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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书（列夫·托洛茨基，1934年12月3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Обвинительныйакт 起诉书 列夫·托洛茨基1934年12月30日 Zveza翻译 〔说明〕请读者阅读列夫·托洛茨基《斯大林官僚机构和基洛夫遇刺案》。 原文原载于《反对派公报》第41期。 俄文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russkij/trotsky/works/trotm377.html 在不可避免地拖延了一天之后，我收到了12月28日发行的巴黎《人道报》，上面包含了起诉书的摘录和某位姓杜克洛的人的评论。由于摘录和评论都来自格别乌，所以没必要向卖身投靠的奴才们解释——只要揭露主人的计划就够了。 不出所料，起诉书里完全没有提到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集团。换句话说就是，起初的混合体已经彻底散架了。但它从心理上为另一个混合体做了准备，也就是顺便地实现了自己的使命：起诉书里出现了一个相当意外（对于幼稚的人来说是这样）的名字，那就是托洛茨基。根据刺客尼古拉耶夫的供认，他与一名外国领事有联系。尼古拉耶夫有次访问领事馆的时候，领事亲手给了他5000卢布作为经费。尼古拉耶夫补充说：“他说，如果我代表小组给托洛茨基写信并且把信交给他，他就可以和托洛茨基建立联系。”说这些就够了。之后起诉书并没有重新拾起这个片断。我们还要注意，尼古拉耶夫是在被捕20天之后才第一次招供，说出外国领事和他“把信转交给托洛茨基”的提议。显然，法庭的侦查员是不得不帮着这恐怖分子回忆了20天，才从他那里取得了这么有价值的供词！不过我们先不谈这个问题。我们假设他的口供是准确的，然后再进一步假设，这位让我们很感兴趣的领事真的存在于这天地之间，假设他和恐怖组织有往来（历史上有过这种情况）。但是，我的名字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这是为什么？是不是因为这个恐怖组织在寻求同托洛茨基联系？不，就连格别乌也不敢这么断定。那是不是托洛茨基在寻求同恐怖组织联系？不，起诉书也不敢说这种话。领事本人主动请缨，在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的前夕交给尼古拉耶夫5000卢布，请求他给托洛茨基寄封信。真是惊人的消息！——而这就是尼古拉耶夫给出的唯一的消息。“领事”的身影立马被镁光灯照亮了。“领事”精力充沛！“领事”履行职责！“领事”还需要一份小小的文件：由他资助的恐怖分子写给托洛茨基的一封信。领事收到这封信了吗？这似乎是个相当重要的问题。但恰恰是对于这一点，我们在《人道报》刊登的起诉书里连一个字也找不到。难道侦查员和检察官都没关心一下这个情节吗？毕竟，值得关注的不是这个默默无闻的领事有什么功绩，而是恐怖分子和托洛茨基联络这个问题。这些联络往来是有还是没有？这封信写好了吗，转交了吗？它收到答复了吗？对这些不可避免的问题，我们没有听到一点回答。让人震惊吗？只有幼稚的人才觉得震惊。格别乌不得不用沉默来覆盖那个方面，它不能任凭检察官对此鲁莽行事。毫无疑问的是，这封信从来就没有写过，因为恐怖分子如果对托洛茨基稍有了解——而且也不可能不了解——他们就不可能不知道，我对个人恐怖的冒进主义持有毫不妥协的反对态度，这条红线贯穿了我37年来的革命和著作活动（参考我的《文集》里数不胜数的文章，由国家出版社出版）。然而，如果承认恐怖分子没有任何理由寻求同托洛茨基建立联系，也因此没有回应“领事”的殷勤提案，那就等于是一下子把整个混合体都给推翻了。最好还是不做声！然而，我们还是暂时假设一下这种非常难以置信的可能：这位伶牙俐齿的奸细确实设法得到了他感兴趣的那封信。可这信跑到哪里去了？当然，如果把这么一封信交给托洛茨基，并且……从他那里得到对列宁格勒“拥护者”们的某种鼓励（哪怕和恐怖完全无关），这也是非常诱人的。但是，哪怕领事自己不明白，激励他去行动的人也很清楚这么做的危险性：以前尝试挑拨的举动尽管规模更小，但都以必然的惨败而告终。这封信——我重复一遍，假如它违反了一切概率和可能性，确实写下来了——应该直接留在格别乌的档案馆里，变成一件和它的目的背道而驰的工具。但这件事不能大声讲出来，否则就承认了这领事是那位弗兰格尔军官的表兄弟（见下文）。 不过，领事有没有可能去充当奸细特务呢？我们完全不知道这里说的领事是真是假，这件事当中的骗局有着无穷无尽的手段。但哪怕是真正的领事和圣人也没有什么相似之处，他们中有些人参与走私和非法外汇交易，并且落到了警察手里（当然不只是格别乌）。这些人向落网的领事许诺，不仅可以赦免他的罪行，而且还额外给他完全合法的外汇——只要他提供一些微不足道而且完全无害的服务。只要领事、海关、外汇、经纪人和精明强干的警察还存在，这种事情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一直发生。 于是，我们就从这份起诉书本身得出了这样的说法（如果各位能读懂，那就必然会得出这种假定）——是格别乌自己通过一个或真或假的领事资助了尼古拉耶夫，并且试图把他同托洛茨基联系在一起。这种说法有一个间接的、但是非常实在的事实确证，那就是：列宁格勒格别乌的所有负责人在谋杀案发生之后立刻就被解职了，而调查则长时间停滞不前，显然是很难抉择该选哪种方案来解释发生的一切。我并不是说格别乌在列宁格勒的特务代表故意杀死了基洛夫，并没有资料可以支持这种假设。但格别乌的特务知道筹备当中的恐怖活动，他们监视尼古拉耶夫，并通过假领事同他联络。这样做的双重目的是：尽可能多地抓捕涉案人员，同时试着用复杂的混合体中伤斯大林的政治对手。唉，事情的进一步发展表明，这混合体实在是过于复杂了：“领事”还没来得及准备好在政治上对托洛茨基开火，尼古拉耶夫就就向基洛夫开了枪。之后，监视和挑拨的组织者们就纷纷落马了。而在起草起诉书的时候，必须小心翼翼地绕过浅滩和水下的暗礁，把“领事”留在阴影当中，掩盖格别乌干活的痕迹，同时从已经垮台的混合体里尽可能多地打捞一点东西。这样一来，调查过程中神秘的拖延就找到了一个完全合情合理的解释。 那到底为什么需要一个领事呢？因为没有领事就没办法顺利办事。领事象征着恐怖分子与托洛茨基同世界帝国主义之间的联系（尽管这领事想必只代表某个非常小、非常落后的国家，这样更安全）。领事在另一个方面也很方便：“出于外交原因”，起诉书里不能说出他的名字，因此也不能被传唤为证人：这样，诡计的主谋就隐居幕后了。最后，领事本人——如果他真的存在于这世上的话——不会冒什么特别的风险：就算由于外交礼节原因被他的政府召回，他也会作为劳苦功高的英雄荣归故里，因为他为他心爱的祖国服务而受苦；同时，他的口袋里还会多出一些微薄薪水以外的款项，以备他不时之需，而这也没有什么坏处。 如果对之前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幕后历史稍有了解，就很容易明白这种阴谋的性质。我只举三个例子。早在1926年，花钱雇来的记者就向全世界散布了“左翼反对派和白卫军有联系”的消息，这让我们莫名其妙。结果事情是这样：格别乌暗中派了一名在编特务去找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18岁少年，因为这孩子赞同反对派；并且向他提议说，可以帮他分发反对派的资料。这位格别乌的特务6到7年之前好像在弗兰格尔的军队里呆过（然而没有任何人能证实这一点），于是斯大林以此为基础，公开指责整个反对派纠集联盟……它结盟的对象不是格别乌的特务，而是白卫军。 在我被流放中亚的前夕（1928年1月），一位外国记者向我提议说，可以在必要的时候通过他和拉狄克秘密地把一封信转交给我的海外友人。我向拉狄克表示，我确信这记者是格别乌的特务。然而我还是写了这封信，因为我对我的海外友人们要说的话里并没有什么不能公开复述的内容。第二天早上，我的信就被刊登在了《真理报》上，当成我“与境外势力”秘密通信的证据。 1931年7月20日，克拉科夫的工贼报刊《每日信使》（KurierCodzienny）刊登了一份拙劣之极的伪造品，还附有托洛茨基的签名。尽管我的作品在苏联根本不许流通，大家都害怕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布留姆金就因为试图偷运《俄罗斯反对派公报》而被枪决了），《信使》的文章还是被莫斯科的《真理报》当作陈词滥调转载了。对这篇文章做个最基本的分析就能证明，它是由格别乌编造的，那颇有声望的雅罗斯拉夫斯基也参与其中，并且由《信使》印刷出来（想必是按广告来计价的），就是专门为了放在《真理报》上转载。 我不得不抛下其他一些更明显的勾当和混合体，以免过早地披露这些事情而让其他相关人士受到伤害。无论如何，上述的情况已经可以清楚地展现这类创造工作的典型面貌。尼古拉耶夫、“领事”和托洛茨基构成的三角关系并不新鲜，有好几十个三角都同它类似，区别仅仅在于这一次波及的范围更广。 然而，我要附带说明的是，从这同一份《人道报》的电报摘录中可以看出，在对待托洛茨基的问题上，苏联报刊对最新这次混合体的使用极为谨慎，只谈到了“意识形态激励者”这样的说法。但《人道报》却信誓旦旦地说我参与了暗杀基洛夫，几乎就和《晨报》（LeMatin）最近报道说我参与了刺杀亚历山大国王和巴尔都[1]时的口吻一样肯定。 《人道报》和《真理报》得出的结论之所以不同，不仅是因为莫斯科在一件事情上比巴黎清楚得多，那就是尼古拉耶夫、“领事”和托洛茨基组成的这个混合体非常愚蠢；而且还因为，这一部分混合体就其本质来说就是为外国（尤其是法国）准备的。它的直接目的是：通过统一战线这个媒介，以必要的精神影响法国工人，以此对法国当局施加压力。[2]《人道报》那难以置信的语气就是这么来的！苏联当局被迫公开承认说，“不能证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参与其中；官方通告当中则完全没有提到过我。起诉书里只说，“领事”希望为托洛茨基弄到一封信——而没有任何结论。《人道报》的奴才走狗们则写道，已经“确证”托洛茨基参与了刺杀基洛夫的活动。 如我所说，现在这篇通信不是为奴才们写的，而是为他们的主人写的。然而，我在这里必须要指出的是，我第一次与“三驾马车”（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发生尖锐冲突是因为他们在列宁患病期间持续不断地腐化西方工人运动当中比较顺从的“领袖”，特别是还用了贿赂的手段，而我则对此发出抗议。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反对我说：“毕竟资产阶级都收买了工会领导人、议员和记者——那我们为什么不能这么做呢？”我回答说，贿赂可以用来腐蚀工人运动，但不能用来创造革命领袖。列宁以前就警告说，不要在共产国际里挑选那些“听话的蠢人”，可在此基础之上反倒变本加厉地挑选了一些“不惜付出一切”的厚颜无耻之徒。真的是不惜付出一切吗？头一次遇上重大危险之前确实是这样的。毫无荣誉和良知可言的人不可能成为可靠的革命者，他们必然会在艰难时刻背叛无产阶级。我只能建议工人们牢牢记住这些无耻诽谤者的名字，以便将来验证这个预测。 [1]亚历山大一世是南斯拉夫王国国王，路易·巴尔都是1934年时的法国外交部长。1934年10月9日，巴尔都陪同来访的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一世访问马赛时，遭到了由克罗地亚乌斯塔沙组织策划的刺杀袭击。亚历山大一世被刺客枪杀，巴尔都则死于现场警察的误击。——译注 [2]此时托洛茨基正流亡法国，苏联当局希望以此向法国施加压力，将托洛茨基驱逐出法国。——译注
斯大林官僚机构和基洛夫遇刺案（列夫·托洛茨基，1934年12月2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СТАЛИНСКАЯБЮРОКРАТИЯИУБИЙСТВОКИРОВА 斯大林官僚机构和基洛夫遇刺案 对美国朋友的答复[1] 列夫·托洛茨基1934年12月28日 Zveza翻译 〔说明〕原文原载于《反对派公报》第41期。 〔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russkij/trotsky/works/trotm376.html 1．宏大的“混合体” 2．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恐怖分子吗？ 3．是为了重建资本主义吗？ 4．尼古拉耶夫的犯罪不是偶然的事实 5．社会主义还未建成，阶级的根基还未拔除 6．官僚机构的双重作用 7．两组困难 8．个人恐怖主义是官僚机构腐朽的产物 9．马克思主义、恐怖主义和官僚机构 10．官僚中派主义是共产国际崩溃的原因 11．真正的列宁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对斯大林而言是个可怕的危险 12．事先就已经预测过，必然会出现新的混合体、 13．一些结论 1．宏大的“混合体” 几个星期以来，基洛夫的谋杀案依然完全是个谜。起初，官方只通报说枪决了几十名从波兰、罗马尼亚等邻国过来的白党侨民恐怖分子，以此作为即时的镇压手段。这自然让人觉得，杀害基洛夫的凶手也属于这同一个反革命恐怖组织。 到12月17日才第一次报道说，尼古拉耶夫以前属于季诺维也夫在1926年组织的列宁格勒反对派团体。这份报道本身并不能说明什么东西。在1926年，除了少数例外，整个列宁格勒的党组织都是季诺维也夫反对派，代表他们出席十四大的代表团则全都是（或者几乎全都是）如今已经被逮捕的前季诺维也夫派成员。从那时以来，他们已经在领袖的带领下投过一次降，然后又更果断、更耻辱地再次投降了。他们又重新加入了苏维埃的机关。尼古拉耶夫——这个名字谁也不认识——曾经是季诺维也夫集团的成员，指出这一点本身并没有太大意义，不过是说明尼古拉耶夫在1926年是列宁格勒党组织的一员而已。 然而，很明显的一点是，“季诺维也夫集团”这个提法并非偶然：它的意思只能是，官方在准备一个司法“混合体”，也就是说，要故意造假，把与这种恐怖行为毫无关系的人和团体同基洛夫的谋杀案缝合在一起。 这种办法并不新鲜。回想一下，早在1926年，格别乌就暗中派了一名在编特务（这人以前在弗兰格尔的军队里服役）去找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他当时正在散发反对派的刊物——然后格别乌就指控说，整个反对派都在联系……联系的不是格别乌的特务，而是“弗兰格尔的军官”。然后，被收买来的记者再把这个混合体带去西方的报刊。现在所采用的是同样的手法，只是规模要大得多。 12月22日，塔斯社的报道公布了相当耸人听闻的材料，以此来详细地阐述这个混合体。除了一些在列宁格勒因为尼古拉耶夫恐怖案件而受到起诉的不知名人物以外，还有15名参加过季诺维也夫“反苏”集团的成员也因为此案在莫斯科被捕。不过，塔斯社马上又报道说，被捕者当中有7人“因证据不足无法交付法庭审判”，因此他们被移交给内务委员部进行行政惩罚。 让我们按照塔斯社的说法，列出因为据称与尼古拉耶夫案有关而在莫斯科被捕的15名党员：1）季诺维也夫，在侨居时期就长期与列宁共事，曾任中央委员会委员、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和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2）加米涅夫，在侨居时期就长期与列宁共事，曾任中央委员会委员、政治局委员、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劳动国防委员会（СТО）主席和莫斯科苏维埃主席。这两人与斯大林一起在1923—1925年间组成了政府的“三驾马车”；3）扎卢茨基，资格最老的工人布尔什维克之一，曾任中央委员会委员、列宁格勒委员会书记、第一届中央清党委员会主席；4）叶夫多基莫夫，资格最老的工人布尔什维克之一，曾任中央委员会和组织局委员，列宁格勒苏维埃的领导人之一；5）费奥多罗夫，资格最老的工人布尔什维克之一，曾任中央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期间任苏维埃工人分会主席；6）萨法罗夫，资格最老的党员之一，与列宁一同乘坐“密封列车”回国，曾任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列宁格勒真理报》责任编辑；7）库克林，资格最老的工人布尔什维克之一，曾任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列宁格勒委员会委员；8）巴卡耶夫，资格最老的工人布尔什维克之一，曾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也是内战的重要参与者；9-15）沙罗夫、法伊维洛维奇、瓦尔金、戈尔切宁、布拉克、格尔季克、科斯季纳，这些人都是老党员，搞过地下工作，参加过内战，在党和苏维埃里担任过极其重要的职务。正是这15个人受到指控，说他们与基洛夫的谋杀案有关联，而且，根据《真理报》的说明，他们的目的是从列宁格勒开始夺取政权，“秘密地打算重建资本主义制度”。之后苏联报纸的报道又把其他几名重要性相似的党员同这15个被捕的“季诺维也夫分子”联系在一起。 这样一来，第一个版本就不成立了，因为它让所有读者都觉得尼古拉耶夫是和白党的侨民组织有关系，觉得这些组织在通过波兰和罗马尼亚输送恐怖分子。尼古拉耶夫原来是党内反对派开展恐怖活动的特务，领头的则是共产国际的前主席季诺维也夫和政治局的前主席加米涅夫，这二人曾和斯大林共同组成了“三驾马车”。我刚才为什么说塔斯社的报道极其耸人听闻，原因是很明显的。而现在我同样可以说，这篇报道还是个巨大的谎言。 2．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恐怖分子吗？ 我没有丝毫理由和动机去维护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以及他们的朋友，不会去维护他们的政治声誉或者个人声誉。他们曾带头领导派别展开斗争，以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名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然后，他们撞上了在他们自己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官僚主义高墙；他们被自己的创造吓了一跳，短暂地参加了左翼反对派，揭露了反对“托洛茨基主义”斗争当中的欺诈和谎言；反对官僚主义篡权的斗争充满困难，他们害怕了，投降了；他们回到党内之后，用暗中表达不满来取代坚持原则的反对；新一轮的开除党籍之后，他们又第二次投降了。他们摈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给自己涂上保护色，希望能在已经蜕化、遭到机构压制的党内守住一席之地。他们失去了尊重、失去了信任、甚至失去了斗争的可能性，最后终于受到残酷的惩罚。我们不该为他们辩护！ 但是，斯大林官僚机构并不是因为他们对革命和无产阶级真正犯下的罪行而审判他们的，因为它自己的队伍里就有一大批卑劣的倒戈分子、不择手段的钻营之徒和涂上保护色的人。官僚机构又想让被打倒的自家领袖做替罪羊，为自己的过错开脱。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缺乏坚强的意志，但没人觉得他们愚钝无知或者不学无术。列出的其他13名布尔什维克已经在党内工作了25年、30年甚至更长时间，就算暂时做个荒唐的假设，说他们真的想“重建资本主义制度”，他们也不可能突然就相信个人恐怖适合用来改变社会制度。同样地，他们也不可能相信，谋杀基洛夫（况且他根本没有任何自主的作用）会让他们更加接近权力。美国工人可以稍微想象一下，比如工会里的左翼反对派决定谋杀格林[2]的某个帮手，目的则是……攫取工会的领导权！——如此，他们就更容易理解这种想法有多疯狂了。 塔斯社的报道自己也承认，至少被捕者中有七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扎卢茨基、叶夫多基莫夫、费奥多罗夫、萨法罗夫和瓦尔金——实际上和尼古拉耶夫案没有关系。但这种承认的形式，除了“无耻”都找不到别的词来形容。报道说“证据不足”——说得好像这种本质上故意作假、难以想象的指控本来能找到什么证据一样。斯大林集团人为地把在莫斯科被捕的老布尔什维克分成两组，并且宣称说其中一组的证据不足，以此试图让所谓的调查显得“客观”，从而保留随后用行政混合体取代司法混合体的可能性。 虽然塔斯社做了报道，但我们现在还是和看报道之前一样，对尼古拉耶夫真正的犯罪动机和真实情况所知甚少。用“中央解除了季诺维也夫在列宁格勒的领导职务，所以基洛夫成了复仇的牺牲品”这种说法做借口显然毫无意义：已经过去了8年，时间足够让季诺维也夫自己和他的朋友们悔过两次，1926年的“委屈”在重要得多的事件面前早已黯然失色。显然：一定是出现了新近得多的情况，才把尼古拉耶夫推上了恐怖行动的道路；一定是有非常重大的原因，才迫使斯大林开始创造这可怕的巨大混合体——因为，不管这个混合体能否达成它迫在眉睫的具体目的，它本身都会严重损害当权的苏联集团，让它名誉扫地。 3．是为了重建资本主义吗？ 每个善于思考的工人必然会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取得了这么多经济成功，而且，根据官方的表示，苏联已经“消灭”了阶级，社会主义社会也“建成”了，那现在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这批资格最老的布尔什维克、列宁的亲密战友、和斯大林共同执政的人，这批“老近卫军”怎么可能把复辟资本主义当成自己的任务？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是觉得社会主义制度对群众没有好处么？还是说正相反：他们是期望借资本主义给自己和自己的后代牟取私利么？究竟是什么私利呢？ 只有明显的蠢人才会觉得，可以用和平的手段在苏联恢复资本主义关系，也就是说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并且建立起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事实上，资本主义要想在俄国复兴——假如真的能复兴——就只能通过凶残的反革命政变来实现，它所造成的受害者人数会是十月革命和内战的十倍。如果苏联被推翻了，只有真正的俄罗斯法西斯主义可以取而代之，和它的暴行相比，连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政权都会像是慈善机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是傻子，他们不可能不明白，复辟资本主义首先就意味着革命一代——当然也包括他们自己——会全部遭到消灭。因此，斯大林对季诺维也夫集团提出的指控是彻头彻尾的伪造，这一点不能有丝毫怀疑：无论目标（重建资本主义）还是手段（实施恐怖活动）都是虚假的。 4．尼古拉耶夫的犯罪不是偶然的事实 无论如何，这样一个事实依然存在：掌权的官僚集团绝对不愿意把尼古拉耶夫的犯罪当作一个孤立的偶然现象，当作一个悲剧性的事故。相反，它异常重视这一行为的政治意义，以至于只为了把各种反对、不满和批评同恐怖活动相提并论，就不惜要构建一个会损害它自身的混合体。行动的目的非常明显，那就是：彻底吓倒批评者和反对派——这次的办法不是开除出党或者剥夺收入，甚至也不是监禁或者流放，而是枪决。对于尼古拉耶夫的恐怖活动，斯大林的回应则是加重对党的恐怖力度。 全世界善于思考的工人都应该极其担忧地自问：苏联政权的处境难不成真的这么艰难么，统治阶层必须采取这种可怕的诡计才能保持平衡么？这个问题又把我们引向了另一个问题，虽然我们已经问过几十次了，却从来没有得到什么像样的回答。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是粉碎剥削阶级的抵抗，如果这是正确的——而且也确实是正确的——那么之前居统治地位的阶级遭到削弱甚至是“肃清”，加上新社会取得了经济成就，这就必然要使得专政走向软化和消亡。可为什么没发生这种事呢？为什么会出现性质完全相反的过程呢？为什么全能的官僚机构在两个五年计划期间得到了如此畸形的发展，为什么它让党、苏维埃和工会都完全臣服并且受尽屈辱呢？ 如果只根据党的规章和政治制度来判断，那就不得不这么说：苏维埃的状况显然在恶化，官僚专制的压力越来越大，这表明了内部矛盾的增长，它迟早会引起爆发，并且有可能导致整个体制的崩溃。但是，这种结论是片面的，因此也是不正确的。 5．社会主义还未建成，阶级的根基还未拔除 如果我们想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首先就必须抛弃“苏联已经建成了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套官方理论。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还当真需要一套全能的官僚机构？这是要反对谁？事实上，仅仅在行政层面“消灭”阶级是不够的，还必须在经济上加以克服。只要绝大多数人的日常需求还没有得到满足，渴望私人占有和财富积累的愿望就仍然十分强大，并且不断与经济集体化的趋势发生冲突。诚然，这种积累主要追求的是消费性的目的；但如果不加以照管，如果允许它超过一定的限度，它就会变成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随后就可以把集体农庄炸得粉碎，这之后还会有托拉斯。就社会主义来说，“消灭阶级”指的是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足够的生活条件，从而消除私人积累的动力。离这个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计算人均国民收入，特别是国民收入当中用于消费的部分，那么苏联，哪怕它已经取得了技术性的成效，还是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满足生活基本必需品的需求仍然会引起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激烈斗争，引起非法侵占、规避法律、欺骗国家、裙带关系和大量的盗窃案件。在这场斗争当中，官僚机构的角色是检察员、法官和执法队。它用行政压力来弥补经济实力的不足。 “需要与社会主义社会中剥削阶级的‘残余’作斗争，这造成了苏联官僚机构的专制”，这种说法完全是一派胡言。事实上，官僚机构之所以存在，其历史理由在于，我们离社会主义社会还很遥远；目前的过渡社会充满矛盾，在消费领域，即对每个人来说最直接、最感同身受的领域，这种矛盾表现得极其紧张，并且始终有可能由此在生产领域引起溃决。农业经济集体化为官僚机构的指挥作用开辟了新的巨大源泉。正是在农业当中，消费问题与生产问题联系得最为紧密，因此农村的集体化使得官方必须借助最严厉的镇压手段，以此保护集体财产而反对农民本身。 这整个激烈的斗争并没有公开的、成形的阶级性质，但从潜藏其中的可能性和危险性来看，它就是阶级斗争。因此，专政制度不仅继承了已经在其基础上完成的、从前的阶级斗争（反对地主和资本家）——斯大林主义者是这么觉得的——而且还是防止新阶级斗争的工具，这种斗争的经济基础虽然仍旧落后而且不协调，但它还是会因为消费需要的激烈竞争而竭力发展。目前苏联专政得以存在的历史理由就在于此，而且也仅仅在于此。 6．官僚机构的双重作用 但是，为了让自己富足强盛，苏联官僚机构无情地利用了它控制和调节社会矛盾的作用，利用了自己预防阶级复辟的职能。它不仅把所有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而且还不择手段地吞没了很大一部分人民收入。如此一来，它就与人民群众极度疏离了，以至于它再也无法对自己的行为或者收入进行任何监督。 有些肤浅的观察家和评论家宣布说，苏联的官僚机构是新的统治阶级。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我们已经充分地解释过这种定义的谬误之处了。[3]一个在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阶级要以它固有的生产制度和所有制为前提。苏联的官僚机构只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这两种生产制度和所有制之间的过渡阶段，这套过渡制度根本谈不上独立发展。 苏联的官僚机构仍然有着双重的矛盾作用。它自己的利益迫使它反对国内外的敌人、保护由十月革命打下基础的崭新经济体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项工作依然是必要的、进步的。世界无产阶级支持苏联官僚机构开展这项工作，尽管并未因此就忽视它的保守民族主义、侵占攫取的本能和特权阶层作风。但是，恰恰是这些特点正在日益瘫痪它的进步工作。 工业的发展和将农业引入国家计划领域的行为使得指导经济的任务变得极其困难。只有全体劳动人民积极参与计划制定，只有对计划享有必要的批评自由，只有官僚机构自下而上的担负责任和定期更换，才能实现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平衡，以及特别是实现国民积累和国民消费之间必要的协调。对1.7亿人的经济进行指挥而不受监督，这就意味着矛盾和危机要不可避免地累积起来。官僚机构把后果转移到劳动者肩上，借此来逃避它的错误所造成的困境。局部的危机正在融合成一个漫无边际的总危机，它的表现在于：尽管群众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尽管取得了重大的技术成果，但经济成就仍然远远落在后面，绝大多数人的生活依然艰难困苦。因此，由特定社会原因造成的官僚机构特殊地位同苏联经济和文化的基本需要之间产生了越来越深、而且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样一来，官僚机构专政虽然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畸形表现形式，但却转变成了永久性的政治危机。斯大林的派别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彻底”消灭新旧反对派的“残余”，采取越来越强力的手段，动用越来越丑恶的混合体。同时，这个派别本身越来越凌驾于党之上，甚至凌驾于官僚机构之上；它公开宣布推行纯粹的波拿巴主义原则，也就是绝对正确的终身领袖。自此，对领袖忠心耿耿成了革命者唯一的美德。这套败坏纪律的官僚奴隶哲学又被共产国际的代表带去了国际的海外分部。 7．两组困难 我们因此可以看到，在苏联目前阶段的发展中，有必要严格地区分两组困难。第一组困难产生于过渡时期的矛盾，而官僚机构的弊病让它们复杂化了。这是苏联这个整体所遭受的基本困难。另一组困难则是衍生的，它们威胁的不是苏维埃政权，而是官僚机构的统治地位和斯大林的大权独揽。 这两组困难当然相互联系，但绝对不是一致的；它们在很大程度上相互对立，而且这种对立的程度在不断提高。十月革命所带来的经济成果和居民文化增长越来越多地反对官僚主义的保守、专断和掠夺。在过去各种统治阶级的发展史上，也有过类似的过程。沙皇官僚机构促进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随后就同资产阶级社会的需求发生了冲突。苏联官僚机构的指挥对于国家来说代价太大了，技术和文化的发展，人民当中要求和批判思维的发展，都自动地指向了反对官僚机构。年轻一代开始特别痛苦地感受到“开明专制”的桎梏，并且这种桎梏本身就越来越显示出它缺乏“开明”。因此，对于已成明日黄花的官僚机构来说，一种明显威胁到它统治地位的形势正在发展。 8．个人恐怖主义是官僚机构腐朽的产物 上述的讨论让我能够回答本文开头提出的那个问题：苏维埃的状况难不成真的恶劣到这种地步了吗，以至于统治集团不得不靠阴谋诡计、卑鄙的歪曲和罪恶的混合体来解决问题，甚至不惜极大地损害它在世界无产阶级眼中的声誉？现在我可以如释重负地回答：情况不好的不是苏维埃，而是苏维埃当中状况不断恶化的官僚机构。当然，苏联的情况并不像那些包藏私心的假“朋友”所描绘的那么美好、那么辉煌——我们要记住，这些人一遇到重大危险就会背叛苏联。但是，它也远远没有官僚机构可耻的恐慌行为可能会让人得出的结论那么糟糕。假如不是斯大林派感觉到他们脚下的基础正在动摇，那统治集团永远也不敢把尼古拉耶夫的恐怖主义犯罪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集团联系在一起。 苏联媒体描述说，尼古拉耶夫参加了一个由党员组成的恐怖主义组织。如果报道是真实的——我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是杜撰的，因为官僚机构认定这一点的时候表现得并不轻松——那么，面对这个新的事实，我们必须认为它是个相当重要的征兆。个人激情造成的偶然枪击案总是有可能发生，但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整个历史教导我们，如果没有赞许的政治氛围，就不可能受某个特定组织的委托去事先准备并且实际进行恐怖活动。对上层统治集团的敌意必然是广泛传播了，并且形式非常尖锐，这样才能在青年党员中，或者准确来说，在青年党员里同中下层官僚圈子关系密切的那一部分上层分子中间形成一个恐怖小组。 实际上，这个事实不仅得到了承认，而且还受到了半官方评论的着重强调。苏联新闻界告诉我们，“孩子们”的盲目仇恨是由反对派父辈们的批评培养起来的。拉狄克等人的解释就像是在剽窃沙皇时期的政论家卡特科夫，他曾指责说，胆怯的自由派父辈有意无意地煽动了年轻一代人去搞恐怖活动。的确，统治集团这一次只从父辈当中选了季诺维也夫集团出来受罪，但这对斯大林来说是阻力最小的路线。斯大林希望通过镇压已经名誉败坏的团体来约束已经松懈涣散的官僚队伍，挽回它的内部凝聚力。 当官僚机构与发展的需要发生冲突、与把它推上台的阶级的意识发生冲突时，它就会丧失自信心，并且开始腐朽。指挥的职能集中在一个越来越窄小的圈子里。其他人则是机械地工作，他们粗枝大叶，考虑的多半是自己的事情，在小圈子里对上级评头论足，自由散漫、满腹牢骚。这样一来，他们无疑就破坏了自己队伍当中年轻人对官方领袖的尊重与信任。如果与此同时，不满情绪在人民群众中扩散，没有适当的表达和发泄渠道，但却使得整个官僚机构遭到孤立；如果青年感觉自己被排斥、被打压、被剥夺了独立发展的机会，那么就会形成有利于恐怖派别的气氛。 我们可以结合上述内容，还原一下季诺维也夫集团的作用——虽然这是假设，但也有充分的可能性。说它能和斯莫尔尼宫的流血事件、和事件的准备工作以及它的政治缘由有什么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这种话就是卑鄙愚蠢、一派胡言！之前，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回到党内以后，坚定地打算赢得上层的信任，打算再次升入他们的行列。但是，他们曾经加入的中下层官僚机构的普遍状况让他们没办法实现这个想法。虽然他们在官方声明里对斯大林的“伟大”献上应有的敬意，但他们却比谁都不相信这种话，还在日常生活当中沾染上了一种普遍的情绪：他们议论是非，讲笑话嘲笑斯大林的无知，等等。总书记当然不是不知道这种事。当斯莫尔尼宫响起枪声，促使斯大林教训一下动摇不定的腐朽官僚机构时，他还能去哪找比这群人更好的牺牲品呢？ 