政策；而其他国家的社会党，特别是德国的社会党人，“则不过问政治，不攻击现存的政体”；总之，他们是一些可以嘲弄一番的、完全没有恶意的、善良的小伙子！
如果说这里是在嘲弄谁的话，那末正是嘲弄意大利的公众。要不是认为意大利公众对外界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也就不会敢于向它奉献这样的蠢话。如果意大利的社会党人宣布“阶级斗争”是我们生活所在的社会中压倒一切的因素，如果他们组成为“以夺取政权和领导全国事务为目的的政党”，那末他们是在进行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他们严格遵循着马克思和我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路线；他们的活动就和法国、比利时、瑞士［注：在手稿中“瑞士”一词没有。——编者注］、西班牙、而首先是德国的社会党一样。在这些党中，没有一个党是不想夺取政权的，这正像其他政党，如保守党、自由党、共和党等等也想夺取政权一样。
至于“阶级斗争”，那末它不仅使我们回溯到“中世纪”，而且还回溯到古代各共和国——雅典、斯巴达和罗马所发生过的内部冲突。所有这些冲突都是阶级斗争。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组成为每个社会的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总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这种斗争只有在阶级本身消失之后、即社会主义取得胜利之后才会消失。而在那时以前，相互对立的阶级，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土地贵族［注：在手稿中“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土地贵族”这几个词没有。——编者注］，将照旧彼此进行斗争，而不管意大利半官方报刊怎么说。
而且，意大利现在正在经受着德国［注：在手稿中不是“德国”，而是“社会主义的德国”。——编者注］在十二年非常法期间所经受过的考验。德国战胜了俾斯麦。社会主义的意大利将制服克里斯比。［注：在手稿中，最后一句是这样的：“德国人战胜了俾斯麦，意大利人将制服克里斯比。”——编者注］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4年10月27日于伦敦
译成意大利文载于1894年11月1日“社会评论”杂志第21期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社会评论”杂志，并根据法文草稿校对过
注释：
[499]这封信是恩格斯应意大利劳动社会党领导的请求（由屠拉梯在1894年10月24日的信中提出）写的。意大利劳动社会党领导请求恩格斯在“社会评论”杂志上发表文章，揭露意大利资产阶级报刊为了替政府镇压意大利社会党人辩护而对意大利社会党人的活动散播的造谣中伤。
恩格斯的信载于1894年11月1日“社会评论”杂志第21期，编辑部加的标题是：“国际社会主义和意大利社会主义”，同时编辑部还加了如下的按语：“我们把全世界所有社会党的元老寄给我们的这封信奉献给已经卖身投靠或者正在卖身投靠的意大利报刊的鄙陋诡计。”恩格斯的信在“社会评论”发表之后，还从意大利文译成德文以“可怜的诡计和谎言”为题作为通讯发表在1894年11月6日“工人报”第89号，以“意大利”为题作为通讯发表在1894年11月10日“前进报”第263号。——第559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给西西里岛社会党人的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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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给西西里岛社会党人的贺信[498]
向你们的报纸——西西里岛工人的机关报致敬，祝它长寿，向你们正在改组的党致敬。。［注：在手稿中，这句话是这样的：“向刚刚重新出版的西西里岛工人机关报致敬并祝它长寿！”——编者注］
大自然把西西里岛创造成为人间天堂。而这就足以使分为对立阶级的人类社会把它变成了地狱。
古希腊罗马时代为了经营大地产和大矿场而赏给了西西里岛一个奴隶制。
中世纪以农奴制和封建制度代替了奴隶制。
现在的时代宣称它已消灭这些桎梏，实际上它只是改变了这些桎梏的形式。它不仅保存了旧的赋役，而且还加上一种新的剥削形式，所有剥削形式中最残酷、最无情的剥削形式——资本主义的剥削。
西西里岛的古代［注：在手稿中不是“古代”，而是“古希腊”。——编者注］诗人忒俄克里托斯和莫斯赫曾经歌颂了他们同时代人——牧人奴隶的田园诗式的生活；毫无疑问，这是美丽的、富有诗意的幻想。但是能不能找到一个现代诗人，敢于歌颂今天西西里岛“自由”劳动者的田园诗式的生活呢？如果这个岛的农民能够在哪怕是罗马对分租佃制的沉重条件下耕种自己的小块土地，难道他们不会感到幸福吗？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结果：自由人在怀念过去的奴隶制！
但愿他们不要丧失勇气。一个更好的新社会的曙光正在开始照亮各国被压迫阶级。而各地的被压迫群众都在团结自己的队伍，他们不顾边界的限制，不顾语言的差别，到处在相互达成协议。国际无产阶级大军正在形成，——即将来临的新时代将使它获得胜利！
弗·恩格斯
（伦敦）
写于1894年9月26日
译成意大利文载于1895年6月30日“解放”周报和1895年8月16日“社会评论”杂志第16期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社会评论”杂志，并根据法文草稿校对过
注释：
[498]这封贺信是恩格斯为了答复西西里岛社会党活动家之一科耳纳哥在1894年9月18日的信中向他提出的请求而写的。科耳纳哥在信里告诉恩格斯说，西西里岛社会党将不顾残酷迫害而进行改组，1894年10月初将恢复出版它的报纸“社会正义”（《Giustiziasociale》），他写道：“您，我们著名的导师，能不能给我们寄来几句表示赞同和同情的话。您能不能给西西里岛社会党寄来一封贺信，供我们在我们报纸的第1号上发表。您的支持将使我们在资产阶级面前具有更大的力量。”
恩格斯的贺信看来由于书报检查的原因只是到1895年6月30日才在作为“社会正义”报后继者的“解放”周报上发表。这封贺信还从“解放”周报被译成德文（略有删节）发表在1895年8月1日“工人报”第208号上。
恩格斯逝世后，他的这封信被再次用意大利文载于1895年8月16日“社会评论”杂志第16期，编辑部加的标题是：“对意大利的最后的话”，同时（略有删节）用德文以“恩格斯对工人的最后一封贺信”为题载于1895年8月13日“萨克森人民报”（《SächsischesVolksblatt》）第95号。
“解放”（《LaRiscossa》）是一家周报，西西里岛社会党的机关报；1894年至1895年在巴勒摩出版。——第557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致意大利劳动社会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给卡·德拉瓦勒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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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致意大利劳动社会党第三次代表大会
（给卡·德拉瓦勒的信）[496]
9月6日于伊斯特勃恩
亲爱的公民：［注：手稿中在称呼语之后有一段话在发表时略去了：“您8月30日的来信寄到伦敦时恰好我不在那里，信是给我转到这里来的，这就是为什么迟迟未复的原因，我为此深感遗憾。我感谢您个人和您所代表的意大利社会党人对我的盛情邀请。可是遗憾，我不能应邀参加。”——编者注］
……但是，既然我没有可能亲自参加你们的代表大会，我就在此一并向你们致最良好的祝愿，祝你们为国际社会主义而进行的工作取得成就。
意大利社会党人正在遭到前所未闻的非常法[497]的迫害，毫无疑问，非常法还将使他们受好几年的奇灾大难。这有什么！别人也曾不得不经受类似的考验。
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法国的资产阶级反动派曾饱喝无产者的鲜血，可是结果是：在法国议会中有了五十名社会党议员。
在德国，俾斯麦曾在整整十二年中把社会党人置于法律之外，但是社会党人粉碎了非常法，他们把俾斯麦赶下了台，现在他们是帝国中最强大的政党。
法国和德国工人所做到的事情，意大利工人也同样能做到。梯也尔、麦克马洪和俾斯麦所未能得到的东西，姓克里斯比的也是得不到的。胜利属于你们！［注：在手稿中不是“属于你们！”，而是“属于我们！”——编者注］
革命的国际社会主义万岁！
致兄弟般的敬礼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译成意大利文载于1894年9月22—23日“阶级斗争”周报第38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阶级斗争”周报，并根据法文草稿校对过
注释：
[496]这封贺信是恩格斯为了答复意大利劳动社会党活动家之一卡浴·德拉瓦勒于1894年8月30日写信邀请他参加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而写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原定于1894年9月7—9日在伊莫拉举行，由于警察当局的禁止而未开成。
恩格斯的贺信以及代表大会收到的其他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保·拉法格、帕·伊格列西亚斯等）的贺信，曾经在1894年9月10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宣读过，后来又载于1894年9月22—23日“阶级斗争”周报第38号。
意大利劳动社会党是1892年在热那亚代表大会上成立的（1893年采用这个名称，1895年起称做“意大利社会党”）。意大利劳动社会党坚决地和无政府主义者划清了界线，而在九十年代，虽然犯了一些改良主义性质的错误，还是积极地领导了意大利工人阶级的群众运动。
“阶级斗争”（《Lottadiclasse》）是一家意大利周报，意大利劳动社会党的中央机关报；1892年至1898年在米兰出版。——第555页。
[497]恩格斯指1894年7月14日意大利议会通过的关于维护社会治安的非常措施的法令。这个法令是作为似乎只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措施而颁布的，但反动的克里斯比政府利用它来反对工人运动和社会党人日益增长的影响。根据这一法令，意大利劳动社会党被禁止活动，工人组织被解散，工人报纸和杂志被禁止出版；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搜查和审讯。但是，意大利社会党人不顾残酷的镇压，仍然没有停止自己的斗争，他们于1895年1月在帕尔马秘密举行了意大利劳动社会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第555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致英国各社会主义和工人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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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致英国各社会主义和工人组织[493]
亲爱的同志们：［注：在寄给费边社书记的信中，不是“亲爱的同志们：”，而是“亲爱的先生”。——编者注］
我受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的委托通知英国的工人和社会主义组织：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将于8月29日和随后的几天在马德里举行，英国的朋友们如能按信末所附地址寄来几句贺词（用西班牙文或法文），则不胜感谢。
因为1893年在拜尔法斯特举行的工联代表大会[494]通过了要求一切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社会化的决议，从而加入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把它们的机关——议会委员会——也列入寄发本邀请信的名单之中［注：在手稿中，这一段放在方括弧内；在寄给费边社书记的信中，这一段被删掉了。——编者注］。
本邀请信寄给：
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同盟，
社会民主联盟，
独立工党，
费边社，
工联代表大会议会委员会，
煤气工人和杂工工会[495]。
尊敬你们的弗·恩格斯
贺词请寄：马德里，艾尔南·科尔特斯街8号，帕布洛·伊格列西亚斯
写于1894年8月6日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46年第1版第29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草稿译的，并根据寄给费边社书记的信校对过
注释：
[493]给英国各社会主义和工人组织的信是恩格斯根据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之一帕布洛·伊格列西亚斯在1894年7月2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所提出的请求而写的。恩格斯还把内容相同的信寄给了奥地利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
1894年8月29日至9月1日在马德里举行了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四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在组织上和思想上巩固党的一个重要阶段。代表大会听取了党的全国委员会的报告和出席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1893年）的代表的报告，讨论了关于党的报刊问题和批准了新党章。代表大会收到了英国、奥地利、德国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的许多贺信，这是党的国际联系增长的标志。——第553页。
[494]1893年9月4—9日在拜尔法斯特举行了英国工联第二十六届年度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的最重要决议，就是承认（在工联普通会员中革命情绪增长的影响下）生产资料和分配手段的集体所有制原则，和要求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第553页。
[495]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同盟是由一批英国社会主义者于1890年在恩格斯的参加下成立的。它是以1890年在英国组织第一次五一示威游行（见本卷第69—76页）的一个委员会为基础建立的。同盟的宗旨是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实现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的决议等。1893年，同盟的代表参加了独立工党。
社会民主联盟——见注104。
独立工党是1893年新工联领导人在罢工斗争活跃和争取实行英国工人阶级的独立自主政策以同资产阶级政党相对抗的运动加强的情况下成立的。一些新、旧工联的成员和受到费边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参加了独立工党。党的领袖是凯尔·哈第。党把争取集体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分配手段和交换手段、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禁用童工、实施社会保险和失业补助以及其他要求包括在自己的纲领中。弗·恩格斯曾祝贺独立工党的成立，希望它能避免社会民主联盟的宗派主义错误而成为真正群众性的工人政党。但是独立工党的领导一开始就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立场，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的形式上并且同自由党进行勾结。后来列宁在评述独立工党时写道：“其实这是一个始终依附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党”，它“只对社会主义‘独立’，对自由主义则非常依赖”（“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450页，第18卷第354页）。1900年，独立工党并入工党。
费边社是英国的改良主义组织，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1884年建立；它的主要首领是悉尼·维伯和比阿特里萨·维伯（费边社的名称来自公元前三世纪的罗马统帅费边·马克西姆的名字，这个统帅曾在同汉尼拔的战争中采取逃避决战的待机策略，因而得到“孔克达特”（缓进者）的绰号）。费边社的成员主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反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并断言什么通过细微的改良、逐渐的改造社会，用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的办法可以使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费边社过去和现在都起着资产阶级影响在工人阶级中的传导者和英国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的发源地的作用。列宁说费边社“最完整地体现了机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工人政策”（“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37页）。1900年，费边社并入工党。“费边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思想根源之一。
工联代表大会议会委员会——见注332。
煤气工人和杂工工会——见注99。——第554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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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467]
一
在早期基督教的历史里，有些值得注意的与现代工人运动相同之点。基督教和后者一样，在其产生时也是被压迫者的运动：它最初是奴隶和被释放的奴隶、穷人和无权者、教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基督教和工人的社会主义都宣传将来会解脱奴役和贫困；基督教是在死后的彼岸生活中，在天国寻求这种解脱，而社会主义则是在这个世界里，在社会改造中寻求这种解脱。基督教和工人的社会主义都遭受过迫害和排挤，它们的信从者被放逐，被待之以非常法：一种人被当做人类的敌人，另一种人被当做国家、宗教、家庭、社会秩序的敌人。可是不管这一切迫害，甚至时常还直接由于这些迫害，基督教和社会主义都胜利地、势不可挡地给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基督教在它产生三百年以后成了罗马世界帝国的公认的国教，而社会主义则在六十来年中争得了一个可以绝对保证它取得胜利的地位。
所以，如果说安东·门格尔教授先生在其所著“十足劳动收入权”一书中表示惊异：为什么在罗马皇帝时代土地占有大集中的情况下，在几乎纯粹由奴隶构成的当时的工人阶级受着无限痛苦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竟没有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而出现”[468]，那是他恰恰没有注意到：这个“社会主义”在它当时可能的程度上，确实是存在过的，甚至还取得了统治地位，——其形式就是基督教。只是这种基督教——由于历史的先决条件，也不可能是别个样子——希望在彼岸世界，在天国，在死后的永生里，在据说不久必将到来的“千年王国”里实现社会改造，而不是在这个世界里。
这两个历史现象的类似，早在中世纪，在被压迫农民，特别是城市平民的最初的起义中就突出地表现出来了。这些起义同中世纪的所有群众运动一样，总是穿着宗教的外衣，采取为复兴日益蜕化的早期基督教而斗争的形式［注：伊斯兰教世界的宗教起义，特别在非洲，是一种奇特的与此相反的情况。伊斯兰这种宗教是适合于东方人的，特别是适合于阿拉伯人的，也就是说，一方面适合于从事贸易和手工业的市民，另一方面也适合于贝都英游牧民族。而这里就存在着周期性冲突的萌芽。市民富有起来了，他们沉湎于奢华的生活，对遵守“律条”满不在乎。生活贫困并因此而保持着严峻习俗的贝都英人，则以嫉妒和渴望的眼光来看待那些财富和享受。于是，他们就团结在某个先知，即某个马赫迪的领导下，去惩罚背教者，恢复对礼仪、对真正信仰的尊重，并把背教者的财富作为给自己的奖赏而收归己有。自然，过了一百年，他们又处于这些背教者所处的同样的地位；又需要来一次信仰净化，又出现新的马赫迪，戏又从头演起。从非洲的阿尔摩拉维德王朝和阿尔摩哈德王朝对西班牙进行侵略战争起，直到喀土穆的那位最后的马赫迪非常成功地抗击英国人[469]止，情况一直都是这样。波斯以及其他伊斯兰教国家的起义，情况也都是这样或差不多这样。所有这些在宗教的外衣下进行的运动都是由经济原因引起的，可是这些运动即使在获得胜利的情况下，也把原有的经济条件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这样，一切又都照旧，冲突就成为周期性的了。与此相反，在信奉基督教的西方的人民起义中，宗教外衣只是用来作为进攻陈旧经济制度的旗帜和掩盖物，陈旧的经济制度终归被摧毁，为新的经济制度所取代，世界向前迈进。］；但在宗教狂热的背后，每次都隐藏有实实在在的现世利益。这在光荣不朽的扬·瑞日卡所领导的捷克塔博尔派[470]的组织中表现得最清楚；但是这种特征贯串于整个中世纪，在德国农民战争之后才逐渐消失，到1830年后又再现于共产主义者工人身上。法国的革命共产主义者，还有特别是魏特林及其追随者，在厄内斯特·勒南说：“如果你想要知道最早的基督教会是什么样子，那就请你看看‘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地方支部”这句话之前很久，就求助于早期基督教了。
这个用甚至在当代新闻界都找不出先例来的任意抄袭德国圣经批判的办法写了教会历史小说“基督教的起源”[471]的法国文学家，自己并不知道在他上述的话里含有多少真理。我倒是想看看有没有一位过去国际的活动家，在比方说阅读所谓“保罗达哥林多人后书”的时候，他的旧日的创伤，至少在某一方面的创伤，能不绽开来。这整篇使徒书，从第八章起，发出永远不断的，可惜竟是那么熟悉的诉苦的调子：lescotisationsnerentrentpas——捐款不来！好多六十年代的最热心的宣传家会大有同感地握着这位使徒书作者——不论他是谁——的手说，“你也遇到过这样的事呀！”这个题目我们也有可讲的——我们的协会里也挤满了哥林多人；这些在我们眼前捉摸不定地晃来晃去的、带来唐达鲁士之苦的拿不到手的会费，恰恰就是盛传的“国际的百万财产”！
