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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决战之夜第二十七章决战之夜革命的12点钟快到了。斯莫尔尼宫变成了一座堡垒，它的顶楼上有20来挺机枪，是前执行委员会遗留下来的。斯莫尔尼宫的警卫队长格列科夫上尉是公开的敌人。为此，机枪队长专门来告诉我：机枪手们服从布尔什维克指挥。我派了一个人（大概是马尔金）去检查机枪。发现机枪的机件失修，根本没有保养。机枪手们一贯偷懒，正是因为不愿意保卫克伦斯基。我把一支可靠的机枪队调入斯莫尔尼宫，当时正是10月24日①灰蒙蒙的清晨。我在楼上、楼下各层间走动：一方面是为了别老呆在一个地方不动，另一方面是需要检查一下是否一切妥当，鼓励需要鼓励的人。在斯莫尔尼宫那几条半明不暗走廊的石板地上，士兵们脚步咚咚地拖着隆隆作响的机关枪。这就是我新调来的机枪队。还留在斯莫尔尼宫里的少数社会民主党人和孟什维克从门缝里探出睡意朦胧、惊惶万状的脸。这阵悦耳的声响不会预示什么好兆头。他们便一个接一个地匆匆溜出了斯莫尔尼宫。于是我们便成了整个建筑物的主人。它将把自己布尔什维克的头高扬在城市和全国的上空。①当时，俄国正式使用旧历，按公历是11月6日。这就是有时称做十月革命，有时称做十一月革命的原因。清晨，我在楼梯口碰见了两位工人，一男一女，他们从党的印刷所跑来，累得气喘吁吁。政府封闭了党中央机关和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报纸。政府派来的几个特务在士官生们的陪同下封闭了印刷所。乍一听到这个消息不由得产生了一个印象，即形式的东西对人的头脑竟有如此之大的威力。“难道不能把封条撕下来吗？”女工问。“撕吧，”我回答说，“为了安全起见，我们给你们派一个警卫队。”“工兵营驻扎在我们附近。士兵肯定会支持我们的。”女工自信地说。革命军事委员会立即颁布命令：1,“革命报刊的印刷所必须启封；2，建议编辑部及排字工继续出版报刊；3，保卫革命印刷所，防御反革命骚乱的光荣任务赋予立陶宛团和第六预备工兵营的英勇士兵。”从此，印刷所的工作没有间断过，两份报纸继续照常出版。24日在电话局遇到了困难，士官生盘踞在那里。在他们的保护下话务员开始反对苏维埃，不给我们接线。这还是第一起孤立出现的怠工事件。革命军事委员会派水兵部队前往电话局。他们在大门日安下两门小炮，电话便通了。管理机关的占领是这样开始的。在斯莫尔尼宫的三楼拐角上的一间小房间里，委员会在不停地进行着会议。有关军队调动、士兵和工人的情绪、在军营里进行的宣传鼓动、大屠杀组织者的意图、资产阶级政客和外国大使馆的阴谋、冬宫的状况、前苏维埃各政党的会议等各方面的消息都集中到这里。来报告消息的人来自各行各业：有工人、士兵、军官、看门人、社会主义者、仆人和小官吏的妻子等等。有许多人报上来的纯粹是无稽之谈，有些人却提供了重要而有价值的情报。我几乎整整一个星期没有离开过斯莫尔尼宫，和衣在皮长沙发上过夜。我只能抽空睡一会儿，而且还经常被信使、侦察人员、自行车队士兵、电报员和不断的电话铃声唤醒。决战的时刻即将来临，很清楚，回头路是没有的。24日夜晚，革命委员会成员们分赴各区。这里只剩下我一个人。稍晚一些时候来了加米涅夫。他是反对起义的。但愿意和我一起度过这决战之夜。于是我们俩就呆在三楼拐角的小房间里。在这决战之夜，它很像船长的舰楼。隔壁一间大而空旷的房间是电话间。大事小事都往这里打电话。阵阵铃声更加强烈地衬托出警觉的寂静。很容易想象出当时彼得格勒的夜色：空旷的街道，灯光昏暗，秋季海风四处吹动，资产者和官吏阶层的人们蜷缩在被窝里，尽力猜想在那可疑而危险的街道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工人区则是紧张的战地野营。在沙皇宫殿里，各种委员会和各参政党在协商会议中累得精疲力尽，在这里，活的民主幽灵碰上了徘徊不去的君主政治之灵。大厅里绸缎和金碧辉煌的色彩时而因煤炭缺乏而沉浸在黑暗之中。各区都有工人、水兵、士兵小分队在值勤，年轻的无产阶级战士斜挎着步枪和机枪的子弹带，街上纠察队在簧火旁取暖。在这个秋夜里，首都就要从一个时代跨入另一个时代，它的精神生活就集中在这20多台电话机上。从各个市区、各郊区和进首都的各个要道口来的消息都汇总在三楼的房间里。看来一切都已考虑周全、指挥人员各就其位、通信有保障。似乎没有遗漏什么了。在脑子里再检查一次。今晚是决战之夜。头一天，我在对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的报告中，确信不疑地说：“如果你们不动摇，内战就不会发生。我们的敌人将立即投降，你们也可以得到你们应得的位置。”对胜利决不能有丝毫怀疑。起义的胜利是有十分把握的。但是，这几个小时仍是提心吊胆、十分紧张。因为即将来临的夜晚将决定一切。政府一方面动员士官生，一面下令“阿芙乐尔号”巡洋舰驶出涅瓦河。命令是针对那些布尔什维克水兵的，也就是在8月间斯科别列夫恭敬地请求他们保卫冬宫免遭科尔尼洛夫攻击的那些水兵。海员们向革命军事委员会请示应该怎么办。“阿芙乐尔号”在那夜仍然屹立在前一夜抛锚的地方没有动。有人从帕甫洛夫斯克给我打来电话报告：政府从那里调动炮兵；从皇村调了一个突击营；从彼得戈夫抽调准尉学校。克伦斯基正把士官生、军官、妇女突击队员调进冬宫。我则派委员们在通往彼得格勒各要道口建立牢固的武装警戒线。派遣宣传员去对付政府调来的队伍。一切往来的联络都使用电话，完全可以被政府特务窃听。但是，它是不是还会监听我们的电话呢？“如果你们不能用宣传来阻止他们，就使用武器。你们要用生命来担保。”我再三重复了这句话。不过，我自己也还不完全相信自己命令的威力。革命过于轻信、宽宏大量、乐观和轻浮，它以武装力量威胁多于真正动武，它仍然希望用谈判来解决一切问题。当前，这样还可以行得通。聚集起来的敌对分子被它的热气一吹，就烟消云散了。还在24日，我曾颁布命令：一旦在街上发现破坏活动，立刻动用武器无情惩罚。但敌人连想也不敢想上街，纷纷躲了起来。整个街道都在我们手里。在通往彼得格勒的各要道口，我们的委员彻夜不眠。准尉学校和炮兵部队没有响应政府的号召，只有一部分奥拉宁包姆士官生趁着夜色越过了我们的警戒线。我通过电话监视着他们下一步的动向。最后，他们的行动以派人到斯莫尔尼宫谈判告终。临时政府寻找支援纯属徒劳，它的基础已经丧失殆尽。新调来的机枪队加强了斯莫尔尼宫的外围警戒。我们与各卫戍部队的联络畅通无阻，各团内的值勤连彻夜不眠，委员们都各就各位。各战斗部队的代表都在斯莫尔尼宫听候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调遣，以防总部和各部队之间的通讯联络中断。各区的武装部队在街道行动，占领了一个又一个机关，有时按门铃，有时不按铃就直接把门打开。这些部队几乎到处都遇到急不可耐地等待着他们的朋友。派往各车站的特派员们敏锐地监视着来往的火车，特别注意军事调动的情况。没有任何令人不安的消息。城里最重要的地方未经战斗和流血牺牲就都转入我们的手中，我们几乎未遇到任何抵抗。电话里传来消息：“我们在这里。”一切都好，好得不能再好了。现在我可以离开电话机了。我坐到长沙发上。紧张的神经松弛下来。一阵疲倦感像波浪一样冲上头来。“给支烟吧！”我对加米涅夫说。在那些年里我还在吸烟，尽管吸得不多。我深深地吸了两口，刚刚在心里说：“就是缺这个，”就失去了知觉。当身体有病痛时发生昏厥的毛病是从母亲身上继承下来的。一位美国医生据此认为我患有癫痫病。醒来时，我看见加米涅夫俯身看着我，满脸惊慌。“是不是需要搞点什么药来？”他问。“最好能搞点吃的来，”我想了想回答说。我尽力思索最后一顿饭是什么时候吃的，但是想不起来，反正不是昨天吃的。第二天早晨，我浏览了一下资产阶级和妥协派的报纸。报纸对已经开始的起义只字不提。它们只是连篇累牍、喋喋不休地叫喊什么武装士兵即将开赴前线、溃败、不可避免的流血牺牲以及一场政变等等，而对实际上已经发生的起义却视而不见。报界对我们同参谋部的谈判信以为真，把我们的外交声明当作是举棋不定。而在这时，我们的士兵、水兵、赤卫军各部队奉从斯莫尔尼宫贵族女子学院发出的命令，正在没有一点儿骚乱，没有冲突，几乎是不放一枪、不流一滴血的情况下占领了一个又一个机关。清晨，当居民们揉着惊恐的眼睛醒来时，已是身在新政体之中了难道布尔什维克真的夺取了政权？市杜马的代表团来拜见我，提了几个不可思议的问题：问我们是否准备出征，有多大规模，在什么时候？杜马有必要“在24小时之内”了解这些情况；苏维埃采取什么措施来保障安全和秩序？等等，等等。我没有正面回答，但对他们解说了辩证的革命观，并建议杜马通过一个代表参加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工作。这个建议比起义本身更叫他们害怕。最后我像往常一样，本着武装防御的精神说：“如果政府用铁来对付我们，我们将用钢来回报”。“你们会不会因为我们反对把政权交给苏维埃而解散我们呢？”我回答说：现杜马反映昨天；如果发生冲突，我们将建议居民群众就政权向题重新选举杜马。代表团离开时，像来时一样糊涂。但却给我们留下了更加坚定的胜利信心，一夜之间，发生了某些根本的变化。3个星期以前我们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取得了多数。但那时我们只是一面旗帜，没有印刷所，没有经费和下设行政部门。就在这一夜里政府还做出了逮捕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的决议，搜集我们的住址。但现在杜马竟派代表来找“被逮捕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探听自己的命运了。政府依然盘踞在冬宫，但已经变成了自己的影子，在政治上它已经不存在了。冬宫从10月25日以来逐渐被我们部队从四面八方团团围住。中午1点钟，我对彼得格勒苏维埃作当前的形势报告。对这个报告报纸上是这么报道的：“我代表革命军事委员会宣布，临时政府已经垮台（鼓掌）。有些部长已经被逮捕（欢呼声）。其余的也将在近几天或几小时内被逮捕（鼓掌）。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下的革命卫戍部队解散了临时议会①（掌声雷动）。我们在这里彻夜不眠，通过电话了解革命士兵、工人近卫军如何悄然无声地完成着自己任务。市民安然入睡，不知道此时正在进行着政权的更迭。火车站、邮局、电话局、彼得格勒电讯社、国家银行都已占领（热烈鼓掌）。冬宫还没有占领，但它的命运将在这几分钟内决定（热烈鼓掌）。”①俄国临时议会系于1917年9月组成的政治协商机构。——译注这样简单的报道会使人对会场的情况产生不正确的印象。我的记忆中，当我谈到当夜政权的更替时，几秒钟之内大厅里鸦雀无声，此后，才鼓起掌来。但它不是暴风雨般的，而是有些迟疑的掌声。整个大厅都在感受着、期待着。当准备战斗时，工人阶级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热情澎湃。当我们一步跨过了政权的门槛，冲动的热情被警觉的思考所代替。正确的历史本能就表现在这里。要知道我们将面临着旧世界最疯狂的反抗、战争、饥寒交迫、破坏、流血和死亡。我们能战胜这一切吗？许多人这样问自己。因此产生了短暂的疑虑。我们能战胜！众口一词地回答。新的危险在远方闪现，而当前是伟大胜利的感受。它使我们血液沸腾，这种感受在为列宁而召开的热烈的欢迎会上宣泄出来。他在缺席几乎长达4个月之久后，初次出席了这里的会议。深夜里，我们等待着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我同列宁在会议厅旁边的一间小房间里休息。那儿空荡荡的，只有几张椅子，不知是谁给我们铺上了毯子。有人——大概是列宁的妹妹——给我们拿来了枕头。我们并排躺着。肉体与灵魂松弛下来，好像绷得过紧的弹簧一样。这是一次应该得到的休息。我们都睡不着，低声地交谈着。列宁到现在才完全谅解了起义的拖延，他的忧虑消除了。在他的语调里出现了不同寻常的真挚，他详细地询问了关于布置在各处的赤卫军、水兵和士兵混合组成的纠察队。“这是多么壮丽的画面啊！工人手执武器和士兵一同站在簧火旁边，”他深有感触地一再重复着，“士兵和工人终于结合起来了！”后来，他忽然想起：“那冬宫呢？到现在还没有拿下来？千万别出什么问题！”我欠起身来，想打电话了解战斗的进展。但列宁拦住了我：“您躺下吧。我马上委托个人去问。”但是，不能久躺。大厅里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了。乌里扬诺娃，列宁的妹妹跑来找我说：“马尔托夫在发言。请您去呢。”马尔托夫声嘶力竭地谴责阴谋家，预言了起义将彻底失败，并要求我们与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结成联盟。那些在昨天还站在当权者一边诽谤我们、搜捕我们的政党、竟在我们把它们推翻之后，又要求我们与之妥协。我答复马尔托夫，并通过他答复了昨天的革命：“既成事实是起义，而不是阴谋。人民群众的起义不需要辩解。我们锻炼了工人、士兵的革命毅力，我们公开锤炼了群众的起义意志。我们的起义胜利了。现在有人向我们建议：放弃胜利吧，签定协议吧。和谁？你们是可怜虫，你们是破产者。你们的戏已经演完了。到你们今后应该去的地方：历史的垃圾堆里去吧！”这就是从4月3日列宁来到彼得格勒开始的长期对话的最后一段对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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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从7月到10月第二十六章从7月到10月6月4日布尔什维克党团在苏维埃大会上宣读了我就克伦斯基准备在前线发动攻势而提出的宣言。我们指出了进攻是冒险行动，它威胁着军队本身的生存。但临时政府被自己的空话所陶醉。部长们把被革命彻底震动了的士兵群众还看作是能随心所欲、任意摆布的粘土。克伦斯基巡视了前线。他恳求、威胁、跪下来吻大地……一句话，出尽了洋相。但对折磨着士兵的问题却一个也没有答复。在廉价效果的错觉下，他确信能得到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支持，于是指挥了进攻。但是当布尔什维克的预言不幸言中时，他们又纷纷指责布尔什维克。造谣诽谤汹涌而来。反动势力在立宪民主党的掩护下，四面围攻，索取我们的人头。群众对临时政府的信任彻底破灭了。彼得格勒在革命的第二阶段一马当先起了前卫的作用。在7月的日日夜夜里，前卫部队与克伦斯基政府发生了一场公开的冲突。这还不算是起义，只不过是一次深入的侦察战。但在这场7月冲突中发现在克伦斯基的身后并没有一支“民主的”军队。那些支持他反对我们的势力，都是反革命势力。关于机枪团的示威和它向其他部队、工厂发表号召书的事，我是在7月3日于塔夫利达宫开会的时候知道的。对于我来说，这个消息是太意外了。示威游行是在无名氏的倡议下从下面自行发起的。第二天，示威活动的规模更大，我党也参加了。塔夫利达宫到处是人民群众。口号只有一个：“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在宫前有一群形迹可疑的人。他们在群众中显得与众不同。他们劫持了农业部长切尔诺夫，并把他推进了汽车。群众对部长的命运并不关心，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对他表示同情。切尔诺夫被绑架并且生命难保的消息传进宫中。民粹党人决定出动机枪装甲车营救他们的领袖。他们声望的低落，使他们变得神经质了：他们打算硬干。我决定设法和切尔诺夫同乘汽车离开群众的包围圈，然后再释放他。但是率领喀琅施塔德水手参加示威游行的波罗的海舰队的海军中尉布尔什维克拉斯柯尔尼科夫十分激动地坚持立即释放切尔诺夫，否则人们会说切尔诺夫是被喀琅施塔德人逮捕的。我试图满足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要求。下面我引用他本人的话。“假如没有托洛茨基同志帮忙的话，”感情外露的海军中尉在回忆录中说，“很难说激动的群众的骚动会持续多少时间。托洛茨基同志纵身跳上车厢前部，他像不耐烦久候那样，一只手有力地一挥，示意大家安静。霎时间人们都静了下来。列夫·达维多维奇说了短短的几句话，声音宏亮、清晰、铿锵有力。他问：‘有同意对切尔诺夫施加暴力的，请举手’……人们连嘴都没有张，”拉斯柯尔尼科夫继续写道，“‘没有一个人说一个字的相反意见’。托洛茨基转身面向农业部长切尔诺夫作手势请他下汽车，庄重地说：‘切尔诺夫公民，您自由了。’切尔诺夫这时已经半死不活。我扶他走下汽车。他神情萎靡痛苦，迈着蹒跚的步履走上台阶，隐没在塔夫利达宫的前厅里。对胜利感到满意的列夫·达维多维奇同他一起走了。”如果把过于热烈的感情色彩除去，那个场面的记述是准确的。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到对方的报刊断言是我逮捕了切尔诺夫，妄图对他私设公堂。切尔诺夫本人则羞怯地保持着缄默：作为一个“人民的”部长怎么能承认保住脑袋靠的不是自己的声望，而是布尔什维克出面庇护呢？一个代表团接着一个代表团以示威者的名义要求执行委员会掌握政权。奇赫伊泽、采列捷利、唐恩、戈茨都像一尊尊雕像般坐在主席台上。他们不给代表团作任何答复，只是茫然地眼望他方，或不安而神秘地互相对视。布尔什维克一个接一个地发言，支持工人和士兵代表团。主席团却保持沉默：他们在等待。等什么呢？……时间就这样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深夜里宫顶上响起胜利的军号声。主席团就像触电般复苏了。有人扬扬得意报告说，沃伦斯基团从前方回来接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调遣。原来在庞大的彼得格勒卫戍区里，“民主党”没有它可依靠的部队，只好等待从前方回来的武装力量。现在，整个形势立即改观：代表团被纷纷赶了出去；剥夺了布尔什维克的发言权。民主党首领决定为群众给他们造成的恐惧向我们进行报复。执行委员会的讲坛声称，武装暴动已被忠于政府的军队平定。布尔什维克被宣布为反革命政党。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因为来了一个沃伦斯基团。三个半月之后，这个团一致参加了推翻克伦斯基政府的行动。5日清晨我与列宁会晤。群众的进攻已被击退。列宁说：“现在他们要把我们一个个全都枪毙。这正是他们下手的时机”。但列宁过高地估计了对方——不是过高地估计了他们的凶狠，而是过高地估计了他们的决心和行动的能力。他们没有枪毙我们，尽管已距此不远了。街头巷尾布尔什维克到处遭到殴打，甚至被打死。士官生们洗劫了克舍辛斯基宫、捣毁了《真理报》的印刷所，印刷所门前的那条街上撒满了手稿。我那本《致诽谤者》的论战性小册子也同其他书籍一起被毁。7月的深入侦察战变成了单方面的战斗，因为我们没有投入战斗，所以敌人不费吹灰之力取得胜利。党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列宁和季诺维也夫躲了起来。到处进行着大规模的搜捕，并殴打被捕的人。哥萨克和士官生没收了被捕者的钱，借口说这些都是“德国人”的钱。许多同路人和半熟的朋友都背离了我们。在塔夫利达宫我们被宣布为反革命，实际上已经不受法律保护了。党的领导圈子里局势也不妙。列宁不在，加米涅夫派又抬头了。包括斯大林在内的许多人坐观事态发展，以便日后炫耀他们的聪明才智。塔夫利达宫中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团感到孤立无援。它派代表团请我作当前形势的报告。尽管我还不是布尔什维克的成员，因为正式合并延期到即将举行的党代表大会。当然我高兴地接受了邀请。我和布尔什维克党团的谈话奠定了一种道义上的关系，这种关系只能在敌人的沉重打击下才能建立。我谈到，经过这次危机，我们将面临迅猛的高潮；一旦群众在验证了我们对事业的忠诚后，将加倍坚定地跟我们走；在近期内应该警惕地注视所有的革命者，因为只有在这种时候才能正确无误地衡量一个人。直到现在每当回想起党团热情、感激地欢送我时，我心中仍充满了喜悦。穆拉洛夫说：“列宁不在，留在这里的人中只有托洛茨基一个人没有惊慌失措。”如果我在其他环境下写这些回忆（不过，在其他环境下我是根本不会写的），我将难于转达我目前在这几页中所叙述的许多东西。但是我至今不能忘怀追随者们最热衷有组织地大规模篡改历史。我的朋友们有些入狱，有些被流放。我不得不讲讲自己在其他环境下不愿说的东西。对于我来说，事情不仅关系到历史真相问题，还关系到正在进行中的政治斗争问题。从此开始了我同穆拉洛夫坚如磐石的战斗的政治友谊。关于这个人在这里应稍说几句。穆拉洛夫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他领导了1905年莫斯科革命。1906年在谢尔普霍夫，穆拉洛夫碰上了黑色百人团搞大屠杀，这种屠杀像往常一样是在警方的保护下进行的。穆拉洛夫这个伟岸的巨人，他英勇无畏、心地善良。他同几个别的左派发现自己所在的地方行政大楼被敌人包围了。穆拉洛夫手里拿着手枪走出大楼，稳步朝群氓走去。群氓后退了，但是黑色百人团的突击队拦住了他的去路。赶车人在旁起哄。巨人照样前进。他举起手枪喝令“闪开！”人们朝他扑来。他当场击毙了一个，又打伤了一个。这群人就四散奔逃了。他仍是迈着平稳的步伐，像破冰船似的，在人群中冲开一条路，徒步朝莫斯科走去。案子拖了两年多。不管反动派如何猖狂，他仍被宣布无罪。就其所受教育来说，他是农业师，帝国主义战争期间在汽车连当过兵，莫斯科十月革命战斗中的领导人。胜利后穆拉洛夫曾是第一任莫斯科军区司令、他是革命战争中的无畏的统帅。他一向稳健、朴实、从不装腔作势。在行军中他不知疲倦地以具体事情做宣传：提出农业方面的建议，帮助收割庄稼，抽空给人和牛治病。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从他身上放射出镇定自信和温暖的光芒。战事结束后，我同穆拉洛夫总是设法在一起度过空闲的日子。对狩猎的爱好也把我们结合在一起，我们一同驱车奔驰在南北各地，有时打熊、捕狼，有时打野鸡和地鵏。现在穆拉洛夫作为被流放的反对派成员，在西伯利亚打猎呢。在1917年7月的日子里，穆拉洛夫毫不动摇、鼓舞了许多人。那时，我们每个人要有很大的自持力才能在塔夫利达宫的走廊、大厅里昂首挺胸地走动。因为我们在忍受夹道鞭笞刑罚：愤怒的目光、恶毒的耳语、分明叫我们看的彼此用肘轻撞（表示“你瞧，您瞧”）；有人干脆对我们咬牙切齿。当妄自尊大的“革命”庸人发现那意外地把他们抬上权力顶峰的革命开始威胁着自己短暂的尊贵地位时，自然会暴跳如雷。世上没有比他们更疯狂的人了。在那些日子里到执行委员会食堂去的路真正是一条小型的各各他①。食堂发的早餐是茶和夹乳酪或红鱼子酱的黑面包。这种红鱼子酱当时在斯莫尔尼宫，后来在克里姆林宫都有很多。午餐发的是汤和一块肉。执行委员会食堂的服务员是士兵格拉福夫。在对我们诽谤中伤达到最高潮、列宁被宣布为德国间谍而躲进窝棚的时刻，我却发现格拉福夫经常眼望别处，偷偷地塞给我一杯最热的茶，最好的夹肉面包。显然，格拉福夫同情布尔什维克，但不想让上司发现。我开始仔细观察，发现像格拉福夫这样的人不只一个。所有斯莫尔尼宫的下层人员：看门的、送信的、警卫员等都倾向于布尔什维克。这时我对自己说，我们的事业已经赢得了一半的胜利，但目前也仅是一半。①各各他位于耶路撤冷郊外，是耶稣殉难处。——译注报界对布尔什维克进行了极其凶恶和卑鄙无耻的攻击。其凶恶和卑鄙的程度只有好多年以后斯大林对反对派所发动的攻势才能胜过。卢那察尔斯基在7月间发表了一些模棱两可的声明。报界不无理由地把它们解释为退出布尔什维克的声明。有几家报纸把这样的声明硬栽到我头上。我给临时政府写信，声明我和列宁完全一致，并在信的末尾写道：你们签发了逮捕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法令，你们没有理由把我排除在外。我和上述同志一样，是临时政府所有政策的不可调和的敌人，对此你们是没有怀疑余地的。部长老爷们根据这封信得出了应有的结论，把我作为德国间谍逮捕了。在5月，当采列捷利诬蔑海员，并解除了机枪连的武装时，我就曾预言说：用不了多久他就会求助于水兵来对付那些想扼杀革命的将军。8月里这样的将军登场了，他叫科尔尼洛夫。采列捷利果然向喀琅施塔德的水兵求援，他们没有拒绝。“阿芙乐尔号”巡洋舰驶进了涅瓦河。我的预见实现得如此之快，但我只能在“十字架”狱内看到它的实现。“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水兵派代表团来见我请示：是保卫冬宫呢，还是突击占领它？我劝他们，在没有解决科尔尼洛夫之前暂缓和克伦斯基算账。“我们的东西跑不了的。”“跑不了吗？”“跑不了。”妻子和孩子们来探望我，他们在这时已经有了自己的政治经验。孩子们在熟人，退休上校В．家的别墅里过夏。那里聚集的大部份是军人，他们在酒后就咒骂布尔什维克，在7月事件中咒骂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不久以后，这些军官中有一些人去了南方，后来的白军干部就是在那里聚集起来的。有一个年轻的护国主义者在吃饭时说列宁和托洛茨基是德国间谍。我的大儿子抄起椅子扑向那人，小儿子拿起餐刀去助战。大人们把他们拉开了。孩子们把自己锁在屋子里歇斯底里地号啕大哭。他们还打算悄悄地步行到彼得格勒，打听那地方是怎么对待布尔什维克的。幸亏母亲赶到了，她安慰了他们，并把他们带回城里。但城里的情况也不太好，报纸在抨击布尔什维克，父亲蹲在监狱里。革命完全辜负了人们的期望。这一切没有妨碍孩子们欢欣地看到母亲在接见室里，隔着铁栅栏偷偷地塞给我一把修笔刀。我照旧安慰他们说，真正的革命还在前头。我的女儿们已经更严肃地卷进政治生活之中。她们在摩登马戏场参加集会，并参加了示威游行。在7月间她们受到一群暴徒的围攻，一个失落了眼镜，两人都丢了帽子。她们俩都惟恐失去那刚刚进入她们视野的父亲。在科尔尼洛夫①向首都进军的日子里，监狱势如千钧一发。人人都清楚，如科尔尼洛夫进了城，第一件事就是把克伦斯基逮捕的布尔什维克统统处决。除此以外，中央执行委员会还担心在首都的白卫军分子袭击监狱。为了保卫“十字架”监狱派来了一支庞大的队伍。它显然不是“民主党”的，而是布尔什维克的，并且随时准备释放我们。这个举动本来可以作为立即起义的信号；但是现在时机还未到。同时，政府本身出于召唤布尔什维克水兵来保卫冬宫的同样原因，开始释放我们。从“十字架”监狱出来，我直接来到刚刚成立的保卫革命委员会。在这里出席会议的正是那些把我作为霍亨索伦王朝的特务关进监狱的老爷们。现在还没有撤销对我的指控。民粹党和孟什维克党徒，说句老实话，一看见他们的尊容就希望科尔尼洛夫能抓住他们的领口把他们甩上天去。但是这个想法不单是用心不良，而且也不策略。布尔什维克在防务上已经担起了主要的任务，到处都占着首要的位置。科尔尼洛夫暴动的经验补充了7月的经验。再一次发现克伦斯基及其一伙的身后没有任何独立的力量。那支奋起抗击科尔尼洛夫的军队，就是日后举行十月革命的部队。我们利用了这个危机来武装工人。他们正是那支先前采列捷利不遗余力地想要解除他们武装的工人队伍。①科尔尼洛夫，拉夫尔·格奥尔吉耶维奇（1870—1918）俄国将军，1917年7—8月任总司令，同年8月末发动政变。内战期间组织“志愿军”，在战斗中被击毙。——译注这些日子城里平静了下来。一些人怀着希望，另一些人担惊害怕地等待着科尔尼洛夫。孩子们听人说：“明天就可能到。”第二天早晨，还没有穿好衣服，他们就睁大了眼睛向窗外张望：来了没有？但是科尔尼洛夫没有来。群众的革命高潮如此强大，使科尔尼洛夫暴乱冰消瓦解。但这次兵变并非没有痕迹，而是全部变成了对布尔什维克有利的因素。我在科尔尼洛夫暴乱的日子里曾这么写过：“报应是不会太迟的。被驱逐、迫害、诽谤的我们的党，从来没有像最近这样迅速成长壮大。这个过程很快就从首都扩展到外省，从城市扩展到农村和军队中……我们的党时刻都是无产者的阶级组织。它必将在镇压之火中成为一切被压迫、受摧残、被欺骗、受荼毒的群众的真正领袖……”我们勉强赶上了汹涌的潮流。在彼得格勒苏维埃里，布尔什维克的人数日益增多。我们的人已达到半数，而主席团里还没有一个布尔什维克。这样就发生了改选苏维埃主席团的问题。我们向孟什维克和民粹党人建议组成联合主席团。后来才知道，列宁对这个作法并不满意，他恐怕其中掩藏着调和主义的祸水。但是任何妥协也没有发生。采列捷利不顾不久以前共同抗击科尔尼洛夫的情谊，拒绝了组成联合主席团的建议。不过这正中我们的下怀，现在只能通过对候选人投票来解决问题了。我提出问题：在我们的对手的名单里是否应列入克伦斯基的名字？克伦斯基在形式上是主席团成员之一，但他从未到过苏维埃，并且千方百计地表现自己对它的蔑视。我提的问题使主席团措手不及非常狼狈。虽然大家都不喜欢他，也不尊敬他，但又不便把总理排斥在外。主席团成员在一阵窃窃私语后答复说：“当然列入名单。”这也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下面就是会议记录中的一个片断：“我们曾确信，克伦斯基不再是苏维埃的成员（暴风雨般的掌声）。但原来是我们错了。克伦斯基的影子在奇赫伊泽与扎瓦杰之间游荡。当建议你们赞成主席团的政治路线时，请记住，就是建议你们赞成克伦斯基的政策（暴风雨般的掌声）。”这又使其他一百多名摇摆不定的代表投向我们的一边。苏维埃的成员多达千余人。投票是走到门外进行的，大厅里气氛非常激动。因为此事不是关系到主席团，而是关系到革命。我同一些朋友在会场外散步，我们估计自己得的选票离半数只差百余票，并认为这就是胜利。结果却是：我们得票比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联盟还多出一百余票。我们成了胜利者，我当了主席。采列捷利在告别时，祝我们能在苏维埃哪怕能支撑他们领导革命的时间的一半也好。换句话说：我们的对手只想把权力交给我们顶多3个月。他们大错特错了。我们信心百倍地朝政权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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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谈造谣中伤者第二十五章谈造谣中伤者1917年5月初，当我来到彼得格勒时，就列宁所乘坐的“铅封”车厢回国而进行的战役正在全速地开展着。新上台的社会主义者部长们与那个不放列宁回俄国的劳合·乔治结成同盟。这些老爷们为列宁取道德国回来而对他大肆攻击。我的旅行经验作为相反的证明补充了列宁的经验。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把我当作同一种诬陷的目标。第一个放出这股风来的是布坎南。我公布了我的大西洋历险记，作为致外交部长的公开信——在5月里部长已经是捷列先柯①而不是米留可夫了。结论是以问题的形式提出的：“部长先生，您是否认为英国应该由一个因无耻造谣而丢脸，对恢复名誉又无动于衷的人来代表吗？”①捷列先柯，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1886—1956）资本家，接近进步党。1917年先后任临时政府财政部长和外交部长，革命后逃亡国外。——译注没有答复。不过我也没有期望得到答复。但是米留可夫的报纸出面袒护协约国大使，并亲自重复上述指控。我于是决定尽可能庄严地封住造谣者的嘴巴。当时正在召开第一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6月5日大会会场爆满。我在会议结束时就个人问题发了言。第二天，敌视布尔什维克的高尔基的报纸报道了我发言的结束语和现场反映：“米留可夫指责我们，说我们是德国政府雇用的奸细。我在这革命民主的讲坛上请求正直的俄国新闻界（托洛茨基转向记者席）刊登我的这句原话：只要米留可夫不撤回他的指控，无耻造谣者的印记就永远留在他的额头上。”“托洛茨基的声明铿锵有力、庄严慎重，受到全体与会者的一致欢呼。整个代表大会不分党派都热烈鼓掌，掌声持续达数分钟之久。”不要忘记，这次大会成员中十分之九是我们的对手。但嗣后事件证明，这次成功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这是代议制所特有的怪事。《言论报》试图挑战。在第二天的报道说，我从一位德国的护国主义者协会拿到一万美金，用以推翻临时政府。这至少是说得明明白白的。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我动身去欧洲之前两天，听过我报告的德国工人（我曾多次给他们做过报告）会同美国、俄国、拉脱维亚、犹太、立陶宛和芬兰的朋友和同志们为我举行了欢送会，并在会上募捐资助俄国革命。一共募得了310美元，其中包括德国工人通过他们的主席交来的100美元。这笔交给我处理的310美元，在第二天就经集会组织者同意分配给5个缺少旅费回俄国的侨民。这就是“一万美元”的故事。我立即（于6月27日）在高尔基的《新生活报》上讲了事实真相，并以下列训诫作为结束语：“为了使诸位造谣者、诬陷者、立宪民主党报人和恶棍们有可能在针对我的诽谤中引入必要的修正系数，我认为下述声明是有益的：我一生中不仅从未同时支配过一万元美金，甚至连这笔数目的十分之一也未曾见过。当然，这样的自白在立宪民主党徒的眼里要比米留可夫的一切造谣中伤都更有效地破坏我的声誉。但我早已安于这种想法，即一生都得不到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赞许。”在这次事件之后，诽谤活动平息了。我在《致诽谤者》的小册子中总结了这场战斗，并交付印行。一星期后，紧张的7月的日日夜夜来临了。7月23日，我被临时政府以“为德国皇帝效劳”的罪名逮捕入狱。侦查工作由经验丰富的沙皇制度的司法人员办理。这些人从不尊重事实和论据，况且又正值如此紧张的时刻。当我看到起诉材料的内容后，因起诉书的卑鄙所激起的愤怒只能以它的软弱无力和愚蠢引起的笑声来缓解。下面是我在9月l日预审中所写的笔录：“鉴于第一次宣读的文件（叶尔莫连科准尉的证词迄今仍在司法当局某些官员的协助下对我的党和我个人的迫害中一直起着主要作用），无疑是一份有意伪造的产物。其用意不是澄清案情，而是居心叵测地颠倒黑白。又鉴于这份文件里亚历山德罗夫侦查员先生显然有意地回避了那些最重要的问题和案情，它们的澄清势必会暴露这位素不相识的叶尔莫连科证词中的全部谎言。鉴于上述原因，我认为参与这项侦讯过程是对我的政治和道义上的侮辱，并保留以我所能利用的一切手段将对我指控的实质公诸于全国舆论的权利。”这一案件很快就湮没在更大的事件之中。它不仅吞噬了侦查人员，而且还吞没了整个旧俄国，连同它的克伦斯基型的“新”英雄们。**我从来没有想到要再次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在1928年出来了一位作者，他又拾起了这陈旧的诽谤、老调重弹。这位作者叫克伦斯基。在1928年，也就是他出乎意外地被革命事件推上台，随即又合乎规律地被赶下台的11年之后，克伦斯基硬说列宁和其他一些布尔什维克是德国政府的间谍，与德国总参谋部有联系，从那里领取经费，并执行旨在使俄国军队失败、国家崩溃的秘密任务。这本堪称笑料的书中用了几十页的篇幅叙述这一切，尤其在该书的第290—310页上。我能根据1917年事件相当清楚地想象克伦斯基的智力与道德水平。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他居然能在经历了所有发生过的事件之后，到现在仍敢于进行这种“指控”。但是，这是事实。克伦斯基写道：“列宁在战争的紧要关头背叛了俄国是铁证如山、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293页)。是谁，从哪里得到的那些如山的铁证呢？克伦斯基从故弄玄虚的故事讲起，说：德国总参谋部在俄军俘虏中招募间谍，并把他们安插到俄国军队里。这类间谍（是真是假他们自己往往也不清楚）中的一个，直接面见了克伦斯基，向他揭发了德国间谍的活动方式。但是，克伦斯基忧郁地指出，这些“揭发”并没有特殊的意义（295页）。一点也不错：即使在克伦斯基本人的叙述中也可以看清，有一个小小的冒险家企图牵着他鼻子走。这事是否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有什么关系呢？一点儿也没有。他为什么要对我们讲那些东西？为的是提高他的叙述的分量，为了赋予他下面所揭发的事情的重要性。他说，的确，第一件事并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从别的渠道我们得到了“极有价值”的情报。这个情报“确凿无疑地证明了布尔什维克和德国总参谋部之间存在着联系（295页）”。请注意“确凿无疑”这几个字。接下来是：“借以保持联系的手法和途径都能够查实”(295页）。都能够查实？这话很有模棱两可的味道。是否已经查实了？我们马上就能知道。稍稍耐心一点儿：这个揭发材料在创造者的心灵深处经过11年之久才酝酿成熟。“4月里，一个乌克兰军官来到阿历克谢耶夫将军的大本营。他名叫亚尔莫连科”。我们前面已经听到过这名字。在我们面前的是整个案件的关键人物。我们不妨在这里说说：克伦斯基即便在他不愿搞得不精确的问题上也不能搞得很精确。被他推上前台的那个小骗子不姓亚尔莫连科，而姓叶尔莫连科。最起码他在克伦斯基老爷手下的法院侦查员面前用的是这个姓氏。这样，叶尔莫连科准尉（克伦斯基却有意识地含糊其词地用了“军官”一词）来到总司令部，作为一个假德国间谍来检举真正的德国间谍。这么一个伟大的护国主义者的证词（即使是极端仇视布尔什维克的资产阶级报刊也不得不立即表示：这是个暖昧可疑的人物）提供了无可争辩的确凿证据，证明列宁不是最伟大的历史人物之一，而只不过是鲁登道夫的一名雇佣间谍。但是叶尔莫连科是怎样了解到这个秘密的，他又是提供了哪些证据来迷住了克伦斯基的心窍呢？据他说，叶尔莫连科接受了德国总参谋部叫他在乌克兰进行分离主义活动宣传的任务。克伦斯基说：“供给他一切（!）用来保持与德国有关负责人联络所需的途径和经费的必要条件：如转拨所需经费的银行（!）和最重要间谍的姓名，其中有许多乌克兰分离主义分子和列宁。”所有这一切都白纸黑字地印在这本伟大著作的295—296页上。目前，我们至少可以明白德国总参谋部在派遣间谍时是怎样行事的：当它选中了这个不知名的、文化程度不高的准尉作为候补间谍时，不是派一个德国谍报机关的中尉对他加以监视，而是让他直接与“德国有关负责人”联系，并且立即把整个德国谍报系统对他的和盘托出，甚至还列举了银行，不是某一家银行，而是所有一切转拨德国秘密经费的银行。不管怎么说，总不免使人产生印象，认为德国总参谋部的这种做法是愚蠢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个印象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德国总参谋部不是那实际存在的那一个，而是马克斯和莫里茨①——两个准尉：军人准尉叶尔莫连科和政治准尉克伦斯基——所描绘的那个。①是德国儿童读物《马克斯和莫里茨》中的主人公。他们专以恶作剧取乐，结果为自己招致恶果。——译注尽管叶尔莫连科没有名气、愚昧无知、职位低微，但是他可能在德国间谍机关里占有重要地位。克伦斯基或许是希望我们这样看问题。可是我们不光拜读过克伦斯基的大作，而且知道他的材料来源。比较起来，叶尔莫连科就比克伦斯基单纯得多了。他的证词以一个低劣而笨拙的冒险家的口吻道出了他的身价，说德国总参谋部给了他整整一千五百卢布（当时已经毫不值钱的卢布），作为分离乌克兰、颠覆克伦斯基政府的全部经费。叶尔莫连科还在证词（现已公开发表）中坦白地承认，他曾因德国人的吝啬而苦苦地哀求过，但没有效果：“为什么这么少？”叶尔莫连科提出抗议，但“负责人”却置之不理。不过叶尔莫连科没有告诉我们他是否曾直接与鲁登道夫或是兴登堡、皇太子或前皇帝本人打过交道。叶尔莫连科执意不肯吐露那个给他一千五百卢布作为颠覆俄国路费、吸烟和喝酒等费用的“负责”人物是谁。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设想，他把这笔钱的大部分都花在喝酒上了。当准尉口袋里的德国经费花干净之后，他没有求助于德国人在柏林指定的银行，而英勇地走进俄军司令部去寻找护国主义者的援助。叶尔莫连科对克伦斯基揭发的“很多乌克兰分离主义者”到底是谁呢？关于这问题克伦斯基的书里一点也没有提到。为了使叶尔莫连科那可怜的胡说八道更充实一些，克伦斯基干脆加上一些他自己编造的谎言。经查证叶尔莫连科在他真正的证词里只提到了一个速记员，约尔图霍夫斯基。克伦斯基对这个人一笔不提，因为他知道，如果把这个人提出来，就无异于承认叶尔莫连科完全没有检举揭发任何人。约尔图霍夫斯基这个名字对任何人都不陌生，在战时报纸上不知登载了多少次。约尔图霍夫斯基自己也不隐讳与德国总参谋部的联系。我还是在1914年年底就在巴黎报纸《我们的言论报》上抨击过这一小撮与德国军事当局有联系的乌克兰分离主义者，并把他们一一点了名，约尔图霍夫斯基也包括在内。但是我们还听说过，叶尔莫连科讲柏林所提出的不只是“许多乌克兰分离主义者”，还有列宁。叶尔莫连科为什么要检举分离主义者，我们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本人的任务就是搞分离宣传活动的。但是为什么要把列宁扯进去呢？克伦斯基没有回答这问题。这决不是一时的疏忽。因为叶尔莫连科在他前言不搭后语的证词里毫无意义地硬把列宁的名字和乌克兰分离主义者扯在一起。这位使克伦斯基想入非非的人说，他是如何怀着“爱国”的动机被招募为德国间谍；如何要求提高“秘密活动经费”（一千五百战时卢布！）；如何对他布置日后的任务：搞间谍活动、炸桥梁等等。在毫无必要的情况下，照他自己的说法，有人（是谁？）告诉他：在俄国干这事的“不只是他一个人”，说“在俄国还有列宁和他的同伙为着同一（!）目标活动”。他证词的原文就是如此。从而可以看到，在没有任何实际必要的情况下，竟能对这么一个担任破坏桥梁任务的小间谍透露列宁与鲁登道夫联系这类秘密。在证词的末尾又是一些与他的叙述毫无联系的，显然是在别人拙劣的授意下编成的话。叶尔莫连科出乎意外地加上一句：“人们（谁？）告诉我，列宁参加了在柏林开的会议（与总参谋部代表一起）。然后住在速记员约尔图霍夫斯基家里。这一点我后来也确信不疑。”全文到此结束。他没有讲是什么使他对此确信不疑的。侦察员亚历山德罗夫对待这份唯一的“实际”指控完全没有兴趣。他甚至连最简单的问题，如：准尉是如何判定列宁在战时到过柏林；如何判定列宁住在速记员约尔图霍夫斯基家中等等，都不曾过问。也有可能亚历山德罗夫曾问过这些问题（不可能不问！），但是得到的答复是一些无法分辩的哼哼声，因此决定不把这一情节记录在案。这是很可能的！难道我们不可以就这些胡言乱语问一声：哪一个糊涂虫肯相信它？但是，显然一些“国家要人”故意装做相信的样子，并且呼吁自己的读者也相信它。全部故事是否到此为止了呢？是的，关于军人准尉已无可奉告了，但政治准尉还有些假说和猜想。我们且来看看。克伦斯基叙述说：“临时政府深知面临一系列困难的任务，要进一步查明叶尔莫连科提供的线索；跟踪往来于列宁与鲁登道夫之间的间谍，并在他们进行犯罪活动之时当场擒获，并力求获得更多的铁证”(296页)。以上这段堂而皇之的话是由伪造和怯懦这两条线编成的。在这里第一次把鲁登道夫扯进故事里。叶尔莫连科的材料里没有任何一个德国人的名字，准尉的脑容量实在太小了。关于往来于列宁与鲁登道夫之间的间谍问题，克伦斯基有意说得含糊不清；一方面可以认为他指的是某些已知的间谍，只等把他们在作案时当场抓获；另一方面好像克伦斯基头脑里只有一个不实际的间谍概念。这样，他想要“跟踪”，就只好跟那个先验的无名氏之踪了。造谣者的花言巧语只能暴露他自己的阿基里斯脚踵①，或用不太文雅的话说，露出了他的马脚。①阿基里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人物。出生后被其母倒提着在黑河水里浸过，除未浸到水的脚踵以外，全身刀枪不入。人们常用“阿基里斯的脚踵”来比喻唯一的致命弱点。——译注照克伦斯基的说法，案件的侦查工作十分保密。知道这一案子的只有4个部长。连不幸的司法部长佩列维尔捷夫对此也一无所知。这才是真正的安邦治国者的手段。与此同时，德国总参谋部能不仅告诉随便什么间谍它所信托的银行名称，而且还透露出它与最伟大的革命政党的领袖建立联系的情况。而克伦斯基却反其道而行之，除他本人以外，只找到3个久经锤炼的部长能紧紧地跟踪那些鲁登道夫派来的间谍。“任务是极其困难的、错综复杂而且长期的”(297页），克伦斯基这样抱怨说。这一次我们很乐于相信他的说法。不过，护国主义会获得完满的成功。克伦斯基是这么说的：“成功对列宁来说简直是毁灭性的。列宁与德国的勾结铁证如山”(297页)。请牢牢地记住：“铁证如山”这几个字。由谁，又是怎样证明的呢？在这篇侦探小说里克伦斯基拉上了两个相当著名的波兰革命家：加涅茨基和科兹洛夫斯基，还有一个什么苏缅松女士。任何人对她都一无所知，甚至连她是否存在也无从证实。这3个人好像就是联络间谍。克伦斯基凭着什么把现已故世的科兹洛夫斯基和迄今仍然健在的加涅茨基指控为鲁登道夫和列宁之间的联络人呢？我们不得而知。叶尔莫连科也没有提到过他们的名字。他们突然出现在克伦斯基大作之中，正像在1917年7月事件中，他们也曾出人意料之外地像天神从众神之车中突然降落在报刊上一样。而在当时“车”的角色是由沙皇的反间谍机关扮演的。克伦斯基这么说：“来自斯德哥尔摩的布尔什维克—德国间谍随身带着文件，确凿地证实了列宁与德国司令部之间的勾结。他大概应在俄—瑞边境被捕。他带的文件我们业已确悉”(298页)这个间谍原来是加涅茨基。我们可以看到，4个部长（其中最明智的一个当然是总理阁下）没有白忙：布尔什维克的间谍从斯德哥尔摩带来了早已被克伦斯基了解（“业已确悉！”）了的、能无可辩驳地证明列宁是鲁登道夫的间谍的文件。但是克伦斯基为什么不让我们了解有关这些文件的秘密呢？为什么哪怕是扼要地谈谈它的内容都不肯呢？为什么不谈，哪怕是暗示也好，他是如何知道这些文件的内容的呢？为什么他不解释，布尔什维克的德国间谍怎么竟敢亲自带着可以证明布尔什维克充当德国间谍的文件呢？关于上述一切克伦斯基都只字不提。我们不得不再问一次：能有哪一位笨伯相信他呢？但是，据悉斯德哥尔摩的间谍根本没有被捕。那些引人注目的文件，早在1917年已被克伦斯基“业已确悉”，但直到1928年读者对它们仍一无所知。它们也没有被缴获。布尔什维克的间谍是行动了，但没有到达瑞典边境。为什么？只因为司法部长佩列维捷夫不会跟踪术，过早地把叶尔莫连科准尉的伟大秘密泄露给报界。幸福是那么可能到手，那么近在咫尺……“临时政府（主要是捷列先科）历时两个月的揭露布尔什维克阴谋的工作以失败而告终”(298页）。是的，克伦斯基就是这么说的：“以失败而告终”。在297页上说：“这项工作假如成功的话，对列宁简直是毁灭性的打击”，他与鲁登道夫的勾结是“铁证如山”的，但在298页上我们又读到了“历时两个月的工作以失败而告终”……这不是像一场乏味的滑稽戏吗？但事情还没有完结。克伦斯基的虚伪性和怯懦性在我的问题上更鲜明地暴露出来。克伦斯基在一份由他开列的应予逮捕的德国间谍名单的结尾温文尔雅地加上：“几天之后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也被捕了”(309页)。这是唯一一次克伦斯基把我扯进德国间谍网中。他干得那么隐蔽，没有施展他雄辩的才华，没有耗费他的“誓言”。这样做有足够的理由。克伦斯基不能不提我，因为他的政府毕竟逮捕了我，并对我和列宁提出了同样的指控。但是他不愿意，也不敢散布我的罪证，因为在我的问题上，前面曾提到过的他的政府的马脚暴露得格外清楚。唯一的罪证就是法院侦查员所提出的：我和列宁同乘铅封车厢经过德国。这只沙皇司法机关的走狗竟不知道与列宁同乘铅封车厢经过德国的不是我，而是孟什维克领袖马尔托夫。我是在列宁之后约一个月从纽约经过加拿大集中营和斯堪的纳维亚回来的。对布尔什维克的指控竟是由如此可悲、无耻的伪造者们编造出来的。这几位老爷甚至不想从报纸上查证一下，托洛茨基是什么时候、经由哪条路线回俄国的。我当场立即揭穿了这个侦查员，把那几张肮脏的纸片甩到他脸上，转过身去，不再理他。我就此问题立即对临时政府递交一份抗议书。克伦斯基的罪过和他对读者犯下的刑事罪责在这一重要问题上特别突出，暴露无遗。克伦斯基明白，他的司法机关在对我的指控上可耻地失败了。这就是他顺便把我扯进德国间谍网，却只字不提他和他的3位部长，当我还被关在加拿大集中营里的时候，是如何紧跟我的足迹穿过德国的原因。这位诽谤者归纳说：“如果列宁没有德国宣传机关和德国间谍机构提供的物资和技术方面的支持，他永远也不可能摧毁俄国”(299页)。克伦斯基要这么想：旧制度（他自己也同它在一起）不是被革命人民，而是被德国间谍推翻的。这是多么令人欣慰的历史哲学啊。根据这一哲学，伟大国家的命运竟成了邻国间谍机关手中的玩物。但是，如果德国的军事和技术的雄厚力量能够在几个月内推翻克伦斯基的民主制度，人为地把布尔什维克主义推上台的话，那么，为什么协约国集其所有国家的物资、技术力量，经12年之久没有能颠覆这个人为地产生的布尔什维主义呢？但是，我们不再深入探讨历史哲学领域的问题，只谈事实领域——德国的技术和财政援助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克伦斯基对此只字不提。诚然，克伦斯基利用了鲁登道夫的回忆录。但从他的回忆录所能得出的无非是：鲁登道夫指望俄国的革命——先是二月革命，然后是十月革命——能导致沙皇军队的崩溃。其实要揭露鲁登道夫的这项计划并不须要求助于回忆录的。仅凭允许那批俄国革命者经德国回俄国一事，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从鲁登道夫那方面来说，这是由于德军的困境使他铤而走险。列宁利用了鲁登道夫的计划，但也怀着自己的打算。鲁登道夫盘算：列宁推翻了护国主义者之后，我再把列宁和他的朋友们统统绞死。而列宁心里说：我坐了鲁登道夫的车，但要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来酬报他的效力。两个互相对立的计谋在一点上相交，而这个交点就是“铅封车厢”。为了证明这事完全不需要克伦斯基的才干，这是历史事实。此后，历史过程检验了这两种打算。1917年11月7日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正好在一年以后，在俄国革命强有力的影响之下，德国的革命群众推翻了鲁登道夫及其主子们。又过了10年，这个受历史侮弄的、民主制的孤芳自赏之徒又重新拾起了这并不高明的诽谤。不过这回不是针对列宁，而是针对着伟大的人民及其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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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在彼得格勒托洛茨基：我的生平|上一页|下一页第二十四章在彼得格勒从哈利法克斯不知不觉地就到了彼得格勒，像通过隧道一般。不过实际上它就是一条通往革命的隧道。瑞典留在我记忆中的只有面包配给证，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东西。在芬兰，我在车厢里迎面碰见了王德威尔德①和德·曼，他们也是去彼得格勒的。德·曼问我：“您认出我们来了？”我回答说：“是的，尽管人们在战时的变化很大”。我们的对话就在这不恭的暗示下结束了。德·曼在年轻时想当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对王德威尔德进行过很有力的攻击。战时他从政治上消灭了年轻时期纯朴的热情，到战后则干脆从理论上抛弃了它。他成了法国政府的走狗，仅此而已。至于王德威尔德，他在共产国际的领导集团中的形象很渺小。他之所以能当选为主席，仅仅是因为不能把德国人或法国人选上台而已。理论上王德威尔德不过是他人思想的编篡者，在社会主义的各种思想流派之间巧妙周旋，正像他的祖国对列强的手法一样，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间他从来没有什么声望。作为一个演说家，他也没有什么才气。他在战时用共产国际主席换取了皇家部长的宝座。我在自己办的巴黎报纸上同他进行过不可调和的斗争。王德威尔德以号召俄国革命者与沙皇制度妥协作为答复。这次，他是为邀请俄国革命取代沙皇在协约国行列中的地位而来的。我们之间无话可说。①王德威尔德，埃米尔（1866—1938）比利时工人党领袖，1900年为第二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主席。——译注在别洛奥斯特罗夫由国际主义者统一组织和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派出的代表团迎接我们。孟什维克没有派人来，甚至连“国际主义者”（如马尔托夫等）中也没有一个人出面。我和老朋友乌利茨基拥抱在一起。本世纪初我和他在西伯利亚结识，他曾是巴黎《我们的言论报》在斯堪的纳维亚的经常撰稿人，并在战时负责我们和俄国的联络。这次会面的一年之后乌利茨基被一名年轻的社会革命党人刺杀。在这个代表团中我第一次遇到了卡拉汉，他后来成了苏联著名的外交家。布尔什维克派来的人中还有费奥多罗夫，他是五金工人，很快就当上了彼得格勒苏维埃工人分部主席。还是在到达别洛奥斯特罗夫之前我就从最新的俄国报纸上得知切尔诺夫①、采列捷里和斯科别列夫参加了临时政府。政治集团的营垒顿时径渭分明。从第一天起我就面临着同布尔什维克并肩与孟什维克和民粹党作殊死斗争。①切尔诺夫，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1873—1952）社会革命党创建人之一。1917年任临时政府农业部长、立宪会议主席。后来逃亡国外。——译注在彼得格勒的芬兰火车站，我们受到了隆重的欢迎。乌利茨基和费奥多罗夫致欢迎辞。我的答辞是以准备由我们领导的第二次革命为题。当人们突然把我抬了起来时，我立刻想起了在哈利法克斯所发生的同样情况。不过这一次抬我的是友好的手。四周是无数的旗帜。我见到妻子激动的面庞，孩子们苍白而惊恐的面容。他们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革命已经欺骗过他们一次了。后面，在车站站台的尽头，我发现了王德威尔德和德·曼。他们故意拖在后头，显然是不愿冒险掺入群众之中。新的社会主义部长们没有准备迎接自己的比利时同志。大家对王德威尔德昨日的所作所为仍记忆犹新。经过车站上的一幕之后，我马上进入了漩涡之中。人物和事件在剧烈的变动中，就像激流中的碎木片一样时隐时现。最重大的事件最缺乏有关个人的记忆：记忆以此来避免过高的负荷。我似乎是径直从车站去参加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的。当时的常任主席奇赫伊泽冷冰冰地迎接我。布尔什维克人凭我在1905年担任过苏维埃主席，建议把我选入执行委员会。为此引起了一阵混乱。孟什维克和民粹党人窃窃私语，在那时期他们在各革命机构中还占有压倒多数的席位。最后决定接受我为只有发言权的代表。我得到了证件、一杯茶和一份黑面包。不光是孩子们，就连我和妻子都对彼得格勒街头上的俄语和墙头的招贴都感到十分新奇。我们还是10年前离开首都的。那时大儿子刚满周岁，二儿子生在维也纳。彼得格勒的城防力量相当庞大，但十分脆弱。过往的士兵们高唱着革命歌曲，胸前佩带着红色布带。这一切都像梦幻一样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电车里挤满了士兵。在宽阔的马路上还进行着军训。战士们卧倒在地面上，一会儿成散兵线向前跃进，一会儿再次卧倒。在革命的背后还站着巨大的战争怪物，给革命投上了阴影。但群众已经不相信战争了。军事训练之所以还在进行，大概是因为忘记把它取消而已。战争已经打不下去了。对此，不仅立宪民主党人，甚至连所谓的“革命民主党”的领袖人物也不能理解。他们都死命地抓住协约国的裙带，唯恐脱手。我对采列捷利了解不多；对克伦斯基一无所知；对奇赫伊泽比较了解；斯科别列夫曾是我的学生；切尔诺夫，我曾在国外的报告会上与他多次作过论战；与戈茨是初次相见。这就是苏维埃的民主领导集团。采列捷利无疑要比别人高出一头。1907年伦敦会议上我第一次遇见他。那时他是第二届杜马社会民主党团的代表。年纪轻轻的他已经是一位很杰出的演说家了，能以道德的内蕴赢得听众。几年的苦役增强了他的政治威望。他重返革命舞台时已是一个成熟的革命者，并立即在同志和同盟者中占了首要地位。而在敌人之中他是唯一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人物。但是，正如历史上时常出现的那样，需要以革命来证明采列捷利不是一个革命者。为了在革命的危难关头不迷失方向，就不能从俄国的角度，而应该从世界的角度看俄国革命。而采列捷利却是从格鲁吉亚经验的角度，加上第二届国家杜马的经验对待革命的。他的政治视野狭隘异常，他的教育是肤浅的书本教育。他对自由派毕恭毕敬。他以为文化而担惊受怕的、受教育有限的资产阶级眼光去看待不可阻挡的革命动力。对他来说，觉醒了的群众越来越像是造反的群氓。才说了几句话，我马上看出他是敌人。列宁把他叫做“蠢货”，这个称呼虽然尖刻，但却入木三分。采列捷利是有才干、诚实而目光短浅的人。克伦斯基被列宁称为吹牛大王，到现在还可以在这上面再加上点什么别的。他过去是个偶然人物，今天仍是个偶然人物，一个短暂的历史时期的风云人物。每当一个强劲有力的新革命浪潮吸引了不明是非的天真的群众，必然会暂时把这些自我陶醉的英雄抬上来。克伦斯基继承了加邦和赫鲁斯塔列夫的衣钵。他是必然性中的偶然性的化身。他最好的演说也不过是华丽的竹篮子打水之举。而在1917年这水沸腾了，冒出了水蒸汽，阵阵蒸汽看起来好像是光环。斯科别列夫在维也纳读大学时，在我的领导下参加了政治工作。他离开维也纳《真理报》编辑部，返回故乡高加索试图进入第四届杜马，他成功了。在杜马中斯科别列夫受到孟什维克的影响，后来就同他们一起参加了二月革命。我们之间的关系早就断了。当我在彼得格勒见到他时，他已成为新任劳工部长。在执行委员会上他趾高气扬地走过来问我对此有什么感想。我答复他：“我想，我们很快就会战胜你们”。这个友好的预言在6个月之后就应验了。不久以前，斯科别列夫还笑着对我提起此事。十月革命胜利后，斯科别列夫立刻宣布自己是布尔什维克。我和列宁都不同意接受他入党。现在他是斯大林派，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我和妻子、孩子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基辅客栈”里找了个单间。第二天，来了一个容光焕发的军官。“您不认得我了？”我认不出来。“洛吉诺夫”。这时我才由这位盛装的军官回想起1905年时的一个年轻钳工。那时他是武装起义工人战斗队的成员，曾在街上与沙皇警察作战。他以年轻人的热情追随着我。1905年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到现在才从他口里得知，他原来不是无产者洛吉诺夫。他姓谢列布罗夫斯基，是理工学院的学生，富家子弟，但年轻时在工人环境里被彻底同化了。在反动时期他当了工程师，早就离开了革命，而在战时是政府委派的彼得格勒两个最大工厂的厂长。二月革命稍稍震动了他，使他回想起过去。他从报纸上得知我回国的消息。现在他站在我面前，热忱地要求我全家搬到他家去住，而且要我马上就搬。我们犹豫了一阵，同意了。这是一所宽敞豪华的厂长住宅，谢列布罗夫斯基和他的年轻妻子住在这里，还没有孩子。一切都应有尽有。在这座饥寒交迫、衰败不堪的城市里能找到这么一个安身之地，我们感到真是进了天堂一样。但是，当一谈到政治，情况很快就变坏了。谢列布罗夫斯基是个护国主义者，以后发现他对布尔什维克怀着强烈的仇恨，认为列宁是德国奸细。在谈话一开始他就碰了钉子。虽然以后说话谨慎了一些，但是与他共同生活，对我们来说已经不可能了。我们离开了这所好客的，但与我们格格不入的主人的住宅，回到“基辅客栈”的单间里。谢列布罗夫斯基后来又招引我的孩子们到他家去作客。他用茶和果酱来招待他们。孩子们出于感激之情对他讲了关于列宁在集会上的演说。他们的面孔泛起了红光，对谈话和果酱表示十分满意。“可是列宁是德国间谍呀，”主人对他们讲。什么？居然能说出这种话来？孩子们丢开茶和果酱跳起身来。“简直是只猪猡！”大孩子这么说。在他的词汇里找不出一个更符合这种情况的字眼。这时轮到主人屈辱万分，我们之间的交往从此断绝。十月革命胜利后，我介绍谢列布罗夫斯基参加了苏维埃工作。像许多人一样，他在为苏维埃工作过程中入了党。目前，他是斯大林的党中央委员会成员，成了这一制度的柱石。既然在1905年他能像一位无产者，那么现在他就更容易像一位布尔什维克了。在“七月事件”之后（关于这问题以后还要谈到），首都的街头巷尾处处充斥着反布尔什维克的谣言。我被克伦斯基政府逮捕。在国外流亡回国两个月之后，重又来到这熟悉的“十字架”①。阿默斯特的莫里斯上校在晨报上读到这篇报道一定会感到心满意足。感到如此满意的决不是他一个人。但是孩子们却非常生气，他们质问母亲：“一会儿把爸爸关进集中营，一会儿关进监狱，这算什么革命！”妈妈同意他们的看法：这还不是真正的革命。但是，苦涩的怀疑情绪还是一点一滴地渗入到他们的心头。①“十字架”系1892年至1917年间对彼得堡监狱之俗称。——译注从“革命民主主义”的监狱出来之后，我们在一栋资产阶级的大住宅中租了一间小屋住下，它是从一位自由派新闻记者的遗孀那里租来的。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在全速进行，我担任了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可是报刊、杂志以各种方式贬低我的名声。那所住宅中，在我们周围逐渐筑起仇恨与敌意之墙。我家厨娘安娜·奥西波夫娜到居委会去领面包时竟遭到家庭主妇们的围攻；我儿子在学校里受人们欺侮，还因父亲而被称为“主席”；妻子从木工工会下班回家时，门房头儿用仇恨的眼光迎送她；上楼梯简直像受审一样；房东经常打电话来查问她的家具是否被毁。我们真想搬家，可是搬到哪里去呢？城里根本没有空房。情况越来越难以忍受了。忽然有一天，一个真正美妙的一天，住宅的包围圈解除了，就像有个人用万能的巨手把它掀掉一样。那门房头儿看见我妻子时就深鞠一躬，这是那些最有权势的住户才能受到的礼遇。居委会发面包时不再故意拖延或威吓，当着我们的面再没有人敢把房门摔得山响。这一切是哪个魔法师干的呢？原来是尼古拉·马尔金。我一定要谈谈他。因为通过他，也就是通过一批马尔金式的人才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尔金是波罗的海舰队的一位水兵、炮手、布尔什维克。他没有立即显露头角，因为到处出头露面不合他的性格。马尔金也不是个演说家，他讲话很费力。此外，他还很腼腆、忧郁——积郁在内心的力量所引起的忧郁。马尔金是由一块真正的上好材料铸成的。当他把照顾我家庭的担子承担起来时，我还不知道有他这么一个人。他与孩子们相识，叫他们到斯莫尔尼宫的小卖部喝茶、吃三明治，尽力让他们得到一些小小的快乐，那个严酷的岁月连这点快乐也不肯轻易给人。他经常悄悄地打听一下，是否一切正常。我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的存在。他从孩子们和安娜·奥西波夫娜那里了解到我家处在敌意的包围圈中时，马尔金走访了门房头儿和居委会，并且，似乎不是他一个人，还带着一伙水兵。他一定是说了些什么有份量的话，于是我们周围的环境大为改观。还是在十月革命以前在我们那座资产阶级的大住宅里已经建立起了无产阶级专政。事后，我们才知道，这一切都是我们孩子的好朋友、波罗的海水兵干的。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刚刚成为布尔什维克掌握的苏维埃时，敌视我们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就依靠印刷厂主剥夺了它的机关报。需要办一份新报纸。我请来了马尔金。他领命之后就不见了，到了该去的地方，对印刷厂主说了该说的话。没几天我们就有了报纸。我们给它命名为《工人士兵报》，马尔金不分昼夜在报社里处理事务。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马尔金结实的身材和他那忧郁的面容总是在最需要的时刻出现在最危险的地方。他来见我只是为了通知我一切正常或请示须要办什么事。马尔金扩展了他的经验——在彼得格勒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街头的社会渣滓开始掠夺首都和宫庭的大酒库。有人操纵着这个危险的活动，企图用酒精烧毁革命。马尔金马上发现了危险并立即投入战斗。他保卫好酒窖，如不可能保护的就事先破坏掉。他穿着高统靴子，趟着深及膝盖的贵重饮料和玻璃碎片往来巡查。酒浸润着积雪，顺着沟沟渠渠流进了涅瓦河。酒鬼们就在沟边舔酒。马尔金手拿左轮枪，竭力为保卫清醒的十月而奋斗。他常常浑身湿淋淋、散发着佳酿美酒的醇香回到我家，我的两个孩子总是心情紧张地盼他回来。马尔金终于打退了反革命的酒精攻势。当外交部的担子压上我肩头的时候，我发现根本无法工作。上自部长协理下到打字员都参加了总怠工。文件柜全上了锁，而钥匙却不知去向。我求助于马尔金。他清楚地知道直接行动的秘诀：两三个外交官被关了一昼夜的禁闭后，第二天马尔金就拿来了钥匙，请我到部里去办公。但当时我还在斯莫尔尼宫忙着处理全面的革命工作。于是马尔金就成了没有任命的外交部长。他迅速地按照自己的方式摸清了委员会的机制，以强硬手段清洗了那些世袭的和奸诈的外交官员，建立了全新的办公厅。他没收了所有利用外交邮件继续从国外偷运入境内的一切走私品，用来周济孤苦无助的人。选择最有教育意义的绝密文件由他亲自注释，印发单行本，并为此承担一切责任。马尔金没有学位证书，甚至在书写中难免出错，但使人惊奇的是他的注释自有他独到的见解。总的说来，马尔金把他外交的钉子牢牢地钉在必要的地方。甚至连屈尔曼男爵和切尔宁伯爵①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也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尔金的黄皮书。①切尔宁伯爵（1872—1932）1916年12月至1918年4月任奥地利外交大臣。——译注后来就开始了国内战争。马尔金堵住了许多缺口。这时他把专政扩展到了东方。他指挥舰队在伏尔加河上驱赶敌人。当我知道在某个危急的地方有马尔金在，心中就会感到宽慰、温暖。但时限终于到了。在卡马河上，一颗子弹把健壮的海员尼古拉·格奥基耶维奇·马尔金打倒在地。我收到他阵亡的电报时就好像一座花岗岩石柱崩溃在我的面前。在孩子们的桌子上放着他的照片，照片上的他戴着有飘带的水兵帽。“孩子们，孩子们！马尔金阵亡了！”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两张苍白的面孔由于突如其来的噩耗而痛苦地抽搐着。忧郁的尼古拉与孩子们平等相处，他把自己的意图、自己的生活讲给孩子们听，他含着热泪对9岁的谢辽沙诉说他长久热恋着的女人如何甩了他，就是为此他的心情一直暗淡忧伤。谢辽沙不安地把这个秘密低声告诉给母亲。这个温和的朋友像同辈人一样地对孩子们敞开自己的心扉，但同时他又是一个老练的水手、革命家，像最神奇的故事里真正的英雄。莫非阵亡的真是那个在部里地下室中教他们如何使用手枪、卡宾枪的那个马尔金吗？在噩耗传来后，在寂静的深夜里，两个小小的躯体在被子下面颤抖。只有母亲听到了他们那极其伤心的抽泣。生活在集会的旋风中团团转。我在彼得格勒碰见的所有革命演说家都已经声音嘶哑，有的甚至已经不能说话。1905年的革命教会我特别保护自己的嗓子，正因如此我才能继续战斗。集会在工厂、学校、剧院、马戏场召开，也在街头和广场上举行。当我拖着疲惫无力的身躯回到家里，往往已是下半夜了。在不安宁的朦胧状态中找到了反驳政敌的最佳论据。而早晨在7点钟左右，有时还要更早一些，那难以容忍的、可恶的敲门声把我从梦境中惊醒：叫我到彼得戈夫去参加集会，或者是喀朗施塔德方面又派汽艇来接我。每次我都觉得我支撑不住这次新的集会，但事到临头，好像有某种潜在的精神力量发动了起来，我又能讲上一小时，有时甚至两小时。而在我演讲时，外厂的或外地区的代表们已经把我团团围住。原来，还有3、5个地方，数千名工人已经足足等了两、三个小时。在那个年代里被唤醒的群众是多么耐心地等候听到新的言论啊。在摩登马戏场上举行的集会有它特殊的意义。不仅是我，连敌人也对它们持特殊的态度。他们把马戏场看作是我的牢固阵地，所以从来不敢在这里发言。每当我在苏维埃的会议上攻击妥协分子时，经常有人恶狠狠地打断我，喊道：“这里不是你的摩登马戏场！”这是一种特殊的曲调。我一般在傍晚或在夜间在马戏场发表演讲。听众都是工人、士兵、劳动妇女、街道上的青少年，全是首都倍受压迫的社会底层人物。场内每一寸土地都挤满了人，互相靠得紧紧的。小孩子骑在父亲的肩头，婴儿吮吸着母亲的乳汁。没有一个人吸烟。看台难于承受人体的重荷，每分钟都有倒塌的危险。我必须挤过狭窄的人体巷道才能走上讲台，有时还是被举上去的。挤满了人的摩登马戏场时时爆发出阵阵喊叫声，这是特别热烈的摩登马戏场的吼叫声。在我的周围和头顶上，肩肘、胸膛、头颅挤成一团。我好像是在人体组成的温暖的洞穴里演讲。有时我的手势幅度稍大了一点，必定会碰着人，对方作出的表示感谢的动作让我知道：不要为此不安，不要打断演讲。任何疲劳感在这样热烈群众的强电压下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人们需要知道、理解、找到自己的道路。有时好像你的嘴唇可以感到这些融为一体的人群的迫切求知要求。在这种情况下，预先准备好的论据和词句在同情心的不可抗拒的压力下不得不退让，潜藏的另一些缜密的词句和论据则脱口而出，这对演说者来说是意外的事，而对群众则是最需要的。这时我觉得好像自己是站在一旁听演说人的演讲，思想跟不上他，唯恐像个梦游者似的他会因为你的长篇大论失足跌入深渊。摩登马戏场就是这样，它的面貌是这样的热烈、温柔而又疯狂。婴儿宁静地在母亲胸前吸吮着乳汁，从这胸膛里进发出欢呼声或愤懑的言词。群众也像婴儿一样地把干枯的嘴唇紧紧地贴在革命的乳房上，于是这个婴儿很快就长大成人。离开摩登马戏场比进来更加困难。人群不愿破坏他们的磐石般的团结，不肯走散。我因为体力消耗殆尽而昏昏沉沉，不得不让无数手臂把我抬起，在大众的头顶上浮向出场口。有时，我在他们之中认出了两个姑娘，她们是我的邻居，和她们的母亲住在一起。大的15岁，小的14岁。我勉强能迎着她们那激动的眼光点头致意，或者在行进中握握她们那双炽热而温柔的小手，立刻就被群众冲散了。当我走出大门，整个马戏场的人就在我身后动了起来。夜幕下大街在喊叫声和脚步声中活跃起来。一扇大门打开了，把我吞了进去，又关了起来。原来是朋友们把我推进了芭蕾舞演员科舍辛斯卡娅的公馆，它是尼古拉二世为她建造的。现在这里是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指挥所。在光滑的坐椅上坐着身穿灰色军大衣的人们，两只沉重的皮靴蹬在好久没有上过蜡的地板上。在这地方可以静候群众走散之后再走。一次会后走过那空旷的大街时，我听到背后有脚步声、昨天也是这样，好像前天也是。我握着勃朗宁手枪，猛地转身，退了几步，严厉地问：“你想干什么？”在我面前的是一张年轻而忠诚的面孔。“请您允许我保护您，来马戏场的也有敌人”。他是大学生波兹南斯基。从这时候起他再也没有离开过我。在整个革命的年代里，他在我身旁完成了各种各样的任务，而且还都是干系重大的工作。他做过我的安全保卫员，建立了行军书记处，搜索被遗漏的军用仓库，检索需要的书籍，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建立了后备骑兵连。他在前线上冲锋陷阵。后来投入反对派行列之中。目前，他在流放中。但愿我们在未来还能相聚。12月3日我在摩登马戏场作了苏维埃政府工作报告。我对当时公布沙皇和克伦斯基的外交文件的意义作了说明。我告诉我忠实的听众，在苏维埃里，调和主义者在回答我关于人民决不能为不是他们签订，既没有读过，也没有见过的条约流血牺牲时，他们曾对我吼叫道：别用这种语言跟我们说话，这里不是你那摩登马戏场。我把我对调和主义者的答复重复了一遍：我只有一种革命的言语和语言，我用它在集会上对群众演说，我用它对协约国和德国人讲话。报纸在报道中特别标出了“热烈的掌声”。我与摩登马戏场的联系直到2月份我搬到莫斯科去时才结束。托洛茨基：我的生平|上一页|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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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集中营第二十三章集中营3月25日我来到俄国驻纽约的总领事馆，尼古拉二世的照片已从那里摘走，但仍笼罩着浓厚的旧俄国警察局的气氛。经过必不可少的拖延和口角之后，总领事吩咐下属发给我前往俄国所需要的证件。我在英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填表时，那里的官员宣称，英国当局不会妨碍我回国。这样，一切全都准备就绪了。3月27日，我和我的家眷以及几位同胞一起乘挪威客轮“克里斯蒂安尼亚峡湾号”启程离开纽约。人们用鲜花和告别辞欢送我们前往革命的祖国。我们持有护照和签证。革命、鲜花和护照使我们这些流浪汉的心灵充满和谐。轮船在哈利法克斯（加拿大），遭到英国海军当局警官的检查，他们只是走过场地查看了美国人、挪威人、丹麦人和其他国家乘客的证件，却对我们俄国人公然进行盘查：我们的信念如何，有什么政治计划等等。我拒绝在这方面与他们交谈。有关我个人身份的情况你们都可以得到，仅此而已，因为俄国国内政治尚不处于英国海上警察的监督之下。但这并不妨碍警官麦肯尼和韦斯特伍德在第二次毫无结果的盘问之后，向其他乘客调查我的情况。警官坚持我是一个terriblesocialist（可怕的社会主义者）。这种调查如此下流无耻，与其他有幸不属于英联邦成员国的乘客相比，俄国革命者受到如此特殊的对待，几位被盘问的俄国人向英国当局强烈抗议警察局特务的暴行。我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是对阎王抱怨小鬼，白费劲。但是，当时我们还预见不到事态的进一步发展。4月3日，几位英国军官率领水兵登上了“克里斯蒂安尼亚峡湾号”客轮，以地方当局的名义要求我和几位俄国乘客下船。至于这一要求的理由，他们答应到哈利法克斯给我们把全部事情“搞”清楚。我们宣布要求是非法的并拒绝服从。武装水兵冲向我们，在大多数乘客的“shame（可耻）”，的喊声中把我们架上军用快艇。它在一艘巡洋舰的护送下把我们送到哈利法克斯。当十来个水兵把我抬起来时，我的大儿子跑来帮我，用他的小拳头打了军官一下，喊道：“爸爸，还打吗？”那时他11岁。英国民主就这样给他上了第一课。警察局把妻子和孩子留在Halifax（哈利法克斯），其余人用火车送往Amherst（阿默斯特）集中营，这里关押着德国战俘。在集中营的办公室对我们进行搜身。我在被关到彼得保罗要塞去时都没有遭受过这种待遇。因为在沙皇的要塞中，宪兵脱衣搜身是单独进行的，可在几个民主的盟国手中，我们却在十几个人的面前遭到无耻的嘲弄。我永远忘不了头戴红色刑警帽的瑞典—加拿大军士奥尔欣，他是负责搜身的头头。那些遥控操纵这出把戏的恶棍十分清楚我们是清白的俄国革命家，我们要返回被革命解放了的祖国。只是到了第二天早晨，才在我们的再三要求和抗议下，集中营长官莫里斯上校正式告诉我们被捕的原因：“你们对俄国现政府是危险人物。”他这样扼要地对我们宣布，因为他不善言词，而且他的脸上从一早起就带有可疑的兴奋。“但须知是俄国政府在纽约的外交代表发给我们去俄国的通行证，最后，俄国政府的事应由俄国政府自己管！”莫里斯上校想了想，上下颌翕动了几下，补充说：“你们对所有盟国都很危险。”没有出示任何拘留我们的证件。上校又从个人角度补充说明，我们是政治流亡者，我们之所以离开祖国显然是事出有因，因此我们不该对现在发生的事大惊小怪。俄国革命对这个人来说根本就不存在。我们试图对他讲解清楚：那些当时曾迫使我们沦为政治流亡者的沙皇大臣们本人由于来不及逃往国外，如今已成了阶下囚。但这对于这位在英国殖民地与布尔人的战争①中获得官衔的上校来说，过于复杂了。由于我跟他说话不够恭敬，他在我背后吼叫道：“他要是在南非海岸落到我手里……”这是他最喜爱的口头禅。①“与布尔人的战争”指英布战争，系英国对南部非洲两个布尔共和国的侵略战争，结果使两个共和国沦为英国殖民地。布尔人系南部非洲的荷兰移民。——译注我妻子不是正式政治流亡者，因为她出国时持有合法护照，但她仍和我们的11岁和9岁的两个儿子一起被捕。说到孩子们的被捕，并非夸张之词。最初加拿大警方想把孩子们和妈妈分开，单独把他们关到孤儿院里。这使我妻子十分震惊，她宣称无论如何也不离开他们。只是在她的抗议下，孩子们才和她一起禁闭在一个俄裔英国警察的住宅里。为了防止寄出“非法”信件和电报，不准孩子上街，哪怕是离开母亲单独上街也不准。换言之，就是孩子们也处在监视之下。11天后，妻子和孩子们才搬进了旅馆，不过每天仍要到警察局去一趟。军事集中营设在一座从德国私有者手中没收的、已经彻底废弃的旧铸铁厂厂房中，大厅的每一面墙边都放着两排三层床铺。我们800人就在这种条件下住在一起，不难想象这间卧室在夜间的空气如何。人们每天彼此撞来撞去，在过道里挤做一团，睡觉、起床、打扑克或下棋。不少人自己制作东西，有些人的技术相当高超。我现在在莫斯科仍保存着阿默斯特战俘做的小东西。尽管战俘们在身体和精神自卫上做了超人的努力，但在他们之中仍有5个人神经失常。我们和这几个神经失常的人在一间屋子里，一起睡觉、吃饭。我和800名战俘一起生活了将近一个月。这800人中，约有500人是从被英国人击沉的德国军舰上俘虏来的，约有200名是战争爆发时仍在加拿大的工人，还有100多人是军官和资产阶级文职人员。当德国难友们了解清楚我们被捕是因为我们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后，我们之间的关系就确定下来了。被关在木板间壁那边的军官和海军上士立刻把我们当成敌人，而普通群众却对我们越来越同情。在集中营关押的一个月好像是一个连续不断的集会。我给俘虏们讲述俄国革命、李卜克内西、列宁、旧的共产国际破产的原因、美国介入战争。除了演讲之外，我们还不断进行分组谈话，我们的友谊日益加强。据普通战俘群众的情绪可以把他们分为两类：“够了，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这些人一心想走上街头和广场。另一些人说：“他们的事和我有什么关系？不行，我再也不让他们摆布了”“你怎么躲得开他们？”另一些人问道。采煤工巴宾斯基，这个身材高大，长着一双蓝眼睛的西里西亚人说：“我和妻子、孩子们搬进森林深处，在周围挖上陷井，不带枪不出家门，谁也别想往我跟前凑……”“巴宾斯基，连我也不让靠近吗？”“连你也不让，我谁都不信……”水兵们千方百计改善我的生活条件，经过再三抗议，我才赢得了排队打饭、参加扫地、削土豆、洗餐具、打扫厕所等集体劳动的权利。普通士兵群众与军官之间的关系是敌对的，某些军官在被俘后仍给他管辖下的士兵记操行。最后，军官们去找集中营长官莫里斯，汇报我的反爱国主义宣传。英国上校马上站到霍亨索伦王朝的军官一边，禁止我继续公开演讲。不过，这已是我们关押在集中营的最后几天的事了，它使我和水兵、工人更加接近。我们以530人联名签署的抗议书来抗议这项禁令。在手狠心黑的奥尔欣军士面前进行的这种公民投票，完全补偿了我在阿默斯特集中营所受的全部苦难。我们关押在集中营的整个期间，当局始终拒绝给我们与俄国政府联系的权利。我们拍往彼得格勒的电报稿也被他们扣住不发。我们试图给英国首相劳合·乔治①打电报控诉对我们这种权利的剥夺。但这封电报也没有拍出去。莫里斯上校在殖民地习惯于简化habeascorpus（人身保护），此外，还有战争为借口。在允许我与妻子见面之前，集中营长官先规定条件：不准我交给她任何去见俄国领事的任务。这可能令人觉得不可思议，但却是事实。为了表示抗议我拒绝与妻子会面。当然，领事一点也不急于帮助我们。他在等待指示，但指示显然还没有下达。①劳合·乔治，戴维（1863—1945）1911—1922年任英国首相，自由党最重要的领袖。——译注需要指出，关于逮捕和释放我们的幕后交易我至今仍不完全清楚。当我还在法国活动时，英国政府想必已把我列入了它的黑名单中。它千方百计地协助沙皇政府将我驱逐出欧洲。显然，以往日的黑名单为根据，再加上有关我在美国进行反护国主义活动的情报，英国政府决定在哈利法克斯逮捕我。当有关我被捕的消息传到俄国报刊上时，英国大使馆显然不担心我会返回俄国，它给彼得堡各家报纸寄去正式通知，说在加拿大被捕的俄国人都得到了“德国使馆为推翻临时政府而发放的津贴”。这起码说得毫不含糊。列宁领导的《真理报》4月16日回击布坎南（文章无疑是列宁亲笔撰写的）说：“通告说1905年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主席，数十年来无私地献身于革命工作的革命家——托洛茨基会与德国政府资助的阴谋有关，我们能有片刻相信它的严肃性吗？这纯系对革命家闻所未闻、丧心病狂的诬蔑！布坎南先生！您是从哪儿得到的这个消息？您为何不把它公之于众呢？……6个人抓住托洛茨基同志的胳膊和大腿把他抬走。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对俄国临时政府的友谊！”……临时政府本身在事件中起了什么作用则更不清楚。当时的外交部长米留可夫，一心坚持要逮捕我，这是无须证明的，他还在1905年就与“托洛茨基主义”——这个术语就是他发明的——进行过殊死的斗争。但米留可夫还要仰仗苏维埃，因此他需要更加谨慎行事，因为他的社会护国主义盟友尚未投入迫害布尔什维克的活动之中。在英国驻俄大使布坎南的回忆录中把此事描写成这样：“托洛茨基和其他俄国人被关押在哈利法克斯，直到弄清临时政府对他们的意图为止。”据布坎南所说，立即将我们被捕之事通知了米留可夫。4月8日英国大使转告本国政府，米留可夫要求释放我们，但两天之后，就是这个米留可夫又收回了自己的要求，表示希望将我们继续关押在哈利法克斯。布坎南推断说：“因此，继续关押他们的责任应该由临时政府承担。”所有这些都像是真的。布坎南在回忆录中只是忘了说明我得到的那笔用来推翻临时政府的德国津贴是怎么处置的。被我逼得走投无路的布坎南，在我刚回到彼得格勒，就在报纸上宣称，津贴的事他一无所知。这也不足为奇。人们扯谎从来不像在“伟大的”,“解放”战争时那么肆无忌惮，如果谎言也有爆炸力的话，我们这个行星早在凡尔赛和约之前就会炸成齑粉了。苏维埃最终出面干预，米留可夫只好投降。4月29日，把我们从集中营释放的时候到了。但释放我们时也使用了暴力。他们只是简单地命令我们收拾东西，并在押送队的押送下动身。我们要求对我们说清楚：把我们押往何方，出于什么目的。他们拒绝回答。战俘们激动不安，以为会把我们送往要塞。我们再次要求把最近的俄国领事召来，他们又拒绝了。我们有充分理由不相信这些从广阔的水路上来的先生们的好意，我们宣布，如不告诉我们新旅途的目的，我们就拒绝动身。集中营长官命令使用武力。押送队的士兵搬走了我们的行李。我们坚决躺在床上不动。押送士兵面临着强行把我们架走，就像一个月前把我们从客轮上抬下来一样，只不过这次还要通过大群骚动不安的水兵。只是到了这个时候，集中营长官才让步了。他以其固有的英国殖民者的腔调宣布，他要把我们押上丹麦客轮送回俄国。上校胀得通红的脸抽搐着，他无论如何不愿接受我们从他手中溜掉的事实。要是我们在非洲海岸落到他手里的话！……当把我们押出集中营时，难友们隆重地欢送我们。这时，军官们却躲在他们的木板间壁后面，只有几个人把鼻子伸出板缝。水兵和工人沿着整个过道站成两排，一个用自制乐器的乐队演奏了革命进行曲，友谊的手从四面八方向我们伸来。一位战俘做了简短的发言，欢迎俄国革命，诅咒德国君主政体。至今我回想起在战争白热化的时候我们在阿默斯特与德国水兵亲如兄弟，心头仍感到温暖。在后来的岁月中，我收到了其中许多人从德国寄来的信件。当时逮捕我们的英国宪兵军宫麦肯尼在我们起程时也来了，临别时我威胁他说，我第一件事就是在立宪会议①中就英国、加拿大警察侮辱俄国公民一事对外交部长米留可夫提出质询。①立宪会议系俄国的议会机构，1918年1月6日被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解散。——译注机灵的宪兵回答说：“我希望您永远进不了立宪会议。” |
第二十二章在纽约第二十二章在纽约我来到了纽约这个又神奇又平淡的资本主义机械性城市，立体派的审美理论在这里的街道上获得胜利，但在心里获胜的却是美元道德哲学。纽约使我产生深刻印象，因为它最充分地体现了当代精神。有关我在美国生活的神话好像最多。如果在挪威（我只是那里的过客）的富有创造性的记者迫使我干收拾鳕鱼的差使，在我住了两个月的纽约的报刊则使我从事于无数职业，而且一个比一个离奇。如果把各家报纸强加给我的种种奇遇收罗起来，可以成为一部远比我这里写的更加引人入胜的传记。但我不得不使我的美国读者失望，我在纽约所从事的唯一职业就是革命社会主义者的职业。因为这是在那场争取“解放”“民主”的战争之前的事，所以在美国尚不认为这一职业比贩私酒的罪过更大。我撰写文章，办报纸，在工人集会上演讲。我整日忙得不可开交，丝毫没有沦落异乡之感。我在纽约的一家图书馆勤奋地研究美国的经济生活。在战争期间美国出口增长的数字之大令我吃惊，这对我来说的确是一个发现。这些数字不仅预先决定美国介入战争，还决定了战后美国在世界上的决定性作用。那时我曾就这个题目写了一系列文章，做了几次报告。从那时起，“美国和欧洲”这一课题就一直是我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直到今天，我仍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希望能就此写本专著。要想了解人类的未来，没有比这个题目更重要的了。在我到达美国后的第二天，我就给俄国报纸《新世界报》写道：“我怀着对日益迫近的革命的坚定信心离开了浸在血泊中的欧洲，我没有丝毫的‘民主’幻想踏上了这个古老的新世界的海岸。”10天之后，我在国际“碰头会”上说：“意义最大的经济事实是：欧洲的经济基础破产之时，美国却富强起来。我仍感到我是一个欧洲人，我羡慕地看着纽约，不禁担心地问自己，欧洲能支持下来吗？它不会变成墓地吗？世界的经济和文化重心是否会移到美国来？”尽管所谓的欧洲稳定取得了不少成就，但这一问题至今仍未失去它的现实意义。我在纽约的许多地方和费城以及其他邻近的城市中用俄语、德语做报告。我那时的英文程度比现在要差不少，因此我认为我不能当众用英语演说。然而我却不止一次看到我的英文演讲的摘引。就在几天前，君士坦丁堡一家报纸的编辑还描述了这类臆想的我的讲话，他说他是在美国上大学时亲耳听到的。我很后悔，我没有勇气对他说，他是他自己想象力的牺牲品。唉，他却以更大的信心在报纸上重复了他的回忆。我们在工人区租了一套住宅，并用分期付款方式买了些家具。住宅每月付18美元，但它的方便设施对欧洲人来说，简直是闻所未闻的：电、煤气炉、洗澡间、电话、送食物的自动升降机、倒垃圾的垃圾道。所有这一切马上就使我的孩子们对纽约产生了好感。电话一度成了他们生活的中心，我们无论在维也纳，还是在巴黎都未曾有过这种设备。我们这栋楼的门房是个黑人，妻子一次预付给他3个月的房租，但没有拿到收据，因为房产主头天把收据簿拿去查帐了。两天之后，当我们搬进住宅时，得知黑人携带了几家房客的租金跑了。除了钱之外，我们还把几件行李交他看管。所以我们非常不安。这不是一个好的开端。但我们的东西一件不少，当我们打开放餐具的木箱，发现我们交付的美元好好地包在纸中时，我们是多么惊讶啊。门房带走的是那些拿到收据的房客的房租，黑人对房产主毫不留情，但他不愿意给房客造成损失。这的确是一个好人。我和妻子被他的关心深深打动，始终对他怀有感激之情。我觉得这件小小的意外有极大的象征意义，美国黑人课题的一角，对我来说，似乎在我面前有所提高。那几个月中，美国正在积极地准备参战。像在一般情况下一样，在这件事上最帮忙的是和平主义者。战争如果是“不可避免的”，就支持战争，他们以这个许诺结束了他们的和平总比战争好的言论。布富恩就是以这种精神进行宣传的。社会主义者为和平主义帮腔。须知，对和平主义者来说，只有在和平时期战争才是敌人。在德国人宣布进行无限制的潜艇战之后，堆积如山的军用物资都集中在美国东部所有的火车站和码头上，铁路被堵塞。日用品的价格立即上涨。我在富甲天下的纽约看到几万家庭妇女走上街头，推翻货摊、捣毁日用品小商店。战争结束后的世界将会如何？我对自己和别人提出这个问题。2月3日，终于宣布了人们盼望已久的与德国断交的声明。沙文主义的调门一天比一天高，和平主义者的高音和社会主义的假嗓一唱一和，非常和谐。这一切我在欧洲已经见过了，美国护国主义的动员对我来说，只不过是老调重弹而已。我在我的俄文报纸上标出了过程的各阶段，并思考着人类的愚蠢，他学东西竟是如此之慢。通过编辑部房间的窗口，我曾看到过这样一幅图景：一位两眼肿胀的老人，长着乱蓬蓬的大胡子，在铁垃圾筒旁边找到一个圆面包。老人先用手捏了捏这块面包，把这块死硬的东西拿到嘴边用牙咬，然后又拿它在铁筒上敲，但都不管用，面包还是完好无损。于是老人不知是害怕还是窘困地四下望了望，把面包塞进了红色夹克衫的衣襟里，蹒跚地沿着圣马克大街朝前走去……这件小事发生在1917年3月2日，它丝毫没有破坏统治阶级的计划。战争应该是不可避免的，和平主义者理应支持它。布哈林是最先在纽约迎接我们的人之一。他本人也是在不久之前刚刚从斯堪的那维亚被驱逐出来的。布哈林在维也纳时期就已结识了我的全家，这时以他所固有的孩子般的兴奋欢迎我们。尽管我们十分疲惫，而且天色已晚，布哈林仍在当天就领着我们参观了公共图书馆。从在纽约的共同工作时起，布哈林对我的眷恋日益增强，不断加深，直到1923年转到了反面。此人天性如此，即他总需要依附某一个人，在谁的手下，就粘着那个人。在这种时期，布哈林干脆就是一个傀儡和传声筒，是另一个人在通过他行动和说话。但对这个傀儡不能放松警惕，否则他会不知不觉地落入完全相反的影响之下，就像其他人落入汽车轮下一样，以同样忘我的热情痛骂那刚刚还大加吹捧的偶像。我对布哈林从不看重，让他自行其是，也就是把他交给别人。列宁逝世后，布哈林成了季诺维也夫的傀儡，然后又成了斯大林的傀儡，现在，在我写下这些文字时，布哈林正在经历新的危机，又有我所不知的新精神渗入他的体内。科隆泰当时也在美国，她到处漂泊，我与她相遇的机会很少。在战争期间她急剧左转，从孟什维克的行列转入布尔什维克的左翼。她通晓多门外语和她的气质使她成为一个不可多得的鼓动者。她的理论观点永远模糊不清。纽约时期，在她眼中世上没有一种东西是真正革命的。科隆泰与列宁通信，在一切事实和思想都经过她那时的极左棱镜的折射后，她把有关美国的信息连同有关我的活动信息提供给列宁。在列宁的回信中可以找到对这些显然十分拙劣的消息的反应。后来，在追随者反对我的斗争中，他们是不会放过利用这些他本人已经通过言论和行动放弃的、显然是错误的评价。在俄国，科隆泰几乎从第一天起就站在反对我，而且也反对列宁的极左立场上。她为反对“列宁—托洛茨基制度”进行了长期斗争，只是为了后来动人地拜倒在斯大林制度之下。在思想上，美国的社会党甚至比欧洲的社会党护国主义还要落后好多。那时还是中立的美国报刊对“疯狂的”欧洲的傲慢态度可以在美国社会主义者的议论中找到反映。如希尔奎特之流决不反对扮演美国社会党大叔的角色，他将在关键时刻来到欧洲，使第二国际中敌对的政党和解。至今我想起美国社会党的领袖仍觉得好笑。那些年轻时曾在欧洲起过某种作用的移民，在为获得成功而斗争的忙碌中很快就把他们带来的理论前提丧失殆尽。在美国，有一批非常成功和比较成功的医生、律师、牙医、工程师等，他们将其宝贵的闲暇用在欧洲名流的音乐会和美国的社会党之间。他们的世界观是由他们在大学年月中掌握的支离破碎、深奥绝顶的理论构成的。此外，因为他们之中的每个人都有汽车，所以必然被选入党的各种领导委员会、代表团，这批妄自尊大的人给美国社会主义盖上了其精神气质的印记。对他们来说威尔逊①要比马克思权威得多。实质上，他们无非是巴比特②先生的变种，他们平日从事商业，到礼拜天则无精打彩地对人类的未来做一番思索。这些人都靠小型的民族氏族公社为生，其中思想上的团结一致往往是业务联系的掩饰。每个氏族都有各自的领袖——富裕的巴比特。他们对所有思想都能容忍，只要这些思想不破坏他们的传统权威，而且不对他们的私人幸福构成威胁（上帝保佑）就行。希尔奎特是所有巴比特中的巴比特。他是极其成功的牙医们的社会党的理想领袖。①威尔逊，托尔斯·伍德罗（1856—1924）美国第二十八任总统，民主党人，他主张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1月提出“十四点”和平纲领。——译注②巴比特泛指典型的粗俗实业家，得名于美国作家辛克莱·刘易斯的同名小说，又指粗俗的市侩。——译注我与这些人的初次接触就足以引起他们对我的公然仇恨。我对他们也没有任何好感，但要平和些，因为我们属于不同的世界。在我的眼里，他们是我过去和现在一直与之斗争的世界中最腐朽堕落的那部分。尤金·德布兹①是社会主义理想的内在火焰尚未熄灭的老一代人中最突出的一个。德布兹是一位忠诚的革命家，但他根本不是一位政治家和领袖，而是浪漫主义者和传教士，他处于那些在各方面都比他逊色的人的影响之下。希尔奎特的主要领导艺术在于把德布兹留在自己的左翼之中，同时又不破坏和龚帕斯②的业务上的友谊。德布兹的个性令人倾倒。每次见面时，他都和我拥抱亲吻。老人不是属于“冷漠无情者”之列。当巴比特们宣布对我进行封锁时，德布兹没有参加，他只是伤心地退到一边。①德布兹，尤金·维克多（1855—1926）美国社会党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组织者之一。——译注②龚帕斯，萨缪尔（1890—1924)1882年起任美国劳工联合会主席，改良主义者。——译注我刚到纽约，就加入了《新世界报》这份俄文日报的编辑部，在其中工作的除布哈林之外，还有沃洛达尔斯基①（后来在彼格勒郊外被社会革命党人暗杀）、丘德诺夫斯基②，他先在彼得格勒郊外受伤，后来在乌克兰牺牲。这份报纸成了国际主义革命宣传的核心。在社会党各民族联合会中都有懂俄文的干部，俄国联合会中的许多干部都讲英语。《新世界报》的思想通过这种途径渗入到广大美国工人小组之中。正统社会党的官员们惶惶不安，为反对欧洲移民展开了疯狂的宗派阴谋斗争，说后者刚刚踏上美国领土，对美国心理一无所知，却要把其荒诞不经的方法强加给美国工人。斗争十分尖锐，在俄国联合会中，“久经考验”和“深孚众望”的巴比特们立即被排除。在德国联合会中，《Volkszeitung（人民日报）》编辑、希尔奎特的战友施吕特尔③老人的影响逐渐被年轻编辑洛尔所取代，后者和我们步调一致；拉脱维亚人完全和我们站在一起，芬兰联合会倾向于我们。我们逐渐成功地打入了强大的犹太人联合会及其14层的宫殿之中，每天从这里发出两万份《前进报》，这份报纸充满了带有市民色彩的腐朽的社会党气息，随时都能干出最卑劣的叛卖行径。整个社会党（我们这个革命的一翼也包括在内）在纯粹的美国工人群众中的联系与影响都无足轻重。英文党报《呼声报》贯穿着无内容的和平中立主义。我们决定从建立战斗的马克思主义日报人手，准备工作全速进行，但它被俄国革命所打断。①沃洛达尔斯基，В．(1891—1918）俄国革命家，十月革命的参加者，后任彼得堡勒出版，宜传和鼓动事务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被社会革命党人杀害。——译注②丘德诺夫斯基，格里戈里·伊萨科维奇（1890—1918）俄国革命家，苏共党员，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国内战争中在乌克兰牺牲。——译注③施吕特尔，赫尔曼（1851—1919）德国历史学家。先后参加过德国和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译注电报在神秘的沉默了两三之后，带来了有关俄国发生政变的模糊混乱的消息。纽约市来自世界各国的工人马上激动起来，人们既抱有希望，又害怕希望。美国报刊陷入不知所措的状态之中。因此，记者、采访记者、新闻栏编辑、驻地记者纷纷跑到《新世界报》编辑部。一段时间内，我们的报纸成了整个纽约报纸的焦点。社会党的各编辑部和各组织不断地往这里打电话。“来电报导在彼得堡组成了古奇科夫—米留可夫内阁，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明天将是米留可夫—克伦斯基内阁。”“原来如此！再往后呢？”“再往后，再往后将由我们组阁。”“噢！”这样的对话不知重复了几十次。几乎所有和我交谈的人都把我的话当做玩笑。我在一次可敬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小型会议上做了报告，其效果有如在住满了自负迟钝的青蛙的池塘里投了块石头一般。英格曼大夫不失时机地对会议解释，说我不懂政治算术的四则运算，连花费5分钟来驳斥我的痴人呓语都不值得。工人完全以另一种态度对待革命的前景。在纽约的各个地区都有规模巨大、情绪激昂的集会。有关红旗在冬宫顶上飘扬的消息到处引起了欢呼声。不仅是俄国侨民，甚至连他们的几乎不懂俄文的孩子们也来参加这些会议，领略革命带来的欢乐。我难得抽出工夫回家。而家里有其自己的复杂生活，妻子经营小家庭，孩子们交了新朋友。最好的朋友是M医生的司机。医生的妻子和我妻子一起带着我们的孩子散步，对他们十分亲切，但她是个平淡无奇的人。司机则是个魔法师、巨人、超人，连汽车都服从他双手的魔法，能坐在他的旁边是至高无上的幸福。当他们乘车顺路来到糖果店时，孩子们委屈地对妈妈不停地问：“为什么司机不和咱们一块儿进来？”孩子们的适应能力极强。由于我们在维也纳大部分时间居住在工人区，孩子们除了俄语德语外，还能说地道的维也纳方言。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博士非常满意地称赞说，他们的方言讲得和维也纳的老车夫(Fiakerkutscher）一样。在苏黎世学校里又得改用苏黎世方言，因为它是低年级的教学语言，德语是作为外语来学的。在巴黎，孩子们又一下子改用了法语，在几个月内他们就完全掌握了这门语言。看到他们能随心所欲地运用法语，我感到十分羡慕。他们在西班牙本土和西班牙客轮上总共呆了不到一个月，但却足以使他们掌握最常用的词汇和语句、最后在美国，他们上了两个月的美国学校，又大致掌握了英语。二月革命以后，他们成了彼得格勒的学生。学校教学杂乱无章。外语从他们记忆中消失，其速度比吸收时还要快。但他们说俄语却像外国人一样。我们往往惊奇地发现，他们的俄语句子结构纯粹是从法语译过来的，但他们已不能用法语来构成这个句子了。我们颠沛流离的侨居生活留在孩子们的头脑里，就好像是写在可供刮掉的羊皮纸上一般。当我从编辑部给妻子打电话，告诉她彼得堡爆发了革命时，我的小儿子正患白喉躺在床上。他那时才9岁，但他早就知道革命就是大赦，是返回俄国，并有无数其他好处，而且对此深信不疑。他从床上一跃而起，为革命欢呼跳跃。这表明他的病已开始康复。我们急于乘第一班客轮离开这里。我们办理证件和签证奔走于各领事馆之间。在我们起程前一天，医生允许正在康复的孩子散步。妻子让他自己出去散步半小时，她自己则在家收拾东西，这项工作她已不知干了多少次了！但儿子没有按时回来。我当时在编辑部。令人难以忍受的3小时过去了。一个电话打到我们的住宅里。先是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接着是谢辽沙的声音：“我在这里”。“这里”指的是在纽约另一端的警察局。男孩利用他的第一次散步来解决一个早已折磨他的问题，即在纽约是否确实有第一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住的那条街是第一百六十四街）。但他迷了路，于是就向行人打听，人们把他带到警察局。幸好他记住了我们家的电话号码。一小时后，当妻子带着大儿子来到了警察局时，那里的人像迎接一位盼望已久的客人一样高兴地迎接她，谢辽沙满面通红，他和警察一起玩跳棋，为了掩饰由于警察们的过分关注而引起的窘困，他和他的新朋友们一起用力地嚼美国口香糖。他至今仍记得我们的纽约住宅的电话号码。如果说我了解纽约的话，那就太夸张了。我一下子就投入到美国社会主义事业之中，而且还十分专注，俄国革命又来得过早，因此，我只是抓住了这个叫做纽约的怪物的一般生活节奏。我离开美国去欧洲时，我感到我只往这个将在其中锻造人类命运的铁匠炉里看了一眼。我总以我还能再次回到这里安慰自己，我至今仍未放弃这个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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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穿越西班牙第二十一章穿越西班牙两位警官来到我那所位于窄小的乌德里街上的住宅中，其中一个身材矮小，几乎是个老头；另一个身材高大，秃顶，皮肤漆黑，大约有45岁。便服穿在他们身上显得很别扭，当他们回答问题时总要举手敬礼。当我跟朋友及家人告别时，警官极其礼貌的躲到门后，在我们出门时，年纪大的一位数次脱帽说：“Exeusez,Madame（对不起，夫人）。”两个月来一直不知疲倦、恶狠狠地监视我的两个密探之一在大门口等待，他若无其事，友好地铺好了毛毯，关上了车门。他的样子就像是个把猎物交给买主的猎人一样。我们向车站驶去。我们上了一辆快车，坐进三等车厢。年长的警官原来是位地理学家，托姆斯克、喀山、下诺夫哥罗德博览会——所有这些他都了如指掌。他能说西班牙语，对这个国家很熟悉。另一位肤色漆黑、身材高大的警官好长时间一言不发，皱着眉头坐在一边。但后来，他突然转过身来说道：“拉丁这个种族踏步不前，其他种族都超过了它，”他边说边用小刀切那块放在手中的猪肉。他的手上长满了毛，戴着几枚沉甸甸的戒指。“你们在文学有点什么？全面衰落。在哲学上也是如此，自从笛卡尔①和帕斯卡②时起，就没有前进过一步……拉丁种族踏步不前。”我惊讶地等着他说下去，但他又沉默了，开始嚼起了他那片肥猪肉和面包。“你们国家不久前还有一个托尔斯泰，但易卜生对我们来说比托尔斯泰更好理解些。”他冒出这么一句后又沉默了。①笛卡尔，勒内（1596—1690）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生理学家。——译注②帕斯卡，布莱兹（1623—1662）法国宗教哲学家、作家、物理学家。——译注开始：老头对他的同事如此卖弄学识感到不快，开始解释西伯利亚铁路的意义。后来，为了支持同时又缓和其同事的悲观结论，他补充说：“的确，我们这里缺乏首创精神，大家都一心想当官。这很可悲，但不能否认。”我不无兴趣地洗耳恭听他们的谈话。“跟踪？唉，这在现在简直成了不可能的事了。跟住别人，又不让他察觉才是真正的跟踪，难道不对吗？不妨直说，地铁破坏了跟踪。应该规定不许那些被跟踪的人乘坐地铁，只有这样跟踪才有可能。”黑皮肤人阴沉地笑了起来。老头子为了缓和气氛说：“唉，我们跟踪时，经常连自己也不知道到底为什么事。”“我们警察都是怀疑主义者，”黑皮肤人又没头没脑地声称。“您有您的思想，我们保卫现存的东西。拿法国大革命来说吧，多么迅猛的思想运动！但在革命14年之后，人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不幸。请您读一读泰纳吧……就职责来说，我们警察都是保守主义者。怀疑主义是适合我们这个职业的唯一一门哲学。说到底，谁也不能选择自己的道路，意志自由根本就不存在。一切都由事物的进程预先决定了。”他开始对着瓶嘴大口大口地喝起红葡萄酒来。然后，盖上瓶盖说：“勒南①说过，新思想总是来得太早，这没错儿。”①勒南，约瑟夫，欧内斯特（l823—1892）法国作家，彼得堡科学院国外院士，著有《基督教起源史》。——译注说话间，黑皮肤人怀疑地看了看我无意中放在门把上的手。我为了让他放心，把手插进了衣袋里。这时，老头子又开始捞本，他讲起了巴斯克，他们的语言、女人、他们的头饰等等。我们驶进了亨代车站。“我国小说家德鲁列特住在这里，他只要能看见法国的山脉就够了。这是在其西班牙角落里的堂吉诃德。”黑皮肤人带着固有的宽容微微一笑。“先生，快跟我去见车站警察所长。”在伊鲁恩，法国宪兵对我提问，但我的旅伴对他做了一个共济会的暗号，并匆匆带我走过车站的通道。“C’estfaitavecdiscretion?N’estcepas?①”黑皮肤这样问我，“您可以乘电车从伊鲁恩去圣塞瓦斯蒂安。您要装成旅游者，以免引起西班牙警察的怀疑，他们总是疑神疑鬼的。今后我不会再和您打交道了，对吗？”①法文，“做得够谨慎的，不是吗？”——译注我们冷淡地彼此道别……我在圣塞瓦斯蒂安欣赏着大海，但却害怕那里的价钱，我乘车前往马德里，来到了一个我一个人也不认识，也没有一个人认识我的地方。由于我不懂西班牙语，我即便在撒哈拉大沙漠或彼得保罗要塞中也不会感到比在这里更孤独。我只好求助于艺术语言。两年的战争使人忘掉了世上还有艺术。我如饥似渴、贪婪地欣赏着马德里博物馆的无价宝藏，依旧感到在这种艺术中有“永恒”的成分。伦勃朗①、里贝拉②的作品，博斯·凡．阿肯的绘画是天才的作品，充满了天真的乐观愉快精神。年迈的博物馆管理员给我一只放大镜，好让我能看清米耶尔画上的极小的农民、驴子和狗。这里丝毫感觉不到战争，所有的东西都稳稳地放在自己的位置上，色彩我行我素、依然故我。①伦勃朗，哈尔蒙斯·凡·里映（1606—1669）荷兰著名画家。——译注②里贝拉，茹塞普·德（1591—1652）西班牙画家。——译注下面就是我于博物馆在笔记本中记下的札记：“大战前，在我们和这些人——绝没有排斥、贬低他们的意思——之间出现了一种更亲切、更个性化、色彩更丰富、更主观、更紧张的新艺术。战争当然会用群众的激情和痛苦长期冲去这些情绪和这种风格，但这决不意味着简单地退回到旧形式中（虽然是美好的形式）、回到解剖学和生物学的尽善尽美上，回到鲁本斯①的大腿上（虽然大腿在战后渴望生活的新艺术中必然将起重大作用）。很难猜测，但从这些所有有教养的人类直接经历的空前感受中，必将诞生出新的艺术……”①鲁本斯，贝特·保尔（1572—1640）佛兰德斯画家，笔下人物富有青春魅力，造型优美。——译注我坐在旅馆房间里，拿着字典翻阅西班牙报纸，等着我发往瑞士和意大利信件的答复。我还希望能去这两个国家。我在到达马德里的第四天，收到了从巴黎来的一封信，信中有法国社会主义者哈比耶的地址。他在这里担任保险公司经理。尽管哈比耶具有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但他是他的党的护国政策的坚决反对者。我从他那里得知，西班牙党完全处于法国社会党护国主义的影响之下，只有在巴塞罗那的工会中有严肃的反对派。我想拜会社会党书记安吉亚诺，但他当时因对某位天主教圣徒不恭而被判处监禁15天。如在中世纪的话，安吉亚诺干脆会被宗教裁判所活活烧死。我等着瑞士的回信，一边背西班牙语单词、和哈比耶交谈、参观博物馆。11月9日，哈比耶安排我住进去的那家旅馆的招待用惊慌的手势把我叫到走廊上，那里站着两位身份一看就明白的年轻人，他们不大友好地叫我跟他们走一趟。去哪儿？当然是去马德里警察局。到了那里，他们让我坐到一个角落里。“我被捕了吗？”我问道。“是，parunahora,doshoras①。”①西班牙语：“一两个小时”。——译注我没换姿势连续坐了7个小时。晚上9点钟，我被带到楼上，我来到了奥林波斯众神的面前。“你们为什么逮捕我？”这个简单的问题使奥林波斯众神陷入窘境。他们轮流提出种种假设，一个人推说俄国政府在给前往俄国的外国人签证时也制造麻烦。“如果您知道，我们为追踪我国的无政府主义者要花费多少资金……”另一个为寻求我的同情而这么说。“对不起，不过我不能同时既为俄国政府负责，又为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负责。”“当然，当然，这不过是打比方……”“您的观点呢？”警察局长是经过一番思索，最后问道。我以通俗的方式阐述了我的观点。“嗯，这就对了，”他们这样回答我。结果，警察局长通过翻译宣布要我立即离开西班牙，在离开之前，我的自由将受到“一些限制”。“您的思想对西班牙来说太进步了，”他通过翻译诚恳地对我说。夜晚12点，一个特务用马车把我送进监狱。在监狱之“星”的中心，即在五栋四层建筑物的交叉点上例行检查了我的东西。登上了铁悬梯，四周一片寂静，这是特殊的监狱的寂静，充满了汗味和恶梦的深夜的寂静。走廊里有几盏昏暗的灯。一切都那么熟悉，全是老一套。包铁的大门哐啷啷地打开，我走进了一间昏暗的大牢房，难闻的监狱味扑鼻而来。一张令人厌恶的床。门又哐啷啷地关上了。这是第几次坐牢？我把铁栅栏外的窗户打开，一股凉气吹了进来，我一个扣子都没解，和衣躺在床上，盖着自己的大衣。这时我才明白了所发生的一切有多么荒唐。在马德里蹲监狱，这是我做梦都没想到的事。伊兹沃利斯基①在马德里干得不坏。我躺在马德里“模范监狱”的床上不禁开怀大笑起来，一直笑到睡着为止。①伊兹沃利斯基，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1856—1919）俄国外交大臣，驻巴黎大使（1910—1917）。——译注在放风时，刑事犯告诉我，在这所监狱里有付钱牢房和免费牢房。一等牢房一昼夜一个半比塞塔①，二等牢房一昼夜75生丁。每个犯人都有权住付钱牢房，但无权拒绝免费牢房。我住的是付钱的一等牢房。我又开怀大笑起来。但这最终还是符合逻辑的。社会完全是建立在不平等之上的，那么，为什么在处于社会之中的监狱里要平等呢？此外，我还了解到，住在付款牢房里的人每天放风两次，每次一小时，而其他人只放风半小时。这也对，一个盗窃国库犯每天支付一个半比塞塔，他的肺比起那些免费呼吸的罢工者来，当然有权享受更多的空气。①比塞塔系西班牙货币单位。——译注第三天叫我去做人体测量，叫我把手指抹上印油，并把指纹印在卡片上。我拒绝了。于是他们就动用“武力”，不过却做得彬彬有礼。我看着窗外，狱卒客气地一个手指，一个手指地给我的手抹上印油，然后在各种卡片和纸张上按了10次，先是右手，然后左手。接着让我坐下脱鞋。对付脚似乎要困难一些，狱卒们围着我忙成一团。最后突然让我去和哈比耶、安吉亚诺会面，后者头天才从监狱里放出来，只不过是另一所监狱。他们告诉我，为使我获释已调动了一切力量。我在走廊里遇到监狱教士，他对我的和平主义表示了其天主教的好感，为了安慰我，又补充了一句：“Pacienzia,pacienzia（忍耐，忍耐）。”目前我还没有其他办法。中午12点，一个狱卒告诉我，我应于今晚前往加的斯，并问我是否愿意自己付火车票钱。但我不打算去加的斯，我坚决拒付车票钱。模范监狱里的牢房费就够多的了。就这样，我们于傍晚从马德里动身前往加的斯。旅费由西班牙皇帝支付。但为什么去加的斯呢？我又看了一次地图。加的斯处在欧洲西南半岛的最边上：我从别廖佐沃乘鹿橇出来，经乌拉尔来到彼得堡，从那里绕道去奥地利，从奥地利经瑞士到法国，从法国到西班牙，最后，横贯比利牛斯半岛，来到加的斯。总的方向是从东北向西南。大陆到这里结束，再往前就是海洋。Pacienzia!押送我的特务们决不想对我们的旅行保密，而且相反，他们对所有感兴趣的人详细叙述我的历史，而且还给我说好话，从最好的方面介绍我：不是伪币制造者，而是一位贵族，不过观点有些问题罢了。大家都安慰我，说加的斯的气候好极了。“说实话，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我问特务。“太简单了：根据巴黎打来的电报。”果然不出我所料。马德里当局接到了巴黎警察局拍来的电报：“一个危险的无政府主义者某某在圣塞瓦斯蒂安穿越国境，他打算住在马德里。”于是，这里早就开始等我、找我，并为在整整一个礼拜中没找到我而忧虑不安。法国警官：“彬彬有礼”地送我穿越国境，那位蒙田①和勒南的崇拜者甚至还问我：“做得够谨慎的，不是吗？”可同时就是这个警察给马德里发了电报，通告有一位危险的“无政府主义者”通过伊鲁恩、圣塞瓦斯蒂安前往马德里。①蒙田，米歇尔·埃甘·德（1533—1592）法国人文主义哲学家。——译注在这件事中扮演主要角色的是所谓法警的头子比代—福帕斯，他是跟踪和驱逐的主谋。比代在其同僚中以粗暴和恶毒著称。他试图用连沙皇宪兵军官都从未用过的口气和我谈话，我们之间的谈话总是不欢而散。在离开他时，我感到背后有仇视的目光。我在狱中会见哈比耶时对他说，我深信我的被捕是比代—福帕斯一手策划的。这个名字由我一提，出现在所有西班牙的报刊上。事隔不到两年，由于命运安排比代先生使我得到了意外的满足。1918年夏天，人们打电话到军事人民委员部通知我：比代，雷神比代被关在一所苏维埃的监狱中。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原来是法国政府派他加入军事代表团，以便在苏维埃共和国从事侦察和阴谋活动。他由于不慎而落网。尤其是又加上签署了对我的驱逐令的法国内务部长马尔维，他本人此后很快就被克列孟梭内阁以搞和平主义阴谋的罪名驱逐出法国。这的确可以说是涅墨西斯①所能赐与的最大的满足了。想不到竟会有这样的巧合，好像是专门为电影提供的情节一般。①涅墨西斯系希腊神话中的复仇女神。——译注当把比代押到人民委员会见我时，我没有马上认出他来。他变成了一个普通人，而且还垂头丧气的。我不解地打量着他。“Maisoui,monsieur,c’estmoi①，”，他低着头说。①法文：“对，先生，这是我。”——译注这的确是比代。“不过你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这是怎么回事？”我由衷吃惊地问。比代像哲人般地摊开了双手，以警察的坚韧不拔的信心说：“C’estlamarchedesevenements①。”确实如此！极其漂亮的说法。那位把我押往圣塞瓦斯蒂安的皮肤漆黑的宿命论者又浮现在我的记忆中：“没有选择的自由，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①法文：“这是事态的发展。”——译注“比代先生，不管怎么说，您在巴黎时对我可不太客气……”“是的，人民委员先生，我应该承认这点并向您道歉，我在牢房里常常想到这事。”他又意味深长地补充一句：“有时，一个人尝尝铁窗生活的滋味也不无裨益。但我仍希望，我在巴黎的所作所为不会给我带来可怕的后果。”我劝他放心。他对我保证说：“我回到巴黎后，决不再干我的老行当了。”“比代先生，这可能吗？Onrevienttoujoursasespremiersamours①。”我常常对我的朋友们讲述这个场面，因此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我们的对话，就像是昨天发生的一样。后来，在交换俘虏时，比代被放回法国。至于他后来的命运如何，我一无所知。①法文：“俗语说，本行难改！”——译注但是，我们应当从军事人民委员会回到加的斯来。加的斯警察局长在与省长商议之后通知我。明天上午8点钟，我将被送往哈瓦那，因为明天恰巧有一艘客轮驶往那里。“去哪儿？”“哈瓦那。”“哈—瓦—那？”“哈瓦那！”“我不会自愿前往。”“我们不得不强行把您送进船舱。”德国领事馆的秘书，警察局长的朋友作为翻译参与了谈话，他建议我要“识时务”(SichmitdenRealit?tenabzufinden)。Pacienzia,pacienzia（忍耐，忍耐）！但这也太过分了。我再次宣布他们决不能逞。我在密探们的陪同下沿着这座迷人的城市的街道跑向电报局，对这座城市却视而不见。我给哈比耶、安吉亚诺、警备司令、内务部长、总理罗曼诺内斯①、自由派报纸、共和党议员发了加急电报，动用了一切可资告急的理由。然后又往各处发信。我在给意大利议员塞拉蒂②的信中写道：“亲爱的朋友，请您想象一下，您现在正在特维尔，处于警察监视之下，并打算把您送往您根本不想去的东京。我在加的斯，在前往哈瓦那前夕的状况大概就是这样。”然后，又和密探奔回警察局长那里。在我的压力下，他就我的问题给马德里发了电报，通知说我宁愿留在加的斯监狱里等候开往纽约的轮船，也不愿前往哈瓦那。我不想投降，这是非常紧张的一天！①罗曼诺内斯，孔特（1863—1950）西班牙自由党领袖，1912至1919年间曾3度出任总理——译注②塞拉蒂，吉阿辛托·梅诺蒂（1872—1926）意大利社会党领导人之一，最高纲领派领袖。——译注此时，共和党议员卡斯特罗维德就我被捕和驱逐之事向议会提出质询。在报纸上展开了论战。左派攻击警方，但作为亲法派，他们谴责我的和平主义。右派同情我的“亲德”（难怪我被法国驱逐），但害怕我的无政府主义。在这团乱麻之中，谁也理不出个头绪来。不过，毕竟还是允许我在加的斯等待最近一次开往纽约的轮船。这是一个重大的胜利！此后几个星期中，我一直处于加的斯警察的监视之中，但这是平和的、家庭式的监视，与巴黎的那种监视截然不同。在巴黎的最后两个月中，我为摆脱密探消耗了不少精力：我常常跳进附近仅有的一辆出租车离去、钻进漆黑的电影院、在列车临起动的刹那间跳上地铁，或是相反出人意料地从车厢里跳出来等等，等等。密探也没打瞌睡，他们在追踪我的过程中千方百计，极尽其追踪之能事：拦截汽车、在电影院出口处守候，从电车和地铁中像炸弹一样地窜出来，引起乘客和售票员的愤怒。实质上，这纯属为“艺术而艺术”。我的政治活动全在警方的眼皮底下进行的。但密探的盯梢刺激并调动了我的反抗的本能。但我在加的斯，密探告诉我，他将在几点钟回来，我应在旅馆中耐心地等他。同时，他坚决地捍卫我的利益，帮我买东西，提醒我注意人行道上的坑坑洼洼。一次，一个小贩卖给我12只煮虾竟要价两个里亚尔①，密探威胁地挥动着拳头，把他臭骂一顿，当小贩已经走出咖啡馆之后，密探还追上他，在窗下大喊大叫，引来一群人围观。①里亚尔系15—19世纪70年代流通于西班牙、拉美等国的一种银币。——译注我力求不白白浪费时间：我在图书馆研究西班牙历史、背西班牙文的动词变位、充实我的英语词汇量，为赴美做准备。白天不知不觉地过去了，我往往在傍晚伤心地发现，行期将至，但我的进展太小。如果不算书橐虫在内的话，图书馆里永远只有我一个。书橐已蛀坏了不少18世纪的古籍了，有时为了辨认姓名或日期，往往要费不少力气。在我那时的笔记本中记录着这样一段话：“这位西班牙革命历史学家描述了那种政治家，他们在人民运动胜利前5分钟还痛斥它是犯罪、疯狂，可在胜利后却出头露面。年迈的史学家继续写道：‘这帮机灵的先生们出现在以后所有的革命中，而且喊得比谁都响。西班牙人把这类滑头叫做Panzistas（词根是肚子）。众所周知，我们的老熟人桑丘·潘沙①的名字也起源于这个词。’这个名称很难翻译（是自私鬼？），但困难是语言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这个典型完全是国际性的。”l917年后，我又有了许多机会来确认这点。①桑丘·潘沙系塞万提小说《堂吉诃德》中的人物，堂吉诃德的仆人。——译注值得注意的是，加的斯的报纸上没有一则有关战争的报道，仿佛它根本就不存在似的。当我请交谈者注意在西班牙发行量最大的一家报纸《ELDiariodeCadiz（加的斯日报）》上都没有关于战争的报导时，人们惊讶地回答我说：“真的吗？不可能……对、对、对，的确是这样。”这就是说，他们自己以前从未发现这点。归根结底，人们在远离比利牛斯的地方打仗，我本人对战争也有些生疏了。前往纽约的客轮从巴塞罗纳起锚出航。我获准到那里迎接我的家眷。我在巴塞罗纳又和警察发生了麻烦，又是提抗议、发电报，又遇上了新的密探。家眷到了。在这段期间，他们在巴黎也没少担惊受怕。现在一切都好了。我们在密探的陪同下游览了巴塞罗纳。两个儿子赞赏这里的海洋和水果。我们都接受了前往美国的想法。我以为从西班牙途径意大利前往瑞士的斡旋没有取得任何结果，12月25日我和我的全家乘轮船离开巴塞罗纳港口。诚然，在意大利和瑞士社会党人的坚持下，两国政府最后终于同意给我签证，不过那已是我们离开之后的事了。拖延当然是有意的。伊兹沃尔斯基把事情安排得相当好。在我离开巴塞罗纳后，欧洲的大门在我身后关闭了。警察把我的家眷送上了西班牙大西洋航运公司的轮船蒙赛拉号，它在17天内把它所载的活的和死的货物运到纽约。17天，这在哥伦布时代是非常诱人的。他的塑像矗立在巴塞罗那港口。当时正是海面风急浪大的季节。整个航程中这艘轮船都在提醒我们：浮生若梦。蒙赛拉号是一艘破旧的轮船，根本不适于远洋航行。但是中立的西班牙轮船在战争期间被击沉的机会较少，西班牙海运公司因此提高了船票价格，但住的条件很差，膳食则更糟。轮船上的旅客形形色色，而且正是因为它形形色色而缺乏吸引力。其中有不少各国的逃避兵役者，而且大多数属于上流社会。一位画家带着他的画、他的天才，在老父亲的庇护下离开了火线。一位拳击运动员兼小说家，他是奥斯卡·王尔德①的叔伯兄弟，他公然宣称，宁愿在高尚的体育比赛中、即在拳击场上打掉美国佬的下巴，也不愿让德国人打穿自己的肋骨。台球冠军，一位无可争议的绅士，为征兵征到他这种年龄的人而愤怒不已：为什么？为了这场毫无意义的屠杀？没门儿！他表达了他对齐美尔瓦尔德派的好感。其余都大致如此：逃避兵役者、冒险家、投机商人、或被欧洲所遗弃的“不受它欢迎”的人，否则谁会在这种时候自愿乘西班牙可怜的轮船横渡大西洋呢？……①王尔德，奥斯卡（1854—1900）英国作家，诗人。主要作品有小说《道特·格雷的肖像》、剧本《温德梅尔夫人的扇子》《理想丈夫》等。——译注描述三等舱的旅客更加困难。这些旅客一个挨一个地躺在舱里，由于吃得少而很少运动、很少说话，他们忧郁地从一种凶狠可恶的贫困驶向另一种贫困，只不过后者目前还蒙在未知数里。美国为战争中的欧洲而工作，它需要新的劳动力，条件是没有砂眼和其他疾病，没有无政府主义思想。轮船为我的孩子们开辟了一个广阔的观察场所。他们随时都能发现点新东西。“你知道吗，船上的司炉是个共和党。”由于不断地在一个个国家之间颠沛流离，孩子们有他们的特殊语言。“共和主义者？你们是怎么知道的？”“他把什么事都给我们讲得非常清楚。他说‘阿尔丰沙①’，然后就‘砰，啪’。”①阿尔丰沙指阿尔丰沙十三世（l886—1941），1902—1931年为西班牙国王，后在西班牙革命中被推翻。——译注“不错，看来他确实是共和主义者，”我赞同说。孩子们把马拉加干葡萄酒和其他好东西偷着拿给司炉，并介绍他和我相识。这位共和主义者约有20岁，看来他对君主政体有十分明确的观点。1917年1月1日，在轮船上的所有乘客都彼此祝贺新年。世界大战的头两个新年是在法国过的，第三个是在大海上。1917年将会带来什么呢？1月13日，星期天，我们驶近纽约了。凌晨3点，所有人都被叫醒，船停了。一片漆黑、天气寒冷、刮着风、下着雨。岸边矗立着湿漉漉的庞大建筑群。新大陆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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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驱逐出法国第二十章驱逐出法国当我到达君士坦丁堡之后，法国某些报刊报导说，将我驱逐出法国的命令在13年之后仍然有效。如果此话当真，则应该重新相信，并非一切价值都在这场世界性的空前浩劫中毁灭。诚然，在那几年中几代人被霰弹消灭，无数城市被夷为平地，多少帝王的王冠跌落在欧洲这片废墟上，多少疆界发生了变化，把我拒之门外的法国国界也已经移动。但在这场规模浩大的破坏性剧变中，马尔维1916年早秋签署的命令却有幸得以保存下来。马尔维本人也已经被驱逐而且又重新返回，这又该做何解释呢？在历史上，人所做的事往往比做此事的人更强大。当然，最严格的法学家也许会反驳，说他看不出这道命令有必要延续至今。例如，1918年法国军事代表团在莫斯科将其最积极的军官交给我差遣，对一个不许进入法国国境的“不受欢迎”的外国人未必能这样吧。例如，1922年10月10日埃里奥在莫斯科拜会我，当然不是为了对我重提有关驱逐我出境的命令。相反，是在埃里奥先生殷勤地问我何时访问巴黎时，由我提到的。不过，我提此事无非是开玩笑而已，我们两人都笑了起来。尽管笑法各不相同，毕竟是一起笑的。再例如，法国大使赫伯特先生于1925年在沙图拉电站开工典礼上，代表出席典礼的外交官对我的讲话殷勤答谢，在这席话中，连最挑剔的人也不能发现马尔维先生命令的点滴余音。从上述一切中能得出什么结论呢？难怪1916年秋天，押我离开巴黎去伊鲁恩的两位警官中的一位对我解释说：“政府内阁总要更替，只有警察局永远不动。”为了使读者进一步了解将我驱逐出法国的情况，有必要把我出版的那份俄文小报存在的条件扼要地讲几句。它的主要敌人当然是俄国使馆。那里人们把《我们的言论报》上的文章译成法文，加上相应的注释寄到Quaid’Orsay（凯道赛）①和国防部，那里再立即用电话通知战时书刊检查官夏尔先生，此人战前在俄国当了几年法语教师。夏尔优柔寡断，他的犹豫总是本着这种精神来解决，即与其留下，不如删去。几年之后他写了一本糟糕透顶的《列宁传》，遗憾的是他对他的大作没有采用这条规则……作为一个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书刊检查官，夏尔不仅保护沙皇、皇后、萨佐诺夫②、米留可夫的达达尼尔海峡的幻想，还得保护拉斯普京③。反对《我们的言论报》（这是一场名符其实的消耗战）的原因并非由于这家报纸的国际主义，而是由于它对待沙皇制度的革命精神，要想证明这点易如反掌。①凯道赛系法国外交部所在地。——译注②萨佐诺夫，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1860—1927）于1910—1916年任沙皇政府外交大臣，促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译注③拉斯普京，格里戈里·叶菲莫维奇（1872—1916）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宠信，被视为预言家和神医，对沙皇及其亲信影响极大，干预国家事务，后被保皇派刺死——译注与书刊检查的第一次爆炸性冲突是俄军在加里西亚会战告捷期间：取得了一点小小的军事胜利，沙俄大使馆就变得极其专横无礼。这次事情竟到了这种地步，我们报纸上一篇悼念维特伯爵的祭文被全文删去，甚至连仅由5个字母组成的标题Виттe（维特）也没有留下。还应补充的是，就在此时，彼得堡海运部门官方机关刊物上刊登了针对法兰西共和国的厚颜无耻的文章，嘲弄它的议会及其“可怜的小皇帝”——议员。我拿着彼得堡的杂志前往书刊检查处交涉。夏尔先生对我说：“老实讲，这与我本人无关。有关贵刊的全部指示都来自外交部。您不想跟我们的一位外交官谈谈吗？”半小时后，国防部办公处中来了一位头发斑白的外交绅士。我们之间进行了一场对话，在谈话后不久我就把它记录下来。“请您解释一下，为什么把本报一篇论述一位失宠退休、而且已经死了的俄国官僚的文章删去，该措施与军事行动有何联系？”“您知道吗，这样的文章他们不喜欢，”外交官模棱两可，但显然是朝俄国使馆的方位点了点头说。“我们就是为了让他们不痛快才写的……”外交官对这个回答宽容地笑了笑，仿佛是听到了一句无伤大雅的玩笑话。“我们正在打仗，我们有赖于我们的盟国。”“您莫非想说，法国的国内制度处于沙俄外交机构的监督之下吗？当年你们的祖先砍掉路易十六的头莫非也错了吗？”“哎，您这是过甚其词了。而且请您不要忘记，我们正在打仗……”下面的谈话就是无的放失的了。外交官面带造作的微笑对我解释：因为达官贵人也要命归黄泉，所以活着的不愿听人们说死者的坏话。这次会面之后，情况依然如故。书刊检查官删除文章，有时一期报纸干脆被删成一张白纸。我们从未违抗过夏尔先生的意志，夏尔先生更不愿意违抗其主子的意志。尽管如此，1916年秋警察局仍对我宣布了将我驱逐出法国国境的命令。原因何在？没有对我说过一个字。原委慢慢地暴露了出来。驱逐我的理由原来是沙皇暗探局组织的一次居心险恶的挑衅。让·龙格议员去见白里安就我被驱逐一事向他提抗议——更确切地说是唱哀歌，因为龙格的抗议听起来永远是最柔和哀婉的旋律——时，这位法国总理回答他说：“您知道吗，在马赛从打死了自己团长的俄国士兵身上搜出了《我们的言论报》？”这完全出乎龙格的意料。他知道这份报纸的“齐美尔瓦尔德”倾向，对此他好歹还能接受，但杀害团长不能不使他惊慌。龙格马上找我的法国朋友们打听情况，后者又来找我。但我对马赛凶杀案所了解的情况不比他们更多。俄国自由派的记者，《我们的言论报》的护国派敌人意外地卷入此案之中，他们说明了马赛事件的全部情况。情况如下：沙皇政府在向共和国土地上派遣俄国士兵——由于队伍的数量微不足道而被称为“象征性的”——同时，它急忙动用了相应数量的密探和奸细。其中有一个从伦敦来的名叫维宁格（似乎是这个姓）的人，他是俄国驻英参赞推荐来的。开始，维宁格试图吸收一些最温和的俄国通讯员在士兵中进行“革命”宣传工作。但他碰了钉子。他不敢找《我们的言论报》，所以对我们对他一无所知。维宁格在巴黎受挫之后就去了土伦，那里，看来他在俄国水兵中搞出了点名堂，他们还很难识透他。“这里的土壤对我们的工作非常适宜，请给我寄一些革命书籍和报纸。”维宁格盲目地从土伦给个别的俄国记者写了信，但没有得到他们的回信。在土伦，俄国的阿斯科尔德号巡洋舰上发生了剧烈的骚动并遭到残酷镇压。维宁格在此事中的角色过于明显，他认为应及时把自己的活动转移到马赛。那里的土壤也“很适宜”。在维宁格的参预下，在俄国士兵中发生了骚动，其结局是把一位名叫克劳兹的俄国团长在军营院中用石头砸死。在逮捕与此案有牵连的士兵时，在他们身上搜出《我们的言论报》，而且是同一期的。当俄国记者赶到马赛了解情况时，军官们告诉他们，某个维宁格在骚乱时强行塞给每人一份《我们的言论报》。因此才在被捕者身上搜出了这张他们连读都没有读过的报纸。需要指出的是，在龙格刚与白里安谈过驱逐我的问题之后，即维宁格在此案中的作用尚未搞清时，我在致朱利·盖德的公开信中做了推测，《我们的言论报》也许是某个奸细在需要时刻有预谋地散发给士兵的。这个假设从敌对报纸上得到了无可辩驳的证实，其速度之快连我本人都想不到。尽管如此，沙皇的外交机构还是毫不含糊地让共和国政府明白，要想得到俄国士兵，它必须立即捣毁俄国革命者的巢穴。目地达到了：迄今为止一直犹豫不决的法国政府封闭了《我们的言论报》，内务部长马尔维签署了警方预先准备好的将我驱逐出法国的命令。现在，内务部感到自己有了堂皇的掩饰。白里安不仅对让·龙格，还有包括国会委员会主席赖格在内的几位其他议员说明马赛事件就是驱逐我的原因。但《我们的言论报》是一份严格经受书刊检查的报纸，并在巴黎的报亭中公开出售，它怎么能号召士兵杀死团长呢？在这一阴谋的内幕没有揭露之前，它始终是个谜。国会也了解了事情的真相。当时的教育部长潘勒韦①在别人对他叙述此事的内幕时，他高声喊叫：“太可耻了……不能听任此事这样搞下去！”但正在打仗，沙皇是盟友，所以不能暴露维宁格，只能执行马尔维的命令。①潘勒韦，保尔（1863—1933）法国数学家，曾历任法国总理、部长等职。——译注巴黎警察局通知我，将我从法国驱逐到一个我自己选中的国家中去。不过我被预先告知，英国和意大利拒绝接待我。只好重返瑞士，但瑞士公使馆断然拒绝给我签证。我给我的瑞士朋友们拍了电报并得到了他们的令人欣慰的答复，说问题将会得到满意的解决。但是瑞士公使馆仍拒绝签证。后来才搞清，原来是俄国大使在盟友的帮助下对伯尔尼施加了必要的压力，瑞士当局打算拖延解决问题的时间，等把我驱逐出法国之后再说。只有经过英国才能进入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但英国政府拒绝给我过境权。只剩下西班牙，不过，我本人拒绝自愿去比利牛斯半岛。和巴黎警察的麻烦事持续了6个星期。密探盯住我不放：跟踪我，在我的住宅和我们的报纸编辑部周围监视。最后巴黎当局决定采取强硬措施，警察局长洛兰把我召去，告诫说，鉴于我拒绝自愿出境，只好派两个警官押送我，不过他们穿着“便服”，他尽可能客气地补充了一句。沙皇使馆如愿以偿：我被驱逐出了法国。在我以当时札记为依据而追述的事情中，可能会有一些细小的出入，但其所有基本情节都是无可争议的。此外，与此事有关的大多数人至今依然健在，其中不少人都在法国。还有不少文件，要恢复事实真相确实不是难事，从我这方面来说，我毫不怀疑，如果是马尔维签署的驱逐我的命令从警察局的档案中抽出，并对这份文件进行指纹鉴定的话，在这张命令的某个角上一定能找到维宁格先生的指纹。 |
第十九章巴黎与齐美尔瓦尔德第十九章巴黎与齐美尔瓦尔德1914年11月19日，我作为《基辅思想报》的战地记者越过了法国国界。我欣然接受了报纸的建议，因为它使我有可能进一步接近战争。那时巴黎十分悲惨，夜晚大街小巷一片漆黑，常常遭到齐柏林式飞艇的袭击。德军在马恩河受阻之后，战争变得更加残酷无情。在吞噬着欧洲的无边的混乱中，在被社会民主党欺骗和出卖的工人群众默不作声的情况下，毁灭人类的机器施展其机械力量，资本主义文明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它企图打透人的厚厚的头盖骨。当德国人逼近巴黎的时刻，法国资产阶级爱国主义者纷纷逃离巴黎之时，两个俄国流亡者在巴黎办了一份小型俄文日报，其任务在于对被抛弃在巴黎的俄国人说明正在展开的事件，保持国际团结精神不让它熄灭。在第一期报纸出版前，出版社的“金库”里只有30法郎，没有一个“头脑健全”的人相信能够用这点基金出版日报。确实，尽管编辑部和撰稿人无偿劳动，报纸每周至少经受一次毫无出路的危机。但出路还是找到了。忠于自己报纸的排字工饿着肚子工作，编辑为搞到几十法郎在城里四处奔波，报纸却总能如期出版。在负债和书刊检查的打击下，它也暂时消失，但马上就在新的刊名下重新出现。就这样这份报纸存在了两年之久，即直到1917年2月革命前。我到达巴黎后，就开始热心地为《我们的言论报》工作。它当时还是《呼声报》。日报对我来说是把握事件发展方向的最重要的工具。《我们的言论报》的经验对我后来从事军事工作大有裨益。我的家人在1915年5月才来到法国。我们住进塞夫勒的一栋小房子里。我们的一位年轻朋友，意大利画家勒内·帕列什把它让给我们住了几个月。两个男孩开始到塞夫勒的学校上学。春天十分美好，嫩绿的草木似乎格外温柔亲切。但穿黑色丧服的妇女人数不断地增加，越来越多的学生失去了父亲。两军都修筑了地下工事，看不到出路。克列孟梭①开始在他的报纸上攻击霞飞②。反动的地下活动正在酝酿宫廷政变。有关这方面的消息不胫而走。在《时报》的版面上，有一两天内把议会称为蠢驴，尽管如此，《时报》还严厉要求社会主义者维护民族团结。①克列孟梭，乔治·邦雅曼（1841—1929）1906—1909，1917—1920年任法国总理，1919—1920年任巴黎和会主席。——译注②霞飞，约瑟夫·杰克（1852—1931）法国元帅，1911—1914年为总参谋长，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法军总司令。——译注饶勒斯去世了。我去了一趟饶勒斯遇刺的克罗桑咖啡馆，想寻找他的遗迹。在政治上我与饶勒斯相当疏远，但我不能不体验到这个强大个性的有吸引力的活动。饶勒斯的精神世界是由民族传统、形而上学的道德因素、对不幸的人的爱和审美想象构成的，具有鲜明的贵族特征，而倍倍尔的精神面貌却是平民般的质朴。他们两人同样比他们留下的遗产高出一头。我在巴黎的群众集会、国际大会和委员会上多次听过饶勒斯的讲话。但每次都像初次听他讲话一样。他不墨守成规，基本上从不重复，总是自己重新发现自己，永远重新动员起潜在的精神力量。他具有瀑布般强大的力量，但又十分柔和。它像修养极高的精神世界的反光，在他的面庞上闪耀。他能移山倒海，发出惊天动地的声响，但他本人从不被震聋，永远保持警惕，他的耳朵灵敏地捕捉每一个回声，驳斥反对意见，像摧枯拉朽的风暴一样冷酷无情，有时又像监护人和大哥一样宽宏大量、温和可亲。饶勒斯和倍倍尔是两个完全相反的人，但同时又都是第二国际的高峰。两人都具有深刻的民族性，饶勒斯的言词像拉丁人一样热情雄辩，倍倍尔则像新教徒一样枯燥冷峻。他们两人我都敬爱，但方式不同。倍倍尔是寿终正寝，可饶勒斯却死于盛年。但两人死得都恰逢其时，因为他们的死划出了第二国际进步的历史使命完结的界线。法国社会主义党处于军心涣散士气低落的状况之中。没人能取代饶勒斯。瓦扬是一位老资格的“反军国主义者”，每天都在用极端沙文主义精神的文章糟踏自己。一次，我在由党代表和工会人士组成的行动委员会上意外地见到了这位老人。瓦扬好像自己的影子，即在雷蒙·彭加勒时代仍具有无套裤汉①战争传统的布朗基②主义的影子。战前的法国人口增长已经停滞，经济生活和思想因循守旧，在瓦扬眼中却是唯一发展和进步的国家，是优秀的负有解放使命的民族，与它的接触就能唤醒其他民族的精神生活。他的社会主义是沙文主义的，正如他的沙文主义是救世主临世说一般。朱尔·盖德③是马克思主义一翼的领袖，在旷日持久、使人精疲力竭的反民主制偶像的斗争中耗尽了自己的力量，只能为国防而牺牲他那白璧无瑕的道德权威。《要么制造国王，要么制造和平》一书的作者马寒尔·桑巴为在白里安④内阁中的盖德做场外指导。最终总需要有人取代饶勒斯的位置，波尔·列诺得尔⑤便一度成了党的“领导人”。列诺得尔为了模仿被打死的领袖的手势和如同霹雳般宏亮的声音而心力交瘁。龙格⑥对列诺得尔亦步亦趋，但有几分腼腆，他把这点冒充为左。他的所作所为只能使人想到，马克思不对其孙辈负责。以总工会主席若奥⑦为代表的官方工团主义在24小时之内就黯然失色。他在和平时期“否定”国家，是为了在战时跪倒在它眼前。革命小丑爱尔威昨天曾是极端的反军国主义者，现在却转了180度，成了极端的沙文主义者，但仍是一个自满的小丑。他的报纸仍继续称为《Laguerresociale（社会斗争报）》，似乎是为了公然地嘲弄昨天的思想。这一切都像是一场可悲的假面舞会，灭亡前的狂欢。我们不能不对自己说，我们是由更严肃的材料制成的，事件不会使我们猝不及防，从前我们已经能预料到一些情况，现在对许多事件能够预见并能有备无患。当列诺得尔、爱尔威和其他人恬不知耻地与卡尔·李卜克内西称兄道弟时，我们不只一次愤怒地握紧了拳头！在党和工会内个别的反对派分子比比皆是，但连活力的征兆都没有。在巴黎的俄国侨民中最杰出的人物无疑是孟什维克的领袖马尔托夫了，他是我一生中所遇到的最有才气的人之一。此人的不幸在于命运使他成为革命时期的政治家，却没有赋予他必不可少的意志。马尔托夫的精神世界不平衡，每当重大事件来临时，这点就悲剧性地暴露出来。我在1905、1914和1917年这3个历史阶段中观察过马尔托夫，他对事件的最初反应几乎总是革命性的。但还没等他把思想变成文字，他已经疑虑丛生了。他那丰富多彩柔韧灵活的思想没有意志做中流砥柱。他在1905年第一次革命高潮之际给阿克雪里罗得的信中痛苦地抱怨说思想集中不起来。确实，直到反动时期来临，他的思想还集中不起来。世界大战开始时，他还是对那个阿克雪里罗得抱怨，接二连三的事件都使他到了疯狂的边缘。最后在1917年，他犹豫不决地向左转，在自己的党派中把领导权让给采列捷利和唐恩⑧。这两个人中，前者在智力方面，后者在各个方面在他的面前只能甘拜下风。①无套裤汉又译长裤汉，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流行语。贵族对不穿短套裤而穿粗布长裤的平民代表的讥称。在雅各宾专政时期，革命者以此自称。——译注②布朗基，路易·奥古斯特（1805—1881）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曾参加1830年和1848年革命。30年代曾领导秘密共和团体，被缺席选为巴黎公社委员。奉行宗派主义策略，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只靠少数革命党人秘密组织和密谋活动。布朗基主义即指以他为代表的政治思潮。——译注③盖德，朱尔（1845—1922）法国工人党创始人之一，第二国际活动家，马克思主义宣传者，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社会沙文主义者，1914—1915年任国务部长。——译注④白里安，阿里斯蒂德（1862—1932）1909—1932年间多次出任法国总理和外交部长，鼓吹建立“欧洲联邦”。——译注⑤列诺得尔，波尔（1871—1935）法国社会党右翼领袖，曾任《人道报》社长。——译注⑥龙格，让（1976—1938）法国社会党中派领袖，马克思的外孙，第一次大战期间是和平主义者。——译注⑦若奥，列昂（1879—1954）1909—1947年间法国劳工总联合会领导人，工人力量总工会创建人。——译注⑧唐恩，弗奥多尔·伊里奇（1871—1947）孟什维克领袖之一，1917年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2年被驱逐出境。——译注1914年10月14日，马尔托夫在给阿克雪里罗得的信中写道：“看来，我们与其和普列汉诺夫，也许还不如和列宁达成协议，后者准备以战士的角色反对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但这种情绪在马尔托夫身上没有持续多久。我在巴黎遇到他时，他已处于萎靡不振的状态。我们在《我们的言论报》的合作，从第一天起就变成了不可调和的斗争，其结果是马尔托夫退出编辑部，然后又退出了撰稿人的行列。在我到巴黎后不久，我和马尔托夫就一起寻找莫纳，他是工会杂志《工人生活》的编辑之一。莫纳从前是教师，后来又当过校对员，从外表上看是一个典型的巴黎工人，他是个性格坚强的聪明人，他一刻也未曾与军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国家妥协。但是出路何在？在这点上我们之间存在着分歧：莫纳“否定”国家和政治斗争。国家超越了他的否定，并在他公开抗议工会的沙文主义之后，迫使他穿上了红裤子从军去了。我通过莫纳与记者罗斯梅成了知交，他也属于无政府主义工团派，但事件表明他实质上比盖德派更接近马克思主义。从那些日子起，我与罗斯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它经受了世界大战、革命、苏维埃政权和粉碎反对派的考验……通过同一渠道我认识了许多以前我所不知道的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钢铁工人联合会秘书，小心谨慎、精明温和的梅尔盖姆，他的结局在各方面都很悲惨；记者吉尔鲍，他后来因捏造的“叛国罪”被缺席判处死刑；桶匠工会的秘书长布尔德隆“老爹”；探索通向革命社会主义道路的教师洛里奥和其他许多人。我们每周在QuaiJemappe（凯杰马普）聚会，人数多时则在Gronge-aux-Belles（格龙日奥贝尔），交换有关战争和外交工作的幕后情报，批评正统社会主义，捕捉社会觉醒的征兆，规劝动摇者，为未来做准备。1915年8月4日，我在《我们的言论报》上写道：“我们在迎接血腥的世界大战周年时，没有丝毫的精神沮丧或政治上的怀疑主义。我们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我们在空前的世界惨祸中仍坚持分析、批判和预见的立场。我们放弃所有的‘民族’有色眼镜这种货物，各国总参谋部不仅廉价推销，甚至不惜倒贴钱。我们仍坚持按事物的本来面貌看事物、直言不讳并预见它们今后发展的逻辑。”直到13年后的今天，我仍只能重复这些话。我们时时刻刻都意识到自己比官方政治思想（其中包括护国派社会主义）优越得多。这并非是妄自尊大。在这种感觉中没有任何个人的东西，它出于我们的原则性立场！我们站在最高的了望台上。批判的观点首先使我们有可能更清楚地预见战争本身的前景。众所周知，交战双方都指望自己能速胜。证明这种浅薄的乐观主义的证据不计其数。布坎南在其回忆录中说：“我的法国同事一度曾如此乐观，认为战争可在圣诞节前结束，甚至还和我以5英镑赌输赢。”布坎南本人在内心深处也认为战争结束不会迟于复活节。从1914年秋起，我们与一切官方预言相反，在我们的报纸上天天都坚持重申战争将是漫长、持久的，战后整个欧洲都将遍体鳞伤、元气耗尽。我们在《我们的言论报》上几十次断言，即使在协约国获胜的情况下，当战争的硝烟消散之后，法国在国际舞台上充其量不过是个大一点的比利时而已。我们满有把握地预见到未来美国将主宰世界。1914年9月5日我们第一次这样写：“通过这场战争，帝国主义把赌注押在强者身上，世界将属于它们。”我的一家早就从塞夫勒搬到巴黎，住在窄小的rueOudry（乌德里街）上。巴黎人越来越少，街上的钟表一个接一个都停了，贝尔福制造的一只狮子嘴里不知为什么塞着一束肮脏的干草。战争继续进行，战壕越挖越多。冲出战壕、冲出停滞、冲出坑穴和静止，这就是护国主义的嚎叫。前进！前进！凡尔登战役①的骇人听闻的疯狂就这样愈演愈烈。在那些日子里，我巧妙灵活地摆脱了战时书刊检查，在《我们的言论报》上写道：“凡尔登战役的军事意义不论多么巨大，但它的政治意义还要大得多。在柏林和其他地方（sic）②，人们希望‘运动’，他们将会得到它。听！在凡尔登锻造着‘我们的明天’。”①凡尔登战役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法两军在凡尔登地区展开的决定性的战役。德军曾数度向法军进攻，企图突破法军防线，但遇到法军顽强抵抗，并在法军反攻下被迫退回原阵地。从此，德、奥、土、保阵线日趋崩溃。——译注②sic系拉丁文，意为：原文如此。——译注1915年夏，意大利代表、罗马议会社会主义党团书记莫加里来到巴黎，他是一个天真的折衷主义者，此行旨在吸引法、英两国社会主义者参加国际会议。在一座大街心花园的咖啡馆凉台上，我们和一些不知为什么自认为是“左派”的社会党议员召开了有莫加里参加的会议。当谈话局限在和平主义的夸夸其谈和反复议论恢复国际关系的必要性的共同之点时，谈话进行得非常顺利。但当莫加里可怜地低声说他需搞一张去瑞士的假护照时（他所着迷的显然是烧炭党的活动方式），议员先生们立刻拉长了脸，其中一位（我已记不清到底是谁了）立即叫来侍者，匆匆付了会议所需全部咖啡款。莫里哀的英灵，大概还有拉伯雷的英灵都出现在凉台之上。事情到此为止。我和马尔托夫在回家的路上觉得又好气又好笑，索性大笑了一阵。我和梅尔盖姆、布尔德隆这两位非常温和的和平主义者一起动身去参加大会，莫纳和罗斯梅已应征入伍不能前往。谁也不需要假护照，因为政府尚未摆脱战前道德，为我们签发了合法的护照。会议的组织工作落在伯尔尼社会民主党领袖格里姆①身上。他那时正全力以赴地争取超越其政党和他本人的平庸水平。他把会议安排在离伯尔尼10公里群山中的小村庄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们挤在4辆敞篷马车中进山，行人们好奇地望着这非同寻常的车队。代表们就下述理由互相打趣：第一国际成立已半个世纪之久，居然可以把所有国际主义者装进4辆马车。但在这些玩笑中并没有怀疑主义的成分，历史的线索经常扯断，于是就要打一个新结。这就是我们在齐美尔瓦尔德所做的工作。①格里姆，罗伯特（1881—1956）瑞士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领袖之一，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代表会议的主席。——译注开会那几天（9月5日至8日）是狂风暴雨般的几天。列宁所领导的革命派和大多数代表组成的和平主义一派好容易才一致通过了由我起草的共同宣言。宣言远未说出一切该说的话，但它仍意味着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列宁站在大会的极左翼中，在一系列问题上他在齐美尔瓦尔德左翼中也常常是孤立的。我尽管在全部基本问题与左翼一致，但没有加入其中。在齐美尔瓦尔德列宁为了未来的国际行动，把发条上得很紧，他在瑞士的小山村里为革命的共产国际奠定了基石。法国代表在其报告里指出了《我们的言论报》的存在对他们有什么意义，它与其他国家的国际主义运动建立了思想联系。拉科夫斯基指出《我们的言论报》在形成巴尔干地区各党的国际主义立场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意大利社会民主党通过巴拉巴诺娃的大量翻译而了解《我们的言论报》。但是，《我们的言论报》在德国报刊（包括半官方报刊）上摘录得最多，因为列诺得尔试图依赖李卜克内西，谢德曼不反对把我们算入同盟者之中。李卜克内西本人没有出席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他在被投入监狱之前，先成了霍亨索伦王朝①的阶下囚。李卜克内西给大会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标志他从和平主义路线彻底转到革命路线上来了。在大会上不只一次提到李卜克内西的名字，它在分裂着世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已成了一个普通名词。①霍亨索伦王朝1415—1701年统治勃兰登堡，1701—1918年统治普鲁士王国，1871—1918年统治德意志帝国。主要代表人物有腓特烈威廉、腓特烈二世、威廉一世和威廉二世。——译注严禁从齐美尔瓦尔德写信谈论大会情况，担心消息过早地出现在报刊上，会给代表们在归途中穿越国境时造成麻烦。几天后，到那时为止一直默默无闻的齐美尔瓦尔德传遍了整个世界。这使旅馆主人欣喜若狂。这位豪爽的瑞士人对格里姆宣称，他的旅馆有望大大地提高价钱，因此愿为第三国际基金会捐一笔款。不过我想，他很快就改变了主意。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大大地推动了各国反战运动的发展。斯巴达克小组成员在德国展开了大规模的工作。在法国成立了“恢复国际联系委员会”。巴黎的俄国移民区的工人更紧密地团结在《我们的言论报》周围，出钱出力帮助它度过财政和其他困难。在第一阶段积极为《我们的言论报》撰稿的马尔托夫现在已经离开。那些在齐美尔瓦尔德时尚把我和列宁分开的实质上是次要的分歧，在近几个月内已化为乌有。就在这时，在我们的头上聚起了乌云，到1916年它越来越浓。反动的《Liberté（自由报）》以声明的形式刊登了几篇短文，指责我们亲德。我们接到的匿名恐吓信越来越多。指控和威胁无疑来自俄国大使馆。在我们的印刷厂周围总有些可疑的人转来转去。爱尔威假手警察威胁我们。政府负责俄国流亡者问题委员会主席迪克海姆教授转告说，在政府中正在商讨封闭《我们的言论报》和驱逐编辑的问题。但是，此事却一拖再拖，因为他们找不到借口。我不仅没有破坏法律，甚至连无法无天的书刊检查也没招惹过。无论如何他们也要找一个借口。最后总算找到了一个，更确切地说，是制造了一个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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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大战爆发第十八章大战爆发在维也纳的围墙上出现了这种字样AlleSerbienmuessensterben（消灭所有塞尔维亚人）。这成了街头儿童的口号。我们的小儿子谢辽沙像往常一样，在和别人对抗的要求的推动下在西维林草坪上喊出：“HochSerbien（塞尔维亚人万岁）！”他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地回到家里，还带回了国际政治的经验。曾任英国驻彼得堡大使的布坎南①在其回忆录中欣喜地讲到。“8月初的美妙天气，”那时“俄国似乎完全改变了模样。”类似的欣喜在其他国家要人的回忆录中也可以看到，虽然统治阶级的自负和局限性在他们身上表现得不如布坎南充分。在欧洲所有的首都都是“美妙的”8月天气，所有国家都由于互相毁灭的工作而“完全改变了模样”。①布坎南，乔治·威廉（1854—1924）英国外交家，1910—1918年任驻俄大使。——译注奥匈帝国群众的护国主义热情特别令人感到意外。是什么东西促使鞋匠学徒、德捷混血儿波什佩舍尔或菜贩子玛列什太太，还有车夫弗朗克尔走到国防部前面的广场上来呢？民族主义思想？什么样的？奥匈帝国是否认民族主义思想的。不，应是其他东西。人世间，日复一日地在单调的绝望中度过一生的大有人在。社会就靠他们支撑。征兵号召犹如许诺一般闯入他们的生活。所有令人厌恶的、习惯的都被抛到一边，新的、异乎寻常的东西出现了，以后还会发生前所未见的变化。是变好还是变坏？当然是变好！难道波什佩舍尔还能比“正常”时更糟吗？我在我十分熟悉的维也纳中心街道上漫步，观察着在豪华的林格区中难得见到的被激起了希望的群众。难道这些希望的一部分不是在今天就实现了吗？难道在平时，脚夫、洗衣工、鞋匠、学徒和郊区少年能觉得自己是林格区的主人吗？战争涉及到所有的人，所以被压迫者和被生活欺骗了的人觉得自己似乎与富人和强者平等了。尽管貌似古怪，但我在维也纳展示哈布斯堡王朝的精良武器的人群中，的确捕捉到了我于1905年在彼得堡已经熟悉了的某些特征。难怪在历史上战争往往是革命之母。但是，统治阶级对待战争与革命的态度的差别又是如何之大，更确切地说应是截然对立。布坎南觉得那些日子美妙无比，俄国被唤醒了。相反，对1905年那些激动人心的革命的日子，维特伯爵则这样写道：“俄国大多数人似乎都疯了。”与革命一样，战争也使全部生活脱离常轨，把它从上到下锤打一遍。但是，革命的矛头所向是现存政权，战争则相反，它在开始时巩固国家政权，这个政权在战争所造成的混乱中是唯一强有力的支柱……直到战争把它抛弃为止。在战争初期希望在布拉格或的里雅斯特、华沙或梯弗里斯①爆发汹涌澎湃的社会或民族运动是没有根据的。1914年9月我在一篇寄往俄国的文章中写道：“征兵动员和宣战似乎从国土上抹去了所有的民族和社会矛盾，但这仅仅是历史的延期，是一种政治的延期支付。期票的期限延长了，但欠款总是要偿付的。”①梯弗里斯系第比利斯旧称。——译注在这几行要经受书刊检查的文字下，我指的当然不仅是奥匈帝国，还有俄国，而且首先是俄国。各种事件接踵而来。传来了饶勒斯遇刺的消息，报纸上险恶的谎言是如此之多，因此至少在几个小时之内还有怀疑和希望的余地。但余地很快就消失了，饶勒斯的确被敌人杀害了，而且是被他自己的党所出卖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导层对战争持什么态度呢？我所看到的是：一些人对战争兴高采烈，大骂塞尔维亚人和俄国人，而且对政府和人民根本就不加区分，这是些天生的民族主义者，只不过还涂着薄薄一层社会主义修养的漆皮，但它现在不是与日俱消而是与时俱消。我记得尤利乌斯·杰伊奇（后来似乎当了国防部长）公然鼓吹战争的必要性和战争是出路，它可以使奥地利摆脱塞尔维亚这个“恶梦”。以维克多·阿德勒为首的其他人对待战争如同对待必须忍受的外部灾难一样。但是消极观望只能为积极的民族主义一翼提供掩护。还有人意味深长地回忆起1871年德国的胜利，它推动了德国工业、同时也推动了社会民主党向前发展。8月2日，德国对俄宣战。在此之前，俄国人已经开始撤离维也纳。8月3日清晨我就前往Wienzeile（维恩柴勒），以便在那里与社会主义议员们商量一下我们这些俄国侨民该怎么办。弗里德里希·阿德勒①出于惯性仍在他的办公室内一头扎在书籍、纸张和邮票堆中，为即将在维也纳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者大会忙个不停。但会议早已被抛在一旁，舞台上已经发现了其他力量……老阿德勒建议我马上和他一起到源头、即政治警察首脑盖尔那里去一趟。在乘汽车前往警察局的路上，我提请阿德勒注意战争引起了一种喜庆的情绪，他马上回答说：“高兴的都是用不着上前线的人。此外，现在上街的都是精神失常的人和疯子，这是他们得意的时候。刺杀饶勒斯仅仅是开始。战争为所有的本能和各种类型的疯狂提供了发挥的余地……”①阿德勒，弗里德里希（1879—1960）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1916年因首相K.斯裘尔克拒绝恢复被解散的议会权利而将其刺死。——译注阿德勒早期是位专业精神病医生，他常常从精神病理学的角度分析政治事件，“特别是奥地利的政治事件，”他总是嘲讽地说。当时他根本想不到他的亲生儿子会干出政治谋杀的事来。正巧在大战前夕，我在小阿德勒主编的《Kampf（战斗）》杂志上发了一篇文章，阐明个人恐怖活动是没有前途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位编辑对我这篇文章大加赞赏。弗里德里希·阿德勒的恐怖行动是绝望的机会主义的发作，仅此而已。在发泄了绝望情绪后，阿德勒又回到了旧日的轨道上。盖尔做了一个谨慎的推测：明天上午可能会颁布有关对俄国人和塞尔维亚人实行保护性拘留的命令。“看来，您想建议我们离开此地吧？”“越快越好。”“好，我明天就举家迁往瑞士。”“嗯……我倒希望您今天就走。”这次谈话是下午3点的事，晚6点10分时，我已和我的家人坐在开往苏黎世的火车车厢中了。7年来建立的联系、书籍、档案材料和一些已经动笔的著作（其中有就俄国文化的命运与马萨里克的论战）都留在身后。宣告德国社会民主党投降的电讯对我的震动比宣战还要强烈，尽管我远没有把德国社会主义理想化。“欧洲社会民主党形成了自己的保守主义，社会主义争取到的群众越多，保守主义就越强……鉴于这点，社会民主党在一定时刻可能会成为工人和资产阶级反动派公开冲突道路上的障碍。换言之，无产阶级政党在社会主义宣传中的保守主义，在一定时刻会阻挡无产阶级直接夺取政权的斗争。”这是我早在1905年就写下的话，此后还多次重申过。我不曾期望第二国际的正式领袖在战争期间能有任何重大的创举，但我也万万没有料到社会民主党居然能对本国军国主义者奴颜婢膝。当刊载有关8月4日德国国会会议报导的那期《Vorwaerts’a（前进报）》送到苏黎世时，列宁认为这是德国总参谋部为了欺骗恫吓敌人而伪造的报纸。尽管列宁有很强的批判态度，但他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信心仍很大。与此同时，维也纳的《Arbeiter—Zeitung（工人报）》宣称德国社会主义投降日是“德国民族的伟大日子”。这是奥斯特尔利茨①的高潮。它的“奥斯特尔利茨！”……我不认为《前进报》是伪造的，我在维也纳最初的直接印象就使我对一切最坏的情况有了思想准备。虽然如此，8月4日的表决仍是我一生中最悲惨的经历之一。恩格斯会怎么说呢？我问自己。答案我是清楚的。倍倍尔已不在人世，只剩下哈阿兹这个没有理论视野和革命气质的地道的地方民主主义者。他在所有危急关头都力求避免当机立断，而采取敷衍观察的措施，他无力驾驭重大事件。而谢德曼②、艾伯特③、韦尔斯走得还要远……①奥斯特尔利茨系1805年拿破仑战胜俄奥联军的地方。——译注②谢德曼，菲利浦（1865—1939）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之一，1919年2月到6月为政府首脑。——译注③艾伯特，弗里德里希（1871—1925）德国总统，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译注瑞士仅仅是德法两国的中性反映，即这两国的和缓及形式简单的反映。瑞士议会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参加会议的两位社会民主党议员的姓名完全一样，他们是来自苏黎世的约翰·西格和来自日内瓦的让·西格。约翰是明显的亲德派，让是更明显的亲法派。第二国际的瑞士这面镜子就是如此。大概是战争的第二个月，我在大街上遇到了专程到这里来制造舆论的老莫尔肯布尔。我问他他的党是如何预见战争进程的，这位老委员回答我说：“在最近两个月中我们就能干掉法国，然后再挥师东进，消灭沙皇的军队，3个月后，至多不会超过4个月，我们将给欧洲带来持久的和平。”我把他的话逐字记在日记中。莫尔肯布尔表达的当然不是他自己的估价，他不过是转达了社会民主党的见解。同时，法国驻彼得堡大使和布坎南打赌，说战争将在圣诞节前结束，并押了5英镑的赌注。不，我们这些“乌托邦主义者”远比这些社会民主党和外交界的现实主义先生们高明。我在瑞士躲过了战争，这里使我想起芬兰的劳哈旅馆，1905年秋我就是在那里得到革命浪潮高涨的消息的。当然，瑞士的军队也已经动员起来，在巴塞尔甚至能听到隆隆的炮击声。但面积广阔的海尔维地亚①疗养院主要担心的是乳酪太多和土豆太少，真像是被战火围绕着的世外桃园。在理工学院礼堂中与彼得堡工人见面的时刻是否已经临近？但这个时刻是在过了33个月之后才到来的。①海尔维地亚系瑞士的拉丁文名称。——译注为了说明那时所发生的一切，我不得不求助于自己的日记。8月9日我在日记中写道：“十分明显，问题不是失策、偶然的机会主义措施、议会讲坛上的迫不得已的声明、巴登大公国的社会民主党赞成预算、法国米勒兰主义①的实验、几个领袖的变节，而是第二国际在最关键时期的覆灭。相对于这个时期来说，以往的一切工作都是准备工作。”①米勒兰主义又称内阁主义，指法国社会党的一些领袖与资产阶级进行政治合作的思潮。米勒兰主义因社会党人A．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而得名。——译注8月11日我在日记中记下：“只有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觉醒，而且一开始就是暴风骤雨式的觉醒，才能为新的共产国际奠定基础。未来的几年将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我积极地参加了瑞士社会民主党的生活。国际主义几乎得到了基层工人的一致支持。每次会议都使我对我的立场的正确性信心倍增。我首先在由各国工人组成的“Eintracht（团结）”工会中找到了第一个支柱。经工会理事会允许，我在9月初起草了反对战争和社会护国主义的宣言草案。工会理事会邀请党的领导人出席会议，我将在会上用德语做捍卫宣言的报告。但领导人没有出席会议，他们觉得在如此尖锐的问题上表态过于冒险。他们宁愿等待，只是在私下里批评德法两国沙文主义的极端行为。团结工会的大会几乎一致通过了我起草的宣言，尽管不能畅所欲言，仍成了党内舆论的重大推动力。这几乎是从大战开始以来第一份由工人组织提出的国际主义的文件。在那些日子里，我初次与拉狄克①接近，他是在战争初期从德国来到瑞士的。他在德国党内是极左翼，我曾希望他能成为我的同志。确实，拉狄克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的看法十分尖锐而且不可调和，在这点上我们是一致的。但我在谈话中惊讶地发现，他不相信战争会引起无产阶级革命，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在近期内根本没有可能。他回答说：“不行，对此来说，人类生产力还不够发达。”说俄国生产力不够发达，因此工人阶级不能夺取政权，这种论调我是太熟悉了。但我不能想象，这类的答复竟会出自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革命政治家之口。拉狄克在我离开苏黎世不久，就在同一个团结工会做了一个长篇报告，他在报告中广泛地论证了资本主义世界还没有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好准备。①拉狄克，卡尔·伯恩哈多维奇（1885—1939）波兰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共产国际的重要领导人之一，1927年因托洛茨基主义罪名被开除出党，1936年被判处死刑。——译注瑞士作家布鲁普巴赫尔在其不无趣味的回忆录中叙述了拉狄克的报告以及在大战初期苏黎世社会民主党的转折关头。有趣的是布鲁普巴赫尔把我那时的观点称为……和平主义的观点。他对这个词是如何理解的就不得而知了。他在自己的一本小书的书名中对自己从那时起的发展做了这样的鉴定：“从市民到布尔什维克”。我对布鲁普巴赫尔那时的观点相当清楚，我完全同意书名的前半部分，至于后一半，我不对它承担任何责任。当德法两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已经描绘出正统社会主义的政治和道德灾难的鲜明图景时，我放下日记，着手写一本以战争和第二国际为题目的小册子。我根据我与拉狄克初次谈话的印象为小册子写了前言。我在这里更加坚决地强调，当今这场战争正是世界规模的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起义，它一方面反对私有财产，一方面反对现有国界。《战争与共产国际》这本小册子有如我的其他著作的命运一样，先在瑞士出版，然后在德国和法国，再晚些时候在美国，最后在苏维埃共和国出版。关于这点我有必要再谈几句。据手稿翻译我的这部著作的是一个远非精通德文的俄国人。苏黎世教授拉加兹承担了校对译稿的工作，这使我有机会结识这位奇特的人。拉加兹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而且就其所受教育和职业来说是一位神学家，但同时他却站在瑞士社会主义的最左翼，赞成反对战争的一切极端措施，并拥护无产阶级革命。他和他的妻子以深刻的道德严肃性对待政治课题使我非常钦佩，也使他们高于奥地利、德国、瑞士以及其他社会民主党人的无思想的领袖。据我现在所知，拉加兹后来不得不为其观点牺牲了他的大学教授的职务。对他所处的环境来说，这是重大的牺牲。但在我和他的几次交谈中，我除了对这位非凡的人的尊重之外，几乎还从生理上感到我们之间存在着一层绝对不能穿透的薄薄的膜。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神秘主义者，尽管他没有把他的信仰强加给我，甚至连提都没提过，但在他嘴里，武装起义本身却散发着彼岸的气息，使我不寒而栗。从我开始能独立思维以来（开始是直觉的唯物主义者，后来是自觉的唯物主义者），我不仅没有感到需要其他世界，而且与那些居然能同时既承认达尔文又信仰三位一体的人，从来找不到心理共同点。由于拉加兹，我的小册子以地道的德文问世了。1914年它从瑞士传入奥地利和德国。操持此事的首先是弗·普拉廷①和其他瑞士左派。这本小册子以德语国家为对象，它矛头首先指向第二国际的领导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我记得，在沙文主义乐队中担任第一小提琴的记者海尔曼将我的小册子视为疯狂的作品，而且是彻头彻尾的疯狂之作。我不能期待更大的褒奖！当然，也不乏这类暗示，说小册子是协约国的巧妙的宣传工具。①普拉廷，弗里德里希（1883—1942）瑞士社会主义者，瑞士共产党组织者之一。——译注后来，我到了法国。一次我在法国报纸上无意中看到一条瑞士电讯，一个德国法庭据我在苏黎世出版的小册子将我缺席判处监禁。由此我得出结论，小册子达到了目的。霍亨索伦王朝法官的这一判决（我并不急于兑现）为我帮了大忙。协约国的诬陷者和密探为证明我实际是德国总参谋部的特务做了卓越的努力，德国法庭的判决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障碍。但这点并不妨碍法国当局在边境扣住我的书，因为它“来自德国”。为捍卫我的小册子免遭法国书刊检查机构的查禁，在爱尔威①的报纸上出现了模棱两可的简讯，我想它是出自并非无名的Sh．拉波波尔特的手笔，他几乎是个马克思主义者，起码是大量的双关语的作者，这些双关语是漫长的一生都致力于它们的人在某个时候创造的。十月革命后，机灵的纽约出版商把我的德文小册子当作有分量的美国书籍出版。据他本人说，威尔逊②从白宫给他打电话，让他把校样给自己送来：当时总统正在泡制他的十四点和平纲领，据知情人证实，他无论如何不能容忍布尔什维克居然抢先想到了他的最好的提法。在两个月内，小册子在美国销售了一万六千册。但是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和谈的日子来临，美国报刊掀起对我的造谣诬陷的轩然大波，小册子马上从市场上消失了。①爱尔威，居斯塔夫（1871—1944）法国社会党左翼领导人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社会沙文主义者，30年代拥护国家社会主义。——译注②威尔逊，托马斯·伍德罗（1856—1924）美国第28任总统，主张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1月提出“十四点”和平纲领。——译注在苏维埃共和国里，我在苏黎世出版的小册子作为研究马克思主义者对待战争态度的参考资料一版再版。直到1924年后发现了“托洛茨基主义”，它才从共产国际“市场”上销声匿迹。现在这本书仍像在革命前一样，是一本禁书。由此可见，书籍也确实有它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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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酝酿新的革命第十七章酝酿新的革命在反动年代里，我的工作主要是阐述1905年革命，从理论上为第二次革命开辟道路。出国后不久，我就走遍了俄国侨民区和大学生区做巡回报告，题目是《俄国革命的命运（论当前的政治局势）》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革命的前景）》。第一篇专题报告证明，俄国革命作为不断革命，它的前景已被1905年的经验所肯定。第二个报告则是论述俄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1908年10月，我着手在维也纳出版以广大工人为对象的俄文报纸《真理报》，它通过走私的途径经加里西亚①边境或黑海运回俄国。报纸出版了三年半之久，每月至多出两期，但出版这份报纸仍需要做大量细致的工作。与俄国国内同志的保密通信占去了我的不少时间，此外，我与黑海海员的非法工会有着紧密的联系，我帮助他们出版他们的机关报。①加里西亚系部分西乌克兰地区和部分波兰地区的历史名称。——译注我在《真理报》的主要助手是阿．亚．越飞①，他后来成了著名的苏联外交家。我们的友谊也是从维也纳时期开始的。越飞的思想境界极高，他待人十分温和，对事业忠贞不渝。他把他的全部力量和财产献给了《真理报》。越飞由于精神病而在维也纳的一位著名医生阿尔弗雷德·阿德勒②那里接受心理分析治疗，阿德勒曾是弗洛伊德的学生，但后来与老师分道扬镳，创立了自己的个体心理学派。通过越飞，我了解了心理分析的课题，我觉得它十分有趣，尽管其中有许多含混不清、牵强附会之处，为想入非非和专横武断留下了可乘之机。我的另一位助手是大学生斯科别列夫，他后来成了克伦斯基政府的劳工部长，我们在1917年重逢时已成了敌人。《真理报》的秘书一度是维克多·科普，他今天是苏联驻瑞士公使。①越飞，阿道夫·亚佰拉莫维奇（1883—1927）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19世纪末参加革命，历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驻柏林、中国、奥地利全权代表等职。——译注②阿德勒，阿尔弗雷德（1870—1937）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和心学家，弗洛伊德的门徒，个体心理学创始人。——译注后来，越飞由于《真理报》工作的需要回到俄国。他在敖德萨被捕，被长期关押在监狱里，之后又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917年2月革命①才解放了他。越飞是十月革命的最积极的参加者之一。这个身染沉疴的人的英勇着实令人钦佩。1917年秋，他在彼得堡郊外被炸得疮痍满目的田野上的高大身躯我至今仍历历在目。越飞身穿考究的外交官礼服，手里拿着文明棍，像在UnterdenLinden（林登大街）上散步一样；他脸上带着温和的微笑，好奇地看着炮弹在附近爆炸，步履仍是那么从容。他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他的话都经过深思熟虑、动人心弦，他也是同样出色的作家。他在所有的工作中都关心细节，这正是许多革命者所缺乏的。列宁对越飞的外交工作评价很高。长年来，我和他的关系比任何人都要密切，他对友谊的忠诚和对思想的忠诚是无与伦比的。后来，越飞悲惨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沉重的疾病损害着他，追随者对马克思主义者的肆无忌惮的迫害对他的损害同样严重。失去了与疾病斗争的可能，从而也失去了进行政治斗争的可能，越飞于1927年秋自杀身亡。他临终前写给我的信放在他的床头柜上，被斯大林的特务偷走。信中写给朋友的话被雅罗斯拉夫斯基②和其他道德败坏者断章取义地摘出来，加以歪曲篡改，这丝毫无损于越飞的英名，它必将作为最优秀的革命战士的名字载入革命史册。①二月革命系继1905—1907革命之后的推翻沙皇制度的俄国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结果是出现了工人士兵苏维埃和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两个政权并存的状况，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重要阶段。——译注②雅罗斯拉夫斯基，叶美里扬·米哈伊洛夫斯基（1878—1943）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历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等职。——译注在反动时期最沉重最黑暗的日子里，我和越飞都信心十足地期待着新的革命，而且正是1917年由它所展开的那种形式的革命。斯维尔奇科夫在那几年是孟什维克，今天是斯大林分子，他在回忆录中是这样描写维也纳《真理报》的：“他（托洛茨基）在这份报纸中仍顽固地鼓吹其有关俄国革命的‘不断性’的思想，即证明革命一旦开始，就只有到推翻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才结束。无论是布尔什维克还是孟什维克都嘲笑他，谴责他的浪漫主义和其他十恶不赦之罪，但他对这些攻击满不在乎，依然固执己见。”1909年，我在罗莎·卢森堡的波兰杂志上对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的相互关系描述如下：“地方主义和目光短浅是农民运动的病根。农民在自己村里为了夺取老爷的土地而把他们推翻，可一旦穿上军装，就向工人开枪，1905年俄国革命的浪潮就是被农民的这种政治局限性所打退。革命的所有事件像直观教学一样，历史借助它们把地方性的土地要求和国家政权的中心课题之间的联系的意识灌输给农民。”我以芬兰为例——那里的社会民主党在佃农的问题上赢得了对农村的巨大影响——得出结论：“我们的党在领导这次新的、更加广泛的城乡群众运动的过程和结果中，将会赢得对农民的多么巨大的影响！当然，只要我们自己不放下武器、不被新浪潮必将使我们获得的政权的诱惑吓破胆的话。”所有这些与“忽视农民”或“超越土地问题”哪有丝毫共同之处！当革命似乎已被彻底击溃、无可救药之时，我于1909年12月4日在《真理报》上写道：“就在今天，我们已经透过团聚在我们四周的重重反动乌云，看到了新十月的胜利的曙光。”那时，不仅自由派，连孟什维克也嘲笑我的这些话，他们认为这些纯属赤裸裸的宣传性的喊叫，是毫无意义的空话。米留可夫①教授——“托洛茨基主义”这一术语就是他发明的——反驳我说：“须知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是一种幼稚的思想，在欧洲没有一个人认真地赞同这种思想。”不过，1917年发生的事件还是剧烈地动摇了这个自由派教授的堂皇的信心。①米留可夫，巴维尔·尼古拉耶维奇（1859—1943）立宪民主党组织者之一。1917年任临时政府外交部长。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译注在反动年代里，我研究了国际和俄国的工业—贸易情况。我研究这些问题是为了革命的利益：我想搞清楚工业—贸易波动和工人运动及革命斗争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这方面如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我尽力避免使政治机械地从属于经济。相互关系应是从整个过程中推导出来的。当纽约交易所中出现了黑色星期五时，我仍住在波希米亚的小城吉尔什佩格中，这次危机是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先兆，而这一危机必然会波及已被日俄战争以及后来的革命所震动的俄国。危机将会带来什么后果？党内两派中的主导观点是危机将导致革命斗争的激化。我持另一种观点。在大规模的战争时期和一系列惨重的失败之后，危机对工人阶级的作用不是鼓动性的，而是压抑性的，使它丧失对自己的力量的信心、使它瓦解。在这种条件下，只有新的工业复苏才能把无产阶级重新团结起来，使它振兴、重新获得信心，使它能继续进行斗争。这一远景也遭到了批评和怀疑。除此之外，党的专业经济学家还阐述了一种思想，即在反动制度下，工业高涨是不可能的。与他们不同，我的根据是：经济复兴是必然的，它将使罢工斗争进入新阶段，在此之后，新的经济危机才能成为革命斗争的推动力。这个预言后来被完全证实。尽管在反革命制度下，1910年还是出现了工业高涨，罢工斗争也随之开始。1912年枪杀勒拿河金矿工人事件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14年，危机已经十分明显。彼得堡再次成为工人街垒战的战场。世界大战前夕拜会沙皇的彭加勒①是工人街垒战的见证人。①彭加勒，雷蒙（1860—1934）1913—1920年任法国总统，奉行军国主义政策，是反苏武装干涉的组织者之一。——译注这一理论和政治经验日后对我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在共产国际的第三次会议上，我坚持战后欧洲经济复兴必然到来，它是其后的革命危机的前提。我的观点遭到了绝大多数代表的反对。现在，我不得不指责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批评它根本不了解中国发生的经济和政治局势的变化，在革命遭受一系列惨重的失败之后，还期望它会由于全国性经济危机的加剧而继续发展。事物发展过程的辩证法本身并不复杂。但泛泛地阐述它远比在活生生的事实中每次都重新发现它要容易得多。起码是我在这个问题上至今仍遇到最顽固的偏见，后者在政治上导致不能容忍的错误、带来严重的后果。在对孟什维克主义今后的命运和党的组织任务的预见上，《真理报》没有列宁明确。我仍希望新的革命会像1905年革命一样，迫使孟什维克走上革命道路。我对准备阶段的思想筛选和政治锻炼的意义估计不足。在党内发展问题上，我的错误是社会革命宿命论。这是一种错误观点，但它远比那种毫无思想的官僚主义宿命论要高得多，后者是共产国际阵营中我今天的大多数批评者的主要特征。1912年，当政治高潮已经确凿无疑地出现了时，我试图召开一次社会民主党所有各派代表的联合会议。在那个时期，对恢复俄国社会民主党统一抱有希望的人不只我一个，还可以指出罗莎·卢森堡为例。1911年夏，她写道：“尽管如此，如果迫使双方召开联合会议的话，党的统一也许还能挽救”（第160页）。1911年8月，她再次说道：“挽救统一的唯一的道路，是召开由俄国派出来的人的会议，因为在俄国境内的人都希望和平与统一，他们是使侨居国外的好斗的公鸡们恢复理智的唯一力量”（第163页）。那个时期，在布尔什维克中，和解的倾向也很强烈。我还希望，这能使列宁也参加会议。但是，列宁全力反对统一。后来事件的发展表明列宁是正确的。1912年8月，大会在维也纳举行，布尔什维克没有参加。从形式上看，我与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的游离集团结成联盟，但这个联盟没有政治基础，在所有基本问题上我与孟什维克都有分歧。我和他们的斗争在会后第二天就重新开始了。社会革命和民主改良这两种倾向之间的深刻矛盾不断地酿成尖锐的冲突。会议前不久，阿克雪里罗得于5月4日写道：“我从托洛茨基的信中得出对我来说十分沉重的印象，他没有真诚严肃的愿望与我们及我们在俄国境内的朋友携手……以便进行反对敌人的共同斗争。”与孟什维克结合反对布尔什维克，这样的愿望我确实没有，也不可能有。大会结束后，马尔托夫在给阿克雪里罗得的信中抱怨说：托洛茨基又犯了“列宁—普列汉诺夫的文人个人主义的坏毛病。”几年前出版的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书信集证明了他们对我发自内心的仇恨。尽管我和他们之间隔着一道鸿沟，但我对他们从来没有抱过这种感情。即使在今天，我仍满怀感激之情回忆起我年轻时曾从他们那里受益匪浅。在追随者掌权的时代，8月联盟的插曲载入了所有“反托洛茨基主义”的教科书之中。与此同时，他们把过去描述成这样，似乎布尔什维克一下子就胸有成竹地从历史实验室中走出来，用以蒙骗新人和无知的人。可实际上，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斗争史却是一部不断试图联合的历史。1917年列宁回到俄国之后，还做了与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①达成协议的最后尝试。当我于5月从美国回到俄国时，各州的大部分社会民主党组织都是由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联合组成。1917年3月，在列宁回国前几天举行的党的会议上，斯大林还在鼓吹同采列捷利②的党联合。十月革命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③、卢那察尔斯基和其他几十个人都曾为与社会革命党及孟什维克联合而进行过疯狂的斗争。但如今，这些人企图用1912年维也纳联合会议的可怕的神话来支撑自己的思想存在！①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孟什维克的左翼，反对战争和社会沙文主义，但在组织上未同孟什维克护国派分裂。——译注②采列捷利，伊拉克利·拉奥尔吉耶维奇（1881—1959）孟什维克领袖之一。1917年任临时政府部长，1921年移居国外。——译注③李可夫，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1881—1938）苏联国务和党的重要活动家，曾担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委员、列宁的副手等职，1938年被斯大林处死。——译注《基辅思想报》建议我作为战地记者前往巴尔干。建议来得很是时候，因为事实表明8月会议已经流产。我感到需要摆脱俄国侨民的事务，哪怕短期摆脱也好。我在巴尔干半岛度过的几个月是战争的日月，它们教会了我不少东西。我于1912年9月动身前往东南方，并早就认定战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但当我来到贝尔格莱德的大街上，看到了大队大队的预备役军人，我亲眼看到没有撤退的迹象，战争在几天之内就要打响。当我得知我的几个熟人已经在边境上进入战争状态，他们将首先杀人或被杀时，我在思想和文章中曾看得如此之轻的战争却使我觉得如此不可思议、岂有此理。我看着列队开赴前线的18步兵团的士兵，就像看见了一群幽灵，士兵们穿着绿军装、树皮鞋，帽子上插着绿枝条。脚上的树皮鞋和帽子上的绿枝条与全副武装形成鲜明的对照，使士兵带有一副注定要牺牲的模样。在那个时刻没有任何东西像绿枝条和农夫的树皮鞋那样使人感到战争的疯狂是如此触目惊心。今天的一代人离1912年的习惯和情绪是多么遥远！早在那时我已经深刻地理解到，对历史过程来说，人道—道德观点是最无效的。但问题不在于解释，而在于经历！对历史悲剧的无法言传的直接感受——在不可避免的命运前无能为力和对贪得无厌的人的强烈痛心——渗入到心灵深处。两三天之后就正式宣战了。我写道：“你们在俄国知道此事并对此确信不疑，可我身临现场，对此却难以置信。我的头脑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凡俗的人类日常生活——鸡、香烟、流鼻涕的赤脚小孩——与战争这个不可思议的悲惨事实结合起来。我知道双方已经宣战，而且战争已经开始，但我们不能相信这是真的。”但是，我不得不长久地对此深信不疑。1912—1913年间，我深入地了解了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还有战争。这在许多方面来说，不仅是为1914年、而且还是为1917年所做的重要准备。我在文章中展开斗争，反对斯拉夫派的谎言、沙文主义、对战争的幻想、科学地组织起来的欺骗舆论的系统。《基辅思想报》编辑部需要有相当的勇气才敢刊登我的那篇文章，它描述了保加列亚人对土耳其伤兵和俘虏的兽行，揭露俄国对此保持沉默的阴谋。这篇文章使自由派报纸怒不可遏。1913年1月3日，我在报纸上就“斯拉夫人”对土耳其人的兽行一事对米留可夫进行《国会外质询》，被逼到墙脚的米留可夫（他历来是官方保加利亚的保护人）做了软弱无力、含混其词的辩解。辩论持续了几个星期，官方报纸图穷匕首见，它们暗示用安季特·奥托这个笔名的人不光是个流亡分子，而且是奥匈帝国的奸细。我在罗马尼亚度过的几个月使我和多布鲁德让努—赫列亚(Gherea）成了朋友，并与早在1903年认识的拉科夫斯基①结下了终身友谊。①拉科夫斯基，赫里斯蒂安·格奥尔吉耶维奇（1873—1941）保加利亚社会主义者。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曾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译注俄土战争前，一位70年代的俄国革命者“顺路”来到罗马尼亚后，又意外地被耽搁在那里。几年之后，我们的同胞以赫列亚这个名字首先赢得了对罗马尼亚知识界、后来对先进工人的巨大影响。展开以社会学为基础的文学批评，是赫列亚形成罗马尼亚先进知识分子团体意识的主要领域，他通过美学和个人道德问题把人们引向科学社会主义。罗马尼亚大多数政治家和所有政党在年轻时几乎都上过赫列亚办的马克思主义速成学校，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成年时奉行反动的土匪政策。Φ．Γ．拉科夫斯基是欧洲运动中最国际化的人物之一：就其出生地来说他是保加利亚人，他出生在保加利亚的中心城市科特尔，由于巴尔干版图变更，他成了罗马尼亚的臣民，就其所受的教育来说他是法国医生，就其联系、感情和文学工作来说他是俄国人。他掌握所有巴尔干语言和4种欧洲语言，在各个不同时期积极地参加了保加利亚、俄国、法国和罗马尼亚4个社会民主党的党内生活，后来成了苏维埃联盟的领袖、共产国际的奠基人、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苏联驻英法两国的外交代表，后来又与左翼反对派患难与共。拉科夫斯基的个人特征——广阔的国际视野和高尚的人格，使体现了截然相反的特征的斯大林对他恨之入骨。1913年，拉科夫斯基是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这个党在他的领导下蒸蒸日上。拉科夫斯基编辑一份日报，并为它提供资金。在黑海海岸的曼加利亚附近，拉科夫斯基有一座不大的祖传庄园，庄园的收入用来支持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和许多其他国家的革命团体和个人。拉科夫斯基每周在布加勒斯特过3天，他在这里撰写文章，主持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在群众集会上和街头游行示威中演讲。然后乘火车驰向黑海沿岸，把绳子、钉子等日常用品运回庄园，在庄园里他亲自检查新拖拉机的工作情况，穿着他的城市礼服在田垅里跟在拖拉机后面奔跑，过了一天之后，又匆匆赶回来参加集会或会议。我曾伴随着拉科夫斯基一起往返，我欣赏着这位不知疲倦的人的充沛的精力、蓬勃的朝气和对小人物的亲切关注。在曼加利亚街道上的15分钟内，他一会儿说罗马尼亚语、一会儿说土耳其语、一会儿又说保加利亚语，之后与移民和商业代办说德语和法语。最后又和当地众多的俄国商人说俄语。他以庄园主、医生、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臣民等不同身份与人交谈，但他首先是社会主义者。我看着他在这座偏僻、安居乐业、庸懒的海滨城市的街上行走，就像看到了真正的奇迹一般。当夜，他又乘火车疾驰，返回战场。布加勒斯特、索菲亚、巴黎、彼得堡或哈尔科夫，他无论在哪里都同样信心十足、如鱼得水。**第二次流亡国外期间，我的主要工作是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刊物撰稿。我初次在《基辅思想报》上发表评论慕尼黑《老实人周刊》的大块文章，这份周刊一度使我很感兴趣，我曾认真地阅读了它从创刊号开始的所有各期，当时的T．T．海涅的漫画还充满着强烈的社会感。我更深入地了解德国新小说也在那个时期。我甚至还写了一篇长篇社会学批评文章，评价魏德金德①的作品，因为在俄国，随着革命情绪的消沉对他的兴趣越来越高。①魏德金德，弗朗茨（1864—1918）德国作家，表现主义先驱，作品有《青春觉醒》《马尔基茨·冯·克德》等。——译注《基辅思想报》是南方发行量最大的一份激进报纸，它带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色彩。这样的报纸只能在基辅存在，因为这里的工业还不发达，阶级矛盾也不尖锐，知识界的激进传统十分强大。Mutatismutandis（做些必要的修正），可以说这份激进报纸在基辅产生的原因，与《老实人周刊》在慕尼黑产生原因一样。我为这家报纸写各种文章，有的题目从书刊检查方面来说是十分冒险的。小文章往往也要做大量准备工作才能写成。我不能在合法的非党刊物上畅所欲言，这是毋庸赘言的，不过，我从来不写我不想说的东西。我在《基辅思想报》上发表的文章后来由苏维埃出版社汇编成几卷文集出版，出版时，我无须对它们做任何修改。现在提一下这件事也许并非多余，即我为资产阶级报刊撰稿是经列宁在其中拥有多数的中央委员会批准的。我在上面已经提到过，我们一到这里就住到郊外。妻子写道：“我喜欢许特尔道夫，这里的住宅比我们所能享用的更好些，因为人们一般都是春天到这里来租别墅，而我们则在秋冬两季。从窗口可以看到连绵的山峰，秋天给群山抹上了一层暗红色。穿过篱笆门就可以直接来到旷野，不必绕马路。冬季里每逢星期天，维也纳人带着雪橇、滑雪板，头戴彩色帽子、身穿彩色毛衣乘车途经这里到山里去滑雪。4月里，当我们因租金上涨了一倍而离开我们的住宅时，花园里的鲜花和花园外的紫罗兰争相开放，花香通过敞开的窗子袭来，满屋芬芳。谢辽沙就是在这里出生的。我们只好搬到更民主的西维林去住。“孩子们能说俄语和德语。他们在幼儿园和学校里说德语，所以他们在家里玩时也说德语，但只要我或爸爸跟他们说话时，他们马上改说俄语。如果我们跟他们说德语，他们反倒有些腼腆，仍用俄语回答。最近几年他们还学会了维也纳方言，而且说得相当好。“他们喜欢去克利亚奇科家，他家里所有人，从女主人到成年的孩子们对他们都很亲切，给他们看有趣好玩的东西，请他们吃好吃的。“孩子们也喜欢梁赞诺夫，这是一位著名的马克思研究者。梁赞诺夫当时住在维也纳，他的体操动作震惊了孩子们的想象力，他的宏亮的声音也叫孩子们喜欢。一次，一位理发师给我的小儿子剃头，我也坐在那里。谢辽沙悄悄把我叫过去，低声对我说：‘我想让他给我剃一个梁赞诺夫那样的头。’他很喜欢梁赞诺夫的光滑的大秃顶，它和其他人的秃顶不一样，要好看得多。“当廖维卡①上学时，出现了神学课的问题。根据奥地利的法律，孩子在14岁之前应受其父亲所信仰的宗教的教育。因为我们在证件上没有填写宗教信仰，所以我们为孩子选择了路德教。我们觉得这种宗教对孩子的能力和心灵的负担都不算太重。路德教规由一位女教师在课外时间教，虽然地点是在校内。廖维卡喜欢这门课，这从他那张小脸上可以看出来，但他认为没有必要多谈这个问题。一天晚上，我听见他躺在床上嘟囔什么，我就问他说什么呢，他回答说：‘我在祷告，你知道，有的祷告非常好，像诗一样。’”①廖维卡及下文廖瓦均系列夫的小名。——译注在我第一次流亡国外时，我父母也开始出国。他们到巴黎看过我，后来又带着我的大女儿来到维也纳，她跟他们一起生活在农村。1910年他们来到柏林，这时他们已经完全接受了我的命运，最有份量的决定性论据大概就是我的第一部德文著作。妈妈当时患了放线菌病（actinomicosis)，她一生的最后10年一直是带病劳动，疾病成了她的又一项负担。她在柏林切除了一个肾，那时她已年满60。手术后的头几个月她恢复得相当好，而且容光焕发，这一病例在医务界广为人知。但疾病很快再度复发，几个月内就夺去了她的生命。她在亚诺夫卡辞世，她在那里生儿育女，度过了她勤劳的一生。如果我不谈谈我在维也纳的最亲密的朋友、老侨民C．Л.克利亚奇科一家的话，那么我一生中巨大的维也纳篇章就不完整，我的第二次流亡生活与这个家庭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个家庭是广泛的政治和一切精神兴趣、音乐、4种欧洲语言及与欧洲各国人交往的名符其实的中心。一家之长谢苗·利沃维奇·克利亚奇科于1914年4月去世，使我和妻子都感到十分悲伤。列夫·托尔斯泰曾这样描述他那位天赋极高的弟弟谢尔盖，说他只因为缺少几个小小的缺点而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对谢苗·利沃维奇也完全可以这么说：他具有成为杰出政治家的所有禀赋，只有几个政治家必不可少的缺点除外。我们在克利亚奇科家里总能得到友谊和帮助，那时，我们对这二者都十分需要。我从《基辅思想报》得到的稿酬足够维持我们的简朴生活。但也有这样的月份，《真理报》的工作使我连一行能得稿酬的文字也写不了。于是危机降临了：妻子常跑当铺，我则不止一次把在较富裕时买的书卖给旧书商。有时，我们甚至用房间里简陋的陈设来抵房租。我们有两个孩子，但没有保姆，我们的生活以双重的份量压在妻子身上，但她还能挤出时间和精力协助我搞革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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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第二次流亡国外和德国社会主义第十六章第二次流亡国外和德国社会主义1907年党代会在伦敦社会主义教堂中举行，这是一次人数众多、会期长久、气氛激烈并且异常混乱的代表大会。在彼得堡，第二届杜马还没有解散。革命处在低潮时期，不过，英国政界对它的兴趣还很大。自由派名流把代表大会上的著名代表请到自己家中，以便向宾客们炫耀。但是，已经开始的革命低潮已反映在党的金库金额的减少上。经费不敷会议的开支，更不用说代表们归途的旅费了。当这个不幸的消息在教堂的拱顶下回响，打断了关于武装起义的讨论时，代表们惊慌不解地面面相觑。怎么办呢？不过找到了一条完全出乎意料的出路。一个英国自由派愿意为俄国革命贷款，记得大约是三千英镑。但他要求出席代表大会的所有代表都在期票上签字。英国人得到了一份借据，上面有用俄国各民族文字写下的几百个名字。但期票的支付却等了很久。在反动和战争年代，这么大笔的钱党连想都不敢想，只是到了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它才赎回了伦敦代表大会的期票。革命向来履行自己的义务，尽管往往要晚一些。代表大会的头几天中，一次有一个个子高高的人在教堂的回廊中叫住了我，他头戴一顶圆礼帽，动作拙笨，一张圆脸上颧骨突出。“久仰，久仰，”他亲切地笑着说。“久仰？”我不解地问。原来他指的是我在狱中写的几篇抨击性作品。跟我说话的人是马克西姆·高尔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本人。“无须多说，我也久仰您的大名。”我礼尚往来地答复说。那个时期高尔基与布尔什维克接近，著名女演员安德烈耶娃①和他在一起。我们一起游览伦敦。高尔基朝安德烈耶娃点了点头，惊讶不已地说：“您知道吗，她哪国话都会说。”高尔基本人只会说俄文，但说得非常好。当乞丐在我们身后把出租马车车门关上时，他央求似地说：“应该给他几个便士。”安德烈耶娃回答说：“给了，阿廖申卡②，给过了。”①安德烈耶娃，玛丽娅·费奥多罗夫娜（1868—1953）俄国女演员，布尔什维克报纸《新生活报》的出版者。——译注②阿廖申卡系高尔基的名字阿列克赛的小名。——译注在伦敦代表大会上，我与罗莎·卢森堡成了朋友，我1904年就认识她了。她身材矮小、脆弱、甚至有几分病态，相貌高贵，一双美丽的大眼睛放射出智慧的光芒；她以其大无畏的性格和思想使人折服；她的风格是紧张、准确、无情，这永远是她的英雄精神的一面镜子。这是一个丰富多彩的天性，革命和革命激情、人和人的艺术、大自然和大自然的花鸟草木都可以使她那颗博大的心灵产生共鸣。她在给路易斯·考茨基的信中写道：“我需要一个信任我的人，他相信我卷入世界历史的漩涡仅仅是出于误会，实际上我生来是个放鹅的。”我和罗莎·卢森堡的个人关系并不密切，这是因为我们之间极少的几次偶然的见面不足以建立这种关系。我是从旁欣赏她的；很可能是我当时对她的评价还不够高……在所谓的不断革命论的问题上，卢森堡和我捍卫的是同一个原则立场。在回廊中，我与列宁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一次半开玩笑的争论，代表们把我们团团围在当中。列宁在谈起卢森堡时说：“这一切都是因为她俄文说得不够好。”我回答说：“不过她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却讲得非常好。”代表们笑了起来，我们也和他们一起开怀大笑。在代表大会的会议上，我有机会重新阐述我对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及其与农民的关系的观点。列宁在其总结发言中就此说道：“托洛茨基的观点是工人和农民在当前这场革命中的利益是共同的，”因此“就能在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这一基本问题上团结一致。”说我在1905年就“轻视”农民，听起来真像是天方夜谭！还需要补充一点，我于1907年在伦敦代表大会上的纲领性发言——我至今仍认为是完全正确的——在十月革命后作为布尔什维克对待农民和资产阶级态度的理论典范而一版再版。我从伦敦起程去柏林迎接从彼得堡来的妻子。此时，帕尔乌斯也已逃出西伯利亚。在德累斯顿，他同卡登社会民主党出版社商定出版我的小册子《往返记》。我为这本描写我逃跑经过的小册子写了一篇论述革命本身的前言，这篇前言在几个月中扩展成《RusslandinderRevolution（革命中的俄国）》一书。我的妻子、帕尔乌斯和我3人一起步行穿越萨克森瑞士山。当时已值夏末，天气好极了，清晨已有寒意。我们喝着牛奶，呼吸着山里的清新空气。我和妻子试图从无路的地方走下山谷，几乎丧命。我们走出山谷，来到波希米亚①，在吉尔什贝格这座小城里住了几个星期，这是小官员避暑的地方。当钱快用光了时（这是周期性的事），帕尔乌斯或我就匆匆给社会民主党的刊物写篇文章。我在吉尔什贝格给彼得堡的布尔什维克出版社写了一本论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小册子，我在其中第二次（第一次是在1905年）阐述了这一思想：在资产阶级社会爆发危机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庞大机器将会成为保守制度的主要支柱。但在当时，我自己也没有预见到，这一理论假设会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证实。我们离开吉尔什贝格，各奔东西，我去斯图加特参加大会，妻子回俄国去接孩子，帕尔乌斯回德国。①波希米亚系1526—1918年捷克（摩拉维亚除外）隶属于哈布斯堡王朝时的名称。——译注在共产国际的会议上，仍能感到1905年俄国革命的气息，大家都向左翼看齐，但已经可以看到对革命方法的失望。代表们对俄国革命者还有很大的兴趣，不过其中已带有一点嘲讽的色彩：瞧，又回到我们这儿来了。1905年2月，当我途经维也纳回俄国时，我问维克多·阿德勒，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未来的临时政府他有什么看法。阿德勒以他的方式回答我说，你们和现政府的交道还打不过来，何必再为未来的政府伤脑筋呢。我在斯图加特对阿德勒重提此话，他说：“我承认，你们离临时政府比我预料得要近些。”总之，阿德勒对我很有好感，须知奥地利的普选权实际上是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争得的。使大英博物馆对我开放的英国代表奎尔奇①在斯德哥尔摩大会期间毫不客气地称外长会议为强盗会议。毕洛夫②公爵听了这话当然不会高兴，符腾堡③政府迫于柏林的压力而将奎尔奇驱逐出境。倍倍尔马上感到不痛快，而德国社会民主党却不敢不惜一切地采取措施反对驱逐，甚至连抗议示威都没有举行。国际会议简直成了小学教室：最顽皮的孩子被赶出教室，其他人则默默无语。尽管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数庞大，但软弱无力的阴影却格外明显。①奎尔奇，亨利（1858—1913）系英国社会民主联盟及在其基础上成立的英国社会党的领导人之一。曾协助在伦敦出版《火星报》。——译注②毕洛夫，伯恩哈德（1849—1929）1900—1909年为德国首相和普鲁士首相。——译注③符腾堡从公元13世纪中叶起为日尔曼伯爵的领地，1495年起为公爵领地，1805—1918年为王国，首都斯图加特。以后为德国领土。——译注1907年10月，我已在维也纳住下。没多久，妻子带着儿子也来到这里。我们搬到城外的Hütteldorf’e（许特尔道夫），在那里等待新的革命高潮来临。我们不得不长久地等待。7年之后，把我们带出维也纳的不是革命浪潮，而是另一种浪潮，它把整个欧洲浸在血泊中。当其他俄国侨民都集中在瑞士和巴黎时，我们为什么选择了维也纳呢？因为在那个阶段我最关心德国的政治生活，但由于警方原因我不能住在柏林，所以我们选定了维也纳。但在这7年中，我对德国远比对奥地利更加关注。奥地利的生活过于忙乱，像松鼠蹬轮一般，忙得团团转。维克多·阿德勒是全党公认的领袖，我早在1902年就认识他了。现在这段时间是了解他最亲密的战友和全党的好机会。1907年，我在考茨基家里结识了希法亭①。当时，希法亭正处于他的革命巅峰，但这并不妨碍他仇恨罗莎·卢森堡，看不起卡尔·李卜克内西②。但像当时许多人一样，他在俄国问题上可以接受最极端的结论。他称赞我的文章（这些文章在我流亡国外之前，《NeueZeit（新时代）》已经从俄文期刊上把它们翻译成德文），并在刚刚开始交谈时就出我意料地建议我们之间以“你”相称。因此，我们之间的关系表面上看起来颇为亲密，不过这种亲密没有任何道德和政治的基础。①希法亭，鲁道夫（1877—1941）奥地利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及第二国际的领袖之一。——译注②李卜克内西，卡尔（1871—1919）德国和共产国际的活动家，德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斯巴达克联盟”的组织者。后被反革命分子杀害。——译注那时，希法亭十分蔑视因循守旧、消极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并用奥地利的积极性与之对比。但是，这种批评是很狭隘的。希法亭的正式身份仍是德社会民主党的文艺官员。希法亭在来维也纳时就到我家作客，傍晚在咖啡馆里介绍我与他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朋友们相识。我去柏林时，也拜会希法亭，我和他一起曾在一家柏林咖啡馆内会见了麦克唐纳①，爱德华·伯恩施坦充当翻译。希法亭提问，麦克唐纳回答。现在，我连一个问题和一个答复都记不起来，因为它们除了平庸无奇之外毫无引人注目之处。我暗暗问自己，他们3人中谁离我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更远？我实在难以回答。①麦克唐纳，詹姆斯·拉姆奇（1866—1937）英国工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1924年和1929—1931年任英国首相。——译注我在布列斯特和谈时，收到了希法亭的一封信。我虽然对他不抱希望，但仍不无兴趣地打开信封，因为这毕竟是十月革命后从西方社会主义界直接传来的声音。内容是什么？希法亭在这封信里请求我释放一个出生于名门望族的维也纳“博士”战俘；他在信中对革命只字未提，同时对我还是以你相称。我对希法亭这个人相当了解，我自认为对他从未抱过任何幻想，但我当时仍不相信我的眼睛。我记得列宁曾兴致勃勃地问我：“听说您收到了希法亭的来信？”“收到了。”“怎么样？”“为释放自己人斡旋。”“关于革命他说了些什么？”“对革命只字未提。”“只字未提？”“只字未提！”“不可能！”列宁睁大了眼睛看着我说。在这方面我比列宁强，因为我已经把握了希法亭的思路。对他来说，十月革命和布列斯特悲剧只不过是他为自己人斡旋的机会罢了。我不再叙述那两三段我用来打消列宁的疑惑的情节，以免读者生厌。希法亭最先介绍给我的是奥托·鲍威尔①马克斯·阿德勒和卡尔·伦纳②。这些人都很有教养，他们在各个的领域中都比我学识渊博。在中心咖啡馆里，我怀着强烈的兴趣，几乎可以说是毕恭毕敬地聆听了他们的第一次谈话。但是，很快在我的专注中已经掺杂着一些困惑。这些人不是革命者，他们不仅不是革命者，还是与革命者格格不入的人。这表现在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他们的政治见解和心理评价、他们的自负——不是自信而是自负——上。我甚至觉得在他们的声音中听出了庸俗气。①鲍威尔，奥托（1882—1938）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领袖之一，第二半国际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组织者之一。——译注②伦纳，卡尔（1870—1950）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领袖之一，1918—1920年任联邦总理，1945—1950年任奥地利总统。——译注我觉得最令人吃惊的是这些有教养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只要碰到重大的政治课题，特别是在爆发革命的转折关头，居然完全不能运用马克思的方法。我首先在伦纳身上证实了这点。一次，我们在咖啡馆里坐得太久，开往我住处许特尔道夫的电车已经没有了。伦纳请我到他家去过夜。那时，这位有教养有才干的哈布斯堡官员还没想到，10年后奥匈帝国的厄运（他是它的历史辩护人）竟会使他成为奥地利共和国的总理。在从咖啡馆回家的路上，我们谈起了俄国发展的前景。此时，反革命已在俄国站稳了脚。伦纳像一个有教养的外国人那样彬彬有礼、漠然地议论这些问题，他对当时奥地利贝克男爵的内阁更有兴趣。他对俄国的观点实质可以归结如下：1907年6月3日政变之后，体现在斯托雷平宪法中的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联盟完全符合俄国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它有一切机会保住权力。我反驳他说，据我的观点，执政的地主资产阶级联盟正在为第二次革命做准备，而这次革命很可能使俄国无产阶级掌握政权。我记得伦纳在路灯下用困惑和宽容的目光扫了我一眼。他想必以为我的预测是无知的妄想，有如奥地利的一位神秘主义者的启示性预言一样。后者在几个月以前，在斯图加特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大会上预言未来的世界革命将在哪天几点钟爆发。“您是这么看吗？”伦纳问。“也许我对贵国的情况不太了解，”他又以令人难堪的客套补充了一句。我们发现在我们的脚下没有共同基础，无法继续谈下去。我已经明白，此人与革命辩证法的距离与最保守的埃及法老一样遥远。此后的一切只能加深我的初步印象。这些人学识渊博，能够在陈旧的政治框框之内写一些漂亮的马克思主义文章。但对我来说，他们是异己分子。当我的联系和观察的范围越广，我对这点就更加深信不疑。当他们在私下随便聊天时，远比在他们的文章和演讲中更加坦率，在这样的谈话中不是暴露出赤裸裸的沙文主义，就是一心想发财的人的自吹自擂，不是在警察面前的诚惶诚恐的颤栗，就是对女性的卑俗态度。我不由惊讶地暗自喊道：“竟有这样的革命者！”我指的不是工人，在他们身上当然也能找到不少小市民的特点，但要简单幼稚得多。不，我碰到的是战前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精华，是议员、作家和记者。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我学会理解，在同一个人的头脑中可以容纳多少完全不同的成分，在消极地感知体系的某些部分到从心理上把它变成一个整体、并用体系的精神改造自己之间的距离又是多么遥远。马克思主义者的心理只能在社会动乱、与传统习惯彻底决裂的时代形成。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往往都是庸人，他们研究马克思理论的某一部分，正如其他人研究法律（jus）一样，靠《资本论》的利息为生。在旧帝国时代，在等级森严、忙忙碌碌、虚荣的维也纳，马克思主义院士们都愉快地彼此称呼“HerrDoctor（博士先生）。”工人则往往称呼院士为“GenosseHerrDoctor”（博士先生同志）。”我在维也纳生活的整整7年中，我不能和任何一个上层分子推心置腹地交谈，尽管我本人也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成员，出席它的会议，参加它的示威游行，为它的出版物撰写文章，有时还用德文做简短的报告。我感到社会民主党的领袖都是异己分子，同时，我在会议或五·一示威游行中又毫不费力地与社会党的工人群众找到共同语言。在这种条件下，马克思恩格斯的通信集对我来说，是所有书籍中最需要的一本，它与其说是检验我的观点，莫如说是检验我的世界观的最高、最可靠的尺度。维也纳社会民主党领袖与我用的是同一些公式，但只要把这些公式中的任何一个在一根轴上转上5度，就可以发现，我们在同一个概念下放进的是完全不同的内容。我们之间的团结一致是暂时的、表面的、虚假的。马恩书信对我来说不仅是理论发现，而且是心理发现。Toutesporportionsgardées（通过比较），我在每一页上都深信，精神上的完全一致使我和这两个人联系起来。我猜出了他们没有说完的话，我和他们有共同的好恶。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彻底的革命家，同时，在他们身上又没有丝毫的宗派主义和禁欲主义的影子。他们两人（特别是恩格斯）随时都能说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但已融入神经中的革命视野使他们永远凌驾于命运的偶然性和人工所创立的一切之上。低级趣味不仅和他们水火不相容，而且只要他们在场就退避三舍，庸俗连他们的鞋掌都沾不上。他们的评价、他们的同情、他们的玩笑——甚至是最平常的玩笑，都充满了高尚精神。他们对一个人的评价可以是致命的，但决不会造谣诽谤，他们可以冷酷无情，但决不会背信弃义。他们对荣誉、头衔和官阶等身外之物无动于衷、报以极大的轻蔑。那些被庸夫俗子认为是他们身上的贵族气派的东西、恰恰是他们的革命优点，它的主要特征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彻底地、本能地独立于官方舆论。在阅读他们的书信时，我比在阅读他们的著作时更清晰地感到，就是那使我和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联系起来的东西，导致我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不可调和的对立。这些人以务实和干练自诩，但就在这方面他们也是极其低能的。1907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打算开办自己的粮食加工厂，旨在增加收入。这是一场极其轻率的冒险，它在原则上是危险的、实践中是行不通的。我从一开始就与这种念头做斗争，但遇到的只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居高临下的宽容的微笑。几乎过了20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吃尽了苦头之后，不得不在名誉和钱财两亏的情况下把企业转卖给私人，大出其丑。为了平息无端承受如此巨大损失的工人的不满，奥托·鲍威尔援引了我在事情刚刚开始时所做的警告，来证明必须放弃工厂。但他没有对工人说清，他为什么看不到我所看到的东西，为什么当初对我的警告置若罔闻。我的判断既不是依据粮食市场的行情，也不是依据广大党员群众的状况，而是依据无产阶级政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这好像是个教条，但却是最实际的标准。我的警告的证实只表明马克思主义方法比奥地利的赝品更高明罢了。维克多·阿德勒在各方面都比他的助手们要高明得多，但他早就成了一个怀疑主义者，他的战士气质早已在奥地利的琐碎忙碌中消耗殆尽。由于看不到前景，阿德勒有时示威性地转过身来，背对着前方。“先知的行当是个徒劳的行当，在奥地利更是如此，”这是阿德勒的口头禅。在斯图加特国际会议时，他在侧厅中就上面已经提到过的奥地利预言家说：“不管怎么样，就我个人来说，我喜欢启示录式的政治预言甚于以对历史的唯物主义认识基础上的预言。”这当然是句玩笑话，但也不仅仅是玩笑。在这个对我来说是性命攸关的问题上，我与阿德勒截然不同：对我来说，没有广泛的历史预测，不仅政治生活不可思议，甚至连精神生活也不能想象。维克多·阿德勒成了怀疑主义者，他作为怀疑主义者而忍受着一切，但也适应着一切，特别是适应彻底腐蚀着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民族主义。当我公开反对奥地利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沙文主义时，我和这两个党的领导层的关系更加恶化。这是1909年的事。我在会见巴尔干、特别是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德米特里·图佐维奇①也在其中，后来，他作为一名军官在巴尔干战争中阵亡——时，我不只一次地听到他们的愤怒的抱怨，抱怨所有塞尔维亚资产阶级报刊都幸灾乐祸地摘录《ArbeiterZeitung（工人报）》对塞尔维亚人的沙文主义的攻击，用以证明国际工人阶级的团结无非是骗人的神话而已。我给《Neuezeit（新时代）》写了一篇措词谨慎委婉的文章，批评《工人报》的沙文主义。考茨基在经过一阵犹豫之后，刊登了我的文章。第二天，与我关系极好的老侨民C．Л．克利亚奇科告诉我，党的领导圈子对我怒不可遏。“他怎么敢！”……奥托·鲍威尔和其他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在私下谈话时都一致同意，国外版编辑莱特纳尔走得太远了，他们的看法也反映了阿德勒本人的意见。到了星期六，我和克利亚奇科坐在咖啡馆的小桌旁，奥托·鲍威尔走到我们跟前，严厉地数落起我来。我承认，在他的连珠炮似的谴责下，我甚至有些不知所措。使我吃惊的与其说是他的教训的腔调，莫如说是他的结论。他带着令人好笑的傲慢说：“莱特内尔的文章有什么意义？奥匈帝国没有对外政策。没有一个人会读它，它没有任何意义。”……①图佐维奇，德米特里（1881—1914）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创始人，1901年起任该党总书记。——译注我睁大了眼睛听着。原来，这些人不仅不相信革命，也不相信战争。他们在五·一宣言上大写什么战争和革命，但却从不当真，只是说说而已。他们如此入迷地在蚂蚁窝里忙忙碌碌，他们根本没有察觉，历史已把士兵的巨大靴子带到了他们的蚁巢上，而且就要踩下。6年之后，他们不得不相信奥匈帝国有对外政策。战争一开始，他们就操起了最无耻的语言，这是莱特内尔一类的沙文主义者教的。笼罩着柏林的却是另一种精神，尽管实质上好不了多少，然而却是一种不同的精神。维也纳院士们的可笑的官瘾在这里感觉不到，人际关系要简单些，民族主义要少些，最起码是不像在奥地利那样频繁出现和那么露骨。民族感情似乎暂时融化在党的自豪感中：最强大的社会民主党，共产国际中的第一小提琴！对我们俄国人来说，德国社会民主党是母亲，是老师，是活的榜样。我们对它毕恭毕敬，把它理想化；我们满怀景仰之情说出倍倍尔和考茨基这两个名字。尽管我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有上述令人不安的理论预感，但我仍陶醉在它那无可怀疑的魅力之中。在很大程度上，促成这点的是我居住在维也纳这一事实。我经常去柏林，把两个社会民主党的首都加以比较，欣慰地对自己说：不，柏林毕竟不是维也纳。在柏林，我曾两次参加了左翼人士的每周聚会。它们于星期五在Rheingold（莱菌金梦）饭店举行。聚会中的主要人物是弗朗茨·梅林①。卡尔·李卜克内西有时也参加，但总是晚来早走。第一次带我到这里来的是希法亭，他那时自认为是左翼分子，虽然他那时已经开始憎恨罗莎·卢森堡，而且是以达申斯基灌输到奥地利的那种仇恨。那里的谈话没有给我留下任何突出的印象。梅林的面颊不住地抽动着（他患有抽搐症），他用嘲讽的口气问我，他那些“不朽的著作”中有多少被译成俄文了？希法亭在谈话中总称德国左派是革命者，梅林打断他说：“我们算什么革命者，真正的革命者是他们！”他朝我这边点了点头。我太不了解梅林，庸人对俄国革命的嘲弄又听得过多，因此我不知道梅林的话是发自肺腑还是在开玩笑。但他的话是严肃的，他以他后来的生涯证明了这点。①梅林，弗朗茨（l846—1919）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领导人之一和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斯巴达克联盟”的组织者之一。是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学评论家。——译注我初次见到考茨基是在1907年，是帕尔乌斯领我去的。他家在柏林郊区的弗里登瑙，当我踏上这栋干净的小房子的楼梯时，心中不无激动。一位长着一双蓝眼睛、肤色白皙、表情愉快的矮小老人用俄语欢迎我说：“你好。”我已通过他的著作对他有所了解，所有这一切造成了十分迷人的形象。特别令人好感的是他的从容不迫。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那时他的无可争议的权威以及由此产生的内心平静的结果。对手们称考茨基为第二国际的“教皇”。他的朋友们也常常这样称呼他，但却是出于爱戴。考茨基的老母亲是位倾向性小说家，她把她的小说献给“我的儿子和我的导师”，她在70寿辰的那天收到了意大利社会主义者的祝贺：allamammadelpapa（教皇的妈妈）。考茨基认为他的主要理论使命是调和改良与革命。但他本人思想是在改良时代形成的，对他来说，只有改良才是现实的，革命只是模糊的历史远景。考茨基把马克思主义当做现成体系，并像小学老师似地把它通俗化。他根本无力驾驭重大事件。从1905年革命起，他已经开始衰落。我在和考茨基交谈中收获甚微。他的头脑呆板、枯燥，缺乏随机应变的灵活性和心理感染力，他的评价是抽象的、玩笑是平淡无奇的。由于这些缺欠，考茨基不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考茨基与罗莎·卢森堡友好时正值他的精神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但在1905年以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出现了冷淡的迹象。考茨基非常同情俄国革命，并远远地在一旁评论它，而且还颇有见地。但他从生理上反对把革命方法移到德国本土上。特别是在普托夫公园里举行示威游行前，我在考茨基家里见到罗莎·卢森堡和考茨基发生激烈的争论。虽然他们说话时还是以“你”相称，用的是知交好友间谈话的口气，但在卢森堡的话中可以明显地听到强压着的愤怒，在考茨基的话中则可以听到掩盖在不知所措的玩笑下的内心深处的不安。罗莎·卢森堡、考茨基、他的妻子、希法亭、现已去世的居斯塔夫·埃克施泰因和我一起去参加游行。但在路上就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考茨基只想当旁观者，罗莎·卢森堡却想当参与者。1910年，他们之间的对立在为争取普鲁士选举权的斗争这个问题上公开爆发。那时，考茨基阐述了strategied’usur（消耗战略）这一战略哲学，以消耗敌人（Ermatungsstrategle）来反对推翻敌人（Niederwerfungsstrategie）。这是事关两种不可调和的倾向之间的斗争。考茨基的路线是越来越彻底地适应现存制度的路线，在这条路线下，“耗尽”的不是资产阶级社会，而是工人群众的革命理想，所有的庸人、所有的官吏、所有的名利之徒都站在考茨基一边，他在为掩盖他们的本来面貌而编织着思想遮羞布。战争爆发了，政治消耗战略被战壕所排除，考茨基就像当初适应和平一样地适应了战争。而罗莎·卢森堡则表明她知道忠于自己的思想……我记得一次大家在考茨基的家里为累德堡①庆祝60寿辰，在十多个客人中还有年满70的奥古斯特·倍倍尔。这是党的鼎盛时期，党在战术上完全一致。老人们记录下取得的成绩，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庆祝会的主角累德堡在吃晚饭时画了几张可笑的漫画。在这个小规模的生日宴会上，我结识了倍倍尔和他的朱丽叶。包括考茨基在内的所有出席庆祝会的人都聚精会神地听着他的每一个字，至于我本人就更不用说了。①累德堡，格奥尔吉（1850—1947）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创建者和领袖之一。——译注在倍倍尔身上体现出一个新阶级从下向上的缓慢而顽强的运动。这位干瘦的老人似乎完全是用对准目标就契而不舍、坚不可摧的意志铸成的。倍倍尔在其思维、雄辩的语言、文章和著作中，根本不在与直接任务无关的事上消耗精力，他的政治激情的特殊魅力正在于此。他反映了一个阶级，它在有限的空闲时间里学习，它珍惜每一分钟，贪婪地吞噬着必不可少的东西。这是无与伦比的人的形象！倍倍尔在巴尔干战争和世界大战之间举行的布加勒斯特和平会议期间逝世。我在罗马尼亚普洛埃施塔赫车站上听到了这一噩耗，觉得难以置信：“倍倍尔逝世了，社会民主党怎么办呢？”我马上想起了累德堡有关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内生活的话：百分之二十的激进分子、百分之三十的机会主义分子，其余的跟着倍倍尔。倍倍尔选中哈阿兹①做他的继承人。无疑是哈阿兹的理想主义吸引了这位老人。但这不是远大的革命理想主义，哈阿兹没有这种理想主义，而是更狭隘的、凡俗的个人理想主义，如为了党的利益而甘愿放弃在柯尼斯堡的收入甚丰的律师职业。倍倍尔居然在党代会（好像是在耶拿举行的）上发言时赞扬这个并不怎么了不起的自我牺牲的壮举——实在令俄国革命者大惑不解——并推荐他担任党中央委员会第二主席。我相当了解哈阿兹。在一次政党代表会议之后，我和他一起做了一次短途旅行，游览了纽伦堡。哈阿兹在私人交往中是个温和殷勤的人，在政治上是其天性使之所然的不折不扣的诚实的庸才、没有革命气质和理论视野的土气的社会革命党人；在哲学领域中，他有些腼腆地自称是康德派哲学家。在任何危机关头，他都不愿意当机立断，而是敷衍观望。后来，中派分子的党选他做自己的领袖，也就不足为奇了。卡尔·李卜克内西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人。我认识他已有几年之久，但每次见面都要隔好长时间。李卜克内西在柏林的住宅是俄国侨民的大本营。在需要抗议德国警察为沙皇政府效劳时，我们首先去找李卜克内西，于是他就不辞辛苦、四处奔波。李卜克内西是一位有教养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不是一位理论家，而是一位实干家。他天性冲动、热情、忘我，有很强的政治直觉，对群众和局势的嗅觉敏锐，有大无畏的首创精神。他是一位革命家。正因如此，他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充满了官员的慢条斯理和随时准备退让的大家庭里总是个怪人。我见过多少凡夫俗子居高临下、嘲弄地看着李卜克内西啊！①哈阿兹，雨果（1863—1919）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中派分子，1918年11月革命中与F．艾伯特共同担任人民代表会议主席。——译注1911年9月初，人们根据李卜克内西的倡议，建议我就沙皇政府胁迫芬兰问题在耶拿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发言。但在我发言之前，收到了斯托雷平在基辅遇刺的消息。倍倍尔马上盘问我，暗杀意味着什么？哪个政党应对暗杀负责？我的发言是否会引起德国警察当局对我的注意？“您是否担心我的发言会引起麻烦？”我想起了奎尔奇在斯图加特的遭遇，谨慎地问。“对，恕我直言，我觉得您还是别发言的好，”倍倍尔回答说。“既然如此，我就不发言了。”倍倍尔松了一口气。一分钟后，李卜克内西激动地跑到我跟前，问道：“他们建议您不要发言，而您答应了，是吗？”“我怎么能不答应呢？”我回答说，又辩解道，“须知这里的主人是倍倍尔，而不是我。”李卜克内西把他的愤怒发泄在他的演说中，他在讲话时无情地抨击沙皇政府，对主席团的警告置之不理，后者不愿因侮辱陛下而引起麻烦。后来的一切发展都肇始于这几件小事中……**当捷克工会组织挺身而起反抗德国领导时，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提出反对分裂的论据，并巧妙地把它们装扮成国际主义。在哥本哈根的国际会议上，普列汉诺夫以此为题做了报告，他像所有俄国人一样，毫无保留地完全支持德国立场反对捷克。普列汉诺夫当报告候选人是老阿德勒提议的，在这件微妙的事情上，让一个俄国人充当反斯拉夫沙文主义的主要公诉人，他觉得更合适。至于我，当然与涅麦茨、索库普或什麦拉尔①这类人的可怜的民族局限性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这些人竭力要我相信捷克人有理。但同时，我对奥地利工人运动的内部生活观察得十分清楚，我不能把全部或哪怕是主要责任推到捷克人身上。许多事实说明，捷克党的广大群众比奥地利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更激进，捷克工人群众对维也纳机会主义领导的理所当然的不满被涅麦茨一类的沙文主义者巧妙地利用了。①什麦拉尔，鲍古米尔（1886—1941）捷克斯洛伐克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捷共创始人之一，曾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译注在从维也纳赴哥本哈根参加大会的途中，我在一个车站换车时意外地遇到了从巴黎来的列宁。我们大约还要等一个钟头，我们利用这段时间进行了一次长谈，谈话的前一半相当友好，后一半则不那么友好。我证明捷克工会搞分裂，主要罪责在维也纳的领导，它先是踌躇满志地号召包括捷克在内的各国工人进行斗争，最后总是以跟君主专制搞幕后交易而告终。列宁兴致勃勃地听着、他有其特殊的注意听别人讲话的本领：当他严格地从交谈者的话中寻找他所需要的东西时，眼睛却越过对方看着远处。当我对他叙述我最近为《前进报》写的一篇有关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文章时，我们交谈的性质马上就变了。文章是为大会写的，它遭到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两方面的尖锐批评。在文章中格外尖锐的地方是所谓的“剥夺”问题。在革命被击败后，武力剥夺和恐怖主义的袭击已成了促成革命政党本身涣散的工具。在孟什维克、波兰人和一部分布尔什维克的主张下，伦敦代表大会做出决议禁止剥夺。有人在座位上喊：“列宁持什么看法？”对此列宁只是神秘地微微一笑。在伦敦代表大会之后，剥夺活动继续进行，给党造成了危害。我在《前进报》上不遗余力地攻击这一点。当我在列宁的坚持下凭记忆把文章的主要思想和提法告诉他之后，他谴责地问：“您真是这么写的吗？不能打电报把它扣下不发吗？”“不，”我回答说。“文章定于今天早晨见报，而且为什么要扣发呢？文章是正确的嘛。”事实上文章是错误的，因为它认为党应通过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融合及消除极端而确立，而实际上是通过布尔什维克对孟什维克的无情斗争而确立的。列宁试图争取俄国代表团谴责我的文章，这是我一生中与列宁发生的最尖锐的冲突。此外，列宁当时身体欠佳，受着剧烈的牙痛的折磨，他的头上缠满了绷带。代表团对文章及其作者充满了敌意。因为孟什维克对这篇文章也同样不满，原因是它原则上主要是反对他们的。1910年10月，阿克雪里罗得在给马尔托夫的信中写道：“托洛茨基在《NeueZeit（新时代）》上的文章实在令人难以容忍，比在《Vorwarts（前进报）》上的还甚。”卢那察尔斯基叙述说：“显然不能容忍托洛茨基的普列汉诺夫利用这一局面试图对他进行审判。我觉得这不公正，我相当坚决地支持托洛茨基，并和梁赞诺夫①一起努力，使普列汉诺夫的计划彻底破产……”①梁赞诺夫，达维德·鲍里索维奇（l870—1938）俄国革命者，1917年为“区联派”成员，后任马列研究院院长。——译注代表团中的大多数人对我的文章仅有耳闻，我要求宣读这篇文章。季诺维也夫争辩说，没有必要为批判一篇文章而去了解它，大多数代表不同意他的看法。记得是梁赞诺夫朗读并翻译了这篇文章。据在侧厅里的事先私下口头相传，大家都觉得这篇文章十分可怕，所以宣读使人产生了完全相反的印象：文章似乎是无可非议的。绝大多数代表拒绝谴责它。但这并不妨碍我本人现在谴责这篇文章，因为它对布尔什维克的评价是错误的。在有关捷克工会问题上，俄国代表团在大会上赞成维也纳的决议案反对布拉格的提议。我试图提出修正案，但没有成功。归根到底，应对社会民主党的全部政策提出的“修正案”是什么，我本人还远没有搞清楚。修正案应该是对这个党的宣战，与它进行圣战。不过，我们是在1914年才踏上这条道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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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审判、流放、逃跑第十五章审判、流放、逃跑第二次监狱生活开始了，承受这次磨炼要比第一次容易得多，当然，条件也比8年前好多了。我在“十字架”监狱中关押了一段时间后，被转到彼得保罗要塞，最后还在预押监狱里关了几天，总计15个月。每座监狱都有其需要加以适应的特点，但这些事讲起来过于枯燥，因为尽管每座监狱各有特色，毕竟是大同小异。系统的科学工作和写作工作的机会再度来临。我研究地租理论和俄国社会关系史，论述地租的庞大的未完成之作早在十月革命后的头几年中就丢失了，这是继有关共济会的著作丢失后我的又一次惨重的损失。对俄国社会史的研究成果是《总结与展望》这篇文章，它是那个时期中对不断革命论的最完整的论述。在转到预押监狱之后，准许律师和我们接触。第一届杜马使政治生活活跃起来。报纸又敢于大胆讲话，马克思主义出版物再度复苏。可以重新开始战斗的政论工作了。我在监狱里写了大量的东西，律师把它们放在公文包里带到外面。我那本论战性的小册子《政治舞台上的司徒卢威》就是那个时期的产物。我十分热衷于该书的写作工作，以至连狱中的放风对我来说都是一个苦恼的负担。这本抨击性的小册子的锋芒所向是自由派，实质上却是在捍卫彼得堡苏维埃、莫斯科12月武装起义，总之，是捍卫革命政策，反对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批评。布尔什维克的刊物十分赞赏这本小册子，孟什维克的刊物则对此不置一词。在几个星期之内这本书就销售了几千册。和我关押在一起的Д.斯维尔奇科夫后来在其《革命的曙光》一书里这样描绘这段监禁时期的：“《俄国与革命》一书，列．达．托洛茨基一气呵成，并分成几部分交付印刷，在这本书中，他初次（不准确！—列．托．）确切地表述了这一思想，即在俄国开始的革命直到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才会结束。他的‘不断革命论’（人们这样称呼这一思想）在那时几乎没人赞同。但是他坚持自己的立场，并在那时已经看到世界各国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经济崩溃的一切征兆和社会主义革命即将来临……”他继续写道：“托洛茨基的牢房很快就变成了图书馆。人们几乎把所有值得一读的新书都送到这里。他通读了这些书籍，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写作。他对我们说：‘我的自我感觉极好，我安安稳稳地坐在这里工作，而且绝对用不着担心会遭到逮捕……你们应该同意，在沙皇的国度内，这种安全感是相当难得的……’”我把阅读欧洲经典文学作品作为休息。我躺在监狱的床铺上，完全陶醉在这些名著之中，感到一种生理上的享受，其程度不亚于啜饮美酒或抽馥郁的雪茄。这是最美好的时刻。我阅读经典作家的痕迹是出现在我那个时期的所有政论文中大量的警句和引文。那时，我初次通过原文进一步了解法国小说界的巨子。小说艺术首先是法国的艺术。尽管我的德文水平比法文好一些，特别是在科学术语方面，但我阅读法文小说比读德文小说更轻松些。对法国小说的偏爱我至今未变，甚至在内战期间、在专列的车厢中，我也能挤出时间阅读法国文学的新作。总之，我对我的监狱生活是无可抱怨的，它对我来说是一所很好的学校。我离开彼得保罗要塞的封闭得严严实实的单人牢房时，甚至有点依依不舍，因为那里是如此安宁、如此寂静，简直是脑力工作的理想场所。预押监狱则相反，那里人满为患、杂乱无章。当时恐怖活动和武装抢劫的浪潮席卷全国，所以里面还关押着不少死囚。由于第一届杜马，监狱制度是自由主义的，牢房白天不上锁，犯人们一起放风。我们连续几小时尽情地玩跳背游戏，死刑犯也和其他人一起跳跃或弯着腰让别人跳。妻子每周探望我两次，值班人员对我们交换信件和手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中有一位中年人对我们格外好，应他的要求，我把我的一本书和一张照片签上字送给他。“我的几个女儿都是高等女校的学生，”他兴奋地低声说，并神秘地眨了眨眼睛。后来，在苏维埃政权时，我又遇到了他，在那些饥饿的年代中我为他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帕尔乌斯和捷伊奇老人一起在院里散步，我也常常和他们在一起。有一张照片就是我们3人一起在监狱的伙房里照的。不知疲倦的捷伊奇策划集体越狱，他没费力气就把帕尔乌斯争取过去而且坚持要我也参加。我再三拒绝，因为面临的审判的政治意义对我颇有吸引力。他们说动了不少人参加这一计划。一位看守在作为越狱活动中心的图书馆里发现了一套钳工工具。监狱当局怀疑这些工具是宪兵为了达到改变监狱制度的目的而扔进来的，所以把这件事压了下去。不过，捷伊奇的第四次逃跑毕竟还是在西伯利亚完成的，而不是在监狱里。在12月的失败后，党内派系分裂再度激化。杜马的解散又一次提出了所有革命课题。我就这些课题写了一本论策略的小册子，列宁在其布尔什维克出版社中出版了它。孟什维克已在各条战线上鸣金收兵。但在监狱里，派系之间的关系还没有达到外面那样尖锐的程度，这使我们有可能出版有孟什维克参加撰写的有关彼得堡苏维埃的集体著作。苏维埃代表案的诉讼程序于9月19日开庭，正值斯托雷平①的军事法庭刚刚开张。法庭的院子和临近的街道简直都变成了兵营，彼得格勒的所有警察都被动员起来。但诉讼本身却相当自由，因为反动势力想借此暴露维特的“自由主义”和他对付革命无力，把他彻底搞臭。传讯400名证人，但出庭并提供证词的只有200多人。整整一个月内，工人、工厂主、宪兵、工程师、仆役、市民、记者、邮电局的官员、警察局长、中学生、杜马议员、看门人、参议员、流氓、苏维埃代表、教授、士兵列队站在法庭前，在法官和检察长、辩护人和被告的交叉火力——被告的火力尤猛——下，一笔一笔地再现了工人苏维埃的活动时期。被告人做了辩解，我论述了武装起义在革命中的地位，以此达到了主要目的。当法庭拒绝传讯议员洛普辛——他于1905年秋天在警务厅大量印刷残害犹太人的宣传品——时，我们中断了诉讼程序，强迫他们把我们送回监狱。辩护人、证人和听众也随我们离去，只剩下法官们和检察长面面相觑。他们在我们缺席的情况下做出判决。有关这次长达一个月之久的罕见的诉讼程序的速记报告至今仍没有公布，似乎已经丢失了。我在拙著《一九O五年》中叙述了审判的重要情节。爸爸妈妈出席旁听了诉讼程序，他们的思想感情是矛盾的。现在已不是在尼古拉耶夫，不是在什维戈夫斯基果园里生活的日子了，不能再用小孩子的任性来解释我的行为了。我是报社编辑、苏维埃主席，还是有声望的作家，这些使老人们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妈妈和辩护人攀谈，力图多从他们嘴里听到一些有关我的好消息。当我在法庭上发言时，她无声地哭泣着，我讲话的涵意她不可能全懂。当我发言结束后，20个辩护人走到我跟前轮流和我握手时，她哭得更厉害了，此前有一位辩护人以出席审判的所有人都过于激动为理由要求休庭，这个人就是А.С.扎鲁德内。后来，他当上了克伦斯基政府的司法部长，并以叛国罪把我关进监狱，不过，这已是10年以后的事了……在休庭时，两位老人幸福地看着我，妈妈深信，法庭不仅将宣布我无罪，而且还要嘉奖。我要她做好准备，我会被判处苦役。她害怕不解地把目光从我身上移向辩护人，力求弄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爸爸脸色苍白、默默无语，他同时既幸福又沮丧。①斯托雷平，彼得·阿尔卡季耶维奇（1862—1911）俄国国务活动家，1906年起任内务大臣和大臣会议主席。领导实施斯托雷平土地改革。被保安局密探刺死。——译注我们被褫夺了一切公民权，被判处永久流放。这个判决相对来说是较轻的，我们本来是准备服苦役的。但永久流放和我第一次的行政流放①完全不同，永久流放是无期的，逃跑者将加判3年苦役。苦役犯人外加的45鞭杀威刑此前两三年才撤销。①行政流放系沙俄时代根据沙皇、省长和内务机关的命令，把一切参加社会活动的嫌疑犯放逐到边远省份的一种惩罚。——译注1907年1月3日，我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们被关进羁押解送监狱已经有两三个小时了。我承认，离开预押监狱的牢房时，我有些心神不安，我已经完全习惯了这间斗室，这里有充分的工作条件。我们知道，在羁押解送监狱中，我们所有人都将被关在一间大牢房里，难道有比这更令人厌倦的事吗？往后将是我十分熟悉的分段押送、途中的肮脏、混乱。谁知道要用多少时间才能到达流放地？又有谁能预言我们何时才能回来？依旧蹲在463号中边读书、写作边等待不更好？……“我们未经预告就被突然押到这里。在收监室内强迫我们换上囚服，我们怀着学生般的好奇心穿戴起来。大家都换上了灰裤子，灰上衣，戴上灰帽子，彼此相看觉得十分有趣。不过，背上的红黄方块布①已经没有了，还允许我们保留自己的内衣和鞋子。我们这群身穿新装的人激动不安地涌入牢房……”①红黄方块布系缝在俄国囚服背上的标记。——译注允许保留自己的鞋对我来说有不小的意义，因为在鞋掌中有一张很好的护照，在两只高后跟里藏着几块金币。我们都被发配到遥远的北极地区的奥布多尔斯克镇。奥布多尔斯克镇距离铁路有一千五百俄里，离最近的邮局有八百俄里。邮件两个星期来一次，在春秋季道路泥泞期，邮件完全停送往往长达一个半到两个月之久。在押送中采取了极其严密的警戒措施。彼得堡押送队公认是靠不住的，事实也是如此：在我们乘坐的那节车厢站岗的士官手里拿着出鞘的军刀，给我们朗诵新的革命诗歌。在相邻的车厢里乘着一个排的宪兵，每到一个车站，他们就把我们的车厢包围起来。同时，监狱当局对我们却非常客气，因为革命和反革命在天平两端摇摆不定，鹿死谁手目前还不能预料。押送队的军官开始就给我们出示上级给他的命令，授权他可以不给我们戴按规定应戴的手铐。1月11日，我在途中给妻子写信说：“如果军官都这么客气殷勤的话，当兵的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全体押送队员都看过有关我们的诉讼程序的报告，对我们十分同情……直到最后一分钟时，士兵们还不知道他们将押送什么人，押送到什么地方。他们根据他们从莫斯科调往彼得堡的过程中所采取的严格保密措施，猜测他们将把犯人押往施吕瑟尔堡处决。在羁押解送监狱交接处，我发现押送队员都十分激动、格外殷勤，而且带有负咎的神情，其原因我到了车厢里才知道。当他们得知他们押送的是‘工人代表’，而且只是把犯人押往流放地，他们十分高兴。宪兵是超级押送队，他们根本不到我们车厢里来。他们负责外部警戒：每到一站包围我们的车厢，并在车门外侧站岗。看来，他们主要是监视押送队。”我们的信件是押送队的士兵在途中悄悄地塞进信箱的。我们乘火车抵达秋明，从秋明开始乘马车前进。14名流放犯由52名押送士兵押送，队长、警察局长和警察还不算在内。我们一共乘坐40辆雪橇。从秋明穿越托博尔斯克的道路沿着鄂毕河蜿蜒伸展。我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近日来，我们每天向北行进90到100俄里，几乎是跨越一个纬度。由于这样不断地前进，文化（如果还能算是文化的话）的递减非常醒目。我们每天都在通往严寒和蛮荒的王国的阶梯上走下一个台阶。”我们经过33天的长途跋涉，穿过了几个伤寒肆虐的地区之后，于2月12日来到别廖佐沃，与彼得一世一起开国立业的梅尼希科夫公爵曾被流放到这里。我们在别廖佐沃休息两天，从这里到奥布多尔斯克还有500俄里。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在这里活动，当局不担心我们逃跑，因为往回走的路只有一条，它沿着鄂毕河，沿途都有电话线，任何一个逃跑的人都能被抓获。别廖佐沃住着一位流放在这里的土地丈量员罗什科夫斯基，我和他商量过逃跑的问题。他告诉我可以试试朝正西走，乘鹿橇沿索西瓦河驶向乌拉尔，直到采矿场，在博格斯洛夫斯基铁矿乘上窄轨火车直抵库什瓦，窄轨铁路和彼尔姆铁路在这里衔接。此后就是彼尔姆、维亚特卡、沃洛格达、彼得堡、赫尔辛福斯……不过，穿越索西瓦没有道路。从别廖佐沃城外开始，就是一片广漠无垠、荒无人烟的旷野，方圆一千俄里内没有一个警察局，也没有一个俄罗斯居民点，只是偶尔能碰到奥斯佳克人①的帐篷；没有电报局，连马都没有，唯一的交通工具是鹿。警察也不会追赶，但有可能在茫茫的原野中迷路，冻死在冰天雪地之中。现在是2月，正是暴风雪的季节……①奥斯佳克人系汉特人的旧称，居住在汉特—曼西自治区和亚尔马涅涅茨自治区。——泽注费特大夫是一位老革命家，他是我们这批流放者中的一员。为了能在别廖佐沃多呆上几天，他教我假装患了坐骨神经痛。我成功地完成了这个经过周密思考的计划中的头几步。众所周知，坐骨神经痛是检查不出来的，于是，我被送进了医院。医院对病人管得不严，当我的“病情稍有好转”时，我一出去就是几小时，医生还鼓励我多散步。上面说过，谁也不担心这个季节有人会从别廖佐沃逃跑。决策的关头到了，我选择了往西直奔乌拉尔的道路。罗什科夫斯基请一位外号叫“山羊脚”的当地农民前来一起商议此事，这位身材矮小、干瘦机智的人成了这次逃跑的组织者。他参加这个活动完全是无私的。当他的角色暴露后，他为此吃了不少苦头。十月革命后好久，山羊脚才知道10年前他帮助逃走的那个人就是我。直到1923年他才来莫斯科找我，我们这次见面分外亲热。我们给他穿上一套红军常礼服，带他到剧院看戏，还送给他一台留声机和许多其他礼品。过了没多久，这位老人就在他遥远的北方家乡中逝世了。应该乘雪橇离开别廖佐沃，主要问题是找一个敢于在这个季节冒险上路的向导。山羊脚找来一个济良人①，他像大多数济良人一样，是个机智敏捷、经验丰富的人。①济良人系科米人的旧称，主要居住在科米自治共和国，操科米语。——译注“他是不是酒鬼？”“哪能不是呢？还喝得凶呢。可他能流利地说俄语、济良话和两种奥斯佳克方言：上奥斯佳克方言和下奥斯佳克方言，这两个地方的人之间几乎没有来往。这样机灵的车夫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了。”可就是这个机灵鬼后来出卖了山羊脚，不过，他倒是成功地把我送出了西伯利亚①。①在拙著《一九O五年》中，逃跑这段故意用改头换面的方式叙述。因为在那时如实描写，会使沙皇警察找到我的同谋者的线索。现在，我仍希望斯大林不要为此迫害他们，何况他们的罪行已过了起诉期了。此外，下面可以看到，在我逃跑的最后阶段，列宁还为我提供了帮助。定于星期天深夜离开别廖佐沃。这天，地方当局举办业余文艺演出。我还在充当剧场的兵营里露了一面，在那里见到了警察局长，并对他说我觉得自己好多了，很快就能动身去奥布尔多斯克了。这样做过于诡诈，但却是必须的。当钟楼敲响12点时，我悄悄地来到山羊脚的院里。雪橇已经备好、我把第二件皮袄铺在雪橇底上，躺在上面，山羊脚把冻了冰的冰凉的干草盖在我身上，并用绳子紧紧地煞在雪橇上，我们就动身了。干草上的冰化了，冰凉的水一缕缕地流到我脸上。走了几俄里后，车停了，山羊脚把绳子解开，我从干草下爬了出来。我的车夫打了个口哨，传来了几个醉醺醺的回声。济良人喝醉了，而且还是跟几个朋友一起来的。这可不是个好的开端。但又别无选择，我拿着我那点行李换乘到轻便雪橇上。我穿着两件皮袄、一件毛朝里、一件毛朝外、皮袜子、毛皮靴、双层的皮帽子、双层的皮手套，总之，从头到脚都是奥斯佳克人的冬装。我的行李里有几瓶烈酒，这是茫茫雪原中的无价之宝。斯维尔奇科夫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从别廖佐沃的消防了望塔上，至少可以看到方圆一俄里的茫茫雪地上的所有进出城的活动。完全有理由假设，警察局将向消防值班人员询问那天夜里有谁出城。罗什科夫斯基安排一位居民沿着托博尔斯克大路运送牛肉。这一活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在托洛茨基逃跑的两天之后，它被警察局发现了，于是警察先去追赶牛肉，因此又白白地失去了两天时间……这些事情我是过了好久才知道的。我们取道穿越索西瓦。拉雪橇的鹿是我的向导从有几百只鹿的鹿群里挑出来并买下的。车夫喝得醉醺醺的，开始时他常常打盹儿，他一打盹，鹿也就停下了脚步。我们两人的处境都很危险。最后，他对我的推搡完全没有反应了。于是，我只好摘下他的帽子，他的头发很快就蒙上了一层霜，酒劲也就慢慢地过去了。我们继续前进。这是一次在蛮荒的雪原上，在枞树和野兽的踪迹间的一次美妙的旅行。鹿跑得挺起劲，舌头耷拉在一侧，发出啾啾啾的急促的喘息声……我们沿着一条狭窄的道路行走，几只鹿挤成一团，它们竟能挤在一起奔跑而且互不妨碍，着实令人惊讶。这确实是令人惊讶的动物！它们既不知道饿，也不知道累。在我们出发前，它们已有一昼夜没吃东西了，我们上路后又快有一昼夜没有喂食。据车夫解释，说它们现在刚刚“迈开脚”。它们不知疲倦地匀速向前奔驰，每小时8到10俄里。鹿自己找食，给每条鹿的脖子上栓一块辟柴，就让它们自由活动。它们能嗅到埋在雪下的苔藓，找到之后，它们就用蹄子扒一个深坑，把头伸进去饱餐一顿。我对这几只动物的感情，有如飞行员在海拔几百公尺的高空中对飞机马达一样。3条鹿中的头鹿瘸了，真叫人着急！必须把它换下来。我们寻找奥斯佳克人的游牧点。游牧点稀稀落落地散布在这片土地上，彼此间距离几十俄里。我的向导可以根据几乎无法察觉的迹象找到游牧点，他能闻到几俄里外的烟味。为了找替换的鹿我们足足用去了一天多的时间。但在黎明时，我目睹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场面：几条狗把几百只鹿的大鹿群赶向3个奥斯佳克人，他们在纵马狂奔中用套索在飞奔的鹿群中套住早已看好的3只鹿。我们重新上路，雪橇时而在森林间、时而在白雪皑皑的沼泽上、时而在巨大的森林火场中穿行。我们用雪烧开水，用雪水沏茶。不过，我的向导更喜欢烈酒，但我对他严加监视，不让他饮过量。表面上看来，道路没有什么区别，可实际上处处不同，这在鹿身上也可以看出来。现在，我们正走在开阔的路面上，行驶在白桦林与河道之间。这是段要命的路。我们眼看着风吹平了雪橇留下的窄窄的辙迹，第3只鹿不时地偏离道路，齐肚子陷进雪中，有时陷得还要深；它拼命地蹦几下，重新蹦到道上，它妨碍了中间的鹿，把头鹿挤到一旁，在下面的一段路上，太阳晒化了路面，十分难走，雪橇的套索断了两次，每停一次，雪橇的滑铁都要冻在路上，再起动就十分困难。刚跑了两段路，鹿显然已经累了……幸亏太阳落山了，路面又冻上了，路又好走了。照车夫的说法，这时的路面软而不泞，是最好走的路。鹿蹄声轻得几乎听不见，轻快地拉着雪橇飞奔。最后不得不卸下一只鹿，把它拴在雪橇后面，否则，鹿会觉得太轻松都住旁边窜，这样就会把雪橇扯散。雪橇平稳无声地向前行驶，就像一只船在平静的湖面上航行。在浓重的暮霭中，森林显得更加巨大，我已经完全看不见道路，也几乎感觉不到雪橇的移动。树木像着了魔似地向后疾驰，灌木丛闪到一边，陈年的树桩和挺拔的白桦树在我们身旁一闪而过。一切都好像充满了秘密。在万籁皆寂的森林之夜中，只能听到几只鹿发出的啾、啾、啾的均匀而急促的喘息声。这样的旅行持续了一个礼拜，我们行驶了700公里。快到乌拉尔了，迎面碰到的车队越来越多。我冒充托利男爵北极探险队的工程师。在离乌拉尔不远的地方，我们碰上了一个以前在这支探险队中干过一阵的掌柜，他对我提出了许多问题，幸亏他已喝得醉醺醺的了。我急忙用我带在身边以防万一的一瓶罗姆酒摆脱了窘境。一切都很顺利。到了乌拉尔后，就可以骑马而行了。现在，我装成与税务稽核员一起视察自己管辖地区的官吏。我来到窄轨铁路上，车站上的宪兵漠然地看着我脱掉了我的奥斯佳克人的皮袄。在乌拉尔专用线上，我还没有脱离危险，因为在这条支线上，每个“外来人”都很显眼，每个车站都有可能接到托博尔斯克的电报通知把我逮捕。我一路上提心吊胆。但在一昼夜后，当我坐进了彼尔姆铁路上的舒适的车厢里时，我马上感到我已获胜。现在列车驰过的车站，就是不久以前宪兵、武装人员、警察们戒备森严地迎接我们的地方。但我现在的道路是朝着相反的方向，我的感觉也大相径庭。刚开始时，我在那几乎是空无一人的宽敞的车厢里感到又挤又闷，我走到车厢的平台上，那里寒风呼啸、一片昏暗。我情不自禁地高叫一声，这是快乐和自由的呼声。我在最近的一个车站上给妻子打了封电报，叫她到一个车站上接我。这封电报完全出乎她的预料，最起码她没料到它会来得这么快。这并不奇怪。彼得堡的报纸上还满是我们被继续押往北方的报导、消息还在陆续往这里发。但我的全部回程只用了11天。显然，在彼得堡郊外和我相逢，对我妻子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因此，我们毕竟还是见了面就更加让她喜出望外。娜．伊．谢多娃在其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这次会面的：“我完全是独自一个带着年幼的儿子住在泰里约基这个彼得堡郊区的芬兰村镇里，我收到了电报，欣喜若狂，不知如何是好，就在那天，我还收到了列．达．在途中寄来的一封长信，其中除了对旅途的描述外，还要求在他到达奥布多尔斯克后给他寄书和许多北方必不可少的东西。看来，他是突然改变了主意，通过不可思议的途径迅速返回，甚至还约我去车站见面。但奇怪的是电文中没有车站站名。第二天一早我乘车来到彼得堡，力求根据铁路指南弄清我到底应该买到哪一站的票。我不敢跟别人打听，到底还是没弄清站名就上了火车。我买了一张去维亚特卡的车票，傍晚乘上火车，车厢里全是地主，他们带着从食品店买来的大包小包的食物从彼得堡回自己的庄园过谢肉节①；他们的谈话内容全是煎饼，鱼子酱、咸鱼、葡萄酒等等。我无法忍受这些谈话，因即将到来的会面而激动不已，并为可能出现的种种意外而担心……但心中仍深信我们一定能够见面。我好不容易盼到了天亮，此时迎面开来的火车应开进萨米诺车站。我只是在火车上才打听到了它的名字，而且终生不忘。我跑到站台上，一个人也没有，我跳上了对面的火车，忐忑不安地跑过了一节节的车厢，没有，没有。突然，我在一个包房里看见了列．达．的皮袄。这么说他是在这趟车上，是在这里，可人哪儿去了？我跳下车厢，几乎撞到了从车站里跑出来的列．达．的身上。他也在找我。他因电文被删改而怒不可遏。并想借此发难，我好容易劝住了他。当他给我拍电报时，当然考虑到去车站迎接他的可能不是我而是宪兵，但和我一起回彼得堡对他更方便些，他希望能交上好运。我们坐在包房里，一起继续我们的旅途。列．达．一路上谈笑风生，他的洒脱和无拘无束使我担心。我恨不得能把他好好地藏起来，让谁也看不见他才好，须知他因逃跑而有被判处苦役的危险。可他却故意暴露在睽睽众目之下，还说这是最可靠的保护。”①谢肉节系大斋前的一个星期，这时可以吃肉，基督教传入之前，这是斯拉夫民族的春天的节日。——译注我们迳直从车站来到炮兵学校，找我们的可靠的朋友。我从来没有见过人会像军医利特肯斯一家那样吃惊到这种地步。我像个幽灵一样站在宽敞的饭厅里，他们都屏住呼吸直呆呆地看着我，在我们互吻过之后，他们又再次感到惊讶，再次不相信自己。最后，大家才对这的确是我深信不疑了。直到现在，我仍感到这是最幸福的时刻。但是，我还没有远离危险，军医首先提到这点。在某种意义上说，危险现在才刚刚开始。有关我失踪的电报当然已从别廖佐沃打到了这里，彼得堡有无数的人在代表会议上见过我。我决定和妻子一起越境去芬兰，那里革命赢得的自由远比在彼得堡持续得长久。在这个旅途中，最危险的地方是芬兰火车站。眼看列车就要发车时，几个检查列车的宪兵军官走进了我们的车厢。妻子面对车门坐着，我从她的眼睛里看出，我们是大难临头了，在这一瞬间，我们的神经都紧张到了极点。宪兵们漫不经心地看了我们几眼，便从我们身边走过去了。这是他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此前好久，列宁和马尔托夫都离开了彼得堡来到芬兰。1906年斯德哥尔摩大会上达成的两派联合，现在又出现了深深的裂痕。革命仍处于低潮之中，孟什维克对1905年的疯狂感到后悔；布尔什维克不仅毫不后悔，而且还在推行发动新的革命的方针。我拜会了列宁和马尔托夫，他们分别住在两个相邻的村庄里，马尔托夫的房间里仍像往常一样杂乱无章，一个角落里的报纸堆得足有一人高。在谈话时，马尔托夫时不时地在这堆报纸里翻一阵，寻找他需要的文章。桌上放着洒满烟灰的手稿。从来不擦的夹鼻镜垂挂在他的窄鼻子上，像以往一样，马尔托夫有许多精辟的、光彩夺目的思想，但却没有一个中心思想，他不知该从何下手。在列宁的房间里也像以往一样，一切都井井有条。列宁不抽烟。他所需要的报纸都加上标记放在手边。最主要的是在这张平淡无奇而又非同凡俗的脸上表现出的坚定不移的信心，虽然带有观望的成分。当时谁也不清楚，这是革命潮流的彻底衰退抑或仅仅是新高潮到来之前的短暂的间歇。但无论是衰退还是间歇，都应该和怀疑主义做斗争，对1905年的经验进行总结，为迎接新的高潮或下一次革命培养干部。列宁在谈话中赞扬了我在狱中撰写的著作，但责备我没有得出必要的组织结论，即没有转到布尔什维克一边来。他的谴责是正确的。告别时他给了我赫尔辛福斯的几个朋友的地址，这些地址对我来说是无价之宝。列宁介绍给我的那几位朋友帮助我和我的一家悄悄地在赫尔辛福斯郊区的奥格利比尤安顿下来，在我们离开之后，列宁也在那里住了一阵。赫尔辛福斯的警察局长是一位积极分子，即芬兰革命民族主义者，他答应一旦彼得堡那边对我构成什么威胁时，立即通知我。我、妻子和幼小的儿子（他是我蹲监狱时出世的）一起在奥格利比尤住了几个星期。在这个与世隔绝的环境中，我把我的这次旅途经历写成一本书，书名是《往返记》，并靠这本书的稿费经斯德哥尔摩出国。妻子和儿子暂留国内，一位年轻的芬兰女积极分子把我送到边境。当时这些人还是我们的朋友，但在1917年，他们却成了法西斯主义者，成了10月革命的死敌。我乘斯堪的那维亚的轮船再度出国，这次流亡生活长达10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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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1905年第十四章1905年10月的罢工并不是按计划展开的。罢工最初是由莫斯科的印刷工人发起的，后来又平息了。各政党决定把决战延期到1月9日事件一周年时。所以我从容不迫地在我的芬兰避难所中从事自己的工作。但是，已经平息了的偶然爆发的罢工却蔓延到了铁路上，从此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迅猛地发展起来。从10月9日起，已提出政治口号的罢工开始由莫斯科扩展到全国。这样的总罢工在世界上还是第一次。在许多城市里，罢工工人在街头与军警发生冲突，但大体来说，10月事件仍停留在政治罢工的水平上，没有转变成武装起义。尽管如此，专制制度还是做了让步，10月17日颁布了立宪宣言①。当然，元气大伤的沙皇制度仍把持着国家机器，据维特②的评价，政府的策略纯属“怯懦、盲目、诡诈和愚蠢的大杂烩”，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甚。但是，革命毕竟赢得了初步的胜利，尽管还不是完全的胜利，但却是前途无限。①10月17日宣言系《完善国家制度》宣言，是尼古拉二世迫于10月全俄政治罢工高潮而签署的，宣布赐予公民自由，答应成立国家杜马。——译注②维特，谢尔盖·尤利耶维奇（1849—1915）俄国国务活动家，历任工交大臣、大臣委员会主席等职。——译注还是这个维特在后来写道：“1905年俄国革命的最严肃之处当然是‘给我们土地’这个农民口号。”这是可以同意的。但他接下来说：“我不认为工人苏维埃有任何特殊意义，因为它不具备这种意义。”这只表明，即便是最杰出的官员也不理解那些事件的涵义，它们是对统治阶级发出的最后的警告。维特死得很是时候，因此无须改变他对工人苏维埃的看法。我在10月罢工高潮之际来到彼得堡，罢工浪潮声势浩大、迅速扩展，但也潜藏着一个危险：不受群众组织控制的运动可能会一无所获地付诸东流。我从芬兰回来时，带来了选举产生群众组织的方案，一千名工人推选一位代表。我从作家约尔丹斯基①（后来的苏联驻意大利代表）那儿得知，在我到达彼得堡的那天，孟什维克已经提出了选举产生革命机构的方案，五百人出一位代表。这是正确的。但在彼得堡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们坚决反对经选举产生的无党派的组织，担心它将会与党抗衡。工人布尔什维克则丝毫没有这方面的担心。在列宁回国之前，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对苏维埃始终抱着这种宗派主义的态度。关于“列宁主义者们”在列宁不在的情况下的领导工作，完全可以写出颇有教益的一章。列宁远远地胜过他的最亲密的学生。所以他们觉得在他的卵翼之下可以永远免除独立解决理论和策略课题的必要性。一旦在关键时刻离开了列宁，他们的无能着实令人吃惊，1905年秋天如此，1917年春天也是如此。在这两个事件以及其他许多次要一些的历史事件中，广大党员群众凭嗅觉远比那些半吊子领袖更准确地把握住了正确的路线。列宁回国过迟是布尔什维克未能在第一次革命事件中占据领导地位的主要原因。①约尔丹斯基，尼古拉·伊万诺维奇（1876—1928）俄国革命家，孟什维克，1905年任彼得堡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1923—1924年为苏联驻意大利全权代表。——译注我已经提到，娜．伊．谢多娃在树林里召开的五·一集会上在骑兵围捕中落网。她在监狱中关押了近半年，然后被押解到特维尔①。在十月宣言之后，她回到了彼得堡。我们用维肯季耶夫这个姓在股票交易所投机商的住宅里租了一间屋子住下，交易所业务不景气，许多投机商只好呆在家里。每天早晨，送报人给我们送来所有当天的报纸。房主人有时从我妻子那里借几张报纸，一边看一边把牙齿咬得咯咯响。他的买卖越来越糟。一次，他直接闯进我们的房间，手里挥动着一张报纸，他用手擢着我新写的文章《早安，彼得堡的扫院工》吼道：①特维尔系加里宁市的旧称。——译注“看啊，看啊，他们连扫院工都不放过。要是这个苦役犯落到我手里，我非用这个把他干掉不可！”他发疯似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支手枪，在空中晃了几下。他是来寻找同情的。妻子到编辑部来找我，告诉我这个令人不安的消息。应当找一个新的住所，但又没有时间，我们只好听天由命了。就这样，我们在这位交易所经纪人那里一直住到我被捕。幸运的是，无论是主人还是警察，都不知道这个维肯季耶夫到底是谁。在我被捕后甚至没有到我们的寓所进行搜查。我据我出生的村庄的名字化名为亚诺夫斯基在苏维埃中演讲，在刊物上则用托洛茨基这个笔名。我同时为3家报纸工作。我和帕尔乌斯成了《俄罗斯报》这家小报的主编，把它变成了群众的战斗机关报。几天之内，报纸的份数从三万份剧增为十万份。一个月后，又从于万份增加到五十万份。但印刷技术却不能满足报纸份数的增加，直到政府摧毁了苏维埃才使我们彻底地摆脱了这个矛盾。11月13日，我们与孟什维克联合创立了大型政治机关报《开端报》，报纸的份数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时俱增。由于没有列宁，布尔什维克的《新生活报》平淡无奇。《开端报》则不同，它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我认为，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家报纸比它更接近马克思在1848年创办的经典样板《新莱茵报》。加米涅夫当时是《新生活报》编辑部的成员，后来他告诉我，一次他在乘火车时，观察沿途各站出售报纸的情况，当从彼得堡开来的火车进站时，站上排起了长队，他们全是购买革命报纸的。队列中喊道《开端报》！《开端报》！《开端报》！《新生活报》！《新生活报》！接下来又是《开端报》！《开端报》！《开端报》！加米涅夫承认说：“当时我遗憾地对自己说，《开端报》上的文章比我们的好。”除了《俄罗斯报》和《开端报》之外，我还为苏维埃正式机关报《消息报》撰写社论，还写了无数号召书、宣言和决议草案。第一个苏维埃存在的52天是忙得不可开交的52天：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连续不断的各种集会、3份报纸。我们是如何在这个漩涡中生活的，连我自己都不清楚。不过，在回首往事时，往往有许多事情似乎都是不可思议的，这是因为在回忆中失去了积极性这个因素，你只是从旁观的角度观察自己。但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是相当积极的，我们不仅仅是在漩涡中旋转，而且还制造漩涡。一切都是匆匆做成的，却还做得不坏，有些还做得相当漂亮。我们的责任编辑赫尔岑施泰因博士是位老民主党人，他有时穿着一身考究的黑色燕尾服顺路到编辑部看看，他站在屋子中间，用慈爱的目光看着我们在那里忙碌。一年后，他还不得不在法庭上为他对之毫无影响的报纸的狂热革命宣传而负责。老人没有背离我们，他眼里噙着热泪在法庭上陈述，我们这些编辑最受欢迎的报纸的编辑们，只是在工作中抓空啃几口干馅饼，而且还是托门卫从最近的面包铺里买了包在纸中带回来的。老人因没有获胜的革命、为我们这些流亡者和干馅饼被判处关押一年……后来，维特在其回忆录中写道，1905年“俄国绝大多数人都丧失了理智”。保守主义者们觉得革命是集体精神失常，只是因为革命把疯狂的“正常”社会的矛盾推向极端。正如人们不愿在过于放肆的漫画中认出自己一样。同时，当时社会的全部发展都在浓缩、加剧、激化矛盾，因而造成了这种局面，使绝大多数人“丧失了理智”。但在这种情况下，发疯的多数给理智的少数穿上了拘束衣，因此历史才得以前进。革命造成的混乱决不是地震和洪水。在革命造成的无秩序中马上开始形成新的秩序，人和思想自然会根据新的轴线重新排列。只有革命所要清除或推翻的人才觉得革命是彻头彻尾的疯狂。可我们在革命中却如鱼得水，尽管它是动荡不安的。世上万物各有其时、各有其位。有些人还有时间过私生活：恋爱、结交新朋友、甚至观看革命戏剧。帕尔乌斯十分欣赏一出讽刺剧，于是他一下子买了50张戏票准备送给朋友。需要说明的是他头一天刚收到了一笔稿费。帕尔乌斯被捕后，宪兵们从他口袋里搜出了50张戏票。他们为此颇费了一阵脑筋，他们哪里知道，帕尔乌斯干什么事都很有气派。苏维埃唤起了大批群众。工人完全站在苏维埃一边，在农村和朴茨茅斯和约①签署后从远东回来的军队中发生了骚动。但近卫军和哥萨克部队还稳定。革命获胜的一切因素都已经具备，但还没有成熟。10月18日，即在颁布宣言的第二天，在彼得堡大学前聚集着数万人，他们仍陶醉在初次胜利的喜悦中，还没有从战斗的狂热中冷静下来。我站在阳台上大声对他们讲，不彻底的胜利是靠不住的，我们的敌人不会妥协，前面还有陷阱，我把沙皇的宣言扯得粉碎，撒向空中。但这种政治警告对群众触动不深，他们还需要经历重大事件的磨炼。①朴次茅和约系结束1904—1905年日俄战争的条约，由两国在美国新罕布尔什尔州的朴次茅斯签订。——译注由此我联想起彼得堡苏维埃生活中的两个场面。一个是在10月29日，当有关黑色百人团策划镇压的流言充斥全城时，代表们直接从各工厂前来参加苏维埃会议。他们在讲台上出示了各种武器的样品，这是工人为反对黑色百人团而制作的。他们挥舞着芬兰刀、头盔、匕首、钢丝鞭，但他们脸上毫无忧愁担心之色，而且有说有笑，他们大概以为，只要他们做好回击的准备，问题就解决了。当时，他们之中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12月的那些日子将教会他们这样看问题。12月3日傍晚，彼得堡苏维埃被军队团团围住，进出口均被切断。我当时正在厢座里开执委会会议，我立即朝下面喊：“不要抵抗，别把武器交给敌人！”下面已经聚集了几百名代表。武器只有手枪。于是，在已被一队队近卫军步兵、骑兵、炮兵围得水泄不通的会议厅里，工人们开始破坏他们的武器，他们那灵巧的手拿着毛瑟枪砸勃朗宁，或用勃朗宁砸毛瑟枪。但这声音和10月29日的谈笑风生毫无共同之处。在金属撞击的叮叮当当的刺耳的声音中，可以听到工人阶级在咬牙切齿，它第一次彻底明白，需要付出更大、更无情的努力才能推翻、压倒敌人。10月罢工的局部胜利除了其政治意义外，对我来说还有其无法估量的理论意义。不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反对派运动，不是农民的自发起义，也不是知识分子的恐怖活动，而是工人罢工首次迫使沙皇屈服。无产阶级以革命盟主的身份出现，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我认为，不断革命论经受了第一次重大的考验。革命显然为无产阶级揭示了夺取政权的前景，随即来临的反动年代不能使我背离这个立场。我还由此为西方得出结论，如果俄国年轻的无产阶级尚有这样的力量，那么先进国家中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威力该有多大呢？后来，卢那察尔斯基以他特有的含糊不清、粗率的风格把我的革命构想介绍如下：“1905年，托洛茨基同志的观点是两种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虽然彼此不同，但彼此相关，因此我们面临着一场不断的革命。俄国人以及全世界的人通过资产阶级革命进入这个阶段，便始终处于这一阶段之中，直到社会革命彻底完成。不能否认，托洛茨基提出这些观点，表现出他的深刻的洞察力，尽管在时间上早了15年。”有关15年误差的看法不能因后来拉狄克曾重复过而变得更加深刻。1905年我们的全部展望和口号只适用于革命胜利，而不适用于革命失败。当时我们未能建立共和国，也没有实现土地革命和8小时工作制。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提出这些要求是错误的呢？革命失败截断了所有的展望，而不仅仅是我设想的前景。问题不在于革命爆发和成功的日期，而是对革命内在力量的分析和对整个革命发展的预见。1905年间我和列宁的相互关系如何呢？在他逝世之后，官方历史重新改写，而且把1905年事件说成是两种敌对力量的斗争。事实又是如何呢？列宁没有直接参加苏维埃的工作，也没有在苏维埃中演讲过，但他注视着苏维埃迈出的每一步、通过布尔什维克代表影响它的政策并在他的报纸上阐述苏维埃的活动，这是不言而喻的。列宁在任何一个问题上与苏维埃都没有分歧，同时，文献证明，苏维埃的全部决议（某些偶然和次要的除外）都是我撰写的或由我首先提交到执委会，然后再以它的名义提交到苏维埃的。当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代表组成联合委员会时，我又以它的名义在执委会发言。其间没有产生任何冲突。在我从芬兰回来的前一天，赫鲁斯塔廖夫被选为第一任苏维埃主席，这是一个偶然加入革命的人物，是从加邦到社会民主党之间的过渡阶段。赫鲁斯塔廖夫当了一段主席，却从没有进行过政治领导。在他被捕后选出了以我为首的主席团。苏维埃的一位相当重要的成员斯韦尔奇科夫在其回忆录中写道：“苏维埃的思想领袖是列．达．托洛茨基，诺萨尔·赫鲁斯塔廖夫仅仅是个摆设，因为他本人没有能力解决任何问题。此人的自尊心到了病态的地步，他憎恨列．达．托洛茨基，就是因为他不得不常常向后者请教，求他指点。”卢那察尔斯基在其回忆录中讲到：“我记得有人当着列宁说：‘赫鲁斯塔廖夫这颗星辰陨落了，现在苏维埃中的强者是托洛茨基。’列宁的脸色似乎沉了片刻，然后说：‘也好，托洛茨基是以其卓越和不倦的工作赢得这个地位的。’”两个编辑部的关系极其和睦，彼此没有发生过任何争执。“《开端报》第一期问世了，我们欢迎我们的战友。在第一期上引人注目的是描写1月革命的出色的文章，它出自托洛茨基的手笔，”布尔什维克的《新生活报》写道。如果二者处于斗争之中，就不会这样写了。相反，两家报纸互相保护，反对资产阶级的批评。《新生活报》是在列宁回国后开始捍卫我的论述不断革命的文章。两家报纸如同两派一样，推行的是联合方针。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在列宁的参与下一致做出决议，其精神是：分裂仅仅是侨居生活的产物，革命事件根除了一切派系斗争的基础。我在《开端报》上捍卫的是同一条路线，它遇到了马尔托夫的消极反对。在群众压力的影响下，苏维埃中的孟什维克在第一阶段中竭力向左看齐，只是在反动派的第一次打击后他们才开动转变。1906年2月，孟什维克领袖马尔托夫在信中对阿克雪里罗得抱怨说：“已经有两个月了……我不能结束我已动笔的任何一篇文章……不知是神经衰弱还是心理疲倦，但我不能支配我的思想。”马尔托夫不知道他的病该怎么称呼，其实，它的名称已定，即孟什维克主义。在革命时期，机会主义首先意味着惊慌失措，不能“支配思想”。当孟什维克开始公开忏悔并指责苏维埃的政策时，我在俄国报刊上、后来又在罗莎·卢森堡的德国、波兰杂志上捍卫它。我的一本著作就是这场捍卫1905年方法和传统的斗争的产物，最初的书名是《革命中的俄国》，后来在许多国家中以《一九O五年》为名一版再版。十月革命后，该书不仅在俄国是党的正式教科书，而且在西方各国共产党中也是如此。只是在列宁逝世以后，当精心策划的反对我的斗争已经开始时，我的这部论述1905年的著作才成为众矢之的。最初，事情仅限于提些局部意见和别有用心的吹毛求疵，后来，批评才逐渐壮起了胆子，厚颜无耻、甚嚣尘上，它越想压下自己内心的恐怖，就越要虚张声势，搞得密锣紧鼓。列宁与托洛茨基的路线斗争的神话就这样在事后编造出笼了。1905年革命是国家生活、党的生活以及我个人生活的转折，是引向成熟的转折。我在尼古拉耶夫的最早的革命工作经验是靠摸索得到的地方性经验，但这段经历也并非徒劳。也许，在我后来的生活中，我从没有像在尼古拉耶夫那样与普通工人接触，那时我一点“名气”也没有，没有任何东西把我和他们隔开。俄国无产者的基本类型都牢牢地印入了我的脑海之中，后来我所见到的不过是他们的变种而已。在监狱里，我几乎是从头开始学习革命理论。两年半的铁窗生活和两年的流放使我有可能树立革命的世界观、奠定理论基础。第一次流亡国外是我的政治大课堂，在杰出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领导下，我在国外学会了从广阔的历史远景和国际关系的角度分析处理重大事件。在流亡生活末期，我脱离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领导集团。我于1905年2月回到俄国，而流亡中的其他领导人则是在10到11月才回国的。俄国国内的同志没有一个人能做我的老师，相反，我本人倒处于老师的位置上。在这动荡不安的一年中，各种事件此起彼伏，往往需要当机立断，传单刚刚写好就送往地下印刷厂。在监狱里和流放中奠定的理论基础、在流亡生活中掌握的方法，现在初次直接在斗争中派上用场，我感到我面对事件充满信心，因为我理解它们的机制（至少我自己觉得如此），我能看到它们如何对工人的意识发生影响，我能预见到明天的基本特征。从2月到10月，我主要是通过写作参与事件的。在10月中，我纵身跃入了这个巨大的漩涡之中，它对我个人来说是一场最严峻的考验。决定往往是在战火中做出，我在这里毋庸讳言，我做这些决定轻而易举，好像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一般。我无须四顾、听听别人在说些什么，也难得有机会和别人商量一下，一切都是匆匆做出的。后来，我大惑不解、莫名其妙地观察孟什维克中最聪明的马尔托夫，每个重大事件都使他猝不及防、使他惊慌失措。我尽管没有专门考虑过（因为时间太少，没法进行自我考试），但我的整个机体都感到我的学生年代已被抛在后面。学习年代对我来说已经结束，但并不是说我不再学习。不，学习的要求和愿望在我的一生中始终十分强烈、永不衰竭。但在此后，我是像老师那样学习，而不像学生那样。在我第二次被捕时，我已满26岁。我从捷伊奇老人那里得到对我成熟的认可：他在监狱里郑重其事地拒绝叫我年轻人，而改用名和父名①叫我。①俄国人的姓名由名、父名和姓构成，称呼名和父名表示尊重。——译注在我上面已经摘引过的那本如今已是禁书的《人物剪影》中，卢那察尔斯基是这样评价第一次革命的领导人的：“他（托洛茨基）被捕前在彼得堡无产阶级中享有极高的声望，由于他在法庭上的英勇（？）出色（？）的表现，他的声望还在上升。我应该指出，1905—1906年间，在所有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中，托洛茨基虽然年轻，表现得却无疑更加成熟，在他身上侨民的狭隘性最少，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这点在当初甚至妨碍了列宁，他比别人更深刻感到什么是夺取国家权力的斗争。在这场革命中，他在声望上收获甚丰。在这方面，无论是列宁还是马尔托夫都一无所获，普列汉诺夫由于表现出立宪民主党的倾向而声望大减。从那时起，托洛茨基就站到了最前列。”由于卢那察尔斯基今天不大“英勇”“出色”地写着完全相反的东西，所以，这几行于1923年写下的文字就更显得意味深长。没有直觉即无意识的嗅觉，任何重大的工作都是不可思议的，这种嗅觉是天生的，但它通过理论和实践可以得到发展。无论是理论素养还是实践经验都不能取代政治眼力，它使人能够辨别方向、审时度势并预测局势的发展。在发生急剧变化和转折的时期，即在革命的条件下，这种天赋获得了决定性的意义。我认为，1905年事件表明我具有这种革命的直觉，并使我在今天可以满怀信心地倚赖它。我在这里指出，我犯的错误无论多么重大，甚至极其重大，但都是只涉及如组织问题和策略问题的枝节问题，我从没有犯过根本的、战略性的错误。在估价整个政治局势及其革命前景时，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没有犯过严重的错误。在俄国生活中，1905年革命是1917年革命的总彩排。它在我的私生活中也具有同样的意义。我坚决果断、信心十足地投入到事件之中，因为它们对我来说，无非是那一革命工作的继续和发展而已，那一工作因1905年12月3日彼得堡苏维埃的被捕而中断。逮捕是在我们颁布了所谓的财政宣言的第二天进行的。宣言宣告沙皇制度的财政必然破产，并断然警告，胜利的人民将不承认罗曼诺夫王朝的债务。宣言声称：“鉴于专制制度从来不受人民的信任，也不是人民委任的，我们决定拒绝支付沙皇政府在公然进行反对全体人民的战争期间所借的债务。”法国交易所在几个月后对我们的宣言做出反应，又借给沙皇七十五万法朗。反动派和自由派报刊把苏维埃对沙皇财政乃至欧洲银行家的软弱无力的威胁嘲弄了一番，就把这个宣言忘诸脑后，但宣言却不让人们忘记它的存在。沙皇制度的倒行逆施必然导致的财政破产终于与军事失败一起爆发了。在十月革命胜利后，1918年2月10日人民委员会签署的一项法令宣布，彻底勾销沙皇政府所欠的一切债务。这一法令至今仍然有效。有人断言十月革命不承认任何义务，这纯属无稽之谈。革命承认自己的义务，十月革命承担了1905年12月2日的义务，并于1918年2月10日履行了这个义务。我们有权提醒沙皇制度的债权人：“先生们，我们已经及时地提醒过你们了！”在这方面也像在其他方面一样，1905年为1917年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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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返回俄国第十三章返回俄国我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和孟什维克派的联系是暂时的。没出几个月，孟什维克中又形成了两条不同的路线。我认为分裂是一段较长的插曲，仅此而已。我赞成为尽快与布尔什维克统一做准备工作。对其他人来说，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分裂是朝机会主义方向发展的起点。1904年整整一年中，我与孟什维克领导集团在政治和组织方面的冲突始终未断。冲突围绕着两点展开：对自由派的态度和对布尔什维克的态度。我的立场是坚决回击自由派争取群众的企图，正因如此，必须更坚决地要求社会民主党两派的统一。9月，我正式宣布退出孟什维克，实际上，我从1904年4月起就已不是它的成员了。这期间，我在慕尼黑的俄国侨民中过了几个月，当时这座城市被认为是德国最民主和艺术水平最高的城市。我深入地了解了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参观了慕尼黑的美术馆，结识了《老实人》周刊①的讽刺作家。①《老实人》周刊系德国讽刺性插图刊物，1896—1942年在慕尼黑出版。——译注在党的代表大会期间，汹涌的罢工浪潮席卷南俄，农民骚动也越来越频繁，大学也沸腾起来。日俄战争一时遏制了运动的发展，但沙皇政府的军事失败很快就成了革命的强大动力。刊物变得更加勇敢，恐怖活动愈演愈烈，自由派也行动起来，发起了宴会运动①。这一形势尖锐地提出了革命的基本问题。对我来说，抽象概念这时才第一次真正地用社会材料来充实。孟什维克，特别是查苏利奇对自由派的希望越来越大。①宴会运动系1904年11月“解放社”在俄国城市中组织的地方自由派运动。在司法改革40周年的宴会上，为预防发生革命而提出政治改革申请书。——译注还在代表大会之前，二次在兰多尔特咖啡馆召开的编辑部会议后，查苏利奇以她在这种场合特有的怯懦而又固执的声音抱怨，说我们对自由派的攻击过火了，这正是她最难过的事。“你们看，他们是多么努力，”她不看列宁，但这话首先是冲着他说的。“司徒卢威要求俄国自由派不要断绝与社会主义的联系，否则就会重蹈德国自由派的覆辙，还要求他们以法国激进的社会党人为榜样。”“所以更应该打击他们，”列宁好像故意戏弄她似地愉快地笑着说。“居然能这样，他们朝我们靠拢，我们却要打击他们，”她十分绝望地喊着。在这个问题上，我完全站在列宁一边，随着局势的发展，这个问题的决定性意义就更加显著。自由派的宴会运动很快就陷入困境。当它方兴未艾时，我于1904年提出“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答案是只有总罢工才是唯一的出路，然后是领导群众反对自由派的无产阶级发动起义。这点更加深了我与孟什维克的裂痕。1905年1月23日早晨，我做完巡回专题报告返回日内瓦，由于在火车上一夜没睡，我疲惫不堪、浑身无力。一个小男孩卖给我一份昨天的报纸，上面刊登着有关工人去冬宫请愿游行的情况将在以后报导。我断定游行没有举行。大约两小时后，我顺路来到《火星报》编辑部，看到马尔托夫极其激动。“请愿没有举行吧？”我问。“怎么没有举行？”他反问道。“我们昨晚在咖啡馆里传阅新来的电报，坐了一通宵。莫非您还不知道？看吧、看吧、看吧……”他塞给我一张报纸，我飞快地扫了报导“流血星期日”①的电讯的头几行，一股灼热的浪潮涌上我的头颅。①“流血星期日”又称1月9日事件，系俄历1905年1月9日沙皇军队向和平请愿的彼得堡工人开枪，打死一千多人，打伤两千多人的事件。这一事件导致1905—1907年革命的爆发。——译注我不能继续留在国外了。从代表大会时起我就与布尔什维克断了联系，现在又从组织上脱离了孟什维克，只好一人孤军奋战。我通过几位大学生搞到了护照，和妻子（她1904年秋天再次来到国外）一起前往慕尼黑。帕尔乌斯①让我们住在他的家中，他在这里读了我分析1月9日事件的手稿，精神大振，他说：“事件充分证实了这个预测。现在谁也不能否定，总罢工是主要的斗争手段，1月9日是次政治罢工，尽管它披着僧袍。现在，只需要把最后一句话说出来，即俄国革命将导致工人民主政府掌权。”帕尔乌斯本着这一精神为我的小册子撰写了前言。①帕尔乌斯（1869—1924）俄国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1903年起为孟什维克，1918年起脱离政治活动。——译注帕尔乌斯无疑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熟练地掌握了马克思的方法，视野开阔，他注视着国际舞台上的一切重要事件，加之他有过人的见地和胆略、充满阳刚之气的遒劲文风，使他成为一名真正出名的作家。他的早期著作使我接触到社会革命问题，对我来说，是它们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从天文学的“最终”目的变成了当代的具体任务。尽管如此，在帕尔乌斯身上总有一些乖戾的、不可救药的东西，除此之外，这位革命家总抱着一种令人哭笑不得的幻想——发财。在那几年中，他也把发财的幻想和他的社会革命构想结合在一起，他抱怨说：“党的机关僵化了，倍倍尔根本想不到，我们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需要一份大型日报，用3种欧洲文字出版。但这需要钱，需要大量的钱。”在这个大块头的沉重肥胖的大脑袋里，关于社会革命的思考和发财的念头就这样地交织在一起。他曾试图在慕尼黑办一家私人出版社，但结局很悲惨。接着帕尔乌斯又前往俄国参加1905年革命，虽然他不乏首创精神和创见，但没有表现出一点领袖的品质。1905年革命失败后，开始了他的衰落时期。他从德国移居到维也纳，后来又迁往君士坦丁堡。并在那里遇上了世界大战。它很快就使帕尔乌斯在军需交易中发了财。同时，他又以德国军国主义进步使命的捍卫者身分公开讲话，因而与左翼彻底决裂，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极右翼的鼓舞者。毋庸赘言，从战争开始，我不仅与他断绝了政治关系，而且还中断了和他的私交。我和谢多娃从慕尼黑来到维也纳。移居国外的潮流开始倒转，涌向俄国。维克多·阿德勒忙得不可开交：为侨民提供路费、护照、地址……理发师在他的住宅里改变了我的容貌，因为国外的俄国侦探对它太熟悉了。“我刚刚收到阿克雪里罗得给我拍来的一封电报，”阿德勒告诉我。“说加邦①已到国外，并自称是社会民主党员。可惜……如果他真是永远消失，倒还能留下一个美好的神话。他在侨民中将是一个喜剧角色。您知道吗，”他补充说，眼睛里闪耀着异样的光芒，它减缓了他的刻薄的嘲讽。“与其让这种人做党内同志，不如让他们做历史上的殉难者……”①加邦，格奥尔吉·阿波罗诺维奇（1870—1906）俄国神父，沙皇暗探局奸细。1905年1月9日煽动彼得堡工人向沙皇请愿，使工人遭到血腥屠杀。侨居国外后，被工人战斗队绞死。——译注我在维也纳听到谢尔盖大公被刺的消息。各种事件纷至沓来。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将目光转向东方。我妻子先行一步，以便在基辅安排住所并建立联系。我拿着退休准尉阿尔布佐夫的护照于2月来到基辅。在几个星期内我们搬了好几次家。我们开始住在一位胆小如鼠的年轻律师那里，后来又搬进一位工艺学院教授的住宅中，最后住进一位自由派分子遗孀的家中。我一度躲进了眼科诊所。遵照了解我的历史的主治大夫的吩咐，护士每天为我洗脚、给我上眼药，这使我很不好意思。我不得不加倍地保密：我背着护士偷偷地写传单，她严格地监督我，以免我用眼过度。在教授查房时，他总把那位靠不住的男助手打发走，带着女助手走进我的房间，迅速把门锁上，挡上窗户，好像是为了给我检查眼睛。然后我们3人一起十分高兴地小声地笑起来。“有香烟吗？”教授问。“有，”我回答说。“Quantumsatis（够吗）?”教授问。“Quantumsatis（够）!”我回答说。我们又笑了起来。检查到此结束，我接着写我的传单。我觉得这种生活挺有趣，只是在一位和蔼可亲的老护士面前觉得不好意思，她是如此认真地给我洗脚。那时，基辅有一家非常著名的非法印刷厂，尽管周围的失败一个接着一个，但它却在宪兵将军诺维茨基的眼皮底下安然无恙地坚持了好几年。1905年春天，我撰写的那些传单就是在这里印刷的。但篇幅更大的号召书我则交给年轻的工程师克拉辛①，我和他是在基辅结识的。克拉辛是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成员，他管理着高加索的一家设备精良的大型印刷厂。我在基辅为这家印刷厂写了许多传单，它们印得十分清晰，这在非法条件下是十分难得的。①克拉辛，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1870—1926）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火星报》代办员，十月革命后历任工商人民委员，交通人民委员、对外贸易人民委员等职务。——译注那时，党和革命一样，还很年轻，在党员和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中，没有经验和缺陷都很显眼。当然，在克拉辛身上也不是没有这种痕迹。但他具有坚定、果断的“行政”素质。他是一位资历颇深的工程师，他工作多年而且表现出色，很受器重。他的交游圈子之广和结交对象之形形色色，是那时任何一位年轻的革命者都望尘莫及的。在工人区、工程师区、莫斯科自由派工厂主的富丽堂皇的宅邸和文人圈子里，到处都有克拉辛的关系。他善于把所有这些结合起来，于是在他面前出现了许多别人无法得到的机会。1905年，克拉辛除了参加党的一般工作之外，还领导着几项更加危险的工作：工人战斗队、搞武器、准备炸药等。虽然克拉辛视野广阔，但他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整个人生道路上，他首先是一个急功近利的人。这是他的力量之所在，又是他的致命伤。长年认真地积蓄力量、政治训练、从理论上深化总结经验，他就不行了，他没有这种天赋。当1905年革命辜负了人们的期望后，他就全力投入了电工技术和一般工业之中，他在这些领域中也表现出自己是一个杰出的实干家，获得了非凡的成就。无疑，他在工程师活动中的巨大成就带给他的个人满足和前几年革命斗争带给他的个人满足是一样的。他曾一度敌视十月革命，对它困惑不解，认为这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冒险，有好长一段时间他不相信我们有能力重振崩溃的经济。但后来，广阔的工作可能性吸引了他……1905年间与克拉辛的联系，对我来说是无价之宝。我和他约好在彼得堡见面。秘密接头地址我也是从他那里得到的。最重要的秘密接头点是康斯坦丁诺夫炮兵学校的主任军医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利特肯斯，命运长时间地把我和他一家联在一起。1905年那些令人不安的日日夜夜里，我不只一次在位于巴扎尔坎斯大街的炮兵学校校舍里的利特肯斯家中藏身。有时，值班门卫眼看着那些军校校园和楼梯从来没有接待过的人物到主任军医家中来找我，但这位低级公务员对军医很好，没有告密，因此大家都平安无事。军医的长子亚历山大那时18岁，党员，他在奥尔洛夫领导了几个月的农民运动，因承受不住精神震动而患病去世。小儿子叶夫格拉夫那时还是中学生，后来他在内战中和苏维埃政权的教育工作中起了重大的作用。但不幸于1921年在克里木被土匪杀害。我以地主维肯季耶夫的身份证正式居住在彼得堡，我以彼得·彼得罗维奇的化名出现在革命者之中。在组织上我没有加入其中任何一派。我继续和克拉辛合作，他当时是布尔什维克中的调和派分子，与我当时的立场相同，因此我们更加接近。同时，我与一个当地的孟什维克组织保持联系，它奉行的是一条非常革命的路线。在我的影响下，这个组织抵制了第一届杜马，因此与其在国外的中央发生冲突。但是，这个孟什维克组织很快就垮掉了，它被它的一个积极成员多布罗斯科克出卖了，他的化名是“金边眼镜尼古拉”，是一个职业特务。他知道我在彼得堡并认识我。我妻子在树林里召开的五·一会议上被捕，我必须暂时躲一下。夏天，我来到芬兰，我在这里稍事休息，内容是紧张的写作和短时间的散步。我大量地阅读报纸，注视着各政党的形成，剪报、对各种事实加以分类整理。我对俄国社会的内部力量以及俄国革命前途的完整的看法，就是在这个阶段形成的。我写道：“俄国正面临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场革命的基础是土地问题。哪个政党能够引导农民和自己一起反对沙皇制度和地主阶级，它就能夺取政权。无论是自由派还是民主派知识分子都不能担当这一角色，因为他们的历史时代已经过去了。革命的前台已被无产阶级占领。只有社会民主党可以通过工人引导农民跟自己走，这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开辟了早于西欧各国夺取政权的前景。社会民主党的直接任务将是完成民主革命，但在夺取政权之后，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局限于它的民主纲领，它必须转到采取社会主义措施的道路上来。至于它在这条路上能走多远，则不仅要取决于国内力量的对比，还要取决于整个国际形势。因此，基本战略路线要求社会民主党一方面要为争取影响农民与自由派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一方面要在资产阶级革命期间就向自己提出夺取政权的任务。”总的革命前途问题与策略课题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党的核心政治口号是召开立宪会议。但革命斗争的进程已经提出了由谁以及如何召开立宪会议的问题。无产阶级领导人民起义的前景必然导致建立临时革命政府。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可以保证它在临时政府中的决定性作用。当时，在党的领导层中就这个问题展开了大规模的辩论，其中也包括我和克拉辛的辩论。我撰写了一份提纲，我在其中证明，革命彻底战胜沙皇制度意味着不是依靠农民的无产阶级的政权，就是这种政权的序曲。克拉辛被如此坚决的主张吓坏了。他接受了临时革命政府这一口号和我为它起草的施政纲领，但不同意预先规定社会民主党在政府中占多数的问题。我的提纲以这种形式在彼得堡付印，克拉辛承担了5月在国外举行的全党会议上为它辩护的任务。但是，整个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大会未能举行。在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上，克拉辛积极地参加了有关临时政府问题的讨论，并把我的提纲作为列宁决议案的修正案提交会议。这段插曲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因此，我有必要把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会议记录摘引如下。克拉辛说：“至于列宁同志的决议案，我认为它的缺点恰恰在于它没有强调临时政府的问题，没有十分明确地指出临时政府和武装起义之间的联系。实际上，临时政府是武装起义的产物，是后者的机构……其次，我认为决议案中的一个错误见解是认为临时政府只有在武装起义彻底胜利和专制政权垮台之后才能建立。不，它恰恰是在武装起义过程中产生并且最积极地参加起义，并以其组织作用保证起义的胜利。似乎只要专制政权一旦彻底垮台，社会民主党就能加入临时政府，这种观点是天真的：当栗子已被别人从火中取出来，谁也想不到和我们分享这些果实。”这几乎是逐字逐句地重复我的提纲。列宁在其重要报告中，完全是从纯理论的角度提出问题，他非常赞同克拉辛的提案。他说：“大体上说，我同意克拉辛同志的意见。当然，我作为决议案的起草人，我更注意问题的规范提法。克拉辛同志指出斗争目的的重要性，这是十分正确的，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如果不打算占领我们所进攻的阵地，就无法进行战斗……”决议案做了相应的修改。在近几年的论战中，第三次代表大会有关临时政府的决议案数百次地用来作为反对“托洛茨基”的根据。斯大林集团的“红色教授们”一点也不知道，被他们当作列宁主义典范并用来反对我的那几行文字恰恰出自我的手笔。**我在芬兰的生活环境一点也不会使人想到不断革命。连绵的丘陵、大片的松树、湖泊、秋高气爽、一片宁静。9月末，我深入到芬兰内地，在林中湖畔上的一所名叫Rauha的孤零零的旅馆里住下，这个名字在芬兰语中的词义是宁静。秋天，这所巨大的旅馆全是空房。不久以前，一位瑞士作家和一个英国女演员还住在这里，没付店钱就走了。老板前往赫尔辛福斯①追赶他们。女老板病势垂危，她的心脏靠香槟酒维持。不过，我一次也没有见过她。老板还没回来，她就去世了，她的尸体就停放在我楼上的房间里。侍役头去赫尔辛福斯找老板，只留下一个小孩在这里服务。下了一场初秋的大雪，松树裹上了银装，疗养院里空荡荡的。小男孩总不露面，老是呆在地下厨房里，我头顶上躺着女老板的尸体。只有我一个人，一片Rauha——宁静。真是万籁皆寂、空无一人。我写作、散步。一天傍晚，邮递员送来了一捆彼得堡的报纸。我一份份地翻阅，就像是猛烈的风暴吹进了敞开的窗户。罢工的浪潮汹涌澎湃，从一个城市扩展到另一个城市。在寂静的旅馆里，报纸的沙沙声听起来就像喷发的岩浆发出的隆隆声。革命已进入高潮。我让小男孩给我结帐，我租了一匹马，抛弃了我的“宁静”，迎着沸腾的岩浆疾驰而去。当天晚上，我已经在彼得堡理工学院的礼堂里发表演讲了。①赫尔辛福斯系赫尔辛基的旧称。——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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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党的代表大会和分裂第十二章党的代表大会和分裂列宁来到国外时已年满30。在俄国时，在大学生小组中、在最初的社会民主党组织中、在流放区中，他始终占据首位。他单凭一点就能感到自己的力量，即所有见过他的人和与他一起工作过的人都承认他的力量。他出国时已经具备高深的理论修养和丰富的革命经验了。在国外，他将和“劳动解放社”、首先是普列汉诺夫合作，后者是一位马克思的杰出阐释者、几代人的导师、理论家、政治家、政论家、欧洲及与欧洲联系的代言人。与普列汉诺夫并驾齐驱的还有两位最大的权威查苏利奇和阿克雪里罗得。使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站到最前列的不仅是她的英勇光辉的历史，她头脑敏锐、洞察秋毫，受过以历史为主的广泛的教育，还有难得的心理直觉能力。当初，“劳动解放社”通过查苏利奇与恩格斯老人联系。与和拉丁语系各国的社会主义联系密切的普列汉诺夫和查苏利奇不同，阿克雪里罗得是“劳动解放社”中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和经验的代表。在这几年中，普列汉诺夫已经开始衰落。使他衰落的正是赋予列宁力量的东西，即革命的迫近。普列汉诺夫的所有活动都是从事思想准备，他是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家和辩论家，但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政治家。革命越是迫近，普列汉诺夫就越加明显地失去了根基。他本人不能不感到这点，这就是他以恼怒的态度对待年轻人的根本原因。列宁是《火星报》的政治领袖，马尔托夫是这份报纸的主要政论力量。他写东西轻而易举，就像他谈话一样滔滔不绝。那时，马尔托夫是列宁最亲密的战友，不过他与后者一起工作已经感到不自在了。他们之间还是以“你”相称，但两人的关系已明显地冷淡下来。马尔托夫更加关注今天：当前的热门问题、今天的文学工作、政论、新闻和谈话。列宁则把今天压在身下，他的思想已进入到明天之中。马尔托夫有无数往往是很机智的猜测、假说、建议，这些东西连他自己都常常会很快地忘得一干二净，而列宁却总是在他需要的时候抓住他所需要的东西。马尔托夫那些精雕细琢的脆弱思想不止一次地使列宁不安地摇头。不同的政治路线那时不仅没有形成，而且连苗头都没有。后来，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分裂，火星报派革命者分裂为“强硬派”和“温和派”，这种称呼在开始时极为流行。它证明，二者之间即便没有明确的分水岭，起码在处理问题的方式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意愿上存在着程度的差别。至于列宁和马尔托夫，早在分裂和代表大会之前，列宁就是“强硬派”,马尔托夫就是“温和派”。这点他们两人都知道。列宁常用略带怀疑的批评的目光看着马尔托夫，尽管仍然十分器重他；马尔托夫察觉到这种目光，感到不大好受并神经质地耸耸瘦削的肩膀。当他们在见面交谈时，已经没有友好的语调和玩笑，最起码是我没有听到过。列宁在说话时不看马尔托夫，后者的眼睛在那副从来不擦的、下垂的夹鼻镜后面变得呆板无情。当列宁和我谈起马尔托夫时，在他的声音里有一种特殊的语调：“这大概是尤里①说的吧？”为什么尤里这个名字用稍稍加重的特殊声调说出？似乎是在告诫：“人是挺不错的人，甚至非常出色，不过就是太温和了。”无疑，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对马尔托夫有很大的影响，不过不是在政治上，而是在心理上使他和列宁发生隔阂。①尤里系马尔托夫的名字。——译注列宁把和俄国的联系集中在他的手中。编辑部的秘书是他的夫人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她处于全部组织工作的中心，迎接到达的同志，教导并送走离去的人，面授秘密接头地点，写信、编译密码。在她房间里总能闻到烧纸的味道，这是阅读秘密信件必须用火烤的结果。她也常常柔中有钢地抱怨国内的信件太少，密码搞错了，或用化学墨水写信时两行重叠在一起，等等。在日常组织工作中，列宁力求最大限度地独立于老头子们，首先不受普列汉诺夫的掣肘，他和后者已在所有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草拟党纲草案工作中的冲突尤甚。列宁最初的方案与普列汉诺夫的方案针锋相对，因此遭到了后者的尖刻批评，而且以一副傲慢无礼、嘲弄人的腔调，这是普列汉诺夫在类似场合中的拿手好戏。不过，这当然既不能使列宁沮丧，也不能使他害怕。斗争带有强烈的戏剧性，查苏利奇和马尔托夫充当调解人：查苏利奇代表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代表列宁。两个调解人都十分乐于和解，此外，他们之间的关系十分友好。据查苏利奇本人讲，她曾对列宁说过：“格奥尔吉（普列汉诺夫）是只灵犭是犬，撕扯撕扯就放开了，可您是条斗犬，咬住就不撤嘴。”后来，查苏利奇在转告我这段对话时还补充说：“他（列宁）听了很高兴，‘咬住就不撤嘴？’他满意地重复了一句。”她友好地摹仿了列宁提问的声调和个别字母发音不准。所有这些激烈的较量在我出国以前就爆发了，这是我料想不到的。我也不知道，编辑部的冲突因我的问题而变得更加尖锐。在我来到国外的4个月后，列宁给普列汉诺夫写了封信：“我向编辑部所有成员建议增聘‘佩罗’为编辑部的全权成员（我认为增聘一事仅多数不够，应一致同意）。我们非常需要第7个成员以便表决（现在只有6票）和充实力量。‘佩罗’为每期报纸撰稿已经不止一个月了。他十分积极地为《火星报》工作，做专题报告，而且在这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在撰写文章和就当前紧迫问题短评方面，他对我们来说不仅非常有益，而且是必不可少的。此人无疑是个难得的人材，他信念坚定、精力充沛、前途无量。他在翻译和撰写普及读物方面也能做不少工作。“可能提出的反对理由是：1）他年轻；2）他很快将返回俄国；3）文风带有小品文的痕迹，而且过于雕琢。“相反的意见l）不是让‘佩罗’独当一面，而是让他进入编委。他会在工作中获得经验。他无疑具有一个有党性的人和火星派分子的‘嗅觉’，而知识和经验是可以获得的东西。他在学习和工作，这也是毋庸置疑的。为了能彻底地留住他和鼓励他，增聘是必须的。“2）如果‘佩罗’熟悉了工作，他可能不会马上离开，即便离开，他与编委的组织联系也不会给编委造成损失，而是大有裨益。“3）文风上的缺欠无关宏旨，而且可以改好。现在，他已经默默地接受‘修改’，虽然不大情愿。今后编辑部中的争执、表决和‘指示’在形式上将更加完备、正规。“因此我建议：1）编辑部全体6名成员就增聘‘佩罗’一事进行表决；2）如果他被增聘，我们将立即着手制定内部关系和表决的规则，制定更加明确的章程。这对我们来说是必需的，对代表大会来说是重要的。“附：我认为拖延增聘一事不妥，而且是件极其难堪的事。据我所知，‘佩罗’对他至今仍没有着落和把他当‘年轻人’看待（他以为）感到十分不满，当然并没有直说。如果我们不马上吸收‘佩罗’，并假定他在一个月后将返回俄国，我深信他会将此理解为我们不愿意吸收他进编辑部的公然表示。我们可以对此‘置之不理’，但这毕竟不好。1903年3月2日于伦敦”我本人不久前才得知这封信，我几乎把它全文附在这里，只删去了一些技术性的细节，因为它对编辑部内的情况、对列宁本人及他和我的关系来说，都是极其典型的。对在我身后就我加入编辑部这一问题而展开的斗争，我已经说过我一无所知。列宁说，似乎我对不让我加入编辑部“相当不满”，这话毫无根据，而且完全不符合我当时的情绪。其实，我毫无这种想法。我对编辑部的态度是学生对老师的态度。那时我刚刚23岁，编辑部中最年轻的马尔托夫比我大6岁，列宁比我大10岁。命运使我能如此接近这批杰出的领导人，我感到十分满意。我从他们每个人身上都能学到许多东西，我努力地向他们学习。列宁为什么以我的不满做借口呢？我想这不过是策略而已。列宁这封信的意图是论证说服，以便达到自己的目的。列宁有意用假设的我的不满和我可能背离《火星报》来吓唬编辑部的其他成员。这只是他的次要论据，仅此而已。有关“年轻人”的理由的性质也大致如此。捷伊奇老人常这么称呼我，但只有他一个人。但我恰恰是与捷伊奇的关系非常友好，他对我没有也不可能有政治影响。列宁用“年轻人”为理由，只是为了让老头子们知道，必须重视我，把我当成一个政治上成熟的人。在列宁写信的10天后，马尔托夫在给阿克雪里罗得的信中写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建议我们吸收您认识的‘佩罗’为编辑部编委会的全权成员。他的文字工作表明他具有毋庸置疑的才气，就其思想倾向来说，他完全是‘自己人’，完全符合《火星报》的需要，并由于他的杰出的演说才能，他在这里（国外）已经颇有影响。他长于辞令，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都对此深信不疑。他知识丰富，而且还在孜孜不倦地为丰富知识而工作。我无条件地同意列宁的建议。1903年3月10日于伦敦”在这封信中，马尔托尔仅仅是列宁的忠实的回声。但他没有重复有关我不满的理由。我和马尔托夫一起生活在同一所公寓里，他在近处观察我，因此不会怀疑我迫不及待地想成为编辑部的成员。为什么列宁如此坚持必须让我加入编辑部呢？他希望在这里获得稳定的多数。编辑部在许多重大的问题上都一分为二，每边3人：一边是3个老人（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一边是3个年轻人（列宁、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①）。列宁毫不怀疑，在最尖锐的问题上我会和他站在一起。一次，当他需要反对普列汉诺夫时，他把我叫到一边狡黠地对我说：“最好让马尔托夫发言，他会拐弯抹角，可您将直截了当，大刀阔斧。”显然他是发现了我脸上的惊愕神色，马上又加了一句：“我更喜欢直截了当，但对普列汉诺夫还是拐弯抹角为好。”①波特列索夫，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1869—1934）俄国革命家，1900年起任《火星报》编辑，1903年起为孟什维克领导人。——译注列宁有关让我加入编辑部的建议因普列汉诺夫的反对而搁浅。更糟糕的是这一建议成了普列汉诺夫对我极不友好的主要原因，他猜到了这是列宁寻求反对他的稳定的多数而采取的措施。改组编辑部的问题延期到代表大会之前解决。但是编辑部决定，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就让我作为只有发言权的代表列席编辑部的会议。普列汉诺夫对此提出异议并坚决反对。可维拉·伊万诺夫娜对他说：“反正我要带他来。”她真的“带”我去参加了下一次会议。我对幕后斗争一无所知，因此当普列汉诺夫彬彬有礼、冷淡地跟我打招呼（他在这方面是个行家）时，我大惑不解。普列汉诺夫对我的反感持续了好长时间，实际上从来就没有消失过。1904年4月，马尔托夫在给阿克雪里罗得的信中提到：“他（普列汉诺夫）对这个人（托洛茨基）的卑俗的仇恨有损他的人格。”列宁信中有关我当时的文风的看法也很有趣。它在文字过于雕琢和不十分愿意接受别人的修改这两点上是对的。那时，我的写作工作算来已有两年，风格的问题在我的写作中是独立的重大问题。我刚刚对语言材料发生兴趣。正如在小孩刚长牙时，他感到需要磨牙床，甚至用很不适当的东西来磨。孤立地追求词句、叙述和形象，是符合我写作工作长牙期的特点的。风格的净化只能是长期磨炼的结果。由于追求形式的斗争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外在的，而是符合内在精神过程的需要的，所以，尽管我对编辑部非常尊重，但仍本能地捍卫我那正在形成的创作个性，使它免遭其他已经成熟，但却是另一种风格的作家的干涉，就不足为奇了……这时，代表大会的开幕日期临近了。最后决定将编辑部迁往瑞士的日内瓦，因为那里的生活费用要便宜得多，和俄国联系也更方便。列宁不得已同意了这点。谢多娃写道：“我们在日内瓦住进了两间小顶楼中，列．达．埋头于大会的准备工作。我则准备返回俄国进行党的工作。”代表大会的第一批代表已经抵达，开始与他们进行不断的协商。领导这次筹备工作的无疑是列宁，尽管有时不太明确。部分代表是带着疑虑和奢望而来的。筹备工作占去了不少时间。在协商中，章程问题占了很大的比重，在组织方案中，中央机关报《火星报》和在俄国活动的中央委员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又是其中的重点。我在出国时，认为编辑部应该“服从”中央。俄国境内的大多数火星报派革命者也都持这种看法。“不行，”列宁反驳我说，“这不行，问题不在于力量对比。你说，他们怎么从俄国领导我们？不行……我们是一个稳固的核心，我们在思想上更强大，我们将在这里进行领导。”“这岂不成了名符其实的编辑部专政了吗？”我问道。“那又有什么不好？在今天的条件下只能如此。”列宁反驳说。列宁的组织方案引起了我的某些疑虑。但我根本没有料到，党的代表大会将因这些问题而分裂。**我收到了西伯利亚协会的委任状，我在流放期间和它联系密切。我和一位土拉代表乌里扬诺夫医生、即列宁的弟弟一起前去参加代表大会，为了避免让“尾巴”盯上，我们没从日内瓦乘车，而是在日内瓦的下一个僻静的小站尼翁上火车，快车在这个车站只停半分钟。我们都是十足的俄国乡下佬，我们没在站台上下车的那面等车，等快车一停，我们就扒住减震器往车厢里爬。还没等我们爬上车，列车已经开动了。站长看见在减震器上还有两位旅客，立即吹哨报警，列车又停了下来。我们刚刚进入车厢，列车员就对我们说，这样糊涂的人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因为我们使列车停车，按规定要罚我们50法郎。我们也让他明白，我们一个法文单词都不懂。这并不属实，但却是恰当的：肥胖的瑞士人又冲我们喊了3分钟，就不再理我们了。他做得很明智，因为我们根本拿不出50法郎。只是后来在验票时，他再次和其他乘客交换他对这两位从减震器上拉上来的先生的侮辱性看法。这个可怜虫不知道，我们要去创立一个政党。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的一家劳动合作社社址中的Maisondepeuple（人民之家）中开幕。我们在一间仓库里工作，这个地方相当隐蔽，不会引人注意，里面存放着一捆捆的皮子，我们遭到了无数跳蚤的攻击。我们把它们称为为进攻资产阶级社会而动员起来的安舍尔①大军。会议是一场真正的生理考验。更糟糕的是在会议的头几天中，代表们已经发现了活跃的盯稍活动。我用的是与我素不相识的保加利亚人萨莫科夫利耶夫的护照。在第二个星期的一天深夜，我和查苏利奇一起从金鸡饭店出来，一位敖德萨代表З某从我们面前走过，他眼睛看着别处低声说：“有密探在跟踪你们，请分开走，密探将跟着男人。”З某是个对付密探的专家，在这方面，他的眼睛简直和天文望远镜差不多。З某住在金鸡饭店旁边一座楼房的最高层上，他把他的房间变成了观察哨。我当即和查苏利奇告别，径直往前走。我口袋里揣着保加利亚护照和5法郎。密探是佛拉芒人，又高又瘦，鼻子扁平，他紧紧地跟在我的身后。当时已是午夜，街上空无一人。我猛地转过身来问：“M’sieur（先生），请问是这什么街？”佛拉芒人不知所措地靠到墙上说：“Jenesaispas。②”他无疑是在等着挨枪子儿。我沿着街心花园继续笔直地朝前走，什么地方传来凌晨一点的钟声。走到第一个胡同口我就拐了进去，撒腿就跑。佛拉芒人紧追不舍。于是，两个互不相识的人深夜在布鲁塞尔大街上一前一后地展开追逐。我至今仍能听到他们咚咚的脚步声。我们围着一个街区跑了三面之后，我又把佛拉芒人引进了街心花园。我们两人都疲惫不堪、满腔怒火、闷闷不乐地继续往前走。大街上停着两辆马车，乘坐其中一辆毫无意义，因为密探会乘上另一辆。长长的街心花园似乎到头了，我们来到城外。在一家小小的夜酒店旁边停着一辆马车，我在奔跑中跳上马车，喊道：“快走，我有急事！”“您去哪儿？”密探竖起了耳朵。我说了我寓所附近的一个公园的名字。“100苏！”“走吧！”车夫拉起了缰绳。密探冲进了酒店，又和一个堂倌一起出来，并指给他看自己的敌人。半小时后，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我点起蜡烛，看见我的床头柜上有一封写着我的保加利亚名字的信。谁能给我往这里写信呢？原来是请SieurSamokowlieff’y（萨莫科夫利耶夫先生）明早10点钟携带护照去警察局一趟。这么说，另一个密探在头一天已经跟踪过我了。原来这场深夜在街心花园的竞赛，对两个参加者来说都是一场无私的训练。那天夜里，还有一些代表接到了这类的邀请。那些去警察局的人都被勒令24小时内离开比利时。我没有去警察局，径直离开这里前往伦敦，因为会议将移到那里继续举行。①安舍尔，爱德华（1856—1938）比利时社会党创始人之一。——译注②法文，我不知道。——译注当时主管柏林俄国间谍活动的哈尔京戈向警务厅报告，“布鲁塞尔对大批外国人云集这里感到惊讶，而且怀疑其中有10个人在搞无政府主义阴谋。”哈尔京戈本人也使布鲁塞尔警察感到惊讶，他的真姓是黑克尔曼，是一个用炸弹制造恐怖的奸细，曾被法国法庭缺席判处苦役。他后来成了沙皇政府暗探局的将军，使用假名的法国荣誉团骑士。曾在柏林积极参与代表大会组织工作的特务—奸细日托米尔斯基博士又向哈尔京戈汇报。但这一切都是在几年之后才揭露出来的。原来，沙皇政府掌握了全部线索，但也无济于事……代表大会期间，暴露出《火星报》主要领导人之间的矛盾。“强硬派”和“温和派”初具轮廓。最初，分歧集中在党章的第一条上，即什么人是党员。列宁坚持把党和非法组织等同起来。马尔托夫则希望所有在非法组织领导的工作人员都是党员。这个矛盾没有实际意义，因为两种提案都只把表决权赋与非法组织的成员。尽管如此，两种不同倾向的存在却是无疑的。列宁要求建立一个纪律严明的党，马尔托夫却喜欢组织涣散的党。在这个问题上形成的两派决定了代表大会后来的全部进程，也决定了党的领导机构的成分。争取每一位代表的斗争在幕后进行。列宁不惜工本，力求把我拉到他那边。一次，他和我，还有克拉西科夫①做了一次长时间的散步，在散步过程中，他们两人都千方百计要我相信，我和马尔托夫不是同路人，因为他是“温和派”。克拉西科夫对《火星报》编辑部的成员所做的鉴定如此放肆，列宁听了直皱眉头，而我则浑身打颤。在我对《火星报》编辑部的态度中，还有不少年轻人的温情。这次谈话不仅没有把我拉过去，反而把我推开了。分歧还不明确，所有人都在摸索着艰难前进、所能利用的东西微乎其微。决定召集火星报派革命者主要成员开会，彼此把问题摊开。但选主席就是一件难事。捷伊奇为了找出路说：“我建议选你们的便雅悯②。”这样，我就只好主持火星报派革命者的会议。未来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分裂就肇始于这次会议。所有人的神经都极端紧张，列宁中途退席，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他在尖锐的党内斗争中失去自制，这是我所见到的唯一一次。局势变得更加严重，分歧在代表大会上公开了。列宁为把我争取到强硬派一边又做了一次努力，他派一位女代表З和他的弟弟德米特里一起来见我。我和他们在公园里的谈话持续了几个钟头，使者们无论如何也不愿放我走。“命令我们不惜一切把您带过去。”最后，我断然拒绝跟他们走。①克拉西科夫，彼得·阿纳尼耶维奇（1870—1939）苏联党和国务活动家，《火星报》代办员。十月革命后曾历任副司法人民委员、最高法院检察长、最高法院副院长。——译注②便雅悯系《圣经》中犹太族长雅各最小的儿子。——译注分裂的公开使所有与会者都感到意外。列宁是这场斗争中的最积极的人物，连他都不希望分裂，也没有预料到会分裂。所发生的事情使双方都感到极端沉重。代表大会后，列宁神经系统发病，病了几个星期。谢多娃在札记中写道：“列．达．天天从伦敦来信，信件越来越令人不安。最后一封信绝望地告诉我《火星报》已经分裂，《火星报》不复存在，它死了……《火星报》的分裂使我们感到十分痛苦。列．达．开会回来后不久，我就动身回彼得堡，把代表大会的材料带回俄国。这些材料用极小的字抄在薄薄的纸上，装订上《拉鲁斯辞典》的封面。”为什么我在代表大会上站到了“温和派”一边？在编辑部的成员中，我和马尔托夫、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的关系最密切。他们对我的影响是无可争议的。在代表大会之前，编辑部中只有细微的差别，还不存在公开的分歧。我与普列汉诺夫的距离最远，因为在头几次非实质性的冲突之后，普列汉诺夫很讨厌我。列宁对我非常好。但现在在我眼中，恰恰是他蓄意推翻编辑部，它对我来说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它有一个动人的名字《火星报》。我觉得分裂编辑部的想法都是亵渎神圣的。革命的集中制是严厉的、不容抗拒的、求全责备的原则。对个别人和昨天的一批批同志来说，它往往显得冷酷无情。无怪乎在列宁的辞典中，不可调和的和无情的这两个词出现得如此频繁。只有摆脱了卑下个人动机的坚定崇高的革命目的性才能为这种个人的冷酷无情辩解。1903年，问题仅仅是让阿克雪里罗得和查苏利奇退出《火星报》编辑部。我对这两个人不仅充满的敬意，而且还有些私人情谊。列宁同样高度评价他们的过去，但他已得出结论，他们已成了通往未来道路上的障碍。他得出了组织结论，应该把他们清除出领导岗位。这是我所不能接受的。我的整个身心都抗议如此无情地驱逐老人的做法，他们历尽了千辛万苦才来到了党的门坎上。我的愤怒导致我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与列宁分手。我觉得他的行为是不能容忍的、可怕的、令人愤慨的。但是它在政治上是正确的，因而在组织上是必须的。与陷在准备阶段不能自拔的老人们的决裂是不可避免的，列宁比任何人都更早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当时还试图保留普列汉诺夫，把他和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区别对待。但事件很快表明，这一尝试并没有取得效果。由此看来，我与列宁的关系破裂似乎是在道德基础、甚至是个人基础上产生的，但这仅仅是表面现象。实质上，分歧的根源还是政治性的，它在组织领域中才暴露出来。我自认为我是拥护集中制的人。但在那个时期，我无疑还没有充分认识到，一个革命政党需要多么强有力的、不容违抗的集中制，才能引导千百万群众参加反抗旧社会的斗争。我的青少年时期是在消沉的反动气氛中度过的，它笼罩敖德萨的时间要比别处长5年。列宁的青春年华正值民意党人时期。比我再小几岁的人又是受新的政治高潮形势的培养而成长的。1903年伦敦代表大会前，革命对我来说，大半还是抽象的理论。列宁的集中制对我来说，还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明确的革命构想的产物。我以为，独立地理解课题并从中得出一切必要的结论的要求，是我精神生活中不可抗拒的要求。代表大会上爆发的冲突如此尖锐，除了初露端倪的原则性方面的原因之外，还有老人们对列宁的成长和意义的判断错误。在代表大会期间和在大会刚刚闭幕后，阿克雪里罗得以及编辑部的其他成员对列宁行为的愤恨中还夹杂着不解：他怎么敢做出这种事情？长者们议论说：“不久前他才以学生的身份来到国外，一举一动都像学生一样。从哪儿冒出来的这种自信？竟敢做出这种事情？”但是列宁能做出这种事情。为此，他只需确信在日益迫近的革命形势下，老人们已经没有能力把无产阶级先锋队战斗组织的直接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老人们（也不仅仅是老人）都错了：这不单单是一位出色的干部，他是领袖，是个目标坚定的人。而且可以设想，当他在和长者—老师们一起工作时，就充分感到自己是领袖，并深信自己比他们更强大、比他们更不可缺少。在那些在《火星报》旗帜下形成的相当模糊的意向中，只有列宁一个人充分地看到了明天及其严峻的任务、残酷的冲突和不计其数的牺牲品。在代表大会上，列宁把普列汉诺夫争取过去了，但并不牢固；但他失去了马尔托尔，而且是彻底地失去了他。看来，普列汉诺夫在代表大会上感觉到了点什么，至少，他那时曾这样对阿克雪里罗得评价列宁：“有这种禀赋的人能成为罗伯斯庇尔。”普列汉诺夫本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扮演的角色很难叫人羡慕。我只看到一次处于其巅峰状态的普列汉诺夫并听了他的讲话，这是在代表大会的党纲起草委员会上。普列汉诺夫是会议主席，他胸中已有一个清晰严密的党纲草案，他对自己、自己的知识和自己的优越性充满信心；在他那张蓄着花白梆硬的胡子的脸上，一双眼睛闪耀着愉快嘲讽的光芒，做着稍稍有些做作的手势，他的渊博学识和机智喷涌而出、光芒四射，照亮了所有与会的小组。孟什维克的领袖马尔托夫是革命运动中最富有悲剧性的人物之一。他是一位头脑敏捷、才气横溢的作家，机敏的政治家，远远地高于他所领导的思想派别。但是，他的思想缺乏勇气，他的敏锐缺乏意志，这二者是执著所不能取代的。马尔托夫对事件的最初反应总是流露出革命的意向，但是，他的思想没有意志的弹簧为支撑，很快就消沉下去。我和他的接近没有经受住不断迫近的革命所引起的头几次重大事件的考验。无论如何，第二次代表大会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哪怕是单凭这一点，即它使我和列宁分道扬镳长达几年之久。今天，回顾我所走过的全部道路，我对此并不后悔。我第二次回到列宁身边比许多人要晚，但却经历了自己的道路、具有了革命、反革命和帝国主义战争的经验，并对它们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因此，我的这次与列宁接近要比他的许多“学生”更坚定、更严肃。他们在列宁生前一味重复导师的话语和手势，往往还不得当；在他逝世后则沦为软弱无力的追随者和敌对力量手中的盲目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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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第一次流亡国外第十一章第一次流亡国外1902年秋天的一个清晨，大约是在10月，我从苏黎世途经巴黎抵达伦敦。靠着打手势我租了一辆马车，车夫按照写在纸上的地址把我送到了目的地。这是列宁的住宅。我在苏黎世时，人们就告诉我暗号是敲3下门环。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给我开了门，大概是我的敲门声把她惊醒的。当时还很早，任何一个讲礼貌的人都会老老实实地再在车站上坐上两个钟头，决不会大清早就跑去敲人家的门。但我身上还充满了我从维尔霍勒恩斯克逃跑的能量，在苏黎世我就这样无礼地闯进了阿克雪里罗得的住宅，只不过不是清晨，而是深夜。列宁还躺在床上，他脸上流露出欢迎和理所当然的不解的表情。我和他的第一次见面和交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已从克莱尔的信中了解了我的情况并等待着我的到来。我受到了这样的迎接：“佩罗已抵达”。我当即对他们讲了我的那点可怜的俄国印象：南方的联系还很薄弱，哈尔科夫秘密接头地点的地址不准确，《南方工人报》编辑部反对联合，俄奥边界操在一个拒绝帮助火星报派革命者越境的人的手里。这些事情本身并不能给人以希望，但我对未来却是信心十足。就在当天早晨或是第二天早晨，列宁陪我在伦敦转了一大圈。列宁带我看了威斯敏斯特大桥和其他著名建筑。他当时具体的话我记不清了，但基调是这样的：“这是他们著名的威斯敏斯特大桥。“他们”指的当然不是英国人，而是统治阶级。这种并非刻意突出、而是自然的情调更多地表现在音色上，列宁在谈起文化财富或新成就、大英博物馆的丰富的藏书、庞大的欧洲报界的报导、德国的炮兵和法国的航空（不过这是多年以后的事了）时，总是这样：他们本领高强、拥有巨大的财富、创造出了奇迹，但他们是凶恶的敌人！在他的眼中，统治阶级的看不见的阴影总是蒙在人类文化上，他永远确定无疑地感到这条阴影的存在，就如日光一样。那次，我对伦敦的建筑大概没有丝毫兴趣，我一下子从维尔霍勒恩斯克来到国外，而且还是初次来到这里。我对维也纳、巴黎、伦敦的感受相当笼统，当时还顾不上像威斯敏斯特宫殿这样的细节。不过，列宁让我和他一起散步的目的显然也不在于此，他的目的是要进一步了解我、不露痕迹地考考我，而且的确是对“所有课程”的全面考试。我叙述了我们在西伯利亚的争论，主要是有关统一组织这一问题的争论，我就这一问题撰写的书面报告；我和民粹派在伊尔库斯克的剧烈冲突（我曾在那里住过几个星期）；马哈伊斯基的3本小册子，等等。列宁善于听别人讲话。“理论方面的情况如何？”我讲了我们在羁押解送监狱中集体研究他的著作《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我们在流放中研究《资本论》，但只学到第二卷。我们据第一手资料认真地研究了伯恩斯坦与考茨基的论战，在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支持伯恩斯坦。在哲学领域中，我们潜心研究波格丹诺夫①的著作，他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马赫②—阿芬那留斯③的认识论结合起来。那时列宁也认为波格丹诺夫的著作是正确的。“我不是哲学家，”列宁不安地说，“但是普列汉诺夫断然指责波格丹诺夫的哲学，说它是一种改头换面的唯心主义。”几年以后，列宁写了一本内容丰富的著作，批判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哲学，他对他们的评价基本和普列汉诺夫一样。我在交谈中提到列宁在其论述俄国的资本主义一书中利用了大量的统计资料，给流放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它不是一气呵成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些窘困地说。年轻的同志充分肯定他为其最主要经济学研究著作所付出的艰巨劳动，他显然十分高兴。至于我的工作安排，这次谈话只是泛泛地说了一下。打算让我在国外住一阵，了解出版的文献、熟悉一下情况以后再说。我认为在一段时间之后，我无论如何也要非法潜回俄国进行革命工作。①波格丹诺夫，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1873—1928）俄国革命家、哲学家、经济学家，1905年起任中央员。——译注②马赫，恩斯特（1838—1916）奥地利物理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经验批判主义创始人之一。——译注③阿芬那留斯，理查德（1843—1896）瑞士唯心主义哲学家，经验批判主义创始人之一。——译注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把我带到临近街区，在一栋房子里给我找了一间空屋子。当时，查苏利奇①、马尔托夫②和《火星报》印刷厂的负责人布卢门菲尔德都住在这里。这套住宅像一般英国住宅一样，不是横向排列而是纵向排列：女主人住在最下面的一间，房客们分住在各层上。还有一间公用房间，人们在这里喝咖啡、抽烟、永无休止地交谈。这里总是乱七八糟，这主要是查苏利奇的罪过，但也有马尔托夫的一份功劳。普列汉诺夫在初次拜访这里之后，称这个房间为贼窝。①查苏利奇，维拉·伊万诺夫娜（1849—1919）俄国革命家，1868年加人民粹派，1883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900年起为《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成员，1903年起为孟什维克。——译注②马尔托夫，尤．(1873—1923）俄国革命家，1900年任《火星报》编委，1903年起为孟什维克领袖之一。1919年起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译注我一生中短暂的伦敦时期就这样开始了。我贪婪地吞噬着每一期《火星报》和同一编辑部出版的《曙光》杂志。这是一份将深刻的科学性和革命激情结合在一起的出色的出版物。我爱上了《火星报》，我为自己的无知感到难为情，并努力克服这个弱点。很快我就开始为《火星报》撰写文章，开始是简短的报导，然后是大块政治文章，甚至还撰写社论。当我在白会堂做报告时，与侨民中最年长的柴可夫斯基①和也不太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切尔克佐夫正面交锋。这些可敬的长者们用以粉碎马克思主义的论据是如此幼稚，令我不胜惊讶。记得在回家的路上，我的情绪极其高涨，好像身上长出了翅膀一样。在伦敦居住多年的阿列克谢耶夫负责我与白会堂以及外界的全部联系，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流亡者，与《火星报》编辑部非常接近。他使我了解了英国的生活，而且是我的各种知识的源泉。阿列克谢耶夫对列宁十分尊重，他对我说：“我认为，列宁对革命比普列汉诺夫更重要。”我当然没有把这话告诉列宁，但对马尔托夫说了，可他对此未置一词。①柴可夫斯基，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1850—1926）革命民粹派分子。1874—1906年侨居国外。1904年加入社会革命党，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政权，内战期间曾任反革命政府的首脑和成员。——译注一个礼拜天，我和列宁、克鲁普斯卡娅一起去伦敦教堂，英国社会民主党人的集会在那里举行，会间穿插着唱赞美诗。演说者是从奥地利回来的排字工，演讲的内容是社会主义革命，然后全体起立，合唱：“全能的上帝，保佑不再有国王和阔佬。”我简直不能相信我的眼睛和耳朵。我们走出教堂后，列宁对我说：“英国无产阶级已经具有许多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成分，但所有这些都和保守主义、宗教、偏见等缠在一起，而且无论如何也挣脱不了这些羁绊，实现彻底革命化。”从社会民主党的教堂回来后，我们一起在两间一套的寓所内小小的兼做饭厅的厨房里吃饭，并像往常一样，就我能否独自找到家开玩笑。我总分不清街道，出于对系统化的偏爱，我把我的这个特点称为“地形克汀病”。后来，我在这方面取得了进步，但确实费了我一番功夫。我在敖德萨监狱中学到的那点有限的英语知识，在伦敦期间几乎毫无长进。我完全陷在俄国的事情中，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引起我的兴趣。当时，德国是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中心，我们密切注视着那里的正统派与修正主义分子之间的斗争。在伦敦和后来的日内瓦一样，我与查苏利奇、马尔托夫见面的机会比和列宁见面的机会多。在伦敦我和他们同住一个公寓，在日内瓦，我和他们一起在餐厅里吃中饭和晚饭。我和马尔托夫、查苏利奇每天都见好几次面。由于列宁是有妻室的人，因此在正式会议之外难得和他见上一面。使马尔托夫不能自拔的对浪漫漂泊生活的习惯和偏爱，与列宁却格格不入。列宁知道，时间尽管有其相对性，却是所有财富中最绝对的。列宁在大英博物馆里度过了许多时光，他在那里从事理论工作，还常常在那里为报刊撰写文章。在他的协助下，我也获得了进入这所神圣殿堂的许可证。我如饥似渴、不知魇足地阅览这里如此丰富的藏书。但我很快就不得不离开这里回到大陆上。经过在白会堂的几次“试验性的”报告之后，我被派往布鲁塞尔、列日、巴黎做巡回专题报告。我的专题报告的宗旨是捍卫历史唯物主义，反击所谓的俄国主观主义学派对它的批评。列宁对我这个题目很感兴趣，我让他审查了我的详细提纲。他建议我把专题报告加加工，写成文章，发表在下一期《曙光》杂志上。但我还没有勇气把我的纯理论性文章和普列汉诺夫以及其他理论泰斗的文章放在一起发表。很快，我又被电报从巴黎召回伦敦，把我召回是为了派我非法返回俄国，因为国内的人对接二连三的失败十分不满，抱怨人手不够，要我回国。但我还没有抵达伦敦，计划已经变了。一向对我很好的捷伊奇①当时在伦敦，他告诉我他怎样“保护”我，证明“年轻人”他总是这样称呼我）需要在国外生活并学习一段时间，列宁赞成他的意见。尽管在俄国国内的《火星报》组织中工作很有诱惑力，但我还是乐于再在国外住上一段。我重返巴黎。与伦敦不同的是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俄国大学生侨民区。各个革命政党为保持其对大学生的影响而彼此进行残酷的斗争。下面是娜．伊．谢多娃有关那段时间的回忆录中的一段：①捷伊奇，列夫·格里戈里耶维奇（1855—1941）俄国革命家，民粹派分子，1893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903年起为孟什维克领导人之一。——译注“1902年秋天，在巴黎的俄国侨民区中经常举办专题报告。我们所属的《火星报》小组先后见到了马尔托夫和列宁。当时正在与‘经济派分子’和社会革命党人进行斗争。现在，我们又谈论着一位年轻同志的到来，他是从流放中逃出来的。他到了叶．米．亚历山德罗娃的住所，她曾是民意党人，现在加入了《火星报》组织。我们年轻人都热爱叶卡捷琳娜·米哈伊洛夫娜·亚历山德罗娃，津津有味地听她讲述往事，深受她的影响。当《火星报》的年轻编辑来到巴黎时，叶卡捷琳娜·米哈伊洛夫娜让我去打听周围有没有空房子。在我住的那栋房子里有一间空屋子，每月租金12法郎，但它又小、又窄、又黑，就像牢房一样。当我描述这间屋子时，叶卡捷琳娜·米哈伊洛夫娜打断了我。“‘够了，不必再描述了，这挺好，让他住进去吧。’“当这位年轻人（那时没有告诉我们他的名字）住进这间屋子后，叶卡捷琳娜·米哈伊洛夫娜问我：“‘怎么样，他是不是在准备他的报告呢？’“‘不知道，想必是在准备吧。我昨晚上楼时，听到他在房间里吹口哨，’我回答说。“‘请你告诉他，让他好好地准备报告，别吹口哨。’“叶卡捷琳娜·米哈伊洛夫娜对‘他’能否成功地演讲颇为担心，但她的担心是多余的。演讲非常成功，整个侨民区欣喜若狂，这位年轻的火星派革命者的报告比人们期望的还要好。”我了解巴黎要比伦敦认真得多，这里体现出娜．伊．谢多娃的影响。我在农村出生并在农村长大，但是在巴黎才开始接近大自然。在这里我才直接看到真正的艺术，理解绘画如同理解自然一样，对我来说并不容易。谢多娃后来的札记中有这么几句话：“他对巴黎的总的印象是：‘像敖德萨，但不如敖德萨。’这个不伦不类的结论只能用下述理由来解释，即列．达．完全埋头于政治之中，所有其他生活只有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他才会有所察觉，并把它当做无法避免的干扰。我不同意他对巴黎的看法，有时还嘲弄他几句。”情况确实如此。我是在不断地固执己见和反抗中逐渐进入到世界中心的气氛之中。开始时我“否定”巴黎，甚至试图不理会它。实质上，这无非是野蛮展开的自卫战而已。我感到，了解巴黎、把握巴黎要耗费我的大量精力。我有我自己的领域，而且是一个要求严格、不允许有竞争对象的领域——革命。我花费了不少力气才逐渐地熟悉了艺术。我抗拒过卢浮宫、卢森堡宫和展览会。