9．马克思主义、恐怖主义和官僚机构 马克思主义对个人恐怖策略持否定态度，这是每个识字的工人都知道的事情。有大量的文献讨论这个问题。我在此冒昧地引用一下我自己1911年在奥地利期刊《斗争》（Kampf）上用德语发表的一篇文章[4]。不用说，这篇文章讲的是资本主义制度。 文章里写道：“恐怖主义的谋杀，即便是‘成功’的谋杀，它是否会在统治圈子里引起混乱，也取决于具体的政治环境。无论如何，这种混乱只会是短暂的；资本主义国家依靠的不是部长大臣，也不可能因为他们被消灭而消灭。它所服务的阶级总能找到接替的新人——体制还保持着完好，继续发挥作用。” “但是，恐怖主义谋杀在工人群众自己的队伍里会引起严重得多的混乱。如果用手枪武装自己就足够达成目的，那何必努力搞阶级斗争呢？如果用隆隆的爆炸声就能吓住上边的人，那何必组建党呢？” 这篇文章将盲动的恐怖主义与训练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好准备的方法进行了对比，即使是在23年后的今天，我对这篇文章也没有什么能补充的了。但是，既然马克思主义者坚决谴责个人恐怖主义——这当然是出于政治原因而非神秘主义——哪怕枪击是针对沙皇政府和资本主义剥削的代理人，那么，针对历史上第一个工人国家的官僚代表实施盲动的谋杀犯罪，马克思主义者会更加无情地对此加以谴责和否决。尼古拉耶夫及其同伙的主观动机对我们来说无关紧要，地狱恰恰是由最好的愿望铺成的。只要官僚机构还没被无产阶级取代——这项任务会完成的——它就还在履行保卫工人国家的必要职能。要是尼古拉耶夫式的恐怖行为发展起来，它在其他不利条件的影响下只会促进法西斯的反革命。 只有把希望寄托在蠢人身上的政治骗子才会试图把尼古拉耶夫丢进左翼反对派，哪怕只是像1926—1927年那样用季诺维也夫集团做代表。共产党青年走向恐怖组织不是左翼反对派造成的，而是官僚机构和它的内部腐朽造成的。个人恐怖主义从本质上就是官僚主义的翻版。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个规律可不是昨天才发现的。官僚机构不信任群众，试图用自身去取代他们。恐怖主义的作风也是如此：它想让群众幸福，却不让他们亲身参与。斯大林官僚机构创立了一套令人厌恶的领袖崇拜，给他们涂上神圣的色彩；“英雄”崇拜也是恐怖主义的信条，尽管稍有逊色。尼古拉耶夫们以为，只需要用左轮手枪除掉几个领袖，历史就会走上另一条道路。共产党员和恐怖分子，这套思想形态和斯大林的官僚机构血肉相连。 10．官僚中派主义是共产国际崩溃的原因 我得到的消息说，斯大林想要通过打击季诺维也夫集团来整顿官僚队伍。但这只是事情的其中一面，还有同样重要的另一面：斯大林想要踩着季诺维也夫集团这个台阶去找到机会收拾“托洛茨基主义”。为此，他必须不惜任何代价。为了理解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所处的这个新阶段有什么目的和意义，这里有必要至少简要地谈一谈斯大林派做的国际工作。 我已经说过，就苏联而言，官僚机构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它用自己的办法来保卫工人国家；另一方面，它压制群众的创造力，扰乱和阻碍经济文化的发展。但是，在国际工人运动领域，这种双重性却连一点痕迹也找不到：斯大林官僚机构在这里的作用自始至终都是扰乱、败坏和毁灭。共产国际过去11年间的历史就是无可置疑的证据。我在一系列作品当中对这段历史进行了研究。斯大林主义者对我的分析完全没有做出任何回应，他们根本不想了解自身的历史。对于在中国、印度、英国、德国、奥地利和西班牙发生的世界上最为重大的事件，他们没写过一本书，没出过一篇文章，去试着总结一下共产国际在这些事件当中的政策。没有一个人试着出来解释，在过去11年里，面对资本主义的崩溃和一系列的革命形势，为什么共产国际的成果只有可耻的失败、政治上的失信和组织上的瓦解。最后，为什么在最近七年当中它甚至连一次国际代表大会都不敢召开？ 东方的“工农党”成果在哪里？英俄委员会[5]的收获在哪里？著名的农民国际[6]后来怎么样了？“第三时期”的理论丢到哪里去了？德国的“民族解放”纲领发生什么事了？伟大的“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最后是什么命运？等等，诸如此类。每一个问题都与共产国际政策当中的某个曲折相联系；每一个曲折都导向了不可避免的灾难。这一连串的灾难构成了斯大林主义共产国际的历史。最新的曲折在法国尤其明显，是一种可悲的、致命的机会主义抽搐。显然，这样一连串的错误、混乱和罪行一定不是个别或者偶然，而是有普遍的原因。它们根植于斯大林官僚机构这个统治阶层的社会素质和意识形态性质当中。官僚中派主义使得共产国际走向崩溃。就和第二国际一样，第三国际注定要失败了。没有力量能再挽救它了。 当权的斯大林集团实际上很早以前就不再关心共产国际了。最明显的证据之一就是，斯大林拒绝召开国际代表大会。何必呢？反正也不会有什么结果。莫斯科官僚在他们自己中间解释说，共产国际衰落是因为西方无产阶级“没有革命性”、西方的领袖笨拙无能。我们不需要去反驳这种对世界无产阶级的诽谤，更何况奥地利和西班牙最近才发生了这样的事件[7]。至于外国共产党的领袖，列宁早在1921年就书面警告过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要是你们在共产国际里只要求同意，那你们身边就只会聚起一群“听话的蠢人”。列宁喜欢直言不讳。在过去的11年间，挑选“听话的人”这项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相对应地，领导层的政治水平则降到了零点以下。 11．真正的列宁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对斯大林而言是个可怕的危险 如上所述，克里姆林宫顺应了共产国际的贫乏，用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去加以代替。它不再指望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而是把希望寄托在国联身上。外国共产党收到的命令是执行“切合实际”的政策，而这会在短时间内彻底击溃共产国际的残余部分。斯大林已经容忍了这一切。但他无法容忍世界革命运动在独立旗帜下的复兴。可以拒绝批判改良主义；可以和激进党人结成联盟；可以用民族主义或者和平主义蒙蔽工人；但是绝对不可以让国际无产阶级先锋队用自身的经验自由地、批判地验证列宁主义的思想，并且在光天化日之下拿斯大林主义和所谓的托洛茨基主义进行对比。 自1923年以来，苏联官僚机构的全部意识形态都是由对“托洛茨基主义”日益敌对的排斥而形成的。每次出现新的曲折时，“托洛茨基主义”都充当了它的出发点。官僚机构以为自己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那些最为重要的政治问题，而现在，尼古拉耶夫的恐怖袭击把这些问题又重新摆在了它的面前。此时，它又试图借着季诺维也夫集团去找托洛茨基主义这个罪魁祸首，因为，众所周知，托洛茨基主义是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先锋，是法西斯主义的盟友，等等。在苏联国内，官僚机构剥夺了群众验证事实的机会才成功地确立了这种说法，而那些了解真相的人则被迫缄口不言。如上所述，正是这种对党的压制状态才使得党内发展出恐怖主义这种可怕的现象。但是，危险正在悄悄降临；它已经降临了——它来自外部，来自国际舞台。马克思和列宁的这些思想在苏联境内被当成“托洛茨基反革命”而遭受监禁、流放甚至枪决，但现在，国际无产阶级先锋队中最自觉、最积极、最奋不顾身的成分却越来越广泛而公开地承认它们。被收买的记者毫无荣誉和良心可言，他们现在还在共产国际的刊物上反复讲那些无耻的诽谤，这在各国共产党内部引起的愤慨越来越大，同时也让共产国际的各个分部孤立于广大的社会各界。 我重申一下，这种前景本身已经吓不倒莫斯科了。但是，还有一种危险开始像噩梦一样压抑着斯大林派的意识。非伪造的列宁主义思想在欧美工人运动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不可能长久地向苏联工人保守这个秘密。隐瞒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之前参与宾夕法尼亚罢工[8]的事情，这有可能做得到，尽管并不容易；隐瞒同盟与工人党合并的事情，这也有可能做得到，尽管很困难；但是，当事件的影响范围扩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主义者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时，就根本不可能隐瞒这些事实了。对斯大林派而言，由此产生的巨大危险是相当明显的：由谎言、诽谤、迫害、伪造和混合体搭建起来的整座大厦，自列宁生病和去世以来就不断添砖加瓦的这座大厦，会在建造者们自己的头上倒塌——也就是砸中那些诽谤者和伪造者。斯大林主义者对世界工人运动的前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但他们对任何威胁到官僚机构声望、利益和特权的危险都有极其敏锐的嗅觉。 12．事先就已经预测过，必然会出现新的混合体 虽然我身处与世隔绝的地方，但我通过报刊观察到，真正的列宁主义思想正逐渐在欧美取得缓慢但可靠的成果，所以我一再对朋友们说：国际潮流上坚持原则的“质量”要开始转变成群众性的“数量”，这样的时刻即将到来；这样的时刻要像极其危险的信号，在斯大林主义者的耳边响起——因为，在群众革命退潮、疲劳、失望和衰退的时期，用官僚机构的重量去压倒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团体，这是一回事；而运用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力量，把替代“布尔什维主义”的斯大林主义赝品赶出世界工人的先锋队，这又是另一回事了。但是，我已经在谈话和书信里说过很多次了：正因为如此，斯大林主义的高层不能被动地等着列宁主义获胜，它必须要采取“自己的”措施。这当然不是意识形态类的措施：它的无能在这方面体现得如此明显，斯大林近年来在国际工人运动的问题上甚至完全不发表意见了。对斯大林而言，“自己的”措施指的是：加强镇压；创造更加畸形可怕的新混合体；最后，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同资产阶级警察结盟，反对列宁主义者。 基洛夫刚被谋杀后不久，大家都还确信这次案件是白卫分子的谋害企图，而这时就有一位朋友从日内瓦给我寄来了一封通函，这是共产党员-国际主义者同盟国际秘书处就斯莫尔尼宫流血事件做的报告。国际秘书处援引了调查的拖延和克里姆林宫第一批通告里极其含混的语气，并在附录中提出推测：格别乌是不是正在准备一套针对“托派分子”的庞大的新混合体？国际秘书处的这篇通函标注的日期是12月10日，它无疑已经流传到世界各地了。当然，国际秘书处自己也预先对这个假设做了保留，说这样的混合体虽然有可能，但还是“概率不大”。然而，这个“概率不大”的事情已经成真了。第一份说“尼古拉耶夫曾属于1926年的列宁格勒反对派”的通告出现时，事情就再也没有怀疑的余地了。针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新一轮整治紧随其后。在那个时候，我在同一位朋友谈话的时候（我为这些个人的细枝末节道歉，不过要理解此事的心理背景，它们是必不可少的）说道：“事情不会停在这个阶段，他们明天就会把托洛茨基主义推出来。”预测这种事情真的不需要什么先知。两三天后，我经电报收到了自莫斯科发来的《时代报》（LeTemps）12月25日刊，上面刊载了这样的报道：“必须指出……近几天以来，官方越来越多地把托洛茨基这个名字和季诺维也夫的名字相提并论。”[9]可见，基洛夫的尸体和季诺维也夫的集团会变成一个预备阶段，它谋划的是更加广泛、更加大胆的打算，那就是：对国际列宁主义进行打击。 即将到来的打击会是什么性质？这个问题还没有最终确定，也许甚至在最狭小的阴谋家圈子里（斯大林、亚戈达、雅罗斯拉夫斯基等人）也是如此。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但有一点很清楚：阴谋家们既不缺乏恶意，也不缺乏物质手段。国际列宁主义的发展每天都会用鞭子增强他们的恶意，因此，不能事先排除任何一个基于现有情况而自然产生的假设。不过，无论事件的发展以及斯大林和亚戈达充满创造性的臆想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舆论”的准备工作都将会顺着恐怖主义的危险这个方向来讲，说“托派分子”的恐怖主义威胁到了欧洲的和平与秩序。《人道报》（L'Humanite）已经写过了列宁格勒的“托派恐怖主义团体”这种东西——奴才走狗总是跑在主人的前边。 要拦住正在准备的新混合体，只有一个办法：让他们的计谋提前暴露出来。斯大林主义者正在把国际警察的舆论加工成驱逐、引渡、逮捕和其他更加果断的措施。列宁主义者则应该让无产阶级的舆论为这些可能的事件做好准备。和其他情况下一样，此时必须要坦白相对、直言不讳。现在这篇文章也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 13．一些结论 有鉴于苏联高层这种可耻的行为方式，我们还能毫无保留地承认说苏联是一个工人国家吗？——说这种话的恐怕是一些空想家、道学先生或者干脆是极“左”的糊涂虫。这些聪明人（法国的特兰[10]是他们不可替代的“理论家”）不去分析工人国家的具体形式和发展阶段，比如它是怎样由各种历史条件结合而成的，反而是靠着他们是否喜欢苏联官僚机构的行动来决定到底是“承认”还是“不承认”这个工人国家。要是这种根据是对的，那我们还可以说美国的无产阶级不是无产阶级，理由是像龚帕斯[11]和格林这样的人过去是、现在也是他们的领导人。工人阶级需要官僚机构，而工人国家就更是如此。但是不能把官僚机构和阶级混为一谈。工人国家，就和整个工人阶级一样，会经历不同的阶段，既有上升也有下降。在这个时期，世界无产阶级遭受了失败，俄国无产阶级陷入疲乏和冷淡，特权阶层也迅速形成，此时斯大林派取得了优势。谁要是只看见苏联各个派别斗争当中个别的胜利和失败，那他就什么也没看见。 1926年，当时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一起加入左翼反对派的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说：“假如列宁还活着，他现在想必已经被关进格别乌的监狱了。”这当然不是因为斯大林比列宁更强——甚至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比较都显得荒谬。列宁是个天才的革新者，斯大林则坚实而完美地体现了官僚的平庸气质。但革命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它见证高涨的热潮，也经历急剧的下落。列宁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意识到革命的主要危险在于官僚主义，而斯大林则是这种危险最完整的代表。在紧张地准备同斯大林主义机构作斗争的时候，列宁不幸病逝了。 如果否认苏联官僚机构所做的进步工作，那就是在犯罪。官僚机构没有主动性、没有眼界、也不理解历史的驱动力量，但它在一番顽固抵抗之后，在自身利益的逻辑控制下被迫采用了工业化和集体化的规划。就总体水平和利益性质而言，斯大林的官僚机构并不比美国的工会官僚机构高明多少，然而，同后者相比，它植根于国有化的生产资料，也必须要去保卫和发展它们。它用官僚式的办法来做这项工作，也就是说做得很不好，但这项工作本身有着进步的性质。官僚机构在这条道路上取得的第一次重大成功是连它自己都未曾预料到的，这让它自我感觉良好，并且让最能体现官僚阶层正面和负面特征的领袖们团结在它的周围。 这个官僚机构的“英雄”时代就要结束了。它已经耗尽了“开明专制”的对内手段。经济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要求通过复兴苏维埃民主来推翻官僚机构。官僚机构拼命地抵抗新社会的进步需求，它在这场斗争当中不可避免地腐化。在官僚机构压制了党内生活以后，斯大林主义的高层又压制了官僚机构自身的内部生活。自此，只允许做一件事情，那就是：赞美“伟大而受人爱戴的领袖”。反对高层官僚的“共产党人”恐怖便从这团错综复杂的矛盾里发展了出来。 “国内”的恐怖标志着官僚主义陷入了困境，但这种恐怖决不会指明走出困境的办法。只有复兴布尔什维克党才能找到出路，而这项任务只有在世界尺度上才能解决。为了让俄国工人扔掉“一国社会主义”的大麻膏，使工人群众转向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一边，世界无产阶级先锋队就必须在列宁主义党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反对改良主义的斗争——比起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不妥协——必须要辅之以反对斯大林官僚机构瘫痪和败坏世界工人运动的斗争。如果没有争取第四国际的斗争，就不可能保卫苏维埃联盟。 注释： [1]托洛茨基的一群朋友通过电报询问他对基洛夫谋杀案的看法。以下刊载的文章是托洛茨基同志对这一询问的答复。——编辑部 [2]威廉·B·格林（1873—1952）在1924年至1952年期间担任美国劳工联合会（AFL）主席，他坚定支持劳资合作，并积极推动产业工会立法。——译注 [3]尤其参见列·托洛茨基的《苏维埃国家的阶级性质（第四国际的问题）》，《反对派公报》36—37号。——编辑部注 [4]原标题为《论恐怖主义》（ÜberdenTerror）。 德文原文：https://www.marxists.org/deutsch/archiv/trotzki/1911/11/09-terro.htm 中译文：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arxist.org-chinese-trotsky-1911a.htm。 译者按俄语重新翻译了这两段引文。——译注 [5]英俄委员会是苏联和英国工会的合作机构。它是1925年4月在伦敦举行的英苏工会会议上由苏联工会正式倡议成立的。从形式上看，成立委员会是为了“实现国际工会运动的团结”，反对备战，“加强斗争来反对资本对工人阶级的进攻”。该组织与英国工会联盟总委员会发生了冲突，结果是英俄委员会于1927年9月被摧毁。这个结果与英苏外交关系的破裂也有关联。——译注 [6]农民国际是共产国际于1923年发起的农民统一战线国际组织，试图与东欧和亚洲的激进农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关系，但没有取得持久成功。20世纪20年代，该组织在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中国的重要行动未能取得进展，于1933年被叫停。1939年正式解散。——译注 [7]指奥地利的二月内战和西班牙1934年10月的革命总罢工。——译注 [8]疑似为笔误，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参与的是1934年5月—8月的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同盟于1934年年底与美国工人党合并。参见《卡车司机的造反》（本书已由龚义哲译成中文，请读者单击此处的链接）。——译注 [9]对斯大林非常友好的《时代报》同时指出，在被捕的季诺维也夫派当中有著名的“托派分子”叶夫多基莫夫。事实上，叶夫多基莫夫是季诺维也夫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他从来就不曾是“托派”。这当然不会造成什么改变，但我们不能不指出，这种借友好新闻机构来进行微小造假的行为数不胜数。——作者注 [10]阿尔贝·特兰（1889—1971）是法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30年代初他曾与托洛茨基主义的共产主义同盟关系密切，但后来转向极“左”立场。——译注 [11]塞缪尔·龚帕斯（1850—1924）是美国的工会领袖，他于1886年创办美国劳工联盟，并长期担任会长。他重视发展工会的议价权，提倡限制工时和提高薪酬，同时反对政府干预和社会主义。他去世后，威廉·格林接替他的会长职位。——译注
在美国建立苏维埃制如何？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在美国建立苏维埃制如何？——美、苏两位工程师之间的对话——1934年8月17日托洛茨基作周任辛遗译萧舟校订译者按：此文未收进托氏《全集》，而收进《文集》补篇下卷（517—527）。人类历史今已进入21世纪，是个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大革命的时代。如果听说有人提出在美国建立苏维埃，似乎是可笑的事。但托氏写此文是在1934年。他特意通过两位工程师的对话，设想如果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发生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美国，那人类革命又将如何呢？“你认为我们的全国工业复兴总署（NRA，罗斯福新政时期的国家机构）会为你们所说的苏维埃奠定基础吗？”库珀（Cooper）提出的这个问题，使特罗欣（Troshin）感到奇怪。他们乘坐的船仍处在惊涛骇浪之中，特罗欣精神不振。库珀说话的语调中几乎觉察不出来的讽刺味,却使特罗欣有点懊恼,他带着愤怒的情绪回答说：“如果你们决定赞成苏维埃的话，我建议你们制订出你们自己的标准；而我们的标准是不适合你们的。”他们两人都是工程师，他们之间是有相互联系的，如果不是由于深厚的友谊，那也是由于友好的关系，这种友好关系可以追溯到战争时期，那时特罗欣、一个真正的莫斯科人，作为外来移民者在芝加哥的工厂里做工。库珀是地道的美国佬，他在苏联工作已进入第四个年头了。现在，他们两人以贸易委员会成员身份乘船前往美国。彼此都看到对方的弱点。在库珀看来，特罗欣似乎是一个技术梦想家，但又有一点业余爱好文学艺术的气质；在特罗欣看来，库珀似乎是一个偏狭的经验主义者。他们有时相互争论，但从来不敢涉及到政治领域，这部分原因是出于策略考虑，部分原因是出于小心翼翼。在海上航行的头三天时间内，他们的谈话是沿着通常的惯例展开的。但当他们不是在相互交换船上所得的印象时，便会讨论起不久后将在美国进行的业务日程来了。库珀曾无数次地指责特罗欣犯有“畸形”的狂热症，而特罗欣则以同样的方法反驳他，说他尽管带着美国式技术头脑，但双翼已在危机中被干干净净地剪断了。只在海上航行的第四天，库珀谈完了他在旅途中一直带在身边的那本《全国工业复兴总署》的书之后，才提出了出人意料之外的、有关在美国建立苏维埃制度的问题。也许因为航程已经接近他祖国的海岸了，这才使他松了口。特罗欣以更加亲切的口吻接着说：“美国的苏维埃么，将与俄国苏维埃不同，正象罗斯福的美国与尼古拉二世的俄罗斯不同一样。当然，你如果容许我作一次假设，我认为总有那么一天，苏维埃制将会在美国勃然兴起的。”“就算我们作一次异想天开的假设吧，那么你如何设想苏维埃会在我们中间兴起呢？我们苏维埃将会是何种形式呢？而我们这些地道的美国佬——譬如说象我这样的人——将如何会对这种强求一致的制度感到称心如意呢？”“苏维埃的美国只能根据美国式的独立民主的方法——经过革命而产生。在革命过程中必有一大批瓶瓶罐罐的东西被打得粉碎；那是美国人的气质。库珀，我认为你定将十分积极地参与这场斗争，尽管我现在还不能肯定你将站在那一边。”“你的这番对我不信任、颇带主观色彩的评论，意思是你认为我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人吗？”“噢，为什么把这句话看得如此认真呢？——你自然认为自己是一位坚定不移的个人主义者。但是你为苏维埃工业所付出的巨大精力——我不打算在此谈及你的才能方面——只不过是运动员式的，而不是专家式的干劲和精力。（我也不打算触及你的痛处，称你为热心家）。如果当伟大的政治事件发生时，谁能说得清楚你的气质和你的经验主义将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但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你将会与其它所有的人一样打碎了瓶瓶罐罐。“但是你们革命所付出的全部代价，同我们俄罗斯革命作比较，总的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这种微不足道的份量如果不是绝对的，但至少在百分比上是如此。你感到惊奇吗？我的朋友啊，毕竟内战并非垄断了全国百分之九十财富、但只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五或百分之十的上层分子打起来的；他们的人数是远远不够的，此外这些上层分子热衷于他们的舒适生活。反革命分子只能从中下层群众中招募他们的军队，但是你们美国的农民和城市中的小业主也定将拥护革命的，只要革命能向他们展示一条解决他们困境的出路。当前的经济危机已给所有中等阶层带来了可能的遭殃。危机同样给十年前已经处于重重困难中的农业经营以摧毁性的打击。你几乎很难设想，上述这些阶级或阶层会对革命采取政治对抗，因为这些不幸的人们在革命中不会失去什么。当然，这首先是要假设新政权将对他们采取明智的、富有远见的经济政策。“一旦苏维埃政府能牢牢地掌握了经济的制高点——如银行、重要工业部门和交通运输业——新政府定能使农业、经营者、小制造业主和小商人有充分时间来反复考虑并作出决定。其它部门必将取决于产业国有化的成就了。库珀，说到这里，我期盼能从你的身上出现真正的奇迹。在苏维埃政权下，“专家治国”（Technocracy）才能成为现实，那时私有财产的阻力已经消失了。胡佛委员会（HooverCommission）提出最大胆的标准化和合理化建议，如同新政权下的政策作对比，将是十分幼稚的。国有工业将会象流水作业线的模式组织起来；那就是说计划化将会从个别工厂扩大到整个经济领域。“你们可以把生产成本削减到只有现在的一半，甚至五分之一。农民手中现金的购买力可以大大地而又迅速地增加。这就是够他们经营自己的业务了。而且苏维埃还可以创办大规模的模范企业，诚如自愿的集体化学校一样。你们的农民，即算不是统计学家，至少也是杰出的精打细算者，他们迟早会看清楚，这笔帐应该如何保持平衡的：是保留作为孤立的一环呢，或加入公共的链条呢？“与此同时，苏维埃还将在其产业计划中留出足够的余地让给求生存的中等和小型的企业。政府、地方苏维埃和合作社定能保证他们的得到可靠的订货份额，保证他们所需要的信贷和原材料，使他们逐渐地、丝毫不带强迫性地被吸收到社会主义经济的轨道上来。“在你们美国，完全有可能充分应用教育方法去影响中产阶级，你们的中产阶级的苏维埃定将证明要远远超过我们落后国家的苏维埃所能达到的程度，因为我们落后国家的苏维埃是以半贫穷化和文盲农民占绝大多数的。我就不必解释你们从中得到的利益了，因为你们的发展将是一帆风顺的，社会冲突的总代阶必将减少，而文化增长的速度必将大大加快。”库珀听了之后说：“难道你忘记了我们盎格罗-撒克逊人都是坚信宗教的吗？那是社会保守主义最强大的堡垒。”“请注意，库珀，你可不能在相互矛盾的假设基础上去谈论做什么事的。如果我们现在谈的是美国苏维埃将是什么样式的，你必须从这样的假设开始，即社会危机的压力必将证明会比一切心理上阻力强大得多。这一现象在历史上已不止一次地得到证实。某些心理上阻力将会很快消失，而其它阻力将会改变形式去适应新的环境。切不可忘记福音书本身包含有颇具爆炸性的格言和原理。”“我很想知道，你将如何对付我们资本主义世界的巨大冲击呢？”“库珀，我信赖你们的创造力。最好你们能给那些拒绝与新制度和平相处的人们描绘一个风光如画的岛国般乐园，在这里人们可终身享受养老金，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愿望生活在这个乐园里。”“特罗欣，你真够慷慨了。”“库珀！不，这是我的弱点。”“然而，看来你并没有考虑到军事干涉的可能性。如有军事干涉，那肯定会大大增加苏维埃革命的‘总代价’”。接着，库珀又补充说：‘我的乐观主义朋友，你设想过吗？难道日本、大不列颠王国以及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会袖手旁观，心甘情愿接受美国发生的苏维埃变乱吗？’“库珀，你看他们能做什么呢？美国是资本主义世界最强大的堡垒。你一旦承认，或至少在理论上承认这种深化的社会危机是美国建立苏维埃时所需要的，那么你也必须承认，同样的进程定将在其它国家里发生。半封建的日本完全有可能在美国建立苏维埃之前，已在资本主义世界排名中落后了。同样的预测也可适用于大不列颠帝国——无论如何，不列颠国王陛下要派遣舰队，去反对苏维埃美国的想法，必是狂妄的想法。至于派遣一支远征军在这大陆的南半部登陆的想法又将如何呢？据我看，这是绝无希望的企图，永远不可能成为超过第二流的军事冒险行为。“库珀，请你再想一想——当你们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后用不到几个月，甚至用不到几个星期，中南美的政府就好象磁石吸铁一样地被吸收到你们的苏维埃联盟中来了。加拿大也将如此。这些国家里的群众运动是无法抗拒的，他们是在短期内，而且化不了多大牺牲代价，便可完成这一伟大的统一事业。我乐意下一睹注，当你们第一个美国苏维埃成立一周年时，你们的这个半球已经改变成为北美、中美和南美的苏维埃合众国了。那时你定将看门罗主义（MonroeDoctrine）的实现了，尽管这不是那位创始者所预见的那种门罗主义。你们还必须把你们的首都迁到巴拿马去。”“果真是这样吗？但你还没有回答我提出的罗斯福问题。难道是他为苏维埃填平了基础吗？或者不是他呢？”“库珀，如果你不那样摆出问题，也许更有远见。全国工业复兴总署（NRA）的目标就在于克服一切困难。据推测这是为了加强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的。而决不是摧毁它们。你们的蓝鹰（BlueEagle）（运动）并非为了诞生苏维埃政权的。与此相反，正是那些困难，也就是你们软弱无力的蓝鹰所无法克服的困难，才会带来苏维埃。甚至是你们罗斯福总统的智囊团中那些最“左翼的”教授们也并非革命者，他们只是吓坏了的保守分子。你们的总统最不爱听什么“制度”、什么“普遍原则”。但苏维埃政府是所有各体制中最伟大的体制，是行动的最高普遍原则。”“好极了，到现在为止，你已经十分幸运地把从阿拉斯加到合恩角这一新世界的整体都改造过来了；你已经保证了我们的国际安全，把我们的首都也迁出去了。“在我还没有对你这大力神般的劳动表示感激之前，我很想知道在我这个工程师库珀身上将会发生什么变化呢？“现在，我碰巧适应了烤牛肉、雪茄烟和私人汽车的生活。但当你完成了所有这一切任务的时候，我的这种生活是否便要告终了呢？而代之以饥荒时期的定量分配，脚上穿的是尺码不合的不成对的鞋子，阅读的是那残留下来的报纸是千篇一律又是陈词滥调的宣传品，选举出来的苏维埃代表是经过上层领导精心挑选出来的侯选人，在我本人没有参加时便作出了橡皮图章式的决议，要把自己真实的思想放在心里，每天要歌颂那些由命运安排好了的领袖，这是因为我们害怕逮捕监禁，害怕会被流放到什么地方去。你看会不会是这样呢？如果这也就是你心中所想的一切，那么现在我可以告诉你，请你给我弄一张到天国去的船票吧！我要在太平洋的一个岛屿上好歹试一试，这是承蒙你的好意为那些垂死挣扎个人主义者网开一面的。”“库珀，你不必如此匆匆忙忙地就要到一个岛屿上避难。你在那里定将无聊得要死。尽管在你们美国，社会制度迫使它不得不人为地限制了可耕地面积和生产规模，但今天当你已经享受到烤牛肉，雪茄烟和拥有私人汽车的生活时，怎么会像在俄罗斯一样以饥荒期的定量分配告终呢？从现在算起，几乎已有20年了，在我们俄罗斯仍不得不从零开始去建设工业的基本部门。但在你们美国，问题正好相反。强大的技术资源早已存在，但只因为经济危机，才使你们的技术资源陷于瘫痪，但你们的技术资源仍然不断地呼喊着要投入使用。“我们俄罗斯在奠定计划经济基础时所取得的不断成就，是以牺牲广大群众日常消费品作为代价的。与此相反，你们的问题则是要订出计划，复苏你们的现有经济，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一开始就要加速提高人民的消费作为出发点。对于国内市场的研究，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像美国那样进行得又深又透了。这都是由你们的银行、托拉斯、个别企业家、商人、流动销售员和你们的农业经营者所取得的成果。苏维埃政府一开始便要取消贸易秘密，要把资本主义的各种计算法结合起来并加以归纳普及，逐渐地将其改造成为全面的经济会计核算和计划化。“另一方面，你们那些富有经验、爱好挑剔的消费者，决不会容忍对他们的需求漠不关心。为全体人民需要服务的灵活机制将会作出保证，其方法是把以民主方式管理的合作社与国营商店网络和私人商业零售点结合起来。库珀，据我看，你用不着为你的烤牛肉生活方式担忧，不论什么时候你感到需要，你就会得到满足。“这难道也要经过三个月不同层次的官僚主义者的批准，我才能满足我的需求吗？”“不，你可以用现金购得。你得明白，你们的美元是苏维埃经济的基本调节器。如果有人认为使用货币是同计划经济不兼容的，那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操纵货币’——如果你们的激进派教授们原谅我这样说的话，只是学院式的虚构作品。币值的任意改变不可避免会导致各经济部门内在协调的瓦解。这种具有分子性作用的脱节，将使生产和分配中最深入、最内在的进程发生畸变。”“但是，在你们苏联呢——？”“谈到我们苏联，不幸得很，这本来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却转变为官方的权力了。缺乏稳定的金卢布，这是我们经济中产生许多麻烦和弱点的重要原因。如果没有稳定的货币，你如何能设想去实际地调节工资、基本必需品的价格和质量控制呢？计划经济的卢布不稳定，就好像流水作业线中同一部件有着尺寸不等的模型一样，是行不通的。”“当然，当社会主义政权，通过唯一的行政手段，积累了足够的经验来保持经济的平衡之后，货币作为经济调节器的重大意义便失去了。那时，货币将成为简单的票证，如同公共汽车票和剧院的门票一个样。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票证的必要性也将消失。如果当社会发展到每一件日常必需品都已十分充足时，你们便无须控制个人的消费额了。无疑地，美国将在任何其它国家之前，率先达到那个水平。“但如果没有首先确保全部社会机能的高度均衡和协调的增长，你们不可能达到无货币的经济阶段。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仅仅通过行政压力或电台播报鼓舞士气的谈话，是不可能完成的。在其初始阶段——那就是说要在许多年内——计划经济甚至比自由资本主义方法更需要稳定的货币。有人试图用干扰货币方法来调节经济，那就等于试图用两脚同时离开地面。”“特罗欣，你这岂不是把货币政策吹得神乎其神了吗？”“我没有神化货币政策。我只是说，苏维埃美国有足够的黄金贮备来确保稳定的美元币值。库珀，这是多么的无价之宝啊！你知道，我们苏联经济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但是，你同样知道这种空前的增长率有其弱点的一面。