关于最初的基督徒，我们最好的资料来源之一是萨莫萨特的琉善；这位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伏尔泰，对任何一种宗教迷信都一律持怀疑态度，因而对基督徒，比起对其他任何宗教社团来，都不会由于异教的或政治的原因而持另外的看法。相反，对他们的迷信，他一律大加嘲笑——对丘必特的崇拜者并不比对基督的崇拜者嘲笑得少一些，从他那平易的唯理论的观点看来，这两种迷信是同样荒谬的。这位在任何场合都不抱偏见的证人，曾经讲述过一个生于赫勒斯滂的帕里城、自称为普罗特斯的冒险家佩雷格林一生的历史。这位佩雷格林年轻的时候是在阿尔明尼亚以通奸开始其冒险活动的，他在犯罪地点当场被拿获，将按当地习俗被处私刑。侥幸逃脱之后，又在帕里由于勒死了他的父亲而不得不躲藏起来。
我来引一段肖特的德译文[472]：“这时，他凑巧在巴勒斯坦遇到些基督徒里的教士和学者而知道了基督徒的奇妙的教义。不久他就获得很大的成功，以致他的老师们同他相比反倒有如童稚。他成了先知、教会首脑、犹太寺院主持——总而言之，他成了一切的一切；他解释他们写的圣书，自己也写了一大批，结果，基督徒们最终把他视为神明，奉为立法者，并把他拥立为首领（主教）……由于这种原因〈即由于作基督徒〉，普罗特斯有一次被当局捉了起来，投进监狱……当他因此而身被镣铐的时候，基督徒们认为他受囚禁是他们的大不幸，他们用尽一切办法营救他。但是，营救没有成功，于是他们就无微不至地从各方面去照顾他。天刚刚亮，就有些老太婆、寡妇和孤儿守在他的监狱门口；较有势力的一些基督徒则买通禁卒，去整夜地陪伴他；他们带着饭去，在他的身边读他们的圣书，——一句话，敬爱的佩雷格林（当时他还是叫这个名字）在他们看来至少也是另一位苏格拉底。甚至有基督教会的使者从若干小亚细亚城市跑来援助他，安慰他，并在法庭上替他辩护。这些人，只要事情关系到他们的教会，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都会立即到场，快得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他们这时既不辞辛劳，也不惜费用。因此，佩雷格林在当时从四面八方都拿到钱，以致监禁竟成了他大笔收入的来源。这些可怜的人自以为他们的肉体和灵魂不死，自以为他们将永生；所以他们对死毫不在意，其中有许多人甚至情愿牺牲自己。而且他们的第一立法者还向他们灌输这样一种思想：只要他们一改宗，即放弃希腊诸神而信奉那位被钉十字架的诡辩家并按照他的指示生活，他们大家就都成为兄弟了。因此他们无区别地轻视一切外在的财富，而把这些财富归共同所有——这是他们不经检验和证明而径直接受的教义。于是巧于利用环境的狡猾的骗子手来到他们当中，很快就能变成富翁，而且还要暗中嘲笑这些傻子。后来，佩雷格林又一次被当时的叙利亚当局释放了。”
在叙述了他的一些新的冒险之后，作者接着写道：
“于是我们这位伟大人物第二次动身〈从帕里〉漫游各地，而且他一点旅费也不用花，只靠基督徒的慷慨厚待就够了，他们到处都给他以保护，保证他什么也不缺乏。他就这样被供养了一个时期。可是当他也犯了基督徒的规矩——我想是被发现吃了他们所禁忌的什么东西——的时候，他们就把他赶出了他们的教会。”[473]
读琉善这段文字，引起我多少青年时代的回忆啊！首先想起的就是“先知阿尔勃莱希特”。他大约从1840年起，好多年间简直使瑞士魏特林派的共产主义支部[474]处于危险状态；他是一个魁梧健壮的长须大汉，徒步走遍了整个瑞士，为他那神秘的新救世福音寻找听众，看来他是个颇为无害的胡涂蛋；不久他就死了。接着来的是他的一个不那么无害的后继人——霍尔施坦的格奥尔格·库尔曼“博士”，他趁魏特林坐牢的时候，要瑞士法语区的各支部改信他的那种福音，而且在一段时期内做得很成功，甚至他们之中最有才能但也最轻狂的奥古斯特·贝克尔也被他诱了过去。这位库尔曼给他们做过讲演，这些讲演于1845年在日内瓦出版，总标题是：“新世界或人间的精神王国。通告”。在他的门徒（也许就是奥古斯特·贝克尔）写的序里有这样的话：
“没有一个人曾表达出我们的一切痛苦、一切苦难和希望，简言之，一切使我们的时代深切感到不安的东西……这个人，我们的时代所期待的人出现了。这就是霍尔施坦的格奥尔格·康尔曼博士。他发表了关于新世界或体现为现实的精神王国的学说。”[475]
当然用不着我说，这种关于新世界的学说，不过是饰以拉梅耐式的半圣经味的词句，并用先知的傲慢口吻讲出的一种最平常的故做伤感的胡诌。这并没有妨碍天真老实的魏特林派像那些亚细亚的基督徒拥戴佩雷格林那样拥戴这个骗子。这些人的超民主主义和平均主义达到了极点，甚至把每个小学教师、新闻记者，总之一切非手工业者，都当做有意剥削他们的“学者”，而对之存有不可克服的疑心；正是这些人，竟让库尔曼这个善做动人表情的装腔做势能手给他们灌输这样的思想：在“新世界”中，最大的圣贤，idest〔也就是〕库尔曼，将调节财富的分配，因而，现在在旧世界里，弟子们就已经应该把一切财富大把大把地供献给这位至圣，而自己则应该对残羹剩饭感到满足。于是，当这种情况继续存在的时候，佩雷格林－库曼就靠支部的破费过着十分阔绰和心满意足的生活。诚然，这种情况并没有延续很久；怀疑者和不信仰者中间日益增长的怨言，瓦得州政府进行迫害的威胁，结束了洛桑的这个“精神王国”，于是库尔曼不见了。
凡是亲身经历过欧洲初期工人运动的人，都会记起几十个类似的事例。现在，这样的极端情况，至少在大中心地区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但在运动正在争夺新地盘的边远地方，像这样的小号的佩雷格林还可望获得暂时的、有限的成功。如果说，各国工人政党里都要钻进一些在官方世界中毫无指望或在其中走完红运的形形色色的分子——种痘反对者、戒酒主义者、素食主义者、反活物解剖者、用自然疗法行医者、已散掉的自由公理会[476]的传教士、世界起源新学说的编造者、无结果或未成功的发明者、被官僚指为“爱打官司的无赖汉”的或真或假的受屈者、诚实的傻子和不诚实的骗子——，那末，最初的基督徒的情况也是如此。旧世界解体过程所解放出来的，也就是所扔出来的各种分子，都一个接一个地掉进基督教的引力圈子里，——基督教是唯一抵抗了这一解体过程（因为基督教本身就是它的必然产物）从而得以保存下来并不断成长起来的成分，而其他成分则只不过是短命蜉蝣而已。没有一种狂想、胡说或骗术会不钻进年轻的基督教会，会找不到热心的听众和热诚的信徒，至少在一些地方和一段时期不会找不到。无论我们最初的共产主义工人支部，或是最初的基督徒，对于一切投合他们口味的东西都是无比的轻信，这就使我们甚至无法肯定，我们的新约中是否没有掺杂着佩雷格林给基督徒们写的“大批圣书”中的某个片断。
二
德国的圣经批判——迄今我们在早期基督教史领域中的认识的唯一科学基础——曾按两个方向发展。
一个方向是杜宾根学派[477]，广义来说，应该把戴维·弗·施特劳斯也算在内。在批判研究方面，这个学派达到了一个神学派别所可能做的最高限度。它承认，所有四篇福音书都不是目击者的传述，而是已佚典籍的后来的加工品，在据说是使徒保罗写的使徒书中，最多有四篇是真的，如此等等。它把历史记叙中的一切奇迹和矛盾都作为无法接受的东西而勾销了；但对于其余部分，它却企图“挽救一切还能挽救的”，这就非常清楚地显示出它的神学家学派的性质。这样它就使大部分以这个学派为依据的勒南，得以通过同样的方法，“挽救”了还要更多得多的东西，除大量的显然可疑的新约故事以外，还想把许多其他关于殉道者的传说，也都当作历史上可资信考的资料硬塞给我们。但是无论如何，杜宾根学派从新约中作为非历史的或伪造的东西而摈弃的那一切，可以认为在科学上已经被最后清除了。
另一个方向，只有一个代表人物，即布鲁诺·鲍威尔[478]。他的巨大功绩，不仅在于他对福音书和使徒书给了无情的批判，而且还在于他第一个不但认真地研究了犹太的和希腊—亚历山大里亚的成分，并且还认真地研究了纯希腊的和希腊—罗马的成分，而正是后者才给基督教开辟了成为世界宗教的道路。那种所谓基督教是一下子便体态完备地从犹太教里产生出来，并凭自己一劳永逸地大体上确定的教义和伦理从巴勒斯坦征服了世界的奇谈，从布鲁诺·鲍威尔时起再也站不住脚了；它只能在神学院里和那些要“为人民保存宗教”而不惜损害科学的人们中间苟延残喘。斐洛的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和希腊罗马庸俗哲学——柏拉图派的，特别是斯多葛派[479]的——给予在君士坦丁时代成为国教的基督教的巨大影响，虽然还远未详细地弄清，但这种影响的存在已经得到证明，这主要归功于布鲁诺·鲍威尔；他基本上证明了基督教不是从外面、从犹太输入而强加给希腊罗马世界的，它——至少就其成为世界宗教时的状况而言——是这个世界的最道地的产物。当然，鲍威尔也像一切对根深蒂固的偏见做斗争的人们一样，在许多地方做得太过分了。为了也要根据文献来肯定斐洛，尤其是塞涅卡对形成中的基督教的影响，为了要说明新约的作者们是上述两位哲学家的直接剽窃者，鲍威尔不得不把新宗教的兴起推迟五十年，丢开罗马史学家的与此不符的记述，并且一般地以很随意的方式来叙述历史。照他的意见，基督教只是到了弗拉维王朝时才真正诞生，而新约著作则只是在阿德里安、安敦尼和马可·奥里略的时代才有的。因此，在鲍威尔这里，新约中耶稣及其门徒的故事的任何历史背景都消失了；这些故事就成了这样一种传说，其中把最初教会的内在发展阶段和内部精神斗争都归之于多少是虚构出来的人物。在鲍威尔看来，新宗教的诞生地不是加利利和耶路撒冷，而是亚历山大里亚和罗马。
所以，如果说杜宾根学派以新约的历史和文献中未被它批驳的残余部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目前尚可被科学承认为有待争论的问题的最高极限，那末，布鲁诺·鲍威尔则给我们提供了在这一历史和文献中可以为科学所批驳的最高极限。实际真理存在于这两个极限之间。凭现有的资料能否确定这真理，是很大的疑问。新发现，特别是罗马的，东方的，首先是埃及的新发现，在这方面的贡献将此任何批判都要多得多。
但在新约中有唯一的一篇，它的写作时间的判定可以精确到几个月以内：它大概是在67年6月和68年1月或4月之间写出的；所以它属于基督教的最初期，它以最朴素的真实性和相应的习惯语言反映出了当时基督徒的观念；因此，我认为，要确定早期基督教究竟是什么样子，它比起今本新约中所有其余在写成时间方面晚得多的各篇来要重要得多。这一篇就是所谓的约翰启示录；而且因为本来似乎是全部圣经中最令人迷惑不解的这一篇，现在已由于德国的批判而变得最易懂、最清楚了，所以我想同读者来谈谈它。
只要把这一篇浏览一下，你就会确信，不仅它的作者，甚至连作者在其中活动的“周围环境”，都是何等激动不安。我们这篇“启示录”并不是当时这种著作中独一无二的一篇。从纪元前164年第一篇流传至今的此类著作但以理书写成时起，差不多到约为康莫迪安写“护教歌”[480]时的纪元250年止，根据勒南的统计，传至今日的古典“启示作品”不下十五种之多，较晚的仿作还不计算在内（我所以援引勒南，是因为他的书即使在专家圈子之外也是最为大家所熟悉的，而且也最容易找到）。当时，甚至罗马和希腊，而尤甚得多的是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都把一堆由各种不同民族的极端粗陋的迷信观念构成的毫无批判的混合物无条件地信以为真，并且用虔诚的蒙蔽和明白的欺骗来加以补充；当时，奇迹、狂热、幻觉、神咒、占卜、炼金术、喀巴拉[481]以及其他神秘荒诞的东西占居着首要地位。早期基督教就产生在这样一种气氛中，而且是产生在特别易于接受这种对超自然事物的玄想的那一类人中间。这就无怪乎在埃及，如来顿城的纸草书之类的资料所证明的，基督教诺斯替教派[482]曾在基督纪元二世纪时热心地从事于炼金术，并把炼金术的观念引入他们的教义中。而迦勒底的和犹太的mathematici〔数学家〕——根据塔西佗的说法，他们曾在克劳狄乌斯时代和维特利乌斯时代先后两次因施用巫术而被逐出罗马[483]——所从事的，正是我们将要看到的构成约翰启示录之核心的那种几何学。
此外，还要补充下面一点。所有启示作品都认为蒙蔽读者是应该的。它们（例如但以理书、以诺书，以斯拉、巴录、犹大等人的启示作品，西维拉占语集[484]）不仅通常都根本是别人——大都比这些作品的假想作者晚得多——写的，而且它们所预言的也主要都是早已发生并为真正作者所熟知的一些事情。例如但以理书的作者，在164年名王安条克死前不久的时候，把关于波斯、马其顿的世界统治的兴衰和罗马的世界统治的开始的预言，放到好像生在尼布甲尼撒时代的但以理的嘴里，以便通过这种证实自己预言的效验的办法，使读者能够接受最后关于以色列人会克服一切苦难，终将胜利的预言。所以，假如约翰启示录果真是它那假想的作者所作，那它就会是所有启示著作中的唯一的例外。
托名为约翰的作者，无论如何是小亚细亚的基督徒极其尊重的一个人。这可以由给七教会的书信中的语气来证明。因此，可能这就是那位历史存在虽不完全可信但或然性仍很大的使徒约翰。假如作者真的就是这位使徒，那末这只会加强我们的看法。这将最有力地证实，此书中的基督教，的的确确是真正的早期基督教。但应该顺便指出的是，启示录和那也被认为是约翰写的一篇福音书或三篇使徒书绝不属于同一作者。
启示录是由一连串幻景构成的。在第一个幻景中出现了穿着祭司长装束的基督；他在代表七个亚细亚教会的七个灯台中间行走，并把给这些教会的七个“天使”的书信口授给“约翰”。在这里，一开头就很尖锐地显示出这种基督教和尼西亚宗教会议[485]所制定的、君士坦丁大帝的世界宗教不同。在这里，不但不知道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神圣的三位一体。这里我们所看到的不是后来的一个圣灵，而是犹太教的拉比在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二节的基础上构成的“神的七灵”。基督是神的儿子，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是阿拉法也是俄梅戛，但绝不就是神本身，或与神等同；相反，他是“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因而也就同上述七灵一样，是永远存在的，但却是居于属位的、神的流出体。在第十五章第三节里，殉道者在天上唱“神的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以赞美神。这样看来，基督在这里不仅是作为神的下属，而且甚至于在某些方面被放在与摩西同等的地位。基督在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第十一章第八节），但复活了（第一章第五节、第十八节）；他是为世界赎罪而牺牲的“羔羊”，各族各方的信徒都由于他的血而在神面前赎了罪。这里我们看到了使早期基督教后来得以发展成为世界宗教的那种根本观念。当时，闪米特人和欧洲人的一切宗教里都存在有一种共同的观点，认为被人们的行为冒犯了的众神是可以用牺牲求其宽宥的。基督教最初的一个革命的（从斐洛学派抄袭来的）根本观念就是，在信徒们看来，一切时代的、一切人的罪恶，都可以通过一个中间人的一次伟大自愿牺牲而永远赎掉。这样一来，以后就没有必要再做任何牺牲，许许多多的宗教礼仪也就随之而失去依据；而摆脱这些妨碍或禁止与异教徒交往的礼仪，则是世界宗教的首要条件。然而，供献牺牲的习俗在各民族的风尚中毕竟是根深蒂固的，以致恢复了很多异教做法的天主教感到有必要实行一种哪怕是象征性的弥撒祭礼来适应这种情况。关于原罪的教义，在我们分析的这一篇里反而连一点影子也没有。
但是在这些信中，也像在全篇一样，最大的特点却是，无论何时何地，作者都不曾想到要把自己或自己的教友称做别的什么，而只是称做犹太人。对于他所痛斥的士每拿和非拉铁非的宗派分子，他发出的指责是：
“他们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而是撒但一会的人。”
谈到别迦摩宗派分子，则说他们遵从巴兰的教训，而巴兰曾教巴勒引诱以色列孩子们去吃祭偶像之物，去行奸淫的事。可见，我们在这里接触到的不是自觉的基督徒，而是一些自称为犹太人的人；固然他们的犹太教对先前的犹太教而言是发展的新阶段，但正因为如此，它才是唯一真正的犹太教。因此，当圣徒在神的宝座前出现的时候，先是144000个犹太人，每一支派各12000人，随后才是无数前来改宗这种革新了的犹太教的异教徒群众。请看，我们这位作者在基督纪元69年的时候，对于他代表着宗教发展的崭新阶段，即行将成为人类精神史中最革命因素之一的阶段这一点，还很少意识到呢。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还不曾有自我意识的基督教，同后来在尼西亚宗教会议上用教条固定下来的那种世界宗教，是有天渊之别的；二者如此不同，以致从后者很难认出前者。它既没有后世基督教的教义，也没有后世基督教的伦理，但是却有正在进行一场对全世界的斗争以及这一斗争必将胜利的感觉，有斗争的欢悦和胜利的信心，这种欢悦和信心在现代的基督徒身上已经完全丧失，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它们只存在于社会的另一极——社会主义者方面。
事实上，对起初极其强大的世界做斗争，同时又在革新者自己之间做斗争，这既是最早的基督徒的特点，也是社会主义者的特点。这两个伟大的运动都不是由领袖们和先知们创造出来的（虽然两者都拥有相当多的先知），两者都是群众运动。而群众运动在起初的时候必然是混乱的；其所以混乱，是由于群众的任何思想开始都是矛盾的，不明确的，无联系的；但是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先知们起初在运动中还起着的那种作用。这种混乱表现为形成许许多多的宗派，彼此进行斗争，其残酷至少不下于对共同外敌的斗争。在早期基督教是如此，在社会主义运动的早期也是如此，尽管这会使那些在根本无统一之可能的情况下宣扬统一的好心的庸人感到非常难过。
难道国际是靠某种统一的教条联合起来的吗？恰恰相反。那里有谨守1848年以前法国传统的共产主义者，而这些人又是带有各种不同色彩的；有魏特林派的共产主义者和重整旗鼓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另一种共产主义者，有在法国和比利时占优势的蒲鲁东主义者，有布朗基主义者，有德国工人党，最后，还有一度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占上风的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者，——而这还只是些主要的集团。从国际建立时起，为了在各处彻底同无政府主义者划清界限，并且起码在最一般的经济观点上能够达到统一，竟花费了整整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而且这还是依靠了现代的交通工具，依靠了铁路、电报、巨大的工业城市、报刊和有组织的人民集会。
最初的基督徒也是分裂成无数的宗派，而这恰好成了引起争论并从而获致后来的统一的手段。就在我们这篇无疑是最古的基督教文献中，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分裂成宗派的情况，而我们的作者，就像抨击整个罪恶的外部世界那样，势不两立地激烈地抨击这些宗派。这里首先是以弗所和别迦摩的尼哥拉派，接着是士每拿和非拉铁非的那些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而是属于撒但一会的人，别迦摩的那些信奉名叫巴兰的伪先知的教训的人，以弗所的那些自称是使徒而其实并不是使徒的人，最后是推雅推喇的那些信奉名叫耶洗别的伪女先知的人。关于这些宗派的详情，我们毫无所知，只是谈到巴兰和耶洗别的徒众，说他们吃祭偶像之物和行奸淫的事。人们企图把所有这五个宗派说成是保罗派的基督徒，而把所有这些书信说成是反对保罗，反对伪使徒，反对虚构出来的巴兰和“尼哥拉”的。勒南在其1869年巴黎出版的“圣保罗”[486]一书中（第303—305、367—370页）收集了一些相应的、很难使人信服的论据。所有这些论据，不外乎要从使徒行传和所谓的保罗使徒书出发来解释这些书信；而使徒行传和使徒书至少就其今本来说是比启示录起码要迟六十年才写成的著作，因而其中包含的与此有关的事实资料不仅是极可怀疑的，而且是彼此完全互相矛盾的。而有决定意义的是这样一点：我们这位作者不会想到要用五个不同的名称来称呼同一个宗派；单对以弗所就使用了两个（伪使徒和尼哥拉派），对别迦摩也使用了两个（巴兰派和尼哥拉派）而且每次都清清楚楚地是两个不同的宗派。当然，也不能否认，这些宗派里也完全可能有现在该称之为保罗信徒的那种人。
在讲得较详细的这两个场合，所谴责的都不外乎是吃祭偶像之物和行奸淫的事，这是犹太人——不论是古代的还是基督教的——同改宗的异教徒争论不休的两点。异教徒不仅把祭神肉拿到庆宴上，在此种情况下拒绝食用是非礼的，甚至可能是危险的；而且祭神肉还在公共市场上出售，在这里并不是每次都能分辨出是否已按教规清洁过。讲到奸淫的事，这些犹太人所指的不仅是婚姻以外的性关系，而且指犹太法律所禁止的、某亲等以内的人的通婚，也指犹太人与异教徒之间的通婚；这个词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第二十和二十九节里一般都作此解释。但我们这位约翰对于正统犹太人所认可的那种性关系，也另有自己的看法。他在第十四章第四节里谈到天上的144000个犹太人：
“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
而在我们这位约翰的天上，确实是一个妇女都没有。因而他是属于早期基督教其他著作中也常遇到的那个笼统地视性关系为罪恶的派别。如果我们还注意到，他把罗马叫做大淫妇，说地上的君王们与她行淫并被她淫乱之酒所醉倒，而她的商人因她的骄奢淫逸而发了财，那我们对上述的那个词就决不能按照神学的护教论所要赋予它的那种狭窄意义来理解，神学的护教论是要借此为解释新约中的其他地方找证据。与此相反，书信中这些地方清楚地显示出一切深刻动荡时代所共有的一种现象，即对性关系的传统束缚也同所有其他藩篱一起发生动摇。在基督教的最初几个世纪里，一方面有禁止肉欲的禁欲主义，同时，把多少不受限制的男女关系也列入基督教自由的概念的倾向，也相当常见。在现代社会主义运动中情况也是这样。三十年代圣西门派的《réhabilitationdelaChair》〔“肉体复权”〕——德文译作《WiedereinsetzungdesFleisches》——在当时德国这样一个“虔诚的育儿所”［注：摘自海涅的诗“安心”。——编者注］曾引起何等令人难以置信的恐惧啊！而恐惧得最厉害的，恰恰是那个不论在柏林或在自己的庄园里，不经常使自己的肉体复权就一天也活不下去的、当时居统治地位的高贵等级（当时我们还没有阶级）！如果这些正人君子再知道傅立叶给肉体规定的自由还不止这样的话，不知道该怎样啊！随着空想主义被克服，这些放荡行为让位给较为理智的而且实际上更激进得多的概念；而且自从德国从海涅的“虔诚的育儿所”发展成为社会主义运动中心的时候起，崇尚美德的上流社会那种伪善的愤慨，就被人们置之一笑了。
那些书信里包含的全部教理就是如此。此外就是强烈号召同道者进行热心的宣传，在敌人面前勇敢而高傲地公开承认自己的信仰，不屈不挠地对内外敌人做斗争，——就这些而论，国际的某个有先知气概的热心家也可以把它们写得同样好。
三
我们这位约翰传谕给七个小亚细亚教会，并通过它们传谕给69年的经过改革的犹太教（基督教就是以后从这种犹太教发展而来的）的其余部分。书信只是约翰传谕的真正题旨的引言。这里，我们才进入早期基督教的圣所。
最初的基督徒来自哪样一些人呢？正像作为革命因素所应该的那样，主要来自属于人民最下层的“受苦受难的人”。这些人之中都有些什么人呢？在城市里，是形形色色的破产的自由人，他们很像美国南部蓄奴各州的meanwhites〔白种贫民〕或在殖民地口岸和中国口岸流浪并从事冒险的欧洲人，此外还有被释放的奴隶和特别是未被释放的奴隶；在意大利、西西里、阿非利加的大庄园里，是奴隶；在各行省农业地区，是日益陷入债务奴役的小农。对所有这些人说来，绝对不存在任何共同的求得解放的道路。对所有这些人说来，天堂已经一去不返；破产的自由人的天堂是他们先人曾在其中做自由公民的过去那种既是城市、又是国家的城邦；战俘奴隶的天堂是被俘和成为奴隶以前的自由时代；小农的天堂是已被消灭的氏族制度和土地公有制。所有这一切，都被罗马征服者用荡平一切的铁拳消灭净尽了。古代所达到的最大的社会群，是部落以及亲属部落的联盟；野蛮人的组织的基础是氏族联系，而建立起城市的希腊人和意大利人的组织则以包括一个或几个亲属部落的城邦为基础。菲利普和亚历山大使希腊半岛得到政治的统一，但是希腊民族还没有就此建成。民族〔Nation〕只是由于罗马世界统治的衰亡才成为可能。罗马的世界统治一下子永远结束了小的联盟；军事暴力、罗马的诉讼程序、税收机构彻底瓦解了传统的内部组织。除失去独立和特有的组织而外，更加之以军事和民政当局的强暴掠夺：它们先夺走被征服者的资财，然后又以重利贷给他们，为的是让他们能够缴纳新的苛捐杂税。在纯自然经济的地区或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地区，沉重的赋税及由此引起的对货币的需要，使农民越来越深地陷入被高利贷者奴役的境地，造成了巨大的财产差异，使富者更富，贫者赤贫。对于巨大的罗马世界强权，零散的小部落或城市进行任何反抗都是无望的。被奴役、受压迫、沦为赤贫的人们的出路在哪里？他们怎样才能得救？所有这些彼此利益各不相同甚至互相冲突的不同的人群的共同出路在哪里？可是为了使所有这些人都卷入一个统一的伟大革命运动，必须找到这样一条出路。