我觉得鲁本斯①过于肥胖、洋洋自得；皮维斯·德夏瓦纳②的作品色调低沉、清心寡欲；卡里埃的肖像的阴沉和吞吞吐吐令人不胜厌烦。雕塑和建筑的情况也是如此。实质上，我抗拒艺术如同当时抵制革命和后来的抵制马克思主义、以及几年后的反抗列宁及其方法是一样的。不久，1905年革命就打断了我了解欧洲及其文化的过程。只是在我第二次流亡欧洲期间，我才进一步研究艺术：欣赏、阅读，还写过点什么。但是我始终没有超出业余爱好者的水平。①鲁本斯，彼得·保尔（1577—1640）佛兰德斯画家。——译注②德夏瓦纳，皮维斯（1824—1898）法国画家，巨幅装饰画大师，象征主义代表人物。——译注我在巴黎听过饶勒斯①的演讲。这是瓦尔德克—卢梭②和邮政部长米勒兰③、国防部长加利费④当政时期，我参加了盖德派⑤举行的街头示威，并起劲地和其他人一起高呼羞辱米勒兰的口号。那个时期，饶勒斯没有给我留下应有的印象，这是因为我过于强烈地感到他是我们的对手的缘故。只是在几年之后，我才学会评价这位杰出人物，尽管我对饶勒斯主义的态度并没有缓和。①饶勒斯，让（1859—1914）法国社会党领导人。1904年创办《人道报》，积极反对殖民主义、军国主义和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被法国沙文主义分子杀害。——译注②瓦尔德克—卢梭（1864—1904）曾任法国总理，在德雷福斯案所引起的政治危机的情况下组成内阁。——译注③米勒兰，亚历山大·艾蒂安（1859—1943）法国社会党人，1899年加入瓦尔德克—卢梭的内阁，1904年被开除出法国社会党，1920—1924年任法国总统。——译注④加利费，加斯东·亚历山大（1830—1909）法国将军，以镇压巴黎公社而闻名，1899—1900年出任国防部长。——译注⑤盖德派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工人运动中以盖德为首的政治派别，最初拥护马克思主义，是法国工人党和法国社会党的核心。——译注列宁大概是在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大学生的坚持下，在巴黎高等学校就土地问题举行3次演讲，该学校是由被俄国各大学解职的教授们组建的。自由派的教授们请求这位令人难堪的演讲人尽量别卷入论战。但列宁在这方面毫不约束自己，他的第一次演讲的第一句话就是：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理论，因而其本质就是论战的。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第一次演讲前十分激动，但一上讲台就控制住了自己，起码是在表面上控制住了自己。甘巴尔教授听了他的演讲，对捷伊奇谈了自己的印象：“一位真正的教授！”显然，他认为这是最高的褒奖。我们决定让列宁看一场歌剧。此事委托谢多娃安排。列宁挟着那只伴他上讲台的公文包去喜歌剧院。我们几个人坐在楼座里。除了列宁、谢多娃和我之外，好像还有马尔托夫。与这次听歌剧相关的印象完全与音乐无关。列宁在巴黎买了一双皮鞋，但他觉得有些挤脚。不巧，我的鞋到了非换不可的地步。列宁把他的皮鞋给了我，开始我觉得我穿这双鞋正合适。在去剧院的路上还没什么，但在剧院里我已感到不妙，在回来的路上我大受其罪。列宁自己也曾因这双鞋受了几小时的罪，所以，他一路上更加无情地拿我打趣。我从巴黎出发，在布鲁塞尔、列日、瑞士和几座德国城市的俄国大学生侨民区走了一圈，做巡回专题报告。我在海德堡听了古诺·费舍①老人的课，但却没有被他的康德主义所诱惑。规范哲学与我的本性格格不入。如果身边有柔嫩多汁的青草的话，怎么能喜欢干草呢？……海德堡以俄国唯心主义大学生的老巢而闻名，其中有阿夫克森齐耶夫②，未来的克伦斯基政府的内务部长。那里，我在捍卫唯物辩证法的激烈的斗争中砍断了不只一把军刀。①费舍，古诺（1824—1907）德国哲学史学家，黑格尔的信徒，主要著作有《近代哲学史》八卷。——译注②阿夫克森齐耶夫，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1878—1943）俄国社会革命党领袖之一，临时政府内务部长。国内战争期间参加反苏阴谋活动，后逃亡国外。——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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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第一次逃跑第十章第一次逃跑秋天来临，泥泞期就在眼前。为了加快逃跑的速度，决定把两批并做一批。一位农民朋友负责把我和马克思著作的女翻译家E.Γ．一起送出维尔霍勒恩斯克。深夜在田野里，他像装货物一样用干草和粗席把我们埋在大车里。同时，为了从警察那里赢得两天时间，在我的床上放了一个假人，蒙上毯子，谎称我病了。车夫用西伯利亚的方式，即以每小时20俄里的速度前进。道路坑坑洼洼，我的脊背在车板上颠簸，听着旁边那个人的压抑的呻吟声。途中换了两次马。我和旅伴在到达铁路线之前就分手了，以免各自的失误和危险会牵连对方。我没有遇到任何意外，顺利地乘上了火车。在车厢里，伊尔库斯克的朋友们给我送来了一只皮箱，里面装着浆洗过的衬衣、领带和其他的文明象征物。我手里拿着一本格涅季奇①用六音步译的荷马史诗，口袋里装着一张写着托洛茨基这个名字的护照，这个名字是我随便填的，并没有料到它会成为我终身使用的名字。我沿着西伯利亚的铁路向西驶去，各站上的宪兵毫不在意地把我从眼皮底下放过。身材高大的西伯利亚妇女把烤鸡、烤乳猪、一瓶瓶的牛奶和成堆成堆的面包带到车站，每个车站都像是西伯利亚财富的展览会。一路上，整个车厢的人都在不停地喝茶，吃着物美价廉的油炸饼。我读着荷马的史诗，幻想着国外。逃跑毫无浪漫色彩，它完全被大量的茶水淹没了。①格涅季奇，尼古拉·伊万诺维奇（1784—1833）俄国诗人，翻译过荷马的《伊里昂记》。——译注我在萨马拉下车，当时，这里是《火星报》国内总部（而不是侨民总部）的所在地。它的领导人是化名为克莱尔的工程师克尔日扎诺夫斯基①，他今天是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他和他的妻子是列宁的朋友，1894年到1895年，他们和列宁一起在彼得堡从事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并和列宁一起流放。1905年革命失败后，克莱尔和几千人一起脱党，并作为工程师在工业界占有一席之地。地下工作者抱怨说，他甚至拒绝提供从前连自由派都不会拒绝的帮助。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在脱党10到20年之后又重回党内，那时党已夺取了政权。这是一大批知识分子的共同道路，这批人今天都是斯大林的台柱子。①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格列勃·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1872—1959）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曾任《火星报》国内代办员，十月革命后历任全俄国家电气化委员会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等职务。——译注在萨马拉，我以克莱尔给我起的化名“佩罗”①正式加入《火星报》机关，这是对我在西伯利亚报刊上取得的成就的肯定。《火星报》组织力图重新建党。1898年3月在明斯克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没有能建立统一的党组织。大规模的逮捕粉碎了还没有在各地扎根的年轻的组织。此后，革命运动保持其地方性，各自为政地发展，与此同时，它的思想水平降低了。为了争取群众，有些社会民主党人把政治口号抛到一边，形成了所谓的“经济派②”，它因资产阶级工商业繁荣和罢工浪潮高涨而增强。在上世纪末又爆发了一场危机，它使国内的一切对抗变得更加剧烈，并推动了政治运动。《火星报》为建立统一的革命政党与地方主义者—经济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火星报》总部设在国外，为了保证组织的思想稳定性，该组织是由那些精选出来的所谓职业革命家组成的，共同的理论和共同的实际任务把他们紧紧地联接在一起。那时，火星派革命者中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他们为争取各地方的社会民主党委员会、为筹备召开能保证《火星报》的思想和方法取胜的党代会而斗争。可以说，这是这个革命组织的第一张蓝图。这个组织在不断发展、锻炼、进步、退却的过程中，与工人群众的联系越来越紧，为工人提出越来越广泛的任务，它通过15年的努力推翻了资产阶级，夺取了政权。①佩罗是перо的音译，意为钢笔尖。——译注②经济派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思潮，它放弃政治斗争，力图把工人运动限制在经济斗争的范围之内。——译注受萨马拉党委会的委托，我前往哈尔科夫、波尔塔瓦和基辅去会见一批革命者，其中有些人已加入《火星报》组织，有些还尚待争取。我几乎是空手回到萨马拉的：在南方还没有建立起强大的联系网，哈尔科夫的地址没有用，我在波尔塔瓦碰到了地方主义。匆匆忙忙什么事都做不成，需要严肃认真地工作。那时，列宁再三催我出国，他与萨马拉党委会之间信函往来频繁。克莱尔给我提供了路费和从卡缅涅茨一波多利斯基跨越奥地利边境的必要指示。从萨马拉火车站开始，发生了一系列与其说是悲剧性的，莫如说是可笑的意外。为了不碍宪兵的眼，我决定最后一个上车。由大学生索洛维约夫拿着提箱为我占座，等我上车，此人今天是石油工会的领导人之一。我不慌不忙地在远离车站的地方踱来踱去，不时地看看车站的大钟，突然传来了第二遍铃声，我悟到人们告诉我的发车时间不对，于是撒腿就往站台上跑。索洛维约夫老老实实地在车厢里等我，直到火车开动后才拎着箱子跳到铁轨上，一个气喘吁吁、在火车开走后才飞跑而来的人更加引人注目。宪兵本来威胁要控告索洛维约夫，后来只是把我们两人狠狠地嘲笑了一番了事。我顺利地来到国外。在出境前最后一个火车站上，警察要我出示证件，他居然没有看出我的证件是伪造的，令我不胜惊讶。非法越境的领导权掌握在一个中学生手里，今天，他是著名的化学家，是苏维埃共和国一个科学研究所的负责人。就其好恶来说，他是一个社会革命党人。当他得知我属于《火星报》组织时，立即严厉地责问我：“最近几期《火星报》一直对恐怖主义进行无耻的攻击，您不知道吗？”我正打算与他展开原则性的辩论时，中学生又愤愤地补充了一句：“我不送您过境！”这个结论使我感到意外，但它是完全合理的，因为事隔15年之后，我们不得不用武力推翻社会革命党人的政权。不过，那时我顾不上历史远景。我争辩说，不能因《火星报》上的文章而惩罚我，最后还声称，不给我派向导我就不走。中学生软了下来：“算啦，这次便宜你了，不过请你转告那边，这是最后一次。”中学生安排我在一间空屋子里过夜。屋子的主人—独身推销员要到第二天才回来。我模糊地记得，我是从窗户钻进主人的房门紧锁的屋子里。深夜，亮光惊醒了我，一个头戴圆顶礼帽的人俯身打量着我，他身材矮小，一手拿着一支蜡烛、一手拎着一条棍子。一个巨大的圆顶礼帽的影子从天花板上朝我爬过来。“您是什么人？”我愤怒地问。“岂有此理！你躺在我的床上，还问我是谁！”陌生人回答说。显然是房屋的主人回来了。我对他解释说他应当明天回来，但这一尝试毫无效果。“我自己知道我应该什么时候回来！”他不无道理地反驳说。情况复杂了。“我知道，这准是亚历山大这家伙搞的鬼，我明天再跟他算帐！”主人喊道，手中的蜡烛始终照着我的脸。我愿意支持他这个能使我幸免于难的想法，即一切误会的罪魁祸首是那个不在场的亚历山大。这一夜的其余时间我仍在推销员那里度过，他甚至还用茶水款待我。第二天早晨，中学生和我的房东进行了一番言词激烈的解释之后，把我交给了布罗德镇的走私犯。我在一个霍霍尔①的仓房的干草堆上过了一天，他给我吃西瓜充饥。当天夜晚，他带着我冒雨穿越国境。我们在黑暗中跌跌撞撞、步履艰难地走了好久。①霍霍尔是俄罗斯人对乌克兰人的蔑称。——译注“好啦，现在让我背着您走，前面都是水，”向导说。我不同意。“到了边境那边，您浑身湿淋淋的可不行，”霍霍尔坚持说。我只好让他背着走。尽管如此，我的皮鞋里还是进了水。15分钟后，我们已经坐在一间犹太人的木板房里烤身上的衣服，这已经是在布罗德镇位于奥地利境内的那一侧了。这里的人对我说，向导故意带我走水深的地方，为的是多要钱。霍霍尔在与我道别时，也同样诚恳地要我小心犹太人，他们总要索取3倍的高价。我的路费的确花得很快。还要在深夜走8公里到车站。这条离边境只有一两公里的路既难走又危险：要沿着被雨水冲坏的小路走上公路。一个老犹太工人用一辆两轮车送我。“我早晚得为这事掉脑袋，”他嘟囔着说。“为什么？”“士兵冲你喊，你不答话，他就开枪。瞧，那就是岗位哨的灯光。好在今天天气还可以。”今夜的天气确实不错：这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秋天之夜，雨不停地打在脸上，泥泞在马蹄下发出低沉的吧唧声。我们正在上坡，车轮直打滑，老头声音沙哑地低声催马快走。车轮陷在烂泥中，两轮轻便车倾斜得越来越厉害，最后猛地翻了。10月的泥泞又深又冷，我仰面朝天地掉了下来，半截身子陷在其中，此外还把夹鼻镜丢了。但最可怕的是在我们摔到地上之后，我们身边马上响起了刺耳的尖叫声，这是绝望的哀号、祈求帮助、对上苍的神秘的呼唤，而且无法思议，在这漆黑潮湿的深夜，这究竟是谁的神秘声音，尽管它如此富有表现力，但毕竟不是人的声音。“它非毁了我们不可，它非毁了我们不可……”老头子绝望地嘟囔说。“怎么回事？”我屏住呼吸问道。“这是公鸡，该死的公鸡，女主人让我把它带到屠户那儿杀了过周末……”现在，刺耳的声音隔一会儿响一次。“它非毁了我们不可，这儿离岗哨只有两百步，士兵马上就会冲出来。”“掐死它！……”我怒不可遏地低声说。“谁？”“公鸡！”“让我上哪儿找它？它准是让什么东西给压住了……”我们两人在黑暗中爬来爬去，双手在泥泞中乱摸。大雨倾盆，我们诅咒公鸡，诅咒命运。最后，老头子把这个倒霉的牺牲品从我的毯子下面放了出来，感恩的公鸡马上就不叫了。我们两人一起把两轮车翻过来，继续往前走。在车站上，在火车到来之前，我几乎用了3个小时来整理、烤干我的衣服。在兑换钞票之后，我才知道，我的钱不够买去目的地苏黎世的车票，我应该到那里去见阿克雪里罗得①。我买了去维也纳的火车票，先到那儿再说。尽管我在学校时学过德语，但我谁的话也听不懂，大部分行人也听不懂我的话，这是在维也纳最叫我吃惊的事了。最后，我总算让一个头戴红色制帽的人明白了我要去《工人报》编辑部。我决定去见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维克多·阿德勒②，对他说明，俄国革命的利益需要我马上前往苏黎世。向导答应带我到我要去的地方。我们走了一个小时后，发现这家报社早在两年前搬到别的地方去了。我们又走了半个小时，找到了报社。门房对我说，现在不是接待时间。我没有钱支付向导，我饥肠辘辘，而最主要的是我要去苏黎世。一位神情傲慢、身材高大的先生走下楼梯，我向他打听阿德勒。①阿克雪里罗得，帕威尔·鲍里索维奇（1850—1928）俄国革命家，70年代初参加民粹派，1883年参加“劳动解放社”，1900年为《火星报》编委，1903年为孟什维克领袖之一。——译注②阿德勒，维克多（1852—1918）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组织者和领袖之一。——译注“您知道今天是星期几吗？”他严厉地问。我不知道。在车厢、大车、推销员的家和霍霍尔人的仓房以及深夜和公鸡的战斗的种种经历之后，我已经失去了日期的概念了。“今天是礼拜天！”那位高大的先生一字一顿地说，并想从我身边走开。“无论如何我也要见阿德勒，”我说道。“告诉您，阿德勒博士礼拜天不会客！”那位先生吼道，声音就像在暴风雨中指挥一个营一般。“但我有重要的事情，”我固执地回答说。“哪怕您的事再重要上十倍也不行，明白吗？即使您带来的是你们的沙皇遇刺身亡或你们那里又发生了革命的消息，听见没有？您也无权在礼拜天打扰博士的休息！”这位先生就是这样用他那霹雳般的声音使我敬畏。他就是弗里茨·奥斯特利茨，这个编辑部中最令人恐惧的人物。雨果会说，他的话简直是暴风骤雨。但我仍觉得他在胡说八道，礼拜天的休息竟会高于革命的需要，这决不可能。我决心不屈服，我要去苏黎世，《火星报》编辑部在等我。此外，我是从西伯利亚逃出来的，这毕竟不同寻常。我站在楼梯下面，挡住了和我谈话的先生的去路，最后我终于达到了目的，奥斯特利茨告诉我我所需要的地址。我仍在那个向导的陪同下朝阿德勒的住宅走去。一位中等身材的人出来迎接我，他背有点驼，几乎可以说是个驼背，两眼肿胀、脸色疲惫。维也纳正在选举地方自治代表会，头一天，阿德勒在几个会议上发表演讲，又连夜赶写文章和号召书。这是一刻钟后我从他儿媳嘴里得知的。“博士，请原谅，我打扰了您礼拜天的休息……”“说下去，说下去……”他说话表面严厉，但声调却不是要把人拒之门外，而是在鼓励。他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都流露出智慧。“我是俄国人……”“噢，这点您没有必要对我说，我已经看出来了。”我把我在编辑部门口的谈话讲给博士听，他迅速地审视了我一番。“是这样？是这么对您说的？这能是谁呢？高高的，大喊大叫？这大概是奥斯特利茨。您说他大喊大叫，是吗？准是奥斯特利茨。您别介意。如果您从俄国带来了革命的消息，可以深夜来按我的门铃……卡嘉，”他突然叫道。他的儿媳走了进来，她是个俄国人。“现在您的事更好办了，”说完，他离开了我们。我下面的旅途有了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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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第一次流放第九章第一次流放我们沿着勒拿河顺流而下，河水载着几条装满犯人和押送人员的驳船缓慢行驶。夜间很冷，我们把皮袄裹在身上，清晨，皮袄上挂满一层霜。沿途每到一个预先指定的村庄，便有一两个人下船。记得我们在水上航行了差不多3个星期才抵达乌斯季库特村。我和一位也因尼古拉耶夫案被流放的亲密战友一起在这里下船。亚历山德拉·利沃夫娜在南俄工人协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她对社会主义的赤胆忠心和她的无私忘我精神使她具有无可争议的道德权威。共同的工作把我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了不被分别流放到不同的地方，我们在莫斯科羁押解送监狱中举行了婚礼。这个村庄里有一百来栋农舍，我们住在最边上的一栋里。村子周围森林环绕，下面有一条河，再往北是勒拿河沿岸的一条沙金矿，整个河面上金光闪闪。乌斯季库特有过它的好时光——发狂地纵饮取乐、拦路抢劫的时代。但在我们这个时代，村庄已经平静下来了，只有酗酒还依然如故。我们住的那栋农舍的男女主人纵饮无度。这地方远在世界的尽头，蒙昧闭塞。夜间，蟑螂在桌上、床上、脸上爬来爬去，使农舍充满了烦人的沙沙声。有时不得不搬出去住上一两天，在零下30度的严寒中把房门敞开。夏天，小咬异常猖獗，一头在森林里迷路的母牛活活被它们叮死。当地农民把涂了沥青的马鬃编的网子罩在头上，以防挨咬。春秋两季，村里一片泥泞。但这里的大自然却十分美丽。不过在那几年中，我对大自然非常冷淡，我似乎舍不得为欣赏自然浪费时间和精力。我生活在森林与河流之中，却对它们视而不见。书籍和个人事务吞噬了我，我研究马克思的著作，不停地把蟑螂从书页上赶走。勒拿河是一条流放的大水路。流放期满的犯人也沿着它返回南方。各个流放点的人数随着革命潮流的兴起而不断增多。各流放点之间的联系几乎从未间断过，流放者们彼此交换像理论论文一样的长篇信件。流放犯人在两地之间迁移，在伊尔库斯克省长手里相对容易一些。我和亚历山德拉·利沃夫娜往东走了250俄里来到伊利姆河，那里有我们的朋友。我在那里曾一度给一位百万富商当办事员。他的小麦仓库、店铺和酒馆遍布于一块相当于比利时与荷兰两国面积之和的土地上。这是一个财力雄厚的商业封建主。几千名通古斯人①供他驱使，他称他们为“我的通古斯人”。他不会写他的姓名，在需要签字时就画十字。他在生活上十分吝啬，过一年穷日子后，他就在下诺夫哥罗德市场上纵饮作乐，挥霍掉几万卢布。我在他那里干了一个半月。一次，我把一俄磅铜绿染料误写成一俄担，并把这张古怪的帐单寄往远处的店铺。这事损害了我的声誉，我辞了职。我们重返乌斯季库特村。当时正值隆冬，气温降到列氏零下44度。车夫用手套掸去马头上的冰块。我的膝头上放着一个10个月的女婴，她头上套着一只皮套筒，她通过皮套筒口呼吸。每到一站我们都不安地把女婴从襁褓中抱出来看看。旅途总算还顺利。但我们没有在乌斯季库特久住，几个月后，省长允许我们迁往南边的维尔霍勒恩斯克，那里有我们的朋友。①通古斯人系埃文基人的旧称，在中国境内称为鄂温克族。——译注老民粹派分子是流放中的贵族，他们在漫长的流放岁月中已经安顿下来。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构成一个特殊的阶层。在我被流放时，也有一些罢工工人被押送到北方来，他们往往是阴错阳差地被从群众中抓来的，大多数人目不识丁。对这些工人来说，流放是不可取代的政治和文化学校。这里的思想分歧由于无谓的争端而变得更加复杂，在把人们强行聚集在一起的地方总是这样的。个人的，特别是浪漫的冲突往往带有悲剧的性质，有时还导致自杀。在维尔霍勒恩斯克，我们轮流看护着一个基辅大学生。我在他桌上发现了闪闪发光的金属屑，后来查清他曾用铅自制猎枪子弹。我们没能看住他，他把枪口对准心脏，用脚趾扣动了扳机。我们默默地把他埋葬在一座山丘上。那时我们还羞于致悼词，认为这样做虚伪。在所有大型流放区中，都有自杀者的坟墓。有一些流放者则沉沦在环境之中，特别是在城市里；还有一些流放者成了酒鬼。在流放中和在监狱里一样，只有紧张的工作才能挽救自己。需要提一下，几乎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进行理论工作。那几年中，我在勒拿这条大水路上认识了捷尔任斯基、乌里茨基①和其他年轻的革命者，他们在后来将起重大的作用。我们焦急地等待着每一批新的流放者的到来。在一个漆黑的春天之夜，在宽阔的勒拿河岸的篝火旁，捷尔任斯基用波兰文朗诵着他的长诗，他的面庞和声音都很美，但诗却写得不怎么样。此人的一生是一首最严酷的诗篇。在我到达乌斯季库特后不久，就开始给《东方评论报》撰稿。这是一家地方性的合法刊物，它是由流放的老民粹派创立的，但马克思主义者也偶然插手。我从写农村通讯开始，后来得到编辑部的支持，又转写文学批评和政论文章。我曾非常激动地等待着自己的第一篇报导的刊载。我为了找笔名，随便翻开一本意大利文词典，看到了antidoto（解毒剂）这个词。很长一段时间，我的文章署名都是安季特·奥托，我开玩笑地对朋友们解释说，想把马克思主义的解毒剂注入合法报纸之中。报纸出我意料地把我的稿酬从一行两戈比提高到一行四戈比，这是成功的最好的证明。我阐述农民问题、评论俄国的经典作品、论述易卜生、豪普特曼②和尼采、莫泊桑和爱斯托尼、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③和高尔基。我常常通宵写作，探索需要的思想或斟酌词句，我把手稿改得乱七八糟。我成了作家。①乌里茨基，莫伊谢·索罗门诺维奇（1873—1918）俄国革命活动家，1917年10月领导党的军事总部和彼得堡革命军事委员会，1918年3月被社会革命党人杀害。——译注②豪普特曼，盖尔哈特（1862—1946）德国作家，德国自然主义的主要代表，19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译注③安德烈耶夫，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维奇（1871—1919）俄国作家。——译注从1896年——那时我还企图抵制革命思想——和1897年——那时我已经领导革命工作，但还试图抗拒马克思主义理论——起，我经历了一段曲折的道路。在我流放时，马克思主义最终成了我的基本世界观和思维方法。现在在流放中，我试图用我掌握的观点去分析那些所谓的人生“永恒”的问题，如爱情、死亡、友谊、乐观主义、悲观主义等等。在不同时代、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人的爱、憎、希望也各不一样。正如树通过它的根汲取土壤中的汁液供养它的花和果实，个人也在社会的经济基础中为自己的感情和思想（哪怕是最“崇高的”）吸收营养。在我那时的评论文学的文章中，我几乎只分析了一个题目，即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由这些报刊文章汇编而成的文集不久前刚刚问世。如果我今天再写这些文章，写出来的当然不会与当初的一样，但我无须对它们做任何实质性的修改。正统的或合法的马克思主义此时正经历着严重的危机。现在，我在活生生的经验中看到，新的社会需要是多么肆无忌惮地用为完全不同的目的准备的理论呢料来为自己缝制思想制服。在90年代之前，俄国知识分子主要停留在民粹派的理论中，该理论否定资本主义并把农民村社理想化。但此时，资本主义已在敲门，它许诺在未来给知识分子巨大的物质利益，让他们充当重要的政治角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利刃，用它来斩断民粹派的脐带，使自己和令人厌恶的过去一刀两断。因此，在上一世纪的最后几年中马克思主义迅速传播，所向披靡。但马克思主义理论刚刚完成了这一任务，它就开始让知识分子感到难受了。辩证法在证明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进步性时是好的，但当辩证法开始对资本主义本身加以革命的否定时，知识分子就觉得它是束缚并宣布它已经过时。在两世纪相交之际，正是我蹲监狱和流放的那几年，这是俄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批判的阶段。它从马克思那里学到了对资本主义的历史的辩护，但抛弃了他对资本主义的革命的否定。无政府主义的民粹派知识分子就是通过这条曲折的道路变成了资产阶级自由派。欧洲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不管其质量如何，现在在俄国找到了广阔的销路。只要提一下爱德华·伯恩斯坦成了从社会主义到自由主义的最受欢迎的向导，就足够了。规范哲学越来越得意地排挤着唯物辩证法。正在形成的资产阶级舆论需要强硬的规范不仅是要对付无法无天的专制官僚，还要反对不受约束的革命群众。康德推翻了黑格尔，但他自己也没有支持多久。俄国自由派来得太迟，它从一开始就坐在火山口上。绝对命令①对它来说是一个过于抽象并且靠不住的保险，为反对革命群众需要更有效的手段。先验唯心主义者变成了东正教基督徒。政治经济学教授布尔加科夫②从在农业问题上修正马克思主义开始，转变成唯心主义者，最后以穿上僧侣的长袍而告终，而且从开始到穿上僧袍之间总共也没隔几年。①绝对命令是康德伦理学的核心原则。——译注②布尔加科夫，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1871—1944）俄国经济学家、宗教哲学家，曾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和新康德主义结合起来，从合法马克思主义立场转到宗教哲学的立场。——译注本世纪的头几年，俄国成了一所各种社会思潮的大实验室。对共济会历史的研究武装了我，使我能够理解思想在历史过程中的辅助作用。“思想不会从天降，”我不断地重复着老拉布里奥拉的话。现在，关系到的不是纯科学的兴趣，而是政治道路的选择。在各个方面审查马克思主义，帮助我和许多年轻的革命者集中思想，把手中的武器磨得更加锋利。我们之所以需要马克思主义，决不仅仅是为了与很少触犯我们的民粹派一刀两断，而首先是为了揭示在资本主义本土之内反资本主义的不可调和的斗争。反修正主义的斗争不仅在理论上、也在政治上锻炼了我们，我们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那个时期，我们遇到了来自左面的批评。马哈伊斯基在更北面的一个流放区（似乎是维柳伊斯克）流放过一段时间，此人很快就名扬遐尔。马哈伊斯基从批判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开始，他的第一本揭露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的小册子在流放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第二本小册子批判了马克思的经济学体系，并得出了出乎意料的结论：社会主义是以由职业知识分子剥削工人为基础的社会制度。第三本小册子以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精神否定政治斗争。在几个月之中，马哈伊斯基的著作成了整个勒拿流放区最为引人注目的事情。它们对我来说是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有效的疫苗，无政府主义在语言的否定上大刀阔斧，但在具体结论上却毫无生气，甚至还有几分怯懦。我在莫斯科羁押监狱中初次面对面地碰上无政府主义者——乡村教师卢津，他性格孤僻、生硬、沉默寡言。在监狱期间，他对刑事犯很感兴趣，津津有味地听他们讲凶杀、抢劫之类的事。他不愿介入理论讨论之中。一次，我问他在自治村社制度下铁路将如何管理，他被我追问得无奈，才回答说：“在无政府主义制度下，我有什么必要乘火车。”这是他唯一一次介入理论讨论。这个答复对我来说也就够了。卢津试图把工人们拉到他那边，于是，我们之间展开了一场无声的斗争，而且并非没有敌意。我们被一起押往西伯利亚。春汛时，卢津决定驾小船横渡勒拿河，他当时有几分醉意，还向我提出挑战。我接受了他的挑战和他一起渡河。在汪洋一片的河面上漂浮着圆木、动物的尸体，还有不少漩涡。尽管我们没少担惊受怕，总算是平安地渡过了勒拿河。卢津忧郁地给我下了口头鉴定：好同志或是其他类似的词。我们之间的关系有所缓和。不过，他很快就被继续押往北方。几个月后，他在那里捅了县警察局长一刀。这个警察局长为人不错，伤势也不危险。卢津在法庭上宣称，他与警察局长无冤无仇，只不过是想借机杀杀专横的国家的威风。他被判处苦役。当在冰封雪盖的遥远的西伯利亚流放区中热烈地讨论着俄国农民分化、英国工联、绝对命令与阶级利益之间的关系、达尔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问题时，政府也在进行着意识形态的斗争。1901年2月，东正教圣教公会革除了列夫·托尔斯泰的教籍。所有报纸都刊登了圣教公会的敕令，指控托尔斯泰犯了6条罪：l）否定倍受赞美的三位一体的上帝本人的存在；2）否定我主基督死而复活；3）否定圣母无垢受胎，在生育前后始终是处女；4）不承认阴间生活和因果报应；5）否定圣灵恩典；6）亵渎圣餐仪式。那些蓄着大胡子、头发灰白的大主教们和给他们打气的波别多诺斯采夫以及所有其他国家柱石——他们认为我们这些革命者不仅是罪犯，还是疯狂的幻想家，而自己却是以全人类历史经验为依据的清醒思维的代表——要求这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相信无垢受孕和圣饼传送的圣灵。当我们反复阅读托尔斯泰的全部异端邪说时，每次都惊讶不已，并暗暗对自己说，不，以全人类经验为依据的是我们；我们代表着未来，而今天那些身居高位的人不仅是罪犯，还是狂人。我们信心十足地感到我们一定能战胜这座疯人院。旧的国家建筑已经布满了裂缝。大学生担当起先锋的角色，由于性急，他们往往求助于恐怖活动。卡尔波维奇①和巴尔马绍夫②的行刺，在流放区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就像是听到了警报一样。我们就恐怖策略展开了讨论，流放中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一致反对恐怖主义，诚然个别人有过短暂的犹豫。我们认为，化学炸弹不能代替群众。单枪匹马地蛮干，没等把工人阶级发动起来，自己就在英勇的斗争中烧成灰烬。我们的事业不是刺杀沙皇的大臣，而是用革命来推翻沙皇制度。这正是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之间的分水岭。如果说监狱是我的理论形成期的话，那么流放就是我的政治自决期。①卡尔波维奇，彼得·弗拉基米诺维奇（1874—1917）社会革命党人，1901年行刺教育部长。——译注②巴尔马绍夫，斯捷潘·瓦列里安诺维奇（1881—1902）社会革命党人，1902年枪杀内务部长Д．C．西皮亚金，被判处绞刑。——译注这样过了两年，在这段时间内，彼得堡、莫斯科和华沙的大桥下面不知又流过了多少水。运动开始从地下走上街头。在几个州中发生了农民骚动。社会民主党的组织扩展到西伯利亚的铁路沿线上，并与我建立起联系。我为他们撰写号召书和传单，在长达3年的间断之后，我重新投入到积极的斗争之中。流放者都不原意再在这里呆下去，逃跑之风开始盛行。于是只好规定先后顺序。几乎每个村里都有这样的农民，他们在孩提时代就受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影响。他们悄悄地把政治犯用船、大车和雪橇接力似送出西伯利亚。西伯利亚的警察实际上和我们一样软弱无力，广阔无垠的土地既是警察的盟友，又是他们的敌人。想抓住逃跑的流放犯是件难事，他淹死在河里或冻死在原始森林里的机会要更多些。革命运动蓬勃发展，但仍各自为战，每个地区，每个城市都进行各自的斗争。沙皇制度在行动统一上占有巨大的优势。这时，一些人想到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党。我就这个题目写了一篇专题报告，并复写了许多份，报告在各流放区流传，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我们以为在国内或国外的同志们对这个问题考虑得不够。其实，他们不仅考虑了，而且还付诸行动。1902年夏天，我收到了从伊尔库斯克寄来的几本书，包书用的是纸张极薄的国外近期报纸，我从这上获悉，在国外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报纸《火星报》，其任务旨在建立具有铁的行动纪律的职业革命家的统一组织。列宁在日内瓦出版的《怎么办》一书传到这里，该书是专门论述这个问题的。我顿时感到我那些专题报告、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以及为社会民主党西伯利亚联合会写的宣言，在这一宏伟的新任务面前显得这么渺小、孤陋寡闻。应当寻找其他的活动领域，应当逃离这里。当时，我们已经有了两个女儿，小的还不满4个月。在西伯利亚这种条件下的生活本来就不轻松，我的逃跑势必成倍地加重亚历山德拉·利沃夫娜的负担。但她只用“应该”这两个字排除了这个问题，对她来说，革命义务高于一切，首先是高于个人的考虑。当我们意识到这些新的宏伟任务时，是她首先提出让我逃跑的，她排除了由这条路所产生的一切疑虑。在我逃跑后的几天内，她成功地对警察掩盖了我的离去。我在国外期间，难得和她通信。此后，她又被第二次流放。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们只是偶尔见过几次，生活把我们分开，但我们之间始终保持着牢不可破的思想联系和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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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第一次入狱第八章第一次入狱在1898年1月的大搜捕中，我不是在尼古拉耶夫，而是在大地主索科夫尼克的庄园里被捕的，什维戈夫斯基在那里做园丁。我是在从亚诺夫卡返回尼古拉耶夫的途中顺路来到他这里，我带着一个大公文包，里面装满了手稿、图画、信件以及其他种种材料。夜里，什维戈夫斯基把那包危险的材料藏到储存白菜的窖里，第二天一早，他在去植树时把我那包东西从窖里拿出来，以便交给我进行工作。正在这时宪兵来了。什维戈夫斯基眼疾手快，在门厅里把那包东西扔到水桶后面。女管家在宪兵的监视下照料我们吃午饭，什维戈夫斯基抓空低声要她把纸包带走藏好。老太太想不出别的办法，她把纸包拿到果园里用雪埋了起来。我们深信证据不会落入敌人手中。春天来临、积雪融化，长起了青草，又遮住了被春水泡胀了的纸包。夏天来临，我们仍在坐牢。一个工人在地主的果园里割草，他的两个男孩在那里玩，无意中发现了这包东西，把它交给爸爸，他马上把它送到了老爷的房中。这位吓得要命的自由派地主立即把它带到尼古拉耶夫交给宪兵团团长。手稿的笔迹成了几个人的罪证。尼古拉耶夫的旧式监狱完全不适于关押政治犯，何况又这么多。我和一个年轻的装订工亚维奇被关在同一间牢房里。牢房很大，每间约关押30个犯人，里面没有任何家具，有只炉子，烧得也不暖和。牢房正对着走廊的门上有一个方洞，走廊直通院子。当时正值1月隆冬。夜晚给我们在地板上铺上草垫，早上6点钟收走。起床和穿衣服是件苦事。我和亚维奇穿着大衣、戴着帽子、穿着套鞋并肩坐在地板上，背靠着稍稍有点暖气的炉子，幻想或是睡上两个小时，这是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从不提审我们。我们为了暖和身体，在两个角落之间来回跑动，我们还纵情幻想、猜测和希望，我还开始和亚维奇一起学科学。就这样过了3个星期。一天，叫我去监狱办公室，在那里把我交给两个高大的宪兵，他们骑着马把我送到赫尔松监狱。这栋建筑物还要破旧。牢房很宽大，但带铁栅栏的窗子十分窄小，而且堵得严严实实，勉强能透进点光线。我处在完全绝对的孤独之中，既不放风，也没有邻居。从为过冬而堵得严严实实的窗口什么也看不见。我没有收到过外边送来的东西，我没有茶叶、也没有糖。犯人的伙食——稀粥每天吃午饭时送一次，一份撒盐的黑面包是我的早餐和晚餐。我是否有权减少晚饭来增加早餐的量，我每天都要为此和自己争辩好久。早上的论据到了晚上就毫无意义、而且是罪恶的了，在晚饭时，我憎恨早上吃掉的东西。我没有换洗的衣服，3个月内我始终穿着那一套衣服。我没有肥皂，监狱里的寄生虫几乎没把我活活吃掉。我给自己规定任务，每天沿着对角线走一千一百一十一步。我当时才18岁。我在监狱里处于绝对的与世隔绝之中，此后尽管我又蹲过20来个监狱，但我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再尝过这种滋味。我没有一本书、一支铅笔、一张纸。牢房里也不换空气，里面气味如何，我只能根据副典狱长进我房间时的怪相来判断。我吃完一块监狱的面包，然后一边沿着对角线来回踱步，一边做诗。我把民粹派的《棒歌》改编成无产阶级的《司机曲》，我还写下了无产阶级的喀马林歌曲。这些诗句质量平平，但后来却极为流行；在今天出版的歌曲集中还常常把它们收入其中。但有时也被孤独和寂寞折磨得无法忍受，这时，我便用穿坏的鞋掌格外清晰的数出一千一百一十一步。在快满3个月时，当监狱的面包、装满干草的口袋和虱子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都已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成分时，一天傍晚，看守们给我拿来一大堆从另一个神话世界里带来的东西：干净的衬衣裤、毯子、枕头、白面包、茶叶、糖、牛肉、罐头、橙子、苹果，色彩鲜艳的大橙子！……即使在事隔31年后的今天，我在重新点数这些美妙的东西时仍然激动不已，并揭发自己还漏掉了一桶果酱、一块肥皂和一把梳子。“这是您母亲给您送来的，”副典狱长对我说。尽管那时我还不太会揣度人的心理，但我从他的音调里马上明白他是受贿了。没多久就把我用轮船送往敖德萨并关进了那里的单人牢房。这座监狱是几年前用最新技术修建的。在尼古拉耶夫和赫尔松的监狱里关押过后，我觉得敖德萨的单人牢房简直是理想的地方了。敲墙、传递纸条、“电话”，即通过窗口直接喊话，总之，通讯工作始终不停。我把我在赫尔松监狱里写的诗通过敲墙的方式告诉我的邻居，他们则为我提供新闻。我通过窗口从什维戈夫斯基那里得知纸包被发现了，因此，我毫不费力地打破了想引我上钩的德列姆留格中校的计划。需要说一下，那时我们还不拒绝招供，像几年以后那样。在全俄性的春季失败之后，监狱已经人满为患。1898年1月，那时我被关押在赫尔松监狱里，在明斯克召开了社会民主党成立大会。会议总共只有9人参加，而且很快就被逮捕的浪潮所淹没。几个月后，人们就不再提它了。但会议的后果却对人类历史产生了影响……大会通过的宣言描绘出这样的政治斗争前景：“……在欧洲，越是往东方，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就越胆怯、越卑鄙，因而落在无产阶级肩头的文化和政治任务也就越加艰巨。”宣言作者是大名鼎鼎的彼得·司徒卢威这一事实，带有相当辛辣的历史讽刺味道，他后来成了自由派的领袖，再往后成了教会和专制反动派的御用文人。在敖德萨监狱的头几个月中，我没有收到从外面送来的书，只好满足于狱中的图书馆。这里的主要藏书是多年来保守的历史杂志和宗教杂志。我孜孜不倦、如饥似渴地研究这些杂志，我了解了过去和现在的一切教派和异教、东正教祈祷仪式的全部优越性、反驳天主教、新教、托尔斯泰主义和达尔文主义的最主要的论据。我在《东正教评论》上看到这样一段话，说基督教意识喜欢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真正的科学，因为科学是信仰的聪明的姊妹。巴兰的母驴曾与先知辩论，这个奇迹即使用自然科学也不能驳倒：“须知有会说话的鹦鹉，甚至还有会说话的金丝雀。”大主教尼卡诺尔的论据使我思考了好几天，甚至有时夜间做梦还继续考虑。对妖魔鬼怪、撒旦及它们的黑暗的鬼怪王国的研究，都是集数千年愚蠢之大全的作品，每次都重新震撼着这位年轻的理性主义者的头脑，并引起他的感慨。对天堂的空间位置及其内容结构的热情探索总以忧郁的调子结束：“没有确切地标明天堂的位置。”我在吃饭、喝茶、散步时都反复说这句话。极乐世界的地理经纬度也没有标明。一有适当机会，我和宪兵士官米克林就神学问题争论一番。米克林是一个贪婪、诡诈、凶狠的人，他博览宗教群书，并且十分虔诚。他拿着钥匙跑上铿锵作响的铁楼梯时，嘴里总哼着宗教歌曲。他对我说：“为一个词，就为一个词没说对，把圣母说成耶稣之母，异教徒阿利亚的肚子就破了。”“那为什么直到现在异教徒的肚子还好好的呢？”“现在、现在……”米克林气哼哼地说，“现在时代不同了。”姐姐从乡下来到这里，应我的要求给我送来4本外文《福音书》，靠学校里学过的德语和法语基础，把德文、法文《福音书》一句一句地读了下来，英文和意大利文的《福音书》也这样读完了。在几个月中，我的外文就获得了长足进步。不过，有必要提一下，我的语言能力非常一般，直到如今，我没有完善地掌握任何一门外语，尽管曾在欧洲许多国家中长期居住。在亲属探监时，犯人被关在一个小木笼里，两道栅栏把他和亲属隔开。爸爸第一次来看我时，以为我一直关在这只窄窄的小木笼里，内心的颤抖使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在回答我的问题时，光看他翕动嘴唇听不到声音。他当时的面部表情我终身难忘。妈妈来看我时已经有了思想准备，所以比较平静。世界性事件的余波传到我们耳朵里时，已是支离破碎了。南非战争对我们几乎没有什么触动，那时我们还是十足的乡下佬。至于英布战争①，我们主要倾向于从大资本必然战胜小资本的观点来解释。德雷福斯案②当时已达到高潮，它只是偶尔以其戏剧性引起我们的兴趣。一次，有消息传来，说法国发生政变，君主政体再度复辟。我们感到无法洗刷的耻辱。宪兵们慌张地在走廊和铁楼梯上跑来跑去，想平息敲击声和喊叫声，他们以为是因为给我们的午饭又馊了呢。不，这是关押在监狱里的政治犯在强烈抗议君主政体在法国复辟。①英布战争亦称布尔战争，系1899—1902年间英国对南非两个布尔人共和国发动的侵略战争。——译注②德雷斯福案件系1894年法国军阀诬告法国总参谋部犹太血统军官德雷福斯为德国间谍的案件。雨果等著名人物曾为德雷福斯辩护。这场斗争导致一场社会危机。——译注刊登在神学杂志上有关共济会①的文章引起了我的兴趣。我问自己，这个流派是怎么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应该怎么解释它呢？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相信多种历史因素集合论，抵制历史唯物论，众所周知，前者至今仍是社会科学中传播最广的理论。人们将其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称为因素，并赋予这一概念以超社会的性质，然后再迷信地把自己的社会活动解释为这些独立力量相互作用的产物。这些因素从哪里来的，即它们是在什么条件的作用下从原始人类社会中发展起来的呢？官方的折衷主义未必会考虑这个问题。我在牢房里兴奋地读了意大利老资格黑格尔学派的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②的两篇出色的述评，它们是以法译本进入到监狱之中的。拉布里奥拉像为数不多的拉丁语系作家一样，他掌握了唯物辩证法，但不是在政治领域中（这是他的弱项），而是在历史哲学领域中。在他那华丽的浮光掠影的叙述下，隐藏着真正深刻的见解。拉布里奥拉彻底地清算了多种因素集合论，历来认为高踞在奥林波斯山上并从那里支配着我们命运的多种因素集合论，被拉布里奥拉一笔勾销了。尽管从我拜读他那两篇文章至今已经过了30年，但他的总的思路和经常出现的警句“思想不会从天降”仍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记忆中。此后，我觉得拉夫罗夫、米哈伊洛夫斯基、卡列耶夫等俄国多种因素集合论理论家都极其浅薄。又过了一段时间后，我简直无法理解那些共产党员，德国教授施塔姆勒③的《经济与法》这本内容贫乏的书竟会对他们产生影响。该书无非是无数这类企图之一，即想把从阿米巴开始至今乃至以后的伟大的自然史和人类史洪流塞进永恒范畴的封闭的环之中，可这些范畴实际上仅仅是生动的历史过程在迂夫子头脑中留下的痕迹而已。①共济会系18世纪产生于英国的宗教道德运动，后传播到许多国家。其名称、组织和传统来自中世纪石匠和建筑工匠行会团体。共济会企图建立一个世界性的秘密组织，以达到把全人类联合在宗教兄弟同盟中的乌托邦理想。——译注②拉布里奥拉，安东尼奥（1843—1904）意大利哲学家、理论家、马克思主义宜传家，曾参加意大利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主要著作有《唯物史观概论》。——译注③施塔姆勒，鲁道夫（1856—1938）德国法学理论家，马尔堡新康德主义学派代表。主张法律对经济、对国家来说是第一性的。——译注正是在这段时期，共济会的问题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在几个月内勤奋地阅读了大量有关共济会历史的书籍，它们都是我的亲属和朋友从城里搞来的。为什么在17世纪的头25年中，商人、艺术家、银行家、官吏和律师开始自称为石匠，恢复中世纪行会的仪式呢？为什么要这种古怪的伪装呢？我逐渐摸清了问题的全貌。古老的行会不仅是生产组织，而且还是道德—生活组织。行会，特别是建筑工作中半工匠半艺人的行会涉及到城市居民生活的所有方面。行会经济的解体意味着刚刚把中世纪留在身后的社会的危机。新道德的形成远比旧道德的崩溃要缓慢得多，由此产生了历史上常见的现象，即当旧形式的社会基础——当时就是生产行会的社会基础——已被历史的进程摧毁后，人们仍企图保持旧道德和旧规范的形式。生产的共济会变成了思辩的共济会。但正如在这种情况下常见的那样，人们为旧形式本身而保持的过时的道德—生活形式在生活的压力下，获得了完全不同的新内容。在共济会的一些个别分支（如苏格兰体系）中，赤裸裸的封建反动成分很强。18世纪，许多国家中的共济会这一形式充实了战斗的启蒙运动，作为革命先驱的“开明派”就是如此，而它的左翼则变为烧炭党①。路易十六②是共济会会员，但发明断头台的吉约坦医生也是共济会会员。南德的共济会具有明显的革命性，而在叶卡捷琳娜③的宫庭中，它则成了贵族—官僚等级制度的虚假的反映。作为共济会会员的女皇把共济会会员诺维科夫④流放到西伯利亚。①烧炭党系19世纪意大利秘密组织，为民族解放和建立宪政制度而斗争。由其象征精神净化的烧木炭仪式而得名。——译注②路易十六（1754—1793）1774—1792年为法国国王，法国大革命开始后，曾呼吁外国进行干涉，后被绞死。——译注③指叶卡捷琳娜二世（1729—1796)1762年起为俄国女皇。——译注④诺维科夫，尼古拉·伊万诺维奇（1744—1818）俄国教育家、作家、出版家，曾创办《雄蜂》、《画家》等讽刺杂志。18世纪70年代加入共济会。1792—1796年间被叶卡捷琳娜二世监禁在施吕瑟尔堡。——译注在我们这个服装便宜的时代，几乎没有人再穿祖父的长礼服，但在思想领域中的长礼服和钟式裙还占着不小的地盘。思想的全部财产代代相传，虽然祖母留下来的枕头和毯子已经发出馊味，甚至那些被迫改变观点的人，往往还是把它硬塞进旧形式中。在我们生产过程中的转折，远比我们思想过程中的转折更加强大，后者宁愿用缝缝补补、改头换面来代替重新建设。法国小资产阶级议员力图用某种人们之间的道德联系来与当代关系的粹碎一切的力量相抗衡，他们除了扎上围裙、拿起圆规和铅锤外，找不到更好的方式，其原因就在这里。他们在这样做时，考虑的并不是建设新建筑，而只是想钻进现成的议会或各部的建筑物之中。因为在监狱里发新笔记本时要把旧笔记本收回，所以我搞了一本有一千页的笔记本。我用细小的字体摘录了许多书籍的精华，并把自己对共济会和从唯物主义的角度认识历史的理解穿插其间。这项工作总共用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我对其中的个别章节进行了加工，誊抄在私下搞到的笔记本上，送给其他牢房的朋友们阅读。为此我们建立了一个称为电话的十分复杂的传递系统。接收人的牢房如果离我的牢房不远的话，他就把一个重物拴在绳子的一端，用手握住绳子的另一端并把手尽量伸出窗外旋转这个装置。我在事先通过敲墙约定的时间里，把地板刷尽可能地探出窗外，当吊锤缠到地板刷上时，我把刷子拽回来，把我的手稿系在绳头上。如果接收人离得远的话，传递则要通过好几个中转站，这当然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我在敖德萨监狱关押期满之时，那本经宪兵上士乌索夫检查并签了字的厚厚的笔记本成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深刻的哲学思想的名符其实的宝库。我不知道，今天是否可以按当初写的那样把它印刷出版。我同时从各个领域，时代和国家知道了许多东西，我现在担心自己在第一本著作中把太多的东西一股脑儿全倒了出来。但我认为，我的基本思想和结论是正确的。我已经感到，我的脚跟已站得非常稳，这种感觉随着工作的进展而不断增强。今天，为了能找到这本厚厚的笔记本，我不惜付出巨大代价。流放期间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虽然那时我已经停止了对共济会的研究工作，转而研究马克思的经济学体系。在流亡国外之后，亚历山德拉·利沃夫娜从流放地托我的父母把这个笔记本带给我，1903年他们曾到巴黎看望过我。当我离开日内瓦非法地潜回俄国时，笔记本和我的全部简单的档案材料一起留在日内瓦，存入了《火星报》的档案材料之中，并在这里夭折。在我第二次从西伯利亚逃到国外后，我试图找到自己的作品，但毫无结果。看来，它不是被用来点炉子烧掉了，就是被保管档案的瑞士女房东派了其他用场。我不能不谴责这位可敬的女房东几句。我对共济会的研究工作是在监狱里进行的，我手头只有有数的几本书，这一情况对我反而有利。在此之前我没有通读过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文献。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的述评是哲学论战性的，其中的前提知识我不具备，我只能以猜测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我读完了拉布里奥拉的文章之后，脑子里产生了一大堆假说。研究共济会的工作对我来说，是对我提出的假说的验证。我没有揭示任何新东西，我得出的所有那些具有方法论性质的结论，都是人们早已得出并加以运用过的结论，但我在某种程度上是独立地摸索出来的。我认为，这对我的思想发展是有益的。那些我在监狱中觉得是我自己的还有待检验和论证的推测，后来我都在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和梅林的著作中得到了证实。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以教条的形式一下子灌输进我的头脑，辩证法最初也不是以抽象的定义出现在我的面前，而是我在我力求理解的历史过程中找到的一股永不衰竭的动力。当时，革命浪潮已经席卷全国。历史辩证法为此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学生运动变成了示威游行，哥萨克鞭打学生，自由派因子女受到欺凌而愤怒不已。社会民主党不断壮大，与工人运动联系得越来越紧。革命不再是知识分子小组的特有的工作，被捕的工人人数不断增多。监狱里尽管拥挤，呼吸却更自由一些。第二年底，我们因南俄工人协会一案被判刑，4名主犯被判处流放东西伯利亚4年。我们还要在莫斯科羁押解送犯人的监狱里再蹲上半年多，这段时间是紧张的理论工作的机会。我在这里第一次听到列宁的名字，并开始研究他那本不久前问世的论述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的著作。我在这里撰写了总结尼古拉耶夫工人运动的小册子并把它送到外面，它很快就在日内瓦出版。夏天，我们被从莫斯科监狱里押解出来，沿途又在许多监狱中羁留过，直到1900年秋天，我们才到达流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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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我的第一个革命组织第七章我的第一个革命组织1896年秋天，我仍回了一趟家，但这仅仅是与家庭的短暂的休战。爸爸希望我能当一名工程师，可我还在我越来越感兴趣的纯数学和逐渐占据了我身心的革命之间徘徊不定。只要一触及这个问题，家里就会爆发一场严重的危机。人人都心情忧郁，个个都很痛苦，姐姐甚至还悄悄落泪，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一位在农村作客的舅舅——敖德萨的工程师和工厂主——劝我到他那儿去暂住一时。这也不失为摆脱困境的一条出路。于是，我在舅舅家住了几个星期。我和他就利润和剩余价值的问题进行争论，不过，我舅舅谋取利润比解释利润更在行。考数学系的事拖了下来。我生活在敖德萨并不断地探索。探索什么？主要是自己。我偶然结识了几位工人，搞到几本非法出版物，我还教课、给技校高年级学生做秘密报告、与马克思主义者辩论，我那时还不想投降。我乘秋天最后一班轮船返回尼古拉耶夫，重新住进什维戈夫斯基的花园里。故态复萌。我们讨论最新出版的激进杂志，争论达尔文主义，模模糊糊地准备着、期待着。开始进行革命宣传的直接推动力是什么？这很难回答。推动力来自内心深处。在我回到其中的那个知识界中，没有一个从事过真正的革命工作。我们自知，在我们饭后茶余的永无休止的谈话和革命组织之间，隔着一道深深的鸿沟。我们深知，与工人建立联系需要严格保密。我们说“保密”这个词时十分严肃、带着敬意，甚至还有点神秘色彩。我们最终将从喝茶转入秘密工作，我们对此毫不怀疑。但是谁也说不清楚，这个转变在何时和怎样发生。我们最常用的为拖延辩解的理由是还需要准备，但这并不全对。不过，显然是在政治气氛中发生了什么变化，使我们急剧地走上革命宣传的道路。变化不是直接发生在尼古拉耶夫，而是在全国、首先是两个首都①，但是在我们这里也引起了反响。1896年在彼得格勒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纺织工人大罢工，它增强了知识分子的勇气和决心。大学生感到强大的后备军已经觉醒，就变得更加勇敢。在夏天，在圣诞节和复活节时，几十个大学生来到尼古拉耶夫，带来了彼得堡、莫斯科和基辅斗争的余音。其中有些人是被大学开除了，这些不久前的中学生带着战士的光环返回故乡。1897年2月，政治犯韦特罗娃②在彼得保罗要塞自焚。这出没有彻底查明的悲剧震动了所有的人，在几座大学城里闹起了学潮，逮捕和放逐日趋频繁。①指莫斯科和彼得堡。——译注②韦特罗娃，玛丽娅·费多谢耶夫娜（1870—1897）革命民粹派，民意社成员，1896年被监禁在彼得堡罗要塞，为抗议监狱制度而自焚。——译注我是在“韦特罗娃”示威中参加革命工作的。过程如下。一次，我和我们公社中年龄最小的成员格里戈里·索科洛夫斯基（他比我稍小一些）一起在街上走。“我们该开始了”，我说。“是该开始了，”索科洛夫斯基赞同说。“不过怎么开始呢？”“是啊，怎么开始呢？”“应当找到工人，不用再等，也不用再问，找到工人就开始。”“我想可以找到”，索科洛夫斯基说，“我的一个熟人是街心花园的看门人，是个圣经会教徒，我这就去找他一趟。”索科洛夫斯基当天就去街心花园找圣经会教徒，但那个人早就不在那里了。接替他的是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有个熟人，他也是某个教派的信徒。索科洛夫斯基通过这个陌生女人的熟人当天就认识了几个工人，其中有一个电工名叫伊万·安德烈耶维奇·穆欣，他很快就成了革命组织的主要人物。索科洛夫斯基探险回来时，兴奋得两眼放光：“就是这些人，都是好样的！……”第二天，我们5、6个人一起坐在一家小饭馆里。留声机在我们头上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以免别人听到我们的谈话。穆欣是个身材削瘦的人，蓄着尖胡子，他狡黠地眯缝着聪明的左眼，友好但却有几分担心地打量着我那张没有胡须的面庞。他带着意味深长的停顿详尽地对我解释说：“在这种工作中，福音书只是诱饵，我从宗教开始，把他们引向生活。几天前，我用豆荚给史郭达教派①教徒揭示了全部真理。”①史郭达教派系19世纪后半期俄罗斯和乌克兰农民中的宗教派别，是新教教义和精神基督教教义结合的产物。——译注“用豆荚？”“非常简单。我把一个豆荚放在桌上，这是沙皇；在它周围再放上一些豆荚，这些代表大臣、主教、将军，还有贵族和商人；这边放上一堆豆荚，这是普通老百姓。现在我问：‘沙皇在哪里？’他指中间那颗：‘大臣们在哪里？’他指周围那些，也就是说照我讲的重复了一遍。好了，现在请等一下，”伊万·安德烈耶维奇说，“请等一下。”他闭上了左眼，停了一下。“我这是表示用手把所有这些豆荚都混在一起。‘现在你再指一下，沙皇在哪里？大臣们在哪里？’他说：‘现在谁还认得出来啊？就连你也找不出来了……’‘你算是说对了，’我说，‘你找不出来了，为此就应该把所有的豆荚搅在一起。’”我听了伊万·安德烈耶维奇的话，兴奋得汗都出来了。这才是真格的。可我们却自作聪明，猜啊、等啊。留声机还在不停地唱——这是为了保密，伊万·安德烈耶维奇用豆荚推翻了阶级结构——这是革命宣传。“不过怎么才他妈的能把它们混起来呢？这倒是个麻烦事，”穆欣用另一种声调说，两只眼睛严厉地看着我。“要知道这不是豆荚，不对吗？”现在，他在等待我的回答。从这天起，我们开始埋头工作。我们没有年长的领导人，自己的经验也不够，但我们从没有感到困难和不知所措。一件件事情由此及彼犹如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就像穆欣在小饭馆里的谈话一样。上世纪末，俄国的经济生活迅速地移向东南方。一座座大型工厂相继在南方建立起来，其中有两家在尼古拉耶夫。1897年，尼古拉耶夫的产业工人约有八千人、工匠约有两千人。工人的工资水平和文化水平相对较高，没有文化的工人所占比例极小。革命组织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一直由各宗教派别所占据，它们成功地与官方东正教进行着斗争。由于没有严重的警报，宪兵队的警惕性不高。这对我们十分有利。如果认真安插密探的话，我们在头几个星期就会被捕了。但我们是先驱，享有先驱者享有的一切有利条件。只是在我们把尼古拉耶夫的工人发动起来之后，才惊动了宪兵。在和穆欣及其朋友们结识时，我自称是利沃夫。这第一次为保密而扯谎对我来说并不容易，因为欺骗那些为了从事宏伟的事业而和你走到一起来的人，毕竟是件痛苦的事。但是利沃夫这个化名很快就和我紧密地联在一起，连我自己对它也习惯了。工人们都自发地来找我们，就像他们在工厂里等我们等了好久似的。每个工人都带来一位朋友，有些人和妻子一起来，有些上岁数的工人还把儿子带到小组来。不是我们去找工人，而是工人来找我们。我们这些没有经验的年轻领导人很快就被我们所唤起的运动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们的每句话都能引起反响，在住宅、森林和河边上举行的地下活动——阅读非法出版物和谈话，每次都能聚集20到25人，有时还要多，其中大多数都是技术水平高、工资挣得不少的工人。在尼古拉耶夫造船厂中，那时已经实现了一天8小时工作制，那里的工人对罢工不感兴趣，他们要探索的是社会关系的真理。其中有些人自称是浸礼派①教徒、史郭达派教徒、福音派基督徒②，但这些并不是严守教条的教派，工人们需要的是摆脱东正教，而浸礼派是走上革命道路的一条捷径。在头几个星期中，他们之中的某些人在和我们谈话时还使用教派的术语，总爱用基督教早期做对照。但没过多久，几乎所有人都摆脱了这些宗教用语，更年轻的工人还肆无忌惮地拿它们开心。①浸礼派系新教教派之一，17世纪出现，19世纪60年代开始在俄国流传。——译注②福音派基督徒系新教中最接近浸礼派的一个宗派。——译注其中更加突出的人物至今仍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我的记忆中。木工科罗特科夫总戴着圆顶礼帽，他早就摆脱了神秘主义，好开玩笑、喜欢做诗。“我是一个理主义者，”他常常庄严地说，意思是说他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当已经有孙子的塔拉斯·萨维利耶维奇这个老福音派教徒可能是第一百次说起最早的基督徒也像我们一样秘密地集会时，科罗特科夫打断了他：“我把你的神学——瞧！”他从头上摘下圆顶礼帽，愤怒地把它向上一抛，扔到树木之间。后来他站了一会儿，又去找他的帽子。这件事发生在林间沙地上。很多工人被新的感情所支配，于是开始写诗。科罗特科夫写了一首《无产阶级进行曲》，头一句就是：“我们就是全部，我们就是始终。”涅斯捷连科也是个木匠，他和儿子一起参加了亚历山德拉·利沃夫娜·索科洛夫斯卡娅的小组。他写了一首歌颂马克思的乌克兰抒情歌曲，我们曾合唱过这首歌。但涅斯捷连科本人后来表现不好，他和警察局勾搭起来，并出卖了自己的组织。年轻的壮工叶菲莫夫是一个淡褐色头发的巨人，长着一对蓝眼睛。他出身于军官家庭，相当有文化，甚至可以说学识渊博。他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层，我是在无业游民的小食铺里发现他的。叶菲莫夫在码头上当装卸工，既不抽烟也不喝酒，办事稳重、待人彬彬有礼。但在他心头似乎埋藏着什么秘密，使他变得十分忧郁，尽管他才21岁。很快叶菲莫夫就告诉我，好像是他知道一个民粹派分子的秘密组织，建议我们跟他们合并。我、穆欣和叶菲姆在一家名叫俄罗斯的人声鼎沸的小饭馆里喝茶，听着震耳欲聋的留声机耐心地等待。最后，叶菲姆用眼睛指给我们看一个人，他留着商人胡子、身材高大结实。“是他。”那人独自坐在一张小桌子旁喝茶，然后站起身来、穿好衣服，机械地对着圣像划十字。“这就是民意党人！”穆欣低声惊叹道；“民意党人”拒绝和我们结识，他通过叶菲姆转达了一些含糊的解释。这件事始终是个谜。叶菲姆本人很快就诀别了人世，他用煤气自杀了。这位长着一双蓝眼睛的巨人很可能只是密探手中的玩物，也许还要坏一些……穆欣的职业是电工，他在他的住宅里安装了复杂的报警系统，以防警察突然袭击。穆欣那时已经27岁，有点咳血，他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实践智慧，我觉得他简直是像老人一样睿智。穆欣始终是个革命者。他在第一次流放后马上又被捕入狱，然后再次被流放。时隔23年之后，我在哈尔科夫举行的乌克兰共产党的会议上与他重逢。我们久久地坐在角落里追忆往事，回想起当时的种种情节，并彼此讲述了那些在革命初期与我们有联系的人的后来命运。穆欣在这次大会上被选入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就他的一生来说，这个职务他是当之无愧的。穆欣在这次会议之后很快就病倒了，而且再也没有起来。穆欣在与我结识之后没多久，就把我介绍给他的一个朋友巴边科，也是一个教派教徒。巴边科自己有一所不大的房子，院子里长着几棵苹果树。他是个跋子，生性慢条斯理、头脑清醒，他教会我用苹果代替柠檬的沏茶方法。巴边科和许多人一起被捕，在监狱里蹲了许多年，后来又回到尼古拉耶夫。命运把我们彻底分开。1925年，我在一张报纸上偶然看到，当年南俄工人协会成员巴边科现在住在库班。此时他的双腿已经瘫痪。我做了一番努力，把老人送到叶先图基去治疗，在1925年时，这对我来说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后来，老人的双腿又能行走了。我到疗养院去探望他，他根本不知道托洛茨基和利沃夫是同一个人。我们又在一起喝加苹果的茶、一起回忆往事。当他很快就听说托洛茨基是反革命分子时，想必会惊讶万分吧！还有许多有趣的人物，可惜不能一一列举。有几位非常出色的年轻人，他们的修养极好，上过造船厂的附属技校，领导人的话刚说一半他们就能领悟。这样，革命宣传比想象的更加通俗易懂。工作效率如此之高，使我们感到惊讶和陶醉。我们从有关革命活动的故事中得知，通过革命宣传鼓动争取到的工人数字是有限的，一个革命者能吸引两三个工人，就算是不错的成绩了。而在我们这里，参加小组或想参加小组的工人确实无数。所缺的就是领导人，材料也不够。领导人争相传阅的唯一一本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是一本从敖德萨搞来的破旧的手抄本，抄写的字体不同，还有不少遗漏和歪曲。很快我们就开始自己编写读物，这就是我的写作工作的开端，它几乎与我的革命工作同时起步。我自己撰写传单和文章，然后用印刷体誊写一遍以便胶印。那时根本就不知道有打字机。我工工整整地写着印刷体字母，认为认真的工作可以使不大识字的工人也能毫不费力地看懂从我们的胶印机上印出来的传单。每抄一页起码得用两个小时。有时我连续伏案抄写几个星期，连腰都不直一下，只有在开会或从事小组的其他工作时才暂时中断。但是，当从工厂和车间传来消息，说工人们如饥似渴地传阅并热烈讨论这些印着淡紫色字母的神秘传单时，又给我带来多大的满足啊！他们认为传单的作者是一个强大神秘的人物，他深入到所有工厂之中，知道每一个车间里发生的事情，而且在24小时后便能用新传单对事件加以评论。开始时，我们自己熬制胶版、于夜深人静时在自己家中印传单，派一个人在院里放哨。在一只敞开的炉子里放着煤油和火柴，以便在危险时刻烧毁罪证。这一切都很幼稚，不过，尼古拉耶夫的宪兵那时经验比我们多点有限。后来，我们把印刷所转移到一个上了年纪的工人家里，他的眼睛在一次车间事故中失明。他毫不犹豫地让我们使用他的住宅，并平静地笑着说：“对盲人来说到处都是监狱。”我们逐渐把大量甘油、明胶和纸张集中到他那里。我们总是在深夜工作。空荡荡的房间和几乎垂到头顶上的顶棚确实是一副可怜的赤贫景象。我们在一只铁炉子上熬革命的胶液，然后把它倒在洋铁皮上。盲人比谁都更有把握地在屋里走来走去，给我们帮忙。当我从胶印机上把一张刚印好的传单揭下来时，两位年轻的男女工人肃然起敬地彼此看了几眼。如果能以清醒的目光居高临下地看这群年轻人，他们在昏暗中围着一台破旧的胶印机忙碌，那么，他们想推翻这个强大而古老的国家的意图是一个多么可怜的狂想？但是，这个意图仅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就成了事实，从那些夜晚到1905年总共18年，到1917年还不足20年。口头宣传未曾给我带来书面宣传所带来的那种满足。因为那时我的知识还不够丰富，也没有掌握用恰当的方式把它们奉献出来的技巧。我们那时还没有真正的演讲。只有一次五·一节在树林里集会，我不得不讲几句。这使我异常窘困，每个词在从我嘴里说出来之前，我都觉得虚假得不能容忍。但在小组里谈话有时还进行得不错。总之，革命工作搞得紧张热烈。我保持并发展了与敖德萨的联系。傍晚，我来到尼古拉耶夫的码头，花1卢布买1张三等舱的船票，在甲板上靠近烟囱的地方躺下，头下枕着上衣，身上盖着大衣，早晨一觉醒来，已到了敖德萨，找我的熟人联系。当天晚上还是在轮船上度过，这样，我就用不着在往返途中花时间了。我在敖德萨的关系出人意料地扩展起来。一次，我在公共图书馆的入口处结识了一位戴眼镜的工人，我们相对凝视了一会儿，就猜到了对方的身份。他叫阿尔伯特·波利亚克，是个排字工，后来成了党中央印刷厂的著名组织者。与他结识使我们这个组织跨入新时期。几天后，我把满满一箱子国外出版的非法读物带回尼古拉耶夫。这都是封面色彩鲜艳的崭新的宣传小册子，我们时不时地打开箱子，欣赏我们的宝藏。工人们争相传阅这些读物，大大地提高了我们的威信。我在与波利亚克的交谈中无意得知，冒充工程师的技工施伦采尔原来是一个老牌奸细。这个人早就围着我们转来转去，是个纠缠不已的蠢货，头上老是戴着一顶别着徽章的帽子。我们本能地不信任他，但他毕竟还是知道了一些我们的人和事。我把施伦采尔请到穆欣家里，我在那里没有指名道姓地详细讲述了施伦采尔的履历，使他狼狈不堪。我们威胁说，如果他胆敢出卖我们，必将严惩不贷。看来，威胁起了作用，因为此后3个月内，没有人来打扰我们。但在我们被捕之后，施伦采尔提供了一大堆骇人听闻的证词。为了吸收其他城市的工人参加，我们把我们的组织命名为“南俄工人协会”。我起草了具有社会民主党精神的协会章程。当局试图在各工厂公开进行反对我们的宣传，我们在第二天就用传单加以反击。这场决斗不仅唤起了工人，也唤起了广大市民。最后，全城都在议论把工厂淹没在传单中的革命者，到处都在谈论着我们的名字。警察局仍在犹豫，因为他们不相信“果园里的小家伙们”能进行这场战役，并猜测我们背后有经验更丰富的领导人。看来，他们怀疑那些老流放犯，这又使我们赢得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但最后，对我们的跟踪已经十分明显，宪兵们想必是一个接一个地发现了我们的小组。我们决定在几个星期内分头离开尼古拉耶夫，以便割断警察的线索。我应该回农村找我的父母，索科洛夫斯长娅和她弟弟去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等等。同时我们决定，如果大搜捕的话，我们都不躲藏、听任警方逮捕。不给宪兵口实，使他们不能对工人说：“你们的领导人把你们抛弃了。”在我临行前，涅斯捷连科要求我亲自把一叠传单交给他，并指定夜晚在墓地后面接头。这是一个明朗的月夜，地上铺着厚厚的积雪。墓地后面是一片空地，我在约定的地方找到了涅斯捷连科。当我把一包传单从衣襟下掏出来递给他时，从墓地围墙那边过来一个人，他贴着我们身后走过，还用胳膊碰了涅斯捷连科一下。“这是谁？”我吃惊地问。“不知道，”涅斯捷连科目送着远去的人回答说。他那时已经和警察勾搭上了，可我却对他毫不怀疑。1898年1月28日进行了大搜捕，一共逮捕了200多人。镇压开始了。被捕的人中有一个姓索科洛夫的士兵被吓得从监狱二楼走廊上跳楼自杀，但只摔成重伤；另一个囚犯列万多夫斯基被宪兵折磨得神经错乱，类似的牺牲品还有一些。在被捕者中有一些误抓的人。在我们对之抱有希望的人中间，有几个离开了我们，更有甚者乃至叛变出卖我们。相反，在那些本来并不显眼的人中间，却有些人显示出他们的性格力量。车工奥古斯特·多恩不知为什么也被捕了，而且被关押了好久。他是德国人，50来岁，总共才参加过一两次小组活动。他表现得非常出色。为了鼓励年轻人的士气，他在监狱里大声唱些欢快的、诚然并不总是合乎道德的德国小调，用生硬的俄语开玩笑。在莫斯科羁押解送犯人的监狱里，我们被一起关在一间大牢房中，多恩总是要请茶炊到自己身边来，最后一句是：“既然你不愿意，那多恩只好去找你！”这个场面虽然天天重复，但大家总是报以善意的笑声。尼古拉耶夫的革命组织遭到了残酷的打击，但它并没有消失，很快就有人取代了我们。无论是革命者还是宪兵，都变得更有经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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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转折第六章转折从上一世纪中叶起，俄国的政治发展以10年为单位来计算。克里木战争①之后的60年代是启蒙时代——我国短暂的18世纪。在下一个10年中，知识分子已试图从启蒙思想中得出具体结论；它从到民间去进行革命宣传开始，以从事恐怖活动而告终。70年代主要是以“民意党”②的年代载入史册。一代人中的精英分子在炸弹斗争③中烧成灰烬，敌人仍固守着自己的阵地。继之而来的是颓丧、绝望、悲观、宗教和道德探索的10年——80年代。但是，在反动的掩盖下，资本主义的力量在默默地进行着它的工作。90年代带来了工人罢工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新的高潮在新纪元的头一个10年中，即1905年革命中达到了顶点。①克里木战争（1853—1856）系俄国与土耳其争夺近东统治权的战争，后来，土耳其联合英、法、撒丁3国联合抗俄。战争以俄国的失败，在巴黎签署和约告终。——译注②民意党系俄国革命民粹派的最大组织。1879年成立于彼得堡，其纲领是推翻专制制度，召开立宪会议，把土地交给农民。主要活动是在各阶层居民中进行宣传及恐怖活动，曾8次组织刺杀亚历山大二世，1881年成功。后因多数成员遭逮捕而衰败。——译注③指民意党人曾多次用炸弹谋刺沙皇。——译注80年代是打着正教院总监波别多诺斯采夫的印记的年代。他是专制政权和全社会停滞的典型代表。自由派认为他是一个不理解生活的纯粹的官僚典型。但事实并非如此，波别多诺斯采夫对隐藏在人民生活深处的矛盾的认识远比自由派要清醒、严肃得多。他明白，如果把专制的螺丝帽放松一点，来自下层的压力将会彻底掀掉社会的上层建筑，那时，波别多诺斯采夫和自由派心目中的文化和道德基础将会化为乌有。就其本身来说，波别多诺斯采夫看问题比自由派更深刻。如果历史过程比这位亚历山大三世、尼古拉二世的鼓动者所竭力捍卫的拜占庭制度更强大，那决不是他的罪过。在沉闷的80年代，当自由派们认为一切都已停顿时，波别多诺斯采夫感到脚下起了涟漪和地下传来的低沉的震动。他在亚历山大三世统治的最平静的年代中也始终忐忑不安。他在给他信任的亲信们的信中这样写道：“说来痛心，过去、现在乃至未来都十分艰难。沉重的负担始终压在我的心头，因为我时刻看到时代精神和人变成了什么样子……把现在与遥远的过去相比较，我们会感到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中，这里的一切都倒退向原始的混乱，而我们在这种迷误中感到自己无能为力。”波别多诺斯采夫活到了1905年，这时使他胆战心惊的地下力量喷涌而出，头几道深深的裂缝穿过了整个旧建筑的地基和山墙。一般认为，以歉收和饥馑为标志的1891年是俄国真正的政治转折的一年。新的10年，工人问题不仅在俄国是核心问题。190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了爱尔福特纲领。教皇利奥十三世①发布了有关工人状况的教皇通谕。威廉②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其中荒诞的无知与官僚主义的浪漫情调结合在一起。沙皇与法国的靠近保证了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入俄国。任命维特为财政部长揭示了工业保护关税制时代的来临。资本的迅猛发展产生了那种“时代精神”，它折磨着波别多诺斯采夫，使他产生种种可怕的预感。①利奥十三世（1810—1903）1878年起任罗马教皇。——译注②威廉二世（1859—1941）1888—1918年德国皇帝兼普鲁士国王。——译注政治向积极方面的转变最先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表现出来。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活动越来越频繁、果敢。沉睡了多年的民粹派也同时开始复苏。1893年第一本合法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问世，它出自司徒卢威①的手笔。那时我刚刚14岁。这些问题离我还很遥远。①司徒卢威，彼得·伯恩加尔多维奇（1870—1944）俄国经济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合法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立宪民主党领导人之一。——译注1894年，亚历山大三世去世。在这种场合下，自由派总是试图在继位者身上为其希望找到支柱。他却把这些一脚踢光，年轻的沙皇在接见地方自治工作者时，称立宪的希望是“无稽的幻想”。这句话刊登在所有各家的报纸上。但人们私下相传，似乎在沙皇的讲话稿上写的是“无根据的幻想”，但沙皇由于激动说得比原想说的更粗鲁。我那时已满15岁。我不由自主地站到了无稽的幻想一边，而不是沙皇的一边。我模模糊糊地相信不断完善论，它将使落后的俄国接近先进的欧洲。我的政治思想仅限于此。民族众多、色彩斑斓、人声鼎沸的贸易城市敖德萨在政治上远比其他中心城市落后。那时，在彼得堡、莫斯科、基辅的教学机构中已经有不少社会主义小组了，但在敖德萨却没有。1895年恩格斯逝世。在俄国的许多城市中，在大中学生的小组中做了悼念恩格斯的秘密报告。我那时已经16岁，但我还不知道恩格斯这个名字，关于马克思也未必能说出点什么，对他一无所知。我在学校时的政治情绪是模糊的反对派情绪，仅此而已。在我上学时，学校里根本不谈革命问题。人们低声相告，有几个小组在捷克人诺瓦克的私人体操馆里活动被逮捕了，在我们学校教体操的诺瓦克因此被解职，由一个军官来接替他的工作。在我通过施宾策尔的家庭而有联系的那一圈人中，他们普遍对制度不满，但认为它是不可动摇的。其中最大胆的也顶多幻想能在几十年后实现立宪。至于亚诺夫卡就更不用说了。在中学毕业后，我带着一些模糊的民主思想回到农村，爸爸马上警觉起来，反感地说：“再过300年也实现不了。”他坚信改革的努力是徒劳的，并为儿子而担心。1921年，爸爸历尽白军和红军的危险来到克里姆林宫找我时，我开玩笑地对他说：“您还记得吗，您说过沙皇制度还能延续300年？”老人狡黠地微笑着，用乌克兰语回答说：“这次就算你对吧”……90年代初，托尔斯泰的思想在知识分子中已经气息奄奄，马克思主义对民粹派发起了胜利的进攻。这场思想斗争在各种倾向的报纸上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到处都提到那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于自信的年轻人。我在1896年才初次接触到这些问题。我曾一度考虑过和80年代的消极思想体系紧密相关的个人道德问题，那是在“自我完善”①对我来说与其说是思想倾向，不如说是精神成长的有机需要时期。但是，自我完善很快就遇上了“世界观”的问题，后者又导致根本的抉择：是民粹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我投入各种倾向之间的斗争只比全国性的思想转折晚了几年，当我了解了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并对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即俄国是否应经历资本主义阶段）时，老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已找到接近工人的道路并成了社会民主党人。①列夫·托尔斯泰提出的通过自我改造进而改造社会的学说，一度对俄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译注当我在自己的人生途中接近第一个重大转折关头时，我在政治上几乎没有什么准备，即使对自己的17岁的年龄来说也是如此。过多的问题一下子杂乱无章地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团团乱转，无从下手。但有一点是十分肯定的：生活已在我的意识中储备了大量的社会抗议。它来自哪里？来自对被侮辱者的同情和对不公正的愤怒。后一种感情可能最强烈。在我的所有生活印象（从很小时开始）中，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以最粗暴和赤裸裸的形式表现出来，不公正往往厚颜无耻、不受惩罚，人的尊严受到重重蹂躏。只要想想抽打农民就够了。在我还没有接触到任何理论之前，对这些事情的感受就十分强烈，它们给我留下了具有巨大爆炸力的大量印象。也许正因如此，我在做出从我生活第一阶段的观察中势必得出的重大结论之前，似乎犹豫了一阵。但是，在我的发展中还有另一个方面。在两代人更替时，死人往往抓住了活人。俄国的一代革命者也是如此，他们的青少年时代是在80年代气氛的压迫下度过的。尽管新学说揭示了远大的前景，但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中都往往是80年代保守思想情绪的俘虏，他们没有表现出大无畏的首创精神，一遇到障碍就气馁、把革命推到遥远的未来，倾向于把社会主义看作是长达几百年的进化工作。在施宾策尔这样的家庭里，几年之前或几年之后，政治批评的声音都要响亮得多。但我正好赶上最沉闷的几年。那时，他家里不谈政治，对重大的问题不闻不问。学校里也是如此。我无疑也从这种80年代气氛中吸取了不少东西。后来，当我成了一名革命者时，我发现我仍不相信群众活动，对革命抱着书卷气的、抽象的怀疑态度。我不得不通过思考、阅读、主要还是经验，在自己的思想中与所有这些进行斗争，直到战胜自己心理上的保守成分。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也许正是因为我不得不有意识地克服自己身上的80年代的余音这一情况，使我有可能更严肃、更具体和更深入地对待群众活动的基本课题。只有通过斗争获得的东西才是牢固的。但所有这些都是我在后面几章中叙述的话题。七年级我不是在敖德萨，而是在尼古拉耶夫上的。这座城市更土气一些，学校的水平也更低一些。但在尼古拉耶夫学习的那年，1896年，却是我青春时代的转折的一年。因为这一年提出了我在人类社会中的位置的问题。在我借宿的那个家庭里，成年的孩子们已经对新思潮产生了一些兴趣。值得注意的是：在最初一段时间内，我在谈话中坚决回击“社会主义乌托邦”。我把自己扮成已经走过了这个阶段的怀疑主义者。那时，我总以居高临下的嘲讽的口气谈论政治问题。我寄居于其门下的女主人惊讶地看着我，甚至把我树为她的孩子们的榜样——诚然不太有把握，她的孩子比我大几岁，有些左倾。但从我这方面来说，这只不过是一场为自己的独立而进行的实力悬殊的战斗。我力图避免受那些命运使我和他们碰到一起的年轻的社会主义者们对我的个人影响。这场实力悬殊的战斗只延续了几个月。那些不胫而走的思想比我更强大，况且在我的心灵深处一心只想服从它们。只在尼古拉耶夫生活了几个月之后，我的行为发生了彻底的变化，我放弃了假装的保守主义，急剧向左转，这吓跑了我的几个新朋友。“这是怎么回事？”我的女主人问，“看来，我是白把你树为我的孩子们的榜样了。”我开始旷课。不过，从敖德萨带来的知识足够维持校方第一名学生的地位。我越来越轻视这所学校。一次，学监到我的住所来调查我缺席的原因。我觉得这是奇耻大辱。但学监很客气，因为他看到在我寄宿的家庭中和我的房间中秩序井然，并和气地走了。可是在我的褥子下面压着几本非法小册子。除了向往马克思主义的年轻人之外，我在尼古拉耶夫还初次遇到了几个处于警察监视下的过去的流放犯。这些人是民粹派运动衰败时期的二流角色。社会民主党人刚刚被流放，还没有从那里回来。两种对立的潮流的碰撞形成了思想漩涡，我一度也卷进其中。民粹派已散发出腐朽的味道，马克思主义的所谓的“狭隘性”又使人敬而远之。我心急如焚地试图用嗅觉抓住思想。但要抓住它们却不那么容易。在我周围找不到一个可以作为可靠的支柱的人。此外，每一次谈话都迫使我痛苦、屈辱、绝望地相信自己的无知。我结识了捷裔园丁什维戈夫斯基，并与他接近起来。我第一次看到他这样的工人：他订报纸，懂德文，熟悉经典作品，能自由地参加马克思主义者和民粹派分子的辩论。他的那所在花园中的独间小木房，是过往大学生、过去的流放犯和本地青年聚会的地方。通过什维戈夫斯基可以搞到禁书。在与流放犯的交谈中有时听到民意党人的名字，如热里亚鲍夫①、佩罗夫斯卡娅②、菲格纳③，他们不是作为传说中的英雄，而是作为流放者或他们的年长的朋友们曾与之交往的活人出现在这些谈话中。我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我是大链条中的小小的一环。①热里亚鲍夫，安得烈·伊万诺维奇（1851—1881）俄国民粹派分子，“柴可夫派”小组成员，民意党及其军事、工人和大学生组织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谋刺亚历山大二世的组织者。1881年4月3日被处绞刑。——译注②佩罗夫斯卡娅，索菲娅·利沃夫娜（1853—1881）俄国民粹派分子，“柴可夫”小组成员，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委员，谋刺亚历山大二世的组织者和参加者。1881年4月3日被处绞刑。——译注③菲格纳，维拉·尼古拉耶夫娜（1852—1942）俄国女革命家，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委员，参与策划暗杀亚历山大二世。1882后，她试图恢复民意党组织，被判处终身监禁。后流亡国外。——译注我如饥似渴地扑到书本上，惟恐我有生之年不够用来做行动准备。我紧张急躁、没有系统地阅读了大量书籍。从过去的非法小册子，转而阅读约翰·司徒亚特·穆勒①的《逻辑体系》，《逻辑体系》读了还没有一半，又啃起了利帕特的《原始文化》。我觉得边沁②的功利主义是人类思想的最新成就。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坚定不移的边沁主义者。出于同一原因，我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现实主义美学十分着迷。还没有读完利帕特的著作，我又读起了米涅③的《法国革命史》。每本书都各行其是，找不到各自在系统中的位置。为系统化而进行的斗争是非常紧张的，有时甚至是非常激烈的。那时，我一度抗拒马克思主义，部分是由于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①穆勒，约翰，司徒亚特（1806—1873）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英国实证论的首创者。——译注②边沁，杰里米（1748—1832）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功利主义哲学的创始人。——译注③米涅·奥古斯特（1796—1884）法国自由主义倾向的历史学家，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理论的创始人。——译注同时我开始从政治的角度阅读报纸，已不像在敖德萨时那样读了。当时最权威的报纸是莫斯科自由派报纸《俄国新闻》。但是，我们不是泛泛地阅读这份报纸，而是从萎靡不振的教授腔的社论开始直到科学小品文都一一加以研究。海外通讯，特别是来自柏林的通讯，是这家报纸的骄傲。通过《俄国新闻》我初次获得了有关西欧政治生活，特别是议会政党的概念。现在很难想象，我们当初是多么激动地注视着倍倍尔①、甚至还有叶甫根尼·里克特的言论。我至今仍记得塔申斯基对进入议会大厅的警察们说的那句话：“我代表加里西亚3万名工人农民，谁敢动我。”我们据此描绘了加里西亚革命者伟岸的形象。可是，议会制的舞台无情地欺骗了我们。德国社会主义的成就，美国的总统选举，奥国议会中的争吵，法国保皇分子的阴谋，我们对所有这些远比对我们之中每个人的个人命运更加关注。①倍倍尔，奥古斯特（1840—1913）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译注就在这时，我同我亲人的关系开始恶化。爸爸到尼古拉耶夫来卖粮食，不知怎么了解到了我的新朋友。他感到危险临头，但还希望能以父亲的威信驱散危险。我们进行了几次激烈的谈话。我毫不妥协地为我的独立性和选择道路的权力进行了斗争。最后是我放弃了家庭的物质帮助，离开了我的学生寓所，和什维戈夫斯基住到一起，那时，他已租赁了另一所果园，那里的房子更宽敞一些。我们6个人在这里生活在一起，像“公社”一样。夏天，我们这里还要增加两个需要新鲜空气的患肺结核病的大学生。我开始给私人授课。我们像斯巴达人一样生活，睡光板床，喝自己熬的汤。我们身穿蓝色上衣，头戴圆形草帽，手持黑色棍子。以致城里人认为我们参加了什么秘密教派。我们杂乱无章地阅读，发狂地争论，充满激情地注视着未来，自有我们独特的幸福。过了一段时期，我们创立了一个社团，旨在在民间散布有益的书籍。我们收集了资金，买了廉价版的书籍，但却不会散发。在什维戈斯基的花园中干活的有一个雇工和一个少年学生。我们的启蒙热情首先倾泄到他们身上。但是，这个工人原来是化了装的宪兵。他是专门派到果园里来监视我们的。他叫基里尔·特霍热夫斯基。他把少年发展成宪兵的眼线。后者偷了我们的一捆普及读物，并把它交给了宪兵队。开始显然是失败了，但我们却坚信将来一定能获得成功。我给敖德萨的一家民粹派的出版物写了一篇论战性的文章，反对俄国第一本马克思主义杂志。文章中有不少格言、引文和恶毒的言语，但相比之下，内容却要少得多。我把文章寄给编辑部，一个星期后，我亲自前去打听回音，编辑透过大大的镜片好感地望着作者，后者长着一头蓬松的头发，脸上还没有长胡须的迹象。文章没有问世。谁也没有因此而有所失，我个人所失比任何人都少。新当选的公共图书馆的管理委员会把读者的年费从5卢布提高到6卢布。我们认为这是企图隔断民主并敲起警钟。几个星期之内，我们埋头筹备召开图书馆读者的全体会议。我们抖空了自己民主口袋里的钱，1卢布、1卢布、50戈比、50戈比地凑钱，用这些钱为那些更激进的成员登记。他们中远非所有人都能拿出6卢布，有人还不到规章中规定的20岁。我们把图书馆的申请簿变成了激烈的评击性文章的文集。在年会上，以官吏、教师、自由派地主和海军军官为一方，以我们这些民主派为另一方的两派发生了冲突。我们获得了全线胜利，我们恢复了5卢布的收费制并选举了新的管理机构。我们东闯西撞，最后决定办一所互教大学。学生约有20名。我负责开社会学讲座。社会学听起来挺带劲。我全力以赴地备课。在两次成功的讲座之后，我觉得我的潜力消耗殆尽。第二个讲课人负责讲法国革命史，他没讲几句就乱了阵脚，于是答应提供书面讲义。他的许诺当然没有实现。我们的这项事业也就到此告终。那时，我和这位第二个讲课人——索科洛夫斯基兄弟中的老大——决定写一个剧本。为了这个目的，我们甚至临时退出公社，躲进了一间屋子，地址没有告诉任何人。我们打算用我们的剧本充分反映各种社会倾向之间的斗争，它以两代人的斗争为背景。虽然两位剧作家对马克思主义还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但是剧本中的那个民粹派分子却更像个畸形残废人，而朝气、清新和希望是在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边。这是时代的力量！剧本的浪漫主义成分表现在这里：被生活压垮的老一辈革命者爱上了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但她却申斥他，无情地宣告民粹派已经破产了。为写剧本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有时我们一起写，彼此促进，互相修改；同时，我们把一幕分为几部分，在一天之中，我们分头写场景或独白。需要说一下，我们的独白写得倒不少。傍晚，索科洛夫斯基下班回来，他的工作允许他自由地加工那个被生活压垮了的70年代人的凄惨哀怨的台词。我授完课或从什维戈夫斯基处回到这里。房东女儿给我们送来茶炊，索科洛夫斯基从口袋里掏出面包和香肠。神秘的帘幕将两位剧作家与世隔绝，整个上半夜他们都在紧张的工作中度过。第一幕我们写完了，甚至连落幕时的剧场效果都写好了。其余的4幕仅仅写3个草稿。我们越往下干，对自己的工作就越冷淡。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得出结论：我们那神秘的房间应该放弃，剧本应推迟到将来再完成。一卷手稿被索科洛夫斯基转移到另一所住宅之中。后来，当我们一起被关在敖德萨监狱时，索科洛夫斯基试图通过自己亲人寻找手稿。也许他闪现出这样的念头：流放是加工剧本的最合适的时机。但手稿没有了，它消失得无影无踪。最可能的是，保存手稿的主人在倒霉的作者被捕之后，认为最好把手稿付之一炬。我接受这一事实更加容易，因为在日后坎坷的人生道路上，我丢失了重要得多的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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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农村与城市第五章农村与城市我一生中的头9年一直是在农村度过的，从未离开过。在后来的7年中，我每年夏天都回去，有时在圣诞节和复活节时也回去。在18岁之前，我与亚诺夫卡及其周围的一切紧紧地连在一起。在我童年时代的头几年，农村的影响其大无穷。在以后的一个时期中，它与城市的影响抗争，并在后者面前全线败退。农村生活使我了解农村经济，磨房和美国的割捆机。农村使我接近农业，本地的和来磨房磨面的，以及肩上扛着钐刀，搭着口袋从乌克兰各州来的打工的人。后来，许多农村的印象似乎都忘了，被从记忆中抹掉了，但是每逢生活的转折关头，总有些东西能浮现出来，而且总能有所裨益。农村以实例展示了贵族衰败和资本积累的典型。它揭示了粗野自然的人际关系的许多方面，因而使人能更强烈地感到另一种类型的文明，即城市文明，它更高级，但也更加矛盾。我的头几个假期可以归结为在我头脑中进行的城市和农村的直接对比。我在回家的路上总是急不可耐，心儿愉快地跳动着。我渴望见到所有的人，也想让大家都看到我。爸爸在新布格迎接我，我给他看了我得的5分，并告诉他我已经上一年级了，我需要一套新制服。我们乘着蓬车连夜回家，年轻的管家充当车夫。在草原上，特别是在山谷里，又冷又潮，爸爸给我裹上一件大斗蓬。我被环境的改变、乘马车、回忆和印象所陶醉，一路上我喋喋不休地讲着，讲我们的学校、澡堂、我的朋友科斯佳、剧院。我的嘴一分钟也不停，我先讲了《纳扎尔·斯托多拉》，接下来又讲《带长号的房客》。爸爸听着，有时也打盹儿，于是又打起精神，满意地笑着。年轻的管家不时地转过头来看着他的主人：故事讲得多好！凌晨时我睡着了，到了亚诺夫卡才醒。我觉得我们家小得可怜，农村的面包是灰色的，农村的所有日常生活习惯都既亲切又陌生。我给妈妈和姐妹们讲剧院，但已不像在夜间给爸爸讲时那么带劲了。我在作坊里看见了维佳和达维德，他们长得又高又壮，我几乎都认不出他们来了，可他们也觉得我变了一个人。他们马上对我称您，我反对他们这么称呼我。“那又该怎么称呼？您现在是有学问的人啦，”脸色黝黑的、瘦瘦的、文静的达维德说。那时，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已经结婚。把作坊旁边仆人的厨房改建成他的住房，厨房挪到作坊后面的新土窑里。但这些都不是主要的。某种新的东西在我和与我的童年紧密相联的一切之间竖起了一道墙。一切都有点走样。物和人好像都被偷换了。当然，在一年之间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变化更大的是我的眼睛。我从第一次回家就开始发觉我与家庭之间有些疏远，它开始表现在小事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变得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深刻。我的整个学习时期受着源自城市和农村的双重影响。在城里，我觉得在与他人的关系上要平静得多，个别激烈的冲突——如与法国人或语文教师——除外，我在家庭和学校纪律的管束下，过得也很安稳。原因不仅是施宾策尔家里的生活方式，主宰这里的是明智的严格要求和相对崇高的个人关系的准则，还有整个城市生活的秩序。诚然，城市生活中的矛盾无论如何也不比农村少，而且更多，但在城里矛盾更为隐蔽、更为有序、更为克制而已。不同阶级的人只在事务范围内有所接触，此外彼此不相往来。而在农村人们总在一起。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奴性的依附在这里彰明较著，犹如破沙发上的弹簧一样。在农村，我更暴躁、更爱吵嘴。当法妮·索罗门诺夫娜在农村作客，小心地站到妈妈和姐姐一边时，我也与她争吵，有时还跟她顶嘴。但在城里，我和她的关系不仅很好，而且还很亲密。冲突往往起因于小事，但冲突的根源却是某种更为重要的东西。一次，我穿着一件新洗的帆布上衣，系着带铜扣的皮带，头戴一顶帽子，帽子上的黄校徽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真是帅极了。应该让所有人都看看。我和爸爸一起骑马到田里去，当时正是收冬小麦的大忙时节。打头的割麦人是阿尔希普，他是一个忧郁而又很温和的人，他第一个走下麦田，11个割麦人和12个捆麦女工跟在其后。12把钐刀割着冬小麦和滚烫的空气。阿尔希普的裤子上只有一颗扣子。捆麦子的女工穿着破裙子和粗布衬衫。钐刀唰唰的割麦声好像是炎热发出的声音似的。“喂，把刀给我，让我试几下，看看这茬冬小麦怎么样”……爸爸从阿尔希普手里接过钐刀，站到了他的位置上。我激动地看着他。爸爸的动作就像在家里一样随随便便，他不像在干活，而像在做准备活动。他的脚步很轻，试探性的，好像在寻找从哪儿下刀似的。他舞动钐刀的动作也很简单，一点儿也不矫健，甚至好像不大有信心，但他留下的麦茬却又低又平，刀勾住麦子一挥，割下的麦子倒在左手一侧，像一条整整齐齐的带子。阿尔希普用一只眼睛看着，显然是在无声地赞叹。其余人的看法则各有不同，一些人似乎有些同情；看来这里主人挺能干；另一些人则很冷淡：他割自己的麦子当然来劲，何况只是做做样子。他们的想法我可能表达得不太确切，但我强烈地感到了人际关系的复杂结构。当爸爸离开这里去另一块地后，我想自己试试使钐刀。“您用刀根，刀根去打麦子，别管刀尖，别把它往下压。”但是我由于激动，甚至不明白这个刀根到底在什么地方，刚挥到第三下，刀头就戳到地里了。“哎，照这么使钐刀，用不了多久就得完蛋。您得跟您爹好好学学，”阿尔希普说。我感到一个脸色黝黑、满身尘土的捆麦工嘲弄的目光落在我身上。我匆匆地从割麦人的行列中跑了出来，头上还戴着那顶别着校徽的帽子，汗水从帽子下面往外淌。“最好还是到妈妈那儿吃饼干去吧。”我听到身后传来穆图佐克嘲讽的声音。我知道这个黑得像靴子一样的割麦人：他在亚诺夫卡干活已经是第三年了。这是个滑头的移民，说话肆无忌惮。去年有时故意当着我的面说主人的坏话，倒也入木三分。我喜欢穆图佐克的机灵和大胆，但他那放肆的嘲讽也使我感到无可奈何的仇恨。我很想说一些能让穆图佐克服从于我，或能令他住口的话，但我找不到适当的话。从田里回到家中，我看到在我家门口有个赤脚的女人。她不敢坐在石头上面，靠着墙坐在石头后面。她是精神错乱的疯牧童伊格纳特卡的妈妈。她为了来要1卢布走了7俄里，但家里一个人也没有，没有人给她1卢布。她将一直等到夜幕降临。看着这个体现了农村的贫困和逆来顺受的人，我心中感到一阵压抑。一年之后，情况非但没有见好，反而更坏了。我打槌球回家，在院子里看见了爸爸，他刚从田里回来，满身尘土，又疲倦又恼火。他身后跟着一个穿着五颜六色补丁的衣服的农民，一双脚跟漆黑的光脚不停地挪动。“请您看在上帝的份上，把牛还给我，”他哀求着，并发誓再不让牛进麦田。爸爸回答说：“你的牛吃了10个银戈比的庄稼，损失折合10卢布。”庄稼汉重复着自己的话，哀求中流露出仇恨。这个场面使我浑身颤抖，直到最后一根神经。我刚刚在梨树环绕的槌球场上战胜了我的姐妹，现在那股得意的情绪马上被强烈的绝望所取代。我从爸爸的身旁溜过，跑进自己的卧室，趴在床上忘情地哭了起来，尽管我已是二年级学生了。爸爸走过穿堂屋走进饭厅，庄稼汉脚步啪哒啪哒地跟在他后面走到门口。后来庄稼汉走了。妈妈从磨房里回来，我分辨出了她的声音，并听到拿盘子准备吃午饭的声响，听到了妈妈喊我吃饭……我没有搭腔，继续哭泣。最后，眼泪带来一种甜滋滋的感觉。门开了，妈妈俯下身来问：“廖瓦奇卡，你怎么啦？”我没有回答，妈妈和爸爸低声说了些什么。“你是不是因为那个庄稼汉？牛已经还给他了，也没有收他的罚款。”“我根本不是因为这件事，”我趴在枕头上回答说，并为自己流泪的原因羞愧得要死。“也没有收他的罚款，”妈妈固执地又说了一遍。这是爸爸猜到了我难过的原因，告诉了妈妈。爸爸只要随便瞟一眼，就能发现许多问题。一天，当主人不在家时，来了一个粗鲁、贪婪、无耻的警察，他要求查看工人的身份证。他发现两张身份证已经过期。他马上把身份证的主人从田里召回来，宣布他们已被捕，并将被押解返乡。一个是褐色脖子上布满深深皱纹的老头，另一个是年轻人，他是老头的侄子。他们那枯瘦的双膝跪倒在穿堂屋的土地上，先是老头，年轻人紧随其后在地上磕头，并反复说：“请您行行好，饶了我们吧。”结实的警察满头是汗，他摆弄着他的军刀，喝着给他从地窖里端来的凉牛奶说：“我只在节日里行好，可今天不是节日。”我像是坐到了火盆上一样，声音沙哑地说了几句抗议的话，“小伙子，别多管闲事，”警察斩钉截铁地厉声说。姐姐给我做了个警告的手势。警察把两个雇工带走了。在假期中我也当当会计，即和哥哥姐姐轮流登记雇用的工人、雇工的条件以及实物和现金的支付。在与工人结算时，我常常给爸爸帮忙。这时我们之间常常爆发小小的冲突，但它们由于工人在场而减弱了。结帐时，我们从来不搞欺骗，但是协议的条件解释得十分严格。工人们，特别是上了岁数的工人，发现小孩在助他们一臂之力，这使父亲十分恼火。在发生激烈冲突之后，我带着书离开家，有时甚至不回家吃午饭。一次在这样的争吵之后，我在野外遇上了雷雨：雷声隆隆响个不停，草原上的大雨倾盆而下，闪电时而从这边，时而从那边向我袭来。我在雨中走来走去，淋得像只落汤鸡，灌满水的皮鞋吧卿吧卿地作响，戴着一顶像排水管似的帽子。当我回到家里，大家都默默地斜眼看我。姐姐给我拿来了替换衣服和饭。假期结束后，往往是爸爸送我回敖德萨，这样在换车时，东西就可以自己拿，用不着雇脚夫。爸爸拣重东西拿，我从他的背和伸直的两只胳膊看得出来他很吃力。我可怜爸爸，尽量多拿些东西。如果带有装着送给敖德萨亲属的农村礼品的大箱子时，我们就雇个脚夫。爸爸付钱很抠，脚夫不满意，气得直摇头。看着这些，我心里总不好受。当我独自出门雇用脚夫时，我很快就把衣袋里的零钱都给光了。我总害怕付少了，不安地观察脚夫的眼色。这个习惯我终身未改，它是对双亲悭吝的反动。在农村和城市，我都生活在小资产阶级的环境中。这个环境中人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发财。我就是因此放弃了我童年时代的农村和学习年代的城市。我一下子就与发财致富的本能、小资产阶级的生活秩序和视野一刀两断，而且始终没有回头。在学校和民族领域中，城市和农村之间没有矛盾，而是相互补充。我们家里不信教。开始时，信教的表现还由惯性支撑着：在重大的宗教节日中，爸爸妈妈乘车去移民区的犹太教堂，每逢星期六妈妈都不做针线活，起码是不公然做。但是，这种表面上的信教也随着孩子们的不断长大和财富也与之俱增而逐年减弱。爸爸从年轻时就不信上帝，在上了年纪之后则当着妻子和孩子们的面对此直言不讳。妈妈宁愿回避这个问题，而在适当的场合也两眼朝天表现得十分虔诚。但是当我大约7、8岁时，对上帝的信仰还是官方的普遍信仰。爸爸妈妈像往常一样，对一位客人称赞自己的儿子，叫我把我的画拿给他看，并为他朗诵诗。客人问我：“上帝是什么？”“上帝就是这么一个人，”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但是客人摇了摇头说：“上帝不是人。”“那么上帝到底是什么？”我反问道。因为除了人之外我只知道还有动物和植物。客人、爸爸、妈妈尴尬地微笑着彼此交换了眼色，当孩子们开始撼动最牢固的老生常谈时，大人总是这样。“上帝是圣灵，”客人说。现在轮到我茫然地笑望着大人，想从他们的脸上看出他们是否在和我开玩笑。但不是，不是开玩笑。只好服从。我很快就习惯了上帝是圣灵。就像一个小野蛮人一样，我把上帝和自己的“神灵”联系在一起，称之为灵魂，我已经知道灵魂就是呼吸，随死亡而停止。但我那时还不知道，这种学说是万物有灵论。在头一个假期中，我睡在饭厅的沙发床上，我和大学生З某谈起了上帝，他那时在亚诺夫卡做客，睡在饭厅的长沙发上。那时我对上帝的存在也说不上信，也说不上不信，从来就没有为这个问题费过脑筋，但我并不反对在这方面找出一个可靠的答案。“人死后灵魂到哪儿去啦？”我躺在床上问。“当人睡觉时，灵魂又到哪儿去啦？”З某马上回答说。“可那毕竟……”我克制着睡意反驳说。“那么马死了，灵魂又到哪去呢？”З反守为攻地问。这个回答使我完全满足。我安然入睡了。如果不算施宾策尔家的婶婶——一个老太婆在内，那么施宾策尔一家是根本不信教的，何况婶婶不是他家的人。但爸爸希望我能阅读原文的圣经。这是他当父亲的虚荣心的一个支点。于是我在敖德萨私下跟一个非常渊博的老人学圣经。但我们的教学只延续了几个月，并且丝毫没有巩固我对祖先的信仰的信心。我在老师的话里抓住了某种对课文的模棱两可的味道，我小心巧妙地说：“如果像某些人那样认为没有上帝，那么世界又是怎么产生的呢？”“嗯，您完全可以向他本人提这个问题。”老人的话说得就是这么奥妙。我知道，我的神学指导者也不信上帝，于是彻底安心了。实科学校的学生来自各个民族，具有不同的宗教信仰。“神学”课根据各自所属教派分别由东正教神父、新教牧师、天主教神父、犹太教宗教课程教师上。牧师是主教的侄子，他颇受女人的宠爱。这是个淡黄头发的年轻人，像是照着耶稣临摹下来的美男子，只不过是被彻底沙龙化了。他戴着金边眼镜，一头浓密的金发，是个令人难以容忍的金玉其表的人物。在上宗教课时，不信东正教的学生要离开教室，有时是在神父的鼻子底下走出去。他看着走出去的人时，总要做出一种特殊的表情，流露出被基督教真正宽容精神所减弱的蔑视。“您去哪儿？”有时他也问问出走的人。“我是天主教徒，”那个学生回答说。“啊，天主教徒，”他摇摇脑袋重复说，“噢，噢，噢……那么您呢？”“我是犹太人”……“犹太人，犹太人，噢，噢，噢，”……去给天主教徒上课的天主教教士总像一条黑影一闪而过，他来时总贴着墙根走，去时则无影无踪。所以我在上学的这几年中从来没见过他那张刮得干干净净的面庞。给犹太学生上课的是一位心地善良的人，姓齐格尔曼。他教我们俄文圣经和犹太民族史。这些课程谁也不认真学。民族因素在我的心理中没有独立地位，因为在生活中对它没有什么感觉。诚然，在1881年颁布的限制性法令之后，爸爸不能再继续购买土地，他对此事十分热心，而只能遮遮掩掩地租赁土地。但所有这一切与我没有多少关系。一个富裕的土地所有者的儿子与其说是属于受压迫者之列，不如说是属于特权阶层。在我们家里，用的是俄语和乌克兰语，在入学时对犹太人确实有名额限制（它使我耽误了一年的时间），但在后来的学习中，我总是全班第一，我没有直接感觉过名额限制之苦。在学校里没有直接的民族迫害。学校中的民族成分复杂（不仅是学生，连老师也一样）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这一点。但是，潜藏的沙文主义总能令人感到，并时而有所表现。历史教师柳比莫夫特别热心地对波兰学生提问，问波兰人是如何迫害白俄罗斯和立陶宛的东正教徒的。密茨凯维奇，一个晒得黑黑的、瘦瘦的小男孩，脸色惨白地站在那里，咬紧牙关，一个字没说。“您怎么啦？您怎么不说话呀？”他带着明显的满足鼓励说。一位学生忍不住说：“密茨凯维奇是波兰人，他是天主教徒。”“噢……噢……”柳比莫夫显然是故作惊奇地说，“但在这里我们不做这种区分。”我同样强烈地感到历史教师对波兰人的经过伪装的卑劣做法，法国人比尔南德对德国人凶狠、吹毛求疵，牧师一听“犹太人”就摇头。民族不平等显然是对现存制度不满的一个潜在推动因素，但是，这个因素完全消融在社会不公平的其他现象中，它不仅没有起过主要作用，甚至没有起过独立作用。对一般高于个别，规律高于事实，理论高于个人经验的看法，很早就在我身上产生了，而且逐年增强。在这种看法的形成过程中，城市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后来它成了我的世界观的基础。当学习物理和自然科学的男孩子们说星期一这个日子或遇见横穿马路的牧师不吉利等迷信话时，我感到强烈的愤怒，觉得思想受到了凌辱。为了使他们放弃可耻的迷信，我不惜跟他们吵得面红耳赤。一次，在亚诺夫卡人们为丈量一块梯形土地的面积绞尽脑汁。我用欧几里得的方式只用两分钟就解决了问题。但我得出的数字与据“实践”得出的数字不符，人们不相信我。我拿来了几何课本，用科学的名义起誓，激动万分，还说了些无礼的话，可是我发现我根本无法让他们信服，陷入了绝望之中。我与我们的乡村机械师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他不愿放弃制造永动机的幻想。他觉得能量守恒定律是与此事毫无关系的臆想。“那是书本，可这是实践……”他这样说。我觉得人们由于习惯性的迷误和荒唐的幻想而放弃颠扑不破的真理，是无法理解和不可忍受的。后来，一般高于个别的看法成为我的写作工作和政治工作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恨迟钝的经验主义，它对事实亦步亦趋，而这事实往往是想象出来的，更多的是被误解了的。我要探索支配事实的规律。这当然不只一次地导致过于匆忙和错误的总结，特别是年轻时代，那时还没有充足的书本知识和生活经验来进行总结。但是在所有领域中，我觉得我只有在把握了一般的脉络的情况下，才能前进和行动。激进的社会革命是我一生的精神支住。它恰恰是源于我对舍本求末、经验主义、对一切思想上尚未定型、理论上未加归纳的东西的理性的仇恨。我试图回顾自己的以往。这个男孩无疑自尊心很强、暴躁、还有些孤僻。他在进入实科学校时，未必觉得自己比同龄人优越，的确，在农村时，总是拿他对客人炫耀，不过在那里无人能与自己相比，可是从城里来到亚诺夫卡的男孩们总有无穷无尽的与年龄优势相关的中学生的优越之处，对他们只能仰视。但是，学校是一个残酷的竞争场。自从他成了全班第一而且把第二名落下好远的学生时，这个来自亚诺夫卡的孩子觉得可以希冀更多的东西。那些和他要好的男孩子都管他叫首领。这不能不对性格产生影响。老师们也都赞扬他，而有些老师如克雷扎诺夫斯基甚至处处要突出他。总的来说，老师尽管对他很好，但却是干巴巴的，同学们对他的态度分为几类，有赤诚的朋友，但是也有敌对的。这个孩子不乏自我批评精神，或毋宁说他对自己十分苛求。他对自己的知识和性格特征都不满意，而且日益加剧。他狂怒地在自己说谎时抓住自己。他随时因自己没有读过别人有把握地援引的书而自责。这当然是自尊心所致，应该更好、更高、更博学的想法越来越频繁地激动着他的心房。他常常考虑人的使命、特别是他自己的使命。一天傍晚，莫伊谢·菲利波维奇从我身边走过，一本正经地问我：“老弟，你是在思考人生吧？”我的监护人常常使用这种玩笑性的华丽字眼和嘲弄的戏剧腔调。但我就像全身被烫了一下似的。的确，我正是在思索人生，只是不会用这个词来称呼自己对未来的幼稚的担忧。我觉得我的监护人偷听了我的心声。“看来，让我说中了。”他用一种完全不同的声调说，轻轻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走回自己屋里。在施宾策尔家里是否有政治观点呢？莫伊谢·菲利波维奇的政治观点是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的温和的自由主义观点，他对社会主义的模糊的好感带有民粹派和托尔斯泰主义色彩。他们几乎从来没有谈过政治话题，特别是当我在场时。这也许是因为担心我会对同学说些多余的话而招灾惹祸。在大人的话里偶然提到革命运动事件，如“那是在亚历山大二世被刺的那一年”，可听起来却显得那么遥远，犹如说这是在哥伦布发现美洲那年似的。围绕着我的环境是非政治的。我在学生年代中不要说有政治观点，甚至连对政治观点的要求都没有。但我的那些无意识的渴望却都是反对派的。我对现存制度的不公正和横行暴虐极端反感。这是从哪里来的？它来自亚历山大三世时代的种种现实条件，警察的独断专行、地主的残酷压榨、官吏的贪赃枉法、民族的目光短浅，来自学校和街头的不公平、来自和农民的孩子、女仆和雇工们的紧密关系，来自作坊里的谈话，来自施宾策尔家庭中的人道主义精神，来自涅克拉索夫的诗歌和所有其他书籍，来自整个的社会气氛。这些反对派的情绪我是在与两个同班同学——罗泽维奇和科洛格里沃夫——的交谈中突然发现的。弗拉基米尔·罗泽维奇是上校的儿子，一度是班里的第二名。他坚持要他父母允许他请我在礼拜天到他家玩。他家里人待我很好，但是并不热情，上校和上校夫人只和我试探性地说了几句话。我在罗泽维奇家度过的3、4个小时之内，曾有两次碰上了格格不入、令人不安的、甚至是敌对的东西，这是在话题稍稍涉及到宗教或政权的时候。这个家庭的气氛是保守的、循规蹈矩的，这种气氛使我感到像是胸口挨了一击似的。弗拉基米尔·罗泽维奇的家长不让他到我们家去，我们的关系就破裂了。第一次革命失败以后，黑色百人团①的罗泽维奇在敖德萨极为著名，他大概就是这个家庭的一员。①黑色百人团系镇压1905—1907年革命运动的反革命武装匪帮。——译注我和科洛格里沃夫的冲突更加尖锐。他是二年级第二学期时的插班生。他是个瘦高挑，在班上以其不合群著称。他异常勤奋，凡是能背的地方都背了下来，他来了刚刚一个月就被死记硬背搞糊涂了。当地理老师叫他到地图前回答问题时，他没等老师提问，就背开了：“耶稣基督告诫世人……”这是因为地理课之后将是神学课。一次在和这位科洛格里沃夫——他对我这个第一名学生不无敬意——聊天时，我不知是批评了校长还是其他什么人。他带着由衷的愤怒问道：“难道可以这样谈论校长吗？”我更加由衷惊讶地反问说：“为什么不能？”“要知道他是长官。如果长官命令倒立着走，也只能服从，不得说三道四。”他就是这么说的。这个糟糕透顶的公式令我惊讶不已。我当时还没有猜到，这个男孩重复的只是他在他那农奴主家庭中显然听了不只一次的话而已。尽管当时我还没有自己的观点，但我感到有些观点是我不能接受的，就像我不能吃生了蛆的食品一样。与对俄国政治体制的暗中不满平行的是不知不觉地形成的将外国——西欧和美国——理想化，根据支离破碎的材料发挥想象，形成了一种高度发达、恩泽均等地遍及所有人的文化概念。后来，理想的民主制概念又与它联系在一起。这位年轻的纯理性主义者宣称，凡是合理的即能行得通。因此，欧洲还存在着迷信，教会能在这里起重要作用，在美国迫害黑人，实在令人不可思议。这种理想化是从周围的市民——自由主义的环境中吸收来的，后来，当我的头脑中已充满了革命的观点时，它仍持续了一段时间。如果在那几年我听到——如果可能的话戴着社会民主党政府的桂冠的德意志共和国能够容忍保皇派，却拒绝给革命者避难权，我当然会惊讶万分。幸运的是，从那时起我对许多事已不再感到大惊小怪。生活打掉了我的纯理性主义并教会我辩证法。甚至米勒①的德国也不能令我吃惊。①米勒·威廉（1876—1931）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之一，曾任德国外交部长及总理等职务。——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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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书籍和头几次冲突第四章书籍和头几次冲突在我学校生活的年代以及其后的青年时代中，大自然和人在我的精神生活中所占的位置比书籍和思想的位置要小。尽管我生长在农村，但我对大自然并不敏感。我在后来才养成欣赏大自然和理解大自然的本领，不过，那时不仅是少年时代，而且连青春初期都已经过了。在很长时间内，人就像浮光掠影一样，在我头脑中一闪而过。我只观察自己、博览群书，在书中找的还是自己和自己的未来。我从1887年开始阅读书籍，即从莫伊谢·菲利波维奇来到亚诺夫卡后开始，他把一捆书带到农村，其中有托尔斯泰写的民间故事。开始时，阅读与其说是件乐事，还不如说是件难事。每本新书都有不少新的障碍：生词、不理解的生活关系、游离不定的现实和幻想的界限。主要是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些问题。我不知所措，开始，扔下，再重新开始。知识带来的没有把握的欢乐和对未知数的害怕在我心中交织在一起。把我那时的阅读比作夜间乘车过草原，也许是最贴切的：能听到车轮的嘎嘎声、交错的说话声，能看到路边黑暗中燃烧的一堆堆篝火，所有这一切都那么熟悉，同时又不可理解，发生了什么事，车里是谁，运的是什么，甚至不知道自己往哪儿去，是前进还是倒退。也没有人能像格里戈里叔叔那样告诉你，这是我们的粮食贩子在运小麦。在敖德萨，书籍的选择范围之广是亚诺夫卡无法比拟的，又有认真和善意的指导，我开始拼命地阅读。我匆匆感受着读过的东西，又迫不及待地读下去。晚上，总请求再多给我一刻钟，或哪怕是5分钟也好，以便能把一章读完。每天晚上都要为此费不少口舌。增长见识、掌握知识的渴望苏醒了，它在这不倦地吞噬一行行印刷符号中、在伸向文字虚构容器的小孩的手和嘴中找到了出路。以后的生活所给的一切，有趣的、引人入胜的、欢乐的还是悲伤的，都早已孕育在阅读的感受中了。它有如暗示、有如许诺、有如用铅笔或水彩轻轻而细心地画出的素描一样。傍晚朗读是我在敖德萨头几年生活中最好的时光，更确切地说，是在做完家庭作业和睡觉之间的半个小时。莫伊谢·菲利波维奇经常朗读普希金和涅克拉索夫的作品，但后者的更多。但到了规定的时间，法妮·索罗门诺夫娜就说：“廖瓦什卡，你该睡觉了。”我总恳求地望着她。“孩子，该睡了，”莫伊谢·菲利波维奇也说。“再听5分钟，”我请求说，他们答应再给我5分钟。5分钟后，我吻过他们离去，觉得即使听一夜也没有问题，但是脑袋刚一沾枕头，我就睡着了。一位八年级的女中学生索菲娅，我的远房亲戚，也来到施宾策尔家住了几个星期，等待自己家中患猩红热的病人痊愈，以防传染。这是一个能力极强，博览群书的姑娘，诚然她没有本色和性格，并很快就枯萎了。她使我陶醉，我每天都能发现她的无数的新知识和品质，越发感到自己微不足道。我为她抄写考试提纲，千方百计地为她帮些小忙。但在午饭后的时间里，趁大人们休息，八年级学生就给我朗诵。后来我们一起合写讽刺性长诗《月球旅行记》。在这项工作中，我的速度总是跟不上。只要我说出短短的一句，我那年龄稍大的合作者马上抓住、并迅速发挥这一思想，增加种种变体，还毫不费力地配上韵脚。她似乎是用拖轮拖着我跑。当预定的6个星期过后，索菲娅回自己家去了。我觉得我长大了许多。在这一家的熟人中，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瑟切夫斯基是最出色的人物之一。他是一位老记者、小说家，是闻名南俄的莎士比亚专家和解释者。他才气横溢，但嗜酒如命。由于他过分酗酒，所以他对所有人，包括小孩在内，都抱着负咎的态度。他在法妮·索罗门诺夫娜年轻时就与她相识了，并叫她法纽什卡。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初次见到我，就十分喜欢我。他问了我在学校里上什么课之后，给我出了个题目：比较普希金的《诗人与书商》和涅克拉索夫的《诗人与公民》。我吓傻了。第二首诗我甚至还没有读过，而最主要的是我在瑟切夫斯基这位作家面前感到羞怯。单是作家这个词，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不可企及的高度。“现在我们就来读读这两首诗，”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完就朗诵起来，他朗诵得非常好。“明白了吗？好，那就写吧。”我坐进办公室里，给了我普希金诗选和涅克拉索夫诗选、纸和墨水。“我真写不了，我能写出什么呢？”我绝望地低声对法妮·索罗门诺夫娜发誓说。她抚摸着我的头回答说：“你别激动，怎么理解就怎么写，随便写吧。”她的手很柔软，声音也很柔和，我稍稍平静了一些，即可以控制自己受惊的自尊心，动笔写了起来。大约过了一小时，我颤抖地（我在学校里从来没有这样颤抖过）把写得满满的一大张纸交给作家。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瞟了几行，眼睛里射出了明亮的光芒。他看着我高声赞叹说：“你们听听，他写得有多好，真是好样的。”并开始朗读：“诗人生活在他喜爱的大自然中，它的每一个声音，不论是欢乐的还是忧郁的，都在他的心头回响。”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竖起大拇指，“他说得真好，你们听听：它的每一个声音，不论是欢乐的还是忧郁的，都在诗人的心头回响。”因此，这些词从那时起就铭刻在我的心头，终身难忘。吃午饭时，一杯酒（伏特加是专为他准备的）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兴奋起来，他不停地开玩笑，回忆往事，讲故事。他不时地隔着桌子看我一眼，并赞叹说：“你怎么写得这么好，来，让我亲亲你，”他开始使劲地用餐巾擦胡须和嘴唇，从椅子上站起身来，晃晃悠悠地想绕过桌子。我像遭到灾难的打击似地坐在那里，尽管是欢乐的灾难，不过终究仍是灾难。“廖瓦奇卡，起来，过去迎他，”莫伊谢·菲利波维奇教导我说。午饭后，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背诵了一部讽刺作品《波波夫的梦》。我紧张地看着他那唇髭的下面，那些可笑的字句就从那里出来。作家半醉状态丝毫无损于他在我心中的权威。儿童具有非凡的抽象能力。有时我和莫伊谢·菲利波维奇一起在暮色中散步，当他情绪好的时候，我们就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一次，他给我讲了他非常喜欢的歌剧浮士德的内容。我贪婪地听他讲，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到剧院去听歌剧。根据讲述人的声调，我感到事情到了微妙的关头。我为讲故事人而担心，生怕听不到情节的进一步发展。莫伊谢·菲利波维奇克制住自己，继续讲下去：“格蕾岑在结婚前生了个孩子。”……越过了障碍，我们两个人都松了口气，故事顺利地讲完了。一次，我脖子上裹着绷带躺在床上，他们给我一本狄更斯的《奥列维·特维斯特》看着解闷。医生在产房里说的第一句有关一个女人手上没戴戒指的话，使我百思不得其解。我问莫伊谢·菲利波维奇：“这是什么意思？这和戒指有什么关系？”“这是，”他窘困地回答说，“没结婚的人不戴戒指。”我回忆起格蕾岑。这样，在我的想象中奥列维·特维斯特的命运是从一只戒指，那只不存在的戒指中展开的。人类关系中的禁区通过书本和偶然听到的一些话（往往都是粗俗、淫秽的话）闯入了我的意识中，现在又通过文学得以概括，变得高雅，升华到一个更崇高的领域。当时，激动人心的是刚刚搬上舞台的托尔斯泰的剧本《黑暗势力》。人们读起它来总是意味深长、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波别尔诺斯采夫①奏请亚历山大三世禁止此剧在剧院上演，获准。我知道莫伊谢·菲利波维奇和法妮·索罗门诺夫娜在我去睡觉后在隔壁房间里读这个剧本，因为我能模模糊糊地听到一些。“我不能读吗？”我问。“不，宝贝儿，你还小点儿，”他们回答得十分坚决，我就不再坚持。但我发现，这本薄薄的新书出现在我熟悉的书架上。我趁大人不在的时候，分几次读完了托尔斯泰的剧本。但剧本对我的作用远不如我的监护人所担心（这是显然的）的那么深。像扼死婴儿和有关骨头咯咯碎裂的谈话这些最悲惨的地方，我没有把它当成是可怕的现实，而当成是作品或舞台的虚构，这说明我实际上根本没看懂。①波别尔诺斯采夫·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1827—1907）俄国国务活动家，曾任正教院总监。——译注在假期中，我在我家顶棚下面的橱顶上，在哥哥从伊丽莎白格勒带回的旧纸堆中找到了一本小书，翻开一看，嗅出点非同寻常、神秘的味道。这是一桩有关性犯罪导致杀害少女案的审讯报告。我读着这本充满了医学细节和司法细节的小册子，心中忐忑不安，就像是深夜落入森林之中，撞在被月亮照得半明半暗的幽灵般的树上，找不到出路时的心境一样。但这种印象很快就消散了。在人类，特别是儿童的心理中，有其缓冲器、制动器、安全阀和减震器组成的一个庞大精密的系统，它保护人们免遭过于强烈或不合时宜的震撼。我第一次进剧院时，还是预备班的学生。这是如此不同寻常，简直无法描绘。学校警卫格里戈里·霍洛德陪我去看乌克兰人的演出。我坐在剧场里，脸色惨白（这是格里戈里后来向法妮·索罗门诺夫娜汇报时说的），因容纳不下的欢乐而痛苦。在幕间休息时，我甚至没有离开座位，生怕会漏掉些什么。最后一个节目是独幕轻松喜剧《带长号的房客》。在这出戏里，紧张的剧情最后化作一场轰堂大笑。我笑得前仰后合，但眼睛总是聚精会神地盯着舞台。我在家里叙述《带长号的房客》，并不断添枝加叶，以期引起我刚刚体验过的那种大笑。但我却大失所望，我没有达到目的。“看来，你一点也不喜欢《纳扎尔·斯托多拉》啦？”莫伊谢·菲利波维奇问。我感到这话里暗含着谴责，我想起了纳扎尔的痛苦，就说：“不，这个节目好极了。”在升入三年级之前，我在一位工程师叔叔的座落在敖德萨郊区的别墅里住了一阵，并看了一场业余演出，我们学校的一个名叫克鲁格利亚科夫的学生在其中扮演仆人的角色。这是一个患有肺病的孩子，长着一脸雀斑和一对聪明的眼睛，他身体很不好。我全心眷恋着他，央求他和我一起排一出戏。最后，我们决定排演普希金的《悭吝骑士》。我演儿子，克鲁格利亚科夫演爸爸。我完全听从他的指导，整天整天地背诵着普希金的诗句。这是多么幸福和多么激动人心的事啊！可惜好景不长，很快一切都成了泡影：克鲁格利亚科夫的父母因他健康欠佳不让他演戏了。在新学期开始后的头几个星期，他还来上学。我每天都在校门口等他，以便能在回家的路上谈谈文学。但很快克鲁格利亚科夫就不再来学校了。我知道他病了。又过了几个月，传来了他死于肺病的消息。在几年中，剧院的魔力一直主宰着我。后来，我又迷上了敖德萨引为自豪的意大利歌剧。在六年级时，我甚至为了有钱进剧院而去教课。有几个月，我默默地爱上了一位花腔女高音，她有一个神秘的名字——米泽皮娜·乌盖格，我觉得她是仙女下凡，暂时降临在敖德萨剧院的舞台上。在家里不许我看报纸，但在这方面的规定不十分严格，几经迂回之后，我逐渐为自己争得了读报权，主要是读小品文。敖德萨报刊的兴趣集中在戏剧上，主要是歌剧上，主要的舆论分歧可以说是由对戏剧的偏好不同而引起的。只有在这个领域中允许报刊表现出类似气质的东西。在那些日子里，小品文作家多罗舍维奇这颗明星高高升起。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他竟是心灵的主宰，尽管他写的是些无聊的琐事，有时甚至废话连篇。但他无疑是个天才，他以貌似放肆但实质上不得罪人的小品文给那被泽烈诺伊第二窒息的敖德萨增添了一点新鲜空气。每天早上我都迫不及待地扑到报纸上，寻找多罗舍维奇的署名。那时，温和的自由派父辈与还没有成为激进派的子辈都迷恋他的小品文。对文字工作的爱好从我还很小的时候起就一起伴随着我，时强时弱，但总的趋势无疑是不断增强。对我来说，作家、记者、演员始终是最迷人的世界，只有最优秀的人才能进入这个世界。在二年级时，我们打算出杂志。我就这事跟莫伊谢·菲利波维奇商量了很久，他甚至还为杂志起了个刊名：《一滴水》。意思是，圣保罗实科中学二年级学生为文学的海洋贡献一滴水。我就此为题写了一首诗，作为纲领性文章。还有几首诗和几个故事，大部分都是我写的。一个爱好绘画的同学在封面上画上复杂的装饰图案。有人建议把《一滴水》交给克雷扎诺夫斯基。住克雷扎诺夫斯基家的一位学生Ю承担起这项任务。他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他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讲台前，毅然决然地把《一滴水》放在讲台上，彬彬有礼地鞠了个躬，又步伐坚定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大家都紧张地屏住了呼吸。克雷扎诺夫斯基看了看封面，作了个鬼脸，唇髭、眉毛、大胡子一齐动，并开始默读。教室里鸦雀无声，只能听到翻动《一滴水》的沙沙声。然后，克雷扎诺夫斯基从讲台后站起身来，充满热情地朗诵了我的诗《一滴纯洁的水》。“好不好？”他问。“好，”大家齐声回答。克雷扎诺夫斯基说：“好是挺好，就是作者不太懂作诗法。喂，你知道什么是扬抑抑格①吗？”他问我。他根据过于明显的笔名猜到了作者是谁。“我不知道，”我承认说。“好吧，那么我就给你们讲讲。”连着几堂课克雷扎诺夫斯基没给我们讲语法和句法，却给我们这些二年级的学生讲解了诗歌节律的奥秘。最后他说：“至于杂志嘛，最好不是杂志，不需要文字的大海洋，就让它当作你们的练习本吧。”其实，问题在于不允许学校办杂志。但问题却从另一个方面得到了解决。我的平静的学习出乎意料地中断了，我被圣保罗实科中学开除了。①扬抑抑格系诗歌韵律的一种，由三音节组成的音步，扬位在第一音节上。——译注**在我的生活中，从童年时起就有不少冲突，用法学家的话说，则是基于为被践踏的权利进行斗争而产生的矛盾。我与同学关系的接近和破裂往往是由这个动因决定的。要把所有事情一一列举，那就没完了。但在学校里有两件重大的事情。最严重的一次冲突是二年级时在我和比尔南德之间爆发的。后者虽然是瑞士人，但大家都叫他法国人。德语在学校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俄语相抗衡。相反，法语的情况就比较困难。大多数学生都是在学校里才初次接触法语，而对那些德国移民子弟来说，学法语格外吃力。比尔南德对德国人展开了残酷的斗争。他的经常的牺牲品是瓦克尔。后者学习也确实不好。但这一次，即使不是所有的人，起码也是许多人都有这样的印象：比尔南德无缘无故地给瓦克尔打了1分。这一天，比尔南德格外凶狠，他比平常多吞了一倍的助消化药片。“给他来一场音乐会，”学生们交头接耳地说，彼此使眼色，用胳膊肘互相拱着。我在他们当中不是次要角色，甚至也许还是首要角色。这样的“音乐会”以前也偶尔搞过，特别是为图画老师举办过。我们因为他凶狠、愚蠢而不喜欢他。举办音乐会的意思是，当老师出教室时，大家一起低声嗥叫，把他哄出去。嗥时嘴唇不动，这样就无法判断是谁参加合唱，我们已经这徉哄过比尔南德两次了，不过是悄悄地低声哄，因为大家都怕他。但这一次大家都下定决心。法国人刚刚挟起班级日志，边上的一行就开始嗥叫，协调的声浪席卷到了门边的课桌，我也全力以赴。比尔南德的脚已经迈出门外，他迅速地转过身来，跑到教室中间，面色铁青，面对着敌人站在那里，怒目而视，却没有说一句话。学生坐在课桌后面，尽可能装出无辜的样子，特别是坐在前几排的人；坐在后排的学生则若无其事地整理书包。比尔南德站了半分钟，狂暴地朝门口转过身去，他的燕尾服的两个后襟像帆一样地扬起。这一次，全班齐心协力用得意的嗥叫声把他哄出教室；他在走廊里已走出很远，嗥叫声还不绝于耳。在下一堂课开始时，比尔南德、什瓦涅巴赫和班主任迈尔走进教室。我们私下管迈尔叫公羊，因为他愚钝、长着一双凸起的眼睛，坚硬的额头。什瓦涅巴赫讲了一番话作为开场白，小心翼翼地避开俄语中动词时态和名词变格的水下暗礁。比尔南德渴望报复。迈尔用他那双凸起的眼睛审视着学生的脸，点了最淘气的学生的名并判决说：“肯定有你一份。”一些人不承认，另一些人不说话。于是全班有10到15名学生留在学校不让回家吃午饭，有人留了一小时，有人留了两小时。其他人都放走了，其中也有我，尽管我觉得在点名时比尔南德总把审视的目光投向我。我没有为免遭惩罚做任何活动，但也没有自首。我离开教室时甚至感到遗憾，因为和大家留在一起好像更快活些。第二天早晨我上学时，几乎已把昨天的事情忘掉了，在校门口碰到了一个受罚的同班同学。他告诉我：“喂，你要倒霉了，昨天达尼洛夫向迈尔把你告发了。迈尔叫来了比尔南德，后来校长也来了，追问是不是你挑的头。”我顿时心慌意乱。正在这时学监彼得·帕夫洛维奇对我喊：“到校长那儿去。”学监站在学校门口等我，还有他对我说话的声调，都不是好兆头。我向门房问了路，走到那条我从未去过的走廊——校长办公室就在这条走廊上，站在门前。校长走过我身旁，意味深长地看了看我，摇摇头说：“好，好。”我知道，这实际上是不好。几分钟后，老师们从隔壁的教员室里出来，其中大多数都是去自己的班上课，匆匆忙忙，没有看见我。我向克雷扎诺夫斯基行礼，他对我作了个狡黠的鬼脸，意思是说：“你犯错误了，我可怜你，但没有办法。”我对比尔南德毕恭毕敬地行礼，他转身走到我跟前，他那凶狠难看的胡子垂到我的头上，他摊开双手说：“二年级最好的学生却是一个道德畸形儿。”然后又站了一会，把他那污浊的呼气喷在我身上，再重复了一句：“道德畸形儿，”转身走了。过了－会，公羊来了，他得意洋洋地说：“你原来是这么个东西，我们非好好地教训你不可。”对我的长久盘问从此开始。在不让我去的我们的教室里那天没有上课：那里进行着审讯。比尔南德、校长、迈尔和学监卡明斯基组成道德畸形儿案最高调查委员会。原来，一切是这么开始的。一个学生在受罚不让回家时对迈尔说：“把我们留下，把喊叫的人放走，这不公平！布①唆使别人喊，他自己也喊，却让他回家了。卡尔松全知道。”迈尔说：“不可能，布是最好的学生。”但是卡尔松（就是那个对我说比涅曼是敖德萨最聪明的人的学生）证实了他的话，在他之后还有几个人出面作证。于是迈尔叫来了比尔南德。由于受到上面的鼓励和怂恿，又受到榜样的感染，班上出了10到12个告密者。①托洛茨基原姓布龙施泰因。——译注于是，一切都被回忆起来：去年，布在散步时曾议论过校长。布在上课时曾悄悄地提示过某某等。布参加了哄兹格罗德斯基的“音乐会”。瓦克尔（这件事全是由他引起的）谄媚地说：“大家都知道，古斯塔夫·萨莫伊洛维奇·比尔南德给我打了1分，我哭了，可布走到我眼前，把手放在我的肩头说：‘瓦克尔，别哭了，我们给督学写封信，让他把比尔南德赶走。’”“给谁写信？”“给督学！”“休想！那你怎么说的？”“我可什么也没说。”达尼洛夫接口说：“对，对，布提议给学区的督学写信，因为怕被开除，他说不要签名，每个人只在信上写一个字母，”“噢，是这么回事，每个人只签一个字母？”比尔南德高兴得喘不过气来。所有的学生都遭到审问，无一遗漏。一部分学生全盘否认，不仅否认了无中生有的事，而且连实有的事也否认了。科斯佳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看到同学们这样陷害他的最好的朋友，班上的第一名学生，痛苦地哭了。告密者诋毁这些坚决的否定者，说他们是我的朋友。惊慌的气氛笼罩着全班，大多数同学都变得孤僻起来，缄默不语。达尼洛夫成了班上的第一小提琴，无论是在此以前，还是在此以后，对他来说都是从未有过的事。我站在校长室旁边的走廊上，站在一个光滑的柜子旁边，像是一个犯下滔天之罪的国家要犯一样。主要证人被轮番叫到这里，与被告当面对证。最后让我回家。“去吧，告诉你父母，请他们到学校来一趟。”“我父母离这儿很远，住在乡下。”“那就告诉你的监护人吧。”昨天我还是无可争议的第一名学生，连第二名都比我差得好远，甚至迈尔从来都没有怀疑过我，可是今天却一个筋斗栽到底，以懒惰和品质不好著称的达尼洛夫当着全班和学校当局糟踏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因为过于坚决地为受委屈的同学（他和我的关系不好，他本人也不能使我对他产生好感）打抱不平吗？是我对全班同学的团结一致抱有过高的希望吗？不过，在我回波克洛夫斯基胡同的路上，根本无心总结。我垂头丧气，心情绝望，泣不成声地对我的监护人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他们尽量安慰我，虽然他们自己也很害怕。法妮·索罗门诺夫娜登门拜访了校长、学监克雷扎诺夫斯基和尤尔琴科，百般解释，并以自己的教学经验为依据来说服他们。这一切都是背着我做的。我坐在自己的角落黑，扣好的书包放在桌子上，心情十分难过。这样过了一天又一天。这件事将怎么了结呢？校长说：将召开教务会全面研究这个问题。这话听着十分吓人。会议召开了，莫伊谢·菲利波维奇去听结果。我盼他回来的心情，远比后来等待沙皇法庭判决的心情更为激动。下面的门熟悉地砰的响了一声，生铁铸的楼梯上响起了熟悉的脚步声，餐厅的门开了，同时法妮·索罗门诺夫娜从餐厅后面的屋子里迎面走了出来。我把帘子稍稍撩起一点。“开除了，”莫伊谢·菲利波维奇疲惫已极地说。“开除了？”法妮·索罗门诺夫娜叹了口气反问了一句。“开除了，”莫伊谢·菲利波维奇声音更低地证实道。我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看了莫伊谢·菲利波维奇和法妮·索罗门诺夫娜一眼，回到了帘子后面。暑假时，法妮·索罗门诺夫娜到亚诺夫卡作客，她这么讲我当时的情况：“当他听到这句话，脸色顿时变得铁青，我真为他害怕。”我没有流眼泪，但我非常苦恼。在教务会上曾为三种开除形式发生了争执，一种是无权进入任何学校，另一种是无权回到圣保罗实科中学，最后一种是有权再进入这所学校。教务会同意最后一种最轻的开除形式。我心惊胆战地想着父母将会怎样对待这件事。我的监护人为使我父母有所准备、减轻打击而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法妮·索罗门诺夫娜给姐姐写了一封长信，指示如何把这件事通知父母。我在敖德萨一直呆到学年结束，仍像往常一样回家过暑假。在漫漫的长夜里，当爸爸妈妈已经睡着后，我对哥哥、姐姐讲述了事情的经过，维妙维肖地描绘了老师和同学。哥哥和姐姐对自己的学习生活还记忆犹新，可他们又像成年人似地看我，时而摇头，时而对我的故事哈哈大笑。姐姐笑着笑着流下了眼泪，把头埋在桌子上哭了好久。我们决定，我出去做客一到两个星期，我不在时，姐姐把一切告诉爸爸。她自己都害怕这个使命。哥哥在学业上不成器，此后，爸爸把他的抱负全都寄托在我身上。头几年看来是满有希望，而突然一下子就全完了……在做客一星期后，我和好朋友，右手可以在音乐会上演奏的莫伊谢·哈里托诺维奇的孙子格里沙一起回到家里。我马上明白，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妈妈热情地迎接格里沙，但装出一副根本没看见我的样子。爸爸则相反，他的举止如常，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只是在几天之后，爸爸从炎热的田野里回来，在凉爽的穿堂屋里休息时，他突然当着妈妈的面问我：“你告诉我，你是对你的校长吹口哨了吗？是这样，把两个手指放在嘴里？”他自己演示了一番，突然笑了起来。妈妈惊讶地一会儿看着爸爸，一会儿看看我。在她脸上出现了又好笑又恼火的神情：难道能这么轻描淡写地谈这么可怕的事情？但爸爸继续盘问：“表演一下你是怎么吹哨的？”他笑得更开心了。不管他多么伤心失望，显然是这种想法使他高兴：他的后代尽管是全班第一名，却敢对大官吹口哨。无论我怎么对他保证说没有吹口哨，只是温和地，毫无恶意地嗥了几声。他根本就不听，认定是吹了口哨，最后直到妈妈哭了才收场。一夏天我几乎都没有准备考试。所发生的一切一时打消了我对学习的兴趣。我度过了一个不平静的夏天，动不动就同人吵嘴，直到考试前两个星期才返回敖德萨。但在这里我也打不起精神温习功课。我复习法语比复习哪门功课都认真。但在考试时，比尔南德只提了几个简单的问题，其他老师问得更少。我升入了三年级。我在那里碰到的大多数仍是那些出卖过我、或是保护过我、或是持中立态度的同学。这在很长时间内决定了我和他们之间的个人关系。我和很多人不说话，不打招呼。但和那些在困难时刻支持过我的同学的关系则变得更加亲密。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是我经受的第一次政治考验。围绕着这件事形成3个小集团：一极是告密者和好忌妒的人；另一极是胸怀坦荡、勇敢的男孩子；摇摆不定的一群处于两极之间。以后的几年中，这3个集团也没有完全消散。在我后来的生活中，我在各种条件下不止一次地遇到过这类的集团。**街上的雪还没有完全融化，但天气已经很暖和了，房顶、树木、麻雀都发出了春天的气息。一位四年级学生从学校回家，不成规矩地双手拎着书包带，因为书包带的一个钩子掉了。他觉得穿在身上的长大衣是多余的，沉重的累赘，由于大衣他全身冒汗，出汗又引起了疲劳，男孩重新看到了周围的一切，首先是他自己。春天的太阳使人相信，在世界上有比学校、学监和不合规矩地背在背上的书包、学习、象棋、午饭甚至还有阅读和剧院，总之，比日常生活中的一切都更强大的东西，对这个不曾体验过的、威严的、凌驾于个别人之上的东西的思念充斥着他的整个身心，渗入到他的骨髓中，引起了由疲惫所致的甜蜜的痛苦。他脑袋嗡嗡作响，鬓角上响起病态的旋律，他把书包扔到桌上往床上一躺，不由自主地枕着枕头哭了起来。为了给眼泪寻找理由，他尽力回忆书本中或自己生活中的悲惨场面，这好比火上浇油。他哭呀，哭呀，用眼泪宣泄着春天的忧愁。那时他已满13岁。这个男孩从小就有病，医生在诊断书上把这种病称为慢性胃肠道卡他。这种病和他纠缠在一起终生不离。他不得不经常服药，不得不禁食、神经震动总要反应到肠道上。在四年级时病情加剧了，使他不能上学，经过长期无效的治疗之后，医生们决定让病人回乡下疗养。那时，医生的决定与其说使我伤心，不如说使我感到满意。但是，还要获得父母的同意，还要请一位补习教师到农村去，以免耽误一学年。这需要付出额外的花费，而亚诺夫卡的人是不喜欢额外花费的。但在莫伊谢·菲利波维奇的帮助下，事情终于安排好了。找到了一位大学肆业生Γ某当我的补习教师。他身材矮小，长着一头松软漂亮的头发，两鬓斑白。这是一个稍稍有些爱虚荣、稍稍有些古怪，健谈而无性格的人，他没有受完大学教育，属于不走运的失败者一类的人。他写过诗，甚至有两首曾刊登在敖德萨报纸上。这两张报纸他总随身携带着，并且乐于把它们拿给人看。他和我的关系时好时坏，但总的趋势是每况愈下。开始，他和我的关系十分亲切，并一有机会就坚持说他想成为我的朋友。出于这一目的，他把某个克拉夫狄娅的照片拿给我看，并告诉我他们之间的复杂关系。后来，他突然改变态度，要求我像尊敬老师一样地尊敬他。这场纠缠不清的交往的结局很糟：激烈的争吵和彻底的绝交。但与补习教师这段经历也并非没有留下痕迹。无论如何，一个鬓角斑白的人把他与女人的关系之秘密告诉了我。这个女人在照片上是美丽动人的。我感到自己更成熟了。高年级的文学课不再由克雷扎诺夫斯基教，而由加莫夫教。他年纪还轻，长着一头淡黄头发，胖胖的、高度近视、身体虚弱。他对他所教的课没有一点激情、没有一点爱。我们无精打采地一课一课地学着。此外，加莫夫还非常邋遢，判我们的书面作业总是拖起来没头。按规定，五年级要在课外写4篇作文。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喜欢作文。我不仅阅读了老师指定的参考书，还看了许多其他的书，摘录事实和段落，改造并掌握我喜欢的句子。总之，是干得入了迷，迷得有时难免搞些无可厚非的抄袭。还有几个学生也不把作文当成讨厌的负担。五年级的学生都焦急地等待着——一些人忐忑不安，另一些人怀着希望——作文的分数，但老等不来。在第一学期期中后仍是如此，第二学期开始时，我写了一篇作文，整整写满了一本练习本。过了一个星期，第二个，第三个，可是我们的作文仍是杳无音信。我们委婉地提醒加莫夫，但他的回答总是闪烁其词。在下一节课上亚布洛诺夫斯基（他也是一个作文迷）直截了当地问，我们不能知道我们的书面作业的命运，这如何解释，它们到底怎么啦？加莫夫生硬地打断了他。亚布洛诺夫斯基不肯就此罢休，他皱起本来就连在一起的眉头，神经质地掀动课桌上面的盖子，提高嗓门反复地说不能这么工作。“我叫你住口，坐下，”加莫夫回答说。但是亚布洛诺夫斯基既不坐下也不住口。“请你出去！”加莫夫冲他喊道。我和亚布洛诺夫斯基的关系早就不好，在二年级时与比尔南德的那场风波使我变得谨慎多了。但这时我仍觉得我不能沉默，于是我说：“安东·米哈伊洛维奇，亚布洛诺夫斯基是对的，我们大家都支持他。”“说得对，”其他同学也纷纷表态。加莫夫开始时有些慌张，可后来就火冒三丈。“怎么回事？”他高声叫喊，气得声音都变了，“我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事，我自己清楚……用不着你们教训我，你们违反纪律……”我们击中了他的要害。“我们只想看到自己的作业，仅此而已，”第三个同学站起来说。加莫夫怒不可遏：“亚布洛诺夫斯基，你给我出去！”亚布洛诺夫斯基站着不动。“出去就出去，你怕什么呀，”全班同学都低声对他说。他晃着肩膀，两眼在黝黑的脸上滴溜溜地转着，脚步噔噔地走出了教室，用尽全身力气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下一堂课开始时，卡明斯基穿着他那双胶底鞋悄然无声地走进教室，这不是什么好兆头。教室里鸦雀无声。校长用他那像喝多了酒似的嘶哑的假嗓做了简短严厉的训斥，并以开除来威胁，当即宣布处分：亚布洛诺夫斯基关禁闭24小时，品行得3分，我关禁闭24小时，第三个抗议者关禁闭12小时。这是我学习途中的第二个跟头。这次事件没有引出更严重的后果。加莫夫到底没把我们的作文还给我们。我们对它们也不再抱有希望了。在这一年中沙皇死了。这是个重大事件，甚至是难以置信，但又过于遥远，就像在异国发生的地震一样。我和我周围的人都不怜悯生病的沙皇，对他也没有好感，也没有因他的去世而悲痛。第二天我来到学校时，学校笼罩在一片无缘无故的惊慌之中。“沙皇驾崩了”，学生们彼此相告，但不知道还要补充点什么。但大家都知道今天不上课，心中暗暗欢喜，特别是那些没有做完功课或是害怕被叫到黑板前回答问题的学生们。门房让所有到校的人都去礼堂，那里准备举行追悼仪式。一位戴着金边眼镜的教师说了几句这种场合的套话：父亲去世儿女悲痛，全民之父逝世该何等悲痛。但是我们一点也不觉得悲痛。追悼仪式拖了很长时间，既无聊又烦人。命令所有的人在左袖子上缝一个黑箍，并用黑纱把帽子上的校徽盖住。其余一切照旧。五年级的学生已经开始交流有关高等院校和今后人生道路的想法。谈得最多的是有关选拔考试。彼得堡的教授考试时如何刁难，出刁钻古怪的试题和彼得堡的专家们如何帮考生临阵磨枪应付考试等话题。在比我大一些的学生中有人年复一年地去彼得堡应考，考不上，再准备，还是考不上。一想到这些未来的考验，很多人提前两年就感到心寒了。六年级一年都平平静静，没有发生什么意外。大家都想尽快把中学的苦日子熬出头。毕业考试十分隆重：在考厅里有大学教授和教育局特派员参加考试工作。校长每次接过督学递过来的里面装着作文题目的信封，都庄重地把它打开。在宣读了题目之后，大家都害怕地叹了口气，好像是所有的人都一下子被浸到冷水中似的。开始时由于精神紧张，觉得题目根本就做不出来，后来发现事情并不那么可怕。在规定的两个小时快结束时，老师帮助我们麻痹教育局方面来人。我答完了我的试卷，但没有交卷，在克雷扎诺夫斯基的默许下留在考场，给那些考得不妙的人频频递条。大家都认为七年级是附加的。圣保罗实科中学没有七年级，所以要转到别的中学去上。在这段间隙中，我们成了自由的公民。每个人都为这个时机准备了一套便服。在领到毕业证书的那天晚上，我们一大群人坐在花园里，在那里的露天舞台上歌女在唱黄色歌曲，因此严禁中、小学生入内。我们所有人都系着领带，嘴里叼着香烟，桌上还摆着两瓶啤酒。我们还没来得及打开第一瓶啤酒，班主任威廉来到我们的桌前。因为他说话有点像羊叫，我们管他叫山羊。我们本能地站了起来，所有的人心都一紧。但是没出什么麻烦。“你们已经到这里来了？”威廉带着痛心的声调说，并宽厚地和我们一一握手。我们之中年龄最大的K某小手指上戴着一只戒指，放肆地请班主任和我们一起喝啤酒。这太过分了，威廉不失尊严地拒绝了邀请，匆匆和我们告别后，就去搜寻违禁跨进公园门口的学生去了。我们带着双倍的自我意识喝起了啤酒。从预备班算起，我在实科中学度过了7年，这几年中，当然也不乏欢乐，但欢乐显然比痛苦少一些。总的来说，对实科中学的记忆，即便不是黑色的，至少也是灰色的。在学校里发生的所有事情——无论是欢乐的还是痛苦的——之上，耸立着毫无人性、官气十足的形式主义的制度。很难叫出我能怀着真正热爱之情回忆起的老师，哪怕是一位也好。不过，我们的学校还不是坏学校，它毕竟教会了我一些东西，它给了我基础知识，使我养成系统工作和遵守纪律的习惯。所有这些在日后都大有裨益。学校违背了它的直接使命，在我的心中撒下了仇恨现有一切的种子。无论如何，这些种子不是掉在贫瘠多石的土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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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家庭和学校第三章家庭和学校1888年，在我的生活中发生巨变，我被送往敖德萨念书。事情是这样的：夏天，妈妈的侄子莫伊谢·菲利波维奇·施宾策尔在我们村里住了一阵。他28岁，是一个聪明的好人。据说他因为犯了点过失而在中学毕业后没考上大学。他既做点新闻工作，也兼一些统计工作。他是因为患了结核病到乡下来疗养的。我妈妈和莫尼亚（人们都这么叫他）的姐妹都为他感到骄傲，因为他有才干，人格高尚。妈妈对他的尊敬也传给了我们全家。大家都为他的到来感到高兴，我也和大家一样暗暗地高兴。当莫尼亚走进饭厅时，我站在所谓的“育儿室”——拐角上的小房间的门坎后面，不敢朝前走，因为我的两只皮鞋上有两个洞。这不是因为穷，当时我家已经相当富裕，这是由于农村里不注重仪表，工作繁忙和家庭消费水平不高，莫伊谢·菲利波维奇说：“小孩，你好。小伙子，过来……”“您好，”小孩回答说，站在原地不动。大人带着歉意的微笑给他解释了原因。他紧紧地抱住我，把我抱过门坎，使我愉快地摆脱了窘境。在吃午饭时，莫尼亚是大家注意的中心。妈妈把最好的肉切给他，还不停地问好吃不好吃，问他平时喜欢吃什么。傍晚，当牲畜赶进圈时，莫尼亚对我说：“走，喝鲜牛奶去，拿上两个环子。好孩子，拿外面，别用手指捏里面。”我从莫尼亚那里知道了很多从前不知道的东西，如怎么拿杯子，怎么洗脸和各个单词怎么发音，刚挤出的牛奶为什么对肺部有好处。施宾策尔每天散步，写作，玩九柱戏并教我学算术、俄语、帮我准备考一年级。我狂热地崇拜他，但也有几分害怕，因为在他身上感到一种更严格的纪律的因素。这是城市文明的因素。莫尼亚对他的乡下亲戚非常亲切，他爱开玩笑，常常用他那柔和的男高音唱歌。但有时他的情绪不知被什么蒙上一层阴影，在吃午饭时沉默不语，变得十分孤僻。这时，大家都担心地看着他，问他怎么啦，是不是不舒服。他的回答总是很简短、闪烁其词。只是在客人快离开村庄时，我才模糊地猜到了他有时孤僻的原因：农村的粗暴或不公平使他吃惊。但这并不是由于他的姑父和姑姑是特别严厉的主人。不是，无论如何也不是。他们与农民或雇工的关系决不比其他庄园更差，但也好不了多少，这就是说，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当管家用长鞭子抽打牧人，只是因为他让马在水边一直呆到傍晚，莫尼亚气得脸色惨白，透过牙缝说：“真可恶！”我也感到这挺可恶。我不知道，要是没有莫尼亚，我是否能察觉这点。我想是能的。但起码是他帮助我感觉到这点。单凭这一点，就使我终身对他怀有感激眷恋之情。施宾策尔准备和敖德萨国立犹太女子中学校长结婚。亚诺夫卡的人谁也不认识她，但所有的人都认定她是一个杰出的人，因为她是中学校长，还是莫尼亚的未婚妻。于是家里做出决定，来年春天送我到敖德萨，我将住在施宾策尔家里，并进中学读书。移民区的裁缝好歹给我做了几件新衣，大箱子里放着几罐油，几盒果酱和其他送给城里亲戚的小礼品。我依依不舍地和家人告别，我痛哭失声，妈妈哭了，姐妹们也哭了。这时我才知道，亚诺夫卡和这里所有的人对于我是多么珍贵。我们骑着马穿越平原去火车站，直到转上大路我才止住了眼泪。我们从新布格乘火车到尼古拉耶夫，从那里换乘轮船。轮船的汽笛长鸣，似乎宣告新生活的来临，使我直起鸡皮疙瘩。但轮船现在还是在布格河里航行，大海还在前面。许多许多新事物都还在前面。我登上码头，乘上出租马车，来到波克洛夫斯基胡同的一栋大房子前，女子中学和它的校长就在这栋房子里面。主人们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番，先是一位年轻的女人，随后是一位老妇人——前者的妈妈——吻了我的额头和两颊。莫伊谢·菲利波维奇像往常一样开着玩笑，问亚诺夫的情况，它的每一个居民，甚至还问起了他所熟悉的几头牛。但是，我现在觉得牛是那么微不足道，我甚至不好意思在文雅的人们面前谈它们。住宅不大，在饭厅里用帘子给我拦出一角之地。我的学校生活的头4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我一下子就完全落入了那种有魅力，但又严厉的纪律的支配之中，还在农村时，我就从莫伊谢·菲利波维奇身上感到了这种纪律。生活制度不能说是严厉的，但却需要严格遵守，正因如此，使人开始时觉得它很严厉。规定我每天晚上9点钟睡觉，只是随着我不断地升级，睡觉时间才逐步推迟。他们一步一步地告诉我，每天早晨应该向人们问早安，永远保持手和指甲的清洁，不要用刀子往嘴里送食物，永远不要迟到。当女佣人给你上饭时应该道谢，不要在背后说别人坏话。我还知道了，有几十个在家里认为是无可争议的词其实不是俄文单词，而是走了样的乌克兰单词。每天都有新环境中的一部分展现在我的面前。这个环境比我在其中度过了我生平第一个10年的环境要更文明。在古典文学的魅力和剧院的魔力面前，作坊开始黯然失色，失去了它的吸引力。我成了一个小城里人，但有时，农村在我的头脑中大放异彩，就像是失去的天堂一样，引诱着我。于是，我就开始忧愁起来、踱来踱去，用指头在玻璃上写对妈妈的问候，或把头埋在枕头里哭。莫伊谢·菲利波维奇家的生活很俭朴，钱勉强敷用。一家之长没有固定工作。他翻译过几部希腊悲剧，还为它加注，写过儿童故事，为了编写一份图解历史年表而研究施洛塞尔①和其他史学家的著作，他还帮他妻子管理学校。后来，他创立了一家小出版社，开始几年他艰苦创业，为后来的迅速发展，蒸蒸日上打下了基础，10到12年后，他成了南俄有名的出版商，他有一家大印刷厂，还有一栋私人住宅。我在这个家庭生活了6年，正是出版社的创业期，我在那时熟悉了排字、校对、拼版、印刷、折页和装订。改校样是我最喜欢的娱乐。我对新印好的纸张的感情可以追溯到那遥远的中学年代。①施洛塞尔，费里德利希·克利斯多夫（1776—1861）德国自由派历史学家，著有《世界通史》。——译注正如在一般资产阶级家庭，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家庭中，女佣人在我的生活中起着不易觉察，但却是不小的作用。第一个女佣人达莎悄悄地和我建立起特别的友谊。她把她的所有秘密都告诉我。午饭后，当所有人都休息时，我蹑手蹑脚地来到厨房，达莎每次都抽出点功夫给我讲她的生活，告诉我她的初恋。达莎之后，是一位日托米尔的女犹太人，她和丈夫离婚了，她常对我抱怨说：“他是那么凶狠、那么可恶。”我教她识字。每天她都要在我的桌旁坐半个小时，弄清字母和词中字母联系的奥秘。这时，家里已经添了一个婴儿，需要雇一个奶妈。我常帮奶妈写信。她在信中向远在美国的丈夫诉说自己的苦难。我根据她的要求，给信蒙上一层最阴沉的色彩，最后还加上一句，“只有咱们的婴儿是我生活的阴暗苍弯中唯一一颗明亮的星辰。”奶妈十分高兴。我自己把信读了一遍，十分满意，尽管信中要丈夫寄美元的最后那一部分使我难堪。然后她又请求说：“我还要写一封信。”“给谁？”我问，并准备继续创作。“给表哥，”奶妈似乎有点犹豫地回答说。信中还是讲阴暗的生活，却只字不提星辰，结尾处还说，如果他愿意的话，她就去找他。奶妈刚刚拿着信走开，女佣人——我的学生就走进我的屋子，她显然是在门口偷听来着。“他根本就不是她的表哥，”她愤懑地低声告诉我。“那是谁？”我问。“就是那种人……”她回答说。我着实为复杂的人际关系伤了一番脑筋。吃午饭时，法妮·索罗门诺夫娜带着一种特别的笑容对我说：“喂，作家，你喝汤吗？”“什么？”我不安地问。“没什么。不是你帮奶妈写信了吗，那你就是作家……你的信里有这么一句：‘阴暗的苍弯上的一颗星辰’，真不愧为作家。”她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你写得不错，”莫伊谢·菲利波维奇安慰我说，“不过你以后别再帮她写信了，最好让法妮自己替她写。”家庭和学校都不承认的错综复杂的生活一面，但它却没有因此而停止存在，而且还相当强大、无所不在，足以引起10岁小孩的注意。人们把它排斥在学校教室之外，也不让它越过寓所的正门，它却通过厨房为自己开辟了一条道路。国立学校只收百分之十的犹太学生，这条规定于1887年开始实施。不托人情、不行贿赂要想进中学简直一点可能性也没有。实科学校与中学的不同之处是不设希腊文、拉丁文等古典语文课，偏重数学、自然科学、现代语言课程。入学比例的规定也扩展到实科中学。由于想进这类学校人不那么多，所以机会要多一些。在报纸杂志上曾就古典中学和实科教育问题辩论过很久，保守派认为，古典主义使人遵守纪律，更确切地说，他们是希望在少年时代死记硬背希腊文的公民，以后能终身忍受沙皇的制度。自由派不抛弃古典主义（因为它是自由派的同胞兄弟，二者都是文艺复兴的产物），同时又要保护实科教育。当我入学时，由于颁发了一条禁止讨论两种教育孰优孰劣的通令，这场争论已经平息。秋天，我参加了圣保罗实科中学的入学考试。成绩平平，俄语3分，算术4分，这达不到录取线。因为百分之十的规定导致严格的筛选，当然，行贿受贿使筛选变得更加复杂。我被附属于国立中学的预备班录取，它是私人办的学校。犹太学生从这里升入一年级，虽然也按规定比例，却比校外学生优先。圣保罗实科中学原是一所德国人开设的学校。它是路德派新教团体设立的，旨在为敖德萨和南方地区的众多德国人服务。尽管圣保罗中学也享有国家赋予的权力，但由于它只有6个年级，所以毕业后要想进入高等学校，必须还要在另一所实科中学读七年级。这一措施的目的，显然是要打掉过多的德国精神。不过，在圣保罗中学里，德国精神已经一年比一年衰落。德国学生不足半数，德国人不断被排挤出学校的行政机构。在学校上学的最初几天是悲伤的日子，后来则是欢乐的日子了。我穿着崭新的校服，头戴一顶镶边的制帽，帽子上有一枚显眼的金属帽徽，帽徽上校名的字头组成两个三叶草图案，我身后背着一只新书包，里面放着几本包上漂亮书皮的新书，一只漂亮的铅笔盒，里面放着几支新削好的铅笔和一支新钢笔，一块新橡皮。我得意洋洋地带着这些漂亮的东西在长长的乌斯宾斯克大街上走着，为到学校的路如此之远而感到高兴。我觉得，所有的过路人都惊讶地看着我那身出众的装束，有人甚至还有几分忌妒。我兴致勃勃、信任地看着所有迎面来人的面孔。突然，一个瘦高个男孩在离盛装的实科中学生两步远的地方停下脚步，他大约有13岁，看样子是作坊的学徒，因为他手里拿着一个铁皮制的东西，他把头朝后一仰，用力咳嗽一声，把一大口痰吐在我新上衣的肩头上，他轻蔑地看了看我，一句话没说，从我身旁走过，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现在我清楚了。一个一贫如洗的男孩，身上穿着破衬衣，光脚穿一双破鞋，还要做种种主人吩咐他干的脏活，可主人的儿子们却在炫耀漂亮衣服。他是在我身上发泄他对社会的抗议。但当时，我却顾不上总结，我久久地用栗树叶擦我那肩膀，心中充满了无可奈何的委屈，无精打采地走完最后一段路。在校园里第二个打击在等待着我。“彼得·帕夫洛维奇，又来了一个穿校服的不幸的预备班学生，”学生们喊道。这是怎么回事？原来预备班是私立学校，所以预备班学生严禁穿校服。蓄一脸黑胡子的学监彼得·帕夫洛维奇告诉我，应该摘下帽徽，拆下帽子的镶边，摘下号牌，用普通骨制扣子换下鹰扣。第二个不幸就这样落到了我的头上。这天学校没有课。德国学生和许多其他学生集合在路德派教堂中。学校用的就是这座教堂的名字。我马上落到一个健壮的男孩的保护之下。他是留级生，所有的校规他都知道。他让我和他并排坐在路德派教堂的长凳上。我第一次听到管风琴声。它的声音打动着我的心灵。然后，一个穿白翻领西服的男人走出来，他的声音有如起伏的波涛在教堂里回荡，语言晦涩更增加了传道的庄严。“说话的是谁啊？”我激动地问。“这就是比涅曼牧师，他非常聪明，是敖德萨最聪明的人，”卡尔松告诉我。“他在说什么呢？”“还不是那一套，”卡尔松热情陡减，“什么应该当好学生，努力学习，和同学团结友爱，……”这位颧骨高高的比涅曼的崇拜者原来是个屡教不改的懒学生，非常好打架，在课间休息时，总要给人留下几块青斑。第二天我就得到了安慰。我在算术上表现突出，临摹黑板上的字体也很不错。鲁坚科老师给我打了两个5分。这使我不再计较上衣上的骨制扣子。低年级的德语课由赫里斯季安·赫里斯季安诺维奇·什瓦涅巴赫校长亲自上。这是一个酷爱整洁的官吏。他能爬上如此高的地位，全凭他是比涅曼的女婿。赫里斯季安·赫里斯季安诺维奇的课从检查全班学生的手开始，他发现我的手最干净。后来，我抄板书工整，校长奖励我，又给了我一个5分。这样，在上课的第一天放学回家时，我就带回了3个5分。我把它们带在书包里，尤如无价的珍宝一样。我在对家里人夸奖的渴望的驱动下跑回波克洛夫斯基胡同。我就这样当上了学生。每天早晨我早早起床，匆匆地喝光自己的早茶，把包在纸里的早点往大衣口袋里一塞就往学校跑，为的是能够赶上晨祷。我从不迟到，老老实实地坐在座位上，认真听讲，细心抄板书。在家里我勤奋复习功课。我按规定时间睡觉，为的是在第二天早晨能喝完茶，再次跑到学校，唯恐赶不上晨祷。我就这样一年级一年级地升上去。我在街上不论遇到哪位老师都毕恭毕敬地鞠躬问好。在人间，怪人的比例相当不小，在老师中比例更大。圣保罗实科中学的教师水平要高于一般水平。大家公认这是一所好学校，而且不无根据，校规非常严格，要求很高。当校长大权从什瓦涅巴赫手里转到尼古拉·安东诺维奇·卡明斯基之后，缰绳拉得一年比一年更紧。就其专业来说，他是一位物理教师，就其气质来说，他是个恨世者。他从不正眼看和他谈话的人，穿着胶底鞋悄然无声地在走廊和教室里走动，他用低沉、沙哑的假嗓说话，能不提高嗓音就使人胆战心惊。从外表看，卡明斯基是个宁静平和的人，但他的内心世界从没有摆脱过根深蒂固的忿恨恼火的状态。甚至他对最好的学生也是武装中立的态度，他对我的态度也是如此。作为一名物理教师，卡明斯基发明了一套仪器证明波义耳—马略特气体弹性定律①。每次实验后，总有两三个学生用正好能让老师听见的声音小声互相说：“真了不起！”有人欠起身来，似乎有点迟疑地问：“谁发明的这套仪器？”卡明斯基用他那伤风的假嗓漫不经心地说：“是我制作的。”大家面面相觑，那些两分生则高声赞叹。①波义耳—马略特定律，指在温度不变时，理想气体的体积与压力的乘积是一个常数，这是由波义耳和马略特分别在1662年和1676年各自发现的。——译注当为了强制推行俄罗斯化而让卡明斯基取代什瓦涅巴赫时，安东·瓦西里耶维奇·克雷扎诺夫斯基出任学监。他是个狡猾的人，长着一脸大胡子，教会学校的毕业生。稍稍带一点自由主义色彩，喜欢别人给他送礼，善于以装出来的善良掩饰自己的不良用心。他在被任命为学监之后，马上变得更严厉，更保守。克雷扎诺夫斯基负责教一至六年级的俄语课。他因为我的文理通顺和喜欢语文而对我另眼相看。我的每篇作文他都要在班上朗读，并给我打上5加，这成了一套固定不变的规则。数学老师尤尔琴科生性恬静，身体矮壮，他很有头脑，他的外号叫宾久日尼克，在敖德萨方言中，这个词的意思是车夫。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尤尔琴科对所有的学生都用你称呼，而且说话毫无顾忌。他以他的平等和粗鲁使人对他产生一定程度的尊敬，但当学生们知道尤尔琴科索取贿赂时，对他的敬意就逐渐消失了。不过其他老师也以种种不同的方式受贿。学习跟不上的学生。如果是外市的，就住在他最感兴趣的老师家中；如果是本地的，则出高价到他最怕的老师的那儿去补课。第二个数学老师是兹洛特强斯基，与尤尔琴科相反：他身材削瘦，黑黄的脸上长着刺人的胡须，他的白眼球总是浑浊的，动作没精打采，好像没睡醒似的，他时不时地大声咳嗽，并把痰吐在教室里。大家都知道他有过一段不幸的恋爱，还知道他喜欢大吃大喝，嗜酒如命。兹洛特强斯基是一位不错的数学老师，但他的目光却超出于学生、工作，甚至在数学之上。几年之后，他用剃须刀割断了自己的气管。我和两位数学老师都保持着稳定良好的关系，因为我数学学得好。在实科中学的最后几年级中，我甚至打算进数学专业系呢。教历史的老师是柳比莫夫，他身材高大魁梧，小鼻子上架着一副金边眼镜，那张胖胖的脸上长着威风凛凛的大胡子。只有在他笑的时候，才突然暴露出这个人的威严纯粹是假象，这是一个意志薄弱、胆小怕事的人。有什么东西在精神上折磨着他，他总是担心别人知道他的私事，这一点是那么明显，甚至我们这些小孩也能看得出来。我对历史的兴趣虽不明确，但却在不断地增强。我逐渐地拓宽了我的知识面，我逐渐摆脱了可怜的正式教材，读起了大学课本或施洛塞尔的巨著。在我对历史的迷恋中，无疑有喜好运动的因素：我背熟了大量无用的、只能加重记忆负担的名字和细节，是为了让老师为难。柳比莫夫无力给学生上课。在课堂上他有时听到有人低声说话，就以为是在侮辱他，于是突然火冒三丈，恶狠狠地环视四周。全班都很惊讶，不由得警觉起来。柳比莫夫还在另一所女子中学教书，那里的学生也发现了他的古怪举止，最后的结局是：柳比莫夫在神经错乱发作时，吊死在窗栅上。学生们都惧怕地理老师茹科夫斯基，像怕洪水猛兽一般。他像自动绞肉机一样残酷地整学生。茹科夫斯基要求课堂上绝对安静。他往往打断学生的讲述，警惕起来，就像谛听远处的危险声音的一只猛兽一样。学生们都知道，此时，一动也不能动，尽可能别喘气。在我的记忆中，茹科夫斯基只有一次稍稍放松缰绳，好像是在他生日的那一天。一个学生对他说了些不完全与课堂直接有关的话，他居然能够容忍，没有发作。这本身就是个重大事件。善于讨好的瓦克尔马上站起来咧着嘴笑着对他说：“我们都说，柳比莫夫比茹科夫斯基差远了。”茹科夫斯基马上绷起面孔：“你说些什么？坐下！”课堂上马上静得鸦雀无声，只有在地理课上才能这么安静。瓦克尔就像挨了一击似地坐了下来。所有同学纷纷带着谴责或厌恶的表情转过头去看他。“真的，确实如此，”瓦克尔低声回答，他还希望以此来打动对他印象不好的地理教师的心。主要的德语教师是斯特鲁韦，他是个身躯庞大的德国人，长着一颗大脑袋，长长的胡子垂到腰际。他那双孩子般的小脚负载着他那沉重的躯体，这躯体似乎装满了善良。斯特鲁韦是一位最正派的人，他为学生成绩不好而痛苦，他总是激动不安，苦口婆心地劝说，为他们的每一个2分而感到痛心，他从不给学生1分，努力不让任何一个学生留级，并把他厨娘的侄子（就是刚刚提到的瓦克尔）安排到学校来读书，不过，这是一个能力低下，更不讨人喜欢的孩子。斯特鲁韦有点可笑，不过总的来说，这是一位可爱的人。法语老师是古斯塔夫·萨莫伊洛维奇·比尔南德，这是一个瘦弱的瑞士人，他的侧面扁平，像是从机床中压出来的似的。大秃顶，青紫色、凶狠的薄嘴唇、尖鼻子，额头上一道爱克斯形的大伤痕。所有人对比尔南德都无法忍受，这是事出有因的。他患有消化不良症，在上课时不时地吞咽药片，并把每个学生都看作是自己的敌人。他额头上的伤疤常常是学生们猜测和假设的源泉。有人断言，古斯塔夫年青时曾进行过决斗，这是他的对手用花剑在他脑门上划出的斜十字。过了几个月，出现了一种新的说法：他未曾进行过决斗。这是外科手术留下的伤痕，需要从他的额头上取下些东西来修整他的鼻子。学生们仔细地观察法国人的鼻子，更大胆的学生们断言说能清楚地看到鼻子上的缝合处。有些头脑更冷静的学生试图从童年时的意外事件中寻找伤痕的原因。如从梯子上摔下来磕破了脑门。但是这类解释都被推翻，因为它们过于平淡，此外，根本不能设想比尔南德曾经是个孩子。门卫长是一个名叫安东的和气的德国人，蓄着威严的斑白的络腮胡子。他在我们的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他协助负责看管那些迟到的、留校不让吃午饭的和关禁闭的学生，实际上享有很大的权力，并与这些学生建立起友好的关系。不过我对他的态度很一般，他对我也是如此，因为我不是他的主顾。我每天按时到校，我的书包收拾得整整齐齐，学生证总是放在上衣左边的口袋里。但每天都有几十名学生要依赖安东，于是用各种方式讨他欢喜，最起码他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是圣保罗实科中学的一根支柱。当我们假期结束重回学校，得知安东因杀人入狱，都不胜惊讶。安东出于激情和忌妒，枪杀了另一个门房的18岁的女儿，现在被关在监狱里。个别的个人灾难就这样闯入有条不紊的学校生活以及那时倍受压制的社会生活之中，每次都像旷野中的哀号一样留下强烈的印象。圣保罗教堂设有一所孤儿院。我们学校把校园的一角拨出来给孤儿院使用。孤儿院的孩子们穿着蓝色的旧帆布服装，愁眉苦脸地来到校园里，无精打采地在那个角落里走动，然后又垂头丧气地上台阶回孤儿院。尽管校园是公用的，孤儿院用的那个角落并没有拦起来，实科中学学生和“养子”（人们这样称呼他们）是两个彼此不相往来的封闭的世界。我曾两次试图和穿着蓝帆布服装的男孩子们交谈，但他们勉强闷闷不乐地回答几句，就匆匆地回孤儿院去了，因为严格规定他们不得介入实科学生的事。因此，我在这个校园玩了7年，一个孤儿的名字也不知道。可以假设，在一年伊始时，比涅曼牧师是用缩写的圣书对他们祝福的。在校园中靠近孤儿院的那部分地方，竖立着各种各样的体操器械：吊环、爬竿、直梯和斜梯、秋千、双杠等等。在入学后不久，我看到一个孤儿院的孩子做了一个技巧动作。我也想试试，我爬到直梯顶上，而脚尖勾着最上面的梯磴上头朝下挂在梯上，两手尽量往下够，抓住下面的梯磴，然后脚尖一蹬，便在空中划一道一百八十度的弧线，柔韧地一跃站在地上。但我没有及时放开梯磴，身体划了条弧线落了下来，重重地摔在梯子上。我的胸膛像被钳子夹住了一样，喘不上气来，我像蛆虫一样在地上蠕动，我抓住了一个站在周围的孩子的脚，失去了知觉。此后，我对练体操谨慎得多了。我很少在街头和广场上玩，也很少参加室外的体育和娱乐活动。这些我能在假期回农村时得到弥补。我觉得城市是为工作和读书而设的。我觉得小孩在街上打架是可耻的，况且想打架总不愁找不到碴儿。中学生由于校服上的银扣子，带银校徽，所以叫鲱鱼，佩带黄铜扣子和校徽的实科中学生叫熏鱼。一次，我沿着驿站街回家时，一个细高挑中学生死跟着我不放，喋喋不休地问：“你的熏鱼多少钱一斤？”他那问题没有得到答复，就用肩膀拱了我几下。“你干吗老缠着我？”我用十分客气的语调问他。中学生有点不知所措，他想了想，问我：“你有弹弓吗？”“弹弓，弹弓是什么东西？”我反问道。瘦高个子中学生默默地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家伙：一段叉形树枝，上面绑一根橡皮条和一块锡弹。“我从窗口打房顶上的鸽子，然后炸着吃。”我吃惊地看着新认识的人。这种事对我来说，并非没有趣味，但在城市的环境中是不合适的，甚至还是不体面的。许多男孩子在海里划船，在防波堤上捉鱼，煮鱼汤。我从未得到过这类满足。奇怪，那个时期大海在我生活中没有丝毫地位，尽管我在海边生活了7年。在整个这段时间内，我没有划过一次船，没有捉过一次鱼，只是在去农村的往返途中才看到海。星期一，当卡尔松来到学校，他的鼻子晒黑了，还爆起了皮，他吹嘘说昨天在船上抓了几条鰕虎鱼。我觉得他的快乐离我十分遥远。那时，酷爱打猎和捕鱼的天性在我身上还没有苏醒。我在预备班和一个医生的儿子Р．科斯佳成了好朋友。他比我小一岁，身材也比我矮，表面上挺老实，实际上是个淘气包、调皮鬼，长着一双敏锐的眼睛。他对城市很熟悉，在这方面他比我强得多。他不用功，而我从第一天起一直都是5分。科斯佳回到家里没完没了地讲他的新朋友。后来，科斯佳的妈妈，一个瘦小枯干的女人来找法妮·索罗门诺夫娜请求：“能不能让两个孩子一块儿做作业？”经过商量（我也参加了）之后，同意了她的请求。在两三年内，我们并排坐在一起上课，直到后来他留级才与我分开。不过我们之间的友谊仍继续保持下来。科斯佳有一个上中学的姐姐，她比他大两岁。他姐姐几个女友们也有兄弟。姊妹们学音乐，兄弟们围着姊妹们的女友转。每逢孩子们过生日时，父母就邀请客人，于是形成了一个友好、竞争、华尔兹、方特①、忌妒和敌意的小圈子，这个圈子的核心是阔商人А的家庭。А家和科斯佳一家住在同一栋楼的同一层上，因此，两家的走廊都通向面朝院子的阳台，在阳台上经常会举行有意无意的聚会。А家的气氛和我习惯了的施宾策尔家的气氛截然不同。那里总聚着许多男女中学生，他们在女主人宽容的微笑下练习献殷勤，在谈话中往往提到谁对谁有意思。我对这个问题表现出极大的蔑视，不过是相当虚伪的。“你要是爱上了谁的话，请你一定告诉我，”А家的大姐，14岁的中学生命令我说。“因为我不会有这事，所以可以答应你，”我带着几分傲慢的自尊回答道，像一个了解自己价值的人一样，因为那时我已经二年级了。大约两个星期后，小姑娘们做人体造型画。妹妹以缀满银纸剪的星星的黑披巾为背景，一只手朝上举，表演夜神。她姐姐轻轻地推了我一下说：“你看，她多漂亮啊。”我看着她，心中暗暗同意，并且突然决定，履行诺言的时候已经到了。很快，姐姐就开始盘问我，“你没有话要告诉我吗？”真难堪，我垂下眼睛回答说：“有。”①方特系一种游戏。——译者“她是谁？……”但我说不出口。她建议我只说名字的第一个字母。这要容易一些。姐姐叫安娜，妹妹叫别尔塔。我说了字母表上的第二个字母，而不是第一个①。①Анна（安娜），Берта（别尔塔）的第一个字母是А、Б是俄文字母表中的头两个字母。“别？”她失望地重复了一声，谈话到此结束。第二天，我沿着三层的长长的走廊去找科斯佳的作业，我像往常一样，从院子进去。还在楼梯上我就发现两姊妹和母亲坐在自家门口的阳台上。当我离这几个女人还有几步远时，我感到嘲讽的目光像针一样落在我身上，刺进了我体内。妹妹不冲我笑，而是眼望着别处，表情异常冷漠，叫人不寒而栗，这马上使我确信我被出卖了。她妈妈和姐姐跟我握手，其表情显然在说：“你这个骗子，现在我们可知道了你那一本正经的外表下藏的是什么东西。”妹妹伸出了手，冷冰冰的像块木板。她不看我，对我的握手也毫无反应。此后我还要在阳台上走一段，我转过身去。在这些折磨者的目光下往前走。在这样骇人听闻的出卖之后，我决定彻底断绝与这个阴险的家族的关系，不再去她们家，忘掉她们，永远把她们从心头铲除。假期很快来临，帮我实现了我的决心。我忽然发现我是近视眼。我去看了眼医，他给我配了眼镜。不能说这使我伤心难过，因为不管怎么说，眼镜会使我显得更庄重。我不无得意地预想到我戴着眼镜出现在亚诺夫卡的情景。但对爸爸来说，眼镜是不能忍受的打击，他认为这是装模作样，摆谱，坚决要我把眼镜摘掉。我告诉他，我看不见教室黑板上的字，看不清街上挂的招牌。但是不管我怎么说也是徒劳。在亚诺夫卡，我只能偷偷地戴眼镜。不过，我在农村毕竟还是更勇敢、更奔放、进取心更强。我似乎把压在肩头的城市的纪律全部甩掉了。我独自一人骑马去博布里涅茨，当天傍晚赶回家，往返总共有50公里。我戴着眼镜出现在博布里涅茨街头，对它的作用毫不怀疑。在博布里涅茨只有一所只收男生的市立专科学校，离这里最近的中学在伊丽莎白格勒，相距50公里。那时，在博布里涅茨有一所4年制女子中学。女中学生的伙伴是市专科学校的男生。但在夏天，情况发生了变化，男中学生和实科学校学生从伊丽莎白格勒回来，以他们漂亮的制服和举止风度排挤了本市的学生。冲突非常严重。受了侮辱的博布里涅茨的学生结成打架帮伙，必要时不仅使用棍棒、砖头，甚至还动刀子。一天，我在熟人家的花园里，悠然地坐在桑树枝上津津有味地吃着桑葚，不知谁从围墙外面扔进一块不小的砖头，正打在我的头上。这只是旷日持久，并非不流血的战争的一段插曲，直到特权阶层离开博布里涅茨回到学校上课去时，这场战争才告一段落。在伊丽莎白格勒，情况有些不同。那里的中学生和实科中学学生在整个学年中都是街道和心灵的统治者。但在夏天，大学生们从哈尔科夫、敖德萨或更远的城市回来度假，马上把中学生们排挤到次要地位上。这里的对抗是残酷的。女中学生们的背信弃义难以形容。不过，照规矩斗争主要武器是用精神之剑。在农村，我玩槌球和九柱戏，指挥玩方特并对姑娘们说些放肆的话。我在农村学会了骑自行车，车子完全是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自己做的。因此，我后来才敢在敖德萨赛车场上练赛车。此外，我在农村还独自驾驭一辆套着一匹烈性种马的赛车。这时，在亚诺夫卡已经买来了相当好的走马。我建议酿啤酒工人布罗茨基叔叔乘我的马车兜风。“你不会把我摔下来吧？”叔叔问，他秉性不愿冒险。“叔叔，您说什么呀，”我生气地说。于是，叔叔叹了口气，顺从地坐到我的背后。我驾着车沿着刚被大雨冲刷过的道路驶过小山谷，跑过磨房。枣红色的种马渴望疾驰狂奔，走上坡路使它不满，于是它狂奔起来。我双脚蹬住车辕，两手紧紧拉住缰绳，身体欠起，以免叔叔发现我是摽在缰绳上。但是，种马有野心，它才4岁口，比我小两倍多。枣红马生气地把轻便马车往山上拽，像力图甩掉系在尾巴上的洋铁罐的猫一样。我感觉到，坐在我身后的叔叔停止了吸烟，呼吸越来越急促，看来是打算提最后通牒了。我坐得更稳些，放松了缰绳，为了使自己产生充分的信心，我和着马的腰部动作的节奏，把舌头弹得嗒嗒响，这匹枣红马的腰部动作特别漂亮。“小家伙，别胡闹！”当种马的膝盖分得更开，改成小跑时，我这么教训它说。我感觉到叔叔放心了，又抽起了烟。这场竞赛我赢了，可我的心还阵阵发紧，就像枣红马的腰一样。回到城里后，我又把纪律的枷锁套在脖子上，我不用费多大力气就能做到这点。因为游戏和体育运动让位于书本，偶尔还有戏剧。我服从城市的规矩，但几乎和它没有接触，我完全置身于城市生活之外。不过，置身于城市生活之外的不只我一个人，成年市民都努力不闻窗外事。也许，敖德萨是警察俄国中最标准的警察城市。城里主要人物是市长，退休海军少将泽列诺伊第二。无限的权力和专横霸道的性格在他身上结合在一起。流传着无数有关他的笑话，敖德萨人私下里低声传告。那几年，国外一家私人印刷厂出版了有关海军少将泽列诺伊第二业绩故事集。我仅仅见过他一次，看到的还只是他的背影，但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市长挺直身躯站在他的轻便马车上，向前挥动着拳头声嘶力竭地叫骂，声音大得整条大街都能听见。在他前面是立正敬礼的警察和帽子拿在手里的管院子的仆役。一张张惊恐的脸从窗帘后面往外瞧。我拉紧书包带，加快脚步走回家去。当我想在头脑中再现我青少年时代的官方俄国的形象时，我看到的是市长的背影，他那只在空中挥舞的拳头，听到了嘶哑的下流话，这些话字典是不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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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邻居和启蒙学校第二章邻居和启蒙学校在离亚诺夫卡一俄里（也许还不到）的地方座落着坚博夫斯基农庄。爸爸在他们那儿租地，并与他们有多年的业务关系。庄园主是费奥多西娅·安东诺夫娜老太婆，她是波兰地主，曾做过家庭教师。在她的第一个有钱的丈夫死后，她嫁给了庄园总管、几乎比她小20岁的卡济米尔·安东诺维奇。费奥多西娅·安东诺夫娜早就不跟第二个丈夫一起过了，后者依旧管理着庄园。卡济米尔·安东诺维奇是一个性情愉快、好喊叫的波兰人，高高的个子，蓄着小胡子。他经常坐在我家的椭圆形的大桌旁喝茶，大声地讲述一些无聊的琐事，每件事都要反复地讲上两三遍，重复着个别字眼，打着榧子。卡济米尔·安东诺维奇有个相当不错的养蜂场，它远离马厩和牲口栏，因为蜜蜂受不了马的气味。蜜蜂在果树、洋槐、油菜、荞麦上采蜜，总之，它们有的是消遣的地方。卡济米尔·安东诺维奇经常亲自给·我们带点蜂蜜来：用餐巾包着两只扣在一起的盘子，盘子当中放着一块浸在橙黄色透明蜂蜜中的一块蜂巢。一次，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和我一起到卡济米尔·安东诺维奇那儿去借鸽子做种。卡济米尔·安东诺维奇把我们让进一间拐角上的挺大的空房间里请我们喝茶。在散着潮气的大碟子里放着奶油、奶渣、蜂蜜。我喝着小茶碟里的茶，听着他们慢条斯里的谈话。“咱们可别晚了，”我低声对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说。“不行，别着急，”卡济米尔·安东诺维奇回答说，“得让它们在房顶下静下来再说。那里有的是鸽子。”我感到十分腻烦。最后，我们总算提着一盏灯爬上了仓库的顶楼。“喂，现在得小心点儿，”卡济米尔·安东诺维奇对我说。顶楼又黑又长，被梁木横七竖八地隔开，散发着耗子、灰尘、蜘蛛网、鸽粪味儿。我们熄灭了灯。“它们在那儿呢，抓吧。”卡济米尔·安东诺维奇低声说。话音一落，顶楼上发生了无法形容的情景，在一片漆黑之中爆发出可怕的喧嚣：顶楼复活了，旋风般地旋转起来。我一时以为，世界正在崩溃，一切都已死亡。听着紧张的说话声：“还有，这儿，这儿……往口袋里塞……就这么干，”我逐渐地清醒过来。回家的路上，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一直背着口袋，在他背上的喧闹声仿佛是顶楼里发生的一切的继续。鸽子窝建在作坊的房顶下。我每天要爬十来次梯子，给鸽子送水、黍子、麦粒、子。过了一个礼拜，在一个鸽子窝里出现了一对鸽子蛋。但是，还没等大家好好地体验由此事而带来的快乐，鸽子就一对对地飞回老巢去了。只剩下3对剪了翅膀的鸽子，但过了一个礼拜，当羽毛长丰满后，它们也抛弃了造得很好的走廊式鸽窝。养鸽子的尝试就到此结束。爸爸在伊丽莎白格勒郊区从Т夫人手里租赁了土地。这是一位年近40的寡妇，很有性格。有一位教士为她效劳，他是鳏夫，喜欢音乐、打牌，还有许多其他嗜好。Т夫人和鳏夫教士一起来到亚诺夫卡察看承租条件。我们把客厅和隔壁一间屋子让给他们。用油炸鸡、樱桃果露和樱桃果酱款待他们。午饭后，我留在饭厅里，看到教士坐到Т夫人身旁，凑到她耳朵旁边说了句非常可笑的话。他撩开长袍的下摆，从条纹裤子的口袋里掏出一只带花字图案的银烟盒，他点起香烟，老练地一个接一个地吐着烟圈，讲夫人看小说只看对话（当时夫人不在）。大家客气地笑了笑，但都克制自己不做评论，因为大家都知道，教士将把一切都转告夫人，甚至还要添枝加叶。爸爸和卡济米尔·安东诺维奇合伙向Т夫人租赁土地。那时，卡济米尔·安东诺维奇已经独居，一下子模样大变：大胡子里的斑白胡须不见了，穿上了浆领衬衣、带上了领带、别上了佩针，口袋里装着一张女人的照片。尽管他和别人一样也嘲笑格里戈里叔叔，但却把自己的全部隐私都告诉他，把照片从信封里拿出来给他看。“您看看，”他对由于激动而发呆的格里戈里叔叔说，“我对这个女人说，女士，您的芳唇生来就是让人亲吻的。”卡济米尔·安东诺维奇娶了这个女人。但婚后一年或一年半，他就惨遭横死：在Т夫人庄园的院子里，一头牛用犄角把他顶了起来，直到抵死……Φ氏兄弟俩的庄园大约在8俄里外的地方。庄园拥有几千俄亩土地。他们的住宅像宫殿一样，摆设富丽堂皇，有无数客房和一间弹子房，等等。Φ氏兄弟列文和伊万的这一切都是父亲季莫费的遗产，并已逐渐把遗产挥霍殆尽。庄园在总管手中，尽管采用复式薄记，仍经常入不敷出。“你们别看达维德·列昂季耶维奇住土房，他可比我阔，”有时Φ氏兄弟中的老大谈到我爸爸时这样说。这话传到爸爸耳朵里，他显然十分满意。一次，两兄弟中的弟弟伊万和两个猎手路过亚诺夫卡，他们骑着马挎着枪，带着一群白灵犭是①。亚诺夫卡从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用不了几天他们就会把遗产全打光，”爸爸目送着他们不以为然地说。①一种跑得特别快的猎犬。——译注注定灭亡的印记烙在赫尔松州的这些地主家庭之上。他们那短暂的发展过程正接近尾声，而且全都朝着一个方向——衰败，尽管这些家庭的成分各异：世袭贵族、能干的官吏、1881年前已经买下了土地的波兰人、德国人、犹太人。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草原王国的创立者中的大多数都是杰出、幸运的天生的掠夺者。其实，这些人中我一个也不认识，他们在80年代初就已经死绝了。他们之中有不少人开始时一无所有，但凭机智、有魄力，往往还不惜犯罪而攫取了大笔财富。他们的第二代在暴发户的环境中长大，说法语、打台球、不务正业、放荡不羁。80年代由海外竞争引起的农业危机无情地打击着他们，他们衰落了，就像从树上落下的干树叶一样。第三代中有许多吊儿浪当的骗子、废物，喜怒无常、早衰的畸形儿。格尔托潘诺夫一家是破落贵族的最好典型，一个大村庄和乡就是由他们而得名格尔托潘诺夫斯克。周围的所有土地一度曾全属于他们。现在，老头子只有400俄亩土地，而且还都抵押或再抵押了。我爸爸租赁了这些土地，租金交给银行。季莫费现在靠给农民写请愿书、诉讼状和书信为生。他到我家来做客时，把烟和糖往袖子里藏。他老婆也这么干，还唾沫星子横飞地讲述她的青春，讲她那众多的女奴、钢琴、绸缎和香水。他们的两个儿子几乎是文盲，小儿子维克多在我们家的作坊里当过学徒。在离亚诺夫卡5、6俄里的地方住着犹太地主М—斯基一家。这是一个古怪乖戾的家庭。他们的爸爸莫伊谢·哈里托诺维奇老头大约有60岁，以受过贵族式的教育而有别于其他地主：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弹钢琴、多少知道点儿文学。他的左手弹得不好，可右手，用他的话来说，可以举办演奏会。他那像响板一样的长指甲敲着古钢琴的琴键。他从奥金斯基的波洛涅兹开始，不知不觉地转成李斯特的狂想曲，马上又变成圣母颂的旋律。他在谈话时也是这样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老头突然停止弹奏，走到镜子跟前，如果旁边没有人的话，他就用香烟把胡子整个烧一遍，用这种方式把胡子理整齐。他不停地抽烟，让烟熏得直喘气，似乎对此十分厌恶。他和他那个老婆，一个性情乖癖的老太婆，差不多有15年没说过话。他的儿子达维德约有35岁，脸上总扎着一条白绷带，绷带上面的一只红眼睛不停地眨动。他曾自杀未遂。在他当兵时，一次在队列里顶撞长官。长官打了他一下，达维德给长官一记耳光，随后跑进营房，企图用步枪自杀。子弹穿过了面颊，因此在脸上总扎着一条绷带。士兵将受到严厉的惩罚。但那时，这个王国的鼻祖老哈里顿还健在，他有钱有势，是个目不识丁的暴君。他使全州行动起来，达到了让人承认他孙子因神经错乱而无责任能力的结果。也许，这与事实没有多大出入。从此以后，达维德脸上留下了弹痕，还有一张精神病证明。我记得М—斯基家族是怎样不断地衰败的。在我很小的时候，莫伊谢·哈里托诺维奇还是乘着几匹好走马拉的四轮敞篷轻便马车到我们家里来。在大概是4、5岁的时候，我和哥哥去过М—斯基家。他家有一个维护得很好的花园，花园里甚至还养着几只孔雀。它那调皮的小脑袋上长着冠、奇异的尾巴上长着色彩鲜艳的斑点、脚上长着距，这种希罕的东西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后来，孔雀没有了，许多其他的东西也一起消失了。花园周围的围墙倒坍了。牲口糟蹋了果树和花草。莫伊谢·哈里托诺维奇奎娅诺夫卡来的时候，乘坐的已经是农家马拉的大篷车了。儿子们想重振庄园，不是以老爷的方式，而是以庄稼汉的方式。“我们买几匹弩马，每天早上亲自下地，像布龙施泰因一样。”“他们什么也干不成，”我爸爸说。达维德被派到伊丽莎白格勒的集市上去买“弩马”。他在集市上遛来遛去，用骑兵的眼光相马，选中了3匹。深夜他才回到村里。家里满是穿着轻薄夏装的客人。阿布拉姆手里拿着灯走到台阶上看马。夫人们、大学生、少年男女也都跟着他走了出来。达维德马上觉得自己如鱼得水，讲起每匹马的优点，特别是那匹他说像位小姐的马。阿布拉姆持着胡须，连声说：“马倒是匹好马……”最后是野餐。达维德从一位漂亮的女客的脚上脱下一只鞋，灌满了啤酒举到唇边。“您真的要喝？”那位女客问道，不知是因为害怕还是欣喜而满面绯红。“我连朝自己开枪都不怕……”英雄回答道，把鞋里的酒一饮而尽。“你最好别再吹你那些英雄事迹了，”他那平日总是寡言少语的母亲突然给了他一句。她是一个高大虚胖的女人，全部家务都压在她一人身上。“这是您的冬小麦？”М—斯基问我爸爸，以显示他的精明。“反正不是春小麦。”“尼科波尔卡①？”①尼科波尔卡和下面的吉尔卡、散多梅希都是小麦品种。“我种的是冬小麦。”“我知道是冬小麦，我何的是什么品种，是尼科波尔卡还是吉尔卡？”“我没听说过种冬小麦有种尼科波尔卡的，别人也许种，可我不。我种的是散多梅希。”他们的努力仍旧是一无所获。一年后，土地又租给了我爸爸。德国移民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集体。他们简直都是阔财主。他们的家庭生活方式更为刻板，很少派儿子们进城去，女儿们通常都在地里干活。那时，他们的住宅都是砖砌的，铺盖绿色或红色的铁顶，马都是良种，挽具也结实整齐，弹簧马车就被称为德国篷车。伊万·伊万诺维奇·多恩离我们最进，他是一个好动的胖子，光脚穿一双皮鞋，粗糙的面颊上长满了短硬灰白的胡子，总乘一辆涂着鲜艳色彩的漂亮篷车，车上套着几匹黑色牝马，马蹄橐橐地踏在土地上。这样的多恩有不少。法尔茨—法因这个人物高高凌驾在他们之上，他是草原上的绵羊大王。无数的羊群散在草原上。“谁的绵羊？”法尔茨—法因的。粮盐贩子运着一车车干草、麦秸、糠壳。“给谁的？”给法尔茨—法因的。疾驰的三套涂色雪橇上有一座皮毛“金字塔”，这是法尔茨—法因的管家。有时过来一个骆驼商队，它们的样子和吼声令人害怕。只有法尔茨—法因才养骆驼。法尔茨—法因有从美国引进的种公马和从瑞士引进的种公牛。这家的奠基人只叫法尔茨，他在奥尔登堡公爵家里当工匠总督，公爵得到国库的巨额拨款养殖美利奴羊，他还借了近百万卢布的债务，但却没有搞成。法尔茨买下了这份产业。他不以公爵的方式而以牧人的方式来经营。他的羊群越来越多，就如他的不断扩展的牧场和经济一样。他女儿嫁给了养羊人法因。两个绵羊王朝就这样合二为一。法尔茨—法因这个名字就像数万只羊蹄的橐橐声、无数只绵羊的咩咩叫声，就像背上背着长长牧棒的草原牧人的喊叫声和口哨声、像无数条牧羊犬的汪汪吠叫声。无论在炎热的夏季还是寒冷的冬季，草原呼喊的也是这个名字。我一生中的头一个5年过去了，我的经验扩展了。生活的花样多得出奇，它在偏僻的小村庄同样勤勉地进行着它那无穷的组合，犹如在国际舞台上一样。各种事件一件接一件地朝我袭来。一位女工被人们从田里送回来。她在收割庄稼时被毒蛇咬了一口。姑娘可怜地哭着。人们把她脚挨咬的那条腿在膝盖上部用带子紧紧地扎住，把她那肿胀的脚泡在一只盛酸牛奶的桶里。姑娘被送进博布里涅茨的医院。经治疗后，她又回来干活了。她在那只被咬的脚上套了一只肮脏的破袜子。于是，工人们都开口闭口地叫她小姐。一头种公猪把喂它的那个小伙子的额头、肩膀和一只手咬伤了。这是一只新买来的肥大种猪，买它是为了改良本地的猪种。小伙子吓得要死，像小孩一样啜泣着。他也被送往医院。两个年轻工人站在两辆运庄稼的大车上互掷铁叉，我出神地看着这个场面。其中一个被铁叉扎进肋部，嚎叫着倒了下去。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一个夏季之中，而且没有一个夏季不出事的。秋天的一个夜晚，狂风把磨房的所有木头建筑都吹进水塘。木桩早就腐朽了。在飓风中木板墙像船帆一样地飘动。锅驼机，磨粉机、粗谷研磨机、分稗机暴露在一片废墟中，硕大的磨房老鼠不时地从木板下窜出来。我常背着家里人跟着水车去田里抓黄鼠。往鼠洞里灌水既不能太快，也不能慢，要恰到好处。手拿木棒在旁等候，直到湿淋淋的毛贴在身上的鼠头探出洞口。老黄鼠还能对抗一阵，它用屁股堵它的洞，但在灌第二桶水时它就顶不住了，迎着死神外窜。人们把死鼠的4只爪子割下来，拴成一串。打死一只黄鼠地方自治会奖励一戈比。开始时，要求用尾巴做凭证，但捕鼠人用一张鼠皮割出10条尾巴，后来地方自治会就改要爪子。我满身泥土湿漉漉地回到家里。父母不鼓励我玩这种游戏，他们更喜欢我坐在饭厅的沙发上画刺瞎双眼的俄狄浦斯和安提戈涅①。①俄狄浦斯系希腊神话人物，命运使他杀父娶母，成为忒拜国王。发现真相后，他刺瞎双眼，自动放逐。安提戈涅系他的长女，随其父一起流浪。后因违抗舅父克瑞翁的命令，埋葬其兄波吕尼刻斯的尸首，而被活活地砌死在国王陵墓中。——译注一次，我和妈妈乘雪橇从博布里涅茨这座离我们家最近的城市回家。在耀眼的雪原中，在催人入睡的雪橇的颠簸中，我昏昏欲睡。在一次转弯时，雪橇翻了，我脸朝下摔在地上，毯子和干草盖了一身。我听到妈妈惊慌的呼叫声，但无法回答。车夫是新雇的，是一个身材高大、红头发的年轻人。他掀起了毯子，找到了我。我们重新乘上雪橇，继续往前走。我开始抱怨冷得身上直起鸡皮疙瘩。红胡子的年轻车夫转过身来问：“鸡皮疙瘩？”露出一口结实的白牙。我看着他的嘴说：“真的，你不知道，真是鸡皮疙瘩。”车夫哈哈大笑说，“没关系，这就到家了！”又抽了浅黄马一鞭子。第二天夜里，车夫和浅黄马一起失踪了。此事惊动了整个农庄，爸爸派大哥率领一个马队去追赶盗马贼。他一边给那匹名叫穆茨的马备鞍，一边发誓要狠狠地惩罚盗马贼。爸爸忧郁地对他说：“你还是尽快追上他。”过了两昼夜追赶的马队才回来。哥哥抱怨雾太大，所以没追上盗马贼。看来，这个长着这么一口白牙的漂亮愉快的小伙子竟是一个盗马贼。我发起了高烧，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说胡话，十分难受。手、脚、头都成了负担，它们无限膨胀，顶到了墙壁和天花板，无法摆脱所有这些障碍，因为障碍是来自内部。我嗓子疼痛、浑身发烧。妈妈看了看我的嗓子，爸爸也看了看，他们担心地相互看了看，决定用酒石给我敷嗓子。妈妈说：“我怕廖瓦得的是白喉。”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回答说：“要是白喉的话，他早就躺到长凳上去了。”我模糊地猜到，躺到长凳上就是死了，就像死去的妹妹罗佐奇卡一样。但我不相信这会落到我身上，因此平静地听他们的谈话。最后，他们决定把我送到博布里涅茨。妈妈并不十分虔诚，但也不敢星期六进城，于是由伊万·瓦西里耶维奇陪我去。我们住在小塔季扬娜家里，她从前是我家的女仆，后来嫁到博布里涅茨。她没有孩子，所以不必担心传染。沙图诺夫医生检查了我的喉咙，像往常一样断言，目前还不能确诊。女主人塔尼娅①送我一只啤酒瓶，里面有一座用小木棒和小木片搭成的教堂。手和脚不再让我感到讨厌，我的病慢慢地好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呢？在我生活中的新纪元前不久。①塔尼娅系塔季扬娜的小名。——译注事情是这样的。我的叔叔阿布拉姆是个老式的利己主义者，他能好几个星期都不理睬孩子，好像他们不存在似的。一次他一时高兴，把我叫到身旁问我：“告诉我，今年是哪一年？不知道？1885年？重复一遍，记住了，我以后还要问呢。”这是怎么回事，我理解不了。文静的叔伯姐姐奥尔伽说：“对，现在是1885年，明年是1886年。”我不信。既然时间也有自己的名称，则1885年应该与世长存，即长久存在，就像大门口充当门坎的那块大石头、磨房还有我自己一样。奥尔伽的妹妹别佳不知道信谁的好。我们3个人都因为闯入了一个新的领域而感到不安，好像在奔跑中打开了一间昏暗房间的门，屋子里没有家具，回声隆隆。最后，我只好认输，所有的人都站到奥尔伽的一边。这样，1885年成了进入我意识中的第一个有年号的一年。它使无形的时间、我的存在的史前期、混沌状态宣告结束，我的年代概念从此开始。那时我已6岁，那一年正是俄国歉收、危机及第一次大规模工潮爆发的一年。但它使我惊讶的仅仅是它那高深莫测的年号而已。我煞费苦心地试图揭示时间与数字之间的神秘联系。后来，开始了年代的交替，开始很慢，后来越来越快。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内，1885年在这些年号中都十分突出，像是老大和鼻祖一般。它是我的时代。一次，发生了一桩意外的事。我坐进停在台阶前的带篷马车里等爸爸。我提起缰绳，几匹拉车的小马狂奔起来，拉着车驰过我家房子、仓库、果园，穿过无路的田野朝坚博夫斯基家的庄园奔去。背后传来了喊叫声；前面是一道沟。马儿狂奔疾驰，眼瞅着到了沟前，它们才猛地朝旁一拐，突然停住不动了，几乎把篷车甩翻。车夫从后面跑来，两个雇工紧随其后，爸爸跑在他们后面，再后面是妈妈在喊叫。大姐急得直搓手。当我迎面朝妈妈扑过去时，她仍在继续喊叫。无须隐瞒，我挨了爸爸两巴掌。当时他面色惨白，像死人一样。我甚至都没有感到委屈，因为这一切实在是太不寻常了。大概就是在这一年中，我和爸爸去了一趟伊丽莎白格勒。我们清晨出发，一路上从从容容，在博布里涅茨喂了马，傍晚时到了伏什瓦，人们出于礼貌称它为什维瓦①，并在那里过夜，等天亮再上路，因为在城外有人拦路抢劫。伊丽莎白格勒给我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是后来世界上任何一个首都——无论是巴黎还是纽约——都无法相比的。它的人行道、绿色的房顶、阳台、商店、警察和拴在线上的红气球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几个小时之内，我一直瞪大了眼睛注视着文明的面貌。①伏什瓦的伏什（ВШИ）在俄文中与虱子的复数形式相向，故有此说。——译注在我的纪元开辟了一年之后，我开始上学。一天早晨，我一觉醒来，匆匆地洗了把脸（在亚诺夫卡洗脸总是匆匆忙忙的），便走进餐厅，预感到新的一天的快乐。首先预感到加奶的茶和抹了奶油的可口面包的香味。妈妈和一位陌生人坐在那里。他面色苍白、瘦瘦的、满脸堆笑，好像在讨好似的。根据妈妈和陌生人看我的神色，我马上明白他们的谈话与我有关。妈妈说：“廖瓦，快来行礼，这是你的老师。”我带着几分担心、但并非毫无兴趣地把老师打量了一番。老师和蔼地对我问好。每个老师当着家长的面和未来的学生打招呼都这么和蔼。妈妈当着我的面跟他谈了条件：老师负责在他的移民区学校里教我俄语、算术和希伯来文圣经，为此应付给他多少卢布和多少普特面粉。不过，学科范围定得不很明确，因为妈妈在这个领域中也不在行。喝奶茶时，我已经体验到了我命运中即将发生的变化的味道。到了星期天，爸爸用车把我送到移民区，把我安顿在拉希利亚婶母家。我们就用那辆篷车给她运来了面粉、大麦面、荞麦、小麦和许多其他产品。从亚诺夫卡到格罗莫克列亚有4俄里。移民区座落在一条干涸的河床的两边，一边是犹太人移民区，一边是德国人移民区。二者径渭分明。在德国人那边房舍结实整齐，一部分是瓦顶，一部分是苇顶。一匹匹高大的马、一头头膘肥体壮的牛。在犹太人这边则是破旧的农舍，破烂的房顶，瘦小可怜的牲口。第一所学校竟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记忆，这乍看起来有些奇怪。我开始描摹俄文字母用的石板，老师拿钢笔的弯曲的食指、齐声朗读圣经、惩罚某个偷东西的小男孩，所有这一切留下的都是模糊朦胧的片断，没有一个鲜明的形象。只有师母是个例外，这是一位高大丰满的女人，她经常介入我们的学校生活，而且每次都出人意料。一次在上课时，她对丈夫抱怨新面粉有怪味，当老师把他的尖鼻子伸到她那只拿着面粉的手边时，她把面粉全部洒在他的脸上。这是她在开玩笑，男女学生都哈哈大笑起来，只有老师一个人不高兴。当他一脸面粉站在教室里时，我很可怜他。我住在善良的婶母家里，却察觉不到她。在院子和上屋里发号施令的是阿布拉姆叔叔。他对侄子侄女漠不关心，有时却对我另眼看待，叫我到他屋里吃骨髓，并说，“这样的骨头，给我10卢布都不换。”叔叔的家几乎在移民区的入口处。在移民区的另一头住着一位黑皮肤、又瘦又高的犹太人，他是有名的盗马贼和一切见不得人的勾当的能手。他有一个女儿，名声也不好。在离盗马贼不远的地方住着一个做帽子的，他长着火红色的大胡子，整天坐在缝纫机旁。制帽人的老婆经常来找移民区的政府视察员（他住在阿布拉姆叔叔家里），控告盗马贼的女儿偷她的丈夫。看来视察员也帮不了她。一次我放学回家，看见一大群人拖着一个年轻的妇女——盗马贼的女儿在街上走，人们大喊大叫，朝她身上吐唾沫。这个圣经里的场面我终身难忘。几年后，叔叔阿布拉姆娶了这个女人，那时，根据移民区决议，她父亲作为有害的社会成员被放逐到西伯利亚。我从前的保姆玛莎现在就在阿布拉姆叔叔家当佣人。我常常跑到厨房去找她，因为她是与亚诺夫卡的联系的体现。常有客人来找玛莎，而且有时相当性急，他们毫不费力地抓着我的肩膀把我拎出厨房。一天早晨，我和这院子里的所有小孩一起得知玛莎生孩子了。我们惊喜地在角落里交头接耳。几天后，我妈妈从亚诺夫卡来到这里，她来到厨房看望玛莎和她的孩子，我跟在妈妈后面溜了进去。玛莎系着头巾站在屋里，头巾几乎要遮住眼睛。在一条宽长凳上，躺着一个胖胖的小生灵。妈妈看了看玛莎，又看了看婴儿，什么也没有说，只是不赞成地摇了摇头。玛莎默默地两眼看地，后来看了一眼婴儿说：“瞧，小手托着腮，像个大人似的。“你可怜他吗？”妈妈问。“不，太累赘了。”玛莎言不由衷地回答。“胡说，可怜……”妈妈心平气和地反驳说。一个星期后，婴儿神秘地死了，就像他当初降临人世时一样。我常常离开学校回家去，每次都要在那里住一个星期，有时甚至还要长。在同学中，我没有交上一个朋友，因为我不会说土话。我总共在那儿上了几个月的学，这大概就是我对小学记忆贫乏的原因。但毕竟是舒费尔——那位声音宏亮的老师就叫这名字——教会了我读书和写字。这两样本领对我后来的生活大有裨益。因此，我对我的启蒙老师始终怀有感激之情。我开始迷上了读书。我抄录诗歌，自己也写诗。后来，我和我的表兄弟谢尼亚·Ж—斯基一起办杂志。但在这条新路上也有重重障碍。我刚刚掌握了书写的技能，它对我已成了诱惑。一次，我一个人在饭厅里，用印刷体字母记录在作坊和厨房里听到的那些特殊字眼，这些字眼我家人是不说的。我意识到是在做不该做的事，但词的诱惑力恰恰在于它的违禁。我决定把这张要命的纸条放在火柴盒里，再把火柴盒深深地埋进仓房后面的土里。我还没有写完，大姐就走进饭厅，她想看一眼。我一把就把那张纸从桌上抓下来。妈妈也跟着姐姐走了进来。她们要我出示写的东西。我羞得无地自容，把那张纸扔到沙发背后。姐姐想去拾，我歇斯底里地喊着：“我自己拾，自己拾。”我钻到沙发底下，在那里把纸撕得粉碎。我感到十分绝望，泪水不住地往下淌。一次在圣诞节（大概是在1886年，因为我已经会写字了）那天傍晚喝茶时，一群化装的人闯进饭厅。来得那么突然，我吓得倒在我坐的那张沙发上。大家劝我不要害怕，于是我开始贪婪地听马克西米利安一世①皇帝的独白。体现到剧场真实中的幻想世界第一次展现在我的面前。当我得知主角是由士兵出身的工人普罗霍尔扮演时，我不胜惊讶。第二天，我拿着笔和纸，悄悄地来到下人的住房里（那时他们刚刚吃完饭），请求马克西米利安皇帝给我口授他的独白。普罗霍尔再三推辞。但我缠住他不放，苦苦哀求，不给他退路。最后，我们一起坐到窗户旁边，我开始在粗糙的窗台上记录马克西米利安皇帝的有韵独白。还没过5分钟，爸爸朝门里看了一眼，看到了窗户旁边的场面，他严厉地说：“廖瓦，回屋去。”我坐在沙发上，伤心地一直哭到晚上。①马克西米安一世（1459—1519）奥地利大公，1493年起为“神圣罗马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皇帝，为实际统一哈布斯王朝的奥地利领土奠定了基础——译注我自己也写诗，那些毫无才气的诗句揭示了我早年对文学的爱好，当然，它们没有预示我今后能在诗歌方面有所发展。大姐知道我写诗，妈妈从姐姐那里知道了这事，通过妈妈，爸爸也知道了。他们总要我为客人朗诵自己的诗。我羞得要命，百般拒绝。于是他们就劝我，开始还很温和，后来就有几分恼火，最后干脆就威吓。我常常逃走。但大人也会坚持自己的要求。有时我也不得不朗诵我的诗，朗诵时我的心砰砰地跳动，眼里噙着泪水。读到借用的诗句或蹩脚的韵脚时，感到十分羞愧。但不管怎么说，我已经尝到了知识之树的果实。我的生活不是一日日地，而是一小时一小时地拓展，一条条的线从饭厅里的破沙发上通往其他世界。阅读在我的生活中开辟了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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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亚诺夫卡第一章亚诺夫卡童年素来被认为是人生最幸福的时期。果真总是这样吗？不是的。只有少数人的童年是幸福的。把童年理想化起源于古老的特权阶级的文学。在那些由于先人的荫庇而富有和有教养的家庭中，丰衣足食、无忧无虑的童年，享受着爱抚和游戏的欢乐，它给人留下的印象犹如人生旅途起点上的一片洒满阳光的林间空地。文学中的达官贵人或那些歌颂达官贵人的平民，把这一对童年彻头彻尾的贵族评价奉为经典。相反，绝大多数人在回顾往事时，看到的却是忧郁、饥饿、仰人鼻息的童年。生活总是打击弱者，有谁比孩子更弱呢？我的童年并不是饥寒交迫的童年。在我出生前，我们家已经富裕起来。但这是摆脱了贫困、奋发向上又不愿半途而废的人的富裕，日子还很艰辛。每一块肌肉都绷得紧紧的，全部心思都在想着工作和积累。在这种生活中，孩子们的地位是微不足道的。我们没有体验过贫困的滋味，但也没领略过生活的慷慨，也没有享受过它的爱抚。我觉得，我的童年既不像极少数人那样是洒满阳光的林间空地，也不像大多数人那样是饥饿、挨打受骂的阴暗深渊。这是在偏僻农村中小资产阶级家庭里的平淡灰色的童年。这里的自然界非常辽阔，而习俗、观点、兴趣却是贫乏狭隘的。围绕着我童年的精神气氛和我在其中度过后来的自觉生活的那种精神气氛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把它们隔开的不仅是几十年的岁月和不同的国家，还有重大事件形成的延绵的山峰以及那些不易察觉，但对个人来说却具有同样重大意义的内心世界中的山崩。在开始粗略地描述这些回忆时，我不只一次地感到，似乎我不是在描写我的童年，而是老早的一次遥远的异国之行。我甚至试图用第三人称来写自传。但这种假定性的形式太容易和小说混淆，而这点却是我首先要避免的。尽管这两个世界彼此对立，但个性的统一却沿着几条隐蔽的道路从一个世界转入到另一个世界之中。总之，这点可以说明人们对名人传记和自传的兴趣，他们由于各种原因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位置。因此，我试图较为详细地叙述我的童年和学生生活的岁月，不做预测，也不预先决定，即不对先入为主的结论去套事实，只是如实地把保留在我脑海中的过去描写出来。有时我觉得，我记得我躺在妈妈怀里吃奶的情景，但其实是我把小时候看到的事情移到了自己的身上。我依稀记得在花园里的苹果树下发生过的一件事，但这一记忆也不可靠，那时我才一岁半。记得更牢的是下面一件事情：我和妈妈到博布里涅茨的某人家里去做客，那家有个两三岁的小女孩。人们叫我新郎，称小女孩是新娘，两人在油漆地板上玩，后来小女孩不见了，小男孩一人站在五斗柜旁，他像在梦中一样感到一阵发呆。妈妈和女主人走进屋里。妈妈看了看小男孩，然后看了看他身后的一汪水，继而又看着小男孩，责备地摇着头说：“你怎么不害臊”……小男孩看看妈妈，又看看自己，然后又看看那汪似乎与他完全无关的水。“没关系，没关系，”女主人说，“孩子玩入迷了。”小男孩既不感到害臊，也不后悔。那时他有多大？应该是两岁，但也许是3岁。就在那件事的前后，我在花园里和保姆一同散步时碰上了一条蝰蛇。保姆指着一个在草中发亮的东西对我说：“廖瓦①，你看，土里埋着一只烟盒。”保姆拿起一根小棍子去挖烟盒。保姆本人也未必超过16岁。那烟盒伸展开身体，变成了一条蛇，咝咝叫着在草丛里爬行。“哎呀！哎呀！”保姆大声叫着，拉起我的手拔腿就跑。我那时快速挪动两脚还挺吃力。后来，每逢我告诉别人我们本以为在草丛中找到了一只烟盒，原来却是一条蝰蛇时，仍激动得喘不过气来。①托洛茨基全名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原姓布龙施泰因，廖瓦是列夫的爱称。在他妻子的日记中简称为列．达．。——译注还记得一件在“给老爷做饭的厨房”里老早发生的事。爸爸和妈妈都没在家，在厨房里只有一个女仆、厨娘还有她们的客人。大哥亚历山大回来度假期，也在厨房里转。他像踩高跷一样两脚踩在一把木锨上，长久地在厨房的土地上跳来跳去。我请求哥哥把木锨给我，也想站到木锨上，却摔倒在地哭了起来。哥哥把我扶起来，吻着我，把我抱出了厨房。也许在我4岁的时候，有人把我放到一匹大灰牝马的背上，这匹马老实得像绵羊，没有备鞍，也没戴嚼子，只戴着笼头。我叉开两腿坐在马背上，双手抓住马鬃。牝马慢慢地把我驮到一棵梨树下，从一根齐我肚子高的梨树枝下钻过去。没等我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已从马屁股上掉下来，扑通一声摔到草地上。痛倒不痛，只是感到莫名其妙。我小时候没有买的玩具。只有一次妈妈从哈尔科夫给我买回来一个纸马和一只皮球。我和妹妹一起玩自制的娃娃。一天，姑姑费尼娅和赖莎用旧布给我们做了几个娃娃，费尼娅姑姑还用铅笔画上了眼睛、嘴和鼻子。这些娃娃好极了，我至今未忘。一个冬天的夜晚，我们这里的技工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用硬纸板给我们剪贴成一辆有窗有轮子的火车。哥哥回家来过圣诞节，立刻声称他马上就可以做一辆这样的火车。他先把我那辆火车拆开，用尺子和铅笔照样画了半天，但在用剪刀按图形剪开之后，却拼不成一辆火车。亲戚和熟人进城时，总问我，从伊丽莎白格勒①或尼古拉耶夫给你带点什么？我眼都亮了。要什么呢？大家纷纷给我出主意，有人建议要马，有人建议要书，有人建议要彩色铅笔，还有人建议要冰鞋。我说，“我要帕鲁哈利法克斯牌冰鞋”，我从哥哥那里听到过这个名称。那些答应买东西的人一迈出门口，就把许诺忘得一干二净。而我呢，望眼欲穿地盼望了几个礼拜，然后因失望而难过好久。①伊丽莎白格勒即今基洛夫格勒。——译注在小花坛的一棵向日葵上落着一只蜜蜂。因为蜜蜂蜇人，得小心一点儿，我搞了一片牛蒡叶，垫着这片叶子用两个手指去捏蜜蜂。突然一阵钻心疼痛，我哭嚎着跑进院子，到作坊去找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他拔出刺，还往手指上抹了止痛药水。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有一只铁罐，在罐里的葵花籽油中浮着塔兰图拉毒蜘蛛。那时，这被认为是最有效的治蜇伤的药，毒蜘蛛是我和维佳·格尔托潘诺夫一起抓来的。我们把一块蜂蜡拴在绳上，垂到洞口，塔兰图拉毒蜘蛛用所有的爪子拚命地抓住蜂蜡，被粘在蜡上。然后只要把它装到空火柴盒里就行了。不过，抓塔兰图拉毒蜘蛛是更晚些时候的事了。我记得大人们在冬季傍晚悠闲地饮茶时的一段谈话，谈的是何时、如何买下的亚诺夫卡，那时候哪个孩子有多大，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是何时到这里做工的。妈妈说：“从村里往这儿搬时已经有廖瓦了，”并狡黠地看了看我。我暗自得出结论，说：“这么说，我是生在村里啦？……”他们对我说：“不，你生在亚诺夫卡。”“那妈妈怎么说，搬到这儿来时已经有我了？”……“妈妈是随便说说，她在逗着玩呢……”我不满意这个答案，心里想这个玩笑太古怪了，但没有吭声，因为我在大人们的脸上看到那种特殊的会意的微笑，对这种微笑我十分反感。从这些冬天茶余饭后的闲扯往事中，可以得出一份年表：我生于10月26日，也许我的父母是在1897年春季或夏季从村里迁到亚诺夫卡来的。我出生的那年正是第一次用黄色炸药攻击沙皇制度的一年。不久前成立的恐怖主义政党民意党在1879年8月26日——即我出生前两个月——宣判了亚历山大二世的死刑。11月19日用炸药炸毁了沙皇的专列。一场残酷的斗争开始了，它导致了1881年3月1日亚历山大二世被刺，但同时也导致了“民意党”自身的灭亡。俄土战争已于一年前结束。1879年8月，俾斯麦为德奥联盟奠定了基础。这年左拉出版了一本小说，书中未来的协约国①组织者，当时还只是威尔士亲王被描写成一位高明的歌剧明星的鉴赏家（《娜娜》）。从普法战争和摧毁巴黎公社开始在欧洲政治中不断增强的反革命之风还没有减弱势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已被俾斯麦的非常法令②破坏无遗。1879年维克多·雨果和路易·布朗③提请议会对公社社员实行大赦。①协约国系英、法、俄3国结成的帝国主义集团，形成于1904—1907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联合了20多个国家。于1920年解体。——译注②非常法令系1878—1890年间德国为反对社会民主党所实施的法令，一度使社会民主党受到沉重打击。——译注③路易·布朗（1811—1882）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1848年革命期间临时政府成员。——译注但无论是议会的辩论、外交活动，还是炸药的爆炸，都没有将其余波扩散到亚诺夫卡。我就是在这里出生并度过了我一生中第一个9年。在赫尔松州广袤的草原上和整个新罗西亚①，小麦和绵羊的王国有其特殊的规律。它以其广阔的地域和没有公路而把政治侵袭牢牢地拒之门外。草原上无数的土丘好像是民族大迁徙时留下的路标。我父亲是个农民，起初是小农，以后越来越发达。他还是个孩子时就和全家一起离开了波尔塔瓦州的犹太人居住地到自由的南方草原上碰运气。那些年，在赫尔松州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州约有40个犹太人农垦移民区，约有居民两万五千人。犹太农民不仅在权利上与其他农民平等，也和他们一样贫穷。我父亲以不知疲倦的、残酷的、对自己对别人都毫不留情的原始积累劳动逐渐发了起来。①新罗西亚系俄国南部和乌克兰南部的历史名称。——译注在格罗莫克尔农垦区，生死登记册填写得很不认真，经常是在事后填写。当我要进中学时，发现我还不到入学的年龄，于是就把我的生日从1879年改到1878年。因此，我的年龄总有两种不同的算法：正式的和家庭的。在我一生中的第一个9年中，我几乎没有离开过父亲的庄园。它叫亚诺夫卡，由老地主亚诺夫斯基而得名，这片土地就是从他手里买来的。老亚诺夫斯基从一个普通士兵升为上校，在亚历山大二世时，受到上司的宠信，获准在无人居住的赫尔松州的草原上任选500俄亩①土地。他在草原上建了一栋覆盖着茅草的土房子，还有一些同样简单的院内建筑。但他在产业经营上却不成功。上校死后，他的家眷移居到波尔塔瓦。父亲从亚诺夫斯基手里买下了100多俄亩的土地，还租了200俄亩。上校夫人的模样，我记得十分清楚，她是一个干瘪的老太婆，她每年来收地租，不是一次就是两次，还要看看是否一切正常。我们这里总要派马车到车站去接她，还要把一把椅子搬到大门口，好让她踩着走下带弹簧座的有篷马车。爸爸是在养了几匹走马后才置的敞篷四轮马车。我们用鸡汤，煮嫩鸡蛋款待上校夫人。姐姐陪她在花园里散步时，她用那干枯的指甲刮下树干上凝固的树脂，并担保说这是最好吃的蜜饯。①l俄亩等于1.09公顷。——译注我爸爸的庄稼年年丰收，马和牲畜的头数也不断增多。他还试养过美利奴羊①，但没有成功。猪却养了不少，它们在院子里自由自在地走来走去，把四周拱得乱七八糟，把花园也彻底地毁了。家业经营得很认真，但却是按照老方法办事。哪些能赢利，哪些会亏本，只能凭经验确定。由于同一个原因，我们的财产有多少也很难说。所有的钱财总是在田里，在麦穗中和存放在粮仓里或被运到港口的麦粒里。在喝茶或吃晚饭时，爸爸会突然想起几笔账：“哎，你们记一下，我从经纪人那儿得到了1300卢布，给上校夫人寄了660，还坚博夫斯基400；还得记上一笔，我借给费奥多西娅·安东诺夫娜100卢布，那还是今年春天在伊丽莎白格勒的事了。”爸爸仍是一步一步地不断发展起来。①美利奴羊是澳大利亚良种细毛羊。——译注我们住在老上校盖的那间土房里。茅草铺的房顶檐头有无数的麻雀巢。外面的墙上裂了许多深深的缝。在这些墙缝里出现了游蛇。我们有时把它们当作蝰蛇，就用茶炊往墙缝里灌开水，但毫无效果。在下大雨时，低矮的顶棚到处漏雨，堂屋漏得格外厉害；在土地上摆满了盆盆碗碗。几间屋子都很小，窗户很暗，两间卧室和儿童室是粘土地面，跳蚤孳生。饭厅里铺上了地板，每星期用黄砂把地板擦一次。在那间有8步长的大屋里，地板上了漆，我们庄重地把它称为大厅。上校夫人来时就让她住在这里。在房子周围的小花坛里，长着一丛丛锦鸡儿、黄玫瑰和红玫瑰，夏天时菟丝子在花坛中蔓延缠绕。院子没有全围起来。在一间爸爸建的瓦顶大粘土房中，有作坊、厨房和仆人住的屋子。隔壁是一间“小”木粮仓，过去就是“大”木粮仓，最后是一间“新”粮仓，3座仓库全是苇子顶的。为了不让粮仓进水、不让粮食发霉，粮仓建在石块上面。在炎热和酷寒时节，狗、猪和家禽都躲在粮仓底下。母鸡在那儿找到了隐蔽的下蛋的地方。我经常从石头之间爬进去捡鸡蛋，因为大人钻不进去。每年都有几只鹳栖息在大粮仓顶上。它们的红喙子朝天仰起，吞食着游蛇和青蛙，这个景象十分可怕！露在鸟嘴外的蛇的身驱扭动着，仿佛是蛇在鹳的体内吃它一般。粮仓隔成许多粮囤，存放着香喷喷的麦子、粗糙多芒的大麦、像流动的液体一样平滑的亚麻籽、小玻璃珠般的蓝黑色的油菜籽、细小而轻的燕麦。当孩子们玩捉迷藏时、甚至允许他们藏到仓库里，但这很难得，要在客厅里有贵客光临时才行。我翻过了粮囤的挡板，爬上了麦堆，滚到了它的另一侧。胳膊到胳膊肘，双腿到膝盖都陷进了流动的麦堆中；穿破的鞋子和怀里满都是麦粒。仓库的门关着，为了遮人耳目，有人在门上挂了把锁，只是没有锁上，这是游戏规则的要求。我躺在凉爽的粮仓里，埋在麦粒中，呼吸着植物的粉尘，听着谢尼亚·Β，或谢尼亚·Ж，或谢尼亚·С，或妹妹丽莎，或是其他什么人在院里到处寻找藏起来的人，但他们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埋在新打下来的春小麦中的我。马厩、牛棚、猪圈和鸡舍盖在房子的另一侧，都是用粘土、荆条和花秸垛起来的。在离房子100步远的地方矗立着一根直指天空的桔槔。在井后面是一片农民浇灌菜园的池塘。每年春天涨水时，总要把“坝埂”（堤坝）冲毁，人们每年都用麦秸、土把它重新加固。在小丘下池塘边有一座磨房，在简易木板房里有一台十马力的蒸汽机和两台磨粉机。我小时候，妈妈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里干活。磨房不老是为我们自己的庄园服务，还为附近的居民加工粮食。农民要走10到15里俄里①把麦子送到这里，付十分之一的粮食做加工费。在打场前这段最紧张的时期，磨房每天都日以继夜地连续工作。当我学会写算时，我有时也要称农民的粮食，计算应收多少加工费。庄稼收割完毕，磨房关门，蒸汽机挪去打场。不过，后来安装了固定的发动机，新磨房是砖瓦结构的，而且主人住的土房也被铁皮顶的宽敞的砖房取代了。但所有这些都是我快满16岁时的事了。在我最后一次回家过暑假时，我曾计算过新房的窗户之间的距离和门的尺寸，可怎么也算不出来。下一次回村时，我看到了砖砌的地基。但我却没有机会在这栋新房里居住。现在，它成了一所苏联小学的校址。①1俄里等于1.06公里。——译注有时，农夫们要在磨房等上几个礼拜。离家近的就用口袋站队，人先回家。离家远的就住在大车上，下雨天则躲进磨房，睡在粮袋上。一次，一个来加工粮食的农夫丢了一副笼头。有人看见一个外来的小男孩围着别人的马转了半天。大家前去搜查男孩父亲的大车，果然在干草里找到了笼头。男孩的父亲，一个满脸大胡子的忧郁农夫指天发誓，说这是这个半大的小子，该死的囚犯自己的主意，非得把他的肠子揪出来不可。但人们不相信父亲这一套。农夫一把抓住儿子的领口，把他摔倒在地，并用他偷的笼头抽他。我站在大人们的身后观看了这一场面。男孩大声哭嚎，他发誓今后再也不敢了。周围的叔叔们阴沉地站着，抽着自卷的纸烟，对男孩的嚎叫声无动于衷，还低声嘟嚷，说农夫抽打儿子是假的，只不过做做样子，应该连老子一起抽。在仓库和猪圈后面是两间堆麦子的棚子，那是两间有几十沙绳①见方的大棚，一间是苇子顶，一间是草顶，顶棚直接架在地上，没有墙。大棚里放着一堆堆的麦子。在多雨和刮风时节，人们就在大棚里用风车或筛子干活。在大棚后面是打谷场。过了小山谷有一个全是用干牛粪堆成的露天牲口圈。①l沙绳等于2.134米。——译注我的童年生活与上校的土房和饭厅里的旧长沙发联在一起。长沙发包着一层红木样的胶合板。我坐在长沙发上喝茶、吃饭，和妹妹一起玩娃娃，后来还坐在它上面读书。沙发套上破了两个洞。在靠近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的安乐椅那一头的洞小一些，在我挨着爸爸坐的地方的洞大一些。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说：“该给长沙发绷个新呢子套了。”“早该绷了，”妈妈回答说，“从沙皇被刺的那年起，我们就一直没有换过沙发套。”“你们也知道，”爸爸辩解说，“到了那该死的城里，东奔西跑忙得晕头转向，车夫要价太高，雇不起，还一心想着如何尽快脱身回家，结果就把买东西的事忘了。”在饭厅的低矮的顶棚下面有一根横贯饭厅的“横梁”，这是一根刷白了的大木梁，上面摆放着各种各样的东西：盛食物的盘子（防猫偷吃）、钉子、绳子、瓶口塞着纸的墨水瓶、插着生锈的旧笔尖的蘸水笔。家里没有多余的笔尖。我为了从旧《田野》周刊①上临摹几匹马，曾用餐刀削木笔尖，削了整整几个星期。在靠近顶棚的地方，烟道有一块凸起，猫就住在这里，它在这上面养育它的后代，当上面热得受不了时，它就把－小猫叼在嘴里，勇敢地往下跳。高个子客人从桌旁起身时，头准会撞到横梁上，因此，指着顶棚下的横梁，提醒客人“小心，小心”，成了我们家的习惯。①《田野》周刊系1870—1918年间俄国文艺和科普插图刊物。在小客厅里最引人注目的东西就是拨弦古钢琴①了。它占的面积不小于房间的四分之一。我记得它是怎么来的。住在15—20俄里外的破产女地主要迁到城里去，卖掉了她的全部家具摆设。我们从她那儿买了1张长沙发、3把维也纳式椅子和这架破旧的拨弦古钢琴，它的琴弦已断，早被放进仓库。我们花了16个卢布买下了这架古钢琴，把它运回亚诺夫卡放进了仓库。当我们修理它时，从音板下掏出了两只死耗子。冬天，作坊连续几个星期都忙于修理古钢琴。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又清洗、又粘贴、又磨光，他搞来了琴弦，上弦、调音。所有的琴键都重新安装好。古钢琴声在客厅里回荡，虽然不那么清脆，但仍有不可抗拒的魅力。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用他那会演奏手风琴的奇妙的手指弹奏古钢琴，弹出喀马林舞曲、波尔卡和《我亲爱的奥古斯汀》。姐姐开始学音乐。哥哥在伊丽莎白格勒学过几个月小提琴，有时也在古钢琴上乱弹一阵。最后，我也开始看着哥哥的提琴谱用一个手指头弹古钢琴。我的听力不行，我对音乐的爱好永远是盲目的、无能为力的。我们的邻居莫伊谢伊·哈尔托诺维奇·М—斯基就是在这架古钢琴上展现了其可以在音乐会上演奏的右手技巧。①拨弦古钢琴系一种键盘拨弦乐器，为现代钢琴的前身。每年春天，院子成了泥泞的海洋。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给自己做了一双木套鞋，更确切地说，是高底鞋。我欣喜地从窗口看到，他比他平时的身量几乎高出半俄尺①。没多久，一位修马具的老人按时来到庄园。看来，谁也不知道他姓什么。他年逾80，是一位尼古拉一世时代②的老兵，整整服役了20年。他身材高大、宽肩膀、银白色的胡须、满头银发，他勉强挪动着两只沉重的脚，走到仓库跟前，在那里安下了他的流动作坊。“腿没劲儿啦，”老爷爷抱怨了差不多有10年了。但他那双散发着皮革味的手比钳子还有劲。他的指甲像是用象牙做的琴键，指甲尖非常锋利。①1俄尺合0.71米。——译注②指1825—1855年尼古拉一世在位时期。——译注“你愿意我给你看看莫斯科吗？”老爷爷对我说。我当然愿意。老头儿的粗大手指捏住我的耳朵把我拎了起来。我感到他那可怕的指甲触到我的皮肤，又疼又委屈。我两脚乱蹬，要求他把我放下来。“不愿意就算了，”老头儿说。我尽管委屈，可是没有走开。老头儿又说：“喂，你顺着梯子爬上仓库，看看顶楼上怎么啦。”我感到这里面有鬼，有点儿犹豫不决。原来是磨房的小工康斯坦丁和厨娘卡秋莎在顶楼上。两人都长得很漂亮，生性快活，两人都很勤快。“你和卡秋莎什么时候结婚啊？”女主人问康斯坦丁。“我们这样不是挺好吗，”康斯坦丁回答说，“结婚，还得付10个卢布呢，我还不如拿它给卡佳买双靴子呢。”草原上灼热紧张的夏天，连同夏季的劳动高潮——收庄稼，这一远离家门展开的“夏季农忙期”过去之后，早秋来临，以便对一年来苦役式的劳动做出总结。这时正是打场的大忙季节，生活的中心转到了大棚后面的场院上。它离家有四分之一俄里。场院上浮着一片淡黄色的灰尘。脱粒机的滚筒轰鸣。磨粉工菲利普戴着眼镜站在脱粒机的滚筒旁。他的黑胡子上蒙上了一层灰尘。人们从大车上把麦捆递给他，他不用眼看就接过麦捆、解开捆麦的要子、把麦捆打散放进滚筒、滚筒卷走一抱麦子，像抢到骨头的狗一样嚎叫着。逐秸器耍弄着麦秸，把它们抛了出来。秕糠从机身侧面和风管里落下来，用拉板把它们运到一边堆成堆。我抓着马缰绳站在拉板的尾部。“小心别摔着！”爸爸喊着。可我已经摔了有十来次了，不是摔在麦秸上，就是摔在秕糠上。灰尘在场院上越聚越厚，滚筒尖叫着，秕糠落进衬衣里，钻进了鼻孔，使人不住地打喷嚏。“喂，菲利普，轻点儿！”当滚筒的轰鸣声忽然格外的响时，爸爸就在下面警告他。我把拉板往起抬，它太重了，又掉了下来，砸在我的一个手指头上。我痛得两眼发黑，什么都看不见了。为了不让人们看到我流眼泪，我悄悄地爬到一旁，然后跑回家去。妈妈往我手上浇凉水并把砸伤的手指包了起来，但疼痛并没有减轻。手指头肿了好几天，疼痛难忍。粮仓和大棚里装满了麦口袋，院里也一层层地垛满粮食，上帆布；主人本人也常常站在架在杆子上的筛子边做示范，教大家怎样摇筛子才能把秕糠簸出去，然后怎么一抖就能把筛干净的麦粒一颗不剩地倒进麦堆。在大棚里和仓库旁边有背风的地方，簸谷机和玩具似的谷物分离机在那里旋转，簸净粮食，准备上市。粮商纷纷登门，铜制的天平和砝码装在精致的漆箱里。他们检验麦子的成色、提价钱、硬塞定金。主人客气地接待他们，用茶和奶油面包干款待他们，但麦子却不卖给他们。他们都是小买卖人，主人已超越了这种买卖的途径，他在尼古拉耶夫市有自己的经纪人。爸爸回答说：“先放放再说，麦子反正也不要东西吃。”一个星期后就能收到从尼古拉耶夫寄来的信或电报：每普特①提价5戈比。主人说：“瞧，又到手了一千卢布。卢布可不那么容易挣啊。”但也有相反的情况：粮价跌了。世界市场的神秘力量也为自己找到了通往亚诺夫卡的道路。爸爸从尼古拉耶夫回来，闷闷不乐地说：“听说，它叫什么来着……阿根廷今年抛售了大批粮食。”①俄国重量单位，1普特等于16.38公斤。——译注冬季的农村很安静。真正干活的只有磨房和作坊。我们烧麦秸取暖，仆人把麦秸一大抱一大抱地搬进屋里，一路走，一路撒，每次都要随后打扫。把麦秸塞进炉膛，看着它轰地一下熊熊燃烧起来是件乐事。有一次，叔叔格里戈里到我们家来，只碰到我和妹妹奥丽娅两人在饭厅，里面蓝烟袅袅。我在屋子里转来转去，连东西都分辨不出来，听到了叔叔的呼唤，我就昏倒了。在冬天，家里常常只有我们两个人，特别是在爸爸出门的时候，那时全部家务都落到妈妈一人的身上。有时在暮色中，我和妹妹偎在一起坐在长沙发上，眼睛睁得大大地一动也不敢动。有时，一个巨人从严寒中走进昏暗的饭厅，他的两个大毡靴吱吱响，他身穿一件大翻领的大皮袄，头戴皮帽，手戴手套，唇髭和胡须上都结了冰。他那宏亮的声音在黑暗中说：“你们好。”我们并排呆呆地坐在长沙发的一角，不敢回答。于是巨人划着了火柴，发现了坐在角落里的我们。原来这位来人是我们的邻居。有时，饭厅里的孤独使人实在无法忍受时，我就不顾严寒，跑到外面，打开大门，跳上一块大石头——在门槛外面有一块又平又大的石头，在黑暗中站在石头上大声叫喊：“玛什卡①，玛什卡，快到饭厅来，快到饭厅来。”我喊了好多次，因为这时玛什卡有她自己的事：她不是在厨房，就是在仆人那里，要不然就在其他什么地方。最后，妈妈终于从磨坊回来，她点上灯，并叫人摆上茶炊。①玛什卡系玛丽亚的爱称。——译注晚上，我们一般都在饭厅里，直到睡着为止。在饭厅里，人们出出进进，取钥匙，交钥匙，主人坐在桌子旁边发号施令，为第二天进行准备工作。我、妹妹奥丽娅、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姐姐丽莎和一个女仆，在这段时间里有我们自己的生活，这种生活从属于大人的生活并被他们所抑制。有时，某个大人所说的话引起了我们特有的回忆。我朝妹妹眨眨眼，她压低声音嘿嘿地笑了起来。大人漫不经心地看她一眼。我再朝她眨眨眼，她想藏到桌布下笑，额头磕在桌子上。这感染了我，有时也会感染姐姐，她保持着她13岁的尊严，在小孩和大人间随机应变。如果笑得太厉害，我就钻到桌子底下，悄悄地在大人的腿间钻过，有时会踩到猫尾巴，冲进隔壁被称为儿童室的小房间。几分钟后，一切又重新开始。我们笑得手指发软，连茶杯都拿不住，头、嘴唇、手、脚都在笑声中融化、挥发了。“你们怎么啦？”疲倦的妈妈问。两个生活圈子，上一代和下一代的瞬间交融在一起。大人不解地瞧着孩子，有时是友善的，但更多的是有些恼火。于是笑声就突然爆发出来，奥丽娅重新把头藏在桌下面，我躺到长沙发上，丽莎咬着下嘴唇，女仆藏到门后边。“都睡觉去！”大人说。但我们没有走，藏在角落里，彼此不敢互相看。妹妹被带走了。我往往在长沙发上入睡，有人把我抱起来。我有时在朦胧中大声喊叫，我觉得有一群狗围着我或下面有许多蛇在咝咝叫，再不就是一伙强盗把我劫往森林。孩子的恶梦闯入了大人的生活。人们一边走一边安慰我，抚摸我，吻我。就这样从欢笑到梦乡、从梦乡到恶梦、从恶梦到被叫醒，最后，我在烧得暖暖的卧室的羽毛褥子上重新进入梦中。冬季是一年中家庭气氛最浓的季节。有时，一连好几天爸爸妈妈都不出家门。哥哥姐姐也从学校回来过圣诞节。礼拜天，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洗得干干净净，头发剪得整整齐齐，拿着剪刀和梳子给我们理发。先给爸爸理，然后是实科中学学生萨沙①，最后是我。萨沙问：“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您会剪卡普尔②式头吗？”大家都抬起头来来看萨沙，他给大家解释说，一次，伊丽莎白格勒的一位理发师给他剪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卡普尔式。第二天，他为此受到学监的严厉警告。①亚历山大的爱称。——译注②系19世纪流行的一种前额垂有卷发的男式发型。——译注理完发后，大家坐下来吃午饭。爸爸和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分坐在桌子两头的安乐椅上，孩子们坐在长沙发上，妈妈坐在对面。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在成家前一直和主人一起吃饭。冬天，午饭吃得慢一些，饭后还要聊会儿天。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抽着烟，吐出一个个的烟圈。有时让萨沙或丽莎坐下来朗读。爸爸坐在暖炕上打起磕睡来，我们就在这时把他抓住。晚上，也偶尔坐在一起玩逮傻瓜，打牌时经常是欢声笑语，有时也会发生小小的争执。最有意思的是搞鬼骗爸爸。他打牌漫不经心，输了就一笑了之。妈妈则不同，她牌打得好，打牌时非常兴奋，警觉地提防着哥哥耍花招骗她。从亚诺夫卡到最近的邮局有23公里，到铁路要超过35公里。这里远离长官、远离商店、远离城市中心，离重大的历史事件则更远了。这里的生活只受田间劳动的节律调整。除粮食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外，其余的一切都是可有可无的。在那些年中，我们在农村还看不到报纸杂志，它们出现在农村还要晚一些，是在我成了实科中学学生之后。信难得收到，而且还是托顺路人带来的。有时，邻居从博布里涅茨捎上一封信，要把它在口袋里揣上一两个星期。那时，收到一封信算是重大事件，收到电报简直就是天翻地覆的事了。人们告诉我，电报是由电线传送的。可我明明看到骑马人从博布里涅茨把电报送来。按规定要为此付给他两卢布五十戈比。电报是一张纸，像信一样，纸上有铅笔字，怎么能沿电线传送呢，莫非靠风？人们回答我说，是靠电。这叫我更加摸不着头脑。一次，阿布拉姆叔叔一本正经地对我解释：“电流在电线里流动，在纸带上打上符号，你重复一遍。”我重复说，“电流沿着电线流动，符号打在纸带上。”“明白啦？”“明白了。”“后来怎么又出来信了呢？”我问道，指的是博布里涅茨送来的电报。“信用另一种方式邮寄。”叔叔回答说。我莫明其妙，既然骑马送“信”，为什么还要电流。可是叔叔生气了：“别老信啊信的，”他喊道，“我跟你说电报，你却跟我一个劲儿地说信。”这样，这个问题仍是悬而未决。波琳娜·彼得罗夫娜曾在我家作客，她是博布里涅茨的一位夫人，戴着两只大耳环，前额上垂着刘海。后来，妈妈用车把她送往博布里涅茨，我跟她们一起去。当我们路过离我们家11俄里处的小丘时，看到小丘上立着几根电报线杆，上面的电线嗡嗡响。我问妈妈：“电报怎么传送？”“你最好问问波琳娜·彼得罗夫娜，她能给你讲清楚。”妈妈不知所措地回答说。波琳娜·彼得罗夫娜解释说：“纸带上的符号代表字母，电报员把这些符号翻成字母写在纸上，纸由骑马人发送。”这很清楚。“电流流动怎么看不见呢？”我看着电线问。波琳娜·彼得罗夫娜回答说：“电流在里面走，这些电线做得像管子一样，电流在里面流动。”这也可以理解，好长一段时间我不再为电报问题所苦恼。4年后，我从物理老师那儿听到的电磁流体，我觉得远不如这好懂。爸爸和妈妈在共同度过的劳动生涯中井非没有磨擦，但总的说来是和睦的，虽然他们的性格完全不同。妈妈出生于市民家庭，这样的家庭蔑视双手干裂的农民。但爸爸年轻时相貌英俊、身材匀称、面庞刚毅、充满活力。他当时已经积下了一些财产，凭这些财产他才有可能在那几年中买下亚诺夫卡。年轻妇女从省城来到草原上的农村，不能马上适应农村产业的严酷条件，不过一旦完全适应后，在几乎长达45年的岁月中，她再也没有放下肩头上的劳动重担。在这个婚姻中生下来的8个孩子中，只活下来了4个，我是第五胎。那4个很小就因为患白喉或猩红热悄然死去，就如活下来的悄然地活着一样。土地、牲畜、家禽、磨房要求人们献出全部精力。一年四季彼此更替，耕作劳动的浪潮冲刷了家庭中的眷恋之情。在家里没有柔情，特别是在那些遥远的年月里。但在爸爸和妈妈之间却有着深厚的劳动情谊。妈妈从磨房里回来，一身白粉，还没走到门口，爸爸就说：“快给妈妈搬把椅子。”女主人还没进屋就喊：“玛什卡，快摆上茶炊，主人这就要从地里回来了。”他们两人都清楚精疲力竭的滋味。爸爸在智力和性格上无疑比妈妈强。他更深沉、更稳重、更有策略。他的眼力极好——不光是看物，还包括看人。父母很少买东西，特别是在婚后的那几年，爸爸妈妈都善于节省每一个戈比。但爸爸能准确地断定他买的是什么东西。呢子、帽子、皮鞋、马或是机器，——他对所有东西的质量都有很高的鉴别力。“我不是舍不得几文钱，”爸爸后来对我说，好像是为他的吝啬辩解，“但我不喜欢连几文小钱都没有，需要几文钱，可又没有，那才要命呢。”他说话不规范，俄语和乌克兰语混在一起说，乌克兰语的比重大一些。他根据人的举止、相貌和各种习性看人，看得极准。“我不喜欢你的这个同学，”他品评我们的客人，“说实话，你不认为他是个笨蛋吗？”孩子们为他们的客人感到不平，但他们在心里觉得父亲没说错。一户陌生人他只要去拜访一两次，就能准确地猜出这家的生活情况。妈妈在多次的生育和长期的劳动之后，曾一度病倒了。她去哈尔科夫找教授看病。这样的旅行是重大事件，需要准备好久。妈妈准备了一些钱、几罐黄油、一袋奶油面包干、几只烧鸡，还有其他一些东西。这次要花大笔的钱，教授看一次病要收3个卢布。我们在彼此之间或对客人谈起此事时，总把手指朝天，脸上带着意味深长的表情，其中有对科学的尊重，也有对它要价那么高的抱怨，还有对能付得起这笔闻所未闻的巨款而感到自豪。我们全家都焦急地盼着妈妈回来。妈妈穿着一件新连衣裙回到家里，在亚诺夫卡的饭厅里还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漂亮的衣裳。当孩子们还小的时候，爸爸对他们更慈祥、温和。妈妈经常生气，有时还无缘无故地发火，这纯粹是在孩子们身上发泄自己的疲劳和家务上的不顺心。那几年，我们一致认为，要什么东西最好找爸爸要。但随着岁月的流逝，爸爸变得越来越严厉。原因是生活的艰辛，随着事业发展而增多的操劳，在80年代农业危机的条件下就更加困难，还有孩子们所引起的失望。漫长的冬天，草原上的雪从四面封住了亚诺夫卡，堆起了一堆堆比窗户还高的雪堆。这时妈妈喜欢看书。她坐在饭厅里不大的三角暖炕上，把脚搭在椅子上，当冬天的暮色早早地降临时，她就坐到靠近结了冰的小窗前的爸爸的安乐椅上，用一个经常劳作的手指一行行地指着那本托人从博布里涅茨图书馆捎来的小说小声地读着。她经常读错单词，碰到结构复杂的句子就读不下去。有时，某个孩子的提示使她对读过的内容有了完全不同的理解。但她顽强不懈地读着，在静静的冬天闲暇的时候，在外屋就可以听到她那均匀的、轻轻的读书声。爸爸学会了分辨音节时已是年迈苍苍了，为的是至少能读出我著的书的书名。1910年在柏林，我看到他孜孜不倦地力图理解我那本论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小册子，心情是多么激动。十月革命爆发时，我爸爸已经十分富有了。妈妈早在1910年去世，但爸爸一直活到了苏维埃政权时期。在内战最激烈的时候（内战在南方格外长久、格外残酷、政权更迭频繁）,75岁的老人不得不步行几百公里，去敖德萨寻找一个临时避难所。作为一个大私有者，红军是他的危险的敌人，白军迫害他，因为他是我爸爸。在苏维埃军队肃清了南方之后，他有机会来到莫斯科。当然，十月革命剥夺了他一生积累的财富。他管理莫斯科附近的一家小国营面粉厂达一年多。那时的粮食人民委员秋鲁帕①喜欢和他谈论农业问题。1922年春天，爸爸死于霍乱。他死时我正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做报告。①秋鲁帕，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维奇（1870—1928）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火星报》代办员。曾任粮食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译注亚诺夫卡最最重要的地方是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格列比翁在里面工作的作坊。他在我出生那年就来我们家工作。对所有的孩子，包括大孩子，他都称你，而我们对他以您相称，还要尊敬地叫他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当他要被迫应征入伍时，爸爸和他一起出去了一趟，买通了一个人，于是格列比翁依旧留在亚诺夫卡。这是一个天份极高的人，长得很帅，蓄着褐色的唇髭、法式胡须。他对各种技术样样精通：他会修蒸汽机、能做锅炉工作、镟金属球和木球、浇铸铜轴承、制造轻便弹簧马车、修理钟表、调钢琴、为家具包面、自制自行车（车胎除外）。在中学预备班和一年级之间，我就用他攒的车学会了骑车。德国移民把播种机和打捆机运到作坊修理，邀请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去帮他们买脱粒机或蒸汽机。他们向爸爸请教农事问题，技术问题就得找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作坊里有几个助手和学徒。在很多方面，我是这些学徒的学徒。我不只一次在作坊里车螺丝和螺丝帽。这项工作给我带来了满足。因为它可以马上见效。有时我动手在磨得十分光滑的圆石头上研染料。但很快我就累了，我越来越频繁地发问；研好了吗？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用指尖蹭了蹭稠乎乎的东西，否定地摇了摇头。我只得把石头让给一个学徒。有时，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坐在工作台后角落里的工具箱上，抽着烟眼睛望着远方，不知是在沉思还是在回忆，再不就是什么也不想，在休息。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悄悄地从一旁走到他跟前、轻轻地捻他那漂亮的暗红色的唇髭，或认真地观察他那双手。这的确是一双出色的手，是一双与众不同的能工巧匠的手。两手的皮肤上布满了黑点：这是在给磨盘刻纹时嵌进入皮肤的碎石末。他的手指柔韧，像树根一样，一点也不僵硬，指端稍稍变粗，十分灵活，大拇指能朝后弯，弯成弓形。每个手指都有灵性、独立活动，但合在一起就组成一个非凡的劳动组合。尽管我岁数很小，但我能看到并感觉到，这只手拿锤子或钳子与所有其他的手都不同。左手大姆指上斜绕着一道伤痕。正是在我出生的那一天，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一斧子砍在自己的手上，大拇指几乎只连着二层皮。爸爸偶然看到，年轻的机械师把一只手放在木板上，打算把姆指干脆砍掉。“别砍，”他喊道，“手指还能长上。”“您以为还能长上？”机械师把斧子放到一边。手指真的长上了，也能够准确地工作，只是不能像右手拇指那样弯得那么大。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把一支别丹式步枪改装成猎枪，正在试枪，大家轮流试打灭几步外的蜡烛。我爸爸凑巧来到这里，当他举枪瞄准时，他的双手颤抖，拿枪的姿式也显得没有把握，尽管如此，他一枪就把蜡烛打灭了。他干什么事眼力都很准，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明白这点。他们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争执，虽然爸爸跟其他人说话时端着主人的架子，动辄训斥、纠正他们的错误。我从来不闲呆在作坊里。我有时拉风箱，灶膛的通风道是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按自己的体系建造的：看不见鼓风机，因为它安装在顶楼上，这使所有来访者赞叹不已。有时，我摇车床轮摇得精疲力尽，特别是在车床上用洋槐木车制槌球戏的球时。那时，作坊里的谈话总是十分有趣。那里往往不顾及体面，更确切地说，根本就不讲体面。但我的视野却不是一天天地扩大，而是一小时一小时地扩大。福马讲述他曾在其中工作过的几家庄园，讲述男女地主的种种轶事。应该指出，他对他们没有多大好感。磨粉工菲利普又讲起自己当兵生活的回忆，伊瓦·瓦西里耶维奇提出问题，制止离谱儿的话，补充自己的意见。司炉亚什卡（有时兼锻工）是个性情忧郁的人，他年近30，长着一头红发，在哪儿都呆不长，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拽他；不是秋天就是春天，他就悄悄地溜了，半年后又回来了。他很少喝酒，但喝起来就没命。他酷爱打猎，但把猎枪换酒喝了。据福马讲，有一次在博布里涅茨，亚什卡光着两脚来到一家小店，想弄点他那单筒火枪用的火帽。他的两脚上沾满了黑泥巴，他故意把一盒火帽弄撒了，在捡火帽时，他那沾满了泥巴的脚踩在一只火帽上，把它带走了。“福马，你瞎说吧？”伊万·瓦西里耶维奇问。“干嘛瞎说，”亚什卡回答道，“我那时一个子儿都没有。”用这种方法搞到你所需要的东西，我觉得挺不错，值得效法。“咱们的伊格纳特来了，”女佣人玛莎通知说，“可杜尼卡没在，她回家过节去了。”我们称司炉伊格纳特为“咱们的”，以区别于驼背伊格纳特。他在塔拉斯之前曾是领班。咱们的伊格纳特要去应征，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看了看他的胸脯说：“终无论如何也不会要你。”招兵委员会让他在医院住了一个月检查身体。在那里他认识了几个城里工人，于是决定去工厂碰碰运气。伊格纳特脚上穿着城里人穿的靴子，身上穿着绣花短皮大衣。他在作坊里整整呆了一天，讲城市、工作、制度、车床和工资等情况。“到底还是工厂……”福马若有所思地说。“工厂可不是作坊，”菲利普接着说。大家都若有所思地抬头望着作坊的顶棚。“机床多吗？”维克多贪婪地问。“像林子里的树一样。”我瞪大了眼睛听着，想象着工厂的样子，就像从前想象森林一样：上下左右、前前后后，无论朝哪儿看，清一色都是机器，在这些机器之间，是紧煞腰带的伊格纳特。伊格纳特还有一块表。人们轮流传看。晚上，主人和伊格纳特一起在院里散步，管家跟在他们后面。我也在场。一会儿在爸爸身边，一会儿在伊格纳特身边。“嗯，怎么吃饭？买面包？买牛奶？付房租？”“一切都得付钱，这个当然，”伊格纳特承认说，“不过挣得也不一样。”“我知道不一样，不过你的薪水只够糊口。”伊格纳特坚决地反驳说：“不管怎么说，半年功夫，我买了几件衣服，还置了块表。”这个论据是无法反驳的，主人沉默了。后来他又问：“伊格纳特，你没学会喝酒吧？那里这样的老师到处都有，很快就能把你教会。”“酒是什么好东西，我连想也不想。”“哎，伊格纳特，你不打算把杜尼卡带走码？”女主人问。伊格纳特扭过脸略带歉意地笑了笑，但没有回答。“哎，我知道了，”女主人说，“看来已经和城里放荡女人搞上了，承认吧，你这骗子。”伊格纳特就这样离开了亚诺夫卡。家里禁止小孩到仆人屋里去，但谁看得住呢？在下房里总有许多新鲜事。很长一段时间里，厨娘是一个颧骨突出、塌鼻梁的女人。她丈夫是个放牲口的老头，他的半边脸患面部神经麻痹。大家把他们叫喀查普①，因为他们来自内地的某个州。这两口子有一个8岁左右的小女孩，她长着一双蓝眼睛，浅色头发，十分漂亮。她对她爹娘老是吵嘴已经习以为常了。①喀查普系旧时乌克兰沙文主义者对俄罗斯人的蔑称。——译注礼拜天，姑娘们捉小伙子头上的虱子或彼此互相捉。在下房里的一堆茅草上，并排躺着两个塔季扬娜：高塔季扬娜和小塔季扬娜。总管普德的儿子、厨娘帕拉斯卡的弟弟、马倌阿法纳西横坐在两人之间，两腿搭在小塔季扬娜身上，身体倚在高塔季扬娜身上。“瞧，简直成了穆罕默德啦，”管家艳羡地说，“可你是不是该饮马了？”这个长着一头浅红棕色头发的阿法纳西还有黑头发的穆图佐克总是捉弄我。每当我在分猪油黍米粥或稠粥时来的话，一定会传来嘲弄的声音：“廖瓦，你最好跟我们一块儿吃午饭，”或“廖瓦，你最好去找妈妈给我们要只鸡来。”我感到不好意思，一声不吭地走到一边。复活节前，为工人们烤圆柱形甜面包，给他们染彩蛋。赖莎姑姑是染彩蛋的能手，她从移民区带来几只彩蛋，给了我两只。人们在地窖后面的慢坡上滚鸡蛋，互相碰撞，看谁的蛋硬。当我走到那儿时，人已经都散了，只剩下一个阿法纳西。“好看吗？”我把彩蛋亮出来问。“没什么，”阿法纳西摆出一副漠然的样子。“想不想撞鸡蛋，看谁的硬？”我不敢拒绝他的挑战。阿法纳西撞了一下，我的彩蛋尖上出了裂缝。“这归我了，”阿法纳西说，“喂，把那个也放上吧。”我顺从地放上第二个彩蛋。阿法纳西又把它撞破了。他老练地拿起两个彩蛋，头也不回地走了。我惊奇地看着他走去，真想大哭一场，但事情已经无可挽回了。一年不离开庄园的长工并不多。一年大忙季节中雇工多达数百人，其中绝大多数工人是临时工，他们来自基辅、切尔尼戈夫、波尔塔瓦。他们一直被雇用到圣母节①，即10月1日以前。赫尔松州的丰收年头，一年要雇用二、三十万这样的短工。在夏季的4个月中，一个钐工能挣40到50卢布，主人管饭，女人能挣20到30卢布。平时就露宿在田野上，阴雨天就睡在草垛里。午饭是素汤和粥，晚饭是小麦稀粥。肉根本就没有，油只给植物油，而且很少。因此有时会产生纠纷。雇工们不再收割庄稼，聚集在主人的院里，趴在仓房的阴凉处等着，晃动着两只被麦秸划出伤痕累累的干裂的光脚。主人给他们送来酸奶或西瓜或半口袋干海鱼。他们就重新去干活，往往还唱着歌。在所有的庄园中都有这种事。有几个40开外，身体健壮、皮肤黝黑的钐工已经连续十来年到亚诺夫卡干活，他们知道在这里永远能有活儿干。他们除了工资外还能额外得到些卢布，还时而能喝到一杯伏特加，因为工作的速度由他们决定。其中有些是家族团体的首领。雇工们从自己的州徒步走来，往往要走上整整一个月，一路吃面包干，在集市上过夜。一年夏天，外地来的雇工普遍得了夜盲症。黄昏时，他们两手前伸，慢慢地挪动着脚步。妈妈的侄子当时正在我们村里作客，就这一情况写了一篇报道。地方自治局见到了这篇报道并派出了检查员。大家都很喜欢这位“记者”，但爸爸妈妈却很生他的气。就连他自己也不高兴。但是，并未引起任何不好的后果。检查团确认病是由于缺油造成的，它几乎蔓延全州，因为到处的伙食都一样，有些地方的伙食还不如这里。①圣母节是基督教中纪念圣母的节日。在俄历10月1日，公元10月14日举行节日活动。——译注在作坊，下人的厨房和后院中，展现在我面前的生活要广阔得多，而且与家里的生活截然不同。生活的影片没有尽头，我刚刚处在它的起点上。在我更小的时候，我的在场不会使任何人感到拘束。人们无拘无束、畅所欲言，特别是在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或管家不在的时候，因为他们毕竟算得上半个当家人。在铁匠房火炉和厨房灶火的光亮中，父母、亲戚、邻居往往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我的面前。这些谈话中的不少东西我终身难忘，许多东西也许是我对当代社会的态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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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前言我们这个时代回忆录又重新繁荣起来，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繁荣。这一是因为有的可说，二是因为时代的戏剧性越强，转折越多，人们对当前的历史的兴趣就越强烈。风景画的艺术决不可能在撤哈拉沙漠中产生。我们这个不同历史时期交错的时代产生了要以其积极参加者的目光回顾昨天和已经如此遥远的日子的需要。自最近一次大战以来回忆录文献的巨大发展的原因也许就在于此，撰写本书的原因可能也在这里。作者积极的政治活动的中止为本书的问世提供了最好的机会。君士坦丁堡①是我一生中预料不及但又并非偶然的阶段之一。我在这里暂时栖身——这已不是第一次了，耐心地等待事态的进一步发展。革命者的生活没有一点“宿命论”的成分，根本就无法思议。无论如何，君士坦丁堡的间歇为在条件允许继续前进之前回顾往事，提供了最合适的时机。①君士坦丁堡系伊斯坦布尔的旧称。——译注开始时，我为报纸写了几篇简明扼要的自传性特写并以为事情到此为止。需要马上指出的是，我在避难所中无法看到这些特写以什么样子到达读者的手中。但每项工作都有其自身的逻辑，只是当为报纸撰写文章的工作结束时，我才进入到这个题目之中。于是，我决定写一本书。我选择了一个大得多的规模，把全部工作重新搞了一遍。在最初的报刊文章和本书之间的唯一的共同之处是它们所讲的是同一个对象，但在所有其他方面，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作品。我格外详细地叙述了苏维埃革命的第二个时期，它的开始与列宁患病和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揭幕相合。追随者的夺权斗争，正如我力图指出的那样，并不是个人的斗争。它揭开了政治新篇章：反对十月革命和酝酿热月政变①。人们经常问我：“您是如何失掉政权的？”这个问题的答案由此可以自然得出。①热月政变系法国共和历2年热月9日（1794年7月27日—28日）推翻雅各宾派专政、扼杀法国大革命的反革命政变。——译注革命政治家的自传必然会触及一系列理论问题，这些问题与俄国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与全人类的发展相关，特别是与那些被称为革命的危机时期相关。当然，我不能在本书中深入研究复杂的理论课题。特别是所谓的不断革命论，它在我的个人生活中曾起过如此重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在当前对东方各国具有如此迫切的现实意义，仅作为副主题贯穿全书。如果读者对此不满，我只能对他说，研究革命的课题实际上可以构成另一本书的内容，在那本书中，我将力图对近几十年的经验做出重要的理论总结。**因为在拙著的字里行间出现了许多人物，我对他们的描述和他们自己及他们的政党所选择的描述并不总能吻合，于是其中不少人认为我的描述缺少最起码的客观性。在期刊上登载的片段已经引起了驳斥，这是理所当然的。毋庸置疑，即便我能把我的自传写成我生平的银版照片（但我根本不想这样做），它也仍会引起往日争论的余波，那些争论当时是由于书中所叙述的冲突造成的。但本书并非是我生平的刻板的照片，而是我一生的组成部分。在本书中，我继续进行着那场我为之献身的斗争。在阐述时，我下鉴定、做评价；在叙述时，我自卫，但更多的是进攻。我以为，这是使传记成为更高意义上的客观传记，即使它更为等值地表现人物、环境和时代的唯一手法。客观性不在于装出来的冷漠之中，那些不可救药的伪善者就是这样谈论自己的朋友和敌人，在不便对读者直说的地方就拐弯抹角地暗示他。这类的客观性仅仅是世俗的圈套，仅此而已。这种客观性我不需要。我既然听命于讲述自己的必要性——还没有一个人能做到撰写自传而不谈自己，那我就没有理由掩饰我的好感和反感、我的爱和我的憎。这是一本论战性的书。它反映了完全建立在矛盾之上的社会生活的进程。学生对老师的无礼、充满妒意却貌似殷勤的沙龙刻薄话、永无休止的贸易竞争、在技术、科学、艺术、体育等所有领域中的疯狂的竞赛、由深刻的利益矛盾导致的议会冲突、每天不断的激烈的刊物战、工人罢工、枪杀示威者、文明的邻国间相互发射炮弹、我们这个星球上绵延不熄的内战烽火——所有这些都是社会“论战”的不同形式，从虽然紧张但却几乎察觉不到的寻常的、每日不断的正常论战到异乎寻常的、爆炸性的、火山爆发式的战争和革命的论战。我们的时代就是这样，我们和它一起成长。我们和它息息相关。如果我们想永远忠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祖国，我们怎么能不是好论战的人呢？**但有一条更基本的标准，它所涉及的纯粹是叙述事实的严谨。正如最不可调和的革命斗争也要考虑时间地点的情况，因此，论战性最强的著作也应该遵守物与人之间固有的比例关系。我希望我不仅在整体上而且在局部上也遵循了这一要求。诚然，在为数不多的几个情况下，我以对话的形式写下了几次交谈。没有人会要求逐字逐句地再现多年前的谈话，我对此也不奢求。某些对话更多的是象征性。但在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有那样的时刻，某次谈话特别清晰地印在他的记忆中，这类谈话往往对自己的知交和政治朋友反复讲述，因此，它们会牢牢地留在脑海中。我这里所指的首先当然是政治性谈话。这里我想指出，我素来相信我的记忆。它提供的材料曾不止一次地受到客观检验并成功地经受了检验。但是，这里必须做一个补充声明，如果说我的地形记忆相当差，更不用说音乐记忆了，视觉记忆和语言记忆相当一般，可思想记忆却远远地高于一般水平。然而在这本书中，思想、思想的发展和人们为这些思想所进行的斗争，实际上占据的是主要地位。当然，记忆不是机械计数器，它的私心最重。它往往把从虚荣心的角度来看对操纵它的意识不利的情节遗忘或推入阴暗角落。但这是“心理分析”批评的工作了。这种批评有时机智敏锐、颇有教益，但更多的是任性和胡闹。无须表白我坚持不懈地借助文件证据来监督自己的记忆。不管工作条件对我来说有多么困难，这里指的是图书资料和档案参考材料的匮乏，我仍有可能检验我所需要的最重要的情况和日期。从1897年起，我主要是以笔为武器进行斗争。因此在32年间，我的生活事件在出版物上留下了几乎是连续不断的痕迹。对自1903年起的党内派别斗争具有丰富的个人经历。我的对手和我彼此攻击、毫不留情，所有这一切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文字痕迹。自十月革命后，革命运动史在年轻的苏维埃学者和许多学术机构的研究工作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在革命档案和沙皇警务厅的档案中寻找一切有意义的东西，将它们出版，对其中的事实加上可靠的注释。在革命后的最初几年中，那时还没有掩饰和伪装的必要，这项工作得以十分认真地进行。国家出版社出版了《列宁文集》和我的部分著作，在每卷中都附上长达几十页的注释，其中包括有关作者活动及相应时期事件的不可缺少的资料。所有这些都减轻了我的工作，有助于我确定正确的编年顺序、避免事实性的错误，最起码是严重的错误。**我不能否认，我的生活道路的确有些不凡之处。但是，其原因与其在我个人身上寻找，不如到时代环境中去寻找。当然，同样也需要一定的个性特征，才能完成我所完成的那些或好或坏的工作。但在其他历史条件下，这些个人特点可能会平静地沉睡，正如人的无数天赋和激情在社会条件不需要的情况下始终沉睡一样。但也可能会出现今天被排斥或压抑的其他素质。客观因素凌驾于主观因素之上，而且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客观因素。我的自觉的积极活动大约从17—18岁时开始，它始终是为一定思想的不断地斗争。在我的个人生活中，没有任何事件单凭它们自身值得引起社会的注意。我身后一切多少有些出众的事实都与革命相关，并从革命中获得它们的意义。只有这一情况能够为我的自传问世辩解。但是，这个根源也给作者造成了困难。个人生活事实与历史事件的内容紧紧地交织在一起，很难把它们彼此分开。然而，本书毕竟不是历史著作。事件的取舍不是根据它们的客观意义，而取决于它们与个人生活事实的联系。如果本书对个别的历史事件和几个阶段的评述中没有一部历史著作中所应有的匀称比例，这并不奇怪。自传和革命史之间的分界只能凭经验去摸索。既不把生平记述消融到历史研究之中，又要给读者提供社会发展的事实依据。我根据读者了解重大事件的基本轮廓，他的记忆所需要的只是对历史事实及其间先后顺序的扼要提示，来解决这个问题。**在本书即将问世时，我已年满50周岁。我的生日与十月革命日正好相合。天知道神秘主义者和毕达哥拉斯①的信徒们会从这一事实中得出什么结论。十月革命后整整3年，我本人才发现了这一有趣的巧合。在9岁前，我一直居住在偏远的村庄里，从不外出。在中学读了8年，第一次被捕是在中学毕业后。和我的许多同龄人一样，监狱、流放、侨居国外成了我的大学。我曾两次被投入沙皇的监狱，前后一共蹲了4年。曾两次被沙皇流放，第一次流放了两年，第二次是几个星期，曾两次逃出西伯利亚。两次侨居国外，在欧美各国度过了近12年：1905年革命前两年，革命失败后近10年。世界大战期间，我在霍亨索伦王朝的德国被缺席判处监禁（1915年），第二年从法国被驱逐到西班牙，在那里，经过马德里监狱的短期囚禁和在加的斯警察的监督下过了一个月后，被驱逐到美国。当我在美国时爆发了二月革命。1917年3月，我在离开纽约回国的途中被英国人逮捕，并在加拿大的集中营里关了一个月。我参加了1905年革命和1917年革命，1905年曾任彼得堡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主席，1917年再度当选。后来，我亲身参加了1917年的十月革命，并是苏维埃政府成员。我以外交人民委员的身份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与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作为陆海军军事人民委员，我用了近5年的时间组织红军和重建红军舰队。在1920年间，我除了这些工作之外，还担负起恢复被破坏了的铁路运输网的领导工作。①毕达哥拉斯（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哲学家、思想家、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学派创始人，相信灵魂轮回说。——译注但是，党务活动和写作活动构成了我一生——内战年代除外——的主要内容。1923年国家出版社着手出版我的作品集。它只出版了13卷，早出的5卷军事著作不算在内。1927年，当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迫害变得格外残酷时，我的著作的出版工作被中止了。1928年1月，我被当今的苏联政府流放，在中国边境上度过了一年。1929年2月，我被驱逐到土耳其。我今天在君士坦丁堡写下了这几行文字。即使在这样简要的阐述中，我一生的外在经历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单调乏味的。相反，就转折、意外、尖锐的冲突、起落沉浮的次数之多，我的生平毋宁说是充满了“奇遇”的。同时我要说一句，就天性来说，我与那些探险求奇者毫无共同之处。从习惯来看，我毋宁说是一个有几分迂腐、保守的人。我喜欢纪律和制度，这不是为耸人听闻，而是出于实事求是。我应当说，我不能容忍无秩序和破坏。我始终是一个非常勤勉认真的学生。我一生都保持着这两种品质。在内战的岁月中，我乘着专列走过的路程相当于绕赤道好几圈，我每看到一道用新松木做的新围墙都感到十分高兴。列宁得知了我的这个癖好，曾多次友好地拿它取笑。一本从中可以发现新思想的写得很好的书和借助于它可以把自己的思想告诉别人的漂亮文笔，过去和现在都一直是我最珍贵和最喜欢的文化成果。我从未放弃过学习的愿望。我在生活中曾多次产生过这样的感觉，即革命妨碍了我系统地工作，我近30年的自觉生活完全被革命斗争所占据，尽管如此，如果我能重新开始生活的话，我将毫不犹豫地踏上同一条道路。我不得不在国外流亡（算来已是第3次了）时写下这些文字。这时，我的最亲密的朋友们却都被赶到苏维埃共和国的流放地或被关进监狱。在共和国的创立过程中，他们的参加是有决定意义的。他们之中有些人动摇、退却、向对手投降，一些人是因为道德沦丧；另一些人是因为不能独立地找到摆脱环境迷宫的途径；还有一些人是由于顶不住物质惩罚。这样大规模的背离旗帜的情况，我曾经历过两次：一次是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一次是在世界大战初期。因此，我根据我的亲身经历清楚地知道什么是历史潮流的起落，它们服从自己的规律。单凭急躁不能加快它们之间的交替。我已经习惯于不从个人命运的角度观察历史的前景。认识所发生的一切的规律性，并在这一规律性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是革命者的首要责任，同时，这也是不把自己的任务消融到现实生活中的人所能享受的最崇高的满足。列·托洛茨基1929年9月14日于普林吉坡①①普林吉坡位于伊斯坦布尔东南，是马尔马拉海中的一个小岛。——译注 |
译者前言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平石翁施用勤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发行1996年2月第1版1996年2月第l次印刷译者前言在斯大林政权的敌人中，托洛茨基无疑是最凶恶的一个。所以，即便他已流亡国外，斯大林仍不能释然，屡派杀手，直到将他刺死才罢休。连赫鲁晓夫这位一心想为斯大林制造的冤假错案的牺牲者恢复名誉的人，在访华时也竟把“托洛茨基分子”这顶帽子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当然也毫不客气地回敬了一顶。在戈尔巴乔夫平反冤案的顺序表中，托洛茨基仍被排在最后一名。托洛茨基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人物？人们为什么对他这么耿耿于怀呢？看了这本书，读者会有一个清晰的理解。我们看到了“另一个”托洛茨基。他从年轻时就投身革命运动，在革命实践和理论探索中成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杰出理论家和领导者。他一手领导了1905年革命，在列宁不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武装起义的情况下，又是他领导了十月革命，推翻了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十月革命后，国内反动势力在国际资产阶级的支持下掀起内战，想把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中。当时布尔什维克刚刚获得政权，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军队，而他们接管的国家又是被沙皇的腐朽的统治和连年战争消耗殆尽的国家。在这危若累卵、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托洛茨基临危受命、力挽狂澜，担起了革命军事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要职。在两年半的内战烽火中，他亲临前线、身先士卒，以其天才的组织能力在战火中建起了一支红军，并率领着这支队伍南征北战、粉碎了邓尼金、高尔察克、科尔尼洛夫、尤登尼奇、弗兰格尔等英法两国支持的叛乱部队，拯救了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内战结束后，苏维埃共和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它将在一片废墟上进行建设，但经济建设的命脉——铁路运输却濒于彻底瘫痪，又是托洛茨基兼起了铁路人民委员的职务，他用铁的纪律和有效的行政手段，使铁路运输恢复了生机，创造了“只有上帝才能创造的奇迹”。这样一个叱咤风云、扭转乾坤的人物，怎么会败在斯大林手下呢？托洛茨基本人是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的呢？他说这是历史的必然，因为每次革命之后都会出现“热月政变”，无产阶级革命也不能例外。他这样说决不是为自己巧言辩解，只不过表现出他过于热衷理论、书生气十足罢了。一般说来，规律越普遍，它所能解释的事物就越多，因而也就越笼统、越空泛。因此，任何一条普遍规律都要有无数特殊规律来补充。如果说人类社会的发展遵循着一条普遍规律的话，则任何一个具体社会的每一步具体发展都存在着无数的可能性，最起码是几个可能性。这些可能性都有成为现实的可能，至于哪种可能性成为现实，往往只是一些微少的偶然因素所致。无论哪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我们都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前此的一切因素都促使社会朝这个方向发展。但在另一种对立的可能性成为现实时，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根据来证实这种现实是历史的必然。托洛茨基未必会否定如果没有他和列宁的话就不会有十月革命，如果说十月革命是历史的必然的话，那么这种必然性是十分脆弱的，它在某种程度上完全取决于托洛茨基和列宁存在这个偶然因素。“热月政变”的必然性也同样脆弱，在“热月政变”成为现实前同样也存在着其他可能性。只是历史是不可逆转的，某种可能性一旦成为现实，其他可能性便被排除。不过，我们总不能因此就否认其他可能性也存在过，也有成为现实的可能。遗憾的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是既成事实，而不是选择。所以，用历史的必然性来解释斯大林获胜的原因，难免会流于空泛。只有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列宁与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的关系，6人政治局中的力量对比，才能得出正确的答案。首先分析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由于布尔什维克长期处于非法组织的状态，因此不可能有广泛的党内民主。纵观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和捍卫政权的历史，使人有如履薄冰和走钢丝之感，一个机会把握不住、一个重大的失误都会导致整个历史重写。就是由于革命的主要领导人列宁和托洛茨基高瞻远瞩、雄才大略，英明果断、才领导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并使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渡过了重重难关、转危为安。十月革命只迈出了夺取政权的第一步，真正确定政权性质的工作——立法和建立新制度的工作更加艰巨。但由于当时俄国的落后，广大人民的文化素养低下，人民和广大党员与党的领导层的距离非常遥远，又加上十月革命建立的政权还十分脆弱，国内外敌人的猖狂进攻，使列宁无法实现他在《国家与革命》中描绘的社会主义蓝图，不得不使集权的倾向逐步加强。在喀琅施塔得反革命暴乱后，他取消了其他党派的合法地位，使多党联合执政变为一党专政，党的权力集中于中央，最后集中在政治局。从1919年到1923年约4年期间内，列宁主持政治局会议约296次，处理和决定了2851个问题。在内战期间，由于党组织、工作方法和组织制度的全部军事化和高度集中制，使任命制得以普遍实行。十大又通过了禁止派别活动的决议，这个决议消除了在党内不同观点派别斗争的可能性。这种情况隐藏着巨大的危险，使本来是为了推动国家发展、促进社会民主正义而建立的专政有可能变成与其原来宗旨相悖的异化物，使工具本身变成目的，产生一批享有特权的官僚。内战结束后，列宁发现了权力过分集中而产生的弊端和国家领导人陷入官僚主义泥潭的危险，他力图通过扩大党内民主、加强监察机构、取消委任制、进行民主选举避免这种危险。但由于种种原因，他的努力没有收到预期效果，既没有改变国内战争期间已确立的政治体制框架，也没有改善权力高度集中的状况。正因如此，列宁在重病期间才如此重视格鲁吉亚事件，直至下决心撤消斯大林总书记的职务，因为列宁把它与政治体制改革联系在一起。有必要声明一下，上面所述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权力高度集中，只是为了对斯大林获胜的历史背景加以分析，而不是对苏维埃共和国体制的否定和贬低。相反，当时的体制是当时历史环境的必然产物，非此苏维埃政权就不能生存。另外应注意的是，那时苏维埃体制还处在草创阶段，带有应急和临时的性质。一旦条件允许，列宁立即考虑改革体制，从根本上消除官僚主义和其他隐患。还要说明的是，权力高度集中并不等于个人独裁、个人崇拜和终身制，后者是斯大林体制的特征。列宁领导时期，处于权力核心的是党的领导集团，是一个实行集体领导的政治家集团。造成这种差别时主要是列宁和斯大林的个人品质、素养和人格的差异。但斯大林恰恰利用了列宁试图加以纠正的由历史所造成的权力高度集中的情况为他独裁创造了基础。他通过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勾结控制了政治局，通过组织局安插亲信、排除异己，反对派别活动的决议使他可以把一切反对派都置于死地，集权制产生的享有特权的官僚成了他的权力基础。经过一系列紧张的幕后活动后，他在搞垮托洛茨基的斗争中已经稳操胜券了。当然，在酿成这一结果的过程中，列宁本人对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态度，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托洛茨基的自传中，只讲列宁对他的信任及他们之间的友好关系，而列宁对斯大林的态度似乎只有嫌恶和不信任。可实际上，斯大林在权力角逐中获胜与列宁对他的态度是分不开的，他和托洛茨基一样，曾是列宁心目中的继承人人选。为什么列宁把两个性格、品质、才能完全不同的人作为自己的接班人人选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谈谈列宁心目中理想的领袖所应有的素质。列宁认为，一个真正的政治领袖是能够把理想主义者忠于学说的原则和实用主义结合起来的人，而且还要有足够的个人感召力。列宁本人就具备这些素质，他的实用主义使他不至沦为乌托邦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使他在处理实际问题上注重策略性、灵活性和随机应变；他的理想主义和理论原则又使他能够高瞻远瞩、忠于理想，永远不为实用手段所左右，而是让手段为目的服务，从而保证他不至跌入实用主义的泥潭之中。一个真正的政治领袖实际上是一个能够把忠于理想原则和实用主义的不择手段结合起来的人。但在现实中，这种人并不多见。托洛茨基是个理想主义者，他的高瞻远瞩、历史洞察力、魄力和组织能力等都是毋庸置疑的，在布尔什维克的最高领导人之中，在这方面能与列宁相媲美的只有托洛茨基。1905年革命和1917年的十月革命都证明了这点。但托洛茨基的灵活性、策略性和随机应变的能力却不能令列宁满意。在《火星报》编辑部分裂时，托洛茨基纯粹出于对列宁的手段不满而与列宁分道扬镳，在签署布列斯特和约时，他又是出于道义考虑而与列宁发生分歧，他为了使世界无产阶级认识问题的本质并揭穿布尔什维克与德国勾结的谎言，不惜冒遭受更大损失乃至失败的危险。列宁则不同，他对现实必要性考虑得更多一些，一旦看到现实必要性，他就能排除其他考虑，乃至使用一些不大光明磊落的手段，如在他反对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和普列汉诺夫时那样，有时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如乘德国的铅封车返回俄国。此外，列宁对托洛茨基是否有足够的个人感召力也很怀疑。读了他的自传，我想读者也会觉得他是“至察无友”的人，他对布尔什维克其他领导人的评价也确实过于苛求。他的用人原则完全是出于对革命事业的考虑，决不为个人和集团利益结党营私、排除异己，他对明仁斯基的态度就很能说明问题。斯大林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他没有在革命的关键时刻表现出领袖的大智大勇，他的才能完全表现在另一个方面，那就是不受任何理论和原则的束缚，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后来列宁可能发现，斯大林不是不受理论和原则的束缚，而是根本就没有理论和原则，理论、原则在他手中也不过是达到目的手段而已。托洛茨基的长处与列宁的一个长处相比，并无太大距离。而斯大林的长处与列宁的另一个长处相比，似乎还要胜一筹。因为列宁毕竟是个革命理论家、理想主义者，他要建立人类历史上最理想的社会，他在行动中不会完全摆脱理想、理论和原则的束缚。大概是出于这个原因，他更加器重斯大林。斯大林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中，本来是个默默无闻的人，但在十月革命后，他的地位稳步上升，除了他强烈的摄取权力的欲望和不择手段、随机应变的能力外，列宁的器重恐怕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内战期间，战胜白军是苏维埃共和国的头等大事，在每一个战役的胜负都关系到共和国的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斯大林支持和操纵的军事反对派严重地干扰了红军的战略部署，造成了许多无谓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列宁仍没有制裁斯大林，而是极力设法调和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的关系，以至托洛茨基愤怒地谴责他搞“靠不住的妥协”。1922年间，尽管斯大林与列宁之间产生了一些磨擦，但列宁仍没有改变对他的看法，每次见面都与他长谈。直到年底写遗嘱时，尽管他的选择倾向于托洛茨基，但他还是希望托洛茨基与斯大林能够竭诚合作，避免使党分裂。直到他确信斯大林掌权将葬送十月革命的理想、破坏社会主义原则时，才决心撤掉后者的总书记职务。可惜为时已晚，斯大林羽翼已丰，更主要的是列宁的健康情况已不允许他亲手把“炸弹”投向斯大林了。任何一场政治或权力之争，胜负都是由实力对比决定的。早在列宁患病之前，虚荣、野心勃勃、权力欲极强的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为夺取最高领导权进行了一笔肮脏的政治交易，由季诺维也夫提议斯大林任总书记一职。列宁患病后，接班人的问题变得更加迫切，由于托洛茨基在苏维埃共和国享有崇高的威望，所以被他们视为夺取最高领导权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为此，他们更加紧密地勾结起来。加米涅夫本人没有野心，但他完全处于季诺维也夫的影响之下，布哈林也站在斯大林一边。这样，除列宁之外的5位最高领导人中，托洛茨基处于绝对少数。当列宁还能从事斗争时，托洛茨基依靠列宁的支持，还有获胜的可能，甚至在列宁逝世后，他利用列宁交给他的“炸弹”，也仍有获胜的可能。但他却出于对“空位期”和党的分裂的顾虑，没有积极地利用这些有利的条件，从而导致自己彻底的失败。当列宁已经决定撤消斯大林总书记的职务，开除其党羽奥尔忠尼启则和捷尔任斯基的党籍时，他还有所保留，仍希望斯大林能改过自新，希望最高领导层能竭诚合作。在他的对手们私下策划要在政治上把他搞垮时，他却令人不解地无所作为，竟然还去郊区打猎，以致染上使他丧失战斗力的疾病。托洛茨基这样做，也许是意识到力量对比悬殊，如他在自传中所说的，即便获得胜利，其结果能维持多久是颇成问题的。也许他是出于自信，像他这样能够准确地把握历史转折契机、叱咤风云、扭转乾坤的人，只要有机会，必将会东山再起。因此，他想进行一场长期斗争，从做青年工作入手。但他没有充分认识他的对手斯大林，对对手们针对他进行的斗争的性质也不够明确。这场斗争对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来说，是一场夺取最高权力的斗争，夺取权力是唯一目标，因而在手段上无所不用其极。权力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斗争的对手是获得或保持权力的障碍，不把障碍除掉就得不到权力，所以就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干掉对手。这场斗争与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以往的党内斗争完全不同，在那些斗争中，尽管不排除策略，但要取胜主要是依靠理论和决策的正确性，通过辩论和投票解决问题。这种党内斗争是同志之间理论观点、方针政策分歧的斗争，斗争的双方是同志，所以允许人犯错误、允许保留观点，也给人改过的机会。可惜这个优良的党内斗争传统被罪恶的夺权斗争破坏殆尽。季诺维也夫在这场斗争中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他的下场也十分可悲。开始时，他为了实现其权力野心，无原则地与斯大林勾结在一起，并且比斯大林更加迫不及待地想把托洛茨基驱逐出党的领导层。在苏共十二大上，又是他主张扣压列宁的“遗嘱”。季诺维也夫打着他的如意算盘，他想利用擅长搞阴谋诡计的斯大林除掉托洛茨基，只要托洛茨基一垮台，第一把交椅非他莫属。列宁建立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最高领导核心毕竟具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党的最高领导权决不会落到一个只会在幕后搞小动作的人的手中。但他错了，他想利用斯大林时却被斯大林所利用，他也没有想到他与斯大林联合进行无原则的权力斗争时，对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基础和党的原则破坏有多大。托洛茨基垮台之后，斯大林马上把矛头对准了季诺维也夫。季诺维也夫发现上当，便转而与托洛茨基结盟，但为时已晚，斯大林已牢牢地控制了全党，他动用一切力量，使反对派处于被动挨打、根本无法进行政治斗争的地步。季诺维也夫为了免遭灭顶之灾，又向斯大林投降。此后，他更是被斯大林玩弄于股掌之上。基洛夫被暗杀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以列宁格勒反对派总部组织暗杀基洛夫的罪名逮捕并判刑，后来又再次进行审判，被判处死刑。他们早就了解斯大林的为人和残忍本性，他们在与托洛茨基结盟前就写下遗书，一旦意外死亡，定是被斯大林暗杀。尽管如此，他们在内务部严刑逼迫他们承认捏造的罪行时，仍相信斯大林虚假的承诺而在法庭上自作自践。季诺维也夫临刑前的最后一句话是：“看在上帝的面上，同志们，看在上帝的面上，请给斯大林同志打个电话吧！”当斯大林的卫队长在酒宴上表演这一场面时，斯大林竟笑得前仰后合。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历史惨剧啊。倒是布哈林对斯大林的本质认识得更为深刻：“他（斯大林）是一个没有原则的阴谋家，使一切服从于维护他自己的权力。他怎样改变他的理论，全看他此时要搞掉的是什么人。他设置种种圈套，指控人们搞背叛。”在这方面，他比托洛茨基高明，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斗争是由于后两人的国际视野比斯大林的开阔所致，斯大林整布哈林是反右的历史趋势的体现。但就是这个对斯大林的本质认识颇深的布哈林，在20、30年代的苏共党内斗争中，也不像他在其遗嘱中所说的那样清白。在20年代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斗争中，布哈林是斯大林的得力助手，因为当时的党内斗争仍沿袭列宁时期党内斗争的传统——论战，当然已不是真正的平等辩论，而是采用包括吹口哨、跺脚、骂大街等不正常手段在内的种种方法剥夺对手的发言权。似乎不应怀疑布哈林在理论上的真诚，他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论战的确是由于他与后者的理论观点有分歧。但他不会不知道斯大林的目的和种种阴谋手段，在这种情况下仍积极协助斯大林，不能不是他一生中最严重的污点。看了这些事实，我们不得不赞成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罗伊·麦德维杰夫在评述斯大林夺权斗争时的一句话：可悲的不是在党的领导层中有斯大林这样的人物，而在于他的对手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不过，还应补充一点，即托洛茨基相对来说责任最小，一是因为他在列宁丧失活动能力后，确实处在寡不敌众、孤掌难鸣的地步，二是在这些人当中，只有他一人对斯大林背弃十月革命理想和列宁主义原则的做法进行了殊死的斗争，直到40年被斯大林派遣的特务杀害。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目光短浅，他们为了自己夺权或其他原因与斯大林联合起来战胜了托洛茨基，但全党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本人很快也成了这场胜利的牺性品。***早在托洛茨基被暗杀之前，他的所有亲人几乎都已惨遭不幸。在他被驱逐出国后不久，他的前妻亚历山德拉·索科洛夫斯卡娅及他的小儿子谢尔盖、女儿尼娜、女婿涅维尔松和他们的两个幼小的孩子（托洛茨基的外孙），还有另一个女儿齐娜伊达的丈夫沃尔科先后都被杀害。齐娜伊达逃到柏林也难逃脱死神的追逐，1933年被苏联特务杀害。在流放及流亡国外时一直陪伴托洛茨基并协助他工作的长子列夫也在巴黎被苏联特务暗害。这就是这位十月革命领导人、苏维埃制度缔造者的命运。他惨死异乡，还背负着列宁主义、苏维埃制度最凶恶的敌人、帝国主义走狗的罪名含冤九泉，不禁使人感慨历史的不公。不过，历史终究是历史。1988年以来，苏联陆续为斯大林在20—50年代所制造的种种冤假错案平反，为受害者恢复名誉和党籍，害人者也受到了应有的谴责。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政权的杰出领导人也先后得到平反。87年11月，苏共中央书记雅可夫列夫宣布，苏共中央已决定重新编写党史教材，88年6月，影片《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因歪曲历史，为斯大林的阴谋服务而被禁演。由此看来，历史是公正的，它不会永远任人篡改，迟早会做出它的庄严宣判，嘲弄历史者必将受到历史的嘲弄！***由于托洛茨基的自传是写给知情者看的，因此，一些重大事件只做了些提示，粗略地勾勒几笔就够了。其中某些重大事件，尤其是列宁在患病期间与斯大林进行的斗争，在斯大林掌权后被一笔勾销，有关文献被严密封锁，官方党史对此更是讳莫如深。有鉴于此，在这里对此稍加介绍并非多余。首先介绍一下有关外贸垄断权的斗争。1921年，大多数党的领导人认为外贸人民委员会不能有效地处理国际经济交往事务，因而主张放权或取消外贸国家垄断。斯大林、布哈林都赞成这种观点。1921年底，参加里加谈判的苏维埃代表米柳亭宣称将取消外贸垄断。但列宁却认为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是对国家利益的严重侵犯，这等于允许外国商人同国内私商直接接触，这是十分危险的，它将导致破坏苏维埃本来就十分虚弱的工业，有助于国际资本主义势力和俄国商人、农民结盟，共同反对苏维埃政权。22年3月，列宁的观点似乎已经获胜，并颁发了几条加强外贸垄断的法令。但这并不是最终的胜利，政府和中央委员会仍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并制定新计划。这些做法严重地损害了苏维埃外贸代表在同外商谈判中的地位。列宁对此深感不安，他写信给斯大林要求重申外贸垄断原则，并撤消一切反垄断的计划。斯大林在列宁的信上批道：“我不反对在现阶段‘正式禁止’放松对外贸易垄断方面的步骤。但我仍认为，放松将是不可避免的。”5月22日，政治局接受了列宁的观点。但在列宁第一次发病和休养期间，反垄断派获得了胜利。在10月6日举行的一次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列宁因病未能出席），通过了索柯里尼柯夫降低国家贸易垄断的提案。列宁决定为推翻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而战斗，他分别给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政府高级官员写信、会晤，谋求支持。当他得知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与他观点一致时，他于12月12日建议与托洛茨基结盟，共同反对官僚主义。13日他给政治局发出急函，断然要求否决上述中央决议。政治局被迫让步。斯大林在列宁的信上附了一张条：“列宁同志没有改变我的看法、即认为……关于对外贸易问题的决议是正确的。”但他最后还是做了让步，同意重新审议这个问题。12月15日，列宁在给托洛茨基的便条中请他在中央全会上表明，说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并在给斯大林和其他中央委员的信中宣称“我已就维护我在对外贸易垄断问题上的观点同托洛茨基达成协议，……托洛茨基将和我一样坚持我的观点。”12月18日举行的中央全会宣布它原来的决定无效，这一斗争以列宁的胜利告终。列宁兴高采烈地向托洛茨基祝贺：“好像仅仅调动了一下兵力，就一枪不发地拿下了阵地。我建议不要停顿，要继续进攻……”。由此可以看出，这场对外贸易垄断权的斗争仅仅是列托联盟所筹划的反官僚主义斗争中的一个战役，而与官僚主义的决战却是由格鲁吉亚事件触发的。格鲁吉亚事件最后决定了病中的列宁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关系，使列宁下决心彻底铲除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党内官僚主义。可以说它是列宁在其政治生涯的最后阶段为捍卫他的革命理想和原则所进行的最后的斗争。格鲁吉亚事件的起因比较复杂。在1920到1921年间，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等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是由俄罗斯联邦与其他共和国所订立的双边协定来调节的，每一个共和国都有一套与俄罗斯联邦政府平行的结构，各个共和国的中央委员会指导地方政府，但同时又通过党的内部纪律服从莫斯科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1921年，列宁要求把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3个高加索地区的共和国组成一个泛高加索联盟，斯大林的朋友、高加索局的首脑奥尔忠尼启则十分热衷于这项事业，但遭到了格鲁吉亚共产党的强烈抵制。格鲁吉亚人关心民族独立，强调格鲁吉亚在苏维埃体制框架内独立的原则，格鲁吉亚人与高加索局的矛盾由于奥尔忠尼启则轻视地方领袖的意见而进一步激化。在奥尔忠尼启则准备新的进攻时，格鲁吉亚人通过了决议，坚持他们的民族独立不可侵犯。奥尔忠尼启则无视格鲁吉亚人的意见，依靠较为驯服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领袖宣布建立一个联邦政府。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与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1922年整整一年，这场斗争始终没有停止，它是苏维埃共和国体制建立以来，在各共和国之间的相互关系上所发生的最严重的事件。1922年8月10日，政治局会同组织局成立一个委员会，旨在调整俄罗斯联邦及其他各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委员会成员中俄罗斯联邦的代表有斯大林、古比雪夫、奥尔忠尼启则等，其他共和国各出一名代表，格鲁吉亚的代表是穆迪瓦尼。委员会主席是斯大林，他起草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与独立的共和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委员会的决议草案，即所谓的“自治化计划”的决议，该计划使各独立共和国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使俄罗斯联邦政府凌驾于其他共和国之上。列宁由于患病不能办公，没有参与此事。斯大林的决议草案遭到3个共和国的抵制，格鲁吉亚人更是断然反对。奥尔忠尼启则对此做出反应，高加索局不仅通过批准了斯大林的决议案，它还运用党组织的上下级关系命令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必须服从斯大林的命令。正在康复的列宁对这个问题十分关心，9月，他听取了斯大林有关委员会工作进展的情况汇报，斯大林把有关的全部卷宗送给他。列宁经常会见所有当事人，但他当时对事件的态度还是倾向于奥尔忠尼启则和斯大林。列宁曾指责穆迪瓦尼是“有搞‘独立活动’嫌疑”的分子，不过，他也认为斯大林有些操之过急。因此，列宁拒绝了斯大林的自治计划，并建议采取不同的解决办法。列宁说：“我们将同他们一起平等地加入新的联盟。”为了保证平等，他从斯大林的计划中删掉了有关各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段文字，并建议改成“同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一起正式联合组成欧洲和亚洲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列宁建议成立一个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联邦执行委员会和一个新的联邦人民委员会，俄罗斯联邦政府不是联盟的政府，它本身也将纳入这个组织的管辖范围之中。但斯大林却不能忍受这点，他一心想造成既成事实。他认为列宁对此事的干预毫无意义，并对此十分愤怒。在一次会议上，他和加米涅夫就列宁的备忘录交换了简短的便条。加米涅夫的便条上写的是：“伊里奇已下定决心为维护独立而战斗。”斯大林回答说：“我认为我们应该坚决地对付列宁。”9月27日，斯大林把列宁的备忘录送交政治局，并附上自己的一封信，公然指责列宁的“民族自由主义”，说他鼓励分裂主义分子，对列宁的论点逐条批驳。在意识到他在中央委员会将处于少数时，他才全面让步，把他的自治计划改为联盟计划。10月6日，列宁给加米涅夫写了一张便条：“加米涅夫同志，我宣布同大国沙文主义进行决死战斗。我那颗讨厌的蛀牙一治好，我就要用满口的好牙吃掉它。在联盟的中央委员会中绝对坚持由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等等轮流担任主席。”中央委员会接受了列宁的观点，一致采纳了这个计划，并指定一个委员会担任起草一个草案提交下次会议。穆迪瓦尼不反对这个草案，但他要求格鲁吉亚也像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一样作为独立成员，而不是南高加索联盟的一部分。格鲁吉亚人再次向莫斯科抗议、反对泛高加索联盟，斯大林粗暴的答复引起了更加强烈的抗议。于是奥尔忠尼启则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措施，他依靠莫斯科书记处，命令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的支持者离开他们的本土，把他们召到莫斯科听候处理。但这些措施也不能使格鲁吉亚人屈服，他们一直坚持自己的立场，毫不退让。他们还给布哈林和加米涅夫写信，但这使他们受到新的指责。更叫他们失望的是列宁听取了布哈林的汇报后，在10月21日给他们的复电中对他们加以谴责。格鲁吉亚人不能期望从莫斯科得到公正的处理，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们于10月22日集体辞职。奥尔忠尼启则马上指派了一个新的中央委员会，莫斯科立即接受了前中央委员们的辞职和新的任命。但老的中央委员们并没有停止斗争，他们实行怠工，针对着莫斯科的意外事件和控诉接连不断。这种情况激怒了奥尔忠尼启则，他竟然在办公室中动手打了一位穆迪瓦尼的支持者。马哈拉泽等人写了一封抗议书，要求对此事进行调查。直到这时，列宁才对此事有所警觉。当政治局要他投票表决书记处派往格鲁吉亚负责调查党内争端问题的委员会名单时，列宁弃权。他对这个委员会能否秉公办事表示怀疑，因此他想寻找其他情报来源，以便对事件做出判断。于是他指派正在格鲁吉亚的李可夫对此进行调查。这时，列宁才意识到他与斯大林在格鲁吉亚问题上的分歧是原则性的分歧。斯大林在民族问题上采取的是典型的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斯大林在解决民族问题上的简单粗暴的方法与他想建立的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的目的是一致的。这在斯大林自治计划的第六条中暴露得最充分：“本决定如经中央赞同，不予公布，而作为通令转发给各民族的党中央，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时，再作为这些共和国的愿望予以公布。”“玩弄强权把戏”，硬把强制命令乔装打扮成民意，弄虚作假，搞阴谋诡计是斯大林处理事情的典型手法。危险的是这种命令主义的搞法已成为一种制度，其原则并非来自十月革命。列宁也要巩固国家，但他认为少数民族的问题只能慢慢地解决而不能强制，国际主义不能作为集权主义的牺牲品。列宁的联盟原则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原则，这就是要保持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权利和它们各自的民族感情。他所创立的体制是反对占统治地位的民族侵犯其他民族，同时要保证各共和国的地方共产党人能够在党内从法律和体制上维护自己的观点。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在一个被他征服的国家中竟然像总督一样，这是打击整个革命政体的迹象，而且还将继续为害。格鲁吉亚事件在列宁眼中的意义骤然增大，用什么方式解决格鲁吉亚问题变为一场关系到十月革命原则和传统，苏维埃共和国向何处去的斗争。因此，列宁开始考虑撤换斯大林，彻底改变党的建制，扩大中央委员会的规模，恢复它的权威。为了完成这一工作，列宁积极活动。最关心接班人问题的斯大林对列宁与托洛茨基的接近深感不安，作为中央委员会指派的患病的列宁的监护人，他千方百计地限制列宁的活动，医生为病人开处方和做建议须和监护人协商。列宁的秘书发现，不是监护人服从医生，而是医生服从监护人。斯大林还正式指示，在列宁病榻前所发生的一切都要向他本人汇报。在斯大林的严密“监护”下，列宁的活动受到严重的干扰。列宁为了争得行动权，不得不以拒绝与医生合作相要挟。12月22日，斯大林得知克鲁普斯卡娅据列宁的口授给托洛茨基写了一封信，即祝贺在对外贸易垄断问题上获胜的短笺，斯大林就在电话里对她进行“无端的辱骂和威胁”。12月23日到31日之间，列宁口授了一份文件，其中最后一条是l月4日增补的，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列宁的政治遗嘱的文件。12月30至31日，列宁口授的是关于民族问题和自治化问题的文件，他在这里严厉地谴责、批评斯大林的民族政策。为了从政治上彻底搞垮斯大林，列宁全力以赴，积极准备。1923年头几个月，他组织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格鲁吉亚事件。3月3日，委员会得出了它的调查结论。3月5日，列宁口授了那封授权托洛茨基为格鲁吉亚事件辩护的短信以及给斯大林的最后通牒。3月6日，列宁口授了支持格鲁吉亚人的便笺。列宁打击斯大林的“炸弹”已经制好，可惜他已不能亲自用它来炸毁目标。3月7日，列宁再度中风，3月10日再度偏瘫，从此完全丧失说话能力，列宁的政治生命到此结束。虽然他把“炸弹”（他的笔记和全部案卷）交给了托洛茨基，但托洛茨基没有在十二大上把它投出，却与斯大林达成了“靠不住的妥协”，使列宁在其政治生涯最后时期所做的艰苦卓绝的努力付诸东流。**本书第一卷由石翁、施用勤译，第二卷由张以童、张以遒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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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章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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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章流放
下面，我完整地引用妻子的叙述，来说明有关我被流放中亚的情况。
1928年1月16日，我们从早晨就开始把东西打包。我发着高烧，浑身无力，四周凌乱地堆放着刚刚从克里姆林宫运来的东西，这些东西也要打包随我们一同运走。到处都堆满了家具、箱子、内衣和书籍。前来送行的朋友络绎不绝。我们的医生和朋友费·亚·格季耶天真地建议以我的感冒为由请求推迟出发。他并没有搞清楚我们此行意味着什么，以及现在推迟出发又将意味着什么。我们只盼着我能在火车上快点好起来，因为在家里，在临行前“最后日子”的环境里，是不能很快就好的。眼前掠过无数陌生的面孔，其中有许多人我是第一次见到。拥抱，握手，表达同情和祝愿……人们送来的鲜花、书籍、糖果、棉衣等更增加了混乱。到了最后一天，忙碌，紧张和激动都已接近了尾声，东西都被运到了车站，朋友们也都跟着到车站去了。我们全家都做好了出发的准备，坐在餐厅里等着国家政治保安局的人。我们不断地看表……九点……九点半……一个人也没有来。十点了。这是火车发车的时间。出什么事了？难道是改变主意了？电话铃响了。国家政治保安局的人打来电话通知说，我们的出发时间被推迟了，但是没有说明原因。列·达问：“推迟多长时间？”他得到的答复是：“两天，后天出发，，”过了半小时报信的人从车站跑来了，先是几个年轻人，随后是拉科夫斯基和其他人。原来，在车站上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人们一边等一边高喊“托洛茨基万岁”。但是人们并没有看到托洛茨基。他在哪里？在指定给我们坐的车厢旁边是沸腾的人群。年轻的朋友们在车厢顶上竖起了列·达的巨幅肖像，人们对着它激动地高呼“乌拉”。列车动了一下，又动了一下……开始向前挪动，然后突然又停了下来。示威的人们一边喊着要见托洛茨基一边跑到机车前面，有的抓住了车厢，使火车停了下来。人群中流传着消息说，国家政治保安局已经偷偷地把托洛茨基送进了车厢，不让他与送行的人们见面。车站上的骚动难以形容。示威的人与警察及国家政治保安局的密探们发生了冲突，双方都有损失，一些人还被逮捕了。火车被延误了一个半小时。不一会儿，我们的行李又被从车站运回来了。朋友们又纷纷打来电话，电话铃声响个不停，他们想证实，我们是不是真的在家里，并告诉我们车站上发生的事情。午夜过去很长时间，我们才去睡觉。经历了最近几天激动不安的日子之后，我们一直睡到第二天上午11点钟才醒。没有铃声，到处都静悄悄的。大儿子的妻子去上班了，因为还要等两天。但我们刚吃完早饭，门铃就响了，来的是B．别洛博罗多娃……然后是M．M．越飞夫人。门铃又响了——整个房间里挤满了穿便装或穿制服的国家政治保安局的人。他们向列·达出示了逮捕证，并宣布立即押往阿拉木图。昨天国家政治保安局不是说还有两天吗？又是欺骗！这种狡诈的战术，是为了避免出发时再次发生示威游行。电话铃声不断响起，但是一个国家政治保安局的人守在电话机旁边，相当和气地不让我们接电话。我们抓住一个偶然的机会才得以通知别洛博罗多夫，告诉他，我们已经被软禁了，他们要动用武力把我们带走。晚些时候，有人告诉我们说，押解列·达的“政治指挥”是由布哈林担任的。这完全符合斯大林的狡诈的手腕……看来，国家政治保安局开始不安了。列·达拒绝自愿上路，他提出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把情况完全搞清楚。事情原来是这样的：政治局试图把流放搞得好像是自愿同意的，至少要使流放最受关注的反对派成员看起来是这样，他们要以此来蒙蔽工人群众。必须揭穿这种谎言，向人们展示事实真相，而且要采取那种使敌人既不能保持沉默，又不能恣意歪曲的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因此，列·达决定迫使敌人公然使用暴力的方法。我们连同两位客人把自己反锁在一间屋子里，隔着门与国家政治保安局的人谈判。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犹豫了一会儿之后，就打电话向他们的上司请示。接到上面的命令之后，他们就宣称，为了执行命令要破门而入。列·达在这段时间里口授了关于反对派今后进一步行动的指示。我们没有开门。随着锤子的一击，门上的玻璃被打碎了，伸进了一只穿着制服的胳膊。基什金慌乱而又激动地重复着说：“向我开枪吧，托洛茨基同志，开枪吧！”他过去是一个军官，曾经不止一次陪同列·达坐着专列到前线视察。列·达平静的回答说：“别胡说，基什金，谁也没打算向您开枪，干您的事吧。”门打开了，几个慌乱而又紧张不安的人闯了进来。他们看到列·达只穿着便鞋，便四处找他的皮鞋并给他穿到脚上，然后又找出皮大衣、帽子……给他穿戴好。列·达拒绝走路。他们抓住他的两个胳膊把他架走了。我们赶紧跟上去，我急忙披上皮大衣，穿上靴子……门在我身后砰的一声就关上了。门里边传来一阵嘈杂声。我喊住了架着列·达下楼的人，要求他们把我的孩子们放出来，大儿子应该同我们一起去流放地。门开了，两个儿子从里面跳了出来。两位客人别洛博罗多娃夫人和越飞夫人也紧跟在后面，他们都是硬冲出来的。谢辽沙还施展了他在运动方面的天赋。下楼梯的时候，廖瓦按响了所有住户的门铃，并大声喊道：“他们把托洛茨基同志抓走了。”在住户的门里和楼梯上闪现出一张张惶恐不安的面孔，这栋楼里住的都是苏维埃地位显赫的工作人员。汽车里塞满了人，谢辽沙费了很大力气才把两条腿挤了进去。别洛博罗多娃也和我们一起走。车子行驶在莫斯科的街道上。天气很冷，谢辽沙没有戴帽子，他在匆忙中没来得及拿。大家都没有穿皮鞋，没戴手套，没有一个箱子，甚至连手提包都没带。几乎所有的人都是空着手的。汽车并没有拉着我们驶向喀山火车站，而是朝着另外的方向开，原来是去雅罗斯拉夫车站。谢辽沙试图跳出车子去工作单位找他嫂子，通知我们被带走的事情。国家政治保安局的人紧紧抓住他的手，叫列·达劝他不要跳车。我们来到了几乎空无一人的火车站，工作人员还像从家里出来时那样抓着列·达的胳膊架着他。廖瓦冲着零零星星的几个铁路工人喊道：“同志们，你们看，他们就是要这样把托洛茨基同志带走！”一个曾经陪着列·达去打猎的国家政治保安局的人，抓住廖瓦的脖领子粗野地吼道：“这小崽子，还真有你的。”谢辽沙以一记中学生老练的耳光回敬了他。我们被带进了车厢，我们的包厢的门前和窗口都放了岗哨。其余的包厢里都坐着国家政治保安局的人。这是要去哪里？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东西也没有运来。只挂着我们这一个车厢的机车开动了。这是下午两点钟。原来我们是沿着环城铁路驶向一个偏僻的小车站，在那里，我们的车厢将被挂到一列从莫斯科喀山火车站开往塔什干的邮政列车上。五点钟，我们同谢辽沙和别洛博罗多娃告别，他们要坐对面来的车回莫斯科去。我们则继续我们的旅程。我身上忽冷忽热。列·达精神饱满，甚至可以说有点高兴。情况终于搞清楚了，总的气氛开始平静了下来。押送我们的人对我们还算殷勤客气。我们得到通知说，我们的行李将由下一趟火车运来，在伏龙芝(我们铁路行程的终点)赶上我们，这意味着要在旅程的第九天才能拿到行李。我们一路上没有内衣和书籍。当初，谢尔穆克斯和波兹南斯基满怀深情地精心把书籍装到箱子里，他们十分认真地挑选，一些是在路上看的，另一些是为最初一段时间的工作准备的。谢尔穆克斯把列·达的文具放得整整齐齐，他完全清楚列·达的喜好和习惯。在革命的岁月里，他作为速记员和秘书一直跟着列·达四处奔波。列·达利用在路上没有电话也没有访客的时机以三倍的精力工作，而工作的主要重担开始由格拉兹曼承担，后来就由谢尔穆克斯承担了。我们这次的长途旅程却是在没有一本书、一支笔和一张纸的情况下度过的。谢辽沙在出发前为我们找到了谢苗诺夫—天山斯基写的关于突厥斯坦地区的学术著作。我们准备在路上熟悉一下自己将要生活的地方。对于那里我们只有一点粗浅的了解。但是就连谢苗诺夫—天山斯基的著作也装在了箱子里，同别的东西一起留在莫斯科了。我们就这样空着手坐在包厢里，就像在城里坐车一样从一个区驶向另一个区。夜里，我们就用头靠着长椅的扶手挺直身子躺在长椅上。虚掩着的包厢门口站着执勤的哨兵。
在前方等着我们的将是什么？我们这次旅行是什么性质的？是流放吗？我们将面临什么样的条件？事件的开端没有带来任何好的兆头。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感觉到十分镇静。车厢在轻轻地晃动着，我们挺直身子躺在长椅上，虚掩着的门使我想起了监狱的情景。最近几天的种种意外、不确定和紧张把我们搞得疲惫不堪，现在可以休息了。车厢里很安静，押送人员沉默着。我感觉不舒服，列·达想方设法地改善我的条件，但是他除了饱满的情绪和温柔的感情外就一无所有了。他的精神和情绪感染了我，我们不再理睬周围的环境，而是一心一意地享受这份安宁。廖瓦在旁边的包厢里。在莫斯科时，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反对派的工作中。现在，他同我们一起到流放地，以缓和我们的处境，甚至都没有来得及同他的妻子告别。从这时起，他成了我们同外界的惟一的联系。车厢里几乎是一片漆黑，门上的硬脂蜡烛发出昏黄的光芒。我们向着东方驶去。
离莫斯科越远，押送人员就越发的殷勤了。在萨马拉，给我们买来了换洗的内衣、肥皂、牙粉、牙刷等等，我们和押送人员的午饭是从沿途各车站的餐厅里预订的。列·达以前不得不遵守严格的饮食禁忌，现在不论给他什么，他总是高兴地吃光，而且还鼓励我和廖瓦吃。我吃惊而又担心地观察着他。在我们的生活中，在萨马拉给我们买的东西有了自己独特的名字：毛巾叫明仁斯基，袜子叫亚戈达(他是明仁斯基的副手)等等，，有着这些名字的东西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欢乐。因为暴风雪的缘故，火车延误了很长时间，但是我们仍然一天一天地深入亚洲腹地。
在出发前，列·达曾经要求允许他带上以前的两位工作人员，但是遭到了拒绝。于是，谢尔穆克斯和波兹南斯基决定自行与我们坐同一趟车走，他们就坐在另一节车厢里，亲眼目睹了车站上的示威活动，以为我们就坐在这趟车上，因此没有下车。过了一段时间，他们才发现我们没有在车上，于是他们就在阿雷西车站下车等我们下一趟车到。我们就是在那里赶上了他们，只有可以享受部分自由活动权利的廖瓦见到了他们。我们都为此激动不已。我儿子当时是这样描述这件事情的：“清晨我去了站台上，兴许能找到同志们呢。我们一路上常常说起他们，很为他们的命运担忧。果然，他们俩就在那里，正坐在小卖部的一张小桌旁边下棋。我的高兴的心情简直难以形容。我设法暗示他们别靠近我，因为只要我一进小卖部，那些密探们就会特别卖力地行动起来。我急忙回到车厢报告我的发现，我们都很高兴，就连列·达也很难因为他们违背他的指示而生气。本来是指示他们往前走，他们不但没有走，反而在众目睽睽之下坐在那里等我们，这是不必要的冒险。我同列·达商量之后给他们写了一张纸条，想等天黑后交给他们。给他们的指示是：波兹南斯基立刻动身去塔什干，在那里等待进一步的指示；谢尔穆克斯去阿拉木图，路上不要和我们接触。我匆忙中向谢尔穆克斯说了车站外面一处偏僻的没有灯光的接头地点。去和我见面的是波兹南斯基。开始我们没有找到对方，很是焦虑不安，等见了面就急忙说自己这边的情况，打断对方的话。我说：‘打碎了门，抓着胳膊架走的。’他没有弄明白：谁打碎了门？为什么要架走？可是没有时间详细解释，我们会被发现的。总而言之，那次会面没有什么结果……”
有了儿子在阿雷西的发现之后，在剩下的旅程中，我们就始终感觉到，在这趟车上有我们可以信赖的朋友，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到第十天我们收到了自己的行李，赶忙就把谢苗诺夫—天山斯基给找了出来，饶有兴致地翻阅有关自然、居民、苹果园等的描写，更主要的是，那个地方可是一片绝佳的狩猎场。列·达满意地打开谢尔穆克斯为他精心准备的那套文具。我们一大早就到了伏龙芝(皮什彼克)。这是我们铁路旅程的最后一站。天寒地冻，令人赏心悦目的皑皑积雪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给我们拿来了毡靴和皮袄。我被沉重的装束压得喘不过气来，即便是这样，在路上还是觉得很冷！大客车在轧得平平的咯吱作响的积雪上缓慢地移动，风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走了30公里之后就停了下来，夜幕降临，我们身处空旷的雪原上。两队押送人员(他们大约有12—15个人)走到我们跟前不好意思地说，晚上的住宿条件“不怎么样”。我们吃力地下了车，在黑暗中摸索着跨过邮政驿站的门槛进了低矮的门。进屋之后我们就开始高兴地脱掉沉重的皮袄。然而，那间低矮的棚屋里没有生火，很冷，小小的窗户上满是冰花，角落里有一只很大的俄式火炉，只是冷得像冰一样。我们喝了茶才感到暖和一些，又吃了些东西。我们和驿站的女主人聊了一会儿，她是一位哈萨克妇女。列·达详细地询问了当地的生活情况，还顺便问了问有关打猎的事情。一切都是那么新奇有趣，更主要的是，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们开始准备睡觉。押送人员住在隔壁的房间里，廖瓦睡在长椅上，我和列·达睡在大桌子上，身下铺着皮袄。当我们终于在又黑又冷的低矮房间里躺下之后，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说：“这可一点都不像克里姆林宫的房子！”列·达和廖瓦也附和着我。天刚蒙蒙亮我们就又上路了。再往前就要翻越库尔达依岭了，这是此行中最不好走的一段路。一片酷寒，身上的衣装重得令人难以忍受，简直就像一堵墙压在身上一样。在新的一站停下来喝茶的时候，我们同从阿拉木图来接我们的司机和国家政治保安局的人聊了一会儿。我们所不了解的情况渐渐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汽车在路上走起来很困难，被轧平的雪路上经常有被风吹起来的雪堆。司机熟练地驾驶着汽车，他很熟悉道路的情况，还喝着伏特加酒取暖。越到深夜，天气越寒冷。司机意识到在这片空旷的雪原上一切都要靠他了，便肆无忌惮地发泄自己的不满，毫不客气地批评领导人和各种各样的规矩……坐在他旁边的阿拉木图来的首长甚至还讨好他，只要能把我们送到目的地就行了。深夜两点多种，汽车在黑暗中停了下来。到了！到什么地方了？原来我们到了果戈里街上的杰特西旅馆，它房间里的家具还真是果戈里时代的。给我们开了两个房间，隔壁的几个房间都住上了押送我们的人和当地国家政治保安局的人。廖瓦检查了行李，发现少了装有内衣和书籍的两个箱子。大概是把它们丢在雪地里的某个地方了。唉！我们又把谢苗诺夫—天山斯基给丢了，还把地图和列·达那些关于中国、印度的书籍以及文具也丢了，15双眼睛竟没有把它们看住。
廖瓦一早就出去了解情况，他熟悉了一下城市，首先是找到了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邮电局，还找到了药店。他不知疲倦地寻找一切生活必需品：钢笔、铅笔、面包、黄油、蜡烛……不论是我还是列·达在头几天几乎都没有走出房间，后来，才在每天傍晚出去散散步。我们和外界的全部联系都是通过儿子进行的。
午饭从附近的食堂给我们送来。廖瓦整天都在外面跑，我们急切地等着他回来。他给我们带来了报纸和一些关于这座城市的风俗习惯和日常生活的趣闻。我们因为谢尔穆克斯的到达而激动。在我们来到旅馆的第四天早晨，忽然听到走廊里传来了熟悉的声音。这声音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珍贵啊！我们隔着门就听出了谢尔穆克斯说话的声音、语调和脚步声。这为我们展示了的新的前景。为他开的房间正好与我们是对门，我走到走廊里，他远远地向我鞠躬致意……我们暂时还不敢交谈，只是在心里默默地为我们离得这么近而高兴。第二天，我偷偷地让他来到我们的房间里。我们匆忙地互相述说着此前发生的所有事情，并盘算好了我们共同的未来。但是这未来实在是太短暂了，就在当天夜里10点钟结果就来了。当时旅馆里静悄悄的，我和列·达正呆在自己的房间里，朝向寒冷的走廊的门半开着，因为铁炉子烧得太旺了，屋里热得让人难以忍受。廖瓦在他自己的房间里。听见走廊里传来毡靴发出的轻轻的小心翼翼的脚步声，我们三个人马上就警觉起来(原来廖瓦也在听着，并猜到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来了”这个念头在我们的意识里闪过。我们听见他们没有敲门就进了谢尔穆克斯的房间，听见他们说：“快点！”我们还听见谢尔穆克斯回答说：“怎么也得让我穿上靴子吧？”他穿的是室内的便鞋。接着，我们隐约又听到一阵轻轻的脚步声，一切又恢复了平静。后来，侍者用钥匙锁上了带走谢尔穆克斯那个房间的门，我们再也没有见过他。阿拉木图的国家政治保安局把他在地牢里关了几个星期，让他同刑事犯在一起，给他的饭根本就填不饱肚子，然后把他遣送回莫斯科，每天只发给25戈比的伙食费，这点钱连买面包都不够。后来我们了解到，波兹南斯基同时在塔什干被捕，也被押送回了莫斯科。三个月后，我们收到他们发来的消息，不过已经是从流放地来的了。凑巧的是，他们在被从莫斯科押往东部的途中正好在一个车厢里，座位正对着。他们在经过短暂的分离之后又重逢了，不过这次重逢只是为了再次分离，他们被流放到了不同的地方。
就这样，列·达失去了自己的助手。敌人因为他们与列·达携手为革命忠诚服务而对他们进行残酷无情地报复：和蔼谦逊的格拉兹曼早在1924年就被迫自杀了；谢尔穆克斯和波兹南斯基被流放了；沉稳勤奋的布托夫被捕入狱，他们逼他做伪证，迫使他长期绝食而死在监狱的医院里。就这样，敌人终于彻底摧毁了他们视为一切罪恶之源而恨之入骨的列·达的“秘书处”。现在，敌人认为，列·达在遥远的阿拉木图已经彻底被解除了武装。伏罗希洛夫公开吹嘘说：“就是他死在那里，我们也不会马上知道。”但是列·达并没有缴械投降。我们三个人组成了一个战斗的集体。儿子主要负责我们与外界的联系，管理来往的信件，所以列·达有时叫他外交部长，有时叫他邮电部长。我们的通信很快就具有了相当的规模，大部分的重压就落在了廖瓦的肩上。他还担负着保卫的工作，为列·达收集工作所需要的材料，在图书馆的旧书堆里翻出旧报纸做摘录。他同地方当局的头头们谈判，组织狞猎，物色猎狗和猎枪等等。此外，他还自学经济地理学和各种语言。
在我们到达这里的几个星期之后，列·达的学术和政治工作就全速展开了。再后来，廖瓦还找来了一位女打字员。国家政治保安局并没有碰她，很显然，是命令她必须向他们报告为我们抄写的一切。如果能听听这位年轻姑娘的报告，也是很有趣的，她根本没有与托洛茨基主义做斗争的经验。
阿拉木图的雪很好，是洁白无瑕的干雪。过往的行人和车辆很少，所以在整个冬季，雪都是那么干净。到了春天，红色的罂粟花就会取代白皑皑的积雪。草原上成片的罂粟花绵延数公里，就像一块块巨大的地毯，放眼望去到处都是红色。到了夏天，那里又成了苹果的世界，是著名的阿拉木图阿泡特品种，又大又红。城里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灯，也没有马路。在市中心的集市上、在泥泞中、在商店的台阶上，到处都有吉尔吉斯人一边晒太阳一边从身上捉虱子。疟疾横行，还有鼠疫，在夏季的几个月中，那里的疯狗多得出奇，报纸上还经常报道这一地区总有麻疯病的病例……但是，夏天我们过得还算顺利吧。我们从果园的主人那里租了一间小屋。这屋子就在山脚下，出了门就能看到覆盖着皑皑白雪的天山支脉。我们和果园的主人一家一起侍弄渐渐成熟的果子，并和他们一起采摘。在一年当中果园要变换几次模样。开始，园子淹没在白色的花海中；然后，树上结满了累累的果实，被压弯的枝条垂到支撑的架子上；再到后来，果子就像绚丽的毯子铺在树下的草垫上，而果树在卸去了重担之后又重新扬起了它的枝条。这时候，园子里洋溢着熟透的苹果和梨子散发出的香气，有成群的蜜蜂和黄蜂在嗡嗡地飞。我们还做了果酱。
六七月间，在苹果园里那间用芦苇盖顶的小屋中，工作在紧张地进行着，打字机噼哩啪啦地响个不停，这在当地可是从来没有过的。列·达口述对共产国际纲领的批评，经过修改后再次交付誊写。邮件很多，每天都会有10—15封信，其中有许多是提纲、批判、国内的论战、莫斯科的新闻以及大量有关政治问题和询问健康状况的电报。局部的琐碎问题和世界性大问题掺杂在一起，使得它们好像也成了大问题。索斯诺夫斯基在信中总是以他惯用的激动的笔触尖锐地评论重大事件。我们把拉科夫斯基写得十分精彩的来信打印多份寄给其他朋友们。在那间顶棚低矮的小屋里摆满了桌子，桌子上堆着手稿、纸夹子、报纸、书籍、摘录、剪报等。廖瓦整天都在他那间挨着马厩的房间里忙碌着：打字、校对打字员打出的稿件、收发信件、查找需要的引文等。邮件是由一个残疾人骑马从城里给我们送来的。列·达经常在傍晚时分背上猎枪带着狗进山，有时是我陪他去，有时是廖瓦陪他去，总会带回鹌鹑、鸽子、山鸡或野鸡等猎物。一切都很好，直到疟疾再次发作。
就这样，在地震和水灾频发的阿拉木图，我们在书籍、信件和大自然的陪伴下生活了一年。那里地处天山支脉的脚下，靠近中国边境，离铁路线有250公里，离莫斯科有4000公里。
尽管我们每走一步都会遇到隐蔽的朋友(现在说这些还为时尚早)，但是从表面上来看，我们同周围的居民是完全隔绝的，因为所有试图接近我们的人都会受到惩罚，有时甚至是很严厉的惩罚……
对于妻子的叙述，还需要从当时的通信摘录一些片断以作补充。2月28日，也就是刚到那里不久，我就在给几个流放中的朋友的信中说：
由于哈萨克斯坦政府即将迁到这里，所有房屋都已经被登记在册。只是在我给莫斯科最高当局接连发了几封电报，我们在旅馆住了三个星期之后，才给了一套住房。我们还需要置办一些家具，修理坏了的炉子，总之，还要干一些建筑之类的活。这当然是计划外的事情，是由娜塔利娅·伊万诺夫娜和廖瓦承担的，这项工作直到今天还没有完，因为火炉不怎么好烧
我花大量时间研究亚洲问题，包括地理、经济、历史等方面……外文报纸少得可怜，我已经向一些地方写信要求寄来，哪怕是过期的也可以。邮件总是耽搁很久，显然这很不正常
印度共产党扮演的角色十分暧昧。报纸上刊登着有关各省“工农党”活动的电讯，这个名称本身就足以让人担心，要知道，国民党当初不也曾声称自己是工农党吗。千万别再重蹈覆辙！
英美之间的矛盾终于显著地暴露出来了，现在就连斯大林和布哈林似乎也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了。但我们的报纸把这一问题过于简单化了。它们把这件事说成似乎是英荚之间的矛盾日趋激烈，并且就要直接引发战争了。毫无疑问，在这一过程中还将有许多波折。对于这对伙伴而言，战争是十分可怕的事情，它们还会不断地努力达成妥协与和解。但是，总的发展趋势是大踏步地走向流血的结局。
我在旅途中第一次读到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为了驳斥卡尔·福格特的一系列诽谤性论断，马克思在收集书面文献、证人的证词并分析了直接和间接的罪证后，写了一本200页的书……假如我们以同样的篇幅来驳斥斯大林一伙的造谣诽谤的话，会怎么样呢？可能需要出版一套多达千卷的百科全书了吧……
4月里，我与“收信人”分享了打猎的乐趣与苦趣：
我和儿子去伊犁河畔，打算充分享受春天的时光。这次我们带着帐篷、毛毡、皮袄等，免得去牧民的帐篷里借宿。但是又下起了雪，严寒再度袭来。那些日子真的可以称得上是严峻的考验。夜间气温就下降到零下8度至零下10度，而且我们接连九天九夜都是在野外度过的。因为有保暖内衣和许多厚重的外衣，我们几乎没怎么挨冻。只是靴子在夜里被冻得硬梆梆的，需要在火上烤，否则脚就穿不进去。我们头几天在沼泽地里打猎，后来就转移到开阔的湖面上去打。在沼泽地小草丛中为我搭的一个窝棚里，我一昼夜要呆12到14个小时，而廖瓦干脆就呆在树底下的芦苇丛里。
由于天气恶劣，再加上野禽并非成群结队地飞来等着挨枪，所以此行从打猎的角度来看并不成功。我们只带回了40多只野鸭和一对大雁。但是，我们对这次打猎还是十分满意的，因为它使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回归原始状态：露宿野外，在露天地里吃用水桶煮的羊肉，不洗脸，不脱衣服因而也不用穿衣服，从马背上掉到河里(在中午太阳好的时候把衣服脱下来，这是惟一的一次)，在一个小小的用木板搭的台子上整整过了一昼夜，而周围都是水和芦苇。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平常能够经历的。回家的时候我没有一点要感冒的迹象，可是第二天就感冒了，整整躺了一个星期……
现在能收到拉科夫斯基从莫斯科和阿斯特拉罕寄来的外国报纸了。今天收到了他的信，他在为马克思一恩格斯研究所深入研究关于圣西门主义的课题。此外，他还在写自己的回忆录，凡是对拉科夫斯基的生平稍有了解的人，都不难想像他的回忆录会是多么有趣。
5月24日，我在给当时已经开始摇摆不定的普列奥布拉仁斯基的信中写道：
收到您的提纲之后，我在给任何人的信中都只字未提。前天，我收到了从卡尔巴绍夫发来的电报：“我们坚决反对普列奥布拉仁斯基的主张和他的评价。请您尽快答复。斯米尔加、阿尔斯基、涅恰耶夫。”昨天，从乌斯季—库洛姆发来的电报中说：“我们认为，普列奥布拉仁斯基的主张是错误的。另，J洛博罗多夫、瓦连廷诺夫。”昨天还收到了拉科夫斯基的信，他在信中也没有赞扬您，而他对斯大林的“左的方针”持英国式的“警觉和走着瞧”的态度。别洛博罗多夫和瓦连廷诺夫的信也是在昨天收到的，他们俩对拉狄克给莫斯科写的一封充斥着酸腐情绪的信感到十分不安，他们暴跳如雷，大发脾气。如果拉狄克的信的内容果真如他们所说的那样的话，我就完全支持他们的意见。我不主张纵容印象主义者。
打猎回来之后，也就是从3月底的那几天起，我就一直在家没有出去，整天不是看书就是写东西，每天从早上七八点钟一直忙到晚上十点钟左右。我打算休息几天。现在没猎可打，所以想同娜塔利娅·伊万诺夫娜和谢辽沙(现在他也在这里)到伊犁河去捕鱼。关于这件事情的结果我将适时告诉您。
您知道有关法国选举的情况吗？我对此还一无所知。《真理报》上连没有参加本后选举的人数都没有提供，因此就不清楚同上后选举相比，共产党员所占的比例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我打算通过外国报纸来研究这个问题，到时候再给您写信。
5月26日，我在写给格鲁吉亚的老布尔什维克米哈伊尔奥库贾瓦的信中说：
既然斯大林的新方针正在提出任务，那么毫无疑问，它显然是试图向我们的主张靠近。然而，在政治中起决定作用的不仅仅是“是什么”，而且还要看“是谁”和“如何决定的”。决定革命命运的基本战斗还在前面……
我们一直认为而且不止一次地说过，不能把当权派在政治上堕落的过程，想像为连续下降的曲线。这种堕落并不是在广阔的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在有着深刻的内部摩擦的阶级社会里进行的。党的基本群众并非是由一块完整的石头雕成的，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政治的原料。在来自左的或右的阶级震荡的压力之下，它的内部分解过程是不可避免的。最近一个时期，在党内占有重要地位、其后果正在由我们承担的那些尖锐斗争，只不过是事件进一步发展的序曲。正如歌剧中的序曲会预先表现出整出歌剧的全部音乐主旋律，并简明扼要地把它们演奏出来一样，我们的政治“序曲”所奏出的仅仅是在后面还要充分展开的旋律，也就是用小号、低音提琴、鼓和其他乐器合奏的严肃的阶级音乐。事件的发展绝对无可辩驳地证实：从过去到现在，我们不仅在与游手好闲之徒和诸如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等反复无常之辈的斗争中始终是正确的，而且在与尊敬的“左派”朋友们和极左派糊涂虫们的斗争中也是正确的。由于那些左派们一贯地把序曲当做整出歌剧，也就是说，认为党和国家的所有基本过程都已经完成，并且把当初还是从我们这里听去的热月政变当做既成的事实……不要激动，不要总是无谓地给自己和别人找麻烦，要学习，要等待，要敏锐地观察，不要让自己的政治路线蒙上个人愤怒的锈斑，这才是我们应有的做事原则。
6月9日，我的女儿，我那热情的战友尼娜，在莫斯科去世了。她年仅26岁。在我被流放前不久，她丈夫就被捕了。在没有病倒之前，她一直都在从事反对派的工作。她得了急性肺结核，几个星期之内病魔就夺去了她的生命。她从医院写给我的信，在路上走了73天，她去世后才到了我的手中。
6月16日，拉科夫斯基给我发来电报：
昨天，我收到你的关于尼娜病重的来信，就立刻往莫斯科发电报通知亚历山德拉·格奥尔吉耶夫娜(拉科夫斯基的妻子)。今天，从报纸上得知，尼娜走完了她那短暂的革命生涯之途。我亲爱的朋友，我的整个身心都同你在一起，将我们阻隔的万水千山更令我感到万分沉痛。无数次紧紧地拥抱你。
赫里斯季安
两个星期后，收到了拉科夫斯基的来信：
亲爱的朋友，我为尼诺契卡，为你，也为你的全家感到万分悲痛。你早已经背负着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沉重的十字架，现在又从未有地饱尝了作父亲的无尽痛苦。我的心和你在一起，也为离你如此遥远而悲伤……
大概谢辽沙已经对你讲过，在莫斯科当他们那么荒唐地对待你之后，你的朋友们又受到了何等荒谬的待遇。在你被带走半小时之后，我就到了你的住处。当时客厅里有许多同志，大部分是女同志，穆拉洛夫也在那里。我听见有人问：“谁是拉科夫斯基？”“我是，你有什么事？”“跟我走！”我被带着穿过走廊向一个小房间走去。在门口命令我“举起手”，对我进行了搜身之后就把我抓了起来，一直到五点钟才把我放了。穆拉洛夫在我之后也受到了同样的待遇，他一直被关到了深夜……“他们简直是疯了”，我自言自语地说，我感到的不是仇恨，而是为我们曾经跟他们是同志而感到羞愧。
7月14日，我给拉科夫斯基写信：
亲爱的赫里斯季安·格奥尔吉耶维奇，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给你和其他朋友写信了，而只给你们寄了一些材料。我首先是在伊犁河得知了尼娜病重的消息，回来以后我们就搬到了乡下的住处。到这里没几天就收到了尼娜去世的消息。你是知道这对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但是，应该抓紧时间为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准备我们的材料，这是十分困难的。但是反过来讲，不管怎么说，完成这项工作的必要性都成了一贴减轻痛苦的膏药，帮助我们熬过了最痛苦的头几个星期。
整个七月我们都在等待济努什卡(大女儿)的到来。唉，可惜这个希望落空了。格季耶坚决要求她立即住进结核病疗养院，她得这病已经很长时间了。在医生宣判尼努什卡死刑后的三个月里，都是她在照顾妹妹，这严重损害了她的健康。
现在说说为大会所做的准备工作。我决定从批判纲领草案开始，并把它与一切使我们和官方领导对立的问题联系起来，济努什卡是济娜的呢称。结果写成了一本有11个印张的书，我全面总结了列宁离开党的领导岗位之后近五年来我们“集体”工作的成果。在这期间，党内肆无忌惮的因袭之风盛行，他们先是吃老本的利息，很快就会落到连老本都吃光的地步。
关于对待大会的态度问题，我收到了几十封信件和电报，票数还没有完全统计出来。但是在一百多票中，支持普列奥布拉仁斯基提纲的只有三票。
斯大林、布哈林和李可夫集团在这次大会上很可能还会维持表面上的一致，以便做出把我们彻底埋葬的最后一次徒劳的尝试。但正是这一新的努力及其不可避免的失败，将会急剧加速集团内部的分裂，因为大会一结束，“今后怎么办”的问题就会更加突出地摆在他们面前。1923年当德国错过了革命形势之后，我们又矫枉过正地在1924—1925年走了一段极左的弯路。季诺维也夫的极左方针是在右倾的酵母上发起来的，它一方面与主张工业的人做斗争，另一方面又与拉迪奇、拉福莱特、农民国际、国民党等关系暧昧。在极左路线到处碰壁之后，还是在那块右倾的酵母上发起了右倾的方针。但决不能排除这种情况：在新阶段以更大的规模重演的可能性，也就是在同样的机会主义前提下，出现极左路线的新阶段。但是，潜在的经济力量会扭转这一极左路线，使方针彻底右倾。
8月，我给许多同志写信：
你们当然已经注意到，我们的报纸对欧荚报刊有关我们党内事件的报道几乎未做任何反应。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让人想到，那些答复不符合“新方针”的要求。现在，我对此已不仅仅是猜测，而是从刊物上得到了极其明确的验证。安德列钦同志寄给我一张从美国《国民》杂志2月那一期上剪下来的材料。这家著名的左派民主主义的杂志在扼要地介绍了我们最近的事件之后说：
“所有这一切把一个问题推到了首位：谁代表俄国布尔什维克纲领的延续，又是谁代表对这一纲领的不可避免的反动。荚国的读者们一直认为，列宁和托洛茨基代表了同样的事业。不论是保守派报纸还是国家政要们也持相同的观点。《纽约时报》认为，在新年伊始顺利地把托洛茨基从共产党的队伍中清除出去，是一件重要的可喜可贺的事情。该报同时露骨地宣称：‘被驱逐出党的反对派们坚持，永远固守那些割断俄国与西欧文明世界之间联系的思想和条件。’大多数欧洲重要的报纸都持相近的论调。据称，奥斯汀·张伯伦爵士曾在日内瓦大会上扬言，英国之所以不同俄国进行谈判，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迄今还没有把托洛茨基枪毙’。现在张伯伦应该为托洛茨基被驱逐而感到心满意足了吧……总之，欧洲的反动代表们一致认为，他们最大的共产主义敌人是托洛茨基，而不是斯大林。”这已经相当清楚地说明问题了，难道不是吗？……
在儿子的记录里，有一些统计数字。在1928年4月至10月期间，我们从阿拉木图发出800封政治性信件，其中有许多篇幅相当长，还发出了大约550封电报；收到的长短不等的政治性信件有1000多封，电报约700封，其中大部分是联名发来的。所有这一切主要是在流放区范围内进行的，但也从流放区扩展到了全国。即使是在最好的月份里，能够到达我们手中的信件也不会超过半数。此外，我们收到的从莫斯科发来的八九封密件，也就是有关秘密活动的材料和信件，都是派专人送来的。我们也向莫斯科发出同样数量的密件。密件使我们能够了解一切事情，并且使我们能够对重大事件做出反应，尽管有相当的迟延。
入秋的时候，我的健康状况恶化了。莫斯科出现了与此有关的传闻，工人们就在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官方那些做报告的人们，除了用最乐观的腔调描述我的健康状况之外，找不出更好的手段。
9月20日，我妻子给当时的莫斯科党组织书记乌格兰诺夫发去了如下电报：