这就是：实际的经济增长，同生产和技术部门得出的效益数字是不相符的。这种不相符或失调的原因之一便是以主观的、行政手段去操纵我们的货币系统。你们美国可以避免这样的恶果。美国苏维埃的金元将是大有作为的。你们的增长率不仅在技术生产上，而且在实际的经济发展上，将远远地超过我们苏联。其效果是很显然的：你们全国人民的生活标准以及你们的文化水平，都将高速度地向前跃进。”“特罗欣，如果你试图以这欢欣鼓舞的远景，即我们每人都有三或四套标准化的工装，尽管尺码太大或太小，来打动我的心，以及一整套必读的威亷•Z•福斯特的全集（威亷•Z•福斯特，1928、1932、1936年美国美国总统候选人，美共领导人），——”“库珀，你可不能装作看不见我们广大消费者的悲惨命运。难道你希望我去否认这一事实吗？我早就告诉过你了，我们苏俄消费品的缺乏和质量的低劣的原因是：从旧政权继承下来的是贫困的遗产。农民文化水平低下，要创建有规模的文化手段，就需要以牺牲消费品为代价，长期的通货膨胀，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官僚主义”。“你指的是那穷凶极恶的官僚主义吗？特罗欣，”“不错，库珀，正是那穷凶极恶的官僚主义。但在你们美国，就可不必重复这种穷凶极恶的官僚主义了。在我们苏联人中间，基本必需品的缺乏，就会引起为了得到额外的一磅面包或一码纱布而相互斗争。官僚阶层便披着和平维持者和拥有一切权力仲裁者的伪装而得寸进尺了。而你们美国人，同我们苏联人作比较，是无法估量的富有者，你们无需经过多大困难，便能确保全国一切必需品的供应。你们美国人民的需要、风格和习惯，将永远不会允许官僚阶层对你们国民收入窃取无法控制的决定权。为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需要而创立社会化经济的任务，定将在心的深处激励你们全体人民的感情，并在你们的社会里形成新的思潮和和政党，他们彼此间将展开激烈的斗争——”“特罗欣，你是一个不够格的布尔什维克，因为你谈到了在苏维埃政权下各政党间的斗争。这可能吗？我们的航程越是靠近资本主义的海岸，就会给你带来有害的影响。你就在我的眼皮底下蜕化堕落了。你到底赞成哪一种形式——是民主或专政呢？”“库珀，我赞成苏维埃民主。苏维埃是十分灵活的政府形式。那是苏维埃的一个优越性。但正因为这个优越性，苏维埃不可能产生奇迹。苏维埃只能反映它自身存在于其中的社会环境的压力。由于一党垄断政治的结果，而这个党越来越蜕化为官僚手中的工具，因此我们俄国苏维埃的官僚化，其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先行者在一个贫穷落后国家内首先创建社会主义而带来特殊困难的结果。政权的官僚化进一步地对我们的经济、文学、艺术和整个文化起到了灾难性的反作用。如按我的观点来看你们美国苏维埃必是精力充沛、生机勃勃的。至于专政吗？当然，资本主义政权的捍卫者不可能在苏维埃里面找到他们藏身之所。我也承认我不可能设想象享利•福特（HenryFord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创始人，著名的反劳工活动分子）这样的人将会被选为底特律苏维埃主席。但是，在不同利益、不同纲领和不同集团之间范围广泛的斗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必是苏维埃政权的基础。一年，五年，十年经济计划；全国教育体制；大规模交通运输路线的建设；农业经营的改造；与南美分享高科技和高文化的成就；探测外层空间以及优生学问题等等所有上述这些任务，必将引发各种主义的相互竞争，各种思想派别的存在，引起苏维埃内的选举斗争以及在报纸上和公共会议上的热烈论争，这都是不可避免的。”“这倒有点新闻自由的味道了。特罗欣，你得注意！”“库珀，你真的认为，在我们苏联的新闻、言论，由上层官僚分子所垄断就是工人国家的唯一标准吗？决不是的。尽管由于各种历史条件形成了目前的这种情况，但这终究是一种暂时的畸形现象。”“但即令在美国，如果所有的印刷厂，造币厂以及所有发行手段，都集中在国家机关手里，这就意味着自动地把所有的新闻媒体置放在政府的手里了。你能设想政府不会运用这一手段去努力推广，它是一惯正确的教条吗？”“群众媒体的国有化，纯是消极措施。国有化的唯一理由是为了避免私人资本来决定什么是可以印刷出版的：是进步的，是“开放酒禁的”或“禁酒的（Wetanddry，注498）”，是清教徒式的或色情的。你们美国苏维埃定将找到新的办法来处理这些问题：如怎样分配社会化了的印刷设备以及为什么目的而使用这些设备。出发点应是：根据苏维埃选举中所得选票票数使其成比例表达出来。每一公民集团使用印刷出版设备的权力，取决于他们的人数实力。你们还可以把同样的原则应用到如何分派会议厅的使用，以及电台广播时间等等的使用上。就这样，出版物的经营管理及其编辑方针，将由具有相同理想的人民团体来决定，而不是由银行的个人帐户来决定的。“或许你会反对，在这样的体制下，每一种新的观念倾向，或新的哲学或伦理学派，由于尚未拥有大量的追随者，那将被拒绝在印刷出版界之外了，这一论点还有些道理。但这仅仅表明，在任何政权下，一种新思想务必证明它有存在的权利，无论如何，在苏维埃政权下，做到这一点要比在现在的政权下容易得多。富有的苏维埃美国可以拨出大量资金，用在人类创造性活动的各个领域里，不论是物质的或精神的，以便进行研究、发明、创造和实验。你千万不可忽视你们那富有想象力的建筑师和雕刻家，你们那出类拔萃的诗人和坚忍不拔的哲学家。“事实上，库珀，我承认，未来时代的美国佬必将在某些领域内有新的发言权，而这些领域直到最近为止，只是跟在欧洲后面学习的。我在你们美国度过了四年，主要是在工厂里度过，哪怕只因为在这段时间内帮助我了解到你们的技术，对有关人类的命运带来了多大变化，我认为这四年是没有虚度的。欧洲某些有势力的集团，特别自从当前危机开始以来谈到“亚美利加主义”时所用的那种自命高人一等的语调时，我不禁嗤之以鼻。我还要深入地说一说，在某种意义上看来，正是亚美利加主义标志着人类中世纪与现代史之间的最后分界线。“然而，你们在征服自然方面作出了如此巨大努力和付出了如此巨大激情，而在使你们的理论方法现代化及创造你们自己的艺术形式方面却没有付出太多时间。你们是根据简单的三段论演绎而发展起来而富有起来。你们昔日的清教徒主义在物质成就的大染缸里发酵，而形成了实用——唯理主义的教条。正因为此，你们已成为黑格尔、马克思甚至达尔文的对立面。库珀，你不感到惊奇吗？然而，田纳西州浸礼派的说教者，烧毁了达尔文的著作，只不过是赤裸裸地反映了大多数美国人转而厌恶进化论而已。我的意思并不是单指宗教偏见而且也指的是你们一般的精神境界。你们美国佬无神论者，受到唯理主义的沾染并不亚于教友派教徒们。但在你们的唯理主义里甚至没有笛卡尔主义者和雅各布宾党人那样冷酷无情的坚定性和一惯性。这是因为你们唯理主义受到了经验主义和道德论的限制和削弱。但这表明你们的哲理思维法早已过时了、陈旧了，远远地跟不上你们的技术发展和历史的期望了。“今天，你们真的是空前第一次面对面地碰到了各种社会矛盾，而这一类的矛盾是在不知不觉中，是在人民的身后发展起来的。你们征服了自然，依靠的是用你们的财富所创造出来的生产手段；但你们自己创造出来的生产手段却迫使你们下跪。与所有愿望相反，你们前所未闻的财富带来的是无法容忍的不幸和悲惨。这就会教你懂得一个真理，亚里斯多德的三段论不能适用在社会发展规律上。你们终究要进辨证法学校学习，你们不能回到17、18世纪的方法论上去。库珀，用不着为此发愁。我相信，把辨证法嫁接到健壮有力的美国实用主义思想的主干上，定会结出美好的果实来。我正期待着能看到这一天的到来。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你们定必在概括性思维、诗歌以及艺术诸领域里作出巨大贡献，而且都会与你们的技术发展水平相当——当然，要开发这一早已存在的潜能，还需要走很长的路。“正当纳粹德国在梦想恢复那原始纯洁性（应当读作罪恶性）的条顿民族林中的竞赛时——实则是笨蛋脑袋里的幻想，你们美国人在掌握了你们的经济和文化之后，也定将把真正科学方法扩大应用到人类繁衍领域中。在一个世纪之内从你们的民族熔炉中，将会熔练出新一代的人类，这才是第一次名实相符的‘人’”。“特罗欣，你真的能在这个问题上严肃地下个赌注吗？”“库珀，不仅限于此啊，我还要跟你再下个赌注，在你们美国苏维埃政权进入第三个年头时，你口里咀嚼着的就不再是口香糖了。我可以肯定地对你说，甚至你们的安德鲁•杰克逊总统（AndrewJackson1767——1845，美国将军和民主党总统，）也可升入天国了，只要他有这样一颗愿望的心，而他也不会不有这样的愿望。”“特罗欣，你对我们美国人的前途展望，实在是太慷慨了。但我希望你千万别过分地自信你已经说服了我。作为诗人的你早被你这个工程师毁掉了。你实在太轻易地排除了苏维埃官僚化的危险，因为你这里所许诺的只是你的言辞表达。噢，就餐的铃声响了。明天，我将把你撕得粉碎。你那著名的辩证法就象鸡肉一样一块块地撕下来。”
革命教师的任务——致莫里斯·多芒热的一封信（列·托洛茨基，1934年8月1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革命教师的任务 ——致莫里斯·多芒热的一封信 列·托洛茨基1934年8月10日施用勤译 本文译自WritingsofLeonTrotsky(1934-35)，pp.65-68。收入《托洛茨基文集》（1934-1935年） 此文摘自皮埃尔·布鲁耶1967年出版的《托洛茨基的法国共产主义运动》1934年8月，托洛茨基在诺亚瑞秘密会见莫里斯·多芒热、让·奥拉斯和吉尔贝·塞雷，他们是隶属于统一劳工总联盟的教师工会的领袖。托洛茨基希望劝说他们加入法国社会党，并对统一联盟与全国职工会——隶属于劳工总联盟的教师工会——统一的谈判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然后加入其中。他在这些问题上没有从他们那里得到太大的进展。这封致多芒热的信是在两天后写的，它是通过双方的朋友传递的，而不是邮局。出于安全理由，没有署名，也解释了托洛茨基用“我们”来称呼老师的原因。托洛茨基继续讨论的努力没有得到多芒热和其它老师的响应。——译者注 亲爱的同志： 在这封信中，我试图对我们几天前讨论的问题进行总结，它是所有法国教师，尤其是教师联合会所关注的。 我抑制不住重申：蒙慕梭[1]这个不择手段或没有思想的在绷索上跳舞的演员，在两个联合会合并的问题上为我们设下了陷阱，为统治劳工总联肋的官僚的声誉和“会员”工作的考虑而牺牲工会和革命考虑。他们的转向与真诚地接受统一战线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据我们所能得出的结论，两个手腕在阴暗的游戏中交织在一起：其中宽一些的迎合苏联外交的目的，窄一些的假定是为了“满足”共产国际的冒险主义的。当权的苏联官僚的半官方的学说试图用西方无产阶级的保守性来解释共产国际的失败，这个失败对他们来说也是无可争辩的。如果改良主义者习惯于说布尔什维主义不适用于欧洲的话，共产国际的破产者现在则声称欧洲无产阶级对布尔什维主义来说还不够好。在这个结果中，像在其它许多结果中一样（这里有三个难以辨认的词），西方共产主义代表的只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当共产国际的失败变成了西方无产阶级的失败，当权的官僚得出结论：“为了苏联的安全，我们在其它地方寻找帮助。由于保守的无产阶级依恋民主，我们除了让我们也依恋它，支持和保卫民主外，没有任何其它办法。”我们革命者则说：“在工人相信民主的情况下，我们准备和他们一起保卫民主反对法西斯危险；但我们从来没有忘记我们对民主幻想的批评。”斯大林分子轻率地浪费了批评的权利，因为对他们（苏联官僚）来说，问题不是领导无产阶级通过民主阶段走向夺取政权，而是保证自己的国际民主的支持，这是他们的唯一现实的目的。法国的民主体现在激进党[2]身上，没有社会党的支持，它是不能进行统治的；反过来，这个党只有在共产党员“住口”的条件下，才把这个支持引向激进政府。苏联官僚的压倒一切的计划是重建“苏联的朋友”埃里奥的体制，在列昂×布吕姆的帮助下，用所谓的统一战线的机制来避免多列士[3]的批评。这是电报授意的巨大转折的主要刺激。 为平息库恩·贝拉[4]型的共产国际的左翼，他们说：“这仅是个谋略，管住你的嘴，等着；等时候一到，我们就会打破统一战线，趁社会党的领袖们沉睡不醒时抓住他们，让他们的工人跟我们走。” 这是两个交织在一起的手腕。乍看起来，第一个是可操作的。但如果民主前景导致无路可走时，大官僚分子总会离开它，并同意最糟糕的冒险主义者库恩·贝拉以他自己的方式利用统一战线。 在这个双重的，也许是三重的安排中，蒙慕梭的位置在哪里？我对此一无所知，蒙慕梭本人对此知道的也不比我多。不过，他十分熟悉斯大林主义阶段上的操作，不害怕支撑这个转折的精致结构会垮到他的头上。他在执行命令时，他会真的喜欢拖延事情，躲避并让事情减速，原因就在于此。这样，他能够把拖延两个联合会立即合并的逃避性的和危险的决议强加给蒙彼利埃代表大会[5]。把决定推到1935年1月是不严肃地对待世界和自己，由于接下来的几个月必将带来更加严肃的决议。 有一件事要弄清：法西斯危险不是一个宣传公式；它是一个很快表现自己的不祥的现实。《人民报》和《人道报》宣称“统一战线早已迫使法西斯分子退却了”，这除了幼稚或恬不知耻吹嘘外，什么都不是。 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像所有这类历史过程一样，都是由痉挛的跳跃和纠缠完成的。我们处于两个痉挛之间，这是当前形势的真正的钥匙。在1935年1月1日前，蒙慕梭是不能成功地“推开”第二个跳跃的。 法西斯的胜利将首先意味着粉碎革命教师的干部。甚至在它着手整工人组织之前，法西斯反动派用棍棒为自己在抵抗的文职人员和教师的头脑中开路。无所事事的饶舌者对我们说：“危险并非迫在眉睫，法国不是德国，法国的气质是不会让它走向法西斯主义的。”我们所扮演的角色是不会严肃地对待这样的愚蠢的。法西斯主义不是民族气质，而是社会斗争的产物。当法国资本主义被逼到墙角时，法西斯主义对它来说就是不可避免的需要。在民族气质反抗法西斯主义的情况下，法国的法西斯制度会索要比它在所有其它地方都多一倍乃至十倍的牺牲。法国历史的所有阶段都见证了血腥镇压，这并非偶然。 我们的有3000会员的联合会首先被胜利的反动所吞噬。生理上的自卫迫使我们结束我们的孤立，并与全国工会合并。我们失去的每一天都是无可挽回的损失。对，我知道，我们正在放假，我们中的许多人正在快乐地享受它。当我们环视四周，就会有忘记危险的值班农民的印象，他在维苏威火山会席卷他的全部财产、他们的劳作以及他们本人的致命的爆发前不久，还在山脚的斜坡地上耕耘。 我们应不惜代价寻找某些手段来推翻劳工总联盟强加给蒙彼利埃代表大会的危险决议。这是战时，正常手续，哪怕是最值得尊敬的，都必须服从最高需要。对我来说，我相信，普通会员充分依赖的联合会领导的大胆的首创精神，会得到联合会的压倒多数的。两个联合会的合并——在这方面我同意德尔马[6]——会为整个工会运动的统一提供强有力的推动，粉碎儒奥和蒙慕梭的罪恶意愿。 当然，我们与劳工总联盟合并是为了促进对教师的革命动员。我们必须制定准确、有力和适应形势的行动纲领，原因就在这里。法国社会党领袖保罗·富尔[7]的表演就是证明，面对法西斯骚乱、俱乐部和机枪，他宣扬佛学和托尔斯泰的勿以暴力抗恶的理论！对他来说，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任务仍是赢得多数（51%）。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最多得票是44%。我们怀疑保罗·富尔的创纪录的能力。哪怕一个人完全彻底地依赖民主基础获得51%的选票，这一可能性也必须通过反法西斯的武装防卫而得以保障，正如工人被迫用纠察队来保卫最节制的罢工一样。资产阶级虚伪地说：“国家安全要求武装国家。”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保证无产阶级民主产生了对政权的要求，最主要的是武装工人，首先建立工人民兵。” 我们在这里看到多列士、加香[8]和蒙慕梭急忙保卫保罗·富尔的托尔斯泰的理论，似乎只有“托洛茨基内奸分子”才会挑动武装的无产阶级对抗武装的反动派！可耻愚蠢的诡辩！所有那些昨天还把整个法国（至少是《人道报》的法国）描绘成街垒和革命战斗的法国的人的嘴里说出的话，比这有过之而不及。在这个问题上，转变最明显地表现在共产党和劳工总联盟的官僚对苏联外交的奴隶般的依附上。多列士打算用“整个无产阶级的自卫”来取代武装的工人民兵。你确信！在这个方案中，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角色会变成什么？没有工人阶级的支持，民兵就什么也不是，但没有民兵，面对法西斯的打击，阶级也无能为力。民兵是一支积极的军队，阶级是它的巨大的后备力量。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常识被抛弃了，它们被践踏，被诬蔑为“布朗基主义”。而教师的自卫，我对此充满信心，必须把教师变成工农民兵的热情的宣传者和不知疲倦的组织者。而这个民兵的目的，是保卫受压迫群众，他们的组织、集会、出版、他们的民主权利和社会成果。 在这封信中我所说的一切并不充分。我希望对热点问题的观点交流的开始，会直接关系到我们的联合会，但它隐含的意义要深远得多。在你们和其它同志的意见中最令人感兴趣的东西，我准备依次答复。假期绝不是让我们睡觉的。来自卢瓦-因费里耶的议员戈塞罗以及来自因德尔的议员富格雷早已提出了关于教师的问题。反动派没有浪费时间，让我们也别浪费我们的时间。 致以诚挚的敬礼！ 1934年8月10日 [1]蒙慕梭（GastonMonmousseau，1883-1960）1945-1960年为法国总工会书记，1926-1937年为红色工会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5年加入法国共产党。1926-1945、1956-1960年为法共中央委员，1932-1945年为法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译注 [2]激进党或激进社会主义者，既不激进，也不是社会主义者，它是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主要资本家政党，类似于美国的民主党。——英译者注 [3]多列士（MauriceThorez，1900-1964）法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1930-1964年任法共总书记，1964年任主席。1920年加入法共，1924年起为法共中央委员，1925年起为政治局委员。1928-1943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35-1943年为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40-1944年为抵抗运动的组织者之一。1932年起连任国会议员。1945-1947年曾在政府任职。有关于当代工人和民主运动方面的著作。——译注 [4]库恩·贝拉（BelaKun，1886-1939）匈牙利共产党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和陆军人民委员。1921年起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等职。1937年被捕，遭受酷刑，1938年被判处死刑，次日执行。——译注 [5]在当时举行的统一联盟的蒙彼利埃代表大会上收到了全国职工会的两个集团立即合并的建议。在蒙彼利埃代表大会上，这个建议只得到37票，390票赞成只有在独立、自由表达意见、承认少数代表和承认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才能合并。蒙慕梭代表统一劳工总联盟领导出席会议，他站在蒙彼利埃代表大会的多数一边，即反对立即合并。——英译者注 [6]德尔马（AndreDelmas，1899-1979）社会党人、教师，1932年至1940年全国教师联盟秘书长，强烈支持合并。——译注 [7]富尔（PaulFaure，1878-1960）是1920年反对加入共产国际的法国社会党少数派选举秘书长，领导这个机构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1944年，他因在战争期间与维希合作而被法国社会党开除出党。——英译者注 [8]加香（MarcelCachin，1869-1958）法国和国际共运活动家，法国共产党创始人（1920年）之一。1920年起当选为法共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1924-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05-1920年为法国社会党领导人之一。1940-1944年参加抵抗运动，1918-1958年任法国《人道报》社长。——译注
出路（列·托洛茨基，1934年8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出路 列·托洛茨基1934年8月 施用勤译 译自网上下载的Путьвыхода。 此文载1934年9月的LaVerite《真理报》，署名CC，1934年9-10月的《新国际》，署名V。此文为发表而写，但直到8月29日，同盟全国代表会议同意加入法国社会党后，才在LaVerite发表。在刊登此文的那期LaVerite上，把它说成是法国社会党内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集团的文件。除解释赞成加入的理由外，托洛茨基的文章还警告说，在法国与社会党得出的结论，不能机械地运用到其它国家，每个国家的形势都要具体考察。同时，他暗指加入策略也不必仅限于法国。同年晚些时候，他赞成加入比利时、西班牙社会党，他同意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与美国工人党合并为工人党的决议，后者于1934年12月成立。一年多以后，于1936年初，美国工人党决定加入美国社会党。——英译者注 我们在过去的一篇文章中已经说过，法国社会党的发展方向与国家发展方向相反：由于议会制被波拿巴主义所取代，后者代表的是在通往法西斯主义的道路上的一个不稳定的阶段，相反，社会党是朝着与法西斯主义致命冲突前进。不过，是否可以赋予这个现在对法国政治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情况以绝对的、因而也是国际意义的性质呢？ 不，真理永远是具体的。当我们说在当前社会危机的条件下，社会党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发展道路背道而驰时，我们说的只是发展的总体趋势，而不是同一的机械过程。对我们来说，政治问题的解决取决于趋势变成现实的程度。可以提出相反的原理，希望它不会在我们之中引起任何异议，即在我们时代，无产阶级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党是否能在发展进程给予它的短暂瞬间内，坚决地与资产阶级国家决裂，并为反法西斯的决死战斗调整自己，为此做好准备。无产阶级的命运可以取决于社会党命运的可能性的本身，是作为国际无产阶级领导党的共产国际的垮台和阶级斗争异乎寻常的加剧的结果。 被中派主义推到一边的改良主义倾向，像中派主义激进化的倾向一样，由于符合资本主义和民主国家的整体危机，是不能不具有国际性的。但对于从在发展的现阶段，在特定国家的社会党中，这个倾向会如何折射这个问题中得出实际的，首先是组织的结论，是有决定性的意义的。我们制定的总的发展路线，只能指导我们的分析，但绝不预先得出它的结论。 在前法西斯德国，资产阶级国家和改良主义的破裂的临近表现为社会民主党内的左翼的形成。但在群众完全迷失方向的情况下，官僚机关足够强大，能够提前砍掉还很软弱的左翼（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让党停留在保守和观望政策的轨道上。同时，德国共产党在“第三时期”[1]和“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咒语和蛊惑下，用阿姆斯特丹的游行[2]来取代对群众的革命动员，而在现实力量对比中，在没有统一战线政策的情况下，这种动员是无法实现的。结果是，强大的德国无产阶级表明它无力给予法西斯政变以最轻微的抵抗。斯大林分子宣称：这全是社会民主党的错！但他们以此承认，他们想成为德国无产阶级领袖的野心没有任何意义，只不过是空话吹牛而已。这个重大的政治教训对我们表明，首先，甚至是在一个国家中有重大影响——在绝对和相对意义上——的共产党，也不会在决定性的时刻有所作为，由于社会民主党保持了集中它的保守抵抗前者的力量的可能性。让我们把这点牢牢地铭刻在头脑中。 这个基本历史趋势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在法国折射出来。在特殊的民族条件和国际教训的影响下，法国社会党的内部危机经历了远比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相应时期更加深刻的演变。社会党官僚不得不被迫对右进行打击。不是开除的软弱的左翼，像在德国的情况下那样，我们见证了与更坚定的右翼（作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即新社会党的决裂。这两个分裂以其对称性最鲜明地突出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之间在演变中存在的重大区别，虽然这两个党有共同的历史趋势：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危机，改良主义的垮台和资产阶级国家与社会民主的决裂。 从上面指出的角度，必须对正在经历危机不同阶段的所有国家的社会党的内部情况做出评价。但这个任务不在本文的范围之内。让我们只提一下比利时，那里的社会党已经被反动、腐败的官僚——议会、市政、工会、合作社和银行官僚——彻底束缚，现在它已陷入反对其左翼的斗争中，力求无论如何都别落后于自己的德国榜样（韦尔斯-塞弗林[3]及其一伙）。很清楚，是不能对法国和比利时得出同样的实际结论的。 认为一方面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比利时社会党的政策，另一方面是法国社会党的政策，代表的永远是两个彼此水火不兼容的类型，是错误的。在现实中，这两个类型能够并且会不止一次地彼此转换。可以充满信心地说，如果当时德国共产党推行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话，它会强有力地推动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激进化，德国的整个社会发展就会获得革命性。另一方面，得到斯大林分子积极支持的法国社会党的官僚会孤立左翼，让党朝退化的方向演变，这也是不能排除的；不难预见它的结果：无产阶级的沮丧和法西斯的胜利。对比利时来说，社会党实际上是无产阶级的唯一政党，没有在社会党的队伍中决定性的力量和倾向的重组，胜利的反法西斯斗争是根本不能想象的。但不能事先预见所有的发展阶段和形式。必须用手触摸劳工运动的脉搏，每次都得出必要的结论。 上面所说的一切，对理解社会党内部的演变对无产阶级命运——至少在欧洲，对最近的历史时期来说——的极端重要性来说，已经足够了。如果我们回忆一下，1925年，共产国际在一份专门的宣言中宣称，法国社会党已经不复存在，我们就可以毫无困难地明白，在不肖之徒[4]的统治下的几年中，无产阶级，尤其是它的先锋队出现了多大的倒退！ 对德国，共产国际已经承认——诚然是在事后，以负面的形式——它完全没有能力进行反法西斯斗争，如果社会民主党不加入斗争的话。对法国，共产国际被迫做同样的声明，但在事先，用的是积极的形式。对共产国际越糟糕，对革命事业就越好！ ※※※ 在未经说明的情况下抛弃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斯大林分子同时抛弃了革命纲领。他们对法国社会党的领袖们说：“你们的条件就是我们的条件。”他们放弃了对他们的盟友的批评。他们干脆为了这个联盟而放弃了他们的纲领和他们的策略。不过，当问题是防御共同的死敌时，而且联盟的每一方追求的都是自己的生存利益时，防御是不需要任何一方为这个联盟付出任何东西的，每一方都有保留它自己的权利。斯大林分子的所作所为的性质似乎是想暗示社会党的领袖们：“要求更多点儿，挤得更狠点儿，别不好意思；帮助我们尽快摆脱在现在的国际形势下困扰我们莫斯科主人的尖锐口号。” 抛弃工人民兵的口号。宣布争取武装无产阶级的斗争是“挑衅”。在警察局长先生的监督下与法西斯分子分享“势力范围”不是更好吗？这是所有组合中最有利于法西斯分子的：当被关于统一战线的泛泛的话语催眠的工人参加游行时，法西斯分子会增加他们的干部和他们的武器储备，会从群众中吸引新的预备队，在他们选择的适当时机发起进攻。 这样，对法国的斯大林分子来说，统一战线是他们对社会党投降的形式。统一战线的口号和方法是对波拿巴政府的投降，后者又是在为法西斯主义开辟道路。通过统一战线，两个自保的官僚不无成功地保护自己免受“第三种力量”的干扰。很快即将面对决定性事件的法国无产阶级的政治状况就是这样。如果没有群众的压力和社会党内各派的斗争的话，这个状况可能是致命的。 ※※※ 谁说第二和第三国际都注定灭亡，未来属于第四国际，他表达的思想的正确性，已经被法国的当前形势所再次证明。但这个本身正确的思想没有告诉我们，第四国际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和在什么期间内建成。它可能由第二和第三国际的统一所诞生——这在理论上是不能排除的，通过在战火中的人员重组、进一步清洗和锻炼队伍的方法。它也可能通过社会党内的无产阶级核心的激进化和斯大林主义组织的分解而形成。这可能在反法西斯斗争和战胜它的过程中形成。但它的诞生也可能会晚得多，在几年之后，在法西斯胜利和战争造成的废墟和断壁颓垣中。对所有的博尔迪加分子来说，所有这些变化、前景和阶段都没有意义。宗派主义者生活在超时空中。他们忽视活生生的历史过程，后者以同样的方式回报他们。这就是他们的“平衡”永远是零的原因。马克思主义者与这样的政治漫画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毋须说，如果在法国存在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强大组织，在当前的条件下，它就能够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围绕着它聚集的独立轴心。但法国共产主义者同盟还未能成为这样的组织。丝毫不想减轻领导的错误，但必须承认，同盟缓慢发展的主要原因是由国际工人运动的进程造成的，近10年来，它遭受的全是失败和倒退。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思想和方法在每个发展的新阶段上都得到了验证。但作为一个组织的同盟，是否能够期望它在日益迫近的结局来临前的那段其间内在工人运动中占据有影响的位置，如果不是领导位置的话？今天给予这个问题以肯定的答复，意味着或是在头脑中把结局推后了几年，这与整个形势相矛盾，或干脆是寄希望于奇迹。 十分明显，法西斯的胜利意味着所有工人组织的垮台。将揭开历史新的一章，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将在其中为自己寻找新的组织形式。在与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时期的性质紧密联系中，今天的任务应该具体地阐述如下：在无产阶级的所有现存团体以及这些团体之间的力量的现有相互关系的情况下，如何尽一切可能防止法西斯的胜利？其中包括：同盟作为一个小组织，不能觊觎在我们面前展开的斗争中扮演独立角色，但被正确的学说和宝贵的政治经验武装起来的同盟，在其中将占据什么位置，才能丰富统一战线的革命内容？清楚地提出这个问题，实质上已经回答了它。为了积极促进革命重组和集中它的力量，同盟必须立即在统一战线内占据这个位置。在当前的条件下，它只有加入社会党，才能占据这样的位置。 某些同志反驳说，但须知共产党毕竟要革命得多。即便决定要放弃我们的组织独立性，我们能依附不那么革命的党吗？ 这是主要的，更确切地说，是我们的反对者的唯一理由，它依据的是政治回忆和心理评价，而不是活生生的动态发展。这两个党都是中派主义组织，区别是：斯大林分子的中派主义是布尔什维主义解体的产物，而社会党的中派主义是改良主义解体产生的。它们之间还有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区别。斯分子的中派主义虽然有令人震惊的左右摇摆，它是与强大的官僚阶层的地位和利益密不可分的稳定的政治制度。社会党的中派主义反映的是寻找走上革命道路的工人的过渡状态。 在共产党内，无疑有数千名有战斗力的工人。但他们已经被彻底搞胡涂了。昨天，他们准备与真正的法西斯匪徒并肩战斗，反对达拉第[5]政府。今天，他们悄悄地向社会党的口号投降。[6]被斯大林分子训练出来的圣-丹尼斯的无产阶级组织顺从地向无产阶级统一党[7]投降。复苏共产国际的10年的尝试和努力没有取得效果。官僚表明它足够强大，可以把它的破坏工作进行到底。 赋予统一战线以纯装饰的性质，以“列宁主义”的名义加冕放弃基本革命口号，斯大林分子延迟了社会党的革命发展。现在，在他们的杂耍般转折之后，他们继续扮演他们的制动器的角色。党内制度今天比昨天更加坚决地排除了任何复苏它的想法。 不能把法国社会党和法国共产党比成一块布上的两块料：哪一块布更好，哪一块更结实？必须在每个党的发展中看它，而且要考虑到它们在当前这个时期的动态的相互关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我们的杠杆找到最有利的支点。 同盟加入社会党能够起重大的政治作用。法国有数万无党派的革命工人。他们中的不少人加入过共产党；他们或是已经愤慨地退出，或是已经被开除。他们仍旧保持他们对社会党的过去的态度，即不屑理它。他们同情或半同情同盟的思想，但未加入它，因为他们不相信在今天的条件下第三党能够发展起来。这几万革命工人留在党外，而在工会内，他们也在党团之外。 此外还应加上数百、数千名革命人民教师，不仅是统一联合会的，还有全国工会的，他们可以成为无产阶级与农民之间的联系纽带。他们留在党外，对斯大林主义和改良主义都同样仇恨。然而在最近一个时期，群众斗争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为自己寻找党的管道。建立苏维埃不是削弱，而是相反，加强工人政党的角色，因为数百万被苏维埃联合起来的群众需要只有政党才能提供的领导。 没有丝毫必要把法国社会党理想化，即把现存各种矛盾的它冒充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党。但可以也应该把这个党的内部矛盾指出来，作为它以后演变的依据，最终作为马克思主义杠杆的支点。同盟能够也应该给这成千上万的革命工人、人民教师等作出表率，他们在当前的条件下仍有处于斗争潮流之外的危险。加入社会党，他们可以极度加强它的左翼；他们可以使党的整个演变更加富有成果；他们可以建立吸引“共产党”的革命分子的强有力的中心，这样就可以极大方便无产阶级走上革命道路。 无须放弃自己的过去和自己的思想，但也没有任何小团体的别有用心，明确地说出实情，那就是应该加入社会党的必要性，不是为了巡回演出，不是为了实验，而是为了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严肃的革命工作。 1934年8月 译自网上下载的Путьвыхода，收入《托洛茨基文集》（1934-1935年） [1]“第三时期”理论所谓的三个时期，是把1917年以后的世界革命形势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从1917至1923年，是革命的高潮时期；第二时期从1924至1927年，是资本主义稳定时期；第三时期从1928年开始，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全面胜利的时期。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即将总爆发，它已无力对付下一次经济危机，从现在起，世界革命形势一派大好，此前一直处于守势的共产国际将转入全面反攻，阶级斗争中的任何偶然事件都将具有不可估量的革命意义。斯大林炮制这个荒诞的理论，是为了弥补此前他与布哈林一起在国内外推行的右倾政策造成的灾难——1927年秋的粮食征购危机和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并标志着他从极右转向极左。然而经验主义的摇摆带来的都是灾难，在第三时期理论指导下的德共在面对法西斯危机时，不仅不与社会民主党结成统一战线，反而集中火力打击“社会法西斯”，使希特勒坐收渔人之利，于1933年上台，也使人类遭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浩劫。——译注 [2]“阿姆斯特丹的游行”指的是斯大林主义组织（世界反战委员会、世界反法西斯委员会等）的各种“战线”的活动往往是在阿姆斯特丹发起或指挥的。它的两次主要的代表会议一次于1932年8月在阿姆斯特丹召开，另一次于1933年6月在巴黎召开。它的典型的分支机构是美国反战反法西斯同盟，在人民阵线时期，它更名为争取和平与民主同盟。——英译者注 [3]韦尔斯（OttoWels，1873-1939）和塞弗林（CarlSevering，1875-1952）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者。作为柏林的军事指挥员，韦尔斯在1919年镇压了斯巴达克起义，后来他领导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塞弗林曾任普鲁士内务部长，于1932年7月被巴本免职。——英译者注 [4]不肖之徒是用来称呼那些败坏其老师的学说的人。托洛茨基用来称呼列宁病重和逝世后打着列宁学生的旗号破坏列宁主义的人。——译注 [5]达拉第（EdouardDaladier，1884-1970）法国激进党领袖。1933-1934（有间断）和1938-1940年多次出任部长和总理。1938年签署了《慕尼黑协定》。——译注 [6]相当多的共产党员在1934年2月6日的法西斯分子和保皇分子的示威游行中是与后者携手进行斗争的，他们中的部分人是在共产党领导的老兵组织旗帜下进行斗争的。这是暗指1931年8月的所谓的红色全民公决，那时德国斯大林分子和纳粹一起为通过投票推翻普鲁士的社会民主党政府而努力。——英译者注 [7]无产阶级统一党是一个短命的中派主义组织，它由被开除的共产党员和前法国社会党党员组成。——英译者注