这样的出路找到了。但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在当时的情况下，出路只能是在宗教领域内。于是另一个世界打开了。肉体死后灵魂继续存在，就渐渐成为罗马世界各地公认的信条。同样，死后的灵魂将为其生前的行为受到某种报偿或惩罚这一信念，也越来越为大家所接受。但报偿是相当靠不住的；古代世界具有强烈的自发唯物主义，它把人世生活看得比冥土生活宝贵得多；希腊人则宁可把死后的永生看做是一种不幸。可是，基督教出现了。它认真地对待彼岸世界里的报偿和惩罚，造出天国和地狱。一条把受苦受难的人从我们苦难的尘世引入永恒的天堂的出路找到了。而事实上只是靠着对彼岸世界里的报偿的希望，斯多葛—斐洛学说的弃世和禁欲才得以提升为能吸引被压迫人民群众的新的世界宗教的基本道德原则之一。
但这种天堂乐园绝不是一死之后就向信徒们开放的。我们将看到，以新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天国，只是经过对地狱势力的残酷斗争才获得与打开的。可是在最初的基督徒的观念中，这种斗争是很快就要到来的。我们的约翰一开始就表明他的书是启示“必要快成的事”；随后，在第三节，他宣称：
“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
基督吩咐写信给非拉铁非教会说：“看哪，我必快来。”而在最后一章里天使说，他把“必要快成的事”指示给约翰，并吩咐他：
“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
基督自己也说过两次（第十二节和第二十节）：“我必快来。”我们以后会看到，人们预期这次降临将怎样快地到来。
启示录的作者现在向我们展示的那些幻景，全都是（而且大都一字不易地）从较早的一些模板中抄袭来的。一部分来自旧约中的古典先知，特别是以西结，一部分来自后来按照但以理书范式撰写的犹太教启示作品，特别是当时已经写出，至少是部分写出的以诺书。圣经批判已经详细查明，我们这位约翰的书中每一个情景，每一个可怕的预兆，每一项降给不信者的灾难——总之，书中的全部材料，是从哪里抄袭来的；这样，约翰不仅暴露出精神上的完全贫乏，而且还清楚地表明，他那种虚假的狂喜和幻景，他连在想象中也没有像他描写的那样经历过。
这些幻景出现的经过，简略地说来是这样的。一开始，约翰看到了神坐在宝座上，手里拿有一卷用七印封严了的书，在神面前是被杀过但又复活了的羔羊（基督），他被认为是配揭开那些印的。那些印揭开时，发生了各种各样可怕的奇异的征兆。在第五印揭开时，约翰看见在神的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被杀的基督徒殉道者的灵魂，他们大声喊着说：
“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
随后有白衣赐给他们，并有话劝他们还要等待片刻，因为需要有更多的殉道者被杀。——这样看来，这里还根本没有什么“爱的宗教”，什么“要爱你的仇敌，要给恨你们的人祝福”等等；这里宣讲的是复仇，毫不隐讳的复仇，健康的、正当的对基督徒迫害者的复仇。而且全篇都是如此。危机越是临近，天上降来的灾难和惩罚越是频繁，我们的约翰就越兴奋地宣布说广大众人还是不想忏悔他们的罪恶，说神的鞭子还应该再向他们头上猛抽，说基督应当用铁杖来放牧他们，并要踹全能的神烈怒的酒醡，但又说有罪的人心里仍将顽固不化。这是这样一种自然的、不夹杂任何伪善的情感：正在进行斗争，而àlaguerrecommeàlaguerre〔打仗就应当像个打仗的样子〕。——在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出现七个带着号的天使，每当其中一个天使吹号的时候都有新的可怕征兆出现。在第七个天使吹号之后又出现七个天使，带着装满神的大怒的七个碗，向地上倾注；又是新的灾难和惩罚，基本上大部分是令人厌烦地重复已经说过许多次的那些东西。然后，出现了坐在众水上、穿着朱红色衣服、喝醉了圣徒和为耶稣殉道者的血的巴比伦大淫妇；这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座落在七座山上的大城。她骑在一匹七头十角兽上。七头代表七座山，也代表七位“王”。在这些王中，五位已经倾倒，一位还在，第七位还没有来到，而在他之后，还有最初五位中受了死伤但已医好的一位要来到。末后这一位将在地上做王四十二个月，或三年半（由七年构成的星期的一半），将迫害信徒，置他们于死地，使罪恶居统治地位。但跟着来的是一场大决战；圣徒和殉道者扫灭了巴比伦大淫妇及其所有信从者，即广大众人，从而报了仇；魔鬼被投进无底坑，在那里关闭一千年，在这一千年之中，基督和死去复活的殉道者一同作王。但在一千年完了的时候，魔鬼将又被释放，并将发生一次新的神灵们的大交战，在这一战中魔鬼将被最终战胜。然后发生的是第二次复活，这时其余的死者也将苏醒过来，并在神（注意，不是基督！）面前听候审判，信徒们将进入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而获得永生。
所有这一切都完全是以基督教之前的、犹太教的材料构成的，因而这里几乎全都是纯粹犹太教的观念。自从以色列人在这个世界上进入苦难时代，即从必须向亚述人和巴比伦人纳贡，以色列和犹太两王国被灭时起，一直到塞琉古的奴役，因而也就是从以赛亚到但以理，在每次灾难时期都有预言说教主将出现。在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一至三节里甚至有预言说，保佑犹太人的天使米迦勒将降临，他将救他们脱离大灾难；将有许多死者复活，一种可怕的审判将发生，而教人归义的教师将永远发光如星。属于基督教的只有一点，即特别强调基督的王国快要到来，复活了的信徒——主要是殉道者——是幸福快乐的。
就这一预言对当时事件的关系而给它做出解释，要归功于德国的批判，特别是艾瓦德、吕克和费迪南德·贝纳里。勒南使这种解释也为斐神学界所能理解。巴比伦大淫妇指的是罗马——座落在七座山上的城——这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了。至于她骑的那匹兽，第十七章第九至十一节里有下面的话：
“那〈兽的〉七头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不会久留。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并出自那七位之中，并且归于沉沦。”
这里兽指的是罗马的世界统治，顺次由七个皇帝代表，其中一个皇帝受了死伤，不再作王，但已经医好了，而且将要回来，以作为第八个皇帝来最后完成亵圣渎神的王国。将任凭他
“与圣徒争战，并且得胜，凡住在地上、名字没有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兽的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兽名或有兽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第13章第7—18节）。
我们只指出，由此看来，这里讲的是作为罗马世界强权用以对付基督徒的手段之一的抵制（因而，很明显，这是魔鬼搞出来的），现在我们来看这样一个问题：已经统治过一次，受了死伤，失了踪，但将按次序作为第八位回转来并将起反基督作用的这位罗马皇帝，究竟是谁呢？
把奥古斯都按次序算作第一，那末第二该是提比利乌斯，第三是卡利古拉，第四是克劳狄乌斯，第五是尼禄，第六是加尔巴。“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那就是说，尼禄已经倾倒了，而加尔巴还在。加尔巴作王是从68年6月9日至69年1月15日。但紧随他登极之后，守卫莱茵河的军团在维特利乌斯率领下暴动起来，而在其他行省，其他军事长官也在准备军事暴动。就在罗马当地，禁卫兵也起而叛变，杀死了加尔巴，立奥托为帝。
由此可以推论，我们的启示录是在加尔巴时代写的。很像是在他统治的末期，最迟是在奥托——“第七位”——的三个月（到69年4月15日）统治期间写的。但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第八位究竟是谁呢？666这个数字将告诉我们。
在闪米特族——迦勒底人和犹太人——中间，当时流行着一种以字母双关义为根据的巫术。大约从纪元前三百年开始，希伯来字母也当做数字元来使用：ａ＝1；ｂ＝2；ｇ＝3；ｄ＝4等等。喀巴拉占卜术士就是把某个名字的字母数值的总和算出，再设法从这个总和作出预言；例如，用这同一个数值构成一个词或词组，从而对具有此名字的人做出关于其前途的结论。这种数字语言也用来表示密语之类的东西。这种方术在希腊语叫做gematriah——几何学；专干这一行，并被塔西佗称做mathematici〔数学家〕的迦勒底人在克劳狄乌斯时代，后来又一次是在维特利乌斯时代，被赶出罗马，大概是因为“太胡闹”的缘故。
666这个数字也正是通过这样的数学产生的。它隐含着前五个罗马皇帝之一的名字。但伊里奈岛斯在二世纪末在666这个数字之外，还知道有个数字是616，它至少出现在许多人还知道这个数字之谜的时候。[487]如果找到的答案同样适合于这两个数字，那就证明这个答案是准确无误的了。
柏林的费迪南德·贝纳里提供了这个答案。那名字就是尼禄。数字的根据是（尼禄凯撒），即有犹太圣法经传和巴尔米拉铭文为证的希腊字ＮêronKaisar（尼禄皇帝）的希伯来文写法，——帝国东半部铸造的尼禄钱币上都有这种字样。原来n（num）＝50；r（resch）＝200；w（waw）代替o＝6；n（nun）＝50；k（koph）＝100；s（samech）＝60；r（resch）＝200；合计＝666。如果我们拿拉丁文的写法NeroCaesar做根据，那末去掉第二个nun＝50，我们就得出666－50＝616，即伊里奈岛斯的那个数字。
实际上，在加尔巴时代，整个罗马帝国都为突然的动乱所笼罩。加尔巴自己就曾带领着西班牙和高卢的军团到罗马来打倒尼禄。尼禄逃跑了，并叫一个被释放的奴隶把他杀死。但不仅罗马的禁卫兵，而且各行省的军事长官都阴谋反对加尔巴；到处都出现了新的王位僭望者，准备带着他们的军团开向首都。看来帝国的内战之祸在所难免，崩溃之日已经临近。除这一切之外，还流传着一种谣言，特别是在东方，说尼禄并没有被杀死，只是受了伤，逃到安息人那里去了，并将率领军队越过幼发拉底河回转来，好进行新的、更加凶残的恐怖统治。亚该亚和亚细亚尤其被这些消息所吓倒。而且大约在写启示录的时候，恰好出现了一个假尼禄，带着相当众多的归附者盘踞在佩特莫斯和小亚细亚附近爱琴海的基特诺斯（现在的特尔米亚）岛上，直到他——还在奥托时代——被杀死。这样，在尼禄对之进行了第一次严重迫害的基督徒中间流传开一种看法，认为他将作为一个反基督者重新再来，认为他的回转以及必然与之俱来的、残忍地消灭新宗派的更加坚决的企图，将是一种先兆和前奏，预示基督将重新降临，预示将要对地狱的势力进行一场伟大的、胜利的决战，预示那信其来临可使殉道者欣然就死的千年王国“很快”就要到来，难道是奇怪的事吗？
最初两个世纪的基督教的文献和受基督教影响的文献，充分表明，666这个数字的秘密是当时很多人都知道的。伊里奈岛斯固然已经不知道这个秘密，但他也像很多其他活到三世纪末的人一样，知道启示录里的兽是暗指要回来的尼禄。后来连这个线索也失去了，我们所研究的这篇著作便被正统的占卜术士做荒诞的解释；我自己在幼年时也还认识一些老年人，他们继老约翰·阿尔勃莱希特·本格尔之后，在那里等待1836年出现世界的末日和可怕的审判。这个预言应验了，而且恰恰就在那一年。不过可怕的审判没有落到罪恶世界的头上，而是落到了虔诚的启示录解释者自己的头上。因为正是在1836年，斐·贝纳里给666这个数字提供了一把钥匙，从而给一切预言性的数字演算，给这种新式的gematriah〔几何学〕带来一个可怕的末日。
关于等待着信徒的天国，我们这位约翰只能做最表面的描写。新耶路撒冷相当大，至少就当时的概念来说是这样；它是正方形的，每边长12000斯达第＝2227公里，因此它的面积差不多有500万平方公里，比美利坚合众国的一半还要大；它是用纯金和宝石筑成的。那里有神居住在信神者中间，他代替太阳为他们照耀，那里再没有死亡，再没有忧愁，再没有苦难；生命水的河从城中穿过，河两岸长着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有果子成熟；叶子“乃为医治万民”（根据勒南的看法，这是一种可以治病的茶叶——“反基督者”[488]第542页）。圣徒们在这里将永生。
就我们所知道的来说，68年前后，基督教在其主要所在地小亚细亚就是这样的。神圣的三位一体连影子也没有，相反，只有晚期犹太教的那个旧的单一而不可分的耶和华，他在犹太教晚期，从犹太民族的神一跃而为天地间唯一最高的神，他要统治一切民族，他对改宗者许以恩泽，给不驯者以无情的毁灭，他信守古代的老规矩：parceresubjectisacdebellaresuperbos〔宽恕降服者，制服傲慢者〕。因此，在可怕的审判日高坐在审判席上的也就是这位神，而不是像晚出的福音书和使徒书所描写的那样是基督。按照晚期犹太教从波斯吸收的流出说，羔羊基督一开始是从神产生出来的，由于误解以赛亚书中的富有诗意的一处（第十一章第二节）而造成的“神的七灵”也同样是从神产生出来的——虽然地位较低。他们都不是神，也不与神等同，而是从属于神。羔羊自己为世界罪恶做了赎罪的牺牲，为此在天上得到了相当的提升，因为他这种自愿的牺牲在全篇中都是被当作他的特殊功勋，而不是被当作其内在本质必然产生出的一种东西。不言而喻，还少不得有一整套天宫建制：天使长、基路伯、天使和圣徒。为要成为宗教，一神论从远古时代就不能不向多神论做些让步，曾德—阿维斯陀[489]便已开其端。犹太人慢慢地转向异教徒的诸具体神，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有了波斯式的天宫建制——在流放[490]以后——从而使宗教更适应于人们的想象的时候。就连基督教本身甚至在它用自身有异的、神秘的、三位一体的神代替了永远等于自身的、不变的犹太神以后，也只是凭着对圣徒的崇拜才能在人民大众中间把对诸旧神的崇拜排除掉；例如，按照法耳梅赖耶尔的说法，在伯罗奔尼撒，在迈纳，在阿尔卡迪亚，对丘必特的崇拜只是在大约九世纪时才完全消失（“摩里亚半岛史”[491]第1册第227页）。只有现今的资产阶级时代和它的新教，才又把圣徒取消，终于认真奉行自身有异的神的一神论。
我们分析的这篇作品也同样不知有原罪与因信称义之说。这些最初的战斗的教会的信仰，与后来胜利了的教会的信仰完全不同。除羔羊的赎罪的牺牲外，它的最重要的内容是临近的基督再临和快要到来的千年王国；而用来树立这种信仰的手段只是：进行积极的宣传，对内外敌人做不屈不挠的斗争，在异教徒的法庭上昂然承认自己的革命观点，决心随时为将来的胜利而殉道。
我们已经看到，作者还完全不知道他是某种不同于犹太人的人。相应地，全篇没有一个地方讲到洗礼，倒是有许多其他地方使我们相信，洗礼是基督教的第二个时期的制度。144000个犹太信徒曾受“印记”，而不是受洗。讲到天上的圣徒和地上的信徒时说，他们洗去了自己的罪恶，洗净自己的白衣服，并且用羔羊的血把它们变得鲜明洁亮；根本没有提到洗礼圣水。在反基督者出现以前的那两个先知（第十一章），也没有给任何人行洗礼，而且，照第十九章第十节的话看来，耶稣的见证不是洗礼，而是预言中的灵意。在所有这些场合，自然是该提到洗礼的，如果当时洗礼已经通行的话；因此，我们差不多可以有绝对把握得出结论说，我们这位作者不知道有洗礼，洗礼是在基督徒同犹太人最后分手的时候才出现的。
关于第二种更晚出的圣礼——圣餐礼，作者也同样不知道。如果说在路德的译文中，基督许诺每一个信仰坚定的推雅推喇人到他那里并同他进圣餐，这只能导致误解。在希腊文本中是deipnêsô——我将（同他）进晚餐，英文本圣经完全正确地译为：Ishallsupwithhim。关于圣餐，即使作为一种悼念餐，这里也绝对没有谈到。
我们这篇以如此独特方式证实了写作时间——68年或69年——的作品，在一切基督教文献中最为古老，这是无可怀疑的。找不到其他任何一篇作品，文字写得这样粗俗，满纸是希伯来腔调、荒谬的构句和文法错误。例如在第一章第四节中有一句话，现照录如下：
“但愿从那今在昔在将在有恩惠与平安赐给你们。”
至于说福音书和使徒行传是对现已佚失的著作的后来的加工品，这些佚失著作的微弱的历史核心在传说的层层笼罩之下现在已经辨认不出；就连那几篇所谓“真正的”使徒书，也如布鲁诺·鲍威尔所说，或者是更晚的作品［注：在“社会发展”杂志上发表的经作者同意的法译文中，这句话是这样写的：“就连杜宾根学派还承认为真本的那三、四篇使徒书，也都如布鲁诺·鲍威尔通过深刻分析而指出的，不过是晚出的作品”；以下与德文版同。——编者注］，或者最多也只是旧有无名作家的著述经过增补以后的加工品，——这在目前只有职业神学家或其他立场偏颇的历史学者才加以否认。更加重要的是：我们这里有了这样一篇作品（对其写作时间的判定已经精确到几个月以内），这篇作品给我们描绘出形态最不发展时的基督教，这种形态的基督教对于四世纪时有着完备的教条和神话的国教的关系，大致有如塔西佗时代日耳曼人那种尚未固定的神话对于受基督教和古代因素影响而形成的、见于“埃达”[492]的神话的关系。这里是一种世界宗教的幼芽，但这种幼芽却已均等地包含着上千种的发展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后来体现为无数的宗派。这部基督教形成时期的最古文献对我们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它以纯净的形式告诉我们，犹太教——在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强烈影响之下——把什么带进了基督教。所有后来的东西，都是西方，希腊罗马附加进去的。只是通过一神论的犹太宗教的媒介作用，后来的希腊庸俗哲学的文明的一神论才能够取得那种唯一使它能吸引群众的宗教形式。但找到了这样一种媒介以后，它也只有在希腊罗马世界里，借助于希腊罗马世界所达到的思想成果而继续发展并且与之相融合，才能成为世界宗教。
写于1894年6月19和7月16日之间
载于1894—1895年“新时代”杂志第1卷第1期和第2期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时代”杂志
注释：
[467]恩格斯的“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一文，是科学无神论的基本著作之一，是恩格斯对基督教的产生和本质问题多年研究的成果。据恩格斯自己说，从1841年起他就对这个问题发生了兴趣。恩格斯在“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27—336页）和“启示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1卷第7—13页）两篇文章里，已经部分地论述了他在这些问题上的见解。本文是为“新时代”杂志写的，发表在该杂志1894年第1期和第2期上。这一著作当恩格斯在世时还用法文在1895年4月和5月“社会发展”杂志第1期和第2期上刊登过，是由马克思的女儿劳拉·拉法格翻译的。恩格斯的这篇文章第一次用俄文发表是在1906年。“社会发展”（《LeDevenirsocial》）是一家法国的社会主义月刊，1895年至1898年在巴黎出版。——第523页。
[468]安·门格尔“十足劳动收入权的历史探讨”1886年斯图加特版第108页（A．Menger．《DasRechtaufdenvollenArbeitsertragingeschichtlicherDarstellung》．Stuttgart，1886，S．108）。对该书的批判，见“法学家的社会主义”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1卷第495—516页）。——第525页。
[469]恩格斯指的是苏丹的努比亚人、阿拉伯人以及其他民族的民族解放起义。起义的领袖是伊斯兰教传教士穆罕默德·阿罕默德，他自称为“马赫迪”，即“救世主”。起义于1881年开始，1883—1884年获得卓越的胜利，几乎全部国土都从七十年代开始侵入苏丹的英国殖民军队手中解放了出来。在起义过程中成立了独立的统一的马赫迪国家。只是到了1899年，英国殖民军队利用这个国家由于不断打仗和发生部落纷争而造成的内部削弱，同时依靠武器的绝对优势，才征服了苏丹。——第526页。
[470]塔博尔派是十五世纪上半叶向德国封建主和天主教会进行斗争的捷克胡斯派民族解放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的革命的、民主的一翼。塔博尔派之名得自1420年建成并成为他们的政治中心的城市塔博尔。他们的要求反映了农民群众和城市平民要消灭整个封建制度的意向。在塔博尔派中间，以宗教形式传播着确立财产平等的号召，他们并曾试图在消费方面实行平均共产主义的原则。建立起自己的军事组织的塔博尔派，是击退教皇和德国皇帝对捷克进行的五次十字军征讨的胡斯派军队的核心。只是由于捷克的贵族和市民阶级分子的叛卖行为——屡次反对塔博尔派并同外国封建反动势力实行妥协来对付他们，塔博尔派于1437年遭到失败，胡斯派运动也随之被镇压下去。——第526页。
[471]厄·勒南“基督教起源史”1863—1883年巴黎版第1—8卷（E．Renan．《Histoiredesoriginesduchristianisme》．Vol．1-8，Paris，1863—1883）。——第527页。
[472]恩格斯从琉善的讽刺作品“佩雷格林之死”所摘引的话，并不符合于肖特的译文，而是符合于奥·鲍利译的这篇作品的德译文［见“琉善文集”1831年斯图加特版第13卷第1618—1620和1622页（《Lucian’sWerke》．Bd．13，Stuttgart，1831，S．1618-1620und1622）］。——第527页。
[473]琉善“佩雷格林之死”第11—14和16章。——第528页。
[474]恩格斯指的是威廉·魏特林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建立的德国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秘密组织——正义者同盟的支部。恩格斯的“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一文讲述了正义者同盟的历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1卷第214—232页）。——第529页。
[475]格·库尔曼“新世界或人间的精神王国。通告”1845年日内瓦版第Ⅷ、Ⅸ页（G．Kuhlmann．《DieNeueWeltoderdasReichdesGeistesaufErden．Verkündigung》．Genf，1845，Ｓ．ⅧｕｎｄⅨ）。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穿了库尔曼的“预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629—640页）。——第529页。
[476]“自由公理会”是1846年在“光明之友”运动的影响下从官方新教中分化出来的。“光明之友”运动是一种反对在新教教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以极端神秘主义和伪善行为为特征的虔诚主义的宗教派别。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这个宗教派别是德国资产阶级对德国反动制度不满的一种表现形式。——第530页。
[477]杜宾根神学学派是十九世纪上半叶创立的一个研究并批判圣经的学派。这一派人批判新约诸书中的矛盾和历史谬误，但又力图把圣经里的某些说法作为符合历史的东西保留下来。可是这些从事研究的人无意中使圣经的威信受到破坏。——第531页。