在莫斯科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您提到我丈夫列·达·托洛茨基是在装病。由于大多数同志的担心和抗议，您曾经恼羞成怒地宣称：“他竟然耍起了这样的把戏。”您所指的采取这种不光彩手段的人，不是那些把列宁的战友们流放并使他们遭受病痛折磨的人，而是那些抗议这种做法的人。您有什么理由，又有什么权利，对全党、全体劳动人民乃至全世界说有关列·达生病的消息是假的？要知道，您这样做是在欺骗党。在中央委员会的档案里，存放着我们最优秀的医生对列·达的健康状况的诊断，这些诊断是医生们应十分关心列·达的健康状况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要求，对列·达进行了多次会诊做出的。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逝世之后，又进行了几次会诊。医生们确诊，列·达患有结肠炎和新陈代谢不良引起的痛风。您也许清楚，1926年5月，列·达为了摆脱折磨他多年的高烧到柏林接受了手术治疗，但并未见效。结肠炎和痛风都是极不易治愈的疾病，更何况是在阿拉木图。他的病情逐年加重。要想把健康状况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必须要有正规的医疗措施和正确的治疗，但是这两种条件在阿拉木图都是不具备的。关于必要的医疗措施和治疗的问题，您可以向卫生人民委员谢马什科咨询，他曾不止一次地参与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委托组织的会诊。在这里，列·达除了受到上述疾病的折磨之外，还受着疟疾的困扰，而疟疾又加重了他多年以来的结肠炎和痛风，引发了周期性的剧烈头痛。他的身体状况在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时间里会稍稍好转，但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内病情又会加重。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您根据第五十八条把列·达当做“反革命”流放。如果您声称您对列·达的健康状况不感兴趣的话，这倒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您这么做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但是，如果不制止这种可怕的逻辑，那么不仅会断送优秀的革命家的性命，而且把党和革命送进坟墓。很显然，现在迫于工人群众的强大的舆论压力，您没有勇气坚持到底。您不敢说，列·达的病对你们有利，因为它妨碍了他的思考和写作，您仅仅是对列·达患病这一事实拒不承认。加里宁、莫洛托夫等其他人也是这么做的。您必须就这个问题在群众面前做出答复。你们如此不光彩的闪烁其辞这一事实足以说明，工人阶级不相信对托洛茨基的政治上的诬陷，也不会相信你们在列·达健康状况问题上的说法是正确的。
娜·伊·谢多娃—托洛茨卡娅 |
第四十二章党内斗争的最后阶段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崔继新译本）
第四十二章党内斗争的最后阶段
1925年1月，我被解除了军事人民委员的职务。此前的斗争为这个决定做了精心的准备。与十月革命的传统相比，追随者们更害怕国内战争的传统以及我与军队的联系。我没有做丝毫斗争就交出了我的军事职务，甚至在内心深处还感到些许的宽慰，因为这样可以使我的对手们再也没有散布我搞军事阴谋等流言蜚语的借口。为了证明自己所作所为的正确性，追随者们起先捏造出许多此类荒诞不经的阴谋，后来甚至连他们自己都对这些将信将疑了。从1921年起，我个人的兴趣就已经转移到其他领域了。战争已经结束，军队由原来的530万裁减到60万，军事工作进入了官僚主义的轨道。经济问题成为了国家的首要问题，从停战的那一刻起，这些问题在我这里所占的时间和精力就远远超过了军事问题。
1925年5月，我被任命为租让委员会主席、电气技术管理局局长和工业科技管理局局长。这三个部门之间不存在任何联系，这些职务的选择都是背着我搞的。他们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出于以下特定的意图：使我远离党，让我疲于应付日常工作，把我置于特殊的监督之下，等等。尽管如此，我仍勤勤恳恳地努力在新的基础上发挥作用。一来到这三个完全生疏的机构，我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最令我感兴趣的是科学技术研究机构的工作。由于工业具有集中的特点，这些研究机构在我国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我热心地参观了为数众多的试验室，带着极大的兴趣亲临试验现场，倾听优秀学者的讲解。一有空闲时间，我就钻研化学和流体力学的课本，感到自己既是一个行政管理者，同时又是一名大学生。难怪我在青年时代打算报考数理系。我就像是摆脱了政治，利用对自然科学和技术问题的研究来休息。作为电气技术管理局局长，我视察了所有正在建设中的电站，还曾经在第聂伯河上考察了一段，那里正在为建设水电站进行着全方位的筹备工作。两名船工驾着一条小渔船载着我沿着扎波罗热哥萨克的老路，穿过激流和漩涡顺流而下。当然，这纯粹是体育运动方面的兴趣。但是，无论是从经济角度还是从技术角度考虑，我都对第聂伯河的工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了确保水电站不出现计算上的失误，我组织美国专家进行了技术鉴定，最后又组织德国专家进行了补充鉴定。我不仅试图把自己的新工作与日常的经济任务联系起来，而且要把它同社会主义的基本课题联系起来。在反对以愚蠢的民族主义方法(通过自给自足和自我孤立的途径实现“独立”)对待经济问题的斗争中，我提出了建立一种系统比较我国经济系数与世界经济系数的课题。这一课题的提出，是出于必须正确判断世界市场的动向，而且它也能为我们的进出口及租让政策服务。事实上，系数比较课题本身正是源于承认世界生产力对民族生产力的支配地位，因而它意味着向在个别国家建成社会主义这一反动理论的进攻。我就我新工作中的问题做报告，出版书籍和小册子。敌人不能也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应战。他们为自己得出的结论是，托洛茨基又建立了新的据点。现在，电气技术管理局和科学技术研究机构几乎就像当年的军事部门和红军那样令他们感到担忧了。斯大林的机关亦步亦趋地跟着我，我的每一步实际举动都成了复杂的幕后阴谋的借口，每一次理论总结都为“托洛茨基主义”的无知神话提供了素材。我的实际工作被置于几乎无法开展的条件下。如果说斯大林及其助手莫洛托夫的绝大部分创作就是在我周围公然制造怠工的话，这一点都没有夸张。领取必需的经费已成我领导的机构几乎无法完成的任务。在这些机构里工作的人们都为自己的命运担忧，或者至少是为自己的前途担忧。
这样，我为自己争取政治上的假期的尝试显然没有成功。追随者们已经不能半途而废，他们都害怕自己的所作所为。昨天的造谣诽谤威胁着他们，要求他们在今天加倍地背信弃义。最后，我要求解除我的电气技术管理局局长和科学技术研究机构领导人的职务。租让委员会领导人的职务毕竟没有多少搞阴谋的余地，因为每一次租让的命运都是由政治局决定的。
就在这个时候，党的生活中出现了新的危机。在斗争的第一阶段“三驾马车”与我作对，但是它本身也远非铁板一块。无论是季诺维也夫还是加米涅夫，在理论和政治上都胜过斯大林。但是他们两个人都有一个小小的不足，那就是没有个性。侨居国外时期在列宁领导下形成的国际主义视野比斯大林更为宽广，这不但没有使他们更强大，反而使他们更虚弱。现在执行的是自给自足的民族主义发展方针，就连“投鞭断流”之类的俄国护国主义公式，现在也被不折不扣地翻译成了新社会主义的语言。在官僚主义者的眼里，试图部分地捍卫国际主义观点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成了二流的“托洛茨基分子”。于是，这两个人更加疯狂地反对我，希望以此巩固国家机关对他们的信任，但就是这样的努力也是徒劳的，因为国家机关越来越清晰地表明，斯大林才是它的顶梁柱中最牢固的顶梁柱。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很快就成了斯大林的对立面，等他们试图把争论从“三驾马车”转到中央委员会讨论的时候，却发现斯大林已经拥有了不可动摇的多数了。
加米涅夫还算是莫斯科正式的领导人。到1923年，莫斯科党组织机构中的大多数是支持反对派的，但是在经历了这一年中有加米涅夫亲自参与的对其毁灭性打击之后，党组织机构遭到了破坏，普通党员群众忧郁地沉默了。加米涅夫刚一试图反对斯大林，就悬到了半空中。在列宁格勒情况有所不同。1923年，列宁格勒共产党员在季诺维也夫庞大机关的重压下，与反对派划清了界限，但现在轮到他们了。列宁格勒的工人对富农政策和在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的方针感到不安，工人群众的阶级抗议与季诺维也夫的权力斗争恰好吻合，于是，“新反对派”就产生了。起初就连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也参与其中了。但是，令众人尤其是令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本人万分惊诧的是，他们两人不得不部分地重复反对派的批评，于是很快就被划到了“托洛茨基分子”的阵营中。假如我们的队伍当中有人认为，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接近至少是不可思议的话，这一点都不奇怪。在反对派人士当中，反对这一联盟的并不在少数。甚至还有人认为，可以与斯大林结盟来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虽然持这种观点的人并不多。我的一个最亲近的朋友、老革命家和国内战争中优秀的军事首长姆拉奇科夫斯基曾表示，他反对与任何人结盟，并为自己的立场提出了堪称经典的论据：“斯大林会欺骗，季诺维也夫会逃跑。”但是，最终这类问题并不是由心理评价决定，而是由政治考虑来解决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公开承认，自1923年以来在反对他们的斗争中，“托洛茨基分子”是正确的，他们接受了我们纲领的基础。在这种条件下不能不同他们结盟，况且在他们的背后还有成千上万的列宁格勒的工人革命者。
在正式的会议场合之外，我同加米涅夫已经有三年没有会面了，也就是自从他动身前往格鲁吉亚的那天晚上起，当时他曾经答应支持列宁和我的立场，但是刚一知道列宁病重，就又转到斯大林一边去了。加米涅夫在同我第一次会面时就说：“只要您和季诺维也夫出现在同一个讲坛上，党立刻就能找到自己真正的中央委员会。”我只能对这种官僚主义的盲目乐观报之一笑。显然，加米涅夫实在是低估了“三驾马车”经营三年之久的瓦解党的工作。我毫不客气地向他指出了这一点。
从1923年，也就是自德国革命运动失败之后开始的革命低潮，具有了国际性的规模。在俄国对十月革命的反动也在全速进行，党的机关日益右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想，只要我们联合起来胜利就会像熟透了的果子一样落到我们的脚边，未免也太幼稚了。我数十次地对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强调：“我们应该从长计议，应该认真地长期为斗争做准备工作。”新的盟友在一时的狂热中勇敢地接受了我的提议。但是，他们的这种情绪并没有保持多长时间，他们泄气的速度简直不能按天来计算，而要用小时来计算。姆拉奇科夫斯基对他们的精彩评价是完全正确的，季诺维也夫终于逃跑了，不过他远没有把他的所有同志都带走。但不管怎么说，季诺维也夫的反复无常还是给托洛茨基主义的神话带来了无法医治的创伤。
1926年春天，我和妻子去了一趟柏林。莫斯科的医生们对我的持续不断的高烧毫无办法，因为害怕承担责任，他们早就坚持要我出国治病。我也想找到走出死胡同的路。在最危急的时刻，发烧使我动弹不得，它成了我的对手们的可靠的盟友。政治局研究了关于我出国的问题，最后认为，根据它所掌握的材料和政治形势来看，我出国是十分危险的，但是由我自己来做最后的决定。在政治局的决议后面还附有一份国家政治保安局的咨询材料，无非是要说明我不宜出国。显然政治局是害怕万一我在国外发生什么意外的话，党会要它承担责任。当时斯大林的警察机构还没有想到将我流放到国外，而且还是流放到君士坦丁堡。可能政治局也害怕我在国外搞一些活动，把那里的反对派团结起来。不管怎么样，我在同朋友们商量之后，还是决定出国。
没有费多少周折，就取得了德国使馆的同意。于是4月中旬，我就和妻子拿着外交护照出发了，护照上用的是乌克兰教育人民委员会成员库兹缅科的名字。我的秘书谢尔穆克斯陪同我们前往，他曾经是我的专列的列车长，另外还有一位国家政治保安局的全权代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和我告别时显得极为动情，他们实在是不愿意单独和斯大林留在一起。
我相当熟悉战前那几年霍亨索伦王朝的柏林。当时的柏林有着自己独特的面貌，尽管有许多人认为这种面貌富有感染力，但谁也不能说它是令人愉快的。现在，柏林变样了，已经完全没有自己的面貌了，至少我是看不出来了。城市在长期重病之后，经过一系列外科手术，正在慢慢地恢复。通货膨胀已经被消除了，但是坚挺的马克只不过是测量普遍贫困的工具。在街头、商店和过往行人的脸上，可以感觉到贫困和对重新崛起的急不可耐的、有时甚至是贪婪的渴望。在战争、失败和凡尔赛掠夺的苦难岁月里，德国人的整洁已被赤贫征服了。人类的蚁穴顽强而凄惨地恢复自己那些被战靴踏平了的道路、走廊和仓库。从街道的景象和行人的举手投足之间，都能感受到宿命论的悲剧色彩：没办法，生活就是没有期限的苦役，一切都要从头再来。
柏林的一家私人诊所对我进行了几个星期的医学观察。为了找出神秘的高烧的根源，医生们一个接一个地轮流为我做检查。最终一位喉科医生提出了一个假说，认为发烧的根源在于扁桃腺，并建议为防万一把它切除。临床医生和内科医生们犹豫不决，他们都是上了年纪的后方人员。经过战火考验的外科医生很瞧不起这些人，现在对他来说，切除扁桃腺简直就像刮胡子那么轻而易举。只好听他的。
助手们准备把我的双手绑起来，但主刀医生对我的自制力的保证更满意。从那位外科医生的鼓励性的俏皮话中，能够明显地感觉到他的紧张和强忍着的激动。最令人感到不舒服的是，必须一动不动地仰面躺着，而且被自己的血呛得喘不上气来。整个手术也就用了四五十分钟的时间。如果不考虑手术对我的病的效果的话，它还是很成功的。很显然，手术并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因为此后不久，我的体温又再度升高了。
对我而言，在柏林的时间，更确切点说，是在诊所里的时间，并没有白白地浪费掉。我整天埋头于德国的报刊。从1914年8月起，我几乎再没有看过德国的报刊。每天，人们给我送来二十来份德国及其他国家的刊物，我看的时候就随手把它们扔到地上。来给我看病的教授们不得不在由各种倾向的报纸铺成的地毯上行走。实际上我是第一次听到德国共和政治的全部音阶，应当承认，我没有找到什么意想不到的东西。共和国是军事溃败的弃儿，共和党人是出于凡尔赛和约的需要，社会民主党人是被他们扼杀的十一月革命的遗嘱执行人，兴登堡是民主主义的总统。这些情况我大概都预料到了，但是从近处观察他们，还是不无教益的……
在五一节那天，我携妻子坐着汽车在城里转了转，到了所有主要的区，挤在人群中观看游行和宣传画、听演讲，并乘车穿过亚历山大校场。我见过多次更富有激情、人数更多、更富有示威性的五一游行，但早就不可能在群众中走动而不引起任何注意了，倒觉得自己是无名整体中的普通一员，只是听着和看着了。仅有一次，我们的陪伴小心地对我说：“这里正在卖您的照片呢。”但是仅凭这些照片谁也认不出教育人民委员会的成员库兹缅科。如果这几行文字被维斯塔堡伯爵、赫尔曼·米勒、斯特莱斯曼、列文特洛夫伯爵、格里费尔丁格以及其他反对我进入德国人看到的话，我必须向他们讲明，我没有喊过任何违禁的口号，没有张贴过任何蛊惑性的标语，仅仅是一位几天之后就要接受手术治疗的纯粹的看客。
我们还去了郊外的“饮酒节”。那里被挤得水泄不通，尽管洋溢着春天般的欢快情绪，加之有阳光和美酒的助兴，但过去几年的阴影依然笼罩在纵情狂欢者、寻欢作乐者和尝试着寻欢作乐的人们的头上。只要稍微细心地观察一下就会发现，人们都像是大病初愈正在慢慢康复的病人，对他们来说，欢乐显得有些吃力。我们在人群中呆了几个小时，观察周围的人并和他们交谈，用纸做的小碟子盛小灌肠吃，甚至还喝了点啤酒。从1917年起我都忘了啤酒的味道了。
手术后，我很快就恢复了。于是，我开始计划回国的日期。但就在这时，又出了一段我至今也没有完全搞清楚的意外插曲。大约在我动身回国前一周左右，在诊所的走廊里来了两位身着便装、无法从外表上断定身份的先生，而恰恰是这种外表，就完全证明了他们是警察。我从窗户里看到院子中还有六七位同样的先生，他们既完全不同，又十分相似。我告诉站在我身边的克列斯廷斯基要注意这种情况。过了几分钟，医生的一位助手敲门进来，激动地对我说，教授让他来通知我，说有人要暗杀我。我指着那些便衣问道：“但愿不会是警察吧？”医生说出了自己的猜测，他认为，这些警察是来防止暗杀的。又过了两三分钟，一位警察局官员来通知克列斯廷斯基，说警察局确实掌握了有关策划谋杀我的情报，所以采取了紧急保卫措施。整个诊所都行动起来了，护士们互相传言，还告诉病人们说，托洛茨基住在这个诊所里，所以有人要往这里扔炸弹。气氛骤然变得紧张起来，与医疗机构的性质很不协调。我与克列斯廷斯基商量了一下，决定立即搬到苏联使馆。诊所前面的街道两旁站满了警察，在我搬往使馆的途中，始终有警察局的几辆汽车在护送。官方的说法大概是：一些因最近的阴谋败露而被捕的德国保皇党分子中，有一人向侦察人员揭发说，俄国的白卫分子密谋要在最近几天暗杀现在柏林的托洛茨基。应该说明，同意我去德国的德国外交部，因为警察局里有太多的保皇派分子而故意没有把此事通报给警方。警方不相信这被捕的保皇派分子的口供，但仍然就有关我在诊所的供词进行了调查。当此事被证实后，他们着实吃了一惊。因为教授们受到了盘问，所以我同时从医生的助手和警察局高级官员那里得到了警告。至于是否真的有人准备暗杀我，德国警方是否真的是通过被捕的保皇分子之口得到我在柏林的消息，我到今天也没有搞清楚。但我一直都怀疑，实际情况应该要简单得多。可以这样设想，外交部没有能够保守“秘密”。因为不受信任而被惹恼的警察局，就决定给点颜色看看，也不知道它是冲着斯特莱斯曼还是冲着我来的，反正是要让我们明白，没有它的参与，就别想顺利地切掉扁桃腺。但是无论如何，那家诊所算是被折腾得底朝天，而我在强大的保护下，摆脱了颇有些问题的敌人，搬进了大使馆。过了一段时间，在德国报刊上，才出现了对这一事件的零零星星、将信将疑的反应，看来，谁也不愿意相信这件事情。
我在柏林的那些日子，正赶上欧洲发生了两件大事：英国总罢工和波兰毕苏斯基政变。这两件事情进一步加深了我与追随者们之间的分歧，并预示着日后的斗争将变得更加剧烈。关于这个问题需要简单地说几句。斯大林和布哈林，在第一阶段还要加上季诺维也夫，把苏联工会的上层与英国工联总委员会的外交联盟看做是自己政策上的一张王牌。斯大林由于受到自身乡巴佬式的局限性的影响，认为，珀西尔和英国工联的其他领袖们已经准备好并且有能力在危急时刻支持苏维埃共和国反对英国资产阶级。英国工联的领袖们则不无根据地盘算着，鉴于英国资本主义的危机和群众日益加剧的不满情绪，假如能够不承担任何责任地同苏联工会的首脑建立正式友好关系，从而得到来自左面的庇护的话，这是划得来的。双方都小心翼翼地兜圈子，生怕说出他们自己的真实意图。腐朽的政策已经不止一次地在重大事件中遭受重创。l926年5月的总罢工不仅是英国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我们党内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战后英国的命运引起了人们格外的关注。它的世界地位的急剧变化不能不在国内力量对比上引起同样剧烈的变动。显而易见，即使是欧洲，其中也包括英国，能够重新在一定程度上达到或长或短时期的社会平衡，英国不经过一系列冲突和振荡也不能达到这种平衡。我认为，正是在英国煤炭工业内部的冲突有可能引发总罢工。我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工人阶级旧的组织形式与其新的历史任务之间的深层次矛盾，一定会在近期内暴露出来。1925年冬春之际，我在高加索就这一问题写丁一本小册子(《英国向何处去》)。实际上这小册子是反对政治局官方的观点的。它指望，随着总委员会的左倾，共产主义能逐渐渗入到工人政党的队伍和工联中去。一方面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检验我的对手们，我把这本书的手稿送交政治局审查。因为这是对问题的事先预测而非事后评论，所以政治局成员谁也没有出来说话。我的小册子顺利地通过了检查，几乎未经任何修改就印刷发行了。很快就出现了它的英译本。英国社会主义者的官方领袖们，把它看做是一个外国人因为不了解英国的具体情况，而企图把“俄国”总罢工移植到不列颠群岛的幻想。持这种观点的人，从那个政治平庸竞赛中无人匹敌的冠军麦克唐纳开始，即使没有几百个，也总能列出几十个。然而，刚过了几个月，煤炭工人的罢工就发展成了总罢工。我的预测如此之快地得到了证实，这是我事先完全没有料到的。如果说总罢工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预见比英国改良主义者自造的评价正确，那么总委员会在罢工期间的表现，则意味着斯大林寄予珀西尔的希望的破灭。我在诊所里如饥似渴地收集并汇总所有关于总罢工进展的消息，特别是群众与领袖之间相互关系的消息。最令人愤慨的是莫斯科《真理报》上的文章的性质。它们的首要宗旨，就是掩盖破产的事实并保全面子，这个目的不靠无耻地歪曲事实是不能够实现的。对革命的政治家而言，没有比欺骗群众更严重的思想堕落了。
我一回到莫斯科，就要求尽快断绝与总委员会的联盟关系。季诺维也夫在经过了不可避免的动摇之后转到了我这一边，拉狄克反对我，斯大林竭力要保住联盟，哪怕是表面上的联盟。而英国工联主义者们等到尖锐的内部危机一结束，就毫不客气地把自己那慷慨而头脑不清醒的盟友一脚踢开了。
与此同时，在波兰也发生了一件同样意义重大的事件。小资产阶级为了寻找出路到处乱撞，最后走上了暴动的道路，并大肆吹捧毕苏斯基。共产党的领导人瓦尔斯基断定，展现在自己眼前的是“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民主专政”，并号召共产党员支持毕苏斯基。我早就认识这位瓦尔斯基了。当罗莎·卢森堡在世的时候，瓦尔斯基还能够在革命队伍中占有自己的位置，至于他本人，则一直都是一具空壳。1924年，瓦尔斯基在经过了长时间的动摇之后声称，他终于认清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危害，也就是对农民和民主专政的意义估计不足。他的顺从得到了奖赏，他登上了领袖的宝座，于是，急不可耐地等待着合适的时机来施展自己那过晚得到的马刺。1926年5月，他充分利用这一非同寻常的机遇来作践自己并玷污党的旗帜。当然，他没有受到惩罚，尽管波兰的工人十分气愤，但斯大林的机关却为他提供了庇护。
1926年，斗争变得更加尖锐了。初秋时，反对派开始公开在党小组会议上发起进攻，机关进行了疯狂的反击。思想斗争被行政强制所取代，每当反对派登上讲台的时候，党的官僚们就打电话把小组的工人叫走，他们疯狂地集中汽车，狂鸣汽笛，或者有组织地吹口哨、大喊大叫。掌权的一派以机械的集中来增强自己的力量，并以镇压相威胁。广大党员群众什么也没有听到，什么也没有明白，什么也没有说，他们被分裂和灾难吓坏了。反对派只好撤退。我们在10月16日发表了声明，其大意是：我们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在党内保留捍卫自己观点的权利，并杜绝一切可能导致分裂危险的行为。10月16日的声明所面向的不是机关而是党员群众，它表达了我们要求留在党内并为党服务的愿望。虽然斯大林分子在第二天就开始破坏停战协议，我们毕竟还是赢得了时间。1926--1927年的冬季给了我们相当的喘息之机，使我们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理论研究更为深刻。
早在1927年初，季诺维也夫已经准备投降了。如果不是一下子就投降了，也是分几步进行的。但这时，恰巧在中国又发生震撼性的事件，使斯大林政策的罪行大白于天下。这一事件使季诺维也夫及追随他的人们放慢了投降的脚步。
追随者们在中国的领导，意味着对布尔什维主义一切传统的修正。中国共产党在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被迫并人资产阶级的政党国民党，并服从国民党的军事纪律，不允许建立苏维埃了。追随者建议共产党人停止土地革命，未经资产阶级的允许不得武装工人。在蒋介石破坏上海工人运动并把政权集中到军事集团手中之前很久，我们就警告过必然会出现这种结局。自从1925年起，我就主张共产党人脱离国民党，而斯大林一布哈林政策不仅纵容甚至帮助了反革命，而且动用国家镇压机器来确保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免遭我们的批评。1927年4月，斯大林还在圆柱大厅内党的会议上为联合蒋介石的政策辩护，号召给蒋介石以信任。这件事之后刚过了五六天，蒋介石就把上海工人和共产党淹没在血泊中了。
不满的浪潮席卷了全党，反对派抬起了头。反对派成员违反一切秘密活动的原则，数十人一起到租让委员会的办公地点来见我，当时我们已经被迫在莫斯科以秘密工作方式保护中国工人来反对蒋介石了。在许多年轻的同志们看来，显然斯大林的政策业已破产了，这一定会加速反对派的胜利。在蒋介石发动政变之后的最初几天，我不止一次地向年轻朋友们过分发热的头上泼冷水，当然也不仅仅是年轻的朋友。我向他们说明，无论如何反对派也不会因为中国革命的失败而取得优势。我们预见的证实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新成员，但是对于几百万人来说，具有决定意义的不是我们的预见，而是中国无产阶级失败这一事实本身。继1923年德国革命失败和1925年英国总罢工遭到破坏之后，在中国发生的新的失败，只能加剧群众对国际革命的失望情绪。而这种失望情绪正是斯大林民族改良主义政策的基本的心理根源。
很快就发现，我们作为一个派系的确变得更强大了，也就是说，我们思想上更加一致、人数也更多了。但是，我们同政权相连的脐带却被蒋介石这把刀子给割断了。他的声名狼藉的俄国盟友斯大林不得不用摧毁反对派组织的办法来弥补上海工人的失败。反对派的核心是由一批老革命者组成的。但是我们并不孤立，在我们周围集合了数百乃至数千的新一代革命者。他们起初是被十月革命唤醒，参加了政治生活，经历了国内战争，在以列宁为首的中央委员会的巨大权威面前俯首听命，直到1923年才开始独立思考和批评，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待发展中的新转折，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学会承担革命创造性的责任。现在有数千名这样的年轻的革命者正在斯大林治下的流放地或者监狱里研究理论，以丰富自己的政治经验。
反对派的基本力量是清醒地去迎接这一结果的。我们十分清楚地知道，要把我们的思想变成新一代工人的财富，不能依靠外交手腕或个人的影响，只能依靠公开的斗争，不顾及任何实际后果的斗争。我们直面失败，坚定地为我们在遥远的未来的思想胜利做准备。
在人类历史上，使用物质的力量发挥过而且依然在发挥着重大的作用，有时是进步的，但更多的是反动，这取决于是哪一个阶级和出于什么目的使用暴力。但是远不能由此就得出结论，认为暴力能够解决一切问题，扫除一切障碍。借助武器的力量延缓进步的历史趋势的发展是可能的，但不能永远挡住进步思想的发展道路。这就是为什么当涉及重要的原则性斗争时，革命者只能遵循一条准则：做应该做的事情，不必考虑后果。
随着预定于1927年底召开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临近，党越来越感觉到自己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深深的忧虑伴随着全党。尽管处于可怕的恐怖高压之下，党内还是出现了倾听反对派意见的渴望。但是这无论如何都不能通过合法的途径实现。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的各个角落里，男女工人和大学生们举行秘密集会，其规模从二十来人到一二百人不等，他们聚在一起是为了听反对派代表的演说。我在一天之内就要参加两三场有时甚至四场这样的集会。这样的集会一般都是在工人的住宅里举行，两间小小的屋子里挤得满满当当，演讲的人就在两个屋子的中间。有时人们坐在地上，但更多的时候因为地方不够就只能站着谈话。监察委员会派来的人经常出现在这类集会上，要求人们解散，而人们则建议他们参加辩论，如果他们扰乱秩序就把他们轰出门去。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参加这类集会的总人数超过了2万。参加的人越来越多。反对派十分巧妙地准备在被我们从内部控制的高等技术学校大礼堂里举行一次大型会议。礼堂里一下子挤进了两千多人，还有一大群人等在街上。行政当局干扰我们的企图是徒劳的。我和加米涅夫讲了将近两个小时。最后，中央委员会号召工人必须用武力驱散反对派的集会，这只不过是为精心策划的、在国家政治保安局指挥下军队的进攻提供掩护。斯大林想用流血的方式解决问题。我们发出了暂时停止大型集会的信号，但这已经是11月7日示威之后的事情了。
1927年10月，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例会在列宁格勒召开。为了庆祝这次大会，举行了群众游行。各种偶然条件的巧合使这次游行朝着完全出乎意料的方向发展。我和季诺维也夫及其他几个人坐着汽车在城里转了一圈，以观察游行的规模和群众的情绪。临近结束时，我们恰好经过塔夫利达宫，那里停着几辆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当观礼台用的卡车。我们的汽车在警戒线外停了下来，再往前就过不去了。我们还没来得及考虑怎样摆脱困境，卫队长就跳到我们的车前，诚恳地邀请我们上观礼台。当我们还在犹豫的时候，两队民警已经为我们开出了通往最后一辆卡车的通道，那辆车还空着。群众一得知我们在最后一个观礼台上，游行立刻就变了样子。群众冷淡地从前面的几辆卡车旁边经过，不理睬观礼台上的人对他们的致意，而是径直匆忙地向我们走来。我们站的那辆卡车的周围很快就聚集起了成千上万的群众，工人和红军战士们都停下了脚步，仰望着我们，高声呼喊着向我们致敬，只是在后面人群急不可耐地拥挤下才慢慢地向前移动。被派到我们卡车前维持秩序的那队民警也受到了整个气氛的感染，没有积极执行他们的任务。混杂在人群中的几百名最忠诚的机关特工人员，企图起哄把我们赶下台，但他们那势单力薄的嘘声被群众支持我们的呼喊声淹没了。越到后来，游行的官方领导越不能容忍这种情况。最后，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他的几个最显赫的头面人物从四周空无一人的第一观礼台上爬了下来，上了我们那个排在最后、为最不起眼的来宾准备的看台上。但是这一勇敢的举动也没有能够挽救局面：群众不停地高呼着名字，但不是正式主持者们的名字。
季诺维也夫马上又被乐观主义情绪左右了，他期待着示威游行能取得重大成果。而我并不同意他那冲动的评价。列宁格勒工人群众以表达对反对派领袖精神上的支持来发泄他们的不满情绪，但是群众尚不能阻止机关对我们的迫害。我对此不抱任何幻想。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示威游行会使当权派认为必须尽快摆平反对派，把群众置于既成事实面前。
接下来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是为庆祝十月革命十周年而在莫斯科举行的群众游行。游行的组织者和纪念文章作者以及那些演说家往往是这样的人：在十月革命时要么站在街垒的另一边，要么干脆躲在自己的家中等待结局，只是在确信革命已经取得了牢固的胜利之后，才匆匆忙忙地参与革命了。当我在文章或广播里看到或听到这帮专门趋炎附势的食客们指责我背叛了十月革命的时候，我与其说感到难受，还不如说感到滑稽。如果你了解历史发展的动力，看到你的对手被一只连他本人都不清楚的手操纵着，那么最令人作呕的卑鄙无耻和背叛行径都会在你的面前失去力量。
反对派决定打着自己的标语参加游行。这些标语牌上的口号无论如何也说不上是反党的：“枪口向右——反对富农，反对耐普曼、反对官僚”，“执行列宁的遗嘱”，“反对机会主义、反对分裂——为了列宁党的团结一致而斗争”。今天，这些口号已经成了斯大林派在反对右派斗争中的官方信条。但是在1927年11月7日那天，反对派的标语牌被抢走、毁坏了，而打着标语牌的人则遭到了专门组织起来的打手们的殴打。这里的官方领导人吸取了列宁格勒游行的教训，他们的准备工作必然也就做得好多了。群众却感到不自在，他们在极度恐慌的状态下参加了游行。在广大不知所措、惴惴不安的群众之上的是两个对立的集团：反对派和机关。那些作为志愿者在斗争中帮助机关反对“托洛茨基派”的显然都不是革命者，有一部分干脆就是莫斯科街头的法西斯分子。一名民警假装示警，公然朝我的汽车开枪，显然是背后有人指使他。一个醉醺醺的消防队官员，嘴里骂骂咧咧地跳到我的汽车的踏板上打碎了玻璃。明眼人不难看出，1927年11月7日，在莫斯科街头发生的这一切简直就是热月政变的彩排。
在列宁格勒，也举行了类似的游行。专程前往那里的季诺维也夫和拉狄克遭到了特意安排的一群人的围攻。在防范群众的幌子下，整个游行期间他们都被锁在一栋建筑里。当天季诺维也夫就往莫斯科给我们写了一封信：“所有的情况都说明，这种卑鄙无耻的行径对我们的事业大有益处。我们为你们担心，不知道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我们的‘接头’(即与工人的非法谈话)进行得很顺利，出现了对我们有利的重大转机。暂时我们还不准备离开这里。”这是季诺维也夫的反对派能量的最后一次释放。仅仅过了一天，他就回到莫斯科坚决主张投降了。
11月16日，越飞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的死深深地影响了业已展开的斗争。
越飞身患重病。他在身体状况极为糟糕的情况下被从驻日大使的任上送回国内。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才争取到把他派往国外，只是期限太短了，虽然取得了不错的疗效，但远没有治好。后来越飞成了我在最高租让委员会的副手，所有日常工作都压到了他的身上。党内的危机深深地困扰着他，最令他感到震撼的是那些背信弃义的行径。他多次挣扎着要投入实际的斗争中，我因为担心他的健康状况而劝阻了他。尤其令越飞感到气愤的，是对不断革命论的攻击，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那些坐享革命成果的人，恬不知耻地诽谤那些高瞻远瞩地预见到革命进程和性质的人。越飞对我讲了他与列宁大概在1919年就不断革命论的问题进行的一次谈话，列宁对他说：“是的，看来托洛茨基是正确的。”越飞想公开这次谈话的内容，我想方设法地阻止了他。我早就预料到，这会给他招致铺天盖地的无耻攻击。越飞看上去很柔弱，而实际上却是一个坚强不屈的人。每当发生无理的挑衅或政治上的背信弃义时，他都会到我这儿来，阴沉着脸气呼呼地说：“不行，一定要公开这次谈话。”我只好再次向他证明：这种证据什么也改变不了，应该教育党的新一代，并做长远打算。
越飞的病在国外没有完全治好，他的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了。到了秋天他已经不得不停止工作，再后来就卧床不起。朋友们再次提出了把他送到国外的问题，但是这一次中央委员会彻底拒绝了。现在斯大林分子已经打算把反对派人士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我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继而又被开除出党，这件事情对越飞的震动最大。除了政治上和个人的义愤，他更加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已经无可救药了。他正确地感觉到，现在的事态已经关系到了革命生死存亡的命运，而他却不能参加斗争。对他来说，如果置身于斗争之外，生命也就失去意义，于是，他为自己做出了最后的决定。
当时，我已经搬出克里姆林宫了，住在我的朋友别洛博罗多夫的房子里。尽管他名义上还是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成员，但已受到国家政治保安局特务的监视。在那些日子里，别洛博罗多夫正在自己的家乡乌拉尔，他试图在与机关的斗争中找到接近工人的道路。我往越飞的家里打电话询问他的健康状况。电话机就放在他的床头，他亲自接的电话。他的声音有些异常和紧张不安，这一点我事后才明白了。他要求我到他家去一趟，我被一些事情耽搁了，没有立刻动身。在那些异常紧张激烈的日子里，不断有同志到别洛博罗多夫的住宅里来商量紧急问题。过了一两个小时，一个陌生的声音在电话里告诉我：“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开枪自杀了。小桌子上有一封留给您的信。”别洛博罗多夫的房子里，总有几个军人反对派值班。我在城里活动的时候，总是由他们陪着。我们匆忙赶到了越飞的住处。我们按门铃，敲门。门后有人盘问我们是谁，没有马上开门，不知道在里面搞了什么名堂。沾满血迹的枕头映衬着平静的、极其温和的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的面庞。国家政治保安局的成员B某正像主人似的坐在越飞的写字台的后面，小桌上并没有信。我要求立即把信还给我，B某嘟囔着说没有什么信，他的表情和声调完全说明他是在撒谎。过了几分钟，朋友们从全城的四面八方赶来了。外交人民委员会和党的机构的官方代表在大批反对派人士当中感到孤立。一夜之间，有数千人赶到那里向越飞的遗体告别，关于被盗的信件的消息传遍了城，外国记者们通过电报把这一个消息发往各地。继续隐瞒信件看来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最后，他们把信的影印件交给了拉科夫斯基。信是越飞写给我的，他亲手把它封进写着我的名字的信封里，不知道为什么要把它交给拉科夫斯基，而且还不是原件，而是影印件，我在这里也不想多说了。越飞的信件反映了我这位已经永远离开我们的朋友的一生，直到他生命结束之前的半小时。他知道我对他的态度，对我有着深深的精神上的信任。他授权给我，在公布这封信的时候可以删去其中多余的或者是不恰当的地方。后来，当无耻的敌人向全世界隐瞒这封信的企图没有得逞之后，他们煞费苦心地想要利用信中的那几行文字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这几行文字恰恰不是用来公布的。
越飞力求使自己的死，也为自己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做出贡献。他用那只半小时后就扣动了对准自己太阳穴手枪扳机的手，写下了最后的证词和给朋友的最后忠告。下面就是越飞写给我本人的诀别信：
敬爱的列夫·达维多维奇，我们俩并肩战斗几十年了，希望我们之间的私人情谊也同样长久，这使我有权利在诀别的时刻对您坦言，我所认为的您身上的不足之处。您知道从您提出“不断革命论”那时起到现在我们已经一起工作了二十多年了，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您所指出的道路的正确性。但我总觉得您缺少列宁身上的那种在原别问题上不屈不挠、毫不让步的精神。他随时都准备即便是在剩下一个人的情况下也要坚持自己提出的正确道路，坚信自己在未来一定能取得多数，坚信将来所有的人都会承认他的道路的正确性。从1905年起，您在政治上始终都是正确的。我曾不止一次地向您提起过，我亲耳听列宁说过的话，他说，在1905年正确的不是他，而是您。将死之人是不会撒谎的，现在我再一次重复这句话……但是您却经常出于满足您过高评价的协议和妥协的需要，经常放弃您的正确立场，这就是一种错误。我再重复一遍，过去您在政治上始终都是正确的，而现在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正确。关于这一点党早晚都会明白，历史也终将做出正确的评价。因此，如果有谁离开您，或者说，如果支持您的人没有您所希望的那么多或来的那么快，您不要害怕。您是正确的。然而，使您的正确性获得胜利的保障，就是毫不让步，勇往直前，决不妥协。这就是伊里奇获胜的秘密。我曾多次想对您讲这番话，但是直到现在，到了诀别的时刻，我才下了这个决心。
为了阻挠莫斯科的工人参加越飞的葬礼，他们故意定在工作日上班的时候举行，但是，参加的群众仍然不下万人，葬礼变成了声势浩大的向反对派的示威。
与此同时，斯大林派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党代会，他们急于在大会召开之前造成分裂的既成事实。在正式宣布“辩论”开始之前，党的地方会议上已经开始进行所谓的党代会代表的选举了。而这场辩论根本就是一场骗局。在辩论时，按军队方式组织起来的混混们，用纯粹法西斯的手段破坏会议。总之，很难再找出有什么比第十五次党代会的筹备工作更加卑鄙无耻的事情了。季诺维也夫和他那伙人不难猜到，这次大会只不过是，为了从政治上彻底完成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活动中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街头开始的肉体打击。现在，季诺维也夫和他的朋友们惟一关心的就是适时投降。他们当然明白，斯大林官僚主义的最可怕的敌人，不是他们这些后来的反对派，而是与我有着密切关系的反对派核心。他们希望趁着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之际，示威性地与我分道扬镳，这样即使不能博得赏识，至少也能换来宽恕。他们并没有算计到，政治上反复无常的背叛，意味着自我毁灭。如果说他们的背叛带给我们的背后打击只是暂时削弱我们的话，那么他们自己简直是在政治上自取灭亡。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定把所有反对派一律开除出党，被开除的人们交由国家政治保安局处置。 |
第四十一章列宁逝世与权力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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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章列宁逝世与权力转移
人们曾不止一次地问我，甚至现在还有人问：您怎么会把权力给丢了！在这个问题的后面往往隐藏着相当天真的想法，就像随手丢失某一个具体东西那样，也就是认为丢掉权力跟丢掉手表或笔记本是一样的。事实上，一些领导革命夺取了政权的革命者在一定阶段上开始“和平地”或者灾难性地失去权力，这事件本身就标志着，在革命的领导集团内的某种思想和情绪的影响在衰退，或者是群众中的革命情绪在衰退，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走出地下状态的党的领导干部在革命形势的鼓舞下意气风发。在革命第一阶段领袖们更明显、更确切地表现了这种情绪，并成功地把这些情绪应用到实践中。正是这一点使他们成为党的领袖，通过党成为工人阶级的领袖，并通过工人阶级成为国家的领袖。由此，特定的人物把政权集中到自己的手中。但是，革命第一阶段的思想不知不觉地失去了对党内直接支配国家的那一层意识的控制。于是，在国家内部就开始出现了可以统称为反动的一些过程。这些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波及工人阶级以及工人中的党员。在组成政权机构的那个领导层出现了自己特定的目的，他们力图使革命服从于这一目的。于是，在那些能够超然于机关之上、反映了阶级历史路线高瞻远瞩的领袖们和这一庞大臃肿、成分复杂、容易吸引普通党员的机构之间开始出现裂痕。起初，这些裂痕的性质在心理方面大于政治方面。昨天的一切还是那么的清晰，十月革命的口号还没有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第一阶段领袖的个人威望还是那么高。然而，另外一种心理已经在传统形式的掩盖下悄悄地形成了。国际革命前景黯淡，人们被日常工作彻底淹没了。本应该为旧目的服务的新方法却产生了新的目的，首先是产生了新的心理，临时局面对越来越多的人来说变成了终点站。于是造就了新的一类人。
革命者终究还是用和别人一样的社会材料塑造而成的。但是他们应该具备某些鲜明的个性特征，使历史过程能够把他们同其他人区别开来，并使他们成为一个特殊的团体。他们彼此之间的交往、共同开展的理论工作、在同一面旗帜下进行的斗争、集体纪律的约束、在战火中经受的锻炼，使他们逐渐形成了革命的一种类型。因此，完全可以说，布尔什维克的心理类型与孟什维克的心理类型是对立的。一个有经验的人，单凭外表就可以区分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而且很少失误。
但这并不意味着布尔什维克中的所有人永远都是布尔什维克。使一定的世界观渗人体内并成为自身不分割的一部分，使自己各方面的意识都服从于它，并使自己的感情世界和它保持一致，这样的境界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的，而只有为数不多的人才能达到。这一点在工人群众中为阶级本能所取代，在危机时期这种本能变得极其敏感。不过在党和国家里也有一大批革命者，他们大部分虽然也是出身于劳动群众，但早已脱离了群众，而且他们的地位已使他们和群众对立起来，他们的阶级本能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从另一方面来看，他们缺乏理论上的坚定性，他们的理论视野不足以使他们把握整个过程，在他们的心里留下了不少未设防的区域，一旦形势有所变化，异己或敌对的思想影响就会通过这些区域乘虚而人。在地下斗争、起义和国内战争时期，这些人只不过是党的普通一兵。那时，在他们的意识里几乎只有一根弦，而这根弦的基调完全是由党来确定的。紧张时期一旦过去，当革命的游牧生活变成定居生活之后，那些自负的官吏身上的庸俗特征、趣味和好恶又会在他们身上复苏、活跃甚至发展起来。
一些值得警惕的见解会时不时地从加里宁、伏罗希洛夫、斯大林、李可夫等人的口中冒出来。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呢？我禁不住问自己。这些都是从哪根管子里冒出来的呢？当我去参加什么会议的时候，经常会见到人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交谈，他们一见到我，立刻就不说话了。在他们的话里没有任何反对我的成分，也没有什么违背党的原则的言论，但精神上却充斥着自我陶醉、志得意满的陈腐之气，人们产生了要互相交流这些新思想的情绪，顺便说一下，小市民的造谣生事在其中占了不小的比例。从前，他们不仅在列宁和我面前为此感到难为情，就是他们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如果有谁，譬如说斯大林流露出庸俗之气，列宁头也不抬，只用眼睛的余光向两旁扫上一眼，似乎是在验证，是否还有人发觉这种难以容忍的言论。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仅凭匆匆一瞥或某种语调，我们就可以毫无疑问地发现，我们对这种情况的心理评价是完全一致的。
我之所以没有参加这种在新领导阶层中逐渐成风的娱乐消遣活动，绝不是由于精神上的原则，而是因为实在是不愿意体会这种极端的无聊。他们互相到对方家中做客，乐此不疲地观看芭蕾舞，聚在一起饮酒时对不在场者说三道四，这类事情无论如何也不能使我感兴趣。这些新贵们感觉到我看不惯这种生活方式，因此都没有试图吸引我去参加。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一出现，那些正在交谈的人们就立刻闭上嘴巴，带着几分羞愧和几分对我的仇恨散开了。大概这也标志着我开始丧失权力了吧。
我在这里只讨论事情的心理方面，而不涉及社会根源，也就是革命的社会结构变化。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当然是这些变化，但我们直接感觉到的却是它们的心理反映。内部事件的发展相对比较缓慢，这使得上层蜕变的化学反应过程表现得不是那么剧烈，在广大群众面前几乎没有留下展示两种不可调和的立场的余地。此外，还应当再补充一点，即新情绪长期披着传统形式的外衣，而且至今仍然如此。这就难以确定蜕变的过程到底已经走了有多远。18世纪末的热月政变，阴谋是由其先前的革命进程酝酿的，它骤然爆发，并且采取了流血的方式。而我们的热月政变，具有缓慢持续的性质，至少在一定的时间内诽谤诬蔑代替了断头台。有组织地系统地编造历史的活动成了使党在思想上改头换面的一件利器。列宁的病以及对于等待他重返领导岗位，使得不确定的临时局面持续了两年之久。如果革命的发展处于上升阶段的话，拖延将有利于反对派。但当时国际范围内的革命正在遭受接二连三的失败，而拖延只能对民族改良主义有利，这自然巩固了斯大林官僚主义，而不利于我和我的政治上的朋友们。
对不断革命论的彻头彻尾地市侩的、不学无术的或者干脆是愚蠢的中伤，就是源自这种心理。一个自以为是的官吏在酒后或者是看完芭蕾舞回家的路上，对另外一个同样自以为是的官吏针对我造谣说：“在他的脑子里只有不断革命。”对我的不合群、个人主义和贵族习气的指责都与此紧密相关。“不能时时处处都为革命，我们也应该为自己想想。”这种情绪可以直接翻译成：“打倒不断革命！”在这些人那里，反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严格要求和革命在政治上的严格要求逐渐采取了反“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形式。在这一旗号下，布尔什维克内部庸俗化得以解放。这就是我丧失权力的原因，也决定了我丧失权力的形式。
我已经讲过，临终前，列宁着手向斯大林及其盟友捷尔任斯基和奥尔忠尼启则发起了攻击。原先列宁很器重捷尔任斯基，自从捷尔任斯基了解到，列宁不认为他适合领导经济工作那时起，他们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冷淡了。说实话，这也把捷尔任斯基推向了斯大林那一边。现在列宁认为，有必要把捷尔任斯基作为斯大林的左膀右臂予以打击。至于说奥尔忠尼启则，由于他身上表现出了总督的品性，列宁想把他开除出党。列宁在一封写给姆季瓦尼的短信中，表示完全支持格鲁尼亚的布尔什维克反对斯大林、捷尔任斯基和奥尔忠尼启则。这四个人的命运最鲜明地暴露了斯大林集团在党内发动的政变。列宁逝世后，捷尔任斯基被任命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首脑，也就是全国工业经济的首脑。列宁打算将其开除出党的奥尔忠尼启则，被任命为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首脑。斯大林不仅违背列宁的意愿保留了总书记的职务，而且从机关中得到了闻所未闻的全权。而曾与列宁一起反对斯大林的波·古·姆季瓦尼，现正呆在托博尔斯克监狱里。在党的所有领导机构中，自上而下地进行了类似的“改组”。此外，共产国际的各党中也无一例外地进行了这种改组。将追随者时代与列宁时代区分开的不仅是思想上的鸿沟，而且还有组织上的彻底转变。
斯大林是这次转变的主要工具。他这个人注重实际，能够忍耐，达不到目的决不善罢甘休。他的政治视野极其狭隘，理论素养低得可怜。他在自己攒的那本叫做《列宁主义基础》的小册子中，本打算为党的理论传统做出贡献，但其中却有大量的低级错误。他不懂外语，所以只能靠别人的介绍来了解其他国家的政治生活。从他的智力的特性来看，他是一个缺乏最起码的创造性想像力的顽固的经验主义者。在党的最高领导层中(在更大范围内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他一直都是一个二三流的角色。但是现在，他居然在扮演主角，这一事实与其说是表明了他个人的特征，还不如说是表明了政治堕落的过渡阶段的基本特征。爱尔维修曾说过：“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即使没有，它也会虚构出来。”斯大林主义首先就是革命衰退阶段机械性的机构的产物。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此时，死亡对他来说仅仅意味着摆脱了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列宁不能不感到自己的虚弱无力的状况是一种难以忍受的屈辱，特别是他神志完全清醒却不能说话。他已经不能容忍医生们了，不能忍受他们那保护人的腔调、庸俗的玩笑和虚情假意的安慰。当他还能说话的时候，他会不经意地向医生提一些验证性的问题，在他们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找出他们话中自相矛盾的地方，由此得到进一步的解说。并且他自己也看一些医学方面的书籍，就像在其他事情上一样，在这个问题上他也努力先把情况搞清楚。在医生们当中列宁惟一能够忍受的，就是费奥多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格季耶。他是一名好医生，也是一个好人，身上没有丝毫的廷臣习气。真正的人类眷恋之情使格季耶同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联系在一起。当列宁拒绝其他的医生去看他的时候，格季耶仍然能够畅通无阻地去他那里。当时，格季耶是我的亲密朋友，而且在整个战争年代都是我的家庭的医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总能得到关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病情的更加真实、更加深思熟虑的看法，这些看法可以补充和纠正那些不痛不痒的官方报告的不足。
我曾不止一次地追问格季耶：假如列宁能够康复的话，他能否保持他的智力。格季耶的答复大概是这样的：会更容易疲劳，不可能完全像以前那样工作，但伟人毕竟是伟人。第一次和第二次中风期间的情况完全证实了他的这一判断。在政治局会议将要结束的时候，列宁看起来就像一个疲惫不堪的人。他脸上所有的肌肉都松弛了下来，眼里那种炯炯的光芒消失了，甚至就连那巨大的额头也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双肩无力地垂下来。用“疲劳”一个词就可以形容出他的面部表情和整个体态。在这样可怕的瞬间，列宁给我的感觉是他的生命之火正在熄灭。但是只要好好地休息一夜，他重新拥有了自己的思维的力量。他在两次中风期间写的文章依然能够称得上是优秀的作品。泉眼里的水还是以前的那种水，只是越来越少了。列宁的第二次中风并没有使格季耶放弃最后一线希望，但是他的估计却越来越悲观了。列宁的病情就这样拖延了下来。既无仇恨也无遗憾的大自然的盲目性使伟大的病人陷入无力却又无助的境地。列宁不能也不应该作为残疾人活着，但是我们对他的康复仍然没有丧失希望。
与此同时，我的身体不适的状况也表现出了慢性病的症状。娜·伊·谢多娃写道：
在医生的坚持下，列·达被送到了乡间。格季耶常去那里看望他，真诚地关心他，对他十分亲近。格季耶对政治不感兴趣，但深切地为我们感到难过，却又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同情。造谣中伤使他措手不及，他茫然不解，忍耐着，受尽了煎熬。在阿尔汉格尔斯基庄园他激动地告诉我，必须把列·达送到苏呼米去。最终，我们还是决定这么做。这次旅行的路途相当遥远，要经过巴库、梯弗里斯和巴统，积雪延长了路上花费的时间。然而，行程对我们来讲倒是令人感到安慰。随着离莫斯科越来越远，我们逐渐感到摆脱了近来紧张局势的压力。但是我仍然感觉到是在护送一个患重病的人。我不知道在苏呼米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在那里我们周围的人会是朋友还是敌人？
1月21日，在前往苏呼米的途中我们暂停在梯弗里斯车站。我像通常一样发着高烧，和妻子坐在我那节车厢的工作间里。我忠实的助手谢尔穆克斯敲门走了进来。他是陪我去苏呼米的。他递给我一张纸条。从他进来时候的姿势、严峻的脸色以及不敢正眼看我的呆滞的眼神中，我感觉到一定是有灾难性的事情发生了。这是斯大林发来的密电的译文，是通知我列宁逝世的消息的。我把纸条递给早已明白了一切的妻子……
很快，梯弗里斯当局也收到了同样的电报，列宁去世的噩耗迅速传开。我通过专线跟克里姆林宫联系，他们对我的询问的答复是：“葬礼在星期六举行，您无论如何也赶不上了，建议您继续治疗。”我别无选择。但实际上葬礼是在星期日举行的，我完全可以赶回莫斯科。不管这件事情显得是多么不可思议，但他们确实在葬礼的日期这个问题上欺骗了我。阴谋家们准确地算计到我不会想到去验证，而且在日后总能找出解释的理由。我在这里有必要提醒一下，关于列宁第一次病倒的消息是在第三天才通知我的。这是他们耍的一个手腕，目的在于赢得时间。
梯弗里斯的同志们要求我立即就列宁逝世做出反应。但是我只想一个人待一会儿，我都不能抬手握笔。莫斯科发来的寥寥数语的电文在我的脑袋里嗡嗡作响，而聚在我身边的人们等待着我的反应。他们是对的。列车在那里滞留了大约半个小时。我写了几行悼念之词：“列宁不在了，再也没有列宁了”我立刻就把这几页手稿通过直达线路发了出去。
妻子写道：
我们到达目的地的时候都累得筋疲力尽了。我们是第一次到苏呼米。那里遍地的含羞草和山茶花正在开放，还有高大的棕榈树。当时正是1月份，在莫斯科还是一片严寒。阿布哈兹人友好地接待了我们。疗养院的餐厅里的墙上并排挂着两张肖像：一张镶着黑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另一张是列·达的。我们想把列·达的那张像取下来，但又下不了决心，因为我们担心这样会让人感觉到是在示威。
在苏呼米，我每天都长时间地躺在阳台上，面对着大海。尽管是在1月，但是阳光却温暖明媚。在阳台和波光荡漾的大海之间高高挺立着棕榈树。持续不退的高烧和对列宁逝世的思绪搅在一起，令我头晕脑胀。我脑海里一段一段地回顾自己的生活历程，同列宁的相识、分歧、论战、靠近、合作，这些零零散散的情景异常鲜明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渐渐地整个过程就越来越清晰地勾画出来了。我更加看清了那些“学生们”的本来面目，他们是在小事上而非大事上忠于导师。伴着大海的呼吸，我全身心地坚信，历史将证明，在反对追随者们的斗争中我是正确的……
1924年1月27日，在海天之间，在棕榈树的上空，笼罩着一片寂静，突然一阵隆隆的炮声划破了这片寂静。海边上传来阵阵炮声，这是苏呼米在向领袖致哀。此时列宁的葬礼正在莫斯科举行。我想到了他和他的伴侣。她陪伴他多年，并通过他接受了整个世界，而在安葬他的这一时刻，她即使身处数百万人中间也不能不感觉到孤独，因为这些人虽然同她一起悲痛，但他们的悲痛与她是不同的。我想着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想在这里向她问候，表达我对她的同情和安慰，但是我却下不了这个决心。在沉痛的事实面前，任何语言都显得无力，我生怕自己说一些陈词滥调。几天之后，当我意外地收到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信时，感激之情震撼了我的每一根神经。信是这样写的：
敬爱的列夫·达维多维奇：
我写这封信是要告诉您，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临终前的一个月在读您的那本著作的时候，在写到您对马克思和列宁的评价的地方停了下来，他要求我为他重读这一段，并且听得很认真，然后，他又亲自读了一遍。
我还想告诉您的是，您从西伯利亚到伦敦来我家时弗·伊对您的态度，一直到他临终时也没有改变。
列夫·达维多维奇，祝您身体健康，紧紧地拥抱您。
娜·克鲁普斯卡娅
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临终前一个月所读的那本书里，我把列宁同马克思作了比较。我很清楚列宁对待马克思的态度，其中充满了学生对老师的感激、爱戴和景仰之情。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在历史的进程中成了理论先驱和第一个实践者之间的关系，我在自己的文章中突破了传统的景仰之情。在历史的进程中，马克思和列宁的联系是那么的紧密，同时又是那么不同，对我而言，他们两个人是人类巨大精神财富的两座高峰。我十分高兴，列宁在临终之前不久认真地，可能还有些激动地，阅读了我写的那几行关于他的文字，因为在他的眼中，马克思的尺度是衡量人的个性的最高尺度。
而现在，我同样激动地阅读着克鲁普斯卡娅的来信。她选择了我与列宁联系的两个极点：1902年10月的一天，当时我刚刚从西伯利亚逃到伦敦，一大早就把列宁从他的硬板床上叫了起来；1923年12月底，那时列宁反复阅读我对他毕生事业的评价。这两点之间整整经历了两个十年的时间。最初是合作，然后是激烈的派别斗争，后来又是在更高的历史基础上的合作。按照黑格尔说法就是：正题、反题、合题。克鲁普斯卡娅也证明了，尽管我和列宁之间经历了漫长的反题时期，但列宁对我的态度仍然是“伦敦时期”的，这意味着，他对我的态度是热情支持和充满友情的，但这已经是在更高的历史基础之上了。即便是再也没有其他的东西，伪造者恐怕在历史的法庭上再也不能提供出比这封短信更有力的证据了，上封信是克鲁普斯卡娅在列宁逝世后没过几天就写下的。
由于道路积雪，在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延误之后报纸才来了，给我们带来了悼词、祭文和文章。朋友们在莫斯科期待着列·达的到来，他们想着他一定会中途折返回去的。谁也没有想到，斯大林会用电报切断他的归途。我记得，我们在苏呼米收到儿子的一封信。列宁的逝世令他十分震惊。他正在患感冒，发着40度的高烧，穿着单薄的上衣在圆柱大厅里走来走去，为的是向列宁的遗体告别，并焦急地等待着我们的到来。在他的信里，能够听出痛苦的疑惑和隐隐的谴责。
以上这段话是我摘自妻子札记里的片段。
中央委员会派出了由托姆斯基、伏龙芝、皮达可夫和古谢夫组成的代表团来苏呼米见我，为的是和我就军事部门人事变动的问题达成一致。事实上这纯粹是在走过场。军事部门的人事变动早就背着我做完了，现在只不过是做一做表面文章罢’厂。
军事部门内部的第一次打击落到了斯克良斯基的头上。斯大林首先把自己在察里津的失败、南方战线的崩溃和利沃夫城下的冒险的怒气全都发泄在了斯克良斯基的身上。造谣中伤高高地扬起它那恶毒的蛇头。为了拆斯克良斯基的台，进而反对我，在此前好几个月就把温什里希特这个傲慢自负而又平庸无能的阴谋家安插到了军事部门。斯克良斯基被免了职，接替他的职位的是伏龙芝。伏龙芝此前指挥乌克兰方面的部队，是一个重要的人物。由于过去曾经服过苦役，他在党内的威望高于年轻的斯克良斯基。此外，伏龙芝在战争期间表现出不容置疑的统帅的才能，但是作为军事部门的行政管理人员，他却远远逊色于斯克良斯基。他总是沉迷于刻板抽象的公式，并且不擅长看人，很容易受专家的影响，其中大部分是那些二流专家。
但是我想把斯克良斯基的事情讲完。他们粗暴地，也就是用纯粹斯大林式的方法，没有经过任何谈话就把他调到经济部门工作。捷尔任斯基却为此感到十分高兴，因为一方面他摆脱了自己在国家政治保安局的副手温什里希特，另一方面工业部门得到了像斯克良斯基这样一流的行政人员。他立刻就安排斯克良斯基领导毛纺托拉斯的工作。斯克良斯基耸了耸肩就一门心思地投入到新工作中了。几个月后，他决定去美国参观学习并购置设备，临行前来向我辞行并征求意见。在国内战争的岁月里，我们携手工作，但是我们之间讨论的主要是补充连队、军队条令、尽快培训指挥员以及为兵工厂储备铜和铅、军装和伙食等问题，这类谈话要远比单纯的有关党务工作的谈话多得多。我们两人都没有时间谈军事以外的话题。在列宁病倒之后，当追随者们开始染指军事部门时，我尽量避免谈论党的话题，尤其是同军事部门的工作人员谈论。当时局势很不明朗，分歧刚刚暴露出来，在军队中形成派别蕴藏着巨大危险。后来，我就病倒了。与斯克良斯基的那次会面是在1925年的夏天，当时我已经不是军事部门的首脑了。我们的谈话涉及了许多问题，几乎是无所不谈。
斯克良斯基问我：“您告诉我，斯大林到底是什么样的斯克良斯基本人对斯大林相当了解，他之所以这样问，只是想从我这里得到对斯大林的品性的界定以及对斯大林成功的原因的看法。我陷入了沉思。
我说：“斯大林是我们党内最出色的庸才。”在我们谈话的时候，这一评价的全部内涵展现在了我的面前，不仅包括心理意义，还包括社会意义。我立刻从斯克良斯基脸部表情看出自己帮他触到了某种重要的东西。
他说：“您知道吗，令人奇怪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那些自以为是的庸才们在所有部门中都得到了提升，而这一切都奉斯大林为自己的领袖。怎么会这样？”
“这是经历了革命头几年的社会和心理极度紧张之后的反动。获得胜利的反革命，可能也会有自己的大人物，但是在它的第一阶段，即热月政变时期，需要的是目光短浅的庸才。他们的力量正是来源于他们政治上的盲目，这就像磨坊里的马一样，它自以为是在往上走，事实上只不过是把倾斜的传动轮向下推而已。不蒙上眼睛的马是干不了这种活的。”
在这次谈话中，我第一次十分明确地，或者说是确定无疑地，触及了热月问题。我与斯克良斯基约好，等他从美国回来后再接着讨论这个问题。几个星期之后却来了电报，说斯克良斯基在美国一个湖里划船的时候淹死了。生活中的恶作剧真是没完没了啊。
斯克良斯基的骨灰盒运回了莫斯科。没有人怀疑他的骨灰会将被安放在靠近红场一侧的克里姆林宫那堵现已成为革命先贤祠的墙里。但是，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决定把斯克良斯基安葬在莫斯科郊外。看来，斯克良斯基与我告别的事情已经被记录在案，并引起了他们的关注。他们把仇恨发泄到了他的骨灰上。除此之外，贬低斯克良斯基已经成了整个斗争计划的一部分，而这场斗争是直接针对领导国内战争取得胜利的人们的。我不认为，斯克良斯基活着的时候会在意自己将被安葬在何处，但是中央委员会的这一决定，却暴露出它在政治上和人格上的卑鄙下流。我强忍着厌恶的心情给莫洛托夫打了电话，但是决定并未改变。历史必将对此问题重新做出自己的判断。
1924年秋天，我的体温再度升高—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再一次爆发了大辩论。这一次是按照早已安排的计划自上而下发动的。在列宁格勒、莫斯科以及各省预先举行了数百次乃至数千次所谓的“辩论”秘密准备会议，也就是系统的、有计划的诬陷，但这次的矛头不是针对反对派而是针对我本人的。当这些秘密准备工作就绪之后，由《真理报》发出一个信号，反托洛茨基主义的战役就在全国各地、各种讲坛、所有报刊的每一版面和每一栏目、一切角落和缝隙同时发起了。这看起来也可以说是蔚为壮观吧。谣言铺天盖地而来，犹如火山爆发一般，广大党员群众被震动了。我发着高烧躺在床上，对此保持沉默。揭露托洛茨基主义成了报刊和演说家们惟一的工作。没有人能够确切地说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他们每天都在不断地翻出过去一些细枝末节的老账，断章取义地摘录列宁在20年前写的论战性文章，他们故意弄混、搞错、歪曲这些材料，而主要目的在于，把这一切都说成好像是昨天刚刚发生的事情。没有人知道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这些都是真的，那么列宁是应该知道的。要知道十月革命是发生在这一切之后的，要知道革命之后还有国内战争，要知道是托洛茨基与列宁一起创立了共产国际，要知道托洛茨基的肖像和列宁的肖像在各处都并排挂在一起，要知道……要知道……但是，造谣中伤却像冷的岩浆喷涌而出。它机械地压制人们的意识，而且更严重的是，还摧毁人们的意志。
本来应该用对待革命领袖的态度对待列宁，而他们却偷偷地以对待宗教等级首领的办法来对待他。他们不顾我的多次抗议，在红场上建起了有损革命形象、侮辱革命意识的陵墓。官方的关于列宁的著作电成—厂这样的陵墓。列宁的思想被断章取义地用来进行欺骗性宣传。他们用涂了防腐剂的列宁的遗体来反对活生生的列宁，也反对托洛茨基。群众被搞得晕头转向，他们被弄糊涂了，也被吓坏了。那些不学无术的拙劣之作，仗着其数量上的优势而具有了政治性。它们阻塞视听，以势压人，败坏道德。党沦落到了注定要保持沉默的地步。纯粹的机关专政制度凌驾于全党之上，换句话说，党已经不再成其为党了。
每天早上人们把报纸送到我的床前，我只匆匆浏览——下电讯的目录、文章的标题和署名。我相当清楚地了解那些人，知道他们在想什么，能说什么以及奉命说些什么。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些业已被革命所淘汰了的人，其中有一些是视野狭隘的盲目迷信之徒，甘愿上当受骗；还有一些年轻的利欲熏心之徒，他们急于证明自己是不可替代的。所有这一切互相矛盾，破绽日出。尽管如此，无休无止的谣言仍在报纸上疯狂地鼓噪，它们虚张声势，以此来掩盖自己的自相矛盾和底气不足。谣言凭借数量取胜。
娜·伊·谢多娃写道：
列·达第二次发病时，正赶上对他进行极其可怕的诽谤。我们经受着这些诽谤就像生了重病一样。《真理报》显得是那么地大，看起来没完没了，它的每一行、每一个字母都在撒谎。列·达却保持沉默。但是这种沉默对他来说需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啊！整天不断有朋友们来看他，有时夜间也来。我记得有人曾问列·达有没有看当天的报纸，他回答说他根本就不看报。的确，他拿起报纸扫上一眼就扔到一边了。看来，他只要看上一眼就足以了解它们的内容了。他对做这些菜的大厨们太了解了，况且他们的菜每天都是一个样子。他曾说过，看那时的报纸就像“骨鲠在喉”一样。如果列·达决定还击的话，他是能够强迫自己看报的，但是他仍然保持着沉默。由于心情沉重，他的感冒总不见好。他变得更加消瘦和苍白了。在家里，我们大家说话时都尽量回避诽谤的话题。而且对于别的问题也不能谈。我还记得我每天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去教育人民委员会上班的，那简直就像是在队伍中穿行。不过从没有人敢攻击我或做出令人不愉快的暗示。与一小撮头头们充满敌意的沉默相对的，是大多数工作人员毫无疑问的同情。在党内好像存在着两种生活：一种生活是内部的，是隐蔽的；另一种是外部的，是拿来做样子的。而这两种生活本身是完全矛盾的。只有少数大胆的人，敢于揭示绝大多数群众的感受和想法，而绝大多数的人，用“一致”赞同来掩盖自己的同情心。
就在这个时候，我写给齐赫泽的反对列宁的信件被公布了出来。写信的事发生在1913年的三四月间，它与彼得堡一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使用我在维也纳出版的《工人真理报》的名称有关。这件事情引发了当时侨民生活中一种尖锐冲突。我写信给一度曾介于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的齐赫泽，信中，出于一时的愤怒，我尽情发泄了对布尔什维克中央和列宁本人的不满。如果再晚两三个星期的话，毫无疑问，我自己一定会成为这封信的书报检查官，再过一两年，我干脆就会把它看做笑谈。但是这一信件却有着非同寻常的命运。它被警察厅截获了，在警察厅的档案里一直待到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后，这封信转到了党史研究院的档案中。列宁很清楚这封信，他和我一样只不过把这封信看成是“明日黄花”。在侨居国外的那些年里，大家什么样的信没有写过啊！1924年，追随者们把这封信从故纸堆里翻出来扔到党的头上，而此时党的成员已经有四分之三是新人了。他们选在列宁刚去世不久几个月把这封信抛出来绝非偶然。这个时机有着双重的意义：第一，列宁已经不能站起来揭穿这些老爷们的真实意图了；第二，人民群众正因为领袖的逝世而万分悲痛。对党的昨天知之甚少的群众看到托洛茨基敌视列宁的评语，一定会十分震惊。尽管评语是在12年前写的，但是断章取义的引文并没有表明事件的年代关系。追随者们利用我写给齐赫泽的信件可谓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骗局之一。与斯大林及其同伙们政治伪造的大手笔相比，法国反动派在德雷福斯案中伪造的证据就根本不值得一提了。
造谣诽谤只有在符合某种历史要求的情况下才能成为一股力量。我心中暗想，如果造谣诽谤还能这么大行其道，这就意味着在社会关系和政治情绪中发生了变化。应当分析一下这些诽谤的内容。当时卧病在床的我有足够时间来做这件事情。对托洛茨基企图“掠夺农民”——这一反动的大地主、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和法西斯分子用来反对社会主义者尤其是共产党人的公式——的指控从何而来？对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思想的恶毒攻击从何而来？许诺在本国建成自己的社会主义的民族自大狂从何而来？是哪些阶层提出这种反动庸俗的要求的？最后，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理论水平的下降和政治上的愚昧？我躺在床上翻阅自己以前写的文章，看到l909年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正值高潮的时候写下的几行文字：
当历史发展的曲线处于上升阶段的时候，社会思维会变得更敏锐、更勇敢、更明智。它可以迅速地抓住事实，并用总结性的线索把它们联结起来……当政治曲线处于下降阶段的时候，愚昧就会在社会思维中占据统治地位，可贵的政治总结才干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愚昧会变得越来越无耻，露出它那狰狞的面目，嘲讽一切严肃总结的尝试。它一旦感觉有了用武之地，就开始施展它的伎俩。
它的最重要的伎俩之一，就是造谣诽谤。
我对自己说，我们正在经历反动时期。各阶级正在发生政治上的变动，各阶级的意识也在变化着。在极度的紧张之后发生了倒退。那么，会退到什么地步呢？无论如何也不会退到起点。但是谁也不能预先指出究竟会退到什么地步，它将取决于内部力量的斗争。首先需要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反动的深层次化学反应过程已经初露端倪，它们力图消除或者减弱社会意识同十月革命的思想、口号以及活着的人物之间的联系。这就是所发生的事情的意义。我们不会陷入主观主义，也不会指责或抱怨历史，毕竟它是通过复杂混乱的途径进行着自己的事情。弄清楚正在发生的事情，意味着已经取得了一半的胜利。 |
第四十章追随者们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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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章追随者们的阴谋
1923年的头几个星期，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日益临近。几乎已经不可能指望列宁来参加大会了。于是，就产生了由谁来做主要政治报告的问题。在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说：“当然是托洛茨基同志了。”加里宁、李可夫、显然还有违心的加米涅夫立即表示赞同。我表示反对。我认为，如果我们当中有谁试图以个人的身份代替病中的列宁，都会对党产生不好的影响。这次我们可以不做开场的政治报告，而是按照议事日程就各个问题分别做报告。我接着补充说：“况且，我们之间在经济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斯大林反问道：“哪有什么分歧呀？”加里宁补充说：“几乎在所有问题上，政治局通过的都是您的决定。”当时，季诺维也夫正在高加索休假。这一问题就悬在了那里。不过，我还是同意做有关工业问题的报告。
斯大林很清楚，来自列宁那里的一场暴风骤雨正向他逼近，因此他处处都在讨好我。他不停地说，政治报告应该由中央委员中地位仅次于列宁的、最有影响和威望的人，也就是托洛茨基同志来做，这是全党的共识。他这种假惺惺的友好比公开表示的仇恨更令我反感，更何况他的动机是那么的露骨。
季诺维也夫从高加索回来了。当时，他们背着我不断召开宗派会议，其范围还十分有限。季诺维也夫要求由他来做政治报告。加米涅夫不断地征询最受信任的“老布尔什维克们”的意见，其中大部分已经脱党10年甚至15年了。“难道我们真的听任托洛茨基成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者吗？”他们在角落里越来越频繁地嘀咕那些过去的事情，不断地提起以前我和列宁之间的分歧。这成了季诺维也夫的专长。当时，列宁的病情急剧恶化。这方面已经没有任何“危险”了。“三驾马车”决定由季诺维也夫作政治报告。当他们经过一番幕后的准备，把这一问题提交政治局讨论的时候，我没有表示反对。这一切都带有临时性的特征，没有明显的“分歧”，就如同“三驾马车”没有自己任何的路线一样。起初，我的有关工业问题的提纲未经讨论就通过了。但是，当列宁不能重新工作已成定局的时候，“三驾马车”突然就变卦了，党的代表大会的过于和平的筹备过程令他们担惊受怕，现在他们已经开始在党的领导层内寻找反对我的机会。在代表大会即将召开的最后时刻，加米涅夫对我已经通过的决议在有关农民问题方面做了补充。在这里谈这一修正案的实质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它既不具有理论性，也不具有政治性，而只具有挑拨性。它只是为指责我“对农民估计不足”提供证据，而这种指责当时他们还不敢公然提出来。过了三年，当加米涅夫与斯大林的关系破裂以后，他以他特有的温和无耻的态度告诉了我，他们是如何在幕后炮制这一指控的。这一罪名的任何一个发明者自然也没有把它当真。
在政治中运用抽象的道德原则显然是没有什么指望的。政治道德来源于政治本身，并且是政治的一种职能。只有为伟大的历史使命服务的政治，才能保证自己在道德上采取无可指责的行动方式。反之，如果降低政治使命的水准，则必然导致道德的沦丧。众所周知，费加罗完全拒绝区分政治与阴谋，但要知道，他生活在议会制之前的时代！当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道学家们企图把革命专政本身看做是恶劣的政治道德的源头的时候，我们只能无奈地耸耸肩。如果把现代议会制拍成电影，哪怕是只拍一年的时间，也将是很有教益的。不过摄影机不是在他们提出爱国主义议案的时候，摆在议长的椅子旁边，而是应该安放在完全不同的地方，也就是摆在银行家和工业巨头们的办公室里、编辑部的偏僻角落里、主教们的身边、政界贵妇的沙龙里以及各个部里，同时，还应该拍摄各党首领们彼此之间的秘密书信往来……然而，如果说革命专政的政治道德完全不同于议会制道德，应该对它们提出截然不同的要求，这是完全正确的。锐利的专政武器和残酷的专政方式本身需要警觉的防腐手段。脏鞋子并不可怕，保管得不整洁的剃刀才是十分危险的。在我看来，“三驾马车”的方法本身就标志着政治的堕落。
对阴谋家们来说，最困难的事情，是在公众面前明目张胆地反对我。工人们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两个人是熟悉的，也乐意听他们讲话。但是在所有人的记忆中，他们1917年的所作所为还是十分清晰的，他们在党内没有任何道德上的威信。在老布尔什维克这个狭小的圈子之外，几乎就没有人知道斯大林的名字了。我的朋友中有人跟我说：“他们什么时候也不敢公开站出来反对您。在人民的心目中，您的名字与列宁的名字紧密相连。不论是十月革命、红军还是国内战争，都是无法抹煞的。”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尽管在政治中，尤其是在革命中，个人的威信起着重大的甚至是巨大的作用，但毕竟不是决定性的作用。最终决定个人威信命运的，是更深层次的群众运动的进程。在革命高潮的时候，对布尔什维克领袖们的造谣中伤只能加强布尔什维克的力量；而在革命低潮的时候，对他们的诽谤诬蔑就可以成为反革命热月政变的所向无敌的利器。
国内和国际舞台上的客观进程都有利于我的对手。但是无论如何，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也并非轻而易举的。党的文献、出版物、宣传家们仍然生活在昨天那个以列宁一托洛茨基为标志的时代。当然，应该把它翻转180度，但这并不是即刻就可以做到的，而需要经过诸多的步骤。为了说明这种转变的程度，有必要举出几个例子，哪怕是简单的几个在党报上占主导地位的对待革命领导人的态度的例子就可以了。
1922年10月14日，即列宁在第一次中风恢复工作之后，拉狄克在《真理报》上写道：
假如能把列宁同志比做通过意志传导的最高的革命理智，那么托洛茨基同志就是受这种理智控制的钢铁意志。托洛茨基的话语就像召唤人们去工作的钟声。他的这些话的全部意义和全部内涵以及近年来我们的工作的全部内涵都已经十分清晰地表现出来了……
当然，容易冲动的性格，使得拉狄克成为一个没有什么主见的人。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话是列宁在世时刊登在党的中央机关报上的，而且当时没有任何人觉得这些话不合适。
1923年，当“三驾马车”的阴谋已经成为事实的时候，卢那察尔斯基是最早跳出来吹捧季诺维也夫的一个。他是怎么开始干这种事情的呢？他在自己的一篇评价季诺维也夫的文章中写道：
当然，列宁和托洛茨基是我们这个时代几乎闻名全球的人物(受到爱戴或者仇恨)，季诺维也夫在他们面前要稍逊一筹。但是要知道，在我们的队伍中列宁和托洛茨基早已经被公认为是备受爱戴的伟大的天才和无可争议的领袖，因此，任何人对于他们在革命时期取得巨大进步都不会感到奇怪。
我之所以要举出这些别有用心的过分浮夸的颂词，只是因为它们是我描绘全部场景所需要的构件材料，或者，只要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是诉讼程序中的证据。
虽然令人作呕，我还要摘录第三个证人雅罗斯拉夫斯基的几句话。他的吹捧比造谣中伤更加令人难以忍受。现在此人可是党内一个重要的人物，他那卑微的精神境界深刻地折射出这个党的领导集团堕落到何等地步了。雅罗斯拉夫斯基之所以能够爬到今天的位置，靠的就是对我的造谣诽滂。作为官方的党史编造者，雅罗斯拉夫斯基把过去的一切描绘成托洛茨基不断反对列宁的斗争。至于托洛茨基对农民“估计不足”、忽视农民问题，对它“缺乏认识”，就更不用说了。可是，在1923年2月，也就是雅罗斯拉夫斯基应该相当清楚地了解我与列宁的关系以及我对农民问题的观点的那个时期，他在自己的长篇大论中，用下面的词句来描写我最初(1900--1902年)的写作活动：
托洛茨基同志杰出的政治写作活动，为他在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抨击文章之王”的美誉，这是英国作家萧伯纳对他的称呼。凡是在这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关注这一活动的人，都会心悦诚服地认为他是一位耀眼的天才……
可能有许多人见过流传甚广的托洛茨基同志少年时代的照片……早在那个时期，种种的形象、思想和情感就已经在他那高高的额头下沸腾了，它们有时会使托洛茨基同志稍微偏离历史的大路，有时会使他走些弯路，或者相反，使他以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去走那本来走不通的路。但是在所有这些探索中，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人，是一位天生的演说家，他那与生俱来的犀利、富有表现力、如钢铁般的语言令对手心惊胆战。
雅罗斯拉夫斯基气喘吁吁地接着说：
西伯利亚人投入地阅读着这些闪光的文章，急切地等待着文章的出现。只有为数不多的人知道谁是这些文章的作者。而知道托洛茨基的人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他将成为世界上最革命的军队和最伟大的革命的公认领袖。
可是，关于我“忽视”农民的罪状一旦到了雅罗斯拉夫斯基的口中，一定会变得更加严重。我最初的写作活动都是写农村问题的。对此，他是这么说的：
托洛茨基在西伯利亚的农村呆了很长的时间，因此深刻了解那里生活的一切细节，他最为关心的是西伯利亚农村的行政管理机构。他在一系列新闻报道中对这些机构做出了精辟的评价……
托洛茨基在自己的周围见到的只有农村，他为农村的贫困感到悲哀。农村的备受压迫和毫无权利的状况令他痛心疾首。
雅罗斯拉夫斯基要求把我的关于农村问题的文章收入文选。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1923年2月，也就是我不关心农村的说法初次编造完毕的那个月。但是，当时雅罗斯拉夫斯基在西伯利亚，因此尚不精通“列宁主义”。
我想以斯大林本人做最后一个例子。早在十月革命胜利一周年之际，他就写过含沙射影地反对我的文章。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我有必要提一下当时的情况。在十月革命的准备阶段，列宁隐蔽在芬兰。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李可夫、加里宁当时都反对起义。关于斯大林，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任何情况。因此，党把十月革命首先和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在十月革命一周年的时候，斯大林企图淡化这种印象，就把中央委员会的共同领导与我对立起来。但是为了使自己的叙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人们所接受，他不得不这样写道：
起义的所有实际组织工作，都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可以肯定地说，卫戍部队之所以能迅速地转向苏维埃一边，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工作之所以能做出巧妙的安排，党首先而且主要应该感谢托洛茨基同志。
当时斯大林之所以那么写，是因为在那个时期他不能不那么写。斯大林还需要经过几年恣意的诬陷和中伤，才敢公开宣称：“托洛茨基同志不论是在党内还是在十月革命中，没有起过也不可能起过什么特殊的作用……”当有人指出他自相矛盾的时候，他只能以加倍的粗暴来回答，而且他也只能这么做了。
“三驾马车”无论如何也不能拿自己与我对立，他们只能拿列宁来跟我对立。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让列宁失去与他们对立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就是为了取得战役的胜利，“三驾马车”所需要的要么是病人膏盲的列宁，要么是安放在陵墓里涂上防腐剂的列宁的遗体。但是这还是太少了，还需要我在决战的时候丧失战斗力。这一切终于在1923年秋季发生了。
我在这里并不是想讨论什么历史哲学的问题，而只是在与我相关的事件的背景下，讲述自己的生活。但我在这里不得不顺便指出的是，偶然性是多么殷勤地随时准备为必然性效劳。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整个历史进程就是通过偶然性来反映必然性。如果借用生物学家的话可以这么说：历史的必然性是通过偶然性的自然选择来实现的。对偶然性进行人为的选择……人类的自觉活动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得以展开的。
但是，在此我要中断自己的叙述，而要说一说住在杜布纳河畔卡洛申村我的好友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扎伊采夫。那个地方叫扎博洛其耶，从名字来看就知道那里有许多水鸟。杜布纳河在此溢出河道，其周围形成的长满芦苇的沼泽、湖泊和深水沟像带子一样绵延近40公里。一到春天，这个地方就会飞来各种大雁、鹤、野鸭、麻鹬、大鹬、流苏鹬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水鸟。在方圆两公里的范围内，在小树林、水草间和越橘树丛中传来了黑琴鸡求偶的呜叫声。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划着短桨，驾着自己亲手做的小独木舟驶过沼泽地里窄窄的水道。这条水道不知是什么时候开出来的，大概有二三百年了吧，也许会更久远一些，为了避免河道阻塞，现在每年都要疏浚一下。必须在半夜从卡洛申出发才能赶在破晓前躲进窝棚。在泥炭沼泽里，每走一步水就没到齐腰深的地方。开始的时候，我有些害怕，但是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在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就告诉我说：大胆走吧，在湖里会淹死人也淹死过人，但是在沼泽里还没有死过人。
独木舟很轻巧，也不稳当，所以最好仰卧在船里不动，特别是在刮风的时候。为了保险起见，划船的人一般都是跪在船板上，只有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总是挺着身子站在船上划，尽管他瘸了一条腿。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是这里的野鸭大王。他的父亲、祖父和曾祖父都是猎鸭能手，甚至可以想像出是他的祖先们把野鸭、大雁和天鹅进贡到伊万雷帝的餐桌上。扎伊采夫对松鸡、黑琴鸡和麻鹬等不感兴趣，他只是简短地说：“我不干那个。”可是他却十分了解野鸭的一切，包括它的羽毛、它的叫声和它的习性。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站在小船上，一边划船一边从水面上捞起几根鸭毛，看了一下说：“我带你去古申诺吧，鸭子在那里过夜……”“你是怎么知道的？”“你看这羽毛浮在水面上还没湿透呢，这是刚掉的毛，鸭子是昨天晚上飞过去的。在这里除了古申诺，它们没别的地方可去。”
当别的猎手只能打到一两对猎物的时候，我和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往往能打到10对甚至15对猎物。这是他的功劳，也是我的荣誉，在生活里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在芦苇搭成的窝棚里，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把他粗糙的手放在嘴边，发出雌鸭的温情脉脉的叫声，就连那最小心的雄鸭也禁不住这种叫声的诱惑，在窝棚的周围转来转去，有时竟会落在离窝棚五步远的水面上，我甚至都不好意思向它开枪。扎伊采夫能看到、听到和感觉到所有的动静。他压低声音对我说：“准备！鸭子向你这儿飞过来了。”我只看见远处树林的上空有两个小黑点，我可看不出这就是雄野鸭，只有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这位猎鸭高手才能办到。但野鸭子确实直奔我们飞过来了。当我打不中的时候，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就默不做声，只是客气地粗声喘气。不过，最好不来到这个世上，也比听到脑勺后这种呼哧声要好。
扎伊采夫战前在纺织厂工作。现在他每年冬天都去莫斯科找活干，不是当锅炉工就是去电厂。在革命后的最初几年里，国家到处战火纷飞，树林和泥炭沼泽在燃烧，到处都是光秃秃的一片，野鸭子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扎伊采夫开始怀疑新的制度。但是从1920年开始，野鸭子又飞回来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又成群结队地飞回来了，这样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也完全接受了苏维埃政权。
在离这里大约两公里远的地方，有苏维埃的一座不大的灯芯工厂，它整整开工一年了。这个厂的厂长曾经是我专列上的驾驶员。扎伊采夫的妻子和女儿每个月都能从工厂挣到30卢布，这可是一笔很大的收入。但是很快工厂生产的灯芯就足够了全区的需求，工厂只好关门。于是，野鸭子又成’了一家人最重要的收入。
五一节那天，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来到莫斯科大剧院，坐在前台的贵宾席上，蜷起那条瘸腿，略显拘谨，但仍像平时一样不失尊严地听我的报告。扎伊采夫是穆拉洛夫带来的，我们俩经常同穆拉洛夫一起分享打猎所带来的乐趣和苦难。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对报告十分满意，他完全理解报告的内容，并在卡申洛复述了一遍，这更加深了我们三人之间的友谊。需要说明的是，那些老猎手，特别是莫斯科近郊的那些老猎手，都是一些品行不太好的人。他们整天围在大人物们身边，个个都是溜须拍马、吹牛扯谎的高手。但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不是那种人，他为人质朴，善于观察，保持着人格的尊严。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他不是一个匠人，而是那一行当中的大师。
列宁也到扎伊采夫这里来打过猎。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经常把那间木板房里列宁睡过的干草铺指给人们看。列宁十分喜爱打猎，但很少去。尽管他在大事上具有很强的克制力，但在打猎时却总是沉不住气。就如同一个伟大的战略家往往是一个比较差劲的棋手一样，拥有天才的政治瞄准镜的人往往是——个平庸的猎手。我清楚地记得，列宁简直就像是意识到永远无法挽回的事情那样绝望地对我说，他在一次打猎的时候竟然没有射中一只只有25步远的狐狸。我能理解他，心中满怀同情。
尽管我和列宁不止一次地约好，甚至都定准了一同去打猎，但始终也没有实现一起去打猎的愿望。在十月革命后最初的那几年，我们根本就顾不上这些。那时，列宁还偶尔会离开莫斯科到郊外去，而我几乎从未离开过我的专列、司令部和汽车，一次也没有摸过我的猎枪。在国内战争结束之后的最近这几年，常常有些出乎意料的事情不是妨碍了他，就是妨碍了我。再往后列宁就病了。在他病倒之前不久，我们还约好了一同去特维尔省的绍沙河，但列宁的车子陷在了乡间的土路上，我没有等到他。列宁第一次中风康复之后，他坚决争取打猎的权利。最后医生们做出了让步，条件是不能疲劳。好像是在一次讨论农业问题的会议上，列宁坐到穆拉洛夫的身旁问：“您经常和托洛茨基一起去打猎吗？”
“有时候会去。”
“怎么样，顺利吗？”
“有时候还行。”
“带我一块去怎么样？”
穆拉洛夫小心地问：“可您能行吗？”
“行，行，已经允许了。带我去行吗？”
“那怎么能不带您去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那我打电话约你们，怎么样？”
“好，我们等您。”
但是，我们没有等到伊里奇的电话，却听到了他第二次中风的消息，再后来就是他逝世的噩耗。
我之所以插入这段叙述，是为了说明，我为什么，又是怎样在1923年10月份的一个星期天去了扎博洛奇耶沼泽地的芦苇丛中。夜里很冷，我穿着毡靴坐在窝棚里。到了早晨，阳光很温暖，沼泽地化冻了。车停在坡道上等我。和我并肩经历了整个内战的司机达维多夫，像往常一样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战果如何。下了船要走不到一百步远才能到汽车那里。我一踩进沼泽地，双脚就浸入了冰冷的水中。当我跑到汽车跟前的时候，双脚几乎都冻僵了。我坐到达维多夫旁边，脱了毡靴用汽车马达的热气烤我的脚，但还是因为感冒而病倒了。在流行性感冒过后就发起了原因不明的高烧。医生禁止我起床。就这样，在秋季其余的时间里和整个冬季我都卧病在床。这就意味着，因为生病，我错过了1923年反“托洛茨基主义”大论战。我能够预见战争与革命，却不能预见秋天去打野鸭的后果。
列宁卧病在哥尔克，而我也躺倒在克里姆林宫里。追随者扩大了他们阴谋活动的范围。他们最初的表演还是小心翼翼、偷偷摸摸的，在吹捧之词中逐渐加大毒药的剂量。就连他们当中最迫不及待的季诺维也夫，也要用几十条限定性的说明来修饰一条污蔑之词。1923年12月15日，季诺维也夫在彼得格勒召开的一次党的会议上说：“托洛茨基的威望也同他的功绩一样，是大家都已经知道了的。对于这一点，在我们当中可以不必再多说了。但是，错误也不能因此而不成其为错误。当我犯错误的时候，党曾经相当严厉地批评过我……”而再往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种怯懦的诽谤腔调一直是阴谋家们的基本论调。只是随着他们脚下的根基越来越稳固，占领的阵地越来越多，他们的腔调才越来越肆无忌惮。
制造人为的声誉、编造离奇的传记、按指示宣传领袖成了一整套专门的学问。在名誉主席团问题上搞的名堂，也是一门特殊的小学问。从十月革命那时起，在无数次会议上，都把列宁和托洛茨基选人了名誉主席团，这已经成为了惯例。这两个姓氏的组合已经进入了人们日常谈话、文章、诗句和流行歌谣中。现在，需要把它们分开，哪怕是机械地分开，以便往后使它们在政治上对立起来。当前，已经把政治局全部成员都选进了名誉主席团，后来，就开始按姓氏字母顺序排列名单，再后来，为了适应领袖人物新的职务等级，又打破了按姓名字母顺序排列的规矩，开始把季诺维也夫排在第一位。在这个问题上，彼得格勒首先做出了榜样。又过了一段时间，名誉主席团的名单中，就没有了托洛茨基的名字。在大会上总是为此发出强烈的抗议，有好多次会议主席不得不解释说，他们漏掉我的名字完全是因为疏忽大意。但是，报纸却对此保持了沉默。后来，第一的位置让给了斯大林。在这一点上，如果会议主席没有悟出主持应该怎么做，事后报纸就会予以纠正。干部的升迁取决于名誉主席团名单中的排位。这项工作成了所有工作中最艰巨、最系统的工作，这是由与“领袖崇拜”做斗争的必要性所决定的。1924年1月在莫斯科会议上，普列奥布拉仁斯基对追随者们说：“是的，我们反对领袖崇拜，但是我们也反对打着反对崇拜一个领袖的旗号去崇拜另外的领袖，只不过是规模要小一点而已。”
我的妻子在她的日记中写道：
那是一些沉重的日子，那是列·达在政治局与其他成员进行紧张激烈的斗争的日子。他孤军奋战，抱病与其他所有的人做斗争。因为列·达有病，会议就在我们家举行。我坐在隔壁的卧室里听他发言。他在用自己全部的身心说话，仿佛这样的话他每讲一句都会耗去自己的一部分力量。他就是这样呕心沥血地同他们讲话。而我听到的却是他们那众口一词的冷冰冰的回答。要知道一切事先都已决定了。他们为什么还要激动呢？在每一次这样的会议之后，列·达的体温都会急剧升高。他从书房里出来的时候浑身湿透。他脱掉衣服躺到床上，内衣和外衣都像淋透了雨一样，需要烘干。那时候，会议经常在列·达那间铺着早已失去光泽的地毯的房间里召开。每天夜里我都会梦见它变成一只活生生的豹子：白天的会议到夜间就变成了噩梦。斗争的第一阶段，也就是在斗争还没有公开化之前，就是这样子的。
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近来同斯大林的斗争中，这一时期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被参与这场阴谋活动的阴谋家们自己揭露出来了，这可是名副其实的阴谋。当时形成了一个秘密的政治局(七人集团)，就是除我之外所有政治局正式成员，外加一个古比雪夫，即今天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主席。所有问题都预先在这个秘密中心做出决定。所有参与者联起手来对付我，他们保证不互相反对，同时还要共同寻找攻击我的借口。在地方组织中，也存在类似的秘密中心，它们以严厉的纪律与莫斯科的“七人集团”保持联系。为了联络，他们还编出了特殊的密码。这是一个严密的党内非法组织，开始它的矛头只对准一个人。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的任用都要经过系统地选拔，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要反对托洛茨基。在因列宁生病而造成的长时间的“领导空缺期”，这项工作不断地进行着，但同时又是小心翼翼、遮遮掩掩的，以便在列宁万一康复的情况下，能使这座布满地雷的大桥完整地保存下来。阴谋者们的活动是十分机密的，某一职务的人选必须能猜到上面对他们的要求是什么，谁能够“猜中”，谁就能够升迁。于是，形成了个人名利主义的一种特殊形式，后来被公开地称做“反托洛茨基主义”。直到列宁逝世以后，这些阴谋活动才完全放开了手脚，得以公然进行。人员的选择过程也扩展到了基层。凡是不能表现出自己是反托洛茨基的人，不得担任工厂的厂长、车间党小组书记、区执行委员会主席、会计以及文书等职务。
党员中凡是曾经对这种阴谋活动提出过反对意见的人，都成了这些背信弃义的攻击的牺牲品，而攻击的借口往往是罗织的，甚至还有不少是凭空捏造出来的。相反，那些在苏维埃政权头五年被无情驱逐出党的道德败坏分子，现在只要满怀仇恨地说一句反对托洛茨基，就等于是给自己上了保险。从1923年底开始，在共产国际属下的各党中，也一直进行着这种工作：一些领导人被撤了下来，另一些人被推上了他们的位置，这一切全都取决于他们是怎么对待托洛茨基的。人为的选拔工作在紧张地进行着，他们选择的不是那些更出色的人，而是那些更会见风使舵的人。总的原则就是，用那些由机关一手提拔起来因而对机关感恩戴德的平庸之辈，来取代有独立见解和有才干的人。于是，斯大林就作为平庸机关的最高体现，登上了权力的宝座。 |
第三十九章列宁患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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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章列宁患病
1920年春天，在共产国际及大会召开前夕，我第一次休假，在莫斯科郊外住了大约两个月。我的全部时间都用来治疗、打猎和认真撰写作为之后几年共产国际大纲的宣言稿。正是在那前后我才开始认真治病。在连续几年的紧张工作之后，休息的渴望变得十分强烈，但是我还没有休息的习惯。对于我来说，散步并不是休息，直到现在仍是如此。打猎的魅力在于，它对我的意识的作用就好比是贴在病痛处一帖膏药……
1922年5月初的一个星期天，我拿着网在莫斯科河的故道里捕鱼。那天下着雨，草地上湿漉漉的，我在河岸的斜坡上滑倒了，扭伤了脚筋，情况并不严重，但是需要卧床休息几天。第三天，布哈林来了，他惶恐地喊道：“怎么？您也病倒了？”我问：“那除了我还有谁病倒了？”“伊里奇情况很不好，中风了，不能走动，也不能说话。医生们也弄不清病情。”
列宁一向十分关心同志们的健康，并且时常提到一个流亡者的话：等老人们死光了，年轻人就会投降。列宁一再说：“我们当中有几个懂得什么是欧洲，什么是国际工人运动？在我们的革命队伍中就我们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我党领导层的国际经验是无法替代的。”大家都认为，列宁是一个十分健康的人，他的身体好像是一块坚不可摧的革命柱石。他总是那么积极、警觉、平和、愉快。我只是偶尔才会在他身上察觉到一些令人不安的征兆。在共产国际一大期间，他那疲惫不堪的面容、颤颤巍巍的声音、病怏怏的微笑，令我十分吃惊。我不止一次地说，他在次要问题上消耗了过多的精力，他同意我的说法，但是并不能够改变。有时他也抱怨头疼，但总是不好意思地随便说说而已，两三个星期的休息后就能使他又恢复过来。就好像列宁的身体永远都不会累垮。
1921年底，他的健康状况恶化了。12月7日，他给政治局成员写了一张便条，说：“我今天就走。尽管我近日来减少了工作量，增加了休息时间，但是失眠还是越来越严重地困扰着我。我担心不能在党的代表大会和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做报告了。”列宁在莫斯科郊外的乡村住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他仍然密切关注着事业的进程。当时正为热那亚会议做准备工作。1月23日(1922年)，列宁给政治局的成员写信：
刚刚收到契切林的两封来信(20日的和22日的)，他提出一个问题：可否为得到相当的补偿而同意对我国的宪法做些小的改动，即让寄生分子在苏维埃中有代表权。这样做是为了迁就美国人。
我认为，契切林的建议表明应该立即把他送到疗养院去，我认为，对此要做任何让步，或允许延期等，都是对一切谈判的最大威胁。
列宁的形象活灵活现地体现在这封短信的字里行间，其中既有政治上的严肃又有善意的玩笑。
列宁的健康情况越来越糟糕。3月间，他的头痛症状加剧了，但是医生找不到任何器质性病变，只好建议他长期静养。列宁住到了莫斯科郊外的乡村，不再外出。5月初，他在那里第一次中风。
原来，前天列宁就病了，但是为什么没有立即通知我呢？不过那时候我的头脑中没有产生任何的怀疑。布哈林的话说得很诚恳，一再重复着“大人物”授意他说的那些话。那时候，布哈林还是用他自己特有的那种方式对待我，即用半歇斯底里、半孩子气的方式缠着我。布哈林对我讲完了关于列宁的病情的那套话后，就扑到我的床上隔着被子抱住我，拖着哭腔说：“我求求您，您可千万别生病，千万别生病……只有两个人的死最让我害怕……那就是伊里奇和您。”我亲切地安慰了他几句，好让他平静下来。他使我不能集中精力思考他所带来的这个令人不安的消息。列宁生病的消息太令人震惊了，似乎革命本身都为此屏住了呼吸。
娜·伊·谢多娃在自己的笔记中写道：
最初，有关列宁生病的消息是私下里传开的。人们好像从来都没有想过列宁也会生病。大家都知道列宁最关心别人的健康状况，他自己好像从来都没有生过病。几乎所有老一辈革命家的心脏都因为过度操劳而出了问题。医生们抱怨说：“几乎每个人的马达都会暂时熄火。”格季耶教授对列夫·达维多维奇说：“只有两颗心脏是完全正常的，那就是列宁的心脏和您的心脏。长着这样的心脏的人一定可以活到一百岁。”外国医生的检查结果也认为，在他们听诊过的莫斯科人的心脏中，列宁的心脏和托洛茨基的心脏是最好的。当列宁的健康状况发生了出平意料的变化时，它被当成了革命本身的变化。难道列宁会像其他人一样生病甚至死去吗子列宁丧失了活动和说话的能力，这无论如何都是令人无法想像的。人们坚信他一定能够挺过来，一定能够站起来，一定能够痊愈……
当时，全党的情绪就是这样的。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当我回头去想过那些事情的时候，才猛然十分惊讶地意识到，人们是直到列宁病倒后的第三天才把他生病的消息通知我的。当时我并没有过分在意这件事。但这件事情绝非偶然。以斯大林为首的那些早就准备与我为敌的人是在争取时间。列宁的病情非常严重，随时都可能出现不测。明天，甚至是今天，领导权的问题随时都有可能尖锐地摆到人们面前。我的对手们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赢得准备的时间，哪怕是一天也好。他们私下里嘀嘀咕咕，盘算着斗争的途径和手段。完全可以料定，那时，准备用来对付我的“三驾马车”(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设想就已经产生了。但是，列宁的病情有了好转。机体在顽强的意志的驱使下做出巨大的努力，由于供血不足而缺氧导致语言能力丧失的大脑，突然又恢复了。
5月底，我到距离莫斯科大约80俄里远的地方去捕鱼。那里有一所以列宁的名字命名的儿童疗养院。孩子们围着我在湖边散步，他们不断询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健康状况，并托我把一束野花和一封信转交给列宁。那时，列宁还不能动笔写字，就经他口授，由秘书给我写了一封短信：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吩咐我写信告诉您，他赞成您的关于给波德索尔涅奇纳雅车站的儿童疗养院里的孩于们送一份礼物的建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请您转告孩子们，说他十分感谢孩子们的热情洋溢的来信和鲜花，他很遗憾，不能接受孩子们的邀请，他深信如果和孩子们在一起，他一定能康复。
到了7月，列宁已经能下床走动了。尽管他在10月份回来以前没有正式办公，但已关注并且研究所有问题了。在他养病期间的这几个月里，在诸多问题中，他尤其关注的是审理社会革命党人一案。社会革命党刺杀了沃洛达尔斯基和乌里茨基，刺伤了列宁，两次图谋炸毁我的专列。对此，我们是不会轻易就善罢甘休的。尽管我们不像敌人那样从唯心主义角度来看问题，但是我们仍然看重“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假如我们任凭敌人把我们的高层领导人全部杀光的话，将会对革命带来什么样的危险，对此我们绝不能视而不见。
我们那些不愠不火的人道主义朋友们不止一次地向我们声明，说他们理解一般性的镇压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我们枪毙那些被抓住的敌人的话，就超出了自卫的必要限度。他们要求我们“宽宏大量”。克拉拉·蔡特金以及一些在当时还敢畅所欲言的欧洲共产党人站出来反对列宁和我，坚持要我们饶这些被告一命，他们建议，我们至多将这些人判处监禁，这似乎是最简单不过的了。在革命的时代，镇压个别人的问题，具有完全特殊的性质，而且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性质，那些苍白无力的人道主义说教就丝毫没有用武之地。直接为夺取权力而展开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这就是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对于那些指望在几个星期之内就夺取权力并把当前的当权者关进监狱或者消灭的人来说，判处监禁又有什么作用呢？如果从所谓的个人绝对价值的观点来看的话，那么革命就和战争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一样，都是应该受到谴责的。但是，个人这一概念本身就是在革命的结果中形成的，而且这一过程还远未结束。为了使“个人”这个概念成为现实的概念，为了使“群众”这个受蔑视的概念不再是与哲学意义上的享有特权的“个人”这一概念相对的概念，必须使群众自己借助革命的起重机，更确切地说，是一系列革命的起重机，把自己提高到新的历史水平上。从规范哲学的观点来看，我不知道这一途径是好是坏，而且我也可以毫不隐讳地说，我对此并不感兴趣。但我知道，这是迄今为止人类所发现的惟一可行的道路。
以上说法无论如何也不是在为革命的恐怖辩护。因为，试图为之辩护就意味着尊重那些人的指责。但他们都是一些什么人呢？是那些组织世界性大屠杀并从中渔利的人们吗？是那些在茶余饭后抽着芳香的雪茄表达自己对“无名战士”的敬意的新暴发户们吗？是那些在战争尚未爆发时拼命反对战争，并随时准备重新上演那令人作呕的假面舞会的和平主义者们吗？是因为霍亨索伦王朝(以及他们自己)犯下的罪行，而认为自己有权利让德国的儿童饱受饥饿之苦的劳合·乔治、威尔逊、彭加勒们吗？是那些从旁挑起俄国内战而自己却毫无风险地企图在血泊中坐收渔利的英国保守党或法国共和党分子们吗？我还可以点出无数这样的人。我在这里不是为了进行哲学上的辩解，而是要做政治上的说明。革命之所以成其为革命，就是因为它把发展中的矛盾归结为生与死的抉择。能够想像那些每隔半个世纪就要靠堆积如山的尸骨来解决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归属问题的人，可以仅凭议会的交易来改造他们的社会关系吗？至少，目前还没有人给我们做个样子，告诉我们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借助钢铁和炸药的力量摧毁了那些贵族老爷们的反抗。当敌人用那些最文明、最民主的国家的枪支向我们射击的时候，我们只能以牙还牙。萧伯纳翘着大胡子，对我们双方都横加指责。但是，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个神圣的论据。
1922年夏天，镇压的问题更加尖锐了，因为这次关系到一个政党的领袖人物。该党当年曾经和我们一道进行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斗争，但在十月革命以后却把暗杀的枪口对准了我们。从社会革命党阵营里投诚过来的人向我们揭露，那些重大的恐怖活动并不像我们最初想像的那样是个别人的行为，尽管该党不敢正式站出来为其所进行的谋杀活动负责。现在，从法庭审理的角度来说，判处死刑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死刑一旦执行，必将招致他们用恐怖手段进行疯狂报复。然而，如果判处监禁，哪怕是长期的监禁也无异于对恐怖分子的鼓励，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相信苏维埃政权能够长久地存在。现在惟一的办法，就是根据该党是否继续进行恐怖活动来决定是否执行死刑，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有别的出路了。换句话说，就是把该党的领导人作为人质。
列宁恢复健康后同我的第一次见面，刚好是对社会革命党人进行审判的那几天。他立即就同意了我的建议，并松了一口气说：“完全正确，没有别的办法。”
恢复健康使列宁重新振作起来，但他在内心深处还是有些担忧。他带着几分疑虑说：“您知道，我有一段时间既不能说话也不能写字，只好从头学起了……”他用征询的目光迅速看了我几眼。
10月，列宁正式恢复了工作。他主持了政治局和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工作。11月，他发表了施政纲领演说。显然，这些工作对他的血液循环系统产生极大的影响。
列宁察觉到，由于他的患病，一些暂时还难以抓住的阴谋线索正在他和我的背后编织着。追随者们还没有烧掉或者炸掉大桥，但是他们已经开始在锯桥墩，并神不知鬼不觉地放上了炸药。一有合适的机会，他们就反对我的建议，好像是在演习他们的独立性，并且还精心地准备这样的示威。列宁在工作中注意到十个月来发生的种种变化，他的不安日益加剧。但是列宁暂时没有把这些变化说出来，他担心会使矛盾变得更加尖锐。但是他准备回击“三驾马车”，并从个别问题人手。
在我领导的十来种不公开的党内非正式工作中，有一项是列宁非常关注的，就是反宗教宣传工作。他再三强调让我时刻都要特别注意这个领域。在他刚恢复健康的那几周里，不知他是通过什么途径了解到，斯大林在这一领域也在耍手腕反对我，把反宗教机构改组并使之脱离我的领导。列宁从乡下给政治局写了一封信，信里乍看起来毫无必要地引证了我批判考茨基的那本著作，并且对该书及其作者大加称赞，但是既没有提作者的姓名也没有提书名。应当承认，我当时没有马上领悟到，这是列宁在间接地谴责斯大林对我耍的种种手腕。那时，雅罗斯拉夫斯基被推上了反宗教宣传工作的领导岗位，在名义上是我的副手。列宁重新工作后了解到这一情况，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他激烈地抨击莫洛托夫，实际上是在抨击斯大林：“雅一罗一斯拉夫一斯基？难道您不了解雅一罗一斯拉夫一斯基？这简直太荒唐了！他怎么能胜任这项工作呢？”那些不了解内情的人可能会觉得列宁的言辞过于激烈·了。尽管列宁确实不能容忍雅罗斯拉夫斯基这个人，但是这件事情的实质并不在于雅罗斯拉夫斯基本人，而是关系到党的领导问题。这样的事并不少见。
实际上，斯大林自从接近列宁的那一刻起，尤其是在十月革命以后，一直都在暗中徒劳地反对列宁，因为没有什么效果而气急败坏。由于虚荣心和忌妒心极强，斯大林势必每走一步都感到自己在智力和道德上低人一头。显然，他曾经试图接近我。只是到了后来我才意识到，他企图和我建立一种密切的关系。但是他这个人令我反感的是，在日后完全堕落中构成他力量的那些特征：狭隘的趣味、经验主义、心理上的粗暴以及乡巴佬式的恬不知耻。尽管马克思主义让他摆脱了许多偏见，但是没有用成熟的、深人人心的世界观来完全取代他的这些东西。从斯大林的一些看似偶然实则未必如此的零碎表现来看，他是想得到我的支持来反对列宁那令他难以忍受的监督。每当他企图这么做的时候，我总是本能地后退一步绕开他。我想，这恰恰表现了斯大林的怯懦(在开始阶段)和阴险，也正是他丧心病狂地仇恨我的原因之所在。他有计划地把一批人网罗在自己的周围，这些人要么同他是一丘之貉，要么是那些只求老老实实过日子的庸才，再不就是那些受了委屈的人。这三类人哪类都不少。
在处理日常工作时，列宁依靠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往往要比依靠我更方便，这是毫无疑问的，列宁一贯尽量节约自己和别人的时间，他试图以最小的力量来克服内部的摩擦。我有我自己的观点、工作方式以及实行决定的手段。列宁充分了解并能够尊重我的这一特点。也正是因为如此，他十分清楚我不适于受人支派。每当他只是需要一个执行任务的人的时候就去找别人。这样，在某些时期，尤其在是我和列宁发生分歧的时候，他的助手们就觉得他们与列宁的关系特别密切。最初列宁起用了李可夫和瞿鲁巴，后来又增加了加米涅夫做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我认为这样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列宁需要的是听话、能够做具体工作的助手，而我不适合充当这样的角色。我为列宁没有让我去做他的副手而非常感激他。我绝不认为他这样做是不信任我的表现，恰恰相反，我认为这是他对我的性格以及我们之间关系的明确的高度评价，他的这种评价并没有令我感到丝毫的不快。后来，我有机会更加清楚地证实了这一点。列宁在两次中风的那段时间里，只能以过去一半的精力工作。血液循环系统中的微小而可怕的冲击时有发生。在一次政治局的会议上，当他站起来想把纸条递给某个人的时候微微地晃了一下，要知道列宁一向都是用这种传纸条的方式加速工作的进度。我之所以能够察觉这一情况，是因为我看到他的脸色突然变了，这是来自生命中枢的诸多凶兆之一。列宁对自己身体不抱任何幻想，他全面而缜密考虑了，当他不在或过世之后工作将如何进行的问题。那时他的头脑中已经形成了后来以“遗嘱”而闻名的文件的内容。正是在这个阶段，也就是他第二次发病之前的几个星期，列宁就我日后的工作问题与我进行了一次长谈。因为这次谈话的政治意义重大，我立即把它转告给许多人，包括拉科夫斯基、H．H．斯米尔诺夫、索斯诺夫斯基、普列奥布拉仁斯基和其他一些人，多亏了这一点次谈话的内容才特别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事情是这样的：教育工会中央委员会派代表来见我和列宁，要求我兼任教育委员会的工作，就像我当初曾经领导了一年运输委员会的工作一样。列宁就这件事情征求我的意见，我回答说：就像其他领域一样，教育事业的困难也来自于机关方面。列宁赞同地说：“没错，我们的官僚主义的确是非常严重。我回来工作以后，对这一点感到十分震惊……但是正因为如此，我认为，除了军事部门以外，您不应该再陷到其他具体部门中了。”显然，列宁是有些激动，他热烈而坚决地阐述自己的计划。他能用在领导工作上的力量有限，他有三个副手。“您是了解他们的，加米涅夫固然是一个精明的政治人才，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行政管理者？瞿鲁巴病了，李可夫或许能算得上是一个行政管理人才，但是他还得回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去。您必须来做我的副手。形势要求我们做一次彻底的人事变动。”我再次指出“机关”问题，因为它越来越妨碍我的工作，甚至在军事部门里也是如此。列宁马上用我在什么时候曾经说过的话回答我：“那您可以把机关甩掉！”我回答说，我指的不仅是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而且还有党内的官僚主义。几乎全部的困难都源于两个机关的结合，源于围绕在党的书记处周围权势集团的互相包庇。列宁很注意地听着，并用深沉的胸音表示他赞成我的看法。在谈话时，当他确信对方完全理解他，而且抛开了谈话中必要的客套而毫不避讳地直奔最重要、最令人不安的主题的时候，就会发出这种声音。在稍加考虑之后，列宁直截了当地问道：“您的意见是不仅要对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宣战，而且要对中央组织局的官僚主义宣战？”由于问题的出乎意料，而我笑了起来，中央组织局是斯大林的机构的核心。“好像是这样。”列宁显然是对我们直截了当地说出了问题的实质而感到满意，他接着说：“好吧，我建议我们联合起来，反对一切官僚主义，其中也包括中央组织局的官僚主义。”我回答说：“我很荣幸能同好人结成良好的联盟。”我们约定过一些时间再碰面。列宁建议我好好地考虑一下这件事情在组织方面的工作，他计划在中央成立反官僚主义的委员会，我们两个人都应该参加。实质上，这个委员会应该成为摧毁作为官僚主义核心的斯大林一伙的杠杆，并且在党内创造条件，使我成为列宁的副手，按照列宁的想法，他是要我成为苏维埃中央委员会主席的接班人。
只有联系到这一点，才能完全理解所谓遗嘱的真正含义。列宁在其中只提到了六个人，并字斟句酌地对每个人做了鉴定。毫无疑问，他立遗嘱的目的，是为了减少今后我在领导工作中的困难。当然，列宁打算以最少的个人之间的摩擦来达到这个目的。他十分谨慎地谈到每个人。他给那些实质上是毁灭性的结论蒙上柔和的色彩。他又十分明确地指出一把手的人选，同时又用一些限定词来加以缓和。只是在对斯大林的鉴定中，可以听到另一种语气，这种语气在后来增补的一节中，完全是毁灭性的。
对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列宁好像是顺便提到了他们在1917年的投降“并非偶然”，换句话说，这是他们骨子里的东西决定的。显然，这种人是不能领导革命的，但是对他们也不必总是揪住辫子不放。布哈林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经院哲学家，但他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皮达可夫是一个有才干的行政管理人员，但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不过，布哈林和皮达可夫这两个人或许还能调教出来。最有才干的是托洛茨基，他的缺点是过分自信。斯大林粗暴、不忠诚、一贯滥用党的机关赋予他的权力。为了避免发生分裂，必须罢免斯大林。这就是遗嘱的真正意图。它补充并说明了列宁在最后一次与我的谈话中提出的建议。
只是在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才真正了解斯大林。他看重斯大林的坚定的品格和务实的头脑，尽管这其中有四分之三是狡诈。与此同时，列宁几乎每走一步都会碰到斯大林的无知、极端狭隘的政治视野、异常粗暴的性格以及不择手段的作风。选斯大林担任党的总书记一职是违背列宁的意愿的，列宁之所以容忍此事，是因为他还在领导着党。但是他从第一次中风后恢复工作以来，健康状况已经大不如前，因而他全面提出了领导问题。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才同我谈话并立下遗嘱。遗嘱的最后几行字是1月4日写的。之后又过了两个月，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局势已经彻底明朗了。现在，列宁已经不仅仅是准备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位置上撤下来，而且还要取消他的党员资格。列宁有计划、坚定不移地把对外贸易垄断问题、民族问题、党内制度问题、工农检察院的问题以及关于监察委员会的问题引向一点，那就是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给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官僚主义、互相包庇、刚愎自用、专横、粗暴等作风最无情的打击。
列宁是否能够亲自实施由他制定的改组党的领导班子的计划呢？在那时，是毫无疑问的。这方面的先例并不少见，其一件我至今还记忆犹新的事情，就很能说明问题。当时列宁的病刚好，还住在乡下，而我也不在莫斯科。中央委员会在1922年12月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这一决议使对外贸易垄断遭受到无法挽回的打击。在事先并未沟通的情况下，列宁和我都发了警报，随后我们互相给对方写信来协调行动的步伐。刚过了几个星期，中央委员会又一致同意撤销这个决议，就像当时他们一致通过它那样。12月21日，列宁欣喜地给我写信说：“托洛茨基同志，看来我们只是调动了一下兵力就一枪不发地拿下了阵地。我建议不要停顿，要继续进攻。”如果在1923年我们联合起来向中央委员会发动进攻的话，这无疑会确保我们获胜。不仅如此，如果我在十二大召开前夕以“列宁一托洛茨基联盟”的精神来反对斯大林的官僚主义，即使没有列宁的直接参与，我也能够获胜，对此我深信不疑。至于这一胜利会牢固到什么程度，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而要搞清楚这一问题，需要研究国内、工人阶级和党内的一系列客观过程，这是一个特定的大课题。1927年，克鲁普斯卡娅曾经说过，假如列宁仍然活着的话，他恐怕也早就被关进斯大林的监狱了。我想她是对的，因为问题不在于斯大林本人，而在于斯大林所代表的那股连他自己也搞不明白的势力。但是在1922--1923年间，我们完全能够占领领导阵地，迅速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官僚、机关中的篡权者、十月革命的非法继承人以及布尔什维克中的追随者结成的帮派发动公开进攻。在这条道路上的主要障碍是列宁的健康状况。大家都期待着他能像第一次中风后那样再次康复，能像参加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那样参加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他本人也抱有这样的希望，医生们也仍然在给他希望，尽管他们自己都越来越不那么肯定了。当时，完全了解反对机关当权者及官僚主义分子的“列宁一托洛茨基联盟”计划的，只有我和列宁两个人。政治局的其他成员只是朦朦胧胧地猜到了一点而已。没有人知道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一些文件和他的遗嘱。我的进攻很容易被人认为是，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被人说成是，我个人为取代列宁在党和国家的位置而斗争的。一想到这点，我就会心惊胆战。我认为，这将使我们的队伍人心涣散，即便是取得了胜利也将付出惨重的代价。在所有的计划和推测中，都有一个不确定的决定性因素，那就是列宁本人以及他的身体状况。他能不能说出自己的意见？是不是还来得及？党是否能够理解列宁和托洛茨基发起的这场斗争，是关系到革命前途的而不是为了使托洛茨基接替病中的列宁的位置的斗争？因为列宁在党内有着特殊的地位，所以他的个人状况的不确定，就决定了全党状况的不确定。筹备会议一拖再拖，而拖延的大权完全操控在追随者们的手里，这是因为斯大林作为总书记自然就成了整个“领导空缺期”的机关总管。
1923年3月份最初的几天，列宁卧病在床，他躺在宏伟的法院大楼自己的房间里，在出现了几次轻度休克这种前兆之后，第二次中风正悄悄地袭来。当时我也因腰痛连续几个星期躺倒在床上。我躺在位于前“骑士楼”内自己的房间里。克里姆林宫的巨大庭院把我的住处和列宁的住处隔开。无论是列宁还是我，都不能走到电话机旁，况且医生还严禁列宁打电话。列宁的两位秘书福季耶娃和戈拉赛尔负责联络工作。下面的事情就是她们向我转达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为斯大林筹备代表大会一事，尤其是对于他在格鲁吉亚进行的派别活动感到非常担忧。“弗拉基米尔准备在大会上向斯大林投一颗炸弹。”这就是福季耶娃的原话，“炸弹”一词是列宁说的而不是她说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请您亲自处理格鲁吉亚的事件，只有这样他才放心。”3月5日，列宁口授了一封短信给我。
尊敬的托洛茨基同志：
我请您务必在党中央为格鲁吉亚事件进行辩护。这一事件现在正由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进行“调查”，但是我不能指望他们会不偏不倚，甚至会完全相反。如果您同意为这件事辩护，那我就可以放心了。如果您由于某种原因不同意，那就请把全部案卷退还给我。我将认为这是您表示不同意。
致最崇高的同志的敬礼！
列宁
我问，问题为什么变得如此尖锐了？原来斯大林欺骗了列宁，辜负了列宁对他的信任。为了保住自己在格鲁吉亚的地盘，斯大林背着列宁和中央委员会，在奥尔忠尼启则的帮助下，当然其中也不乏捷尔任斯基的支持，假借中央委员会的威信做掩护，完成了针对党内优秀部分的有组织的政变。他借列宁卧病在床无法会见同志们的机会，企图用假信息蒙骗列宁。列宁委托自己的秘书处收集了一份完整的有关格鲁吉亚问题的资料，并且决定公开发起进攻。在这件事情上，到底是什么对列宁产生了更大的震动呢？是斯大林的不忠，还是他在民族问题上执行的粗暴的官僚主义政策？这很难说清楚，最可能的是二者皆有。列宁准备进行斗争，但又担心自己不能亲自出席大会，这个问题令他十分不安。秘书们提醒他说：“要不要跟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谈谈呢？”但是列宁懊恼地摆了摆手。他十分清醒地预见到，一旦他离开了工作岗位，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就会背叛他，同斯大林组成“三驾马车”来对付我。
列宁问：“你们知道托洛茨基在格鲁吉亚问题上持什么态度吗？”
在全体会议上担任秘书的戈拉赛尔说：“托洛茨基同志在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完全符合您的精神。”
“您没搞错吧？”
“不会的，托洛茨基还谴责奥尔忠尼启则、伏罗希洛夫和加里宁不理解民族问题呢。”
列宁吩咐道：“那请您再去核实一下！”
第二天，戈拉赛尔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也就是在我的家里，递给我一张纸条，那上面写着我昨天发言的提要，最后她问我说：“我对您的意思的理解得对吗？”
我问道：“您这是要干什么呢？”
戈拉赛尔回答说：“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让我问的。”
我回答说：“正确。”
此时，斯大林不安地看着我们的纸条，但我到那时还没有猜到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戈拉赛尔告诉我说：“列宁看了我给您写的那个纸条后高兴地说：现在情况可不同了！他指示我把全部的手稿转交给您。这些手稿应该是他为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炸弹的一部分。”我到现在才彻底明白列宁的意图，他是想以斯大林的政策为例，向党揭露，而且是毫不留情地揭露专政蜕变为官僚主义的危险。
我对福季耶娃说：“加米涅夫明天要去格鲁吉亚出席那里的党代会，我可以把列宁的手稿拿给他看，以促使他在格鲁吉亚按照恰当的精神行动。请您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请示一下。”
刚过了一刻钟，福季耶娃就气喘吁吁地跑回来说：“无论如何都不行。”
“为什么？”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加米涅夫会马上把这一切都告诉斯大林，而斯大林会做出变质的妥协，而且必将言而无信。”’
“这么说，事情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伊里奇都不相信能与斯大林达成妥协，甚至是在正确路线上也不行吗？”
“对，伊里奇不相信斯大林，他要在全党面前公开反对斯大林。他正在准备炸弹呢。”
在这番谈话之后大约过了一个小时，福季耶娃又给我带来一封列宁写的短信。这封信是写给姆季瓦尼和格鲁吉亚其他反对斯大林政策的人的。列宁写道：
我专心致志地关注着你们的事。我对奥尔忠尼启则的粗暴，对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的纵容姑息感到愤慨。我正为你们准备信件和发言稿。
这封短信的副本不只给了我，而且还给了加米涅夫，这使我感到十分惊讶。我问道：“这么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改变主意了？”
“他的健康状况一会儿不如一会儿。不要相信医生们安慰人的话，伊里奇连说话都很吃力了……格鲁吉亚问题令他极为不安，他担心来不及采取任何措施就彻底病倒。他把信交给我时说：‘为了抢时间，只好提前公开发起进攻了。”’
“那也就是说，我现在可以跟加米涅夫谈谈了？”
“显然是这样。”
“那您就叫他来见我。”
一小时后加米涅夫来了。他已经完全走人了歧途，三驾马车(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思想早就形成了，它的矛头直接对准了我。阴谋家们的全盘计划是这样的：在打下足够的组织基础之后，就给三驾马车戴上列宁合法接班人的王冠。这封短信无异于向他们的计划中钉进了一个锐利的楔子。加米涅夫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相当坦白地承认了这个事实。我让他看了列宁的手稿。加米涅夫是个相当精明的政治家，他马上就明白了，对列宁来说，这件事情不仅关系到格鲁吉亚事件本身，而且还关系斯大林在党内的地位。加米涅夫又向我透露了一些新的情况。他刚才应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的邀请去看望过她。她极其不安地告诉他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刚刚对速记员口授了一封给斯大林的信，声明要与他断绝所有的关系。”断交的直接原因是半私人性质的。斯大林千方百计地切断了列宁的消息来源，并且还为此十分粗暴地对待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还说：“您是了解伊里奇的，他如果不是认为必须在政治上搞垮斯大林的话，是不会和他断绝私人关系的。”加米涅夫异常恐慌，脸色惨白，他感觉自己被悬空了，不知道自己该迈哪条腿，不知道该转到哪一边。或许他是害怕我对他个人会有不太友好的举动。我向他阐述了我对局势的看法，我说：
有时，人们会由于害怕假想的危险而给自己招致真正的危险。请您牢记井转告其他的人，我不打算为了在代表大会上改组而发动斗争，我主张维持现状。如果列宁在代表大会前能够起采，我将和他一起重新讨论这个问题，遗憾的是，这种可能性很小。我反对清除斯大林，反对开除奥尔忠尼启则，反对免去捷尔任斯基在运输人民委员会的职务。但事实上，我是同意列宁的意见的，我希望彻底改变民族政策，停止对格鲁吉亚反对斯大林的那些人的镇压，停止对党的行政的压制，在工业化问题上推行更坚定的方针政策，在最高领导人之间精诚合作。斯大林在有关民族问题上的决议是行不通的，在这个决议里，他把蛮横粗暴的大国主义的压迫与弱小落后的少数民族的抗议和反抗相提并论。我以修正斯大林的决议案的方式提出我的议案，以便他在方针上做出必要的调整，但需要做彻底的调整。另外，斯大林必须立刻给克鲁普卡娅写信，为他的粗暴态度道歉，并要求他真正改正自己的行为，叫他不要再躲在幕后，不要搞阴谋诡计，要精诚合作。
我还对加米涅夫说：
至于您，应该在梯弗里斯大会上做出努力，争取彻底改变对待那些支持列宁的民族政策的格鲁吉亚人的方针。
加米涅夫松了一口气，接受了我的全部建议。他只是害怕斯大林会一意孤行，说：“他这人又粗暴又任性。”我回答说：“我不这么认为，现在斯大林未必还有其他的出路。”深夜，加米涅夫通知我说他已经在乡下见到了斯大林，斯大林接受了全部条件。克鲁普斯卡娅已经收到了斯大林的道歉信。但她不能把这信给列宁看，因为列宁的病情又进一步恶化了。不过我感觉到，加米涅夫的语气与几个小时以前跟我分手的时候有些不一样了。到后来我才明白，这种变化是由于列宁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而引起的。加米涅夫在路上或是刚到梯弗里斯就收到了斯大林的密电，得知了列宁再次瘫痪、不能说话也不能写字的消息。在格鲁吉亚大会上，加米涅夫执行了斯大林的政策，反对列宁。个人的背信弃义加固了三驾马车，使它成了现实。
列宁的进攻不仅针对斯大林个人，而且还针对他的司令部，首先是他的帮手捷尔任斯基和奥尔忠尼启则。在列宁关于格鲁吉亚问题的往来书信中，总要提到这两个人。
捷尔任斯基是一个满怀激情的人。他的能量是依靠经常不断的放电来维持的。他在每个问题上都十分冲动，甚至在次要问题上也不例外。他翕动着薄薄的鼻翼、两眼放光、声音高亢，常常是声嘶力竭。尽管是处在这样高强度的精神压力之下，捷尔任斯基从来就没有过情绪低落或意志消沉的时候，他好像永远都处在极度亢奋状态中。列宁曾经把他比作一匹烈马。捷尔任斯基疯狂地热爱他从事的所有工作。他热烈、坚决、狂热地保护与自己共事的人，使他们免受干扰和批评，不过这里没有任何的个人因素，因为他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事业上了。
捷尔任斯基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他也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政治家，至少当列宁在世的时候是这样。出于种种原因，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对我说：“我可能是一个不那么差的革命者，但我不是领袖，不是治国之才，也不是政治家。”他这样说也不仅仅是自谦，实际上他的自我评价是正确的。在政治上，捷尔任斯基经常需要有什么人来直接领导他。他曾追随罗莎·卢森堡多年，不仅参与了她与波兰护国主义的斗争中，而且还参与了她与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到1917年他转为布尔什维克。列宁欣喜地对我说：“往日斗争的痕迹一点也没留下。”大约在两三年的时间里，捷尔任斯基曾经跟我接近。到了近几年，他开始支持斯大林。他凭着自己的激情来开展经济领域的工作：他不断地号召、推动和激励人们。但是，他对经济工作的发展却缺乏深思熟虑的构想。他分担了斯大林的所有错误，并且用全部热情来捍卫这些错误。他几乎是站着死去的，当时他刚刚猛烈抨击完反对派走下讲台。
斯大林的另一个盟友是奥尔忠尼启则，列宁认为，由于此人在高加索的官僚主义的独断专行而必须把他开除出党。我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列宁通过秘书回答我说：“至少要开除两年。”当时，列宁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奥尔忠尼启则会成为监察委员会的主席。列宁之所以要建立监察委员会就是为了同斯大林的官僚主义做斗争，这一机构应该体现党的良知。
列宁发动这场战役，除了要达到总的政治任务之外，还有一个直接的目的，那就是为我的领导工作创造最有利的条件。如果他能够康复的话，我就与他一起工作；假如疾病使他离开了我们，就由我来接替他的位置。但是，这场没有进行到底、甚至还没有进行到一半的斗争却带来了完全相反的结果。实际上，列宁刚刚来得及向斯大林及其同伙们宣战，而且知道这些事情的只是一些直接相关的人，而不是全党，斯大林集团——当时还是“三驾马车集团”——在受过第一次警告之后，就更加紧密地勾结在一起。临时形成的局面保留下来了，斯大林把持了机关的权力。机关中的刻意筛选工作在迅速进行着。“三驾马车”越感到自己在思想上的苍白无力就越是怕我，也就把党和国家的权力抓得越牢，而它之所以怕我，是因为想整倒我。在过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1925年，布哈林在私下谈话中答复我对党的行政压制的批评时说：“我们没有民主，因为我们都怕您。”
我建议说：“请你们不要害怕，就让我们一起好好工作吧。”但我的劝告只是白费口舌。
1923年，是紧张但肆无忌惮地扼杀和毁灭布尔什维克党的第一年。列宁与可怕的病魔抗争，而三驾马车则与党做斗争。气氛既沉闷又紧张，最终在秋天展开了反对反对派的“辩论”。第二次革命开始了，那就是所谓的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而实际上是一场反对列宁的思想遗产的斗争。 |
第三十八章向新经济政策过渡及我与列宁的关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崔继新译本）
第三十八章向新经济政策过渡及我与列宁的关系
我与列宁的共事已经接近最后阶段了。这个阶段之所以重要，还因为这时已经埋下了列宁逝世之后追随者获胜的因素。
列宁逝世后出现了——个庞杂的历史文献机构，它专门干那些歪曲我们之间的关系的历史的勾当，它的主要伎俩，是把我们有分歧的时刻从全部的往事中孤立出来，并断章取义地利用我们在辩沦中的个别词句，更多的情况下是凭空捏造，以此来制造两种“原则”之间不断斗争的假象。与这些追随者学派的历史研究相比，就连出自为中世纪辩护的那些人笔下的教会史，都可以作为科学研究的典范。由于我在与列宁发生分歧时往往会开诚布公地把问题摆出来，在必要时还会诉诸党，这在一定程度上倒减轻了那些追随者学派的工作难度。那么，时下这些追随者们与列宁发生意见分歧时，会怎么做呢？要知道，他们与列宁发生分歧的时候可比我多得多。当然，他们一般都是保持沉默，或者像斯大林那样生闷气，然后干脆跑到莫斯科郊外的村子里躲上几天。我和列宁做出的决定，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会不谋而合。我们之间只需稍稍一点就互相理解了。有时我感到，政治局或人民委员会可能会做出不正确的决定，就随便拿张纸给列宁写个便条。他回答说：“完全正确！您提个建议吧。”有时他写便条询问我是否同意他的建议，并要求我发言支持他。他经常在电话里同我谈处理公事的问题，如果是关系重大的问题，他就反复要求说：“请您一定要过来一趟，一定要来。”当我们的意见一致的时候，而且大多数情况下在原则性问题上都是如此，包括现在的追随者在内的那些对决议不满的人就都会默不做声。不知道有多少次，斯大林、季诺维也夫或加米涅夫在重大的问题上本来不同意我的意见，但他们刚一发现列宁与我的意见一致，就立即闭上嘴巴了。这些“学生们”时刻准备为迎合列宁的意见而放弃自己的想法，对这些怎么看都可以。但这种“时刻准备”，决不能保证他们在列宁不在的情况下能够做出列宁那样的决定。
在这本书里，我同列宁的分歧所占的比重远远超过了它们在实际生活中所占有的。这可以用两个原因来加以说明：分歧属于个别情况，而正因为如此它们才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列宁逝世以后，这些被迫随者们无限夸大了的分歧又具有了独立政治的性质，它们既与列宁没有任何联系，也与我没有丝毫瓜葛。
我用专门的一章，详尽叙述了我与列宁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分歧的内容和发展情况。现在应该来谈谈另外一个使我们差不多对立了两个月的分歧了，它发生在1920--1921年之交，也就是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前夕。
无疑，所谓的在工会问题上的争论曾一度使我们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我们两个都是彻底的革命者和彻底的政治家，所以做不到也不愿意把私人关系同事业完全分开。在这场争论期间，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得到所谓的合法机会，把他们早已进行的反对我的斗争从幕后推到了前台，他们全力以赴，最限度地利用了这一局面。对于他们而言，这一次是他们日后发动的反“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一次彩排。但是列宁最担心的恰恰就是这一点，他采取了一切措施来阻止他们进行的这种斗争。
这次争论的政治内容，被深深地埋进了垃圾堆里，我不能不对今后那些喜欢寻根究底的历史学家们表示同情。多年以后，也就是在列宁去世之后，追随者们再次揭发我，当时“对农民估计不足”的立场以及几乎是敌视新经济政策的态度，这成为后来的全部斗争实质的基础。事实上，引起这场争论的根源，性质完全相反。为了说明这些，我们有必要稍稍回顾一下过去。
1919年秋天，当时有故障的机车的比例已经达到了60％，而且到1920年春天，这一比例一定会达到75％。那些出色的专家们十分肯定地得出这一结论。到那时，铁路运输将丧失其全部的意义，因为依靠25％的半死不活的机车只能满足靠大量木柴作燃料的铁路系统自身的需要。在那几个月的时间里，实际掌管交通运输工作的是工程师罗蒙诺索夫，他向政府提交了机车流行病示意图。他指着1920年期间的某个确定的时间点说：“到这时候就会开始瘫痪。”列宁问道：“那该怎么办呢？”罗蒙诺索夫回答说：“世上没有奇迹，就算是布尔什维克也不能创造奇迹。”我们互相看了一眼，由于我们中间没有人懂得运输技术和那么令人绝望的算术，所以心情更加沉重了。列宁从牙缝里冷冷地挤出一句：“我们不管怎么样都要试着创造奇迹。”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情况继续恶化。当然，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是有足够的客观原因的，但是也不能完全排除有个别工程师人为地使运输状况符合他们的图表这种可能性。
1919年至1920年冬季的几个月我是在乌拉尔度过的，我在那里领导经济工作。列宁给我打电话，建议我把交通运输的领导工作担起来，并采取非常措施改善交通运输状况。我在旅途中同意了他的建议。
我从乌拉尔带回了大量的经济考察资料，从中可以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应该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我从实际工作中十分清楚地认识到，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国内战争的局势迫使我们采取的，到此时它们正在失去存在的意义。为了恢复经济，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引入个人利益的因素，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国内市场。我向中央委员会建议，用征收粮食税的办法代替余粮收集制，并且实行商品交换。我在1920年1月提交给中央委员会的声明中写道：
……现行的按固定粮食价格平均摊派并集体征收粮食以及平均分配工业品的政策，会削弱我们的农业，涣散工业无产者的队伍，并使国家经济生活面临彻底崩溃的危险。
我还写道：
……粮食来源面临枯竭的危险，无论怎样完善粮食征收机构也都于事无补。可以采取以下方法来应对这种经济衰退的局势：
1．用按一定的百分比征收(实际上是一种累进实物所得税)的办法来取代余粮收集制，其目的在于使那些耕种较多土地或更加辛勤劳作的农民有利可图。
2．制定使农民得到的工业品与其交纳的谷物数量更相对应的制度。这种分配制度不仅要用于区和乡镇，而且要推广到农户。
可以看出，我提的这些建议还是相当谨慎的。但值得一提的是，一年后通过的新经济政策的基础，最初也没有超出这些建议。
1920年初，列宁坚决反对我的建议。中央委员会以11票对4票否决了我的这一提议。后来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证明了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是错误的，但我并没有把这一问题提交到代表大会讨论，因为那一次的代表大会也完全笼罩在战时共产主义的气氛中。国民经济又在困境中挣扎了整整一年，而我和列宁之间的分歧也正是由这种困境引发的。既然转入市场机制的建议已被否决，我就要求正确和系统地实施“战时”的方法，以力求在经济中取得现实的成就。在战时共产主义体制下，所有的物资至少从原则上来说都是国有的，并根据国家的命令统一分配，因此我看不到工会有独立存在的必要。如果工业生产是完全靠着国家保证工人得到必需的产品，那么工会组织就应当被纳入国家的工业管理和产品分配的体系之内。工会国家机构化问题的实质就在于此，它完全是战时共产主义体制的必然产物，而我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坚持工会国家机构化的。
我把取得第九次代表大会赞同的战时共产主义原则作为我领导交通运输工作的依据。铁路工人工会与行政管理机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纯军事原则的手段推广到整个交通运输工作中。我把当时最强有力和最富有纪律性的军事管理机构与交通运输管理机构紧密地结合起来。这一措施颇有成效。随着波兰战争的爆发，军事运输又重新在交通运输工作中占据了首要的地位。我每天都奔波于军事部门和运输人民委员会之间：前者常常在自己的工作中破坏铁路运输，而后者不仅总是力图使铁路免遭崩溃的厄运，而且还要改善它的状况。
对我个人来说，领导交通运输工作的一年是学习的一年，组织社会主义经济的所有原则问题都在这一领域得到了集中的反映。大量不同型号的机车和车厢趴在了铁路上和修理厂里。在革命以前，交通运输一半是国营的，一半是私营的。为了恢复交通运输，我们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把所有的机车都按型号集中起来，它们的维修工作有了更强的计划性，根据每个修理厂的设备状况向其下达明确的任务。我们计划在四年半的时间内使运输工作恢复到战前的水平。我们所采取的措施取得了不容置疑的成绩。到1920年春夏，运输工作已经走出了瘫痪的困境。列宁总是不失时机地表彰铁路运输的恢复工作。如果说，毕苏斯基在发动战争时，首要考虑的因素就是我们铁路的瘫痪，那么正是因为我们这个残破不全的铁路运输系统开始恢复，才使他的如意算盘落空了。这些成果是通过非常的行政手段取得的，而这些措施是当时交通运输系统的艰难状况以及战时共产主义体系本身决定的。
同时，广大工人群众在经历了三年国内战争之后越来越不能容忍这种军事化的手段了。列宁凭着自己的准确无误的政治本能察觉到了危机的临近。当我完全出于经济的考虑，在战时共产主义的基础上要求工会付出更大的努力的时候，列宁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开始转向减弱军事化手段。在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我们两个人的思路撞到了一起。党内爆发了辩论。可以说这场辩论本身就是文不对题的。当刻不容缓的粮食以及工业所需的燃料和原料等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党却在无休止地争论着，应该以什么样的速度实现工会国家化的问题；当经济崩溃已经迫在眉睫的时候，我们党却在毫无意义地激烈讨论“共产主义学派”的问题。发生在喀琅施塔德和坦波夫省的两起暴动事件，就像最后通牒一样打断了我们的争论。
列宁起草了最初的非常谨慎的关于转入新经济政策阶段的提纲，我立即就同他站到了一起。对我而言，这些提纲只不过是我在一年前提出的那些建议的翻版。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立刻就失去了它的全部意义。在代表大会上，列宁根本就没有参加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只有季诺维也夫一个人在那里放着空炮自娱自乐。在大会的发言中，我警告说：“我们大会将要以多数通过的关于工会问题的决议，绝不会维持到下次大会，因为即将实施的新经济政策必将使我们重新考虑在工会问题上的战略。”果然，几个月之后，列宁就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对工会的作用和任务做了全新的安排。我完全赞同他的提议，于是我们之间的团结一致又完全恢复了。列宁担心这次长达两个多月之久的争论会在党内形成相对稳定的小集团，这将毒害党内关系，给工作造成困难。但我在代表大会期间，就摒弃了在工会问题上与意见一致的人协商的做法。代表大会之后过了几个星期，当列宁确信我也跟他一样关心消除这些早已彻底丧失原则基础的临时小集团时，他就放心了。列宁趁着新选人中央委员会的莫洛托夫对我进行无耻攻击的机会，批评他有点热心过头了，并且当即补充说：“托洛茨基同志在党内关系方面的忠诚完全是无可指责的。”他反复强调这句话。很显然，他的话不仅仅是在反驳莫洛托夫，而且也是说给某些人听的，因为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企图人为地把这种争论的局面继续下去。
斯大林正好是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被任命为总书记的，这是季诺维也夫违背列宁的意愿提议的。大会误认为这是中央委员会一致提名的候选人，而且当时也没有人把这次选举当回事，由十大新设立的总书记一职只是技术性的而非政治性的，至少当列宁在世时是这样。尽管如此，列宁仍然担心，他在讲到斯大林的时候，这样说：“这个厨子就会做辣菜。”正因为如此，列宁在代表大会后最初的某次中央全会上才那么坚决地反复强调“托洛茨基的忠诚”。他这是在回击那些迫不及待的阴谋。
列宁的话并非没有针对性。在国内战争时期，有一次列宁不是用语言而是用行动表明了他在内心深处对我的信任。一般来说，这种程度的信任是既不能要求也不能给予别人的。列宁之所以这么做，完全也是因为由斯大林在幕后操纵的那个军事反对派。在战争年代里，我的手中集中了甚至可以称得上是无限的权力。革命军事法庭就设在我的专列上，前方所有战线都要服从我的指挥，后方则要服从战线，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几乎所有未被白军占领的共和国的领土都成了后方或者军事防区。那些曾被战争的车轮碾过的人，自然都有其亲朋好友在为他们奔走，用尽一切手段来减轻他们的罪责。各种求情信、告状信、抗议书通过各种渠道汇集到了莫斯科，特别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最初几件类似的事情还是由在斯维亚日斯克那一个月发生的事件引起的。我在前面已经讲过，由于拉脱维亚第四团的团长威胁要把他的团从阵地上撇下来，我就把他送交军事法庭。法庭判处他五年监禁，但没过几个月，就有人来替他说情，要求释放他。斯维尔德洛夫受到了特别大的压力，就把这件事情提交到政治局。我简要地叙述了当那位团长用“危及革命的后果”威胁我的时候，我们所面临的战场局势。在我讲述的时候，列宁的脸色变得越来越阴沉。我刚说完，他就用低沉沙哑的嗓音吼道：“关着，关着！……”显然他已经激动到了极点。斯维尔德洛夫瞅了瞅列宁又看了看我，说：“我也是这么想的。”
第二件事比第一件要严重得多，是由枪毙一名团长和一名政委引起的。他们擅自把部队撤离阵地，并武装劫持轮船，企图逃往下诺夫哥罗德。这个团是在斯摩棱斯克组建起来的，那里的领导人是我的军事政策的反对者，随后他又成了这一军事政策的热烈拥护者。但是在当时他们却掀起了轩然大波。应我的要求专门成立的中央委员会调查组一致认为，军事当局所采取的措施是完全正确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必须这么做。然而那些别有用心的流言仍没有消失，有几次我感到这些流言就出自政治局附近，但是我没有时间去弄清楚这些阴谋的来龙去脉。有一次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到：如果当时我在斯维亚日斯克没有采取那些严厉措施，大概我们就不能坐在这里开政治局会议了。我的话音刚落，列宁马上就接着说：“完全正确！”像往常一样，他立刻就在一张印有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字样的公文纸上，用红色的笔飞快地写了起来。因为会议是由列宁主持的，因此暂时就中断了。过了两分钟，他把那张纸交给了我，上面这样写道：
人民委员会主席
莫斯科，克里姆林
……1919年7月
同志们！
鉴于托洛茨基同志的命令的严肃性，我完全相信并且绝对相信托洛茨基同志的命令的正确性、合理性以及对事业成功的必要性，因此我完全支持这一命令。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列宁说：“这样的信任状您要多少我就给多少。”在国内战争的严峻局势下，所有的决定都是匆忙做出的，并且没有改变的余地，其中难免会有些错误。列宁却预先在为我将来认为有必要做出的决定上签字，而且这些决定很可能会关系到人们的生死，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还可能超过这种高度吗？列宁之所以会产生签署这种非同寻常的文件的想法，只是因为他比我更了解或者更能猜测到那些阴谋的来源，并认为，必须对他们予以坚决的反击。但是实际决定走出这一步，只能说明他对我的忠诚深信不疑，并相信我不会滥用权力。他通过这几行最有力的字句表达了对我的信任。追随者们要想在自己身边找到类似的信任状，简直是枉费心机。斯大林在自己的档案里只能找到他对党隐瞒的列宁的遗嘱，遗嘱说明，正是斯大林对党不忠诚而且滥用权力。列宁给我的是无限的道德信任状，而发给斯大林的却是黑籍证，只要把这两份文件对比一下，就可以彻底了解列宁对我和斯大林的态度了。 |
第三十七章在军事战略问题上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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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章在军事战略问题上的分歧
在这几页文字里，我既不想写红军的历史也不想讲述它的战史。这两个主题与革命的历史紧密相连而且远远超出了本书所应包括的范围，它们或许可以构成另外一本专著的内容。但这里我又不能完全绕过那些在国内战争进程中的政治一战略方面的意见分歧。当时，革命的命运系于军事行动的进程。越往后，中央委员会就越关注军事问题，当然其中也有军事战略问题。旧军队的军事专家们占据着主要的军事指挥岗位，他们不够了解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情况；而富有革命政治经验、组成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家们又缺乏必要的军事知识。因此，大规模战略构想往往是共同工作的成果，在这种情况下，难免会产生分歧和斗争。
在整个中央委员会范围内，战略问题上的分歧共有四次，换句话说，有几条主要战线，就有几次分歧。我在这里只能以最简要的方式讲述这些分歧，使读者能了解军事领导所面临的问题的实质，同时，也顺便揭穿后来针对我个人的那些广为散布的谣言。
中央委员会内部的第一次激烈争论，发生在1919年夏天，它是围绕东线局势问题展开的。当时的总司令还是瓦采季斯，关于这个人我曾经在“在斯维亚日斯克的一个月”那一章里提到过。我的出发点是，增强瓦采季斯对自己以及自己的权力和威信的信心，没有这些指挥简直就是无法想像的。瓦采季斯认为，我们在取得抗击高尔察克的最初几次重大胜利后，就不应该再过分向东深入乌拉尔山脉以东地区，他希望整个冬季东部战线就停留在乌拉尔山脉一线。这样就有可能从东线抽出几个师去支援南线的作战，因为南线的邓尼金对我们的威胁更大。我支持这个方案。然而，这个方案遭到东线司令加米涅夫以及军事委员会成员斯米尔加和拉舍维奇的坚决反对。加米涅夫曾在沙皇总参谋部当过上校参谋，而斯米尔加和拉舍维奇都是老布尔什维克。他们声称，高尔察克已被打得溃不成军，追击他并不需要投入过多的力量。更主要的是，不能给他以喘息之机，否则他会在冬季恢复元气，到来年春天我们将不得不在东线重新开战。由此可见，全部的问题都在于，正确判断高尔察克部队的现状及其后方的情况。那时我就已经认为，南线的局势要比东线严重和危险得多。事后局势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我对南线的估计。但是对高尔察克部队估计正确的却是东线司令部。中央委员认为，鉴于在这个战略等式里尚存在几个未知数，而支持总司令还很脆弱的威信在其中又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因此做出反对总司令的决议，实际上也是在反对我，因为我是支持瓦采季斯的。事后表明，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是正确的。东线抽调出一部分兵力支援南线，同时乘胜向西伯利亚纵深挺进，追击高尔察克。这次冲突导致了总司令部的改组，瓦采季斯被撤了下来，他的职位被加米涅夫取代了。
这次分歧完全是事务性的，对我和列宁的关系没有产生丝毫的影响。但是，阴谋家们却抓住这些细枝末节的分歧而设下圈套。1919年6月4日，在南方的斯大林危言耸听地说，这样的军事领导将导致毁灭性的后果，以此来吓唬列宁，他写道：“现在全部问题在于中央委员会应该有勇气得出相应的结论。中央委员会是否有足够的毅力和决心呢？”这几行文字的含义再明显不过了，它的语气说明了斯大林早已不止一次地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止一次地在列宁那里碰了钉子。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些事情，但能感觉到有某种牵扯不断的阴谋。由于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把阴谋彻底搞明白，为了解开这个死结，我就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了辞职。7月5日，中央委员会以如下决议对我的辞职请求做出答复：
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审议了托洛茨基同志的辞职请求，经充分讨论一致认为，绝对不能接受托洛茨基同志的辞呈，不能满足他的这一请求。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将尽力为托洛茨基同志在南线的工作提供最大限度的便利，从而使托洛茨基同志能在他自己选择的、当前最困难、最危险、最重要的南方战线上的工作对共和国有更大的贡献。作为军事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同志完全能够以南线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的身份，与由他亲自任命并经中央委员会批准的南线总司令合作。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将为托洛茨基同志提供充分的条件，使他能够用一切手段去实现他在军事路线问题上的修正；并且，如果他愿意的话，力争提前召开党代会。
列宁、加米涅夫、克列斯廷斯基、加里宁、谢列布里亚科夫、斯大林、斯塔索娃
在这个决议上，有斯大林的签名。虽然他一边在背后搞阴谋，一边谴责列宁缺乏毅力和决心，但他还不敢公然与中央委员会作对。
前面已经说过，南线在国内战争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敌人的军队是由两支相互独立的力量组成的：一支是哥萨克，特别是库班哥萨克；另外一支是从全国搜罗来的白军志愿军。哥萨克只想在工农红军的强大攻势面前保住自己的地盘；白军志愿军则妄图占领莫斯科。当志愿军在北高加索与库班人组成共同阵线时，这两股力量才纠集在一起。但是对邓尼金来说，把库班人从他们的地盘上拉出来是很困难的，更确切地说，是根本办不到的事。我们的总司令部在着手解决南方战线的问题时，置该战略任务的社会基础于不顾，而拟定了一个完全抽象的战略任务。库班是志愿军的主要基地，因此总司令部确定的主攻方向是从伏尔加河直取敌人的这个基地。让邓尼金拼命向莫斯科去吧，我们此时却在他的后方横扫库班基地。这样，邓尼金就会失去立足之地，然后我们只需举手之劳就可以把他抓住了。总的战略方案就是这样。如果不是在进行国内战争的话，这一方案或许是正确的。但对于南方战线的实际情况而言，这个方案完全是纸上谈兵，反倒是帮了邓尼金的大忙。假如邓尼金不能够煽动哥萨克同他一起远征北方，那么我们从南方攻打哥萨克的老巢就是在帮邓尼金的大忙，因此从此哥萨克的目标再也不能只限于保住自己的地盘了。是我们自己使哥萨克和志愿军成了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
尽管我们对整个战役做了充分的准备，集中了相当的兵力和物力，但我们没有取得成功。在邓尼金的后方，哥萨克组织厂坚固的堡垒，他们植根于自己的土地并拼死保卫自己的家园。我们的进攻导致所有的哥萨克居民起来反抗，我们损失了力量，浪费了时间，结果却把所有能够拿起武器的人都推到白军队伍中去了。与此同时，邓尼金横扫了乌克兰，充实了自己的兵员，然后继续向北进犯。他攻下了库尔斯克，占领了奥廖尔，直逼图拉。我们如果丢了图拉就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将失去那里最重要的军火工厂。
我最初提出的方案，与上述计划是截然相反的。我主张，我们最开始的打击目标应该是切断志愿军与哥萨克的联系，然后放下哥萨克不管，集中主要力量打击志愿军。按照这个方案，主攻的方向是从沃洛涅日直取哈尔科夫和顿涅茨河流域，而不是从伏尔加河向库班进攻。这一地带把北高加索与乌克兰隔开，那里的工人农民全都会站到红军的一边。如果红军沿着这个方向进攻必呈破竹之势。哥萨克为了严守自己的疆界免受外人人侵，也会按兵不动，我们则不必去招惹他们。哥萨克问题应当作为一个独立的任务，这个问题与其说是军事性的，不如说是政治性的。但在战略上，应该首先把这个任务与击溃邓尼金志愿军的任务区分开来。最终被采纳的就是这个计划，只是在等到邓尼金开始威胁图拉之后才被采纳的，因为丢掉图拉比丢掉莫斯科更可怕。我们白白浪费了几个月的时间，遭受了许多无谓的牺牲，经历了极端危险的几个星期。
在此要顺便指出的是，南线的战略分歧与对农民的评价或“估计不足”有着直接的关系。我拟定整个方案的出发点是把工人和农民看做一方，把哥萨克看做另一方。我正是顺着这个思路，提出了这个方案，它与得到中央委员会大多数成员支持的总司令部学院式抽象战略意图完全是对立的。如果我花费人们为证明我对农民“估计不足”所耗费的努力的千分之一的话，我就能够以我们在南线上的分歧为依据，罗织一张同样的、也是同样荒谬的网，而且网人其中的不仅有季诺维也夫、斯大林等人，甚至还会有列宁。
第三次战略问题上的分歧，与尤登尼奇向彼得格勒进犯有关。这个问题前面已经讲过，没有必要再重复。在此只需要指出的一点是，由于产生主要威胁的南线局势极其严重，而且还从彼得格勒方面传来诸如尤登尼奇的部队装备精良等说法，因此列宁得出了必须通过放弃彼得格勒来缩短战线的结论。这是惟一的一次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支持我而反对列宁的情况，而且几天之后，列宁自己也意识到他的计划显然是错误的。
最后一次分歧，无疑也是最重大的一次分歧，是关系到1920年夏天波兰战线的命运的分歧。
当时的英国首相博纳·洛伊在英国议会下议院断章取义地引用了我写给法国共产党的信件，并以此证明我们准备在1920年秋季粉碎波兰。在波兰前军事部长西科尔斯基的书中也有类似的言论，不过他引用的是我于1920年1月在国际大会上的讲话。这些纯粹是一派胡言。当然，我也未曾在任何地方表示过对毕苏斯基的波兰的好感，也就是在爱国主义的谎言和自我吹捧的英雄主义掩盖下那个备受压迫和剥削的波兰。随手就可以找到不少我发表过的诸如此类的声明：假如毕苏斯基把战争强加给我们，我们就坚决把战争进行到底。这些声明完全是当时的形势的产物。但是，如果根据这些就得出结论，说什么我们想对波兰发动战争或者正在准备这么干，那简直就是在不顾事实、神经错乱地胡说八道。我们极力想避免这场战争，为此已经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措施。西科尔斯基自己也认识到，我们是在过分“灵活”地进行和平宣传。但是他却不明白，或者假装不明白，这种灵活性的秘密其实很简单：我们是在尽力争取和平，即使是以巨大的让步为代价也在所不惜。或许我比所有的人都更不愿意打仗，因为我非常清楚，我们在经历了三年的国内战争之后再打这场仗会有多难！还是在这位西科尔斯基的书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是波兰政府有意识、有预谋地发动了战争，而不顾我们为了维护和平所做的不懈努力。正是这些努力，使我们的外交政策转变为忍耐与坚定不移的教育相结合的政策。我们真诚地希望和平，而毕苏斯基却把战争强加到我们的头上。我们之所以能够进行这场战争，仅仅是因为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每天都在关心着我们与波兰的外交的较量，并彻底相信，这场战争是强加在我们头上的。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一点都没错。
我们的国家又一次做出了真正英勇的努力。波兰人对基辅的占领理所当然地丧失了其军事意义，反过来却给我们帮了大忙，那就是，使我们整个国家都振作起来了。我再一次视察了全军和各个城市，动员了一切人力，集中了全部物力。我们夺回了基辅，我方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波兰人遭溃败的速度之快超出了我的预料，因为我实在是没有想到毕苏斯基的进攻竟会如此地轻率。但是在我们这一方，随着最初几次重大胜利的取得，也暴露出了我们对所面临的可能性的估计过高。那种认为从防御战开始的战争应转变为进攻的革命战争的情绪，逐渐形成并不断增强。从原则上来说，显然我没有任何理由来反对这种情绪。问题在于力量的对比。我们还不知道波兰工人和农民的情绪到底是什么情况。某些波兰同志，例如罗沙·卢森堡的战友、现已故世的尤·马尔赫列夫斯基，曾十分清醒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他的估计是促使我力求尽快退出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当时还有许多不同的意见。有人热心期待着波兰工人的起义。至少在列宁那里已形成了一个坚定的计划，即把战争进行到底，向华沙挺进，以帮助波兰工人群众推翻毕苏斯基政府，夺取政权。政府做出的决定很容易就得到了总司令部和西线司令部的支持。当我再次回到莫斯科的时候，所面对的是中央将战争进行“到底”的坚定情绪。我坚决反对这种情绪。波兰人已经求和了。我认为，我们的胜利已经达到了极点，如果自不量力而继续前进，就很可能丧失已经到手的胜利，最终走向失败。在极度紧张地用五周的时间推进了650公里之后，现在第四军只能是靠着惯性前进了。一切只能靠着精神上的力量来维系，而这根弦实在是太脆弱了。只要一个比较强烈的冲击，就足以震垮我们整个战线，把前所未有的进攻冲劲变成一发而不可收拾的退却。这一点连福煦也不得不承认。我主张趁军队还没有垮下来之前尽快签订和约。我记得，当时只有李可夫一个人支持我的意见，当我不在莫斯科的时候，其余的人都被列宁争取到他那边去了。于是决定进攻。
与布列斯特时期相比，我们的角色发生了彻底的转变：当时是我主张不急于签订和约，哪怕付出丧失领土的代价也要给德国无产阶级时间，以便使他们把形势搞清楚从而表明自己的态度；而现在是列宁主张我们的部队继续进攻，以便使波兰的无产阶级有时间估计形势并发动起义。波兰的战事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布列斯特战争所揭示的规律：用以衡量战争和革命群众运动这两种进程的比例尺是不同的。军队的作战是以天和星期来计算的，而群众运动的进程却往往要用月和年来计算。如果不能正确地估计这两种速度的差异，那么战争的齿轮只能打碎革命齿轮上的齿，而不是推动它的运转。无论如何，短暂的布列斯特战争中的情况是这样，而在大规模的波兰战争中也是如此。我们与本属于自己的胜利失之交臂而走向严重的失败。
不得不指出的是，造成华沙城下规模空前的灾难性失败的一个原因，是攻向利沃夫(伦贝格)的苏军南集团指挥部的行径，在这路部队的革命军事委员会里主要的政治人物就是斯大林。当斯米尔加和图哈切夫斯基已经兵临华沙城下的时候，斯大林却盘算着无论如何都要拿下利沃夫。有些人会有这样的野心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当图哈切夫斯基部队的危急局势已经完全表现出来的时候，总指挥部严令西南战线立即改变进军方向，去攻击华沙波兰军队的侧翼。然而，西南战线司令部却在斯大林的鼓动下继续向西挺进：难道自己拿下利沃夫不比帮别人打进华沙更重要吗？迫于再三的命令和威胁，西南集团才改变了进攻方向。然而这几天的耽搁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我们的部队被迫后撤了四百多公里，在取得了昨天的辉煌战绩之后，谁也不想接受这样的事实。我从抗击弗兰格尔的前线回到莫斯科，发现那里人们的情绪都倾向于进行第二次波兰战争。这时候就连李可夫也跑到另一阵营去了，他说：“既然已经开始了，那就应该让它善终。”西线司令部使人们重新燃起了希望：说什么兵员得到了充分补充，而且添置了大炮等等。有什么样的愿望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我反驳说：“但是，我们在西线战场上还有什么呢？我们只有精神上已经被摧垮的干部和刚刚补充的未经任何训练的兵员。用这样的部队是无法作战的。更确切地说，这样的部队只能勉强用来防御。我们只能一面撤退，一面在后方准备新的部队。但是要想使这支队伍重新振作起来，并沿着那条它曾被打得七零八落的道路胜利进军，那纯粹异想天开。”我声明，假如我们再犯已经犯过的错误，一定会付出十倍的代价，并且表示，我决不会服从这个计划的决定，还将把这一问题诉诸党来解决。列宁虽然表面上仍然主张继续战争，但已没有了第一次的信心和坚定了。尽管议和令我们难以忍受，但我毫不动摇地认为它是必要的，这对列宁产生了应有的影响。他建议，等我视察了西线并对经历了退却的我军的现状有了直接的印象之后，再来解决这一问题。在我看来，这意味着列宁实际上已经同意了我的立场。我在前线的司令部里看到的，也是倾向于进行第二次战争的情绪，但是在这种情绪背后却没有丝毫的信心，它们只是莫斯科情绪的反映而已。我越深入部队的基层——从军到师、从师到团、再深入连队——就越是清楚地认识到，再发起进攻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我就这个问题亲笔给列宁写了封信，甚至都没有给自己留下副本，寄出之后我就继续深入部队视察。在前线巡视了两三天之后，就已经完全可以证实我来前线之前就已得出的结论了。我回到莫斯科之后，政治局几乎已是一致做出了立即议和的决议。
在波兰战争中战略上的错误，导致了有着重大历史影响的后果。波兰的毕苏斯基政府在经历了战争之后，意外地得到巩固。与此相反，波兰革命的发展却遭到了严酷的打击。根据里加和约划定的边界，把苏维埃共和国与德国隔开了，这一点在日后对两国的生活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很显然，列宁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华沙”错误的意义，他后来不止一次地想起并谈论它。在那些追随者的文献中，今天列宁几乎被描绘成了苏兹达利圣像画家笔下的圣徒和基督，从这一理想的形象中却反而得出了漫画的效果。不管那些蹩脚的圣像画家们如何竭尽全力地超越自己，但最终反映在画板上的依旧还是他们自己的晶位，因此画出的还是他们自己本人的只不过是被理想化了的肖像。因为追随者的领导权威是靠着禁止怀疑他的绝对正确性来维系的，因此在追随者的文献中，列宁不是一位善于审时度势的革命家，而是一台永远不会出错的自动计算器。第一个称列宁为天才的人是我，当时其他人还没有决定把这个词加到列宁的头上。的确，列宁就是一位天才，但他是一位有血有肉的天才，而不是一台永不出错的机械计算器。只是他犯的错误要比任何一个处于他的地位的人要少得多。但是列宁也犯过错误，甚至也犯过与他的巨大的工作规模相应的重大错误。 |
第三十六章军事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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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章军事反对派
正确处理无产阶级与农民在国家中的相互关系是顺利建设红军的基本问题。后来，在1923年有人竟然凭空捏造出愚蠢至极的奇谈怪论，说什么我对农民“估计不足”。而实际情况是，在1918—1921年间，我比任何人都更密切、更直接地实际接触到了苏维埃农村问题，因为我们军队的主要兵源来自农民，军队也主要是在农村活动。在此，我不可能过多地讨论这个大问题，而只能略举两三个却又是足够鲜明的例证。在1919年3月22日，我通过专线电话要求中央委员会“解决有关中央执行委员会到伏尔加河沿岸地区检查工作，并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中央委员会共同任命一个权威的调查委员会的问题。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保证伏尔加河沿岸地区的农民拥护中央苏维埃政权，就地解决那些严重的违法乱纪问题，惩罚那些犯重大错误的苏维埃政权的代表，收集一些投诉和材料，这些东西可能用来作为制定有利于中农的示范性法令的基础。”有意思的是，我是通过专线电话同斯大林谈了这个问题，而且正是对他阐明了中农问题的重要性。还是在1919年，根据我的提议，加里宁作为接近中农并了解他们疾苦的人，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更重要的一个事实是：早在1920年2月，基于自己对乌拉尔农民生活的观察，我毫不动摇地努力争取改行新经济政策。在中央委员会里我只得到4票，而有11票反对。当时列宁还反对取消余粮收集制，而且没有丝毫妥协的余地。当然斯大林是投票反对我了。新经济政策在一年之后才得以施行，这一次虽然是一致通过的，但却是在喀琅施塔德暴动的震动下和令人担忧的情绪笼罩全军的氛围中通过的。
苏维埃建设中随后几年几乎所有的原则性问题和难题，都首先在军事领域反映出来了。一般说来，任何拖延都是不允许的，任何失误都会很快遭到惩罚。反对这些决定的观点当场就可以得到验证。因此，大体来说，恰恰是由于红军建设中的内在的逻辑性，才使得我们的工作没有在两个体系之间摇摆不定。如果我们用更多的时间来讨论和辩论的话，我们或许会犯更大的错误。
然而，党内还是存在斗争的，而且有时还很激烈，不是这样又能怎样？我们的事业是全新的，而且又面临着重重的困难。
旧军队还分布在全国各地，他们发泄着对战争的仇恨，而我们已经着手组建新的团队了。沙皇的军官都从旧军队中被赶了出去，个别的地方还对他们进行了无情的镇压，然而我们却有必要请沙皇的军官担任新军队的教官。旧军团中士兵委员会的产生正是革命本身的体现，至少在革命的第一阶段是如此，而在新军队中却不能容忍士兵委员会的存在，因为它是分裂的初始。咒骂旧纪律的话音还未落地，我们就已经开始推行新纪律。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从志愿兵制度转为义务兵役制，从游击队转为正规军事组织。我们日复一日地不断与游击习气展开斗争，这一斗争需要长期坚持，毫不妥协，有时还需要采取严厉的措施。自由散漫的游记习气是革命的农民素质的体现。因此，反游记习气的斗争，就是为建设无产阶级国家制度、反对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自发势力对它侵袭的斗争。游击作风和习气在党内也有所反映。
早在组建红军的最初几个月里，军事问题上的反对派就已经开始形成了。它的基本主张可以归结为：坚持保留选举原则，反对吸收军事专家，反对建立铁的纪律，反对军队的集中领导，等等。反对派分子还试图为自己找到一条概括性的理论公式，他们声称，集中领导的军队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革命不但应该废除阵地战，而且还应该废除集中统一的军队。革命应该完全建立在灵活、机动、勇敢出击的基础之上。它的作战力量应该是独立的规模不大、装备齐全的小分队，这种分队不需要基地，仅仅依靠居民的支持就可以自由出入敌人的后方，等等。总之，就是把小规模战争的战术说成是革命的战术。这一切都极度抽象，其实质是把我们的弱点理想化。国内战争的严酷事实很快就推翻了这些偏见。在斗争的实践中，与地方上的即兴发挥、军事上的分立主义及联邦主义相比，集中的组织和统一的战略部署所具有的优势很快就明显地体现出来了。
在红军中服务的旧军官有几千人之多，后来则达到几万人。他们中的许多人，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在两年前还认为那些温和的自由派是极端的革命者，而布尔什维克在他们眼里简直就是来自四维空间的怪物。我在批驳当时的反对派时这样写道：“如果我们认为，我们不能把包括军事专家在内的成千上万的专家争取到我们这边来，那实在是太低估我们自己、我们党、我们思想所具有的精神力量以及我们革命道义的感召力了。”虽然不乏困难和阻力，但最终我们无疑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共产党员掌握军事工作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这要经过筛选和教育。早在1918年8月我就从喀山城下给列宁发电报说：“请把那些能够服从命令、吃苦耐劳甚至是勇于牺牲的共产党员派到前线来，这里不需要浮躁的宣传家。”一年之后，无政府主义在乌克兰甚至在党的队伍里都泛滥成灾。我在向第十四军发布的命令中写道：“我告诫大家：每一位被党派到军队中的共产党员都是一名红军战士，他有着所有红军战士都应有的权利和义务。共产党员一当犯下违反革命军人职责的罪行和错误，都将受到加倍的惩罚，在同样的事情上，一个愚昧而没有觉悟的人可以得到宽恕，而站在全世界工人阶级最前列的共产党员是决不能得到宽恕的。”很显然，在这方面发生了不少的摩擦，而心怀不满的也大有人在。
例如，皮达可夫就是军事反对派中的一员。他现在是国家银行的行长。为了永远保住自己的官位，他可以投靠任何人和任何反对派。在三四年前，当他和我还属于同一个阵营的时候，我曾开着玩笑预言说，在发生波拿巴政变的情况下，他第二天照样会夹着公文包去办公室上班。现在我应该更加严肃地补充一句：如果这种事情没有发生，那只是因为没有发生波拿巴政变，也就是说，这无论如何也不能算是皮达可夫的过错。皮达可夫在乌克兰有相当的影响，这并非偶然，因为他是一位非常有教养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在经济领域。他无疑是一位具有意志力的行政管理人员。在最初的几年里，皮达可夫也有革命的激情，但是这种激情很快就被官僚主义的保守思想所取代。在军队建设工作中，我和皮达可夫的半无政府主义观点做斗争的方法是：迅速交给他重要的任务，迫使他从空谈转入实际的工作。这虽然也没有什么新鲜的，但在许多情况下都是不可替代的。出于行政管理方面的考虑，他很快就明白了，应该采用的恰恰是他过去曾经激烈反对的那些方法。像他这样的转变并不少见，军事反对派中的优秀分子很快就投入到了工作中。与此同时，我建议那些冥顽不化的人，按照他们主张的那些原则建立几支团队，并许诺向他们提供一切必要物资。结果，只有伏尔加河流域的一个县里的一群反对派接受了挑战，建立了一个团，但它丝毫也不比其他的团更出色。红军在各条战线上连战连捷，于是，反对派也就销声匿迹了。
察里津对于红军和军事反对派而言，都具有特殊的地位。那里的军事干部结成以伏罗希洛夫为核心的集团。这里的革命部队的领导人大都是北高加索农民出身的旧军队的军士。哥萨克和农民之间的深刻矛盾，使南方草原上进行的国内战争变得异常残酷，战争在这里深人到每一个村落，有时甚至导致一个个的家族被斩草除根。这是纯粹的农民的战争，它在当地有着深刻的根源，其残酷程度远远超过国内其他地区的革命战争。这种战争造就了许多坚强的游击队员，他们长于处理地方范围内的小冲突，而不能胜任较大规模的战斗任务。
伏罗希洛夫的传记叙述了这位工人革命家的生平：领导罢工、地下工作、监狱、流放。但与当今领导层中的许多人一样，伏罗希洛夫只不过是一位工人出身的民族民主主义革命者。这一点首先特别鲜明地表现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后来又在二月革命中得到了体现。在官方的伏罗希洛夫传记里，1914年到1917年这段时间是一片空白，不过，时下大多数领导者的情况大抵如此。产生这段空白的秘密在于：这些人在大战时期都成了护国主义者，并中断了所有的革命工作。在二月革命期间，伏罗希洛夫从左的角度支持古奇科夫—米留可夫政府，当然斯大林也是如此。他们都是一些极端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而决不是国际主义者。可以总结出这么一条规律：凡是战时是护国主义者、而在二月革命之后又成为民主主义者的布尔什维克，现在都是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调的拥趸。伏罗希洛夫也不例外。
伏罗希洛夫过去是卢甘斯克的工人，属于享有较多特权的工人中的上层。但从他的秉性和爱好来看，他不像一个无产者，而更像一个小业主。十月革命后，伏罗希洛夫自然就成了由下级军官和游击队员组成的反对派的核心，他们反对要求具备军事知识和更广阔视野的集中统一的军事组织。这样就形成了察里津的军事反对派。
伏罗希洛夫圈子里的人一说到军事专家、军事院校、最高司令部和莫斯科就满腹仇恨。由于游击队长们自己没有多少军事知识，所以他们每个人手下都有自己的“专家”，只是档次低了点。他们紧紧把持着自己的位子，时刻提防着那些比他们更有能力、更有学问的人。察里津军事领导人们对苏维埃南线司令部的态度并不比对白军的态度好多少，他们与莫斯科中央的关系也仅限于不断地要求补给。我们的军需品勉强可以维持，工厂里生产出的所有东西马上就发给各部队。当时，全国的其他部队没有一个能像察里津集团那样吞掉那么多的武器弹药。只要稍稍满足不了他们的要求，他们立刻就会大呼小叫地说什么莫斯科的专家叛变了。水兵日沃杰尔是察里津常驻莫斯科的军方代表，他的工作就是勒索补给。在我们加强纪律之后，日沃杰尔就跑去当土匪了。后来，他好像是被抓住并被枪毙了。
斯大林在察里津呆了三个月。那时，反对我的斗争就成了他活动的主要内容。他把自己的亲信同土里土气的伏罗希洛夫反对派纠集到一起。但斯大林做得相当谨慎，以便自己随时都能脱身。
每天都不断接到总司令部和战线司令部对察里津的控告，诸如没办法让他们执行命令，无从知道他们在那里做什么，甚至连质询都得不到答复，等等。列宁不安地关注着冲突的发展态势。他比我更了解斯大林，显然他也怀疑到察里津人之所以这么顽固，是因为有斯大林在幕后撑腰。局面已经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我决定要在察里津建立秩序。在司令部与察里津又发生了一次新的冲突之后，我坚决主张召回斯大林。这事是通过斯维尔德洛夫办理的。他亲自乘紧急专列去找斯大林。列宁希望尽可能快地消除冲突，这当然是对的。当时我根本就没有把斯大林放在心上。1917年，他就像并不惹人注意的影子一样，在我眼前一闪而过，在战火纷纷的日子里我干脆就忘了他的存在。我想的只是察里津的军队，我需要南方战线有一个可靠的左翼。我亲赴察里津，不惜任何代价都要达到这个目的。在半路上，我遇到了斯维尔德洛夫，他谨慎地询问我的意图，然后建议我跟斯大林谈谈。当时斯大林在他的车厢里跟他一起回莫斯科。
斯大林用异常温和的口气跟我说：“难道您真的想把他们都赶走？他们可都是好小伙子！”
“但是，这些好小伙子会葬送了革命。革命可不能等这些小伙子们慢慢成熟起来。我只想做到一点，那就是使察里津成为苏维埃俄国的一部分。”
几个小时之后，我见到了伏罗希洛夫。司令部里笼罩着惊慌的气氛。有人放出风，说什么托洛茨基是带着一把大扫帚来的，还带着20位沙皇将军来替换在我到来之前不久刚自封为团长、旅长、师长的游击队长们。我质问伏罗希洛夫，他是如何对待战线司令部和总司令部的命令的。他毫无顾忌地回答说，察里津认为，只需要执行那些在他看来是正确的命令。这简直太过分了！我向他声明，如果他不能保证准确无误而且是无条件地执行命令并完成战斗任务，我将立即把他武装押解到莫斯科送交军事法庭。在得到正式的服从命令的保证之后，我没有撤换任何一个人。察里津军队里的大部分共产党员都支持我。他们完全是出于良心，而不是恐惧。我视察了所有的部队，亲切慰问了游击队员。他们当中有不少非常优秀的战士，需要的只是正确的领导。我就这样回了莫斯科。从我这方面来说，在这件事情上，我没有丝毫个人的偏见和不良的居心。我认为自己可以问心无愧地说，个人因素在我的政治活动中从来没有起过任何作用。但是，我们在这场伟大的斗争所下的赌注实在是太大了，这使我根本不能瞻前顾后。因此，我时常几乎是每走一步，都不免会踩到某些人的痛处，伤害了他们的癖好和自尊心，因此会得罪一些人。斯大林费尽心机地把这些我曾经得罪的人网罗到一起，他有的是时间和个人兴趣来干这种勾当。从那时起，察里津的上层分子就成了他手中的得力工具之一。列宁刚刚病倒，斯大林就通过他的盟友把察里津改名为斯大林格勒，当地的居民群众搞不明白这名字意味着什么。今天，伏罗希洛夫之所以能成为中央政治局的成员，在我看来，惟一的理由就是，在1918年我曾经不得不用押回莫斯科的威胁来迫使他服从命令。
我认为，用迄今尚未在任何地方公布过的党内通信的摘录来说明前面所叙述的军事工作，更确切地说是与之相关的党内斗争的军事工作，是不无意义的。
1918年10月4日，我从坦波夫通过专线对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说：
我坚决主张召回斯大林。察里津前线尽管有足够的兵力，但情况不容乐观。我保留他(伏罗希洛夫)的第十军(察里津军)军长的职务，条件是他必须服从南方战线司令部的指挥。截止到今天，察里津人甚至都未向科兹洛夫送交过战报，我责令他们必须一天两次呈送战况和侦察报告。如果他们明天还不执行，我将把伏罗希洛夫送交法庭，并将此事通令全军。距离发起进攻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必须赶在秋季道路变得泥泞之前，否则，那时这里的步兵和骑兵都将无法行动。没有时间进行外交谈判了。
斯大林被召回了。列宁清楚地知道，我这样做完全是处于工作上的考虑。但同时，他自然也担心我和斯大林之间的冲突，并力图改善我们之间的关系。10月23日，列宁往巴拉绍夫给我发了封电报，他说：
今天斯大林来了，他带来了我军在察里津城下三次获胜的战报(实际上这三次胜利是微不足道的——托洛茨基注)。斯大林劝说伏罗希洛夫和米宁，说服他们不要离开部队并且完全服从中央的命令。斯大林认为，这两个人是非常可贵和难得的干部。据他说，让他们不满的惟一原因，是军火经常迟迟不到，20万士气高昂的高加索军队会因此而毁于一旦(这支游击队很快就一触即溃了，说明它根本就没有什么战斗力——托洛茨基注)。
斯大林十分想到南线工作……他希望能在工作中证实他的观点的正确性……列夫·达维多维奇，我把斯大林的全部要求转告您，并请您考虑一下，给我一个答复：第一，您是否能与斯大林面谈一次，为此，他同意专程前往；第二，您认为可否在一定的具体条件下，消除过去的摩擦而搞好共同的工作，这是斯大林一心所期望的。
至于我个人的意见，我认为，必须竭尽全力处好与斯大林的共事关系。
列宁
我答复说，完全同意列宁的意见，于是斯大林被任命为南线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可惜的是妥协没有收到任何效果，察里津的工作没有前进一步。12月4日，我从库尔斯克给列宁发电报：
由于伏罗希洛夫使一切妥协的努力都变得徒劳无功，继续留任他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必须派新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新的指挥员来察里津。应把伏罗希洛夫调往乌克兰。
我的建议在没有遇到任何反对的情况下一致通过了。然而，就是在乌克兰，事情也没有任何改观。在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无政府主义本来就已经给正确的军事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再加上背后仍有斯大林撑腰的伏罗希洛夫反对派的到来，使工作就完全无法开展了。
1919年1月10日，我从格里亚济车站给当时的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发电报：
我坚决声明：决不允许导致察里津军溃败的察里津路线再在乌克兰重演……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和他们一伙人的路线将会葬送我们整个事业。
托洛茨基
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从远处关注着“察里津人”的行动，还试图达成妥协。可惜，现在我手头没有他们发给我的电报。1月11日，我回复列宁：
妥协当然是必要的，但不是那种变质的妥协。事实上所有察里津人都聚集在哈尔科夫……我认为，斯大林对察里津的庇护是最危险的祸根，比军事专家的所有叛卖活动都更恶劣……
托洛茨基
“妥协是必要的，但不是那种变质的妥协”。四年之后，还是因为斯大林的事情，列宁几乎原封未动地把我的话还给了我。这是在党的十二大召开前夕，列宁准备粉碎斯大林集团。他从民族问题上展开了进攻。当我劝他妥协的时候，列宁回答说：“斯大林会做变质的妥协，然后马上就会耍花招。”
1919年3月，我在给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信中反驳轻薄地与军事反对派眉来眼去的季诺维也夫：
我在此不想做个性心理学的分析来确定伏罗希洛夫到底属于军事反对派的哪个集团。但我要指出，我在对待他的问题上的惟一的错误就是，在为了事业的利益而应该断然采取强硬措施的时候，卸过分长久地(长达两三个月)试图通过谈判、劝诫或个人间的默契来达到目的。因为在对待第十军的问题上，我们的任务并不是说服伏罗希洛夫，而是在短期内取得军事上的胜利。
5月30日，列宁收到哈尔科夫方面传来的有关组成由伏罗希洛夫指挥的乌克兰独立军团的强烈要求。列宁通过专线就此向当时正在坎捷米罗夫卡车站的我征求意见。6月1日我答复列宁：
某些乌克兰人死乞白赖地要求把第二军、第十三军和第八军集中到伏罗希洛夫手中，这一要求是毫无道理的。我们需要的不是顿涅茨局部地区的军事行动的统一，而是抗击邓尼金的全部军事行动的统一……伏罗希洛夫之所以试图独揽乌克兰的军权和粮食资源，完全是顿涅茨地区乌克兰民族自决运动的结果，而这一运动是以反对基辅(即乌克兰政府)和南方战线为宗旨的……我毫不怀疑，这一计划的实施只能使局势更加混乱，并彻底破坏对该地区军事行动的领导。请您责成伏罗希洛夫和梅日劳克完成交给他们的具体任务。
托洛茨基
6月1日，列宁致电伏罗希洛夫
无论如何都要立即停止空谈，全力做好军事工作。要抛弃一切建立乌克兰独立兵团的空想，放弃所有以隐蔽手法恢复乌克兰战线的企图。
列宁
列宁根据经验确信，很难控制无视任何组织纪律的乌克兰民族自决分子，当天，他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做出了如下决议，并立即下达给伏罗希洛夫和其他有关人员：
中央政治局于6月1日举行会议，完全同意托洛茨基的意见，坚决拒绝乌克兰人提出的关于建立顿涅茨独立军团的提议。我们要求伏罗希洛夫和梅日劳克完成自己直接承担的任务……明后天托洛茨基将把你们召到伊久姆做更详细的安排。
列宁，受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托
第二天，中央委员会研究了关于伏罗希洛夫擅自将大部分缴获的军用物资拨给其下属部队的问题。中央做出如下决议：
委派拉科夫斯基同志将有关情况电报通知在伊久姆的托洛茨基同志，并请托洛茨基同志采取最强有力的措施，以使该项物资转由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处置。
当天，列宁就通过专线通知我：
德边科和伏罗希洛夫擅自动用军用物资，一切都乱套了，他们不认真支援顿巴斯。
换句话说，我在察里津所极力反对的局面，在乌克兰又出现了。
如果说军事工作给我制造了不少敌人的话，这也没什么可奇怪的。我没有时间瞻前顾后，而是用胳膊肘直接推开那些妨碍军事工作的人，或者在匆忙中碰到了那些游手好闲的人的痛处而得罪了他们，又没来得及道歉。有些人对此怀恨在心。心怀不满和受委屈的人找到了去斯大林那边的门路，还有一部分攀上了季诺维也夫。要知道，这两个人也自以为受了委屈。前线上的每次失利，都会引起那些心怀不满的人在列宁面前对我大肆攻击。那时候，斯大林就已经开始在幕后操纵这些阴谋活动了。那些人纷纷拿出书面材料，指责军事政策失误，说我袒护军事专家，还说我对共产党员采取的措施过于苛刻，等等。那些被撤职的高级军官以及没能如愿当上红军元帅的人们纷纷打报告，指责战略部署的致命危险和司令部的怠工，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全局的领导工作用去了列宁所有的时间和精力，他无暇视察前线或深入日常的军事工作。而我大部分时间都奔忙于各条战线，这给莫斯科那些在背后打小报告的人提供了可乘之机。他们那喋喋不休的聒噪也时不时地引起列宁的不安。等我下一次回到莫斯科的时候，他心里已经积累了不少的疑虑和问题。但只需半个小时的谈话就足以使我们重新相互理解并达成完全的一致。当我们在东线战场上不断失利、高尔察克逼近伏尔加河的时候，在我直接从车站赶去出席的人民委员会的会议上，列宁递给我一张便条，那上面写着：“我们能否赶走全部军事专家，任命拉舍维奇为总司令？”拉舍维奇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他在对“德”战争中获得军士头衔。我就在那张便条上写道：“简直是儿戏。”列宁皱着眉头看了看我，脸上做出一副很有意思的表情，好像是在说：“您对我也太严厉了。”实际上，他很喜欢这种直截了当、不留任何怀疑余地的回答。会后，我俩凑到一起，列宁详细询问我有关前线的情况。我说：
“您问我能不能把旧军官都赶走，可您知道目前我们军队里有多少旧军官吗？”
“不知道。”
“您估计大概有多少呢？”
“不知道。”
“有不下3万人。”
“有多少？！”
“不下3万。如果出了一个叛徒，那至少有百个人是可靠的；如果有一个逃兵的话，那至少有两三个人是被打死的。再者说，我们用什么人把他们全部替换下来呢？”
几天以后，列宁就社会主义建设任务问题发表了演讲。他顺便提到：“不久前，当托洛茨基同志告诉我说，我们的军事部门里有几万名旧军官时，我就得出了一个具体的想法，那就是利用我们敌人的秘诀在哪里……如何用过去资本家去对付我们的那些砖头以建设共产主义！”
在差不多同时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上。因我留在前线未曾出席的情况下，列宁发言时满怀激情地捍卫了我提出的军事政策，驳斥了反对派的批评。就因为这一点，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有关军事部分的会议记录迄今仍未公开。
有一天，明仁斯基到南线来见我，这个人我早就认识了。在反动的年代里，他参加了极左派，或者按照他们(波格丹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杂志的名称，他们也自命为“前进集团”。不过明仁斯基本人的立场则又倾向于法国的工团主义。1910年，前进派分子在博洛尼亚为非法越境逃往意大利的10—15名俄国工人开设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讲习班。我在那里为他们讲了两周左右的有关办报的课程，并就党的战术问题和学员们进行了讨论。我就是在那里认识了从巴黎来的明仁斯基。假如我说他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的话，这就最准确地说明了他留给我的印象。他好像是另外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什么人的影子，或者说是一幅尚未完成的拙劣的肖像画草稿。这种人是有的。只须根据他们那曲意奉承的笑容和闪烁的眼神，就可以看出他们正在为自己急于摆脱卑微地位的强烈愿望所折磨。我不了解他在革命期间的表现如何，或者干脆说有没有什么表现。但是在我们夺得政权后，他就被匆忙地塞进了财政部。他在那里没有任何积极作为，也可以说，他的积极作为只是暴露了他的无能。后来，捷尔任斯基把他留在了自己身边。捷尔任斯基是一个意志坚定、充满激情和有着高尚情操的人，他的个人魅力完全遮盖了“契卡”。没有一个人注意到这个埋在纸堆里的明仁斯基。只是当捷尔任斯基同他的副手温什里希特分道扬镰之后，他因为找不到其他人选，就提议让明仁斯基作为候选人，这时已经到了契卡的最后阶段了。大家都无奈地耸了耸肩。捷尔任斯基辩解说：“还能找谁呢？没人了呀！”但斯大林支持明仁斯基。斯大林一贯支持那些在政治上只有靠着机关的恩惠才能存在的人。于是，明仁斯基就成了斯大林在国家政治保安局里的一个忠实的傀儡。在捷尔任斯基死后，明仁斯基不仅成了国家政治保安局的头头，而且还当上了中央委员。在官僚主义的舞台上，一个无能的木偶也可以被当做人来用。
但是在10年前，明仁斯基却试图去抱住另外一棵大树。他来我的车厢汇报军队特工处的工作情况。谈完公事以后，他就磨磨蹭蹭地赖在那里，脸上挂着一副讨好的笑容，既令人警觉又让人摸不着头脑。最后他问我，是否知道斯大林正在背地里搞阴谋来对付我。“什么？”我茫然不解地问道，因为当时我从来没有这种想法和担心。“他总是在列宁和其他什么人面前煽风点火，说您在自己身边网罗了一批人，专门是为了反对列宁……”“您是不是昏了头了，明仁斯基，请您回家睡觉去吧，我不想再说这件事情。”明仁斯基干咳了几声，垂头丧气地走了。我想，他就是那一天开始去寻找别的可以抱的大树了。
在工作了一两个小时之后，我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头。这个人和他那含糊其辞的话使我感到不舒服，就像吃饭时吞下了一小块玻璃一样。我开始回想并琢磨一些事情。斯大林的另一副面孔浮现在我的面前。很久以后，克列斯廷斯基向我谈起斯大林的时候说：“这是一个长着黄眼珠的恶棍。”就在明仁斯基来过之后，我的意识中曾第一次闪现了斯大林的黄眼珠。这事情过后，我在一次短期回到莫斯科的时候，仍像往常一样，第一件事情就是去见列宁。我们谈了前线的问题。列宁十分留心日常的细节、小事和那些蛛丝马迹，这使他能够彻底了解事情的本质。他不能容忍对待活生生生活的那种粗枝大叶的态度。他在每个环节上都提出了他自己的独特的问题，我一一做了答复，同时欣赏着他那善于深入问题实质的本领。我们都笑了。列宁总是一个愉快的人，我也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性情忧郁的人。在谈话快结束的时候，我向他提起了明仁斯基在南线去我那儿的情况。“莫非这些话里有些真实的成分？”我立刻就看出列宁变得激动起来，血一下子涌上他的脸。“这简直是胡说八道。”他不断地重复这句话，但口气并不是那么令人信服。我对他说：“我感兴趣的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您相信那些奇谈怪论，认为我在网罗人马反对您吗，哪怕是动一下这样的念头？”“那纯粹是一派胡言！”这一次他的语气是那么坚决，我立刻放下心来，仿佛头顶上的一片乌云消散了。我们告别时，格外热情。不过我明白了，明仁斯基的话绝不是无中生有。列宁之所以矢口否认而没有把问题说清楚，只是因为他担心会引发冲突、不和或个人之间的争斗。在这一点上，我完全理解他。然而，斯大林显然是埋下了恶毒的种子。只是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我才搞明白他是如何系统地来干这些勾当的，而且几乎是专干这些勾当，因为他从来就没有做过一件重要的工作。一次，布哈林曾经教导我说：“斯大林这个人的品质首先是懒惰，其次是忌妒，对那些比他懂得多、比他能干的人总是怀恨在心。他甚至还在暗地里算计伊里奇呢。” |
第三十五章保卫彼得格勒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崔继新译本）
第三十五章保卫彼得格勒
在苏维埃共和国的各条革命战线上，总共有16个军。法国大革命时有14个军，与我们的兵力大体相当。我们的16个军中每一个都有自己虽不太久远但却非常辉煌的历史。只要随便说出哪个军的番号，脑海里立刻就会浮现出几十件独特的事迹。各个军的面貌尽管并不是一成不变，但总是鲜明而生动的。
守卫彼得格勒西部重要通道的是第七军。长时间在一个地方驻守对它产生了不利的影响，部队的警惕性减弱了。这个军的一些优秀干部和个别连队甚至是整个营，都被抽调其他战事频繁的战线上去了。对于需要不断激发其热情的革命军队来说，止步不前只能导致失败的命运，有时甚至引起灾难性的后果。这一次也是如此。
1919年6月，白军占领了芬兰湾的要塞“红山”炮台，几天后，红海军又把炮台夺了回来。最后发现，第七军参谋长伦德克维德上校把全部情报直接交给了白军，还有一些阴谋分子是他的同伙。这件事情动摇了全军。
7月间，经高尔察克认可的私人代表尤登尼奇将军成了白军西北军的总司令。8月问，在英国和爱沙尼亚的支持下，俄国“西北政府”成立了。驻在芬兰湾的英军舰队许诺尤登尼奇向他提供支持。
在我们本来就已经是生死攸关的时刻，尤登尼奇发动了进攻。当时邓尼金占领了奥廖尔，威逼军事工业中心图拉。如果他再向前一步，就打开了通向莫斯科的道路。南线的战事吸引了我们全部的注意力。来自西线的第一次有力的攻击彻底动摇了第七军。它几乎未做抵抗就溃退下来，抛弃了武器和辎重。彼得格勒的领导人，首先是季诺维也夫，向列宁报告了敌方武器装备在各方面是如何占据优势，说敌人有自动步枪、坦克、飞机，在侧翼还有英国重型炮舰的支援，等等，等等。列宁由此得出结论，认为要想击败尤登尼奇这支用最新技术装备的、由军官组成的队伍，我们只能削弱或者牺牲其他的战线，而首先是南方战线，但这样做是绝对不行的，连提都不能提。按照他的想法，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放弃彼得格勒以缩短战线。列宁在得出惨痛的退却是必要的这一结论后，就开始争取别人的支持。
我从南线回到莫斯科后，坚决反对这个方案。彼得格勒根本填不饱尤登尼奇及其主子的胃口，他们企图和邓尼金在莫斯科会合。尤登尼奇可以从彼得格勒弄到大量的工业物资和人力资源。此外，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之间并没有什么坚固的屏障。我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我们应该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彼得格勒。当然，我首先得到了彼得格勒方面的支持，当时任政治局委员的克列斯廷斯基站到了我的一边，好像斯大林也同意我的观点。在那一昼夜里，我多次强烈批评列宁的意见。最后，他说：“既然这样，我们就试试吧。”10月15日，政治局通过了我提出的关于前线形势的决议案：“鉴于战局十分危险，必须真正把苏维埃俄国变成一座军营。对党组织和工会机构中的每一个党员、苏维埃工作人员和工会的工作人员都要登记，做好应征入伍的准备。”接下来我还列出了具体的措施。关于彼得格勒，我们的原则是：“决不放弃”。当天我向国防委员会提交的草案中指出：“开展巷战，不放弃一寸土地，保卫彼得格勒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白军总共只有2．5万人，因此我毫不怀疑，即便他们能够攻人这座拥有百万人口的城市，但如果遭到我们组织得当的顽强的巷战抵抗，就必定会全军覆没。同时，我认为，为防爱沙尼亚和芬兰出兵干预也有必要事先拟定把军队和工人向东南方向撤退的计划，这是挽救彼得格勒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免遭全歼的惟一出路。
16日，我动身前往彼得格勒，第二天我就收到列宁的信：
托洛茨基同志：
昨夜用密码给您发去……国防委员会的决议。您可以看到，您的计划已被采纳。关于把彼得格勒工人向南转移一事，当然也不会被否决(据说，您向克拉斯诺夫和李可夫详细谈起过此事)，但是过早谈论可能会影响斗争到底的决心。如果敌人企图包抄并切断彼得格勒与外界的联系，显然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对此，您当然可以临机决断……随信附上我受国防委员会委托起草的号召书，因为过于仓促，写得不好，最好把我的署名放在您的署名后面。敬礼
此致
列宁
我想，这封信相当清楚地表明，我和列宁之间工作中不可避免的、最尖锐的局部意见分歧在实践中消除了，而且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私人关系和共同工作。我不禁又想到，假如在1919年10月不是我反对列宁，而是列宁反对我；假如不是列宁而是我坚持要放弃彼得格勒，那么今天，可能会有铺天盖地的论著用各种语言来揭发“托洛茨基主义”带来灾难性后果的罪行。
在1918年的时候，协约国把内战强加在我们头上据说是为了能战胜德皇威廉。但现在已经是1919年，德国早已经被打垮了。而协约国却依然耗资数亿在革命的国度播种着死亡、饥馑和瘟疫。尤登尼奇是英、法两国豢养的一名佣兵队长，背后有爱沙尼亚的支持，左翼有芬兰的掩护。协约国要求这两个自身被革命解放了的国家来充当宰割革命的帮凶。在赫尔辛福斯和雷瓦尔都进行着无休止的谈判，天平摇摆不定，一会儿倒向这边，一会儿又倒向那边。我们不安地关注着这两个小国，它们像敌人的一副钳子一样悬在彼得格勒的头顶。
9月1日，我在《真理报》上发表过一篇意在警告敌人的文章：
当前我们调往彼得格勒战线的部队中，巴什基尔骑兵师是一支不可小视的力量。如果资本主义芬兰胆敢进犯彼得格勒，那么红色巴什基尔人将会在“向赫尔辛福斯进军”的口号下前进。
巴什基尔骑兵师是一支刚刚组建不久的队伍。我把它调到彼得格勒几个月的初衷是，让来自草原的健儿们有机会在城市文明的环境中生活一段时间，以便让他们接近工人群众、去俱乐部和剧院看看、参加群众集会。而现在又有了一种新的更为紧迫的任务，那就是用巴什基尔人的进军来威慑芬兰资产阶级。
只是我们的警告没有尤登尼奇神速进展那么有分量。10月13日，他占领了卢加，16日，攻陷了红村和加特契纳，把进攻的矛头对准了彼得格勒，并准备切断彼得格勒至莫斯科的铁路线。尤登尼奇在发动进攻后的第10天，就已经打到了皇村(儿童村)。他的骑兵侦察分队已经能够从高处看见伊萨基辅大教堂的镀金穹顶了。
芬兰电台提前报道了尤登尼奇的军队占领彼得格勒的消息。协约国驻赫尔辛福斯的大使们正式向各国政府报告了这一消息，就这样红色彼得格勒陷落的消息，传遍了整个欧洲甚至整个世界。在瑞典的一家报纸上，甚至出现了所谓的“狂热的彼得格勒世界周”的说法。
芬兰的统治集团格外狂热，现在不仅仅是军界赞同干涉，就连政界也支持丁。谁也不肯放过唾手可得的东西。芬兰社会民主党声称保持“中立”。一个白党的历史学家写道：“对武装干涉的辩论完全是财政方面的。”只要得到5000万法郎的保证金就够了：在协约国交易所中，彼得格勒的鲜血就值这点钱。
爱沙尼亚方面的问题也同样糟糕。10月17日，我在给列宁的信中写道：“如果我们像所希望的那样保住彼得格勒，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全歼尤登尼奇的部队。棘手的是，尤登尼奇在爱沙尼亚的避难权。需要让爱沙尼亚看好自己的边界，以防止尤登尼奇部队进入，否则，我们要保留进人爱沙尼亚境内追缴尤登尼奇的权利。”我的这个提议是在我们的军队把尤登尼奇赶走之后才通过的，但赶走他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做到的。
我在彼得格勒见到的是最严重的惊慌失措的情绪。一切都完了，部队节节败退，被打得七零八落。指挥员看着共产党员，共产党员看着季诺维也夫。季诺维也夫是惊慌失措的放射源。斯维尔德洛夫曾经对我说：“季诺维也夫就是惊慌失措。”斯维尔德洛夫很善于识人。事实的确如此：在一切都顺利的时期，用列宁的说法是在“平安无事”的时候，季诺维也夫就得意地飘上天了；而一旦势头不妙，季诺维也夫马上就会躺到沙发上唉声叹气，这样说可不是比喻，而是事实。我可以肯定地说，自1917年以来，季诺维也夫不是飘在天上就是躺在沙发上，我从来没有见过处在中间状态的季诺维也夫。而这一次我是碰上他躺在沙发上。在他的周围也有一些像拉舍维奇那样的英勇刚毅的人，但他们也都灰心丧气、无所作为。所有的人都有这种感觉，各个方面都是这样。我从斯莫尔尼宫打电话给军车车库要一辆汽车，但汽车没有按时赶到。我从调度员说话的声音里就能感觉到，无动于衷、悲观失望和坐以待毙的情绪已经渗入到行政管理机构的最底层。必须采取非常措施了，因为敌人已经到了大门口。像往常遇到这种情况时一样，我依靠我专列上的队伍，在最困难的条件下我都把希望寄托在他们的身上。他们进行核查、施加压力、建立联系、替换不称职的人、堵塞漏洞。我绕开颜面丧尽的彼得格勒市委机关，越过两三级，直接深入区党组织、工厂和兵营等基层单位。在束手等待近期内把城市交给白军的时候，没有人敢于过多地出头。但基层一旦感觉到城市不会被放弃，而且在需要的情况下还将在城里的街巷和广场上进行抵抗的时候，他们的情绪马上就转变了。最勇敢和勇于自我牺牲的人都抬起了头。男女工人们成群结队地带着工兵器械从各个工厂里走了出来。那时，彼得格勒工人看上去十分可怜：由于吃不饱而脸上毫无血色、衣衫褴褛、破了洞的鞋子往往还不成双。
“同志们！我们能放弃彼得堡吗？”
“不，决不放弃！”
妇女们的眼睛里燃烧着空前的激情，母亲、妻子、女儿们不愿意离开那虽不讨人喜欢却是温暖的窝。她们用妇女特有的高音喊道：“决不放弃。”她们的手里就像握枪一样地紧握着铁锹，不少妇女拿着真正的步枪或者守在机枪旁。全城被划分成几个区，由工人指挥部领导。重要的地段布上了铁丝网，选好了炮兵阵地，并预先标定了射击的目标。在广场和最重要的交叉路口部署了约60门大炮，并把它们掩蔽起来。河岸街道、街心花园、墙壁、栅栏、房屋都成了防御工事，在郊区和涅瓦河沿岸都挖了战壕。整个城市的南部变成了一座堡垒，在许多街道和广场上修建了街垒。从工人住宅区里散发出的新的气息传到了军营、后方和野战部队。
尤登尼奇离彼得格勒只有10到15俄里了。他所在的高地，正是我两年前曾经去过的那个普尔科沃，当时正值刚刚胜利的革命同克伦斯基和克拉斯诺夫的军队展开生死较量的关头。今天彼得格勒的命运又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必须立即不惜任何代价制止退却的惯性。
10月18日，我发布命令要求：“在极度惊慌失措的地方，禁止谎报残酷战斗的情况。谎报军情以叛国罪论处。在军事上总是会有一些失误的，但不允许说谎，更不准自欺欺人。”按照一贯的做法我认为，在最困难的时刻首先必须向全军和全国说明严酷的真实情况。我把那天发生的一次毫无意义的退却公之于众：
某步兵团的一个连因为在自己的侧翼发现敌人的零星部队而惊慌失措。团长下令撤退，全团狂奔八到十俄里，退到亚历山德罗夫卡。经核实才搞清楚，原来他们侧翼是我们自己的部队……溃逃的团队表现得并不是那么糟糕，一当他们恢复信心就一路急奔回到了阵地。尽管天气寒冷，可他们还是跑得大汗淋漓，一小时就跑了八俄里。他们用很小的代价就击退了为数不多的敌人，夺回了原来的阵地。
在这个不大的事件中，我不得不充当了一次团长的角色，这在整个国内战争期间是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当溃退的部队乱作一团涌进驻扎在亚历山德罗夫卡的师指挥部时，我骑上顺手牵来的一匹马就来回地跑着让部队向后转。最初的几分钟曾引起了一阵混乱，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明白是怎么回事，有些人继续溃逃。我骑着马把他们一个一个地追回来，这时候我才注意到，我的传令兵科兹洛夫正紧紧地跟在我身后飞奔。他是莫斯科近郊的一个农民，在旧军队里当过兵。他像喝醉了一样，手里拿着纳甘式左轮手枪在退却的士兵中跑来跑去，不停地重复我的命令。他挥舞着手枪扯着嗓门大声喊着：“弟兄们，别害怕，现在是托洛茨基同志在率领你们……”这时大家以刚才撤退的速度转人了进攻，没有一名红军战士畏缩不前。大约跑了两俄里，耳边传来了可恶的子弹的呼啸声。冲在最前面的人受伤倒下了，团长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总是出现在最危险的地方。全团刚刚收复先前放弃的阵地，团长的双腿就受伤了。我坐着卡车返回司令部，沿途收容着伤员。已经给了他们必要的动力，我深深地感到，我们能够保住彼得格勒。
现在，我应该来说一说读者们可能已经有两次产生的疑问了，那就是作为一个统率全军的人，是否有权利冒着生命危险亲自参加个别战斗。对这个问题，我可以这么回答：无论是对和平还是对战争而言，绝对的行为准则都是没有的。一切都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在专列上跟随我奔波于各前线的军官们不止一次地说：“在过去，这种地方就连师长都不肯来。”资产阶级的记者们不能理解我这种超出他们的认识水平的做法，因此只好用他们熟悉的语言，把这说成我是出于“自我宣传”的目的。
事实上，这种做法是由红军的产生条件和人员构成以及国内战争本身的性质决定的。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要知道，确立军纪、培养战斗素养、树立军事权威这一切都要从头做起。当时，尤其是在第一阶段，我们既没有能力仅仅依靠中央按照计划，向部队提供所有必要的东西，也不能用通令和半匿名的号召，以革命热情来感染这支在战火中建立起来的军队。只有今天在战士们面前赢得权威，明天上级领导的严格要求才会得到战士们的拥护。在没有传统的地方，尤其需要鲜明的榜样，个人的冒险是通往胜利的道路上必不可少的付出。
对那些陷入失利泥潭的指挥班子，必须进行彻底改组、更新和充实，对政委班子做了更大的调整。所有的部队都由共产党员从内部加强了。从远方调来了一些新的部队，军事学校的学生也被派到了前沿阵地。在两三天内，所有松松垮垮的后勤机构也都紧张了起来。红军战士吃得饱一些’了，换上了新内衣和靴子，听了报告，于是他们变得精神抖擞、士气高昂，总之，可以说是面貌焕然一新了。
10月21日，是决定命运的一天。我们的部队退到了普尔科沃高地，再往后退的话就意味着战火要烧到城里了。此前，白军的进攻几乎没有遇到过什么像样的抵抗。21日，我军在普尔科沃一线布防并进行反击，敌人的进攻暂时被制止了。22日，红军转入了进攻。尤登尼奇匆忙投入预备队，充实了防线。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到23日傍晚，我们攻占了皇村和巴甫洛夫斯克。与此同时，临近的第五十一军从南面压了过来，越来越严重地威胁着白军的后方和右翼。转折开始了。那些在开始阶段被敌人打得惊慌失措又屡遭败绩的部队，竞相展开自我牺牲和英雄主义的竞赛。伤亡是惨重的。白军司令部断言，我方的损失更大。这是可能的，因为他们在作战经验和武器装备方面比我们有优势。然而，我方更富有自我牺牲精神，年轻的工人、农民以及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军校的学员们个个都奋不顾身，他们冒着机枪的扫射冲锋陷阵，拿着左轮手枪扑向敌人的坦克。白军司令部曾经描述过赤色分子的“英勇的疯狂”。
在开始的几天里，几乎没有抓到俘虏，投诚过来的人寥寥无几。现在，投诚和被俘的人数急剧增加。考虑到战争的严酷性，我在10月24日发布命令说：“不得杀害放下武器的俘虏和投诚者，违者严惩。”
我们发起了进攻，无论是爱沙尼亚人还是芬兰人都不再想干涉的事情了。两个星期之内就被击败的白军，败退到爱沙尼亚边境时已经溃不成军了。爱沙尼亚政府解除了他们的武装。无论是伦敦还是巴黎，都没有人再对他们感兴趣了。昨天还是协约国“西北军”的那支队伍，在饥寒交迫中覆灭了。大约有1．4万名伤寒病人被送进了野战医院。所谓的“狂热的彼得格勒世界周”就这样收场了。
后来，白军的头目抱怨英国海军上将考文，说他不守诺言，没有从芬兰湾方面给他们以足够的支援。这样的抱怨至少是言过其实了。我们的三艘驱击舰在夜间航行时触雷沉没，致使550名年轻的水兵葬身海底。这笔账，无论如何都要算到英国海军上将的头上。我在当天向陆海军将士发布了哀悼令：
红军将士们！你们在各条战线上都能遇到英国敌人的阴谋诡计，反革命军队用英国武器向你们射击。在申库尔斯克和奥涅格两地以及南线和西线战场上的仓库里，你们还可以找到英国制造的军需品，被你们抓到的俘虏穿的也是英国的制服。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和阿斯特拉罕，妇女和儿童们被英国飞行员用英国炸弹炸死炸伤，英国的军舰炮轰我们沿海地区……
就是在今天，在我们与英国雇佣军尤登尼奇激战的时刻，我要求你们永远不要忘记存在着两个英国。与贪得无厌、强横暴虐、贿赂盛行和嗜血成性的英国并存在的，是一个勤劳、高尚、具有国际团结的伟大理想的英国。反对我们的是那个卑鄙、可耻、投机的英国，而拥护我们的是那个勤劳的人民的英国。(见1919年10月24日致陆海军将士第一百五十九号命令)
在我们这里，社会民主主义教育的任务与战斗的任务是紧密相联的，在战火中进人人们意识的思想是牢固和永恒的。
莎士比亚剧本里的悲剧情节与喜剧情节总是交织在一起，它与人类生活中伟大与渺小和卑鄙混在一起的道理如出一辙。
此时的季诺维也夫已经从沙发上爬了起来，又开始有些飘飘然，可以说是已经升到了半空中。他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向我颁发奖状：
保卫红色彼得格勒，是对全世界无产阶级从而也是对共产国际的不可估量的贡献。捍卫彼得格勒的首功应当归于您，敬爱的托洛茨基同志。我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向您赠送请您将它们授予在您的领导下立下卓越功勋的光荣的红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
格·季诺维也夫
我还从彼得格勒苏维埃、工会以及其他组织得到了不少类似的奖状。我把锦旗交给各团，奖状交由秘书保存在档案里。很长时间以后，它们都被清除了出来，而季诺维也夫也已经到那山唱那调去了。
现在，很难描绘甚至都很难回忆起当时因彼得格勒城下的胜利所引起的那种狂喜了。而且，这场胜利恰巧与南线最初几次决定性胜利同时来临。革命重新高高地昂起了头。列宁在10月中旬还认为战胜尤登尼奇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一胜利在他的眼里有着更大的意义。为了表彰我在保卫彼得格勒中的贡献，政治局决定授予我一枚红旗勋章。这一决定令我左右为难。在实行革命勋章制度的问题上，我也是几经动摇才同意的，因为就在不久以前我们刚废除了旧的授勋制度。在同意实行授勋制的时候，我的初衷是想以此作为对那些革命责任感不太强的人的额外鞭策，列宁也支持我的看法，于是授勋制度就建立起来了。勋章是颁发给那些在战火中出生人死、建立功勋的人，至少在那几年里是这样的。现在要把勋章颁发给我，如果不能否认勋章是对战功的证明的话，我是不能拒绝的，因为我也曾多次亲手颁发过这种证章。我只有服从而别无选择。
与这个问题相关的还有一段小插曲，其真正的含义我事后才明白。在政治局会议快结束的时候，加米涅夫吞吞吐吐地提议给斯大林授勋。加里宁义愤填膺地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给斯大林？真是莫名其妙。”人们开着玩笑制止了他，加米涅夫的提议通过了。休息时，布哈林责备加里宁说：“您怎么就不明白呢？这是列宁的主意。斯大林这个人，如果别人有的他没有，他就活不下去，他就会永远耿耿于怀。”我完全理解列宁的用心，也由衷地赞同他的想法。
颁奖仪式在大剧院里隆重举行，在那里召开了苏维埃党政机关联席会议，我在会上做了关于军事形势的报告。当主席最后点到斯大林的名字时，我带头鼓掌表示祝贺，但响应的掌声却少得可怜。全场由于不解而出现的冷场与先前的热烈欢呼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斯大林本人知趣地没有出席授勋仪式。
更令我满意的是，我的专列集体荣获了红旗勋章。11月4日颁布的嘉奖令上写道：
在10月17日到11月3日第七军的英勇战斗中，我们专列全体工作人员发挥了良好的作用。克利格尔、伊万诺夫和查斯塔尔等同志在战斗中光荣牺牲；普列杰、德劳金、普林、切尔尼亚夫采夫、库普里耶维奇、特斯纳等同志英勇负伤；亚当逊、昔林、基谢利斯被震伤……其他人的名字我就不再一一列举，因为这样的话可能要把所有人的名字都点一遍了。在前线发生的这次转折中，我们专列的同志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几个月之后，一天列宁打电话问我：“您看了基尔杰措夫的书了吗？”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他是白党那边的人，是我们的敌人，他的书描写了尤登尼奇进攻彼得格勒的情况。”需要说明的是，列宁一般比我更注意白党的刊物。一天后，他又问我：“您看了吗？”“没有。”“要不要我把我的书给您送过去？”我应该也有这本书。我和列宁一样都能拿到从柏林寄来的新书。“您一定要看一看最后一章，这是敌人的评价，其中也谈到了您……”但我始终抽不出时间来看这本书。不久前在君士坦丁堡，这本书不知怎么就到了我的手里。我想起了列宁曾坚持要我看最后一章。下面就是那段令列宁十分感兴趣的评价，是尤登尼奇的一位部长写的：
10月16日，托洛茨基匆忙赶到了彼得格勒战线，他那旺盛的精力顿时就驱散了红色司令部里的惊慌失措的情绪。就在加特契纳被攻占之前的几个小时，他还企图在那里阻止白军的进攻。但是当看到实在是办不到的时候，他才匆忙从城里出去部署皇村的防御工作。大批的增援部队尚未赶到，他迅速集结了彼得格勒的军校学生，动员全彼得格勒的男性居民，用机枪(？！)把所有的红军部队赶回阵地，用他那强有力的措施使一切通往彼得格勒的关口都严阵以待……
托洛茨基成功地在彼得格勒当地组织起有着强大的精神力量的工人共产党队伍，并把它们投入到战斗最激烈的地方。根据尤登尼奇司令部的证明材料，像狮子一样勇猛地战斗的，是这些队伍以及水兵营和军校学生，而不是(？)红军的部队。他们端着刺刀冲向坦克，虽然成排地倒在钢铁怪物的致命火力之下，但仍然坚守自己的阵地。
没有人用机枪驱赶红军战士。然而，我们确实是保住了彼得格勒。 |
第三十四章专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崔继新译本）
第三十四章专列
现在应该说说那辆“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专列”了。在革命最危急的岁月里，我个人的生活始终和这辆专列联系在一起。从另一方面说，这辆专列也与红军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专列沟通了前方和后方，就地解决一些刻不容缓的问题，肩负着教育、号召、供给军需、惩罚和嘉奖等任务。
没有惩罚就无法建立军队。在指挥者的武库里没有死刑，就不能引导广大群众赴汤蹈火。迄今为止，只要那些对自己的技术引以为豪的、凶恶的被称为没有尾巴的猴子们，也就是所谓的人们，要建立军队进行战争，指挥者就必定把士兵们置于背水一战的境地：前进还有一线生存的希望，而后退就必死无疑。但是仅凭恐怖手段并不能维系军队。沙皇军队的崩溃并不是因为缺乏惩罚的手段。克伦斯基企图靠恢复死刑来挽救这支军队，结果却适得其反。布尔什维克在大战的废墟上创建了全新的军队。对任何一个稍微有一些历史常识的人来说，这些事实就无需再做解释了。十月革命的思想，是铸就这支新型军队的最结实的水泥，专列向前线输送的就是这种水泥。
卡鲁加、沃洛涅日和梁赞等省的数以万计的青年农民没能响应苏维埃政府的最初几次征兵号召。战争在远离这些省份的地方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做得不够，人们并没有认真对待征兵号令。按照规定，不去应征者一律按临阵脱逃论处，这些州对逃避兵役的现象展开了严肃的斗争。梁赞兵役委员会抓了约1．5万名这样的“逃兵”。我路过梁赞的时候，决定去看看他们。人们劝我说：“只怕会出什么岔子。”但事情的结果却再好不过了。人们把逃兵们从木板房里叫出来说：“逃兵同志们，开会啦，托洛茨基同志看你们来啦！”他们激动得跑了出来，吵吵闹闹，还有点好奇，就像一群小学生一样。此前，我把他们想像得过坏了，而他们又把我想像得过于恐怖了。几分钟之内，一大群不扎腰带、没有组织纪律但也毫无敌意的弟兄们把我团团围住了。“逃兵同志们”都瞪大了眼睛看着我，有些人的眼珠似乎都要掉出来了。我跳上一张桌子，就在院子里对他们演讲了大约一个半小时。这是颇有成效的一堂课。我从他们的角度出发去鼓舞他们，最后号召他们举手表示对革命的忠诚。我眼看着他们被新思想所感染，被真正的热情所支配。他们簇拥着把我送回到汽车上，全神贯注地看着我，不过目光里已经没有了恐惧，而是充满了激情。他们扯着嗓子喊着，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离开我。事后，我不无骄傲地得知，教育他们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提醒他们：“你在托洛茨基面前是怎么保证的？”由梁赞逃兵组成的团队在各条前线上都表现得非常出色。
我回想起敖德萨圣保罗实科中学二年级时的情景。这40个男孩子一点也不比另外40个男孩子强。但是，当脑门上带有神秘的X形伤疤的比尔南德、班主任迈尔和威廉、学监卡明斯基和校长什瓦涅巴赫全力打击更富有批判精神、更大胆的那伙学生的时候，那些爱打小报告的、嫉妒心强的笨孩子们就立刻神气起来了，成了班上的主宰。
每一个团队、每一个连队都是由品质不同的人组成的。自觉的、勇于自我牺牲的人只占少数，处于另一极端的道德败坏、自私自利之徒或蓄意为敌的人在数量上也是微乎其微的。介于这两个少数派之间的是为数众多、左右摇摆的中间分子。当优秀分子牺牲或受到排挤，而那些自私自利之徒或者蓄意为敌的人占了上风的时候，中间分子就会无所适从，到危难关头就会惊慌失措，在这种情况下，一支部队往往就会崩溃了。1919年2月24日，我在莫斯科的圆柱大厅里对一群年轻的指挥官演讲时说道：“给我3000名逃兵组成一个团，我给他们派一名英勇善战的团长和一位优秀的政委，再配上合适的营长、连长、排长。那么，不出四个星期，这3000名逃兵就可以成为我们这个革命国家中出色的团队……”我还补充道：“在最近几个星期中，我们在纳瓦尔和普斯科夫这两个地段上的经验上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在那里，我们成功地把散兵游勇变成了精锐之师。”
在长达两年半的时间里，除了几次短暂的中断外，我一直生活在火车的车厢里。它原来是交通部长的专用车厢，它是本着舒适便利的原则为部长设计的，但是不怎么适合办公。我要在车厢里沿途听取下级的汇报，与各地的军事和行政部门商讨问题，研究用电报传来的情报，口授命令和文章。我同我的助手们从这里乘汽车沿前线长途奔波。空闲时我还在车厢里口授一本批驳考茨基的书以及许多其他著作。在那几年里，我似乎已经完全习惯了在普尔曼式车厢弹簧和车轮的伴奏下写作和思考了。
我的这辆专列是在1918年8月7日夜间到8日凌晨在莫斯科仓促编组而成的。清晨，我就坐着它出发，奔赴斯维亚日斯克平定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叛乱的前线了。此后，列车几经改装，就变得日趋复杂和完善了。早在1918年，它就变成流动指挥部了。我的专列上设有秘书室、印刷所、电报台、无线电台、发电站、图书室、车库和浴室。
专列重得只能用两辆机车拖动，到后来不得不把它一分为二。当战局要求在前线某一地段做较长时间的停留的时候，一辆机车就担负联络任务，而另外一辆则时刻升火待发。战线总是随时移动的，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手头没有关于这辆专列的历史资料。这些资料都被封存在军事当局的档案中了。它们都是当年我的那些年轻助手们精心整理的。举办国内战争展览会上，曾经出过一份专列运行的路线图，据报纸报道，这一路线图吸引了许多观众。后来它被收藏在国内战争博物馆。现在，不知道它被隐藏在哪个僻静的角落里，与其他成百上千件的宣传画、号召书、命令、旗帜、照片、电影片、讲演稿等陈列晶堆放在一起。这些物品反映了国内战争的各个最紧要的关头，并与我在国内战争期间的活动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
在1921—1924年间，即在镇压反对派之前，军事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有关军队建设和国内战争的五卷军事文集，其中并没有收录关于专列的史料。我只能根据专列上的报纸《路途报》社论中的注释，回忆起它运行轨迹的一部分：萨马拉、车里雅宾斯克、维亚特卡、彼得格勒、巴拉绍夫、斯摩棱斯克，再是萨马拉、罗斯托夫、新切尔卡斯克、基辅、日托米尔等数不胜数的地方。我手头甚至连专列在国内战争期间行使总里程的确切数据都没有。我的军事著作中有一条注释提到，专列共出巡了36次，总里程不下10．5万公里。一位曾经与我一起在专列上工作的同志给我写信说，据他的回忆，好像我们在这三年当中的行程相当于绕地球五圈半，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那一数字的两倍，其中还不包括从铁路线乘汽车奔波于前线的数万公里的行程。因为专列所去的往往是最危急的地方，所以它的运行路线图可以提供有关各条战线相对重要性的、比较准确直观的情况。出巡次数最多的是1920年，也就是国内战争的最后一年，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去南部战线。这条战线始终都是打得最激烈、拖得时间最长，也是最危险的一条战线。
“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专列”在国内战争的前线寻找什么呢？总的答案是很十分明确的，它在寻找胜利。那么它给前线带去了什么呢？又是以什么方法工作的呢？它不停地在祖国的大地上四处穿梭往来的直接目的又是什么呢？这不是普通的乘车视察。不是的，专列的工作与军队的建设、教育、管理和后勤工作密切相关。我们在炮火下重建军队，不仅在写下了专列第一个月历史的斯维亚日斯克是如此，而且在所有的战线上都是如此。要当即在前线把游击队、从白军那里逃过来的人、从附近地区征召来的农民、从工业中心派来的工人队伍、共产党小组和工会小组就地组成连、营、团甚至整个师，并且在经历了失败和退却之后，要在两三个星期之内把这些松松垮垮、惊慌失措的乌合之众训练成有战斗力的队伍。要做到这些需要什么呢？可以说很多，也可以说很少。只需要配备几名优秀的指挥员、几十名有经验的战士、十来位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共产党员，让光脚的人穿上靴子，让他们能洗澡，让他们填饱肚子，给他们内衣、烟叶和火柴，展开强有力的宣传活动。所有这一切专列都管。我的专列可以随时派出几名严肃认真的共产党员去堵住缺口，我们有200来名优秀的战士，还带着为数不多的靴子、皮上衣、药品、机枪、望远镜、地图、手表以及其他的慰问品。比起军队的需要来说，专列直接掌握的物资显然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我们的这些物资随时可以得到补充。最重要的是，这些物资曾经成百上千次地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就如同为了不使壁炉中的火焰熄灭而添的那一铲煤。专列上设有专门的电台，我们可以与莫斯科保持直接的联系。我的副手斯克良斯基根据我的要求为军、师，有时甚至是个别的团提供最急需的物资。这些补给品总能够及时运到，没有我的干预这是绝对不行的。当然，这样的方法说起来并不合适。墨守成规的人会说，后勤工作也同一般的军事工作一样，最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制度。这当然没错。我个人也倾向于严守规则。但是，问题在于，我们不想在建立起完善的制度之前就被消灭。我们之所以用随机应变的措施来代替制度，尤其是在第一阶段更是如此，就是为了今后能在这些措施的基础上，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制度。
我每一次出行的时候，都要带上军队的主要管理部门的负责人，特别是军需部门的领导。我们的军需人员都是从旧军队里留用的，他们试图还像过去那样工作，甚至于得还不如以前，因为现在的条件要困难得多了。许多旧军队的专家在这些出行中学会了用新方式工作，并在活生生的经验中学到了新的东西。我在视察一个师的过程中，当场了解它的需要，然后就在司令部或者专列的餐车里召开会议，尽量广泛地让当地党组织、苏维埃机关和工会的代表参加。我可以通过这种途径了解到不加任何粉饰的真实情况。此外，会议总能得到直接的实际结果。不管当地政府机关是多么贫困，他们总能挤出一些东西奉献给军队。尤为重要的是，他们总是能为部队提供共产党员。刚刚从机关里抽调出来的十几名干部，立即就被分配到不太稳定的团队里。军队得到了做衣服和绑腿的布匹、做鞋掌的皮子和百八十公斤的油脂。当然，地方的物资是不够的。会后，我通过专线把在中央储备所能承受的限度内的准确定单发到莫斯科，就这样，这个师就及时得到了它所急需的物资。前线的指挥员和政工人员们也从专列中学会了工作方法——即在指挥、教育、后勤和司法等方面的工作方法——这种方法不是从上面，从高高在上的司令部抓起，而是从下面，从连、排，从年轻的没有经验的新兵人手。
一个统一供给前线和全军的、有一定效能的军需机构逐步建立起来了。但是仅靠它还不能解决全部的问题。即使最理想的机构在战时也难免运转失灵，特别是在进行运动战的时候，因为战场时不时地就会在完全没有预料的方向展开。同时千万别忘了，我们是在毫无物资储备的情况下作战的。早在1919年，中央储备已经告罄。军装刚缝制好就送到前线了，而枪支弹药的情况更加严重。图拉的几家兵工厂的产品都是现产现运，没有总司令的签字，一车皮的弹药也不许动用。枪支弹药的供应一直就像一根绷得紧紧的弦，有时这根弦难免会绷断，那时，我们就会损兵失地。
在所有一切领域中，如果没有随机应变不断创新的措施，那么战争对我们来讲简直是无法想像的。专列就是这些随机应变措施的执行和协调者。我们一方面推动前线和临近后方的这种创新精神，一方面打算把这种精神逐步推广到整个系统中去。我不想说我们总能做到这一点，但是，正如国内战争的结局所表明的，我们达到了最重要的目的，那就是胜利。
每次去到那些发生指挥人员集体叛变的前线地段，都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因为这类叛变往往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918年8月23日，在喀山城下最危急的时刻，我收到了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的密电：
斯维亚日斯克托洛茨基
萨拉托夫前线的叛变虽已被及时发现，但仍引起了极其危险的动荡。我们认为，您完全有必要立即前往那里。您出现在前方将对士兵和整个部队起到积极的影响。我们将共同商讨您对其他战线的视察工作。望电复并告知动身日期。
列宁、斯维尔德洛夫1918年8月22日第八十号
我认为，绝对不能马上离开斯维亚日斯克，专列的离去将会动摇这条本来就十分危急的战线。况且从各方面来讲，喀山都比萨拉托夫重要得多。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很快也就同意了我的看法。我在收复喀山之后才去了萨拉托夫。专列在后来的行程中，经常收到类似的电报，基辅和维亚特卡、西伯利亚和克里木纷纷告急，要求专列依次，甚至是同时赶去援救他们。
战争在全国的边境地区展开，而且经常是在最偏僻的地方，战线长达八千公里。有许多团和师常常整月整月地处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他们被绝望的情绪感染了。电信器材经常满足不了内部联络的需要。专列对他们来说是通往外部世界的信使，我们专列上总是备有电话机和电话线等物资。在通信专用车厢上架着天线，它使我们可以沿路收听埃菲尔和纳温等13家电台的广播，当然其中最主要的是莫斯科电台的广播。专列总能掌握世界各地的动态，最重要的电信会在专列报纸上刊登，并在行进过程中通过文章、传单和命令等方式加以评论。对有关卡普的冒险行为、国内的阴谋、英国的选举、粮食征收的进展、意大利法西斯的恶行等消息都适时加以报道，并把它们与我们的阿斯特拉罕或者阿尔汉格尔斯克前线的命运联系在一起。通常这些文章都直接传到莫斯科，并从那里通过广播和报刊传到全国。专列的出现把与世隔绝的部队与全军、全国乃至全世界联结在一起。令人不安的疑虑消除了，士气又高涨起来。这种精神道义上的充电可以维持几周，有时候可以维持到专列的下一次到来。在这中间，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或军部的成员也会采用这种方式巡视部队，只不过规模要小得多。
如果没有我的速记员格拉兹曼、谢尔穆克斯和更年轻的涅恰耶夫的帮助，那么不仅是我在专列上的写作，而且其他全部工作都是不可想像的。在列车行进的过程中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在战局最紧张的时候，专列往往违背所有的安全规定，以每小时70多公里的速度在破碎不堪的枕木上飞驰，悬挂在车厢顶上的地图像秋千一样晃来晃去。我经常带着惊奇和感激的心情看着他们那灵巧双手的动作。不管列车如何地晃动和颠簸，他们仍然信心十足地写出清晰的字迹。半小时之后递上来写好的文本根本不用做任何修改。这可不是普通的工作，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功劳。后来格拉兹曼和谢尔穆克斯为他们在革命中做出的卓越贡献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格拉兹曼在斯大林分子的残酷迫害下自杀；谢尔穆克斯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人烟稀少的地方。
专列上有一个车库，里面载着几辆汽车和大汽油罐，它保证我们可以离开铁路到几百俄里远的地方。在载重汽车和小轿车上配备了一队约二三十人的精挑细选的神枪手和机枪手，在我的汽车上也配有两挺轻机枪。运动战中充满了意外，在草原上我们随时都有遇到哥萨克骑兵侦察分队的危险。配备机枪的小汽车是可靠的安全保障，至少在草原还没有变成泥潭之前是这样。1919年秋天，一次在沃洛涅日省我们一小时只能前进3公里，汽车不停地深深陷人满是泥水的黑土地里，车上的30个人每次都跳下车来用肩膀扛车。在涉过一条不深的河流的时候我们的车子陷在河中间，我焦急地抱怨那辆深深地陷在河里的汽车，我那位优秀的司机、爱沙尼亚人皮尤维却认为它是世界上最好的汽车。他转过身对着我匆匆地行了个军礼，用生硬的俄语报告说：“报告，工程师没有想到我们会在水面上航行。”尽管处境如此艰难，我还是想为他那冷峻而恰当的自嘲拥抱他。
专列不仅仅是军事行政机构和政治机构，而且还是战斗机构。从专列的许多特点上来看，与其说它是一个带轮子的司令部，还不如说它更像一列装甲车。事实上它确实配备了装甲，至少机车和机关枪的车厢是装甲的。专列上的所有工作人员没有一个不会使用武器的，而且大家都穿皮制的制服，这使他们显得更加威武，他们的左臂上佩戴着由铸币厂精心制作的一枚硕大的金属徽章，它在全军中可是赫赫有名的。各车厢之间都能通过电话和信号联络，使整个专列联结为一体。在行进时为了保持警惕，白天和黑夜都部署了警报。在必要的时候，武装分队经常跳下专列进行“登陆”战，当上百名身着皮制服的队伍出现在危急的地段时，每次都会产生不可抗拒的作用。当知道专列就在离火线几公里的地方时，即使是那些士气最低落的部队，首先是它们的指挥官，立刻就会奋力作战。我们知道，当天平处在不稳定的平衡中的时候，哪怕是颗小小的砝码都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那两年半的时间里，专列和它的武装分队就曾几十次甚至上百次地充当了这样的砝码。“陆战队”在返回专列时，偶尔也会出现个别减员的情况。专列的伤亡总数约15人，其中不包括那些转到野战部队，从而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的人。例如，曾经从专列的成员中抽调了一个班编人列宁号模范装甲车，另一个班在彼得格勒作战时被抽调到野战部队。专列因参加对尤登尼奇的战斗而集体荣获一枚红旗勋章。
专列也曾经被截断过，曾经遭到射击和空袭。因此，如果专列因为它所取得的胜利和人们的想像而蒙上了传奇色彩，也没什么可奇怪的。有多少次，师长、旅长甚至团长来到专列请求到他们的指挥部去坐上半个小时，或者同他们乘汽车或骑马去视察他们最远的防线，哪怕就是派几个人的小分队带些补给品或慰劳晶去那里也好，为的是使专列到达前线的消息传得更广。军长们说：“这简直顶得上一个预备师。”专列到来的消息显然也会传到敌人那一方，这辆神秘的专列在他们的想像中要比实际上可怕得多，这更加增强了它的精神价值。
专列令敌人无比仇恨，而我们对此感到自豪。社会革命党人曾数次企图炸毁列车。关于这一点，社会革命党人谢苗诺夫在自己的供词中曾详细地交代了这些图谋。谋杀沃达尔斯基和刺伤列宁的行动都是由他策划的，他也是袭击专列的参与者。其实，搞这种勾当并不困难，但那时，社会革命党人在政治上大大地削弱了，他们丧失了信心，失去对青年人的影响，所以没有得逞。
在一次去南方的途中，专列在戈尔基火车站脱轨了。在黑夜里我被抛了起来，仿佛是在地震中的那种恐惧使我惊呆了，我感觉土地从脚下滑走，没有支点了。在朦胧中我横在铺上，拼命地抓住床。早巳习惯了的隆隆声一下就停了下来，车厢横了过来，一动不动。寂静的夜里只能听到一个弱得可怜的哭声。笨重的车厢门由于扭曲变形而无法打开，没办法出去。没有一个人过来，这引起了我的警觉。难道是有敌人？我提着左轮手枪从窗户里跳了出去，撞上了一个拿着灯的人，正是专列的指挥员，他正在发愁怎么进入我的车厢里。车厢横在路基的斜坡上，三个车轮深陷在路基里，另外三个车轮悬在铁轨上方。车厢前后的两个平台都变了形，前面变形的铁栏杆把哨兵挤住了。在黑暗中发出像孩子一样的可怜哭声的正是那位哨兵。要从牢牢压在他身上的铁栅栏下把他弄出来，可费了一番周折，但令人惊奇的是，这位哨兵只是受了点惊吓，身上只是青了几块。总共损坏了八节车厢，作为专列俱乐部的餐车成了一堆碎片。通常等着换班的人都呆在餐车里看书或下棋，午夜时，他们正好都离开了，也就是在翻车前的10分钟都离开了。装着送往前线的书籍、制服和慰问品的货车厢也损坏得十分厉害。而车上的人没有受什么重伤。事故的原因是道岔没有扳好，至于这是因为工作马虎还是故意破坏，最终也没有查清楚。所幸的是，当时专列正经过车站，时速只有30公里。
在救助饥荒、防止流行病、宣传运动或召开国际会议时，专列队伍还要完成许多额外的任务，专列成了乡镇和少年宫的辅导员。专列党小组出版了自己的《捍卫报》，刊登了不少惊心动魄的战斗故事和奇闻轶事。可惜的是，这方面的材料像许多其他的东西一样，也没有保存在我今日的行军档案中。
在准备反击盘踞在克里木的弗兰格尔时，我在1920年10月27日的行军报《路途报》中写道：
我们的列车再次登上了开赴前线的征程。
在1918年最艰难的几周，我们列车上的战士参加了喀山城下的伏尔加河争夺战。如今，这场战斗早巳结束了，苏维埃政权已经接近了太平洋。
在彼得格勒城下，我们专列的战士曾经光荣地战斗过……彼得格勒保住了。近年来，世界各国的许多无产阶级代表先后来到这座城市。
我们的列车不止一次地开赴西线，现在已与波兰签署了初步的和约。
当克拉斯诺夫和后来的邓尼金从南方进攻苏维埃俄国时，我们列车的战士们曾转战在顿河流域的草原上。克拉斯诺夫和邓尼金的日予早巳成为了过去。
只剩下克里木了。法国政府把它变成了自己的堡垒。在这座法国堡垒里，白卫军的头领是受雇的德裔俄国将军弗兰格尔男爵。
我们专列这个友爱的家庭踏上了新的征程。但愿这次的行军是我们的最后一次出征吧。
克里木之行果真成为了国内战争中的最后一次出征。几个月后，专列就解体了。我借这几页文字向我过去的战友致以兄弟般的问候。 |
第三十三章在斯维亚日斯克的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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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章在斯维亚日斯克的一个月
1918年的春季和夏季是一段十分艰难的时期，这时战争的一切后果都显露出来了。常常会有这样的感觉，似乎周围的一切都在崩溃瓦解，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抓住，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依靠。有一个问题摆在面前，那就是在我们这个消耗殆尽、经济崩溃、濒于绝境的国家里，是否有生命的甘霖足以用来支撑新制度并保障自己的独立呢？没有粮食，也没有军队，铁路系统完全瘫痪了，国家机器才刚刚建立起来，到处都在酝酿着阴谋。
在西线，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白俄罗斯以及俄罗斯的大片土地都被德国人占领了，普斯科夫也落到了他们的手里，乌克兰沦为了奥、德的殖民地。在伏尔加河一带，1918年夏天，英、法两国的代理人策动了由过去的战俘组成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暴动。德国统帅部通过他们的军事代表通知我说，如果白军从东面逼近莫斯科，那德军将从西面的奥尔沙和普斯科夫方向进逼莫斯科，使我们不能建立新的东部战线。我们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在北方，英国人和法国人占领了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并扬言要向沃洛格达推进。在雅罗斯拉夫，在法国大使努兰斯和英国全权代表洛克哈特的直接指使下，萨温科夫组织了白卫军暴动，他们企图通过沃洛格达和雅罗斯拉夫打通英法北方部队与在伏尔加河一带活动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联系。在乌拉尔地区，杜托夫匪帮的活动也十分猖獗。在南方的顿河流域也发生了暴动，其首领是当时与德国人有直接勾结的克拉斯诺夫。7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策划了阴谋活动，他们刺杀了米尔巴赫伯爵，企图在东线发起暴动。他们想挑起我们与德国人之间的战争。国内战争的战线逐步形成了一个包围圈，它把莫斯科团团围住并向它步步进逼。
辛比尔斯克陷落后，中央决定派我前往伏尔加河方面，当时主要的危险就来自那里。于是，我开始忙着筹组我的专列。在当时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什么东西都不够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没有人知道所需要的东西都在什么地方。原本很简单的工作现在竟变成了复杂的即兴创作。当时，我自己也没有料到我竟然要在这列火车上度过长达两年半的时间。我是8月7日从莫斯科出发的，当时还不知道喀山已在前一天陷落，我是在路上得知这个可怕消息的。仓促组建起来的红军部队不战而退，把喀山拱手让给了敌人。参谋部的人要么是一些阴谋分子，要么就是在敌人的枪弹下惊慌失措或者四散奔逃。谁也说不清楚总司令部和部队其他的领导人在什么地方。我的专列停在离喀山最近的大站斯维亚日斯克，在随后的一个月里，就是在这里重新决定了革命的命运。这一个月对我来说也是一次极大的锻炼。
我方在斯维亚日斯克附近的军队，是由从辛比尔斯克和喀山败退下来的部队以及从各地赶来增援的部队组成的，每支部队都是各自为政，它们惟一的共同点就是都想撤退。敌人在组织上和经验上都远远胜过我们，有个别完全由军官组成的白军连队创造过不少的奇迹。就连这里的土地似乎都被惊慌失措的情绪给传染了，刚开来的新组建的红军部队士气高昂，但很快就会被退却的惯性所控制。在农民中间到处都散布着这样的流言，说苏维埃已经是穷途末路了。教士和富人们又重新神气起来了。农村里的革命分子纷纷藏了起来，似乎一切都在崩溃，什么都指望不上，看起来局势是无法挽回的了。
在这里，在喀山城下这片不大的空间里，可以观察到形形色色的人类历史的因素，并可以找到反驳怯懦的历史宿命论思想的证据。这一思想总是用消极被动的因果规律来观察一切具体的和个别的问题，只看到消极的因果规律，而对作为历史最主要动力的活生生的行动着的人却视而不见。在那些日子里，扑灭这场革命难道还需要很多力量吗？它的领土已经缩小到了古代莫斯科公国那么大，它几乎没有军队，而敌人又从四面八方把它包围了。在喀山沦陷之后，接下来就会轮到下诺夫哥罗德，再往后就是一条几乎畅通无阻直通莫斯科的大道了。这一次，革命的命运将在斯维亚日斯克附近决定。而在这里，在最危急的时刻，革命的命运往往只系于一个营、一个连甚至是一个政委的坚定，也就是说，局势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关头。情况天天都是如此。
而革命最终还是得救了。做到这一点需要些什么呢？其实并不多，只需要群众中的先进力量了解致命的危险。成功的重要条件是不隐瞒真相，首先是不隐瞒自己的弱点，不欺骗群众，把一切如实告诉群众。革命还显得无忧无虑，十月的胜利来得是那么轻松，但是当时它并没有把引起革命的一切祸根一扫而光。自发的冲击力减弱了，而敌人却利用我们欠缺军事组织能力这一点重新占了上风。革命是在喀山城下才学会这门组织艺术的。
斯维亚日斯克的电讯支撑着全国各地的宣传工作。各地方的苏维埃、党组织和工会组建了新的部队，把数千名共产党员派到了喀山城下。大多数年轻党员还不会使用武器，但是他们有不惜任何代价去争取胜利的决心，而这是最重要的。正是他们使虚弱的军队挺起了脊梁。
东部战线的总司令是瓦采季斯上校，此前他指挥过一个拉脱维亚步兵师。这是从旧军队里保留下来的惟一的一支部队。拉脱维亚的雇农、工人和贫农痛恨波罗的海沿岸的贵族。沙皇政府在对德作战中就是利用了他们的这种社会仇恨，拉脱维亚的步兵团队是沙皇军队中的精锐之师。在二月革命后，他们几乎全都布尔什维克化了，并在十月革命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瓦采季斯是一个精明强干、积极主动、灵活机智的人。他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暴动期间脱颖而出，他指挥部队把几门小炮架在阴谋者们的司令部对面，只是出于威慑而非杀伤目的地放了两三炮，就把暴徒们吓得逃之天天了。政治投机分子穆拉维约夫叛变之后，在东线瓦采季斯就取代了他的位置。他没有像其他那些学院派的军官们那样在革命的混乱局势中迷失方向，而是积极乐观地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他不断地发出号召，鼓舞士气，下达命令，甚至在毫无希望完成任务的情况下仍不放弃。那时，一般的“专家”最害怕的就是超越自己的权限，而瓦采季斯恰恰相反，他在心血来潮时径自发布法令，而把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抛到了脑后。大约在一年之后，瓦采季斯被指控为居心不良和关系异常，这样他不得不被撤换掉了。但在这些指控中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罪证。或许仅仅是因为他在睡前看了拿破仑传记后，对两三个青年军官说了几句雄心勃勃的话吧。现在瓦采季斯是某军事学院的教授……
当8月6日晚白军进占我喀山司令部时，瓦采季斯是最后撤离那栋建筑的人之一。他顺利地跑了出来，绕道来到了斯维亚日斯克。尽管丢掉了喀山，但他仍保持着乐观的情绪。我们共同研究了最重要的问题，任命拉脱维亚军官斯拉文为第五军军长，之后我们就分手了。瓦采季斯回到自己的司令部，我留在斯维亚日斯克。
在专列里同我在一起的还有古谢夫，他因参加过1905年革命运动而总以“老布尔什维克”自居。像其他很多人一样，在过了大约十年的资产阶级生活之后，1917年革命前他又回到了革命的阵营中。后来因为他爱搞小动作，被列宁和我从军事部门清除出去，但很快就被斯大林网罗了去。现在，他专门干那些伪造国内战争历史的勾当，在这方面他最主要的本事就是毫无良知和寡廉鲜耻。像所有斯大林派的人一样，他从来不顾忌自己昨天写过或者说过些什么。1924年初，当对我的诬蔑陷害已经发展到完全公开化的时候，古谢夫充当了一个冷漠的造谣生事者的角色。尽管斯维亚日斯克的那些日子已经过去六年了，但人们对它们还是记忆犹新，而且人们的这些记忆还或多或少地与古谢夫有关。他曾经是这样讲述喀山城下的事情的：
托洛茨基同志的到来使局势出现了决定性的转变。托洛茨基同志的专列停在偏僻的斯维亚日斯克车站，它给人们带来了对胜利的坚定信念和积极主动的作风，并有力推动了军队各方面工作的开展。他一到这里，在挤满了各团的后勤物资、各种政治机关和后勤机关的车站上，在那些驻扎在前方15俄里左右的部队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纪律方面。在那个游击习气和军纪涣散的时期，托洛茨基同志的那些强硬的措施是最有效和最必要的，因为当时说服教育起不到什么作用，况且也没有时间去这么做。托洛茨基在斯维亚日斯克度过了25天，在那段时间里他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把萎靡不振、分崩离析的第五军各部变成了一支骁勇善战的部队，井为收复喀山打下了基础。
在参谋部、各级指挥机关等部门，到处都潜伏着叛变投敌分子。因此，敌人很清楚应该向什么地方进攻，而且几乎总能得手。这大大地挫伤了我方的士气。我一到这里就立即巡视了前沿炮兵阵地。一位经验丰富的炮兵指挥官带我察看炮位的部署情况，他看上去饱经风霜，目光神秘莫测。他请求我允许他离开一会儿，说是要打电话下达命令。刚过几分钟，冷不丁有两发交叉射击的炮弹落在离我约50步远的地方，第三发炮弹几乎就落在我的身旁。我刚趴下，泥土就盖了我一身。那个炮兵指挥官一动不动地站在一旁，他那晒得黝黑的脸马上变得惨白。奇怪的是，我当时对此没有产生一丝一毫的怀疑，只是认为，这完全是偶然的，直到两年之后，我忽然回想起了当时的全部细节，才彻底明白过来：这个军官肯定是敌人，他用电话通过某个中间站为敌方炮兵指示方位。他这么干是冒着双重危险的，不是和我一起被白军的炮弹炸死，就是被红军枪毙。我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
我刚回到自己的车厢，四周就传来了激烈的枪声。我跳到站台上，看见一架白军的飞机在我们的头顶上盘旋，显然它是来攻击专列的。接连有三颗炸弹划着弧线落了下来，但没有造成什么损失。车厢顶上的步枪和机枪一齐向敌机开火。飞机已经飞出射程了，可是射击并没有停止，所有的人都像喝醉了一样。我费了不小的力气才让他们停了下来。也许我回到列车的时间，也是那个炮兵指挥官提供给敌人的，但是敌人也可能还有其他的消息来源。
革命的军事局势越是显得毫无希望，叛卖活动就越发猖獗。当人们还不相信我们有可能停止退却而转身给敌人以迎头痛击的时候，我们无论如何都必须尽快制止这种本能的退却。
随我一起来的有50名莫斯科的年轻党员，他们分散到各个部队，舍身去填补各处的漏洞。他们英勇但莽撞，毫无经验，经常把自己暴露在敌人的打击之下，我眼看着他们纷纷倒下了。和他们在一起的是拉脱维亚第四团，这是已经被肢解的拉脱维亚步兵师各团中最差的一个团。战士们冒雨趴在泥泞中，他们要求换防，但是没有人来替换他们。团长和团士兵委员会一起向我递交声明，说该团如果不立刻换防，就会导致“对革命十分危险的后果”。这是恐吓。我把团长和团士兵委员会主席叫到我的车厢，他们愁眉苦脸地坚持自己的主张。我宣布逮捕他们，现任克里姆林宫卫队司令、当时的专列联络员就在我的车厢里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当时车厢里其实只有我们两个，我手下所有的人都被派到了前沿阵地上。如果被逮捕的人进行反抗，或者，如果这个团为了保护他们而从阵地上撤下来，那么局势将变得无法收拾。我们可能会丢掉斯维亚日斯克和伏尔加河上的大桥，我的专列说不定也会被敌人缴获，这势必影响到全军，而通往莫斯科的道路就会被打开。然而，逮捕进行得很顺利。我在通告全军的命令里宣布将团长送交军事法庭。全团没有放弃阵地，团长也仅仅被判处监禁。
共产党员不断地进行说服教育和解释工作，并且以身作则。但是显然，仅仅靠宣传工作并不能提高部队的士气，况且形势也不允许我们有时间这么做，必须采取严厉的措施。我发布了命令，并且由专列上的印刷所印发到全军各部队：
我在此告诫全军：如果有哪支部队擅自退却，首先枪毙该部的政委，其次是该部的指挥员。坚强勇敢的士兵将被任命为指挥官。怯懦、自私和叛变之徒格杀勿论。我向全军保证，本命令将执行不贷。
当然，这些措施并不是立竿见影的，个别部队仍有无故退却或者一触即溃的现象。斯维亚日斯克正在经受着敌人的打击。在伏尔加河上，停泊着一艘专门为司令部准备的随时待发的轮船，我的专列上由十来个人组成的自行车队，时刻保障从我的专列司令部通往登船处的小路畅通无阻。第五军军事苏维埃建议我转移到轮船上，他们的办法无疑是明智的，但我担心此举会给神经紧张、缺乏自信的军队带来不利的影响。恰巧此时前线的局势突然恶化了。有一支被我们寄予不少希望的新团队在其政委和团长的带领下撤离了前线，以绝对的优势武装夺取了轮船，并上船准备驶往下诺夫哥罗德。惶恐不安的情绪席卷了前线，所有的人都关注着河上的局势。看起来局面几乎是毫无希望了。然而，尽管敌人离司令部只有两公里，炮弹就在我们的附近爆炸，司令部依然屹立不动。我与忠诚不渝的马尔金交换了意见，他当即率领二十来名勇敢的战士，乘着一艘临时搞到的炮艇，驶向载满逃兵的轮船，并在炮口下要求他们投降。当时，一切都取决于这场内部冲突的结局，只要一发子弹就足以引起不堪设想的后果。然而，逃兵们没有经过任何抵抗就投降了。轮船靠近了码头，逃兵们全部下了船。我任命了军事法庭，由它把政委、团长和一些士兵判处死刑。这只能说在用烧红的铁块去烫化脓的伤口。我向全团如实讲明了整个局势，既没有隐瞒，也没有粉饰。在士兵中补充了一些共产党员之后，这个团在新的指挥官的领导下带着全新的面貌返回了阵地。这一切进行得如此迅速，以至于敌人根本来不及利用这场风波。
应当组建我们自己的空军了。我找来了航空工程师阿卡舍夫。就他的观点来看，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但在为我们工作。阿卡舍夫表现出积极主动的创造精神，很快就建立了一支空军队伍。我们就是依靠这支空中力量了解了敌方阵地部署的全貌，使第五军的指挥部走出了迷宫。飞行员开始每天都空袭喀山，在城里出现了惊慌气氛。后来，在收复喀山后，给我送来的文件中有一本日记，这是一位经历了喀山围城战的资产阶级小姐的日记，其中描写我军飞行员所造成的恐慌情景的那几页，夹杂在风流韵事的记载中。但生活并没有停止。捷克军官与俄国军官之间争风吃醋。喀山客厅里开始的罗曼史，在躲避空袭的地下室里有了进展，有时甚至有了结局。
8月28日，白军采取了包抄行动。后来成为白军将领的卡佩尔上校率领一支很有战斗力的队伍，趁着夜色迂回到我军的后方，占领了最近的一个不大的车站，破坏了铁路的路基，推倒了电线杆。他们用这种手段截断了我军的退路，然后就向斯维亚日斯克发起了进攻。如果我没搞错的话，当时萨温科夫就在卡佩尔的参谋部里。我们被打了个猝不及防，怕惊动本来就不稳固的防线，我们只从那里抽调了两三个连。列车的指挥员再次动员了专列上和车站上的所有可以动员的力量，甚至就连厨师也被动员上阵了。我们有足够多的步枪、机枪和手榴弹。我们专列小分队的战士个个都是好样的。防线部署在离专列约一俄里远的地方。战斗持续了将近8个小时，双方互有伤亡，最后敌人坚持不住就撤退了。当时，与斯维亚日斯克通讯的中断，在莫斯科以及所有的战线上引起了巨大的恐慌，几支人数不多的部队匆忙赶来增援。道路很快就修复，部队得到了补充。此时，喀山报纸纷纷报道，说我和部队的联系已经被截断了，我已经被俘虏、被打死或者是坐飞机逃跑了，但是我的狗却被他们抓住，成了他们的战利品，等等。后来，这只忠实的狗在国内战争的各条战线上都曾被俘获过，通常传言它是一条巧克力色的看门狗，有时还会说成是森贝拿尔长毛狗。其实，我的脱身要容易得多，因为我从来没有养过狗。
在斯维亚日斯克最危急的那一夜，凌晨3点钟，我在参谋部四周巡查。在作战处，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不断地重复说：“我可提前告诉你们，他早晚会把自己搞到当俘虏的地步，毁了他自己，也毁了我们！”我在门前停下，在我对面有两位很年轻的总参谋部军官正站在地图前。说话的人背对着我，隔着桌子朝他们探过身去，大概他是从对方脸上的表情中看出了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就猛然朝门口回过身来。原来这是前沙皇军队的中尉布拉贡拉沃夫，一位年轻的布尔什维克。他脸上一副惶恐和羞愧的表情。作为政委，他本应该鼓舞这两位军事专家的士气，可是他非但不做自己分内的工作，相反，却在危急关头煽动他们反对我，这实际上是在怂恿他们临阵脱逃，并且被我当场抓获。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1917年，布拉贡拉沃夫表现出自己是一位革命的战士。他在革命时期担任彼得保罗要塞的政委，后来又参加了平定士官生暴动的战斗。在斯莫尔尼宫时期，我总把最重要的任务交给他，而他都能出色地完成。有一次我对列宁说：“像这样的中尉完全可以成为拿破仑，而且他的姓氏也像：布拉贡—拉沃夫听上去几乎和波拿巴一样。”列宁一听到这个意想不到的比喻就哈哈大笑，后来他沉思了片刻，颧骨显得更加突出，他严肃地甚至几乎是威胁似地说：“我们应付得了这些波拿巴们吗？”我半开玩笑地回答说：“那就得看上帝的安排了。”就这样，当穆拉维约夫叛变的时候，我把这位布拉贡拉沃夫派到了东线。在克里姆林宫的列宁的接待室里，我向他交待了任务。他忧郁地说：“所有的问题都在于革命已经在走下坡路了。”这是1918年的年中发生的事情。我生气地问他说：“难道您这么快就泄气了？”布拉贡拉沃夫挺了挺身子，换了一种口气，答应按要求做到一切，我这才放下心来。没想到，竟在这最危急的时刻，在他滑到直接叛变的边缘的时候，抓住了他。为了不让他当着其他军官的面解释，我与他一起走到走廊里。布拉贡拉沃夫全身发抖，面色惨白，举手行礼。他绝望地一再重复说：“请别把我送到军事法庭，我要将功补过，请把我派到前沿阵地当兵去吧。”
我的预言没有实现，这位候补拿破仑像落汤鸡一样站在我的面前。我把他撤换下来，派到不太重要的工作岗位上去了。革命是一个吞噬人和人的品格的庞然大物，它把最刚毅的人引向灭亡，使不够坚强的人变得空虚。现在，布拉贡拉沃夫是国家政治保安局的一个负责人，是这个制度的一根顶梁柱。他可能早在斯维亚日斯克时，就对“不断革命论”满怀仇恨了。
革命的命运在斯维亚日斯克和喀山之间抽搐着。已经无路可退了，除非是退到伏尔加河里去。第五军革命委员会声称，我在斯维亚日斯克的安全问题妨碍了他们的行动自由，并坚持要我转移到船上去。它有权利这么做。我一开始就给自己定下了这样的规矩：我在斯维亚日斯克绝不妨碍或限制军司令部的自由。我每次到前线去都严格遵守这一规矩。我做出了让步，转移到了河上。不过并不是坐那一艘给我准备好的客轮，而是登上了驱击舰。这四艘小型驱击舰是经历了重重困难才通过马林水系运到伏尔加河上的。当时有几艘内河的汽船也已经装备了炮和机枪。在拉斯科尔尼科夫率领下的舰队试图在这天夜里奇袭喀山。需要经过设有几座白军炮台的高高的陡岸，过了陡岸，拐过一个弯，河面就立刻变得宽阔了，那里部署着敌人的舰队，对岸就是喀山城。我们计划在夜幕的掩护下悄悄驶过陡岸，摧毁敌人的舰队和岸炮，然后就可以炮轰喀山城。舰队熄了灯，排成一路纵队前进，就像黑夜里的强盗一样。两个上了年纪的伏尔加河引航员站在船长身旁，他们都长着稀疏暗淡的大胡子。他们都是被抓来的，怕得要死，对我们恨之入骨，不断抱怨自己的命运，浑身像筛糠一样地颤抖。但是现在一切都要靠他们了。船长不时地提醒他们：如果他们使船搁浅的话，就地枪毙他们。我们驶过陡岸的时候，岸上的机枪子弹铺天盖地地向我们扫射，接着山上就响起了隆隆的炮声。我们继续悄悄前进，后面的舰只开始从河面向上还击。有几发子弹打在舰桥齐腰高的防护铁甲上，打得火星乱飞，我们伏下身子。水手长们开始行动了，他们那像山猫一样的眼睛在黑夜里搜寻着，还压低声音和船长交换着意见。过了陡岸，我们就驶入河面宽阔的深水域了。对岸的喀山城也开火了。在我们的背后，双方的火力交织在一起，形成一道密集的火网。在我们右边二百来步远的地方，在高高的河岸的掩护下停泊着敌人的舰队，舰只看上去只是黑糊糊的一片。拉斯科尔尼科夫命令向敌人的船只开火。我们的火炮一开始射击，驱击舰的金属船身颤抖着铮铮作响。我们的军舰飞快地前进，钢铁大肚子痛苦地响着，喷出一颗颗炮弹。突然，熊熊烈火照亮了夜空，这是我们的炮弹击中了敌人的一艘装满石油的驳船。意想不到的、不受欢迎但又非常壮观的火炬升起在伏尔加河上空。现在我们开始朝码头射击，我们清楚地看到码头上有大炮，但它们并没有还击，看来，是炮手们早就逃跑了。整个河面都被照亮了，在我们身后没有一艘船跟上来，现在我们孤军奋战。显然，敌人的炮火切断了我方其他舰只的前进道路。我们的驱击舰孤零零地暴露在通明的河面上，就像一只苍蝇落在光洁的盘子上那样显眼。现在，我们正处在码头与陡岸之间的交叉火力的射击之下，这太可怕了。而且我们的船失去了控制，舵轮的链条断了，可能是被炮弹炸断的。我们只好改用手动操作，但是舵轮被断了的链条缠住不能转动，只好停机。河水悄悄地把我们的船冲到喀山城那一侧的岸边，直到撞上了一艘快要沉没的驳船才停了下来。这时，射击已经完全停止了，河面上亮如白昼，静如暗夜。我们就像是掉进了捕鼠的笼子里，只是不明白敌人为什么不把我们干掉，因为当时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我们的突然袭击给敌人造成了多大的恐慌和损失。最后，年轻的军官们决定驶离那条驳船，他们用轮番开动左右机器的办法来调整航向。这办法成功了。石油的火炬还在熊熊燃烧着。我们驶向陡岸，没有人向我们射击。过了陡岸，我们终于又隐没在黑暗中。一位昏迷的水兵被从机舱里抬了出来。敌人部署在山上的炮台一炮未放，很显然并没有人监视我们，也可能他们已经没有人在那里监视我们了。我们总算是得救了，得救这个词写起来真是很容易。又看见了纸烟的亮光。我们临时组装的一艘炮艇烧焦的残骸令人痛心地躺在岸边，其他船只上也有几个伤员。直到这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的舰首上端端正正地被3英寸的炮弹打了一个大窟窿。当时正是拂晓时分，我们所有的人都有一种死而复生的感觉。
好消息接连不断。人们领着刚刚着陆的飞行员来见我，他带来了好消息：哥萨克阿津率领着第二军的一支部队从东北方向逼近了喀山，他们缴获了两辆装甲车，摧毁了两门大炮，击溃了一支敌军，并占领了距离喀山20俄里的两个村庄。飞行员带着指示和号召书立即飞了回去。喀山已经陷入了钳形包围之中。后来据侦察报告，我们的这次深夜突袭给白军的防御力量以重创：敌人的舰队几乎全歼了，岸上的炮台也被打哑了。在伏尔加河上“驱击舰”一词在白军中引起的恐惧，就像日后在彼得格勒城下“坦克”一词在年轻的红军中所起到的作用一样。德国人与布尔什维克并肩作战的传闻不胫而走。喀山城里的有钱人纷纷逃亡，工人区又抬起了头，火药厂发生暴动。我军又表现出了昂扬的斗志。
在斯维亚日斯克的一个月里充满了令人不安的事件。每天都会有一些事情发生，在很多时候夜里的情况也不亚于白天。我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接触战争。这只是一场小规模的战役，我方投入的兵力不过在2．5—3万人。然而小战役与大战役的区别仅仅在于它们的规模。这一次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战争模型。正因为如此，我们是那么深切地感受到了战局的每一次动荡和意外。这场小规模的战役却是一个我们学习战争的大课堂。
此时，喀山城下的局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零七八碎的队伍变成了正规部队。来自彼得格勒、莫斯科和其他地方的工人出身的党员补充到了这些部队中。各个团都经受了考验，得到了加强。政委们在各部队中都成了革命的领袖和专政的直接代表。军事法庭告诉人们，处于生死攸关时刻的革命，需要人们具有最高的自我牺牲精神。与此同时，我们通过把宣传、组织、树立革命榜样的方法与惩罚手段相结合，在几个星期的时间就使部队发生了必要的转变。人心涣散、摇摆不定、一盘散沙的乌合之众变成了一支真正的军队。我们的炮兵占有明显的优势，我们的舰队控制了整条河流，我们的空军统治了天空。我对收复喀山已经充满了信心。9月1日，我忽然收到莫斯科发来的密电：“速归，伊里奇受伤，伤势尚难确定。请放宽心。斯维尔德洛夫，1918年8月31日。”我立即动身。在莫斯科，党内笼罩着焦虑不安和沉闷的气氛，但心情是毫不动摇的。斯维尔德洛夫就是这种坚定性的最好的代表。医生断定列宁没有生命危险，并保证说他将很快痊愈。我以东线胜利在望的情况来鼓舞党内的同志，然后就立即返回了斯维亚日斯克。9月10日，我们收复了喀山。过了两天，在附近作战的第一军收复了辛比尔斯克。这一胜利是意料之中的，早在8月底，第一军的指挥员图哈切夫斯基就曾承诺，最晚于9月12日拿下辛比尔斯克。他来电告诉我收复该城的消息：“命令已执行，辛比尔斯克已收复。”此时列宁也已康复，他来电表示热烈祝贺。整个前线的局势都有了改观。
伊万·尼基季奇·斯米尔诺夫当了第五军的主要领导人这件事具有重大的意义。斯米尔诺夫是一名最完全、最彻底的革命者，三十多年前他就参加了旧军队，从此，他就不曾离开也没有试图离开军队。在最艰难的反动年代里，斯米尔诺夫继续坚持地下革命工作。当地下组织遭到破坏以后，他丝毫没有灰心丧气，而是从头再来。伊万·尼基季奇从来都是忠于职守的人。在这一点上，革命者近乎于优秀的战士，因而，革命者才能够成为出色的战士。只服从于自己本性的伊万·尼基季奇永远都是勇敢坚强的典范，而没有那种常常随之而来的冷酷无情。全军所有优秀的干部都开始向这个榜样看齐。拉里莎·赖斯纳在描写收复喀山的战役时，这样写道：“没有人比伊万·尼基季奇更受人们的尊敬了，因为大家都感觉到，在最危急的关头他是最坚定无畏的。”斯米尔诺夫身上没有丝毫迂腐的刻板之气，他是一个子易近人、积极乐观、机敏睿智的人。虽然他拥有无可争议的威望，但他从不因此而炫耀，也从不颐指气使，这就使他的权威更容易令人接受。第五军的共产党员都团结在斯米尔诺夫周围，形成一个特殊的政治家庭，即使到今天，在第五军被撤销了多年之后，它仍在国家生活中扮演着一定的角色。“五军将士”在革命的词典中有着特殊的含义，它意味着真正的革命者、忠于职守的人，而最主要的是一个纯粹的人。在国内战争结束后，五军将士们和伊万·尼基季奇一起把他们的英雄主义转移到了经济建设的工作中。后来，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全都成了反对派。斯米尔诺夫先是领导国防工业，后来做了邮电人民委员，现在他被流放到了高加索，在监狱里和西伯利亚，都有不少曾经和他一起为革命立下了不朽功勋的五军战友。
但革命是一个吞噬人和人的品格的庞然大物。最近，据说斯米尔诺夫也被斗争击垮了，还说他在宣扬投降的论调。
把伊万·尼基季奇称为“斯维亚日斯克的良心”的拉里莎·赖斯纳本人，在第五军和整个革命事业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位令很多人目眩的年轻美貌的女子，像一颗炽热的流星划过革命的天幕，她就像奥林匹斯山顶的女神，集嘲讽的睿智和战士的英勇于一身。喀山被白军占领后，她装扮成一名农妇潜人敌营去侦察，但由于她那出众的外貌而被抓住了。日本的间谍军官审问她，在审讯的间隙，她溜出了防卫不严的大门，就不见踪影了。此后，她搞了一段时间的侦察工作。再往后，她在军舰上工作并参加了不少的战斗。她为纪念国内战争而写的几篇随笔至今仍是珍贵的文献。她是那么生动地描写了乌拉尔的工业和鲁尔工人的起义。她什么都想亲眼看看，什么都想了解，什么都想亲身体验。在短短的几年里，她成长为一名一流的作家。这位赴汤蹈火都安然无恙的革命帕拉斯，竟然在莫斯科的和平环境中突然被伤寒夺去了生命，当时还不满30岁。
干部们逐渐成长为真正的领导，在战火中，人们一个星期就学会了打仗，一支出色的军队就这样组织起来了。喀山陷落的那段革命最低谷的日子早已成为过去了。与此同时，在农民中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白军给农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在此后的7个月里，红军在一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扫荡了敌人，解放了那里的四千万居民。革命重新转入了进攻，白军从喀山逃跑的时候带走了黄金储备，这些黄金是在霍夫曼发起2月进攻时转移到喀山共和国的。过了很长时间之后，这批黄金连同高尔察克被我们统统缴获了。
当我有可能把注意力从斯维亚日斯克转移到其他地方的时候，我发现欧洲的局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德国军队已经陷入了走投无路的境地。 |
第三十二章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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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章和平
在整个秋季，每天都有前线的代表来到彼得格勒苏维埃。他们声明，如果在11月1日之前不能签订和约，那么士兵们将亲自返回后方，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争取和平。这已经成了前线上的口号。士兵们成群结队地离开战壕。十月革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这种现象，但是没能维持多久。
二月革命使士兵们明白了是拉斯普京一伙在操控着他们，并把他们拖进了这场毫无意义的卑鄙的战争中，他们看不到继续进行这场战争的理由，只是因为年轻的律师克伦斯基恳求他们这么干下去。他们想回家，回到自己的亲人身边，回到自己的土地上，走向革命，因为革命许诺给他们土地和自由，但是眼前却仍然让他们忍着饥饿待在前线那虱子横行的泥坑里。被士兵、工人和农民激怒的克伦斯基，把他们叫做造反的奴隶。他实在是不懂啊，革命正是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的暴动。
在暗中庇护和鼓动克伦斯基的布坎南曾经一不留神，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向我们道出了战争与革命对他和他的同伙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1916年，对俄国来说是可怕的一年，在这一年，沙皇军队溃败，国家经济崩溃，俄国的仆从纷纷倒台，俄国政府在拉斯普京的摆布下频频更迭。但是，十月革命过了好几个月之后，布坎南在回忆自己的1916年克里木之行时，是这样描述俄国的这一年的：
在我们访问过的一座最荚丽的庄园里，我们不仅享受到用盛在银盘子里的面包和盐的方式向我们表示的热情欢迎，并且当我们要离开的时候还在汽车里见到一个大箱子，里面装着几打陈年的布尔冈红酒。吃早餐时，我品尝了这种酒，对它的荚味赞不绝口。今天再回想起当年那一去不复返的幸福(！)的日子，想着那些曾经盛情款待我们的人们正在忍受着贫穷和灾难的煎熬，心中感到无比的忧伤。
在这里，布坎南想到的仅仅是过去克里木美丽庄园主人的苦难以及银盘子和布尔冈红酒，而不是战壕里的士兵和在饥寒交迫中排着长队的母亲们的痛苦。当你读到这些无耻而又无聊的语句的时候，一定会对自己说：难怪世界上会发生十月革命！难怪十月革命不仅清除了罗曼诺夫王朝，还清除了布坎南和克伦斯基。
在前往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的途中，当我第一次穿越我军前方阵地时就已经明白了，我们战壕里的同志们已经不可能对德国狂妄的要求做出什么有效的回击了，因为我们的战壕几乎空了。在布坎南一克伦斯基实验之后，没有一个人再敢说什么继续作战的话了，即便是有条件的也不行。和平，无论如何也要和平！……后来，有一次我从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回莫斯科的时候，我劝说一位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驻前线的代表，希望他给我们代表团一点有力的支持。他回答说：“不可能，根本不可能，我们不可能再回到战壕里了，士兵们不会理解我们，反而会说我们是在继续欺骗他们，就像克伦斯基一样。
显然，战争已经不可能再继续下去了。在这一点上我与列宁没有丝毫的分歧。我们以同样的困惑不解的目光看着布哈林以及其他的“革命战争论”的信徒。
但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就是霍亨索伦王朝的政府在反对我们的战争的道路上究竟还能走多远？在那些天里，切尔宁伯爵在写给他的一位好友的信里说道，要是能有足够的力量，那才不会同布尔什维克谈判，而是挥军直向彼得堡，在那里建立秩序。他的这种恶毒的愿望真够强烈的。但是他们有没有足够的力量呢？霍亨索伦王朝是否能够驱使他们的士兵去反对要求和平的革命呢？二月革命以及后来的十月革命到底对德国军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这一影响能在多长时间内表现出来呢？当时，这些问题的答案都还是未知的。因此就应该在谈判过程中努力找出它们，为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尽可能地拖延谈判，以便让欧洲的工人有时间来很好地理解苏维埃革命的事实以及革命的和平政策。更重要的是，协约国刊物以及俄国妥协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的报刊，预先把和谈说成是一出早已分配好角色的喜剧。甚至在德国，当时社会民主党中的反对派也很乐意把自己的无能转嫁到我们的头上，在他们之中也谈论着布尔什维克同德国政府达成协议之类的话题。而且这样的说法在法国或英国显得更加可信。事情再明白不过了，如果协约国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成功地引起工人群众对我们的不满，则必将极大地减轻今后对我们发动武装干涉的困难。因此，我认为，如果对我们来说单独媾和不可避免的话，那么在签署协议之前，无论如何也必须要给欧洲工人以明确的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我们和德国统治阶级是不共戴天的敌人。正是在这些想法的影响下，我去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进行政治示威，它传达了这样的信息：我们要停止战争，要复员军队，但是不签署和约。我这样想：如果德国帝国主义不能推动他们的军队进攻我们的话，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取得了巨大胜利，其结果是难以计量的；如果霍亨索伦王朝还有可能对我们进行打击，我们总还来得及尽早投降。我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包括加米涅夫)商议并征得他们同意之后，就给列宁写了一封信。他回复我说：“待您回莫斯科后面谈。”
列宁答复我的理由时说：“假如霍夫曼将军真的无力调动他们的军队对付我们的话，那真是再好不过了，但这种希望很渺茫。他可以为此专门从巴伐利亚突击集团中抽调几个特种装备的团。难道进攻我们还需要很多人吗？您自己也说过战壕里都空了。要是德国再次开战的话，怎么办？”
“那时我们将被迫签署和约，但是到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会明白，我们是因为没有别的出路了，仅凭这一点就可以给关于我们和霍亨索伦王朝有幕后勾结的谣言以彻底的打击。”
“当然，这样做也有它的优点，不过毕竟太冒险了。如果需要牺牲我们来换取德国革命的胜利，我们一定会这么做，因为德国革命比我们的革命重要得多。但是德国革命什么时候才会到来呢？我们不知道。而现在，世界上没有比我们的革命更重要的了。因此，我们无论如何也要确保它的安全。”
除了这个问题本身的困难之外，还有更严重的党内的困难。在党内，至少在它的领导层，坚决反对签署布列斯特和约的态度占了绝对的优势。我们的报纸上刊登的有关布列斯特谈判的速记汇编资料，助长并加剧了这种情绪。左派共产主义集团最鲜明地表现了这情绪，他们提出了革命战争的口号。
党内斗争日益激烈。与时下的无稽之谈相反，它并不是发生在我和列宁之间，而是发生在列宁与党的大多数党的领导机构之间。这—·斗争的基本问题是：我们今天能否发动一场革命战争？一般而言，一个革命的政权是否应该与帝国主义签订协议？我完全站到了列宁的一边，同他一样对第一个问题的答复是否定的，对第二个问题的答复是肯定的。
第一次更大范围地对分歧进行讨论是在1月21日召开的党的积极分子的大会上。会上出现了三种观点：列宁主张拖延谈判，到对方提出最后通牒时赶快投降；我认为必须把谈判引向破裂，甚至冒着德国发动新的进攻的危险，这样，如果不得不投降的话，就可以在对方公然使用武力的时候再投降；布哈林主张战争以进一步扩大革命的范围。在1月21日的会议上，列宁与持革命战争论观点的人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而对我的意见只是简单地批评了两句。持革命战争论观点的一方得了32票，列宁得了15票，而我得了16票。这样的结果还不足以完全体现出党内的主导情绪。如果不是在群众中，而是在党的领导层中，党的“左翼”比在这次会议上还要更强大一些。这就保证了我的意见会取得暂时的胜利。布哈林的支持者们认为，我的意见与他们的更接近。相反，列宁则认为，而且是完全有根据地认为，拖延做出最后决定将保证他的观点取得胜利。在这个阶段，需要向我们党自身说明真实状况，这决不亚于要向西欧工人说明真实状况。在所有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中，列宁都只是少数。人民委员会建议各地方苏维埃就战争与和平问题表明自己的态度，到3月5日有二百多个苏维埃给予答复，其中只有彼得格勒和塞瓦斯托波尔这两个大的苏维埃有保留地赞成和平。相反，许多重要工业中心，例如莫斯科、叶卡捷琳堡、哈尔科夫、叶卡捷琳诺斯拉夫、伊万诺夫—沃兹涅先斯克、喀琅施塔德等等，以压倒性多数赞成中止谈判。这就是我们当时党各个组织的情绪，就更不用说左派社会革命党了。在这个时期如果要执行列宁的观点，势必导致党的分裂和国家的政变，不会有其他的结果。但是，每延长一天，支持列宁的人数就会增加一些。在这种情况，“不战不和”的主张实际上是一座通向列宁立场的桥梁。党内的大多数人，至少是党的领导都通过了这座桥梁。
列宁追问我说：“那好吧，假如我们拒绝签订和约，而德国人因此转入进攻，到那时您怎么办？”
“到那时，就在刺刀下签订和约，那样的话，全世界就都会清楚我们的情况了。”
“到那时您不会支持革命战争论吧？”
“无论如何都不会支持。”
“如果这样，再试一试就不是那么危险了。不过我们要冒着失去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风险。”列宁狡黠地笑了笑，补充说：“哪怕只是为了能和托洛茨基同志保持良好的和平，即便失去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也是值得的。”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1月22日，在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性会议上通过了我的提案：拖延谈判；如果德国提出最后通牒就宣布停战，不签署和约；进一步的行动视情况的发展而定。1月25日深夜，召开了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和我们当时的盟友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同样的决议。当时，由两个中央委员会做出的决定通常被视为人民委员会的决定。
1月31日，我从布列斯特通过直通线路向列宁报告：
在德国报刊上，无数的流言蜚语中有一条荒诞不经的报道，似乎是说我们准备示威性地不签署和约，好像是在这个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党内还发生了分歧等等。我在这里指的是他们援引的《政治家报》斯德哥尔摩电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政治家报》是霍格伦的机关报，如果这家报纸上确实刊登了此类报道的话，我倒想问问它的编辑部怎么会刊登如此骇人听闻的胡言乱语。资产阶级的报纸上充斥着各式各样的谣言，所以德国人未必会重视它们。但是现在是左翼报纸，而且这家报纸还有常驻彼得格勒的编辑，这就使它的报道具有相当的权威性。而这只能给我们的对手造成思想上的混乱。
在奥地利和德国的报刊上，充斥着有关彼得格勒、莫斯科以及整个俄国的惨状的报道，他们说，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非命，机枪声不绝于耳等等。因此，完全有必要委派一个精明强干的人，专门负责向彼得格勒通讯社和广播电台提供有关国家每日状况的消息。如果季诺维也夫能承担这项工作的话，那就再好不过了，这将具有重大的意义。重要的是，这类消息应该先呈送沃洛夫斯基和李维诺夫，这件事可以通过契切林来办。
我们这里的会纯粹是在走过场。德国人尽力拖延谈判，很显然这是由于他们的国内危机导致的。德国刊物开始散布谣言，说我们根本不想要和平，而一心只想把革命引到其他国家。这些蠢驴们根本就理解不了，正是从欧洲革命发展的角度看，尽快实现和平对我们才有重大的意义。
能否采取措施驱逐罗马尼亚大使。我认为，罗马尼亚国王现在正在奥地利。据一家德国报纸报道，在莫斯科存有的不是罗马尼亚的民族基金，而是罗马尼亚国家银行的黄金储备。当然，德国政府是完全站在罗马尼亚一方的。
您的托洛茨基
对这封短信需要做些说明。当时普遍认为，用休斯式电报机发报可以防止电文被窃听和截收。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布列斯特德国人对我们直接发送的来往电文是了如指掌的，我们认为，以他们的技术水平要做到这一点绝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又不可能把全部的往来通信都译成密码，而且我们也不太相信密码。再加上霍格伦的《政治家报》以它那不合时宜的第一手消息给我们帮了个倒忙。所以我发这封电报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警告列宁，让他知道我们党内决议的秘密如今已在国外到处传扬，而且也是希望借此把德国人引入歧途。我之所以用“蠢驴”这个极不文明的词来称呼报界人士，仅仅是为了增加这封电报的可信性。我不知道这封电报到底对屈尔曼起到了多大的迷惑作用。但无论如何我在2月10日的声明都令我的对手们大感意外。切尔宁在他2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托洛茨基拒绝签字，战争结束了，但没有和平。”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斯大林一季诺维也夫一伙在19N年竟然试图把事情说成这样，好像我在布列斯特的所作所为都是违背党和政府的决议。这些不幸的谎言制造者们竟然都懒得去翻一翻以前的记录，或者重新看一看他们自己当年发表的声明。2月11日，也就是我在布列斯特发表声明的第二天，季诺维也夫在彼得格勒苏维埃曾发表演说，他说：“我们代表团找到的、摆脱当前困境的出路是惟一正确的选择。”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放弃投票的情况下，由季诺维也夫本人提出的、赞同拒绝签署和约的决议案以多数赞成、一票反对的结果获得了通过。
2月14日斯维尔德洛夫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大会上，就我的报告提出了布尔什维克党团的议案，这个议案的开头是这样写的：“听取并审议了和谈代表团的报告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完全赞同我们的代表在布列斯特的做法。”在2月11日到15日期间，没有一个地方党组织和苏维埃组织不赞同苏维埃代表团的做法。1918年3月，季诺维也夫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声明：“托洛茨基说，他是根据中央委员会大多数成员的决定而行动的，这一点是正确的，对此没有任何人持有不同意见……”最后，列宁也是在这一次代表大会上这样说：“中央委员会……接受了不签署和约的意见。”但所有这些并没有妨碍共产国际制造一个新的信条，似乎在布列斯特拒绝签署和约是我托洛茨基一个人干的。
在德国和奥地利的10月罢工之后，对于德国政府是否会决意发动进攻的问题，所有的人，不论是我们，还是德国政府自己，都不像现在这些事后聪明佬们看得那么清楚。2月10日，德国和奥匈帝国代表团在布列斯特得出结论说：“托洛茨基声明所表达的状态是可以接受的。”只有霍夫曼将军一个人对此表示反对。用切尔宁的话说，第二天，屈尔曼在布列斯特闭幕会上满怀信心地指出，必须接受和平的现实。对方的这种情绪很快就传到了我们的耳朵里。我们代表团都是带着德国人不会发动进攻的印象从布列斯特返回莫斯科的。列宁对取得的结果十分满意。
不过他还是问了一句：“他们不会骗我们吧？”
我们摊开双手，好像是在说不太像。
列宁说：“嗯，要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最好了，我们既保全了面子，又摆脱了战争。”
然而，刚过了两天，我们收到留在布列斯特的萨莫伊洛将军发来的电报，他说：根据霍夫曼的声明，将从2月18日12时起对我们恢复战争状态，并建议他本人离开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列宁最先拿到了这封电报。我当时正在他的办公室里同他一起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谈话。列宁默默地把电报交给我，他的眼神立刻就使我感觉到情况不妙。列宁很快结束了与社会革命党人的谈话，以便我们单独讨论当前的局势。
“看来，他们到底还是骗了我们。我们只争取到了五天的时间……这只野兽什么也不会放过。现在看来，只要德国人同意按照原来的条件签订合约，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我仍然主张等待霍夫曼采取真正的进攻行动，以便使德国工人和协约国工人知道，进攻是事实，而不是虚言恫吓。列宁反对说：“不行。现在连一个小时都不能再耽搁了。我们已经试过了。霍夫曼想打仗，而且也能够打仗。不能再拖了。这只野兽马上就会扑过来。”
3月，列宁在党的会议上说：“我们之间(即他与我之间)曾有言在先，那就是坚持到德国发出最后通牒，一旦德国人发出最后通牒，我们就投降。”这个条件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列宁同意不在党内公开反对我的方案，只是因为我答应过他：决不支持那些持革命战争论的人。这一伙人的正式代表乌里茨基、拉狄克好像还有奥辛斯基曾来找我，建议我同他们结成“统一战线”。我明确地对他们表示，我们的立场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当德国统帅部警告要结束停战状态时，列宁曾对我提起我们之间的约定。我回答他说，我指的不是口头上的最后通牒，而是德国人实际的进攻行动，这种进攻行动将使人们对德国人和我们之间关系的真相没有丝毫怀疑的余地。在2月17日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列宁要求对一个预想的问题进行表决：“假如德国人开始进攻，而德国国内并没有发生革命的起义，那么，当我们面临这种情况的时候，是否签署和约？”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布哈林和他的同志们选择了弃权，克列斯廷斯基同意他们的立场；越飞投了反对票；列宁和我投了赞成票。第二天早晨，我对列宁关于立即发电报通知德国人我们已准备签署和约的建议，投了反对票。但是，在这一天里我们接二连三地收到电报，报告说德国人转入进攻、夺取我们的军需品以及向德文斯克方向进攻等等。晚上，我对列宁签署和约的建议投了赞成票，因为现在德军入侵成了举世皆知的事实，这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了。
2月21日，我们收到了德国方面提出的新的条件，似乎他们提出这些条件就是打算使和约无法签署。众所周知，在我们的代表团到达布列斯特时，他们的条件变得更加苛刻了。我们所有的人，包括列宁在内，在一定程度上都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认为显然德国人已经同协约国达成了摧毁苏维埃的协议，而且准备在俄国革命的尸骨上商讨西线的和平问题。如果情况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很显然，无论我方做出什么样的让步都于事无补。乌克兰和芬兰局势的发展有力地使天平倾向于战争的一端。时刻都有坏消息传来。据报，德军已经在芬兰登陆，芬兰工人开始溃败。我在离列宁办公室不远的走廊里碰见了他。他十分激动，无论是在此前还是此后，我从来没有见他那么激动过。
他说：“是的，我们不得不打了，尽管我们什么都没有。看来，没有别的什么出路了。”
但是，十几分钟后当我走进他的办公室的时候，他说：
“不，不能改变政策。我们出兵并不能挽救芬兰的革命，而且很可能还会毁了我们自己。我们要尽可能支援芬兰工人，但是不能离开和平的立场。不知道这样能不能救我们。但是，无论如何这是目前惟一可能得救的出路。”
我对以彻底投降的代价来换取和平的可能性表示怀疑。但列宁决意在谋求投降的道路上走到底。由于他在中央委员会并不占多数，投票结果就取决于我的一票。我选择了弃权来保证列宁能以一票的优势获胜。我正是这样来说明白己弃权的理由的。我想，假如投降不能够换来和平的话，我们将使党的阵线变为敌人强加给我们的武装保卫革命的战争。
在私下的谈话中，我对列宁说：“我感到，如果我申请辞去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这在政治上是恰当的。”
“为什么？我希望我们不搞议会制的那一套。”
“但是对德国人来说，我的辞职将意味着我们的政策的彻底转变，这将使他们更加相信，我们这一次是真的准备签订和约。”
列宁想了一下说：“也许，这是一条有分量的政治理由。”
2月22日，我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做报告时说，法国军事代表团向我提出建议，说法国和英国将为我们的对德战争提供援助。我表示可以接受这项建议，当然，是在我们保持对外政策完全独立的前提下。布哈林坚持不能与任何帝国主义达成任何协议，而列宁坚决支持我。中央委员会以6票对5票通过我的建议。记得，当时列宁口授的决议案是：“全权委托托洛茨基同志接受法国帝国主义强盗的援助，以抗击德国强盗。”他永远都喜欢这种不留任何疑虑的方式。
散会后，在斯摩尔尼宫长长的走廊里，布哈林追上我并用双手抱住我号啕大哭起来，他说：“我们这是在干什么呀！我们把党搞成了一堆臭粪。”布哈林一向容易流泪，喜欢表露自然情绪。但这一次，情况的确是令人痛心的。革命当时真的是处于腹背受敌的困境中！
3月3日，我们的代表团看也没看和约的条款就在上面签了字。正如克列孟梭预料的那样，布列斯特和约就如同刽子手的绞索。3月22日，德国国会批准了和约。德国社会民主党预先对未来的凡尔赛原则投了赞成票。独立派投了反对票，他们才刚刚开始画那一条无效的曲线，它最终仍会把他们送回到出发点。
回顾走过的道路，在1918年3月召开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我相当明确而全面地表述了自己的立场，我说：
假如我们真的希望得到最好的和约条件，那么在11月就应该同意签署和约，但是对此没有人(除季诺维也夫外)表示赞成。所有的人都主张进行宣传，都希望德国、奥匈帝国和全欧洲的工人阶级走上革命的道路。然而，我们之前同德国人进行的全部谈判所具有的革命化意义，取决于人们对它相信的程度。在第三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我已经向党团通报过关于奥匈帝国前部长格拉茨曾说过的话，他说，对德国而言，只需要任何一个借口就对我们提出最后通牒。他们认为，我们这样做就是要让对方提出最后通牒……我们应该尽早签署一切条约；我们在上演一出革命的滑稽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签订和约，我们就有失去雷瓦尔和其他一些领土的危险，但是如果签得太早，我们就有失去全世界无产阶级或者其中大部分人的同情的危险。我也像一些人那样认为，德国人也许不会发动进攻，但同时我又认为，如果他们真的发动进攻，我们总还是有时间签署和约的，尽管条件要更加苛刻。
随着时间的流逝，世人会越来越清楚我们没有其他的出路。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时，李卜克内西在狱中这样写道：
从对于日后发展的角度来说，无论如何都不能认为，今天的结局要比2月初在布列斯特投降的结局更糟糕。恰恰相反，今天这样的投降至少说明了，先前所有的反抗都是最糟糕的，而且还表明，最后的屈服是“无奈之举”。德国人最终的进攻令人发指的无耻和野蛮，它彻底打消了人们的一切怀疑。(第51页)
战时，当李卜克内西最终学会与庸碌无能的哈阿兹划清界限之后，他很快就成长起来。毋庸赘言，李卜克内西是一位具有奋不顾身的英雄气概的革命者，但是他只把自己造就成了一位战略家。这一点，从他个人命运和革命策略的问题上都可以反映出来。他根本就不顾及个人的安危。在他被捕后，许多朋友都为他那种奋不顾身的“轻率”而摇头叹息。列宁与李卜克内西完全相反，他时刻都把首脑的安全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作为总参谋部的首长，他永远都记着在整个战争期间应该时刻保证统帅部的安全。而李卜克内西是一个亲自率领自己的部队冲锋陷阵的军事长官。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他很难理解我们的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战略。起初，他希望我们不假思索地向命运挑战，迎难而上。那个时期，他不止一次地批评了“列宁一托洛茨基政策”，并且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对列宁路线和我的路线不加任何区分，他这样做也是不无道理的。但在后来，李卜克内西又对布列斯特策略做了另一种评价。到5月初他已经是这样写的了：
俄国苏维埃最需要的不是示威和宣言，而是强大实际的力量。为此，无论如何，除了激情之外还需要智慧和时间，而智慧也是为了赢得时间，哪怕是最高昂、最明智的激情也离不开时间。
真理为自己铺平了道路，但胡说八道也能长久横行于世。美国教授费舍尔在他那本关于苏维埃俄国最初几年的大部头作品《苏维埃俄国的饥荒》里，把苏维埃永远不再进行战争、永远不同资产阶级国家签订和约的思想强加在我的头上。同其他人一样，费舍尔也是从季诺维也夫以及那些追随者那里抄袭来这一荒诞公式的，并且再掺进一些连他自己都搞不懂的东西。我的那些过时的批评家们早就把我在布列斯特问题上的主张同一定的时间和地点割裂开来，并把它们变成万能的公式，以便更轻松地再把它们变成荒谬绝伦的东西。在此，他们并没有注意到“不战不和”的状态，更确切地说，也就是不签和约、不进行战争的状态，本身并不包含任何不合常理的东西。就是今天，我们与美国和英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国家之间也正是这样的关系。当然，这种关系并不符合我们的意愿，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不过，也有我们有意与之保持不战不和状态的国家，那就是罗马尼亚。当我的批评者们把他们认为是荒谬绝伦的万能公式强加于我的时候，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却对苏联与许多国家的实际关系就是这种“荒谬”公式的翻版这一事实，视而不见。
列宁本人怎样看待那已成为过去的布列斯特时期呢？总的来说，他认为，我们之间的分歧纯粹是根本不值一提的细枝末节问题。相反，他不止一次地说起过关于“布列斯特谈判的重大的宣传鼓动意义”(列宁于1918年5月17日的讲话)。布列斯特和约签署一年之后，列宁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指出：“由于与西欧以及其他国家的彻底隔绝，我们得不到任何客观材料来判断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可能的速度和形式。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导致党内在布列斯特和约的问题上出现了不少分歧。”(列宁于1919年3月18日的讲话)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后来批评和揭发我的那些人，在那些日子里是如何表现自己的呢？布哈林与列宁(还有我)进行了将近一年的激烈斗争，他还以党的分裂相威胁。站在他那一边的有古比雪夫、雅罗斯拉夫斯基、布勃诺夫以及其他许多今天的斯大林主义的台柱子。季诺维也夫则完全相反，他要求尽快签订和约，放弃布列斯特这一宣传阵地。我和列宁一致反对他的这种立场。加米涅夫在布列斯特的时候，同意我的方案，而一回到莫斯科，就马上转到列宁——边。李可夫当时还不是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所以没有参加决定性的会议。捷尔任斯基原是反对列宁的，但在最后投票的时刻站到了列宁的一边。那么，斯大林是什么立场呢？他还是像往常一样的没有任何立场。他在观望，在耍手腕。他把头朝列宁那边一点，对我说：“老头子还希望和平，他得不到和平。”然后，他又转到列宁那一边，大概是用同样的话在列宁面前说我。他从来不发言，也没有谁留意他的那种自相矛盾的话。毫无疑问，我当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尽可能让全世界无产阶级清楚地知道我们在和平问题上所做的努力，而这个问题对斯大林来说完全是次要的。他感兴趣的是，“在一个国家里的和平”，就像后来的“在一个国家里的社会主义”一样。在最后表决时，他站到了列宁的一边。只是在几年之后，为了进行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他才为自己编造了几个有关布列斯特问题的似乎是“观点”的东西。
这些问题实在是不值得再说下去了，即便这样，我在有关布列斯特和约的分歧问题上，也已经讲得太多了。然而，我认为，至少还需要彻底搞清楚一个有争议的细节，以便使人们能够看到事情的真相以及它事后又被描绘成了何等模样。我顺便要完成的一个任务，就是让那些追随者们放明白点。至于说到列宁，任何一个严肃认真的人都不会相信，在与他的关系中，我是被德国人所谓的那种固执己见的情绪所左右的。对于列宁在布列斯特和谈的那些日子里的作用，我曾公开地做出过评价，而且比其他人要早得多。1918年10月3日，我在苏维埃政权高级机构特别联席会议上说：
我认为，有义务在这权威的会议上声明，当我们中的许多人，也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在怀疑是否需要或者是否应当在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和约上签字的那一刻，惟有列宁同志坚定不移、高瞻远瞩地反对我们中间的许多人，他主张我们需要渡过这一关，才能坚持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到来。现在我们应当承认，正确的不是我们。
我用不着等追随者们那些过迟的发现，就承认了在布列斯特和谈的日子里，是列宁政治上的雄才大略挽救了无产阶级专政。其实在上面所引的那段话中，我为别人的错误所承担的大部分责任远比我应当承担的要多。我这么做，只是为了给别人做出榜样。在这个地方记录员注上了“长时间的欢呼”几个字。党是想以此来表示理解我与列宁的关系。这种关系与心胸狭窄和妒忌是毫不相干的。我十分清楚地意识到，列宁对革命、对历史以及对我个人有什么样的意义。他是我的导师，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过后机械地重复他的话、模仿他的手势。而我从他那里学到了独立做出决定的本领，而这种决定也是他会做出的。 |
第三十一章布列斯特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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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章布列斯特和谈
和平法令是在10月26日召开的苏维埃大会上通过的，当时我们手里只有彼得格勒一座城市。11月7日，我通过无线电广播向协约国和同盟国方面提出缔结全面和约的倡议。协约国政府通过各自的代表向俄军总司令杜鹤宁将军表示，进一步单独媾和将导致“严重的后果”。针对这种威胁，我发表了告全体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它坚定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我们推翻本国的资产阶级的统治，决不是为了让我们的军队继续在外国资产阶级的指挥棒下流血。11月22日，我们签署了从波罗的海到黑海全线中止军事行动的协定。我们再一次呼吁协约国和我们一起进行和平谈判。我们没有得到答复，但也没再受到威胁。协约国政府已经明白了一些事情。在和平法令通过一个半月之后，12月9日和平谈判正式开始。这段时间足够协约国政府确定对这一问题的态度了。一开始，我们的代表团就提出了以民主和平为基础的纲领性声明。对方要求休会。复会的工作被一再拖延下来。四国同盟内部在确定如何答复我们的声明的过程中，遇到了重重困难。12月25日，他们做出了答复。四国同盟政府同意了以民主和平的方式，即在民族自决的前提下，缔结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12月28日，在彼得格勒举行了庆祝民主和平的盛大游行。虽然不相信德国方面的答复，但是群众仍然把它看做是革命在道义上的巨大胜利。第二天早晨，我们的代表团从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给我们带来，了屈尔曼以同盟国的名义提出的苛刻条件。列宁说：“为了拖延谈判，需要有可以拖住他们的人。”在他的坚持下，我动身前往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应该承认，我这一路上就像是在受刑一样。陌生的环境和陌生的人总是令我不安，在这里尤其如此。我几乎不能理解那些喜欢充当使者、并能在新环境里如鱼得水的革命者们。
在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以越飞为首的第一个苏维埃代表团受到了周全的款待。巴伐利亚亲王利奥波德把他们奉若“-上宾”。所有代表团的成员都一起吃午饭和晚饭。霍夫曼将军不无兴趣地看着曾经击毙了萨哈罗夫将军的毕岑柯同志。德国代表和我们交错着坐在一起，尽力“友好地”套出对他们想要的东西。第一个代表团的成员中有工人、农民和士兵。这是些临时拼凑起来的人，他们对这种阴谋没有什么思想准备。有一位农民老大爷在吃午饭的时候甚至喝得烂醉。
霍夫曼的参谋部为战俘们出版了一份《俄国信使报》，这份报纸最初对布尔什维克持同情的态度。霍夫曼对俄国战俘们说：“我们的读者问我，托洛茨基是个什么人。”他不无感动地向战俘介绍了我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以及我的德文著作《革命中的俄国》。他还说：“整个革命阵营都为他的成功逃走欢欣鼓舞！沙皇被推翻后，长年流亡国外的托洛茨基刚回国不久，就被沙皇制度的秘密朋友投入监狱了。”总之，再也没有比巴伐利亚的利奥波德和普鲁士的霍夫曼更热情的革命者了，但是这段田园诗并没有持续多久。在2月7日的布列斯特和谈会议上，已经全然没有了田园诗的气氛。我回顾了一下过去，并且指出：“对于德国和奥匈帝国官方报刊上所做的过早的恭维，我们不得不表示遗憾，而这些对于顺利进行和谈是毫无必要的。”
在这个问题上，社会民主党只是霍亨索伦和哈布斯堡政权的影子。起初谢德曼、艾伯特和其他一些人还试图像保护人似的拍拍我们的肩膀。12月15日，维也纳的《劳动者报》充满激情地写道：托洛茨基和布坎南的“决斗”是“无产阶级与资本家的斗争”，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斗争的象征。在那些日子里，当屈尔曼和切尔宁在布列斯特卡住俄国革命的脖子的时候，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看到的只是托洛茨基与……布坎南的“决斗”。即便是今天，每当想起这种伪善，也不能不感到令人作呕。哈布斯堡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这样写道：“俄国工人阶级正努力挣断英国资本强加在它身上的钢铁一黄金锁链，托洛茨基是他们和平意志的全权代表。”而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们却自愿坐在德一奥资本的锁链上，帮助他们的政府，强行把这条锁链套在俄国革命的身上。在布列斯特最艰难的日子里，当我和列宁看到柏林的《前进报》或者是维也纳的《劳动者报》的时候，我们默默地把用彩色铅笔勾出的字句指给对方，互相望上一眼，就马上错开目光了，我们心里为那些不管怎么说昨天还算是我们第二国际的同志们感到羞耻。凡是自觉经历了这段历史的人都会明白，无论政治局势如何变幻，社会民主党已经历史性地灭亡了。
为了给这场不伦不类的假面舞会画上一个句号，我在我们的报刊上提问说：德国参谋部能不能对德国士兵们说一说有关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情况呢？我们就这个问题向德国士兵发出了号召。霍夫曼的《信使报》对此保持了沉默。我刚到达布列斯特，霍夫曼就立即对我们在德国军队中进行宣传提出了抗议。对此我没有多费口舌，只是建议将军可以继续在俄国军队中做宣传，这样双方就对等了，差别仅仅在于宣传的性质。此外，我提醒他说，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我们双方的观点存在着分歧，这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对此，一个德国法院在战时把我缺席判处监禁就是一个证明。如此不合时宜的提法，使局面变得非常尴尬。一些外交官紧张得连大气都不敢出。屈尔曼对霍夫曼说：“您要说点什么吗？”霍夫曼道：“不，不必了。”
作为苏维埃代表团的团长，我决定毫不留情地撕去那层在开始阶段不知不觉地形成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我通过我们的军事代表使对方明白，我不准备去见他们的巴伐利亚亲王，并将此记录在案。我以我们必须要在休息的时间开会为由，要求单独吃午饭和晚饭。这一点他们也默默地接受了。1月27日，切尔宁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午饭前，所有俄国人在托洛茨基的率领下都来了，他们是来告诉我们，以后不再和我们一同进餐了，并为此表示歉意。此后，在不开会的时候几乎就见不到他们了。这次的风向似乎与上次截然不同了。”(第316页)冷冰冰的公事公办的态度取代了虚情假意的友好关系。这样的措施是十分及时的，因为当时已经应该从没有实际意义的初步接触转到和平谈判的具体问题上来了。
屈尔曼比切尔宁高出一筹，他恐怕也比我战后接触到的所有其他外交官都要高明一些。他是一个有个性的人，拥有杰出务实的头脑，而且还充满了敌意。他的这种敌意不仅仅是针对我们，也朝他那些尊贵的盟友们发泄，在我们这里他碰了一鼻子灰。当讨论到被占领区问题的时候，屈尔曼挺了挺身子，抬高了嗓门说：“感谢上帝，我们德国的领土没有一处被任何人占领。”听到这些话，切尔宁伯爵立刻好像矮了半截，气得脸色铁青，显然屈尔曼的这些话是冲着他去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很难让人想到是和谐的。后来，当谈话转到波斯(它的领土被外国军队从两面占领)的时候，我指出，波斯的情况与奥匈帝国的不同，它并没有与任何一方结盟，所以谁也没有理由因被占领的是波斯领土而不是自己的领土就幸灾乐祸。切尔宁甚至跳起来喊道：“岂有此理！”他的这些话表面上是冲我来的，而实际上是针对屈尔曼的。类似的情况在和谈的过程中并不少见。
一个好的棋手如果经常不得不与棋艺很差的对手下棋的话，他自己的棋艺也会下降。战时，屈尔曼总是与奥匈帝国、土耳其、保加利亚和中立仆从国的外交官们打交道，因此在和谈刚开始的时候，他对于我们这些革命者对手估计不足，他漫不经心地与我们打交道。不少时候，尤其是在开始阶段，他的手段的拙劣和对于对手心理的无知令我感到吃惊。
当我初次去见这些外交官们的时候，心里还不免有些紧张。我在前厅挂衣服的地方碰上了屈尔曼。我当时还不认识他，他做了自我介绍，接着说，对我的到来感到“十分荣幸”，因为同主子打交道总比同使臣打交道要好得多。从他脸上的表情来看，他似乎对自己的这招专投爱出风头人所好的“小伎俩”很满意，而我却感觉像是踩在什么脏东西上一样，甚至不由地后退了一步。屈尔曼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误，就马上变得谨慎起来了，他的语气也变得干巴多了。不过，这并没有妨碍他当着我的面对土耳其代表团的首脑、一位老宫廷外交官故技重演。屈尔曼在向我介绍他的这位同行时，刚等土耳其代表转身走开，就故作机密地低声对我耳语道：“这可是欧洲最出色的外交家。”而他说这话的声音显然是有意要让对方听到。当我对越飞说起这件事的时候，他笑着说：“屈尔曼第一次见我的时候用的也是这一招。”屈尔曼给你的这顶“最出色的外交家”的高帽子，就好像是为了补偿他实质上对你的勒索。屈尔曼这样做，也许还想以此达到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让切尔宁明白，他决不认为切尔宁是仅次于他的最好的外交家。据切尔宁讲，12月23日屈尔曼曾告诉他：“贵国皇帝陛下是德意志民族最英明的人。”应该说，他这句话与其是说给切尔宁听的，还不如说是给皇帝本人听的。在把阿谀奉承之辞转达给被奉承的人时，外交家们无疑是互相吹捧的。那些专事阿谀奉承的人总是会占到些便宜的。
我还是第一次同这个圈子里的人面对面地接触。不用说，我从来就没有对他们抱有任何幻想。尽管我已经猜到他们绝非等闲之辈，但是不得不承认，我还是过高地估计了他们的水平。初次会见中我得到的印象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他们既小看别人，也不看重自己。
说到这一点，顺便提一下下面一段插曲也并非多余。在那些日子里，维克多·阿德勒曾千方百计地向我表示他个人的同情，根据他的建议，切尔宁伯爵提出顺便把我的藏书运回莫斯科。这批藏书是在大战初期我留在维也纳的，是我在流亡时收集到的大量关于俄国革命文献，有一定的价值。我还没有来得及向外交官表达有分寸的谢意，他立即就请我关照一下两个奥地利战俘，好像是他们在我们那里受到了虐待似的。在我看来，如此直截了当、毫不隐讳地从藏书转到俘虏实在是有失体面，当然，他说的两个俘虏绝不是什么普通的士兵，而是切尔宁伯爵自己那个圈子里的军官。我冷冷地回答说，如果切尔宁所提供的有关战俘的情况属实的话，我自然有责任做我应该做的一切，但这个问题与我的藏书问题毫不相干。切尔宁在自己的回忆录里也相当准确地描述了这段插曲。他毫不否认，试图把战俘与我的那些藏书联系起来。相反，他认为这样做完全是合情合理的。他用一句模棱两可的话结束了他的故事，他说：“他想得到那批藏书。”(第320页)在此，我只想补充一句，在拿到那批藏书之后，我立即就把它们转交给了莫斯科的一个学术机构。
人类有史以来最革命的制度的代表团不得不与统治阶级中最反动的集团坐在一张谈判桌前进行外交谈判，这是历史环境造就的结果。我们的对手宁愿中断谈判也不愿意把谈判转移到中立国去，这一事实说明，他们对于同布尔什维克谈判的爆炸性力量是何等惧怕。切尔宁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直言不讳地说：布尔什维克在中立国家将得到他们的国际友人的帮助，因此不可避免地就会取得谈判的主导权。他正式拒绝了我们的提议，他的借口是，在中立的环境下，英法两国立刻就会展开“公开的或幕后的”阴谋活动。我回答他说，我们的政治根本不需要幕后活动，因为那种老一套的秘密外交手段，早就连同许多其他东西，在10月25日胜利的起义中被俄国人民彻底抛弃了。但是我们不得不在最后通牒面前妥协，留在了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
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除了在老城那边还有几座被德军司令部占据的建筑之外，几乎就没有剩下其他什么东西了。沙皇军队在撤退的时候，为了发泄无力的愤怒就一把火把整座城市烧光了。显然正因为如此，霍夫曼才把自己的司令部设在这里，以便易于控制这座城市。这里的条件就像饮食一样十分简单。服务员是由德国士兵充当的。在他们看来，我们是和平的使者，他们对我们满怀期待。司令部的四周布满了高高的铁丝网。早晨散步时我看见一个牌子上写着：“俄国人到此格杀勿论。”这当然是针对战俘的。我暗自问道，这告示是否也是针对我的呢，我们不是也跟半个俘虏差不多吗！于是，我就转身回去了。有一条修得还不错的战略公路纵贯布列斯特。在头几天我们坐着德军司令部的汽车出去兜风，但是我们代表团中的一个成员与德军士兵发生冲突，霍夫曼专门写信对我抱怨此事。我回复他说，我们今后谢绝使用他们提供的车辆。谈判继续拖延着。我们和对手们都是用直通线路与各自的政府保持联系的。这些线路时常发生故障，但是这些故障是不是都应该归罪于技术因素呢，还是对手为了赢得时间而故意人为地损害呢，对此，我们就无法验证了。会谈时常中断，有时会接连停止好几天。一次，我在这样的停顿中抽空去了一道华沙。这座城市正处在德军的刺刀之下，居民们对苏维埃外交人员有着极大的兴趣，但是表现得却十分谨慎，因为谁也不知道一切最终如何收场。
谈判的拖延对我们来讲可以说是正中下怀，说实话，我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才亲自到布列斯特来的。但我不能把所有这方面的功劳都揽到自己身上，对手们的行动就像是在尽一切可能帮我们一样。切尔宁在自己的日记中忧郁地写道：“这里有的是时间，不是土耳其方面还没有做好准备，就是保加利亚人耽搁，再不就是俄国人拖拖拉拉，于是，会议就一拖再拖，或是才刚刚开始就再次中断。”当奥地利与乌克兰代表团在谈判中遇到了难题时，也把谈判给拖延了下去。不过，这一切并没有妨碍屈尔曼和切尔宁在公开发言中，把谈判拖延的责任一股脑地推到俄国代表团身上。尽管我对此提出了坚决的抗议，但并没有什么效果。
德国半官方报纸(那时除了非法传单之外，所有的报刊都有一些官方的色彩)上，那些对布尔什维克的拙劣恭维到谈判结束时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每日观察报》不仅抱怨说，“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为自己设立了讲坛，他的声音从那里传遍了世界”，要求尽快结束这种情况，并且公然宣称，“不论是列宁还是托洛茨基都不希望和平。显然，对他们来说，和平意味着不是绞架就是监狱”。就连社会民主党的刊物几乎也是这种腔调。谢德曼、艾伯特和斯坦姆菲尔之流的人都认为，我们的主要罪责就是把希望寄托在德国革命上了。这些先生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正是几个月后的革命揪住他们的脖领把他们拖到了权力的宝座上。
在中断了很长时间之后，我在布列斯特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德国报纸。这些报纸对布列斯特谈判的报道可谓颇费心思，有着明显的倾向性。但是单靠看报用不完所有的时间，我决定更充分地利用这一点并非心甘情愿的闲暇。我可以预料到，在短期内很难再有这样的机会了。
我们代表团中，有几个很好的沙俄时期国家杜马的速记员。我开始根据记忆向他们口授十月革命历史的基本轮廓。这样，口授了几次之后，就形成了一本以外国工人阶级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小册子。向他们说明所发生的一切是完全必要的，而这本小册子正好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我和列宁曾不止一次地谈论过这个问题，但是我们都抽不出一点时间去做这项工作。我从来没有想到，布列斯特竟然会成为我写作的地方。当我把写好的有关十月革命的手稿带回去给列宁看的时候，列宁十分高兴。我们一致认为，该书是今后对这个苛刻条约进行革命复仇的一个小小的保证。这本小册子很快就被翻译成十几种欧洲和亚洲文字出版发行。尽管共产国际的各党都将此书无数次地再版，但这并没有妨碍追随者们在1923年之后把它说成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毒草。目前，它被列入了斯大林的禁书目录。从这个次要事件中也可以发现热月政变的思想准备的蛛丝马迹，要使热月政变获得成功，必须首先割断十月革命的继承性的脐带……
对方的外交官们也找到了打发他们冗长的布列斯特无聊时光的方法。我们从切尔宁伯爵的日记中得知，他不仅打猎，而且还阅读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回忆录来扩展自己的视野。他把布尔什维克同雅各宾派进行比较，希望从中找到可以令他快慰的结论。这位哈布斯堡的外交官写道：“夏洛特·科尔黛说：‘我杀的不是人，而是野兽。’这些布尔什维克也将会消失，可是谁知道会不会再出来一个对付托洛茨基的科尔黛呢？”(第310页)当然，我知道在那些天里这位笃信宗教的伯爵为拯救灵魂所做的思考，但我很乐于相信他的这些思考是真诚的。
说实话，一眼看来德国人的外交实在令人搞不清楚它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难道它在12月25日提出自己的民主原则，就是为了在几天之后显示它那如饿狼般贪得无厌的胃口吗？由屈尔曼挑起的民族自决问题的理论争议在很大程度上对德国政府来说，至少也是危险的。沿着这条路走下去，霍亨索伦王朝的外交官们不可能赢得一顶大的桂冠，这是他们自己早就应该料到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屈尔曼无论如何也得证明：从德国方面来讲，对波兰、立陶宛、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和芬兰的占领就是这些民族的“自决”形式，因为它们的意志是通过“民族”机构表达的，当然这些机构是德国占领当局建立的。而要想证明这一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屈尔曼并不想就此缴械投降，他喋喋不休地问我，难道我不承认，例如海德拉巴的尼赞是印度人意志的代表吗？我回答说，在印度，首要的问题是把英国军队赶出去，这以后，这位尊贵的尼赞连24小时也呆不住。屈尔曼不礼貌地耸了耸肩，霍夫曼将军不满地哼哼了几声，那声音响得整个大厅都能听见。翻译人员在忙着翻译，速记员们在忙着记录。争论无休止地继续着。
德国外交机构的这种做法的秘诀在于，屈尔曼显然早已确信我们准备无论如何都要同他们合作。他大概是这么考虑的：布尔什维克是通过争取和平的斗争获得政权的，而要想保住政权他们必须签订和约。当然，他们用民主的条件捆住了自己的手脚。但是，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外交家的存在呢？他，屈尔曼，将把经过得体的外交包装的革命公式还给布尔什维克，而布尔什维克使他有可能在改头换面的形式下占领一些外省的土地，统治外省的人民。这样，在世人看来，德国的占领就得到了俄国革命的同意，而布尔什维克则得到了和平。屈尔曼之所以陷入迷途，无疑是由于我们的自由派、孟什维克和民粹派造成的。他们事先早已把布列斯特的和谈描绘成了一出预先分配好角色的喜剧。
我们确定无疑地向布列斯特的谈判对手表示，我们来这里不是要进行什么伪善的幕后交易，而是要以各民族共同生存的原则为基础进行谈判的。此时，陷于他原来的幻想的屈尔曼，几乎把我们的行为看成是对仅存于他想像中的默契的破坏，他无论如何也不愿放弃他12月25日提出的民主原则的基础。他打算用自己出色的诡辩术向世人证明：白和黑其实没有什么差别。切尔宁笨拙地从旁为屈尔曼帮腔，并按照屈尔曼的要求在关键时刻发表一些强硬无耻的声明，他试图以此来掩饰自己的虚弱。但是，霍夫曼将军却为谈判带来了新的音符。这位对外交手段毫无兴趣将军，有好几次都把他的军靴放到双方围坐在辩论的长桌子旁。我们一分钟也没有怀疑过，霍夫曼的靴子是这场谈判中惟一严肃而现实的因素。