斯大林主义者和有机统一（托洛茨基，1934年7月1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斯大林主义者和有机统一[1] TheStalinistsandOrganicUnity 托洛茨基（1934年7月19日） 亲爱的同志们： 在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FIO）[2]全国委员会会议之后，接下来的情势和进程变化已经是这么清楚，这么明显，以至于你们不得不故意地闭眼不看。 法国社会党常务委员会（CAP——PermanentAdministrativeCommitteeoftheSFIO）和法国共产党（CP）的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已就有机统一的可能性进行了初步的讨论。多列士（MauriceThorez）[3]已宣称，他也把行动上的统一看作通往有机统一的一个阶段。谈话已有速记记录。赛维拉克（Jean-BaptisteSévérac）将速记记录交给全国委员会传阅。（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获取一份报告副本）。 这个事实，使我们得以认识到（共产党）特别是在政党层面上实行的历史性退却的程度。让我们认真地考虑这一情况。早在1914年，与社会民主党进行决裂的必要性就已显示出来。这一决裂1921年在法国实现了。接着是几年的清党，而现在1934年，共产党的领导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标是和社会民主党实现有机统一。这是多么可怕的退却啊！ 我们不希望发生这一局面，造成这一局面的也不是我们。这是由于当前的形势，特别是斯大林主义官僚的影响，而形成的事实。但这也是这样一个事实，那些试图排斥或低估这一基本事实的人将不可避免地一败涂地。但这场退却还没有走完全程。无论其暗藏的意图是什么，但仅仅将之看作是，共产党（CP）在宣布无法和社会民主党在同一个党内共事的二十九年后，也即共产党独立存在十三年后，眼睁睁看着自己迫不得已大谈与社会民主党实现有机统一的前景，是远远不够的。 事情可能会变得更好，也可能变得更坏。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不得不承认，当前两党合并将成为一种进步，这和1914年列宁的口号无关，也和图尔斯的大会无关，而只与目前的情势有关，就是如此。两党的合并将意味着重新开始的机会，全部皆在于此。工人运动已经陷入历史性的僵局。正是这种僵局意识，把斯大林主义者推向“投降主义”的阴谋，也正是这种僵局的存在，从“投降”中造成了一种进步的事实。两党合并将不可避免地开辟出大规模讨论、分析、研究和派别斗争之路，同时促使第四国际的一个支部，一个新革命政党的结晶形成。 这种历史性的退却——为了强调我再说一遍——不仅包括这样的事实，即斯大林主义官僚当局因应工人阶级的迫切要求，被迫与社会民主党和好，还包括，这种和好固然是陈腐、故作多情，而又毫无实质内容的，但和以前的绝对僵局相比，代表了一个巨大的进步。就事论事来看，我们必须理解在过去二十年法国工人运动中所有事件的发展所固有的特殊的辩证联系。否则，我们将被迫变成自己的主观主义或是骄傲而空洞的公式的奴隶。面对如此局势——我已扼要地总结如上——谁要说“我绝不会加入社会民主党！那是投降！叛变！等等”，那他就只是一个感情用事的可怜虫罢了。这种人也许知道一些温室中的马克思主义公式，却被活生生的树木，特别是森林，给吓坏了。 任何人都可以极力否认这个事实！但是假如客观分析告诉我们，现在这种两党合并，将造成一个重大的进步，谁还能宣称联盟有权保持孤立，自外于这个极为崭新的前景呢？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两党合并是木已成舟。不，对我们而言，这其中存在太多的因素，不可能数学般精确地预知结果。斯大林主义者官僚今天张皇失措，没准过后又再次变得信心爆盘，极力在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FIO）内挑起一次流产的分裂。多利奥特（JacquesDoriot）[4]也许今后会重新加入，部分新人可能会从共产党（CP）转向社会党（SP），等等——但是所有这些可能的插曲，改变不了我们对工人运动的目前状况及其当务之急的判断。 假如这种合并没有发生，假如斯大林主义者企图施展他们的惯伎（反复无常、煽风点火、甚至个别贿赂）来分裂社会党（SP），那么只有我们的观点和我们的方法能够赋予社会党（SP）中新的革命者以力量，来抵制彻底的瓦解。假如我们的英国支部能在一年前加入英国独立工党（ILP），在党内捍卫我们在一系列的文章和书信中发展起来的政策，那么英国独立工党（ILP）[5]就不会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也是对如下可能的反对意见的答复：“好吧，让我们等到两个大党之间实现了统一以后，我们再拿着名片去出席。”这将意味着不去预见，不去行动，不去准备，我们就将是坐等自己在实际上被其他人的行动彻底摧毁。 同志们，在法国无产阶级和国际马克思主义面前，我们有重任在肩。我们必须正视现实，并摆脱一个封闭的小圈子的偏见。 除了这条无可置疑的路线之外，没有其他的路线了。 V.[列昂·托洛茨基] 注释 [1]《斯大林主义者和有机统一》（TheStalinistsandorganicunity）一文翻译自法文，托洛茨基署名为“V“。本信是托洛茨基写给左翼反对派法国联盟，以提醒注意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和法国共产党可能进行联合而会带来的积极影响。本信写于两党签署统一战线条约前一周，即1934年7月19日。托洛茨基随后就有机统一的问题进行全面研究，可见于总题为《关于统一与青年》的书信。 [2]第二国际（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ectionFrançaisedel'InternationaleOuvrière，1905-1969），现法国社会党的前身。 [3]莫里斯·多列士（MauriceThorez，1900–1964），从1930年起任法国共产党领导人直至去世。 [4]雅克·多利奥特（JacquesDoriot，1898–1945）前法国共产党领导成员，曾任巴黎圣但尼市（SaintDenis）市长，后带领追随者从法国共产党中分裂出去。1930年代中蜕变成为法西斯分子，德军占领法国后，为德国占领军与维希政府服务，1945年遭法国抵抗组织刺杀身亡。 [5]英国独立工党（IndependentLabourParty,ILP）成立于1893年，长期作为英国工党的左翼附属组织，对促进英国工党建立有重要影响。1930年代一度退出英国工党，而倾向斯大林主义，之后又回到英国工党内。1970年代正式解散，成为英国工党内部的左倾向压力集团。
苏联的家庭关系——由托洛茨基回答的14个问题（1934年6月—7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FamilyRelationsUndertheSoviets FourteenQuestionsAnsweredbyLeonTrotsky LeonTrotsky 苏联的家庭关系——由托洛茨基回答的14个问题 Lambda龚义哲佐仓绫奈译校 发表于《阶级斗争》第4卷第6—7期，1934年6月—7月 英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trotsky/1932/xx/family.htm 1、苏联是否把人变成了机器人？ 我得反问一句：为什么会这样问？宗法制度的理论家，比如托尔斯泰和拉斯金[1]反对机器文明，他们说这种文明把自由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变成枯燥乏味的机器人。在过去几十年里，这种指控主要是针对美国的工业体系（泰勒制、福特制[2]）。 也许，我们现在应该听一听芝加哥和底特律的反对破坏机器的呼声？为什么不回到手持石斧、身披羊皮、住在茅屋的时代？不，我们拒绝那样做。在机械化方面，苏联只不过是美国的学徒，并且不打算半途而废。 但问题并不针对机械化的操作，而是社会秩序的特殊性质。在苏联，人之所以没有变成机器人，难道是因为机器是国有财产而不是个人财产吗？仅凭这一点，就足以清楚地回答这个问题，并暴露出这个问题毫无根据。 问题最终还是要归结到苏联的政治体制的问题上来，高度的独裁、普遍的高压和较低的人民生活水平的问题。否认这些事实无济于事。但是，这些事实与其说是新制度的问题，不如说这体现了新制度接手的是一种多么可怕的落后状况。 随着苏维埃国家的经济福利的增长，专政会变得更加柔和和松弛。目前的解决方法是，要把对人的统治转化成对物的管理。这条道路不是要把人异化成机器人，而是要让异化了的人变成更加自由的人。 2、统治苏联的是一小撮以无产阶级专政之名，行寡头专制之实的克里姆林宫寡头吗？ 并非如此。同一个阶级可以根据不同的形势，运用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方式来进行统治。资产阶级在其历史进程中曾借助君主专制、波拿巴主义、议会共和制和法西斯主义来进行统治。这些不同的制度，只要能保证资产阶级能掌握国家的最重要的财富，能管理生产资料、学校教育和出版事业，那么就仍然保留有资本主义的特点。 苏维埃政权意味着无产阶级专政，无论目前掌权的阶层有多狭窄。 3、苏联是否已经剥夺了孩子们的童年的快乐，并把教育变成一种宣传布尔什维主义制度？ 儿童教育始终无条件地与宣传联系在一起。这种宣传从灌输手帕优于手指开始，然后上升到共和党的政纲优于民主党的政纲，或者反之。培育宗教精神也是宣传。你肯定不会否认圣保罗[3]是最伟大的宣传家之一。 法兰西共和国的世俗教育就是彻头彻尾的宣传。其要旨在于所有的美德都是法兰西民族固有的——说得更准确一些就是法国统治阶级固有的。 没有人能否认苏联的儿童教育也是一种宣传。唯一的区别在于，资产阶级国家的教育是要给孩子们灌输那些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旧制度和旧思想，而苏联的教育是要传播新思想，也就是把一目了然的东西宣传给他们看。“宣传”这个词，说得难听点就是一顶帽子。谁要是看见有人捍卫和宣传自己不喜欢的思想，就把这顶帽子扣到他们头上。 在保守和稳定的时期，日常宣传是潜移默化的。而在革命时期，宣传必然具有积极好斗的特点。1917年5月初，我和全家从加拿大回到莫斯科的时候，我的两个儿子在旧制中学[4]（说简单点就是高中）学习。许多政要（包括临时政府的一些部长）的子女都在这里学习。全校只有两个布尔什维克，那就是我的两个儿子，还有一个同情布尔什维克的学生。尽管官方规定“学校必须独立于政治”，我年仅12岁的儿子仍然因为其布尔什维克的身份而惨遭欺凌。我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之后，“主席”就成了我的儿子的外号，他还遭到了双倍的欺凌。这就是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宣传。 效忠于旧社会的家长和教师们声嘶力竭地反对“宣传”。如果一个政权要建设新社会，除了从学校开始做起，还能有别的办法吗？ 苏联的宣传为什么要剥夺儿童的快乐呢？又怎么能剥夺儿童的快乐呢？苏联的孩子就跟其他地方的孩子一样，也会玩耍，也会唱歌跳舞，也会哭闹。甚至连心怀恶意的观察家们也不得不承认苏维埃政权对儿童的异乎寻常的关爱。与旧社会相比，婴儿死亡率降低了一半。诚然，苏联儿童压根就不知道原罪和天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苏联儿童被剥夺了阴间生活的乐趣。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不敢判断这会造成多大的损失。不过，现世的痛苦仍然比来世的快乐来得更早一些。如果孩子们摄入了足够多的热量，他们就能拥有充沛的精力，也就有足够多的理由去享受生命的乐趣。 两年前，我的五岁的外孙[5]从莫斯科过来见我。尽管他对上帝一无所知，我并没有在他身上发现什么特别的原罪倾向，除了有一次他用报纸堵死了浴缸的排水管。为了让他能在王子岛上跟其他孩子一起玩，我们不得不把他送进天主教修女办的幼儿园。我的这位小无神论者现在已经快七岁了，可敬的修女们除了赞扬他的道德，并没有别的评论。 因为这个外孙的缘故，过去一年我看了不少俄语的儿童书籍，既有苏联出的，也有流亡者写的。双方出的书都含有宣传的成分。但是，苏联出版的书更加新鲜，更富有活力和生命力，这是流亡者的书不能比的。小孩子在读和听这些书的时候非常快乐。所以，苏联的宣传并没有剥夺儿童的快乐。 4、布尔什维主义故意破坏家庭吗？ 5、布尔什维主义要颠覆一切关于性的道德标准吗？ 6、在苏联的制度下，重婚和一夫多妻制不受惩罚吗？ 如果把“家庭”理解为一种在婚约、教会的祝福、财产权和一纸公文基础上的强制结合，那么布尔什维主义已经彻底消除了这种维持社会秩序的家庭（policedfamily）。 如果把“家庭”理解为家长对子女的无限制的控制，理解为妻子缺乏合法的权益，那么，很遗憾，布尔什维主义还没有彻底消除这种古老的野蛮习俗在当今社会的残余物。 如果把“家庭”理解为理想化的一夫一妻制——实际意义上的，而不是法律意义上的——那么，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不可能破坏它的，因为除了少数幸运的例外情况之外，这种一夫一妻制根本就不曾存在过。 所谓苏联婚姻法引发了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的现象，这种说法毫无根据。婚姻关系这方面是无法得出精确的统计数据的。但是，就算没有统计数据，人们也可以确信，在莫斯科发生的通奸与离婚的案件数量，与纽约、伦敦或巴黎相比，并不会多到哪里去——谁知道呢？没准还会更低。 反对卖淫是一场艰苦的斗争，而且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功。这证明了苏联不会容忍肆意滥交，卖淫就是滥交的最具破坏性、最具毒害性的形式。 婚姻的理想标准就是以互爱与互助为基础的长久的婚姻。苏联在教育、文化与舆论等方面，都是按照这种标准来影响人们的。男女之间的结合，在挣脱了警察和教会的桎梏之后，又摆脱了经济上的需求的影响，就会找到一种既符合生理学和心理学，又能照顾到种族的福祉的形式。苏维埃政权还远远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就像它还远远没有解决其他基础问题一样，但它已经为解决这些问题创造了重要的前提条件。婚姻已经不再是在不受质疑的传统，与周围的压力下做出的盲目的举动；它现在是一项集体的、理性的任务。 苏联每年新增550万新生儿。人口自然增长数超过了300万。沙俄时期从未有过这样的人口增长。仅凭这个事实，就足以反驳那些所谓道德沦丧或俄国人生命力下降的说法。 7、乱伦是否真的不被视为刑事犯罪？ 我得承认，我从来没有对这个问题产生刑事诉讼方面的兴趣，所以，在我了解苏联法律关于乱伦的规定之前，或是在了解到它是否关于乱伦有过任何规定之前，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尽管如此，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是一个病理学与教育学方面的问题，而不是犯罪学方面的问题。乱伦败坏了种族的优良品质，降低了生存能力。因此绝大多数的健全的人，都把乱伦当成违背正常标准的行为。 社会主义不仅旨在促进经济关系理性化，而且还要尽可能地促进人类的生理功能理性化。现在，苏联的教育已经非常努力地让孩子了解人类在肉体与精神上的真正需求。我没有理由相信俄国的乱伦病例会多于其他国家。同时，我倾向于认为，在这方面进行司法干预弊大于利。比方说，假如英国司法当局把拜伦[6]关进监狱，我很怀疑这会对人类带来什么好处。 8、真的只要提出申请就可以离婚吗？ 当然是真的。你不妨换个问法：“世界上还有国家规定，婚姻中任何一方提出离婚申请时，不得离婚，这是真的吗？” 9、苏联真的不尊重男女的贞洁吗？ 我认为，苏联在这方面并不是不尊重贞洁，它只是拒绝虚伪罢了。 就拿火柴大王伊瓦·克吕格[7]来说吧，他终生都被视作为一个严格的禁欲者、苏联的死敌，他曾多次谴责苏联的男女共青团员，说他们抛弃教会，不去寻求教会的祝福，实在是世风日下道德沦亡云云，不是吗？要不是因为破了产，克吕格死时就不仅会被当成一位公正的股票交易商，还会被当成一位道德模范。可到了现在，报纸上揭露出他在几个大洲都包养了不少情妇，其总数比他的火柴工厂的烟囱还要多上好几倍呢。 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小说都描写了双重和三重的家庭，这已经不是例外，而已经成了常态。克劳斯·梅纳特[8]，一位既年轻又消息灵通的德国观察家，最近出了一本关于苏联青年的书，里面写道： “俄国的年轻人确实算不上美德的楷模……但他们的道德水平并不低于德国的同龄人。” 我相信这是真的。1917年2月的一个晚上，我在纽约的地铁车厢里发现有好多学生和他们的女朋友在一起，总数有二十多个。虽然车厢里有许多人没有参加他们的聚会，但是，那些最活泼的情侣的行为，足以让人们在看见之后立刻认为：即使这些年轻人赞成一夫一妻制的原则，但他们实际上并没有一贯遵循这项原则。 美国废除禁酒令[9]并不意味着新政府在鼓励酗酒。同样的，苏联政府废除了一些用来维护家庭和贞洁的法律，这也不意味着它要破坏家庭的长久，或是要鼓励滥交。只有通过不懈的努力，提升物质水平和文化水平，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有些事情是不能靠官方的禁令与死气沉沉的说教来解决的。 10、布尔什维主义在人类生活方面的终极目标，是要复制蜂房与蚁巢吗？ 11、假如昆虫能够占领整个地球，那么这种文明跟布尔什维主义的理想又有什么不同呢？ 这两个问题对于人类和昆虫来说都是不公平的。蚂蚁和蜜蜂都无须为充斥着人类历史的各种恶行负责。另一方面，无论人类可能坏到什么地步，他们所拥有的可能性，都是昆虫所无法企及的。苏联的任务，就是要破坏人类社会中的蚂蚁性质，这并不难证明。 事实上，蚂蚁和蜜蜂当中也有分工：有些负责工作，有些负责战斗，其它的专门负责繁殖。有谁能在布尔什维主义的理想中发现这种社会职能的专业化吗？这倒不如说是我们这个已经发展到了一定限度的现代文明的特点。某些种类的蚂蚁还会奴役同种但不同色的蚂蚁。 苏维埃制度与此完全不同。蚂蚁至今尚未产生它们的约翰·布朗[10]或亚伯拉罕·林肯。 本杰明·富兰克林把人类描述成“会制造工具的动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便是以这个著名的论断为基础发展出来的。人造工具使人脱离了动物界，并推动了人类的脑力劳动，还引发了从奴隶制到封建制，到资本主义制度和苏维埃制度的一系列变化。 这个问题的意思很明显：控制一切就等于扼杀个性。这样一来，苏维埃制度的邪恶，就在于它的过度控制，不是吗？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前面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却都在指责苏联拒绝将个人生活中最私密的方面——爱、家庭、性关系——置于国家控制之下。这显然是矛盾的。 苏联绝不会把控制人的智力与道德力量当作自己的任务。 相反，苏联可以通过控制经济生活，让每一个人都能从市场及其盲目性的力量的控制下解放出来。 福特在流水线上组织汽车生产，并因此获得了巨大的产量。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要服从生产技术的原则，在每一个部分都能真正实现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像流水线一样组织整个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当流水线原则从单个的工厂扩展到所有的工厂与农场之后，必然会带来巨大的产量。同这样的产量相比，福特的成就简直就像是底特律旁边的一家惨淡经营的手工艺品小店。要征服了自然，人类就不用拿额上的汗水来换取每天的面包了。这是个性解放的必要前提。比方说，如果只需要劳动三四个小时就能满足全部的物质需要，那么所有人就能在剩下的二十小时里摆脱一切“控制”。教育的问题，也就是促进人的身心全面发展的问题，将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哲学和科学的各种学派，文学、建筑学、艺术中各种对立的流派，将首次成为全体群众、而不仅仅是极少数上等人最关注的东西。在摆脱了盲目的经济力量的压力之后，各种团体、流派与学派之间的斗争，将会具有最理想、最无私的性质。在这样的氛围下，人的个性不会枯萎，反而会首次得到完全的绽放。 12、苏维埃制度教育孩子不要尊重父母，这是真的吗？ 不是。一般来说，这种论断只是一种讽刺。但是，科技、思想或礼仪的迅速发展，确实削弱了包括父母在内的老一辈人的权威。当老师讲授达尔文的理论时，父母却还相信夏娃是用亚当的肋骨做出来的，那他们的权威就只会减弱了。 在苏联，所有的冲突都无比的尖锐和痛苦。父母仍然喜欢按照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子女的婚姻，那么共青团员的道德观念就必然会与这种父母的权威发生冲突。学会了操纵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的红军战士，是不会承认他那用木犁耕作的父亲在技术方面的权威的。 光靠圣像和打耳光，已经不能维持父亲的尊严了。父母必须用精神武器来回击。然而他们的孩子借助于学校的官方权威，在这方面他们武装得要比父母更好。自尊心受伤的父母往往转而反对国家。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那些敌视新政权的基本任务的家庭里。大部分无产阶级父母虽然失去了一部分父母的权威，但是，在他们养家糊口的重担中，国家也帮他们分担了相当大的一部分，所以他们也就只好接受了，国家帮他们分担得越多，他们也就越能接受这种情况。不过，即使是在这些群体当中，世代之间的冲突也依然存在。在农民中冲突表现得尤为尖锐。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我认为这是好事。否则就不会向前发展。 请允许我谈谈自己的经历。我17岁时被迫离家出走。我父亲曾企图决定我的人生道路。他对我说：“你的理想三百年都实现不了。”当时我的理想仅仅是推翻君主制。后来我的父亲意识到自己的影响力是有限的，我与家人的关系也恢复了。十月革命后，他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他说：“你的真理更有说服力。”这样的例子实在是举不胜举。在“亲子纽带”彻底断裂的时期，这是关键性的剧变的象征。 13、“布尔什维克主义惩罚宗教和非法的宗教崇拜（压制宗教，并宣布宗教崇拜为非法），这是真的吗？ 这是蓄意的欺骗，它早就已经被不争的事实、物证和证言驳斥了一千遍了。为什么它总是重新出现。因为教会一旦得不到财政预算、得不到警察支持，并且不能报复迫害反对者的时候，它就觉得自己被迫害了。在许多国家，用科学来批判宗教信仰是犯罪行为。其它一些国家也仅能容忍这种行为。但苏维埃政权的做法完全不同。苏维埃政权虽然不把宗教信仰当成犯罪，并且容忍多种宗教的存在，但它同时还公开支持反对宗教信仰的唯物主义宣传。教会认为，这就是宗教迫害。 14、布尔什维克国家虽然敌视宗教，却利用了无知大众的偏见，这是真的吗？比方说，俄国人认为，只有遗体不腐烂的圣徒，才能真正进入天堂。布尔什维克是出于这个原因，才对列宁的遗体进行防腐处理的吗？ 不，这个解释完全是错误的，它是由偏见和敌意而产生的。我可以非常坦率地重申这一点，因为我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防腐处理和建造陵墓等做法，列宁的遗孀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态度跟我是一样的。毫无疑问，假如列宁在病床上曾预料到他们会像对待法老一样，把他的遗体做成木乃伊的话，他一定会怀着义愤，提前向党提出控告的。这就是我在反对这种做法时提出的主要论据。绝对不能用列宁的肉体来反对列宁的精神。 我还得指出一个事实：列宁的遗体在经过防腐处理后，他的遗体的“不朽”可能会助长宗教般的迷信。对列宁遗体进行防腐处理的主意，显然是克拉辛[11]提出的，他在给这个主意辩护时，曾这样来反对我的意见：“恰恰相反，这在祭司手中，是一件神迹；而在我们手中，就变成了科技。数以百万计的人将产生这样的问题：这个给我国的生活带来如此巨大的变化的人，他的长相是什么样的呢？在科学的帮助下，我们将满足群众的这一正当的兴趣，同时向他们解释不朽的神秘之处。” 建造陵墓，是为了一个政治目的：利用导师的威信来永远地加强门徒的威信，这是无法否认的。但是，把这当成是利用宗教迷信，是没有根据的。陵墓的参观者被告知：遗体能存而不腐应该归功于化学。 我们的回答绝不是要粉饰苏联的现状，不是要低估苏联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成就，也不代表苏联已经达到了社会主义阶段。苏维埃政权处于并且将长期处于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它会充满了各种矛盾和极端的困难。但我们必须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事实。苏联接管了罗曼诺夫帝国的遗产。十五年来它一直生存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中。 苏联的形势就像一个被包围的城堡，这使专政具有了特别粗暴的形式。日本的政策，至少可以给俄国带来一丝安全感。但是，曾在苏联领土上进行过反苏战争的美国，却至今都没有同莫斯科建立外交关系，这自然会对苏联的国内制度产生巨大的不良影响。[12] 注释： [1]约翰·拉斯金（JohnRuskin，1819年2月8日——1900年1月20日），英国文艺评论家、社会思想家与慈善家。——译校者注 [2]泰勒制（Taylorism）：又称泰罗制或泰勒主义。20世纪初弗雷德里克·泰勒创立了科学管理理论体系，其内容包括：1、管理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效率。2、制定工作定额。3、选择最好的工人。4、实施标准化管理。5、实施刺激性的付酬制度。6、强调雇主与工人合作的“精神革命”。7、主张计划职能与执行职能分开。8、实行职能工长制。9、管理控制上实行例外原则。由于泰罗制的实施，当时的工厂管理开始从经验管理过渡到科学管理阶段。 福特制：一种使工人或生产方法标准化以提高生产效率的办法；福特主义。——译校者注 [3]圣保罗，即使徒保罗，基督教会的缔造者。——译校者注 [4]英文本在此处的词汇是“gymnasium”。“Gymnasium”在德语里可以指以升学为目的的高中，类似于中国的普通高中（让学生通过普通高考进入大学）。此处不是“体育馆”的意思。——译校者注。 [5]即弗谢沃洛德·普拉东诺维奇·沃尔科夫（ВсеволодПлатоновичВолков，1926年3月7日——），他是托洛茨基的大女儿季娜伊达·利沃芙娜·沃尔科娃（ЗинаидаЛьвовнаВолкова，1901年3月27日——1933年1月5日）的儿子。——译校者注 [6]据传拜伦曾与自己的同父异母姐姐奥古斯塔·玛丽亚·黎（AugustaMariaLeigh，1783年1月26日——1851年10月12日）相恋。——译校者注 [7]伊瓦·克吕格（IvarKreuger，1880年3月2日——1932年3月12日），瑞典企业家，在他的事业巅峰时期，曾垄断了世界上大多数的火柴生产，绰号“火柴大王”。在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期间，他的生意大受打击，濒临破产，因而自杀身亡。——译校者注 [8]克劳斯·梅纳特（KlausMehnert，1906年10月10日—1984年1月2日），德国记者、政治学家。——译校者注 [9]禁酒令（drylaw）：1919年1月，美国国会通过宪法第十八修正案，宣布禁止制造、贩卖和运输酒类。1933年12月该法案被废止。——译校者注 [10]约翰·布朗（JohnBrown，1800年5月9日——1859年12月2日），美国废奴主义战士，在1859年发动反抗南方奴隶制度的起义，失败后遇害。——译校者注 [11]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克拉辛（ЛеонидБорисовичКрасин，1870年7月15日——1926年11月24日），布尔什维克党早期重要活动家之一，十月革命后曾任外贸人民委员、贸易与工业人民委员、运输人民委员等职。——译校者注 [12]这篇文章是列夫·托洛茨基在1932年底写的，还要过上一年多的时间，美国才承认苏联。——英文编者注。