[478]对新约的批判，见布·鲍威尔的下列著作：“约翰福音史批判”1840年不来梅版（《KritikderevangelischenGeschichtedesJohannes》．Bremen，1840），“复类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1841年莱比锡版第1—2卷（《KritikderevangelischenGeschichtederSynoptiker》，Bd．Ⅰ-Ⅱ，Leipzig，1841）；此书第3卷用“复类福音作者和约翰的福音史批判”（《KritikderevangelischenGeschichtederSynoptikerunddesJohannes》）的名称于1842年在不伦瑞克出版。在宗教史文献中把前三部福音书，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的作者称为复类福音作者。——第531页。
[479]斯多葛派哲学是公元前四世纪末在古希腊产生的，一直存在到公元六世纪。这个哲学派别摇摆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在罗马帝国时代，斯多葛派哲学变成了一种反动的宗教唯心主义学说。斯多葛派特别注意道德方面的问题，对这方面的问题用神秘主义和宿命论加以解释。他们坚持肉体之外存在着灵魂、听天由命、不抗恶、自我舍弃和禁欲主义等等。斯多葛派的学说对基督教的形成有相当大的影响。——第532页。
[480]指康莫迪安的著作“反犹太人和异教徒的护教歌”（《CarmenapologeticumadversusJudaeosetgentes》）——第533页。
[481]喀巴拉（希伯来语，意为传统、传说）是一种对古老的“圣”书经文进行解释的神秘而具有巫术成分的方法，即对一些词和数码赋予特殊的象征性含义。这种办法曾流行于犹太教徒中间，后又从犹太教传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第533页。
[482]诺斯替教派——诺斯替教的信徒。诺斯替教是公元一至二世纪时产生的一种宗教哲学学说，由基督教的、犹太教的、各种多神教的以及唯心主义的希腊—罗马哲学的某些成分结合而成。诺斯替教的基础是关于“诺斯”（古希腊语，意为“真知”）的神秘学说——通过世界的神的始源的启示而获得真知。诺斯替教派的特点在于强调物质是罪恶的，宣传禁欲主义，不承认旧约的神圣性和神话中基督教创始者耶稣基督的“神人”双重性。正统的基督教界斥诺斯替教为异端，对诺斯替教派进行了残酷斗争，把他们的著作几乎全部销毁。——第534页。
[483]塔西佗“编年史”第12篇第52章和“历史”第2篇第62章。——第534页。
[484]西维拉占语集——据传为古代一游方“女预言家”（库马城的西维拉）所作，在古罗马的宗教生活中起过很大作用。——第534页。
[485]尼西亚宗教会议——第一次所谓罗马帝国基督教会世界主教会议。这次会议是325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在小亚细亚的尼西亚城召开的。在尼西亚宗教会议上通过了一切基督徒必须遵守的信条（正统基督教会教义的基本原则）；不承认信条以叛国罪论。从这次会议的决议中可以看出，教会和国家紧密联合了起来，基督教变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第535页。
[486]E．Renan．《SaintPaul》．Paris，1869。此书为勒南关于基督教起源的著作（见注471）的第四卷。——第538页。
[487]伊里奈乌斯“反异端五书”第5卷第28—30章。——第547页。
[488]E．Renan．《L’Antechrist》．Paris，1873。此书为勒南关于基督教起源的著作（见注471）的第四卷。——第549页。
[489]曾德—阿维斯陀是十八至十九世纪时对阿维斯陀使用的不正确的名称。阿维斯陀是流行于古波斯、阿捷尔拜疆、中亚细亚的琐罗亚斯德教的圣书。琐罗亚斯德教的主要教义是善与恶在世界上的斗争这种二元论观念。阿维斯陀的写作时间大约是从公元前九世纪直到公元三至四世纪。——第550页。
[490]指公元前六世纪的所谓古犹太人的“巴比伦之流放”（或者叫做“巴比伦之囚”）。巴比伦皇帝尼布甲尼撒在公元前597年攻占耶路撒冷和公元前586年最终灭掉犹太王国以后，犹太贵族、官吏、商人和手工业者被强制移居巴比伦。公元前六世纪三十年代，波斯皇帝居鲁士征服了巴比伦王国，才准许大部分被俘的犹太人返回故国。——第550页。
[491]雅·菲·法耳梅赖耶尔“摩里亚半岛中世纪史”斯图加特和杜宾根版；第1册出版于1830年，第2册出版于1836年（J．Ph．Fallmerayer．《GeschichtederHalbinselMoreaw?hrenddesMittelalters》．StuttgartundTübingen；ErsterTheil-1830，ZweiterTheil—1836）。——第550页。
[492]埃达是一部斯堪的那维亚各民族的神话和英雄传说与歌曲的集子；保存下来的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十三世纪时的手稿，1643年为冰岛主教斯魏因森所发现（即所谓“老埃达”），另一种是十三世纪初诗人和编年史家斯诺里·斯土鲁森所编的古北欧歌唱诗人诗歌论集（即所谓“小埃达”）。“埃达”中关于多神教诸神和英雄的诗歌反映了氏族制度解体和民族迁徙时期斯堪的那维亚社会的状况。从中可以看到古代日耳曼人的民间创作中的一些形象和情节。——第552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就第三次党代表大会致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
就第三次党代表大会致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465]
1894年5月15日于伦敦
敬爱的同志们：
你们要我参加党代表大会的盛情邀请，我是在5月8日接到的。很抱歉，由于临时有点不舒服，使我不能立即作复，因此只能在今天事后向你们表示感谢并祝你们的工作取得最好的成功。
我也怀着极大的兴趣注视着匈牙利最近一个时期的运动［注：手稿中接着删去了：“这个运动证明了，资本正以不可遏止的力量到处控制国民生产，不仅在工业方面，而且在农业方面，而在东欧，农业是无比重要的部门”。——编者注］。在匈牙利，也像在其他各地一样，资本日益控制整个国民生产。它不仅创建新的工业，而且使农业也屈服于它，它推翻农业的古老方法，使独立的农民沦于破产，把农村居民分裂成为一方面是大土地占有者和资本主义掮客，另一方面是大批贫苦的农村无产者。资本在匈牙利实行的这种革命已经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我们不久前在侯德梅泽伐夏尔黑伊看到了。[466]这种资本主义革命我们不定什么时候也得要经受的。它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难以形容的痛苦，但是也只有它才能产生使新社会制度成为可能的条件，以及唯一拥有足够的力量和意志来建设这种新的更好的社会的男女。
致真挚的敬礼
弗·恩格斯
载于1894年5月18日“工人新闻”第20号，并译成匈牙利文载于1894年5月18日“人民言论”第20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工人新闻”，并根据草稿校对过
注释：
[465]这封信是恩格斯为了答复邀请他参加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而写的。这一邀请是“工人新闻”编辑赖施在1894年4月30日的信中向恩格斯提出的。恩格斯的复信来晚了，因此在代表大会闭幕后信才在报纸上发表。
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在国内工人运动高涨的条件下于1894年5月13—15日在布达佩斯举行的。社会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工党在代表大会上实行了统一；社会民主工党是由1893年在第二次代表大会（见注382）上被社会民主党开除出去的该党革命派于1894年1月成立的。统一是在革命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的；机会主义者（以前在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中占压倒优势的全国工人患病和残废保险基金会的官吏）被排除出领导地位。但是在统一起来的党的执行委员会里，旧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占了一半，这些人虽然不是保险基金会的官吏，但仍然持温和的立场。
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的组织章程。代表大会提出把争取普选权作为最近的政治任务，并强调了工会在工人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党在工会中进行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农业工人和工业工人结成联盟的必要性。但是没有注意工人阶级和农民结成联盟的问题。——第521页。
[466]恩格斯指的是1894年4月22日侯德梅泽伐夏尔黑伊事件。在这个城市和临近地区内，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人在处于极其艰难条件下并长期遭受失业痛苦的农业工人和贫农中间进行了争取保护劳动者的政治和经济权利的积极宣传。在这个城市里组织了一个计有两千会员的农业工人和贫农联合会。1894年4月21日，警察当局没收了联合会的宣传品，4月22日又逮捕了工人领导人亚·散托-科瓦奇。同一天，警察和军队在侯德梅泽伐夏尔黑伊开枪射击举行示威游行要求释放散托-科瓦奇的工人。农业工人和贫农联合会被解散，散托·科瓦奇及其许多拥护者被判处徒刑。——第521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致奥地利党第四次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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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奥地利党第四次代表大会[464]
1894年3月22日于伦敦
衷心感谢你们盛情邀请我参加奥地利党代表大会，可惜，我不能应邀参加。我谨向到会的代表们表示我最真挚和最热烈的祝愿，祝你们工作顺利。
今年，党代表大会要完成几项特别重要的任务。在奥地利，问题是要争得普选权，即争得那种在有阶级觉悟的工人手里要比受过机械训练的士兵所掌握的小口径连发枪射得更远、打得更准的武器。统治阶级——不论是封建贵族，还是资产阶级——正在千方百计地反对把这种武器交给工人。斗争将是长期的和激烈的。但是，如果工人们能显示出政治远见、能保有耐心和坚毅精神、能团结一致和遵守纪律、能发扬这一切已经使他们取得这样多辉煌成就的品质，那末，最后胜利保证是属于他们的。历史的必然性，无论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都完全在他们一边起作用。虽然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不可能一下子就争到手，但是我们现在就已经可以为奥地利帝国议会中未来的无产阶级代表高呼“万岁！”了。
弗·恩格斯
载于1894年在维也纳出版的小册子“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记录”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小册子“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记录”
注释：
[464]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于1894年3月25日至31日在维也纳举行。代表大会的主要议程是关于争取普选权的问题。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其中写道：奥地利工人将用包括总罢工在内的一切可能的手段来争取普选权。代表大会还通过了新党章，并且决定继续每年以争取八小时工作日、争取普选权和争取劳动者国际兄弟情谊的示威游行来庆祝五一节。——第520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为纪念巴黎公社二十三周年致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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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巴黎公社二十三周年致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
1894年3月18日于伦敦
我同你们一起为国际的3月18日的既将来临而干杯，这个日子将带来无产阶级的胜利，从而消灭阶级对抗和各民族之间的战争，并在各文明国家中实现和平和幸福。
恩格斯
载于1894年3月25日“社会主义者报”第183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社会主义者报”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1894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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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458]
（1894年1月26日）
意大利的状况在我看来是这样：
资产阶级在争取民族独立斗争时期和那以后取得了政权，但是没有能够而且也没有想要彻底实现他们的胜利。他们既没有消灭封建制度的残余，也没有按照现代资本主义的模子改组国民生产。他们没有能力让本国分享资本主义制度的相对的和暂时的利益，反而把这种制度的一切累赘、一切弊害都加在它身上。这还不够，他们还由于卑鄙的财政舞弊行为而永远丧失了最后的一点尊严和信用。
因此，劳动人民——农民、手工业者、农业工人和工业工人——就处在双重的压迫之下，一方面是古老的压迫形式，它们不仅是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甚至还是古代遗留下来的（mezzadria〔对分租佃制〕；南方的大地产，那里人被牲口所排挤）；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制度所曾发明的最贪婪的税收制度。在这里我们可以引用马克思的话：“我们都像西欧大陆其他各国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够发展。除了各种近代的灾难，还有一系列过去遗留下来的灾难在压迫着我们，这各种灾难，是由古旧腐朽的生产方式的残存，以及跟着起来的各种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所引起。我们不仅为生者所苦，而且也为死者所苦。死者抓住活者！”[459]
这种状况将导致危机。生产者群众到处都情绪激昂；他们在有些地方已经举行起义。这种危机将把我们引向何处去呢？
显而易见，社会党还太年轻，而且由于经济条件的缘故还太软弱，使我们不能希望立即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全国的农村人口远远地超过了城市人口；在城市里，大工业很不发达，因此真正的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大多数人是手工业者、小商贩和失掉阶级性的分子即摇摆于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群众。这是正在没落和瓦解的中世纪的中小资产阶级，这些人多半是未来的无产者，然而目前还不是无产者。只有这个天天面临着经济破产的威胁并且现在已陷入绝境的阶级，能够为革命运动提供大批战士和领袖。农民将会支持他们。农民虽然由于土地分散和不识字而没有可能表现任何有效的主动精神，但是毕竟是强大的和不可缺少的同盟者。
如果胜利是通过或多或少的和平方式取得的，那就只能是内阁的更换，卡瓦洛蒂这一帮“改宗的”共和主义者[460]将会掌握政权；如果发生了革命，那就会出现资产阶级共和国。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党应该起什么作用呢？
自从1848年以来，时常为社会主义者带来极大成就的策略就是“共产主义宣言”的策略。“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社会主义者［注：恩格斯在引证时把“共产党人”一词换成“社会主义者”。——编者注］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他们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461]——因此他们积极参加这两个阶级的斗争的每个发展阶段，而且，一时一刻也不忘记，这些阶段只不过是导致主要的伟大目的的阶梯。这个目的就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作为改造社会的手段。他们的位置是在为每一个有利于工人阶级的直接成就而斗争的战士的行列中；但是所有这些政治的或经济的成就，他们只是当做分期偿付的债款来接受。因此他们把每一个革命的或者进步的运动看做是他们自己道路上前进的一步；他们的特殊任务是推动其他革命政党前进，如果其中的某一个政党获得胜利，他们就要去捍卫无产阶级的利益。这种永远不忽视伟大目标的策略，能够防止社会主义者产生失望情绪，而这种情绪却是其他缺少远大目光的政党——不论是纯粹的共和主义者或感伤的社会主义者——无法避免的，因为他们把前进中的一个普通阶段看做是最终目的。
让我们把所有这些运用于意大利吧。
因此，正在瓦解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胜利可能把一个“改宗的”共和主义者的内阁捧上台。这将使我们获得普选权利显著扩大的活动自由（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取消ammonizione〔警察监视〕等等），这是不应该予以忽视的新的武器。
或者这种胜利将给我们带来一个由同一批人再加上某些马志尼主义者组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将使我们的自由和活动场所更加扩大，至少在某一时期是这样。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能够在其中进行决战的唯一的政治形式。[462]姑且不谈它会对欧洲产生的影响。
所以，在酝酿中的革命运动的胜利只能使我们更加强大，并且给我们创造出一种更为有利的ambiente〔环境〕。假如我们站在一旁，假如我们对各《affini》〔“亲戚”〕党只限于纯粹消极的批评，那末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我们必须和他们积极合作的时刻可能会到来，而谁知道，这个时刻将在什么时候到来呢？
不言而喻，直接去准备一种严格说来不是我们所代表的阶级的运动，那不是我们的事情。如果激进派和共和主义者认为出动的时刻已经到来，那就让他们去发泄他们的激情吧。至于我们，我们受这些先生们的漂亮诺言欺骗的次数太多了，决不会再一次地落入陷阱。不论是他们的声明，还是他们的阴谋，都不应该打动我们。如果说我们有责任支持任何一种真正的人民运动，那末，我们同样有责任不让我们无产阶级政党的刚刚形成的核心作无谓的牺牲，不让无产阶级在徒劳无益的地方性的起义中被灭绝。
与此相反，如果运动真正是全国性的，我们的人就将参加，而且连一声号令也用不着，我们参加这种运动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但是那时必须清楚地了解，而且我们必须公开宣布：我们是作为独立的政党参加，暂时同激进派和共和主义者联合，但是和他们截然不同；我们在胜利的情况下对斗争成果不抱任何幻想，这样一种成果远远不能使我们满足，它对于我们来说仅仅是已达到的阶段之一，仅仅是一个作进一步占领的新的作战基地；正是在胜利的当天我们就将分道扬镳，并且从那一天起，我们将成为和新政府对立的新反对派，但不是反动的而是进步的反对派，一个极左的、要求越过已获得的阵地而向新的阵地突进的反对派。
在共同的胜利以后，人家也许在新政府中给我们几个位置——然而总是要我们居于少数。这是最大的危险。在1848年二月革命后，法国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改革报”派的赖德律－洛兰、路易·勃朗、弗洛孔等）就犯了接受这种位置的错误[463]。作为政府中的少数派，他们心甘情愿地为由纯粹的共和主义者组成的多数派对工人阶级作出的一切无耻行为和叛卖勾当分担责任，同时，这些先生们加入政府就完全瘫痪了他们声称自己代表着的工人阶级的革命活动。
所有这些都仅仅是我个人的意见；我只是应你的要求才提出来，而且是颇为踌躇的。至于一般的策略，在我的一生中我已确信到它的正确性；它从来没有使我失望过。但是说到怎样把它运用到意大利目前的状况，那是另一回事；这必须因地制宜地决定，而且必须由处于事变中心的人来决定。
写于1894年1月26日
译成意大利文载于1894年2月1日“社会评论”杂志第3期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并根据意大利文译本校对过
注释：
[458]这篇文章是恩格斯应意大利劳动社会党领导人库利绍娃和屠拉梯的请求写的，库利绍娃和屠拉梯在1894年1月19日给恩格斯的信里，请恩格斯就当时意大利国内所酝酿的革命危机谈谈党的策略问题。这篇文章由屠拉梯译成意大利文，以恩格斯致屠拉梯的信的形式发表在1894年2月1日“社会评论”杂志第3期上，编辑部加的标题是：“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屠拉梯的译文有几处同恩格斯的手稿有出入。这篇文章还载于德国报纸“社会民主党人”1894年7月12日第24号，标题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谈意大利的状况”。收在本版的恩格斯这封信，是根据用法文写的并发表在由费耳特里内利学院在米兰出版的1958年“年鉴”上的手稿译的。除了誊清稿以外，草稿也保存下来了。这篇文章第一次用俄文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6年第1版第16卷第2部，在它的译校过程中参考了草稿。“社会民主党人”（《DerSozialdemokrat》）是一家德国周报，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1894年至1895年在柏林出版。——第514页。
[459]恩格斯引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9页）。——第514页。
[460]“改宗的”共和主义者指意大利激进派，其领袖是费·卡瓦洛蒂。他们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站在民主主义的立场上，在许多场合都同社会主义者趋于一致。——第515页。
[46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79页和第502页。——第515页。