这位将军偶尔也会参与到纯政治的辩论中，只不过他是以自己的方式。在1月14日那个美妙的早晨，这位被有关民族自决问题冗长空洞的辩论折磨得快要发疯的将军，拿着公文包到了会场。他的包里塞满了俄文报纸，其中大部分是有社会革命党倾向的。霍夫曼能够熟练地阅读俄文。他用简短生硬的语言既像申斥又像命令地谴责布尔什维克压制言论和集会自由，破坏民主原则，并以完全赞成的口吻援引了俄国恐怖主义政党的文章，该党从1902年起曾把不少霍夫曼的俄国同志送进了另一个世界。这位将军愤怒地揭露我们，说我们的政府是依靠暴力来维系的。这话能从他的嘴里说出来可真是太有意思了。切尔宁在他的日记里这样写道：“霍夫曼发表了他那篇倒霉的演说，为此他可是准备了好几天，并为它的成功而沾沾自喜。”(第3X页)我回答霍夫曼说：在阶级社会里，所有的政权都是靠暴力维系的，其差别仅仅在于霍夫曼将军使用镇压手段是为了保护大私有者的利益，而我们则是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利益。会议在几分钟内就变成了向马克思主义初学者进行宣传的学习小组。我说：“我们的活动之所以让其他国家的政府感到害怕，是因为我们逮捕的不是罢工者，而是那些摘联合停业致使大量工人失业的资本家。还有就是，我们不是枪毙那些要求获得土地的农民，而是逮捕那些企图枪杀农民的地主和军官。”霍夫曼气得脸色发紫。每当这时候，屈尔曼总是幸灾乐祸、故作殷勤地问霍夫曼是否准备再就这个问题说几句，将军则断然地说：“不，够了！”然后气急败坏地看着窗外。参加会的有霍亨索伦、哈布斯堡、苏丹和科堡王朝的外交官们以及海陆军将领，与他们一起讨论革命暴力的作用问题实在是别有风味。在谈判中，那些带着勋章的勋爵老爷们只会茫然地一会儿看看我，一会儿看看屈尔曼或者切尔宁。他们就盼着有什么人能看在上帝的份儿上，给他们解释一下，这到底应该怎么理解。显然，屈尔曼曾在背地里开导过他们，说我们最多也就是存在几个星期，应该好好利用这短短的时机来签订“德国的”和约，而和约的后果将由布尔什维克的继承人承担。
正如同在原则性问题方面我们的立场比屈尔曼占有优势一样，在军事方面霍夫曼的比我们的更有利。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当屈尔曼徒劳地企图把建立在军用地图上的和平粉饰成建立在某些原则基础上的和平时，霍夫曼总是不耐烦地努力把问题引向实力对比方面。为了缓和霍夫曼的声明所造成的尴尬局面，屈尔曼说，军人说话难免要比外交官更强硬一些。我回答说：“我们俄国代表团的成员都不是专门搞外交的，说我们是革命战士倒更恰当一些。”因此，我们更喜欢战士的粗鲁语言。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屈尔曼本人的外交礼节也是十分有限的。显然，如果没有我们的合作，他也无法完成为自己制定的任务。但是，我们不可能那么与他合作，我向屈尔曼声明：“我们是革命者，但我们也是现实主义者。我们倒更喜欢直接使用吞并这个词，而不愿意玩什么挂羊头卖狗肉的把戏。”假如屈尔曼时不时地撕下他那假惺惺的外交面具而恶毒地咒骂，这倒也并不稀奇。我至今仍然记得，他是用什么样的语气说出“德国真诚地希望恢复与强大的东方邻国的友好关系”这句话的。当他用挑衅、嘲讽的语气说出“强大的”这个词的时候，就连他那些盟友们，甚至包括切尔宁在内都为之一震。切尔宁尤其害怕谈判破裂。我回击他的挑战，重新提起我在第一次发言中说过的话，1月10日我曾这样说过：“我们不可能也无意于争论这样一种状况，那就是，我们的国家被不久前的那些统治阶级的政策搞得十分虚弱。然而，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不仅仅凭借今天的技术结构的状态来评价，还应该看到它内在的可能性，就像我们不能单纯地根据德国今天的粮食生产条件来评价它的经济实力一样。视野宽广、富有远见的政策是以发展趋势和潜在力量为依据的，这种力量一旦觉醒，迟早会显示出自己强大的威力。”
此后不到九个月，也就是1918年10月3日，我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提到了当时屈尔曼在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的挑衅，我说：“对于当前德国正在遭受的巨大灾祸，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会感到丝毫的幸灾乐祸。”但是，这次灾难的祸根大部分是德国外交的文臣武将们在布列斯特早就埋下的，这一点不证自明。
我们涉及的问题越具体，霍夫曼就越比屈尔曼占有优势。他们俩已不再掩饰彼此之间的对立，将军尤其如此。一次，在答复他那一贯的挑衅时，我无意间提到了德国政府。霍夫曼立即用因仇恨而变得嘶哑的声音打断我，嚷道：“我在这里代表的不是德国政府，而是德国最高统帅部。”他的声音听上去就像石块打碎玻璃那样尖利。我用眼睛扫了一下桌子对面的对手们。屈尔曼坐在那里脸都气歪了，垂着两眼望着桌子下面。切尔宁的脸上既有窘困又有幸灾乐祸。我回答说：我不认为自己是来裁定德意志帝国的政府和最高统帅部之间的关系的，但是我被授予全权，只同德国政府进行谈判。屈尔曼咬牙切齿地将我的声明记录在案，并表示同意。
故意夸大德国外交与统帅部门之间的分歧，当然是天真的做法。屈尔曼证明，占领区通过自己享有全权的民族机构已经做出了有利于德国的“自决”。霍夫曼则从他的角度去解释，说在这些地区没有全权机构的情况下，就谈不上德国军队撤出的问题。他们的理由虽然各不相同，但是实际结论确是一致的。在这个问题上，屈尔曼耍了一些乍看起来好像有点不可思议的手腕。在冯·卢森堡宣读的、对我们所提的一系列问题的答复中说：在西部战线停战以前，德军是不会从占领区撤出的。我据此得出结论说，德军要在战后撤出，并要求确定撤军的日期。屈尔曼看上去极度亢奋，显然，他是指望他的外交辞令能够麻痹我们。换句话说，他企图用文字游戏来掩盖吞并的实质。当他的如意算盘落空的时候，他就在霍夫曼的协助下宣称，不管是停战之前还是之后德国军队都不会撤出。1月底，我未抱多大希望地试图取得奥匈帝国政府同意我前往维也纳，去与奥地利无产阶级的代表进行会谈。可以想像，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对我的这个想法是多么害怕。当然，我的要求被拒绝了。理由是那么荒唐，他们说我没有被授予全权进行这样的谈判。我用下面这封信答复切尔宁：
部长先生！随函附上本月26日贵国宫廷枢密官查克伯爵来信的副本，该信应当是阁下对我于本月24日所发电报的回复。为此我通知阁下，您的回复拒绝批准我为实现民主和平而前往维也纳与奥地利无产阶级代表进行谈判，我已将此事记录在案。我不得不说明的是，您的答复完全是以表面理由，来掩饰你们不愿意让俄国工农政府代表与奥地利无产阶级代表直接进行谈判的实质。至于信函中声称我没有被授予进行这种谈判的全权这一借口，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都是站不住脚的。为此，我提请部长先生注意以下的事实：我的权限的范围和性质完全由我国政府决定。
在谈判的最后时期，屈尔曼和切尔宁手中的主要王牌是，已经独立并且仇视莫斯科的基辅拉达。它的首领是克伦斯基分子在乌克兰的变种，他们丝毫不逊色于他们的大俄罗斯的榜样，只是有更浓的地方主义色彩罢了。拉达派到布列斯特的代表们天生就是任凭随便一个资产阶级外交官牵着鼻子走的。不仅是屈尔曼，就连切尔宁在于这些事的时候都带着一种傲慢的厌恶。民主党那些头脑简单的家伙们，看见霍亨索伦和哈布斯堡这两位大老板如此器重他们，就感到有些飘飘然了。乌克兰代表团首领戈卢博维奇依次照本宣科地讲完了他那几句话，然后小心翼翼地把黑色常礼服的长长的前襟分开坐到椅子上，他可能是担心，可别被自己心中那沸腾的喜悦给融化了。
切尔宁在他的日记中说，他鼓动乌克兰人发表公开敌对的声明来反对苏维埃代表团。但是，乌克兰人做过头了。在短短的15分钟之内，他们的发言人就蛮横无礼、厚颜无耻地罗列了一通，这可把认真的德国翻译给难住了，他想要按这个音叉来调整自己还真不容易。哈布斯堡的伯爵在描写这个场面时还专门提到了我，说我惊慌失措、面色惨白、浑身颤抖、冷汗淋漓等等，等等。如果抛开那些夸张之词的话，那么应该承认这个场面的确是十分沉痛的。只是我的沉痛并不像切尔宁所想的那样，是因为我们的同胞当着外国人的面羞辱我们。不，不是这样的，这场面让我们不能忍受的是，不管怎么说，他们毕竟也是革命的代表，竟然会在蔑视他们的傲慢的贵族面前如此疯狂地作践自己。华丽词藻掩盖下的卑鄙无耻以及受宠若惊的奴颜婢膝，从这些一时得志的不幸的民族主义者嘴里像喷泉一样喷涌而出。屈尔曼、切尔宁、霍夫曼以及其他一些人都贪婪地喘着气，就像跑马场上的赌徒一样，把赌注押在他们看好的马身上。乌克兰代表团的人逐字逐句地念着他们集体炮制了48小时的那张满是谩骂之语的纸片，为了得到鼓励，他们每说一句话都要瞟一眼自己的保护人。的确，这是我们不得不忍受的最难堪的场面之一。但在侮辱和幸灾乐祸的目光交叉扫射下，我丝毫都没有怀疑他们这些忠诚过头的奴仆们，很快就会被这些得意洋洋的先生们扫地出门，而这些先生们自己也很快就会被从他们盘踞了数百年的宝座上被统统赶走……
这一时期，苏维埃的革命军队正势如破竹地在乌克兰向前推进，他们打开了通向第聂伯河的道路。恰好在这一天，就是在脓包彻底熟透，我们已经了解到乌克兰代表与屈尔曼和切尔宁达成出卖乌克兰的协议的那一天，苏维埃军队占领了基辅。拉达委员会打直通电话询问有关乌克兰首府的情况，电话插转台的德国话务员在没有搞清是谁在问话的情况下就回答说：“基辅完了。”2月7日，我把列宁发来的电报通知同盟国的代表团，电报中说，苏军在1月29日进入基辅；众叛亲离的拉达政府已逃跑；乌克兰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已迁到基辅；乌克兰政府已同意与俄国结成联邦，并在内政与外交政策方面完全保持一致。在最近一次会议上，我对屈尔曼和切尔宁说，与他们达成协议的代表团，其政府的全部领土只有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一座城市(根据有关协议这座城市划给了乌克兰)。但德国政府，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德军统帅部，此时已决定用自己的军队占领乌克兰。同盟国的外交任务仅仅是为德军准备好通行证。鲁登道夫为霍亨索伦王朝军队的垂死挣扎做了非常出色的准备工作。
在那些日子里，有一个人正被关在一所德国监狱里，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家们指控他是一个丧失理智的乌托邦分子，而霍亨索伦王朝的法官们则给他加上叛国的罪名。这个被逮捕的人写道：
即使局势到了以屈辱的投降换取和平的地步，布列斯特的结果也不会化为乌有。得益于俄国代表团的努力，布列斯特成了闻名寰宇的革命讲坛。它彻底揭露了同盟国，使德国的贪婪、虚伪、狡诈和伪善暴露无遗。它宣判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大多数和平政策的死刑，这种政策与其说是伪善的，不如说是厚颜无耻的。它表现出发动各个国家的群众运动的强大力量。这出悲剧的最后一幕，即反革命的武装干涉，将震动社会主义的每一根神经。时间终将告诉我们，对眼前胜利者来说，他们这次播下的种子将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这样的收获是不会令他们满意的。(卡尔·李卜克内西：《政治札记》，行动出版社1921年版，第51页。) |
第三十章在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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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在莫斯科
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使我离开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声明失去了政治意义。当时契切林从伦敦回来做了我的副手。我早就认识契切林了。在第一次革命的年代里，他从一位外交官成了一名社会民主党人。他作为一名孟什维克，全身心地投入到党在国外的“援助团体”工作之中。大战开始时，他持坚决的护国主义立场，并试图用他大量的伦敦来信论证这一立场，其中有一两封是针对我的。但是他很快就转到了国际主义的立场上，成为我在巴黎主编的(我们的言论报》的积极撰稿人。最后，他被关进英国的监狱。我曾要求释放他，但是谈判被拖延下来，我就以逮捕英国人相威胁。英国大使布坎南在其日记中这样写道：“在托洛茨基的论据中，终究还有其公允之处：如果我们有权逮捕那些在希望继续作战的国家里进行和平宣传的俄国人，那么，他当然也有权逮捕那些在希望和平的国家中进行战争宣传的不列颠臣民。”契切林被释放了。他到莫斯科的时机真是再巧不过了。我像得到解脱似地松了一口气，把外交工作的大权交到了他的手上，之后几乎就再也没有去过那里契切林偶尔也会通过电话与我讨论问题。直到3月13日，有关我辞去外交人民委员的公告才正式公布，同时也公布了，任命我为军事人民委员并担任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公告。最高军事委员会是不久前根据我的提议成立的。
这样，列宁终于如愿以偿了。他利用我因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的分歧而提出的辞呈来实现自己最初的意图，只不过是根据局势的需要而稍加了一点变通。由于国内敌人已经从进行阴谋活动转向组织军队正面开战，列宁希望由我来主管军事。这时，他争取到了斯维尔德洛夫的支持。我试图反对，但是列宁反驳道：“那让谁去，你说？”我考虑了一下，就同意了。
在军事工作方面我是否有一些准备呢？当然是没有的。我当年甚至都没有机会进入沙皇的军队，在应该服兵役的那几年，我不是被关进监狱就是被流放或者流亡国外。1906年，法庭剥夺了我的公民权和参加军队的权利。我比较密切地接触军事问题是在巴尔干战争期间，当时我先后在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呆过几个月，但这种接触只是政治性的，而不是纯粹的军事性的。世界大战使所有的人，其中也包括我，去关注军国主义问题。《我们的言论报》的日常工作以及为《基辅思想报》的撰稿工作，使我得以把这一时期的新知识和新观察系统化。但是当时的工作，首先是把战争看做是政治的继续，而把军队看做是政治的工具，对我来说，军事的组织问题和技术问题仍是次要的。但是我对于部队的心理学方面的事情，像营房、堑壕、战斗和野战医院等等，都十分感兴趣。这些在后来都派上了用场。
在议会制国家里，陆海军部长职务由律师、记者担任的情况并不少见。他们也像我一样，在任职之前只是好奇地从编辑部的窗口里看过军队，只是他们的编辑部比我的要舒适。然而，差别还是很明显的。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问题在于维持现有的军队，也就是说，其实质在于，为独立的军国主义体系做政治上的掩护。而我们这里的工作却是要彻底清除旧军队的残余，并在战火的考验下创建新的军队以取而代之。关于如何组建这支新军队，当时在任何一本书中都找不到可供参考的图纸。这足以解释，为什么我在走上军事领导岗位的时候显得信心不足。我之所以同意担任这一职务，也只是因为否则就没有其他人能够担起这副担子。
我一点也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战略家，但是对于党内由革命唤起的军事战略的本本主义的泛滥很不客气。在与邓尼金作战、保卫彼得格勒以及与毕苏斯基作战中，我曾经持独立的战略观点，并为此与司令部和大多数中央委员发生了冲突。但在这些事件中，我的战略思想主要是从政治和经济方面考虑的，而不是从纯粹的战略角度考虑的。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对于那些重大的战略问题，不这样考虑是解决不了的。
我职务上的变动恰逢迁都的时候。中央政府迁往莫斯科，对彼得格勒当然是一个打击。反对迁都的人很多，可以说是所有的人都反对，带头的是此前不久刚刚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的季诺维也夫，跟他一道反对的还有卢那察尔斯基。在十月革命开始几天之后，卢那察尔斯基因为不愿承担破坏(虚构的)莫斯科圣瓦西里教堂的责任而辞职。复职后，他再也不愿离开作为“革命象征”的斯莫尔尼宫。一些人提出了较为实际的理由，而其他大多数人主要是害怕这会给彼得格勒的工人留下不好的印象。敌人会散布谣言，说我们要把彼得格勒交给德国的威廉皇帝。而我和列宁所持的观点与上述意见相反，我们认为，把政府迁往莫斯科不仅是为了保障政府的安全，也是为了保障彼得格勒的安全。对德国或协约国来说，通过短暂的突袭，一举歼灭革命的首都和它的政府不能不说是有极大的诱惑力的。如果只是单纯夺取一个没有中央政府的饥饿的彼得格勒，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最后，一切反对的声音都沉寂下来了，大部分的中央委员改变了看法，都赞成迁都。1918年3月12日，中央政府出发向莫斯科迁移。为了缓和十月革命的首都遭到遗弃的印象，我又在彼得格勒逗留了一周或者十来天的时间。在我动身的时候，铁路管理部门又使我在车站上多滞留了几个小时，因为那时怠工的现象虽有所减少，但仍然很猖獗。我在被任命为军事人民委员的第二天到达莫斯科。
中世纪的城墙和无数镀金的拱顶，使得克里姆林宫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堡垒看起来有些不伦不类。当然，原先作为贵族女子中学的斯莫尔尼宫也不是为工人、士兵和农民的代表们修建的。在1918年3月以前，我从来没有到过克里姆林宫，而且也全然不熟悉莫斯科，只有惟一的一栋建筑物——布特尔斯基羁押解送监狱除外，1898—1899年那个寒冷的冬天，我在它的塔楼里住了6个月。如果是作为一个参观者，我倒可以欣赏克里姆林宫的古迹，游览伊万雷帝宫和多棱宫等等。但我们却要长期住在这里。历史的两个极端、两种不可调和的文化要如此近距离地朝夕相处，这不免令人感到既惊奇又好笑。坐车沿着木块铺的路面驶过尼古拉宫的时候，我多次不经意地瞟了一眼炮王和钟王。钟王的缺口和炮王的炮口中透出莫斯科那种深厚的野蛮之气。假如哈姆雷特王子来到这里，他一定会这样吟诵：“时间之链既断，何必生我将它连接。”而我们身上可没有一丝哈姆雷特的气质。即使在讨论非常重要的问题时，列宁也总是只给每个发言者两分钟的时间，而思考这个落后国家发展中的矛盾问题只能有一分半钟的时间，决不会更多，而这点时间还是当你沿着交织着克里姆林宫的过去的路从一个会场奔向另一个会场的时候。
在革命前，坐落在游戏宫对面的骑士楼是克里姆林宫宫廷官员的住所。这座楼的整个底层都被位置显赫的宫廷侍卫长占据着。现在，他的住房被分隔成了几部分。我和列宁分别住在走廊两边的房间里，我们合用一个餐厅。那时，克里姆林宫的伙食非常糟糕，只能吃腌肉来代替鲜肉，米面里都有砂子，只有红鱼子酱因为停止出口而供给充足。这种从来也没有短缺过的鱼子酱，不只是在我个人的记忆里装点着革命后最初几年的生活回忆。
斯巴斯科钟楼上的音乐钟已经被改装过了。现在，这座古老的：大钟每隔15分钟就奏一次低缓深沉的(国际歌)，而不再奏从前的(上帝保佑沙皇)了。斯巴斯科钟楼下的汽车通道是一个拱顶的门洞，门洞顶上有一尊古老的圣像，像框的玻璃已经碎了，圣像前面的长明灯也早灭了。每当坐车从克里姆林宫出来的时候，眼睛总要看着那圣像，耳朵却听到上面奏出的《国际歌》的声音。镀金的双头鹰依旧高高矗立在钟楼的顶端，只是它头上的皇冠早已被摘下来了。我提议，在鹰的上面加上镰刀和斧头，以便从高耸的钟楼上就能察觉出时代的变迁，但一直没有时间去做。
我和列宁每天都要在走廊里碰上十几次，而且还经常到对方的房间里去交换意见，每次一般要谈十分钟左右，有时甚至要十五分钟，这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说已经是很长的时间了。在那段时间，列宁比较健谈，当然这是与列宁本人一贯的作风相对而言的。在我们面前有那么多的新的和未知的事物，我们不得不调整自己，同时调整别人以适应新的环境。因此，需要从特殊到一般，再从一般到特殊。由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和约引起的分歧早已烟消云散了，列宁对我本人和我的家人都很诚挚亲切，他常常在走廊里拉住我的两个儿子一起玩耍。
我的房间里摆着一套卡累利阿桦木家具。在壁炉上方挂着一只雕着爱神阿摩尔和灵魂之神普叙赫的自鸣钟，它总是发出银铃般的声音。这一切都很不适合工作。每张椅子上都散发着一股贵族老爷的那种慵懒自在的气息。好在我在这个住处住的时间并不多，尤其是在开始的几年，我只是从前线回莫斯科的时候才在那里住几个晚上。
几乎是从彼得格勒到莫斯科的第一天起，我和列宁就是在这堆卡累利阿桦木家具的包围中谈话的。阿摩尔和普叙赫的阵阵银铃般的歌声时常会打断我们，我们互相望上一眼，好像是有同样的感受：旧时代的幽灵正躲在角落中偷听我们的谈话。我们被它们团团围住，但对它们既没有敬意，也没有敌意，只是略带一些嘲讽。很难说我们已经习惯了克里姆林宫的环境，因为我们的生活环境变化得实在是太迅速、太剧烈了，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去“习惯”。我们看着周围的一切，暗自用嘲讽的语气鼓励阿摩尔和普叙赫说：你们没想到我们会来吧？没办法了，你们只好习惯我们吧！我们在让环境适应我们。
克里姆林宫的下层服务人员都留下来了。他们有点害怕我们。这里的制度森严，完全是农奴式的。仆役的工作也是世代相传的。在克里姆林宫无数的仆役和其他的勤杂工当中，有许多上了年纪的，他们甚至伺候过几代沙皇了。斯图皮申老人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个子不高，脸总是刮得光光的，是个尽职尽责的人，当年，所有的仆役都怕他。现在年轻的人对他既有往日的尊重，又有新的挑战。他不知疲倦地在走廊里忙碌着，把椅子摆好，掸掉灰尘，努力维持着往日的秩序。午餐总是稀菜汤和夹杂着荞麦壳的荞麦粥，盛在雕着双头鹰的宫廷专用的盘子里。谢辽沙小声对母亲说：“你看，他在于什么呢？”那个老人像影子一样悄无声息地在椅子后面走来走去，把每只盘子都要稍微转动一下摆正。谢辽沙首先猜到，他是把盘子上的双头鹰正对准客人的脸。
我问列宁：“您注意到那个斯图皮申老头了吗？”
他略带嘲讽地回答说：“怎么会注意不到他呢？”
这些被连根拔起的老头有时也挺让人可怜的。斯图皮申很快就依赖上了列宁。后来，当列宁搬到离人民委员会更近的住处之后，他的这种依赖又转到了我和我的妻子的身上，因为他注意到了，我们很看重秩序并且十分尊重他的劳动。
所有的服务人员很快就都被解散了。年轻人立刻适应了新的秩序。斯图皮申不愿意退休，就被安排到改成博物馆的大宫殿里当管理员。他还是常到骑士楼来“探亲”。后来，每当召开代表大会或国际会议时，斯图皮申在安德烈大厅前值班，他把一切收拾得井井有条。他做的仍旧是沙皇或大公时代那套接见仪式，而现在不过是为共产国际服务罢了。他和斯巴斯科钟楼的命运是一样的，从过去为沙皇奏颂歌改成为革命奏颂歌。1926年，老人安详地在医院里去世。住院期间，妻子还给他送去了一些小礼物，他为此感动得都哭了。
苏维埃的莫斯科以一片混乱迎接我们的到来。这里有自己的人民委员会，历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他是世界上担任这一职务最差的人选。莫斯科人民委员会管辖着整个莫斯科地区，但是它的边界谁也搞不清楚。它北边一直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省，南边到库尔斯克省。这样，我们在莫斯科就发现了一个政府，它的权力(不过是相当成问题的权力)几乎涵盖了苏维埃政权下的全部疆域。莫斯科与彼得格勒之间的那种历史性的对抗经受住了十月革命的考验而延续下来。莫斯科一度是个大农庄，而彼得格勒是一座城市。莫斯科是地主和商人们的地盘，而彼得格勒是文臣武将的天下。莫斯科是慷慨的具有斯拉夫气派的地道的俄国城市，是俄国的心脏；而彼得堡是毫无个性的自私的欧洲风格的城市，是官僚主义国家的神经中枢。莫斯科是一座纺织业发达的城市，而彼得格勒是一座冶金业发达的城市。这种对比的方法是它们实际风格差异的文学性的描写。而这种差异我们立刻就感觉到了。在莫斯科本地的布尔什维克中也蔓延着一种地方主义情绪。为了协调与莫斯科人民委员会的关系，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由我担任主席。这是一项奇怪而又有意思的工作。我们耐心地把各个州的委员会分开，收回应该属于中央的权力。随着这项工作的推进，第二个莫斯科政府显得已经失去存在的必要性了。莫斯科人自己也承认，必须撤销他们的人民委员会。
莫斯科时期，是俄国历史上第二次集中国家权力，并组建国家管理机构来加强这种权力的时期。现在，对于那种仍然用笼统的宣传来回答一切问题的人，列宁已经越来越失去了耐心。有时，他干脆对他们置之不理，甚至挖苦和嘲笑他们：“老兄，您怎么啦，您以为这还是在斯莫尔尼宫啊？”他那责怪的语气既严厉又带着几分亲切。他打断那些不得要领的发言人说：“您这还是在斯莫尔尼宫时的那一套。您要清楚，我们现在已经不在斯莫尔尼宫了，我们已经前进了。”当需要为明天做好准备的时候，列宁从来不吝惜用激烈的言语来驱赶昨天。在这件工作上，我和他携手并进。列宁办事情十分认真，而我显得甚至有些过分苛求。我们同自由散漫、不守纪律、放任自流的作风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我执行了严格的纪律，以对付迟到和不能按时开会的现象。就这样，混乱就逐步让位于秩序了。
召开会议之前，一般是指要解决原则性问题或者由于部门之间的冲突而变得重要的问题的会议之前，列宁总是在电话里坚持要我事先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现今有关列宁和托洛茨基分歧问题的材料中充斥着不足凭信的东西。当然也曾有过分歧，但更多的情况是，我们在电话里交谈几句而得出一致的结论或者根本不用交换意见而达成一致。不论是他还是我，在弄明白我们对某一问题的看法一致的时候，我们都不会怀疑自己做出的决定是恰当的。当列宁担心他提出的方案可能会遭到强烈的反对时，就会打电话提醒我说：“您一定要去开会，我让您第一个发言。”于是，我就在会上讲几分钟，列宁在发言的时候说一两个“对”。这样，问题就解决了。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让别人因为害怕我们而不敢站出来反对。那时候根本不存在像今天这样一切看领导脸色行事，惟恐说话表态不当而招来祸患的现象。但是，官僚场合的奴颜婢膝越少，领导的威信就越高。当我和列宁有分歧的时候，往往就会爆发争论，有时甚至是十分激烈的争论。当我们意见一致的时候，讨论就会很简短。如果我们事先不能协商，就会在开会的时候互相传便条。如果这时发现了分歧，列宁总是引导辩论，使问题延期讨论。和他持不同意见时，我会以玩笑的口气来写便条，列宁在看这些便条的时候好像全身都在晃动。他很爱笑，特别是在疲倦的时候，这体现了他身上的孩子气，在这个如此刚毅的人的身上也带着一些孩子气。我总是饶有兴致地看着他，有点好笑地强忍住不笑，继续严肃地主持会议。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紧张，他的颧骨比平时显得更加突出了。
我把我的工作都放到位于克里姆林宫外的军事人民委员会去做，而且不限于军事工作，还包括党务、写作以及其他方面的工作。克里姆林宫骑士楼里那套房子只是我的住处，没有人到这里来找我。因为公事找我的都到军事人民委员会，谁也不会有到我家来“做客”的想法，因为我们都太忙了。下班后从办公室回到家里差不多就是5点钟了，7点钟我就又到了军事人民委员会参加晚上的会议。当革命站稳脚跟的时候，也就是在过了很长时间以后，我利用晚上的时间从事理论研究和写作工作。
妻子在教育人民委员会工作，在那里主管博物馆和文物方面的事务。她的职责是在国内战争中保护那些古老的文物免遭破坏。这个工作并不轻松，因为无论是白军还是红军都不太关心那些有历史意义的庄园、外省的城堡或古老教堂的命运。这样，军事当局和博物馆管理局之间就常常会产生矛盾。宫殿、教堂的保护者们抱怨军队不够尊重文化遗产，而军事指挥员则抱怨文物保护者们把死的东西看得比活人还重要。这样看来，我和妻子就身陷两个部门的冲突之中。在这个问题上闹出了不少的笑话。
这时，我和列宁主要通过电话联系。我们总是频频地给对方打电话，谈话的内容涉及各方面的问题。有些部门常常向列宁抱怨红军，他就立即给我打电话。刚过五分钟，他又打电话问我，是否可以见见农业人民委员或者检查人民委员的新候选人，以便形成自己的意见。一小时后，他又问我，是否关注有关阶级文化理论的论战，是否准备反驳布哈林。然后，他又问我，是否能从南线军区抽调几辆卡车往车站运粮食。又过了半个小时，列宁再次打电话问我，是否了解瑞典共产党内部的分歧。我在莫斯科的时候，情况天天如此。
从德军发动进攻那一刻起，法国人的行为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至少比较明智的法国人是这样：他们明白了关于我们和霍亨索伦王朝之间的秘密交易的传闻是多么愚蠢。他们也很清楚，我们不能作战。一些法国军官自己也坚持让我们签订合约以赢得时间。最热心支持这种想法的是一位法国情报人员，他有一只假眼，是一位贵族一保皇派人士，他告诉我说，愿意去做我委托的哪怕是最危险的事情。
接替尼塞尔将军的拉维涅将军向我提了一些谨慎而又委婉的建议，这些建议虽然没有什么实际的用处，但从表面上看，其意图还是好的。据他说，鉴于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已经成为了事实，法国政府愿意在军队建设方面向我们提供无私的全面援助。他提议，从罗马尼亚回来的为数众多的法国代表团的军官们归我调遣。他让其中的一名上校和一名上尉住在军事人民委员会对面的楼里，以便随时供我差遣。说实话，我暗自怀疑他们搞军事情报比搞军事行政更在行。他们向我提交了一些书面报告，但在那些忙碌的日子里，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去看。
会见协约国的各军事代表团是这次短暂“休战”中的一段小插曲。协约国的军事代表团有好几个，每个团又有不少的成员，就这样20来个人一下子挤到了我那间小小的办公室里。拉维涅把他们一一介绍给我，有几个人说了些恭维话，特别是一个意大利的体态臃肿的军官，他祝贺我成功地肃清了莫斯科的匪徒，满脸堆笑地说：“现在，在莫斯科也可以像在其他所有国家的首都一样安心地生活了。”我认为，他这么说有些夸张了。随后我们实在都想不出应该跟对方说些什么了，但客人们又不好马上起身告辞，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摆脱他们。最后，拉维涅将军使我们摆脱了困境，他问我，如果军事代表团不打算再多占用我的时间的话，我是否会介意。我回答说，尽管与这些杰出的代表们就此分手让我感到很遗憾，但我也不便挽留。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有一些回想起来只能尴尬一笑的场面。我与协约国各军事代表团会见的场面就是如此。
军事工作占去了我大部分的时间，而且越占越多，而我在军事方面几乎要从头学起。在技术和战术方面，我认为我的首要任务，是把合适的人放到合适的位置上，使他们能够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我在创建军队的过程中，把政治和组织工作同党的工作完全结合在一起，这是获得成功的惟一道路。
在军事部门的党的干部中间，我注意到了军医斯克良斯基。尽管他还很年轻，到1918年才26岁，却已表现得十分出众。他精明强干、踏实勤奋、对人和环境有出色的判断能力，也就是说，他具备了一个行政管理人员所应有的素质。在同用人方面有着不可替代作用的斯维尔德洛夫商议后，我选择斯克良斯基做我的副手。此后，我从来没有为此而后悔过。因为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前线，所以副手这个岗位的职责就变得更加重大了。我不在的时候，斯克良斯基主持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会议，领导以服务前线为主要内容的军事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并代表军事部门出席列宁主持的国防会议。如果说有谁能够与法国大革命中的拉扎尔·卡诺相提并论的话，那一定是斯克良斯基。他做起事情来总是准确无误、不知疲倦、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并且总是对工作了如指掌。军事部门的命令大部分是由斯克良斯基签署的，而这些命令都被刊登在中央机关报和地方的刊物上，于是斯克良斯基的名字也就家喻户晓了。像所有认真负责、坚持原则的行政官员一样，他也有不少的对头，年轻有为的他也令不少上了年纪的庸才心存嫉恨。斯大林在幕后给那些人煽风点火。这些人在暗地里针对斯克良斯基搞一些小动作，尤其是当我不在的时候。而列宁通过国防会议的工作对他十分了解，因此总是出面维护他，一遍一遍地说：“他是一名优秀的干部，是一名杰出的干部。”斯克良斯基本人对这些阴谋诡计毫不理会，而把全部心思都用在了工作上：听取汇报；搜集工业生产方面的材料；计算那总也不够用的弹药的数量。他不停地抽烟，通过专线电话召集各部队的首长了解情况，为国防会议准备咨询材料。即使是在深夜的两三点钟往他的办公室打电话，他仍坐在办公桌旁。我问他：“您什么时候睡觉呀？”他总是开着玩笑支吾过去。
当我回忆起军事委员会的工作的时候，总是感到十分欣慰，因为我们这里从来没有拉帮结派、勾心斗角的现象，而这在其他部门是非常严重的。正是有了紧张的工作、领导的威信、准确地选用人才、纪律严明、不徇私情和忠诚的精神等等，才保证了我们这个庞大但不健全、结构复杂的机构能够正常运转。而这一切主要是斯克良斯基的功劳。
国内战争使我脱离了人民委员会的工作。我几乎总是住在火车和汽车上。我四处奔忙，一走就是连续几周甚至几个月，这使我完全脱离了政府的日常工作，即使是短时期地回到莫斯科，也无法熟悉这些工作。但是，最重要的问题都是事先在政治局里解决的。有时候我被列宁召回专程参加政治局的会议，有时则相反，我从前线带着一堆原则性问题回来，通过斯维尔德洛夫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在那几年里，我和列宁通信的主要问题，是关于国内战争中的现实问题，有短信也有长篇电报，或者是补充先前的谈话，或者是为下一次谈话做准备。尽管这些公务信函很简短，但是它们却最真实地反映了布尔什维克党领导集团内部关系的情况。近期内，我将对这些内容广泛的书信加上必要的注释予以公布，这在一定程度上将是对斯大林派历史学家搞出来的那些东西的致命的驳斥。
当威尔逊根据他那教授式的、不切实际的空想，异想天开地要召开有“所有俄国政府”参加的和平会议时，1919年1月24日，列宁给正在南方战线的我发来了一封密电，他说：“威尔逊建议休战，并号召所有俄国政府坐下来谈判……看来，只能由您出马去对付威尔逊了。”由此看来，我们在布列斯特和约上的分歧，丝毫没有影响列宁在面临重大外交任务时再来找我，尽管我当时已经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军事工作当中。众所周知，威尔逊缔造和平的倡议也像他的其他计划一样落空了，因此我也就没有成行。
至于列宁对我的军事工作是如何评价的，除了他本人的数百件证明文件之外，还有马克西姆·高尔基的一段生动的描述：
“他(列宁)一拍桌子说：请再找出另外一个人来，他能在一年之内组成一支堪称楷模的军队，而且还赢得了军事专家的尊敬。而我们就有这样的人。我们拥有一切，奇迹必将出现。”
据高尔基说，就在那次谈话中列宁还说：“是的，是的，我知道有人对我和他的关系胡说八道，尤其是关于我和托洛茨基本人的谣言很多。”今天，在我和他的关系问题上，置事实、证据和逻辑于不顾的谎言竟被国家奉为真理的时候，列宁会对此说些什么呢？
在革命的第二天，我曾以民族的原因为借口拒绝了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工作。然而，在军事工作中，我的这个民族因素显然要比在行政管理机构复杂得多。然而列宁是对的，在革命高涨的年代里，这个问题显然是不值一提的。当然，白军也曾试图利用我的民族问题在红军内部煽动反犹情绪，但他们并没有成功。关于这一点，就连白军自己的报刊上也有不少的证据。在柏林出版的《俄国革命档案》中，身为白卫分子的作者讲了下面一段生动的故事：
一个转到我们这边的哥萨克到了我们这里，有人挖苦他，说他在犹太佬托洛茨基军队中服役，并受这个犹太佬的指挥打仗。他激动而又不容置疑地反驳说：“没什么！……托洛茨基不是犹太佬。托洛茨基是一个军人……是我们的……俄国人……而列宁那个共产党才是犹太佬，可托洛茨基是我们的……是军人……俄国人……是我们的。”
在我们最有天分的年轻作家之一巴别尔的《骑兵军》一书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情节。至于我的犹太籍问题，只是开始针对我进行政治迫害之后才有了意义。反犹主义和反托洛茨基主义是同时抬头的。二者都源于一个同样的根源：小资产阶级对十月革命的反动。 |
第二十九章执掌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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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执掌政权
那些日子在国家和个人的生活中都是非同寻常的。社会的激情已经达到了白热化，而个人的力量也发挥到了极点。群众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领导者们感到他们的步伐与历史前进的步伐交会在一起。在那些日子里，所做出的决策和颁布的命令都关系着整个历史时代中的人民的命运。然而，这些决策几乎都没有经过讨论。我很难说这些决策都是经过慎重权衡和周密考虑的，它们全都是即兴做出的。但这并没有使它们因此而显得糟糕。事件的压力是如此强大，而任务又是那么明确，于是，最重要的决定就那么轻而易举地匆忙做出了，一切都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一样，而我们也就这么做了。道路事先已经确定，需要做的只是把任务一项一项地说出来，根本就不需要论证，也几乎不需要什么号召。群众毫不动摇、毫不怀疑地响应形势的要求。在事件的巨大压力下，“领袖们”只是表达出了群众的需要和历史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认为，自己是无意识的历史过程的自觉表现。但这种无意识只是历史一哲学意义上的无意识，而非精神上的无意识。只有在群众的自发反抗冲破了社会旧有的桎梏，使历史发展的深层次的要求成功地表现出来的时候，这种无意识的过程才能在其最高峰上与其自觉的表现相吻合。在这一时刻，时代最高的理论意识和最深刻的远离理论备受压迫的群众的直接行动融为一体。意识和无意识的创造性的结合，就是通常称为“灵感”的东西。革命是历史最强的灵感。
每一位真正的作家在创作中都有这样的时刻，好像有一种力量更强大的人在操控他的手。每一个真正的演说家都经历过这样的时刻，那时他讲出的话比他平时讲的要有力得多。这就是“灵感”，它来自于倾尽全力的最高创作激情。无意识从深邃的洞穴中升起，使思维有意识的活动服从自己，并在某种高度的统一体中使它同自己融为一体。
在精神力量高度集中的时刻，在一定的瞬间，展现了与群众运动相关的个人活动的所有方面。对“领袖们”来说，十月革命的日日夜夜就是这样的时刻。机体内潜伏的力量、深藏的本能、从动物祖先那里遗传来的嗅觉都活跃了起来，它们冲破心理的桎梏，同最高的历史一哲学的概括一道为革命服务。个人和群众这两个过程都是建立在意识和无意识相结合、构成意志动力的本能和思维的最高概括相结合的基础之上的。
从表面上来看，情况完全不那么令人鼓舞：人们疲惫不堪，饥肠辘辘，没有洗漱，两眼红肿，脸上胡子拉碴的。事后，他们每个人对当时最危急时刻多少都能说点什么。
下面，是我妻子在过了很长时间之后所记述的一个片断：
在准备十月革命的最后几天里，我们住在塔夫利达街。列·达整天都在斯莫尔尼宫。我继续在细木工工会工作，那里由布尔什维克领导，气氛异常紧张。整个的上班时间都在进行有关起义的辩论。工会主席坚持列宁一托洛茨基的观点(当时就是这么叫的)。我和他一起进行宣传鼓动。到处都在谈论起义：在街头、在食堂甚至是在斯莫尔尼宫的楼梯上遇到时也谈。吃得很差、睡得很少，一天24小时差不多都在工作。我们几乎见不到两个儿子。对我来说，10月的那些日子也是为他们的命运担惊受怕的日子。在他们学校里总共只有两个“布尔什维克”：廖瓦和谢辽沙，还有第三个人，据他们讲，是“同情派”。当权的——民主党人、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的子弟合起伙来对付他们这三驾马车。通常，当有严重分歧的时候，批评就以实际的“论据”来补充。校长不止一次的把我的儿子从压在他们身上的“民主党人”的人堆里拖出来。其实，孩子们只是在做他们的父辈所做的那些事。校长是立宪民主党人，因此他总是惩罚我的孩子，说：“拿上你们的帽子回家吧！”革命后留在这所学校已经完全没有意义了。孩子们转到了一所平民学校。那里各方面条件都比较简陋粗糙，但心情要舒畅多了。
我和列·达几乎不着家，孩子们放学回家后也找不到我们，因此他们认为没必要呆在家里。在那些日子里，到处都是示威游行、冲突不断、枪击事件时有发生，我很为他们的安全担心：他们的情绪是最革命的……在匆忙见面的时候，他们兴奋地讲：今天坐电车的时候看见几个哥萨克在看爸爸写的《告哥萨克同胞书》。我问道：“那怎么了？”“他们读着，还互相传着看，好吧……”“很好！”列·达熟识的工程师K有一个大家庭，家里有各年龄段的孩子，还雇了保姆，等等。他建议我们暂时让两个孩子住到他家去，这样他们可以得到照看。他的这个建议可救了我们。受列·达的种种委托，我差不多每天都要往斯莫尔尼宫跑五六趟。我们深夜才回到塔夫利达街，第二天一早又各忙各的事情，列·达去斯莫尔尼宫，我去工会。随着事情越来越多，列·达几乎不能离开斯莫尔尼宫，一连几天都不能回塔夫利达街，甚至都不能睡觉。我也经常留在斯莫尔尼宫过夜，就穿着衣服睡在长沙发或者靠椅上。当时正是秋天，已经不暖和了，天气干燥阴沉，还刮着阵阵的寒风。市中心的大街上空荡荡的，一片寂静，在这种寂静中有一种可怕的警觉。而斯莫尔尼宫里却正在沸腾着。大厅里灯火通明，无论白天还是黑夜，这里到处都挤满了人。各个工厂里的气氛也是那么紧张激烈。而街上却安静下来了，不再喧闹，好像在恐惧中整个城市都把头缩了起来……
我记得在革命后的第二天，或许是第三天，清晨，我顺便走进斯莫尔尼宫的房间，在那里，我看见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夫·达维多维奇，好像还有捷尔任斯基、越飞和其他许多人。他们一个个脸色苍白，明显的睡眠不足，两眼通红，衬衣领子很脏，房间里烟雾缭绕……有人坐在桌子旁边，而旁边围了一群人在等待命令。列宁和托洛茨基也被人们围着。我感到他们就像是在梦里下命令一样，他们的动作和语言中带着某种梦游的味道，在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亲眼目睹的这一切都不是真的，我感到如果“他们”不好好睡上一觉，不换上干净的衬衫，革命或许就会失败，因为梦境和这些衬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记得是过了一天之后，我碰上了列宁的妹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还匆忙地提醒她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衬衫该换了。她笑着回答我说：“对，对。”但这时，在我的眼里，干净衬衫已经没有噩梦的意义了。
我们已经夺取了政权，至少在彼得格勒是这样。列宁仍然没有来得及换自己的衬衫。他的面容疲惫不堪，但是眼睛仍然炯炯有神。他亲切柔和、略带腼腆地对我说：“您知道，一下子从被迫害的地下状态就掌握了政权……”他迟疑着顿了一下，显然是在寻找合适的词语，突然用德语说：“esschwindelt(还真有点令人头晕目眩)。”说着他还用指头在头顶上比划了一圈。我们相视而笑。
但是还不到一两分钟，就转入了正题。
应该组织政府。我们几个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在房间的角落开了一个紧急会议。
“应该叫什么呢？”列宁边想边问道，“怎么也不能叫部长吧，这个名称实在是令人厌恶，太陈腐了。”
“要不就叫委员，”我提议说，“只是现在的委员实在是太多了，或许可以叫最高委员？……不，‘最高’叫起来不好，那能不能用‘人民’呢？”
“人民委员？好，看来行，”列宁表示赞成，“那整个政府叫什么呢？”
“委员会，当然是委员会……人民委员会，怎么样？”
“人民委员会？”列宁赞同地说，“好，好极了，这充满了革命的味道！……”
列宁对革命的美学问题及其“浪漫色彩”不大感兴趣，但是他越深刻地从整体上感受到革命，就越能准确无误地辨别出它的“味道”。
就是在最初的那几天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完全出人意料地问我说：“假如白卫分子把你我都打死了，斯维尔德洛夫和布哈林能撑得住吗？”
我笑着说：“没准儿打不死呢。”
“鬼才知道他们。”列宁边说着，自己也笑了起来。
这一情节我是在1924年回忆列宁的文章中初次提到的。后来我才知道，当时的“三驾马车”——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看到我的这些材料大为恼火，但他们又不敢质疑它的正确性。事实就是事实，列宁只提到了斯维尔德洛夫和布哈林，其他的名字并没有进入他的头脑里。
列宁两次流亡国外，前后加起来长达15年之久，其间只有很短的间隔。他主要是通过通信或在国外很少的几次会面来了解国内党的干部的。只是在革命之后，他才有可能在工作中近距离地观察他们。因此，他需要重新形成自己的看法或者改变通过别人的介绍形成的印象。作为一个有着高尚道德情操的伟人，列宁从来不以冷漠的态度待人。对人抱有强烈兴趣是这位思想家、观察家和战略家所固有的品质。关于这一点，克鲁普斯卡娅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提到过。列宁从来不当即就对人做出笼统的判断，他的眼睛就像一架显微镜，会将那些在特定时间和特定条件下进入他视野的特征放大许多倍。列宁爱上(在这个词的原本意义上)某个人的情况也是为数不少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会开他的玩笑说：“噢，知道，知道，您又有新的罗曼史了。”列宁也知道自己的这一特点，他总是带着几分窘迫，似乎还有些生气地对我的打趣报之一笑。
列宁对我的态度在1917年里经历了几个阶段。起初，他对我持谨慎和观望的态度，在7月的那些日子里，我们之间的关系迅速接近起来。当我不顾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反对，提出抵制预备国会的口号时，列宁在他的避难所里写道：“太好了，托洛茨基同志！”某些偶然和错误的表面现象使他感到，似乎我是在武装起义的问题上执行了过于观望的路线，他的这些顾虑反映在10月间写的几封信中。正因为如此，在革命那天，当我们俩在阴暗的空荡荡的房间里躺在地上休息时，他所流露出来的对我的态度就更鲜明、更热情、更诚恳。在第二天举行的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他提议我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我从座位上跳起来抗议，我觉得这一建议太突然也太不合适了。列宁坚持说：“为什么不行呢？您是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首脑，是它夺取了政权。”我建议，无须讨论就否决这项提议。于是大家就按照我的建议做了。11月1日在党的彼得格勒委员会的激烈辩论中，列宁赞叹说：“再没有比托洛茨基更好的布尔什维克了。”这句话由列宁亲口说出，可以说是意味深长。难怪，直到今天，记载着这句话的会议记录仍然秘而不宣。
夺取政权之后就出现了我在政府中任职的问题。说来奇怪，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尽管有1905年的经验，但是我一次也没有想到过把自己的前途与政权问题联系在一起。在相当早的时候，更确切地说是在童年的时候，我就梦想成为一名作家。在后来的岁月里，我使写作像其他所有的东西那样都服从于革命的目标。党夺取政权的问题总是摆在我的面前。我曾经几十次甚至几百次地在文章或演讲中论述革命政权的纲领问题，但是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夺取政权之后个人的工作问题，因此这一问题令我感到十分意外。革命后，我打算留在政府之外，并提议我来领导党的新闻出版工作。在这个要求中可能也有胜利后神经本能反应的成分。在过去的几个月，革命的准备工作和我本人直接联结在一起，我的每一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卢那察尔斯基在一篇文章中说过：托洛茨基简直是个莱顿蓄电瓶，一碰他就会放电。到了11月7日，局势终于明朗了。我那时的心情就像刚做完一个艰难而又危险的手术的医生——洗了手，脱去了大褂，深深地松了一口气。列宁则正好相反。他刚从避难所回来，在那里三个半月的时间里，他一直为脱离实际的直接领导工作而苦恼。我们俩刚好形成互补，这使我更加强烈地要求退到幕后，哪怕是很短的一段时间也好。但列宁对此却连听也不想听。他要求我主管内政，而与反革命做斗争是当时最重要的任务。我提出了种种理由表示反对，甚至还提到了我的民族问题。我说：“值得因为我的犹太血统而授敌以柄吗？”列宁都有点生气了，说：“我们进行的是一场伟大的国际主义的革命，这样的小事算得了什么？”就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半开玩笑地争执了一通。我回答说：“革命当然是伟大的，但是傻瓜自然也不少。”“难道我们要向傻瓜看齐吗？”“看齐，倒不是向他们看齐，但有时我们在愚昧面前也不得不做一些小小的让步。再者说，我们何必一开始就给自己增加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呢？……”
我已经提到过，在俄国社会生活中，非常重要的民族因素对我个人的生活并没有太大影响。还是在少年时代，民族的压迫和偏见就在我的内心深处引起了纯理性的迷茫，而这种迷茫在一定条件下转变为厌恶情绪，甚至变成了道义上的反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加深了我的这种情绪，并把它们转变为积极的国际主义。在不同国家生活的经历以及对他们的语言、政治和文化的了解，使国际主义深深地渗人到了我的机体和血液之中。如果在1917年以及之后岁月里，我有时会以自己的犹太血统为由反对这样或那样的任命，那纯粹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
我把斯维尔德洛夫和其他一些中央委员争取到我的一边，在这个问题上列宁成了少数派。他耸了耸肩，叹着气，责备地摇了摇头，只能以无论在哪个部门工作都要对反革命进行斗争来安慰自己。对于我去报刊部门工作的事情，斯维尔德洛夫也坚决反对。他说：“这种事可以派布哈林去干。应该让列夫·达维多维奇去对付欧洲，就让他去管外交吧。”“现在，我们哪儿还有什么外交工作？”列宁表示反对，但终究他还是勉强同意了。我也勉强同意了。就这样，根据斯维尔德洛夫的建议，我主管了三个月的苏维埃外交工作。
对我来说，外交人民委员会实际上使我远离了机关事务工作。对于那些想和我一道工作的同志，我无一例外地建议他们去找更有利于他们施展才能的地方。他们中的一个人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相当形象地叙述了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不久我们之间的一段对话。据他的说法，我当时是这样讲的：“我们哪里有什么外交工作啊！我们就这样向世界各国人民发几篇革命宣言，然后就关门大吉了。”同我谈话的人为我如此缺乏外交工作的自觉性而深感痛心。显然我是故意夸大了我的观点，以此来强调我们当时的工作重心并不在外交上。
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使十月革命继续向前发展，把它推向全国，打退克伦斯基和克拉斯诺夫将军对彼得格勒的进攻，以及同反革命分子做斗争。我们是在机关之外解决这些问题的，我和列宁的密切合作始终没有间断过。
列宁的办公室和我的办公室分别在斯莫尔尼宫这栋建筑的两端。一条走廊把我们连起来，或者更确切地说，把我们分开。这条走廊实在是太长了，因此列宁开玩笑说，要在两个办公室间建立自行车联络。我们通过电话联系。我每天都要几次走过这条蚂蚁窝一样没有尽头的走廊，到列宁办公室去和他商量事情。那个被称为列宁的秘书的年轻水兵不停地在走廊里跑来跑去，把列宁的便条传给我。在这些便条上，重要词语下面画着两三条短横线，为的是突出问题的重点。随同便条一起送来的经常还有法令的草案，需要马上对它们提出意见。在人民委员会的档案里，保存着许多那一时期的文件，其中有些是列宁写的，有些是我写的，有的是经过我修改的列宁的文本，有的是经过列宁补充的我的建议。
在第一阶段，也就是大约在1918年8月以前，我积极参加了人民委员会的全面工作。在斯莫尔尼宫的那个阶段，列宁迫不及待地用法令处理经济、政治、行政和文化生活等方面的问题。他之所以这么做，决不是出于对官僚主义繁文缛节的偏好，而是尽力用权威的语言来阐述党的纲领。他很清楚，这些革命的法令暂时只能执行很小的一部分。法令的执行和检验需要有正常运转的机构以及足够的经验和时间来保证。然而，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们，有多少时间可供支配。在第一阶段里，这些法令的宣传意义远大于其行政意义。列宁急于告诉人民，新政权到底是什么样的政权，它的目标是什么以及它打算如何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地解决，不断地召开小范围的专家会议，向专家们咨询，亲自查阅大量书籍。而我从旁协助他的工作。
列宁强烈地感觉到了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继承性。作为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他懂得历史传统的意义。至于我们是继续执政还是被赶下台，目前还无法预料。但是不管怎样，都应该尽可能使人类的革命经验变得更加明确，这样自有后来者根据我们开创的事业再向前跨出新的步伐。第一阶段立法工作的目的也就在于此。在这种想法的驱动下，列宁急切地要求尽快用俄文出版社会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经典著作。他努力在所有的城市里尽可能多地建立革命纪念碑，哪怕是最简单的形式也好，如果有可能的话，甚至还要在村镇里建立，从而使所发生的事情更牢固地留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在人民的记忆中留下尽可能深的印记。
开始的时候，人民委员会的局部经常有变动，它的每次会议都展现了最壮观的即兴立法的画面。所有的事情都必须从头开始，我们找不到可资借鉴的“先例”，因为历史上根本就没有过。列宁不知疲倦地连续五六个小时主持人民委员会的会议。而那时人民委员会天天开会。所讨论的问题照例都没有经过预先酝酿，几乎个个都是紧急问题，经常都是在会议开始的时候人民委员们甚至主席都不知道事情的实质。辩论一般都十分简短，就连开场的报告也只给十来分钟的时间。尽管如此，列宁总能觉察到事情发展的必然的轨迹。为了节约时间，他总是通过给与会代表写便条来获得某方面的材料。这些便条涉及内容广泛而又非常有趣，体现了列宁的人民委员会立法技术中的书信成分。但可惜的是，大部分便条都没有保存下来，因为答复经常写在便条背面，并且往往被主席当即销毁。列宁选准适当的时机，故意生硬地宣布自己的决议要点。在这之后，要么停止讨论，要么转入实际建议的具体程序。因而，列宁的“要点”总是立法的基础。
领导这项工作，除了需要许多品质之外，还需要有很强的创造性想像能力。这种想像力的最可贵之处是善于想像人、事物以及现象的真实情况，甚至是在从未见过它们的情况下也能加以想像。根据自己全部的生活经验和理论观点，把在瞬间抓住的所有零散细节加以综合，用适用而逼真的、尚未成形的规则对它们加以补充，并通过这种途径具体地再现人类生活的某个领域。这就是立法者、行政首脑和领袖必须具备的想像力，在革命时期尤为如此。列宁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这种现实的想像力。
不用说，在紧张狂热的立法创造中一定会有不少纰漏和自相矛盾之处。但总的说来，在斯莫尔尼宫时期，也就是在革命最动荡、最混乱的阶段，列宁制定的法令将作为新世界的宣言永载史册。不只是未来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就连未来的立法者也将从中汲取养分。
当时，实际任务越来越占据了首要位置，其中最主要的是国内战争、粮食供给和交通运输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专门成立了特别委员会。委员会必须首先了解当前的新任务，把那些于事无补、止步不前的主管机构扫地出门。在那几个月里，我领导了一系列这样的委员会，包括食品供应委员会(当时刚参加工作不久的瞿鲁巴加入了这一委员会)、交通运输委员会、出版委员会以及许多其他委员会。
至于外交部门，除了布列斯特和谈之外，没有占用我太多的时间，但是其任务还是比我预料的要复杂一些。刚一开始我就不得不出乎意料地同……艾菲尔铁塔进行外交谈判。
在举行起义的那些日子里，我们根本顾不上去听国外的广播。但是现在，我作为外交人民委员必须关注它们，以了解资本主义世界是如何看待革命的。毋庸讳言，那时我没有听到过来自任何地方对革命的欢迎辞。无论柏林政府多么愿意同布尔什维克捉迷藏，但是当我们设在皇村的电台播放我们战胜克伦斯基军队的消息时，德国政府从纳恩电台发出了敌对的电波。如果说，柏林和维也纳方面还在仇视革命和希望得到有利可图的和平之间举棋不定的话，那么，其余的国家，不仅是参战国，甚至连中立国也纷纷用各种语言播放被我们推翻了的旧俄统治阶级的感受和思想。在这场大合唱中，最卖力的就是艾菲尔铁塔了，在那些日子里它竟然用俄语广播，显然它试图直接对俄国人民进行蛊惑。在听巴黎方面的广播的时候，我有时甚至觉得就是克列孟梭亲自坐在塔顶上。我太了解身为新闻记者的克列孟梭了，所以能听出这即便不是他的风格，至少也是他的思想。这些广播中充满了对革命的极度仇恨，并且由于这种恶毒的仇恨超过了极限而显得有些歇斯底里，有时使人觉得，这家广播台就像一只蝎子趴在艾菲尔铁塔上拼命地用尾巴蜇自己的头。
我们掌握着皇村电台，因此没有理由对此保持沉默。接连几天，我都口授对克列孟梭无端谩骂的答复。我对法国政治的历史有充分的了解，足以对他们那些重要人物做出并不十分令他们满意的点评，并从巴拿马丑闻开始，提醒他们不要忘了自己的传记漏掉的那些事情。几天之内，巴黎和皇村电台之间展开了一场紧张的对决。太空作为中介认真负责地传递了双方的论点。最后怎么样呢？我自己都没有预料到会这么快就有了结果，巴黎立刻改变了腔调。尽管随后它表达的思想仍然是敌对的，但态度却礼貌多了。后来，我多次满意地回忆起我的外交活动是从教导艾菲尔铁塔学会良好的举止开始的。
11月18日，美国使团团长贾德森将军突然来到斯莫尔尼宫拜会我。他事先声明说，暂时还不能代表美国政府说话，但是希望今后一切都顺利。他问我苏维埃政府是否继续打算和盟国一起将战争进行到底。我回答说，由于将要举行的谈判是完全公开的，因此盟国可以观察谈判的进展，并可以在任一阶段参与其中。最后，这位爱好和平的将军声明：“如果曾经有过抗议和威胁苏维埃政权的时期，那么现在这个时期已经结束了。”但众所周知，一燕不成春，即使这只燕子有将军的头衔也无济于事。
12月初，我和法国大使努兰斯举行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会晤。这位前激进派的议员是被派来接替公开的保皇派分子巴列奥洛格与二月革命建立密切关系的。巴列奥洛格这个人不仅从姓名上一看就让人觉得是个拜占庭人，而且法国也正是利用他与沙皇保持了密切的关系。那么为什么会选择努兰斯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人呢，这我就不清楚了。然而，努兰斯并没能使我提高对人类命运主宰者的看法。会晤是在努兰斯的提议下进行的，但没有达成任何共识。经过短暂的摇摆之后，克列孟梭最终采取了封锁政策。
我在斯莫尔尼宫内与法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尼塞尔将军的谈话是不友好的。即使是在后方的行动中，这位将军仍然在检验自己的进攻精神。在克伦斯基执政时，他已经习惯了指手画脚，而且时至今日仍未打算改掉他的这一恶习。为了有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不得不请他离开斯莫尔尼宫。很快我们与法国军事代表团的关系就进一步恶化了。代表团下设一个情报处，它是一系列反对革命的极其恶劣的流言的制造工厂。在所有敌对的报纸上每天都会出现越来越离奇、恶毒、愚蠢的所谓“斯德哥尔摩”来电。追问发“斯德哥尔摩”电讯的报纸编辑，他们道出了是法国军事代表团所为。我为此正式质问尼塞尔将军。12月X日，他给了我一份很有意思的文件，算是答复。
这位将军写道：“许多有着不同倾向的记者来我军事代表团采访消息。我受命向他们发布关于西部战场、萨洛尼卡、亚洲的战事及有关法国局势的消息。在某一次(？)采访中，一位(？)年轻军官不慎把在城里(？)广为流传的消息告诉了记者，并说消息来自斯德哥尔摩……”最后，将军含糊其辞地许诺：“将采取措施，防止今后再发生类似的疏忽(？)。”这简直太过分了。我们教巴黎电台的广播塔举止得体，决不是为了让尼塞尔之流在莫斯科再建立一个辅助的造谣电台。我当天就给尼塞尔写信：
1．鉴于法国军事代表团下属名曰“情报处”的宣传机构已经成为旨在混淆视听、制造混乱的谣言散布中心，因此应立即予以关闭。2．编造假情报的“青年军官”应当立即离开俄国本土。请务必立即通知我该军官的姓名。3．代表团的无线电接收装置应予以拆除。4．在内战战区的法国军官应立即召回彼得格勒，同时有关命令应在报上予以公布。5．我请求代表团告知应此函所采取的一切措施。
外交人民委员列·托洛茨基
这位幕后的“年轻军官”无法再隐瞒下去，他作为替罪羊离开了俄国，无线电接收装置被拆除了，情报处被关闭了，分散在各地的军官们都被召回了首都。这一切只不过是一些小小的试探性交锋。在我去了军事部门之后，出现了短暂的不稳定的休战状态。过于恃勇逞强的尼塞尔将军被善于逢迎的拉维涅将军取代了。但是休战状态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法国的军事代表团和它的外交机构很快就成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一切阴谋活动和军事行动的中心。但这些都是在布列斯特和约签订之后、1918年春夏之交才公开化的，当时苏维埃政权已进入莫斯科时期。 |
第二十八章托洛茨基主义在19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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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托洛茨基主义在1917年
自1904年起，我就独立于社会民主党两大派别之外。在1905年到1917年的革命中，我与布尔什维克携手作战，在反动的年代里，我在国际马克思主义的报刊上捍卫革命方式，反对孟什维克。但是我没有放弃孟什维克向左派靠拢的希望，并为实现两派的统一做了一系列的尝试。只是到了大战期间，我才彻底确信，孟什维克已经毫无希望了。在纽约，我于3月初就阶级力量和俄国革命前景的问题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就是在那些日子里，列宁从日内瓦向彼得格勒寄去了他的《远方来信》。我们虽然身处不同的国度，又被大洋阻隔，但是所写的文章却做出了相同的分析和预测。在所有基本问题上，我们的观点都完全一致，例如对农民、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战争和国际革命的态度等。历史的试金石检验了“托洛茨基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关系，这一检验是在严格的化学试验的条件下进行的。当时，我并不了解列宁的观点，只是以自己的前提和自己的革命经验为出发点，指出了与列宁指出的完全相同的前景和完全相同的战略路线。
是不是当时所有人对这一问题已经相当明确，且已形成共识了呢？不，恰恰相反。在那一时期，也就是列宁于1917年4月4日首次出现在彼得格勒舞台之前的那段时间，他的观点只是他一个人的观点。在国内的党的领导人中间，没有一个人！在自己的意识里想到过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列宁回国前夕召开的由几十位布尔什维克参加的党的会议表明，他们当中没有人能比民主主义走得更远。难怪直到今天这次会议的记录仍然被隐瞒着。斯大林坚持支持古奇科夫一米留可夫的临时政府的方针，主张合并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持这种方针甚至更加机会主义立场的有李可夫、加米涅夫、莫洛托夫、托姆斯基、加里宁以及所有现任领导者和半领导者们。在二月革命期间，雅罗斯拉夫斯基、奥尔忠尼启则、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彼得罗夫斯基以及其他一些人，在雅库茨克同孟什维克一起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报》，报上他们大肆宣扬最庸俗的地方机会主义观点。假如现在重印雅罗斯拉夫斯基主编的雅库茨克《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文章的话，就无异于从思想上杀死他，当然了，这只是说，如果他还有思想死亡的话。这就是今天的“列宁主义”的近卫军们。我知道，他们在自己生命的不同时期，曾经跟在列宁身后，重复他的话，模仿他的手势。但在1917年之初，他们现了原形。当时的情况非常困难，这本应该是他们表现自己在列宁的学校里学到了点什么、在列宁不在的情况自己能干点什么的大好时机。请他们从自己的队伍中找出一个人，能够独立站到在日内瓦的列宁和在纽约的我所一致表达的立场上来的，哪怕就是一个也好，但是他们却找不出来。在列宁到来之前，由斯大林和加米涅夫主编的彼得格勒《真理报》永久性地成为目光短浅、盲目和机会主义的证明。然而广大党员和整个工人阶级却自发地转向夺取政权的斗争。不管是对于党还是对于国家来说，根本就没有其他的道路。
为了能在反动年代捍卫不断革命的前景，需要具备理论上的预见能力。为了能在1917年3月提出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口号，需要具备相当的政治嗅觉。在今天的这些领导人当中，不但没有一个人表现出这种预见能力，而且也没有一个人表现出这种嗅觉，连一个也没有！在1917年3月，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比小资产阶级民主党人的左派的立场走得更远，没有一个人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
我回彼得堡比列宁晚了一个月，刚好是我被劳合，乔治扣留在加拿大的那段时间。我回国的时候党内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列宁号召党员群众起来反对无能的领袖们。他领导了系统的反对“老布尔什维克”的斗争。那时，他是这样描写这些人的：“他们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不止一次地扮演了令人沮丧的角色。他们只会机械地重复那些死记硬背的公式，而不去研究新的、活生生的现实的特殊性。”加米涅夫和李可夫试图抗拒，而斯大林却默默地退到了一旁。那个时期，斯大林没有写过一篇文章来评价自己过去的政治观点，也没有为向列宁的立场靠拢开辟道路，他只是沉默着。在革命第一个月中，他那可悲的领导工作使得他声名扫地，他宁愿躲到暗处去。他从来没有站出来捍卫列宁的观点，他躲避起来，等待时机。在为起义做理论准备和政治准备的最关键的几个月内，斯大林在政治上干脆就不存在。
在我回国之前，国内还有许多社会民主党组织是由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联合组成的。这是斯大林、加米涅夫以及其他人在革命前期和战时所持立场导致的必然结果。当然应该承认，斯大林在战时的立场是任何人都猜不透的，他从未就这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写过只言片语。今天，共产国际全世界的学生们——不管是斯堪的纳维亚共青团，还是澳大利亚的少年先锋队——都在不断重复并背诵着：托洛茨基在1912年8月试图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合并在一起。但是从来就没有什么地方提到过一句有关斯大林在1917年3月鼓吹与策列铁里的党统一的事情，也没有提到过实际上到1917年中期，列宁仍不能使党彻底脱离这个泥潭的事情，而把党带进这个泥潭的正是当时的临时领导人、如今的追随者们。在革命开始阶段，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理解革命的意义和前进方向，而今天这些情况倒被描绘成是一种特殊的辩证的深度，与胆敢自称不仅认识过去，还能预知未来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异端邪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我到了彼得堡之后曾对加米涅夫说过，没有什么力量能够使我背离列宁著名的《四月提纲》，并说这一纲领为党确立了新的方针，这时加米涅夫只回答了一句：“那还用说！”在我正式入党之前，已经参与起草了布尔什维克的许多重要文件。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去问我是不是已经放弃了“托洛茨基主义”，而在追随者们堕落的时期，像加香、台尔曼之流的以及其他十月革命的食客们却千百次地盘问我这一问题。如果在当时就发生了托洛茨基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对立，那么，党的领导层在4月份只能把列宁指责为托洛茨基主义。加米涅夫就公然、顽固地坚持这么干，而其他人则小心翼翼地暗中鼓捣。在我回到俄国之后，有几十个“老布尔什维克”对我说：“如今是在你的路线上庆贺啊。”我不得不向他们证明，并不是列宁“转到”了我的立场上，而是他发展了自己的观点。发展的进程就像算术替换代数一样，证明了我们观点的高度一致。事实也确实是这样。
在我们最初的会面以及7月以后更多的会面中，列宁给人的印象是，他那平淡安详的外表下面是高度的精神集中和令人生畏的全神贯注。在那些日子里，克伦斯基集团看上去好像是神通广大无所不能，而布尔什维主义则被看做是“微不足道的一小撮”。官方当时就是这样蔑视它的。党自身也还没有认清自己今后的力量。而正是在这个时候，列宁却满怀信心地率领党奔向最伟大的使命。我也全力以赴地协助他的工作。
在十月革命前的两个月，我这样写道：“对我们来说，国际主义并不像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只是为了在合适时机变卖的抽象思想，而是直接的行动指南和切实可行的实践原则。对我们而言，没有欧洲的革命，持久的、决定性的胜利是不可想像的。”在当时，我还不能把斯大林这位主张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建成的哲学家的名字和策列铁里、切尔诺夫相提并论。我在这篇文章的结尾这样写道：“以不断的革命反对不断的屠杀！这就是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寄托了人类命运的最后希望。”这篇文章于9月7日发表在党的中央机关报上，后来还印成了单行本。为什么今天反对我的不断革命这一异端邪说的批评家们，在当初却沉默不语呢？那时他们都到哪里去了？他们当中有些人在小心翼翼地等待时机，东张西望，比如斯大林；另一些人则躲到了桌子底下，比如季诺维也夫。但是另外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列宁怎么能默不做声地容忍我那些异端的宣传呢？要知道，在理论问题上他可从不肯放纵和迁就。他怎么能够容忍我在党中央的机关报上宣扬“托洛茨基主义”呢？
在1917年11月1日召开的彼得格勒委员会的会议上(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的记录至今仍被隐瞒)，列宁说，当托洛茨基确信不可能和孟什维克联合之后，就“不曾有过比他更出色的布尔什维克”。他以此清楚地说明(而且还不是第一次)，我们之间的分歧并不在于不断革命论，而在于更局部性的(尽管十分重要)对待孟什维克的态度的问题。
革命两年之后，列宁在回顾过去的时候写道：“在夺取政权和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时候，布尔什维主义吸收了社会主义思潮中与它接近的各思想流派的全部精华。”列宁在特别指出最接近布尔什维主义的优秀代表时，首先提到的就是今天被称为“历史上的托洛茨基主义”，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难道还有哪个流派能比我所代表的更接近布尔什维主义吗？列宁指的还能是哪一个呢？难道是马赛尔·加香吗？难道是台尔曼吗？列宁在全面考察了党的发展过程之后，认为托洛茨基主义不是敌对和异己的，相反，却是社会主义思想流派中最接近布尔什维主义的。
我们看到，思想发展的真实进程，与追随者们利用列宁逝世和反动浪潮所制作的满是谎言的荒诞之作没有任何的共同之处。 |
第二十七章决战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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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决战之夜
革命的决战时刻临近了。斯莫尔尼宫变成了一座堡垒，它的顶楼上架着前执行委员会留下的20来挺机枪。斯莫尔尼宫的警卫队长格列科夫上尉是我们的公开的敌人。但是，机枪队长专门到我这里来告诉我：机枪手们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我派了一个人(好像是马尔金)去检查机枪。机枪的状况不容乐观，根本就没有维护和保养。机枪手们因为不打算保卫克伦斯基，所以总是偷懒。我把一支可靠的机枪队调到斯莫尔尼宫。10月24日，清晨灰蒙蒙的。我在楼上、楼下各处走来走去，一方面是为了不总呆在一个地方，另一方面是为了查看各处是否都安排妥当，鼓励那些需要鼓励的人。在斯莫尔尼宫那几条昏暗的长廊的石板地上，士兵们正在拖着隆隆作响的机枪，咚咚地走着。这是我新调来的机枪队。留在斯莫尔尼宫里的为数不多的几个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从门缝里探出头来，他们一个个睡眼惺忪，惶恐不安。这美妙的乐曲可不是什么好兆头，于是他们就一个接一个匆匆离开了斯莫尔尼宫。就这样，我们便成了这栋建筑的完全的主人。它正准备在这座城市和国家的上空高高扬起自己那布尔什维克的头颅。
清晨，我在楼梯上碰见了一名男工和一名女工，他们气喘吁吁地从党的印刷厂跑来报信。政府查封了党中央机关和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报纸。印刷厂是被政府派来的几个特务在士官生们的陪同下封闭的。这个消息马上使人想到：形式的东西对人心里竟有如此大的威力。女工问道：“难道不能把封条给撕了吗？”我回答说：“撕吧，为了不出什么意外，我们给你们派去可靠的警卫。”女工自信地说：“工兵营就驻在我们附近，士兵们会支持我们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当即发布命令：“1．革命报纸的印刷厂必须开封；2．建议编辑部和排字工们继续出版报纸；3．将保卫革命印刷厂、防止反革命骚乱的光荣任务交给立陶宛团和第六预备工兵营的英勇士兵们。”从此，印刷厂的工作就再也没有间断过，两份报纸继续照常出版。
24日，电话局那边遇到了麻烦，因为有士官生们盘踞在那里。在他们的保护下话务员开始反对苏维埃，不给我们接线。这是第一起零星的怠工事件。革命军事委员会派水兵部队前往电话局。他们在电话局门口架了两门小炮，电话就又开始工作了。就这样我们开始了对管理机关的占领。
在斯莫尔尼宫的三楼拐角上的一个不大的房间里，委员会在不停地举行会议。各方面的消息都汇集到这里：关于军队调动、士兵和工人的情绪、在军营里进行的宣传鼓动、大屠杀组织者的图谋、资产阶级政客和外国大使馆的阴谋、冬宫里的情况、前苏维埃政党的会议等等。那些送消息的人来自四面八方，有工人、士兵、军官、看门人、倾向社会主义的士官生、仆人和小官吏的妻子等。有很多人送来的消息纯屑无稽之谈，有些人却提供了重要和有价值的情报。在整整一周的时间内，我几乎没有离开过斯莫尔尼宫，总是穿着衣服躺在长沙发上过夜。我只能忙里偷闲地睡一会儿，而且还常常被送信的人、侦察员、自行车队的士兵、电报员和不断的电话铃声弄醒。决战的时刻正在迫近，很清楚，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了。
24日夜晚，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们分别赶到各区去了。我一个人留在了斯莫尔尼宫。晚些时候加米涅夫来了。他本来是反对起义的，但还是来和我一起度过这决战之夜。于是，我们俩就呆在三楼拐角的小房间里。这个房间在决战之夜就好像是船长的舰楼。隔壁的一个空荡荡的大房间是电话室。这里铃声不断，不管是重大的事情还是芝麻点儿的小事都往这里打电话。阵阵电话铃声更加强烈地衬托出警觉的静谧。很容易想像出当时的情景：街上空荡荡的，正是夜晚时分，灯有气无力地发着昏暗的光，秋天的海风吹过彼得格勒，资产阶级和官吏们蜷缩在自己的被窝里，挖空心思地猜测那神秘莫测、危机四伏的街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在工人区，紧张忙碌的战前准备工作正在悄无声息地进行。在沙皇宫殿里，各委员会和参政党正在徒劳地协商着，在这里，民主政治的活的灵魂撞上了君主政治阴魂不散的幽灵。因为缺少煤炭，沙皇那金碧辉煌的大厅浸没在黑暗之中。各个区都有工人、水兵和士兵队伍在执勤，年轻的无产阶级战士背着步枪、斜挎着机枪的子弹带，街上的纠察队燃着篝火取暖。在这个秋天的深夜，首都就要从一个时代跨人另一个时代，它全部的精神生活就集中在这20来部电话机上。
来自各市区、郊区和通往首都的要道口的消息都汇总在三楼的房间里。看来一切都已预先考虑周全，指挥员已经各就各位，联络也保障无碍丁。看来没有遗漏什么事情。在脑子里又重新过了一遍。这是决战的夜晚。头一天，我在给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做报告时还坚信不疑地说：“只要你们不动摇，内战就不会爆发。我们的敌人马上就会投降，你们也能得到你们应得的位置。”对胜利决不能有丝毫的怀疑，起义的胜利是有充分保障的。尽管如此，这几个小时仍是令人提心吊胆、十分紧张的，因为正在来临的夜晚将决定一切。
政府一边动员士官生，一边下令“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从涅瓦河开出去。这一命令是针对那些布尔什维克水兵的，也就是在8月份，斯科别列夫还必恭必敬地请求他们保卫冬宫免遭科尔尼洛夫的攻击。水兵们来请示革命军事委员会该怎么办。男卜夜，“阿芙乐尔号”还是屹立在原地未动。有人从帕甫洛夫斯克打来电话向我报告说：政府从那里调动炮兵，从皇村调了一个突击营，还调动了彼得戈夫准尉学校的力量。克伦斯基正把士官生、军官、妇女突击队员调进冬宫。我则派委员们在通往彼得格勒的各要道口建立了可靠的武装警戒线，派宣传员去对付政府调来的队伍。所有的联系都是通过电话进行的，完全可能被政府的特务们掌握。但是，他们还能不能窃听我们的电话呢？“如果你们不能通过宣传来阻止他们，就动用武力，你们要用人头来担保。”我把这句话重复了很多遍，但是我自己也不能完全确信自己的命令究竟有没有威力。革命仍然过于轻信、宽容、乐观和浮躁，它更多的是用武力威胁而不是真正的动武，它仍然指望所有的问题都靠谈判来解决。当前，这种做法还可以行得通。它呼出的一口热气就把纠集在一起的敌对势力吹散了。还是在24日白天的时候，我曾发布了一个命令，指示一旦在街上看到破坏活动，就立即使用武力严惩不贷。但敌人连想都没敢想去上街，全都躲起来了。所有的街道都是我们的了。在通往彼得格勒的各个要道口，我们的委员日夜执守。准尉学校和炮兵部队没有听从政府的调遣，只有一部分奥拉宁鲍姆的士官生趁着天黑越过了我们的警戒线，但是我通过电话监视着他们下一步的动静。最后，他们的行动以派人到斯莫尔尼宫谈判告终。临时政府寻求支援的计划破产了，它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
新调来的机枪队加强了斯莫尔尼宫的对外防御。我们与各卫戍部队的联络畅通无阻，各团内的执勤连队都枕戈待旦高度戒备，委员们也都各就其位。各战斗部队都派代表来斯莫尔尼宫听候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调遣，以防总部和各部队之间的联络中断。各区的武装部队在街上行动，接二连三地占领各个机关。他们有时按门铃，有时不按门铃就直接把门打开。这些部队所到之处几乎都会遇到焦急等待他们的朋友。派往各车站的特派员们密切地监视着来往的火车，特别是留意军队的调动情况。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城市最重要的地方几乎都没有抵抗，未经战斗和流血牺牲就全部转到了我们的手里。电话里时不时地传来消息：“我们已经在这里了。”
一切都很好，好得不能再好了。可以离开电话机了。我坐到沙发上，崩得紧紧的神经刚松弛下来，阵阵倦意就向我袭来。我对加米涅夫说：“给我支烟吧！”那几年我还在抽烟，尽管不是经常抽。我猛吸了两口，刚刚在心里说了一句：“这些还不够，”就失去了知觉。身体一有病痛就会昏厥的毛病是从母亲那里遗传来的，一位美国医生还因此说我患有癫痫病。我醒来的时候，看见加米涅夫正俯下身子惊慌地看着我。他问：“要不，就给你弄点药来吧？”我想了想回答说：“最好还是弄点吃的来吧。”
我努力地回想最后一顿饭是什么时候吃的，但是怎么也想不起来，反正不是昨天吃的。
第二天早晨，我浏览了一下资产阶级和妥协派的报刊，报纸上对业已开始的起义只字未提。他们仍然没有注意到实际上已经开始的起义，还在喋喋不休地大谈特谈着什么武装士兵即将出发、溃败、不可避免的血流成河以及政变等等。报界对我们同参谋部的谈判信以为真，而把我们的外交声明看做是犹豫不决的表现。而在这时，我们的士兵、水兵、赤卫队各部队奉斯莫尔尼宫发出的命令，正在没有引起一点混乱，没有发生街头冲突，几乎是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的情况下，占领了一个又一个的机关。
当居民们揉着惊恐不安的眼睛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在新制度之下了。真的吗，布尔什维克真的夺取政权了？我这里来了几位市杜马的代表，他们向我提了一些荒唐的问题：问我们是不是要派部队出征，有多大规模以及在什么时候，说杜马有必要“在24小时之内”了解这些情况，还问苏维埃将采取什么措施来保障安全和秩序等等，等等。我没有正面答复他们，而是对他们讲了一番革命的辩证法，并建议杜马派一个代表参与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工作。同起义相比，这个建议更是让他们害怕。最后，我像往常一样，本着武装防御的精神说：“如果政府用铁来对付我们，我们就用钢来回应。”“你们会不会因为我们反对把政权交给苏维埃而解散我们呢？”我回答说：现在的杜马代表着过去，如果发生冲突，我们将建议居民们就政权问题重新选举杜马。代表们满腹狐疑地走了，就像他们来的时候一样，但这却使我们更加坚信自己的胜利。一夜之间就发生了一些变化。三个星期以前我们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取得了多数，但那时我们几乎只是一面旗帜，没有印刷所，没有经费，也没有下设的机构。就在这天夜里政府还做出了逮捕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的决议，搜集我们的住址。而现在，市杜马的代表竟来找“被逮捕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打探自己的命运了。
政府依然盘踞在冬宫，但已经是形同虚设，在政治上已经不存在了。10月25日，冬宫已经逐渐被我们的部队从四面八方包围了。中午1点钟，我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上做了关于当前形势的报告。报纸是这样描绘我的报告的：
我代表革命军事委员会宣布，临时政府已经不存在了(掌声)。有些部长已经被逮捕(欢呼声)，剩下的也将在近几天或者几个小时内被逮捕(掌声)。在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挥下，革命的卫戍部队已经解散了临时议会(热烈的掌声)。我们在这里彻夜不眠，通过电话密切关注着革命士兵和工人近卫军如何不动声色地完成着自己的任务。居民们安然地睡着，并不知道此时旧政权正在为新政权所取代。火车站、邮局、电报局、彼得格勒通讯社、国家银行都已经被占领(热烈的掌声)。冬宫还没有被占领，但是它的命运将在这几分钟内决定(掌声)。
这样简要的报道会使人对会场的情况产生不正确的印象。在我的记忆中，当我讲到那一夜政权的更迭时，有几秒钟的时间大厅里一片寂静，气氛还略带紧张，然后才响起了掌声，但不是热烈的，而是有些迟疑的。整个大厅都在感受着，期待着。在准备战斗的时候，工人阶级被巨大的热情所鼓舞。当我们一步跨过政权这道门槛的时候，不安的思考代替了冲动的热情。这体现了真正的历史本能。要知道，我们可能要面对旧世界最顽固的反抗、斗争、寒冷、饥饿、破坏、流血甚至死亡。我们能战胜这一切吗？许多人在心里这样问自己，因此产生了片刻的忧虑。我们一定能战胜！所有的人都这样回答道。新的危险在远方闪现，而现在是要感受伟大胜利的时候，这使我们热血沸腾。这种感受在为列宁举行的热烈的欢迎会上进发出来，他是在离开将近四个月之后首次出席这里的会议。
深夜，我们等待着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我和列宁待在会议大厅隔壁一间空荡荡的小房间里休息，屋里只有几把椅子，有人在地上给我们铺好了被褥，还有人(大概是列宁的妹妹)给我们拿来了枕头。我们并排躺着，身心都放松了，就像松开了绷得过紧的弹簧一样。的确是应该休息一下了，但是我们都睡不着，就小声交谈着。列宁到现在才完全谅解了起义的拖延，他心中的忧虑也消散了。他详细询问了关于部署在各处的由赤卫队、水兵和士兵混编成纠察队的情况，语气里带着少有的恳切。他感慨地重复说：“这是一幅多么壮丽的画卷啊！工人们手握武器和士兵们并肩站在篝火旁，士兵和工人终于结合在一起了！”后来，他突然又问道：“那冬宫呢？要知道我们现在还没有占领，不会出什么事吧？”我欠起身，想打电话了解战斗的进展情况。但是列宁止住了我，说：“您躺下吧，我现在就派人去问问。”但是，我们并没有躺多久。在隔壁的大厅里，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了。列宁的妹妹乌里扬诺娃跑来找我，说：“达恩在发言。人们请您过去。”达恩正在扯着嗓子大声谴责阴谋家们，预言起义必将彻底失败，并要求我们与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结成联盟。那些昨天还和当权者一道诽谤我们、把我们投进监狱的党派，竟然在被我们推翻之后要求我们与它们妥协。我答复了达恩，并通过他答复了昨天的革命：“昨天发生的事情是起义，而不是什么阴谋。人民群众的起义并不需要辩解。我们锻炼了工人和士兵们的革命毅力。我们公开锤炼了群众起义的意志。我们的起义胜利了。可现在竟然有人向我们建议：放弃胜利果实，达成妥协吧。那么和谁妥协呢？你们这可怜的一小撮，你们这些破产者，你们的戏已经演完了，到你们该去的地方——历史的垃圾堆里去吧！”这就是自4月3日，即列宁来到彼得格勒那一时刻起开始的长篇对话的最后的回答。 |
第二十六章7月到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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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7月到10月
6月4日，布尔什维克党团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宣读了我针对克伦斯基准备在前线发起攻势而提出的宣言。我们指出进攻是冒险行动，它只能招致军队本身的覆灭。但临时政府被自己的大话所陶醉。部长们仍然把已经被革命彻底震动了的士兵群众们看做能任由他们捏来捏去的泥巴。克伦斯基在前线上转了一圈。他对困扰士兵们的问题置若罔闻，却在那里极尽表演之能事：恳求、威吓甚至跪在地上亲吻土地，总而言之是出尽了洋相。他被那些廉价的表面效果蒙蔽了，确信能得到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支持，于是就下令发起进攻。当布尔什维克早就预言的不幸来临时，他们却指责布尔什维克。造谣诽谤之风甚嚣尘上。反动势力在立宪民主党人的庇护下四面围攻我们，叫嚣着要取我们的人头。
群众对临时政府的信任绝望地破灭了。彼得格勒在革命的第二阶段走在前列充当革命的先锋。在7月的那些日子里，这个先锋公开地与克伦斯基政府发生了冲突。但这还不是起义，只不过是一次深入的侦察性战斗。但是在7月的这场冲突中，我们已经发现克伦斯基背后并没有一支“民主的”军队，那些支持他反对我们的势力都是反革命势力。
关于机枪团示威并向其他部队和工厂发出号召的事情，我是于7月3日在塔夫利达宫开会的时候得知的。这个消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这次示威游行是根据不知什么人的倡议从下面自发举行的。第二天，示威活动的规模扩大，而且我们党也参与了，塔夫利达宫到处都挤满了人民群众。他们的口号只有一个：“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在宫前有一帮形迹可疑的人，他们在人群中显得与众不同。他们劫持了农业部长切尔诺夫，把他塞进了汽车。群众根本就不理会部长的命运，他们毫不同情部长。关于切尔诺夫被绑架并且性命难保的消息传了进来。民粹党人决定出动机枪装甲车营救他们的领袖。声望的下降使他们变得神经质了，他们打算露一手硬的。我决定设法坐上那辆汽车同切尔诺夫一起离开人群的包围，然后再解救他。但是，波罗的海舰队的海军中尉拉斯柯尔尼科夫十分激动地坚持立即释放切尔诺夫。他是一名布尔什维克，是率领喀琅施塔德水兵前来参加示威游行的，他认为，如果不立即释放，人们会说切尔诺夫是被喀琅施塔德的人抓走的。我决定满足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要求。下面我就引用他本人的话来描述当时的情况。这位性格外向的海军中尉在回忆录中写道：
很难说，如果没有托洛茨基同志出面的话，群情激昂的骚动会持续多长时间。托洛茨基同志纵身跳上那辆车的车头，似乎是没有耐心再等下去了，他把手用力一挥，示意大家安静。刹那间，人群变得鸦雀无声。列夫·达维多维奇用他那洪亮、清晰、铿锵有力的声音对大家简单地讲了几句。最后他问道：“有谁同意对切尔诺夫动武的，请举手”……连张嘴的人都没有。
拉斯柯尔尼科夫继续写道：
没有一个人提出任何反对意见。托洛茨基转向农业部长切尔诺夫，一边做出示意他下车的手势，一边庄重地说：“切尔诺夫公民，您自由了。”此时的切尔诺夫已经是一副不死不活的样子。我把他扶下车。他神情委顿，疲惫不堪，磕磕绊绊地登上台阶，消失在塔夫利达宫的前厅里。列夫·达维多维奇满意地同他一起走了。
如果抛开其中过于热烈的感情色彩的话，他对那个场面的描述还是准确的。但这并没有妨碍敌人的报刊武断地说，是我逮捕了切尔诺夫并企图对他私设公堂。切尔诺夫本人则羞怯地沉默着，因为作为一位“人民的”部长，承认保住脑袋靠的不是自己的声望而是布尔什维克的保护，实在不是一件体面的事情。
示威者的代表们一拨接一拨地进来要求执行委员会接管政权。齐赫泽、策列铁里、唐恩、戈茨一个个像木雕泥塑一样坐在主席台上。他们对代表们一言不发，只是茫然地盯着远处，或者是不安而诡秘地互相瞟上一眼。布尔什维克发言支持工人和士兵代表团的主张，而主席团却始终保持沉默。他们在等，在等什么呢？……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深夜时分，宫殿的上空响起了胜利的军号声。主席团就像接通电源一样活了过来。有人煞有介事地宣布，沃伦斯基团从前线赶回来接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调遣了。原来在偌大的彼得格勒卫戍区里，“民主党人们”竟然没有一支可以靠得住的部队，在从前线调回来的武装力量没有赶到之前，他们只好等待。现在，整个形势立刻就变了：请愿代表们纷纷被赶了出去；布尔什维克的发言权也被剥夺了。民主党人的头领们决定为群众给他们造成的恐惧向我们复仇。执行委员会的讲坛上声称，武装暴动已经被忠于政府的军队平息了。布尔什·维克被宣布为反革命政党。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因为来了那么一个沃伦斯基团。三个半月之后，这个团一致参加了推翻克伦斯基政府的起义。
5日清晨，我与列宁会面。群众的攻势已被打退了。列宁说：“现在他们会把我们一个个枪毙。这正是他们下手的最佳时机。”但列宁过高地估计了敌人——不是过高地估汁了他们的凶残，而是过高地估计了他们的决心和行动的能力。他们没有枪毙我们，虽然我们距离被枪毙也不太远了。在街头，布尔什维克遭到殴打，有的甚至被打死。士官生们洗劫了克舍辛斯基宫和《真理报》的印刷所，印刷所门前的街上到处撒满了手稿。我那本《致诽谤者)的小册子也同其他书籍一起被销毁了。7月的深入侦察性战斗变成了敌人单方面的战争，敌人不费吹灰之力就获胜了，这是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投入战斗。党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列宁和季诺维也夫隐蔽了起来。大规模的搜捕开始了，被捕的人遭到了殴打。哥萨克和士官生夺走了被捕者的钱，借口为这些钱都是“德国人的”。很多同路人和半生不熟的朋友都背离了我们。塔夫利达宫宣布我们为反革命，我们实际上已经不受法律保护了。
党的领导层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列宁不在，加米涅夫派又抬头了。包括斯大林在内的许多人都坐观其变，以便日后炫耀他们的聪明才智。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在塔夫利达宫感到孤立无援。它派代表请我做有关当前局势的报告，尽管我还不是布尔什维克的成员，因为正式的合并被推迟到了马上就要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我当然是欣然同意了。我与布尔什维克党团的谈话建立了一种道义上的联系，这种联系只能在敌人的沉重打击下才能建立。我谈到，在这场危机过后，我们面临的将是迅猛的高潮；一旦群众清楚地看到了我们这些革命者对事业的忠诚，将倍加坚定地追随我们；在最近一段时间内应该清醒地考察所有的革命者，因为只有在这种关头才能够准确无误地判断一个人。今天，每当我回忆起党团是多么热烈、感激地欢送我的时候，我的心里仍然感到十分喜悦。穆拉洛夫说：“列宁不在，在留下来的人中间只有托洛茨基一个人没有惊慌失措。”假如我是在其他条件下写这些回忆的话，将很难写出现在这几页中所叙述的很多东西，不过在其他条件下我可能根本就不会写。然而，现在我不能对有组织地大量篡改历史的行径视而不见，这种行径却是追随者们最重要的活动之一。我的朋友们要么被投入了监狱，要么被流放。因此，我不得不说一说自己在其他条件下不愿意讲的东西。这些事对我而言，不仅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而且还关系到目前正在进行的政治斗争。
从此我就与穆拉洛夫结下了牢不可破的战斗和政治友情。关于这个人，我在这里怎么也得说几句。穆拉洛夫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领导了1905年莫斯科的革命。1906年他在谢尔普霍夫遭遇了黑色百人团搞的大屠杀，这种屠杀像通常一样是在警察的袒护下进行的。穆拉洛夫是一位心地善良而又英勇无畏的伟岸巨人。他和另外几位左派人士被敌人包围在当地政府办公的地方。穆拉洛夫手里握着左轮手枪走了出去，稳步走向那一帮匪徒。他们后退了，但是黑色百人团的突击队拦住了他的去路。旁边的车夫们也跟着起哄。这位巨人继续往前走着。他举起手枪大声喝道：“闪开！”那些人朝他扑过来。他当场击毙了一个，又打伤了一个。这群匪徒就四散逃命去了。他依旧不慌不忙地向前走，像破冰船一样在人群中冲开一条路，徒步朝莫斯科走去。他的案子拖了两年之久。尽管反动势力十分猖獗，他仍被宣布无罪。他学的是农业方面的专业，帝国主义战争期间在汽车连当过兵，是莫斯科十月革命战斗中的领导人。后来在革命胜利之后，穆拉洛夫当了莫斯科卫戍区第一任司令。在革命战争中，他是一位无畏的统帅，他行事稳健、作风朴实、从不装腔作势。在行军中他会不知疲倦地以实际行动进行宣传：提出农业方面的建议，帮助收获粮食，还抽空给人和牛治病。在最危难的关头，他总是镇定自若，信心十足，令人感到温暖。战争结束后，我们总是争取一起度过闲暇的时光。对狩猎的热爱也把我们俩凑到了一起，我们一同开车到各处去打猎，有时去逮熊和狼，有时去打野鸡和大鸨。现在穆拉洛夫作为被流放的反对派分子，正在西伯利亚打猎呢。
在1917年7月的那些日子里，穆拉洛夫毫不动摇，鼓舞了许多人。那时，我们每个人要有很大的自制力才能在塔夫利达宫的走廊和大厅里走过，而不显得那么垂头丧气，因为周围到处都是怒目而视的目光和恶毒的窃窃私语；还有人分明是要我们看到他用胳膊肘互相轻轻捅一下，好像在说“你瞧，你瞧”；甚至有人干脆对我们咬牙切齿。当那些高傲、妄自尊大的“革命”庸俗之辈发现，那意外地把他们推上顶峰的革命开始威胁到他们暂时的尊贵地位时，世上就没有比他们更疯狂的东西了。在那些日子里，到执行委员会食堂去的路真正是一条受难之路。我们在那里可以领到茶和夹着奶酪或红鱼子酱的黑面包片，这种红鱼子酱当时在斯莫尔尼宫、后来甚至在克里姆林宫都有很多。午餐发的是汤和一块肉。执行委员会食堂的服务员是士兵格拉福夫。在对我们的诽谤中伤最激烈而列宁也因被宣布为德国奸细而藏身在窝棚里的时候，我却注意到格拉福夫经常偷偷地把比较热的茶或者最好的夹肉面包塞给我，而眼睛却望着别处。显然，格拉福夫同情布尔什维克，但是却要瞒着上面。我开始细心观察，发现像格拉福夫这样的人不止一个，斯莫尔尼宫里包括看门人、通信员、警卫员等在内的所有下层人员都倾向于布尔什维克。当时我对自己说，我们的事业已经赢得了一半的胜利。然而仅仅是一半。
报界对布尔什维克进行了穷凶极恶和卑鄙无耻的攻击，也只有多年之后斯大林对反对派所发动的那种攻势才超过了它。卢那察尔斯基在7月间发表了一些模棱两可的声明。报界不无根据地把它们解释为退出布尔什维克的声明。有几家报纸把这样的声明也栽到了我的头上。7月10日我给临时政府写了一封信，声明我和列宁完全一致，并在信的末尾写道：你们签发了逮捕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的命令，你们没有理由把我排除在外。我和上述同志一样，都是临时政府的全部政策的死敌，对此你们不需要有任何的怀疑。部长先生们根据我的这封信得出了一个必然的结论，把我作为德国奸细抓了起来。
5月份，当策列铁里诬蔑水兵并且解除机枪队武装的时候，我就曾经警告过他说：过不了多久他就会求助于水兵来对付那些想要扼杀革命的将军们。到了8月份，这样的将军就出现了，他就是科尔尼洛夫。策列铁里向喀琅施塔德水兵求援，他们并没有拒绝。“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开进了涅瓦河。我的预言实现得是如此之快，我只能在“十字架”监狱里看着它变成现实。“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水兵派代表来问我，是保卫冬宫还是突击占领它，我建议他们在没有解决掉科尔尼洛夫之前暂时先不要跟克伦斯基算账。“我们的东西从我们的手里跑不掉。”“跑不掉吗？”“跑不掉！”
妻子带着儿子们到监狱里看我，那时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政治斗争的经验。孩子们夏天是在一个熟人、退休上校B．家的别墅里度过的。那里聚集的客人大部分是军官，他们喝完酒后就大骂布尔什维克，在7月事件期间这种谩骂达到了极点。不久之后，这些军官有的去了南方，在那里开始聚集日后的白军骨干。有那么一个年轻的护国主义者在吃饭时说，列宁和托洛茨基是德国的奸细。我的大儿子抄起一把椅子扑向那个人，小儿子也拿着餐刀上前帮忙。大人们把他们拉开了。孩子们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号啕大哭。他们还打算偷偷地徒步跑到彼得格勒，以便打听清楚那里是怎么对待布尔什维克的。幸亏他们的母亲去了，她安慰他们，并把他们带回城里。但城里的情况也不好，报纸上也在谩骂布尔什维克，他们的父亲还蹲在监牢里。革命完全辜负了他们的期望。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妨碍孩子们兴奋地看着母亲在探视室里隔着铁栅栏偷偷塞给我一把削笔刀。我依旧安慰他们，说真正的革命还在后面。
我的女儿们也已经更严肃地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去了。她们参加摩登马戏场的集会，还参加了示威游行。在7月的那些日子里，她们遭到一群恶徒的围攻，两个人都丢了帽子，还有一个丢了眼镜。她们俩都害怕失去刚刚来得及进入她们视野的父亲。
在科尔尼洛夫向首都逼近的日子里，监狱里的局势更是千钧一发。所有的人都明白，如果科尔尼洛夫进城的话，他要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克伦斯基逮捕的布尔什维克全部枪毙。此外，中央执行委员会还担心潜藏在首都的白卫军分子会偷袭监狱。为保卫“十字架”监狱，派来了一支庞大的部队。这支部队显然不是“民主党人”的，而是布尔什维克的，并且随时准备释放我们。这个举动本来可以作为马上起义的信号，只是现在时机还不成熟。同时，政府自己出于同样的原因，为了号召布尔什维克水兵来保卫冬宫，也开始释放我们。从“十字架”监狱出来，我直接就去了为保卫革命而在不久前刚成立的委员会。在那里，参加会议的正是那些把我们作为霍亨索伦王朝的奸细投进监狱的先生们。现在，他们还没来得及撤销对我的指控。说实话，我一看见那些民粹派分子和孟什维克党徒的面孔，就恨不得让科尔尼洛夫抓住他们的脖领，把他们扔到天上去。但是，这个想法不免有些恶毒，同时也不够策略。布尔什维克担当起了防务的重任，在各处都占据了首要的位置。科尔尼洛夫叛乱的经验补充了7月的经验。我们再次发现克伦斯基及其同伙的背后没有任何自己独立的力量。那支奋起抵御科尔尼洛夫的军队就是日后举行十月革命的部队。我们利用这一危机武装了此前被策列铁里千方百计解除的那支工人队伍。
在那些日子里，城中平静下来了。人们都在等着科尔尼洛夫的到来，一些人是满怀希望，而另一些人却是心惊胆战。孩子们听说：“有可能明天就来了。”第二天早晨，他们还没有穿好衣服就趴在窗户上向外张望：来了，还是没来？但是科尔尼洛夫没有来。群众的革命高潮是如此强大，以至于科尔尼洛夫的叛乱自己就土崩瓦解了。但这次叛乱也并不是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只是那些痕迹都变成了对布尔什维克有利的因素。
我在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日子里曾这样写道：
报应不会来得太迟。我们遭到驱逐、迫害和诽谤的党从来没有像最近这段时期这样迅猛地发展壮大。这个过程很快就从首都扩展到外省，从城市扩展到农村和军队……我们的党无时无刻不是无产者的阶级的组织。我们的党必将在反动派镇压的烈火中成为一切被压迫、被摧残、被欺骗、被迫害的群众的真正领导者……
我们勉强赶上了汹涌的潮流。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苏维埃里的人数日益增多，我们已经占到了半数，但是在主席团里还没有一个布尔什维克。这样就出现了改组苏维埃主席团的问题。我们向孟什维克和民粹党人建议组成联合主席团。后来我们才知道，列宁并不赞成这样做，他害怕其中会掺杂着调和主义的成分。但是任何的妥协也没有发生。策列铁里不顾前不久我们共同抗击科尔尼洛夫的这份情谊，拒绝组成联合主席团。不过这正是我们想要的，现在就只能通过投票表决来解决问题了。我提出了在我们的对手的名单里是否应该把克伦斯基列进去这一问题。克伦斯基在名义上是主席团的成员，但是他从来没到过苏维埃，而且还总是表现出对它的蔑视。这个问题使主席团措手不及。虽然没有人喜欢他，也没有人尊重他，但是又不便把自己的总理排斥在外。主席团成员经过一阵窃窃私语后回答说：“当然应该列进来。”这也正是我们想要的。下面就是会议记录中的一段：
我们曾确信，克伦斯基不再是苏维埃的成员(雷鸣般的掌声)。但原来我们错了。克伦斯基的影子笼罩在齐赫泽和扎瓦杰之间。当建议你们支持主席团的政治路线时，千万不要忘了，就是建议你们支持克伦斯基的政策(雷鸣般的掌声)。
这又使我们争取到了一百多名左右摇摆的代表。苏维埃的成员有一千多人。投票的时候要到外面去，大厅里的气氛十分热烈，因为这件事不是关系到主席团，而是关系到革命。我和一些朋友在会场外散步，我们估计自己只差百余票就能得到半数，并预测会成功。而结果却是，我们得到的票数比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加起来的票数还多出一百多票。我们成了胜利的一方，我当上了主席。策列铁里在告别时祝愿我们，能在苏维埃坚持哪怕是达到他们领导革命时间的一半就不错了。也就是说，我们的对手只想把权力交给我们最多三个月的时间。但是他们彻底错了，我们信心十足地走向政权。 |
第二十五章论造谣中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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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论造谣中伤者
1917年5月初，我到彼得格勒时，一场针对列宁乘坐的“铅封”列车回国而进行的斗争正在全面展开。新上任的社会主义的部长们与那个不放列宁回国的劳合·乔治沆瀣一气，对列宁取道德国回国一事横加指责。我回国的经历与列宁回国的经历截然不同，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把我也作为同样的诬陷对象。第一个放出这种谣言的是布坎南。我以致外交部长的公开信的形式公布了自己在大西洋的经历。值得一提的是，到5月份外交部长的宝座上已经由米留可夫换成了捷列先科。这封信的结论是一种提问的形式：
部长先生，您认为英国应该由一个因制造无耻的谣言而颜面丧尽，并且在事后对恢复名誉无动于衷的人来代表吗？
没有答复，而且我也没指望会得到答复。然而，米留可夫的报纸却出来袒护协约国的大使，而且他亲口重复那些诬陷之辞。于是我决定尽可能严肃地让那些造谣诬陷者闭嘴。当时正在召开第一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6月5日大会的会场爆满。我在会议结束时就个人问题做了发言。第二天，敌视布尔什维克的高尔基的报纸这样报道了我发言的结束语和当时会场的情况：
米留可夫指责我们，说我们是德国政府派来的奸细。站在这革命民主的讲坛上，我请求诚实的俄国报界(托洛茨基转向记者席)原封不动地刊登我下面的话：只要米留可夫一天不收回他的这些指责，那么他的额头上的无耻造谣者的标签就一天也不会消失。
托洛茨基的铿锵有力的庄严声明，引起全体与会代表的一致欢呼。整个代表大会不分党派热烈为他鼓掌长达几分钟之久。
当然不应该忘记，这次大会中百分之九十的代表是我们的反对派。而这种成功就像后来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所证明的那样，只不过是暂时性的，这是代议制所特有的怪事。
《言论报》试图挑衅。他们在第二天就发布消息，说我从德国的一个护国主义组织手中拿到了1万美元，用来推翻临时政府。这至少也是说得清楚的。事实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我动身从美国返回欧洲的前两天，我为之做过多次报告的德国工人连同美国、俄国、拉脱维亚、犹太、立陶宛和芬兰的朋友与同志们为了给我饯行而举行了集会，在集会上募捐资助俄国革命，当时总共募集到了310美元，其中的100美元是通过他们的工会主席交来的。第二天，我经集会的组织者同意，把这笔交由我处理的310美元分给了五位没有旅费回国的流亡者。这就是“一万美元”的由来。我立即(6月27日)在高尔基的《新生活报》上讲述了事情的真相，并以下面这段话作为结语：
为了使各位造谣者、诬陷者、立宪派的报人和恶棍们日后在对我的造谣诽谤中引入一个必不可少的修正系数，我认为做如下声明是有益的：我在一生中不仅从未同时支配过1万美元，而且就连这个数目的十分之一也没有支配过。当然了，在立宪派党人们看来，上述声明比米留可夫的一切造谣诽谤都能更有效地损毁我的名誉。但我早就平和地接受了这样的一种想法，那就是一生也不要得到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赞誉。
此后，诽滂活动就偃旗息鼓了。我在名为《致诽谤者》的小册子中对这场斗争进行了总结，并将小册子出版发行。一周后，紧张的7月的那些日子就来临了。7月23日，我被临时政府以“为德国皇帝效劳”的罪名逮捕并关进了监狱。侦察工作由沙皇制度留下的那些久经考验的司法人员办理。这些人从来都是既不尊重事实也不尊重论据，再说了，当时又正是在那么紧张激烈的关头。当我看到那些侦察材料的时候，因其卑鄙无耻的诬陷所激起的愤怒，只能以对它的软弱无力和愚蠢的嘲笑来缓解。下面是我在9月1日的预审笔录中写下的一段话：
第一次宣读的那份文件(即叶尔莫连科准尉的那份证词)，迄今为止仍在司法当局某些官员的操纵下，在对我们的党和我本人的迫害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很显然这份材料是有意伪造的，而伪造的目的并不在于澄清事实，而在于用心险恶地颠倒是非。同时，本案件的主任侦察员亚历山德罗夫对这份文件中的重要问题和事实有意回避，而澄清这些事实势必会无可争议地说明这位与我素不相识的叶尔莫连科完全是在撒谎。有鉴于上述事实，我认为，参与这项侦讯的过程是对我本人在政治上和道德上的贬损，因此，我保留利用一切手段对指控我的实质公诸于全国社会舆论的权利。
这一事件很快就被许多重大的事件淹没了。这些事件不仅吞噬了侦察人员，而且还吞噬了整个旧俄国，以及克伦斯基之流的“新”英雄们。
我从来就没有想过需要再次回到这个题目上来。但是，1928年却又冒出来一位作者，他又重新拾起了那些陈词滥调。这位作者就是克伦斯基。在1928年，也就是他被革命事件出乎意料地推上台又合乎规律地赶下台11年之后，克伦斯基信誓旦旦地说，列宁和其他一些布尔什维克是德国政府派来的奸细，他们与德国总参谋部保持着联系，从他们那里拿到经费，并执行他们旨在使俄国军队失败、国家政府崩溃的秘密任务。这本堪称笑料的书以几十页的篇幅记载这些东西，特别是在第290--310页尤甚。从1917年的事件中我能相当精确地推测出克伦斯基的智力和道德水平。但是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他竟然能在经历了所有那一切之后，到今天仍然敢于进行那样的“指控”。然而，事实的确如此。
克伦斯基写道：“列宁在战争的关键时刻背叛了自己的祖国是有据可查、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第293页)那么是谁、在哪里找到了这些无可辩驳的证据呢？克伦斯基从一个漫无边际的故事开始讲起，他说，德国总参谋部在俄军战俘中挑选奸细，并悄悄地把他们安插到俄国军队中。这类奸细中有一个人(是真是假他们自己往往也不清楚)直接去面见克伦斯基，向他揭发整个德国奸细网络的结构。然而，克伦斯基忧郁地指出，这些“揭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第295页)。就是这样！即使是在克伦斯基自己的叙述中也十分清楚，有一个微不足道的冒险者企图牵着他的鼻子走。这件事情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有没有关系呢？没有任何关系。那他为什么要向我们讲这个故事？为的是夸大他的叙述，赋予他后面所揭发的事情的重要性。
他说，是的，第一件事没有什么价值。但是，我们从其他的途径得到了“具有重要价值”的情报。这份情报“确凿无疑地证明了布尔什维克与德国总参谋部之间存在着联系”(第295页)。请注意“确凿无疑地证明了”这样的字眼。接下来他又写道：“而且保持联系的手段和途径都能够查实。”(第295页)都能够查实？这话说得实在是模棱两可。他们是否已经查实？我们马上就能知道，只是要稍微耐心一点：要知道，这份揭发材料可是在编造者的内心深处酝酿了11年才成熟的。
“4月，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的总司令部里来了一位乌克兰军官，他的名字叫亚尔莫连科。”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这个名字，此人是整个案件的主角。不过我们不妨在这里指出：克伦斯基就连在他极不愿意搞不精确的问题上也不能搞精确了。那个被他推上前台的小骗子不是姓亚尔莫连科，而是姓叶尔莫连科，至少他在克伦斯基先生手下的侦察员面前用的是这个姓。就这样，这位叶尔莫连科准尉(克伦斯基却故意含糊其词地用“军官”这一称呼)，作为一名假的德国间谍到了总司令部来揭发真的德国间谍。这位伟大的爱国者无可辩驳、确凿无疑地证明：列宁其实不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而只是鲁登道夫雇佣的一名奸细。就连最仇视布尔什维克的资产阶级报纸也不得不立即表示，这个叶尔莫连科是一个暖昧不明、值得怀疑的人物。但是，叶尔莫连科是通过什么途径得知这个机密的，而为了迷住克伦斯基他又提供了哪些证据呢？据叶尔莫连科自己说，他从德国参谋部那里接受的任务是，在乌克兰进行分离主义宣传活动。克伦斯基写道：“为他提供了一切(！)，例如用于和德国有关负责人(！)保持联络的途径和条件的必要资料、转拨所需经费的银行(！)和最重要间谍的名单，其中包括很多乌克兰分离主义分子和列宁。”所有这些都白纸黑字地写在这本伟大著作的第295—296页上。现在，我们至少知道，德国总参谋部是如何领导其间谍们工作的了。当他们选中了这个没什么文化、无名之辈的准尉作为候补间谍的时候，并不是从德国谍报机关中选一个中尉来监督他，而是让他直接与“德国有关负责人”联系，并且立即把德国的整个谍报网都告诉了他，甚至还向他列出了银行，还不是一家，而是转拨德国秘密经费的所有银行。无论如何，人们都会产生这样的印象：德国总参谋部工作起来简直是愚蠢至极。我们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印象，是因为这里所看到的德国总参谋部并不是实际存在的那个，而是那一个，是马克斯和莫里茨——两个准尉：军人准尉叶尔莫连科和政治准尉克伦斯基——所描绘的那个。
或许也存在这种可能：尽管叶尔莫连科是一个愚蠢的、职位卑微的无名之辈，但是他在德国的谍报系统中有着显赫的地位。克伦斯基可能希望我们也这样想。但是，我们不仅看过克伦斯基的书，还清楚他的老底。相比之下，叶尔莫连科比克伦斯基可单纯多了。他在自己的证词中以一个微不足道、愚蠢的冒险家的口吻说出了自己的身价，他说德国总参谋部给了他大约1500卢布，当时的几乎一文不值的卢布，作为分离乌克兰、颠覆克伦斯基政府的全部经费。叶尔莫连科还在自己的证词(现已公开发表)中坦白地讲到，他曾经为此苦苦地向德国有关负责人抱怨，但没有任何结果。叶尔莫连科抗议说：“为什么这么少？”但是“有关负责人”对此置若罔闻。不过，叶尔莫连科并没有告诉我们，他是不是与鲁登道夫、兴登堡甚至是皇太子或者前德皇本人直接接触过。叶尔莫连科坚决不肯透露那位给了他1500卢布作为颠覆俄国的经费、路费以及抽烟、喝酒花费的“有关负责人”到底是谁。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这样想像，他把这笔钱大部分都花在喝酒上了。当准尉口袋里的德国经费告罄的时候，他并没有去找柏林给他指定的银行，而是英勇豪迈地走进了俄国司令部去寻求护国主义者们的支援。
叶尔莫连科向克伦斯基揭发的“很多乌克兰分离主义分子”到底都是谁呢？关于这一问题在克伦斯基的书中根本就没有提到。为了使叶尔莫连科那可怜的谎言有些分量，克伦斯基干脆加了一些自己的谎言。事实上，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对于所谓的“很多的分离主义分子”，叶尔莫连科在其证词的原文中仅仅提到了速记员约尔图霍夫斯基一个人。克伦斯基对这个人只字未提，这是因为如果提到这个人，就等于是承认了叶尔莫连科实际上没有揭发任何人。约尔图霍夫斯基这个名字对任何人来讲都不是什么秘密，战争期间这个名字数十次出现在报纸上。约尔图霍夫斯基也不隐瞒自己同德国总参谋部的关系。早在1914年底，当我还在巴黎的时候，就在《我们的言论报》上抨击过这一小撮与德国军事当局有联系的乌克兰分离主义分子，并一一点了他们的名字，其中就有约尔图霍夫斯基。但是我们听到的却是，德国总参谋部对叶尔莫连科不仅提到了“很多乌克兰分离主义分子”，而且还提到了列宁。至于他们为什么要向叶尔莫连科提起分离主义分子，我们倒还可以理解，因为他们派叶尔莫连科来就是要搞分离宣传活动的。但是他们是出于什么目的向他提起了列宁呢？克伦斯基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是这决非偶然，因为叶尔莫连科在他那混乱的证词里，只是毫无联系、毫无意义地把列宁给扯了进来。克伦斯基的这位蛊惑者说，他是如何怀着“爱国”的目的被德国人招募为奸细；他是如何要求他们提高自己的“秘密活动经费”(1500战时卢布)；德国人是如何对他下达日后的任务：搞间谍活动、炸毁桥梁等等。在毫无干系的情况下，按照他的话说，有人(谁？)告诉他说，他在俄国“并非孤军奋战”，“在俄国还有列宁和他的同伙也在于着同样的(！)工作”。他的证词的原文就是如此。在没有任何实际必要的情况下，向一个担任炸桥任务的小间谍透露这样的机密，如列宁与鲁登道夫之间的联系……更何况又是在证词的末尾，而且与他的陈述毫无关系，由此不难看出，这显然是在被人拙劣授意下编造的谎言。叶尔莫连科突然又补充说：“有人(谁？)告诉我，列宁参加了在柏林召开的会议(与总参谋部的代表一起)，并住在速记员约尔图霍夫斯基那里。对此，我后来也深信不疑。”到这里，他的证词就全部结束了。他是怎么深信不疑的？对此，证言中只字未提。侦察员亚历山德罗夫对叶尔莫连科的这份惟一“实际的”揭发材料完全没有兴趣。甚至对再简单不过的问题，例如“这位准尉是如何断定列宁战时到过柏林，并且住在速记员约尔图霍夫斯基那里的”，他都没有过问。或者也有可能他提了这样的问题(不可能不问！)，但是得到的回答却是一些支支吾吾、难以分辨的东西。于是，他决定不把这一情况记录在案。这是很有可能的！难道我们没有权利对这一派胡言问一声：有哪个傻瓜会相信这些东西？但是，还真有，一些故意装做对此信以为真的“政要”显然是试图让所有读者都相信这些谎言。
就这些吗？是的，军人准尉的表演到此就全部结束了，但是政治准尉还有一些假说和猜想。下面就看他的了。
克伦斯基写道：“临时政府深知自己面临着艰巨的任务：进一步查明叶尔莫连科提供的线索；跟踪往来于列宁和鲁登道夫之间的间谍，在他们进行犯罪活动的时候当场抓获，并力求更多地获得致命的证据。”(第296页)
以上这段冠冕堂皇的话是由谎言和怯懦两条线编织而成的。在此，他第一次把鲁登道夫牵扯进故事中。在叶尔莫连科那里没有提到一个德国人的名字，这位准尉的脑袋的容量实在是太小了。关于往来于列宁和鲁登道夫之间的间谍，克伦斯基故意含糊其辞：一方面可以理解为，他说的是某些具体的已经知道的间谍，就等着在作案现场抓获他们了；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为，在克伦斯基的头脑里只有一个想像的间谍概念。这样，他想要“跟踪”，就只能跟着那个想像中的无名氏了。诽谤者的花言巧语只能暴露他自己的阿喀留斯之踵，或者用更通俗一点的说法，就是露出他的马脚。
据克伦斯基说，案件的侦察工作进行得十分机密，只有四位部长知情。就连可怜的司法部长佩列维尔泽夫对此也一无所知。这才是真正的政治家的韬略。与此同时，德国总参谋部不仅能随便告诉任何人它所信托的银行的名称，而且还可以说出它与最伟大的革命政党领袖的所有联系。而克伦斯基却完全与他们相反，他除了自己以外，只能挑出三个久经考验的部长去紧紧盯住那些鲁登道夫派来的奸细。
克伦斯基抱怨说：“这个任务实在是太困难了，太复杂了，太漫长了。”(第297页)这一次我们倒可以相信他的说法。不过，护国主义会取得圆满的成功。克伦斯基确实是这么说的：“无论如何，我们的成功对列宁都是毁灭性的。列宁与德国人有瓜葛是确凿无疑的。”(第297页)请您牢记“确凿无疑”这几个字。
和谁，怎么联系？关于这一问题，克伦斯基在自己的侦探小说里拉出了两个相当知名的波兰革命者：加涅茨基和科兹洛夫斯基，还有一个叫做什么苏缅松的女士。关于这位女士，所有的人都对她一无所知，甚至就连她是否真的存在也无从证实。这三个人似乎就是负责联络的间谍。克伦斯基究竟是根据什么把今天已经过世的科兹洛夫斯基和仍然健在的加涅茨基说成是鲁登道夫和列宁之间的联络人呢？这我们就不清楚了。叶尔莫连科没有提到过这些人。他们突然出现在克伦斯基的大作中，正如他们在1917年7月的事件中像天神坐着神车突然从天而降出现在报刊上一样，当然，“车”的角色显然是由前沙皇的反间谍机构扮演的。克伦斯基这样写道：“来自斯德哥尔摩的布尔什维克的德国间谍随身携带着文件，他本应在俄瑞边境被我们抓获。文件的内容我们已经确切了解。这些文件确凿无疑地证明了列宁与德国司令部之间的联系。”(第298页)这个间谍原来是加涅茨基。我们可以看到，四位部长——其中最聪明的当然是总理阁下了——没有白忙活：布尔什维克的间谍从斯德哥尔摩带来早已被克伦斯基了解(“确切了解！”)了的、能无可辩驳地证明列宁是鲁登道夫派来的奸细的文件。但克伦斯基为什么不与广大读者一道分享一下有关这些文件的秘密呢？为什么哪怕是简单地谈谈它的内容都不肯呢？为什么不说，哪怕是暗示性的也好，他是怎么知道这些文件的内容的呢？为什么不说明，布尔什维克的德国间谍会随身携带可以证明布尔什维克实际上是德国派来的奸细的文件呢？对于这一切克伦斯基都只字未提。我们不得不再次问道：哪个傻瓜会相信他？
然而，原来斯德哥尔摩来的间谍根本就没有被抓住。那些在1917年就被克伦斯基“确切了解”、而直到1928年读者也还是一无所知的文件并没有被缴获。那位布尔什维克的间谍的确是出行了，但是他并没有到达俄瑞边境。为什么会这样？仅仅是因为那位不善于跟踪的司法部长佩列维尔泽夫过早地把叶尔莫连科准尉的天大机密泄露给新闻界了。幸福是那么触手可及，那么近在咫尺……
“临时政府(主要是捷列先科)历时两个月的揭露布尔什维克阴谋的工作以失败而告终”(第298页)。没错，克伦斯基就是这么说的：“以失败而告终。”在297页上他还说：“这项工作的成功对列宁来说简直是毁灭性的。”他与鲁登道夫的联系是“无可辩驳”的，但是在第298页上我们却看到“历时两个月的工作以失败而告终”……这难道不像是一场无聊的闹剧吗？
但是这事情还没有结束。在关于我的问题上，克伦斯基的虚伪性和怯弱性表现得更加明显。克伦斯基在一份亲自开列的、应予以逮捕的德国奸细名单的最后，轻描淡写地补充说：“几天之后，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也被逮捕了。”(第309页)这是惟一的一处克伦斯基把我算人德国谍报系统中。他干得是那么不露声色，完全没有施展他那如花的妙笔，也没有“信誓旦旦”。他之所以这样做是有原因的。克伦斯基不能完全对我避而不谈，因为不管怎么说他的政府也逮捕了我，而且也是以指控列宁的那个罪名指控我。但是他不愿意，也不能够散布我的罪证，因为在我的问题上，前面曾提到过的他的政府的马脚暴露得格外清楚。侦察员亚历山德罗夫提出的惟一罪证，就是我和列宁一同乘坐铅封车厢经过德国。这只沙皇司法机关的走狗竟然不知道，和列宁一起乘坐铅封车厢经过德国的不是我，而是孟什维克的领袖马尔托夫。我是在列宁之后一个月从纽约经过加拿大集中营取道斯堪的那维亚回国的。他们在为布尔什维克罗织罪名的时候竟然是这样可怜地制造谎言，这些先生们甚至不愿意借助报纸核对一下托洛茨基是什么时候、经过哪些路线回国的。我当场就戳穿了这位侦察员，把他那几张肮脏的纸扔到他的脸上，转过身去，背对着他，不想再跟他讲话。我当即就对临时政府提出了抗议。克伦斯基当时的罪行以及今天他在读者面前所犯下的罪行，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克伦斯基知道，他的司法机关针对我的指控是多么可耻地失败了。这就是他为什么顺便把我捎带进德国的谍报系统，却只字未提他和他的三位部长是如何在我还被关押在加拿大集中营里的时候就紧跟着我穿越德国领土的。这位诽谤者总结说：“如果列宁没有得到德国宣传机构和间谍机构在物资和技术方面提供的支持的话，就永远也不可能摧毁俄国。”(第299页)克伦斯基是这么认为的：旧制度(他自己也与之紧密相连)不是被人民的革命摧毁的，而是被德国间谍推翻的。这是多么令人欣慰的历史哲学啊。根据这种哲学，伟大国家的命运竟然成了邻国谍报机关的掌中玩物。但是，如果德国的军事和技术的巨大力量能够在几个月之内推翻克伦斯基的民主制度，并且人为地把布尔什维主义推上台的话，那为什么协约国集团集中他们所有国家的物力和技术力量，在12年内也没有推翻这个人为建立的布尔什维主义呢？但是，我们现在就不讨论历史哲学问题了，而只谈现实领域的问题。德国的技术和经济援助体现在哪里呢？克伦斯基对此只字未提。
诚然，克伦斯基援用了鲁登道夫的回忆录。但是从这本回忆录中，他无非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鲁登道夫寄希望于俄国革命会使沙皇军队崩溃——先是二月革命，后来是十月革命。要搞明白鲁登道夫的这个计划根本就不需要借助于他的回忆录，仅通过俄国革命者被德国领土放行这一事实就足够了。从鲁登道夫这方面来说，这完全是由于德国在军事上的困境使他走的一招险棋。列宁利用了鲁登道夫的计划，但鲁登道夫也有自己的打算。鲁登道夫心想：列宁会把那些护国主义者干掉，然后我再把列宁和他的同伙全部绞死。而列宁心想：我坐着鲁登道夫的车回国，但要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报答他的效劳。
这两种互相冲突的计划交织在一个点上，那就是“铅封车厢”。为了证明这一点，根本就不需要克伦斯基的侦察才干，这是历史事实。此后，历史已经检验了这两种打算。1917年11月7日，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大约经过一年之后，在俄国革命的巨大影响下，德国革命的群众推翻了鲁登道夫和他的主子们。十年之后，这个被历史愚弄的、民主主义的孤芳自赏之徒又重新拾起了那愚蠢的诽谤。不过这次不是针对列宁，而是针对伟大的人民和他们的革命。 |
第二十四章在彼得格勒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崔继新译本）第二卷第二十四章在彼得格勒
从哈利法克斯到彼得格勒的行程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就像穿越了一条隧道。这确是一条通往革命的隧道。瑞典留给我的记忆只有粮食配给证，这东西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在芬兰，我在车厢里遇上了王德威尔德和德·曼，他们也是去彼得格勒的。德·曼问我说：“您还能认出我们来吗？”我回答说：“噢，当然了，虽然人们在战时的变化都很大。”在这种不太恭敬的暗示下，我们之间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德·曼在青年时期想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甚至还对王德威尔德进行过强有力的攻击。战争期间，他在政治上放弃了自己青年时代淳朴的追求，战后，则从理论上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变成了政府的爪牙，而且也仅仅是一个爪牙而已。至于说王德威尔德，他在第二国际领导集团中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他之所以被选为主席，仅仅是因为既不能选德国人也不能选法国人。在理论方面，王德威尔德只不过是一个编纂者，他就像他们的政府处理与列强的关系一样，巧妙地周旋于社会主义的各种思想流派之间。他在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从来没有任何威望。从一个演说家的角度来讲，他也没有什么过人之处。战争期间，他用第二国际主席的交椅换取了皇家部长的宝座。我在我的巴黎的报上向他发起了不可调和的斗争。作为回应，王德威尔德号召俄国革命者向沙皇制度投降。他此行的目的，就是要邀请革命的俄国在协约国的阵营中取代沙皇政权的位置。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好说的。
在别洛奥斯特洛夫车站，由国际主义者统一组织和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派出的代表团来迎接我们。孟什维克方面，甚至就连他们当中的“国际主义者”，如马尔托夫，都没有一个人露面。我和老朋友乌里茨基热烈地拥抱在一起。早在世纪初我们就在西伯利亚认识了。他曾是巴黎《我们的言论报》在斯堪的那维亚地区的固定撰稿人，并在战时负责我们与国内的联系。这次会面的一年之后，他就被一个年轻的社会革命党人刺杀了。在这个代表团中我第一次遇见了卡拉汉，他后来成了苏联著名的外交家。布尔什维克派来的代表中还有费奥多罗夫，他是一名五金工人，很快就当了彼得格勒苏维埃工人分会的主席。在到达别洛奥斯特洛夫车站之前，我已经从最新的俄文报纸上了解到，切尔诺夫、策列铁里和斯科别列夫加入了同盟国的临时政府。各个政治集团的营垒立刻就变得十分清晰了。此刻，一场同布尔什维克合作，与孟什维克和民粹派分子的殊死斗争展开了。
在彼得格勒的芬兰火车站，为我们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乌里茨基和费奥多罗夫发表了讲话。我在答辞中，就我们的第二次革命的准备情况展开了论述。当人们突然把我抬起来的时候，我立刻想到了哈利法克斯，在那里我也曾处在同样的情况下，只不过这次抬起我的那些手是友好的手。四周到处都是挥舞的旗帜。我看到了妻子那激动不安的面庞和孩子们那惨白惶恐的小脸。他们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革命已经欺骗过他们一次了。在后面，在站台的尽头，我发现了王德威尔德和德·曼。他们故意落在后面，显然是不敢加入人群中。新的社会主义部长们没有为他们的比利时同事准备任何欢迎仪式。人们对王德威尔德昔日所扮演的角色仍然记忆犹新。
出了车站，我立刻就投身于一个漩涡之中。在这个漩涡中，许许多多的人物和事件都一闪而过，就如同滚滚洪流中的稻草一样。越是重大的事件中，往往在个人记忆中越是空白的：记忆以此来减轻自己过重的负荷。我似乎是径直去参加执行委员会的会议的。当时的会议常任主席齐赫泽冷淡地和我打招呼。因我曾经在1905担任过苏维埃主席，布尔什维克建议把我选人执行委员会。这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孟什维克和民粹派分子窃窃私语，那一时期他们在各个革命组织中还占有压倒性的多数。最终决定把我选为只有发言权的代表。我得到了自己的代表证、一杯茶和一份黑面包。
不只是孩子们，就连我和妻子都对彼得格勒街头的俄语和墙上的招牌感到新鲜。我们是在十年以前离开首都的。当时大儿子才一岁多，而小儿子是在维也纳出生的。
彼得格勒的城防力量规模庞大，但十分脆弱。士兵们高唱着革命歌曲、胸前佩戴着红布条从街上走过。这一切都令人感到不可思议，恍若梦境一般。电车里挤满了士兵。在宽阔的马路上还正在进行着操练。士兵们时而卧倒，时而跃起冲锋，一会儿再次卧倒。在革命的背后还矗立着战争这个庞然大物，它在革命身上投下了巨大的阴影。然而，群众已经不再相信战争了。军事操练之所以还在进行，大概是因为人们忘了停止它。战争已经变成了不可能的事情。对此，不仅是立宪派，就是所谓的“革命民主主义”的领袖们也不能理解。他们都死命地抓住协约国的裙摆，惟恐脱手。
我对策列铁里了解得不多，对克伦斯基更是一无所知，对齐赫泽了解得多一点，斯科别列夫曾经是我的学生，与切尔诺夫曾多次在国外的报告会上进行过论战，与戈茨是第一次见面。这就是苏维埃的民主领导成员。
策列铁里无疑比其他人要胜出一筹。我第一次遇见他还是在1907年的伦敦代表大会上。当时他是第二届杜马社会民主党团的代表。年纪轻轻的他已经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了，有着深厚的富有吸引力的道德修养。几年的苦役提高了他的政治威望。当他重返革命舞台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人了，即刻就在同志和同盟者中间占据了领导位置。在我的对手中，他是惟一的一个需要认真对付的人。但是，正如历史上并不罕见的情况一样，需要用革命来证明策列铁里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为了不在革命的转折关头迷失方向，就应该从世界的而不仅仅是俄国的角度来看待俄国革命。而策列铁里却是从格鲁吉亚经验，再加上第二届国家杜马中的经验来看问题的。他的政治视野是如此致命地狭隘，他所受到的教育是肤浅的书本知识。他在自由主义面前表现得必恭必敬。他以被文化的发展吓得胆战心惊的、仅受过有限教育的资产阶级眼光，去看待势不可挡的革命动力。在他看来，觉醒了的群众越来越像是造反的贱民。他一张口，我就明白，他是我们的敌人。列宁把他叫做“笨蛋”，这种称呼虽有些刻薄，却也恰如其分，一针见血。策列铁里是一个有才华、诚实但鼠目寸光的人。
列宁把克伦斯基称为吹牛大王，现在还可以对此再做些补充。克伦斯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偶然因素造就的人物，是一个短暂的历史瞬间风光一时的人物。每一股强劲革命洪流总会吸引不少不明是非、天真的群众，它也总会暂时地把一些所谓的英雄推到前台，这些人直到今天仍然被当初昙花一现的光环映得晕头转向。克伦斯基深得加邦和赫鲁斯塔列夫的真传，他体现了必然性中的偶然性。他最出色的演说也不过是用华丽的竹篮打水。而在1917年水沸腾了，化做了蒸气，气团看上去就像光环。
斯科别列夫是在维也纳登上政治舞台的，当时他还是一名大学生，在我的领导之下。后来，他离开了维也纳《真理报》编辑部，回到家乡高加索，参加第四届杜马竞选并获得了成功。在杜马中斯科别列夫处于孟什维克的影响之下，后来与他们一起参加了二月革命。我们的关系早就断了。当我在彼得格勒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当上了新任的劳工部长了。在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他志得意满地走过来问我对此做何感想，我回答说：“我想，我们很快就会战胜你们。”不久前，斯科别列夫还笑着向我提起这一友好的预言，六个月之后它就成了现实。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斯科别列夫就宣布自己是布尔什维克。我和列宁都反对吸收他人党。现在，不用说，他已经是斯大林的人了，这当然也是符合逻辑的。
我和妻子、孩子们费尽周折才在一个叫“基辅公寓”的地方找了房间，安顿下来。第二天，来了一位派头十足的军官。“您不认识我了？”我确实想不出此人是谁。“洛吉诺夫”。这时我才从这位体面军官的身上想起了1905年的一个年轻钳工。
1905年他加入了战斗队，曾在街上和警察交手。他满怀年轻人的激情追随着我。1905年之后，我没再见过他了。到现在我才从他那里了解到，实际上他并不是无产阶级的洛吉诺夫，而是姓谢列布罗夫斯基，当年是理工学院的学生，是一位富家子弟，青年时代被工人彻底同化了。反动时期他成了一位工程师，早已经远离了革命，战时当了彼得格勒两家最大的国营工厂的厂长。二月革命触动了他，使他回想起自己的年轻时代。他从报纸上得知了我回国的消息。现在他站在我面前，热情地邀请我搬到他家去住，马上就搬，越快越好。我们犹豫了一下，就同意了。这是一座宽敞富丽的厂长豪宅，住着谢列布罗夫斯基和他的年轻妻子，他们没有孩子。一切都为我们准备好了。在这座食不果腹、破败不堪的城市里能有这么一个住处，真是像进了天堂一样。但是，当我们的谈话涉及政治的时候，情况马上就变糟了。谢列布罗夫斯基是一个护国主义者。后来我发现，他对布尔什维克怀有刻骨的仇恨，而且认为列宁是德国派来的奸细。谈话一开始，他就碰了钉子，当然他说话就小心了些，但是我们已经不可能再和这样的人住在一起了。我们离开了这位十分好客但与我们却是陌路人的豪宅，回到了“基辅公寓”那只有一个房间的住所。谢列布罗夫斯基后来又邀请我的孩子们到他家去做客。他用茶点和蜜饯招待他们。出于感激，孩子们给他讲列宁在集会上的演讲。他们激动得小脸泛着红光，谈话和蜜饯使他们心满意足。这时主人却突然来了这么一句：“要知道，列宁可是德国派来的奸细呀。”什么？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孩子们扔下茶点和蜜饯跳起来。“简直是头猪！”大儿子气愤地说。可能在他的词典里再也找不出更合适的词了。这让主人感觉受到了极大的侮辱。我们之间的交往就此结束了。十月胜利之后，我介绍谢列布罗夫斯基参加了苏维埃的工作。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他在为苏维埃工作期间人了党。现在，他是斯大林的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是这个制度的一根台柱子。既然在1905年他去追随无产阶级，那么现在他就更可以去追随布尔什维克了。
在“七月事件”(关于此事后面还要谈到)之后，首都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在散布着针对布尔什维克的谣言。我从国外流亡回来两个月之后，被克伦斯基的政府抓了起来，又进了早已十分熟悉的“十字架”监狱。阿默斯特的莫里斯上校如果在晨报上看到这个消息，一定会感到十分得意，而且有此同感的绝非他一个人。但是孩子们却十分不满，他们生气地问母亲：“一会儿把爸爸关进集中营，一会儿关进监狱，这叫什么革命！”他们的母亲也同意他们的看法，这的确还不是真正的革命。但是，苦涩的怀疑主义情绪慢慢浸透了他们的心灵。
从“革命民主主义”的监狱里出来之后，我们在一栋资产阶级的大楼里租了一套小房子，房主是一位自由派记者的遗孀。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正在全面展开，我当了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可是我的名誉却遭报刊、杂志肆意诬蔑。在我们住的那栋楼里，到处都是仇恨和敌视的目光。我家的厨娘安娜·奥西波夫娜去居委会领面包时，竟然遭到家庭妇女们的围攻；儿子在学校里也受人欺负，因我这个爸爸也被叫做“主席”；妻子从木工工会下班回家，门房的头头一直用仇恨的目光紧盯住她不放，上楼梯简直就像受刑讯一样；房东会时不时地打电话问家具是不是被毁了。我们想到了搬家，但是又能搬到哪里去呢？城里根本就没有空房子。情况越来越令人难以忍受了。可是突然有一天，真称得上是美妙的一天，我们住所周围的包围圈土崩瓦解了，就如同是有人用万能的巨掌把它们给推倒了一样。门房的头头看见我妻子的时候就深深地鞠躬，这可是最有权势的住户才能享受的待遇。居委会发面包的时候也不再故意拖延和刁难，当着我们的面再也没有人敢把房门摔得震天响。这一切是谁干的呢，究竟是施了什么魔法？原来是尼古拉·马尔金干的。在此我得谈谈他，因为正是通过他，也就是通过许多像马尔金这样的人，十月革命才取得了胜利。
马尔金是波罗的海舰队的一个水兵，是一名炮手，同时也是一名布尔什维克。他并没有马上暴露身份，因为到处张扬可不是他的个性。马尔金也不是一个演说家，他都不太会说话，而且他还很腼腆、忧郁——压抑在内心深处的力量所引起的忧郁。马尔金是由一种材料铸成的，而且是一种纯粹的材料。当他担起照顾我家庭的担子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他。他与孩子们相识了，还请他们到斯莫尔尼宫的小咖啡厅喝茶、吃夹馅面包，尽可能让他们得到一点点快乐，要知道，在那严酷的岁月里就是这一点点的快乐也是很难得的。他经常悄悄过来看看这里的情况是否正常。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还有这么一个人。他从孩子们和安娜·奥西波夫娜那里得知我们家正处在敌视的包围圈中，就到门房头头和居委会那里去了一趟，并且好像还不是他一个人，而是带了一帮水兵。他可能是说了一些有分量的话，因而我们周围的环境立刻就变了。还是在十月革命之前，在我们住的那栋资产阶级的大楼里，就已经建立起了无产阶级专政。只是事后我们才知道，原来这一切都是我们孩子的朋友、波罗的海的水兵们干的。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刚刚转到布尔什维克手中的时候，敌视我们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就依靠私人印刷厂的厂主剥夺了苏维埃的机关报。我们需要有一份新报纸。我找来了马尔金，接受了任务之后，他就消失了，去了他该去的地方，对印刷厂那些私人厂主们说了他该说的话。没过几天我们就有报纸了。我们给它起名叫《工人士兵报》。马尔金没日没夜地守在报社里处理各种各样的事情。在十月革命的那些日子里，马尔金的魁梧结实的身影和忧郁的面孔总是在最紧要的关头出现在最危险的地方。马尔金到我这里来，只是为了告诉我一切都安排妥当或者来问还需要办什么事情。马尔金还推广了经验——在整个彼得格勒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街上的渣滓们开始劫掠首都和宫廷里的酒窖。这项危险的活动是有人在幕后指使的，他们企图用酒精烧毁革命。马尔金很快就察觉到了危险并立即投入战斗。他尽力保护着，对于不能保护的酒窖就打碎。他穿着高统胶鞋，在齐膝的名贵葡萄酒水和玻璃碎片里瞠来蹬去四处巡查。那些葡萄酒混着雪水顺着沟流进涅瓦河，酒鬼们就趴在沟边舔酒喝。马尔金拿着左轮手枪，为清醒的十月而战斗。他经常浑身湿淋淋地散发着酒香地回到我家，我的两个儿子正在紧张地等着他。马尔金终于打退了反革命分子发动的酒精攻势。
当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担子落在我肩上的时候，我发现根本就没办法工作。上自部长助理下到抄写员都消极怠工。文件柜全部锁上了，而钥匙却不知去向。我求助于懂得直接行动秘诀的马尔金。在两三个外交官被关了一天一夜之后，第二天马尔金就拿来了钥匙，请我到外交部去办理公务。而我当时正在斯莫尔尼宫为全面的革命工作忙得难以脱身。于是，马尔金就一度成了没有名分的外交部长。他用自己的方式迅速摸清了委员会的机制，并以强硬手段清除了那些出身高贵但行为不端的外交人员，建立了全新的办公机构。他没收了所有利用外交邮件继续从国外运来的走私品，用以帮助那些无助的人们。他挑选一些特别有教育意义的机密文件亲自加以注释，印成单行小册子予以公布，并为此承担一切责任。马尔金没有正式的学位证书，甚至连写字都会出错，但他的注释总是以出人意料的思想性令人称奇。总而言之，马尔金牢牢地运用自己拥有的外交契机，而且运用得十分恰当。甚至就连屈尔曼男爵和切尔宁伯爵也在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尔金的黄皮书。
后来国内战争开始了。马尔金堵了不少的漏洞。这时他把无产阶级专政扩展到了遥远的东方。他指挥舰队在伏尔加河上驱赶着敌人。如果我知道在某个危险的地方有马尔金在，我心里就会感到塌实和温暖。但另一时刻终究还是来了。在卡马河上，敌人的子弹打中了尼古拉·格奥尔吉耶维奇，马尔金，他健壮的躯体倒在了地上。当我收到他阵亡的电报时，就像是一座坚实的花岗岩柱子在我面前崩塌了。在我的孩子们的桌子上还放着他的照片，照片上的他戴着缀有飘带的水兵帽。“孩子们，孩子们！马尔金阵亡了！”到现在我依然记得孩子们那因突如其来的巨大悲痛而变得苍白扭曲的面孔。忧郁的尼古拉与孩子们平等相待，他把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生活讲给孩子们听。他眼含热泪向9岁的谢辽沙讲述他长时间热恋的女人是如何欺骗了他，因此他一直黯然神伤。谢辽沙含着眼泪不安地把这个秘密悄悄告诉了母亲。这个亲密的朋友像对待同辈一样向他们敞开心扉，但同时他又是老练的水手和革命家，像最传奇的故事中的英雄。难道阵亡的真是那个在部里的地下室教他们使用手枪和卡宾枪的马尔金吗？当这个噩耗传来之后，在寂静的深夜里，两个幼小的身体在被子里面颤抖着，只有母亲听到了他们那伤心的抽噎。
生活在集会的漩涡中飞速旋转。我在彼得格勒遇见的许多革命的演说家都已经嗓音沙哑，或者干脆已经讲不出话了。1905年革命教会了我要保护嗓子，正因为如此，我才没有退下火线。在工厂、学校、剧院、马戏场甚至是街上和广场上到处都举行集会。我常常到了半夜才能拖着精疲力竭的身子回家，在半睡半醒之间突然又想起反驳对手的最有力的论据。早晨7点，有时甚至更早，那些令人难以忍受的敲门声又会把我从睡梦中给拽起来，叫我去彼得戈夫参加集会，或者是喀琅施塔德派汽艇来接我。每一次我都觉得自己快支撑不住了，但一开始讲，就好像是有某种潜在的精神力量爆发出来，我又能讲一个小时，甚至是两个小时。而在我演讲的时候，我已经被别的工厂或区里派来的代表团团地包围了。原来，还有三五个地方的数千名工人已经等了我一个、两个、三个小时……在那个年代，被唤醒的群众是多么耐心地等待着新的言论啊。
在摩登马戏场上的集会具有特殊的意义。对这些集会，不仅是我，就连我的敌人都抱着特殊的态度。他们认为，那里是我的最牢固的阵地，他们甚至从未企图在此发表演说。每当我在苏维埃的会议上向妥协分子发起攻击的时候，有人就会恶狠狠地打断我，说：“这里不是你的摩登马戏场！”这也是从另一个角度肯定了我在马戏场的演说。我一般都是晚上甚至深夜在摩登马戏场发表演说。听众总是工人、士兵、劳动妇女、街上的半大孩子，全都是首都被压在社会底层的人们。马戏场内的每一块地方都站满了人，他们紧紧地挤在一起。小孩子坐在父亲的肩上，婴儿躺在母亲的怀里吸着奶水。没有人抽烟。严重超载的看台每分钟都有倒塌的危险。我总是要从狭窄的人体巷道里挤到讲台上，有时甚至是被人们从头顶上抬过去。在人们欢呼的热烈气氛中，不时爆发出阵阵的喊声，这是摩登马戏场特有的热烈吼叫。在我的四周甚至头顶上方，肩肘、胸膛、头颅挤成一团。我就像是在由人体组成的温暖的缝隙里发表演讲。有时候，我做出动作稍大的手势就会碰到人，对方尽量做出善意的动作，让我不要在意，不要中断，继续讲下去。在这么热烈的群众的强力感召下，无论怎样的疲劳，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需要知道、明白并找到自己的出路。有时候，好像我的嘴唇就能感到这些融为一体的人群的渴望心情。在这种气氛的烘托下，我事先准备好的那些言词和论据就会不知不觉地退到一旁，而那些发自内心深处的更加缜密的语言和论据就会脱口而出，这对演说者来说是一种意外，却正是群众最需要的。这时我好像感到自己也是站在演说者身旁的一名听众，拼命想跟上演说者跳跃的思维，惟恐自己的声音会把这个像梦游者一样的人打断，使他惊醒跌人深渊。
摩登马戏场的情况就是这样。它有自己的表情——炽热的、温柔的、甚至是疯狂的。婴儿安详地在母亲的胸前吮吸着奶水，而胸膛里时不时地进发出欢快的叫声或者是愤怒的呼声。整个人群也像婴儿一样把干枯的嘴唇贴在革命的乳房上，婴儿也就快速地长大成人。离开摩登马戏场要比进去的时候更加困难。人群不想破坏自己的团结，久久地不肯散去。精疲力竭、昏昏沉沉的我不得不被无数双手托着从人们的头顶上游向出口。有一次，我在人群中认出了我两个女儿的面孔。她们跟着母亲住在不远的地方，大的15岁，小的14岁。我只来得及看着她们那激动的眼光点了点头，抑或是在行进中拉了拉她们那温柔滚烫的小手，立刻就被人群挤散了。当我走出大门的时候，整个马戏场的人群才在我身后动了起来。喊叫声和脚步声唤醒了深夜中的街道。一扇大门打开了，我被拽了进去，然后又关上了。原来是朋友们把我拉进了芭蕾舞演员科舍辛斯卡娅私宅，这宅子是当初尼古拉二世为她建造的。现在这里是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指挥部。在缎面座椅上坐着身穿灰色军装的人，沉重的大皮靴踩在很久没有打蜡的地板上。这里，可以等人群散去之后再走。
一次会后走在空旷的街上，我听到身后有脚步声，昨天也是这样，而且这好像是第三天了。我手握勃朗宁，猛地转过身，迎上去两步，大声问道：“你要干什么？”我看到一张年轻而诚恳的面孔。“请允许我护送您，到马戏场来的也有敌人。”他是大学生波兹南斯基。从那时候起，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我。在整个革命的年代里，他在我的身边完成了各种各样的任务，而且还都是一些事关重大的任务。他当过我的贴身警卫，建立了流动秘书处，寻找被遗漏的军用仓库，弄来需要的书籍，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组建了后备骑兵连队。他曾经在前线冲锋陷阵。后来，他被划入了反对派的行列。现在他正处于流放中。但愿未来能使我们重逢。
12月3日，我在摩登马戏场做了苏维埃政府的工作报告。我对当时公布沙皇和克伦斯基的外交信件的意义做了说明。我告诉我那些忠实的听众，在苏维埃里，妥协分子在回答我关于人民不应该为他们没有签订、没有看过甚至也没有见过的条约流血的时候，对我喊道：不要用这种语言跟我们说话，这里不是你的摩登马戏场。我把我对妥协分子的回答重复了一遍：我只有一种语言，一种革命的语言，我用它在集会上跟人民说话，也用它对协约国和德国人讲话。报纸在报道中特别强调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我与摩登马戏场的联系直到2月我搬到莫斯科后才结束。 |
第二十三章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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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集中营
3月25日，我来到俄国驻纽约总领事馆，这时尼古拉二世的肖像已经被取下来了，但是仍笼罩着旧俄国警察局的阴森气氛。像往常一样照例是经过了一番拖延和争吵之后，总领事命令手下给我签发了返回俄国的相关证件。我到英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填完表格，他们告诉我，英国当局不会妨碍我过境。就这样，一切都安排妥当了。
3月27日，我和家人及另外几位俄国同胞一道搭乘挪威客轮“克里斯蒂安尼亚峡湾号”离开纽约。朋友们带着鲜花为我们送行，并说了许多热情洋溢的送别的话。我们要回到革命中的祖国。我们身上带着护照和各种签证。革命、鲜花和签证能够使我们这些流浪者的心灵得到极大的慰藉。在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英国海军当局检查了轮船。警察们对美国、挪威和荷兰籍乘客的证件随便扫一眼就算了，但是对我们这些俄国人却检查得特别仔细，还不停地问各种问题，包括我们的宗教信仰、在政治上的打算等等。我拒绝回答他们的这些问题。我可以把我所有的身份情况都告诉他们，但是除此之外的其他问题我绝不回答，更何况俄国的内政还没有轮到英国的海军警察来管。然而，当警官麦肯尼和韦斯特伍德再三盘问我而没有得到答复之后，他们就向其他乘客询问我的情况。那些警官们硬说我是“危险的社会主义分子”。其他不是英联邦国家籍的乘客比较幸运，但是警官们对我们俄国人非常粗暴，显然他们是仇视俄国的革命者，于是一些俄国乘客愤怒地向英国当局提起申诉。我没有和他们一起去，因为我认为，那只不过是向阎王控诉小鬼的罪行。只是当时我还没有清楚地认识事态进一步的发展。
4月3日，有几个英国军官带着士兵上了“克里斯蒂安尼亚峡湾号”，声称地方当局要求我们全家和其余五位俄国乘客下船。他们向我们保证说，我们的问题到哈利法克斯就可以完全“搞清楚”。我们以命令是非法的为由拒绝下船，那些全副武装的士兵就扑向我们，在许多乘客怒吼“可耻”的呼声中将我们架到一艘军用快艇上。他们在一艘巡洋舰的护卫下将我们弄到了哈利法克斯。当士兵们用力拉扯我时，我的大儿子冲过来帮我，一边用小拳头捶打一个军官一边叫道：“爸爸，还打他吗？”当时他只有11岁，就这样接受了第一课有关英国民主的教育。
警方将我的妻子和儿子留在了哈利法克斯，其他的人都被押上火车送到了阿默斯特关押德国俘虏的集中营。我们在办公室遭到了即使在彼得保罗要塞也从未有过的那种搜身检查。即便是在沙皇的要塞里，那些可恶的宪兵也必须在没有人的地方脱下犯人的衣服进行搜查。然而在这个民主的盟国里，我们却被当着十几个人的面羞辱了一番。我十分清楚地记得，戴着红色警帽的瑞典裔加拿大警官就是当时主管搜身的头目。那些在幕后策划并指使这出闹剧的混蛋们清楚地知道，我们是堂堂正正的革命者，我们正要回到被革命解放了的祖国去。
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在我们的强烈要求和抗议下，集中营的长官莫里斯上校才向我们宣布了逮捕我们的正式的理由：“对现在的俄国政府来说，你们是危险分子。”他就这样简单明了地宣布了他们的理由，这位上校不太会讲话，而且他的脸上一早就带着一种可疑的兴奋。我们抗议说：“但是俄国政府驻纽约的外交机构已经发给了我们回国的证件，再者说，俄国政府的事，应该由俄国人自己来解决。”莫里斯上校想了一下，张了张嘴，又咕哝着补充了一句说：“你们对所有的盟国来说都是危险分子。”
他们从来没有向我们出示过任何逮捕我们的证明。上校以私人的身份对我们说，我们是由于种种政治原因而流亡国外，在离开自己国家的时候肯定是有原因的，因此我们也不必对于现在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感到吃惊。俄国革命对这个人来说根本就不存在。我们试图向他说明，在专制统治时期逼我们流亡国外的那些沙皇部长们，因为没有来得及逃到国外而被关进监狱了。但是，这些事情对于这位在英布战争中得到提升的英国上校来讲，简直是太费解了。因为我对他说话的时候也不客气，所以他在我背后吼道：“他要是在南非海岸落到我的手里……”这是他最喜欢的口头禅。
我妻子在出国的时候拿的是合法护照，因此她不是真正的政治流亡者，即便如此，她还是连同我们一个9岁、一个11岁的两个孩子一起被逮捕了。说孩子们被捕并没有夸大其辞。一开始加拿大当局试图把我的孩子们从他们的母亲身边带走，弄到孤儿院去。大为震惊的妻子坚决地宣布，她无论如何都不会离开孩子们。在她的强烈抗议下，孩子们才和她一起被安置在一个俄裔英国警察的住宅里。这个警察为了防止发出“非法”的信件和电报，不允许孩子们上街，哪怕是离开母亲单独出去也不行。11天后，我妻子和孩子才被获准搬到旅馆去住，但是他们每天都要去一趟警察局。
阿默斯特集中营设在一座从一个德国私营业主手里没收来的、已经废弃的铸铁厂破旧厂房里。那间大房子的每一面墙边都放着两排三层床铺，我们800个人就住在这样的地方，因此不难想象到了晚上这件卧室里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气氛。这些人绝望地在过道上走来走去，用胳膊肘互相推搡着，有人躺在那里，又不断地有人起来，还有人在玩纸牌或下棋，甚至还有很多人在做手工，有些人的手艺还真不错。我至今还在莫斯科保存着阿默斯特俘虏们的手工作品。虽然这些俘虏们做了英勇的努力以保持自己身心的健康，但还是有五个人发疯了。我们就和这些精神失常的人吃在一起，睡在一起。
在一起生活了将近一个月的那800名俘虏中，大约有500人是英国人从他们击沉的德国军舰上俘虏来的，大约有200人是战争开始后仍留在加拿大的工人，其余100人是资产阶级的军官和文职人员。当这些德国俘虏们得知我们是作为革命的社会主义者被捕的时候，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日渐明确了：那些住在隔间里的军官和海军军士们立刻就把我们当成了敌人，而那些普通的士兵和工人对我们越来越同情。在集中营关押的一个多月就像是出席了一场不间断的集会。我向这些俘虏们讲俄国革命、李卜克内西、列宁、旧的国际破产的原因以及美国的参战。除此之外，我们还经常分成小组讨论。我们之间的友谊日益加深。俘虏中的普通土兵和工人的看法可以分成两种。一些人认为：“够了，这一切应该结束了。”这些人憧憬着走上街头、广场举行游行和集会。另一些人认为：“这些事和我有什么关系？不，我以后再也不上他们的当了。”别人问他们：“你怎么能躲开他们呢？”身材魁梧、长着蓝眼睛的西里西亚煤矿工人巴宾斯基说：“我带上老婆孩子搬到深山老林里去，四周都挖上陷阱，出门的时候就带上枪，谁也别想靠近我们……”
“巴宾斯基，就连我也不让靠近吗？”
“连你也不让，我谁都不信……”
水兵们想方设法地改善我的处境，在我再三坚持下，他们才允许我和他们一样排队打饭，并和他们一起参加扫地、削土豆、洗餐具、轮流打扫公共厕所等劳动。
普通士兵和军官之间是敌对关系，某些军官就是在战俘营里仍给“自己的”士兵们记操行。最后，那些军官们去找集中营的长官莫里斯上校，向他抱怨我的反爱国主义宣传。这位英国上校立即站到霍亨索伦王朝军官们的护国主义一边，禁止我继续进行公开演讲。不过，这已经是我关押在集中营里最后几天的事情了，它让我与普通的水兵和工人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他们用有530个人签名的书面抗议回敬莫里斯上校的禁令。这次的联名抗议是在心狠手辣的奥尔森中士严密监视下进行的，这使我在阿默斯集中营遭受的所有苦难全部得到了补偿。
在我们被关进集中营的整个期间，当局始终不允许我们与俄国政府取得联系。我们发到彼得格勒的电报被他们扣压了。我们试图给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发电报抗议这一禁令，结果这封电报也没有发出去。莫里斯上校已经习惯了在殖民地简化“人身保护令”，况且他还可以以战争为借口。他们在允许我和妻子见面之前，提出了先决条件：不允许我让她去找俄国领事。这可能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事实就是这样。我因此拒绝与妻子会面。当然，领事也不会急着来帮我们。他在等待着，但显然指令还没有下达。
应该指出的是，我至今也没有完全搞清楚有关逮捕和释放我们的幕后交易。当我还在法国从事革命工作的时候，想必就已经上了英国政府的黑名单。它想法设法地帮助沙皇政府把我逐出欧洲。显而易见，有那一份旧有的黑名单做基础，再加上有关我在美国进行反护国主义宣传的情报，英国政府就决定在哈利法克斯逮捕我。当有关我被捕的消息出现在俄国报刊上的时候，英国大使馆显然不担心我会返回俄国，它给彼得格勒各家报纸寄去正式通知，声称，在加拿大被捕的俄国人，都从德国使馆那里拿到了“为推翻临时政府而发放的津贴”。它说得如此肯定。4月16日列宁领导的《真理报》在回击布坎南的谣言时说：
你们的通知声称，托洛茨基这位1905年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主席、数十年来把自己的全部都奉献给了革命工作的革命家竟然与德国政府资助的阴谋有瓜葛。我们能相信它的严肃性吗？一分钟都不会。这纯属对革命家的前所未闻的无耻诬蔑！布坎南先生！您是从谁那儿得到这个消息的？您为何不把它说清楚……六个人抓住托洛茨基同志的手和脚把他抬走。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对俄国临时政府的友谊！……
这篇文章无疑是出自列宁之手。
临时政府本身在事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则不是很清楚。当时的外交部长米留可夫一心支持逮捕我，这是不言自明的。早在1905年，他就恶毒地展开了与“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而且“托洛茨基主义”这个术语就是他发明的。但米留可夫需要仰仗苏维埃，于是，他不得不在这件事情上小心谨慎，因为他的社会护国主义的盟友们还没有参与到迫害布尔什维克的活动中。
英国驻俄大使布坎南在其回忆录中这样描写此事：“托洛茨基和另外几个俄国人被滞留在哈利法克斯，直到弄清临时政府对他们的态度为止。”据布坎南说，有关我们被捕这件事立即就通知了米留可夫。4月8日英国大使向其政府报告说，米留可夫要求释放我们，但两天之后，就是这个米留可夫又收回了自己的要求，表示希望我们继续被滞留在哈利法克斯。布坎南得出结论说：“因此，正是临时政府应该对他们继续被关押承担责任。”所有这些都像是真的一样。布坎南在其回忆录中怎么就忘了说明，我从德国人手里拿到的那笔用来推翻临时政府的津贴到哪里去了。我一回到彼得格勒，被我逼到墙角的布坎南就不得不在报纸上声明，说他对津贴的事一无所知。这也并不奇怪。在“伟大的”“解放”战争时期，谎言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假如谎言也有爆炸力的话，我们这个星球早在凡尔赛和约之前就被炸得灰飞烟灭了。
最终苏维埃出面干预，米留可夫只得投降。4月29日，把我们从集中营释放的时刻到了。但在释放我们时，他们强行使用了暴力。他们只是简单地命令我们收拾东西，并由押送队押着我们出发。我们要求他们说明此行的目的地以及把我们押走的原因。我们的要求被拒绝了。战俘们开始骚动起来，他们以为我们要被押到要塞去。我们要求把最近的俄国领事叫来，这一要求又被拒绝了。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这些从广阔的水路上来的先生们不怀好意。我们宣布，如果不告诉我们新的旅途的目的，我们就不会自愿出发。集中营的长官命令使用武力。押送队的士兵们搬走了我们的行李。我们坚决地躺在床上。此时押送士兵们面临的情况是，不得不像一个月前把我们从客轮上抬下来那样，再强行把我们架走，但是这次他们却要从数百名骚动不安的水兵中间穿过去。到了这步境地，集中营的长官只好让步了。他以其固有的英国殖民者的腔调宣布，他要把我们送上丹麦客轮让我们回俄国。上校那张胀得像猪肝一样的脸剧烈地抽搐着，他无论如何也不愿相信我们会从他的手里溜走。要是我们在非洲海岸落到他的手里的话！……
当把我们带出集中营时，难友们为我们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而这时，那些军官们却躲在他们的木板隔间里，只有几个人把鼻子凑向板缝。水兵和工人们站在过道两旁，他们自己组建的乐队演奏了革命进行曲，友好的手从四面八方伸向我们。一位俘虏发表了简短的演说，向俄国革命致敬，同时诅咒德国君主专制政府。一直到现在，当我想起在大战正酣之时我们与德国水兵在阿默斯特结下的亲如兄弟般的情谊，心里还感到很温暖。在后来的很多年里，我收到了他们一些人从德国写给我的信。
当时逮捕我们的英国宪兵军官麦肯尼在我们要走的时候也到场了，临别时我威胁他说，我回到俄国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立宪会议上就英国—加拿大警察粗暴对待俄国公民一事，对外交部长米留可夫提出质询。
这位机敏的宪兵回答说：“我希望您进不了立宪会议。” |
第二十二章在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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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在纽约
就这样，我来到了纽约这个既神奇又平庸的资本主义机械化都市，这里的街景充分体现了立体派的审美理念，但人们在内心深处却信奉美元至上的道德哲学。纽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它最淋漓尽致地体现了现代化的精神。
关于我在美国的生活有很多富有神话色彩的传奇故事。如果我只是从挪威过了一下，那些富有想像力的记者们还会让我去收拾鳕鱼的话，那么我在纽约呆子两个月，那些报纸更是让我从事了无数种职业，而且一种比一种离奇。假如把各家报纸加在我头上的种种奇遇罗列到一起，就可以编出一部远比我现在写的更吸引人的传记。但我不得不令我的美国读者们失望了，我在纽约从事的惟一的一种职业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因为这一切发生在那场争取“自由”、“民主”的战争之前，所以我的这一职业当时在合众国还没有被看做是比贩卖私酒更严重的罪过。在那里，我写文章、编辑报纸、在工人集会上发表演说。我整日忙得不可开交，丝毫没有感觉到自己身处异国他乡。我在纽约的一家图书馆里勤奋地研究美国的经济生活。在战争期间美国出口额的增长令我震惊，这对我来讲可真是一个发现。这些数字不仅早就决定美国会不可避免地介入战争，还决定了战后美国在世界上的决定性作用。那时我曾就这个题目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并做了几次报告。从那时候起，“美国与欧洲”这一课题就成了我的重点关注问题之一。就是现在，我还在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还试图能就这一问题写本专著。如果我们想展望人类的未来的话，就没有比这个题目更为重要的了。
在我到达美国的第二天，我就在写给俄文报纸《新世界报》的文章中说：“我怀着深信革命日渐迫近的心情离开了血腥的欧洲，在踏上这片古老的新世界时，对它的‘民主’并未抱有丝毫的幻想。”而过了十天之后，我在国际“联络大会”上说：“目前，最具有现实意义的经济事实是：当欧洲的经济基础开始崩溃的时候，美国却富强起来了。我仍然以自己是一个欧洲人的角度羡慕而不无嫉妒地看着纽约，忧心忡忡地自问，欧洲能从这场战争中坚持下来吗？它不会变成一片墓地吗？今后世界的经济和文化重心不会移到美国来吧？”尽管所谓的欧洲稳定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这一问题至今仍然具有它的现实意义。
我在纽约各地、费城以及其他邻近的城市用俄语和德语做报告。我当时的英语水平比现在要差多了，因此我想不能当众用英语发表演说。尽管如此，我不止一次看到我在纽约用英语发表的演讲的摘录。就在几天前，君士坦丁堡的一家报纸的编辑当面向我描述了这类完全是捏造出来的我的演说，他说，当时他是在美国上大学时亲耳听到的。我很后悔自己没有勇气告诉他，他是被自己的想像力欺骗了。唉，他却以更大的信心在报纸上重复了他的想像。
我们在工人区租了一套房子，并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了一些家具。房子每月的租金是18美元，但它的设施的便利舒适是欧洲人闻所未闻的：电气、煤气灶、洗澡间、电话、送食物的自动升降机和倒垃圾的垃圾道，所有这一切使我的两个孩子立刻就喜欢上了纽约。有一段时间，电话简直成了他们生活的中心。这种不可思议的东西是我们无论在维也纳还是在巴黎都不曾有过的。我们那栋楼的看门人是个黑人，妻子一次预付给他三个月的房租，但没有拿到收据，因为房东不久前刚把收据簿拿去查账了。两天之后当我们搬进那套房子的时候，得知黑人拿上几家房客交的租金跑了。除了租金之外，我们还把自己的东西交给他保管。我们为此很担心，这可不是一个好的开端。但我们的东西原封未动地放在那里，当我们打开盛餐具的木箱，发现我们预交的租金好好地包在纸里的时候，我们简直太吃惊了。原来看门人带走的只是那些拿到收据的房客的房租。这位黑人对房东毫不留情，但是他并不愿意给房客们带来损失。他可真是一个大善人啊。我和妻子被他的关心深深打动了，想起他的时候，总是对他怀有几分感激之情。在我看来，这个小小的意外有着极大的意义，由此，我对美国的黑人课题有了一点小小的认识。
在那几个月里，美国正在为参战做着长时间的准备。在这件事情上，和平主义者照例是最帮忙的一方。他们用如果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就支持战争，这样的许诺，来抛弃他们那些一文不值的关于和平总比战争好的豪言壮语。布莱思就是这么鼓噪的。社会主义者也在附和着和平主义者。要知道，对和平主义者而言，只是在和平时期战争才是他们的敌人。
当德国正式宣布进行无限制潜艇战之后，在美国东部所有车站和码头上，军用物资堆成了山，铁路被堵塞。日用品的价格立即暴涨。我看到，在富有的纽约有好几万家庭妇女走上街头，掀翻货摊，捣毁日用品小商铺。战争结束后的世界将会成什么样子？我不禁自问，同时也问周围的人。
2月3日，早在人们意料之中的与德国断交的声明终于宣布了。沙文主义的乐曲调子越奏越高，和平主义者的高音和社会主义者的假嗓一唱一和，非常和谐。这一切我在欧洲早已经见识过了，美国护国主义的动员对我来说只不过是旧调重弹而已。我在我们的俄文报纸上指出这一过程的各个阶段，并想到人类是多么愚蠢，学东西竟是如此之慢。
我曾经透过编辑部的窗口看到过这样一幅场景：有一位两眼红肿溃烂、长着蓬乱胡子的老人在铁垃圾桶旁边停了下来，从里面翻出了一块圆面包。老人先用两只手掰了掰这块面包，把这块硬邦邦的东西拿到嘴边用牙咬，然后又拿着在铁垃圾桶上用力磕了磕，但这都无济于事，面包还是完好无损。于是，老人不知道是因为害怕还是因为不好意思四下望了望，把面包塞进了红褐色茄克衫的衣襟里面，步履蹒跚地沿着圣马克大街继续往前走……这件小事发生在1917年3月2日，它丝毫没有影响统治阶级的计划。战争理应是不可避免的，和平主义者理应支持它。
布哈林是最先在纽约迎接我们的人之一。他本人也是在不久前刚刚从斯堪的纳维亚被驱逐出来的。布哈林在维也纳的时候就已经认识我们全家了，他用只有他才有的那种孩子般的兴奋迎接我们。他不顾我们旅途劳顿，也不管天色已晚，当天就带着我们参观了公共图书馆。从我们在纽约一起工作那一天起，布哈林对我的依恋日益增强，而且不断加深，直到1923年转到了它的反面。他这个人的天性就是这样：他总需要依附某一个人。他在谁的手下，就会缠住那个人。在这种时期，布哈林干脆就是一个傀儡，他的一言一行完全取决于别人的意志。但是你还得紧盯着这个傀儡，否则他就会不知不觉地落人与你完全对立的影响之下，就像有人会突然摔到汽车的车轮下面一样，以同样忘我的热情痛骂刚刚还大加吹捧的偶像。我从来就没有太看重过布哈林，大多是让他放任自流，也就是说把他交给别人。列宁去世后，布哈林成了季诺维也夫的傀儡，然后又做了斯大林的傀儡，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布哈林正在经历新的危机，又有我尚不知道的新的东西悄悄进入他的体内。
当时柯伦泰也在美国，她经常四处奔走，我遇到她的机会很少。在战争期间她急剧左倾，从孟什维克变成了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左派。她对多门外语的通晓和她的气质使她成为一个难得的宣传家。她的理论观点永远都是模糊不清的。在纽约时期，在她眼里，世上没有一种东西是真正革命的。那时她还和列宁保持着通信联系。一切事实和思想经过她那极左棱镜的折射之后，就把美国方面的消息，其中也包括有关我的活动的情况，都提供给了列宁。在列宁的回信中，可以发现对这些显然是一文不值的消息的反应。后来，在追随者们利用列宁本人的言行否定了的那些显然错误的评价来反对我。在俄国国内，柯伦泰几乎从第一天起就站在了极左立场上，不止反对我也反对列宁。她为反对“列宁一托洛茨基制度”进行了大量的斗争，这一切只是为了后来动人地拜倒在斯大林制度的脚下。
在思想上，美国的社会党甚至比欧洲的社会护国主义还要落后得多。那时还处于中立地位的美国报刊，对“丧失理智的”欧洲的傲慢态度，在美国社会主义者的评论中也有所反映。如像希尔奎特这样的人绝不反对将自己装扮成来自美国的社会主义大叔的角色，他将在关键时刻现身欧洲，化解第二国际中敌对政党之间的分歧。至今我想起美国社会主义的领袖们仍不免会发笑。那些年轻时曾经在欧洲扮演过这样或那样角色的移民们，很快就在为成功而奋斗的忙碌中丢弃了他们过去的理论。在美国，有一批非常成功或者比较成功的医生、律师、牙医、工程师等，他们将宝贵的闲暇时光打发在欧洲大师们的音乐会和美国的社会主义政党上面。他们的世界观是由他们在大学时代掌握的那些绝顶睿智的理论碎片拼凑而成的。此外，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汽车，所以必然被选人党的各种领导委员会或者代表团，这些自以为是的家伙给美国的社会主义烙上了他们精神气质的印记。对他们来说，威尔逊比马克思要更有权威。实质上，他们只是不同形态的巴比特先生，他们平日从事商业，到礼拜天则无精打采地对人类的未来进行一番思索。这些人都生活在自己的不大的民族氏族公社里，在那里，思想上的团结一致往往只是业务联系的掩饰体。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领袖，一般由富裕的巴比特们充任。他们对所有思想都能容忍，只要这些思想不破坏他们的传统的权威，而且不会妨碍他们的私人幸福就行了。希尔奎特就是所有这些巴比特的巴比特。他是那些功成名就的牙医们的社会党的理想的领袖人选。
我与这些人的初次接触，就足以引起他们对我的公开的仇恨，而我对他们的感觉要平和得多，当然也没有什么好感。我们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我看来，他们是我过去和现在一直都在与之展开斗争的世界中最腐化堕落的那部分。
尤金·德布兹老人是心中社会主义理想的火焰尚未熄灭的老一代人中最突出的一个。他是一位执着的革命者，但他绝不是一位政治家，也不是一位领袖，而是一位浪漫主义者和传教士，他受那些在各方面都不及他的人的影响。希尔奎特的最主要的领导手法在于把德布兹留在自己的左翼阵营中，同时又不破坏和龚帕斯在业务上的友好关系。德布兹的个性对人有着强烈的吸引力。每次见面的时候，他都和我拥抱亲吻。应该指出，老人不属于“冷漠无情”的那类人。当巴比特们宣布封杀我的时候，德布兹没有参与其中，他只是黯然地退到一旁。
我一到纽约，就加入了俄文日报《新世界报》的编辑部，在这个编辑部中工作的除了布哈林之外，还有沃洛达尔斯基，后来他在彼得格勒郊外被社会革命党人暗杀，以及丘德诺夫斯基，他先在彼得格勒郊外受伤、后来在乌克兰被打死。这份报纸成了革命的国际主义宣传的中心。在社会党各民族的联合会中都有懂俄语的工作人员，俄国联合会中的许多成员都讲英语。通过这种途径，《新世界报》的思想渗透到了广大的美国工人组织中。正统社会主义的头头们对此惊恐不安。他们针对欧洲移民开始大搞宗派主义的阴谋，说欧洲移民们昨天刚踏上美国的土地，还不了解美国人的心理，却要把他们那些荒唐的做法强加给美国工人。这种宗派斗争极其尖锐，在俄国联合会中，“久经考验”和“功勋卓著”的巴比特们很快就被清除了。在德国联合会中，《人民日报》主编、希尔奎特的密友施吕特尔老人的影响逐渐被年轻的编辑洛尔所取代，而洛尔跟我们是一派的；拉脱维亚人完全和我们站在一起，芬兰联合会倾向于我们。我们逐渐渗透到强大的犹太人联合会及其14层的大厦之中，从这里每天要发出20万份《前进报》，这份报纸充满了市侩社会主义的腐臭气息，而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随时都可能干出最无耻的叛卖的勾当。在纯粹的美国工人群众中间，整个社会党的联系与影响都不太显著，其中也包括我们这些革命派在内。党的英文报纸{呼声报》充斥着空洞的和平中立主义的论调。我们决定从创办一份战斗的马克思主义日报人手，准备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但是被俄国革命打断了。
电报经过了两三天莫名其妙的沉默之后，传来了最初的关于俄国发生政变的消息，这些消息含混不清、杂乱无章。在纽约，来自各国的工人们马上激动起来，他们既满怀希望，又害怕希望破灭。美国报刊陷入了不知所措的境地。因此，那些杂志记者、专访记者、新闻栏目编辑、驻地记者纷纷地跑到《新世界报》编辑部。在一段时间内，整个纽约的新闻界都对我们的报纸产生了兴趣。社会党的各编辑部和各种组织不断地往我们那里打电话。
“来电报了，说彼得堡组成了古奇科夫—米留可夫内阁，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明天将组成米留可夫一克伦斯基内阁。”
“原来如此，再往后呢？”
“再往后，再往后就是我们了。”
“噢！”
这样的对话重复了几十遍。几乎所有和我交谈的人都把我的话当做笑谈。我在一次可敬的、非常可敬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小型会议上做报告，论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在俄国革命的第二阶段夺取政权的必然性。这场报告的效果就像是往满是既骄傲自大又反应迟钝的青蛙的池塘里扔了一块石头一样。英格曼大夫不失时机地对会议解释，说我不懂政治的算术，因此我的梦话都不值得花费五分钟的时间来反驳。
而工人们对待革命前景的态度则完全不同。纽约各地都爆发了规模和气氛空前的集会。有关红旗在冬宫上空飘扬的消息到处都引起了欢呼。不仅仅是俄国移民，而且就连他们的几乎不懂俄语的孩子们也来参见这种集会，以感受这种隆重的革命气氛。
我难得抽出时间回一趟家，但是家里却过着他们多彩的生活，妻子操持着我们这个小巢，而孩子们也有了新朋友。他们最好的朋友是M医生的司机。医生的妻子会和我妻子一起带着孩子们散步，对他们很亲切，但在孩子们看来，她是一个平淡无奇的人。司机则是魔法师、巨人、超人，就连汽车在他的手里都服服帖帖的，能坐在他的身边简直是一种莫大的幸福。当他们乘车顺路去糖果店时，孩子们就会不太高兴地反复问妈妈：“为什么司机不和我们一块儿进来？”
孩子们的适应能力是难以估量的。由于我们在维也纳的大部分时间是住在工人区里，于是孩子们除了俄语和德语外，还能说地道的维也纳方言。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博士非常满意地称赞说，他们说的维也纳方言和维也纳的老车夫说的一模一样。在苏黎世的学校里，低年级的教学语言是苏黎世的方言，而德语是作为外语来学习的，因此他们又必须改说苏黎世的方言。在巴黎，孩子们又一下子改用了法语，在短短几个月内他们就完全掌握了这门语言。我不止一次地对他们能熟练地运用法语感到十分羡慕。他们在西班牙本土和西班牙客轮上总共呆了不到一个月，但这已足以让他们掌握最基本的词汇和表达方式。最后在纽约，他们在美国学校读书的两个月的时间内又基本上掌握了英语。二月革命以后，他们成了彼得格勒学校的学生。当时学校的教学秩序还没有恢复。外语从他们的记忆中消失的速度比学习时还要快。但他们说俄语就像外国人一样。我们常常惊奇地发现，他们的俄语句子结构完全是从法语翻译过来的，但他们已经不能用法语来组合这个句子了。我们漂泊不定的国外流亡生活，就像是在可以擦掉字迹的羊皮纸一样留在了孩子们的脑海里。
当我从编辑部打电话告诉妻子彼得堡爆发革命的消息时，我的小儿子正患白喉躺在床上。当时他只有9岁，但是他早就知道，革命就意味着大赦，意味着回俄国以及其他种种数以千计的好处，并且对此深信不疑。他听到这个消息后从床上一跃而起，为革命欢呼雀跃。这也说明他开始康复了。我们忙着赶第一班客轮离开这里。我奔走于各领事馆之间办理证件和签证。在我们启程前一天，医生允许正在康复的孩子散散步。妻子让他自己出去散步半个小时，她自己在家里收拾行装，这项工作她已不知干了多少次了！但孩子没有回来。我当时还在编辑部。令人煎熬的三个小时过去了。有一个电话打到我们家里。电话里首先传来一个陌生男子的声音，接着是谢辽沙的声音：“我在这里。”“这里”指的是在纽约另一端的一个警察局里。孩子利用他的第一次散步的机会想弄清楚一个困扰他已久的问题，即在纽约是否确实有第一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住的那条街是第一百六十四街)。但他迷路了，就开始四处打听，最后他被带到了警察局。幸亏他记得我们家的电话号码。一小时后，当妻子带着大儿子赶到警察局的时候，那里的人像迎接一位久候多时的客人一样高兴地迎接她，谢辽沙则满面通红。他正在和警察一起玩跳棋，他和他的新朋友们一起用力地嚼美国口香糖，以掩饰由于警察们的过分关注而引起的窘迫。他至今仍记得我们在纽约住处的电话号码。
如果说我了解了纽约的话，就有点夸大其辞了。我很快就投入到美国社会主义事业之中，而且还是全神贯注地投入，再加上俄国革命又来得太快，因此，我只是抓住了这个叫做纽约的怪物一般生活的节奏。当我离开美国去往欧洲的时候，我感到我只是匆匆扫了一眼这个将锻造人类命运的熔炉。我总以什么时候还有机会再回这里来安慰自己，直到今天我也没有放弃这个希望。 |
第二十一章穿越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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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穿越西班牙
两名巴黎的警官到我那所位于乌德里小街上的住处等我出发。其中一位身材矮小，看上去已经是一个老头了；另一位身材魁梧，有点秃顶，皮肤黝黑，有45岁左右。他们穿着便装显得很别扭，回答问题的时候总是下意识地举手敬礼。当我跟朋友和家人告别时，这两位警官礼貌地出去了，在我们往外走的时候，上了点年纪的那位数次脱帽致意道：“抱歉，夫人”。
两个密探最近两个月来一直不知疲倦、恶狠狠地监视我，其中的一个正等在大门口，他显得若无其事，友好地帮我整理了一下围巾并关上车门。他的样子就像是一个把猎物交给买主的猎人。我们就这样出发了。
我们上了一辆快车，坐的是三等车厢。年长的警官看来对地理很熟悉，像托姆斯克、喀山、下诺夫哥罗德交易会这些他都知道。他会说西班牙语，对西班牙很了解。另一位肤色黝黑、身材魁梧的警官好长时间都不说一句话，皱着眉闷头坐在一旁。但后来，他转过身来突然说道：“拉丁人在原地踏步，其他民族都超过了它。”他一边说话一边用小刀切那块放在手里的猪肉，他那毛茸茸的手上还带着几枚沉甸甸的戒指。“你们在文学领域有什么？全都衰落了。在哲学领域也是这样，从笛卡尔和帕斯卡以后，就没有再前进……拉丁人在原地踏步。”我吃惊地等着他说下去，可是他又沉默了，开始嚼起了他那块肥猪肉和面包。“你们国家不久前还有个托尔斯泰，但对我们来说，易卜生比托尔斯泰更容易搞明白一些。”说完这句话他又不做声了。
老头对他的同事这样卖弄学识感到有些不快，就开始谈论西伯利亚铁路的意义。然后，为了缓和他的同事的悲观结论，他补充说：“确实，我们是有缺乏首创精神的缺点，人们都一心想着当官。这很糟糕，但又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我不无兴趣的听着他们的谈话。
“跟踪？唉，现在这是不可能的事了。神不知鬼不觉地跟住要跟踪的人才是真正的跟踪，难道不是这样吗？说白了，是地铁破坏了跟踪。除非是事先规定不让被跟踪的人坐地铁，跟踪才是可能的。”皮肤黝黑的人沉着脸笑了笑。老头缓和了一下口气，说：“唉，我们跟踪的时候，经常连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要跟。”
“我们警察都是怀疑主义者，”皮肤黝黑的那位突然又插话说。“您有您的思想，而我们要保护现有的东西。就拿大革命来说吧，多么激进的思想运动啊！但是在革命14年之后，人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不幸。您要不信，就看一看泰纳的作品吧……从职业方面来讲，我们警察都是保守主义者。惟一适合我们这种职业的哲学就是怀疑主义。说到底，谁也不能选择自己的道路，意志自由是不存在的。所有的东西都由事物的进程事先决定了。”
说着，他就拿着瓶子大口大口地喝起红葡萄酒来。然后，他盖上瓶盖说：“勒南说过，新思想总是来得太早，这话一点都不错。”
说话间，皮肤黝黑的那位怀疑地看了看我无意间放在门把手上的手。为了让他放心，我把手放进了衣服的口袋里。
这时，老头又开始抢过了话头，大谈起巴斯克、他们的语言、女人、头饰等等。我们到了亨代车站。
“我们国家的小说家德鲁列特曾经住在这里，只要能看见法国的山，对他来说就足够了。这是一位躲在自己的西班牙角落里的堂吉诃德。”
皮肤黝黑的那位坚决但又宽容地笑了笑说：“先生，请跟我去见车站的警长。”
在伊鲁恩，法国宪兵向我提问，但我的旅伴对他做了一个共济会的暗号，然后就匆忙带我从车站的某个通道过去了。
“做得够谨慎的吧？”皮肤黝黑的那位这样问我，“您可以坐电车从伊鲁恩去圣塞瓦斯蒂安。您要装成旅游者，以免引起西班牙警察的注意，他们总是那么神经兮兮的。往后我们就是陌生人了，对吧？”
我们冷淡地道别……
我在圣塞瓦斯蒂安看了看大海，但那里的物价实在令人害怕。然后，我坐车去马德里这个我一个人也不认识，也没有一个人认识我的地方。我不懂西班牙语，因此，我想即使是在撒哈拉大沙漠或彼得保罗要塞所感觉到的孤独也不过如此了。我只能借助于艺术语言了。两年的战争使人们几乎忘掉了世界上还有艺术。我如饥似渴地欣赏着马德里博物馆珍藏的那些无价之宝，还是像从前一样能够感觉到艺术中那些“永恒”的东西。这里有伦勃朗和里贝拉的作品。博斯·凡·阿肯的绘画充满了天真乐观的情趣，简直是天才之作。年迈的博物馆管理员给了我一个放大镜，好让我看清楚米耶尔画中的极小的农夫、毛驴和狗。这里丝毫感觉不到战争的气氛，一切都各安其所，彩们也怡然自得。
在博物馆里，我在自己的笔记本中这样写道：
战前，在我们和这些老人们之间出现了一种新的更具有个人主义色彩和注重细微差别的艺术风格，这种风格更亲切、更主观、更富有激情，当然了，我这样说绝对没有排斥和贬损这些老人们的意思。不用说，战争会用群众的激情和痛苦长时间地抹去艺术上的这种情绪，但这并不意味着艺术会简单地退回到旧有的形式中(虽然这种旧有的形式很美)、退回到解剖学和生物学的至善至美上、退回到鲁本斯的大腿上(虽然大腿在战后渴望生活的新艺术中将扮演重要的角色)。很难去猜测，但是文明的人类社会在经受了这场空前的煎熬之后，必将诞生出新的艺术……
我在旅馆里翻着字典读西班牙报纸，同时等待发往瑞士和意大利的信件的回音。我还是希望能去这两个国家。在到达马德里的第四天，我收到一封来自巴黎的信，告诉了我法国社会主义者哈比耶的地址。他在这里担任一家保险公司的经理。尽管哈比耶拥有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但他坚决反对自己政党的护国主义政策。我从他那里了解到，西班牙党完全处于法国的社会护国主义的影响之下，只有在巴塞罗那的工会中有坚决的反对派。我本打算去拜访社会党的书记安吉亚诺，但他当时因为对某位天主教圣徒不恭敬的态度而被判处15天的监禁。假如是在中世纪的话，安吉亚诺干脆就会被宗教裁判所活活烧死了。
我在等从瑞士来的回信的时候，就背西班牙语单词，或者和哈比耶交谈，要么去参观博物馆。11月9日那天，哈比耶安排我住进去的那家旅馆的侍者惊慌地打着手势把我叫到走廊上，那里站着两个年轻人，我一看就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这两个人不太友好地叫我跟他们走一趟。不用说，当然是去马德里的警察局了。到了那里，他们让我坐到一个角落里。
我问：“这么说我是被捕了？”
“对，就一两个小时。”
我一动没动地连续坐了7个小时。到晚上9点钟，他们把我带到楼上，带到奥林匹斯众神的面前。
“你们为什么抓我？”
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就使奥林匹斯众神窘迫万分。他们七嘴八舌地找出各种各样的说辞，其中一个人找借口说俄国政府在给前往俄国的外国人签证时也制造麻烦。
另一个人像是为了寻求我的同情似地说：“假如您知道我们为了监视我们国家的无政府主义分子要花掉多少钱的话
“对不起，不过我既不该为俄国政府承担责任，也不该为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分子承担责任。”
“当然，当然，我这样说只是打个比方……”
警察局长想了一会儿，最后问我：“那您是什么观点？”
我用最通俗的方式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他们回答说：“嗯，这就对了。”
最终，警察局长通过翻译对我宣布，我必须马上离开西班牙，只是在离开之前我的自由将受到“一些限制”。他通过翻译诚恳地对我说：“您的思想对西班牙来说太超前了。”
半夜12点，一个特务用马车把我送进监狱。在监狱之“星”的中心，即在那栋四层建筑向五个方向延伸的走廊的交叉点上，他们照例检查了我的东西。照例是铁的悬梯和一片寂静，这是监狱里特有的深夜的寂静，夹杂着汗臭和噩梦。走廊里少得可怜的几盏灯发出昏暗的光。这一切我再熟悉不过了，所有的监狱都差不多。包铁的牢门发着刺耳的声音开了，牢房很大，里面黑乎乎的，散发着监狱里特有的那种难闻的气味，有一张令人作呕的床。牢门哐啷一声关上了。这是第几次坐牢了？我把铁栅栏外的窗户打开，有一股凉风吹进来。我和衣躺在床上，身上盖着自己的大衣。直到这时我才明白了发生的一切是多么的荒唐。我做梦都没想到自己会在马德里蹲监狱。伊兹沃利斯基在马德里干得不错。在马德里，我躺在“模范监狱”的床上，忍不住开怀大笑起来，直到睡着为止。
放风的时候，刑事犯告诉我，这所监狱里的牢房有付费牢房和免费牢房之分。头等牢房一昼夜要一个半比塞塔，二等牢房一昼夜要75生丁。每个犯人都有权住付费牢房，但无权拒绝免费牢房。我住的是要交钱的头等牢房。我又发自内心地大笑起来。但这终归还是合乎逻辑的。既然社会是完全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之上的，那么为什么要求在处于社会之中的监狱里要平等呢？此外，我还了解到，住在付费牢房里的犯人每天放风两次，每次一个小时，而其他人总共只放半个小时的风。这电是合乎逻辑的，一个盗窃国库的犯人每天支付一个半比塞塔，比起那些免费呼吸的罢工者来说，他的肺当然更有权利多享受一点空气。
第三天我被叫去体检，他们让我把手指抹上印油，并把指纹印在卡片上。我拒绝了。于是他们就开始动用“武力”，不过却做得彬彬有礼。我看着窗外，狱卒客气地一个手指接一个手指地给我的手抹上印油，然后在各种卡片和纸张上按了10次，先是右手，然后是左手。接着他们让我坐下脱鞋。对付脚似乎要困难一些，狱卒们围着我忙得团团转。最后他们突然让我去见哈比耶和安吉亚诺。安吉亚诺是头一天刚从监狱里放出去的，不过是另一所监狱。他们告诉我，他们正在全力以赴地营救我。我在走廊里遇到监狱的教士，站在天主教的立场上他表示了对我的和平主义的好感，并且劝慰我说：“忍耐，忍耐”。除此之外，眼下我还真的没有别的办法。
中午12点，一个狱卒告诉我，我应该于当天晚上前往加的斯，并问我是否愿意自己出车票钱。但我根本就不打算去加的斯，就坚决拒绝支付车票钱。住在模范监狱里要付牢房费，已经够了。
就这样，我们在傍晚时分从马德里动身前往加的斯。当然，旅费要算在西班牙国王的账上了。但为什么要去加的斯呢？我又看了一遍地图。加的斯位于欧洲西南部半岛的最边上：我从别廖佐沃坐着鹿拉的雪橇出来，经乌拉尔到了彼得堡，从那里绕道去了奥地利，从奥地利经瑞士到了法国，又从法国到西班牙，最后，横穿整个比利牛斯半岛到加的斯。总的方向是从东北向西南。大陆到这里结束，在往前就是海洋了。忍耐！
押送我的警察们并不想对我们的旅行保密，恰恰相反，他们对所有感兴趣的人详细讲述我的历史，并且还给我说好话，从最好的方面介绍我，说我不是一个印假钞的，而是一个贵族，只是观点有些问题。人们都安慰我说，加的斯的气候挺好的。
我问他们：“老实说，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
“这太简单了：根据巴黎发来的电报。”
这和我想的一样。
马德里当局接到了巴黎警察局发来的电报：“一个危险的无政府主义分子某某在圣塞瓦斯蒂安越过了边境，他打算住在马德里。”于是，这里早就开始等着我，找我，并因为在整整一周的时间没有找到我而焦虑不安。法国警官“彬彬有礼”地送我穿越国境，那位蒙田和勒南的崇拜者甚至还问我：“做得够谨慎的吧？”可就是这个警官给马德里发了电报，通报有一个危险的“无政府主义分子”从伊鲁恩一圣塞瓦斯蒂安过境。
在我被驱逐这件事上，所谓的法警的头子比代—福帕起到了最主要的作用，他是跟踪和驱逐的幕后主谋。比代的非同寻常的残暴和恶毒在同僚中是无人能及的。他甚至试图用连沙皇宪兵军官都从未曾用过的口气跟我谈话，我们之间的谈话总是以争吵而告终。从他那里走开的时候，能感觉到背后那恶毒仇恨的目光。狱中，我在见到哈比耶时对他说，我深信我的被捕是比代—福帕策划的。这个名字经我一提，就出现在了所有西班牙报刊上。没过两年，命运就安排比代先生让我得到了意外的满足。1918年夏天，有人打电话到军事人民委员部通知我说：比代，就是那个残暴的比代，现在被关在苏维埃的监狱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原来，法国政府派他加入军事代表团，在苏维埃共和国从事间谍和阴谋活动。他不慎被抓了起来。说真的，我也不能再奢望涅墨西斯给我更多的东西了，如果再补充一点，就连当年那个签署了对我的驱逐令的法国内务部长马尔维，后来很快都被克列孟梭内阁以搞和平主义阴谋的罪名驱逐出法国了。应该说这件事情太巧了，就好像是专门为电影提供的情节一样。
当比代被押到人民委员会的时候，我一下子没能认出他来。这位雷神变成一个凡人了，而且还垂头丧气的。我惊奇地打量着他。
他低着头用法语说：“没错，先生，就是我。”
这的确是比代。
我非常吃惊地问：“怎么会这样？这是怎么回事？”
比代像个哲人一般地摊开双手，以警察特有的那种坚定的口气说：“事情的发展就是这样。”的确如此！这个回答太漂亮了。我的脑海中立刻浮现出当年那位把我押到圣塞瓦斯蒂安的皮肤黝黑的宿命论者说的话：“没有选择的自由，所有的东西都由事物的进程事先决定了。”
“不管怎么说，比代先生，在巴黎时候您对我可不是很客气。”
“哦，是的，人民委员先生，我应该承认这一点并向您道歉，我在牢房里常常想这件事。”他又意味深长地补充了一句：“有时候，一个人尝尝监狱生活的滋味也是有好处的。不过我还是希望，我在巴黎的那些所作所为不会给我带来什么不利的后果。”
我让他放宽心。
他对我说：“如果我能回巴黎，就决不再干我原先干的那些事情了。”
“这可能吗，比代先生？俗话说，本性难移。”我常常向朋友们讲起这一幕，因此直到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的这些对话，就好像是发生在昨天一样。后来在交换俘虏时，比代被放回法国。至于他以后的命运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现在我应该撇开军事人民委员会不提，回到加的斯的话题上来。
加的斯警察局长在与省长商议之后通知我说，第二天早上8点钟，我将被送往哈瓦那，因为当天恰巧有一艘轮船驶往那里。
“去哪儿？”
“哈瓦那。”
“哈——瓦——那？”
“哈瓦那！”
“我可不愿意去那儿！”
“那我们只好把您送进船舱了。”
德国领事馆秘书是警察局长的朋友，他为我们的谈话当翻泽，他劝我说“考虑问题时要认清形势”。
Pacienzia，pacienzia(忍耐，忍耐)！但这也太过分了吧。我再次声明，他们这么做是不可能的。我在密探们的监视下沿着这座迷人的城市的街道奔向电报局，却丝毫没有留意到这座城市的美景。我给哈比耶、安吉亚诺、秘密警察头子、内务部长、总理罗曼诺内斯、自由派的报纸、共和派议员发了加急电报，在电报有限的篇幅里陈述了种种理由，然后我又向各处写信。我在写给意大利议员塞拉蒂的信中说：“亲爱的朋友，请您设想一下，假如您现在正在特维尔，正处在俄国警察的监视之下，他们打算把您赶到您根本不想去的东京去。现在我在加的斯的情况就是这样，他们正打算把我赶到哈瓦那去。”然后，我又在密探们的陪伴下飞奔回警察局长那里。迫于我的压力，警察局长就我的事情给马德里发了电报，说我宁愿留在加的斯的监狱里等候开往纽约的轮船，也不愿意前往哈瓦那。我不想屈服，这是非常紧张激烈的一天。
这时候，共和派议员卡斯特罗维德就我被捕和被驱逐的事件向议会提出厂质询，在报纸上层开了论战。左派攻击警察，但他们作为亲法派又谴责我的和平主义。右派同情我的“亲德”(怪不得我会被法国驱逐)，但害怕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这一切纠缠在一起乱糟糟的，谁也理不出个头绪来。不过，毕竟我还是获准在加的斯等待最近一艘开往纽约的轮船。这是一个重大的胜利。
此后的几个星期，我一直处在加的斯警察的监视之下，但这是一种平和的、家庭式的监视，与巴黎的那种完全不一样。在巴黎的最后两个月里，我为了摆脱密探的跟踪浪费了不少精力：我常常在只有一辆出租车的时候跳上去就走，或者钻进漆黑的电影院，在地铁快要开动的一刹那跳上去，或者是在车开动的一瞬间从车厢里跳出来……不过密探们也没打瞌睡，他们在跟踪我的时候也是绞尽脑汁，使出浑身解数：拦截出租车，轮流在电影院出口蹲守，或者不顾乘客和售票员的愤怒，像炮弹一样从电车或地铁的车厢里窜出来。说实话，这些纯粹是“为艺术而艺术”。我的政治活动全都是在警察的眼皮底下进行的，可是密探的盯梢却激起了我反抗的本能。但在加的斯，密探会告诉我，他在几点钟回来，我应该耐心地在旅馆中等他。同时，他也努力维护我的利益，还帮我买东西，提醒我留意人行道上坑洼不平的地方。有一次，一个小贩卖给我12只煮虾竟然向我要两个里亚尔，密探挥着拳头吓唬他，把他臭骂了一顿，小贩都走出咖啡馆了，那密探还追上去在窗户外面大吼，以至于引来很多人围观。
我努力不浪费时间：我在图书馆研究西班牙历史，学习西班牙语的语法，扩大我的英语词汇量，为去美国做准备。时间过得很快，有时候到了晚上我会伤心地发现，启程的日子已经不远了，但我的进展并不大。如果算不上书虫的话，那图书馆里总是只有我一个人。书虫们已经咬坏了不少18世纪的古籍，有时为了辨认一些姓名或日期，我往往要费不少力气。
当时，我在笔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西班牙革命的历史学家描述了这样一种政客，他们在人民运动胜利前五分钟还在痛骂它，认为它是犯罪和疯狂，可是等胜利后却又走到革命的前台出尽风头。年迈的历史学家接着写道：这些懂得见风使舵的先生们会出现在以后所有的革命中，而且他们会喊得比谁都卖力。西班牙人把这类滑头叫做Panzistas，这个词是从“肚子”一词演化来的。大家知道，我们的老熟人桑丘·潘沙的名字就是起源于这个词。这个名词很难翻译，或许可以译成“精明鬼”(只顾自己、损人利己的人)，但困难是语言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这一形象完全是世界性的。
关于这一点，我在1917年之后又有很多机会来验证。
比较奇怪的是，加的斯的报纸上没有任何关于战争的报道，就像战争根本不存在似的。当我在谈话中提醒人们注意在西班牙发行量最大的报纸《ELDiariodeCadiz(加的斯日报》》上都没有关于战争的报道时，人们会惊讶地回答说：“怎么会呢？不可能吧……对、对、对，确实是这样。”看来，他们自己以前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说到底，别人是在远离比利牛斯的什么地方打仗，就连我也开始对战争感到陌生了。
前往纽约的轮船要从巴塞罗那出发，所以他们允许我到那里去与我的家人会合。我在巴塞罗那和警察之间又出现了麻烦，又是提抗议，又是发电报，还碰上了新的密探。我的家人到了。在这段时间，他们在巴黎也没少担惊受怕。现在一切都好了。我们在密探的陪同下游览了巴塞罗那。孩子们对这里的大海和水果赞不绝口。我们接受了前往美国的想法。我想着有关从西班牙取道意大利前往瑞士的斡旋不会取得什么结果，就于12月25日和我的全家坐船离开了巴塞罗那港。当然，经过意大利和瑞士社会党人的不懈努力，这两国的政府最后终于同意给我签证，不过那已经是我们离开之后的事情了。不用说，他们是有意拖延的。应该说，伊兹沃尔斯基把事情办得还很妥当。
欧洲的大门在我身后关闭了。警察把我们一家送上了西班牙大西洋航运公司的蒙赛拉号轮船，它将在17天内把我们这些活的和死的货物运到纽约。如果是在哥伦布的时代，他的塑像就矗立在巴塞罗那港口，17天可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当时正值海面上风高浪急的季节，这艘船仿佛时刻都让我们感觉到自己的渺小。蒙赛拉号是一艘破船，根本就不适于远洋航行，但是挂着中立国西班牙旗子的轮船在战争期间被击沉的可能性较小，因此西班牙的海运公司提高了船票价格，但船上住的条件很差，吃的就更糟。
轮船上的旅客又多又乱，而且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不论什么身份的人都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其中有不少各国逃避兵役的人，而且大多数来自上流社会。一位画家在老父亲的庇护下带着自己的作品和才华要远离战火。奥斯卡·王尔德的堂兄弟、一位拳击运动员兼小说家宣称，宁愿在高尚的体育比赛中打掉美国佬的下巴，也不愿让德国人打穿自己的肋骨。一位台球冠军、无可争议的绅士为了到他这种年龄还要被征兵而愤慨不已：凭什么？就为了这场毫无意义的屠杀吗？这根本就不可能！于是，他表达了对齐美尔瓦尔德派的好感。其余的人的情况也差不多：逃避兵役的人、冒险家、投机商或者是被欧洲赶出来的那些“不受欢迎”的人们，要不谁会愿意在这种时候乘着西班牙的这艘破船横渡大西洋呢？……
要说明三等舱旅客的情况就更加困难了。他们躺在拥挤不堪的舱里，由于吃得少而很少动也很少说话，他们面色阴郁地从一种可怕的令人厌恶的贫困驶向另一种前途未卜的贫困。在战时，美国为整个欧洲生产着，它需要新的劳动力，条件是没有沙眼、没有无政府主义思想和其他疾病。
轮船在我的孩子们面前展现了一个广阔的观察空间。他们随时都能发现新东西。
“你知道吗，这里的司炉人很好，是个共和党人。”由于不断地辗转于各个国家之间，他们说好几种语言。
“共和党人？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他把什么事都给我们讲清楚了。他说道‘阿方索’，然后就‘啪，啪’。”
我表示赞同地说：“没错，看来他确实是一个共和党人。”孩子们把马拉加干葡萄酒和其他好东西偷着拿给司炉，并介绍他和我认识。这位共和党人大约有凹岁，他好像对君主政体有十分明确的观点。
1917年1月1日，轮船上的所有旅客都互相祝贺新年。世界大战的头两个新年我是在法国过的，第三个是在海上。1917年将会带来什么呢？
1月13日，我们驶近了纽约。凌晨3点，所有人都被叫醒，船靠岸了。四周一片黑暗，天很冷，有风，还下着雨。岸边是湿漉漉的庞大建筑。这就是新大陆！ |
第二十章被法国驱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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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被法国驱逐
在我已经到达君士坦丁堡以后，某些法国媒体仍然在说什么法国政府13年前对我下的驱逐令今天依然有效。如果它们的消息是真的，那倒可以再次证明，并非所有的有价值的东西都在世界大战中毁灭了。尽管，这场浩劫夺去了几代人的生命，把许多城市夷为平地；战争把无数的皇冠打落尘埃，重新划定了许多国家疆域的界限，就连当年对我关闭的法国的边界也发生了变更。马尔维在1916年初秋签署的这份命令却完好无损地保留了下来。签署命令的马尔维本人也随后被驱逐，如今又回到了法国，那又算得了什么呢？在历史上，人所做的事情往往要比做这事的人更强大。
当然，严肃的法学家可能会对此表示异议，因为他认为，该项命令并没有继续有效的理由。比如，1918年法国军事代表团在莫斯科把他们最积极的军官交给我差遣。难道他们会如此对待一个不受欢迎并被禁止入境的外国人吗？又如，1922年10月10日，埃里奥来莫斯科拜访我，其目的当然也不是为了提醒我记起自己被法国驱逐的事，倒是我自己在他殷切地问我打算何时访问巴黎的时候提起了那项驱逐令。当然我提它也只是为了开个玩笑，我们两个人都笑了，虽然笑的原因并不一样，不过毕竟是一起笑了。再比如，1925年在沙图尔电站的剪彩仪式上，法国大使埃尔彼特作为到场的外交官的代表，对我的讲话作了客气的答词，即便是最细心挑剔的人，恐怕也不能从中找到马尔维那道命令的丝毫痕迹。从这些事例中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1916年秋天我是被两个警察押着离开巴黎到伊鲁恩去的，其中一个向我解释的倒有几分道理，他说：“政府总是要换的，而警察却总是要干下去的。”
为了使读者更清楚地了解我被法国政府驱逐的情况，我在此不得不就我的那份俄文小报(《我们的言论报》)所处的环境多说上那么一两句。当然这份报纸的主要敌人是俄国大使馆，他们殷勤地把《我们的言论报》的文章译成法语并加以注释，然后就送到法国外交部和国防部。那些机构就会给战时书刊检查官夏尔先生打加急电话。夏尔先生战前作为法语教师在俄国呆过很长的时间，他这人办事并不是那么果断，每当犹豫不决的时候，他就会本着与其留下，不如删掉这样的精神来办事。不过可惜的是，他对待自己几年后写的那本很差劲的《列宁传》并没有采取这样的措施。在这本书里一贯小心谨慎的夏尔先生不但为沙皇、沙皇的皇后、萨宗诺夫以及米留可夫关于达达尼尔海峡的迷梦辩解，而且还为拉斯普京辩护。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针对《我们的言论报》发动的这场战争——这可真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并非因为它是国际主义的报纸，而是因为它的对沙皇统治的反抗精神。
我与书刊检查机构的第一次尖锐冲突，发生在俄国军队在加里西亚获胜的时候。在军事上取得了一点微不足道的胜利之后，俄国大使馆就变得更加骄横起来。事情竟然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们准备在报纸上刊登的一篇悼念维特伯爵的文章被全文删去，甚至连仅由五个字母组成的标题ВИТТЕ(维特)也没有留下。这里应该补充说明的是，就在同时，彼得堡海军部的官方机关刊物上登出了一篇针对法国的文章，这篇文章嘲弄法国议会，把它的议员称为“可怜的小皇帝”。我拿着这份彼得堡的刊物到书刊检查机关去交涉。
夏尔先生对我说：“说实话，我跟这事没有多大关系。关于您的报纸的所有指示都来自外交部。要不，您跟我们的一位外交官谈谈？”
过了半个小时，国防部办公室里就来了一位头发花白、有绅士风度的外交官。事后不久我把我们之间进行的那场谈话记录下来了，情况大概是这样的：
“请您解释一下，为什么把我那篇论述一位失势、退休、况且已经死了的俄国官僚的文章给删去了，这与你们的军事行动有什么关系？”
“您是知道的，这样的文章会令他们不高兴，”外交官含混地回答着，点着头，朝大概是俄国使馆的方向示意了一下。
“我们写这文章就是为了让他们不高兴……”
这个外交官对我的回答宽容地笑了笑，就好像是听了一句无伤大雅的玩笑。
“但是我们正处在战争中，我们得依靠我们的盟国。”
“难道您是想说，法国的内政处于俄国外交机构的监督之下吗？这样的话，当年你们的祖先砍了路易十六的头难道不是错了吗？”
“哎，您这话说得就过分了。您不要忘了，我们正在打仗……。”
我们后面的谈话也就没什么实际的意义了。外交官脸上带着职业的微笑对我解释说：达官贵人们终归也难免一死，所以活着的不愿意听人们说那些死者的坏话。这次谈话之后，情况还是像往常一样。书刊检查官照样删除文章，有时候一期报纸干脆被删成了一张白纸。我们从来没有违抗过夏尔先生的意志，当然夏尔先生更不敢违抗其主子的意志了。
即使这样，1916年秋法国警察当局仍然宣布要将我从法国驱逐出境的命令。至于为什么要驱逐我，他们没有跟我说过一个字。只是后来其中的缘由才慢慢解开，这原来是沙皇暗探局组织的一次居心叵测的阴谋。
为我被驱逐这件事，身为议员的让·龙格曾到白里安那里抗议，但他的抗议听起来总是那么柔和哀婉，所以更确切地说是去哀求了。法国总理这样回答了他的抗议：“您知道吗，在马赛，从打死了自己团长的俄国士兵身上搜出了《我们的言论报》？”龙格议员可没有料到这种情况。他知道这份报纸的“齐美尔瓦尔德”倾向，对此他勉强还可以接受，但是打死团长这样的事却怎么也不能不令他惊慌。龙格立刻就此向我的法国朋友们了解情况，他们自然就来找我了，但是我对发生在马赛的凶杀案了解的并不比他们多。《我们的言论报》的敌人、俄国自由派的记者意外地牵涉到这一事件中，他们把马赛事件的全部内幕抖了出来：沙皇政府在向法国象征性地派遣微不足道的兵力的同时，急忙派去了数量相当的密探和奸细，其中有一个似乎是叫维宁格的人，他是俄国驻英参赞从伦敦推荐来的。一开始，维宁格企图吸收一些最温和的俄国记者在士兵中进行“革命”宣传，但是没有达到目的。他没敢来找《我们的言论报》，所以我们从未听说过他。维宁格在巴黎遭到失败之后就去了土伦，在那里，他似乎是在那些还难以识破他的俄国水兵中间搞出了点名堂。维宁格漫无目的地从土伦给一些俄国记者写信说：“这里的土壤很适合我们的工作，请给我寄一些革命的书报来。”但是他没有得到他们的答复。驻土伦的俄国阿斯科尔德号巡洋舰上发生了剧烈的骚动并遭到残酷镇压。维宁格在此事中的作用是很明显的，因此他认为，应该适时地把自己的活动地点转移到马赛，那里的土壤也“很适合”。又是在维宁格的参与下，俄国士兵中间发生了骚乱，结果士兵们在军营的院子里用石头把俄军一名叫克劳兹的团长砸死了。在逮捕卷进这一事件中的士兵时，从他们的身上搜出了同一期的《我们的言论报》。当俄国记者赶到马赛了解情况时，听军官们说，有个叫维宁格的人在骚乱时硬塞给他们每人一份《我们的言论报》，因此才在被捕者身上搜出了那些他们连看都没有看过的报纸。
值得一提的是，在龙格刚向白里安抗议驱逐我的问题之后，也就是在还不知道维宁格在此事件中扮演的角色的时候，我在致茹尔·盖德的公开信中做了如下的推测：《我们的言论报》或许是某个奸细在必要时刻有预谋地发给士兵的。我自己都没想到，我的这个推测这么快就从与我们敌对的报纸上得到了确切的证实。尽管如此，沙皇的外交机构还是十分明确地让法国政府明白，如果它想得到俄国士兵，就必须尽快捣毁俄国革命者的巢穴。他们的目的达到了：到那时为止一直举棋不定的法国政府查封了《我们的言论报》，内务部长马尔维签署了警察机关早就准备好的将我驱逐出法国的命令。
现在，法国内阁感到自己有了堂而皇之的理由。白里安不仅对让·龙格，而且也对包括国会委员会主席赖格在内的其他几位议员解释说，马赛事件是驱逐我的原因。他的这种说法不可能没有影响。《我们的言论报》这份严格受到书刊检查，并在巴黎的报亭中公开销售的报纸，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号召士兵杀死团长。因此，在事件背后的阴谋没有被揭露出来之前，这件事情始终是个谜。议会也了解了事情的真相。有人转告我说，当时的教育部长潘勒韦在听到别人对他讲述这件事情的内幕时，他大声喊叫：“这太可耻了……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但当时正处于战争时期，沙皇是他们的盟友，所以不能暴露维宁格，于是只能执行马尔维的命令。
巴黎警察当局通知我，将把我从法国驱逐到一个我自己选中的国家，同时，他们又预先告诉我说，英国和意大利拒绝接纳我。我只能再回瑞士，但是瑞士公使馆断然拒绝给我签证。我给瑞士的朋友们发了电报，从他们那里得到了令人欣慰的答复，他们说，问题将会得到圆满的解决。但是瑞士公使馆仍旧拒绝给我签证。事情后来才搞清楚，原来是俄国大使馆通过盟友给伯尔尼方面施加了必要的压力，瑞士当局有意把问题拖延下来，以便使法国有足够的时间把我驱逐出去。去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必须经过英国，但英国政府拒绝让我过境。只剩下西班牙可去了，可我本人不愿意去比利牛斯半岛。与巴黎警察的纠缠持续了六个星期。密探们盯住我不放，他们跟踪我，在住处和报纸编辑部周围轮流监视我。最后，巴黎当局决定采取强硬措施，警察局长洛兰把我叫到他那里对我说，由于我拒绝自愿离开，他们只好派两个警官押送我。“不过他们穿着便装”，他还尽可能客气地补充了这么一句。沙皇使馆终于达到了他们的目的：我被驱逐出了法国。
上述我依据当时的笔记追述的事情中，可能会有些微的出入，但事情的主要情节都绝对是无可争议的。况且与这些事件相关的大多数人至今依然健在，其中有不少人都在法国。此外，还有不少文件，所以要恢复事实真相并不困难。从我这方面来说，我毫不怀疑，假如把马尔维签署的驱逐我的那份命令从警察局的档案中取出来，并进行指纹鉴定的话，一定能在这张命令的某个角落找到维宁格先生的指纹。 |
第十九章巴黎与齐美尔瓦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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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巴黎与齐美尔瓦尔德
1914年11月19日，我作为《基辅思想报》的战地记者到了法国。我欣然接受了报社的建议，因而它使我有可能进一步走近战争。那时巴黎的情况很糟糕，一到晚上大街小巷就一片漆黑，齐柏林式飞艇常常来骚扰。德军在马恩河受阻之后，战争变得越发激烈和残酷。在席卷欧洲的一片混乱中，被社会民主党欺骗、出卖的工人群众沉默着，毁灭人类的战争机器大发淫威。资本主义文明已经发展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它竟然企图毁灭整个人类文明。
当德国人向巴黎步步进逼的时候，法国的资产阶级爱国主义者们四散逃离，而两个俄国的流亡者却在巴黎办了一份小型的俄文日报。该报的宗旨在于，向被抛弃在巴黎的俄国人传达事态的发展情况，使国际主义团结精神之火不至于熄灭。第一期报纸出版之前，出版社的“金库”里只有30个法郎，任何一个“头脑健全”的人都不会相信用这么一点钱就能办一份日报。情况的确是这样，尽管编辑和撰稿人的劳动都是无偿的，报纸还是每周至少都要遭受一次这样的危机，看起来是毫无出路了。但出路终究还是找到了。对自己的报纸无限忠诚的排字工人们饿着肚子工作，编辑们为搞到几十个法郎在城里四处奔走，报纸就这么一期一期地出版了。在负债和书刊检查的双重压力下，它也会暂时消失几天，但很快就会以新的刊名重新出版，就这样，这份报纸存在了两年之久，也就是一直到1917年二月革命前。我一到巴黎就开始热心地为《我们的言论报》工作，当时它的名字还是《呼声报》。对我而言，日报是把握事态发展方向的最重要的工具。我在为《我们的言论报》工作期间所积累的经验，对我日后从事军事方面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我的家人直到1915年5月才到了法国。我们在塞夫勒的一栋小房子里住了下来，这房子是我们的一位年轻的朋友——意大利画家勒内·帕列什——借给我们暂住几个月的。孩子们开始在塞夫勒的学校上学。正值春光明媚的日子，春天的绿色显得格外的温柔甜美，但是身穿黑色丧服的妇女越来越多，更多的学生失去了父亲。两军都深沟高垒，战事看来遥遥无期。克列孟梭开始在自己的报纸上攻击霞飞。反动的地下活动正在阴谋策划政变，到处都在流传着这样的消息。尽管《时报》有那么一两天把议会称为蠢驴，但它还是严厉地要求社会主义者们维护民族团结。
饶勒斯已经不在人世了。我去了绕勒斯遇刺的咖啡馆，希望在那里找到他的踪迹。在政治上我与饶勒斯相去甚远，但我不能不感觉到他那强大人格魅力的吸引力。饶勒斯的精神世界融会了民族的传统、形而上学的道德起点、对不幸的人的关爱和富有诗意的想像力，具有鲜明的贵族特征，而倍倍尔的精神世界确有着平民般的质朴特征。他们两位的聪明才智远比他们遗留下的东西高出一筹。我曾经聆听过饶勒斯的讲话，那是在巴黎的群众集会上、国际的大会上还有委员会的会议上，而每次都像是第一次听到他讲话一样。他从不墨守成规，几乎从不重复，总是重新发现自己，永远都在不断调动起自己潜在的精神力量。他那显而易见的强大力量就像瀑布一般，他又是那样十分的温和，他的面庞上闪耀的这种温柔的光芒恰恰反映了他极高的内心素养。他排山倒海，振聋发聩，但他从来不会使自己失聪，他永远保持警惕，他的耳朵敏锐地捕捉每一种回响。他对待反对意见时而像风暴一样毫不留情，时而又像监护人和兄长一样宽厚温和。饶勒斯和倍倍尔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却是第二国际两座比肩的高峰。两个人身上都体现了深刻的民族特性：饶勒斯有着拉丁人的热情雄辩，而倍倍尔则有着新教徒的严肃冷峻。这两人都令我敬爱，但又不尽相同。倍倍尔是寿终正寝，而饶勒斯却英年早逝。但两个人的死都是恰逢其时，因为他们去世的时候正是第二国际进步的历史使命走向终结的时候。
当时法国社会党处于军心涣散、士气低落的情况下，没有人能取代饶勒斯的位置。瓦扬这位老资格的“反军国主义者”，每一天都把自己的生命倾注到充满极端沙文主义思想的文章中。有一次，在由党代表和工会人士组成的行动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我意外地遇到了这位老人。瓦扬就像是他自己的影子——在雷蒙·彭加勒时代仍然保留着无套裤汉战争传统的布朗基主义的影子。战前的法国人口增长已经停滞，经济和思想领域也变得因循守旧、裹足不前，但是在瓦扬的眼里，法国却是惟一在发展和进步的国家，是杰出的肩负人类解放使命的民族，惟有与之接触才能唤醒其他民族的精神生活。他的社会主义是沙文主义的，就如同他的沙文主义是“救世主”说一般。作为马克恩主义派的领袖，茹尔，盖德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耗费在了旷日持久、使人精疲力竭的反对极端民主派的斗争中，他至多也就能把自己那纯洁无瑕的道德权威奉献在国防的祭坛上。一切都乱套了。《要么制造国王，要么缔造和平》一书的作者马赛尔·桑巴，为在白里安内阁中的盖德进行场外指导。比埃尔·列诺得尔曾一度成了党的“领导人”。但是终归要有人来填补饶勒斯身后留下的空白。列诺得尔为了模仿被害领袖的一举一动和洪亮的声音而把自己弄得心力交瘁。龙格一味地追随列诺得尔，但同时又有些遮遮掩掩，他以此自诩为左。他的一切行径只能使人联想到：马克思不能对自己的孙辈们负责。以总工会主席若奥为代表的官方工联主义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若奥在和平时期否定政府，仅仅是为了战时跪倒在它的脚下。革命洪流中的小丑爱尔威昨天还是极端的反军国主义者，今天却摇身一变成了极端的沙文主义者，但仍然是一个自鸣得意的小丑。好像就是为了公然嘲弄自己昨天的思想，他的报纸继续打着《社会斗争报》的旗号。所有这一切像是一场悲伤的假面舞会，是灭亡前的最后狂欢。我们不得不对自己说：不，我们是用更坚强的材料制成的，事件不会使我们惊慌失措，从前我们已经有所预见，现在我们预见到了更多，并为许多事情做好了准备。当列诺得尔、爱尔威和其他一些平庸之辈企图与和他们有着云泥之别的卡尔·李卜克内西称兄道弟时，我们不知有多少次都愤怒地攥紧了拳头！在党和工会内部也不乏一些零星的反对的声音，但是他们几乎没有显露出要活动起来的迹象。
在巴黎的俄国侨民中最杰出的人物无疑是马尔托夫这位孟什维克的领袖了，他是我在人生道路上碰到的最具才华的人之一。他的不幸在于命运使他成为革命年代的政治家，却没有赋予他为此而必不可少的意志。马尔托夫的精神世界是倾斜的，每当重大事件来临的时候，这一点就会悲剧性地暴露出来。我在1905、1914和1917这三个历史时期观察过马尔托夫，他对所有重大事件的最初反应几乎总是具有革命的性质，但他总是还没来得及把这些想法付诸文字，就已经被重重疑虑包围了。他那丰富多彩、灵活敏锐的才思缺乏意志的支撑。1905年革命高潮之际，他在写给阿克雪里罗得的信中痛苦地抱怨说，不能把自己的思想集中起来。的确如此，一直到反动时期来临了，他也没有把思想集中起来。在战争爆发初期，他仍然对着阿克雪里罗得抱怨，说一连串的事件都快使他发疯了。最后，到了1917年，他犹豫不决地转向左派，并在自己的派别中把领导权拱手让给了策列铁里和唐恩。这两个人的能力——策列铁里在智力方面，唐恩在各个方面——都与他相差一大截。
1914年10月14日，马尔托夫在写给阿克雪里罗得的信中说：“看来，我们与列宁达成妥协比与普列汉诺夫要容易一些。我感到列宁似乎准备扮演反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斗士的角色。”但是这种情绪在马尔托夫的身上并没有持续多久。当我在巴黎遇到他时，他已经又变得萎靡不振了。我们在《我们的言论报》的合作从第一天起就变成了不可调和的斗争，其结果是马尔托夫退出了编辑部，然后又退出了撰稿人的行列。
我到巴黎后不久就和马尔托夫一起寻找工会杂志《工人生活》的编辑莫纳特。莫纳特过去曾经是教师，后来又当过校对员，他看上去是个典型的巴黎工人。他性格坚强，头脑聪明，从未向军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政权妥协过。然而，在有关出路的问题上，我们之间存在着分歧。莫纳特“否定”国家政权和政治斗争，可是国家政权对他的否定根本不予理睬，在他公开抗议工会的沙文主义之后，就迫使他穿上红裤子从军去了。我通过莫纳特与记者罗斯梅尔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他也属于无政府主义工团派，但事实表明，他比盖德派更接近马克思主义。从那时起，我和罗斯梅尔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种友谊经受了世界大战、革命、苏维埃政权和打垮反动派的斗争的考验……还是通过莫纳特，我结识了此前不认识的一批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为人谨慎、头脑精明、性格温和的钢铁工人联合会秘书梅尔盖姆，但无论从哪方面来说，他的结局都很悲惨；因所谓的“叛国罪”被缺席判处死刑的记者吉尔鲍；桶匠工会的秘书长布尔德隆“老爹”；致力于探索通向革命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教师洛里奥……我们每周在凯杰马普聚会，人多的时候就改在格龙日奥贝尔)聚。在会上我们交流关于战争和外交方面的内幕消息，批判官方的社会主义，捕捉社会觉醒的蛛丝马迹，规劝那些动摇的人并为未来做准备。
1915年8月4日，我在《我们的言论报》上写道：
在血腥的世界大战爆发一周年之际，我们在精神上毫不灰心丧气，在政治上没有一丝怀疑主义情绪。作为革命的国际主义者，我们在空前的世界惨祸中仍然坚持分析、批判和前瞻的立场。我们拒绝一切“民族主义”有色眼镜，各国参谋部不仅廉价兜售它，甚至还贴钱奉送。我们仍坚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看待事物，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描述事物，并预见它们今后发展的逻辑。
就是在今天，在13年后的今天，我还是要这么说。我们时刻都意识到自己比官方的政治思想，其中包括护国派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要优越得多。这种感觉并非是妄自尊大，其中没有任何个人的东西，它是出于我们的原则性立场：是因为我们高瞻远瞩。批判的观点首先使我们有可能更清醒地预见战争本身的前景。就像大家都知道的那样，交战双方都指望自己能够速胜。有关这种浅薄的乐观主义的证据不胜枚举。布坎南就在其回忆录中说过：“我的法国同事曾经一度十分乐观，他认为战争可在圣诞节前结束，甚至还拿出五英镑跟我打赌。”而布坎南本人在其内心深处也认为战争的结束不会迟于复活节。从1914年秋天起，我们与官方做出的一切预言都相反。我们的报上天天都在强调：战争将毫无希望地拖延下去，经战火洗劫后的整个欧洲将变成一片废墟。我们在《我们的言论报》上几十次断言，即使协约国一方能够获胜，当战争的硝烟散尽之后，法国在国际舞台上充其量也不过是大一点的比利时而已。我们信心十足地预言，未来的世界将由美国主宰。1916年9月5日我们这样写道：“在这场战争中，帝国主义把所有的赌注都押在了强者的身上，世界将属于它们。”
我的家早就从塞夫勒搬到了巴黎，住在一条叫乌德里的小街上。巴黎渐渐变成了一座空城，街上的钟表一个接一个停了下来，贝尔福特的一只狮子的嘴里莫名其妙地出现了一束肮脏的干草。战争仍在继续，双方的战壕不断延伸。冲出战壕、跳出坑穴、摆脱停滞、打破僵局，护国主义这样叫嚣着。前进！前进！凡尔登战役的骇人听闻的疯狂就这样愈演愈烈。在那些日子里，我巧妙地躲避着战时的书刊检查，在《我们的言论报》上这样写道：
无论凡尔登战役的军事意义有多么大，与之相比，其政治意义则要大得多。在柏林和其他地方，人们都在期待着“运动”，他们将会得到它。听！在凡尔登的熔炉中正在煅造着“我们的明天”。
1915年夏天，意大利议员、罗马议会社会主义党团书记莫加里到了巴黎，他是一个天真的折衷主义者，他此行的目的在于吸引法、英两国的社会主义者参加国际大会。在一座很大的街心花园的咖啡馆凉台上，我们和一些出于种种原因自诩“左派”人士的社会党议员召开了有莫加里参加的会议。当谈话仅限于和平主义的夸夸其谈和反复议论恢复国际联系的必要性的共识的时候，会议开得还算是顺利。但是当莫加里可怜兮兮地低声说他需要搞到一张去瑞士的假护照时(显然他还对烧炭党的那一套情有独钟)，议员先生们立刻拉长了脸，其中一位(我已记不清到底是谁了)立即叫来侍者，匆匆付了会议所需的全部咖啡款。莫里哀的英灵，大概还有拉伯雷的英灵，可能都出现在凉台上了吧。事情就这样结束了。我和马尔托夫一起回家，在路上我们对这件事情既感到气愤又觉得好笑，索性就大笑了一场。当时，莫纳特和罗斯梅尔已经被征召参军了，因此不能去参加大会，我就与梅尔盖姆、布尔德隆这两位非常温和的和平主义者一道前往。其实谁也不需要办假护照，政府还受着战前道德的约束，为我们签发了合法的护照。
伯尔尼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格里姆承担会议的组织工作。他那时正竭尽全力地试图超越伯尔尼社会民主党和他本人的平庸的水平。他把会议地点安排在一个群山环绕的小村庄齐美尔瓦尔德，那里离伯尔尼有10公里远。全体代表挤上四辆敞篷马车就出发进山了，路上的行人好奇地打量着这支非同寻常的车队。代表们开着玩笑说：第一国际都成立半个多世纪了，居然可以把所有的国际主义者装进四辆马车里。但是这些玩笑中并没有掺杂任何怀疑主义的情绪。历史发展的线索常常绷断，那时就需要打一个新的结。我们在齐美尔瓦尔德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
在9月5日至8日开会的那几天，人们争论得十分激烈。以列宁为首的革命派和由大多数与会代表组成的和平主义派好不容易才通过了我起草的那份共同宣言。在宣言中远没有说出所有应该说的话，但它仍然标志着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列宁在大会上属于极左派，而且在——系列问题上他在齐美尔瓦尔德的左派中也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我尽管对全部问题的看法都与左派很接近，但是并没有加入其中。在齐美尔瓦尔德，列宁为未来的国际行动上紧了发条，他在瑞士的这个小山村里为革命的共产国际奠定了基石。
法国代表在自己的报告里论述了《我们的言论报》对他们的意义：报纸帮助他们建立了与其他国家的国际主义运动的思想联系。拉科夫斯基指出，在巴尔干地区各党的国际主义立场形成的过程中，《我们的言论报》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巴拉巴诺娃所做的大量翻译工作，意大利的社会民主党了解了《我们的言论报》。但是，还是德国报刊包括其半官方报刊对《我们的言论报》摘录得最多，这是因为既然列诺得尔试图依靠李卜克内西，谢德曼也不反对把我们算作同盟者。
李卜克内西没能亲自参加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他在被投入监狱之前，就已经被霍亨索伦王朝的军队抓去了。李卜克内西给大会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标志着他彻底从和平主义路线转到了革命路线上。他的名字在大会上多次被提起，它在四分五裂的世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已经成了一个普通名词。
为了避免大会的消息过早出现在报刊上而给代表们穿越国境返回途中带来困难，从齐美尔瓦尔德往外写信谈论大会情况的做法是绝对不允许的。几天以后，一直名不见经传的齐美尔瓦尔德就名扬四海了，这使旅馆的主人喜出望外。那位豪爽的瑞士人对格里姆宣称，他的旅馆有望身价倍增，因此他愿意向第三国际基金捐一笔钱。不过我想，他很快就改变主意了。
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的推动下，各国的反战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德国，斯巴达克小组的成员开展了更广泛的工作。在法国，“恢复国际联系委员会”成立了；巴黎的俄国移民区的工人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我们的言论报》的周围，帮助报纸克服资金和其他方面的困难。在开始阶段积极为《我们的言论报》撰稿的马尔托夫现在却离开了。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之后没过几个月，那些在会议期间我和列宁之间其实并不重要的分歧也烟消云散了。
但是就在这时，我们的头顶上聚集起了乌云，到1916年它变得越来越浓了。反动的《自由报》以声明的形式刊登了几篇短文，指责我们是亲德分子。我们收到的匿名恐吓信越来越多。无疑这些指控和威胁是来自俄国大使馆。总有一些可疑的人在我们的印刷厂周围转来转去。而爱尔威则假手警察来威胁我们。法国政府中负责俄国流亡者问题委员会的主席迪克海姆教授转告我们说，政府内部已经有人在议论查封《我们的言论报》和驱逐报社编辑的问题。但是，这事被拖了很久，因为他们实在找不到什么借口。我不仅没有违反任何法律，就连无法五天的书刊检查机关也没有招惹过。然而，他们怎么着也得找个借口，最后总算找到了一个，更确切地说，是制造了一个借口。 |
第十八章大战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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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大战爆发
在维也纳街头的围墙上出现了这样的标语：消灭所有塞尔维亚人。这成了街上男孩子们的口号。我们的小儿子谢辽沙像往常一样，在与别人对抗的愿望的驱使下，在西维林的草坪上大喊：“塞尔维亚人万岁！”他回家的时候身上带着累累的伤痕，同时也带回了关于国际政治的经验。
曾经当过英国驻彼得堡大使的布坎南在其回忆录中欣喜地腿：“8月初的美好时光”，那时“整个俄国似乎完全变了样”。在另外一些国家政要的回忆录中，也透露过类似的欣喜，虽然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统治阶级那种自以为是的局限性，不如在布坎南身上表现得那么淋漓尽致。欧洲所有的首都都是“美好的”8月时光，所有的国家都在互相残杀中“完全变了样”。
奥匈帝国广大民众的护国主义热情出人意料地高涨起来。是什么力量驱使做鞋匠学徒的德捷混血儿波什佩舍尔、卖菜的玛列什太太、车夫弗朗克尔走到国防部前面的广场上来的呢？是民族主义思想吗？那会是什么样的民族主义思想呢？要知道，奥匈帝国是不承认民族主义思想的，所以一定不是，他们应该是被别的什么力量驱使着的。
在这个世界上，日复一日地在单调的绝望中度过一生的人大有人在。这个社会就是由这些人们支撑着的。征兵的号召闯入他们的生活，仿佛给他们带来一丝希望。所有令人厌倦的、习以为常的都被抛到了一边，崭新的、非同寻常的东西笼罩在人们四周，再往后还会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是会变好还是会变坏？当然是会变好了！难道对波什佩舍尔来说还会比“正常”时更糟吗？
我走在熟悉的维也纳的大街上，看着在豪华的林格区难得一见的燃起了希望的人群。难道一部分希望今天还没有实现？难道平时脚夫、洗衣工、鞋匠、学徒和来自贫困郊区的少年能感觉到自己是林格区的主人吗？战争冲击到了所有的人，所以那些被压迫、被生活欺骗了的人感觉自己好像与那些有财有势的人平等了。尽管听起来有些怪异，但是我的确在维也纳炫耀哈布斯堡王朝的精良武器的人群中，捕捉到了1905年在彼得堡曾经看到过的某些特征。难怪人们说历史上战争往往是革命之母。
然而，统治阶级对待战争与革命的态度却有着极大的差别，确切地说，是截然相反。布坎南认为那些时光非常美好，而俄国被唤醒了。相反，关于1905年革命中那些激动人心的日子，维特伯爵则这样写道：“大多数的俄国人似乎都疯了。”
与革命一样，战争也使自上而下的全部生活完全脱离常轨。但是，革命的矛头指向的是现存的政权，而战争恰好相反，它在最初阶段是为了巩固国家政权，这个政权在战争所造成的混乱中是惟一强有力的支柱……直到战争把它抛弃为止。在战争初期，无论是在布拉格还是在里雅斯特抑或是华沙或梯弗里斯，寄希望于爆发社会民族运动是毫无根据的。1914年9月我在一篇寄往俄国的文章中写道：
征兵动员和宣战好像抹去了国内所有的民族和社会矛盾的痕迹，但这只不过是历史的延期，是一种政治的延期支付。期票的期限延长了，但是它终归是要兑现的。
在这几行要经受书刊检查的文字中，我指的当然不仅仅是奥匈帝国，还有俄国，而且主要指的是俄国。
各种事件接连不断。传来了饶勒斯遇刺的电讯。报纸上恶毒的流言太多了，因此至少在最初的几个小时内我们还有怀疑和希望的可能，但是这种可能性很快就消失了。饶勒斯的确是被敌人杀害了，而且是被他自己的党出卖的。
我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内看到的对战争的态度是什么样的呢？一些人对战争兴高采烈，他们根本不区分政府和人民，一味地大骂塞尔维亚人和俄国人。他们在骨子里就是民族主义分子，只是还涂着一层薄薄的社会主义修养的油漆，但这层油漆现在不是一天一天地在剥落，而是每时每刻都在剥落。我记得，后来好像是当了国防部长的汉斯·杰伊奇公然鼓吹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它是使奥地利摆脱塞尔维亚这场“噩梦”的惟一出路。以维克多·阿德勒为首的另外一些人把战争看做是必须忍受的外患。但是他们这种消极观望的态度只能助长那些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们的气焰。还有一些人别有用心地回忆起德国人在1871年的那场胜利，它在推动德国工业进步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民主党的发展。
8月2日，德国对俄宣战。在此之前，俄国侨民已经开始离开维也纳。8月3日清晨，我前往维恩柴勒，想到那里与社会主义议员们商讨我们这些俄国侨民该何去何从。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像往常一样仍在办公室里埋头于书本、纸张和邮票堆中，为即将在维也纳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者大会忙碌着。但会议早已被抛在一旁，舞台上出现了新的力量……老阿德勒建议我马上和他一起到这股力量的源头，也就是政治警察头子盖尔那里去一趟。在我们乘车前往警察局的途中，我提请阿德勒注意战争唤起了一种喜悦的情绪，他马上回答说：
“那些兴高采烈的人都是用不着上前线的。而且，现在上街的都是一些神经病和疯子，现在是他们的天下。刺杀饶勒斯只不过是一个开始。战争为所有的本能和疯狂提供了广阔的发挥空间……”
阿德勒早年是一位专业精神病医生，他常常从精神病理学的角度来分析政治事件，“特别是奥地利的政治事件，”他总是用嘲讽的口吻说。当时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儿子会搞政治谋杀。就在大战前夕，我还在小阿德勒主编的《战斗》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论述了个人恐怖活动是没有前途的。很有意思的是，这位编辑对我的文章还大加赞赏。弗里德里希·阿德勒的恐怖行动只不过是陷于绝境的机会主义的爆发，仅此而已。在发泄完绝望情绪后，阿德勒又回到了自己的老路上。
盖尔小心翼翼地提醒我们：明天一早可能就会发布一项有关对俄国和塞尔维亚人实行保护性拘留的命令。
“如此说来，您是建议我们走了？”
“越快越好。”
“那好，我明天就带着家人去瑞士。”
“嗯……我倒希望您今天就走。”
这次谈话是下午3点的事情，到了晚上的6点10分，我已和家人坐在开往苏黎世的火车上了。七年来积累的关系、书籍、资料和一些已经动笔的文章，其中包括就俄国文化的命运与马萨里克的论战，都丢下了。
尽管我还远没有把德国民主党理想化，当时宣告它投降的电讯对我的震动比宣战带给我的还要强烈。我早在1905年就曾经写下并在日后多次重申过这样的话：
欧洲社会民主党形成了自己的保守主义，社会主义争取到的群众越多，这种保守主义就越强……在这种力量的作用下，社会民主党在某一时刻可能会变成工人和资产阶级反动派公开冲突道路上不可避免的障碍。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政党在社会主义宣传中的保守主义，在一定时刻会阻碍无产阶级直接夺取政权的斗争。
我本来也没有指望第二国际的职业领导者们能在战时有任何重大的革命创举，同时，我也万万没有料到，社会民主党居然能在本国的军国主义者面前屈膝投降。
当刊登着8月4日德国国会会议报道的那期《前进报》送到苏黎世的时候，列宁甚至认为，这份报纸是德国总参谋部为了欺骗和吓唬敌人而伪造的。尽管列宁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但他对该党还是抱有极大的信心。与此同时，维也纳的《工人报》也宣称，德国社会主义投降的那一天是“德意志民族的伟大日子”，这是奥斯特里茨的高潮，他们的“奥斯特里茨”……我不认为那期《前进报》是伪造的，维也纳给我的最初的直接印象，就使我对一切最坏的情况都有了思想准备。虽然如此，8月4日的表决仍然成了我一生中最悲惨的经历之一。我自问，恩格斯会对此说些什么呢？答案我是清楚的。而倍倍尔会怎么做呢？对此我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因为倍倍尔已不在人世。现在只剩下了哈阿兹这个没有理论视野和革命气质的地道的地方民主党人。他在所有的危急关头都不会当机立断，而是采取敷衍观望的态度，他没有能力驾驭重大事件。余下的像谢德曼、艾伯特、韦尔斯之流就更不在话下了……
瑞士是德法两国的一面镜子，只是这两国比较和缓和简单的反映而已，这一点在瑞士议会中两位姓氏完全相同的社会民主党议员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他们是来自苏黎世的约翰·西格和来自日内瓦的让·西格，其中约翰明显地倾向于德国，而让明显地倾向于法国。第二国际跟瑞士这面镜子也是一样的。
大约是在战争开始的第二个月，我在苏黎世的街上碰到了专程来这里制造舆论的莫尔肯布尔老头。我问他的党是如何预见战争的进程的，这位老委员回答说：“在最近的两个月内，我们就能解决掉法国，然后再挥师东进，打垮沙皇的军队，三个月后，最多不超过四个月，我们将给欧洲以持久的和平。”我把他的话原封不动地写在日记中。莫尔肯布尔表达的当然不是他个人的评价，他完全是在转达社会民主党官方的意见。就在这个时候，法国驻彼得堡大使下了5英镑的赌注与布坎南打赌，说战争将在圣诞节前结束。但是，他们全错了，看来我们这些“乌托邦分子”未卜先知的本事比那些来自社会民主党或者外交界的现实主义的先生们还要高明那么一点。
我战时栖身的瑞士，使我想起芬兰的“安宁”旅馆，1905年秋天我就是在那里得到革命浪潮高涨的消息。当然，瑞士的军队也已经动员起来了，在巴塞尔甚至能够听到隆隆的炮声。但是在海尔维第亚这一广阔的疗养院里，人们主要担心的只是乳酪太多和土豆太少的问题，这在战火纷纷的欧洲简直就是一个世外桃源。我暗想，可能离那个让我离开瑞士这个“安宁”旅馆，到理工学院礼堂与彼得堡工人见面的时刻，已经为期不远了吧？但是这一时刻却是在33个月之后才到来的。
为了搞清楚当时所发生的事情，我翻开了自己的日记。8月9日，我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很清楚，问题不在于失误、不在于偶然采取的机会主义措施、不在于议会讲坛上的没有原则的声明、不在于巴登大公国的社会民主党赞成预算、不在于法国米勒兰主义的实验、不在于个别领导人的叛变，问题在于关键时期第二国际的覆灭。对此而言，以前的一切工作都是为它埋下了祸根。
8月11日，我在日记中写道：
只有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觉醒，而且必须是一开始就是疾风暴雨式的觉醒，才能为新的共产国际奠定基础。可以预见的未来几年将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
我积极参加了瑞士社会民主党的生活。国际主义在该党基层工人中间几乎得到了一致认同。每一次开会都使我更加坚信自己的立场。我在由各国工人组成的“团结”工会中找到了第一根支柱。经工会理事会同意，我于9月初起草了一份旨在反对战争和社会护国主义的宣言。工会理事会邀请党的领导人出席会议，由我在会上用德语做关于宣言草案的报告。但是领导人并没有出席会议，他们认为，在如此尖锐的问题上表态太冒险了。他们更愿意忍耐，仅限于私下里批评德法两国的沙文主义的极端行为。“团结”工会的大会几乎一致通过了我所起草的宣言，这份宣言中虽然并没有说出我所有的观点，但是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党内的舆论。这几乎是从大战开始以来的第一份由工人组织提出的国际主义文件。
在那段时间我初次接近了拉狄克，他是在大战初期从德国来瑞士的。他在德国党内属于极左派，我曾希望与他找到共同语言。诚然，拉狄克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的看法尖锐而不可调和，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一致的。但我在交谈中惊异地发现，他不相信战争引发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甚至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在短期内都是根本不可能的。他回答说：“不可能，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来说，人类的生产力还不够发达，总而言之，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我已经听惯了这种论调，说是俄国生产力的发展程度还不足以使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只是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样的话竟然会出自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位革命政治家之口。我离开苏黎世不久，拉狄克就在那个“团结”工会的大会上做长篇报告，他广泛论证了资本主义世界还没有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好准备。
瑞士作家布鲁普巴赫尔在其颇为风趣的回忆录中，记述了拉狄克的报告以及大战初期处于转折关头的苏黎世社会主义。令人惊奇的是，布鲁普巴赫尔把我那时的观点称为……和平主义的观点。至于他想通过这个词说明什么，我就搞不明白了。他用自己的一个书名《从市民到布尔什维克》，对自己当时的发展情况做了界定。我很清楚布鲁普巴赫尔当时的观点，因此完全同意书名的前半部分，至于后半部分，我不对它负任何责任了。
当德法两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有板有眼地描绘出正统社会主义的政治和道德灾难的情景时，我放下日记，开始写一本关于战争和第二国际的小册子。我根据自己与拉狄克第一次谈话的印象为小册子写了序言，其中满怀激情地强调：当前的这场战争正是世界规模的资本主义生产力的一次起义，它一方面反对私有财产，另一方面反对现有的国界。《战争与共产国际》这本小册子同我的其他著作一样，它先在瑞士出版，然后在德国和法国出版，再后来在美国，最后在苏维埃共和国出版。关于这件事情我需要在这里多说几句。
根据我的手稿翻译我这部著作的是一个俄国人，他对德文并不精通。苏黎世的拉加兹教授负责译稿的校订工作，这使我有机会结识这位奇特的人物。拉加兹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而且就其所受教育和职业而言是一位神学家，但同时他又属于瑞上社会主义阵营里的极左人士。他赞成用一切最极端的手段反对战争，还拥护无产阶级革命。他和他的夫人对待政治问题的那种严肃的态度令我肃然起敬，这种态度也使得奥地利、德国、瑞士以及其他社会民主党的那些思想空洞的领袖们在他们面前相形见绌。据我所知，拉加兹后来不得不为自己的观点而牺牲掉大学教授的职位。就他所属的那个层次来讲，这是不小的牺牲。但在我同他的那几次谈话中，我除了对这位奇特的人的尊重之外，还隐约感到我们之间存在着一层薄薄的但难以消除的隔膜。他是一位彻底的神秘主义者，尽管他并没有把他的信仰强加给我，甚至都没有提起过，但是从他的语气里，武装起义这件事情却透出了彼岸的气息，这使我不寒而栗。从我开始学会思考的时候起，起初我就是一个直觉的唯物主义者，后来成为一个自觉的唯物主义者，我不仅没有感受需要其他的什么世界，而且与那些既承认达尔文又信仰三位一体的人从来找不到心灵的共同点。
多亏了拉加兹的努力，我的小册子以地道的德文出版了。它于1914年得以从瑞士进入奥地利和德国。促成这件事的主要是弗·普拉廷和其他一些瑞士左派人士。这本小册子以德语国家为对象，矛头直指在第二国际中处于领导地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我记得，作为沙文主义乐团中第一吹鼓手的记者海尔曼把我的小册子说成是疯狂的作品，而且是彻头彻尾的疯狂。我也不指望从他那里得到更大的褒奖了！当然，也不乏这样的流言，说我小册子充当了协约国的宣传手段的高超武器。
后来在法国，有一次我意外地在法国报纸上看到一条瑞士电讯，称一个德国法庭因为我在苏黎世出版的那本小册子把我缺席判处监禁。我由此断定，我的这本小册子击中了要害。霍亨索伦王朝法官们的这一判决倒是帮了我的大忙，虽然我并不急于去兑现它。协约国的诬陷者和密探为了证明我实际上是德国总参谋部派来的特务而颇下了一番功夫，德国法庭的判决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小的障碍。
即使这样，也不妨碍法国当局在边境上扣押我的书，因为它“来自德国”。爱尔威的报纸上登出了一条模棱两可的简讯，反对法国书刊检查机构查禁我的小册子，我猜想它并非出自无名之辈，他叫Ⅲ．拉波波尔特。他近乎于马克思主义者，至少是一位用大量的双关语写作的作者，他在漫长的一生中都致力于这种风格的创作。
十月革命后，一位头脑灵活的纽约出版商把我的德文小册子作为有分量的美国书籍出版。据他本人讲，威尔逊从白宫给他打电话，让他把校样送去。当时总统先生正在酝酿他的十四点计划，据知情人透露，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自己的绝妙想法居然被一个布尔什维克抢先想到了。在两个月的时间内，小册子在美国销售了1．6万册。但是随着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和谈的开始，美国报界掀起了对我造谣中伤的轩然大波，小册子马上就从市场上消失了。
在苏维埃共和国里，我在苏黎世出版的小册子，作为研究马克思主义者对待战争态度的参考资料而一版再版。直到1924年后发明了“托洛茨基主义”，它才从“市场”上销声匿迹了。现在，这本书仍像在革命前一样遭到查禁。由此可见，书籍也有它自己的命运。 |
第十七章酝酿新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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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酝酿新的革命
在反动的年代里，我的工作主要是阐述1905年革命，并从理论上为下一次革命开辟道路。
我出国后不久，就开始在俄国侨民和大学生中间进行巡回演讲，演讲的题目是《俄国革命的命运(论当前的政治局势)》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社会革命的前景)》。第一篇演讲意在说明，俄国革命的前景是不断革命，这一点已经被1905年革命的经验所证实。第二篇演讲剖析了俄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
1908年10月，我开始在维也纳出版以广大工人为对象的俄文报纸《真理报》，并经过加里西亚边境或者黑海把它偷运回国。这份报纸坚持了三年半之久，每月最多出两期，这需要做大量艰巨而又细致的工作。与俄国国内同志的秘密通信也占去了我不少时间。此外，我与黑海海员的非法工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帮助他们出版机关报。
我在《真理报》的主要助手是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越飞，后来他成了苏联著名的外交家。我们的友谊是从维也纳开始的。越飞有着极高的思想境界，待人温和，对事业忠贞不渝。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财产都献给了《真理报》。越飞由于神经方面的疾患而在维也纳的一位著名心理医生阿尔弗雷德·阿德勒那里接受心理分析治疗。阿德勒曾经是弗洛伊德的学生，但后来与老师分道扬镳而另立门户，创立了自己的个体心理学派。通过越飞，我对心理分析的课题有了一些了解，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尽管这一领域还有许多含混不清和牵强附会的地方，这为任意想像和主观臆断提供了土壤。我的另一位助手是大学生斯科别列夫，后来他在克伦斯基的政府里做了劳工部长，1917年我们就成了敌人了。维克多·科普曾一度是《真理报》的秘书，他现在是苏联驻瑞士的公使。
后来，由于维也纳《真理报》工作的需要，越飞回到俄国。他在敖德萨被捕，在监狱里关了很长时间，之后又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直到1917年2月革命才得以解放。越飞是十月革命最积极的参加者之一。在这个身染重病的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英勇刚毅的品德实在是太令人敬佩了。直到现在，我仿佛还能看到1919年秋天在彼得堡郊外的弹痕累累的旷野上他那魁梧的身影。他身着考究的外交官礼服，拿着手杖，就像在林登大街上闲庭信步；他面带微笑，好奇地看着炮弹在不远处爆炸，步履中没有丝毫的慌乱。他是一位思维缜密的杰出演说家，他的演讲总是扣人心弦，而且，他同样还是一位出色的作家。他在做任何工作时都细致人微，而这一点正是许多革命者所欠缺的。列宁对他的外交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与他的关系比任何人都要密切。他对友谊的忠贞不渝和思想信念的坚定如一是无与伦比的。后来，越飞令人痛心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沉重的疾患困扰着他，而那些追随者们对这位马克思主义者的肆无忌惮的迫害更令他难以忍受。由于无法与疾病去抗争，无法进行政治斗争，越飞于1927年秋天自杀身亡。临终前他写给我的信放在他的床头柜上，被斯大林的特务偷走了。信中写给朋友的话被雅罗斯拉夫斯基和其他无耻之徒断章取义地摘出来肆意歪曲，但这丝毫无损他的英名，他必将作为一名最优秀的人物而名垂革命史。
在最黑暗最压抑的反动岁月里，我和越飞满怀信心地期待着新的革命的到来，而1917革命正是我们所期待的。如今已经成为斯大林分子的斯韦尔奇科夫那时还是一名孟什维克，他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维也纳《真理报》：
他(托洛茨基)在这份报纸上仍然顽固地鼓吹其有关俄国革命的“不断性”的思想，他企图证明，革命一旦开始就不断进行下去，直到在全世界范围内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止。不管是布尔什维克还是孟什维克都嘲笑他，指责他浪漫主义的胡思乱想和其他十恶不赦的罪行，但他对这些批评满不在乎，依然固执己见。
1909年，我在罗莎·卢森堡的波兰杂志上撰文，对无产阶级和农民在革命中的相互关系作了如下分析：
农民运动的历史局限性在于其狭隘的地方主义观念。农民在自己的村子里为了夺取老爷们的土地而把他们推翻，可一旦披上了军装，就向工人开枪，俄国革命的第一次浪潮(1905年革命)就是被农民的这种政治局限性打退的。这场革命中的所有事件给农民上了生动的一课，历史教会了农民把他们局部的对土地的要求同国家政权问题联系起来。
在佃农问题上，芬兰的社会民主党在农村赢得了巨大的影响，我以此为例得出结论：
我们党通过领导新的、更广泛的城乡群众运动，将会赢得对农民的多么巨大的影响啊！当然了，这一切的前提是我们自己不放下武器，不被夺取政权的宏伟目标吓倒，能够从容应对前进路上不可避免的风浪。
所有这些哪像是在“忽视农民”或“回避土地问题”！
1909年12月4日，当革命似乎已经彻底失败、毫无希望之时，我在《真理报》上写道：“今天，我们已经透过将我们团团包围的反动派的乌云，看到了新十月的曙光。”那时，不仅仅是自由派，就连孟什维克对我的这些话也是冷嘲热讽，他们认为这些纯属空洞的宣传，是一派空话。“托洛茨基主义”这一术语的发明者米留可夫教授反驳我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是一种幼稚的想法，在欧洲没有一个人会认真地赞同这种想法。”但是1917年发生的事件还是使这个自由派教授坚定的信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
在反动年代里，我研究了国际和俄国的工业一贸易问题。我研究这些问题是出于革命的需要：我想弄清楚工业一贸易波动与工人运动及革命斗争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我尽量避免简单地使用政治机械地决定于经济的公式。我认为，二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只能在整个过程中从整体上来把握。当纽约交易所出现黑色星期五的时候，我还住在波希米亚的小镇吉尔什贝格。黑色星期五是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先兆，而这一危机将不可避免地席卷已被日俄战争以及后来的革命动摇的俄国。对于危机将会带来的后果，党内两派的主导观点是，危机将导致革命斗争的激化，而我持不同的观点。在经历了大规模的战争和惨痛的损失之后，危机对工人阶级的影响不是鼓舞性的而是压抑性的，它使工人阶级丧失对自己力量的信心，在政治上瓦解工人阶级。在这种条件下，只有新一轮的经济复苏才能使无产阶级重新团结起来，使它振兴和重拾信心，使它更加善于进行未来的斗争。我的这一设想也遭到了批评和怀疑。除此之外，党内的经济学专家们还抛出这样一种高论：在反革命制度下工业高涨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和他们持不同的观点，根据是：经济的复苏是必然的，这将使罢工斗争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在此之后，新的经济危机才能够成为革命斗争的推动力量。后来，我的这个预言被完全证实了。尽管是在反革命的制度下，1910年还是出现了工业的高涨，而罢工斗争也随之开始。1912年枪杀勒拿河金矿工人的事件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14年，危机已经是不可避免了。彼得堡再次成为工人街垒战的战场。世界大战前夕来觐见沙皇的彭加勒成了工人街垒战的见证人。
后来，这一理论和政治经验对我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我坚持认为战后欧洲经济的复兴是不可避免的，它将是其后的革命危机的前提。我的观点遭到了绝大多数代表的反对。最近，我又不得不对共产国际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提出批评，因为它根本不了解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局势的变化，在该国的革命遭受了惨重的失败之后，还错误地期待它会因为全国性经济危机的加剧而继续发展。
事物发展过程的辩证法本身并不复杂，但泛泛地阐述它远比在活生生的实践中每次都重新发现它要容易得多。至少今天我在这个问题上仍然会遭遇冥顽不化的偏见，这种偏见在政治上会导致愚蠢的错误，造成严重的后果。
在孟什维主义未来命运和党的组织任务的问题上，《真理报》远没有列宁看得那么清楚。我仍然希望新的革命会像1905年革命时那样，把孟什维克推上革命的道路。我低估了准备阶段思想方面的筛选和政治上锻炼的意义。在党内发展的问题上，我犯了社会革命宿命论的错误。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但是它远比那种毫无思想的官僚主义宿命论要高明得多，当下在共产国际阵营中，大多数批评我的人的主要观点就是这种宿命论。
1912年，新的政治高潮确实已经显现的时候，我就试图召开一次有社会民主党各派参加的联合会议。那个时期，对恢复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抱有希望的人不止我一个，还有其他许多人，例如罗莎·卢森堡。她在1911年夏天写道：“不管怎样，如果能够使双方坐下来召开一次联合会议，党的统一或许还是可以挽救的。”1911年8月，她再次提到：“挽救统一的惟一出路是召开联合会议，而且会议要由从俄国国内派来的人召开，因为国内的人都想要和平与统一，他们是使侨居国外的这些好斗的公鸡们恢复理智的惟一力量。”
当时，在布尔什维克内部要求和解的愿望也很强烈。我仍然对列宁参加联合会议抱有希望。但是，列宁竭力反对统一。事情后来的发展证明列宁是正确的。1912年8月，大会在维也纳举行，布尔什维克没有参加。表面上看来，我与孟什维克和个别布尔什维克的游离组织结成了联盟，但这个联盟没有任何的政治基础，在所有重大问题上我同孟什维克都存在分歧。我和他们之间的斗争在会后的第二天就重新开始了。社会革命和民主改良这两种倾向之间的深刻矛盾不断导致尖锐的冲突。
会议之前不久，阿克雪里罗得于5月4日写道：
我从托洛茨基的信中得出对我来说十分沉重的印象，他并没有真正想要认真地与我们以及我们在国内的朋友靠近……以便联合斗争，共同对付敌人。”
我确实没有也不可能有与孟什维克联手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想法。大会结束后，马尔托夫在给阿克雪里罗得的信中抱怨说：托洛茨基又犯了“列宁一普列汉诺夫式的文人个人主义的坏毛病”。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对我的刻骨仇恨可以从他们几年前出版的书信集中得到证实。尽管我和他们之间有着明显的界限，但我从来不曾对他们怀恨在心。即使在今天，当我回想起青年时代从他们那里受到的教益时，仍然满怀感激之情。
在追随者们掌权的年代，“八月联盟”这段插曲被写进了所有“反托洛茨基主义”的教科书中。他们对后来者和无知的人们这样描述过去：似乎布尔什维克一开始就是成竹在胸地从历史的实验室里走了出来。但事实上，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斗争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不断地试图联合的历史。1917年列宁回国后，还试图最后一次与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达成协议。5月，当我从美国回到国内的时候，各省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大部分是由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联合组成的。就在列宁回国的前几天，在1917年3月举行的党的会议上，斯大林还在鼓吹同策列铁里领导的党派进行联合。即使在十月革命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卢那察尔斯基和其他几十个人都曾不遗余力地试图去与社会革命党及孟什维克联合。但如今，正是这些人却企图编织关于1912年维也纳联合会议的可怕谎言来支撑他们自己的现实思想！
《基辅思想报》建议我作为战地记者前往巴尔干。这个建议来得恰逢其时，因为事态的发展证明八月会议已经流产。我感到有必要摆脱俄国侨民的事务，哪怕是在短期内摆脱也好。我在巴尔干半岛度过的短短的几个月正是战争的岁月，在这几个月中我学到了不少东西。
我于1912年9月动身前往巴尔干半岛，当时我早就认定战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当我站在贝尔格莱德街头看到排着长队的预备役军人的时候，当我亲眼目睹已经没有缓和的可能而知道战争已经迫在眉睫的时候，当我得知几个熟人已经在边境上拿起了武器而不是首先被杀就是去杀人的时候，曾经在我的思想和文章中被看得如此之轻的战争却令我感觉到是那样地不可思议和难以置信。我看着列队开赴前线的18步兵团的士兵，就像看见了一群幽灵。士兵们穿着涂了伪装的军服和树皮鞋，戴着插有绿树枝的帽子。士兵们脚上的树皮鞋和插着枝条的帽子这些全部战争装束使人们联想到他们就是这场战争的牺牲品。在这一时刻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像这些鞋子和帽子那样令人感到这场疯狂战争的残酷。如今的这代人是如此地远离了1912年的习性和情绪！那时我已经深深地意识到，在历史进程中，人道一道德的观点是最苍白无力的。但问题不在于去解释，而在于去经历！在我的心灵深处不由得产生一种无可名状的历史悲剧感：在命运面前的无能为力和对人们的贪得无厌的肺腑之痛。
过了两三天后就正式宣战了。我写道：
你们在俄国国内得知这个消息并对此深信不疑，而我在这里身临其境却不能相信这是真的。在我的头脑中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人们的日常的生活——小鸡、香烟、拖着鼻涕光着脚的小男孩——与战争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残酷现实联系在一起。我知道已经宣战了，并且知道战争已经开始了，可我还没有学会去接受它。
但是，我不得不在很长的时间内接受这样的现实。
在1912--1913年间，我深入了解了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了解了战争。这在很多方面为1914年甚至是1917年做了重要的准备。我在文章中层开斗争，反对斯拉夫主义的谎言、反对一切形式的沙文主义、反对美化战争、反对科学地组织起来的欺骗舆论的体系。《基辅思想报》编辑部需要拿出足够的勇气来刊登我的那篇文章，因为文章揭露了保加利亚人对土耳其伤兵和俘虏的兽行以及俄国报纸对此保持沉默的阴谋。这篇文章招致了自由派报纸的猛烈攻击。1913年1月3日，我在报纸上就“斯拉夫人”对土耳其人的兽行发表了针对米留可夫的《国会外质询》一文，一贯袒护保加利亚的米留可夫被逼到了墙角，他软弱无力、闪烁其辞地辩解了一番。辩论持续了几个星期，最后官方的报纸理屈词穷，不得不使出他们的惯用伎俩：暗示用安季特·奥托这个笔名的人不但是一个流亡分子，还是奥匈帝国的奸细。
我在罗马尼亚的几个月里结识了多布鲁德让努—赫列亚，并与早在1903年就认识了的拉科夫斯基结下了终身的友谊。
在俄罗斯和土耳其之间的战争爆发前夕，一位70年代的俄国革命者“顺路”来到罗马尼亚后，又意外地留在那里。几年之后，我们的同胞以赫列亚这个名字首先在罗马尼亚的知识界声名鹊起，后来又在先进工人中间产生了巨大影响。赫列亚活动的主要领域是开展以社会为基础的文艺批评，并由此形成了罗马尼亚先进知识分子的团体意识，他由美学和个人道德问题人手进而把人们引向科学社会主义。罗马尼亚所有政党的大多数政治家在年轻时几乎都上过赫列亚办的马克思主义速成学校，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年以后奉行反动的土匪政策。
X．拉科夫斯基是欧洲革命运动中最具国际化的人物之一：就出生地而言，他是保加利亚人，出生在保加利亚的中心城市科特尔，后来由于巴尔干版图的变更他成了罗马尼亚公民；就所受的教育而言，他是一位法国医生；就社会关系、情感和语言文字方面而言，他又是一个地道的俄国人。他掌握所有的巴尔干语言和四种欧洲语言，在各个不同时期积极参加了保加利亚、俄国、法国和罗马尼亚四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的党内生活，后来成了一位苏维埃联盟领袖和共产国际奠基人之一、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苏联驻英法两国的外交代表，他后来的命运又与左翼反对派联系在一起。拉科夫斯基有着开阔的国际视野和高尚的人格，正是因为如此，他才遭到了性格迥异的斯大林的嫉恨。
1913年，拉科夫斯基成了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这个党后来参加了共产国际，在他的领导下得以发展壮大。拉科夫斯基出资办了一份日报。他在黑海沿岸的曼加利亚附近有一处祖上留下来的不大的庄园，庄园的收入用于为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和其他许多国家的革命组织和个人提供资金。拉科夫斯基每周在布加勒斯特工作三天，在那里写文章，主持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在群众集会和街头的示威游行中发表演讲。然后，他乘火车回到黑海沿岸的庄园，顺便把庄园里要用的绳子、钉子等日常用品带回去。在庄园的田间，他穿着在城里穿的礼服跟在拖拉机后面跑，亲自察看新拖拉机的工作状况。一天之后，又匆忙赶回城里参加集会或会议。我曾跟着拉科夫斯基一起往返于城乡之间，从而得以近距离地欣赏这位不知疲倦、精力充沛和朝气蓬勃、对普通人亲切友善的人。在曼加利亚街道上短短的15分钟，他一会儿说罗马尼亚语，一会儿说土耳其语，一会儿又说保加利亚语，然后又与移民和商业经纪人说德语和法语，最后还和许多当地的俄国商人说俄语。他以庄园主、医生、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公民等不同的身份与人交谈，但他首先是一名社会主义者。我看着他走在这个偏远、安详的海滨小城的街上，就像看到了现实世界中的奇迹一般。到了晚上，他又坐上火车奔向自己的战场。无论是在布加勒斯特、索菲亚、巴黎、彼得堡还是在哈尔科夫，他都满怀信心、泰然自若。
对我来说，第二次流亡国外的时期是一个与俄国社会民主党刊物密切合作的时期。我首次在《基辅思想报》上发表的文章是一篇评论慕尼黑《老实人周刊》的长文。我一度对这份周刊很感兴趣，认真地读了它从创刊号开始的每一期，当时T．T．海涅的漫画渗透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也在那个时期，我对德国新小说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还写过一篇评价魏德金德作品的长篇社会评论文章，因为当时在俄国国内，随着革命情绪的消沉人们对他的作品越来越感兴趣。
《基辅思想报》是南方发行量最大的、一份带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激进报。这样的报纸也只能在基辅这样一座工业基础比较薄弱、阶级矛盾尚未充分发展而知识界的激进传统又十分强大的城市生存。或者可以这样说，这份激进报纸在基辅产生的原因与《老实人周刊》在慕尼黑产生的原因是一样的。我为这家报纸写各种各样的文章，有时候一些题目从书刊检查的角度来说是很冒险的。在很多情况下，短小的文章也是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之后才写成的。当然，在这份合法的报刊上，我不可能说出所有我想说的话，但是，我从来也没有写过我不想说的话。后来，我在《基辅思想报》上发表的那些文章未做任何的改动，由苏维埃出版社汇编成多卷本的文集出版。我现在有必要做以下说明：我为资产阶级报刊撰稿，是经过列宁派占多数的中央委员会批准的。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我们一到这里就住在了郊外。我的妻子写道：
我喜欢上了许特尔道夫，这里的住宅条件比我们所能住得起的要好一些，因为维也纳人一般是春天来这里租住，而我们是在秋冬两季。从窗口可以看到连绵的山峦，它们披着一层暗红色的秋装。从篱笆门出去就是一片旷野，而无需再绕过街道。在冬季每逢星期天，维也纳人就会带着雪橇、滑雪板，头上戴着五颜六色的帽子，身上穿着色彩鲜艳的毛衣，乘车经过这里去山里滑雪。到了4月，当我们因为租金上涨了一倍而离开我们的住宅时，花园里的鲜花和花园外的紫罗兰已经竞相开放了，阵阵花香从敞开的窗子里飘进来，屋子里弥漫着芳香。谢辽沙就是在这里出生的。我们只好搬到更加平民化的西维林去住。
孩子们同时讲俄语和德语。他们在幼儿园和学校里上课时说的是德语，所以他们在家里玩的时候也说德语，但只要我和他们的爸爸跟他们说话，他们马上就改说俄语了。如果我们跟他们说德语，他们反而觉得有些腼腆，还是用俄语回答。最近几年他们还学会了维也纳方言，而且说得还相当不错。
他们很喜欢去克利亚奇科家玩，他家所有的人，从一家之主到女主人再到成年的孩子们，对他们招待得都很周到，给他们好玩好吃的东西。
孩子们也很喜欢著名的马克思研究者梁赞诺夫。梁赞诺夫当时也住在维也纳，他擅长体操动作，这令孩子们钦佩不已，他那活跃的性格也让孩子们很喜欢。有一次，理发师给我的小儿子剃头，我坐在旁边。谢辽沙摆摆手悄悄把我叫过去，凑到我的耳边小声说：“我想让他给我剃一个梁赞诺夫那样的头。”他很喜欢梁赞诺夫那光滑的秃顶，他的秃顶和别人的不一样，要好看多了。
廖维卡刚到学校上学的时候，产生了一个宗教信仰的问题。根据奥地利的法律，孩子在14岁之前应该接受其父亲所信仰的宗教的教育。在我们的证件上并没有填写任何宗教信仰，所以我们为孩子选择了路德教，这是因为我们觉得这种宗教不会对孩子的能力和心灵造成太沉重的负担。路德教的教规是由一位女教师在课外时间讲授的，也是在学校里。廖维卡很喜欢这门课，这一点可以从他那张小脸上看出来，但他认为这没有什么好说的。有一天晚上，我听见他躺在床上嘟嘟嚷嚷的，就问他在说什么，他回答说：“我正在祷告呢，你知道吗，有的祷告可好了，就跟诗一样。”
在我第一次流亡国外的时候，我的父母也开始出国了。他们曾经到巴黎看我，后来又带着跟他们一起在乡下住的我的大女儿到维也纳。1910年他们去过柏林，那时他们已经完全接受了我的命运，最能说服他们的，大概是我的第一部德文著作的出版。母亲当时正在受着放线菌病痛的折磨，她生命的最后十年还一直在操劳着，而病痛成了她的又一项负担。她在柏林切除了一个肾，当时她已经有60岁了。手术后的头几个月她恢复得很好，容光焕发，这一病例在医学界广为人知。但是病痛很快又复发了，几个月之后就夺去了她的生命。她是在亚诺夫卡去世的，在那片土地上她生儿育女，操劳了一生。
如果我不说一说我在维也纳最亲密的朋友、老侨民C．刀．克利亚奇科一家的话，那么在我一生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维也纳时期，就不是完整的。我的第二次流亡生活与这个家庭密切相联。这个家庭有着广泛的政治兴趣和丰富的精神生活，爱好音乐，懂得四种欧洲语言，与欧洲各界人士有着广泛的联系。1914年4月，这个家庭的主人谢苗·利沃维奇·克利亚奇科的去世使我和妻子都非常难过。列夫·托尔斯泰曾经这样描述他那位极有天赋的弟弟谢尔盖，说他只是因为缺少了几个小小的缺点而不能成为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我们完全可以借用这句话来描述谢苗·利沃维奇：他具备成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的所有天赋，只是缺少了几个政治家必不可少的缺点。我们总能从克利亚奇科家找到友情和帮助，而那时，这二者都是我们非常需要的。
我从《基辅思想报》得到的稿酬足以维持我们的简朴的生但也有这样的时候，那就是当我为《真理报》的工作忙得连一行字也写不了的时候。危机就降临了：妻子对于去当铺的路了如指掌，而我则不止一次把在手头宽裕时买的书卖给旧书商。有时候，我们甚至要用简陋的家当来抵房租。我们有两个孩子，但是没有雇保姆。我们的生活给了妻子双重的负担，而她却还能抽出时间和精力协助我从事革命工作。 |
第十六章第二次流亡国外与德国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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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第二次流亡国外与德国社会主义
1907年的党代会在伦敦的社会主义教堂举行。这次大会会期较长，与会人数众多，场面热烈，但是秩序比较混乱。在彼得堡，第二届杜马还在活动。革命正处于低潮，然而人们仍然对它感兴趣，就连英国政界都十分关注它。英国自由派的社会名流还把一些到会的著名代表请到家中，以此向自己的客人们炫耀。但是革命处于低潮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党的经费的缩减也说明了这一点，剩下的经费不但不够为代表们支付回程路费，就连继续开会都不够了。当这个令人沮丧的消息在会场上空回荡的时候，有关武装起义的讨论被打断了，代表们都惶恐不安、莫名其妙地互相望着。怎么办？难道就在伦敦的这个教堂里住下吗？然而我们终归还是找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解决办法。一位英国自由派人士愿意向俄国革命提供借款，我记得好像是三千英镑，但他要求所有与会代表都要在借据上签字，于是他就拿到了一张用俄国各个民族的文字签着几百个名字的借条。只是这笔借款的清偿让他等了很久。在反动年代和战争岁月，党是无论如何也顾不上这笔巨额债务的，只是到了苏维埃政府成立以后，我们才把这张伦敦代表大会的借据给赎了回来。革命一定会履行自己的义务，虽然往往会拖延一点时间。
在代表大会刚开始的几天，一次在教堂的门廊里，一个身材高大、线条分明、长着一张圆脸、颧骨突出、头戴圆礼帽的男人叫住了我，他走过来微笑着说：“我可是您的崇拜者！”
“崇拜者？”我有些茫然地问道。
原来他说的是我在监狱里写的那几篇政论性的作品。这个人就是马克西姆·高尔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本人。
“不用说，我对您的大名也是仰慕已久了，”我同样礼貌地回应他。
那时高尔基和布尔什维克的关系密切。著名女演员安德列耶娃和他在一起。我们曾经一起游览伦敦。高尔基点头向我示意安德列耶娃，对我说：“您知道吗？她可是哪国的话都会说。”高尔基自己只会说俄语，说得非常好。每当乞丐在我们身后帮我们把马车的门关上时，高尔基总会带着央求的口吻说：“该给他几个便士。”
安德列耶娃回答说：“给过了，阿廖申卡，已经给过了。”
在伦敦的代表大会上，我和罗莎·卢森堡的关系更近了，我早在1904年就认识她了。她身材娇小，甚至还带点病态，但她气质高贵，一双美丽的大眼睛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她那勇敢坚毅的性格和思想令她显得十分出众。她行事紧张、严谨、果敢，永远是她英雄主义精神的反映。她的秉性中带有多彩的层面。革命和革命的激情、人和人类的艺术、大自然和大自然中的一草一木都能引起她的情感共鸣。她在写给路易丝·考茨基的信中说：“我需要一个非常信任我的人，他懂得我是出于误会才卷人世界历史的洪流，其实我天生就是一个放鹅的。”我和罗莎·卢森堡的私交并不深，因为我们见面的时间和次数都太少了。我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欣赏她的，可能当时我对她的评价还不够高……在所谓的不断革命论的问题上，卢森堡是和我站在同一立场上的。关于这件事情，我和列宁曾经在回廊里半开玩笑地争论过。代表们就都围在我们周围。列宁在谈起卢森堡时说：“这完全是由于她的俄语讲得不好。”我回答说：“但是她的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讲得可很好啊。”代表们都笑了，我们也跟着笑了。在大会上发言的时候，我有机会重新阐述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及其与农民关系这一问题上的观点。列宁在会议的总结发言中就此说道：“托洛茨基主张，无产阶级与农民在当前的这场革命中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就能在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这一基本问题上团结一致。”由此看来，他们说我在1905年革命中就轻视农民的作用是多么的荒唐。我还要补充说明的是，我于1907年在伦敦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我至今仍然认为是完全正确的一在十月革命后，作为布尔什维克对待农民及资产阶级的态度的理论经典而一版再版。
我从伦敦出发，到柏林去迎接从彼得堡来的妻子。此时，帕尔乌斯也已经逃出了西伯利亚。在德累斯顿，他和卡登社会民主党出版社商定出版我那本小册子《往返记》。我着手为这本描写我逃亡经历的小册子写一篇论述俄国革命的序言。但是几个月之后，这篇序言却展开写成了一本书，书的名字是《革命中的俄国》。一天，我和妻子及帕尔乌斯一行三人徒步穿越萨克森瑞士山地。时值夏末，天气晴好，清晨时分已略带一丝凉意。我们喝着牛奶，尽情呼吸着山里的清新空气。我和妻子尝试着离开道路下到山谷中，险些丧命。我们走出山地就进入了波希米亚，到了一个叫吉尔施贝格的小镇，在一个小官员的别墅住了几周。当我们的钱快花光的时候——这种情况总会周期性地出现——帕尔乌斯或者是我就忙着为社会民主党的刊物写几篇文章。在吉尔施贝格的时候，我还为彼得堡的布尔什维克出版机构写了一本论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书。在这本书中，我再次(第一次是在1905年)阐述了这样的思想：当资产阶级社会的危机来临时，德国社会民主党这个庞大机器将成为保守秩序的重要维系力量。但在当时我也没有预见到，这一理论上的推断今后会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证实。我们离开吉尔施贝格，就分头行动了。我去斯图加特参加代表大会，妻子回国去接孩子，帕尔乌斯则回德国。
在国际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1905年俄国革命的影响依然存在。大家都在向左派看齐，但是已经可以感觉到人们心底对革命方法的悲观失望情绪。代表们对俄国的革命者们仍然怀有浓厚的兴趣，但是已经带上了几分嘲讽的意味，好像在说：“瞧，又回我们这儿来了吧。”1905年2月经过维也纳回国的时候，我曾经问维克多·阿德勒对社会民主党加入未来的临时政府的看法。阿德勒以他特有的方式说：“你们跟现政府的交道还打不过来，又何必再为将来的政府劳神呢。”我在斯图加特又对阿德勒提起这些话，他说：“我承认，你们离临时政府比我意料的要近得多。”总的说来，阿德勒对我还是很友好的，要知道，奥地利工人的普选权是由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争取到的。
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期间，曾于1905年帮我进入不列颠博物馆的英国代表奎尔奇毫不客气地把各国外长会议称为强盗会议。这当然不会令毕洛夫公爵感到高兴了，符腾堡地方政府迫于柏林方面的压力而将奎尔奇驱逐出境。倍倍尔虽然对此也立刻表示不满，但德国社会民主党却不敢不顾一切地采取反对政府的行动，甚至连表示抗议的示威游行都没有举行。国际的会议好像成了小学生的课堂，最调皮的孩子被赶出了教室，其他的学生默不做声。德国社会民主党虽然规模很大，但它实际上却软弱无力。
1907年10月我已经在维也纳安顿了下来，很快妻子带着孩子也来了。我们住在城外的许特尔道夫，等待着革命高潮的再次到来。这一等就是很长的时间。七年之后令我们离开维也纳的不是革命，而是使整个欧洲完全淹没在血泊中的另外一股狂潮。那个时候，其他的流亡者都集中在瑞士或巴黎，而我们为什么偏偏选择维也纳呢？这是因为那时我对德国的政治更加关注，但我之所以没有住在柏林，完全是由于警方的原因，这样我就留在了维也纳。然而在这七年里，我最关注的不是奥地利而是德国。奥地利的生活是忙乱的，不禁让我联想起关在笼子里踩转轮的松鼠。
维克多·阿德勒是全党公认的领袖，我早在1902年就认识他了。现在我终于有时间了解他最亲密的战友以及他们的政党。
1907年夏天，我在考茨基的家里结识了希法亭。当时是希法亭的革命热情最为高涨的时候，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对罗莎·卢森堡的仇恨和对卡尔·李卜克内西的蔑视。在俄国问题上，他和其他许多人一样，能够接受哪怕是最极端的结论。他对我的文章(在我这次流亡国外以前就已经由俄文译成德文在《新时代》上发表)大加称赞。出乎我意料的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提议我们之间以“你”相称。这样，我们之间的关系表面上看来十分亲近，但实际上这种关系并没有任何的道义和政治的基础。
当时，希法亭很瞧不起墨守成规、不思进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并且常拿奥地利党的热情与之相比，但是他的这种批评是狭隘的。当时希法亭的正式身份只是德国社会民主党里一个宣传工作的负责人。在维也纳时他到过我那里，晚上带我一起去咖啡馆，介绍我认识他那些奥地利的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朋友们。我去柏林的时候也会登门拜访希法亭。在柏林的一家咖啡馆里我们还会见了麦克唐纳，爱德华·伯恩施坦为我们当翻译。希法亭和麦克唐纳一问一答，但如今这些问答我一点都不记得了，因为他们的话平淡无奇，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地方。我暗暗自问，他们三个人中谁离我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最远呢？这个问题还实在足难以回答。
在布列斯特谈判的时候，我收到希法亭的一封来信。我心里虽然对他不抱什么希望，但我还是不无兴趣地打开信封。这是十月革命以后第一个直接来自西方社会主义者的声音。这封信里写了些什么呢？希法亭在信里恳求我释放一位身出名门的维也纳“博士”战俘，在这封信里没有一个字是关于革命的。当然，他在这封信里还是以“你”来称呼我。我对希法亭的性格了如指掌，对他并没有抱任何希望，尽管如此，我仍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记得当时列宁是多么兴奋地问我：“听说您收到了希法亭的来信，是吗？”
“是收到了。”
“怎么样，说什么了？”
“来做说客，让我们释放他的亲戚。”
“关于革命他说了点什么？”
“关于革命什么也没说。”
“什么也没说？”
“对，什么也没说。”
列宁瞪大眼睛看着我：“这怎么可能呢！”
在这一点上我要胜过列宁，我太了解希法亭了。对他而言，十月革命和布列斯特悲剧只是他搭救自己亲戚的机会而已。在此，我就不打算再写那么两三段来叙述我是如何让列宁消除困惑的了，以免让读者感到厌烦。
希法亭最先向我介绍的维也纳朋友是奥托·鲍威尔、马克斯·阿德勒和卡尔，伦纳。这些人学识渊博，在很多方面掌握的知识都比我多。在中央咖啡馆里，我怀着浓厚的兴趣，甚至可以说是必恭必敬地聆听他们最初的谈话。但是，很快我的专注中就夹杂了一些疑惑。我认为，他们根本就不是革命者，他们非但不是革命者，还是与革命格格不入的人。这表现在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对政治的见解和判断能力以及他们身上那种自负而非自信的态度上，我甚至感觉到，能从他们的声音中听出市侩气。
更令我感到惊异的是，当这些学识渊博的马克思主义者们遇到重大的政治问题，特别是在革命的转折关头，竟然完全不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我首先从伦纳身上看到了这一点。有一次，我们在咖啡馆坐得时间太长，开往我住的许特尔道夫的电车已经没有了，伦纳请我到他家去住一晚。当时，这位学识渊博、才华出众的哈布斯堡官员大概也没有想到，十年后奥匈帝国的崩溃(他当时可是帝国历史的捍卫者)竟然让他当上了奥地利共和国的总理。从咖啡馆向他家走的路上，我们谈起了俄国的发展前景。当时，反革命势力在俄国已经稳住了阵脚。伦纳以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外国人的态度彬彬有礼、漠不关心地谈论这些问题，而奥地利贝克男爵内阁倒是更让他感兴趣。他对俄国问题的看法可以这样来概括：1907年6月3日政变以后，斯托雷平宪法中体现了地主与资产阶级的联盟，这是符合俄国生产力的发展现状的，因此他完全能够控制住局势。我反驳他说，在我看来，地主和资产阶级联盟的联合执政恰好为新的革命准备了条件，而新的革命将很可能使俄国无产阶级掌握政权。我记得，伦纳在路灯下用疑惑和宽容的目光看了我一眼。他大概认为我的预测不过是异想天开罢了，就像是奥地利一位神秘主义者的启示性预言一样。此人曾于几个月之前，在斯图加特的国际社会主义大会上预言世界革命将在某日某时爆发。“您这样认为吗？”伦纳问我。“可能我对贵国的情况不太了解。”紧接着他又很客套地添上了这么一句。就这样我发现我们完全没有共同的基础，也就无法谈下去了。我发现，这个人离革命辩证法的距离与最保守的埃及法老一样遥远。
后来的接触只是进一步加深了我的这些最初的印象。这些人的确很有学问，他们可以在陈旧的政治框框里写出一些漂亮的马克思主义文章来，但他们绝不是我的一路人。我同他们接触越多，观察越仔细，对此认识得就更加深刻。在私下聊天的时候，他们的谈话比他们的文章或演说坦白多了，在这些谈话中，他们时不时表现出来的不是赤裸裸的沙文主义就是小私有者的自我吹捧，不是在警察面前的诚惶诚恐就是对女性的鄙俗态度。我不禁暗自喊道：“难道这就是革命者！”我在这里指的不是工人阶级，虽然他们身上不免也会有一些小市民的习气，但他们要简单幼稚得多。我所遇见的可是战前奥地利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精英分子，他们可都是一些议员、作家和记者。在与他们的接触中我认识到，在同一个人的脑子里司以容纳多少完全不同的东西，从彼此完全孤立、被动感知的部分开始，进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心理体系，再用这个心理体系来改造自身，这中间的过程是多么漫长。马克思主义者的心理特征只能在社会动荡的年代同传统和习惯彻底决裂之后才能形成。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经常表现得像庸俗的市侩，他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像有些人研究法律一样，只研究某些部分，他们只是靠着《资本论》在混日子。在旧帝国等级森严、浮华喧嚣的首都维也纳，那些马克思主义的学究们甜言蜜语地互称“博士先生”，而工人则往往称他们为“博士先生同志”。在维也纳生活的整整七年中，我始终不能和这些上层人士中的任何一个人推心置腹地交谈，虽然我也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成员，出席他们的会议，参加他们组织的游行，为他们的刊物写文章，有时候还用德语发表简短的演讲。我感到这些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都不是我的同路人。在集会上或者参加五一节游行的时候，我倒是很容易和社会民主党的工人阶级找到共同的语言。
在这种条件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集对我来说是最需要、读得最多的一本。这本书不仅是检验我的观点的准绳，而且还是检验我的整个世界观的最高、最可靠的尺度。维也纳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们和我用的是同一些公式，可是只要把这些公式中的随便一条绕轴转5度就可以发现，我们在同一概念下放进去的是完全不同的内容。我们之间的团结一致是暂时、流于形式和虚假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心理上都对我有所启迪。这本书的每一页都能使我与这两位伟人在心灵上产生共鸣。他们对人的态度和我的是一致的。我能够猜出他们没有讲完的话，我和他们的感受是一样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彻底的革命者，同时，在他们身上又没有任何的宗派主义和禁欲主义的影子。他们两个人，特别是恩格斯，随时都可以说没有什么人的需求是我不需要的。但融人他们心灵深处的革命视野使他们永远凌驾于命运的偶然性和一切世俗的事务之上。低级趣味不只与他们格格不入、而且在他们面前还要退避三舍，庸俗之气甚至都沾不上他们的鞋掌。他们的评价、他们的同情、他们的玩笑，哪怕是一句最平常的玩笑，都充满了高尚的气息。他们对人的批评有日才甚至可以说是致命的，但绝不会是造谣诽谤；他们可能冷酷无情，但绝不会背信弃义。他们对于像荣誉、头衔和官阶之类的身外之物无动于衷，甚至报以极大的轻蔑。那些被凡夫俗子认为是他们身上的贵族气派的东西，恰恰是他们的革命优点，这一优点的主要特征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彻底、本能地独立于官方舆论。我在阅读他们的书信时比在阅读他们的著作时更加强烈地感觉到，正是那条把我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联系起来的纽带，使我与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对立起来。
这些人总是自诩为务实和干练，但就在这方面他们也显得是那么低能。1907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为了增加收入，竟然打算创办自己的粮食加工厂。这完全是一场极其草率的冒险，这种做法在原则上是危险的，在实践中是没有希望的。我从一开始就反对这么干，但是这些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居高临下地对我的反对报以宽容的微笑。过了将近20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这件事情上受尽了折磨，声誉和财产遭受了巨大损失，才不得不把工厂卖给了私人。为了平息无端遭受如此损失而招致工人们的不满，奥托·鲍威尔不得不引用了许多人的话，其中也包括我在一开始就提出的警告，来证明出卖工厂的必要性。但是他没有向工人讲明，他为什么没有看到我能够看到的东西，为什么当初不听从我的警告。这些警告并不是出于我个人的远见卓识得出来的。这个结论的依据既不是粮食市场的行情，也不是广大党员群众的状况，而是无产阶级政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处的地位。这看起来好像有些教条，但这却是最实际的标准。我的警告被证实只是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比奥地利的冒牌货更管用。
维克多·阿德勒在各方面都比他的同伴们优秀得多，但是他早就变成了一个怀疑主义者。他的战斗精神早就在奥地利的这些琐碎事务中消耗殆尽了。由于看不到前途，阿德勒有时候干脆会逃避这样的问题。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先知的行当是一个徒劳的行当，在奥地利尤为如此。”在斯图加特大会上，他在走廊里针对前面提到过的那位奥地利预言家说：“不管怎么样，就我个人而言，启示录式的政治预言比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预言更容易让人接受。”
这当然是一句开玩笑的话，但也不完全是玩笑。在这个对我来讲是性命攸关的问题上，我与阿德勒站在完全不同的立场上：对我而言，缺少了广阔的历史远见，我不仅不能想像自己的政治活动，甚至也不能想像自己的精神生活是什么。维克多·阿德勒变成了一个怀疑主义者，他能忍受一切适应一切，尤其是去容忍内部严重侵蚀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民族主义。
当我开始公开反对奥地利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沙文主义的时候，我与这两个党的领导人的关系就进一步恶化了。这些事发生在1909年，在会见巴尔干特别是塞尔维亚的社会民主党人(其中包括德米特里·图佐维奇，后来他作为一名军官在巴尔干战争中阵亡)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地听到他们抱怨，说所有塞尔维亚资产阶级的报纸都援引《工人报》上那些沙文主义的文章，来说明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完全是一句空话。因此我为《新时代》杂志写了一篇言辞和缓、小心谨慎的文章来批评《工人报》的沙文主义倾向。经历了一番犹豫之后，考茨基刊登了我这篇文章。与我关系甚密的老侨民С．П．克利亚奇科夫第二天就来告诉我说，我的那篇文章引起了党的领导层的极度不满。他们说：“他怎么敢这样！”……奥托·鲍威尔和其他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私下里谈话时一致认为，报纸国外版编辑莱特内尔做得太过分了，他们的看法也代表了阿德勒本人的意见。阿德勒对沙文主义者采取了容忍的态度，但实际上他对他们也很不满。星期六在咖啡馆里，奥托·鲍威尔径直走到我和克利亚奇科夫坐的小桌前开始严厉数落我。应当承认，我当时在他的猛烈攻击下还真有点不知所措。让我吃惊的与其说是他教训我的腔调还不如说是他得出的结论。他带着可笑的傲慢神态对我说：“莱特内尔的文章有什么意义？对奥匈帝国来说对外政策是不存在的。没有一个工人会读那篇文章，它没有任何意义……”
我吃惊地瞪大眼睛听着。原来这些人不但不相信革命，而且也不相信战争。他们在五一节的宣言上大书特书所谓的战争与革命，但是他们自己却从未当真，只是说说而已。他们从来没有注意到，当他们着迷地在蚂蚁窝里奔波忙碌的时候，历史已经把士兵们的巨大战靴悬到了蚁穴的上空。六年之后，他们不得不相信对外政策对奥匈帝国来讲也是存在的。战争刚开始，他们这些人就换了一种口气，开始说着莱特内尔之流的沙文主义者教会他们的无耻谰言。
笼罩柏林的却是另外一种精神氛围，尽管在实质上也好不到哪里去，然而却是一种不同的精神。奥地利学究们那些可笑的官瘾几乎察觉不到，关系也简单得多，民主主义的气氛要淡薄一点，至少不像在奥地利那么频频出现、那么赤裸裸。当时正处于德国民主党的鼎盛时期，是规模最大的社会民主党、国际共产主义中的第一把交椅，大概民族主义的情绪暂时淹没在党派自豪感之中了。
对我们这些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德国社会民主党是母亲、导师和鲜活的榜样。我们在远方将它视为理想的化身，只要一提倍倍尔和考茨基的名字，我们总是满怀崇敬和仰慕之情。尽管我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有着前面提到的那种不安的理论预感，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仍然十分倾慕它那不容置疑的魅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当时住在维也纳，并且要时不时地到柏林去。我的内心深处经常把两个社会民主党的首都加以比较，并时刻安慰自己说：不，柏林不是维也纳。
在柏林我参加过一两次左派人士的每周聚会。它们一般每星期五在金莱茵饭店举行。聚会中的主要人物是弗朗茨·梅林。卡尔·李卜克内西时而也会参加，但总是晚来早走。第一次带我到那里去的是希法亭，当时他还自认为是左派分子，尽管他在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嫉恨罗莎·卢森堡，而且他的恨意不亚于达申斯基在奥地利煽动起来的那种仇恨。当时那里的谈话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梅林的面颊抽搐着(他患了抽搐症)，他用戏谑的口吻问我，他的那些“不朽之作”有哪几本译成了俄文。在谈话中，希法亭总说德国的左派是革命者，梅林打断他的话说：“我们算什么革命者，他们才是革命者！”他说着朝我这边点了点头示意着。我对梅林很不了解，再说已经听惯了那些庸人对俄国革命的冷嘲热讽，因此我不知道梅林的话是真诚的还是在讽刺。后来他的行动证明了，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是严肃的。
我第一次见到考茨基是在1907年，那是帕尔乌斯领我去的。当我踏上位于柏林郊外弗里登瑙的那栋洁净小房子的楼梯时，心中不无激动之情。一位皮肤白净、神情愉快、长着明亮的蓝眼睛的小老头用俄语欢迎我说：“你好。”我通过阅读他的著作对他已经有所了解，所有这一切都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特别令人产生好感的是他的从容不迫。后来我才知道，这源于他当时无可争议的权威地位以及由此带来的心平气和的心态。他的对手们称他为第二国际的“教皇”。他的朋友们偶尔也会这么亲密地叫他。考茨基的老母亲是一位有倾向性的小说家，她把自己写的小说都献给了“我的儿子和我的导师”，她在75岁寿辰的时候收到了来自意大利社会主义者的祝福：献给“教皇”的母亲。
考茨基将调和改良与革命作为自己的主要理论使命。但他本人的思想是在改良时代形成的。实际上对他来说，改良才是现实的，而革命仅仅是模糊不清的历史前景而已。考茨基把马克思主义当成现成的体系，并像小学老师那样把它通俗化了。他不能担当重大事件的责任。从1905年革命起，他已经开始衰落了。我在同考茨基的谈话中收获甚微。他的头脑僵化、缺乏创新和应变的能力，他对问题的评价是抽象的，就连开的玩笑也都显得平淡无奇。正因为这些原因，考茨基并不能算得上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
考茨基与罗莎，卢森堡建立友好关系的时候正是他的精神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但在1905年革命以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快就趋于冷淡了。考茨基同情俄国革命，并且远远地从旁观者的角度对它进行一些不无见地的评论。但是他本能地反对把俄国革命的方式搬到德国。我在前往特列普托夫公园参加示威游行的时候顺便去了考茨基的家，在那里正碰上罗莎·卢森堡和考茨基激烈地争辩，尽管他们之间以“你”相称，说话的语气也是那种亲近的、朋友式的，但从罗莎的语气里明显流露出强压着的怒火，在考茨基的话中则可以听出他委婉的玩笑下面潜藏着的发自内心的不安。我和罗莎·卢森堡、考茨基及其夫人、希法亭、现已去世的古斯塔夫·埃克施泰因一起去参加示威游行。途中，他们依然在激烈地争执着，考茨基只想当旁观者，而罗莎·卢森堡却想参与其中。
1910年，在争取普鲁士普选权斗争的问题上，他们两人之间的对立公开化了。当时，考茨基提出了所谓的“消耗战略”的构想，主张通过消耗敌人的办法来最终实现推翻敌人的目的。他们两人之间的争论是围绕着两种不可调和的倾向展开的。考茨基所提出的路线是一条越来越适应现存制度的路线，在这条路线的指导下，被“耗尽”的将不是资产阶级社会，而是工人群众的革命思想。所有的庸人、官吏和名利之徒都站在厂考茨基一边，因为考茨基的这种论调无异于为他们扯了一块思想的遮羞布，从而使他们的丑陋本质免于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但是战争终于爆发了，政治上的消耗战略被堑壕战挤得再也没有立足之地。考茨基就像当初适应和平一样很快就适应了战争，而罗莎·卢森堡的行动则表明，她永远忠于自己的思想……
我还记得在考茨基家里为累德堡庆祝60寿辰时的情景。在到场的十多位客人当中还有七十多岁高龄的奥古斯特·倍倍尔。当时正值党的鼎盛时期，党在策略上保持着高度的统一。老人们历数着已经取得的成绩，满怀信心地层望着未来。宴会上的寿星累德堡在晚饭之后还画了几张逗人发笑的漫画。我就是在这次生日宴会上结识倍倍尔和他的朱丽叶的。所有出席宴会的人，包括考茨基在内都聚精会神地听着奥古斯特，倍倍尔说的每一个字，至于我本人那就更不用说了。
在倍倍尔个人身上体现了一个新的阶级自下而上缓慢而顽强地前进的过程。这位干瘦的老人似乎完全是用那种认准一个目标就坚忍不拔、勇往直前的意志铸成的。倍倍尔从来不会在与实际任务没有什么直接联系的事情上浪费精力，这在他的思维、演说、文章和著作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他在政治舞台上的特殊魅力也正来源于此。他体现了一个阶级的特征，这个阶级把十分有限的闲暇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他们珍惜自己的每一分钟，如饥似渴地吮吸每一点必不可少的知识。这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倍倍尔逝世于布加勒斯特和平会议召开之际，当时巴尔干战争业已开始、世界大战尚未爆发。我是在罗马尼亚普洛埃施塔赫车站上听到这一噩耗的，我简直难以相信这是真的。倍倍尔去世了，社会民主党该怎么办？我的脑海里立时就闪出了累德堡在分析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生活时说的那句话：这里有百分之二十的人是激进分子，有百分之三十的人是机会主义分子，除此之外的人都追随倍倍尔。
倍倍尔选择了哈阿兹做自己的接班人，毫无疑问这是因为他被哈阿兹的理想主义吸引了。但是哈阿兹的理想主义并不是什么远大的革命理想主义，哈阿兹身上没有这种理想主义，他的理想主义是比这要狭隘得多的、纯粹是个人的凡俗的理想主义，比如他为了党的利益，而甘愿放弃在柯尼斯堡的收入丰厚的律师职业就算是他的理想主义了。但实在令俄国革命者不解的是，倍倍尔居然在党代会上，好像是在耶拿举行的那次党代会上，赞扬这个并不怎么了不起的自我牺牲的壮举，而且还坚持举荐哈阿兹担任党中央委员会第二主席。我对哈阿兹的为人十分了解。一次党代会之后，我和他一道在德国进行过不太长的观光旅游，我们一起去参观了纽伦堡。哈阿兹在私人交往中是一个温和且待人周到的人，但在政治上，就其天赋而言，他充其量上是一个老老实实的普通人，一个不具备革命气质，没有理论远见的地方上社会民主党人；在哲学方面，他有些谦逊地自称是康德派哲学家。在任何危机关头，他都不愿意当机立断，而是敷衍观望。后来，中派分子选他做自己的领袖，也就不足为奇了。
卡尔·李卜克内西是另一种类型的人。我和他相交多年了，但每次都要隔很长时间才能见面。李卜克内西在柏林的住处是俄国流亡者的大本营。每当需要起来抗议德国警察为沙皇效劳时，我们第一个去找的就是李卜克内西，这时他就会为我们四处奔走。李卜克内西是一位有学识、有修养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是一位实干家，而不是一位理论家。他热情奔放，富有自我牺牲和大无畏的革命首创精神，有很强的政治敏感性，善于审时度势和洞察群众运动的态势。这是一位真正的革命家。正因为如此，在充斥着拖沓的官僚作风、随时准备妥协退让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这个家庭里往往有半数的人把他看成是一个异己分子。我见过多少庸俗浅薄之徒以嘲弄的目光居高临下地藐视着李卜克内西啊！
1911年9月初，在耶拿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李卜克内西建议我就沙皇政府对芬兰的倒行逆施问题做专题发言。但是在我发言之前，我们收到一封关于斯托雷平在基辅遇刺身亡的电报。倍倍尔立刻就追问我：暗杀意味着什么？哪个政党对此负责？我的发言是否会引起德国警察对我的注意？我想起奎尔奇在斯图加特的遭遇，于是谨慎地问这位老人：“您是不是担心我的发言会招惹麻烦？”
倍倍尔回答说：“没错，坦率地说，我倒是觉得您还是不发言为好。”
“要是这样的话，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倍倍尔松了一口气，似乎是轻松了许多。过了一会儿，李卜克内西恼火地跑到我跟前，问道：
“他们建议您不要发言，您答应了，是真的吗？”
“我能不答应吗？”我说，接着又辩解道，“要知道，这里的主人是倍倍尔，而不是我。”
李卜克内西把自己的满腔愤怒都发泄到演说中，他在发言时不顾主席团的一再暗示，无情地抨击沙皇政府，而主席团却不愿意因为冒犯沙皇而招惹麻烦。事情后来的所有发展都肇始于这几件不大的事情……
当捷克的工会组织奋起反抗德国人的领导时，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反对工会分裂的论调，并巧妙地为此披上了国际主义的外衣。在国际召开的哥本哈根大会上，为此做专题报告的是普列汉诺夫。像所有的俄国人一样，他毫无保留地支持德国方面的立场而反对捷克人。要普列汉诺夫来做这个报告是老阿德勒提议的，他认为，在这件关系微妙的事情上，让一个俄国人充当反对斯拉夫沙文主义的主要公诉人更合适。涅麦茨、索库普或什麦拉尔这些人身上带有狭隘的民族局限性，我当然不可能与他们有任何共同之处，他们曾经千方百计要我相信捷克人是对的。不过我当时对奥地利工人运动内部的情况了解得很清楚，因此我不认为捷克人应该负全部哪怕是主要的责任。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捷克的广大党员比奥地利和德国的广大党员要激进得多，因此，他们对维也纳的机会主义领导理所当然是不满的，这很容易被涅麦茨之流的沙文主义分子巧妙利用。
从维也纳前往哥本哈根参加大会的途中，我需要在一个车站换车，在那里我意外地遇到了从巴黎来的列宁。要在车站等将近一个小时，我们就利用这段时间进行了一次长谈，开始的谈话还相当友好，后来就变得不那么友好了。我向他说明捷克工会组织之所以搞分裂，主要的责任在于维也纳的领导，维也纳总是先信誓旦旦地鼓动各国工人起来斗争，其中当然也包括捷克工人在内，但是斗争到最后总是以领导层同君主专制政权搞幕后交易而告终。列宁怀着极大的兴趣听着我的谈话。他在听别人谈话方面有特殊的本领：当他需要抓住对方的谈话要点时，他的目光会越过对方盯着远处。当我向他谈起最近为《前进报》写的一篇有关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文章时，我们谈话的气氛马上变了。这篇文章是专门为大会写的，但是它遭到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的尖锐的批评。文章中特别尖锐的地方，是所谓的“剥夺”问题。在革命遭到失败后，武装剥夺和恐怖主义活动造成了革命党自身的涣散。伦敦代表大会根据孟什维克、波兰人和一部分布尔什维克的提议，做出了禁止剥夺的决议，当有人喊“列宁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时，列宁只是神秘莫测地微微一笑。在伦敦代表大会之后，剥夺活动仍在继续，这给党带来了严重危害。我在写给《前进报》的那篇文章中对此进行猛烈的攻击。在列宁的坚持下，我凭记忆把文章的主要思想和提法告诉他时，他带着责备的口气问道：
“您真的是这样写的吗？能不能发一封电报，把文章扣下来不发表了？”
我回答说：“不能，文章应该在今天早上就登出来了，再者说，为什么要扣下不发表呢？文章是正确的。”
实际上这篇文章是错误的，因为文章中主张党只有通过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放弃极端行为而融合在一起才能确立，而事实上党是通过布尔什维克对孟什维克的无情斗争而确立的。列宁试图在俄国代表团中展开对我的文章的批评，这是我一生中与列宁之间发生的最尖锐的一次冲突。当时列宁的身体不好，他正受剧烈牙痛的折磨，头上裹着绷带。同时，由于这篇文章的基调主要是反对孟什维克的，导致孟什维克对它同样也十分不满，因此俄国代表团内部对文章和文章的作者充满了敌意。1910年10月，阿克雪里罗得在写给马尔托夫的信中说：
他在《新时代》上发表的文章比在《前进报》上的更加令人难以容忍。
卢那察尔斯基说：
早巳容不下托洛茨基的普列汉诺夫试图利用这种局面展开对他的批判。我认为，这样做不公平，就十分坚决地站在托洛茨基一边，并和梁赞诺夫一起努力，使普列汉诺夫的计划彻底破产了……
鉴于大部分的代表团成员只是从别人那里听说了我的那篇文章而没有亲自读过，我就要求宣读文章。季诺维也夫反驳说，没有必要为了批判一篇文章而去了解它，但是大部分代表都不同意他的说法。我记得是梁赞诺夫朗读并翻译了这篇文章。在此之前，大家只是私下里传言这篇文章是多么的可怕，但是听完后大家反而觉得文章也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因此绝大多数代表拒绝谴责它。但这并不妨碍我本人今天谴责这篇文章，因为它对布尔什维克的评价是错误的。
在关于捷克工会的问题上，俄国代表团在大会上投票支持维也纳方面提出的决议案而反对布拉格的提议。我试图对此提出修正案，但没有成功，这归根结底是因为，我自己当时也不清楚，应该对社会民主党的全部政策提出什么样的“修正案”。这种修正案应该是对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发起的圣战。但是，我们直到1914年才走上这条道路。 |
第十五章审判、流放、逃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崔继新译本）
第十五章审判、流放、逃跑
我的第二次监狱生活开始了，不过这一次对我来说比第一次轻松多了，而且条件也比八年以前的那次要优越得多。我被关在“十字架”监狱一段时间之后，又被关进了彼得保罗要塞，最后被转移在预审收容所里，动身去流放地之前还曾被关在流放犯羁押解送监狱里。就这样我前后总共被关了15个月。每一座监狱都有其特殊之处，因此每被关到一个新的地方就要重新适应那里的环境。但是要将这些一一叙述出来，又显得过于麻烦，虽说这些监狱形形色色、各有不同，但毕竟它们都是监狱，因此总的看来它们却又都是相似的。我又开始进行系统的科学和理论工作。我研究了地租理论和俄国社会关系史。这一时期我正在撰写的、关于地租问题的较大篇幅的手稿，在十月革命后最初的几年里给弄丢了。这是我自从损失了研究共济会问题的手稿之后的又一大损失。这一时期，我对俄国社会关系问题的探讨都倾注在《回顾与展望》一文中，这篇文章就是那一时期不断革命论的最重要的奠基之作。
在被关进预审收容所后，我们就可以会见辩护律师了。第一届杜马给政治生活带来了一些生气，报纸也变得更敢讲话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报刊也开始重新活跃起来。我又可以拿起笔重新投入论战之中。辩护律师也乐意帮我把写好的大量文稿夹在他的公文包里带出去。我写的那本论战性的小册子《政治舞台上的彼得•司徒卢威》就是在这个时候问世的。我埋头于这本小册子的写作，放风散步对我来说倒成了一件扫兴的事。在这本论战性的小册子里我把矛头指向自由派，从根本上捍卫了彼得格勒苏维埃、莫斯科十二月武装起义和一切革命的政治，对来自机会主义的种种指责和批评进行坚决反击。布尔什维克的报刊对这本小册子表示欢迎，而孟什维克则对此保持了沉默。几个星期之内，这本小册子就发行了好几万册。
与我关在一起的Д．斯韦尔奇科夫在他的回忆录《革命的曙光》一书中这样描写当时的情况：
列•达•托洛茨基在写作《俄国与革命》时，一气呵成，他分几次把写好的文稿送出去发表。在这本著作中，他第一次(这并不准确——托洛茨基注)明确地提出：俄国开始的革命在没有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之前不会结束。他的“不断革命论”——人们这样称呼他的这一思想——当时几乎没有得到任何人的认同，但他坚信自己的论断，并已经清醒地洞察到了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的统治行将崩溃的种种迹象以及社会主义革命业已临近的征兆……
斯韦尔奇科夫接着写道：
托洛茨基住的牢房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图书馆，几乎凡是值得一看的书都给他弄来了，他整天都在读书写作，从清晨一直工作到深夜。他对我们大家说：“我感到自己很快乐，我坐在这里，工作着，并且坚信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被逮捕……要知道，在沙皇统治下的俄国，这种感觉实在是非同寻常……
当时，我也读一些欧洲经典文学作品当做休息。我躺在监狱的床上读这些作品，整个身心都陶醉于其中，就像慢慢地咂摸着清醇的美酒，又像是缓缓地吸着芬芳馥郁的雪茄。这真是美好的时刻。我对经典文学作品的研究，可以从当时作品中所引用的警句和引文中觅到一些踪迹。那时候，我第一次用原文阅读法国小说家们的作品，短篇小说的艺术首屈一指的当属法国的。尽管我的德语比法语要好一些，特别是在科技词汇方面，但是我读法语小说比读德语小说要容易一些。我至今一直酷爱法国小说，甚至在国内战争时期当我坐着专列奔波于全国各地的时候，我会在车上挤出个把小时阅读一些法国文学的新作。
说到底，我对自己的监狱生活没有什么可抱怨的，那里对我来说是一所很好的学校。当我被带离彼得保罗要塞单人牢房时，心里对它还真有些恋恋不舍，因为那里是那么安宁、寂静，可真是进行脑力工作的理想场所。预审收容所的情况却正好相反，那里人满为患，到处喧闹不堪。当时俄国各地各种恐怖凶杀事件和武装抢劫活动频发，几乎形成了一股潮流，因此这所监狱里还关押着不少死刑犯。鉴于第一届杜马的召开，监狱里的规矩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牢房的门白天都不上锁，被关在这里的人们可以自由出入散步。我们时常玩跳马游戏，就是大家轮流弓着腰站在那里，其他的人从他背上跳过去，那些被判了死刑的人也和我们一起玩。我妻子每周来探视两次，值班的看守对我们交换信件和手稿故意视而不见。其中一位上了些年纪的看守对我们格外友好，应他的要求，我还把自己写的书和签了名的照片送给他。他兴奋地小声对我说：“我的几个女儿都是高等女子讲习班的学员。”说着，他还偷偷地眨了眨眼睛。后来，在苏维埃政权时期我又见到了他。在那个饥荒遍地的年代，我竭尽所能地帮助他。
帕尔乌斯和捷依奇老人经常一起在院子里散步，我有时也会加入到他们中间。有一张照片反映的就是我们三个人一起在监狱的伙房里的情景。总是精力充沛的捷依奇谋划集体越狱的事情，他毫不费力地就争取到了帕尔乌斯，并且竭力劝说我参加。我一再拒绝，因为我认为，对我们的审判将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这对我很有吸引力。他们说服了不少人参与此事。监狱图书馆成了这次行动的中心，但一个看守在那里发现了一套钳工工具，监狱当局认为，这可能是某个宪兵企图改变监狱的性质而故意放在那里的，他们把这件事给压了下去。不过，捷依奇最终还是成功地实施了他的第四次逃跑计划，只是不在这所监狱，而是在西伯利亚。
经历了12月的失败以后，党内的派系分裂加剧了。杜马的解散又将革命的所有问题重新提了出来。我就这些问题写了一本论策略的小册子，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出版机构出版了它。此时，孟什维克已经在各条战线上败下阵来。但是，在监狱里派系之间的矛盾没有在外面那么尖锐，这使我们有可能出版关于彼得堡苏维埃的也有一些孟什维克参与其中的集体性作品。
对苏维埃代表们的审判是从9月19日开始的，当时正值斯托雷平的军事法庭刚刚开张。法庭的院子和附近的街道简直都成了兵营，彼得堡所有的警力都被动员起来了。但是审判过程本身进行得倒比较自由，反动派们想借此暴露维特的自由主义，暴露它对革命的无能，从而彻底搞垮它。他们总共传讯了400名证人，但是到庭作证的只有200多人。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工人、厂主、宪兵、工程师、仆人、市民、记者、邮电局的官员、警察局长、中学生、杜马议员、看门人、枢密官、流氓、苏维埃代表、教授以及士兵轮番到庭，在法官和检察官、辩护人和被告的交叉火力(尤以被告的火力为甚)下，一一再现了革命时期工人苏维埃的活动情况。被告获准为自己辩护。我在做自我辩护时，论述了武装起义在革命中的意义，这样，我最重要的目的就达到了。当法庭拒绝传唤枢密官洛普欣(此人于1905年秋天曾经在沙皇警务厅大量印刷残害犹太人的传单)到庭作证的时候，我们就中断了诉讼程序，强烈要求把我们送回监狱。辩护律师、证人和听众也跟着我们退庭，庭上只剩下法官和检察官在那里面面相觑。在我们缺席的情况下，他们做出了判决。有关这场持续了一个月之久的审判的案卷一直没有公开，我想现在可能已经找不到了。我在《1905年》一书中对这次审判的一些重要细节做了详细的记录。
我的父母当时在法庭上旁听了，他们的心情和感受非常矛盾。此时我的行为已经不能再用小孩子的任性来解释，因为这已经不是在尼古拉耶夫的什维戈夫斯基的园子里的那些日子了。我已经是报社的编辑和苏维埃的主席，作为一名作家也有了些名气，这些都给老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母亲和辩护律师攀谈着，希望能得到关于我的好消息。当我在法庭上发言的时候，母亲默默地流泪，尽管她未必全能听懂我讲话。当我发言结束，20位辩护律师走过来依次和我握手的时候，她哭得更厉害了。一位辩护人要求暂时休庭，因为所有出庭的人都情绪过于激动。这个人就是A．C．扎鲁德内，他后来当上了克伦斯基政府的司法部长，并以叛国的罪名把我关进了监狱，当然了，那已经是10年之后的事情了……
在休庭时，我的父母用幸福的眼光看着我，母亲甚至相信我不但会被宣判无罪，说不定还可以受到奖赏。我提醒她做好我可能被判处服苦役的准备，母亲惊慌但又难以置信地把目光投向辩护律师，想弄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父亲脸色苍白，默不做声，他既感到幸福又觉得难过。
我们被剥夺了一切公民权利，判处永久流放。这个判决比我预想的要轻多了，我们本来是等着服苦役的。但是这次的流放是永久的，它完全不同于我第一次的行政流放。这种永久流放是没有期限的，所有试图逃跑的人都会被加判三年服苦役。在此两三年之前刚刚废除了对苦役犯附加的45下鞭笞。
1907年1月3日我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我们已经到流放犯羁押解送监狱两三个小时了。我得承认，我离开预审收容所那间牢房的时候有些心神不宁，我已经习惯了那间小小的牢笼，在那里我完全可以工作。我们知道，在流放犯的羁押解送监狱里，我们所有人都将被关进一大间牢房，这可是一件最令人沮丧的事情。再以后将是我十分熟悉的分段押送，肮脏、混乱、遥遥无期的旅途。有谁知道我们何时才能到达流放地？又有谁能够预言我们何时才能回来？还不如依旧蹲在462号里读书、写作……然后等待。
现在，我们事先没有接到通知就突然被弄到这里。我们在收监室里被迫换上囚衣，我们怀着小学生般的好奇心穿戴起来。大家都换上了灰色的裤子和灰色的上衣，还戴上灰色的帽子，彼此看着觉得十分有趣。只是，后背上的红黄方块布不见了，我们获准保留自己的内衣和鞋子。我们这群穿上新衣服的人激动不安地涌到牢房里……
允许保留自己的鞋子对我来说有不小的意义，因为在我的鞋掌里藏着一本精致的护照，而在鞋的后跟里塞着几枚金币。我们都将被流放到位于北极圈内很远的一个叫做奥布多尔斯克的小镇上。那里离最近的铁路有1500俄里，离最近的邮局也有800俄里。邮差两个星期才往那里送一次邮件，在春秋季节道路泥泞的时候，甚至一个半月到两个月都不来一次。
在押解我们的途中采取了非常严格的警戒措施。彼得堡的押送队被认为是不可靠的，事实的确如此：在押送我们的车厢里，站岗的士官手里挥舞着军刀为我们朗读最新的革命诗篇。相邻的车厢里坐着一个排的宪兵，他们在每一站都会下车把我们的车厢团团围住。然而，监狱当局对我们却十分客气，因为革命与反革命的天平仍然摇摆不定，人们还不清楚在这场斗争中究竟谁将获胜。押送队的指挥官一开始就将上级给他的指令拿给我们看，指令上面赋予他可以不按照规定给我们戴手铐的权利。
1月11日我在途中给妻子写信说：
如果军官对我们都这么客气的话，那士兵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几乎都看过有关对我们进行公审的报道，都很同情我们这些人……直到最后一分钟，士兵们还不知道他们要押送什么人，以及押送到什么地方去。士兵们根据突然把他们从莫斯科调到彼得堡的过程中所采取的严格保密措施推测，他们可能是要把死刑犯押到施吕瑟尔堡去执行死刑。在流放犯羁押解送监狱的交接室里，我发现这些押送队的士兵看起来有些激动，他们有些人显得格外殷勤，好像是有一种负罪感似的。到了车厢以后我才明白其中的原因。当他们最后得知押送的工人代表只是去流放地的时候，他们都十分兴奋。作为超级押送队的宪兵们几乎从来没有在我们的车厢里出现过，他们负责外围的警戒，一到站就包围车厢，还轮流在车厢门口警戒。显然，他们最重要的任务是监视押送队。
一路上我们所写的信件，都是这些押送队的士兵们偷偷地帮我们寄出去的。
我们坐火车到达秋明，然后再从秋明坐马车出发。我们一行14名流放犯由52名士兵押送，这还不包括军官、警官和警察。我们乘坐40辆雪橇，从秋明启程，途经托博尔斯克，沿着鄂毕河畔的道路曲折前进。我给妻子写信说：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每天向北走90—100俄里，几乎跨越一个纬度。越往北走，文明(假如这还称得上是文明的话)的氛围就越来越淡薄。每天一个纬度，我们就这样一步一步地朝着严寒和蛮荒的王国走去。
我们经过33天的长途跋涉，穿越了几个伤寒肆虐的地区，终于在2月12日到达了别廖佐沃。这里曾经是最受彼得大帝宠爱的梅尼希科夫公爵的流放地。在这里我们可以稍做停留，休息两天，然后还要赶500俄里的路程才能到奥布多尔斯克。在这里我们可以自由活动，当局并不担心我们会逃跑，因为回去只有一条沿着鄂毕河的路，沿途都架着电话线，所有逃跑的人都会被逮住。别廖佐沃住着一位被流放于此的土地测量员罗什科夫斯基，我和他商量过逃跑的问题。他告诉我，可以试试直接往西的路，坐用驯鹿拉的雪橇沿着索西瓦河朝着乌拉尔方向走，直到矿区，接下来从博格斯洛夫斯基矿场坐上窄轨铁路火车到达库什瓦，那里是窄轨铁路与彼尔姆铁路的交会处，从彼尔姆就可以坐上火车一路到达维亚特卡、沃洛格达、彼得堡、赫尔辛福斯……但是索西瓦河沿岸没有大路。别廖佐沃周围是人迹罕至的广袤荒原，方圆1000俄里以内没有警察局，也没有俄罗斯居民，偶尔会有奥斯佳克人的小帐篷。这里没有电报局，连马都没有，惟一的交通工具就是驯鹿。警察也不会追赶，但是在一望无际的荒原上很容易迷路，很可能在冰天雪地中冻死，何况现在正是2月份，是暴风雪肆虐的季节……
老革命家费特大夫也是我们这批流放者中的一员。为了能在别廖佐沃多待上几天，他教我假装坐骨神经痛。我顺利做到了周密的逃亡计划的前几步。所有的人都清楚，坐骨神经痛是检查不出来的。我被送进医院治疗，那里的条件更加宽松。每当我的病痛“稍稍减轻”时，我就会出去散步，一走就是几个小时。医生甚至还鼓励我多走走。前面已经说过了，在这个季节谁也不会担心有人会从别廖佐沃逃走。我应该做出决定了，就这样我选择了径直朝西、直奔乌拉尔的道路。
这时罗什科夫斯基请来了一位外号叫“山羊脚”的当地农民商议此事。这位农民瘦小而机智，他成了这次逃跑行动的组织者，他做这些事情几乎完全是无私的。当他的身份暴露之后，他吃了不少的苦头。十月革命胜利后好长时间，他都不知道他10年以前帮助逃亡的那个人就是我。只是到了1923年他才到莫斯科来找我。我们的重逢是热烈的，我给他穿上红军的礼服，带着他去看戏，还送给他一部留声机和其他的礼物。此后不久，这位老人就在遥远的北方去世了。
要想从别廖佐沃逃出去，必须乘鹿拉的雪橇。问题是必须找到一位敢于在这样的季节冒险走一条前途未卜的道路的向导。后来，“山羊脚”找到一位济良人，他像大多数的济良人一样，机智敏捷，经验丰富。
“可别是个酒鬼吧？”
“怎么不是酒鬼？他可是一个嗜酒如命的家伙。但是，他会说流利俄语、济良话和两种相似的奥斯佳克方言。要想再找到一个像他机灵的车夫那是不可能的。”
可是就是这个机灵的车夫后来出卖了“山羊脚”，不过，他倒是把我成功地送出了西伯利亚。
我计划在星期天半夜逃离别廖佐沃。这一天地方当局举办了业余文艺演出，我故意到临时充做剧场的兵营里去转了一圈，在那里还碰上了当地的警察局长，并且告诉他说，我感到自己好多了，最近就能动身前往奥布多尔斯克了。我这样做未免显得过于诡诈，但这却是必须的。
当钟楼上敲响午夜12点的钟声以后，我悄悄地来到“山羊脚”的院子里。雪橇早就备好了。我平躺在雪橇上，身下垫着另外一件皮袄，“山羊脚”把结了冰块的于草盖在我身上，用绳子把草勒在雪橇上，然后我们就出发了。干草上的冰很快就化了，冰凉的水在我的脸颊流淌。我们走出几俄里之后停了下来。“山羊脚”解开绳子，我从干草下钻了出来。我的这位车夫打了一声呼哨，就听见好几个人不太清醒地回应着。济良人喝醉了，而且还带来了好几个同伴。这可不是什么好的开端，可是我别无选择。我带着自己那简单的行装上了他的轻便雪橇。我穿着两件皮袄(一件毛冲里，一件毛冲外)、毛皮袜子、毛皮靴子，戴着双层的毛皮帽子和毛皮手套，从头到脚都是奥斯佳克人过冬的穿戴。我的行李里面还有几瓶烈酒，在冰天雪地的荒原上，这可是最靠得住的宝贝。
斯韦尔奇科夫在回忆录中写道：
从别廖佐沃的消防了望塔上放眼望去，至少可以看到方圆一俄里范围内所有来往行人和车辆。完全可以料到，警察会去问这里的值班员，那天夜里是否有人出城。因此，罗什科夫斯基安排另外一位当地居民赶着车沿着通往托博尔斯克的大路运送宰杀好的小牛出城。果然，事情正如预料的那样。在托洛茨基出逃两天后，警察局发现了，他们朝着运送小牛的马车走的方向追去，这样他们又白白浪费了两天的时间……
这些事情我是很久以后才知道的。
我们沿着索西瓦河走。拉雪橇的鹿是向导从几百头鹿中挑选并买下的。那位喝得醉醺醺的向导一开始总是打盹儿，而那些拉雪橇的鹿也就不走了。这对我们两个人来说都是很危险的。到后来，他干脆任凭我怎么摇都摇不醒了。我只好摘下他的帽子，他的头发上立刻就结了一层冰，这样他的酒劲才慢慢过去了。于是我们继续赶路。这是一次在冰雪覆盖的荒原上的美妙旅行，周围不时闪出一丛冷杉，偶尔在雪地上见到野兽的足迹。几头鹿起劲地跑着，舌头耷拉到一侧，啾啾啾地喘着气……路很窄，几只鹿挤在一起，使我感到十分惊奇的是，它们这样跑竟然能够互不妨碍。它们确是令人惊奇的动物：竟然不知道饥饿，好像也不会疲劳，我们出发前它们已经有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而现在已经又快一整天了，我们忙着赶路，根本就没有喂它们。车夫告诉我说，它们这才刚刚“撒开腿”。它们就这样不知疲倦、不紧不慢地跑着，大概每小时8到10俄里。鹿会自己找食物吃。只要把它们用绳子拴在木桩上就不用管了，它们会自己四处找东西吃。它们能闻到埋在雪下面的苔藓，然后用蹄子在冰雪上扒一个深坑，把头伸进去猛吃一顿。我对这几只鹿的感情就像飞行员在海拔几百米的高空飞行时对发动机的感情一样。三只鹿中的领头鹿的腿瘸了，这真是让人着急！必须把它换掉。我们寻找奥斯佳克人的营地。他们的营地零星地散布在这片荒原上，彼此之间少说也隔着几十俄里。我的向导根据几乎难以觉察的痕迹找到了他们的一个营地，他在几俄里之外就可以闻到烟火的味道。为了换鹿，我们耽误了一天多的时间。但我因此却在黎明时分亲眼目睹了一个壮观的场面：几只猎犬把有几百只鹿的鹿群赶向三个奥斯佳克人，他们纵马飞奔，挥舞着套索将早已看中的三只鹿给套住了。我们重新上路，时而穿过森林，时而走过冰雪覆盖的沼泽，时而经过在大片被火烧毁了的树林。我们把雪融化，烧开水沏茶。而我的向导对酒更感兴趣，但我时刻盯着他，免得他喝多了。
路，看上去是一样的，事实上却又有很大差别，这一点从鹿的身上就可以看出来。现在我们走在空旷的地带，在白桦林和河谷之间穿行，路特别难走。我们眼看着风很快就把雪橇留在雪地上的痕迹给吹平了，第三只鹿时不时地就会偏离路线，一下子陷到雪里，雪都没到了它的腹部，有时甚至陷得更深，它奋力挣扎着，艰难地挣脱出来，回到路上，撞到了中间的那只鹿，把领头的鹿挤到了一边。接下来的一段，路面上的积雪被太阳晒化了，十分难走。雪橇的皮套索被拉断了两次，每停下来一次，雪橇的滑板就会冻在路上，再想挪动就很困难。套索断了两次之后，那几只鹿明显疲惫不堪了……好在太阳很快就落山，路面又冻住了，变得好走了。按照车夫的说法，这时的路面松软但不泥泞，是最好走的。几只鹿拉着雪橇迈着轻快的步子飞奔着，几乎听不到它们的蹄声。最后，我们不得不卸下一只鹿，把它拴在雪橇后面，否则，鹿会因为拉车不费力气而往旁边乱窜，说不定会把雪橇给弄坏了。雪橇平稳无声地在路面上前进着，就像一只小船在波澜平静的湖面上行驶一般。沉沉的暮霭四处弥漫，树林显得似乎更大了。我已经完全看不清路，也几乎感觉不到雪橇的移动。树木像着了魔似的飞快地向我们扑来，灌木丛闪到了一边，积雪覆盖的老树桩和挺拔的白桦树从我们身边掠过。周围的一切好像都充满了神秘。在这万籁俱寂的夜晚，树林里只能听见那几只鹿发出的均匀的啾啾啾的喘气声。