第四国际与战争（纲领草案）（托洛茨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理论机关报《火花（Iskra）》（1931-1941）->第二卷第4期相关链接：托洛茨基 第四国际与战争（纲领草案） 托洛茨基 新的战争的准备 （一）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的无出路，表现在国际的舞台上和表现在每个资本主义国家内一样明显。 那引起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原因，现在比一九一四年中间还表现出紧张得不知多少。畏惧战争的结果，是约束帝国主义意志的唯一因素。但这个约束的效率是有限的。内在矛盾的紧张，把国家一个一个的推上法西斯主义的道路，而法西斯主义则除了准备国际的爆裂外，又没有别的方法来维持政权。一切政府都怕战争。但是没有一个政府能够自由选择。除了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世界战争是不可免的。 （二）欧洲——最大战争的战场——不断的衰落下去。国际联盟的分解表明，资本主义的欧洲没有力量来联合抵抗苏联或美国。 国际联盟的官式的和平主义，过去主要的是为法国政治作外衣。最好的战争理论家，克劳司维茨，一早就知道胜利者总是赞成和平的。法国的和平主义不过是表示一种保持胜利品的愿望。胜利和伟大的胜利品所表现的利益，就是法国在外交政策中得用和平主义来掩饰自己，在国内政策上则奢谈维持民主主义。 （三）德国资本主义被不能忍受的矛盾及失败的后果所推动，不得不扯用民主的和平主义而公然成为凡尔赛制度的最大威胁。欧洲大陆国家的结合，仍旧是沿着胜利者和失败者的路线。意大利和在前一次战争中一样，处在一种奸诈的骑墙的地位，准备在严重的关头将友谊卖给比较强的一方面。英国想保住她的“独立”，——她过去“光荣的孤立”之一种阴影——企图利用欧洲本身的对立和欧洲与美国的矛盾。可是支配世界的英国，其计划是一天一天的失败了。变了英帝国的分解，印度的革命运动，在中国地位之不稳固等的惊慌，不列颠资产阶级目前恐怕是最仇恨苏联的一个敌人。 （四）第一次大战和战后的时期使美国的国内的和国际的地位起了最大的变化。美国对欧洲因而对世界之巨大的经济支配力，使美国资产阶级在战后的第一个时期中，得成为一个温和的“调解人”，和“海上自由”及“门户开放”的保护人。可是，工商业的危机用可惊的力量扰乱了旧的平衡并要求一个新的平衡，这个新的平衡之实现只有靠重新分割世界。压抑法国在欧洲的领导权，推开大不列颠，打击日本并奴役苏联。 自然，美国的经济支配权现在并没有消失，反而因欧洲的继续分解，其潜力更提高了。不过表现这个支配权的旧形式（工业技术，贸易出入，稳定的金元，欧洲的债款）已失了实际作用：高度的技术已没有什么用了，贸易出入不利，金元衰落，债款收不到。美国的支配权必须表现在新的形式中，而达到新的形式的办法就只有战争。 中国“门户开放”的口号，在几师日本军队的面前，证明毫无力量。美国的帝国主义者在继续紧张的讨论菲律宾独立问题中，实际上是准备着在中国建立根据地，因而在下一阶段提出印度的问题。美国资本主义面前的问题，正和一九一四年推动德国走上战争道路的问题一样。世界须重新分割吗？它是必须重新分割的。对过去德国，那是一个“组织欧洲”的问题，美国则必须“组织世界”，历史将使人类和美帝国主义火山的爆裂会面。 （五）后起的日本资本主义，吸食落后的环境，贫穷及野蛮主义的液汁，她被不可忍受的内部脓肿的痛苦迫得作不断的向外掠夺。日本本身工业基础的缺乏及其整个社会制度的不坚定，使日本资本主义最带侵略性和最肆无忌惮。但将来会证明这个侵略性里面并没有多大实力。日本能够首先爆发战争；但日本也许会比任何别的国家早一点引起革命。 （六）可是，预先推测恰恰在何地何时首先爆发战争，这是太冒险的。在苏联协定的影响及内部的困难情形之下，日本会暂时的退却。但相反的，这些同样的情形会迫使日本的军阀官僚乘时机尚早，赶快动手。法国政府是不是会对德国举行一个“预防的”战争，而这个战争因得到意大利的帮助是否会使大家都来参加？或者相反的，还是法国会等着和用操纵手段，而给与德国充分时间来重整军备，然后是战争成为呆板的不可免？巴尔干半岛会不会再成为战争的导火线？或者战争的开始会在多瑙河的国家？因素的复杂和对立国家的交错使我们没有可能作具体的诊断。但发展的总倾向是绝对明显的：即战后的时期已成了两个战争中间的单纯的休息期，而这个休息期间在我们的眼前已经终结了。军缩的谈判已为疯狂的军备竞争所代替。一个新的大战在叩门了。它比第一次大战还要残暴还要带破坏性。正因为如此，对快要来到的战争的态度，成了无产阶级政策的中心问题。 苏联和帝国主义战争 （七）从历史的范围来说，世界帝国主义和苏联的对立，比资本主义国家本身间的对立是无比的要深得多。但由工人国家的演化及许多其他的条件，工人国家和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改变了尖锐性。苏维埃官僚主义及贫苦群众艰难的生存条件的巨大发展，极度的减少了苏联对国际劳工阶级吸引力。共产国际的严重的失败及苏维埃政府的民族和平主义的对外政策，只有更进而减少世界资产阶级的恐惧。最后帝国主义世界内部矛盾之新的尖锐化，迫使欧美政府接近苏联，它们在这个阶段接近苏联，不是从原则的问题出发：即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而是从帝国主义列强争斗中的交界的作用出发。不侵犯公约，承认苏联等，就是这个国际形势的表现。希特勒不断的努力想用指点“东部危险”的方法使德国的重整军备合法化，但到现在尚未得到同情，——特别是从法国及其周围的与国方面，这恰恰因为虽有可怕的经济危机，但共产主义的威胁已失去尖锐性，所以苏联外交的成功——最少是一半——正表示国际革命的极度失落。 （八）但是如果认为武装进攻苏联已经完全过去，那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假如中介的关系减少尖锐性，但社会制度的矛盾仍旧整个的存在。资本主义的继续衰落将迫使资产阶级政府走上激烈的道路。每一个大的战争，不管它的最初动机是怎样，会明白的提出军事干涉苏联的问题，为的是灌输新鲜的血液到资本主义的血管里去。 不论这一冲突的条件及直接原因是什么，保卫苏联，反抗资本主义对它的攻击，是每个忠实的劳动阶级组织之基本的和迫切的义务。 本文系最近收到托洛斯基同志的《第四国际与战争》（纲领草案）一文的首两节译文。全文颇长，正在译印中，因其重要，故先把首两节在此披露。 一九三四年，五月，三十日编者识。
战争与第四国际（国际共产主义联盟国际书记处1934年6月通过的提纲草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相关链接：托洛茨基 战争与第四国际 （国际共产主义联盟国际书记处1934年6月通过的提纲草案） 引言 [本提纲出版时，正当战争的危险以山雨欲来的形势笼罩在欧洲的上空。裁军会议已经变成了缔结新的军事同盟的战场。墨索里尼和魏刚将军呼吁增加军备。昨天经受新的世界考验的是奥地利，今天则是萨尔和满洲。在整个世界，用作人们谈话题材最多的莫过于空中动员、加强航空与军舰、化学战争、工业动员，等等。 和1914年一样，第二国际的爱国主义领导者又在作为帝国主义的忠实仆人而准备为未来的战争提供炮灰。 无能为力的第三国际的领导者，正在把群众引入歧途；他们用像假面跳舞会那样喧闹的代表大会来代替反对战争的动员。 反对战争的斗争必须在不顾两个国际和反对两个国际的情况下进行。这个斗争必须给予一个新的基础和一面新的旗帜──第四国际的旗帜。不管第四国际的干部在人数上多么少，他们的政策的正确性和明确性将会使他们起决定性的作用。牢记着罗莎·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 帝国主义战争和帝国主义战争的准备的问题，是今天的中心问题。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是工人阶级内部分化过程的焦点。改良主义和中派主义的组织的性质将在这个斗争中暴露出来；可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干部，将在这场斗争中变得坚强起来。 只有对本提纲以严肃的态度和批判的精神加以研究的同志，才会在反战的政治工作方面得到充分的武装。但是，尽管对本提纲的学习、讨论和批语是有用的，可是还不够。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斗争！在日常的阶级斗争中，我们必须以本提纲的精神，以不屈不挠的革命的国际主义的精神，以列宁的精神，进行战斗。 本提纲经过某些增补和修改后，已于1934年2月在我们的期刊《问题与讨论》的法文版上以草案的形式公布了。 我们本着这种精神将本提纲公诸无产阶级大众。 1934年7月10日，日内瓦 国际书记处] 商业、工业、农业和财政方面灾难性的危机，国际经济联系的中断，社会生产力的衰退，阶级矛盾和国际矛盾的极度尖锐化，——这些都标志着资本主义的日暮途穷，并且充分地证实了关于我们的时代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的列宁主义的论断。 1914—1918年的战争，正式地宣告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了。到今天为止，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政治事件有：1917年俄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1923年德国无产阶级失败。世界各国人民可怕的灾难以及将来可能发生的可怕的危险，都是由于1917年的革命没有在欧洲地区和世界范围内得到胜利的发展的结果。 在个别国家内，资本主义历史性的死胡同，表现在慢性的失业现象，表现在工人生活水平的降低，表现在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破产，表现在议会国家的解体和腐朽，表现在以所谓“社会的”和“民族的”蛊惑宣传来恣意毒害人民，即实际上取消了社会改良并把旧的统治政党抛在一边而代之以赤裸裸的军事警察机构（资本主义衰退时期的波拿巴主义），表现在法西斯主义的滋长，表现在每个无产阶级组织的当权和垮台。 在世界舞台上，同样的过程正在冲走国际关系稳定性的最后残余，使各个国家之间的每个冲突都濒于剑拔弩张的境地，暴露了和平主义的各种企图的无用，使军备在一种新的、更高的技术基础上增长，从而导致一场新的帝国主义战争。法西斯主义就是这种战争的一贯的设计者和组织者。 另一方面，现代资本主义反动腐朽透顶和掠夺本性的暴露，民主主义、改良主义和和平主义的破灭，无产阶级对寻求一条避开当前灾难的迫切的需要，等等，把国际革命以振新的力量提到日程上来了。 只有通过起义和无产阶级把资产阶级推翻，才能使人类免于一场新的对各国人民的毁灭性的屠杀。 一场新战争的准备 1、与现代资本主义不可分割的造成上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同样事件，现在已经达到了远比1914年6、7月间严重的紧张局面。对于一场新的战争的后果的恐惧，是束缚帝国主义意志的唯一的因素。但是，这种遏制力量的作用是有限的。内部矛盾的压力，把一个个国家先后推向法西斯主义的道路，而法西斯主义本身，除了准备国际性的爆发外，还是不能保持政权的。各国政府都害怕战争。但是哪一国政府都没有任何选择的自由。不经过一次无产阶级的革命，一场新的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 2、欧洲，一个历史上离开我们最近而规模最大的战争的战场，无论是战胜国和战败国方面，都在继续走向衰退。根据正式的纲领以充当“和平的组织者”为己任的国际联盟，事实上是力图使凡尔赛体系永久化，使美国的领导地位中立化，并且建立起一个反对红色东方的堡垒，但它经不起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的冲击。只有最冷酷的社会爱国者（汉德逊、王德威尔得、茹奥等等）才仍然力求把裁减军备与和平主义政策的前途同国联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国联在帝国主义联合的棋盘上变成一个次要的棋子了。今天在日内瓦幕后进行的外交的主要工作，是寻求军事上的同盟，也就是说，是热狂地准备一场新的屠杀。与此同时进行的是军备的不断扩张，法西斯的德国在这方面已经作了一次最新而巨大的推动。 3、国联的崩溃，是同法国在欧洲大陆的政治领导地位的开始崩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法国的人口数量和经济实力，正如人们所预料的，异常薄弱，不适于作为凡尔赛体系的基地。具有优良的军事装备并显然带有“防御”性的法帝国主义，只就它是根据合法的协议而不得不来保卫它的抢劫和掠夺成果来说，实质上仍然是新的大战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德国的资本主义受到严重不堪的矛盾和战败的后果的压力，已经被迫挣脱了民主的和平主义政策的束缚，而现在却成为凡尔赛体系的主要威胁了。欧洲大陆的国家联合，基本上仍旧遵循着战胜国与战败国的路线。意大利处于一个背叛性的中间人的地位，在决定性的关头，它会把自己的友谊出卖给强大的一方，就像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表现的那样。英国希望利用欧洲的各种敌对关系，利用欧洲和美洲之间的矛盾以及远东的即将来临的冲突，以图保持自己的“独立”——这是它过去“光荣的孤立”的遗影。但是，优势的英国，在策划谋略方面是越来越难得逞了。英国的资产阶级看到英帝的分崩离析、看到印度的革命运动和他们在中国的地位的摇摇欲坠而惊慌换措，他们要用麦克唐纳和汉德逊的令人作呕的伪善精神来弥补他们贪婪而怯懦的观望与权宜政策，而这个政策反而成为今天的普遍不稳定和明天的大灾难的主要原因之一。 4、在战争和战后时期，美国的国内外地位都发生了空前巨大的变化。美国对欧洲从而面对全世界在经济上的巨大优势，使美国资产阶级在战后的最初时期能够作为一个不偏不倚的“和事老”、“海上自由”和“门户开放”的保卫者而出现。但是，工业和商业的危机，以可怕的力量显示出原来在国内市场找到充分支持的旧的经济平衡状态，已经受到骚扰了。这条道路已经走到尽头了。 当然，美国在经济上的优势并不是已经消失，相反地，由于欧洲的进一步的分崩离析，它甚至已经以潜伏的形式增长起来了。但是，这种优势所表现的旧形式（工业技术、贸易差额、稳定的美元、欧洲的债款）已经失掉了现实的意义：先进的技术不再使用了，贸易差额是逆差多，美元正在跌价，债务尚未清还。美国的优势必须找到新的表现形式，寻找出一条只有战争才能打开的道路。 对中国的门户开放的口号，在少数的几个日本师团面前，就显得无能为力。华盛顿在执行远东政策时，力求在最合适的时刻，挑起苏联与日本之间的军事冲突，削弱日本和苏联的力量，视战争的结局而规定自己进一步的战略计划。在依照习惯继续讨论解放菲律宾的同时，美帝国主义者实际上是在准备为自己在中国建立基地，以便下一阶段与英国发生冲突时，提出“解放”印度的问题。美国的资本主义正在面临着曾经把1914年的德国推向战争道路上的同样的问题。世界不是瓜分了吗？它还必须重新瓜分。对于德国来说，那是一个“组织欧洲”的问题。美国必须“组织”世界。历史正在使人类面对着美帝国主义火山的爆发。 5、依靠落后、贫困和野蛮的浆汁生活的后起的日本资本主义，正在被国内不堪忍受的溃疡和脓疮所驱使，走上了不断的海盗性掠夺的道路。由于缺乏自己的工业基础，由于整个社会制度的极端不安定，日本的资本主义是最富于侵略性和肆无忌惮的。但是，未来的历史会表明，在这种贪婪的侵略后面，真正的力量是寥寥无几的。日本可能首先发出战争的讯号；半封建性质的日本虽然被曾经袭击过沙皇俄国的各种矛盾弄得分裂了，可是正是从这半封建的日本，而不是从别的国家，可能发出革命的号召。 6、当然，如果确切地预言，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间会打第一枪，那未免是太冒险了。在苏美协定以及国内困难的影响下，日本可能暂时退让。但是，恰恰相反，同样的情况也可能迫使日本军阀利用时机加快进行攻击。法国政府会不会决心来一次“预防性”的战争，在意大利的援助下这种战争会不会转变成一种普遍性的战争呢？或者相反，在观望和策划的同时，在英国的压力下，法国会不会走上与希特勒达成协议的道路从而为他开辟向东方进攻的道路呢？ 巴尔干半岛会不会再一次成为战争的策源地呢？或者这一次将由多瑙河国家采取主动？因素有许多，各种冲突力量又互相交织在一起，这就排斥了具体的预测的可能性。但是形势发展的总趋势，是绝对地清楚的，这就是：战后时期已经简直变成了两个大战之间的休整时期，而这个时期就要在我们面前消失。计划化的劳资协会式的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同极权的、拿破仑主义的国家或法西斯主义国家，密切地配合行动，只就它的官方任务是在私人所有制基础上进行一种和谐的国民经济来说，它仍然是一种空想，是一种谎言。但是，既然这是一个集中全国的一切经济力量以准备一场新的大战的问题，那末，它也是一种危险的现实。这个工作目前正在全力开展。一场新的大战已经在到处敲门。这场大战比起以前的战争更残酷，更定于破坏性。正是这个事实使对待日益迫近的战争的态度成为无产阶级政策的中心问题。 苏联和帝国主义战争 7、同个别资本主义国家相互间发生的那种对立情况比起来，世界帝国主义与苏联之间的敌对性矛盾，是无比深刻的。但是，工人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阶级矛盾，它的尖锐化程度是依工人国家的演变和世界形势的变化为转移的。苏联的官僚主义的惊人发展和劳动群众生活困难的情况，已经大大地降低了苏联对世界工人阶级的吸引力。共产国际的严重失败和苏维埃政府的民族和平主义对外政策，也只会减少世界资产阶级的不安。最后，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矛盾的重新加剧，使欧美各国政府在这个阶段同苏联接近起来，这不是从资本主义还是从社会主义这种原则性问题的观点出发，而是着眼于苏维埃国家在帝国主义强国的斗争中举足轻重的作用。互不侵犯协定和华盛顿政府的承认苏联，等等，是这种国际形势的显明标志。希特勒为了使德国重振军备合法化，以“东方的危险”为名作了苦心孤诣的奋斗，其所以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到反应，特别是法国及其附庸国方面的反应正是因为共产主义的革命危险，尽管还有可怕的危机，但已丧失了它的锋锐性。因此，苏联在外交上的成就，至少在颇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国际革命的极端衰弱。 8、但是，如果认为对苏联的武装干涉是完全从议程上取消掉了，那就是大错特错了。这种纵横捭阁的关系即使有所缓和，社会制度的矛盾仍然会全部保持着。资本主义的继续衰退会驱使资产阶级政府作出断然拒绝的决定。每一次大战，不管它最初的动机如何，终归要提出对苏联进行武装干涉的问题，以便向资本主义硬化的血管中输送新的血液。 苏维埃国家明显而日益加深的官僚主义蜕化以及它的对外政策的民族保守主义性质，并没有改变苏联作为第一个工人国家的社会性质。各种各样民主的、理想主义的、极左的、无政府主义的理论，都无视苏联的所有制关系的性质在趋向性方面是社会主义的，否认或避而不谈苏联和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阶级矛盾，它们不可避免地，特别是在发生战争时，得出反革命的政治结论。 不管形势如何，不管冲突的直接原因是什么，保卫苏联免于资本主义敌人的攻击，是每个忠诚劳动者组织的基本的和应尽的义务。 “保卫国家” 9、在资本主义同中世纪地方割据现象斗争中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变成了资本主义的阶级活动场所。但是，民族国家刚刚形成，就成为经济和文化发展方面的障碍。生产力和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同生产力与生产手段私人占有的这个主要矛盾一起，把资本主义的危机变成了世界性的社会制度的危机。 10、如果国与国之间的边界，能够一下子废除的话，那末，甚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在一定的时期内也是能够继续上升到一个较高的水平的（这当然要作许多牺牲）。正如苏联的经验表时，生产手段的私人所有制要是废除了，那末甚至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生产力也可能获得较高的发展。但是，只有废除了私有制和国与国之间的障壁，才能为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社会创造条件。 11、保卫民族国家，首先是在割据成许多小国的欧洲——民族国家的发祥地——是一个十足的反动的任务。设有边界、通行证、货币制度、关卡以及保护关卡的军队的民族国家，已经变成为人类社会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可怕障碍了。无产阶级的任务不是保卫民族国家，而是完全地、最后地废除民族国家。 12、如果现在的民族国家果然能够代表一种进步的因素，那末，不管它的政治形式如何，当然也不必去问是谁首先“发动”战争，它是一定要加以保卫的。把民族国家的历史作用的问题同某一特定政府的“罪行”问题混淆起来，这是十分可笑的。对于一所适于居住的房子，难道人们只是因为主人不小心或意图不良而引起的火灾就拒绝抢救吗？但是这里所谈的恰好是一所不适于生活而只适于死亡的房子。民族国家的结构必须彻底夷平，才能使各国人民生活下去。 13、进行保卫国家的说教的“社会主义者”，是一个为腐朽的资本主义效劳的小资产阶级反动派。只有在和平时期已经向民族国家宣告了不可调和的战争的政党，才能在战争时期不受民族国家的束缚，才能做到不以战争的地图为重，而以阶级斗争的地图为重。只有充分地认识到帝国主义国家客观上的反动作用，无产阶级先锋队才能经得起各种各样社会爱国主义的侵袭。这就是说，只有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出发，才能与“保卫国家”的思想和政策真正地划清界限。 民族问题和帝国主义战争 14、工人阶级对于自己的民族（nation）并不是漠不关心的。恰恰相反，正因为历史把民族的命运交到了自己的手中，工人阶级才拒绝把民族的自由和独立的工作托给帝国主义，事实上，帝国主义“拯救”民族的结果，只能使民族为了一小撮剥削者的利益而在将来遭受到新的危险。 15、资本主义虽然曾经利用民族，取得了自身的发展，但是它在世界上任何地区都没有完全地解决有关民族的问题。凡尔赛的欧洲的边界，是脱离现存的民族集合体而划定的。重新划定资本主义欧洲的边界，使国家的边界与民族的边界一致的主张，是一种纯粹的空想。没有任何一个政府会通过和平的方式让出自己的一寸土地的。一场新的战争，也只会按照战争的地图，而不是与民族的边界相适应，来重新划定欧洲的边界的。完全的民族自决和欧洲各国人民和平协作的任务只有在扫清了资产阶级统治的欧洲的经济统一的基础上，才能求得解决。“欧洲联邦”的口号，不仅是拯救巴尔干和多瑙河各族人民的口号，而且也是拯救德法两国人民的口号。 16、东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问题，占着特殊的、重要的地位，这些国家甚至到今天都还是在为独立的民族国家而战斗的。它们的斗争毫无疑问是进步的：它们使落后人民摆脱了亚细亚主义、地方主义和外国的束缚，从而对帝国主义国家施以有力的打击。但是必须预先清楚地理解到，亚洲和非洲后起的革命，是不能够为民族国家的复兴开辟新的时代的。殖民地的解放在将来只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巨大插曲，正如在同样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的俄国的后起的民主转变仅仅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序曲一样。 17、在南美洲，兴起较晚但已开始衰退的资本主义正在维持半封建的、或半奴隶的生活条件，在那里，世界性的对抗矛盾引起了买办集团间的剧烈火并，引起了各国内部连续不断的大转变，也引起各国之间的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美洲的资产阶级能够在其历史上的兴盛时期联合而成为美洲大陆北半部的一个联邦，因而它现在可以利用他们由此而得到的全部权力，来瓦解、削弱和奴役他们的南半部。南美和中美只有把自己所有的国家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强大的联邦，才能使自己摆脱落后和被奴役的状况。但是，能够响应号召解决这一任务的，决不是后起的南美资产阶级，一个完全被外国帝国主义用金钱收买的代理人，而是年轻的南美无产阶级，被压迫群众的理想的领导者。因此，在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暴徒和阴谋、反对当地买办集团的血腥勾当的斗争中的口号是：南美和中美苏维埃联邦。 无论在什么地方，民族问题都是同社会问题同时发生的。 保卫民主 18、保卫国家的虚伪性，到处都是以保卫民主的补充的虚伪性来加以掩饰的。如果说马克思主义者即使在帝国主义时代的今天不把民主和法西斯主义看做是一样的东西，而且随时准备击退法西斯主义对民主主义的进攻，难道在战争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就不必支持民主政府来反对法西斯政府吗？ 真是奇谈怪论！我们是通过无产阶级的组织和方法来保卫民主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同社会民主党人相反，我们决不把这种保卫委托给资产阶级国家（“Staat,greitzu!”归国家负责！）。如果说在和平时期，我们同最“民主”的政府就处于不可调和的对立状态，寻末，到了资本主义的一切丑恶和罪行都采取了最残酷而血腥的形式的战争时期，难道我们对它还应担负丝毫的责任吗？ 19、大国之间的一场现代的战争，决不意味着是民主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冲突，而是两个帝国主义重新分割世界的斗争。同时，战争不可避免地具有国际的性质，在两个阵营中都会有法西斯主义的（半法西斯主义的，拿破仑主义的，等等）国家，也会有“民主主义”国家。法帝国主义的共和国形式在过去并没有防止它在和平时期把自己的基础建立在波兰、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军事资产阶级专政之上，正如它在必要时会恢复奥匈君主国家以作为反对奥地利与德国统一的障壁一样。最后，在法国本身，今天已经相当削弱的议会民主政府如果在战争开始前还不予以推翻的话，`毫无疑问会成为战争的首批牺牲者之一。 20、一些文明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表明而且还要继续表明，在发生国内危险时，它怎样不费多大周折就能把议会的统治形式变成极权的、专制的、拿破仑主义的或法西斯主义的形式。在战争期间，国内和国外的危险，会以十倍的力量威胁它的基本阶级利益，这时，它就是使这种变化来得更加迅速，更加果断。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工人党为了一个脆弱的民主外壳而支持“本”国的帝国主义，就意味着是对工人阶级的独立政策的放弃和沙文主义的道德败坏，也就是说，毁灭了能够把人类从灾难中拯救出来的唯一的因素。 21、战争时期“保卫民主的斗争”，首先是意味着争取保存工人的出版和工人的组织以反对放肆的军事检查和军事当局作斗争。革命的先锋队，要在这些任务的基础上寻求同其他工人阶级的组织建立统一战线——反对本国的“民主”政府，但决不是寻求同本国政府的团结，以反对敌对的国家。 22、帝国主义战争，远比资本主义统治的国家形式的问题更为重要。它在每一个民族资产阶级面前提出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命运的问题，在各国的资产阶级面前则提出了一般资本主义命运的问题。无产阶级也只能提出这机关报问题：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某一个帝国主义阵营的胜利还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保卫弱小国家和中立国家 23、保卫国家的概念，特别是当它同保卫民主的观念是一致的时候，最容易迷惑弱小国家和中立国家（瑞士、比利时的一部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工人，这些国家不能执行独立的征服政策，因而赋予国界的保卫以无可辩驳的绝对的教条主义的性质。但是，仅仅以比利时为例来说，我们就看到，形式上的中立是多么自然地会被帝国主义公约的体系所代替，“保卫国家”的战争是如何不可避免地导致一种合并主义的和平。战争的性质，不是决定于战争本身所采取的发端的步骤（“中立的破坏”、“敌人的入侵”，等），而是战争的主要动力，战争的整个发展以及战争最后导致的结果。 24、不难理解，瑞士的资产阶级是不会毅然决然地首先发动战争的。在这个意义上讲，它比任何其他资产阶级都具有远为充分的理由来谈防御地位。但是，一旦瑞士由于事件发展的进程而拖入战争的时候，它就会为了追求同样是帝国主义性质的目的而参加世界强国的斗争。中立地位要是破坏了，瑞士的资产阶级就会同进攻的双方中较强大的一方联合起来，而不管哪一方对于破坏中立应负有较大的责任也不管在哪一个阵营里有更多的“民主”。例如在上次大战期间，比利时本是沙皇制度的盟国，但它决不离开同盟国的阵营，而在战争的过程中，他们又感觉到破坏希腊的中立是有利可图的了。 只有来自瑞士偏僻乡村的一位冥顽不化的资产阶级（如罗伯特、格里姆）才会煞有介事地认为，他参加的世界战争是为保卫瑞士的独立而进行的。正如上次大战扫除了比利时的中立一样，新的战争也不会给瑞士留下任何独立的痕迹。即使没有独立，瑞士在战后是会继续保留国家的地位，还是会被德、法、意三国瓜分，这个问题要依一系列欧洲的和世界的因素为转移的，其中瑞士的“保卫国家”一项占着微不足道的地位。 第二国际和战争 25、保卫国家的戒律是从这样一个教条推论出来的：全国各阶级的团结高于阶级斗争。事实上，有产者从来不是在一切条件和任何条件下都这样地承认保卫祖国的，而是利用这种说法对保护自己在祖国的特权地位进行掩饰。被推翻的统治阶级总是要变成为“被打败者”，也就是说，他们准备通过外国的武装援助来恢复他们的特权地位。 意识不到自己的利益和惯于忍受牺牲的被压迫阶级，是从表面价值来接受“保卫国家”的口号的，也就是说，把它看做是高于阶级之上的绝对的义务。第二国际各党的基本历史罪行，就在于他们培养了和加强了被压迫者的奴才习惯和传统，挫折了他们的革命义愤，用爱国主义的思想蒙蔽了他们的阶级觉悟。 如果说欧洲的无产阶级在大战的末期不曾把资产阶级推翻；如果说人类今天饱受危机痛苦的折磨；如果说一场新的战争有可能把城市和乡村变为废墟，那末，第二国际应对这些罪行和灾难负主要责任。 26、社会爱国主义的政策，曾使人民群众在法西斯主义面前无能为力。如果说在战争时期为了民族的利益需要放弃阶级斗争，那末，在一次重大的经济危机的时代，也就需要丢开“马克思主义”，因为这种危机对“民族”的为害性并不少于战争。远在1915年4月，罗莎·卢森堡就用下列的一段话详尽地探讨了这个问题：“要末，阶级斗争在战时也是无产阶级存在的不可缺少的规律……要末，在平时，阶级斗争也是违反民族利益和祖国安全的一种罪行。”“民族利益”和“祖国安全”的思想，已经通过法西斯主义而转变成无产阶级的锁链和镣铐了。 27、德国的社会民主曾经支持过希特勒的对外政策，一直到希特勒把它撵走的时刻为止。法西斯主义最后取代民主主义的事实表明，只要政治制度能向社会民主确保它的利益和特权，社会民主就能保持它的爱国主义性质。前霍亨索伦王朝的爱国主义者，一旦侨居国外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准备欢迎法国资产阶级反对希特勒的防御战了。第二国际毫不为难地大赦了威尔斯（Wels）之流的人物，可是到了第二天，只要德国资产阶级的小指头一动，召唤他们回来，他们就会重新转变为热忱的爱国主义者。 28、法国的、比利时的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对德国事件的反应是，在“保卫国家”的问题上同本国的资产阶级结成公开的联盟。法国当局正在同摩洛哥进行“小型的”、“意义不重大”但非常残酷的战争，与此同时，法国的社会民主党和改良主义的工会则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讨论一般战争的惨无人道，在心目中主要指的是德国方面的复仇战争。在仅仅发生新利润问题的地方对掠夺殖民地的残暴行为视而不见地予以支持的政党，在一场涉及到资产阶级共和国自身命运的大战中，一定会闭着眼睛来支持任何民族政府的。 29、今天，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同无产阶级历史利益的不相容性，同帝国主义战争的前夕比较起来，是空前的深刻化和尖锐化了。反对群众的爱国主义偏见的斗争，首先就是反对第二国际作为一个组织、一个政党、一个纲领和一面旗帜的不可调和的斗争。 中派主义与战争 30、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完全地瓦解了第二国际这个革命政党，从而产生了创立第三国际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但是，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共和国“革命”，某些国家选举制的民主化，受惊的欧洲资产阶级战后最初几年在社会立法方面所做的让步——所有这一切，和列宁主义的追随者的灾难性的政策一起，曾给予第二国际这个不再是革命的政党而是一个和平改良的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工人党以大量的喘息时机。可是，曾几何时——最后与上一次世界性危机的来到一起——走向改良道路的一切可能性终于完结了。资产阶级转而采取反攻。社会民主党背叛性地放弃了一个个的成就。近年来，改良主义的一切变种——议会式的、工联式的、地方自治的、劳资协作的“社会主义”，都已遭到了无法挽救的破产和灾难。正因为这样，在新战争的准备面前，第二国际感到沮丧灰心了。社会民主党正在经历着剧烈的褪色的过程。始终一贯的改良主义着上了新的色彩，它变得沉默起来或是分裂开了。它的地位正由各色各样的中派主义所取代，有的表现为旧的政党内部的无数派别，有的表现为独立的组织。 31、在保卫祖国的问题上，伪装的改良主义者和右翼中派主义者（里昂·勃鲁姆，亨利·德·曼，罗勃·格里姆，马丁·特兰梅尔，奥托·鲍尔等人），越来越多地使用支吾含糊的外交词句，企图一面抚慰资产阶级，一面愚弄工人阶级。他们提出来了经济“计划”或一系列的社会要求，许诺在保卫祖国免于外部“法西斯主义”方面力求做到使民族资产阶级也会支持他们的纲领。这样地提出问题的目的，就在于掩盖国家的阶级性质的问题，避而不谈获得政权的问题，并且在“社会主义的”计划的幌子下，提出保卫资本主义祖国。 32、左翼中派主义者本身有许多不同的色彩（德国的社会民主工党，荷兰的独立社会党，英国的独立工党，法国的齐罗姆斯基和马柯·皮维特集团，等等），他们在口头上算是做到了要放弃保卫祖国。但是，光有口头上的放弃，他们还不能得出必要的具体结论。他们的国际主义，有一大半，如果不是十分之九的话，是带有柏拉图式的纯精神的性质。他们不敢摆脱右翼中派主义者；他们在进行反对“宗派主义”的斗争的名义下，进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拒绝为革命的国际而战斗，继续呆在以国王的侍从王德威尔得为首的第二国际里。中派主义者在一定的时刻也能表达群众向左转变的趋势，但归根结底他们是阻挠无产阶级内部革命的重新集结，从而也阻挠反对战争的斗争。 33、中派主义在实质上意味着半心半意和犹豫不决。但是战争的问题最不利于犹豫不决的政策。对群众说来，中派主义永远只能是一个短暂的过渡阶段。日益加剧的战争的危险，将要促使中派主义各派别内部的分化日益尖锐，尽管他们今天还在工人运动中起主导作用。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越迅速而充分地使自己的头脑摆脱中派主义的束缚，就会越有效地武装起来进行反对战争的斗争。在这条道路上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就是明明白白地、毫不调和地提出有关战争的一切问题。 苏联的外交和国际革命 34、在取得政权后，无产阶级本身就要转而采取“保卫祖国”的立场。但是从这时起，这个公式获得了崭新的历史内容。孤立的工人阶级的国家并不是一个满足自己需要的实体，而仅仅是一个为世界革命磨好的钻头。无产阶级在保卫苏联时，不是保卫国界线，而是保卫暂时被国界围起来的社会主义专政。只有深刻地理解这样的事实：无产阶级的革命不能在国家的范围内达于完成；没有无产阶级在主要国家里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在苏联的一切成就注定要归于失败；除了通过国际革命以外，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得不到拯救；社会主义社会只有在国际合作的基础上才能建成——只有这个深入到血液和精髓的坚定的信念，才能为战争时期革命的无产阶级政策创立可靠的基础。 35、从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出发的苏维埃对外政策，即实际上把国际革命的问题置之不理的政策，是以普遍裁军和互不侵略这两个主张为基础的。为了寻求外交上的保证，苏维埃政府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不得不采取纯粹形式主义的说法，这是从有资本主义包围的情况出发的。但是这些由于国际革命的软弱并且在颇大程度上由于苏维埃政府本身以往的错误所强加给自己的迁就敌人的方法，是决不能上升为一种普遍适用的体系的。