[46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29—130页。——第516页。
[463]在1848年2月24日成立的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中，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占了大部分职位。此外，三个“改革报”派代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赖德律-洛兰、弗洛孔、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和秘密革命团体的参加者机械工阿尔伯也参加了政府。很快就看出，“社会主义者部长们”（更不用说“民主主义者部长们”了）只是资产阶级政府可怜的装饰品而已。“改革报”（《LaRéforme》）是一家法国的日报，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党人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机关报；1843年至1850年在巴黎出版。1847年10月至1848年1月，恩格斯在该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第517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关于“资本论”第三卷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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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资本论”第三卷的内容
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正如“前进报”已经报道的那样［注：见本卷第511页。——编者注］，将在今年秋天问世。大家知道，第一卷研究了“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研究了“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卷将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因此，生产和流通的单独过程在这里将不是各别地加以研究，而是把它们联系起来、作为资本运动的统一的总过程的前提和普通环节来加以研究。既然前两卷的每一卷都只是研究了这一过程的两个主要方面的一个方面，所以从内容来说，它们还需要补充，从形式来说，它们是片面的和抽象的。下述情况特别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前两卷对剩余价值的研究，只能以剩余价值留在它的第一个占有者即工业资本家手里的时间为限；只能一般地指出，这个第一个占有者根本不一定是，或者哪怕在通常看来也不是它的最终的所有者。然而最明显的是，而且甚至从社会的表面就可以看到，资本的一般运动正是表现为剩余价值在各有关方面之间，在商人、货币债权人、土地所有者等等之间的分配。这样，在剩余价值走完前两卷所揭示的过程之后，剩余价值的分配就像一根红线一样贯串着整个第三卷。对这一分配的各个规律分别进行了研究：剩余价值率同利润率的关系；同一的平均利润率的形成；这一平均利润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下降趋势；商业利润的划出；借贷资本的干预以及利润之分成利息和企业主收入；在借贷资本基础上产生的信用系统及其主要体现者银行和像交易所这样的投机中心，超额利润的产生以及这一超额利润在一定场合下转化为地租；带来这种地租的地产；作为结果——新创造出的价值在三种所得形态即工资、利润（包括利息）和地租之间的总分配；最后，这三种所得形态的所得者：工人、资本家、地主——现代社会的阶级。可惜，这最后一部分——阶级，马克思没有完成。
这个对全部内容的简要概述足以说明，同研究对象有关而在前两卷中必然得不到解决的全部问题，在这里都得到了解决。
写于1894年1月9日左右
载于1893—1894年“新时代”杂志第1卷第16期和1894年1月26日“工人报”第8号
署名：弗·恩·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时代”杂志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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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456]
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现在正在排印中，可望不迟于今年9月问世。盼望已久的第三卷将完成整个著作的理论部分，到那时，就只剩下最后一卷即第四卷了，第四卷将对剩余价值理论作历史的批判性的概述。[457]第一卷表明，资本家怎样从工人那里榨取剩余价值，第二卷则表明，这个最初包含在商品里的剩余价值怎样实现为货币。可见前两卷所谈到的剩余价值，只是它在第一个占有者即工业资本家手里的情形；然而剩余价值只有一部分留在这个第一个占有者的手里；随后它就以商业利润、企业主收入、利息、地租等形式在各个有关方面的人中间进行分配；第三卷所阐述的就是剩余价值的分配规律。而讲完了剩余价值的生产、流通和分配，也就结束了剩余价值的整个生涯，此外对它就没有更多的东西好谈了。除了资本主义利润率的一般规律，第三卷还研究了商业资本、生息资本、信贷和银行、地租和地产等问题，这些问题连同前两卷研究过的题目，已把标题中所答应要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概括无遗了。
写于1894年1月9日左右
载于1894年1月12日“前进报”第9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前进报”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释：
[456]这篇短文同“关于‘资本论’第三卷的内容”一文一样，是恩格斯为即将出版的由他整理付印的“资本论”第三卷所写的，目的是在工人中宣传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第三卷于1894年秋出版；1894年10月4日恩格斯为它写了序言。看校样花的时间比恩格斯预料的稍微多些。恩格斯在看校样的过程中把副本寄给“资本论”俄译者尼·弗·丹尼尔逊，以便尽快出版第三卷的俄文版，该版于1896年在彼得堡出版。
随着“资本论”第三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5卷第1、2分册）的问世，出版马克思这部天才著作的所有理论性各卷的工作宣告完成，从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所有部分也宣告完成，同时，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获得坚实的科学基础。
短文除载于“前进报”外，还载于1894年1月14日“社会政治中央导报”（《SozialpolitischesCentralblatt》）第16期上。——第511页。
[457]恩格斯本来打算把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1861—1863年手稿作为“资本论”第四卷加以出版，但这种意图在他生前没有来得及实现。1905—1910年卡·考茨基出版了“剩余价值理论”，但是对作者的手稿作了许多随意的改动、挪动和删节。直到1954—1961年才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完成了符合于马克思的计划和作者手稿的材料排列次序的新版“剩余价值理论”。见卡·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4卷）第1分册（1954年莫斯科版）、第2分册（1957年莫斯科版）、第3分册（1961年莫斯科版），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6卷。——第511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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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443]
首先我应当更正一下：如果准确地说，彼·特卡乔夫先生不是巴枯宁主义者，即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而是自己冒充为“布朗基主义者”。这个错误是很自然的，因为上面提到的特卡乔夫先生，按照当时俄国流亡者的惯例，宣称自己在西欧面前同全体俄国流亡者团结一致，并且在他的小册子里实际上也为受到我的批评的巴枯宁及其一伙进行辩护，辩护得如此激烈，仿佛我的批评是针对他本人似的。[444]
他在同我的论战中所坚持的对于俄国共产主义农民公社的观点，实质上是赫尔岑的观点。赫尔岑，这位被吹捧为革命家的泛斯拉夫主义文学家，从哈克斯特豪森的“对俄国的考察”[445]中得知，他的庄园里的农奴不知道土地私有，并且时而在相互之间重新分配耕地和草地。作为一个文学家，他没有必要去研究那很快就为大家知道的事情，即公社土地所有制是一种在原始时代曾盛行于日耳曼人、克尔特人、印度人，总而言之曾盛行于一切印欧民族之中的占有形式，这种占有形式，在印度至今还存在，在爱尔兰和苏格兰，只是不久前才被强行消灭，在德国，甚至现在在一些地方还能见到；这是一种衰亡的占有形式，它实际上是所有民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的共同现象。然而作为一个泛斯拉夫主义者，这位充其量不过是个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的赫尔岑，却发现公社能使他在腐朽的西方面前用更鲜明的色彩来描述自己“神圣的”罗斯和它的使命——使这个腐朽的、衰老的西方返老还童和得到新生，必要时甚至不惜使用武力。老朽的法国人和英国人无论怎样努力都不能实现的东西，俄国人的家里却有现成的。
“保存公社和给个人以自由，把村和乡的自治扩展到城市和整个国家，同时保持民族的统一——这就是有关俄国前途的问题所在，也就是西方思想家正在绞尽脑汁力求解决的那个社会矛盾的问题所在。”（赫尔岑给林顿的信）[446]
因此，在俄国也许还存在政治问题；但“社会问题”对俄国来说则已经解决。
盲目模仿赫尔岑的特卡乔夫，也把事情看得像赫尔岑那样简单。虽然在1875年他已不能再断言什么“社会问题”在俄国已经解决，但是他说，俄国农民作为天生的共产主义者，同贫困的、被上帝遗忘的西欧无产者比起来，要无可比拟地更接近社会主义，并且他们的生活也要无可比拟地更好。如果说法国的共和主义者由于他们百年来的革命活动，认为自己的人民是政治方面的天之骄子，那末当时的许多俄国社会主义者则宣扬俄罗斯是社会方面的天之骄子；据说不是西欧无产阶级将用自己的斗争给旧的经济世界带来新生，不，它的这一新生将来自俄国农民的最深处。我的批评也就是针对这种幼稚的观点的。
但是俄国的公社还引起了一些比赫尔岑和特卡乔夫之流无比高明的人的注意，并且博得他们的承认。其中包括有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位伟大的思想家，他对俄国有无数的贡献，把他长年流放在西伯利亚的雅库特人中间而对他施行慢性暗杀，将永远成为“解放者”亚历山大二世的可耻的污点。
由于俄国的文化封锁，车尔尼雪夫斯基从未读过马克思的著作，当“资本论”出来的时候，他早已在中维柳伊斯克的雅库特人中间了。他的全部精神发展只能在这种文化封锁所造成的环境中进行。俄国书报检查机关不放过的东西，对俄国说来都是几乎不存在的或者根本不存在的。因此，如果我们在某些地方发现他有弱点，发现他的视野的局限性，那末我们只有对类似的情况不是更多得多而感到惊奇。
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把俄国农民公社看做从现代社会形态过渡到新的发展阶段的手段，这个新阶段一方面高出于俄国的公社，另一方面也高出于具有阶级对立的西欧资本主义社会。俄国拥有这种手段，而西方却没有这种手段，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这是俄国优越的地方。
“在西欧，由于个人权利的无限扩张，实行一种良好的制度异常困难……人们习惯上享有的东西，哪怕是放弃一点点也不容易，而在西方，个人已经习惯于个人权利的无限性。只有经过痛苦的经验和长时间的思考才能够教人认识到相互让步的益处和必要性。在西方，建立一种经济关系的良好制度是不能没有牺牲的，因此建立这种制度很困难。它同英法两国农民的习惯是不相容的。”但是“在一个国家里是空想的东西，在另一个国家里却是事实……有些习惯，对英国人和法国人说来，要贯彻到人民生活中去是无比困难的，但在俄国人这里，却作为人民生活中的事实而存在着……西方目前正在经过如此困难而漫长的道路来争取的那种制度，在我们这里却仍然是我们农村生活中强有力的人民风尚……我们看见，西方由于失去公社土地所有制而带来了多么悲惨的后果，而西方人民要挽回自己失去的东西又是何等费力。西方的例子我们不应当视而不见。”（“车尔尼雪夫斯基文集”日内瓦版第5卷第16—19页；转引自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意见分歧”［注：在原文中书名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俄文。——编者注］1885年日内瓦版）[447]
而在谈到至今还盛行土地共耕并在各户之间进行产品分配的乌拉尔哥萨克时，他说：
“假使乌拉尔人在他们现在的制度下一直生活到使用机器耕田的时候，那末乌拉尔人到那时将会因他们保存了那种允许使用机器（这些机器要求以数百俄亩计的大农庄）的制度而十分高兴。”（同上，第131页）
只是这里不应忘记，乌拉尔人和他们的土地共耕在俄国是非常独特的，这种土地共耕是出于军事考虑才保留下来的（要知道我们这里也存在着兵营式共产主义），情形大致同我们这里摩塞尔的农户公社［Gehöferschaften］及其定期的重新分配的做法一样。如果他们现有的制度保存到使用机器的时候，那末，从这里得到好处的不是乌拉尔人本身，而是他们为之效劳的俄国军事国库。
不管怎么说，事实是这样：当资本主义社会正在西欧崩溃而它本身发展中的无法消除的矛盾威胁着它的生存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在俄国，全部耕地的半数左右却仍然作为公有财产掌握在农民公社手里。如果说西方用重新改组社会的办法来解决矛盾是要以一切生产资料（当然也包括土地）转归整个社会所有作为必要条件，那末在俄国已经存在，或者说得更准确点，仍然存在的公社所有制对于西方还只是行将建立的这种公有制是怎样的关系呢？它不能作为用资本主义时代的一切技术成就来充实俄国的农民共产主义、从而跳过整个资本主义时期、一下子把俄国的农民共产主义改造成一切生产资料公有的现代社会主义的人民运动的起点吗？或者像马克思在本文后面引用的一封信［注：见本卷第504—506页。——编者注］里表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那样：“俄国是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
问题的提法本身已经表明应当向哪个方向去寻求解决的办法。俄国的公社存在了几百年，在它内部从来没有出现过要把它自己发展成较高的公有制形式的促进因素；情况恰如日耳曼人的马尔克、克尔特人的克兰、印度人的公社和其他原始共产主义制度的公社一样。所有这些公社，都在包围着它们的、同时又是在它们内部产生并且逐渐控制它们的商品生产以及各户之间和各人之间的交换的影响下，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丧失共产主义的性质，而变成一些互不依赖的土地占有者的公社。因此，如果说可以提出俄国的公社是否将有别的更好的命运这样一个问题，那末原因不在于公社本身，而只在于这样一个情况：公社在一个欧洲国家里保持相当的生命力到了这样一个时刻，这时，在西欧不仅一般的商品生产，甚至连它的最高和最后的形式——资本主义生产都同它本身所创造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它不能再继续支配这种生产力，它正在由于这些内部矛盾及其所造成的阶级冲突而走向灭亡。由这一点就已经可以得出结论，对俄国的公社进行这种改造的首创因素只能来自西方的工业无产阶级，而不是来自公社本身。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公共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俄国公社上升到同样的发展阶段所必需的先决条件。
事实上，从氏族制度保存下来的农业共产主义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除了本身的解体以外，都没有从自己身上生长出任何别的东西。俄国的农民公社本身，在1861年就已经是这种共产主义的比较衰弱的形式；在印度某些地方以及在可能是俄国公社的始祖的南方斯拉夫人家庭公社（扎德鲁加）中还存在着的那种土地共耕，已经让位给单个家庭的经营管理；公社所有制只是还表现在一次又一次的重新分配土地上，而这种重新分配土地的做法在不同的地方其间隔时间也极不相同。只要这种重新分配土地的做法自然地或由于特别的决定而终止，在我们面前就会出现小农的农村。
然而单是这样一个事实：与俄国农民公社并肩存在的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正濒于崩溃的时刻，而且在这一时刻它本身已显示出一种新的生产形式，在这种新的生产形式中将有计划地使用作为社会财产的生产资料，——单单这样一个事实，并不能赋予俄国公社一种能够使它把自己发展成这种新的社会形式的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完成这一革命以前，公社如何能够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和社会工具而掌握起来呢？当俄国公社已经不再在公有制的原则上耕种自己的土地时，它又怎么能向世界指明如何在公有制的原则上管理大工业呢？
诚然，在俄国有不少人很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有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并且清楚地知道这条似乎走不通的死胡同的出路何在。可是，首先，明白这一点的几千人并不生活在公社里，而大俄罗斯的仍然生活在公社土地所有制条件下的整整5000万人，却对这一切一无所知。他们至少对这几千人的观点感到陌生和不可理解，就像1800—1840年的英国无产者对罗伯特·欧文为了拯救他们而设想出来的计划感到陌生和不可理解一样。在新拉纳克的欧文的工厂里做工的工人当中，大多数也是在解体的共产主义氏族制度的秩序和习俗中、在苏格兰克尔特人的克兰中成长起来的，但是欧文一个字也没有谈到这些人对他有很好的理解。其次，要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来解决只是处在高得多的发展阶段的社会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发生在商品生产和私人交换出现以前的一切形式的氏族公社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定的东西即生产资料由一定的集团公共所有和共同使用。但是单单这一个共同特性并不会使较低的社会形态能够从自己本身产生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后者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最后产物。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任务；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所面临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这一点对于俄国的公社，也同对于南方斯拉夫人的扎德鲁加、印度的氏族公社、或者任何其他以生产资料公有为特点的蒙昧时期或野蛮时期的社会形态一样，是完全适用的。
然而，不仅可能而且无庸置疑的是，当西欧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踏上资本主义生产道路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这些公社所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可以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但这方面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由目前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做出榜样和积极支持。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故乡和在它达到繁荣昌盛的国家里被战胜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个实例中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走上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的道路。然而那时它们的成功则是有保证的。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但比较起来，这在俄国将最容易做到，因为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本地居民已经吸取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成果，因而在革命时期这个国家可以几乎与西方同时完成社会的改造。
这一点，马克思和我已经在1882年1月21日给普列汉诺夫译的俄文版“共产主义宣言”写的序里说过了。我们在那里写道：
“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狂热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刚开始形成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那末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所有制形式，是能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呢？或者，它还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解体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448]