我们就这样走了一星期，跋涉了700公里。我们已经靠近乌拉尔了，路上的车队越来越多。我谎称自己是托利男爵北极探险队的工程师。在离乌拉尔不远的地方我遇到一个伙计，他曾经在那个探险队于过一段时间，知道队里的一些情况，他问了我许多问题，幸好他已经喝得差不多了。我用带在身边以备不时之需的那瓶罗姆酒摆脱了窘境。一切都还算顺利。到了乌拉尔，我就可以换乘马车了。我装扮成同税务稽查员一起巡视自己辖区的一个官员，就这样到了窄轨铁路。车站上的宪兵心不在焉地看着我脱掉身上那套奥斯佳克人的行头。
在乌拉尔这条专用的铁路线上，我的安全还是没有保证的，因为在这条支线上，任何一个“生人”都会引起大家的注意，我在任何一个车站都有可能被抓住，因为它们可能已经收到了来自托博尔斯克的追捕我的电报通知。我一路上提心吊胆。但是过了整整一天之后，我坐进了彼尔姆铁路那舒适的车厢，立刻就觉得自己成功了。我坐着火车经过不久以前有宪兵、武装警卫和地方警察戒备森严地迎接我们的那些地方，不过这次是向着相反的方向行驶，我的感觉也就大不相同了。刚开始时，我在那空荡荡的车厢里仍然感觉到又挤又闷，就走到车厢平台上，那里黑漆漆的，风很大。我情不自禁地从胸腔里发出一声大吼，这是快乐和自由的呼声。
我在最近的一个车站上给妻子发了一封电报，告诉她到一个铁路交叉站接我。这封电报完全出乎她的意料，至少她未想到会来得这么快。这倒也不足为奇。我们到别廖佐沃的路程走了一个多月。彼得堡的报纸上还充斥着有关我们继续往北走的报道，消息还在陆续发来，所有的人都以为我还在去奥布多尔斯克的路上，况且我回程的路只用了11天的时间。很显然，与妻子在彼得堡近郊的重逢令她感到有些不可思议。但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见面了。
娜•伊•谢多娃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描写那次重逢的情况：
我收到这封电报的时候，正一个人带着年幼的儿子住在彼得堡附近一个叫做泰里约基的芬兰小村庄里，我又惊又喜，不知如何是好。就在那天，我还收到了列•达在前往流放地的途中寄来的一封长信，信中除了一些有关沿途的描写之外，还让我在他到达奥布多尔斯克之后给他寄书和一些在北方生活必不可少的东西。显然，他是突然改变了主意，通过一条不可思议的途径飞速赶回来的，甚至还要我去车站接他。奇怪的是，电文里没有提到车站名字。第二天一早我就乘车去了彼得堡，努力想通过铁路指南搞清楚我应该买到哪里的车票。我不敢问别人，最后还是没弄清楚就上火车了。我买了一张到维亚特卡的票，傍晚坐上火车出发，车厢里坐满了地主，他们拎着大包小包的食品从彼得堡返回自己的庄园过谢肉节；他们说的全是有关煎饼、鱼子酱、咸鱼、葡萄酒之类的话题。我无法忍受这样的谈话，即将到来的会面让我激动不已，同时我心里也在担忧可能出现的种种意外……但我还是深信，我们一定能见面。我好不容易挨到了天亮，这时候对面开过来的列车应该进萨米诺车站。我还是上了车以后才知道这个站名的，它令我终生难忘。我跑到站台上，那里空无一人。我跳上对面的列车，惴惴不安地一个车厢接着一个车厢地找，没有，没有——突然，我在一个包厢里看到了列•达的皮袄。由此看来他在这赵车上，但是他人到哪儿去了？我跳下车厢，几乎和从车站跑出来的列•达撞到了一起。他是去找我了。他因为电文被删改而大怒，想立刻去找他们算账，我好不容易才劝住了他。他在给我发电报的时候，当然也想到了来车站迎接他的不是我而是宪兵，但是他想和我一块回彼得堡会容易一些，他希望自己能够吉星高照。我们坐在包房里继续赶路。列•达一路上无拘无束，泰然自若，不管是在车厢里还是在站台上都谈笑风生，毫无顾忌，这使我很担心。我都恨不得把他藏起来，要知道，如果他被抓回去，就会被判处服苦役。而他却完全把自己暴露在众人面前，并说这就是最可靠的保护。
我们直接从车站去了炮兵学校，去找我们最可信赖的朋友。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什么人像军医立特肯斯一家那样如此吃惊。我站在他们家宽敞的餐厅里，就像从地底下冒出来的一样。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呆呆地望着我，我们互相亲吻之后，他们才回过神来，感到万分惊讶和难以置信。最后，所有的人终于相信，这就是我。一直到现在，我还感觉到那一时刻是多么的幸福。但是，危险还远没有过去，军医第一个想到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危险才刚刚开始。当然了，有关我失踪消息的电报已经从别廖佐沃发到这里了，在彼得堡，有无数的人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见过我。我和妻子决定转移到芬兰去，在那里革命赢得的自由比在彼得堡持续的时间要长得多。这次旅行中最危险的地方是芬兰火车站。在我们坐的火车发车之前，几个检查列车的宪兵军官走进我们的车厢。妻子面对车厢的人口坐着，我从她的目光中感到了我们面临着怎样的危险，在那一瞬间，我们的神经紧张到了极点。宪兵们漫不经心地看了我们几眼就走过去了。这是他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
很早以前，不管列宁还是马尔托夫都早已离开彼得堡到了芬兰。1906年在斯德哥尔摩大会上形成的两派联合的局面现在已经又出现了深深的裂痕。革命的低潮仍在继续，孟什维克为1905年的不理智后悔不迭，而布尔什维克不但没有任何怨悔之意，而且还在推行发动新的革命的方针。我拜访了列宁和马尔托夫，他们两个分别住在相邻的村子里，马尔托夫的房间还是像往常一样杂乱无章，墙角里堆的报纸足有一人高。谈话的时候，马尔托夫时不时地从乱糟糟的纸堆里翻找出他需要的文章。他的桌上堆着撒满烟灰的手稿。他那从来不擦的眼镜夹在瘦长的鼻梁上。像往常一样，马尔托夫还是有许多精辟的、闪耀着智慧光芒的主意，却没有一个思想是最主要的。他不知道应该从哪里人手。列宁的房间则像往常一样井井有条。列宁不抽烟，他需要的报纸都做好了标记放在手边。最重要的是，在他那张平凡但不平庸的脸上表现出坚定不移的信心，虽然其中不乏有观望的成分。当时局势还不明朗，没有人知道这是革命浪潮的彻底消退还是新的高潮到来之前的短暂间歇。但不管是消退也好还是间歇也罢，我们都必须坚决地同怀疑思想做斗争，从理论上总结1905年革命的经验，为迎接新的高潮或者是下一次革命培养教育干部。在谈话中，列宁赞扬了我在监狱中写的几部著作，但也责备我没有做出必要的组织结论，也就是说，我没有转向布尔什维克一边。他是对的。告别时，他给了我赫尔辛福斯的几个朋友的地址，这些地址对我来说是非常宝贵的。这几位朋友帮助我和我的家人在赫尔辛福斯附近的奥格利比尤安顿了下来，在我们离开以后，列宁也曾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赫尔辛福斯的警察局长是一位积极分子，即芬兰革命民族主义者，他答应一旦有来自彼得堡那边对我的威胁，他会提前通知我。我、妻子和幼小的儿子(他是在我坐监狱时出生的)一起在奥格利比尤住了几个星期。在这个与世隔绝的环境里，我把我的这次流放经历写成一本书，书名是《往返记》，并利用这本书的稿费取道斯德哥尔摩出国。我的妻子和儿子暂时留在国内。一位年轻的芬兰女积极分子把我送到边境。当时，他们还是我们的朋友，但是到了1917年，他们却变成了法西斯，成了十月革命的死敌。
我乘坐斯堪的那维亚的轮船开始了新的流亡国外的生活，这次流亡长达十年之久。 |
第十四章1905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崔继新译本）
第十四章1905年
十月罢工没有按照原计划进行。罢工最初是由莫斯科的印刷工人发起的，但是接着就乎息了下来。各党派打算在“流血铆日”(1月9日事件)发生一周年之际展开决战，所以我可以从容不迫地在芬兰避难所做自己的工作。然而本来已经趋于平静的零星罢工却出人意料地蔓延到铁路工人中间，并且从此如决堤洪水，一发而不可收拾。从10月10日起，罢工提出了政治口号，并从莫斯科迅速扩展到全国。这么大规模的总罢工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空前的。在许多城市街头发生了罢工工人与军警的冲突。但总体来说，十月事件仍然停留在政治总罢工的水平上，而并没有发展成为武装起义。然而，专制政权却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做出了让步。10月17日(公历10月30日)专制政府颁布了立宪宣言。尽管遭受了重创，但是沙皇专制政府仍然把持着国家机器，根据维特的说法，政府的政策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怯弱、盲目、愚蠢和狡诈了。但无论如何，革命还是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尽管不是彻底的胜利，但毕竟令人充满希望。
还是这个维特后来又写道：“1905年的俄国革命最重要的一点是农民提出了‘给我们土地’的口号。”这一评价倒是准确的，但是他接着说：“我并不认为工人苏维埃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我认为它没有什么意义。”这只能说明，即便是统治阶级中间最出色的官员也不能理解这些事件的真正含义，不理解它们是对统治阶级发出的最后通牒。维特死得是恰逢其时，所以他不需要再修改自己对于工人苏维埃的看法了。
在十月罢工达到高潮的时候，我到了彼得堡。声势浩大的罢工不断扩展开来，但是也存在着危机，因为这场运动缺乏组织领导，这势必导致运动无果而终。我从芬兰回国的时候就已经构思好了一个非党组织选举方案，即每一千名工人中选举产生一名代表。后来我从作家约尔丹斯基(后来曾出任苏联驻意大利大使)那里了解到，就在我到彼得堡的那天，孟什维克已经提出了通过选举产生革命领导机构的方案，即每五百人中选举产生一名代表。我认为这是正确的。然而，彼得堡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们却坚决否定这一主张，他们担心非党组织今后会与党对抗，而工人布尔什维克却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顾虑。11月，列宁回国之前，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始终对苏维埃持有这种宗派主义的态度。关于“列宁主义者们”在列宁不在的时候的领导工作，完全可以作为单独的一章来写，这一定是很有教育意义的。列宁远远地高于他那些最亲密的门徒们，他们认为，在列宁的荫庇之下永远也无需为独立解决理论和策略问题而费心劳神。关键时刻，一旦离了列宁，他们的无能着实令人吃惊。1905年的秋天是这样，1917年的春天还是这样。而在这两次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以及在其他许多相对一般的事件中，广大党员群众仅凭直觉就远比那些半吊子领袖更准确地把握住了历史发展的脉搏。列宁回国太晚是布尔什维克在第一次革命中未能取得革命领导权的一个重要原因。
前面我已经提到，娜·伊·谢多娃在树林里参加五一集会时被沙皇骑兵包围并逮捕了。她在狱中被关押了近半年，然后被送到特维尔监视居住。十月宣言之后，她回到彼得堡。我们用维肯季耶夫这个姓氏租了一个股票交易所投机商人的房子住下，交易所的业务十分萧条，很多投机商人只能靠出租房屋维持生计。每天早上送报人给我们送来当天所有的报纸。房东有时候会从我妻子那里借几张报纸，咬牙切齿地看。他的生意每况愈下。有一天，他怒气冲冲地挥舞着一张报纸闯进我们的房间，指着我刚写的那篇《早安，彼得堡的清洁工》大吼：
“看看吧，看看吧，他们居然都找到清洁工的头上了。要是这个服过苦役的罪犯落到我的手里，我一定用这个把他给干掉！”
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手枪，在空中挥舞着，像疯了一样。他是来我们这里寻求同情的。妻子到编辑部找我，告诉我这个令人不安的消息。我们应当再另找一住处，但是我们实在是抽不出时间，只好听天由命了。就这样，我们在那个交易所投机商那里一直住到我被逮捕。所幸的是，无论是主人还是警察最终也不知道这个叫维肯季耶夫的人到底是谁。在我被捕之后，他们甚至都没有去搜查我住的地方。
在苏维埃里演讲的时候我化名为亚诺夫斯基，这个名字是我根据自己出生的村庄的名字起的。在刊物上发表文章时，我就使用笔名托洛茨基。当时我同时为三家报纸撰写稿子。我和帕尔乌斯一起做了《俄罗斯报》这家小报的主编，我们把这份报纸办成了群众性的战斗机关报。短短几天之内，报纸的销量从3万份猛增到10万份。过了一个月它的销量就增加到了50万份，但是印刷的技术条件已经满足不了报纸印数增长的要求，直到报纸遭到政府的查封，这种矛盾才最终得以解决。11月13日，我们与孟什维克合办了一份大型政治机关报《开端报》，它的销量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时俱增。由于没有列宁的领导，布尔什维克的《新生活报》显得毫无生气。而与此相反，《开端报》则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我看来，我们的《开端报》是半个世纪以来的所有报纸中最接近马克思于1848年创办的经典楷模《新莱茵报》的。加米涅夫当时是《新生活报》编辑部的成员，后来他对我说，有一次他在火车上沿途观察各报纸的销售情况，当从彼得堡开来的火车进站的时候，站台上的人们排起了长队，他们全都是来买革命报纸的。《开端报》！《开端报》！《开端报》！人们排着队喊道，《新生活报》！然后又接着喊《开端报》！《开端报》！《开端报》！加米涅夫承认：
“当时我悻悻地对自己说，他们的《开端报》的文章比我们的写得好。”
除了《俄罗斯报》和《开端报》以外，我还为苏维埃机关报《消息报》写社论，还写一些倡议书、宣言和决议案之类的文章。在第一个苏维埃存在的52天时间里，我忙得团团转：苏维埃的工作，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无休止的集会再加上三份报纸的工作。我现在也搞不清楚我们是如何在这个巨大的漩涡里活过来的。然而，当回首往事的时候，总会有许多事情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在回忆中已经少了些许激情的因素，你只是冷眼旁观自己的过去。但那些日日夜夜，我充满了激情，不仅仅是投身于漩涡之中，而且还在推波助澜。所有的事情都是匆忙做成的，但是做得还不错，有一些甚至还挺好。我们报纸的责任编辑、老民主党人赫尔岑施泰因博士，有时会穿着一身考究的黑色燕尾服顺便来编辑部转转。他站在屋子中间，慈祥地看着我们在那里忙碌。一年以后，他不得不在法庭上为报纸的狂热的革命宣传承担责任，而实际上他并没有对报纸施加任何影响。这位老人没有背离我们，相反，他眼含热泪，在法庭上陈述着我们这些人是一面在编辑大受欢迎的报纸，一面又是如何忙里偷闲地啃几口于馅饼，而且这些冷馅饼还是托看门人从附近的铺子里买了用纸包回来的。因为革命没有成功，因为与我们这些流亡者的友谊，因为“干馅饼”，老人被判处了一年的监禁。
维特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在1905年“大多数的俄国人似乎都疯了”，在保守主义者看来革命是一场集体精神失常，因为革命把“正常”社会矛盾的疯癫推向了极致，就像所有的人都不想在极度夸张的讽刺漫画中看到自己的形象一样。同时，当时社会的整个发展进程都在浓缩、加剧、激化矛盾，因而造成了这样的一种局面，使大多数的俄国人“都疯了”。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发疯者为少数头脑清醒者套上了紧身衣，因此，历史才得以前进。
革命的动荡完全不同于洪水和地震。革命打破旧秩序，但是很快就会建立新秩序，人的思想自然会根据新的坐标重新排列。只有那些要被革命彻底清除或推翻的人才会觉得革命是彻底的疯狂。在我们看来，革命虽然也是动荡不安的，对我们来说，是顺其自然，就像所有的事物都是各有其位，各得其时那样，每个人都在按部就班地按照自己的人生轨道运行。有些人甚至还过着私生活：恋爱、结识新朋友甚至观看革命的戏剧。帕尔乌斯十分喜欢一部新的讽刺剧，他一下子就掏钱买了50张票准备送给朋友们。需要说明的是，他头一天刚收到了一笔稿费。在他被捕的时候，宪兵们从他的口袋里搜出了这50张戏票，这使他们颇费了一番脑筋。他们哪里知道，帕尔乌斯无论是做什么事情都是那么有气魄的。
苏维埃动员起了大量的群众。工人们完全站在苏维埃一边，农村里也开始骚动起来。《朴茨茅斯和约》签订以后，在从远东回来的军队中也开始发生动荡。但是，近卫军和哥萨克部队暂时还比较稳定。使革命获胜的一切因素近在眼前，但是还没有成熟。
10月18日，也就是宣言发布的第二天，数万人聚集在彼得堡大学前，他们仍然陶醉于初战胜利的喜悦之中，战斗的狂热还没有消退。我站在阳台上对他们喊，说不彻底的胜利是靠不住的，我们的敌人不会善罢甘休，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布满了陷阱。我把沙皇的宣言书撕得粉碎并抛向空中。然而，这样的政治警告并没有深深地触动群众，他们还需要经历重大事件的磨炼才会醒悟。
我由此想到彼得堡苏维埃活动中的两个场景。一个是10月29日那天，当时有关黑色百人团即将策划镇压的流言已经传遍全城，代表们直接从工厂前来参加苏维埃会议。他们在讲台上展示各种各样的武器样品，这是工人们为对付黑色百人团制造的。他们手里挥舞着芬兰刀、头盔、匕首和钢丝鞭，脸上没有一丝的忧虑，有些人还在有说有笑地开着玩笑。他们似乎觉得，只要他们做好了回击的准备，就万事大吉了。当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这将是一场殊死的搏斗。12月的那些日子将教会他们这些。
第二个场景是，12月3日傍晚，彼得堡苏维埃被军队团团包围，所有的进出口都被封锁了。当时我正在楼上开执委会的会议，我对着下面聚集在大厅里的数百名代表大喊：“不要抵抗，也不要把武器交给敌人。”武器只是一些手枪。于是，在已经被近卫军的步兵、骑兵、炮兵团团包围的大厅里，工人们开始销毁自己手中的武器。他们用自己那灵巧的双手拿着毛瑟枪砸勃朗宁，或者是用勃朗宁砸毛瑟枪，当时的场景与10月29日那天的欢声笑语的场面已经完全不同。在金属撞击的丁丁当当的声音中，可以听到无产阶级发出的咬牙切齿的声音，他们第一次彻底明白，要推翻并彻底压倒敌人，必须付出更大、更坚决的努力。
对我而言，10月罢工的局部胜利除了其政治意义以外，还有更大的、不可估量的理论价值。首次迫使沙皇专制制度屈服的不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反对派运动，也不是农民的自发的起义，更不是知识分子的恐怖活动，而是工人阶级的罢工。无产阶级以无可争辩的革命盟主的身份走上了历史前台。我认为，不断革命论经受了第一次重大的考验。革命明确地给无产阶级指明了夺取政权的前景。随后开始的反动时代也不能使我放弃这个立场。我还因此而为西方的无产阶级做出结论：如果俄国年轻的无产阶级都有这样的力量，那么这些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将会是多么强大呀！
后来，卢那察尔斯基以其特有的含混不清、粗枝大叶的方式把我的革命构想描述如下：“1905年，托洛茨基同志的观点是两种革命，即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种革命虽然彼此不同，但相互关联，因此我们面临着一场不断的革命。俄国人民以及世界各国的人民都要经历资产阶级政治革命这个阶段并且始终处于这个阶段，直到社会革命彻底完成。不可否认，托洛茨基同志提出的这种观点表现了他深刻的洞察力，尽管在时间上错误地提早了15年。”
有关提早了15年的错误，并不能因为后来被拉狄克重复了而变得更加深刻。我在1905年提出的全部展望和口号是基于要取得革命胜利，而不是针对革命的失败提出的。当时我们未能建立共和国，也没有能进行土地改革和实行八小时工作制，难道这就意味着我们提出这些要求是错误的吗？革命的失败中断了所有的预见，而不仅仅是我所设想的前景。问题不在于革命的期限，而在于对革命内部力量的分析和整个革命发展前景的远见。
在1905年革命时期，我和列宁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他逝世以后，官方的历史被重新改写了，而且把1905年的革命说成是正义与邪恶两种力量的斗争，但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呢？列宁并没有直接参加苏维埃的工作，也没有在苏维埃发表过演讲，但他密切关注着苏维埃前进的每一步，并通过布尔什维克在其中的代表影响着它的政策，在他的报纸上宣传苏维埃的活动。列宁在任何一个问题上与苏维埃都没有分歧。同时有资料证明，苏维埃的全部决议，除了个别的或不太重要的几个以外，几乎都是由我草拟的，或者是由我首先提交执委会，然后再以执委会的名义提交苏维埃的。当时，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代表组成联合委员会，我又以联合委员会的名义在执委会发言，期间没有发生任何的冲突。
就在我从芬兰回国的前一天，青年律师赫鲁斯塔廖夫被选为苏维埃的第一任主席，他是偶然加人革命的，是从加邦到社会民主党之间的一个过渡性人物。赫鲁斯塔廖夫在主席的职位上主持过一段时间，但是他从来没有进行过政治领导。他被捕以后，就选出了以我为首的主席团。苏维埃的一位相当重要的成员斯韦尔奇科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苏维埃的精神领袖是列·达·托洛茨基，诺萨尔·赫鲁斯塔廖夫仅仅是一个摆设，他本人没有独立解决任何一个问题的能力。此人的自尊心强到了病态的地步，他痛恨列·达·托洛茨基，仅仅是因为他必须常常向他请教，求他指点。
卢那察尔斯基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我记得有人当着列宁的面说：“赫鲁斯塔廖夫这颗明星陨落了，现在苏维埃里的强人是托洛茨基。”听到这里，列宁脸色似乎沉了片刻，但是马上接着说：“当然了，这也好，托洛茨基赢得这样的位置，是因为他那孜孜不倦、卓有成效的工作。”
两家报纸编辑部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和睦的，他们之间没有任何争论。布尔什维克的《新生活报》写道：“《开端报》的第一期问世了，我们欢迎我们新战友的到来。这一期中最精彩的文章是有关一月事件的评论，它是托洛茨基的手笔。”如果两者之间有冲突的话，它就不会这样写了。相反，两家报纸相互支持，共同反击来自资产阶级的指责。列宁回国以后，《新生活报》开始捍卫我论述不断革命的文章。两家报纸就如同两个派别一样，它们执行的是一条联合的路线。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在列宁的参与下一致做出决议，其基本精神是说，分裂完全是由于流亡国外造成的，革命事件的爆发彻底根除了这些派系斗争的基础。我在《开端报》支持这个决议，虽然它遭到了马尔托夫的消极反对。
迫于群众的压力，苏维埃中的孟什维克在开始阶段竭力向左看齐。他们只是在遭遇到反动派的第一次打击之后才开始动摇。1906年2月，孟什维克领导人马尔托夫在写给阿克雪里罗得的信中抱怨说：“已经有两个月了，我就连已经开了头的文章都写不完，不知是因为神经衰弱还是心力交瘁，我不能控制自己的思想。”马尔托夫搞不清楚自己的病因，其实我倒可以告诉他，他的病根就在于孟什维主义。在革命年代，机会主义首先就是惊慌失措和“不能控制自己的思想”。
当孟什维克公开忏悔并开始指责苏维埃的政策时，我在俄国的报刊上为苏维埃辩护，后来又在罗莎·卢森堡掌管的德文和波兰文杂志上捍卫苏维埃的政策。我的一本著作就是在捍卫1905年的策略和历史的斗争中诞生的，它最初的名字叫《革命中的俄国》，后来以《1905年》这个书名在多个国家一版再版。十月革命胜利后，这本书不仅在俄国党内而且在西方各国的党内都成为了经典的教科书。只是在列宁逝世以后，当精心策划的反对我的斗争已经开始以后，我的那本有关1905年的论著才成为众矢之的。最初对这本书灼攻击还仅限于提一些局部性的意见，或者是别有用心、吹毛求疵的批评。然而，那些批评者们渐渐壮起胆子开始厚颜无耻地公开指责，他们越是想要掩饰自己内心的虚弱，越是要虚张声势。于是就形成了所谓的列宁和托洛茨基在1905年革命时期的路线斗争的无耻谎言。
1905年革命是国家生活、党的生活和我个人的生活的一个转折点，这是走向成熟的转折点。我早年在尼古拉耶夫进行革命工作的经验是摸索着得来的，这种经验是地方性的，但对我而言它并非毫无意义。也许在后来的革命工作中我再也没有像在尼古拉耶夫时那样如此密切地接触工人。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无名小卒，因此我和工人之间不存在任何的隔阂。在我的记忆里永远保留着最基本的俄国无产者类型，后来我所见到的不过是这些各种类型的无产阶级而已。我在监狱中几乎是从最基本的东西开始学习革命的理论。两年半的监狱生活和两年的流放生涯使我有可能奠定了革命世界观的理论基础。对我来说，第一次流亡国外的经历成为一座学习政治的大学堂。在杰出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领导下，我在那里学会了用开阔的历史眼界和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把握各种事件。在流亡生活的末期，我脱离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领导集团。我于1905年2月回国，而其他流亡的革命领导人直到10月甚至11月才开始从国外回来。当时我几乎不能从国内任何一位同志身上学到东西，相反我却成了他们的老师。在那动荡不安的岁月里，重大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这往往需要当机立断。刚写好的传单马上就进了地下印刷厂。我在监狱里和流放生活期间奠定的理论基础，以及在流亡生涯中学会的政治斗争方法，都第一次应用到实际斗争中。我满怀信心地面对这些事件，因为我了解它们内部的规律，至少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我能想像出他们如何对工人的意识产生影响，也能预见到未来的基本轮廓。从2月到10月，我主要是通过写作来参与事件。从10月份开始，我投身到这个巨大的漩涡中。我知道，这对我而言将是一次严峻的考验。所有的决定都必须当机立断。我在这里不得不说明的是，我在做这些决定的时候没有任何的犹豫不决。在做决定的时候我并没有左顾右盼，去听听别人怎么说，也没有时间和其他人商量。所有的决定都是在匆忙中做出的。后来，我惊奇地发现，任何事件都会使孟什维克当中号称头脑最聪明者马尔托夫感到惊慌失措。我当时没有专门考虑过，因为也没有时间去想，只是在潜意识里感觉到，我已经把自己的学生时代抛到了背后。我的学生时代已经结束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不再学习了。学习的渴望和需要在我一生中从未间断。但在此后，我是像老师那样学习，而不是像学生那样学习。我第二次被捕时已经26岁了。老人捷依奇也认为我已经成熟了。他在狱中郑重其事地拒绝再叫我年轻人，而是用名字加上父称来称呼我。
我前面引述过的那本如今已被列为禁书的《人物剪影》中，卢那察尔斯基是这样评价第一次革命的领导人的：
他(托洛茨基)被捕前在彼得堡无产阶级中享有很高的声望，由于他在法庭上杰出的(？)和英勇不屈的(？)表现，他的声望仍在上升。我应该指出，在1905—1906年间，在所有的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当中，托洛茨基虽然年纪轻轻，却表现得更为成熟，国外流亡人士身上所特有的那种狭隘性在他身上是最少的。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狭隘性当初甚至妨碍了列宁。他比别人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什么是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他在这场革命中应运而生，并在革命中声明远扬。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列宁还是马尔托夫都一无所获。普列汉诺夫由于表现出立宪民主党人的倾向而声望大跌。从那时起，托洛茨基就站到了最前列。
这段话是卢那察尔斯基在1923年写下的，如今他却不那么“杰出的”、“英勇不屈的”写着完全相反的一些东西，因此这段文字现在读来就显得别有一番意味。
任何重大的工作离开了直觉，也就是下意识的感觉，都是不可想像的。这种直觉是与生俱来的，并在理沦和实践中得到发展。无论是理论素养还是实践经验，都不能取代政治洞察力，它使人能够分析、评价局势并预测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发生急剧变化和转折的时期，也就是在革命时期，这种与生俱来的直觉就会发挥决定性的作用。经过1905年的考验，我对自己身上的这种革命直觉充满了信心，并使我可以在今后充分地依赖它。我在这里想要强调的是，不论我犯的错误有多么地严重，其至是极其严重，它们都是组织性或者策略性的，而不是根本性或战略性。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在涉及评估政治局势和革命前景的问题上，我从来没有犯过严重的错误。
在俄国的政治生活中，1905年革命是1917年革命的总彩排，它对于我也具有同样的意义。我满怀信心、坚定不移地投身于1917年的革命，因为它对我而言，只不过是在1905年12月3日因被捕而中断的革命的继续和发展。
逮捕是在我们发布所谓的财政宣言之后的第二天开始的。这个宣言宣告沙皇制度的财政必将破产，并明确宣布，胜利的人民不再承担罗曼诺夫王朝所欠下的一切债务。工人代表苏维埃宣称：
鉴于专制政权并不为人民所信任，也没有得到人民的授权，我们决定拒绝偿还沙皇政府为了进行镇压全体人民的战争而欠下的一切债务。
几个月后，法国的交易所再贷款75万法郎给沙皇政府，以此作为对我们的宣言的回应。反动派和自由派的报刊把我们嘲笑了一番，说苏维埃对沙皇政府和欧洲银行家们的警告是软弱无力的，就把这个宣言忘得一千二净了，但是宣言本身却不断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它的存在。酝酿已久的沙皇制度的财政危机终于同军事上的失败一起爆发了。在革命取得胜利之后的1918年2月10日，人民委员会明确地颁布法令，宣布废除沙皇政府欠下的一切债务。这个法令至今仍然有效。有人认为，似乎十月革命不承担任何义务，这完全是一种误解。革命承认自己的义务，十月革命就承担了1905年12月2日的义务，并在1918年2月10日付诸实施。我们革命者有权利这样提醒沙皇的债权人们：“先生们，我们早就提醒过你们了！”
在这一方面也像其他方面一样，1905年为1917年做了准备。 |
第十三章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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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回国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我与孟什维克的联系是暂时的。在会后不到几个月的时间里，孟什维克内部也产生两条不同的路线。我认为，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的分裂只是一个热闹的插曲，因此主张尽快着手准备和布尔什维克的统一工作。对其他人而言，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分裂是他们朝着机会主义方向发展的起点。在1904年整整一年当中，我与孟什维克领导集团在政治和组织方面不断发生冲突。冲突的焦点集中在两个方面：对自由派的态度和对布尔什维克的态度。我的立场是，要同自由派拉拢群众的行为做坚决的斗争，正因为如此，坚决主张社会民主党的两派尽快统一。1904年9月，我正式宣布脱离孟什维克，实际上我从1904年4月起就已经不属于这个派别了。在这期间，我在慕尼黑的俄国侨民区住了几个月，那时这里被认为是德国最民主和艺术最发达的城市。在那里，我开始对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有所了解，参观了慕尼黑的美术馆，结识了《老实人》周刊的漫画讽刺作家。
早在党的代表大会期间，罢工浪潮席卷南俄，农民运动日益频繁，大学里也沸腾起来。日俄战争期间局势暂时得以缓和，但是沙皇政府在军事上的失败又成为推动革命发展的强大引擎。报刊变得越来越胆大，恐怖活动日益频繁；自由派也开始行动起来，他们发起了宴会运动。革命的基本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对我来说，那些抽象的概念开始真正具有社会现实意义。而孟什维克，尤其是查苏利奇，则越来越把希望寄托在自由派身上。
还是在党的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编辑部在兰朵尔特咖啡馆召开会议之后，查苏利奇就用她在这种场合特有的软弱而又顽固的声调抱怨起来，指责我们对自由派的攻击太激烈了，这让她十分伤心。
“看看他们多么努力，”她避开列宁的眼神，又正是针对列宁说的，“司徒卢威要求俄国自由派不断绝与社会主义的联系，以免重蹈德国自由派的覆辙，并要求他们以法国激进社会党人为榜样。”
列宁似乎有意逗她说：“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应该更坚决地打击他们。”
她极度失望地叫道：“你怎么能这样说，他们在向我们靠拢，而我们却要打击他们。”
在这个问题上，我完全站在列宁的一边，随着形势的进一步发展，这个问题显得更加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自由派发动的宴会运动很快就走人了死胡同。1904年秋天，在它方兴未艾的时候，我就提出了“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而且认为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开展总罢工，随之是领导群众发动反对自由派的无产阶级起义。这加剧了我与孟什维克之间的分歧。
1905年1月23日一早，我做完专题巡回演讲赶回日内瓦。因为晚上在火车上一夜没睡，我感觉疲惫不堪。我从报童的手里买了一份头天的报纸，上面说将追踪报道有关工人到冬宫请愿的情况。我断定请愿游行并没有举行。一两个小时以后，我顺道去了《火星报》编辑部，当时马尔托夫非常地激动。
我问他：“请愿游行没有举行吧？”
“怎么没有举行？”他回过头来反问我，“我们昨天在咖啡厅里坐了一夜，传看新来的电讯，难道您还不知道吗？快看看吧……”
他把一张报纸递给我，我迅速地浏览了有关“流血星期日”报道的开头几句，不禁热血翻涌。
我再也不能在国外呆下去了。代表大会之后我已经与布尔什维克没有了联系，接着又与孟什维克决绝，现在我只有单枪匹马地行动了。我通过几名大学生搞到了护照，带着1904年秋天再次出国的妻子一道去了慕尼黑。我们住在帕尔乌斯家中。他看完我写的有关“流血星期日”的评论后情绪高涨，说道：“这个事件充分证明了这种预见。今天谁也不能否定，总罢工已经成为最主要的斗争手段。1月9日的这个事件虽然披着宗教的外衣，但它实际上是一次政治罢工。现在我们只需要再补充一点，那就是俄国革命的最终结果将是工人民主政府掌权。”帕尔乌斯就是本着这一思想为我的小册子撰写了序言。
帕尔乌斯无疑是世纪之交最杰出的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烂熟于胸，眼界开阔，密切关注着国际舞台上的一切重大事件，加上他思想深刻、有胆有识、文风刚健，使他成为杰出的作家。他的早期著作吸引我去关注许多社会革命问题，对我而言，是他的著作使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一浪漫的终极目标变成了当代的具体任务。但是在帕尔乌斯的思想里，也存在着一些怪异和不切实际的东西，此外，这位革命者还总是抱着一个完全意料不到的幻想——发财。；在那几年里，他竟然把发财的梦想与社会革命的理想联系在一起，并发牢骚说：“党的机关变得僵化了，就是连倍倍尔也想不到。”“我们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需要一份大型的日报，要用三种欧洲文字出版，然而这需要钱，需要很多的钱。”在这个硕大而肥胖的脑袋里，社会革命的思想与发财致富的梦想搅和在一起。他曾试图在慕尼黑创办自己的私人出版社，但是最终的结局却令他非常失望。随后在1905年，他到俄国参加革命。虽然他头脑聪明、不乏奇思妙想，但完全不具备领导人的素质。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他开始蜕变。他从德国迁往维也纳，接着又到了君士坦丁堡，在那里赶上了世界大战。战争很快使帕尔乌斯通过军火交易发了财。与此同时，他竟然公开为德国军国主义辩护，认为德国军国主义肩负着进步的使命，因此与革命派彻底决裂，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极右翼的鼓吹者。毋庸赘言，在世界大战爆发初期，我就与他彻底断绝了政治和个人之间的所有联系。
我和谢多娃从慕尼黑动身前往维也纳。当时大批流亡国外的人士纷纷回国。维克多·阿德勒为此而忙得不可开交，为这些人提供路费、护照，告诉他们联络地址等。在他的住处，一个理发师为我易容，因为国外的俄国密探们对我的这张面孔太熟悉了。
阿德勒告诉我说：“我刚刚收到阿克雪里罗得发来的电报，他说加邦已经到了国外，并自称是社会民主党人。可惜啊，如果他就那么消失了，倒可以在历史上留下一段美丽的神话，可如今他却成了喜剧小丑了。”他眨了眨眼似乎想缓解一下那刻薄的嘲讽，然后继续说道：“与其让这种人成为党内的同志，还不如让他成为历史的殉道者。”
在维也纳时我听说了谢尔盖大公遇刺的消息。各种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关注的焦点向东方聚集。我的妻子先行一步，去基辅安排住处并建立联系。1905年2月，我拿着退休准尉阿尔布佐夫的护照回到了基辅。几周内，我们频频搬了几次家。最初住在一个怯懦的年轻律师家里，接着搬到一个理工学院的教授家，随后又在一位自由派寡妇家里待了几天，我甚至还在一家眼科诊所里躲藏过一段时间。主治医生了解我的历史，他让我躲在病房里，一位护士遵照医嘱按时给我洗眼、点药水，这使我非常难堪。为了严格保密，我只能背着这位护士写传单，因为她为了防止我过度用眼，认真地看护着我。医生检查病房时就想办法支走那位不太可靠的男助手，而带着自己信任的女助手进来，然后立即锁上门，拉紧窗帘，布置成替我检查眼睛的场景。这时，我们三个人小心翼翼但又愉快地笑了。
医生问我：“你有香烟吗？”
我回答说：“有。”
医生接着问：“够吗？”
我再回答：“够了。”
我们又笑起来了。就这样结束了检查，我接着写传单。这种生活很有意思，但是我对欺瞒那位和善的老护士深感愧疚，因为她总是精心地护理我。
当时在基辅有一所著名的地下印刷厂，尽管周围的印刷厂一个接一个地暴露了，而它却能在秘密警察头子诺维茨基的眼皮底下安然无恙地坚持了好几年。1905年春我所写的那些传单就是在这里印刷的。不过篇幅更多的作品就拿给一个年轻的工程师克拉辛，我是在基辅认识他的。他是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成员，领导着高加索地区一家规模大、装备精良的印刷厂。在基辅我写了很多传单由这家印刷厂印刷，他们都印得非常精致，这对于在非法状态下工作的我们来说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
那时候党和革命一样，都十分年轻，党员及其开展的工作都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是缺乏经验，有许多不足之处。克拉辛难免也存在这些缺陷，但是他具有坚定果敢的管理素质。他是一位资深的工程师，工作兢兢业业，深受器重。他交游广泛，结识三教九流的人物，这一点是其他青年革命家所无法比拟的。在工人区、工程师住宅区、莫斯科自由派工厂主们的豪宅里以及文人们的圈子里到处都有他的关系网。他善于把这些结合起来，因而在他面前有许多别人所无法得到的机会。1905年克拉辛除了从事党的一般性工作外，还负责几件很危险的工作：组织工人战斗队、置办武器和炸药等。尽管他视野开阔，但是他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整个人生道路上都是一个冒进的人，这既是他的力量之所在，也是他的一个致命弱点。他无法长时间地认真积蓄力量，进行政治上的锻炼，在理论上进行探索并总结经验教训。1905年的革命失败以后，克拉辛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电力技术和工业方面，并展现出他的非凡天赋和才华。他在这一领域表现得非常出色，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无疑这些成就的确让他十分满意，就像革命斗争时期那样。他曾一度对十月革命怀有敌意和不解，认为这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冒险活动。在很长的时间里，他甚至不相信我们能够恢复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但后来可以广泛开展工作的机会又吸引了他
对我来说，1905年间与克拉辛的关系无疑是十分宝贵的。我们约好在彼得堡见面，秘密接头地址也是我从他那里拿到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接头地点，是在康斯坦丁诺夫炮兵学校的主任军医亚历山大·亚历山德洛维奇·立特肯斯那里，命运把我和这家人长时间地联系在一起。在1905年那些动荡不安的日日夜夜里，我曾多次藏身在位于巴扎尔坎斯大街的立特肯斯家里。执勤门卫时常看到有陌生人登门造访主任军医的住所，但是这些下级士兵对军医很好，没有去告密，所以大家都平安无事。军医的长子亚历山大那时才18岁，就已经加入了党组织，他在奥尔洛甫领导了几个月的农民运动，由于不堪精神上的重负而染病身亡了。小儿子叶夫格拉夫那时还是一个中学生，对后来的内战和苏维埃政权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不幸于1921年在克里木被匪徒杀害了。
在彼得堡，我以地主维肯季耶夫的身份住下，并化名彼得·彼得洛维奇参加革命活动。我没有加入任何组织派别，但我继续同克拉辛合作。他当时是布尔什维克当中的调和派分子，这进一步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我也和当地的孟什维克保持联络，他们奉行的是一条非常革命的路线。在我的影响下，这个组织抵制第一届杜马，因此与其在国外的孟什维克中央产生了矛盾。可惜的是，这个孟什维克组织很快就垮掉了，它被他们的积极分子多布罗斯科克出卖了。此人化名“金边眼镜尼古拉”，实际上是一名职业密探。他知道我在彼得堡，并且能认出我。我的妻子五一节在树林集会时被捕了，因此我必须得暂时躲起来，于是夏天我去了芬兰。在那里得到暂时的喘息机会，我紧张地写作，偶尔也会抽出一点时间散散步。我大量地阅读报纸，关注有关各种党派形成的消息，做剪报，收集整理各类材料。在这一时期，我逐渐形成了自己对俄国社会内部的各种力量以及俄国革命前途的完整看法：
俄国面临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场革命的基础是土地问题。哪个阶级、哪个政党能够领导农民和自己一道进行反对沙皇制度和地主阶级的斗争，它就能夺取政权。无论是自由派还是民主派的知识分子，都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的历史时代已经过去了。无产阶级已经站到了革命的最前沿。只有社会民主党能够通过工人阶级引导农民，从而为社会民主党开辟一个早于西欧各国夺取政权的前景。社会民主党的直接任务是完成民主革命。但是夺取政权后，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局限于民主革命的纲领，它需要转到采取社会主义措施的道路上。至于它在这条道路上到底能走多远，则不仅取决于国内力量的对比，同时还取决于整个国际形势。所以，基本的战略路线要求社会民主党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一方面为了争取农民而与自由派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另一方面要在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向自己提出夺取政权的任务。
革命的前途问题与策略问题密切相关。党的主要的政治口号是召开立宪会议。但是革命斗争的进程已经提出了由谁以及如何召开立宪会议的问题。无产阶级领导群众的前景必然导致成立临时革命政府，而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决定了无产阶级在临时政府中的决定性作用。在党的领导层中，甚至也包括我和克拉辛之间，就这个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辩论。我为此写了一份论文提纲，论证要彻底摧毁沙皇的政权，获得革命的最终胜利，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在农民中的领导权，甚至要直接夺取政权。克拉辛被我这种坚决的主张吓坏了。他接受了我的成立临时革命政府的主张，以及我为此草拟的政府纲领，却反对预先规定的社会民主党在政府中占多数的主张。我的提纲在彼得堡印刷出来。克拉辛还承担了在5月份在国外举行的党的会议上为这份提纲辩论的任务，但是社会民主党全党的代表大会并没有举行。后来，克拉辛在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大会上积极参加了有关临时政府问题的讨论，并把我的提纲作为列宁决议案的修正案提交会议。这件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因此我认为有必要把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会议记录摘录如下：
克拉辛说：
关于列宁同志提出的决议案，我认为它的缺点正在于没有强调临时政府的问题，没有确切指明临时政府与武装起义之间的联系。实际上，临时政府是武装起义的必然结果，武装起义的机构……另外，决议案中还有一个错误的看法，认为临时政府只有当武装起义彻底胜利以及专制政权垮台之后才能建立。不！不是这样！它正是在武装起义过程中产生并最积极地参加起义，是起义胜利的组织保证。那种认为专制统治垮台后社会民主党就会加入临时政府的观点太天真了；如果有人已经从火中取栗，他们决不会想着与我们分享这些果实。
这几乎是在逐字逐句地重复我的提纲。
列宁在他的主要报告中只是从理论的角度提出问题，他对克拉辛的提案深有同感，他说：
总的说来，我同意克拉辛同志的看法。当然我作为决议案的起草者，需要十分注重语言的规范问题。克拉辛同志指出了斗争目的的重要性，这一点是十分正确的，我毫无保留地赞成他的观点。如果我们不打算占领我们所进攻的目标，就不能进行战斗……
决议案为此做了相应的修改。要说明的是，在最近几年的论战中，第三次代表大会有关临时政府的决议案被千百次地用做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论据。但是那些斯大林集团的“红色教授们”万万没有料到的是，被他们当做列宁主义的典范并用来反对我的那几行文字恰好是出自我的手笔。
我在芬兰的生活环境很少能使人联想到不断革命，周围有山丘、松树林和湖泊环绕，当时恰逢秋风送爽、宁静祥和的时节。9月底我来到芬兰内地，住在湖畔一家丛林环绕的小旅馆里，旅馆的名字在芬兰语中就是“安宁”的意思。这家孤寂的旅馆在秋季几乎没有什么人住。不久前有位瑞士作家带着一个英国女演员住过，没付店钱就溜之大吉了。老板立刻赶到赫尔辛福斯去追他们。当时老板的妻子正染病在床，靠香槟酒维系生命。不过我并没有见到她，她没等到老板回来就去世了。她的尸体停放在我房间的楼上。旅馆的领班到赫尔辛福斯去找老板，整个旅馆只剩下一个童仆。那几天刚下过一场大雪，松树林银装素裹，旅馆里寂静无声，毫无生机。那童仆经常待在地下室的厨房里，女主人的尸体则在我楼上的房间停放着。我孤身一人，周围一片安宁，万籁俱寂。我白天写作、散步，晚上则一张张地翻阅邮递员送来的一捆来自彼得堡的报纸，恰似狂风吹进了敞开的窗户使我震惊！国内的工潮一浪高过一浪，迅速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开来。在这个寂静的旅馆中，翻阅报纸的沙沙声就像是火山爆发的轰鸣声，革命已经进入了高潮。我同小男孩结完账，雇了一辆马车，告别了“安宁”，迎着呼啸的岩浆飞奔而去。到晚上的时候，我已经在彼得堡理工学院的礼堂里发表演说了。 |
第十二章党的代表大会与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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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党的代表大会与分裂
列宁出国的时候已经有30岁了。他在俄国国内、大学生组织中、最初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中和流放者中间占有崇高的地位。当然了，由于所有见过他的人以及所有与他共事的人都认可他，就凭这一点，他不可能感觉不到自己的力量。他离开俄国的时候已经具备了深厚的理论修养和丰富的革命经验。在国外，“劳动解放社”正等着他的到来，希望与他合作，其中首先是普列汉诺夫这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者、几代人的导师、一个在欧洲有着极高声望和广泛联系的理论家、政治家、政论家和演说家。与普列汉诺夫一起工作的还有查苏利奇和阿克雪里罗得这两位权威人士。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之所以受到大家的拥戴不仅仅是因为她有着英勇光辉的过去，还因为她思想深刻，受过良好的教育，通晓历史，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当年，“劳动解放社”就是通过查苏利奇与恩格斯老人取得了联系。
普列汉诺夫和查苏利奇与拉丁语系各国的社会主义者有着密切的联系，而阿克雪里罗得则不同，他在“劳动解放社”中代表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经验。近几年，普列汉诺夫的影响已经开始衰微。正是革命的迫近令普列汉诺夫的影响力下降而给予了列宁以力量。普列汉诺夫的所有活动都具有思想准备的性质。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家和辩论家，但不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政治家。革命形势越迫近，普列汉诺夫就越没有用武之地。他本人不可能感觉不到这一点，这也就是他对年轻人很恼火的原因之所在。
列宁是《火星报》政治上的领导人，而马尔托夫则是报纸政论文的写作主力。马尔托夫写文章简直是手到拈来，就像说话一样滔滔不绝。马尔托夫曾经是列宁最亲密的战友，不过后来他和列宁在一起工作已经觉得不太称心了。他们之间虽然仍以“你”相称，但实际上两个人的关系已经明显冷淡了。马尔托夫更加关注今天：今天的时事、文学、政论、新闻和谈话等等。列宁则是立足于今天，着眼于未来。马尔托夫经常会提出许多推测、假说和建议，其中有不少闪烁着智慧的火花，但是经常是他自己也很快就把这些忘得一干二净了，而列宁则会在最需要的时候抓住他最需要的东西。马尔托夫那些脆弱的奇思妙想不止一次地使列宁不安地摇头。当时，政治路线上的分歧不但没有形成，甚至连一点苗头都没有显露出来。后来，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生分裂的时候，火星派分成了“强硬派”和“温和派”。这些称呼在最初的时候很是流行。这说明，两派之间即使是没有明确的分水岭，但至少可以说明在处理问题的方式、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意愿上存在着分歧。可以说在代表大会召开和发生分裂之前，列宁就是“强硬派”，马尔托夫就是“温和派”，关于这一点俩人的心里都十分清楚。尽管列宁仍然十分欣赏马尔托夫，但是他已经带着几分疑虑和批评的目光去看马尔托夫了。马尔托夫感到不自在，就下意识地耸耸他那瘦削的肩膀。至少在我看来，他们会面的时候谈话语气不再友好，也不再开玩笑了。列宁在说话时也不再看着马尔托夫，而马尔托夫那呆滞的目光则停留在他那副从来不擦、有些下垂的夹鼻眼镜后面。列宁与我谈起马尔托夫时，他就会用一种异样的语气说：“怎么？这是尤里说的吗？”他在说“尤里”这个词的时候会稍稍地加重语气，仿佛是在说：“这个人还是挺不错的，也许，还非常出色，只是太温和了。”毫无疑问，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给了马尔托夫很大的影响，只不过这种影响不是政治上的，而是使他在心理上疏远了列宁。
列宁掌握着与俄国的联系。《火星报》编辑部秘书的职务是由他的夫人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担任的。她处于全部组织工作的中心位置，迎接到达的同志，指导并送走要离去的同志，通知他们秘密接头地点，处理信件并编译密码等。因为阅读密信需要在火上烤，所以她的房间里常常能闻到烧纸的味道。她常常是轻声地不断在抱怨信件不完整，弄错了密码或者是密写药水写的信串行了等等。
在日常政治组织工作中，列宁总是力图保持最大限度的独立性，不愿意受到老先生们特别是普列汉诺夫的束缚。他与普列汉诺夫在很多问题上已经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尤其是在拟定党纲草案的工作方面。列宁最初提出的草案与普列汉诺夫的是针锋相对，因此他受到了普列汉诺夫的尖锐批评，在这种情况下，普列汉诺夫说话的语气总是傲慢无礼和冷嘲热讽的。不过，这既不会让列宁灰心丧气，更不会令他惊慌失措。这场斗争极富戏剧性，由马尔托夫和查苏利奇从中调解：查苏利奇代表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代表列宁。两个调解人当然都希望相安无事，况且他们的关系一直就很好。据查苏利奇自己后来讲，她对列宁说：“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是一只猎犬，抓住东西撕咬一阵就算了，而您是一只斗犬，咬住就不会松口了。”查苏利奇在给我讲这句话的时候还补充说：“列宁很喜欢这个比喻，他高兴地重复我那句‘咬住就不会松口了’。”她善意地模仿列宁的语调和个别字母发音不准的口音。
所有这些激烈的较量在我离开俄国之前就已经发生了，这是我始料未及的。另外，我也不知道在关于我的问题上，编辑部的内部关系更加紧张了。我在国外呆了四个月之后，列宁给普列汉诺夫写信说：
我向全体编辑部成员提议增补“笔尖”为编辑部的享有一切平等权利的成员(我认为，对增补来说，需要的不是多数而是全体一致的决定)。
我们非常需要第七名成员，既是为了表决的方便(6是偶数)，也是为了充实力量。
“笔尖”为每一期报纸写稿已不止一个月了。总的说来，他正干劲十足地为《火星报》工作，作报告(而且取得了很大成绩)等等。
就时事问题的评述专栏来说，他不但对我们十分有用，而且简直是不可缺少的。
毫无疑问，他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人，一个有信念、有干劲的人，这个人是有发展前途的。在翻译和写通俗读物方面，他能做不少工作。
可能提出的反对理由是：(1)年轻；(2)最近(可能)就要回俄国去；(3)文笔(没有引导的)带有杂文腔，而且过于花哨等等。
关于(1)，我们不打算把“笔尖”安排在独立的工作岗位上，而是安排在编委会内。在编委会中他也会成为有经验的人。党内的人，派别内的人所具有的“嗅觉”，他毫无疑问是有的，而知识和经验则是可以获得的东西。他将努力钻研和工作，这也是毫无疑问的。为了把他完全争取过来并鼓励他，增补是必要的。
关于(2)，如果“笔尖”熟悉了所有的工作，那么他也可能不会很快就走。如果他走了，那么，他同编委会在组织上的联系和对编委会的从属关系，并没有什么坏处，而是有很大的好处。
关于(3)，文体上的缺点不是大毛病。他会改进的。目前他正在默不做声地(然而并不非常乐意地)接受“矫正”。在编委会中将展开争论，进行表决，“所作的指示”将更为明确，更有约束力。
因此，我提议：
(1)全体6名编辑部成员对于把“笔尖”完全增补进来的问题进行表决。
(2)如果他被吸收进来，那下一步就要最后确定编辑部内部的关系和表决程序，并制定明确的规章。这对我们是必要的，时代表大会来说也是重要的。
附言：我认为把增补的事搁下来是十分不妥当的，因为就我所知，“笔尖”对他一直“悬在空中”，大家总是把他当“小青年”看待(他感觉到是这样)，早就非常不满了(当然没有直接表露出来)。
如果我们不能马上吸收“笔尖”，而他就要，比如说，在一个月后回俄国去的话，那么我确信，他会把这一点理解为我们显然不愿意吸收他到编辑部来。我们就可能“失手放过”，而这将是极为糟糕的。
1903年3月2日于巴黎
这封信我是最近才知道的，我除了在个别细节之处有删减之外，几乎把全文都引录于此，因为这封信极好地说明了编辑部内部的情况，也充分体现了列宁的个性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一开始就说过，对于编辑部内就我的问题背后展开的争论，我毫不知情。列宁认为我对没加人编辑部“相当不满”，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我当时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想法。我对编辑部的态度就像学生对老师一样。当时我只有23岁，编辑部里最年轻的马尔托夫也比我大7岁，而列宁比我大10岁。我能够如此接近这一杰出的群体，已经感到十分幸运了。我能从他们每个人身上都学到许多东西，而且我也十分努力地向他们学习。
那么，列宁为什么要说我相当不满呢？我想，这不过是一种策略罢了。列宁写这封信的意图在于向别人论证并说服他们，以便达到自己的目的。列宁试图用所谓的我的不满和我可能背离《火星报》来吓唬编辑部的其他成员。这仅仅是他的一个次要理由而已。关于“年轻人”那条理由大概也是如此。实际上只有捷依奇老先生这样称呼我，而且只有他一个人这么叫。但是恰巧我和捷依奇的关系很密切，虽然他在政治上对我没有也不可能有太多的影响。列宁将这一点作为一个理由，只不过是想让那些前辈们务必认识到我在政治上已经成熟了。
在列宁寄出这封信10天之后，马尔托夫写信给阿克雪里罗得说：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建议我们把您认识的“笔尖”作为正式成员吸收到编辑部中。他的文字工作已经充分表明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就思想倾向而言他也完全属于“自己人”，与《火星报》的宗旨完全一致。由于他那出色的演讲才能，他在这里(国外)已经具有了很大的影响。他有极好的口才，在这一方面是无与伦比的，对此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都深信不疑。他学识渊博，而且仍在努力学习。我无条件同意列宁的建议。
1903年3月10日于伦敦
马尔托夫在这信中只是重复了列宁的话，但是并没有提到有关我不满的理由。马尔托夫和我住在同一栋楼里，我的一言一行都在他密切关注之中，所以他很清楚我是不是真的迫不及待地想加入编辑部。
那为什么列宁会这么极力坚持要我加人编辑部呢？这是因为他想取得稳定的多数。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编辑部总是分成两派：一派是三位老人(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和阿克雪里罗得)，另一派是三位年轻人(列宁、马尔托夫和波特列索夫)。列宁毫不怀疑：在最尖锐的问题上我会和他站在一起。有一次，为了反对普列汉诺夫，他把我叫到一边悄悄对我说：“还是先让马尔托夫说吧，他说话会拐弯抹角，而您总是那么直来直去。”显然，他看到了我脸上的惊奇的神情，马上又补充：“我自己是喜欢直来直去，可是对付普列汉诺夫就得拐弯抹角。”
由于普列汉诺夫的反对，列宁提出的让我加入编辑部的建议搁浅了。更糟糕的是，正是因为这个提议，普列汉诺夫对我很不友善，因为他猜到了列宁是想争取稳定的多数来对付他才提出这个建议的。编辑部的改组问题一直推迟到代表大会之前讨论。然而编辑部决定，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就让我以有建议权的资格列席编辑部的会议，普列汉诺夫对此也表示坚决反对，但是维拉·伊万诺夫娜对他说：“无论如何，我都会带他来。”到下一次开会时，她真的把我“带”去了。由于我对背后的这些事情一无所知，因此对普列汉诺夫彬彬有礼、不冷不热地和我打招呼(这可是他的拿手好戏)时，我感到疑惑不解。普列汉诺夫对我的不友善态度持续了好长的时间，事实上从来就没有消失过。1904年4月，马尔托夫在写给阿克雪里罗得的信中提到：“他(普列汉诺夫)对我们说的这个人(托洛茨基)的不体面的仇视有损他自己的人格。”
列宁在信中提到的有关我当时的文风的看法也很有意思。信中提到两点：一是文笔过于花哨，二是不太愿意接受别人的修改意见，事实的确如此。当时我从事写作才不过两年的时间，文风问题在我的写作工作中占据一个重要和独立的地位。我刚刚开始对语词的运用产生兴趣，就像一个刚刚长牙的孩子想要磨牙，不免会拿一些不合适的东西来磨。单纯地追求词藻的华丽、叙述和形式的工整正符合我当时写作磨牙期的特点。写作风格的净化只能靠长期的锤炼。正是由于这种对形式的追求并非偶然和外在的，而是源于内心的需求，所以尽管我对编辑部非常尊重，但仍然本能地想要保持自己正在形成的写作风格，避免受那些已经成熟、但与我风格回异的作家的影响，这也不足为奇……
代表大会召开的日期一天天临近了。编辑部最终决定迁往瑞士的日内瓦，这是因为在那里生活费用较低，而且与国内联系起来也方便得多。列宁勉强同意了。谢多娃写道：“我们住在日内瓦两问较小的顶楼房间里，列·达埋头于写作，忙着为代表大会做准备，而我准备回国开展党的工作。”大会的首批代表已经抵达，我们与他们开始接连不断的协商。虽然大会的领导工作有时不太明确，但是很显然，大会的筹备工作是由列宁在主持。部分代表是怀着重重顾虑或者不切实际的期望而来的。筹备工作占去了不少时间。在协商中有关章程的拟定问题占去了大部分时间，在组织方案中，中央机关报《火星报》组织与在国内开展活动的中央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又是其中的重点。我来国外时认为，编辑部应当“服从”中央委员会。当时大部分火星派革命者都持同样的观点。
“不行，”列宁反驳我说，“这不行，这不是力量对比的问题。他们在国内怎么领导我们？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是坚定的核心，在思想上也更强大，我们要在这里领导他们。”
我说：“那岂不成了彻头彻尾的编辑部专政了吗？”
列宁反问道：“这有什么不好？在现在的条件下只能是这样。”
我对列宁的组织方案心存疑虑，可我万万没想到，党的代表大会正是因此而分裂的。
在西伯利亚流放期间，我和西伯利亚协会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他们委派我担任他们的代表。我和图拉的代表乌里扬诺夫医生，即列宁的弟弟，一起动身去参加大会。为了避开密探盯梢，我们没在日内瓦乘车，而是从日内瓦附近的一个偏僻小站尼翁上的火车，快车在这个站只停半分钟。我们这些十足的俄国乡巴佬没有在站台上开门的那面等车，火车一停下来我们就匆忙跳上减震器，要从那里爬进车厢，结果还没进去火车就开了。站长看见减震器上有两个乘客，就赶紧吹哨子让火车停下来。我们一进车厢，列车员就冲我们嚷嚷，说他是第一次见到像我们这么愚蠢的人，因为我们造成停车，所以必须罚我们50法郎。我们装着一点法语都不懂的样子，其实不完全是这样，但却达到了目的。那个肥胖的瑞士人又冲我们嚷嚷了一会儿就走开了。我们这样做是很聪明的，因为我们身上根本就没有50法郎。后来查票的时候，他又当着其他乘客把这两个从减震器上爬进来的人好好嘲笑了一番。这个家伙怎么也不会想到，我们是要去建立一个政党。
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一家劳动合作社的“人民之家”召开。为我们腾出的那间库房很隐蔽，里头堆着带毛的羊皮，我们遭到无数跳蚤的围攻。这些小东西被我们称为进攻资产阶级社会而动员起来的安舍尔大军。对我们来说开会成了一场身体上的考验。更不幸的是，我们一开始就被密探盯上了。我拿的是素不相识的保加利亚人萨莫科夫利耶夫的护照。第二周的一个深夜，我和查苏利奇一起从金鸡饭店出来，来自敖德萨的代表З走过我们身边的时候装作不相识，看都不看我们，悄悄地说了一句：“你们后面有密探跟着，快分开走，密探会跟着男人。”З是个对付密探盯梢的高手，在这方面他的眼睛比天文望远镜还好使。З住在金鸡饭店附近一栋楼的顶层，他把房间变成了观察哨所。我立刻和查苏利奇分手，径直往前走。我口袋里揣着5个法郎和一本保加利亚护照。那个又瘦又高、长着塌鼻子的佛拉芒人密探紧紧地跟在我身后。当时已是深更半夜，大街上空荡荡的。我突然转身用俄语问他：“先生，这条路叫什么名字？”佛拉芒人有些猝不及防，把背靠在墙上用法语回答说：“我不知道。”他无疑是在等着挨枪子。我沿着街心花园继续往前走，不知从远处什么地方传来凌晨一点的钟声。我拐过第一个街角撒腿就跑，佛拉芒人紧追不舍。就这样我们两个素昧平生的人竟然深夜里、在布鲁塞尔的大街上一前一后地追赶着。到现在我还记得当时那咚咚的脚步声。我围着那个街区转过了大半圈之后，又把他引到了街心花园。我俩都跑得筋疲力尽，又累又恼地继续走着。大街上停着两三辆马车，坐上其中任何一辆车都没意义，因为密探会坐上另外一辆继续跟着我，我只好继续往前走。街心花园快到头了，我们已经走到了郊外。在一家小酒馆门口停着辆马车，我飞奔过去，跳上车，喊道：“快走，我有急事！”“您去哪儿？”密探竖起耳朵听着。我随便说了一个离我住的地方有五分钟路程的公园的名字。“100苏。”“快走吧！”车夫一抖缰绳，马车就跑了起来。密探急忙冲进了酒吧，很快又拉了一个堂倌出来，把我指给他看。半小时以后我就回到了住处。我点上蜡烛，发现床头柜上放着一封写着我保加利亚名字的信。谁会给我往这里写信呢？原来是“请柬”，请萨莫科夫利耶夫先生次日上午10点带护照到警察局去。看来，头一天我已经被密探盯上了。原来这场深夜在街心花园里展开的追逐赛，其实已经没有任何意义。那天夜里，其他一些代表也收到了类似的“请柬”。到警察局去的那些人都被勒令在24小时之内离开比利时。我没去警察局，而是径直去了伦敦，因为大会将转移到那里继续召开。
当时主管柏林俄国间谍活动的秘密警察头目哈尔京戈向警务厅报告说：“布鲁塞尔警方对于大量外国人在那里聚集深感不安，警方怀疑其中十人正在进行无政府主义阴谋活动。”布鲁塞尔警方对哈尔京戈本人也很吃惊，此人真名叫黑克尔曼，曾经由于制造炸弹恐怖事件而被法国法庭缺席判处服苦役。这个奸细后来成了沙皇政府暗探局的将军，冒名获得法国荣誉团骑士称号。在柏林曾积极参与代表大会组织工作的密探日托米尔斯基博士，向哈尔京戈提供了情报。但这些事情都是几年后才揭发出来的。显然沙皇政府已经掌握了线索，但也是于事无补……
大会进行过程中，《火星报》领导人之间的内部矛盾显露出来，“强硬派”和“温和派”初步形成。开始的分歧集中在党章的第一条上，即党员的标准是什么。列宁坚持把党和非法组织等同起来，而马尔托夫则认为，在非法组织领导下工作的人都可以成为党员。这个矛盾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因为两种方案都只把表决权赋予非法组织的成员，但是这却暴露了两种不同的倾向。列宁坚决主张建立一个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党，而马尔托夫则更倾向于建立一个组织松散的党。在这个问题上形成的两派决定了大会后来的全部进程，也决定了党的领导机构的核心组成。两派暗地里展开了一场争取代表的斗争。列宁想尽力把我争取到他那一边。一天，他和我还有克拉西科夫在一起散步，走了很长时间。他们极力劝我，说我和马尔托夫不是同路人，因为马尔托夫是“温和派”的。克拉西科夫对《火星报》其他编辑的批评有些肆无忌惮，列宁听了直皱眉头，我则感到不寒而栗。我还是带有年轻人所特有的那种善意去对待《火星报》编辑的。这次散步所进行的谈话不但没有把我争取过去，反而使我更加疏远了他们。分歧仍然不明确，所有的人都是在摸索中前进，可资利用和借鉴的东西少之又少。为了把问题搞清楚，我们决定召开火星派革命者的会议，而主席的人选又成了一个难题。捷依奇为了打破僵局，说：“我建议选你们的‘便雅悯’。”于是，我就成了火星派会议的主持人。后来，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分裂就是由这次会议开始的，所有的人的神经都高度紧张。列宁愤而退席，砰地撞上了门。这是我所看到的惟一一次他在激烈的党内冲突中情绪失控。矛盾变得更加尖锐，两派之间的分歧在代表大会上公开化了。列宁派一位女代表З和他的弟弟德米特里来找我，想再一次努力把我争取到“强硬派”一边。我们在公园里谈了好几个小时，这两位使者无论如何也不放我走，他们说：“我们受命，不管怎么样都要把您给带回去。”但我最终还是没有跟他们走。
分裂的公开化出乎与会代表们的意料。列宁作为这场斗争中最积极的参与者也没有想到会发生分裂，也不希望发生分裂。这些事情使双方都很不愉快。会后，列宁的头痛病犯了，疼了好几个星期。谢多娃在回忆录里写道：
列·达每天都从伦敦给我写信，一封比一封更令人感到不安。他在最后一封信中绝望地告诉我，《火星报》已经彻底分裂，不复存在了……这一意想不到的分裂使我们感到十分痛心。列·达从代表大会回来以后，我很快就去了彼得堡，把代表大会的各项材料带回去。这些材料用极小的字体誊写在薄纸上，井订到《拉鲁斯词典》的封皮里。
那么，在代表大会上我为什么会站到“温和派”一边呢？我和编辑部的马尔托夫、查苏利奇及阿克雪里罗得的关系最密切。他们对我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在代表大会之前，编辑部内部只存在细微的差别，而没有明确的分歧。我和普列汉诺夫的关系最不密切，因为在经过了几次不太激烈的冲突后，普列汉诺夫对我很不满。列宁最关心我，但是那时我认为，是他试图分裂编辑部，而在我的心目中编辑部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有着令人向往的名字——《火星报》。我认为，分裂编辑部的想法是亵渎神灵。
革命的集中制是一条严格要求、不容抗拒、必须遵守的原则。不管是对个人还是对革命集体而言都会令人觉得过于严酷。难怪列宁总是喜欢用“不可调和的”和“毫不容情的”这样的字眼。只有为了崇高的、抛弃了一切个人私利的革命的目的才能够解释这种个人的冷酷态度。1903年的问题是要把阿克雪里罗得和查苏利奇逐出《火星报》编辑部，而我对这两个人十分敬重，个人情谊也很深厚。列宁也高度评价了他们当年的贡献，但是他认为，他们已成了未来革命道路上的障碍。列宁做出组织决定，解除他们的领导职务，我对此十分不满。这些前辈经过不懈的奋斗才踏人了党的门槛，如今却要被赶出去，我发自内心地反对这种毫不容情的做法。我对列宁的做法表示强烈的不满，我的愤怒导致我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和列宁分道扬镳。我认为，他的行为是不能容忍的、可怕的和令人愤慨的。然而，这种做法在政治上是正确的，在组织上也是必要的。老人们还停留在革命初始的准备阶段，与他们的决绝是不可避免的，列宁比别人更早地看到了这一点。他曾经试图保留普列汉诺夫，把他和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区别对待，但事实很快就证明他的努力是徒劳的。
由此来看，我与列宁的这次决裂是“道义上”的，甚至是私人之间的，但这仅仅是表面现象。事实上，我们分裂的根源在于政治和组织方面。
我白认为是一个集中制的拥护者，但是在当时我显然还没有认识到，一个革命的政党需要怎样强有力的、不容抗拒的集中制才能够领导千百万的民众起来投身于反抗旧制度的斗争。我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压抑、反动的氛围中度过的，这种氛围在敖德萨比别处又持续了五年。列宁年轻的时候正是民意党人活跃的时期。比我晚几年出生的人又是在新的政治高潮形势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1903年伦敦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革命对我而言差不多还是一个抽象的理论。列宁提出的集中制对我还不是经过深思熟虑而得出的明确的革命构想。我认为，要独立思考问题并从中得出必要结论是我精神世界中最重要的。
党代会上爆发的冲突如此尖锐，这不仅暴露了刚刚萌芽的原则性冲突，还因为前辈们对列宁的成熟和价值判断的错误。在代表大会期间和大会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阿克雪里罗得及其他编辑部成员对列宁的做法既感到愤怒又觉得莫名其妙：“他怎么胆敢这么做？”前辈们议论纷纷：“他刚到国外时还只不过是一个学生，一举一动都像学生一样。这才过了几年，他哪儿来的这种自信，竟然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然而，列宁的确敢这么干。他有能力让人们相信，在日益迫近的革命形势下，这些前辈们再也不能掌握无产阶级先锋队战斗组织的直接领导权了。老人们，甚至还包括一些年轻人，都想错了。列宁已经不仅仅是一位杰出的革命工作者，而是一位领袖，一个刚毅果断的人。可想而知，他与前辈们一道努力工作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领袖才能，并坚信自己比他们更有价值。当那些团结在《火星报》旗帜下的人们思想还处于朦胧状态的时候，只有列宁一个人清醒地预见到了明天，看到了明天革命者将面临的艰巨任务，残酷斗争和无数牺牲。
列宁在代表大会上成功地争取到了普列汉诺夫，但这并不牢靠；同时，他失去了马尔托夫，而这却是永远的。普列汉诺夫当时在代表大会上似乎有所预感，至少他对阿克雪里罗得谈起列宁时说过：“他将成为罗伯斯庇尔式的人物。”普列汉诺夫本人在代表大会上并没有扮演令人瞩目的角色。我只有一次目睹了他意气风发地发表见解，那是在代表大会草拟党章的会议上。作为那次会议的主席，普列汉诺夫在心里已经想好了一个条理清晰的党章草案，他对自己、自己的学识和智慧以及自己的优势充满了信心。他蓄着灰白的胡须，双眼闪烁着愉快并略带嘲讽的光芒，不停地做出有些夸张但富有感染力的手势。他的渊博学识和聪明睿智喷涌而出，光芒四射，照亮了整个会场。
孟什维克的领导人马尔托夫可谓是革命运动中一个主要的悲剧性人物。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一位机敏睿智的政治家，一位头脑深邃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境界远远超出了他所领导派别中的其他人，但是他的思想缺乏勇气，他的敏锐缺乏意志，而他的固执并不能带给他力量。面对事件的发生，马尔托夫的第一反应往往是革命的热情，但是他的热情很快就会由于缺少坚定的信念而消退。在日益逼近的革命形势下，我与他的亲密关系并没有经受住最初几次重大事件的考验而很快破裂了。
第二次代表大会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尽管它造成了我和列宁持续几年的决裂。今天，再回顾我走过的道路，我并不因此而感到遗憾。我重新回到列宁身边比其他许多人要晚得多，但这确是我在走过了自己的道路，积累了革命、反革命和帝国主义战争的经验，并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选择。与那些把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手势都奉为圣旨的“信徒”们相比，我这次重返列宁身边的态度更加坚决和郑重。列宁逝世后，他的这些信徒们暴露出软弱无能的本性，不知不觉沦为敌人手中的工具。 |
第十一章第一次流亡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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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第一次流亡国外
1902年秋天，大概是10月的一个清晨，我从苏黎世出发取道巴黎最后到了伦敦。我打着手势比划着雇到了一辆马车，车夫按照纸条上的地址把我送到了目的地。列宁就住在这里。还是在苏黎世的时候我就接到了通知，告诉我接头暗号是叩三下门环。给我开门的是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她大概是被我的敲门声给吵醒的。当时正是清晨时分，任何一个有修养的人都不会这么早就上门来打扰，而是应当在车站等上那么一两个小时。但是我当时还被促使我从维尔霍勒恩斯克逃出来的那股力量推动着，受这股力量的推动在苏黎世我也曾这样不合礼仪地闯到阿克雪里罗得的家里，只不过那次不是在凌晨而是在深夜。列宁还没有起床，他表示欢迎的表情中带着几分困惑。我们的第一次会面与谈话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已经从克莱尔的来信中知道了我要来的消息，他们正在等我。他们是这样迎接我的：“笔尖到了。”我立刻就向他们讲了自己所知道的俄国国内的一些情况：党在南方的联系还不够紧密，哈尔科夫秘密联络点的地址是错误的，《南方工人报》拒绝合作，穿越俄奥边境的行动竟然是由一个不愿帮助火星派的中学生来负责的。这些事情确实不是那么令人鼓舞，可我对未来还是满怀信心的。
就在那个早晨或者是第二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带我参观了伦敦。他带我去看了威斯敏斯特大桥和其他的一些著名建筑。我不记得他是怎么说的了，但是主要的意思是这样的：“这就是他们有名的威斯敏斯特大桥。”他所说的“他们”自然不是指英国人，而是统治阶级。列宁话里的这种语气并不是刻意强调的，而更多的是自然流露的。列宁在谈到某种有价值的文化遗产或者现代成果、不列颠博物馆的丰富藏书、欧洲发达报业的新闻，以及多年以后在谈到德国的大炮和法国的飞机时，话语里总会充满这种语气：虽然他们拥有无限的财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但他们终究是我们的敌人！在他的眼里，统治阶级无形的阴影一直笼罩着整个人类文明，他时刻都能像看见白天一样确定无疑地感觉到这个阴影。当时，我几乎没怎么注意伦敦的那些建筑。我从维尔霍勒恩斯克逃出来马上就到了国外，这可是我第一次出国，从维也纳到巴黎再到伦敦，一路上看过来，只能从总体上浏览城市，我还根本无法留意到“威斯敏斯特王宫”。再说，列宁带我参观城市的目的也不在于此，他主要是为了彼此熟悉一下同时是在不动声色地考查我。这种考查可真是“全方位”的。
我对他讲述了我们在西伯利亚主要就统一组织方面的问题进行讨论的情况，讲到了我在这个问题上所做的书面报告，还讲了我在伊尔库斯克的几个星期中与那几个民粹派老头的激烈冲突以及马哈伊斯基的三篇论文，等等。列宁认真地听着。他问道：“那你们在理论方面的情况怎样？”我谈了我们在莫斯科羁押解送监狱集体研读他的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流放地研究《资本论》，但在第二卷上停了下来。我们根据原始材料研究伯恩施坦与考茨基的争论，结果没人站在伯恩施坦一边。在哲学方面，我们对波格丹诺夫的著作很感兴趣，因为他把马克思主义与马赫及阿芬那留斯的认识论联系了起来。当时列宁也赞同波格丹诺夫的观点。他略带不安地说：“我不是哲学家，不过普列汉诺夫强烈批评波格丹诺夫的哲学，说它是一种改头换面的唯心主义。”几年以后，列宁写了一本批判马赫及阿芬那留斯的大部头著作，其中的主要观点与普列汉诺夫基本一致。在谈话中，我还提到列宁在一本关于俄国资本主义的著作中使用的大量统计数据，给流放中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我是花了不少时间才完成的……”列宁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显然，听到自己在这本主要的经济学著作中付出的大量劳动得到了年轻的革命者的认可，列宁甚感欣慰。在这次谈话中，我只是简要地说了自己的工作计划。我初步打算先在国外呆上一段时间，看一些新出的文献，熟悉一下环境，然后再作进一步的安排。过一段时间之后，我希望能秘密回国继续从事革命工作。
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为我在几个街区以外的地方找了一间空房子住，查苏利奇、马尔托夫以及《火星报》印刷厂的负责人布鲁门菲尔德也住在这栋楼里。这栋住宅的格局分布是典型的英国式的：女房东住在底层，上面几层住的都是房客。里面还有一个公共房间是房客们喝咖啡、抽烟、聊天的地方。这里被查苏利奇和马尔托夫弄得乱七八糟的，普列汉诺夫第一次到这里来，就把这个房间叫做贼巢。
就这样开始了我短暂的伦敦生活。我如饥似渴地阅读《火星报》以及由同一个编辑部编辑出版的《曙光》杂志。这是一张杰出的报纸，它集科学的深刻与革命的激情于一身。《火星报》深深地吸引了我，我为自己的无知而深感惭愧，我竭尽全力地学习，希望尽快弥补自己在这方面的缺陷。不久，我就开始给《火星报》写文章，起初是一些短评，后来写政治文章乃至社论。
我在伦敦白会堂做了一次演讲，在那里同侨民中年龄最长的柴可夫斯基以及另一个也上了些年纪的无政府主义者切尔克佐夫发生了争沦。令我颇感惊奇的是，这些试图推翻马克思主义的前辈们竟然凭着那么幼稚可笑的论据来进行辩论。记得在回去的时候，我有些洋洋得意，走在人行道上好像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我在伦敦同外界的联系是由阿列克谢耶夫负责的，他是个侨居伦敦多年的马克思主义者，与《火星报》编辑部的关系十分密切。他向我介绍英国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情况，是我所有关于外界的消息的来源。阿列克谢耶夫对列宁十分钦佩，有一次他对我说：“我认为，对革命而言，列宁比普列汉诺夫重要。”当然，我没有把这话告诉列宁，而是告诉了马尔托夫，但他对此未置可否。
一个星期天，我跟着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去伦敦的一个教堂，那里正在举行社会民主党的集会，演讲中还夹杂着赞美诗。发表演说的是一个从澳大利亚回来的排字工，他讲的是关于社会革命的问题。然后所有的人都站起来齐唱：“全能的上帝，愿你保佑，让世上不再有国王不再有富人。”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走出教堂的时候，列宁对我说：“英国的无产阶级当中已经具有了很多革命的和社会主义的成分，但是这些成分又与保守主义、宗教迷信和偏见纠缠在一起，不能摆脱它们的束缚。”
从社会民主党的教堂回来，我们在那套两居室住宅的厨房兼餐厅里吃午饭。列宁又像往常一样开着玩笑，他问我能不能自己找到回家的路。我实在是不怎么会认路，从系统化角度我把它称为“地形记忆缺失综合症”。后来我在这方面费了好大的功夫，才有所好转。
我在奥德萨的监狱里学的那点可怜的英语，在我旅居英国的这段时间里几乎没有什么长进。我关注的是俄国的事情，对不列颠的马克思主义毫无兴趣。当时，社会民主党思想的中心在德国，我们时刻关注着那里正在进行的正统派与修正主义者之间的斗争。
在伦敦及随后又在日内瓦，我与查苏利奇、马尔托夫见面的次数远远超过与列宁的会面次数。在伦敦，我与查苏利奇、马尔托夫住在一栋楼里，在日内瓦，我午饭和晚饭都是与他们一起在餐厅里吃，我们每天都要碰上好几次。而列宁则过着家庭生活，除了在正式的会议场合，要见到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马尔托夫那种自由狂放的个性，在列宁身上找不到一点痕迹。列宁认为，时间虽然无限，但却是绝对有限的财富。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在不列颠博物馆的图书馆里，在那里从事理论研究工作，并经常为报刊撰写文章。在他的帮助下我也取得了进人这个神圣殿堂的许可。我如饥似渴地吮吸着知识的营养，但是很快我就得回欧洲大陆去了。
在白会堂作了尝试性的演讲之后，我被派到了欧洲大陆，在布鲁塞尔、列日和巴黎做巡回演讲。我的这些演讲的主旨在于回击来自俄国所谓的主观主义学派的批评，捍卫历史唯物主义。列宁对我的演讲题目很感兴趣。他详细地看了我的提纲，建议我再做些补充修改，写成文章，在下一期的《曙光》杂志上发表。但是我还不敢把自己的纯理论性的文章与普列汉诺夫等理论大家的文章并列。
很快我就接到要我从巴黎回伦敦去的电报。他们要我回去是准备派我秘密回国，这是因为国内的人不满于接连受损，抱怨人手不够，希望我能回去。但我还没来得及赶到伦敦，计划就又变了。当时也住在伦敦的捷依奇很关心我。他替我说话了，他说“年轻人”(他一直都这么称呼我)应该在国外多呆一阵，多学习学习，于是列宁同意了他的意见。虽然去国内为《火星报》的组织工作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我还是很希望在国外多呆一段时间，于是我就返回了巴黎。巴黎与伦敦不同的是，这里有许多侨居的俄国大学生。为了争取这些大学生，各个革命组织都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下面一段话是娜·伊·谢多娃对当时的情景的回忆：
1902年秋天，巴黎的俄国侨民区常常举行专题演讲。我参加的《火星报》小组先后分别与马尔托夫和列宁会面。当时我们正在开展与“经济派”和社会革命党的斗争。我们小组里都在谈论一位从流放区逃出来的年轻同志将要到我们这里来的消息。他造访了现已转变为《火星报》组织成员的前民意党人叶卡捷琳娜·米哈伊洛夫娜·亚历山德罗娃的住所。我们这些年轻人都怀着浓厚的兴趣去听叶卡捷琳娜·米哈伊洛夫娜·亚历山德罗娃的演讲，都受到了她的影响。《火星报》的年轻作者来到巴黎时，叶卡捷琳娜·米哈伊洛夫娜让我帮他就近找一个空房间。在我住的那栋楼里有一间空房，每个月的房租是12法郎，但是这个房间既狭窄又昏暗，就像监狱里的牢房一样……这时叶卡捷琳娜·米哈伊洛矢娜打断我的话，说：
“好了，不用再说了。就让他搬去住吧。”
当这位年轻人(当时我们还不知道他的名字)在那个房间安顿下来之后，叶卡捷琳娜·米哈伊洛夫娜向我打听：
“怎么样，他在为演讲做准备吗？”
“我不清楚，应该是在准备吧。昨天深夜我上楼的时候还听到他在房间里吹口哨。”
“那你可得告诉他，让他好好准备演讲，别再吹什么口哨了。”
叶卡捷琳娜·米哈伊洛夫娜很担心，怕“他”讲不好。但她的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演讲获得了成功，侨民们反应热烈，因为这位年轻的火星派成员讲的好得出乎大家预料。
我对巴黎倾注的注意力要比对伦敦多得多，这是由于受到了娜·伊·谢多娃的影响。我虽然出生在乡下并在那里长大，但是真正接近大自然却是在巴黎才开始的。在这里才开始面对面地认识到真正的艺术。欣赏绘画和欣赏大自然一样，对我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谢多娃后来的回忆录中有这么一段：
他对巴黎的总的印象是：“巴黎与敖德萨很相像，但不如敖德萨。”这种不可思议的结论只能这样来解释，那就是他把自己全部的精力都放到政治上了，对周围其他的事情几乎都不怎么留意，除非是这些事情自己找上门来，这时他也会把它当成甩不掉的包袱。我不同意他对巴黎的评价，而且还嘲笑了他几句。
的确，事实就是这样。我是带着一种顽固和抵触的态度来到这一世界中心的氛围中的。起初，我对这个巴黎完全“否定”，甚至故意不去留意它。其实，这只不过是原始人试图自卫的手段。我觉得要熟悉和了解巴黎需要消耗自己太多的精力。但是我有我自己的领域，它需要全身心投入决不允许有其他的干扰，那就是革命。后来我费了很大功夫才对艺术逐渐地有了一点感觉。我对卢浮宫、卢森堡宫和展览会毫无兴趣。鲁本斯给我的印象是太胖，而且还自负；皮维斯、德夏瓦纳显得萎靡不振毫无生气；而卡里埃的肖像则给人一种死气沉沉、含混不清的感觉。我对雕塑和建筑艺术的看法也差不多。我当时对艺术的抵抗与我早年革命和稍后对马克思主义以及在后来的几年内对列宁主义及其方法的抵抗，其实是一样的。1905年的革命很快就打断了我对欧洲及欧洲文化的接触和理解。只是在我第二次流亡国外期间，我才观看了一些艺术品，阅读了一点这方面的材料，也写了点有关的东西。但我的艺术造诣从未超越一个普通业余爱好者的水平。
在巴黎时，我曾听过饶勒斯的演讲。当时正是瓦尔德克—卢梭任总理、米勒兰任工商业部长、加利任国防部长的时候。我参加过盖德派的示威游行，同周围的人一起高呼反对米勒兰的口号。当时，饶勒斯并未给我留下太深刻的印象，因为我在内心深处一直把他当做对头。只是在几年以后我才开始尊重这位伟大的人物，尽管我仍不同意他的理论观点。
应马克思主义派青年学生们的要求，列宁在巴黎的一所高等学校做了三次关于土地问题的演讲。这所学校是由俄国各大学被赶出来的教授们组建的。这些自由派的教授们要求列宁要尽量避免挑起争论。但列宁并没有把他们的话当回事，他在演讲的一开始就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革命的理论，因此从本质上来说它就是论战性的。我记得，在第一次演讲开始之前，列宁还多少有些紧张激动，但是他一站到讲台上就马上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至少从表面上看是这样。来听演讲的甘巴洛夫教授对捷依奇谈了自己的印象：“他是一名真正的教授。”显然，在他看来，这已经是最好的赞扬了。
我们决定请列宁去看戏，这事交由谢多娃去安排。列宁去的时候还带着他演讲时常拿的那只公文包。我们的座位在楼上，当时除了列宁、我和谢多娃，好像还有马尔托夫。同这次看戏联系在一起的是另外一件事。列宁在巴黎买了一双鞋但是穿着紧，而此时我的那双鞋已穿烂了正好需要一双新鞋，列宁就把它给了我。一开始我也觉得这鞋号不太适合我，但是刚穿上往戏院走的路上倒也合适，等到了戏院我就觉得它有些挤脚了，回去的路上它让我吃尽了苦头。一路上列宁拿它开我的玩笑，说他也曾穿着它受了好几个小时的罪。
我从巴黎到布鲁塞尔、列日和瑞士以及德国的一些城市，为那里的俄国侨民大学生做专题演讲。在海德堡的时候，我去听了老库诺·菲舍尔的演说，但对他的康德哲学的说教不感兴趣，我与规范哲学是格格不入的。如果周围都是鲜嫩的青草，谁还会对于草感兴趣呢。海德堡是俄国大学生唯心主义哲学的中心。后来曾在克伦斯基政府里面任内务部长的阿夫克先季耶夫就是其中之一。在海德堡我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
第十章第一次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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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第一次逃跑
秋天正在临近，道路马上就要变得泥泞不堪了。为了让我尽快逃走，我们决定把计划中的两批逃亡者合二为一。一位农民负责把我和一位翻译马克思著作的女同志送出维尔霍勒恩斯克。晚上在田野里，我们像货物一样躲进了农民的大车里，上面盖着干草和草席。而此时在我的大床上放着一个裹着毯子的假人，假装是我卧床不起，以蒙过警察的眼睛。大车载着我们以每小时20俄里的速度飞奔。我的背不断地撞在车上，我听到我的同伴发出的强忍着的呻吟声。我们在路上换过两次马。在快到铁路的时候我和同伴分开了，以防我们同时遇到危险。我顺利地上了火车，在车厢里伊尔库斯克的朋友给我准备了一个行李箱，里面装了浆洗过的衬衣、领带和其他一些具有文明意味的物品。我手中拿着一本格涅基奇按六音部诗体译成的荷马史诗，口袋里装着一本填着托洛茨基名字的护照。这个名字是我随便填的，没想到一辈子就成了我的名字。我乘着火车沿着西伯利亚铁路一路向西，沿途各站的宪兵漫不经心地给我放行。高大的西伯利亚妇女在各站叫卖烤鸡、烤乳猪、平装牛奶和成堆的面包，每一个车站都像是在召开西伯利亚食品博览会。车厢里的旅客一路喝着茶，吃着物美价廉的西伯利亚小面包。我一边读着荷马史诗，一边憧憬着国外的生活。这次逃只是一路喝茶，并没有什么浪漫色彩。
我到了萨马拉，在那里停了下来。当时《火星报》的国内总部(并非国外总部)就设在这里。它的领导人是化名克莱尔的工程师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现在他是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主席。他和他的夫人都是列宁的朋友，在1894—1895年间他们曾经和列宁一起在彼得堡从事社会民主主义工作，后来又一起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905年革命失败，克莱尔和几千人一样脱离了党，作为一名工程师在工业界取得了重要的地位。地下工作者批评他，竟然拒绝给予他们帮助，以前就连自由派都不会这么做的。在脱离了党10—12年以后他又回到了党内，这时候党已经全面夺取政权了。现在斯大林所依仗的一大批知识分子都经历过这样的道路。
在萨马拉，克莱尔给我取名为“笔尖”，表示对我在西伯利亚报刊上所取得的成绩的赞赏，我正式加入《火星报》组织。《火星报》组织以重新建党为宗旨。1898年3月在明斯克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没有组建成一个统一的党。新生组织还没有站稳脚跟就遭逮捕被破坏了。后来的革命运动在各地自行发展，具有了地方性，同时它的思想水平也下降了。有的社会民主党人为了争取群众而丢掉了政治口号，形成了所谓“经济派”，他们把资产阶级工业的繁荣和罢工的高涨作为力量来源。19世纪末产生的危机导致了全国性的对抗，使政治运动出现了飞跃。为了建立统一的政党，《火星报》同地方主义和经济派展开了坚决的斗争。《火星报》的总部设在国外，它的成员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所谓职业革命家，他们有着共同的理论，为了共同的实际任务而紧密团结在一起，这保证了这个组织思想的统一。当时，火星派的绝大部分成员还是知识分子，他们展开斗争，努力争取各地的社会民主党地方组织，筹备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并争取能使《火星报》的思想和方法在大会上取得胜利。这就是这个革命组织最新的大致计划。《火星报》经历了发展、巩固、前进、退却的过程，密切联系了工人群众，向他们提出日益深人的任务。15年以后就推翻了资产阶级，夺取了政权。
受萨马拉委员会的委派，我到哈尔科夫、波尔塔瓦和基辅去会见一些革命者。其中有些人已经参加了《火星报》组织，有些人还有待争取。由于在南方这些组织的联系还很薄弱，在哈尔科夫连接头地址都不对，在波尔塔瓦遭遇了地方主义，所以我一无所获地回到了萨马拉。看来着急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这里需要更加深入细致地做工作。同时，和萨马拉委员会保持着密切通讯联系的列宁也一再催促我出国。克莱尔给我提供了出国的经费，并给了我一些从加米涅茨一波多里斯克附近穿越奥地利边境的必要提示。
在萨马拉火车站，发生了一些与其说是悲剧不如说是闹剧的事情。为了不引起宪兵的注意，我打算在开车前的最后一刻再进站上车，因此需要有人把我的行李先拿到车上，并帮我占一个座位。这件事按计划由大学生索洛维约夫去完成，他现在是苏联石油工会的领导人之一。当我在离车站较远的一个地方悠闲地迈着方步不时地看表的时候，突然响起了第二遍发车铃声。我猜到可能是把发车时间给我通知错了，就撒腿往站台跑去。索洛维约夫在车厢里等了我半天，一直到火车快要开动时才拎着箱子跳了下来，在他的周围满是宪兵；我在火车都开动了的时候才上气不接下气地冲上站台，这更引起宪兵的注意了。宪兵们本来威胁着要控告索洛维约夫，但最后只是狠狠嘲笑了我们一顿就算完事了。
我平安无事地到达了边境。在出境之前的最后一站，警察检查了我伪造的护照，但是什么也没有看出来，我感到十分惊喜。偷越国境的事情由一个中学生负责，现在他是苏维埃共和国某研究所的负责人、一个有名的化学家。当时他在政治上倾向于社会革命党。当他知道我是《火星报》组织的成员时，就用严厉的口吻责备我说：“您知道吗，最近几期《火星报》总是攻击恐怖主义。”我刚想和他理论一番，他又气愤地说：“我不送您出境了！”对此我感到十分震惊，但是他这样做也是可以理解的。15年以后我们就不得不拿起武器从社会革命党人手中夺取了政权。而当时我还没有预料到这样的前景。我解释说，《火星报》的文章不能作为惩罚我的依据，并且声明没有向导我就不走了。那个中学生的语气缓和了下来：“好吧，那就这样吧，不过你回去告诉那边，这是最后一次了。”
他让我在一个单身推销员的空房子里过夜，按说主人到第二天才会回来。我隐隐约约地记得我是从窗户爬进锁着的房间里去的。夜里，我被刺眼的亮光弄醒了。有个戴着圆礼帽的矮小陌生人弯着腰盯着我，一手举着蜡烛，另一只手里拿着棍子。一个映在顶棚上的巨大的影子向我逼了过来。
我生气地问：“你是谁？”
那个陌生人说：“这可真怪了！你躺在我的床上却要问我是谁！”
事情很清楚，我面前站的一定是房子的主人了。我向他解释说以为他第二天才会回来，但是没有取得任何效果。“我自己知道自己会什么时候回来！”当然他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事情变得复杂起来了。“我明白了，这一定是亚历山大那个家伙搞的鬼，明天我再找他算账！”主人大叫着，蜡烛的光亮仍然照在我的脸上。我十分赞成他这种把一切责任都推给那个不在场的亚历山大而让我摆脱困境的主意。剩下的半宿我还是留在那个推销员的家里，他甚至还用茶水热情地招待我。
第二天早晨，中学生向房子的主人好好地解释了一番，然后把我交给了布罗德镇的走私商。我在一个乌克兰农民家的干草堆上挨过了白天，主人还给我西瓜吃。晚上，他冒着雨把我送出了边境。我们在漆黑的路上跌跌撞撞地走了很久。
乌克兰向导对我说：“现在趴在我的背上，前面有水，我背你过去。”我没有同意。向导坚持说：“您怎么也不能浑身湿透地过到那边去。”我只好趴在他背上，让他背我走，但是鞋子还是灌进了水。大约过了15分钟我们就过到了布罗德镇归奥地利管辖的那一边。我在一间犹太人的房子里烤干了衣服，那里的人告诉我说，向导是故意把我带到水深的地方好多向我要钱。而我的那位乌克兰向导也诚恳地提醒我提防那些爱骗人的犹太人，说他们会诈取三倍的钱。我的路费确实是很快就变少了。我还要在一夜之内走八公里才能到车站。我得沿着边境再走一两公里被雨水冲毁的小路才能到大路上，这段路既危险又难走。一位犹太老工人用两轮车送我。
他小声嘟囔着说：“我早晚有一天会因为干这事把脑袋给弄丢了。”
“为什么？”
“因为士兵会向你喊话，你要不回答他就开枪。看，那边亮着的就是他们的灯。今天还算走运，夜里天还不错。”
那天夜里的天气还真不错：正是秋天的夜晚，四周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人们冻得直发抖，淅淅沥沥的秋雨不停地打在脸上，马蹄溅起了泥浆。我们上坡的时候车轮总是打滑，老人压低嗓音赶着马。车轮陷进泥泞里，轻便的车子倾斜得越来越厉害，突然翻倒了。我一下子倒在十月份那又深又冷的泥水里，等我挣扎着爬起来以后眼镜却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了。这时最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就在翻车的一刹那间旁边突然响起了令人恐怖的尖叫声，那是绝望的对着老天发出的求救声，这太令人惊奇了。在漆黑的雨夜里根本分辨不出这神秘的声音到底来自何方，声音如此惊人，但决不是某个人发出的。
老人绝望地咕哝着：“天哪，这会让我们丧命的，它会毁了我们……”
我屏住呼吸问道：“这是什么东西？”
“是公鸡，那该死的东西，是女主人让我带到屠夫那里杀了回来过安息日的。”
那只公鸡仍在时不时地发出尖叫声。
“它会要了我们的命，这里离哨所只有200步远，当兵的马上就会窜出来。”
我非常愤怒地说：“把它掐死！”
“掐死谁？”
“公鸡呀！”
“我去哪儿找它，它可能是被什么东西给压住了……”
我们在黑暗中冒着雨在地上到处摸索，一边咒骂公鸡，边抱怨命运作弄人。最后老人从我的毯子下面找到了那只倒霉的公鸡，它一被救出来就马上不叫了。我们倾尽全力把车子正了过来，然后继续赶路。我提前三个小时赶到了车站，并在火车到来之前把自己收拾干净了。
换完钱之后我才发现，这些钱不够买到目的地苏黎世的车票了，按原计划我应该到那里去找阿克雪里罗得。我只好买了到维也纳的票，到了那里再说。在维也纳最令我吃惊的是，虽然我在中学的时候学过德语，但是我却听不懂路人的讲话，当然人们也弄不明白我在说什么。最后我向一个戴着红色帽子的老人说清楚了要到《工人报》的编辑部去。我打算去找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维克多·阿德勒，告诉他为了俄国革命的利益我必须赶到苏黎世去。那位向导同意带我去那里。我们走了一个小时，才发现报社在两年以前就搬到别的地方去了。我们又走了半个小时才找到了，但是门卫告诉我说那天不是会客的时间。我饥肠辘辘，没有钱给向导，最主要的是，我要赶到苏黎世去。这时一个身材高大、不太和善的绅士从楼梯上走下来，我跑过去向他打听阿德勒。
他严厉地问我：“您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我当然不知道了。在经历了坐火车、大车、爬进推销员的房子和乌克兰农民的仓库里藏身以及在黑夜里与公鸡搏斗之后，我根本就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了。
那位绅士傲慢地对我说：“今天是星期天。”然后就准备离开。
我说：“我无论如何都要见阿德勒。”
“我告诉您，阿德勒博士从来不在星期天会客！”绅士大叫着，就像是站在暴风雨中命令士兵一样。
我坚定地说：“但是我有重要的事情。”
“您哪怕是有再重要十倍的事情也不行，知道吗？即便您带来了你们沙皇被刺杀或者是你们那里又发生革命的消息都不行，听见了吗？这些理由都不允许你去打扰博士在星期天的休息。”这位绅士的吼声像雷鸣一般，让我很惊讶。他就是编辑部中最令人恐怖的人物弗里茨·奥斯特利茨。正如雨果所说的：他的声音就像是暴风雨一般。
我还是觉得他在胡说。星期天的休息不可能高于革命的需要。我决定不放弃，我必须到苏黎世去，《火星报》编辑部还在那里等着我呢。再者，我是从西伯利亚逃出来的，这也不是一件小事情。我站在楼梯底下拦住这位绅士，终于如愿以偿了。奥斯特利茨告诉了我阿德勒的地址。我在刚才那位向导的带领下动身去阿德勒的家中找他。
出来见我的人中等身材，微微有点驼背，眼睛有些红肿，看上去显得疲惫不堪。当时，维也纳正在进行地方自治选举，阿德勒前一天晚上还出席了几次会议并发表了演讲，深夜还写了一些文章和宣言。当然，这些都是我在一刻钟以后从他的儿媳妇那里了解到的。
“博士，请您原谅我星期天来打扰您的休息……”
“接着说，接着说，”他面色冷峻但语调并不吓人，而是鼓励我往下说。他脸上的每一道皱纹里都透着智慧。
“我是俄国……”
“你不用跟我说这个，这一点我已经看出来了。”
我给他讲了刚在编辑部门口发生的事情，他很快地看了我一眼。
“是这样吗？他们真是这么说的吗？这会是谁呢？高个子，还大喊大叫？那肯定是奥斯特利茨。您说他大喊大叫？那肯定是他。您别往心里去。如果您从俄罗斯带来革命的消息，就是深夜来按我的门铃也是没问题的。卡佳，卡佳！”他叫起来。他的俄国儿媳妇走了进来。“现在您说话就更方便些了。”说着他就走开了。
就这样，我后面的旅程就有保证了。 |
第九章第一次被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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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第一次被流放
几条驳船满载囚徒和看守沿勒拿河缓缓地顺流而下。到了晚上天气很冷，我们身上裹着的皮袄在早上会有一层薄薄的白霜。沿途每到一个预定的村庄，就会有一两个囚徒被押进去。我记得好像是坐船走了三个星期才到乌斯基库特村。我和在尼古拉耶夫时的亲密战友亚历山德拉·利沃夫娜一起被流放到这里。她是南俄工人协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她把全部的热情都投入到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事业中，毫无私心杂念，这为她赢得了很高的威望。共同的事业使我们走到了一起。为了不会在流放中被分开，我们在莫斯科羁押解送监狱的时候结了婚。
乌斯基库特村有一百来栋农舍。我们被安排在村子最边上的一栋农舍里。周围森林环绕，往下游去是勒拿河，沿着河岸再向北走有金矿。金子的光亮曾经照耀了整个勒拿河流域，乌斯基库特村也见证了早年的那段伴随着放纵淫乐、尔虞我诈、盗匪横行的繁荣时期，但是到我们去那里的时候这一切已经归于沉寂了，当然酗酒无度的风气保留了下来。我们住的那家的主人就是一对嗜酒如命的家伙。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生活黯淡无光、毫无生气。晚上蟑螂成群，肆无忌惮地爬到桌子上、床上甚至人的脸上，发出令人厌恶的的声音。我们经常冒着零下30度的严寒搬到屋子外面住上一两天，并敞着房门。而夏天的蚊子更加可怕，有一头在森林里迷路的母牛竟被蚊子咬死了。当地农民为了防止被蚊子叮咬，在头上套着涂了柏油的马鬃网。到了春秋季节，村庄就会陷于一片泥泞之中。但是这里的自然环境很优美，只是在那个年月我对此却毫无兴趣，因为我不会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欣赏美景上。周围森林环抱、旁边大河奔流，而我对这些却从未留意。我的时间都用在了读书和处理事务上。我一边研究马克思的著作，一边忙着驱赶书页中的蟑螂。
勒拿河是流放犯人的重要水路。流放期满的犯人仍然要从勒拿河上回南方去。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高涨而发展起来的各流放点之间的联系几乎从未中断过。流放犯们交换书信，其中有的信像学术论文那么长。在伊尔库斯克省长管辖下的流放区内，流放者想从一个地方迁到另一个地方很容易得到批准。我和亚历山德拉·利沃夫娜向东迁移250俄里，搬到伊利姆河流域，那里住着我的一个朋友。在那里，我曾经为一个百万富翁做过办事员，只是时间并不长。在有比利时和荷兰那么大的一块土地上遍布着他的小麦仓库、商店和酒馆。他有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手下有几千名被他称为“我的通古斯小子”的通古斯人。他不会签自己的名字，就用画十字来代替。他一整年都过着悭吝的生活，然后到下诺夫哥罗德的集市上纵情声色，挥霍掉几万卢布。我在他那里干了一个半月，直到有一天我把一俄磅红丹写成一普特，并且把这张奇怪的账单寄到了远方的一个店铺那里。我声名扫地，只好辞职，我们返回到乌斯基库特。当时正是严冬，气温只有零下44度。车夫只好不断用手套拍打掉马身上的冰霜。我怀里抱着只有10个月大的女儿，我们把她裹得严严实实，在她头上套着一个皮筒用来呼吸。们每停下一次，就担心地掀开襁褓看看她。还好路上没有发生什么事。但是我们在乌斯基库特村并没有呆多长时间，几个月后我们就得到省长的批准，迁到比较靠南的维尔霍勒恩斯克，那里有我们的朋友。老民粹派成了流放者中的贵族，他们在长期的流放生活中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安顿了下来。而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形成了另外一个阶层。在我流放的时候，有一些参加罢工的工人也被误抓而流放到这里，他们多半没什么文化，流放成了他们学习政治和文化知识的重要课堂。思想上的分歧导致了在不同派别之间的激烈争论，这在流放地是很常见的。私人之间的恩怨，尤其是由那些浪漫生活引发的冲突，往往带来悲剧性的结果，甚至引起一些自杀事件的发生。在维尔霍勒恩斯克，我们曾经轮流守护一个基辅来的大学生。我曾无意间在他的桌子上发现了一些闪亮的金属碎屑，后来才知道他是在用铅制造猎枪的子弹。我们稍不留意，他就趁机把枪口抵住胸口，用脚趾扣动扳机自杀了。我们默默地在山上埋葬了他。当时我们认为，致悼词是做作，因此就没有那么做。在所有较大的流放区内都有自杀者的坟墓。有些流放者被环境同化了，尤其是在城市中，而另有一些人则酗酒沉沦。流放和坐牢的时候一样，只能通过忘我的工作来拯救自我。应该指出的是，几乎只有马克思主义者在进行理论工作。
那几年就是在勒拿河这条水道上，我结识了捷尔任斯基、乌里茨基和其他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年轻革命者。我们热切地等待着每一批新的流放者的到来。一个温暖的春夜我们坐在勒拿河畔的篝火旁，捷尔任斯基用波兰语为我们朗诵他写的一首长诗。他长相英俊，嗓音清脆，但是诗却写得一般。他的一生就是一首最壮美的诗篇。
我到乌斯基库特不久，就开始给伊尔库斯克的《东方评论》报撰写文章。这是一个合法的地方性报纸，是由老民粹派的流放者创办的，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偶尔也会参与其中。我从农村通讯开始写起，曾经焦急地等待第一篇文章的发表。在编辑部的鼓励下，我开始写文学评论和政论文。我翻开意大利文字典给自己取笔名，一眼就看到“解毒剂”这个单词。在后来好几年的时间里我的文章都用安季特·奥托来署名。我跟朋友们开玩笑说，我想把马克思主义的解毒剂注射到他们的合法报纸里去。令我意想不到的是，不久报社把我的稿酬从每行两戈比提高到了每行四戈比，这充分说明我的成功。我写农民问题，剖析俄国的经典作品，评沦易卜生、霍普特曼和尼采、莫泊桑和爱斯托尼、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和高尔基的作品。我彻夜写作，探寻有价值的思想，对稿子反复推敲字斟句酌。我成了一名作家。
1896年的时候我还试图抵制革命思想，到1897年当我已经开始从事革命工作的时候我仍然继续抵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这期间我走了不少弯路。到我被流放之前，马克思主才彻底成为我的世界观的基础和思维方法。现在，在流放中我尽量以这种新的方法去思考所谓“永恒”的人生主题，例如爱情、死亡、友谊、乐观、悲观等。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社会环境下，人们的爱、憎和希望是各不相同的。如同树通过根从土壤中吸收养分来供给自己的花朵和果实一样，个人也是通过社会的经济基础汲取营养来培育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哪怕是“最崇高的”思想也是如此。那个时期我写的文学评论几乎都是围绕着一个主题——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展开的。不久前这些章结集出版了。今天，如果让我再写这些文章的话，我可能不会那样写，但我不会改变这些文章的主旨。
当时，俄国的正统的或合法的马克思主义正处在极度困境中。我从实践经验中看出，新的社会是何等迫切地需要为自己用理论的布料缝制一身思想的外衣，尽管这些布匹完全是为另外的目的织就的。19世纪90年代之前的俄国知识分子还沉湎于民粹派的理论，这种理论拒斥资本主义，把农村的制度理想化。但是，资本主义已经全面地叩开了知识分子们的家门，许诺给他们巨大的物质利益，并让他们担当它的重要政治角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需要用马克思主义这把理论利刃来割断把他们与昏暗的过去联系在一起的民粹派的脐带。因此，马克思主义思想在19世纪最后的几年里得到了迅速的传播。但是就在马克思主义完成这个任务之后不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开始排斥它了。辩证法能够证明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优越性，但是当资本主义开始丧失其革命性的时候，辩证法就成为资本主义知识分子的障碍并要废除它了。在世纪之交，也就是在我坐牢和被流放的几年，俄国知识分子普遍经历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大批判。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为资本主义历史的辩护，却拒绝它对资本主义的革命的否定。就这样，原来的革命的无政府主义民粹派知识分子变成了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欧洲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不管其实质是什么，在俄国都有了广阔的市场。可以说，爱德华·伯恩施坦从社会主义变成自由主义一个著名向导就是最好的证明。规范哲学越来越无耻地排挤唯物辩证法。处于形成阶段的资产阶级思想需要严格的规范以对抗暴戾的专制官僚，同时也要压制群众猛烈的革命运动。康德推翻了黑格尔，但他自己也很快就站不住脚了。俄国的自由主义出现得较晚，它从形成的那天起就坐在了火山口上。绝对命令给它们的保护太过抽象、太不可靠，它们需要更为有效的反对革命群众的手段。先验唯心主义者成了东正教的信徒。政治经济学教授布尔加科夫从在农业经济领域修正马克思主义开始，后来变成了一个唯心主义者，最后穿上法袍当了一名牧师，这仅仅是几年之间的事情。
在20世纪最初的几年，俄国就像一个各种社会思想的实验室。我通过对共济会的研究，明白了思想在历史进程中的推动作用。“思想不会从天而降”。我常常重复老拉布里奥拉的这句话。现在的事情已经与纯科学的兴趣无关，而涉及政治道路的选择。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修正有助于我和许多年轻的革命者集中精力改进我们手中的武器。我们需要马克思，不仅是因为要与对我们影响不大的民粹派决裂，更重要的是为了在资本主义的本土上与资本主义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我们不仅在理论方面而且在政治方面都得到了锻炼。我们成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者。
正是在这个阶段，我们与左派展开了论战。在北方流放区的一个好像叫做维柳伊斯克的地方，有一个著名的流放者马哈伊斯基。最初他批评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路线，他的第一本批判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的小册子在流放区颇受欢迎。他的第二本小册子批判的是马克思的经济学体系，它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职业知识分子剥削工人的基础上的社会制度。他的第三本小册子提倡无政府一工团主义，却否定政治斗争。马哈伊斯基的这些著作在接连几个月的时间里都成了勒拿河流域流放者们关注的焦点。它们给我打了一剂非常有效的反对无政府主义的预防针。无政府主义理论上看似有否定一切的威势，实际上是外强中干、毫无用处的东西。
我第一次遇到无政府主义者是在莫斯科羁押解送监狱的时候。他是一个叫卢津的乡村教师，生性孤僻乖戾、寡言少语，，他在监狱里的时候最爱听刑事犯讲谋杀和抢劫的故事。他从不参加理论讨论。一次，我让他告诉我自治社会怎么管理铁路，他不得不回答：“在无政府社会，我们不需要坐火车。”这是他惟一参加的一次理论讨论，对他的这个回答我也无话可说。卢津想要拉拢工人们，我们就暗地里进行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一起被押到西伯利亚。春天勒拿河涨水的时候，卢津想驾船到对岸去。他醉醺醺地向我发出了挑战，我同意跟他一起过河。泛滥的河流上漂着木头和动物的尸体，还有很多漩涡。我们虽然有些惊慌，但终归还是顺利地渡过去了。卢津阴郁地对我说了一句“好同志”之类的话表示称赞。自此我们的关系有所改善。可是不久以后，他就被流放到更北边的地方去了。几个月以后有消息传来，说他用刀子刺伤了当地警察局的局长。这个局长人倒是不坏，也没受什么重伤。在审判的时候，卢津声称他与这位局长素无恩怨，只是想借此来反对国家的专制制度。他被判处服苦役。
那个时候，在地处偏远、终年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流放营地，犯人们热烈争论着诸如俄国农民的分化、英国的工会、绝对命令与阶级利益的关系、达尔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类的问题。与此同时，政府的意识形态斗争也在进行着。1901年2月，列夫·托尔斯泰被东正教圣教理事会开除教籍。这一饬令被登载在所有的报纸上。托尔斯泰被控有六条罪状：(1)他否认神圣的三位一体的上帝的存在；(2)他否认基督死而复活；(3)他否认圣母圣灵怀胎和贞洁；(4)他不承认阴间与阳世的因果轮回；(5)他否认圣灵恩典；(6)他亵渎圣餐仪式。那些道貌岸然的大主教们、波别多诺斯采夫之流还有那些受到他们蛊惑的国家栋梁们把革命者当做罪犯或者狂热的疯子，而他们却自居为立足于全人类历史经验的清醒思想的代表，要求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去信仰什么圣灵怀胎和圣灵通过圣餐转化为圣体之类的鬼话。我们仔细研究了托尔斯泰和他所谓的异端邪说，觉得十分惊奇。我们对自己说，不，立足于全人类经验的是我们，代表未来的也是我们，那些达官显贵们不仅是罪犯，还是疯子，同时我们绝对有信心打败那些疯子。
旧政权这所大厦已经全面动摇了。大学生们仍然在担当斗争的先锋，但是他们却采取了恐怖主义的活动方式。在发生了卡尔波维奇和巴尔马绍夫行刺事件之后，整个流放地都被震动了，流放者们好像听到了冲锋的号角。人们就是否应该采取恐怖手段的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在个别人动摇之后，流放者中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致决定反对恐怖主义。我们宣称，化学炸弹代替不了群众运动。不唤起工人阶级而只是单枪匹马地冒险只能导致无谓的牺牲。我们的任务不是去行刺沙皇的部长们，而是推翻沙皇统治。这就是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的区别之所在。如果监狱期间对我来说是一个理论形成时期的话，那么流放阶段则是我在政治上走向自决的时期。
我的生活就这样过了两年，彼得堡、莫斯科和华沙大桥下的河流也这样日夜不停地流淌着。运动开始由地下转到城市的街头。有些州的农民们开始行动起来了。西伯利亚铁路沿线也出现了社会民主党的组织，他们与我取得了联系。我为他们撰写宣言和传单，这样在中断了三年之后我重新开始了积极的斗争。
流放者们不想再呆在这里了，逃亡事件像流感一样迅速蔓延开来。我们不得不定下逃跑的顺序。几乎每个村子里都有白幼深受革命先辈影响的农民，他们秘密地用小船、大车和雪橇把政治犯们辗转送出西伯利亚。其实西伯利亚的警察也和我们一样无能为力。这里广阔的空间对逃亡者有利。逃亡者虽然很难被抓住，但是他们掉到河里淹死或者在森林里冻死的可能性也不小。
迅猛展开的革命运动还停留在各自为政的阶段，每个地区和城市都开展自己的斗争。在统一行动方面沙皇制度有着巨大的优势。许多革命者都开始意识到必须成立统一的政党。我专门写了一篇有关这个问题的论文，它的抄本在各流放区广泛流传，并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我们原以为国内外的同志们还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但事实上他们不但思考了这个问题，而且已经行动起来了。1902年夏天，我从伊尔库斯克弄到了几本书，书的封皮里面藏着用极薄的纸印刷的来自国外的最新出版物。我们由此知道在国外有一份马克思主义的报纸《火星报》，其宗旨是建立一个严守铁的纪律的职业革命家的统一组织。列宁在日内瓦出版的《怎么办？》一书也传到这里，全书都是在论述这个问题。面对伟大的新任务，我觉得我的专题论文、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以及为社会民主党西伯利亚同盟写的宣言实在是太微不足道和浅薄了。我应该逃出这里，寻找新的活动领域。
当时我们已经有了两个女儿，小女儿还不到四个月大。西伯利亚的生活十分严酷，我的逃走将给亚历山德拉·利沃夫娜增加沉重的负担。但是她只用一个词：“必须”来回答我。在她看来，革命的使命高于一切。当我们认识到我们面临着新的更伟大的历史使命的时候，她首先想到让我逃跑。她打消了让我逃跑的一切顾虑。我逃跑后的最初几天，她成功地瞒过了警察。我在流亡国外期间很难得和她通信。后来她第二次被流放了，再后来我们只是偶然见过几次。生活使我们分开了，可我们之间思想上的联系和友谊却是永存的。 |
第八章第一次坐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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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第一次坐牢
1898年1月的大搜捕中，我不是在尼古拉耶夫被捕的，而是在什维戈夫斯基做园丁的大地主索科夫尼克的农庄里。在从亚诺夫卡返回尼古拉耶夫的途中，我带着一大包的手稿、图画、信件和其他资料顺路去看他。什维戈夫斯基在深夜把这包危险品藏在地窖的白菜堆里。第二天凌晨他起身去种树之前再把这包东西取出来给我，让我继续工作。这时宪兵突然出现了。什维戈夫斯基在过道上灵机一动，把它扔到水桶后面。当女管家在宪兵的监视下给我们做饭时，什维戈夫斯基趁机低声告诉她把包拿走并藏好。这位老妇人觉得没有再比把它埋在果园的雪堆里更安全的了。我们坚信这些证据不会落到敌人的手里。春天到了，积雪融化了，雪水泡胀了的包被新长出的小草遮住了。到了夏天我们还在监狱里。一个工人在果园里除草，他的两个孩子在旁边玩耍的时候发现了这个包，并交给他。这个工人急忙把包交给主人。地主十分害怕，把它交给了尼古拉耶夫的宪兵上校。手稿的笔迹成了我们的罪证。
尼古拉耶夫的旧监狱里没有适合关政治犯的牢房，特别是在犯人多的情况下。我和一个名叫亚维奇的年轻的装订工人关在一起。这间牢房很大，可以容纳30个犯人，里面没有家具，只有一个似着不着的炉子。牢房的门上挖了一个方形的洞，外面的走廊是敞开的，和院子连在一起。当时正是一月份，天寒地冻。晚上我们睡在铺着草垫的地板上，早晨六点草垫就被收走了。起床穿衣服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我和亚维奇就穿着大衣和套鞋、戴着帽子坐在地上，紧靠着坐在不太暖和的炉子旁边打盹，就这样呆上两个小时，这是我们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我们没有被叫去审讯。为了取暖，我们在牢房里走来走去，有时候聊聊过去、憧憬未来。我给亚维奇讲一些科学知识。
这样过了三个星期。后来发生了变化，我被带到狱长的办公室，然后由两个身材高大的宪兵骑着马把我押解到赫尔松监狱。这个监狱更加破旧。牢房里宽敞，但是带有铁栅栏的窗洞很小，而且堵得严严实实，几乎透不进什么光线。我被完全隔离了，不能放风，也看不到隔壁的人。为过冬而被遮起来的窗洞里什么都看不见。我没有收到过外面送来的东西。我没有茶叶，也没有糖。每天只在午饭的时候给我一点稀菜汤，早上和晚上就只有撒了盐的黑面包。我常常为了把晚饭留到早上而做思想斗争，可一到晚上就撑不住了，怎么也省不下来。我恨自己早上吃得太多了。我没有可换洗的衣服，一套衣服穿了二个月。我没有肥皂，牢房里的寄生虫恨不得要把我活生生地吃掉。我给自己规定了一项任务，就是每天沿着牢房的对角线走1111步。当时我18岁。我一生中虽然在20来个监狱呆过，但那一次的孤独寂寞是最难熬的。我没有书本和纸笔。牢房里不通风，我从副看守长进来时脸上的怪相就知道这里的空气到底怎么样。我吃完一块黑面包，就会一边沿着对角线走一边作诗。我把民粹派的《棍棒歌》改编成无产阶级的《机器歌》，还写过一首无产阶级科马林舞曲。这些并不出色的歌曲后来却广泛地流传开了，它们甚至在今天还被收入歌曲集。有时，我实在耐不住孤寂，就穿着破烂的鞋子再走上1111步。
当我在监狱里快呆满三个月，那里的面包、干草垫和虱子像白天黑夜一样成为我生活的组成部分的时候，看守趁着晚上给我拿来一堆像是从童话世界带来的东西：干净的衬衣、毛毯、枕头、白面包、茶叶、糖、火腿、罐头、苹果还有光鲜的大橙子！就是31年后的今天，我在列举这些东西时仍然很兴奋，还责怪自己把一罐果酱、肥皂和梳子给忘记说了。副看守长说：“这是您母亲给您送来的。”尽管我那时还不懂得揣摩人心，但是从他的语调里马上就明白他肯定是收了贿赂了。
不久之后，我就被用船押解到了敖德萨惟一的一所监狱里，这所监狱是几年前采用最新技术建造的。我被关进一个单人牢房。在蹲过尼古拉耶夫和赫尔松的监狱之后，我觉得敖德萨监狱的条件实在是太好了。犯人们之间可以敲墙、传纸条、“打电话”(就是通过窗洞互相喊话)，这些互通信息的活动从来没有间断过。我敲着墙把在赫尔松监狱写的诗传给隔壁的人，他们会告诉我一些消息。我成功地通过窗洞从什维戈夫斯基那里了解到我的那包文件被发现的消息，这使我顺利地破坏了德列姆留格中校的劝降计划。需要说明的是，当时我们还没有像几年后那样拒绝供认。
经过春季的全国大搜捕后，监狱里都人满为患了。1898年3月1日当我还关在赫尔松监狱的时候，社会民主工党在明斯克举行了成立大会，共有九人出席，但它立刻就被大逮捕的浪潮给淹没了。几个月以后这次大会就没人提起了，然而会议对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产生了影响。大会宣言是这样描述政治斗争的前景的：“在欧洲，越往东资产阶级在政治关系中就越胆怯和卑鄙，因此无产阶级在政治和文化方面的任务就越艰巨。”颇具历史讽刺意味的是，宣言的作者竟然是臭名昭著的彼得·司徒卢威，他后来做了自由派的头目，再后来就变成了教会和君主反动派的走狗。
我到敖德萨监狱的最初几个月没有收到过外面送来的书，只能在监狱的图书馆里寻找安慰，而那里只有一些保守的历史和宗教方面的陈旧杂志。我如饥似渴地研究这些东西，从中了解到了古今各种宗教的门派和教别，明白了东正教的所有优点，找到了反对天主教、新教、托尔斯泰主义和达尔文主义的最重要的论据。《东正教评论》杂志上有这么一段话：“基督教意识喜欢真正的科学，其中也包括自然科学在内，因为科学是信仰的近亲。”关于巴兰的驴子与先知的辩论，自然科学也不能驳斥这个奇迹：“要知道，会说话的鹦鹉和金丝雀都是存在的。”尼卡诺尔大主教的这个论据让我想了好几天，有时候在梦里都来纠缠我。这里还有对魔鬼、撤旦及地狱的研究，是长久以来荒诞不经说法的集大成者，使我这个年轻的理性主义者惊讶不已。关于天国、天国的内部构造以及它存在的地方的详细探究，他总是悲观地得出结论：“天国到底在何处，我们并不能确切地知道。”我在吃饭、喝茶甚至散步时候都不断地重复这句话。在地图上也没有标出极乐世界的位置。我一有机会就和宪兵头目米克林争论神学问题。这个贪婪、奸诈、狠毒的人却虔诚地信仰上帝并熟读圣经。他就是在带着钥匙丁当做响地跑上铁梯时还要哼着赞美诗。他告诫我说：“就是因为一个词，就是因为一个词说错了，把异教徒阿里亚巴圣母说成了基督之母，他的肚子就爆了。”“那怎么现在那些异教徒的肚子还是好好的呢？”“现在……现在时代不同了嘛。”他气呼呼地说。
姐姐从乡下来监狱里探望我，给我带来了四个版本的外文圣经。我借着中学时学过的德语和法语的知识，把德文、法文圣经一点一点地读完了，然后对照着把英文和意大利文的圣经也读了。几个月内我的外语水平大大提高。说实在的，我的语言天赋很一般，我虽然曾经在欧洲的许多国家生活过很长时间，到现在都没有完全掌握一门外语。
犯人在与亲人会面的时候被关在狭小的木头笼子里，与探视者中间隔着两道栅栏。父亲第一次来看我时以为我一直被关在那么小的笼子里，伤心得说不出话来。他在回答我的问话时惨白的嘴唇只是无声地颤抖着。我永远也忘不了他当时的样子。母亲事先已有了心理准备，所以显得比较平静些。
外界发生的重大事情零零碎碎地传到我们这里。南部非洲的战局对我们没什么触动，因为我们还只是视野狭窄的乡下人。而我们对英国人和布尔人之间的斗争，也是从大资本必然战胜小资本的角度解释的。颇具影响的德雷福斯案因其戏剧性而引起了我们的关注。有一天我们听到一点风声，传言法国发生了政变，君主政体复辟了，我们认为这件事情太可耻了。看守们害怕地在走廊和铁梯上跑来跑去，想阻止我们的敲门和叫喊。他们以为我们是因为午饭馊了而表示抗议呢。他们错了，其实这是政治犯们在监狱里发出的对法国君主政体复辟的抗议。
神学杂志上刊登的关于共济会的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思索着，这项运动是怎么产生的呢？马克思主义怎么看待它呢？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怀疑历史唯物论，坚持至今在社会科学领域仍十分流行的多种历史因素决定论。人们把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称为多种因素，认为它们具有超社会性，而人的社会活动则是这些独立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这些因素是如何产生的，也就是说它们从原始社会进化而来的历史条件是什么？正统的折衷主义在这一问题上停滞不前。我在牢房里激动地阅读了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的两篇著名论文的法译本。拉布里奥拉是早期意大利黑格尔派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和少数拉丁语作家一样坚持唯物辩证法，即便不是在他不熟悉的政治领域，也是在他熟知的历史哲学领域也如此。他那有点夸张的文字里蕴涵着深刻的哲理。他彻底否决了一直被人们看做是凌驾于奥林匹斯山顶并主宰人类命运的多种历史因素决定论。虽然我是在30年以前读这两篇文章的，但是他的观点和多次出现的名言“思想不会从天而降”一直铭刻在我的记忆中。在我看来，后来的俄国多种因素决定论的代表人物拉夫罗夫、米海洛夫斯基、卡列耶夫的理论都很苍白无力。我也不能理解，那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怎么会对德国教授施塔姆勒所著的《经济学与法学》推崇有加。这本书像很多其他的同类著作一样，不过是企图把从阿米巴到我们、从我们到永远的自然史和人类历史归结到一个封闭的永恒范畴中，而这个范畴只不过是学究们脑海中的幻想罢了。
就是在这个阶段我开始对共济会产生兴趣。在几个月内，我废寝忘食地阅读了许多亲戚朋友们从城里送来的关于共济会历史的书籍。为什么在17世纪的最初25年里，商人、艺术家，银行家、官员和律师自称是建筑业行会会员而主张恢复中世纪的行会制呢？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伪装呢？我渐渐想明白了。古老的行会不仅仅是生产组织，还是道德和生活组织，它控制了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建筑行业中半工匠半艺人的行会。行会的衰落标志着刚刚走出中世纪的社会的道德危机。新道德的形成要比旧道德的解体缓慢得多。因而我们发现历史上经常会出现的这样的现象：当旧的道德规范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例如工业行会——崩溃后，人们还会遵守旧的道德规范。由此，生产上的共济会变成了理论上的共济会，但是人们常常力图保持的旧道德形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新的意义。在共济会的某些支派，例如苏格兰支派，封建反动势力占了上风。18世纪共济会成为启蒙运动的很好形式，其中革命先锋“开明派”在革命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的左派演变成了烧炭党。路易十六和发明了使他丧命的断头台的吉约坦医生都是共济会的成员。南部德国的共济会体现了鲜明的革命性，但在叶卡捷琳娜的皇宫中，共济会成为虚伪的贵族和官僚统治集团的代名词。共济会成员诺维科夫被同为共济会成员的女皇流放到西伯利亚。
现在，在这个廉价成衣充斥的时代，没有人会穿祖父辈的长袍，可是长袍和钟形裙依然在人们的思想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即使思想像祖母留下的枕头和毯子一样已经发出了异味，却还是代代相传，甚至是观念已经被迫转变的人也仍然坚持旧形式。生产领域的技术变革要比思想领域的变革广泛和深刻得多，思想领域宁可修修补补也不会把一切都推倒重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法国小资产阶级的议员们找不到好的方法来缔造人们之间的新的道德纽带，以抵制瓦解新的社会关系的旧势力。他们自己也不想从根本上重建大楼，而只是系着白色围裙、带着圆规和铅锤钻到早已建好的议会大厦和内阁大楼里去修修补补。
因为监狱里发笔记本时必须把旧的交上去，所以我就想法找了一本有一千页的笔记本。我用很小的字把书上的许多精华部分摘抄下来，其中夹杂了我对共济会和唯物史观的想法，这用了大概一年的时间。我对一些章节进行修改和补充，抄在我暗地里弄到的笔记本上，以便让监狱里的其他难友传阅。为此，我们建立了一套复杂的系统，我们当时称它为“电话”。如果接收人和我的牢房离得近，他就用绳子的一头拴上一件重东西，握住另一头，尽量把手伸到窗外把它抡起来并抛向我的窗口。我们事先通过敲墙的办法约好时间，我把地板刷伸到窗外，等够到那个重物时就把刷子收回来，然后把文稿绑到绳子上。假如接收人离我远，就得通过几个中间人来传送，这样当然就比较麻烦了。
我在敖德萨监狱呆的最后一段时间，宪兵上士乌索夫检查并签字的那本厚厚的笔记成为我的历史和哲学知识的宝库。我不知道这个文稿能不能按照当时写就的那样出版。我在这个时期获得了有关各个领域、各个时代和各个国家的大量知识，我担心在我的第一本书里会讲得太多，但是我想它的基本观点和结论是正确的。我当时感觉自己已经站稳了脚跟，并且这种感觉随着工作的进展而不断增强。现在如果能找到那个笔记本，我愿意付出很高的代价。在流放途中我一直带着那个本子，虽然我当时已经不再研究共济会的问题了，而转向马克思的经济学。在我逃亡国外之后，1903年，亚历山德拉·利沃夫娜从流放地，托去巴黎看望我的父母把那个笔记本带给我。在我离开日内瓦秘密回国的时候，这个笔记本和我的其他一小部分材料作为《火星报》档案的一部分一起留在了日内瓦，结果在那里丢失了。我第二次从西伯利亚逃到国外时曾想把它找回来，可是没有结果。我想，它已经被保管档案的瑞士旅馆的女店主拿去生炉子用了，或者是干了其他什么事情了。我不能不谴责这位可敬的夫人两句。
我在狱中研究共济会的时候手头资料有限，但这种情况反倒使我受益匪浅。当时我还没有读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文献。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的文章具有哲学抨击性。写这些文章必须具备丰富的知识，这是我所不具备的，我只好去揣测它。在读完拉布里奥拉的那些论文后，我的脑子里形成了很多假设。对共济会的研究可以检验我的这些假设。我并没有发现任何新的东西，只得出了人们早就得出并应用到实践中的一些方法论性质的结论，然而，这些结论基本上都是我自己逐渐摸索出来的，我想这对我日后整个思想的发展是有价值的。后来，我在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和梅林的著作中，找到了我在狱中所做的那些尚未检验和论证的假设以及推测的依据。我没有很快地、机械地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也没有把辩证法就看成是抽象的定义，而是把它们作为我试图在历史进程中努力寻找的那股鲜活的动力之源。
革命的浪潮在俄国又开始发展起来了。历史辩证法在各个领域发挥着巨大的实践指导意义。学生运动发展为示威游行，哥萨克鞭打学生，自由派因为子女受到虐待而心怀不满。社会民主党日益强大，和工人运动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革命不再只是知识分子的任务，被逮捕的工人日益增多。监狱里人满为患，但是气氛反倒是更轻松了。到第二年年底，南俄工人协会的案子判决了，四名主犯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四年。因此我们不得不到莫斯科羁押解送监狱关上半年，这段时间为我提供了研究理论的大好时机。在这里，我第一次听到了列宁的名字，并且仔细研究了他新出版的有关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著作。我还写了一本总结尼古拉耶夫工人运动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很快就在日内瓦出版了。夏天，我们被带出了莫斯科羁押解送监狱，之后又在沿途的许多监狱呆过。我们到达流放地的时候已经是1900年的秋天了。 |
第七章我的第一个革命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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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我的第一个革命组织
1896年的秋天，我总算是又回了一次家，但这一次只能算是与家庭暂时的和解。父亲希望我成为工程师，而我在研究对自己有着强大的吸引力的纯数学或者投身革命事业这两种想法之间犹疑不定。在家里，只要一谈到这个问题，就会引发一场激烈的冲突。大家都很担忧，所有的人都感到难受，姐姐还暗地里流泪，谁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我的一个舅舅来亚诺夫卡乡下做客，他是敖德萨一家工厂的厂主和工程师，他让我到他那儿去住一段时间。这倒不失为一个暂时摆脱僵局的好办法。就这样，我在舅舅那里住了几周，我们经常争论利润和剩余价值问题，但是舅舅对于牟取利润可比解释利润在行多了。报考数学系的事情被拖延下来，我留在敖德萨继续寻找。寻找什么呢？最重要的是在寻找自我。我偶然结识了几位工人，弄到一些最新的非法出版物，在外边讲课，秘密地给技校高年级学生作报告，并和马克思主义者们论战，当时我还没有打算在他们面前做出让步。在秋天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乘汽船离开敖德萨回到尼古拉耶夫，又住到了什维戈夫斯基的那个园子里。
于是，一切又都恢复了从前的样子。我们围绕最新的激进杂志展开讨论，就达尔文主义进行辩论，漫无目的地准备和等待。促使我开始进行革命宣传的直接推动力到底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动力源自内心。我接触到的那些知识分子都没有做过真正的革命工作。我们意识到我们闲暇时的高谈阔论和革命组织之间有着一条明显的界限。我们深知要与工人建立联系需要严格保密。我们提到“保密”这个词时会很严肃，带着几分敬畏甚至觉得有些神秘。我们毫不怀疑，我们最终将一定会从清谈转向秘密的革命工作。但是谁也不清楚，什么时候怎么去做这个工作。我们总会以这事还需要准备为理由来拖延，但是这个理由其实是靠不住的。
显然，气氛发生了一些变化，它促使我们走上革命宣传的道路。这种变化不仅发生在尼古拉耶夫，全国范围内都在发生变化，特别是在彼得堡和莫斯科。1896年，彼得堡爆发了著名的纺织工人大罢工，这使知识分子增强了信心和勇气。看到这股强大力量的觉醒，大学生们变得更加勇敢。在夏天、在圣诞节和复活节的时候会有几十个大学生出现在尼古拉耶夫，他们带来有关彼得堡、莫斯科和基辅斗争的消息。他们中有些人被学校开除了，这些刚从中学毕业的学生像光荣的战士一样回到家乡。1897年2月，一名女学生韦特罗娃在彼得保罗要塞自焚身亡。这起没有被彻底查明的悲剧使人们受到很大的震动，大学生们掀起了学潮，逮捕和流放更加频繁。
我是从“韦特罗娃事件”开始从事革命工作的。事情是这样发生的：一天我和公社里最小的成员格里戈里·索科洛夫斯基走在街上。
我说：“我们无论如何都应该行动了。”
索科洛夫斯基回答说：“是应该行动了，但该怎么行动呢？”
“是啊，怎么行动？”
“应该先去找工人，不用等待任何人，也不用问任何人，找到工人，马上就开始行动。”
索科洛夫斯基说：“我想我可以找一些工人，我认识一个街心花园的看门人，他是圣经会教徒，我这就去找他。”
索科洛夫斯基当天就到街心花园里去找这位圣经会教徒，可是他早不在那了。接替他的是一个女人，她有一个熟人，也是一个宗教信徒。通过他，索科洛夫斯基当天就结识了几名工人，其中有一个电工叫伊万·安德烈耶维奇·穆欣，后来他成为革命组织的领导人。索科洛夫斯基找到人之后兴奋地回来说：“就是这些人，多好的人啊！”
第二天我们五六个人就聚到一家小餐馆里。留声机播放着震耳欲聋的音乐，把我们的谈话声掩盖了，使别人听不到我们的谈话。穆欣身材瘦削、留着胡子，他机警、亲切地眯起左眼盯着我那张没长胡须的脸。他措辞谨慎、意味深长地对我说：“在我们这件事上，福音书只是一把钥匙，我们从宗教人手，然后转到现实生活。几天前，我用豆子做比喻向一个史郭达教派的信徒揭示了所有的真理。”
“怎么用豆子？”
“很简单。我将一个豆子放在桌子上代表沙皇；在它周围再放上几颗代表部长、主教和将军；再放上一些，代表贵族和商人；在另外一边放上一堆豆子代表普通百姓。然后我问：‘沙皇在哪儿’？他指了指中间那颗；‘部长们在哪儿？’他又指了指周围那些，我就这样问他，他就这样回答我。现在等一会儿，”伊万·安德烈耶维奇说，“一小会儿。”他眯起左眼顿了顿。“这时我用手把这些豆子搅在一起，然后对那个人说：‘现在你告诉我沙皇在哪儿？部长在哪儿？’他回答：‘现在怎么分得清啊？恐怕你自己也分不清了……，‘没错’，我说，‘你分不清了，所以才要把他们搅混’。”
我听着伊万·安德烈耶维奇的话，激动得都要冒汗了。这才是真正的革命宣传，而我们却在那儿自作聪明地又是猜测、又是等待。留声机里播放音乐这只是一种掩护，免得让别人听到我们的谈话，而伊万·安德烈耶维奇用豆子做比喻摧毁阶级结构那才是真正的革命宣传。
穆欣换了一种语调，严肃地看着我说：“关键是怎么把它们混合起来？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可不是用豆子能做到的了，啊？”现在轮到我回答他的问题了。
从那天起，我们就一头扎入到工作中了。我们没有长者的指引，而且自身的经验也不够多，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感觉到困难和迷茫。在小餐馆里同穆欣谈话时，我们就预料到的所有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了。
在19世纪末，俄国经济生活的中心迅速向东南部转移。一个又一个的大工厂在南方建立起来，其中有两家在尼古拉耶夫。1897年，在尼古拉耶夫有将近8000名产业工人，还有将近2000名手工业工人。这些工人的文化水平和工资水平都比较高，文盲在他们当中只占很小的比例。在某种程度上，教派在某种程度上把持着革命组织，他们发动了同官方东正教的斗争并获得了胜利。因为没有发生什么重大事件，宪兵也就放松了警惕。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要是当局监视严密的话，随便在我们的组织中安插个密探，恐怕我们在最初的几个星期就会被逮捕。我们作为最初的革命者，充分利用了那时候比较宽松的条件。在我们把尼古拉耶夫的工人发动起来以后，宪兵们才警觉起来。
结识穆欣和他的朋友们时，我用的是化名利沃夫。这是我为保密而第一次撒谎，对我来讲太困难了，令我很痛苦，因为我要“欺瞒”一些人，而他们将和我一起投身于伟大的事业。但是，利沃夫这个名字很快就叫开了，我也习惯了这个称呼。
工人们自发地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好像他们早就在工厂里等待这一天到来似的。他们每个人都带来了自己的朋友，有些人甚至带着妻子来了，更有一些老工人把自己的儿子也领来了。不是我们去找工人，而是工人自己来找我们。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领导者没有经验，很快就被我们唤起的这场运动搞晕了。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会产生影响。我们在住所、树林和河边进行秘密演讲和辩论，总会有20到25个甚至更多的人参加集会，其中大多数是熟练工人和工资较高的工人。当时尼古拉耶夫的造船厂已经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工人们对罢工没有兴趣，他们只想追求社会关系的公正。有些人自称是浸礼宗、史郭达派和福音派的信徒，但这些都不是教条主义的教派。工人们摆脱了东正教的束缚，加人浸礼宗只是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一个步骤。在开始的几个星期里，有些工人在和我们谈话时还会夹杂一些宗教的语言，并且常常把这与基督教初创时期相比。但很快他们就完全抛弃了这些用语，年轻一些的甚至拿这些东西开玩笑。
直到今天，我的脑海中还会生动地浮现出当年几个重要人物的生动形象。戴着圆礼帽的木工科罗特科夫早就与一切形式的神秘主义分道扬镳了，他风趣幽默，喜欢写诗。他总是郑重其事地说：“我是一个理主义者。”他的意思是说他是一个唯理主义者。塔拉斯·萨维利耶维奇是一个年长的福音派信徒，已经有了孙子了，当他不断向我们唠叨早期的基督徒和我们一样进行秘密集会的时候，科罗特科夫就反驳他：“我已经把你的神学这样……”说着他摘下帽子气愤地用力抛到空中，过一会儿，他就到树林里找帽子去了。这件事情发生在树林里的一片空地上。
很多工人受到新思想的鼓舞开始写诗。科罗特科夫写过一首《无产阶级进行曲》，开头是这样的：“我们是先锋，我们是终结的力量。”木匠涅斯捷连科和他的儿子都是亚历山德拉·利沃夫娜·索科洛夫斯卡娅小组的成员。涅斯捷连科用乌克兰语写的马克思颂曾经是我们的合唱曲，但后来他变坏了，与警察勾结，向他们出卖了整个组织。
年轻的苦力叶非莫夫有一头淡褐色的头发，一双蓝眼睛，身材魁梧，出身于军官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读过不少书。他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层，我是在一个流浪汉经常吃饭的小铺子里发现他的。叶非莫夫在码头当搬运工，烟酒不沾，为人谦恭，办事谨慎。别看他才21岁，但他的心里好像有隐情，这使得他总是郁郁寡欢。很快，他就告诉我说，他认识民粹派一个秘密组织的成员，并建议要帮我们引见这些人。我、穆欣和叶非莫夫坐在嘈杂的“俄罗斯”餐馆边喝茶边听着留声机中播放的震耳欲聋的音乐，在那里等待着。终于，叶非莫夫使眼色让我们看一个留着小胡子、又高又胖的人，向我们示意“就是那个人”。那个人独自坐在一张小桌旁喝了很长时间的茶，然后站起来穿上外套，习惯性地对着圣像画了个十字。穆欣轻声赞叹说：“你们看，民意党人就是这样！”“民意党人”对叶非莫夫咕哝了几句话，并不想见我们。这件事到现在都是一谜团。不久以后，叶非莫夫打开煤气自杀了。这位蓝眼睛的大汉或许只是某个密探手中的工具或者情况更糟……
穆欣是一个电工，他在住处装了一套复杂的警报系统，以防警察搜捕。当时他只有27岁，得了肺结核病，有时会咳得出血。他有着丰富的生活经验和实际工作经验，在我看来他就像老者一样有着无穷的智慧。穆欣把毕生献给了革命事业。他开始被流放，后来被关人监狱，接着又被流放。23年后，我们在哈尔科夫召开的乌克兰共产党代表大会上重逢。我们在一个角落里坐了很长时间，回忆过去，相互转告那些在革命初期一起工作的同志随后的命运。穆欣在那次大会上当选为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这个职位他是当之无愧的。但是这次会议后不久他就病倒了，再也没有好起来。
穆欣在认识我之后不久就把他的朋友巴边科介绍给我了。巴边科也是一个教派的信徒，自己有一处小房子，院子里种着几棵苹果树。巴边科的脚有点跛，行动迟缓，滴酒不沾，还教给我怎么用苹果代替柠檬冲茶。巴边科曾经和别人一起被捕，坐了很长时间的监狱，后又回到了尼古拉耶夫，但命运将我们彻底分开了。1925年，我偶然在报纸上看到前南俄工人协会成员巴边科住在库班，双脚已经不能动了。我想办法把这位老人送到叶先图基治疗，当时对我来讲做到这一点已经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后来他的两只脚又能走路了，我去疗养院看望他，当时他并不知道托洛茨基就是利沃夫。我们一边喝着苹果茶一边回忆过去的事情。当他后来听说托洛茨基是个“反革命”时，一定会非常吃惊。
有趣的人太多了，这里实在无法一一列举出来。当时有一个长相不错的女青年，她文质彬彬，毕业于造船厂的技工学校。只要领导一开口，她就能够心领神会。到工人中间去做革命宣传工作并不像我们想像得那么困难。我们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这令我们很欣慰。我们从一些关于革命活动的描述中了解到，革命宣传只能争取到为数不多的工人，一个革命者能说服两三个工人就算是不错的成绩了。而我们这里的情况不大相同，似乎有源源不断的工人加人或者愿意加入我们的组织。我们只是缺少领导者，宣传材料也不够用。在领导人中间传来传去的惟一宣传材料是从敖德萨弄来的一本手抄的《共产党宣言》，这个手抄本中有许多遗漏和错误的地方，已经破旧不堪了。
不久以后我们开始自己编写宣传材料，而我的写作生涯也是由此开始的，几乎与我的革命生涯同步。我先写出传单和文章的草稿，然后用印刷体誊写，以便用来印刷。当时我们从来还没想过打字机。为了让没有多少文化的工人们可以毫不费力地看懂我们印出来的这些宣传品，我在用印刷体誊写时做得很认真。这样誊写一页大概要花两个小时，有时我甚至要接连抄写几个星期，连腰都不直一下，只有在开会或小组活动时才会停一下。后来，我听说工厂和车间的工人们竞相传阅并热烈讨论我们这些用紫色墨水印刷的秘密宣传单时，内心觉得很满足。他们想像宣传单的作者肯定是一个神通广大的神秘人物，这个人可以深入到每一个工厂，知道车间里发生的事情，24个小时以后这些事情就会反映在新的传单中。
开始时我们自制胶版，深夜就在家里印传单，还有人在院子里放哨。我们在打开的火炉上准备好煤油和火柴，以便在危急时刻销毁证据。这些都很幼稚，但是当时尼古拉耶夫的宪兵的经验也不比我们丰富多少。后来印刷所转移到一个在车间里干活时不慎弄瞎眼睛的老工人家里。他毫不犹豫地把他的住处给我们用，还平静地笑着说：“对一个瞎子来说，什么地方都是监狱。”渐渐地我们在他家储存了大量的油墨、胶纸和纸张。我们晚上工作。房间十分简陋，房顶矮得都快碰到头顶了，看起来一贫如洗。我们在铁炉上熬好“革命的溶液”，然后把它倒在胶版上。那位失明的工人跑前跑后给我们帮忙，在昏暗的房间里，他行动起来比我们所有的人都轻松。当我把刚刚印好的传单从胶印机上取下来时，一个年轻的男工与另一个青年女工互相望了望，目光中充满敬意。假如那些官僚们用他们那高高在上的目光看到这些在昏暗的房间里围着破旧的胶印机忙碌的年轻人，想着就是这些人图谋推翻他们强大的万世基业，一定会觉得这种图谋简直是太可笑了！然而，就是这种图谋在一代人之间就实现了：从这样的夜晚到1905年只有8年，到1917年还不到30年。
做口头宣传工作对我来说并不像写传单那样令人满意。当时我的知识还不够丰富，而且也不知道怎么恰当地运用这些知识。因此当时我从来就没有做过真正意义上的演讲。只有一次，在树林里集会时，也就是5月1日那天，我不得不说了那么几句。我讲话时感到很窘，话还未出口我就感到自己好像是在胡说八道。但我在小组里的讲话有时候还不错。总的来看，革命工作在积极进行。我建立并发展了与敖德萨间的联系。我常常在傍晚时分到达尼古拉耶夫的码头，花一卢布买一张三等舱的船票，躺在甲板上靠近烟囱的地方，枕着上衣，盖着大衣睡上一觉，第二天早上醒来就到敖德萨了。我在那里办完事，晚上再同样坐船返回尼古拉耶夫，这样在路上就不会浪费时间。我们同敖德萨的联系出乎意料地加强了。我在公共图书馆的门口遇到一位戴眼镜的工人，我们互相望了望就猜到了对方的身份。他叫阿尔波特·波力亚克，是一名排字工，后来成为著名的党中央印刷厂的一个组织者。结识他之后，我们组织的工作进入一个新阶段。几天之后，我在尼古拉耶夫拿到一箱国外出版的非法小册子，这些小册子有着漂亮的封面，是一些崭新的宣传手册。我们忍不住一次次地打开箱子欣赏这些宝贝。我们很快就把这些宣传手册散发出去，提高了我们在工人中的威信。
我从与波力亚克的谈话中偶然得知施伦采尔是个老密探，他冒充工程师，老围着我们转。他是一个愚蠢难缠的家伙，戴着佩有徽章的帽子。我们不太信任他，但还是让他知道了一些人和事。我把施伦采尔叫到穆欣的家里，在那里我详细地讲了这个家伙的全部历史，只是没有说出他的名字，使他无可辩驳。我们威胁他，要是他敢出卖我们，就一定会受到严惩。这一招好像有点效果，在随后三个月里没有人来打搅我们。可是我们被捕后，施伦采尔提出了许多可怕的证据来指证我们。
我们将组织命名为“南俄工人协会”，以便吸引其他城市的工人。我按照社会民主党人的精神起草了协会章程。官方企图在各大工厂反对我们的宣传，我们第二天就发布传单予以反击。这场宣传战不仅唤起了工人，也唤醒了很多市民。后来全城都在议论着散发传单的革命者，我们的名字已经家喻户晓。警方还在迟疑着，因为他们不敢相信这些乳臭未干的毛孩子就是这场斗争的发起者，猜想可能有更老练的流放者在幕后领导我们。这种情况使我们又得到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但是最终，宪兵们还是通过严密追踪搞清楚了我们的情况，小组接二连三地被发现了。我们决定在几周内陆续离开尼古拉耶夫，避开警察的监视。他们让我回到乡下父母家去，让索科洛夫斯卡娅和她弟弟到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去，等等。但我们决定，如果遇到大搜捕，我们就不躲起来，让警察逮捕。这样警察就没有把柄对工人们说：“你们的领导人已经抛弃你们了。”
在我出发前，涅斯捷连科要我直接把传单交给他，他约我深夜到墓地见面。当晚月色明朗，地上有很多积雪。墓地的后面很空旷，我在约定的地点找到了涅斯捷连科。我正要把大衣里的一包传单递给他时，墓地墙边突然出现一个身影，从我们身后紧擦着过去，用胳膊肘碰碰涅斯捷连科走了。我非常惊讶地问：“这是谁？”涅斯捷连科望着那个人的背影回答说：“不认识。”当时他已经和警察勾结在一起了，而我没起一点疑心。
1898年1月28日大搜捕开始了，有200多人被捕。警察开始审讯，一个叫做索科洛夫的士兵吓得从监狱的二楼跳了下去，摔成了重伤；另一个被捕的人列万多夫斯基受到宪兵们的百般折磨而发疯了，为此而牺牲的人还不止这些。
一些不是小组成员的人也被误抓了。我们信任的人有的背叛了，有的甚至出卖了我们。而有些不出众的人却坚强不屈。五十来岁的德国人奥古斯特·多恩是一名车工，他只参加过一两次小组活动，却被无缘无故地关了很长时间。他表现得十分英勇。他在狱中经常高声唱一些很快活但有点不太像样的德国小曲子，用生硬的俄语讲笑话，以鼓舞年轻人。我们一起被关在莫斯科流放犯羁押解送监狱里时，多恩总是命令那只茶炊到他身边来，看它不动就接着说：“啊，你不过来？那我多恩只好过去找你了。”这个笑话虽然每天都讲，可我们还是会很高兴地大笑。
尼古拉耶夫的革命组织受到了残酷的打击，但它并没有消失。很快就有人接替了我们的工作。革命者和宪兵们都变得更有经验了。 |
第六章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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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转折
从19世纪中叶开始，俄国的政治以10年为一个发展周期。克里木战争之后的60年代是19世纪一个短暂的启蒙时期。在随后的10年里，知识分子试图从启蒙思想中找到俄国社会现实的出路，它始于“到民间去”这场革命宣传运动，终于恐怖活动。19世纪70年代在历史上是被看做是民意党的年代，这一时代的精英们为恐怖活动献身，而他们的敌人控制住了局面。接下来的80年代是一个颓废、失望、悲观、在宗教和道德上彷徨的年代，但是在反动势力的统治下资本主义力量艰难地发展着。9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和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它们在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也就是在1905年革命中达到了高潮。
80年代正教院总监波别多诺斯采夫在时代的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他是专制政权和社会停滞不前的化身。自由主义者认为他是一个不懂生活的纯粹的典型官僚。其实不然，波别多诺斯釆夫比自由主义者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了大众生活中深层次的矛盾。他清楚，如果放松专制统治，那么来自下层的反抗就会立刻彻底摧毁社会的上层建筑，这会使波别多诺斯釆夫和自由主义者所依赖的社会道德和精神的支柱轰然倒塌。由此看来，波别多诺斯采夫比自由主义者看得更为深远。假如历史前进的力量要比波别多诺斯采夫这位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的捍卫者所极力维护的拜占庭制度强大得多，这决不是他个人的过错。
在死气沉沉的80年代里，在自由主义者认为一切都沉寂下去的时候，波别多诺斯采夫却能感觉到毁灭性的地震正在脚底下悄悄地酝酿。在亚历山大三世统治最为平静的几年，他的内心始终忐忑不安。他在给亲信的信中说：“过去和现在都存在危机，将来也会存在。我的心情还是很沉重，因为我时刻都能看到和感觉到时代和人民的变化……与很久以前相比，现在我们好像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一切都在向着原始的混乱状态倒退，而我们处在这种时代漩涡中的人却感到自己无所适从、无能为力。”波别多诺斯采夫活到了1905年，亲眼目睹了他所预言的那场令他心惊胆战的地震的爆发，这场地震的强大的冲击力给那栋老朽建筑的地基和围墙留下了几道深深的裂缝。
1891年俄国农业歉收，饥荒遍地，人们通常把这一年看做是政治转折的一年。在新的10年期间，工人问题不仅在俄国而且在整个欧洲都成为社会的核心问题。190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了爱尔福特纲领；教皇利奥十三世颁布了关于工人状况的通谕；德皇威廉也带有一些社会民主思想，不过他的社会民主思想只是极度的无知与官僚主义的浪漫的混合物。俄国与法国关系的改善保证了资本不断流人俄国。维特被任命为财政部长预示着开始了一个工业保护关税的时代。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延续了令波别多诺斯采夫不安和惧怕的那种“时代精神”。
政治活动开始活跃的态势最先在知识分子中体现出来。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活动日益频繁、更具影响力。沉寂多年的民粹派也开始复苏了。1893年，宣扬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第一次在俄国合法出版，这本书的作者是司徒卢威。我当时只有14岁，这些问题离我还很遥远。
1894年，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死了。通常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主义者总是指望从继位者那里得到支持。结果新沙皇把他们一脚踢开，在接见乡绅们时把他们立宪的愿望称为“荒诞的幻想”。这句话被登在了所有的报纸上。可是有人传言，沙皇的演讲稿上本来写的是“无根据的幻想”，可是一激动就说得比原来稿子上的更加粗暴。我当时15岁，毫不犹豫地就站到了“荒诞的幻想者”这一边，而不是沙皇那边。我朦朦胧胧地感觉到，俄国将通过不断进步逐渐追上先进的欧洲。我当时的政治见解仅此而已。
商业兴隆、民族众多、异彩纷呈的敖德萨在政治方面远远落后于其他中心城市。当时在彼得堡、莫斯科和基辅的学校中已经成立了许多社会主义小组，而在敖德萨却没有。1895年恩格斯逝世了，俄国许多城市的大中学生团体都做了秘密报告来悼念恩格斯。那时我已经16岁了，但是我连恩格斯这个名字都没有听说过，还很难说我知道有关马克思的事情，或者说对他也是一无所知。
在学校时，我的政治倾向充其量也只能算是朦朦胧胧的反对派。当时学校里根本不谈论革命。我们只是私下里传言，有某个小组在捷克人诺瓦克的私人体操馆集会，有人被捕了，诺瓦克因此而被辞退了，不再担任我们的体操老师，接替他的是一个军官。我通过施宾策尔的家庭接触到的那个圈子的人普遍对现存制度不满，但他们认为这种制度是坚不可摧的，他们最大胆的设想莫过于能在几十年后实现君主立宪。关于亚诺夫卡就更不用说了。我中学毕业回到家里时，父亲立即察觉到了我身上的朦胧的民主主义思想，他反感地说：“你的这些东西再过三百年也实现不了。”他坚持认为，改良的努力不会有任何结果，因此很是替我担忧。1921年，父亲经历了白军和红军带给他的种种危险之后到克里姆林宫来找我，我开着玩笑说：“记得吗？当年您说过沙皇制度还能够存在三百年。”老人狡黠地笑着用乌克兰语回答我：“这回算你说对了……”
19世纪90年代初，托尔斯泰思想在知识分子中间已经消亡了，马克思主义在与民粹主义的争论中逐渐占了上风。报刊杂志上纷纷评论这场斗争，各处都在谈论那些以唯物主义者自居的自信的青年们。直到1896年，我才第一次接触到这些问题。
当我意识到“自我实现”对我来讲不仅仅是一个思想倾向问题，而是思想成长的根本需要时，我开始反复思索个人道德这一与19世纪肋年代的消极意识形态紧密相关的问题。但“自我实现”很快与世界观问题融为一体了，并随后引发了是民粹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我对各种思想的选择比全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晚了几年。当我还在学习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并思考俄国是不是应该经历资本主义阶段的问题时，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找到了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道路，并转变为社会民主主义者了。
当我面临人生道路重大转折时，我在政治方面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当时我只有17岁。在我的面前出现了太多的问题，让我难以应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我过去的生活中积累了大量的对社会的反抗。这些反抗是从何而来的呢？它们来自对被压迫者的同情和对社会不公正的愤慨，或许后一种感觉更强烈。从我的幼年时代起，日常生活中所有的人类不平等现象都粗暴地、赤裸裸地展现在我的面前，在很多时候不公正的现象是那么无耻和肆无忌惮，人的尊严被任意践踏。只要想到对农民的鞭挞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了。在我还没有找到什么理论之前，所有这一切已经集聚在我的胸中，等待着爆发的那一刻。或许正是因此，当我必须从最初的生活经历中做出最终的抉择时，我还有些许的犹豫。
但是，在我的成长过程中还有另外一面。在两代人更替的时候，死人往往会抓住活人。俄国的革命一代也是如此。他们成长于19世纪80年代那沉闷的氛围中旷虽然新思想已经展现了广阔的前景，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们仍摆脱不了19世纪80年代那种保守思想的束缚，不敢大胆创新，遇到挫折就会动摇，把革命的任务交给不确定的未来，他们倾向于认为社会主义是一项需要经历几个世纪的事业。
在施宾策尔这样的家庭，如果我早去或者晚去几年，就会听到响亮的政治评论的声音。可我恰好遇上了最沉默的年月。当时他们家从来不谈论政治，总是回避那些重大问题。在学校也是如此。无疑我也深受19世纪80年代这种氛围的影响。后来当我已经成为一名革命者的时候，我还是不相信群众运动，对革命抱有一种书卷气十足的抽象和怀疑的态度。因此我不得不通过思考、阅读尤其是实践，在自己内心深处做思想斗争，直到把自己思想中那些陈腐的保守主义成分清除干净。
但是凡事有弊必有利。或许正是因为我需要克服19世纪80年代对我的影响，所以我更加仔细和深入地研究群众运动的根本问题。来源于斗争实践的东西才是更可靠的。不过我要在后面几章探讨这些问题。
我的七年级不是在敖德萨上的，而是在尼古拉耶夫。这座城市比敖德萨土气多了，学校的教学水平也比那里差得远。但是我在尼古拉耶夫学习的1896年却是我青年时代转折的一年，因为这一年我思考了自己在人类社会中的位置的问题。在我寄住的家庭里，有几个成年的孩子已经投身到新思潮中。值得一提的是，我在最初的谈话中坚决反对“社会主义乌托邦”，以一个已经思考过这个问题的怀疑者的身份自居。当然，在政治问题上我决不是一味地怀疑和调侃。那家的女主人很惊讶地看着我，甚至要让她的孩子以我为榜样，尽管她的孩子比我年长，有些左倾。但是对我而言，这是我第一次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进行力量悬殊的斗争。我尽量避免受那些年轻的社会主义者的影响。这场力量悬殊的较量只持续了几个月。当时空气中弥漫的那些思想比我的强大多了，况且我在内心深处也心甘情愿地屈服于它。在尼古拉耶夫仅仅生活了几个月之后，我就彻底抛弃了那些保守主义的思想，迅速左转，这让我的几个新朋友十分惊讶。女主人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真是白费力气让你做我孩子们的榜样了。”
我开始逃学，但是在敖德萨积累的知识足以让我在这里保持尖子生的地位。我常常旷课。有一天，学监来家访，调查我请假的原因是不是属实，这让我感觉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但是学监看到我寄住的家庭和我的房间都很整洁，就很客气，满意地走了。其实我的褥子底下却藏着几本非法的小册子。
在尼古拉耶夫期间，我除了接触到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年轻人之外，还遇到了几位被流放的人，当时他们仍然受到警察的监视。他们是民粹派运动处于衰败时期的二流人物。当时，社会民主党人刚被流放，还没有回来。这两股思潮交叉碰撞激起了思想的漩涡，有一段时间我也身陷其中。民粹主义开始散发出陈腐的气息，而马克思主义由于其所谓“狭隘性”也受到排斥。我迫不及待地企图用知觉抓住这些思想，但是做到这一点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因为在我的周围没有可以信赖的导师，而且每一次谈话都让我既痛苦又绝望地认为自己非常的无知。
我结识了捷克人什维戈夫斯基，他是一名园丁，是我所知道的第一位订报纸的工人。他用德文阅读，通晓经典作品，可以自由参与马克思主义者和民粹派的辩论。他的那间花园中的小木屋是外来的大学生、曾经被流放的人和当地青年集会的地方。通过什维戈夫斯基可以搞到禁书。和流放者交谈时常常可以听到民意党人热里雅鲍夫、佩罗夫斯卡娅、菲格纳等人的名字，在他们的嘴里这些人并不是传奇英雄，而是活生生的人，是他们见过的人或者就是他们的老朋友。我有一种感觉，觉得自己像是伟大事业中的一个小小环节。
我开始如饥似渴地读书，生怕一辈子的时间都不够用来为那伟大的事业做准备。我紧张、急不可耐、毫无系统地阅读大量书籍。从阅读早期非法的小册子开始转向阅读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逻辑学体系》，这本书只看了一半就扔下，又开始读理帕特的《原始文化》。我认为，边沁的功利主义是人类思想的最高境界，在之后的几个月里我甚至就是一个坚定的边沁拥护者。此外，我还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现实主义美学备加推崇。理帕特的作品还没有读完，我又开始读米涅的《法国革命史》。这些书在我的思想中相互独立，并没有形成一个体系。为了把它们系统化，我进行了紧张而激烈的思想斗争。那时我一度不去碰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恰恰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完整的体系。
我已经不像在敖德萨的时候那样阅读报纸了，而是带着政治的眼光去看。莫斯科自由主义者办的《俄国新闻》是当时最权威的报纸。我们看这份报纸并不是随便翻翻，而是要研究它。从教授的软弱无力的专业性论文到科学副刊短文，我们都仔细研读。海外通讯，尤其是柏林通讯是这份报纸中最引以为豪的栏目。正是通过这份报纸，我第一次了解到了有关西欧政治生活，尤其是议会政党的知识。现在很难想像当我们看到倍倍尔甚至叶甫根尼·里克特的演说时心情是何等地激动。我清楚地记得，塔申斯基对闯进议会大厅的警察说的话：“我代表3万名加里西亚工人和农民，谁敢动我？”因此在心目中，我们把他描绘成一个英勇的革命者。但是议会制那带有戏剧性的表演彻底欺骗了我们。我们对德国社会主义的成就、美国的总统选举、奥地利议会中的争战、法国保皇派阴谋的关注甚至超过了对自身命运的关注。
这时，我和家人的关系越来越糟糕了。父亲来尼古拉耶夫卖粮食，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了我结交的新朋友。他感到这是很危险的，就试图用父亲的权威来加以阻止。我们激烈地吵了几次。我毫不动摇地坚持自己的独立和选择人生道路的权利，最终拒绝了家庭提供的物质帮助，搬出了学生宿舍，和什维戈夫斯基住在一起。当时他另外租种了一个果园，住所比以前宽敞了一点。这里像“公社”一样生活了六个人。到了暑假，还会有患结核病的大学生来这里呼吸新鲜空气。我开始在外面教书。我们过着斯巴达人式的生活，睡着光板床，吃着自己做的饭。我们一律穿蓝上衣，戴圆草帽，拿着黑手杖。城里谣传我们加入了一个秘密教派。我们杂乱无章地阅读，激烈地辩论，满怀热情地憧憬未来，在这里我们倒也能自得其乐。
时隔不久，我们组成一个团体，向民间散发有益的书籍。我们筹措资金，买廉价的书，却不能把它们散发出去。什维戈夫斯基雇了一个工人和一个学生身份的半大孩子在花园里干活。我们满怀热情地想要启蒙他们，没想到这个工人是打人我们内部的宪兵，经过伪装来监视我们。他叫基里尔·特霍热夫斯基，让那个少年做他的耳目。那个家伙从我们这里偷了一捆通俗读物并交给了宪兵队。我们的开端并不成功，但我们相信未来一定会成功的。
我写了一篇论战性文章投到敖德萨的民粹派刊物，与俄国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刊物论战。这篇文章摘抄、引用和攻击性话语比内容还多。我从邮局把这篇文章寄到编辑部，一周后就亲自跑去问结果。编辑透过他那大大的眼镜亲切地看着我这个头发蓬乱、下巴溜光的作者，但是文章并没有被采用。在这件事上谁也没什么损失，我就更没有什么损失了。
新成立的公共图书管理委员会将读者的年费从5卢布涨到6卢布。我们意识到这样做是为了赶走民主派，因此我们发起了进攻。在几周的时间里，我们一心准备召开一次图书馆全体读者会议。我们把所有民主派口袋里的钱都集中起来，一卢布、半卢布地积攒，帮那些激进分子筹集费用。他们中的许多人拿不出6卢布，而且年龄也不到章程规定的20岁。我们把进入图书馆的申请书变成了我们对图书馆发起猛烈攻击的檄文。召开年会时，官吏、教师、自由派地主和海军军官与我们这些民主派相互对峙。我们赢得了全面胜利，使年费恢复为5卢布，并选出了新的管理机构。
我们四处活动，最终决定办一所大学，但是在开始阶段是一所互教互学的学校。大约来了20名听众。由我来讲社会学，这听起来很有意思。我竭尽全力备课，但是两堂讲座之后就发觉自己江郎才尽了。另一个讲课人负责讲法国革命史，但是他一开口就没词了，只好答应写讲稿。他没有兑现自己的诺言，因此这件事情也就作罢了。
后来，我和另外一个讲课人索科洛夫斯基的哥哥准备合写一个剧本。因此，我们暂时退出公社，躲到一个屋子里，没有把地址告诉任何人。我们的剧本是以两代人之间的冲突为背景来展现激烈的社会冲突。虽然我们这两位剧作家对马克思主义还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但剧本中的民粹派却是个畸形变态的家伙，而剧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却是一个精力充沛、朝气蓬勃、满怀希望的人。这就是时代的力量！剧本中的浪漫主义情节是这样表现的：饱受生活压迫的老一代革命家爱上了一个年轻的马克思主义女战士，但她却无情地拒绝了他，这宣告了民粹派的失败。
我们在这个剧本上花了不少的功夫。有时候我们一起写，互相交换意见，互相修改；有时候我们把一幕分成几部分，准备场景或独白。我们在独白方面没有什么不足。晚上索科洛夫斯基下班回来，就可以反复润色那位被生活折磨了大半辈子的70年代英雄的痛苦倾诉。我讲完课或是从什维戈夫斯基那里回来后，房东女儿为我们生好茶炊，索科洛夫斯基从口袋里掏出面包和香肠，之后就在使我们与世隔绝的帷幕后紧张地写上半宿。我们完成了第一幕的写作，把舞台效果也配好了。另外四幕则只写了提纲。越往下写，我们的热情就越加消退了。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决定从这个隐居的住处搬走，把这个留到以后再写。索科洛夫斯基把手稿放到了另外一个住处。后来，当我们一起在敖德萨监狱的时候，索科洛夫斯希望通过他的亲人帮他找回手稿，可能他认为在流放期间正好有时间来写完剧本。可是手稿怎么也找不到了，消失得无影无踪。很可能是替他保存手稿的人在手稿的作者被捕之后把它销毁了，这对他来说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我能够理解这样的做法，因为在我日后并非一帆风顺的人生旅途中，我丢失了许多更重要的手稿。 |
第五章乡村和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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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乡村和城市
我生命中最初的9年一直是在乡下度过的，几乎没有离开过那里。在随后的7年中我一到暑假就会回家，有时候在圣诞节和复活节也会回乡下。在18岁之前，我的生活和亚诺夫卡及其周围的环境是密不可分的。乡村对幼年时代的我有着极大的影响。在以后的一个时期，它与城市分庭抗礼，争夺对我的影响，但是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乡村生活让我熟悉了农村经济、磨坊和美国的割麦子的机器。乡村生活让我有机会接触当地的农民、来磨坊磨面的农民以及扛着镰刀、搭着褡裢从乌克兰各地来打工的农民。后来有许多关于乡村的印象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但是每当我处于紧要关头，它们总会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对我有所帮助。
乡村以活生生的事实在我面前展现了贵族的衰败和资本积累的典型景象。乡村向我揭示了原始野蛮的人际关系的许多方面，从而令人能够更加清楚地感觉到另一种类型的文明，即城市文明所表现出来的更高但又更复杂的一面。
我最初的几个假期就是在城乡文明的强烈反差下度过的。在回家的路上我总是急不可耐，喜悦的心怦怦直跳。我迫不及待地想见到所有的人，也想让大家都看到我。父亲到新布格接我。我给他看在学校得的5分，并告诉他我已经上一年级了，需要准备一套新制服。我们坐着篷车连夜赶路，由年轻的管家赶车。在草原上，尤其是在山谷里，十分寒冷，父亲给我裹上一件大斗篷。环境的改变、坐马车、回忆和印象让我兴奋不已，我不停地给父亲讲我们的学校、澡堂、剧院以及朋友科斯佳的事情。我一分钟也不能停下来，开始先讲了《纳扎尔·斯托多拉》，接着又讲《带长号的房客》。父亲听着，有时会打盹，接着又醒过来，打起精神满意地笑着。年轻的管家常常回头看看主人，好像是在说：哦，这简直跟童话一样！凌晨的时候我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就到了亚诺夫卡。我觉得我们家里的房子小得可怜，乡下的面包真黑，乡下的生活既亲切又陌生。我又向母亲和姐妹们讲剧院，但已经不像在夜里给父亲讲时那么来劲儿了。我在作坊里找到了维佳和达维德，他们已经长得又高又壮，我差点都认不出来了。他们也感到我变了，马上对我称“您”，我反对他们这样称呼我。
肤色黝黑、身体瘦弱、性情温顺的达维德说：“那该怎么称呼呀？您现在可是有学问的人了。”
当时，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已经结婚了，住在由仆人的厨房改建的房子里，原先的厨房搬到作坊后面的新棚屋里了。
但这些事情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好像有什么东西使我和童年时代密切相关的事物之间产生了隔阂。一切都变了，所有的东西和人跟以前都不太一样了。当然，在一年的时间内的确会有所变化，但最主要的是我的眼光变了。我第一次回家就觉得我和家人之间变得有些生疏，开始是在一些琐事上，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情况就变得越发严重、越发深刻。
来自城市和乡村的双重影响贯穿了我的整个学生时代。在城里，除了与“法国人”或文学老师等个别人有激烈的矛盾外，我和其他人之间的相处都很平和，在学校和家庭纪律的约束下，我的生活可谓是风平浪静。究其原因，不仅是施宾策尔家严格遵循合理而又崇高的个人关系准则，更是井井有条的城市生活使然。当然了，城市生活中的矛盾无论如何一点都不比乡下生活中的矛盾少，反而是更多，只是城市里的矛盾显得更为隐蔽、有序和克制。城里各个阶层的人除了事务上的往来，其余方面则互不相干。而在乡村，人们总是呆在一起，人与人之间的奴性的依附关系就像破沙发上的弹簧一样那么一目了然。在乡下，我显得比较神经质，也更喜欢争论。就连来我家做客的法妮·所罗门诺夫娜，当她小心翼翼地和母亲、姐姐站在一边时，我照样和她争吵不休。但在城里，我和她的关系是很好的，甚至是很亲密。冲突虽然是因为小事情引发的，但冲突的背后却有着更重要的根源。
一天，我穿上洗好的帆布制服，系上有铜扣的皮带，戴上帽子，上面的黄色徽章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真是帅极了，应该让所有的人都看看我。当时正忙着收割冬麦，我跟着父亲骑马去地里。带头割麦子的阿尔西普是一个郁郁寡欢却又不失和善的人。他正带着11个割麦子的男工和12个捆麦子的女工在忙碌着，12把大镰刀在翻飞着，割着麦子，似乎连空气都被割出了声音。阿尔西普穿的裤子只有一颗纽扣，捆麦子的女工穿的裙衫破破烂烂。割麦子的声音听上去像是炎热的空气发出的。
“哎，把刀给我，让我试试，看看这季的冬麦长得怎么样……”父亲从阿尔西普手里接过镰刀，站到他的位置上。我兴奋地看着父亲。父亲动作就像在家里一样麻利而又轻松，看上去不像在干活，倒像是在锻炼身体。他的脚步轻快，好像是要找一个适当的落脚地。他挥舞镰刀的动作一点都不复杂，似乎也没费多大力气。但他割得麦茬又低又整齐，麦子随着镰刀的轻松挥动向左边倒去，齐刷刷地排成一行。阿尔西普眯着眼睛，能看得出他是在暗自称赞父亲。其他人的反应就不一样了，有的表示赞叹，似乎是说主人果然挺能干的；有的则不以为然，好像是在说割自己家的麦子当然卖力了，再则也就是做做样子给别人看的。或许我不能贴切地表达出他们的想法，但我深深地体会到了人们之间的复杂关系。后来父亲离开这里到另一块地里了，我也想试着用镰刀割麦子。
“您用刀的根部割麦子，不要用尖，手不要往下压。”
但是我太激动了，甚至都没明白刀的根部在什么地方，才挥动了三下，就把刀尖刺到土里了。
阿尔西普说：“您这样使镰刀，一会儿就完蛋了。您还是跟您老爸好好学学吧。”
我觉得一个满身灰尘、皮肤黝黑的捆麦子女工在嘲讽地看着我。我急忙离开这些割麦子的工人们，头上别着徽章的帽子闷得我直冒汗。
“还是回去找你妈吃小点心去吧。”我听到背后传来穆图佐克嘲讽的声音。我可知道这个黑得像靴子一样的割麦工人，他已经在亚诺夫卡干了三年活了。他是一个油头滑脑的移民，说话无所顾忌，去年有时还故意当着我的面说主人的坏话。我佩服他的聪明和胆识，但是他那肆无忌惮的嘲讽让我很仇恨，但又没办法。我很想说一些话让他服气或者住口，但又不知道说什么好。
从地里回到家，我看到门口有一个光着脚的女人。她不敢坐在石头上，只是坐在石头后面靠墙的地方。她是疯疯癫癫的牧童伊格纳特卡的母亲，走了七俄里路来讨回一卢布，但是家里没有人，所以也没人给她一卢布。她只能一直等到天黑。这个饱受贫穷与屈辱的乡下女人让我郁郁不安。
一年之后，情况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更糟糕。一天，我打完槌球回家，在院子里看到刚从地里回来的父亲，他满身灰尘，又疲惫又恼火。在他的身后跟着一个衣衫破烂的农民，那双漆黑的脚跟在父亲身后不停地挪动着。这个农民不停地哀求“请看在上帝的份上把牛还给我吧”，并发誓说再也不会让牛跑到麦地里去了。父亲回答说：“你的牛吃了我10戈比的麦子，损失折合10卢布。”农民仍然不断哀求着，目光中充满了仇恨。这样的场景让我感到非常可怕，连最后一根神经都在颤抖。刚才我在梨树环绕的槌球场上打败了姐妹们，可是现在我的心中只有绝望，之前的那点得意早就被冲得一干二净了。我飞快地从父亲身边跑过去，冲进卧室，倒在床上大哭起来，顾不上自己已经上二年级了。父亲穿过前厅走进餐厅，农民拖着踢里趿拉的脚步跟在后头。后来，农民走了，母亲从磨坊回来了。我一下就听出她的声音，听到准备午饭时碗筷碟子发出的声音，还听到了母亲叫我吃饭……我没有答话，继续哭。最后，泪水中有怡然自得的感觉。门开了，母亲进来俯身对我说：
“你怎么了，廖瓦契卡？”我没有吱声，母亲小声和父亲嘀咕了两句。
“你是不是因为那个农民？已经把牛还给他了，也没罚他的钱。”
“我不是因为这个，”我伏在枕头上说，并为自己流泪的原因感到很羞愧。
母亲还在固执地说着：“也没有罚他的钱。”
父亲猜到我难过的原因，告诉母亲了。父亲只要看我一就能明白很多事情。一天，父母不在家的时候来了一个粗鲁、贪婪、无赖的警察，他要检查工人的身份证。他发现有两张过期了，立刻把身份证的主人从地里叫回来，说要逮捕他们，遣送回家。这两人一个是红褐色的脖子上布满皱纹的老头，另一个是他的年轻的侄儿。先是老头，后来年轻人也随着用那枯瘦如柴的双膝跪在地上，不住地给警察磕着头哀求：“您就发发慈悲，饶了我们吧。”肥壮的警察大汗淋漓，手里摆弄着军刀，喝着从地窖里给他拿来的凉牛奶说：“我只有在节日才会发慈悲，可今天不是节日。”我怒火中烧，嘟囔了几句表示反对的话。警察严厉地说：“年轻人，这没你的事！”姐姐警告地冲我摆摆手。警察把两个工人带走了。
假期我也记记账，也就是和哥哥姐姐轮流登记雇佣的工人、佣工的条件以及实物和现金支付情况。在与工人结账的时候，我还常常给父亲帮忙。这时，我们会当着工人的面发生一些小小的冲突，但是碍于工人在场而强忍住。我们在结账时从不欺骗工人，但是对于协议中的雇工条件会解释得很严格。工人们，尤其是老工人，能看出小孩子在帮他们说话，这让父亲很恼火。
每一次发生激烈的冲突后，我都会带着书离开家，有时甚至不回去吃午饭。有一回在这样的争吵之后，我在野外遇上了雷雨，雷声轰鸣，草原上的大雨倾盆而下，交加的闪电从四处向我袭来。我在雨中漫无目的地走着，浑身都湿透了，灌满水的皮鞋走起路来啪唧啪唧直响，帽子也在不停地滴水。当我回到家里时，家人都沉默着斜眼看我。姐姐给我拿来替换衣服，并端来饭。
假期结束时，一般都是父亲把我送回敖德萨。在转车的时候，我们不雇小工，总是自己拎行李。父亲扛比较重的行李，他的后背和两个胳膊紧绷着，能看出来很吃力。我不忍心，就尽量多拿一些。如果带着送给城里的亲戚装满礼物的箱子时，我们就雇小工。父亲给小工钱时很小气，小工不满意地连连摇头。这个时候我心里都不好受。我独自出门雇小工时就会很快把零钱花光了。我总怕给少了，就忐忑不安地察看小工的脸色。这种习惯是出于对父母小气的对抗，我一生都是如此。
不管在乡下还是在城市，我都处在金钱至上的小资产阶级环境中。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抛弃了童年时代生活的乡村和学生时代生活的城市。我尽力摆脱追求金钱的本性，摆脱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与这一切决裂。
城乡之间在宗教和民族问题上并不矛盾，反而是互补的。我们家不信仰宗教。一开始，我们只是出于习惯遵守宗教的规矩，在重要的宗教节日，父母会乘车到移民区的犹太教堂，每逢礼拜六母亲至少不会公开做针线活。但随着儿女们长大和家境越来越富裕，他们渐渐也就不再坚持做表面的样子了。父亲年轻时就不信仰宗教，老了之后也就在妻子儿女面前公开地说不信了。而母亲则是回避这个问题，在适当的时候她会两眼望着天虔诚地祷告。
不过在我七八岁的时候，在表面上来看，人们还是信仰上帝的。父母像平时一样，当着一位客人的面极力称赞我，让我把我的画拿给客人看，并给客人朗读诗歌。
客人问我：“你知道什么是上帝吗？”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上帝嘛，就是那么一个人。”
但是客人摇摇头说：“上帝不是人。”
我就反问他：“那上帝是什么？”
因为我知道除了人就只有动植物了。客人、父亲和母亲为难地相互望着，笑了笑。当孩子们想要动摇他们根深蒂固的坚定信念时，大人们总是这样。
客人说：“上帝是圣灵。”
这下轮到我茫然地看着大人们笑了。我想从他们的神色中看出他们是否在和我开玩笑，但我没有看出来，他们是在开玩笑，我只好屈从于他们的想法了。很快我就对上帝是圣灵的说法习以为常了。我就像一个懵懂无知的人一样，有点牵强地把上帝和自己的“灵魂”联系在一起，把它称为“心灵”，因为我已经很清楚，“呼吸”会随着人的死亡而停止。当时我并不知道这就是泛神论。
第一次放假时，我曾经睡在餐厅的沙发床上，与一个来亚诺夫卡做客的大学生З(他睡在餐厅的长沙发上)谈论有关上帝的话题。那时我对上帝存在的说法也是半信半疑的，从来不会煞费苦心地去想这个问题，不过要是能找到答案的话，当然就更好了。
我躺在床上问：“人死后灵魂到哪里去了？”
З马上回答说：“人睡着的时候灵魂又到哪里去了？”
我强打起精神争辩说：“但那不是……”
З又追问我：“那么马死后灵魂又到哪里去了？”我对这样的回答比较满意，很快睡着了。
施宾策尔家不信教，只有一个不能算作他们家人的老婶婶除外。但父亲希望我阅读原文的圣经，这是他作为父亲的虚荣心在作怪。于是，我在敖德萨拜一位学识渊博的老人为师，私下里学习圣经。但这种学习只持续了几个月，也没有让我完全坚信祖宗的信仰。我从老师的话里听出了某种对经文的含糊其辞的态度，就小心巧妙地问：“如果像有些人所说那样没有上帝，那世界是怎么产生的呢？”
我的老师说：“嗯，那你只好亲自去问问他本人了。”这位老人的回答就是那么玄妙。我意识到，我的神学导师也不相信上帝，于是就完全放宽心了。
实科中学学生们的民族和宗教成分十分复杂。宗教课程根据所属教派的不同，分别由东正教教士、新教牧师、天主教神甫和犹太人宗教课老师授课。那个教士是主教的侄子，就像人们说的那样，是一个备受姑娘青睐的金发美男子，好像是照着耶稣画像描下来的一样，只是完全被世俗化了。他戴着金边眼镜，长着一头浓密蓬松的金发，是一个叫人难以忍受的奶油小生。其他教派的学生在他去上课的时候要离开教室，有时是当着他的面走出去。他看着出去的学生，脸上带着一种被基督教真正的宽容精神淡化了的轻蔑神情。
有时他会问他们：“你们到哪儿去？”
学生回答：“我是天主教徒。”
“哦，天主教徒，”他点点头又问，“哦，哦……那你呢？”
“我是犹太人……”
“犹太人，犹太人，哦，哦……”
天主教的神甫总是像影子一般来去悄无声息，他总是紧贴着墙根走路。我上了几年学甚至都没看清他那刮得溜光的脸长什么样子。犹太宗教课老师齐格尔曼心地善良，他用俄文给我们讲圣经和犹太民族的历史。谁也不会把这种课当回事。
在我心里，民族因素并没有占据独立的位置，这是因为我在生活中很少体会到它。诚然，1881年颁布了限制俄国犹太人权利的法令之后，父亲不能再继续添置土地，虽然他对此可是很热心的，也只能偷偷地租来一些地种。但是这对我并没有太大的影响。身为一个富农的儿子，我属于特权阶层，而不是被压迫者。我们家说的是俄语和乌克兰语。犹太人的孩子在人学时确实有比例限制，我耽误了一年，但是后来在学校学习时我总是名列前茅，从来没有受到名额限制的影响。学校里也不存在公开的民族迫害问题。一定程度上，这是由于我们学校里不只是学生的民族成分非常复杂，而且老师们也是。只是潜藏的沙文主义总能令人感觉到，并且不时地会有所表现。历史老师柳比莫夫总是热衷于提问波兰学生有关波兰人如何在白俄罗斯和立陶宛迫害东正教徒的问题。黝黑瘦小的密茨凯维奇脸色苍白，咬紧牙关站着，一句话也不说。
柳比莫夫不怀好意地笑着问：“您怎么了？怎么不说话？”
一个学生忍不住插嘴说：“密茨凯维奇是波兰人，他是天主教徒。”
“哦……哦……”柳比莫夫装作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说：“是吗？但在我们课上不要划分民族的界限。”
柳比莫夫暗地里针对波兰人的卑鄙行径，就犹如我看到的“法国人”比尔南德对德国人的恶意挑衅，牧师对犹太人的摇头。民族间的不平等大概是我对现存制度不满的一个潜在的动因吧，只是这个因素被其他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掩盖了，在我的心里并没有占据主导地位，甚至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对我产生影响。
在我的内心深处，整体高于部分、规律高于现象、理论高于个人经验的观点早就根深蒂固，而且日益坚定。这种观点成为我日后的世界观的基础，在其形成过程中城市起到关键性作用。当我碰见那些学过物理和自然科学的孩子们竟然还在意所谓的“沉重的”星期一以及看见牧师横穿马路不吉利这种迷信说法时，就会感到很愤怒，感到知识受到了玷污。为了让他们抛弃这种迷信思想，我甚至随时准备着与他们大吵一番。
有一次，亚诺夫卡的人们为丈量一块梯形土地的面积折腾了半天，而我用欧几里得的几何知识只花两分钟就算出来了，但因为我算出的答案和他们通过“实际”测量得到的数字并不一样，人们就不相信我。我拿来了几何课本，非常激动地以科学的名义起誓，甚至还说了一些无礼的话，可我发现根本没办法让他们相信我，这让我失望透顶。
我与我们作坊里的技师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激烈地争论，他竟然执意要造一台永动机。他认为能量守恒定律跟他制造永动机的想法毫不相干。他说：“那是书本，这可是实践……”我实在不明白也不能忍受，人们怎么能以习以为常的谬误和毫无根据的幻想来取代永恒的真理呢。
后来，这种整体高于部分的观点成了我的理论工作和政治活动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刻板的经验主义者把那些往往是想像出来的甚至是误解了的事实奉为真知，这样的做法令我非常厌恶。我努力探寻凌驾于个别现象之上的规律。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有时我也免不了仓促、错误地得出一些结论，尤其是在我还年轻、书本知识和生活经验都不太丰富的情况下。但是我认为不管在什么领域，只有掌握了总体的脉络，我才能够继续前进，有所作为。成为我一生中的思想核心的社会革命的激进主义思想，正是源于在我内心深处对舍本逐末、经验主义和一切思想上的不完善及理论上的不周延的痛恨。
我回顾自己的过去。当时的那个小男孩自尊心极强、脾气暴躁甚至有点不太合群。尽管在乡村时父母常常在客人面前夸耀他，因为他的确是非常优秀，并且从城里回到亚诺夫卡的孩子总会有在那个年龄所特有的优越感，所以别人一定会仰视他们。但是当他进人实科中学时，未必觉得自己比同龄人优越。学校里的竞争非常激烈。当他发现自己成了全班第一的学生而且把第二名落得很远的时候，这个来自亚诺夫卡的小男孩觉得自己可以胜过别人许多。那些和他要好的男孩子都尊他为首领，这些对他的个性的发展不可能没有影响。老师们也都称赞他，而有些老师，例如克雷扎诺夫斯基甚至将他树为榜样。但总的来说，老师虽然对他好，却缺乏温情。同学们当中既有他的朋友，也有他的对头。
这个孩子不乏自我批评精神，甚至是过于苛求自己。他对自己已有的知识和个性特征不满，而且这种感觉越到后来越强烈。他在撒谎时严厉责备自己，随时都会因为没有看过别人提到的书籍而责怪自己，这当然都是他的自尊心所致。他在内心深处一直渴望做得更好，知识更加渊博。他反复思索人生的价值，尤其是他自身的价值。
一天晚上，莫伊谢·菲利波维奇从我身旁走过，他严肃地问我：“老弟，你是在思考人生问题吧？”我的监护人常常用这种夸张和调侃的语调说话，但这次我被他说中了。不错，我就是在思考人生的问题，只是还没有找到恰当的词语来表达我一个小孩子面对未来时的惶恐。我觉得我的监护人听到了我的心声。他换了一种口气问我：“看来是被我说中了吧。”他轻轻地拍拍我的后背就回自己房间去了。
我不清楚施宾策尔家是不是有这样或那样的政治倾向。在莫伊谢·菲利波维奇的身上有一种隐约带有一些社会主义特征、具有民粹派和托尔斯泰主义色彩的、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的温和自由主义倾向。他们几乎从来不谈论政治，尤其是当着我的时候，也许是因为他们担心我会在学校里乱说而惹来麻烦。大人们有时会说起革命运动事件，例如“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遇刺那一年发生的”等等，这听上去十分久远，就像在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那一年”一样。我周围的环境远离政治。我在学生时代没有政治观，也不需要有政治观，但在我的潜意识里却有斗争精神，我非常痛恨现存制度中的不公平现象和专制压迫。我的这些思想都是从哪来的呢？这种思想来源于亚历山大三世统治时期的种种现实、警察的独断专行、地主的剥削压迫、官吏的贪赃枉法、种族的歧视迫害，来源于校园和街头的不平等现象，来源于和乡下孩子、仆人和雇工密切的接触、作坊里的谈话，来源于施宾策尔家的人道主义思想，来源于涅克拉索夫的诗歌和其他的书籍，来源于整个社会环境。在与同班同学洛泽维奇和科洛格里沃夫的交往中，我突然发现了自己的这种反抗精神。
弗拉基米尔·洛泽维奇是上校的儿子，曾经有一次得了我们班的第二名。他征得父母同意，邀请我星期天去他家玩。他们家的人对我有礼貌但并不热情。上校夫妇和我谈了几句话，好像是在盘问我似的。我在他们家消磨了三四个小时，有一两次当我们的谈话偶然涉及宗教和政治问题时，引起了不安甚至敌意。他们家遵循一种保守和循规蹈矩的生活方式，这让我觉得压抑。后来弗拉基米尔·洛泽维奇的父母不让他来我家，我们就断了联系。第一次革命以后，在敖德萨黑色百人团中赫赫有名的洛泽维奇大概就是这个家庭的成员。
至于科洛格里沃夫的情况就更严重了。他在二年级的第二学期插到我们班，个子瘦高，性情孤僻，在班里独来独往。这家伙的用功是出了名的，他努力背过所有的东西。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的死记硬背就出问题了。上地理课时老师让他到地图前面回答问题，还没问他，他张口就背：“耶稣基督告诫世人……”这是因为下一节课是宗教课。因为我在班里是第一名，因此科洛格里沃夫对我还是蛮敬重的。有一次和他聊天时我可能是讲了校长或其他什么人的一些坏话。他极其愤怒地质问我：“你怎么能这样说校长？”我也很惊讶地反问他：“那有什么不可以的？”“他可是我们的长官。如果长官命令你用头走路，你也必须照办，这是毫无疑问的。”他就是这样讲的。这种死板的思维定式让我非常惊讶。我当时还没有想到，这个孩子只不过是在重复从他们那个封建家庭里听来的话。虽然我自己也没什么特别的观点，但我还是觉得不能接受这种观点，就像不能吃长了蛆虫的食物一样。
我对俄国现实政治制度不满的同时，在内心深处暗自把西欧和美国的政治制度理想化了。我根据从零散的资料中得来的印象，再加上自己的想像，构想出一个高度发达、在高度文明的前提下人人平等的社会，后来又在这个设想的基础上加上了理想化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成分。年轻的唯理主义者宣称，合理的就是存在的。因此我根本就不可能相信，在西欧还会有迷信，教会在那里还扮演着重要角色，在美国也还存在歧视迫害黑人的现象。我的这幅关于西方自由世界的理想图景是受了周围市民自由主义思想环境的影响而产生的，直到后来在我刚刚形成革命的观点的时候这一理想图景仍未破灭。假如我当时就听说，以社会民主政府自居的德意志共和国可以为保皇派提供政治避难，却拒绝革命派入境，可能会非常吃惊，当然当时我是不可能听说这些的。所幸的是，从那时起我对许多事情已经见怪不怪了。生活使我彻底抛弃了唯理主义，学会了辩证法。现在，就连米勒的德国也不会让我感到惊讶了。 |
第四章书籍和早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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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书籍和早年的冲突
在我的学生时代及以后的青年时代的精神世界里，书本和思想比大自然和人占据了更为重要的地位。尽管我是在乡下长大的，但是对大自然并不太敏感。后来，当我学会欣赏和领悟大自然时，我的少年甚至是青年时代都已经过去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在我的脑海里犹如惊鸿一般闪过。我审视自己，博览群书，在书中寻找自我和自己的未来。
我是从1887年开始读书的，就是莫伊谢·菲利波维奇来到亚诺夫卡那一年，他带来很多书，其中包括托尔斯泰的民间故事集。我刚开始读书时感受的是困难，而不是趣味。在每一本新书里我都会遇到不少的新难题，例如生词、令人费解的社会关系以及现实与幻想之间不可捉摸的界限等。没有人给我解疑释惑，我在思考未果的情况下不断地打开书去阅读，然后扔到一边，最后再重新捡起来阅读。在我的心中充溢的是知识所带来的难以言喻的快乐以及对未知的恐惧。我当时的阅读好比是乘着车在漆黑的夜里驶过草原：吱嘎吱嘎的车轮声和窃窃私语声交织在一起；偶尔会有路旁熊熊燃烧的篝火划破黑夜。这一切既似曾相识却又些许陌生。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不知道在与谁同行，也不知道车上运的是什么东西，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在向何处去，是在前进还是在后退。也不会有人像格里戈里叔叔那样告诉我，是粮商们在运送麦子。
在敖德萨可供选择的书籍范围要比在亚诺夫卡广泛多了，再加上有人热情指导，我便如醉如痴地疯狂读书。我匆匆地体味读来的新知识，然后又迫不及待地继续读下去。我每天晚上都想尽各种办法求得让我多读一刻钟，哪怕是五分钟也好，以便能够读完一章。
我对增长学问、获得新知的渴望通过阅读这些书籍得到了满足，这些书籍总能吸引我透过这些文字去体会字里行间的含义。我以后的生活中发生的所有事情——不管是有趣的、激动人心的、快乐的还是悲伤的，都已在阅读中曾有所预示，它以暗示或承诺呈现、铅笔或水彩勾勒的形式展示给我。
在刚到敖德萨的几年中，我一天中最快乐的时间莫过于晚上做完功课之后到睡觉之前的那半个小时。在那段时间里，莫伊谢·菲利波维奇常朗读普希金的作品，尤其是朗读涅克拉索夫的作品。但是到了上床睡觉时间，法妮，所罗门诺夫娜就会催促我：“廖瓦，该去睡觉了。”我用恳求的眼神望着她。莫伊谢·菲利波维奇就会说：“确实该睡觉了。”我会请求他：“再读五分钟吧。”他们答应我再读五分钟。到了五分钟，我吻他们并道晚安出去，心里想着要是能听一夜该有多好。可是，我一头倒在床上就睡着了。
正在上八年级的索菲娅是我们的一个远亲。她来施宾策尔家住了几周，等她家患猩红热病的家人好了之后才回去。那个姑娘有才气、知识面广，但是缺乏独创性和自己的见解，因此她的形象在我的记忆中很快就变得模糊了。但在那个时候，我对她非常钦佩，每天都能从她身上学到无数的新东西，这一点让我自愧不如。我帮她抄写考试提纲，千方百计地帮她做一些小事情。吃过午饭后，她趁着大人们午休的时间给我朗读。我们合写长篇讽刺诗《月球旅行记》，在写的时候她的速度总是比我快。只要我一想出一个简短的句子，年龄稍长的她便当即发挥，轻而易举地引申改写并加上韵脚，她好像是在用拖轮拖着我跑一样。六个星期以后索菲娅回家了，我觉得自己长大了许多。
在与施宾策尔家关系较好的人当中，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瑟切夫斯基是最出色的。他是一位老记者和小说家，是南俄罗斯一位知名的研究莎士比亚文学的专家。他才华横溢，但是嗜酒如狂。因为酗酒的原因，他对所有人都有一种歉疚感，甚至对于孩子也是如此。他在孩提时代就认识法妮·所罗门诺夫娜了，亲切地称她为法妞什卡。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从见到我的第一眼起就十分喜欢我。他问我在学校学什么功课后出题目考我，让我比较普希金的《诗人与书商》和涅克拉索夫的《诗人与公民》，这把我吓坏了。涅克拉索夫的那首诗我还没读过呢，更让我紧张的是要在瑟切夫斯基这样的作家面前班门弄斧。“作家”这一称号让我觉得高不可攀。“现在我读一下这两首诗吧，”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着开始朗读起来，念得非常好。“听清楚了吗？那现在你就写吧。”我坐在办公室里，身边放着普希金和涅克拉索夫的诗集以及纸和笔墨。我无奈地小声对法妮·所罗门诺夫娜说：“我真的写不出来，我能写什么呢？”她摸摸我的头回答说：“别着急，你是怎么理解的就怎么写吧。”她的手是那么轻柔，声音是那么亲切温和，我稍微地镇静了一点，我勉强控制住自己受了惊吓的自尊心，开始写了起来。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我颤抖着把写满了字的纸交给了作家，在学校里我可从来没有这样惶恐过。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看了几行，眼睛里闪出惊喜的目光。他大声称赞我：“你们听听，他写得可真不错，简直是太好了。”接下来他开始读起来：“诗人生活在他热爱的大自然中，自然界的每一种声音，无论是欢快还是忧伤，都在他的心头回响激荡。”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竖起大拇指，连声称好：“这一句写得太好了，‘自然界的每一种声音，无论是欢快还是忧伤，都在他的心头回响激荡’。”这几句话让我终生难忘。
吃午饭的时候，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啜饮着伏特加酒，显得很兴奋。他总是坐在桌子对面看着我，称赞道：“你怎么写的，真是太好了，我得好好亲亲你。”他拿餐巾纸用力地把嘴和胡须擦了擦，站起身，摇摇晃晃地想绕过桌子走到我身边。我就像大祸临头一般地呆坐着，这虽然是一件幸事，但终归还是一件悲惨的事情。莫伊谢·菲利波维奇轻声提醒我：“廖瓦，你快过去。”吃完午饭后，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给我们背诵讽刺诗《波波夫的梦》。我紧张地盯着他那长着胡须的嘴，竟能背出那么可笑的诗句。在我的眼里，作家的光辉形象并没有因为醉醺醺而受到损害，儿童们的想像力真是太丰富了。
傍晚时分，我常常和莫伊谢·菲利波维奇一起去散步。他兴致好的时候就会和我高谈阔论一番。有一次，他给我讲他最喜爱的歌剧《浮士德》。我如饥似渴地听着，暗自希望将来能亲自去看歌剧表演。突然，他的声调变了，我意识到故事到了一个微妙的紧急关头。我开始担心，害怕不能听到故事的进一步发展。但莫伊谢·菲利波维奇努力恢复了平静，继续给我讲：“格蕾辛结婚以前就生了一个孩子……”我们都为顺利通过紧要关头而松了一口气。故事就这样顺利讲完了。
有一次，我脖子上缠着绷带，在看狄更斯的《奥列佛·特维斯特》来解闷。书中有一句医生在产房里说女人手上没有戒指的话，这句话我怎么也弄不明白。于是，我问莫伊谢·菲利波维奇：“这怎么了？有没有戒指有什么关系吗？”“这个……”他显得有些尴尬：“没结婚的人就不戴戒指。”我想起了格蕾辛，围绕一只不存在的戒指开始联想奥利维·特维斯特的命运。我对人际关系禁区的注意源于书本或粗鲁的谈话，如今则在文学中得到归纳、升华，达到一种高雅的境界。
那时候，托尔斯泰的剧本《黑暗势力》刚问世就引起强烈反响，关于这个剧本众说纷纭却又莫衷一是。波别多诺斯采夫上奏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禁演此剧，得到批准。莫伊谢·菲利波维奇和法妮·所罗门诺夫娜等我睡着后在隔壁朗读这个剧本，我迷迷糊糊地听到了。我问：“我可以看看吗？”他们坚决地回答我：“不可以，小宝贝，你还太小。”我只好不再坚持了。后来我发现这本小小的新书竟然放在我熟悉的一个书架上了。趁大人不在家，我分几次把这本书读完了。不过，剧本对我的影响远远没有像大人们担心的那么强烈。对于书中的扼杀婴儿以及骨头吱吱嘎嘎作响这种描写，我并不认为是可怕的现实，而认为不过是剧本或舞台上的虚构罢了，也就是说实际上我根本没有看懂。
放假的时候，我在家中挨到顶棚的橱柜上面，在哥哥从伊丽莎白格勒带回来的旧纸堆中找到了一小本旧书。我翻了翻，感觉到有些不同寻常的神秘色彩，它是一本有关性侵犯犯罪杀害少女案的审讯报告。我读着这本充斥着医学和法律方面的详细描绘的小书，心中很是不安，就像是深夜在林子中撞到被月光照得半明半暗、阴森恐怖的树上，却又找不到出路一般。不过，我这种心情很快就平静下来了。人类的心理自身有一套由缓冲器、制动器、安全阀和减震器的构成的庞大有效的系统，用以保护人们的心理免于受到过激或不适宜的震荡，而儿童的心理尤其如此。
我在上预科班的时候，第一次到剧院看戏。那真是一次难以用言语表述的奇妙经历。我在学校警卫格里戈里·霍洛德的陪同下观看乌克兰人的表演。坐在剧院里，我因受到巨大喜悦的“折磨”而脸色煞白——这是借用格里戈里向法妮·所罗门诺夫娜汇报时的说法。即使是在幕间休息时我也没敢离开，惟恐错过什么场面。演出的最后以独幕轻喜剧《带长号的房客》落下帷幕。这出戏使人们从紧张的剧情中解脱出来，赢得满堂哄笑。我笑得都坐不住了，但是眼睛自始至终没有离开过舞台。到家后我不断给他们讲《带长号的房客》那出戏，并不断地补充想到的细节，希望他们也像我一样大笑不止，但是我并没有达到目的，这让我很失望。
莫伊谢·菲利波维奇问我：“看来，你是一点都不喜欢《纳扎尔·斯托多拉》这出戏了？”我听出他的话里似乎带着一种责备的口气，我想起了纳扎尔的苦难，说：“不是，这出戏也挺好的。”
在上三年级之前，我到敖德萨郊区的一位当工程师的舅舅家的别墅里住过一段时间，还看了一场业余演出，其中的仆人是由我们学校的学生克鲁格利亚科夫扮演的。这个孩子有肺病，满脸斑点，身体不好，但是眼神里充满了智慧。我很喜欢他，请他和我一起演戏。我们选了普希金的《悭吝骑士》，我演儿子，克鲁格利亚科夫演爸爸。我完全听从他的指挥，整天背普希金的诗句。这简直太让人激动了！但是很快一切就结束了。克鲁格利亚科夫的父母因为他的身体不好反对他演戏。在新学期开始的几个星期他还来上学。我每天都到学校门口找他，以便和他在回家的路上一起谈论文学。但很快，克鲁格利亚科夫就完全不见踪影了。我知道他病了。又过了几个月就传来了他死于肺病的消息。
在好几年的时间里我都被剧院的魅力所吸引，后来又喜欢上了令敖德萨人引以为豪的意大利歌剧。在上六年级的时候，我甚至去给别人上课，只是为了挣钱去剧院。有几个月的时间，我迷恋上了一个花腔女高音，她有一个神秘的名字——米泽娉娜·乌盖格，我觉得她就像是从天而降的仙女一样，只是暂时降临到了敖德萨的舞台上。
家里不允许我看报纸，但是这个规定并不是很严格，渐渐地经过不断争取我得到了看报纸的权利，主要是看专栏小品文。敖德萨的报纸的兴趣主要集中在戏剧方面特别是歌剧，主要的舆论分歧多半是围绕人们对于戏剧偏好的不同而展开的。只是在这个领域，报纸才被允许畅所欲言。
那个时期，有一颗明星冉冉升起，那就是小品文作家多洛舍维奇。虽然他写的都是一些琐碎的小事，有时干脆是一堆言之无物的空话，但是他在不长的一段时间内竟成了人们心灵世界的主宰。但他无疑是一个极富天才的人，能够以貌似大胆而实质上并不得罪人的笔调给备受市长泽列诺伊第二压迫的敖德萨注入一点新鲜空气。每天早上，我都会迫不及待地在报纸中寻找多洛舍维奇的名字。当时，温和的老一辈自由派以及还没有演进为激进派的后辈们都对他的小品文着迷。
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一直喜爱文字工作，虽然这种喜爱时强时弱，但是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强烈。在我看来，作家、记者和演员组成一个有着无限魅力的世界，而这个世界是由最优秀的人群组成的。
在二年级的时候，我们打算办一本杂志。我就这个问题多次请教莫伊谢·菲利波维奇，他甚至还为我们的杂志起了名字：“水滴”，意即圣保罗实科中学二年级学生为文学的海洋增添了一滴水。我围绕这层含义写了一首诗，作为杂志的主打文章。刊登的其他几首诗和几则故事，大部分也是我写的。一位爱好绘画的同学在封面画上复杂的装饰图画。有人建议把《水滴》拿给克雷扎诺夫斯基看，这个任务交给了住在克雷扎诺夫斯基家的学生Ю。他出色地完成了使命：他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讲台前，麻利地把《水滴》放在讲台上，恭恭敬敬地向老师行了个礼，然后从容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我们都屏住了呼吸。克雷扎诺夫斯基看了看封面，扮了个鬼脸，他的唇髭、眉毛和大胡子都跟着动了动，然后他开始默读。教室里没有一点动静，只能听到翻动《水滴》发出的沙沙声。后来，克雷扎诺夫斯基从讲台后面站起身来，大声朗读我写的诗《一滴纯洁的水》。他问：“好不好？”大家齐声回答说：“好厂克雷扎诺夫斯基说：“好是挺好，就是作者不太知道写诗的规矩。你知道怎么做到抑扬顿挫吗？”他这是在问我，因为他根据过于明显的笔名猜到了是谁写的。我承认说：“我不知道。”“那好，我今天就给你们讲讲。”接连几堂课，克雷扎诺夫斯基就撇开文法和句法，给我们这些二年级的学生讲解了奥妙无穷的诗歌格律。最后他说：“至于杂志嘛，你们最好别把它办成杂志，别弄成什么文字的大海洋，就把它当做是你们的练习本就可以了。”原来是因为学校里不允许办杂志。但是，问题却从另一个角度得到了解决，我被圣保罗实科中学开除，中断了我平静的学习生活。
从童年时代起，我的生活中就有不少的冲突，用法学家的话来说，就是与人间的不平作斗争。我与别人之间的密切或破裂的关系都源于此。这些事情如果都列举出来就太多了，但是在学校里有两件比较重要的事情。
最严重的一次冲突是我上二年级时和比尔南德之间发生的。虽然他是瑞士人，但是人们都叫他“法国人”。在学校里，德语与俄语的重要性不相上下，但是法语的情况就差多了。很多学生都是进学校以后才开始接触到法语的，尤其是德国移民的孩子学法语就更加困难。比尔南德对来自德国的学生非常严酷，瓦科尔就常常是这种严酷的牺牲品，只是他的法语确实很差。但那一次，即使不是所有的人，至少是很多人都看得出来，比尔南德是故意只给了瓦科尔1分。那一天比尔南德暴跳如雷，他服了两倍剂量的治胃病的药。
“我们给他来一场‘大合唱’，”同学们窃窃私语，互相使着眼色，用胳膊肘捅着对方。我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可不小，甚至可以说起到了主要作用。这种“大合唱”以前偶尔也有过，尤其是对付那个图画老师，他既凶狠又愚蠢让我们讨厌。我们所谓的“大合唱”就是当老师走出教室时我们就一起低吼，把老师轰出去，但我们在吼的时候嘴唇不动，这样就看不出是哪些人干的。我们已经对比尔南德吼过一两次了，但是因为我们都很怕他，所以吼的声音比较低。但是，这回我们决定来一次狠的。当“法国人”刚夹起班级日志时，最边上的一排就吼了起来，整齐的吼声很快就传遍了整个教室，包括靠近门边的座位，我也毫不惜力。一只脚已经踏出门口的比尔南德很快地转过身，跑到教室中间，脸色可怕极了，站在他的这些敌人面前，怒目而视，一言不发。我们坐在课桌后面，尽量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特别是前几排的)，而后面几排的则假装收拾书包，就好像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比尔南德在那里站了30秒钟，疯狂地朝门口转过身去，他的燕尾服的后摆像帆一样飘起来。这次，全班的学生一齐大吼着把他哄出了教室。我们的吼声在走廊一直追了他很远。
第二堂课上课之前，比尔南德、什瓦涅巴赫和班主任迈尔来了。迈尔眼睛凸出，额头坚硬，一副蠢笨的样子，我们都偷偷地叫他“公羊”。什瓦涅巴赫先来了一段开场白，在谈话中小心地避开俄语中词尾和名词变化的暗礁。比尔南德杀气腾腾。迈尔用凸出的眼珠瞪着全班学生，点了那些最调皮的孩子的名字，说：“这事肯定少不了你。”有一些孩子极力辩解，另外一些则默不做声。就这样，全班有10到15个孩子被留在学校里不许回家吃午饭，有人被关了一个小时，有人被关了两个小时。其余的孩子都被放了，其中也包括我，尽管我觉得比尔南德在点名时总是用探询的眼光看我。我并没有企图摆脱自己，但是也没有主动站出来。我离开教室的时候甚至有些遗憾，因为和那些孩子一起留下来好像要更快乐些。
第二天早上去学校的时候，我几乎把前一天的事情都给忘了。在学校门口碰到了一个受惩罚的同学，他告诉我：“嘿，你麻烦了。昨天达尼洛夫在迈尔那里把你给揭发出来了。迈尔找来了比尔南德，后来校长也来了，追问是不是你带头干的。”
我的心猛地一沉。正在这时学监彼得·帕夫洛维奇叫我：“到校长那里去。”从学监专门站在学校门口等我以及他说话时的语调都说明，我要大祸临头了。我向门卫问了路，穿过那条对我来说比较陌生的通往校长办公室的走廊，在门口停了下来。校长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意味深长地看了看我，然后摇摇头。我站在那里，不知是死是活，这时候校长又从办公室出来，说：“好，好。”我知道这可一点都不好。过了几分钟，老师们开始从隔壁的教师办公室出来，大多数是赶着去班上课，走得匆匆忙忙的，并没有注意到我。克雷扎诺夫斯基一面回应我的行礼，一面做了个狡黠的鬼脸，好像是在说：“你犯错了，我很同情你，不过我可帮不了你。”比尔南德看见我必恭必敬地对他行礼后就转过身来到我跟前，他那恶煞神一般的胡子都垂到我的头上了。他摊开双手说：“二年级最优秀的学生原来是个道德败坏的家伙。”然后他站了一会儿，把他呼出的污浊的气体喷到我身上，又重复了一句：“道德败坏的家伙。”说着转身走了。过了一会儿“公羊”来了。他带着明显的得意神色说：“原来你是这种人，我们非得好好教训教训你。”就这样，对我的长时间的盘问开始了。我们班那天没有上课，也不让我进去，那里正在进行审讯，由校长、比尔南德、迈尔和学监卡明斯基组成了关于道德败坏分子案件的最高调查委员会。
原来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一个被罚不许回家的学生对迈尔说：“那些叫的人被放走了，而我们却要被留下来，这不公平。这事是布挑起的，他也吼了，却让他回家了。这事卡尔松全知道。”迈尔说：“怎么可能呢？布可是一个好孩子。”但是，就是那个认为在敖德萨就属比涅曼最聪明的卡尔松却出来证实了，然后还有其他一些人也跟着出来作证。于是迈尔把比尔南德叫了去。由于受到上面的鼓励和怂恿，再加上榜样力量的鼓舞，我们班有十一二个孩子揭发了我。
于是，他们就开始记起了所有的事情：去年，布在一次散步时议论校长了；布在课堂上曾偷偷地说过话；布还参加了对兹米格洛德斯基的“大合唱”。罪魁祸首瓦科尔讨好地说：“大家都知道，因为古斯塔夫·萨莫伊洛维奇·比尔南德给了我1分，我哭了，可布走到我跟前，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说：‘瓦科尔，别哭了，我们写信给督学，让他把比尔南德给赶走’。”“给谁写信？”“给督学！”“真是荒唐！你说什么？”“我当然什么也没说了。”达尼洛夫接着说：“对，没错，布提出给督学写信，因为害怕被学校开除了，他让我们不要签名，每个人在信上只签一个字母。”比尔南德幸灾乐祸地说：“喔，还有这回事，每个人只签一个字母？”我们班的一个不落地都受到了盘问。有的学生拒不承认，不管是真的假的一概否认了，科斯佳便是其中之一。他看到自己的好朋友、班上最好的学生就这样被出卖，伤心地哭了。告密者诋毁那些拒不承认的，说他们都是我的朋友。班上人心惶惶，大多数孩子都变得沉默寡言了，达尼洛夫空前绝后地出尽了风头，而我却像犯了重罪的国家要犯一样站在校长办公室外走廊上一个擦得锃亮的黄色柜子旁。主要的证人们被一个一个地叫到我的面前，和我对质。最后，我才被打发回家。
“走吧，告诉你父母到学校来一趟。”
“我的父母住在乡下，离得很远。”
“那就让你的监护人来。”
就在昨天，我还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优等生，第二名都被我落得很远，就连迈尔也从来没有怀疑过我。但是今天，我却一落千丈，就是达尼洛夫这样的臭名昭著的坏学生也当着全班同学和学校当局的面对我横加指责。这是怎么了？是因为我过于坚决地为那个和我关系并不怎么好、最后他还出卖我的同学打抱不平吗？还是因为我不该太过相信全班同学的团结了呢？但是，当我向波科洛夫斯基巷走的时候，我可没有心思去想这些问题。我垂头丧气，绝望至极，流着眼泪把全部的事情告诉了我的监护人。他们虽然也很震惊，但还是极力地安慰我。法妮·所罗门诺夫娜去拜访了校长、学监克雷扎诺夫斯基和尤尔琴科，百般解释，并以自身的教学经验为依据来说服他们。这些事情是瞒着我做的。我坐在自己房间的角落里，都没有打开放在桌子上的书包，心里难过极了。这样过了几天。这件事将怎么了结呢？校长说将召开教务会议全面讨论这件事。这说事态很严重。莫伊谢·菲利波维奇去打听讨论的结果。我等他回来，那时的心情比后来在沙皇的法庭上等待判决更不安得多。下面的门响了一声，然后我就听见铁梯上传来熟悉的脚步声，餐厅的门开了，法妮·所罗门诺夫娜赶紧从餐厅后面的房间里迎了出来。我掀开帘子的一角。莫伊谢·菲利波维奇有气无力地说：“开除了。”“开除了？”法妮·所罗门诺夫娜叹了一口气反问道。“是开除了。”莫伊谢·菲利波维奇用更低的声音重复了一句。我一声不吭地看着莫伊谢·菲利波维奇和法妮·所罗门诺夫娜，又躲到帘子后面。夏天放暑假的时候，法妮·所罗门诺夫娜到亚诺夫卡做客时说起了这件事，她说：“他一听到这句话，马上脸色都青了，他可真把我吓坏了。”我没有哭，却很烦。
在教务会议上围绕三种开除方式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种方式是开除，无权再报考任何中学；另一种是开除，只是不能再报考圣保罗实科中学；最后一种是开除但是可以再回来。最终他们采取了最后一种最轻的处理方式。我不知道父母听到这个消息会怎样。我的监护人为了让我的父母有心理准备而费尽了心思。法妮·所罗门诺夫娜给我的姐姐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告诉她怎么把这件事情说给父母听。我在敖德萨一直呆到学年结束，仍然像往常一样回家过暑假。在漫漫的长夜里，等父母睡着以后，我绘声绘色地向哥哥、姐姐讲述了这件事情。虽然哥哥和姐姐刚出校门不久，但他们都像大人似地看着我直摇头，还不时地大笑起来。姐姐笑过之后，趴到桌子上哭了很久。我们商量好，我外出做客一两个星期，由姐姐把这件事情告诉父亲。她很害怕这样做。由于哥哥学习不好，父亲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的身上。开始几年我还让他满怀希望，可现在他们的希望就要破灭了……
一个星期后，当我和右手弹钢琴可以达到在音乐会上演奏水平的莫伊谢·哈里顿诺维奇的孙子、我的好友格里沙回到家里时，我马上就明白大家都知道这件事了。母亲热情地欢迎格里沙，却不答理我。但是父亲却相反，还是像平时一样。只是几天后，父亲从田里回家后坐在凉快的过道乘凉时，突然当着母亲的面问我：“你是对着校长吹口哨的吗？就这样，把两个手指放在嘴里吹？”他边笑边做出吹口哨的样子。母亲吃了一惊，她哭笑不得地看着父亲和我：怎么能把一件可怕的事情说得这么轻松？父亲接着说：“让我看看你是怎么吹口哨的。”他笑得更厉害了。尽管他也很难过，但是看得出，他在想：他的儿子尽管是班里第一的学生，竟敢对着当官的吹口哨，他为此而感到自豪。不管我怎么向他解释说我没有吹口哨，只是并没有恶意地低吼了几声，都是白费口舌。父亲固执地认为我是吹口哨了，直到最后把母亲惹哭了才罢休。
整个夏天我几乎没有准备考试。这件事曾一度让我对学习失去了兴趣。我过了一个不平静的夏天，动不动就和人吵架，一直到考试前两周才回到敖德萨，但是在那里也提不起精神学习。我在法语方面准备得最认真，但是考试时比尔南德只是草草地提了几个问题，而其他老师问的就更少了。我被录取到了三年级，班里的同学要么出卖过我，要么保护过我，要么保持中立，很长时间我们之间就是这样相处的。我和许多同学不说话，也不打招呼，但是与那些在最困难的时候支持我的人关系就更密切了。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经历的第一次政治考验。围绕这件事人们分成了不同的群体：一边是嫉妒和告密的人，另一边是坦荡和勇敢的人，中间是一群左右摇摆、举棋不定、保持中立的人。在随后的几年中我身边的这三个群体也没有完全消失。在后来的岁月里，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我不止一次地遇到这三种人。
外面的积雪还没有完全消融，但天气已经开始转暖，屋顶和树梢已有了春的气息，麻雀也带来了春天的问候。一个四年级的学生放学回家，不成样子地拿着书包，因为书包带子上的卡扣掉了。他觉得身上的长大衣有些累赘，大衣很沉，压在身上闷得他直冒汗，他感到精疲力竭。小男孩重新审视周围的一切，首先是看了看他自己。春天的阳光使他想到这世上肯定有比学校、学监、不成样子的背在肩上的书包以及学业、象棋、午饭甚至是阅读和戏剧，一句话，比所有的日常生活都更有力量的东西。这种东西从未出现过而现在却凌驾于一切之上，让孩子热切盼望又备受甜蜜的折磨。
他脑袋昏昏沉沉的，感觉就像生病了一样，他把书包扔到桌上往床上一扑，禁不住抱住枕头大哭。为了给流泪找个理由，他拼命地回忆书本和生活中的痛苦情景，但这却让他更加伤心。他哭啊，哭啊，用泪水洗刷着春天的忧愁。那一年他已经13岁了。
他从小患有一种被医生称为慢性消化道黏膜炎的疾病，这种病折磨了他一辈子。他不得不长期服药并控制饮食，精神上的压力总是首先反映在肠胃上面。上四年级时他的病情恶化了，严重妨碍学习。长期的治疗无效后，医生们决定，病人应该去乡下疗养。
当时，医生的诊断不但没有让我沮丧，反而让我高兴，但是还应该征得父母的同意。我需要请一位家庭教师在乡下给我上课，以免耽误一学年的学业，这要额外增加费用，而亚诺夫卡的人并不喜欢多花钱。经过莫伊谢·菲利波维奇的努力，一切都安排妥当了。他请了一位大学肄业生Г当我的老师。这个人身材矮小、头发浓密、两鬓斑白、满腹虚荣、性情古怪、软弱、健谈，只是没能完成大学的学业，是一个不走运的失败者。他写过一些诗，甚至其中的两首还被登在了敖德萨的报纸上。他就总是随身带着那两张报纸，随时准备拿给人家看。我们的关系忽冷忽热，但总的来看是越来越糟。开始，他和我的关系很亲密，还说想要成为我的朋友。出于这种目的，他让我看某个叫克拉芙迪亚的女人的照片，给我讲他们的复杂关系。后来，他突然拉开了与我的距离，要求我像尊敬老师一样尊敬他。我们俩的复杂的交往以激烈的争吵和关系彻底破裂而告终。但是这件事情在我的记忆中不能不留下痕迹，不管怎么说，那个一把年纪的人相信我，并把他与那个从照片上看十分动人的女人之间的秘密告诉了我。我感到自己变得更成熟了。
到高年级的时候，克雷扎诺夫斯基不再教我们文学课，而改由加莫夫教我们。加莫夫是一位黄头发、虚胖而高度近视的年轻人。他对自己的课缺乏起码的激情和热爱。我们毫无兴致地跟着他一课一课地学。他批改作业时总喜欢拖拖拉拉。按规定，我们五年级要在课余时间完成四篇作文。我对作文更感兴趣了，不仅读完了老师指定的参考书，自己还读了许多其他的书，摘抄里面的情节和段落，仿造我喜欢的句子。总之，我十分热衷于做这些事情，有时还搞一些算不上大错的抄袭。还有几个同学也不认为写作文是一项令人讨厌的负担。我们五年级的学生焦急地等着公布作文的分数：有些人紧张不安，有些急不可耐，但是我们总也等不来成绩。五年级的第二个季度还是这样。第三个季度刚开始，我把写了整整一本的一篇作文交上去了。一周、两周、三周……没有任何有关作文的消息。我们婉言提醒加莫夫，但他总是推三阻四。上第二节课时，对作文同样感兴趣的亚布洛诺夫斯基直截了当地问他，为什么我们的作文总是没有动静，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加莫夫粗暴地让他住口，但是亚布洛诺夫斯基并不死心。他皱着即使不皱也会连在一起的眉头，下意识地掀动着书桌的盖板，提高嗓门反复地说不能这么干工作。加莫夫回答道：“你住口，坐下广但是亚布洛诺夫斯基并不听他的。加莫夫对着他吼道：“你给我出去！”
我和亚布洛诺夫斯基的关系并不好，而且二年级时发生的事情也让我不敢贸然行事，但是现在我实在是忍不住了，说：“安东·米哈伊洛维奇，亚布洛诺夫斯基做得对，我们支持他。”其他同学也随声附和：“做得对。”
加莫夫有点慌，到后来就有点恼火了：“你们要干什么？我自己知道什么时候该干什么……用不着你们指手画脚，你们这是在违反纪律……”他气得喊着，声调都变了，因为我们戳到了他的痛处。
第三个同学站起来说：“我们只是想看看我们的作文罢了。”
加莫夫气得发疯：“亚布洛诺夫斯基，你给我出去！”亚布洛诺夫斯基一动也不动。
全班学生小声嘟囔着：“出去就出去，怕什么！”于是他就晃着膀子，翻着眼睛，昂头阔步地走出了教室，使劲把门狠狠地一关。
下一堂课开始的时候，穿着胶底鞋的卡明斯基悄无声息地走进教室，看起来情况不妙。教室里静悄悄的。校长像喝醉酒一样用沙哑的嗓子训斥我们了几句，威胁说要开除闹事的学生，并宣布：对亚布洛诺夫斯基关一天禁闭，操行只给3分；我关一天禁闭；第三个同学关半天禁闭。这是我在学生时代遭受的第二次挫折。这件事情并没有引起太严重的后果。加莫夫最终也没把作文发给我们，对此我们也早就不抱任何希望了。
就是在那一年，沙皇死了。那是一件大事情，甚至让人觉得难以置信，就像国外发生了地震一样离我们的生活十分遥远。我和我周围的人对沙皇的病痛漠不关心，对他本人也没什么好感，也没有因为他的死感到痛苦。当我第二天去上学的时候，学校笼罩在一片莫名其妙的惶恐气氛中。孩子们互相转告“沙皇死了”，却又不知道还要说点什么，或者说，他们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感受，抑或他们根本就没什么感受。但是，我们都知道那一天不上课，心中暗暗高兴，尤其是那些没有完成作业或者害怕被叫到黑板前面去的学生。门卫通知所有到校的人都到大礼堂去集合，准备在那里举行追悼会。一位戴着金丝眼镜的老师说了几句套话，无非是父亲去世儿女如何悲痛、全体国民之父去世应该如何悲痛之类的话。可是我们一点都不觉得悲痛。追悼仪式既长又无聊。所有的人必须在左臂上套上一个黑纱，帽徽也要用黑纱遮起来。除此之外其他的事情都一切照旧。
五年级的学生已经开始谈论有关升学和今后人生道路的选择问题，其中谈论最多的是选拔考试。我们谈论彼得堡的教授在考试时如何刁难考生、如何出一些刁钻的试题以及彼得堡的考试专家如何辅导学生来应付考试之类的问题。一些年长的学生每年都去彼得堡考试，他们没考上就接着再考，还是考不上。想着将来要经受的这种考验，我们早两年就开始担心了。
整个六年级过得平安无事。大家都想早一天摆脱难熬的中学生活。毕业考试显得很隆重：在考试大厅有教育局特派员和大学教授到场。每次校长接过督学递过来的装有试题的纸袋，都十分郑重地打开。宣读了题目以后，大家都害怕地唉声叹气，就像当头被浇了一盆冷水一样。开始时我们都紧张，觉得题目根本就做不出来，后来就发现题目也并不那么可怕。在规定的两个小时快要结束的时候，老师就帮我们麻痹教育局派来的人。我做完了自己的试卷后并没有立即交卷，而是在克雷扎诺夫斯基的默许下留在考场里，频频地给那些考得不好的同学写纸条。
七年级是被视为附加的。圣保罗实科中学没有七年级，所以必须要转到其他中学去上。在两个年级的间歇这段时间我们成了自由公民。每个人都为那段时间准备了一套便服。在领到毕业证书的那天晚上，我们一大帮人坐在消夏的花园里，在那里的露天舞台上歌女唱着放荡的歌曲，因此中小学生是严禁人内的。我们所有的人都打着领带，嘴里叼着烟，桌子上还摆着两瓶啤酒，在心里也为自己的大胆感到不安。当班主任威廉出现在我们桌子前面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打开第一个瓶盖。因为他说话的声音像羊叫，我们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山羊”。我们下意识地站起来，心里突突直跳，但是并没有发生任何麻烦事情。威廉以略带惋惜的口气问我们：“你们到这里来了？”他还亲切地和我们一一握手。我们当中年龄最大、小指头上戴着戒指的学生K甚至还邀请班主任和我们一起喝啤酒。这有点过分了，威廉严肃坚决地拒绝了这个要求，匆忙向我们告辞，去找那些违禁跨进公园门口的学生了。我们更加自信地喝起了啤酒。
从预科班开始，我一直在实科中学呆了七年，期间有喜有悲，但是悲多于喜。总的来说，实科中学留给我的印象即使不是黑色的，也是灰色的。学校里或喜或悲的一切事情都发生在没有人性、官僚气息十足的形式主义制度下。当我回忆起这段生活的时候，很难能怀着真正的热爱之情说出哪怕是一位老师的名字。不过，我们的学校也说不上是坏，不管怎么说，它教给我一些东西，给了我基础的知识，使我养成系统工作和遵守纪律的习惯。所有这些在日后都是必需的。只是学校违背了它的直接使命，因为它在我心中播下了仇恨现存一切的种子。不管怎么说，这些种子并不是落在了石头上。 |
第三章家庭与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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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家庭与学校
1888年我的生活中开始发生一些重大变化，我被送到敖德萨上学。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这一年夏天，母亲的侄子住在亚诺夫卡。他叫莫伊谢·菲利波维奇·施宾策尔，28岁，是一个聪明睿智、品行端正的人。当时由于政治问题，中学毕业后他没有能进人大学学习。他既做一些新闻工作，也做些统计工作。他得了肺结核，因此到乡下来疗养。他才华出众，品行端正，他的母亲和几个姐妹都以他为荣，亲切地叫他莫尼亚。因此，我家的人对他也十分尊重，得知他要来我们这里的消息，大家都很高兴，当然我的心情和大家也是一样的。莫尼亚进屋的时候，我正站在儿童房的门槛后面的角落里，不敢再往前走，因为我的鞋子上面破了两个洞。这倒不是因为家里穷穿不起新鞋，当时我家的家境已经比较富裕了，而是因为乡下人本来就不怎么讲究穿戴，再加上我家节俭的生活习惯。“你好，小家伙，”莫伊谢·菲利波维奇和我打着招呼，“来，到这边来”。“您好”，我怯生生地回答着，并未挪动脚步。家里人略带责备地向客人解释着，他笑着把我抱过门槛，我不再发窘。
吃午饭的时候，莫尼亚成了大家注意的中心，母亲把最好的菜给他，问他是不是吃的惯，都喜欢吃些什么。晚上当牛群被赶进圈里以后，莫尼亚对我说：“走，我们去挤些鲜牛奶来喝吧，你拿上几只杯子，注意要拿杯子的外面，别碰到里面了。”我从莫尼亚那里学到了许多从前不知道的东西：例如应该怎么拿杯子，怎样盥洗，怎么正确发音，为什么刚挤下的牛奶有益于健康。他经常散步，有时会写作，与我们一起玩九柱球游戏，他还辅导我学习算术和俄文，为我进入一年级学习做准备。我开始对他有点崇拜，但也有一点害怕，因为在他的身上我感受到了更为严格的规矩，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城市文明。
莫尼亚与他的这些乡下的亲戚们相处很融洽，经常说些笑话，还轻声唱歌，但是他的脸上也偶尔会带些忧郁神情。午饭之后，他会独自默默地坐着，陷人沉思。这时大人们就会担心地看着他，关切地问他是不是胸口又疼了。他总是简单地敷衍几句。直到他快要离开亚诺夫卡的时候，我才隐约感觉到让他郁闷的原因：是因为他看不惯乡村里的一些野蛮和不公平的事情。这并不是因为他的姑姑和姑父对待佣工们太苛刻(他们无论如何都算不上苛刻)，他们对佣工们的态度并不比其他农庄差，当然也并不比别处好多少，这就意味着这里同样存在着压迫和剥削。有一次监工因为马倌没有在天黑以前按时把马赶回马厩，就用一条长长的鞭子狠狠抽打他。莫尼亚看见了，气得脸色发白，咬着牙说：“这简直太可恶了。”我也感到那是可憎的事情。我不知道如果没有他的话我会不会有这种想法，但无论如何都是他帮了我，仅凭这一点我终生都要感激他。
那时候，施宾策尔就快要与省立敖德萨犹太人学校的女校长结婚了。亚诺夫卡没有一个人认识她，但大家都猜想她一定是一位出众的女子，一是因为她是一个学校的校长，再则是因为她是莫尼亚未来的妻子。
家里决定来年春天送我到敖德萨去念中学，在那里我就住在施宾策尔家里。本地的裁缝给我做了几件新衣服，一只大箱子里面装满了盛满黄油和果酱的瓶瓶罐罐以及一些准备送给城里亲戚们的东西。告别持续了很长时间，我伤心地哭了，母亲和姐姐妹妹也哭得很厉害，在这一刻我才第一次感觉到亚诺夫卡和这里的人对我来说是那样的亲切。我坐着马车穿过草原到车站去，一路哭着，直到马车拐上了大路。我从新布格车站搭乘火车就到了尼古拉耶夫城，在那里改乘汽轮。汽笛一响，我浑身起鸡皮疙瘩，它好像是在宣告我的新生活的开始。我乘坐的汽船现在只是行驶在布格河上，大海就在前面，前方还有很多新东西在等着我。上了码头，我们坐马车到了波科洛夫斯基巷的一栋巨大的老房子前，这里就是那所犹太人女子学校。人们从头到脚地仔细打量我，校长和她母亲吻了我的前额和脸颊。莫伊谢·菲利波维奇像往常一样开着玩笑，并问起亚诺夫卡的情况，问他熟悉的那些人，甚至还问起他熟悉的那些牛。但是在这些讲究礼仪的人面前，我实在是不愿意提起那些牛。他们的住宅并不是很大，就在餐厅里用帘子隔出一块地方给我住。我最初四年的学校生活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我立刻感受到了那吸引人而又备受拘束的规矩，这些都是莫伊谢·菲利波维奇在乡下住时给我讲过的。规矩并不是很严，但是必须遵守，所以开始我觉得很拘束。九点钟我就必须上床睡觉，但是随着我升人更高年级，就寝的时间也就越来越晚。他们时常提醒我早上要道早安，手和指甲要时刻保持整洁，不能用刀子叉东西吃，任何时候都不能迟到，别人为你服务时要对他们说谢谢，不能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我还知道了，在亚诺夫卡经常说的好多话其实是乌克兰方言，根本就不是地道的俄语。每一天都会有更多的新鲜事物展现我的面前，这些远比我生活了十年的亚诺夫卡文明得多。在古典文学和戏剧的魅力熏陶下，就连作坊也显得黯然失色了。我身上也渐渐开始带有城市的气息了，但是乡村就像失去的乐园一样，偶尔也会在我的头脑中清晰地显现。这时，我就会变得郁闷起来，焦虑不安，在窗玻璃上写下我对母亲的思念，或者趴在枕头上痛哭一场。
莫伊谢·菲利波维奇的家境一般，但收入还足以维持生计。作为一家之主，他没有固定的工作。他翻译了几部希腊悲剧并加以注解，还写儿童故事，为编历史年表还研究了施洛塞尔等历史学家的著作。此外，他还帮助妻子管理学校事务。后来他办了一家小出版社，最初几年业务开展得并不顺利，但是后来发展得很快，十一二年以后，他成了南俄最著名的出版商，拥有一家规模很大的印刷厂，还有一处豪宅。我在这个家里生活的六年正是他的出版业务起步阶段，我学会了排字、校对、排版、印刷、折页和装订等。我最喜欢校对工作。我对印好的新书的喜爱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像所有的资产阶级家庭尤其是小资产阶级家庭中的情况一样，在我的生活中仆人的影响虽然不是很大但也不小。第一个女佣达莎和我关系很好，常常告诉我她的秘密。有时吃过午饭人们休息的时候，我会溜到厨房里，在那里达莎向我讲述她的生活和初恋。后来的女佣是一个从日托米尔来的离婚的犹太女人。“那个家伙可真是一个混蛋，”她常常这样向我抱怨她的前夫。她每天都会花上半个小时，在我的书桌旁试图搞明白那些神奇的字母和由它们组成的单词。那时候家里新添了一个婴儿，于是就雇了一个奶妈来照看。我应她的要求经常帮她给远在美国的丈夫写信，她向他抱怨生活的苦楚，在信的末尾加上—句：“在我生命的昏暗天空中，惟有咱们的孩子是闪闪发光的明星。”奶妈非常满意。我得意洋洋地把信读了一遍，虽然信中她要求丈夫寄钱回来的那个关键部分让我有点尴尬。
然后她又请求说：“再给我写一封吧。”
我一边摩拳擦掌一边跃跃欲试地问：“给谁写？”
奶妈迟疑了一下回答：“我表哥。”这封信也讲了她现在的痛苦生活，但是没有提那颗闪闪发光的明星，只是在结尾处说，如果他同意的话，就到他那里去。奶妈拿着信刚走，那个女佣，就是我的学生，就进来了，显然她在偷听了。
女佣愤愤不平地说：“那肯定不是她表哥。”
我问：“那会是谁呀？”
她回答说：“反正就是那种……”
我实在是弄不明白这复杂的人际关系。
吃午饭时，法妮·所罗门诺夫娜很奇怪地笑着对我说：“大作家，来点汤吗？”
“什么？”我太惊讶了。
“啊，也没什么。你不是替奶妈写信了吗？那你肯定就是作家了。就凭你在信里写的那一句：‘昏暗天空中闪闪发光的明星’，你就是当之无愧的作家了。”她忍不住大笑起来。
莫伊谢·菲利波维奇安慰我说：“的确写得很好，只是以后你别再替她写了，还是让法妮替她写好了。”
虽然复杂的生活真实情况不管是在家庭还是学校都不被承认，但是它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反而是无处不在，以至于就连我这个十岁的孩子都能察觉到。人们阻止它进入学校和家庭的正门，它却在厨房的后门为自己开辟了一条通路。
1887年颁行的法令规定：学校只能招收百分之十的犹太学生，犹太孩子要想进古典中学就得找门路，还得行贿，否则就没什么希望。实科中学和古典中学的不同之处在于，这种学校不开设希腊文、拉丁文等古语言课程，而更多地开设数学、自然科学和现代语言课程。关于入学名额比例的规定在实科学校也是要实行的。但报考实科学校的学生较少，因此入学的机会就更多一点。人们曾长时间地在报刊杂志上激烈争论关于古典教育和实科教育孰优孰劣的问题。保守派坚持认为，古典教育可以培养人们的纪律性，确切地说，就是让孩子们从小接受古典语言的熏陶，长大后顺从沙皇的统治。自由派虽然因受到文艺复兴的熏陶而不反对古典教育，但是仍提倡实科教育。到我上中学时这种争论已经消沉下去了，因为沙皇政府颁布特别法令，禁止讨论这个问题。
那年秋天，我便报考了圣保罗实科中学一年级。我的入学成绩一般，俄文3分，算术4分，这样的成绩是不行的。因为有百分之十的限额，因此筛选更为严格，再加上各种私弊盛行，使得录取更为复杂。这所学校有一个附属的私立预科班，我就被安排到这个班里。犹太孩子从这个班考入一年级虽然也要遵守入学名额比例的规定，但是可以优先。
圣保罗实科中学最初是一所德国人的学校，是由路德派新教区专门为敖德萨和南方地区德国移民的孩子开办的。虽然圣保罗中学也享有政府给予的权利，但由于它只有六个年级，因此如果想继续报考大学就必须到其他实科中学上七年级。很显然，这样的规定是为了消除德国学生的民族精神，而这种精神的确也在逐渐消退。这里的德国学生还不到总人数的一半，在学校的管理方面德国人不断受到排挤。
度过入学头几天的郁闷日子后我的快乐生活就开始了。上学时，我身穿崭新的制服，头戴镶金边的帽子，帽子上还有一枚耀眼的金属徽章，徽章上面有两个三叶草图案，中间夹着用花体字拼写的校名。我背着一个新皮书包，里面装着几本包了漂亮封皮的新书，还有一个装满削好了的铅笔、钢笔和橡皮的漂亮铅笔盒。我就这样兴致勃勃地走在长长的乌斯宾斯基大街上，暗自为学校离家这么远而高兴。我觉得路上所有的人仿佛都在惊奇甚至是嫉妒地看着我，我也蛮有兴致地打量着他们。忽然，一个瘦高的十二三岁的男孩，看样子是个作坊里的学徒，手里还拿着铁皮做的东西，在我前面两三步远的地方停住，把头向后仰着，朝我的簇新的衣服上狠狠地吐了一口痰。他轻蔑地瞟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转身就走了。他为什么会这么干呢？到现在我才明白其中的原因。这个衣衫褴褛的孩子赤脚穿着一双破鞋，被主人使唤着去干那些又脏又累的活，而主人们的孩子却穿戴整齐得意洋洋地去上学。他是将自己对社会的所有不满都发泄到了我的身上。当时我却不能理解这些，我用树叶把制服擦了老半天，心里十分生气，垂头丧气地走到学校。
在学校里等着我的是另一次打击。“彼得·帕夫洛维奇，又有一个预科班的倒霉蛋穿制服来上学了。”孩子们喊着。这是什么意思？原来预科班是私人办的，不允许学生穿制服。长着黑胡子的学监彼得·帕夫洛维奇告诉我必须摘掉帽徽、镶边和号牌，带鹰章的纽扣也要换成普通纽扣。又一次不幸降临到我的头上。
这一天学校不上课。德国学生和其他学生一起在圣保罗教堂集合，学校就是以这个教堂的名字命名的。我立刻就受到一个身体强壮的男孩的“关照”。他是一个留级生，很熟悉学校的规矩。他叫我在教堂里的长凳上挨着他坐下。我第一次听到了管风琴演奏，那种声音使我的心灵受到震撼。接下来，一位穿着白色翻领西装的高大男人走出来讲话。我激动地问：“这讲话的人是谁？”卡尔松告诉我：“他是比涅曼牧师，是敖德萨最聪明的人。”“他在说什么呢？”“还不是那老一套，”卡尔松无精打采地说，“像什么做个好学生、团结友爱之类的。”原来这个比涅曼牧师的崇拜者是一个极懒惰的孩子而且爱打架，课间休息时动不动就打人。
第二天我在心理上得到了安慰。我算术学得好，黑板上的字抄写得也不错。鲁坚科老师当着全班学生表扬了我，还给了我两个5分，这使我忘记了制服上的普通纽扣。赫里斯季安·赫里斯季安诺维奇·什瓦涅巴赫校长亲自给我们上低年级的德语课。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官僚，之所以能爬到现在的位置，完全是仗着他是比涅曼的女婿。赫里斯季安·赫里斯季安诺维奇上课前总要检查学生的手，他发现我的手很干净。后来他看见我抄写黑板上的字也很工整，就表扬我，还给了我5分。这样，第一天放学回家时我就得了三个5分。我如获至宝一般地装着它们，一路飞奔着回到波科洛夫斯基巷，为的是早一点听到家里人的赞扬。
就这样我成了一名中学生。每天很早起床，匆匆喝完早茶，用纸包上早餐，塞到大衣口袋里就往学校跑，赶去上层祷。我没有迟到过，总是安静地坐在课桌旁边专心听讲，认真抄老师写在黑板上的字。在家里我认真写作业，按时睡觉，保证第二天能够起床喝早茶并赶上层祷。我按部就班地从一个年级升到另一个年级，在街上遇见老师时恭恭敬敬地向他们行礼。
世上总会有许多奇怪的人，老师中就更多了。圣保罗实科中学的老师水平比较高，得到人们的认可和称赞。学校的纪律很严，管理认真，在尼古拉·安东诺维奇·卡明斯基从什瓦涅巴赫手里接掌学校之后更显著。他是学物理的，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他与人交谈时从不正视对方，穿着胶底鞋在教室和走廊里悄无声息地巡视着。他的嗓音低沉，不用提高嗓门就能让人感到威严。从表面上看来，卡明斯基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很容易被激怒的人。他对优等生也保持不H0不离的态度，对我也一样。
精通物理学的卡明斯基曾经发明了一套仪器，用来进行波义尔一马略特气体弹性定律实验。每次做实验时总有两三个学生故意低声交谈：“这仪器太好了！”有学生站起来故作不解地问：“这是谁发明的？”卡明斯基用低沉沙哑的声音淡淡地说：“是我做的。”学生们心领神会地互相望着，那些差等生会夸张地大声称赞。
在卡明斯基取代什瓦涅巴赫推行俄罗斯化期间，安东·瓦西里耶维奇·克雷扎诺夫斯基担任学监。他是一个诡计多端、长着棕红色大胡子的家伙，毕业于教会学校。他有一些自由主义的思想，喜欢礼物，善于用和善的面孔掩藏自己的计谋。他刚被任命为学监就变得更加严厉和保守了。克雷扎诺夫斯基教所有年级的俄文。由于我文法好又偏爱语言，颇得他的器重。他总是在班上朗读我写的作文，并且给我5+的分数，这都成了老规矩了。
数学老师尤尔琴科个子不高，冷淡但很聪明，外号叫“宾杜什尼克”(在敖德萨土语里意为“赶大车的车夫”)。尤尔琴科对所有学生，无论是高年级的还是低年级的，都称为“你”，说话不是很讲究。他的平等待人和威严让大家对他都很敬畏，但是我们知道他收受贿赂时敬畏之心就消失了。当然，其他老师也以各种方式收受贿赂。成绩差的外地学生就到他最需要的老师家中借住。如果是本地的学生，就高价请他需要的老师补课。
另一位数学老师兹洛特强斯基与尤尔琴科恰恰相反。他很瘦，蜡黄的脸上长满粗硬的胡须，眼球浑浊，动作迟缓，就像没睡醒一样。他常常在教师里大声咳嗽、吐痰。我们都知道他有一段不幸的罗曼史，他还酗酒无度。兹洛特强斯基是一个不错的数学老师，但是他并不把心思放在学生、工作和他自己的数学上。几年后，他用剃刀割断了自己的喉咙。
我与这两位数学老师的关系都不错。因为我的数学成绩好，在实科中学读高年级时甚至打算以后从事数学研究。
历史老师柳比莫夫长得又高又壮，戴着金丝眼镜，一张胖脸上长着威风凛凛的大胡子。当他笑起来的时候连我们这些孩子都会突然发现他并不像他的外表那么威严，他其实是一个意志薄弱、胆小怕事的人，只是因为害怕被人发现这一点才故意装出那副威严的模样。
虽然我对历史的兴趣不大，不过还是逐渐地喜欢这门课了。我不断拓展我的阅读范围，抛开中学教科书，开始阅读大学课程，甚至读施洛塞尔的艰深的大部头著作。我喜欢历史的部分原因是为了消遣：我记住很多没什么用处的名字和细节，只是为了难住老师。柳比莫夫应付不了我们这些学生。上课时，一听到学生窃窃私语，以为是在说他的坏话，就会勃然大怒，狠狠地瞪着全班，我们就会很紧张。柳比莫夫还在一所女子中学兼职，据说他在那里的行为也很怪异。后来他得了精神病，在窗框上上吊自杀了。
我们把地理老师茹科夫斯基视为洪水猛兽，非常惧怕他。他对待学生就像自动绞肉机一样残酷无情。茹科夫斯基上课时要求教室里绝对保持安静。他常常打断学生的背诵，用锋利的目光看着全班，就像面对危险的猛兽一样警觉。这时，我们都知道决不能有任何动静，尽可能屏住呼吸。在我的记忆里他只有一次把缰绳放松了一点点，那一天好像是他的生日。有个学生说了几句和功课无关的闲话，他居然没有发火。这可是破天荒的事情。喜欢拍马屁的瓦科尔站起来讨好地笑着对他说：“大家都说，柳比莫夫怎么也比不上茹科夫斯基。”茹科夫斯基突然沉下脸吼道：“胡说什么？你给我坐下！”教室里立刻恢复了只有地理课上才会有的那种肃静。瓦科尔战战兢兢地坐下了。同学们都用责备和厌恶的目光看着他。“没错，就是这样嘛，”瓦科尔小声嘟囔着，希望打动地理老师，免得老师以后跟他算账。
德文老师斯特鲁韦是一个德国人，他身材高大，躯体笨重，像孩子一样的腿与躯干明显不成比例，头很大，大胡子垂到胸前。他为人和善，心地忠厚，总是为学生的成绩不好而着急，容易激动，常常劝慰学生。如果学生得了2分，他总是痛心疾首。他从来不给学生1分这么低的分数，以免学生因此而留级。他家厨娘的侄子就是那个瓦科尔，是他想办法给弄进学校上学的，但是瓦科尔毕竟不是一个聪明的人，还有点让人讨厌。斯特鲁韦有点滑稽，但总的来说是一个不错的人。
法文老师古斯塔夫·萨莫伊洛维奇·比尔南德是一个瘦小的瑞士人。从侧面看，他的身体扁平得就像被夹板夹过一般。他有点秃顶，嘴唇很薄还带点凶狠的样子，鼻子尖尖的，前额有一个呈X形的神秘伤疤。人们受不了比尔南德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有胃病，上课时他总是不断地吃药，他把每一个学生都看做是自己的仇敌。他前额的伤疤更是引起学生的种种猜测。有人说，古斯塔夫年轻时与人决斗，对手用剑在他的额头上打了一个叉号。几个月后这种说法就被人否定了，又说他并没有决斗过，这个伤疤是外科医生从他的额头上割了一块肉去修补鼻子留下的。于是，学生们注意观察他的鼻子，一些胆子比较大的家伙甚至说看到了他鼻子上的针缝。还有一种比较平和的说法：伤疤是他小时候留下的，是从楼梯上摔下来磕的。但是这种说法太平淡无奇了，再则，怎么能把比尔南德想像成一个小孩子呢？
学校看门的安东是一个和善的德国人。他留着一脸灰白但很威严的络腮胡，在我们的生活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学校里会惩罚那些迟到的学生，放学会把他们关起来不让回家，他协助看管这些学生，这种工作看似平常，其实有很大权利，学生们得讨好他。但是我和他的关系一般，因为我不在受他看管的学生之列。我每天都按时到学校，穿戴整齐，把学生证放在上衣的左边口袋里。但是每天都会有几十个学生落到他的手里，他们想尽各种办法讨好他。不管怎么说，在我们这些学生的心目中，他是圣保罗实科中学的一个重要人物。假期结束后我们回到学校，听说安东由于愤恨和嫉妒开枪打死了另一个看门人的18岁的女儿，已经被关进监狱了，我们简直太惊讶了。
夹杂在有序的校园生活和当时压抑的社会生活中的个人悲惨遭遇和不幸，就像在空旷苍穹下的哀嚎一般，每一次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圣保罗教堂还有一座孤儿院，为此占用了学校的一角。孤儿们穿着破旧的蓝布衣服，满面愁容，无精打采地在院子的各个角落里徘徊，然后又愁眉苦脸地走上台阶回到自己的住处。别看校园的院子是公用的，孤儿院也没被隔开，但是实科中学的学生和那些孤儿们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我有两次试图和穿着旧蓝布衣服的孤儿说话，但是他们没精打采、勉勉强强地应付了两句，就赶快回去了，因为有严格的规定，不许他们打扰学生。我在这个学校呆了七年，却一个孤儿也不认识。我想，在新年的时候比涅曼牧师是用缩略本的《圣经》为孤儿们祝福的。
学校靠近孤儿院的地方安放着许多体育器材：吊环、爬杆、直梯、斜梯、秋千和双杠等等。进学校不久，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孤儿院的孩子在那里做了几个技巧动作，我也能照他那样尝试一下。我爬上直梯，用脚尖勾住最上面的横梁，头朝下倒挂在那里，想来个180度回转，脚落到地上。但我没及时松开手，结果身体撞到了梯子上，伤到了胸口，呼吸困难，倒在地上，身体痛苦地扭动着。我伸手抓住一个孩子的脚，随后就失去了知觉。从此我在做体操运动的时候就变得格外小心。
我很少逛街，不怎么到广场去玩，也不常做户外运动。这些我会到假期在乡下都给补上。我觉得到城里来就是要读书和工作的，我以为孩子们在街上打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况且他们完全是没事找事。
古典中学的学生的徽章和衣服上的纽扣都是银的，因此被称为“鲱鱼”，而实科中学的学生们的徽章和衣服上的纽扣都是铜的，因此被称为“熏鱼”。一天，我从驿站街回家时有一个瘦高个子的古典中学的学生缠着我问道：“你这熏鱼怎么卖？”我不理他，他就用肩膀撞我。
我礼貌地问他：“你老缠着我干吗？”
中学生吃了一惊，犹豫了一下问我：“你有弹弓吗？”
我反问道：“弹弓？那是什么东西？”
中学生一声不吭地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在一段分叉的小木棍上绑着两根皮筋，还有一小块铅。“我用它来打屋顶上的鸽子，炸着吃。”我吃惊地望着这位新结识的朋友。我对这种事情虽然不无兴趣，但是总觉得在城里这么干不太合适，有失体面。
有许多男孩子到海上去划船，到堤坝上去钓鱼，但是我就没有体会过这种乐趣。我在大海旁生活了七年，但海在我的生活中并没有占据什么位置。七年里我没有划过一次船，没有的过一次鱼，只是在往返于乡下到城市的途中才会接触到大海。有一个星期一，卡尔松露面时皮肤晒得黝黑，都脱皮了。他炫耀说前一天去划船，钓了几条鱼。可我怎么也体会不到这种乐趣。当时我对打猎和钓鱼这些事情还没有什么兴趣。
在预科班时我和一位医生的儿子P．科斯佳很要好。他比我小一岁，个子也比我矮，看上去很老实，其实很调皮也很爱玩，目光锐利。他对城市很了解，在这一点上比我强多了。他在学习方面一无所长，而我从第一天开始成绩就一直是5分。因为科斯佳总是在家里提起我，后来他那矮小瘦弱的母亲就来请求法妮·所罗门诺夫娜：“让他们俩一块儿学习吧。”我们(包括我)经过商量，就同意了她的请求。我们有两三年的时间做同桌，一直到他留级离开我为止。我们的友谊一直保持了下来。
科斯佳有一个比他大两岁的姐姐在古典中学读书。他姐姐有许多女友，她的这些女友们又有很多兄弟。姐妹们学习音乐，兄弟们就围着姐妹们的女友转。有人过生日，父母就会设宴，招待这些人来庆祝。于是，这些人就渐渐地形成一个友爱、竞争、跳舞、游戏、猜忌、嫉妒和敌视的小圈子，这个小圈子以富商A家为核心。A家和科斯佳家住在同一栋楼的同一层上，他们的走廊通向院子里的一个阳台，不管是精心准备的还是偶然的聚会都是在这个阳台上举行。A家的氛围与我所住的施宾策尔家的完全不同。这里总会有许多男女学生聚在一起，在女主人的鼓励下练习如何献殷勤，言谈之间常常涉及谁对谁有意思这类话题。我看不起这类话题，因为这太虚伪了。A家14岁的大女儿对我说：“不管你喜欢上了谁，一定要告诉我。”“我保证不会冒那样的险，所以可以答应你的要求。”我很傲慢地说，我可知道自己是一个有身份的人，我已经是一个二年级的学生了。两周以后，女孩子们表演人体造型艺术。A家的小女儿举起双手表现黑夜，用一块缀满银纸星星的黑色纱巾做背景。她的姐姐用胳膊肘碰了碰我说：“你看她多漂亮啊。”我看着她，心里表示赞同，突然产生一个念头：到了我实现承诺的时候了。接下来她问我：“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我不好意思地垂下眼睑：“有。”
“她是谁呀？”
我的舌头怎么也不听使唤。她建议我只说出名字的第一个字母，这样就容易多了。姐姐叫安娜，妹妹叫别尔塔。我没有说字母表上的第一个字母，而是说的第二个。
“别(Be)？”她失望地重复这个字母，我们的谈话就结束了。第二天，我像往常一样从院子里沿着三楼长长的走廊去科斯佳家里做作业。我走到楼梯上时，看见这姐妹俩和她们的母亲正坐在阳台上。我走近她们时，感到她们那冷嘲热讽的目光好像要把我看穿一样。妹妹的脸上没有笑容，而是带着一种不愉快的表情冷淡地把头扭到一边。我马上就明白我被出卖了。她的母亲和姐姐与我握手时带着那样的表情，好像在说：“好啊，你那道貌岸然的外表下面藏着什么样的心思了。”妹妹伸出冷冷的像板子一样的小手，对我的握手一点反应也没有。我不得不转过身，不顾身后那异样的目光继续顺着走廊往前走。在经历了这次可怕的出卖以后，我便下定决心和这心地阴暗的一家人彻底决裂，再也不理她们，永远把她们从自己的记忆中清除。很快到来的假期，使我得以从这件事情上解脱出来。
我突然发现一个意外的情况：原来自己近视了。我被带去看了眼科医生，他给我配了副眼镜。这事倒没让我特别难过，因为眼镜使我显得更有身份。我想像着自己戴着眼镜回到亚诺夫卡时会是怎样的情景，心里不免有点得意。但这副眼镜对我父亲却是不能承受的打击，他认为我是在装模作样，故作庄重，马上就叫我把它摘下来。我告诉他，我不戴眼镜就看不清黑板上的字，也看不清街上的招牌，可这也是白费口舌。我在亚诺夫卡只能偷偷地戴眼镜。
然而，我在乡下胆子还是大多了，更喜欢冒险，比在城里更放得开。我可以摆脱城市里的种种规矩。我经常一个人骑马去博布里涅茨，当天晚上再赶回来，这段路来回有50公里。我在博布里涅茨可以公然戴着眼镜，大出风头。博布里涅茨只有一所市立男子学校，最近的中学在50公里以外的伊丽莎白格勒。当时博布里涅茨还有一所女子的不完全中学。这两所学校的男女生就成了朋友。但是一到夏天情况就变了，在伊丽白格勒上古典中学和实科中学的学生们就会回来，他们穿着漂亮的制服，举止得体，使这些市立学校的男生们相形见绌。这会引起激烈的冲突，博布里涅茨的学生会拉帮结派甚至动用棍棒、石头和刀子。有一次，我正坐在朋友家园子里的桑树上悠然地摘桑葚吃。突然，有人从园子外面扔进来一块石头，打中了我的头。这不过是长期的、有时甚至是流血冲突中的一件小事。这种冲突要等到那些“特权阶级”离开博布里涅茨时才会告一段落。伊丽莎白格勒的情况就不同了。那里的古典中学和实科中学的学生们不管在街上还是在年轻女子们的心中，都出尽了风头。但是到了夏天，大学生们就会从哈尔科夫、敖德萨和更远的地方回来度假，这时中学生们也就被挤到一边去了。这里的冲突一样地激烈。女生们的背信弃义简直是无法形容的。当然，这里的冲突主要是凭借精神武器来进行。
我在乡下经常玩槌球和九柱球游戏，我一般负责犯规处罚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对女孩子也毫不留情。我在乡下学会了骑自行车，这车子是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做的，后来我才敢在敖德萨的路上练习骑自行车。而且我在乡下时还一个人赶过套着烈马的轻便双轮马车。那时候我们家已经有了出门用的良种马。我请酿酒师布罗茨基叔叔和我一起驾车兜风。叔叔有点怀疑地问：“不会把我摔下来吧？”他不大喜欢做冒险的事情。我带着一些生气的口吻说：“怎么会呢？”于是叔叔叹了一口气，上了马车。我驾着马车穿过河谷，经过磨坊，沿着一条刚被夏天的雨水冲洗过的路飞奔着。枣红马喜欢纵情驰骋，但是我们一路都在爬坡，这让它很恼火，于是便向前狂奔。我使劲抓住缰绳，踩着踏板，尽力将身子立起来，以免让叔叔看到绷得紧紧的缰绳。但是那四岁的枣红马使开了性子飞奔，拼命拉车往山上跑，好像一只试图甩掉系在尾巴上的洋铁罐子的猫一样。我感觉到坐在我身后的叔叔已经不抽烟了，呼吸渐渐急促起来，看来马上就要提出抗议了。我努力坐稳了，将缰绳放松了一点，让自己显得更有信心。随着清脆的马蹄声，我的嘴里发出“嗒”“嗒”的声音，并对那匹发怒的马喊道：“小家伙，别闹了。”我察觉到叔叔安下心来又开始抽烟了。在这场游戏中我赢了，但是我的心还像狂奔的马一样跳得很厉害。
回到城里后，我又被套上了纪律的枷锁，这对我来讲并不难，因为文学和戏剧代替了游戏和运动。我按照城市的规矩行事，但是与城市并没有深刻的接触。城市生活与我擦肩而过，但并非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大人们也不敢把头从窗户里往外伸得太远。在警察横行的俄罗斯，敖德萨大概是最模范的警察城市了吧。城里的首脑人物市长是退休的海军上将泽列诺伊第二，他集绝对的权力和任意胡为的品行于一身。这里有许多关于他的笑料，敖德萨人只敢在背后悄悄地谈论。当时在国外有一家私人开办的印刷厂出版了关于这位将军的“英勇”故事集。我只见过他一次，还只是他的背影，但这已经足够了。这位市长直挺挺地站在马车上穿过街道，一边挥舞着拳头一边对着前面破口大骂。警察们必恭必敬地向他行礼，仆人们向他脱帽致敬。人们躲在窗户后面看着他，万分恐惧。我抓起书包就往家里跑。
每当我回想起童年时代俄国的官僚形象时，脑海里就会浮现那位市长的背影、他那挥舞的拳头，耳边响起他那粗俗不堪但字典里却没有的叫骂声。 |
第二章邻居和启蒙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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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邻居和启蒙学校
在离亚诺夫卡一俄里或者更近一点的地方坐落着坚博夫斯基农庄。多年以来，父亲一直租种他们那里的土地，因此同那家人也有一些生意上的来往。农庄的主人是一位波兰老妇人，她叫费奥多西娅·安东诺夫娜，早年当过家庭教师。她在第一任富有的丈夫去世之后，就让家里比她小20岁的管家卡吉米尔·安东诺维奇做了第二任丈夫。费奥多西娅·安东诺夫娜早就不与她的这位丈夫住在一起了，但他仍然像以前一样掌管着农庄。卡吉米尔·安东诺维奇是一个身材高大、留着小胡子、生性开朗活泼的波兰人。他经常来我家，坐在大圆桌旁一边喝茶，一边不厌其烦地向大家讲述他自己那其实很贫乏的经历，还不时地重复个别的词句，同时用手指扣着桌子以加重语气。
卡吉米尔·安东诺维奇有一个不错的养蜂场，因为蜜蜂害怕马的气味，所以养蜂场建在离马厩和牲口栏很远的地方。蜜蜂从果树、白皂荚树、油菜、荞麦等所有它们能找到的植物的花朵上采来花粉，酿成蜂蜜。卡吉米尔，安东诺维奇有时会用布兜着两只扣在一起的盘子，给我们带来一块浸着橙黄透明的蜂蜜的蜂房。
有一天，我跟着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去卡吉米尔·安东诺维奇那里借种鸽。他在那幢空荡荡的大屋中的一间偏房里招待我们喝茶，散发着潮气的大盘子里放着黄油、干酪和蜂蜜作为茶点。我边喝茶边听他们闲谈。
我提醒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说：“我们可别晚了呀。”
卡吉米尔·安东诺维奇说：“别着急，再等一会，等鸽子们都在屋檐下安静下来，天快黑了它们快看不见东西的时候，我们再去捉。”
可我等得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终于，我们可以去捉鸽子了，我们提着灯笼爬上仓房的阁楼。“现在可要小心了。”卡吉米尔·安东诺维奇提醒我们说。这里梁木纵横交错，老鼠到处乱窜，结满了蜘蛛网，到处是灰尘和鸟粪。我们吹灭了灯笼，卡吉米尔·安东诺维奇示意道：“看，就在那边，去捉吧。”于是，阁楼上开始了一片大乱。黑暗中鸽子们咕咕地叫着，扑扑拉拉地扇动着翅膀到处乱飞。这一刻我觉得仿佛整个世界都翻腾了起来，周围的一切都窒息了。“这里！这里还有一只，抓住它，抓住，来，快点把它塞到口袋里。”
回家的路上，鸽子们还在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背着的口袋里乱叫乱撞。我们在作坊的屋檐下搭了鸽巢。我每天都要爬上去十几次，给它们拿些谷子、麦粒、食物的碎渣，给它们送水。一个星期过后，鸽巢里出现了两枚鸟蛋。但是，我们还没来得及体会养鸽子的快乐，它们就成双成对陆续飞回老家了，剩下三只被剪掉了羽毛不能飞的，一周后羽毛丰满也飞走了。我们养鸽子的尝试就这样以失败告终。
父亲在伊丽莎白格勒近郊从T夫人手里租种了些土地。T夫人是一个寡妇，将近四十岁，脾气有些古怪。她身边总有一位爱打牌、好音乐的鳏夫相好陪伴左右。这位老兄曾陪着T夫人到亚诺夫卡来考察关于租约的事情。我们把他们安排在客厅和隔壁的房间里，用烧鸡、樱桃酒和果酱款待他们。午饭后我也呆在客厅里，看见这位老兄凑到T夫人的耳边说一些可笑的话。他撩起上衣的下摆，从条纹裤子的口袋里掏出一支雕花的烟盒，点上一支香烟，娴熟地吐着烟圈。T夫人不在场的时候，他给人们讲T夫人读小说时是如何只看对话的。听他说这些，大家只是礼貌地笑笑，谁也没有搭话。因为我们明白，这位老兄会把我们的话告诉T夫人，说不定还会添油加醋地搬弄是非。
父亲是与卡吉米尔·安东诺维奇合伙向T夫人租种土地的。当时早已独居的卡吉米尔·安东诺维奇一见到T夫人立刻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他下巴上的花白胡子不见了，总是穿着浆过的带硬领的衬衫，系着领带，别着领针，口袋里经常揣着这个女人的照片。虽然他也会像别人一样取笑格里戈里叔叔，但他对叔叔还是推心置腹的，他还把这女人的照片拿给叔叔看。他一边把照片拿出来，一边说：“看，我曾对这女人说，‘夫人您的香唇天生就是让人亲吻的’。”后来卡吉米尔·安东诺维奇与T夫人结了婚，但是婚后半年，他就在T夫人庄园的院子里被公牛用犄角给顶死了。
离亚诺夫卡8俄里是Ф兄弟的农庄。他们有几千俄亩的土地，他们的房子像王宫一样，装饰陈设富丽堂皇，有好多间客厅，还配有弹子房以及房间。这些都是Ф家这两兄弟，列夫和伊万从他们的父亲手里继承的，但是这笔巨额的遗产已经快被这两兄弟挥霍光了。他们的田产由专门的管家管理着，经营上还采用复式记账的方法，但他们的农庄仍然亏损。当谈论起我的父亲的时候，Ф兄弟会说：“别看达维德·列昂季耶维奇住的是土房子，但他可比我们有钱。”当有人把这话告诉父亲时，他显得很满意。有一次，Ф兄弟中的弟弟伊万带着两个骑马的猎人，背着枪，牵着两只猎犬路过亚诺夫卡，这样的排场在我们亚诺夫卡可是从来都没见过的。父亲在他们身后摇着头说：“他们很快就会把那一大笔遗产挥霍光的。”
赫尔松州的农庄无论有什么样的差别，不论是世袭贵族还是因为有功劳而被赏赐的官吏，或者是1881年之前成功地置办了地产的那些波兰人、德国人和犹太人，他们的命运都是注定的走向衰败。这些农庄基业的开创者们都具有共同的特性：他们都是天生的成功的掠夺者。当然，我并未见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到19世纪80年代这些人都已经不在人世了。这些人当中有许多都是白手起家，就凭着他们的那份才智，有时还冒着犯罪的风险，积累了巨额的财富。这些人的第二代已经是在暴富起来的家庭里长大的，他们过着贵族式的生活：学说法语，玩弹子球，干着其他的各种放荡的事。19世纪80年代，国际竞争导致的农业危机像秋风扫落叶一样给了他们沉重的打击。他们的第三代多是一些败家子、废物或者有先天的残疾。
没落贵族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戈尔托潘诺夫家。这里的一个大村子和乡就是以戈尔托潘诺夫命名的，周围的土地曾经都是他家的。现在那个老头的手里只剩下了400俄亩土地，而且还都被抵押甚至再抵押了出去。我父亲就租种了他的一些地，但租金是直接交给银行的。那老头季莫费·伊萨耶维奇现在就以替农民们写书信和讼状为生。他和妻子来我家的时候，常常把招待他们的茶点和糖藏在袖子里带走。他的妻子有时候会流着口水给我们讲她年轻时家里是如何的阔绰：家里使唤着农奴，弹的是钢琴，穿的是绫罗绸缎，用的是名贵香水。她的两个儿子几乎都不认字，小儿子维克托尔在我家的作坊里当学徒。
离亚诺夫卡五六俄里的地方住着犹太地主M斯基一家。这家人十分古怪，有些疯疯癫癫的。主人莫伊谢·哈里顿诺维奇有六十多岁，受过贵族式的教育，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会弹钢琴，还懂一点文学。他弹钢琴时左手水平一般，而右手据他自己说有可以在音乐会上演出的水平。他用指尖敲击键盘，发出悦耳的声音。他可以从奥金斯基的波罗涅兹舞曲跳到李斯特的狂想曲，然后又马上转到圣母颂。谈话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前言不搭后语。有时他会突然停止弹奏，走到镜子前面，如果旁边没人他就会用香烟把自己的胡子烧整齐。他不断地抽烟，又时常叹气，好像很讨厌抽烟似的。他与自己的妻子，那个乖戾的老太婆，已经有15年不说话了。他的儿子达维德有三十五岁左右，脸上总是缠着白色的绷带，上面露着一只眨巴眨巴的红眼睛。在军队服役的时候，他因为惹恼长官挨了揍，他打了那个军官一个耳光，就跑出来打算开枪自杀。结果子弹把他的腮帮子打了一个洞却没有死成，于是脸上永久地留下了伤疤，只能总是缠着绷带。人们要严惩这个士兵，当时M家有钱有势还粗通文墨的老太爷哈里顿还活着。他发动全乡的人给他孙子作证，说他有神经病。或许他们说得并不太离谱，达维德带着脸上的伤疤和一纸神经病诊断证明书活了下来。
在我的记忆中，M家族的家业是逐渐衰败的。在我很小的时候，莫伊谢·哈里顿诺维奇到我家来还坐着漂亮的用骏马拉着的四轮马车。我大约四五岁的时候还和哥哥一起去M斯基家。当时他家的花园很大，收拾得也不错，花园里甚至还养着孔雀。这种野生的鸟高傲的头上长着冠子，尾巴的羽毛上点缀着色彩鲜艳的漂亮斑点，腿上还长着鸟距，我还是第一次到这么漂亮稀奇的鸟。后来花园里的孔雀不见了，别的东西也没了，花园的墙也倒塌了，牲畜在里面肆意地践踏着花木。莫伊谢·哈里顿诺维奇来我家的时候坐的车也换成了用耕地的马拉的带篷子的大车。他的儿子打算振兴他们的家业，但不是做老爷，而是当农民：“我们买上几匹马，也像布隆施泰因家那样起早去赶马。”我父亲说：“他们那么干不会有什么结果。”为了买马，达维德去了伊丽莎白格勒，他在牲口市上转悠着，用骑兵的眼光打量挑选着马匹，最后买下了三匹。他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晚了，当时家里坐满了客人，人们都穿着轻薄的夏装。阿布拉姆提着灯笼走下台阶来看马，身后还跟着妇女、大学生和一群孩子。达维德立刻觉得自己是一个相马的行家，他向大家数说着这几匹马的优点，特别是一匹用他的话来说像一位淑女的马。阿布拉姆搔着胡子也附和着说：“马倒是好马……”接下来人们就开始狂欢庆祝。达维德从一位漂亮女子的脚上脱下一只鞋，倒满了酒，端到嘴边。
那位小姐不知道是因为害怕还是惊喜而红着脸问道：“您不会真的把它给喝了吧？”
“要是我连朝自己开枪都不怕……”他说着一仰脖子就把酒倒到了喉咙里。
“你就别再炫耀你那点事了广他那平时不爱说话的母亲突然对他吼道，这个高大肥胖的女人承担着所有的家务。
“您这是冬麦吧？”M斯基这样问我的父亲，以显示自己是多么精明能干。
“当然不是春麦了。”
“这是尼科波尔克品种的吧？”
“我这可是冬麦！”
“我知道是冬麦，但到底是尼科波尔克品种还是克尔科品种？”
“我从来都没听说过有尼科波尔克品种的冬麦，也许别人有吧，但我可从来没见过，我的冬麦是圣多米尔克品种的。”
就这样，M斯基家的努力没有取得任何成效，第二年他们的土地就又租给了我的父亲。
这里的德国移民构成了一个特殊群体。他们中间可真有富人。他们的生活方式很古板，儿子们很少会送到城里去，女儿们都要下地干活。那时候，他们的房子都是用砖砌的，盖着红红绿绿的铁皮屋顶。他们的马都膘肥体壮，马具也很结实，车是油漆过的，我们把这种车叫做“德国大车”。这些人中与我们家来往最密切的是伊万·伊万诺维奇·多恩。他是一个生性活泼的胖子，赤脚穿着矮腰的皮鞋，一副毛茸茸的黄褐色面孔，灰头发，总是坐着一辆漆成彩色的马车，拉车的是肥壮的大黑马，马蹄子踏在地上嗒嗒地响。这里像多恩这样的人可真不少，他们中最著名的是草原上的绵羊大王法尔茨·费恩。
草原上数不清的羊群一望无边，这是谁家的呢？是法尔茨·费恩家的。大路上一队队装着粮食、柴草、谷糠的大车运往谁家？法尔茨·费恩家。飞驰的三套马的雪橇上坐着的穿着裘皮的老爷是法尔茨·费恩家的管家。令人称奇的壮观的驮队只有法尔茨·费恩家才有。法尔茨·费恩家有从美国买来的骏马，有从瑞士买来的公牛。
这个家族的创始人当时的姓氏还只是“法尔茨”，还没有“费恩”。他是奥尔登堡公爵庄园里的工匠总管。奥尔登堡公爵得到了政府补贴，饲养美利奴绵羊。公爵欠下了100万卢布的债务，但是事业并没有成功。法尔茨买下了公爵的这份产业不再用公爵原有的方法经营，而是改用牧羊人的方式。随着他的羊群不断增值，他的牧场和产业也很快发达起来。他的女儿嫁给了另一位牧场主费恩，于是这两大牧羊王国就结合在一起了。在草原上法尔茨·费恩的名字是那么响亮，就像几万只绵羊奔腾时的脚步声，就像无数头羊在叫，就像无数背着长鞭的牧羊人的长啸，就像千万只牧羊犬在狂吠。就连草原也是不论盛夏还是严冬都时时刻刻地呼吸着这个名字。
我生命中最初的五年就这样过去了。我的经验一天天地增长，生活是那样的丰富多彩，无论是在外面的世界还是在我们这个穷乡僻壤。事件在我的身边接二连三地发生了。
有一次人们从田里抬回来一个被蛇咬伤的姑娘。那姑娘哭得很可怜，大家把她肿得厉害的腿自膝盖以上扎紧，用酸牛奶为她冲洗伤口。她被送到博布里涅茨的医院，治好以后就又回来工作了，被咬过的脚穿着破烂的脏袜子，工人们便开始叫她“小姐”。
一个喂猪的小伙子前额、肩膀和手被他喂养的大公猪咬伤了。这猪是新品种，个子很大，是被弄来改良猪种用的。那小伙子被吓得像孩子一样哭叫，后来他也被送进了医院。
两个工人站在运粮食的车上，拿着铁叉逗着玩，我看得直发呆，结果一个家伙被铁叉伤到了腰，从车上掉了下来。
所有这些事都发生在一个夏天，每个夏天都会发生一些事情。
有一年秋天，整个磨坊一夜之间就被吹到了池塘里。这磨坊的梁木早已朽烂，在狂风中磨坊的木墙就像一面风帆，磨坊一下子就被吹跑了，只剩下锅驼机、磨面机等孤零零地立在废墟上。被面粉喂得硕大的老鼠不时从木板下面窜出来。
我曾经背着大人跟着挑水的人到田里捉土拨鼠。要不快不慢、恰到好处地把水灌到鼠洞里，然后拿着棍子守在洞口，等着浑身湿透的土拨鼠从洞里探出头来。老土拨鼠会用屁股塞住洞口，拼死抵抗一会儿，但是当第二桶水灌下去以后，它们也就只好乖乖地出来送死了。人们打死它，割下爪子用线穿起来，交到政府那里，每只土拨鼠可以得到一戈比的赏钱。一开始政府是按照死土拨鼠的尾巴数量来给钱，但是有人用一只鼠的皮卷成卷来冒充几十条尾巴，因此政府改用计算爪子的办法。我回家的时候总会弄得一身泥水。家里并不喜欢我去干这种事情，他们更愿意让我呆在餐厅的沙发上画瞎眼的俄狄普斯和他的女儿安提戈涅。
有一天，母亲带着我坐着雪橇从离家最近的城市博布里涅茨回家。大雪迷途，再加上旅途劳累，我坐在车上打起了瞌睡。在转弯时，雪橇突然翻了，我摔得趴在雪地上，车上的毛毯和干草盖到我的身上。我听到母亲的惊呼声，可是没法回答。车夫是一个新来的小伙子，长着棕红色的头发，高高的个子。他掀起毛毯找到我了。我们又坐上雪橇重新上路。我开始抱怨自己背上冻得直起鸡皮疙瘩。“鸡皮疙瘩？”那年轻的车夫回头冲我笑着，露出坚实洁白的牙齿。我说：“是啊，就是起了鸡皮疙瘩。”他回答说：“不要紧，我们就快要到家了。”说着就继续赶着马车跑起来。第二天夜里，这个车夫和那匹马都不见了。这件事惊动了整个农庄，父亲让哥哥带着一队人骑马去追，哥哥一边给那匹叫穆茨的马备鞍，一边说要狠狠地教训那个偷马的家伙。父亲脸色阴沉地对他说：“你还是先追上他再说吧！”过了两天追赶的人才回来。哥哥抱怨雾太大，没能追上那盗马贼。这个英俊、愉快、长着一口洁白牙齿的小伙子会是盗马贼？
我发烧了，说着胡话，浑身难受，手脚脑袋都动弹不了，似乎都肿胀得要顶到房顶了。我咽喉肿痛，浑身发热。父亲和母亲看了看我的喉咙，担心地互相望了望，决定给我涂上药膏。母亲说：“廖瓦恐怕是得了白喉了。”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说：“要是白喉，早该躺在担架上去了。”我迷迷糊糊地听着他们的话心想，躺到担架上就是说我快要死了，就像我的小妹妹罗莎死的时候一样。但是我不相信自己会死，我静静地听着大人们谈话，最后他们决定把我送到博布里涅茨去治病。母亲虽然不是很迷信，但是也不愿意在星期六出门进城，就让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带我去。我们在小塔吉扬娜家住下。她曾在我们家干过活，后来嫁到了博布里涅茨。她家没有小孩，因此不怕传染。沙图诺夫斯基医生来了，他给我量了体温，检查了咽喉，然后像往常一样说还不能确诊到底是什么病。塔吉扬娜给了我一个啤酒瓶，里面有一座用木片搭成的小教堂。我的手脚不怎么难受了，病情开始好转。我的病大概是在我知道明确的纪年概念不久之前的事情。
事情是这样的。阿布拉姆叔叔是一个自私冷漠的家伙，他有时几个星期也不会理小孩子们。但突然有一天他心血来潮，就叫住我问道：“你知道今年是哪一年吗？是1885年，重复一遍，记住了，以后我还会问你的。”这是什么意思，我被弄糊涂了。我那娴静的堂姐奥莉加说：“是的，今年是1885年，明年就是1886年了。”我可不信她的话，要是时间有自己的名称的话，它就会永世长存，就像门口的石头、磨坊和我一样。奥莉加的妹妹也不知道该信谁的话。我们三个都因为进入到这样一个新的未知领域而不安，就像走进了一间漆黑的、没有家具的空屋子，一说话只有空荡荡的回声。最后还是我认输了，所有的大人都跟奥莉加说的一样。就这样，我的生活中有了明确的纪年的概念是1885年。这一年我结束了自己的史前蒙昧时代，那时我六岁。这一年的俄国粮食歉收，危机四伏，发生了第一次工潮。这一年留给我深刻的印象，是因为它那不可思议的名字，我总是试图弄明白数字和时间的关系。后来就开始了年代的更替，开始比较慢，再往后就越来越快，但1885年在这些年份中一直有着特殊的意义，它就像一家之长兄、一族之始祖，它是我的纪元的开始。
有一次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我坐在门前的大车里等着父亲，不小心动了一下缰绳，那拉车的小马就飞奔起来，车子从房子、谷仓、花园旁边疾驰而过，跑过没有路的田野，向坚博夫斯基方向狂奔。我听到背后人们的一片惊呼，突然前面出现了一道深沟，就在沟边上那马突然拐一个弯，停住了，险些翻车。车夫急奔着追了过来，后面是两三个工人，再后面是我的父亲，跟着跑来的是急得直搓手的母亲和姐姐。当我跳下车迎着母亲跑过去的时候，她还在不停地惊叫着。父亲脸色煞白，狠狠地打了我两巴掌，但我并未感到委屈，因为这件事太非同寻常了。
好像也是在这一年，我跟着父亲去了伊丽莎白格勒。天刚蒙蒙亮我们就上路了，走得并不急，在博布里涅茨喂过马，傍晚到达被亲切地称为什维瓦的伏什瓦。我们就在那里过夜，因为前面去城市的路上经常有强盗出没。世界上没有一个都市，不管是巴黎还是纽约，会像伊丽莎白格勒那样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城市的人行道、商店、绿色屋顶、警察和拴着线的红气球，这一切都令我在几个小时之内领略了文明的景象，使我大开眼界。
在我懂得纪年之后的第二年开始上学了。一天早晨醒来，我很快地洗了一把脸(在亚诺夫卡洗脸都是很快的)，感受着新的一天，当然首先想的是茶、牛奶和黄油面包。我走进餐厅，看见母亲和一个陌生人坐在那里。那个人脸色苍白、身体消瘦、满脸堆着讨好的笑容，他们看我的眼神使我立刻明白他们正在谈论我。
母亲说：“过来行礼，廖瓦，这是你未来的老师。”我有点害怕但也蛮有兴趣地打量着那个陌生人。他像所有的在东家面前见到自己未来学生的老师一样，和蔼可亲地笑着，跟我打招呼。我进来的时候母亲已经与老师谈好了我去移民区学校上学的条件：要教我俄文、算术，还要用希伯来文讲授犹太教的圣经，学费是若干卢布外加几袋面粉。对于我要学哪些课目，母亲讲得并不十分明确，因为她也不很清楚。喝茶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命运就要发生变化了。
此事过后的第一个星期天，父亲用大车把我送到了移民区去上学，他把我安顿在拉希莉亚婶婶家里，车上还装着送给她的面粉和其他食品。
格罗莫科尔的移民区离亚诺夫卡有四俄里远，一条小河从它中间穿过，将它一分为二。河的这边是犹太人区，对岸是德国移民的聚居区。德国人居住区的房屋比较整洁，有的房顶上是瓦盖的，有的是用芦苇铺的，他们的牛马都膘肥体壮。而犹太人这边的房屋比较简陋，屋顶已经破烂不堪，牲畜更是骨瘦如柴。
奇怪的是，第一所学校并没有给我留下太多的回忆。我在上面写下第一个俄文字母的石板、老师握着钢笔的又细又弯的食指、学生们齐声朗读圣经的场景、一个小孩因为偷东西而受到的惩罚——这一切在我的记忆中都已模糊不清。或许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我的老师的那位妻子，一位高大肥胖的妇人。她总是时不时地突然来到学校。有一次，在上课的时候她来向老师抱怨说新面粉有些怪味。当老师把他那尖尖的鼻子凑到她手里的面粉上面准备闻闻的时候，她把面粉撒到了老师的脸上。这就是她开的玩笑，学生们都笑了，只有老师一个人不太高兴。我很同情这位满脸都是面粉站在课堂上的老师。
我寄宿在慈爱的拉希莉亚婶婶家，却并没有感觉到她的存在。这个家是由阿布拉姆叔叔当家的。他对侄儿侄女都很冷淡，但有时却也会款待我，还把我叫过去吃骨髓，他说：“这可是好东西，给我十个卢布我也不卖。”
叔叔的房子在移民区人口的地方。对门住着的是一个皮肤黝黑、瘦高个子的犹太人，他是一个盗马贼，也干一些其他见不得人的事情。他有一个女儿名声也很坏。盗马贼家附近住着一个制帽匠，是一个长着棕红色大胡子的年轻犹太人。有一次他的妻子来找住在叔叔家的移民区检察官，状告那盗马贼的女儿勾引她的丈夫。当然，检察官拿这事也没有办法。有一次在放学的路上，我看见一群人拖着一个女人，对她嘲笑谩骂，还朝她吐口水，这女人就是那个盗马贼的女儿。这种类似圣经故事中的场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年以后，我叔叔阿布拉姆娶了这女人，当时他的父亲已经被作为移民社区的破坏分子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了。
我从前的保姆玛莎在阿布拉姆叔叔家做佣工。我常常跑到厨房去找她，在她那里我会有一种回到亚诺夫卡的感觉。时常会有人来找玛莎，其中也有不少性子很急的人，那时我就会被提着后脖领从房间里给扔出去。
一天早晨，我们所有的小孩都知道玛莎生孩子了。我们躲在角落里惊奇地谈论这事。几天以后母亲从亚诺夫卡来了，她也去厨房里看望了玛莎和她的小孩，我也乘机混了进去。玛莎用布包着头，一直包到了眼睛上面，胖胖的小家伙就躺在她身边的宽凳子上。母亲看了看玛莎，又瞧了瞧孩子，没有做声，只是责备地摇了摇头。玛莎低着头，一言不发，后来她抬头望望孩子说：“您瞧，他小手托着腮，跟个小大人似的。”母亲问：“你不心疼吗？”玛莎言不由衷地回答说：“不，他可是个累赘。”母亲温和地反驳道：“你瞎说，你还是心疼的。”一周以后，那婴儿死了，他的死就像他的出生一样神秘莫测。
我时常从学校回到家里，一呆就是一个星期，有时住的时间更长。我在同学们中间交不到什么朋友，因为我不会讲他们的土语。我在那所学校只呆了几个月，这也许就是我对它的印象不太深的原因。但无论如何，是舒费尔教会我读书写字的，这两项本领让我受益终生，因此每当我回忆起我的第一位老师的时候总是心存感激的。
我开始使劲地读书，还抄下了一些诗句，而且自己也写了一些诗。后来，我还和表兄谢尼亚·K(斯基一起办过杂志。当然在新的生活道路上也不免有些挫折。我刚学会写字的时候，对此很着迷。有一次我一个人在餐厅里把我在作坊和厨房里听到的一些话用印刷体写了下来，这样的话我的家人是不说的。我知道不该这么做，但书写的乐趣就在于冲破禁令。我决定把那张纸装在空火柴盒里，埋到谷仓后面的土里。但是我还没来得及写完，姐姐就进来了，她要看看我在写什么，我从桌子上抓起纸片，不给她看，这时母亲也进来了。她们要我把纸给她们看，想知道我在写什么。我羞红了脸，把纸扔到沙发后面。姐姐要去捡，我一边大叫着“我自己拿”，一边捡起纸片，把它撕得粉碎。我觉得很失望，不住地掉眼泪。
大概是1886年圣诞节那天的晚上，我们正在餐厅里喝茶，一群化了装的人冲了进来。事情来得太突然了，我惊得倒在了沙发上。人们赶紧安慰我，叫我别害怕，然后我就兴趣十足地听“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皇帝”的独白。在我面前，展开了一个全新的幻想的世界，这是我第一次领略戏剧的魅力。令我惊奇的是，这个角色竟然是当过兵的佣工普罗霍尔扮演的。第二天吃过午饭，我就拿着纸和笔到佣工们的房里去请“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皇帝”口述他的独白。普罗霍尔推辞了半天，在我苦苦请求下他终于答应了。后来，我就着佣工房间的窗户开始记录“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皇帝”的押韵的独白。可是还不到五分钟就被父亲发现了，他严厉地命令道：“廖瓦，回你的房间去。”为此，我坐在沙发上哭了一个下午。
我写过诗，那些不成样子的句子是我童年时爱好文学的见证，但这并不能说明我会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姐姐看到了我的诗句，后来家里的人就都知道了。他们要我在客人面前朗读自己写的诗，我觉得很难为情，不肯答应。他们就哄我或者装出生气的样子，软硬兼施地劝我。有时候我会逃开，但大人们总有办法逼我就范。我胸口怦怦直跳，眼里含着泪水读自己写的诗，当读到抄来的或是蹩脚的句子时，我就会感到羞愧。
但无论如何，我是品尝到了知识之树的果实的滋味。我生活的天地并非一天一天地，而是每时每刻都在扩展，我的思路从餐厅里破了洞的旧沙发上逐渐伸延到外面的世界。阅读使我的生活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
第一章亚诺夫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崔继新译本）第一卷第一章亚诺夫卡
童年往往被人们认为是人的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但情况总是这样吗？不，只有为数不多的人拥有幸福的童年。那种理想化的童年出自贵族阶级旧式文学的描写。在那些蒙先人福荫有着良好教育的富贵之家，孩子们过的是富足有余、无忧无虑、充满关爱、尽情游戏的生活，在人们的记忆中这样的生活就像人生道路起点处的一片洒满阳光的林间绿地。那些文学描写中的贵族和他们在平民阶层的追随者们，把这种纯粹贵族式的童年当做人们童年生活的典型大加宣扬。其实绝大部分人在回顾自己的童年时，看到的往往是完全相反的景象：黯淡无光、饥饿难耐、受制于人。命运总是欺负弱者，有谁还会比儿童更加弱小呢？
我在童年时期倒是无须忍受饥寒之苦。我出生的时候，家境已经开始日渐富足。但当时的家境也只是仅仅能够满足生活的基本需要，其实也并不十分宽裕，那是一个刚刚摆脱贫困，境况才开始好转而不能中止不前的小富之家。每一根肌肉都绷得紧紧的，全部的心思都用在了劳动和攒钱上。在这种家境中的儿童的境况只能算是还过得去而已。我们没有感觉到困苦，但是也没有享受到生活的丰裕和温情爱抚。童年对于我来说，既不是像少数人所享受的那一片洒满阳光的林间绿地，也不像它之于大多数人那样的饥寒交迫、备受压抑而毫无光彩。我的童年是灰色的童年，在一个偏僻乡村的小富之家度过的。在那个偏远闭塞蒙昧的乡村，大自然是那样的宽广博大，而人们的习俗、眼界和趣味却又是那么闭塞和狭隘。
我早年所处的那个精神氛围与我后来身处的自觉生活的精神氛围是两个迥然相异的世界，将这两个世界阻隔开的不仅仅是几十年岁月的消磨和飘泊四海的曲折经历，而且是那些由重大历史事件所构成的崇山峻岭，以及并不那么引入注意却又是对一个人来讲更加不容忽视的人的内心世界的剧变。在我刚开始写下这些回忆文字的时候，我仿佛并不是在写我自己的童年，而像是在描述多年以前的一次异国的远游。我甚至试图以第三人称的口气来向读者讲述我自己，但是这种方式会更加接近文学小说的叙事手法，而这正是我无论如何都要极力避免的。
尽管这是两个迥异的世界，但是个性的一致性却为这两个世界开辟了几条穿越阻隔互相沟通的潜在孔道。通常这也使人们对那些由于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重要位置的所谓名人的传记或者自传感兴趣的原因所在。因此，我决定较为详细地讲述我的童年和我的学生时代，这里将排除任何的假设，也不因为试图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而有所取舍，而是如实记录那些留在我的记忆中的事情。
有时候，我仿佛感觉到自己还模模糊糊地记得偎依在母亲的怀里吃奶的情形。这可能完全只是因为我看到婴儿吃奶而产生的联想而已。我仿佛依稀记得我一岁半的时候在园子里的一棵苹果树下玩耍的情景。这和有关吃奶的记忆一样都不甚清晰。我记得比较牢的是另外一件事情，母亲带着我去博布里涅茨的一户人家做客，那家有一个两三岁的小姑娘，我们俩在客厅里油漆过的地板上玩娶媳妇过家家的游戏，男孩扮演新郎，小姑娘扮演新娘，后来小姑娘跑开了，男孩像做梦一样独自站在一个屉柜旁边发呆。母亲和女主人走进房间，母亲看见男孩身后的一小摊水渍，反复打量着男孩说：“你怎么不害臊啊？”男孩看了看母亲，又瞧了瞧自己，然后再望了望那滩水渍，好像这与自己毫不相干一样。女主人说：“没关系，没关系，孩子们是因为玩得太入迷了。”男孩既没有感到害臊，也没有因此而气恼。当时他有多大呢？大概是两岁，或者也许有三岁了吧。
大约就是在这个年龄的时候，有一次我和保姆走在花园里，碰到了一条毒蛇。“你看，廖瓦，”保姆指着草丛里一个发亮的东西喊道，“那边的土里埋着一个鼻烟壶。”当时大约不到十六岁的保姆，找了根小棍就要去挖那个鼻烟壶。突然，“鼻烟壶”伸展开来，变成了一条咝咝作响的蛇，在草地里蠕动起来。“哎呀！哎呀！”保姆大叫起来，拉上我撒腿就跑，当时我吓得腿都不听使唤了。后来，每当我跟别人说起我们把草地上的蛇当成鼻烟壶的故事时，都会激动得喘不上气来。
我还记得，早年发生在厨房里的一件事情。当时我的父母都不在家，厨娘、使女和她们的客人都在厨房里呆着。我的哥哥亚历山大放假在家，也在厨房里玩。他拿着木铲，像踩高跷一样站在上面，在屋子里蹦来跳去。我央求哥哥让我也试着玩玩，结果我一下子就摔倒了，于是就大哭起来。哥哥扶起我，亲了亲我，把我抱出了厨房。
大概是四岁左右的时候，有一次有人把我放在一匹大灰母马的背上，这马温顺得就像一只绵羊，当时既没有戴辔头，也没有配马鞍，只是戴着笼头。我叉开双腿坐在马背上，双手紧紧地抓着马鬃。大母马驮着我慢慢悠悠地走到一棵梨树下面，一根树枝挡住了我，我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就已经从马屁股上掉了下来，扑通一声摔到草地上。我倒是没觉得痛，只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童年时期我几乎没买过什么玩具。只有一次母亲从哈尔科夫给我带回来一个纸马，还有一个皮球。我和妹妹一起玩自己做的娃娃。有一次，费尼娅姑姑和赖莎姑姑用碎布给我们做了几个娃娃，费尼娅姑姑还给他们画上了五官。我觉得那些娃娃做得太好了，我至今仍还记得他们。在一个冬夜，我家的技工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给我们用厚纸板做了一列带轮子和车窗的火车。圣诞节放假在家的哥哥立刻宣称他可以做一列与此一模一样的火车。他首先把我的那辆火车拆了，然后拿着铅笔、尺子和小刀鼓捣了半天，结果还是什么也没做成。
亲朋好友们要进城的时候，总会问我要从伊丽莎白格勒或者尼古拉耶夫捎什么回来。那时我总会兴奋得眼睛发亮，可是要些什么好呢？于是人们开始给我出主意：例如玩具马或者书本、彩色铅笔，还有冰鞋什么的。我说：“我想要帕鲁哈利法克斯冰鞋”。这东西还是我从哥哥那里听来的。可是他们刚一出门，就把答应过我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我满怀希望眼巴巴地等了几个星期，最后总是失望透顶。
一只蜜蜂落在花园里的葵花上，蜜蜂是会蜇人的，捉它的时候可要小心，我用一张牛蒡叶子包住手，想用两只手指捏它。突然我感到一阵刺痛。我大哭着跑过院子，奔进作坊去找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他帮我拔出毒刺，给手指上涂上止痛药水。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有一个装着葵花油的罐子，里面泡着几只塔兰图拉毒蜘蛛，当时这被当做治疗蜇伤的良药。我经常和维佳·戈尔托潘诺夫一起去逮塔兰图拉毒蜘蛛。我们用线拴上一小块蜂蜡，放进蜘蛛洞里，等蜘蛛的爪子被蜂蜡粘住，我们就把线拉出来，然后就可以抓住它，放进空火柴盒里。不过抓毒蜘蛛应该是我再大一点的时候的事情了。
我记得早年漫漫冬夜中一次悠闲的谈话，大人们一边喝着茶，一边聊着亚诺夫卡是在什么时候怎么买下来的，那时孩子们有多大，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是什么时候到我们这里来的一类的话题。
母亲亲切地望着我说：“从村里搬到亚诺夫卡的时候已经有廖瓦了。”
我想了一下，大声问道：“那就是说，我是在村子里出生的了？”他们说：“不，你出生的时候已经是在亚诺夫卡了。”“那妈妈怎么说搬到亚诺夫卡的时候已经有我了？”“妈妈只是这样说说罢了，逗你玩呢。”我不满意他们的回答，我想这是个奇怪的玩笑，但是看到大人们脸上那种怪怪的微笑我很不喜欢，我就没再吭声。正是在这次冬夜的闲谈中，开始了我的个人年谱记录：我生于1879年10月26日，就是在这一年的春天或者是夏天我的父母搬到了亚诺夫卡。
我出生那年正是一系列武力反抗沙皇制度的事件开始的时候。在我出生前的两个月，1879年8月26日，刚刚成立的恐怖主义政党“民意党”宣判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死刑。11月19日，民意党人就炸毁了沙皇的专列。1881年3月1日，亚历山大二世遇刺身亡，由此开始了对民意党人的严酷镇压，最终导致了民意党垮台。
此前一年，俄土战争结束了。1879年8月，俾斯麦奠定了德奥联盟的基础。同年，左拉的小说《娜娜》问世，小说中描写的威尔士亲王当时只是一位高雅的歌剧鉴赏家，后来却成为三国协约的发起人。当时，在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失败后兴起的席卷欧洲反革命风潮仍未消退。在德国，俾斯麦的非常法令使社会民主党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在法国，1879年维克多·雨果和路易·布朗请求议会大赦巴黎公社社员。
但是，在我出生并在那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初的9年时光的亚诺夫卡，无论是议会政治的喧嚣，还是外交舞台上的纵横捭阖，甚至是炸毁专列的爆炸声，都不能唤起任何回响。在这广袤的赫尔松草原乃至整个俄罗斯南部的新罗西亚，完全是一个由小麦和绵羊构成的有着自己的特殊运作规律的独立王国。这里落后的交通和广袤的空间为它抵挡了政治浪潮的冲击。草原上数不尽的荒丘见证了民族迁徙演进的历程。
我的父亲是个农民，一开始是个小农，后来日渐富足。为了谋生，父亲幼年时就和家人一道离开了波尔塔瓦省的犹太小镇来到自由的南方草原。当时，在赫尔松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两省大约共有40个犹太人农垦区，人口约2．5万。在1881年以前这里的犹太农民和其他农民一样不仅在权利上是平等的，而且在经济上也是一样的贫穷。在我父亲的严格要求下，我的家人整日劳作，省吃俭用，家境也开始日渐好转。
格罗莫科尔农垦区的户籍登记制度并不十分严格，很多事情都是事后填写上去的。当我准备要上中学的时候，才发现还差一年不到入学年龄，于是就把我户籍登记簿上的出生日期由1879年改成了1878年。因此关于我的年龄就有了两个不同的说法：一个是户籍簿上的，一个是家里的。
在我生命的头9年中，我几乎从未离开父亲的农庄。这个农庄是从它的旧主人地主亚诺夫斯基那里买来的，农庄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为亚诺夫卡的。亚诺夫斯基是行伍出身，在军队中被晋升为上校，在亚历山大二世时期得到上司的赏识，他被批准在广袤的赫尔松草原任意圈占500俄亩土地。他在这块地上建了一座泥墙草顶的房子，又搭了几间同样的农舍。但是上校对于经营农庄却不怎么在行。上校去世后，他的家人迁居波尔塔瓦，我父亲从亚诺夫斯基家买下了100多俄亩的土地，还租种了200多俄亩。我还记得上校遗孀的模样，她是一个干瘪瘦小的老太太，她每年都要到亚诺夫卡一两次，来收地租，来看看这里是否一切如常。我们总是派一辆带有弹簧软座的马车去车站接她，出发之前还要放上一个小凳，以备她下车方便。后来，我父亲添置了几匹经过训练的马，我家才有了四轮马车。我们用鸡汤和煮嫩鸡蛋款待这位老太太。在花园散步时，她总是用干枯的手指从树干上掐下一点干树脂，说那是世界上最好的蜜饯。
父亲种的庄稼收成很好，养的羊和马匹也日渐增多。他曾试着养美利奴绵羊，只是没有成功。但我们家养的猪却很多，它们在庭院里到处乱窜，把花园也糟蹋得不成样子。父亲的这份家业按照老办法经营得尽心尽力，但盈亏却只能凭经验行事。因此这份家业有多少很难估算清楚，它包括地里的庄稼以及谷仓里的或者是正在运往港口的粮食。在喝茶或者吃饭的时候，父亲会想起什么事情来，突然说：“快，赶紧帮我记上，我从经纪人那里收到了1300卢布：交了660卢布给上校夫人，400卢布给了坚博夫斯基。另外记上，今年春天在伊丽莎白格勒我还交了100卢布给费奥多西娅·安东诺夫娜。”这样，就在这种经营方式下，父亲的家业日渐壮大。
我们就住在上校当年修建的土房子里。茅草搭的屋顶上栖息着许多麻雀，屋檐下有许多麻雀窝。屋子外墙上有好多很深的裂缝，这里经常能见到土蛇，被我们误以为是毒蛇，就拿着茶炊对着裂缝把滚开的水往里灌，但结果总是白费功夫。屋顶在下大雨的时候会漏雨，尤其是在过厅里，每到下雨时总是摆满了坛坛罐罐来接水。这屋子的房间很小，光线不足，卧室和儿童房的地面是黏土的，跳蚤横行。餐厅里铺着木地板，每个星期都要用黄沙擦洗。那间勉强可以称为客厅的八步长的屋子里的地板是油漆过的，上校的遗孀每次来了都住这个房间。房前屋后到处都是花草，有金色的合欢花、红色和白色的玫瑰，到了夏天还有藤蔓缠绕。院子没有隔开，父亲建了一座泥墙瓦顶的大房子，里面有作坊、厨房和仆人们住的房间。旁边依次是用木头搭建的“小”谷仓、“大”谷仓和“新”谷仓，这些谷仓都用芦苇盖顶。为了防止谷仓进水粮食发霉，谷仓的底部都垫了石头。在酷暑和严寒时节，狗、猪和家禽都躲在谷仓下面，母鸡也选了这处僻静之所下蛋。我常常趴到石头中间去找鸡蛋，这个地方很窄，大人们钻不进去。在谷仓顶上每年都会有几只鹳，它们仰着红色的喙将土蛇和青蛙吞进肚里，这可真是太可怕了！土蛇在鹳的喙里扭动着钻进去，好像要从里面吃鹳的肉一样。
谷仓里隔成了许多小间，分别存放着新鲜喷香的小麦、粗糙多芒的大麦、油光光的亚麻籽、黑色饱满的油菜籽和细嫩的燕麦。当有贵客光临的时候，孩子们玩捉迷藏甚至被允许藏到谷仓里。我总是翻过隔板，跳到麦子堆上，然后滑下去躲到麦堆的后面。胳膊肘和膝盖都陷到了麦堆里，破衬衫和旧鞋子里灌满了麦粒。我们的游戏规定：谷仓的门要虚掩着，在上面加一把锁假装锁上。在凉爽的谷仓里，我躺在麦堆里，呼吸着带有粉尘的空气，竖起耳朵听着谢尼娅·B或者谢尼娅·Ж、谢尼娅·C还有姐姐莉莎或是其他的人在院子里跑来跑去，一会儿抓住了这个，一会儿逮住了那个，但是她们谁也想不到我藏在谷仓的麦子堆里。
住房的另一边是马厩、牛棚、猪圈和鸡舍，都是用黏土混合着麦秸和树枝垒成的。房子前面100步远的地方有一口竖着一根高高桔槔的水井，水井的后面是一口农民们用来浇地的水塘。每年春天暴涨的河水都会把堤坝冲毁，人们又用麦秸合着黏土把它重新垒好。磨坊就建在池塘岸边的土坡上，这间简陋的木棚里装着一台十马力的蒸汽机和两台磨面机。在我小时候母亲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这里干活儿。磨坊不只供我家自己使用，也为附近的人们服务。附近方圆10—15俄里的农民都到这里来加工粮食，支付十分之一的谷物加工费。一到打谷期就是磨坊工作的旺季，这时磨坊昼夜不停地工作，当我学会了写字计算以后，我也要不时到磨坊来帮着干一些称重、计算加工费之类的活儿。收割结束以后，磨坊就要暂时关门了，因为蒸汽机要用来打谷。后来又添置了一台发动机，建了一座砖瓦结构的新磨坊，我们原来住的土房子也变成了铁皮屋顶的砖瓦房。这些变化大概都是我快到17岁时发生的。最后一次放假回家时，我还计算过未来新房子窗户的间距和门的尺寸，但是怎么也弄不准。后来当我回家的时候房子的石头地基已经建好了。我没有住上这新房子，如今这里已经是一所苏维埃学校了。
由于常常几个星期都磨不上面粉，离家近的农民就用口袋排队，在家里等着。道远的人就住在车里，下雨天就在磨坊里铺条口袋睡。
有一次，一个农民的马笼头不见了。有人看见有个小孩在他的马旁边转悠过。几个人冲过去，把那孩子父亲的车翻了个遍，果然在草里找到了那个笼头。小孩的父亲是一个满脸愁容长着大胡子的农夫，他诅咒发誓说这是那该死的混账东西背着他干的，他一定会好好收拾那家伙。人们不相信他的话，于是他就逮住那孩子，拎着他的后脖领子把他搡倒在地上，用偷来的那个笼头狠狠地揍他。我透过人丛的缝隙看到了这一幕。那个小男孩哭喊着发誓再也不敢偷东西了。其他的农夫面色阴沉对此无动于衷，有的抽着烟，还有人还小声嘟囔着说，那个农夫这样打儿子只是给大家做个样子，他自己也该揍。
仓库和猪圈后面搭着两间几十沙绳[1沙绳约等于2．134米。——译者注]长的大棚子，棚顶呈人字形，一间铺着茅草，另一间铺着芦苇。棚子是直接搭在地上的，没有围墙。棚子里堆放着刚收获的谷物，刮风下雨的时候，人们就在里头干活。再往远处，在大棚的后面是打谷场，从这里过去，在谷地的那边是用于牛粪砌成的牲口圈。
上校的土房子和餐厅里的旧沙发陪伴我度过童年。沙发是用红木镶面板做的，我小时候就坐在上面喝茶、吃饭，和妹妹一起玩布娃娃，后来还在上面看书。沙发套上有两个破洞，小的一个靠近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常坐的地方，大的靠近父亲的位子。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常说：“这沙发该换个新套子了。”
母亲回答说：“早该换了，从沙皇被刺的那年起就没换过了”。
父亲说：“你还说呢，你一进城就到处瞎逛，又舍不得雇车，还一心想着早点回家，早把买东西的事给忘了。”
餐厅低矮的屋顶下横着一根大梁，上面放着许多零七八碎的东西：有盛着食物的盘子(怕猫把食物叼走)，有用纸团塞着口的墨水瓶，有笔尖生锈的蘸水笔，还有钉子、绳子、书等等杂物。家里没什么笔，有几个星期我用餐刀给自己削了几枝木头笔，用来临摹旧杂志《田野》上画的马。猫把窝安在了顶棚上靠近烟囱的地方，在那里生儿育女，当上面太热的时候，它就叼着小猫从上面跳下来。个子高的人从桌子旁边站起来的时候，头难免会碰到大梁，因此我们会常常指着大梁提醒客人“小心”。
小客厅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架拨弦古钢琴，它占了客厅的四分之一。我还记得，这架琴是从15俄里外的一户破落女地主那里买来的，当时这家人正准备搬到城里去，于是处理了所有的家具。我们还从她那儿卖了一张长沙发和三把椅子。当时这架琴是坏的，琴弦断了，早被扔在仓库里好久没人用了。我们花了16卢布买下这架琴，装在大车上运回亚诺夫卡。我们把它放在作坊里修理的时候，还从里头清理出了两只死老鼠。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把琴清洗干净，把破损的地方粘好，把生锈的部件打磨干净，装上新的琴弦，调好音律，那个冬天他在作坊里忙活了好几个星期。琴被整修一新，它的声音虽不十分洪亮却也美妙动听。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用他那神奇的手指在上面奏出喀马林舞曲、波尔卡舞曲和《我亲爱的奥古斯丁》等动听的乐曲。姐姐开始学习音乐，哥哥在伊丽莎白格勒曾学过几个月小提琴，他有时候也会在这架琴上乱弹一气。最后连我也照着哥哥的小提琴乐谱在那架琴上用一个指头弹奏起来，但是我几乎没有什么乐感，对音乐也就无可救药地失去了兴趣。也正是在这架琴上，我们的邻居莫伊谢·哈里顿诺维奇·M斯基向我们展示了他的右手那高超的演奏技巧。
一到春天，院子里就变得泥泞不堪。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自己做了一双高高的木套鞋，我常常从屋里透过窗户惊奇地望着他穿着这双差不多有半俄尺高的套鞋，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不久，一个老皮匠就会按时来到我们这里。他有八十多岁了，但是我们好像没人知道他的名字。老人曾在尼古拉一世的军队里呆了20年，他身材魁梧、膀阔腰圆，眉毛胡子都白了。他蹒跚着脚步，走到仓库前，在那里支起自己的流动作坊。“我的腿脚不中用了，”——十年来他一直都在这样抱怨。他那摸惯了皮子的大手却像钳子一样有力，指甲像银白的琴键，指尖十分灵活锋利。
老人问我：“想让我指给你看看莫斯科吗？”我当然想了。他就用那双有力的大手捧住我的头，把我从地上拔了起来，可怕的指甲弄得我又痛又恼。我踢腾着双腿，要他把我放下来。
“不想看就算了。”老人说。我虽然气恼，却没有走开。
老人说：“那好吧，要不你自己顺着梯子爬到仓库上面，看看阁楼里是怎么回事。”
我以为他在骗我，犹豫着不想去。原来磨坊的小工康斯坦丁和厨娘喀秋莎在那里，他们俩都是漂亮、活泼、勤劳的人。女主人经常问康斯坦丁：“你什么时候和喀秋莎成亲啊？”康斯坦丁回答说：“我们现在这样挺好的，要是举行婚礼还得花10个卢布，我还不如拿这些钱给喀秋莎买双靴子呢。”
草原上酷热而又紧张忙碌的夏日收割季节过后，就到了可以计算一年收成的初秋时节。这是打谷最繁忙的季节，此时生活的中心就转到了屋子后面四分之一俄里外的打谷场上。这里尘土飞扬，打谷机隆隆作响，人们干得热火朝天。磨工菲利普戴着风镜站在打谷机旁，他的黑胡子上沾满了灰尘。人们从车上将一捆捆的麦子递给他，他头也不抬接过来熟练地解开，把它们塞到打谷机里。打谷机把麦捆吞下去，就像饿狗吞下骨头时那样吼叫着。麦秸被机器摔出老远，而混着麦糠的麦粒则留到了另一边，这些麦粒和麦糠被人们用大车运到草垛旁边。我手里握着牲口的缰绳站在马车的尾部。“当心别掉下来！”父亲冲我叫着。而我已经掉下来十几回了，不是掉到麦糠里，就是掉到麦秸垛上。打谷场上尘土飞扬，打谷机轰鸣着，麦糠钻到人们的衣服和鼻孔里呛得人们直打喷嚏。当打谷机响得太厉害时，父亲就会提醒菲利普说：“嘿，菲利普，慢点儿，慢点儿！”我想搬起大车，但是它重重地砸了我的手指，痛得我两眼发黑，我赶忙躲到一边，免得让别人看见我哭了，然后跑回家。母亲用冷水给我清洗手指并包扎起来，但还是很痛，肿胀发炎的手指折磨了我好几天。
仓库和大棚子里堆满了一袋袋的麦子，院子里也堆起了盖着油布的麦子垛。主人经常给雇工们示范用筛子把谷糠筛干净，然后干净利落地把筛干净的麦子倒在麦堆里。在谷仓和大棚子旁边这些背风的地方，人们用扬谷机和像玩具一样的谷物分离器把粮食收拾好，准备卖到市场上去。
不久粮商们就纷纷登门了，铜制砝码和磅秤装在他们那油漆过的箱子里。他们检验粮食的成色，开价，然后就往主人手里塞定金。主人端出茶水和点心招待他们，却不会把粮食卖给他们。他们都是一些小商小贩，而主人已经有了自己的销售渠道，他在尼古拉耶夫有自己的经纪人。他说，“用不着着急，麦子又不要吃不要喝的。”过一个星期左右就会有信或者是电报从尼古拉耶夫发过来，粮价每普特多出5戈比。“看看，一千卢布又到手了，”主人说，“钱可不是容易挣的。”但是也会有粮价下跌的情况，连亚诺夫卡也能感觉到世界市场的神秘力量。从尼古拉耶夫回来，父亲苦着脸说：“听说，那个什么——阿根廷的地方今年又卖了好多粮食。”
冬天的乡村安详寂寥，此时只有作坊和磨坊还在工作。仆人们把取暖用的麦秸抱到屋里。把麦秸填进炉子里，看着它们燃起红彤彤的火焰，真是一件有趣的事。有一次我和妹妹奥莉娅在餐厅里玩火，把那里弄得浓烟滚滚，幸好被格里戈里叔叔发现了，当时我被熏得什么也看不见，只好满屋子瞎撞，刚听到叔叔的喊声我就晕倒了。冬天，当父亲出门的时候，家里的所有事情就落到了母亲一个人的肩上，这时候我们小孩子就会被单独留在家里。有时候我和妹妹紧紧地靠在一起，在黑暗中蜷缩在沙发上，惊恐地睁大眼睛，一动也不敢动。有一次，一个身材魁梧的人走进屋里，他穿着翻领大皮袄，戴着很大的皮帽子和皮手套，走起路来脚下咯吱咯吱直响。天很冷，这人的胡须上都结冰了。在黑暗中，听见他洪亮的嗓音：“晚上好”。我和妹妹吓得缩在沙发的角落不敢出声。这人划着火柴，看见缩在角落里的我们。我们这才看清，原来是我家的邻居。有时候，当被单独留在餐厅里实在忍受不了的时候，我就冒着严寒冲到屋外，站在门前又大又平的石阶上对着黑暗大喊：“玛什卡，玛什卡，快过来，快过来！”我往往要喊好多遍，因为玛什卡总是在厨房或是其他的什么地方忙碌着。最后，母亲从磨坊回来，给我们点上灯，生着茶炊。
晚上我们一般呆在餐厅里，直到睡着。人们进进出出地忙碌着，一会儿有人来拿钥匙，一会儿又还回来，主人坐在桌子旁边布置着第二天的事情。此时我和妹妹奥莉娅、姐姐莉莎还有女仆则干着由大人们安排的事。有时候大人们说的一些什么话会引起我们特别的联想。我朝妹妹眨眨眼，她禁不住哧哧地笑起来，大人们就会生气地瞪她一眼。我再朝她挤挤眼，她为了不让别人看见自己在笑，想把头埋到桌子下面去，结果磕在桌子上。这引得我和姐姐大笑起来，别看姐姐都13岁了，长得也开始有几分大人的模样，她其实还是满身的孩子气。如果实在笑得太厉害了，我就会追着小猫从桌子底下大人们的腿旁边钻过去，溜到隔壁的儿童房里，过一会儿再出来。我们笑得浑身颤抖，连杯子都拿不住了。这时，母亲就会问：“你们这是怎么了？”此时大人和孩子们的世界就会有片刻的交融，大人们会不解地看着我们，偶尔会比较和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会斥责我们。我们的笑就会爆发出来，奥莉娅笑得将头埋到桌子下面，我笑得前仰后合倒在沙发上，姐姐抿着嘴唇哧哧地笑，女仆则赶紧躲到门外去。
“还不快去睡觉！”大人命令着。
但是我们不想去睡，就赖在角落里，不敢互相看上一眼，免得笑出声来。妹妹被抱走了，而我常常会在沙发上睡着。有人把我抱起来，我大声叫着从噩梦中惊醒，我觉得自己仿佛是被一群狗围攻，或是有蛇在脚下咝咝作响，要不就是正被强盗劫持着向森林里去。孩子的梦魇惊动了大人，他们边抱着我边轻轻地拍打我、亲我，来安慰我。就这样，我从欢笑到入梦，从梦乡到噩梦，从噩梦惊醒，然后又在温暖的羽毛被中入睡。
冬天是一家团聚的时候，这时父母平常不怎么出门，哥哥和姐姐也都从学校回来过圣诞节。星期天，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梳洗穿戴一新，给我们理发。他先给父亲理，然后是哥哥萨沙，最后轮到我。
哥哥问道：“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您会剪卡普洱式的发型吗？”大家都惊奇地望着萨沙，他解释说，在伊丽莎白格勒，有次别人给他剪了一个那样的发型，结果他被学监狠狠地训斥了一顿。
理完发，我们就坐下来吃午饭。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和父亲分坐在桌子两头的椅子上，我们这些孩子坐在长沙发上，母亲坐在我们对面。在结婚以前，伊万·瓦西里耶维奇都是和我们一起吃饭。冬天，午餐吃得很慢，吃完饭我们就坐在那里聊天。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抽着烟，吐出一个个奇妙的烟圈。有时候，大人们会让哥哥萨沙和姐姐莉莎给我们朗诵文学作品。父亲坐在暖炕上打瞌睡。大家有时候会以此拿他来逗乐。晚上，有时我们也会玩纸牌，此时总是充满欢笑，偶尔也会引发一些小小的争执。我们常常串通起来对付父亲，他玩牌总是心不在焉，输了也只是笑笑。母亲的牌技很好，玩起来也很认真，还时刻提防爱捣鬼的哥哥。
亚诺夫卡离最近的邮局有23公里，离铁路有35公里多。这里远离政府机关和商店，远离中心城市，离重大的历史事件就更遥远了。这里的生活是围绕着农业劳作的规律展开的，只有粮价会受到世界市场的影响。当时在亚诺夫卡这样的地方没有报纸和杂志，我上中学之后那里才有。我们很少收到信件，即使有也是有人顺便给捎来的。有一次我们的一位邻居给我们在博布里涅茨拿到了一封信，信在他的衣兜里呆了两个星期才到我们手中。在那时候，收到来信可是一件大事，要是收到电报那就更是非同小可了。
人们告诉我电报是通过电线传送的，可我却亲眼看到电报是被人骑着马从博布里涅茨送来的，而且父亲还要因此付给送电报的人2．5卢布。电报就是一张像信一样写着字的纸，它怎么会沿着电线跑呢，难道是风吹的？人们说它是用电传过来的，这就更让我糊涂了。有一回，阿布拉姆叔叔给我详细解释说：“是电流通过电线传过来，在一条纸带上留下符号。你重复一遍。”于是，我重复着他的话：“电流沿着电线，在纸带上留下符号。”叔叔问我：“明白了吗？”我想着从博布里涅茨送来的像信一样的纸片，不解地问：“那信又是怎么回事呢？”叔叔说：“这和信不是一回事。”我实在搞不清楚，既然电报是有人骑着马送来的，那么这关电流什么事。叔叔有点生气地说：“别再提什么信不信的了，我在给你讲电报的事，你却怎么总是信呀信的，纠缠个不停。”因而，那时我始终也没有弄清楚这个问题。
有一位叫波林娜·彼得洛夫娜的太太从博布里涅茨来我家做客，她带着很大的耳环，留着带刘海的发型。后来我母亲和她一起回博布里涅茨去，我也一同前往。当走到那个离家11俄里的小丘的时候，我看到一排排的电线杆，还听到电线在上面嗡嗡响。我就问母亲：“电报是怎么走的？”母亲回答说：“你还是问波林娜·彼得洛夫娜吧，请她给你讲讲。”于是，波林娜·彼得洛夫娜说：“纸带子上的那些符号代表字，电报员把它们翻译成文字，写在纸上，再叫人骑着马送来。”这个问题我总算弄明白了，但是我又望着电线问：“那电流是怎么走的，我怎么什么也看不见？”波林娜·彼得洛夫娜回答说：“电流是在电线里边走的，这些电线做的就像一根管子，电流就在里边走。”这就讲得很清楚了，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对这种说法深信不疑。在大约四年之后，当物理老师给我们讲电磁知识的时候，我反倒觉得他讲得不怎么在理。
我的父母在他们艰苦劳碌的生活中，彼此之间有时也不免有些磕磕碰碰，但总的来说还是十分和睦的，尽管他们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人。母亲在一个小市民的家庭长大，这种家庭不怎么瞧得起粗手笨脚的乡下人。我父亲年轻的时候长得十分英俊，浑身充满活力，极有男子汉气概。他成功地积攒下一点钱，后来还买下了亚诺夫卡。年轻的母亲刚从城里来到草原这荒凉闭塞的乡村的时候，并不能适应严酷的环境和艰辛的劳作。但是，她终于渐渐地习惯了这里的生活，并且在这里一呆就是45年，再也没有卸下肩上沉重的担子。我的父母总共生了八个孩子，我是他们的第五个孩子。其中只有四个长大成人，另外四个孩子都在年幼的时候患了白喉或者猩红热天折了，他们的死并没有引起大人太多的关注，就像我们这活下来的四个并未特别引人注意一样。田地、家畜、家禽、磨坊占去了父母全部的精力，他们没有过多的时间顾及我们。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农庄里艰辛的劳作冲淡了家庭的温馨。尤其是在父亲创业之初的几年，我们家几乎没有一丝的温暖。但是，同甘共苦的劳作将我的父母紧紧地连在一起，使他们相濡以沫。一看到浑身白粉的母亲从磨房回来，父亲就会马上吩咐我们：“快给你妈搬个凳子来。”有时候，母亲还没有跨进家门，她就会吩咐女仆说：“玛什卡，快生着茶炊，主人就快从地里回来了。”父亲和母亲都深知对方劳作的艰辛。
论才智和个性，父亲自然胜过母亲一筹，他更有心计，更深沉，也更机敏。他无论是看事还是看人都独具眼光。我的父亲母亲很少花钱买东西，他们都知道应该攒钱。我父亲买东西从来都不会吃亏，衣料、帽子、鞋子、马匹、机器等他总是能够买得物有所值。有时候，父亲好像是在为自己的吝啬辩解似的跟我说：“我并不是十分喜欢那几个小钱，但我更不乐意没有钱，要是在用钱的时候没有钱，那才是最要命的事情。”他说着蹩脚的俄语夹带着乌克兰语，其中乌克兰语居多。他以一个人的气质、相貌和言谈举止来评判人，而且一般不会看走眼。
由于多年的辛勤劳作再加上生了那么多孩子，母亲病倒了，需要到哈尔科夫去看病。这样的远行对我们家来说那可是一件大事，我们为此准备了好长时间。母亲带足了钱，拿了好几罐奶油，拎了一袋子小甜饼，还捎上了几只熏鸡等。这次出门是要有很大一笔花费的。每看一次病就要花三个卢布。父母经常谈及此事，也时常会向客人们说起，说的时候还会伸出三个手指比画着，脸上的表情和说话的语气透露出他们尊重科学但又抱怨花钱太多，同时又因为自己花得起这么高的价钱而得意的心理。我们兴奋不安地期待着母亲回来。母亲回来的时候身上穿着一件新连衣裙，这可是在我们亚诺夫卡从未见过的漂亮体面的衣服。
我们小的时候，父亲要比母亲对我们更平和、慈爱一些。母亲经常对我们发脾气，有时候是没有任何原因的，或者仅仅是因为她累了，或者是因为在家务方面有些什么让她不顺心的事。那时候，如果我们有点什么要求往往愿意向父亲提出来。但是后来父亲也渐渐变得严厉起来，这是因为随着家业的壮大，他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了，尤其是在19世纪80年代农业危机的时候，还有就是因为孩子们带给他的失望。
在漫长的冬季，草原上的大雪包围了亚诺夫卡，堆起的雪堆超过了窗台。这时候，母亲喜欢读书，她会坐在餐厅里的三角小暖炕上，把脚放在前面的椅子上，日暮时分当房间里开始变得昏暗的时候，她就会移到父亲常坐的那把靠窗的扶手椅上。她用那因劳作而变得粗糙的手指点着书上的字，低声地读从博布里涅茨的图书馆里借来的一本磨得已经破旧的小说。她常常会被书中艰涩的词语和繁琐的长句弄糊涂，有时经孩子们提示她才会恍然大悟。但是，她还是毫不懈怠地坚持读她的书，在宁静的冬日，我们在过道里就能听见她单调低沉的读书声。
为了能够认识我写的书的书名，父亲到老年也学会了认字。1910年在柏林的时候，我看到他坚持着试图看明白我的那本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小册子。
到十月革命的时候，父亲已经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了。母亲在1910年就去世了，父亲活到了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在国内战争时期，南方的战局尤为动荡，政权不断更迭，75岁高龄的他不得不背井离乡步行数百公里到敖德萨躲避战乱。他害怕红军，因为他是一个富人；白军迫害他，因为他是我的父亲。苏维埃军队平定南方以后，他得以前往莫斯科。十月革命几乎夺去了他毕生积累的全部财富。他曾掌管莫斯科附近的一个不大的国营磨坊有一年多的时间。当时的粮食人民委员瞿鲁巴喜欢和他谈论一些经济问题。父亲在1922年春天病逝于伤寒，当时我正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
在亚诺夫卡作坊是个十分重要的地方，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格列宾就在这里工作。他从20岁就在这里工作了，他来的那一年正好是我出生的那年。他跟我们这些孩子包括家里的老大，讲话时都可以毫不客气地称“你”，而我们对他要尊称“您”，还要叫他的全名“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当他被征召要去服兵役的时候，父亲贿赂了管事的人，把他留了下来。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是一个英俊而且有天赋的人，他蓄着黑褐色的髭髯，留着法国式的小胡子。在技术上他是个多面手：修蒸汽机，管锅炉，把金属或者木头镟成球，浇铸铜轴，造弹簧马车，修理钟表、钢琴和家具，还会造除了橡胶轮胎以外的自行车的所有部件。我从预科升人一年级的那一年就是用他造的这种自行车学会骑车的。附近的德国移民经常把他们的播种机和打捆机拿来让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帮着修理，他们卖打谷机或者蒸汽机之类的机器的时候，也会请他一起去帮着参谋参谋。大家遇到农事方面的问题总会找我父亲，而技术方面的事则要请教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作坊里还有帮工和学徒，而在很多时候我还是这些学徒的徒弟呢。
我多次在作坊里帮着镟螺栓和螺母。我喜欢这差事，因为马上就可以见到工作的成果。有时也会让我干些在石头上研磨油漆原料的工作，但是我很快就会厌倦，总是不断地询问这活儿是不是干得差不多好了。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用手指尖搅一搅我磨的灰浆，摇摇头，于是我就把这活儿推给学徒去干。
有时候，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会坐在工作台后面角落里的工具箱上，一边抽着烟，一边望着远处，似乎是在思考什么问题，又像是在回忆什么事情，或者也许什么也没想而只是坐着休息。每当此时，我就坐到他身边，不是用手指拨弄他那黑褐色的胡须，就是盯着他的手仔细端详，那可是一双工匠的巧手。手上的皮肤上有不少黑点，这是工作时不小心扎到肉里的碎屑，这些东西已经永远地留在了他的手上，再也弄不掉了。每根手指都很结实有力，而且又十分柔韧灵活，他们配合起来就是一双能干的大手。虽然那时候我年纪还小，但我也感觉到这双手在干活的时候是那么与众不同。在左手的大拇指上有一道深深的伤疤，那是在我出生的那天，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在干活的时候不小心用斧头伤着的，就剩下一点皮跟手掌连着，他正准备把手放在砧板上把这个手指剁掉，恰巧被我父亲看见了。
父亲喊道：“别剁，这手指还能长好。”
“真的吗，您觉得它真能长好？”伊万·瓦西里耶维奇问了一声，就把斧头扔下了。后来这根指头真的长好了，干活一点也不受影响，只是不能像右手的大拇指一样翘那么高。
有一次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把一支旧的别丹式步枪改装成了霰弹枪，大家轮流试着用这支枪射击几步开外点燃的蜡烛，看谁能把它打灭，结果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打中。父亲偶然经过这里，就也来试试。他持枪的姿势好像也不太对，端着枪瞄准的时候手还抖动。尽管如此，他还是一枪就把蜡烛给打灭了。在各种事情上他都有很好的眼力，对这一点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很清楚。虽然父亲常常会训斥其他的工人，但他们两个之间从未发生过口角。
在作坊里我从来就不会无事可做。我有时候在那里拉风箱，这风箱是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按照自己的设计做的，通风孔开在天花板上，人们看不到，这使所有的人都感到惊奇。有时候我就摇车床，直到累得精疲力竭为止，尤其是在做用皂角木镟槌球比赛用的球的时候。作坊里的谈话都是很有趣的，人们一般不怎么在乎礼节，或者干脆就从来没有讲过什么客套。我每时每刻都会在这里增长一些见识。工人福马讲一些关于他从前工作过的农庄的事情以及有关那里的男女主人们的故事。他讲的时候对那些人可并不怎么恭敬。紧接着，磨工菲利普会讲他在军队里生活中的一些事。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有时会问一些问题，打断他们，或是补充几句。
司炉亚什卡有时候也抡着锤头打铁。这人性格乖戾，他留着不长的棕红色的头发，大概有三十岁左右，他从来没在一个地方呆长过。在他身上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情，或是在秋天，要么就是在春天，他就消失了，过几个月他就又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了。他并不常喝酒，但是只要一喝酒就会烂醉如泥。他很喜欢打猎，但却把猎枪换了酒喝了。福马给大家讲，有一次在博布里涅茨，亚什卡光着脚，脚上沾满了黑泥，走进一家店铺想给自己的单筒猎枪弄点火帽。他故意把盒子碰到地上，然后再给人家从地上收起来，在捡的时候他那沾满了泥巴的脚踩在一只火帽上把它带走了。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问：“福马，你是在瞎说吧？”
亚什卡说：“他怎么会是瞎说呢？要知道我当时可是一个子儿也没有，我想用这种办法搞到想要的东西还挺不错的，这办法值得效仿。”
女仆玛什卡过来告诉大家说：“我们的伊格纳特回来了，但是杜尼卡却不在，她回家过节去了。”
我们把司炉伊格纳特称为“我们的”伊格纳特，这是为了把他和那个在达拉斯来之前当过领班的驼背的伊格纳特区别开来。“我们的”伊格纳特是去应召服兵役的，他临走之前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曾亲自给他量过胸围，并告诉他说：“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要你的。”征兵处的人把他安排在医院里，让他在那里接受了一个月的测试。他在医院里认识了几个城里的工人，就决定到城里的工厂里去碰碰运气。伊格纳特脚下登着城里人穿的靴子，身上穿着一件前襟上绣着花纹的羊皮外套。他回来以后在作坊里呆了整整一天，向人们大讲特讲他在城里看到的一切：什么城市的繁华啦，城里人的规矩啦，还有就是工厂里的机床、工作和薪水，等等，一讲起来就没完没了。
福马若有所思地说：“当然啦，人家那可是大工厂啊。”
菲利普接茬说：“人家的大工厂可不是我们的小作坊。”
于是所有的人都抬起头望着作坊的顶棚陷入思考。
维克托尔充满渴望地问道：“那里机床多吗？”
伊格纳特答道：“多了去了，就像树林一样密密麻麻的全是机床。”
我瞪大眼睛听着，同时心里想像着工厂里的机床像树林一样会是什么样的景象：前后左右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机器，伊格纳特就站在这些机器中间，腰里还扎着一条羊皮的皮带。伊格纳特还弄到了一块表，大家拿着传看。晚上父亲和伊格纳特一起在院子里散步，管家跟在他们后边。我也在那里，一会儿跑到父亲这边，一会儿又跑到伊格纳特跟前。
父亲问道：“那你在城里怎么生活呢？你的面包要用钱买吧？牛奶也要拿钱买吧？另外租房子也得花钱吧？”
伊格纳特说：“那当然了，可以说那里干什么都要钱，不过在那里挣的和这边也不一样。”
“我知道工钱不一样，不过你挣的也就是够吃够喝罢了。”
伊格纳特略显得意地说：“尽管这样，但我半年之内挣的钱，还是省下了一些，买了几件衣服还买了我兜里的这块表。”说着，他又把表掏出来给父亲看了看。
这是无法辩驳的证明，于是父亲沉默了一下话锋一转又问道：“伊格纳特，你开始喝酒了吧，城里有那么多的老师可以教你，肯定可以教会你的。”
伊格纳特回答道：“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伏特加是个什么东西呢。”
母亲问道：“那么，怎么样，伊格纳特，你会把杜尼卡接过去跟你在一起吗？”
伊格纳特笑了笑，转过头去，脸上略带一丝愧疚，没有说话。
母亲说：“噢，我明白了，是不是勾搭上城里的贱女人了，快老实交代，你这个坏家伙！”
就这样，伊格纳特离开了亚诺夫卡。
我们这些孩子是不允许到佣人的房间里去的，但是谁又能管得了我们呢。他们的房间里总会有一些新鲜事。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家的厨娘都是一个高颧骨塌鼻子妇人，她的丈夫为我家放牧，是一个半边脸麻痹的老头。我们叫他们“莫斯科人”，因为他们来自莫斯科附近的一个省份。这对夫妇带着一个长着金黄色头发和蓝眼睛的八岁大的女儿。小女孩对自己父母之间的争吵已经习以为常了。
到星期天，姑娘们就会给小伙子们捉头上的虱子，或者是她们自己互相在头上找。大塔吉扬娜和小塔吉扬娜并排躺在佣人房间里的一堆干草上，马夫阿法纳西坐在她俩中间，腿搭在小塔吉扬娜的身上，身子靠着大塔吉扬娜，他是总管普特的儿子，厨子帕拉斯加的兄弟。
管家看见了，略带几分嫉妒地对他喊道：“你这家伙倒是会享福，还不赶快去饮马！”
这个长着棕红色头发的阿法纳西，还有那个黑头发的穆图佐克总是捉弄我。如果我到他们那里去的时候正赶上他们吃饭，这两个家伙就会阴阳怪气地对我说：“嘿，廖瓦，跟我们一块吃吧。”要不就会说：“廖瓦，替我们向你妈要只鸡来吧。”每当这时，我就会觉得不自在，只好一声不响地走开。到复活节的时候，就会为工人们烤大甜面包，还会染一些彩蛋。赖莎姑姑可是画彩蛋的高手。有一次，她带来几个染得很漂亮的彩蛋，给了我两个。我们拿着自己的彩蛋放在地窖后面的斜坡上滚，拿着它们互相碰，来比试看谁的彩蛋结实。最后就剩下我的和阿法纳西的彩蛋了。
“你看我的彩蛋多漂亮。”我边说着，边拿着彩蛋给他看。
“那算什么，”阿法纳西不屑一顾地说，“怎么样，你敢拿它跟我的碰吗？看谁的硬！”
我不能拒绝他的挑战，结果我的蛋让阿法纳西的给从尖上碰破了。
阿法纳西得意地说：“那这个就是我的了，来，我们再碰另外那个。”
我只好把另外一只彩蛋拿出来，结果又被阿法纳西弄破了。
“这个也归我了。”说着，他抓起我的那两个彩蛋，头也不回就走了。我呆呆地望着他的背影，恨不得大哭一场，但事已至此也就无法挽回了。
一年到头都在我家农庄做工的人并不多。大部分的佣工都是临时在这里做活的，在收成好的年景他们会有数百人之多。他们大多来自基辅、切尔尼科夫和波尔塔瓦地区，他们在这里一直干到圣母节，也就是俄历10月1日。在收成好的年份，光赫尔松一个省就需要二三十万这样的雇工。这些收割工人一夏天干四个月的活儿，男的可以挣到40卢布到50卢布的工钱，女的可以挣加卢布到30卢布，另外主人家要管饭吃。天气好的时候，他们就睡在露天的田地里，遇到下雨天，便躲在麦草堆下面。他们的午饭一般都是粥和菜汤，晚饭只有麦子面做的稀粥。饭食里能有一点少得可怜的油脂，对他们来说就已经很不错了，吃肉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有时候也会因此引发一些小小的冲突。雇工们会丢下手里的活计，聚集在院子里，他们有的趴在大谷仓的阴凉里，把被麦草扎得满是伤痕的赤脚在空中踢腾着，等待着主人给个说法。于是父亲就会给他们一点酸乳酪、西瓜或者是半袋子干咸鱼什么的，他们拿上东西，就会高兴地回去干活。像这样的事情在每个农庄里都有。有一帮皮肤晒得黝黑的收割工一连十年都来亚诺夫卡找活干，他们知道父亲一定会雇佣他们，因为他们干起活来个个都是好样的，可以为其他人树立榜样，父亲会因此多给他们几个卢布的工钱，有时候，还时不时地给他们一点伏特加酒喝。他们很多都是一家人一起出来找活干。这些人从家里出来要步行一个月才能到达这里，一路上他们就吃一些干面包片，晚上就在沿途的市集上露宿。有一年夏天，雇工们都患上了夜盲症，天刚刚擦黑他们就看不见东西了，只能摸索着走路。我母亲的外甥当时正在我家做客，他写了一篇关于这件事情的文章，寄给了报社。这引起了地方议会的注意，还派了一个人到亚诺夫卡来调查此事。我那位写这篇报道的亲戚自然是受到了人们的欢迎，但我的父母却在心里怪他多管闲事，当然他自己也觉得有些歉疚。但这并未给我家带来多大的损失，那位调查员认为，这种病是因为雇工们的饭食里缺少油脂造成的，而这种情况在全省十分普遍，所有农庄里的雇工都是吃这样的饭食，而且有的方吃的比这里还差。