苏联外交的行动和言论，长久以来超载了不可避免的、可以容许切实可行的妥协的界线，而这种行动的言论居然已被规定为第三国际的国际政策神圣不可侵犯的基础，并且已经变成为最恶劣的和平主义幻想和社会爱国主义的错误的根源。 36、裁军并不是反对战争的一种手段，因为，正如德国本身的经验表明，插曲性质的裁军只不过是走上新的重整军备道路的一个阶段罢了。重新发动而又十分迅速的重整军备的可能性，是现代工业技术所固有的。“普遍”裁军即使可以实现，也只能意味着比较强大的工业国的军事优势的加强。“百分之五十的裁军”决不是完全裁军的道路，而是绝对的百分之百的重整军备的道路。把裁军说成是“防止战争的唯一现实的手段”，就是为了同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结成共同阵线而把工人阶级引入歧途。 37、苏维埃政府在同帝国主义者的任何协定中有权就侵略一词的涵义以最大的精确性加以阐述，对于这种权利，我们决不能争论。但是如果企图把这个有条件的合法主义的公式转而用作国际关系的一种最高调节者，那就是要用保守主义的准则来代替革命的准则，而把无产阶级的国际政策归结为保卫现有的兼并和用武力建立起来的边界了。 38、我们不是和平主义者。我们认为革命战争即是一种起义行动也是无产阶级政策的一种手段。我们对待战争的态度，不是取决于“侵略”的合法主义的公式，而是取决于哪一个阶级进行战争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战争的问题。在国与国的冲突中，也和在阶级斗争中一样，“防御”与“侵略”仅仅是实际权宜措施的问题，而不是法律准则或伦理准则的问题。单单一个侵略准则只能为勃鲁姆、王德威尔得等人的社会爱国主义政策创立支持的根据，这些人是由于有了凡尔赛条约才能在保卫和平的幌子下保卫帝国主义的掠夺物的。 39、斯大林的著名的公式“我们不要别人的寸土地但也不放弃自己的一寸土地”，是在极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侵略性质中维持现状的保守主义的纲领。一国社会主义的思想，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对民族国家的反动作用的模糊，导致对民族国家的调和，对民族国家的理想化，减弱革命的国际主义的重要意义。 40、第三国际的领导人，以工人阶级的国家必须利用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为理由，来为苏联外交政策辩护。这种论断本身固然无可厚非，但需要加以具体化。 每个阶级的对外政策，都是它的国内政策的继续和发展。如果说当权的无产阶级必须辨别和利用国外敌人阵营中的矛盾，那末，仍在为取得政权而战斗的无产阶级，就必须知道如何辨别和利用国内敌人阵营中的矛盾。第三国际原来是根本不能理解和利用改良主义的民主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矛盾，从而直接地导致了无产阶级最大的失败，使它面临着一场新的战争的危险。 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各国政府之间的矛盾，也必须从国际革命着眼才能加以利用。只有在国际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不以苏维埃外交政策为转移的情况下，只有在有充分自由来揭露这种违反国际革命利益从而也违反苏联利益的民族主义的保守方法的情况下，保卫苏联才是可以理解的。 苏联及帝国主义的各种联合 41、苏维埃政府现在正在改变它的关于国际联盟的方针。同过去一样，第三国际还是依样画葫芦地重复苏维埃外交的词句和姿态。各种各样的“极左分子”利用这种情况再一次在资产阶级国家中间排斥苏联。以自己特殊的民族考虑为转移的社会民主党人，把苏联同国联的“和解”不是看做莫斯科政策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性质的证据，便是相反地，把它看做是国联以及一般地说是整个和平主义思想意识的更新。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观点是同这些小资产阶级的任何一种评价都没有共同之处的。 我们对待国联的原则上的态度，和我们对待每一个无论是在国联之内或之外的每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态度，是没有什么不同之处的。苏维埃国家在帝国主义敌对集团之间的策略，也是以对待国联的策略为前提的。只要日本和德国呆在国联内，国联就有可能变成为最重要的帝国主义强盗达成牺牲苏联的协定的场所。日本和德国——苏联最直接而主要的敌人——退出国联之后，国联一部分变成法帝国主义的同盟和附庸的集团，一部分变成法、英、意三国间火并的舞台了。同国联这样或那样的联合，都可能强加在苏维埃国家的身上，由实质上都是同苏维埃国家敌对的帝国主义阵营所操纵。 42、无产阶级先锋队必须对当前的形势作出充分的现实主义的估计，同时，还必须把下列的考虑放在首要的地位： 1）在十月革命十六、七年后，苏联仍然需要寻求同国联的和解，需要用抽象的和平主义公式来掩饰这种和解，这正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极端衰弱，从而是苏联国际地位的极端衰弱。 2）苏维埃外交抽象的和平主义的措辞和它对国联的恭维话，同国际无产阶级政党的政策毫无共同之处。国际无产阶级政党对它们不负任何责任，恰恰相反，它要揭露它们的肤浅和虚伪，以便在清楚地理解现实的力量和真正的对抗矛盾的基础上，更好地动员无产阶级。 43、在当前的形势下，苏联同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结盟，或是在发生战争时同某一个帝国主义集团结盟反对另外一个集团，这决不能认为是不会有的。在形势所迫的情况下，这样一种暂时的结盟十有八九是难以避免的，而且还不会因此而不再是对苏联和对世界革命的最大的危险。 即使苏联被迫同某些帝国主义者结成军事同盟来反对另外一些帝国主义者，国际无产阶级也不会拒绝保卫苏联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无产阶级甚至更需要保证自己在政治上完全不依赖于苏维埃外交，从而也不信赖于第三国际的官僚机构。 44、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国际无产阶级仍旧是工人阶级国家的坚决而忠忱的保卫者，但决不会成为苏联的帝国主义联盟的成员。一个同苏联结盟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必须充分地和完全地保持它对本国帝国主义政府的不可调和的敌忾。在这个意义上讲，他的政策和同苏联作战的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政策，是没有什么差异的。但在实际行动的性质上，可能由于具体的战争形势而产生许多差异。譬如说，在苏联和日本之间发生战争时，假如美国的无产阶级阻挠美国的军火运送到苏联，那就是可笑的和犯罪的了。但是，同苏联作战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就义不容辞地可以采取罢工和怠工以及诸如此类的行动。 45、无产阶级对苏联的帝国主义盟国的不可调和的反对活动，必须一方面根据国际阶级政策，另一方面根据该国的帝国主义目的，来揭发这个“盟国”的背叛的性质，揭发它在苏联进行资本主义颠覆的投机活动。因此，在“结盟的”和在敌对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政策，应当以对资产阶级实行革命的推翻和夺取政权为目的。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同苏联的真正的联盟，才能把第一个工人国家从灾难中拯救出来。 46、在苏联国内，反对帝国主义干涉的战争，毫无疑问会激发起轰轰烈烈的战斗热情。一切矛盾和敌对看来都会被克服，或者无论如何会退到不显著的地位。从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年轻一代的工人和农民，将会在战场上显示出巨大的能动力量。集中化的工业，尽管有缺陷和缺点，可是将在满足战争的需要方面，发挥巨大的优越性。苏联政府毫无疑问已经建立了大量的粮食储备，足以应付战争初期的需要。帝国主义国家的参谋部当然会清楚地知道，他们会发现经军是强大的对手，同这个对手斗争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要对军队进行异常严格的训练。 47、但是，正是战争的旷日持久的性质，将不可避免地暴露出苏联过渡时期的经济与官僚主义计划的矛盾。在许多情况下，巨大的新企业竟然变成了同样巨大的死资本。在政府迫切需要日用必需品的影响下，农民经济的个人主义倾向将得到极大的发展，集体农庄内的离心力量将随着战争逐月增长。不受监督的官僚主义的统治将要变成一种战争的专政。缺少一个生气勃勃的党作为政治上的监督者和调节者，就会导致矛盾的极端积累和加剧。在如火如荼的战争气氛中，人们将能看到的，是朝着农业和小手工业方面个人主义原则，朝着吸引外国的和“盟国的”资本的大转变，是对外贸易垄断制中的破坏，是政府对联合企业的监督的削弱，是联合企业相互间竞争的尖锐化，是它们同工人之间的冲突，等等。在政治方面这些过程意味着拿破仑主义已臻于完整的地步，在所有制关系方面将发生相应的变化或一系列变化。换句话说，假使旷日持久的战争继以世界无产阶级的消极被动，则苏联的内部社会矛盾不仅可能而且一定要导致一场资产阶级拿破仑主义的反革命。 48、由此而得出的政治结论是明显的： 1）在旷日持久的战争下，只有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拯救苏联这个工人阶级国家。 2）只有世界无产阶级先锋队摆脱苏联的官僚主义而达到完全的独立，在“友好的”、“结盟的”以及敌对的国家中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准备，才是可以思议的。 3）无条件地支持苏联以反对帝国主义的军队的活动，必须同进行对战争和苏维埃政府外交政策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密切地配合起来，必须同在苏联国内建立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革命党的工作密切地配合起来。 第三国际和战争 49、第三国际既已在战争问题上放弃了原则性的路线，就在失败主义和社会爱国主义之间犹豫不决。在德国，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转变成了一种民族主义基础上的市场竞争。同“社会解放”的口号一道提出的“民族解放”口号，粗暴地歪曲了革命的前途，它同失败主义没有任何区分。在萨尔问题上，共产党一开始就屈从于民族社会主义的思想，只是由于内部的四分五裂才摆脱了这种思想。 第三国际德国支部在战争时期将要提出什么样的口号呢：“希特勒的失败是较轻的祸害”吗？但是，如果说民族解放的口号在“法西斯分子”弥勒和勃鲁宁的统治下是正确的，那末，在希特勒的统治下它怎能就不适用了呢？是不是民族主义的口号只适用于平时而不适用于战时呢？的确，列宁主义的追随者曾经竭力使他们自己和工人阶级陷于彻底的莫名其妙的境地。 50、第三国际虚弱无力的革命主义是它的错误政策的直接结果。在德国的灾难之后，那些所谓共产党，在所有它们经受过考验的国家里，已暴露出它们在政治上是微不足道的。法国支部根本不能动员哪怕是少少几万工人来反对对非洲的殖民主义掠夺，在所谓“民族危险”的时刻，它无疑地将会遭到更多的破产。 51、没有城乡广泛的劳动群众的革命动员，反对战争的斗争是不可想象的。同时，这个斗争还要求直接影响陆海军以及运输业。但是不通过对工人和青年农民的影响，是不可影响兵士的。运输业方面的影响，是以工会中的一个坚强的据点为先决条件的。在这里，由于工会国际的帮忙，第三国际在工会运动中已经失去了一切阵地，使自己断绝了接近劳动青年的一切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反对战争的侈谈，就好像是痴人说梦一样。幻想是万万行不通了：要是帝国主义对苏联发动进攻，第三国际就要化为乌有了。 “革命的”和平主义和战争 52、“左翼”和平主义认为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之外，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外，也可能用某种奇特的方法使和平得到保证，从这种前提出发，它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流行的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意图进行“厌恶战争”的说教，支持自觉的反对者，宣传反对战争的抵制和总罢工（或者毋宁说是总罢工的神话）。更“革命的”和平主义者有时甚至不厌其烦地谈论反战起义的问题。但是对于起义和革命党的阶级斗争和政策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是什么，他们无论是全体或是个别的人，都是一窍不通的。对他们说来，起义只是针对着统治阶级和一种字面上的威胁，而不是一个长期坚持奋斗的事情。 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利用群众对和平的天生的热爱，使这种热爱和平的情绪脱离开固有的途径，终于转变为帝国主义不自觉的拥护者。要是发生战争，绝大多数的和平主义“同盟者”将加入资产阶级的阵营，并且利用第三国际作为一种异常不吉利的东西赋与他们的权威，以爱国主义的思想来迷惑无产阶级先锋队。 53、反对战争的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以及第三国际组织的反法西斯的巴黎代表大会都是以自鸣得意的示威、炫耀的游行以及波将金村社等小资产阶级的政策来代替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典型实例。通过后台的操纵人为地拼凑起来的牛鬼蛇神，在吵吵嚷嚷对一般的战争抗议一番之后，将会向四面八方溃散，对特殊的战争连一个小指头也不会举起来表示反对。 54、用共产主义官僚和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的集团（其中每一个真诚的惊慌失措者配合着数十个野心家）来代替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即工人阶级组织的战斗协议，那就会导致完完全全的策略问题中的折衷主义。巴比塞·美因兹堡（Barbusse-Muenzenbergcongresses）代表大会认为它们的特殊功绩是，它们结合了反战“斗争”的各种类型：人道主义的抗议，个人拒绝服兵役，“舆论”的教育，总罢工甚至起义。把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在实际上只能互相冲突的一些方法，说成是一个和谐的整体的组成成分。在反对沙皇的斗争中宣传“综合策略”（自由主义者、个人恐怖和群众斗争的联盟）的俄国“社会革命者”，比起阿姆斯特丹集团的鼓舞者来是一批实实在在的人物。但是工人们必须记住，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反对民粹派的折衷主义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 小资产阶级和战争 55、战争对于农民和城市下层居民的灾难并不比对于无产阶级为少，他们在反对战争的斗争中同无产阶级靠拢得最近。一般地说，只有这样才能用起义的方法来制止战争。但是，用抽象的理论、现成的公式和单纯的命令使自己接近革命道路的农民，甚至会比工人少而又少的。1923—1924年间在“面向农民”的口号下造成共产国际中的一次大失败的列宁主义的追随者，显示出不仅完全不能把农民吸引到共产主义的旗帜下来，而且连农业工人也完全不能吸引到共产主义的旗帜下来。农民国际连一次出殡讲演也未举行就不声不响的埋葬了。曾经大肆宣扬的各国农民的所谓“成就”，原来都是昙花一现的，甚至简直是空想的。正是第三国际在农民政策方面的破产具有特别生动的性质，虽然它实际上是共产国际与无产阶级决裂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只有在实践中相信工人阶级有能力领导反对战争的革命斗争，农民才会走上这一斗争的道路。因此胜利的关键就在于商店和工厂。革命的无产阶级必须变成一支真正的力量，农民和小市民才能同它紧密地团结起来。 56、城市和农村的小资产阶级，情况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无产阶级能够吸引到自己一边的只能是这个阶级的最低阶层，即最贫苦的农民、半无产阶级、低级公务员、小商贩以及被剥夺了一切生活条件而不能进行独立奋斗的被压迫的和流浪的居民。在他们之上的是一个广泛的极力向上爬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倾向于中等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并且在政治上发展成为民主主义、和平主义甚或法西斯主义类型的野心家。当他们是在野党时，这些先生采用最放肆的鼓蛊惑宣传，作为以后在大资产阶级眼中提高自己身价的最可靠的手段。 第三国际的罪恶，在于它以自己同小资产阶级虚伪的和平主义领导人的戏剧性联盟来代替向真正小资产阶级，即向它的广大下层群众施行革命影响的斗争。第三国际不但没有损害小资产阶级的威信，反而用十月革命的威望来加强他们的威信，使小资产阶级的被压迫的下层成为背信弃义的上层的政治牺牲品。 57、农民的革命道路要通过工人阶级。要取得农村的信任，必须使先进的工人重新取得对无产阶级革命旗帜的信任。这一点，只有通过一般正确的政策特别是正确的反战政策，才能够办得到。 “失败主义”与帝国主义战争 58、假如发生资本主义国家互相冲突的问题时，这些国家中任何一国的无产阶级都会毅然决然地拒绝为资产阶级在军事上的胜利而牺牲自己的历史的利益，因为这种利益归根结底是与民族和人类的利益一致的。列宁的公式“失败是较轻的祸害”，并不是意味着本国的失败要比敌国的失败的祸害轻，而是意味着由于革命运动增长而发生的军事上的失败，对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好处，远远胜过由“国内和平”而予以确保的军事胜利。卡尔·李卜克内西给战时的无产阶级政策提供了这样一个无与伦比的公式：“人民的主要敌人是在自己的国内”。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不仅会矫正由于失败而引起的祸害，而且也会建立起防止未来的战争和失败的最后保证。对待战争的这种辩证的态度，是进行革命训练从而也是进行反战斗争的最重要因素。 59、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是无产阶级政党战时全部工作所必须服从的总战略任务。1870—1871年普法战争的结果以及1914—1918年帝国主义大屠杀的结果（巴黎公社、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革命、若干交战国中的起义运动），无可辩驳地证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一场现代战争会带来每个国家内部的各阶级之间的战争，而革命党的任务就是在后一种战争中进行无产阶级胜利的准备工作。 60、1914—1918年的经验还证明，和平的口号同“失败主义”的战略公式并不矛盾，恰恰相反，特别是旷日持久的战争情况下，它能发展磅礴的革命力量。和平的口号只有当民主党人和其他政治家利用它来进行诳骗的时候，当牧师们进行最迅速的停止屠杀的祷告的时候，当“人类的博爱者”，包括社会爱国主义者在内，泪汪汪地敦促政府在“正义的基础”上迅速媾和的时候，它才具有和平主义的性质，亦即欺骗、麻痹和涣散人心的性质。但是，如果和平的口号能使工人阶级从营房和战壕里走出来，并且同作战双方兵士携手友爱、团结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的口号结合起来的时候，它就同和平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了。采取日益广泛而大胆的形式的争取和平的革命斗争，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最可靠的手段。 战争，法西斯主义和武装无产阶级 61、战争要求“国内和平”。在当前的情况下，资产阶级只能用法西斯主义来赢得国内和平。因此，法西斯主义已经成为战争的主要政治因素。反对战争的斗争要以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为先决条件。要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不能胜利地击退法西斯主义，那末反战斗争的各种各样的纲领（“失败主义”，“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等等）就要变成空洞的东西。 要求资产阶级的国家解除法西斯匪帮武装，正如斯大林分子作的那样，是走得过社会民主主义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正是威尔斯和奥托·鲍尔“要求”这个国家解除纳粹的武装，确保国内的和平。的确，当对自己有利的时候，“民主”政府是能够解除个别法西斯集团的武装的。但这仅仅是为了更加凶残地解除工人们的武装和防止他们进行武装。昨天才“被解除武装”的法西斯分子，到了第二天，资产阶级国家就会让他们加倍地武装起来，并以加倍的力量把武器对准手无寸铁的无产阶级。向国家，也就是向资本家要求解除法西斯分子的武装，意味着散布最恶劣的民主幻想，意味着麻痹无产阶级的警惕性，意味着腐蚀无产阶级的意志。 62、从武装法西斯匪帮的事实出发，正确的革命政策，在于建立自卫的工人武装队伍，在于不知疲倦地号召工人武装起来。这就是目前整个整治形势的重心。社会民主党人，哪怕是最左的人物，即那些喜欢重复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般词句的人们，不是小心翼翼地避免谈武装工人的问题，便是公开地宣告这种任务是“妄想的”，“冒险的”，“浪漫主义的”，等等。他们不但不（！）武装工人，反而在兵士中间推行他们事实上不实行而且也不能实行的种种宣传。机会主义者之所以需要谈谈军队工作，完全是为了要湮没武装工人的问题。 63、争取军队的斗争无可争辩地是夺取政权的斗争的最大的一部分。在兵士中间进行坚持不懈和自我牺牲的工作，是每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义务。在党的总政策正确的条件下，特别是在青年当中，执行这个工作是能有成功的把握的。党的土地纲领以及有关过渡时期各种要求的一般制度既触及小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又为他们开辟了得救的前途，有拥有大量农业人口的国家里，这对于军队工作的成功，具有极重大的意义。 64、可是如果以为单单靠宣传就能把整个军队争取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从而一般地可以使革命成为不必要的，那就是幼稚的想法了。军队是异己的军队，军队是异己分子是被纪律的铁箍束缚起来的。宣传工作能够在军队中创立革命的细胞并能在最进步的兵士当中培养同情的态度。宣传和鼓动只能做到这一点。倚靠军队以其主动性来保卫工人组织免于法西斯主义，甚至保证把政权转移到无产阶级手中，这是用甜蜜的幻想来代替历史的严酷的教训。在革命的时代，只有无产阶级本身在行动中向军队表示甘愿和能够为取得政权而战斗到最后一滴血，军队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部分才能转到无产阶级这一边来。这种斗争必须以武装无产阶级为先决条件。 65、资产阶级的任务是防止无产阶级争取军队。法西斯主义用武装支队来解决这个任务时，并不是没有成功的。无产阶级当前迫切的紧急任务，不是夺取政权，而是保卫无产阶级的组织不受法西斯匪帮（在他们背后的一定距离有着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攻。谁要是肯定工人没有武装自己的可能性，谁就是拿这个论断来宣布工人在法西斯主义面前是没有防御能力的。如果这样，那就不必谈社会主义了，不必谈无产阶级革命和反战斗争了。如果是这样，共产主义纲领就应当收起来，马克思主义就应当取消了。 66、可能许诺武装工人的任务的，不是革命者，而是无能为力的和平主义者，明天将会向法西斯主义和战争投降的人。正如历史所证明的，武装任务本身是完全可以解决的。假使工人们真正地懂得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那末他们就会获得武器。向工人们讲解政治形势，不隐瞒，不缩小，驱散一切安定人心的诺言，这是革命党的首要职责。的确，如果不是用拿两把刀子对付每一把法西斯分子的刀子，拿两支手枪对付每一支手枪的办法，人们怎能保卫自己抵抗死敌呢？别的答案是没有的，而且也是不可能有的。 67、应当从哪儿获得武器呢？首先是从法西斯分子那里。对资产阶级警察来说，解除法西斯分子的武装是一个可耻的口号。对革命的工人来说，解除法西斯分子的武装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口号。但是法西斯的兵工厂并非唯一的来源。无产阶级有着千百万条自卫的途径。我们不应该忘记，正是工人们而且也只有他们，才是用自己的双手来制造各种各样武器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必须清清楚楚地懂得，我们不能规避自卫的任务。一个革命党必须毅然决然地采取主动，把战斗的工人支队武装起来。为此，在武装工人的问题上首先必须清除各种各样的怀疑主义、犹豫不决和和平主义的议论。 68、工人民兵或自卫队的口号，只就它是一个武装民兵问题来讲，具有革命的意义，否则，民兵就要变成一场戏剧性的表演，变成一次炫耀，从而成为一种自我陶醉。最初的工人支队不一定要有榴弹炮，也不必有坦克和飞机。然而在二月六日那天，在巴黎，在一个强大的军国主义国家，一些用手枪和缚在木棍上的剃刀武装起业的队伍，几乎攻占了巴本皇宫的宫殿，造成政府的垮台。明天，类似的一些队伍，就能够抢夺无产阶级（原文如此）的报馆或工会的总指挥部。无产阶级的力量就在于人多势众。群众手里有了哪怕是最原始的武器，也会创造出奇迹的。在有利的情况下，这种最原始的武器可以为更优良的武器开辟道路。 69、统一战线的口号，如果在目前的情况下，不以宣传和实际运用反法西斯斗争的明确办法来补充的话，就要蜕化成为中派主义的词句。在创立地方的保卫委员会方面最迫切需要的就是统一战线。保卫委员会所以需要，是为了建立和团结工人民兵队。这些支队一开始就必须搜罗武器。自卫队只是武装无产阶级事业中的一个阶段。一般地说来，革命是没有别的道路的。 反对战争的革命政策 70、成功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训练党的干部，使他们正确地理解帝国主义战争的一切条件，正确地理解伴随着帝国主义战争而发生的一切政治上的变动。在这个万分火急的问题上，还只是搬弄一般的词句和抽象的口号的党，是真正可悲的！血腥的事件将会压到它的头上来，把它压碎的。 需要成立一些专门小组，研究研究1914—1918年战争的政治经验（帝国主义者对战争的思想意识方面的准备；军事总指挥部如何通过爱国主义的报刊来迷惑舆论；反对提纲的防御进攻的作用；无产阶级阵营内的各个集团；马克思主义分子的孤立，等等）。 71、对于一个革命党说来，宣战的时机是特别重要的。资产阶级的和社会爱国主义的报刊，同无线电广播及电影配合一起，向劳动群众大量灌输沙文主义的毒素。甚至最富于革命性和久经锻炼的党，也不能是全体党员都抵抗得住这种毒素的。目前关于各个布尔什维克党的彻头彻尾捏造的历史，对于先进工人进行有现实意义的考验的准备毫无作用，而是拿一种杜撰的理想形式哄骗先进工人陷入消极的无能为力的状态。 对于沙皇俄国，本来无论怎样想入非非也不能把它看作是一个民主国家或者是文明国家，也不是属于实行自卫的一方，但是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和孟什维克党团一起却不顾这个事实，在一开始就发表了一个充满粉红色的和平主义的国际主义的社会爱国主义宣言。布尔什维克党团不久之后采取了更富于革命性的立场，但在审讯该党团时，除穆拉诺夫外，所有被控诉的代表和他们的理论指导加米涅夫，都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列宁的失败主义理论。在开始时，党的地下工作几乎断送了。革命的小册子是逐步地开始印行的。它们把工人们团结在国际主义的旗帜下，然而没有提出失败主义的口号。 战争的头两年，大大地伤害了群众的爱国主义情绪并且使党向左转。但是，把俄国转变成一个“民主国家”的二月革命，引起了“革命的”爱国主义的新的强大浪潮。布尔什维克党的绝大多数的领导者，甚至在那时也没有经得起这个浪潮。1917年3月，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向党的中央机关发出一个社会爱国主义的批示。在这个基础上，发生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各组织的和解，在多数城市里，发生了直接的合并。为了开展党的国际主义战线，需要最坚决的革命者，主要是彼得格勒各先进地区的革命者的抗议；需要列宁回到俄国，同社会爱国主义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最优秀、最富于革命性和经久锻炼的党的情况，就是如此。 72、对于先进的工人说来，研究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经验，具有无可估量的教育意义：这种研究向他们指出他们不得不经受资产阶级舆论的巨大压力，同时教导他们，尽管在战争开始时完全孤立也决不要失望，不要把武器收藏起来，不要灰心丧气。 需要同样仔细地加以研究的，是其他国家无产阶级内部的政治阵容，不管这些国家是已经参战还是保持中立。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在德国的经验，具有特别的意义，那里发生的事件尽管在进程方面与俄国不同，但归根结底，都得出相同的结论：必须学会逆水游泳。 73、必须密切注意目前正在酝酿的当炮灰的爱国主义的准备活动：以推卸责任为目的的外交上的搪塞支吾；公开和隐蔽的社会爱国主义者为给自己准备一条由和平主义到军国主义的桥梁而提出的叛变性的公式；“共产党”领导人空空洞洞的口号，这些人在战争的第一天就惊惶失措，正好像德国的“领袖们”在议会纵火的当天夜里所表现的那样。 74、必须仔细收集政府官员和反对派发表的论文和讲话中最能说明特征的材料，拿它们来同上次战争的经验进行比较；预测愚弄人民的进一步工作将采取什么样的方向；然后以一系列的事实来证实这些预言；教导无产阶级在事变中善于独立决定自己的方针，而不至于措手不及。 75、反对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大力鼓动工作，不应从抽象的公式出发，而应从打动群众心弦的具体事实出发。不仅需要苦心孤诣地揭露公开的军事预算，而且需要揭露军国主义的一切伪装形式，抗议战争的布署、军事的设备和定货，等等。 工人们经过优良的训练，必须在无产阶级所有一切的组织中以及劳工报刊上提出关于战争的危害性和关于反战斗争的问题，要求领导人清楚而确切地回答这个问题：怎么办？ 76、为了赢得青年的信心，不仅需要向首先腐败的社会民主主义和第三国际的令人沉闷的官僚主义宣布战斗到底，而且需要真正地创立一个以年青一代的批评精神和革命主动性为基础的国际组织。 必须唤起劳动青年来反对资产阶级国家军事化的各种各样的形式。与此同时，为了革命的利益必须把劳动青年动员起来，实行军事化（组织反法西斯主义的保卫委员会、红色战斗支队、工人民兵、争取武装无产阶级的斗争）。 77、为了在工会和在其他工人阶级群众组织中占领革命阵地，必须同官僚主义的极端作风毫不留情地断绝关系，在有工人的地方争取他们，领导他们从局部性的任务前进到全局性的任务，从防御转入进攻，从爱国主义的偏见进到推翻资产阶级国家。 既然大多数国家的工会官僚机构的上层实质上是资本家警察的非正式的组成部分，那末，一个革命者就必须知道如何同它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要把合法的活动同非法的活动结合起来，要把战斗的勇气同谨慎的谋略结合起来。 只有采用这些互相结合的办法，我们才能顺利地把工人阶级，首先是青年，团结到革命的旗帜下来，才能打开通向资本主义兵营的道路，才能唤起一切被压迫者。 78、只有女工和农村妇女也参加反对战争的斗争，这个斗争才能成为真正广泛的群众性的斗争。社会民主党人的资产阶级的蜕化以及第三国际的官僚主义的变质，向无产阶级中受压迫最深、权利被剥夺得最多的阶层，也就是说，首先是劳动妇女，发出了最沉重的打击。要唤醒她们，要赢得她们的信心，要向她们指出真正的道路，意味着要把社会中受蹂躏最厉害的一部分人们的革命热情调动起来，以便反对帝国主义。 妇女中间进行的反对军国主义的工作，尤其要力求保证做到以革命的女工来代替被动员起来的男工，因为在战争的情况下，党和工会的一大部分工作都不可避免地要转交女工接办。 79、万一无产阶级感到自己无力用革命（这是防止战争的唯一的手段）的手段来防止战争，那末，工人就要同全体人民一起，被迫参军和参战。拒绝服兵役的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口号、消极抵抗、开小差和怠工等，都是同无产阶级革命的方法根本矛盾的。但是正像工厂中的先进工人感觉到自己是资本的奴隶而随时准备解放一样，资本家军队中的先进工人也应感觉到自己是帝国主义的奴隶。今天他是被迫出卖自己的精力甚或生命，但决不肯抛弃自己怕革命意识。他要继续作一个战士，要学会如何使用武器甚至在战壕里都要解说战争的阶级意义，要把有不满情绪的人团结到自己的周围，要把他们组织起来，要传达党的主张和口号，要密切地注意群众情绪的变化、爱国主义浪潮的低沉、义愤的增长，并要在危急关头劝导兵士援助工人。 第四国际和战争 80、反对战争的斗争，是以斗争的革命工具——党为先决条件的。现在既没有一国规模的党，也没有国际规模的党。必须以过去的全部经验（包括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经验在内）为基础，建立一个革命党。拒绝为建立新的国际而进行公开的和直接的斗争，意味着对两个现在的国际的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支持；在这两个国际中，一个将要积极地支持战争，而另一个则只能瓦解和削弱无产阶级先锋队。 81、当然，继续留在所谓共产党的队伍中的踏实的革命工人，为数还不算少。他们继续支持第三国际，在许多场合下，只能解释为他们的革命热诚被引错了方向。能把他们吸引到新国际的旗帜下来的，不是这样或那样的让步，不是适应他们的偏见，而是对斯大林主义（即官僚的中派主义）的有害的国际作用进行系统的揭露。因此，必须特别明确而果断地提出战争的问题。 82、同时，必须密切地注意改良主义阵营中的内部斗争，把向革命方面发展的左翼社会主义派别及时地吸引到反对战争的斗争中来。衡量一个组织的各种倾向的最好的尺度，是它在实践中、在行动中对待保卫祖国、对待殖民地的态度，特别是在本国资产阶级拥有自己的殖民地奴隶的情况下的态度。只有在“保卫祖国”的最紧急的问题上同官方的舆论完全而真正的决裂，才意味着从资产阶级观点向无产阶级观点的转变，或者至少是转变的开始。在同这一类型的左派组织接触的时候，应当对他们的政策中的一切犹豫不决的表现进行友好的批评，并在有关战争的一切理论与实际问题上共同研讨。 83、在工人阶级运动中，有不少政治家，至少在口头上承认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失败，但他们同时认为开始建立一个新国际“这还不是时候”。这种观点不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而是幻想破灭的斯大林主义者或悲观失望的改良主义者的观点。革命斗争是不容间断的。在今天革命斗争的条件可能是不利的；但是，不善于逆水游泳的革命者，不算是一个革命者。认为建立新国际是“不合时宜的”这种说法，就同宣布阶级斗争，特别是反对战争的斗争是不合时宜的一样。在现时代，无产阶级的政策不得不把国际任务提到自己的面前来。国际任务不得不要求国际干部紧密地团结起来。除非向帝国主义投降，否则这项工作是连一天也不能拖延的。 84、当然，谁也无法预言战争爆发的确切时间，也无法预言在战争的什么阶段会建立新的政党和第四国际。我们必须竭力使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准备工作走在新战争的准备工作的前头。然而很可能帝国主义也在这个时期赶上了革命。但是连这条预示着有重大牺牲和灾难的道路，也决不能使我们摆脱立即建立新国际的义务。我们的准备工作越向前开展，在战争开始的时候，革命干部越是坚定不移，他们在参战国中的工作进行得越是系统化，他们的工作越是扎扎实实地建立在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和组织原则的基础上，那末，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就会进行得越快。 85、帝国主义战争一开始打第一炮，就会粉碎第二国际腐朽的脊背，就会瓦解第二国际的各国支部。战争将会彻底暴露第三国际的空虚和无力。但是到了那时，帝国主义战争也不会饶恕优柔寡断的中派主义集团的，尽管这些中派主义集团规避有关共产国际的问题，一味的追求民族基础，不使任何问题得到一定结论，同时缺乏长远的计划，暂时地依靠工人阶级的骚扰和混乱过日子。 即使在新战争开始时，真正的革命者还是一个小小的少数，我们也丝毫不怀疑，在这个时候，群众转向革命道路，会比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期间来得更快，更果断，更坚决。一次新的起义浪潮将能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中获得胜利，而且必然要获得胜利。 在我们的时代，只有以国际原则为基础并加入无产阶级世界党的队伍中的组织，才能在本国的土壤中扎下根，这一点是不容争辩的。今天，反对战争的斗争就意味着争取建立第四国际的斗争！