可是，不应当忘记，这里提到的深深陷入解体的俄国公社所有制从那时以来已经又向解体迈了一大步。克里木战争期间的失败清楚地表明，俄国必须迅速发展工业。首先需要铁路，而广泛地扩展铁路不能没有本国的大工业。产生大工业的先决条件是所谓的农民解放；随着农民的解放，俄国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从而也进入了公社土地所有制迅速解体的时代。在给农民的份地比以前数量更少质量更坏的同时要农民担负支付赎金和更高捐税的负担，必然使得农民落入高利贷者手中，这些高利贷者大半都是发了财的农民公社社员。铁路为早先的许多边远地区打开了大门，使那里生产的粮食能运到销售市场去；可是，沿着这些铁路又运来了便宜的大工业产品，排挤了农民的家庭手工业，这些手工业在此以前制造出类似的产品，一部分自用，一部分出售。历来的经济关系被破坏了，随着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过渡，各种关系在各地开始瓦解了，在公社社员中间出现了巨大的财产差别——穷人沦于受富人奴役的地位。总而言之，那种在梭伦之前不久曾导致雅典氏族解体的货币经济的浸入过程，在这里开始使得俄国公社解体了。［注：见恩格斯“家庭……的起源”1892年斯图加特第5版第109—113页。[449]］梭伦固然能够通过对当时还很年轻的私有权实行革命的干预，来解放变为奴隶的债务人，干脆废除他们的债务，但是他不能使古雅典氏族复活。同样，现在世界上也没有一种力量能在俄国公社的解体过程达到一定程度时重建俄国公社。况且俄国政府还规定，在公社社员之间重新分配土地，间隔时间不得少于十二年，目的就在于使农民愈来愈不习惯于重新分配土地并开始把自己看做自己份地的私有者。
早在1877年，马克思在他的一封寄往俄国的信里就表示过这样的看法。有一位茹柯夫斯基先生，即现在以国家银行司库的身分用自己的签字来巩固俄国纸币的那位先生，曾在“欧洲通报”（VestnikJevropy）上刊登过一篇谈论马克思的东西，另一个著作家［注：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编者注］在“祖国纪事”（OtetschestvenyjaZapiski）上出来反对他。[450]马克思为了指出这后一篇文章的错误，写了一封信给“纪事”的编者，这封信曾以法文原本的手抄本在俄国流传很久，后来译成俄文于1886年发表在日内瓦的“民意导报”（VěstnikNarodnojVoli）上，随后又在俄国国内的报刊上发表过。[451]这封信同所有出自马克思笔下的东西一样，在俄国各界人士中引起极大注意，并被作了极不相同的解释；因此我在这里把它的内容扼要加以转述。
马克思首先驳斥“祖国纪事”强加给他的观点，仿佛他也同俄国自由派一样，认为对俄国来说没有比消灭农民公社所有制和急速地过渡到资本主义更为刻不容缓的事了。他在“资本论”第一版附注中关于赫尔岑的简短评语根本不能证明这一点。这一评语是这样的：“如果在欧洲大陆，这种……损害人类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影响将如迄今以前一样同全国规模的黩武竞赛、国债竞赛、赋税竞赛、以及以优雅的方式进行战争的竞赛等等手拉手地发展的话，——那末，欧洲也许最终将不可避免地要在皮鞭和强行注入卡尔梅克人的血液的帮助下来返老还童，正如半俄罗斯人但又是道地的莫斯科人赫尔岑如此认真地预言的那样（我们顺便指出，这位文学家不是在俄国而是在普鲁士的参政官哈克斯特豪森的书里发现了“俄国的共产主义”）”。（“资本论”德文第1版第1卷第763页）[452]马克思接着说过[453]：“无论如何，决不能根据这点来理解我对‘俄国人为他们的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已经走过和正在走着的发展道路’〈单引号里面的话在原稿中是引的俄文〉的努力的看法等等。——在“资本论”德文第二版的跋里，我曾经以应有的高度尊敬谈到‘一位伟大的俄国学者和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454]这位学者在自己的出色的文章中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俄国是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他说话的口气是赞成后一种解决办法。”
“但是，因为我不喜欢留下‘一些东西让人去揣测’，我准备直截了当地说。为了能够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对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注：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接着马克思还揭穿他的批评者所犯的一些错误；涉及我们这里研究的问题的唯一的一个地方是这样的：
“那末，我的批评者可以把这个历史概述中的哪些东西应用到俄国去呢？〈谈的是资本的原始积累〉只有这些：假如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最近几年已经在这方面费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制度的怀抱以后，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这个制度的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事情就是这样。”
马克思在1877年就是这样写的。那时候俄国有两个政府：沙皇政府和恐怖主义密谋家的秘密的执行委员会（ispolnitel’nyjkomitet）的政府[455]。这第二个即秘密的政府的权力日益壮大。推翻沙皇制度似乎指日可待；俄国的革命一定会使欧洲的一切反动势力失去它的最有力的堡垒，失去它的强大的后备军，从而也一定会给西方的政治运动一个新的有力的推动，并且为它创造无比顺利的斗争条件。马克思在他的信里劝告俄国人不必急急忙忙地跳进资本主义，是不奇怪的。
俄国的革命没有发生。沙皇制度战胜了恐怖主义，后者在当时甚至把一切“喜欢秩序”的有产阶级都推到了沙皇制度的怀抱里。在马克思写了那封信以后的十七年间，俄国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农民公社的崩溃都迈出很远了。目前，在1894年，情况怎样呢？
因为在克里木战争失败和皇帝尼古拉一世自杀以后，旧的沙皇专制制度原封不动地继续存在，剩下的就只有一条道路：尽快地过渡到资本主义工业。帝国的辽阔版图毁了军队，调兵到战场上去的漫长路程毁了军队；必须借助战略性的铁路网来消除这种距离遥远的状态。但是，铁路意味着兴建资本主义工业和把原始的农业革命化。一方面，甚至国内最边远的地区的农产品也同世界市场发生了直接的联系；另一方面，没有提供钢轨、机车、车厢等等的本国的工业，就不可能建造和利用广阔的铁路网。然而不能只建立大工业的一个部门而不同时建立整个体系；早先已在莫斯科省和弗拉基米尔省，以及在波罗的海沿岸边区生根的较现代化的纺织工业，获得了新的高涨。随着铁路和工厂的建立，已有的银行扩大了而且建立了新的银行；由于农民从农奴依附地位下解放出来，产生了迁徙自由，而且可以预期，在这之后，这些农民中的很大部分自然而然也将从占有土地的状况中解放出来。这样，俄国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奠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基础。但是与此同时也就举起了砍断俄国农民公社根子的斧头。
现在来抱怨这个是无益的。如果在克里木战争后，沙皇专制制度被贵族和官僚的直接议会统治所代替，那末这一过程也许要慢一些；如果新兴的资产阶级执政，那末这一过程一定会加快。在既成的条件下没有别的选择可言。当法国正是第二帝国的时候，当英国的资本主义工业正繁荣昌盛的时候，实际上也不能够要求俄国在农民公社的基础上冒失地投入自上而下的国家社会主义的试验。必然会产生一些什么东西。而且也产生了在这样的条件下可能产生的东西；正如在商品生产的国家里任何地方任何时候的情况那样，人们多半只是半自觉地或者完全机械地行动，而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
这时，一个由德国开创的新的时期，即自上而下的革命的时期，同时也就是社会主义在所有欧洲国家迅速成长的时期到来了。俄国参加了共同的运动。正如预期的那样，这一运动在这里采取了坚决进攻的形式，其目的在于推翻沙皇专制制度、争得民族的文化发展和政治发展的自由。对农民公社的神奇力量的信念，认为从农民公社的深处能够而且应该实现社会新生的信念（我们已看到，连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未能完全摆脱这一信念），起了自己的作用，它鼓舞起了英勇的俄国先进战士的热情和毅力。这些战士虽然不过几百人，但由于他们的自我牺牲和大无畏的精神，竟然弄得沙皇专制制度也不得不考虑投降的可能性和条件了，——对于这些人，我们并不因为他们把俄国人民看做社会革命的天之骄子而去同他们争论。但是我们完全没有义务去跟他们抱同样的空想。天之骄子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而在这个斗争激烈进行的同时，资本主义在俄国迅速前进而且愈来愈接近恐怖主义者所未能达到的目的：迫使沙皇制度投降。
沙皇制度需要钱。它要钱不仅是为了维持宫廷的豪华生活，维持官僚，首先是维持军队和以收买为基础的对外政策，而且尤其是为了维持它那可怜的财政经济和在铁路建设方面所采取的相应的荒唐的政策。外国再也不愿意而且也不能够来弥补沙皇国库的全部赤字了；于是只好在国内寻求帮助。一部分铁路股票不得不在本国推销；一部分公债也是这样。俄国资产阶级的第一个胜利是铁路租让合同，根据这个合同，将来的利润全部归股东，而将来的亏损却全部由国家承担。接踵而来的是对开办工业企业的津贴和奖励金，以及维护本国工业利益的保护关税，这种关税使得许多东西最终完全不可能进口。俄国政府由于负有无数债务，并且在国外的信用几乎完全丧失，不得不为了国库的直接利益而来设法人工培植本国的工业。它经常需要黄金来支付外债的利息。但是在俄国流通的不是黄金，而只是纸币。一部分黄金来自几种只征收黄金的关税，顺便指出，这种征收办法使这几种关税的税额提高百分之五十。但是最大部分的黄金要由俄国原料出口对外国工业品进口的顺差中得来；外国购买者对这一余额所开的期票，俄国政府在国内用纸币收买进来，再用去换取黄金。因此，如果政府不愿为支付外债的利息而去借新的外债，那末它就得设法使俄国的工业迅速壮大到能够满足国内的全部需求。这样就要求俄国成为不依赖外国的、能够自给的工业国；这样就使政府拚命努力要在几年内把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提到最高点。因为如果这一点落空了，那就没有其他办法，只有动用储存在国家银行和国库里的硬币军事基金或者下决心宣布国家破产。而这两种做法都将意味着俄国对外政策的完蛋。
有一点很清楚：在这样的情况下，年轻的俄国资产阶级就把国家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国家在所有重要的经济问题上都不得不屈从于它的意志。如果说它仍然容忍沙皇及其官吏们的专制独裁统治，那只是因为这个独裁统治不但由于官僚受贿而变得较为温和，而且它给资产阶级提供的保证，比即使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式的改变所能提供的还要多，而在俄国国内目前这种情况下，进行改变的后果是谁也不能预测的。俄国就这样以愈来愈快的速度转变为资本主义工业国，很大一部分农民愈来愈快地无产阶级化，旧的共产主义公社也愈来愈快地崩溃。
我不敢判断目前这种公社是否还保存得这样完整，以致在需要的时刻，像马克思和我在1882年所希望的那样，它能够在同西欧的大转变相结合的情况下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但是有一点是勿庸置疑的：要想从这种公社保全点什么东西下来，就必须首先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必须在俄国进行革命。俄国的革命不仅会把民族的大部分即农民从构成他们的世界［注：在原文中这个词是用拉丁文字母拼写的俄文。——编者注］、他们的宇宙的农村的隔绝状态中解脱出来，不仅会把农民引到一个广阔的天地，使他们认识外部世界，同时也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处境和摆脱目前贫困的方法，——俄国的革命还会给西方的工人运动以新的推动，为它创造新的更好的斗争条件，从而加速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没有这种胜利，目前的俄国无论是在公社的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都不可能达到对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
写于1894年1月上半月
载于1894年在柏林出版的弗·恩格斯“‘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
注释：
[443]“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见注441）是恩格斯在把“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收进“‘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时写的。恩格斯在论文集的序（见本卷第490—491页）里说到促使他重印这篇文章并为它写了详细的跋的原因。这篇跋的俄译文（连同恩格斯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的译文）第一次发表在“劳动解放社”1894年出版的小册子“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俄国”里，小册子由日内瓦“社会民主党人”印刷所印刷。这本小册子的译文是维拉·查苏利奇同恩格斯商定后译出的，格·瓦·普列汉诺夫为小册子写了序。后来这篇跋连同恩格斯的这篇文章以各种名称在俄国一再出版。——第494页。
[444]恩格斯指彼·尼·特卡乔夫的小册子“致1874年‘人民国家报’第117和118号所载‘流亡者文献’一文的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1874年苏黎世“哨兵报”印刷所版（《OffenerBriefanHerrnFriedrichEngels，VerfasserderArtikel《FlüchtlingsLiteratur》inNr．117und118des《Volksstaat》》，Jahrgang1874．Zürich，TypographiederTagwacht．1874）。这封信的俄译文载于彼·特卡乔夫“社会经济问题论文选”1933年版第3卷第88—98页。恩格斯“流亡者文献”一组文章的第四篇和第五篇就是答复特卡乔夫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599—609页和第610—623页）。——第494页。
[445]指奥·哈克斯特豪森“对俄国的内部关系、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的考察”1847—1852年汉诺威—柏林版第1—3册（A．Haxthausen．《StudienüberinnernZustände，dasVolkslebenundinsbesonderedieläｎdlichenEinrichtungenRuβlands》．Th．Ⅰ—Ⅲ．Hannover-Berlin，1847—1852）。——第494页。
[446]亚·伊·赫尔岑给“英格兰共和国”（《TheEnglishRepublic》）杂志编辑威·林顿的信是他在1854年1—2月写的，并且第一次用英文发表在林顿的杂志1854年第3卷上。恩格斯所引赫尔岑给林顿的第三封信上的一段是从1885年日内瓦出版的格·瓦·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第9页转引来的，因此在本版中赫尔岑这封信的文字是照普列汉诺夫书中的那个样子。赫尔岑给林顿的信的全文，见亚·伊·赫尔岑的文集“旧世界和俄国”。——第497页。
[447]这里所引的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批评文章“杂志短评”，第一次发表在1857年“同时代人”杂志第5期。接下去引的他的另一篇文章“奥·啥克斯特豪森男爵对俄国的内部关系、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的考察”，第一次发表在1857年“同时代人”杂志第7期。两篇文章都收在1879年日内瓦出版的“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文集”第5卷，以“论公社的土地占有制”为总标题。在格·瓦·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意见分歧”（1885年日内瓦版）一书中这段引文在第16—17页上；后面紧接的第二段引文在第15页上。显然恩格斯是从普列汉诺夫的书上引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因为这两段引文同该书一样。——第498页。
[448]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26页。恩格斯在这里引“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时是从格·瓦·普列汉诺夫的俄译文翻译回去的，因此原文中的引文同序言手稿中有关地方的德文稍有出入。——第503页。
[449]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1卷第113—116页。——第504页。
[450]指载于1877年“欧洲通报”杂志第9册的尤·加·茹柯夫斯基的文章“卡尔·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一书”，以及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之一尼·康·米海洛夫斯基为回答这篇文章而在1877年“祖国纪事”杂志第10期上发表的“卡尔·马克思在尤·加·茹柯夫斯基的法庭上”一文。
“欧洲通报”（《ＢｅｃｍнｕｋＥβрｏｎы》）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一家历史政治和文学月刊；从1866年至1918年在彼得堡出版。该杂志刊登反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1908年以前该杂志的编辑兼出版者是米·马·斯塔修列维奇。
“祖国纪事”（《ＯｍｅчｅｃｍβｅннｂｌｅЗａｎｕｃｋｕ》）是一家文学政治杂志，1820年在彼得堡开始出版；1839年起成为当时最好的进步杂志之一。维·格·别林斯基参加杂志编辑部，亚·伊·赫尔岑等人为它撰稿。从1846年别林斯基退出编辑部后，“祖国纪事”的作用开始下降。从1863年杂志转到尼·阿·涅克拉索夫和米·叶·萨尔梯柯夫·谢德林手里以后，“祖国纪事”又走上新的繁荣时期；在这段时间，杂志把革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聚集在它的周围。涅克拉索夫逝世（1877年）后，民粹派对该杂志取得了占优势的影响。
“祖国纪事”不断受到书报检查的迫害并于1884年4月被沙皇政府封闭。——第504页。
[451]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26—131页），是马克思在该杂志登载了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的文章后不久写的。这封信没寄出，是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从他的文件中发现的。恩格斯复制了这封信，并将一份副本和1884年3月6日的信一起寄给了在日内瓦的“劳动解放社”成员维·伊·查苏利奇。这封信曾在日内瓦1886年“民意导报”杂志第5期上发表。在俄国，马克思的这封信于1888年10月在合法刊物“司法通报”杂志上发表。——第504页。
[452]K．Marx．《DasKapital．KritikderpolitischenOekonomie》．Bd．Ⅰ，Hamburg，1867，Ｓ．763．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德文第二版及其后各版里删去了这个附注。——第505页。
[453]以下是引自马克思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中的几段引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26、129和130页）。——第505页。
[45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17—18页。——第505页。
[455]显然是指民粹派组织“土地和自由党”（1876年秋至1879年秋）和“民意党”（1879年8月至1881年3月）的领导机关；后者曾宣布以恐怖手段为政治斗争的主要手段。——第506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一文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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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一文前言[442]
为了便于了解下面这篇札记，这里提供几段历史资料。
1873年2月9日，国王亚马多对他的西班牙王冠厌倦了；他——第一个罢工的国王——退位了。12日宣布共和；接着在巴斯克地区爆发又一次的卡洛斯派起义。
4月10日选出了制宪议会，它在6月初开会并在6月8日宣布成立联邦共和国。11日组成以皮－伊－马尔加耳为首的新内阁。同时选出起草新宪法草案的委员会，但是极端的共和主义者即所谓的不妥协派没有参加这个委员会。就这样，当7月3日新宪法颁布的时候，不妥协派发现，新宪法在把西班牙分裂为“若干独立的自治州”方面走得还不够远。因此，不妥协派马上在各省举行起义，从7月5日至11日他们在塞维尔、哥多瓦、格拉纳达、马拉加、加迪斯、亚尔科、木尔西亚、卡塔黑纳、瓦伦西亚等地都取得了胜利，并且在所有这些城市中成立了独立的自治州政府。7月18日，皮－伊－马尔加耳辞职，萨耳梅朗上台，他立即派军队对付武装起义者。武装起义者进行了软弱无力的抵抗，几天功夫就被打败了；7月26日，由于加迪斯的陷落，整个安达鲁西亚又恢复了政府的统治权；差不多同时，木尔西亚和瓦伦西亚也被制服了；只有瓦伦西亚在斗争中表现出一点坚毅精神。
只有卡塔黑纳坚持住了。这个连同舰队一起落入起义者手里的西班牙最大的军港，从陆路方面也设了防，除了要塞围墙以外，还有十三座独立的炮台，因此要攻下它是不容易的。因为政府避免破坏自己舰队的停泊处，所以“拥有主权的卡塔黑纳自治州”一直继续存在到1874年1月11日，最后，由于丝毫没有任何其他的出路而投降了。
在整个这次可耻的起义中，我们在这里所谈到的只是更为可耻的巴枯宁派无政府主义者的所作所为；这里只是把这些所作所为比较详细地描绘出来作为对现代人的教训。
写于1894年1月初
载于1894年在柏林出版的弗·恩格斯“‘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一书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
注释：
[442]“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一文前言（见注434）是恩格斯在1894年1月初把“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一文收进“‘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见注432）时写的。恩格斯在准备重印“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一文时，作了许多文字上的修改，并删掉旧的副标题：“关于西班牙最近一次起义的札记”，换上新的副标题：“关于1873年夏季西班牙起义的札记”。