作坊、佣人房间和后院对我来说，生活与在家庭里是完全不同的，这里的空间更广阔些。生活的篇章没有结尾，我的生活才刚刚起步。小时候，人们谈话时并不避讳我，在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和管家不在场的情况下，通常人们说话是很随便的，因为不管怎么说，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和管家都可以算得上是半个当家人。而在作坊的熔炉边，在厨房的灶台前，我的父母、亲戚以及邻里们当着我的面谈及的几乎少有新的内容。所有这样的谈话已经永久地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其中或许有很多东西影响了我对现实社会的看法。 |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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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这个时代，回忆录一类的作品又繁荣起来，这种繁荣可能胜过以往的任何时代。这是因为有内容可述。时代越是激烈动荡，越具戏剧性，人们对当代历史的兴趣就越浓厚。风景画的艺术不可能诞生在撒哈拉沙漠。历史“转折”的时期，就像我们所处的时代，总是激励人们用当年积极参与者的目光去回顾昔日早已逝去的岁月。这可以用来解释自大战结束以来回忆性作品大量涌现这一事实，或许它也能说明本书的出版缘由。
我个人积极的政治活动的暂时中止，为本书的问世提供了契机。君士坦丁堡的客居生活是我生命中预料不到又绝非偶然的驿站。客居他乡对我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我暂居于此，静待时局的进一步发展。革命者的一生中缺乏了某些“神秘色彩”一般来说是不可能的。无论如何，在君士坦丁堡这短暂闲适的生活是再好不过的一个机会，可以在时势允许我向前推进之前，回顾一下过去。
最初我只是为报纸写一些自传性的随笔，并仅限于此。但是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我目前的处境，我不知道我的这些文字是如何与读者见面的。但是，任何事情都有其自身的逻辑，只是在结束这些文章的写作时，我才意识到自己正在开始一个新的工作。我决定要写一本书。我选择了另一种更广泛的题材，重新开始全部的工作。本书与最初为报纸写的几篇文章之间惟一的共同之处仅在于，它们所涉及的是同一个对象，除此之外，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作品。
我特别详尽地叙述苏维埃革命的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始于列宁卧病在床和“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发起之时。正如我力图指出的那样，追随者们夺取权力的斗争决不仅仅是个人之间的争斗。它揭开了新的历史篇章：反对十月革命和准备热月政变。人们经常会问我这样的问题：“您是如何失去权力的？”这个问题的答案自然可以由此而出。
作为一本革命政治家的自传，本书不可避免地涉及一系列理论问题，这些问题与俄国社会乃至在一定程度上与全人类的发展相关，特别是与那些被称为革命的关键时期相关。当然，在本书中我不可能从根本上详细研究这些复杂的理论问题。在我的个人生涯中曾经扮演重要角色、而今对许多东方国家有着深刻现实意义的所谓不断革命论，在本书中只能作为次要方面简要论述。假如这样的安排不能使读者满足的话，那我只能告诉你，关于革命问题的系统深入的研究可以写成一本专著，在这本专著中我会试图对自己几十年的革命生涯做一个重要的理论总结。
在这本书里，我对为数不少的人物的描述与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政党所做出的描述并不总是相吻合，于是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会找到一些枝节，并以此来指责我的描述缺乏起码的客观性。在此之前，我在期刊上发表的只言片语已经引起了这样那样的反驳。这是不可避免的。毫无疑问，即便我能够成功地把我的自传写得像银版照片一样将我的生平原样照显(当然我根本就不打算这样写)，它仍然会激起往日争论的余波，这些争论是由当年的冲突引起的。然而，本书并非对我个人生活的刻板记述，而是我生活的组成部分。在本书中我将继续我毕生所从事的斗争。在叙述时，我时而作鉴别和判断，时而作评价；在讲述中，我进行自卫，但更多的时候是进攻。我认为，这是使我的自传更具有客观性，也就是使它更加准确贴切地表现人物、环境和时代的惟一手法。
客观性并非假装冷漠，以一种旁观者的口吻伪善地谈论自己的朋友和敌人，在不便直说的地方就拐弯抹角地暗示读者，这样的客观性只不过是世俗的陷阱而已。我不需要这样的客观性。我既然认为有必要讲述自己，那我就没有理由掩饰自己的爱憎好恶——没有人能做到撰写自传而不谈自己的感受。
这是一本论战性的书，它反映了完全建立在矛盾基础之上的社会生活的进程。学生对老师的无礼顶撞，社交场上温情脉脉的面纱下满怀忌妒的刻薄辞令，永无休止的商业竞争，在科技、艺术、体育等所有领域展开的疯狂竞赛，深刻的利益矛盾导致在议会冲突不断，报刊之间终日不休的激烈争论，工人们举行罢工，游行示威者遭到枪杀，文明的邻国间兵戎相见，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内战的烽火几乎从未熄灭……所有这一切都是社会“论战”的不同形式：从看似平静几乎不被察觉实则剑拔弩张危机四伏的寻常的“论战”，到危机迭起的、爆炸性的、火山爆发式的战争与革命的“论战”。这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我们就生长在这样的时代，我们与之同呼吸共命运。在这样的时代，如果我们想忠于自己的祖国，我们又怎能不投身于这场论战呢？
但有一条更基本的准则：对事实的叙述要严谨平实。正如最不可调和的革命斗争也要考虑时间、地点这些情况一样，论战性最强的著作也应该遵守物与人之间固有的比例关系。我希望我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不仅在整体上而且在局部上也遵循这一原则。
诚然，在为数不多的几处，我以对话的形式记述了当年的几次谈话。没有人会要求我逐字逐句地原样再现多年前的谈话，我对此也不苛求自己。某些对话更多的是象征性的。但在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有那样的时刻，某次谈话特别清晰地印在他的记忆中，这类谈话他往往会对自己的知交或政治上的朋友反复讲述，因此，它们会牢牢地铭刻在人的脑海深处。我这里所指的首先当然是政治性谈话。
在这里，我想指出的是，我历来对自己的记忆力深信不疑。事实多次证明了本人记忆力的可靠性，并使它成功地经受了考验。但是，在此必须补充说明的是，如果说我的空间记忆力相当差的话，那么我的音乐记忆力就更不值一提了，同时我的视觉记忆力和语言记忆力也相当一般，可我的思维记忆力却要比一般水平高出许多。而事实上，思想和思想的发展以及人们为这些思想而展开的斗争，在这本书中占据了主要的地位。
当然，记忆并非自动机械计算器，它绝不是“大公无私”的。它常常会从利己的角度出发，把那些对自己不利的东西遗忘或者将它们挤到阴暗的角落。但这已经是“精神分析”批评的事情了。这种批评偶尔也会有一些睿智精辟对人颇有教益的见解，但更多的时候却只是标新立异、信口开河。
毋庸置疑，我经常坚持通过将自己记忆的东西与文献资料对比的方法来检验我的记忆力。不管我的写作条件有多么艰难，我仍然借助极其有限的图书材料和档案资料对本书中所涉及的重要事件和时间进行必要的核实。
从1897年以来，我就是以手中的笔作为自己斗争的主要武器的。因此在过去的32年间，我的生平事迹几乎连续不断地发表在许多刊物上。自1903年以来开始的党内派别斗争明显地留下了我个人活动的印记。我和我的对手之间毫不留情地相互攻击，所有这一切都已白纸黑字地记录在案。十月革命以来，有关革命运动史的研究在年轻的苏维埃学者和多数的学术研究机构的工作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在革命档案和沙皇警务厅的档案中寻找一切使人感兴趣的东西，给它们加上详尽可靠的注释，然后出版。在革命后最初的几年还没有掩盖和粉饰一些东西的必要，这项工作还能够十分认真地进行。正是在这一时期，国家出版局出版了(列宁文集)和我的一些著作。这些著作每卷中都附有长达几十页的注释，其中收录了大量有关作者活动及这一时期重要事件的珍贵的真实资料。无疑，上述所有这些，减轻了我在写作本书时的工作，有助于我确定正确的时间线索和避免事实性的错误，至少是避免严重的错误。
不可否认，我的人生道路确实并非那样平淡无奇，但其中的缘由与其从我个人身上去探究，还不如到时代环境中去寻找。当然，要干成我所干的那些或好或坏的事情，也需要一些鲜明的个性特征。但换一个历史条件，这些个人特点或许会静静地沉睡，正如人的无数天赋和激情在社会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始终沉睡一样；然而在今天这一环境下被排斥或压抑的其他素质则有可能会表现出来。客观凌驾于主观之上，客观是事物的最终决定因素。
我自觉而积极地为了一个明确的思想目标而斗争的活动，大约始于十七八岁。在我的个人生活中，没有任何事情能够仅凭自身的条件就足以引起社会的关注。我过去多少有些出众的事情都与革命相关，并由此而使它变得有意义。这也是我的这本自传得以问世的惟一理由。
但是，它也给我的写作带来了困难。我个人生活的事实与历史事件是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至于很难将二者分开。然而，这部自传毕竟不是一本历史学术研究著作，因此书中对历史事件的取舍安排并非依据它们的客观意义，而是取决于它们与我的个人生活事实的联系的紧密程度。于是，如果书中对个别历史事件以及一些历史阶段的取舍安排并不像一部历史著作那样恰当也就不足为奇了。自传与革命史之间需要摸索出一条合理的界线，既不能将对我个人生平的描述淹没在对历史的研究之中，又要给读者提供社会发展的事实依据。对这一问题，我在此假定读者们已经了解那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大致轮廓，因此只要对历史事件及其前因后果做一些简要提示就能唤起读者们的记忆。当本书问世的时候我也将年届半百。我的生日与十月革命日恰好巧合。天知道神秘主义者和毕达哥拉斯会由此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我本人也是在十月革命整整三年以后才发现了这一有趣的巧合。我在偏僻闭塞的乡村一直长到9岁，这期间从来离开过那里。我读了8年中学，中学毕业后第一次被捕。与我的许多同龄人一样，监狱、流放、流亡异国他乡成了我的大学。我蹲过两次沙皇的监狱，前后加起来总共有将近4年的时间。也曾经两次被沙皇政府流放，第一次流放了两年，第二次有几个星期，两次我都从西伯利亚逃了出来。我两次流亡国外侨居他乡，总共在欧美几个不同的国家度过了将近12年的时光：1905年革命前有两年，革命失败后有近10年。世界大战期间，1915年，我被德国的霍亨索伦王朝缺席判处监禁，第二年我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到了西班牙，在马德里被短期监禁，然后又在警察的监视下在加的斯停留了一个月，最后又被驱逐到了美国。就在我旅居美国的时候，二月革命爆发了。1917年3月，我在离开纽约回国的途中被英国人逮捕，并在加拿大的集中营里被关了一个月。我参加了1905年革命和1917年革命，1905年革命期间曾经担任彼得堡人民代表苏维埃主席，1917年革命中再次担任这一职务。我亲身参加了1917年的十月革命，并成为苏维埃政府成员。我曾经作为外交人民委员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与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作为陆海军人民委员，我曾经在将近5年的时间里从事组织领导红军和重建红海军的工作。此外，在1920年间，我负责恢复被破坏了的铁路运输系统的领导工作。
但是，除了内战的几年之外，党务活动和写作活动构成了我生活的主要内容。从1923年起，国家出版局开始出版我的选集，仅出版了13卷，另外，早些时候还出版过我的5卷军事文集。自1927年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迫害变得异常残酷之后，这些出版工作就被迫停止了。
1928年1月，我遭到苏联现政权的流放，在中国边境上度过了一年。1929年2月，我被驱逐出境来到土耳其，正是在君士坦丁堡我写了这本自传。
即使是这段简要的概述，也不难看出我的生平无论如何都不能算做是平淡无奇的。恰恰相反，由于其中充满了无数的迂回曲折、意外、尖锐冲突和起落沉浮，它使我的生平简直可以用“奇遇”来形容。在此我想指出的是，实际上就个人天性而言，我和那些寻求奇遇的冒险者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而从个人秉性来看，我倒是一个略有一些学究气和守旧的人。我崇尚纪律与秩序，不能容忍无序和破坏，这绝不是信口胡说，事实就是如此。我一直都是一个非常勤奋而又认真的学生，在日后的生活中我始终保持了这两种品质。在内战的烽火岁月中，我乘着专列奔忙于祖国各地，行程可以绕地球赤道好几圈，沿途每当看到用新松木板修筑的围墙我都会非常高兴。列宁得知了我的这个奇怪的喜好后，还多次以此与我开一些善意的玩笑。我过去和现在一直都认为，如果一本书可以使人在其中发现新的思想同时又能够用它优美的文笔将作者的这些思想传递给读者，那它就是我最喜爱最珍视的文化成果。我一直渴望学习，在我的内心深处曾经多次感到，似乎是革命工作妨碍了我系统地学习。尽管我近30年的自觉生活几乎全都被革命斗争所占据，但是如果我有机会重新开始我的生活的话，我仍将毫不犹豫地选择我现在正在跋涉的这条路。
在我第三次流亡国外之际，我有幸写下这些文字。而此时，我最亲密的朋友们却都被他们亲手创建并为之立下汗马功劳的苏维埃共和国发配到了流放地或者关进了监狱。他们中的一些人动摇，退却；有些人甚至在对手面前举手投降。这些人有的是因为在精神上崩溃了，有的是因为身陷迷宫找不到出路，还有的是由于忍受不了肉体上的折磨。像这样大规模举旗背叛的情况我曾经受过两次：一次是在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另一次是在世界大战初期。我的阅历使我清楚地认识到，历史发展的大潮有涨有落，这是由其自身的规律决定的。人为地急躁冒进并不能加速其变化的进程。我已习惯了不从个人命运的角度来探察历史的发展前景。认识现实世界的发展规律，从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是作为一个革命者首先要做到的事情，同时，这对于不把自己的使命局限于现实生活的人来说，也是最大的满足。
列·托洛茨基
1929年9月14日
普林吉坡 |
第五章列宁号召暴动<<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下）>>第五章列宁号召暴动除了工厂，兵营，农村，战壕和苏维埃以外，革命还有一个制造所，就是：列宁的头脑。列宁被迫躲藏起来，他不得不于111天之中——从7月6日至10月25日——隔绝人群，甚至于限制与党中央委员会面。没有同群众直接沟通，没有与组织联络接触，他只有更加决然的集中他的思想于革命诸根本问题，提高之至于马克思主义基础问题地位，——这对于他是一个需要，同时又是一个原则。民主派以及其中最左的分子，他们反对夺取政权时所持的主要理由，乃是说劳动者无能力运用国家机构。布尔什维克党内部那些机会主义分子所担心的，也正是这个。“国家机构！”每个小资产者都是在崇拜着这个超于众人和阶级之上的神秘原则下面，教养大的。有知识的俗子，骨髓内从他们的父亲或祖父，小商人或殷富农民，承受下来那个恐惧心，害怕那些全能的机关：它们决定和平还是战争的问题，它颁发营业证书，它们征收捐税，它们施行刑罚，间或赦免人罪，它们认可婚姻和出生，死了人也须恭而敬之循序等待它们认可。国家机构，小资产者走进偶像的庙堂里去，不仅恭而敬之脱了帽子，而且连鞋子都脱了，点起了脚尖轻轻走进去，——凡小资产者，无论他名字叫做克伦斯基，或赖伐尔[1]，或麦克唐纳，或希法亭，当他个人的福运或时会的凑合使得他做了部长或大臣时候，他总是这样走进国家机构里面去的。唯有谦恭服从“国家机构”，他才能报答这个恩典。俄国激进派知识分子，甚至当革命时候，也是非跟在贵族地主和资本家屁股后面就不敢参加政权，这些知识分子自然害怕和气愤布尔什维克派：那些街头鼓动家，那些煽惑家，竟想夺取国家机构！在反对科尔尼洛夫的斗争中，不管官方民主派如何怯懦和无力，苏维埃仍然拯救了革命；此事之后，列宁写道：“凡缺乏信心的人，经过这番事情之后，应该懂得一点了。那些人应当惭愧的，他们说道：‘我们没有什么机构去代替那必然倾向于保卫资产阶级利益的旧机构。’他们应当惭愧的，因为我们有新机构。这就是苏维埃。不要害怕群众的创意力和独立性，并且信任群众的革命组织，——那么你将看见，在国家生活的一切领域之内，工人和农民将表现那种势力，那种伟大，那种不可征服的气概，如同他们联合阻遏科尔尼洛夫叛乱时所表现的一般。”列宁在秘密生活最初一两个月中写成了他的书：《国家与革命》，——这书的主要材料，他在国外大战期间就已搜集好了。他以处理日常实际任务时那样的细心，来处理那关于国家的理论问题。他不能不这样做的：在他看来，理论本是行动的指导。列宁未曾有一刻以发明新理论为目的。刚刚相反他给他的著作以一种极端谦虚的性质，特别表明他是以弟子资格说话的，他说他的任务乃是复活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就其中仔细引证和琐碎解释来看，这本书可以使人觉得是迂腐的——使那些真正的迂夫子觉得是迂腐的，他们在分析文句时候无法感觉到思想和意志的强烈的冲动。光就在历史上更高的新的基础之上恢复阶级国家论一事来说，列宁就给马克思思想以一个新的具体性质，一个新的意义。但列宁这本关于国家的著作，其不可限量的重要性，首先在于这个著作乃是自有历史以来最大的暴动的一个科学的导言。“注解”马克思的人，准备了他的党以革命手段去征取地球上六分之一的疆域。国家如果能简单地适应于一个新历史制度的要求那就不会有革命发生了，可是资产阶级自己一向须依靠革命，才能走上政权，现在轮到工人了。在这个问题上，列宁也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原来意义，即视之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工具。工人不能占取国家机构么？但是——列宁教导说——问题绝不在于占取旧的机构而用之于新的目的，那是一个反动的空想。旧机构中的人选，他们所受的教育，他们的相互关系都违反于无产阶级历史任务，夺得了政权之后，我们的任务并不在于重新训练旧的机构，而是在于完全拆毁这个机构。拿什么东西去代替它呢？苏维埃本是暴动机关，领导革命的群众，暴动后就要变成新的国家制度的机关了。在革命漩涡之中，这本书不会有很多人去读；事实上亦是夺取政权之后才出版的。列宁研究国家问题，首先为了自己的内心信念，然后为了未来，保存思想的承续，乃是他时刻关心的事情之一。七月间，他写信给加米涅夫说：“秘密。人家若是收拾了我，我请你发表我的小稿本马克思主义国家论（存在斯德哥尔摩）。蓝色的封面。所有的引证都是引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也有引自考茨基反对潘涅库克[2]的。有许多注释和附论。你要编辑一下。我想有一星期功夫，你就可以整理出版了。我认为这是重要的，因为糊涂了的不仅是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二人。一个条件：这一切绝对秘密的。”革命的领袖，蒙了敌国奸细罪名受人通缉，有可能被敌人谋害死，却关心于出版一个“蓝面的”小稿本，其中征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这便是他的秘密遗嘱。“人家若是收拾了我”，这一句轻松的话是用来抵制他所讨厌的感伤情绪的：他委托的这件事情本含有一种可感伤的性质。但是他一面担心人家背后打击他，一面自己准备向人家当胸打击。那个宝贵的小稿本终于从斯德哥尔摩寄来了；他于读报和建议余暇便自己着手整理那个稿本。生活并非停滞不前的。国家问题必须以实际行动解决之时机，已经临近了。俄国帝制刚被推翻之后，列宁在瑞士写道：“……我们并不是布朗基主义者，……不主张以少数人夺取政权。……”回到俄国后他发挥同样的思想：“现在我们是少数，——群众尚未信任我们。我们晓得等待着。……群众将倾向于我们，那时考虑了势力关系之后，我们将对他们说：我们的时候到了。”夺取政权问题在这最初几个月内实等于在苏维埃中夺取多数问题。七月失败之后，列宁宣布说：从此以后只能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了；而武装暴动显然不应当依靠于那被妥协派败坏的苏维埃之上，而应当依靠于工厂委员会之上；胜利之后，再来重建苏维埃使之合于政权机关。事实上，两个月之后，布尔什维克派从妥协派手里把苏维埃夺来了。在这个问题上，列宁的错误最足以表明他的战略家天才：他按照最不利的形势来拟定最大胆的计划。四月间他经过德国回俄国来时候，他算计一出火车站就会被人送进监狱去的；同样，7月5日，他也说：“他们也许要把我们通通枪毙的。”现在他又估计：妥协派将不肯让我们在苏维埃中夺取多数的。拿破仑写信给柏底耶（Herthier）将军说：“当我草拟作战计划时，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人比我更胆小；我夸大了一切可能的危险和灾害。……可是我的计划决定以后，一切都忘记了，惟有那足以促使计划成功的事情不会忘记。”如果把这个不大适宜的字眼“胆小”除开不论，则此基本思想亦可用之于列宁。解决一个战略问题时列宁赋予敌人以他自己的决心和他自己的明察。列宁的策略上错误往往是他的战略上精明所造成的副产物。在现在这件事情上其实也谈不到错误的：一个医生使用顺次消去法来决定病症，假设许多病症，然后一个个消去之，先从最危险的假设开始，——这样并不是错误，而是一种分析方法。布尔什维克派一经取得两个首都苏维埃之后，列宁说：“我们的时候到了。”在4月和7月，他设法制止过急的行动。在8月，他从理论上准备新的阶段；从9月中旬起，他就用尽全力来催迫了。现在危险的并不在于走得太快，而是在于走得太慢。“在这事情上，现在不会有什么早熟的了。”在他的论文和他的致中央委员会书信中，列宁分析时局，每次总是特别注重国际形势。欧洲无产阶级觉醒的征兆和事实，他认为是战争背景之下一种无可否认的证据，证明外国帝国主义直接危害俄国革命之可能性是渐渐少了。意大利社会党人被逮捕，尤其德国舰队中发生兵变事情，使得列宁宣布全世界有很大的变化：“我们处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了。”关于列宁这个出发立场，不肖门徒辈历史家们宁愿绝口不提：因为列宁的计算似乎被事变所反驳了，又因为根据后来成立的理论，俄国革命无论在什么条件之下自己都会成功的。然而列宁对于国际局势的判断，绝非是幻想的。他从各国军事检查新闻所透露的消息，看出一些征兆，而这些征兆确实表明，革命风暴将要到来。一年之后，这个风暴果真吹倒了中欧两帝国的整个建筑。但即在战胜国中，在英国和法国，更不用说意大利了，这个风暴也长久阻止了统治阶级的自由行动。若有一个坚固的保守的很自信的资本主义欧洲在当前，则孤立的而且来不及巩固起来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连几个月也不能维持。但是那个欧洲已经不存在了。固然欧洲革命并未能送无产阶级走上政权，——改良派救了资产阶级政制，——但仍有充足力量来保护苏维埃共和国，在其存在的第一个时期，即最危险的时期。列宁的深刻的国际主义，不仅表现于他始终重视估量国际局势上面；而且连俄国夺取政权这件事也被他看做首先是对欧洲革命的一个推动——他说过好几次，欧洲革命对于人类命运，要比在落后的俄罗斯的革命，更重要得无数倍了。有什么刻薄的话，他不用之于那些布尔什维克派头上呢，——他们不明白自己的国际主义者任务？他嘲笑道：“通过一个决议案表同情于德国变兵，同时又反对在俄国举行暴动，——这是真正合理的国际主义！”在民主会议开会那几日之中，列宁写信给中央委员会道：“已经在两首都苏维埃中得到了多数，……布尔什维克派可以而且应该夺取政权。……”在伪造民意的民主会议中农民代表大多数投票反对与立宪民主党人合作，这件事实，列宁认为有决定意义的重要性：农民不肯与资产阶级同盟则除了拥护布尔什维克派之外将没有其他出路。“民众已经厌倦于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动摇了。惟有我们在两首都的胜利能引领农民跟着我们走。”党的任务：“将那在彼得堡和莫斯科举行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和推翻政府问题提出于议事日程。……”直至那时，还没有一个人敢如此决然的如此露骨的提出暴动问题的。列宁很注意查考国内所有的选举和投票，他小心搜集统计数字，足以说明真实的势力关系的。半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对于选举统计漠不关心，这个倾向只能得到列宁的鄙视。同时，列宁也从未将议会运动的指数与真实的势力关系混为一谈；一有机会他总要声明重视直接行动。他提醒人说：“……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力量，从它对于群众影响以及领导群众加入斗争的观点来说，在议会外的斗争中比在议会的斗争中要无比的大得多了。这是谈到国内战争问题时最重要的一个注意点。”列宁以锐利的眼光第一次指出土地运动已经进入决定胜负的阶段了；从此观察，他立刻推出一切的结论。农民不肯再等待了，士兵亦然。九月底，列宁写道：“在农民暴动这个事实之前，一切其他的政治表征，即使是违反于这个全国总危机的成熟现象的，也都绝对失去重要意义了。”土地问题就是革命的基础。政府如果战胜了农民暴动，那就等于“埋葬了革命。……”再不能希望比现时更好的条件了。现在就是行动的时刻。“危机成熟了。俄罗斯革命的命运在此一举。国际工人社会主义革命的命运也在此一举。危机成熟了。”列宁号召暴动。每一行简单的，素朴的，有时盛气凌人的文字，都透露出最激越的热情。十月初他写给彼得格勒党会议的信说：“革命就要完蛋了，倘若克伦斯基政府不于最近期间被工人和士兵所推翻。……必须动员所有的力量使得工人和士兵头脑之中深印这个思想：认为一个拼命的，最后的，决生死的斗争，为了推翻克伦斯基政府，是绝对必要的。”列宁不止一次说群众比党更左。他知道党比它的上层那些“老布尔什维克派”也更左些。他太明白中央委员会之中各种派别和倾向了，所以他不以为中央委员会能采取什么冒险的步骤。他反而害怕过分的谨慎，延宕的精神对于几十年准备下来的历史局势的错失。列宁并不信任那没有列宁的中央委员会：这便解释了他在躲藏地为什么写出了这些书信。列宁之不信任，是不怎么错的。在大多数情形，总是在彼得格勒已经决定之后他才得表示意见，所以列宁总是从左的观点去批评中央委员会的政策。他的反对是以暴动问题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但并不限止于暴动问题。列宁认为中央委员会太看重妥协派的执行委员会，民主会议，以及一般苏维埃上层的议会把戏了。他激烈反对布尔什维克派之建议在彼得格勒苏维埃成立一个各派混合的主席团。他骂那参加预备国会的决议是“可耻的。”他气愤于九月公布的立宪会议布尔什维克派候补议员名单：太多知识分子，太少工人。“拿演说家和著作家去充塞立宪会议，这是走上了机会主义和沙文主义的陈腐道路。这不是第三国际应该做的。”此外，未经斗争锻炼过的新党员也太多！这里，列宁认为必须声明一点：“自然……举例来说，没有人会反对提出托洛茨基做候补人，因为第一，托洛茨基一回来就采取了国际主义者的立场；第二，他在区联派中为争取合并进行过斗争；第三，在七月事变那些艰难的日子里他能胜任工作，是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忠诚拥护者。但显然，不能说列入名单的许多新近入党的人都是这样。……”人家会以为四月事变在重现了：列宁又成了中央委员会的反对者。问题的方式是不同的，但他一般的反对精神是一样的：中央委员会太消极，太退让于知识分子的舆论，太妥协于妥协派；尤其太冷淡于武装暴动问题，——是宿命论者的态度，而非布尔什维克派的态度。现在是从坐而言到起而行的时候了：“我们的党，现在，在民主会议时候，事实上有着自己的大会，而这个大会应当（无论它愿意或不愿意）解决革命的命运。”只能设想一个解决法：武装暴动。在这第一封论暴动信上，列宁还声明一点：“问题并不是关于暴动的‘日子’，也不是关于暴动的狭义的‘时机’。惟有一切与工人和士兵，与群众，相接触的人，才能决定这个时机问题。”但二日或三日之后（那时的信一般没有记日子：不是因为忘记了，而是为了密谋），在民主会议解体的明显印象之下，列宁已经坚持必须立刻行动，而且马上提出一个实际计划来了。“我们应当在民主会议中立即团结布尔什维克党团，不要贪求人数，……我们应当拟定一篇布尔什维克派简短宣言；我们应当派遣整个党团往工厂和兵营去，同时我们也应当一分钟都不浪费立刻组织暴动军司令部，展开我们的势力，派遣忠实的兵团占据最重要地点，包围亚历山大戏院（民主会议会场），占领彼得·保罗堡垒，逮捕司令部和政府，再派一些奋不顾身的队伍去对付军官生和野蛮师，宁死阻止敌人冲到城中心来。我们应当动员有武装的工人，号召他们从事最后的激烈战斗，立刻占领电话局和电报局，将我们的暴动司令部设在中央电话局，用电线与各工厂，各兵团，各武装斗争地点等联络起来。”日期问题，现在无须依靠“那些与群众相接触的人来决定”了。列宁提议立刻行动：发一个最后通牒退出亚历山大戏院，然后带领有武装的群众回到戏院来。致命的打击不仅要打在政府头上，同时也要打在妥协派最高机关头上。苏汉诺夫攻击道：“……列宁在私信之中要求逮捕民主会议，但在报纸上则提议一种‘妥协’如我们所知的：请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人接受整个政权，再看未来苏维埃大会如何决定。……托洛茨基在民主会议及其周围也是坚持这个观念。”苏汉诺夫认为这里面是口不对心的，其实毫无这个影子。列宁向妥协派提议一种妥协，乃是在战胜科尔尼洛夫之后立刻提出来的，即在九月初旬。妥协派耸耸肩膀，放过这个妥协机会。他们把民主会议转变为一种假面具，掩盖他们与立宪民主党人的新合作来反对布尔什维克派。由此，妥协的可能确定地消失了。从此以后政权问题只能以公开斗争来解决。苏汉诺夫将二个时期混为一谈了，其中前一时期比后一时期要早15日，而且从政治上决定后一时期。但即使暴动是新合作政府之下不得不然的结论，列宁这个转变的激剧也是出人不意的，甚至是出于他自己的党的上层诸领袖意料之外。照他的信来团结民主会议中布尔什维克党团，显然是不可能的，即使“不要贪求人数”也是不可能的。当时党团的情绪如此之落后，甚至以70票对50票之多数反对抵制预备国会，即反对暴动路上第一个步骤。连中央委员会里面也没有人赞成列宁的计划。四年之后，某次纪念晚会之中，布哈林以其特有的夸大和俏皮叙述一件根本上颇正确的轶事：“信（列宁的）写得很凶，拿种种刑罚（？）恐吓我们。我们大家都吃了一惊。还没有人敢如此凶狠的提出问题。……起初大家都不知道如何是好。后来商议了以后就决定了。在本党历史上，这恐怕是独有的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一致决议焚毁列宁的信，……我们想，无疑的，在彼得堡和莫斯科我们可以拿到政权，但我们估量我们还不能在外省立脚，拿了政权和驱逐了民主会议诸代表之后我们更不能在俄国其余部分巩固势力了。”为了密谋关系确曾焚毁了好几份这样危险的信，——实在说并不是一致决定的，而是6票对4票及6票弃权之多数决定的。幸而有一份替历史家保留下来。但布哈林叙述的故事之中这一点还是真实的，即是全体中央委员都拒绝列宁这个建议，虽然拒绝动机各个人不相同：有些人是根本反对暴动，有些人认为民主会议开会期间最不利于暴动，又有些人则不过是迟疑不定，采取观望态度。列宁碰了这个钉子，便去同史密尔卡进行阴谋。史密尔卡那时也在芬兰，以苏维埃地方委员会主席之资格手中操着很大的实权。1917年时史密尔卡站在党内最左翼，他七月时就已主张推行斗争直至解决胜负了。列宁每逢转变政策时候总找得到依靠的人。9月27日，列宁写给史密尔卡一封长信：“……而我们在做什么？只是通过决议。我们在浪费时间，我们在确定“日期”（定于10月20日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这样拖延难道不可笑吗？指望这个难道不可笑吗？）。布尔什维克没有有计划地进行工作，为推翻克伦斯基准备好自己的军事力量。……应当在党内做鼓动，引起人认真注意武装暴动，……再说到你的作用。……建立一个由最可靠的军人组成的秘密委员会，同他们进行周密的讨论，收集（并亲自核对）关于彼得格勒郊区和市区军队的编制和布防，关于芬兰部队向彼得格勒的调动，关于舰队的动向等等的精确情报。”列宁要求“在那些驻防芬兰的哥萨克军队中进行有系统的宣传……必须详细调查哥萨克兵的态度，遣派芬兰地方海陆士兵中最好的鼓动人才有组织地到哥萨克兵里面去。”最后，“为了适宜地准备群众情绪，必须立即传播这个口号：政权必须立即移交彼得格勒苏维埃之手，然后转交于苏维埃大会。因为再宽容三个星期，让克伦斯基进行战争和准备科尔尼洛夫式行动，——有什么好处呢？”这里我们有一个新的暴动计划：在赫尔辛基设立“一个由最可靠的军人组成的秘密委员会”为作战司令部；驻防芬兰的俄国军队为作战主力。“似乎完全操在我们手里的而且有重大军事作用的力量，只有芬兰的军队和波罗的海舰队。”列宁期望如此在彼得格勒之外给政府一个最重的打击。同时也必须“适宜地准备群众情绪”，为的以芬兰的武装力量推翻政府对于彼得格勒苏维埃不会是晴空霹雳的：苏维埃大会未开之前，彼得格勒苏维埃应当是政权的继承者。这个新计划草案，同以前那个一般，也是没有实行的，但并非全无效果。在哥萨克军队中进行鼓动，不久就得到了效果：关于这事我们已经听狄宾科说过了。号召波罗的海水兵来参加给予政府的致命打击，这事情也放入了后来拟定的计划之内。但要点并不在这儿：列宁如此极端迫切提出问题，就是不容许任何人规避或玩弄这个问题。当作直接的策略上建议来看是不合时机的事情，但若当作中央委员会情绪的试验来看，当作拥护坚决的以反对动摇的手段来看，当作帮助推动左倾的办法来看，则是合适的了。列宁用尽种种手段，他在躲藏地与众隔离的生活中所能用的手段，努力迫得党的干部去认识时局的严重和群众的压力。他召集若干布尔什维克派到他的躲藏所来，热烈的询问他们，他检验领袖们的言论和行动，他越过组织路线寄发他的口号给党，给党的下层，为了迫得中央委员会不得不行动，不得不实行到底。写给史密尔卡的信后一日，列宁写了我们在上面已经引过的那篇《危机成熟了》的文章。结末几句话不异于是向中央委员会宣战。“必须……承认事实：在我们内部，在党中央委员会和上层领袖间，存在一种倾向或一种意见，主张等待苏维埃大会，反对立刻夺取政权，反对立刻暴动。”这个倾向，无论如何必须克服的。“先战胜克伦斯基，然后召集大会。”浪费时间来等待苏维埃大会“不是完全痴呆便是彻底背叛……”直到大会，即20日，还有20多天，“几个星期甚至几日，现在足以决定一切。”拖延解决，即是怯懦地放弃暴动，因为开大会时候，夺取政权将成为不可能的了：“到了如此愚蠢的替暴动‘规定’的那个日子，人家已经调了哥萨克兵来了。”仅仅这封信的口气就已经表明了，列宁认为彼得格勒诸领袖的拖延政策含有多大危险。但这一次他不限止于激烈的批评而已，而且为了表示抗议他辞去中央委员之职。理由：从民主会议开始中，中央委员会就未曾回答他的夺取政权要求；党报编辑部（斯大林）故意稽迟发表他的论文，而且删去了几节关于指出“布尔什维克派一些骇人错误的，如参加预备国会那种可耻的错误。”……列宁不认为可以在全党前面遮盖这个政策。“我不得不提出退出中央委员会的请求，在此我提出这一请求，同时保留在党的下层以及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进行鼓动的自由。”在文件之中发现不出这件事情后来是如何解决的。总之列宁并没有退出中央委员会。列宁之提出辞职绝不会是一时愤慨的结果，他显然是为了必要时能够摆脱中央委员会内部纪律的束缚：他并不怀疑，直接号召党的下层一定可以保证他的胜利，同在四月间一样，但是公开反对中央委员会，必须以准备一个非常大会为前提，因之必须有相当的时间；然而缺少的正是时间。以他这封辞职书为借口，但并不完全超越党的法制范围之外，列宁继续以一种更大的自由在党内战线上开展攻势。他不仅将他的致中央委员会的信抄寄彼得格勒委员会和莫斯科委员会，而且设法使得这些抄件能达到各区最可靠的活动同志。十月初，列宁已经超越过中央委员会头上，直接写信给彼得格勒委员会和莫斯科委员会了：“布尔什维克派没有权利等待苏维埃大会，他们应当立刻夺取政权……拖延是罪恶。等待苏维埃大会，是幼稚地玩弄形式，是无耻地尊重形式，是背叛革命。”从行动的等级系统观点来说，列宁这种举动并非全然无可非议的。但这里牵涉的问题更大于党内的形式纪律。维包格区委员会一个委员斯卫希尼可夫，在他的回忆中说：“伊里奇在他的躲藏地孜孜不倦地写了东西出来，娜杰支达·康士坦丁诺夫娜（克鲁泼斯该雅）常常在区委员会读那些稿子给我们听。……领袖的火辣辣的话增加了我们的力量。……我记得同昨天事情一般清楚：在区机关一个房间内，打字的地方，娜杰支达·康士坦丁诺夫娜如何俯身仔细校对复件和原稿；在她身边，‘叔叔’和‘珍妮’又如何要求给他们留下一份复件。”“叔叔”和“珍妮”乃是区委两领袖的为秘密工作用的诨号。一个区同志那乌莫夫说：“不久之前我们才接到伊里奇一封信，致中央委员会的。……我们读了那信，大家喊一声：啊哈！原来列宁好久以来就向中央委员会提出暴动问题了。我们吵起来，我们开始施行压力。”正是需要这个。十月初，列宁要求彼得格勒党会议坚决表示赞成暴动。由他起意，党会议“恳切请求中央委员会采取种种步骤以领导工人士兵和农民的不可避免的暴动。”仅仅这两句话就含有两种掩饰作用：一种是法律上的，一种是外交上的。说领导“不可避免的暴动”，而不说直接准备暴动，这是为了免给检察官拿去做罪证。说党会议“恳求中央委员会”，而不说要求，不说抗议，这是显然为了顾全党的最高机关的面子。但在另一个也是列宁起草的决议案之中，则更加坦白地说出了：“……在党的上层分子之中，我们看见有些动摇，仿佛害怕夺取政权的斗争，倾向于拿决议案，拿抗议书，拿大会，来代替这个斗争。”这差不多是公然激起本党来反对中央委员会了。列宁是不轻易决定如此行动的。但现在是关于革命命运问题，其他一切顾虑只好置诸脑后了。10月8日，列宁写信给将要开的北方苏维埃大会布尔什维克派诸代表说：“我们不能等待全俄苏维埃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可以把那个大会延期至11月的。我们不能延缓，让克伦斯基多调些科尔尼洛夫派军队来。”芬兰，海军和勒瓦尔也有代表参加的那个大会，应当发起“一个立即的动作对于彼得格勒。”立刻暴动，这一次是直接向几十个苏维埃的代表们号召了。是列宁个人号召的，没有党的决议，党的最高机关此时尚未表示哩！必须对于无产阶级，对于党，有很大的信心，同时对于中央委员会又有很严重的怀疑，才会抛开中央委员会，以个人负责感，从秘密藏身之处，用小字写在小纸上，叫人去鼓动武装暴动。九月间和十月初，列宁怎样又会在自己的党的上层领袖当中孤立起来呢，如同我们说过的四月初情形一般？这一点将不能明白的，倘若我们相信那个愚蠢的传说，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历史设想为从一个革命思想纯粹而简单的派生出来的。事实上，布尔什维克主义乃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发展的，受了这个环境的种种影响，某种小资产阶级情绪和某种落后文化状态也是属于这种影响之内。每逢有新局势发生，党非经过一种内部危机就不能适应这局势。要真正明白临近十月暴动之时布尔什维克党上层领袖中间发生的那种激烈斗争，我们还必须回头去看看本书第一卷中说起的党内那些过程。尤其当本书著作时候，斯大林一派正在以前所未闻的努力，而且在世界范围内，来从历史之中抹去了关于十月革命事实上如何准备及如何成功的一切回忆，——那种回顾更加是必要的了。大战之前几年当中布尔什维克党在公开报纸上自称为“彻底的民主派”。这个别号不是偶然选取来的。惟有布尔什维克派有勇气敢彻底提出实行革命的民主口号。但在预测革命时候，布尔什维克党并未超出这些口号以上。可是大战使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帝国主义结成了不解之缘，确定指示出：“彻底的民主”政纲非经过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实现的了。布尔什维克派之中那些人，在大战时未曾有此觉悟的，必然被革命所震惊，而不可避免地变成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左翼同路人。虽说当年烽火让有关资料极为残破——1923年后的追述整理又增添了高层新内斗的倾向性——通过对欧战期间党史的精心研究，我们仍可发现，在大战期中布尔什维克派上层分子思想理论方面有很大的衰落，那时党的经常生活事实上已经停止了。这个衰落有两重原因，一方面流亡者脱离了群众，另一方面地下组织脱离了境外中心（首先是列宁的指导），结果呢？境外人员受到隔绝，国内分子又滑入歧途[3]。每个国内的列宁派老干部，处于孤军奋战的状态，其中没有一个人在整个战争期间曾经写了什么文件足可被人认为至少是从第二国际向第三国际路上轻走一步的。几年之前，一个老党员安东诺夫·萨拉托夫斯基写道：“关于和平，关于渐渐起来的革命的性质，关于本党在未来临时政府中的作用等问题，在我们的头脑里是很模糊的，或简直未曾入于我们的思考领域之内。”直至现在，人家还未曾发表过一篇文章，一页笔记，一封书信，其中斯大林、莫洛托夫或现时其他领袖在那几年间曾经提出他们的意见关于战争和革命前途的，——即使顺带的或匆忙的提出，也不曾有过。这自然并不是说“老布尔什维克派”，在战争，社会民主党破产和俄罗斯革命准备那几年之中，丝毫未曾写过关于那些问题。历史事变太迫切要求一个回答，而坐牢和流放也给人以足够的间暇来思考和通信。然而关于那些问题写下来的一切文件之中，没有一件可以附会解释是向着十月革命思想前进一步的。只消指出党史学院不许印行斯大林的笔从1914年至1917年间写的一字一句，而且不得不小心隐藏关于1917年三月的最重要文件，——我们便可明白了。在当今领袖分子大多数人的官方政治传记中，大战那几年事迹有如一页白纸。这便是赤裸裸的真相。最近的青年历史家之一，拜也夫斯基，奉命专门表明党的上层领袖在战争那几年中如何朝着无产阶级革命方向发展的。无论他的科学良知如何表现得柔顺，他仍然不能从那些材料之中得到什么结论，除了这个贫乏的声明：“我们不能追随这个过程的线索，但某些文件和回忆无疑证明了：党的思想曾在暗中摸索循着列宁的四月提纲的方向。……”仿佛说问题是关于暗中摸索的，而不是关于科学的估量和政治的预断！彼得格勒《真理报》，于革命之初，企图采取一种国际主义立场，——这固然是一种极端矛盾的立场，因为并不超出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范围之外。有威望的布尔什维克派，充军回来，立刻就给中央机关报以一个民主爱国的方向。加里宁为了辩护他被人骂做机会主义者，于5月30日提醒人道：应当“拿《真理报》来做例。起初《真理报》采取一种政策。斯大林，穆兰诺夫，加米涅夫回来了，他们把住真理报的舵，朝着另一方向驶去。”几年之前莫洛托夫也写道：“必须坦白承认，党并没有明白的眼光，也没有坚决的意志，如革命时机所要求的……同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一般，鼓动工作并无坚固的基础，因为思想还未曾达到那种勇敢的结论，认为必须为了社会主义和为了社会主义革命而直接斗争。”“仅仅到了革命的第二月才开始转变。”“从列宁回到俄国来，即四月间起，我们的党才觉得有个巩固的立足地了。在此以前，党还是暗中摸索着，柔弱而无把握，找寻它的道路。”要先天地走到十月革命的思想，无论在西伯利亚，在莫斯科，或甚至在彼得格勒，都是办不到的，惟有在世界历史道路的十字街头上才办得到。过迟的资产阶级革命问题，必须同世界无产阶级运动前途相会合才能在俄国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纲领；——必须有个更高的观察点，必须有个非民族的而为国际的眼界，更不必说需要具有较党内所谓实干家群体更丰富深刻的思想素养。在那些实干家看来，帝制的推翻将在俄国开辟一个“自由的”共和国时代，他们将在此共和国内，依照西方国家榜样，实行为社会主义而斗争。三个老布尔什维克，赖可夫、斯克伏错夫和魏格曼，“受了因革命而得解放的那林边区社会主义民主党人之委托，”三月间从托姆斯克打电报来说：“我们向复活的《真理报》致敬，它以前如此成功教育了革命的干部去夺取政治自由。我们也深深相信它亦将成功把那些干部团结于它的旗帜之下，为了继续民族革命斗争。”从这个集体的电报中，我们可以推出整个观念，系统，——一种鸿沟界在这个观念系统和列宁的四月提纲之间。二月革命突然的使那以加米涅夫、赖可夫、斯大林为首的党的领导层，变成了保护祖国的民主派，向右转弯，去同孟什维克派接近。未来的党史家雅罗斯拉夫斯基，未来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鄂终尼宫启宰，未来的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彼得罗夫斯基，三月间与孟什维克派亲密合作在雅库茨克出版一个杂志《社会民主》，站在那爱国改良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边缘立场上。最近几年，这个杂志被人家小心搜罗起来，以便焚毁了。安卡斯基是这派老布尔什维克之一，当还允许人写这类话的时候，曾写了如下的话：“必须公开承认，不少的老布尔什维克，在四月间党会议以前，关于1917年革命性质问题，还保持着1905年布尔什维克派旧观点，很困难地才抛弃与消除了这些观点。”应当补充一点说：业已失去效力的1905年思想，在1917年已经不是“布尔什维克派旧观点”了，已经成为一种爱国改良主义的思想了。一个官方历史出版物说：“列宁的四月提纲，在彼得格勒委员会中的确没有势力。赞成这个划时代提纲的人只有2票，反对者13票，弃权者1票。”博德魏斯基写道：“列宁的结论，连他的最热心的弟子也以为是太大胆的。”据彼得格勒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意见，列宁的演说“使得布尔什维克党陷于孤立，因之自然使无产阶级和党的地位极度恶化。”三月底，斯大林表示赞成军事保护祖国，赞成有条件地拥护临时政府，赞成苏汉诺夫的和平主义宣言，赞成与策列铁里的党合并。1924年他回顾前事，自己写道：“当时我与党内其他同志同站在这个错误立场，直至四月中旬才完全放弃了，而去拥护列宁的提纲。必须有个新的路向。列宁便以其有名的四月提纲给予党以这个新路向。……”加里宁直至四月底还主张与孟什维克派结成选举联盟哩。在彼得格勒市党会议上，列宁说：“我强烈反对加里宁，因为与爱国派联盟是不可想象的。……这是背叛社会主义。”加里宁的主张便是在彼得格勒也不是没有人拥护的。在会议时候，据说：“在列宁影响之下，联合的恶浊空气，渐渐消散了。”在外省，反抗列宁提纲，还继续得更长久些，有些地方甚至继续至十月。据基辅一个工人西夫错夫说，“（列宁的）提纲里所发挥的思想，并非立刻就被基辅整个布尔什维克派组织所接受了的。有些同志——毕亚大可夫是其中之一——不同意那个提纲……”哈尔可夫一个铁路工人穆古诺夫说了这个故事：“老布尔什维克派在整个铁路工人群众之中有很大势力。……有好多老布尔什维克派站在我们组织的外面，……二月革命之后，他们有些人误会了，加入于孟什维克派里面，后来他们自己好笑起来，不明白何以有这误会。”这一类的见证，并不在少数。虽然如此，但现在一提到列宁四月间所实行的党的重新武装，御用历史家便要认为是亵渎神圣了。这些新兴的历史家，拿党的威望来代替历史真理。关于这个问题，他们现在甚至无权利去征引斯大林自己的话，——斯大林在1924年还不得不承认四月间转变的突兀哩。他说：“必须有列宁的有名的四月提纲，党才能勇敢的走上新的道路。”“新的方向”和“新的道路”，这便是党的重新武装。然而六年之后，雅罗斯拉夫斯基以历史家资格因为提到了斯大林在革命初时“关于根本问题采取一种错误的立场”，竟至于各方面受人家野蛮迫害。“威望”，这个偶像，是一切怪物之中最能吞噬人的！党的革命传统，下面来的工人压力和上面来的列宁的批评，迫得党的上层分子在四五月间不得不——借用斯大林自己的话——“走上新的道路”。但只要不是一点都不懂政治心理，就决不会认为仅仅投票赞成列宁的提纲，便等于确实而完全的放弃那“关于根本问题的错误立场”了。事实上，战争那几年中自然而然强大起来的庸俗的民主观点，虽然附和于新的政纲，暗中却是同这个政纲反对的。8月6日，加米涅夫不顾布尔什维克派四月会议的决议案，仍然在执行委员会上发言，赞成派代表到斯德哥尔摩去参加那里准备的社会爱国派会议。党的中央机关报上没有一个人反对加米涅夫的演说。列宁写了一篇大发雷霆的文章，但在加米涅夫演说十日之后才登载出来。必须列宁自己以及其他中央委员有力的压迫，以斯大林为首的编辑部才肯发表这篇抗议文章。七月事变之后，党内动摇起来了：无产阶级先锋队陷于孤立，使得好多领袖害怕起来，尤其在外省。在科尔尼洛夫事变之中，那些受惊吓的人企图去接近妥协派，结果又使得列宁大声警告起来。8月30日，斯大林以总编辑资格，毫无保留地发表季诺维也夫一篇文章《所不应为之事》，反对准备暴动：“必须正视事实：在彼得格勒，我们的环境容易促成1871年巴黎公社式的暴动之爆发……”9月3日，列宁写了关于其他问题的文章，其中没有指明季诺维也夫，但暗中打击他：“拿公社来做譬喻，是很浮浅的，而且是愚蠢的。因为第一，从1871年以来布尔什维克派毕竟学得了一点教训，他们不会将银行置诸度外，不会放弃进攻凡尔塞；而且即使是巴黎公社，若在这种条件之下，也是会胜利的。此外，布尔什维克派得到政权之后能够献给民众的东西，公社那时候则一下拿不出来，这就是：土地给农民，立刻提议媾和。……”这是一个无指名的警告，但非模棱两可的警告，不仅警告季诺维也夫，而且警告《真理报》编辑斯大林。在预备国会问题上，中央委员会分裂了。民主会议上布尔什维克派党团那个参加预备国会的决议，得到了好多地方委员会拥护，即使不是得到多数拥护。譬如在基辅就是这样。耶夫珍妮亚·宾希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基辅委员会多数人赞成参加，而且推举毕亚大可夫为代表。”在许多情形，譬如加米涅夫、赖可夫、毕亚大可夫及其他诸人的情形，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动摇有一种连续性：四月间反对列宁的提纲，九月间反对抵制预备国会，十月间反对暴动。反之布尔什维克派次一层的干部，较接近于群众的，政治上较新颖的，则容易接受抵制预备国会口号，而强迫各级委员会，连中央委员会在内，突然转变态度。在列宁诸信影响之下，基辅市党会议就是大多数反对当地委员会。差不多在每次政治大转弯点时，列宁总是这样依靠在党的机关下层之上反对最上层的，或依靠党的群众之上反对整个机关的。在此种情形之下，十月以前领袖的动摇绝非出乎列宁意料之外。他预先就怀有机警的不信任心，他注意那些使人忧虑的征兆，他从最不利的假设出发，他认为多加一次压力总比表示宽容更加妥当些。莫斯科地方局，无疑是受了列宁指使，才于九月通过一个强硬的决议案，反对中央委员会，责它迟疑、动摇，惹起党内思想混乱，又迫它“采取一个明显而确定的路线倾向于暴动。”洛莫夫以莫斯科地方局之名，10月3日以此决议案通知中央委员会。记录之中这样写道：“决定不辩论这报告。”中央委员会还在继续规避“怎么办？”问题。但列宁经过莫斯科施行的压力，并非没有影响的：二日之后，中央委员会决定退出预备国会。敌人和反对者明白，这个举动就是走上了暴动道路。苏汉诺夫道：“托洛茨基将他的大军从预备国会撤退出来之后，就是毅然决然向着暴力革命走去的。他在彼得格勒苏维埃报告关于退出预备国会事情时候，结末喊道：‘直接而公开为全国革命政权斗争万岁！这是10月9日的事情。”第二天按照列宁要求，举行那次有名的中央委员会会议，暴动问题完全明白地提了出来。列宁以此次会议结果来决定他以后的政策：是经过中央委员会执行呢，还是反对中央委员会呢？苏汉诺夫写道：“俏皮的历史女神真会开玩笑！布尔什维克派上层领袖这次有决定意义的会议是在我的家中开的，我的卡博夫街住宅（门牌32号内第31宅）开的。但这一切我都不知道。”孟什维克苏汉诺夫的妻子是个布尔什维克。“这回大家曾特别设法，使我在别处过夜：至少，我妻子是确切知道我的意向的，她给了我一友谊的和无私心的劝告，要我在长途旅行之后莫过于疲倦了。总之，这次会议有完全保证不会被我撞破的。”这次会议，更重要得多的，是有了保证不会被克伦斯基的警察所撞破。21个中央委员之中12人到会。列宁到了，披了假发，戴了眼镜，刮了胡子。会开了大约十个钟头，直至深夜。有一个休息，大家喝了茶，吃了面包和腊肠，为得振作精神。是需要振作精神的：讨论的是关于在旧俄罗斯帝国之内夺取政权问题。同往常一样，斯维尔德洛夫先做一个组织报告。这回他报告的消息是关于前线的，这些消息显然预先同列宁配合好了，为了给他做根据来求出必要的结论：这完全合于列宁惯常的手段。北方前线军队代表经过斯维尔德洛夫报告，反革命的长官准备“一种秘密阴谋，要调兵攻击后方”。从明斯克西方战线司令部，也有人报告又有一个科尔尼洛夫式冒险在准备之中。为了当地卫戍军革命情绪之故，司令部遂用哥萨克队伍将全城包围起来。“各司令部和总司令部中间正在进行着一种秘密可疑的谈判。”我们完全可能在明斯克对司令部下手：当地卫戍军决心要解除那包围他们的哥萨克军队的武装。他们也可以从明斯克派一军革命的队伍到彼得格勒来。前线的人拥护布尔什维克派，将向克伦斯基进攻。以上便是斯维尔德洛夫的报告：并非各部分都是完全确定的，但含有一种鼓励人的意义。列宁立刻采取攻势：“从九月初起，显然有一种冷淡心情，对于暴动问题。”人家借口于群众之中有某种灰心，某种幻灭。这是不足为奇的：“群众厌倦了空话和决议案。”应当看看整个局势。城市事变，现在是在巨大的农民运动背景之下进行的。为了扑灭土地革命，政府需要庞大力量。“政治状况便如此完全准备好了。应当说说技术方面。全部事情都在这里。可是我们同那些保护祖国的人一样，倾向于将有系统准备暴动认为是一种政治罪过。”说话者显然压制着感情：他的心里积蓄太多的感情。“必须利用北方苏维埃大会和明斯克提议，来进行一个坚决动作。”北方大会刚在同一天开会，二三天之后就要结束。列宁认为最近几日的任务就是“进行一个坚决动作”。不能等待。不能延期。我们听斯维尔德洛夫说，人家在前线准备一个政变。苏维埃大会开得成么？谁也不知道。应当立刻夺取政权，不要等待什么大会。几年之后，托洛茨基写道：“这些紧张而热烈的即席话语，其一般的精神始终是不可形容的，不能再现的，渗透了一种愿望，要将他的思想，他的意志，他的信心，他的勇气，传达给反对者，犹豫者，动摇者……”列宁期待着一阵大的反抗。但是他的忧虑很快就消失了。中央委员会九月间一致拒绝立刻暴动之提议，本来属于插曲的性质：左派为了时机不合原故，反对“包围亚力山大戏院”，右派反对则为了一般战略理由，虽然那时这些理由尚未经彻底思考过。三个星期过去，在此时间内，中央委员会大大的向左倾了。10票对2票赞成暴动。这是重大的胜利！暴动之后不久，在党内斗争的一个新阶段上，列宁于某次彼得格勒委员会开会辩论时候，曾提起了当初他在那次中央委员会开会前如何“害怕新合并的国际主义派会表现机会主义，但此恐惧不久消失了；我们的党中却有些同志（中央委员会的）不同意。这使我心里极其难过。”当时在此中央委员会里的“此种国际主义者”，除托洛茨基——列宁是不会指他而言的——外，还有越飞，未来驻柏林大使，有乌里茨基，未来彼得格勒“契卡”首领，有索可尼可夫，未来金卢布的创立者；这三个人都站在列宁一边。投票反对的，是二个老布尔什维克派，就过去历史说，他们是最接近于列宁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列宁说“使我心里极其难过”的话，就是为他们二人说的。10月10日的会议差不多完全是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二人的一种热烈的论战。列宁实行攻势，其他的人一个跟一个附和着。列宁匆匆忙忙用铅笔头在一张有方格子的孩子用的练习薄纸上写下了决议案，——这是很不完全的建筑图样，但给了暴动方针以一个有力的援助。“中央委员会认为，俄国革命的国际环境（德国海军中的起义，这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在全欧洲发展的最高表现；其次，帝国主义者为扼杀俄国革命而媾和的危险），军事形势（俄国资产阶级和克伦斯基之流无疑已经决定把彼得格勒让给德国人），无产阶级政党在苏维埃中获得多数，再加上农民暴动和人民转而信任我们党（莫斯科的选举）以及第二次科尔尼洛夫叛乱显然已在准备（军队调防撤出彼得格勒，哥萨克调往彼得格勒，哥萨克包围明斯克，等等），——这一切把武装起义提到日程上来了。因此中央委员会认为，武装起义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业已完全成熟。中央委员会建议各级党组织以此为指针，并从这一观点出发讨论和解决一切实际问题（北方区域苏维埃代表大会，军队调防撤出彼得格勒，莫斯科人和明斯克人发起行动，等等）。”无论在估量时局上或在表示起草人性格上，这一点很可令人注意的，就是：暴动条件列举次序。首先是世界革命成熟了；俄国的暴动不过被看做大链条中之一环。列宁始终是以此为出发点的，这是他的大前提，他非以此为前提不可。暴动任务直接当作党的任务提出来。关于与苏维埃配合着准备暴动这困难问题，此时尚未讨论到。没有一个字提到召集全俄苏维埃大会。作为暴动据点来说，除了北方大会和“莫斯科人和明斯克人发起行动”之外，还据托洛茨基请求添加了几个字“军队调防撤出彼得格勒”。这是唯一的暗示，关于后来因事变发展而迫成的首都暴动计划。没有人根据策略观点提议修正这个决议案，这个决议案本是决定了暴动的战略出发点，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他们两人连暴动必要也否认了。后来，御用的历史家企图把这件事情说做：除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二人以外，党的所有领袖都是赞成暴动的；——这个企图被事实和文件打得粉碎。姑不论那些赞成暴动的人往往倾向于将暴动延期至于一个不定的时日，即就公然反对暴动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二人来说，在中央委员会之内也不是孤立的：十日那天没有到会的赖可夫和诺更完全赞同他们二人的意见，密柳亭则是接近于他二人的。列宁自己作证：“在党的上层分子之中，我们看见有些动摇，仿佛害怕夺取政权斗争。”据安东诺夫·萨托夫斯基说，密柳亭10月10日之后来到萨托夫，“说起了伊里奇一封要求‘动手’的信，说起了中央委员会的动摇，列宁的提议起初无人赞成，列宁的气愤，以及最后大家还是倾向于暴动。”布尔什维克萨多夫斯基以后也说起“那时流行一种缺乏信心，缺乏果断的情绪。连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内，那时，据说也有了动摇，有了冲突，人们不知道如何下手及应不应当下手。”萨多夫斯基自己在这个时候也是苏维埃士兵部和布尔什维克派军事委员会领袖之一。但如好些人的回忆录所说的，正是军事委员会的人在十月间对于暴动观念特别怀有成见：军事委员会的专门性质使得其领袖们倾向于过轻估量政治条件和过重估量技术条件。10月16日，克留连科在一个报告中说道：“常务局（军事委员会的）多数人提议无需要从实际上去催促这个问题尖锐化，但少数人则以为我们可以负起倡导的责任。”18日，军事委员会另一个重要委员辣舍维趣说：“不应当立刻夺取政权么？我觉得不应当勉强加速事变。……没有什么东西保证我们能够保持政权。……列宁提出的战略计划，是行不通的。”安东诺夫·奥夫先珂说起军事委员会重要工作人员同列宁见面的情形：“博德魏斯基表示怀疑，尼夫斯基有时拥护他，有时为列宁的果决口气所感动，我则报告芬兰状况。……列宁的果决和信心，增加了我的力量，鼓动了尼夫斯基的勇气，但博德委魏斯固执他的怀疑。”不应当忘记了，在所有这类的回忆之中，怀疑是以水彩画颜色画出的，而果敢则是以触目的油画颜色画出的。坚决反对暴动的有楚诺夫斯基。马奴易斯基，则以怀疑者态度，反复指出“前线不与我们一致”以为警告。托姆斯基反对暴动。伏洛达斯基拥护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暴动的人并非都是公然发表反对意见的。15日，彼得格勒委员会开会时，加里宁说：“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案，是它通过的最好的决议案之一。……我们实际上走近武装暴动了。但什么时候才是可能的呢——无人知道；也许要过一年之后。”如此表示“同意”于中央委员会，这最足以表明加里宁的性格，然而并非他一个人如此。很多的人赞成议案，只为的以后更有把握来反对暴动。莫斯科诸上层领袖，意见最不一致。地方局拥护列宁。在莫斯科委员会里，动摇很厉害，占支配势力的意见是主张延宕的。省委员会采取一个不确定的态度，而且据雅可弗列娃说，地方局中人，认为省委员会到了紧急关头一定会站到反对暴动方面去的。萨拉托夫一个同志列贝德夫说起他于暴动以前不久探访莫斯科时，曾与赖可夫一同散步，赖可夫用指头指着那些岩石房子，那些华丽的商店，那些熙来攘往的街道，叹息于我们未来任务之艰难。“这里，在莫斯科资产阶级中心，我们的确自觉好像是一些心想推翻一座大山的侏儒。”在党的每个组织里，在每个省委员会里，都有人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一般主张；在好多委员会，这种人甚至占了多数。连伊凡诺伏·伏士尼辛斯克那般无产阶级中心，布尔什维克派唯我独尊的地方，上层领袖之间的意见分歧也是非常之激烈的。1925年，写回忆录已经必须适应新路线的需要了，老布尔什维克工人启塞列夫还是写道：“党内工人分子，除了若干人以外，都是拥护列宁的；反对列宁的是党内一群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以及几个孤独的工人。”在公开辩论时候，反对暴动的人的议论，同季诺维也夫的和加米涅夫的一个样。启塞列夫又写道：“但在私下辩论之中，还更激烈些，更坦白些。人家甚至于说：列宁是个疯子，他一定要陷害了工人阶级，这个武装暴动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我们一定要失败的，党和工人阶级一定要被打击的，而革命一定要后退好多年的。……”傅伦采尤其是这样想法，他个人是很勇敢的，但并不以眼界广阔见称于人。彼得格勒暴动已经胜利了，也还不能处处打破右派的观望惰性和直接抵抗。领导分子的迟疑，后来几乎使莫斯科暴动归于失败。在基辅，毕亚大可夫领导的委员会实行一个纯粹守势的政策。总之，使乌克兰议会居于发起地位，后来连政权也交给乌克兰议会。佛位欠夫说道：“我们的党在伏龙尼士的组织，非常的迟疑不决。在伏龙尼士的暴动，并非党委员会做的，而是其中积极的少数人做的，莫依塞夫就是这些少数人的首领。”在许多省城之中，十月间，布尔什维克派还同妥协派联盟，“以打击反革命”。——好像这个时候妥协派不是反革命的一个重要支柱！差不多处处都需要从上而下和从下而上的同时推动，才能打破地方委员会的最后迟疑。迫使它与妥协派决裂，而去领导运动。“十月的和十一月初，在本党之内真是‘大混乱’的日子。有许多人很快的屈服于一时的情绪。”说这几句话的希里亚泼尼高夫，自己也是迟疑不决的。所有那些分子，譬如哈尔可夫的布尔什维克派，革命初时处于孟什维克派营垒中的，后来惊讶的自问“这怎样是可能的呢？”——他们在十月那几日，不晓得如何是好，只是迟疑着，延宕着。这些人在现在思想反动时候，纷纷要求他们的“老布尔什维克”特权了。最近几年人们无论如何努力掩盖这类事实，那些文件无论如何秘不公布，但在当时的报纸及以后的回忆录和历史杂志之中仍有好多证据，证明最革命的党的机关，在暴动前夜，也是一个大阻力，官僚机构之中必然含有保守精神，机关必须是替党服务的一种工具，即是服从思想的指挥和接受群众监督的，才能履行它的革命使命。10月10日的决议案非常重要。它给了真正主张暴动的一派以党内坚固的合法地盘。在所有的党组织里面，在所有支部里面，最坚决的分子开始占据第一等位置。党的组织，从彼得格勒的开始，团集起来，计算自己的势力和物质，巩固相互间的联系，给予暴动宣传以更浓厚的性质。但这个议决并未结束中央委员会中的争论，反而使这争论具体化了，公开化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久之前才觉得某一部分领袖分子向他们表同情，现在惊讶看见左倾运动进行得如此迅速。他们决定不再空费时间，第二天就发出一篇告全党同志书。他们写道：“对于历史，对于国际无产阶级，对于俄国革命和俄国工人阶级，我们没有权利在目前拿武装暴动来作孤注一掷。”他们的前途乃是：以强大的反对党资格参加立宪会议，立宪会议“在其革命工作上只能依靠苏维埃”。由此得到一个公式：“立宪会议和苏维埃，就是我们所向往的国家制度的配合形态。”布尔什维克派将占少数的立宪会议和布尔什维克派已占多数的苏维埃，即资产阶级机关和无产阶级机关，应该在两重政权的和平体系之中“配合”起来。这一点，连妥协派得势之时也未曾做到的。布尔什维克派苏维埃如何能成就此事呢？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结尾几句话说：“那将是极大的历史错误，倘若以‘不是现在，就是永不’的方式来提出政权过渡于无产阶级党问题。不，无产阶级党将长大起来，它的纲领将日多一日被广大的群众所明了。”希望布尔什维克主义接续增长，不问阶级冲突的真实进程如何，这是与那时列宁的根本见解相矛盾的，列宁认为“俄国和世界革命成功与否，依赖于二三日的斗争。”无需要说明，在这戏剧式的对答中列宁是完全对的。一个革命局势，是不能随意保存起来的。布尔什维克派若不于十月和十一月之间夺取政权，则他们多半将完全夺不到政权。那时，在群众眼中，布尔什维克派将不是坚决的领袖，而是那种言不顾行的人；群众将离开了党，因为党在二三个月之中使他们失望，正如他们当初离开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派一般。一部分工人将流于消极，另一部分则将消耗其精力于痉挛式的运动，无政府主义式的爆发流于游击式战争，流于复仇和绝望的恐怖举动。资产阶级喘息既定之后，也将利用这个情形去同德国单独媾和，去摧残革命的组织。俄国又将加入资本主义国家的环中，变成了半帝国主义的和半殖民地的国家。无产阶级暴动不知何时何日方能发生。正为深深看到这个前途列宁才大声疾呼：“俄国和世界革命成功与否，依赖于二三日的斗争。”但现在10月10日之后，党内状况根本改变了。列宁已经不是孤立的“反对派”，中央委员会再不拒绝他的建议了。孤立的是右派。列宁无须乎以辞职为代价去换取他的鼓动自由。党的合法地位属于他的方面。反之，现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散布他们的文件反对中央委员会大多数通过的决议案，则是破坏纪律的。列宁在斗争之中绝不宽容敌人的过错，连比这更小的过错都要处罚的！10日那次会议由捷尔任斯基提议，当场选举七个人政治局：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索可尼可夫，布卜诺夫。然而这个新机关完全没有生气：列宁和季诺维也夫还在躲藏着，此外季诺维也夫继续进行斗争反对暴动，加米涅夫亦然。十月间成立的政治局没有开过一次会，人家不久就把它忘记了，如同忘记在事变潮流之中特意组织的其他机关一般。10日会议未曾拟定什么实际的暴动计划，连粗枝大叶的计划也没有。但决议案中虽然没有提到，大众还是约定暴动应于苏维埃大会之前发生的，而且至迟应于10月15日开始。这个日子，并非大家都甘心接受：太近了，显然在彼得格勒来不及准备的。但要求改迟，那无异乎帮助右派而紊乱了人心。此外，必要时还来得及延期的！最初规定于15日暴动，——这个事实，是事变7年之后，1924年，在托洛茨基回忆列宁的文章中，第一次宣布出来。不久斯大林就出来否认这个事实，而此问题在俄国历史文献上辩论得很激烈。大家知道，暴动直至25日才发生，因之最初规定的日子没有遵守。不肖门徒一代所作历史认为中央委员会政策之中不但没有错误的，连日子也不会迟延的。斯大林论此问题说：“如此说来，中央委员会是先规定10月15日为暴动日子，然后自己违反了（！）这个决定，把暴动改期到10月25日了。这是事实么？不是。这不是事实。”斯大林由此做出结论说：“托洛茨基记性不好。”至于证据的话，他举出了10月10日的决议案，其中并没有提起什么日子。关于暴动时日发生争论的问题，是很重要的，为着了解事变的节奏，这个问题需要弄清楚。10日的决议案没有提起什么日子，这话是绝对正确的。但这个决议案整个的是关于全国暴动而且是给党员中几千个领导者使用的。若在其中写下了不久即将在彼得格勒暴动的日子那将是太轻率了。试想，列宁为了谨慎之故，那时期写的信都不敢注明时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知道决议案是如此重要，同时又如此简单，一切参加者都不难记住在心上，尤其因为只消记几日就够了。斯大林拿决议案文字来作证，这样可见是一个完全的误解。然而我们还是承认，如果一个参加者依赖于自己的记性，尤其他的陈述被另一个参加者否认时候，则对于历史研究来说，这个证据还是不充足的。幸而分析了当时情势和文件之后，这个问题便无可否认地解决了。苏维埃大会预定于10月20日开会。从中央委员会开会那一日至大会开会，有10日的距离。大会并非要为苏维埃政权做鼓动的，而是要将政权拿在手里。但大会本身，几百个代表，是无能力夺取政权的；必须于大会之前将政权夺来交付于大会。“先战胜克伦斯基后召集大会。”——列宁从九月下半月起便以此观念为他的整个鼓动的中心。一切原则上赞成夺取政权的人对于此点都无异议。因之中央委员会不能不规定于10月10日至20日之间实行暴动的任务。但斗争将延续几日是无法预见的，于是暴动便规定于15日开始了。托洛茨基回忆列宁之时写道：“关于日子，我记得，差不多也没有人提出异议的。大家明白日子不过是近似的性质，可以依照事变需要而提早一点或延迟一点。但亦不过是先后几日而已，不会多的。需要有个日子，而且需要有个很近的日子，这是绝对明显的。”拿这个政治逻辑为证据，本可以结束此问题。但并非没有补充的证据。列宁好多次执拗的建议利用北方苏维埃大会来开始军事行动。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案采取了这个思想。但这个地方大会于10日开会，刚刚可以在15日之前开完。在16日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坚持要取消6日以前通过的决议案，他要求道：“我们必须坦白的对自己说，在以后5天之内我们不进行暴动。”这里说的是从今至苏维埃大会所余剩的5天日子。加米涅夫在同一会议上也声明：“规定日子就是实行冒险，”他还提醒人说：“以前人家说暴动应当发生于20日之前。”没有人辩驳他这一点，而且不能辩驳的。加米涅夫正是把这次延缓暴动视为列宁的决议案的破产。拿加米涅夫自己的话来说：为了暴动，“最近一星期来人家什么事情都没有做。”这话显然是夸大的。日子定了，大家都不得不紧张工作和加速步骤。但无疑，10日定的5天期限是太短促的。显然必须延期。17日执行中央委员会才把苏维埃大会改期于10月25日开会。这个改期来得恰恰好。列宁为了延期恐慌起来了。他在孤独生活之中必然地夸大了一切内部阻碍和摩擦。他要求中央委员会再召集一次会议，请首都比较重要的党机关各派代表来参加。正是在这个会议上，——16日在郊外列士尼地方开会——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二人提出上述的理由来取消前定的日子并反对再定一个日子。争论又开始了，加倍激烈。密柳亭认为“我们未曾准备好作第一个打击。……另一个前途发生了：武装冲突……这个前途渐渐增大了，可能性渐渐迫近了。我们必须准备应付这个冲突。但这个前途是与暴动前途不相同的。”密柳亭是站在守势立场上，这个立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拥护得更加明白些。萧特曼，彼得格勒老工人，党的整个历史他都经过了，他肯定说，在全城党员会议上，在彼得格勒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都没有中央委员会那种战斗情绪。“我们还不能动手，但我们应当准备。”列宁攻击密柳亭和萧特曼，为了他们二人用悲观的态度估量势力关系：“并不是与军队作战，而是一部分军队反对另一部分军队。……事实证明了我们对于敌人占了优势。为什么中央委员会不能倡始呢？”托洛茨基那次没有到会：正在那几个钟头，他指导苏维埃通过革命军事委员会章程。但最近几日他在斯摩尼学院确定了的观点，有了克留连科替他做辩护。克留连科刚同托洛茨基和安东诺夫·奥夫先珂二人携手指导了北方苏维埃大会。克留连科认为，无疑的，“水已充分沸腾了”，取消暴动决议案“乃是最重大的错误”。然而他仍不同意于列宁，“在关于谁将开始及如何开始的问题上”。现在明白规定暴动日子，还是不妥当的。“但军队调防问题正是斗争的导火线……如此，人家向我们进攻已为既成事实了。我们可以利用它。……不必为谁将开始这个问题来操心了，因为已经开始。”克留连科说明而且拥护那为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卫戍军经常会议之基础的政策。以后暴动，正是在这条道路上发展的。列宁没有回答克留连科的话：最近六天彼得格勒的活生生图画未曾展开于他眼前。列宁害怕延缓。他一心注意着直接反对暴动的人。一切附加保留的意见，一切含有条件的言论，一切不够确定的回答，他都要解释为间接赞助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二人以破釜沉舟的态度反对他。加米涅夫议论道：“这星期的结果，证明此时没有利于暴动的条件。我们没有暴动机关，我们的敌人的机关则强大得多了，这星期中多半是要更加强大起来的。……这里是两个策略互相斗争：阴谋策略和信任俄国革命动力策略。”机会主义者到了应当战斗时候总是信任那些“动力”的。列宁反驳道：“若是认为暴动已经成熟了，就无须说起什么阴谋，如果在政治上暴动已不可避免，那就应当把暴动看作一个艺术来处理之。”正是沿着这条路线，在党内展开了根本的争论，确实属于原则的争论，此争论是这样解决或那样解决都足以决定革命的命运。然而列宁的主张虽团结了中央委员会大多数，但在此主张之下又提出一些附带的却很重要的问题：在一个达到成熟的政治状况之下怎样走上暴动去呢？从暴动的政策经过什么桥梁走到暴动的技术呢？如何领导群众走上这个桥梁呢？越飞在中央委员会中属于左派，他拥护10日的决议案。但他在一点上向列宁提出异议：“说是现在问题纯带技术性，这话是不正确的；即使是现在，暴动问题也应当从政治观点来看。”恰好是这一星期证明了：对于党对于苏维埃，对于群众，暴动还未曾变为纯粹的技术问题。正为此故，10日开会时规定的日子才不能遵守的。列宁的新的决议案，号召“所有的组织及所有的工人和士兵各方面加紧准备武装暴动”，由20票对2票及3票弃权之多数通过，反对的2票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御用的历史家拿这个票数来证明反对者的势力是微不足道的。但他们把问题简单化了。党的下层群众已经如此明显左倾，使得反对暴动的人不敢公然发表反对意见，而图谋掩饰两个营垒间的原则歧异。虽然预定了日子，暴动在16日以前还是未曾实行，那么以后人们难道不可以仅限于柏拉图式的追随“暴动路线”么？加里宁已经不是很孤立的了，在同一会议上可以很明显看得出来。季诺维也夫的决议案说“未曾与苏维埃大会的布尔什维克党代表们商议，不许有什么举动”，虽有15票反对，却仍有6票赞成及3票弃权。由此可表现当时情绪：“赞成”中央委员会决议案的人，有几个事实上是要延缓至苏维埃大会时与外省的布尔什维克派商议后再决定；外省布尔什维克派大部分是比较稳健的。这种人，连弃权者在内，24人中共占9个，即是超过三分之一。自然还是少数，但在暴动参谋部内，这是很可观的少数。这个参谋部的无可补救的弱点，就在于它在党的下层和工人阶级之中得不到支持。第二天，加米涅夫得到季诺维也夫同意，交给高尔基的报纸一个声明，反对昨天通过的决议案。“不仅我和季诺维也夫，而且许多实际上工作同志，都认为，现时在这种社会势力关系之下，不得苏维埃大会同意，而且在大会开会之前几日，由我们发起一个武装暴动，那将是不可容许的行动，有害于无产阶级和革命。……一切为了这几天之内的暴动而孤注一掷，那将是挺而走险的一步。可是我们的党很有力量，它有很大的前途，无需要走这一步。……”机会主义者总是觉得“很有力量”无需要斗争的。加米涅夫的声明不异于是直接向中央委员会宣战，而且是关于一个开不得玩笑的问题。局势突然变得非常严重了，且夹杂了其他许多个人事件，——这些事件有个共同的政治根源。18日，彼得格勒苏维埃开会时，托洛茨基回答敌派提出的问题，声明苏维埃并未规定于最近几日内暴动，但若必须规定日子的话，工人和士兵会立刻前进的如同一个人。加米涅夫在主席台上坐于托洛茨基身边，立刻站起来做个简短的声明：他赞成托洛茨基话中的每一个字。这是一个无聊的诡计。托洛茨基显然是以蒙上法律公式的守势的话来掩饰一个攻势的政策，加米涅夫则企图利用托洛茨基这话来掩饰一个直接相反的政策，其实他根本上不同意于托洛茨基这句话。为的打消加米涅夫的诡计的影响，托洛茨基同一日在全俄工厂作坊委员会会议上演说道：“国内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应该做的只是组织它，使之少流一点血，少痛苦一点。要达到此目的，依靠迟疑和动摇是不行的，只有顽强而奋勇的斗争，去夺取政权。”说到迟疑和动摇，大家明白乃是指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其他赞成他们意见的人而说的。此外托洛茨基又拿加米涅夫在苏维埃的声明交付于中央委员会下次会议去审查。在此时候，加米涅夫为了能自由反对暴动的原故，便辞去中央委员会之职。讨论这问题时他本人不在场。托洛茨基坚持说：“局势已经是不可忍受的了，”他提议接受加米涅夫的辞职。[4]斯维尔德洛夫拥护托洛茨基的提议，他宣读列宁的一封信，骂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高尔基的报纸上发表声明为“工贼”，并要求开除他们两人党籍。列宁写道：“加米涅夫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上的诡计，是很卑鄙的。看哪，他完全同意于托洛茨基。但是，托洛茨基除已经讲的以外，不能、没有权利、也不应当在敌人面前说得更多了，这难道不容易理解吗？党的责任，就是不让敌人知道自己的决定（说明武装起义的必要性，说明起义已经完全成熟，应从各方面作好准备，等等），这个决定责成我们在公开言论中必须把‘过错’和起因都推在敌人身上，这难道不容易理解吗？……加米涅夫的手段简直是欺骗。”列宁经过斯维尔德洛夫提出他的气愤抗议时候，他还不能知道季诺维也夫也有一信给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声明：他，季诺维也夫，怀抱的，“绝不是列宁所攻击的那种意见；”他，季诺维也夫，“赞成托洛茨基昨日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声明。”第三个反对暴动者，卢那察尔斯基，在报纸上发表的意见也含有这个精神。为使季诺维也夫那封信（它登载在中央机关报上，恰在20日中央委员会开会那一天）的恶意缠夹充分发挥起见，编辑部附了一个按语，表示同情：“我们方面也希望经过季诺维也夫这个声明（以及加米涅夫在苏维埃的声明）之后，问题可以视为解决了。列宁文章中的激烈口气绝没有改变这个情况，即是在根本上我们的意见仍是相同的。”这又是背后刺人一刀，而且是从意想不到的一方面刺来的。正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二人在敌人报纸上公开鼓动反对中央委员会时候，党的中央机关报反责斥列宁的“激烈”口气，而表明它“在根本上”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二人意见一致。好像这个时候还有一个问题比暴动问题更“根本”的！据一篇短的记录，托洛茨基曾在中央委员会声明：“中央机关报发表的季诺维也夫和卢那察尔斯基二封信，以及编辑部的按语，都是不能容许的。”斯维尔德洛夫附议。斯大林和索可尼可夫那时是中央机关报编辑。记录说：“索可尼可夫声明，编辑部关于季诺维也夫的信的按语，他不知情。他认为这个按语是错误的。”由此可见，斯大林个人，违反另一个编辑的意思，而且违反中央委员会大多数委员的意思，竟以同情的话去赞助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当那最危急的时候，即暴动开始以前四天。人家十分气愤。斯大林反对人家准许加米涅夫辞职，表示“我们的整个状况是矛盾的。”即是说，他辩护那些反对暴动的中央委员所散播的混乱情绪。以5票对3票，加米涅夫的辞职被接受了。6票再通过一个决议——又是反对斯大林——禁止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从事于反对中央委员会的斗争。记录说：“斯大林声明他退出编辑部。”但为了免得一个业已不容易应付的局势更趋于困难起见，中央委员会拒绝斯大林的辞职。斯大林的行为，以现在关于他的传说的眼光来看，似乎是不可解释的；但事实上完全合于他的精神修养和他的政治方法。每逢有大问题发生，斯大林总要退缩的——并非因为他像加米涅夫之缺乏刚强个性，而是因为他的眼光大狭小，他又没有创造的想像力。一种多疑的谨慎，使得他差不多自然而然地，当重大决定和深刻分歧时候，退入阴影中去，等待着，如属可能，则两方面敷衍。斯大林站在列宁一边，投票赞成暴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公开斗争反对暴动。但若抛弃了列宁批评的“激烈”口气，则在根本上“我们的意见仍是相同的”。斯大林写这编辑部按语绝不是出于轻率的；刚刚相反他小心考虑了环境和字句。但10月20日他不相信可以拆断了那座桥梁，那座通到反对暴动者营垒去的桥梁。我们上面征引的记录，并不是依照原文，而是依照斯大林办公室之内编辑过的官方文字，——但还是显示了不仅布尔什维克派中央委员会人物的真实态度，而且党的领导机关的全部真面貌，连着它的一切内部矛盾和不可避免的个别动摇，无论文句如何简单和干燥。不仅一般历史，而且其中最大胆的暴动，也是人做出来的，凡是人性都为这些人所具备。但难道这能够减低已成的事业的重要性么？如果能够把拿破仑的最光耀的胜利映在银幕之上，则除了天才，高见，灵巧，英勇之外，我们还可以看见某些元帅的动摇，某些将军的糊涂，某些军官的愚蠢，以及某几部分军队的惊惶失措，甚至吓得屁滚尿流。这个真实的影片不过证明了：拿破仑军队并非传说的机械人组成的，而是两个世纪之交养成的活生生的法国人组成的。人性弱点只有更加显出整个的伟大。事后阐发起义原理总是容易些。事先即把起义壮举的魂魄融会于心，比较难。暴动的临近，必然激起了（并将激起）暴动的党的内部危机，历史上从来最有锻炼最革命的那个党的经验可为明证。只消指出，暴动之前几天，列宁不得不要求开除他的两个最亲近的和最杰出的门徒的党藉，便可明白了。后来人家企图将这次冲突归究于个人性格上一些“偶然的境况”，那是由于人家先把党的过去历史纯然如教会一般的理想化了。一方面列宁比他人更完全的更坚决地，在1917年秋天那几个月中发挥了暴动的客观必然性以及群众趋向于暴动的意志；另一方面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则比他人更坦白的代表了党内阻碍的倾向，动摇的精神，小资产阶级关系和统治阶级压力的影响。倘若仅仅十月间，布尔什维克党上层所有的会议，所有的辩论以及所有的个人争吵，都记录下来的话，那么后代的人就可以明白：党的上层经过了如何激烈的内部斗争才得形成必需的决心以从事于暴动。同时这种记录又可表示一个革命的党何等需要内部民主制：斗争意志不能预先储积下来的，也不能由上头命令迫出来的——每次都需要独立地更新和锻炼斗争的意志。1924年，斯大林引了本书著者说的一句话“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工具”，反问道：“我们的革命如何能胜利呢，如果它的‘根本工具’是如此不合用的？”这个回答的俏皮并没有遮盖其粗浅的谬误。在教会所形容的圣者，和候补圣者所形容的魔鬼之间，有着活生生的人；历史正是人做的。布尔什维克党的优点，并不在于没有分歧、迟疑或动摇，而是在于当最困难的环境之中，这个党能够及时的解决了内部危机，保证自己有可能去对事变作决定性的干预。这也就表示了党，整个说来，正是完全合于革命之用的一个工具。一个改良主义的党，实际上把它所要改良的那种事物的基础看做巩固而不动摇的。因此它必然屈服于统治阶级的思想和道德。借助无产者的脊背臂膀出人头地的社会民主党，不过成为第二等的资产阶级党罢了。布尔什维克主义造成了真正革命家的典型，他把自己的生活条件，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道德判断，都拿来隶属于那与当代社会不能并存的历史目的。有一种警觉的不可妥协性，在党内维持着党与资产阶级思想间不可缺少的距离；这个不可妥协性的灵魂就是列宁。他不断地用解剖刀切断着小资产阶级环境造成的党与官方舆论之间的联系同时，列宁又教党造成自己的舆论，立足于那个上升阶级的思想和感情之上。如此，靠着选择和教育，在不断的斗争之中，布尔什维克党终于创立了自己的不仅政治的而且道德的环境，与资产阶级舆论无关，而且是与此舆论不能两立的。正是这个才使得布尔什维克派能克服自己队伍中的动摇，而在行动上表现那种果敢的决心，无此决心，十月革命的胜利就是不可能的。[1]PierreLaval（1883－1945），法国政客。1903年加入法国社会党，因曾为工会和左派人士辩护获胜而一举成名。1920年议员选举失败后退出社会党。此后成为右翼政客，历任外交部长、总理等职。1940年后出任维希政府副总理、总理，积极为德国法西斯效劳。1945年被巴黎高等法院以叛国罪判处死刑。－C.R[2]荷兰共产主义者，属于“极左派”——译者。[3]原文直译：陷入地方主义或者乡下人的糊涂守旧。－L.X、辛达[4]托洛茨基原注——1929年发表的1917年中央委员会记录中，记载：托洛茨基解释在苏维埃的声明是被“加米涅夫迫出来的”。这显然是记录错了，或后来整理错了。托洛茨基的声明并无需要特别解释：环境使他不得不作这个声明。一种奇怪的偶合：莫斯科地方委员会完全拥护列宁的，也不得不于同一日，即18日，在莫斯科报纸上发表一个声明，连字句都差不多与托洛茨基的声明一样的：“我们不是一个阴谋的党，我们并没有暗中规定行动的日子，……如果我们决定行动时，我们要在机关报之上说出来的。……”对于敌人的直接问题，不能拿其他的话来回答。但托洛茨基的声明虽不是而且不能是加米涅夫迫成的，却被加米涅夫的假同意所败坏，加以在那个时候条件之下，托洛次基又不能够出来纠正。<<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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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革命军事委员会<<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下）>>第四章革命军事委员会七月底，群众情绪虽已开始转变了，但在改编后的彼得格勒卫戍军中，八月全月，仍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派占支配地位。某些部队始终猜忌布尔什维克派。无产阶级没有武器：赤卫队只保存了几千条枪。在如此条件之下举行暴动，一定要以悲惨失败告终的，虽然群众又倾向于布尔什维克派了。九月间，局势不断地改变。将军们叛乱之后，妥协派很快地丧失了他们在卫戍军中的势力。对于布尔什维克派的同情，代替了以前的猜忌；即非同情，也是观望的中立。但这同情并不是积极性的。在政治观点上说，卫戍军仍然是极端软弱的，而且是多疑的，同农民一样：“布尔什维克派不会欺骗我们么？”“果真要拿和平和土地给我们么？”大多数士兵还没有决心，要为这些目的在布尔什维克派旗帜之下战斗。卫戍军之中既然还有少数部分，差不多完全不能转变的，仇视布尔什维克派的（五千至六千军官学生，三团哥萨克兵，一营脚踏车兵，一师装甲汽车兵），则九月间若发生冲突，结果如何很难断言。然而好像是来帮助一般，事变的进程又给人一个客观教训，说明彼得格勒士兵的命运是不可分离地与革命和布尔什维克派的命运相联系着的。指挥武装队伍之权，本是国家政权的基本权利。第一个临时政府是执行委员会强加于民众头上的，它允诺：参加二月暴动的军队不解除武装，不调离彼得格勒。这是双重军权之正式发端；双重军权与双重政权，根本上是分离不开的。以后几个月，政治上巨大的震动，——四月示威，七月事变，科尔尼洛夫叛乱准备及其肃清，——每一次都不可避免地要提出制服彼得格勒卫戍军问题。但在这方面政府和妥协派之冲突，毕竟属于兄弟阋墙性质，很容易和平解决。卫戍军一经布尔什维克化了，事情就变了性质。现在士兵们自己已经注意到三月间政府允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话，这个诺言早被双方的人不顾信义背弃了。9月8日苏维埃士兵部，要求：七月事变时被调往前线的各团，仍旧调回彼得格勒来。可是在政府之中合作的那些人此时正在深思熟虑，如何能把现在首都的各团驱往前线去哩。在好多外省城市，情形同首都差不多。在七、八两月中，当地卫戍军被依爱国主义的标准加以改编；在八、九两月中改编过的卫戍军又布尔什维克化起来。必须重新开始了，即是说，必须重新改编卫戍军。政府一面准备给彼得格勒一个打击，一面就在外省动起手来。政治的动机小心掩藏在战略的借口之下。9月27日勒瓦尔城市和要塞两苏维埃开联席会议，关于军队调防问题，决议：非先得当地苏维埃同意，军队不能调动。夫拉地米尔斯卡雅省苏维埃领袖，请教莫斯科：应否服从克伦斯基那个调动全体卫戍军的命令。布尔什维克派莫斯科地方局看出来“这种命令是有系统地对付那具有革命精神的卫戍军的”。在临时政府让出其一切权利以前，还在图谋抓取每一个政府的根本权利，即是指挥武装力量的权利。解决彼得格勒卫戍军问题更加是迫切的了，因为即将到来的苏维埃大会无论如何要彻底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资产阶级报纸，以立宪民主党的《言语报》为领袖，天天说不应当让布尔什维克派能“从容选择时机来发动国内战争”。这话就是说：我们自己必须趁有利时机打击布尔什维克派。由此必然地产生了预先改变卫戍军中势力关系的图谋。里加和孟准群岛失守之后，战略上的理由是很令人相信的。军区司令部发出命令改编彼得格勒卫戍军，准备到前线去。同时，由妥协派发起，这问题也提到苏维埃士兵部来。敌人的计划很不坏：根据战略理由向苏维埃提出一个不容拒绝的要求，苏维埃若接受了，拥护布尔什维克派的军事势力立刻就消失，苏维埃若是拒绝了，彼得格勒卫戍军和前线士兵就要发生冲突，前线是如此需要补充和换防的。苏维埃诸领袖很明白这个圈套，他们先要试探立足地是否坚牢，免得一失足不可挽救。要拒绝执行这命令，必须有个条件，即是拒绝理由能得前线谅解。否则宁可与前线相商，把前线需要休息的革命队伍调回来同彼得格勒卫戍军交换。上面的勒瓦尔苏维埃的宣告含着这个意思。士兵则更直接地处理这个问题。现在深秋时候开到前线去，就是要在冬季作一次新的攻击，——士兵们能同意这样干吗？不，他们头脑里不能容留这个意思。爱国派报纸立刻对卫戍军开火：彼得格勒诸团清闲得发福了，对不起前线。工人起来替士兵辩护。普地洛夫工厂工人首先抗议卫戍军调防。从此时起，这问题总被置于议事日程上，不仅兵营开会如此，工厂开会亦然。这就更加密切联系了苏维埃中的两部：工人部和士兵部。从此以后，士兵们特别热烈地拥护工人武装要求了。为了拿彼得格勒失守危险来重新提高群众的爱国主义起见，妥协派于10月9日向苏维埃提议设立一个“革命保卫委员会”，其任务就是动员工人积极参加保卫首都。苏维埃虽然不肯担负“临时政府所谓战略行动”的责任，尤其不肯担负“调开彼得格勒驻军”的责任，却不急忙表示接受或拒绝那个命令，但决定审查一下那命令所持的理由和所据的事实。孟什维克派企图抗议：不许干预司令部发出的军事命令。然而仅仅一个半月以前，他们对于科尔尼洛夫那些阴谋命令也是这样说的，——人家向他们旧事重提。为要审查，调开驻军究竟是出于军事理由还是出于政治理由，就需要一个合格的机关。使妥协派吃了一惊的，就是布尔什维克派竟接受了“保卫委员会”计划：正是这个委员会，应当把有关于保卫首都的一切材料都搜集在自己手里。这是重要的一步。这个危险武器从敌人手里抓到自己手里之后，苏维埃仍可以依照当时情势，更变将军队调往这方或那方的决定，不过无论如何更变，总是反对政府和妥协派的。布尔什维克派自然更愿采取孟什维克派那个“军事委员会”计划，因为布尔什维克派自己已经不止一次讨论到有成立一个正式苏维埃机关来指挥未来暴动之必要了。在党军事委员会里，甚至为此事情起草了一个计划。以前不能克服的困难，乃在于如何拿暴动机关同苏维埃相配合起来，它是选举出来的和公开活动的，而且其中还有敌党的代表。孟什维克派那个爱国的提议，恰好促成一个革命司令部之创立，不久这个机关便以“革命军事委员会”之名，成为暴动的主要杠杆了。此处所记的事变之后二年，本书著者在一篇论十月暴动文章中，写道：“调遣卫戍军的命令一经从军区司令部送到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我们就明白了：这问题往后发展下去可以得到有决定意义的政治重要性。”暴动观念从此具备了形骸。再不须发明一个苏维埃的机关了。未来“委员会”的真实作用，由以下事实明白表示出来，即是：在同一次会议上，托洛茨基报告布尔什维克派退出预备国会事情，结尾喊道：“为全国革命政权直接而公开的斗争万岁！”这句符合于苏维埃法制的话，译成革命语言，便是“武装暴动万岁！”恰在第二天，10月10日，布尔什维克派中央委员会，在一个秘密会议之中，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决议案：以武装暴动为最近几日的实际任务。从此以后，党就采取了一种明白而带命令式的战斗立场。“保卫委员会”就被包含在夺取政权的直接斗争的前途之内了。政府及其同盟者以一个向心的环包围卫戍军。11日，北方前线司令采勒弥索夫将军把军团委员会的要求转呈陆军部长，要求后方队伍，彼得格勒卫戍军，调到前线来接替那些疲乏的队伍的防地。在这件事情上，前线司令部不过是前线妥协派和彼得格勒妥协派之间一架传达机器罢了，——在彼得格勒的妥协派领袖努力造成一个更广大的烟幕来掩饰克伦斯基的计划。合作党派的报纸以一种疯狂的爱国主义交响乐来附和那个包围行动。然而士兵和工人的日常会议，证明了这种音乐对于下层毫无影响。12日，首都最革命工厂之一，（老巴维安宁）工人开全体会议，回答资产阶级报纸的不停诬蔑说：“我们坚决声明，到了我们认为必要时候，我们一定要上街去的。我们并不害怕那即将发生的斗争。我们坚决相信将在斗争之中得到胜利。”彼得格勒苏维埃设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起草“保卫委员会”的章程，规定这个未来军事机关负有如下使命：与北方前线，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波罗的海中央组织（“波中”）和芬兰地方苏维埃相联合，为的明了战事状况并采取必须的步骤；进行调查彼得格勒及其周围卫戍军人数以及军火粮食数量；设法维持士兵群众和工人群众的纪律。这些使命是规定得很广泛的，同时也含有双关意义：差不多都站在保卫首都和武装暴动的界线上。然而这两个问题，自今以前是互相排斥的，现在则事实上渐渐接近了：苏维埃拿到了政权之后，也应当负起军事上保卫彼得格勒的责任。这个保护色并非从外面勉强加上去的，而在某种限度内，是从暴动前夜的条件产生出来的。为了同样的掩护作用，那个起草章程委员会就不是以布尔什维克派为主席，而是以一个社会革命党人为主席，——一个老实的少年军需官拉西弥尔，他是那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之一，他们在暴动以前就完全同布尔什维克派并肩前进了，固然并非每次都预见到布尔什维克派将领他们到哪里去。拉西弥尔的原来草案经过托洛茨基修改的有二方面：征取卫戍军的实际任务更加说得确定了，而一般革命目的更加说得轻淡了。虽有两个孟什维克派抗议，执行委员会还是通过这个章程；章程规定参加“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有：苏维埃主席团，士兵部主席团，舰队代表，芬兰地方委员会代表，铁路工会代表，工厂委员会代表，一般工会代表，各党军事组织代表，赤卫队代表等等。组织基础同在其他好多情形下一样的。但委员会人选则预先受其新任务所决定。不用说，每个组织应该选派懂得军事的代表或熟悉于卫戍军事情的代表到这委员会来。某机关任务决定了某机关的性质。此时另有一个组织产生，其重要性也不稍逊：在“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之下，设立了“卫戍军经常会议”。士兵部在政治上代表卫戍军：代表们都是在政党旗帜之下选举的。但“卫戍军会议”则应由各团委员会组成的；团委员会指导全团士兵日常生活，是士兵们的“行会性的”，实际的，最直接的代表机关。委员会和工厂委员会相似，是显而易见的。经过苏维埃工人部，布尔什维克派，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可以很有把握地得到工人援助。但要能支配工厂，就必须抓着工厂委员会。士兵部的成分，保证卫戍军大多数政治上同情于布尔什维克派。然而要实际指挥军队，就必须直接依赖于团委员会。如此就可以解释，暴动前不久，“卫戍军经常会议”为什么占了第一等位置而把士兵部自然地推到旁边去了。但士兵部的最有名代表仍是参与这个经常会议之中的。不多几天以前，列宁在一篇论文《危机成熟了》之中，责备人说：“关于确定军队态度问题，党做了什么事情呢？……”军事委员会虽然十分努力工作，列宁的责备还是对的。要以纯粹参谋部方式来研究力量和手段，对于党是很困难的：没有这种习惯，不晓得如何下手才好。但“卫戍军经常会议”一经出现，情形就忽然改变了：从此以后，在领袖们眼前，每天展开着卫戍军的活生生的全部景况，不仅在首都的，而且在四郊的。12日，执行委员会审查拉西弥尔委员会起草的章程。虽然不许旁听，但辩论的话仍含有隐语性的。“说的是这件事，但实际是那件事，”苏汉诺夫告诉我们。他的话不是没有理由的。依照那些章程，委员会之下分为保卫科，给养科，交通科，情报科等：这是一个司令部了，或与司令部对等的机关。经常会议的任务被宣布为：要提高卫戍军的战斗力。这话并不是虚伪，因为战斗力可以使用于这方面，也可使用于那方面。孟什维克派，以无力的气愤指出：他们为了爱国目的提出来的建议，如今被人拿去掩饰那在准备中的暴动了。这个掩饰并未能完全瞒人耳目，所有的人都明白这里做的是什么事情；但同时这个掩饰又是不能揭穿的：以前妥协派自己也恰恰是这样做的，他们在紧急时候团结了卫戍军于自己周围，并创设一些政权机关，与政府机关相平行。布尔什维克派似乎不过继续双重政权机关的传统罢了，但在旧形式之中，他们注入一个新的内容。以前为了妥协派自己用的，现在则引到国内战争了。孟什维克派要求人家在记录中写明他们是反对这整个事情的。这个柏拉图式的要求被接受了。第二天，在士兵部里——它不久之前还是妥协派的卫队——讨论革命军事委员会问题和卫戍军经常会议问题。在这次非常瞩目的会议上，“波中”主席，水兵狄宾科，占了主要位置（这是应该的）——他是一个黑胡子大块头，不习惯于转弯曲折说话。这位赫尔辛基来宾的演说，如同一阵海风，新鲜而刺激，吹过卫戍军重浊的空气之中。狄宾科说起了舰队业已同政府完全决裂，而且和舰队司令部的关系也变了形式。最近的海战开始之前，舰队司令来问正在那几日开会的水兵大会道：水兵们愿否实行作战命令？“我们回答：我们要实行的，但须我们方面派人去监督。但是……如果我们看见舰队陷于被消灭危险了，则舰队司令要先吊死在大桅杆上的。”在彼得格勒卫戍军听来，这是新的语言。舰队也不过是几天之内才采取了这个语言。这是暴动的语言。那一小团孟什维克派躲在角落里低声咒骂。主席团看见那些穿着灰色大衣的密集群众也有点寒心。可是他们当中没有发出一声抗议！兴奋的面孔上一双火红的眼睛。一种勇敢精神弥漫于全会场空气中。狄宾科受了普遍同情所鼓励，做结论时很放心宣告道：“人家说，彼得格勒卫戍军必须调到外面去，为了保卫首都门户，尤其保卫勒瓦尔。你们切勿相信这话。我们自己会保卫勒瓦尔。你们留在这里保卫革命利益罢。……我们如果需要你们帮助，自己会来对你们说的；我确信那时你们也一定会来帮助我们。”这话说得最合士兵们之意，于是激起一阵真正的热情，若干孟什维克派的抗议就完全淹没于这些热情之中了。卫戍军调离首都问题，从此可以认为解决了。拉西弥尔提出的章程，由二百八十三票对一票及二十三票弃权之多数通过。这个数目，连布尔什维克派自己也觉得出于意料之外的；我们从此可以看出群众的革命压力至于何种程度。这次表决，表示士兵部公开而正式地将卫戍军指挥权从政府司令部方面夺来而交付于革命军事委员会之手。不久还可以证明出，这不仅是简单的表示而已。同一日，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又发表一个通告，宣布它底下增设一个赤卫队部。工人武装事情，在妥协派苏维埃底下无人理会，甚至受了阻拦，如今则为布尔什维克派苏维埃最重要任务之一了。士兵对于赤卫队的猜忌态度早就忘记了。恰好相反，卫戍军中所有的决议案差不多都提出武装工人要求。赤卫队和卫戍军从此携手同进。不久之后，此二者因为同隶于革命军事委员会之故，联系得更加密切了。政府恐慌起来。14日早晨，在克伦斯基家里举行一次部长会议，批准了军区司令部拟定的取缔那在准备中的“示威”的办法。当权者猜测着：这次事情只限于武装示威呢，还是要变成暴动？军区司令部对各报代表宣称：“无论哪一种情形，我们都准备好对付的。”判决了死刑的人，临刑之前，往往会觉得精力饱满的。在两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上，丹模仿了六月间策列铁里所持的论调——策列铁里此时躲到高加索去了——要求布尔什维克派回答这个问题：他们要动手么？如果是的，什么时候动手？孟什维克波格丹诺夫从梁赞诺夫的回答做出结论，说布尔什维克派准备暴动，而且要领导暴动。这结论做得并不错。孟什维克派报纸写道：“布尔什维克派之计算‘夺取政权’，显然是以卫戍军不调离首都为根据的。”但这里把“夺取政权”几个字加上括弧：妥协派还不认真相信已陷于危险。他们最怕的还不是布尔什维克派会胜利，而是反革命在国内战争的新斗争中恐怕会得到胜利。苏维埃既然负起武装工人之责，就应当想法去获取武器。这不是一下就做得到的。就是在这方面，每个实际的前进步骤，也是出于群众授意的。只要留心听听群众的提议就够了。四年之后，托洛茨基某次在纪念十月革命的晚会上，说道：“一队工人代表向我们要求枪械时，我回答：‘兵工厂还未落入我们手中哩。’工人说：‘我们到塞士特洛勒茨克枪械制造厂去过……’——‘好的，去了怎样呢？’——那里的人对我们说：‘只要有苏维埃命令，就给你们枪械。’我签了命令：发五千只枪；当天工人就领到了。这是第一个经验。”敌对报纸立刻叫喊起来：一个被控叛国罪正在保释中的人，而国有工厂竟遵照他的一纸命令交出枪械！政府不做声。但是民主派最高机关出头干涉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发了一个严厉命令：若无中央执行委员会允准，不得交付枪械于任何人。在交付枪械问题上，似乎丹或高次也没有资格禁止，正如托洛茨基没有资格准许一般：制造厂和兵工厂是属于政府管辖的。但每逢重要时期对于官方权力之轻视，已经成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传统，而且深深入于政府本身习惯之中了，因为本质上就是这样的。然而破坏了传统和习惯的是另外一方面：工人和士兵已经不去分别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雷和克伦斯基的电了，他们将此二者置之不顾。要求卫戍军离开彼得格勒，用前线名义比用后方什么机关名义要方便得多。由此见解出发，克伦斯基便将彼得格勒卫戍军交付于北方前线司令采勒弥索夫管辖。克伦斯基以政府首脑资格放弃了在首都指挥军队之权，却希望以总司令资格实行此权利。采勒弥索夫将军为了咬开那个硬核桃，则转来求助于那些特派员和那些委员。大家共同努力，拟定了一个最近行动计划。17日，北方前线司令部，同军团中各组织，召唤彼得格勒苏维埃代表到泼斯可夫来，为的在前线士兵面前向他们坚决提出要求。彼得格勒苏维埃除了接受挑衅之外没有别法了。16日会议，选了几十个人为代表，一半是苏维埃委员，一半是卫戍军代表，由工人部主席费奥道罗夫，以及士兵部诸领袖和布尔什维克党军事委员会诸领袖辣舍维趣、萨多夫斯基、梅洪诺兴、达希克维趣等人带领着。代表之中有几个是社会革命党左派和孟什维克国际派，他们都声明到泼斯可夫拥护苏维埃的政策。未出发前，代表们开会，通过了斯维尔德洛夫提出的宣言草案。那一次苏维埃会议也讨论“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章程。这个机关刚刚成立，敌人就一天比一天更讨厌它了。反对派一个人演说道：“布尔什维克派未曾回答这个直接问题：他们准备暴动么？不回答，就是懦怯，不然便是对于自己力量没有把握。”会场上一齐爆发笑声：政府党的代表要求暴动党对他们开诚布公。这个人又说：新委员会不是别的，正是“革命司令部，为了夺取政权用的。”他们，孟什维克派，是不参加的。“你们有几个人啊？”——会场上有人对着孟什维克派叫喊。在苏维埃中，孟什维克派的确是很少的，至多五十个罢了，但他们很有把握，知道“群众不赞成暴动”。托洛茨基回答时并不否认布尔什维克派准备夺取政权：“我们不以此为秘密之事。”但目前不是这个问题。政府要求革命军队离开首都，——“我们现在应该回答：是或否。”拉西弥尔的章程草案由绝大多数通过了。主席请革命军事委员会明天就开始工作。如此，事情前进了一步。彼得格勒军区司令溥尔可夫尼可夫，那一日又写了一个报告给政府，关于布尔什维克派准备暴动事情。这报告是用勇敢的口气写的：全体卫戍军都站在政府方面，军官学校已奉命准备。溥尔可夫尼可夫在一篇告民众书中答应必要时实行“最严厉的手段”。市长史莱德，社会革命党人，也恳求“不要扰乱治安，免得造成首都饥饿”。恐吓和恳求，勇敢和害怕，在报纸上用愈来愈高的音符表示出来。为的在泼斯可夫感动彼得格勒苏维埃诸代表，人家准备了一个戏剧式的军事招待。在司令部屋子里，围绕着那铺满了庄严地图的桌子，坐着那些将军老爷，那些高级特派员（以魏廷斯基为首），那些军团委员会委员。司令部各科科长报告关于陆地和海上的军事状况。每个人报告结论同合于一点：彼得格勒卫戍军必须立刻开出来保卫首都门户。那些特派员和委员气愤愤地反对人家怀疑有什么政治阴谋：整个事件都是出于战略上需要的。代表们拿不出直接的反证来：在这类事情上，证据不会是俯拾即是的。但整个局势就反驳了战略理由。前线并不缺少人，而是人不肯打仗。彼得格勒卫戍军的情绪绝不能巩固那已动摇的前线。此外，科尔尼洛夫事变的教训还在所有人的记忆之中。彼得格勒代表们深深相信自己理由充足，就容易抵御了司令部的打击，而回到彼得格勒来，同时比去时更加是一致的。当时参加者拿不出直接的证据，现在记载历史的人拿得出来了。秘密的军事通信，揭破了：并非前线自动要求彼得格勒卫戍军而是克伦斯基叫前线如此要求。北方前线司令回答陆军部长的电报：“秘密。十七日。X。派遣彼得格勒卫戍军到前线来，是你们起意的，不是我起意的……现在既然明白了，彼得格勒卫戍军不肯到前线来，即是说没有作战能力，那么我和你们的代表——一个军官——私人谈话时，就说……这样的军队，我们在前线已经不少了，你们一定要派他们到前线来，我并不拒绝接受他们，你们若仍认为他们必须离开彼得格勒，我也仍然不拒绝接受他们。”这个电报的口气有一半像是反唇相讥的；这可以拿如下事实来解释：采勒弥索夫将军一向好谈政治，在帝制时代军队之中曾经被认做“红党”；据米留可夫说，他后来“得宠于革命的民主派”。此时他显然走到了这个结论，认为政府与布尔什维克派冲突时候，他最好及时地疏远了政府。暴动那几日采勒弥尔索夫的行为完全证实了这个假设。为卫戍军的斗争，同另一个斗争，即为苏维埃大会的斗争，交织起来。照原来定的日子说，现在不过只有四天或五天了。人家知道“动手”与大会有关。人家设想，同七月事变一样，运动也是照着群众武装示威形式发展的，夹带着街道战斗。右派孟什维克鲍特勒索夫大概是根据反间谍机关或法国军事使节团用（法国军事使节团一向是大胆伪造证据的）的报告，在资产阶级报纸暴露布尔什维克派暴动计划，说是暴动将于十六日夜间举行。这些有发明天才的伪造者，没有忘记预见到：布尔什维克派将于一个城门“集合暧昧分子”。禁卫军诸团士兵都会笑起来，同荷马史诗上那些神一般笑着。斯摩尼学院的厅柱和烛台给笑声震动了，当人家在苏维埃会议上宣读鲍特勒索夫的论文时候。但那个聪明的政府，总是不懂得去看看它眼前发生的事情，却认真地被这些荒谬的假证据吓坏了，急忙于早晨二点钟开会，为了抵抗那些“暧昧分子”。克伦斯基一再同军事机关商议之后，就采取了一些必需的步骤：加强冬宫和国家银行的守卫，从奥兰宁堡召来两个军官学校的学生，及从罗马尼亚前线召来一列铁甲车。米留可夫写道：“最后一分钟，布尔什维克派取消了暴动。他们为什么取消，我们不明白。”事变之后好多年，这位博学的历史家还是宁愿相信一个自相矛盾的谣言。政府机关命令警察访查城市周围，探索暴动踪迹。警察的报告，配合了活生生的观察和警察式的糊涂思想。在亚历山大尼夫斯基那一带，有好多大工厂的区域，警察看见是完全平静的。在维包格区，人家公开宣布必须推翻政府，但“表面上”是安静的。在华西里岛区，有激昂的情绪，但那里也看不出有什么表面征象，表示暴动即将发生。在那瓦区有一种暴动宣传，很有力的；但没有一个人能回答这个问题：究竟什么时候？不是日子和时辰严守秘密，便是根本上没有人知道。于是决定在工人区加强岗位，警察巡官查岗也应当更加勤些。莫斯科有一个自由派报纸的通信员相当精彩地补充了警察的报告：“在市郊，在彼得格勒各工厂：尼夫斯基，奥布霍夫斯基和普地洛夫等工厂里，布尔什维克派出动宣传极紧张地进行。工人的情绪已到了这个田地，随时都可以上街示威去。最近几日，彼得格勒有大批逃兵到来，非常之多，……在华沙车站，拥挤着士兵，形迹可疑，火红的眼睛，激昂的面孔。……据说有几群盗匪来到彼得格勒，他们觉得发财机会到了。盗匪们正在组织，他们充满了茶馆和饭店……”这里，小市民的惊慌和警察的谣言，同真正事实交织起来。革命危机临到解决时候，连社会深坑也震动了。逃兵，盗匪，和罪恶所聚的茶馆和饭店，的确给临近的大地震的吼声所唤起。上流社会看见自己制度的罪恶与溃疡，它那横行的力量，确是害怕得很。这些罪恶分子并不是革命所造成的，革命不过暴露之而已。那几日，在德文斯克，军区司令部里面，我们早已认识的布德柏格男爵——容易动感情的反动家，但非无观察力，也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锐利眼光——写道：“立宪民主党人，准立宪民主党人，十月党人，各种色彩的革命党人，无论是旧时的或三月间的，都觉得他们的末日临近了，于是口不择言，——这种情形令人想起了那些伊斯兰教徒，他们图谋摇动一种响器来拯救已蚀的月亮。”18日，第一次召集了卫戍军会议。有一篇电话通告各团士兵，切勿任意行动，有苏维埃士兵部副署的司令部命令才可执行。如此，苏维埃就是决心公然掌握卫戍军的指挥权了。这篇电话不异于是号召推翻已存的政权机关。但人们也可以解释做：布尔什维克派在双重政权机构中代替了妥协派地位的一种和平举动。事实上，这二种说法意思是一样的，但是较软弱的解释留下了幻想余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自命为斯摩尼学院的主人，图谋阻止这篇电话传播出去。这样一来，他们只叫自己多丢了一次脸。彼得格勒及其近郊各团委员会代表会议，如期开会，而且人数很多。拜敌人造成的气氛所赐，参加卫戍军会议的人的报告，自然而然地集中在临近“动手”的问题上。举行了一个很有意义的调查，这是统治者自己不敢做的。表示反对暴动的，有彼得霍夫军官学校和第九团骑兵。禁卫军各骑兵营倾向于中立。奥兰宁堡军官学校表示服从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反对者或中立者的声明如斯而已。但表示一奉彼得格勒苏维埃命令便整队出发的，有：爱格尔斯基团，莫斯科团，伏伦斯基团，巴夫洛夫斯基团，克克斯洪斯基团，谢米诺夫斯基团，伊士马伊洛夫斯基团，第一轻步兵团和第三后备团，波罗的海第二队水兵，电气技术营，炮兵师。手榴弹团须有苏维埃大会号召才肯出来。这就够了。比较不重要的队伍则服从多数。中央执行委员会不久之前还以为彼得格勒卫戍军是它的势力来源，它这样想并非没有理由，但这次会场上竟差不多一致拒绝它的代表上台说话了。那些中央执行委员，在一种无力的气愤状态中离开了这个“无法律根据的”会议；这个会议，由主席团提议，立刻声明了：凡无苏维埃副署之命令，都没有效力。最近几个月以来，尤其几个星期以来，卫戍军意识之中准备着的东西，现在凝为形态了。政府之无力超出一般人猜想以外。首都充满了暴动和流血战斗的谣言，布尔什维克派占支配势力的卫戍军会议则使得示威和群众战斗根本上成为无必要之事。卫戍军很有把握地走向暴动去，把这暴动不看做暴动，而看做苏维埃支配国家命运的那种不可否认的权利之实现。在这个运动之中有一种不可抵抗的力量，并兼具厚重沉稳一言九鼎的意味。党需要很巧妙地将它的行动与卫戍军的政治步骤相配合起来，——卫戍军大多数等待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号召，有些则等待苏维埃大会的号召。在进攻发展上为了避免（即令是一时的）混乱危险，就必须回答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困恼了敌人，而且困恼了朋友，这就是：果真今天或明天就要发生暴动么？在电车内，在街道上，在店铺中，所谈的无非是临近的暴动问题。在宫殿广场，冬宫前面和司令部前面，军官们排了长队，自愿替政府服务，来领手枪；但到了危险时候，这些手枪和这些领得手枪的人，都不知何处去了。当日所有的日报，社论上都是论暴动问题。高尔基要求：布尔什维克派若不是“无可奈何地做了疯狂的群众的工具”，就应当出来辟谣。工人区，尤其兵营里面，也惴惴不安了。工人和士兵几乎以为暴动准备没有他们参加。谁准备的呢？为什么斯摩尼学院不说话呢？苏维埃一面是公开的代表机关，一面是革命司令部，这个矛盾的地位，在最后的转弯点时候，造成了一些大困难。再不能不做声了。当晚苏维埃会议将结束时，托洛茨基说道：“几天以来，报纸充满了消息，风声，论文，关于临近的暴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决议都是公布出来，为大众周知的。苏维埃是选举产生的机关，……不会有什么决议对工人和士兵隐瞒起来……我以苏维埃之名宣布：我们并未规定什么武装示威。但若为情势所迫，苏维埃不得不号召示威时候，工人和士兵一奉它的信号将立刻前进，如同一个人……有人说，我签了命令，发了五千只枪。……不错，我签了这个命令；……苏维埃继续着组织并武装工人自卫军。”代表们明白了。斗争已经迫近了，但如果没有他们参加，在他们以外，信号是不会发出来的。然而除了安慰人心的解释之外，群众还需要一个明白的革命前途。为此目的，报告者将卫戍军调防和苏维埃大会两个问题结合起来。“我们和政府发生了一种冲突，这冲突可以造成极端严重的后果。……我们不容许……人家把革命的卫戍军调离彼得格勒。”这冲突又是附属于另一种迫近的冲突的。“资产阶级知道，彼得格勒苏维埃将向苏维埃大会提议把政权拿在手里。……看见斗争是不可避免了，所以资产阶级拼命来解除彼得格勒武装。”这篇演说第一次绝对清楚地将暴动和政治联系起来：我们准备拿取政权，我们需要卫戍军团，因此我们不让卫戍军调开。“反革命破坏大会的第一个企图，我们将以反攻击来回答。这个反击将是毫不容情的，我们将推行到底。”这次，一个坚决的政治攻击是以武装自卫形式宣布出来的。苏汉诺夫这次到会，带来了一个行不通的计划，即要苏维埃庆祝高尔基的五十诞辰。他以后评论：革命在这一天打了一个牢固的绳扣，——评论得很好。他说，在斯摩尼学院看来，卫戍军问题乃是暴动问题；在士兵看来这是他们的命运问题。“再不能替这几天的政治，想像一个更巧妙的出发点了。”但这并不能阻止苏汉诺夫将布尔什维克派整个政策看做是致命危险的。他与高尔基及其他千百个激进派知识分子一样，最害怕这些“疯狂了的”群众，这些很有计划地一天又一天发挥其攻势的群众。苏维埃力量强大，足够公开宣布一个暴动纲领，甚至规定一个暴动日期。同时，直至它规定的那个完全胜利的一日为止，苏维埃在无数大小问题上却是毫无力量的。克伦斯基在政治上已减少为零了，但他还在冬宫发号施令。列宁是不可抵御的群众运动的灵魂，但他躲藏起来，而司法部长马良托维趣那几日又命令检察官再发一张拘票捉他。即便在斯摩尼学院里面，在自己的地盘上，那个全能的彼得格勒苏维埃，似乎也是仰承当权者鼻息的。房屋，经费，收发，汽车，电话等管理之权，还是操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手里，而中央执行委员会自己也只依靠抽象继承权那条线轻轻挂着。苏汉诺夫说起，那晚散会之后，深夜，他走到斯摩尼学院的广场上，大雨淋漓，黑暗得很。一群代表在那两辆冒烟而发臭的汽车前面绝望地顿脚，——这两辆汽车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丰富的车库里拿出来送给布尔什维克派苏维埃用的。这位无所不在的观察者接着说：“主席托洛茨基也向那两辆汽车走去。但停下来，看了一分钟之后，他冷笑着，在泥泞地上走开了，消失于黑暗之中了。”在电车露台上，苏汉诺夫遇着一个小个子，外貌很谦和，生着一部黑山羊须。这个不认识的人，想安慰苏汉诺夫，叫他勿为行程不适难过。“这个人是谁？”——苏汉诺夫问他的女伴，一个女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个老战士，斯维尔德洛夫。”不到两星期，这个生着黑山羊须的小个子，做了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之安慰他的旅伴，多半是出于一种谢意，因为八日之前，在苏汉诺夫家中开了布尔什维克派中央委员会会议，讨论武装暴动问题，——这事情，苏汉诺夫自己并不知道。第二天早晨，中央执行委员会图谋倒转事变的车轮。主席团召集一个卫戍军“合法”会议，连那些落后的委员会也召集了来，这些委员会好久以来未曾改选过，也未曾参加昨日会议。如此补充一次检查卫戍军，得到了新的结果，但更加明了地证实了昨日的形势。这次反对暴动的，有：驻防彼得·保罗堡垒的各部队委员会的大多数和装甲汽车师属下的各团委员会，——它们都宣布服从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这是不可不注意的。这个堡垒建立在尼瓦河及其支流汇合处一个岛上，在城市中心和两个工人区中间，俯瞰着近旁诸桥梁，保护着（或者洞开着）河岸方面冬宫的门户；冬宫就是政府所在地。在大规模作战中这个堡垒是毫不重要的，但巷战时能够发生重大作用。此外——这也许是最重要的——储备丰富的克朗维克兵工厂附属于这个堡垒，工人需要枪械，而最革命的几团士兵，也差不多是没有武装的。至于装甲汽车在巷战中的重要，则无需要说明。若是站在政府方面就可造成许多无谓的牺牲，若是站在暴动方面就将缩短胜利的道路。布尔什维克派以后几天应当特别注意彼得·保罗堡垒和装甲汽车师。除此以外，今日会议上势力的关系同昨天一样。中央执行委员会图谋通过它那谨慎的决议，却遇到广大多数冷淡的拒绝：这次会议不是彼得格勒苏维埃召集的，代表们便以为没有资格通过决议案。妥协派领袖们自招一个多余的打击。中央执行委员会既然无法从下层去接近卫戍军，就想从上层去抓住它。取得了司令部同意，妥协派领袖们便任命社会革命党人马列夫斯基上尉为全军区的苏维埃总特派员，并声明那些苏维埃特派员，凡服从总特派员命令的，就能得到中央执行委员会承认。以一个素不为人知的上尉来压服布尔什维克派卫戍军，这个企图显然是无希望的。彼得格勒苏维埃拒绝了，终止了谈判。鲍特勒索夫暴露的暴动，却未在17日发生。现在敌人又很有把握地定下一个新日子了：10月20日。大家知道原来规定于这天开苏维埃大会的，暴动之随大会有如影之随形。固然大会已经延迟五天了，但不相干：形虽迁移，影却存在。政府这一次也还是采取种种必需的步骤来阻止“动手”。工人区加了双岗。哥萨克巡逻队在那里彻夜巡逻着。彼得格勒各要点埋伏着后备骑兵。警察处于备战状态，有半数在各警察局守夜。冬宫前面布置着装甲汽车，轻炮和机关枪。冬宫各处门户都有哨兵守卫着。没有人准备的，也没有人号召的暴动，这次仍旧没有发生。这一天过得比平时更加安静，工厂没有停止工作。丹编辑的《新闻报》庆贺着这次对于布尔什维克派的胜利：“他们在彼得格勒做武装示威冒险，——现在完结了。”民主派联合起来，只要表示一下义愤，布尔什维克派就失败了：“他们已经投降。”简直可以说，敌人头脑糊涂了，故意先期激起恐怖，而且更不合时地吹奏凯歌，好像是要引导“舆论”走入迷途，反而掩饰了布尔什维克派计划的。创设革命军事委员会，是9日第一次决定的；直到一星期之后苏维埃全体会议才通过此决议：苏维埃不是一个党，它的机构是笨重的，不容易行使。还须再过四天才得成立这个委员会。然而这十天时间并不是白过的：人们积极地从事于征取卫戍军，团委员会会议有时间来证明它的活力，工人武装进行着，所以革命军事委员会于20日即暴动之前五日开始办公时，立刻就有颇完全的组织供它指挥了。在妥协派抵制之下，委员会中只有布尔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左派：这就使得任务简单化，容易执行。所有的社会革命党人中，惟有拉西弥尔一个人做点事情，他甚至当了常务局主任委员，为的更加阐明这机关是属于苏维埃的而非属于党的。事实上，主席是托洛茨基，主要的工作人员是博德魏斯基、安东诺夫·奥夫先珂、辣舍维趣、萨多夫斯基、梅洪诺兴，这个委员会完全建立在布尔什维克派之上，这个委员会未曾开过一次全体大会，即章程上列举的那些机关代表未曾全体来参加过会议。日常事件是由常务局在主席指导之下解决的，一切重大事件则找斯维尔德洛夫来商议。这是暴动的司令部。委员会公报很平凡地记载它的最初活动：在卫戍军各部队，在某些机关和某些仓库，都指定了特派员，“为了监督和指导”。这是表示，政治上征取了卫戍军之后，苏维埃现在连组织上也支配着卫戍军了。在特派员人选上，布尔什维克党的军事委员会有了很大作用。军事委员会管辖下在彼得格勒约一千个党员中，有许多坚决而又绝对忠实于革命的分子：士兵和青年军官，他们在七月事变之后都曾于克伦斯基监狱中受过必需的锻炼。在这些人当中选取特派员，就能得卫戍军欢迎：人家把他们看做自己的人，心悦诚服地听从他们的命令。夺取政府机关，往往是下层起意的。彼得·保罗堡垒属下的兵工厂工人和职员，自己提出了必须监督军械分发问题。派遣到那里去的特派员居然阻止了军官学生的补充武装，扣留了准备运到顿河区去的一万只枪，还扣留了一些较少数量的军火，准备交付于某些可疑的组织和人物的。这个监督不久就推行于其他兵工厂，甚至于私家军火厂。只消同某机关或某仓库的士兵委员会，工人委员会或职员委员会说一声，管理处方面的反抗立刻就被打破了。从此以后非有特派员命令，不许交付军火。印刷工人经过他们的工会叫委员会注意到一些最反动的传单和小册子（黑色百人团的）的大批印刷。于是决定，遇有可疑情形，印刷工会当提交革命军事委员会解决。为要制止反革命派的出版鼓动，经过印刷工人来实行监督，乃是一切可能的手段之中最有效的。苏维埃不以正式辟谣为满足，它还公开规定22日星期日和平地检阅它的力量，——不是上街示威，而是在工厂，兵营和首都一切大场所开会演说。某些神秘的教徒也规定这一天在首都街道作宗教式游行，显然是图谋激起流血纠纷的。一些不知名的哥萨克发表了一个宣言，邀请市民参加这个宗教式游行，“为了纪念1812年莫斯科之从敌手中夺回”。[1]这个动机不很有现实意义，但发起人还祈求万能的上帝降福于哥萨克的武器，“为了保卫俄罗斯土地以抵御敌人之故。”这就显然与1917年有关系了。没有什么理由值得害怕反革命派来一个严重的示威：教士们在彼得格勒群众中是没有力量的，拿着宗教旗帜至多只能鼓起黑色百人团那些残余匪徒起来反对苏维埃罢了。但是有了反间谍机关和军官之中那些老练的挑唆者的帮助，发生流血的冲突也不是不可能的。为了预防起见，革命军事委员会于是加紧影响哥萨克诸团。在革命司令部所在地实行更严厉的门禁，约翰·里德写道：“从此以后不容易进斯摩尼学院去了；出入口令，几个钟头改变一次，因为侦探常常混进去。”21日卫戍军会议讨论明天这个“苏维埃日”问题；报告者提出一些预防办法，防止街上可能的冲突。哥萨克第四团，最左倾的，由其代表声明：明天不参加宗教游行。哥萨克第十四团也声明：将尽其力量打击反革命活动，但同时认为暴动夺取政权是“不合时宜的”。三团哥萨克，惟有一团未派代表来：即乌拉尔团，最落后的，七月调到彼得格勒来，为了扑灭布尔什维克派。这日会议，根据托洛茨基的报告，通过了三个简短的决议案：一，“彼得格勒及其近郊卫戍军承诺完全拥护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所有行动。”……二，“10月22日将是和平检阅力量的日子……卫戍军向哥萨克弟兄说：……我们邀请你们参加我们明日的会议。欢迎你们，哥萨克弟兄！”三，“全俄苏维埃大会应拿取政权，并保证人民有和平，土地和面包。”卫戍军庄重承诺将一切力量交付于苏维埃大会支配。“士兵，工人和农民的全权代表们，信任我们罢！我们都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决心非胜即死。”几百只手举起来赞成这三个决议案，拥护暴动纲领。有五十七票弃权！这是那些“中立者”，那些动摇的敌人。没有一个人举手反对。二月政制颈项上的绳扣结得很紧了。这一天已经知道了，宗教游行的幕后发起人已经放弃了示威，据说是“接受军区司令劝告”。这个精神上的大成功，最足显示卫戍军会议的压力，这让人们很有把握地希望敌人们明天一般地不敢探首于街道上了。革命军事委员会指定三个特派员驻军区司令部办公：萨多夫斯基、梅洪诺兴和拉西弥尔。非有此三人中一人副署，司令的命令是没有效力的。斯摩尼学院打电话过去，司令部就派汽车来接代表去谈判：双重政权的习惯还继续到现在。但出乎众人意料之外，司令部的客气并非表示准备让步。听了萨多夫斯基说话以后，溥尔可夫尼可夫将军回答道：他不承认什么特派员，他也不需监护。代表们委婉陈辞，如此一来，队伍方面要反抗司令部的；溥尔可夫冷淡地回答道：卫戍军操在他手里，保证能服从他。梅洪诺兴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他的坚决是诚实的，我们不觉得其中有什么做作。”回到斯摩尼学院来时，代表们已无司令部汽车可坐了。代表们回来开了非常会议，托洛茨基和斯维尔德洛夫也被请来参加，当场决定：承认与司令部决裂已为既成事实，并视此为以后进攻的出发点。成功的第一个条件：各区应当知道斗争中一切阶段和事实。不应当让敌人出其不意地进攻群众。经过苏维埃和党的各区委员会，这个消息就传播于全城了。各团士兵立刻知道了经过的事情。重新声明：非有特派员副署的命令不执行。最可靠的士兵被派去守卫岗位。但司令部方面决定采取步骤。显然受了妥协派顾问们的唆使，溥尔可夫尼可夫定于下午一点钟召集卫戍军开会，有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参加。革命军事委员会比敌人占先一步，定于上午十一点钟召集各团委员会紧急会议，会场上决定正式宣布与司令部决裂。告彼得格勒及其近郊驻军的宣言书，立刻写就了，俨然宣战口气。“司令部同首都有组织的卫戍军决裂之后，就变成了反革命势力的直接工具。”司令部一切行动，革命军事委员会概不负责。革命军事委员会率领卫戍军，负责“维持革命的秩序以抵御反革命的攻击”。这是暴动路上走了一大步，有决定意义的一步。或者，这仅是本就冲撞叠出的两重政权格局内的又一冲突么？——这格局本是充满了冲突的，司令部为了安慰自己，正是如此解释这回事情的，它刚同一些未曾及时接到革命军事委员会号召的队伍的代表们会谈过。斯摩尼学院派来了一个代表团，由少尉达希克维趣（一个布尔什维克）领导着，简单通知司令部以卫戍军会议刚才的决议。那些少数队伍代表重申他们拥护苏维埃的态度，但是拒绝作什么决议，就散去了。后来，司令部授意的报纸记载道：“简单交换了意见之后，没有什么确定的决议；大家认为必须等待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之冲突解决后再说。”司令部认为它之被人弃置乃是为了两级苏维埃互争监督它的活动的权限。自愿的盲目政策倒有这个好处，即无须乎向彼得格勒苏维埃宣战，——其实统治者方面现在也没有这个宣战能力。如此，即将爆发的革命冲突，感谢政府机关的帮助，竟纳入于两重政权的合法范围里了：司令部害怕正视现实，于是更加妥当地替暴动作掩饰。但是当权者这个愚黯行径不会是假装的么，为了掩饰其真实的意向？司令部不会是貌为糊涂而其实在准备着伺机给革命军事委员会一个意外打击么？临时政府那些惊惶和颓丧的机关，要求这么一个手段，斯摩尼学院方面认为是很少可能的。但革命军事委员会仍然采取最简单的预防步骤：最靠近的兵营，整连人日夜戒备着，准备好武器，一有警号，即来援救斯摩尼学院。宗教游行虽然取消了，资产阶级报纸仍预言星期日要流血。妥协派一个报纸早晨就宣言：“今天，当局预期会发生暴动，比20日更有可能性。”如此，一个星期中有三次，17日，20日和22日，那个缺德的牧童欺骗了大家，喊道“狼来了！狼来了！”如果我们相信古代寓言的话，则第四次牧童自己也丧生在狼牙之下了。布尔什维克派报纸号召群众去开会，说要在苏维埃大会将开时和平检阅革命的势力。这是完全合于革命军事委员会计划的：举行一次大检阅，不冲突，不使用武器，甚至不拿武器出来给人看。应当显示给群众看：它自己的真相如何，它有若干数量，有多少势力，有何等决心，以群众的团结一致，迫得敌人隐藏起来，销声匿迹，不敢露脸。暴露资产阶级在工人和士兵群众面前的无力，使得七月事变的残余回忆消失于群众意识之中。应当做到这个地步，使得群众认识了自己的面目，说道：再没有什么人，没有什么事情，能够抵抗我们了。五年之后，米留可夫写道：“居民吓怕了。躲在家里不出来，或者不敢活动。”资产阶级的确躲藏在家里的，它的确被自己的报纸吓怕了。至于其他居民，则一清早就开会去，老的，少的，男的，女的，还有做母亲的女人抱了孩子在手上。自从革命以来未曾见过这样的会议。除了上层分子以外，整个彼得格勒变成一个大会议场。在一直拥挤到门口的会场里，听众每几点钟便改换一次。工人，士兵和水兵，如浪潮一般，一阵一阵地挤到大会场去，充塞了会场。小市民给那些要唬吓他们的痛哭和警告所唤醒了，也震动起来。几万人填满了“人民之屋”大厦，在走廊内流动，密集地，激昂地；同时守纪律的群众充塞了所有戏院里的正厅，通道，餐室和游廊。在铁柱子上和窗子口，挂着或绕着人们的头，腿和臂，如同花彩一般。空气之中积聚了电，不久即要爆发。打倒克伦斯基，打倒战争，政权归苏维埃！没有一个妥协派敢在这些白热的人群面前起来说话，提出异议或警告。发言之权属于布尔什维克派。党所有演说家，连小省派来开苏维埃大会的代表在内，都去演说了。这里和那里偶然有几个社会革命党左派说话，也有几个无政府主义者。但无论社会革命党人或无政府主义者，都努力使得自己与布尔什维克派愈少区别愈好。那些住在工人区的人，住在地下室和顶楼上的人，会站立好几个钟头，他们穿的是破料的外套，戴的是便帽或大包巾，鞋子沾满了街上的泥泞，秋天的咳嗽苦了他们的喉咙，肩并着肩，渐渐挤紧了，为的让新来的人以位置，为的让大家位置；他们听着，毫不厌倦，贪得无厌地，热烈地；他们问着，害怕听落了什么话，——为了了解，为了同化，为了行动最必需的话。最近几个月里，几个星期里，几日里，所有的话似乎都说过了。但不，这些话今天另有一种意义。群众用新的方式去了解它们，不是把它们看作福音，而是依照它们而行动。革命，战争，艰苦的斗争，整个痛苦的生活，——这一切的经验都从这些贫困男女的记忆深处升上来，而凝结于这几个简单而威严的口号之中。再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必须冲出一条道路到未来去。每个参加当时事变的人，后来常常回忆到这一天的情景，——这简单而惊人的一天，在那业已有声有色的革命背景之下更加引人注目。目击证人，回忆之中永远刻着这样一幅图画：一般人类的熔岩，具有灵感，但在其不可抑制的运动之中又能自制着。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姆斯迪斯拉夫斯基写道：“彼得格勒苏维埃日在无量数会议声中过去了，开会时有非常之大的热情。”布尔什维克配士特可夫斯基在华西里岛区两个工厂演说，他回忆道：“我们明白对群众说，我们即将夺取政权，而我们只见到鼓励的表示。”苏汉诺夫记载“人民之屋”的会议说：“我身边的人几乎是发狂了……托洛茨基提出一个简短的决议案……谁赞成？……几千人，如同一个人，立刻举起手来。我看是男人，女人，青年人，工人，士兵，农民，以及——典型的小资产阶级人物，高举着手臂，眼睛发焰。……托洛茨基继续说话。无量数群众继续高举着手臂。托洛茨基一字一字地说：你们的表决就是你们的宣誓！……无量数的群众手臂仍旧高举在空中。群众同意这话，群众宣誓。”布尔什维克包包夫也记载群众作了何等热情的宣誓：“苏维埃一声号召，立刻前进。”姆斯迪斯拉夫斯基说起一群如同浑身带电的人，宣誓忠于苏维埃。同样情形也发生于全城一切部分，无论在中心区域或在工人区，虽然规模小了些。几十万人，同一个时辰，举起手来，宣誓实行斗争到底。如果苏维埃，士兵部，卫戍军会议，工厂委员会等，每日开会融合了广大的领导分子；如果某些群众会议团结了各厂工人和各团士兵；那么10月22日就是将真正的民众用高温熔化于一个大洪炉中了。群众认识了自己而且看见了他们的领袖；领袖们也看见了而且听到了群众。两方面都是互相满意的。领袖们确信：再不能延缓了！群众则自己说：这回一定要动手了！星期日布尔什维克派势力检阅之成功，减少了溥尔可夫将军及其高级军官们的自信。得到了政府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同意，司令部图谋同斯摩尼学院妥协。为什么不恢复旧时那个好习惯呢：亲善接洽和互相协调？革命军事委员会并不拒绝派遣代表去交换意见：这是最好的刺探手段。萨多夫斯基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谈判是很简单的。军区司令部诸代表接受了苏维埃以前提出的一切条件，……但要求取消10月22日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这个命令就是宣布司令部为反革命势力工具的那个文件。溥尔可夫尼可夫二日以前如此无礼貌地斥逐的那几个代表，如今要求而且亲手得到了一个妥协草案，由司令部签了字，预备带回去向斯摩尼学院做报告。这些不很光荣的投降条款，若在星期六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星期一，来得太迟了。司令部等待回音，但始终没有得到。革命军事委员会通告全彼得格勒民众以任命特派员驻于首都及其近郊各队伍及各要点办公之消息。“特派员为苏维埃之代表是不可侵犯的。凡反抗特派员的，就是反抗工兵代表苏维埃。”逢有扰乱治安情事，市民应求助于最靠近的特派员，以便调遣武装力量。这是政府说话口气。但委员会尚未发出暴动信号。苏汉诺夫问道：“斯摩尼是愚蠢呢，还是同冬宫开玩笑，如同猫戏老鼠一般，故意挑起一个攻击？”不是愚蠢，也不是开玩笑。委员会以群众的压力，以卫戍军的重量在排挤政府。凡它不需战斗而可取得的事物，它都取得了。它移动它的阵地前进，不耗一颗子弹，而且一面结合着和增强着它的军队。它以它的压迫去测量敌人的抵抗力，它的眼睛没有一秒钟离开敌人。每走一步都改变了形势而有利于斯摩尼。工人和卫戍军已经前进到暴动了。谁先出来号召开火呢？——将在这个进攻和排挤过程之中知道。现在这是几小时内的问题了。如果，最后一分钟，政府居然有胆量，或者由于绝望，竟先启衅端，则责任应归冬宫担负，但仍旧是斯摩尼起意的。10月23日的通告表明政府本身未推翻以前，政府权力先取消了。革命军事委员会将敌人手脚捆缚起来，然后打击他的头。这种“和平侵入”策略，乃在于合法地打断敌人的骨头，而且以催眠术手段麻痹敌人尚存的意志，委员会只因为操有确然优势力量，而且一点钟比一点钟更增加优势，所以才能使用这个策略。委员会每天研究展开在面前的那一大张卫戍军形势图，它检查每一团的温度升降，注意兵营内意见和同情的变动。这方面绝不会有什么意外事情发生的。然而在那张形势图上还有几个阴暗点。必须设法除去，至少也须使之缩小。从19日起就知道彼得·保罗堡垒各部队委员会多数是恶意的或两可的。现在所有的卫戍军都拥护委员会了，堡垒受了包围，至少受了政治包围，此时应当采取坚决手段去征服它了。中尉布拉贡伏夫，奉命驻堡垒办公的苏维埃特派员，遇着了抵抗：政府任命的堡垒司令不承认布尔什维克派的监护权，而且风闻要逮捕这个年轻的监护者。必须行动，而且立刻行动。安东诺夫提议派巴夫洛夫斯基团一营可靠的士兵进堡垒去，解除那些抱敌视态度的队伍的武装。但这些事情太重大了，军官们将要利用来激成流血，而破坏了卫戍军的一致。果真需要采取这样一个极端手段么？安东诺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记道：“为讨论这个问题，请了托洛茨基来，……托洛茨基那时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以他的革命嗅觉，他明白了应当同我们说什么话：他提议从内部去夺取这个堡垒。他说：‘那里的队伍不会不同情于我们的。’他说得不错。托洛茨基和辣舍维趣两人到堡垒里面开会去。”在斯摩尼，人家非常着急地等待着如此冒险的事业的结果。托洛茨基后来追忆这件事情说：“23日下午二点钟，我到堡垒去，院子里正开着会议。右派演说者说话非常谨慎，又多遁辞。……士兵们听我们说话，走过我们一边来。”斯摩尼学院第三层楼上，得到电话通知这个好消息时，大家松了一口气：彼得·保罗卫戍军庄重声明，从今之后惟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是听。堡垒内士兵情绪之转变，自然不是一二篇演说的效果。这是过去妥实地准备下来的。士兵比他们的委员会左倾得多。只剩下旧纪律的外壳未脱，但已经裂开了；纪律在堡垒高墙背后比在城内兵营里面保持得更长久些。但只消摇动一下，这纪律外壳就裂为碎片了。布拉贡拉伏夫现在可以安安心心驻在堡垒之内办公了，指导他的小司令部，与邻区布尔什维克派苏维埃和最近的兵营委员会建立联络。此时工厂和军队也派了代表来，请求发枪。于是堡垒之中发生了难以形容的活跃。“电话不停地响着，报告着我们在群众会场上的新成功。”有时一个陌生的声音报告：车站上开到了前线来的讨伐军。立刻派人去调查，结果证明是敌人散布的谣言。这天，苏维埃晚上会议，到会人数特别多，情绪也特别兴奋。彼得·保罗堡垒的征服和克朗维克兵工厂的夺取（那里存有十万只枪）——这是成功的重大保证。安东诺夫以革命军事委员会之名作一个报告。他按照次序叙述革命军事委员会人员如何渐渐排挤了政府机关：他们到处受人欢迎信任；人家服从他们，不是为了害怕，而是出于本心。“各方面都要求派遣特派员去。”落后的队伍急忙追上最前进的队伍。泼雷奥勃来顺斯基团七月时第一个相信什么德国黄金一类诬蔑的话，如今则经过他的特派员楚诺夫斯基之手提出一个强硬的抗议，反对人家造谣说他们那一团是拥护政府的：这个观念被认为恶意的侮辱！……安东诺夫说道：守卫巡查的职务仍旧照常进行，但是得到委员会同意。司令部发的命令，关于分发枪械和汽车的，都没有执行。司令部便这样可以看见谁是首都的主人了。有人问报告者，是否知道前线及附近政府军队调动消息，并采取何种应付手段？报告者回答：从罗马尼亚前线开了骑兵队来，但停顿在泼斯可夫；步兵第十七师在半路上知道了他们开往哪里去，并为什么开去，于是拒绝再往前开；在温登，有二团人不肯向彼得格勒开；还有从基辅开来的哥萨克兵和军官生，以及从皇村召来的突击队，则其命运尚无人知道。“现在以及将来，都没有人敢触犯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在斯摩尼的白厅之中，这几句说得相当悦耳。安东诺夫的报告给了人这个印象，使人觉得暴动司令部是打开一切门户做工作的。事实上，斯摩尼已经差不多没有什么对人家隐瞒的了。暴动的政治机运是如此之顺利，以致公开态度反成为一种保护色：暴动竟是这样的么？然而没有一个领袖说过“暴动”这字眼。不仅为了谨慎，而且为了这字眼并不适合于真实状况：可以说，要暴动的只有克伦斯基政府。《新闻报》一个报告之中，说起了托洛茨基于23日开会时第一次公开承认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目的乃在夺取政权。毫无疑问，一切都已经离开出发点很远了；在当初，委员会的任务被宣布为要审查采勒弥索夫提出的战略理由。卫戍军调防问题差不多已被忘记了。但23日需要拿起武器在手的仍然不是为了暴动原故，而是为了“保卫”临近的苏维埃大会。为安东诺夫报告而写的决议案，正是以此精神写成的。政府上层如何估量当时事变呢？21日夜里，克伦斯基用直接电话通知总司令部总参谋长杜霍宁关于革命军事委员会图谋使卫戍军脱离司令部节制的消息，接着补充一句说：“我想，这事情我们容易解决的。”他，总司令，延期到总司令部去，绝不是因为害怕什么暴动，“在我外出公干时候，他人也对付得下去，因为一切都已组织好了的。”克伦斯基又安慰那些惊惶的部长们说：他个人反而很高兴看见暴动要发生了，因为如此他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布尔什维克派了。”这位政府首脑又回答那常在冬宫出入的立宪民主党人纳博科夫说：“如果有此暴动发生，那我倒要感谢上帝哩。”——“但你有把握能够扑灭它么？”——“我有了超过必需的力量，他们将被彻底解决了的。”立宪民主党人后来嘲笑克伦斯基轻率的乐观主义，他们显然是健忘的；事实上，克伦斯基正是拿他们的观点来观察事变。21日，米留可夫的报纸写道：布尔什维克派被他们内部深刻的危机所腐蚀了，他们若敢出来行动，那他们立刻就要被扑灭的，毫无困难。另一个立宪民主党报纸又说：“空气之中蕴蓄着暴风雨，但一发作也许能使空气澄清的。”丹作证道：在预备国会会外闲谈时候，立宪民主党人以及接近他们的人都希望布尔什维克派愈早动手愈好：“一经列阵作战，他们立刻要全军覆没的。”一些有名的立宪民主党人对约翰·里德说：布尔什维克派在暴动之中失败了以后，到了立宪会议时候就抬不起头来了。在22日和23日，克伦斯基一时同中央执行委员会诸领袖商议，一时同他的司令部商议：逮捕革命军事委员会是妥当的么？妥协派不赞成这个办法，他们自己将试行调整特派员问题，溥尔可夫尼可夫也认为无需如此急迫去逮捕，要逮捕时司令部是有“超于需要之上的”军事力量的。克伦斯基听溥尔可夫尼夫的话，尤其听妥协派朋友的话。他很有把握地算计到了危险之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将搁置那些家庭纠纷，而走来援助他的，七月间和八月间就是这样的。以后为什么不会是这样呢？但此时不是七月，也不是八月。此时是十月。在彼得格勒的广场和码头上，吹着从喀琅施塔得方面来的波罗的海的寒冷而潮湿的风。军官学生们穿着直拖到脚跟的外套，在街上巡逻，嘴里哼着雄壮的曲调以掩盖内心的焦虑。警察们骑在马上，手枪插在全新的皮套里面。不，政府还是威风凛凛的！也许这不过是一种幻景么？在尼夫斯基大街角上，那个生着一对天真而伶俐眼睛的美国人约翰·里德买了一本列宁著的小册子《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他付了一枚邮票买来的，当时邮票当作辅币流通于市面。[1]译者按，指拿破仑之退出莫斯科。<<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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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退出预备国会及为苏维埃大会而斗争<<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下）>>第三章退出预备国会及为苏维埃大会而斗争战争愈多一日，则愈涣散了前线军队，削弱了政府，降低了俄国国际地位。十月初，德国海军和空军，在芬兰湾展开了积极的行动。波罗的海水兵非常勇敢地作战，努力保卫着彼得格勒的门户。但是他们比前线其他队伍更明白地更亲切地懂得了他们的地位的深刻矛盾：一面做了革命前锋，一面又非出自愿地参加了帝国主义战争。他们由船上的无线电台向四面八方告求国际革命的援助。“受德国优势力量所攻击，我们的舰队要在这个力量悬殊的战斗中失败的。我们的船没有一只肯逃避战争。被人诬蔑的和中伤的舰队，将尽它的责任。……但并非在一个可怜的俄国拿破仑指挥之下作战，他之统治俄国，只因革命有长久的忍耐心；……亦非奉了我们的统治者和协约国订立的条约之名作战，这些条约用手铐把俄罗斯自由之手铐住了。……”不是。他们乃是奉了保卫革命发源地彼得格勒门户之名作战。“正当波罗的海染了我们兄弟的血，葬了我们兄弟的尸时候，我们大声疾呼：……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呀，高举暴动的旗帜！”这几句关于战斗和牺牲的话，并非空话。舰队丧失了荣光号战舰，战斗后退下来。德国占据了孟准群岛。战争这部书上又翻到了黑暗的一页。政府决定利用这个新的军事打击，为迁都借口：这个老计划，一有机会就要提出来的。统治者并非特别爱好莫斯科，但他们特别恨彼得格勒。反动帝制派、自由派、民主派，——轮流着努力打击首都，迫它屈膝，使它不得翻身。最极端的爱国派，现在仇视彼得格勒比仇视柏林更加厉害了。迁都问题成了非常急迫的事情。限定二个星期之内，政府和预备国会都要迁好。为国防工作的工厂也应当于最短期内迁移。中央执行委员会则是“私的机关”，迁不迁由它自己决定。倡议迁都的立宪民主党人很明白，仅仅迁了都还不足以解决问题。但他们打算用饥饿、寒冷和耗竭等法子，来毁灭这个革命瘟疫的窠巢，在国内封锁彼得格勒，这事情已经在那里大做特做了。工厂被取消了定货，燃料供给减少了四分之三，粮食部阻止牲畜运到首都来，马林斯基铁道网的货运也停止了。好战的罗将柯，旧国会议长——十月初政府终于决定把旧国会解散了——非常坦白地在莫斯科自由派报纸《俄国晨报》上作文论战争加于首都的危险。“彼得格勒让魔鬼拿去罢，我们心里这样想。……人家害怕，在彼得格勒，那些中央机关（即苏维埃及其他团体）会被消灭的。我回答道：所有这些机关若是消灭了，那我是很高兴的，因为它们除了灾祸之外并没有给俄国什么东西。”不错，彼得格勒失守，波罗的海舰队也要消灭的，但也不必为此事难过：“其中有几只船绝对败坏了。”感谢这位御前大臣没有慎言习惯，民众才明白了俄国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最隐秘的思想。驻伦敦俄国代办报告，英国海军总司令部，无论人家如何恳求，仍坚持无法减轻波罗的海方面友军的危险局势。这个回答，不仅布尔什维克一派解释为如下意义的，即是：协约国与俄国爱国派上层分子相结合，希望德国进攻彼得格勒，认为这是有利于共同事业。工人和士兵，尤其在罗将柯亲供之后，毫不怀疑政府故意把他们交付于鲁登道夫和霍夫曼[1]去管教。10月6日，士兵部以前所未有的全体一致通过了托洛茨基的提案：“如果临时政府无力保卫彼得格勒，它就应当签订和约，或让位于另一个政府。”工人表示也同样坚决。工人把彼得格勒当作自己的堡垒，他们的革命希望寄托于此，他们不肯拿来献给敌人。妥协派方面，也因受了战争危险，受了迁都，受了士兵和工人的义愤以及全体居民的骚动所惊吓，便发出了警报：不能让彼得格勒任随命运摆布。政府看见迁都企图受了各方面反对，于是开始收兵：它所关心的并非自己的安全，而是要替未来的立宪会议选择一个开会之地。然而这个立场也保持不住的。不到一个星期，政府就不得不宣布：不仅它自己要留在冬宫之内，而且仍旧计划在陶立特宫召集立宪会议。如此宣布毫不能改变军事的和政治的状况，但又显示出彼得格勒的政治力量来了，——首都自以为负有使命替克伦斯基政府送终，不让它逃出自己围墙以外。惟有布尔什维克派以后敢迁都到莫斯科去。他们做这件事情是没有遇到丝毫阻碍的，因为他们的迁都确实为了战略上的目的：不可能有什么政治的理由使得他们逃离彼得格勒的。政府所以收回成命而宣布保卫首都，是依照俄罗斯共和参议会——又称预备国会——委员会中妥协派多数之要求的。这个荒唐的机关终于成立了。普列汉诺夫素来爱开玩笑，而且善于开玩笑，他很不尊敬地把这个软弱无力以及短命的共和参议会称做“鸡爪上筑成的小屋”。从政治观点上看，这个称呼并非不确切。不过应当补充一点说：预备国会，以“小屋”资格，外表上是很阔绰的；人家给它马林斯基宫，这个宫殿从前是内阁所在地。这个华丽的宫殿和简陋而充满了士兵气味的斯摩尼学院相对比，很令苏汉诺夫感动，他说：“在这一切华丽事物之中，人们只想安息下来，忘记了工作和斗争，饥饿和战争，混乱和无政府，国家和革命。”但可以安息和遗忘的时间未免太短促了。预备国会中所谓“民主”多数派共有三百零八人：一百二十个社会革命党人（其中二十个属于左派），六十个孟什维克派（各系都有），六十六个布尔什维克派；此外还有合作社代表，农民执行委员会代表等。有财产的阶级共得一百五十六席，其中差不多一半是立宪民主党人；加上合作社代表，哥萨克代表，农民执行委员会的颇保守的代表，这个右派在许多问题上有成为多数之势。鸡爪上这座舒适的小屋中席数之分配，可见绝对地与城市和农村坚决表现的意志相矛盾了。此外，马林斯基宫还有一点与苏维埃及其他代表机关不同的，即是它搜罗了“全国之花”。各党各派知道，预备国会议员并不依赖于选举竞争、地方影响和各省爱憎，所以派遣各自的著名领袖来。据苏汉诺夫说的，预备国会的分子是“非常之焕发的”。第一次开会时，据米留可夫说，好多怀疑的人都松了一口气：“立宪会议若能如此就好！”这些“全国之花”在宫内镜子里面照着，得意得很；他们未曾想到：他们乃是一些不会结果子的花朵。共和参议会于10月7日开会，克伦斯基致开会辞，没有放过机会来提醒人说：政府虽然操持着“全部政权”，却愿意听听“一切真正有价值的指教”：政府虽是绝对（absolute）的，却是开明的。以阿夫克森齐耶夫为主席的五人主席团中，留下一席给布尔什维克派；这席始终没有人去坐。这场无趣而又可怜惜的喜剧的导演人，心有点慌了。开会时适逢灰色的雨天，会场空气是灰色的，整个兴趣都预先集中于布尔什维克派的态度表现。在马林斯基宫走廊上，据苏汉诺夫说，传播了“一个惊人的风声：托洛茨基得到了二十三票之差的多数，……布尔什维克派立刻要退出预备国会的。”事实上，5日布尔什维克派党团会议时就已决议以示威形式退出马林斯基宫了，全体通过了，除了一票：这两个星期内左倾运动竟如此剧烈！惟有加米涅夫仍旧保持原来的立场，或宁可说仍有勇气敢公然拥护那个立场。在他写给中央委员会的一篇特别声明中，加米涅夫坦白地指出现行政策“对于本党非常危险”。布尔什维克派态度没有表明，引起了预备国会某种恐慌：实在说，人家并不是害怕政制动摇，而是害怕在协约国外交官面前丢脸；会场大多数人刚刚以爱国热情大拍其掌，欢迎那些外交官。苏汉诺夫说起，当时人家派了一个正式人员——就是阿夫克森齐耶夫自己——去找布尔什维克派，问他们究竟要做什么事情。托洛茨基回答道：“小事情，小事情，手枪小小响一下罢了。”开幕之后，依照旧国会传下来的习惯，人家给托洛茨基十分钟时间，以布尔什维克派党团名义发言。全场之中立刻默无声息。托洛茨基开始说明，政府此时也是不负责任的，同在民主会议以前一样，——那个民主会议据说是召集来管束克伦斯基的。又说有财产阶级的代表加入这个临时参议会，他们的数目超过了他们的权利。资产阶级如果真地准备于一个半月之内召开立宪会议，那他们的领袖此时没有理由甚至于在这样一个伪造民意的代议机关面前，也如此狂暴地拥护政府的不负责任的地位。“一切都是在于有财产的阶级决心要取消立宪会议。”这一炮响了。右派更加喧嚷地抗议。托洛茨基没有离开正文，接下去攻击政府的经济、土地和粮食的政策：即使是存心来推动群众走上暴动道路，也不会采取另一种政策的。“拿革命首都交给德国军队，这个计划乃是那个一般政策的一个自然的环节，这个政策本是便利于反革命阴谋的。”抗议之声成了风暴。有人叫喊什么“柏林”，“德国黄金”，“铅皮火车”——在这一般的背景中，街上的那些下流辱骂，倒如污泥里的碎玻璃瓶（比较引人注目些[2]）。这种污辱的话，在污秽而充满士兵痰唾的斯摩尼学院之中，虽当最激烈的辩论时候，也未当听到的。苏汉诺夫写道：“我们只消走进马林斯基宫的高尚的社会，立刻就可以遇着旧时国会中那种下流气息。”会场一时爆发恨声，一时又归于平静，就是在这二种情形交替之中，托洛茨基说完他的话，结尾一段说：“我们，布尔什维克代表，声明：我们与这个背叛民众的政府，与这个纵容反革命的参议会，没有共同之点。……我们现在退出这个参议会，同时号召全俄国工人，士兵和农民警醒和奋勇。彼得格勒陷于危险了！革命陷于危险了！民众陷于危险了！……我们对民众说话。一切政权归苏维埃！”演说者走下讲台。几十个布尔什维克派离开会场，咒诅之声送他们出去。经过几分钟不安之后，大多数人终于松了一口气。惟有布尔什维克派退出，——“全国之花”还留在这里。仅仅妥协派左翼在打击之下低了头，而这打击似乎并不是对准他们。苏汉诺夫承认：“我们是同布尔什维克派最接近的人，经过此事以后，始终是精神沮丧的。”那些说空话的骑士，觉得说空话时代已经过去了。外交部长德列钦可打了一个秘密电报给俄国诸大使，通知他们预备国会事情，其中说：“第一次会议经过很平稳，除了布尔什维克派闹出一件丑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国家机构相决裂，这件有历史意义的事情，那些人竟视为简单的“丑事”。资产阶级报纸并不放过机会拿布尔什维克派的大胆来刺激政府：诸位部长先生要救全国脱出无政府状态，必须先有“托洛茨基同志那种坚决和果敢才行”。好像是某个人的坚决和果敢问题，而不是某阶级的历史命运问题！又好像人物和性格的挑选，是与历史任务无关的！米留可夫关于布尔什维克派退出预备国会一事，写道：“他们说话和行动，好像觉得他们背后有一股力量，好像知道明天是属于他们的。”孟准群岛的失守，彼得格勒危险的增加和布尔什维克派退出预备国会而到街上来，——这一切迫得妥协派去考虑如何对付以后的战争。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有海陆军部长，政府特派员和军队组织代表参加，辩论了三日之后，终于发现一个计策：“要求俄国民主派得派遣代表参加巴黎协约国会议。”再努力了好久，人们又才指定史高倍列夫为代表。一个详细的训令起草好了：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海峡和运河中立化，连苏黎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在内（妥协派的地理眼界比他们的政治眼界更广阔些）；废除秘密外交，渐进地裁军。中央执行委员会解释它派遣代表参加巴黎会议，“目的是压迫协约国”。史高倍列夫去压迫法国、英国和美国！立宪民主党一个报纸提出了一个刻薄的问题：如果协约国毫无礼貌地拒绝了他的条件，史高倍列夫将有什么办法呢？“他又要号召全世界民众起来以恐吓协约国么？”可惜得很，好久以来妥协派就为了自己以前那个号召而觉得难为情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预备去压迫美国实行巴拿马运河中立化，但事实上连压迫冬宫也没有力量哩。12日，克伦斯基写给劳合·乔治一封无穷无尽的长信，其中充满了温柔的谴责，悲伤的诉苦和慷慨的许诺。他说，前线“状况比春天好些了”。自然，失败主义宣传——俄国总理向英国首相控告俄国布尔什维克派——妨害了人家履行一切规定的任务。但和平绝谈不上。政府只晓得“如何去继续战争”一个问题。当然，以他的爱国主义为抵押，克伦斯基要求借款。预备国会摆脱了布尔什维克派之后，也不肯空费时间的：十日，开始辩论关于提高军队战斗力问题。三场无味的辩论，说来说去都是那几句话。必须说服军队，告诉他们是为和平民主而作战的，——左派说。说服是不可能，必须强迫，——右派说。没有什么强迫手段，要强迫，必须先说服，至少部分地说服，——妥协派回答。说到说服，布尔什维克派强于你们哩，——立宪民主党人反驳。两方面都有各自的理由。但是投水的人也是有理由的，假使他在未曾沉下水底之前就大声叫喊。18日，到了表决时候了，这个决议丝毫不能改变事物本质。社会革命党人的提案，赞成者九十五票，反对者一百二十七票，弃权者五十票。右派的提案，赞成者一百三十五票，反对者一百三十九票。奇怪得很，竟没有大多数！报纸记载会场上是“普遍的骚动和纷扰”。虽然目标一致，那些“全国之花”竟不能通过一个柏拉图式的决议案关于全国生活上最重大的问题。这绝不是偶然情况：这个情况天天发生，关于一切问题都是如此，无论在全体或在委员会上。一片段一片段的意见凑不拢来。各党各派依赖着一个政治思想的各种捉摸不着的暗影而生存，至于这个政治思想本身，则是并不存在的。这个思想也许是跟着布尔什维克派到街上去了么？……预备国会的无出路就是整个政制的无出路。说服军队改变信念，是困难的；但强迫军队改变信念则不可能。波罗的海舰队打了仗，牺牲了实力，克伦斯基又向它叫喊，于是水兵大会请求中央执行委员会从临时政府之中逐出“一个人物，他以可耻的政治敲诈手段污辱了和败坏了大革命”。克伦斯基尚未听过水兵们同他说这样的话哩。在芬兰的海陆军士兵和俄国工人的苏维埃地方委员会，如同一个政权，扣留了政府的货物。克伦斯基以逮捕苏维埃特派员来恐吓。回答是：“地方委员会平心静气地接受临时政府的挑衅。”克伦斯基不吭声了。实在说，波罗的海舰队已经在暴动状态中了。在陆上前线，事情还没有走到这个地步，但是向这方面发展的。粮食供给状况，在十月间，急剧地变坏。北方前线司令宣言，饥荒是“军心涣散的主要原因”。前线妥协派领袖们继续断言——但已经是在士兵背后说的了——军队的战斗力提高了，但此时下面，一团一团地要求公布秘密条约并立刻媾和。西方前线特派员日但诺夫十月初写道：“士兵情绪是非常可虑的，为了冬天即将来到，以及食物逐日变坏……布尔什维克派得到了相当成功。”在前线的政府机关等于虚设。第二军团特派员报告，军事法庭不能行使职权，因为传来作证的士兵不肯出庭。“长官和士兵间相互关系，一天比一天更不好了。人们认为军官应负继续战争之责。”士兵之仇视政府和长官，好久以来，就变为仇视军团委员会了，这些委员会从革命初期至今未曾改选过。各团士兵没有经过这些委员会之手，直接派遣代表到彼得格勒去，向苏维埃诉说战壕内不可忍受的生活，没有面包，没有衣服，没有胜利信心。在罗马尼亚前线，布尔什维克派势力很弱，但整团的士兵拒绝开枪。“二三个星期之内，士兵自己就要宣布停战，放下武器的。”某师代表报告道：“士兵们决定了，一见下雪，他们就回家去。”第三十三军一个代表团如此恐吓彼得格勒苏维埃全体会议：若无真实的为和平而斗争，“士兵们就要自己拿取政权，设法休战”。第二军团特派员向陆军部长报告：“士兵纷纷议论，冷天一来就要离开战壕。”与德国兵联欢之事，七月事变之后，差不多断绝了，如今又开始而且很快地蔓延。平静了一个时期，士兵又纷纷逮捕军官，甚至杀死最可恶的长官。这种事情差不多是公然做出来的，当着士兵群众眼前做的。没有人来干涉：多数人不愿干涉，少数人不敢干涉。凶手总来得及隐藏起来，如同沉入士兵群众大海之中，不留痕迹。一个将军写道：“我们紧紧地抓住一件什么东西，我们祈求一个奇迹，然而大多数人都明白早已没有得救了。”爱国派报纸，配合了愚蠢和狡诈，继续议论进行战争、攻击和胜利。将军们耸耸肩膀，有些将军模棱两可地附和了。10月7日，布德柏格男爵，驻在德文斯克附近某军军长，写道：“惟有真正的疯子，现在才会梦想进攻。”一日之后，他在他的日记中又不得不写道：“我接到了一个训令，限定至迟10月20日发动攻击；这训令使我头脑糊涂了。”各地司令部什么都没有把握，遇事便耸耸肩膀，但起草着新进攻计划。有好多将军认为一切都没有出路，除了大规模地重复科尔尼洛夫的里加经验，即是把全军牵入战争，好拿失败去打击革命的头。由陆军部长凡尔霍夫斯基提议，人们决定把较老的几级士兵撤退下来作为后备军。路轨响着，在那些退到后方来的士兵重量压迫之下。装载过多的车辆，弹簧断了，木板破了。那些留在前线的人，情绪并未因之变好些。布德柏格写道：“战壕倒塌了，交通道路混乱不堪，到处是垃圾和粪堆，……士兵们干脆拒绝扫除战壕，……一想起春天来时这一切都将分解而腐臭，不知将有什么影响，便令人寒心。”士兵们在气愤的消极情绪之中，甚至拒绝打防疫针：这也成了反战的一种形式。凡尔霍夫斯基图谋以减少员额手段来提高军队战斗情绪而不成功之后，忽然走到这个结论，即认为非媾和不能救国。某次与立宪民主党领袖们私下会议之时，这位年轻而天真的部长希望拉拢他们，便描摹军队物质上和精神上的解体状态：“图谋继续战争只有更加促成大灾祸罢了。”立宪民主党人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但在大家不做声时候，米留可夫带着不屑神气耸耸肩膀，说起了什么“俄罗斯的尊严”“对协约国守信”一类的话。这位资产阶级领袖自己也不相信这类鬼话，但他坚决努力要把革命埋葬于战争的颓垣和死尸之下。凡尔霍夫斯基表示他的政治勇气：20日，不先通知政府，他就在预备国会委员会中声明必须立刻媾和，不问协约国同意不同意。大家都起来疯狂地反对他，私人谈话时与他一致的人也反对他。爱国派报纸说陆军部长“已经跳到托洛茨基同志的战车上面去了”。布尔泽夫暗示德国黄金的作用。凡尔霍夫斯基被停职了。爱国派私下谈话时都说：他的话根本不错。布德柏格在日记之中也很谨慎说：“以守信观点说，凡尔霍夫斯基的提议自然是奸诈的；但以俄国自己利益观点说，这也许是唯一有得救希望的提议。”这位男爵附带地也表示他对德国将军的欣羡，“命运让他们博得胜利”。他没有预见到，不久那些德国将军也会倒运的。总之，这种人，连其中最聪明的，什么都没有预见到。布尔什维克派预见到好多事情，而这就是他们的力量。布尔什维克派之退出预备国会，在民众眼前，把那座联系准备暴动的党于官方社会的最后桥梁炸断了。布尔什维克派以新的毅力再进行一种鼓动，目的临近，努力就倍增；敌人称此鼓动为煽惑，因为它把他们隐藏在私室与办公室里的事情，搬到公众广场上来了。这个不倦的宣传，其说服人的力量是从这个事实得来的，即是：布尔什维克派懂得客观发展进程，拿他们的政策适应于此进程，不害怕群众，坚决相信自己的正确和胜利。他们的演说，民众听得津津有味地。民众觉得需要密切团结着。每个人经过他人来证验自己，大家都留心而紧张地注意看着同一个思想如何以种种形式和特质在他们的意识之中发展。无量数的人群在马戏场及其他大建筑物中倾听最有名的布尔什维克派说话，这些演说者带来了最新的言论和号召。将近十月时，起领导作用的鼓动家人数减少得很厉害。首先是短了列宁，这不仅短了一个鼓动家，而尤其重要的，乃是短了这个直接指导日常工作的人。没有了他那种简单而深刻的推理力，直钻进群众意识中去，又没有了他那种生动的话句，这是从群众得来的，又还于群众。又短了另一个第一等的鼓动家：季诺维也夫，为了七月“暴动”受控告，躲藏起来，但他此时坚决反对十月暴动，因之在整个紧急时期他都退出行动舞台。加米涅夫，一个无人可代替的宣传家，一个老练的党政治教育家，也因反对当时暴动路线，不相信会胜利，看见大灾祸当前，而蹙着眉头退到阴影中去。斯维尔德洛夫，组织家才干高于鼓动家才干，常常在群众会议之中演说，他的匀称有力而不倦怠的低音给人以一种安静的信心。斯大林不是鼓动家，也不是演说家。他不止一次在党大会里当报告人。但他曾有一次现身于革命时群众大会之前么？在文件和回忆之中，没有踪迹可寻。伏洛达斯基，辣舍维趣，柯仑泰，楚诺夫斯基，进行一种热烈的鼓动。他们之外还有几十个次一等的鼓动家。群众怀着兴趣和同感听卢那察尔斯基的演说，程度高的人则于兴趣和同感之外还要加上一点宽容；他是老练的演说家，晓得以合宜的方式提出一件事实，一种议论，一点感情，一个笑话；但他莫想领导别人：他自己需要人家领导的。人们愈走近暴动，卢那察尔斯基就迅速失去了他的光耀色彩，迅速黯淡了。苏汉诺夫描写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3]说：“他抛下了革命司令部的工作，从奥布霍夫斯基工厂飞到特鲁波起尼工厂，从普地洛夫工厂飞到波罗的工厂，从驯马场飞到兵营，而且好像在所有的地方同时说话。彼得格勒每个工人和士兵都认识了他，都亲自听过他说话。他的影响，在群众和在革命司令部之中，都是压倒一切的。他是那几天内的中心人物，是历史上这非常的一页中的主角。”但在暴动前这个时期，更切实有效得多的乃是分子的鼓动，乃是无名的工人和海陆士兵所进行的鼓动，一个又一个地取得同情者，打破残余的疑惑，克服最后的动摇。几个月狂热的政治生活造成了无量数下层干部，教育了几百几千个人才；这些人习惯于从下而上不是从上而下地去观察政治，因之估量事实和人物很正确，决非学院派演说家所常能企及的正确。首先是彼得堡工人，无产者世家出生的，那中间产生了不少有非常革命精神的鼓动家和组织家，政治修养很高，思想、言论和行动都是独立的。木匠、冶匠、铁匠、工会和工厂的教师，都在自己周围聚了一个学校，都收了学生，这些就是未来苏维埃共和国的建设者。波罗的海水兵是彼得堡工人最亲近的同盟者，他们一大部分就是由彼得堡工人出身的，他们派出好几队鼓动家，以斗争争取了落后的军队，县城居民和乡镇农民。一个革命领袖在“近代马戏场”发出的一般公式，在几百个能思想的头脑里承受了血肉，然后传遍了全国。从波罗的海沿岸，从波兰和立陶宛，当俄国军队败下来时，撤退了好几千革命的工人和士兵，他们是跟着工厂撤退或者个人撤退。所有这些人都是鼓动家，反对战争及其负责者。拉脱维亚布尔什维克派，离开了故乡，从此专心一志在革命的土地上活动，坚信的，顽强的，果敢的，一天又一天在全国各地进行革命工作。刚强的面貌，嘶嘎的语音，俄国话常常说得不通，以此给了他们的暴动号召以一种特殊的表现。群众早已不肯容忍他们中间那些动摇者，怀疑者，中立者了。群众努力征服一切人，拉着他们走，说服他们。工人协同卫戍军，派遣代表往前线去。前线士兵也同最近的后方工人和农民发生联系。在沿前线一带城市里举行无量数的会议，其中海陆士兵和工农群众配合着行动；靠近前线一个落后地方，白俄罗斯，便是如此被布尔什维克主义所征服了。党的地方机关，若是不坚决的、观望的，如在基辅、在伏龙尼士，在其他好多地方，群众往往入于消极。为了辩护他们的政策，领袖们往往借口于群众这个情绪，其实这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反之如加丈一个鼓动家包伏志斯基说的，“愈加勇敢号召暴动，则士兵群众就愈加表示信任于演说的人。”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两地工人和士兵愈加用力去敲农民的木头门了。工人们捐钱派代表到他们的老家去。士兵通过决议，号召农民起来拥护布尔什维克派。城外工厂的工人，到近郊农村去，散发报纸，建立布尔什维克支部。他们从乡下回来后，眼睛里还留着农民战争烧起的大火之反照。布尔什维克主义征服了农村。布尔什维克派变成了一种不可抵抗的力量。他们背后走着民众。喀琅施塔得、察里津、考斯脱罗马、树雅等地，依照普选制选出的市政局，操在布尔什维克派手里。莫斯科各个区政局选举时，布尔什维克派得到了52%票数。在那个遥远的平静的城市托姆斯克，以及在萨马拉，并非工业区，但布尔什维克派仍在市政局中占首位。希吕塞尔堡县地方自治会议四个议员之中布尔什维克派被选了三个。里果夫斯克县地方自治会议中，布尔什维克派占50%票数。并非到处如此的。但到处都是朝着同一方向走去；布尔什维克党的比重很迅速地增加起来。然而群众的布尔什维克化表现得最明显的还在阶级组织方面。在首都，工会团结了半百万以上工人。孟什维克派，尚保持着某些工会领导权的，自己觉得同遗老一般。无论哪部分无产阶级，开了会，提出了当前任务，总不可免地要做出布尔什维克的结论。这并不是偶然的：工会，工厂委员会，工人阶级的经济机关和文化机关，无论永久的或暂时的，都为时势所迫，每逢特殊任务，总要提出同一个问题：谁是国家主人？大炮制造厂工人们，召集一个会议，调整他们与工厂管理机关的关系，结果决定：经过苏维埃政府，这关系才能调整好。这已经不是一个空洞口号了，这是经济救亡的纲领。渐渐走近了政权，工人也就渐渐具体地处理经济问题：大炮制造厂会议甚至设立一个特别中心，为了筹划改变军火工厂为和平生产的方法。莫斯科工厂委员会会议，认为当地苏维埃以后必须以命令解决一切罢工冲突，重开已被资本家关闭的工厂，并派遣代表往西伯利亚和顿涅志流域，替工厂备办麦子和煤炭。彼得格勒工厂委员会会议，注意于土地问题，并根据托洛茨基一个报告，发表一篇告农民书：无产阶级自觉它不仅是一个特殊的阶级，而且是民众的领导者。全俄国工厂委员会会议，在10月下半月开会，将工人监督生产问题推及于全国范围。“工人比产业主更关心于产业工作之能依规则不断进行。”工人监督生产“乃是为了全国利益，应当得到革命的农民和革命的士兵拥护的。”这个导入新的经济制度的决议案，由全俄国所有工业代表投票通过，除了5票反对和9票弃权。少数弃权的就是那些老孟什维克派，他们已不能同他们的党一致行动了，但还不敢公然举起手来赞成布尔什维克暴动。明天，他们就要来赞成的。最近成立的民主市政局，也渐渐死亡了，同政府机关一般。最重要的问题，譬如城市粮食，用水，灯火，燃料等供给，——都渐渐归于苏维埃及其他工人组织负责了。彼得格勒照明供电站的工厂委员会在本城和四郊奔走，寻觅煤炭或机器油；靠了其他工厂委员会帮助，与业主和管理机关相斗争，结果都寻着了。不，苏维埃政权并非党内理论家随意编织的虚无之物。那是从下层不可抑制地升上来的，从经济混乱，有产阶级的无力和群众的需要中发生出来的；苏维埃事实上成了政权，——在工人、士兵和农民方面说来，没有其他的道路。关于苏维埃政权问题，现在已不是辩论拥护和反对理由的时候了：现在是实行的时候。六月间，第一次苏维埃大会时，决定每三个月召集一次大会。然而中央执行委员会，不但不准时召集第二次大会，而且表示永不召集之意，为的避免同那仇视它的大多数面面相对。民主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排挤苏维埃而代之以“民主的”机关。但这不是那般容易的事。苏维埃绝无意让位于任何人。9月21日，民主会议闭会前不久，彼得格勒苏维埃大声要求立即召集苏维埃大会。根据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莫斯科来的客人）的报告，一个决议案通过了，形式上从那必须准备对付“反革命的新进潮”出发。自卫政纲开辟了未来进攻之道路，这个政纲依据在苏维埃，依据在这个唯一能够斗争的组织之上。决议案要求苏维埃巩固其在群众中的地位，确有政权在手之处绝不应当让出来，科尔尼洛夫事变时设立的革命委员会仍当作行动准备。“为了统一和配合所有苏维埃的活动，以抵御那渐近的危险和解决革命政权组织问题，必须立即召集苏维埃大会。”如此，自卫意义的决议案，竟向推翻政府走去了。从此以后，鼓动就在这个政治论调之上发展，直至于暴动时候。参加民主会议的苏维埃代表团，第二天向中央委员会提出召集苏维埃大会问题。布尔什维克派要求二星期之内召集大会，而且提议——或宁可说恐吓——为此目的设立一个特别机关，以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两苏维埃为基础。事实上，布尔什维克派是宁愿老中央执行委员会来召集大会的：如此可以预先免除关于大会是否合法之辩论，而且靠着妥协派自己帮助来推翻妥协派。布尔什维克派的半掩饰的恐吓发生了效力：中央执行委员会诸领袖尚不敢打破苏维埃法制，于是宣布他们不委托别人代行他们的职权。大会规定于10月20日开会，离此时不到一个月了。然而外省代表刚刚散回去以后，中央执行委员会诸领袖忽然睁开眼睛，发现此时开大会不合时宜，将使各地工作人员离开选举活动，因之妨害立宪会议。其实他们是害怕大会成为一种力量，要求政权；但他们懂得外交，关于此点不说一句话。9月26日，丹已经忙着向那并未认真从事准备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局提议延期召集大会了。至于民主的基本原则，则那些官方民主派是毫不在意的。他们刚刚糟蹋了他们自己召集的民主会议所通过的决议案，即那个排斥与立宪民主党人合作的决议案。现在他们又来鄙视苏维埃了，首先鄙视彼得格勒苏维埃，它以前捧他们坐上现在的交椅。是的，他们既不断绝与资产阶级同盟，又怎能尊重那些拥护苏维埃的几千万工农士兵的希望和要求呢？托洛茨基回答丹的提议，说大会总是要召集的，假使不是依照章程来召集，那末就用革命手段来召集。常务局平时是很柔顺的，这次则拒绝走上苏维埃内的一种政变道路。但这个小失败并不能使得那些阴谋者放下武器，反而激励了他们。丹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部得到一个有力的拥护，军事部决议“征询”前线组织的意见，究竟应否召集大会，即是说应否执行苏维埃最高机关接连二次通过的决议。在此时候，妥协派报纸发动攻击苏维埃大会。社会革命党人特别地激昂。《民业报》写道：“无论大会召集不召集，对于解决政权问题是毫无影响的。……克伦斯基政府绝不曾肯降服。”降服于谁呢？——列宁问道。接着列宁又解释：“降服于苏维埃政权，于工人和农民的政权；《民业报》为了不落在暴徒、反犹太主义者、君主派和立宪民主党人的后面，竟把这个政权叫作‘托洛茨基和列宁’的政权。”农民执行委员会，也宣布此时召集大会是“危险而不应当的”。苏维埃上层分子之中笼罩着一种恶意的纷乱。妥协派代表们周游全国，动员地方组织起来反对苏维埃最高机关正式召集的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公报，天天登载些由妥协派领袖授意的决议案，反对大会，这些决议案都是从三月幽灵方面出来的，名称固然堂皇得很。《新闻报》以一篇社论埋葬了苏维埃，这不过是临时的棚架而已，立宪会议一经落成了“新制度殿堂”，那些棚架就要拆散的。反对大会的鼓动并不出于布尔什维克派意料之外，9月24日，党的中央委员会决定——因为不信任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经过地方苏维埃和前线组织，从下层掀起一个拥护大会的运动。布尔什维克派派了斯维尔德洛夫做代表参加中央执行委员会那个主持——或宁可说阻止——召集大会事宜的正式委员会。在他指挥之下动员了党的地方组织，由此又动员了地方苏维埃。27日，勒瓦尔地方一切革命团体都要求立刻解散预备国会并召集苏维埃大会以谋成立一个政权。这些团体又庄重发誓，“以勒瓦尔要塞所有的一切手段和力量”来拥护大会。好多地方苏维埃，从莫斯科各区苏维埃起，提议不让那个无信义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持召集事宜。与军团委员会反对大会的决议案相反，从各营各团各师卫戍军飞来了拥护大会的宣言。乌拉尔地方启希屯士兵大会宣言“苏维埃大会应当不顾一切拿取政权”。诺甫高老特省士兵号召农民参加大会，不顾农民执行委员会的决议。省苏维埃，县苏维埃甚至最僻远地方的苏维埃，以及工厂，矿山，兵团，无畏舰，鱼雷艇，军医院，彼得格勒汽车车队，莫斯科救护队，——这一切都要求取消现政府，而将政权付于苏维埃。布尔什维克派不以这个鼓动为限，他们还召集了北方苏维埃大会，以为自己创立一个重要的组织基础；大会共有一百五十个代表，来自二十三个不同地点。这是算得很准的一炮！中央执行委员会，在那些做小事情的大领袖指导之下，声明北方大会是一种私的会议。若干孟什维克派代表不肯参加大会工作，不过来“旁听”而已。好像这个声明可以丝毫减少这样一个大会的意义，——其中参加有彼得格勒及其近郊苏维埃，莫斯科苏维埃，喀琅施塔得苏维埃，赫尔辛基苏维埃，勒瓦尔苏维埃：即是说两个首都，海军要塞，波罗的海舰队，和彼得格勒附近卫戍军等等苏维埃都参加开会。大会有意蒙着军队色彩，由安东诺夫宣布开会，以少尉克留连科为主席，——克留连科是党在前线最优秀的鼓动家，未来布尔什维克军队的最高司令。托洛茨基的政治报告主要是关于政府的新企图，要把革命队伍调离彼得格勒：大会不容许“解除彼得格的武装和绞杀苏维埃”。彼得格勒卫戍军问题乃是关于政权的一些根本问题中的一个原素。“所有的人都投布尔什维克的票。人民信任我们，要我们把政权拿在手里。”托洛茨基提出的决议案说：“时候到了，只要所有的苏维埃勇敢一致地前进，就可以解决中央政权问题。”这话差不多是公开号召暴动了，全场一致通过，除了三票弃权。辣舍维趣号召各地苏维埃，依照彼得格勒榜样，抓住当地卫戍军指挥权。拉脱维亚代表彼得森声明：“四万拉脱维亚轻步兵都要拥护苏维埃大会。”彼得森的声明，得到会场热烈欢迎；他的话绝不是空口许诺。几日之后，拉脱维亚诸团的苏维埃宣言：“惟有民众暴动……才能使政权转移到苏维埃手里。”兵舰上无线电台，13日，广播了北方大会宣言，号召准备全俄国苏维埃大会！“海陆士兵，农民和工人！你们的责任就在冲破一切障碍……”党中央委员会，向北方大会的布尔什维克派代表提议：勿离开彼得格勒，等待即将召开的苏维埃大会。有些代表，受了大会选举的常务的委任，到军队组织和地方苏维埃之中做报告，换一句话说，即到各省准备暴动。中央执行委员会于是看见了，在它身边兴起一个有力的机关，依靠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之上，经过无畏舰的广播电台与全国发生关系而且随时都可以代替那个早已腐朽的苏维埃最高机关来召集大会的。由此可见，组织上那些小诡计并无补于妥协派。赞成和反对大会之斗争最后推动了各省苏维埃之布尔什维克化。在好多落后省份，譬如在斯莫连斯克省，直至召集大会运动或选举代表时候布尔什维克派才第一次在苏维埃中取得多数（或同社会革命党左派合成多数）。甚至在西伯利亚地方苏维埃大会上，十月半，布尔什维克派也同社会革命党左派联合，得到一个确实的多数，容易影响于西伯利亚一切苏维埃。15日其也夫苏维埃以一百五十九票对二十八票及三票弃权之多数，承认未来苏维埃大会为“政权最高机关”。16日，西北方苏维埃大会，在明斯克即西方战线中心开会，宣布全国大会不能延期召集。18日，彼得格勒苏维埃进行选举此次大会代表：布尔什维克派名单（托洛茨基，加米涅夫，伏洛达斯基，尤林尼夫和辣舍维趣）得到四百四十三票；社会革命党人得到一百六十二票，这都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倾向于布尔什维克的；孟什维克派得到四十四票。乌拉尔地方苏维埃大会，以克勒斯丁斯基为主席，一百一十个代表之中有八十个布尔什维克派；大会以二十二万三千九百有组织的工人和士兵的名义，要求于原定日子召集苏维埃大会。同一日，即19日，全俄工厂委员会会议，即全国无产阶级最直接的和最实在的代表机关，主张政权立即移交于苏维埃。20日，伊凡诺夫·伏士尼辛斯克苏维埃宣言，本省一切苏维埃“已在同临时政府公开斗争中，绝无调和余地”，并号召本省各苏维埃以自己的权力解决当地经济问题和行政问题。这个决议不异于是推翻当地政府机关，却只有一人反对和一人弃权。22日，布尔什维克报纸发表一批组织，共有五十六个，要求政权交给苏维埃：这完全是真正的群众，而且很大部分是武装了的。拥护未来暴动的队伍作如此有力的点名，却不能阻止丹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说已有的917个苏维埃组织之中只有50个有答复，同意选派代表来而且“毫不热心”。人们不难明白，那些少数苏维埃，至今还认为必须把自己情绪报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自然对于大会毫不热心。但是绝大多数地方苏维埃和军队委员会，则干脆不理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妥协派以破坏大会这个行动来揭穿了并败坏了自己，却不敢实行此行动到底。到了明白大会不能不开时，他们就忽然改变态度，号召所有地方组织都来选举大会代表，不让布尔什维克派占得多数。已经太迟了，于是中央委员会不得不于限期之前三日将大会延缓至10月25日。二月政制以及资产阶级社会，感谢妥协派这个最后诡计，意外地得以延长几天残喘，然而根本无益于它们。反之，布尔什维克派利用这增加的五日得到大的成功。后来，敌人也明白了。米留可夫说：“大会延期，被布尔什维克派利用来首先在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之中巩固他们的地位。托洛茨基在群众大会上演说，全城卫戍军各部分他都去。他所造成的情绪可以于下例中见之，即是：在谢米诺夫斯基团中，他说话之后，两个执行委员，史高倍列夫和高次，竟不能够说话。”谢米诺夫斯基团的转变含有象征意义。在革命史上，这团名字本来受人嫌厌的：1905年12月谢米诺夫斯基团尽了最大的力量去镇压莫斯科暴动。团长明（Мин）将军下命令：“不要活捉。”在莫斯科－哥罗文诺铁道区，谢米诺夫斯基团枪杀了一百五十个工人和职员。明（Мин）将军以此功绩邀得皇帝恩宠，但1906年秋天，社会革命党人康诺卜良妮可娃把他刺死了。完全束缚在这个旧传统之内，谢米诺夫斯基团比禁卫军中大多数队伍抗拒革命得更长久。它的“可靠”声名如此之深入人心，以致史高倍列夫和高次悲惨失败之后，政府还想倚赖它直至暴动那一日，甚至在暴动以后。从民主会议到十月暴动这五个星期之中，苏维埃大会问题始终是中心的政治问题。布尔什维克派在民主会议中已经宣布未来的苏维埃大会为全国最高政权机关了。“此次会议的决定和提议之中，……惟有能得到全俄工农兵代表大会核准的，才有实行的希望。……”中央委员会中一半赞成一半反对的那个抵制预备国会决议案，曾说：“本党参加预备国会问题，现在直接依赖于全俄苏维埃大会为创立革命政权所将采取的那些手段。”这个时代，布尔什维克一切文件，差不多毫无例外地，都是号召苏维埃大会的。农民战争的蔓延，民族运动的剧烈，经济纷扰的加深，前线瓦解的显著，以及政府渐渐垮台，——在这一切之前，苏维埃就变为创造力的唯一支柱了。一切问题都成了政权问题，而政权问题就引到苏维埃大会去。这次大会必须回答一切问题，连立宪会议问题在内。没有一个党取消了立宪会议口号，布尔什维克党亦然，但在革命事变潮流之中，这个民主总口号，十五年以来以其颜色感染群众的英勇斗争的，竟差不多不知不觉地黯然失色了，枯萎了，而且好像磨成粉末了，只剩下一个空壳，一个没有内容的形式，一个传统，而非一个前途。这个过程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革命发展到了这个地步：社会两个主要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为了政权直接相肉搏。立宪会议拿不出什么给这个阶级或那个阶级。在此冲突之中，城市和农村的小资产阶级只能起次要的辅助的作用。小资产阶级无论如何自己不能拿住政权了；以前几个月若有所证明，便是证明此点。但小资产阶级仍可能——也确实——获得立宪会议的多数。类似胜利的唯一用处，是彻底展示自己的政治无能[4]。到了历史上最危急的时期，形式民主的无用就是这样表明出来。传统力量显示于此点，即是临到最后一战时候，交战营垒之中也还没有一个抛弃了立宪会议名义。但事实上，资产阶级离开立宪会议而求助于科尔尼洛夫，布尔什维克派也离开立宪会议而求助于苏维埃大会。人们可以很有把握地提出这个假设，即是有颇多的人，甚至布尔什维克党内的人，对于苏维埃大会存有一种宪政的幻想，即认为大会开时政权可以自动而无痛苦地从合作政府之手移到苏维埃来。事实上，政权，应当以武力去夺来的，投票表决无济于事；惟有武装暴动才能解决问题。然而必然伴随每个大的民众运动——连最现实主义的运动在内——而来的一切幻想之中，惟有这个苏维埃“议会主义”幻想，在种种情况相配合之中，是最少危险的。苏维埃事实上是在为夺取政权而斗争，一天比一天更加去依靠武装力量，在若干地方自己成了政权，而且以热烈的斗争去召开自己的大会。如此已经没有多少位置留给宪政幻想了。即使有幻想，在斗争过程之中也要被扫除的。召集苏维埃大会这个口号，配合了全国工人和士兵的革命努力，统一了他们的目的和划一了行动日期，同时也以不断号召工农士兵依法选派代表来遮掩了那个半阴谋的和半公开的暴动准备。苏维埃大会既如此帮助了为暴动之用的力量集合，事后就应该核准暴动的结果，并成立一个政权，——一个为人民所公认的政权。[1]HoffmannMax（1869－1927）德国少将。1916年起任东线德军参谋长。布列斯特和谈期间是德国代表团实际上的团长。－C.R[2]原文并无此括号内短语，我加上的，方便读者理解。著者这里乃是说大街上那种变化百出的骂人话比起“德国黄金”这类无聊的污蔑，要“生气勃勃”的很。－C.R[3]译者按，指托洛茨基。[4]译文有修订。小资阶层的政治人物借助普选制度的惯性，在工农多数已拥护苏维埃的时候进入立宪会议，但他们夹在两大阶级之间毫无前途，是刚得空间却已失去施展拳脚可能性的政治废物。－L.X<<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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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民族问题<<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下）>>第二章民族问题语言是人与人之间发生联系的一个最重要的工具，因之也是经济上最重要的工具。统一全民族的商品流通胜利了，同时就有民族的语言产生。民族的国家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遂成为最方便的，最有利的和最通常的舞台，以为资本主义关系活动之用。在西欧，资产阶级民族形成时代，如果除开尼德兰的独立斗争和英格兰的岛国命运不说，那就是从法兰西大革命开始的，根本完成于德意志帝国的成立，中间大致经过了一百年。但在这个时期内，在欧洲民族的国家已经不能容纳生产力了，它长大为帝国主义国家；在东方：波斯，巴尔干，中国，印度，则受1905年俄国革命之刺激，民族的民主的革命时代刚刚开始哩。1912年巴尔干战争表明东南欧洲民族国家成立过程之终结。以后的帝国主义战争附带地完成了欧洲民族革命未完成工作，其结果便是支解奥匈帝国，建立独立的波兰以及从俄罗斯帝国割下来的若干边疆独立国。俄罗斯不是一个民族的国家，而是许多民族凑成的国家，这一点适合于俄国的落后性。在广泛的农业和手工业基础之上，俄国商业资本不是向深处发展的，不是改变生产，而是向宽处发展，扩大了活动范围。商人、地主以及官吏，从中心向四境走去，跟随着那些农民的足迹，这些农民为了寻觅新土地和逃避捐税，便移居到更落后的人种所居的新领土去。国家的扩展，在其基础上，乃是农业的扩展；农业无论如何原始的，总比南方和东方游牧部落高越些。在这个渐渐扩大的广阔基础之上形成起来的官僚等级国家，具有足够力量去臣服西方一些单个的民族，这些民族有比较高的文化，但因人口很少或因为内部危机，不能保持它们的独立（波兰，立陶宛，波罗的海诸国，芬兰）。国内主体民族是七千万大俄罗斯人。渐渐增加约九千万的“异民族”，其中可分为二类：西方民族和东方民族，前者文化高于大俄罗斯人，后者则低于大俄罗斯人。这个帝国便是如此造成的：其中居统治地位的民族只占全体43%，其余57%则属于各种文化不齐权利不等的民族，其中乌克兰人17%，波兰人6%，白俄罗斯人4.5%。国家要求之奢和农民基础之俭，遂产生了最残酷的剥削形式。在俄国，民族压迫比在邻国都残暴得多，不仅比西边的邻国，而且比东边的邻国。权利被剥夺的民族数目如此之多，被剥夺的程度又如此之厉害，遂使得帝制时代俄罗斯的民族问题具有一种猛烈的爆炸力。在民族单纯国家里，资产阶级革命发挥出强大的向心力，或克服各地特殊条件，如法国，或消除内部分立状态，如意德二国；反之，在民族复杂的国家里，如土耳其，俄罗斯，奥匈联合国等，则迟起的资产阶级革命发挥出离心力。这些过程，用力学名词表示出来，虽然外表上是相反的，但其历史作用则是一致。在两种情形之下都是利用民族统一作为经济上的主要后盾。德国是为此原故而统一的，奥匈是为此原故而分裂的。列宁很早就指出，俄国民族运动这个离心倾向之不可避免；他好多年来为坚决拥护旧党纲中有名的第九条而奋斗，特别是反对罗莎·卢森堡；这条党纲提出民族有自决之权，即有权完全分立为国家。在这点上，布尔什维克党绝不是宣传民族分立福音的，只不过负起责任，坚决反对一切种类压迫形式而已，连强迫一个民族留在一个大国疆界之内也要反对。惟有走这条道路俄国无产阶级才能渐渐获得被压迫民族的信任。但这不过是事情的一方面。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民族政策，还有其另一方面，表面上与前一方面相矛盾的，而其实则是补充前一方面。在党及一般工人组织内部，布尔什维克主义坚持最严格的集中制，毫不容情地反对一切足以分裂工人的民族主义毒素。布尔什维克主义，一面干脆地拒绝承认资产阶级国家有权强迫少数民族合并于一国之内或接受一种国语，另一方面又认为以自觉的阶级纪律，将各民族工人尽可能密切地联合在一起，乃是真正神圣的任务。如此，布尔什维克主义干脆地排斥了民族联邦式的党制。革命的组织并不是未来国家的雏形，而是创造未来国家的工具。一件工具应当适于制造物品之用，却绝不必同所制造的物品形态相似。惟有一个集中的组织能够保证革命斗争之成功，即使这斗争的任务是在于摧毁那种对于小民族的集中的压迫。在俄国那些被压迫民族看来，推翻帝制必然应等于自己民族革命。然而这方面，我们看到的事情，也同二月革命所有其另一方面一般；官方的民主派，为了政治上依赖于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原故，完全不能够打破旧的束缚。民主派坚持着其拥有解决其他一切民族命运之权，继续热烈地守卫着那些财富、政权和势力的源泉，这些源泉即是给予大俄罗斯资产阶级以支配地位的。妥协的民主派不过将帝制时代民族政策传统翻译成自由主义的修辞学语言罢了：现在是保卫革命统一问题。但合作政府各党派还有一个更厉害的理由哩：战时必要。这意思是说，单个民族希冀解放，是德奥参谋部做的工作。这里，奏第一把提琴的也是立宪民主党人，妥协派则做他们的副手。新政权自然不能完完全全保留着异民族所受的那种令人厌恶的中世纪式的侮辱。但也不过希望简单限于废除那些施于各民族的特别法律而已，而且努力做到这一点，——即是规定在大俄罗斯国家官僚面前，国内各部分人民形式上一律平等。这个法律形式的平等，特别便宜了犹太人，因为过去限制犹太人权利的法律竟有六百五十条之多。此外，又因为犹太人是城市居民，大多数散居于各民族中间，既不能要求国家独立，又不能要求地方自治。至于所谓“民族文化自治”计划，则从得到自由之日起，就如蜡见到了太阳光一般融化了，——这个反动的乌托邦本是若干犹太人团体从奥国理论家奥托·鲍威尔借来的，意图联合全国犹太人于学校及其他机关周围。但革命之所以为革命，正因为它不满足于人家的布施或未来支票。最可耻的民族限制一旦取消了，全国公民便不论属何民族，形式上一律平等；但这只有更加显露出各民族地位的不平等：大多数民族仍然处于大俄罗斯国家的私生子或义子地位。宣布公民权利平等，对于芬兰人尤其没有意义，因为芬兰人并不是争求与俄罗斯人平等，而且要脱离俄罗斯而独立；也无所加于乌克兰人，乌克兰人本有平等的公民权利，因为他们本来被强迫宣布为俄罗斯人；也毫无改变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的地位，因为他们受了德国地主和德俄城市的压迫[1]；最后也一点未曾减轻亚洲落后民族与部落的苦痛，因为他们之处于无权地位的最下级，并非由于法律的限制，而是由于经济的文化的羁束。所有这些问题，互相合作的自由派和妥协派，甚至还不肯提出来哩。民主的国家，仍然是大俄罗斯官僚那个老国家，它绝无让位于他人之意。革命愈加深入于边地群众，就愈加清楚表现出：在那些地方，俄罗斯国语乃是有财产的阶级的语言。形式的民主政制及其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使得落后民族和被压迫民族更加沉痛地觉悟：他们被剥夺了最基本的文化发展手段至于何种程度，——他们没有自己的学校，自己的法庭，自己的官吏。推诿于未来的立宪会议，只有更加激恼他们。他们很明白：创设临时政府的那些党派，一定要操纵立宪会议，继续拥护俄罗斯化传统，并以嫉妒的贪欲划定那条为统治阶级所不愿越过的界线。芬兰立即成了二月政制的肉中刺。因为土地问题的激烈——在芬兰是沦为奴隶的小佃农问题——产业工人虽然只占全体人口14%，却能把农民拖着走。芬兰议会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民主党人占多数的议会，其中，二百席之中有一百零三席。芬兰社会民主党人，6月5日，以法律宣布：除了战争和外交问题之外，芬兰议会有最高的权利；他们请求“俄罗斯友党”来援助。但是他们完全求错了路。临时政府起初站在旁边，让“友党”去行动。齐赫泽领导了一个代表团到赫尔辛基去，意图劝告，但空手而回。然后，彼得格勒社会主义部长，克伦斯基、欠尔诺夫、史高倍列夫、策列铁里，决定以武力解散赫尔辛基的社会主义政府。总司令部总参谋长，皇党卢考姆斯基，警告芬兰的文职官吏和民众说，若有反对俄罗斯军队的行动，则“他们的城市，尤其赫尔辛基就要沦为焦土的”。如此准备之后政府就颁发一个庄严布告——连笔调也是从帝制时代抄袭而来的——解散芬兰议会。正当前线开始进攻那一天，人们把那从前线撤下来的俄国士兵布置在芬兰议会门口。如此，俄罗斯革命群众，在走向十月去的路上，就得到一个很好的教训，关于民主原则在各阶级力量斗争之中占据何种地位。与统治阶级这种肆无忌惮的民族主义相反，驻防芬兰的革命军队采取了一种可尊敬的态度。9月初，芬兰全地方苏维埃大会，在赫尔辛基开会，宣告道：“芬兰民主派如认为必要重开议会，则凡妨害议会重开之企图，本苏维埃大会皆认为是反革命行为。”这是直接允许武力援助之意。但是芬兰民主派，也是受了妥协倾向所支配，没有决心走上暴动道路。在再解散的威吓之下举行的新选举，使资产阶级党派得到轻微的多数：二百席之中占一百零八席；临时政府之解散议会，本来得到这些资产阶级党派同意的。但这里，内部问题提到前面来了；——这些问题，在这具有花岗岩的山岭和贪婪的财主的北方瑞士之中，无可挽回地走向国内战争。芬兰资产阶级半公开地准备它的军事干部。同时赤卫队的秘密核心也形成起来了。资产阶级向瑞典和德国请求军火和教练。工人则得到俄国军队援助。此时，资产阶级方面也发展了一个运动，要完全脱离俄国，——不久之前它才和彼得格勒同心合意的。资产阶级的领袖报纸Khuvudstatsbladet，写道：“俄国人民发了无政府主义疯病，……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不应当尽可能地离开这纷扰么？”临时政府看出非让步不可了，无须等候立宪会议：10月23日，颁布一个命令，“原则上”承认芬兰独立，除了军事和外交问题。但是克伦斯基赐予的“独立”已经没有多大价值了：此时离他的倒台只有二日了。第二根肉中刺，但更深得不能比的刺，乃是乌克兰。6月初，克伦斯基禁止乌克兰议会召集的一个乌克兰军队大会开会。乌克兰人不肯服从。为的保全他的政府的面子，克伦斯基便追认了这个大会，打了一个贺电去；这电报在会场宣读惹起代表们不恭敬的哗笑。这个苦教训，并不能阻止克伦斯基三星期之后再禁止一个伊斯兰教军人大会在莫斯科开会。民主政府似乎非要叫那些心怀不满的民族明白：你们自己抓到手里的，才算是你们的。乌克兰议会，在6月10日出版的它的第一号《万有报》上，责备彼得格勒反对民族独立，宣布道：“从此以后我们将建立我们自己的生活了。”立宪民主党人骂乌克兰领袖是德国奸细；妥协派则以很有感情的话忠告他们；临时政府派一个代表团到基辅去。在乌克兰热烈的空气中，克伦斯基、策列铁里和德列钦可，觉得必须对乌克兰议会让点步。但7月间，工人和士兵受了打击之后，政府连对乌克兰问题也转向右边去了。8月5日，乌克兰议会极大多数攻击政府“沾染俄罗斯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倾向”，破坏了7月3日的协定。乌克兰政府首脑温尼钦科宣言：“到了政府须实行它的约言时候，我们发现这个临时政府……同小流氓一个样，希望以欺骗手段来解决历史的大问题。”这几句不含糊的话，使人明白：政府在那些政治上与它接近的人群中具有何等威望。因为最后分析起来，乌克兰妥协派温尼钦科，与克伦斯基的区别，不过如平凡的小说家与平凡的律师的区别罢了。固然，在9月间，政府终于颁布了一个法令，承认俄国一切民族都有“自决之权”，此种权利的限界则等候立宪会议规定。但这张完全无保证的而且内部矛盾的未来支票——除了受限制一点以外，其他一切都是极端空泛的——无论何人都不信任。临时政府的行为就已经很响亮地反对这张支票了。9月2日，参议院——就是那个拒绝让不穿旧朝礼服的新分子参加会议的机关——决定拒绝公布那些发给“乌克兰总书记部”的训令，这个书记部就是在基辅的乌克兰内阁。那些训令是政府批准了的。拒绝的理由是：这个书记部没有法律根据，而对于一个非法机关，是不能颁发训令的。这些高傲的法理家也不隐瞒下面事实，即：政府和乌克兰议会订立的协定，本身就是篡窃了立宪会议的权限，——这些帝制时代参议员现在变成纯粹民主政治的最坚决拥护者了。右边反对派如此表现无畏精神，其实绝不冒什么险：他们知道，他们的反对完全投合于当权者的脾胃。俄罗斯资产阶级虽然容忍了芬兰的相当独立——芬兰与俄国经济联系本来很薄弱的——却不能容忍乌克兰麦子、顿涅志煤炭和克里伏洛格矿产，“自治”起来。10月19日，克伦斯基打了一个电报，命令“乌克兰总书记们”“立刻到彼得格勒来当面解释”关于他们在乌克兰发动的一种有罪的鼓动：主张召集乌克兰立宪会议。同时，基辅地方检察官也奉了训令，开始侦查乌克兰议会的活动。但是这些威吓并不能惊扰乌克兰，正如那些恩典不能买好于芬兰一般。乌克兰妥协派，此时觉得比他们的在彼得格勒的诸大哥，更安稳得多了。除了因他们为争取民族权利斗争而造成的良好空气以外，乌克兰小资产阶级党派的比较稳定性——在其他好多被压迫的民族，也是如此——有其经济的和社会的根据，一言以蔽之，曰：落后。无论顿涅志流域和克里伏洛克流域工业如何迅速发展，乌克兰就全体说，仍是落在大俄罗斯之后的，乌克兰无产阶级较不纯粹，较少受锻炼。那里，布尔什维克党，在量和质两方面，都是弱的，与孟什维克派决裂得很慢，在政治上，尤其在民族问题上，都不大高明。甚至在乌克兰东部产业区，迟至十月半才举行的全地方苏维埃会议，还是妥协派占相当多数哩！乌克兰资产阶级比较更弱些。俄罗斯资产阶级的社会摇动性，就整个来说，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其中比较有力的部分是那些不住在俄国境地内的外国人。这话我们已经说过了。但在边区，这个情况之外还添加了另一个情况，其意义也不少逊：即是这些地带的资产阶级，与当地主要民众，并不属于同一个民族。这些边区城市人民，在其民族成分上，完全与农村人民不同。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地主、资本家、律师、新闻记者，都是：大俄罗斯人、波兰人、犹太人、或外国人；农村人民则全体是乌克兰人或白俄罗斯人。在波罗的海诸省，城市是德国、俄国和犹太资产阶级的居留地；农村人民则都是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在乔治亚城市里，俄国人和亚尔美尼亚人占支配地位，在土耳其的亚热拜然亦然，——他们不仅生活和文化程度与当地基本的民众有别，他们的语言也不同于当地基本民众，正如英国人在印度一般要保护自己产业和进款，则有赖于官僚机关，与全国统治阶级有密切联系的那些边区的地主、实业家、商人，便以自己为中心团结一群俄国官吏、职员、教员、医生、律师、新闻记者，甚至于工人，而将那些城市转变为俄罗斯化和殖民地化的根据地。农村还不作声时，本可以不去理会农村的。然而到了农村渐渐不耐烦地高扬了自己声音时候，城市便抵抗，便顽强地继续抵抗，以保卫城市的特权地位。官吏、商人、律师等，不久就学会了，以高高在上的态度责斥“沙文主义”之猖獗，来掩饰他们那种为保持经济和文化的支配地位之斗争。占统治地位的民族要维持现状往往装做超于“民族主义”之上的，正如得胜利的民族，要保持其胜利品，容易采取和平主义形式一般。譬如，麦克唐纳首相站在甘地面前就觉得自己是个国际主义者。又譬如，奥地利人倾向德国，庞加莱总统会认为这是侵害了法兰西和平主义。5月间，乌克兰议会派往临时政府的一个代表团写道：“住在乌克兰城市的人，看见了城里那些俄国化的街道，……完全忘记了这些城市不过是乌克兰全体人民大海中一些小岛罢了。”罗莎·卢森堡在她的遗著之中反对十月革命的政纲，说乌克兰民族主义原本不过是几打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玩艺儿”，只因受了布尔什维克民族自决口号发酵作用才人为地高涨起来的；她这话陷于很严重的历史错误，无论她有如何清澈的头脑。乌克兰农民过去未曾提出民族要求，那是因为乌克兰农民一般未曾进入于政治生活。二月革命的主要功绩——也许是它的唯一功绩，但这功绩是颇大的——恰恰在于它终于给了俄国被压迫阶级和民族以一个公开说话的机会。然而农民这个政治觉醒，只能经过自己的语言表现出来的，由此发生的结果，便是要求有自己的学校、法庭和自治机关。若是反对这些要求，那不异于是驱策农民仍回到政治上不存在地位去。城市和农村的民族差异，在苏维埃中，也很痛苦地感觉着，因为苏维埃主要是城市的组织。在妥协派领导之下，苏维埃往往漠视了当地基层民众的民族利益。这就是乌克兰苏维埃薄弱无力的一个原因。里加苏维埃和勒瓦尔苏维埃，简直忘记了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的利益。巴库的妥协派苏维埃藐视当地最大多数的土耳其人民的利益。在假冒的国际主义旗帜之下，苏维埃往往进行斗争反对乌克兰人或伊斯兰人的自卫的民族主义，替城市压迫性的俄罗斯化运动作掩饰。还须经过不少时间，甚至在布尔什维克派支配底下也须经过许多时候，这些边区苏维埃才学会说农村的语言。一般经济和文化的原始性，——这是受了自然环境和人工剥削所限制，——使得西伯利亚诸异民族甚至走不到能提出民族要求的水平线。烧酒、捐税、强迫的东正教信仰，在那里，从很久之前起，就是国家权力的主要支柱了。那种疾病，意大利人称为“法兰西病”，法兰西人称为“那不勒斯病”的，西伯利亚人民就称之为“俄罗斯病”。[2]从此可以知道文明种子是从何处传来的了。二月革命并没有达到此地。北极荒原的猎人和豢养驯鹿者，还须等待长久才得到黎明时候哩。伏尔加河流域、北高加索、中亚细亚等地的民族和部落，第一次被二月革命唤醒来，从他们的史前期生活觉醒过来：这时，他们当中既没有民族资产阶级，也没有民族无产阶级。在耕地的或畜牧的群众之上，有薄薄一层从群众中上层分离出来，构成了知识分子。这里斗争只限于要求有自己的字母，自己的教员，甚至于——有个时候——自己的教士，却未曾达到提出民族自治政纲。那些最受压迫的不得不在痛苦的经验之中相信了：那些有高深教育的国家主人并不自愿地容许他们起来。那些落后之中最落后的，便寻求最革命的阶级为其同盟军，经过各自的年轻的知识分子左翼为媒介，那些伏谢克人（Votiaks），楚瓦什人（Chuvashes），诸里安人（Zyrians），以及达格斯坦（Daghestan）和土耳其斯坦（Turkestan）那些部落，便寻找他们的道路到布尔什维克派去。殖民地——尤其在中亚细亚——命运是跟着中心区经济发展而改变的：从直接而公开的劫掠，连商业劫掠在内，变为那种比较隐藏的手段，使得亚细亚农民成了工业原料（主要棉花）的供给者。一层层有组织的剥削，配合资本主义的野蛮性和宗法生活的野蛮性，居然把亚细亚民族压抑在极端低下的地位。这里，二月政制保留着一切，没有变动。最好的土地，帝制时代从巴士起人（Bashkirs），布利亚特人（Buriats），吉尔吉斯人（Kirghiz），及其他游牧民族夺取来的，仍旧操在俄国地主和俄国富农手里；他们散居于土著居民中间，做殖民事业。民族独立精神之觉醒，在此地首先就是反对那些殖民者的斗争，他们创设了一种人为的地权制，陷那些游牧民族于饥饿和渐渐死灭。另一方面，那些殖民者又狂热地拥护俄国的统一，即是拥护他们的赃物的神圣不可侵犯，而反对亚细亚民族的“分离主义”。殖民者仇视土著人民运动，在外贝加尔一带，竟发展为兽性。在三月社会革命党人领导之下，虐杀布利亚特人事件层见叠出；这些社会革命党人是从乡镇书吏或前线回来的下层军官出身的。殖民地带所有的剥削者和强暴者，希望旧秩序愈保持长久愈好，因此他们拥护立宪会议有最高权利。这类欺人的话，是临时政府教他们说的；政府在此地找到最可靠的屏障。另一方面，被压迫民族的有特权的上层分子也渐渐提起立宪会议之名了。甚至伊斯兰教士也把问题推到“立宪会议开会时”再说；他们每逢下层起来为难时，总要高举绿色可兰旗于那些正在觉醒的山民和北高加索人民头上。“留待立宪会议解决”，这话遂成为全国保守反动，和有特殊利益或权限的人的口号了。留待立宪会议解决。等于拖延和待时。而延宕则等于积聚力量和扑杀革命。然而领导权落于教士或封建贵族之手，不过在初起时候，仅仅在落后民族中间，差不多仅仅在伊斯兰人中间。一般说，农村民族运动是受农村教师、书吏、官吏、下层军官，以至于商人领导的。除了俄国人或俄国化的知识分子以外，在边区城市还从地位比较高的，境况比较好的人当中形成了较年轻的一层知识分子，与本农村有密切关系，无资格参与资本宴会；而这一层人自然负起了政治上代表基层农民群众的民族利益及部分地社会利益之责任。这些边区妥协派在民族要求方面虽然仇视俄国妥协派，却与他们同属于一个根本类型，大部分甚至同用一个名称。乌克兰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乔治亚孟什维克派，拉脱维亚孟什维克派，立陶宛“劳动派”等，与他们的大俄罗斯同党名人物一般，都企图限制革命于资产阶级政制范围之内。但土著资产阶级异常薄弱，便迫得那些地方的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人，不去与资产阶级合作，而去将政权抓在自己手里。在土地问题和劳动问题上，他们不得不比中央政府走得更远些；但这样一来，他们也有很大好处，即可以在军队和全国面前表明他们是反对那与资产阶级合作的临时政府的。这一切，即使不够造成俄罗斯妥协派和边区妥协派的不同命运，至少也够使得二者上升和下降之时速度不是相同的了。乔治亚社会民主党人，不仅领导了小乔治亚的贫农，而且自命要领导全俄国“革命的民主”运动，——他们这个野心不无相当成功。当革命起初几个月之中，乔治亚知识分子领袖并不是把乔治亚看作一个民族国家，而是看做“吉伦特省”，得天独厚的一个南方省份，替全国出产领袖。在莫斯科国政会议中，有名的乔治亚孟什维克之一程克里夸口说：乔治亚人，无论在得意时候或失意时候，甚至在帝制时代，都是这样说：“只有一个祖国——俄罗斯。”一个月之后，在民主会议中，这个程克里又说：“乔治亚民族怎么样呢？它完全替大俄罗斯革命服务。”一点儿也不错，乔治亚妥协派同犹太人妥协派一般，每逢必须缓和或制止个别区域的民族要求之时，总是替大俄罗斯官僚机关“服务的”。然而这个政策，仅仅当乔治亚社会民主党人还希望能够限制革命于资产阶级民主范围内时候，才继续进行的。当布尔什维克派领导的群众胜利危险渐渐增加时，那些乔治亚社会民主党人便渐渐放松他们与俄国妥协派的联系，而与乔治亚本身的反动分子密切结合起来。到了苏维埃胜利之时，那些拥护单一的俄罗斯的乔治亚人就变成了分离主义的鼓吹者，而且露出他们沙文主义的黄色毒牙给外高加索其他民族看了。社会矛盾如此披上了民族外衣，本是不可避免的，何况在边区社会矛盾一般比较发展得差些；这一点就足够解释：为什么在大多数被压迫民族中，十月革命遇着了比在俄罗斯中心更大的抵抗。但另一方面，民族冲突，由于本性使然，摇撼了二月政制，并为中心区域的革命造成了颇为顺利的外围。在这些情形之下，民族对立配合了阶级矛盾，斗争变成更加热烈了。拉脱维亚农民和德国地主之间多年的老冲突，使得好几千拉脱维亚劳动者，于战争爆发时，出来当志愿军。拉脱维亚雇工和农民编成的几个轻步兵团，是前线最好的队伍。然而在五月间，他们就已经表示拥护苏维埃政权了。他们的民族主义不过是未成熟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之外壳。类似的过程也发生于爱沙尼亚。在白俄罗斯，那里有波兰人或波兰化的地主，那里大小城镇有犹太居民，也有俄国的官吏，那里受两重和三重压迫的农民，受了靠近前线之影响，早于十月革命以前，就将他们的民族的和社会的怨气，依照布尔什维克主义道路发泄出来了。选举立宪会议时，白俄罗斯大多数农民群众都投布尔什维克派的票。所有这些过程——被唤醒的民族自尊心同社会怨气联系起来，有时推动运动前进，有时则拖拽运动后退——在军队之中得到异常激烈的表现。在军队之中有一种真正的热狂，要成立民族兵团，但此类兵团，有些受了政府恩宠，有些勉强容许存在，有些则被迫害打击，随着各团对于战争和布尔什维克派的态度如何而定。但一般说来，这类兵团是一天比一天更仇视彼得格勒的。列宁很有把握诊察革命的“民族的”脉搏。在九月底写的一篇有名的文章《危机成熟了》之内，他坚决指出：民主会议上，民族的代表“激烈的程度占第二位，仅次于工会的代表，而高于苏维埃的代表。五十五票之中竟有四十票反对合作政府”。这是表示被压迫民族不指望大俄罗斯资产阶级能给他们以什么利益了。他们一天比一天更加图谋以独立的行动争取自己的权利，一点一滴地争取，而且在革命夺取形式之下去争取。十月间，布利亚特人在遥远的上乌金斯克开大会时，有个代表演说道：“二月革命并没有添加什么新的东西”于异民族地位上。如此观察时局，结果若不是站在布尔什维克派一边的，至少也要对于布尔什维克派采取一个渐渐善意的中立态度。彼得格勒暴动那天开的全乌克兰士兵大会，通过一个决议案，反对将政权交给乌克兰苏维埃，但同时声明不认为大俄罗斯布尔什维克派暴动为“反民主的行动”，而且允许采取种种办法，阻止士兵被派去镇压暴动。这个两可的态度，完全是民族斗争上小资产阶级阶段之特性，却帮助了无产阶级革命，这个革命就是要终止一切两可态度的。另一方面，边区的资产阶级，以前总是倾向于中心政权的，现在则走上分离运动；在好多情形之下，这个运动毫无一点民族基础。波罗的海诸省的资产阶级，昨天才跟在德国地主背后，非常爱国地拥护罗曼诺夫皇朝，如今为了与布尔什维克俄罗斯及本地群众斗争起见，竟站在分离主义旗帜之下了。在这一条路上还有更奇怪的现象哩。10月20日，一个新国家的基础奠下了：“哥萨克军队，高加索山居人和草原自由人的东南联盟。”顿河区、古班区、特尔区和阿斯特拉汉区哥萨克诸领袖，本是帝国中央集权的最有力的支柱，如今几个月之间竟变成为联邦制的热烈拥护者了；而且在此基础之上与伊斯兰山居人和草原住民领袖们联合在一起哩。联邦制的疆界，是要作为一道防线，抵御那北方来的布尔什维克危险。然而在未曾造好国内战争的主要阵地以反对布尔什维克派以前，这个反革命的分离运动先就直接反对统治的合作政府，涣散它，削弱它了。如此，民族问题，同所有其他问题合在一起，对于临时政府不异于是一颗梅杜莎[3]的头，上面每根表示三月和四月希望的头发都变成一尾恨和怒的毒蛇了。***二月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派对于民族问题绝不是立刻就采取那个最后保证了他们胜利的的立场的。不仅边区如此——那里党的组织本来就薄弱而无经验——彼得格勒中心亦然。党在大战那几年中衰弱到如此地步，干部的理论和政治水平低落到如此地步，以致在民族问题上党的正式领袖竟采取一种非常糊涂而不彻底的立场，直至列宁回国为止。自然，依照其传统，布尔什维克派是主张民族自决权的。但孟什维克派口头上也赞成这个口号。两派政纲的文字，仍旧是一个样的。有决定意义的是政权问题。党的那些临时领袖，表明他们完全不能了解布尔什维克派关于民族问题（如同关于土地问题）的口号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政制的继续存在，这中间有何等不可调和的矛盾，——即使这个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政制已化装为民主形式。民主立场，借斯大林之笔，最庸俗地表现出来。3月25日，斯大林写了一篇文章关于政府取消民族限制的法令；他在其中企图以历史规模提出民族问题。他说：“民族压迫的社会基础，——引起此压迫的动力，乃是日就衰落的土地贵族。”资本主义时代民族压迫空前发展，以及在殖民地政策上面表现的最野蛮的压迫形式，这一点似乎完全不为这位民主作者所知道。他继续说：“在英国，土地贵族与资产阶级共分政权，贵族无限制权力早已不存在了，所以民族压迫比较温和，非人道的事情比较少些，——自然不包括战时情形（？），战时政权又落于地主（！）之手了，民族压迫遂大大猛烈起来（爱尔兰人和印度人被迫害之事）。”压迫爱尔兰人和印度人的，竟是地主，他们——显然以劳合·乔治为代表——利用战争夺得了政权！斯大林又说：“……在瑞士和北美，没有地主，而且未曾有过（？），政权完完全全操在资产阶级手里，所以各民族自由发展着。民族压迫，一般说来，是没有发生可能的……”作者完全忘记了在美国的黑人、印第安人、移民和殖民等问题。从这个无可救药地浅薄的分析——结果只是把封建和民主对立起来——就做出了纯粹自由派的政治结论。“排除封建贵族于政治舞台之外，将它手里的政权夺过来，——这也就等于终止了民族压迫，创立了为民族自由所必需的事实条件。”“俄国革命胜利了，这些事实条件就创立起来了。……”这几句话，恐怕比孟什维克派在这几日中关于此问题写的一切文章中，更加是从原则上赞美帝国主义的“民主政治”的。在外交政策上，斯大林与加米涅夫一起，希望同临时政府分工合作来完成民主的和平；同样，在国内政策上，斯大林也在李沃夫亲王的民主政治中发现了民族自由的“事实条件”。事实上，帝制的崩溃第一次完全暴露了：不仅反动的地主，而且整个自由派资产阶级，以及跟在它背后的整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工人阶级上层爱国分子都不可和解地仇视民族权利的真正平等，——即反对取消统治民族的特权。他们的全部政纲只在把大俄罗斯人的统治，加以缓和，包上文化的糖衣，且以民主形式来掩饰。在四月会议上，斯大林拥护列宁的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案，形式主义上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即认为“民族压迫乃是……为帝国主义者所采用的那种系统，那种手段”。但他当场就一去不返地离开了正轨，而退回到他的三月立场去。“一个国家愈民主，则其中民族压迫亦愈薄弱；反之亦然。”这是演说者自己的推论，而非借用自列宁的。民主的英国正在压迫封建的和种姓制的印度，这个事实仍然在他狭隘的视野之外。斯大林又说：“俄国有旧土地贵族”支配着，“至于英国和奥匈则与俄国不同，在那些国家，民族压迫从来未曾采取虐杀形式。”好像土地贵族“从来未曾”统治过英国！好象土地贵族那时也没有统治着匈牙利！历史发展的配合性质，将“民主政治”和对弱小民族的压迫联合在一起，——这对斯大林始终是一部七印封严的书。[4]俄国所以为多民族合成的国家，乃是它的历史落后性之结果。但落后性乃是必然自相矛盾的一种复合观念。落后国家并不保持一定距离跟在先进国背后走。在世界经济时代，落后民族受了先进民族催迫，卷入于发展的总链条之中，跳过了好多中间阶段。此外没有坚固的社会形式和传统，也使得落后国家——至少在相当界限之内——非常容易接受世界技术和世界思想的最新发明。然而，落后国家并不因此而不落后的。整个发展是有了矛盾而配合的性质。历史的两极端占优势，乃是落后民族社会结构的特点：这便是落后的农民和先进的无产阶级占优势，超过于资产阶级诸中间层。此阶级的任务落于彼阶级肩头上。在民族范围内说，铲除中世纪残余就成为无产阶级份内事了。拿俄国当作欧洲国家来看，其历史落后性最可以拿底下事实表明出来，那就是到二十世纪了，俄国还须废除强迫地租和特别居住区，即农奴制和犹太人圈居地这种野蛮办法。但在履行这些任务之时，俄国正因为是发展落后，才使用了新而又新的阶级、政党、纲领。为要消灭拉斯布丁的思想和方法，俄国不得不使用马克思的思想和方法。政治实践自然仍比政治理论更原始得多[5]。因为事物的改变比思想的改变更困难些。但理论仍不过把实际要求加以彻底发挥而已。为了求得解放和提高文化，被压迫民族便不得不将它们的命运与工人阶级命运联系起来。因此，它们必须解除自己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党派的领导，这就是说它们必须在历史发展道路上大跳几步。民族运动如此从属于革命的根本过程，即从属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并非一下确定的，而是经过许多阶段，而且各地方各不相同。乌克兰、白俄罗斯和鞑靼诸族中的工人、农民和士兵，反对克伦斯基、战争和俄罗斯化，所以尽管领袖是妥协派，仍做了无产阶级暴动的同盟军。他们本是客观上拥护布尔什维克派，往后发展就不得不主观上走上布尔什维克主义道路了。在芬兰、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以及在乌克兰（但更弱些），民族运动分化，十月间竟达到如此剧烈程度，须待得外国军队干涉才能阻止无产阶级暴动成功。在东方亚洲，民族觉醒带着最原始的形式，只能一步一步地慢慢落于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而且都是在无产阶级已经夺得政权以后。如果这个复杂而矛盾的过程整个地拿来看，那结论是明显的：民族潮流同土地潮流一样，都倾注于十月革命那条河道。群众从那些最根本的政治任务，如土地和民族解放，以无可抵御的和一往不复的力量走到无产阶级专政去，——这并非如自由派和妥协派所设想是由“煽惑的”鼓动，预定的阴谋或不断革命理论造成的，这乃是出于俄国社会结构和国际局势条件。不断革命论不过是将这个发展的配合过程以公式化而已。这问题不仅关于俄罗斯一国。落后的民族革命之从属于无产阶级革命乃是一条全世界通用的法则。在十九世纪，战争和革命的根本任务还是在于如何替生产力保证一个民族的市场，至于我们这个世纪的任务则是在于如何替生产力解除民族的疆界，因为现在民族的疆界已变成生产力的铁的桎梏了。在广大的历史意义之下，东方的民族革命不过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种种阶段而已，正如俄国各民族运动变成了走向苏维埃专政去的种种阶段一般。列宁非常深刻地看重被压迫民族命运中含着的革命力量，在帝制下的俄罗斯如此，在全世界亦然。那个虚伪的“和平主义”以同一态度反对日本打中国和中国打日本，只能得到列宁讥诮罢了：日本目的在奴役中国，中国目的则在求解放。在列宁看来与帝国主义压迫战争相反，民族解放战争仅仅是民族革命的另一种形式，而民族革命又是全世界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一个必需的链环。然而，这样重视民族战争和民族革命，绝非承认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资产阶级负有什么革命的使命。恰恰相反，这种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从未脱乳牙时代起，就是外国资本的代办人，无论如何嫉妒外国资本，但每逢危急关头总是转到外国资本同一个营垒里去的。中国买办就是殖民地资产阶级的典型，国民党就是买办的典型党。小资产阶级上层，连知识分子在内，能够积极地，有时很热闹地参加民族斗争，但完全不能起独立的作用。惟有站在民族前列的工人阶级，才能实行民族革命和土地革命到底。不肖门徒——尤其斯大林——的致命错误，就在于他们从列宁的关于被压迫民族斗争有进步的历史意义之教训，推论出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负有革命的使命。不懂得帝国主义时代革命的不断性，反把发展过程迂腐地图式化，把活生生的相配合的过程变为死阶段，以为各阶段之间必然有时间隔离着，——这一切错误使得的斯大林将民主政治或“民主专政”庸俗地理想化，——所谓“民主专政”事实上不是帝国主义专政，便是无产阶级专政。斯大林那一群人，沿着这条路走，一步一步地走到了完全与列宁的民族问题立场决裂，而实行了他们在中国的破产政策。1927年8月，斯大林与反对派（托洛茨基、拉可夫斯基及其他）冲突之时，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说道：“在帝国主义国家革命是一回事，那里资产阶级在革命的各阶段上都是反革命的……在殖民地和非独立国家革命又是一回事，那里民族资产阶级在某一阶段和某一时期可以拥护本国的革命运动以反对帝国主义。”这里，斯大林把他1917年3月间加于俄国资产阶级身上的那些特征，移用于殖民地资产阶级了，——当然说得轻微些，隐约其辞，但这不过表示他缺乏自信心而已，以其深刻的机会主义，总是循好多不同的途径来开辟道路，仿佛受了某种引力法则支配一般。理论根据的选择，在此纯然是无足轻重的事情。斯大林把他三月间对于临时政府的估价这般移用于中国“国民”政府，结果就产生了他与国民党的三年合作，——这个政策造成了当代历史最骇人的事实之一。不肖门徒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以忠实的勤务兵资格，跟随中国资产阶级直至1927年4月12日，即上海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屠杀之日。斯大林辩护他与蒋介石同盟说：“反对派的根本错误乃在于将俄国1905年革命和中国革命等视齐观，不知前者是压迫他民族的帝国主义国家，而后者是被压迫的国家。……”就斯大林来说，这也是很令人惊异的，他竟不曾想到：不应当用“压迫他民族的”民族观点来看俄国革命，而应当从那些所受压迫不减于中国人的“他民族”的经验出发来看俄国革命。俄国在三次革命之中所做的巨大实验，含有各种各样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各种都有，但偏有一种没有，即：并没有一个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对于本民族起解放的作用。边区资产阶级，无论哪一民族且无论发展至什么阶段，无论装的什么模样都毫无例外地依赖于中心地区的银行、托拉斯和商业机关，因为边区资产阶级本是全俄国资本的代办人，本来屈服于这个资本的俄罗斯化倾向，且使得广大的自由派和民主派知识分子也屈服于这种倾向。边区资产阶级愈“成熟”，则其与一般国家机构的联系亦愈密切。整个拿来说，被压迫民族资产阶级对于统治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正如统治民族资产阶级对于世界财政资本的关系一般：演的都是买办角色。一层层的对立和依赖，这个复杂的关系，一天也不排除此三者在反对暴动群众的斗争之中根本联合一致的形势。在反革命时期（1907－1917年），民族运动领导权操于土著资产阶级手里了，这个资产阶级甚至比俄国自由派更明白地图谋与帝制政府妥协。波兰、波罗的海诸地、乌克兰、犹太等资产阶级，互相竞赛各自的帝国主义的爱国主义。二月革命之后，这些资产阶级便躲在立宪民主党人背后，——或同立宪民主党人一样，躲在本民族的妥协派背后。1917年秋天，边区民族资产阶级走上分离运动道路，并非为了反对民族压迫，而是为了反对渐来渐近的无产阶级革命。总而言之，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对于革命表示的仇恨，并不减于大俄罗斯资产阶级。三次革命之中这一伟大的历史教训，却没有留下丝毫痕迹于好多参加事变的人——尤其斯大林——的头脑里面。关于殖民地民族内部阶级关系，那种妥协主义的，即小资产阶级的，见解，既葬送了1925－1927年的中国革命，又被不肖门徒输入于共产国际纲领里面，把这一部分纲领变为陷害东方被压迫民族的一个圈套了。***为要了解列宁的民族问题政策的真义起见，不妨拿奥国社会民主党政策来对比一下。布尔什维克主义依据于假定几十年内民族革命之将爆发，来教育先进工人，使之适应于这个前途。奥国社会民主主义则相反，则是柔顺地适应于统治阶级的政策；它赞成强迫十个民族合并于奥匈帝国之内，同时又完全不能以革命手段把这些民族工人联合起来；在党内和在工会之内，工人是依民族不同而区分的。嘉尔·勒纳，哈布斯堡皇朝一个有教养的官吏，在奥国学派马克思主义墨水瓶内孜孜不倦地寻求什么手段使得哈布斯堡皇朝返老还童，——直至有一天他做了奥匈帝国的身后理论家。当中欧二帝国战败之时，哈布斯堡皇朝还图谋高举自治民族联邦旗帜，在它的权杖底下。奥国社会民主党的正式纲领，本是建立于君主国范围内和平发展的前提之上的，如今于一瞬间变成这个沾满四年战争血污的同一君主国的纲领了。但是那个生锈的铁环，箍住十个民族的，终于断裂了。因凡尔塞外科手术而加强了内部离心倾向，奥匈帝国遂土崩瓦解了。新的国家成立起来，老的国家重建起来。奥地利的德意志人悬挂在深渊之上。他们的问题再不是如何保持他们对于其他民族的统治了，而是如何避免自己落于他民族的羁轭。于是，奥托·鲍威尔代表奥国社会民主党“左”翼，认为此时适宜于提出民族自决口号。那个政纲，以前几十年间足以发动无产阶级斗争反对哈布斯堡皇朝和统治的资产阶级的，如今则被用为那个民族的一种自卫工具了，——这个民族昨天统治他人，今天则受了刚刚解放出来的斯拉夫诸民族所威吓。奥国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纲领，转瞬间变为溺水的君主国的救命草；同样，那个被奥地利学派马克思主义者阉割了的民族自决口号，现在也变成德国资产阶级的救生锚了。1918年10月3日，那时事情完全与他们无关了，国会里的社会民主党议员便很慷慨地“承认了”以前奥匈帝国诸民族有自决之权。10月4日，资产阶级诸政党也采取民族自决纲领。如此比奥德帝国主义者领先一日，社会民主党人立刻就恢复观望政策；事情将如何变化，美国威尔逊总统将说什么话，尚未可知的。直至10月13日，当军队和皇朝的完全失败造成了——借用奥托·鲍威尔的话——“我们的民族政纲所预期的革命局势时候”，奥地利学派马克思主义者才以实际形式提出了民族自决问题。事实上，他们此时是没有什么可丧失的了。鲍威尔十分坦白地解释说：“德意志族资产阶级统治其他民族的地位一经丧失了，便认为它的历史使命已经完结了；为了这个使命，它以前才甘心忍受从德意志祖国分离出来的痛苦。”这样看来，新政纲之实行并不是因为被压迫民族的需要，而是因为对于压迫民族已无危险。有财产的阶级被逼钻到历史的牛角里去，不得不从法律上承认民族革命；而奥地利学派马克思主义就认为这是一个适宜的时候，从理论上承认民族革命。他们说，这是一个成熟的革命，及时的，历史准备好了的，——而且是已经成就了的！这里，社会民主党的精神如此明显，仿佛是摆在我们掌中一般。关于社会革命，那是完全不同的了；那休想得到有财产阶级的承认。社会革命，必须延期，必须被阻止，必须被污辱。帝国既然沿着最弱的裂缝，即民族的裂缝，解体了，奥托·鲍威尔就做出如下关于革命性质的结论：“还不是一个社会的革命，而是一个民族的革命。”事实上，那运动自始就含有一个深刻的社会革命内容。它的“纯粹民族的”性质，最可以拿底下的事实表示出来，即是：奥地利的有财产的阶级，公开请求协约国把全体军队都俘虏了去。德意志族资产阶级请求意大利军队来占领维也纳！在革命过程中，如此庸俗而迂腐地分别民族形式和社会内容，好像是两个独立的历史阶段——这里，我们看见奥托·鲍威尔如何接近于斯大林！——这本有一种非常功利的意义的：目的在于替社会民主党与资产阶级合作共同防备社会革命危险作辩护。如果用马克思的“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的话来说，则奥地利学派马克思主义者占据的是制动机的位置。甚至皇朝事实上倒台以后，社会民主党奉召参加政权，也仍然没有决心同旧哈布斯堡内阁分裂。“民族的”革命只限于添加阁员以增强旧内阁。直至11月9日，德国革命已经推翻霍亨索伦皇朝之后，奥国社会民主党人才向谘议院提议宣布共和国；他们拿群众运动来恐吓他们的资产阶级伙计，其实他们自己看见群众运动，连骨髓也发抖了。奥托·鲍威尔很不谨慎地嘲笑道：“基督教社会党人，11月9日和10日还是站在皇朝一边，11月11日才决定停止抵抗……”社会民主党比这个黑色百人团帝制党领先了整整二日！人类一切英雄传说，在这个勇敢的革命行动之前，都要黯然失色的！奥国社会民主党，违反了自己本意，从革命一开始就自然而然地占据了全国首脑地位，恰如俄国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人一般。又如他们一样，奥国社会民主党人最害怕的也就是自己的政权。在合作政府之中，社会民主党人努力求得尽可能小的位置。奥托·鲍威尔解释此点如下：“社会民主党人起初只要求在政府中占一点小小位置，这首先适合于革命的纯粹民族性。”那些人决定政权问题，并不是根据真实的势力关系，根据革命运动的力量，统治阶级的破产，和党的政治影响，而是用一个迂腐的小签条“纯粹的民族革命”，由若干聪明的分类家贴于真实的事变进程之上。嘉尔·勒纳做了国家谘议院院长，等待暴风雨过去。其他的社会民主党领袖则做了资产阶级部长的助手。换一句话说，社会民主党人躲藏在办公桌子底下。然而群众并不满足于那个民族的胡桃壳，而让社会民主党人把那个社会的胡桃仁留下来给资产阶级。工人和士兵把资产阶级部长推开了，强迫社会民主党人钻出来。那个无人代替的理论家奥托·鲍威尔也解释此点说：“以后几天事变，迫得民族革命转到社会革命方面去，才增加了我们在政府中的比重。”若把这几句话译成了人家能够了解的话，那就是：在群众胁迫之下，社会民主党人不得不从办公桌子底下爬出来。但并没有改变他们的作用。他们拿起了政权，但只为的发动一个战争，反对“浪漫主义”和“冒险主义”，——那些光棍现在就是这样称呼那个“增加他们在政府中比重的”社会革命的。如果那些奥地利学派马克思主义者在1918年居然成功地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即保护了维也纳银行免受无产阶级革命的浪漫主义所损害，那只因为当时没有一个真正的革命党妨害了他们行动的原故。由许多民族凑成的两个国家，俄国和奥匈国，以其最近的命运显明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奥地利学派马克思主义中间之差别。有十五年之久，列宁不妥协地与各种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相斗争，并主张一切民族皆有权利脱离俄罗斯帝国。人家骂布尔什维克派图谋致使俄罗斯陷于四分五裂，但是民族问题上这个勇敢的革命口号替布尔什维克党博得俄罗斯帝国内弱小的和被压迫的民族之不可动摇的信任。1917年4月列宁说：“乌克兰人若见我们有个苏维埃共和国，他们就不会脱离的；但若见我们有个米留可夫式共和国，他们一定要离开我们。”这一点，他也说对了。历史给予这二个民族问题政策以无伦比的考验。奥匈国无产阶级在一种怯懦而不彻底的政策之下受教育，所以经过一场可怕的摇撼之后，奥匈国便瓦解了，而且这个瓦解过程还是社会民主党各民族支部所发起的。在俄国，则帝制废墟之上又成立了一个各民族合成的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被布尔什维克党密切结合起来的。无论苏联的未来命运如何——苏联距离那安静的海港还远哩——列宁的民族政策总是永远登进人类永恒财富的目录中了！[1]德意志人多地少，小国林立，吃不上饭的贵族就四处迁移，很多移民到地广人稀的俄国去。俄国沿海边区有一整批这样的德裔贵族阶层，他们在俄军里充当指挥层，也是地主，奴役拉托维亚人等农奴。直到19世纪末，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带来本土意识和民族认同，沙皇才开始排斥德裔军事贵族，开始任命大量的俄罗斯军官。希特勒1939年撤走波罗的海三国的50万德侨，这个阶层才算正式解体。“德俄城市的压迫”说法，应该是指当时沿海边区的城市里住着德裔和俄罗斯族的官员、商人和地主，而农村住着拉托维亚等族的农奴。当时俄国的一些民族外省形成民族－地区的划分，比如乌克兰的城市居住着俄罗斯工人和犹太工匠手艺人，农村是乌克兰农民，高加索的工业城市住着俄罗斯工人和官员，附近的农村居民是当地人。自然，本地人受到“城市上层”的压制。虽然这里的城市特指统治者而非那些俄罗斯工人。－L.X[2]译者按，指梅毒。中国人以前亦曾称为“广疮”，说是由广东传来的，或“洋疮”说是由外国传来的。又“文明”与“梅毒”，西文音同字不同，故有“文明传播即梅毒传播”之谚，所以下句云云。[3]Medusa，古代神话中女怪，很美丽，一头的青丝尤其可爱，但因得罪了女神弥涅甫*之故，每根头发竟变为一条毒蛇。——译者。*即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弥涅甫”（现在一般音译为“密纳法”）是雅典娜在罗马神话里的称呼。－C.R[4]译者按，即“不能了解”之意。典见《新约·启示录》。[5]“原始”这里指政治实践要适应俄国落后情况。革命实践总比革命理论来得曲折。比如一场现实的革命可能以法西斯小资的暴动为引子，但革命理论无需特意说明法西斯群众在具体环境下也可能代表工人革命的先声。另外，革命理论在俄国只能使实践达到现实需要的极限。比如在1917年的俄国难以由占农村劳动力多数现代农业工人建立计划经济下的国有农场体系，因为不存在这样一个农工阶层。——L.X<<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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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十月前的农民<<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下）>>第一章十月前的农民文明社会把农民变做它的驼重的驴子。资产阶级，归根结底，不过改变那重物的外形罢了。人们勉强容许农民处于国家生活的门槛之上，但却被拒之在知识界的门外。通常，历史学家很少注意他们，正如戏剧批评家很少注意舞台上那些不起眼的工役——那些背负天地、变换布景，和打扫演员化装室的工役。农民在过去的历次革命中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直到今天，简直还未曾被阐明。马克思在1848年写道：“法兰西资产阶级以解放农民开始，靠着农民的帮助，征服了欧洲。普鲁士资产阶级为狭隘的和眼前的利益所限制，竟至于失去这个同盟者，且使之变为封建反革命手里一个武器。”在这个对比之中，关于德国资产阶级的那部分是准确的；但如果说“法兰西资产阶级以解放农民开始”，那就是法国官方神话的一个回声了，这个神话当时甚至影响了马克思。事实上，资产阶级——就这个词的本来意义来说[1]——用它所有的力量来反对农民革命，1789年的农民请愿书，就已经被各省第三等级领袖借口编纂，删去了其中最激烈最勇敢的要求了。8月4日夜间，国民会议[2]在农村烈焰烧炙之中通过的有名决议案[3]，很长时间内不过是一纸空文[4]。凡是不肯接受这个骗局的农民，都被国民会议责令“回去完成应尽义务，并对<封建的！>[5]私有财产表示出应有的尊重”。国民自卫军[6]在农村不止一次镇压了农民。但城市工人则站在暴动的农民方面，以石头和瓦砾反击资产阶级派来的“讨伐军”。整整五年之中，每逢革命危急关头，农民都揭竿而起，阻止封建私产者和资产阶级私产者相勾结。而巴黎的无套裤汉们为了共和国抛头颅洒热血，最终把农民从封建的锁链下解放出来。1792年的法兰西共和国建立了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完全不同于1918年的德意志共和国或1931年的西班牙共和国，——这后两个共和国不过是旧制度减去王朝而已。不难看出，两者间的差异根本上在于土地问题。法国农民并没有直接要求成立共和国，他们只想推翻封建地主。而巴黎的共和派又常常把关于农村的一切事情丢在脑后。但只是有了农民对地主的压力，封建垃圾才得以肃清，从而保证了共和国的建立。一个有贵族的共和国不是共和国——老头子马基雅维利[7]非常明白这一点。艾伯特当总统之前四百年，马基雅维利被放逐到佛罗伦萨，在打鸟和同屠夫赌钱之余，他总结了历次民主革命的经验：“想在一个有许多贵族的国家建立共和国，就必须先铲除这一切贵族不可。”俄国农民们根本上也正是这样想的，他们不用懂得什么“马基雅维利主义”就公然表露出这种见解。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在工人运动和士兵运动上处于领导地位；但在农民运动上，这个支配地位就必须属于落后的大俄罗斯[8]农业中心和伏尔加河中部流域。在这些地方农奴制残余有特别深厚的根基，贵族的土地所有权更带有寄生性质，农民的分化程度还不深刻，这使得农村的极端贫困更加明显。早在三月，这个地方爆发的运动就立刻染上了恐怖色彩。然而经过统治党派的努力，这运动不久就走上妥协政策的轨道了。在工业落后的乌克兰，以出口为目的的农村经济，就带有更进步的——因此也更是资本主义的——性质。这里的农民分化比大俄罗斯厉害得多。此外，民族解放斗争，又必然阻遏了——至少暂时地阻遏了——社会斗争的其他形式。然而地域的甚至民族的条件之差异，归根结底不过是时间先后的差异罢了。将近秋天，农民的斗争几乎席卷全国。旧俄罗斯624县之中有482县，即77%，卷入到这一运动当中。如果不算有特殊土地关系的边疆地区：北方区、外高加索、草原地带和西伯利亚，则剩下的481县之中有439县，即91%，发生了农民暴动。斗争的方式，随地不同，要看那里是耕地、森林、牧场，是佃农劳动还是雇佣劳动为主而定。在革命发展的不同阶段，这一斗争也相应地改变了形式和方式。但一般说来，农村的运动还是同城市的运动一样，经过了相同的两大阶段——当然时间上不可避免地落后了一点。在第一个阶段，农民顺应于新制度，希望依靠新的机关来解决他们的问题。然而在这里，形式上的改变大于实质上的改变。莫斯科某自由派报纸——革命以前带点民粹派色彩的——此时很坦白地表现了1917年夏季地主的精神状态：“这帮农民眼睛四处乱转，他们现在还没怎么着，但是看看他们的眼睛吧，——他们的眼睛告诉你：凡在他们周围的土地，都是他们的土地。”4月间，坦波夫省农村打给临时政府的电报，最能令人了解农民这种“和平”政策：“我们愿意为了已得的自由而保持和平。但正因如此，我们不许在立宪会议召开前出租地主的土地，否则我们宁愿流血也不肯让别人耕种这些土地。”农民更容易用这种恭敬地恐吓的态度说话，因为他们向那些历史权利施加压力时，几乎可以不同国家发生直接的冲突。各地方没有什么政权机关。乡镇委员会指挥警察，法院解体了，政府特派员没有权力。农民可以对着他叫喊：“你是我们选出来的，我们也可以一脚把你踢出去。”夏天，农民继续进行几个月前就开始的斗争，他们离国内战争越来越近了，他们的左翼甚至越过了国内战争的界限。根据塔干洛格区域地主们的一个报告说，农民自发地夺取干草，占据土地，阻止耕种，任意规定租额，把地主和管家赶跑。根据尼齐高老特特派员一个报告，在他那一省，暴力行动和强占土地与森林是一天比一天多。县特派员害怕被农民看做是保护大地主利益的。农村警察也不很可靠：“警察常同暴民一起行凶。”在希吕塞尔堡县，镇委员会阻止地主砍伐自己的森林。农民的思想是简单的：树已砍倒之后，无论什么立宪会议都不能使之复活。宫殿管理部特派员抱怨农民夺取干草：我们不得不买干草来喂宫中马匹了！在顾尔斯克省，农民把德列钦可的施了肥料而不耕种的土地拿来分了——地主就是现任外交部长。农民向奥勒尔省一个种马场主人施奈德声明：他们不仅要割去他的地产上面的料草，还要把他本人“送去当兵”哩。乡镇委员会命令罗将柯产业的管理人，将干草交给农民：“你如果不听土地委员会的话，那对你可就是另一套了，你会被逮捕。”——签名和盖印。从全国所有的角落——从受害者那里，从地方当局那里，从善心的旁观人那里——不断发出抱怨和号叫。地主的电报是对那个粗俗的阶级斗争理论的最光辉的反驳。那些贵族，那些庄园领主，那些宗教的和世俗的农奴主人，全是替公众福利操心。他们的敌人并不是农民，而是布尔什维克派——有时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自己的财产，仅仅从祖国安定的观点来看，才使他们关心。乔尼果夫省立宪民主党三百个党员，宣称：农民受了布尔什维克派煽动，不要那些战俘做工，而独自去收割。结末，他们威吓道：“我们将无力缴纳国税。”在这些自由派地主看来，人生的真义就在于维持国库！国家银行博独斯克分行，抱怨乡镇委员会的专横，“往往奥地利俘虏当委员会主席”。说这个的，是受了凌辱的爱国主义。在夫拉地米尔卡雅省，公证人奥丁佐夫的领地内，农民拿走了建筑材料，那本来是“为慈善机关准备的”。公证人只为了做慈善事业而生活！博独斯克主教报告：人们任意抢夺那属于大主教所有的森林。教会检事长诉苦，说人们抢夺去亚历山大尼夫斯基修道院的牧地。基兹利亚斯克女修道院院长，诅咒地方苏维埃委员天打五雷轰，因为他们胆敢干预修道院的事务，没收地租为己用，并“煽动女修士起来反抗院长”。所有这类事件都是直接危害了教会的利益。托尔斯泰伯爵，列夫·托尔斯泰的一个儿子，以乌芬省农业家协会之名，报告道：土地交给农村委员会，“不等待立宪会议议决……将激起有地产的农民的气愤……本省共有二十多万这样的农民……”贵族地主是专为那些小兄弟们着急的。脱威尔省一个地主，参议员贝尔嘉特，可以不追究人家砍伐他的森林，但很气愤于农民之“不愿服从资产阶级的政府”。坦波夫省一个地主，威廉弥诺夫，要求保护两处“供给军队需要的”地产。这两处地产，凑巧是属于他所有的。在唯心主义哲学家看来，1917年地主的电报真是无价之宝；唯物主义者在其中看到的，则是各种厚颜无耻的标本的展览，他还会说：大概，剥夺有产者的大革命甚至剥夺了有产者作出体面伪善姿态的能力哩。那些被害者向县省当局，向内政部长以及向内阁总理求救，照例是得不到结果。那么应当向谁求救呢？向国会议长罗将柯求救呀！从七月事变到科尔尼洛夫叛乱之间，这位御前大臣又觉得自己是个有势力的人物了：多少事通过他的电话铃完成了啊。内政部官吏发了许多通告给各省当局，要他们解送罪人到法庭去受审判。冒昧的萨马拉省地主们在电报里回答道：“没有社会主义部长签字的通告是没有效力的。”社会主义的用场原来如此！策列铁里不得不压下他的羞耻心：7月18日，他发出了一个冗长的训令，要人家采取“迅速而坚决的步骤”。同地主们一样，策列铁里也只关心于军队和国家。但岂有此理！——农民居然认为策列铁里保护的是地主。政府对付农民的手段，忽然改变了。7月以前通用的手段是口头劝说。如果派了军队下乡，那也只是为了保护政府代言人。然而战胜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之后，骑兵队就直接交给地主调遣了，——现在没有口头劝说者跟着军队来了。在喀山省，骚动最甚的省份之一，引青年历史家尤果夫的话来说，“只能用逮捕、派兵下乡，甚至恢复鞭刑……等手段……才能迫使农民服从”。在其他地方，这些压迫手段也不无效果。地主产业受损害的数量，在7月间减少了一点：从516件减到503件。8月，政府更加成功：骚动的县份，从325县减至288县，即减少了11%，受损害的产业数量甚至减少了33%。有些地方，以前是最骚动的，现在则沉寂下来或退居次要地位。另一方面，有些地方以前是可靠的，现在则走上斗争之路。仅仅一月之前，本沙省特派员还描写了一副令人放心的图画：“乡间忙着收割，……大家正在准备选举镇地方自治会议。政府危机时代很安静地过去了。新政府的成立，令人大为满意。”到了8月，这种田园诗似的情景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果园被大量劫掠，森林被砍伐，……要恢复秩序，惟有诉诸武力。”就一般性质说，夏季的运动仍全都还处于术语“和平”时期。然而，激烈行动的征兆，虽然微弱，已无疑可以观察出来了。起初四个月，直接攻击地主邸宅之事，渐渐减少；但从7月起又渐渐增加了。那些研究者把七月发生的冲突分为以下几类，由多到少依次是：夺取牧场、收成、粮食、饲料、耕地、农具；为了工作条件而发生冲突；破坏地主地产。8月间，顺序则是这样：夺取收成、贮藏、粮食饲料、牧场，夺取耕地和森林；农村恐怖。9月初，克伦斯基以总司令身份颁发一个特别命令，重复他的前任科尔尼洛夫的议论和恐吓，反对农民做的“暴力行为”。几天之后，列宁写道：“若非立即将一切土地都交付农民，则地主和资本家就要激起一个非常吓人的农民暴动了。”在以后的一个月中，这个预言成了事实。因农村冲突而受损害的地产数目，9月间比8月间增加了30%，10月间又比9月间增加了43%。9月全月和10月头三个星期，发生的冲突占三月以来的数量的三分之一。然而斗争的坚决程度比数量增加得快得多。在起初几个月中，即使是直接夺取各种农业用地，也披着妥协方法的缓和的和掩饰的那种契约的外表。但现在合法的伪装褪去了。每种运动都现出更果敢的性质。农民以前用的是种种程度不齐的强迫形式，现在则直接用暴力夺取地主产业的各个部分，捣毁贵族窠巢，焚烧地主邸宅，甚至杀死地主和管家。在6月里所发生的改变租佃条件的斗争的数量数超过了捣毁运动，10月间则减少至于捣毁案件数的四十分之一了。而且租佃运动也改变了其性质，仅仅成了驱逐地主的另一种方法。不许买卖土地和森林让位于直接夺取。大量伐木和大量放牧，也带了故意破坏地主财产的性质。9月间共计有279件公开破坏私产的事情；这类事件现在共占所有冲突事件八分之一以上了。警察记录的，在2月到10月间这类破坏事件中，42%以上，发生于10月。为了森林而进行斗争特别无情。常常整个村庄被烧为平地。木料看守得很牢，而且卖价很高；农民则急需木料；此外储备冬季取暖用的柴火时候也到了。莫斯科，尼齐高老特，彼得格勒，奥勒尔和伏伦诸省，总之全国所有地方，都有人抱怨关于森林被毁坏和存储木材被夺取的事情。“农民无情地任意砍伐森林。”“地主二百俄亩的森林都被农民烧光了。”“克里木夫县和欠里可夫县的农民，破坏了森林，糟蹋了冬麦……”护林人逃走了：地主的森林发出呻吟之声；木片飞得到处都是。这一年秋季，农民的斧头是热烈地替革命打拍子的。在那些输入谷物的区域，粮食状况恶化得比城市更加迅速。不仅食物缺少了，连种子也缺少了。在那些输出的区域，为了加倍抽空了粮食资源，局势也好得不多。谷物提价打击了穷人。在许多省份，发生了饥饿暴动，人们掠劫了谷仓，捣毁了粮食管理机关。人民拿别的东西代替麦子吃。各处报告流行了坏血病和伤寒病，很多人因绝望而自杀。饥荒和它产生的怪影与富足和奢侈为邻，特别令人无法忍受。农村中最穷苦的阶层加入到斗争的前锋队伍中来了。痛苦的浪潮从水底掀起了不少泥泞。在考斯脱罗马省，“见到了黑色百人团的和反犹太人的鼓动，犯罪案件日见增加……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兴趣显然减少了。”特派员这个报告，最后一句话意思是说：有教养的阶级不理会革命了。黑色百人团的保皇精神，忽然从博独斯克省发出呼声：德米多夫卡村委员会不承认临时政府，并认为尼古拉·亚历山德洛维奇皇帝是“俄国人民最忠实的领袖”。临时政府若不下台，“我们就要去同德国人联合”。然而这样的大胆宣言，是独一无二的：农民之中的保皇党，随着地主中的保皇党，早就改变颜色了。有些地方，譬如那个博独斯克省，士兵同农民一起捣毁了酿酒厂。特派员报告：发生了无政府状态：“农村和人民灭亡了；革命灭亡了。”不，革命远没有灭亡。它正在替自己挖一条更深的河道，奔腾的水已经涌到河口了。9月7日夜里，坦波夫省塞欠夫卡村农民，拿着棍子和草叉子，沿家叫人出来，不分老少，都去捣毁地主罗曼诺夫的家。在一次全村大会上，有一群人提议有序夺取地主地产，财产在居民间均分，房屋则留做文化事业之用。但穷人要求烧去房屋，不让一砖一石留着。穷人占会场大多数。那一夜，火光如海，吞没了全镇地主的地产。凡可燃烧的都烧着了，连实验农场也烧着了。牲畜良种则被屠杀。“他们醉到发狂。”火焰从这乡镇烧到那乡镇。农村战士现在已经不以干草叉和镰刀为满足了。省特派员打来电报道：“农民和其他不知名的人，带着转轮手枪和手榴弹，正在捣毁兰伦堡县和里亚支县地主的产业。”正是战争把高级技术引入到农民暴动之中。地主协会报告，三天之内烧去了二十四处地主地产，“地方当局没有能力恢复秩序”。隔了许久，军区司令派来的军队开到了；宣布戒严，禁止集会，逮捕主谋者。地主的财物满谷满坑，好多劫掠来的东西被沉入河底。本沙省一个农民贝季雪夫记道：“九月间，大家都去捣洛格文家（他家在1905年也被捣毁过）。一长串的牲口和车子开到他的地上去，搬了东西回来；几百个农民和婆娘，把那里的牲畜，粮食之类搬了来。”“地方当局请来的一队兵图谋取回一部分物品，但村里足有五百个农民和农妇，军队散去了。”显然，士兵们并不热心恢复地主的被践踏的权利。在陶立特省，据农民葛本宁科的回忆，从九月底起，“农民就捣毁地产，驱逐管家，夺取牲口，农具和谷物，……他们甚至卸下窗板，门板，地板，铅皮屋顶，拿回家去。……”明斯克一个农民格伦科记道：“起初，他们不过徒步来，能拿就拿，能穿就穿。但后来只要有马的，都把马赶过来了，一车一车地把东西装回去。人挤得无法通过。……他们把空车拉来，把物件装走，从中午十二点钟起，持续了两天两夜，没有一刻停顿。在这四十八小时之中，他们搬去了所有的物品。”据莫斯科省一个农民顾士弥欠夫说，为夺取地主财产做辩护的理由如下：“地主是我们的人，我们替他做工，他所有的财产应当属于我们这些人的。”从前，贵族对农奴说：“你们是我的人，凡是你们的都是我的。”现在农民就回敬道：“地主是我们的人，凡是他的财富都属于我们。”另一个明斯克农民诺维可夫回忆道：“在许多地方，他们夜里吓唬地主。烧地主的邸宅对他们来说越来越经常。”以前当过总司令的尼古拉·尼古拉也维奇大公的产业也遭了殃。“他们搬去了搬得动的一切东西以后，就打破了炉灶，搬走了了炉盖，撬起了地板和壁板，统统搬回家去……”这类破坏行动背后是有几百以至几千年历史的农民战争的战略：将敌人的堡垒夷为平地，不让敌人有藏身之所。顾尔斯克省一个农民采干可夫回忆道：“比较明白道理的人说：‘我们没必要烧掉那些房屋，那是可以给我们拿来办学校和医院的。’但是大多数人则叫喊：‘我们必须毁灭一切，形势改变时，我们的敌人也无处藏身。’”奥勒尔省一个农民萨夫钦科回忆道：“农民夺取了地主的所有地产，驱逐地主出去，打破地主屋子的门、窗、天花板和地板。……士兵说：‘你们既然捣毁豺狼巢穴，你们也应当杀死那些豺狼。’听到这些威吓的话，最大的和最重要的地主就躲藏起来，所以没有发生杀死地主的事情。”在维特卜克省的查列西村，农民烧了那满储麦子和干草的仓库，那是一个法国人贝尔纳所有的。农民没有兴趣去研究属于哪国人所有的问题，因为好多地主都赶紧把自己的产业移转给享有特权的外国人。“法国大使馆要求采取措施。……”在接近前线的区域，十月中旬是谈不上采取什么“措施”的，就是为要讨好法国大使馆也没有用。对梁赞附近一个大地产的捣毁继续了四天。“连小孩子也参加了劫掠。”地主协会警告诸位部长，若不设法采取措施，“私刑，饥荒和内战，就要爆发了。”很难明白，地主为什么还将国内战争说做是将来的事情。九月初，合作社开大会时候，柏坚涵，兼营商业的富农领袖之一，说道：“我确信，整个俄国尚未完全变成疯人院，现在，在很大程度上说，只有大城市居民发了疯。”农民中富足的和保守的部分，说出这样自满的话，是不可救药地落于时代之后的：恰好在这个月内，农村完全脱离了理性的羁束，而农村斗争的残酷更是城市“疯人院”望尘莫及的了。四月间，列宁还认为爱国派的合作社和富农，会把农民中的主要群众拖向与资产阶级和地主妥协的道路。因此，他才如此孜孜不倦地主张设立特别的雇农代表苏维埃，主张农民中最穷苦部分建立独立的组织。然而一月又一月过去了，现实却表明，布尔什维克政策这个部分并没有真正在农村生根。除了波罗的海沿岸诸省外，并无雇农苏维埃产生。贫农也未曾找到独立的组织形式。仅仅用雇农和贫农的落后来解释这件事情，并没有接触到问题的本质。主要的原因乃在于历史任务本身：即，这是一个民主的土地革命。在那两个最主要问题，即佃租劳动和雇佣劳动问题上，最有说服力地表明：反对农奴制残余的普遍的斗争，截断了贫农以及雇农走向独立政策的道路。在俄罗斯欧洲部分，农民向地主租佃了三千七百万俄亩土地，约占全部私有土地的60%；农民每年付给的地租共四亿卢布。二月革命后，反对租佃的苛刻条件之斗争成了农民运动的主要原素。农村雇工的斗争，占了较小的但仍很重要的位置，使得雇农不仅反对地主，而且反对那剥削别人的农民。佃农为了减轻租佃条件而斗争，雇农则为了改善劳动条件而斗争。二者用各自的方法，都以承认地主为财产主人和老板为出发点。但是一经有可能把事情实行到底时——就是说他们自己只要能够取得土地自己耕种时——贫农就不关心佃租问题，而工会对于雇农也就失去吸引力了。正是这些农业工人和贫苦佃农，加入了总的运动，给了农民战争以最后的坚决性，让形势不可逆转。但反地主的运动并未如此完全地抓住农村的另一极端。在运动未发展公开的暴动之前，农民上层分子在运动有很大的作用，有时甚至是领导的作用。然而到了秋天，富裕的农民却对农民战争的蔓延报不断增加的不信任态度。他们不晓得事情将如何结束；他们是有利益可损失的；他们离开了运动。但是他们并不能完全离开：农村不许他们这样做。比“自己人”——村社富农——更保守和更抱仇视态度的是那些村社之外的小土地所有者。全国共有六十万户农民拥有五十俄亩以上的土地。有好多地方，他们构成了合作社的骨干，在政治上，尤其在南方，倾向于保守的“农民联合会”已经成了通往立宪民主党去的一座桥梁。据明斯克一个农民古里斯说：“那些‘脱离者’[9]和富农，拥护地主，并图谋以劝说平息农民。”有些地方，受了当地条件影响，农民内部斗争在十月革命以前就是非常激烈的。在这些斗争之中，那些“脱离者”遭遇最惨。尼齐高老特农民顾士弥舍夫说：“他们的农舍差不多都给烧光了，他们的财产一部分被毁灭。一部分被农民夺取了去。”“脱离者”是“地主的庸仆，受地主委托看守森林地区，又是警察、宪兵、及其主人所信任的人物。”尼齐高老特县好多乡区，最有钱的农民和商人，秋天完全逃走了，直至二、三年后才敢回老家。但在全国大多数区域，农民内部关系并未如此尖锐。富农很策略地行动，制止着，抵抗着，但不同村社处于太剧烈冲突的地位。普通农民也不放心富农，不让他们同地主联合。贵族和农民之间为影响富农而进行的斗争贯穿1917年全年，中间表现为种种不同形式，从“客气的”胁迫直到残酷的恐怖。当大庄园领主向有产农民打开贵族会议的大门时，那些小土地所有者开始公然离开了贵族，免得同归于尽。用政治的语言说：革命以前属于极右党的地主，现在则染上了自由主义的色彩，凭旧的记忆要把它作为保护色；至于有产的农民，以前常常拥护立宪民主党人的，现在则左倾了。九月间召开的别摩省小土地所有者大会，特别表明与莫斯科地主大会不同；莫斯科大会为首的是一些“公爵，伯爵和男爵”。一位有五十俄亩土地的小土地所有者说道：“立宪民主党人从来没穿过土布衣服和麻绳鞋子，所以永远不会保护我们的利益。”自己劳动的土地所有者离开了自由派，便去寻找那些拥护财产权的“社会主义者”。一个代表站出来赞成社会民主党。他说：“……工人么？给他土地，他就会到农村来，就会不吐血的。社会民主党人是不会从我们这里拿去土地的。”[10]他说的，自然是孟什维克派。“我们不把我们的土地给任何人。得到土地很容易的人，失掉土地一样很容易，就好像贵族地主；但农民是辛辛苦苦才得到一块土地的。”这年秋天，农村都在同富农斗争，并非驱逐富农，而是强迫他们加入总的运动，保护这个运动以抵抗右边来的打击。有时，有人因为不去捣毁地主地产，而被人当作叛逆处死。富农尽可能地摇摆，给自己留“空间”。但到了最后，挠挠头皮，就把那些喂得肥肥的马驾在铁轮车上，分产去了。而且常常分得最多。本沙省农民贝季雪夫说道：“富农得到的最多，他们有马匹，又有闲人。”奥勒尔省的萨夫钦科说的话也差不多：“富农大多得到最好的部分，他们是吃得饱饱的，而且有方法把木料搬了去……”依照凡门尼欠夫计算，二月至十月间，除与地主发生四千九百五十四件冲突之外，农民还与农村资产阶级发生冲突的三百二十四次。非常清楚的对比！这个对比已足够确定以下一个事实，即是：1917年的农民运动，在其社会基础上说，并非反对资本主义的，而是反对残余农奴制的。以后，在1918年，彻底的肃清贵族地主之后，才开展反对富农的斗争。农民运动这个纯粹民主的性质，照理能够给予官方民主派以坚不可摧的力量，但事实上最足以证明这个民主派是何等的衰朽。如果你从上头往下看，则农民完全是受社会革命党领导的，选举社会革命党人，跟着他们走，几乎同他们合为一体。在五月间农民苏维埃大会上，选举执行委员时，欠尔诺夫得到八百一十票，克伦斯基得到八百零四票，列宁只得到二十票。欠尔诺夫之自称为“农民部长”，并非毫无根据！然而农村的战略突然和欠尔诺夫的战略分道扬镳，也非毫无根据。经济上的分散地位，使得农民虽有力和个别的地主斗争，却无力对付那化身于国家之中的一般的地主。所以农民天生有一种需要，依赖于某个传说的国家之上，以反对真实的国家。在古时，农民便创立若干僭称的“真命天子”，或团结在一个幻想的皇帝“金诏”周围，或一个传说的“太平盛世”周围。二月革命之后，农民团结于社会革命党的“土地与自由”旗帜之下，希望借此旗帜帮助来反对那些做了政府特派员的自由派地主。民粹派纲领与真实的克伦斯基政府之间的关系，正如幻想的皇帝诏书与真实的专制皇帝之间的关系一般。在社会革命党的纲领里面始终含有好多空想的东西：社会革命党人希望在小商品经济基础之上建立社会主义；但他们的纲领基础乃是民主革命的：没收地主土地。到了必须实行它的纲领时候，这个党却纠缠在一个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政府里面了。不仅地主坚决反对没收土地，立宪民主党银行家也反对没收土地。因为以地产作抵押品，银行共借出了四十万卢布。为了在立宪会议时候能与地主们和和气气商谈地价问题起见，社会革命党人便竭力不许农民去触犯土地。如此，他们就失去立足地了，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社会主义的空想性，而是因为他们的民主政纲的不彻底性。他们的乌托邦主义也许需要若干年来证验，但他们背叛民主的土地政纲这一事实只用几个月就暴露出来了：在社会革命党政府之下，农民只有走上暴动道路，才能实行社会革命党的政纲。7月，政府在农村采取压迫手段时候，农民赶紧跑去祈求那些社会革命党人保护。他们请求小本丢保护免受老彼拉多的打击[11]。城里布尔什维克派势力最衰弱那一个月，恰是农村社会革命党势力最扩张的时候。如常见的现象一样，尤其在革命时代，组织扩张至最大限度，恰与政治影响开始衰落同时。农民躲在社会革命党人背后以避免社会革命党政府的致命打击，于是渐渐对政府，对党，都不信任了。如此，社会革命党组织在农村扩张，遂成为这个无所不包的党的致命打击：在下层的从事反抗，但在上层的施行压迫。7月30日，在莫斯科，军事组织开会时，前线来的一个代表，一个社会革命党人，说：农民虽仍自认为是社会革命党人，但他们和党中间已经有了裂痕。士兵方面也证实了这个现象：受社会革命党人鼓动影响，农民还是仇视布尔什维克派的，但实际上他们是照布尔什维克派方式决定土地和政权问题。布尔什维克包伏志斯基，在伏尔加一带做工作，证明：那些最受人尊敬的社会革命党人，即那些参加过1905年运动的人，渐渐觉得被人推到旁边去了：“农民们称他们为‘老头子’，表面上很敬重他们，但实际上按自己意思来投票。”叫农民“按自己意思”来投票和行动的，乃是工人和士兵。工人对于农民的革命影响，是测算不出来的，那是连续不断的，分子一般的，无孔不入的影响，所以不能测算。工人和农民互相影响，比较容易拿如下事实来说明：很多工厂设在农业区域。但是最欧洲化的城市——彼得格勒——的工人，与老家所在的农村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夏天几个月渐渐增加的失业，以及资本家关闭工厂，迫使好几千工人回到农村。其中大多数变成了鼓动者和领袖。5月和6月，在彼得格勒，人们依照各省各县甚至各乡镇组织了工人同乡会。工人报纸之中特辟专栏登载同乡会消息，那里有故乡状况的报告，代表带回的训令，以及捐钱做宣传用等。暴动以前不久，这些同乡会还联合起来，设一个中央局，归布尔什维克派领导。同乡会运动不久就波及于莫斯科、脱威尔，多半还波及到其他许多工业城市。然而就直接影响农村来说，士兵还更重要些。只有在前线的人为条件之中，或在城市的兵营里面，青年农民才相当克服了他们的散漫生活，从而面对着全国性的问题。然而这里，他们的政治依赖地位仍然暴露出来。农民不断地受爱国派的和保守派的知识分子领导，以及后来之努力要脱离他们，都指望能在军队之中单独地团结起来，与其他社会团体分开。当局很不欢迎这种倾向，陆军部反对它，社会革命党讨厌它。农民代表苏维埃在军队里扎根尚浅。即使在最顺利的条件之下，农民也不能把他们的繁多的量转变为一种政治的质的！惟有在革命的大城市里，在工人直接影响之下，农民士兵的苏维埃才能展开重要的工作。譬如从1917年4月到1918年1月1日之间，彼得格勒农民苏维埃派了一千三百九十五个鼓动员，携带着特别委任书，到农村去；没有携带委任书的鼓动员也有同等数量。这些鼓动员共去六十五省地方。在喀琅施塔得，海陆士兵之中也组织了同乡会，学着工人的榜样；同乡会也派出代表，携带证明书，有“权利”免费乘火车和轮船。私家铁路接受证明书，不发怨言；冲突起于国有铁路上。然而这些正式派出去的代表，在农民沧海之中不过是几粒粟而已。那几十万几百万士兵，自动离开前线和后方卫戍军的，做的工作更大得多了；他们的耳朵里还响着群众大会演说时那些激烈的口号。那些在前线一声不响的，回到老家去便侃侃而谈。他们说话不会没有人热心听的。莫斯科一个布尔什维克穆拉洛夫说：“莫斯科周围农民，大大左倾。……莫斯科省内农村和镇市，充满了前线逃兵。城里尚未与农村断了联系的无产者也常下乡去探访农民。”据农民奥钦可夫说：加鲁卡省尚在睡梦之中的农村，“在六七两月中被那些为了种种缘故从前线回家来的士兵唤醒了。”尼齐高老特特派员报告道：“所有侵权事件与非法行为，与那些逃亡的或请假的士兵，或团委员会代表之出现于本省有关。”左洛托诺希次基县亲王夫人巴良丁斯该雅的产业总管，八月间控告土地委员会的不法行为，委员会主席是个喀琅施塔得水兵加特朗。布古尔明斯克县特派员报告：“请假回家的海陆士兵，进行一种鼓动，意图造成无政府状态和虐杀情绪。”“在姆格林斯克县，则洛哥希村，来了一个水兵，以自己的权威禁止森林木料输出为柴火及枕木之用。”即使不是士兵发动斗争的，也是士兵结束斗争的。在尼齐高老特县，农民捣乱一个女修道院，割掉了牧草，打破了篱笆，不让那些女修道士出去。院长不肯屈服，警察来捉拿农民去并惩罚他们。农民阿伯可夫写道：“事情拖延下去了，直至士兵到来。弟兄们立刻捉贼擒住了王”：修道院被清洗了。在毛奇略夫省，据农民波卜可夫说：“从前线回来的士兵，是委员会最初的领袖，领导驱逐地主这项工作。”从前线回来的人，带来了惯用步枪和刺刀来对付人的那种人的巨大决心。连士兵的老婆也从丈夫那里传染了这种斗争情绪。本沙省农民贝季雪夫说：“九月间士兵老婆发起了一个有力的运动，她们在会议上主张向地主进攻。”其他省份也有这种情况。在城市里，士兵的老婆也常常起酵母作用。依照凡门尼欠夫统计，士兵领导农民斗争的，三月间占全数1%，四月间占8%，九月间占13%，十月间则占17%。这些数字不能说精密可靠，但也已清楚地表明了总的趋向。社会革命党教员、书记和小官吏，渐渐失去领导权而让位于士兵了；士兵是不顾一切去做的。帕尔乌斯，以前有名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著作家，大战中发了财，但丧失了他的原则和他的洞察力；他拿俄国士兵来比中世纪的雇佣兵、强盗和暴徒。要信他的话，只有闭上眼睛不看以下事实：俄国士兵虽然无法无天，始终不过是历史上最大的土地革命的实行工具而已。运动尚未完全破坏法律以前，军队下乡保持着象征的性质。差不多只有哥萨克军队才可以实际用来讨伐农民。“四百名哥萨克兵开入塞独卜斯克县……这个手段有镇定人心的效力；农民宣布他们等待立宪会议裁决”，——这是10月11日自由派报纸《俄罗斯之声报》说的话。四百名哥萨克兵自然是一个有力的论据，有利于立宪会议！但全国没有那么多哥萨克兵，而且哥萨克兵也不可靠了。同时，政府却愈来愈不得不采取“坚决手段”了。革命最初四个月当中，凡门尼欠夫计算共有十七次武力讨伐农民事件；七、八两月里共有三十九件；九、十两月里则增加至一百零五件。以武力镇压农民运动，无异于是火上浇油。在大多数情形之下，士兵转到农民方面来。博独斯克省一个县特派员报告道：“军队组织，甚至个别队伍，在干涉着社会的和经济的问题，在强迫（？）农民去夺取地产，砍伐森林，有时在某些地方军队还自已参加劫掠，……地方军队拒绝参加镇压暴动……”如此，农村暴动打开军队的最后水闸了。在农民战争受工人领导的环境之下，军队绝不可能被人用来镇压城市的暴动。农民从工人和士兵第一次知道了一些新的事情，关于布尔什维克，——一些与社会革命党告诉他们的不同的事情。列宁的口号和他的名字，深入农村去。然而渐渐增加的控告布尔什维克派的案件，在好多情形之下，是杜撰的或夸张的。地主们希望以此更有把握得到救援。“在奥斯特洛夫斯基县，是完全的无政府状态，这是布尔什维克宣传的结果。”从乌芬省来了消息：“一个镇委员会委员，毕西里也夫宣传布尔什维克派政纲，并公开宣称地主应当吊死。”为了求得“保护，免遭抢劫，”诺甫高老特地主波朗尼克不忘添加几句话说：“执行委员会完全是布尔什维克派。”这话实际上是说，那些执行委员会都不袒护地主。沁比斯克省一个农民朱莫林说：“八月间，工人开始下乡来，替布尔什维克党做宣传，解释它的政纲。”塞别次县一个检察官，侦查一个从彼得格勒来的纱厂女工，塔祥娜·弥海洛瓦，二十六岁，“号召她那一村人起来推翻临时政府，并赞美列宁的策略。”在斯莫连斯克省，八月底，据农民可托夫说，“我们开始注意到列宁，开始听到列宁说的话……”然而在乡镇地方自治会议中，他们仍旧选举了大多数社会革命党人。布尔什维克党努力去同农民接近。9月10日，尼夫斯基要求彼得格勒委员会出版一种农民报纸：“我们必须安排，不要重蹈巴黎公社的覆辙，那时农民不了解巴黎，巴黎也不了解农民。”报纸《贫农报》不久就出版了。但虽如此，在农民中纯粹的党的工作，仍然是微不足道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力量，并不在于技术手段，并不在于机关，而是在于正确的政策。正如扬风传播种子一般，革命的旋风也传播列宁的思想。脱威尔省一个农民伏罗比也夫回忆道：“九月间，不仅前线士兵，连贫农也渐渐大胆起来，在会场上替布尔什维克派辩护……”这话，沁比斯克农民朱莫林也证实了：“在贫农以及若干中农中间，列宁的名字常挂在口头上；凡有谈话，都是说列宁。”诺甫高老特一个农民格黎哥里夫，说起镇里一个社会革命党人称布尔什维克派为“强盗”和“卖国贼”时候，农民如何咆哮起来：“打倒那只狗！用石头打死他！再不要告诉我们好听的鬼话了。土地在哪里呢？你们的话听厌了！我们要布尔什维克派！”这个故事，以及不少这类事情，也许是属于十月革命之后了。因为在农民脑中，事实记得很牢，但年代则不很可靠。士兵秦宁诺夫回到奥勒尔省他的故乡来，带来了一箱子布尔什维克宣传品，却不受他的村里人欢迎。他们说：恐怕是德国金子罢。但在十月，“乡镇支部共有七百个党员，好多枝来福枪，一有事情就出来拥护苏维埃政权。”布尔什维克弗拉舍夫说起，纯粹农业省份，伏龙尼士省，农民们如何“从社会革命党欺骗底下觉醒过来，开始关心我们的党。为了这个原故，我们有许多村镇支部，许多人订阅我们的报纸，我们的委员会的狭小会所拥挤着许多农民。”在斯莫连斯克省，据伊凡诺夫回忆说，“农村很少布尔什维克派，县里也不多。没有布尔什维克报纸。传单不常散发。……然而愈近十月，农村就愈加倾向于布尔什维克派了……”伊凡诺夫又说：“在那些县里，十月以前苏维埃中有布尔什维克派影响的，捣毁地主产业事件，或者没有发生过，或者规模很小。”然而并非处处都是这样的。譬如塔对希说：“布尔什维克派要求土地交给农民，这个口号非常迅速地被毛奇略夫县农民群众接受了去，农民们捣毁了地主的产业，有时放火烧了房子，夺取了牧草场和森林。”这两个人的陈述，本质上并没有冲突。布尔什维克派的一般鼓动，无疑培植了农村中的国内战争。但凡布尔什维克派立下稳固脚跟地方，他们自然图谋，在不减弱农民攻势限度内，调整其运动形式，并缩小破坏程度。土地问题不是孤立的。在战争最后阶段，农民特别受痛苦，无论以购买者资格或以出卖者资格。人家问他买麦子，依照官定的价格，而工业制品则一天比一天更买不起了。农村和城市经济关系问题，后来以“剪刀差”之名提出，成为苏维埃经济的中心问题，——此时已经现出吓人的面貌来了。布尔什维克派对农民说：苏维埃必须夺取政权，给你们土地，停止战争，恢复工业，工人监督生产，调整工业制品和农业产品的价格。这个对策，无论如何简略，却指出了道路。10月10日，托洛茨基在工厂委员会会议上说：“隔离我们和农民中间的那堵墙壁，便是阿夫克森齐耶夫派出去的那些苏维埃人员。我们必须打破这堵墙壁。我们必须向农民解释：须待工人能监督有组织的生产，工人才能以农具供给农民。”这个会议照此意思发了一篇告农民书。彼得格勒工人，那几日，在工厂里，设立特别委员会，搜集破铜烂铁给一个特别中心之用；这中心组织名为“工人送农民”。这些破铜烂铁是用来制造最简单的农具和器皿的。工人这种第一次有计划地闯入生产过程，规模还是微不足道的，而且鼓动目的超过于经济目的，但总归开启了一个前途，为了最近的将来。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看见布尔什维克派进入农村禁地，害怕了，图谋阻止这个新事业。但是衰朽的妥协派，在农村中的立足地既然崩陷之后，再也无力于城市方面同布尔什维克派竞争了。脱威尔省农民伏罗比也夫于事后写道：布尔什维克派鼓动的回声“如此唤起了贫农，使得我们可以断言：十月革命即使不发生于10月，也必然发生于11月的。”关于布尔什维克主义政治势力如此有声有色的形容，却与布尔什维克派组织薄弱之事实并不矛盾。革命只能在如此显然不相配称之中开辟了一条道路。顺便说一句，正是为了这个原故，革命运动才不能被驱入形式的民主政治框壳之内。要完成土地革命，无论在十月或在十一月，农民并没有其他道路，除了利用同一社会革命党的日渐破旧的组织。这党的左边分子，在农民暴动压迫之下，匆匆忙忙无系统地团结起来，跟着布尔什维克派走，且与布尔什维克派竞争。在以后几个月中，农民的政治变化主要是在社会革命党左派那面破旧的大旗之下进行的。这生命如蜉蝣般短暂的党，成为了不稳定的、模仿农村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形式，成为了一座临时桥梁，从农民战争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土地革命应该有其自己的地方机关。这种机关是什么样式呢？农村里有好多种组织形式：国家机关，如镇执行委员会，土地委员会和粮食委员会；社会机关，如苏维埃；纯粹政治机关，如政党；最后还有自治机关，如镇地方自治会议。农民苏维埃那时不过成立于省范围，部分则于县范围而已。很少有镇苏维埃存在。镇地方自治会议很慢地生下了根。另一方面，土地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虽然本来是国家机关，却变成了农民革命的工具；这事初看似乎是奇怪的。土地委员会总机关，由政府官吏、地主、教授、农学家、社会革命党政客和各种不同的农民组成，——根本上是土地革命的主要制动机。省委员会从来未曾停止其为政府政策的传达机关。县委员会则摇摆于农民和上司之间。乡镇委员会，因是农民选举的，又因在农村人眼前做事情之故，就成为土地运动的工具了。即使镇委员会的委员，一般属于社会革命党党籍，也仍是一样的。他们是同农民一路走，而非同贵族一路走。农民特别重视土地委员会的国家机关性质，认为是一种奉旨进行国内战争的机关。早在五月，萨兰斯克县一个警官就诉苦道：“农民说，他们只承认镇委员会，一切县委员会和城委员会据说都是替地主做工作的。”据尼齐高老特特派员说，“有些镇委员会图谋反对农民的专断行动，结果差不多都是失败的，且引起撤换委员会委员……”又据泼斯可夫一个农民邓尼索夫说，“委员会总是站在民众运动方面反对地主，因为农民和前线回来士兵，其中最革命的部分被选为委员。”县委员会，尤其省委员会，则是受官僚“知识分子”领导的，他们努力与地主保持和平关系。莫斯科农民尤可夫写道：“农民认为那是同一件衣服，不过把里翻做面罢了；那是同一个政权，不过换了名称。”顾尔斯克特派员报告道：“有一种倾向……要改选那些县委员会，因为它们总是执行着临时政府的命令。”然而农民要打进县委员会，是很难的：社会革命党人把持着村与镇的政治联系，如此农民不得不经过那个党而行动，这个党的主要使命就在于把旧衣服的里子翻到外面来。农民对于三月苏维埃之冷漠，初看是很令人惊异的，但事实上有深刻的原因。苏维埃并不是为某一特殊任务而设立的组织，如同土地委员会，而是一个普泛的革命机关。但在一般政治领域内，农民没有人领导，是一步也不能走的。唯一的问题乃在于从何处得到领导。省和县的农民苏维埃，本是合作社发起的，而且一大部分由合作社拿出经费来维持，因之不是农民革命的机关，而是保守分子监护农民的机关。农村的人容忍这种社会革命党右派的苏维埃站在他们头上，如同一个盾牌抵御着政府威权。但在家乡，在他们中间，则他们宁愿要土地委员会。为的阻止农村自限于“纯粹农民利益”圈子内起见，政府赶紧创办民主的地方自治会议。这件事已足够令农民当心起来了。常常必须强迫选举。本沙省特派员报告道：“常常发生了犯法之事，结果破坏了选举。”在明斯克省，农民逮捕了镇选举委员会主席，德鲁茨哥衣·柳别茨哥衣亲王，控告他在选举名单上作弊。农民是不容易同亲王一起来用民主手段解决他们间的宿世冲突的。布古尔明斯克县特派员报告道：“全县地方自治会议选举，没有完全依照常规进行。……选举者全体是农民。显然排斥了当地知识分子，尤其地主。”在这个形式之下，地方自治会议，与土地委员会，并无多大差别。明斯克省特派员诉苦道：“农民群众对于知识分子，尤其对于地主，采取仇视态度。”我们在9月23日毛奇略夫一个报纸上还可读到如下的话：“在农村做文化工作有相当危险，除非你能公开表示愿意支持立刻将所有土地给予农民，才没有危险。”人民之中各基本阶级间一到没有妥协或甚至交流之可能时候，民主机关便失去立足基础了。镇地方自治会议之夭殇，明白预示着立宪会议的失败。尼齐高老特特派员报告道：“当地农民愈来愈固执着一个观念，认为一切民法都已失效了，一切法律关系从今起都应当由农民组织来规定。”有些地方，镇委员会管辖了警察之后，便颁布地方法律，规定租额，调整工资，自己派人管理地产，拿取土地、谷物、干草、木料、森林、农具，没收地主军械，并实行搜查和逮捕。几百年来的声音，以及革命的新鲜经验，都告诉农民：土地问题乃是武力问题。土地革命需要一种农民专政机关。农民并不认识Dictatorship（专政）这个拉丁词，但知道他们要的是什么。地主、自由派特派员和妥协派政客所埋怨的那个“无政府状态”，事实上正是在农村中建立革命专政的第一个阶段。在各地方有创立特别的纯粹农民的土地革命机关之必要，这本是1905－1906年事变时列宁所主张的。他在斯德哥尔摩开的党大会上演说道：“农民革命委员会，乃是农民运动能走的唯一的道路。”农民并没有读列宁的著作，但列宁晓得的如何读出农民的心。农村改变了对苏维埃的态度，仅仅在秋天，当苏维埃自己改变了政策时候。布尔什维克派苏维埃和社会革命党左派苏维埃，在县城的或省城的，现在再不阻拦农民了，反而推动农民前进。起初几个月，如果农村把妥协派苏维埃看作一种合法的掩护物，只为的要去同它冲突；那么现在农村就开始视革命的苏维埃为真实领袖了。萨拉托夫省农民在九月间写道：“全俄国政权应当归于……工农兵代表苏维埃。这是更稳当的。”仅仅到了秋天，农民才开始将他们的土地政纲和苏维埃政权口号联结起来。但这里，他们也还不知道，这些苏维埃应当由谁领导的，并怎样领导的。土地纠纷在俄国有其伟大的传统，有其简单而明了的政纲，有其各地方的烈士和英雄。1905年的大经验，并非不留痕迹于农村而空过的。此外我们还须说起支配几百万富农的宗教派别思想的工作。一个深通内情的作家写道：“我认识好多农民，他们接受……十月革命，认为这是他们的宗教希望之直接的实现。”历史上所知的一切农民暴动之中，1917年俄国农民运动，无疑，是最受政治思想所培植的。然而农民仍旧不能创立一个独立的领导，并将政权抓在自己手里，——这个事实的原因乃是含在一个孤立而陈腐的小经济本性之中的：农民的经济地位耗损了农民的一切精力，却不补偿给农民以推广和概括的能力。农民政治自由，事实上就是农民在各种城市党派之间的选择自由。但这种选择也还不是先天造就的。农民以其暴动推动布尔什维克派走上政权。但直至取得政权以后，布尔什维克派才能将农民土地革命转变为工人国家的法律，以此争取到了农民。一群研究者，在雅可弗列夫指导下，做了非常有价值的分类工作，排比了那些足以表明从二月到十月土地运动发展的材料。以每个月无组织的行动定为100，则四月间有组织的冲突为33，六月间为86，七月间为120。七月是社会革命党在农村组织最繁盛的时候。在八月，则与一百件无组织的冲突相比，只有六十二件有组织的；在十月，则更少，只有十四件有组织的。从这些虽不能绝对可靠却非常富于教训意义的统计之中，雅可弗列夫竟做出了一个完全出人意外的结论。他说：“八月以前运动是一天比一天更有组织的；以后则相反，一天比一天更带着‘自发的’性质。”其他的研究者，凡门尼欠夫，也得到同样的结论：“十月前浪潮中，有组织的运动百分比之减少，证明了这几个月运动是自发的。”“自发的”倘若是拿来同“自觉的”对比，如同盲目对比于明目——而这是唯一有科学意义的对比——那么我们必须推论：农民运动的自觉性是一天比一天增加，以至于八月，然后很迅速地减少下去，直到十月暴动时候完全消灭了。但我们那些研究者显然不愿这样说。稍微思索一下问题，就不难懂得，譬如说：农民选举立宪会议时，无论表面上带着如何“有组织的”性质，实际上比农民“无组织地”反对地主运动，更多无数倍含有“自发”意义，即是更无思想的，更愚蠢的，更盲目的；至于反对地主时候，则每个农民都明白知道要的是什么。在秋天风潮里，农民并未曾抛弃自觉行动，而走上自发行动；他们不过抛弃妥协派领导而走上国内战争罢了。有组织性之减少，实际是一种表面现象：妥协派组织崩溃了，便留下来的绝不是一个空位。农民在最革命的分子：海陆士兵和工人直接领导之下，走上新的道路。要实行坚决的行动时，农民往往召集群众大会，甚至设法使通过的决议案能得全村居民个个签字。第三个研究者雪士塔可夫写道：“农民运动到了秋天带着破坏形式；此时最常出现于舞台的，是旧式的‘农民大会’，……农民以此大会分配没收来的财产，经过此大会同地主、管家、县特派员和各式镇压者，进行谈判。”镇土地委员会领导农民至于国内战争，此时为什么从舞台上消灭了呢？这个问题在那些文件之中得不到直接回答。但这个问题自己可以解释的。革命很容易用破了它的机关和工具。土地委员会本是指导半和平的活动，到了直接进攻时候就很少用处了。这一般的原因之外还加上一些同样重要的特殊原因。走上了与地主公开战争道路时，农民很明白，若是失败，将有什么命运等待他们。若干土地委员会，尚未失败，就被克伦斯基捕去关在牢里了。分散责任，成为策略上的需要。于是为此事情最便利的形式就是“公社”了。农民中间习惯上的互相猜忌，无疑也促成这个方向。现在是直接夺取和分配地主财产问题；每个人都要自己参加，不肯委托他人代表自己的权利。如此，斗争紧张到极度，就使得代表机关暂时销声匿迹，而让位于“农民大会”和公社决议的那种原始农民民主制了。上面，关于农民运动性质的那种谬误见解，出于布尔什维克派研究家之笔，似乎是特别令人惊异的。但我们切勿忘记，那些乃是“新型”的布尔什维克派。思想的官僚化，必然使人过重估量那些由上头赋予农民的组织形式，同时又过轻估量那些由农民自己采取的组织形式。受过教育的官僚，跟在自由派教授背后，用行政管理观点来观察社会过程。雅可弗列夫，后来以农业人民委员地位，也曾用同样简单的官僚态度对付农民，但规模更大得多，也处于更负责地位：那就是实行“全部集体化”。理论的肤浅，到了大规模实际行动时候，要给你以残酷报复的！但我们现在说的，还是全部集体化错误之前十三年的事情。那时只有没收地主财产问题。十三万四千个地主，尚在为了他们的八千万俄亩土地而发抖。最受恐吓的是高高在上的人的地位：老俄罗斯三万个贵族，一共有七千万俄亩土地，平均每人二千俄亩以上。一个贵族波波里金写信给御前大臣罗将柯说：“我是地主，我的头脑无论如何想不通：人家会来夺取我的土地，而且为了一个最不能叫人相信的目的：替社会主义学说做试验品。”但完成统治阶级头脑所想不通的那些事情正是革命的任务呀。然而比较有远见的地主却不能不明白：他们无法保持他们的产业。他们再不去设法保持了。他们说，土地愈早被人拿去，就愈好些。立宪会议，在他们看来，首先是一个大算账机关，那时国家不仅要赔偿他们的土地，而且要赔偿他们的焦虑。有地产的农民也从左方赞助这派地主的政纲。消灭寄生的贵族，他们并非不欢迎，但他们害怕破坏了土地私产制观念。他们在大会上宣布说：国家有足够的钱，赔偿地主一百二十亿卢布损失。他们以“农民”资格希望能够照优惠条件使用那些贵族的地产，一旦民众付出钱赔偿了这些地产之后。地主们明白，这笔赔偿数目是一个政治的量，须由算账时势力关系来决定的。八月底以前，仍有希望，立宪会议由科尔尼洛夫来召集，将遵照罗将柯和米留可夫之间一条折衷的土地改良道路。科尔尼洛夫之失败，不异于表示有财产的阶级已经输了。九、十两月间，有产阶级等待着事情了结，犹如无可救药的病人等待着死。秋天对于农民正是做政治活动时候：五谷已经收成了，幻想已经打破了，忍耐力已经竭尽了。正是解决事情的时候！运动现在泛滥起来了，泛滥于所有的省份，冲去地方的特色，卷入农村的一切阶层，排除所有关于法律的顾虑，变为进攻的，凶狠的，狂暴的，咆哮的，武装着铁和火，手枪和炸弹，拆毁了和焚烧了地主邸宅，驱逐了地主，扫清了地方，有时还以血染之。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人所歌颂的贵族窠巢，消毁了。旧俄罗斯在烟雾之中消逝了。自由派报纸充满了悲伤和哭泣，关于英国式花园，农奴图画，祖传书籍，帕台农神庙，名马，古代的雕刻，良种牛等等之毁灭。资产阶级历史家，图谋把农民摧毁地主“文化”的行为，归罪于布尔什维克派。事实上，俄国农民不过完成一件长期事业罢了，这事业在布尔什维克派未出现于世界以前好多世纪以前就开始了。农民以他们所能使用的唯一手段来履行他们的进步的历史使命：他们用着革命的蛮性来扫除中世纪的蛮性。此外，无论他们自己，或他们的父亲，或他们的祖父，或他们的曾祖父……都未曾受人家宽容和善待！法兰西农民解放以前四个半世纪，封建地主镇压了“扎克雷（农民）暴动”[12]之后，一位虔诚的修道士在他的编年史上写道：“人们如此陷害了国家，无须乎英国人来毁灭；英国人做不出法国贵族所做之事。”惟有后来1871年5月，资产阶级的残暴才能超过那时的法国贵族。俄国农民感谢工人的领导，俄国工人感谢农民的帮助，才得避免从那些文化和人道的保护者领受这个双重性的教训。全俄国基本阶级间的关系，也复演于农村。工人和士兵，违反了资产阶级计划，而与帝制作战；同样，贫农也不顾富农的警告，仍然最勇敢地起来反对地主。妥协派相信，革命必须得到米留可夫承认之后才能立定脚跟；同样，中农也向右看看，又向左看看，以为须有富农签字，夺取之事才算合法的。最后，资产阶级虽然仇视革命，仍不迟疑占据政权；同样，富农反对攻击地主之后，却不拒绝享用攻击得来的果实。政权并不长久留在资产阶级手里，地主财产也不长久留在富农手里：这也是出于同一类的原因。民主土地革命，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其力量表现于如下事实，即此革命一时间克制了农村的阶级矛盾：雇工帮助富农去攻击地主。俄国历史的十七世纪，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压在二十世纪肩上，使之不胜重量俯伏至地。这个过迟的资产阶级革命之弱点，也表现于如下事实，即农民战争并未催促资产阶级革命家前进，反使他们决然后退到反动营垒去。昨日的苦役刑囚徒策列铁里竟去保护地主的产业以反对无政府！农民革命如此被资产阶级抛弃了，便与产业工人阶级携手并进。在这条道路上，二十世纪不仅挣脱了压在它肩上的那些过去世纪，而且爬到那些世纪的肩上去，代表新的历史高度。为使农民能扫清和保卫他们的土地起见，工人必须站在国家头上：这便是十月革命的最简单的公式。[1]“资产阶级”一词来源于法语bourgeois，指封建时代的市民阶级。——辛达注[2]原文如此。实际上，1789年7月9日，国民议会已经自行更名为“国民制宪议会”（Assembléenationaleconstituante）。——辛达注[3]译者按：1789年8月4日夜间，法国国民会议议决取消封建特权。【即八月法令——辛达注。】[4]八月法令主要内容是：1，取消什一税，但必须用钱赎买，在赎买之前，必须继续交纳。2，取消农民的封建义务，但是封建义务中的主要部分——封建地租——必须由农民出钱赎买：拿出相当于每年地租的30倍的钱。只有次要的封建义务，亦即与人身依附有关的义务及苛捐杂税无需出钱赎买。而且还规定许多苛刻的条件，如同一领地上的农民在赎买封建义务时，对于向地主缴钱有联带的责任，换言之，只有大家一致付清代价后，封建地租才能取消；而且，假若领主反对，也不能赎买。这些规定使得赎回封建义务实际上成为不可能的。—C.R[5]<>内文字是托洛茨基加的。——辛达注[6]当时法国的政府军队。——辛达注[7]Nicolas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佛罗伦萨人，近代第一个政论家，以物质利益出发去实行政治和著作历史。著有《君主论》和《佛罗伦萨史》。——译者。[8]大俄罗斯（Великороссия）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指沙俄欧俄部分中人口多数为俄罗斯人的地区。——辛达注。[9]译者按，有一部分农民根据斯托雷平1906年11月9日的法律，脱离了公社，而经营私有的土地，遂有“脱离者”的称呼。[10]这段话的意思代表了小土地所有者和富农、中农的一种倾向：可以允许革命剥夺大地主的土地，要分给工人就分好了（吐血的意思，我觉得是指当时大量工人在工厂区得肺病的现象，到农村去可减少肺结核的机会）。当然按这种主张，小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不能剥夺。－L.X[11]译者按，耶酥钉十字架时，在犹太的罗马巡抚是本丢·彼拉多（PontiusPilate），本丢是他的名，彼拉多是他的姓，二者是一个人，此处借喻政府和农村的社会革命党人，同属于一个党。[12]暴动发生于1358年法国北部，时值英法百年战争。扎克雷（Jacquerie），乡下佬的意思，是法国贵族对农民的蔑称。－C.R<<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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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最后一个合作政府<<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上）>>第十四章最后一个合作政府忠实于其传统，即经不起一个严重打击，临时政府又于8月26日夜间瓦解了，如我们上面说的。立宪民主党人退出政府，以便利科尔尼洛夫。社会主义者退出政府，以便利克伦斯基。如此开始了一个新的政府危机。首先提出了克伦斯基自身问题。政府首脑变成阴谋的一个共犯者。人家如此气愤他，提到他的名字，连妥协派领袖有时也要借用布尔什维克派的词汇了。欠尔诺夫，不久之前才从那全速率开驶的内阁火车中跳出来，在他的党的中央机关报上写文章，关于“那个混沌，在其中，你不能分别出哪里是科尔尼洛夫终点和哪里是费洛宁科、萨文可夫的起点，哪里是萨文可夫终点和哪里是本色的临时政府起点。”这个暗示是很明白的。所谓“本色的临时政府”者，——自然就是克伦斯基，他与欠尔诺夫同属于一个党。但虽然拿激烈的话来抚慰他们的感情，妥协派仍决定没有克伦斯基，他们便行不通。他们不许克伦斯基赦免科尔尼洛夫，但自己赶紧赦免了克伦斯基。为报酬起见，克伦斯基答应在俄国政府形式问题上让步。昨天人家才坚持惟有立宪会议能够决定这个问题，如今法律手续上的困难忽然消失了。在政府宣言上，科尔尼洛夫之免职，是拿“救祖国，救自由，救共和”之需要来解释的。这个纯粹口头的而且已经过时的对左派让步，自然丝毫不能增加政府的威权，——尤其因为科尔尼洛夫自己也曾宣布是个共和派。8月30日克伦斯基不得不将萨文可夫免职：几天之后萨文可夫又被那个无所不包的社会革命党开除了。但是一个在政治上与萨文可夫同等的人物，帕钦斯基，立刻被任为总督了；他一上任就封闭布尔什维克派报纸。执行委员会提出抗议。《新闻报》称这事为“粗笨的挑唆”。再过三日，帕钦斯基又不得不被免职。克伦斯基并不想改变他的总政策，这一点可以由此事实证明的，即早在31日他就组成了新政府，有立宪民主党人参加。此事连社会革命党人也不肯答应的，他们以召回自己的代表来恐吓。那是策列铁里，他替政权开了一张新药方“保存合作观念，但排除那些拖累政府的分子。”史高倍列夫附和说：“合作观念加强了，但政府中不能有位置留与哥尼洛同谋的党派。”克伦斯基不同意这个限制；克伦斯基在他的立场上是对的。与资产阶级合作，同时又排斥占支配地位的资产阶级政党，——那显然是不合理的。这一点，加米涅夫曾于某次两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指出来，他以特有的教训口气，从最近诸事变推出了结论“你们叫我们走上一条更危险的道路，与那些不负责任的人群合作。但是你们忘记了，过去几日不祥的事变所结成的和巩固的那个合作，——革命的无产阶级、农民和革命的军队之间的合作。”加米涅夫又提起了5月26日托洛茨基替喀琅施塔得水兵辩护反对策列铁里的控告时说的几句话“反革命的将军要拿绳圈套住革命的颈项时候，立宪民主党人将拿肥皂来涂抹绳子，喀琅施塔得水兵则将起来同我们一道战斗，一道死”。这话提得正对。对于什么“民主团结”，什么“诚实合作”等议论，加米涅夫回答道：“民主力量能不能团结，要看你们肯不肯与维包格区合作，……任何其他的合作都是不诚实的。”加米涅夫的演说无疑造成了深刻的印象：苏汉诺夫记道“加米涅夫说得很聪明而机警。”但这演说除了造成一个印象以外别无结果。两方面的路线都是预先定好了的。一开始，妥协派和立宪民主党的决裂就仅仅是装模作样的。拥护科尔尼洛夫的自由派自己本来明白必须韬晦几日。因此幕后决定了——显然取得立宪民主党同意——成立一个政府，超出于全国一切真实势力之上至于如此程度，使人无疑明白了它的临时性质。除了克伦斯基以外，五人执政局含有：外交部长德列钦可，他已经成了不可替代的人物了，为了他和协约国外交家的联络；莫斯科军区司令凡尔霍夫斯基，为此原故，他由上校急升为将军；海军上将凡德勒夫斯基，为此原故，他急忙从牢内放出来；最后，可疑的孟什维克尼基丁，他的党不久就通知他开除党籍了。借了他人之手打败科尔尼洛夫以后，克伦斯基似乎只关心一件事，即如何去实行科尔尼洛夫的政纲。科尔尼洛夫要把总司令权力和政府首脑权力合而为一，克伦斯基成就了。科尔尼洛夫要以五人执政局来遮饰个人独裁，克伦斯基实现了。资产阶级要求欠尔诺夫辞职，克伦斯基就把他赶出冬宫。阿列克谢耶夫，立宪民主党的英雄，而且举他为候补内阁总理，——克伦斯基则任命他为总司令部总参谋长，即是全军的事实的领袖。在他的告海陆军命令中，克伦斯基要求军队之中停止政治斗争，即恢复原初状态。列宁在他的躲藏所，以他特有的异乎寻常的简单论断，叙述上层分子中这个状况道：“克伦斯基是一个科尔尼洛夫派，偶然同科尔尼洛夫反目，但仍旧与其他的科尔尼洛夫派亲密结合的。”这中间只有一点缺陷：反革命失败得太甚了，使克伦斯基的个人计划不好实行。执政局赶紧从狱中放出以前的陆军部长古契柯夫，他是因教唆阴谋嫌疑被捕的。一般说来，司法机关并未曾动手惩罚立宪民主党教唆犯。在此情形之下愈来愈加困难把布尔什维克派锁禁在牢里了。政府想出了一个办法：不用撤消控告，准许布尔什维克派保释出狱。彼得格勒总工会负起了“替革命的无产阶级领袖做保人的光荣”，9月4日，托洛茨基便以区区三千卢布保金放出了，——这笔款根本上也是虚构的。邓尼金将军，在他的《俄国纷乱史》中以动情的笔调写道：“9月1日，科尔尼洛夫将军被捕了；9月4日，勃朗施坦（托洛茨基本名）被同一临时政府释放出狱。这两个日子，俄国人应当牢记的。”布尔什维克派之保释还继续了几日。从狱中释出的人绝不浪费时间。群众等待他们，召唤他们。党需要人才哩。托洛茨基出狱那天，克伦斯基发布一个命令，承认那些委员会“大有功于政府”，但要它们以后停止活动。连《新闻报》也不得不说颁布这命令的人“颇不识时务”哩。彼得格勒各区苏维埃联合会议，通过一个决议案，“不解散那些革命的斗争组织”。下层来的压力如此之大，使得妥协派的“革命军事委员会”议决不服从克伦斯基的命令，而且号召各地分会“为了局势依旧严重之故，仍拿以前毅力和坚忍出来工作。”克伦斯基吞声忍受了：他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了。执政局这个全能的首脑，每走一步都得看到：局势已经改变了，反抗的精神已经长大了，必须改变一点政策，——至少口头上改变。9月7日，凡尔霍夫斯基在报上宣布说：“科尔尼洛夫叛乱以前准备下的复兴军队纲领，暂时必须搁置起来”，因为在现时军队心理状况之下，“这个纲领若实行起来只有更加涣散了军心”。为表明一个新时代的开始，陆军部长就到了执行委员会来。他声明：大家尽管放心，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就要走了，一切与科尔尼洛夫叛乱有关的人也都要跟着他走了。他接着说：健全的原则必须注入军队之中，但非借助于鞭子和机关枪，而要依靠宣传权利，正义和严肃的纪律的思想。这话听来，好像是在初春时革命那几日说的。但此时是九月，秋天已经来到了。几天之后阿列克谢耶夫果真免了职，接他任的是杜霍宁将军。这位将军的本领就在于没有人知道他。为此让步之交换条件，海陆军部长要求执行委员会立即帮助：军官们头顶上悬着达摩克利斯之剑[1]；最糟的是波罗的海舰队：你们必须叫海军士兵安静下来。长期辩论之后，仍旧同往常一样，决定派一个代表团到舰队那里去。妥协派并且坚持这代表团须有布尔什维克派参加，首先须有托洛茨基参加。他们说，惟有这个条件，代表团才能做出成绩来。托洛茨基声明：“我们坚决拒绝策列铁里主张的那种与政府合作的形式。……政府实行一种彻底错误的政策，违反民众利益，并不受民众监督。但到了这个政策走进断头巷或闯出大祸时候，人家又叫革命的组织来做苦工，去补救那些不可避免的后果了。……这个代表团的任务之一，如你们提出的，就是在卫戍军中搜索‘不良分子’即奸细和侦探。……你们忘记了么，我自己就是受第108条刑法控告的……在反对民众自由处决时候，我们有我们的办法。……不是与检察官和反间谍携手的，而是用说服、组织和教育手段，——那是一个革命党的方法。”召集“民主会议”，是在科尔尼洛夫叛乱那几天中决定的。会议的目的是再来一次显示民主势力，引起左右两方敌人尊敬，而且——这并非不重要的——约束那个太急躁的克伦斯基。妥协派认真的图谋使政府服从一种临时的代议机关，直至立宪会议召集为止。资产阶级事先就采取敌视态度，认为这个会议是民主派图谋巩固他们战胜科尔尼洛夫后占据的地位。米留可夫在他的《历史》中写道：“策列铁里这个把戏，本质上是完全屈服于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计划。”恰恰相反，策列铁里的把戏正是意图主要麻痹布尔什维克派争取苏维埃政权的斗争的。民主会议对抗苏维埃大会。妥协派要为自己创立一个新基础，图谋以人为手段结合各种组织来窒死苏维埃。民主派凭自己的意志分配投票权，唯一的关心就是保证自己能得一个无疑的多数。上层团体所得代表名额，比下层团体多得多。自治机关，连那未曾民主化的地方自治会议在内，大大超过了苏维埃。合作社人员扮演着操纵命运的角色。此时以前，合作社人员在政治上毫无位置，第一次被推上政治舞台的是在莫斯科国政会议那几天中，从此时起他们就以二千万社员代表资格出来说话了，——或者简单说，他们是以俄罗斯全国人民半数代表者资格出来说话。合作社的根，经过农村的上层分子，而伸入农村之中：这些上层分子赞成一种“公正的”没收地主土地，但附了一个条件，即他们自己的财产，时常很可观的财产，不仅能得保护，而且能够增加。合作社诸领袖是从自由的民粹派知识分子出身的，部分地也是从自由派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出身的，他们构成一个自然的桥梁，联合立宪民主党和妥协派。合作社人员对于布尔什维克派采取仇恨态度，正如富农对于不服从的雇工一般。他们揭开了中立面具之后，妥协派急忙抓住他们，为的加强自己力量，以反对布尔什维克派。列宁拼命攻击民主厨房那些厨子：“十个顽固的士兵或落后工厂工人，比一百个这些冒充的……代表，要更值价一千倍。”托洛茨基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中也说：这些合作社办事人之不能表示农民的政治愿望，正如医生不能表示病人的政治愿望，邮递员不能表示寄信人或收信人的政治愿望一般。“合作社人员可以做好的组织者，商人，账房先生，但农民为了保卫自己的阶级利益是信任苏维埃的，同工人一样。”这并不能阻止合作社人员取得150个坐席，而且同未改造的地方自治会议和种种其他傀儡团体一起，完全紊乱了群众的代表制度。彼得格勒苏维埃，将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名字列入于派赴民主会议的代表名单中。政府发布一个命令，在会场门口逮捕这二个代表，但不在会场之内逮捕他们。这显然是妥协派和克伦斯基两方面约好的。但这件事情不过是苏维埃方面一种政治示威而已：无论列宁或季诺维也夫都无到会之意。列宁认为布尔什维克派在这会议中简直没有事情可做的。民主会议开会于9月14日，恰在国政会议之后一个月，会场借用亚历山大戏院。共收得代表证明书1775份。开幕时出席的约1200人。布尔什维克派自然占少数：但无论选举方法如何狡狯，布尔什维克派代表终于形成很大的一群，在某些问题上甚至集合了三分之一代表在自己周围。一个强硬的政府出席于这样一种“私的”会议，是合宜的么？这个问题使得冬宫取决不下，也使得亚历山大戏院激昂兴奋。最后，政府首脑决定现身于民主派面前了。希里亚泼尼高夫描写克伦斯基出台时情形说“他得到拍掌欢迎，便走到主席团来，同坐在那里的人握手。我们（布尔什维克派）的坐位相互间距离不远，轮到我们同他握手时，我们互相望了一下，决定不伸出我们的手。演戏的姿势越过桌子来，——我不理那双献给我的手，克伦斯基伸着手，没有碰到我们的手，就沿桌走过去了！”这位政府首脑，到科尔尼洛夫派面前，也得到同样的待遇。除了布尔什维克派和科尔尼洛夫派之外，现在已经无其他的真实力量了。克伦斯基为整个局势所迫，不得不解释他在阴谋中起什么作用：这次他又太依赖他的临机应变才能了。他不经意地说：“我们知道我们要的什么。他们未去找科尔尼洛夫以前，先来找过我，提议我来实行那个路线。”左边叫喊：“谁找你？谁提议？”给自己话的回声吓坏了，克伦斯基于是退缩起来。但阴谋的政治内幕已经泄露出来了，连最天真的人也知道了。乌克兰妥协派博尔希回去后报告在基辅的乌克兰民族议会说：“克伦斯基并未曾成功来证明他没有参加科尔尼洛夫暴动。”但这位政府首脑在演说中又给了自己一个打击，同样严重的。回答着“在危险时候大家都要走上前来，并解释自己的行为”，这几句人人讨厌的话之时，有个人喊道：“那么死刑呢？”克伦斯基于是失去了均衡，大叫起来，完全出于每个人意料之外，也许出于他自己意料之外：“等一等罢。如果我，总司令，曾签了字，枪毙了一个人，那你们尽管咒骂我好了。”一个士兵走到主席台边上来，直对他喊道：“你是国家祸患！”这还了得！他，克伦斯基，原想忘记了他占据的高位，而以一个同等的资格同到会代表讨论问题的。“但此地大家都不了解这个人。”所以他要拿权威的话来说了：“无论何人，凡敢……”可惜，这话，人家在莫斯科已经听过了；而且科尔尼洛夫还是敢……托洛茨基演说时问道：“死刑如果是必要的，他，克伦斯基，如何敢说他将不使用死刑呢？如果他认为可以允许民主派不去使用死刑，那么……恢复死刑这件事就成了轻率的行为，而且走入了犯罪的界线。”整个会场都同意这话，——有些人不响，有些人咆哮着表示同意。“以此自白，克伦斯基严重败坏自己的威望以及临时政府的威望了，”——他的同僚和崇拜者司法部次长德米扬诺夫说。没有一个部长能够报告：政府除了解决自己如何生存问题外还做了些什么事情。经济措施么？没有一个人说得出来。和平政策么？“我不知道，临时政府在这方面是否做了点事情。我没有看见。”——前任司法部长札鲁疑说，他比别人更坦白一点。札鲁疑很狼狈地诉苦说：“全部权力都落到一个人手里了”，部长的来去惟他所欲。策列铁里不谨慎地提起了这个话题：“民主派应当自责的，倘若上头，他们的代表人昏头昏脑了。”但正是策列铁里最完全代表了民主派所有那些特性，使得政府之中发生了拿破仑主义倾向。托洛茨基反驳说：“克伦斯基为什么能占据他现在占据的位置呢？由于民主派懦弱和犹豫，克伦斯基才落得这个位置。……我未曾听到一个演说家，在这里出来替执政局或其首脑辩护……”会场爆发一阵抗议声之后，托洛茨基接着说：“我很抱歉说出，会场这种强烈表示，其所代表的观点并未曾在这演说台上明白发挥出来。没有一个人曾上这里来，告诉我们：‘你们为什么议论合作政府的过去呢？你们又为什么操心它的未来呢？我们现在有克伦斯基，那就够了……’”。但是布尔什维克派之提出问题，自然而然的把策列铁里和札鲁疑联合起来，又把二者和克伦斯基联合起来。关于这点，米留可夫说得很对：札鲁疑可以埋怨克伦斯基专横，策列铁里可以暗示政府领袖昏头昏脑，——“那不过是几句话而已”——可是当托洛茨基说会场中没有人出来公然替克伦斯基辩护时候，“会场立刻觉得这话是一个共同敌人说的了。”那些代表政权的人，说起了政权，好像说着一件负担和一个灾祸一般。为政权而斗争么？贝显洪诺夫部长教训代表们说：“政权现在成了人人避之惟恐不及的东西。”这话是真的么？科尔尼洛夫并未曾避之惟恐不及的。但这个十分新鲜的教训已经半被遗忘了。策列铁里猛烈攻击布尔什维克派，因为他们自己不拿取政权，而推动苏维埃去拿政权。其他的人也接受了策列铁里的思想。是的，布尔什维克派应当拿取政权的！——主席团坐在长桌旁边喃喃自语。阿夫克森齐耶夫转过脸来向他身旁坐着的希里亚泼尼高夫说道：“把政权拿去罢，群众要跟你们走的。”希里亚泼尼高夫以同样口气回答他的邻座，提议先把政权交到主席台上来。台上演说和幕后谈话，这个半玩笑的邀请布尔什维克派拿取政权，一半是嘲谑，一半是试探。那些人现在抓住彼得格勒，莫斯科以及好多外省的苏维埃了，他们下一步打算做什么呢？他们果真敢夺取政权么？这是难以相信的。策列铁里的挑衅式演说以前二天，《言语报》曾宣言，若要排除布尔什维克主义至好多年之久，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国家命运交付于布尔什维克派领袖。“但那些可怜的时下英雄，自己也不愿夺取全部政权的，……实际上，无论从什么观点看，他们的地位都不值得重视。”这个骄傲的结论，至少可以说是太仓促做成的了。布尔什维克派的一件大本领，——直至现在，我觉得，人家尚未恰切估计到，——就是在于他们非常深知他们的敌人，完全看透了他们。这是唯物的方法，列宁式的清楚和简单，以及决心奋斗到底的人的警觉——帮助了他们。他方面，自由派和妥协派则凭着自己需要和临时要求来想像布尔什维克派。他们不能不如此。这些完全没有前途的党派，永远不能够正视现实，正如一个没有希望的病人不敢正视他的病一般。然而妥协派虽不信布尔什维克派能暴动，却仍害怕布尔什维克派的暴动。这个害怕心理，克伦斯基表现得最明显。他在演说中忽然叫喊道：“你们不要想错了。你们不要以为布尔什维克派打击我时候，民主派势力不会来赞助我。你们不要以为我是悬挂在空中。记得罢，倘若你们进行什么事情，铁路就要停驶的，邮电也传递不通……”会场上一部分人拍掌，一部分人保持一种不很惬意的沉默。布尔什维克派则轰然大笑。须得声明它不是悬挂在空中，——这样的独裁未免太可怜了。布尔什维克派在他们的宣言中，回答了那种开玩笑的邀请，那种怯懦的控告，那种笨拙的威吓，说道“我们的党为政权而斗争，为的是实现我们的政纲，我们始终不愿违反全国劳动群众大多数人有组织的意志去夺取政权。”这话意思想说：我们要以苏维埃多数党资格去取得政权。“所谓劳动阶级有组织的意志”者即指未来的苏维埃大会而言。宣言又说“此次会议的决定和提议之中……惟有能得全俄国苏维埃大会核准的，才有实行的希望……”托洛茨基朗读布尔什维克宣言时候，提到必须立刻武装工人，就惹起了大多数席上顽强的叫喊“为什么？”“做什么用？”叫喊之中仍含有那种惊惶和挑衅意味。做什么用呢？托洛茨基回答说：“为的造成一个真正的堡垒以抵抗反革命。”但不仅为此，“我以我们的党名义，拥护我们的党的无产阶级群众名义，告诉你们：武装的工人……将以俄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英勇，保卫革命之国以抵抗帝国主义军队。……”这个诺言清楚的划分全会场为两派，——策列铁里则称之为一句空话。后来，红军的历史驳斥了他。妥协派领袖拒绝与立宪民主党人合作，那个热烈时期现在早已过去了：没有立宪民主党人，合作政府证明是不可能的。实在我们自己不要拿政权！“2月27日，我们就可以取得政权了，但……我们使用所有我们的影响去帮助资产阶级分子从迷惘之中醒悟过来……而走上政权。”这是史高倍列夫的理论。可是科尔尼洛夫派从迷惘中醒悟过来时候，这些老爷又为什么阻止他们取得政权呢？策列铁里解释说：一个纯粹的资产阶级政府还是不可能的：那将惹起国内战争。必须打败科尔尼洛夫，为的使他不会以他的冒险来阻止资产阶级一步步走上政权。“现在革命的民主派已经胜利了时候，正是进行合作的特别顺利的机会了。”合作社的政治哲学，由其领袖柏坚涵提出来：“无论我愿不愿意，资产阶级是政权所归的阶级。”老革命家，民粹派弥诺尔，要会场一致决定拥护合作。否则：“我们欺骗自己是没有用的。否则我们将屠杀——”“屠杀谁呢？”——左派方面喊道。“我们将互相屠杀，”弥诺尔于不祥的寂静之中做了结论。但事实上，所以有合作政府必要的，照立宪民主党人之意，乃是为的打击布尔什维克派的“无政府流氓”。“合作观念的真谛正在这里”，如米留可夫十分坦白解释的。弥诺尔希望合作可以避免妥协派和布尔什维克派之间互相屠杀；米留可夫则相反，他坚定希望着，合作可以团结妥协派和立宪民主党的势力来屠杀布尔什维克派。正当讨论合作问题时候，梁赞诺夫宣读8月29日《言语报》上一篇社论，——付印时候，米留可夫临时把这篇社论撤消了，那日报纸留下一方空白。这社论说：“是的，我们不害怕说出，科尔尼洛夫将军追求的那些目的乃是我们认为救国所必需的。”这个宣读轰动了会场。左方有人叫喊道：“哦，他们如此救国！”但立宪民主党找到了辩护人：毕竟这篇社论没有印出来！而且并非所有的立宪民主党人都拥护科尔尼洛夫，我们必须晓得分别：哪是罪人，哪是圣者。托洛茨基回答道：“人家说，我们不该控告整个立宪民主党都参加科尔尼洛夫叛乱。这里，志那门斯基对我们，布尔什维克派说，而且不是第一次说：‘你们提出抗议，当我们叫你们全党为7月3日至5日运动负责时候，你们现在不要重复同样的错误了；不要叫所有的立宪民主党人都为科尔尼洛夫叛乱负责。’但我的意见，以为这个比较有一点不确切。他们控告布尔什维克派号召7月3日至5日运动之时，并不是邀请布尔什维克派参加政府问题，而是邀请他们走进克列斯基蒂监狱问题。札鲁疑(司法部长)，我希望，也不会否认这个差异的。现在我们还是说：倘若你们为了科尔尼洛夫运动要把立宪民主党人拉进监狱去，那你们不该通通拉进去，而要从各方面一个一个的加以检查（笑声，有人叫‘好呀！’)但如果是邀请立宪民主党参加政府的问题，那么有决定意义的事情就不是这个或那个立宪民主党人在幕后与科尔尼洛夫勾结了，就不是萨文可夫和科尔尼洛夫进行谈判时麦克勒可夫正在电话机旁了，就不是劳及乔夫到顿河去同加雷定作政治谈判了，——那些都不是事情的本质：事情的本质乃是整个资产阶级报纸，或者公开欢迎科尔尼洛夫，或者小心的不作声等待他的胜利。……所以我告诉你们：没有人同你们合股开店的！”第二日，赫尔辛基和斯维亚包格一个代表，水兵希诗金，更简单而深入地说到同一论题：“一个合作政府，决得不到波罗的海舰水兵和芬兰卫戍军士兵的信任或拥护的，……水兵们已经挂起了他们的战旗，来表示反对合作政府！”以理论来反对没有效力了。水兵希诗金便拿出海军大炮来反对。他得到其他的水兵完全拥护，他们正在守卫会场门口。布哈林后来记载：“克伦斯基调来保护民主会议以防备我们的那些水兵，如何走到托洛茨基身边来，摇晃着刺刀，问他：‘我们快要使用这些家伙了吗？’”这不过是将曙光号水兵来克列斯蒂监狱探望时的问题重复一遍而已。但现在时机是更加临近了。如果我们除开细微的差异不说，我们就容易看出民主会议分为三个派别：一个人数颇多的但很不固定的中派，——他们不敢夺取政权，他们赞成合作政府，但不要立宪民主党；一个柔弱的右派，——他们无条件的拥护克伦斯基，拥护与资产阶级无限制合作；一个左派，比右派强二倍，赞成苏维埃政权或社会主义政府。苏维埃派赴民主会议代表团某次会议上，托洛茨基主张政权归苏维埃，马尔托夫则主张清一色的社会主义内阁。前者得到86票，后者得到97票。当时形式上约有一半的工人苏维埃受布尔什维克派指挥；其他一半则摇摆布尔什维克派和妥协派中间。但布尔什维克派是以国内工业中心和文化中心诸有力的苏维埃名义说话。他们在苏维埃之中比在民主会议之中强得多了，在无产阶级和军队之中又比在苏维埃之中强得多了。何况那些落后的苏维埃也很快的跟着先进的苏维埃走。在民主会议中，以766票对688票及38票弃权通过了赞成合作政府。两个阵营差不多相等的！一个修正案排除与立宪民主党合作的，得到了多数通过：595票对493票及72票弃权。但排除了立宪民主党，合作政府就完全没有作用的了。为此之故，整个决议案是被613票之数否决了的，——这是左右两极端之联合，合作政府之最坚决的拥护者和最彻底的反对者之联合，以反对中派；中派只剩下183票，外加80票弃权。这是各次表决中最一致的票数，——但这个一致是毫无意义的，恰好同它所反对的那个不要立宪民主党的合作政府观念一般。如米留可夫正确观察的，“关于基本问题，此次会议便是这般没有一个意见，没有一个公式。”领袖们还能做什么事情呢？只好强奸“民主群众”的意志，——这个意志正是排斥领袖们的意志。包含各党各派代表的一个主席团召集了，为的重新决定那已经在全体会议上决定了的问题。结果50票赞成合作，60票反对。现在事情似乎明白了罢？政府是否应当对那当作常设机关的民主会议负责，——这个问题，得到肯定的决议，即由那个扩大的主席团一致通过。56票对48票及10票弃权，赞成资产阶级代表补充这个常设机关。克伦斯基于是出来宣布他拒绝参加一个清一色的社会主义政府。那么唯一可做的事情只有把那个不幸的民主会议送回老家去，而代之以其他机关了，在此机关之中赞成无条件合作的人将占多数。要实现这个愿望，只消懂得初步的算术则就够了。策列铁里以主席团名义，向会场提出一个决议案，规定这个代议机关之召集，是为的“帮助创立一个政府”，而政府应当“认可这个机关”。如此，约束克伦斯基，这个梦想就放进旧档案里面去了。资产阶级代表补充至必需的比例以后，未来的“共和参议会”或“预备国会”就将以批准一个同立宪民主党合作的政府为其任务了。策列铁里的决议案，同会场所要求的和主席团所决定的，恰恰相反；但是一般的衰朽，腐败和颓丧到了如此程度，以致会场通过了那个稍微化装的屈服决议案：829票对106票及69票弃权。布尔什维克派报纸写道“你们暂时胜利了，诸位妥协派先生和立宪民主党先生。玩你们的把戏罢。做你们的新试验罢。这将是你们的最后一个试验，——我们敢打赌。”史丹开维奇说：“民主会议，其异乎寻常的思想懈怠，连发起人也吃惊的。在妥协派当中，完全的纷乱；右方，在资产阶级当中，怨声喧然，人家低声传达诬蔑的消息，政府威权的最后残余渐渐腐蚀了；……惟有左方有一种情绪的增长和力量的巩固。”这是一个敌人说的，他十月间又要对布尔什维克派开枪哩。这次彼得格勒检阅民主势力，对于妥协派，正如那次莫斯科检阅全国一致力量时对于克伦斯基一般，——都是公开表白破产，都是证明政治的无能。国政会议推动了科尔尼洛夫暴动，民主会议则终于替布尔什维克派暴动清除道路了。散会以前，这会议指定了若干人组织一个常设机关，每个团体出15%代表，一共约350个代表。除此以外，有财产的阶级团体再得120个坐席。政府以自己之名添加了20个坐席给哥萨克。所有这些合成了一个“共和参议会”或“预备国会”，代表全国人民直至立宪会议召集为止。对于共和参议会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对于布尔什维克派，立刻成了一个迫切的策略问题。他们应否加入呢？无政府主义者和半无政府主义者方面抵制议会机关的政策，乃出于他们不愿以他们的柔弱受群众试验，如此就可以保持他们的消极的高傲之权利，对友对敌都无影响。一个革命的党，只有已经提出推翻现存政制的直接任务之后，才能抛弃议会斗争。在两次革命之间那个年头，列宁非常深刻地研究了这个革命的议会斗争问题。即使是一个选举权最受限制的议会，也可以表示阶级的真实关系，而且在历史上不止一次表示过。譬如1905～07年革命失败后的俄国国会。抵制这样的议会，就是抵制真实的势力关系，而不去改变这个势力关系，使之有利于革命。但是策列铁里和克伦斯基的“预备国会”丝毫不符合于势力的关系。那是上层分子的懦弱和诡计所创成的——他们的迷信机关，他们的崇拜形式，他们的希望以此拜物教来制服一个强大得多的敌人并使之也来信奉此拜物教，才造成了这个“预备国会。”要强迫革命弯腰驼背屈就预备国会的羁轭，必须先粉碎革命，或至少严重打败了它。然而事实上，仅仅三个星期之前，资产阶级前锋才遭遇了一个失败。革命势力膨胀起未。它的目的不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是一个工人和农民共和国。革命既然不断的在苏维埃中扩大其权力，就没有理由要屈就预备国会的羁轭。9月20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召集民主会议布尔什维克派代表，中央委员会委员，以及彼得格勒委员会委员开一个会议。托洛茨基代表中央委员会演说，提出了抵制预备国会口号。这个提议遇着一部人坚决反对（加米涅夫，赖可夫，梁赞诺夫)，但得另一部分人赞成(斯维尔德洛夫，越飞，斯大林)。对于这个问题，中央委员会分为势力相等的两派，不得不提交此次会议裁决，这本是与党的组织和传统相冲突的。托洛茨基和赖可夫，各代表一个意见，上台发言。好像这个热烈的辩论是纯粹策略的性质，会场大多数人也的确是这样想。事实上，这次争论是复活了四月间的纷争，并启发了十月间的纷争。问题是在于：党究竟应当使它的任务顺应于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呢，还是应当提出夺取政权目标。以77票对50票之多数，党会议拒绝了抵制口号。9月22日，梁赞诺夫有机会以党的名义向民主会议宣布布尔什维克派将派代表参加预备国会，为的“在这妥协派新堡垒之中暴露一切再与资产阶级合作的图谋。”这话听来很激烈的，但实在是以一个政府反对派的暴露政策来代替一个革命的行动政策。列宁的四月提纲形式上被全党接受了；但每逢有大问题提出来，三月精神又露出头角。这个精神在党的上层分子之中还是很浓厚的，全国许多部分这些分子直至此时才离开了孟什维克派。列宁事后才能参加这次争论。9月23日他写道：“我们必须抵制预备国会。我们必须退回工农士兵代表苏维埃来，返回一般群众之中来。我们必须号召他们起来斗争。我们必须给他们一个正确而明了的口号：赶走克伦斯基那一伙拿破仑主义强盗以及他们的伪造民意的预备国会。……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到了科尔尼洛夫事变之后还拒绝我们提议的妥协哩。……无情的斗争反对他们！坚决驱逐他们出一切革命的组织！……托洛茨基主张抵制。好极了，托洛茨基同志！抵制政策，在参加民主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团中失败了。抵制万岁！”这个问题愈发到党的下层去讨论，势力关系之改变就愈加有利于抵制政策。党的差不多一切地方组织，都分为多数和少数两派。譬如基辅委员会，主张抵制的人，以耶夫珍妮亚·宝希为首，成为微弱的少数。但只有几天之后，全城会议中，一个决议案主张抵制预备国会的，就由大多数通过了。决议案宣布说：“不应当浪费时间来空谈及传播幻想。”如此，党就赶紧起来纠正它的领袖的错误了。正当这个时候，克伦斯基抛弃了一切有气无力的民主要求，而以全力向立宪民主党表示他有一双强硬的手。9月18日，他出人不意地颁布一个命令，解散舰队中央委员会。水兵回答道：“解散‘波中’这个不合法的命令，是不能实行的，要求立即撤销。”执行委员会来干涉，并供给克伦斯基以形式的托辞，于三天之后撤消他的命令。在塔什干，社会革命党占多数的苏维埃，夺取了政权并罢免了旧官吏：克伦斯基打了一个电报给那奉命去镇压塔什干的将军说：“无论如何不同叛逆谈判，……必须采取最坚决的手段。”军队占领了城市，逮捕了苏维埃政权代表，立即爆发一个总罢工，有40个工会参加。一个星期长久没有报纸出版，卫戍军也发酵起来了。如此，为了追求法律和秩序的幻影，政府反惹起了官僚行政的无政府状况。民主会议决议反对与立宪民主党合作那一天，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邀请康诺瓦洛夫和起希金二人接受克伦斯基献给的政府位置。据说，幕后是英国大使布哈南调动的。然而，这话不要听得太呆板。即使不是布哈南自己在调动，也是他的影子在调动：必须产生一个为协约国可以接受的政府。莫斯科的工业家和经纪人抬起头来了：他们抬高了身价，提出了最后通牒。民主会议尽在通过决议案，以为他们的表决有真实的意义。其实问题是在冬宫决定的，在残余政府和合作各党派代表联席会议上决定的。立宪民主党派了他们的最显著的科尔尼洛夫派到冬宫去。大家互相劝说有联合一致之必要。策列铁里，这个无穷无尽的常识陈说者，发现不能团结的主要障碍：“直至如今还是互相猜忌……这个猜忌应当除去的。”外交部长德列钦可做了统计，报告道：革命政府存在的197日之中，是消磨于危机的。其他诸日做些什么事呢，他没有说。甚至在民主会议直接违反本意而忍受策列铁里的决议案以前，英美诸报纸通信员就打了电报回去，说与立宪民主党合作的政府是确定了：他们而且很有把握说出新部长的名姓。他方面，“莫斯科名流协会”以我们的老朋友罗将柯为会长，也打贺电给它的会员托勒谢可夫，因为他奉邀入阁。8月9日，这些名流也曾打电报给科尔尼洛夫哩，说：“在这严厉试验的危险时刻，所有能思想的俄国人都以希望和信心望着你。”克伦斯基很慷慨地容许预备国会存在，但附了条件，即“必须承认，政权的组织和政府大员的任命，仅仅是临时政府自己的事情。”这个迫人屈辱的条件是立宪民主党授意的。资产阶级自然不会不明白，立宪会议成分将比预备国会成分更加不利于它。引米留可夫的话说：“立宪会议之选举，只能产生最偶然的，也许有害的结果。”虽然如此，立宪民主党——它不久之前还图谋使政府受帝制国会监督——仍坚决拒绝给预备国会以立法权利，那么这只能表示它还没有抛弃了消灭立宪会议的希望。“不是科尔尼洛夫就是列宁”，——米留可夫定下了这个双岔路。他方面，列宁也写道“不是苏维埃政府，就是科尔尼洛夫政权。没有中间的道路。”在这一点上说，米留可夫和列宁，对于局势估量是一致的，——而这并不是偶然的。与妥协派空话英雄相反，这二人是认真代表社会的基本阶级。照米留可夫的意见，莫斯科国政会议已经显示了“全国分为二个阵营，其间不能有根本的调和或融洽。”但凡二个社会阵营之间不能调和，则其出路就要以国内战争来决定了。然而无论立宪民主党或布尔什维克派，都不肯撤消立宪会议口号。立宪民主党需要立宪会议以为一种最高法院，向之控告立即的社会改良，控告苏维埃，控告革命。民主派投射出来的那个立宪会议影子，却被资产阶级利用去对抗活的民主政治。资产阶级唯有粉碎布尔什维克派之后才能够抛弃立宪会议。他们还做不到这个事情。在这个阶段，立宪民主党人只限于努力保证政府不受那些与群众有关的团体之束缚，为的以后能更有把握的和更完全的使政府顺从于他们自己。但布尔什维克派虽认为形式的民主政治没有出路，也还不肯抛弃了立宪会议观念。何况，如此一来，他们就非抛弃了革命的现实主义不可。事变往后发展是否会造成无产阶级完全胜利的条件呢？那是不能绝对确定的预见着的。但在苏维埃专政以外及此专政未成立之前，立宪会议应该成为革命的最高胜利品。恰如他们拥护妥协派苏维埃和民主派市政局以反对科尔尼洛夫一般，布尔什维克派也决心要拥护立宪会议以抵制资产阶级的进攻。30天的危机，终于以成立一个新政府结束了。除了克伦斯基以外，重要的人物是那个很有钱的莫斯科工业家康诺瓦洛夫：革命初时他曾资助过高尔基的报纸，后来做了第一个合作政府阁员，第一次苏维埃大会之后辞职表示抗议，到了科尔尼洛夫事变成熟时候加入立宪民主党，现在则以内阁协理兼工商部长资格重入政府了。与康诺夫瓦洛夫一起同占部长位置的，有：托勒谢可，莫斯科交易所委员会主席，和斯密诺夫，莫斯科军事工业委员会主席。基辅糖厂厂长，德列钦可仍旧做外交部长。其他的部长——其中含有社会主义者——则无何种特点可言，但都完全决定同唱一个调子。协约国尤其可以满意这个政府的，因为那个老外交官纳博科夫仍在伦敦做大使；立宪民主党人，马克勒可夫，他是科尔尼洛夫和萨文可夫一个盟友，他到巴黎做大使去；到瑞士去的，是那位“进步的”耶弗列莫夫。为民主和平所作的斗争，便如此操于可靠的人手里了。新政府的宣言，乃是恶意模拟莫斯科民主宣言的。然而合作政府的意义，并非在于它的变形政纲，而是在于它图谋实现七月事业：以粉碎布尔什维克派来斩杀革命的头。但这里，《工人之路》，《真理报》的一个化身，很唐突的提醒了那些合作人物：“你们忘记了，布尔什维克派现在乃是工兵代表苏维埃”，这话恰碰着痛处。如米留可夫所承认的：“命定的问题自己提出来了：现在向布尔什维克派宣战不嫌太晚了么？”对啦，的确太晚了。含有六个资产阶级部长和十个半社会主义部长的新政府组成那一天，彼得格勒苏维埃也选出一个新的执行委员会，含有三个布尔什维克派，六个社会革命党人和三个孟什维克派。苏维埃以它的新主席托洛茨基提出的一个新决议案来迎接那个合作政府。“新政府以内战政府之资格，写入革命的历史里面。……政府成立消息，传到整个的民主势力来时候，只能得到一声回答：辞职罢！依靠在真实的民主势力这个一致的呼声之上，全俄罗斯大会将创立一个真正的革命政府。”敌人总要认为这个决议案表示的不过是普通不信任政府之意。其实这是革命的纲领，只消再过二个月，这个纲领就实现出来了。工业曲线继续急剧的低落下去。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不久就要创立的预备国会，都拿经济衰落的事实和征兆做论据，来反对无政府，反对布尔什维克，反对革命。但是他们自己连一个工业计划的影子都没有。政府设立的一个调整工业机关未曾认真走了一步。资本家关闭工厂；为了没有煤火，火车渐渐开不动；城市电力站趋于停息；报纸害怕大灾祸而悲伤；物价高涨；工人一层层的罢工，不理党派，苏维埃和工会的劝告。惟有那几层劳动阶级未加入罢工，他们已自觉地向革命迈进。总之，最和平的都会，也许是彼得格勒罢。政府，不关心群众，轻率漠视群众需要，无耻地以空话回答抗议和失望呼声，——以此激起了人人反对它。好像政府是有意惹起冲突的。铁路工人和职员，差不多自从二月革命以来就要求增加工资。一个委员会又一个委员会，办理此事，但从没有一个回答：这就剌激了铁路工人的神经。妥协派抚慰他们，铁路工人执行委员会约束他们。但9月24日终于爆发罢工了。此时政府才觉悟局势严重。人家给予铁路工人以相当让步，9月27日，那已经遍于一大部分铁路的罢工遂复了工。八、九二月是粮食状况急速恶化之月。科尔尼洛夫事变时，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二城面包口粮已经减至半磅一日了。在莫斯科县区，每星期不能超出二磅。伏尔加，南俄，前线，以及紧靠前线的后方，——乃至全国一切部分都发生了很厉害的粮食恐慌。邻近莫斯科的纺织工业区，许多工厂工人确确实实在开始饿肚皮。斯密诺夫工厂老板，这几日才加入新合作政府做审计部长，厂里的男女工人则在近旁小镇奥勒霍夫－朱也夫举行示威，旗子上写道：“我们没有饭吃，”“我们的孩子没有饭吃”“凡不赞成我们的就是反对我们。”奥勒霍夫地方工人和当地军人医院士兵，拿他们的微少口粮分给示威者吃。这是反对政府合作之时兴起的另一种合作。报纸每天报告新的冲突和叛乱。工人，士兵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提出抗议。士兵的老婆，要求增加津贴，住所和冬天烧的柴火。黑色百人团的鼓动图谋在群众饥饿之中找到燃料。莫斯科立宪民主党报纸《俄罗斯新闻》，旧时是结合自由主义和人民主义（民粹主义）的，如今则以仇恨和厌恶对待真正“人民”了，自由派教授们写道：“骚乱的大浪已经过遍于全俄国了。那种虐杀的自发性和无意义……比其他任何事情使人更难于对付……”使用压迫手段，借助武装力量么？可是恰恰是以当地卫戍军士兵为代表的武装力量，在那种虐杀之中扮演重要角色。群众走到街上来，开始觉得自己是时局的主人。萨勒托夫地方检察官，报告司法部长马良托维趣道：“主要的祸害，我们无法对付的，就是士兵。自由审判，任意捕人和搜查，征发一切种类物品，——这一切，大多数情形，不是完全士兵干的，便有士兵直接参加。”第一次革命时代马良托维趣还自命是个布尔什维克哩。在萨勒托夫城里，在小县治，在乡村，“司法机关各方面都完全没有得到帮助。”地方检察官办事处也没有时间来登记全体人民所犯之罪哩。布尔什维克派也深知得到政权之后将遭遇种种困难。彼得格勒苏维埃新主席说：“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口号提出来，我们知道并不会一分钟就治愈一切病痛的。我们需要依照工会执行委员会模型创立一个政权，将给罢工者以它所能的一切，将不隐瞒什么事情，若是做不到时候就将公开承认事实。……”政府最初开会，有一次讨论各地“无政府”问题，尤其在乡村。又一次宣布必须“不惜采取最坚决的手段”。连带地，政府发现了对付骚乱的斗争所以失败，是因为政府特派员在农民群众之中“不符人望”。为补救这点，政府决定立刻在受骚乱影响的一切省份，组织“临时政府特别委员会”。希望从此，农民就要以欢呼的喊声来迎接讨伐军队了。不可摇撼的历史力量正在将统治者拉下来。没有人认真相信新政府能成功。克伦斯基的孤立是无可挽回的了。有财产的阶级不能忘记克伦斯基的背叛科尔尼洛夫。哥萨克军官加克流金写道：“那些决心要打布尔什维克派的人，是不愿意为了临时政府政权名义去打的。也不愿意为保卫此政权去打的。”克伦斯基自己虽然挂在政权上，却害怕去使用这个政权。反对派力量的一天比一天长大，麻痹了他的意志，直至最后一根纤维。他逃避任何决定，局势迫得他非行动不可时候，他连冬宫也怕去了。新政府成立之后，克伦斯基差不多立刻把总理职权交给康诺瓦洛夫，而自己到那最少需要他的总司令部去。直到预备国会要开幕时他才回到彼得格勒来。部长们虽然挽留他，14日还是回到前线去。克伦斯基躲避命运，但命运死跟在他背后。康诺瓦洛夫是克伦斯基的最接近的同僚，又是内阁协理；据纳博科夫说，他急得没有办法，为了克伦斯基的反复无常和说话不可靠。但是其他阁员的情绪也同他们的总理差不多。部长们傍徨四顾，在惊慌中静听着，等待着，写着不相干的笔记，忙着无聊的小事。例如，司法部长马良托维趣，据纳博科夫说，是非常之着急，关于那些参议院的议员不容许那个穿着普通黑衣服的新同僚索可洛夫加入他们团体的事情。马良托维趣惊慌的问道：“您想怎样办好呢？”又例如，依照克伦斯基定下的而且严格遵守的礼节，部长们互相说话不可以如普通人那样指名唤姓，应当称呼官衔——“某某部长”——一个有力的政权之代表真是应当如此啊。这些阁员们的回忆录好像讽刺文章。克伦斯基自己后来就评论他的陆军部长说：“那是我任命的最使我后悔的人。凡尔霍夫斯基的活动之中杂有难以言语形容的笑话。”但不幸的，乃是临时政府整个活动之中都杂有一种非出于自愿的笑话。这些人并不知道应当做什么事情，或应当到哪里请教去。他们并非当权，而是扮演着当权的人，好像小孩子扮演士兵一般，虽然更能使人发笑些。米留可夫以目击证人资格，写了这个时期政府首脑的状况，写得很确切：“克伦斯基已经失去了立足地，他愈往前走就愈加露出那种精神病症的一切征象，医学上可以称此症为‘心理的神经衰弱’。同他接近的一部分朋友，早已知道，从早晨极端疲弱的时期，克伦斯基下半天可以变为非常兴奋的状态，由于他服食的药物的影响。”米留可夫解释立宪民主党部长起希金的特别影响，说是因他善于处理这个精神病人，——起希金职业上本是一个精神病医生。这些话是否可靠，是要那位自由派历史家负责的，他自然有种种可能知道实情，但他绝非拿真理做他的最高准绳的。与克伦斯基最接近的史丹开维奇的话，也证实了米留可夫的解释，即使不是精神病学的解释，至少是心理学的解释。史丹开维奇写道：“克伦斯基给了我以一种全局空洞之印象，一种前所未见的奇异的安静之印象。他的身旁依旧有那些‘小副官’，但再没有接踵而来的群众包围他了，再没有代表团或摄影照明灯了。……表现一种奇怪的闲暇时期，而我得有珍贵的机会，同他谈话几个钟头长久，在此谈话之中，他表现一种奇怪的闲暇。”政府每次改组，都说是为了一个强硬的政权；而每个新组成的内阁又都大言炎炎，但不过几天之后就陷于神经衰弱状态了。那时只等待一个外来的推动，就要倒塌的。这个推动，每次都是由群众运动发出来。你们如果揭开那欺人的外幕看一看，就可以知道，每次政府改组都与群众运动背道而驰。从这个政府到那个政府，都伴随着一个危机；而下次危机又比上次危机更加拖延长久，更加奄奄一息。每个新危机都消耗了一部分政府权力，削弱了革命，颓丧了统治集团。起初二个月执行委员会无所不能，——甚至能够召唤资产阶级到一个有名无实的政权上来。其次二个月临时政府连同执行委员会，也还能够做许多事情，——甚至能够在前线发动一个进攻。第三届政府，连那个消弱了的执行委员会，还能粉碎布尔什维克党，虽然无力进行到底。第四届政府是在最长久的危机以后产生出来的，已经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了。它刚刚产生出来，就开始死亡；眼睁睁地等待自己的掘墓人。[1]译者按，Damocles是古代一个国王的宠臣，国王让他权坐一天王位，但用一根马鬓吊一把利剑在他头上，表示时刻都有被杀的危险。<<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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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布尔什维克派与苏维埃<<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上）>>第十三章布尔什维克派与苏维埃仔细加以考察，布尔什维克派鼓动的手段和工具，不仅是完全不能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政治影响相配称的，而且简直渺小得惊人。七月事变之前，党有41种刊物，连周刊和月刊在内，共总行销33万份。七月打击之后，销数减少了一半。八月底，党中央机关报仅印五万份。党争取彼得格勒苏维埃和莫斯科苏维埃那几日，中央委员会库藏共总只有三万纸卢布。知识分子简直不到布尔什维克党来，所谓“老布尔什维克派”，从那些参加过1905年革命的大学生出身的，有很大部分已经变做非常得意的工程师，医生，公务员了，他们现在毫不客气地背弃了党。甚至在彼得格勒，党也时刻感到了缺少新闻记者，演说家，鼓动家；外省，则更没有这类人才。“没有领袖；没有懂得政治的人能够向群众解释：究竟布尔什维克派要的是什么。”——僻远地域，几百处都发出这个呼声，前线叫得尤其厉害。乡村差不多没有一个布尔什维克支部。邮政交通是完全混乱的。地方组织没有人管，人家常常责备中央委员会，说它只领导彼得格勒一个地方，——这个责备并不是没有理由的。机关如此薄弱，党印刷物份数又如此微少，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思想和口号怎样能够吸引如此广大的民众呢？解释这个，是很简单的：那些口号，既适合于一个阶级和一个时代的迫切要求，自然会替自己开辟几千条道路。赤热的革命媒质，是思想的最良导体。布尔什维克派机关报，被人高声念着，一份份地读得破烂。最重要的论文，人家还熟读在心，背得出来，抄了下来，有可能时候还重印出来。士兵比连衣可说：“我们的司令部印刷机关大有功于革命。《真理报》上有多少篇文章被我们重印出来，又有多少种很有关于士兵并为士兵所能懂的小册子也重印出来！所有印出的东西，都很快地藉航空寄递，脚踏车和摩托车之助，在全战线散发着。……”同时，资产阶级报纸，虽然几百万份地免费寄到前线去，但很难找到一个读者。一大捆一大捆的印刷物，连开也没有开。如此抵制“爱国派”报纸，有时带着示威的形式。西伯利亚第十八师诸代表通过一个决议案，要求资产阶级政党停止寄宣传品来，因为那些东西“没有别的用场，只可拿来烧开水泡茶喝。”布尔什维克派出版物的使用就完全不同了。所以布尔什维克派报纸的有用的——或有害的，倘若你要这样说——效力，就无比地高得多。普通解释布尔什维克主义之成功，都归功于“口号简单”，恰合于群众的愿望。这个解释含有相当真理。布尔什维克政策的一贯性，是出于这个原因。即是：布尔什维克派与那些“民主派”相反，完全不受那种没有明说的或半明说的禁忌所拘束，这种禁忌归根结底是要保护私有财产的。然而单单这个特点还不足以解决问题。在右方，固然有“民主派”同布尔什维克派竞争；但在左方，也有无政府主义者，最高限度派，左派社会革命党，企图排挤布尔什维克派。但这些党派也是没有一个能自拔于懦弱无力之上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与众不同的，毕竟在于它是使主观的目的，即保卫民众利益，去服从革命法则，视革命为一种客观决定的过程。以科学的方法去发现那些法则，尤其那些支配民众运动的法则，——这就构成了布尔什维克战略的基础。劳动者在斗争之中，不仅受自己的要求和需要所指导，而且受自己的生活经验所指导。布尔什维克主义绝对没有那种贵族式的高傲态度，轻视群众的独立经验。恰恰相反，布尔什维克派乃是以此经验为他们的出发点的，而且依据在此经验上面。这就是他们的诸大优点之一。凡革命都是言多语繁的，布尔什维克派亦未能免俗。但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的鼓动常常是散漫的，自相矛盾的，尤其善于遁逃和规避的，至于布尔什维克派鼓动则不然，则是以集中和透彻为其特性。妥协派逃避困难，布尔什维克派则去迎接困难。不断地分析客观状况，拿事实来证验口号，以认真的态度对待敌人，那怕敌人已不很认真可怕了，——这一切给了布尔什维克的鼓动以特殊的说服力。党的刊物并不夸大成功，并不曲解势力关系，并不图谋以叫喊求得胜利。列宁的作风乃是革命的现实主义的作风。1917年布尔什维克派报纸供给的材料，以历史的批评和时代的文件看来，证明了，比其他报纸供给的材料，要无比地更正确得多了。这个正确性乃是布尔什维克派革命的能耐的一种结果，但同时又加强了他们的能耐。这个传统之被抛弃，后来就成了不肖门徒精神的最有害的特点之一。列宁回国之后立即这样说：“我们并非江湖骗子。我们必须仅仅依据在群众意识上面。如果必须仍处于少数派地位，那就做少数派罢，……我们不要害怕少数派，……我们要实行批评工作，使群众从骗局之中醒悟过来。……我们的路线证明是对的。一切被压迫的人将走向我们来，……他们没有别的出路。”布尔什维克政策，彻底理解起来，正是煽惑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反面。列宁躲起来了。但他十分留心报纸，总是在字里行间读着，或者在私人谈话——不很常有——中间捉着，那些未成形的思想之回音，那些未明白表示出来的意向。群众在退潮中，马尔托夫一面替布尔什维克派做辩护反对诬蔑，一面则惆怅地嘲谑我们的党，说它“弄巧成拙”。列宁猜出了——关于此事的直接风声，不久也传到他耳朵——一定也有几个布尔什维克派不能免除一种懊悔调子，不仅是那个容易感受印象的卢那察尔斯基一人而已。列宁写了文章，论小资产者的啜泣，论那些附和这种啜泣的布尔什维克派的不忠于党。各区和各省的布尔什维克派，赞成这几句严厉的话。他们更加确信：“老头子”并未曾慌张失措，未曾丧失勇气，并未曾屈服于任何偶然的情绪。布尔什维克派中央委员会一个委员——也许是斯维尔德洛夫罢——写信给外省说：“我们暂时没有报纸——组织并未曾解体，……大会并未延期。”列宁虽不得已隐藏起来，仍尽其所能留意于党大会的准备工作，而且替大会起草重要的决议案：计划下次的进攻。