关于论文《统一与青年》（托洛茨基，1934年夏天）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关于论文《统一与青年》[1] Onthetheses"Unityandtheyouth" 托洛茨基（1934年夏天） 译者：展望校对：阿芬 本文旨在纠正所谓“有机统一”（organicunity）的口号。这不是我们的口号。“有机统一”的提法空洞无物，既无纲领，也无具体内容。由于物质世界的性质排斥真空，这个提法便日益为模棱两可的、甚至反动的内容所填充。社会党所有的领袖，从加斯特（Just）与马修·皮韦尔（MarceauPivert）[2]起，一直到福罗塞德（Ludovic-OscarFrossard）[3]为止，都自命为“有机统一”理论的信徒。这个口号最热烈的倡导者，要数列巴士（Jean-BaptisteLebas）[4]，此人的反革命倾向众所周知。共产党的领袖们也越来越乐于操弄同样的口号了。难道我们的工作就是帮他们拿这种空洞且迷惑人的提法去和工人们开玩笑吗？ 两党（社会党与共产党——译者注）领导层就行动纲领问题互致公开信，是讨论工人政党的目标与方法的良好开端。在这点上，我们应当积极介入。（政治组织的）统一与分裂，是从属于纲领与政治任务的两种方法。既然这些讨论已愉快地开启了，我们就应机智地打破将“有机统一”当作灵丹妙药的幻想。我们的观点是，只有在一个革命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工人阶级的统一。这个基础就是我们自己的纲领。 如果明天两党合并，我们就将在统一的政党的基础上继续我们的工作。那么合并就会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如果我们继续散播所谓“有机统一”本身有其价值的幻想——这样一来，群众就不是作为列宁主义鼓动员的日益广泛、日益合适的听众来了解这个口号——我们将一无所成，仅仅更加便利了两党官僚们在群众面前把我们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说成是阻止达成“有机统一”的主要障碍。在这种情况下，（两党的）统一很可能会在压迫我们的基础上出现，而成为一个反动因素。我们决不能随便使用本身不含革命内容的口号。这种口号在不同的局势下，在不同的力量对比之下，会有完全不同的意义。我们并不是害怕“有机统一”。我们公开声明，统一可能有进步意义。但我们的任务在于向群众明确指出，在什么情况下它才真正有进步意义。总而言之，我们不是坚决反对两党官僚所操纵的“有机统一”的思潮。但在支持这一思潮——在群众中这一思潮是真心的——的同时，我们应当加进批判性的意见，划分界线的标准，纲领性的阐述，等等。 克利浦与卡蒙（YvanCraipeauandElieKamoun）[5]同志说：“没有什么比受惑于‘不实现统一，所有的工作都无用’这样一种观点更危险的了。”这当然对，但不够。必须明确地理解到，把“有机统一”与革命任务分开的观点，只会驱使工人去迁就两党的被动性。 为了搪塞“有机统一”口号令人瘫痪的催眠效果的问题，这篇论文提出“以最低限度的基本的马克思主义原则作为统一的纲领”。这简直就是向机会主义斜坡滑下去的典型开端。它首先给社会民主党人或斯大林主义者的娇弱的肠胃服一剂马克思主义原则的药。如果问题只是为了增加听众，为自己打开通向共产主义工人之路，又何必提出什么“基本原则”当幌子（真是很基本，唉！）？如果问题是为了党和无产阶级的话，那么一个最低限度的——而且还是——“基本原则”又怎么够？ 紧接这之后，这篇论文坚称，需要向工人们解释“除非把马克思主义党造成一个有凝聚力和纪律性的团体，否则不可能达到真正革命的统一”。那又怎么样呢？ 我们并不知道，在下一步的发展中，两党是否会尝试合并，还是相反，在两党内部发生一系列新的分裂。我们不会把时间耗在抽象的定义与分析上。 自从2月6日以来，《真理报》（LaVerite）[6]把时间花在了重复“统一战线”的提法上（不过在当时它总比现在的所谓“有机统一”口号有内涵得多）。我们批评纳威尔（PierreNaville）[7]没有把统一战线的革命内容具体化，结果两党官僚们就可以无大风险地利用这个口号。在当前更为严重的形势下，不能再重蹈覆辙了。 那么对青年人呢？是一样的。不应当有两套政策，一套给青年，另一套给成人。只要青年从事政治活动——这是他们的责任——他们的政策就与成人无异。有太多因素会将缺乏经验的革命青年吸引到斯大林主义者那里去。“统一”的提法便利了这种倾向，加大这种危险。我们的符合于无产阶级先锋队最高利益的武器，就是统一的实际内容。在使自己立足于趋向统一的潮流时，我们要展开讨论；我们要深化它；我们把两党最先进的分子集中在我们“最高度的”（绝不是“基本的”）政治纲领周围；我们加强我们的组织。这样的话，无论今后会发生什么，合并或是分裂，革命先锋队都会从中得益。 现在让我们看看这篇论文：“统一的青年组织（JeunesseUnique）不能以列宁主义原则为基础。”谁说的？改良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不，恰恰是慷慨大度的列宁主义者们自己。每一个思考的，并从整体来理解事物的工人都会说：“如果你们的纲领无助于实现革命的统一，它就一无是处。”我们慷慨大度的列宁主义者们接着写道：“如果因为某些问题而达不成协议的话，我们就让步。”既然这些列宁主义者只有最低限度的原则，他们又何需做出某些原则让步？完全不可理喻。 有人会对我们说：“但我们只是很小的少数派呀！”好吧，那两个多数派——或是不如说，建立在两个多数派之上的两党官僚们——无论我们让步与否都将实现（或不实现）统一。由于他们本来就是多数派，他们无需让步。论文的作者们更像是全人类的施主，而不是列宁主义宣传者。他们想让斯大林主义者与改良主义者和解，即使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更糟糕的是，他们早在为形势所迫之前，就预先这么表态了。他们不战而降。他们的让步出于柏拉图式的慷慨大度。这整个矛盾的推论——在此，作者们既自居一个小小少数派的代表，又自居为历史的总监——是他们剔除了“有机统一”口号的全部实际内容或赋予“最低限度”内容而为自己挖下的陷阱的不幸结果。 假如社会党人不打算接受苏维埃式政权，论文的作者们将负起责任，奔走于斯大林主义者中间（在这种情况下，列宁主义者成了最合乎逻辑的中间人！）为了说服他们放弃那个列宁主义者们自己认为是正确的口号。这不荒唐吗，亲爱的同志们？如果你们在社会党人面前捍卫（按我们所阐述的）建立苏维埃的口号，你们可以赢得一部分社会党人的支持，和一部分斯大林主义者的同情。与此同时，你们忠于自己，也保证了你们的未来。但这满足不了你们，因为你们是“（政治）统一”的献媚者。如果多亏你们的居中斡旋，达成了这种统一，那么斯大林主义者将视你为叛徒——而这次是不无理由的。而革命的社会党人们将会转到斯大林主义者的左方道路上去。没人会对你们有好感。这就是所有在政治上献媚者的下场。 我想要同志们注意第二段，其中谈到需要“在第三国际废墟与苏联仍在利用的吸引力所造成的无数障碍”上重建革命的党。这个提法应当说是罪过。苏联“仍在利用的”吸引力被说成是建立革命政党的一种障碍。对于从未收到过官僚们邀请参加周年庆典的免费车票或其它任何形式好处——像几位众所周知的“苏联之友”那样——的广大群众来说，（苏联的）吸引力何在？群众想的是：苏联是唯一由工人革命所产生的国家。这种看法是极其革命的。法西斯主义的危险再次强化了它。把无产阶级革命及其收获评判为一种障碍，对苏联和对西方工人都是罪过。 有人会反驳道：“这只是措辞上让人不快罢了。作者想说的是苏联官僚影响于全世界一部分无产阶级的有害结果。”如果问题只是用词过于拙劣，那就不值一辩了。不幸并非如此。在青年当中，特别是在非无产阶级当中，往往通过散布对苏维埃国家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怀疑，通过把共产国际等同于苏联官僚，尤其是把苏联官僚与整个工人国家划等号，而造成一种廉价的激进主义的表现。这种错误，比起将茹奥（LeonJouhaux）[8]等同于工会组织，或是将布鲁姆（LeonBlum）[9]等同于整个第二国际法国支部（SFIO）之类的例子，还要严重十倍。谁要是对这个基本问题没有清楚和确切的认识，就无权在工人面前发言，因为他只会散播思想混乱与怀疑主义，把青年工人推向斯大林主义一边去。 这些造作的乃至模棱两可的说法究竟从何而来呢？它们来自社会党青年中那些不佳的社会成份。学生太多，工人太少。学生满脑子太多的自我，对工人运动则关注太少。青年知识分子（应）受工人环境（worker-environment）的训练。工人想要学到基本的和扎实的东西。他要求确切的答复。他不喜欢这些异想天开的玩笑话。 塞纳区（SeineDistrict）[10]的政治出路在于动员学生从事争取工人的艰苦工作。谁不愿全心去做，他在社会主义组织中就将一无所获。无产阶级的组织需要知识分子，但只能是作为帮助工人群众兴起的工具。另一方面，真诚的革命者与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一定会从工人那里学到很多东西。青年（组织）的内部制度必须适应这个任务；需要安排合适的分工；必须把具体任务交给扎根工人区的学生和学生团体，等等。这样，思想动摇将少得多，扎根在无产阶级基础中的组织将更加巩固。 [1]《关于论文〈统一与青年〉》（OntheTheses“UnityandtheYouth”）一文发表于1935年美国工人党的一份未署日期和刊期的内部公报上。文章署名为克鲁克斯（Crux）。本文是托洛茨基针对1934年夏天法国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关于法国共产党和第二国际（即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FIO）可能的合并而发表的看法。 [2]马修·皮韦尔（MarceauPivert，1895–1958），前工人国际法国支部领导成员，教师、记者与工会活动分子。 [3]路德维西·福罗塞德（Ludovic-OscarFrossard，1889–1946）前工人国际法国支部领导成员，1920年代到1930年代，在法国社会党和共产党之间游移，曾担任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后又回到社会党内。1930年代曾任法国人民阵线（People'sFront）政府宣传部长并曾短期在德国占领期间的法国贝当政府中出任公共服务部长一职。 [4]让·列巴士（Jean-BaptisteLebas,1878–1944）前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党务人员。 [5]伊万·克利浦与伊利·卡蒙（YvanCraipeauandElieKamoun），两人都曾是法国左翼反对派在社会党青年组织中的领导人，后离开第四国际。 [6]《真理报》（LaVerite），1930年代当时法国左翼反对派革命共产主义同盟的机关报。 [7]皮埃尔·纳威尔（PierreNaville，1903–1993），法国社会学家和超现实主义作家，曾是法国共产党党员，后加入托派，之后转为中派主义的联合社会主义党（UnifiedSocialistParty）成员。 [8]列昂·茹奥（LéonJouhaux，1879–1954），法国总工会领导人，工联主义职业工会官僚，1951年因参与发起创立国际劳工组织（ILO）曾获诺贝尔和平奖。 [9]列昂·布鲁姆（LéonBlum，1872–1950），法国社会党领导人，曾经参与19世纪末德雷福斯事件，担任过三届法国总理，是法国第一位社会党籍总理，也是第一位犹太裔总理。 [10]]塞纳区（SeineDistrict），法国巴黎塞纳河沿岸以南地区，又称“左岸”，当地以座落众多大学、书店、画廊和咖啡馆等文化行业而知名，集中居住着大批知识分子和大学生。
托洛茨基：第三本日記（1935年6-9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流亡中的日记（1935年）第三本日記（1935年6-9月）6月17日今天是我們來到挪威的第二天，我們住在離奧斯陸市七十公里的一個鄉村旅館裡。這裡多麼像芬蘭哪！到處是山丘、湖泊、松樹、杉木……只是挪威的景色比芬蘭更為壯觀。我料想，他們的生活條件在許多方面甚至比法國還要原始。我得很好地把它記錄下來。6月20日6月8日，范到多梅納來幫助我們收拾行裝，準備前往挪威。簽證尚未收到，也就是說我們的護照還沒有蓋上印戳，因為這兩天正好趕上“復活主日”；不過我們收到奧斯陸打來的電報，說政府已經決定，過節以後簽證就立即發出。娜塔莎懷疑會不會在最後一刻又出現新的麻煩，法國當局對不會又要強迫我們離開巴黎，因為當局只允許我們在巴黎逗留24小時。我們再次打電話給巴黎。廖瓦回答說，簽證是沒有問題的，星期二上午可以拿到，要我們在星期一動身。於是我們就抓緊打點行李；這是主要由娜塔莎去辦，由范加以協助。星期一，早上碰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格勒諾布爾市公安局局長光臨鄙舍。這是一個非常令人討厭的、絲毫沒有法國人風度的人物。由於某種原因，他稱為我“閣下”──法國人從未這樣稱呼過我。他奉命前來陪送我們去巴黎。他順便對我說，他在俄國的南方住過兩年，在法國軍艦發生叛亂期間，他在敖德薩，“噢，您一定知道安德烈·馬爾蒂這個人吧……我只有一刻鐘的時間感到難受。”我除了表示同情以外，也沒別的話好說。在巴黎，我們被安置在羅森塔爾教授家裡，他和兩個做律師的兒子住在一起。大兒子是我們組織的一個成員。星期二早上，亨利·莫利尼爾到挪威領事館去領取簽證，不料他們說對這件事他們一無所知。莫利尼爾就打電話同我們在奧斯陸的一位同志進行聯繫，對方沮喪地回答說，在最後時刻，挪威政府又開始猶豫起來，擔心托洛斯基到了那裏會不會又搞革命活動。並且還說，政府不能對他的安全負責……看來，搭乘安特衛普的第一班輪船是完全不可能了。於是我們只好重新作出安排。當時我們在巴黎逗留的期限到晚上就截止了。因此莫利尼爾到國家保安局去進行交涉。結果同那裏的負責人爭吵了一通。它們說托洛斯基為了能到巴黎來就對他們進行了欺騙！莫利尼爾同當局進行了一場巧妙的談判：您要是小題大作，就會驚動挪威人，請別給我們製造麻煩了吧，只要再給我們延長一些時間，我們就一定能拿到簽證。“托洛斯基必須在星期三晚上離開巴黎，讓他到比利時去，因為他有去比利時的過境簽證……”“但是在比利時會不會發生什麼事情呢？”“那就不關我們的事囉你們不願意去欺騙王德威爾得，可是你們已經騙了我們……。”莫利尼爾建議是否讓托洛斯基一面等待簽證，一面待在一家私人醫院裡。“住私人醫院？！這是個妙計！以後我們又怎麼把他從醫院趕走呢？”最後，這些先生告訴莫利尼爾，托洛斯基已不可能回到多梅納（伊澤爾省）去了，因為內政部長帕加儂，是伊澤爾省的議員，左派激進黨人，因此比他的前任還膽小，他不希望讓自己的政治對手抓住把柄，指責他利用所在的省區來給托洛斯基避難。在這48小時的寬限期內唯一可做的是對奧斯陸施加壓力。我用電話跟舍夫洛聯繫，他是克里斯蒂安松市的一名編輯，在申請簽證的事情上，他給了我很大的支持，就“不干涉”內政以及人身安全問題，他打電報給司法大臣，又給首相發了電報。為了及時趕上星期三晚上舉行的內閣會議，舍夫洛乘飛機前去奧斯陸。我們只好打電話退掉去挪威的船票。與此同時，比利時的過境簽證的有效期也到期了。我們的幾位青年朋友都表現出垂頭喪氣的樣子……在這段時間裡，我會見了許多巴黎同志。這位可尊敬的博士的寓所想不到竟成了布爾什維克─列寧派的大本營了。所有的房間都在開會，電話鈴聲不斷，來訪者越來越多。報上全是對於在米盧茲召開的法國社會黨代表大會的反響，有影響的報紙第一次把注意力集中到托洛斯基份子身上。《時報》跟《人道報》是一個調子，稱托派是“暴動者！”在這種情況下，我耽在巴黎必然使警察當局加倍感到不安了。我們在巴黎又見到了離別三年的謝瓦，他長得又胖又結實……可是他的俄語忘得差不多了。在普林吉坡時，他常常翻看一本叫《三個胖子》的俄文書，讀得很流利，並且津津有味，而現在這本書雖然還保存著，可是他已經不喜歡了，似乎覺得那是一件奇怪的、令人煩惱的東西。他現在在法國人的學校裡念書，同學們都稱他為“德國人”。星期三晚上大約九點半光景，黑爾德從奧斯陸打電話告訴我們，政府終於決定發給我六個月的簽證。這“六個月”實際是個預防措施，萬一在政治上有人反對，他們就不至於綑住自己的手腳。於是那些垂頭喪氣的青年人頓時欣喜若狂。可是第二天早上又發生了新的麻煩。挪威領事通知說，由於該簽證有一定的期限，所以托洛斯基必須要有回法國的簽證；不過這位領事表示願意打電話再向奧斯陸查詢一下。要獲得回法國的簽證幾乎是沒有希望的，即使可能，至少也要拖相當長的時間。於是更忙亂了，四處打電話聯繫，爭吵，磨嘴皮……也花了不少錢。到了中午，總算拿到挪威的簽證，比利時的過境簽證也延長了有效期。最後與朋友們握手告別。一個陌生的警察陪同我們前往布魯塞爾。陪同我們前往安特衛普的，除了范以外，還有一位叫魯斯的法國同志，他是個加泰羅尼亞人，住在法國的佩皮尼昂。原來，護送我們的那位警官是魯斯的同鄉，於是他們在隔壁車室裡進行了一場有趣的談話。一般來說，警察是投社會黨的票的，但是近年來警察對社會黨和激進黨的信任已經減弱，認為這些政黨不想掌權，也不可能掌權。“火十字團”的影響和勢力卻增長了。左派人士對法西斯分子說：“可你們拿不出什麼綱領！”右派回答說：“這沒什麼了不起，到那個時候，你們就明白了……”這真是那些法律和秩序的捍衛者的如意算盤！近來，警察對共產黨的同情也一直在增強。因為共產黨現在也承認有必要加強國防，同時也許他們能有所作為了，由此可見，甚至在法國的警察中也出現了政治的兩極分化。把希望寄託在共產黨的活動能力上當然是一種幻想，正因為共產黨承認了國防的需要，他們就不可能採取任何革命行動。如果一個工人階級政黨對資產階級說：“請放心吧，萬一發生戰爭，我們就支持你！”那麼這一行動本身就意味著，那個黨已不再是革命的政黨了。我們必須在安特衛普逗留一天半，我就利用這個機會會見了我們的比利時同志。五人領導小組（全是工人）特地從沙勒羅瓦來到這裡，我們在安特衛普的一個鑽石工人波克（其國籍和職業都和斯賓諾莎相同！）家裡，討論了將近四個小時。在這艘挪威的小客輪上（要過兩天三夜），沒有人注意我們。從這一點上說，整個旅途是理想的，它不同於我們以往的遷移。無論警察、新聞記者、還是一般市民，沒有什麼人對我們感興趣（我和娜塔莎使用的還是土耳其政府發的僑民護照；和我們在一起的還有范和弗蘭克爾，因此負責檢查船票和護照的辦事人員就確定我們這四個人是：一個法國人，一個捷克人，兩個土耳其人。）只是在奧斯陸碼頭上，工黨即政府報社的幾名記者和攝影師才洩露了我們的真實身分，但是我們和前來碼頭迎候的舍夫洛很快就上了汽車。政府希望我們住在離市區約兩小時路程的奧斯陸郊區。報界毫不費力地知道了我們的住處。這件事終於引起了一陣蠢動：挪威人絲毫沒想到會有這麼一位不速之客。但事情看來還算順利。保守派當然“義憤填膺”，可是他們在表達這份憤怒時還是乃取了比較克制的態度。那些低級趣味的報紙則保持中立。而作為政府在議會裡靠山的農民黨對批准我簽證的事並未提出異議。工黨報紙則還是竭力地為避難權問題進行辯護。保守派本想在議會裡提出這個問題，但知道此事將得不到其他政黨的支持時，他們就忍住了。只有一些法西斯份子搞了一次抗議集會，提出責問：“這個世界革命的領袖到奧斯陸來企圖搞什麼名堂？”與此同時，斯大林份子卻一千零一次地宣布我是世界反革命的頭目。［下面是貼在本子裡的一張德文打字稿］“全國工人階級和一切正直的不抱偏見的人們都將歡迎政府的這一決定，政治避難權不應該是一紙空文，而應該兌現。因此，讓托洛斯基在這個國家居住，挪威人民不會像（保守派的）赫雷那樣感到恥辱，而只會感到自豪。挪威工人及其政黨並不接受托洛斯基的政治主張。由於我們得不到必要的情報，因此對於斯大林和托洛斯基之間所發生的瓜葛不能形成完整的看法。從當前的政治現實來看，斯大林對於形勢的判斷可能比他的對手來得準確，但這不能成為勝利的一方迫害像托洛斯基那樣的人物並把他驅逐出境的理由。托洛斯基的名字將在俄國革命史上與列寧的名字並駕齊驅。儘管他立下了無可爭辯的汗馬之功，但還是被驅逐出自己的國家，如果在這樣的時刻，尤其在他生病，情緒消沉，需要休養的時候給他以避難之地，那麼每個民主國家的人民都會把這種行動看作是應盡的人道主義義務。”特蘭馬爾在《工人日報》上發表了這篇深表同情的文章，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他一面替我辯護，反對斯大林對我的迫害，而一面又毫不含糊地贊成斯大林的總政策。他的這種對雙方都表示政治同情的作法倒是有助於問題的釐清。目前蘇聯正在進行一場擾亂人心的審判。開除葉努基澤（一個最溫和最順從的人）是對加里寧的打擊。為此辯護的理由──“請勿誇耀您的仁慈”──就表明是在打擊加里寧。如果這次加里寧頂不住，那也完全是意料中的事。前天接到電報，說是蘇聯監察委員會主席安季波夫被人暗殺（但沒有得到證實）。中央委員會要求各級宣傳人員即使在暑假期間也不要忘卻托洛斯基主義和季諾維也夫份子的存在。關於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盛況誰也不吭一聲。斯大林的專政正在走向新的邊緣。6月24日在挪威議會裡，有人對我的事提出了“詢問”，但不是質問。議會的主持者對此作了一個模稜兩可的答覆。《晨報》援引德國報紙的材料，說我在幾年前曾試圖非法進入挪威，但在邊境上被認了出來，因而未獲准入境。保守黨報紙駐莫斯科記者對與葉努基澤案有關的基洛夫案件發生了濃厚的興趣，這意味著什麼呢？最令人煩惱的莫過於患病。在路上的十天和住宿旅館期間倒過得還好，似乎覺得自己身體已經復原，可是現在一切症狀又重新出現：乏力、發燒、出汗、體虛……這是一種難以訴說的苦惱。6月26日我還在生病，令人驚奇的是我的患病與不患病有著非常大的區別，甚至在外貌上也判若兩人，有時候二十四小時就出現這種明顯的變化。因此我就自然地產生一種假定，這是由於我的神經質引起的。但是醫生診斷下來，認為這是很久以前即1923年受到的感染。很可能是由於我的神經質使我的病情出現這種差異很大的外表現象。昨天夜裡，確切地說這是今天凌晨，我在夢裡同列寧進行了交談。我們好像是在一艘輪船的三等艙裡，列寧躺在鋪位上，我站著還不知是坐在他的身邊。他關切地問起我的病情：“您看上去已經筋疲力盡了，您得好好休養……”我回答說：“由於我的體質好，以前感到疲勞時只要休息一下，很快就能恢復，但這回的毛病看來卻在加重……”“那您得好好地（他特別加重這個詞）跟醫生商量商量，（並且還說了幾位醫生的名字）……”我回答說，已經請過不少醫生診斷過，並且告訴他我去柏林求醫的事；但是我看著列寧時，突然想到他不是已經死了嗎，然而我又馬上驅散這個想法，以便能夠同列寧把話談完。當我把1926年去柏林治病的事情講完時，我想補充一句“這是您死後的事，”可是我又馬上制止自己，改口說：“噢，是您生病以後……”娜塔莎在布置我們的臥室，這件事她不知道做了多少次了！這裡沒有衣櫃，也缺少許多別的東西。她自己敲釘子，串繩子，把東西掛起來，把周圍的一切收拾好，可是繩子斷了，她嘆了一口氣，一切又重新開始。他這樣做是出於兩種考慮：一是乾淨，二是雅觀。我記得，她曾以非常同情，甚至是溫柔的口氣告訴我，在1905年她在獄中遇到一位難友，那是個普通的刑事犯，很“懂得”乾淨，經常幫娜塔莎打掃牢房。在我們共同生活的三十三年裡，真不知換過多少住處：日內瓦的公寓，維也納和巴黎的工人住宅區，克里姆林宮和附近的阿爾漢格爾村，阿拉木圖郊外的農民茅舍，普林吉坡島的別墅，法國的更簡陋的洋房……娜他殺對周圍環境決不是漠不關心的，但她能不受環境的束縛。我在困難條件就比較容易“鬆勁”，也就是說對周圍的骯髒和雜亂往往抱著聽之任之、馬馬虎虎的態度。但是娜塔莎決不是這樣，她總是要使周圍環境保持一定程度的清潔和整齊，絕不允許雜亂無章。可是這就需要花費許多精力和心血。這一回我一連躺了好幾天，今天娜塔莎和我在穀倉後面放置躺椅，她有點不以為然地問我：“你喜歡這麼放嗎？”“這樣不好嗎？”“朝另一面，風景好。”的確，另一面的景色比這面不知好多少倍了。當然任何人，或者說幾乎所有的人都能辨別出景色的好壞，但是娜塔莎以她的整個心靈能自然而然地感覺到這種差別。她面對著柵欄是坐不住的，即使別人這樣坐著，她也會感到不舒服。我和娜塔莎在一起度過了漫長而艱難的歲月。可是直到現在，她那完美無缺的性格和藝術家的氣質仍然使我驚嘆不已。我躺在折椅上，回想起1917年1月到達紐約時，我和娜塔莎在船上如何接受衛生檢查的事。美國官員和醫生們很不禮貌，尤其是對次等艙的乘客，我們坐的是二等艙。當時，娜塔莎戴著面紗。一個醫生以為她患了砂眼，並懷疑面紗後面還掩蓋著什麼缺陷，他上前敏捷地撩起面紗，並用手指翻開她的眼皮……娜塔莎沒有抗拒，沒有說話，也不退縮，只是略表驚異。她用質問的目光盯了醫生一眼，並且還帶著幾分羞澀的神態。這個粗魯的美國佬就馬上垂下了手，道歉地後退一步。在她的臉上，在她的目光中，在她的整個神態中顯示了女性那種不可觸犯的尊嚴……我記得，當我們走下船舷，走向紐約碼頭時，我為她感到多大的驕傲啊！6月29日《晚郵報》發表了某律師的一封長信，說什麼托洛斯基從未放棄過他的政治活動（還特別援引了我給愛丁堡大學生的信）；此外，他還帶著兩個秘書。既然他在生病，那麼這兩個秘書又準備幹什麼？這位作者引證了舍夫洛的話，說托洛斯基“沒有屈從”，還是“依然故我”，等等。可見我們在這裡也得不到赦免。我想用“慢性飢餓”來戰勝自己的疾病，我躺在樹蔭下，幾乎什麼也不看，什麼也不想。7月1日我躺在室外，把無政府主義者埃瑪·戈德曼的論文集連同她的小傳從頭至尾看了一遍，現在正讀著（英文版的）瓊斯大媽的自傳。這兩位都是美國的勞工婦女，可是卻大不相同！戈德曼是個個人主義者，她根據克魯泡特金、尼采、易卜生的思想拼湊了一個渺小的“英雄”哲學。瓊斯是一個傑出的美國無產者，她沒有懷疑，沒有花言巧語，但也沒有哲學。戈德曼給自己提出革命的目標，但卻企圖用完全不是革命的手段去實現這些目標。她們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表現了美國。戈德曼用的是原始的理性主義；瓊斯用的是同樣原始的經驗主義。但瓊斯代表著美國無產階級歷史上的光輝里程碑，而戈德曼則是背離了本階級，走進個人主義的死胡同。我不能忍受戈德曼文章中那種夸夸其談的沒有生氣的道德說教，儘管這是出於她的真誠；而我卻懷著喜悅的心情閱讀著瓊斯的自傳。瓊斯簡練而樸實地描繪了罷工者的戰鬥場面，從而也揭露了美國資本主義和民主制度的一幅可怕的情景。讀了她所敘述工廠童工們如何遭受殘酷剝削，如何變成殘廢的故事，你不能不感到強烈的震動和內心的憤慨！克努森告訴我，一批法西斯份子準備在德拉門（距此六十公里）組織一次群眾集會來抗議我在挪威的居留。根據克努森的估計，來開會的人數不會超過一百。有一個蘇聯官員在我們房東住的小別墅附近租了一幢別墅，這是使娜塔莎擔憂，但我認為沒有擔心的必要。7月4日我看完了瓊斯大媽的自傳。我好久沒有讀到這樣有趣、這樣令人振奮的書了。真是一本了不起的作品。它表現出作者對勞動人民是多麼忠心耿耿，對工人階級“領袖”中間的叛徒和野心家又是何等的鄙視。這位出席泛美勞工代表大會的女代表，以她九十一歲的高齡提出了以蘇維埃俄國為榜樣的見解。九十三歲那年，她還加入了農工黨。但是她的一生主要經歷就是參加工人的罷工鬥爭。罷工在美國比別處多，它已變成了內戰……這本書是否已經翻譯成外文出版了？7月13日最近，白天我一直躺在戶外，讀書看報，向楊口授書信。報紙和信件開始直接送到這裡，數量也不斷增加。幾天前，房東家來了一批客人，其中有些是黨報編輯，他們主動過來與我們結識交談，他們說：“在挪威不會產生法西斯主義”，“我們是一個古老的民主國家”，“我們這裡人人都能讀書寫字”，“而且我們已經認識了不少東西，對於我國的資本主義我們已經有所節制……”“要是法西斯主義在法國上台，在英國上台，你們怎麼辦？”“我們將堅持到底。”“當英鎊貶值的時候，為什麼你們就不能維持通貨了呢？”其實，他們什麼也沒弄通，這些人只不過知道世界上曾經有過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這樣的人……戰爭、十月革命、法西斯主義興起等等只是在他們面前一晃而過，沒有留下什麼痕跡。對於他們來說，未來只不過是暑去寒來而已。我讀了尤金·德布茲傳。這部傳記寫得不好，筆調過份傷感，但也反映了德布茲是個多愁善感、非同一般、頗具魅力的人物。我現在在看原文版的埃德加·愛倫·坡的作品，雖說有些困難，但還能看下去。近年來，我學會了用法文和德文口授文稿，那些作紀錄的夥伴能隨時給我糾正語法上的錯誤，這是常見的事，因為我的任何一門外語都未達到精通的程度。由於英語水平很低，我現在就用精讀的辦法來進修英語。有時自己也會感到疑惑，我現在再學英語豈不太晚？不把精力用在追求知識上，而是用在學習語言──吸收知識的工具上──是否值得？在土耳其，我們公開住在那裏，不迴避群眾的耳目，但實際也有相當的保護（有三個同志，兩名警察在保衛我們）。在法國，我們的身分是不公開的，起先在巴比仲由我們的同志保護，後來在伊澤爾我們就單獨生活了。現在我們又以公開的身分住在這裡，沒有人保護，甚至院子的大門也日夜敞開著。昨天，有兩個喝醉酒的挪威人闖進來要跟我們認識。於是我們同這兩位不速之客進行了親切的交談，最後在友好的氣氛中告別。7月30日上兩個星期發生了好幾件事情。工黨的首腦特蘭馬爾和司法大臣李到我這裡拜訪，（由於一個天真的第三者的要求）結果我們一起照了相。合影，我是有顧慮的。但幸好，那位大臣對這張相片也覺得很不合適。隔了兩三天，有人告訴我們，這張照片“沒有發表”。娜塔莎和我都對兩位貴客的機智靈活感到滿意。雙方的交談成了單方面的發言。該黨的中央機關報編輯當折特蘭馬爾（主編）的面和李的面對我進行採訪，大家談笑風生、氣氛活躍。李對我們說，這回蘇聯政府沒有施加任何壓力來阻止我在挪威的定居。我們到達奧斯陸以前，他們顯然不知道這件事。也可能是他們認為挪威比法國危害要少些。《工人日報》則發表了一篇非常好戰的文章。有一天，一個法西斯派新聞記者（屬於《ABC》周刊）偷偷溜進院子，他躡手躡腳地沿著牆壁走來，偷拍了我和娜塔莎坐在躺椅上的鏡頭。當娜塔莎發現他的時候，他拔腿就跑。好在他手裡的只不過是一架照相機。楊在村子裡追上了他，他正在那裏打電話叫汽車。這個可憐的法西斯分子嚇得渾身發抖，發誓說他沒有拍照等等。但是照片還是在《ABC》周刊上刊載了，並且附有一篇恫嚇性的文章：警察當局是否注意到托洛斯基的破壞行動？可是這張照片卻不能證明文章的言之有理，因為照片攝下的鏡頭是我們正安安靜靜地躺在折疊椅上休息呢……前天從奧斯陸來了兄弟兩人，自稱是工人，但很可能是小業主、營造商一類的人物。他們曾在美國僑居過，會講英語，年紀不輕。他們同情第三國際，是“蘇聯之友”協會會員。我們辯論了很長時間，但由於語言的障礙進行得不太順利。可是我已經完全看清了這種挪威型的斯大林分子的形象。剛收到一份電報：社會黨把我們的青年同志開除了，這就是社會民主黨準備同斯大林分子合併所支付的代價。新的一章正在開始。9月8日有很長一段時間，我沒有寫過一點東西。一位醫生從賴興貝格來這裡給我看病，他是“我們的”人，對我非常親切，為了檢驗我的病情，他要我大量散步，可是我的病況反而變得更糟，化驗報告照例沒有得出什麼結果，就這樣過了兩個星期。醫生走後，我又恢復了原先躺著不動的生活方式，不久身體復原了。我又開始投入工作，並且越幹越多。我們找到了一個俄文打字員，這對我來說真是個救命恩人。我開始用口授的方式寫文章，既多又方便，幾乎不感到疲勞。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自己一切正常。正是因為這樣，我連寫日記也忘了。我想起他們，因為昨天我們接到了廖瓦寄來的亞歷山德拉·列沃夫娜和普拉東的信的抄件。信裡沒有謝廖沙的話，也沒有關於謝廖沙的消息，很可能他仍在獄中……列沃夫娜和普拉東的信是談他們自己的事情。［附件：一頁打字稿］親愛的廖瓦：看不到你們的來信，我心裡總是感到忐忑不安。現在總算知道了謝瓦的消息。這孩子跟你們在一起真是太好了。他爸爸在那木斯克，曾來信問起過孩子的事。你得寫信給他，暫時由郵政局轉交。我猜想你大概沒有收到上次給你們的信吧，我在那封信裡告訴你們，尼娜的幾個孩子現在住在烏克蘭基羅沃我妹妹家裡。我妹妹是個體弱多病的人，我真不知道她在無人幫助的情況下是怎麼搬到那裏去的。她的住址是基羅沃市敖德薩區卡爾·馬克思四號街13號。孩子們一直在盼望不久能見到他們的爸爸，但是他們還得再等兩年［下面畫了槓槓］。你們對我的關心體貼常常使我非常感動。其實你們寄錢給我是毫無意義的，這裡沒有兌換的地方，我所需要的一切，我妹妹都會寄來。這裡幾乎什麼都買不到，甚至連蔬菜也很難買到。我的身體還算過得去，我希望能有機會再看看這些孩子，也就是說死前還想看看他們。我不想談自己的感受，這沒有多大的意義。但是我覺得自己有很大的耐心，並且抱著至今不願改變的希望。普拉東很想要一張謝瓦的照片，我打算把自己身邊一張寄給他，雖然我捨不得割愛，我真希望你能將照片直接寄給他。謝瓦還能說俄語嗎，是不是忘了？他還記得我們嗎？你代我親吻他的臉蛋兒。謝爾蓋現在在哪裡？我熱烈擁抱你們。你們的亞歷山德拉1935年8月14日我親愛的：除了收到一張三月份簽發的支票通知書以外，至今沒有收到你們的來信。可是這張支票現今還在旅途中送到這裡很可能過期，說不定到時候我還得退給你們。我這裡沒有一封我小兒子的信。我接到通知說，我原來的住處收到過幾封信，但不知道這兒的郵寄是否正常。也許過幾天，我終於能收到你們的來信，給我帶來關於孩子的消息。你們把這麼大數額的支票寄給我，實在不太恰當。這筆款子至少可以分作十份或十五份，這對我來說是足夠的，這樣寄來也會更好些。這裡有一個僑匯商店，如果那張支票匯到以後可以兌現的話，我將匯一部分給孩子的奶奶。我想，她現在已經不在那裏了，而是在烏瓦特區。我的身體已在慢慢地好轉，但總的來說我在這裡已經度過了五年時間，這實在是想不到的事情［這兩句下面劃著鋼筆線條］。我的生活正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在這之前，我一直在走著老拉法格夫婦走過的道路，而且差不多要跟我們的齊娜作伴了。我衷心祝賀你們幸福。我希望你們常常來信，把謝瓦的健康狀況、學習好壞、調皮搗蛋的事都一一告訴我，也好使我從中得到一點安慰。到現在為止，我一點也不知道關於他相片的事。目前的境況真夠苦的。我深深地惦念著孩子和你們。你們的普拉東1935年8月1日遺囑還在在發展的高血壓病使那些接近我的人對我的實際情況感到失望。目前我能活動，也能工作，但最後的結局是明顯地接近了。這幾行字在我死後將予以公布。在這裡我不需要再一次地去駁斥斯大林及其代理人卑鄙無聊的誹謗，因為在我的革命榮譽上，沒有沾上任何污點。我從來沒有同工人階級的敵人，不管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在幕後達成協議或者進行談判。成千上萬個斯大林的敵手由於同樣的誣陷而成為受害者。新的革命一代將恢復他們政治榮譽，同時根據克里姆林宮的劊子手們的罪行，給予應有的懲罰。我熱切地感謝在我的生平中最困難的時刻仍然忠誠於我的那些朋友。我不想一一例舉，因為我不能叫出他們所有人的名字。然而，我認為，把我的伴侶娜塔麗婭·伊凡諾夫娜·謝多娃作為一個例外，是有道理的。命運給我帶來幸福，不僅因為我有幸成為一個為社會主義事業而鬥爭的戰士，而且有幸成為她的丈夫。在我們將近四十年的共同生活中，她始終保持著無限的愛情，寬宏大量和溫柔體貼。她忍受了很大的痛苦，特別是在我們生活的最後時期。但是，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她也曾度過了幸福的日子。在我那有意識的生活的四十三年中，我始終是一名革命家；其中四十二年我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下進行戰鬥的。如果我必須一切從頭做起的話，當然我將力圖避免這樣或那樣的錯誤，但是我生活的主要道路將是不會改變的。我要作為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一個辯證唯物主義者，因而也是一個不可調和的無神論者而死去。今天，我對於人類共產主義前途的信念，與青年時代相比，不是淡薄了，實際上是更加堅定了。娜塔莎從庭院裡走近窗戶，她把窗戶開得大些，讓空氣更通暢地流進我的房間。我能看到圍牆下面一條狹長的綠茵茵的草坪，圍牆上面一片晴朗的蔚藍色的天空和到處閃爍著的陽光。生活是美麗的。但願我們的後代清洗掉所有的罪惡、壓迫和暴力，充分地享受美好的生活吧。列．托洛茨基1940年2月27日科亞坎我死後留下的所有遺產、所有我的版權（我的著作、文章等的收入）全部由我的妻子娜塔麗婭·伊凡諾夫娜·謝多娃處理。1940年2月27日。列．托洛茨基如果我們兩人都死去的話［這一頁的其餘部分是空白的］1940年3月3日我了解，我的病情（還在上升的高血壓）是這樣的，很可能由於腦溢血而突然死亡，這還是我自己的設想，也是我所能希望的最好的一種結局。然而，也可能我估計錯了（我不想去閱讀關於這個問題的專門書籍，醫生們自然是不會告訴我真實情況的）。假如這種硬化症一直拖延下去，我有長期臥病危險的話（由於高血壓的關係，我現在反而感到精力旺盛，但這種情況是不會持久的），那麼，我將保留自行決定死亡時間的權利。這種“自殺”（假如在這場合這樣一個詞是適當的話）從任何方面來說都不是失望或絕望的表現。娜塔莎和我不只一次地講到，一個人的身體情況，可能到這樣的地步，以致最好是縮短自己的生命。說得更確切些，是加速這種過於緩慢的死亡過程，……但是不管我怎麼死去，我至死也不會動搖我對共產主義未來的信念。這個對人類和人類未來的信念即使現在還給予我這樣強大的抵抗力，而這種抵抗力是任何宗教信仰都不可能給予的。列．托