在“前言”中，事件的日期有个别小小的疏忽。西班牙宣布共和的日期是1873年2月11日，举行制宪议会选举的日期是1873年5月10日。——第492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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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序[432]
这里所收集的文章除了都是为“人民国家报”写的以外，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专门评论德国以外的国际问题的。
第一篇文章“再论‘福格特先生’”，结束了这个冒牌的自然科学家兼共和主义者而实际是庸俗自由主义的波拿巴分子兼书籍制造商同马克思在1859—1860年就意大利战争问题所进行的那场论战。这篇文章最终确定了上述的福格特先生是被收买的波拿巴暗探，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1860年他的抨击性小册子“福格特先生”中自然只能提出间接的证明。[433]
第二篇文章“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描述西班牙1873年七月起义期间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它早先已经出过单行本。[434]无政府主义，这种对工人运动的可笑的模仿，虽然它的发展的顶峰早已过去，但是欧美各国政府还是这样殷切希望它继续存在并花费这样多金钱来扶持它，以致我们不能不注意无政府主义者的勋业。因此我们在这里把这篇文章重新刊印出来。
“波兰宣言”[435]涉及了德国对东欧关系中现在人们常常忽视的那一方面，但是，如果想要对这些关系有个正确的判断，这个方面却是不能忽视的。
对1874年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的批判[436]，正是在目前重又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在目前，与其他社会主义团体的代表同时进入法国众议院的，还有以我们的朋友瓦扬为首的几个布朗基主义者。[437]从1880年布朗基主义者回到法国以来[438]，他们有一次曾对事件的进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那就是在1887年，在格雷维退休后举行上次总统选举的那一天。国民议会的多数赞成选举茹尔·费里，这是镇压公社的可耻的刽子手中最可耻的一个，也是仅仅为了从法国和它的殖民地榨取膏脂才想统治法国的机会主义派资产阶级[439]的坏透顶的代表之一。那时巴黎准备举行起义，根据同激进派议员的协议，起义应由巴黎市参议会领导；然而军事组织是掌握在布朗基主义者手里：军官是从他们当中召募来的，而他们的军事领导人公社将领埃德取得了指挥权，并在市政厅大厦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设立了他的总参谋部。面临着起义的威胁，机会主义派让步了，选了卡诺当总统。
后来，在不久以前，当俄国舰队的水兵在巴黎做客的时候，布朗基主义者的周刊“社会主义党”[440]表现了与众不同的勇敢行为，反击了形形色色的沙文主义偏见。这种行动方式给我们一个保证：议会里瓦扬领导的布朗基派将竭尽全力，以保证在议会里有代表的所有社会主义团体的协同动作，并把这些团体联合成一个强有力的社会主义党团。
读者将会看到，在所有这些文章里，尤其是在最后这篇文章里，我处处不把自己称做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做共产主义者。这是因为当时在各个国家里那种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的口号写在自己旗帜上的人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在法国，社会民主主义者是指对工人阶级怀着或多或少持久的但总是捉摸不定的同情的民主共和主义者，即1848年的赖德律-洛兰型的人物和1874年的带有蒲鲁东主义情绪的“激进社会主义者”。在德国，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是拉萨尔派；虽然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已愈来愈深刻地意识到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的必要性，但是道地拉萨尔式的由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仍然是他们纲领中唯一被正式承认的东西。因此对马克思和我来说，用如此有伸缩性的名称来表示我们特有的观点是绝对不行的。现在情况不同了，这个词也许可以过得去，虽然对于经济纲领不单纯是一般社会主义的而直接是共产主义的党来说，对于政治上的最终目的是消除整个国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党来说，这个词还是不确切的。然而，对真正的政党说来，名称总是不完全符合的；党在发展，名称却不变。
最后一篇文章，“论俄国的社会问题”[441]，在1875年也出过单行本，现在把它重印出来不能没有一个比较详细的跋［注：见本卷第494—510页。——编者注］。关于俄国农民公社的未来这一问题，比任何时候都更引起所有考虑自己国家经济发展的俄国人的注意。我所引的马克思的一封信［注：见本卷第504—506页。——编者注］被俄国社会主义者做了各种极不相同的解释。而且最近一个时期，住在俄国国内外的一些俄国人，再三请求我对这个问题发表我的看法。长时间来我都推辞了，因为我十分清楚，我对俄国经济状况的特点了解得很不够；难道我能在同一个时间里既整理付印“资本论”第三卷，又钻研旧俄国正在用以编造临死前的财产清单（这是马克思喜用的说法）的真正卷帙浩繁的文献吗？但是人们坚持要我重印“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这篇文章，这种情况使我不得不试图从对俄国当前经济状况的历史比较研究中得出某些结论，作为对这篇旧文章的补充。虽然这些结论没有无条件地给俄国公社许诺伟大的未来，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还是试图论证了这样一个观点，即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日益临近的死亡，也将使俄国有可能大大缩短它现在已必然要经过的资本主义阶段的行程。
弗·恩格斯
1894年1月3日于伦敦
载于1894年在柏林出版的弗·恩格斯“‘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一书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
注释：
[432]这篇序言是恩格斯为了重印他在1871—1875年写的一系列著作和文章而写的，这些著作和文章集成单行本文集于1894年在柏林出版，书名是：“‘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Internationa-lesausdem《Volksstaat》（1871—75）》）。这篇序言的俄译文最先发表于“知识”丛书：弗·恩格斯“1871—1875年论文集”1906年圣彼得堡版第3—5页。——第488页。
[433]卡·马克思的抨击性小册子“福格特先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397—754页；弗·恩格斯的文章“再论‘福格特先生’”发表在1871年5月10日“人民国家报”第38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22—330页。——第488页。
[434]恩格斯“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一文刊载在1873年10月31日、11月2日和5日“人民国家报”第105、106和107号上，接着便印成单行本：“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关于西班牙最近一次起义的札记”［1874年］莱比锡版（《DieBakunistenanderArbeit．DenkschriftüberdenletztenAufstandinSpanien》．Leipzig［187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521—540页）。——第488页。
[435]指“流亡者文献”一组文章中的第一篇。“流亡者文献”发表在1874年6月至1875年4月的“人民国家报”上。这篇文章载于1874年6月17日“人民国家报”第69号。文章的标题“波兰宣言”是作者在1894年把这篇文章收进“‘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时加上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571—578页）。——第488页。
[436]指“流亡者文献”一组文章中的第二篇，载于1874年6月26日“人民国家报”第73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579—587页）。文章的标题“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是恩格斯在1894年把这篇文章收进“‘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时加上的。——第488页。
[437]在1893年8月20日和9月3日法国众议院选举中，选出了5名布朗基主义者：瓦扬、博丹、肖维埃尔、马·桑巴、瓦尔特。——第489页。
[438]法国在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影响下在1880年通过了一项赦免公社社员的法律（7月11日颁布）；这使公社的许多被流放的人和流亡者得以返回祖国。——第489页。
[439]恩格斯说的“机会主义派资产阶级”是指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即所谓的“机会主义派”（见注384）。——第489页。
[440]“社会主义党。中央革命委员会机关报”（《LePartisocialiste．OrganduComitéRévolutionaireCentral》）是布朗基派的一家周刊；1890年至1898年在巴黎出版。——第489页。
[441]“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是“流亡者文献”这一组文章中的第五篇即最后一篇，这篇文章刊载在1875年4月16、18和21日“人民国家报”第43、44和45号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610—623页），接着便印成单行本：《SocialesausRuβland》，Leipzig，1875，恩格斯还为单行本写了一篇不长的导言（同上，第641—644页）。恩格斯把这篇文章连同导言一并收进“‘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第490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致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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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431]
1893年12月19日于伦敦
亲爱的公民们：
感谢你们盛情邀请我参加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非常遗憾的是，我不能接受这一邀请，因为我有一些重要的和刻不容缓的事情要做。因此我只能祝你们的代表大会取得它应有的一切成就。希望你们的努力将使大学生们愈益意识到，正是应该从他们的行列中产生出这样一种脑力劳动无产阶级，他们负有使命同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在一个队伍里肩并肩地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发挥巨大作用。
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向大学要求的仅仅是律师，作为培养他们的政治活动家的最好的原料；而工人阶级的解放，除此之外还需要医生、工程师、化学家、农艺师及其他专门人材，因为问题在于不仅要掌管政治机器，而且要掌管全部社会生产，而在这里需要的决不是响亮的词句，而是丰富的知识。
致兄弟般的敬礼
弗·恩格斯
载于1894年3月25日—4月10日“社会主义者大学生”报第8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社会主义者大学生”报，并根据草稿校对过
注释：
[431]这封贺信是恩格斯为答谢邀请他参加社会主义者大学生国际代表大会而写的，发表在“社会主义者大学生”报上（一同发表的还有格·瓦·普列汉诺夫和社会主义运动其他活动家的贺信）和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杂志“日子”（《День》）1894年第4—5册上。
根据日内瓦社会主义者大学生小组的倡议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于1893年12月22日至25日在日内瓦举行。参加大会的有阿尔明尼亚、比利时、保加利亚、意大利、德国、波兰、罗马尼亚、俄国、法国和瑞士等大学生组织的代表共26人。代表大会研究了关于脑力劳动工作者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关于反犹太主义、关于无政府主义、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等问题。代表大会的决议贯彻了第二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和苏黎世代表大会的决议的精神。大会还建议在学生中进行积极的社会主义宣传，并决定在日内瓦设立旨在建立和加强各国社会主义者大学生的联系的国际书记处。
“社会主义者大学生”（《Ｌ’étudiantsocialiste》）是一家社会主义的双周报，从1891年起在布鲁塞尔出版；起初是比利时社会主义者大学生联合会的机关报，从1893年年底起是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书记处的机关报。——第487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致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
致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
1893年12月1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尊敬的同志：
请您转达我对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理事会和会员们的最真诚的谢意，感谢他们对我七十三岁生日的盛情祝贺。祝协会永久繁荣，愿它永远高举它在英国这里第一次举起的老的红旗！
致真挚的敬礼
弗·恩格斯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46年第1版第29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1893年9月22日在柏林的社会民主党人大会上的演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
1893年9月22日在柏林的社会民主党人大会上的演说[427]
报纸上的报道
同志们！
我衷心感谢你们对我的出色接待，这种接待我是当之有愧的。在这里我只能重复我在苏黎世和维也纳已经说过的话。［注：见本卷第479—482页。——编者注］我不把它看做是对我个人的接待，而看做是对一个伟人的同事和战友，对卡尔·马克思的斗争中的同志的接待，在这个意义上，我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给予我的东西。你们知道，我不是一个演说家，也不是一个议会活动家，我是在另一个方面工作的，我主要是在自己的书房里从事笔头工作。不过，我还是想对你们说几句话。我上一次看到柏林，已经是将近五十一年前的事了。[428]同那时比起来，柏林完全变了样。那时候它是个小小的所谓“王都”，居民几乎不满三十五万人，靠为宫廷、贵族、驻军和官吏服务来维持。现在它已是拥有差不多两百万居民的、靠工业来维持的巨大的首都；今天即使宫廷、贵族、驻军和官吏都搬到别的地方去，柏林也还是柏林。而且柏林的工业发展还引起了另一个变化。在那个时候，柏林还没有一个社会民主党人；那时人们甚至还不知道，什么是社会民主党；现在呢，几个月以前这里举行了柏林的社会民主党的检阅，党显示了自己的力量——获得了将近十六万张选票[429]；柏林选出的六个议员中有五个是社会民主党人。在这方面，柏林走在欧洲所有大城市的前头，甚至远远超过了巴黎。
而且不仅是柏林，德国所有其他地方也都完成了同样的工业革命。我有十六年不在德国了。[430]你们都知道——因为你们都亲身体验过——从1878年起，这里由反社会党人法统治着，现在你们已幸运地把它废除了。当这项法律还生效的时候，我一直避免到德国来；我想使当局免除把我驱逐出境的麻烦，要知道，我一到德国来就得立刻把我驱逐出境。（全场欢动，有人喊道：“确实是这样！”）现在，在我这次的旅行中，我已经看到，德国的经济状况有了多大的转变。在上一代，德国是个农业国，三分之二的居民是农村居民；现在它已是个头等的工业国，整个莱茵河两岸，从荷兰边境到瑞士边境，在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看到突突冒烟的工厂烟囱。初看起来，仿佛这只是和资本家有关系的事。但是资本家在发展工业时不仅造出剩余价值，他们还造出无产者，他们使中等阶层——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破产，他们使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抗达到极点；而谁造出无产者，他也就造出社会民主党人。资产阶级对社会民主党在每一次新的帝国国会选举中获得的票数不可遏止地增长感到吃惊，他们问道：这是怎么回事？要是他们稍微聪明一点，他们本来应该知道，这是他们亲手造成的！于是产生了这样的结果：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全世界最统一、最团结、最强有力的党，由于它在斗争中有冷静的头脑、严格的纪律和蓬勃的朝气，它从胜利走向胜利。社会民主党人同志们！我确信今后你们也能履行自己的责任。最后让我高呼：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
载于1893年9月26日“前进报”第226号附刊和1893年10月6日“工人报”第40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前进报”，并根据“工人报”校对过
注释：
[427]恩格斯从瑞士回去时，在造访维也纳以后来到柏林，1893年9月16日至28日他都在柏林。他在这里，也同在维也纳一样，受到了友好的接待，恩格斯自己在1893年10月7日给左尔格的信里曾经提到这件事。在此期间警察当局也密切注视着恩格斯的行踪，保存下来的维也纳警察局和柏林警察局的密探的报告可以证实这一点。
恩格斯的演说是在柏林为欢迎他而在1893年9月22日举行的大会上作的。参加大会的达四千人。9月26日恩格斯出席了同志宴会，威·李卜克内西在宴会上祝酒，指出了恩格斯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杰出作用。——第483页。
[428]恩格斯指自己于1841年9月至1842年10月作为志愿兵在柏林服兵役。——第483页。
[429]指德国社会民主党获得很大胜利的1893年6月的帝国国会选举。恩格斯在同英国报纸“每日纪事报”记者的谈话（见本卷第631—636页）中对这次选举的结果作了评价。——第484页。
[430]恩格斯在1893年到德国去之前，曾经在1876年8月初到德国去过，当时他是去海得尔堡处理家庭事务。——第484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1893年9月14日在维也纳的社会民主党人大会上的演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
1893年9月14日在维也纳的社会民主党人大会上的演说[425]
报纸上的报道
亲爱的同志们！
今天晚上我受到了当之有愧的接待，在我离开这个会场以前不能不对此表示深切的、衷心的感谢。我必须说，可惜现在只能由我来享受我的亡友马克思的荣誉了。我是在这个意义上接受你们的热烈欢迎的。如果说我在参加运动的五十年中的确为运动做了一些事情，那末，我并不因此要求任何奖赏。我的最好的奖赏就是你们！到处有我们的同志：在西伯利亚的监狱里，在加利福尼亚的金矿里，直到澳大利亚。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大的国家，在那里社会民主党没有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现在全世界无论做什么事，都得看看我们的神色。我们就是一个使人畏惧的强国，一个比其他强国更能起决定作用的强国。这使我感到骄傲！我们没有白活，我们能够自豪地、满意地回顾自己的事业。［注：这句话在发表于“新自由报”的报道中是：“现在你们正在进行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它是无产阶级手里最重要的工具之一。普选权是检验党的影响、计算党的力量的唯一手段。最近二十年的德国历史教导我们认识这一点。”——编者注］在德国，有人曾想用暴力来镇压运动，每一次，社会民主党都以资产阶级完全意料不到的方式作了回答。在每一次新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的选票总是不可遏止地增长，这使资产阶级战栗，使卡普里维战栗，使所有的执政者战栗（暴风雨般的掌声）。刚才一位讲演人［注：洛伊特纳。——编者注］提到，在国外，社会民主运动总是被人估计不足。亲爱的同志们，我走过维也纳的街道，看了资产阶级如此殷勤地为未来的无产阶级建造的非常漂亮的大厦（会场大为活跃），我还请人指给我看了你们曾经正大光明地占领过的富丽堂皇的市政厅大厦。从你们占领市政厅大厦的那一天起，谁也不会再对你们估计不足了（掌声雷鸣）。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日子。那时候我正在伦敦，看到了英国报纸记者们的那种惶恐的样子，当时他们报道说，7月9日无产阶级占领了维也纳[426]，而且是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巧妙地占领了它。（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与会者一再高呼：“恩格斯万岁！”）
载于1893年9月15日“新自由报”第10440号和1893年9月22日“工人报”第38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工人报”，并根据“新自由报”校对过