大会预先定名为一个联合大会，因为若干独立的革命团体要于此时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其中重要的是彼得格勒区际组织，属于这个团体的有托洛茨基，越飞，乌里茨基梁赞诺夫，卢那察尔斯基，包克洛夫斯基，马奴易斯基，加拉罕，尤体尼夫，以及其他许多过去知名的或以后知名的革命者。7月2日，恰在示威之前夕，区际派开了一个会议，约代表四千工人。苏汉诺夫在来宾席上旁听，他回忆道：“会场中大多数是我不认识的工人和士兵。……一定做过了热烈的工作，这工作的成绩，大家都看出来的。只有一点不解：你们和布尔什维克派有什么分别呢？你们为什么不同他们合并在一起呢？”这个团体有若干领袖拖延这个合并，托洛茨基为了促进这个合并，便在真理报上发表如下声明：“我的意见认为；现时，区际组织和布尔什维克派中间，无论原则上或策略上，都毫无不同之点了，因之也就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替这两个组织分立存在作辩护了。”联合大会开会于7月26日——其实是布尔什维克的第六次大会，——会议都是半秘密地举行的，在两个工人区轮换开会。一共有175个代表，其中157个代有表决权，共代表112个党组织，176750个党员。在彼得格勒有四万一千党员：三万六千布尔什维克派，四千个区际派，约一千个则属于军事委员会。在中部工业区，以莫斯科为中心，党共有四万二千个党员；在乌拉尔区，二万五千个党员；在顿涅志区，约一万五千个党员。在高加索区，布尔什维克派大组织存在于巴库，格罗士尼和梯夫里斯：前二地党员差不多完全是工人；在梯夫里斯，则士兵占优势。到会人物代表了党的革命前时期。171个代表填了调查问卷，其中110个共坐了245年的牢，10个共做了41年苦役，24个共受了73年流刑，55个共充了127年军，27个住国外89年，150个共被捕549次。现时共产国际书记之一毕亚特尼茨基回忆道：“那次大会，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都未到会。党纲问题虽然由议事日程中除去，大会仍旧进行得很好，很紧张，那怕没有领袖指导。……”以列宁的提纲做工作基础，布哈林和斯大林作主要报告。斯大林的报告是一个好的尺度，来计量列宁回国后四个月之内，斯大林自己及党的一切干部所走过的距离。斯大林，以理论的腼腆，然而政治的坚决，图谋列举那些特点，足以决定“社会主义工人革命的根本性质。”同四月会议比较起来，此次意见的一致是立刻看得出来的。关于中央委员会选举问题，大会记录写道：“中央委员会四个委员得到票数最多的，其名如下：列宁134票中得133票，季诺维也夫得132票，加米涅夫得131票，托洛茨基得131票。除这四人之外，其他被选为中央委员的有：诺更，柯仑泰，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赖可夫，布哈林，阿琛，越飞，乌里茨基，密柳亭，洛莫夫。”这届中央委员是值得注意的。在他们领导之下完成了十月革命。马尔托夫有一信来庆贺大会，信内他又表示“他对于造谣诬蔑的深深的气愤，”但在根本问题上他仍旧立于行动的门外。“我们切不可放弃以革命的民主势力之多数去夺取政权的计划，而代之以与此多数斗争并反对此多数来夺取政权的计划……”所谓“革命的民主势力之多数”，马尔托夫，同以前一样，意即指官方的苏维埃代议机关，其实这个机关此时已经没有基础了。托洛茨基写道：“马尔托夫仍是拴缚于那些社会爱国派的，不仅由于一种空洞的派别传统，而且由于一种根深蒂固的对于社会革命的机会主义态度，——把社会革命作遥远的目的，以为不能影响于我们处理现在的问题。这一点就分开了他和我们。这个时期，惟有左派孟什维克中一小部分人，由辣凌领导着坚决地走到布尔什维克派来。尤林尼夫，后来的苏维埃外交家，向大会报告这些国际主义者来合并的事情，临了说道：我们必须联合“孟什维克派（少数派）的少数派中一个少数派。……”旧日的孟什维克派之滔滔入党乃开始于十月革命之后。他们并不是来参加无产阶级暴动，而是来参加由此暴动产出的政权；这里孟什维克派又表现出机会主义的基本品性来了：崇拜现存的权力。列宁一向非常注意党的成分问题，不久就要求十月革命后入党的孟什维克派99%都要开除出去。他并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后来率性把门大开了，让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人进来；于是以前的妥协派就成为斯大林党制的台柱之一了。但这一切乃是以后的事情。斯维尔德洛夫，此次大会的实际组织者，报告道：“托洛茨基在大会之前已经加入了我们的机关报编辑部，但因被捕下狱不能实际参加。”仅仅在这次七月大会上托洛茨基才算正式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多年来的意见纷争和派别冲突到此可以做个总结了。托洛茨基走到列宁门下，以列宁为师傅，他懂得列宁的力量和重要，比较许多其他的人更迟了些时候，但也许比较他们更懂得完全些。辣斯可尼可夫，自从托洛茨基由加拿大回国后，便与他密切接近，以后又与他并肩在牢内过了几个星期生活，曾在回忆录中写道：“托洛茨基对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是非常尊敬的。他把列宁抬高于他并世所见诸人之上，无论在俄国见的或在外国见的。你可以从托洛茨基谈起列宁时的语气，听出了一个弟子的敬意。在此时候，列宁致力于无产阶级事业有30年历史了，托洛茨基有20年。他们二人在战前时期的意见冲突，现在已经消散了。列宁和托洛茨基策略路线之间毫无不同。他们二人相接近，在大战期中已显然可见；一到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回国，这个接近就是完全确定了的。听了他回国后起初几次演说，我们这些老列宁派都觉得他是我们的人了。”此外从托洛茨基被选为中央委员会时所得票数看来也可证明：当他入党之时，布尔什维克派中就已没有人将他看作外人了。列宁无形之中参加大会，灌输一种负责和大胆精神于大会工作。这个党的创立者和教导者，不能容忍懈怠，无论在理论方面或在实际政治方面。他知道，一个不正确的经济论断，或一个不小心的政治观察，到了行动时刻可以闯出大祸。为了辩护他对于党的每个文件，甚至每个次要文件，那种不嫌吹求的态度，列宁不止一次说过：“这不是一件琐细小事，我们必须精确无讹：我们的鼓动者将读熟它，将不会离开正轨。”……“我们有一个好的党，”——他添加这句说，他心目中正指着下层鼓动者对于说什么及如何说这个问题上的那种认真的精神的态度。布尔什维克口号之大胆，不止一次令人觉得是幻想的：列宁的四月提纲便给人这种印象。事实上，在一个革命时代，只顾目前的政策才是幻想的哩；反之，现实主义若无一种远见的政策便不能想像。仅仅说幻想与布尔什维克主义无缘，——那还是不够的：列宁的党是革命中唯一站在政治的现实主义立场上的党。6月以及7月初，工人布尔什维克派不止一次诉苦说：他们时常被迫去做水龙浇熄群众的怒火，——而且不是每次都能浇熄成功。七月，除了带来失败，还带来了一个很高代价的教训。群众更加留心听从党的劝告了，更要了解党的策略上的计算了。党的七月大会确认那些劝告：“无产阶级切不可上了资产阶级挑唆的当，现时资产阶级太愿意激起我们作一个未成熟的斗争了。”8月全月，尤其下半月，党不断警告工人和士兵：切勿上街示威。布尔什维克派领袖自己时常嘲谑他们的警告类似于德国老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理由，——德国社会民主党一贯地约束群众不作任何严重的斗争，总是藉口于挑唆危险和必须积聚势力。事实上这类似是不实在的。布尔什维克派很明白，势力是在斗争之中积聚起来，而不是在消极躲避斗争时候。在列宁看来，研究现实不过是为了行动而从事一种理论的探索罢了。每逢估量局势时候，他总是将他的党看做一种行动的力量而放在局势的正中心。他特别仇恨——或恰切些说，特别厌恶——奥托·鲍威尔[1]、希法亭[2]一流人的奥地利学派马克思主义，他们以为理论的分析不过是为消极不动做注脚而已。谨慎，是制动机而不是发动机。没有人坐在制动机上旅行过，同样也没有人曾拿谨慎做出什么大事来，但同时布尔什维克派很明白，斗争需要估计力量，——必须谨慎才能勇敢。第六次大会决议案，一面劝告莫作不成熟的冲突，一面又指出那时必须斗争，“倘若全国危机和群众运动深入，造成了有利的条件，使城市和乡村贫苦民众站到工人一边来。”在革命的速度中，这个局势并不是几十年的问题，也不是几年的问题，而是几个月的问题。议事日程上提出了向群众解释必须准备武装暴动的任务，大会同时决定撤消前期的中心口号：政权归苏维埃。这二件事有联带关系的。列宁以他的论文，书信和私人谈话开辟了这个改变口号的道路。政权归苏维埃，其直接意义就是：政权归妥协派。这事以前本可以用和平手段做成功的，只消罢免资产阶级政府就够了，——资产阶级政府之苟延残喘，仅仅出于妥协派的恩意以及群众对于妥协派的残余信任心。工人和士兵专政，自从2月27日以来就已经是事实了。但工人和士兵尚未进步到那种程度，能够觉知这个事实。他们委托政权给妥协派，妥协派又将政权交付于资产阶级。以前布尔什维克派估计革命能和平发展，那并非希望资产阶级能自愿地交还政权给工人和士兵，而是希望工人和士兵能及时地阻止妥协派将政权送给资产阶级。在苏维埃民主制度下，将政权集中于苏维埃之手，那将给布尔什维克派以完全的便利在苏维埃中占得多数，以后再根据他们的政纲创立一个政府。为此目的，就无需要武装暴动了。党派中间政权之转移本可和平地成就了的。从四月到七月党的一切努力，都是朝着这方面走的，即是：经过苏维埃使革命和平发展成为可能。“耐心地解释，”——这便是布尔什维克政策之锁匙。七月事变根本改变了局势。政权从苏维埃转移到一派军人手里去了，他们与立宪民主党和外国大使馆有密切接触，他们暂时维持克伦斯基，只为的把他当做一个民主的商标。即使现在执行委员会有决心通过决议案将政权收回自己手里，结果也将与三天之前完全不同了：一团哥萨克兵，连着军官学校的人，多半要开进陶立特宫来，干脆将这些“篡窃者”逮捕起来。“政权归苏维埃”口号，从此以后就是武装暴动反对政府及其背后的军事势力之意。但是苏维埃既然不要政权，为了“政权归苏维埃”原故而发动一个暴动，那显然是荒谬的。他方面，布尔什维克派能否以和平的选举手段在那无力的苏维埃中占得多数，——从此以后也就成为可疑的了，有些人甚至认为极少可能的了。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七月时共同打击了工人和农民，自然要继续供给一种烟幕来遮饰那对于布尔什维克派的强暴行为。苏维埃仍操在妥协派之手，将变成为反革命政府底下一种有气无力的反对派，不久就趋于死灭。在这些情形之下，再谈不上什么和平地移转政权于无产阶级之问题了。这话在布尔什维克党说来，就是：我们必须准备一个武装暴动。拿什么口号来准备呢？拿这个老实的口号：无产阶级和贫农夺取政权。我们必须赤裸裸地提出革命的任务。我们必须揭破朦胧的苏维埃形式而暴露出问题的阶级本质。这并非干脆地抛弃苏维埃。夺得政权之后，无产阶级将要依照苏维埃形态来组织国家。但那将是另一种苏维埃了，那将履行一种历史的工作，与那妥协派的苏维埃防守职能正相反对。在开始受诬蔑和攻击之下，列宁写道：“政权归苏维埃口号，现在听来好像是堂吉诃德主义或者一种玩笑。这个口号，客观说来，乃是欺骗民众，暗示民众幻想，好像现在苏维埃只要愿意接受政权，或只消通过一个决议案，便可以得到政权：好像苏维埃党派未曾因帮助刽子手而污辱自己了的；好像我们能够把熟饭重化为生米的！”抛弃那政权归苏维埃之要求么？这个思想起初很使党惊异，——或宁可说使党内做鼓动工作的干部惊异，他们在以往三个月之间如此亲切于这个人所共晓的口号，几乎要将它和革命的整个内容视为一体了。党内开始了一场讨论。好多有名的活动分子，如马奴易斯基，尢林尼夫等人，都说：撤消“政权归苏维埃”口号将造成了无产阶级脱离农民的危险。他们的论据是拿机关来代替阶级。把组织形式看作神物而加以崇拜——此事初看好像很奇怪的——乃是革命者中间特别流行的病症。托洛茨基写道：“我们仍然留在这些苏维埃内部时候，……我们要努力使得这些反映革命过去阶段的苏维埃能够更进一步去担负未来的使命。但苏维埃的作用和命运问题无论如何重要，我们总认为它是完全附属于另一问题，即城市无产阶级及半无产阶级群众，军队和农村等，为了政权，为了革命专政，而斗争的问题。”党究竟凭藉什么群众组织来领导暴动呢？这个问题并不容许一种先验的回答，尤其不容许一种决然的回答。暴动的工具可以是工厂委员会和工会，那是已经在布尔什维克派领导之下的，——也可以是若干个苏维埃，若干个打破了妥协派束缚的苏维埃。譬如列宁对鄂终尼示宰说：“我们必须把重心置于工厂委员会。工厂委员会应当是暴动的机关。”群众七月间与苏维埃发生冲突之后起初觉得苏维埃是消极反对群众的，后来便认为苏维埃是群众的积极的敌人；此次改变口号在群众意识中得着了准备好的土壤。列宁时刻关心的事情，就在于：以最简单的形式表示出那一面从客观条件生出来的，他面又归纳群众主观经验的东西。我们现在无需将政权献给策列铁里的苏维埃，——进步的工人和士兵如此感想，——我们应当把政权抓在自己手里。反对国政会议的莫斯科罢工，不仅违反了苏维埃的意志，而且未曾提出苏维埃政权要求。群众已经学习了事实的教训而且接受了列宁解释。同时，莫斯科布尔什维克派也毫不迟疑地站在斗争的岗位，一到了反革命图谋绞杀妥协派苏维埃这个危险发生时候。布尔什维克政策总是结合革命的不妥协性和极端的伸缩性为一个整体，这个政策的力量就包含在此结合之内。在战争舞台上的事变，不久就使党的政策，关于它的国际主义方面的，去经受一种很严格的考验了，里加陷落之后，彼得格勒命运问题搔着了工人和士兵的最痒处。工厂委员会在斯摩尼学院开会议时，孟什维克马兹伦科——一个军官，他不久之前才带了人去解除彼得格勒工人武装——说了一篇话关于彼得格勒遭遇的危险，并提出实际的防守问题。一个布尔什维克派演说者喊道：“你们同我们说的是什么话呢？我们的领袖关在牢内，而你们要我们来讨论防守首都有关的问题？”以产业工人资格，以资产阶级共和国公民资格，维包格区无产者没有一点意思在保卫革命的首都之中实行怠工；但是以布尔什维克派，以布尔什维克党员资格，他们却一分钟也不想在俄罗斯及其他国家民众之前与统治者集团分担战争的责任。列宁害怕保卫情绪会变为保卫祖国政策，写道：“须待政权归无产阶级之后，我们才会变成保卫主义者，……无论里加的陷落，无论彼得格勒的失守，不能使我们成为保卫主义者。政权未曾转移之前，我们总是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我们总是反对战争，我们总不是保卫主义者。”托洛茨基从狱中写出来道：“里加陷落是严重的打击。彼得格勒失守是危险的灾祸。但俄国无产阶级抛弃国际主义政策，那就是无可挽回的破产了。”这是幻想者的学究精神么？当那几日，布尔什维克派海陆士兵在里加城下战死时候，政府正在从前线调兵来压迫布尔什维克派，而总司令正在准备向政府进行战争。对于这个政策，无论在前线或后方，无论为防守为进攻，布尔什维克派都不能而且不愿担负丝毫责任。若非如此就不成其为布尔什维克派了。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是同一危险之两种形式。但这两种形式——一种是慢性的，一种是急性的——之间，到了八月底互相冲突起来了。必须先排除急性的危险，为的以后再来解决慢性的危险。布尔什维克派不仅加入了防卫委员会，虽然在其中注定占据少数派地位；而且宣告与科尔尼洛夫作战时候，他们甚至愿与“执政局”成立“军事技术联盟。”为此问题，苏汉诺夫写道：“布尔什维克派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政治机警和明智，……自然，加入那不合于他们本性的妥协时，他们是在追求自己的某些目的，而为他们的盟友所未能预见。但这样说来，他们是更加明智的了。”其实，在这个政策之中，丝毫没有什么“不合于”布尔什维克主义本性的东西；恰恰相反，再没有别的比这更能适合于党的整个性质了。布尔什维克派之为革命者，是行为上的，不是姿态上的，是本质上的，不是形式的。他们的政策是受决定于各种势力的真实关系，而非受决定于爱和憎。正在受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派迫害之时，列宁写道：“那将是很大的错误，倘若以为革命的无产阶级，为了‘报复’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派——因为他们帮助打击布尔什维克派，帮助枪毙前线士兵和解除工人武装——要拒绝‘赞助’他们以反对反革命。”从技术上赞助他们，而不是从政治上赞助他们。列宁坚决警告：反对政治的赞助，在他致中央委员会一封信里说：“即使现在，我们也不可以赞助克伦斯基政府。那将是抛弃原则的，你们问：难道我们不去打科尔尼洛夫么？自然要去打的。但这不是一件事情。这中间有个界限。若干布尔什维克派，受了事变洪流的推涌，正在跨过这个界限而走入‘妥协主义。’”列宁善于从远远地方把捉政治情绪之最微妙处。8月29日，基辅市政局会议上，当地一个布尔什维克领袖毕亚大可夫宣布说：“在这危险的时刻，我们必须忘记了一切的旧账，……必须与一切革命的党派联合，只要它们赞成坚决的斗争反对反革命。我号召你们团结起来……”这正是列宁所警告预防的那个错误的政治论调。“忘记旧账。”——这意思就是赊新账给那些候补破产的人。列宁写道：“我们要作战，我们要打科尔尼洛夫，但我们不赞助克伦斯基，而要暴露他的弱点。”这是一件不同的事情。……拥护临时政府等等，这几句话，必须加以残酷打击，恰恰当作几句话来打击。”工人没有一点幻想，关于他们与冬宫“联合”的性质。“无产阶级去打科尔尼洛夫的时候，并不是替克伦斯基的独裁打仗，而是替革命所有胜利品打仗。”各工厂工人这样说，——彼得格勒，莫斯科以及各省工人都是这样说。布尔什维克派，无须对妥协派作一丝一毫政治让步，无须迷乱了组织或旗帜，仍然能同常时一样把他们的行动与敌对者的行动协调起来，倘若这样可以在目前打击另一个更危险的敌人时候。在反对科尔尼洛夫的斗争中，布尔什维克派是在追求“自己的目的。”苏汉诺夫这话是暗示布尔什维克派那时已经提出这个任务，即是：转变防卫委员会为无产阶级暴动的一个工具。毫无疑问的，科尔尼洛夫事变时那些革命委员会，在相当限度之下，变成了后来领导无产阶级暴动的那些机关的雏形。但苏汉诺夫究竟太过于夸奖布尔什维克派的远见了，当他以为布尔什维克派预先看到这个组织的作用。布尔什维克派“自己的目的”，乃是粉碎反革命，尽可能拆散了妥协派和立宪民主党，团结多多益善的群众于自己领导之下，尽他们的可能武装革命的工人。布尔什维克派并不隐瞒这些目的。被迫害的党救了压迫它的和诬蔑它的政府，但它救了政府免于给军人打倒，只为的更有把握地从政治上毁灭这个政府。八月最后几日，势力关系上又有一个急剧的变更，但这次是从右向左的。群众一经加入战斗，就不难恢复七月事变以前苏维埃的地位，从此以后，苏维埃的命运又握在苏维埃自己手里了。苏维埃可以无须斗争而夺得政权。为了这个妥协派只消承认事实造成的局势就够了。整个问题乃在于：他们愿否这样做，在热烈时，妥协派宣布：同立宪民主党合作，从今是不可思议的了。自今以后若是不可思议的，则无论何时都是不可思议的。然而抛弃了“合作”，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表示政权移归妥协派罢了。列宁立刻抓住了新局势的本质，做出必要的推论。9月3日他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论妥协。他说，苏维埃的作用又改变了：七月初它是反对无产阶级的斗争机关，八月底它则成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机关了。苏维埃又能调遣军队。历史又半开了（half-opens）革命的和平发展之可能性。这是异常希罕而珍贵的可能性。我们必须努力来成就它。列宁于是嘲笑那些说空话的人，他们拒绝任何妥协：问题是“经过一切不可避免的妥协”来达到你自己的目的和履行你自己的任务。他说：“在我们方面的妥协将是回到我们七月以前的要求：一切政权归苏维埃，一个对苏维埃负责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派的政府。现在，且仅仅现在，也许只有几日或一二星期期限，这样一个政府还可以用完全和平的手段创立起来，巩固起来。”这个短短的期限正是表明整个局势的紧急：妥协派只有几天时间来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中间选择一下。妥协派急忙拒绝列宁的提议，好像害怕上当，其实列宁的提议之中毫无一点诡计。列宁确信他的党是注定要取得政权的，所以很坦白地图谋缓和斗争，减弱敌人对于那不得不然的事情的抵抗力。列宁的勇敢转变政策，每次都是局势本身改变之结果，却始终保持着他的战略计划的一致性，——列宁政策的勇敢转变乃是革命战略的一部不可估价的教科书。这次的提议妥协，本有一种事实的教训之意义，——首先教训布尔什维克党自己。它证明了，虽然有了科尔尼洛夫事件之经验，妥协派也再不能走上革命道路了。布尔什维克党现在决然觉得自己是唯一的革命党了。妥协派拒绝做个传达机器，将政权从资产阶级接过来交付于无产阶级，正如他们三月间从无产阶级接过来交付于资产阶级一般。由此事实，“政权归苏维埃”口号又搁置起来了。但并不搁置长久：几天之后布尔什维克派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之中占得多数，以后又在其他好多苏维埃之中占得多数。所以“政权归苏维埃”口号并未曾再退出议事日程，反而得到一个新的意义：一切政权归布尔什维克派苏维埃。在此形式之下，这个口号决然终止其为和平发展的口号了。党走上了经过苏维埃并以苏维埃之名来举行武装暴动的道路。为的了解往后事变发展起见，必须提出这个问题；妥协派苏维埃在九月初怎样重新获得它们七月间所丧失的权力呢？布尔什维克党第六次大会的决议案，处处含有这个断语，以为七月事变结果，双重政权消灭了，代之而起的是资产阶级专政。最近的苏维埃历史家，都抄袭这个观念，从这本书到那本书，丝毫不想拿以后的事实来重新估量这个观念。而且他们从来不问：倘若七月间政权完移转到一派军人手里去了，为什么八月间这派军人不得不出来暴动呢？有了政权在手的人自然不会选择那条冒险的阴谋道路，惟有要夺取政权的人才会选择它。第六次大会那个断语，至少应当说是不确切的。我们若是把那种政制称为双重政权，在此政制之下一种本质上虚幻的政权操于正式政府之手，而一种真实的政权则操于苏维埃之手，那么就没理由可以断言：一部分真实的政权从苏维埃移至资产阶级去之后，双重政权就消灭了。但若就当时斗争任务的观点说，则是可以而且应当过分一点估量政权集中于反革命之手的程度。政治并不是一门算术。事实上，减轻这个变化的意义，比加重这个变化的意义，要无比地危险得多了。但是历史的分析就无需要鼓动用的那些夸大。斯大林把列宁思想简单化了，报告大会说：“局势是明显的。现在没有人说起双重政权的话。如果苏维埃以前代表一个真实的政权，那么现在仅仅是群众团结的机关而已，没有任何权力。”有几个代表反驳道：七月间是反动胜利，而不是反革命胜利。斯大林则以一句出人意外的格言来回答：“在革命之时无反动。”其实，革命须得经过一连串的间歇的反动才能走到胜利。革命每前进二步总是要后退一步的。反动之于反革命，正如改良之于革命一般。政制上那些变化，合于反革命阶级的要求，却不改换政权的占有者，——我们可以称之为反动的胜利；但政权若没有从这个阶级之手移至那个阶级之手，则反革命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这样的政权转移并未曾发生于七月。“如果七月暴动是一个半暴动，那么在某种程度之下，反革命的胜利也是半胜利了。”几个月之前，布哈林这样说，——说得很对，但没有从他的话推出必要的结论来。一个半胜利不能将政权交给资产阶级。双重政权是改变了，重新构造了，但没有消灭。在工厂里，仍然同以前一样，违反了工人意志，什么事都不能做；农民保持了足够的权力，可以阻止地主享受他们的财产权；指挥军官在士兵之前仍旧觉得没有把握。但那是什么政权呢，倘若没有物质的可能去支配财产权和指挥武装力量？8月13日，托洛茨基关于已发生的变化写道：“问题不仅在于政府之旁有个苏维埃，它执行了许许多政府的职务，……重要的乃在于：苏维埃背后和政府背后站着两种不同的政制，各自依靠于不同的阶级之上，……资本主义共和国政制从上面压下来，而工人民主政制则由底下发生，二者互相麻痹着。”绝对无疑，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大大地丧失了它的重要地位。但若以为资产阶级取得了妥协派领袖们所丧失的一切，——那也是错误的。这些领袖不仅失于右，而且失于左，——不仅军人方面有所得，工厂委员会和士兵委员会方面也有所得。政权分散了，碎割了，——一部分消失于地底下了，犹如七月失败后工人藏起来的枪械。双重政权终止其为“和平的”、联络的、调整的。它变成了更加隐藏的，更加分散的，更加敌对的和爆发性的。到了八月底，这个隐藏的双重政权又活动起来了。我们将看见，这个事实在十月间得到何种的意义。[1]OttoBauer（1882—1938），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领袖之一，“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C.R[2]RudolfHilferding(1877—1941），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领袖之一，“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二十年代后期曾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与资产阶级各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财政部长。－C.R<<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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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进潮<<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上）>>第十二章进潮诬蔑，这个有力的武器，是两面可以伤人的。如果布尔什维克派是德国奸细，那么这个消息为什么主要地是从民众最怨恨的人方面传来的呢？为什么是立宪民主党的报纸——这些报纸向来是以最卑鄙的动机猜度工人和士兵的——最喧嚷最坚决控告布尔什维克派呢？那些反动的监工或工程师，自从暴动以后就躲在角落里了，现在为什么忽然跳出来咒诅布尔什维克派呢？军队中最反动的军官为什么神气活现了呢？他们咒诅“列宁一伙人”时候，又为什么举起拳头向士兵挥舞，仿佛士兵就是卖国贼呢？每个工厂都有其布尔什维克。“我像德国奸细么，伙计，”——一个铁工或一个木工会这样问，他的一生历史，工人们都知道得清清楚楚的。有时，妥协派为了抵抗反革命进攻，甚至超出了自己的计划，而无意之中替布尔什维克派开路。士兵比连衣可说起某次士兵会议上，军医马可维趣，普列汉诺夫的一个党徒，如何反驳人家对于列宁做奸细的控告，只为的更坚决地攻击列宁的政治主张是自相矛盾的和含有毒害的。没有用！“如果列宁是聪明的，并非奸细，也非卖国贼，他要和平，那么我们就赞成他。”——开会之后士兵们这样说。布尔什维克派势力暂时停顿了一下之后又扩展起来了。托洛茨基在八月半间写道：“报偿来得很快。受人打击，受人迫害，受人诬蔑，我们的党却从来未曾像近几日如此迅速发展过。这个过程，不久就要从首都传到外省去的，从城市传到乡村和军队去的。……全国所有劳动群众，到了新的考验时候，将晓得把他们的命运和我们党的命运结合起来。”同以前一样，彼得格勒仍旧占据领导地位。好像有一把大扫帚在各工厂扫除一般，妥协派的影响，连最后的角落里和夹缝里都被肃清了。布尔什维克派报纸说：“保卫主义的最后堡垒陷落了，那些保卫派老爷，在那奥布霍夫斯基大工厂里唯我独尊之时，是好久以前的事情么？……现在他们不敢在那工厂抛头露面了。”8月20日，彼得格勒市政局选举，共投了55万票，比七月间区政局选举时少得多了。社会革命党损失了三十七万五千票以上，但还保有20多万票，还占全体票数37%。立宪民主党只得全体票数五分之一。“我们的孟什维克派则只有可怜的二万三千票，”苏汉诺夫说，出于每人意料之外，布尔什维克差不多得到20万票，或约总数三分之一。八月半间，乌拉尔诸工会开一个地方会议，共代表15万工人，关于一切问题，都通过了布尔什维克性质的决议案。在基辅，8月20日，工厂委员会会议，布尔什维克派决议案也以161票对35票及13票弃权之多数，通过了。伊凡诺伏·伏士尼辛斯克市政局的民主选举恰与科尔尼洛夫暴动同时，选出的102个位置中布尔什维克派得58个，社会革命党得24个，孟什维克派得4个。在喀琅施塔得，一个布尔什维克卜列克曼被选为苏维埃主席，另一个布尔什维克包克洛夫斯基则被选为市长。并非各处都是如此明显的，有些地方发展很慢。但在8月之中，布尔什维克派势力差不多全国各处都增长了。科尔尼洛夫叛乱很有力量推动了群众左倾。斯鲁茨基关于此事提起了马克思的一句话：革命时时需要反革命的鞭策。危险唤醒了魄力，也激起了智谋。集体的思想更紧张地工作着。并不缺少材料以推出结论。人家宣布需要一个合作政府为了保卫革命，然而那些来合作的人竟是反革命党。人家宣布莫斯科国政会议是表示举国一致，惟有布尔什维克派中央委员会警告说：“此次会议……将必然变为反革命阴谋的工具。”事变证实了这话。现在克伦斯基自己也宣布了：“莫斯科国政会议……乃是8月27日的序幕。……在会场上估计势力。……在会场上，未来的独裁者科尔尼洛夫第一次被介绍于全俄国。……”说这话时，好像克伦斯基不是此次会议的发起人、组织者和主席！好像不是他介绍科尔尼洛夫，称之为革命的“第一大兵”！好像恢复士兵死刑来武装科尔尼洛夫的不是临时政府！好像布尔什维克派的警告未曾被人宣布为煽惑群众！此外，彼得格勒卫戍军还记得，科尔尼洛夫叛乱之前二天，布尔什维克派在士兵部会议上指出：几团进步的士兵被调离首都，是含有反革命作用的。对于这话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代表，以恐吓的手段回答：不许讨论科尔尼洛夫将军的军事命令。以此精神通过了一个决议案。“布尔什维克派显然不是信口胡说的！”——现在无党派关系的工人和士兵一定会这样对自己说。如果那些阴谋的军官是有罪的，如妥协派自己事后所指责，不仅有将里加送给敌人之罪，而且有七月失败之罪，——那么又为什么要迫害布尔什维克派和枪毙士兵呢？如果那些军人8月27日图谋挑唆工人和士兵上街示威，那么7月4日的流血冲突，他们也不是有一手么？还有：在这一切故事之中，克伦斯基的立场又是什么？他把骑兵第三军调来反对什么人？他为什么任命萨文可夫做总督，任命费洛宁科副之？这个费洛宁科，这个候补执政之一又是谁？出人意外的从装甲汽车师来了一个答复：费洛宁科在本师当过尉官，曾以最恶毒的嘲笑和侮辱施于士兵。那个可疑的角色查伏衣科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一般说，选这些冒险家来担任高级职位究竟表示什么意义呢？事实是简单的，好多人都记得的，所有的人都能明白的，无法否认的，咄咄迫人的。野蛮师，破坏的路轨，冬宫和司令部互相攻击的话，萨文可夫和克伦斯基的证言，——这一切都是明明白白地一个无可辩护的控诉，对于妥协派及其政制！迫害布尔什维克派有什么意义，现在完全明白了，这本是准备政变时一个不可缺少的原素。工人和士兵一经明白了这个，就感到一阵羞耻。列宁躲起来了，只因为人家无耻地诬蔑他么？其他的人被关在牢内了，只为的要取悦于立宪民主党人，将军，银行家，协约国外交家么？布尔什维克派并不钻营官职，他们受人憎恨，恰恰是为了他们不肯加入那个叫做合作政府的股份公司！这便是工人，普通民众，被压迫者达到的结论。从这种情绪出发，加上有点对不起布尔什维克派的感觉，就产生出一种不可征服的忠贞于党，一种信任对于党的诸领袖。老资格士兵，军队中的下级干部分子，炮兵，准尉官，以他们的一切力量坚持至最后几日。他们不肯把他们的战争业绩，他们的牺牲，他们的英勇行为，一笔抹杀：这一切难道都是空费的么？但到了底下最后支柱都崩塌了时候，他们便突然向左转，转到布尔什维克派方面来。现在他们完全走到革命方面来了，带着他们的准尉臂章，他们的老兵资格；他们咬紧的牙齿说：他们在战争之中上了当，但这回他们一定要把事情做到底的。根据各地文武官厅的报告，在那几日，布尔什维克主义成了一般群众活动、各种大胆要求、各种对剥削的反抗、各种先进运动的同义字了。总之布尔什维克主义成了革命之别名。这是说，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么？那些罢工者，那些反抗的水兵，不满的士兵妻子，那些暴动的农民一定这样自问的。可以说是上头的人迫得群众，把自己本有的思想和要求同布尔什维克主义口号合一起来。如此，革命便把人家攻击它的武器拿过来自己使用了。在历史上，不仅合理的常变为荒谬的，而且荒谬的也常变为合理的，——倘若社会发展有此要求时候。政治空气之改变，很明白地表现在8月30日两执行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当时喀琅施塔得派来的代表要求有几个坐位在这最高机关之中。这是可能的么？这些肆无忌惮的喀琅施塔得人，曾在此初步判罪和驱逐的，此后他们的代表竟可以在这里占据几个坐位么？但如何拒绝他们呢？昨天，喀琅施塔得的海陆士兵才来保卫彼得格勒。曙光号上水兵甚至现在还守护着冬宫。领袖们私下商议了一会之后，终于献给喀琅施塔得的人以四个坐位，只有发言权，而无表决权。这让步被冷淡的接受了，没有人表示感谢。莫斯科卫戍军一个士兵秦宁诺夫记道：“科尔尼洛夫叛乱之后，所有队伍都染上了布尔什维克色彩，……大家都心服于（布尔什维克派）预言，说科尔尼洛夫不久就要求攻彼得格勒城门了。”弥特别列维趣，装甲汽车师一个士兵，回忆了战胜叛乱的将军之后口口相传的英雄传说：“那些传说不外是关于如何勇敢，如何伟大的故事；人家说：既然如此勇敢，我们就可以同全世界作战了。这里，布尔什维克派又活跃起来了。”安东诺夫·奥夫先珂于科尔尼洛夫叛乱那几天从狱中放出来，立刻到赫尔辛基去。他说：“群众之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芬兰地方苏维埃大会上，右派社会革命党只占很少的数目，布尔什维克派和左派社会革命党联合，取得了领导权。人们选举史密尔卡为苏维埃地方委员会主席，史密尔卡虽很年轻，却已经是布尔什维克派中央委员了，——一个非常左倾的人，四月事变之中已经倾向于推翻临时政府。人们又选举帅恩曼为赫尔辛基苏维埃主席，——一个布尔什维克，后来做了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一个谨慎的而有官僚习气的人，但那时是同其他领袖并驾齐驱的。赫尔辛基苏维埃依靠于卫戍军和俄国工人之上。临时政府不许芬兰人召集议会，上次议会就是临时政府解散的。但那个地方委员会邀请芬兰人召集议会，并自愿保护它。地方委员会又拒绝执行临时政府命令，将若干队伍调离芬兰。事实上，布尔什维克派已经在这里，在芬兰，建立苏维埃专政了。九月初，一个布尔什维克派报纸写道：“从俄国许多城市传来消息，说最近期间的党的组织发展得很快，但尤其有意义的是我们的影响在工人和士兵广大的民主群众中散布得很普遍。”也加德林诺斯拉夫地方布尔什维克阿卫灵写道：“甚至当初不肯听我们说话的那些工厂，科尔尼洛夫事件发生几日中，工人们也站到我们一边来了。”萨拉托夫布尔什维克派一个领袖安东诺夫写道：“听到谣言，说加雷定已经动员哥萨克兵来进攻察里津和萨拉托夫了，这个谣言而且被科尔尼洛夫将军的叛乱所证实了和加强了，于是群众几天之内都克服了以前的成见。”在基辅的布尔什维克派报纸，9月19日说：“苏维埃改选时，兵工厂选出了12个同志，——都是布尔什维克派。所有孟什维克派候选人都被打败了。其他好多工厂情形也是如此。”从此以后，工人报纸中每天都有此类消息登载。敌派报纸图谋减轻或不提布尔什维克主义发展之事实，这个图谋徒劳无功。群众跳向前去，好像要挽回他们过去因动摇、迟疑和暂时退守而损失的光阴。于是乎发生普遍的顽强的不可压制的进潮了。布尔什维克派一个中央委员，巴巴拉·雅可弗列娃，告诉过我们，七八两月间全莫斯科地方布尔什维克派势力衰弱得很厉害，现在她看见急剧的变化了。她向党会议作报告道：“9月下半月，地方局工作人员巡视地方工作，……各人所得印象是绝对相同的：无论何处，群众都普遍地布尔什维克化，人人都见到乡村要求布尔什维克去工作。……”七月事变之后党组织涣散了的地方，现在又复活起来了，而且很快地发展。布尔什维克派进不去的区域，现在自动地产生了支部。即在落后省份，如坦波夫和梁赞，——那些地方本是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派的堡垒，以前布尔什维克派以为没有希望的，——现在也发生了一个真正的变革：布尔什维克派的势力飞跃地长大了，妥协派的组织则解体了。科尔尼洛夫叛乱之后一个月和布尔什维克派暴动之前一个月，莫斯科地方布尔什维克会议代表们之报告，充满了信心和热情。在尼齐尼·诺伏高老特，二个月消沉了以后，党又完全恢复了生命。社会革命党工人成百的跑到布尔什维克派方面来。在脱威尔，科尔尼洛夫事件之后，党才能发动广大的工作。妥协派衰落了，没有人听他们的话；他们被人赶出去。在夫拉地米尔省，布尔什维克派势力长得如此之大，以至于省苏维埃大会中只有五个孟什维克派和三个社会革命党人。在伊凡诺伏·伏士尼辛斯克，在这俄罗斯的曼彻斯特，苏维埃，市政局和地方自治会议的全部工作都落入于布尔什维克派之手，他们成为当地全权的主人了。党的组织长大了，但党的吸引力长大得尤其快。布尔什维克派的技术资源和他们的政治比重之不相配称，表现于这个事实，即比起势力增大来说，党员人数是太少了。事变如此有力而迅速，将群众卷入旋涡，使得工人和士兵没有时间组织成党。他们甚至没有时间去了解有个特殊的党组织之必要。他们接受布尔什维克派口号如此自然，犹如呼吸空气一般。至于说党是个构造复杂的实验室，那些口号乃是根据集体经验在实验室里制造出来的，——则他们心里还不明白。苏维埃代表了二千万以上的人。党在临近十月革命之前才不过24万党员，它，经过工会，工厂委员会，和苏维埃，一天比一天更有自信来领导这千百万人。这个广大的国土从上至下都震动了，各地方的发展条件和政治水平又千差万别，差不多每天都在进行种种选举——市政局选举，地方自治会议选举，苏维埃选举，工厂委员会选举，工会选举，士兵委员会选举或土地委员会选举。在这种种选举当中有一件事情明显而不变的，就是：布尔什维克派势力增长。莫斯科区政局选举，特别以群众情绪的剧变惊动了全国。社会革命党，这个“大党”，六月间有三十七万五千票，九月底只剩下五万四千票了。孟什维克派从七万六千票减至一万六千票。立宪民主党保留了十万零一千票，只失去八千票。他方面，布尔什维克派从七万五千票增至十九万八千票。六月间社会革命党有全票数58%，九月间布尔什维克派则差不多有52%。卫戍军90%投布尔什维克派的票；有些队伍中还超过95%哩。在重炮工厂里，2347票之中布尔什维克派得到2286票。放弃投票者数目之增加，主要是出于这个事实，即是许多小市民在初生幻想之时拥护妥协派，不久之后又离开政治了。孟什维克派完全瓦解了，社会革命党只得到立宪民主党一半票数，立宪民主党只得到布尔什维克派一半票数。布尔什维克派九月间所得票数，是与一切其他政党艰苦斗争之后才得来的。这是有力量的票，这是可靠的。中间集团之衰落，资产阶级营垒之颇稳定，最被仇恨和迫害的无产阶级政党之突飞猛进，——这些就是革命危机之绝无错误的征兆。苏汉诺夫写道：“不错，布尔什维克派热心地和不停地做工作。他们无论何时都在群众中间，工厂里面，……他们变成了群众的党，因为他们时时在那儿，在工厂和兵营中，指导整个的生活，无论大事和小事。……群众和布尔什维克派一起生活和呼吸。他们完全操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党的手里。”苏汉诺夫自己也属于那个破碎了的孟什维克党。在前线，政治情况则比较复杂。有些师，有些团，从来未曾听过或见过一个布尔什维克；好多人衷心惊讶得很，看见人家攻击他们抱有布尔什维克主义。他方面也有些队伍，将他们自己的无政府主义情绪夹杂一点黑色百人团气味，当做最纯粹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前线的情绪大体虽是朝着一个方向走的，但是那个政治洪流在战壕中流过时候，难免起了一些旋涡和一些逆流，且也有不小的泥泞。九月间，布尔什维克派冲破了警备线，去同前线发生关系，——最近二个月中人家把他们和前线士兵认真隔开了。此时正式的禁令也未曾取消。妥协派的士兵委员会尽其可能阻止布尔什维克派同士兵接近；但一切努力都是白费了的。士兵们听惯了自己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现在毫无例外地宁死也要看看和听听一个有血有肉的布尔什维克。委员会负责人想出的种种形式上障碍、延宕和麻烦，一遇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到来之消息，立刻被士兵们的迫切要求所打破了。革命老战士，耶夫珍妮亚·宾希，曾在乌克兰做了大事业，她留下了一些生动的回忆，关于她在未受政治宣传的士兵群众中大胆冒险的经过。她的朋友们之惊人的警告，无论诚意的或非诚意的，到处都受事实所驳斥。有一师士兵，一向被认为极端仇视布尔什维克派的，她在其中演说时，很谨慎说到她的主张，但不久就发现听众是与她一致的了。“没有咳嗽，吐痰或掀鼻涕，（这些本是士兵会议中表示厌烦的最初征象；）会场完全寂静而有秩序。”演说完了，是暴风雨一般给这位勇敢的女鼓动家拍掌。耶夫珍妮亚·宾希此次前线旅行，一般可视为一种凯旋游行。次一等的鼓动家的经验，虽未曾有这般英雄气概，有这般效验，但本质上是一个模样的。新思想，或以新方式说服人的思想，新口号，新推论，涌进战壕中那种呆板的生活里面去。几百万士兵头脑都在思考事变，结算他们的政治经验。前线一个士兵写信给党机关报主笔说：“亲爱的工人同志和士兵同志，切勿放松那个不祥的K字呀，这个字害得大家做流血的屠杀。那些头等的刽子手Kolka（尼古拉第二，）Kerensky（克伦斯基，）Kornilv（科尔尼洛夫，）Kaledin（加雷定，）Kadets（立宪民主党人，）——所有这些人都是K字起头的。Kossaks（哥萨克）对于我们也是危险的。……西多·尼古拉也夫（签名）上。”不要以为这是迷信的话：这不过是政治记忆术一个方法罢了。总司令部的叛乱，不能不震动了士兵生活的每根纤维。牺牲了好多精力和生命才勉强恢复的那种表面纪律，又粉碎了。西方前线军事特派员日但诺夫报告道：“一般的情绪是神经质的，……怀疑军官，观望不前；不肯服从命令可以这样解释，即他们以为这是科尔尼洛夫的命令，不当服从。”史丹开维奇代替费洛宁科为总司令部特派员，也写了同样的情形：“士兵群众觉得自己各方面受了叛逆所包围……若有人告诉他们不是这个情形，此人也要被他们视为叛逆的。”在军官们看来，科尔尼洛夫冒险之失败，不异于是他们的最后希望之丧失。即在科尔尼洛夫失败以前，军官们也没有很大的自信心。我们看到了，八月底那几日，彼得格勒那些阴谋军人，喝酒，吹牛，和颓废。现在军官们觉得完全被人鄙弃了。有个军官写道：“怨恨，迫害，完全闲散，以及时刻有被捕和耻辱而死的可能，就使得军官们走入酒店，饭馆，旅舍；……军官们都沉弱于这个醉乡生活里面去了。”与此相对，海陆士兵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清醒：他们得到了新的希望。据史丹开维奇说：“布尔什维克派抬起头来，觉得自己完全操纵了军队。下层委员会变成布尔什维克派的支部了。军队中每次选举都表明布尔什维克派势力惊人地增长。此外还不能漠视这个事实，即是：不仅北方前线，而且整个俄罗斯前线，最好的和最有纪律的军队，第五军团，是第一个选举出布尔什维克的军团委员会的。”海军更加明显地，光耀地和有声有色地走到布尔什维克派一边来。9月8日，波罗的海水兵在各舰上悬挂战旗，表示他们决心为争取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政权而奋斗。舰队要求各战线立刻停战，土地交给农民委员会，工人监督生产。三日之后，比较落后和稳健的黑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也赞助波罗的海水兵，采取“政权归苏维埃”口号。这口号，九月半间也被第12军团中23个西伯里亚的和拉脱维亚的步兵团采取了。其他各队伍也跟着采取这个口号。从此，陆军与海军之中，苏维埃政权问题就未曾消逝于议事日程了。史丹开维奇说：“水兵们开会，十分之九是布尔什维克派。”这位新任的总司令部特派员有一次在勒瓦尔地方当着水兵们面前替临时政府作辩护。他一开口就明白这个图谋不成功了。一提起“政府”，会场便气愤愤地警戒着，“一阵愤怒，仇恨和猜忌的浪潮便弥漫于全体群众。这浪潮是明显的，有力的，热烈的，不可抵抗的，合为一声全场一致叫喊：‘打倒它！’”我们不能不称赞说这故事的人，他于那死命仇视他的群众之进攻中不忘记看出了美。和平问题，那两个月中被埋没于地底下，如今则以十倍力量钻出来了。彼得格勒苏维埃某次会议上，军官杜巴索夫，从前线来，宣布说：“无论你们这里怎样说，士兵们再也不肯打仗了。”会场上有几个声音回答：“连布尔什维克派也未曾说这话哩。……”但这位军官，并不是布尔什维克，他回答道：“我告诉你们的，是我所知道的事情，以及士兵们叫我来告诉你们的事情。”另一个从前线来的人，一个脸色阴沉的士兵，一身灰色大衣沾满了战壕里污泥和臭味，也在九月间那几日向彼得格勒苏维埃宣布说：“士兵需要和平，无论哪一种和平，哪怕是个丢脸的和平。”这几句粗暴的士兵的话，叫苏维埃害怕。事情竟发展到这个地步！前线士兵们并不是小孩子。他们十分明白，在现有战争地图之下，惟有强盗的和平是可能的。为了他这个见解，这位前线代表故意选用最粗暴的字眼，来表示他十分厌恶霍亨索伦钦定的和平。但如此把他的见解完全暴露出来之后，他就迫得听众去明白：没有其他道路可走了，战争已经使军队精神松懈下来了，必须立即媾和了，无论出什么代价。资产阶级报纸带着恶意的喜悦抓住了这个前线士兵的话，当做是布尔什维克派说的。这句关于“丢脸的和平”的话，从此以后永远被人视为民众的粗野和放肆之极端的表现！***一般说，妥协派并不像那个拙劣的业余政客，史丹开维奇那样，趋向于欣赏那个将要把他们冲出革命舞台的进潮之美感。他们一天又一天错愕和恐怖，明白了他们再没有任何抵抗力量。事实上，群众之信任妥协派，从革命一开始，就包藏着一种误解，——历史上不可避免的，然而不能持久的误解。只须几个月就可以把这误解弄明白了。妥协派不得不拿另一个论调同工人和士兵说话，与他们在执行委员会所说的不同，与他们在冬宫所说的更不同。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派诸负责领袖，一星期一星期过去，愈加害怕到公众会场上来说话。次等的和三等的鼓动家才敢出来，他们不得不以意义双关的辞句来顺应民众的左倾。否则他们就是受了工厂，矿山和兵营情绪所传染，开始说群众的话了，而且不久同自己的党决裂了。水兵霍夫灵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起了，那些自命为社会革命党人的水兵事实上如何为了布尔什维克政纲而奋斗。这个情形是到处都可以看见的。群众知道他们要的什么，但不知道如何称呼他们所要的。这个“误解”本属于二月革命的内在本质，却带有一种普遍的人民群众性质，——尤其在乡村中，那里误解得更长久些。惟有经验能使这团乱丝理出头绪来。小的和大的事变，不停地动摇了那些群众的党，使各党党员人数配称于各自的政策，而非配称于各自的广告牌子。妥协派和群众之间这个“误解”，有一件事情最能表明出来：七月初，二千名顿涅志矿工当着五千人群众之前跪着，脱了帽子，宣誓道：“凭着我们的儿女，凭着上帝，凭着天和地，凭着世界上我们认为神圣的一切事物，我们宣誓：我们永不抛弃1917年2月28日我们以流血换来的自由；我们相信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派，宣誓永不听列宁派的话，因为他们，布尔什维克列宁派，以他们的鼓动引俄国走到灭亡去，而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派则联合如一个人说：土地交给民众，无须赔偿，战后资本主义必须崩溃而代之以社会主义；……我们宣誓，在这二个党领导之下前进，至死不停。”矿工们这个誓言是反对布尔什维克派的，而其实则走向布尔什维克革命。二月的外壳和十月的核心在这天真而热心的誓言之中表现得如此明白，好像把不断革命的问题都说尽了。到了九月，顿涅志矿工既没有违背自己，也没有违背那个誓言，便已掉转头来不理会妥协派了。乌拉尔矿工中最落后的分子也是这样做。执行委员会一个委员，社会革命党人奥杰果夫，本是乌拉尔选出的代表，八月初回到他的伊杰夫斯基工厂去了一趟。他在那个充满了悲哀的报告之中写道：“我非常惊讶，看见了我不在之时发生的种种激剧变化：社会革命党那个组织，人数（八千党员）和活动，在全乌拉尔地方都是驰名的，……如今，由于那些不负责任的鼓动家之故，这个组织竟涣散了，只剩下五百个党员。”奥杰果夫的报告，在执行委员会看来，并非出乎意外的消息：彼得格勒也是同样情形。如果七月压迫之后，社会革命党人暂时地在工厂出风头，有些地方甚至增加他们的势力，那么后来的衰落只有更加是不可挽救的。社会革命党人秦情诺夫后来写道：“固然，克伦斯基政府那时是胜利了，布尔什维克派示威者被解散了，布尔什维克派领袖捉去坐牢了，但那是得不偿失的俾鲁士王的胜利（Pyrrhicvictory）。”[1]这话很对：同俾鲁士王一样，妥协派牺牲了自己的军队而赢得一个胜仗。彼得格勒工人斯可林科写道：“早先，7月3日至5日事变之前，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人有些地方还敢在工人面前说话，不至于被人喊下台来，现在他们就没有这个保证了。……”一般地说，他们什么保证都没有了。社会革命党不仅丧失了它的影响，而且改变了它的社会成分。革命的工人，不是早已站到布尔什维克派一边来，便是走开了，正在经历内心的危机。他方面，商店老板，富农和小官吏等人的子弟，战时在工厂藏身的，也有了时间觉悟社会革命党内正是他们最好的位置。然而到了九月，连这些人都害怕自称为社会革命党人了，——至少在彼得格勒如此。工人，士兵，有些省份中连农民，都抛弃了这个党。留在其中的只有保守的官僚的和小市民的分子了。被革命唤醒的群众信任了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派时候，这二个党便拚命恭维民众的高超的智慧。但到了这些群众，经过事变教训急剧转向于布尔什维克派时候，那些妥协派就将自己失败的责任归嫁于民众无知之上了。可是民众绝不肯承认他们是比以前更无知的；恰恰相反，他们觉得现在懂得了以前未曾懂得的事情。社会革命党，衰落了，软弱了，于是也开始沿着它的社会接缝发生分裂，使它的党员站在两个互相敌对的营垒。在军队和乡村之中还有那些社会革命党人，与布尔什维克派站在一起，而且常受布尔什维克派领导，出来自卫，抵抗政府中那些社会革命党人施行的打击。这两翼之间一天比一天更加激烈的斗争遂造成了一个中间派，这派在欠尔诺夫领导之下图谋保持迫害者和被迫害者间的一致，但终于纠缠不清，陷入于无出路的和时常可笑的矛盾之中了，而且更加败坏了那个党。为得能在群众会场上说话起见，社会革命党演说家不得不自己介绍做“左派的”，国际主义者，与那派“三月社会革命党人”没有共同之点。七月事变之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就公然站在反对派立场，——尚未曾正式与原党决裂，不过拾起布尔什维克派过时的议论和口号而已。9月21日，含有一种教育的作用，托洛茨基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宣布说：布尔什维克派“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相谅解，已经渐渐容易了。”最后，这些人以一个独立党的形式分裂出来，在革命大书上写下最荒唐的一页。这乃是知识分子自满的激烈主义之回光返照；十月革命之后几个月，这一个倾向只剩下小堆灰尽了。孟什维克派之中也有一个深刻的分化。他们的彼得格勒组织与他们的中央委员会发生了激烈冲突。他们的中心干部，以策列铁里为领袖，并无农民后备如社会革命党者，故瓦解也更迅速些。中间的社会民主团体，不属于两大营垒的，此时还在图谋统一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派：他们还在维持着三月间的幻想，三月间连斯大林也以为我们可以同策列铁里联合，希望“在一个党内消除小的不同意见”哩。八月下旬，孟什维克派和主张统一的人合并组织。在联合会议上，右派占了决然的优势，策列铁里的拥护战争和与资产阶级合作之提案，以117票对79票通过。策列铁里在党内之胜利，促进了这党在工人阶级中的失败。工人的孟什维克派彼得格勒组织，人数非常之少，跟着马尔托夫走，推他前进，被他的迟疑不决所激恼，已有决心走到布尔什维克派一边来了。九月半间华西里岛区孟什维克派组织，差不多整个加入布尔什维克党。这就加速了其他各区及各省的摇动。各种倾向的孟什维克派领袖们，在联合会议上气愤地互相攻击破坏党。高尔基的报纸属于孟什维克左派，九月底说道：彼得格勒党的组织，不久之前还有一万党员“现时事实上已不存在了。……最后一次全城会议不能开会，因为不足法定人数。”普列汉诺夫从右边攻击孟什维克派。他说：“策列铁里和他的朋友们，不知不觉地替列宁开辟道路。”九月进潮那几天中，策列铁里本人的政治见解，在立宪民主党人纳博科夫的回忆中写得很生动：“此时他的情绪的最显著特点，乃是害怕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日益增大的势力。我记得，有一次他同我密谈中，他如何告诉我关于布尔什维克派能够夺取政权的话。他说：‘自然，他们不能维持政权至二三星期以上。但试想一下，那将破坏至何种程度！……我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避免这个事情。’在他的声音之中含有真正慌张失措的调子。……”策列铁里在十月以前经验到了纳博科夫于二月革命那几日中所熟悉的那种情绪。***苏维埃乃是布尔什维克派与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派共同活动的舞台，虽然布尔什维克派同其他两党不断的发生冲突。苏维埃三大政党相对力量的变化——自然并不是立即的，而是必然落后地和人工拖延地——表现于苏维埃的成分及其社会职能上面。好多外省苏维埃，七月事变之前就已成为政权机关了。譬如在伊凡诺伏·伏士尼辛斯克，鲁干斯克，察里津，赫尔森，托姆斯克，海参崴等，——即使不是形式上的，至少也是事实上的，即使不是连续不断的，至少也是断断续续的。克拉斯诺雅斯克苏维埃，完全独立的施行了购物券制，购买个人消费物品。妥协派的萨拉托夫苏维埃，也不得不干涉经济冲突，逮捕某些工厂主，没收属于比利时公司的电车，实行工人监督，在那些无人管的工厂里组织生产。在乌拉尔地方，自从1905年以来，布尔什维克派就有了占支配地位的政治影响了，那里的苏维埃时常组织法庭，审理案件，在许多工厂设立自卫队，拿厂里的钱来置办武装，组织工人监督，替工厂采集原料和燃料，管理制造品出卖，规定货物价格。乌拉尔地方某几处苏维埃还从地主没收来土地，共同耕种哩。在沁斯克各矿工，苏维埃组织了一个地方工厂经理机关，负责整个管理事务，收支薄记，和接受定货等。如此一来，沁斯克矿区之收归国有已粗具规模了。这些材料，我们是从爱尔津借来的，他还说：“早在七月之初，不仅乌拉尔诸工厂一切事情都操在布尔什维克派手里，而且布尔什维克派已经做出客观的教训来解决政治的，经济的，和土地的问题了。”那些教训是粗浅的，并未曾构成系统，也未曾用理论照耀过，——但在好多方面，预指了未来要走的道路。七月事变，打击苏维埃的，比较打击党或工会的，更加重些，因为在那几月的斗争中主要的是苏维埃或生或死的问题。党和工会仍保持其意义，无论在“和平的”时期或在艰难的反动时代。任务和方法可以改变，但其根本职能是不改变的。可是苏维埃只能在革命形势基础之上存在，革命形势一消灭，苏维埃也跟着消灭。苏维埃团结了劳动阶级大多数，将一个任务提出劳动阶级面前，这任务超出于一切私人的，团体的和行业的需要之上，超出于工资问题，改良和改革问题之上，——这就是夺取政权任务。但是“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口号，似乎跟着七月间工人和士兵的示威失败而行不通了。这回失败，削弱了布尔什维克派在苏维埃中的力量，但更加削弱了苏维埃在国家中的力量。所谓“救国政府”，即是表示官僚政治恢复了独立性。苏维埃拒绝政权，不异于是屈服于那些特派员之前，不异于是渐渐憔悴而枯萎。中央执行委员会地位之低降，有个很明白的表征，就是：政府要妥协派搬出陶立特宫，理由是要修理这个宫殿以为立宪会议之用。七月下半月，斯摩尼学院房屋交给苏维埃使用，那里本是贵族女儿受教育的的方。关于这座“白鸽”之家交付苏维埃使用，资产阶级报纸现在也用着当初说到布尔什维克派占据克希辛斯该雅邸宅时的口气来议论了。各种革命团体，连工会在内，占据了征用的房屋的，都同时受人攻击，根据住宅问题理由来攻击。这个攻击之作用不外是要把工人革命赶出那些太广大的房屋以外，那些房屋是革命在资产阶级的社会中夺取来的。立宪民主党报纸，义愤填胸，——自然过时了一点，——关于野蛮民众的侵犯私人的和国家的财产权。但到了七月底，有一件出人意外的事实给印刷工人发现出来了。团结在有名的国会委员会周围那些政党，似乎好久以来就把最富足的“国立印刷厂”霸占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了，连这个工厂享有的发行便利和免费寄递特权，也被他们霸占了去。立宪民主党的鼓动小册子不仅是免费印刷的，而且是整吨的免费寄递于全国，而且还有优先的寄递权哩。执行委员会不得不审查这个报告，也不得不证实这个事实。立宪民主党自然只找到一个新题目来发泄气愤：你们果真可以把那为破坏目的而占据政府房屋和那利用国家产业以保卫最高宝物，这二件混为一谈么？总而言之，如果我们这般老爷曾经侵占了一点国家财产，那只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但是这个议论并不能说服一切的人。建筑业工人坚决认为他们对于一个拨归他们的工会使用的房屋，比较立宪民主党人对于政府印刷机关，更加有权利些。这个争吵并非偶然的：它笔直引向第二次革命。立宪民主党人无论如何不得不稍微闭住了嘴。八月下半月执行委员会派出的指导员之中，有一个巡视南俄苏维埃的，——那里布尔什维克派势力比较在北方弱得多，——作了如下报告：“政治情绪是显然改变了，……在群众上层，由于临时政府政策变更之结果，一种革命情绪高涨起来。……在群众之中，人们可以觉到他们对于革命感着疲倦和冷淡。对于苏维埃显然冷淡，……苏维埃的作用渐渐减少了。……”群众看见民主派中间分子的动摇而感着疲倦，这是没有疑问的；并非对于革命，而是对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派，他们渐渐冷淡了。这种情形在那些地方尤其不能忍受的，那里，不管政纲如何，政权实际上操于妥协派苏维埃手里：领袖们为了执行委员会屈服于官僚政治这件事所拘束，再不敢使用他们的权力了，如此更在群众眼前败坏了苏维埃的威望。此外，普通的日常工作，一大部分从苏维埃埃移转到民主的市政局去了，——还有更大部分则移转到工会和工厂委员会去。渐渐地不很明了：苏维埃是否能存在下去呢？它的前途怎样呢？苏维埃，在最初存在几个月之中，还超出于其他一切组织之上，以创立工会，工厂委员会，俱乐部为己任，并指导其工作。但这些工人组织一经成立了，就渐渐的受了布尔什维克派领导。八月间托洛茨基写道：“工厂委员会并不是从临时性的会议产生出来的。群众选举那些人到工厂委员会去，这些人在工厂日常生活之中表现出坚决，能干和忠于工人利益。那些工厂委员会……绝大多数是布尔什维克派组成的。”要想由妥协派苏维埃来监护工厂委员会和工会，再也谈不到了。恰恰相反，两方面之间有个激烈斗争。关于群众有切身利害关系的问题，苏维埃一天比一天更不能对抗工会和工厂委员会了。譬如莫斯科工会，违反了苏维埃决议而实行一个总罢工。类似的冲突处处都有发生，不过形式没有那般明显，而常常胜利的并不是苏维埃一方面。妥协派被自己的政策赶进了断头巷去，不得不“发明”一些不相干的事情给苏维埃做做，叫苏维埃去做文化工作，总之免得苏维埃无聊。但不成功。苏维埃之设立是为着进行夺取政权斗争的；其他的任务，有比他更合宜的组织存在。萨拉托夫地方布尔什维克安东诺夫写道：“我们的苏维埃是走上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轨道的，它的全部工作都失去了意义。……某次执行委员会开会时，我们都无聊得打呵欠，难为情得很。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派的话盒子是空洞而浅薄的。”奄奄一息的苏维埃，一天比一天更无力量来支持彼得格勒中心了。斯摩尼学院和各地苏维埃的通信，渐渐减少了：没有什么可写的，没有什么可提议的；没有前途，也没有任务。如此隔离群众，便表现为财政恐慌这样一种很可捉摸的形式。外省妥协派苏维埃，本身就无法维持，因之不能拿钱维持在斯摩尼学院的大本营；左派苏维埃则故意不肯以财政支持一个执行委员会，它以参加反革命工作丢了自己的脸。然而苏维埃这个衰落过程却和其他一些过程交错起来，这其他的过程部分地具有相反的性质。遥远的边境，落后的县份，偏僻的角落，觉醒起来了，创设自己的苏维埃；只要不落于中心的腐败影响之下或不受政府的压迫，则这些苏维埃就表现出革命的新鲜气息。苏维埃的总个数增加得很快。八月底，执行委员会登记处统计有六百个苏维埃，共代表二千三百万选举人。官方的苏维埃系耸立于一个人海之上，这人海在奔腾澎湃，鼓浪向左。苏维埃的政治上复活，恰好与它的布尔什维克化同时，是从下层开始的。在彼得格勒首先扬起声音的，是各区。7月21日，各区苏维埃联席会议派了一个代表团去见执行委员会，要求：解散国会，以政府法令严申士兵委员会组织不可侵犯，恢复左派报纸，停止缴除工人武装，停止成群逮捕，约束右派报纸，停止解散兵团，废除前线死刑。拿来同七月示威相比较，这里显然降低政治要求了；但这不过是走向康复的第一步。各区是图谋以降低口号来扩大基础。执行委员会诸领袖以外交态度来称赞各区苏维埃之“明智”，但结论只限于声明：一切不幸都是七月暴动造成的。两方面告别了，很客气的，然而很冷淡地。在各区苏维埃这个政纲之下，一个有力的运动开始了。《新闻报》天天发表苏维埃、工会、工厂、战舰、部队等的决议案，要求解散国会，停止压迫布尔什维克派，停止宽容反革命。在这一般背景之下，也听到一些更激烈的声音。7月22日莫斯科省苏维埃比莫斯科城苏维埃进步得多了，通过一个决议案，主张政权移转于苏维埃。7月26日伊凡诺伏·伏士尼辛斯克苏维埃“鄙视”人家同布尔什维克派斗争时所用的手段，而且向列宁，向“革命无产阶级这位光荣的领袖”，致敬。全国许多地方，七月底和八月上半月举行的选举，一般地是加强了苏维埃中布尔什维克党团。喀琅施塔得，受了打击而在全俄国蒙了恶名，但新选出的苏维埃含有100个布尔什维克派，75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12个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7个无政府主义者，和90个以上无党分子，其中没有一个人敢公开承认同情于妥协派。8月18日开的乌拉尔地方苏维埃大会上，到会者有86个布尔什维克派，40个社会革命党人，23个孟什维克派。察利津成了资产阶级报纸特别仇恨的对象，因为那里不仅苏维埃是布尔什维克的，而且当地布尔什维克派领袖弥宁被选为市长。克伦斯基派人去讨伐察利津，没有什么重大事情可为口实，只为的捣毁一个革命穴巢而已，——察利津本是顿河区哥萨克统领加雷定的一个眼中钉。在彼得格勒，在莫斯科，在所有工业区域，人家一天比一天更多举起手来拥护布尔什维克派的主张了。八月底发生的事变，使苏维埃受一个试验。在危险阴影之下，内部力量再行团结很迅速地发生，到处都有发生，也有磨擦，但不很多。在外省同在彼得格勒一样，布尔什维克派，正式苏维埃系统的非亲生子，走到上风来了。但在妥协党的干部之内，那些“三月”社会主义者，那些来往于部长和官僚应接室的政客，也暂时被排挤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些曾在秘密工作中煅炼过的更有战斗精神的分子。为了这个势力新团结，一个新的组织形式是需要的。防卫革命之领导权，无论何处都未曾集中于执行委员会之中。科尔尼洛夫叛乱时节，执行委员会那种形式是不堪战斗之用的。到处都组织了保卫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参谋部。这些新机关依附于苏维埃，向苏维埃作报告，但代表一批新的分子，一种新的行动方法，适合于所负任务的革命性质。当国政会议开会那几天，莫斯科苏维埃设立了一个六人的战斗机关，惟有它有权利调动武装队伍，捕人。基辅地方大会，在八月底开会，劝告当地苏维埃不要迟疑，尽可以取不可靠的政军权力代表而代之，并采取步骤立刻逮捕反革命分子和武装工人。在维亚特卡，苏维埃委员会享有非常权力，调动武力的权力也在其内。在察利津，整个政权都落在苏维埃参谋部手中了。在尼齐尼·诺伏高老特，革命委员会派兵看守邮政局和电报局。克拉斯诺雅斯克苏维埃则将政军权力集中自己手里。差不多处处复演这同一个情况，虽然细节上有些不同，有时不同得很厉害。但这绝不是仅仅模仿彼得格勒，苏维埃的群众性，使苏维埃内部发展完全具有一种极合规律之性质，凡遇大事，都以同一方式去反应。合作政府两部分，被国内战争的战线所分开了，但苏维埃则真正把全国一切活力都团结于自己周围。将军们之进攻碰到了这个墙壁，碎为灰尘了。再没有比这教训更能教训人的。布尔什维克派对此事件的宣言说：“官厅方面无论如何排挤苏维埃并剥夺其权力，但在削平科尔尼洛夫叛乱之时，苏维埃表现出是不能让人家压迫下去的，……表现出人民群众的能力和创造精神，……这个新的经验，无论如何不会离开工人，士兵和农民的意识的；从此以后，革命开始时本党提出的“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呼声就变成为革命的全国的叫喊了。”市政局曾经努力要同苏维埃竞争，到这危险的几日，就死亡了，消灭了；彼得格勒市政局很谦逊地派代表去见苏维埃，“为的解释时局和建立联络”。苏维埃是一部分人民选出的，市政局是全体人民选出的，似乎苏维埃的权力和影响应当少些。但是革命过程的辩证法证明了，在某种历史条件之下，部分比全体无比的大得多。同在政府中一样，妥协派在市政局之中也是同立宪民主党合作来反对布尔什维克派的；这个合作使得市政局疯瘫了。正如使得政府疯瘫了一般。反之苏维埃则是妥协派和布尔什维克派一种防卫性的合作抵抗资产阶级进攻的自然形式。科尔尼洛夫事件之后，苏维埃开始了新的一章。妥协派虽还保持不少的小地盘，尤其在卫戍军中，但彼得格勒苏维埃则急剧地倾向于布尔什维克，令左右双方都感惊讶。8月31日至9月1日夜间，还是齐赫泽当主席，苏维埃已经主张一个工农政府了，妥协派党团的群众差不多完全拥护布尔什维克派的决议案。策列铁里的相反提案只得到15票。妥协派的主席团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右派要求记名投票，直拖至早晨三点钟才完事。为的避免公然投票反对自己的党，有好多代表走回家去了。即令如此，即令有这一个压迫手段，布尔什维克派决议最后也得到279票对115票之多数。这是一件大事。这是妥协派结局之开始。主席团，吃惊得很，宣布他们要辞职。9月2日，在芬兰的俄国苏维埃机关开一联席会议，以700票及36票弃权，通过一个决议案主张政权归苏维埃。5日，莫斯科苏维埃随着彼得格勒走：它以355票对254票之数，不仅表示不信任临时政府，认为是反革命一个工具，而且攻击执行委员会的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政策。以兴楚克为首的主席团，宣布他们要辞职。西伯利亚中部苏维埃大会，9月5日在克拉斯诺雅斯克开会，完全接受布尔什维克派领导。8日，布尔什维克决议案，以130票对66票之多数，在基辅工人代表苏维埃通过了，——虽然正式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只有95个人。10日开会的芬兰苏维埃大会，15万海陆士兵和俄国工人，共推举69个布尔什维克派，48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以及若干无党人物，为代表。彼得格勒省农民代表苏维埃，推举布尔什维克塞尔格耶夫为代表，出席民主会议。这里又发现，凡党能经过工人或士兵同乡村直接接触的地方，农民们都喜欢趋集于党的旗帜之下。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占支配地位，在9月9日带历史性的会议中，得到有声有色的保证了。各党党团都很用心地集合自己的党员：“这是有关苏维埃命运的问题。”大约有千名工人和士兵代表到会了。9月1日的表决，究竟是会场成分偶然变化的一种简单插话呢，还是表示苏维埃政策的完全变更呢？问题就是这样提出了。布尔什维克派党团害怕不能集合一个多数，来反对主席团，——所有妥协派领袖齐赫泽，策列铁里，欠尔诺夫，高次，丹，史高倍列夫都在主席团之内，——于是提议：依照各党代表人数比例选举主席团。这个提议本来会相当地遮掩原则冲突的激烈，正因这个原故受了列宁猛烈攻击，但在策略上却有此便利，即可以取得动摇分子的赞助。但策列铁里拒绝这个妥协提议。他说：主席团要知道苏维埃是否真正转变了它的方向，“我们不能执行布尔什维克派的策略。”右派提出的议决草案说：9月1日的表决并不适合于苏维埃的政治路线，苏维埃同从前一样，仍旧信任它的主席团。布尔什维克派除了接受这个挑战以外，没有别的办法，他们本来准备好了这个决斗。托洛茨基从牢狱出来，第一次到会，受了会场一大部分热烈的欢迎——左右双方内心估计这次拍掌：是多数不是？——他站起来，要求人家在表决之前解答一个问题：克伦斯基仍旧是主席团一分子么？主席团迟疑一下，回答道：是的。如此，主席团担负的罪孽本已深重了，现在又缚了一盘石磨在颈项之上。托洛茨基说：“我们本深信，……人家再不肯容许克伦斯基坐在主席团位置上的，谁知我们想错了。克伦斯基的幽灵现在坐在丹和齐赫泽中间。……人家要你们拥护主席团的政治路线时候，请你们不要忘记了，你们将拥护克伦斯基的政策。”会议进行得异乎寻常的紧张。秩序保持着，因为每个人都不愿在会场上爆发冲突。大家都要尽可能早的算出朋友和敌人的数目。大家都明白，现在解决的乃是政权问题、战争问题、革命命运问题。决定：以退出会议厅为表决手段。凡接受主席团辞职的，就到厅外去。少数人走出厅外，本来比多数人容易些。大厅每个角落里现在开始了一种热烈的虽然低声的鼓动；是旧主席团呢，还是新主席团呢?是合作政府呢，还是苏维埃政权呢？一大群人向厅门走去——“太多了”主席团心里想。布尔什维克派领袖方面，则估量他们会缺少一百票，不能得到多数。他们预先自己安慰道：“那也是很好的。”但是工人和士兵仍在向门口走去。此时发生了嘈杂的声音，长篇大论的话以一二声简语表现出来。这边喊：“科尔尼洛夫派！”那边喊：“七月角色。”这手续大约费了一个钟头。一个无形的天平，两臂动摇了。主席团几乎不能抑制他们的兴奋，这一个钟头之内留在主席台上没有动。最后，票数计算好：拥护主席团和合作政府的414票，反对的519票，弃权的67票！新的多数派如狂风暴雨一般拍掌，欢喜和激昂。理应如此。这胜利是很高的代价换来的！一大部分的道路已经走过去了。被推翻的领袖们，在这打击之下还未清醒过来，拉长了面孔，离开主席台。策列铁里忍不住宣布一个吓人的预言。他一面走，一面掉转头来喊道：“我们走下这个主席台时，良心上觉得这半年以来我们很可敬地高高擎着革命的旗帜。这个旗帜现在交付你们手里了。我们只能表示这个愿望，即愿你们能够同样擎着它，至少三个月长久！”策列铁里大错特错了，关于他们规定的期限，以及关于一切的事情。彼得格勒苏维埃，它本是其他一切苏维埃的祖宗，它从此以后接受布尔什维克派领导了，——仅仅昨天，布尔什维克派还是“小小的一群煽惑者”哩。托洛茨基在主席台上演说，提起了布尔什维克派被人控告替德国参谋部服务。这个控告至今尚未撤消。“叫米留可夫一班人和古契柯夫一班人，把他们的日常生活说出来罢。他们不敢这样做。但我们无论哪一天都可以报告我们的活动。我们没有什么事情在俄国民众面前隐瞒起来。……”彼得格勒苏维埃，以一个特别决议案，“鄙视了这诬蔑的倡始者、传播者和赞助者。”布尔什维克派承受到应得的遗产了。这遗产一面是巨大的，一面又是极其菲薄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及时地从彼得格勒苏维埃夺去了两家报纸（本是彼得格勒苏维埃创办的），所有的行政部门，所有的基金，以及所有的技术设备，连打字机和墨水瓶内，自从二月革命以来，归于苏维埃使用的无数汽车，如今连最后一辆都被妥协派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拿去了。新的领袖，什么东西都没有，没有经费，没有报纸，没有书记机关，没有交通手段，没有钢笔，也没有铅笔。什么都没有，只有几堵白壁，以及——工人和士兵热烈的信心。然而这就够了。苏维埃政策，经过了这番根本的转变之后，妥协派队伍更加瓦解得快。9月11日，丹在彼得格勒苏维埃替合作政府作辩护，托洛茨基则主张一个苏维埃政府；差不多全体反对合作政府，只有十人赞成和七人弃权；同一天，莫斯科苏维埃全体一致表决反对压迫布尔什维克派。妥协派不久就发现自己被推入右方狭小的一片地位了，正如革命初时布尔什维克派在左方所占的地位一般大。但二者中间何等的不同！布尔什维克在群众中始终强于在苏维埃中。妥协派则恰相反，在苏维埃中的位置仍然大于在群众中的位置。布尔什维克派在柔弱的时期还有个前途。妥协派则什么都没有，除了一部过去历史，——而这部历史，他们又不能拿来自傲的。彼得格勒苏维埃改变了政策，同时也改变了面貌。妥协派诸领袖完全不见了，都躲在执行委员会里面去了，在苏维埃中，是次等的和三等的角色来代替他们。策列铁里，欠尔诺夫，阿夫克森齐耶夫，史高倍列夫等人一经消失了，那些民主部长的友人和崇拜者，那些激进的军官和贵妇，那些半社会主义作家，那些文化人和那些名流，也就不再出现于苏维埃之中了。苏维埃变得更纯粹的，更平凡的，更黯淡的，但是更严肃的。[1]译者按，纪元前三世纪间，爱比尔国王俾鲁士（Pyrrhic）带兵攻罗马，打了一个胜仗，但自己实力大受损失，将军向他贺寿时，他回答道：“若再这样胜利一次，我就完了。”<<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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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群众在打击之下<<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上）>>第十一章群众在打击之下一个革命，它的事变的直接原因，乃是互相斗争的阶级的意识状态之变更。社会的物质关系，不过划定这些过程的路向罢了。集体意识之变更自然带有一种半隐藏的性质。须待变更到某种强度，新情绪和新思想才以群众行动形式显露出来，这个行动立下了一个新的，虽然又是很不稳定的，社会均衡。革命的发展，每到一个新阶段，都要揭出政权问题，但立刻又把这个问题遮饰起来了，——直至于再揭出来为止。反革命也有同样的动态，除了走的是相反的方向。政府和苏维埃上层做的事情，对于事变进程绝非没有影响的。但若不寻出群众意识中深刻的分子动作过程，你就不能了解一个政党的政策的真实意义，或你要迷惑于领袖们的纵横捭阖中间。七月间，工人和士兵被打败了，但到了十月他们就以一种不可抵御的突击夺得了政权。在这四个月当中，他们的头脑里如何变化呢？从上面如雨点般降落的打击之下，他们如何生存呢？他们用什么思想和感情去对付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公然企图呢？说到这里，读者必须回到七月失败去。常常必须后退几步，为的好好跳跃一下。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正是十月跳跃呀。在官方的苏维埃历史文献中，确立了一种见解，且变成了一种常谈，——即认为：七月间党所受的打击——压迫和诬蔑相配合的打击——差不多没有留下一点痕迹于工人组织之上，便过去了。这个见解绝对不合于事实。固然，党员群众之减少以及工人和士兵之背弃党，仅仅是短期间内的现象，——没有多过于几个星期。进潮开始如此之快，如此之猛烈（这是更重要的，）以致抹去了一大半关于压迫和退潮时期之回忆。胜利总要投射另一种光辉于临胜利前的失败之上。但是党的地方组织的记录渐渐公布出来之后，1917年革命的七月退潮就渐渐露出显明的形态了，——在那几日中，因为与以前不断的上涨相对比，人们感觉得更加凄惨。大凡失败总是社会力量之间某种对比的结果；失败又改变了这个对比，使失败者更趋于不利，因为胜利者获得了自信心，而失败者丧失了自信心。何况对于自己力量之估计本是客观的力量对比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素。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遭受了一次直接的失败，他们奋勇前进时，一面碰着自己目的的模糊和矛盾，一面碰着外省和前线的落后不前。所以失败的效果，在首都先表现出来，而且表现得最明显。然而若说七月失败在外省差不多没有感觉就过去了，那也是不合于事实，——那种说法也时常可发现于官方文献之中。那样说，在理论上既说不过去，在实际上又为事实和文件所反驳了。无论何时，凡有大问题提出来，全国不由得不惟彼得格勒马首是瞻。所以首都工人和士兵的失败，必然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印象，尤其对于外省最前进的分子。惊恐，失望，冷淡，虽以不同的形态发生于全国不同的部分，然而到处都可观察出来的。革命压力之降低首先表现于群众对敌人的抵抗异常减弱。调来彼得格勒的军队，以解除士兵和工人武装之手段来施行正式的讨伐；同时那些半志愿的匪党则在军队保护之下攻击工人组织而不受处罚。《真理报》编辑部和布尔什维克派印刷厂被捣毁之后，金属工会机关也被捣毁了。以后的打击则落于区苏维埃身上。妥协派也躲避不了。七月十日，内务部长策列铁里领导的党的一个机关也受了攻击。关于军队开到那件事，丹写的几句话确实有不少的自我牺牲精神，他说：“本来我们要看见革命破产的，现在却看见革命的新胜利了。”胜利到了如此程度，以至于——借用孟什维克普鲁喜茨基的话来说——街上行路者，若是工人形状或有布尔什维克嫌疑，则随时都有被人毒打一顿的危险。还能有比这更可靠的征兆表明全盘局势有个剧烈的变更么？布尔什维克派彼得格勒委员会一个委员辣齐斯——他后来是个有名的“契卡”（肃反委员会）人员——在日记之中写道：“7月9日。全城我们的印刷所都被破坏了。没有人敢印我们的报纸和传单。我们不得不设立一个秘密的印刷机关。维包格区成了大家的避难所。彼得格勒委员会和受通辑的中央委员，都到这里来。雷诺工厂的更夫房间内，彼得格勒委员会开了一次会议，列宁也到会。总罢工问题提出来。我们中间发生了不同意见。我赞成号召罢工。列宁分析了大局之后，主张我们放弃罢工。……7月12日，反革命胜利了。苏维埃没有权力。那些军官学生野性大发，甚至开始攻击孟什维克派。党的某些分子动摇起来。党员增加之趋势停止了，……但还没有人逃离我们的队伍。”工人西斯哥写道：七月事变之后，“社会革命党在彼得格勒工人中的影响强大起来。”布尔什维克派之孤立自然而然地增加了妥协派的比重和自信。7月16日，华西里岛区的一个代表，在布尔什维克派全城会议上报告道：他那一区的情绪“一般地”是热烈的，除了几个工厂。“在波罗的工厂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派排挤了我们。”这里，事情走得太远了：工厂委员会竟议决布尔什维克派应替打死的哥萨克兵送葬，他们居然照办……党员数目之减少，固然不多：全区四千党员公开脱党的不到一百人。但在那头几日中，有比这更多的人数袖手旁观。一个工人弥尼乔夫后来回忆道：“七月事变告诉了我们，在我们队伍中间也有些人贪生怕死，‘吞下了’他们的党证，否认与党有关系。”他又安慰人说：“但这种人并不多。……”希里亚泼尼高夫写道：“七月事变及伴随而来的种种强暴和诬蔑打击我们的组织，使我们的影响停止增长了，七月初我们的影响本已达到很高的程度。……党本身成了半合法的，必须进行一种防御的斗争，主要依靠于工会和工厂委员会之上。”布尔什维克派受了替德国人做奸细的控告，此事甚至也给彼得格勒工人以很大的印象，——至少对于一大部分工人，过去动摇的人，现在脱离了。正要加入的人，现在动摇了。甚至已经加入的人也有很多退出。七月示威，与布尔什维克派一起的，还有好多属于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派的工人。受了打击之后，他们首先跑回原党旗帜之下：他们现在觉得，此次违反党纪律，确实是错误。广大的无党工人群众，本来跟着党走，现在因为受了官厅宣布的和法律装璜的诬蔑影响，也离开党了。在政治空气如此改变之下，高压的打击造成了更可怕的效果。鄂尔嘉·辣维趣，一个党的老资格的工人积极分子，彼得格勒委员会委员，后来在一次报告之中说道：“七月事变如此破坏了组织以至在最初三个星期之内一切活动都谈不上了。”辣维趣此地说的，大部分是指党的公开活动而言。好长时间无法安排出版党的报纸：没有一家印刷厂肯替布尔什维克派服务。并非都是因为老板不肯。有一家印刷厂，工人以停止工作来拒绝印刷布尔什维克派的东西，老板只好把那订好的合同撕毁了。有一个时候，只有喀琅施塔得报纸供给彼得格勒。那几个星期之内能公然活动的极左派，是那个所谓“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一派人。工人们热心倾听马尔托夫的演说，他的战士本能觉醒了，在这样一个退守时代，此时无需要替革命开辟新的道路，只须为了保护残存的革命胜利品而奋斗。马尔托夫的勇敢是一种悲观情绪的勇敢。他在执行委员会某次会议上说：“人们好像是停止了革命……倘若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使得工人和农民在俄罗斯革命中无发言余地，那么我们只好光荣的下台了。让我们接受这挑战罢，不是以默然弃权来接受的，而是以光荣的战斗来接受的。”以光荣的战斗来下台，这话，马尔托夫是拿来对他的同志如丹和策列铁里一般人说的；他们认为将军和哥萨克战胜了工人和士兵，乃是革命战胜了无政府。在那无忌惮地打击布尔什维克派和那妥协派不断的对哥萨克军官屈服的背景之下，马尔托夫在那困苦的几个星期内的行为抬高了他在工人心目中的地位。”七月危机打击了彼得格勒卫戍军，尤其严重。在政治上说，士兵们还落于工人背后。苏维埃工人部走到布尔什维克派一边之后，士兵部依然是妥协派的堡垒。这点，同士兵们动不动便拿枪炮出来干，是不矛盾的。在示威之中，士兵比工人更有进攻的作用，但一受打击他们也比工人后退得更远些。彼得格勒卫戍军中，仇视布尔什维克派之风潮，动荡得很高。士兵弥特列维趣说：“失败之后，我没有出现于我那一团人中间，因为狂风暴雨尚未过完之前，我会被人杀死的。”恰恰是在那些最革命的队伍之中，党的影响降落得最低下，——那些队伍，七月事变中走在最前列，因之受打击亦最重。党的影响降落得如此低下，甚至三个月之后不能在其中恢复组织。好像这些队伍受了太重的打击，精神上粉碎了。党军事委员会不得不决然退缩。当过兵的弥尼塞夫写道：“七月失败之后，我们的党，不仅上层同志，甚至有些区委员会同志，都对于军事委员会没有好感。”在喀琅施塔得，党大约失去了250个党员。这个布尔什维克要塞守兵们的情绪，低落得厉害。反动潮流也波及于赫尔辛基。阿夫克森齐耶夫，布那可夫和律师索可洛夫，都到那里去过，叫那只布尔什维克军舰改过自新。他们得到相当的成功。逮捕了布尔什维克派领导分子，散播了官方诬蔑，又施行了恐吓，他们终于得到各舰效忠的宣言，连布尔什维克战舰彼得保罗号也发了这个宣言。但他们要求交出“教唆者”，则受各舰拒绝了。莫斯科也不会两样。毕亚特尼茨基回忆道：“资产阶级报纸之恶毒攻击，甚至引起了莫斯科委员会某些委员慌张失措。”七月事变之后，党员人数减少了。莫斯科工人辣特兴写道：“我永远不会忘记了一个非常悲苦的时候。某次召开全体大会，（莫斯科河外区苏维埃大会）……我看见我们布尔什维克派同志人数不很多，……一个很有魄力的同志史铁克洛夫，直向我身边走来，几乎说不出话，问我道：‘人家果真是拿铅皮车厢把列宁和季诺维也夫装来的么？他们果真是拿德国金钱做工作么？……’我的心碎了，当我听到这些问题时候。另一个同志康士但丁诺夫也走了来：‘列宁哪里去呢？人家说，他逃走了。……现在怎么办？’诸如此类。”这个活灵活现的描写，使得我们明白当时先进工人的心理如何。莫斯科炮兵大卫多夫斯基写道：“亚列克新斯基把文件公布出来，使这一旅人发生了可怕的混乱。连我们这一队最倾向于布尔什维克派的炮兵，在那无耻的谎言打击之下，也动摇起来了，……好像我们失却了一切的信心。”巴巴拉·雅可列娃那时是个中央委员，兼指导广阔的莫斯科地方工作，她写道：“七月事变之后，各地来的报告，众口一词地说：不仅群众情绪急剧低落，而且有一种敌视本党之倾向。我们的演说者有好多次被人打了。党员人数减少得很快，好多组织，尤其在南方诸省的，甚至于完全消灭了。”八月中旬也未曾有什么显然的改变，转到较好方面去。群众中的工作只能保持党的影响，看不出组织有什么发展。在梁赞省和坦波夫省，没有发生什么新的关系，没有成立什么新的支部。一般说来，那些省份乃是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派的地盘。指导无产阶级城市金希马工作的欧莱诺夫，回忆七月事变之后状况如何困难：当时所有社会团体开了一个大会，会中提出开除布尔什维克派出苏维埃的问题。同志脱党如此之多，有些地方甚至需要重新登记，党组织才能照常存在。在土拉，幸亏预先认真挑选过工人，党组织才没有减少人数，但与群众之关系减弱了。在尼齐尼·诺夫高老特，经过凡尔霍夫斯基上校和孟什维克兴楚克领导的一番压迫之后，党的力量大大衰落：市政局选举时，党只有四个代表当选。在加鲁迦，布尔什维克派党团考虑着他们会被苏维埃开除问题。莫斯科的地方某些区域，布尔什维克派不仅被迫退出苏维埃，而且被迫退出工会。在萨拉托夫，布尔什维克派一向与妥协派很和平相处的，六月底甚至要同他们共同提出市政局候选人；但七月风暴之后，士兵们如此反对布尔什维克派，至于冲入选举大会，夺去布尔什维克派的选举票，殴打布尔什维克派的宣传员。列贝德夫写道：“我们在选举会场上演说是很困难的。人家常常要对我们叫喊：‘德国奸细！’‘密探！’”……萨拉托夫布尔什维克派之中颓丧的人很多：“好多人宣布脱党，好多人匿藏起来。”在基辅，那个久已有名的黑色百人团中心，迫害布尔什维克派的事情特别的猖獗，不久甚至波及到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人。革命运动的低落此处感觉得特别清楚。市政局选举时，布尔什维克派只占得6%票数。某次全城会议，演说者诉苦道：“冷淡和消极到处都可觉到的。”党的报纸不得不停止每日出版，而改为每周出版。最革命的队伍之被解散和调防，不仅降低了卫戍军的政治水平，而且令当地工人寒心；若有表示友谊的队伍站在背后，工人胆子自然大些。譬如第57团调开了脱威尔，便忽然改变了士兵和工人两方面的政治局势。即使在工会之中，布尔什维克派的影响也变成微不足道的。这个情形，在梯夫里斯还更明显些，那里孟什维克派与司令部合作，把倾向布尔什维克派的队伍调开，而代之以完全灰色的队伍。在一些地方，因为卫戍军的成分，当地工人的水平，以及其他偶然的原因，政治反动遂表现一种离奇的现象。譬如在雅洛斯拉夫尔，布尔什维克派七月间差不多完全从工人苏维埃被排挤出来了，但在士兵代表苏维埃中仍保持其支配的势力。此外，在某几个区域，七月事变似乎没有发生影响就过去了，党并不停止增长。就我们能够判断的范围内说，这个情形之发生乃在于较落后阶层之走上革命舞台，恰与总退却同时，譬如在某些纺织业区域，女工大批加入组织可以在七月间看到。但这些情形并不能更改一般的退潮形势。对于此次部分失败之反应，其无疑的甚至夸大的敏锐性，可以说是工人尤其士兵支付的一种代价，以购赎以前几个月他们过于轻易，过于迅速，过于连续倾向布尔什维克派之罪。群众情绪这个剧烈转变，造成一种自动而无误的党干部的淘汰。凡在那几日中不惊惶失措的人，以后就是可靠的。他们构成了各工场，各工厂，各市区的核心。十月暴动前几日，每逢委派同志做什么事情时候，负组织责任的人都要再三返顾，并记起这个同志在七月间取什么态度。在前线，一切关系显露得都更明白，七月反动尤其猖狂。总司令部利用这事变，主要是为的成立一些“忠于自由祖国的”特别队伍。每团都要组织突击队。邓尼金记载道：“我时常看见这些突击员，他们总是惶恐而忧郁的；团中其余的士兵对于他们疏远得很，甚至含有敌意。”士兵是对的，他们把这些“忠心队伍”视为一种羽林军[1]之核心。“反动蔓延得很快，”——社会革命党人德蒂亚勒夫说，他后来加入布尔什维克派。他说起落后的罗马尼亚前线道：“好多士兵被人当作逃兵拘捕了。军官们抬起头来，开始不理会士兵委员会。有些地方，军官们还想恢复敬礼哩。”特派员实行清军。史丹开维奇写道：“差不多每师都有布尔什维克派，在军中比师长更著名，……我们渐渐把这些有名人物一个个排除了。”不肯服从的队伍，各个前线都有，同一个时候被缴械了。在这行动之中，官长和特派员都是依靠哥萨克以及那些特别队，——士兵们所怨恨的特别队。里加陷落那天，北方前线特派员正在开会，有军中组织的代表参加；会场宣布必须更有系统地实行严厉制裁。一些士兵为了曾与德国人联欢被枪毙了。好多特派员，模糊回忆法兰西大革命来鼓励自己，图谋显示他们的铁拳。他们不明白雅可宾派特派员是依靠于下层士兵之上的，毫不宽容贵族和资产者。惟有平民的冷酷能使他们在军队中植立严厉的纪律。至于克伦斯基那些特派员，则他们底下既无民众拥护，头上又无精神威权，在士兵眼中，不过是资产阶级走狗和协约国牧童而已。他们能够暂时吓吓军队，——事实上，他们确是这样做的，——却无力使军队复活起来。八月初彼得格勒执行委员会常务局得到报告，说军队情绪有一种好的转变，开始从事于军事训练了；但他方面，也可看出专制，残暴，压迫等行为渐渐增加起来。军官问题特别难于解决。“军官们是完全孤立的，自己形成了一种闭关的组织。”其他报告也证明了这事实，即前线秩序外表上比较好些，——士兵们再不为了偶然的小事而起反抗了，——但他们不满意于整个时局则比以前更甚。孟什维克顾秦在国政会议上那篇谨慎而外交的演说，在一般安慰人的论调之下就暗含有一种可怕的警告。他说：“有一种无疑的转变，有一种无疑的安静，但也有别的东西。也有一种感情，好像是幻灭，而这个感情，我们也非常害怕的。……”暂时打败布尔什维克派，首先就是打破士兵的新希望，打破士兵对于一个较好的前途信心。群众更加谨慎了，纪律恢复了相当的力量。可是统治者和士兵中间的鸿沟更加深了。明天，何物与何人将给这实际鸿沟吞没了呢？七月反动仿佛是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之间的分水线。工人，后方守军，前线士兵，甚至一部分农民，如以后将说到的，——后退了，跳回了，好像当胸受了一拳。事实上，这一拳，与其说是身受的，宁可说是心受的，但仍不减其效力。最初四个月之中，一切群众过程都是朝一个方向移动，——向左方移动。布尔什维克派长大了，加强了，日益勇敢了。但现在运动冲着了一堵石堤。事实上不过叫人明白，沿着二月革命道路再向前进是不可能的。好多人认为，革命一般的已经完结了。二月革命的确是完结了。群众意识中这个内部危机，配上诬蔑和压迫，造成了混乱和退守，——有些情形甚至于手足失措。敌人更大胆了。在群众本身之中，落后的，动摇的，因纷扰和困苦而发生怨望的分子，都钻出头来。革命洪流的反跃波涛，暴露了出一种巨大力量，仿佛依社会水力学的根本法则而运动。决不能挺胸去抵挡这个狂涛，只可以让开它，免得被它涌走。支持着直至反动潮流自己衰弱了，同时准备着新的据点，以为下次进潮之用。那些有学问的怀疑家，看见某几团士兵于7月3日在布尔什维克派旗帜之下前进，而一个星期之后那些士兵却要求严厉处罚“德国奸细”，——一定得意扬扬的说：看啊，你们的群众，他们是如何得稳定，又如何得明了！但这是不值钱的怀疑主义。群众如果真的在偶然境况影响之下改变他们的感情和思想，那么大革命发展之遵循自然法则便是不可解释的了。群众愈多参加革命，则革命的发展愈合规则，我们也就愈有信心敢于预言往后阶段的倾向。不过必须记得：群众的政治发展，并非在一条直线上进行，而是循着一条复杂的曲线。难道一切物质过程的根本运动不是这样么？客观条件强有力地迫着工人，士兵和农民走到布尔什维克派旗帜之下，但群众在斗争中走上这条道路，是携带着自己的过去时代同来的，携带着自己昨日的信念，以及一部分今日的信念。到了一个困难的转弯点，到了一个失败和幻灭时刻，旧时成见余烬又燃烧起来了，敌人自然紧握此点如同救生圈。布尔什维克派做的事情，凡是不明白的，不常见的，费思索的，——他们思想的新颖，他们的大胆，他们反对一切旧的和新的威权，——这一切现在忽然得到一个简单的解释：他们是德国奸细！这解释，正惟其不合理才能令人相信。敌人如此控告布尔什维克派，正是依赖于民众过去的奴隶地位，民众尚保存着愚昧、野蛮和迷信。敌人这一注赌得并不蠢。爱国派扯下的这个大谎，通过7月和8月，而成了第一等重要的政治因素，与那时一切问题都有连带关系。诬蔑的波澜由立宪民主党报纸传播出去，泛滥于全国，于外省，于前线，甚至于最偏僻的地方。七月底，伊凡诺伏·伏士尼辛斯克地方布尔什维克派组织还在要求采取更有力的手段以抵制诬蔑哩。文明社会政治斗争中诬蔑何以能有如此影响，这个问题尚待社会学家研究哩。可是工人和士兵之中的反动，虽是激昂而燥急的，却不深刻也不经久。彼得格勒较先进的工人受打击之后几日就开始复原了。他们抗议拘捕和诬蔑，他们来叩执行委员会的门，他们恢复了联络。塞士特洛勒茨克军械厂工人受了袭击，被人缴械，但不久又活动起来：7月20日召集大会，决议示威几日工资仍须照付，但这笔款须完全用来购买书报送给前线。布尔什维克派在彼得格勒的公开鼓动工作又开始了，据鄂尔嘉·辣维趣说是在七月下旬开始的。在全城各处开的那种二三百人会场上，有三个布尔什维克出来说话：斯鲁茨基——他后来在克里米给白党杀死，伏洛达斯基——他后来在彼得格勒给社会革命党杀死，和耶夫多示莫夫——彼得格勒金属工人，最能干的革命演说家之一。八月间，党的鼓动工作更加扩大。据辣斯可尼可夫的札记，托洛茨基7月23日被捕之后，在狱中做了如下的政治报告：“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人，仍在疯狂地打击布尔什维克派。我们的同志仍在被捕，但党中并不沮丧。恰恰相反，每个人对于未来都抱有希望，认为压迫只能增加党在群众中的地位……在工人区域中再看不见什么颓废情绪了。”果然，彼得霍夫区27个工厂工人不久就召集了一个会议，通过一个决议案，抗议那个不负责任的政府及其反革命的政策，无产阶级市区很快恢复了生命。当那几天，在上头，在冬宫和陶立特宫，人家正在拆拆又拼拼地组织新的合作政府时候，即当7月21日和22日两天，甚至当那几小时内，彼得格勒也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件官方难得注意到的事情，但表明：另一种合作，更坚固的合作，也成立了，——这就是彼得格勒工人和前线士兵的合作。前线派来的代表开始到了首都，携带来各团士兵的抗议，反对人家压抑在前线的革命。这些代表叩执行委员会之门，叩了几天，但得不到结果。执行委员会不容许他们进来，叫他们走开，回避他们。新的代表接着来，也碰着同样的命运。所有这些尝了闭门羹的士兵都在走廊内和候见室中碰头，互相诉苦，咒骂执行委员会，然后商议一条共同出路。这里，布尔什维克派帮助了他们。代表们决定与首都工人及海陆士兵交换意见。工人和士兵自然张开两臂欢迎的，招待他们食宿。开了一个会议，并不是上面有什么人来召集的，而是下层自动产生出来的；到会的有前线29个团的代表，彼得格勒90个厂的代表，还有喀琅施塔得水兵的代表以及近郊卫戍军的代表。会场的中心是前线代表，其中有几个青年军官。彼得格勒工人很热心地倾听前线来的人的说话，一字不漏地听着。前线的人说起：军事进攻及其后果如何吞噬了革命。平凡的士兵——绝不是鼓动家——以不经思考的字句描写了前线日常生活。种种琐细事情很令人寒心的，——如此露骨显示一切事情如何都在退转到旧的可恨的革命以前制度去。昨日希望和今日现实之对照，感动了每个人，使大家同具一个情绪。前线代表中虽是社会革命党占了支配地位，但一个激烈的布尔什维克决议案差不多全场一致通过了：惟有4个人弃权。通过的决议案将不是一张废纸：代表们回到前线之后将说实在话，关于妥协派如何拒绝他们，工人们又如何招待他们。前线士兵也将信他们的代表的话的。这些代表决不会欺骗他们。在彼得格勒卫戍军本身，七月底也显然开始一种转变，尤其与前线代表共同开过几次会后更加明显。受打击最重的各团自然还未能恢复感觉。但他方面，在那些保持爱国态度最长久的部队中，在革命最初诸月保持纪律的部队中，党的影响却显著的长大起来了。“军事委员会”受的打击特别重，但他已开始复兴。凡是失败之后，党内的人总是不满意军事工作领袖的，无论实在的或幻想的错误和偏向，都认为该归他们负责。中央委员会更进一步抓住军事委员会，更直接地经由斯维尔德洛夫和捷尔任斯基二人监督之，于是工作又进行起来了，比以前慢得多，但稳当得多。七月底，布尔什维克派在彼得格勒工厂的地位已经恢复了。工人们仍旧在那个旗帜之下团结起来，但如今不是旧时的工人了，更成熟的，——即更谨慎的，但同时也更坚决的。伏洛达斯基7月27日在布尔什维克派大会上报告道：“我们在工厂内有了一种巨大而无限制的影响。党的工作，主要是工人自己来做的。……组织从底下生长起来，所以我们有充足理由可以相信这组织将不会涣散的。”“青年团”那时候有五万团员，一天比一天更接受布尔什维克派影响。8月7日苏维埃工人部通过一个决议案，主张废除死刑。为表示反对国政会议，普地洛夫工厂工人拿出一天工资捐给工人出版物。工厂委员会某次会议上，全场一致决议宣布莫斯科国政会议“图谋组织反革命力量”。喀琅施塔得医好它的伤了。7月20日铁锚广场上开会，要求：政权交给苏维埃；调遣哥萨克上前线去，与宪兵和警察一起；废除死刑；容许喀琅施塔得派代表往皇村，看看沙皇尼古拉第二是否看守得严密；解散“敢死营”；没收资产阶级报纸等等。差不多与此同时，新任海军上将梯可夫，来此要塞接事之后，命令各战舰卸下红旗，改悬圣安德烈十字旗；军官和一部分士兵挂起了肩章。喀琅施塔得水兵则抗议此事。政府派来一个委员会，侦查7月3日至5日事变的，不得不毫无结果离开喀琅施塔得回彼得格勒去；他们遇着了唿哨，抗议，甚至恐吓。整个舰队，都发生了变化。一个在芬兰的领袖查列志斯基写道：“七月底，八月初，大家明白觉得，外面的反动不仅没有打破赫尔辛基的革命势力反而使群众更向左倾，更同情于布尔什维克派。”水兵本也是七月运动的发起人，并未受党领导，而且可说是违反党的意志，他们认为党太稳健，甚至于怀疑党妥协。武装示威的经验告诉了他们，政权问题不是那般容易解决的。半无政府主义的情绪现在让位于对党的信任。关于此点，赫尔辛基一个代表在七月底的报告是很有趣味的：“在小舰上，社会革命党的影响占优势，但在大战舰，巡洋舰和驱逐舰上，所有水兵不是布尔什维克派便是同情于布尔什维克派的人。彼得保罗号和共和国号上水兵态度就是如此，以前也就是如此，但自从7月3日至5日事件之后，刚古特号、塞巴斯托普号、鲁里克号、安德烈·配伏斯梵尼号、狄安娜号、格罗莫步号和印度号，也走到我们方面来了。如此，我们手里操有庞大的战斗力量。……7月3日至5日之事变教训水兵好多的事情，显示他们：仅仅情绪高涨是不足以达到目的的。”莫斯科虽落于彼得格勒之后，走的道路却是一样。炮兵大卫多夫斯基说道：“窒息性烟雾渐渐澄清了。士兵群众开始觉悟，我们又在全线采取攻势。那种谎言曾有一个时候阻止了群众左倾运动，但以后更加有力推动他们到我们这边来。”在打击之下，工人和士兵的友谊更密切了。莫斯科一个工人史特列可夫说起了密海孙工厂工人和邻近一团士兵如何渐渐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工人委员会和士兵委员会，时常在联席会议上决定工厂和兵营两方面实际的生活问题。工人常开文化教育性质的晚会，请士兵参加，买布尔什维克派报纸给他们看，以种种方法帮助他们。史特列可夫说：“若有人受了纪律制裁，他们就来到我们这里诉苦。……在街上开会时，密海孙工厂工人若受人欺侮了，只消一个士兵听见，就有大队的人跑去保护。那几天欺侮之事是数见不鲜的；人家拿德国金钱，卖国，以及种种妥协派无耻谎话来打击我们。”七月底，莫斯科工厂委员会召集会议，初开会时是很温和，但在一星期工作中大向左倾了，临了通过了一个决议案，显然带着布尔什维克派彩色。在那几日，一个莫斯科代表博德别尔斯基向党大会报告道：“十区苏维埃之中有六区是在我们手里。……在现时有组织的迫害之下，惟有工人群众才能救护我们，他们坚决拥护布尔什维克派。”八月初，莫斯科工厂委员会选举时，布尔什维克派已经占得了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人之位置。党的影响之增大于国政会议开会日的总罢工中，显然可见。莫斯科官方的《新闻报》写道：“现在应当明白，布尔什维克派并非一个不负责任的团体，而是有组织的革命民主派的一个部分；他们背后站着广大的群众，那些群众也许不是时时刻刻守纪律的，但完全忠诚于革命。”无产阶级七月间地位减弱，鼓起了工业家的勇气。13个最重要的实业团体，连银行公会在内，召集了一个会议，成立了一个保卫工业委员会，负责领导关厂运动以及向革命作政治进攻。工人们抵抗。一阵大罢工潮及其他冲突，弥漫于全国。无产阶级较有经验的一层，行动很谨慎，但新来的一层则更坚决加入斗争。金属工人等待着和准备着，但纺织、橡皮、制革、造纸等业工人则冲上斗争舞台。劳动人民中最落后的和最易服从的阶层，开始站起来了。更夫和门丁一个个闹嚷嚷的罢工，骚扰了基辅。罢工者各家巡游一遍，把灯火熄灭了，把电梯钥匙取去了，把临街的门打开了，诸如此类。每次冲突，无论为了什么事情，都有波及整个产业部门之倾向，而变成为一种原则斗争。莫斯科制革工人，得到全国工人的援助，八月间爆发了一个长久而顽强的斗争，争取工厂委员会有雇解工人的权利。好多情形，尤其在外省，罢工成了很富于戏剧意义的，甚至有罢工者逮捕厂主和管理人员的。政府谆劝工人自制，政府与资本家合作，调哥萨克兵往顿河区，提高面包和军需品的价钱。这个政策，一面激恼了工人至于白热，一面并不能满足资本家。奥尔巴黑，重工业巨头之一，诉苦道：“各地劳动特派员，尚未曾如史高倍列夫一般通达事理，……劳工部里，人家并不信任派往外省的人员，……工人代表被召到彼得格勒来，在大理石宫，受教训，受戒饬，人家要他们与工业家及工程师和解。”但这一切都没有效果：“劳动群众此时渐渐入于那些更坚决的和更无耻煽惑的领袖影响之下了。”经济的失败主义，变成了工业家反对工厂中双重政权的主要武器。八月上半月，各工厂委员会召集会议时，会场上一件件揭破了工业家恶毒的政策，意图使生产涣散而停滞。除了财政阴谋之外，人家还大大的隐藏原料，并关闭那些制造和修理工具的工场等。关于资本家的怠工，约翰·里德举出的几件事实足为明证；里德以美国记者资格，与各种社会分子都能交接，看得到协约国外交人员的秘密报告，又听得见俄国资产阶级政客的坦白供认。他写道：“立宪民主党彼得格勒党部书记告诉我，全国经济生活之破坏乃是败坏革命信用运动的一部分工作。一位协约国的外交家——我答应不说出他的名字——以其所知也证实了这事实。我知道哈尔可夫附近一些煤矿，被业主故意放火和灌水；我知道莫斯科一些纺织工厂，工程师离开时把机器破坏得不能使用；我又知道铁路管事人，正在破坏火车头时被工人捉住了。”残酷的经济现实便是如此。这个并不适合于妥协派的幻想，也不适合于合作政府的政策，却适合于科尔尼洛夫暴动的准备工作。在前线，“神圣联合”进行得也是与后方同样不好。史丹开维奇诉苦道：拘捕几个布尔什维克并不足以解决问题。“犯罪病菌在空中飞舞。其活动范围是难得清楚确定的，因为全体群众都传染了这种病菌。”若说士兵们已能自制些了，那只因为他们相当学会了约束的仇恨；到了不得不爆发时，他们的真实感情只有更加明白显露出来。杜平斯基团有一连人为了不承认新委的连长，被解散了，他们居然能使其他诸连以至于全团的人都哗变起来，团长要以武力恢复秩序，他们就用枪托把团长活活打死了。此事发生于7月31日。其他诸团虽未波及，但在官长方面内心仍然觉得：这样的事情随时都可能爆发的。八月中，绥巴乔夫将军向总司令部报告道：“步兵的情绪，除了敢死营以外，都是非常不稳定的。有时，在几天之内，某几队步兵的态度，忽然从这一极端变到那一极端去。”好多特派员开始懂得了，七月手段解决不了什么问题。8月22日，特派员雅曼特报告道：“革命军事法庭在西方前线实行的结果，造成了指挥军官和居民群众之间的可怕冲突，连这种法庭观念也没有人信任了。……”科尔尼洛夫的救国政纲，在总司令部未曾叛乱以前，就已充足试验过了，就已走进那条死巷去了。有财产的阶级最害怕的事情，就是哥萨克军队解体的征兆，这里，最后一道堤防要崩坏了。二月间，彼得格勒城内几团哥萨克兵没有抵抗就把皇朝献出来。在他们故乡，在诺伏尔卡斯克，哥萨克官长固然图谋隐瞒那报告革命的电报，3月1日仍旧很庄严举行沙皇亚历山大第二的祭礼。但最后，哥萨克人还是情愿不要皇帝的，甚至要从他们的过去生活中发掘出共和传统来。但他们不愿比这更走远一步。一开始哥萨克便不肯选举代表到彼得格勒苏维埃去，为的不肯同工人和步兵平等相处；他们另外成立了一个哥萨克军队代表会议，以他们后方长官为代表，把所有12部哥萨克都联合起来。资产阶级图谋依靠哥萨克军队来反对工人和农民，这个图谋也得到了相当的成功。哥萨克的政治作用，是受他们在国内占据的特殊地位决定的。好长久以来，哥萨克便是下层唯一有特权的特殊等级。哥萨克不纳税，且领有比农民多得多的土地。在那三个相邻的区域，顿河区，古班区和特尔区，三百万哥萨克人占有二千三百万俄亩土地，而同区四百三十万农民则只有六百万俄亩土地：一个哥萨克的土地比一个农民的土地，平均多五倍。在哥萨克人自身之中，土地分配自然也是很不平等的。他们之中也有大地主和富农，甚至比北方的更有势力；他们之中也有穷人。国家一有要求，每个哥萨克人都应当骑了自己的马，带了自己的军装，去应命。有钱的哥萨克人，既不纳税，则支出这点费用绰有余力；但下层分子则为这个赋役所重压喘不过气来。以上所举根本的事实，就足够解释整个哥萨克所占地位之自相矛盾。下层的与农民密切接触，上层的则与地主密切接触。同时上层和下层，又被一种特殊地位——一种选民地位——的意识联合起来，习惯于不仅看不起工人而且看不起农民。所以中等哥萨克才如此有用，来镇压暴动。在战争那几年中，比较年轻的几辈人到前线去了，维持了保守传统的老头子们，与军官们有密切关系，出来做村中领袖。当革命后最初几月，藉口复活哥萨克民主制，哥萨克地主们便召集好多所谓军大会来选出一些统领（ataman）——犹如总统——及统领底下的一些“军政府”。政府特派员及非哥萨克人的苏维埃，都无权力在哥萨克地域以内，因为那里哥萨克人都更强，更有钱，武装得也更好。社会革命党人图谋使农民代表和哥萨克代表合组一个苏维埃，但哥萨克人不答应，因为他们确有理由害怕：土地革命将要夺去他们一部分领地。欠尔诺夫做农政部长时说的几句话并非徒然的：“哥萨克必须放松一点他们的土地。”更重要的还是当地农民和步兵士兵时常对哥萨克人说这种话：“我们要拿你们的土地，你们霸得太久了。”在后方，在哥萨克乡村，便是如此情形，——部分地，在政治中心彼得格勒卫戍军中也是如此情形。这就可以解释七月示威中几团哥萨克兵的行为了。在前线，情形是根本不同的。1917年夏天，作战的哥萨克军队共有162团，外加171个独立的骑兵连，在前线的哥萨克兵，脱离了他们的乡村关系，与整个军队同受战争的考验，经过的路程与步兵一样，虽然稍迟了一点。他们也不信能打胜仗，也气愤于疯狂的纷乱，也怨恨官长，渴想媾和，回家。有45团和65连哥萨克兵先后被派在前线和后方做警察的职务！哥萨克兵又变成宪兵了。士兵，工人和农民，怨恨他们，记起了他们在1905年时的刽子手工作。好多哥萨克兵，才因他们二月时的举动，而感觉骄傲，现在开始受良心咎责了。哥萨克兵开始咒诅他们的鞭子，服勤务时常常拒绝把鞭子带去。顿河区和古班区哥萨克兵中并没有几个逃回家去；他们害怕村里的老头子。一般说，哥萨克队伍，比步兵接受军官的统治要长久得多。从顿河区和古班区有消息传到前线来，说哥萨克诸头目同那些老头子，已经成立了自己的政府，并不征求前线哥萨克兵意见。潜藏的社会对立开始爆发了：“我们回家之后要拿点颜色给他们看看！”——前线的人常常这样说。哥萨克将军克拉斯诺夫，顿河区反革命领袖之一，很生动的描写了前方强有力的哥萨克队伍如何渐渐崩裂了的：“开始召集会议了，通过最癫狂的决议案了，……哥萨克兵不肯按时洗刷和喂养自己的马匹了。莫想他们去做什么正经的事情。哥萨克兵挂起了红带，束起了红绳，敬重军官的话是听都不愿听。”然而未走到这个地步以前，哥萨克兵曾迟疑了好久，搔着自己的头，考虑着究竟走哪条路好。所以在危急关头不容易猜得着：这队哥萨克或那队哥萨克究将怎样行动。8月8日，顿河区“军大会”同立宪民主党联合来选举立宪会议。这个消息立刻传到军队中来。哥萨克军官雅诺夫写道：“哥萨克兵很反对这个联合。立宪民主党在军队中没有根基。”事实上军队恨立宪民主党人，认为一切压迫民众的事情都是他们干的。步兵们一定嘲笑哥萨克兵说：“那里老头子把你们卖给立宪民主党人了。”哥萨克兵也一定回答：“我们要拿点颜色给他们看看！”在西南前线，哥萨克诸部队通过一个特别决议案，宣布立宪民主党人为“劳动民众的死对头和奴役者，”要求“军大会”之中一切敢与立宪民主党联合人，都要开除出去。科尔尼洛夫自己是个哥萨克，很信赖哥萨克兵——尤其顿河哥萨克兵——之赞助。他的准备政变用的那支军队，都是哥萨克兵编成的。但哥萨克兵并不肯替这位“农民之子”卖力。他们在乡村的人有决心保卫他们的域内的土地，但不愿干预别人的争吵。骑兵第三军也不辜负人家的期望。哥萨克兵虽然反对与德国人联欢，却很愿意在彼得格勒战线上同海陆士兵联欢。就是这个联欢打破了科尔尼洛夫的计划，不流一滴血。这样，旧俄罗斯的最后支柱，哥萨克，也软弱而倾倒了。正在此时，离俄国境外很远地方，在法兰西领土之内，人家也以实验室规模行了一种实验，要“复活”俄罗斯军队；——此地为布尔什维克派势力所不能及，因之这个实验是更能令人心服的。夏天和秋天，俄国报纸上披露了消息，说在法国的俄国军队之中发生了武装叛乱。当时国内多事，这些消息差不多没有人注意。早在1917年1月，即革命之前，引军官李索夫斯基的话来说，在法国的两旅俄国军队，士兵们“就坚决相信他们被卖给法国人了，为了交换军火。”士兵并非完全想错了的。他们“毫无一点同情”对于协约国的主人，而且没有一点信任心对于自己的军官。革命消息传来时，这输出的两旅士兵在政治上虽已准备好了，却仍不免觉得出乎意外。军官们自然不会向他们解释革命，——军官的地位愈高，则愈加惘然若失，——但亡命者中间的民主爱国派在兵营出现了。李索夫斯基写道：“不止一次看见，有些外交家和禁卫团军官，很客气地端出椅子来，请以前的亡命客坐坐。”各团成立了由选举产生的机关，不久就有一个拉脱维亚兵做了委员会首脑。这里也有“异民族分子”发生作用。第一团是在莫斯科编练的，差不多全是工人，雇员和店里的伙计，总之是无产阶级的和半无产阶级的分子，一年前先踏上法兰西国土，冬季之中在香班尼战场上打得很好。但“军心涣散之瘟役先传染了这一团人。”第二团中，农民占很大的百分比，比较长久保持安静。第二旅差不多完全是西伯利亚农民编成的，似乎完全可靠。二月革命之后不久，第一旅就不愿服役了。士兵们既不愿为阿尔萨斯和洛林[2]打仗，也不肯替美丽的法兰西送命。他们只愿回到新俄罗斯过生活去。这一旅被调到后方，驻扎于法国中部，拉古丁兵营。李索夫斯基记道：“大约有一万抗命的俄国士兵驻扎在安静的资产阶级乡村中间，有武装，无军官，绝对不肯服从任何人，在那广大的军营里度着一种完全特别的生活。”这里，科尔尼洛夫有个异乎寻常的机会来应用他那复兴军队的手段，此次而且得到他们的热烈同情者庞加莱总统和黎波总理的合作。总司令用电报传达一个命令，要驻在拉古丁的士兵们“服从命令”，而且开往萨隆尼卡[3]去。但是抗命的士兵不肯降服。9月1日重炮兵开来，兵营内张贴布告，内有科尔尼洛夫恐吓人的电报。但恰在此时出了岔子：法国报纸登载消息，说科尔尼洛夫自身被人宣布为叛逆，为反革命者。抗命士兵坚决认定，没有理由必须到萨隆尼卡去送死，——何况这个命令还是叛逆将军发的。这些工人和农民，被人卖到这里来交换军火，决定自卫。他们拒绝同外来的任何人谈判。从此以后没有一个士兵离开过军营。俄国第二旅被调来攻击第一旅。炮兵在近旁山坡上立下了阵地，步兵依照工程学的一切法则掘下了战壕，而且开近拉古丁兵营。周围都给阿尔卑斯山轻步兵把守了，不让一个法国人混进这俄国两旅的战场去。如此法国军事当局就在自己领土之内导演了俄罗斯国内战争戏剧，很聪明地周围用刺刀环绕起来。这不过是一种预演罢了。后来法国统治阶级在俄国本身领土之内，组织一个国内战争，而用封锁的铁丝网把它围绕起来。“一种合于方法的炮轰兵营开始了。”几百个士兵从兵营走出来，愿意降服。他们被接受过去，炮火立刻又开始。如此经过了四日四夜。拉古丁的人一队队地投降。9月6日，营中只剩下200人左右，他们决定宁死不投降。他们的首领是个乌克兰人格罗巴，一个浸礼派的教徒，一个狂热者；若在俄国，人家一定要叫他们布尔什维克。大炮机关枪和来福枪配合成为一声大吼，在炮火掩护之下，兵营果然被冲进去了。抗命者终于被压服。牺牲者数目，无人知道。无论如何，法律和秩序是恢复了。但几个星期之后，轰击第一旅的第二旅俄国兵也传染了同样的病症。……俄国士兵带着一种可怕的传染病，渡海而来，病菌潜伏在他们的帆布背囊中，他们的大衣夹缝内，他们的心底秘密之处。拉古丁这幕剧是很有意义的；这是一个有意编排的理想的实验，差不多好像置于玻璃罩之下，来考察俄罗斯军队那些内心过程，这些过程的基础是俄国全部过去历史所立下的。[1]Iraetorianguard，古罗马皇帝卫队。——译者[2]阿尔萨斯和洛林在法国北方，1871年德法战争后割让给德国。1914年一战爆发后，法国社会党以此支持法帝解放祖国，收复失地，遂加入国防政府。－C.R[3]Salonika,希腊一个海港，第一次大战时，协约国以此为根据地进行巴尔干战争。——译者。<<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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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资产阶级与民主派角力<<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上）>>第十章资产阶级与民主派角力8月28日，冬宫正在惊惶如发热病时候，野蛮师师长巴格拉蒂翁亲王打电报报告科尔尼洛夫说：“土著士兵将要履行他们对于祖国的义务，他们在最高英雄指挥之下将流尽最后一滴血。”不过几个钟头之后，这师兵停顿下来了；到了8月31日，一个特别的代表团，由同一巴格拉蒂翁领导着，向克伦斯基表示本师绝对服从临时政府命令。这一切发生得不仅没有打一次仗，而且没有开一响枪；这师兵连最初的一滴血都未曾流过，不用说最后的一滴血了。科尔尼洛夫的士兵甚至不曾企图使用武器来开辟他们到达彼得格勒的道路。军官们不敢指挥他们这样做。无论何处，政府军队也未曾被迫用武力阻止科尔尼洛夫军队之前进。阴谋解体了，粉碎了，烟消云散了。要明白这个，只须仔细看看互相斗争的各种力量就够了。首先我们必须指出——这并非意外的发现——主持阴谋的总参谋部仍是旧时帝制的总参谋部，仍是那些没有头脑的事务员，进行如此重大的事情，不能预先多想两步或三步。科尔尼洛夫虽然几个星期以前就定下暴动日子，但什么都未曾预见到或妥善地预算到。暴动准备之纯属于军事方面的，也是进行得很笨拙，疏忽而轻率。行动之前不久，甚至已开始行动，在组织和军官人选方面发生了复杂的变化。野蛮师准备给革命以第一个打击，这师连官兵共有1350人，却缺少600杆枪，一千支长矛和五百把佩刀。开始行动以前五日，科尔尼洛夫下令将此师扩充成军。这种办法，无论哪本教科书都不以为然的，显然是为了拿较高的薪俸来买好那些军官的原故。马丁诺夫写道：“有个电报说，缺少武器可以在泼斯可夫补充，但此电报，直至8月31日整个事业完全崩溃之后，巴格拉蒂翁才收到。”总司令部也直至最后一刻才从前方派教练官赴彼得格勒。接此委任的军官们，有大量金钱和包车给他们使用，但那些爱国英雄似乎并不着急去救国。二日之后，总司令部至首都之铁路交通被切断了，那些英雄大多数还未到达服务地点哩！但首都里面本有科尔尼洛夫派组织，共有二千人。这些阴谋分子，依照所负的特别使命，分为许多小团：有占夺装甲汽车的，有拘捕和谋杀苏维埃要人的，有拘捕临时政府的，有占据较重要的公共机关的。文伯格，军官同盟主席，我们早知道他这个人，他说：“原来假定克里木夫队伍开到时候，革命的主要力量已经被打破了，消灭了，无能为害了，克里木夫的责任就是恢复城内的治安。”在毛奇略夫的人固然认为这个计划是夸大的，他们把主要责任付托给克里木夫，但总司令部仍是期待共和中心那些部队能很认真帮助他。然而彼得格勒那些阴谋家，从未曾有个时候露过脸高声说过一句话，动过一下小指头；完全好像世界上未曾有他们这批人存在一个样。文伯格解释这个神秘颇为简单。好像是主持特务工作的海曼上校消磨那几个紧急的钟头于城外某处小旅馆中，而同时薛独灵上校和杜谢门蒂耶上校又“失踪了，什么地方都找不到他们，”前者直接受科尔尼洛夫委派，配合首都一切爱国团体的活动；后者则是军事部的主持人。哥萨克上校杜托夫本是要“假冒布尔什维克派”而行动的，他后来埋怨道：“我四处奔走……叫人到街上来，但没有人跟随我。”据文伯格说，指定做组织用的金钱，被主持其事的那些要人侵吞了，浪费于宴会上面。又据邓尼金说，薛独灵上校“逃到芬兰去，组织经费最后的残余都给他带走了，约有十万以至十五万卢布。”李沃夫，我们知道他在冬宫被押过，后来他说起有个秘密捐款者，正送一笔大款给某些军官，但到了约定之地，看见那些阴谋家如此喝醉了酒，以致他不肯付钱。文伯格自己认为若无此种真正讨厌的“意外事件”，那计划一定可以完全成功的。但问题仍旧在于：一个爱国的事业，为什么落入于酒鬼、败家子和叛徒等人之手呢？岂非因为每个历史任务都是动员那些适宜于此任务的人来执行么？关于人物方面，则从最高位起，阴谋一边处于很不利的地位。右派立宪民主党人伊志哥耶夫说：“科尔尼洛夫将军是最得人心的将军，……但是只在和平的人民之中，而不在士兵之中，至少不在我有机会观察的后方士兵之中。”所谓和平的人民，伊志哥耶夫是指那些，住在尼夫斯基大街上的人说的。对于一般民众，则无论前方或后方，科尔尼洛夫都是被当作异类的，被怨恨的，被仇视的。科尔尼洛夫任命克拉斯诺夫为骑兵第三军军长；克拉斯诺夫是个帝制党，不久之后努力求做德皇威廉第二的臣属。他表示很惊讶，“科尔尼洛夫立下这样一个大计划，但他自己留在毛奇略夫，一个宫殿之内，由土耳其曼人和突击队拱卫着，好像他不相信自己会成功的。”法国记者克罗德·安涅问科尔尼洛夫：当那紧急时候自己为什么不到彼得格勒去呢？这位阴谋首领回答道：“我病了。我害了很重的虐疾，没有平时那种精力。”这类不幸的偶然事件实在太多了：每逢一件事情预先注定归于失败时候，总是这样的。阴谋者的情绪摇摆于沉醉时的傲慢（不承认有任何障碍）和完全的屈服（于第一个真实的障碍面前）中间。讨厌的并非是科尔尼洛夫的虐疾，而是更深刻，更致命，更不可救药得多的病症，它麻痹了有财产的阶级的意志。立宪民主党人庄重否认科尔尼洛夫方面有任何反革命意向，——他们所谓反革命乃指恢复罗曼诺夫皇朝而言。好像问题的争执就在这里！科尔尼洛夫的“共和主义”毫不能阻止帝制党人卢考姆斯基与他携手并进，也不能阻止“俄罗斯人民联合会”主席，黑色百人团员，临斯基·高萨可夫于暴动之日致电科尔尼洛夫：“我诚心祈祷上帝帮助您拯救俄罗斯。我愿完全供您驱策。”拥护帝制的黑色百人团，绝不会为共和旗那样的小事情所窘的。他们明白科尔尼洛夫的政纲是出于他自己，出于他的过去，出于他的哥萨克制服，出于他的社会关系和财政来源，首先出于他诚实的要割断革命喉管的决心。科尔尼洛夫在他的告人民书中自命为“农民之子”，他的暴动计划则完全立足于哥萨克兵和山居民族上面。派去进攻彼得格勒的队伍之中没有一队是步兵。这位将军并不接近于农民也不想同农民接近。固然在总司令部，有个土地改革家，一位“教授”，他准备许给每一士兵以幻想的土地亩数，但为此问题准备的宣言甚至还不公布哩。将军们不敢拿土地改革来煽惑农民，只因他们害怕吓坏了和惹厌了地主，——而这个害怕是很有理由的。毛奇略夫地方一个农民塔对希，仔细观察了那几日总司令部周围的情形，他作证道：士兵和村人中间没有一个肯信科尔尼洛夫将军的告民众书。他们说：“他想夺取政权，但没有一字说到土地，也没有一字说到终止战争。”对于那些有关生死的问题，群众在这革命六月当中已经晓得如何去寻找自己出路了。科尔尼洛夫要民众打仗，要民众保卫将军的特权和地主的财产。他不能给民众什么，民众也未曾期待他什么。他不能依靠农民出身的步兵——这是阴谋者自己预先明白的，——他更不能依靠工人，这就表明科尔尼洛夫一派人之失去社会基础了。总司令部的外交官特鲁别茨哥衣亲王，描写政治力量的境况，在许多方面是正确的，但有一点错误。说是民众冷淡，“准备屈服于任何打击”，则我们看不到这个冷淡的踪影。恰好相反，群众好像在等待着这个打击，而起来表示他们内心深处含有多少的魄力及自我牺牲精神！估量群众情绪时犯了这个错误，就使其他一切估计都化为灰尘了。阴谋是那些分子领导的，他们向来不习惯于做什么事情，而且不能做什么事情，倘若没有下层士兵，没有工人劳力，没有做炮灰的材料，没有传令兵，勤务后，办事员，司机，信差，厨子，洗衣匠，拌道工，电报生，马夫，车夫等等。但是所有这些小人物，无人注意的，无穷数量的，不可缺少的，——都是拥护苏维埃而反对科尔尼洛夫。革命是无所不在的。它钻入一切处所，缠绕着阴谋。它到处生着眼睛，耳朵和手。军事教育的理想，就是使得士兵一举一动在军官没有看见时候同在军官看见时候都是一个样。但是1917年俄国海陆士兵，即使在长官眼前也不肯执行正式命令了；他们热心的奉行革命的命令，有时命令未到，他们就已自动地做好了。无数替革命服务的人，替革命当侦探，传情报，作战士，他们并无须人家督促，也无须人家监察。形式上说，阴谋之肃清是政府做的，执行委员会帮助它。事实上，斗争是在完全不同的路道上进行。正当克伦斯基在“超人的责任”重压之下孤独地于冬宫内走来走去时候，防卫委员会，亦称革命军事委员会，则在进行大规模的活动。一清早就有训令由电报传给铁路邮政和电报工人以及士兵。那日丹报告说：“一切军队行动皆应归临时政府指挥，但须有防卫委员会副署之命令。”把修饰的字眼除开，这话就是说：防卫委员会以政府之名指挥军队。同时也采取种种办法去捣毁彼得格勒城内科尔尼洛夫派的巢穴。军事学校和军官组织之中曾有搜查和逮捕之事。“委员会”的手处处都可以觉到。人家很少注意或简直不注意什么总督。下层苏维埃组织方面也不等待上层来号召。主要的工作集中在工人区里。正当政府徘徊不定和执行委员会与克伦斯基之间反复谈判的那几个钟头之内，各区苏维埃相互间更加接近了，而且决议：宣布各区间会议继续开着；派代表参加执行委员会组织的参谋部；成立工人自卫军；各区苏维埃监督政府特派员；组织飞巡队去捉拿反革命派鼓动家。总而言之，这些决议不仅是侵占了很大部分政府的职权，而且侵占了彼得格勒苏维埃职权。时势的演变迫得苏维埃上层机关缩小权限而使下层有更多的活动余地。彼得格勒各区之走上斗争舞台，立刻就改变了斗争的规模和方向。苏维埃这个组织形式具有不可穷尽的活力，又一次在经验上证明出来了：虽然被上层妥协派领袖所麻痹了，但到生死关头，受了群众的压迫，苏维埃仍旧从下层再生出来。在各区布尔什维克派领袖看来，科尔尼洛夫的叛乱一点也不是出乎意外的事情。他们预先见到了，预先警告过；他们首先出现于自己的岗位上。8月27日在两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索可尼可夫就宣布：布尔什维克党已采取了种种适宜的办法，为的告知民众以危险情势并准备防卫；布尔什维克派宣布，他们愿意将他们的军事工作与执行委员会所设机关相调整。布尔什维克派军事委员会某次夜间会议上——此会议有许多队伍代表参加——决定要求逮捕一切阴谋家，武装工人，派遣士兵教练工人，保证以下层民众保卫首都，并同时准备创立一个工人和士兵的革命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全城卫戍军中召集会议。教士兵们执枪待命，一有警报便出来作战。苏汉诺夫写道：“布尔什维克派虽占少数，但革命军事委员会显然可见的是受他们领导的。”他以如下的话解释此点：“委员会若要认真行动，就不得不以革命手段来行动，”至于革命行动，“那惟有布尔什维克派有真实的办法”，因为群众是跟随他们的。斗争的紧张无论何时何处都提拔了最积极的和最勇敢的分子。这种自动的选择必然抬高了布尔什维克派地位，加强了他们的影响，集中了发动力在他们手里，事实上给予他们领导权，连他们占少数的组织也要受他们领导。愈加接近各区，接近工厂，接近兵营，则布尔什维克派的领导权就愈加完全，愈加没有疑问。党的一切支部活动起来了。大工厂的各工场中组织了布尔什维克派的不断值勤制度。党的区委员会中，则由小企业支部代表轮流值日。形成了一条线索，从下而上的，将各工场支部，通过区委员会，一直联系于党的中央委员会。受了布尔什维克派及其领导的团体之直接的压迫，防卫委员会承认可以武装个别的工人队伍来保卫工人住宅，作坊和工厂。群众所要的正是这个承认。在各区，据工人报纸说，立刻出现“一队队的人热心加入赤卫队”训练，以练习射击和使用武器来开始。有经验的士兵派来做教练。29日，差不多各区都成立赤卫队。赤卫队宣布他们已成立了一支军队，有四万来福枪，可以作战。没有武装的工人也组成队伍，担任挖掘战壕，架设铁丝网和建筑防卫工程。新总督帕钦斯基——他接了萨文可夫的职务，克伦斯基不能保持他的同谋者的位置至三天以上——不能不以特别通告承认，为保卫首都需要建筑防御工程时候，“几千工人自告奋勇，不要求报偿。以自己的劳力，几点钟之内成就了伟大的事业，若无他们帮助，这种事业需要好多天的工作。”但这并不能阻止帕钦斯基，学了萨文可夫的榜样，禁止布尔什维克派报纸出版，——那是工人视为自己所有的唯一的报纸。那个普地洛夫大工厂成了彼得霍夫区抵抗中心。那里，战斗的队伍迅速组成了，工厂日夜作工，新大炮制造出来以便组成无产阶级炮兵师。工人弥尼乔夫说：“那几天，我们每日做16小时工……我们一起制造了一百尊大炮。”新组织的“铁委”（全俄铁路工人执行委员会）立刻得到火的洗礼。铁路工人有特别理由害怕科尔尼洛夫胜利，因为科尔尼洛夫政纲中有一条要在铁路上实行戒严法。这里下层群众也是远超过他们的领袖的。铁路工人拆散了轨道，筑下了障碍物，阻止科尔尼洛夫军队过去：战争经验有用得很！他们也采取了种种手段，使阴谋中心毛奇略夫陷于孤立，来往司令部都受阻挡。邮电工人把总司令部的电报和命令扣留下来，或将原件或将副本送给防卫委员会。将军们在战争几年中习惯于将运输和交通看作技术的问题，他们现在才发觉这些乃是政治的问题了。工会更不肯政治上守中立，无须等待人家邀请就站立在战斗岗位上。铁路工会把会员武装起来，派出沿路检查。挖掘铁轨，守卫桥梁等。工人们以其热情和坚决推动那个较官僚气的和较温和的“铁委”前进。金属工会以其无数的办事人员和一笔大款交给防卫委员会使用。汽车司机工会贡献委员会以技术的和交通的便利。印刷工会设法于几点钟之间出版了星期一的报纸，好让民众知道事变，同时使用最有效的方法来监督出版机关。叛乱的将军一跺脚，地底下就钻出兵来，然而钻出来的兵乃是他的敌人的军队。彼得格勒周围，邻近的卫戍军中，铁路大站中，舰队中，——工作日夜进行：人们检查自己的队伍，武装工人，派出巡罗队视察道路，与邻近区域以及斯摩尼学院建立交通。防卫委员会的工作很少是发动群众和号召群众，而仅仅是登记群众的活动而指导之罢了。它的计划时常是群众先已干过了。抵御将军们叛乱之工作，变成了巢灭他们。在赫尔辛基，一切苏维埃机关召集大会，设立了一个革命委员会，特派代表去监督总督，司令，特务机关及其他重要机关。从此以后，没有这个革命委员会署名，一切命令都不生效力了。电话和电报受了监督。驻在赫尔辛基的一团哥萨克兵的正式代表团——主要是军官——声明他们守中立：他们是秘密的科尔尼洛夫派。第二天，一个哥萨克兵到委员会来，声明全团士兵都反对科尔尼洛夫。哥萨克代表第一次加入苏维埃。此事同其他的事情一样，阶级冲突激烈，推动军官更向右倾，而士兵更向左倾。喀琅施塔得苏维埃此时完全养好七月间的伤痛了，发出一个通电说：“喀琅施塔得卫戍军决定一得到执行委员会命令就要一致地出来保卫革命。”喀琅施塔得的人那几日还不知道：保卫革命就是保卫他们自己免受毁灭的；——那时候他们只不过能猜想到一点罢了。七月事变之后不久，临时政府就决定撤退喀琅施塔得要塞驻军，认为那里是布尔什维克派的巢穴。这个手段是得到科尔尼洛夫同意的，但官方解释此手段是出于“战略上的必要”。水兵们觉到其中有什么诡计，便反抗撤退。克伦斯基自己骂科尔尼洛夫是叛逆之后，写道：“关于司令部有叛逆行为之传说，在喀琅施塔得生了很深的根，以致每次要撤退炮兵都引起那里的群众猛烈反对。”如何消灭喀琅施塔得，政府是要科尔尼洛夫去计划的。科尔尼洛夫定了这样的一个计划：占领了彼得格勒之后，克里木夫将军应当立刻遣派一旅炮兵到奥兰宁堡去，以岸上开炮轰击之威吓，要求喀琅施塔得卫戍解除要塞武装，移驻陆地上来，那些水兵然后在陆地遭受成群屠杀。然而当克里木夫执行政府委托他的职务时候，政府已不得不请求喀琅施塔得的人来救护它以抵御克里木夫了。执行委员会打电话给喀琅施塔得和维包格两地，要求派遣大批队伍到彼得格勒来。29日早晨队伍开始到了。那主要是布尔什维克派的队伍。执行委员会的号令要能生效，必须经布尔什维克派中央委员会认可。较早一点，28日中午，奉了克伦斯基一道好像是谦逊请求的命令，巡洋舰曙光号水兵负起了保护冬宫的责任。这条船上有一部分水兵此时还关在克列斯蒂监狱哩，为了他们参加七月示威。水兵们服务余暇，会到监狱来探望关在其中的喀琅施塔得水兵，以及托洛茨基、辣斯可尼可夫及其他诸人。探监的人问道：“现在不是逮捕政府的时候么？”回答：“不，还不是。我们应当利用克伦斯基做炮架射击科尔尼洛夫。以后我们再解决克伦斯基。”在六月间和七月间，这些水兵并不很注意革命的战略；他们在不到两个足月中学得很多了。他们提出这个逮捕政府问题，宁可说是为了考验自己和澄清自己的意识。他们自己开始把握着事变之间那种必然的演变。他们七月上半月受人打击，判罪和诬蔑；八月底受人付托保护冬宫以抵御科尔尼洛夫派；十月底则要以曙光号的大炮来轰击冬宫了。但水兵们虽然肯拖延一个时候再同二月政制算总账，却不愿再容忍一日他们上头的科尔尼洛夫派军官了。七月事变之后，政府派来指挥他们的那些军官，差不多都是切实的站在阴谋者方面。喀琅施塔得苏维埃立刻罢免了政府派来的要塞司令而代之以自己派的司令。妥协派现在再不叫喊什么喀琅施塔得共和国分离独立了。然而事情并非处处都限于罢免旧军官就了事：有许多地方发生了流血的冲突。苏汉诺夫说：“在维包格，那些将军和军官被疯狂而慌张的海陆士兵鞭打至死。”不，这些士兵群众并不疯狂，他们当时也谈不上慌张。29日早晨，“波中”（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打了一个电报给维包格司令沃兰诺夫斯基将军，叫他通知卫戍士兵以总司令部叛乱消息。司令把这电报扣留了一天，人家问他有什么新闻，他说没有得到消息。后来那个电报给水兵们搜出了，赃证当前，那个司令就宣布自己是拥护科尔尼洛夫的。水兵们拿枪把他打死，此外还杀了两个军官，他们宣布与司令同党。水兵们要求波罗的海舰队诸军官，签字宣言尽忠于革命；战舰彼得保罗号上四个军官不肯签字，而且自承为科尔尼洛夫派，全体水兵遂决议立刻把他们枪毙了。海陆士兵此时遭遇致命的危险；不仅彼得格勒和喀琅施塔得，而且全国的卫戍军，都要受血淋淋的清洗。从他们上头那些又突然大胆起来的军官的行为上，从那些军官的声音和顾盼上，海陆士兵都能明白预见到：如果总司令部胜利，有什么命运等待他们。在那些气氛特别紧张的地方，他们急忙截断敌人的道路，以士兵举行的清洗来预防军官举行的清洗。大家知道，国内战争有其自己的法律，从未被视为同人道慈悲的法律一个样。齐赫泽立刻打电报给维包格和赫尔辛基责斥自由处决的事情，认为是“对于革命的致命打击。”克伦斯基方面也打电报给赫尔辛基说：“我要求立刻停止那种令人厌恶的强暴行为。”这种自由处决的单零案件，——不要忘记，整个的说，革命就是一种自由处决的事情，——如要探究其政治责任，则在此时候是应归政府和妥协派负责的，他们遇到危险便来求救于革命的群众，为的以后再把群众交付于反革命的军官。同在莫斯科国政会议中害怕军人叛乱随时都有爆发的危险时一样，现在与总司令部决裂之后，克伦斯基又来请求布尔什维克派“去影响士兵出来保卫革命”了。然而召布尔什维克派水兵来保卫冬宫之时，克伦斯基并不释放他们的同志，那些为七月事变坐牢的人。苏汉诺夫关于此事写道：“阿列克谢耶夫和克伦斯基交头接耳，而托洛茨基还关在牢内，这种局势是绝对不能忍受的。”不难想像，拥挤的监狱中情绪如何激昂。海军准尉辣斯可尼可夫记道：“我们大家都气愤填胸反对临时政府，它在如此危急的日子，……还把革命家如托洛茨基监禁在克列斯蒂狱中不能做事……散步中，我们几个一起兜圈子时，托洛茨基说道：他们是何等怯懦呀。他们应当立刻宣布科尔尼洛夫不受法律保护，如此凡是尽忠于革命的士兵都能觉得他有权利结果科尔尼洛夫。”科尔尼洛夫军队若进彼得格勒，首先在狱中的布尔什维克派逃不了屠杀。预备带前锋队进城的巴格拉蒂翁将军，奉了克里木夫的命令，特别要他“防守监狱和看守所，无论如何不让囚犯逃出去。”这是一个共同商定的纲领，四月事变之后米留可夫所授意的：“无论如何不让他们逃出去。”那几日中，彼得格勒城里没有一个会议不通过决议案要求释放七月犯人。一批一批代表派到执行委员会去，执行委员会又派领袖到冬宫谈判去。不成功！克伦斯基在此问题上之固执，是最引人注意的，因为在起初一天半或两天之中，他已认为政府地位全无希望，所以他就来充当牢头狱卒，——禁闭着布尔什维克派，好让将军们绞死他们。布尔什维克派领导的群众，一面与科尔尼洛夫作战，一面毫不信任克伦斯基，这是绝不奇怪的事情。在他们看来，问题并不是保卫政府，而是保卫革命。因此他们的斗争就愈加坚决和尽力。对于叛军之抵抗，从铁轨上生长出来，从石头里生长出来，从空气中生长出来。克里木夫所到的鲁加车站，铁路工人顽强拒绝开动军车，托辞没有机车。哥萨克兵也感到立刻被鲁加卫戍军中武装的士兵包围起来了；那里共有二万卫戍军。没有冲突，但有着更危险得多的事情：互相接触，交换竟见，混杂一起。鲁加苏维埃来得及把政府解除科尔尼洛夫职权之命令印出来，在哥萨克兵中广大散布。军官们努力劝告哥萨克兵不要相信鼓动者的说话；但需要这个劝告，就已经是一个不祥的兆头了。奉到科尔尼洛夫的继续进军命令，克里木夫便以刺刀来威吓，限令于半个钟头之内备好机车。这威吓似乎有效力的：虽然过了限定时间，机车居然备办好了；但虽如此，仍是不能开动的，因为前面路轨损坏了，而且车辆拥挤着，非24个钟头整顿不好。为的避免受宣传影响使军心涣散起见，克里木夫遂于28日晚上下命令将他的队伍调至离鲁加若干里地方。但是那些鼓动家立刻在乡村出现了。那是一些工人，士兵和铁路人员，——无法躲避他们，他们处处都有。哥萨克兵甚至开起会来。如此，克里木夫在鼓动袭击之下，咒诅自己的无能，等待着巴格拉蒂翁到来。铁路工人此时也正在阻止野蛮师前进：那几个钟头内，这师人也正受着最可惊的精神上的攻击。不论妥协的民主派本身如何软弱，甚至怯懦，他们与科尔尼洛夫斗争时又部分地依赖那些群众势力，仍然在他们面前开辟了不可穷尽的活动泉源。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派并不以为自己的任务是在以公开的战争去打败科尔尼洛夫的军队，他们是要把那些军队拿到自己一边来。这是对的。循此路线来实行“妥协手段”，布尔什维克派也没有异议；这本是布尔什维克派的根本方法。布尔什维克派不过要求，在鼓动家和折冲家[1]背后，须有武装的工人和士兵准备好等着罢了。为的从精神方面去进攻科尔尼洛夫军队，忽然发现了许许多多的手段和方法。譬如派了一伊斯兰教代表团去见野蛮师，代表之中有土著要人，他们自行告白，为首的有那个有名的落弥尔的孙子，他的祖父曾英勇地保卫高加索反对俄国皇帝。那些山居的人绝不会容许他们的军官逮捕代表团的：那是违反了古时传下来的待遇宾客的习俗。谈判开始了。不久也就开始完结了。科尔尼洛夫手下的将官，为要解释此次进军，便说起德国奸细的暴动，据称此时正在彼得格勒开始，但那些代表们才直接从首都来的，不仅否认有此暴动，而且有文件在手证明克里木夫就是一个反叛，现在正带兵进攻政府。科尔尼洛夫的军官如何回答呢？在野蛮师师部车厢上，士兵们插了一面红旗，写着“土地和自由”。师长命令把旗卷起来，——“纯为避免与铁路信号旗混杂了，”如那位中校所客气解释的。师部士兵们不满意于这个怯懦的解释，便把那位中校逮捕了。难道总司令部说错了么：他们说这些山居的高加索人不管屠杀的是什么人？第二天早晨，一位上校奉了科尔尼洛夫的命令到克里木夫司令部来，要他集合他的全军，迅速的向彼得格勒前进，“出其不意的”占领了它。总司令部人显然还在努力闭着眼睛不看事实。克里木夫回答：他的一军人分散于几条铁路之上，而且有些地方士兵已经离开火车了，现在他只能调动八连哥萨克兵，铁路又损坏了，车辆拥挤，设下障碍物，非步行不能再向前进了，至于出其不意占领彼得格勒，那是谈不到的，现在首都及其近郊，工人和士兵已经武装起来了。事情更加麻烦了，即是克里木夫部队本身也没有可能来实行“出其不意的”进军了。士兵们觉得有什么不好的事情，于是要求解释。必须报告他们关于科尔尼洛夫和克伦斯基之冲突，——即是说必须把士兵会议正式列入于议事日程。恰在这个时候，克里木夫发布了一个命令，其中说：“今晚我从总司令部和彼得格勒得到情报，说叛乱已经开始于彼得格勒……”这个欺骗的话，意在替那业已完全公开反对政府的军事行动做辩护。8月29日，科尔尼洛夫自己有一命令说：“从荷兰来的情报，告诉我们：一、几日之内，全线同时发动进攻，意图击溃和冲散我们的正在解体的军队；二、芬兰准备一个暴动；三、第聂伯河和伏尔加河上的桥梁要被炸断；四、布尔什维克派在彼得格勒组织暴动。”这些“情报”，萨文可夫在23日就引用过了。这里提起了荷兰，只为的迷人耳目。由种种证据，知道这文件是法国军事团制造的，或参加制造的。同日，克伦斯基打电报给克里木夫：“彼得格勒完全安静，不会有示威。你的一军人无需要开来。”克伦斯基自己的戒严令公布出来才会激起示威。如今政府既然延缓了它的挑唆，克伦斯基自然完全有理由断定：“不会有示威”了。没有出路，克里木夫不顾一切带着他那八连骑兵向彼得格勒进发。这不过是尽其心意的一种姿态罢了，自然没有一点结果。离开鲁加几里路，碰到一些前哨兵，克里木夫就回头了，连仗都没有打。关于这个唯一的而且完全幻想的“战役”，骑兵第三军长克拉斯诺夫后来写道：“我们应当以86连骑兵的力量去打击彼得格勒，然而我们只用八连柔弱的骑兵，其中一半还没有官长哩。我们不用拳头去打，只用小指头去敲一下。小指头敲痛了，但是被我们敲着的人毫不觉痛。”其实连一个小指头也未曾敲过哩。没有一个人感着什么疼痛。那几天，铁路工人尽了他们的责任。科尔尼洛夫的军队很神秘地走错了路。本团不能与本师会合。炮兵走到断头路去了，指挥部和指挥的部队隔断了联系。所有大车站都设了苏维埃，铁路工人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电报工人通知他们以一切新闻，活动和变化。电报工人也扣留科尔尼洛夫的命令。凡是不利于科尔尼洛夫派的消息，立刻被誊写了，散布了，张贴了，从这人嘴里传到那人嘴里。机器工人，扳道工人，加油工人都成了鼓动家。科尔尼洛夫的军队就是在这种空气之中前进的，或在这种空气中停顿下来的，——那就更加糟糕。指挥部不久就觉到大势没有希望了，显然不忙着前进，他们的消极正好促进交通机关的反阴谋工作。克里木夫的部队，便是如此分散于八条不同铁路的车站上和支线上了。你如果在地图上探究科尔尼洛夫军队之命运，你就可以觉得那些阴谋派是在铁路线上玩捉迷藏把戏的。克拉斯诺夫将军写下他在8月29日夜间所见，说道：“我们差不多处处看见同一样的景象。在轨道上，或车厢内，或黑马或栗马身旁鞍子之上（那马时常垂下头来望望他们，）那些骑兵站着或蹲着，他们之中还有个穿步兵大衣的人在那里指手划脚。”这种“指手划脚人物”愈来愈多。无量数的代表团继续从彼得格勒方面来，他们是奉令来抵御科尔尼洛夫的各团军队的：在打仗之前，他们要把事情说明白。革命的队伍很有信心，希望事情无需打仗就可解决。这个希望果然证实了：哥萨克兵欢迎他们来。本军交通队要扣下一架机车，送代表至各铁路线上去。人家要向一切部队解释现时局势。会议开个不停，开会时大家都叫喊：“他们欺骗了我们！”克拉斯诺夫又说：“不仅是师长，连团长也不知道：属下各营各连确在何处。……粮食和饲料之缺乏自然更加激恼了士兵。士兵们……看见了周围这般莫名其妙的纷乱，于是开始逮捕他们的指挥和军官。”苏维埃组织了自己的司令部，派一个代表团来报告说：“联欢很快地进行……我们深信冲突之事可以认为了结了。各方面都有代表派来……”士兵委员会代替了军官来指挥部队。军代表苏维埃不久就成立了，派了40个人组织一个代表团去见临时政府。哥萨克兵开始大声宣布，他们只待彼得格勒有命令来，就要逮捕克里木夫及其他军官。史丹开维奇描写了他在路上所见的景象，当他30日同魏延斯基出发往泼斯可夫去时候。他说，在彼得格勒，人家以为皇村已被科尔尼洛夫派占据了；但那里简直没有人。“在喀琴那，没有人，……在鲁加路上，没有人；在鲁加和平而安静，……我们到那个乡村，据说军司令部驻在那里，……空空如也，……我们听人说，一清早，哥萨克兵就离开了，向那与彼得格勒相反的方面走去。”暴动滚回去了，粉碎了，没入地中了。但是冬宫里，人家还在惧怕敌人哩。克伦斯基要同叛军司令部进行谈判。这个办法，他认为比较下层“无政府主义的”发动更有希望些。他派代表来见克里木夫，“以救国之名”，请克里木夫来彼得格勒，他的荣誉保证这位将军平安无事。将军各方面受了压迫；头脑完全糊涂了，自然急忙接受这个邀请。哥萨克兵也派了一个代表团，跟在他的后面到彼得格勒来。前线并不拥护总司令部。惟有西南前线有较认真的举动。邓尼金的司令部及时的采取了种种预备的步骤。司令部的不可靠的卫兵，用哥萨克兵来接替了。印刷机关于27日夜里被占据。司令部企图如意操纵时局，甚至禁止前线委员会使用电报。但这幻想只有几个钟头寿命。各部队代表开始到委员会来，表示拥护委员会。装甲汽车出现了，还有机关枪和野战炮。委员会立刻实行监督司令部的活动，除了与敌军作战事务外一切都要干涉。28日三点钟，西南前线的权力完全操在委员会之手了。邓尼金哭道：“国家前途从未曾如此黑暗的，我们的无能也从未曾如此令人难堪而可耻的。”其他前线，事情没有如此有声有色：前线司令只要看一看，就觉得了士兵们的好感如潮一般涌向临时政府特派员。29日早晨，表示忠诚之电报纷纷打到冬宫来了：绥巴乔夫将军从罗马尼亚前线打来，瓦鲁也夫将军从西方前线打来，普列瓦尔斯基将军从高加索前线打来。北方前线司令是人所共知的科尔尼洛夫派，克蓝波夫斯基，那里，史丹开维奇任命了一个名叫萨味茨基的人做自己的代理人。史丹开维奇自己写道：“萨味茨基当时很少知名，他恰在冲突时候得到电报委任，就能够号令各种士兵，无论是步兵，骑兵，传令兵，甚至军官学生；无论什么命令都行得通，那怕是要逮捕司令，而且各种命令都很迅速被奉行的。……”毫无困难的，克蓝波夫斯基将军被免职，而代之以朋希·布鲁也维趣将军。经过他的兄弟，一个有名布尔什维克之介绍，这位新司令后来是首先替布尔什维克政府服务的将军之一。军人派南方支柱，顿河哥萨克统领加雷定，遭遇的命运稍微好些。在彼得格勒，人们传说，加雷定正在动员哥萨克人，前线哥萨克队伍正开往顿河去同他联合。而其实，据某传记家说，这位统领此时“正在骑马从这乡村到那乡村，远离铁路线……和和平平的同乡下人说话哩！”加雷定的行动比革命派方面所想像的，的确谨慎得多了。他早就知道了公开叛乱的日子，他恰好选择这个时候到乡下去“和平”巡视，为的在那紧急的几日不受电报或其他骚扰，同时又可以考察哥萨克人的情绪。27日他在路上打电报给他的代理人波加也夫斯基说：“必须以一切手段和力量拥护科尔尼洛夫。”然而恰在此时，他同乡下人直接谈话证明了，既无手段，又无力量：那些种田的哥萨克人简直不想暴动以拥护科尔尼洛夫。到了叛乱显然要失败了时，顿河区那个所谓“军政府”便决定不表示意见，“直至真实的势力关系看得清楚时候。”感谢这种诡计，顿河哥萨克诸统领才能及时地跳到旁观地位去。在彼得格勒，在莫斯科，在顿河，在前线，在科尔尼洛夫派遣军一路所过之处，这里，那里，无论什么地方，科尔尼洛夫都有同情者，党徒，朋友。若是照电报，祝辞和报纸论文来判断，他们的人数似乎很多的。但奇怪得很，现在到了应该出头露面时候，他们反而销声匿迹了。在好多情形之下并非出于个人怯懦。科尔尼洛夫派军官之中很有些勇敢人物。但是他们的勇敢无用武之地。群众一经动起来，单独的人物就难于在事变之中发生作用。不仅大工业家，银行家，教授，工程师，甚至学生和有作战经验的军官，也觉得被人推开了，排挤了，摒诸门外了。他们好像坐在包厢里静看事变向前发展。他们同邓尼金将军一样，没有别的事情好做，只好咒诅着自己的令人难堪而可耻的无能罢了。8月30日，执行委员会发给各级苏维埃以可喜的消息说：“科尔尼洛夫军队完全涣散了。”他们一时间忘记了科尔尼洛夫进行这次事情，是选择那些最爱国的，最有战斗精神的，最不受布尔什维克派影响的部队。军心涣散之过程在于这个事实，即士兵们决然停止信任他们的军官了，发觉军官是敌人了。拥护革命以反对科尔尼洛夫之斗争，表示军队涣散之更深一层。这恰好是人们所攻击于布尔什维克派的。将军老爷们终于得到一个机会来证验革命所具有的抵抗力；在他们看来，这个革命是如此脆弱和衰疲的，当初不过偶然战胜了旧制度而已。自从二月革命以来，每有机会，那些夸口的军人总爱说一句话：“给我一团有力的军队罢，我要拿点颜色给他们看看。”二月底，哈巴洛夫将军和伊凡诺夫将军之经验，没有教训了那些大言不惭的战士，他们打了仗之后才拿出来拳头示威。那些文人战略家，也常常与他们同唱这个曲调。代表大资本的十月党人雪特洛夫斯基断言，二月间首都若有“一支队伍，人数不一定特别多，但有纪律和战斗精神，则几天之内就可以把二月革命镇压了。”有名的铁路巨头布卜里可夫写道：“前线调来一师有纪律的军队就足够彻底粉碎暴动了。”身与其事的许多军官，对邓尼金说：“若有一营强硬的军队，由一个知道自己要求的军官统带着，就可以彻头彻尾改变了局势。”古契柯夫做陆军部长时代，克里木夫将军从前线来找他，提议“带一师军队来肃清彼得格勒，——自然不是不流血的。”这件事情没有实行，纯然因为“古契柯夫不同意”。最后，萨文可夫为了未来“执政局”利益，也准备下他自己的“8月27日”，他断定两团人就绰有余裕，将布尔什维克派碎为灰尘了。现在命运藉那位“高兴而快活的”将军之身给这些文武老爷以一个良好的机会了，让他们证验一下，他们那种英雄计算是否合于事实。没有打击一下，低着头，惭愧而屈辱，克里木夫来到冬宫。克伦斯基没有放过机会，同他串演一出有声有色的戏剧，——这出戏之易得成功是预先有了保证的。从总理办公室回到陆军部来，克里木夫便以一响手枪了结自己的一生。他的“不是不流血地”扑灭革命之企图便是这样结束了。在冬宫，人们松了一口气，看见含有重重困难的事情，得到了顺利的结果。人们于是赶紧回到议事日程去，——即是继续那中断了的事情。克伦斯基自任为总司令：为了保持他与旧将军们政治联络起见，他确难找到比自己更适宜的人物。他选任阿列克谢耶夫做总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两天之前几乎要做内阁总理了。这位将军迟疑了一下，同他的朋友们商议了之后，才接受这个任命，但并非没有扮着不屑神气，——如他对自己的人解释的，他的目的是在以和平手段解决此次冲突。沙皇尼古拉·罗曼诺夫兼任总司令时，是他当总参谋长，如今在克伦斯基治下他又来供旧职了。这是可惊讶的事情！克伦斯基后来解释这个可惊讶的任命，说道：“阿列克谢耶夫与总司令部人员接近，对于高级军官有巨大的影响，惟有他才能成功使军权从科尔尼洛夫手里和和平平的移转至新人手里。”事实恰好相反的。阿列克谢耶夫是阴谋者之一，任命他，只能鼓励阴谋者继续抵抗，倘若还留有一点抵抗可能性的话。其实，在叛乱失败之后，克伦斯基之提拔阿列克谢耶夫恰与叛乱开始时之任命萨文可夫出于同一理由：不惜任何代价必须保留通到右边去的桥梁。这位新任总司令，认为恢复他与将军们的友谊，现时是特别需要的。纷乱之后必须建立坚固的秩序，因之需要一个加倍强硬的政权。在总司令部方面，两日前那种乐观，现在毫无踪影了。那些阴谋者正在找寻一个退守的方法。一个电报打给克伦斯基，说科尔尼洛夫“为了战略上形势原故”，愿意和平的交出军权，只要他得到保证，“将有一个强硬的政府组织起来。”投降者在这个大的最后通牒之后附了一个小的最后通牒：他，科尔尼洛夫，认为“军队最必需的将军们及其他人才，一般是不可以逮捕的。”克伦斯基快活起来，立刻进一步去迎合他的仇敌，遂用无线电宣布：科尔尼洛夫将军的命令，关于对敌军军事行动的，大家都应遵守。同日科尔尼洛夫自己写信给克里木夫道：“世界历史上一件空前绝后的事情：一位司令被告反叛祖国，正为此罪要受法庭审判，却接到一个命令，要他继续指挥军队。……”克伦斯基这个懦弱的新表示，立刻燃起了阴谋者的希望，他们还害怕自己太便宜出卖了哩。科尔尼洛夫几点钟之前虽有电报声明“在这可怕的时机”不容许内部冲突，如今恢复了一半权利之后，又派两个人去见加雷定，要求他“施行压力”，同时提示克里木夫：“若是环境允许，不妨依照我给你的训令的精神独立行动。”这些训令的精神，就是：推翻政府，绞杀所有的苏维埃委员。新任总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动身去接收总司令部。冬宫的人还把这个事情看得很严重哩。其实科尔尼洛夫能直接指挥的只有：一个圣乔治骑士营，一个科尔尼洛夫步兵团和一个特克骑兵团。圣乔治骑士营一开始就站在政府方面了，科尔尼洛夫团和特克团还可说忠实于他，但也有一部分分裂出去。总司令部简直没有炮兵。如此情形之下谈不上什么抵抗。阿列克谢耶夫以循例拜谒科尔尼洛夫和卢考姆斯基开始他的使命，——我们想像得到，在这会见之中，双方一致地都在以军人声音咒骂克伦斯基这位新任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和阿列克谢耶夫一般明白，救国事业，无论如何必须延缓一个时候了。可是正当总司令部如此侥幸地缔结那个胜负可分的和平时候，彼得格勒的空气却变成异常之热，人们在冬宫里不耐烦地等着毛奇略夫能来什么好消息，可以告诉民众。他们不断地拿问题去麻烦阿列克谢耶夫。巴兰诺夫斯基上校，克伦斯基心腹之一，在直接电话线上诉苦道：“苏维埃发脾气，这空气，惟有表示威权，逮捕科尔尼洛夫及其他的人方能缓和。……”这个绝不适合于阿列克谢耶夫之本意。这位将军回答道：“我深深惋惜，我本来害怕我们会完全落入苏维埃爪里的，现在果然落入那些爪里了。”此处用的“我们”二字是指克伦斯基一派而言，阿列克谢耶夫为了和缓口气，有条件地也把自己含在此派之内。巴兰诺夫斯基上校以同样口气回答道：“上帝保佑，我们将从苏维埃爪里逃出来的。”群众刚刚从科尔尼洛夫爪里救出克伦斯基来，这个民主派首领就赶紧和阿列克谢耶夫同谋反对群众了：“我们将从苏维埃爪里逃出来的。”然而阿列克谢耶夫不得不屈服于必然的事实，执行了捕逮主要阴谋者之仪式。科尔尼洛夫并不抵抗，安心受严密监视之处分，在他向民众宣布如下的话四天以后，他说：“我宁愿死，不肯被人免去总司令之职。”“非常侦查委员会”到了毛奇略夫之后，又逮捕了交通次长，总司令部许多军官，那个未入仕的外交官阿拉丁，以及军官同盟总委员会全体人员。胜利之后最初几个钟头，妥协派威风得很。连阿夫克森齐耶夫也来鸣雷闪电：足有三日之久，那些叛逆把前线抛弃了，不发一个命令！“杀死卖国贼！”——那些执行委员会如此叫喊。阿夫克森齐耶夫附和这种声音：不错，由于科尔尼洛夫及其徒党要求，死刑已经恢复了，如今死刑“要更加坚决的用于他们的头上。”暴风雨一般拍掌，拍了很长久。莫斯科宗教大会，二个星期以前才低头崇拜这位恢复死刑的科尔尼洛夫将军，现在则打电报恳求政府，“为了上帝和基督教徒爱人如己的精神，”保存这位走入迷途的将军之生命。其他的势力也活动起来。但政府绝不想采取流血解决的手段。野蛮师一个代表团到冬宫来见克伦斯基时候，听了这位新任总司令几句空洞的话，一个士兵回答道：“那些反叛军官必须严厉处罚。”克伦斯基立刻打断他的话：“现在你们的责任就是服从你们的新官长，一切必需的事情，我们自己会去做的。”这个克伦斯基，显然以为：他一跺左脚，群众应当出现于舞台上，他一跺右脚，群众又当从舞台上消失了。“一切必需的事情，我们自己会做的。”可是他们所做的一切，群众即使不认为是可疑的和有害的，也认为并不是必需的。群众猜的并不错：上层分子大多数是忙着恢复科尔尼洛夫叛变所由发生的那种局势。卢考姆斯基记道：“侦查委员会委员提出几个问题之后，我们就明白他们都是袒护我们的。”根本上他们就是同谋者和遮盖者。军法检察官夏布洛夫斯基教被告如何去欺骗司法。前线各种团体起来抗议。“将军们及其同谋者，并未曾被视为对于国家和人民犯了罪的人而拘押着，……那些反叛完全能自由与外界通消息。”卢考勤姆斯基证明了此事：“总司令的僚属通知我们以一切有关于我们的事情。”气愤的士兵不止一次要自己组织法庭来审判那些将军。那些被捕的人能够侥幸免于难，只因有一师反革命的波兰兵派驻在拘押他们的俾霍夫地方。9月12日，阿列克谢耶夫将军从总司令部写了一封信给米留可夫，信内反映着那些阴谋家对于大资产阶级行为之合理的气愤，——大资产阶级推动他们进行阴谋，但是失败之后不管他们。这位将军笔头有毒写道：“你也相当知道，我们社会的某些分子不仅晓得这一切事情，不仅精神上同情于科尔尼洛夫，而且就力之所及来帮助他。……”以军官同盟名义，阿列克谢耶夫要求那些大资本家，抛下失败者不管的，如维希湟格拉德斯基，普的洛夫及其他的人：立刻捐助30万卢布，维持“那些人的忍饥挨饿的家庭，他们曾与这些资本家联合，为了共同的思想和准备。……”这封信以公然的恐吓结束：“如果正派的报纸不立刻开始有力的辩解这件事情，……科尔尼洛夫就要在法庭面前大大暴露一切准备的行动，一切与个人及团体的谈话，以及他们所演的作用等等。……”关于这个痛哭流涕的最后通牒之实行效果，邓尼金报告道：“直至十月底，他们才从莫斯科送了约四万卢布给科尔尼洛夫。”米留可夫在此期间，可说是退出了政治舞台。据立宪民主党正式解释，他是“到克里米休养去了。”经过这一番劳苦之后，这位自由派领袖确实需要休养的。侦查委员会的滑稽戏，直拖延到布尔什维克派暴动时候，此后科尔尼洛夫及其同谋者不仅释放自由了，克伦斯基的总司令部而且供给他们以一切必需的文件。正是这些脱逃的将军，发动了国内战争。所谓神圣的目的联合了科尔尼洛夫、自由派米留可夫和黑色百人团临斯基·高萨可夫；为了这些神圣目的，几十万人被杀死了，俄国南部和东部被劫掠了，荒芜了，国家经济差不多完全毁坏了，革命不得不实行红色恐怖了。科尔尼洛夫本人轻易逃出了克伦斯基的法庭之后，不久就在国内战争中被一颗布尔什维克炮弹结束了生命。加雷定的命运也差不多。顿河区“军政府”不仅要求撤回逮捕加雷定之命令，而且要求恢复他的统领职权。这里，克伦斯基也不放弃了出尔反尔的机会。史高倍列夫奉命往诺夫欠卡斯克去，向“军大会”道歉。这位民主派部长，受了加雷定指使的巧妙揶揄。然而这位哥萨克将军得意的时间并不长久。在顿河爆发的布尔什维克派革命从各方面压迫他，他几个月之后就自杀死了。科尔尼洛夫的旗帜于是落入邓尼金和高尔却克海陆两将军之手了。这两人名字与国内战争重大阶段有关系。但这一切是1918年及以后诸年的事情了。[1]折冲樽俎（zhéchōngzūnzǔ），指不用武力而在酒宴谈判中制敌取胜。折冲骑，最早出现在春秋时代，是一种战车，它的名字的来历就是因为它能遏止别人的冲锋，好象把刀折断了一样，起名折冲。后来因为这种战车车身过大，不利于逐渐来临的战国时期的大型战争，渐渐的淘汰。在汉朝时期，折冲骑兵是外交官的护卫兵，后来有人称这种外交为折冲外交，渐渐的成为一种官位。－C.R<<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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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科尔尼洛夫的叛乱<<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上）>>第九章科尔尼洛夫的叛乱早在八月初，科尔尼洛夫就下令将“野蛮师”和骑兵第三军从西南前线调到尼维尔－诺伏索可尼基－维里基路基这个三角形铁路地带来，藉口做保卫里加的后备队。这是进攻彼得格勒时一个很便利的根据地。总司令又调动一个哥萨克师到维包格和白俄罗斯中间的地带来：这个拳头直对着首都的面孔打去，——从白俄罗斯到彼得格勒只有30公里！——但人家仍解释这是一种准备，为了芬兰可能的作战。如此，在莫斯科会议以前就有四师骑兵布置好了，为了打击彼得格勒；这几师人而且被认为是反对布尔什维克派最有用的军队哩。科尔尼洛夫近旁的人，一提起那个高加索师，便很简单地说“这些山民不管他们杀的是什么人。”战略上的计划是简单的。从南方开来的三个师，将由铁路运到皇村、喀琴那和红村，为的“一闻彼得格勒开始骚扰之消息，而且最迟不得过九月一日早晨，”就可以从那里全副武装开动去占据首都南边尼瓦河左岸地。同时驻防芬兰那一师则占据首都北边部分。经过军官同盟介绍，科尔尼洛夫和彼得格勒爱国派团体有勾结，这些团体自己说能调动二千个备有很好武装的人，但需要有经验的军官来率领他们。科尔尼洛夫允许从前方抽派军官回彼得格勒来，托辞请假。为的注意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的情绪，以及革命分子的活动，特组织一个秘密的特务机关，由“野蛮师”一个上校海曼主持。事情完全在军事规则之内进行。总司令部各机关全供阴谋使用。莫斯科会议仅仅加强了科尔尼洛夫的计划。固然，米留可夫自己说，他曾劝告延期动手，为了外省还有相当的人拥护克伦斯基。但是这种劝告不能影响于那个急躁的将军：问题毕竟不是关于克伦斯基的，而是关于苏维埃的；此外，米留可夫不是一个行动家，他是一个文人，而且是一个教授，这就更糟。银行家、实业家、哥萨克将军，都来催促科尔尼洛夫；主教们已经给他祝了福；传令官查伏衣科担保他成功。各方恭维的电报如雪片飞来。协约国外交官也积极参加动员反革命力量。布哈南爵士手中握着这阴谋的许多线索。协约国派驻总司令部的武官们向科尔尼洛夫表示最亲切的同情。邓尼金作证道：“英国参赞表示得尤其动人。”大使背后，有他们的政府。8月23日，临时政府在外国的一个特派员史华蒂可夫从巴黎报告道：辞行时，外交部长黎波“非常关心地探问克伦斯基身旁哪一个是有魄力的人物。”庞加莱总统也“问了好多问题关于……科尔尼洛夫。”这一切，总司令部都知道的。科尔尼洛夫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必需延期和等待。大约8月20日，又有两师骑兵开向彼得格勒去。里加陷落那一天，全军每团都有四个军官奉召到司令部来，一起约四千人，“为了研究英国式臼炮（bomb-throwing）”。这些军官之中最可靠的，立刻就获悉了要进行的事情乃是根绝“布尔什维克派的彼得格勒。”同一天，总司令部命令立刻发给骑兵师以好多箱手榴弹：此物在巷战时候最有用。总参谋长卢考姆斯基写道：“约定了，一切事情都要于8月26日以前准备好。”科尔尼洛夫军队临近彼得格勒时候，内应的组织“应当在彼得格勒发动，占据斯摩尼学院和逮捕布尔什维克派领袖。”布尔什维克派领袖不过开会时候到斯摩尼学院来，经常在那里的乃是执行委员会，它委任了部长在政府里，而且继续将克伦斯基看做它的副主席之一。但在做大事情时候，是不可能，也无必要，分别得这般清楚。至少，科尔尼洛夫不关心这些小事。他对卢考姆斯基说：“现在是吊死德国奸细和侦探的时候了，头一个就是列宁；现在也要解散工农代表苏维埃了，——不错，而且要解散得使他们永远聚不拢来。”科尔尼洛夫坚决要把指挥作战之权交给克里木夫，他在那一伙人中素以勇敢而果断的将军著名。邓尼金说：“克里木夫此时高兴而快活，对于将来很有把握。”总司令部的人很信任克里木夫。科尔尼洛夫说：“我确信，如有必要，他将不迟疑吊死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全体人物。”选任这个“高兴而快活”的将军可见是最恰当的。进行这些工作自然疏忽了一点：德国战线方面的事情；这工作做得正忙时候，萨文可夫到总司令部来了，为的确定旧约，并加以若干次要的修正。萨文可夫定了一个日子来打击共同的敌人，恰好同好久以前科尔尼洛夫定下以打击克伦斯基的是一个日子，即：革命半周年纪念日。这次阴谋虽然分化为两派，但每派都图谋依照计划中的共同因素而行动，——科尔尼洛夫意图掩藏真面目，克伦斯基则为了支持他自己的幻想。萨文可夫的提议正合总司令部那些将官之意：政府自己送头来，萨文可夫则准备拉紧绳套。总司令部那些军官摩拳擦掌。“他来上钩了！”——他们同走运的渔夫一般叫喊。科尔尼洛夫一口答应那三个条件，——这并不费他的事。科尔尼洛夫自己军队开进首都之后，彼得格勒卫戍军不受司令部管辖，那又有什么关系呢？至于其他两个条件，则科尔尼洛夫答应之后，随即食言：“野蛮师”调做先锋，克里木夫则任为全军总指挥。科尔尼洛夫连蚊子也不让人咬住哩。布尔什维克派公开讨论他们政策的根本问题：一个群众的党不能不这样做。政府和总司令部不会不知道，布尔什维克派正在约束群众，而非号召他们起来行动。但愿望既常是思想之父，则政治需要遂成诊断时局之母。全体统治阶级，都在议论那迫在眉睫的暴动，因为他们十分需要一个暴动。暴动日子有时提前了几天，有时推后了几天。据报纸说，陆军部中人，即萨文可夫办公室里面的人，都“很认真重视”那即将发生的暴动。《言语报》说，彼得格勒苏维埃内布尔什维克派党团负起了领导运动之责。米留可夫以政治家资格，既然参加杜撰一个布尔什维克派暴动，则他以历史家资格为了信誉起见自非支持这个谣言不可。他写道：“后来公布的反间谍机关文件，说及德国新付一笔大款为托洛茨基活动之用的，恰好在这个时期。”这位博学的历史家，连同俄国反间谍机关人员，都忘记了，托洛茨基“恰好在这个时期”，从7月23日到9月4日，关在牢狱之内。地球中轴虽是一根幻想的轴，却不妨害地球绕它而旋转。同样，科尔尼洛夫的行动计划也是以一根幻想的布尔什维克派暴动为中轴，而绕它旋转的。这在准备期间是很够用的。但要实行起来，则需要一件比较切实的东西。领头的阴谋军官之一，文伯格，在他的有趣味的杂记中泄露了此事内幕，完全证实了布尔什维克派的话，即有一个庞大的军事挑唆工作在进行。米留可夫在事实和文件面前也不得不承认“极左派疑心是对的：工厂鼓动无疑是军官团体担负的职务之一。”但这仍无多大助力。同一历史家诉苦道：“布尔什维克派决定不去上当，”没有布尔什维克派领导，工人也不愿意出来。然而这个障碍，计划中也考虑到了，而且预先有了对策。在彼得格勒指导阴谋的团体叫做“共和中心”，这个“中心”干脆决定出来代替布尔什维克派。假扮一个革命暴动之职务，交给哥萨克上校杜托夫负责去办。1918年1月，杜托夫诸政友问他：“1917年8月28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杜托夫回答说：“8月28日至9月2日之间，我要假冒布尔什维克派而行动。”（这段引文是逐字逐句的。）一切事情都预见到了。总司令部军官们拟定计划，并非枉然的。另一方面，萨文可夫从毛奇略夫回来以后，克伦斯基便认为一切误会除去了，总司令部完全落于他的计划中。史丹开维奇写道：“有一个时期，所有活动人物，不仅相信他们的行动方向是一致的，而且相信他们的行动方法也是一致的。”这个得意时期，并不经久。一件偶然的事情发生了，同一切历史的偶然事件一样，开辟了“必然”的水闸。大资本的政界代表和首届临时政府的阁员——李沃夫来见克伦斯基。这位李先生遇事易怒，想当初曾以东正教会官命首脑的身份报告说教会高层“充斥白痴和下流痞子”。[1]命运委托了李沃夫去揭破：所谓单一计划也者，其实是两个互相敌对的计划。李沃夫以赋闲之身，却爱管闲事，参预无穷无尽的谈话，关于改造政府和救护国家的；有时在总司令部，有时在冬宫。这次，他到冬宫来，自做居间人，依照举国一致的精神以改造政府；谈话时候，他装着出于好意，拿生气的总司令部的雷电来恐吓克伦斯基。克伦斯基有点担心，于是决定利用李沃夫来试探总司令部的诚意，——似乎同时也试探他的同谋者萨文可夫的诚意。克伦斯基表示赞成独裁计划，这并非假装的；他又鼓励李沃夫继续斡旋，这就含有诡诈在内了。李沃夫又到总司令部去，是受了克伦斯基付托的全权的，将军们便以此为证据，认为政府投降业已成熟了。昨天克伦斯基才委托萨文可夫来此请派一军哥萨克兵去保护他实行科尔尼洛夫政纲，今天克伦斯基就已向总司令部提议合作改组政府了。将军们于是决定：“这是把他解决的时候了。”决定得很对。于是科尔尼洛夫对李沃夫说，即将发生的布尔什维克派暴动，既然目的在于“推翻临时政府，与德国媾和，奉送波罗的海舰队给德国，”那么除了“临时政府将政权立即交付于总司令之手，”就没有其他出路。科尔尼洛夫又声明说“……无论作总司令的是谁，”——然而他并没有让位于他人的念头。由于圣乔治骑士会、军官同盟和哥萨克全军代表会之宣誓尽忠，他的地位已是不可动摇的了。为克伦斯基和萨文可夫二人“安全”之故，科尔尼洛夫敦促他们二人到总司令部来，受他个人保护，免得落入于布尔什维克派之手。那个传令官查伏衣科，明白示意李沃夫这个保护是怎么一回事。李沃夫一回莫斯科[2]，便以“朋友”资格热心敦劝克伦斯基接受科尔尼洛夫之提议，“为的保存临时政府诸阁员的生命，尤其他自己的生命。”克伦斯基终于明白，他在政治上玩弄独裁观念临到紧急关头了，会因此得到最不幸的结局。决定动手干，他于是打电话给科尔尼洛夫，为的证明李沃夫是否正确传达总司令的意旨。克伦斯基不仅以自己名义问他，而以李沃夫名义问他，虽然打电话时李沃夫并不在场。马丁诺夫评论此事说：“这是侦探用的手段，政府首脑不当用的。”克伦斯基说他明天就动身到总司令部来，同萨文可夫一起来，说时仿佛是早已决定的事。这次电话似乎难于令人相信的。民主派的政府首脑和“共和派的”将军，谈论推让政权，好像谈论推让卧车中的铺位一般！米留可夫认为科尔尼洛夫要求政权移交给他，不过是“那些谈话之继续罢了，好久以前人家就公然开始谈论独裁，谈论改组政府等等。”米留可夫这话是完全对的。但以此为根据，他把这回事件看作根本上总司令部方面没有阴谋，那他就走得太远了。无疑，科尔尼洛夫若非先与克伦斯基共同进行阴谋，就不会经过李沃夫提出他的要求。但这并不能改变此事实，即：科尔尼洛夫以此阴谋（共同的）来掩饰彼阴谋（他自己的）。正当克伦斯基和萨文可夫图谋肃清布尔什维克派以及苏维埃时候，科尔尼洛夫则想连临时政府也肃清了。这一点恰是克伦斯基所不愿意的。26日晚上有好几个钟头，总司令部确实相信政府正在不战而降。但这并不能说没有阴谋；这不过说阴谋似乎就要成功了。一个阴谋，胜利了，总有方法使自己变为合法。代表外交部在总司令部做事的一个人，特鲁别茨哥衣亲王，曾说：“此次电话之后，我见到了科尔尼洛夫将军，他松了一口气；我问他，‘这是表示政府完全照您的计划行事么？’他回答：‘是的。’”科尔尼洛夫错了。正从这个时候起，以克伦斯基为代表的政府，就不照他的计划行事了。那么总司令部另有自己的计划了么？那么不是一般独裁问题，而是科尔尼洛夫独裁问题了么？他们也许像开玩笑一般请他，克伦斯基，当一个司法部长罢？科尔尼洛夫确曾小尽翼翼地，对李沃夫暗示这一点。克伦斯基对财政部长尼克拉索夫喊道：“我不愿意将革命交给他们……”革命就是克伦斯基！那个为他人作嫁的李沃夫立刻被捕了，在冬宫过了一夜，不能睡觉，两个兵看守着他，他咬牙切齿，听着“那个得意的克伦斯基在隔壁亚历山大厅内，高兴自己事业顺利，不停地哼着歌剧中一支小曲。”在这几个钟头之内，感觉精力异常丰满。那几日，彼得格勒在双重惊慌之下过生活。报纸故意夸大了的政治紧张，含有一种爆炸素质。里加陷落使前线更加临近了。帝制未倒以前好久，为了战争而起的迁都问题，现在又以新的力量提出来了。有钱的，搬到别的地方去。资产阶级的惊惶与其说是敌军前进所引起的，宁可说是新的暴动所引起的。8月26日，布尔什维克派中央委员会再警告道：“有奸人……假借本党名义进行挑唆煽动。”彼得格勒苏维埃、工会、工厂委员会等领导机关，同一日也宣布说：没有一个工人团体，没有一个政党，在号召什么示威。然而关于明日推翻政府之谣言没有一刻停息。报纸说：“接近政府方面的人传说政府一致决定，凡有示威一律镇压。”而且在镇压之前，人家先用种种手段来激起示威。27日早晨报纸上不仅没有总司令部图谋叛乱的消息，而且相反的，萨文可夫有一篇谈话，声明：“临时政府绝对信任科尔尼洛夫将军。”总之，这个半周年纪念日以异乎寻常的平静来开始。工人和士兵避免任何可视为示威的行为；资产阶级害怕扰乱，安坐家中；街上空无人行；演武场上二月烈士坟墓似乎被人忘记了。这个望眼欲穿的救国日子到来了，早晨，总司令得到电报，那是内阁总理的命令：要他把职权交卸于总参谋长，立即到彼得格勒来。事情如此转变，全非意料所及。将军明白了——借用他自己的话——“这中间有双重阴谋。”他应当这样说更合于事实些，即是：他自己的双重阴谋被人发现了。科尔尼洛夫决定不屈服。萨文可夫打直接电话来敦劝，仍不能改变他的决定。总司令于是发表告人民书，其中说：“我，科尔尼洛夫将军，不得不公开行动了；我宣布临时政府受了苏维埃中占多数的布尔什维克派之胁迫，行事完全依照德国总参谋部的计划，且与敌军在里加登陆同时，谋害军队并扰乱祖国。”他，科尔尼洛夫，不肯将权力交给国贼，“宁愿死于光荣与战斗之场。”起草这个告人民书的人，米留可夫后来说起时很佩服：“坚决的，轻视法律润饰的，而且习惯于直接走向他的目的，——一旦他认为这目的是正当的时候。”一个总司令，从前线撤兵回来为的推翻本国的政府，自然不会重视“法律润饰”的。克伦斯基以个人命令免了科尔尼洛夫之职。临时政府此时已不存在了。26日晚上各位部长先生都辞职，——此事，偶然地，适合于各方面的愿望。总司令部和政府决裂以前好多天，卢考姆斯基将军早就经过阿拉丁示意于李沃夫说：“最好，立宪民主党人当于8月27曰之前退出临时政府，让政府陷于窘境，而自己也可以避免种种不快的事情。”立宪民主党人不会不明白这番话的含意。另一方面，克伦斯基自己告诉政府人员说：他认为“只有将全部权力集中于他一人之身”，才能对付科尔尼洛夫的叛乱。其余的部长似乎也在等待这个好机会提出辞呈。如此，合作政府又受一次考验了。米留可夫写道：“立宪民主党诸部长宣布：他们现时辞职，并不妨害他们未来参加临时政府。”立宪民主党人仍旧遵守他们的传统，即：站在旁观地位直至斗争结束为止，以便依照谁胜谁败来决定他们的政策。他们不怀疑妥协派会留下位置给他们的。立宪民主党人如此解除责任之后，仍旧同其他辞了职的部长一起参加好几次政府会议，所谓“私的”会议。两个敌对营垒准备国内战争，却“私下”集合于政府首脑之周围，这位首脑具有一切可能的权柄，但没有一点真实的力量。司令部得到克伦斯基的电报：“阻止那开向彼得格勒及其近郊来的一切军队，叫他们退回原来的驻防地。”科尔尼洛夫在此电报上批道：“不实行这个命令，队伍仍向彼得格勒开去。”武装叛乱便是如此坚定地踏上轨道了。这句话是该从字面上了解的：三师骑兵，装在军用车上，由铁路开向首都去。克伦斯基给彼得格勒士兵的命令说：“科尔尼洛夫将军，表示过爱国家和尽忠人民的，……如今却从前线撤退军队……派来攻击彼得格勒。”克伦斯基很聪明地隐瞒了这事实，即军队从前线撤下来，不仅为他所知情，而且是他直接要求的，为的来肃清彼得格勒卫戍军；在这卫戍军之前，他现在揭破科尔尼洛夫叛乱了。那位抗命的总司令，自然不稽迟回答。他的通电说：“……叛逆不在我们中间，而在彼得格勒，那里他们得到政府默许，向德国人拿钱，出卖俄罗斯。”诬蔑布尔什维克的话，现在走上新的道路了。此时各部长都已辞职，光杆内阁的总理那夜哼小曲时的得意情绪很快就过去了。对付科尔尼洛夫的斗争，无论如何变化，总要产生最严重的后果。克伦斯基写道：“总司令部叛乱第一夜，彼得堡士兵和工人方面纷纷传说萨文可夫与科尔尼洛夫有勾结。”其实群众传说中，萨文可夫名字之后还有克伦斯基名字，而这传说并不错误。可怕的暴露还在未来哩。克伦斯基又说：“8月26日[3]深夜，陆军部政务官非常兴奋地走进我的办公室来。萨文可夫行立正礼对我说：‘总理先生，我求您立刻逮捕我，办我与科尔尼洛夫同谋之罪；但如果你信任我，则请您给我机会，以行动向民众表明，我与那些叛军没有关系。……’为了回答这个声明，我立刻任命萨文可夫为彼得堡临时总督，给他以最广大的权力，保卫彼得堡，抵御科尔尼洛夫的军队。”不仅此哩，由于萨文可夫的请求，克伦斯基还任命费洛宁科做他的副手。叛乱和镇压，这两个职务同集中于“执政局”那个小范围内了。如此迅速任命萨文可夫为总督，是出于克伦斯基图谋政治自救之动机。如果克伦斯基告发萨文可夫给苏维埃，萨文可夫就立刻告发克伦斯基。反之，克伦斯基给他机会，让他公开参加反科尔尼洛夫的斗争，免他受法律制裁，萨文可夫——他之得到这个机会并非没有用敲诈手段——也必然要尽力量替克伦斯基脱罪的。不是为了对付反革命而需要这个“总督”，而是为了消灭阴谋的罪证。同谋者在这方面互相照顾的工作，立刻就开始了。萨文可夫作证道：“8月28日早晨四点钟，我回到冬宫来，克伦斯基召我回来；我在那里看见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和德列钦可。我们四人一致认为李沃夫的最后通牒不过是一种误会。”这日清晨，在这密谈之中，居间人的任务落在新总督头上了。米留可夫在幕后指挥这一切。这日，他将整天出现在舞台上。阿列克谢耶夫虽然称科尔尼洛夫做“绵羊的头脑”，却与科尔尼洛夫同属一个营垒。阴谋者及其助手，最后一次企图将整个事件宣布为“误会”——这就是说，他们互相携手以欺骗舆论，为的尽可能保全他们的共同计划。野蛮师，克里木夫将军，哥萨克骑兵，向首都进军，以及科尔尼洛夫之拒绝解职，——这一切都不过是出于“误会”罢了！看见境况如此凶险，克伦斯基再不敢叫喊：“我不愿意将革命交给他们”了！与阿列克谢耶夫商定之后，克伦斯基立刻到冬宫的记者接见室里去，要求各报抽去他宣布科尔尼洛夫为叛逆的宣言。记者们回答他，说此事在技术上已经做不到了。克伦斯基于是感叹道：“那就遗憾得很！”这件小插话第二天给报纸登了出来，何等明白表现这位全国仲裁者如今陷于绝望时的情景。克伦斯基如此完全地以一身兼代表民主派和资产阶级，以致现在他同时是国家权力之最高的化身，又是反对此权力的犯法的阴谋人物。28日早晨，政府和总司令之决裂，已成事实，摆在全国人眼前了。证券交易立刻插手进来。科尔尼洛夫在莫斯科演说，宣告里加要陷落时，俄国证券立刻跌价；如今将军们公然暴动了，一切证券反而涨价起来。证券交易如此仇视二月政制，价值的涨落极可表现有财产阶级的情绪和希望；此次他们确信科尔尼洛夫会得胜利。总参谋长卢考姆斯基前一日奉了克伦斯基暂时接受军权的命令，今天回答道：“我不以为从科尔尼洛夫将军接受军权是可能的，因为那样军队要爆发起来，会葬送俄国。”除了高加索军区司令——他延迟数日后，宣布忠于临时政府——之外，其他的高级将官用各种声调拥护科尔尼洛夫的要求。受了立宪民主党的指使，军官同盟总委员会发了一个通电给海陆军各指挥部，其中说：“临时政府不止一次向我们表示它的政治上无能了，如今又以挑唆的行为污辱它的名誉，它再不能领率俄罗斯了……”卢考姆斯基就是军官同盟的尊贵的主席。总司令部的人对骑兵第三军军长克拉斯诺夫将军说：“没有一个人拥护克伦斯基的。此次进军不过是旅行罢了。一切事情都已准备妥贴了。”阴谋的首领和赞助者，如何乐观算计，我们可以从上述的特鲁别茨哥衣亲王打给外交都的密码电报中看得出来；他写道：“清醒地估计形势，必须承认：整个司令部，绝大部分军官，以及最好的作战部队，都是拥护科尔尼洛夫的。后方，所有的哥萨克兵，大部分军官学校，以及最好的战斗队伍，也都站在他一边。这些物质的力量之外还必须加上……全国非社会主义分子之精神上的同情，以及下层分子中……一种冷淡态度，准备对任何打击屈服。无疑，那些三月间社会主义者也有好多人会站到”科尔尼洛夫一边来的，若是他得到胜利。特鲁别茨哥衣这里的表示，不仅是总司令部的希望，而且是协约国军事团的态度。在科尔尼洛夫派出去进攻彼得格勒之队伍里面，有英国的装甲汽车和英国司机，——这些应该认为是最可靠的分子。英国驻俄军事团领袖诺克士将军责备美国罗宾上校不赞助科尔尼洛夫，这位英国将军说：“我对于克伦斯基政府没有兴趣，它太懦弱了。我们要的是一个强有力的军人独裁。我们要的是哥萨克。此地人民需要鞭子！独裁制正是他们所需要的。”所有这些论调从各方面传到冬宫来，引起里面住的人恐慌。科尔尼洛夫的成功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财政部长尼克拉索夫通知他的亲友说：大势已经去了，现在只有慷慨就义罢了。米留可夫说：“苏维埃中某些有名领袖，预见到科尔尼洛夫胜利时他们要走什么命运，早已办了一张外国护照在身边了。”一点钟又一点钟，传来科尔尼洛夫军队渐走渐近的消息，一次比一次更加吓人。资产阶级报纸极欢迎这种消息，拿来夸张，造成一种惊惶的空气。8月28日中午12点30分：“科尔尼洛夫将军派来的军队已经集合在鲁加附近了。”下午2点30分：“又有九列车满载科尔尼洛夫的军队，经过奥雷德志车站。有一营铁路兵在第一列车之中。”下午3点：“鲁加卫戍军投降了科尔尼洛夫军队，而且交出一切武器。鲁加车站以及所有政府机关都给科尔尼洛夫的军队占领了。”晚上6点钟：“科尔尼洛夫军队两梯队已经从那瓦冲来，离喀琴那只有半俄里地。其他两梯队正在向喀琴那开来的路上。”29日晨2点钟：“在安特罗希诺车站（离彼得格勒33公里）政府军队和科尔尼洛夫军队开始打仗。双方都有死伤。”同一夜传来消息，说加雷定要切断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至那产麦的南俄之交通。“总司令部”“前线总司令”“英国军事团”“军官”“梯队”“铁路营”“哥萨克”“加雷定”——所有这些字眼，在冬宫孔雀石大厅内响着，如同“最后审判”的号角。克伦斯基自己也承认这次恐慌，不过话说得婉转些。他写道：“8月28日是民主派方面最动摇，最慌张，最猜疑敌人科尔尼洛夫实力之一天。”毫无困难就可以想到这几句话背后藏着什么意思。政府首脑正在考虑，不仅关于两个阵营之中谁最有力，而且关于哪个阵营对他个人的危险较大些。“我们既不同你们右派在一起，也不同你们左派在一起”，——这几句话在莫斯科戏院内似乎很有效力的；但若翻译为正要爆发的国内战争语言来说，这几句话不异于表示，克伦斯基一伙，对右方也无用处，对左方也无用处了。史丹开维奇写道：“我们大家好像因绝望而麻木了，看见这个把戏开展着，要毁坏一切。我们的麻木程度可以用此事实来判断，即是：总司令部和政府已在全国范围内相决裂之后，还有人图谋进行调和哩……”米留可夫说：“调和思想，在这个情况之下是自然而然发生出来的。”米留可夫自己宁愿以第三者资格出来活动。28日晚上，他到冬宫来，“劝告克伦斯基抛弃那个关于犯法问题的太形式的观点。”这位自由派领袖懂得区别果仁和果壳，此时正是最适宜的人物来负起调停责任。8月13月，米留可夫就直接从科尔尼洛夫知道了他定好27日为叛乱的日子。第二天14日，米留可夫在会场上演说，要求“总司令提出的种种办法立刻实行起来，不可以作为藉口来猜疑，来恐吓，或甚至于免职。”27日以前，科尔尼洛夫不许人怀疑的！同时米留可夫答应支持克伦斯基，“自愿地，无须说明理由地。”这话使人想起了绞刑架上用的绳索，那也是“无须说明理由地支持着的。”克伦斯基方面也承认米留可夫来见他，自荐做调人，“选了一个很适宜的机会，向我证明：真实权力在科尔尼洛夫方面。”这次谈话结果如此成功，谈话后米留可夫竟敢叫他的政友们把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看做克伦斯基的继承者，对他，科尔尼洛夫绝不会有异议的。阿列克谢耶夫也很宽大地同意了。米留可夫之后来了一个比他更大的人物。晚上很迟，英国大使布哈南交给外交部长一个宣言，其中协约国代表一致表示愿意帮忙，“为了人类利益，希望避免那不能补救的灾害。”如此公然在政府和反叛的将军之间作调人，无非是赞助和保障反叛而已。德列钦可在复文之中以临时政府名义表示对于科尔尼洛夫的叛乱“异常惊讶，”因为他的政纲大部分已经被政府采纳了。在这孤独和屈辱情景之中，克伦斯基想不出较好的办法，只好再召集一次那种开不完的会议，他的那些辞了职的部长们仍旧出席。在这个完全消磨时间的会议之中，一些特别吓人的消息传来了，敌人军队渐渐开近来了。尼克拉索夫估量：“几个钟头内科尔尼洛夫军队就可以到彼得格勒。”以前的部长们开始推测“在此情形下政权将如何组成的。”“执政制”思想又活跃起来，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加入“执政局”之内，这个念头，左右两派都赞成。立宪民主党人可可希金认为阿列克谢耶夫应当做政府首脑。据某些证据，克伦斯基自己也提议将政权移交给另一个人，而且直接引证同米留可夫的谈话。没有人反对。阿列克谢耶夫做候补，调停了大家的意见。米留可夫的计划似乎就要实现了。但恰在此时，恰在最紧张的一刻，有人像演戏似的来叩门。“镇压反革命委员会”派了几个代表在隔壁房间候见。他们来得正好。反革命的最危险的巢穴之一，正是科尔尼洛夫派，调停派，投降派，在冬宫大厅内开的这个可怜的可耻的和叛逆的会议呀！这个新的苏维埃机关，“镇压反革命委员会”，是27日晚上工兵苏维埃和农民苏维埃两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设立的；其中包含苏维埃三党，两执行委员会，工会中心，以及彼得格勒苏维埃所委派的代表。特为此事而设立这个战斗的委员会，根本上就是承认：苏维埃领导机关已经自知衰朽无能，需要灌输鲜血以为革命行动之用了。妥协派不得不求助于群众以抵御反叛的将军，于是赶紧左倾。他们立刻忘记了，他们以前关于一切原则问题须待立宪会议来解决之演说。孟什维克派声明他们要压迫政府立刻宣布民主共和国，解散国会，实施土地改革。正为这个原故，“共和国”一词才第一次出现于政府宣布总司令反叛的文告之中。关于政权问题，两执行委员会认为目前必须让政府保持原来的形态，——立宪民主党人辞职者以民主派代替之，——至于此问题之最后解决，则待不久之后召集在莫斯科时赞成齐赫泽政纲的一切组织开个大会讨论。然而半夜谈判之后，大家明白了，克伦斯基坚决排拒民主派控制政府的观念。克伦斯基觉得他的左边和右边立足地都丧失了，更加全力抓紧“执政制”，因为这里面还有余地让他的尚未死去的强硬政权之梦想活动活动。斯摩尼学院中反复讨论没有结果，最后才决定仍旧去求助于那个无人可代替的唯一的克伦斯基，不过要求他赞成两执行委员会的初步计划而已。早晨7点30分钟，策列铁里回来报告道：克伦斯基不肯让步，他要求“无条件拥护”他，但他同意使用“所有的国家权力”来对付反革命。两执行委员会彻夜开会，疲倦了，终于对那个空洞的“执政局”观念让步。克伦斯基庄重许诺，将“所有的国家权力”都用来对付反革命；但如我们所见的，这并不能阻止他与米留可夫，阿列克谢耶夫及辞了职的部长们进行谈判，讨论如何和平地投降于总司令部之前，——幸而这个谈判被半夜敲门声所打断了。好多日子之后，孟什维克彼格丹诺夫，防卫委员会[4]委员之一，向彼得格勒苏维埃报告以谨慎而不含糊的话说起克伦斯基的背叛，“当临时政府犹豫不决，不明白科尔尼洛夫的冒险将如何结局时候，调停的人跑出来了，譬如米留可夫和阿列克谢耶夫将军……”但是防卫委员会干涉进去，而且“用尽一切力量”要求公开斗争。彼格丹诺夫接着说：“在我们的影响之下，政府停止了一切谈判，而且拒绝考虑科尔尼洛夫方面来的任何建议。……”政府首脑，昨天是反对左派的阴谋家，今日则变成左派的政治俘虏了；26日辞职的立宪民主党部长们，起初还是犹豫的，从此以后就宣布他们确定退出政府了，因为他们不愿意分担克伦斯基行动的责任，——克伦斯基竟敢压迫一个如此爱国，如此忠勇，如此救世的暴动！辞了职的部长们，顾问们，朋友们，一个个离开了冬宫。拿克伦斯基自己的话来说，这是“大批的人离开一个注定要遭毁灭的地方。”有一个夜间，8月28日至29日的夜间，克伦斯基确实是在冬宫内“差不多完全孤寂的情景之下走来走去。”歌剧的美妙曲子，再也不闯进他的头脑了。“在这长长的痛苦的几日几夜之中，一种真正超人的责任压在我的身上。”其实这不过是关于克伦斯基本人命运的责任罢了；其他的事情早已无须他过问而成就了，而且毫不注意到他。[1]译文有修订。帝俄时代，彼得一世取消了教会的教宗选举制，改由国家任命。一般由国家检查机关的高级检查长兼任。这里的例子是想说明此人脾气不够内敛，有时候放个炮，说几句大实话。—L.X[2]译者按，此处应作“彼得格勒，”因为克伦斯基此时在彼得格勒不在莫斯科。但俄英法三种版本皆作“莫斯科”，似是俄文笔误，译本沿袭未改。[3]译者按，此系依英文本，俄文本及法文本均作“25日”。[4]译者按，即上述的镇压反革命委员会。<<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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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克伦斯基的阴谋<<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上）>>第八章克伦斯基的阴谋莫斯科国政会议更加恶化了政府的地位，因为暴露了：“全国分为两个阵营，根本上不能和解或妥协，”——如米留可夫说的，而且说得很对。国政会议提高了资产阶级的自觉，加增了他们的不耐烦久待。他方面，群众运动也得到了一个新的推动。莫斯科罢工开始加速工人和士兵左倾。从此时起，布尔什维克派势力不可抑制的长大起来了。在群众之中，惟有左派社会革命党，至多左派孟什维克，能够立足。孟什维克派彼得格勒组织，在本城市政局候补名单中涂去策列铁里名字，以此表示左倾。8月16日，彼得格勒社会革命党会议以23票对一票要求解散总司令部军官同盟及采取其他坚决手段以防备反革命。8月18日，彼得格勒苏维埃，不顾主席齐赫泽之反对，提出废除死刑问题于议事日程。表决前，策列铁里提出一个问题向人挑衅：“如果你们议决之后，死刑仍旧不肯废除，那时你们是否要号召群众上街来要求推翻政府呢？”“是的！”布尔什维克派大声回答，“是的，我们要号召群众出来，我们要尽力量去推翻政府。”策列铁里说：“这几天你们的头抬高来了。”不错，布尔什维克和群众一起抬起头来。但群众抬头时妥协派就低头。废除死刑之要求可说是全体通过，差不多900票对4票。这4票就是策列铁里，齐赫泽，丹，里倍尔！四天之后，孟什维克派及其外围团体联合开会，关于根本问题，策列铁里的主张被采取了，反对马尔托夫的主张，但立刻废除死刑之要求则没有经过辩论就通过。策列铁里再不能抵抗群众压迫了，只好不说话。这个渐渐带电的政治空气，被前线大事所触发了。8月19日，德国人在伊克斯库尔附近突破俄军防线；21日，占领了里加。科尔尼洛夫的预言实现了，同预先约好了一般。此事遂成了资产阶级政治进攻的信号。报纸加紧十倍攻击那“不肯做工的工人”和那“不肯打仗的士兵。”革命被派负一切责任：它断送了里加；它正在准备断送彼得格勒。诽谤士兵的话，同一个半月或二个月以前一般疯狂，但此次毫无根据。六月间，士兵的确拒绝进攻，他们不愿搅扰前线安静，不愿打破德国消极守势，不愿恢复战斗。但在里加，是敌人先进攻的，士兵应付就完全不同了。此外，最受宣传影响的第12军团表明是最不慌张失措的。军团长巴斯基将军夸口，此次撤退“堪为模范”，甚至胜于从加里西亚和东普鲁士之撤退，——这话也不是没有根据的。特派员魏廷斯基报告道：“我们的队伍在敌军突破的区域内光荣地和绝对服从地履行了应负的使命，但他们所处的条件不能容许长久抵御敌军攻击，只好渐渐撤退，一步一步地退，受了很大的损失。我认为必须说一说拉脱维亚轻步兵的异常英勇，其中残余下来的，不顾精疲力竭，仍听命前往作战……”军团委员会主席孟什维克顾秦的报告，还更动人：“士兵的精神是非常惊人的。据委员和军官的见证，士兵们之坚忍真是前所未见的。”同一军团其他的代表，以后几日在执行委员会常务局报告：“惟有拉脱维亚旅独当着被突破的防线，其中差不多都是布尔什维克派……这旅人奉了前进的命令就高竖红旗，奏着军乐出发，打得异常之勇敢。”史丹开维奇后来也是这样说，虽然说得更矜持些：“在军团司令部里大家知道有人找寻藉口把责任推到士兵头上去，但在那里人家也不能告诉我一件具体的事实，证明士兵没有执行作战命令或任何其他命令。”水兵登陆参加孟准[1]战争，如官方文件记载，也表示奋勇抵抗。陆军尤其拉脱维亚轻步兵，以及波罗的海水兵，他们的情绪激昂一部分也是受这事实所决定的，即此次问题乃是直接保卫两个革命中心：里加和彼得格勒。最先进的队伍已经接受了布尔什维克思想，认为“把刺刀插进土里”并不能解决战争问题，要求和平的战争，是不能与夺取政权的斗争分离的，即不能与新的革命分离的。即使有几个特派员被将军们的攻击所恐吓，故意夸大士兵的勇敢抵抗，但那事实仍然存在，即海陆士兵服从命令，作战而死，他们不能比这做得更多。然而问题本质还在于没有防卫。说起来似乎不能相信，第12军团完全没有准备作战。什么东西都缺少：人，军器，弹药，防毒面具。交通联络是说不出地坏。攻击延期了，只因为发下的日本式子弹配不上俄国步枪。并非前线一部分偶然如此。里加失陷之意义，对于最高将官并非秘密。否则如何解释第12军团防守和给养条件如此之恶劣呢？史丹开维奇写道：“布尔什维克派早已散布风声，说这城市将被奉送给德国人，因为高级将官要摆脱布尔什维克主义这个巢穴和苗圃。这个宣传却能使士兵相信，他们知道那时根本没有防卫或抵抗。”事实是：早在1916年12月，罗斯士基将军和勃罗西洛夫将军便埋怨里加是“北方战线之祸害”，那里是“一个宣传巢穴”，除了枪毙，别无办法对付。北方战线好多将军一定暗中梦想要里加工人和士兵去尝尝德国兵队占领的滋味。自然，没有人设想，总司令下了命令奉送里加给德国人。然而所有的将官都读了科尔尼洛夫的演说，和他的参谋长卢考姆斯基的谈话。如此就无需要再发什么命令了。北方战线司令克蓝波夫斯基将军，是秘密的阴谋分子之一，因之等待里加失陷，以之为开始救国运动的信号。何况，在普通情形之下，俄国那些将军也是宁愿失地和退兵的。这一次总司令预先脱卸了他们的责任，他们的政治利益又迫得他们向失败主义路上走，于是连防守准备都不去做了。是否有个将军在这消极的对防守怠工之上再加以什么积极的有害行动，——那是一个次要的问题，而且难于解决的。然而在这卖国行为可以不受处罚情形之下，若以为那些将军不肯帮助一下命运，那也是太忠厚了。美国新闻记者约翰·里德，善于见闻，会留下一本不朽的史书关于十月革命那几日事情，他毫不迟疑证明俄国有财产的阶级大部分人宁愿德国胜利而不愿革命胜利，而且公然说这样的话。里德曾举出一个事实：“一天晚上，我在莫斯科某富商家中作客；喝茶时同桌者有11人，提出问题：‘要德皇威廉，还是要布尔什维克派？’11个之中有10个人要威廉。”这个美国记者又曾和北方战线军官谈过话，他们“公然说宁愿军事失败，而不愿同士兵委员会合作。”要支持布尔什维克派提出的政治控告（而且不仅是他们提出的哩，）只消举出：里加失陷本是阴谋计划中一个部分，而且失陷日子恰合于阴谋日程表之规定，——就够了。这本是可以从科尔尼洛夫在莫斯科演说字里行间明白看得出来的。后来事变完全证明了事情的这一方面。但我们也有一个直接的证据，作证人的可靠在这一件事情上是毫无问题的。米留可夫在他的历史中说道：“科尔尼洛夫在莫斯科的演说已经指示一个时限，过了此时限，他就不愿延迟坚决的行动，为了‘救出国家免于沦亡，救出军队免于瓦解。’这个时限就是他所预言的里加陷落。他意料这件事一定会激起……一阵爱国狂潮……8月13日在我们莫斯科会面时，科尔尼洛夫亲自对我说，他不肯放过这个机会。同克伦斯基政府公开冲突，在他心里完全确定了，连冲突的日子也预先定好了：8月27日。”还能说得比这个更明白的么？为的实行向彼得格勒进军，科尔尼洛夫需要里加陷落于他选定的日子之前数日。若是巩固里加阵地，认真布置防卫，那就等于破坏另一军事行动的计划；对于科尔尼洛夫，这另一行动重要得多了。如果巴黎确实值得一场弥撒[2]，那么为了政权而牺牲里加可是便宜得多了。从里加失陷至科尔尼洛夫叛乱这一星期之中，总司令部不断涌出诽谤士兵的话。俄国报纸印出的俄国司令部通告，立刻在协约国报纸之中得到回声。俄国爱国派报纸反过来热心转载英国《泰晤士报》、法国《时报》和《晨报》上嘲笑和咒骂俄国士兵的话。前线士兵一致感觉惊讶，气愤和嫌恶。特派员和委员会——差不多都是妥协派的和爱国派的——也感觉受了重大侮辱。各方面提出抗议，尤其激烈的，是罗马尼亚战线，敖得萨军区和黑海舰队等执行委员会——所谓“罗黑敖”——的信，这信要求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全俄国表彰罗马尼亚战线士兵的勇敢和忠诚；禁止报纸再攻击士兵，——士兵每天死几千人，在残酷的斗争中，为了保卫革命的俄罗斯……”在这些下层抗议影响之下，妥协派领袖们才抛弃他们的消极旁观。《新闻报》论它的政治盟友说：“似乎没有一句恶毒的话，资产阶级报纸不拿来辱骂革命军队。”但毫无效力。这种辱骂本是阴谋中一个必需的部分，阴谋中心就在总司令部。抛弃里加之后，科尔尼洛夫立刻用电报传令在大路上当着其他士兵面前枪毙几个士兵，以惩一警百。特派员魏廷斯基和军团长巴斯基回答：他们认为士兵的行为不应受此种刑罚。科尔尼洛夫生起气来，在司令部各委员会代表会议席上宣布说：他要用军法审判魏廷斯基和巴斯基，为了报告军队状况不合实情，——这话，如史丹开维奇解释的，等于说“为了没有归罪于士兵。”还须说一件事，就是同一日科尔尼洛夫又命令各军团司令部把布尔什维克派军官名单开给军官同盟总委员会，——即是开给立宪民主党人诺伏西尔吹夫主持的那个反革命团体，那是阴谋的最重要的动力。看啊，这个总司令，这个“革命的第一大兵！”《新闻报》已有决心掀起黑幕的一角，写道：“与高级指挥将官非常接近的一些暧昧分子，正在做那可恶的挑唆工作……”“暧昧分子”一语就是暗示科尔尼洛夫及其部属。渐渐近来的国内战争，它的电闪投射新的光辉，不仅在今日的事情上，而且在昨日的事情上。妥协派为了自卫，开始暴露高级指挥将官在六月进攻中一些可疑的行动。报纸上渐渐发表关于被司令部恶意诬蔑的各师和各团的详细消息。《新闻报》写道：“俄罗斯有权要求人家把七月退兵之真相全部公布出来。”这几句话很受工人和海陆士兵欢迎，尤其受那些人欢迎，他们被告应负那次前线大败之责，如今还充满了监狱。二日之后，《新闻报》觉得不得不更坦白的宣布：“总司令部以其通告玩出一种政治把戏，以反对临时政府和革命的民主派。”这几行字，把政府写做也是总司令部阴谋下无辜的牺牲者。但其实，大家想得到政府很有可能约束那些将军。如果政府没有这样做，那只因为它不愿意这样做。在上述的“罗黑敖”那封抗议人家诽谤士兵的信中，还特别气愤地指出“司令部通告……夸奖军官的勇敢，似乎是有意轻视士兵们保卫革命的热心。”“罗黑敖”的抗议发表于8月22日报纸上，第二天克伦斯基就颁布一个特别命令颂扬军官，说“他们从革命第一天起就容忍减少自己的权利。”而且无辜受了士兵群众的侮辱，“士兵们以理想主义的口号来遮饰他们的怯懦。”正当他的心腹助手史丹开维奇，魏廷斯基及其他诸人出来抗议人家诽谤士兵之时，克伦斯基反表示参加这个无耻工作，而且以陆军部长和政府首脑的命令完成这个工作。克伦斯基后来承认，早在七月底，他就得到“可靠的报告”，关于团结在总司令部的军官的阴谋。他说：“军官同盟总委员会派出活动的阴谋分子，它的会员就是各地阴谋主持人，他们给这同盟的合法行动以必需的音调。”这是完全对的。我们只须添加一点。即这“必需的音调”就是诬蔑士兵委员会和革命的音调，——就是8月23日含于克伦斯基命令之内的那个音调。此谜应当怎样解答呢？克伦斯基没有深思熟虑的和彻底一贯的政策，那是绝对无疑的。但他除非是完全发疯了，才肯拿他的头送给那些阴谋家去宰割，同时帮助他们化装，——既然他知道了军官们的阴谋。克伦斯基的行事，初看是不可理解的，其实解释起来颇为简单：此时他自己也参加了阴谋，反对二月革命那个没有出路的政制。后来，暴露的时候到了，克伦斯基自己也证明：哥萨克军官以及资产阶级政客方面，不止一次有人向他提议实行个人独裁。“但是他们犹如播种于不毛之地……”无论如何，克伦斯基是处于这样的地位，反革命派领袖们能够不冒危险，同他交换关于政变的意见。“最初几次谈话关于独裁问题，是属于测控性质，”这几次谈话，据邓尼金说，开始于六月初，即是说正当准备六月进攻时候。克伦斯基也常常参加这类谈话；在此情形之下自然是他占据独裁制的中心，尤其他自己如此想。苏汉诺夫说得很好：“他是一个科尔尼洛夫党，——不过以他自己做科尔尼洛夫党首领为条件。”在进攻失败时候，克伦斯基自己允许于科尔尼洛夫及其他将军的，多过于他所能做得到的。卢考姆斯基记道：“克伦斯基往前线巡视时，常常自夸大胆，而且屡次同他的旅伴讨论问题，关于创立强硬的政权，组织执政局，或把权力交给一个独裁者。”克伦斯基在这些谈话中，照他的性格，一定说得很笼统的，随便的与假充行家的。反之那些将军们趋向于参谋部特有的完善性（面面俱到）。克伦斯基之自愿参加将军们这类谈话，使得军事独裁观念相当合法化；在革命尚未被扼杀以前，为了谨慎之故，这个独裁制时常初步称为“执政制”。法兰西大革命时热月政变之后产生的政府就是执政制[3]；这个历史回忆在此地起了何等作用，是难说的。但除开纯然字面的掩饰作用不说，执政制首先有这个不容置疑的便利，即可以同时容纳各个人的野心。在执政局里，不仅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有位置，连萨文可夫和费洛宁科也有位置，——一般来说，那些具有“铁的意志”的人，如那些候补执政自己所表示的，都有位置，其中每一个人都怀抱那种思想，准备以后从集体的独裁走到个人的独裁。所以克伦斯基与总司令部进行阴谋时，他那方面并无须什么急剧的转变，只消发展和继续他已开始的工作就够了。此外，他还以为他可以给将军们的阴谋以适宜的指导，不仅去对付布尔什维克派，而且在相当限度之下也要对付他的同盟者和讨厌的监督者，那些妥协派。克伦斯基这样安排：他不完全揭穿阴谋，却能恐吓那些阴谋家，使他们走入他的圈套。这里就走到了最远的限界了，过此限界政府首脑即要变成非法的阴谋家。九月初，托洛茨基写道：“克伦斯基需要从右边来的，从资产阶级党派，从协约国大使馆，尤其从总司令部来的一种重力，压迫他，他才好自由行动。克伦斯基要利用将军们的叛乱以巩固自己的独裁。”国政会议是个转变关头。克伦斯基从莫斯科回来，带来了无限机会的幻想，又带来了个人失败的屈辱感觉，于是他决定抛弃一切顾虑，把全部面貌露给“他们”看看。给“他们”看看么？给谁看呢？给一切的人看，——首先给布尔什维克派看，他们胆敢以总罢工来捣乱他的全民团结美剧。这样一来，他也就同右派算了账，同所有那些古契柯夫派和米留可夫派算了账，他们一向看不起他，嘲笑他的举动，把他的权力看做某种权力的影子。最后，他也可以好好教训“他们”一顿，教训那些妥协派监护者，那个可恨的策列铁里，那个家伙敢于纠正他，教训他这个全国领袖，甚至在国政会议会场上。克伦斯基终于坚决地决定向所有的人表白，他绝不是一个“歇斯底里病者”，一个“变戏法的人”，一个“戏子”，如禁卫军和哥萨克军官们渐渐公然称他的；他却是一个铁人，他已经把他的心灵都闭紧了，把钥匙投入大海去了，不顾戏院楼座上不知名的美人的恳求。史丹开维奇觉得，这几日，克伦斯基有“一个欲望，要说出一些新的字眼，符合于全国的恐慌和骚乱。克伦斯基……决定在军队中实行纪律惩戒；也许他还提议政府采取其他的坚决措施。”史丹开维奇只晓得他的领袖这一部分意向，这是克伦斯基认为可以告知他的。事实上，此时克伦斯基的计划已经走得更远了。他已经决定实行科尔尼洛夫的政纲，藉此卖好于资产阶级，而摧毁科尔尼洛夫的立足地。古契柯夫不能调动军队去进攻，而他克伦斯基做到了。科尔尼洛夫不能实行科尔尼洛夫政纲，而他克伦斯基是能实行的。莫斯科罢工固然提醒他：这条道路有障碍；但七月事变表示过了，这障碍是可以克服的。这次只要能实行到底就好，再不许左派朋友来掣肘。首先必须完全改换彼得格勒卫戍军，革命的部队必须代替以“健全的”部队，他们不会眼睛望着苏维埃。拿这个计划去同执行委员会讨论是不可能的。事实上这有什么必要呢？政府已被承认为独立的。而且以独立的资格在莫斯科加冕过。固然，妥协派心中将政府独立看做形式的，看做为缓和自由派而用的一种手段。但他，克伦斯基，要把形式的变为实质的。他在莫斯科宣告，他不属于右派，也不属于左派，他这话不是白说的；而这里就是他的力量。现在他以行动证明它！国政会议之后那几天，克伦斯基的路线和执行委员会的路线，愈走愈远了：妥协派害怕群众，克伦斯基则害怕有财产的阶级。人民群众要求前线废除死刑；科尔尼洛夫，立宪民主党和协约国大使馆则要求后方恢复死刑。8月19日，科尔尼洛夫打电报给内阁总理：“我坚决认为彼得格勒军区必须受我管辖。”总司令部公然伸手来拿首都。8月24日，执行委员鼓起勇气，公然要求政府终止“反革命手段”，并“不再延缓，以全力”实行民主改革。这是新的调子。克伦斯基不得不选择一条路：或者顺应于民主政纲，那政纲虽然瘦弱可怜，也能导成与自由派和将军们决裂；或者实行科尔尼洛夫政纲，那就必然造成与苏维埃冲突。克伦斯基决定伸手给科尔尼洛夫，立宪民主党和协约国。他要不惜任何代价，避免与右派公开斗争。不错，8月21日，米哈伊尔·亚历山德洛维奇大公和保罗·亚历山德洛维奇大公被禁止出屋门了，同时还有若干其他的人也被监视行动了。但这一切都不是认真做的，克伦斯基不久就恢复他们自由。后来他在科尔尼洛夫案中作证道：“我们似乎上了当，寻错了人。”这话不错，但须添加一句：“也是上了自己的当。”完全明白，在那些郑重其事的阴谋家看来，即在莫斯科国政会议的整个右半边看来，此时绝非恢复帝制问题，而是建立资产阶级对于民众的独裁问题。在此意义之下，科尔尼洛夫及其徒党都气愤人家骂他们进行“反革命的”，——即帝制派的，——活动。固然有旧时显宦，侍从女官，黑色百人团，廷臣，巫士，修道士，舞姬等，这里或那里，在密室中悄悄私语。但那是没有多大影响的。资产阶级惟有采取军人独裁形式方能胜利。帝制问题须待将来某一阶段才可提出，那时也是立足在资产阶级反革命基础之上，而非依靠拉斯布丁派待从女官帮助的。在那个时期中，真正的事情乃是资产阶级打着科尔尼洛夫旗帜同人民相斗争。克伦斯基要与资产阶级联盟，遂监押那两个大公来做幌子，免得左派猜疑。这诡计如此明显，连此时莫斯科布尔什维克派报纸也把它拆穿了：“逮捕罗曼诺夫家族中一两个庸庸碌碌的傀儡，而让科尔尼洛夫为首的那些将官自在逍遥，——那是欺骗民众的……”布尔什维克派受人憎恨，也是因为他们什么事情都看得到，而且大声说出来。在这危急的几天中，克伦斯基的军师和向导就是萨文可夫，——一个大冒险家，一个赌徒型的革命家，做惯了个人恐怖就看不起群众，一个有才干和意志的人，——他虽有此本事，在好多年中仍做了那个有名的密探阿则甫手中的工具，——一个怀疑主义者和厚颜无耻之徒，自信（并非无理由的）他有权利轻视克伦斯基，他右手举起来行军礼，左手就牵着克伦斯基鼻子走。萨文可夫在克伦斯基面前拿出行动家的资格，在科尔尼洛夫面前就拿出有历史的真正革命家资格。米留可夫说了一件有趣故事关于这特派员和这将军第一次见面的事情，那是萨可夫自己说出来的。萨文可夫说：“将军，我知道，如果形势所迫，你应当枪毙我时候，你一定枪毙我的。”停了一会，他又说：“但如果形势所迫，我应当枪毙你时候，我也一定枪毙你的。”萨文可夫很爱文学，读过哥乃依[4]和雨果，倾心于高贵的文体。科尔尼洛夫则要扑灭革命，而不管假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公式，但这位将军也并非不爱“强硬的艺术文笔的。”这位旧时恐怖主义者的话，一定抓着了这位旧时黑色百人团人物胸中埋藏的英雄主义的痒处。后来报纸上一些文章，显然是萨文可夫示意的，也许是他自己写的，其中有一篇很明白解释他自己的计划，其中说：“萨文可夫还是特派员时，就有这个结论，认为临时政府不能使国家走出难关。必须由其他力量来干。但是这方面的一切工作，只能在临时政府旗帜之下，尤其克伦斯基旗帜之下，来做的。这就是一个革命的独裁制，借助于一双铁手实现出来的。这双铁手，萨文可夫希望于科尔尼洛夫将军。”克伦斯基作为“革命的面具”，而科尔尼洛夫则作为铁手。至于第三者的作用，这篇文章没有说；但毫无疑问，萨文可夫在调和总司令和内阁总理之中，怀有将来把二者都排挤出去的思想。有个时候，这个没有说出的思想变得如此明显，以致克伦斯基，恰于国政会议开会之前，不顾科尔尼洛夫抗议，竟强迫萨文可夫辞职。然而同这范围内发生的所有其他事情一般，这个辞职没有确定的性质。费洛宁科作证道：“8月17日宣布，萨文可夫和我仍旧供职，而且内阁总理原则上已经接受了科尔尼洛夫将军、萨文可夫和我提出的报告中所发挥的政纲。”克伦斯基8月17日“命令萨文可夫起草关于后方应取手段的法律”，萨文可夫于是成立一个委员会做此工作，以阿普希金将军为主席。虽然被萨文可夫吓得心惊胆怕了，克伦斯基仍旧决定利用他做自己的大计划，不仅保存了他在陆军部的位置，而且再给他一个海军部位置。据米留可夫说，这是表示，政府认为“行动的时机已到了，即使引起布尔什维克派到街上来,亦所不惜。”萨文可夫关于此事：“坦白的说，若有两团人在手就容易镇压布尔什维克派暴动，并解散其组织。”克伦斯基和萨文可夫完全明白，尤其在莫斯科会议之后：妥协派苏维埃无论如何不肯接受科尔尼洛夫纲领。彼得格勒苏维埃昨天还要求前线废除死刑，一定要以加倍的力量来反对后方恢复死刑。所以危险的是：反对克伦斯基所计划的政变之运动，将不是布尔什维克派来领导的，而是苏维埃来领导的。然而人们当然不会为此停止的：这是一个救国的问题！克伦斯基写道：“8月22日，我派萨文可夫往司令部去，办理一些事情，（！）其中一件事就是要求科尔尼洛夫将军派一军骑兵供政府差遣。”萨文可夫到了必须在舆论之前替自己辩护时候，也以如下的话说明他的使命，就是“到科尔尼洛夫将军那里讨一军骑兵，来彼得格勒实施戒严令，保卫临时政府免受何种攻击，尤其（！）布尔什维克派的攻击，……据一个得自外国反间谍机关的情报，布尔什维克派又在准备于德国兵登陆和芬兰暴动时，再来一个进攻……”反间谍机关的无稽消息，不过是来遮掩那事实而已：即如米留可夫说，政府自己要动作了，“不惜引起布尔什维克派到街上来。”换一句话说，政府已决心挑起一个暴动。关于建立军事独裁之命令，既然定于八月底公布，萨文可夫就是将那预期的暴动配合于此日子。8月25日，布尔什维克派机关报《无产者》被禁了，没有任何理由。续出的《工人报》宣布：“《无产者》被封，是因为它头一日曾为里加战线被突破事，号召工人和士兵镇静自制。究竟是谁不愿意工人知道党在警告他们莫受挑唆呢？”这话问得很恰当。布尔什维克派报纸之命运操在萨文可夫手里。报纸之封闭对他有两重利益：一来刺激了群众，二来使党不能保护群众免受人家挑唆，此时挑唆正是从政府大员方面来的。根据总司令部的记录——其中写的也许润饰了一点，但一般适合于时局及所牵涉的人物——萨文可夫通知科尔尼洛夫道：“拉佛尔·格奥吉也维趣（即科尔尼洛夫），你的要求，几天之后就可以实现了。但政府害怕因此在彼得格勒激起严重纠纷……你的要求公布出来，会成为布尔什维克派一个发动信号……苏维埃对于新法令究竟采取什么态度，还不知道，恐怕也要起来反对政府……所以我求你命令骑兵第三军于八月底开往彼得格勒，交给临时政府差遣。如果苏维埃人员连合布尔什维克派动手时，我们要对付他们。”克伦斯基这位密使又声明，此次行动将是最坚决的，最不留情的，——科尔尼洛夫回答此点说：“他只懂得坚决的才是行动。”后来，萨文可夫为了替自己辩护，解释道：“……如果在布尔什维克派暴动时候，苏维埃已变成了布尔什维克派的哩。”但这不过是笨拙的遁词：克伦斯基宣布政变之法令定于三四日后公布，如此，就不是什么未来的苏维埃了，而是八月的存在的苏维埃。为的不发生误会，不在“预定的时间”以前激起布尔什维克派动手起见，大家约定如下的步骤：骑兵军先在彼得格勒集中，然后宣布首都戒严，然后公布那足以激起布尔什维克派暴动的新法令。在总司令部的记录中，这计划是用黑字写在白纸上的：“为使临时政府能恰切知道应于何时宣布彼得格勒军区戒严，及应于何时公布新法令，科尔尼洛夫将军必需以电报通知他（萨文可夫）：骑兵军确于何时能开到彼得格勒。”借用史丹开维奇的话，那些阴谋将军明白：“克伦斯基和萨文可夫……要利用司令部帮助来实行一个政变。只消明白这点就够了。他们赶紧答应了一切的要求和条件……”史丹开维奇本是忠实于克伦斯基的，他辩白这一点，即是总司令部的人“误将”克伦斯基和萨文可夫“联在一起。”但两个人如何可以分开呢，既然萨文可夫是奉了克伦斯基的明确训令到总司令部去的？克伦斯基自己写道：“8月25日，萨文可夫从总司令部回来，报告我说：交给临时政府差遣的队伍将照训令说的派来了。”预定26日晚上政府通过后方治安法，这是骑兵军下辣手的先声。一切事情都准备好了，只差按下电杻。事实，文件，参加人的见证，最后克伦斯基自己的供辞，都一致证明：内阁总理，瞒骗了自己政府的一部分大员，瞒骗了给他政权的苏维埃，又瞒骗了他所属的政党，而去同军队诸最高将官相勾结，图谋以军队力量根本改变国家政制。用刑法术语说来，这种行为有个完全确定的名称，——至少在此类图谋未得成功的情形下是如此。克伦斯基政策的“民主性”和他借助刀剑来救国的计划，这中间的矛盾，惟有肤浅的观察者才觉得是不可调和的。事实上，这骑兵计划是不可避免地从妥协政策产生来的。要解释这个过程的法则，尽可以大大的加以抽象化，不仅可以把克伦斯基个人品性除开不论，而且可把俄罗斯特别国情除开不论。这是在革命条件下，妥协主义的客观逻辑问题。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Ebert），德国的人民全权代表，也是一个妥协派和民主派，他不仅背叛自己的党去接受霍亨索伦皇朝将军们指挥行事，而且于1918年12月初便直接参加一个军事阴谋，以逮捕代表会议的最高机关，并宣布艾伯特自己为共和国总统。克伦斯基后来称艾伯特为理想的政治家，这并不是偶然的。所有他们的阴谋——克伦斯基的，萨文可夫的，科尔尼洛夫的——都粉碎了以后，克伦斯基要销灭罪证是不容易的事，他供认如下的话：“莫斯科会议之后，我明白了，下次攻击政府，将是从右边来的，而不是从左边来的。”无疑，克伦斯基害怕总司令部，害怕资产阶级之同情于阴谋军官；但问题乃在于克伦斯基认为同司令部斗争，不当依靠骑兵军，而必须借助于以自己之名实行科尔尼洛夫的政纲。内阁总理那个双重面孔的同谋者，萨文可夫，奉行的使命实非平常，——若是平常使命，则从冬宫打个密码电报到毛奇略夫去就够了。不，他是以一个居间者资格去调停科尔尼洛夫和克伦斯基，去调停两人的计划，以此保证此次政变不会超出合法的形式以外。好像克伦斯基叫萨文可夫传话：“干罢，但不要超出我的计划的界限。这样就不至失败，而且得到你所要的差不多一切的东西，”萨文可夫自己再加暗示：“不要过早超出克伦斯基计划的界限。”这便是那含有三个未知数的奇怪方程式。惟有这样解释才能够明白克伦斯基派萨文可夫向总司令部求派骑兵军之意义。一个高级职位的阴谋家求援于那些阴谋家，同时又保存他的合法地位，而他自己又图谋充当阴谋首领。给萨文可夫的训令之中，惟有一条似乎是确实对付右派阴谋家的，即解散军官同盟总委员会，——克伦斯基本党的某次彼得格勒会议中曾提出这个要求。但这条训令原文是值得注意的：“……如属可能则解散军官同盟。”尤其值得注意的，即萨文可夫不仅没有发现这个可能，而且未曾去寻觅这个可能。问题简单的被认为不合时宜而搁置了。这条训令本身本是为着敷衍左派才写在纸上的。“如属可能”这几个字，不异于表明无须实行此条训令。好像为着加重这条训令的点缀作用，人家拿它来放在第一条。为了预防右方来的打击，克伦斯基反把革命的队伍调离首都，而请求科尔尼洛夫派“可靠的”队伍来此接防——这事本是无从辩护起的。他后来为了减轻这事的意义起见，曾举三个表面的条件，关于召唤骑兵军。第一他同意将彼得格勒军区划归科尔尼洛夫管辖，但以首都及其近郊军区划出为条件，如此政府就不至完全落于总司令部之手了。克伦斯基自己向他的朋友表示说：“否则，我们这里将被吞没了。”这个条件不过表示，他梦想将军们屈服于他的计划，而其实他手里除了无力的狡计之外没有其他武器。克伦斯基不肯被人活活吞食，这话是可信的，无需要证明。其他两个条件也不过如此：即科尔尼洛夫莫把由高加索山民组成的所谓“野蛮师[5]”调来，且莫任克里木夫将军为军长。若就保卫民主利益来说，这两条件不异于是咽下骆驼而咬住蚊子。但若就掩饰那对于革命之打击来说，则克伦斯基提出此种条件就有更深刻的意义了。派遣那由高加索山民组成的“野蛮师”来镇压彼得格勒工人，（这些士兵连俄国话都不会说，）那将是太不谨慎的，以前俄国皇帝还不敢这样做！至于克里木夫将军，则执行委员会得有很确实的报告，关于他的事情，任命他为军长是不合适的；萨文可夫根据共同利益向总司令部解释此点，他说：“彼得格勒若发生骚乱，而此骚乱由克里木夫来镇压，那是很不好的；那时舆论也许要从他的名字推测种种动机，其实他与那些动机没有关系……”最后，政府首脑召唤一支军队到首都来，而预先要求莫派野蛮师和莫任克里木夫，——这个事实也已足够判定克伦斯基有罪了：他预先知道了：不仅阴谋的一般计划，而且派出军队的成分以及较重要工作的执行人。其实，不管这些次要之点如何解释，科尔尼洛夫派来的骑兵军之不能保卫“民主”是显而易见的。恰好相反，克伦斯基毫不怀疑，所有军队之中，惟有这一军人是最可靠的武器来反对革命。不错，彼得格勒若有一支军队忠实于克伦斯基个人，这位超出右派和左派之上的政府首领，那是更好些。但如往后事变发展所证明的，事实上并无此种军队存在。能够与革命作战的，除了科尔尼洛夫一派以外，没有别人；克伦斯基向之求救的，也正是他们。以上种种军事上的准备，不过补足了政治上的准备。从莫斯科会议到科尔尼洛夫叛乱，这不足两个星期中，临时政府的一般工作根本上也就够证明：克伦斯基已有决心了，不是同右派斗争，而是同右派联合来反对民众。政府不理会执行委员会对于这个反革命政策之抗议，竟于8月26日大胆进一步用那出人意外的倍增麦价的命令来迎合地主。这个手段之受人憎恨，——这个手段而且是根据罗将柯的公开要求而采取的，——使政府差不多是站在有意挑唆饥饿群众之立场。克伦斯基显然图谋以一笔大贿赂收买莫斯科会议中极右的一派。萨文可夫前往总司令部谈判去那一日，克伦斯基签的那个阿谀的命令，不异于是对军官同盟说：“我是你们的人。”如今骑兵将对二月革命留下的势力进攻了，克伦斯基又赶快向地主们喊道：“我是你们的人。”克伦斯基在他自己任命的侦查委员会之前作证，他的供词是非常丢脸的。虽以证人资格出庭，政府首脑仍感觉自己是本案主犯，而且是现行犯。有经验的司法官吏，本很明白事变的内幕，但装做认真重视政府首脑的解释。至于其他的人，——其中有克伦斯基本党的党员，——则显然惊愕的自问：同一骑兵如何能够用来一面进行政变，一面又制止政变呢。这位“社会革命党人”已经是太过于疏忽了，把一支意图扼杀革命的军队召进首都来。特洛伊人固然有一次把一支敌军弄进特洛伊城内来，但他们至少不知道那只木马肚里藏着什么东西。何况古代一位史家还反驳诗人唱的这个故事哩：据包散牛士的意见，你若信荷马的话，除非你把特洛伊人看做“蠢才，没有一丝理性。”[6]这位古人有灵，对于克伦斯基的证词又将说什么话呢？[1]Moonsund，波罗的海的一个群岛。—C.R[2]此处译文有修订。这是法王亨利四世所说的一句话。16世纪60年代法国封建贵族分为两个对立的宗教政治集团，天主教和胡格诺教（加尔文教），宗教战争持续了30余年（1562－1594）。1589年天主教国王亨利三世被刺身亡，瓦洛亚家族绝嗣。按照继承顺序应该由信奉胡格诺教的波旁家族的亨利即位。为了取得王位，亨利宣布改信天主教，于1594年进入巴黎，继承王位，为亨利四世，开始了波旁王朝（1589—1792）的统治。亨利四世向支持他的人解释：我用了一个弥撒，交换了一个巴黎。－C.R[3]译者按，热月（Thermidor）或译特尔米多月，共和二年热月九日罗伯斯比尔被推翻，反动派推举五人组织政府，名曰“执政局”，从此革命低落，结果造成拿破仑政制。[4]PierreCorneille(1606～1681)法国剧作家,法国古典主义悲剧的奠基人。－C.R[5]野蛮师，由高加索山民（车臣人、印古什人、阿瓦尔人）组成，车臣文化属于原始社会末期。资产阶级认为“车臣人动刀子不眨眼，又那么恨俄罗斯人，让列宁去跟他们讲国际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联邦吧！”后来野蛮师在开往彼得格勒途中，遇到了列宁派工人士兵水银泻地般的阶级宣传：“革命后分给你们地种庄稼。”刺刀如林的野蛮师瓦解了，掉转枪口逮捕了叛军总司令部，化为人民改写历史的精彩一刻。－L.X[6]译者按，荷马史诗伊里亚特演述希腊联军围攻特洛伊城的故事：围了十年城不能破，后来希腊人想出一个计策，假装退兵，遗留了一只大木马在城下，特洛伊人开城门出去，把这木马搬进城里来，谁知马肚里装的是希腊兵，里应外合，逐把城攻破了。这本是古代神话，并无其事。包散牛士（Pausanius）三世纪时希腊历史家和地理家。<<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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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莫斯科国政会议<<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上）>>第七章莫斯科国政会议倘若象征是一个形象的精粹，那么革命就是最善于制造象征的，因为革命以最精粹的形式表现一切现象和一切关系。困难的，乃在于革命的象征化是太宏大的，很不适合于个人的创作。正为此故，广大群众演出的人类剧之艺术的复制品是如此之贫乏的。莫斯科国政会议以预先注定的失败告终。它没有建立什么，也没有决定什么。然而它留给历史家以一个不可估价的革命照像，——虽然是一个照像的底片：暗的现为光的，弱的现为强的，贪婪的现为廉洁的，无耻的现为高贵的。革命的最有力的党，只消再等十个星期就获得政权了，此时被屏于会场门外，被认为不值得提起的。同时，那个“进化社会主义党”，一向不知名的，反受人家重视。克伦斯基高视阔步，如同力量与意志之化身。合作政府过去已经破产了，如今则被说成为未来一种救国手段。几百万士兵共同仇恨的科尔尼洛夫，当作军民共爱的领袖而受欢迎。帝制党和黑色百人团人物表示他们热爱立宪会议。所有那些很快就要退出政治舞台的人物，好像预先约好了要在舞台上唱他们的拿手戏。他们一齐热烈地拼命叫喊：“这正是我们要做的！”“我们早就可以这样做了，若是没有人拦阻了我们！”拦阻他们的，正是工人，士兵，农民和被压迫的民族。几千万“奴隶暴动起来”拦阻他们表忠诚于革命。他们本是来莫斯科躲避的，但罢工跟着他们来到莫斯科。受了“愚蠢”“无知”和“煽惑”的追迫，这批拥挤在一个戏院内的2500名代表默然约定切勿打破这个舞台上的幻景。没有一个字提起罢工。大家努力不指名唤姓提起布尔什维克派。惟有普列汉诺夫偶然说起了“列宁的不幸的记忆力”，而且好像他在说着一个弃甲丢盔完全败北的敌人。底片性质一直保持到底，在这批自命为“民族活力”而其实已经僵死了一半的人群中，那个真实的人民领袖自然不能不被看做一具政治的死尸。苏汉诺夫写道：“光耀的会场截然分为两半：右边坐着资产阶级，左边坐着民主派。右边正厅和包厢可以看见好多将军制服，左边则是准尉和士兵。舞台对面，从前皇帝包厢之内，是协约国和友邦高级外交代表的座位……我们一群人，极左派，占据正厅一个小角。”布尔什维克派没有到会，所谓极左派者就是马尔托夫的党徒。三点钟至四点钟之间，幕启了，克伦斯基出现于舞台，两个青年军官伴着他，一个陆军，一个海军。象征着革命政府的权力；他们站得直直地，在内阁总理背后，一动也不动，如同生了根在地板之上。为的不用“共和国”字眼来刺激右派起见——这是预先约好的——克伦斯基以“俄罗斯国”政府之名向“俄罗斯国土列位代表”致敬。我们的自由派历史家写道：“这篇演说一般口气并不表示尊严和自负，却是受了最近几日影响之结果，表示出一种恐惧，演说者要隐藏这个心境，但仍露了出来；他图谋以恐吓高调来隐藏它。”克伦斯基没有直接说出布尔什维克派，但开始恐吓的话是指他们说的：再有什么举动反对政府，“就要用血和铁来解决。”会场中左右两翼在暴风雨一般的掌声中融合起来。然后又对此时尚未到会的科尔尼洛夫恐吓几句：“无论是谁，若向我提最后通牒，则我知道如何叫他屈服于最高权力的意志，屈服于我，我就是最高权力的首脑。”这话虽然激起狂热拍掌，但掌声仅仅从会场左半边来的。克伦斯基时时声明自己是“最高的首脑”，他需要这样提醒人。“我告诉你们从前线来的人，我，你们的陆军部长和最高领袖，告诉你们：军队中没有什么意志和权力高过于临时政府的意志和权力。”民主派十分欢迎这类空炮。他们以为如此就可以避免使用实弹了。政府首脑保证说：“人民和军队中的优秀分子，都把我们的军队在前线胜利，同俄罗斯革命的胜利联结在一起，可是我们的希望被践踏在污泥之中，我们的信心被唾弃。”这便是六月进攻之抒情诗般的总结。他，克伦斯基，自己无论如何是要继续战争至于完全胜利的。说起那个牺牲俄国利益以媾和的危险时候，——这话是暗指8月4日教皇和平建议说的——克伦斯基大称赞我们的同盟国的高贵的信义。他添加几句说：“我以伟大的俄罗斯民族之名只要说一句话，即是；除此信义以外，我们并未曾期待其他的事情，也不能期待其他的事情。”对协约国外交家包厢的喝采，使大家站了起来，除了少数国际主义者和若干以工会代表资格出席的布尔什维克派。军官包厢方面有人叫：“马尔托夫站起来！”为了他的荣誉，说句实在话，马尔托夫确有勇气不肯向协约国的无私致敬。对于俄国那些被压迫的民族，正在图谋重建自己命运的，克伦斯基则加以教训，杂以恐吓。“我们在帝制锁练下受苦和死亡之时，为了一切民族的幸福，我们并不爱惜自己的血。”他以别人带的锁练来自夸。以一种感激被压迫民族的心情，他劝他们忍受着一个剥除了他们权利的政制。出路在哪里呢？“……你没有觉得心上含有这个强烈的火焰么？……你没有觉得自己有力量，又有意志来守纪律，自我牺牲和刻苦工作么？……你没有看见这里全国力量团结一致的奇观么？”这话正是莫斯科罢工那一天说的，而且说时科尔尼洛夫的骑兵正在神秘移动。“我们宁愿毁灭我们的灵魂，但是我们要救国的。”以上便是革命政府所能告诉民众的一切话。米留可夫写道：“好多从外省来的人，在这会场内第一次看见克伦斯基；他们出了会场，一半儿失望，一半儿气愤。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年轻人，一脸苦相，苍白的颜色，从戏子学来的态度……这个人似乎要叫人害怕，要使大家得到一种印象，旧式的权力和意志之印象。事实上，他不过激起了人家一种怜悯心而已。”其他政府大员的演说，与其说是表示个人的破产，宁可说是表示妥协政制的破产。内政部长阿夫克森齐耶夫提交全国判断的那个大主意，就是设立一种“巡行特派员”制度。工业部长劝告资本家少挣些利润。财政部长答应，以增加间接税手段来减轻有财产阶级负担的直接税。右派大大咧咧得以狂热的拍掌欢迎这几句话，后来策列铁里有点难为情地指出这个拍掌有点缺少牺牲精神。农政部长欠尔诺夫，奉命完全不做声，免得以没收土地这个幽灵激恼了右派盟友。为了举国团结的利益，决定把土地问题当作并不存在。妥协派不反对。真正农民的声音从未在这会场的演说台上响过，然而在八月间这几个星期内，土地运动正在弥漫于全国，准备秋天爆发为一个不可抵御的农民战争。中断了一天——两方面这一天都在检查和调动自己的力量——之后，8月14日又开会，当时空气异常紧张。科尔尼洛夫出现于他的包厢时候，会场右半边站起来，如暴风雨一般欢呼，左半边则差不多全体坐着不动。军官包厢中有人大叫“站起来！”继之以粗鄙的漫骂。到了政府出现时候，左半边则给克伦斯基以长久的欢呼，据米留可夫见证，“此时右方也拒绝参加欢呼，各人坐着不动。”在这互相敌对的拍掌浪潮之中，我们听到了临近的国内战争的喊声。此时左右两方代表还同坐在舞台上，合称为政府；总理虽然暗中调兵遣将对付总司令，却未曾一刻忘记他是“全体俄国人民联合”之化身。继续扮演这个角色，克伦斯基宣告道：“我向大家提议，今日总司令在场，我们应当向他致敬，即是向我们为自由和祖国而勇敢牺牲的军队致敬。”关于这个军队，第一次开会时他还说过：“我们的希望被践踏在污泥中，我们的信心被唾弃。”但没关系！一句得救的话想出来了。全场站起来，狂热的向科尔尼洛夫和克伦斯基二人拍掌欢呼。举国团结又一次得到保证了。统治阶级被历史的必然性扼住了咽喉，不得不采用历史的化装跳舞手段。他们显然觉得，若能将他们的一切面具装戴起来再一次出现于民众面前，则可以使他们更重要和更有力量。以国民良心的专家资格，他们叫四次国会的会体议员都上台来。这些人相互间的冲突以前激烈得很，如今和好了。资产阶级各党各派，现在毫不困难团结于那些名流提出的“不分党派不分阶级的政纲”，这些名流几天之前才打了一个电报，向科尔尼洛夫致敬哩。以第一国会——1906年的！——之名，立宪民主党人纳博科夫发言攻击“那认为有单独媾和可能之假说”。这并不阻止这位自由派政客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上记载：他以及好多立宪民主党领袖，都认为单独媾和是唯一得救之道。同样，帝制时代其他几次国会之代表，向革命要求的，首先也是血的贡礼。“将军，轮到您发言了！”会场现在到了沸腾之点。总司令现在要说什么话呢，克伦斯基已经恳求他只限于说说军事状况？米留可夫以目击证人资格写道：“那个矮而粗但很强壮的人，出现于舞台上，一副加尔穆克人[1]的面孔，那双小黑眼睛射出锐利的光芒，凶恶得很。拍掌之声震动了会场。大家都站起来，除了……士兵。”气愤的叫喊，杂以谩骂声，从右方向那些未曾站立的代表投过来：“王八蛋，站起来！”那些没有站立的代表方面回答一声“奴才！”哗噪之声成了风暴，克伦斯基要求大家静听“临时政府第一个大兵”说话。以一种尖锐的，断续的，命令式的声调，一种适合于意图救国的将军的声调，科尔尼洛夫朗诵一篇演说稿，这是冒险家费洛宁科提出大意，由另一个冒险家查伏衣科起草的。但是这篇演说稿提出的政纲，比较以后的计划温和得多了。科尔尼洛夫毫不迟疑的把军队和前线境况说得异常之黑暗，显然是要叫人家惊吓。他的演说的中心点是一种军事上预断：“……敌人已经来叩里加的门，我们的容易动摇的军队若不能在里加湾海岸上阻止敌人，则彼得格勒就是门户洞开了。”说到此处，科尔尼洛夫重重打了政府一拳：“革命以后，那些不了解军队精神的人，创立了许多法律，因此全军变成了如疯如狂的暴徒，只晓得爱惜自己的生命。”结论是明白的：里加没有希望。总司令公然以挑衅的态度对全世界说，好像是邀请德国人来攻占这没有防卫的城市。彼得格勒怎样呢？科尔尼洛夫的思想是这样：如果给我机会来实行我的政纲，彼得格勒还是可以保存的，但要赶快呀！莫斯科布尔什维克派报纸写道：“这是什么？是警告呢，还是恐吓？塔诺普尔的败北便宜了科尔尼洛夫做总司令，里加的投降怕要捧他做独裁者哩。”这话比最多疑的布尔什维克派所猜想的，更恰切符合于那些阴谋家的计划。宗教大会参加了对科尔尼洛夫的盛大欢迎，如今派了它的一个最反动的分子柏拉东大主教来赞助总司令。这位“活力”代表说：“你们刚才听见了我们的军队陷于何等危险的状况。我到此地来是为的从这台上对俄罗斯说：不要悲伤，亲爱的。不要害怕，同胞们，……如果需要一个奇迹来救俄罗斯，那么上帝听到教会的祷告，会来实现此奇迹的……”为了保护教会的土地，那些教会首脑宁愿依靠几队好的哥萨克兵。但大主教演说的中心并不在此。他埋怨，从政府大员的演说中“没有听到‘上帝’二字。”科尔尼洛夫攻击革命的政府败坏军心，柏拉东则攻击“现在那些站在敬爱上帝的民族的首脑地位的人，”犯了不信上帝之罪。这些教会中人，一向匍匐于拉斯布丁脚底下尘土之中，如今竟敢公然教训革命政府了。哥萨克12军的宣言，由加雷定将军宣读；在此时期，加雷定的名字常被人提起，认为武人之中最强硬者之一。试引捧他的人的话来说：“加雷定不肯，也不会，取悦于暴民，就在这一点与勃罗西洛夫将军决裂了，他既然不肯附和时代精神，就被解除了军长之职。”五月初回到顿河区域，不久就被举为顿河军的统领[2]；现在他就是以那支最老的和最强的哥萨克军长官资格负责提出哥萨克有特权的上层分子的政纲。不承认反革命嫌疑，他的宣言不客气地提醒那些社会主义部长：他们在危险时候如何请求哥萨克兵帮助来反对布尔什维克派。这位板起面孔的将军，大声说出了克伦斯基不敢说的一个字眼：“共和国”，以此出人不意地大受民主派所欢迎。会场大多数，尤其部长欠尔诺夫特别热心，都向这位哥萨克将军拍掌，他十分认真地要求共和国给予那专制国再不能给的东西。拿破仑曾预言：欧洲或是哥萨克的或是共和国的。加雷定同意俄罗斯变为共和国的，但附一个条件，即它仍旧是哥萨克的。宣读了“失败主义者不应在政府之中占据位置”这句话之后，那个不知感恩的将军就转过脸来粗暴而凶恶的看着那个不幸的欠尔诺夫。自由派报纸记载道：“所有的眼睛都盯着欠尔诺夫，他的头直低在桌面上。”加雷定不受任何官方地位所拘束，彻底宣布反动的军事纲领：取消委员会，恢复指挥官权力，前线和后方平等，改定士兵权利，即是缩小之以至于零。右派的掌声此时杂有左派的抗议，甚至吹唿哨。“为了能安静与有计划的工作，”立宪会议应当在莫斯科开会。这篇演说是开会以前准备好的，加雷定直至总罢工第二日才宣读。那句关于在莫斯科“安静工作”的话好像是说笑一般。这位哥萨克共和派的演说终于使全场情绪达于沸腾之点，使得克伦斯基不能不赶紧表示他的威权：“此次开会，无论何人，向政府提出要求都是不合适的。”但如此，他又为什么召集会议呢？卜立希开维奇，有名的黑色百人团人物，在他座位上大叫道：“我们替政府当跑龙套呀！”两个月之前，这位虐杀事件的主谋者还不敢露面哩。民主派的正式宣言是一个冗长的文件，企图回答所有的问题，而不去解决一个问题。这个文件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齐赫泽宣读，他上台时得到左派热烈的欢迎。他们叫喊：“俄罗斯革命领袖万岁！”这位谦卑的高加索人听着未免有点难为情罢，他是世界上最不敢以领袖自居的一个人。民主派用一种替自己辩护的声调，宣告说：“他们并不贪图政权，并不想自己垄断政权。”他们准备拥护任何能够保护国家和革命利益的权力。但是你们切勿取消苏维埃：惟有苏维埃能够救护国家免得陷于无政府状态。你们切勿取消士兵委员会：惟有士兵委员会能够保证继续战争。那些特权阶级应该为了全民利益而让一点步。然而地主利益必须保护的，不可强迫没收土地。民族问题必须延缓至立宪会议解决。他方面也必须立刻实行最迫切的改良。关于积极的和平政策，这宣言没有说一个字。总之，这篇文件似乎特意写来激起群众的愤怒，而又未能令资产阶级满意。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代表，在一篇无精打采的演说中，叫听众记起了“土地和自由”口号，“我们的最优秀的战士为它而死。”莫斯科某报记载一段插话，但正式记录漏略不载：“全场站起来，给希吕塞尔堡囚徒们一场热烈欢呼，他们同坐在一个包厢内。”革命的惊人的鬼脸！“全场”向那几个做苦工的政治犯行敬礼，他们侥幸未曾瘦毙于阿列克谢耶夫，科尔尼洛夫，加雷定，柏拉东大主教，罗将柯，古契柯夫，以及米留可夫等人所设的监狱之中。这些刽子手或其同僚，现在要以被他们陷害的殉道者的光荣来装饰自己了！15年前，这个会场右半边诸领袖正在庆祝彼得一世占领希吕塞尔堡的第二百周年纪念。社会民主党革命派的机关报《火星报》，那几天写道：“想到爱国派庆祝这个可咒诅的海岛时，不由人心头燃起一把无名之火；那里是弥那可夫，米希金，罗加乔夫，斯特龙堡，乌里安诺夫，根内拉洛夫，奥西班诺夫，希维勒夫，安德柳希金等人的行刑场；那些石牢之内，克里绵科拿一根绳子自缢了，格拉采夫斯基自己拿火油淋在身上放火烧死，苏菲亚·金士堡用一把剪刀猛刺自己；在那些围墙之中，希捷德冷，尤华乔夫，康纳塞维趣，普喜吞诺夫，伊雅秀斯·伊凡诺夫，阿隆奇克和梯洪诺维趣都发了疯永未治愈，还有许多其他的人因衰弱，贫血，结核病而死去。你们尽管去作爱国的狂欢罢，因为你们今天还是希吕塞尔堡的主人！”《火星报》名称就是取义于一个被判做苦工的十二月党人致普希金信中一句话：“行看星星之火，燃成熊熊之焰！”报名之下也印着这一句话。今日烈焰已经燃烧起来了，君主专制及其希吕塞尔堡苦工监狱都已燃成灰烬了；今日在这国政会议会场中，昨天的牢头狱卒向他们的囚徒拍掌欢呼，这几个囚徒是革命从那些狱卒手里抢出来的哩！然而最离奇的一桩事情：狱卒们和囚徒们居然联合起来共同仇恨布尔什维克派，——仇恨列宁，他曾是《火星报》的主笔；仇恨托洛茨基，他曾写了上面引的几行文字；仇恨那些抗命的工人和不服从的士兵，他们充塞了共和国的监狱。国民自由派古契柯夫，第三届国会的议长，他当日不许左派议员加入国防委员会，为此之故那些妥协派才委任他做革命后第一任陆军部长，——这天他说了一篇很有趣味的话，用俏皮话抵御绝望的心理，但没有抵御成功。他暗指克伦斯基的话而说：“那么为了什么呢？……政府诸代表为什么吓得要死，歇斯底里地叫喊无望，大敲警钟，来找我们呢？为什么有这个警钟，这个惊吓，这个叫喊呢？他们为什么在我们的灵魂内发现一种相似的刺心的苦痛，如同将死的人的苦痛？”代表那些过去操有生杀予夺之权的人说话，这位莫斯科富商竟公然承认感到了“将死之人的苦痛。”他又说：“政府不过是权力的影子。”古契柯夫说得不错。但他自己也不过是过去的他的影子罢了；他过去是斯托雷平的伴侣。开会那一天，高尔基的报纸上发表了一个消息，说罗将柯如何供给不能用的木料去做来福枪托杆，而发了财。这个不合时宜的发现——是加拉罕做的，他后来成了苏维埃外交官，当时则是无名人物——并不能阻止这位宫内大臣在会议上很威风的替军火制造的爱国政纲做辩护。他说，一切不幸，都是从临时政府未曾与国会携手同行而发生出来的，国会是“俄国唯一合法和绝对代表全国的代议机关”。这话似乎过分了一点。左边有笑声。有人叫喊：“6月3日！”以前有一个时候，这个日子，1907年6月3日，钦赐的宪法被践踏在脚底下的日子，如同一颗耻辱之印盖在专制政权及其同党的额头上。现在仅仅留着一个模糊的回忆了。但罗将柯自己，连同他的洪大的低音，笨重而威严，当他站在演说台上时候，也不过是过去时代一座活的纪念碑，已非政治角色了。为着对抗国内的攻击，政府于是拿出若干从国外来的鼓励，来得恰合时机。克伦斯基宣读美国总统威尔逊一封贺电，文中允许“以各种物质的和精神的援助给予俄国政府，以求得那联合两国人民的共同事业之成功，在此事业之中他们并不追求自私的目的。”大家再向外交官包厢拍掌，但这个拍掌并不能遮饰华盛顿来的这封电报激起了会场右方的惊惶。称赞他们的不自私，这在俄罗斯帝国主义者是太清楚了，那意思就是开了一张饥饿疗法的药方。以妥协的民主派之名，策列铁里，这派的公认首领，起来替苏维埃和士兵委员会做辩护，好像为了荣誉之故起来辩护一件业已失败的事情一般。“革命的自由的俄罗斯大厦尚未完全建筑好以前我们不能撤去这些棚架。”革命之后，“民众根本上不信任别人，只信任自己。”惟有妥协派苏维埃的努力，有财产的阶级才能依旧站在上面，虽然在初时没有往常那样舒服。策列铁里特别替苏维埃夸口的，就是苏维埃“将一切国家职能都移交于合作政府。”他问，这个牺牲难道是“人家用武力迫民主派做出来的么？”这个演说者，好像一位要塞司令，他公然夸口说他没有作战就献他负责防卫的要塞。……而且在七月事变中，“谁挺身而出保卫国家，免陷于无政府局面呢？”右边有人说“哥萨克和军官生。”这简单几个字好像一个鞭子突然打断民主派的老生常谈。会场中资产阶级派完全明白妥协派救了他们；但“感激”并不是一种政治的感情。资产阶级很快从民主派援救他们这事实之中求出他们的结论。这就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派的时代快过完了，接着开始的是哥萨克和军官生的时代。策列铁里特别谨慎提到政权问题。是近几个月来，各地市政局以及一部分地方自治会议根据普选制举行了选举，——结果怎么样呢？这些民主的自治机关之代表，在国政会议中，都站在左边，与苏维埃一起，受共同的政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派——所领导。如果立宪民主党人坚决要求消除政府对于民主势力的种种依赖，那么立宪会议有什么用处呢？策列铁里不过微示这个议论的要点而已，若彻底发挥则将攻击那与立宪民主党人合作的政策，因为连形式上的民主政治也与此不相容。他又说，人家骂革命侈谈和平，但是有财产的阶级不明白么，和平口号现在是能继续战争的唯一手段？资产阶级很明白这个：他们不过要将这个能继续战争的手段，连同政权一起，抓在自己手里而已。策列铁里以赞美合作政府结束他的演说。在这分为两半的会场上，没有出路，妥协主义的常谈遂最后一次唤醒一丝希望。但策列铁里根本上也已经是他自己的幽灵了。米留可夫以会场右半边之名回答民主派。他是有财产的阶级的极端清醒的代表人，但历史已经不许这些阶级施行清醒的政策了。在他的历史中，这位自由派领袖，详细写下他自己在国政会议上的演说。“米留可夫……从事实上把‘革命的民主派’的错误检查了一下，归结为几点：……在‘军队民主化’问题上屈服了，激起古契柯夫退出政府；在‘齐美尔瓦尔得’外交政策问题上屈服了，激起外交部长（米留可夫）退出政府；在工人阶级空想的要求之前屈服了，激起康诺瓦洛夫（工商部长）退出政府；在少数民族过分的要求之前屈服了，激起其余的立宪民主党人退出政府。第五次屈服，——在群众于土地问题中取抢劫行动的倾向之前……激起了临时政府第一任总理李沃夫亲王退出政府。”这段病症史写得不坏。可是提到药方时候，米留可夫的智慧并不能超出警察手段以外：我们必须扑灭布尔什维克派。他责备妥协派说：“这些比较温和的党派，为显然的事实所迫，不得不承认布尔什维克派之中确有罪犯和叛逆。但他们还未承认：把那些主张无政府工团主义斗争行动的党徒结合起来的那个根本思想，就是大逆不道的。”（拍掌）那个极端温和的欠尔诺夫似乎还是联结合作政府于革命的一个圈子。代表右派说话的人：加雷定，麦克拉可夫（立宪民主党人），阿斯特罗夫（立宪民主党人）等，差不多都要打击欠尔诺夫一下，他预先奉令不能做声，也没有人出来替他做辩护。米留可夫这回也教人注意此事实，即：农政部长“自己曾到齐美尔瓦尔得和昆塔尔去，且在那里提出一些最激烈的决议案。”这一下不是打着眉毛，而是打中眼睛了：欠尔诺夫未做部长以前，未做帝国主义战争的部长以前，确曾签名于齐美尔瓦尔得左派即列宁派的某些文件。米留可夫并不向会场隐瞒这个事实，即他一开始就反对合作政府，认为这不会“比从革命产生的政府更强些，反而更弱些，”——所谓从革命产生出来的政府者，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政府也。现在他“很害怕此时行政机关的首脑部……不能保障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但虽如此，他，米留可夫，仍允许“自愿而无异议的”支持政府。这个宽宏的诺言二星期后就证明是欺骗了。此时他的演说既未激起热情的欢迎也未激起猛烈的反对。冷然的掌声，迎他上台，又送他下台。策列铁里的第二次演说，归结于保证、发誓和哭求：你们不明白，这一切，苏维埃，委员会，民主政纲，和平口号，都是为了你们，为了保护你们的么？“谁更有本事调动俄罗斯革命国家的军队？是陆军部长古契柯夫呢，还是陆军部长克伦斯基？”策列铁里此处差不多是逐字句重述列宁的话，不过妥协派领袖以为是一种功绩的，革命领袖则指为背叛。策列铁里甚至为了他过分宽待布尔什维克派而请人原谅：“我告诉你们，革命与左方的无政府势力相斗争时，并无经验（右派热烈拍掌。）”但得到“几次教训”之后，革命才纠正了错误：“已经通过了一条取缔的法律。”恰在此时，莫斯科是受一个六人组织的委员会秘密领导着的（二个孟什维克派，二个社会革命党人，二个布尔什维克派，）防备那些人在此举行政变，但妥协派公开许诺那些人说：他们要粉碎布尔什维克派。临了，一天之最高点，乃是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的演说，他的威权就是旧派军事官僚庸碌无能的化身。在右派热烈欢迎之下，旧日尼古拉第二的参谋总长和俄国军队处处失败的组织者，评论那些捣乱份子说：“他们的袋袋响着德国马克的悦耳之声。”要复兴军队，纪律必需的；要维持纪律，指挥长官的权威是必需的；要建立长官的权威，纪律又是必需的。“铁的纪律，自觉的纪律，真正的纪律……根本上是一而三，三而一的。”在阿列克谢耶夫看来，一切历史都可以拿驯服的服务规则尽之。“先生们，牺牲一些幻想的利益是如此困难的么，——譬如在相当时期之中牺牲那些组织？（左边有人笑，有人哗噪和叫喊）”这位将军劝人家将那解除了武装的革命付托给他保管，不是永久的，——呵，上帝在上，——只是“在相当时期之中！”他答应，战争一停止，就要原封归还。但是阿列克谢耶夫以一句格言结束他的演说，这格言很不坏：“我们要的是办法，而不是敷衍。”这两句话是迎头打击齐赫泽的宣言，临时政府，合作政府政权，以及整个的二月政制。办法而非敷衍！——布尔什维克派也赞成这句话。阿列克谢耶夫演说之后，立刻有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左派军官代表的演说来对抗，他们说话拥护“我们的最高领袖陆军部长。”他们之后，顾秦中尉，一个老孟什维克，以“国政会议前线诸代表”发言人资格，上台说话；他自命为代表几百万士兵，但士兵们在妥协主义的镜子里面差不多认不得自己的面目了。“我们大家都读了虚考姆斯基将军的谈话，发表于一切报纸之上，其中说，协约国如果不来帮助我们，里加就守不住了……”最高司令部，一向都是隐瞒着失败，现在为什么要说得那么样悲惨呢？左边有人对着科尔尼洛夫喊“可耻！”他前一天曾在会场上表示同样的思想。顾秦这里触到了有财产的阶级最感痛苦之点。资产阶级上层，军事领袖，以及会场整个的右半边，都持失败主义，在经济的，政治的和军事的三方面。这些坚定而镇静的爱国派都奉“愈坏就愈好”为座右铭。但是这位妥协派演说家，赶紧中途停止，因为不然他自己的立足地也要动摇了。顾秦说：“我们能否救得了军队，尚未可知。但即使我们救不了，司令部也是救不了的……”军官席上有人叫：“救得了！”顾秦说：“不然，救不了！”左派方面大拍其掌。如此，指挥军官和士兵委员会，双方在会场上对骂，但复兴军队之政纲正建立在幻想的双方团结一致上面的。同样，会场两半也是这样互相对骂，人家还希望这会场是“精诚合作”之基础哩。会场中的冲突，其实不过是此时弥漫全国的大矛盾之一种微弱的，窒塞的和议会化的回声罢了。遵照拿破仑主义的舞台导演，左右双方演说者先后交替着，尽可能的求得均衡。如果正教教会诸首领拥护科尔尼洛夫，那么福音教会诸牧师就同临时政府一致。地方自治会议和市政局的代表双双上台演说，一个代表多数派赞成齐赫泽的宣言，另一个则代表少数派拥护国会的宣言。被压迫民族诸代表，一个又一个向政府保证他们是爱国的，但劝政府不要再欺骗他们：在各地方，有着与从前一样的官吏，一样的法律，一样的压迫。“你们不可再延缓了，——没有人能靠纯然的许诺来过活。”革命的俄罗斯必须表示：她是国内一切民族的亲母，而非继母。这些畏怯的责言和谦逊的祈求，连会场左边也难得引起同情的回声。帝国主义战争的精神是最不能与一种正直的民族政策相融洽了。孟什维克派程克里以乔治亚人之名宣告道：“外高加索诸民族直至如今未曾有过一次分离运动，将来也不会有的。”这诺言博得会场掌声，但无须过多久就证明是骗人的话：从十月革命时候起，程克里就变成了分离运动诸领袖之一。然而这里并没有矛盾：民主派的爱国心，并不超出资产阶级制度范围之外。有时过去时代一些更可悲的幽灵也出现于舞台上；残废军人出来说话。他们也是不一致的。断手的，断脚的，瞎眼的，其中也有贵族平民之分。一个残废军官，“以人数众多和势力强大的圣乔治骑士会之名，以它的全俄128分部之名，”为了爱国感情被人凌辱，遂表示拥护科尔尼洛夫（右边拍掌）。全俄残废军人会代表则赞助齐赫泽的宣言（左边拍掌）。新近成立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简称“铁委”，以后几个月有很大的作用——赞成妥协派的宣言。“铁委”主席，一个稳健的民主派和极端的爱国派，把铁路当局反革命阴谋说得很生动：恶毒地进攻工人，成群开除，任意违犯八小时工作制，逮捕和控告。他说，秘密的势力，受了隐藏的然而有力的中心所指挥，显然图谋挑拨饥饿的铁路工人起来斗争。敌人始终捕捉不着。“反间谍机关在做梦，检察员在睡觉。”这位稳健派中最稳健的人物，也以恐吓的话结束他的演说：“如果反革命毒蛇敢抬起头来，我们就要走出来，以我们自己的手扼杀它。”此时，一个铁路大亨立刻上台来，反攻道：“那个晶莹的革命泉源被下毒了。”为什么？“因为革命的唯心的目的，被代表替以唯物的目的。”（右边拍掌）立宪民主党地主劳及乔夫以同一精神骂工人从法国学来那个“无耻的口号：发财！”布尔什维克派不久就要使劳及乔夫这句话得到异常的成功，虽然不是说这话的人所希望的那种成功。奥则罗夫教授，一个纯粹科学家代表农业银行说话，高呼道：“士兵在战壕里，应该想着如何打仗，不应该想着怎样分田。”这是毫不足怪的：私有土地被没收就等于银行资本被没收。1915年1月1日，地主负债超过35亿卢布。右边上台说话的，有高级军事长官，有工商金融家代表，有养马会代表，又有其他名流团体代表；左边上台说话的，则有苏维埃代表，有士兵委员会代表，有工会代表，有民主的市政局代表，有合作社代表，他们背后远距离之处站着几百万几千万的无名人物。在通常时候，杠杆上总是短的一臂占优势[3]。策列铁里教训人道：“尤其在这样一个时候，我们更不能否认，那些因有财产而有势力的人有大的比重和大的意义。”但问题要点乃在于这个比重渐渐不重了。在物理学上，重，并不是个别物体的一个内在属性，而是许多物体之间的一个相互关系；同样，社会的重，也不是人们一个天赋的品性，而只是那种阶级属性，其他的阶级不得不承认它。然而革命已经走到了这个地步，不承认统治阶级这个最根本的“属性”了。正是为了这个原故，站在杠杆上短臂一边的有名望的少数人的地位才变成如此不舒适的了。妥协派拼死命维持平衡，但他们也已经没有力量了：群众太顽强的向长臂一边压下来。那些大地主，银行家，工业家等，出来保卫他们的利益时候，是何等的小心谨慎！他们是在保卫自己的利益么？仿佛不是的。他们是在称赞唯心论，宣扬文化，议论未来的立宪会议的权力。重工业领袖丰·狄特玛甚至以颂扬“自由、平等、博爱”来结束他的演说。利润的铿锵声和地租的嘶嗄声哪里去了呢，——躲藏在什么地方了呢？惟有慷慨牺牲的甜蜜歌声充满了会场。但细听一会：这甜水之中含有多少胆汁和酸醋！这抒情的歌调如何出人不意的泄露恨声！全俄农业会主席加巴秦斯基诚心赞助未来的土地改革，但并不忘记感谢“我们的纯洁的策列铁里，”为了他的通告，维持法律，抵抗无政府。但是土地委员会呢？他们直接要把政权交给农民之手！“竟至于要把国家立法之权付托于那些愚蠢不识字，一快乐就失去理智的人们，而且把土地也要交给他们！”如果与这些愚蠢的农民斗争，地主们竟去保卫财产，那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原故，呵——不是的！——而只是为的后来能把财产献于自由之神的祭坛上。社会象征的作用现在似乎差不多完尽了。但此时克伦斯基又得灵感。他提议让另一群人发言，——“一群属于俄罗斯历史的人物，即是勃来希可·勃来希考夫斯卡雅，克洛泡特金和普列汉诺夫。”俄罗斯的民粹主义，俄罗斯的无政府主义和俄罗斯的社会民主主义，以其老辈为代表上台发言，——无政府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而且是以其最杰出的创立者为代表上台发言哩。克洛泡特金自愿表示赞成“那些人的主张，他们号召全体俄国人民永久与齐美尔瓦尔得主义断绝关系。”这位传播无政府福音的使徒，急急忙忙加入于会场的右翼。他喊道，我们的失败不仅要使我们损失广大的土地和偿付多量的赔款，“同志们，你们必须知道，还有比这一切更糟的事情哩，就是：要给我们一个被征服国家的心理！”这位老国际主义者宁愿看见一个被征服国家心理产生于……国境以外！他提醒人家，当初被征服的法兰西是如何卑躬屈节于俄罗斯诸帝之前，——可是他没有预见到一个胜利的法兰西又如何卑躬屈节于美国银行之前，——他喊道：“我们要去过那种生活么？无论如何不！”全场都向他拍掌。接着他又说：何况战争开辟了灿烂的前途，“大家开始明白，我们必须在新的社会主义原则之上建立一个新生活……劳合·乔治近日的演说沾染了社会主义精神……在英国，在法国，在意国，发生了一种新的人生观，沾染了社会主义，——可惜是国家社会主义。”如果（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统）庞加莱，“可惜”尚未曾抛弃国家原则，那至少克洛泡特金已经公然接受国家原则了。他说：“我想，我们并非要侵占立宪会议任何权利，——我完全承认立宪会议有最后决定这种问题之权，——如果我们在这俄罗斯国家大会之中，大声表白我们愿望俄罗斯宣布为共和国。”克洛泡特金坚持要一个联邦共和国：“我们需要一个联邦，如同美国那样。”巴枯宁的“自由公社联盟”，堕落至于如此地步！结束时，克洛泡特金恳求道：“让我们最后互相约定，我们不再分化为这个戏院中左半边和右半边了……因为我们大家只有一个祖国，为了它，我们应当团结一起，必要时应当共同为它牺牲，不分左派和右派。”地主，资本家，将军，圣乔治骑士，所有不承认齐美尔瓦尔得的人，都给这位无政府使徒一阵热烈的欢呼，——这是他应当得到的。自由主义原则惟有同警察制度结合起来，才能真实存在。无政府主义企图使自由主义脱离警察制度。但是纯粹的氧气是不能呼吸的，同样没有警察制度的自由主义也等于社会死灭。无政府主义既是自由主义的漫画式的阴影，便必须一般的分担自由主义的命运。阶级斗争之发展杀死了自由主义，也杀死了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同所有的教派一般，它的学说不是建立在人类社会真实发展之上，而是建立在其中一特点引伸至于荒谬程度之上，故当社会矛盾达到战争或革命之点时候，无政府主义便同肥皂泡一般破碎了。克洛泡特金所代表的无政府主义恐怕是国政会议一切幽灵之中最怪相的。在西班牙，这个巴枯宁主义典型国家中，那些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那些所谓“秃头无字的”或纯粹的无政府主义者，形式上不问政治，事实上正在重复俄国孟什维克派政策。这些夸口否认国家的人，到了国家换了一点皮毛时候，就恭恭敬敬向国家的权力磕头了。他们警告无产阶级不要受政权所诱惑，自己却去出力拥护“左派”资产阶级的政权。他们一面咒诅议会主义毒疽，一面秘密的叫党徒投庸俗的共和派之票。西班牙革命无论如何发展，至少无政府主义要被它送进坟墓去的。普列汉诺夫上台，全场热烈拍掌欢迎他；左派哩，尊敬他们的旧教师，右派哩，尊敬他们的新盟友。他代表俄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发言，此种马克思主义的眼光在这几十年中都不出于政治自由的界限以外。布尔什维克派认为革命刚刚开始之处；普列汉诺夫当便作是革命的终点了。普列汉诺夫一面劝告实业家“设法同劳动阶级和好，”一面教训民主派，“你们绝对必须与工商业阶级诸代表求得一致。”普列汉诺夫举出一件可怕的例子，就是“列宁的不幸的记忆力”竟低落到如此程度，乃至于号召无产阶级“立刻拿取政权。”国政会议需要普列汉诺夫做的正是这个“不可夺取政权”的警告，他临到革命时候，连一个革命家的最后的武装也抛弃了。“俄罗斯历史人物”发言那一日，晚上，克伦斯基又请农业会和养马会一个代表上台发言，——也是一个姓克洛泡特金的人，也属于那个贵族旧家，这家的族谱如果是可信的，则比罗曼诺夫族更有权利做俄罗斯皇帝。这位封建贵族说道：“我不是社会主义者，虽然我很敬重真正的社会主义。但我看见了占夺，抢劫和强暴时候，我就不得不说……政府应当责令那些假冒社会主义招牌的人离开建国事业。”这个第二克洛泡特金显然是瞄准欠尔诺夫开枪的，并不是反对那些社会主义者，如劳合·乔治或庞加莱一流人。这个帝制党克洛泡特金，与他的本家无政府党克洛泡特金，一同反对齐美尔瓦尔得，反对阶级斗争和占夺土地——可惜依照习惯称之为“无政府”——也一同要求团结和胜利。可惜，会场记录未曾写明白，这两个克洛泡特金是否互相拍掌的。人家在这个被仇恨所分裂的会场上侈谈团结，谈得如此之多，非至少实现一秒钟不可，——在那个不可免的象征的握手之中来实现。孟什维克报纸很快活得报告这件事情：“当布卜里可夫演说时候，发生一件事，给了全场的人以深刻的印象……布卜里可夫说：‘如果，昨天，一位高贵的领袖策列铁里向实业界伸出手来；那么我要使他知道，这只手不会虚悬在空中的’……布卜里可夫说完了以后，崔勒里就走到他身边，同他握手。暴风雨般的拍掌欢呼！”那么多的拍掌欢呼！未免过多了一点。这幕戏演出以前一个星期。那布卜里可夫，一位铁路大亨，出席实业界家大会还痛骂过苏维埃领袖：“那些无耻的无知的家伙滚开去罢……所有赶我们走到毁灭去的人都滚开去罢！”他这几句话还有余音在莫斯科空气中。老马克思主义者梁赞诺夫，以工会代表资格参加会议，把这次握手比做里昂主教拉穆列的接吻，[4]比得很恰当。“立法会议中两部份人——不是工人和资产阶级，而是这派资产阶级和那派资产阶级——互相拥抱接吻，但接吻过后，双方斗争比前更加激烈了。”米留可夫非常坦白承认，这个团结，在实业家方面，“并非诚意的，而是一个将有重大损失的阶级的无可奈何的作为。有名的布卜里可夫握手，正是那种面和心不和的和解。”会场大多数人果真相信握手和政治接吻的效力么？他们果真相信自己么？他们的感情是矛盾的，如同他们的计划。固然某些人的演说，尤其边区来的人的演说，还含有初期的热忱，希望，幻想。但在这样一个会议之中，左半边既然失望了，颓丧了，右半边又气愤填胸！那种三月初的回声就像一对夫妻求爱的情书于离婚诉讼时宣读出来的一般。这些政治家已经走向阴国去了，仍努力以虚幻的手段来保存一个虚幻的政制。死人一般冰冷的绝望气息，弥漫于此“活力”会议场中，笼罩着这些垂死人的检阅。会议快结束时发生了一件事，表明在那个被认为团结一致和报国的模范集团中，即哥萨克中，也已有了深刻的分化。那加也夫，一个青年哥萨克军官，苏维埃代表之一，宣告说劳动的哥萨克并非与加雷定一致的。他说：在前线的哥萨克并不信任他们的首领。这是真的，但这抓着了此次会议之最痒处。报纸记载，此时是整个会议最骚动的一幕。左派热烈拍掌，还有人高喊：“革命的哥萨克万岁！”右派则气愤抗议：“你们要替这话负责的！”军官席上有个人叫道：“德国马克！”这话本是爱国主义最后的法宝，必然要拿出来，但此次仍有炸弹的效力。全场陷于极端骚扰之中。苏维埃代表跳起来，拿拳头威吓军官席上的人。有人叫喊：“挑唆者！”主席不断摇铃。“下一瞬间，好像就要打架了。”这一切事情过后，克伦斯基在他的闭会辞中保证说：“我相信，而且知道，……我们成就了大家更能谅解，我们成就了互相更加尊敬……”二月政制的口是心非，以前未曾达到如此令人生厌的高度。克伦斯基自己也不能维持这个声调说下去，他在最后几句话中忽然爆发出恐吓和绝望的哀号。如米留可夫所形容的：“克伦斯基以一种断断续续声音，从歇斯底里的叫喊变为悲哀的啜泣，来恐吓一个幻想的敌人，用他那发焰的眼睛在全会场中寻找这个敌人……”其实，米留可夫比谁都更知道，这个敌人并非是幻想的。克伦斯基狂乱的说道：“今天，俄罗斯国的诸位公民，我再不做梦了……愿我的心变为石块……让那些花都干枯了罢，让一切为人类而做的梦都清醒了罢。（楼座有女人声音：‘不可以！’）这些花和这些梦，今天在这个演说台上被人践踏于脚底下。好的，我自己也要求来践踏。从此再没有这些东西！（楼座又有女人声音：‘你不能这样。你的心不许你这样。’）我把我的爱人类的心锁起来，把钥匙抛到远处去，我一心只想着国家。”全场都惊呆了，这一次左右两方都惊呆了。国政会议的社会象征，以一个不可忍受的剧中独白告终。那个女人声音，替心头的花做辩护的，好像是一个求救的呼声，——和平的，不流血的，光辉的二月革命的S.O.S[5]舞台的幕终于落下来，遮盖了国政会议。[1]译者按，加尔穆克人是属于蒙古种的民族，生活于俄国南部（顿河和伏尔嘉河中间）及西伯利亚。[2]原音译为阿脱曼（ataman）。－C.R[3]著者这里的优势是指杠杆平衡时，短臂的一端重量要“重”。—C.R[4]译者按，法兰西大革命时，1792年7月7日，立法会议上，一个议员，里昂主教阿德里央·拉穆列，说了一篇激昂慷慨的话，感动得互相敌对的两派都流泪了，两派议员起来互相拥抱接吻，一个代表团由拉穆列自己领导跑去报告国王。但是当晚，人家就将这事情忘记得干净了，两派依旧冲突起来。[5]译者按，S.O.S.是英文saveoursouls（救我们的灵魂）之缩写，船舶遇险时用无线电呼救之记号。<<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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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上）>>第六章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俄罗斯革命中拿破仑主义的原素——有许多的文章写下来，以为后来种种的不幸，连布尔什维克派掌握政权在内，都是可以避免的，倘若不是克伦斯基，而是另一个人，头脑清楚，性格刚强，把握着政府大舵。无疑，克伦斯基头脑既不清楚，性格也不刚强。但问题乃在于：那些社会阶级，为什么不得不把这个人，克伦斯基，抬于肩膀之上呢？好像是为使我们的历史回忆更加清鲜活泼起见，现在西班牙事变又在显示我们：一个革命，撤消了通常的政治藩篱之后，在其最初时期，如何以一种玫瑰色的云雾包围着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物。在此阶段，即使是革命敌人，也图谋染上革命颜色。这种摹拟动作表示那些保守的阶级的一种半本能的欲望，要顺应于当前的变化，以便少受此变化所损害。这个全国一致的现象本是建立于一些浮泛的辞句之上的，但使得妥协主义演出一种不可或缺的政治角色。小资产阶级理想主义者，忽视了阶级差异，以死板的辞句来思想，不晓得自己要什么，祝福大家都好，——这种人在此阶段是大多数人们唯一可想像的领袖。克伦斯基若有清楚的思想和刚强的意志，他就完全不适宜于他的历史作用了。这并非事后估量。布尔什维克派于事变正热之中便是这样判断的。“一个替政治案件做辩护的律师，一个社会革命党人做了劳动派的领袖，一个激进派没有任何社会主义修养，——克伦斯基比任何人都更完全的表现革命的第一时期，它的‘全国的’不定形性，它的希望和期待的热烈的唯心倾向。”——本书著者于七月事变后关在克伦斯基牢狱之内就是这样写的。“克伦斯基演说，论土地和自由，论法律和秩序，论各民族间的和平，论保护祖国，论李卜克内西的英勇，论俄国革命如何应当以其宽宏大量震惊世界，——演说时挥着一条小红绸手巾。那些俗人，刚刚开始在政治上觉醒过来，听着这些演说十分喜悦：好像是自己在演说台上讲话一般。军队欢迎克伦斯基以为他从古契柯夫底下救他们出来。农民听见说，他是个劳动派，是农民的代表。自由派则很称赞他的无定形的激进辞句之下非常稳健的思想。……”但这个大家拥抱在一块儿的时代并不经久。阶级斗争暂息于革命初起之时，只为的以后以国内战争形式再爆发出来。雨后春笋般勃发的妥协主义，就含有它必然衰落的种子。法国御用的新闻记者克罗德·安涅，以不识相来解释克伦斯基之迅速丧失人心，这位社会主义政客因为不识相，他的行动遂与他的地位“不大调和。”“他坐在皇帝包厢看戏，住在冬宫或皇村，睡在俄国历代皇帝的寝床。过于爱虚荣了些，而爱虚荣也过于明显了些，——在那个世上最朴素的国家中，这事引起人家厌恶。”所谓“识相”乃是以了解局势及自己在其中的地位为前提的，无论是大事或小事。这种了解，克伦斯基全无影子。他被群众的信任心抬上来，却完全与群众生疏，不了解群众，不关心群众对于革命有何感想及他们从革命推出什么结论。群众期望他大刀阔斧地干，但他要求群众不要干涉他的宽宏和雄辩。当克伦斯基某次以戏剧般的动作探视被捕的皇帝家族之时，在皇宫守卫的士兵就对他们的长官说：“我们在硬板床上睡觉，吃得不好，但是小尼古拉虽然被捕了还有肉丢在垃圾桶里哩。”这并不是“宽宏大量的”话语，却表示出来士兵们的感想。人民挣脱了多年的锁练之后，每一步都要越出那些有教养的领袖替他们定下的疆界。四月末，克伦斯基曾为此事痛哭过：“俄罗斯自由国难道是一个奴隶暴动之国么？……我惋惜我没有死于二个月之前：我应当同那个大幻梦一齐死去的……”他希望以这拙劣的辞藻影响于工农及海陆士兵。海军司令高尔却克后来在苏维埃法庭之前曾陈述五月间那位激进的海陆军部长如何巡视黑海舰队，为的调和水兵和军官。每次演说之后，他似乎认为已经达到目的了：“你看，司令，一切事情都妥贴了……”但没有一件事情是妥贴的。舰队的解体正在开始哩。时间过去，克伦斯基那种矫饰，那种骄夸，那种吹牛，更加引起群众厌恶。当他巡视前线期间，他曾有一次在火车里气愤的对他的副官叫喊道：“把那些可恶的委员会送进地狱去罢！”——当时也许故意让将军们听着这话。巡视波罗的海舰队时，克伦斯基命令水兵中央委员会到司令坐舰上谒见他。“波中”是个苏维埃机关，并不受部长管辖，认为这命令是侮辱。委员会主席，水兵狄宾科，回答道：“克伦斯基如果要同‘波中’说话，那就叫他到我们这里来。”这不是一件不可忍受的傲慢行为么？克伦斯基在船上同水兵们作政治谈话时候，事情也未曾好些，尤其是在共和国号战舰上，那里一般情绪是布尔什维克的。那里人家向这位部长提出如下问题：当初他在国会为什么投票赞成战争？4月21日米留可夫的帝国主义通牒上他为什么签字？他为什么给帝制时代参议员以每年六千卢布赡养金？克伦斯基拒绝回答“敌人”向他提出的这些“奸狡的”问题。水兵们干脆宣布部长的解释是“不满人意的。”在坟墓一般寂静之中，克伦斯基离开了那支战舰。“暴动的奴隶！”这位激进派律师咬牙切齿自语道。但水兵们倒很得意：“不错，我们做过奴隶，而且暴动起来了！”克伦斯基既如此蔑视民主的舆论，就每一步都要同苏维埃诸领袖磨擦，他们走的道路与他一条，但比较时常回头看看群众。3月8日，为下层抗议所惊讶，执行委员会已经警告克伦斯基不可释放被捕的警察。几日之后，妥协派觉得不得不反对司法部长放逐皇族于英国的计划。再过二三星期之后，执行委员会就提出与克伦斯基“调整关系”的问题了，但这关系从来未曾调整好，而且调整不好。他在党的方面也发生了同样困难。六月初社会革命党开大会时，克伦斯基没有被选为党中央委员，270票之中他只得135票。领袖们只好委婉曲折向右方和左方解释：“好多人没有选举克伦斯基同志，只因他的工作已经繁剧了。”事实上是：在司令部和政府机关的社会革命党人虽然尊奉克伦斯基为福利之源泉。可是那些老社会革命党人，与群众接近的，并不信任他，也不尊敬他。但无论执行委员会或社会革命党，没有克伦斯基就不行：他是它们所需要的一环，藉以联系合作政府。两党在苏维埃中的联盟，领导权属于孟什维克派，他们发明决议案——即发明避免行动之法。但在政府机关内，社会革命党人显然超过孟什维克派，——这事实表现最明显的就是克伦斯基的占支配地位。半属立宪民主党和半属社会革命党，克伦斯基在政府之内并不是像策列铁里、欠尔诺夫般代表苏维埃，而是一个活的结子，联系资产阶级派和民主派。策列铁里和欠尔诺夫代表合作政府的一方面，克伦斯基则是合作政府本身的化身。策列铁里埋怨克伦斯基身上“个人动机”占优势；他不明白这是和克伦斯基的政治作用不可分离的。策列铁里自己做内务部长时也曾发出一个通令，要各省特派员依赖于当地一切“活的势力”——即是资产阶级和苏维埃——而且不屈服于“党派影响”以执行临时政府的政策。这个理想的特派员，超于一切敌对的阶级和党派之上，为的凭他自身和凭通令来尽他的职守的，——这就是一省的或一县的克伦斯基。君临于这个系统头上，就需要一个独立的全俄特派员在冬宫里面。如无克伦斯基，妥协主义就好像一个教堂屋顶，上面没有安十字架。克伦斯基的发迹史充满了教训。他做了司法部长，恰好多亏他所害怕的二月暴动。“暴动的奴隶”的四月示威，使他做了海陆军部长。“德国奸细”煽起的七月斗争，捧他为政府首脑。9月初，一次群众运动还要使这位政府首脑兼任总司令之职。妥协政制的辩证法及其刻薄的嘲谑，就在这个事实，即是群众必须以自己的压力把克伦斯基捧到最高的尖峰之上然后才推他坠入深渊。克伦斯基轻蔑的踢开了那给他政权的群众，就更加渴想那有教养阶级对他鼓励的表示。革命开始那几天，莫斯科立宪民主党人的领袖希金教授从彼得格勒回来时候说：“倘若没有克伦斯基，我们就没有现在有的东西。他的姓名将以金字写在历史书上。”自由派的赞美，成为克伦斯基最重要的政治准绳之一；但他不能，也不愿，将他受人民拥戴的地位简单置于资产阶级足下。恰恰相反，他一天比一天得更有兴致看见一切阶级都拜倒在他足底下。米留可夫证明道：“令资产阶级代表和民主派代表双方互相对立和平衡，这个思想，克伦斯基自从革命开始以来就有了。”这是他的整个生命行程自然要走的道路，——这条生命行程蜿蜒于自由派律师职务和秘密团体之间。克伦斯基一面向布哈南献媚，保证“苏维埃将寿终正寝的，”一面又时时拿苏维埃的愤怒来恐吓他的资产阶级同僚。而且每逢执行委员会诸首领袖与他意见相反之时，他总是拿最可怕的灾祸，即自由派辞职，来恐吓他们。克伦斯基屡次声明，他不愿在俄国革命中做马拉，——这话就是说：他不愿采取严厉手段制裁反动，但并非说：他不愿如此制裁“无政府。”顺便说一句，凡反对政治上使用暴力的人的道德，一般都是如此的：当暴力是用来改变已成秩序的时候，他们反对暴力；但在保卫已成秩序时，他们就无论如何残暴的行为都做得出来了。在准备前线进攻时期，克伦斯基成了有财产阶级特别宠爱的人物。德列钦可告诉每一个人：我们的同盟国如何看重“克伦斯基的劳绩。”立宪民主党报纸《言语报》对妥协派很严厉，却屡屡表示他们对陆军部长的善意。罗将柯自己承认：“这个青年人……每日以加倍的精力再生，为的从事于建设的工作，并图谋祖国的福利。”自由派自然是含有用意来恭维克伦斯基的，但他们也不能不承认：他根本上是为他们而工作。列宁曾说：“我们试想一想将是什么情形：倘若古契柯夫图谋下令进攻，解散几团军队，逮捕士兵，禁止开会，‘你呀，你呀，’对士兵说话，骂他们‘懦种’等等。但克伦斯基可以享受这点‘奢侈’[1]——固然是仅仅在他尚未曾耗尽了民众付托给他的那个容易融化的信任心以前。”那次进攻，虽然在资产阶级方面抬高了克伦斯基的声望，却完全败坏了民众对他的信仰。进攻的大丧败，本质上就是克伦斯基在两个阵营内同时大丧败。但最可惊异的恰恰是这个两方面丧败使得他从此以后成了“他人不能代替的人物”。关于克伦斯基在造成第二次合作政府时的作用，米留可夫这样表示：“这是唯一可能的人物，”但可惜不是“唯一需要的人物。”须得指出一点：自由派政客领袖从来看不起克伦斯基，而资产阶级广大成分也渐渐倾向于将一切命运打击归究在克伦斯基头上。照米留可夫的见证，“那些爱国主义集团的不耐”迫得他们去寻觅一个刚强人物。有一个时候，海军上将高尔却克为人瞩目。但要安置一个刚强的人于把舵地位；“不是谈判和妥协的办法可以做到的。”这话容易叫人相信。史丹开维奇论立宪民主党人道：“对于民主政制，人民意志，立宪会议等等之希望，已经抛弃了：市政局选举，全俄国各地，都让社会主义者获得极大的多数……他们于是着急的谋求一个政权，它不从事于说服，它只命令。”更恰切点说：他们所要的一个政权，是能够扼住革命的咽喉的。***在科尔尼洛夫的生平和他的性格之中容易看到一些特点，颇宜于充当国家救主的职务。马丁诺夫将军，平时是科尔尼洛夫的长官，战时也曾同他一起在奥地利要塞中做俘虏，曾以如下的话描写他的性格：“工作有恒心，自信力坚强迥异于人，但在智慧方面则是一个平凡而庸碌的人，又没有什么广大眼光。”马丁诺夫将军认为科尔尼洛夫有两个优点：个人勇敢和不自私自利。在那个社会中，人家首先为自己安全打算，人家不顾一切侵占他人利益，科尔尼洛夫有这两个优点自然惹人注目的。至于战略上才干，尤其估计整个精神的和物质的局势之才干，——则科尔尼洛夫全无影子。马丁诺夫又说：“此外，他也缺乏组织才干；他的容易生气和缺乏均衡不很适合于有计划的行动。”勃罗西洛夫在世界大战期间观察了他这个部下的整个军事活动，也很看不起他：“一支勇敢的游击队的头领而已，别的没有什么……”官厅散播的关于科尔尼洛夫一师的传说，是为了供应爱国派舆论的要求：事变的黑暗背景之上需要一些光明。马丁诺夫写道：“第48师毁灭了，为了科尔尼洛夫自己指挥无力，他……并不晓得如何去组织退军，而最不好的就是他时刻改变方针，而且浪费光阴……”到最后一刻，科尔尼洛夫把那一师人丢开不管了，那是他自己中了敌人诡计，如今他只图自己脱身。然而漂泊了四日四夜之后，这位倒运的将军终于投降奥地利人，直到后来他才逃脱。“回到俄国来时候，科尔尼洛夫与各报记者谈话，在他逃脱的故事上煊染了他自己想像出来的光明的颜色。”我们无需来说那些消息灵通的证人对他的传说所作的煞风景的更正了。显然，从此时起，科尔尼洛夫就喜欢报纸宣传了。革命以前，科尔尼洛夫是个带着黑色百人团色彩的帝制党。在俘虏期间，每逢读报，他常说：“他愿把那些古契柯夫和那些米留可夫通通吊死。”但是政治思想烦扰他，如同烦扰他那一类型的人一般，仅仅是在直接影响于他本人的时候。二月革命之后，科尔尼洛夫很容易宣布自己是个共和派。据马丁诺夫说，“他很少明白俄国社会各层份子间利益之交织，他既不知道党派关系，也不知道那些社会活动家是怎样的人。”孟什维克派，社会革命党和布尔什维克派，在他看来，是一大团敌派，他们妨害军官指挥军队，妨害地主享用地产，妨害厂主开办工厂，妨害商人买卖货物。3月2日，国会委员会已经看上了科尔尼洛夫将军，由罗将柯签字要求总司令任命这位“全俄共知的勇敢英雄”为彼得格勒军区司令。皇帝，那时已经不是皇帝了，在罗将柯的电报上写道：“照办。”如此，革命的首都得到了它的第一个红色将军。3月10日，执行委员会的记录上，有这句话提到科尔尼洛夫：“一个旧派将军，他要终止革命。”然而在起初那几天，这个将军图谋上进，甚至闹闹热热的举行了逮捕皇后的仪式。这增加了人家对他的好感。从高比林斯基上校的回忆录中，大家可以知道科尔尼洛夫在这件事情上玩了双重把戏。高比林斯基上校就是他任命的皇村指挥长官。高比林斯基小心记载道，谒见皇后之后，“科尔尼洛夫对我说：‘上校，让我们单独谈几句。你去罢，站在门外等。’我出去了。大概五分钟以后，科尔尼洛夫喊我。我进去。皇后伸出她的手……”显然，科尔尼洛夫把上校当作一个朋友来介绍。以后，我们将听说皇帝和他的“狱吏”高比林斯基互相拥抱。科尔尼洛夫就了新职，表示出他是一个最蹩脚的行政家。史丹开维奇写道：“在彼得格勒，他的最接近的同事不断的感叹他之不能做事情或指导人家做事情。”然而科尔尼洛夫在首都只住了一个短时间。四月事变中，他图谋第一次流革命的血，并非没有受到米留可夫的唆使，然而执委员会反对他，他辞职了，去当军长，以后做西南前线司令。没有等待法律恢复死刑，科尔尼洛夫在前线就下令枪毙逃兵，陈尸大路上，布告罪状，他又以严刑恐吓农民，禁止侵犯地主的财产权，他又设立突击队，一有好机会他就举起拳头吓吓彼得格勒。如此，在军官和有财产阶级眼睛中，他的名字立刻围上一轮光圈。但克伦斯基的许多特派员也会这样对自己说：除了科尔尼洛夫再没有别的希望了。几个星期之后，这位好斗的将军带着做师长时的悲惨经验，竟做那几百万正在解体的军队的总司令了，——协约国正图谋叫这军队打仗以至于完全胜利哩。科尔尼洛夫头脑昏迷了。他的眼光狭小和政治无知，使他容易成为那些冒险家的牺牲品。“这个生着狮子的心和绵羊的头脑的人，”如阿列克谢耶夫所形容的（以后凡尔霍夫斯基也是这样说，）一面顽强保护他个人的特权，一面很容易受人家影响，只要投合他的野心。米留可夫同科尔尼洛夫很要好，也发觉他“小孩子一般信任那些晓得如何拍他马屁的人。”这个总司令身边最有势力的，是个名叫查伏衣科的人，他戴着一个谦逊的头衔：传令官，——一个怪异的人物，旧式地主出身，油生意投机者，冒险家，特别以他的笔感动了科尔尼洛夫。查伏衣科的确有那种无所不为的骗子的活泼的文笔。这个传令官成了科尔尼洛夫的文案师爷，报纸广告是他做的，通俗的科尔尼洛夫传是他写的，报告，最后通牒，以及一切需要“强硬的艺术手笔”（将军自己的话）的文件都是他起草的。查伏衣科之外还有一个冒险家，阿拉丁，第一届国会议员，曾在国外住了几年，一根英国烟斗从不离嘴，因之自命为国际通。这二个人站在科尔尼洛夫的右手方，替他联络反革命诸中心。他的左手方则是萨文可夫和费洛宁科服待着，他用尽种种方法支持将军的夸大的自负心，同时阻止他过早地惹起民主派大恶感。容易动感情的邓尼金将军写道：“君子和小人，诚实人和阴谋家，政军领袖和冒险人物，都来投奔科尔尼洛夫将军，同声喊道：救我们呀！”很难确定君子和小人各占多少成分。总之，科尔尼洛夫认真以为救国之责非己莫属，如此就成为克伦斯基直接的政敌了。***这两个政敌认真的互相仇视。马丁诺夫说：“克伦斯基对于那些老将军一向高傲得很。阿列克谢耶夫是个谦虚苦干的人，勃罗西洛夫又善于外交，这二人可以容忍此种态度。但是对于那个自负的和暴躁的科尔尼洛夫，此种态度就行不通了，——何况科尔尼洛夫方面也看不起那个律师，克伦斯基。”双方之中较弱者准备让步，而且有了诚意的预示。至少，七月底，科尔尼洛夫对邓尼金说，政府方面请他加入内阁。“不行！那些老爷太受苏维埃束缚了……我对他们说，给我政权罢，我就要大干一下。”克伦斯基的立足地不坚牢了，如同软泥一般。他总是在议论方面找寻出路：召集会议，发表意见，公布宣言！7月21日，他以“无人可以代替的”资格，超升于民主派和资产阶级派两个敌对阵营之上，这个成功使他想出了在莫斯科召集国政会议的计划。在冬宫密室内做的事情，现在要拿到公众面前来。让全国的人亲眼看一看，如果克伦斯基不拿缰绳和鞭策，什么事都要一塌糊涂的。依照官方条例，被请参加国政会议的，有“政治的，社会的，民主的，民族的，商业的，工业的，合作社的各团体代表，民主机关诸领袖，军队，科学机关，大学校的高级代表，以及四次国会的议员。”原定共1500名代表，但开会时约有2500人，——人数增多完全为了右派的利益。莫斯科社会革命党报纸责备自己的政府说：“劳动代表150人有工商业代表120人来对抗，农民代表100人有地主代表100人来对抗，苏维埃代表100人则有旧国会议员300人来对抗……”克伦斯基的党的这个机关报，表示怀疑这样一个会议能够给政府以“它所寻求的援助”。妥协派是咬紧牙齿来开会的。他们相互说：我们必须正正派派努力求得一致。但是如何对付布尔什维克派呢？无论如何不许他们干预此次民主派和有财产阶级的谈判。由于执行委员会一个特别决议案，各党党团不得主席团同意则无权在会场发言。布尔什维克派决定以党的名议宣读一篇宣言，然后离开会场。主席团注意他们每一步动作，要求他们放弃这个有犯罪意味的计划。布尔什维克派于是毫不迟疑的交还他们的入场证。他们去准备另一种更有意义的答复办法：莫斯科无产阶级起来说话。差不多从革命第一天起，那些拥护法律和秩序的人，一有机会便拿平静的“全国”和纷乱的彼得格勒相对比。在莫斯科开立宪会议成了资产阶级口号之一。国民自由派“马克思主义者”鲍特勒索夫诅咒彼得格勒，为的它以“新巴黎”自命。当初吉伦特派不曾用雷和电来恐吓旧巴黎么？不曾提议巴黎只有应得的八十三分之一的权力么？一个外省的孟什维克在六月间苏维埃大会上说：“无论哪个地方，譬如诺伏欠卡斯克，都比彼得格勒更适于反映全俄国的生活条件。”根本上说来，妥协派同资产阶级一样，并非在“全国”真实的情绪之中找寻援助，而是在他们自己幻想的安慰之中找寻援助。现在要感到莫斯科真实的政治脉膊时候了，此次会议的发起人就要遭遇无情的失望了。从八月初起，先后在莫斯科开的那些反革命会议，从地主会议到宗教大会，不仅动员了莫斯科有财产的人，而且使工人和士兵站立起来。黎亚布盛斯基的恐吓，罗将柯的号召，立宪民主党人与哥萨克将军们的联欢，——这一切都是在莫斯科下层人民眼前表演的。这一切都被布尔什维克派鼓动家从报纸消息之中寻出来向群众解释。但现在反革命危险呈献出可以捉摸的形态，甚至于具有血肉之躯了。一阵气愤浪潮弥漫于作坊和工厂。莫斯科布尔什维克派报纸写道：“如果苏维埃没有权力了，无产阶级就必须团结于自己的活的组织周围。”这种组织首先指明是工会，其中大多数此时已经在布尔什维克派领导之下了。工人如此仇视国政会议以致下层提出来的总罢工思想，在全莫斯科布尔什维克派各支部代表会议上被采取了，差不多没有人反对。工会先倡议。莫斯科苏维埃以364票对304票的多数否决罢工。但孟什维克派工人和社会革命党工人，在他们党团会议时，本来赞成罢工的，只因为服从党纪律之故，他们在苏维埃中才没有投票赞成罢工。这个好久以来没有改选的苏维埃，是违反真实的多数人意志而有此决议的；这个决议自然不能阻止莫斯科工人行动。41个工会负责人开会通过一个决议案，号召工人罢工一天以示抗议。各区苏维埃大多数站在布尔什维克党和工会方面。各厂工人立刻要求改选莫斯科苏维埃，这个苏维埃不仅落于群众之后，而且与群众相冲突了。在莫斯科河外区的区苏维埃中，与工厂委员会一致，要求召回那些“违反工人阶级意志”之代表之决议，竟得175票赞成，四票反对，和19票弃权。然而罢工前一夜，莫斯科布尔什维克派仍很着急。外省固然跟随彼得格勒走，但落在它后头，七月示威者在莫斯科没有成功，那时不仅卫戍军，而且工人，大多数都害怕违抗苏维埃而走到街上来。这次怎样呢？第二天早上就回答了。妥协派的制止没有效，罢工终于成了有力的示威，反对合作政府。两天以前，莫斯科工业家报纸还很有自信地宣布说：“让彼得格勒政府快到莫斯科来罢，让它听听克里姆林宫圣地、圣钟和圣塔的声音。……”今天，圣地的声音被一种暴风雨前的寂静所掩盖了。布尔什维克派莫斯科委员会一个委员毕亚特尼茨基后来写道：“罢工形势非常庄严。电灯不亮，电车不开，工厂，作坊，铁路机房都关了门，连饭店侍者也不做工。”米留可夫在这画图上又煊染一种鲜明的颜色：“代表们来赴会，……没有电车坐，没有地方买饭吃。”如这位自由派历史家所承认的，这事足令代表老爷认识布尔什维克派的力量，此次会议还把他们屏于门外哩。莫斯科苏维埃的《新闻报》很明白8月12日示威的意义：“不顾苏维埃的决议……群众跟着布尔什维克派走。”莫斯科及其四郊，四十万人听从一个党的号召实行罢工，这党五个星期以来不断的受人迫害，它的领袖或躲起来，或关在牢里。这党新在彼得格勒出版的机关报《无产者》，尚未被封闭以前，曾提出一个问题给那些妥协派：“你们从彼得格勒走到莫斯科去，现在从莫斯科你们又要走哪里去了呢？”当时当权的人也一定这样自问。在基辅，在考斯脱罗马，在察里津，也发生这样抗议性的一日罢工，全体的或部分的。鼓动遍于全国。到处，直至最遥远的区域，布尔什维克派都警告说：国政会议印着“反革命阴谋明显的标志。”八月末，这话的意义就展布于全国人民眼前了。会议代表，以及莫斯科资产阶级，都希望群众携带武装走到街上来，希望冲突，战斗，希望来一个“八月事变。”但是若教工人跑到街上来，不异于是教他们让人家打杀：那时圣乔治骑士，军官生，以及若干骑兵队，都渴想要报复罢工。若是号召卫戍军到街上来，那也不异于是惹起卫戍军内部分裂，便利于反革命事业，反革命此时已准备好来打击了。党并没有号召他们到街上来，工人自己受了一种正确的战略感之指导也避免任何公开的冲突，一日罢工完全适合于当时局势。这罢工是不能被人隐瞒的，不比布尔什维克派在会场上的宣言。但全城沉入于黑暗之中时，俄罗斯全国都看见布尔什维克派的手正握着电灯的总开关。不，彼得格勒并不是孤立的。“好多人寄托希望于莫斯科首善之地的温顺，但那里的工人区忽然露出凶狠的牙齿来了，”——苏汉诺夫便是如此解释这一日的意义。合作政府的国政会议，虽无布尔什维克派出席，但它不得不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利齿威吓之下开会。莫斯科人挖苦说，克伦斯基是来此“加冕”的。但第二天，科尔尼洛夫从总司令部来了，怀着同样的目的，无数的代表欢迎他，其中也有宗教大会代表。特克哥萨克兵从那尚未停妥的火车跳下来，穿着他们的鲜红外套，拔出他们的弯刀，排做两行在月台之上。当他检阅他的卫队和那些代表时候，小姐太太们，兴高采烈，拿鲜花撒在这个英雄身上。立宪民主党人劳及乔夫致欢迎辞后叫喊道：“请您拯救俄罗斯罢，知恩的人民会报答您的！”爱国派有人哭出来。穆罗佐瓦，一个富商的太太，跪在地下。军官们肩头抬着科尔尼洛夫出车站来。正当总司令在车站前面广场检阅圣乔治骑士，军官学生和哥萨克队伍时候，他的对头克伦斯基以陆军部长资格则在检阅莫斯科卫戍军。从车站，科尔尼洛夫就沿着以前皇帝走的路线，到伊凡尔圣庙去，在那里行祭，当着他的戴大皮帽的卫队特克伊斯兰教徒面前。哥萨克军官格黎可夫关于此次宗教祭礼写道：“此情此景足使虔诚的莫斯科人更加表示好感于科尔尼洛夫。”反革命此时图谋占领街道。科尔尼洛夫传记和画像从汽车上大量散发。墙壁上贴满了文告，号召人民起来赞助这个英雄。同皇帝一般，科尔尼洛夫在他的花车内接见政治家，工业家，金融家。银行代表向他报告全国财政状况。十月党人雪特洛夫斯基写得很有意义：“历届国会议员，惟有一个人到花车内谒见科尔尼洛夫，这就是米留可夫；两人谈了一会，谈的什么我不知道。”以后我们将从米留可夫那里知道他认为可以说出来的此次谈话情形。正当此时，一个军人政变在积极进行中。开会以前几天，科尔尼洛夫藉口援救里加，下令准备派四个骑兵师向彼得格勒移动。奥伦堡哥萨克团奉总司令部命令来莫斯科“维持秩序”，但克伦斯基下令中途阻止他们。后来在科尔尼洛夫案侦查委员会面前，克伦斯基作证道：“我们得到报告，说当莫斯科开国政会议时候，有人要宣布独裁。”如此，当那几天举国一致的庄严日子，陆军部和总司令正在调兵遣将互相对垒。然而在可能范围内，表面的礼貌是保持住了。两个阵营间之关系摇摆于表示友谊和国内战争之间。在彼得格勒，群众虽然自己约束——七月的经验留下教训——但从上面，从司令部和报馆编辑部，仍撒下谣言，硬说布尔什维克派即将举行暴动。彼得格勒党的组织公开发表宣言警告人们当心敌人方面可能的冒名号召。同时莫斯科苏维埃也有布置。一个秘密的革命委员会组织起来，共六个人，每党出二人，布尔什维克亦在其内。一个秘密命令发出来，禁止圣乔治骑士，军官和军官生，在科尔尼洛夫经过的路上列成队伍。布尔什维克派自从七月事变以后被禁出入兵营，如今解禁了：没有他们就无法拉拢士兵。在公开的活动方面，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人正与资产阶级谈判成立一个强硬的政权以反对布尔什维克派领导的群众；但在幕后，那些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人正与那被他们屏于会场之外的布尔什维克派合作，准备群众为反对资产阶级阴谋而斗争。妥协派昨天虽然反对罢工，今日则号召工人和士兵准备斗争。群众的鄙视和气愤，并不能阻止群众以斗争的热情回答这个号召，此种热情与其说是使妥协派欢喜，宁可说是使他们害怕。这种左右开弓的行为，这种差不多可说公开欺骗两方面的行为，将是不可理解的，倘若妥协派还是在自觉的实行他们的政策。事实上他们仅仅是在为了那种政策而受罪而已。大事变显然在准备之中。但没有一个人计划着于开会那几日实行推翻政府。克伦斯基后来提起的那个传闻，始终没有什么文件，或妥协派材料，或右派回忆，来证实。仍然是一种准备而已。据米留可夫说——他的见证恰与后来事变发展相合——科尔尼洛夫自己于开会之前已经选定了动手的日子：8月27日。这个日子自然只有极少数人知道。然而那些模糊知道的人，在此情形之下总是把大事变的日期提早的，于是谣言预先散布开来，从各方面传入政府机关。时时刻刻似乎就要动手了。资产阶级和军官方面激昂的情绪，本也可以在莫斯科发作起来：即使不是一次政变，至少也是一次反革命示威来试验力量。更有可能以会议代表创设一个救国中心，来同苏维埃对抗。右派报纸公开议论此事。但事情没有走到这个地步：因为群众阻止了它。即使有人想要催促决胜负的斗争早点实现，此次罢工也迫得他抛开这个念头，而对自己说道：我们不能出其不意袭击革命；工人和士兵在那里防备着，我们必须延期动手。教士和自由派得到科尔尼洛夫同意，本计划了一个各式人等的宗教仪仗到伊凡尔神庙去，——连这个计划也不得不抛弃了。一旦明白了没有当前危险之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派就赶快宣称没有发生什么特别事情。他们甚至拒绝继续容许布尔什维克派出入兵营，虽然士兵们坚决要求继续听布尔什维克派说话。“狡兔已死，猎狗当烹”，策列铁里、丹和兴楚克（莫斯科苏维埃主席）一定用奸黠的微笑互相告语。但布尔什维克派绝无意坠入于“猎狗”地位。他们一心只想进行他们的工作以底于成。***每个有阶级分化的社会，都需要政府意志统一。两重政权本质上乃是社会危机时一种政制，表明国家严重分化。双权政制含有暗的或明的国内战争在内。没有人愿意这个政制再拖延一个时候。恰恰相反，大家都期待一个强硬的，一心的，“铁一般的”政府。克伦斯基的七月政府已获得无限的权力。这计划本是要获得双方同意，在那互相消弱的民主派和资产阶级之上建立一个“真实的”最高权力。超出一切阶级之上而成为命运主宰：这个观念，不是别的，正是拿破仑主义。你试将两把叉对称的插于一个软木塞，则左右大摇摆之后，甚至能在一个针顶上保持均衡：这就是拿破仑主义式的超然公断者的力学模型。一个这样的权力，姑将国际条件除开不说，其巩固程度，是以国内两相敌对阶级之均衡稳定程度来定的。五月中旬，在彼格格勒苏维埃大会上，托洛茨基曾把克伦斯基说做“俄罗斯拿破仑主义之算学的中点。”这个批语之非物质性，正表明：这里并非人的问题，而是职能问题。七月初，大家还记得罢，所有的部长，依照各自的党的训令，都提出辞呈，好让克伦斯基组织政府。7月21日，这个实验以更明白的方式重做一次。两个敌对阵营都求助于克伦斯基，各方都在他身上发现了自己的一部分，各方都宣誓效忠于他。托洛茨基在牢内写道：“那些畏首畏尾的政客领导了苏维埃，所以苏维埃不敢接受政权。代表有财产者各派利益的立宪民主党，又尚无能力拿取政权。所以必须寻觅一个调停者，一个居间人，一个仲裁法官。”克伦斯基以自己名义发一篇告民众书，其中他说：“我以政府首脑资格，认为没有权利可迟疑，如需改变（政府结构）……增加我在最高行政机关上应负的责任。”这是拿破仑主义的道地的口头禅。然而虽然受左右双方所拥护，事情却从未曾超出于口头禅以上。这是为了什么原故呢？那个小科西嘉人[2]能够超出于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民族之上，那必须革命已经完成了它的根本使命：土地分配给了农民，而且在新的社会基础之上已经创立了一支常胜的军队。在18世纪，革命不能走得更远些：它只能从此点向后退。然而在后退时候，它的根本胜利品发生危险了。无论如何牺牲，必须保护这些胜利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对立，一天比一天深刻，虽远未臻于成熟，但已经使得基础本已很动摇了的国家，陷于一种非常紧张的状态。在此情形之下，一个全国的“仲裁者”是不可缺少的。拿破仑保证大资产阶级可以发财，保证农民可以保持那小块土地，保证农民子弟和流氓有机会趁战争抢劫。那个仲裁者一手拿着剑，他自己也履行了法院执行吏的职务。第一个拿破仑的拿破仑主义是有巩固的基础的。1848年革命并没有拿土地给农民，而且不能拿土地给农民。这不是一个大革命，即并非以此社会制度代替彼社会制度；这是在同一社会制度框壳之内的政治改革。拿破仑第三背后并没有一支常胜的军队。如此，典型的拿破仑主义之两个主要原素并不存在。但此时有其他的有利条件，也是同样真实的。无产阶级在半个世纪之间成熟了，于六月事变中表现它的惊人力量，但还不能拿取政权。资产阶级害怕无产阶级，害怕自己对无产阶级的血淋淋的胜利。有私产的农民害怕六月暴动，希望国家能保护他们，免受那些主张平分土地的人所侵害。最后，一个工业大繁荣时代到来，足足有20年之久，中间只有轻微的停滞，——这就开辟了前所未闻的财富源泉于资产阶级面前。次代的拿破仑主义有了这些条件就足够了。俾斯麦也是“站在各阶级之上的”，如人家常常指出的，他的政策也无疑含有拿破仑主义原素，虽然化装为王统形式。俾斯麦政制之稳定是受这事实所保证的，即是：这个政制在一个懦弱的革命之后发生出来，可以勉强拿来解决像德意志全国统一那般大问题。这个政制以三次战争胜利，赔款，和资本主义的盛大发展（为保障）。这就够它延长几十年生命了。俄国那些候补做拿破仑的人，他们的不成功并不在于他们不像第一个拿破仑或俾斯麦：历史晓得如何去使用代替品。他们却是被一个大革命阻拦着，这个革命并未解决它的问题或竭尽它的力量。资产阶级正在强迫那尚无土地的农民去为保护地主财产而战争。战争除了失败之外没有什么结果。工业繁荣毫无影子；恰好相反，工业衰落正在造成更多的破产。如果说无产阶级退守了，那只为的更加团结自己的队伍。农民后退一步，只为的给地主以最后袭击。那些被压迫的民族正在对那主持俄罗斯化的专制制度采取攻势。为了求得和平，军队愈加接近于工人及其政党。下层正在团结，上屋正在削弱。没有均衡。革命还是生气勃勃的。拿破仑主义表现得奄奄一息，那并没有什么奇怪。马克思和恩格斯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斗争中产生出来的拿破仑政制之作用，去同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斗争中旧式君主专制之作用相比较。无疑有许多相似之点，但说到政权的社会内容时二者间的差异就表现出来了。在旧社会分子和新社会分子中间做仲裁法官的作用，在某一时代是可能的，那时两种剥削人的制度都需要自卫以抵御被剥削者。但在封建地主和农奴之间，则“公正的”居间人作用不能发生。俄罗斯帝制调停了封建地主和新兴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利害，其对于农民的作用则不是一个居间者了，而是剥削者阶级之全权代表。同样，拿破仑主义也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仲裁者，事实上乃是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之最集中的统治。拿破仑以其靴子踏在全民族的脖子上以后，无论他走到哪里，他都不能不采取保护私产，地租和利润的政策。政制的特殊点并不会超出保卫手段以外。看门巡捕现在不是站在门口，而是坐到屋顶上去了，但他的职务还是一样的。拿破仑主义之独立性，大部分是外表的，装饰的，排场用的：其象征就是那件皇袍。俾斯麦很巧妙的利用了资产阶级对于工人的恐惧心，但在他的一切政治的和社会的改良之中，他始终是有财产的阶级的全权代表，他始终未曾背叛过有财产的阶级的利益。然而无产阶级日渐增大的压力，无疑地使得他以有力的官僚仲裁者资格超出于地主和资本家两阶级之上：这就是他的作用。苏维埃政制允许政府对于工农两阶级保持着很大的独立性，因之在这两阶级之间也有一种“居间作用”，只要两方的利害根本上还是可以调和的，无论怎样发生争吵和冲突。但在苏维埃国家和资产阶级国家中间要找一个“公正的”仲裁者就不容易了，至少对于双方的根本利害来说。在国际关系上，苏维埃之不能加入国际联盟，正与在一国范围内之不能建立一个真实不虚的“公正”政府来调停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斗争，出于同样的社会原因。克伦斯基政制没有拿破仑主义的一切力量，却有拿破仑主义的一切罪恶。它之超出于全国之上只为的以它的无能来腐化全国的人。口头上，资产阶级和民主派双方领袖都答应“听从”克伦斯基；事实上，那个全能的仲裁者克伦斯基是听从米留可夫的，尤其听从布哈南。克伦斯基进行帝国主义战争，保护地主财产，并拖延社会改良至比较幸运的时日。倘若他的政府是柔弱的，那也恰与资产阶级不能叫自己的人抓住政权，出于同样的原因。然而这个“救国政府”虽然可怜得很，它的保守的资本主义性质，却显然随着它的“独立性”之增加而增加了。资产阶级政客虽然明白克伦斯基政制是此一时期资产阶级统治之不可避免的形式，但这并不能阻止他们非常不满意于克伦斯基，也不能阻止他们准备尽可能快的排除他。有财产的阶级中人一致认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提出的那个全国仲裁人，必须代替以从有财产的阶级出身的人物。但为什么一定要科尔尼洛夫呢？因为候补做拿破仑的人必须适合于俄国资产阶级的品性。他必须是落后的，与民众隔离的，无才干的，衰败的。在一支只见到可耻的失败的军队之中，很不容易找到一个众人爱戴的将军。科尔尼洛夫走到这个地步亦不过是矮子队里选将军罢了。如此，妥协派和自由派既不能团结于合作政府之中，又不能共同承认一个候补救主。革命的未完成的任务，妨害了他们如此做。自由派不信任民主派，民主派不信任自由派。克伦斯基固然向资历阶级张开双臂，但科尔尼洛夫则明白示意：一有机会，他就要扭断民主派的脖子。从以往发展下来，不可避免地要产生科尔尼洛夫和克伦斯基的冲突，这个冲突其实是两重政权的矛盾翻译成个人野心的容易爆发的语言罢了。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卫戍军当中，七月初，形成了一派不耐烦久待的人，不满意于布尔什维克派太谨慎的政策；同样，八月初，在有财产的阶级当中，也积聚了不耐烦久待的情绪，反对立宪民主党领袖的观望政策。这个情绪，——譬如说，——表现于立宪民主党大会上，那里有人要求推翻克伦斯基。在立宪民主党以外，这个政治上不耐烦久待的情绪表现得还更明显，譬如在那不断受士兵威胁的司令部中，在那要被通货膨胀淹死的银行界中，在那着了火的地主邸宅中。“科尔尼洛夫万岁！”成了希望、绝望和复仇之口号。克伦斯基完全同意于科尔尼洛夫的政纲，但关于实施时日有不同意见：“我们不能立刻施行这所有的事情。”米留可夫也承认有排除克伦斯基的必要，但他回答他的那些不耐烦的党徒说：“我认为还早了一点。”由于彼得格勒群众的急躁产生了七月的半暴动；同样，由于有财产者当中不耐烦久待的情绪也产生了八月的科尔尼洛夫叛乱。布尔什维克派不得不加入武装示威，为了可能时保证成功，至少为了保护它免于溃败；同样，立宪民主党人，也不得不为了这种目的加入于科尔尼洛夫叛乱。在这界限之内，两种局势有一种惊人的对照。但在这对照之中，目的、手段和结果又是完全相反的。这个情形，在往后的事变里面，将要完全展开出来。[1]指古契柯夫做不到的事情，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社会党人克伦斯基却可以做到。－C.R[2]译者按：即拿破仑，他是科西嘉岛人。<<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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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反革命抬起头来<<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上）>>第五章反革命抬起头来起初两个月间，政权形式上，属于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的政府，事实上完全操在苏维埃手里。以后两个月间，苏维埃渐渐衰弱了。它对于群众的影响，有一部分给布尔什维克派取去了；他的政权，一部分给那些社会主义部长装在公文包里拿进“合作政府”去了。自从前线进攻开始准备以来，司令部，财政资本机关和立宪民主党的势力就自动增长了。执行委员会未曾流士兵们的血以前，就将自己的血输入资产阶级脉管里去。在幕后，所有一切的线索，都提在协约国政府和大使馆之手。伦敦有一次开协约国会议，那些西方朋友“忘记了”邀请俄国大使。以后，俄国大使提醒他们注意他的存在，他们才于开会前十分钟请了他来，而且没有留下坐席给他，只好屈他挤在法国人中间。临时政府大使受人轻侮和立宪民主党人示威退出政府，这二件事同发生于7月2日，——二者目的是一样的：叫妥协派屈膝。接着爆发的武装示威，特别刺激了苏维埃领袖，双重打击下，他们把自己的政治注意力全部集中到（与工人士兵的呼声）相反的道路选择[1]。既然必须与协约国同盟履行血淋淋的任务，则除了立宪民主党之外难得寻到其他更好的联络人。蔡考夫斯基，俄国最老的革命家之一，他在国外住了很久，遂改变为稳健的英国自由派。他有一个警句：“打仗需要钱，协约国却不肯拿钱给社会主义者。”妥协派被这样的推论窘住了，却完全明白这推论的力量。势力的对比显然改变了，不利于民众。但没有人能说改变至什么程度。至少，资产阶级的贪欲增高了许多，多过于它满足的可能。冲突便是从这个黑白未分的局势产生出来的，因为阶级力量必须拿行动来测验，革命中一切事变可以说都是这般重复着测验力量。不论权力如何大大地从左向右推移，对于临时政府的影响还是很少，临时政府仍旧是个空洞机关，在七月紧张的几天内，关心李沃夫亲王内阁的人是屈指可数的。克里木夫将军，当初和古契柯夫曾有一次谈话，关于废黜尼古拉第二的，——我们不久就要最后一次提到这位将军，——此时他打了一个电报给李沃夫亲王，以如下的教训结束道：“现在是从坐而言到起而行的时候了。”这劝告很滑稽，不过更加显示政府的无能罢了。后来，那个自由派纳博科夫写道：“七月初，有个短时间，政府威权似乎又抬起头来；那是在镇压了第一次布尔什维克暴动以后。但临时政府不能利用这个机会，竟让有利的条件溜走了。以后就不再有这个机会。”右派其他代表人也是这样表示。事实上，在七月事变之中，以及在其他一切危急时候，“合作政府”中各个成分都在追求不同的目的。妥协派本来完全决心要彻底解决布尔什维克派，倘若不是显然看出，解决之后，那些军官，哥萨克兵，圣乔治骑士和突击队就要连妥协派自身也清除了。立宪民主党人要实行到底，不仅铲除布尔什维克派，而且铲除苏维埃。然而并非偶然的，每逢危急关头立宪民主党人都置身政府之外。最后分析起来，赶他们出政府的正是群众力量；群众的压迫有不可抵抗的力量，无论妥协如何起缓冲的作用。自由派纵能夺得了政权，却不能保持政权。这是可以拿以后事变来确实证明的。说是七月间坐失机会，这个观念乃是事后追思的幻想。无论如何，七月胜利并未曾巩固了政府，反而开始了一个长期的政权危机，这危机，形式上解决于7月24日，本质上则是二月政制之迁延四月的临死挣扎的开始。妥协派两面徘徊，一面既需要恢复他们对资产阶级的半友谊，他面又需缓和群众的敌意。左右摇摆，成了他们的一种生存方式。他们摇摆得同发疟疾时的寒热一般，但根本路向是趋于右方的。七月七日政府议决了一连串的压迫办法。但在同一次会议上，——可以说是偷偷摸摸的，——那些社会主义部长竟利用“老大哥”，即立宪民主党人，不在场，提议政府着手实行六月苏维埃大会的政纲。然而，这就更进一步惹起政府的瓦解。大地主和以前土地协会会长，李沃夫亲王，骂政府以其土地政策“破坏了人民的守法精神。”地主们不仅害怕他们会被夺去祖遗产业，而且担心妥协派是“在图谋拿既成事实放在立宪会议面前。”帝制反动的一切支柱如今都变成了纯粹民主政治的热烈拥护者了！政府决定克伦斯基做内阁总理仍兼任陆海军部长。新任的内政部长策列铁里不得不在执行委员会上答复关于逮捕布尔什维克派案之责问。马尔托夫提出责问，策列铁里则很无礼貌地回答他的老同志说：他宁愿同列宁办交涉，而不愿同马尔托夫办交涉：他晓得如何对付列宁，但对于马尔托夫则他束手无策……。“我个人负起此次捕人之责。”这位部长竟如此向那小心倾听的会场挑战！妥协派打击左派时，是拿右方危险来做辩护的。但在7月9日会议上宣布说：“俄罗斯有武人专政之危险。我们必须将武人专政者手里的刺刀夺下来。但要如此，我们必须承认临时政府为‘公安委员会’。[2]我们必须给它无限制的权力，使它能够根绝左方的无政府和右方的反革命……”好像与工农和士兵作战的政府，手里除了反革命刺刀以外，还能有他种刺刀！联席会议以253票对47票弃权，通过如下决议案：“一、国家和革命陷于危险。二、临时政府是革命的救星。三、承认临时政府有无限制的权力。”这个决议如空桶一般响亮。出席的布尔什维克派放弃投票权，这就证明此时党内诸领袖无疑是彷徨无主的。群众运动，即使被镇压了，也一定留下痕迹，政府首位本是一个有爵衔的地主占据的，如今则给了一个激进派律师。内务部长则由以前一个做苦役的囚徒担任。有人以为这是政府平民化哩。克伦斯基，策列铁里，欠尔诺夫，史高倍列夫，执行委员会诸领袖，现在决定了政府的面貌。这不是实现六月运动中“打倒十个资本家部长”的口号么？不，这不过是暴露那个口号没有用罢了。民主派部长接受了政权，只为的要弄回那些资本家部长来。合作政府死了，合作政府万岁！喜剧现在出演了，——在宫殿广场上缴除机关枪兵武装的那出庄严而可耻的喜剧。许多兵团被解散了，士兵们编成小队送往前方补充去。40岁左右的人被迫服从，去守战壕。他们都是反对克伦斯基政制的鼓动家。他们一起有几万人。到了秋天，他们将在战壕内完成一件大工作。同时工人也被缴械了，虽然较少成功。在将军们压迫之下，——我们不久就要看见是以什么形式来压迫的，——前线恢复了死刑。但在同一天，7月12日，政府公布了一个命令，限制土地买卖。这个过迟的半改良手段，是受贫农斧头威吓，才实行的，但惹起左方嘲笑和右方切齿。策列铁里一面禁止街上一切游行——这是威吓左方——一面又警告非法捕人——这是图谋限制右方行动。克伦斯基将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免职时候，对左方解释是为了他破坏工人组织，对右方解释则是为了他不够坚决。哥萨克兵成了彼得格勒资产阶级的真正英雄。哥萨克军官格黎可夫说道：“一个穿着哥萨克制服的人，进入公共场所，譬如一个饭馆时候，往往全体的人都站起来，拍掌欢迎他。”戏院，电影院和游戏团，举行晚会捐钱送给受伤的哥萨克兵和被杀的哥萨克兵的家属。执行委员会常务局不得不推举一个委员会，以齐赫泽为主席，参加那公葬“于7月3日到5日履行革命职务而战死的战士”之组织。妥协派不得不饮干那杯屈辱之酒。葬礼以圣以撒大教堂祈祷开始。抬棺者是罗将柯，米留可夫，李沃夫亲王和克伦斯基。全副仪仗行往亚历山大·尼夫斯基修道院下葬去。路过之处看不见警察；秩序由哥萨克兵维持。下葬之日正是哥萨克兵完全统治彼得格勒之日。被哥萨克兵杀死的工人和士兵，二月烈士的兄弟辈，则秘密拿去埋葬，犹如帝制时代人家埋葬1月9日那些烈士一般。喀琅施塔得的执行委员会奉了政府命令，交出辣斯可尼可夫，洛雪尔和少尉蓝涅夫于侦查法庭，否则要封锁该岛。在赫尔辛基，社会革命党左派第一次与布尔什维克派一同被捕。下野了的李沃夫亲王，在报上埋怨说：“苏维埃处于政治道德水平线之下，而且未曾肃清列宁派那些德国奸细……”于是妥协派遂以显示他们的政治道德为有关名誉之事情了。7月13日，两执行委员会在联席会议上通过了丹提出的一个决议案：“凡被法院控告之人，即不得参加执行委员会会议，直至宣判为止。”这不异于宣布布尔什维克派不受法律保护。克伦斯基禁止布尔什维克派全部出版物。在外省，土地委员会被逮捕了。《新闻报》有气无力的涕泣道：“仅仅几天以前，我们看见彼得格勒街上无政府状态支配着。今日在那几条街道上则是无忌惮的黑色百人团反革命演说在大出风头。”最革命的几团被解散和工人被缴械后，大局更向右倾。一大部分的实权，现在明显操在军事领袖，工业银行团体和立宪民主党各团体之手。余剩下来的权力，同从前一样，仍在苏维埃手中。双权政制依旧存在着，但如今不是以前二个月中那种法律承认的，相联络的或相合作的双权政制了，而是那种两派之间具有爆发性的双权政制：资产阶级及军人的政权和妥协派的政权，二者互相惧怕，同时又互相依赖。现在怎么办好呢？恢复合作政府。米留可夫说得十分对：“7月3日至5日暴动之后，合作政府观念不仅未曾消失，而且一时间比以前更有力量，更重要。”国会的临时委员会此时忽然复活了，而且通过了一个激烈的决议案反对救国政府。这是最后的一个推动。所有的部长都向克伦斯基辞职，如此就使他成了全国主权的焦点。在二月革命往后发展上，以及在克伦斯基个人命运上，这个时机有重要的意义。在分合，辞职和任命的混乱状态之中，出现了一样东西，如同不动的点，为其他一切所环绕的中心。部长们的辞职，不过是引去同立宪民主党人和实业家们开谈判罢了。立宪民主党人提出他们的条件：政府大员“完全对自己良心”负责；与协约国完全一致；恢复军队纪律；立宪会议未召集以前不谈社会改良。有一条没有写下来的，就是要求立宪会议选举延期举行。这个被称为“非党派的和全国的政纲”。工商业代表提出的意见也是这样的；妥协派徒然努力唆使工商业代表去反对立宪民主党人。执行委员会又一次声明它那以“无限权力”赋予救国政府的决议案，这就表示同意于政府离开苏维埃而独立。同一天，策列铁里以内政部长资格，发出通令，要人采取“迅速而坚决的手段终止一切对于土地关系上不合法的行为。”粮食部长佩显洪诺夫也要求终止“以一切强暴而带犯罪性质的行动对付地主。”“救国政府”首先表明自己是救地主财产的政府。但不止此哩！一个工业巨头，帕钦斯基工程师，以他的工商部政务官，燃料和金属全权管理员，及国防委员会主任等三重资格，尽力实行托拉斯资本的政策。孟什维克派经济学家乞勒凡宁，在苏维埃经济部诉苦说：民主政治的良好设施被帕钦斯基的怠工所破坏了。农政部长欠尔诺夫受立宪民主党人攻讦有勾结德国行为，不得不辞职“以明心迹”。7月18日，社会主义者占多数的政府，竟颁布一个命令，解散那个不服从的芬兰议会，其中社会民主党人占多数。世界大战三周年纪念日，政府致协约国的庄严通牒不仅照例重复效忠誓言，而且报告：侥幸镇压了敌人奸细所激发的一次暴动。一个卑鄙不堪的文件！同时颁布了一条严厉的法律，制裁那破坏铁路纪律之罪。政府如此表明它的政治家风度之后，克伦斯基终于决定回答立宪民主党人的最后通牒。他回答的结论是：他们提出的要求“并不妨碍他们参加临时政府。”然而这个变相的投降已经不能满足自由派了。他们要妥协派屈膝。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声明，合作政府破裂后7月8日的政府宣言——民主常谈而已——他们不能接受，于是断绝了谈判。这是一个集中的攻击：立宪民主党人不仅与实业家和协约国外交家有密切联合，而且和军队中将军们有勾结。总司令部军官联盟总委员会，事实上在立宪民主党领导之下。立宪民主党人经过高级军事机关向妥协派最要害地方实行压迫。7月8日西南战线司令科尔尼洛夫将军下令用机关枪和大炮向那撤退下来的士兵开火。在此以前，科尔尼洛夫曾要求前线恢复死刑，不答应则自动弃职；前线特派员萨文可夫赞助他这个要求。萨文可夫以前是社会革命党恐怖组织的首领。那个秘密电报立刻在报纸上登载出来：科尔尼洛夫要人家注意他这个人物。总司令勃罗西洛夫则比较慎重和狡猾，他以教训口气写信给克伦斯基道：“法兰西大革命的教训，一部分被我们忘记了，然而迫得我们不得不回忆起来……”这个教训说是：法国革命者当时图谋“以人道原则”改组军队而不得成功，后来就采取死刑手段，然后“他们的胜利大旗飘扬于半个世界。”将军们从革命书上学来的教训尽于此矣。7月12日，政府恢复了死刑，为了制裁“服军役的人在战时所犯的某些大罪，”然而三天之后，北方战线司令克蓝波夫斯基将军写道：“经验证明，那些补充了很多生力的部队，是完全不能作战的。一个军队绝不会是健全的，倘若它的补充根源已经腐败了。”这个腐败的补充根源就是俄罗斯民众。7月16日，克伦斯基在总司令部召集高级军事领袖开会，德列钦可和萨文可夫也参加。科尔尼洛夫没有到会。他的战线正在打败仗，向后退，几日之后直至德国兵赶到俄国以前国境不再前进时，才停止后退。到会者：勃罗西洛夫，阿列克谢耶夫，罗斯士基，克蓝波夫斯基，邓尼金，罗曼诺夫斯基，——他们的名字好像是坠落于深渊的一个时代的回声。四个月长久，这些高级将军自觉得是半死的了。他们现在又活转来。他们把内阁总理看做那如此烦扰他们的革命之化身，于是恶意的触恼他，挖苦他，不怕他责罚。依照总司令部统计，西南战线军队自6月18日至7月6日之间，共损失五万六千人。在大战中，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牺牲！但是两次革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牺牲得比此数目少得多了。这次进攻，除了死亡，破坏和灾害之外，自由派和妥协派还给人什么呢？1917年社会的震动，改变了地球上六分之一面积的相貌，替人类开辟了新的前途。革命的残酷和恐怖——我们绝无意否认或减轻——并非凭空发生的，那是同历史发展整个过程不相分离的。勃罗西洛夫做个报告关于一个月以前开始的进攻所得之效果：“完全失败。失败的原因，乃在于“军官们，从连长直至总司令，都没有威权。”他们如何失去并为什么失去威权呢？他没有说。说到未来的进攻，则“非到明年春天，我们准备不好。”克蓝波夫斯基，同别人一样也要求严厉制裁士兵，但他表示怀疑制裁的效力。“死刑么？但全师的人可以处死么？军法判罪么？但如此，全军半数都要送到西伯利亚去了。……”总参谋长报告道：“彼得格勒五团卫戍军解散了；教唆者受军法审判……总共有九万人将调离彼得格勒。”这话，人家听着很满意。没有一个人想想，彼得格勒卫戍军调开将发生什么效果。至于那些委员会，[3]则阿列克谢耶夫说：“那必须取消。……军队已有几千年历史，立下了自己的法则。我们图谋侵犯这些法则，于是我们大败亏输。”这个人把历史的法则和教官的规矩混为一谈了。罗斯士基夸口说：“人们视老旗帜如神圣，随之赴汤蹈火。但红旗引我们到哪里去呢？引到了全军投降。”这位老朽的将军忘记了他自己于1915年8月间报告过政府：“军事技术的现代要求，我们是无力适应的；无论如何我们总不能追上德国人。”克蓝波夫斯基用一种得意的声调说：军队并非真被布尔什维克派破坏的，而是被“其他的人”所破坏，他们采取了一种不合用的军事立法，“他们并不明白军队的生活及其存在条件。”这是直接打着克伦斯基的耳光。邓尼金则坚决的痛骂那些部长：“你们把我们的光荣战旗践踏在污泥里了，你们应当把它再竖立起来，如果你们有良心的话……”克伦斯基呢？被人怀疑没有良心，他于是卑贱的感谢那个武夫“坦白而诚实地发表了他的意见。”至于士兵权利宣言，则“起草时我如果是部长，这宣言决不会颁布的。谁先惩罚西伯利亚轻步兵呢？谁先流了血，叫抗命的队伍服从纪律呢？是我任命的人！是我的特派员！”外交部长德列钦可以如下的话聊自解嘲说：“我们的进攻虽没有成功，但增加了协约国对于我们的信任。”协约国的信任！地球绕着地轴而旋转，不是为了这个缘故么？克蓝波夫斯基宣告说：“现时，军官乃是自由和革命的唯一保障力。”勃罗西洛夫解释道：“军官不是资产者，他是最真实的无产者。”罗斯士基补充说：“将军也是无产者。”取消那些委员会，恢复旧时军事领袖的权力，排除政治（即革命）于军队之外，——这便是那些将军衔的无产者的政纲。克伦斯基并不反对这政纲本身；他不过考虑实行的时日。他说：“至于提出来的办法，则我想连邓尼金将军也不会坚持立刻施行的……”那些将军虽然都是庸才，也不会不对自己说：“看啊，同那些家伙说话正要用这样的声调呀！”这次会议结果，总司令换了人。那个柔顺而懦弱的勃罗西洛夫以前接替了那个谨慎的官僚阿列克谢耶夫做司令，因为阿列克谢耶夫反对进攻；现在勃罗西洛夫免职了，科尔尼洛夫将军受委托接替他。这次调换主将有种种动机：对立宪民主党人则说科尔尼洛夫可以确立一个铁的纪律；对妥协派则说科尔尼洛夫是委员会和特派员的朋友；萨文可夫自己也担保科尔尼洛夫的共和派情感。为了报答他们的升官，那位将军又向政府下最后通牒：他，科尔尼洛夫，只能在如下条件之下接受此次任命：“仅对自己良心和人民负责；任命高级指挥军官不受干涉；后方恢复死刑。”第一点造成了难题。那个对“自己的良心和人民负责”，本是克伦斯基始作俑的，克伦斯基不许人家在这事上同他竞争。科尔尼洛夫的电报发表于销行最广的自由派报纸之上。反动派中谨慎的政治家皱皱鼻头。科尔尼洛夫的最后通牒不过是立宪民主党的最后通牒译成哥萨克将军的直爽的语言罢了。但是科尔尼洛夫的计算是对的：他的最后通牒的过分的要求和鲁莽语气，令所有敌视革命的人都感快活，尤其是那些正规军官。克伦斯基害怕起来，立刻要撤科尔尼洛夫的职，但他的政府里面没有人赞助他。最后，得到军师的献计，科尔尼洛夫便答应在口头的解释中承认：所谓对人民负责者即是对临时政府负责之意。至于其他各点，则此最后通牒完全被接受了，只加以若干轻微的修正。科尔尼洛夫做了总司令。同时军事工程师费洛宁科被派在他身做特派员，以前的西南战线特派员萨文可夫则调任陆军部政务官。前者是一个悻进的暴发户，后者则有一个大的革命历史，——两人都是纯粹的冒险家：费洛宁科无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萨文可夫则好多事情都做得出来。他们与科尔尼洛夫的密切关系，既扶助了科尔尼洛夫高升，在以后事变发展中，我们又可看见，将有重要的作用。妥协派全线投降了。策列铁里重复道：“合作政府是一个救国同盟。”形式上虽然决裂了，幕后恰正加紧谈判。为得促进此问题之解决，克伦斯基遂拿出一种纯粹演戏式的手段，显然是得到立宪民主党人同意的，——这个手段完全合于他的一般政策的精神，同时对于他追求的目的也很有效力。他辞职了，离开了首都，让妥协派去独当风浪。米留可夫论及此事说：“他的示威性质的出走，向他的敌人，他的竞争者和他的赞助者表明：无论他们如何认识他的为人，但在此时他是不可缺少的人物，简单因为他在两个对敌的营垒中间占据的政治地位。”他佯败取胜。妥协派以暗中的咒诅和公开的祈求投入“克伦斯基同志”怀里。两方面，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主义者，都很容易说服那个无头政府去取消自己而赋予克伦斯基以重组政府之全权。那些执行委员已经心惊胆怕了，为的吓死他们，人家就通知他们以前线局势恶化之消息。德国人驱迫俄国军队，自由派驱迫克伦斯基，克伦斯基又驱迫妥协派。孟什维克派党团和社会革命党党团，23日夜间全夜开会，为了自己的没有出路而不耐烦起来。最后，两执行委员会遂以147票对46票及42票弃权之多数——空前的反对！——赞成无条件地和无限制地将政权交付于克伦斯基。在同时开的立宪民主党大会上，有人提议推翻克伦斯基，但米留可夫要人家忍耐，提议目前只消压迫政府就够了。这并不是说米留可夫对于克伦斯基存有什么幻想，这不过表明他把克伦斯基看作有财产的阶级政权的一个着力点罢了。政府一经从苏维埃解放出来，就不难排除克伦斯基。在此时候，合作政府诸神仍旧是欲壑未满的。逮捕列宁命令，颁发于7月7日过渡政府组成之前。现在需要某种坚决的行动来表明合作政府之复活。7月13日，高尔基的报纸上——布尔什维克派报纸已不存在——发表了托洛茨基致临时政府一封公开信，其中说：“逮捕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诸人所根据的命令，你们不援用来逮捕我，那是全无逻辑根据的。关于问题的政治方面，你们毫无理由拿不准——我是临时政府一般政策的不共戴天的仇人，同上述诸同志一样。”新内阁组成之夜，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被捕，此外还有少尉克留连科在前线被捕，他后来是布尔什维克派的前线总司令。新政府经过三星期危机之后诞生出来，孱弱得很。全是些二三等的人物组成的，以最少祸害为选择标准。内阁协理之职给了工程师尼克拉索夫，一个左派立宪民主党人，曾于2月27日提议将政权交给皇帝部下一个将军，以此来镇压革命。一个无党派无个性的作家，卜罗可普维趣，做了工商部长，他一向是摇摆于立宪民主党人和孟什维克派之间。以前的检察官，以后的激进派律师，札鲁疑，亚历山大第二时代一个“自由派”大臣的儿子，被任为司法部长。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阿夫克森齐耶夫，则接受内政部长之职。孟什维克史高倍列夫仍做劳动部长，人民社会主义者佩显洪诺夫仍做粮食部长。自由派也是拿出次等的人物来置于政府之内，这些人在做官以前和以后都未曾起过领导的作用。欠尔诺夫回任农政部长，这事有点出人意外。在他辞职和新任相隔四日之间，他已经有自明心迹的时间了。米留可夫在他的《历史》中冷静地指出欠尔诺夫和德国当局的关系属于什么性质，“至今尚未解释清楚，”他又说：“俄国反间谍机关的见证，以及克伦斯基，德列钦可及其他诸人的怀疑也许稍微过分了一点。”欠尔诺夫之再任为农政部长，没有别的，不过是顾全当权的社会革命党的威望罢了，——顺便说一句，欠尔诺夫在这党内的影响渐渐缩小了。反之，策列铁里有远见，宁可置身政府以外。五月间，他以为他加入政府内部是便利于革命；如今，他则要在苏维埃内部以便利于政府了。从此时候起，策列铁里真正履行了一个资产阶级特派员在苏维埃系统中的职务。彼得格勒苏维埃某次会议上，他说：“若是国家利益被合作政府所损害了，我们的责任就是叫我们的同志退出政府。”现在已经不是利用完自由派之后把他们赶出政府了，如丹不久以前所主张的；现在乃是你们自己已经被利用了完了之后，如何找个机会退出来的问题。策列铁里准备着将政权完全交给资产阶级。在5月6日组织的第一次合作政府中，社会主义占少数，但他们事实上是政局的操纵者。在7月24日内阁之中，社会主义者占多数，但他们不过是自由派的影子罢了。米留可夫自己承认：“社会主义者名义上稍占优势，但内阁中真实优势毫无问题的属于那些坚决拥护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人。”所谓“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说清楚一点，就是资产阶级财产制。所谓“民主政治”，含义空泛得多了。部长佩显洪诺夫也以此精神比较5月和7月两个合作政府，虽然他的解释理由出人意外。他说：那时资产阶级需要左方帮助；如今在反革命威吓之下，它就需要右方帮助了：“我们从右派拉来的势力愈多，则留下来打击政府的势力就愈少。”这不异于是提出一条绝妙的政治战略：为的解除一个要塞被人围困，最好的方法就是从里面把门打开来。这是新合作政府的原则。反动派取攻势，民主派则向后退。革命初时，那些因害怕而退缩的阶级和集团，现在抬起头来了。昨天还在掩藏着的利益，今天则公开提出来。商人和投机家要求歼灭布尔什维克派，要求自由营业。他们放声反对一切限制营业的办法，连帝制时代施行的也在内。那些管理食粮的机关图谋取缔投机，却被人攻击应负食粮缺乏之责。人家从怨恨这些机关，进而怨恨苏维埃。孟什维克派经济学家格罗曼报告，商人们的运动，“自从7月3、4两日事变之后，特别激烈了。”战事失败，生活昂贵，以及夜间盗窃，都被认为应归苏维埃负责。那时皇党阴谋颇炽，政府害怕左方会做出什么激烈举动来回答皇党，便于8月7日送尼古拉·罗曼诺夫及其家属到土包尔斯克去。第二天，新出的布尔什维克派报纸《工人和士兵》又被封闭了。士兵委员会成群被逮捕之消息从各方面传来。布尔什维克派在七月召开的大会只能半秘密开会。军队会议被禁止了。现在是那些以前躲在家里的人出来开大会：地主，工商业家，哥萨克领袖，教士，圣乔治骑士。他们的论调是一样的，不同的只在有些人胆子大些，有些人胆子小些而已。这个交响乐的指导者无疑是立宪民主党，虽然不是每次公然出面的。在八月初开的某次工商业大会上，有最重要的企业和交易所团体共三百名代表参加，由纺织业大王黎亚布盛斯基致开会辞，他并不隐藏他的意见。他说：“临时政府不过是政权的影子罢了，……事实上，一群政治骗子操持大权。……政府将捐税负担，首先而且严格的加于工商业家阶级身上……拿钱给这些败家子用，值得么？为了救国去监督那些败家子不是更好些么？”结末几句话是一种恐吓：“饥饿和赤贫那支瘦骨嶙嶙的手将扼住人民之友的咽喉！”“瘦骨嶙嶙的饥饿的手”这句话表示厂主的停工政策，从此时起就写进革命的政治字典中去了，资本家为这句话出了不少力气。外省特派员也在彼得格勒开大会。他们是临时遣派的人，照理应当如同一堵墙拱卫政府，事实上他们却是联合起来反对政府，他们在立宪民主党核心领导之下，迫害那个不幸的内政部长阿夫克森齐耶夫。“你不能一臀坐双椅，一个政府应当统治，不应当做个傀儡。”妥协派起来答辩，但不敢高声抗议，因为害怕布尔什维克派会听到他们和他们的盟友相争吵。阿夫克森齐耶夫从会场走出来好像落水公鸡一般。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派报纸渐渐开始采取委屈和诉苦的腔调。他们的报纸开始披露一些意想不到的消息。8月6日，社会革命党机关报《民业报》发表一群左派军官生的信，那是他们到前线去路上寄来的。他们“惊讶于一般军官生的作为……有计划地打人耳光，参加讨伐群众，只要有连长命令无需审判或侦查即可杀人……气愤了的士兵开始暗中攻击那单个儿走路的军官生……”所谓恢复军队秩序便是如此。反动派在进攻，政府则退守。8月7日，最有名的黑色百人团分子，参加过拉斯布丁派和虐杀犹太人的，从牢狱放出来了。布尔什维克派仍旧关在克列斯蒂牢狱内，那里被捕的工人和海陆士兵正要绝食。彼得格勒苏维埃工人部就在那一天派人慰问托洛茨基，卢那察尔斯基，柯伦泰及其他的囚犯。实业家，外省特派员，诺伏欠卡斯克的哥萨克大会，爱国派报纸，将军，自由派，这一切人，都认为九月间举行选举立宪会议是不可能的，——最好延至战争结束后再举行。然而政府不能照办。发现了一个妥协方法。立宪会议延期至12月28日召集。立宪民主党人勉强接受了这个延期办法。他们坚定期望，在这剩余的三个月内能够发生什么重大事变，来改变立宪会议整个问题的形势。这个期望渐渐公然的同科尔尼洛夫的名字联系起来了。替这个新“主帅”做宣传，从此占据了资产阶级政策的中心。这位“第一个人民总司令”的一篇传记，大量印出来分发，各司令部积极帮助分发。萨文可夫以陆军部政务官资格，对新闻记者谈话，常说起“我们认为；……”他的“我们”，并非指萨文可夫和克伦斯基，而是指萨文可夫和科尔尼洛夫。科尔尼洛夫的声名令克伦斯基警醒。风声一天比一天更猛烈的传播开来，说是以总司令部军官联盟总委员会为中心正在准备一个阴谋。八月初，政府主脑和军队主脑之会面，只有更增加双方恶感。“那个吹牛皮的小子果真以为他能命令我么？”——科尔尼洛夫无疑对自己说。克伦斯基也这样想：“这个愚蠢和无知的哥萨克竟想救国么？”他们二人都是想得对。科尔尼洛夫的政纲，其中含有工厂铁路军事化，推行死刑于后方，彼得格勒军区以及首都卫戍军服从总司令部管辖，——那几天，妥协派方面已经知道了。在这个官方的政纲背后，还有一个政纲——虽然未曾明白说出，却一样的实在——也是可想而知的。左派报纸敲了警钟。执行委员会提议以采勒弥索夫将军为总司令。人家公开谈论科尔尼洛夫要免职了。反动派恐慌起来。8月6日，哥萨克12军——顿河军、古班军、特维军等——联合会理事会，通过一个决议案——并非无萨文可夫帮助——要求政府和民众万分注意：“英雄和领袖”科尔尼洛夫将军若被撤职，则前线和后方哥萨克军队之行动，他们不负责任。圣乔治骑士某次会议还拿更危险的话恐吓政府：科尔尼洛夫若被撤职，骑士会立刻就要“发命令给一切圣乔治骑士，号召他们与哥萨克兵一致行动。”没有一个将军出来抗议这个积极的叛上作乱行为，而秩序党的报纸也喜欢发表这种以国内战争来吓人的决议案。海陆军官联盟总委员会，打出电报：寄托其一切希望于“我们的亲爱领袖科尔尼洛夫将军，”而且号召“一切正直的人”表示信任于他。右派“名流”会议，那几日在莫斯科开会，也打电报给科尔尼洛夫，表示与军官、圣乔治骑士和哥萨克同样的论调：“一切能思想的俄国人都寄托希望和信任于你。”不能说得比这个更明白的了。这个会议，参加者有实业家和银行家如黎亚布盛斯基，托勒谢可夫，有将军阿列克谢耶夫和勃罗西洛夫，有教士和教授代表，也有立宪民主党领袖，以米留可夫为首。为着掩人耳目起见，也有半虚构的“农民联合会”代表参加，这个团体是为求得上层农民赞助立宪民主党人而设的。坐在主席椅子上的是那个大人物罗将柯，他感谢一团哥萨克兵的代表，为了他们镇压布尔什维克派。俄罗斯有财产和受教育的阶级，其最有权威诸代表者，便是如此公开推荐科尔尼洛夫为国家救主的候补者。如此准备了以后，那位总司令再一次出现于陆军部，来谈判他的救国政纲。他的总参谋长虚考姆斯基将军记他此次行动说：“一到彼得格勒，他就由特克[4]哥萨克兵带二架机关枪护送着到冬宫来。科尔尼洛夫将军进去冬宫之后，那二架机关枪便从汽车上搬下来，特克哥萨克兵便在宫门口守卫，以便必要时援助总司令。”大家认为总司令需要兵队援助，防备内阁总理起恶意。特克哥萨克兵的机关枪乃是资产阶级机关枪对准着妥协派，他们已经屈服于资产阶级脚下了。这便是那个脱离苏维埃而独立的救国政府的地位！科尔尼洛夫来后不久，临时政府一个大员可可希金告诉克伦斯基说：“如果今天不接受科尔尼洛夫的政纲，”立宪民主党人就要辞职。虽然没有机关枪，立宪民主党人现在对政府说话也用科尔尼洛夫那种最后通牒式的口气。这是很有效力的。临时政府急忙审查总司令的报告，原则上承认可以采取他提议的办法。“后方恢复死刑亦在其内。”此次反动势力动员，“全俄宗教大会”自然亦在其内。宗教大会明说的目的是要使正教教会完全从官僚机关统制下解放出来，但其真实的目的则是要保护教会免受革命损害。自从帝制推翻之后，教会就失去了它的官方头脑。从不能记忆的时代起，国家就是教会的保护者了，如今教会和国家的关系虚悬不定。固然，教会曾于3月9日发出通告，急忙替那已完成的革命祝福，并号召群众“信任临时政府。”然而未来含有威胁。关于教会问题，政府不表示意见，如同关于其他一切问题。教士们不知如何是好。偶然，从僻远的区域——从中国边境的凡尼城——有个地方教士打电报来恭维李沃夫亲王，说他的政策完全合于福音书的教训。虽然如此附和革命，教会却不敢参与事变。表现得最明白的是在前线，那里教士的影响随着恐惧纪律的心理一齐烟消云散了。邓尼金说过这话：“军官们很久时间为了他们的军事威望和指挥权力而奋斗；此时教士一声不响，从革命第一天起就不做声，他们从此毫不参加兵队的积极生活了。”在总司令部及军中各司令部的教士召开的会议没有留下一点痕迹。本来，宗教首先是教士内部的事情，尤其是其中上层分子的事情，但如今并不限于教会官僚范围之内：自由派用尽力量去进行它。立宪民主党自己没有生根在民众之内，便梦想一个革新的教会可以传达它的影响于民众。大会筹备之中起积极作用的，不仅是教会领袖，而且是俗世人物，俗世人物比教会领袖还更积极哩！其中有各派政客如特鲁别茨哥衣亲王，奥苏菲夫伯爵，罗将柯，萨马林，有自由派教授和作家。自由派努力在宗教大会周围造就一种教会革新的空气，他们进行得很谨慎，害怕一不小心动摇了这全部腐朽的机构，——但仍旧不成功。无论在教士中间或在俗世革新家中间，都无一语提及政教分离。那些教会头脑自然希望减轻国家对于他们内部事务的干涉，但同时又需要将来国家不仅保障他们的特权地位，他们的土地和进款，而且继续担负一大部分他们的开销。在自由派资产阶级方面，固然愿意继续保障正教的支配地位，但附有一个条件，即教会要以新的方式在民众中间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但大难题正从此处开始。邓尼金自己痛心的说：俄国革命“并未曾创立一个值得注意的平民的宗教运动。”恰切点说，民众参加革命愈多，则愈加自动的背弃教会，即使他们以前是依附于教会的。在乡村，个别的教士仍能有点个人影响，看他对土地问题的态度如何；在城市，不仅工人，便是小资产阶级都未曾为了革命引起的问题去请求教士解决。宗教大会之筹备，民众对之完全冷淡。民众的兴趣和热情表现于社会主义口号上，不是在神学的经文上。落后的俄罗斯缩短了它的历史，他不仅必须跳过宗教改革时代，而且必须跳过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时代。宗教大会虽然在革命高潮几个月下计划的，却在退潮几个星期中举行。这更加浓了它的反动颜色。大会的成分，讨论的问题，以及开会时的仪式，——一切都表明各阶级对教堂的态度有根本改变。在圣母升天大教堂行圣礼时，罗将柯和立宪民主党人旁边还坐着克伦斯基和阿夫克森齐耶夫。莫斯科市长，社会革命党人虚德涅夫致祝词道：“俄罗斯人民存在一天，基督教信仰永远活跃在他们的灵魂里面。”不过昨天的事，这些人还自认为俄罗斯启蒙大师车尔尼雪夫斯基[5]的直接继承人哩！宗教大会把宣言印出来四处分散，为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祈祷，攻击布尔什维克，而且恰与劳工部长史高倍列夫一个鼻孔出气劝告工人：“劳动的人呀，做你们的工罢，不要省力，牺牲你们自己的需要，为了祖国的福利。”但这大会特别注意于土地问题。那些大主教和主教，为了农民运动发展，而恐吓而气愤，并不减于地主；害怕教堂和修道院领地之被占夺，更甚于教会民主化问题烦扰他们的灵魂。大会文告，以上帝愤怒和革除教会来威吓，要求“立即交还教堂，修道院，和私人地主，以人家夺去的土地，森林和收获物品”。这里很合适的叫人记起旷野中的叫喊声来！[6]这次大会一星期一星期拖过去，直至十月革命以后才达到它的工作的高点，即是恢复二百年前彼得大帝取消了的教主[7]制度。七月末，政府决定召集全国各阶级各社团于8月13日在莫斯科开国政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由政府自己指定。同全国举行的民主选举结果直接相反，政府预先规定这个会议中有财产阶级代表和人民代表数目相等。这个救国政府惟有靠这个人为的均衡手段才能希望救得自己。这个全国会议并没有任何确定的权利。米留可夫说：“这次会议……至多只能有一种贡献意见的权利。”有财产阶级愿意给民主派以一个自我牺牲的榜样，为的以后更有把握抓住整个的权力。会议的正式目的据说是图谋“使国家政权和国内一切有组织势力相接近。”报纸上提倡必须团结，和谐，振作和提高每个人的精神。换一句话，有的人不愿说，另一些人不能说：这次会议召集究竟为了什么目的。在这一点上，以真名称呼实物又是布尔什维克派的责任了。[1]指与7月4日武装游行提出的“打倒10个资本家部长！”的政治要求相反的道路：即更加向资产阶级投降的道路。（此处译文有修订）－L.X[2]译者按，但此处是拿法国大革命故事来作比的。1793年月的公安委员会是“恐怖政治”的主持者。[3]译者按，指各部队中士兵的委员会。[4]Tekintsi:Caucasiannativecavalry.高加索山民组成的骑兵。－C.R[5]Чернышевский,НиколайГаврилович（1828—1889），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作家，文学评论家，经济学家，唯物主义哲学家；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先驱之一，俄国19世纪60年代革命运动的领袖和思想鼓舞者。－C.R[6]译者按：新约马太及约翰两福音之始，都有这样的故事：“有人声在旷野中叫喊：‘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施洗的约翰出来了，他给耶稣及千万人施洗。”此地喻俄国教会中人于绝望中之希望救主来临。[7]译者按，希腊正宗教会原有教主，如罗马教皇地位，在俄国有自己的宫廷，自己的官制，与皇帝相埒。彼得大帝改革时取消了这个制度，从此正宗教会仅成为国家行政的一个部分。【十月革命后，根据“良心自由”原则，东正教被苏维埃允许恢复旧时的教宗内部选举制。－C.R】<<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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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大诬蔑的一个月<<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上）>>第四章大诬蔑的一个月7月4日夜里，工兵苏维埃和农民苏维埃的两个执行委员会，共200个委员，在那无效果的联席会议休息时间，正在无聊，忽然听到了一种神秘的消息，据说，列宁和德国参谋部相勾结的证件已经发现了，明天报纸要公布出来。主席团那些阴沉的江湖术士，穿过大厅去开那一类无穷无尽的幕后会议时候，连他们的最亲密的朋友问他们的话，他们也很不情愿地吞吞吐吐地回答。陶立特宫差不多已无外人来旁听了，宫内的人此时糊涂起来。“列宁替德国参谋部做奸细么？”骇异，惊讶或幸灾乐祸，使得代表们集成一群群地说话，兴奋得很。七月事变之时，苏汉诺夫很仇视布尔什维克派，但他说：“凡是真实同革命有关系的人，不用说没有一个不相信这消息完全是胡说八道。”但是过去有革命历史的人，在执行委员之中寥寥可数。三月革命者，被第一个浪潮涌上来的偶然革命分子，甚至在苏维埃领导机关中也占支配的地位。那些外省代表，小县书记，商人，村长之类，还有几个带黑色百人团意味。这些人立刻得意起来：果然不出所料！他们早已预见了。被这个意外的太突兀的变化吓了一跳，那些领袖图谋延宕时间，齐赫泽和策列铁里电话通知各报编辑部，不要发表那个惊人消息，因为“尚未证实”。各报主笔不敢违抗陶立特宫的“要求，”——除了一家报馆。那个小型黄报，《新时代报》的大主笔苏伏林的一个儿子出版的，第二天早晨供给它的读者以一个政府文件，关于列宁从德国政府领取训令和金钱事情。禁登的命令便是如此失效了。一天之后，各报都登满了这个惊人消息。这富于事变的一年中最荒唐的时代于是开始了：一个革命党的领袖，几十年生涯都为了反对统治者，反对有冕的和无冕的统治者，而斗争，忽然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被人揭破是霍亨索伦皇朝雇用的密探！这个诬蔑以前所未闻的规模在广大群众之中撒布，群众大多数是到二月革命之后才听到布尔什维克派诸领袖的名字的。诬蔑手段，这里成了第一等重要的政治因素。我们必须将诬蔑整套把戏加以更仔细的研究。这个惊人的文件之根源，是一个名叫爱莫伦科的人的见证。这位英雄的履历，官方介绍得颇清楚：从日俄战争至1913年，他是反间谍机关一个密探；1913年，他正当少尉，以未曾说明的理由被革职；1914年，他奉召从军，勇敢得很，故意让人家俘虏去，在那些俘虏当中做侦探。然而集中营生活不合这个侦探胃口，“由于他的朋友的恳求”（他自己说，）他遂替德国人做事，——不用说是为了爱国目的。这里开始了他的新生活。4月25日，这位少尉奉了德国军事机关命令，“越过”俄国防线，为的炸毁桥梁探听军事秘密，运动乌克兰独立，宣传单独媾和，德国军官史狄茨基上尉和里别尔士上尉，委派爱莫伦科做此工作的，偶然，没有什么实际的需要，显然只为的鼓励他，告诉这位少尉说：除他以外，列宁也要在俄国做同性质的工作。以上便是全部事件的根据。什么人或什么事，唆使爱莫伦科攀诬列宁呢？无论如何不是德国军官。试简单地将日期和事实排比一下，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位少尉如何虚构事实。4月4日列宁发表他那有名的纲要，不异于向二月政制宣战。4月20日和21日发生武装示威，反对继续战争。此时，人家对于列宁的攻击有如狂风暴雨。25日，爱莫伦科“越过”防线来，5月上半月他和总司令部的特务机关发生了关系。报纸上笼统的论文说明列宁的政策有利于德国，益给人家以列宁是德国奸细的观念。在前线，军官和特派员，与士兵中不可压制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作战时，提到列宁时候更加是口不择言。爱莫伦科很快地跳入这个潮流。究竟是他自己想出这种无稽之谈来诬蔑列宁呢，还是别人示意他做呢，还是特务机关人员得到他的同意制造出来的呢？——这是不重要的问题。对于布尔什维克派之诬蔑，当时需要如此之殷，不能不有所供给。总司令部总参谋长邓尼金将军，后来国内战争时白军的总司令，他的见识比帝制时代反间谍机关人员高不了多少，他很重视，或装做很重视爱莫伦科的报告，于5月16日特别写了一封信将此报告呈上陆军部长。我们想得到，克伦斯基和策列铁里或齐赫泽交换了意见，这二人想必压制了克伦斯基的义愤。这就显然解释了：事情为什么中止发展。克伦斯基后来写道，爱莫伦科虽然证明列宁和德国参谋部有勾结，但“并不充分令人相信。”爱莫伦科，和邓尼金的报告便是如此在公文袋里藏了一个半月。特务机关辞退了爱莫伦科，视他为冗员，这位少尉于是漫游到远东去，把他从双方面挣来的钱通通买酒喝了。然而七月事变全部显露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天大危险，使人记起了爱莫伦科的揭发。人家急忙把他从布拉果卫斯先斯克地方调回来了。但是由于完全缺少幻想力之故，无论人家如何唆使他，他仍不能增加一个字在原来的报告上面。然而此时司法机关和反间谍机关正在加紧工作。关于布尔什维克派是否有罪，人家询问了政客，将军，宪兵，商人以及各种职业的人。帝制时代秘密警察，在此次调查中，比那些新出茅庐的民主司法代表人，要谨慎得多了。旧时彼得格勒秘密警察长，那个威严的格罗巴乔夫将军写道：“说是列宁拿德国金钱在俄国做工以陷害俄国，——此类证据，秘密警察局并没有拿到，至少当我奉职时期是没有的。”另一个秘密警察官长，雅库波夫，彼得格勒军区反间谍机关主任，证明道：“我不晓得列宁及其徒党与德国参谋部有关系，但我也不知道列宁活动的经费是从何处来的。”帝制时代侦探机关从布尔什维克派产生以来就密切注意布尔什维克派活动，如今这些机关要人的作证也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然而既然找得长久，尤其依靠政权帮助来寻找，总归可以找到一点东西。一个叫做布尔斯坦的人，正式称为商人，叫临时政府去注意“帕尔乌斯[1]主持的一个德国间谍机关，设在斯德哥尔摩。”帕尔乌斯是一个有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员，属于俄国人血统。依照布尔斯坦作证的话，列宁和这个机关联系，经过了甘涅茨基和哥斯洛夫斯基这两个波兰革命家之手。克伦斯基后来写道：“一些非常重要的材料，——不幸不是普通法律性质，而完全是秘密警察性质。——一俟甘涅茨基到俄国来，在边境被捕之后，就可以绝对无问题地证实了，而且变为法律上确定有效的证据，反对布尔什维克派总干部。”克伦斯基预先知道了，这些材料将变成什么东西！商人布尔斯坦的供词，牵涉到甘涅茨基与加茨洛夫斯基在两地——彼得格勒与斯德哥尔摩——的生意。看来，这一战时商业采取了秘密通信的方式，但它与政治无关。布尔什维克党与这笔买卖无关。列宁和托洛茨基曾书面揭露帕尔乌斯是个做生意的好手兼革命政治的烂货，并号召俄国革命党人与他断绝一切关系。但是在事变漩涡中的人，哪个有功夫来细察所有这些事情呢？一个间谍机关设在斯德哥尔摩，——这句话就够了。这样，少尉爱莫伦科的手点不着的火，如今则从另一方面发起焰来了。自然，这方面也遇着困难。总司令部特务机关主任土耳其斯坦诺夫亲王，回答那位要案侦查官亚历山德洛夫的问话，说：“布尔斯坦这个人是不值得丝毫信任的。布尔斯坦是个做无廉耻生意的人，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但是布尔斯坦的狼藉声名，能够阻止人家对于列宁名誉的污辱么？不能！克伦斯基毫不迟疑承认布尔斯坦的见证是“非常重要的”。从此，人家向斯德哥尔摩路上去侦查。一个在两国参谋部做侦探的少尉和一个“不值得丝毫信任的”无耻商人，这两个人的见证就是那个最荒唐控告根据，——人们如此控告一个革命党，但一万六千万人民的大国正要拥护这个革命党取得政权哩！但是初步侦查的材料，怎样发表于报纸上，而且又恰当克伦斯基前线进攻陷于大失败，而七月彼得格勒示威又表现布尔什维克派势力不可抵抗地长大起来的时候呢？这件事情的倡始人之一，检察官贝萨拉波夫，后来公开在报纸上说：当大家显然看见临时政府在彼得格勒毫无可靠的武力时候，军区司令部便决定，以某些猛烈的手段在军队之中造成一个心理变化。“文件的要点已经通知了泼雷奥勃来顺斯基团诸代表，此团最亲近于司令部。这通知造成何种强烈的印象，当时在场的人都看到了。从此时候起就明白，政府手里拿着如何厉害的武器。”这次试验如此成功之后，司法机关，反间谍机关和司令部，赶快将他们的发现告知司法部长。配勒凡则夫回答说：正式公布是不可能的，但临时政府现时阁员中的人“不妨以私人起意的方法公布出来。”司法机关和司令部的官员，为了这事情的利益，最好不要出面。为使这个惊人诬蔑能够传播起见，需要一个“政治人物”，以私人起意方法。那些阴谋家不难找到他们需要的人物。亚列克新斯基，旧时革命家，二届国会议员，锐声叫喊的演说家，热爱阴谋的家伙，——他有一个时候曾站在布尔什维克派的极左边。他曾认为列宁是个无可救药的机会主义者。在反动几年中，亚列克新斯基创立一个极左的小团体，他在国外继续领导着直至大战发生。大战开始，他采取一个极端的爱国立场，不久就有了一个专业：痛骂所有的人，说人人都是替德国皇帝服务的。照着这个方向，他在巴黎发展了一个大规模的侦探事业，与同类的俄国和法国爱国派合作。巴黎“外国记者会”——即协约国和中立国通信员团体，一个很爱国的又绝不苛求的团体——不得不特别决议宣布亚列克新斯基为一个“卑鄙的诬蔑者”，驱逐他出会。二月革命之后，他戴了这个头衔回到彼得格勒来，图谋以过去左派资格，混入执行委员会。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虽然是宽容的，这番却不得不议决（4月1日）拒绝他进来，劝他先去恢复他的名誉。这样劝劝是很容易的！亚列克新基决定了他还是去诬蔑别人比去恢复自己名誉更适宜些，于是同反间谍机关联络起来，为他自己的阴谋本能开辟一个全国范围的活动场地。七月下半月，他已经开始将孟什维克派纳入于他的诬蔑范围内了。孟什维克派一个领袖，丹，抛弃了观望政策，急忙在苏维埃机关报《新闻报》上（7月22日）发表一封抗议信：“……现在是阻止一个人的行事的时候了，这个人被公认为‘卑鄙的诬蔑者。’”爱莫伦科和布尔斯坦感召出来的司法女神，除了亚列克新斯基之外，竟找不出一个较好的人做她自己和舆论中间的传达者，——这不是很明白的么？正是他的名字副署在这些诬蔑的文件之上。那些社会主义部长幕后反对将这些文件送交报纸发表，两个资产阶级部长尼克拉索夫和德列钦可亦然。发表那天，7月5日，配勒凡则夫不得不辞职，政府早要赶他走的。孟什维克派暗示：这是他们的胜利。克伦斯基后来说，这位部长是因为太快发表文件，妨害了侦查，才去职的。总而言之，只要配勒凡则夫是去职而非在任，人人都觉得满意的。同日，执行委员会的常务局开会，季诺维也夫出席，以布尔什维克派中央委员会名义要求立刻设法替列宁辨诬，并防止这个诬蔑发生可能的影响。常务局不得不任命一个调查委员会。苏汉诺夫写道：“这委员会自己明白，需要调查的并不是列宁出卖俄国问题，而只是诬蔑的来源问题。”但是委员会遇着司法机关和反间谍机关嫉妒竞争，此两机关自然不愿外人干涉它们的事务。直至此时，苏维埃机关，遇有必要干预政府机关时，从未碰到困难。但是七月事变使得政权大向右倾，何况苏维埃委员会并不着急做它的工作，这工作显然是与委办此工作的人的政治利益相冲突的。妥协派比较重要的领袖——真正说起来只有孟什维克派——只要辨明同诬蔑之事无关就够了，不肯多走一步。总之，凡是不能避免坦白回答之处，他们就用几句话卸脱他们的责任。但他们不肯一动手一投足移开那悬在布尔什维克派头上的毒剑。他们的政策之最熟知的比喻，就是古时罗马总督彼拉多的态度[2]。不错。苟非如此，他们能不拖累自己么？七月事变中，惟有诬蔑列宁，才能使一部分卫戍军脱离布尔什维克派。倘若妥协派起来反对诬蔑，则容易想到伊士马伊洛夫斯基团士兵就停止替执行委员会唱马赛歌了，并且要回到他们的兵营去了，即使不是开往克希辛斯该雅邸宅去。内政部长策列铁里负有逮捕布尔什维克派之责，不久就实行了；他依照孟什维克派的总路线——实在说还是受布尔什维克派之迫——认为必须在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宣布：他本人并不猜疑布尔什维克派领袖犯奸细罪，但他控告他们阴谋政变和武装暴动。7月13日，里倍尔提出一个决议案——这个决议案本质上是宣布布尔什维克派为非法组织的——时，在说明中也认为必须声明：“我自己以为控告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罪状是没有根据的。”这种声明听的人都默不作声：布尔什维克派认为这是可耻的遁辞，爱国派则认为是多余的，因为是不利的。17日在两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托洛茨基演说道：“一种不能忍受的空气制造成功了，在此空气之中，你们和我们都一样的窒塞着。人家拿无耻的话污辱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台下有人喊：‘这是真的！’鼓噪。托洛茨基继续说。）这大厅内似乎有人同情于那些无耻的诬蔑。这里有些人是混进革命里面来投机的。（鼓噪。主席摇了好久的铃才恢复秩序。）……列宁为了革命，奋斗了30年。我奋斗了20年反对压迫民众。我们对于德国军国主义满含仇恨……惟有不知道什么是革命家的人，才会猜疑我们。我被德国法庭判决了八个月徒刑，为了反对德国军国主义……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这大厅内不许人说：我们受德国收买，因为这不是真诚革命家的话，这是下流人的话。（拍掌）”。以上是反布尔什维克的报纸登载的。布尔什维克报纸已经封闭了。然而必须注明：拍掌的仅仅是左边少数的人。一部分代表则满口怒骂。大多数人不做声。可是没有一个，连克伦斯基直接的走狗也没有，敢上台去支持官方的控告，或至少间接地替那控告辩护。在莫斯科，布尔什维克派和妥协派的斗争，一般比较温和些，——到十月时反而更残酷起来，——那里工兵两苏维埃联席会议7月10日议决“公布并张贴一篇宣言，声明关于布尔什维克派做德国侦探的控告完全是造谣诬蔑，是反革命的一个阴谋。”彼得格勒苏维埃更直接依赖于政府，不敢再走一步，只等待着那尚未进行工作的调查委员会的结论。7月5日，列宁与托洛茨基谈话，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们决心要把我们统统枪毙了么？”惟有这个意图才可以解释政府为什么要盖印于这个荒谬绝伦的诬蔑之上。列宁认为敌人能够把想出的计划实行到底，于是决意不落入他们手中。6日晚上，克伦斯基从前线回来，满装着将军们的动议，要求严厉制裁布尔什维克派。大约夜里二点钟，政府命令审判一切主持“武装暴动”的领袖，并解散那些参加“叛乱”的兵团。他们派了一队兵到列宁住宅去搜查和逮捕，这队兵只能搜查而已，因为主人已不在宅里。列宁仍旧在彼得格勒，不过躲在一个工人家里，他要求苏维埃调查委员会听他和季诺维也夫两人说话，附有一个条件，即预防反革命攻击危险。在一篇致调查委员会宣言中，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写道：“今天早晨（7月7日星期五，）加米涅夫从国会方面得到通知，说委员会要于12点钟到约定的房子来。我们写这几行字时是7月7日晚上6点30分钟，我们发觉：至今为止，委员会尚未出现，也未表示一点它的存在……调查迟延，我们不负其咎。”苏维埃调查委员会推辞不肯进行约好的调查。这事最后使列宁确信了妥协派是在卸除自己的罪责，而把本案交给白卫军自由处置。那些军官和军官生，把党的印刷厂捣毁了以后，此时正在街上袭击和逮捕每一敢出来抗议诬蔑布尔什维克派当侦探的人。因此列宁终于决定隐藏起来，——不是躲避调查，而是谨防可能的谋害。15日，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在喀琅施塔得布尔什维克派报纸上（这报政府不敢来封闭）解释他们为什么认为不可将自己交给政府机关：“根据前任司法部长配勒凡则夫一封信，星期日发表于《新时代》报上的，我们就完全明白，所谓列宁等人做侦探活动之‘案’，完全是反革命党有计划的阴谋构陷。配勒凡则夫公然说出：他将那未经证实的控告传播出去，只为的激起士兵的气愤（他自己的话，）反对我们的党。这是昨日的司法部长之自白呀！……此时俄国毫无司法保障。将自己交给政府机关，那不异于是将自己交给米留可夫、亚列克新斯基、配勒凡则夫等人之手，交给那些疯狂的反革命派之手；在反革命派看来，对于我们的控告不过是国内战争之中一个简单的插话而已。”现在只消记得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命运，就足够解释国内战争之中一个“插话”这句话的意义了。列宁晓得如何先见一着。敌方鼓动家正在捏造千百种谣言时候——如说列宁趁驱逐舰，或趁潜艇逃到德国去了之类——执行委员会中多数人赶紧责斥列宁之逃避调查。妥协派避开了此次控告的主要政治内容问题，和此时虐杀的局面问题（此次控告正在此局面之中并正为此局面提出的，）而以保卫纯粹司法的勇士资格出来说话。这是留下给他们的一切立场之中最不便利的立场。7月13日，执行委员一个决议案不仅宣布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行为是“绝对不容许的”，而且要求布尔什维克派代表“立刻坚决而明白地攻击”他们的领袖。布尔什维克派代表一致拒绝执行委员会的要求。然而在布尔维克派内部——至少其中的上层分子——关于列宁逃避调查问题，意见有点动摇。即在极左倾的妥协派当中，列宁的逃走也惹起很大的气愤，——并非都是假装的气愤，譬如苏汉诺夫的话就可以看出。我们知道苏汉诺夫自始就毫不怀疑秘密警察供给的材料完全是造谣诬蔑。他写道：“那个荒谬绝伦的控告，如烟一般消散了。没有人来证实，再没有人肯信了。”但苏汉诺夫始终不明白，列宁为什么能决定逃避调查。“这是一件完全特别的，前所未闻的，不可了解的事情。别的人一定会要求调查和审判，不论环境如何恶劣。”不错，别的人是如此。但别的人也没有一个能够成为统治阶级如此深仇大恨的对象。列宁不是什么“别的人”，他一刻不忘记了他负起的责任。他晓得如何从时局推论一切，如何为了他毕生从事的事业而漠视“舆论”的动摇。堂吉诃德[3]的品性与他无缘，正如他不会装腔作势一般。列宁，与季诺维也夫作伴，在彼得格勒郊外靠近塞士特洛勒茨克一个森林中渡了几个星期。他们夜里或下雨时候躲在一个干草堆里。以后，列宁扮做一个火夫，在一个火车头内越过芬兰边界，藏在赫尔辛基警察局长家里，他以前是彼得格勒工人。后来列宁搬近俄国边境来，住在维包格。9月底以后他秘密住在彼得格勒。暴动那一日他才出现于众人面前，差不多躲藏四个月了。七月成了无耻的诬蔑猖狂而得意的一个月。八月，诬蔑已经开始消沉了。恰好在发动攻击之后一个月，策列铁里，永远忠实于自己，觉得必须在执行委员会一次会议上重复说道：“在捕人之后一天，我已经口头答复了布尔什维克派问题；我说：‘布尔什维克派诸领袖犯了煽起7月3日至5日暴动之罪，但我并未曾疑心他们与德国参谋部相勾结。’”比这话少说一点，那不是可能的；比这话多说一点，则又是不方便的。妥协派诸党的报纸说的从没有超出策列铁里这些话以外。但因这些报纸同时严厉攻击布尔什维克派，指他们为德国军国主义的助手，那它们的呼声在政治上就与其余报纸的叫喊混和在一起了，其余报纸不是把布尔什维克派看做（客观上）鲁登道夫的助手，而是把他们看做鲁登道夫收卖的奸细。在这个合唱里发最高音的是立宪民主党。莫斯科自由派诸教授的机关报《俄罗斯新闻》发表了一个消息，说在搜查《真理报》编辑部时候，发现了一封德文信，从哈帕兰达写来的，其中一位男爵“恭贺布尔什维克派的活动，”而且预见到“这个活动将使柏林如何快活。”这位住在芬兰边境的德国男爵，很知道俄国爱国派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信。那个为害怕布尔什维克派野蛮而起来自卫的有教养社会的报纸，满载了这类的消息。那些教授和律师果真相信自己的话么？若假定他们相信，至少假定首都诸领袖相信，那未免太小觑了他们的政治判断力。即使没有顾到主义或心理，单单就事务打算，尤其就财政打算，他们也可以明白这些控告的话是荒谬了。德国政府显然不能拿思想来帮助布尔什维克派，而只能拿金钱帮助他们。但布尔什维克派缺少的正是金钱。大战中，党中央在国外穷得没有办法；一百法郎就是一笔大款；中央机关报一月出版一次或两月出版一次，列宁小心计算着文章字数，免得超出预算。战争几年中彼得格勒党组织一共用去几千卢布，大部分是用于印刷秘密传单。两年半中间，只有30万张传单在彼得格勒散发。革命之后，党员和党费自然增加得很可观。工人们非常努力地捐钱给苏维埃及其各党。律师布蓝森，劳动派，在苏维埃第一次大会上报告道：“献金，各种会费，捐款，以及节省工资，送给苏维埃，从我们的革命爆发第一日就开始了……你可以看见一幅非常动人的图画：从清早直至深夜，接连不断地有人送钱到我们这里陶立特宫来。”时间过去，工人们愈来愈加热心捐给布尔什维克派。然而党员和党费虽然迅速增加，《真理报》在篇幅方面说仍旧是各党派机关报之中最小的。列宁回到俄国不久，就写信给那在斯德哥尔摩的拉狄客说：“替《真理报》写几篇关于外交政策的文章吧——非常之短的，而且合于《真理报》的精神。（只有很少很少的篇幅，——我们正在努力设法来扩大它。）”列宁虽然立了经济上的斯巴达制，党仍是没有钱用的。替某个地方组织筹措二三千战时卢布，已经使中央委员会焦头烂额了。为得送报纸到前线去，每次都须在工人中进行特别捐款。虽然如此，布尔什维克派的报纸，到战壕里，仍然比妥协派和自由派报纸少得多。关于此事，不断地有人诉苦。“我们仅仅依赖那关于你们的报纸的传说而生活，”士兵们写道。四月间，彼得格勒党员大会，号召首都工人于三日之内募集七万五千法郎，补助购买一个印刷厂。结果募过了头，党终于有个自己的印刷厂了，——就是七月间军官生们捣得稀烂的那个厂。布尔什维克派口号影响有如燎原之火，但宣传用的物质仍旧非常地微薄。布尔什维克派个人生活尤其难于招致诬蔑。那么还有什么呢？最后分析起来，没有别的，只有列宁经过德国回来一件事。这件事最常被人用来作为证据，向那些无经验的群众证明列宁与德国政府有交情。但其实这件事证明了相反的结论：若是一个奸细，则在敌国领土旅行，一定秘密而毫无危险；惟有一个彻底自信的革命党人，敢公然将战时爱国主义的法律践踏于脚底下。然而司法部并不迟疑来实行它那不快意的任务。从过去承继下来的办事人员并非一无用处的，这些人都是在专制政治最后的时代训练出来，那时自由派议员被黑色百人团暗杀了，全国皆知凶手之名，但不能有系统地破案；反之，基辅地方一个犹太售货员则被控用了基督教小孩子的血。7月21日颁布一张拘票，以叛国罪名拘捕列宁、季诺维也夫、柯伦泰及许多其他的人，德国社会民主党员格尔方德（即帕尔乌斯）亦在其内；拘票签署者是要案侦查官亚历山德洛夫和总检察官加棱斯基。同样的刑法第51条，第100条和第108条，以后也援用来控告托洛茨基在和卢那察尔斯基，他们是7月23日被几队士兵捕去的。照那拘票文字说，布尔什维克派诸领袖“本属俄国公民，因遵照他们与其他人员之间的先期约定，意图帮助那些与俄国为敌的国家，遂与该国奸细合作，来破坏俄国军队和后方，为的消弱俄国军队的战斗力。为了这个目的，他们用着从那些国家领来的金钱，在人民和军队之中做宣传。号召他们立刻拒绝军事行动，不去进攻敌人，又为了这个目的，他们于1917年7月3日至5日之间在彼得格勒组织一个武装暴动。”虽然那时每个能读报的人，至少在首都的，都知道托洛次基在什么环境之下从纽约经过克里祥尼亚（Christiania，挪威首都奥斯陆的旧称）和斯德哥尔摩回到彼得格勒来的，侦查官仍然控告他经由德国回国。司法机关显然不愿置疑于反间谍机关交来的材料是否可靠。反间谍机关到处都不是提倡道德的机关。在俄国，这个机关乃是拉斯布丁政制的垃圾桶。军官，警察，宪兵的渣滓，以及旧时秘密警察局退职的侦探，构成了这个腐败愚蠢和全能的机关的干部。校官，尉官和准尉之类，在军事上没有作用的，便来监督各部门社会生活和政府生活，在全国中建立一种侦探封建制度。旧时的警察总督柯尔洛夫诉苦道：“局势变成绝对危险了，当那恶名洋溢的反间谍机关开始干预行政事务时候。”柯尔洛夫，在任职时候，自己也做了不少的龌龊事情，——其他不说，暗杀斯托雷平首相一案，他也间接参加的。连他那有经验的想像力也震惊于反间谍机关的活动。他写道，当那“防止敌方间谍活动的斗争……进行得很无成绩时候，”有名的冤狱常常落于完全无辜的人头上，意在明敲竹杆。柯尔洛夫曾牵涉在这样一个案件里头，他说：“我吓一跳，当‘我’听到了一个秘密侦探的假名时候，我知道这个，我在警察机关服务时他因敲竹杆被开除了。”反间谍外省负责人之一，一个叫做乌士丁诺夫的人，战前是个公证人，在他们的回忆录中，用了与柯尔洛夫相同的话写了反间谍机关的生活：“那些侦探，在调查案件时候，自己伪造证据。”再拿这个人的话来检查一下这个机关的知识水准，那更有趣味。乌士丁诺夫提到了二月革命，写道：“俄罗斯要亡国了，这是德国奸细用德国金钱造成一个革命来害它的。”这位爱国的公证人对于布尔什维克派的态度，是无须多加说明的。“反间谍机关的报告，关于列宁过去的活动，关于他和德国参谋部的关系，以及关于他收受德国金钱，都是确实可靠得足够立刻把他吊死。”克伦斯基没有吊死列宁，似乎只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卖国贼。“尤其令人骇怪的，甚至令人怒愤的，就是看见犹太人中一个饭桶小律师沙希卡·克伦斯基居然操纵国家大政。”乌士丁诺夫证明克伦斯基“是人所共知的一个奸细，曾出卖了同志。”后来发现，法国将军安浔，1919年三月从敖得萨撤退并非受了布尔什维克派压迫，而是因为得了一笔大贿赂。布尔什维克派给他的么？不是。乌士丁诺夫说“布尔什维克派与此事无关，这是共济会（FreeMasons）活动的结果。”这一类人物便是如此。二月革命之后不久，这个骗子伪造文书者，和敲竹杆专家的机关，交给一个爱国的社会革命党人弥罗诺夫去负责；他刚从国外回来。一位次长德米扬诺夫，一个“人民的社会主义者”曾以如下的话介绍他：“弥罗诺夫外表上给人一个良好的印象，……但我将不惊讶，倘若听说他不是一个完全正常的人。”这话是可信的。一个正常的人将不肯负责这样一个机关，这个机关应当干脆解散，它的墙壁应当用升汞消毒一下。革命造成了行政的混乱，反间谍机关遂划归司法部长配勒凡则夫管辖，——一个荒唐轻率的人，只求达到目的不管手段如何。德米扬诺夫在他们回忆录中又说他的部长“在苏维埃中简直没有威望。”反间谍机关人员，起初被革命吓怕了，但不久就镇静起来，在弥维诺夫和配勒凡则夫保护之下，用他们的旧行为去适应新政局。六月间，连政府报左翼也登载了反间谍机关最高级职员敲竹杆及其他罪案的消息，那个不幸的弥罗诺夫手下两个要人苏京和布洛伊也在其内。七月事变以前一个星期，执行委员会受了布尔什维克派的压迫，要求政府立刻查办反间谍机关，且许苏维埃派代表参加查办。所以这个机关人员有其职务上的理由——或宁可说生命上的理由——来尽速尽重地打击布尔什维克派。李沃夫亲王签了一条恰合时宜的法律，允许反间谍机关有权将捕来的人监禁三个月。这种控告既然如此荒诞，控告者又是那样一种人，那就必然引起了一个问题：一个正常的人如何能相信或装着相信这个彻头彻尾的大谎呢？反间谍机关的成功固然是难于了解的，倘若不是归究于战争，失败，破产，革命，以及社会斗争的激烈所造成的一般空气。自从1914年秋天以来，俄国统治阶级没有一件如意事。他们的立足地正在倾陷下去。什么事情都从他们的手中脱落了。不幸之事从各方面来到他们头上。他们如何能不去找寻一只替罪羔羊呢？旧日的总检察官柴伐次基回忆道：“完全健全的人在战时那几年惊惶之中都倾向于疑心此处或彼处有人卖国，其实那些地方可信地甚至无疑地不会有卖国事情。我当总检察官时候受理的这类案件，大多数是虚构的。”这些案件并非都是恶毒的侦探制造出来的，有时发昏了的市井小民也致成这类案件。但此时战争神经病已和革命前的政治热狂很快地配合，产生了更荒唐的果实。自由派和那些失败的将军，到处怀疑人有德国侦探作用。宫廷近悻派，被人视为亲德分子。拉斯布丁一派全体都被人相信为受波茨坦（Potsdam，在柏林近郊，德国皇帝有离宫在那里—译者）训令行事，至少自由派是如此宣布的。很多人公然指皇后做奸细。吉钦尼尔爵士来俄国时趁坐的船被德国击沉，连宫廷中人都归咎于皇后。[4]不用说，右派也立刻遭了报应。柴伐次基记载，内政部次长贝列茨基于1916年初就图谋控告国民自由派实业家古契柯夫“犯那近于战时卖国之罪。”柯尔洛夫，以前也是内政部一个次官，泄露了贝列茨基的计划，他问米留可夫说“他（米留可夫）收到20万卢布的‘芬兰’钱，替祖国做了什么光荣事业呢？——这钱是邮汇给他以他家看门人的名字收受的。”这里芬兰两字加了括弧，意思是说：这是德国钱。然而米留可夫是有名的仇德派！在政府内部，一般认为所有反对党派都受德国金钱收卖，是明白无疑的。1915年8月，预期着国会解散会激起纷扰时候，海军大臣格里高老维奇，差不多被人视为自由派，也在某次内阁会议上说：“德国人正在加紧宣传，而且拿钱津贴反政府组织。”十月党和立宪民主党，虽然气愤于这类隐有所指的话，却未尝阻止它施于左方。关于战争初起时孟什维克派齐赫泽的一篇半爱国主义演说，当时国会议长罗将柯写道：“后来事变证明了齐赫泽和德国人相接近。”你无论如何都等不着一丝一毫证据！米留可夫在他的俄国第二次革命史中说道：“2月27日革命中，‘秘密经费’的作用始终不明了，但拿以后的事情来判断，却是难于否认的。”彼得·司徒卢威，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者，现在成为反动的斯拉夫主义者（他本属于德国人血统，）他说的更加确定：“当德国计划和制造的俄罗斯革命成功，俄国本质上就已退出了战争。”同米留可夫一样，司徒卢威这里说的并非十月革命，而是二月革命。关于那个有名的“第一号命令”，即彼得格勒卫戍军代表起草的士兵自由大宪章，罗将柯写道：“我毫不怀疑这第一号命令是从德国来的。”某师师长巴可夫斯基将军告诉罗将柯说：那个第一号命令“从德国战壕里大批供给于他的部队。”古契柯夫在帝制时代被控卖国，到了自己做军政部长时候，就急忙控告左派的人卖国，古契柯夫四月告军队命令，说道：“有些人仇恨俄国而且无疑替敌人办事，他们已经混进作战军队里面了，以我们的敌人特长的坚忍心混进来的；显然为了实行敌人的要求，他们正在宣传必须尽速终止战争。”关于反对帝国主义政策的四月示威，米留可夫写道：“罢免两个部长（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的任务，是德国直接指令的，”凡是参加示威的工人，每日从布尔什维克派领15卢布。这位自由派历史家拿着这把德国金钥匙就解答了那些疑谜，当他做政治家时候，碰到这些疑谜几乎把头撞破了。那些爱国派社会主义者，骂布尔什维克派是德国统治分子的不自觉的同盟者，即使不是德国奸细；但右派也是如此骂他们。我们已经听过罗将柯如何详论齐赫泽。罗将柯连克伦斯基也不容情哩。“正是他，毫无疑义的，为了暗中同情布尔什维克派，但也许兼为了其他缘故，才迫使临时政府”容许布尔什维克派回俄国来。所谓“其他缘故”，不外是贪求德国金钱而已。宪兵将军斯比里多维趣，在他那怪异的回忆录中（此书译成了数种外国文，）提到了社会革命党上层分子有很多的犹太人，接着说：“他们之中也有一二个俄国人名字，譬如未来的农政部长，德国侦探，维克多·欠尔诺夫。”并非仅仅这个宪兵怀疑社会革命党这位领袖。七月打击布尔什维克派之后，立宪民主党立刻高呼反对农政部长欠尔诺夫，一个被疑为与柏林有勾结的人；这位不幸的爱国派便不得不暂时辞职，为的替自己辩白。1917年秋天，爱国的执行委员会有训令给孟什维克史高倍列夫去参加一个国际社会党会议，为了这个训令，米留可夫在预备国会上演说，以吹毛求疵的句法分析，证明这个文件显然是“从德国来的”。这个训令的文章，同妥协派其他文件一般，的确写得很坏的。来得太迟的民主政治，没有思想，没有意志，战战兢兢地向左右两方观望，文章斟酌又斟酌，直至像从外国文译来的一篇坏的译文，——恰好同这个民主政治自身是外国过去时代地影子一般。然而在这一点上，鲁登道夫并不任其咎！列宁经过德国回来，此事供给爱国派煽惑以永不竭尽的藉口。但是资产阶级报纸，好像证明：爱国主义无疑是它们政策之中一个柔顺的工具，当列宁初来时候，它们用虚伪的善意欢迎他，直至明白了他的社会政纲之后，才肆无忌惮地骂列宁“亲德”。它们认为，“土地，面包与和平，”这类口号，列宁只能从德国带来。此时还没有爱莫伦科的发现哩。托洛茨基和其他好多亡命者从美国回来，被英王乔治五世的军事当局逮捕于哈里发克士(Halifax)以后，驻彼得格勒的英国大使，以一种难以仿效的英国式俄文正式通知各报说：“克里祥尼亚号上的俄国公民被拘留在哈里发克士，因为英国政府得到消息，知道了他们与德国政府资助的一个计划有关系，意图推翻俄国的临时政府……。”布哈南爵士这个通知是4月14日发的，那时不仅布尔斯坦，连爱莫伦科也未露脸哩。米留可夫以外交部长的地位，却不得不经过俄国大使纳博科夫要求英国政府释放托洛茨基，并许他回俄国来。纳博科夫写道：“英国政府知道了托洛茨基在美国的活动，觉得进退两难。‘这是恶意呢，还是盲目？’英国人耸耸肩膀，明白了危险，警告我们。”然而劳合·乔治不得不让步。为了回答托洛茨基在彼得格勒报纸上责问英国大使的话，布哈南有点难为情地收回了他第一次的通知，而声明说：“我的政府拘留一群亡命者在哈里发克士，只为的等待俄国政府来证明他们的身份……这便是俄国亡命者被拘留的全部故事。”布哈南不仅是绅士，他还是外交家哩。在六月初国会议员会议上，那个被四月示威逐出政府的米留可夫，要求逮捕列宁和托洛茨基，明白指出他们勾结德国。第二天在苏维埃大会上，托洛茨基宣布说：“除非米留可夫证实了或撤回了这控告的话，他的脸上总刻着无耻的诬蔑者金印。”米留可夫在《言语报》上回答说：他“的确很不高兴看见列宁先生和托洛茨基先生还在法外逍遥，”但他要求逮捕他们，“并非根据他们做德国奸细为理由，而是因为他们充分触犯了刑法。”米留可夫是外交家，却不是绅士。列宁和托洛茨基之必须逮捕，他是完全明白的，爱莫伦科未曾作证之前就明白了。怎样依照法律手续来拘捕他们呢？——那是属于技术问题。自由派领袖在政治上玩弄这把尖刀还远在它配上“法律”形式之前哩。关于德国金钱的这个神话的作用，在临时政府办公厅主任立宪民主党人纳博科夫（不可与上面说的驻伦敦俄国大使混为一人）所讲的有声有色的一件事情中见得最清楚。在某次政府会议上，米留可夫讨论其他问题时候偶然说道：“德国金钱在那推进革命诸因素之中发生了作用，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这话很合于米留可夫的性格，虽然说得温和一点。“克伦斯基发了脾气。他拿起他的公文包摔在棹上，喊道：‘米留可夫既然敢在我面前诬篾俄罗斯大革命的神圣事业，我就不愿意在这里多留一分钟。’”这也非常合于克伦斯基的性格，虽然他的姿势也许被夸大了一点。俄国一个古训，教我们不要吐痰在我们要喝水的井里。当十月革命损害了他时，克伦斯基想不出比这个德国金钱神话更好的手段来反对十月革命。这话在米留可夫嘴里是“诬蔑神圣事业”，在布尔斯坦嘴里，克伦斯基就认为是神圣事业来诬蔑布尔什维克派了。亲德和奸细的嫌疑，构成一条不断的锁练，从皇后，拉斯布丁和宫廷近悻，经过内阁，司令部，国会，自由派报纸，直至克伦斯基和一些苏维埃领袖，——这条锁练，人家看来首先觉得它单调得很。那些政敌似乎坚决不肯多劳他们的想像力：他们不过把同样的旧罪状，从这里搬到那里罢了；搬动的方向，大体是从右向左的。七月间对于布尔什维克派的诬蔑绝非一个晴天霹雳。这是张皇和仇恨的自然产物，这是那条可耻的锁练之最后一环，这是刻板的诬蔑公式应用于新的和最后的对象，容许昨日的原告和被告有调和余地。统治集团的所有耻辱，所有恐惧和所有痛苦，现在都朝着那个党派发泄了，——它站在极左方，而且最完全地代表革命的不可征服的力量。事实上，有财产的阶级，若非最后挣扎一下，努力使布尔什维克派陷于血泊和污泥之中，又如何肯让位于布尔什维克派呢？那条诬蔑锁练，由于长久使用而卷成一团，必然注定要落在布尔什维克派头上。反间谍机关一个少尉之告发，仅仅是陷于无出路地步的有财产的阶级的梦呓表现出来罢了。为此之故，那个诬蔑才得发挥如此惊人的威力。疑心有德国奸细，这自然不纯然是梦呓。德国人在俄国进行侦探工作，比俄国人在德国做的好得多倍。只消回忆帝制时代陆军大臣苏洪姆林诺夫负了柏林亲信者嫌疑而被捕这个事实就够了。也无疑，德国奸细不仅混进宫廷和黑色百人团里面，而且混进左派分子里面。奥国和德国政府，从战事初起时便买好于分离派，首先买好于乌克兰和高加索亡命者。1917年四月新招的爱莫伦科，就派过来做乌克兰分离运动，也是一件有趣味的事情。早在1914年秋天，列宁和托洛茨基在瑞士就在报纸上号召与那些革命家决裂，他们吞了德奥军国主义的钓饵。1917年初，托洛茨基又在纽约出版的报上，同样警告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李卜克内西的信从者；英国大使馆密探正在设法同他们发生关系。但是德国政府虽然买好于分离派，不过要消弱俄国力量和威吓俄国皇帝而已，并不想推翻帝制。关于此点，最好的证据就是二月革命之后德国人在俄国战壕散发的一张传单，此传单曾于3月11日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宣读。“起初英国人同你们的皇帝携手；现在他们转过来反对他，因为他不答应他们的自私自利要求。他们推翻了你们的皇帝，推翻了上帝赐给你们的皇帝。为什么发生此事呢？因为他明白了而且泄露了英国人的虚伪而狡诈的诡计。”这个传单的形式和内容都可保证确是德国方面散发的。正如你不能仿效一个普鲁士少尉，你也不能仿效他的历史哲学。霍夫曼，一个戴将军头衔的普鲁士少尉，认为俄国革命是在英国计划的和准备的。这话虽然荒谬，但不如米留可夫和司徒卢威理论之甚，因为波茨坦始终希望和皇村单独媾和，而伦敦则比什么都害怕这个单独媾和。直到恢复帝位显然成为不可能以后，德国参谋部才转而希望以革命过程消耗俄国国力。就拿列宁经过德国回俄一件事来说，起意者也不在德国方面，而是列宁自己，——事实上，最初的办法还是孟什维克马尔托夫想出来的哩！德国参谋部不过允承此事而已，而且多分要迟疑了一会才决定的。鲁登道夫对自己说：救星或将从此方面来吧？在七月事变时候，布尔什维克派自己在某几件出人意外的而且显然有计划的过火行为中搜寻外来的罪恶的魔手。那几天，托洛茨基写道：“在这里面，反革命挑唆和德国奸细发生了什么作用呢？这个问题，现在很难得确定回答。我们必须等候确实调查的结果……但现在也可以确定地说：确实调查的结果将使人明白黑色百人团匪徒的工作，以及金钱，贿赂的作用，不论是德国钱或英国钱或百分之百的俄国钱或三种钱都有。但是无论何种司法调查都不能改变此次事变的政治意义。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群众，并未被人收买，也不能被人收买。他们并没有替德皇威廉，替英国大使布哈南，或替米留可夫办事……这次运动是受激发于战争，于即将到来的饿荒，于抬起头来的反动，于政府的彷徨无主，于冒险的前线进攻，于工人和士兵之政治的疑惧和革命的担忧……”一切档案材料，文件和回忆录，自从战争和两次革命以来公布于世的，都毫无疑义地证明了：德国奸细在俄国革命过程中之作用，从未有一个时候超出于军事警察领域以外而进入大政治领域。自从德国自己也发生了革命以后，上面那一点还需要多说么？那些被人认为万能的德国奸细，到了1918年秋天，当着德国工人和士兵面前，变成了何等可怜而无力！“我们的敌人送列宁到俄国来，这个算盘打得绝对正确，”米留可夫说。鲁登道夫自己估量这件事的效果，则完全不是这样。他提到俄罗斯革命，替自己辩护说：“我想不到它会成了我们自己权力的坟墓。”这话不异于表示，两个战略家——一个是鲁登道夫他允许列宁回国，一个是列宁，他接受这个允许——之中，还是列宁看得更远，更准些。鲁登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诉苦说：“敌人的宣传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二者在德国境内寻求同一个目的。英国拿鸦片给中国，我们的敌人则拿革命给我们……”鲁登道夫控告协约国的事情，正是米留可夫和克伦斯基控告德国的事情。被侮辱的历史智慧，报复得如此残酷！但鲁道夫并不停止于此。1931年2月，他通告全世界说，布尔什维克派背后立着国际资本，尤其犹太资本，联合起来反对帝制的俄国和帝制的德国。“托洛茨基从美国经过瑞典回到彼得格勒来，携有国际资本家一笔大款。还有其他的钱，是犹太人参孙从德国供给布尔什维克派的。”（见鲁登道夫的《人民观察报》，1931年2月15日）无论鲁登道夫的话如何与爱莫伦科的话不符合，总有一点是相同的，即：确有一部分金钱从德国方面来，——不是从鲁登道夫来的，当然，却是从他的死对头参孙来的。不过这个见证仍未能把整个问题解决得完美无缺。但是这个诡计并不是鲁登道夫发明的，也不是米留可夫和克伦斯基发明的，虽是他们第一次拿来大规模使用。“参孙”，在历史上有许多前辈，既是犹太人又是德国奸细。费孙伯爵，法兰西大革命时候瑞典驻法大使，热烈拥护国王政权，尤其拥护王后政权，他不止一次如此报告斯德哥尔摩他的政府：“犹太人爱弗蓝，柏林赫茨堡先生（普鲁士外交大臣）的密使，正在拿钱供给他们（雅可宾派），不久之前他又收到60万里华。”稳健的报纸《巴黎革命报》则揣测在共和革命期间，“欧洲外交家的密使曾混入轻躁无常的群众中间，譬如犹太人爱弗蓝，他是普鲁士国王的密探……”那个费孙又报告道：“雅可宾派本来要失败的，但是受他们收买的贱民帮助了他们。”如果布尔什维克派每日拿钱给参加示威的人，那他们不过学雅可宾派罢了，而且收买“贱民”之钱，二派都是从柏林领来的。18世纪和20世纪革命党人行动如此相似，的确是很惊人的，但他们的敌人诬蔑他们的话更加惊人地相似。可是我们不需要限止在雅可宾派。一切革命和内战的历史，毫无例外地指示出：那个受威吓的或被推翻的统治阶级，总不肯反身探求自己失败的原因，而把责任推到外国奸细和密使身上去。这一点，有学问的历史家米留可夫必然知道，就算粗粗读过历史的克伦斯基也必然知道。然而为了做政治家，他们就被自己的反革命作用所欺瞒了。关于外国奸细的革命作用诸种议论，正如一切可为典型的群众误会一般，本有一个间接的历史根据。有意地或无意地，每个民族在其生存发生危险的时代，都要广泛而大胆地借用其他民族的库藏。而且住在国境以外的人或侨民回国者，也往往领导革新的运动。如此，在保守的分子看来，新思想和新制度首先就是异国的外人的物品。乡村反对城市，外省反对首都，小资产阶级反对工人，都假托是保存国粹而抵制外来的影响。米留可夫把布尔什维克运动形容为“德国人的运动，”最后分析起来，正如俄国农奴几百年来把所有穿城里衣服的人都看做德国人[5]一般的道理，所不同的就在于农奴的误会是诚实的。1918年，即十月革命之后，美国政府出版局很得意地印行了一本集子，专收那关于布尔什维克派勾结德国人的文件。这个笨拙的伪造，经不起一点考证，却被好多受教育的有见识的人相信，直至后来发现了：那些文件原稿大家以为是从各国产生的，其实乃是同一架机器制造出来。伪造者并未依照普通规则对待主顾：他们显然认为政治上对于暴露布尔什维克派罪恶之要求可以盖住考证批评地声音。他们这样想并没有错，因为他们卖得了高价。然而美国政府，同那斗争的舞台隔了一个大洋，对于这件事不过感觉次等的或三等的兴趣罢了。但是政治的诬蔑，又为什么如此贫乏，如此单调呢？因为社会心理是经济的和保守的，为了目的，不愿耗费超过需要的努力；宁可借用旧的，非万不得已不去创造新的，即使非创造新的不可，也是配合了旧的原素在里面。每个新起的宗教并不去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不过把过去的迷信改头换面抄袭下来而已。哲学体系也是这样造成的，法律和道德的学说亦然。单独的个人，连有天才者也算在内，如同养教他们的社会一样，也是沿着不和谐的道路发展的。勇敢的想像力与那对已成的偶像的卑鄙崇拜存于一人之心。大胆的飞扬，与鄙俗的成见相协调。莎士比亚拿古代传下来题材培植他的创造力。帕斯卡用或然论证明上帝存在。牛顿发现万有引力而相信启示录。马可尼在教皇宫中安下无线电台，而基督的尘世代表就用无线电播散他的神秘的祝福。在平时，这些矛盾未曾超出惰性法则以上，但在危急时候则含有爆炸力量的。那些受过教育的阶级，一到自己的物质利益遭遇危险，就将所有的成见和错误都调动出来——这些本是人类拖在背后走的。我们能过于苛责旧俄罗斯那些倒台的主人么：假如他们不分皂白从那些先他们被推翻的阶级借来材料以构成他们失败的神话？自然，事变之后许多年，克伦斯基还在他们的回忆录中重提爱莫伦科的旧案，至少可以说：那未免是多余的了。战争和革命那几年诬蔑的事情，我们说过，是惊人的单调。然而也含有一点变化。量的累积可以产生一个新质。其他党派相互间的斗争，若拿来与它们共同对付布尔什维克派的斗争比较来看，不过是兄弟阋墙罢了。它们（与布尔什维克派）相互间的冲突可以说是演习另一种冲突，一种决生死的冲突。而它们相互间虽然刻薄攻击（对方）勾结德国，不过说说罢了，从未曾实行到限界。七月情形完全不同。在进攻布尔什维克派之中，一切统治势力，政府，法院，反间谍，司令部，官吏群，市政局，在苏维埃占多数的党派，他们的报纸，他们的演说家，——都构成一个庞大的整体。他们相互间的歧异，犹如音乐合奏之中各种乐器的不同声调，只有加强一般的效果。两个无聊的人的笨拙的发明，居然高升为一个历史因素。诬蔑的话如同尼亚加拉瀑布倾泻下来。倘若你注意到那个背景——战争和革命——和被告者的身份——几百万群众的革命领袖，他们正在领导自己的党走上政权——那么你就可以毫不夸大地说：1917年7月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诬蔑之月了。[1]帕尔乌斯(Parvus),原姓格尔方德，1867年生于俄国。从90年代起积极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属党内左翼。20世纪初又积极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作，为《火星报》撰稿，参加俄国1905年的革命，同托洛茨基—起提出了“不断革命”论，托洛茨基被捕后，曾担任过地下彼得堡苏维埃主席，接着被逮捕流放。一战期间沦为极端社会沙文主义分子，从军用粮食的投机中大发横财。1924年病死于德国。当时《真理报》评论说此人的一生是第二国际的象征，“第二国际的整个政策，从革命的决定(五一节)到支持沾满血污的资本主义止，都在这个以大革命家始，而以大投机家、艾伯特的顾问终的人身上得到了体现”。－C.R[2]《圣经》中的故事。总督彼拉多明知耶稣无罪，但仍以乡愿的态度把耶稣交给犹太教众钉十字架，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C.R[3]Donquiehotte，塞凡地斯小说的主人翁，羡慕古时侠士舍己救人，闹出许多笑话。——译者。[4]译者按，大战时英国陆军大臣吉钦尼尔将军（Lordkitchener）,1916年来俄途中，坐舰被德国潜艇击沉，死于海里。[5]译者按，俄国农民称德国人为Nemetz,此字本是“哑子”之意，或“不能说俄语者”之意。因之，凡外国人，农民也都称之为Nemetz，甚至城里的人到乡下去亦被称为Nemetz。<<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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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七月时布尔什维克派能取得政权么？<<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上）>>第三章七月时布尔什维克派能取得政权么？被政府和执行委员会禁止的示威，乃是一个大规模的示威。第二日参加者不下50万人。苏汉诺夫痛骂七月事变的“鲜血和污秽”，却不得不说：“把政治结果抛开，我们却不能不佩服民众的可惊异的运动。即使认为这运动是不幸的，它的自发的伟大的规模也能令人欢观止矣。”根据侦查委员会的计算，29人被杀，114人受伤，——双方数目约略相同。这运动是从下层发起的，与布尔什维克派无干——在某种限度之下，甚至是反对布尔什维克派的——这一点，起初连妥协派也承认。但在7月3日夜里，尤其到第二天，官方意见开始改变了。这运动被宣布为“暴动”，布尔什维克派是它的组织者。史丹开维奇，一个接近克伦斯基的人，后来写道：“在‘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口号之下，发生了一个有组织的布尔什维克派暴动，反对苏维埃中占多数的一派，这一派人当时是诸保卫祖国的党派组成的。”这个组织暴动的控告，不仅是政治斗争的一个方法。六月间，那些人感觉到布尔什维克派对于群众的强大影响，从此简直不肯相信工人和士兵能涌起一个运动超出布尔什维克派。在执行委员会某次会议上，托洛茨基企图解释时局说：“他们骂我们制造群众情绪；这是错误的，我们不过努力表达群众情绪罢了。”十月革命后，敌派出版的著作，尤其苏汉诺夫的书，都说：布尔什维克派只因七月暴动失败不得不掩饰他们的真正目的，而拿群众的自发运动来解嘲。但是一个武装暴动，业已牵引几十万人入其漩涡之中，它的计划能够隐藏起来如同珠宝一般么？十月时，布尔什维克派为情势所迫难道不是不仅完全公开号召群众起来暴动，而且当着众人眼睛准备这个暴动么？如果说没有人发现出七月有此计划，那只因为根本没有这个计划。机关枪兵和喀琅施塔得水兵进入彼得·保罗堡垒，本是得到里面守兵同意的——妥协派特别坚持这堡垒是被“攻占”的——绝非一个武装暴动行为。这堡垒设在一个河岛上，与其说是军事要塞，宁可说是一个监狱，也许可以用做退下来的人的避难所，绝非可以作为进攻之用的。示威者到陶立特宫去时，漫不经意地在那些最重要的政府机关前面经过，——要占据那些机关，普地洛夫工厂的赤卫队就有足够的力量。他们占领彼得·保罗堡垒，恰恰同他们占领街道，哨岗和广场一般。还有一个附加的动机，就是这个堡垒靠近克希辛斯该雅邸宅，必要时还可以援助它。布尔什维克派尽了一切力量使得七月运动只成为一个示威。但是这次示威，果然不曾由于事物本身的逻辑，越出那些界限以外么？这个政治问题是比刑事案件更难于确定回答的。刚在七月事变发生过后，为估计这个事变，列宁写道：“一个反对政府的示威，——这是此次事变形式上最恰切的称呼。但问题就在于：此次并不是普通的示威。比示威大得多，却逊于一个暴动。”群众一旦把握了某种思想，他们就要实行起来。工人，尤其士兵，虽然信任布尔什维克党，却未曾觉悟，他们只有得到党的号召和在党领导之下才可以出来。二月和四月之经验，宁可说是给他们以恰恰相反的教训。如果五月间列宁说工人和农民比党更革命一百倍，那他无疑是概括了二月和四月的经验。但群众也用他们自己的方法概括了这个经验。他们对自己说：“连布尔什维克派也坐失时机并拉我们后退哩。”示威群众在七月那几日已有决心，若有必要则消灭那个官方政府。资产阶级方面若来抵抗，则用武力对付之。在此限度之下，确有一个武装暴动成分在。虽然有此决心，但未曾实行到一半，更不用说实行到底了；这是因为妥协派迷乱了全部局势之故。在本书第一卷里，我们详细说了二月政制的离奇现象。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从革命民众之手得到了政权。他们并未曾提出过争取政权的任务。他们并未曾夺得政权。他们是反乎自己意志而被他人强迫接受政权。他们又是反乎群众意志，图谋将这政权奉送给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众并不信任自由派，但信任妥协派。可是妥协派并不信任他们自己。在他们立场上说，这是对的。即使将整个政权交给资产阶级，民主派仍能成为一个力量。一旦把政权抓在自己手里了，他们连自己都要变为零的。政权差不多要自动的从民主派手里滑落于布尔什维克派手里。这个不幸是无法可以补救的，因为俄国民主派生来就是一个零，而此不幸即含于此零之中。七月示威者要使政权还给苏维埃，但为此之故，苏维埃必须同意接受政权。然而在首都，工人和卫戍军中积极的士兵大多数人已经拥护布尔什维克派了，苏维埃中的多数却仍然属于——由于那个惰性定律作用，凡代议制度都受此定律所支配——那些小资产阶级党派，他们认为损害资产阶级政权就是损害他们自己。工人和士兵明白觉到了，他们的情绪和苏维埃的政策之间互相矛盾，——换一句话说，即是他们的今日和他们的昨日之间互相矛盾。他们出来示威，要求一个苏维埃政府，此时他们绝不信任在苏维埃中占多数的那些妥协派。但是他们不晓得如何处置那些妥协派才好。若是用暴力推翻他们，那就等于解散苏维埃而非送政权给苏维埃。在找得一个办法改变苏维埃成分以前，工人和士兵图谋以直接行动方法使苏维埃服从群众的意志。两个执行委员会关于七月事变发了一个布告，其中妥协派气愤地号召工人和士兵起来反对示威者，据他们说，示威者“企图以武装的力量来压迫你们的代表去服从他们的意志。”好像示威者和选举者是两种人。不是同一工兵群众的两个不同名称！好像选举者没有权利叫被选举的代表来服从他们的意志！好像这个意志并非要求他们履行应尽的责任，——即为了民众利益去接受政权！聚集在陶立特宫周围的群众，向执行委员会叫喊的，正是那个无名工人挥动粗拳向欠尔诺夫叫喊的话：“把政权拿去罢，既然人家送给你了！”妥协派则调哥萨克兵来作为回答。这些民主派绅士，宁可要一个国内战争，同民众作对，而不愿不流一滴血将政权接受在自己手里。国内战争是白卫军先开火的，但其政治的空气则是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造成的。工人和士兵要那个机关接受政权，那个机关偏偏用武力来抵抗，——这事令群众糊涂起来。政治的轴心已经脱离他的强大的群众运动了。如此，七月运动就变成了一种部分的以武装暴动手段来实行的示威。这样说也是可以的：这是一个半暴动，趋向于那种目的，这种目的本来除了示威手段之外，是不容许用其他手段来达到的。妥协派虽然拒绝政权，却未曾完全交付于自由派，——一来因为他们害怕自由派（小资产阶级总是害怕大资产阶级），二来因为他们替自由派害怕。一个纯粹的立宪民主党内阁，立刻就要被群众推翻的。此外，米留可夫说得很对：“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在反对擅自的武装行动之时，也巩固了那在4月20日和21日纷扰之中宣布的他们自己的权利，即唯有他们可任意调遣彼得格勒卫戍军的武力。”妥协派继续盗用着他们枕头底下自己的权力。为了以武力抵抗那些在旗帜上写着“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人之故，苏维埃不得不事实上集中权力在自己手里。七月那几日，执行委员会甚至还走得更远些：它正式宣布它的最高权力。它的7月4日决议案说道：“如果革命的民主派认为必需将一切权力交于苏维埃之手，那也只能由两执行委员会的全体会议来决定。”执行委员会一面宣布那个拥护苏维埃政权的示威为反革命的暴动，一面又造成自己为最高权力，并且决定政府的命运。7月5日黎明，那些“忠实的队伍”开进陶立特宫时候，指挥官报告说，他的部队完全无保留地服从执行委员会。没有一个字提到政府！但是那些反抗者也是要服从执行委员会，认它为最高权力啊！彼得·保罗堡垒投降时候，守军认为只消宣布他们服从执行委员会便够了。没有人要求服从政府机关。从前线召回的队伍也是完全接受执行委员会调遣。如此为什么还要流血呢？这个冲突如果发生于中世纪末期，则互相屠杀的两个营垒必然都是引用《圣经》文句的。形式主义的历史家事后一定要论断说，两方面都是为了对《圣经》文句的真解而战争。大家知道，中世纪手工业工人和不识字的农民，有一种奇异的热情，愿意为了对《约翰启示录》中文辞上的异义原故而战死，正如俄国“分离派”不惜被人歼灭，只为的决定：应该用二个指头或三个指头来画十字的问题。其实，这种信条底下隐藏着——在中世纪同在现时一样——生活利益的冲突；我们必须设法把这冲突发现出来。《福音书》上同一句话，在某些人看来是奴隶之意，在其他人看来则是自由之意。但还有一个更新鲜更切近得多的事例。1848年6月在法国，隔着障碍物相打的两方面都叫喊着“共和国万岁！”所以六月战争，在小资产阶级唯心论者看来，乃是一种误会，因一方面的懈怠和他方面的热烈而造成的。事实上，资产者要的，是一个为了他们自己的共和国，工人们要的，则是一个为了大家的共和国。政治口号用来掩饰利益的时候多，用来据实表明利益的时候反而少些。二月政制虽然离奇难解——再加上妥协派用马克思主义的和民粹派思想的天书来装饰这个政制——但阶级间的真实关系是颇容易看得出来的。只消注意到妥协党派的双重性格就够了。受过教育的小资产阶级倾向于工人和农民，但同地主和厂家过从甚密。下层阶级的要求经过苏维埃提到官方的国家来，执行委员会既为苏维埃组织中一个重要成分，便同时可以作为资产阶级的一种政治屏风。诸有财产的阶级“服从”执行委员会，只当执行委员会把政权推让给它们的时候。群众服从执行委员会，也只当他们希望执行委员会可以变成工农的统治工具时候。不能两立的阶级倾向在陶立特宫内交互错综着，各方都借执行委员会之名作护符：一方是出于不了解和轻信，一方则出于冷静的打算。斗争不多不少，恰恰是为着“谁来统治国家”的问题，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但既然妥协派不愿接受政权，资产阶级又无力量保持政权。那么在七月间布尔什维克派可以夺取政权么？在那危急的两天内，彼得格勒的政权完全脱出政府机关之手了。那时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感觉到它自己完全无能。在此情形之下，布尔什维克派并不难夺得政权。外省某几处，他们也可以夺得政权。既然如此，布尔什维克党不肯暴动，是对的么？他们若是先在首都以及某些工业区域巩固了地位，不可以渐渐扩张其统治至全国范围么？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大战末年，最有助于欧洲帝国主义和反动之胜利的，就是那几个月克伦斯基的统治，它使革命的俄罗斯陷于精疲力竭，而且在欧洲交战国军队和劳动群众眼中大大损害俄国的精神权威，——他们满含希望期待着革命的新言（NEWWORD）。无产阶级革命若能缩短四个月的生产苦痛，那就是很大的收益了。那时布尔什维克派接收来的国家不至如此民穷财尽，而革命在欧洲的权威也不至如此堕丧。这不仅能增高与德国进行谈判时苏维埃的地位，而且可以大大影响于欧洲和战问题。这个推测实在是太迷人了。然而党的领袖们没有走上武装暴动之道路是完全对的。夺得政权还不够。必须能保持政权。十月间，布尔什维克派估量他们的时候到了，而最困难的日子还是在夺取政权以后。需要工人阶级力量极度绷紧，才可以抵御敌人无量数的攻击。七月间，连彼得格勒工人也未曾有此决心做那坚忍不拔的斗争哩。虽然能够夺得政权，他们却要送给执行委员会。首都无产阶级虽然极大多数倾向于布尔什维克派，却仍未剪断那个二月脐带，将他们拴缚于妥协派的。许多人还存了幻想，以为一切事情可以靠言语和示威办成的，——吓吓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人，就可以使他们同布尔什维克派合行共同的政策。连阶级中先进部分，也没有明白观念：究竟走何道路才可以达到政权。不久之后列宁写道：“事情现在明白了，7月3日和4日，我们的党的真实错误，只有这一点……即是党还认为，由苏维埃方面政策的改变，一种和平的政治转变是可能的。事实上，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人为了与资产阶级妥协，已经纠缠束缚到这个的地步，而资产阶级则反革命到如此程度，以致早没有什么和平转变可言了。”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既如此不整齐一致，既如此没有充足决心，更不用说起农民出身的军队了。卫戍军以它的7月3日的行动，完全让布尔什维克派有可能夺取政权；但是卫戍军中尚有一些中立的队伍，他们在4日晚上决然倾向于爱国党派一方面。7月5日那些中立的兵团都站到执委员会一边去，至于那些倾向布尔什维克派的兵团则努力表示中立的色彩。使政府能自由活动起来的，正是这个而不是姗姗来迟的从前线调回的军队。倘若布尔什维克派于7月4日夜间急躁的夺得了政权，彼得格勒卫戍军将不仅不会去保卫这个政权，而且在那从外面来的不可避免的打击之下，将拦阻工人去保卫这个政权。在作战军队方面，局势更加不利。要求和平和土地的斗争，使得军队对布尔什维克派口号极表好感，尤其自从6月进攻以后。但是所谓士兵中“自发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意识上并未曾与某一党或其中央委员会或其领袖们相一致。这个时期士兵的书信明白写出了军事这个状况。一个士兵从前线写来信道：“你们记着罢，部长先生，以及诸大领袖，我们不很明白党派的事情，只晓得过去和未来相隔不远。从前皇帝把你们充军西伯利亚或监禁在牢狱里，将来我们要拿到利刀戳进你们的屁股哩！”这几行字固然是痛恨那些高高在上的人，那些欺骗士兵的人，但也同时承认士兵们自己没有办法。“我们不很明白党派的事情。”军队不断起来反抗战争和军官，为此目的从布尔什维克词汇中选取口号。但离那为了送布尔什维克派去当权的暴动，还远得很哩。为了镇压彼得格勒，政府从最近首都的防军中挑选来一些可靠的队伍，却未曾遭遇其他队伍积极反对，队伍开到首都也未曾遭遇铁路工人的阻拦。那个心怀怨望的，违抗命令的，容易激发的军队，在政治上还是未曾成形的。军中还少有坚固的布尔什维克核心，能够给那散漫的士兵群众的思想和行动以一个统一的方向。他方面，妥协派为了唆使前线来反对彼得格勒和后方农民，又使用那个恶毒的武器而相当成功，——三月间反动派曾图谋使用这个武器来反对苏维埃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派对前线士兵说：彼得格勒卫戍军，受了布尔什维克派影响，不肯派遣补充的队伍上前线去替代你们；工人不肯为了前线需要来做工；工农若是听了布尔什维克派的话，现在就夺取土地，那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留下给前线的人。士兵们需要一些补充的经验才能懂得：政府究竟是为谁守护土地的，为了在前线的农民呢，还是为了地主？在彼得格勒和前线军队中间还隔着外省人民，他们对于七月事变的反应，本身就可以作为很重要的事后证据，判定布尔什维克派应否于七月间直接夺取政权的问题。甚至在莫斯科，革命脉搏也比在彼得格勒弱得多了。布尔什维克派莫斯科委员会会议中发生了非常激烈的辩论。一些属于党的极左派的人，如布卜诺夫，主张占据邮政局、电报局、电话局、《俄罗斯之声报》编辑部，即是主张走上暴动道路。党的委员会一般是很稳健的，决然拒绝了这个提议，认为莫斯科群众绝无决心做这行动。然而决定举行一个示威，不管苏维埃的反对。很广大的工人群众走向史高倍列夫斯基广场去，喊的口号与彼得格勒一样，但远无彼得格勒的激昂。卫戍军的反应并不一致，有些队伍参加示威，但只有一队是完全武装的。炮兵大卫多夫斯基后来在十月斗争中占一个重要位置，他在回忆中证明七月时莫斯科并无准备，主持示威的领袖因为失败感觉灰心。在伊凡诺夫·伏士尼辛斯克，这个纺织业中心，苏维埃早在布尔什维克派领导之下，——彼得格勒事变消息传来时还夹着一个谣言，说临时政府倒了。执行委员会夜里开会决定监督电话和电报以为先决手段。7月6日工厂停了工。四万人参加示威，其中好多携带武器。到了知道彼得格勒示威没有达到胜利时候，伊凡诺伏·伏士尼辛斯克苏维埃急忙收兵。在里加，受了彼得格勒来的消息影响，7月5日夜里，倾向布尔什维克的拉脱维亚轻步兵和“敢死营”发生冲突，这爱国派的“敢死营”不得不退走。里加苏维埃当夜通过一个决议案，赞成苏维埃政府。二日之后，同样的决议案也在乌拉尔首府也加德林堡通过了。“苏维埃政权”这个口号，早几个月仅仅以党的名义提出来，自此以后成了若干地方苏维埃的纲领，——这事无疑表示大大进了一步了。但是从议决赞成苏维埃政权，到那在布尔什维克旗帜下举行暴动，还有一段长路。在国内某些地方，彼得格勒事变成了导火线，引起了属于一种私的性质的剧烈冲突。在尼齐尼·诺伏高老特从前线退下来休息的士兵，好久就拒绝再往前线去，莫斯科派来的军官生为强迫他们服从，因为太强暴，激起了当地两团士兵的义愤。开了火，杀死和打伤了人。那些军官投降了，缴械了。当地政府消灭了。莫斯科派来一支讨伐军，由三种军队组织而成。带兵的是莫斯科军区司令，那个容易冲动的凡尔霍夫斯基上校（后来做克伦斯的陆军部长），和莫斯科苏维埃主席，那个老孟什维克兴楚克，一个没有军人气质的人，后来主办合作社，又后来做苏联驻德大使。然而他们寻不出人来讨伐，因为暴动士兵选举的一个委员会，在他们开到时候已经完全恢复秩序了。在基辅同夜，差不多同时，而且为了同一理由（拒绝上前线），普鲁卜特科团士兵五千人哗变，夺取军械库，占据炮台和军区司令部，并逮捕了司令和警察长官。全城恐慌了好几个钟头。最后由于军事机关，社会团体委员会，和乌克兰中央议会属下机关联合努力，被捕的人才得释放，暴动士兵也有一大部分解除武装。在遥远的克拉斯诺雅斯克，由于卫戍军情绪的激昂，布尔什维克派自觉很有势力，不顾反动浪潮已经波及全国，仍在七月九日举行一个示威，有八千至一万人参加，大多数是士兵。伊尔库次克派了400名士兵，带着大炮，开来压迫克拉斯诺雅斯克，由军区特派员即社会革命党人克拉可卫茨基带领。两日的会议和谈判（这是双权政制下必有的事情），那队讨伐军已经受了士兵鼓动的影响，害得特派员急忙撤兵回去。但在全体之中，克拉斯诺雅斯克是一个例外。在大多数省县城方面，局势不利得多了。譬如在萨马拉，当地布尔什维克派组织，接到首都斗争消息时，就“等待行动的信号，虽然差不多没有一个人可以为他们倚靠的。”当地一个党员说：“工人才开始同情布尔什维克派”，但不能希望他们会加入斗争；更加不能希望士兵。至于布尔什维克组织，那“我们都是很薄弱的；我们只有几个人。在工人代表苏维埃里面有几个布尔什维克派，但在士兵苏维埃里面似乎没有一个；此外，这士兵苏维埃差不多完全是军官组成的。”全国这种微弱而不利的反应，主要是因为外省是从彼得格勒手里接到二月革命，而非用斗争去换来，故在消化新的事实和思想方面比首都缓慢得多。必须添加一个时期，前锋才能将笨重的后卫拖着走。如此，由于民众意识状态——这在革命政策上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七月间布尔什维克派没有可能夺得政权。同时，前线的进攻迫得党去反对示威。进攻之失败是绝对不能避免的。事实上失败已经开始了，但全国人民尚不知道。危险的是在于：党若是不小心，政府就可以将它自己疯狂的后果归咎于布尔什维克派。必须让这次进攻有足够的时间自己耗竭。布尔什维克派毫不怀疑，进攻一失败，群众情绪要急剧转变的。那时就可以明白应当做什么事情，这个计算是绝对正确的。然而事变有其自己的逻辑，不管政治计算如何。这回逻辑残暴的落在布尔什维克派头上。进攻之失败，到了7月6日，成为不可收拾的了，那日德国突破了12俄里的俄国阵线，冲进来十俄里之远。7月7日首都得到了这个消息，正当讨伐和压迫最猖狂时候。几个月之后，感情比较冷静了一点，或至少比较近于理智一点，史丹开维奇——并非布尔什维克派对头中最恶毒的一个——还写文章，关于那从彼得格勒七月事变之后塔诺普尔（防线）马上被突破这一事实看出来的“事变间神秘的关联”。这些人看不见，或不愿看见事变间的真实关联，——即是在协约国鞭子底下开始的无希望的进攻，非达到军事上大溃败不可，因之同时亦非激起群众的愤怒不可，——群众对于革命的希望受了欺骗。但是事变间的真实关联，有什么相干呢？将彼得格勒示威和前线失败联系起来，这诱感力是很强大的。爱国派的报纸不仅不隐瞒此次失败，反而尽力张大此次失败，甚至泄露军事秘密亦所不惜，如公布师团名称及其阵地。米留可夫自白说：“从7月8日起，报纸开始有意公布前线来的坦白的电报，此事如雷一般打击了俄国社会。”他们的本意，就是要使人震动，惊恐和糊涂，以便更容易把布尔什维克派和德国人联系起来。阴谋挑唆无疑也起了相当作用，在前方同在彼得格勒街道上一样。二月革命之后，政府安插了一大批以前的宪兵和警察在作战军队里面。其中自然没有一个肯打仗。他们害怕俄国士兵比害怕德国人更厉害。为得叫人家忘记他们过去的作为，他们于是冒充军队中最激烈的分子，暗中煽惑士兵反对军官，尤其反对军纪和进攻，而且常常干脆自命为布尔什维克。他们中间有一种同谋作恶的自然关系，他们形成了一种懦夫和光棍的团体。那些最无稽的谣言就是经过他们传入和迅速传播于全军中的，——在那些谣言之中，极端革命的术语和黑色的百人团精神，配合起来。若在危急时候，这些分子就首先发出信号叫人慌张。报纸不止一次提到了警察和宪兵做着动摇军心的工作。军队本身秘密文书中也发现常常提起这种事情。但是最高军事机关保持缄默，宁愿将黑色百人团挑唆者与布尔什维克派混同起来。现在前方进攻大失败之后，这个手段变成合法的了；孟什维克派报纸努力赶上爱国派的最卑鄙的报纸。他们大声疾呼攻击“无政府——布尔什维克派”，攻击德国奸细，攻击旧时的宪兵，一时之中也居然淹没了军队一般状况问题及和平政策问题。李沃夫亲王很坦白的夸口说：“我们的列宁防线被深深突破，我认为，对于俄国，比西南防线被德国人突破更重要得多……”政府的可尊敬的首领，有一点和旧时宫内大臣罗将柯一样，即不知道何时应当缄默。7月3、4两日若是能够阻止群众示威，则听到塔诺普尔被突破消息后，示威也要爆发的。然而只消迟几日爆发，政治局势必有重大的变更。运动将立刻采取更大的规模，不仅波及于外省，而且大大波及于前线。政府将在政治方面受人攻击，将无比地更难于归咎于后方的“内奸”。布尔什维克党的地位亦将各方面都更有利的。然而，即令如此，事情也不会发展到立即夺取政权之地步。事实上，惟有这一点可以放心断定的，就是：如果运动迟了一个星期爆发，七月间反动就不会胜利到那种程度。恰好是示威日子和前线突破日子之间那种“神秘的关联”，重重打击了布尔什维克派。愤怒和失望的浪潮从前线滚回来，却逢着从彼得格勒发出来的破碎的希望的浪潮。首都群众所得的教训太严酷了，使人不敢想起立刻再开始斗争。然而无意义的失败造成的悲痛感情要找机会发泄出来，而爱国派在某种限度下居然成功了转移这个感情去反对布尔什维克派。在四月，六月和七月，舞台主角总是那几个：自由派、妥协派和布尔什维克派。在所有这些阶段上，群众都在努力要把资产阶级赶出政府。但在各阶段上，群众干涉后的政治效果是大不相同的。四月事变结果，受苦的是资产阶级。侵略政策受人指斥，——至少口头上受人指斥；立宪民主党屈辱了；它的外交部长一职被人夺去了。六月运动没有结果。造成了打击布尔什维克派的姿势，但没有打击下来。在七月，布尔什维克派被控卖国，被打击了，政治上被放逐了[1]。在四月米留可夫被迫退出政府，在七月列宁被迫躲藏起来。在十个星期之中，这个剧烈的变化有什么原因呢？十分明显，统治分子内部起了很大变化，倾向于自由派资产阶级；但同时，从四月到七月，民众的情绪也急剧转变倾向于布尔什维克派。这两个相反的过程是互为因果的。工人和士兵愈加接近布尔什维克派，妥协派就不得不愈加坚决去拥护资产阶级。四月间，执行委员会诸领袖，替自己的影响打算，还能进一步去迎合群众，把米留可夫抛下水去，——自然给他一个可靠的救生圈。七月间，妥协派则同资产阶级和军官联合来打击布尔什维克派。势力对比发生了变化，这一次也是由于政治势力中最不稳固的势力之转向所造成的，这势力就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们急速转向于资产阶级反革命方面。但如果是这样，那么布尔什维克派参加示威而且负起示威责任，是对的么？7月3日，托姆斯基发挥列宁的思想说：“除非我们要再来一个革命，否则此时谈不到什么示威的。”既然如此，几点钟之后，党又怎样能够站在一个武装的示威前面而并未号召群众再来一个革命呢？那些学究一定认为这中间有矛盾，或甚至是出于政治上的轻燥。譬如苏汉诺夫就是这个见解，而且在他的札记里写了不少挖苦的话，关于布尔什维克派领袖们的动摇不定。然而群众参加事变，并非依照学究们的命令行事的，而是他们自己政治发展的结果。布尔什维克派诸领袖明白，惟有再来一个革命才能改变政局，但工人和士兵尚未明白此点。布尔什维克派诸领袖明显看出，广大的后备军——前线和外省——需要时间来自己认识前线冒险进攻的意义。但是前锋队在这个冒险影响之下已经冲出到街上来了。他们对于任务有最彻底的理解，却配上某些幻想，关于方法方面。布尔什维克的警告没有效力。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须得以自己的经验来测验时局。武装示威就是这样一个测验。然而这个测验，会违反群众意志而变为一个普遍的战斗。因之会转成一个确定的失败。在这样的局面之下，党不能束手旁观。为了战略上理由而表示清白，那简直等于放任工人和士兵给他们的敌人宰割。群众的党不能不与群众站在同一立场上，虽然不与群众同抱幻想，却为的帮助群众以尽可能少的损失求得必需的认识。托洛茨基在报纸上回答那几日无数的批评者说：“我们并不以为必须替自己辩护，为了未曾于波洛泽夫将军和示威者‘谈判’时站在旁边等待。无论如何，我们的参加，绝不会增加了牺牲者的数目，也不会使一个混乱的武装示威转变为一个政治暴动。”与七月事变相类的事情，在过去各次革命中都有发现，——事变结果各不相同，但一般说来不利的居多，有时甚至是大失败。这个阶段包含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内部运动力学里面，因为其中有一阶级为了革命成功牺牲得最多，对于革命付托了最大的希望，然而得到的利益最少。这个过程的自然法则是完全明显的。有财产的阶级被革命送上政权，总要以为至此革命已经成功了，所以首先要向反动势力表示好意。“革命的”资产阶级，以种种手段去求得它所推翻的那些阶级之好意，这便激发了群众的气愤。群众的失望很快的随之而来；甚至他们的前锋队于革命斗争之后尚未冷静下来以前，就来了。民众想像，再来一个新的打击，就可以成就了或补救了他们以前未曾做到的事情。因此发生了再来一个革命的冲动，——一个没有准备，没有纲领，没有估量后备军，没有计算效果的革命。他方面，那些抓着政权的资产阶级分子，正巴不得下层来一个大爆发，以便把民众彻底解决了。这就构成了那个补充的“半革命”之社会的和心理的基础，——那个“半革命”在历史上不止一次成了反革命胜利的出发点。1791年7月17日，在演武场上，辣斐叶特下令开枪射击共和派的一个和平示威，他们企图向国民会议请愿，当时国民会议正在庇护国王的反叛勾当，恰如126年后俄国的妥协派之庇护自由派的反叛勾当。王党资产阶级希望及时来一个血浴就可永远解决了革命的党。共和派领袖们觉得力量不够，不能取得胜利，遂避开战斗，——这是完全合理的。他们甚至急忙同那些请愿者分开了，——这至少可说是不漂亮的和错误的。资产阶级恐怖统治迫得雅可宾派消沉了好几个月。罗伯斯比尔躲在木匠杜卜莱家里。德穆郎藏起来了。丹东在英国消磨了几个星期。然而王党的挑唆终于失败了：演武场上之屠杀不能阻止共和运动走到胜利。如此，法兰西大革命也有它的“七月事变”——不仅在政治上说，而且在月份上说。57年后，在法国，“七月事变”发生于六月；这次规模更大得多了，而且更悲惨得多了。所谓1848年“六月事变”，是不可避免的从二月革命生长出来的。法国资产阶级刚得胜利时候，宣布了“做工权利”，——正如在1789年它宣布了许许多多好听的话，亦正如1914年它宣誓说：它这次战争是最后的战争。从那个虚有其名的“做工权利”产生出一些可怜的国有工场，在那里，十万工人替他们的老板争得政权之后，现在每日来领1个佛郎15生丁的工钱了。仅仅过了几个星期，那些资产阶级共和派，说话慷慨但用钱吝啬的人物，就用种种不堪的话来痛骂这些依赖国家救济的“寄生虫”。二月的慷慨许诺和六月以前的巧妙挑唆，这中间极能表现法国资产阶级的民族特性。即使没有挑唆，巴黎工人尚有二月武器在手，看见冠冕堂皇的政纲和卑鄙可怜的现实之对照，也要起反应的，——这个不能忍受的对照，每日来咬啮他们的肠胃和良心。卡芬雅克[2]在整个统治阶级眼前，以何等冷静的而差不多毫不掩饰的计算，纵容暴动发展以便来一个更彻底的屠杀！不下一万二千工人被共和派资产阶级屠杀了，不下二万工人被监禁在牢内，——为得铲除其他工人对于资产阶级宣布的“做工权利”所怀抱的信仰。没有计划，没有政纲，没有领袖，1848年六月的运动，就好像无产阶级一个强有力的和不可压制的反射动作。暴动的工人，被剥夺了最基本的必需品，被打击了最高的希望，不仅失败了，而且受了诬蔑。左派民主党一个党员，弗罗恭（Flaucon）——他是列德鲁·罗兰[3]的信徒，而后者又是策列铁里的前辈——向国民大会声明：暴动群众是受了君主党和外国政府所收买的。1848年的妥协派，并无需要战争空气，就可以在暴动者口袋里发现出英国和德国的金钱。那些民主派便以此手段替拿破仑主义开辟道路。巴黎公社伟大的爆发，对于1870年9月革命的关系，恰好同1848年六月事变对二月革命的关系一样。巴黎无产阶级的三月暴动，绝非出于什么战略上的计较。这是从各种环境之悲剧的配合产生出来的，外加一种挑唆行为——法国资产阶级每逢因恐惧而增加歹意时就特别擅长各种挑唆手段。统治者首先要解除民众武装，工人则违反统治者的计划而要保卫巴黎，他们第一次努力使巴黎变成他们自己的巴黎。国卫军给了他们一个武装的组织——一个很接近于苏维埃的组织——又给了他们一个政治的领袖机关，即中央委员会。由于客观条件不利和政治上错误，巴黎遂和全法国对立起来——被外省误解了，不得它们援助，一部分也是给它们出卖了，——结果落于凡尔塞那些流氓匪帮手里，他们背后有俾斯麦和毛奇撑腰。拿破仑第三部下那些堕落的和失败的军官成了不可缺少的刽子手，替那个温柔的玛丽安[4]办事，穿重靴的普鲁士人刚把这玛丽安从一个假拿破仑的怀抱里解放出来。巴黎公社中，无产阶级以反射性的抗议反对资产阶级革命的欺骗，第一次达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高度，——但立刻又低落下来了。1919年一月柏林的斯巴达克周，也与彼得格勒七月事变同属于那个中间性的半革命类型。因为无产阶级在德国民族中，尤其在德国经济中，占据支配的地位，十一月革命便自然而然的将国家大权交给一个工人和士兵代表会议。但在政治上，无产阶级将自己混同于社会民主党，而社会民主党又将自己混同于资产阶级政制。那个独立党在德国革命中占的位置，正是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派在俄国占的位置。所缺少的，就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党。11月9日之后，每一天德国工人都清晰的感觉着，好像有什么东西从他们手里滑出去，从他们的指缝间溜出去。保持他们已得的地位，巩固自己的力量，实行一种抵抗，——这个愿望一天增加一天。这个自卫的倾向就是1919年1月斗争的基础。斯巴达克周开始了，并非由于党有什么战略上的计算，而是义愤填胸的下层群众迫出来的。事情绕着一个三等意义的问题而发展，即应否保留警察总监的职位，——虽然在其倾向之中已经含有一个新的革命的发端。参加领导的两个组织，斯巴达克团和左派独立党，事前毫无准备；它们走得超过了它们的原意，同时也未曾走到底。斯巴达克团的人还太薄弱，不能为独立的领导。左派独立党人走到那足以令他们达到目的的那些方法面前停止了，动摇了，以暴动为儿戏，拿来配合于外交谈判。在牺牲者数目上说，一月失败比法国六月事变少得多。但一个失败的政治重要性，并非仅仅靠战死者和被杀者的数量来测定的。新生的共产党被斩了头，独立党则表示出：从它的方法本质看来，它不能领导无产阶级走到胜利。推广意义来说，“七月事变”在德国复演了好多次：1919年1月周，1921年三月运动，1923年十月退兵。以后的德国历史都是从这事变导引出来的。未完成的革命蜕变为法西斯。现在，正当写这几行字之时——1931年5月初——不流血的，和平的，光荣的（这些头衔都是一样的）西班牙革命，正在我们眼前准备着它的“六月事变”（照法国月份说）或“七月事变”（照俄国月份说）。马德里的临时政府，用好听的辞句——其中一大部分显然是从俄文翻译出来的——允许采取种种手段解决失业和土地荒，但丝毫不敢触着旧时社会的痛疮。参加合作政府的社会主义者正在帮助共和派对革命事业怠工。工人和农民的气愤狂热的增长起来，岂是难于预见的么？一面群众的革命运动；他面新统治阶级的政策，二者不能两立，这便是一个不可调和的冲突之源泉，——此冲突发展下去，不是葬送了第一次革命（四月革命），便要引到第二次革命去。***俄国布尔什维克派基本群众，1917年7月，虽然觉得有些界限是不能越过的，但各人的情绪并非完全一致。好多工人和士兵偏向于把那正在发展中的运动看做一个决胜负的行动。默特列夫在他五年后写的回忆录中，以如下的话表示他对于七月事变的感想说：“在这次运动中，我们的大错误就在于我们劝说妥协派的执行委员会去接收政权……我们不应当献给他人，应当自己夺取政权。我们的第二个错误，可以说是：我们差不多虚耗了二日在街道上走，而不立刻占据一切机关，宫殿，银行，车站，电报局，立刻逮捕全体临时政府……”这话若是对暴动来说，自然令人无辞可答；但是要把七月运动转变为暴动，那差不多等于要把革命葬送了。无政府主义者，号召斗争时总是提到这个事实，即：“二月革命发生，也是没有什么党派领导的。”但是二月革命有现成的任务，那是好几代人的斗争准备好了的，而且在二月革命之上还站着一个在野的自由派和一个爱国的民主派决心要接受政权。七月运动则不然，它必须开辟一个全新的历史道路。整个资产阶级社会，连苏维埃民主派在内，都切齿痛恨它。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人革命，条件之间有些基本的差异，是无政府主义者看不见的；或虽看见却不明白的。但若布尔什维克党，坚持那种学究式的见解，一定要认为七月运动“不合时机”，而脱离了群众，那时这个“半暴动”一定要落于无政府主义者、冒险家和偶然表现群众气愤的分子之手，受他们散碎而不配合的领导，结果必致葬送于无代价的血泊之中。他方面，倘若党站在机关枪兵和普地洛夫厂工人前面来领导之后，抛弃了自己对于全局的估量而走上了一个决胜负斗争的道路，那时暴动无疑将勇敢进行。工人和士兵在布尔什维克派领导之下将夺得政权，——但不过准备着随后的革命崩溃而已。在全国范围说，政权问题将不是同二月时候一样，全凭彼得格勒的胜利来决定的。外省将跟不上首都。前线将不明白革命，将不接受革命。铁路和电话将帮助妥协派反对布尔什维克派。克伦斯基和总司令部，将给前线和外省创立一个政府。彼得格勒将被封锁。彼得格勒城内将开始分化。那个政府将能遣派很多的士兵反对彼得格勒。在如此情形之下，暴动将以一个“彼得格勒公社”的悲剧而告终的。七月间，在历史的岔路上，全凭布尔什维克党的干涉才阻塞了两条必然危险的道路：1848年六月事变之道路和1871年巴黎公社之道路。感谢党勇敢的站在运动前面，遂得于示威者开始转变为一个武装的冲突时候，阻止群众前进。七月间，群众和党所受的打击是很重的，但并非一个致命的打击。牺牲者不过几十人而已，并非论万计算。劳动者阶级从这次考验出来，并未被人砍去头颅，并未流血致死。它完全保持着它的斗争的干部，而这干部又长了好多的知识。在二月革命当中，布尔什维克派好多年前的工作收获了果实，党教育出来的进步的工人在斗争中占得了地位，但是党的直接领导权还是说不到的。在四月事变中，党的口号证明有发动的力量，但运动本身仍是独立地发展的。六月间，党的广大的影响表现出来了，但群众仍旧在敌派正式画定的示威界限内活动。惟有七月间，布尔什维克党，感到群众的压迫，才走到街上来，同其他一切党派对立，不仅以它的口号，而且以它的有组织的领导机关，决定了运动的基本性质。一个团结的前锋队，在七月事变中第一次完全表现其价值，那时党甘心遭受重大的损失，保卫无产阶级免于失败，并拯救了未来革命和党自身。米留可夫论及七月事变对于布尔什维克派的意义说：“当作一个技术的实验来看，此次经验对于他们无疑有非常的价值。它展示出需要与事变的哪些元素打交道，如何组织它们为己所用；政府，苏维埃和军队等又能拿出什么样的抵抗……显然，到了要重做此实验时候，他们就将更有系统地和更自觉地做出来。”这几句话很正确的估计了七月经验对于布尔什维克派政策往后发展的意义。但在能利用七月那些教训以前，党必须渡过最困难的几个星期，在这几个星期之中，那些短视的敌人似乎觉得：布尔什维克派的势力从此打破了。[1]原文直译：被断绝了水和火。古罗马人的放逐令包括在城邦及附近地方不给被惩罚者“住所、火和水”。－L.X[2]卡芬雅克，路易·欧仁（Cavaignac,Louis-Eugène1802—1857）——法国将军，资产阶级共和党人。1848年6月起把持军事独裁大权，血腥镇压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1848年6－12月任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政府首脑。卡芬雅克的名字已成为军事独裁者、屠杀工人的刽子手的通称。—C.R[3]LedruRollin（1807—1874）——法国政论家和政治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改革报》编辑；第二共和国时期任临时政府内务部长和执行委员会委员(1848)，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49)，在议会中领导山岳党；1849年六月十三日示威游行后流亡英国，1869年回到法国。—C.R[4]Marianne，法兰西共和国或其政府的绰号。－C.R<<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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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七月事变：高峰和溃败<<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上）>>第二章七月事变：高峰和溃败从那个时候起，运动的直接领导权终于落入党的彼得格勒委员会之手了，其中鼓动家方面的主力就是伏洛达斯基。动员卫戍军的责任属于军事委员会。[1]军事委员会的指导权，从三月起就操在两个老布尔什维克手里，以后工作发展多赖这二个人之力。博得魏斯基在布尔什维克干部中是一个灿烂的与众不同的人物，具有旧式俄罗斯革命家的特点，从神学院出来的，魄力雄伟而不守轨范，有一种富于创造性的想像力，但，实在说，常流于幻想。“博德魏斯基主义”这个字眼，以后在列宁口中含有一种善意讽刺的和劝诫的意味。但是这个热狂的性格的弱点，主要是到了夺取政权之后才表现出来，那时有太多的机会和手段刺激了博德魏斯基那个过于丰富的魄力和那个对于虚夸事业的爱好。在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条件下，他的乐观主义的果断，他的自我牺牲精神，他的孜孜不倦，——都使得他成了正在觉醒的士兵群众的一个难以代替的领袖。尼夫斯基，过去是大学讲师，性格没有博德魏斯基那般浪漫，但其忠实于党并不少逊，他绝不是一个组织家，一年以后他仅因不幸的偶然才做了苏维埃交通部长；他的直率，和气和温柔的性格吸引了士兵。在这两个领袖周围团结着一群助手：士兵和青年军官，——其中有些人后来很有不小的作用。七月三日夜里，军事委员会忽然走到舞台中心来。博德魏斯基很胜任指挥之职，在他底下组织一个临时司令部。简短的宣言和训令发到卫戍军各部队去。为的保护示威者免遭攻击起见，就在那联络外区和市中心的几座桥上和几条大街的十字街头安置了装甲汽车。昨夜，机关枪兵已经在彼得·保罗堡垒前面布置哨岗了。奥兰宁堡、彼得霍夫、红村及其他邻近首都诸点，驻军已经从电话和专差得知明日示威消息。一般的政治领导权，自然仍旧操在党的中央委员会手里。机关枪兵回到他们的兵营时，天明了，疲乏，而且冷得发抖，虽然是七月间天气。一阵夜雨也把普地洛夫厂工人淋得透湿。示威者直至早晨11点钟才会齐，军队来得还更迟些。今天，第一机关枪团全体又到街上来了。但他们不像昨天一般演着主动者角色。工人们走上前面去。此外昨天站着旁观的工厂，今天也加入了。凡在领袖们动摇或反对的厂中，青年工人便强迫工厂委员会的值日委员放汽笛停工。在那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占支配地位的波罗的工厂里，五千工人约有四千出来。斯可罗霍德鞋厂，一向被认为社会革命党的要塞，现在也改变了情绪，害得一个工厂代表，一个社会革命党人，好多天不敢露面。所有的工厂停了工，开会；都选举示威领导者和向执行委员会提出要求的代表。又有几十万人从四面八方走向陶立特宫来了；也有几万人半路上拐到克希辛斯该雅邸宅去。今日的运动，比昨日更庄严，更有组织。党的领导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空气也比昨天热烈。士兵和工人出来，是为的解决危机。政府狼狈无措了，因为在这第二日示威中，政府的无能比第一日表现得更加清楚。执行委员会在等待忠实于它的队伍，但各方面来的报告都说与它敌对的队伍向首都开来。从喀琅施塔得，从新彼得霍夫，从红村，从红丘要塞，从所有附近的中心，或陆或海，陆军和海军士兵都向首都开来，携带着乐器和枪械，尤其可怕的还携带着布尔什维克标语。有几团还带军官来哩，——恰如二月时候一样，装作是奉长官命令行动的。米留可夫记载道：“政府会议尚未开完，司令部就传来消息，说尼夫斯基大街开火了。于是决议迁到司令部去开会。在场者有李沃夫亲王，策列铁里，司法部长配勒凡则夫，和军政部两个次长。有个时候政府陷于无望状态。没有附和布尔什维克派的泼雷奥勃来顺斯基团，谢米诺夫斯基团和伊士玛洛夫斯基团士兵向政府声明他们保持‘中立’。在宫殿广场，只有残废军人和几百名哥萨克兵在保卫着司令部。”波洛夫泽夫将军于七月四日早晨发出一张布告，说他要肃清彼得格勒的武装匪徒，居民必须紧闭屋门，非万分必要切勿到街上去。这个恐吓人的布告，没有人去理会。这位军区司令仅能调集几小队哥萨克兵和军官生来对抗示威者。一整天，他们放了几次枪，又酿成了几次流血冲突。防守冬宫的第一顿河团一个少尉，事后向侦查委员会报告道：“我们奉令解除经过的小队伍的武装，不管是什么队伍，汽车武装也要解除的。为执行这个命令，我们就时时从宫里走出来缴人家的械……”哥萨克军官这个老实的故事，很恰切说出势力的对比，并描绘了一幅斗争画图。“叛变的”军队成营成连的从兵营出来，占领了街道和广场。政府军队则埋伏待机，或以小队伍突然出来袭击，——他们做的恰恰是往常叛兵所做的游击。这个颠倒职务，可以这样解释，即是：政府的差不多全体武力都是敌视政府的，——至多守中立。政府是靠执行委员会恩准而存在的，执行委员会的权力又是从群众希望中得来，——群众希望执行委员会，终于能适合群众的志愿而拿取政权。喀琅施塔得水兵一到彼得格勒斗争场，示威就达到最高之点了。机关枪兵诸代表前一日已经在这个军港守兵之中做了工作。铁锚广场开了一个大会，为当地组织所不及料，是从彼得格勒来的几个无政府主义者发起的。演说的人号召水兵们去援助彼得格勒。洛雪尔，一个医科学生，是喀琅施塔得青年英雄之一，在铁锚广场受人敬爱，他这天想说几句话，劝人稳重一点。几千人叫喊打断他的话。洛雪尔惯于受人喝采的，此次不得不走下台来。直到夜里，人家才知道，布尔什维克派在彼得格勒号召群众到街上来。这就解决了问题。社会革命党左派——在喀琅施塔得没有而且不能有右派——宣布要参加示威。这些人本与克伦斯基同党，他此时正在前方调集军队来攻打示威者。那夜，喀琅施塔得诸组织的会议上，情绪如此高张，甚至临时政府的特派员马舍夫斯基，胆子小，也投票赞成向彼得格勒进军。计划定好了；船只征用了。为了这次政治的进军之需要，75普特（1普特＝16.3公斤）重的军火从储藏库里拿出来分发了。约有一万个武装的水兵，陆军和工人，拥挤在拖船和客轮上于中午12点钟开进尼瓦河口。他们在河两岸登陆，列成一队，军乐领头，来福枪挂在背后。水兵和陆军背后走着彼得格勒区和华西里岛区的工人，中间杂有几连赤卫队，两旁有装甲汽车保护，又有无数的旗帜和标语在头上飘扬。克希辛该雅邸宅只有两步路距离。一个矮小而瘦弱的人，焦油一般黑，斯维特洛夫——党的主要组织家之一，四月会议被选为中央委员——站在阳台上，用他那有力的低音，向底下叫喊：“队头向前进，——各排靠拢些，——后排跟上去。”阳台上还有卢那察尔斯基向示威者说话，他总是容易受他周围的人情绪所感染，态度和声音是庄严的，善于雄辩，——不很可靠的，但常为别人所难得代替的。底下暴风雨一般向他拍掌。但是示威者最希望的是能听列宁亲口说话。今天早晨，列宁从芬兰临时居留处召回来了。水兵们如此坚持要听他的意见，虽然有病，列宁也不得不出来。一阵不可抵抗的狂喜之浪，一阵真正的喀琅施塔得浪潮，迎接了领袖在阳台上出现。不耐烦的，而且同往常一样有点难为情地等待欢呼声完结，列宁就说起话来了，在喝采声尚未平息之前。他的演说，敌派报纸后来几星期之中多方狂吠和曲解，其实只有几句简单的话：向示威者致敬，表示相信“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口号终能实现，号召群众坚决和镇定。又是一阵欢呼，队伍就奏着乐前进了。从这个好像庆祝佳节的典礼到开始流血之间，有个奇异的插话。喀琅施塔得社会革命党左派诸领袖，到了演武场之时发觉布尔什维克派中央委员会一面大旗走在示威大队前头。那是在克希辛斯该雅邸宅停顿一会之后才出现的。为了党派嫉妒心所驱使，他们要求拿开这面大旗。布尔什维克派不答应。社会革命党人于是宣布他们要全部退出了。然而没有一个水兵或陆军跟着这些领袖走。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整个政策便是如此反复常的，有时演喜剧，有时演悲剧。在尼夫斯基大街和立登尼街转角处，示威大队的后卫忽然被人开枪射击，好多人受伤。立登尼和潘特莱莫诺夫街转角之处，枪开得更厉害，喀琅施塔得的领袖辣斯可尼可夫说：“示威者最感痛苦的，就是他们不能确定敌人在什么地方，从哪里开枪的。”水兵们抓起来福枪来，乱放，死伤了好多人。费了很大力量，队伍秩序才算恢复了。大队又奏乐前进，但佳节欢乐的心情没有一丝留下来了。“似乎到处有敌人隐藏着。来福枪再不和和平平掮在左肩上了，而是作预备放姿势。”这天，全城各处有不少流血的冲突。有几处无疑是出于误会，慌张，走火，虚惊。这类悲惨的意外事件，本是革命的不可免的浪费，——革命本身又是历史发展的浪费。但在七月事变中也无疑有一种故意挑起流血的成分。那几日很明白的，以后也证实了。博德魏斯基说：“示威的士兵开始经过尼夫斯基大街及其邻近区域（大部分是资产阶级居住的）时候，不祥的冲突征兆就现出来了：怪异的枪声，没有人知道从哪里开的或什么人开的。……群众起初慌张起来，以后有些不大镇定的，不大能自制的人，就胡乱开火。”在官方的《新闻报》上，孟什维克康托罗维趣，以如下的话描写一队工人被射击事情：“由许多工厂集成的六万工人大队，正沿着萨多夫街前进。他们在一个教堂前面经过时候，塔顶上钟敲响了，仿佛信号一般，屋顶上立刻有来福枪和机关枪开下来。工人群众躲到街那边去时，那边屋顶上也有人开枪。”那些顶楼和屋盖，二月间泼老讨包包夫的“法老”曾架设机关枪的，如今则是那些军官团体分子在做着工作。他们图谋——也未尝不成功——用向示威者开火的手段引起惊惶，引起各示威军队之间的冲突。开枪的房子受了搜查以后，机关枪巢就发现了，有时还发现开枪的人。然而这些流血事件的主使者，主要是政府军队，——他们无力制止运动，却有力挑衅。约在晚上八点钟，示威者声势最盛的时候，有两连哥萨克骑兵携带轻炮驰往陶立特宫守卫去。路上，他们坚决拒绝同示威者说话，——这已经是不好的兆头了。这些哥萨克兵到处扣留武装汽车，并解除小队人的武装，只要他们办得到。在工人和士兵占据的街道上，哥萨克大炮分明是一种不可忍受的挑衅。什么事情都是表示要冲突的。将近立登尼桥时，哥萨克兵遇着了密集的群众，那里群众已经安排了一些障碍物，在那通往陶立特宫去的街道上有一个时候笼罩着不祥的寂静，然后邻近房屋出来的枪击打破了寂静。于是打起来了。工人默特列夫写道：“哥萨克兵用一排排子弹来射击。工人和士兵一面散开去躲藏，或简单卧倒在人行道上，还枪。”士兵们的炮火迫得哥萨克兵后退。他们退到沿尼瓦河码头上时，就开了三响大炮，——《新闻报》也记载了开大炮事情，——但经不起来福枪射击，他们终于向陶立特宫撤退了。路上又遇着一队工人，哥萨克兵遂受到致命的打击，抛弃了他们的大炮，马匹，马枪，而躲避在资产阶级房屋门洞，或者完全分散了。立登尼桥的冲突，本是一场小战，却成为七月事变中最大的战役，好多示威者的回忆中都可发现关于此次战役的故事。布新爱立克森工厂一个工人，同机关枪兵一起游行，记载了遇见示威群众时，“哥萨克兵立刻开枪。好多工人死在地下，就在这里我中了一弹，射穿了一条腿而停在另一条腿内……现在我的一根拐杖和一条废腿就是七月事变一个纪念……”立登尼桥冲突中，七个哥萨克兵被打死，19个受伤。示威者则死了六个，约有20个受伤。这里和那里躺着死马。我们有一个很有趣的敌方见证。那个少尉阿卫林，就是早晨以游击手段向那反对政府的正规军进攻的，他说道：“晚上八点钟，我们奉波洛夫泽夫将军命令，带两连人和两尊轻炮到陶立特宫去：我们走到立登尼桥，看见桥上武装的工人，士兵和水兵……我带着前队走近他们，要他们缴械，但无效，全队人转身过桥到维包格区那边去了。我尚未去追赶他们，忽然一个矮小士兵，没有肩章，转过身来向我开枪，但没有打中我。这枪如同一个信号，于是各方面开枪向我们乱放。人群叫喊道：‘哥萨克兵打我们！’这是事实：哥萨克兵下马来，开枪。他们想开大炮哩，但士兵们如此拼命放来福枪，迫得哥萨克兵不得不后退，散往全城去了。”有个士兵向哥萨克少尉开枪，这并非不可能的；一个哥萨克军官，莫想得到七月群众的敬礼，送他一颗子弹到是有的。但更容易令人相信的，是那些丰富的见证，即说最初几枪不是街上开的，而是从埋伏场所开出来的。与那军官同在一连的一个哥萨克兵确实作证道：射击哥萨克兵的枪，是从地方法院方面开出来的，以后又是从撒穆尔巷和立登尼其他房屋开来的。苏维埃的正式机关报记载，哥萨克兵未到立登尼桥之前就有人从一个石屋对他们开机关枪了。工人默特列夫说，当士兵们搜索那个屋子时，发现一个将军的住宅里储藏着许多军械，其中有两架机关枪和子弹。这没有什么不可信的。战时，种种武器，以这种或那种方法，堆积若干在指挥官手里本是常事。而且从上面撒布一阵铅雨给那些“暴民”，这个诱惑一定也是很大的。不错，子弹射中了哥萨克兵，但七月群众之中有一种确信，认为反革命分子有意射击政府军队，为的激起他们施行强暴。军官们昨天才具有无限制的权力，到了国内战争来时，他们就使用无限制的诈欺和残暴了。彼得格勒充满了秘密和半秘密的军官团体，有很高的靠山和很充裕的资助。差不多在七月事变前一个月，孟什维克里培尔写了一个秘密的报告，其中断言：阴谋军官同布哈南有联络。不错，协约国外交家们又如何能不努力促成俄国强有力的政权之迅速建立呢？自由派和妥协派都以为所有过火的举动，是“无政府布尔什维克”和德国奸细唆使出来的。工人和士兵则深深相信七月冲突和牺牲应归爱国派挑唆家负责。哪方面是对的呢？群众的判断自然不是不会错误。但若以为群众是盲目的和易受欺的，那就大错特错了。凡是群众亲切接触之处，事实和猜测是用千万双眼睛和耳朵搜集来的，他们靠自己的经验来检查传闻的消息，选取了一些，抛弃了一些。关于某个群众运动的传闻若是互相矛盾的，则群众自己采取的一个最近于真。正为此故，像泰因[2]那一流的国际骗子，研究伟大的民众运动，不去注意街上的呼声，反而消磨时间在小心搜集和审察那些在会客室中孤独和恐惧心境下产生的无聊闲谈上面，——那种人是无益于学问的。示威群众又包围了陶立特宫，要求回答。当喀琅施塔得的人来到时候，有一群人叫欠尔诺夫出来见他们。这位向来爱说话的部长，此次感到了群众的情绪，只做了一篇简短的演说。提到政权问题的危机时候，他轻蔑的说起那几个退出政府的立宪民主党人。“他们走得好！”他喊道。一些喊声打断他的话：“那么，以前你为什么不这样说呢？”米留可夫甚至还记载：“一个身躯高大的工人，拿拳头在部长面前晃几晃，气愤的叫道：‘把政权拿去罢，你这狗娘养的，既然人家送给你了。’”这虽是一件轶事，却很恰切表示七月事变的精采。欠尔诺夫的回答是无所谓的；无论如何不能说服喀琅施塔得的人……刚刚过去了两三分钟，有人奔进大厅来，执行委员会正在那里开会；这人叫喊说：水兵们把欠尔诺夫捕去了，正要结果他。执行委员会说不出的慌张，派了好几个重要委员，完全是国际主义派和布尔什维克派的人，去营救这位部长。欠尔诺夫后来在政府委员会作证，说他从演说台走下来时，就发现大门圆柱背后几个人有一种恶意的动作。“他们包围了我，不让我通过到门去……一个形迹可疑的人指挥着阻拦我的那些水兵，不断指着停在近旁的一辆汽车……此时，托洛茨基从陶立特宫出现了，他来到这里，站上我坐的汽车前面，做了一篇短短演说。”托洛茨基提议释放欠尔诺夫，请反对此提议的人都举起手来。“没有一双手举起来。拥我上汽车的那一群人，现在站在旁边去，带着不高兴的神气。我记得托洛茨基说：‘欠尔诺夫公民，没有人阻止你回去了。’……这个事件的整个情形，令我断定有些不良分子，在工人和士兵群众以外活动，事先定好计划，把我叫出去，逮捕我。”托洛茨基自己被捕以前一个星期，曾在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说过，“这些事实已经走进历史去了，我们要设法显出它们的真相来……我看见一小群流氓站在门口。我对卢那察尔斯基和梁赞诺夫说，那些人是帝制时代秘密警察，他们想钻进陶立特宫来的（卢那察尔斯基在他的坐位上说：‘不错！’）……我说，从在一万人群众中间，我也分别得出他们。”在7月24日作的证言里面（那时他已经关在克列斯蒂监狱单人房里了，）托洛茨基写道：“我起初决定与欠尔诺夫和要逮捕他的那些人同坐汽车开到人群外面去，为的避免群众中冲突和惊惶。但海军准尉辣斯可尼可夫非常兴奋的走了来，对我说：‘那不行……倘若你和欠尔诺夫同车出去，人家明天要说是喀琅施塔得的人捕了他。必须立刻释放欠尔诺夫。’喇叭吹号叫群众静默，我遂有机会简单说几句话，临了问道：‘这里，凡是赞成用强暴手段的人，举起手来，’欠尔诺夫于是可以不受阻拦，立刻转回宫内去了。”这二个证人，同时也是此事件的主角，他们的作征可以把事实真相弄清楚了。但这并不能阻止那些仇视布尔什维克派的报纸，将欠尔诺夫事件以及逮捕克伦斯基的“图谋”，看做确凿的证据，证明布尔什维克派组织一个武装暴动。也不乏那种暗示，尤其在口头鼓动时，即认为托洛茨基指挥逮捕欠尔诺夫。这种话，陶立特宫甚至也有人说。欠尔诺夫本人，关于他被捕半小时种种经过颇近真地写了一篇秘密文书呈给侦查委员会，但不肯公开说出来，为的免得妨害他的党去煽惑人家气愤布尔什维克派。而且欠尔诺夫是政府大员，这个政府把托洛茨基逮捕下狱。调和派，一定会觉得：一群阴谋流氓，若非希望群众对那个‘被害人’之仇视足够保护他们，他们绝不敢进行如此骇人的计划：青天白日之下在广大群众中逮捕一个部长。在某种限度之下，事实上也是这样，汽车旁边没有一个人肯自动想法释放欠尔诺夫。假使有人于某处逮捕了克伦斯基，那工人和士兵也是不会去救他的。在此意义之下说来，群众确然精神上参加了那些真实的或想像的谋害社会主义部长之行为，因此有助于喀琅施塔得人的被人控告。但是妥协派，为了顾虑着他们的民主威望的残存物，不敢公然拿出这个议论：他们虽以仇视态度从示威群众分离出来，但到底还在被围的陶立特宫内做那工农兵苏维埃的首脑哩。晚上八点钟，波洛夫泽夫将军来的电话，给了执行委员会以若干希望：两连哥萨克兵带了轻炮正向陶立特宫开来。终于有救兵了！但这次，他们的希望又是落空了的。各方面来的电话只有更加重了执行委员会的惊惶：哥萨克兵失踪了，好像蒸发飞散了一般，连同他们的马匹，鞍鞯和大炮也不见了。米留可夫写道，晚上出现了“政府求救于军队的第一个效果。”譬如——他又说——第176团赶到陶立特宫来援救了。这话确然合乎事实，然而奇怪的，此事竟可作为那种认仇为友或认友为仇的事情的一个例证，——国内战争第一时期两个阵营正在开始分化，难免要发生这类事情。的确有一团人开到陶立特宫来，做行军的装束：背负行囊和衣包，腰悬水壶和盆碗。士兵们在路上淋得透湿，疲倦得很；他们是从红村来的。那确是176团。但他们并无援救政府之意。这一团人和区际派有联络，此次是由两个布尔什维克士兵列文孙和默德卫滴夫领导着，来此替苏维埃争政权的。执行委员会诸领袖如坐针毡，忽然得到报告，说有一团人，行军装束，从远地开来，军官一齐来，此时正坐在宫殿窗户底下休息。丹，穿着军医官制服，到团长跟前去，求他派兵站岗以防护陶立特宫。不久果然派兵站岗了。我们可以设想，丹很满意的把这事实报知主席团，这消息由此就到新闻纸上来。苏汉诺夫在他的《札记》上觉得一团布尔什维克派士兵居然肯听一个孟什维克领袖指挥，是很滑稽的，——他想，这又是一个证据，表明七月示威的“胡闹”。事实上，这件事是简单得多，同时也复杂得多。丹请求团长布置岗位，团长转而请教于一个值日副官，青年少尉卜里哥洛夫斯基。是幸运还是恶运，卜里哥洛夫斯基是个布尔什维克，是个“区际派”分子，他立刻请教于托洛茨基，那时托洛茨基和一小群布尔什维克正在宫内一个旁边房间里观察着。不用说，人家劝告卜里哥洛夫斯基立刻把岗位布置起来：宫殿出入口给朋友守卫着总比给仇敌守卫着好得多！如此，176团本是出来示威反对政府的，反而保护政府以抵御示威者了。倘若真的是一个暴动问题，卜里哥洛夫斯基少尉背后带了四名兵就容易将整个执行委员会都逮捕起来。但没有人想到要逮捕人。布尔什维克兵团的士兵诚心执行他们的守卫职务。那两连哥萨克骑兵是通到陶立特宫去的路上唯一的障碍，他们消灭了后，好多示威者就认为胜利已有保证了。事实上，主要的障碍正在陶立特宫里面。两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于晚上六点钟开会，54个工厂共派90个代表到会。大家同意让5个演说人发言，他们一说话就抗议执行委员会的文告把示威者说做反革命派。一个说：“你们看，我们的标语上写些什么。这是工人们通过的决议……我们要求10个资本家部长滚蛋。我们信任苏维埃，但不信任苏维埃所信任的人……我们要求立即没收土地，立即实施监督工业。我们要求解决那威吓我们的饥荒问题……”另一个加上几句话：“你们眼前见的不是什么叛乱，而是一个完全有组织的示威。我们要求土地给农民。我们要求取消那反对革命军队的命令……现在立宪民主党人拒绝同你们合作了，我们问你们以后要同谁做买卖呢？我们要求政权移交苏维埃。”6月18日示威的宣传口号，如今变成群众的一种武力的最后通牒了。但是妥协派仍然被太重的锁链拴在有产阶级的战车上。政权给苏维埃么？但这首先是表示一个勇敢的和平政策，与协约国决裂，与本国资产阶级决裂，完全孤立，几星期中就要灭亡。不！负责任的民主派不肯走上冒险道路的！策列铁里说：“目前局势使得在彼得格勒环境之中不能实行任何新的办法。”所以只有“承认现在剩余的政府……两星期之内召集一个苏维埃非常大会，……在那工作不受干涉的地方开会，最好是在莫斯科。”但这回联席会议接二连三的被打断。普地洛夫厂工人来敲陶立特宫的门：他们直至晚上才出发，疲倦，气愤，异常兴奋。“策列铁里，——我们要策列铁里！”这批群众约有三万人，举代表进宫里来，有人在代表们背后呼喊：策列铁里若是不肯自动出来，就要拉他出来。从恐吓到行动还须走一段长路，但事情仍是会急转直下的；布尔什维克派赶紧起来干涉。季诺维也夫后来报告道：“我们的同志提议要我出去同普地洛夫厂工人说话……人头如海，我从未曾见过。几万人紧紧团聚在一处。‘叫策列铁里！’声音还继续着，——我开始说：‘代替了策列铁里，我出来见你们。’哗笑。这就改变了情绪。我能够做一篇很长的演说……最后，我请求听众和平的散回去，保持秩序，无论如何不让人家挑拨去做什么进攻的行动，集会的工人暴风雨一般拍掌，排成行列，开始散去了。”这件事最能表现群众的深刻怨望，他们没有什么进攻计划，以及布尔什维克派在七月事变中的真实作用。正当季诺维也夫同门外的普地洛夫厂工人说话时，一大队工人代表，其中有些人拿着枪，暴风雨般冲进大厅来，执行委员会正在那里开会。那些委员从坐位上跳起来。“其中有些人并未表现充足的勇气和镇定，”——苏汉诺夫说，他把这一幕剧写得很生动。一个工人，“一个典型的无裤党，戴鸭舌帽，穿蓝布短衣，没有束带，手里拿着一把枪，”跳到演说台上来，为了激昂和愤怒而战栗着，“同志们！我们工人能容忍这个叛逆行为至多少时候呢？你们正在同资产阶级和地主做买卖……我们在这里，我们普地洛夫工厂三万工人……我们要达到我们的目的！”齐赫泽表现很大的镇静力，那把枪就在他的鼻子之前晃着。他安静的从主席高位上俯下身来，拿一张印好的宣言塞在那个工人的发抖的手里：“同志，请你拿着，我请你读一读。里面说了普地洛夫工厂同志应当做什么事情……”那篇宣言里什么都没有说，除了要示威者回家去，否则是背叛革命。事实上，孟什维克派还有什么话好说呢？在陶立特宫墙下的鼓动之中，以及在这时代鼓动狂潮之中，季诺维也夫占据一个大位置。他是具有非常能力的一个演说家。他的高中音起初会使你惊讶，但后来就以其奇特的乐音迷住你。季诺维也夫是一个天生的鼓动家。他知道如何去感染群众的情绪，如何随着群众的感动而激昂起来，及如何替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找到一种虽然冗长却很能吸引人的表现。敌人时常叫季诺维也夫做布尔什维克派中最大的煽惑家。这是他们常用的方式，表示敬重他的最大的优点，——他能够深入民心，而弹动其弦索。然而不能否认，季诺维也夫只是一个鼓动家，而非理论家或革命的战略家，若非受一种外来的纪律所裁制，他很容易流于“煽惑主义”，[3]这里用的不是庸俗的意义，而是科学的意义。即是说，他表现一种倾向，容易为了眼前的成功而牺牲远大的利益。季诺维也夫的鼓动家敏感，每逢估计政治局势问题发生时，使他成了一个非常可宝贵的顾问，——但仅此而已。在党的会议时，他若有一个已定的政治观念在群众大会试验过的而又浸透工人和士兵的希望和怨恨的，那他就很能征服人，说服人，迷住人了。他方面，季诺维也夫也能够在怀敌意的大会中，甚至在那时的执行委员会中，给那些最极端和最易爆炸的思想以一种遮饰的和委婉的形式，而深入于那些怀有不信任成见的人的心中。为的成就这些宝贵的效果，他除了自觉他是对的以外还须有一种别的东西；他必须还有一种使他放心的信念，以为有一双可靠而强壮的手替他担负了政治的责任。列宁给了他这个信念。若有一个已定的战略公式，透彻发挥了问题的本质，季诺维也夫就可以巧妙而敏感的补充以他刚刚从街道，工厂或兵营搜集来的呼号，抗议和要求。在此种时机，他就是从列宁到群众间——有时从群众到列宁间——一架理想的传达机器。季诺维也夫总是跟随他的老师走，除了很少几次。但这几次恰好是党，阶级和国家的命运悬而待决时候。这位革命鼓动家缺少革命的性格。每遇征服人心的问题时候，季诺维也夫始终是个孜孜不倦的战士，但一到实际行动，他忽然丧失斗争勇气了。此时他忽然从群众后退，也从列宁后退，只听到动摇声音，只搜集疑惑，只看见障碍。于是他的委婉的差不多女性的声音就丧失了其说服人的力量，而表示他的内心弱点。七月那几日在陶立特宫墙下，季诺维也夫是非常活动，灵巧和有力的。他提起群众的激昂至最高点，——并非号召他们做坚决的行动，反是制止他们。这个恰合于时机和党的政策。季诺维也夫此时如鱼在水一般。立登尼桥一仗，是示威发展一个大转变。从此没有人敢在窗口和阳台看示威了。那些富人都群聚火车站，要离开都城。街上的斗争转变为没有确定目的的一种零星冲突。夜里，示威者和爱国派之间发生徒手战，或无计划的缴械，来福枪从这人手里转到那人手里。分散出来的小队的士兵随便行动。“匪徒和暗探，附和着士兵，唆使他们做无政府式行动，”——博德魏斯基说。小队水兵和陆军搜索那些在屋顶放枪的人，竟去检查地窖。有几处托辞检查，竟实行抢劫。他方面，“虐杀”[4]手段也用出来了。城中商人自觉有力量的部分，便发狂的攻击工人，残暴的敲打工人。新列斯内工厂工人阿法那细夫说：“一群人叫着‘打死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淹没他们！’便来攻击我们，把我们结实打了一顿。”一个被打的人死在医院。阿法那细夫自己从迦德邻运河中被水兵们救起来，受伤和流血。冲突，牺牲，无结果的斗争，无确定的目标，——这就说明了当时情况。布尔什维克派中央委员会通过一个决议：号召工人和士兵停止示威。这个决议立刻通知执行委员会了；此时下层分子也难得有人反对此决议。群众散回各区去，他们无意明日再开始斗争。他们觉到了那个“政权交给苏维埃”的问题，比外表所呈献的，要复杂得多了。陶立特宫终于解围了。附近街道没有人了。但是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仍旧开下去，有时中断，有时长篇大论的演说，没有意义，没有目的。以后，人家才明白，那些妥协派在等待着什么事情。隔壁房间里，工厂和兵团诸代表还在呆等。默特列夫记载道：“半夜过去好久了，我们还在等着一个‘决议’……为了疲倦和饥饿而烦躁起来，我们就在亚历山大大厅走来走去……到了7月5日早晨4点钟，我们的呆等终于有个结束……一群武装的军官和士兵闹嚷嚷地经过宫殿入口开着的门冲进来。”全宫殿充满了响亮的马赛歌声。当这快要天亮的时候，那种踏步声和军乐声使会议厅发生一种非常的激动。代表们从各自的席上跳了起来。一个新的祸事么？但是丹正在演说台上，……他喊道：“同志们，不要慌。这不是什么祸事。这是一些忠实于革命的兵队开到这里来了。”不错，望眼欲穿的可靠的队伍终于开到了。他们占据了过道，残暴的攻打那还留在宫里的少数工人，一部分携带武器的工人被他们缴械了，被他们逮捕带走了。少尉顾秦，一个有名的孟什维克，穿着军装走上演说台去。主席，丹，张开两臂来拥抱他，音乐奏着胜利的歌调。妥协派快活得透不过气来，以得意的眼睛瞪视左边，互相握手，张开喉咙，倾注他们的热情于马赛歌里。“反革命开始时一幅典型的画图，”马尔托夫喃喃自语说，他晓得如何观察，他也明白好多的事情。苏汉诺夫记载的这一幕剧的政治意义还更重要些，如果你记得马尔托夫和丹同属于一个党，在丹看来，这一幕剧恰好表示革命的最高胜利。直至此时观察了多数代表洋溢着喜气之后，苏维埃左翼才明白：这个官方的民主力量的最高机关，到了真正的民主力量出现于街上时候，是何等的孤立。在36个小时当中，那些人轮流着退到会场外去，为的打电话同司令部或在前线的克伦斯基相联络，请求救兵，号召，劝说，祈求，一个个鼓动家派出去，然后又等待着。危险过去了，但是恐惧心仍在那里作怪。因此早晨5点钟，那些“忠实分子”的踏步声，在他们的耳朵中如同一曲逢凶化吉的交响乐。演说台上终于发出坦白的演说了，说起侥幸镇压一个武装的叛乱，说起此次必须同布尔什维克派算账。然而进入陶立特宫的那些军队，并不是从前线来的，有如好多人看见当时情景所猜测的一般。那些军队本是从彼得格勒卫戍军中抽调而来的，主要是从最落后的三团抽调来的：泼雷奥勃来顺斯基团，谢米诺夫斯基团和伊士马伊洛夫斯基团。7月3日，这三团人声明守中立，无论如何用政府和执行委员会威权都调他们不动。士兵们在军营里惶恐不安坐着等。直到7月4日下午，政权机关想出了一个有力量的办法：拿些文件给泼雷奥勃来顺斯基团士兵看，其中证明列宁是德国侦探，如同二加二等于四一般明白。这事成功了。各团传遍了新闻。军官，团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派来的鼓动家，加倍活动。中立诸团的情绪忽然改变了。天快亮时，已经无需要他们了，人们却成功了把他们集合起来，带他们穿过无人的街道至空虚的陶立特宫。那夜马赛歌是伊士马伊洛夫斯团的军乐队奏的，——1905年12月3日，恰好是这一团（当时最反动的）奉令逮捕第一次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当时苏维埃正在开会，由托洛茨基当主席。历史剧的盲目导演者，每一步都演出了动人的情节，却不是有意串这种情节：他简单的让事变的逻辑自由发挥罢了。***街道上肃清了群众之后，那个成立不久的革命政府便伸伸它的麻木的四肢。工人代表扣留起来了，枪械缴了，各区间的联络切断了。大约早晨6点钟，一辆汽车停在《真理报》编辑部门口。汽车装来军官和士兵，还有一架机关枪，立刻安在窗口上。这些不速之客走后，留下了一个捣得稀烂的办公室：抽屉撬开了，地板堆满了扯破的稿子。电话线根根扯断。门房和差役被打一顿，捉去了。印刷厂受的攻击还更厉害，印刷厂是最近3个月来工人捐钱买的。旋转印刷机捣毁了，铸字机破坏了，排字机碎成片片了。布尔什维克派想错了，他们骂克伦斯基政府懦弱无能！苏汉诺夫写道：“一般说来，此时街道已经恢复常态。差不多没有群众拥聚在街上，或当街开会；差不多所有的店铺都开了门。”早晨，布尔什维克号召停止示威的传单——被捣毁的印刷厂的最后出产品——散发出去了。哥萨克兵和军官生在街上拘捕水兵，陆军和工人，解他们进监狱或看守所。在店铺里和人行道上，人家说的都是关于德国人的金钱。有人敢替布尔什维克派辩护，立刻就要被捕。“此时没有可能宣布列宁是一个正人君子，——人家要把你捉到警察局去的。”苏汉诺夫总是一个细心的观察家，留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常来往的街道上发生的事情。但是工人区域情形另是一样。工厂里还没有人做工。人们小心戒备着。传闻有队伍从前线开回来。维包格区各街道上成群结队的人讨论着，若来攻击应当怎么办。默特列夫说：“赤卫队和一般工厂青年决心进彼得·保罗堡垒去，帮助被围在那里的队伍，他们把手榴弹藏在口袋里，鞋子里和衣服里。他们坐划子过河去，一部分从桥上过去。”哥隆那区排字工人斯密诺夫，回忆道：我看见几支小火轮载着海军学生，从杜德霍夫和奥兰宁堡开下尼瓦河来。下午两点钟时，大家知道大局不好了……我看见水兵们一个个的由小路走回喀琅施塔得去……谣言传开来，说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都是德国奸细。卑鄙的迫害开始了……历史家米留可夫很满意的把这一切总括起来道：“街上的人，情绪和成分都完全改变了。黄昏时，彼得格勒是非常安静的。”前线队伍尚未开到以前，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得到妥协派的政治合作，继续隐瞒着他们的真正意向。下午，有几个执行委员，以里倍尔为首，到克希辛斯该雅邸宅来，同布尔什维克诸领袖开谈判。这次访问表明一种最和平的态度。依照当时成立的协定，布尔什维克派应该叫水兵们回喀琅施塔得去，叫机关枪兵退出彼得·保罗堡垒，并撤除巡逻队和装甲汽车；政府方面则应允不许人虐杀或压迫布尔什维克派，并释放那些被捕的人，除了犯刑事的不释放。但这个协定并不能持久。关于德国金钱和前线军队调回的风声传开去，卫戍军中渐渐有些部队表示尽忠于民主派和克伦斯基了，他们派代表到陶立特宫或司令部去。最后，前线军队果真陆续开到了。妥协派方面的气概一点钟比一点钟骄傲起来。前线来的队伍本准备要用血手从那些德国奸细夺回首都。现在显然明白无需要军队来做这事，但必须找个请救兵的藉口。为的避免自己陷于嫌疑之中，妥协派就尽力向带兵官表示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人是站在他们方面的，布尔什维克派则是他们的公敌。当加米涅夫提醒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注意几点钟之前成立的协定时候，里倍尔以一个铁石心肠的政治家口吻回答说：“势力的对比，现在已经改变了。”里倍尔从拉萨尔的通俗讲演里学到：大炮是宪法的一个重要部分。一个喀琅施塔得代表团，以辣斯可尼可夫为首，屡次被执行委员会的军事部传了去，军事部的要求一点钟比一点钟加多，最后竟变为里倍尔的一个最后通牒，要他们立刻同意解除喀琅施塔得的人的武装。辣斯可尼夫说道：“我们从军事部出来，又去同托洛次基和加米涅夫商议。列夫·达维多维奇（即托洛次基）教我们立刻秘密送喀琅施塔得的人回去。我们决定派同志到各兵营去，并通知喀琅施塔得的人，说他们就要被迫缴械。”大多数的水兵来得及走开了，惟有几小队仍留在克希辛斯该雅邸宅和彼得·保罗堡垒。李沃夫亲王，得到社会主义部长知情和同意，早于7月4日签发一个命令给波洛夫泽夫将军，要他“逮捕那些占据克希辛斯该雅宅的布尔什维克派，把那个屋子腾出来驻兵。”此时，编辑部和印刷厂被捣毁之后，布尔什维克派大本营的命运问题就成了生死关头的问题。必须防卫这座屋子。军事委员会任命辣斯可尼可夫为防卫司令，他大规模地——依照一种喀琅施塔得办法——履行他的职务；征发大炮，甚至叫一只小兵舰开进尼瓦河口来。辣斯可尼可夫事后以如下的话解释他这个布置：“这些军事准备，在我方面，自然不是仅仅为了自卫，因为空气中不仅含有火药气而且含有虐杀气……我还以为——我相信不是没有理由的——有一只好的兵舰在尼瓦河口就足够大大摇动临时政府的决心。”所有这一切是颇空泛的，而且不太认真。我们可想得到，7月5日白天，军事委员会诸领袖，连辣斯可尼可夫在内，尚未明白局势改变至什么程度。所以在这个时候，武装示威已经迫不得已急忙后退，为的不被敌人迫上武装暴动了，而有些军事领袖却还在实行一些偶然的未经深思的前进步骤。那些青年的喀琅施塔得领袖，这回并非第一次过了火。但若没有那些爱过火的人的帮助，你能革命么？事实上；一切人类大事业之中不是必然含有百分之几的轻举妄动成分么？这次只限于发出一些训令而已，而那些训令不久又给辣斯可尼可夫自己撤消了。当此时候，传到这邸宅来的消息一个险似一个。有个人看见尼瓦河对岸一座屋子窗口架了机关枪，向克希辛斯该雅邸宅瞄准；又有个人看见一队装甲汽车向这方面开来；第三个人则报告哥萨克巡逻队临近来的消息。两个军事委员奉派到军区司令部去谈判。波洛夫泽夫向他们保证说，捣毁《真理报》事件，他不知情，他也不准备去压迫军事委员会。事实上，他不过在等待前线来的足够的救兵而已。当此喀琅施塔得退兵之时，整个波罗的海舰队刚准备好了前进。这舰队的主要部分停在芬兰海上，全体约有七万水兵。还有一军人也驻扎在芬兰，此外赫尔辛基海港工厂有一万俄国工人在做工。这是革命的一个有力的拳头。海陆士兵的压力如此难以抵御，甚至社会革命党的赫尔辛基委员会也出来反对合作政府，因此在芬兰海陆军中所有苏维埃机关都一致要求执行委员会接受政权。为了拥护这个要求，波罗的海方面的人决心随时都可开进尼瓦河口去。然而有件事情阻止他们，就是害怕消弱了海军防守线，让德国舰队容易来进攻喀琅施塔得和彼得格勒。但是这里发生了一件完全出人意外的事情。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称为“波中”的——于7月4日召集各舰委员会开一个非常会议，主席狄宾科宣读舰队司令刚刚接到的两个秘密命令，由海军部次长杜达勒夫签字的。第一个命令要海军上将凡德勒夫斯基派四艘驱逐舰到彼得格勒来以武力阻止喀琅施塔得水兵登陆；第二个命令要舰队司令不许各战舰以任何借口从赫尔辛基开往喀琅施塔得，有不从者不惜以潜水艇击沉之。那位海军上将觉得左右双方的枪口都对准了他[5]，为要保存自己的脑壳，所以把电报交给“波中”，并声明说：即使“波中”副署，他也不执行这二个命令。这二个电报宣读后，水兵们惊骇起来。他们固然一有机会便用那绝不客气的话来痛骂克伦斯基和那些妥协派。但直到此时，他们还以为此事是苏维埃内部的斗争。中央执委员中占多数的一派，和芬兰地方委员会中占多数的一派，本是同党派的人，——这个地方委员会刚出来主张一个苏维埃政府。显然，无论孟什维克或社会革命党人都不会赞成去击沉那些主张执行委员会拿起政权的战舰。一个旧时海军军官，如杜达勒夫也者，如何能插足在苏维埃家务纠纷里面，而把这纠纷变成一个海战呢？昨天那些大战舰才被官方视为革命的屏障，——而且拿来同那些落后的驱逐舰和潜水艇相对照，革命宣传差不多未曾达到那些舰艇哩！政府现在居然要靠潜水艇的帮助击沉那些战舰了么？这些事实简直不能被水兵们迟钝的头脑所了解。那两个命令，他们以为是属于噩梦的，其实却是三月播种之后7月应有的收成。从4月起，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人已经开始号召外省起来反对彼得格勒，号召士兵起来反对工人，号召骑兵起来反对机关枪兵了。他们在苏维埃中给了士兵代表以特权，超出工人之上；他们优待零星小企业工人而反对金属大工业工人。他们自己代表过去时代，所以在一切种种落后性中寻求援助。现在他们脚底下的基础动摇了，于是唆使后卫来反对前锋。政治有其自己的逻辑，尤其在革命时候。妥协派各方面受迫，不得不命令海军上将凡德勒夫斯基击沉比较先进的战舰。对于妥协派最不幸的，就是他们依赖的落后分子已在日加一日的努力赶上先进分子了。潜水艇官兵对于杜达勒夫的命令之气愤也不减于诸战舰官兵。主持“波中”的人绝非哈姆雷特[6]一流人。他们不坐失时机，立刻和舰委员共同决议，派那只指定来攻击喀琅施塔得的驱逐舰奥尔费号立刻到彼得格勒去，一来探听那里发生什么事情，二来“逮捕海军部次长杜达勒夫。”这个决议虽然出人意外，但仍明白表示波罗的海水兵如何还把妥协派看作阋墙的兄弟，与他们认为公敌的杜达勒夫不同。奥尔费号开进尼瓦河口时，正在一万武装喀琅施塔得人在此登陆之后24小时。但是“势力的对比已经改变了。”水兵们一个整天不得允许登陆。直到晚上，“波中”和各舰代表共67个水兵才得允许到两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去，——那时正在第一次结算七月事变的账。胜利者在他们的新胜利中是洋洋得意的。魏廷斯基在演说，很得意的描绘懦弱和屈辱时候的情形，为的更加鲜明衫托出后来的胜利。他说：“首先来帮助我们的队伍，是装甲汽车队。我们坚决计划好了，那些武装暴徒如果使用武力，我们就开枪……看见革命遭遇的危险如此之大，我们就发了一个命令给某些部队（在前线）乘火车回首都来……”这个联席会议的大多数人正在吐露他们的仇恨，反对布尔什维克派，尤其反对水兵。就在这个空气之中，波罗的海代表们来了，还带了一个命令逮捕杜达勒夫。那些胜利者用狂野的叫喊，顿脚，挥拳，来迎接波罗的海舰队的决议案。逮捕杜达勒夫么？什么？这位勇敢的海军中将，不过履行他对于革命的神圣职务罢了，至于他们，水兵们，叛乱者，反革命分子，则在背后打击革命！联席会议以一个特别的决议案郑重宣布他们与杜达勒夫一致。水兵们目瞪口呆望着演说的人，又互相望着。直至此时他们才开始明白一向在他们眼前发生的事情了。第二天，全体代表被捕，在监牢内完成他们的政治教育！接着，“波中”主席，那个海军准尉狄宾科来援助他们，也被捕了；在他以后被捕的还有海军上将凡德勒夫斯基，他是被召来首都问话的。6日早晨，工人们复工了。现在惟有前线召回的军队在街上示威。反间谍机关的人员在街上检查通行证，到处捉人。青年工人魏诺夫，散发“小页《真理报》”，那是代替昨日被捣毁的布尔什维克机关报而出版的，——在街上被一群暴徒杀死了，也许就是反间谍机关人员杀死他。黑色百人团反动分子尝到了镇压反抗的味道。劫掠，强暴，有时开枪，继续发生于城里各部分。这一日中，队伍接二连三从前线开到了：骑兵师，顿河哥萨克团，轻骑兵师，伊兹波团，小俄罗斯团，龙骑兵团及其他。高尔基的报纸写道：“哥萨克兵，大批开到，嚣张得很。”城内有二个地方，新到的伊兹波团被人开机关枪射击。两处机关枪都发现了，在顶楼上，但找不到开枪的人。在其他地方，开到的军队也被人射击。这种恶意的开枪事件深深陷害了工人。显然是有经验的挑唆家，拿子弹来欢迎士兵，意图播下反布尔什维克种子。工人们急忙努力向新到的士兵解释这种事情，但人家不许工人们接近士兵。自从二月以来，这是第一次，军官生或军官站在工人和士兵之间。妥协派欢天喜地欢迎新到的军队。在军队代表大会上，当着许多军官和军官生面前，那个魏廷基献殷勤的解释说：“现在军队和装甲汽车沿着百万大街开往宫殿广场去了，为得接受波洛夫泽夫将军的指挥；而这就是我们依赖的真实的力量。”为了做一种政治的掩护，四个社会主义者奉委襄助军区司令办事：阿夫克森齐耶夫和高次由执行委员会派的，史高倍列夫和欠尔诺夫由临时政府派的。但这并不能保全那位司令。克伦斯基后来向白卫军夸口说，他于七月事变中从前线回来时就把波洛夫泽夫免职了，为了“优柔寡断”。现在终于可以解决那拖延许久的问题了，就是：捣毁那个设在克希辛斯该雅邸宅的布尔什维克蜂窠。在一般社会生活中，尤其当革命时候，不重要的事实，以其象征的意义作用于想像，有时却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譬如，在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之中，列宁“占夺”克希辛斯该雅邸宅问题占据了一个不相配称的重要位置，——克希辛斯该雅是个宫廷舞姬，她的出名，由于她的舞术者少些，由于她同罗曼诺夫皇朝诸男性代表关系者则更多些。她的私邸便是这种关系的产物，——好像是尼古拉第二做皇储时给奠的基。大战前，人家谈起这个与冬宫望衡对宇的为贵宦命妇所常聚会的邸宅，总带着一种欣羡的敬意。但在大战时候，人家则常提到“赃物”了。士兵们则甚至以更恰当的话来说，将近老年了，这位舞姬便投身于爱国生涯。那个爽直的罗将柯关于此事曾说过如下的话：“总司令（尼古拉大公）曾说，他知道了舞姬克希辛斯该雅参与和影响于造炮事务，许多工厂由她得到了定货单。”倘若革命之后无人居住的克希辛斯该雅邸宅未曾得到民众的好感，那是毫无足怪的。那时，革命引起了难于解决的住宅缺乏问题，政府从来不敢侵犯一所私人住宅。征发农民的马匹去打仗，那是一回事；征发空邸宅为革命之用，那又是一回事。但民众看法则不相同。一个装甲车后备师，为了寻找适宜的驻所，便于三月初开进克希辛斯该雅邸宅去，而占据之，因为那位舞姬有很好的车库。装甲车师情愿把这屋子楼上让给布尔什维克派彼得格勒委员会。布尔什维克派和这个装甲车师的友谊，补充了他们和机关枪团的友谊。这个邸宅之占据发生于列宁回国前几个星期，此事，起初差不多没有人注意。那个对于侵占者的义愤是随着布尔什维克派影响扩大而增加的。报纸上记载的故事，关于列宁如何住宿于那个舞姬的绣房，宅内所有的陈设如何被人毁坏和盗取，——都是纯粹的谎言。列宁住在他的姊妹的简陋的房子里。舞姬陈设则被房屋管理人封存起来。苏汉诺夫，于列宁回国那一天，参观过这个邸宅，他描写得很有趣。“那个有名的舞姬的房间，现出颇奇异而不配称的情景；优雅的天花板和墙壁，绝不与那些粗笨家具相调和，原始的桌子和板凳，乱七八糟安置着，随着事务的需要。一般说来，家具是很少的。克希辛斯该雅的可移动的陈设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报纸小心避开了装甲车师问题，而把列宁说做一个匪徒，以武力占据一个无拳无勇的热心艺术者的房屋。社论和专栏，都来发挥这个论题。衣衫槛褛的工人和士兵糟蹋了丝绒，绸缎和美丽的地毡！首都所有的会客厅，都激发了义愤。当初吉伦特派叫雅可宾派担负九月屠杀，军营失窃床垫，以及土地法运动诸事之责；如今，立宪民主党和民主派也痛骂布尔什维克派摧折人类道德柱石以及在克希辛斯该雅邸宅精致的地板上咳痰和吐唾了。皇朝的舞女成了被野蛮钉靴践踏下文化之象征。这样尊崇，令那位舞姬振作了勇气，竟向法院控告去。法院判决布尔什维克应当搬出那座屋子。但这是不很容易做到的。“在院子守卫的装甲汽车，气概威严得很，”查勒志斯基回忆道，他那时是彼得格勒委员会一个委员。此外机关枪团和其他队伍，也准备好于必要时赞助装甲汽车师。5月25日，执行委员会接到那个舞姬的代表律师的控告，居然承认：“革命的利益，要求服从法院判决。”但妥协派除了这个柏拉图式的格言之外未敢有所动作，——这事很使那个舞姬痛心，她的本性绝非倾向于柏拉图主义的。中央委员会，彼得格勒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继续在那邸宅里办公。辣斯可尼可夫说：“民众接连不断的在克希辛斯该雅邸宅进出。某些人有事情同这个或那个机关接头，某些人来拿宣传书报，某些人找《士兵真理报》编辑部；某些人则来参加会议。那里时常开会，有时接连开下去，在楼下宽阔的大厅里开，或在楼上有个长桌子的房间里开，那个房间多半是舞姬的宴会室。”阳台上空飘扬着中央委员会那面威严的旗帜，开群众大会时演说的人就在这阳台上讲话，不仅白天开大会，夜里也开。时常黑暗中来了一队士兵或一群众工人，要求一个人对他们演说。也有市民偶然结队在阳台之下观望，报纸上的胡说时时引起了他们的好奇心。当那危急的几天，心怀敌意的示威者暂时行近屋子，要求逮捕列宁和逐出布尔什维克派。看那在宅前经过的群众洪流，可以觉知那沸腾起来的革命深度。克希辛斯该雅邸宅问题在七月事变中达到了最高峰。米留可夫说：“运动的大本营并非陶立特宫，而是列宁的堡垒，克希辛斯该雅邸宅及其古典风格的阳台。”示威失败必然致成布尔什维克这个大本营的陷落。早晨三点钟，彼得格勒团的后备营，一队机关枪兵，一连谢米诺夫斯基团士兵，一连泼雷奥勃来顺斯基团士兵，伏伦斯基团的教导队，两尊大炮和八辆装甲汽车，齐向克希辛斯该雅邸宅和彼得·保罗堡垒开来，二处只隔一衣带水。早晨七点钟，军区司令部一个副官，社会革命党人顾子明，要求腾出房屋。那时留在屋内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只有120人，不肯交出他们的枪械，就跳到彼得·保罗堡垒那边去了。政府军队占据克希辛斯该雅邸宅时，除了几个工役以外没有找到其他的人。……现在还有彼得·保罗堡垒问题。我们还记得，青年赤卫队早已从维包格区渡河到那里去，以便必要时候帮助那些水兵。其中一个记载道：“堡垒墙头上立着几尊大炮，显然是水兵们安置的，以防万一——似乎要流血。”但是外交的谈判和平的解决了问题。斯大林奉了中央委员会委派向妥协派领袖提议共同设法以不流血手段结束喀琅施塔得水兵的行动。由孟什维克波格丹诺夫陪伴着，他不难说服水兵接受前一日里倍尔的最后通牒。当政府的装甲汽车开近堡垒时，一群代表从堡垒门走出来，宣布守兵服从执行委员会。水兵和陆军放下的武器，被几辆货车装走了。缴了械的水兵被送到货船上，回喀琅施塔得去。堡垒的投降，可以认为七月事变之落幕。前线召回的一个脚踏车队占据了业已肃清了布尔什维克的克希辛斯该雅邸宅和彼得·保罗堡垒。十月革命将要发生时，这队人也站到布尔什维克派一边来了。[1]指布尔什维克派军事委员会。——译者[2]HippolitetTaine（1828-1893）法国历史家和文艺批评家，以种族，环境和时代来说明历史事实和文艺作品。——译者[3]译者按：本书中凡遇agitator均译为鼓动家，凡遇demagogue均译为煽惑家。“煽惑主义”（demagogie）的庸俗意义乃是有意诏谀民众以便私图，至其科学的意义，则如书中所说。[4]译者按：Pogrom本是俄文，原意指民间捣毁犹太人商店，住宅，打伤，甚至杀死犹太人而言。但这个手段，有时不仅施于犹太人。本书中凡遇Pogrom皆译为虐杀。[5]原文直译：海军上将处于两火之间。－C.R[6]Hamlet，莎士比亚剧中人物，临大事犹豫不决——译者。<<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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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七月事变：准备和开始<<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上）>>第一章七月事变：准备和开始在1915年，俄国为战争耗费了100亿卢布；在1916年，190亿卢布；在1917年上半年，105亿卢布；若到1918年初，国债将增加至600亿，差不多将等于国家的全部财富（估计为700亿）了。中央执行委员会[1]准备发一个宣言，号召购买战事公债，美其名曰“自由公债”；此时政府则达到那个不很复杂的结论，认为若非再借一大笔外债，则不仅不能支付外国定货，而且不能开销国内费用。贸易上继续一天亏负一天。协约国显然决心不维持卢布了。当苏维埃的《新闻报》第一面登满了劝募“自由公债”那一天，《政府公报》恰公布卢布大跌价。印钞票的机器已跟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了。以前受人重视的钞票，当时还保存着从前购买力的若干辉光，如今则要被只好贴瓶子用的那种红纸头所代替了；人家称那种新钞票做“克伦卡”。[2]资产者和工人各自放入一丝厌恶之意在这名称里面。政府口头上采取了国家统制经济的政纲，六月末，为此目的甚至设立一些累赘的机关。但是“二月政制”的言和行，恰如虔诚的基督教徒的灵与肉一般，是不断的互相冲突的。那些指定的统制机关更多关心于保护资本家利益，免受那个动摇不定的国家权力所损害，而少注意去限制私人利益。工业方面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起了分化；上层分子看见工人平等化的倾向害怕了，便确定地站到资本家方面去。工人们采取一种厌恶态度对待那些“战事定货”，那些趋于破产的工厂因此定货预先得到一年或二年保障。但资本家方面对于那种生产也已失去兴趣了，它造出的麻烦多过于利润。从上头下来的故意关闭工厂，现在成为有系统的了。金属生产减少了40%，纺织工业，20%。一切日用必需品都是供不应求的。物价随着通货膨胀及经济衰落而增加。工人们要求监督那个营业管理机构，因为那个机构隐瞒了他们，决定他们的命运。劳工部长史高倍列夫，以冗长的布告，劝工人不要干预工厂管理。6月24日《新闻报》登载消息，说人们又要关闭一大批工厂。类似的消息也从外省传来。铁路受打击比工业更重。机车有一半需要大大修理；大部分车辆都在前方；燃料缺乏。交通部不断的同铁路工人和职员相争斗。食粮的供给一天比一天减少了。彼得格勒存粮只够10日或15日之用；其他中心城市存粮也多得有限。在半死半活的车辆以及即将到来的铁路罢工的威吓之下，存粮的不足表示一种继续的饥荒危险。前途没有含着一丝希望。这种情形绝不是工人所希望于革命的。在政治方面，事情还更坏些，倘若这是可能的话。迟疑不决乃是政府，民族，阶级的生命上最坏的条件——也是个人生命上最坏的条件。革命，乃是解决历史问题一切方法中最无情的方法。在革命中采取支吾态度，乃是想像得到的最有害的政策。革命的党决不可迟疑，正如外科医生将刀插入病人体内时候不可迟疑一般。然而这个从二月革命产生出来的双权政制本来是徘徊不定的。一切的人都来反对政府。朋友变成了对头，对头变成了仇敌，仇敌则拿起武器来。反革命完全公开在动员，——那是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煽惑起来的，这党乃是一切有利益可损失的人的政治中心。在毛奇略夫总司令部“军官同盟”总委员会（代表约十万名心怀怨望的军官）和彼得格勒“哥萨克联盟”理事会，——就是反革命的两个军事重心。国会不顾苏维埃六月大会的决议，仍旧开它的“私会”。它的“临时委员会”替反革命活动做一种合法的遮饰，——银行以及协约国诸使馆用很多的钱津贴这个活动。妥协派有被左右夹攻的危险。政府朝这两方面看看，心里很着急，便秘密决定支出一笔款子来组织一个“社会反间谍机关”——即是一个秘密的政治警察局。约在同一时候，即六月中旬，政府规定9月17日选举“立宪会议”代表。立宪民主党虽然参加内阁，但自由派报纸还是猛烈攻击这个政府规定的日子，——没有人相信这个日子，也没有人认真拥护这个日子。“立宪会议”的偶像，三月初旬颇有光辉，如今已经模糊了，已经黯淡了。一切事情都转而反对政府，——政府的些微好意亦惹人反对。直至6月30日，政府才鼓起勇气取消“乡长”制度，那些乡长本是贵族在乡村利益的守卫者，全国人听了这个名称就惹起仇愤，自从亚力山大第三设立这个制度以来便是如此了。但这个迫不得已的而且过迟的部分改良，反而显出临时政府的怯懦可耻。此时贵族已经镇静了惊魂。地主们联合起来，施行压力。6月末，国会临时委员会要求政府：采取坚决手段，保护地主，免受“不良份子”煽惑的农民所侵犯。7月1日，“全俄地主大会”在莫斯科开会，贵族占其中绝大多数。政府左右做人难，一下拿空话哄骗农民，一下又哄骗地主。然而最不好的是前方状况。向敌军进攻这件事，结果狼狈得很；此事对于克伦斯基的国内斗争上也是有决定作用的，士兵们不肯打。李沃夫亲王手下的那些外交官无颜去见协约国的外交官。政府万分需要一笔借款。为表示坚决起见，这个受反对而又无能力的政府，竟敢发动向芬兰的攻击；果然实行到底了，是借手于社会主义者来实行的，同政府所有最龌龊的举动一般。恰在此时，同乌克兰也起了冲突，而且趋于公开的决裂。这个时候距离亚尔培·汤麦斯颂扬光荣的革命和颂扬克伦斯基的日子已经很远了。7月初，“激进派”努伦士代替巴雷奥老格做法国大使，那位巴大使身上还染着浓厚的拉斯布丁客厅香味哩。新闻记者克罗德·安涅给新大使介绍彼得格勒城。他对大使说：法国大使馆对面，尼瓦河那边岸上，就是维包格区。“这是一个大工厂区，完全属于布尔什维克。列宁和托洛茨基就是那里的统治者。”机关枪团的营盘也在这个区域之内，全团约有一万人配备了一千架以上的机关枪。无论是社会革命党或孟什维克派都不能到这团的营盘去。其他各团不是属于布尔什维克的，便是守中立的。努伦士听着惊讶得很，便问道：“假如列宁和托洛茨基要占据彼得格勒，那么有什么力量能阻止他们呢？政府怎么能容忍这个状况呢？”这位新闻记者回答说：“但是政府有什么办法呢？您要明白，政府没有权力，除非只有一种精神上的权力，而且我觉得连这种精神上的权力也是很微薄的……”群众精力唤起来了，无处发泄，便自己寻活动去，做游击式的示威，零零碎碎没收人家财产。工人，士兵和农民，企图部分地解决他们创立的新政权所不肯解决的那些问题。最刺激群众神经的，乃是他们的领袖的迟疑不决。无结果的期待迫得他们渐渐坚决地去敲那个不愿为他们打开的门；或者真正走到失望去。苏维埃开大会那几天，外省代表正在出力阻止他们的领袖去打击彼得格勒时候，工人和士兵已经有很多机会发现出苏维埃诸领袖拿什么感情和态度对付他们了。策列铁里，继克伦斯基之后，不仅见外于彼得格勒大多数工人和士兵，而且受他们所憎恨。在革命外围，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渐渐增大了；直至此时，他们在那个自设于杜尔诺伏别墅的“革命委员会”中起主要作用。但此时连工人中最守纪律的分子——连布尔什维克党内广大群众——也已开始失掉了忍耐心，或至少倾听那些失掉了忍耐心的人的说话。6月18日的示威，告诉每个人：政府是没有人扶助的。“他们到底在上面观望着什么呢？”——士兵和工人一定会这样问，他们指的不仅是妥协派诸领袖，而且也有布尔什维克派领导机关。在通货膨胀的物价之下，为增加工资的斗争刺激了工人，而使他们气愤。6月间，在普地洛夫大工厂里，这个问题尤其迫切，——这工厂有三万六千人在工作。6月21日，厂内有几部分熟练工人罢工了。党很明白此类散漫的罢工没有结果。第二天，布尔什维克派领导的，重要工人团体代表开会，有70个工厂代表参加，宣布说“普地洛夫工厂工人的事情就是全彼得格勒无产阶级的事情”，但又叮嘱普地洛夫工厂工人“抑制他们的义愤”。罢工延期了，但以后12日没有改变了什么。厂内群众，怒气填胸，找寻一个发泄之所。每个工厂都有冲突发生，所有这些冲突都归宿于政府。机车工会给交通部的一个报告内说“这是最后一次，我们宣布：忍耐已到极限了；在如此条件之下，我们简直不能生活……”这话不仅是反对饥饿和贫困，而且反对双重政权，优柔寡断和虚伪欺骗。那个报告特别气愤，抗议：人家“不断的鼓励我们尽着公民的责任，临到饿死时候也要自己节制。”三月间执行委员会将政权移交给临时政府时候，原附有条件，即：革命的队伍不能调离首都。但这个日子已经过去很久了。卫戍军向左走，而苏维埃当权分子则向右走。与卫戍军之斗争从不曾退出于议事日程。虽然并非整个部队都调离首都，但其中最革命的部分，是被人藉口战略上需要，抽调几连到前线补充去，有计划的使之减少力量了。关于前线队伍一天多一天因抗命而遭遣散的风声不断的传到首都来。两个西伯利亚师——西伯利亚轻步兵不是久已被认为最好的队伍么？——被武力遣散。仅仅第五军团——最靠近首都的军队——一次集体的抗命，就有87个军官和12,725个士兵被控犯罪。彼得格勒卫戍军蓄积了从前方来的，从乡村来的，从工人区域来的，从兵营来的种种不平之事，大家都在不断发酵当中。40岁以上生胡子的人坚决要求退伍回家种田去。驻扎于维包格区的兵团——第一机关枪团，第一手榴弹团，莫斯科团，第180步兵团及其他各团——不断的受无产阶级市区的热泉所冲洗。几千个工人在兵营出入，其中布尔什维克派孜孜不倦的鼓动家不占少数。在那些污秽而倾颓的围墙下，差不多没有间断的开着临时集会。6月22日，那时因前线进攻而引起的爱国示威尚未销声匿迹，有一辆执行委员会汽车一时不当心在参孙尼也夫斯基大街经过，挂着一个牌子，上写“拥护克伦斯基！”莫斯科团于是把车内那几个鼓动家逮捕起来，扯破了牌子，连那辆爱国派汽车都送到机关枪团去。一般说来，士兵比工人更没有耐性，——一来因为他们直接受到送上前线的恐吓，二来因为他们更多困难去了解政治战略上的顾虑。还有一层：每个人都有一杆枪；自从二月以来，士兵都倾向于过分重视了枪的独立的力量。一个老的工人布尔什维克里兹定后来说起了第180后备团士兵对他说的话：“他们在那里做什么呢？差不多是在克希辛斯该雅[3]屋子里睡觉吧？来吧，我们把克伦斯基赶走吧！”在团大会上，不断的有决议案通过，宣布必须实行最后手段对付政府。若干工厂派代表到兵营去，问士兵们愿否上街示威？机关枪团派代表去卫戍军其他队伍，号召他们起来反对延长战争。这些代表中最性急的人又说：巴夫洛夫斯基团和莫斯科团以及普地洛夫工厂四万工人“明天”要出来了。执行委员会的官样劝告没有效果。危险一分钟一分钟的增加：彼得格勒，如果不得前线和外省赞助，将被打败的。6月21日列宁在《真理报》上号召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等待一个时候，直至事变发展使广大后备兵站到彼得格勒方面来，再动手。“我们了解你们的苦痛，我们了解彼得堡工人们的激昂，但我们告诉你们：同志们，立刻动手进攻是不妥当的。”第二天，一部分似乎比列宁“更左”的布尔什维克派领袖私下开会，议决：士兵和工人群众情绪虽然激昂，却不应当动手：“最好等待至当权的政党为了开始进攻而完全丢脸之后，——那时胜利就是我们的。”区组织员辣齐斯便是如此报告的，他是那个时候最着急的一个人。中央委员会不得不时时派人到军队和工厂去鼓动，制止那种不合时机的行动。维包格区的布尔什维克派带着无可奈何的神气摇摇头对着自己的人说：“我们现在做了灭火的水龙了。”然而上街示威的号召，仍未有一天停止。其中有些显然是设下的圈套。布尔什维克派军事委员会觉得必须向工人和士兵发出一个宣言：“你们不要相信人家假借军事委员会之名号召你们上街来。军事委员会并未曾号召你们来示威。”接着，还更加坚决地说：“凡是以军事委员会之名号召你们出来的那些鼓动者或演说者，你们应当向他们索阅主席或书记签字的委任书。”在喀琅施塔得那个有名的铁锚广场上，无政府主义者一天比一天更加放胆地提高他们的声音，最后通牒写了好几个。6月23日，铁锚广场诸代表，越过了喀琅施塔得苏维埃，要求司法部释放一群彼得格勒无政府主义者，并恐吓说：若不答应此要求，水兵们就要攻击监狱。次日，奥兰宁堡诸代表也通知司法部，说他们的卫戍军对于杜尔诺伏别墅诸人被捕之事，也是同喀琅施塔得一般，愤慨得很，他们“已经在擦亮机关枪了。”资产阶级报纸赶紧抓着这类恐吓来警告它们的妥协派朋友。6月26日，手榴弹团从前方派代表到它的留守营来，宣告说：“本团是反对临时政府的，本团要求政权交给苏维埃，本团拒绝克伦斯基所开始的进攻，本团疑惑执行委员会已经同那些社会主义部长一起走到资产阶级那边去了。”关于此事，执行委员会机关报发表一个谴责口气的记载。不仅喀琅施塔得沸腾得如罐内的汤，即以赫尔辛基为主要军港的整个波罗的海舰队也是如此。布尔什维克派在舰队中的首领，无疑是安东诺夫·奥夫先珂，他好多年前是个青年军官，曾参加1905年塞马斯托普暴动。在反动那几年中，他是一个孟什维克，战时他是一个亡命的国际主义者，与托洛茨基在巴黎同办《我们的话》，回国后就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政治方面动摇不定，但做人是勇敢的，——冲动的和无秩序的，但有创意力，能随机应变，——那时虽然不大著名，但在革命后来的事变中，他的作用非同小可。他在回忆录中记载道：“我们在赫尔辛基委员会里明白了必需忍耐，必需认真准备。此外中央委员会给我们的训令也是这样说。但我们完全不能避免一次爆发，于是提心吊胆的望着彼得堡。”在彼得堡，爆发的原素一天比一天堆积起来了。第二机关枪团，本没有第一团进步，此时也通过了一个决议，要求将政权移交给苏维埃。第三步兵团拒绝了派出14个连去补充前线。兵营内的集会愈来愈含有暴风雨性质。7月1日，手榴弹团一次集会，特别引起人家注意，因为委员会主席被捕了，又因为孟什维克演说人被人喝倒采：打倒进攻！打倒克伦斯基！卫戍军的核心是那些机关枪兵。就是他们开了水闸，酿成了7月泛滥。在革命头几个月的事变之中，我们已经见过“第一机关枪团”之名了。暴动之后不久，这团便从奥兰宁堡自动的赶到彼得格勒来，“为了保卫革命”；一到之后，执行委员会立刻同它作对，——执行委员会通过一个决议：向它道谢并派它回奥兰宁堡去。那些机关枪兵干脆拒绝离开首都：“反革命怕要攻击苏维埃并恢复旧制度。”执行委员会屈服了，几千机关枪兵仍留在彼得格勒，连着他们的机关枪，他们扎营在“民宫”内，疑虑着他们以后的命运。然而其中有不少的彼得格勒工人，因此布尔什维克委员会照顾这些机关枪兵并不是出于偶然的。由于这个委员会居间设法，他们从彼得·保罗堡垒取得给养。一种友谊开始了，不久就成为不可离间了的。6月21日，这些机关枪兵在一次全体大会之中通过一个决议：“以后必需战争含有革命性质，才可以派遣队伍往前线去。”7月2日，这机关枪团在“民宫”内开一个欢送大会，送那“最后的”补充连出发往前方。演说者是卢那察尔斯基和托洛茨基。政府事后企图给这个偶然的事实以非常的意义。士兵季林和准尉官老布尔什维克辣舍维趣，以本团名义出来作答辞。情绪是很激昂的。他们斥责克伦斯基，并宣誓尽忠于革命，——但没有一个人提出什么实际的办法以应付最近的将来。然而最近几日来，全城都在迫切期待发生一种事故。“七月事变”预先就投射它的阴影了。苏汉诺夫回忆道：“无论什么地方，在所有的角落里，在苏维埃内，在马林斯基宫中，在人民住宅里面，在广场和街道上，在兵营，以及在工厂，人们都谈论着某种示威即将发生，不是今日，便是明日……没有人确切知道究竟是谁来示威的，也不知道在何处示威及怎样示威，但是全城都觉得如同置身在一种炸药的旁边。”炸药果然爆发了。引火者是从上面来的，——是从统治者方面来的。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对那些机关枪兵演说“合作政府”之无能时候，那一天，四个立宪民主党部长便以退出政府手段使那“合作政府”塌台。他们藉口于他们的妥协派同僚与乌克兰订的一个协定，——这协定是他们的帝国主义野心所不能容许的。这次公开破裂的真正原因却在于妥协派迟疑不敢管束群众。恰好在此时辞职，那是受前线进攻大失败消息所决定的，——这消息尚未正式公布，但灵通的人已经确信是实在的了。这些自由派分子很得意让他们左边的盟友单独去对付失败，敷衍布尔什维克派。立宪民主党诸部长辞职的风声立刻传遍了首都，遂将当时存在的冲突在政治方面综括为一个口号（或宁可说一种危急的呼声），即是：“那个合作政府把戏快点完结了罢！”士兵和工人都认为其他一切的问题——工资问题，面包价格问题以及是否要莫明其妙地到前方送死的问题——都是要靠这个问题来决定的，即是：将来究竟谁来统治国家呢，是资产阶级呢，还是他们自己的苏维埃？这个希望含有某种幻想成分，——即是群众以为政权一转移便可以立刻解决一切种种令人烦恼的问题。但最后分析起来，他们是对的：政权问题决定了整个革命的方向，而这也是说决定了每一个人的命运。若以为立宪民主党人没有预见到这个对苏维埃公开拆台行为的效果，那也是小觑了米留可夫。这位自由派领袖显然图谋陷妥协派于一种困难境地，迫得他们非用刺刀辟出一条道路不可。在那几天，米留可夫坚决相信：大胆流一次血就可以冲出难关的。7月3日早晨，几千机关枪兵，忽然打断本团的连委员会会议，自己选举一个主席，并要求立即讨论武装示威问题。会议一开始就像暴风雨一般。到前线去问题和政府危机问题交织在一起，会议主席一个布尔什维克，哥罗文，图谋制止便提议道：应当先同其他队伍以及军事委员会商议一下。但任何延缓的暗示，都惹起士兵痛恨。此次会议上出现了那个无政府主义者柏来希曼，——这人在1917年背景下是个渺小的然而出风头的人物，思想很简单，但有一种可靠的嗅觉，善于察知群众感情，在他那狭小的而容易燃烧的智慧中，是诚实的，他的衬衣胸扣解开着，他的拳曲的头发四面披散着。在这类会议上，柏来希曼是被人用半玩笑的同情尊敬着的。不错，工人们待他颇冷淡，有点厌烦他，——尤其金属工人。但士兵们则很喜欢他的演说，听时互相碰碰手腕，而且用些好话鼓励他。他们显然喜欢他的别致的眼光，他的不甚合论理的坚决，以及他的高锐的美国犹太人声调。六月底，柏来希曼在这类临时集会中游来游去，如同一尾鱼在溪水里。他的主张始终是必须携枪在手走出去。组织么？“街道会把我们组织起来的。”做什么事情么？“去推翻临时政府，正如当初推翻帝制一般，虽然当初并没有什么党派叫人这样做。”这类演说最投合于那时那些机关枪兵的脾胃，——而且不仅投合他们而已。好多布尔什维克派看见下层群众违反他们的形式劝告而向前进时，未尝不表示满意。先进的工人还记得，二月间，恰当胜利关头，他们的领袖正要下令退守；又记得，三月间，八小时工作制是由下层的发动而争来的；又记得，四月间，米留可夫是由那些自动走出街上来的兵队所推翻的。回忆了这些事实，群众的情绪就更加紧张而不耐烦起来。布尔什维克派军事委员会很快得到消息，说机关枪兵开会达到了沸腾之点；于是接连派了鼓动家去演说制止。不久尼夫斯基自己也去了，他是当时军事委员会负责人，很受士兵们敬重。他们似乎留心听他的话。但在这个老开不完的会议中，群众情绪以及会场成分都是时时改变的。军事委员会另一个负责人博德魏斯基记载道：“我们非常的惊讶，当晚上七点钟一个人骑快马跑了来报告我们说……机关枪兵又决定要出来行动了。”他们选举了一个临时革命委员会，每连派二人组织之，以塞马希科为主席，以此来代替以前的团委员会。特别委派的代表已经到了各工厂和各兵团去请求援助。那些机关枪兵也未忘记了派人到喀琅施塔得去。以此方法，比正式组织低一级，而且部分的在正式组织保护之下，那些最激昂的工厂和兵团之间就立下新的临时关系了。群众并无意与苏维埃决裂，他们反是要苏维埃夺取政权的。群众更加无意与布尔什维克党决裂。但他们觉得这党是优柔寡断的。他们要来助一臂之力，要拿拳头去吓吓执行委员会，而推动布尔什维克派前进。如此，临时的代表制度成立了，新的关系发生了，新的活动中心创设了，——不是常设的，却是应付现时局面。环境和情绪的变换，如此之迅速和急剧，以致如苏维埃那般极有伸缩性的组织也不可避免的落了后，而群众不得不于每一新的转弯之时来创立一些辅助的机关以应当时需要。在这仓卒成立的组织之中，一些不相干的，甚至不很可靠的分子，时常混进来出风头。无政府主义者在火上浇油。但有些新进的和着急的布尔什维克也是如此。无疑也有奸细混在里面，也许有德国侦探，但无论如何一定有道地的俄国反间谍机关的密探在内。群众运动的复杂之纲，如何能条理为一根一根的细线呢？至少事变的一般性质是完全明白的显露出来的。彼得格勒感觉到自己有力量，跃跃欲试，不管外省或前线如何，甚至布尔什维克党也再不能阻止他们。惟有经验能帮助他们。机关枪兵的代表往各工厂和兵团号召人上街去时候，并未忘记叮咛说：这次示威是要带武器的。是的，此次还能不带武器么？你能毫无武装出来让仇人攻打么？还有一层——这恐怕是主要的事情——我们必须显示我们的力量；士兵若无武器就不是一个力量了。在这一点上，所有的兵团和所有的工厂都是一条心：如果我们出去，我们一定带子弹的。机关枪兵一分钟也不肯浪费：已经发动了一件大事，他们就要尽可能快的实行到底。后来侦查庭的文件，曾以如下的话形容少尉塞马希科（那一团重要领袖之一）的活动说：“……他向工厂索取汽车，把机关枪架上去，开到陶立特宫及其他地点去，指定路线，自己又带他那一团人从兵营到街上来，他骑马到莫斯科团的后备连去，劝说他们出来，居然成了功，他允许机关枪团士兵可以得到军事委员会指挥下各团的援助，他不断地与那设在克希辛斯该雅邸宅的军事委员会相接头，而且与布尔什维克派领袖列宁保持关系，他又布置哨兵以保护军事委员会……”其中提及列宁之处是有罗织作用的，这日或以前几日，列宁并不在彼得格勒。自从6月29日以后，他就生病了，在芬兰的一个小房子里休养。但是军事法庭这件文书的简括言辞颇能表现那些机关枪兵狂热准备的情景。在兵营院子中，工作也是这般狂热进行着。他们发枪给那些没有枪的士兵。又发炸弹给一部分士兵，工厂开来的每辆大汽车上各架了三挺机关枪以及开枪的人。这一团开到街上去时候，应是全副武装着的。在工厂里情形也是这样。机关枪团代表或邻近工厂代表来了，号召工人上街去。看来，好像他们早在等待代表：工作立刻停止了。雷诺工厂一个工人说了如下的故事：“午饭后，一群机关枪兵跑了来，要我们给他们几辆大汽车。我们的团体（布尔什维克派）虽然反对，仍须拿汽车给他们……他们立刻把‘马克沁’（机关枪）架在车上，而开往尼夫斯基大街去了。此时我们再不能约束我们的工人了……工人们，就穿着工衣，便从各自的机器旁直向门外冲去……”我们可以说，在工厂的布尔什维克派的抗议并非是坚持的。最长久的斗争发生在普地洛夫工厂。大约下午二点钟，大家传述机关枪团派代表来了，召集开会。约有一万人在办公室前面开会。在欢呼声中，机关枪兵说：他们已经奉到命令，于7月4日开往前线，但他们决定了“不到德国前线去打德国无产阶级，却要去打他们自己的资本家部长。”情绪是很高扬的。“来吧，我们行动起来吧！”工人叫喊说。工厂委员会书记，一个布尔什维克，反对，提议先问问党的意见。各方面都起了抗议声。“打倒！你又要延宕了。……我们再不能这样活下去了……”六点钟左右，执行委员会派来了代表，但他们更加无法对付工人。会继续开下去；成千成万群众要寻找一条出路，而不愿听说没有出路的话，他们开着这无穷无尽的兴奋而固执的大会。有人提议派几个代表到执行委员会去，——又是一个延宕的办法，但同以前一样仍无法使会不开。正在这个时候，一群工人和士兵带来了消息，说是：维包格区已经出发往陶立特宫去了。再阻止他们，是不可能的。他们决定去。一个普地洛夫工人耶非莫夫跑到党的区委员会去，问道：“我们应当怎么办？”他得到问答是：“我们不愿加入示威，但我们不能让工人自生自死。我们必须跟他们一路去。”在这时候出来一个区委员屈定，他说：各区工人都出来了，现在党员的责任就是“维持秩序”。如此，布尔什维克派被运动所迫逼，而且被牵入运动之内，一面在找寻藉口来辩护一种行动，一种违反了党的正式议决而行动。七点钟，首都工业生活完全停止了。一工厂又一工厂的工人走出来了，排了队，而且武装了各自的赤卫队。维包格区工人默特列夫记载道：“在成千成万工人群众中间，几百名青年赤卫军来来往往，响着他们的枪托。有些人将子弹装进枪里去，有些人捆紧带子，有些人在带子上挂子弹袋，又有些人则插上刺刀。那些没有枪械的工人则帮助赤卫军准备一切……”参孙尼也夫斯基大街，维包格区的大动脉，塞满了人。左右两旁是工人队伍，大街中央则走着机关枪团，那是游行队的脊柱。每连前面都有一辆汽车，架着机关枪。机关枪团过后来了工人。押阵的是几队莫斯科团士兵。每队之上招展着一面大旗，上书“一切政权归苏维埃”。3月送葬游行以及五一节游行，人数方面也许多些，但7月游行是无比的更加热烈，更加吓人，——而且在成分方面也更加纯粹。一个参加的人写道：“工人和士兵在红旗之下走着。军官的徽章，学生的纽扣，以及‘表同情的小姐太太们’的帽子，都看不见。所有这些都是属于四个月以前的，属于二月革命。今日的运动则没有这些东西。今日惟有资本的平凡奴隶在游行着。”如以前一样，汽车在各街道奔驰，坐满了武装的工人和士兵：代表，鼓动者，侦察者，联络者，以及特别的队伍去呼唤工人和士兵出来示威。他们的枪都是向前举着的。这些刺刀如猬毛的汽车复活了“二月革命”的情景，令一部分人兴奋，他部分人恐怖。立宪民主党人纳博科夫写道：“那样疯狂的愚蠢的野兽一般的面孔，就是我们大家记得二月间看见的那种面孔，”——这就是说，在自由派公开歌颂为光荣的和不流血的革命发生的几日中所看见的。9点钟，七个兵团已经向陶立特宫开动了。一路上都有工人群众和其他军队加入。机关枪团的行动发展为具有传染性的一个力量。“七月事变”开始了。一面行军，一面开会。枪声四起。据工人科洛特可夫说：“人们从立登尼大街一个地窖中拖出一架机关枪和一个军官，军官就在当地被打死了。”一切想像得到的谣言比示威队伍走得更快。示威队伍如同一个火炬向四方投射恐怖。由受吓的中心区打出来的电话，有什么话不说呢？有一个谣言说，晚上八点一辆武装汽车向华沙车站急驶，打算逮捕克伦斯基，他本是这天出发到前线去的，但太迟了，火车已经开了，捕他不着。这个谣言后来屡次被人提起，为的证明一个阴谋。可是究竟谁在汽车里呢，谁又泄露了坐车人这个神秘图谋呢，——则始终没有人知道。在这晚上，装载有武装的人的汽车确实是在各处奔驰的，——华沙车站附近无疑也有这种汽车。许多地方可以听到痛骂克伦斯基的话。这就构成了那个神话的基础，——倘若那个神话不是完全出于有意伪造的。《新闻报》以如下的记事报告七月三日发生的事情：“晚上五点钟，第一机关枪团，一部分莫斯科团，一部分手榴弹团，和一部分巴夫洛夫斯基团，携带枪械出来。几群工人加入他们的行列……晚上八点钟，各队士兵开始在克希辛斯该雅邸宅周围聚集，全副武装，高举红旗以及要求政权交给苏维埃的标语。阳台上有人演说……十点三十分钟，在陶立特宫前面广场上开大会……军队选举了若干代表求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了如下的要求：罢免十个资产阶级部长，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前线停止进攻，没收资产阶级报纸的印刷厂，土地收归国有，国家监督生产。”除了某些小节以外——譬如不说某团，而说某团中的一部分；不说全工厂，而说几群工人——可以说策列铁里和丹的官样文章并未曾歪曲了事实的一般面貌。尤其很正确的指出示威的两个焦点：克希辛斯该雅邸宅和陶立特宫。此次运动，精神和肉体两方面都是围绕着这二个对立的焦点的：到克希辛斯该雅邸宅来，为了请教，为了求得领导和鼓励；到陶立特宫来，则为了提出要求，以及示威一下。***下午三点钟，机关枪兵的两个代表到布尔什维克派的全城大会来，那天是在克希辛斯该雅邸宅开会的；两个代表报告说，他们一团人决定要出来示威了。没有一个人料及这件事情，没有人愿意有这件事情。托姆斯基宣布说：“那些出来示威的队伍，不把我们当同志，因为未曾邀请本党中央委员会考虑示威问题。中央委员会向大会提议：第一、发表一个宣言阻止群众；第二、准备给执行委员会一封信，要它拿取政权。除非我们要再来一个革命，否则此时谈不到什么示威的。”托姆斯基，一个老工人布尔什维克，以多年的苦役刑证明他忠实于党（后来他是工会有名的领袖），由于他的性格，他一般更多倾向于制止群众行动而少倾向于召号群众行动。但是这一次他仅仅发挥列宁的思想：“除非我们要再来一次革命，否则此时谈不到什么示威的。”6月10日那个和平示威的企图还被妥协派指为一种阴谋哩！会场中大多数人赞成托姆斯基的提议。我们无论如何必须拖延那个最后的冲突。前线进攻正在使全国人极度紧张着，这次进攻必然要失败的，政府也必然要把整个失败责任诿诸布尔什维克派头上。我们必须让妥协派有足够的时间使自己完全破产。伏洛达斯基以大会之名回答机关枪兵，要他们那一团人服从党的决议。那两个代表一面抗议，一面走出去了。四点钟，中央委员会批准了大会的决议。中央委员分散到各区各工厂去，为的阻止群众示威。含此用意的宣言也送到《真理报》去，准备次晨印在第一面上。斯大林奉命以党的决议通知两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所以布尔什维克派的真意是明白无疑的了。执行委员会发一个宣言告工人和士兵：“不知名的人……号召你们携带武器到街上来。”这就证明并非任何一个苏维埃党出来号召的。……各个中央机关（党的和苏维埃的）便是如此劝告群众，但群众拒绝了。晚上八点钟，机关枪团，接着莫斯科团，都来到克希辛斯该雅邸宅。素得群众信仰的布尔什维克派——尼夫斯基、辣舍维趣、博德魏斯基——在阳台演说，企图叫那些士兵回去。人们在底下拿“打倒！”“打倒！”来回答。布尔什维克阳台上从来未曾听到士兵叫喊这话；这是一种警报信号。兵团之后，工厂工人已经走来了：“一切政权归苏维埃！“打倒十个资本家部长！”那些是6月18日的标语，但他们现在用刺刀高举起来了。示威已成为无可挽回的事实。现在怎么办呢？布尔什维克派能够束手旁观么？彼得格勒党委员会委员，全城大会代表，以及兵团和工厂代表，共同通过一个决议：重新考虑问题，不再枉费精力来阻止群众，而要领导运动走上这样的道路，使政府危机之解决有利于人民；为此目的号召士兵和工人和和平平地往陶立特宫去，选出代表，经过代表向执行委员会提出要求。当时在场的中央委员会委员批准了这个策略转变。这个新决议从阳台上宣布出去，底下立刻欢呼起来，而且唱马赛歌。党已经承认此运动了。机关枪兵可以松一口气了。一部分机关枪兵立刻进彼得·保罗堡垒去影响那里的守军，有必要时亦可保护克希辛斯雅邸宅免受炮垒的打击，——克希辛斯该雅邸宅和堡垒之间只有一条狭小的克朗维克运河隔离着。示威头队走上了尼夫斯基大街，好像到了外国一般，——这条大街乃是资产阶级，官僚和军官的动脉。几千只眼睛从人行道，从窗子，从阳台看他们，眼中含着恶意。军队挤着工人，工人挤着军队，新的群众源源不绝的来参加。所有的旗帜，红底写金字，一致要求“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群众挤满了尼夫斯基大街，如同不可抵御的洪水，奔向陶立特宫去。“打倒战争”的标语最惹起军官们仇视，军官之中好多是战中受了伤的。男女学生以及官吏——挥舞着手臂，拉长着喉咙，努力要士兵相信：他们背后的德国奸细图谋让德皇威廉军队开进彼得格勒来扑灭“自由”。这些演说者认为他们的断语是无可辩驳的。官吏们指着这些工人说：“他们受了奸细欺骗”，工人们则用恶声来回答他们。其中比较宽容的人说：“被那些风头鬼带坏了。”其他的人也附和道：“无知愚民！”但是工人自己有量物的尺度。他们并不是从德国奸细学得了推动他们今日到街上来的那些观念。示威者毫不客气的将那些麻烦的说教者推在旁边，而向前走去。这就使尼夫斯基大街那些爱国派气愤起来了。有几队人，大部分残废军人和圣乔治骑士领导的，竟向个别的队伍进攻，企图抢去示威旗帜。这里或那里，常有冲突发生。空气渐渐变热了。枪声响了。这里一声，那里又一声。从窗子里面开枪的么？从安尼金宫开枪的么？街上的人回答了一排枪，朝天放的，没有瞄准什么人。在短时间内，整个街道都纷乱了。“武尔刚”工厂的一个工人记载道：在中夜时分，当手榴弹团经过尼夫斯基大街开至公共图书馆近旁时候，不知从何处，有人对他们开枪，枪声继续了几分钟。接着，一场大混乱。工人散开到旁街去，士兵则卧倒在地，——他们倒并不曾白白的经过了战争这个学校。尼夫斯基大街上这中夜剧，手榴弹兵在枪弹之下卧在人行道上，真是一个奇景。普希金和戈果尔，这二个歌咏尼夫斯基大街的诗人，万想不到会有这个奇景。然而这奇景并非虚幻的，却是实实在在的：人行道上躺着死伤的人。***陶立特宫那日也过着一种特别的生活。为了立宪民主党部长的辞职，工兵苏维埃和农民苏维埃两个执行委员会召集一个联席会议以讨论策列铁里的报告，关于如何倒去合作政府的秽水而留着婴儿。这个办法的秘密，若非不安静的民众起来干涉，无疑早已发现出来了。电话传来机关枪团准备示威的消息，使领袖脸上现出气愤和烦恼。士兵和工人难道不能等待至我们的报纸登出一个救苦救难的决议案么？大家斜眼望着布尔什维克派。但这次示威也是出于布尔什维克派意料之外的。加米涅夫以及其他的党代表当时在场的，也同意，日间会议之后，到工厂和兵营去阻止群众出来。这个举动后来被妥协派解释为诡诈。两执行委员会，同平常一样，急忙通过一个布告，宣布任何示威都是背叛革命。但就算是这样，他们又怎样去对付政府危机呢？发现了一个办法：他们将让那个内阁残缺不全，而延迟这个问题直至能召集执行委员会的外省委员到会时候。为了自己的动摇而延迟问题，拖长时间，这岂非一切政策中最巧妙的么？惟有在对付群众的斗争中，妥协派才认为坐失时机是不智的。官方机关立刻活动起来，准备武装来对付“暴动”——他们一开始便把示威叫做暴动了。领袖们到处寻找武装力量来保护政府和执行委员会。由齐赫泽及其他主席团分子签名，要求各种军事机关派装甲汽车，三英寸大炮和炮弹到陶立特宫来。同时差不多每团都接到命令派武装队伍来保卫陶立特宫。但还不止此哩。同一日他们还用电报传达一个命令到前方——给第五军团，当时驻防的离首都最近——要它“派一师骑兵，一旅步兵和一些装甲汽车到彼得格勒来”。孟什维克魏廷斯基那时奉令负保护执行委员会之责，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了：“7月3日整天都消磨在调集队伍来防守陶立特宫上面，……我们的任务，是至少要调几连兵来……有一个时候，我们简直没有一点武力。只有六个大兵在陶立特宫门口站岗，没有力量阻止群众……”然后又说：“示威第一日，我们仅能够调动一百人，——我们没有其他的武力。我们派人到各团去，要求给我们士兵以为守卫之用……但各团都在观望。我们不得不设法终止这件事，于是我们去调回前线的军队。”即使怀了恶意的人也难得想出比这更刻薄的话来讽刺妥协派了。几十万人示威者要求政权交给苏维埃。齐赫泽以苏维埃首领资格，未来内阁总理首先轮到他做，而他反在设法调集兵队来对会那些示威者。这次庞大的运动乃是拥护民主政治的，那些民主派领袖反而说是武装暴徒攻击民主政治。在陶立特宫内，同时，苏维埃工人部正在开会，——已经隔了长久不开会了。在过去两个月中，由于工厂小选举结果，工人部成分起了变化，使得执行委员会有理由害怕布尔什维克派在其中占得多数。有意拖延的工人部会议——几日之前妥协派自己终于召集了——偶然与武装示威同时，这点，报纸也认为是布尔什维克诡计。季诺维也夫对工人部的一篇演说，很能令人心服的发挥了这个思想，即说：妥协派做了资产阶级同盟者就不能也不愿与反革命斗争，因为在他们看来，所谓反革命不过是黑色百人团流氓的个别活动而已，他们并不认为反革命是诸有财产阶级的一种政治联合，是为了消灭苏维埃，消灭劳动者阶级的这个反抗中心的。他这篇演说很中肯。孟什维克派第一次觉得自己在苏维埃地盘上立于少数地位了，便提议：不作任何决议，大家分散到各区去维持秩序。但那已经太迟了！消息传来，说武装工人和机关枪兵快到陶立特宫了，会场上起了很大的激动。加米涅夫走上讲演台，他说：“我们并未曾号召示威，是群众自动走到街上来的……但群众一经出来，我们的位置就是在他们中间……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给这运动以一种有组织的性质。”加米涅夫结末提议选举一个25人委员会来领导这个运动。托洛茨基附议。齐赫泽害怕这个委员会落于布尔什维克派手里，便坚持把这问题提交执行委员会解决。但不成功。辩论愈来愈激烈了。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人终于明白他们一起不过占全会三分之一人数，于是退席。这就成了那些民主派爱用的策略：他们在苏维埃内一经失去多数地位，便开始抵制苏维埃。他们退席之后，会场中276票，无人反对，通过了一个决议案，要执行委员会接受政权。立刻选举一个25人委员会。留下10个位置给占少数的一派，而这十个位置始终没有人来担任。委员选举落于布尔什维克派之手，这个事实向朋友和仇敌表示：彼得格勒苏维埃工人部从此成为布尔什维克派的根据地了。前进了一大步！四月间，布尔什维克派影响差不多只及彼得格勒工人三分之一；在那时的苏维埃中，他们占的位置是微不足道的。现在，七月初，工人部中约有三分之二是布尔什维克派了。这就表示，他们的影响在群众之中已经有了决定的作用。通到陶立特宫来的各街道，拥挤着男女工人和士兵，携着旗帜。一面唱歌和奏乐。轻炮队开来了，指挥官在欢呼中报告他管下各队都是站在工人一边的。陶立特宫近旁的街道和广场站满了人。大家努力拥挤在宫殿大门口演说台周围。齐赫泽出来同示威者说话，扮着一副尴尬面孔，好像表示不相干的事情打岔了他的工作。这位苏维埃主席受到了很不客气的沉默接待。以一种疲倦而嘶嘎的声音，齐赫泽重复着他那一套老生常谈。魏廷斯基出来帮他忙，也未曾得到更好的接待。“然而托洛茨基，”——据米留可夫说——“得到了雷动的掌声，当他宣布说：政权移交给苏维埃的时机，现在已经到来了。……”米留可夫这句话是故意写得模棱两可的。那时没有一个布尔什维克派宣布过“时机已经到来”。设于彼得格勒区的杜弗龙小工厂一个锁匠后来关于陶立特宫墙下大会说道：“我记得托洛茨基的演说，他说现在还不是把政权抓在我们手里的时候。”锁匠记载演说的要点，比历史教授正确得多。那些示威的人，从布尔什维克派演说者口里听到了刚刚在工人部得胜的消息，这个事实使他们满意，差不多是开始了苏维埃政权的时代。两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又在中夜以前不久开会；恰当手榴弹兵卧倒在尼夫斯基大街的时候。由丹提议，会场议决了一条原则，即：惟有预先决定来拥护和实行会场决议的人，才准参加此会。这是一个新调子！苏维埃，即被孟什维克派宣布为工人和士兵的代议机关的，如今竟要被他们变为妥协派多数的一个行政机关了。后来，他们成了少数以后——离此不过两个月罢了——同一妥协派又非常热烈的拥护苏维埃民主制了。然而今天——和在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紧急关头一样——民主制就束在高阁之上了。几个“区际派”代表提出抗议而离开会场。布尔什维克派全体不在那儿；他们在克希辛斯该雅邸宅讨论明日的事情。联席会议开下去，“区际派”和布尔什维克派又来出席了，宣布说：没有人能够取消他们被群众选举得来的代表资格。占多数一派听了这个声明一声不响。于是丹的决议案就自然而然被人忘记了。会开下去，如同临死的人在挣扎一般。妥协派以疲倦的声音互相保证说：他们的主张是正确的。策列铁里以邮电部长资格，控告他手下的雇员：“我刚刚听到了邮政和电报工人罢工消息……说到他们的政治要求，则仍然是那个口号：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团团围在陶立特宫的示威群众的代表，要求参加会议。他们被允许入场了，但是以忧虑和仇恨允许他们的。代表们却诚心相信，这次妥协派不能不答应他们了。今天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的报纸，为了立宪民主党部长辞职事件，自己不也是攻击他们的资产阶级同盟者的诡计和拆台么？此外工人部已经出来赞成一个苏维埃的政府。那么还要等待什么呢？但是他们的热烈呼声，——其中气愤仍含有希望——在这个妥协派代议机关的沉浊的空气内，变成了微弱而不投机的。领袖们只有一个思想：如何赶快辞退这些不速之客。请他们退到会场的回廊去罢：若赶他们回到街上示威者群中去，那是很不谨慎的。那些机关枪兵在回廊里很惊讶的听那冗长的辩论，这辩论只有一个目的：延宕时间，妥协派正在等待救兵。丹叫喊说：“革命的民众在街道上，但那些民众正在完成反革命的事业。……”阿伯拉莫维趣赞助丹；阿伯拉莫维趣是“犹太同盟”领袖之一，一个保守的学究，他的每个本能都被革命所侮辱了。他说：“我们眼见着一个阴谋。”他显然是抹杀事实；他又提议要布尔什维克公开宣布：“这是他们造出来的。”策列铁里更深一层说：“到街上来要求‘一切政权归苏维埃！’——这是拥护苏维埃么？苏维埃如果要政权，政权就可到手。无论哪方面，苏维埃的意志都不会遭受障碍……这样一个示威并不是照革命道路走的，而是照反革命道路走的。”这些道理，工人代表们无法懂得。他们觉得那些上层领袖头脑有点发昏。会议最后又加一次断定（除了11个人以外大家都赞成）：武装示威乃是背后打击革命的军队等等。早晨五点钟散会。群众渐渐散回各自的区域去了。武装汽车奔驰通宵，联络各兵团，各工厂和各区中心。同二月底一般，夜里的时间群众拿来结算白天的斗争。现在他们有了一种复杂的组织系统——工厂组织，党组织和兵团组织——各种组织不间断的开会。在各区里，人们认为运动显然不能半途终止的。执行委员会拖延那关于政权的决议。群众认为这是一种动摇。结论是明显的：我们必须再加以压力。布尔什维克派和“区际派”夜里开会，与执行委员会同时在陶立特宫内开会，会场上也是计算白天的账，而且企图猜测一下明天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从各区来的报告，证明了今日的示威不过使群众动起来而已，使群众第一次赤裸裸遇着了政权问题。明天工人和士兵将要求这问题的答复；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能够取消他们从各区出来。辩论的并不是关于应否号召群众夺取政权的问题，如敌人后来说的，而是关于究竟阻止明日早晨的示威呢，还是领导这个示威？夜深时候，或宁可说早晨三点钟，普地洛夫工厂工人走到了陶立特宫，——一起有三万工人，其中好多带着女人和小孩子。这队伍是夜时11点钟出发的，其他迟到的工厂在路上亦来参加。虽然如此之晚，仍有许许多多的人在那瓦门，使人想像到今夜全区里没有一个人留在家中。女人们叫喊说：“无论什么人都要去的，——由我们看家好了。”“救主教堂”的钟楼一经发出信号，枪声齐发，仿佛开的是机关枪。下面向钟楼开了一排枪。“在‘高斯基市场（GostinyDvor）’附近，一队军官生和大学生攻击示威群众，要夺去他们的标语。工人抵抗。群众愈聚愈多。有人开了一枪。本文作者头被打破了，腰和胸被人踏伤。”这是工人耶非莫夫写的话，我们已经认识了他。普地洛夫厂工人穿过整个城市，现在城内已万籁无声，终于走到了陶立特宫。幸亏梁赞诺夫坚决努力，——那时他和工会有密切关系，——工人代表团才得允许去见执行委员会。大群工人，饥饿而且死一般疲倦，在街道上和花园内休息，其中大多数人立刻躺在地下，以为要在那里等待答复。普地洛夫工厂工人就躺在地下，于早晨三点钟时候，围绕着陶立特宫；民主派领袖们正在那里面等待着前线救兵到来。——这是最能感动人的情景之一，是革命从二月到十月经过此分水岭时候献给我们看的。12年以前，这些工人当中有不少的人也曾参加正月游行，到冬宫去，捧着神像竖着宗教旗帜。自从那个星期日以后，许多年代过去了；在以后四个月之内又要经历许多年代。普地洛夫工人躺在院子内那种凄惨的景象萦绕着布尔什维克派诸领袖和组织者的头脑，他们正在那里开会讨论次日的计划。明天普地洛夫厂工人将不去做工的，——是的，一夜不睡觉之后他们还能做什么工作呢？有电话叫季诺维也夫。辣斯可尼可夫从喀琅施塔得打电话来，说明天一早要塞守兵将开往彼得格勒来，无论何人何事都不能阻止他们。那个青年的海军准尉在电话线那一头等待训示：中央委员会将命令他同水兵们决裂并受人家鄙视么？除了普地洛夫厂工人一幅流民图以外，现在又加上一幅水手海岛上的同样难堪的图画。他们如此深夜没有睡眠，准备好来援助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不，形势是太明显了。再没有迟疑之余地了。托洛茨基最后一次问道：然而我们可以来一个没有武装的示威么？不，这是谈都谈不到的。一小队军官生就可以驱散几万无武装的人，如同驱散一群羊。士兵和工人也将把这个提议看做一个圈套。回答的话是明白无疑又能令人信服的。于是大家一致决定以党的名义号召群众次日继续示威。季诺维也夫赶快通知辣斯可尼可夫，他在电话线那头等得不耐烦了。立刻起草了一篇告工人和士兵书：到街上去！下午中央委员会制止示威的宣言从排好的版上挖掉了，但已经太迟不能补入新的文章进去。第二天《真理报》上出现一面空白将大大不利于布尔什维克派：显然是因为到最后一刻害怕了，才撤回那个号召暴动的宣言；或者是恰恰相反的哩，——或者是他们撤回了一篇号召和平示威的宣言，为的进而号召暴动？然而布尔什维克派的真正决议印成传单发出来了。其中是号召工人和士兵“以一种和平和有组织的示威叫那正在开会的执行委员会来注意群众的意志。”不，这并不是号召暴动。[1]按指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译者[2]为克伦斯基发行的新币，每克伦卡有值20与40卢布两种。——译者[3]当时布尔什维克总部所在地。－C.R<<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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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上）>>序俄罗斯进行它的资产阶级革命之时，是如此之晚，以致它不得不将它的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或者换一句话说：俄罗斯是如此远落于其他国家之后，以致它不得不——至少在某几方面——越过它们。这话好像是荒诞不经的，但历史正充满了这类荒诞不经的事情。资本主义的英国是如此远走在其他国家前面，以致它必须跟着它们背后走。那些学究以为辩证法是精神的一种无益的游戏，而其实不过反映那个依照矛盾而活在而运动的发展过程罢了。本书第一卷当已解释了：那个代替俄国帝制而起的在历史意义上落后的民主制度，为什么是奄奄无生气的。二三两卷则专论布尔什维克派之如何取得政权。在此两卷中也是以记载事实为基础。读者当能在事实本身之中找得充足的材料以为论断之用。著者此言并非说他避免着做社会学上的推论。历史若毫不教训我们，那就没有一点价值。俄罗斯革命的宏大规模，其中各阶段的连续，群众压力的顽强，政治组织的成熟形式，以及标语口号的简洁，——这一切都使人更容易去了解一般的革命，因之了解人类社会。因为我们认为整个历史过程已经证明了：被内部矛盾所撕裂的社会恰恰在革命中不仅显露它了“肉体机构”，而且显露了它的“灵魂”。本书将更加直接地帮助人们去了解苏联的性质。本书主题之契合时机，不仅在于十月革命为现仍活着的一代人所亲见——这一点意义自然也是非同小可——而且在于从革命中产生出来的政制此时依然活着，发展着，并且提出新而又新的疑谜于人类之前，全世界无时无刻不注意苏维埃国家问题。然而一件存在事物，若非检讨它的起源，我们便无法了解。对于大规模的政治判断，一种历史的展望是最重要的。1917年从2月至10月，这八个月革命，需要写三卷书。批评界一般地并未曾骂我们烦琐。本书篇幅之多是可以拿我们处理材料的方法来辩解的。一只手可以用一页的照相显示出来，但如果用显微镜研究手上纤维而报告其结果，则非写成一卷书不可。著者绝不幻想以为他的研究是透彻了或完美了。然而在许多情形之中，他都不得不使用那近于显微镜而非近于照相机的方法。有时我们觉得过于麻烦读者了，便大大地删除了某证人的证言，某参加人的自白，或某件次要的事实，但以后我们常常把删除的东西又收回了好多。在这个细节地取舍之中，我们只愿能尽可能具体地显示革命过程本身。尤其不能不尽量利用这个便宜，使得这部历史是依实际生活写成的。书市每年推出成千上万的新作，把个人爱情、忧郁低喃或名利中人奋斗史的老三样炒出新滋味。你得连读数页精细铺陈的文字，方可顿捂普鲁思特[1]笔下的女主角处于思维空白状态。那么我们至少有同样的权利可以要求人家注意那一连串的集体的历史剧了，它使亿万人翻身，改变了诸民族的性质，而且永远深入于人类的生活之中。在第一卷里，我们的事实和文字引证之确凿，至今无人提出疑问；这点，人家本来难得提出疑问。反对我们的人，大部分只限于泛论：个人的成见如何能够表现于私心的和偏袒的选择事实和文字之中。这些议论，本身虽然是难以反驳，但如果说对这一著作来讲没有什么意义，则对于这著作的科学方法来说更加没有意义。此外我们又可断言：主观性系数，受作史者本人的气质所规定、限制和考验者较少，受他的方法本性影响者较大。纯粹心理学派将历史事实视为分别的个人或其集团的自由活动之交织，这派史家即使具有好意，也很容易倾向于任意武断。唯物论方法则限制了史家，使他们非根据社会结构的真正事实出发不可。在我们看来，历史过程的基本势力乃是阶级；政治党派立足在阶级上面；观念和口号乃是客观利益的零找币。历史研究的全部过程乃是从客观的到主观的，从社会的到个人的，从基本的到偶发的。这就严格限制了作史者个人的爱憎。一个矿山工程师，在未经测探的区域钻孔，发现了磁铁，人家总可以说，这是出于偶然；人家难得赞成在此地开矿。但如果这个工程师根据了磁针偏向，推出有矿苗藏在地下，而且在若干地方确实发现了矿苗，那时就是最无信心的人也不敢说是出于偶然了。最能说服人的，乃是将普遍和特殊结合为一的那个系统。科学的客观性地证据，不应当在史家地眼光中或声调中去寻，却应当在记载本身的内心逻辑中去寻。如果事实，证言，统计和征引符合于史家的社会分析指针的一般方向，那么关于他的结论的科学稳妥性，读者就有最可靠的保证了。更具体一点说：本书著者如此忠实于客观，以致他的书确实显示了十月革命之不可避免以及它的胜利诸原因。读者早已知道了，我们在一个革命之中首先注意的乃是：群众直接干涉社会命运。我们努力在事实背后探寻集体意识的变动。我们排斥那种关于运动“自发性”的议论，这种议论在大多数情形下，什么也没有解释，也不能教训什么人。革命发生须遵守某些法则这并不是说，在行动中的群众知道了革命的法则；却是说，群众意识的变动并非偶然的而是受一种客观的必然性所支配，这必然性可以拿理论来解释，因此预见和领导都是可能的。某些官方的苏维埃历史家，出人意外，图谋把我们的见解当作唯心论的来批评。譬如包克洛夫斯基教授便硬说我们轻视了革命客观因素。“从二月到十月间发生了一个经济大崩溃，”“在这期间，农民……起来反对临时政府。”包克洛夫斯基认为，革命的动力应当“在这类客观的变动”之中去寻，而不应当在那种不可捉摸的心理过程之中去寻。感谢他以一种简洁的方式提出问题，包克洛夫斯基便把那个庸俗的经济史观的无价值发挥得淋漓尽致了，——人家往往拿这个史观当作马克思主义。在革命过程中发生的急剧转变，其实不是当时的经济紊乱惹起来的，而是由于以前整个时代社会基础上积累下来的根本变动所造成的。专制政体快被推翻时候，以及从2月至10月中间，经济紊乱不断地加深，培植并激发群众的怨望，——这点是没有疑问的，我们从来也未曾忽视这点。但若认为在第一次革命之后八个月发生的第二次革命，乃是因为在这期间内口粮从一磅半面包减至四分之三磅面包，——那就是极大的错误了。直到十月革命之后若干年，群众的食粮仍旧是一天不如一天。然而反革命政客对于再来一次暴动的希望，始终不能实现。这个情形，惟有那种人才认为大惑不解的，——他们把群众暴动看做是“自发的”，即看做是几个领袖巧妙煽惑起来的一种人群叛乱。事实上，单单困苦并不足以激成暴动，否则群众时时刻刻都在暴动之中了。必须社会制度的破产终于暴露出来，使得困苦成为不可忍受的，而新条件和新思想又开辟了一个革命的前途。以后在他们所憧憬的伟大目的之下，这同一群众将证明他们能够忍受两倍以至三倍的困苦。至于将农民的暴动当作第二种“客观的因素”来看，那更显然是错误。在无产阶级看来，农民战争自然是一种客观的情势，——一个阶级的活动，对于另一个阶级的意识一般地总是一个外来的刺激。但是农民暴动本身的直接原因却存在于乡村意识之变换。关于这类变换性质之研究，构成本书中一章的内容。[2]我们不要忘记，革命是人做成的，虽然是无名的人。唯物论并不漠视有感情，能思想，能活动的人，却是解释他。否则历史家的任务又是什么？[3]某些民主派批评家，爱用间接证据的，曾把著者对于那些妥协派领袖用的“嘲笑”态度当作一种不应有的主观成见之表现，有害于这部著作的科学性。我们认为这个批评是不能令人心服的。斯宾诺莎（Spinoza）的原则：“不要哭，不要笑，但要了解”，乃是警告那些不合宜的笑声和眼泪。这原则并不是剥夺了一个人，即令一个历史家的权利，不许他于正确了解之后发挥他的正当的哭或笑。那种纯个人主义的嘲笑，如同一阵烟雾无差别地弥漫于人类的一切努力和思想上面，那是趋炎附势主义之最坏的形式。这种嘲笑，无论放在艺术作品里或历史著作里，都是不好的。但另有一种嘲笑深存于生活关系本身之中；将它掘发出来，乃是历史家和艺术家的责任。主观和客观之间不相配合一般说来乃是喜剧以及悲剧之泉源，生活上如此，艺术上亦然。政治方面更加受这条法则所支配。人物和党派是英勇可敬的，还是滑稽可笑的，并不关于他们本身而是要看他们对于环境的关系如何。法兰西革命进入决胜负的阶段时候，吉伦特派的最杰出的分子在雅可宾派下层分子旁边，变成了可怜又可笑的。约翰·玛丽·罗兰[4]做里昂工厂监察官时候本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人，置于1792年背景之前，好像一个活的漫画像。反之，雅可宾派则是适应潮流的。他们可以惹人仇视、怨恨、恐怖，——但不会惹人嘲笑。狄更斯小说的女主角想用一把扫帚来拦阻海潮前进，乃是人所共知的可笑人物，因为手段和目的不相配称。我们若以为这个人物可以象征革命中妥协派的政策，那似乎是夸大了的。可是策列铁里，那个双权政制的真正主动者，十月革命之后自己向自由派一个领袖纳博科夫表白说：“那时我们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徒劳无功，譬如用几块薄薄的木板来抵御那奔腾澎湃的洪水。”这几句话好像是恶意的讽刺，但这是妥协派关于他们自己而说的最真实的话呀。描写那些想用薄板来抵御革命的“革命家”，而不用嘲笑，那就无异乎为了讨学究欢心而牺牲真理和背叛客观。彼得·司徒卢威，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者，现在是个帝制派，他亡命后曾写过如下的话：“惟有布尔什维克派对于革命是一贯的，而且忠实于革命的本质，所以在革命之中他们胜利了。”米留可夫，自由派领袖，关于布尔什维克派说过差不多相同的话：“他们知道，他们走向哪里去；他们走的方向是他们以前确定下来没有移动过的，他们的目的随着妥协派试验的失败一天更比一天接近了。”最后，一个亡命的白党，不大出名的，想用自己的方法去了解革命，他这样表示说：“走这条路的是些铁石心肠的家伙……一伙‘职业革命家’，不怕把吞噬一切的造反魔王唤至人间。”[5]前面关于雅可宾派说的话，也可以拿来说布尔什维克派，而且更加恰切。他们适合于时代及其使命；人家满口咒骂他们，但不能嘲笑他们，——他们是没有什么可以供人嘲笑的。在第一卷序言中，已经解释了：著者为什么认为最好用第三人称来写他自己在事变之中的活动，而不用第一人称。这个文字上的形式也保留在第二卷和第三卷里面；这形式本身自然不能防止主观性，但至少不会必然地出于主观性。而且能提醒人必须避免主观性。在许多情形下，我们迟疑了很久，考虑着是否要引用某个当代人写的文字，关于著者在事变潮流中的作用。倘若这当中没有含着比“谦虚”更重要的东西，那就很容易决定不去征引那些文字。本书著者是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当布尔什维克派在苏维埃中占得多数以后；后来他又是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十月暴动就是这个委员会组织的。这些事实，他既不愿意也不能够从历史中抹煞了。现时统治苏联那个党派，事后写了许多论文，甚至不少的书，关于本书著者；他们企图证明本书著者的活动，始终是为着反革命利益的。在那最危急几年中，布尔什维克党为什么要安置这样一个“死敌”在那些最负责任的位置上呢？这个问题，他们始终没有回答。这类回顾既往的争论，若是完全不提，那在某种限度之下就等于卸脱了记载真实事实的责任。而且为了什么呢？惟有那种人，他们用狡诈的手段叫读者接受那些非自事实出来的结论，他们才需要装做不关心自己事情的样子。我们则宁愿称呼事物以其真正的名称，如字典上所说的。我们不愿掩盖这事实，即是：在我们看来，这里问题不仅是关于过去的。敌人毁坏一个人的威望，其立意是要打击这个人的政纲；这个人若是为了一个确定的政纲而奋斗，那么他就必须恢复他在事变中地位的真面目。一个人为了大事业兼为了他在战旗下地位而奋斗，若被人认为是为了私人的虚荣，那么对于那些人，我们只好抱歉，却不耐烦去说服他们。总而言之，我们已经注意了，不让那些“私人的”问题在本书中占据了比理应占据的更大的位置。某个“苏联友人”——这个名称时常指的是现时苏维埃政权的友人，而且仅仅当着这些当权者当权的时候——曾经责著者不该以批评的态度对付布尔什维克党或其中个别的领袖。然而没有一个人出来反驳或更正著者所作关于事变中党的状况的描写。那些“友人”自以为负有责任替布尔什维克派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做辩护来反对我们，我们则向他们警告说：我们的书，并不要教人如何于事后去爱一个胜利的革命，并且还只爱着由革命中产生的官僚，却仅仅要教人知道一个革命是如何准备起来的，如何发展的，又是如何胜利的。对于我们，一个党并不是一架机器，须用国家压迫手段来保证它毫无错误；其实一个党乃是一个复杂的机体，同所有生物一般，也是在矛盾之中发展的。披露这些矛盾——干部的动摇和错误也算在内——我们认为绝不会减弱布尔什维克党破天荒第一次担负起来的那个伟大的历史使命的意义。里昂·托洛茨基在王子岛1932年5月13日[1]MarcelProust(1871-1922)法国小说家——译者。【代表作《追忆似水年华》。——C.R】[2]按即本书第三卷第一章十月革命前的农民——译者。[3]得到包克洛夫斯基死讯时候，我们这部书已著成了，书中不止一次同他争辩。包克洛夫斯基从自由派营垒转到马克思主义来时，已是一个成名的学者了。他以宝贵的著作和通俗书贡献于近时史学界。然而他始终未曾完全把握了辩证唯物论地方法。为了公正起见。必须再说一点，即包克洛夫斯基不仅是高才和博学，而且深深忠实于他所服务的大事业。（原注）[4]Jean-MarieRolland(1754-1793)，即罗兰夫人。早年接受卢梭民主政见的影响，拥护大革命，撰写革命宣传品，介绍卢梭的人权主张。1791年随丈夫到巴黎，举办沙龙，渐渐成为吉伦特派活动中心及灵魂，同时积极参与反对山岳派的斗争。1793年吉伦特派垮台，罗兰夫人被送上断头台。－C.R[5]译文有修订。我个人认为，这一段有些不协调：同一个词汇可能不同立场的人说出来实际各有其意思。“职业革命家”就含有太多混淆的意思。托洛茨基援引他们的说法，是想说明列宁派忠于自己的阶级目标，并在1917年的一片混乱中——混乱，因为其他政治代表要么代表腐朽的惊慌失措的旧统治者，要么代表充满幻觉的被自己的调和纲领绑住手脚一事无成的骑墙派——向自己的目标前进。但那些人是真在说这些吗？“目标从未移动过？”这样的描述根本不符合列宁派的发展史，也不符合阶级斗争的逻辑。“惟有布尔什维克派对于革命是一贯的，而且忠实于革命的本质”。这个，勉强可以说同意。但司徒卢威如何理解革命本质？是否就是“强奸俄罗斯母亲的快感”？“他们知道，他们走向哪里去；他们走的方向是他们以前确定下来没有移动过的”。这句话已经比较明显了，就是有产反动派知识界最爱的调调：钢铁意志的灰色呆板革命军压倒了自由的但也因此软弱混乱的市民社会多元萌芽……因为灰色，所以单一，因为单一，所以无脑，因为无脑，所以强大。这就是有产知识界解释革命胜利的习惯逻辑。“走这条路的是些铁石心肠的家伙……一伙“职业革命家”，不怕把吞噬一切的造反魔王唤至人间。”中外反革命通常都把革命的胜利归结为革命一方的“铁腕”（并常常哀叹自己一方太“贵族气”，太“老实忠厚”，杀人太少），而托这里想阐述的意思是说列宁派对革命的阶级目标一以贯之，是阶级意志凝聚在先锋身上体现出的集中强大，而非铁甲骑士团式的强大，那是对社会革命的极大贬低。“职业革命家”那几句更是扯淡。社会革命党搞暗杀的那些人，哪个不是职业革命者？白党对革命永远只有庸俗的理解。我个人认为，援引敌人对自己行为（革命者的行为）的本质作出的评价，需要很谨慎。能避免则避免。－L.X<<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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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苏维埃大会与六月示威》一章的附录<<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三、关于《苏维埃大会与六月示威》一章的附录致加里福利亚大学高恩教授的一封信承你询问：苏汉诺夫描写我在1917年5月间，与形式上由马克沁·高尔基主办的《新生命》报编辑部的会面情形，正确到何种程度。为了可以懂得以后的说明起见，我应该对苏汉诺夫的七卷《革命札记》的一般性质，先说几句话。这部著作虽有许多缺点（言多语繁，印象主义，政治近视），有时简直叫人读不下去，但我们不能不承认著者是有良心的，这良心使那部《札记》成为历史家的一个宝贵资料。不过，法学家是知道的：一个证人的良心，还绝对不能保证他的陈述之可靠。此外还得注意那证人知识发展的水平，他的视听、以及记忆的能力，他在事变当时的情绪等等。苏汉诺夫是一个知识分子形象的印象主义者，正和这类人中的大多数一样，他没有能力去了解另一类型人的政治心理。虽然在1917年，他本人居于妥协派营垒的左翼，因而他是布尔什维克派的紧邻，但怀着哈姆雷特[1]气质的他，乃是，而且始终是，布尔什维克派的一个正对头。他心中老存着一种感情，对那些具有一贯性的人们表示仇恨——这些人坚决地知道他们所要的是什么，以及他们将往何处去。所有这一些，使苏汉诺夫在其《札记》中，一当他企图了解布尔什维克派的行为动机，或显示他们的幕后用意时，很诚实地累积了好多错误。有时，仿佛他故意要把简单与明白的问题弄成糊涂似的。其实他是天生得不能，至少在政治上，去发见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的。苏汉诺夫为要把我的路线和列宁的路线对立起来，浪费了不少气力。他既然对幕后情绪与知识分子的闲谈，颇为敏感——这一点，我们可顺便地说，乃是《札记》的价值之一：它含有许多材料，足以估量自由派，激进派乃至社会主义派上层的心理——则当然会怀有一种希望：列宁与托洛茨基之间许能发生不同意见，——因为这如果成为事实，定能使那站在社会爱国派与布尔什维克派中间的新生命派之无可欣羡的命运，相当轻松一些，所以他更要这样希望。在他的《札记》中，苏汉诺夫以政治回忆及事后猜度的形式，仍旧还生活在这些未实现的空气之中。他把个性的特点、气质、作风，企图解释为政治路线。关于6月10日放弃举行的那次布尔什维克示威，尤其关于七月事变时那次武装示威，苏汉诺夫以好几页篇幅，企图指出列宁在那几天要想靠阴谋与暴动来直接夺取政权，而托洛茨基则相反，他要想叫当时被社会革命党人与孟什维克派这两个政党统治的苏维埃，实际掌握政权。所有这些话，都没有丝毫根据。在6月4日召集的第一次苏维埃大会上，策列铁里在演说中，顺便说道：“在俄国，在目前，没有一个政党会说：把政权交给我们。”这时，有人从坐位上喊道：“有的！”列宁不欢喜打断别人演说，也不喜别人打断他。只因事情关系重大，才使他这次放弃了自己惯常的矜持态度。按照策列铁里的逻辑说，当民族陷入于最大困难之纠缠局势时，首先要试行把政权抛掷给别人。实质上，俄国妥协主义的智慧就在于此，它在二月暴动之后，把政权抛给了自由派。策列铁里用政治廉洁与非常有远见这个色彩，来文饰他对责任的那种丢脸的恐惧。对于一个相信他本党使命的革命家而言，此种卑怯的虚张声势，那是完全不能忍受的。一个革命党，能在困难情势中拒绝政权的，只值得轻蔑罢了。列宁在同次会议上演说，中间解释自己的那句喊声道：“邮电部长公民（策列铁里）……说，俄国没有一个政党，会表示它准备夺取政权。我回答道：有的；没有一个政党能拒绝夺取政权，我们的党不拒绝这样干：她时时刻刻，在准备夺取全部政权（鼓掌与笑声）。你们爱怎么笑就怎么笑吧，但假使部长公民向我们提出这个问题……那他就要得到这一个合适的答案。”这难道看不到列宁的思想是彻底透明的吗？在同一次苏维埃大会上，于农政部长贝显洪诺夫之后，我上去发表了如下意见：“我和他（贝显洪诺夫）并不属于同一政党，但假使他们告诉我说，一个内阁将由十二个贝显洪诺夫来组成，那我会说：这是前进了一大步。……”那时，在发生这件事件之时，我并不以为我关于由许多贝显洪诺夫组成内阁的话，能被了解为与列宁之准备夺取政权，是正相反对的。苏汉诺夫于事后出场，要想在理论上研究这个虚幻的反对命题。他既然把布尔什维克派之为使政权归于苏维埃而准备6月10日示威，解释成准备夺取政权，于是写道：“列宁在‘示威’之前两三日，公开说道，他准备将政权拿在自己手里。而托洛茨基则在同一个时期说道，他愿见有十二名贝显洪诺夫掌握政权。这是有分别的。但我还以为托洛茨基是被牵入于6月10日事件的。……列宁便是在那时，如果没有可疑的‘区际派’[2]与他合作，也不愿从事于决定性的格斗。因为托洛茨基之对于他，有似在大赌博中的一个大帮手，而在自己一党中，则自列宁本人以下，在很长，很长的距离间，还是找不到第二人呢。”这一整段话里充满了矛盾。据苏汉诺夫所云，列宁仿佛真想干策列铁里所控告他的事：“由无产阶级少数立即夺取政权。”此种布朗基主义[3]的证据，假使你相信的话，那苏汉诺夫就见之于列宁在大会所说的话：即不管一切困难，布尔什维克派准备夺取政权。但假使列宁真想在6月10日用阴谋夺取政权，他总不会在6月4日的苏维埃全体大会上预先警告他的敌人了。这简直是毋须记住的，大家总该知道当列宁来到彼得格勒的第一天，就已经对他的党说道，布尔什维克派只叫在苏维埃中取得了多数，就应该担负起推翻临时政府的任务来。在四月事件中，有些布尔什维克提出“打倒临时政府”的口号，作为目前任务，列宁便坚决予以反对。列宁在6月4日的回答只有一个意义：我们布尔什维克派，假使工人与士兵信任我们，那末甚至今天也准备拿取政权；我们在这一点上跟妥协派不同，他们拥有工人与士兵的信任，但不敢拿取政权。苏汉诺夫把托洛茨基与列宁的对立，有如现实主义者之于布朗基主义者。“人们如不接受列宁意见，但可完全赞成托洛茨基的立场。”同时，苏汉诺夫声明道：“托洛茨基被牵入于6月10日事件中”，——这就是说，也参加夺取政权的阴谋。本来没有两条路线，苏汉诺夫偏偏发见了两条路线，于是他便不能不在后来将这两条路线再联成一条，以便能够断定我冒险主义之罪了。这是一种古怪的，有点儿柏拉图式的复仇法，——为了报复这些左派知识分子对于列宁与托洛茨基分裂之失望。布尔什维克派为6月10日示威而准备的旗帜与布额，因临时取消，不曾应用，后来由6月18日的示威者拿出去游行，上面写着的中心口号是：“打倒十个资本家部长！”这口号是，曾被美学家的苏汉诺夫称赞过它简单的表现力的，但一经政治家的资格来看这口号时，苏汉诺夫却表现出不能懂得它的意义了。政府中除了“十个资本家部长”之外，还有六个妥协派部长。布尔什维克派的标语对于他们一点都不曾说起。相反地，若照那口号的意思说，资本家部长应由社会主义者部长，即苏维埃多数派的代表，来代替的。我在苏维埃大会上发表的意见，正是布尔什维克标语的这层意思：和自由派破弃同盟，撤资本家部长的职，由你们的贝显洪诺夫们来代替。布尔什维克之向苏维埃多数派提议拿取政权，自然丝毫不拘束他们对这些贝显洪诺夫的态度；相反的，他们毫不隐瞒这个事实，即：他们将在苏维埃民主的范围内，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为了争取苏维埃中的多数，以及争取政权。所有这些，归根结蒂来说，都不过是ABC而已。只有我们上面说过的苏汉诺夫的特点——与其说是个人的特点，毋宁说是一种类型的特点——才能解释一个参加并观察了这些事变的人，怎能把这样严肃而同时这样简单的一个问题，缠夹到此种地步。你见我分析了这一段政治插话，那就容易懂得苏汉诺夫关于我和《新生命》报编辑部会见——这使你感到兴趣——的描写，是怎样的虚伪了。我和马克沁·高尔基这群人见面后的心情，苏汉诺夫在结语---这是他用我的嘴来说的——中如此表示道：“现在，我看到了，我只能跟列宁一起去办报了。”从这话里所能得到的结论是：只因我不能跟高尔基和苏汉诺夫说到一块儿——即是说，不能和那些我从未认为是政治家或革命家的人说到一起——所以我非走向列宁不可。为要揭出这层意思的荒唐，只须把这意思明白地规定出来就够了。顺便说一下吧，“跟列宁一起办报”这句话是多么地可以表示出苏汉诺夫的特性来啊！——仿佛革命政策的任务只在于办报！无论谁，旦叫具有最小限度创造性的想像力，就该明白我不能这样想，或者这样规定我的任务了吧。要解释我为什么去访问高尔基的报纸编辑部，必须记得我是在五月初来到彼得格勒的，革命后已经两个多月，距列宁回国也已有一个月了。在这时期中，许多事情已经凝成了，定形了。我不仅要对革命主力，即工人与士兵的情绪，必须作直接的，即所谓经验的体察，而且对“有教养的”社会的一切派别与政派，也应该如此。对《新生命》报编辑部之访问，在我不过是一次小小的政治侦察罢了，其目的在于弄清楚这个“左派”中的吸力与拒力，是否有某些分子可以分裂出来，等等。简短的一次谈话，使我相信了这一群聪明的文学家是全无希望的，他们把革命之能事归结于写社论。而且，又因为他们指责布尔什维克派“自己孤立”，把孤立之罪放在列宁及四月提纲身上，所以我一定告诉他们说，所有这一些话，他们只是以多余的一次向我证明：列宁使党对他们孤立，或宁可说，列宁使他们对党孤立，是完全正确的。这个结论，因为要使参加此次谈话的梁赞诺夫与卢那察尔斯基得有印象，所以我是特别着重了说的，同时也显然是这个结论，使苏汉诺夫得以编造出这段谎话来。***你设想：在1917年之秋，我决不肯在彼得格勒的讲坛上，为高尔基的五十岁寿诞发表演说，——这当然是对的。苏汉诺夫至少在这一次做得不坏：他竟放弃了他的狂想之一，即：在十月暴动之前夕，要把我拉去参加高尔基的庆祝会，——这时高尔基正站在巷战障碍物的另一方面。[1]莎士比亚戏剧中著名人物，指一个彻底的怀疑主义者。——译者。[2]苏汉诺夫称我为一个“可疑的区际派”（联合社会民主派区际组织之一员），他的意思显然想说：其实我是一个布尔什维克。这无论如何是对的。我之所以留在“区际组织”中，只为要它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罢了，这参加在八月间终是实行了。——原注。[3]布朗基主义由奥古斯特·布朗基而得名，布朗基（1805－1881）法国著名革命家，主张以少数人的阴谋暴动来代替群众的革命运动。——译注。<<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 |
二、关于《党的重新武装》一章的附录<<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二、关于《党的重新武装》一章的附录本书著者，在纽约出版供留美俄国工人阅读的《新世界》日报上，曾企图以美国报纸上的贫乏消息为根据，给革命发展作一分析与预断。1917年3月6日（旧历），著者写道：“关于正在发展的事变之内幕史实，我们只能凭官方电讯中偶尔漏入的断片与暗示来知道一点。”著者关于革命所写的一些文章，起自2月27日，止于3月14日，——此日著者离开了纽约。下面我们按照日期先后，从这些文章中摘引几段来，以便读者知道当著者于5月4日来到俄国之时，对革命怀着何种见解。二月二十七日：“上面，是无组织的、丢脸的、与解体的政府；军队动摇到了极点；有产阶级中没有信心，感觉恐惧；下层群众感觉到深刻痛苦，数量上增大了的无产阶级则在事变的火焰中锻炼着，——所有这一切使我们有权说：我们正见到第二次俄国革命的开始了。希望我们中间的许多人，能参加于此次革命。”三月三日：“罗将柯与米留可夫之流现在就来谈什么秩序，那是太早了，在沸腾起来的俄罗斯，明天还不曾平静下去的。现在，全国——一切被沙皇制度与诸统治阶级所压迫，弄成赤贫，且被掠夺的人们——将在这广大无垠的全俄人民监狱中，一层一层地兴起。彼得格勒事件不过是一个开端罢了。革命的无产阶级居于全俄罗斯民众之首，执行着自己的历史工作：他们把帝制与贵族的反动派驱出于一切庇护所，而向德国与全欧的无产阶级伸出手来。因为需要消灭的不仅是沙皇制度，而又是战争。”“罗将柯们与米留可夫们忙着企图恢复秩序，与帝制妥协，但第二个革命浪头将冲过了他们的头。革命将自其本身内部产生出自己的政权——产生出走向胜利的一个人民的革命机关。主要的战斗与主要的牺牲还在后头呢。只有经过了这些战斗与牺牲之后，才能有完全的与真正的胜利。”三月四日：“长期间被抑止的群众的不满，一直到大战发生后第三十二个月，才爆发出来，爆发得如此之晚，并非因为在群众之前筑有警察堤防——这堤防在大战时是大为损毁了的——而是因为一切自由派的机关与组织，（包括他们爱国派的走卒在内），曾对那比较不觉悟的工人阶层，施行强大的政治压力，暗示他们必须服从‘爱国的纪律与秩序’。”“（暴动胜利之后，）才轮到国会来出头。沙皇在最后关头曾企图解散国会。假使能够散去的话，那它是会‘依照往年先例’而顺从地散去的。但革命的民众已经统治了首都，他们违反了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意志，跑到街上来斗争了。军队跟民众一起。如果资产阶级不企图组织自己的政府，则革命政府会从暴动的工人群众中发生。六三国会[1]本来是决不敢从沙皇制度手里夺取政权的。但它不能不利用局势造成的虚君时期：皇朝暂时从地面上消失了，而革命政权则还不曾形成。”三月六日：“以城市无产阶级为首的革命势力，和暂时掌握政权的自由派资产阶级，两者之间的公开冲突是完全不能避免的。当然，你可以搜集到许多的话，关于全民统一如何地大大优于阶级分裂，——这正是自由资产阶级与可怜的社会主义者所忙于搜集的。但是从来还没有一个人，曾以此种符咒消除了社会矛盾与停止了革命斗争之自然发展的。”“就是在目前，革命的无产阶级即应以他的革命机关，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与临时政府的执行机关对立起来。在此斗争中，苏维埃把兴起的民众统一在自己周围，应以夺取政权为直接目的。只有革命的工人政府，才具有意志与能力，即令在立宪会议的准备时期，它也能去实行一次全国民主主义的大肃清，彻头彻尾改造军队，使它变成革命民军，且在行动上证明给下层农民看看：他们只有拥护革命的工人政权（workers'régime），才能得救。”三月七日：“当尼古拉第二的党羽掌握政权之时，外交政策上操有最后决定权的，乃是朝廷利益与反动贵族的利益。正因为此，柏林与维也纳老希望跟俄国单独媾和。现在呢，政府的席上已写着纯粹帝国主义的利益了。古契柯夫与米留可夫辈对民众说道：‘沙皇政府已不再存在，现在我们应该为全民族的利益流血’。但所谓民族利益者，俄国帝国主义者指的是收回波兰，夺取加里西亚，君士坦丁堡，亚美尼亚，波斯。换句话说，俄国现在已和其他欧洲国家，首先和自己的同盟国：英法，排好了共同的帝国主义行列了。”“皇朝贵族的帝国主义转变为纯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这事实绝不能使俄国无产阶级接受战争。与世界屠杀及帝国主义作国际的斗争，现在比任何时候，更成为我们的任务了。”“米留可夫之帝国主义的吹牛：摧毁德国，奥匈，与土耳其，——现在成为霍亨索伦与哈布斯堡两王室手中的最好工具了。在他们手中，米留可夫现在所起的作用，正像花园里吓鸟的稻草人。新的自由派帝国主义政府还来不及改良军队，它却已帮助霍亨索伦皇朝提高了爱国主义精神，且恢复了那处处脱落线缝里的德国人的‘全民统一’。假使德国无产阶级有权利来思索，说在俄国资产阶级的新政府之后，站着全体人民，其中包括革命的主力——俄国无产阶级，那这对于我们的同志，德国的革命社会主义者，将是一个可怕打击。”“俄国革命无产阶级的直接责任，就是要昭告世人：在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恶毒的帝国主义意志之后，并无力量，因为工人群众不拥护它。俄国革命应该对全世界显露自己的真面目，即它不仅对皇朝贵族的反动派，而且对自由派的帝国主义，也采取不调和的仇视态度。”三月八日：“在‘救国’这面旗帜之下，自由派资产阶级企图掌握起对革命民众的领导权，且为了这个目的，不仅要把爱国的劳动派克伦斯基，而且显然还要把齐赫泽，这个社会民主派中机会主义分子的代表，用锁链拖在后面。”“土地问题，将在目前这贵族资产阶级与社会爱国派的同盟上，深深地劈进一斧。克伦斯基不得不取舍于‘自由的’六三派与革命的无产阶级之间——前者要为资本主义的目的而窃取全部革命，后者则要将土地革命政纲完全展开，即是说，要没收皇室，地主，采邑，修道院，教会等的土地，交给民众。究竟克伦斯基个人将作何选择，并不重要……农民群众乡村中的下层，乃是另一回事，将他们吸引到无产阶级方面来，是顶不可或缓与顶顶要紧的一个任务。”“假使以我们的政策去适应乡村中民族爱国的褊狭性，藉以解决这个任务（即吸引农民），那是一件罪过：俄国工人为要与农民联络，倘竟以断绝欧洲无产阶级关系作为代价，则简直等于自杀。不过此种自杀行为，在政治上是绝非必要的。我们手中操着更有力的武器呢：当目前的临时政府[2]，与李沃夫，古契柯夫，米留可夫及克伦斯基的内阁不得不保持其统一的名义，将土地问题弃而不顾之时，我们能够，而且应该把这问题全部提出于俄国农民群众之前。”“俄国资产阶级受过1905－1907年的经验之后，说道：‘既然土地改革不可能，那我们就拥护帝国主义的战争吧！’”“我们则引证1914－1917年的经验，将对农民群众说道：‘用背脊向着帝国主义的战争吧，拿土地革命同它对立起来！’”“这个同一问题，土地问题，将来在军队中的无产阶级干部与军队中的农民大众统一之时，会起着巨大作用。‘我们要地主的土地，不要君士坦丁堡！’——无产阶级士兵会对农民士兵这样说，替他解释着：帝国主义战争是为了谁与为了什么的。我们，首先在工人中，其次在农民与士兵中，进行此种鼓动与反战斗争，其所得成功，行将决定自由派帝国主义政府于多久才能为革命的工人政府所代替——这个工人政府是直接依靠着无产阶级，并团结着下层农民的。”“罗将柯，古契柯夫，米留可夫等辈，将竭尽一切力量，以便依照他们自己的形像来召集一个立宪会议。操在他们手中的一张最有力的牌，就是全国一致对外敌作战这个口号。现在，他们自然会说：我们必须保护‘革命的胜利品’，免遭霍亨索伦破坏。而社会爱国派是会和他们同调的。”“‘如果是有什么东西值得保护的话！’我们将会这样说。第一件事必须保证革命不让内敌破坏。必须，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就把帝制与封建的一切废物从所有的角落里扫除出去。必须教俄国农民不要相信罗将柯的诺言与米留可夫的爱国谎骗。必须在土地革命与共和国的旗帜之下、团结数百万农民来反对自由派帝国主义者。只有一个依靠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府，夺取了古契柯夫们与米留可夫们的政权，才能充分执行这一工作。这个工人政府将使用国家政权的所有工具，以便提高，教育，及团结城市与乡村中最落后与最愚暗的下层劳动群众。”“但假使德国无产阶级不起来，那我们将怎么办？”“你是说：俄国革命——即令我们的革命成立了工人政府——也不会对德国发生一点影响吗？但这是十分不可信的。”“哦，如果实际还是如此了呢？……”“……如果不可信的事情真的发生了，如果保守的社会民主党团体在最近时期妨碍德国工人阶级起来反对自己的统治阶级——那时，俄国工人阶级当然要拿起武器来保卫革命。革命的工人政府将进行反对霍亨索伦的战争，号召德国无产阶级弟兄们起来反对共同敌人。反之，如果在最近时期，德国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那他们不但‘有权’，而且应该进行战争来反对古契柯夫与米留可夫，以便帮助德国工人，去跟自己的帝国主义敌人算账。在这两个情形中，由无产阶级政府领导的战争，只不过是武装的革命罢了。那时问题并不在于‘保卫祖国’，而在于保卫革命以及革命之转移于其他国家。”这简直是用不着指出来的：在上面这几段范围广大的引文——它们系摘自几篇供工人阅读的通俗文章——中，所发挥的关于革命发展的观点，与列宁在4月4日提纲中所发挥的观点无异。***二月革命后最初两个月中，布尔什维克党经过了一个危机；本书著者在1909年为罗莎·卢森堡的波兰文杂志写的一篇文章，与此不无关联，所以在这里摘引一段不是多余的：“假使孟什维克派，从‘我们的革命是一种资产阶级革命’这一抽象观念出发，得到的思想是要把无产阶级的整个策略适应于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行为，甚至帮助它夺取国家政权，那末布尔什维克派从同样赤裸的抽象观念：‘民主的而非社会主义的专政’，出发，将达到一种思想：无产阶级即使掌握了国家政权，也要自限于资产阶级的民主任务。诚然，在这问题上，他们之间的差异是很大的：孟什维克主义的反革命方面现在早已完全暴露出来，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反革命特征却只当革命胜利之时，才有发生大危险之虞。”1923年之后，这几句话在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中，曾被不肖门徒广泛地利用。其实，它是在事变的八年之前，给目前那些不肖门徒在一次革命胜利中的行为，作了一个十分确切的估价。党光荣地经过了四月危机，它清算了右翼的“反革命特征”。为此之故，本书著者在1922年又以如下的按语来补足了上面摘引的那一段话：“大家知道，这并不曾发生，因为在列宁的领导之下，布尔什维克主义在这一最重要问题上，于1917年春，即在夺取政权之前，（并非没有内部斗争地）完成了自己思想的再武装。”列宁在和布尔什维克派领导层的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时，于1917年4月间写道：“布尔什维克派的口号与思想，一般方面是完全证实了的，但具体上，事情却发生得相反，它比‘任何人’所能期待的更特别，更奇怪，更驳杂。谁忽视或忘却这个事实，那就有类乎这些‘老布尔什维克派’了，他们在我们党的历史中曾不止一次起了可怜的作用，他们无意义地反复说着那些背熟了的公式，而不去研究新的与活的实际的特点。现在谁假使还只说什么‘无产阶级与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那他便落在生活之后，他因此会于事实上转入小资产阶级方面去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他应该被放进‘布尔什维克派’革命前期的古董档案库（可称为：‘老布尔什维克派档案库’）中去。”[1]指由1907年6月3日政变*产生的那届国会议员。——原注【*1906年秋选举出的第二届杜马中左翼代表的人数大为增加。布尔什维克代表同劳动派、社会革命党、劳动人民社会主义党结成了“左派联盟”，提出了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土地国有化的主张。有产阶级看到这届杜马比上届杜马还不驯服，“贵族联合会”便要求政府解散这届杜马，修改选举法，另外召集俯首听命的杜马。1907年6月1日，总理大臣斯托雷平指控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策划“叛国政变”，6月2日，政府逮捕了社会民主工党的65名杜马代表，随后把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6月3日，沙皇政府宣布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并公布了新的更加反动的选举法。这件事后来被称为“六三政变”。－C.R】[2]美国报纸上所说的“临时政府”，乃指“国会临时委员会”而言。——原注。<<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 |
一、关于《俄罗斯发展的特点》一章的附录<<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一、关于《俄罗斯发展的特点》一章的附录关于俄国历史发展的特点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关于俄国未来的命运问题，乃是差不多整个十九世纪中俄国知识分子一切争论与分派的基础。斯拉夫派与西欧派在两个相反的方向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但都取着一种绝对形式。后来民粹派与马克思主义派起来代替了这两者。当民粹派还没有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影响之下最后消失之前，它在长期间坚决主张俄国应循着完全特别的发展道路，要绕出资本主义。在这意义中，民粹派继续着斯拉夫派的传统，不过除去了它皇朝——教会——泛斯拉夫主义这些个成分，加添了革命民主主义的性质罢了。就事情本质而论，斯拉夫派的观念及其一切反动的疯狂性，与民粹派的观念及其一切民主的幻想性，都决计不是简单的玄想，而是以俄国发展的无疑而深刻的特点为依据的，只是他们的了解是片面的，他们的估计是不正确的罢了。俄国马克思派在与民粹派所作的斗争中，于证明一切国家的发展规律实际同一之时，常常陷于独断主义的模型化中，有把小孩和洗浴水一同倒掉的倾向。这种倾向，表现在名教授包克洛夫斯基的许多著作中，尤为明显。1922年，包克洛夫斯基攻击著者作为不断革命论基础的那种历史观念。我们觉得至少对于那些不仅关心于事变之戏剧式的过程，同时也有志于革命学说的读者们，底下从我们答复包克洛夫斯基教授的论文中摘引最重要的几段，想来是有益的；我们的答复发表在1922年7月1、2两日的两期布尔什维克机关报：《真理报》上。论俄国历史发展的特点包克洛夫斯基发表了一篇关于我的书《一九〇五》的论文，它证明了——可惜是反面地！——把历史的唯物论应用到活的人类历史上去是多么复杂的一件事，甚至像包克洛夫斯基那样深思远虑的人，也往往要把历史弄成为怎样的一种陈旧模型。包克洛夫斯基所批评的那本书，是直接由一种愿望引出来的，即欲替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一个口号找到历史基础与理论辩解，这口号不仅反对着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个口号，同时也反对着工农民主政府的口号。……这一个思想进程，在不少马克思主义者，正确些说，在极大多数的马克思主义者方面，引起了理论上的最大愤懑。这种愤懑的表示者不仅是孟什维克派，而且还有加米涅夫与劳许考夫（布尔什维克——历史家。）一般说来，他们的观点如此：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必须先于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必须成为无产阶级的一个长期学校；企图跳过这一阶段，乃是冒险主义；假使西欧工人阶级还不曾夺取政权，那俄国无产阶级怎能提出这一个任务？等等，等等。这种虚伪的马克思主义，自限于历史的陈旧模型与形式类比，将历史的时代变成为一些不变的社会范畴（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君主专制，资产阶级共和国，无产阶级专政）之逻辑的交替，——从这种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俄国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口号，当然仿佛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可怕叛离了。但只要把1903年至1905年间所表现的社会力量，作一郑重的经验的估量，就已有力地证明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斗争的全盘活力了。这到底是不是特点呢？这一特点有没有预示出全部历史发展的深刻特点呢？这样一个任务，怎么能提出在俄国的即欧洲最落后（包克洛夫斯基也承认）国家的无产阶级之前呢？俄国的落后性究竟在什么地方？难道只在俄国事后重演西欧国家的历史吗？假使如此，还能谈到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吗？可是这个政权（让我们回忆一下吧）是已经被夺取了的。问题的本质究竟在哪里呀？正是在这里，即俄国发展之无疑的与不可争辩的落后性，在较高的西方文化的影响及压迫之下，结果并非简单地重复了西欧的历史过程，而产生了一些深刻的特点，——这些特点有独立加以研究的必要。我们政治环境的深刻的特殊性，使我们能在欧洲革命之前就完成了胜利的十月革命，这种特殊性乃植根在各阶级间相互关系的特点以及国家的政权之中。当包克洛夫斯基与劳许考夫和民粹派或自由主义者争辩时，证明道：沙皇制度的组织与政治系由占有阶级的经济发展与经济利益来决定，他们在根本上是对的。但包克洛夫斯基企图重复这个论据来反对我，那简直是无的放矢。在帝国主义包围的条件中，我们晚起的历史发展的结果，乃是我们的资产阶级不能在无产阶级尚未成为一个独立的革命力量之时，就把沙皇制度推翻。但在包克洛夫斯基看来，这问题的本身就没有存在；而在我们，它却是研究的中心命题。……包克洛夫斯基写道：“在十六世纪全欧关系的背境中描写当时莫斯科的俄罗斯人，乃是一件极其迷人的工作。再没有更好方法，可以驳斥那盛行至今的，甚至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范围中都很盛行的，一种成见，即关于经济基础‘原始性’的那种成见了，仿佛俄国的君主专制就是在这个原始基础上生长起来的。”接着他还说：“把君主专制当作商业资本主义的欧洲的一个方面，在它真正的历史关系中来加以指出……这任务不仅对历史家非常有趣，就是对读者大众，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教育意义；因为再没有比这更激烈的方法，可以结果那关于俄国历史过程的‘特殊性’的神话了。”我们可以看到：包克洛夫斯基直率地否认我们经济发展的原始性与落后性，同时则把俄国历史过程的特殊性算入神话之列。整个事情的困难在于：包克洛夫斯基完全被他和劳许考夫所指出的，十六世纪俄国商业之比较广大的发展这一史实，所催眠了。这是难于了解的，包克洛夫斯基怎能陷入于这样的错误中去。事实上他也许这样想：仿佛商业是经济生活的基础，而且还是经济生活的无误的尺度吧。二十年之前，德国经济学家卡尔·布黑尔企图在商业（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道路）中寻找出整个经济发展的标准。司徒卢威当然赶紧贩卖这“发明”到俄国的经济“科学”中来。在那时，布黑尔的学说遭遇到马克思主义者方面一个极自然的打击。我们在生产中，即在技术与劳动的社会组织中，寻找经济发展的标准，至于那将生产品从生产者手中移入消费者的那一段路程，我们视之为次等现象，其根源也得到生产中去寻找。十六世纪俄国商业规模之大（至少就其幅员而论），不管由布黑尔——司徒卢威派标准的观点来看是怎样地离奇，但我们还是要说，这正是要用俄国经济的原始性与落后性来解释的。西欧诸城市是手工业行会的与商业同盟的。但我们的城市主要是行政的与军事的，因此是消费中心而非生产中心。西方的手工业行会文化，形成于经济发展相当高的水准上，当时，制造工业的一切基本过程，从农业分离出来，变成为独立的手工业，创造了自己的组织，自己的中心——城市，而首先则创造了一个有限的（区域的），但是稳固的市场。在中世纪欧洲城市的基础上，就这样地进行了相当高的经济分化，产生了中心城市与其农业经济的四郊之间的正确的相互关系。至于我们经济的落后性，则首先表现于这一事实中，即手工业不与农业分离，保持着家庭手工业形式。在这里，我们是更近于印度而较远于欧洲，正犹我们的中世纪城市更近于亚洲的而较远于欧洲的，也正犹我们的君主专制位于欧洲的绝对主义与亚洲的专制主义之间，有许多特点近于后者。因我们幅员的无限与人口的稀少（似乎这也是落后性之一个很客观的标记），生产品的交换预定了商业资本要起很大规模的中介作用。这样大规模作用之所以可能，正因为西方位于远较高出的发展水准上，它有无数需要，它遣派自己的商人并输送自己的货物到俄国来，藉以在我们这最原始的，而且在很大范围内是野蛮的经济基础上，推进我们的商业流通，谁没有看到我们历史发展上这一个最大特点，——那就等于没有看到我们的全部历史。我在西伯利亚的雇主（我替他记了两个月账，把“几斤”“几尺”记进账去）雅各勃·安特来也维奇·却尔纳黑——这件事并非发生在十六世纪，而是在二十世纪之初——凭他商业活动的势力，差不多无限制地统治着吉伦斯克县。雅各勃·安特来也夫维奇从通古斯人那里购买皮货，从远方教区的神父那里买教产，从衣尔别次克及尼齐高老特的市场里贩运印花布，而主要的则供给“伏德加”烧酒（那时衣尔库次克省尚未实行统制）。雅各勃·安特来也维奇不认识字，但是一个百万富翁（依当时的而不是依目前的价值而言）。他是商业资本的代表，他的“独裁权”是不用置辩的，他甚至称通古斯人为我“小小的通古斯人”。吉伦斯克城与维尔霍林斯克城及尼齐尼·奥立姆斯克城一样，居住着警察长与副警察长，各级相互依存的农村高利贷者，各式各样的官吏，还有一些可怜的工匠。至于有组织的手工业，成为城市经济生活之基础的，我在那里没有发见——没有行会，没有行会的节日，也没有商会，虽然雅各勃·安特来也夫把自己算是“第二商会”中的一个会员。西伯利亚实际生活的这一片断，真比包克洛夫斯基对这问题所说的话，使我们能更深刻地了解俄国发展的历史特点。这是事实。雅各勃·安特来也夫的商业活动，从耶纳河的中游及其东面各支流地带起，一直扩展到尼齐尼·诺伏高老特，甚至还扩张到莫斯科。在欧洲大陆上，也只有不多几家的商业公司，能在自己的贸易地图上划下这样长的距离。但是这个商业独裁者，如以西伯利亚农民的话来说，这个“老板爷”[1]，却是我们的经济落后性，野蛮性，原始性，人口稀少，乡镇与农村的分散，难于行走的乡间道路，春秋的大水在各县、各区、与乡村的周围造成两月的沼泽封锁，以及我们一般的文盲，等等条件的最完成与最可信的一种化身。而使却尔纳黑在西伯利亚（耶纳河中游）的野蛮经济基础上，高升到自己这种商业的重要地位的，那因为西方——俄国与莫斯科——给了西伯利亚以压力，并且拖着它向前走，使它那游牧经济的原始性与华沙造的警钟联合在一起。行会手工业为中世纪城市文化的基础，那文化也放射到农村里去。中世纪的科学，经院哲学，宗教改革，都是从手工业行会的基地上生长起来的。我们却不曾有这个基地。当然，萌芽，象征，预兆是可以找到的，但在西欧，它们在那时可并不是预兆，而是以手工业作基础的一些有力的经济结构与文化结构。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着中世纪的欧洲城市，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它生长着，并与教会和封建主作斗争，且利用王权的手来反对封建主。就是这种城市，以火药军器的形式来替常备军立下了前提条件。我们的手工业行会城市，即使是具体而微像一点西欧城市的，在什么地方？它们和封建主在哪里进行过斗争？难道工商业城市与封建主所作的斗争，给俄国专制制度的发展造成了基础吗？由于我们这些城市的性质关系，这样的斗争我们不曾有过，正犹之乎我们不曾有过宗教改革一样。这倒是特点呢，还是不算特点？我们的手工业停留在家庭手工业的阶段上，即是说，并不曾和农民的耕种业分离。宗教停留在农民教派的阶段上，因为在城市方面找不到领导。在这里，原始性与落后性简直是响彻了云霄。……沙皇制度的兴起，所以能成为独立的（当然还只是在一个经济基础上各种活的历史力量的斗争范围内的相对独立）国家组织，并非因为有力城市与有力封建主的斗争，而是因为我们的城市工业虽然十分薄弱，但我们的封建主也还是薄弱的。就社会结构而论，波兰介于俄国与西欧之间，正似俄国介于欧亚之间。波兰的城市，比之于我们的，已经具有多得多的行会手工业了。但它们却不能发达到这个地步，即不能达到帮助王权以消灭封建主的地步。国家政权还是直接操在贵族手里。结果则为国家的完全无力以及它的瓦解。我关于沙皇制度所说的话，也是对资本与无产阶级而言。我不懂得：为什么包克洛夫斯基的愤慨却只反对着我的第一章，即关于沙皇制度的话。俄国的资本主义并非由手工业经家庭工业而发展到工厂的，这因为当俄国手工业大部分还不曾和农业分离之时，欧洲的资本就开始以商业形式，后来以财政及工业形式倾注我们的头上来了。由此发生了这一个现象，即在我们这原始经济的环境里，存在着最近代的资本主义工业；这里开设有比利时人或美国人的工厂，但周围却是小村庄，每年烧去一次的，茅草干与木头造成的村舍，等等。最原始的起点与最近时的欧洲的终点。由此发生了西欧资本在俄国经济中的巨大作用。由此发生了俄国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薄弱。由此说明了我们为什么这样轻易地对付了俄国的资产阶级。由此说明了为什么当欧洲资产阶级出来干预之时，我们便遇到了更多困难。至于我们的无产阶级呢？他经过了中世纪学徒行帮的学校吗？他具有整世纪的行会传统吗？这样的东西一点都没有。他直接从锄头上被拖下来，就给抛入工厂的锅子里去了。也因此，他没有保守传统，他本身中没有等级，又有革命的新鲜活气，因此，再加上其他原因，十月革命能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人政府。但也因此，使他成为文盲，落后，缺乏组织习惯，没有工作系统，没有文化的与技术的教养。所有这些负数，我们在经济文化的建设上，每一步都感觉得到。俄罗斯这个国家遭遇到西欧各国的军事组织，而这些国家是建立在更高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基础上的。因此，俄国资本在最初几步上，就遭遇到西方远较发展的与有力的资本，且落后于后者领导之下了。因此，俄国工人阶级在自己的最初几步上，就找到了现成的武器，这是由西欧无产阶级的经验造成的：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职工会，政党。谁如果只拿俄国占有阶级的利益来解释皇朝的性质与政策，那他就忘记了：除了较落后，较贫穷，较愚暗的俄国剥削者之外，还有较富裕，较有力的欧洲剥削者在。俄国占有阶级遭遇到欧洲的占有阶级，带一种仇恨的或半仇恨的态度。这种遭遇乃经由国家组织的中介来完成。此种组织就是专制皇朝。假使不曾有欧洲的城市，不曾有欧洲的火药（因为这不是我们发明的），不曾有欧洲的交易所，那末专制皇朝的全部结构与全部历史都要改观了。在专制皇朝本身存在的最后时期中，它不仅是俄国占有阶级的一个机关，而又是欧洲交易所剥削俄国的一种组织。这个两重性的作用，又给了它一个很重要的独立性。此种独立性的明显表示，就是这个事实，即在1905年，法国交易所为要支持专制皇朝，竟违反了俄国资产阶级政党的意志而借款给它。在帝国主义战争中，沙皇制度是被打碎了。为什么？因为在它脚下乃是一个太低的生产基础（“原始性”）！在军事技术方面，沙皇制度努力要和最完美的典型跻于平等地位。在这一点上，它是受了较富与较开明的同盟者之多方援助的。因为这，沙皇制度拥有最完备的军器。但它不曾有，同时也不能有再生产这些武器的可能性，并且也不能把这些武器（与人群），从铁路与水道以够快的速度来运输。换句话说：沙皇制度在国际斗争中为俄国占有阶级的利益而战，但它依靠在较它敌人与同盟者更为原始的经济基础之上。在战争时期，沙皇制度无情地剥削着这个基础，这就是说，它比那有力的敌人与同盟者，吞噬了国富与国民收入的更大百分数。这事实，一方面可以在战债系统中，另方面可以在俄国完全瓦解中，找到证明。所有这些情形，直接预定了十月革命，无产阶级的胜利及其后来的困难，但完全没有为包克洛夫斯基的老生常谈所解释。[1]原文直译：梅花K（королькрестей）。是很高级的一张牌。－辛达<<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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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结论<<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第二十三章结论在本书最初几页中，我们曾企图指出：十月革命在俄罗斯社会关系中有着多么深的根源。我们的分析，决不是事后适应于既成事实的，而是相反，它是在革命之前，甚至在十月革命的1905年预演之前，就作成了的。在后来的文字中，我们曾企图观察俄国各种社会力量在革命事变中之如何暴露。我们曾就各政党与各阶级间的相互关系，记载了这些政党的活动。著者的同情与反感是可以搁置在一边的。一种历史的叙述，如果以确切证明的事实为根据，且在社会关系之真实发展的基础上，重新建立起此等事实的内在联系，那末这个叙述是有权要求人们承认它的客观性的。这样发现出来的事变过程之内在法则，其自身便是史笔客观性的一个最好证据。在读者们眼前经历过的二月革命的事变，已经用逐次消元法（methodofsuccessiveelimination），证实了——目前至少已一半证实了，——我们的理论预断：还在无产阶级踏上政权之前，所有其他种类的政治发展，都受了生活的试验，且证明为无用而被抛弃了。以克伦斯基为民主派人质的自由资产阶级政府，证明出完全崩坏了。四月事变乃是十月革命对二月革命所发的第一个公开警告。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于事变后为合作政府所代替，而后一政府的无结果性，则又为其存在的每日经验所暴露着。六月示威是执行委员会自己发起的，虽然也许不是很自愿地；在这次示威中，二月革命企图与十月革命较量力气，结果是大败亏输。正因为这败仗是在彼得格勒战场上打的，而打败它的人就是那完成了二月革命，然后又使革命波及于全国的工人和士兵，所以这败仗更加是致命的。六月示威证明出彼得格勒的工人与士兵正在走向第二次革命，其目的已写在他们的旗号之上。无误的征候，证明出全国正在追上彼得格勒——虽然不可免地比较晚些。这样地，二月革命在其第四个月月底，政治上业已精疲力竭了。妥协派已失去了士兵和工人的信任。领导苏维埃的各政党与苏维埃群众之间的冲突，今后已无法避免了。6月18日的游行，是两个革命的力量对比的和平证验，从此以后，它们中间的矛盾，不免要采取公开的与暴力的性质。这样便发生了七月事变。在那次由上面发起的示威之后两个星期，同是这些工人和士兵，自动跑到街上来，要求中央执行委员会拿取政权。妥协派干脆地拒绝了。七月事变导成了街头冲突，酿成死伤，结局则布尔什维克派遭受镇压，被宣布为二月政制破产之负责者。策列铁里在6月11日提出而被否决的决议：宣布布尔什维克派为非法并解除其武装，——在七月初完全实行出来了。布尔什维克派报纸被封。布尔什维克派的军事部队被解散。工人们的武器被缴除。党的领袖被宣布为德国参谋部密探。有些领袖躲起来了，另一些领袖坐了牢。但正是在妥协派对布尔什维克派的七月“胜利”中，民主派的无力彻底暴露了。为要反对工人与士兵，民主派只能调动那些明显的反革命队伍，这些队伍不仅仇视布尔什维克，而且也仇视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已经没有自己的军队了。自由派从这局势中得出了正确的结论，米留可夫以两歧路的公式来表示它：不是科尔尼洛夫便是列宁。革命实在已不留着中间道路了。反革命对自己说道：目前不干，将永无时机。最高总司令科尔尼洛夫便称兵作乱，借口于反对布尔什维克派。正如革命前的一切合法反对派总以爱国主义——即必须对德作战——为幌子一样，革命后的一切反革命派总是以反布尔什维克的必要来做幌子。科尔尼洛夫得到有产阶级及其政党——立宪民主党的支持。但这并不曾使科尔尼洛夫的军队有所作为，反而促成了他派去攻打彼得格勒的军队不战而败，不争而降，像一滴水落在火热的锅子上，顷刻间消失了。这么着，从右来一次变革的企图是做过了，而且还是由军队首领来做的。有产阶级与民众之间的力量对比，在行动中证验过了。在科尔尼洛夫或列宁的决择中，科尔尼洛夫已像一只烂果子似的掉落了，虽然那时列宁还不得不深藏在地下。此后还有哪一种可能不曾用过，不曾经历过，不曾考验过呢？只有布尔什维克派这种可能。实在的，当科尔尼洛夫的企图不光荣地溃败以后，群众是蜂拥地与坚决地转向于布尔什维克派了。十月革命是依物理学的必然性在临近了。二月革命虽被称为不流血的，然彼得格勒还是有很多死伤，可是十月革命与二月革命不同，它在首都里成功，确实不曾流了血。难道我们没有权利问吗：人家还能拿出怎样的证据来证明十月革命之深刻的规律性呢？只有被十月革命打中了最易感之处，即打中了钱袋的人，才能觉得十月革命只是冒险主义与煸惑的结果，——这难道还不明白吗？只当布尔什维克派的苏维埃夺取了政权之后，被推翻的诸阶级获得了协约国政府的物质援助，拼命想拿回他们的失物时，流血斗争才爆发出来。那时，就来了内战的几年。红军创立起来了。饥饿的国家被置于军事共产主义的政制之下，变成为一个斯巴达式营垒。十月革命一步步给自己开着道，打退了一切敌人，转过来解决一切经济任务，治好了帝国主义战争与内战的重创，在工业发展方面获得了巨大成功。然而在十月革命面前，又发生了新的困难，——那是从它在强大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中的孤立地位发生的。国家发展的落后性，使俄国无产阶级踏上了政权，但落后性在这政权之前所提出的任务，因其本质使然，是不能在一个孤立国家的范围内完全解决的。因此这一孤立国家的命运，便整个地与世界历史的未来行程联结在一起了。这个第一卷是关于二月革命的，它告诉人们以二月革命如何与为什么必须趋于消灭。第二、第三（原文为“第二”，因俄文本称第二卷为“二卷上”，称第三卷为“二卷下”——译者）两卷将告诉人们以十月革命如何取得胜利。<<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 |
第二十二章苏维埃大会与六月示威<<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第二十二章苏维埃大会与六月示威第一届苏维埃大会，即批准了克伦斯基进攻的那次大会，于6月3日，在彼得格勒军官学校中举行。参加的代表中，八百二十名具有表决权，二百六十八名只有发言权。他们代表了三百零五个地方苏维埃，五十三个市区地方苏维埃，前线团体，军队的后方机关，以及少数几个农民团体。凡苏维埃中含有不下于二万五千人者享有表决权。拥有一万至二万五千人的苏维埃，则享有发言权。依据这个标准，——我们得顺便说一下，这标准是被遵守得不很严格的——则我们可以假定，站在大会后面的群众共有二千余万。七百七十七名代表说明自己的党派从属，其中属于社会革命党的二百八十五；属于孟什维克的二百四十八，属于布尔什维克的一百零五；此外是少数由于比较不重要的派别的。左派——布尔什维克派以及接近他们的国际主义者——约及总代表的五分之一弱。大会所包含的大多数代表，是那些三月间登记为社会主义者，将近六月便厌倦了革命的人。彼得格勒在他们看来，一定是一个发了疯的城市哩。大会开始是批准了对格林姆[1]的放逐。此人是一个不幸的瑞士社会主义者，他曾企图与霍亨索伦皇朝的外交家作幕后谈判，藉以拯救俄国革命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要求立刻讨论正在准备的进攻问题，那提议被最大多数所否决。布尔什维克派仿佛是渺小的一群。但在同一天，也许是在同一小时，彼得格勒的工厂作坊委员会大会，却以最大多数，通过了一个决议，说只有苏维埃政权才能救国。不管妥协派怎样近视，他们总不能不看到自己周围每天在发生着什么事情。在6月4日那次会议上，布尔什维克派的仇恨者，里倍尔，显然在外省代表的影响之下，斥责那些毫无用处的政府特派员，他们在各省并不能接收到政权。“好多政府机关的职务，因此就转入了苏维埃之手了，——不管苏维埃要不要这些职务。”这些家伙竟会向人家抱怨自己。有一个代表——一个教员，对大会讲道：革命以来四个月，民众教育方面不曾发生了丝毫变动。所有的老教师，学监，校长，区视学员，往往是些过去黑色百人团团员，所有以前的学校规程，反动教科书，甚至那些旧朝次官，也都太平无事地原样不动。只有沙皇肖像给拿到了阁楼上，但它们在任何时候都能拿回来钉在原处的。大会不敢一举手以反对国会及咨议会。它在反动派之前的卑怯，孟什维克演说家波格丹诺夫以此来掩饰：反正国会与咨议会“都是死的，是不存在的机关了”。马尔托夫以他特有的辩论的机智，回答道：“波格丹诺夫提议，叫大家承认国会是不存在的，但不要触犯它的存在。”大会，虽然政府派占了巩固的大多数，还是在惶恐与疑虑之中渡过了的。爱国主义已经潮湿了，仅仅没精打采地冒了一些火花。群众之不满，以及布尔什维克派在全国，特别在首都，要比大会中的布尔什维克势力无比地强些，这都是明白的事。布尔什维克派与妥协派之间的争论，还原到最后来说，老是关于这个问题：民主派跟谁一起走，跟帝国主义者呢，还是跟工人？协约国的影子笼罩着大会。关于进攻问题是事前决定了的，民主派除屈服之外就无事可为。策列铁里教训道：“在此紧急关头，没有一种社会力量应被抛出于天平之外，只要它还能于人民事业有利。”这就是与资产阶级成立合作政府的理由。民主派因为无产阶级，军队，与农民步步在推翻他们的计划，于是向人民开战，而以反布尔什维克斗争作为幌子。策列铁里便这样地将喀琅施塔得水兵逐出了苏维埃，以便不把立宪民主党人贝贝里亚夫抛出于天平之外。合作政府是由五百四十三票对一百二十六票及五十二票弃权的多数通过的。这次在军官学校里举行的大规模的与松散的大会，其工作特点，在于宣言方面之冠冕堂皇与实际任务中之保守丑恶。这在一切决议案上，都留下了一个无望与伪善的记印。大会承认俄国境内一切民族有自决之权，但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权利所需的那个钥匙，大会却并不交给被压迫民族自己，而交给未来的立宪会议，在这会议中，妥协派希望能居于多数，而且希望能和他们在政府中的所为一样，要投降于帝国主义者之前。大会拒绝通过关于八小时工作制的法令。策列铁里以人民各阶层的利益之难于调和，来解释这一合作的原地踏步姿态。仿佛历史上任何一件大事业之完成，都由于“调和利益”，而不是由于进步利益之战胜反动利益！格罗曼，苏维埃的经济学家，于大会临终时提出了他无法不得出的一个议案：关于行将来到的经济崩溃与关于国家调节之必不可免。大会采纳了这个表面文章的议案，但目的只为要使一切都仍旧贯。6月7日，托洛茨基写道：“大会驱逐了格林姆，回过来进行议事日程。但资本家的利润，对于史高倍列夫及其同僚们，还是不可侵犯的。粮食危机是每小时每小时地更加尖锐起来。在外交方面，政府接二连三地受着打击。以致最后，那样歇斯底里地宣布了的进攻，显然已准备立刻以一种荒唐的冒险，崩落到人民头上了。“本来，我们还要耐性地，愿意在好几个月中，和平地观察李沃夫——德列钦可——策列铁里内阁的开明活动的。我们需要时间来进行我们的准备。但是地下的土拨鼠掘得太快了。在‘社会主义者’部长们的协力之下，此次大会参加者之行将遇到政权问题，比我们大家所想像的还快得多。”大会领袖们企图以更高的权威来保护自己，使不受群众打击，于是把大会牵入于一切日常冲突中去，这使大会在彼得格勒工人与士兵眼中，大大损坏了声望。关于杜尔诺夫别墅的那个故事，乃是此种冲突中之最轰动一时的。杜尔诺夫是沙皇的一个老官僚，他之出名，由于他当内务大臣时镇压了1905年革命。这个可恨而龌龊的官僚的空屋，为维包格区工人团体所占——主要因为它那个大花园已成为儿童爱好的游戏场了。资产阶级报纸将这避暑山庄描写为虐杀运动者与拦路行劫者的巢穴，是维包格区里的喀琅施塔得。没有一个人肯劳些儿神，去调查一下究竟实际情形如何。政府小心地绕开一切重大问题不谈，生气勃勃地来救护这个别墅。它要求执行委员会准予采取英雄办法，策列铁里当然不会拒绝。检察官发出命令，着该群无政府主义者于二十四小时内迁出别墅。工人们得知了政府正预备采用军事行动，发出了警号。无政府主义者方面以武装抵抗相威吓。二十八个工厂宣布罢工，表示抗议。执行委员会发布宣言，斥责维包格区工人，说他们是反革命派助手。如此准备了以后，法院与警察当局的代表才敢进入那个狮穴去。但进去一看，只见这个别墅设立着好些工人的教育机关，秩序井然。代表们不得不退出来，颇有些难为情的。不过这故事往后还要发展下去。6月9日，大会上爆发了一颗炸弹：在早晨出版的《真理报》上，登着一个宣言，号召明天示威。能受惊吓，因而惯于惊吓别人的齐赫泽，用一种发自墓底的声音宣称：“如果大会不采取办法。那么明天将是致命的日子了。”代表们于惊吓中抬起头来。将彼得格勒的工人士兵与大会对立起来，这思想是由整个局势中发生的。群众推动着布尔什维克派。情绪特别沸腾的是卫戍军，因为进攻关系，他们怕被分布在各个部队中，散处于各方前线。此外，又加以他们对“士兵权利宣言”的不满；这宣言比之于“第一号命令”，或比之于目前军队中的实际制度，都后退了一步，示威是由布尔什维克派的军部[2]发起的。该部领导者断定——而且断定得极有理由：——事实昭示，假使党不出来领导，则士兵们自己会跑到街上来。不过，群众情绪的急剧转变，是不容易体验到的，而这在布尔什维克派中造成了某种动摇。伏洛达斯基对于工人之是否将走到街上来，并无把握。对于示威究将具有何种性质，也有疑惧。军部代表们肯定地说，士兵因为害怕攻击与弹压，不带武器不敢出来。“这示威能发生什么结果呢？”——谨慎的托姆斯基问道，他要求再加讨论。斯大林认为“士兵中在发酵——这是事实；但工人中并无此种明确情绪”，不过他还是以为必须给政府以抵抗。加里宁，老是倾向于避战而不倾向于接战的，坚决反对示威，借口于并无明显的示威理由，尤以工人为然：“示威将完全是虚矫的。”6月8日，中央与各区代表开联席会议，经过了数次预决之后，最后一次举手为一百三十一人赞成示威，六人反对，二十二人弃权，于是决定在星期日6月10日，举行示威。直至最后，准备工作始终在秘密中进行，为使社会革命党人与孟什维克派不能进行反鼓动。此种预防性的合法措置，后来被解释为军事阴谋的一个证据。工厂作坊委员会中央会议也赞同了组织示威的决议。尤果夫写道：“区际派委员会，在托洛茨基的压力之下，反对着卢那察尔斯基的反对，决定参加示威。”准备工作是以沸腾的精力进行着。示威所举旗帜，应该是“政权归苏维埃”。战斗的口号是：“打倒十个资本家部长。”这是要求与资产阶级决裂的一个最简单表示。示威队伍应向军官学校行进，那里正开着大会。这就加重地说明了：事情并不在于推翻政府，而在于对苏维埃领袖们行施压力。诚然，在布尔什维克派的几次预备会议上，曾听到过不同意见。例如，史密尔卡，当时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年青委员，曾经提议道：“假使事变发展到了冲突，那我们不拒绝夺取邮政，电报与兵工厂。”会议的另一个参加者，彼得格勒委员会辣齐斯，在其日记中，关于反对史密尔卡提议事，写道：“我不能同意这一点……叫我去同塞马希科与拉希亚约定，当必要时，应以全副武装，并藉机关枪团之力，夺取车站，兵工厂，银行，邮局与电报局。”塞马希科是机关枪团的军官，拉希亚是一个工人，布尔什维克派战士之一。此种情绪之存在，本是极易了解的。党的整个路线是要夺取政权，故问题只关于局势的估量。彼得格勒发生了一个显明的转变，有利于布尔什维克派；但在外省，这同一过程进行得慢得多；最后则前线需要进攻加以教训，以便士兵们抛弃对布尔什维克派的不信态度。因此，列宁还是站在四月间的立场上：“耐心地解释。”苏汉诺夫在其《札记》中，把6月10日示威描写为列宁的一个直接阴谋：“假使环境顺利”就夺取政权。其实这样提出问题的只有几个个别的布尔什维克，他们所采取的立场，以列宁的讽刺口吻来说，“比应当采取的稍左一点儿”。这是很奇怪的，苏汉诺夫竟不肯把他的任意猜度，和那表示于无数演说与论文中的列宁的政治意见[3]试行对比一下。执行委员会常务局向布尔什维克派提出要求：取消示威。根据什么理由呢？形式上，显然只有一个国家的政府才有权禁止示威。但政府对于这，竟连想都不敢想呢。由两个政党的同盟领导着的那个“私的机关”——苏维埃，怎能禁止第三个政党的示威呢？布尔什维克派中央委员会拒绝履行这个要求，但更坚决地着重说明示威的和平性质。6月9日，工人区中张贴了布尔什维克派的布告。“我们是自由的公民，我们享有抗议权利，我们应该及时利用自己这个权利，不要等得太晚了。和平的示威权是属于我们的。”妥协派将问题提到大会讨论。正在这当儿，齐赫泽发表了演说，即关于“致命的后果”的那篇演说，又说大会必须通夜开会。主席团之一，格格契高里，此人也是吉伦特派的一个后代，在他完结其演说时，对布尔什维克派这边作一粗暴叫喊：“把你们肮脏的手从这伟大事业上拿开去吧！”布尔什维克派要求给予时间来开党团会议，以便讨论这个问题，但被拒绝。大会通过了决议，禁止在三天内举行任何示威。对布尔什维克派采用强迫行为，同时也就是对政府的一种僭越行为：苏维埃继续从自己的枕头之下偷回政权来。此时米留可夫正在对哥萨克兵大会演说，称布尔什维克派为“俄国革命的主要敌人”。至于革命的主要友人呢，则由于事情的逻辑使然，乃是米留可夫本人，虽然他在二月革命前夜，曾主张宁愿德国人胜利而不愿俄国人民革命胜利的。关于哥萨克所提出的问题：应如何对待列宁派？米留可夫回答道：“现在是最后结果这些先生们的时候了。”资产阶级的领袖未免太性急了，但是他确实也不能错失时机啊。这时候，各工厂与各兵营中正开着露天大会，决定在明天“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之下，跑上街去。在苏维埃大会与哥萨克兵大会的喧嚷声中：有一件事情发生得不为人所注意，即：维包格区市政局选举，布尔什维克派得到了三十七席，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派同盟得二十二席，立宪民主党人得四席。苏维埃大会既通过了这样决绝的一个议案，而且人们又神秘地说起从右边来的可怕打击，布尔什维克派便决定重新考虑这个问题。他们想举行的是和平示威，而不是暴动。所以他们没有理由把被禁止的示威转变为一次半暴动。大会主席团方面决定采取对策。几百名代表分成许多组，每组包括数十人，分头到工厂及营房中去，阻止示威。他们约定于明天早晨齐集陶立特宫，以便检讨活动的总结。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赞成此种活动，从自己方面也派出了七十人来参加。这样，虽然是出乎意外地，但布尔什维克派还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大会代表竟不得不去认识首都的工人和士兵。如果山不许移动来就先知，先知却终于不得不走近那座山了[4]。这两者的会面是极有教育意义的。在莫斯科苏维埃的《新闻报》上，一个孟什维克通讯员描写了这样一幅前景：“整夜里，大会的多数代表，五百余人，分成许多组，每组数十人，没有闭上一会眼，在彼得格勒的工厂，作坊与军队中巡游，劝大家不要参加示威。……在好多工厂与作坊中，又在某几团卫戍军中，大会并无威望。……人们以极不友好的态度，有时是仇视的态度，来对待这些代表，更加习见的，则人们用辱骂来送走这些代表。”这张苏维埃的正式机关报绝不会夸大实情。倒是相反，它把那两处不同世界的夜间会见，是以极其和缓的笔调来描写了的。无论如何，彼得格勒群众关于下面这个问题，总已使代表们不再剩有任何疑惑了：此后究竟谁能决定示威与取消示威。普地洛夫厂工人同意黏贴大会反对示威的宣言，但有一个条件：要等他们读过《真理报》之后，看那宣言是否与布尔什维克派的决议相冲突。第一机关枪团——它在卫戍军中起着领导作用，正如普地洛夫厂在工人中的作用一样——听过代表两执行委员会的齐赫泽与阿夫克森齐耶夫的演说之后，通过了如下决议：“同意布尔什维克派中央委员会及其军部的主张，本团延迟举行示威。……”这大批绥靖人员，闹了一夜没有睡觉，早晨来到陶立特宫，情绪十分沮丧。他们原本以为大会的威望是不可侵犯的，但他们竟碰了那垛不信与仇视的石壁。“布尔什维克派在群众中占优势。”“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态度是仇恨的。”“他们只相信《真理报》。”“某些地方有人喊道：‘我们不是你们的同志’。”代表们一一报告着；他们虽然取消了战斗，但他们遭了最严重的失败。群众服从了布尔什维克派的决议。但绝不是毫无抗议或愤慨而就此服从了的。在某几个工厂中，通过了决议来非难中央委员会。各区中最暴躁的一些党员，竟撕碎了党证。这是一个严重警告。妥协派之所以要禁止三天内作任何示威，乃借口于一个帝制党的阴谋，据说这阴谋是想利用布尔什维克派的示威的；他们提起这件事情，即哥萨克大会中一部分代表也将参加示威，又提到反革命军队之日益开近彼得格勒。既然示威已经取消，则布尔什维克派当然要求说明阴谋的实情了。大会领袖们无法回答，便把阴谋诿于布尔什维克派自己。他们从这处境中如此幸运地找到了出路。我们必须承认，在6月9日至10日的那一个夜里，妥协派确实发见了阴谋，使他们大为震动，那就是群众联合布尔什维克派以反对妥协派这一个阴谋。但布尔什维克派之服从大会决议，使妥协派获得了勇气，且使他们的狼狈变成为疯狂。孟什维克派与社会革命党人决心要表示铁的力量。6月10日的孟什维克派报纸上写道：“现在是判定列宁派为革命之叛徒与变节者的时候了。”执行委员会主席出席于哥萨克大会，请求哥萨克拥护苏维埃反对布尔什维克。哥萨克大会主席，乌拉尔区的统领（ataman）杜托夫回答他道：“我们，哥萨克们，将永远不与苏维埃作对。”为了反对布尔什维克，反动派甚至不惜与苏维埃走在一起，以便过后更有把握地窒死苏维埃。6月11日一个可怕的法庭成立了；其中包括着执行委员会，大会主席团人员，各党团领袖，一共大约有一百人。跟往常一样，以检察官资格出场的是策列铁里。疯狂得要命，策列铁里要求采取严峻的对付办法，并卑夷地挥开了丹，因为丹虽然老是准备着污蔑布尔什维克派，然还不曾决心去灭绝他们。“布尔什维克派现在的所行所为，早已不是思想宣传了，这是阴谋。……让布尔什维克派原谅我们吧。现在我们要改用另外的斗争方法了。……必须解除布尔什维克派的武装。自来他们拥有的太大的技术工具，再不能让他们拿着了。我们不能让机关枪与大炮留在他们手里。我们不能容忍阴谋。”这是一个新调子。究竟解除布尔什维克派武装的意义是什么？关于这问题，苏汉诺夫写道：“其实布尔什维克派并没有特别的军械库。其实一切武器都在士兵和工人手里——他们是跟着布尔什维克派走的。所以解除布尔什维克派武装之意，只能是说解除无产阶级武装。此外，又要解除武装的军队。”换句话说，革命的典型时期业已来到了，资产阶级民主派，依从着反动派的要求，要想解除那保证了革命胜利的工人的武装，这班民主派先生们——其中有不少读破万卷书的，——只叫问题是关于旧书上的，那总寄同情于被缴械者，而不寄于缴械者。但当这同一问题实际提出于他们之前，他们就不认识它了。单凭这个事实，即：策列铁里，这个革命家，这个曾被处好多年苦役的人，这个昨天的齐美尔瓦尔得派，竟着手缴工人的械；就已不易为人所了解了。会场凝固在静默中。外省来的代表们，显然还觉得有人在推他们堕入深渊。有一个军官发起歇斯底里症来了。加米涅夫，面色和策列铁里的一样惨白，从坐位上站起来，以庄严声调，其力量为听众所感觉——喊道：“部长先生，假使你不是在对风胡吹，那你就不能说说空话就算。你应该逮捕我，将我送交法庭，审判我的反革命阴谋罢。”布尔什维克派表示抗议，离开了会场，他们不愿意参加此种对本党的揶揄。会场中空气紧张得不堪忍受。里倍尔赶紧来帮策列铁里的忙。演说台上自持的的疯狂，代之以歇斯底里式的暴怒了。里倍尔要求采取无情措置。“假使你们争取跟在布尔什维克派后面的群众，那就和布尔什维克派决裂吧。”然而，人家对他的话，不表同情，甚至怀着一半仇恨。老是为印象所感动的卢那察尔斯基，马上企图与多数派之间找寻出一种共同言语来。布尔什维克派虽然向他保证：他们心目中只想举行一次和平示威，但他自己的经验却叫他相信“举行示威是一个错误”。不过，使冲突加剧是不需要的。卢那察尔斯基不曾安抚得敌人，却恼怒了朋友。丹，这一个最老练又最无用的灰色中间地带的头领，诡辩道：“我们不是在反对左派，我们是在和反革命派作战。假使在你们肩膀后面站立着德国奸细，那可不是我们之过。”此地之引用德国人，不过用以代替理由罢了。这些先生们自然不能指出任何一个德国奸细来。策列铁里要施行打击；丹只想伸伸拳头。由于无力之故，执行委员会赞成了丹。第二日提交大会的议案，具有反布尔什维克的例外法性质，惟不能立即加以实际应用。布尔什维克派对大会发了一个宣言，说道：“你们的代表巡视了工厂与军队，你们再不能怀疑这一点了：示威之不会举行，不是因为你们的禁令，而是因为本党取消了它……军事阴谋这个虚构，是临时政府中人造出来的，为要缴彼得格勒无产阶级的械，以及解散彼得格勒卫戍军……如果国家政权全部转入苏维埃之手，——这是我们所主张的——而苏维埃企图束缚我们的宣传，那这不能使我们消极服从，我们将以国际社会主义的思想名义，接受监禁或其他刑罚——此种思想是分隔了你们与我们的。”在这几天内，苏维埃中多数派与少数派，胸对胸地相向着，仿佛要从事于最后斗争似的。但到最后关头，双方都后退了一步。布尔什维克派放弃了示威。妥协派放弃了缴工人的械。策列铁里在自己人中成了少数。但就自己的立场说，他是对的。与资产阶级合作这个政策，已到了此种地步：非把不拥护合作的群众弄成无力不可了。若要把妥协派政策实行至完美结局，——即建立资产阶级的议会统治——则除解除工人与士兵的武装外，别无他道。但策列铁里对虽对了，力量却没有。无论士兵或工人，都不会自动放下武器的。这就是说，必须应用武力来反对他们。然而策列铁里手中已经没有了力量。力量之获得，如果一般说还能获得的话，那他只能向反动派手里去拿了。但反动派假使扑灭了布尔什维克派，接着立刻就要求扑灭妥协派的苏维埃的，而且，一定又会叫策列铁里记得：他只是从前被处过苦役的一个囚犯而已，此外无他。不过往后的事变过程会告诉我们，便是反动派也已没有这种力量了。策列铁里给自己的反布尔什维克斗争找寻政治根据，就说：布尔什维克派分离无产阶级与农民。马尔托夫回答他道：策列铁里并非“从农民深处”取得这个指导思想的。“右派立宪民主党群，地主群，帝国主义者群，以及西欧的资产者”，——那才是要求缴工人士兵枪械的人呀。马尔托夫说得对：因为在历史上，占有阶级曾不止一次地把他们的要求隐藏在农民背后。自从列宁的四月提纲公布以来，所有那些想把革命往后拉的人，都把无产阶级将离开农民而孤立这一危险，作为主要论据。列宁把策列铁里与“右派布尔什维克”相比，并不是偶然的。托洛茨基，在其1917年所写的诸书的一本中，论到这个问题道：“我们党对社会革命党人与孟什维克派的孤立，即令是极度孤立，即令是被用独人监房来孤立，但无论如何不是等于无产阶级对被压迫农民与被压迫的城市群众的孤立。相反地，倘若把革命的无产阶级政策与苏维埃目前领袖的背信的变节政策，截然对立起来，则只能使数百万万农民中发生得救的政治分化，能将贫农从殷富的社会革命党农民的叛逆领导之下拉出来，且使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变成为全国平民革命的真正领袖。”但策列铁里的虚伪透顶的论据还是活着。十月革命前夜，这论据变成为许多“老布尔什维克”的论据，以双倍的力量再现出来，反对暴动。几年之后，当反对十月革命的思想反动开始时，策列铁里的公式竟成了不肖门徒学派的主要武器。***在大会的同一次会议上，即在缺席裁判布尔什维克派的那次会议上，一个孟什维克派代表，突然动议指定下一个星期日，6月18日，在彼得格勒及其他重要城市中举行工人与士兵的示威，以便将民主派的团结与力量，显示给敌人看。动议通过了，虽然是不无为难的。一个多月以后，米留可夫颇有根据地解释妥协派的意外转变道：“这些社会主义者部长在苏维埃大会上发表了立宪民主党式的演讲，消散了6月10日的武装示威。……他们觉得向我们这边走得太远了，脚底下的立足点在动摇了。他们害怕了，于是突然转向到布尔什维克派方向去。”决定在6月18日举行示威，这自然不是转向于布尔什维克派，而是企图转向于群众，以便反对布尔什维克派。此次与工人士兵的夜间相见，一般地，是给了苏维埃上层分子以相当刺激：例如，他们违反了大会开始时的那种心情，竟急忙以政府名义，提出了一个议案：取消国会，规定9月30日召集立宪会议。示威者的口号，也是以不引起群众愤激这个同一心思来选择的：“普遍和平”，“立即召集立宪会议”，“民主共和国”。关于进攻或合作政府，则一言不发。列宁在《真理报》上问道：“你们把完全信任政府这个口号放到哪里去了，先生们？……为什么你们结舌不吐呢？”这个讽刺恰恰中的：妥协派不敢要求群众信任政府——信任他们自己也参加的政府。苏维埃代表第二次巡游工人区域与兵营，在示威之前夕，他们向执行委员会做了令人十分欣慰的报告。策列铁里听到这些报告，恢复了内心平衡，又倾向于做自满的说教了。他对布尔什维克派说道：“现在，我们将对革命势力作公开与忠实的检阅了。……现在，我们大家将要看到，究竟大多数群众是跟谁走的：跟你们呢，还是跟我们？”布尔什维克派却早在他如此莽撞地说话之前，就已接受挑战了。《真理报》写道：“我们将参加十八号的示威，为的要给我们想在十号示威中提出的那些目的斗争。”这次示威的路线，也是走向演武场及二月革命烈士墓。这显然是由于人们对三个月前那次出殡游行的怀念，那次出殡至少在外表上，是民主派团结的一个最大表示。但是除了游行路线之外，在这次示威中，可没有一件事物能叫人想起三月间那几个逝去已久的日子了。游行队中约共参加了四十万人，比出殡那次要少得许多：在这次苏维埃发动的示威中，不仅没有苏维埃与之合作的那个资产阶级，而且没有激进派知识分子，这批人在以前几次的民主派检阅中，是起了显著作用的。在这里走着的差不多只有工人和士兵。大会代表们齐集于演武场，读着并数着标语。头几个出现的布尔什维克派口号，人家见了几乎要发起笑来。因为策列铁里昨天是那样自信地抛出了战标的。但是同样的口号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着。“打倒十个资本家部长！”“打倒进攻！”“一切政权归苏维埃！”讽刺的微笑在脸上凝住了，然后，又逐渐从他们脸上消失了。布尔什维克派的旗帜到处飞扬，一望无际。代表们不再去计算那个叫人不快的总数。布尔什维克派的胜利是太明显了。苏汉诺夫写道：“有几处，布尔什维克派旗帜与行列所接成的链子，被社会革命党独自的口号与苏维埃的正式口号所截断。但这些口号沉没在群众之中。”次日，苏维埃的官报讲道：“有时这里，有时那里，人们是怎样忿怒地撕碎那写着信任临时政府口号的旗帜。”这几句话显然说得有点夸大。写着拥护临时政府标语的旗帜，只有三小部分人带着。那就是普列汉诺夫派，哥萨克队伍，以及一小群属于犹太同盟的犹太知识分子。这一个三角结合，由于其分子复杂之故，予人以一个政治古董的印象，它仿佛怀着一个目的，要把临时政府的无力展览出来似的。普列汉诺夫派与犹太同盟，在群众的敌对叫喊之下，不得不把这些标语放下来。哥萨克则表示顽强不屈，他们的旗帜确实被示威者撕下来了，毁掉了。《新闻报》描写道：“原本来洄漩地流着的急湍，如今泛滥成宽大江河，几乎要溢出两岸了。”这里说的是维包格区，全体举着布尔什维克派旗帜。“打倒十个资本家部长。”其中有一工厂擎着一个横布额，上面写着：“生活权高于私产权。”这口号并不是党提出的。忧郁的外省代表们东张西望，寻找着领袖。领袖们却闭上了眼睛，或者干脆就躲了起来。布尔什维克派用话来逼迫外省代表。“难道我们像是一小群阴谋家吗？”代表们大家承认不像。他们用一种与他们在正式会议上发言时全不同的声调承认着。“在彼得格勒，你们拥有着力量，但外省和前线并不如此。彼得格勒不能反对全国而前进。”——“等着吧。”布尔什维克派回答他们道，“很快就要轮到你们的，你们也要举起与我们同样的标语来的。”老头子普列汉诺夫写道：“在这次示威中，我站在演武场上，跟齐赫泽并着肩。由他的脸色，我看出他对于那要求打倒资本家部长的标语之惊人的多，是丝毫不曾自欺，而颇能重视其意义的；这个意义，因为有几个列宁派代表，对他说了些真正傲慢的命令，仿佛又故意加重了。列宁派打我们面前经过，像是在庆祝一个节日似的。”无论如何，布尔什维克派此种自觉是有根据的。高尔基的报纸写道：“依示威者的标语与口号而论，星期日的示威表示出布尔什维克主义在彼得格勒无产阶级中的完全胜利。”这是一个大胜利，何况这是在敌人选定的战场上，又拿着敌人选定的武器来取得这个胜利的呢。苏维埃大会于批准了进攻，认可了合作政策，并斥责了布尔什维克派之后，于是由它自己发动，号召群众到街上来。他们出来了，对大会表示：我们不要进攻，也不要合作政府；我们赞成布尔什维克派。示威的政治总结就是如此。无怪发起此次示威的孟什维克派的报纸，第二日要忧郁地自问道：谁的头脑里曾有过这个不幸思想呢？当然，并非首都中所有工人和士兵都参加了示威的，也并非全体示威者都是布尔什维克派。但他们之中，已经没有一个人愿意要合作政府了。那些现在还仇视着布尔什维克派的工人，却不知道用什么东西来反对这一派。因此，他们的这种仇恨，便变成为期待的中立了。在布尔什维克派口号之下游行着的，还有不少孟什维克派与社会革命党人，他们还不曾与本党决裂，但对这两党的口号早已失去信仰了。6月18日的示威给它的参加者以巨大印象。群众看见布尔什维克主义已成为一种力量，动摇的人被吸引到它这一边去了。在莫斯科、基辅、哈尔可夫、也加德林诺斯拉夫以及其他许多外省城市中，这次示威都暴露出布尔什维克派影响的增长。到处都提出同样这几个口号，而这些口号是打中了二月政制的核心的。由此不做出结论来是不可能了。仿佛妥协派已无路可走。但是最后，前线上的进攻帮助了他们。6月19日，尼夫斯基大街上举行一次爱国主义游行，由立宪民主党人领导，擎着克伦斯基的一幅肖像。据米留可夫说：“这和昨天在同这几条街上举行的示威，竟那样地不类，因为人们今天在兴高采烈的感觉中，不自觉地混杂了一种不信任感。”很合情理的一种感觉！但妥协派却轻松地叹了口气。他们的思想立即超出于那两次示威之上了，他们以民主的综合者自居。这班家伙是命定着要喝干这杯幻想与耻辱之酒的。4月间，两个示威——一个革命的，另一个爱国主义的，——互相会到了，发生了冲突，双方都有死伤。6月18日与19日这两次敌对的示威，是先后发生的。这一次并不曾达到直接冲突。但想避免这冲突已不可能。事实证明它不过延迟了两个星期而已。无政府主义者，不晓得怎样表现自己的独立性才好，竟利用了6月18日示威，向维包格区监狱进袭。犯人，其中大多数是刑事犯，不经战斗，且无死伤，就放出来了。不仅从一个监狱，而是从好几个监狱，同时放出来的。这次进袭，对于行政当局并不是意外的，当局简直是自愿地迎接那些真真假假的无政府主义者。整个这件谜一般的事实，与示威并无丝毫关系。但爱国派报纸将这两者联合为一了。布尔什维克派在苏维埃大会上提议，严查各监狱放出四百六十名刑事犯的真相。可是妥协派不能让自己有此种奢侈享受，为的是怕因此触犯了高级行政代表与自己的盟友。还有一层，他们根本不想保护自己发起的这次示威，以反对恶毒诬蔑。司法部长配勒凡则夫，——此人在几天前刚因杜尔诺夫别墅事件丢了脸，——现在决心要报一报仇。在搜寻逃犯的借口之下，又袭击了一次那个别墅。无政府主义者实行抵抗；一人被杀，别墅被捣毁了。维包格区方面的工人认为这个别墅是他们的，于是发出了警报。有几个工厂停了工；警报转辗传到了别的区里，甚至传到了兵营中。6月底最后几天，是在人情的不断沸腾中经过了的。一个机关枪团准备立即进攻临时政府。罢工工厂的工人们往来游说于各团间，号召士兵们到街上来。身穿兵大衣的长髯农民，有的头发灰白，列队在人行道上去，表示抗议：这些中年农民要求放他们回去耕田。布尔什维克派进行鼓动，反对出来示威：6月18日的示威已经说出了一切能说的话；现在如果要造成一个变化，那末示威是不够的；至于暴动时机则还不曾来到。6月22日，布尔什维克派对卫戍军发了一个宣言：“凡以军官名义发出，叫你们上街来行动的任何号召，都不要相信。”从前线来了许多代表，申诉着暴力与处罚。解散不服从部队的威吓，简直是火上加油。据布尔什维克派执行委员会的声明书说：“许多团中的士兵们，拿了武器睡觉。”爱国派的历次示威——常是武装的——导成了街头冲突。这乃是蓄积电气的小小放射。两方面没有一边想直接进攻：反动派太弱；革命对自己力量还没有十分信任。但是城市的街道上似乎铺了一层爆炸物。空气中到处嗅得到冲突的气息。布尔什维克派的报纸解释着，约束着。爱国派报纸肆无忌惮地诬蔑布尔什维克派，以此发泄自己的惊恐。6月25日列宁写道：“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那种普遍的、怨恨与愤怒的狂叫，乃是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派与社会革命党人对自己脆弱的一个共同怨诉。他们是多数。他们执掌着政权。他们互相同盟。可是他们看见：自己竟一点出路都没有！这怎能叫他们不怨恨布尔什维克派呢？”[1]Grimm,Robert（1881－1958），瑞士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领袖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中派分子，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和昆塔尔代表会议主席，国际社会党委员会主席。－C.R[2]这组织，本书中有几处译成“军事委员会”，望读者不要与实行十月暴动的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相混。——译者。[3]关于这问题。《附录三》中有更详细的说明。——原注。[4]按《旧约》中传说，先知们得天启与训戒总是在山上，著名的有如摩西之于西乃山等。——译者。【西方有句谚语"Ifthemountainwon'tcometoMuhammadthenMuhammadmustgotothemountain."（如果大山不能来参见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就必去去见大山。）。意思是，如果你不能够改变一个现实，你就必须调整自己的做事方法。最早出自EssaysofFrancisBacon（培根《论人生》第十二章。）－C.R】<<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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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群众中的转变<<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第二十一章群众中的转变二月政制，在其四个月存在时间，就已在自己的矛盾中窒息欲死了。6月初召开全俄苏维埃大会，其任务在于替前线进攻造成一个政治幌子。在彼得格勒，前线进攻的开始，与工人士兵大规模示威适相符合，这示威原是妥协派组织起来反对布尔什维克派的，却变成反对妥协派的布尔什维克派的示威了。群众中继长增高的愤慨之情，两星期后导成为另一个示威，它是没有任何上面的号召而爆发的，酿成了流血冲突，这事件已用“七月事变”的名字写进了历史。七月的半暴动恰恰发生于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之间，它完结了前者，给后者好像做了一次预演。我们将在“七月事变”的门限上结束这一卷书，但在转而叙述此等事件之前，（6月间演出这些事件的舞台是彼得格勒），我们还得对群众中发生着的某种过程，作一观察。5月初，有一个自由派人士肯定地说：政府愈向左，则国家愈向右——所谓“国家”，当然是指“占有阶级”而言的。列宁回答他道：“公民，我可以给你担保，工人与较贫及最贫的农民的‘国家’，比欠尔诺夫们及策列铁里们要左到一千倍，比我们要左到一百倍。稍微再过几天，你就会看到的。”列宁估量工人与农民比布尔什维克派要左到“一百倍”。这仿佛是有点无稽的：工人与士兵仍旧拥护着妥协派，他们中间大多数还对布尔什维克派存在着戒心。但列宁探测得更加深刻些。群众的社会利益，其仇恨及其希望，仍旧只是在寻找表现方式。妥协派政策是他们第一阶段的表现方式。群众比这些欠尔诺夫与策列铁里要无比地左些，但他们自己仍未意识到自己的激烈性质。列宁断定群众比布尔什维克派更左，这是对的，因为党的最大多数人员，还不曾领会到觉醒人民深处所沸腾着的革命热情。群众的愤慨之情，被战争的拖延，经济的崩坏，与政府的恶意消极所滋养与激发了。横跨欧亚的那个广大无际的平原，亏了铁路才形成为一个国家的，战争却予铁路以最重打击。运输是不断地破坏着；不能应用的车头，在某几条路上，竟达到了百分之五十。总司令部里有学问的工程师，做着报告，说不消六个月，铁路交通将陷于完全瘫痪之境了。这些计算，自然有不少故播惊惶的作用在内。但交通破坏确已达到了可怕的程度。它使货物堆积于途，加强商品交换的纷乱，刺激着生活费用的高涨。各城市的粮食情形是愈趋严重了。土地运动已能在四十三个省分中造成了根据地。麦子之输入军队与城市，日益减缩，形势危殆。在最肥沃的区域中，固然还存有几千万与几万万普特的剩余谷物。但实行限价购买的办法，所得结果令人极不满意；而且制成麦子又因交通破坏之故，难于输入中心城市。自从1916年秋天起，预料可到前线的粮食车，只有半数到达。彼得格勒，莫斯科，以及其他工业中心，只得到了他们所需要粮食的百分之十。它们差不多没有存粮。城市民众的生活水平，摇摆于食量不足与完全饥饿之间。合作政府的上台，以禁焙白面包的民主法令为其信号。从今以后，“法国式尖面包”之重新出现于首都，还得经过好几年。牛油缺乏。6月间，全国对于白糖的需求，被规定了某限度。被战争破坏的市场机关，还不曾被那种国家调节制度所代替，这种制度，乃是诸先进资本主义国政府不得不采用的，而德国之所以能支持四年战争，也只靠有此种制度。经济崩溃的可怕象征，在每一个步骤上暴露出来。工厂中的生产力低落的原因，除交通破坏之外，还在于设备之消损，原料与辅助物件的缺乏，人手之经常流动，不正当的财政应用，以及在于人们普遍的失去信心。最主要的企业，仍旧在替战争作工。两三年以后的定单都已经分配好了。但工人则不相信战争还会继续下去。报纸上登载着战争利润的疯狂数字。生活费用在飞腾。工人们等待一种变革。工厂中的技术人员与行政人员，联合起来，提出自己的要求。在这班人中，占支配地位的是孟什维克派与社会革命党人。工厂制度解体了。一切关节削弱了。战争与经济的远景变成阴暗了，财产权利无所依恃，利润减少了，危险增加了，老板们没有兴趣在革命的环境中从事生产了。资产阶级整个地走上了经济失败主义之路。他们把那因经济瘫痪而促成的暂时损失与亏折，看成为反对革命作斗争的一种额外支出，——这革命有危及“文化”之虞。同时，“善意的”报纸则天天责备工人们对工业恶意怠工，责他们盗窃原料，滥烧柴薪，以便引起停顿。这种指责的虚伪超过了任何界限。因为这报纸是实际领导合作政府的那个政党的报纸，所以工人的愤怒也自然要转向临时政府发泄了。工业家不曾忘记1905年革命的经验，那时的有组织关厂，在政府帮助之下，不仅破坏了工人的八小时工作制斗争，而且在扑灭革命这一事业上，给了皇朝以无价的帮助。关厂问题，这次也曾提出讨论于“工商业历届大会常设会议”——他们那样纯洁地称呼着这个托拉斯与辛迪加资本的战斗组织。工业界领袖之一，工程师奥尔巴黑，后来在其回忆录中，解释关厂意见为何被弃，道：“这似乎会叫人看作对军队后方施行打击……这步骤，如果得不到政府支持，则大多数觉得它的结果是暗淡的。”整个不幸在于“真实”政府之缺如。临时政府给苏维埃弄得不能行动；有理智的苏维埃领袖则给群众弄得不能行动；工厂里的工人是武装的；此外，差不多每一个工厂，邻近都有一团或一营士兵，表同情于工人。在这些条件之下，工业家老爷们觉得关厂之举，由“国民观点看来是令人讨厌的”。但他们绝未放弃了进攻，而只是要将进攻适应于环境，使它具有一种不是同时实行的，而是匍匐潜行的性质罢了。照奥尔巴黑的外交口气说，工业家“最后得到结论说，这课实物教程将让生活本身来授：采取不得不然的与渐进的关厂办法，就是说，要个别地关，——这事情不久就实际发生了”。换句话说，工业家联合的“常设会议”，为避免担负“大责任”起见，否决了示威式的关厂，但向各会员建议个别实行，并须寻找好听的借口。这种匍匐性的关厂，实行得极有系统。像立宪民主党人柯特勒——曾任维特内阁大臣——那样的资本阶级诸领袖，关于工业破坏，提出了动人报告，他们不把破坏之罪归于三年来的战争，而归之于三个月的革命。不耐烦的《言语报》预言道：“在两三星期内，工厂与作坊将一个个关门了。”此地，威胁是穿上了预言这件衣服的。工程师，教授，新闻记者在普通报纸与专门刊物上，发动了一个运动，说抑制工人乃是救国的基本条件。部长兼工业家康诺瓦洛夫在5月17日，刚巧在他示威式退出政府之前，声明道：“假使在最近期间，这些糊涂头脑不能清醒……那我们就将见到几十与几百个工厂关门了。”6月中旬，那时召集的一次工商业大会，要求临时政府“与发展革命的制度坚决地决裂”。以前我们已听到过将军们方面所作的这一要求了：“停止革命。”不过这班工业家把问题弄得更明确些：“祸源不仅在于布尔什维克派，而又在于诸社会主义政党。只有坚定的铁手才能挽救俄罗斯。”这班工业家准备好政治环境后，便从空言转入了行动。在三四两月中，大约关闭了一百二十九个小企业，其中有九千工人；在5月间，关闭的工厂为一百零八个，工人数也是九千；6月间，关闭的已有一百二十五厂了，受累工人为三万八千；7月间，二百零六个工厂把四万八千名工人轰到了街上。关厂运动是以几何级数增加着。但这还不过开始罢了。纺织业的莫斯科跟在彼得格勒后面动起来了，外省则又跟在莫斯科后面。工业家以燃料，原料，补充物件，信用借款之缺乏为借口。工厂委员会出来干涉，往往能无疑地查明这是厂主恶意破坏生产，意在压迫工人，或图谋向政府勒索津贴。特别干得厚颜无耻的，是那些外国资本家，他们是以自己的大使为中介而行动的。在某几个情形中，厂主怠工是如此其明显，以致工厂委员会揭穿了他的虚伪之后，他竟不得不重新开工。革命如此把社会矛盾逐一暴露着，终于就遇到了那个最主要的矛盾：生产之社会性质与生产工具及其配备之私有权之间的矛盾了。为要战胜工人，厂主关闭了他的厂，仿佛这问题只关于他个人用的鼻烟壶，而不关于为全体人民生活所需的企业哩。银行，既抵制自由公债而获得了成功，现在又采取战斗态度，反对有损大资本利益的国帑预算。银行家给财政部长写了一封信，“预言”着，如果采取激烈的财政改革，则资本行将流向国外，证券将转入保险箱去。换句话说，爱国的银行家恫吓着要用财政的关闭办法来补足工业方面的关厂了，政府赶紧顺从：毕竟这些怠工的组织者都是些可敬的人呀，他们不得不为战争与革命冒着资本的险，而不是什么喀琅施塔得的水兵，他们除了本人的头颅之外，是无所冒险的。执行委员会不能不懂得：在群众眼中看来，对于国家的经济命运，尤其当社会主义者公开加入政府之后，是要由统治苏维埃的大多数人负责的。执行委员会经济部拟就了广泛的纲领，要实行经济生活的国家调节。温和派经济学家的建议，在危难局势的压力之下，也证明出比这些建议的作者激进得多了。那纲领说道：“对于许多工业部门，实行国家贸易垄断之时机业已成熟（面包、肉盐、皮业）；对于另一些部门，成立国家调节托拉斯的条件，业已成熟（煤、油、五金、糖、纸）；最后差不多对于一切工业部门，现代条件都要求国家在原料及制成品之分配，以及在价格之规定方面，尽调节作用；……与此同时，必须将所有信用机关，加以统制。……”5月16日，执行委员会，于政治领袖们惶惑之际，差不多不经讨论，便通过了自己这班经济学家的建议，且附有一个古怪警告：——那是对政府而发的——政府应负责把“国民经济及劳动，有计划地加以组织”，并且提醒他们道：因不能执行这一任务之故，“旧制度倒了，而临时政府也曾不得不为此改了组”。为要给自己打气，妥协派却惊吓了自己。“纲领是极妙的”，列宁写道，“无论就统制，就托拉斯国有化，就压制投机，就劳动义务……来说都是极妙的。这个‘可怕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纲领是必须承认的，因为除此之外，再不能从这确实危殆的与可怕的破灭中，求得别的纲领与出路了……”不过，整个问题在于谁将执行这个极妙的纲领？难道是合作政府吗？事实将立刻答复我们。执行委员会通过经济纲领之次日，工商部长康诺瓦洛夫，便猛然碰上了门，辞职而去了。暂时代理他的是工程师帕钦斯基，此人也是大资本家的一个代表，其忠诚不下于前任，但能力过之。社会主义者部长们甚至不能把执行委员会的纲领郑重提出于自由派同僚之前。要晓得欠尔诺夫企图由政府禁止土地买卖都不曾成功呢！为要应付日益加甚的困难起见，政府方面提出了一个纲领，要疏散彼得格勒，这意思就是说，要将工厂作坊移转到国家内地。这纲领根据两种理由：军事的——因德国人有夺取彼得格勒危险；经济的——彼得格勒离燃料与原料的产地太远。此种疏散办法，是要几个月与几年之内取消彼得格勒的工业，其政治目的则在于将工人阶级先锋队分散于全国。与此纲领相并行，军事当局不断造出借口，要把革命的军事部队调开彼得格勒。帕钦斯基竭力要叫苏维埃中的工人部相信疏散办法之利。因为要想违反工人意志而履行这个任务是不可能的，但工人们不肯同意。疏散办法之绝少进展，正和调节工业办法之不能进行一样。经济破坏是愈来愈深，物价腾贵着，静默的关厂运动扩大着，随之而又增加着失业者。政府是在原地踏步停留不进。后来米留可夫写道：“内阁只在随流而泳，流水却奔向于布尔什维克派的河床。”是的，流水正奔向于布尔什维克派的河床。***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主要动力。同时革命又在替无产阶级确定形态。无产阶级是极需要给它定形的。我们已经看到了彼得格勒工人在二月革命中所起的决定作用。布尔什维克派占据了最战斗的阵地，但是暴动之后，他们立刻给推到了某个次要地位上去了。妥协派各政党走到了政治舞台前面。他们将政权转交给自由派资产阶级。这个联盟的旗帜是爱国主义。它的攻击力是如此之强，以致至少有一半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屈服于它之前。自从列宁回国以后，党的路线突然更张，因此，它的影响也迅速增加起来。在4月间的武装示威中，工人与士兵的先锋部队，早就想挣断妥协派的铁链了。但一经努力，便向后退。妥协派仍旧掌握着国政。后来，在十月革命之后，关于下面这问题，人们曾写了好多文章，即：布尔什维克派之胜利，得归功于厌倦了战争的农民军队，这个解释是很肤浅的。一个相反的论断倒更接近于真情些，即是说：妥协派之所以能在二月革命中获得统治权，首先乃由于农民军队在国家生活中所占有的特别地位。如果革命发展于和平之时，则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将自最初时候起，便要明显得多了。假使没有战争，则革命胜利势将来得晚些，如果不把战争的死亡人数计算在内，则也许要付较高代价的。但那时，革命也不曾留下了余地，让妥协主义与爱国情绪泛滥一时了。无论如何，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此等事变好久以前所预言的，关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之夺取政权，总不是以农民军队的一时情绪，而以俄国社会的阶级结构，为出发点的。这一预见完全被证实了。不过阶级间基本的相互关系，经过战争而屈折反射出来，且在军队的压力，——即在失去阶级性的武装农民组织的压力之下，一时发生了变动。恰恰是这个人为的社会结构，如此非常地加强了小资产阶级妥协派政策的地位，使它能有八个月的试验时期，以致削弱了国家与革命。不过提起农民军队，并不曾完全说明了妥协政策的根源问题。我们还必须在无产阶级本身中，在其成分中，在其政治水平中，寻找孟什维克派与社会革命党人一时得势的补充原因。战争大大变动了工人阶级的成分与情绪。如果以往几年是革命浪潮的高涨时期，那末战争一下子就打断了这个过程。动员之计划与实行，不仅根据于军事观点，而首先，又根据于警察观点。政府赶紧把工人中比较积极与不安静的一层，清除出工业区域。在战争的最初几月中，有百分之四十工人——主要是熟练工人，被动员出工厂，这统计我们是可以相信的。这些工人之被征入军队，予生产过程以很有害的影响，所以战争工业愈使厂主们得到高利润，他们便愈加热烈地对这种动员提出抗议。因此，政府就不再继续破坏工人的干部了。为工业所必需的工人，以服军服者的资格留在厂里。因动员而酿成的隙裂，由乡村移民，城市小民，不熟练工人，妇女，小孩所填补了。女工在工业中的比数，由三十二升到四十。恰恰在首都，无产阶级之更新与稀释这个过程，规模非常之大。在战争几年中，自1914年至1917年彼得格勒省中，雇有五百以上工人的大企业中的工人数，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由于波兰，特别是沿波罗的海诸省中，工厂作坊之被毁灭，但主要则由于军事工业之普遍发达，所以将近1917年时，彼得格勒的工厂与作坊中，大约集中了四十万工人。其中三十三万五千工人是在一百四十个大工厂作工的。彼得格勒无产阶级中最战斗分子，在前线上起了不小作用，助成了军队中的革命情绪。但是代替他们在厂里作工的，昨天才来自乡间的那些人，他们往往是小康的农民与躲在厂里企图不上前线的小店主，再加以妇人与小孩，这些人都比普通人更易服从。此外还得加添一点，即被赋与了军役义务的那些熟练工人，——这样的人有十几万，——行动特别来得小心，怕被送往前线去。爱国主义情绪的社会基础就是如此，这情绪早在沙皇治下就抓住一部分工人了。但在这个爱国主义中是没有稳固性的。无情的军事警察的压迫，加倍的剥削，前线败北与经济崩坏，都推动工人去从事斗争。不过战时罢工，首先具有经济性质，而且比战前的罢工性质上要温和得多。阶级之削弱，又因党的削弱而加甚了。自从布尔什维克派的国会议员被捕与被充军之后，布尔什维克派组织，由于事先混进里面来的各层奸细之助，以致遭到了普遍破坏，这破坏，党一直到二月革命之前，也还不曾恢复得过来。在1915年至1916年期间，那个稀释了的工人阶级，得经过一个斗争的初等学校，以便在1917年2月间，能使部分的经济罢工与饥饿妇人的示威，汇合成总罢工，且吸引军队到暴动中来。这样，彼得格勒无产阶级之踏进二月革命，不仅是成分复杂，还不曾混成一体，而且即令它是最前进的诸层，也是减低了政治水平的。外省情形则更糟。战争使无产阶级中政治文盲与半文盲现象复活起来，正是这个复活，造成了妥协派诸党一时得势的第二个条件。革命给人以教育，而且教育得很快。它的力量正在于此。每一星期，它总拿点新的东西给群众。每两月就造成一个时代。二月底，发生了暴动。四月底，彼得格勒工人士兵武装示威。七月初，又发生了一次示威，规模大得多，口号也坚决得多。八月底，科尔尼洛夫企图政变，给群众打败了。十月底，布尔什维克派夺取了政权。在这些节拍快得惊人的事变之下，发生着深刻的分子运动的过程，它使工人阶级分子复杂的各部分，融合成一个政治整体。在这中间，起着决定作用的也还是罢工。革命闪电袭击着战争利润的盛宴，工业家受了惊吓，在最初几星期内便对工人让了步。彼得格勒厂主们甚至同意了八小时工作制，——虽然是附有条件，并注明例外情形的。但这并不能使局势安静下来，因为生活境况不断恶化着。五月间，执行委员会竟不得不承认：因物价飞涨之故，工人情境“在许多部门中，几乎是陷在经常挨饿的边界上”。工人区中的情绪是愈加兴奋与紧张了。最使他们痛苦的，就是看不到前途。群众如果懂得了什么，那是能忍受最大痛苦的。但新政制愈来愈把真相揭露在他们之前，原来它是旧关系的一只假面具，——正因为反对此种关系，群众在二月间暴动了的。这个新制度，他们是不愿意忍受了。在最落后的与最受剥削的工人阶层中，罢工性质特别暴烈。洗衣匠，染工，桶匠，工商业雇员，建筑工人，铜匠，纸糊匠，打杂小工，皮鞋匠，糊盒匠，香肠工人，家具工人，在六月这一整月中，一层接一层地，继续着罢工。五金工人倒反而开始起抑制作用了。先进工人们是愈加明白了：在战争，经济破坏，与通货膨胀的条件中，个别的经济罢工是不会有认真的改善的，必须在最基本的地方来一些改变才好。资本家的关厂，不仅使工人能接受监督工业的要求，而且还使他们发生这种思想，即工厂必须掌在国家手里。因为大多数私家工厂都替战争生产，而同一类型的国有企业又与它们并存着，所以工业国有这个结论，就愈加自然地发生了。早在1917年的夏季，就有好些工人与职员的代表团，从俄罗斯各个偏远去处，来到首都，请求把工厂收归国有，因为股东们再不肯拿出钱来了。但政府是连听都不愿意听到这个。因此，必须改变政府。妥协派反对此种行动。工人们就移转阵线来反对妥协派。拥有四万工人的普地洛夫厂，在革命最初几月中，乃是社会革命党的堡垒。但这个堡垒的卫队，并不能长期间抵御布尔什维克派。率领布尔什维克派进攻这个堡垒的，常常是伏洛达斯基。以前他是一个成衣匠，犹太人，在美国住过好几年，英语说得很好；伏洛达斯基是一个出色的群众煽动家，他的演说是合乎逻辑的，有急智的，有勇敢的。他的美国音调，使他洪钟似的声音上带有一种特别的表现力，清楚地响彻在几千人的大会场中。工人弥尼乔夫讲道：“自从他在那瓦区中出现的那一刻起，社会革命党先生们在普地洛夫厂里的地盘，就开始动摇起来了，在大约两个月中间吧，普地洛夫厂工人都跟着布尔什维克派跑了。”罢工，以及一般阶级斗争之增长，差不多自然而然提高了布尔什维克派的影响。每当问题关于生活利益之时，工人们总相信布尔什维克派是没有卑劣动机的，他们不隐瞒任何事情，他们是可以依靠的。发生冲突时，所有工人——无党派的，社会革命党的，孟什维克派的——都向着布尔什维克派。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工厂作坊委员会，——它正为工厂的生命而与管理处及厂主的怠工斗争——比苏维埃更早转向于布尔什维克这一个事实了。六月初，彼得格勒及其附郊各工厂作坊委员会所开的那次大会上，布尔什维克派的决议案，在四百二十一票中获得了三百三十五票。这一事实，完全不曾为大报纸所注意。然而，这表示出彼得格勒无产阶级，虽不曾与妥协派相决裂，但在经济生活的基本问题上，实际已转向到布尔什维克派一边了。职工会的六月大会，使我们知道，彼得格勒共有五十多个职工会，其中有不下于二十五万会员。五金工人工会计有十万工人；在五月一个月中，会员数就增加了一倍。布尔什维克派在工会中的影响，则增加得更快。一切苏维埃的部分改选，都表示出布尔什维克派的胜利。将近6月1日，莫斯科苏维埃中已有了二百零六名布尔什维克，一百七十六名孟什维克，一百一十名社会革命党员。各省也发生着同样转变，不过速度较慢罢了。党员数不断增加。四月底，彼得格勒党部有一万五千党员。将近六月底，已有三万二千余人了。彼得格勒苏维埃中的工人部，此时已由布尔什维克派占了多数。不过在两部（即工人部与士兵部——译者）联席会议中，士兵的代表压倒了布尔什维克派。《真理报》日益坚决地要求普遍重选：“五十万彼得格勒工人，在苏维埃中所有代表，比十五万彼得格勒卫戍军的代表要少四倍。”在苏维埃六月大会上，列宁要求以严厉手段来反对工业家与银行家的关厂、抢劫、以及他们有组织的破坏经济生活。“把资本家先生们的利润公布出来，逮捕五十个或一百个最大的百万富豪。只叫拘禁他们几个礼拜，即使用拘禁尼古拉·罗曼诺夫那种优待办法也不妨，我们的目的很简单，只要逼他们吐露出线索，奸计，龌龊自私的行为来就够了，这些行为，即是在新政府之下，也在耗损我们国家千百万财富呢。”苏维埃领袖们觉得列宁的提议是古怪的。“对个别的资本家行施暴力，难道就能改变经济生活的法则吗？”他们把工业家凭反对人民的阴谋来规定法则这回事，看成是天经地义。克伦斯基对列宁大发雷霆，但是一月之后，他却不惜逮捕几千工人，因为他们之了解“经济生活的法则”，与工业家有所分歧。经济政治之间的联系显露出来了。国家，往常惯以神秘的原则资格出现的，如今却愈来愈采取着原始形态而行动了，所谓原始形态，就是指它采取着武装人群的队伍形式。全国各地工人，把那些拒绝让步或甚至不愿谈判的老板们，或强迫送到苏维埃去，或软禁在家。这样看来，工人自卫团之成为有产阶级最仇恨的对象，原是不足怪的。最初执行委员会要把百分之十的工人武装起来，那决议并未实行。但工人还是部分地武装了，而且参加于自卫团队伍的都是些最积极分子。工人自卫团的领导权集中于工厂委员会之手，而工厂委员会的领导权则日益转入布尔什维克派之手了。莫斯科包斯达夫希克厂一个工人说道：“6月1日，布尔什维克占多数的新工厂委员会一经选出……就成立了八十个人的一队自卫团，没有枪械，拿了棍棒下操，由一个老兵，勒瓦可夫同志率领。”报纸指控自卫团实行暴行、征发、与非法逮捕。自卫团之应用暴力是无疑的：成立它的目的正是为此。不过它的罪状，乃在于对那一个阶级的代表们行施暴力，这个阶级是不惯于遭受暴力，并且也不愿意去习于忍受暴力的。在增加工资的斗争中，普地洛夫厂曾起了领导作用，该厂于6月23日召集会议，参加有工厂作坊委员会中央会议、职工会中央理事局、以及七十三个工厂的代表。大会在布尔什维克派的影响之下，承认工厂罢工在某种情形之下，能促成“彼得格勒工人作无组织的政治斗争”，因此，大会向普地洛夫厂工人建议“约束自己的合法愤慨”，准备力量来从事全面进攻。在这次重要会议的前夕，布尔什维克派党团早已警告过执行委员会：“有四万群众……任便哪一日都能罢工并走到街上来。如果不是本党加以制止，他们早就这样干了。将来我们是否还能制止他们，那是没有保障的。不过只叫普地洛夫厂工人一出来——这是无疑的——那必然要引起大多数工人和士兵的一个行动。”执行委员会领袖们认定这些警告是一种煸惑，或者干脆把它当作耳边风，保持着自己的平静。他们自己已不再上工厂与兵营里去了，因为他们在工人和士兵眼中，已成为讨厌人物了。只有布尔什维克派还拥有权威，足使他们去约束工人士兵作零碎行动。但群众的不耐情绪，有时甚至也会反对着布尔什维克派了。工厂与舰队中，有无政府派出现。与从来的情形一样，在巨大事变与广大群众之前，他们总暴露出自己有机性的破产。因为他们完全不懂得苏维埃乃是一种新的国家机关这个意义，所以他们认为废除国家政权很容易。而且，给革命弄得口瞪目呆之后，他们最普通的方式就是对国家问题默不作声。他们的破产，主要地表现于他们之鼓励那些琐碎爆发。经济之陷入死巷与彼得格勒工人之日益困苦，给了无政府派以某些支持点。他们不能认真地在全国规模中估量力量的对比，准备把下面发生的每一个小推动都视作救命之最后一击，所以有时竟指斥布尔什维克派为不坚决，甚至骂他们妥协。但除了出出怨言之外，他们普通总是别无所事。群众对无政府派演说的反响，有时在布尔什维克派方面，可用以测验革命的蒸气压力。***在芬兰车站上欢迎了列宁的水兵们，两星期后，在各方面袭来的爱国主义的打击之下，声明道：“假使我们早已知道……他是用什么方法来到我们这里的，那我们非但不会对他欢呼，我们还要叫他听听我们的愤怒呼声：‘打倒你！回到你经过的国家去’。”克里米士兵苏维埃，前后相接地，一个个恐吓要用武装的手阻止列宁进入这个爱国主义的半岛，虽然他根本不曾想到那边去。2月27日革命行动的领班，伏伦斯基团，最热烈时候，甚至决定逮捕列宁，以致执行委员会竟觉得非采取办法来反对此种行动不可。此种情绪一直到7月前线进攻时还不曾消散，而当七月事变之后，又猛然爆发出来了。同时，在最远城市的卫戍军与前线最偏远部分的士兵，则愈来愈大胆地以布尔什维克派的言语说话了，虽然他们往往并不完全明白这种言语。各兵团中的布尔什维克派还只是些个别分子，但布尔什维克派的口号却愈加深入于群众之中了。它们仿佛是在全国各部分自行发生的。自由派观察家在这里所见到的，无非是些愚蠢与纷乱罢了。《言语报》写道：“我们的祖国简直变成一所疯人院了，这儿行动着与指挥着的是些中了魔的人，还没有失去理智的人则惊恐地站在旁边，紧靠着墙。”在历来的革命中，“温和派”总恰恰用这样的话来吐露心事的。妥协派报纸安慰自己道，士兵们虽然有这许多误会，但不愿意跟布尔什维克派发生任何关系。可是，群众的不自觉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反映着事变发展的逻辑，它成为列宁党之一个不可摧毁的力量。士兵比连衣可讲过一件故事：前线为苏维埃大会选举代表时，经过三天讨论，而当选的还只是社会革命党人；但同时，士兵代表们不管领袖的反对，通过了一个决议：必须拿取地主土地，毋需等到立宪会议。“一般说来，凡为士兵所懂得的问题，士兵们对付的情绪简直比极端布尔什维克派中最极端的分子还左。”列宁说“群众比我们要左到百倍”之时，他心目中是指此而言。陶立特省中某处一个摩托脚踏车厂的一个书记，也讲过一个故事：士兵们读过了资产阶级报纸之后，就骂某些不认识的什么叫做布尔什维克派的人，但当场他们就转过来讨论必须停止大战，夺取地主土地等问题了。发誓不让列宁进入克里米去的，也正是这等爱国家啊。后方庞大的卫戍军中的士兵，正在苦恼着。这一大批闲人，焦躁地等待着自己命运的变更，造成了一种神经兴奋状态，这状态表现于不断地预备把他们的不满发泄到街上去，成群结队地坐电车兜风，以及像瘟疫似的流行嘴咬葵瓜子。肩搭军用外套，嘴唇上黏着瓜子壳的士兵，成为资产阶级报纸上最可恨的一种形象。战争时候被他们滥加恭维，称之为英雄——这不妨碍他们在前线鞭笞这个英雄，——在二月革命之后，被他们抬高来当作解放者的人，现在突然变成为贪生怕死者，卖国贼，暴徒，德国奸细了。真的，爱国派报纸是不惜以任何罪恶，加之于俄国士兵与水兵们的身上的。执行委员会的能事，就只给自己辨白，与无政府斗争，消灭过火行为，分发惶恐的调查表与道德的教训。察利津，被视为无政府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巢穴的，中央为该地情况，提出了一些问题，那里的苏维埃主席用毫不含糊的话回答道：“卫戍军愈左倾，则市井小民愈右倾。”你能把这个公式，从察利津扩大到全国去。士兵们向左，资产阶级向右。每一个士兵，凡能比别人更勇敢地表示出大家都感觉到的情绪来的，总被上面骂做布尔什维克，以致他终于相信自己是布尔什维克了。士兵们的思想，开始从和平与土地问题，转到夺取政权问题上来。由单零地应响布尔什维克的各别口号，变而为对布尔什维克党的自觉同情了。伏伦斯基团，四月里曾想逮捕列宁的，在两个月过程中，其情绪转而赞成布尔什维克派了。爱格尔斯基团与立陶夫斯基团中也发生了同样事情。拉脱维亚轻步兵团的成立，原是皇朝想利用当地碎地农民与雇农对于立凡尼亚省大地主的仇恨来作战的。这几团的兵打得极好。但皇朝原想利用的阶级仇恨精神，却继续沿自己的道路前进。拉脱维亚轻步兵是最先和皇朝决裂，后来又最先和妥协派决裂的那些部队之一。早在5月17日，八团拉脱维亚轻步兵的诸代表，就已差不多一致赞成了布尔什维克派的口号：“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在革命的往后发展中，他们将起巨大作用。一个无名士兵从前线写信来说：“今天，6月13日，我们在长官室里开了一个小小会议，谈起了列宁和克伦斯基，士兵们大部分赞成列宁，而官长们则说列宁本人就是一个‘布尔乔亚’。”前线进攻溃败之后，克伦斯基这名字在军队中是十分叫人讨厌的了。6月21日，彼得霍夫的军官生出来游街，拿着旗子和横布额，上面写着：“打倒奸细”，“克伦斯基与勃罗西洛夫万岁。”当然，军官生自己是拥护勃罗西洛夫的。第四营的士兵向军官生袭击，蹂躏他们，驱散了游行队。引起了他们最大仇恨的乃是拥护克伦斯基的那横布额。6月间的前线进攻，大大加速了军队中的政治演变。布尔什维克派，因为是事先高声反对进攻的唯一政党，所以它的声望，便开始以非常的速度增长起来了。诚然，布尔什维克派报纸要想达到军队中去是极其困难的。他们报纸的流通数，比起自由派报纸的以及一般爱国派报纸的流通数来，那是极其微小。“……简直没有一个地方能够看到你们的一张报纸”，——一个士兵用它粗陋的笔迹写信到莫斯科来——“我们所得到的只有关于你们报纸的谣言。这里，不要钱买的资产阶级报纸散发给我们看，这些纸头成捆地送到前线来。”但使布尔什维克派获得无比的声誉的，正是这些爱国派报纸呢。每一件被压迫者的抗议，每一桩夺取土地事件，每一次对付可恨军官的暴行，那些报纸都推在布尔什维克派头上。结果士兵们倒相信布尔什维克派乃是些正直之人了。第十二军团特派员，于7月初，将士兵情绪报告克伦斯基道：“凡有事情，最后总归罪于那些资产阶级部长以及已出卖给资产阶级的苏维埃。至于一般方面，在广大群众中，那是不透明的漆黑一团；我很觉遗憾，竟不得不报告你：最近他们连报纸都不大读了，他们完全不相信印刷品，‘写得很漂亮’，‘只会说废话’……”最初几月中，那些爱国派特派员的报告总是赞美革命军队，赞美它的觉悟，它的纪律。后来，军队经过了四个月的不断失望，对政府的演说家与新闻记者业已失去信心之后，就是这几位特派员可终于发现军队中只是不透明的漆黑一团了。卫戍军愈向左倾，市井小民便愈向右倾。在前线进攻的推动之下，反革命组织像雨后春笋似的在彼得格勒发生出来。它们给自己取的名称，一个响亮似一个：“祖国光荣协会”，“军役协会”，“自由之营”，“精神团”，等等。这些庄严灿烂的招牌遮盖了贵族军官官僚资产阶级的野心与企图，其中有几个组织例如“军事同盟”“圣乔治骑士联合会”，或“志愿师”，那是军事阴谋的现成细胞。这些“光荣”与“精神”的骑士们，以暴烈的爱国家资格，不仅很容易接近协约国的军事使节团，有时甚至还能得到政府津贴呢，——虽然这种津贴，当初对于苏维埃，政府曾以其为“私人组织”之故而加以拒绝了的。报界大王苏伏林家的一个支派，那时它正办着一种《小报》，以“独立社会主义派”的机关报自命，鼓吹铁的独裁，推高尔却克[1]海军大将为其候补者。比较保守的报章，凡是不曾完全表明自己面目的，企图以一切方法来给高尔却克建立民望。这位海军大将的往后事业，证明出早在1917年之夏，就已有一个大规模计划和他的名字相联，而在苏伏林背后，则站着一些有力人物。反动派遵照着简单的策略计算，除了某些单方面的突发事件之外，总假装着它的打击只是对付列宁派的。“布尔什维克”这个名字，变成为“祸根”的同义词了。恰似在革命之前，沙皇军官们总把一切不幸，连他们自己的愚蠢在内，归罪于德国奸细，特别又归罪于犹太人一般，现在当六月进攻溃败之后，人们便把失败与败北之责，不断加之于布尔什维克派身上。在这件事上，克伦斯基与策列铁里那样的民主派，不仅和米留可夫之流的自由派，便是跟邓尼金将军这般公开的封建主，丝毫没有分别。凡当矛盾紧张已达极度，而爆发时机尚未来到之时，更公然与更清楚地表示出政治力量之分化来的，往往不是在基本问题上，而是在偶然的枝节事故上。在那几星期中，政治热情的避雷针之一，是喀琅施塔得。这个古老的要塞，本来该做帝都海门的一个忠贞哨兵，但在过去曾不止一次揭起了叛旗。不管镇压如何残酷，叛逆的火焰却从不曾在喀琅施塔得消灭过。革命之后，它曾吓人地旺炽一时。这个海军要塞的名字，在爱国派报纸上，很快就成了革命的最坏方面，即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同义字了。其实喀琅施塔得苏维埃还不是布尔什维克的：5月间，其中参加有107个布尔什维克，112个社会革命党人，30个孟什维克与97个无党无派的。但正是那些生活在高压力之下的社会革命党人与无所属者：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在重要问题上，跟随着布尔什维克派走。在政治方面，喀琅施塔得的水兵既不倾向于诡计，也不倾向于外交。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法则：说过就干。这就无怪他们对于幽灵似的政府，倾向于采取最简单化的行动方法了。5月13日，当地苏维埃决定：“喀琅施塔得的唯一政权是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政府特派员立宪民主党人贝贝里亚夫——此人起着车子上的第五轮作用——之被撤职，在海军要塞里完全不曾为人注意。模范的秩序保持着。城中禁止赌牌。所有妓院都封闭了，娼妓都被驱逐出境。苏维埃禁止街上酗酒，违者“没收财产，充发前线”。这恫吓实行了不止一次。在沙皇舰队与海军要塞的可怕制度中经过了锻炼，习惯于严峻工作，习惯于牺牲，而且又习惯于狂暴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如今见新生活的帷幕开始在他们面前升起，自觉到将成为此种生活的未来主人，于是紧张着他们所有的肌肉，以便表示他们是有资格来革命的。他们如饥如渴地抓住了彼得格勒的朋友与敌人，几乎是强迫地把他们拖到喀琅施塔得去，为要叫他们看看革命水兵的实际如何。这样一种精神紧张，自然不能永远继续下去，但它到底继续了好久。喀琅施塔得水兵成为革命的一种战斗的十字军人了，但是哪一种革命的战斗的十字军人呢？无论如何总不是化身为策列铁里部长及其特派员贝贝里亚夫的那种革命的。喀琅施塔得屹立着，有似那正在来临的第二次革命的先驱者。因此，那些太以第一次革命为满足的人们，要如此仇恨它了。贝贝里亚夫之和平的与不被注意的撤职，拥护现存秩序的报纸差不多把它描写为反对国家统一的一个武装暴动。政府向苏维埃诉怨。苏维埃立即派出一个代表团去施加压力。两重政权这架机器便噪声轧轧地转动起来了。5月24日，喀琅施塔得苏维埃，因策列铁里与史高倍列夫二人之参加，又由于布尔什维克派的坚持，同意承认：在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持续期间，事实上不得不服从于临时政府的权力，直到苏维埃政府在全国建立以后为止。不过水兵为了此次屈服，大为愤怒，所以第二天，苏维埃在他们的压力之下，又宣布喀琅施塔得的观点并未改变，昨天不过把这观点的“解释”告诉那两位部长罢了。这是一个显然的策略错误，不过隐藏在这错误之后的，除革命的野心外，却并无其他东西。上面决心利用这个侥幸时机，来教训教训喀琅施塔得人，同时要逼他们付出过去罪恶的代价。以检察官资格出场的，自然是策列铁里。他伤心地提起了本人的坐牢日子，而特别用以反对喀琅施塔得人，他大发雷霆，说他们把八十名军官幽禁在要塞暗狱里。全体善心的报纸都拥护他。不过，即使那些妥协派报纸，即部长们的报纸，也不得不承认那些人的被幽禁，是因为“确实盗用公款”，又因为“这些人用拳头打击士兵，打得叫人害怕……”据策列铁里本人的正式机关报《新闻报》所载：“出场作证的水兵们，证明（那些被捕军官）之镇压1906年的暴动，证明成批枪杀，证明他们曾目睹许多驳船，满装杀死的与海中溺死的尸首，他们又证实许多其他可怕事件……他们陈述这些事情时，讲得十分简单，如同讲日常事物一般。”喀琅施塔得人坚决反对将被捕者交给政府。这些出身高贵的刽子手与盗用公款者，对于政府的关系，比1906年以及其他年份中受磨难的水兵对它的关系，要接近得多。司法部长配勒凡则夫有系统地把沙皇政治警察中最恶毒的侦探，从彼得·保罗狱堡中释放出来，并不是偶然的。苏汉诺夫客气地形容这位部长是“合作政府中最可疑人物之一”。民主派新贵们顶顶关心的一件事，就是要使反动官僚承认他们的善心。对于策列铁里的控诉，喀琅施塔得人在自己的宣言中回答道：“在革命那几日，被我们逮捕的一些军官，宪兵与警察，曾经亲自对政府代表声明：他们对监狱管理，并无抱怨之处。固然，喀琅施塔得的监狱建筑是可怕的。但这正是沙皇时代替我们建造的狱室呀！我们并没有其他监狱。我们所以要在这些监狱里拘禁人民公敌，不是由于复仇，乃是为革命自保打算。”5月27日，彼得格勒苏维埃审判喀琅施塔得水兵，托洛茨基出场辩护，警告策列铁里道：当反革命危险来到时，“当反革命的将军企图把绞索套上革命的脖子时，立宪民主党人将用肥皂弄滑这条绳索，而喀琅施塔得水兵则将前来斗争，要和我们同生同死。”这警告，当三月以后，科尔尼洛夫将军称兵作乱，攻打首都，克伦斯基、策列铁里与史高倍列夫召唤喀琅施塔得水兵来保卫冬宫之时，竟一字一句地应验了。但这警告发生什么结果呢？在六月间，这些民主派老爷们正在保卫法律与秩序，反对无政府，任凭什么理由或预言都不能对他们发生效力。策列铁里以五百八十票对一百六十二票及七十四票弃权的多数，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中通过了一个决议，宣布“无政府的”喀琅施塔得之叛离革命民主主义。这个翘首以望的消息一传到了马林斯基宫，说“逐出教会”的圣谕业已通过，政府便立即断绝了首都与喀琅施塔得间的私人电话交通，以防布尔什维克派中心去影响喀琅施塔得人，下令一切练习舰驶离该岛水面，并要求该地苏维埃“无条件屈服”。当时正在开会的农民代表大会，以“不供给粮食于喀琅施塔得”相恫吓。反动派站立在妥协派背后，想谋得坚决的，如属可能，则最好是流血的，解决办法。一个青年史家尤果夫写道：“喀琅施塔得苏维埃的轻率步骤，能引起很坏结果。必须找出一条适当道路来，以便走出这个业已造成的局面。托洛茨基正怀着这个目的，到喀琅施塔得去。他在苏维埃中演说，并起草了一个宣言，那宣言为苏维埃所接受，后来，托洛茨基将它提出于铁锚广场的群众大会中，一致通过。”喀琅施塔得人保持着自己的原则立场，在实际问题上让了步。冲突的和平解决，使资产阶级报纸十分愤怒起来，（满纸胡诌着）：要塞成了无政府状态，喀琅施塔得人自印钞票——钞票的荒谬式样竟复制在各报上，——抢劫国富，公妻，盗行，荒唐的酒宴在进行着。水兵们以自己严格的秩序自豪，捏紧了起茧的拳头，读着这些报纸，这些报纸印成几百万份，向全俄罗斯散播着关于他们的诬蔑。配勒凡则夫的司法机关将喀琅施塔得的军官囚犯要来之后，——把他们释放了。假使有谁能调查一下：这些释放者之中，有几人后来参加了内战，又有几多水兵，士兵，工人，与农民，被他们所枪杀与绞死，那是极有益处的。可惜我们不能在这里做这个极其有益的统计了。政府威望是挽救了。但水兵所受的委屈，立刻得到了补偿。全国各地：个别的左派苏维埃，工厂，军队，群众大会，开始给红色的喀琅施塔得寄来致敬的决议。第一机关枪团全体在彼得格勒街上游行，表示自己对喀琅施塔得人的尊敬，“为了他们不信任临时政府的坚决立场。”不过喀琅施塔得已经准备作更有意义的报复了。资产阶级报纸的诬蔑，已使喀琅施塔得成为一个具有全国意义的因素。米留可夫写道：“掩护在喀琅施塔得的布尔什维克派，得到相当有训练的鼓动家之助，将一张宣传之网撒开向全俄。喀琅施塔得的密使被派上前线，去毁坏纪律；也有派赴后方的，他们到乡村里去煸惑乡人捣毁产业。喀琅施塔得苏维埃给密使们发一种特别证书：‘某某奉派至本省，以便出席县乡、区、与乡村委员会，具有表决权，并可任意在任何地点出席群众大会与召集大会’，‘此人有携带枪械之权，并免费坐火车轮船’。此外，‘该鼓动家之人身不可侵犯权，乃是由喀琅施塔得市苏维埃保证的’。”米留可夫揭发波罗的海水兵的破坏工作，只是忘记解释一点：各处既存在着聪明的政府机关与报纸，那末孤单的水兵，拿着喀琅施塔得苏维埃这张古怪护照，如何与为什么能旅行全国而无阻，能到处找到食宿，能参加所有的民众大会，到处都能有人注意地听他们讲话，而且在历史事变上留下水兵的手印呢？为自由派政策服务的历史家，不向自己提出这个简单问题。但喀琅施塔得奇迹之可以思议，只因为水兵比很聪明的教授更深刻地表示着历史进化的要求。那张不很通顺的委任状，若依黑格尔的话来说，乃是真实的，因为它是合理的，至于那些主观上极其聪明的计划，乃是幽灵式的，因为历史的理性，甚至不曾在这些计划上留过一宿呢。苏维埃落于工厂委员会之后。工厂委员会落于群众之后。士兵落于工人之后。外省则更落于首都之后。这样就是革命过程之不可免的动力，它产生着几千种矛盾，以便往后，仿佛是偶然地，顺便地，游戏似地，克服这些矛盾，而立即又产生出新的矛盾来。甚至党也落于革命动力之后，这就是说，此种组织，特别在革命时期，是最没有权利落后的，竟也落在革命动力之后了。在也加德林堡，贝尔姆，土拉，尼齐尼·诺伏高老特，梭尔莫伏，高郎姆娜，尤左夫加那样的工人中心，布尔什维克派只在五月底才跟孟什维克派分裂开来。在敖得萨，尼古拉也夫，衣利莎白格拉，波尔塔瓦，以及乌克兰的其他地点，布尔什维克在六月中旬也还不曾有独立组织。在巴库，士拉托斯脱，倍显次克，考斯脱罗马，布尔什维克派只当六月底才与孟什维克派最后分裂。这些事实是不能不令人惊异的，假使你想：再过四个月后，布尔什维克派就要夺取政权了。在战争时期，党落在群众中分子运动过程之后是多么地远，加米涅夫——斯大林的三月领导落在伟大的历史任务之后，又是多么地远呀！人类历史上未曾见的一个最革命的党，遇到了革命事变还是措手不及的。它在烽火中重新建造，在事变的打击之下整顿了自己的队伍。群众在转变点上，证明出比最左政党还要“左到百倍”。布尔什维克派势力的增长，是以自然史过程的力量来实行的；不过如果加以最切近的观察，则亦表示出自己的矛盾与迂回，进潮与退潮。群众是成分复杂的，而且他们之学会驾御革命之火，不能用其他方法，只能先让自己炙伤了手，痛而却步。布尔什维克派只能加速群众的教育过程。他们耐性地解释着。在这一回。历史并不曾恶意作弄了他们的耐性。当布尔什维克派坚决地在争取作坊，工厂，军队之时，民主的市政局选举却以巨大的，仿佛是继长增高的优势给了妥协派。这乃是革命中最尖锐与最像谜一般的矛盾之一。诚然，维包格区——纯粹无产阶级区——的市政局，还能以布尔什维克派的多数自傲。但这是一个例外情形。六月间，莫斯科的市政局选举，社会革命党人获得了总票数之百分之六十以上。连他们自己也对这数字吃惊哩，因为他们不能不觉得他们的影响正在迅速衰落着。为要懂得革命的真实发展及其在民主派镜子中的反映之间的相互关系，莫斯科的选举是有非常趣味的。工人士兵的诸先进阶层，已迅速地挣脱了妥协幻想。同时，最广大的小市民阶层，则才开始激动起来。对于这些分散的群众，民主选举差不多是给他们表示政见的第一个，至少是少数几个之一的，机会。当一个工人，他昨天是孟什维克或社会革命党人，今天投票选举布尔什维克，并后面还拉着士兵在一起，这时，那个车夫，搬运夫，门房，卖菜妇，小店主人及其伙计，教员，却干着如此英勇的一件大事：投票赞成社会革命党人，——当他们第一次从政治不存在中脱离出来时。小资产阶级之事后投票拥护克伦斯基，因为他是二月革命的化身，而二月革命则直到今天才落到他们身上。社会革命党人占有百分之六十大多数的莫斯科市政局，乃是一盏将熄灯光的最后一闪。其他所有的民主自治机关，都是如此。才一发生，就已表示出过时的无力了。这里说明了革命行程是依赖着工人与士兵，而不是依赖那在革命旋风中扬起与转动的人类灰尘的。这就是被压迫诸阶级在革命中觉醒时，那种深刻而又简单的辩证法。革命中有许多迷乱现象，其中最危险的之一，乃在于民主派的计算机器，把昨天，今天与明天总结在一起了，因此使形式民主主义者在实际只能发见革命笨重的尾巴之处，去寻找革命的头。列宁教会了他的党去分别头与尾巴。[1]Колчак,АлександрВасильевич(1873—1920)，国内战争时期充当协约国的傀儡。1918年11月在外国武装干涉者支持下发动政变，在西伯利亚、乌拉尔和远东建立军事专政，自封为“俄国最高执政”和陆海军最高统帅。－C.R<<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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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农民<<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第二十章农民土地问题构成了革命之下层土壤。在直接由农奴制发生的古旧的土地制度中，在地主们的传统权力中，在地主、地方行政机关与等级性的“地方自治会议”所结成的紧密联系中，盘生着俄国生活之最野蛮现象的根，而这些现象则以拉斯布丁的皇朝为其顶点。成为数百年来亚细亚制度之支持的农民，同时也就是这制度之第一个牺牲者。在二月革命后的最初几星期中，乡村差不多没有动静。最积极的壮丁正在前线。留在家中的老辈，那是记得太清楚了：每次革命都是怎样给讨伐军镇压下去的。乡村不说话，因此，城市也不说关于乡村的话。但是农民战争的鬼怪，早已从三月事变那几天起升起在地主们的巢穴之上了。从最贵族的，亦即从最落后与最反动的省份中，求救的呼声，在没有发生真实危险之前便传来了。自由派敏感地反映着地主们的恐怖。妥协派则反映着自由派的情绪。革命后，那位“左派的”苏汉诺夫发议论道：“在最近几星期内强行解决土地问题是有害的；而且也毫无一点必要。”我们已经知道了，要强行解决和平问题与八小时工作制问题，苏汉诺夫也同样认为是有害的。躲避困难——比较得简单些。此外，地主们还害怕土地关系一经动摇，会对播种与城市的粮食，发生有害影响。执行委员会打电报到各地，要“他们不要专心于土地问题而忽略了城市的粮食”。在好多地方，受革命惊吓的地主们，不播春种。在全国严重的粮食恐慌之下，这些荒芜的田地，似乎本身就要起来召唤新主人了。农民是忧郁地激动着。地主们对新政府不存希望，赶快去出清自己的产业。富农拼命来买地主土地，心想他们既然是农民，强迫征收的办法不会施用到他们身上来的。有许多的土地买卖是显然假的。人们假定着：在某个标准数之下的私产是可以免于征收的；因此地主们便将自己的产业假意分成几小部分，造成许多傀儡业主。土地常常转让给协约国或中立国的外国公民。富农投机与地主的诡计，有使在立宪会议召开时，根本不再剩有公地之虞。乡村看到了这些鬼把戏。由此发生了一个要求：下令禁止任何土地买卖。步行的农民们进城来，到新官长那里去为要寻求土地与公道。部长们于热情辩论或喝采之后，走出会场时，在门口碰到了农民代表的灰色人物，这种事情发生过不止一次。苏汉诺夫讲过有一个步行来的农民代表，怎样含着眼泪，祈求部长老爷们颁布法律，保护公地使不致被人出卖的情形。“克伦斯基，兴奋的与面色惨白的，不耐烦地打断了农民的请求，说道：‘我说过：这是要办的，就是说，将要这样办的，……你不用拿这种疑惑的眼光看着我’。”苏汉诺夫亲自看见这幕活剧，又加添几句道：“我是一字一句地转述着他的话，——克伦斯基是对的：农民们用疑惑的眼光看着这位著名的人民部长与领袖。”在这个短短的对话中，包含着二月政制破灭之不可避免性，这谈话一边是还在向部长们请求但已对他不信的农民，另一边是厌弃农民对他表示信任的那个激进派部长。设立土地委员会以为土地改革之准备机关这道法令，是由第一任农政部长，立宪民主党人兴格略夫公布的。总土地委员会以自由派官僚卜斯特尼可夫教授为主席，其中大部分人员是民粹派，他们最怕比自己的主席表示得不更温和些。地方土地委员会则分设于各省，各县与各乡镇。假使进入乡村颇为缓慢的苏维埃只算是私的机关，那末土地委员会却具有国立性质。不过，委员会法定的职能愈不明确，则它们就愈难抵抗农民的压力。委员会的等级愈低，它愈接近于土地，则它便愈快变成为农民运动的工具。3月底关于农民踏进舞台的第一批惊人消息，开始流传进首都来。诺甫高老特的特派员打来电报，说某个名叫巴那苏克的少尉引起了纷扰，又说人们“任意拘捕地主”等等。在坦波夫省，一群农民，由几个告假回乡的士兵为首，抢劫了地主的田庄。最初一些消息无疑是夸大了的，地主在他们的怨诉中显然是吹嘘了冲突，跑到了真实事变之前。不过有一点不容置疑，即：士兵在农民运动中起着领导作用，他们从前线与城市的卫戍军中带来了发动精神。哈尔可夫省的乡镇土地委员会之一，于4月5日，议决搜索地主家宅，为要没收他们武器。这已是国内战争之明显的预感了。梁赞省史高宾斯基县内发生的一次纷扰，据特派员的解释，原因在于邻县的执行委员会颁布了一个法令，强迫农民租佃地主土地。“学生叫大家平静，等立宪会议来解决问题，这种鼓动没有成功。”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学生”在第一次革命时号召农民起来用恐怖手段解决土地问题——当时是社会革命党人的策略——但在1917年，他们反而宣传守法与平静的福音了，——固然，这宣传并没有成功。沁比尔斯克省特派员描绘了一幅更发展的农民运动的图画：乡镇委员会与乡村委员会——关于后一组织，以后我们还要谈到——拘捕地主，将他们驱逐出省，叫工人不要替地主土地作工，夺取土地，任意规定佃租。“执行委员会派来的代表们，站在农民一边。”同时，又开始了一个运动：公田农民反对独立的土地所有者，反对殷实农民，即反对那些因1906年11月9日的斯托雷平法律而取得个人土地而从公田里分离出来的农民。“各省情形有使春耕无望之虞。”早在4月间，沁比尔斯克省的特派员就看出唯一出路只有立即宣布土地为国有财产了，至于土地的使用方法，则留待立宪会议规定。从靠近莫斯科的卡雪尔县里，传来了许多抱怨之声，说执行委员会唆使民众无报偿地夺取教堂的、修道院的、与地主的土地。在顾尔斯克省，农民不叫战时俘虏们在地产上作工，甚至将他们关在当地监狱里。在数次农民大会之后，本沙省农民倾向于按字面意义来了解社会革命党关于土地与自由的决议，开始破坏与地主们签订不久的条约。同时，他们又向新的政府机关进攻。本沙省的特派员报告道：“当3月间组织乡镇与县的执行委员会时，其中成分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但后来，反对知识分子的呼声就有得听到了；早在4月中旬，到处委员会的成分已经完全是农民了，他们对土地的倾向是不合法律的。”与本沙为邻的喀山省的一群地主，向临时政府告诉道，他们不能进行业务，因为农民把他们的雇工唤去了，抢去了种子！在许多地方，把所有生财都从田庄上搬走了，他们不许地主在自己森林里伐木，否则要用武力与杀死来对付。“没有法庭，大家都随心所欲地干；具有良知的一部分人是给吓怕了。”喀山省的地主们是早已知道该把谁骂作无政府了：“乡村里不晓得临时政府的法令，布尔什维克派的传单却广布着。”然而临时政府的法令是有的。在3月20日的电报中，李沃夫亲王向各省特派员建议设立乡镇委员会，作为地方政权机关，并劝告他们“吸引当地地主与乡村中一切知识分子”来参加委员会工作，据他的提议，那是要把整个国家机构，依调解委员会的系统组织起来的。但这些特派员却不久就得为“知识分子”之被排挤而涕泣了：农民显然不相信各县与各乡镇中的那些克伦斯基。4月3日，李沃夫亲王的代理人，乌鲁索夫亲王——我们知道内务部是由这位具有崇高爵位的人担任的——下令不许有任何专擅行为，并特别保护“每一土地所有人处置其土地的自由权”——这是一切自由权中最甜蜜的一个。过了十天，李沃夫亲王觉得必须亲自来麻烦一下了，他命令特派员：“以法律的全力来遏止任何暴力与抢劫行为的发生。”再过两天，乌鲁索夫亲王命令各省特派员“设法保护养马场，免受非法行动之害，向农民解释……”等等。4月18日，乌鲁索夫亲王为了下面这件事情不安：在地主土地上做工的军事俘虏，开始提出过分要求，他于是命令特派员可用从前沙皇时省长所享的权力，并惩罚这些大胆家伙。通令，电令，好像不断的雨丝，从上而降。5月12日，李沃夫亲王又在一个电报中列数非法行动，这些行动“在全国不断发生着”：任意捕人，搜索，驱离职守，驱逐产业管理人，撵走工厂与作坊中的经理；捣毁产业，抢劫，不服从长官；对负责人员施以暴行；向居民擅自征税；唆使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等等，等等。“所有类此行为，应指为显然非法的，在某些情形中，甚至应认为无政府的。……”关于罪行轻重的解释虽然很不明白，但结论倒是清楚的：“必须采取最严厉办法。”省特派员坚决地把通令送到县里，县里又对乡镇委员会行施压力，但在农民之前，大家都暴露出一无办法。差不多到处是都是如此：驻扎在最邻近地方的军队参与了这些事件。而且起发动作用的，往往还是这些军队哩。那运动采取着极不同的各种形式，依各地情形及斗争的尖锐性而定。在西伯利亚，因为没有地主，农民占领了教堂与修道院的土地。不过在俄国其他地方，教士也遭难了。在信教的史毛棱斯克省，由于前线回来的士兵的影响，人们逮捕了教士和修士。各个地方组织，往往被迫走得比它们想走的更远，只为要阻止农民，使他们不采取更加激烈到无数倍的步骤。在5月初，萨马拉省的一个县执行委员会，任命了一个公产保管会来管理奥尔洛夫——大卫道夫伯爵的产业，因此才使它不被农民所夺占。因为克伦斯基所答应的禁止土地买卖的法令始终不曾出现，所以农民便用自己的方法来阻止出卖产业了，他们不许丈量土地。没收地主武器甚至没收到他们的猎枪，这运动波及的范围是愈来愈大了。明斯克省农民——据特派员怨诉说——“把农民大会的决议案，当作法律来接受。”是的，他们又怎能以相反方式来了解这些决议呢？这些大会乃是各地唯一的实际政权。社会革命党的知识分子与农民之间的大误会，便是这样地在揭露出来了，前者只是满嘴大话，后者却要求行动。5月底边，辽远的亚细亚草原开始动荡起来了。吉尔吉斯坦人，以前沙皇们曾剥夺他们最好的土地来赏给臣仆的，现在他们起来反对地主，叫地主赶快把盗赃拿出来。据阿克毛林斯克特派员的报告说，“这种见解在草原日益得势”。在国家的另一极端，在里夫兰省，县执行委员会派一个委员团去调查史带尔·丰·荷尔斯坦男爵产业之被捣毁案。委员团宣称，乱事颇为严重，如男爵留居县内，于公共安宁不便，因此提议：将男爵与男爵夫人一起送往彼得格勒，交由临时政府处置。这样地，发生了地方政权与中央政府间无数冲突之一，这是下层社会革命党人与上层社会革命党人之间的冲突。从也加德林诺斯拉夫省巴夫老格拉县送来的5月27日报告替法律与秩序描绘了一幅图画，那简直是一首田园诗：土地委员会委员们给民众解释了一切误会，因此“遏止了任何过火行动”。然而可叹啊，这种田园诗似的景象，仅只延长了短短几星期。考斯脱罗马一个修道院的院长，于5月末悲痛地诉着苦，因为农民没收了修道院中三分之一的牛羊。这位可敬的修士原该更加谦逊一点：他不久就得向其余三分之二的牛羊告永别了。在顾尔斯克省，开始了一个运动，迫害独立的农民——他们拒绝回返公社。在伟大的土地革命之前，在土地的大分割之前，农民要想以一个整体资格出来行动。他们心想：内部分离许能成为行动的障碍，土地公社非万众一心不可。因此，与夺取地主土地的斗争同时，又发生着反对单独农民——土地个人主义者——的暴力行为。5月13日，士兵萨摩伊洛夫在贝尔姆省被捕，为了煽起拒绝地税的运动。不久，士兵萨摩伊洛夫却要去拘捕别人了。在哈尔可夫省一个村里，农民格里钦可在一次宗教仪仗中，当全村人的眼，一斧头砍掉了圣·尼古拉的尊敬的神像。各式反抗是这样地起来，而又这样地变成为行动。一个海军军官兼地主，在其匿名发表的《一个白卫军的杂记》中，给革命最初几月中乡村情形的推演，作了一有趣描写。所有职位，“差不多到处都是由资产阶级层中选出来的人担任的。大家只趋向于一个目标——保持秩序”。农民固然提出土地要求，但在最初两三个月中，并没有暴行。非但没有，而且你到处总能听到这样的话：“我们不要抢，我们要用商量办法来得到土地”，等等。但在这些宽心的保证中，海军上尉的耳朵却听出“隐藏的威胁来了”。实在的，农民在最初时期还不曾采用暴力，但他们对那所谓“知识力量”，“立刻开始表示不敬了”。这种半等待态度，据那个白卫军说，一直继续到五六月之间，“从那时后，就可以看到一个激烈转变了，农民中表示一种倾向：要同省里订定的规程争吵，要把事情凭自己的意思去做。”……换句话说，农民给社会革命党人的支票以大约三个月的延期支付，过期之后，他们便以自己的方法来兑现了。一个参加布尔什维克派的士兵秦宁诺夫，革命后，从莫斯科回到他奥勒尔的老家去旅行两次，5月间社会革命党人统治着他那个乡镇。好多地方农民，还是把地租交付给地主。秦宁诺夫组织了一个士兵、雇农、与贫农的布尔什维克派小组。那小组主张停付地租与分配土地给无地农民。他们立刻登记了地主们的草原地，分配给各乡村，收割干草。“坐在乡镇委员会中的社会革命党人，大声疾呼地指我们的行动为非法，但他们并不拒绝他们所分到的那几份干草。”既然那些乡村代表们因害怕负责而放弃职守，则农民便选举新的与更坚决的代表来接替他们。新选的人不常是布尔什维克派。农民以自己的直接压力，在社会革命党人中造成了分裂，使它分成为革命分子与官僚及升官发财主义者。农民割取了贵族土地上的干草，就占住了间田，开始分配土地，准备种植秋季谷物了。布尔什维克派小组决定要检查地主的谷仓，把所藏粮食送到饥饿的都城去。小组的决议被执行了，因为它与农民情绪刚巧符合。秦宁诺夫随身带了些布尔什维克派文件到故乡来，这些东西，在他未到之前，那里是没有一个人听到过的。他说：“当地知识分子与社会革命党人散布谣言，说我带来很多德国金钱，要收买农民。”同样过程在不同的规模中发展着。乡邑中也有它们自己的一些米留可夫，自己的克伦斯基以及——自己的列宁。史毛棱斯克省里的社会革命党人，在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之后，影响大大巩固了，因为那次大会正如所料，主张将土地交给人民之手。农民是整个地接受了这个决议；但与他们的领袖们不同，他们是认真地接受了的。从那时之后，乡村中社会革命党人的数目不断增加着。该地有一个党务工作人员说：“无论谁，只叫他在某一个大会上参加过社会革命党团，便自命为社会革命党人，或准社会革命党人了。”……县城里驻扎着两团兵，也是在社会革命党人影响之下。乡镇土地委员会开始耕耘地主土地，收割草原地上的干草。省特派员，社会革命党人耶非莫夫，发出了威吓性的命令。乡村里糊涂起来了：在全省大会上说现在农民自己就是政府，又说只有耕者才能使用土地的，不正是这个特派员吗？然而事实却是，单在也尔宁一县里，在最近几月内，十七个镇土地委员会中就有十六个，因社会革命党人特派员耶非莫夫的命令而送交了法庭审判，——为了夺取地主土地。这样地，民粹派知识分子与人民之间的那段浪漫史，快要以特有的方式结束了。全县布尔什维克只有三四人。他们的影响却在迅速增长，排挤着或分裂着社会革命党人。5月初，全俄农民大会召开于彼得格勒。代表们大多是上层分子，还有许多偶然分子。假使工人与士兵的大会，总是落在事件进程与群众的政治演变之后，那末那分散的农民的代表，如何远落在俄国乡村的真实情绪之后，当然是不用说了。以代表资格出场的，一方面是极右派的民粹派知识分子，他们与农民的关系，主要乃由于商业合作社，或由于早年的回忆，而维系着。另方面真正的“人民”，则由乡村中最殷实的上层分子，富农，商店老板与农民合作社社员代表。社会革命党人绝对统治了这次大会，而且真正统治的还是该党的极右一翼。不过有时候，嗅到了某些代表身上那种土地渴望与政治上黑色百人团主义的混合气味，就连这些右翼社会革命党人也会惊而却步的。关于地主地产问题，大会采取了一个极其激烈的一般立场：“一切土地无报偿应成为人民公产，由劳动者平等使用。”当然，富农所了解的平等主义，只是指他与地主平等，决非指他与雇农平等而言。不过，这种虚伪的民粹派社会主义与农民式的土地民主主义之间的小小误会，还须在未来发展中暴露出来。农政部长欠尔诺夫，万分不耐地要想送农民大会以一个复活节的彩蛋，拟就了禁止土地买卖的法令草案，——但是徒劳。司法部长配勒凡则夫，也算是社会革命党人之类的，正当大会召开之时，发了一道命令，各地不许予土地买卖以任何阻难。农民代表们为此事曾吵嚷了一会。但事情并不曾前进一步。李沃夫亲王的临时政府不同意干涉地主土地。社会主义者不愿意干涉临时政府。但最不能从自己的土地欲望与本身的反动性之间的矛盾中，找出一条出路来的，乃是大会的代表成分。5月20日，列宁出席农民大会讲演。据苏汉诺夫说：“列宁仿佛跌进了一个鳄鱼潭。不过农民是注意听的，也许还是不无同情的。只是不敢把它透露出来罢了。”同样事情，又在最仇恨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士兵部中发生着。苏汉诺夫跟在社会革命党人与孟什维克派之后，企图把列宁的土地问题策略，染上无政府色彩。这已经和李沃夫亲王相去不远了，他总倾向于把任何有损于地主权利的行为，当作无政府行动。根据这个逻辑，整个革命就等于无政府。实际上列宁提出问题的方法，比批评他的那些人要深刻得多。农民代表苏维埃及其直辖的土地委员会，应成为土地革命的，首先要成为取消地主产业的一些工具。在列宁的眼中，苏维埃乃是明天的国家政权机关，而且是最集中的，亦即是革命的独裁机关。这一点，与无政府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无论如何总相去甚远。列宁在4月28日说道：“我们主张以最有组织的方式，立刻将土地交给农民。我们绝对反对无政府式的抢夺。”那末我们为什么不赞成等到立宪会议呢？理由是：“在我们觉得重要的乃是革命的发动；法律应该成为革命发动的结果。假使你们等待着，等着人家把法律写好，而自己则不发挥出革命力量来，那你们将得不到法律，也得不到土地。”难道这几句简单明了的话不是整个革命的呼声吗？开了一个月会议之后，农民大会选举了一个执行委员会，作为常设机关，其中包含着两百名殷实的乡村小资产者与教授型或商人型的民粹派，最上层则缀以一些装饰人物，勃来希考夫斯卡雅，蔡考夫斯基，凡拉·费格纳尔与克伦斯基。社会革命党人阿夫克森齐耶夫当选为委员会主席，此人适于莅临省中宴会，但不适于作农民战争。从今以后，凡是最重要的问题，都由两执行委员会：工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与农民执行委员会，开联席会议来讨论了。此种结合，大大巩固了与立宪民主党直接勾结的右翼的地位。每逢要对工人行施压力，要打击布尔什维克派，要用马鞭和蝎尾鞭来威吓“喀琅施塔得独立共和国”时，那末农民执行委员会的二百只手，恰切些说，二百个拳头，便像一垛墙似的举起来了。这批人关于这一点是和米留可夫完全同意的，即：必须“结果”布尔什维克派。但关于地主土地，他们却具有农民的而非自由派的观点。这使他们和资产阶级及临时政府对立起来了。农民大会还不曾散去，抱怨的申诉就来到了，说各地竟认真接受着大会决议，农民在没收地主土地及其设备了。空话与行动之间的区别，绝对不能打进农民们固执的脑壳中去。社会革命党人给骇住了，鸣金退兵。6月初，他们在莫斯科召开的该党大会上，郑重斥责任何擅自夺取土地的行为：必须等待立宪会议。但此项决议，不仅不能遏止，甚至不能削弱土地运动。更使事情弄得非常麻烦的，乃因为社会革命党内部，有不少分子真愿意跟农民一起反对地主到底。这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还不曾决心与党公然分裂，他们帮助农民去规避法律，或依自己之见来解释法律。在喀山省，农民运动特别汹涌澎湃，那里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就比其他地方的同派，自觉得更早。他们的领袖是加列格也夫，将来在布尔什维克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同盟时代，他做过苏维埃政府的农业人民委员长。自5月中旬起，喀山省内开始有系统地将土地转交给乡镇委员会管理。这办法在斯巴斯克县内执行得最为勇敢，那里的农民组织由一个布尔什维克领导着。省当局向中央控诉布尔什维克派（他们来自喀琅施塔得）的土地鼓动，以及虔敬的女修士泰玛拉之被他们所捕，因为她“表示了一点反对”。伏龙尼士省特派员在6月2日报告道：“省中各种违法与非法事件，日益增加，特别在土地问题上。”在本沙省，抢夺土地之风也愈加嚣张了。卡鲁格省的一个乡镇土地委员会，没收了修道院的一半草地，一经院长控诉，县土地委员会反而决定：没收全部草地。上级机关证明出比下级机关更激烈，这并不是常事。本沙省一个女修道院长马丽亚，为该院土地之被夺而啜泣。“地方政府没有力量。”在维亚特加省，农民查封了斯高老巴次基族的产业，——这家族出了未来乌克兰复国阴谋中的哥萨克头领——并决定“在地产权问题尚未解决之前”，不许触动森林；产业收入，应解交公库。在其他的许多地方，土地委员会不仅将地租减低了五至六倍，而且决定减低的地租不交给地主，在立宪会议未解决此项问题之前，暂由土地委员会处置。此种将问题延待立宪会议解决的办法，不是律师式的，而是农民式的，即是认认真真的。萨拉托夫省的农民，昨天才禁止地主斫伐森林，今天就自己斫起来了。农民是愈加常常来夺取教堂与修道院的土地了，特别在地主稀少之处。在里夫兰，拉脱维亚人雇农，会同了拉脱维亚人兵队，开始以有组织的方式来夺取贵族产业。来自维德勃斯克省的木业巨子，号泣着说土地委员会的办法破坏了木业，以致不能供应前线需要。波尔塔瓦省的地主们，也是同样热心的爱国家，则为此事悲痛：土地骚扰使他们不能拿粮食来供给军队。最后，养马场主召开于莫斯科的大会，警告说：农民抢夺马匹，行将酿成祖国骑兵的巨大灾难。同时，宗教会议的总检事长，就是称最神圣机关中的人员为“白痴与痞子”的那位总检事长，向政府怨诉道：喀山省农民不但抢了僧侣的土地与牲畜，连做圣饼断不可缺的面粉也给抢走了。在彼得格勒省，离首都两步之处，农民撵走了地产上的佃主，开始由自己经营起来。不倦的乌鲁索夫亲王，6月2日，又通电各地：“不管我的许多请求……等等，等等。兹再度请你们采取最严峻的办法。”亲王就只忘记指出一点：究竟是怎样的严峻办法。当全国发展着伟大工作，要根本铲除中世纪制与农奴制的深根之时，农政部长欠尔诺夫正在自己的办公室内，给立宪民主会议搜集着材料。他想实行的改良，一定是要根据于最正确的土地数字与其他所有的统计的，因此，他以最悦耳之声，劝农民耐性等他做完这个统计练习。但这并不妨碍地主们，当他尚未填满其神圣的统计表之前许久，便抛开了这个“农民部长”。***有些年青的研究者，以临时政府的档案为根据，得出了当时土地运动的总数：3月间，土地运动爆发得相当有力的只有三十四县；4月间，这运动已波及了一百七十四县；5月间——二百三十六县；6月间，——二百八十县；七月间，——三百二十五县。不过这些数字，不能使人完全见到土地运动之真实生长，因为在每一县里斗争是与月俱增地愈加带有更广大与更坚决的性质的。在第一个时期，即自3月至7月，农民中绝大多数，还不肯对地主直接行施暴力，也不肯公开夺取土地。雅可弗列夫，上述那种研究的领导者，现任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长，解释农民这种比较和平的策略，乃由于他们还相信资产阶级。我们必须承认这一解释是不能成立的。李沃夫亲王的政府，什么也得不到农民信任，——更何况农民对于城市，政府，教养社会，又是经常怀着猜疑的呢？如果农民在第一时期，几乎还不曾采用公开暴力办法，竭力要用合法或半合法的压力形式来掩盖自己行为，那这原因正在于他们之不相信政府，又是兼以对自身力量还没有充分信任。农民还只刚刚动荡起来，探索着脚下的立足点，估量着敌人的抵抗力，他们一边虽全面地向地主行施压力，但同时又宣称：“我们不愿抢劫，我们要大家都做得好好的。”他们不夺取草地的所有权，但在草地上收割干草。他们强租土地，自定租额，或强“买”土地，自定价格。所有这些合法的假面具，当然不能叫地主和自由派的法学家信服，事实上只因为农民对政府怀有隐匿而深刻的不信，才采取了的。农民对自己说道：好心肠拿不到东西，用武力是危险的，我们必须试用一点狡猾办法。他们想最好是能够没收地主土地——又得到他本人同意。雅可弗列夫坚持着自己意见：“在最初几月中，农民与地主斗争，主要采取着‘和平的’，极其特别的，历史上未曾见的方法，这由于农民之相信资产阶级，以及他们之相信资产阶级政府。”这些方法，此地被宣布为历史上未曾见的，其实是地球任何子午线上的农民战争，在其最初阶段中的一些典型的，不可避免的与历史必须的方法。自古来一切革命阶级的斗争，当那阶级尚未有足够的力量与自信，藉以割断它与旧社会间联结的脐带之前，则都具有此种特点，即：竭力想以教会的或尘世的法例，来掩盖自己最初的几个反叛步骤。农民比其他任何阶级更其如此，因为即令在该阶级革命运动之最高时期，它也是在半黑暗状态中前进的，它以不信的眼光望着城市朋友们。农民中这一现象是有根据的。土地运动之友，在最初时期，总是些自由资产阶级与激进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这些朋友袒护着农民的一部分要求，但又替资产阶级财产权的命运担心，因此，他们竭力要把农民暴动纳入于资产阶级的合法孔道。在革命之前很久，还有其他因素，也使事变走入这一个方向。在贵族本身中，发生了与农民协调的主张者。列夫·托尔斯泰对于农民的灵魂，观察得比谁都深刻。他那不以武力抵抗罪恶的哲学，乃是农民革命最初几个阶段的综合思想。托尔斯泰梦想一切能实行得“没有抢劫，依据相互间的同意”。他给这个策略奠下了一个宗教基础，即净化了的基督教。现在圣雄甘地正在印度履行着同一使命，不过在更实际的方式中履行着罢了。如果我们离开现代，回到远古，那就不难自圣经时代或较此更早的时代起，在最不同的宗教的、民族的、哲学的、与政治的外壳中，寻找出同样的、仿佛是“历史上未曾前见的”现象来呢。1917年农民暴动的特点，只表示于这一事实中，即：以资产阶级法律代理人资格出场的人，竟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甚至自称为革命者。不过决定农民运动性质及其节拍的，却不是他们。农民之所以跟随社会革命党人，只因为他们能从这班人那里获得对付地主的一些适当公式。同时社会革命党人能给他们作法理上的掩护物，因为这个党，究属是司法部长后调陆军部长的克伦斯基，以及农政部长欠尔诺夫的政党啊。一些必要法令之迟迟不予颁布，乡镇中和县里的社会革命党人将它解释为地主与自由派人士反对之故。他们对农民保证说：“我们的人”在政府里是尽其心力的。对于这，农民自然不能作任何反驳。但农民绝不为笃敬的忠心所累，他觉得必须从下面来帮忙“我们的人”，他的忙竟帮得那样彻底，以致高高在上的“我们的人”，很快就开始觉得他们的所有关节都在断裂了。布尔什维克派对农民影响之荏弱，是暂时的，其所以荏弱之故，乃在于他们并不怀有农民的幻想。乡村只有经过经验与幻灭才能走向布尔什维克派。布尔什维克派的力量，在土地问题上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在于他们之言行一致。一般的社会学的思考，不能先天地解决这个问题：究竟农民是否还能整个地起来反对地主？两次革命中间时期农业中资本主义倾向的增强；一层富裕农民之脱离原始公社；被小康及富裕农民所领导的农村合作社之异常生长，——这一切，都使我们不能确信地预言，究竟下述两种倾向中，何者在革命中占有优势：农民与贵族间之等级性的土地冲突呢，还是农民内部的阶级冲突呢？列宁刚回国时，对这问题采取一个极度审慎的立场。他在4月14日说道：“土地运动只是预见，不是事实。……我们得准备遇见这种事情：农民能与资产阶级联合起来。”这思想不是偶然漏出来的。相反的，列宁曾在许多问题上坚决地重述这个思想。4月24日，他在党大会上说道：（这是他为反对“老布尔什维克派”而说的，他们责他轻视农民，）“无产阶级政党现在将希望寄托于与农民利益的一致之上，是不允许的。我们要努力争取农民到我们这边来，但他现在，在某种限度内是自觉地站在资本家一边。”这几句话，也可以表示出后来不肖门徒们归诿于他的所谓工农利益永久调和的理论，离列宁意见是多么地远。列宁承认：农民还有可能以整个等级资格来起革命作用，但在4月间，他又要准备遇见另一个比较不利的变化，即：地主，资产阶级与农民中的广大阶层结成一个巩固同盟。他说：“现在企图去吸引农民，等于实行投诚，让米留可夫来摆布。”由此所得的结论是：“将重心转移到雇农代表苏维埃中去。”然而较好的一个可能实现了。土地运动由预见变成为事实了；它在短时期内，但因此是非常激烈地，暴露出等级的农民关系，超出于资本主义的矛盾之上。雇农代表苏维埃只在少数几处，主要在沿波罗的海诸省，获得了重要意义。土地委员会因此成了全体农民的机关。农民凭自己的重大压力，使这些机关由调解会议一变而为土地革命的工具。整个农民又一次地——在其历史上是最后一次——能以革命因素的资格出来行动，这事实证明出乡村中资本主义关系的脆弱，同时又证明出此种关系的力量。资产阶级的经济还远不曾吸尽中世纪奴役制的土地关系。同时，资本主义的发展却已走得如此之远，以致乡村中的一切阶层，都同样地不能忍受土地财产权的古旧形式了。地主产业与农民产业之交织（这往往是有意弄成如此，以便变地主权利为坑陷全体公社的一个诡计）；乡村土地主权之可怕的分割；以及土地公社与个人所有间的最新冲突，——这一切集合起来，造成了土地关系之不能忍受的纠纷，——这纠纷是不能以部分的立法手段来解脱的。而且这一点道理，农民比任何农业理论家感觉得更深。经过好几代变迁的生活经验，使他们大家得到一个同样结论：必须铲除对于土地的一切权利，无论它是继承于祖先或由本人获得的，抹去一切界线标志，将那些清除了历史相继权的土地交给耕种土地的人。这就是：“土地不是哪一个人的，土地是上帝的”那句农民格言的意义了。农民以这同样精神，解释着社会革命党人的政纲：土地社会化。但不管民粹派的理论是怎样说，这里并没有丝毫社会主义气味。最勇敢的土地革命，从不曾凭本身之力而超越了资产阶级制度的限界的。在保持着无限的市场关系这个条件之下，仿佛要给每一劳动者保证“土地权”，这样的社会化，显然是一个乌托邦。孟什维克主义从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视角来批评这一乌托邦。布尔什维克主义却反而发现出那个进步的民主倾向，——它以乌托邦形式表现于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中。发现出俄国土地问题之真正历史意义，乃是列宁最伟大的功绩之一。米留可夫写道，在他这个“关于俄国历史进化的社会科学家与研究者”，即从一个高瞻远瞩的人看来，“列宁与托洛茨基正在领导的那个运动，其对于普加乔夫，拉辛，鲍洛特尼柯夫[1]（上三人均为俄国农民暴动首领——译者）的关系，即对于我们历史上的十八与十七世纪，比对于欧洲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最新主张，比较要接近得多。”在自由派社会学家这一论断中，——如果我们将那不知为何拉扯进来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置之不论——那确实含有一点真理，但这真理不是反对布尔什维克派的，而简直是反对俄国资产阶级，反对它的晚起性及其政治上的微末性的。以往几世纪中广大农民运动之未能使俄国社会关系民主化——没有城市领导这是不可能的！——并不是布尔什维克派之罪，这正如1861年的所谓的农民解放，只以盗窃公社土地，使农民奴属于国家，及完全保存等级制度方法来加以实行，并非布尔什维克派的罪过一样。但有一点是真实的：布尔什维克不得不在二十世纪的开头二十五年中，来完成人们在十七、十八、与十九世纪中不曾完成或竟绝未着手的那些事情。当他们尚未担负起自己的任务之前，他们必须把旧统治阶级与旧世纪的历史垃圾从地上清除出去。我们必须承认，布尔什维克派对于这个应付的任务，至少是完成得颇为忠实的。这一点，现在就连米留可夫也简直不敢否认了吧。[1]普加乔夫（Пугачёв），顿河哥萨克，领导了1773－1775年农民暴动；拉辛（Разин），顿河哥萨克，1670－1671年农民暴动领导者；鲍洛特尼科夫（Болотников），于1606年领导农民暴动。—C.R<<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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