注释：
[425]恩格斯同倍倍尔一起（在苏黎世代表大会后）从瑞士回去的时候，在维也纳逗留了几天。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为此于1893年9月11日组织了欢迎恩格斯和倍倍尔的晚会，据1893年9月15日“工人报”的报道，大约有六百人出席了晚会。但是想向恩格斯致敬的人比这多得多，因此又在1893年9月14日举行了庆祝苏黎世代表大会胜利闭幕的大会，大约有二千人出席。代表大会的参加者（维·阿德勒、奥·倍倍尔等人）在这次会上讲了话，最后恩格斯作了演说。
恩格斯的演说的报道，除载于“工人报”和“新自由报”外，还载于1893年9月17日“前进报”第219号。——第481页。
[426]恩格斯指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于1893年7月9日组织的维也纳工人争取普选权大示威。共有四万多人参加了示威。在示威的时候举行了许多工人大会，在维也纳市政厅大厦里也举行了工人大会。——第482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1893年8月12日在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
1893年8月12日在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422]
记录
男女公民们！
请允许我把我说过的话（演讲人刚才是用英语和法语讲的）译成我祖国的语言——德语。你们对我的这种意料之外的盛大接待使我深受感动，我认为这不是对我个人的接待，我只是作为那个肖像就挂在那上面的伟人（指马克思）的战友来接受它的。自从马克思和我加入运动，在“德法年鉴”上发表头几篇社会主义的文章以来，已经整整五十年过去了。从那时起，社会主义从一些小的宗派发展成了一个使整个官方世界发抖的强大政党。马克思已经去世了，但是如果他现在还活着，那末在欧美两洲就不会有第二个人能怀着这样理所当然的自豪心情来回顾自己毕生的事业。还有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1872年举行了国际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423]。在这次大会上发生了两件事情。第一，同无政府主义者彻底划清了界限。这个决定是否多余呢？巴黎代表大会、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和这次代表大会都不得不做同样的事情。[424]第二，国际停止以旧形式进行活动。当时是喝饱了光荣的公社鲜血的反动势力猖獗到了极点的时候。旧的国际如果继续进行活动；就只会造成得不偿失的牺牲；国际把自己的会址迁到了美国，也就是退出了舞台。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得到机会以独立自主的形式组织起来。这一点实现了，因而现在国际要比从前强大得多了。我们也应当按照这一方向在共同的基础上继续我们的工作。为了不致蜕化成为宗派，我们应当容许讨论，但是共同的原则应当始终不渝地遵守。自由联合和历次代表大会所支持的自愿联系——这就足以保证我们取得胜利，这种胜利已是世界上任何力量都不能从我们手中夺去的了。
这里有这样多的英国代表出席，这一点使我特别感到高兴，要知道英国人在组织工人方面是我们的老师；但是，尽管我们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他们也毕竟在这里看到了一些新的、他们可以学习的东西。
我路过德国时，不止一次地听到有人对反社会党人法的垮台表示惋惜。据说，同警察作斗争要更有意思得多。像这样的战士，全世界任何警察、任何政府都是制服不了的。
我受主席团的委托宣布代表大会闭幕。国际无产阶级万岁！（全场暴风雨般的祝贺声、经久不息的欢呼声。与会者全体起立齐唱“马赛曲”）
以报道或记录的形式载于1893年8—9月的一些社会主义报纸和工人报纸上，并载于1894年在苏黎世出版的小册子：“1893年8月6日至12日在苏黎世音乐厅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记录”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小册子译的
注释：
[422]在苏黎世举行的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上，恩格斯在1893年8月12日的最后一次会议上作了演说。恩格斯在欧洲旅行并预先访问了德国之后，来到苏黎世。在最后一次会议上，代表大会主席团委托恩格斯以名誉主席的身分宣布代表大会闭幕。
恩格斯的演说当时被广泛地发表在工人和社会主义的报刊上。它的记录发表在1893年8月15日“前进报”第190号附刊和1893年9月1日“工人报”第35号上（略有删节），同时还发表在1893年9月2日“社会主义者报”第155号和其他机关报刊上。
在苏黎世举行的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于1893年8月6—12日举行。出席大会的有18个国家的411名代表，英国代表团的人数比过去两次代表大会都要多得多，这证明旧工联领导人阻挠英国工人参加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企图遭到了惨败。在代表大会筹备期间以及在代表大会上，马克思主义者都得同无政府主义者作激烈的斗争。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代表大会的人数很多，他们不顾早先通过的关于只允许承认政治斗争必要性的组织参加代表大会的决议，强迫代表大会一开始就辩论怎样理解“政治活动”的问题；他们企图迫使代表大会接受他们把政治活动看做恐怖行动的理解。根据倍倍尔的建议，代表大会对早先已经通过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作了专门的补充，根据这一补充，所谓政治活动，就是工人政党利用政治权利和立法机关来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服务，来夺取政权这个补充通过后，无政府主义者不得不退出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主要讨论了同工人运动的策略有关的问题：关于庆祝五一节，关于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策略，关于社会民主党人在爆发战争时的立场。
在讨论关于庆祝五一节的问题时，代表们批评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坚持要把庆祝活动改在5月的第一个星期日的立场。代表大会认为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是正确的。关于第二个问题，通过了一项决议，认为议会斗争形式和非议会斗争形式必须结合起来。但是，过分地强调争取改良的重要性这一点证明了：对议会活动的作用的估计是过高了，改良主义情绪在第二国际的各个党内有了一定程度的增长。
关于社会民主党对战争的态度问题在代表大会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个问题的报告人是格·瓦·普列汉诺夫。代表大会否决了纽文胡斯关于在战争爆发时举行总罢工的无政府主义提案，并且确认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的基本原则，但作了一点补充：号召工人为争取裁军而进行斗争，责成社会主义者议员在议会中投票反对军事拨款。——第479页。
[423]恩格斯指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见注134）。——第479页。
[424]见注97和注241。——第479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致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编辑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
致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编辑部[420]
1893年6月9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同志们：
我衷心地感谢你们给我寄来了你们的“社会民主党人”第2期；我想通过这封信的标题向你们说明，我至少已经开始懂得你们的语言。［注：在恩格斯的信中，对编辑部的称呼是用保加利亚文写的：《Доредакциятанасборникъ《Социалъ-демократъ》》——编者注］国际主义提出的要求逐年在增长。在1848年以前，人们可以认为，只要多少懂一些西欧和中欧的主要语言就够了，但是今天情况却已经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为了能跟上社会主义向东方和东南方的进展，我甚至在晚年还得去学习罗马尼亚文和保加利亚文。但是住在西方的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对我们在亚洲边境上的这些东南方前哨的喜悦，它们正在把马克思树立的现代无产阶级的旗帜一直插到黑海和爱琴海岸——要是马克思能亲眼看到这些该多好啊！——，它们用俄国无产阶级先进战士的社会主义著作来对抗沙皇的声明，并且以此来回答俄国沙皇政府的利诱和威胁。看到普列汉诺夫的著作译成了保加利亚文，我非常高兴。[421]
国际社会主义万岁！［注：这句口号恩格斯是用保加利亚文写的：《Даживъе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ниясоциализмъ！》——编者注］
你们的弗·恩格斯
载于1893年“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第3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并根据“社会民主党人”杂志校对过
注释：
[420]居住在日内瓦的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人斯托扬·诺科夫把1892年“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第2期寄给恩格斯，恩格斯写了这封复信。恩格斯通过诺科夫把信寄给编辑部，编辑部把信译成保加利亚文发表在1893年“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第3期上，标题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信”。编辑部在恩格斯的信后边写了一篇不长的后记，简要介绍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们、首先是恩格斯的活动，举出对保加利亚有重大意义的恩格斯的几篇著作。
“社会民主党人”（《Ｃｏｕｕａлъ-бｅмｏｋｐａｍъ）》是一家保加利亚的社会、文学季刊，1892年至1893年在塞夫利厄伏市出版。该刊编辑是日内瓦大学学生斯·巴拉巴诺夫（赫利斯托夫）和克·拉柯夫斯基，他们在瑞士准备好材料，再寄给保加利亚的出版者去发排。该杂志刊载过几篇译成保加利亚文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在第3期上，除了上述恩格斯的信以外，还刊载了恩格斯写的马克思传记，恩格斯所著“‘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的一部分，以及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章第三节。该杂志还发表过格·瓦·普列汉诺夫、保·拉法格以及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其他活动家的文章。
“社会民主党人”编辑部试图把西欧工人运动的思想和方法传入保加利亚。但是，杂志的出版者们的理论观点不明确，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的许多理论问题上带来了混乱。编辑部的缺陷是脱离保加利亚的社会政治生活。“社会民主党人”曾反对为在保加利亚建立革命的社会民主党而斗争的季·尼·布拉哥也夫的马克思主义小组。——第477页。
[421]1892年“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第2期刊载了译成保加利亚文的格·瓦·普列汉诺夫的著作：“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俄国社会主义者在与饥荒的斗争中的任务”。——第478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1893年五一节致西班牙工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
1893年五一节致西班牙工人[418]
看来，无产阶级革命要推翻一切，甚至要推翻时间的顺序。至少在西班牙，同任何历法相反，5月1日是跟在5月2日后面[419]。过去西班牙工人纪念5月2日，而现在他们庆祝这个月的1号。
从5月2日到5月1日，——我们取得了多么巨大的进步！实际上，1808年5月2日发生过什么事呢？一方面是外国的入侵，另一方面是马德里的人民。［注：手稿中接着删去了：“在外国军队后面的是拿破仑，他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所谓代表、实际上他在本国是暴君、对邻国是侵略者。在马德里人民后面的是愚痴的波旁王朝、封建贵族、僧侣。这是一种惊人的混杂！”——编者注］从表面上看这很简单。实际上情况十分错综复杂。为了反对外国的入侵和拿破仑的暴政，西班牙人民必须同时反对法国的革命，［注：手稿中接着删去了：“而法国革命的产物就是拿破仑”。——编者注］为了重新争得本国的独立，同一个西班牙人民不得不恢复贵族和僧侣所支持的狂热的白痴斐迪南七世的专制独裁。
意大利、德国、甚至法国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意大利和德国只有把自己交给君主的、封建的和教权派的反动势力，才能摆脱拿破仑的压迫。
就是这样，各民族之间的战争使初看起来极其简单明了的局势变得错综复杂了。
然而从5月2日到5月1日的进步是多么巨大啊！5月1日标志着一个清楚而明显的形势——出现了两个截然不同和彼此对立的阵营：一边是在普遍解放的红旗下走向胜利的国际无产阶级，而另一边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剥削特权而联合起来的各国有产阶级和反动阶级。斗争已经开始，红旗已经展开，胜利已有保障。前进！
写于1893年4月
手稿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6年第1版第16卷第2部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草稿译的
注释：
[418]给西班牙工人的五一贺信是恩格斯应西班牙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帕·伊林列西亚斯的请求写的。伊格列西亚斯曾在1893年4月写信给恩格斯，请他为“社会主义者报”五一号写一篇文章。——第475页。
[419]1808年5月2日，马德里爆发人民起义，反对占领西班牙的拿破仑军队。起义遭到法国军队的残酷镇压。但是起义为西班牙人民争取独立的民族解放斗争奥定了基础。西班牙人民怀念为祖国解放而斗争的战士，每年都要纪念5月2日这一天。——第475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尽管如此——为庆祝1893年五一节给法国工人的贺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
尽管如此
为庆祝1893年五一节给法国工人的贺信
也许是我错了，但是我觉得，今年的五一节不会像过去三年那样，在国际无产阶级生活中起压倒一切的作用。
在欧洲几个大国中，看来只有奥地利想使五一示威游行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奥地利工人确实没有其他的斗争手段了。
同普选比较起来，今年五一节的意义，在法国无疑是、在德国很可能是、在英国可能是退居次要地位了。在普选中，无产阶级将获得新的阵地，而且必然会获得新的阵地。［注：手稿中接着有如下一段被删掉：“在比利时，就在五一节的前夕，无能的政府和目光短浅的资产阶级正在玩火，他们似乎想引起一场能燃遍整个欧洲的大火。”[416]——编者注］
因此，如果五一节由于普选的临近而在某一方面受到一些影响，我们也不应为此感到不安。这决不意味着我们更弱了，而是恰恰相反。
示威游行是一桩非常好的事情，但只是在我们没有更好的斗争手段时才是这样。
请资产阶级不要得意的过早吧。
我们还要同他们在票箱旁见面，以后还要在波旁王宫[417]见面！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4月14日于伦敦
载于1893年4月23日“社会主义者报”第134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社会主义者报”，并根据草稿校对过
注释：
[416]恩格斯指1890—1893年在比利时开展的争取实施普选权的斗争。由于在工人党领导下进行了群众性的发动和罢工，众议院于1893年4月18日通过了关于普选权的法律（4月29日由参议院批准），但是作了一些有利于统治阶级的限制。按照这一法律，在比利时实施了以年满二十五岁，居住期限满1年作为限制条件的男子普选权。此外，该法律还规定了多次投票制——对某几类的选民，可以根据他们的财产状况、教育程度和供职情况，多给一两张选票。——第473页。
[417]法国的众议院设在巴黎的波旁王宫。——第474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五一节致捷克同志们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
五一节致捷克同志们[414]
1848年回忆片断
当时卡尔·马克思在维也纳[415]会晤了布拉格书商鲍洛施，他是奥地利国民议会中德意志波希米亚党团的领袖。鲍洛施痛心地诉说了波希米亚的民族纠纷以及所谓捷克人对波希米亚的德意志人的强烈仇恨。马克思问他，波希米亚的工人在这方面的情况怎么样。鲍洛施答道：“那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工人一加入运动，这种现象就告终，就不分什么捷克人或德意志人，大家就都在一起了。”
两个民族的波希米亚工人在当时只是感觉到的事情，现在他们理解到了；他们理解到：所有这些民族纠纷只是在大封建主和大资本家统治时期才有的，民族纠纷只是为永远保持这种统治服务的，捷克工人和德意志工人有着共同一致的利益，当工人阶级一取得政治统治地位，一切引起民族不和的借口就会消灭。因为工人阶级就其本性来说是国际主义的，它将在即将来临的五一节这一天再一次证实这一点。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3年4月8日于伦敦
载于在布拉格出版的专刊“1893年五一节”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草稿译的，并根据捷克文的专刊校对过
注释：
[414]这篇短文是恩格斯应捷克社会民主党报纸“社会民主党人报”（《SociálníDemokrat》）编辑部的请求而写的；该报编辑部曾于1893年3月写信给恩格斯，请他为捷克社会民主党人筹办的五一专刊写一篇短文。这个专刊还刊登了保·拉法格、奥·倍倍尔和其他活动家给捷克工人的贺信。——第472页。
[415]马克思曾于1848年8月底至9月初到维也纳去了一趟，目的是加强同奥地利民主主义组织和工人组织的联系，促使它们更坚决地同奥地利的反革命势力作斗争，同时也指望得到继续出版“新莱茵报”的经费。——第472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为庆祝1893年五一节给奥地利工人的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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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1893年五一节给奥地利工人的贺信[411]
伦敦。奥地利的同志要我为他们的五一节报纸写几句话。我能向你们说些什么呢？应当怎样庆祝五一节，你们比我知道的更清楚。你们从一开始就证明了这一点。从1890年起，奥地利工人每年都向所有其他国家的兄弟们表明：从无产阶级的观点来看，真正的五一节是意味着什么。任何地方都不能同你们相比，或者哪怕只是重复你们的例子。
的确，奥地利的五一节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具有重大得多的意义。在德国，1890年可以举出刚刚结束的帝国国会选举，这是一次对德国工人阶级战斗力量的大检阅，在它面前，任何五一庆祝活动都要显得逊色。在法国，在普选权基础上进行的、同时也给工人带来巨大胜利的市镇选举[412]恰好发生在1892年5月1日；在5月1日这一天，人们当时得为无产阶级事业进行工作，而不是进行庆祝活动。可是在你们奥地利，工人还没有选举权，至于你们那里的出版自由、结社和集会权利等情况，则从政府参事查普卡男爵先生在帝国议会回答质询时所做的说明[413]就可以一目了然。因此，当奥地利工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始终不渝地坚持进行五一庆祝活动时，他们是正确的，无论如何是正确的。对于其他国家的工人来说，这一节日主要是国际的问题；因此也可能由于国内的特殊条件，这个节日要退居次要地位。对于奥地利人来说，它不仅是国际的问题，而且也是，也许还主要是国内的问题；因此在他们那里，它无疑始终是居于首要地位。
但愿今年的五一节也像以往那样过得有声有色。
写于1893年3月—4月初
载于“工人报”社出版的专刊“庆祝1893年五一节”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五一专刊译的
注释：
[411]给奥地利工人的贺信是恩格斯应奥地利5月1日的专刊“庆祝五一节”编辑米·沙赫尔的请求写的；米·沙赫尔在1893年1月14日就这个问题给恩格斯写了一封信。
贺信是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信”为题发表的。这个专刊还刊载了马克思的女儿——劳拉·拉法格和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以及保·拉法格、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格·瓦·普列汉诺夫和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其他活动家为庆祝五一节给奥地利工人的贺信和关于无产阶级节日的文章。——第470页。
[412]在1892年的市镇选举中，法国工人党取得了巨大胜利，获得了10万张以上的选票。——第470页。
[413]恩格斯指政府参事查普卡在1893年1月17日奥地利帝国议会会议上承认（在他回答社会民主党议员的质询时）地方当局在奥地利的一些地区破坏结社和集会权利的行为是非法的。——第47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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