托洛茨基：第二本日記（1935年5-6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流亡中的日记（1935年）第二本日記（1935年5-6月）1935年5月8日從莫斯科經由巴黎傳來的消息說：“想必你們已經收到來信，知道他們遇到了小的不愉快的事情。”這顯然是指謝廖沙（和他的同事）。但我們沒有收到信件，確切地說，信件準是在半路上給毀了，就像我們大部分信件一樣，甚至連一封極普通的信也遭到扣壓。這“小的”不愉快是指什麼？所謂“小”又小到什麼程度？謝廖沙本人也沒有寄來什麼消息……年老是一個人最感到突然的事情。挪威工黨政府似乎很肯定地答應發給我簽證，看來我們得利用這個機會。要是繼續留在法國，無論遇到哪一種情況，不管是政局日趨反動，還是革命運動蓬勃發展，我們都會陷入越來越大的困境。從理論上說，已經把我“驅逐”出境的法國政府，既不能把我趕到別的國家，也不敢把我送到殖民地，因為那樣會引起極大的騷動，並且給無休止的煽動製造了藉口。但隨著法國國內形勢的日益緊張，這些次要的因素將變得無關緊要，這樣的話，我和娜塔莎就有可能被安置到殖民地去。當然，那不會是在條件較好的北非，而是在一個非常偏僻的地方……這就是說，對我們實行的政治隔離比在普林吉坡島更加徹底。在這種情況下，趁早離開法國不失為上策。這次市政選舉證明了政局在一定程度上是穩定的。所有的報紙都以各種不同的基調強調了這一事實，儘管它們各有各的解釋。然而，相信這種“穩定”，那是十足的愚蠢。大多數人之所以跟“上次”一樣去投票，僅僅是因為人們不得不投票而已。至今還沒有一個階級明確接受這種新的局面。但是種種可觀條件迫使他們接受，因為政府的人選早已由資產階級內定好了。在這一事實的發展過程中“漸進的中斷”會很快地到來，而且一定會來得非常突然。挪威當然不是法國，首先是語言不熟悉，又加上國家小，地緣偏僻，郵寄來往不便，等等，但畢竟要比馬達加斯加好得多。至於語言，我能很快地掌握它，至少可以看懂報紙。挪威工黨的經歷，尤其是工黨在大不列顛掌權前夕的經歷是十分有趣的。當然，萬一法西斯主義在法國取得勝利，那麼斯堪地那維亞人的民主制度的“最後防線”也就不會維持多久了。但無論如何，在目前形勢下，我們還能希望獲得一段“喘息時間”。謝廖沙上次給娜塔莎的信裡似乎順便寫到：“總的情況是極其困難的，比你們所能想像的還要困難得多……”起初以為，這些話是指他個人的處境，但現在就完全清楚了，謝廖沙講的是政治形勢，是基洛夫遇刺以及隨之掀起新的迫害浪潮以來所形成的局勢（該信是1934年12月9日寫的）。無論在會議上，在看報時，還是在遇到別人交談時，乃至在遇到那些卑鄙的小人和壞蛋無數次挑釁時，謝廖沙當時的那種感受的確是不難想像的。如果謝廖沙是個對政治十分感興趣的、黨派觀念十足的人，那麼他經受這番痛苦倒也情有可原，可是他根本沒有那種情趣，因此就更加難以忍受這種折磨了。我又開始寫日記了，因為我幹不了別的事情；我的工作能力的變化是十分明顯的……去年夏天，我們被趕出巴比仲以後到處流落，我和娜塔莎只好分離。她繼續留在巴黎，而我帶著兩個青年同志四處奔走，從一個旅館搬到另一個旅館。保安總局的一個密探又緊緊地跟蹤我們。我們在夏蒙尼稍事逗留。顯然，警方疑心我想逃往瑞士或義大利，所以他們把我的行蹤洩露給記者。莫利尼爾一清早在理髮店看到當地的一家報紙，上面刊登著一則非常引人注目的短訊，把我們的行蹤公諸於眾。這時，娜塔莎剛好從巴黎趕來同我會合。在這條消息尚未引起必然的後果之前，我們就設法逃離了這個地方。我們有一輛小型的相當老式的福特牌轎車，但汽車的牌子和執照的號碼都在報上登過。我們只好把那輛車子賣掉，另外買一輛，還是福特牌，不過更老式一些。直到這件事發生以後，保安局才想到要通知我們，不准我們在邊境省分逗留。於是我們決定在離開邊境的某一個地方租借一所別墅。我們不得不花了兩三個星期去尋找住所，因為所選擇的地方必須距巴黎三百公里以上，離省城至少必須三十公里，而且還不能是工業區，等等，這些都是警方規定的條件。我們決定一面尋找別墅，一面暫時找一家膳宿公寓住下。但是要找一家公寓也不那麼簡單，我們不能用我們自己的證件進行登記，警察局也不會允許我們用假證件進行登記。實際上，法國公民住宿登記是不需要出示證件的，但是在一個有客飯供應的膳宿公寓裡，人們把我們當作法國人就會造成一些麻煩。所以在受到保安局密探監視的情況下，為了在郊區一家普通的公寓裡住上兩個星期這樣一件小事，我們不得不費盡心機，想了不少辦法。我們決定裝作外國血統的法國公民。為此目的，我們找了一位用荷蘭人名字的法國青年同志協助。請他扮作我們的“姪子”。那麼如何不去吃這公寓裡的客飯呢？我出了一個主意，要大家戴孝，這樣就有了藉口，可以在自己的房間裡吃飯。我們的“姪子”則在公寓的食堂裡用膳，以便察看屋裡的動靜。這個計畫首先遭到娜塔莎的反對，因為她認為披喪戴孝、裝模作樣對她來說是一種冒犯，但是該計畫的優點是顯而易見的，因此她只好讓步。我們來到公寓，事情卻很順利。連住在公寓裡的三個不大懂規矩的南美大學生看到我們以後，也停了談話，並向我們這些帶喪的人鞠躬致意。我只是對客廳裡掛的幾幅版畫感到有點驚訝，那裏竟然掛著《國王的騎兵》、《瑪莉婭─安托瓦內特和她的孩子告別》等一類的作品。這個謎很快揭曉了。午飯後，我們的“姪子”慌裡慌張地跑來說，我們已經陷入一家保皇派的公寓！《法蘭西行動報》是這裡唯一受到讚許的報紙。最近鎮上發生的流血事件（一次反法西斯的遊行示威）激起了房客的政治熱情。這個保皇派“密謀集團”的中心人物是這裡的女房東，在帝國主義戰爭時，在前線當過護士，得過獎章；她同城裡的保皇派集團和法西斯集團都保持著密切的私人關係。按老規矩，保安局密探，共和國的職業衛士G先生第二天搬進了這個公寓。碰巧，就在那幾個星期裡，萊昂·多代在《法蘭西行動報》發動了一場攻擊保安局的運動，罵他們是一幫騙子、賣國賊和殺人犯。多代尤其譴責保安局殺死了他的兒子菲利普。這個四十五歲上下的保安局密探原來是個極其精明老練的傢伙，他到過世界各地，見多識廣，關於什麼汽車的牌子、葡萄酒的釀造、各國武器裝備的比較、最近的刑事審判以及新出版的文藝作品，等等，他都能對答如流，侃侃而談。而在政治問題上，他總是力求採取圓滑的中立態度。但是公寓老闆（確切地說是女房東的丈夫，一個旅行推銷員）總是要求這位G先生接受他的保皇派觀點。老闆說：“總而言之，《法蘭西行動報》是全國最好的一家報紙！”G就撫慰地說：“不能否認，夏爾·莫拉斯的確是值得尊敬的，但是，多代也實在過分粗魯。”公寓老闆則彬彬有禮地堅持說：“當然，多代有時是相當粗魯的，可是他有權這樣做；嗨，那些混蛋竟敢殺死他的兒子！”這裡需要補充的是，G本人也直接參與了小菲利普“事件”，因此，這種譴責也是針對他本人的。但是G還是能鎮定自若。他對這位心直口快的房東說：“對這一點我不能表示同意。”房東就說：“那我們就各自保留自己的意見吧。”每次吃飯以後，我們的“姪子”就跑來把這些莫利哀式的場面告訴我們，這半小時愉快的、不敢出聲的歡笑（因為我們還戴著黑紗），至少部分地彌補了我們生活上的不快。星期天，娜塔莎和我還上教堂做“彌撒”，實際上是為了出去散散步。這樣倒也提高了我們在公寓裡的聲望。我們還在這所公寓逗留期間，不料《畫報》周刊登載了一張我和娜塔莎的大幅照片。由於我剃掉了鬍子，改變了髮式，所以我的容貌別人還不大容易辨認出來，可是娜塔莎的照片卻跟他本人一模一樣……。我記得，有人看到照片以後已經在飯廳裡對我們有所議論了。G第一個發出警告說：“你們必須立即離開這裡！”顯然他住在這家普通的公寓裡已完全厭煩了。但是我們很沉著，還是留在這家保皇派的公寓裡，直到租到一所避暑別墅我們才離開這裡。我們又碰上了倒楣的事情。經我們的法國同志莫利尼爾跟省長談判後，省長允許我們找一個離開城鎮三十公里的地方定居下來。但是當我們租好了房子，由莫利尼爾把我們的地址告訴那位省長時，省長驚嘆道：“你們選擇了一個最不合適的地方，那是教權主義的溫床，那裏的市長同我有私仇！”的確，我們這座小別墅（其實是一所樸素的村舍）的每一個房間都掛著耶穌遇難像和宣傳宗教的雕刻。省長一定要我們換個住處。但我們已經和房東太太談妥了，事實上這樣的顛沛和遷移已經使我們傾家蕩產。因此我們堅持不搬。大約兩星期以後，當地一家周刊為進行敲詐，刊登了一則報導，說托洛斯基及其夫人、秘書一行現住某某地方，具體地址不登，但所指的地區卻是相當準確，就在幾平方公里範圍以內。毫無疑問，這是那位省長耍的花招，下一步行動將是公布我們的確切地址來壓我們。結果，我們只好趕緊離開這所別墅……英國的周年慶祝活動給人以一種拙劣的印象，它簡直是一種奴性和愚蠢的展覽。至少大資產階級知道搞這種活動具有什麼益處，這一中世紀遺留下來的陳規陋習在即將來臨的戰鬥中是一個很有用的武器，它將是阻撓無產階級前進的第一個障礙物。5月9日最近一期的德文版《我們的言論報》預定在這幾天出版，上面有我的一篇文章。在那篇文章裡，我尖銳地評論了挪威工黨及其執政期間所推行的政策（尤其是投票通過皇室開支預算的問題），如果這篇文章導致挪威政府在最後一刻拒絕給我簽證的話，那就毫不足怪了。這將是一件令人煩惱的事，但……也是預料中的事。5月10日第二國際執行局通過了一項關於存在戰爭危險的決議。它指出，危險的根源是希特勒；挽救和平的責任在於國際聯盟；防止戰爭最可靠的手段是裁軍；各“民主”國家的政府同蘇聯的合作受到世界人民的熱烈歡迎。如果這個文件的措辭稍加修改，那麼第三國際的主席團也照樣可以在這個文件上簽字。說實在的，這個決議遠遠不如大戰前夕（1912年）巴賽爾會議所通過的宣言……[1]我們的時代在這些先生的狹窄、保守、膽怯的頭腦裡是沒有存在的餘地的。任何東西都無法挽救當今這些勞工運動的投機商人。這些人必將垮台。在血腥戰爭和起義中必將湧現出新的一代，他們將無愧於時代所賦予的使命。5月13日華蘇斯基死了……我從未跟他見過面，但在我第一次流放西伯利亞期間（1900-1902年）期間，我就聽到過流放在那裏的波蘭人對他的熱情贊頌。那時，華蘇斯基是波蘭社會黨的青年領袖之一，因此就廣義上說，他也是我們的“同志”。而墨索里尼，如同麥克唐納、拉伐爾……一樣也曾經是同志，可惜都成了叛徒！我接到一些有關第二國際執行局上次會議的機密情報（請見5月10日的日記），這些人是無與倫比的。此信值得保存。［附件：信件用法文打字，斜體字排印的句子下面有很深的鉛筆線條，用鋼筆簽名，拼錯的辭仍保留原樣］布魯塞爾1935年5月9日列夫·達維多維奇同志：以下是社會黨國際組織執行局會議的一些細節。一、從附件中您會得到委員會提出的決議。我按照報紙披露的文件做了變更。二、王德威爾得不再是執行局的成員。章程規定不允許他作為部長而同時又兼任執行局成員。但是他出席秘書處的每次會議，他甚至建議在他的部長辦公室召開會議。阿德勒對此表示反對。三、他亦參加了執行局的第一次會議。口頭的訴訟無法變成動議。四、布賴施奈特前來訪友，但沒有出席這次會議。五、報刊沒有公布奧地利代表的名字。他們是鮑威爾和波拉克。同樣也沒有公布捷克斯洛伐克代表萊奧·德溫特爾的名字。六、對於第三國際隻字未提。七、整個全會忙於制定最後決議，起出的決議是由勃魯姆提出的。八、只花了五分鐘匆匆組成一個能夠在戰爭時期發揮作用的委員會。這是丹的提議。會後勃魯姆問他（也是挖苦）是否示著個提議的真正作者。丹回答說這是波蘭社會黨人的提議。九、人們就此決議進行了兩天討論。英國代表最為吹毛求疵。我們的同志（威廉·吉利斯，其餘都緘口不言）得到的印象是他覺得他為工黨承擔了一切責任。別的人似乎寧願以個人的名義行動。十、義大利代表或多或少有些反對之意。他十分希望在決議中提及義大利法西斯在非洲的帝國主義計畫。在他交涉之後，文件裡補充了我畫出著重點的修正之處。他這樣做無疑是為了能在自己的支部面前做出解釋。其他代表根本不願意在文件中提到阿比西尼亞這名字。我們未能全部參加會議的同志不可能提供更完善的有關資料。致共產主義的敬禮G·凡爾特別值得稱道的是這個“戰時委員會”──真是個了不起的英雄之舉啊！這些先生不希望再次被戰爭弄得措手不及，所以他們建立了……一個秘密的委員會。但是，它們怎樣才能保證這個委員會的成員不僅在物質上而且在政治上不使自己陷於相互對峙的戰壕裡呢？這些聰明人是回答不了這個問題的……5月14日在審訊列寧的兄長亞歷山大·烏里楊諾夫的法庭上，華蘇斯基曾作為證人被傳訊。而在同一個法庭上（即審理1887年3月1日謀刺亞歷山大三世一案），華蘇斯基的兄弟卻是一名被告……最近幾十年裡，歷史一直在迅速發展。然而在若干反動時期，尤其在1907-1912年間，似乎又是茫茫長夜。幾天前，他們在布拉格慶祝老民粹派領袖拉札列夫的八十壽辰……在莫斯科，薇拉·費格納和許多老前輩至今還健在。那些在沙俄時代最先投身於革命工作的人們並沒有全部退出舞台。然而我們現在卻面臨著一個工人國家發生官僚主義蛻化的問題……。不，現代的歷史的車輪正在高速運轉。唯一遺憾的是那些敗壞機體的微生物繁殖得更快。如果在世界革命大步邁進以前，它們將我吞噬掉──看來確實是這麼回事──那末我將仍然抱著堅定不渝的信念，相信自己畢生為之奮鬥的事業必將勝利而含笑於九泉。5月15日保安局分明是在炫耀他們對我的情況瞭若指掌。一位經常為我去同當局打交道的朋友給我寄來了一份他同保安局秘書長談話的摘要。［附件：此件用法文打字，筆誤之處不作改動］一次對話的片段Ｇ：您不認為托洛斯基希望搬家是出於他同房東之間的爭執嗎？Ｈ：爭執？您以為這裡有爭執可言？Ｇ：當然啦。您瞧，老好人大概並不隨和。不光是同我們過不去（微笑……）Ｈ：我覺得爭執這個字眼過於嚴重了。事實上我可能有過一些小誤會的印象，但從來沒有聽說過爭執！我想，您的“情報員”為了得到嘉獎未免言過其實了！Ｇ：您錯了。這是是一位朋友偶然對我說起的。他完全沒有惡意；他不希望托洛斯基有任何麻煩。正相反，他對目前已存在的狀況十分煩惱……Ｈ：我看您受騙了……Ｇ：我絲毫不這樣認為。儘管如此，我們但願沒有此事。因為如果是他的房東迫使他搬家，我們會非常煩惱。對這類歷史的重演我們一點不感興趣！Ｈ：我應當告訴您，我對您向我說的他兒子去東方旅行一事作了簡短的調查。當事人卻對我說他從未去旅行過！大概是您的警探把托洛斯基的某個朋友同他搞混了。Ｇ：我不信。我們的情報是出色的。Ｈ：警察局總以為他們的情報是出色的。但是它收到的片面的情報太多了，比如，這個年輕人在準備三份巴黎大學的考試合格證書，等等，等等。Ｇ：這我知道得清清楚楚。再說，即使不是他去旅行，也是同一碼事（做個手勢並微笑）。Ｈ：我不明白！Ｇ：我們有關於他政治活動的情報，顯然幾個月來他一直在活動。安靜地等待著對他來說更好些──這是千真萬確的……接著，對於保安工作進行了泛泛的討論。他的情報斷言，蘇聯警方的任務十分簡單，因為在這個國家裡所有的居民都有告密和自我揭發的癖好……等等（純屬陳詞濫調）。隨後談到對於面臨德國禍害時全國選舉結局充滿信心。我們十分了解德國人是不可同化的。我們所有的逃亡者都是他們的敵人；一旦號召下達，就會重新拿起武器。正如您所見，關係是十分真誠的。但是有關托洛斯基的一切都取決於部長，他親自解決“這個問題”（我覺得這是真實的）。5月16日這幾天大家都悶悶不樂，娜塔莎病了：體溫38度，顯然是得了感冒，但也可能同時患了瘧疾。每當她生病，我就會再次感到她在我生活中所佔的地位。她總是默默地、平靜地忍受著肉體上、精神上的一切痛苦。此時此刻，她卻更多地為我的健康擔憂。今天她躺在床上對我說：“只要你的身體能好起來，我就一切放心了。”平常她是很少說這種話的。現在她竟是那麼直率、平靜、溫和地說出這種肺腑之言，怎能不使我百感交集呢……我的情況也確實不佳。發病次數更頻繁了，症狀越來越嚴重，我的抵抗力也在明顯減弱。當然，情況也可能會有暫時的好轉，但總的感覺是了結的日子正在臨近。［在這些句子上畫了曲線］大約兩個星期以來，我幾乎沒寫什麼東西，因為實在太吃力了。有時我看看報紙，讀一點法國小說，如維特爾寫的關於弗洛伊德的書（這是由一個喜歡嫉妒別人的學生寫的拙著）。今天，我寫了一點東西，是關於大腦作用的生理決定論和在邏輯規律支配下的思想“自主”之間的相互關係的問題。近年來，我對哲學的興趣越來越濃，但可惜我的知識過於貧乏，認真鑽研書本的時間也太少……我該給娜塔莎喝點兒茶了……5月17日昨天，各報都刊登了關於拉伐爾在莫斯科談判的官方公報，下面是最重要，也是唯一重要的一段話：“他們完全同意，承認在當前的國際形勢下，他們有義務促使政府真誠地為保衛和平作出貢獻，正是為了維護和平，他們才積極尋求相互保證，這種作法本身就清楚地表明他們渴望和平的心願。他們職責首先迫使他們不得以任何方式削弱自己國家的國防手段。在這一方面，斯大林先生理解並完全贊賞法國為把它的武裝力量維持在確保安全所需的水平上所制訂的國防政策。”［這是貼在本子裡的剪報，第一句上畫有豎線，最後兩句加了引號，並畫了鋼筆線條］縱然我深知斯大林政治上的犬儒主義、不顧原則和急功近利的特點，但當我讀到上面那幾行字的時候，我還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狡猾的拉伐爾終於找到接近這位自負而淺薄的官僚的門路。當一位法國部長請斯大林談談對法國軍備的評價時，斯大林無疑是很得意的。在這件事情上，他竟然不顧禮儀地把自己的名字和莫洛托夫、李維諾夫的名字放在一起。外交人民委員對斯大林朝共產國際這樣公開地、無可挽回地踢上一腳的作法當然是高興的；莫洛托夫也許有點窘困，不過這跟莫洛托夫沒有什麼關係。一個叫丘巴爾的“接班人”已經站在他身旁等候了！再說，布哈林、拉狄克這些御用文人也必然會用巧妙的言詞向“人民”作出解釋的。但是，斯大林決不會泰然地去改正5月15日的公報，從而使人們忘掉這一醜行。因為問題實在太尖銳了，背叛實在太露骨了。真是十足的背叛！……在德國共產黨向希特勒投降以後，我曾經寫道，這是第三國際的8月4日。有些朋友表示反對，他們說（1914年）那個8月4日的行為是背叛，而我們只不過是一種投降。而事實的真相恰恰是這種不經戰鬥的投降暴露了內在的腐朽性。它不可避免地加速了日後的垮台。5月15日公報完完全全是一種簽了字的、經過公證的背叛行為。法國共產黨受到了致命傷。這些可憐的“領袖們”不願意公開採納一項社會愛國主義的綱領，它們想神不知鬼不覺地逐步把群眾引向投降的道路。現在他們背信棄義的花招被揭穿了，無產階級只會從中得到教益。新的國際的事業必將順利前進。當地的一位大夫來給娜塔莎看病，說是流行性感冒。大夫發現她的肺部有陰影，不過娜塔莎說那是老早就有的。可是我記得（在維也納時）“病灶”是在左肺，而這回說在右肺。雖然這位大夫的水明不高，才疏學淺……她的體溫始終在38度左右，發燒一直不退。左派和傾向左派的改良主義者對待國際聯盟的態度是最能說明這些人特點的。法國社會黨的領袖們（如勃魯姆之流）曾在口頭上採納過一個綱領，即主張必須摧毀資產階級的權力盔甲，並以工農國家取而代之。然而勃魯姆又把國際聯盟看作是“民主”國際組織的開端。如果勃魯姆真的打算“摧毀”什麼的話，那麼他如何去“摧毀”資產階級國家的盔甲，而又能保存資產階級的國際機構呢，這就成了難題。實際上他是打算謙恭地等待資產階級來“摧毀”他自身的“盔甲”……我得進一步發揮這一思想。［下面是一份剪報］報刊文摘法國共產黨人會聽從斯大林嗎？（人所共知，宣布拉伐爾先生同斯大林、李維諾夫和莫洛托夫會談結束的最後公報“完全贊同法國制訂的旨在防衛而保存它軍事力量的國防政策。”把共同戰線的報紙上發表的有關評論加以轉載不無令人感到興趣。人們將發現《人道報》的解釋什麼也解釋不了。歸根結蒂，十分尷尬的法國共產黨人反對法國軍隊……）《人道報》（馬尼昂）斯大林正確地評價了對於希特勒軍事力量所採取的防衛措施。侵略的危險將來自何處？來自希特勒法西斯。他拒絕接受所有的和平措施，對於梅梅爾[2]和奧地利等等地方增加了壓力。相互援助包含著保衛和平的相應措施。此外，同所有國家一樣，以蘇聯的勞動群眾的利益為目標的蘇聯和平政策希望不斷裁減軍備。和平的組織團體要求裁減軍備，因為保障所有人的安全，也同樣保障了相互的和普遍的裁軍條件。對於我們法國共產黨人來說，我們的行動路線沒有改變。蘇維埃政權因為受到資產階級政府包圍，才同資產階級政府進行談判。但是勞動者確切地知道，他們不能信賴他們的資產階級去保衛和平。［最後兩句用鉛筆劃著重線］法國共產黨人，法國勞動者絕對不能相信法國資產階級軍隊的領導人。在魏剛的軍官當中有許多人是法西斯份子、火十字團份子和法國的希特勒份子。一切法國法西斯份子用自己操縱政府的行動證明了他們對希特勒的同情，對歐洲戰爭主要根源的德國法西斯的同情。對法西斯主義進行激烈鬥爭的法國共產黨人和勞動者，知道這些人已準備好背叛法蘇條約，同希特勒聯合而反對蘇聯。法蘭西能夠用來為保衛和平服務的軍事力量，僅僅在勞動人民大眾的行動威力中才會奏效。為了從軍隊中驅逐法西斯和反革命的軍官，他們不間斷地同法西斯主義和資產階級作鬥爭。［最後一句話用鉛筆劃著重線］我們將竭盡全力保衛和平，保衛和平的堡壘蘇聯。因此，我們將全力以赴同和平的內部敵人和蘇聯的敵人作鬥爭，反對同保衛和平背道而馳並且有利於戰爭的沙文主義的挑唆。一切為了保衛自由和和平，一切為了保衛蘇聯，一切為了支持蘇聯堅定的和平政策，一切為了已在地球六分之一土地上得取勝利的社會主義在全世界戰勝法西斯主義。這就是共產黨人為了持久和平而進行的鬥爭。《民眾報》（列昂·勃魯姆）斯大林反對我們，認為我們與之鬥爭過的政府有理。這個政府在莫斯科的代表將要帶著優秀品德證書回國。他反對我們，認為我們在最近的競選中剛剛頂住他們衝擊的對手有理。我們社會黨人毫不懷疑為了反對入侵而保衛領土的義務，但是拒絕同資產階級的觀點和軍事組織團結一致的立場卻成了受譴責的對象。這個譴責並未點破，然而是十分明確的。我怕斯大林在莫斯科沒有估量到這些言辭［從“斯大林在……到這些言辭”用鉛筆劃著重線］對法國的政治形勢，對法國無產者的狀況所起作用的反響。《人民報》（法國總工會機關報）應當看到拉伐爾先生受到了壓力，看到斯大林露骨地譏諷法國共產黨。因為法共今日正處於一個十分可笑的立場上。共產黨人是否自由，或者他們是否如我們一直說的那樣全面依賴莫斯科，我們將拭目以待。我們這方面認為，他們將卑躬屈節地拜倒在斯大林的專制命令之前。最近兩年他們的活動被徹底制止了。因此在今天，墨索里尼、魏剛、拉伐爾和斯大林都同意公開宣稱人民的安全首先取決於他們部隊的質量。用這個革命政策的名義，將邀請法國的無產者在近期的某一天為了共同保衛法國資產階級和俄國官僚主義而穿上軍裝。可是，法國無產者，尤其是法國共產黨人會贊同這一政策嗎？他們會容忍人們以如此特有的放肆去諷刺他們自己嗎？［以下是另外兩段評論］《時報》由於反對莫斯科的革命獨裁者，即反對俄國共產黨的象徵和活化身，國際共產主義的化身，社會黨變成了失敗主義的頭面人物。因為失敗主義也體現在起而反對為了保障國防和同支持防衛相應的武裝力量而採取的公認的必不可少的手段。重要的是要知道激進黨是否從此以後能容認同社會黨的失敗主義和不愛國主義進行細小的接觸。破壞馬克思主義者的蛙坑，實際上也就是在破壞聯盟的魚塘……《巴黎午報》（馬賽爾·魯甘）我們應當無需大驚小怪和公正地承認斯大林剛給我們這裡的革命者送來一道難題。當然，為了理解自己的權利和防衛義務，法國根本沒有任何必要乞求一個外國首領的恩准，更何況他是一個蘇維埃獨裁者。但是任何人都不會看錯公報的粗暴目的。這份基本上旨在否認反軍國主義和使勃魯姆及加香在公眾面前遭受嚴重沮喪的公報將使共同陣線解體。此外，公報企圖不提布爾什維克首領如此干預我們最神聖事務的不正常性質。這只有用友誼，特別是新結成的，帶著初期接觸熱情的友誼才能解釋這類無禮。無論如何，勃魯姆先生是既痛心又憤慨的。5月23日娜塔莎和我都患了持續性流感，已經有好多天了。我們輪流躺在床上或者一起躺著。五月的天氣又冷又陰沉……五天前，我們接到來自巴黎的一個不幸的消息：一部出租汽車和讓娜乘坐的一輛電車相撞，結果她受了重傷，頭部有一條很深的傷口，還折了幾根肋骨，當場暈厥被送進了醫院。……廖瓦為了參加考試正在加緊複習功課，同時還得給謝瓦做飯。還是沒有謝廖沙的音訊。5月25日今天收到了廖瓦的來信。像往常一樣，信是用隱晦的筆調寫的。“我愉快地通知您，董事會已一致決定，對所討論之事給予認可，這只是完成一件正式手續而已。在兩三天裡，我們將會拿到正式文件，並立刻寄給柯魯克簽字，屆時，柯魯克也就知悉這筆交易的全部細節了。順致敬意！列……”［這是貼在日記裡的一封信，字體很像是托洛斯基的。］這就是說，挪威政府已經同意給我簽證了，因此我們應該做好動身的準備。“柯魯克”是指我“老是在慶祝喬遷之喜的一夥”，是阿拉木圖的一位老公人常說的話。5月26日我的健康狀況迫使我只好看看小說。我偶然第一次看了埃德加·華萊士寫的書。就我所知，他是英美最受歡迎的作家之一。可是很難設想還有什麼書比這更低劣、更無聊、更粗製濫造了。作者沒有絲毫的感性知識和創作才能，或者說沒有想像力。那些驚險情節完全是七拼八湊的東西，就像是警察局裡一大堆檔案材料那樣，毫無藝術價值。此書從頭到尾沒有一處引起我激動和興趣，甚至是好奇。當你讀這本書時，你就會覺得似乎是，由於無事可做，你就用手指去敲打一塊斑斑點點的玻璃窗那樣無聊。單憑這本書，你就可以判斷這樣一個開明的英國（當然還不僅僅是英國）在多大程度上仍然是有教養的野蠻人的國土了。正是那千百萬英國男女公民在貪婪地、興奮地凝視著為慶賀英王夫婦結婚五十周年而舉行隆重儀式，簡直到了入迷的程度，也正是他們這些人在如飢似渴地閱讀著華萊士的作品。由於遭到接二連三的折磨，日子似乎過得很慢。三天前，我們接到兒子的信：謝廖沙被捕了，他進了監獄，這再也不是猜測了，事情幾乎是確鑿的；我們同莫斯科有直接的聯繫……顯然，他是在我們通信中斷前後，即在12月底或1月初被捕的。從那時起，到現在已將近半年了……可憐的孩子……我那可憐的娜塔莎……6月1日［下面是托洛斯基夫人寫的一封信的原稿，寫在從日記簿上撕下來的紙頁上，上面有不少改動和補充，有幾處看來是托洛斯基的手筆。］娜·伊·托洛茨卡婭關於他兒子的一封信最近，在我們同志中間相當廣泛地流傳著這樣的傳聞：這一次，斯大林選中我們的次子謝爾蓋（即謝廖沙─譯者注）作為他實施報復的工具。朋友們一直在向我們詢問：是否真有此事？是的，確有此事。謝廖沙是今年年初被捕的。起先我們還希望這次逮捕是偶然的事情，過幾天他們就會釋放我的兒子；可是，現在已十分清楚，那些逮捕他的人有著更為嚴重的企圖。由於許多同志對我們家庭所蒙受的又一次打擊深為關切，因此在這封打算廣為流傳的信裡敘述一下有關的情況也許是有益的。謝廖沙生於1909年，十月革命時才八歲，他是在克里姆林宮長大的。在一些家庭裡，大人忙於搞政治，孩子卻往往迴避政治，我們家也是如此。謝廖沙對於政治問題從不過問，甚至連共青團也沒加入。在學校讀書時，他非常喜歡體育和雜技，因而成了一名很棒的體操運動員。在大學裡，他專心於數學和力學；後被工學院聘為工程學教員。近幾年來，他埋首從事教學，最近又發表了他與兩位同事合寫的一部專著《自動牽引式輕型發電機原理》，該書由自動拖拉機科研所出版，受到了著名專家們的好評。我們被驅逐出國時，謝廖沙還在學校讀書。當局允許家屬自行選擇，是隨同我們一起出國呢，還是留在蘇聯。謝廖沙捨不得拋棄她日夜鑽研的學業，因此決定留在莫斯科。他的物質生活是非常艱苦的，但是跟享受不到特權的絕大多數蘇聯青年的生活條件相比並無不同。蘇聯報刊不斷傳播對托洛斯基及其追隨者的無恥毀謗當然會引起謝廖沙精神上的痛苦。但這只是我的一種推測。我跟兒子的通信內容只限於日常瑣事，決不涉及政治問題和我們家庭的特殊事情（我必須說明，即使是這樣的信件，也難得通上幾回）。流亡國外的這幾年裡，托洛斯基為了不讓當局抓住什麼把柄進行迫害和折磨，所以一次也沒有跟兒子通信。事實上，在我們僑居國外的六年裡，謝廖沙一直在緊張地從事科研和教學工作，並未受到當局的阻撓。自從基洛夫遇刺以及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受到聲名狼藉的審判以來，情況就發生了變化。通信完全中斷。謝廖沙被捕。我日復一日地等待著通信的重新恢復。但是謝廖沙入獄以來，差不多有半年過去了。這就迫使我想到，這些逮捕他的人一定懷有特殊的意圖。能否設想，最近的事態發展促使我們的兒子參與了反對派的活動呢？如果真是這樣，我倒為他高興，因為在這種情況下，他就非常容易地忍受這種打擊了。但是這種假定必然會被事實徹底推翻。種種消息告訴我們，近年來，謝廖沙仍像以往一樣對政治不聞不問。就我個人來說，我不需要什麼證據，因為我深知他的心理和志趣。蘇聯當局，從斯大林起，也都非常了解這一點。我重說一遍，謝廖沙確實是在克里姆林宮長大的，斯大林的兒子是我家的常客；後來謝廖沙從作學生起直到擔任青年教授，一直受到格勃烏和大學當局的雙倍注意。他的被捕不是因為他參加了什麼反對派的活動（事實上不存在這種活動，而且由於種種情況也不可能存在這種活動），而純粹是由於他是托洛斯基的兒子，是為了實行血腥的報復。這是唯一可能的解釋。我們的朋友都記得，格勃烏曾企圖把托洛斯基的名字拉進謀害基洛夫案件中去。說什麼拉脫維亞領事在出錢支持恐怖行動的同時，還表示願意為恐怖份子向托洛斯基傳遞信件。但是有關這一計畫的所有辯論卻中途停止，這就損害了審判組織者的聲譽。正因為這樣，審判結束後，我們在家裡就不止一次地說過：“他們決不肯就此罷休，為了挽回這次跟領事做的交易中的失敗，他們一定會挑起新的事端。”托洛斯基在《俄國反對派通報》中發表的文章裡也表達了這種想法。我們唯一不知道的是格勃烏這次將選擇什麼手法。而現在，事情已經完全清楚，斯大林逮捕與此案全然無關的謝爾蓋，讓他坐幾個月的牢房，顯然是為了再次“把水攪混”。為此他需要從謝爾蓋那裏弄到一些證據，至少也要使他同自己的父親“脫離關係”。我不想說，斯大林為了獲取他所需要的證詞將會採取什麼手段。我沒有這方面的情報，但這種事情是不言而喻的……要驗證信裡所說的事情十分簡單，只需邀請一些德高望重的權威人士（不用說，他們都是公認的對蘇聯持友好態度的人士）組成一個國際委員會，其責任是查清同基洛夫被刺有關的一切鎮壓行動，並附帶對我們的兒子謝爾蓋的問題作出必要的說明。在這個建議中，沒有任何不可接受的特殊的東西。1922年在審理社會革命黨企圖謀刺列寧和托洛斯基的案件時，在列寧和托洛斯基所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曾經表示讓王德威爾得、庫爾特·羅森費爾德和其他反對蘇維埃政府的人作為被告的辯護人參與審判。這樣做正是為了消除國際無產階級思想上對審判的誠實和公正的任何懷疑。那麼羅曼·羅蘭、夏爾·季特［原文如此］、蕭伯納以及蘇聯的其他朋友難道不能發起倡議組成一個得到蘇聯政府認可的調查委員會嗎？蘇聯官僚當局不能無視世界工人階級的輿論，就工人國家的利害關係而言，通過對它的活動進行認真審查，他們只會得到好處。我個人可以向這樣一個享有權威的委員會提供關於我兒子的一切必要的情報和證件。我的這封信同時也是向各國勞工組織和蘇聯的國際友人，向那些有心充當蘇聯官僚辯護士的人們，當然也是向十月革命的那些正直並有主見的朋友所發的一個直接的呼籲。如果說，我是在長時間的猶豫以後才公開提出謝爾蓋的問題，那並不僅僅是因為他是我的兒子，這一理由對一個母親來說是足足有餘的，但是對發起一場政治訴訟來說還是不夠的。然而謝爾蓋的案子是當局有意識地、無恥地濫用權力的一個非常明顯的、毋庸置疑的實例，也是一個非常容易查清的案子。官僚集團正在迫害一個公認是忠實的、無辜的、有技術專長的蘇維埃工作人員──僅僅是為了滿足這種卑鄙的報復本能，提不出任何正當的政治理由，因為非常明顯的是，對兒子人身迫害絲毫不能影響父親的政治活動，而謝廖沙同這種活動是毫不相干的。這就是我認為兒子的案件值得引起公眾注意的理由。總而言之，誰想採取行動，就應該立即行動起來，要是對這件事不管不問、聽之任之，那麼斯大林的報復行動很快就會成為無可挽回的事實。娜·伊·托洛茨卡婭1935年6月1日6月6日這是一次曠日持久的政府危機。恰如一度在義大利，後來在德國發生的那樣，議會在緊急關頭癱瘓了。這次癱瘓的直接原因是激進黨人的發難。正因為如此，社會黨人和共產黨人都在拼命拉攏激進黨人……我們這一派的力量在不斷增長。第四國際的口號現在成了最時新的口號。但是真正深刻的轉變還沒有到來呢……6月8日Ｓ.Ｌ.克里亞奇科，一位老俄僑的女兒（其父親死於戰前）在從倫敦去維也納的途中順便來探望我們。她母親也是我們的老朋友，最近到過莫斯科，顯然是想打聽謝廖沙的下落，她是從謝廖沙小時候居住維也納時就認識他的。結果，她不得不匆匆忙忙離開莫斯科。她沒有打聽到多少情況……愛丁堡大學的一批代表“各種政見”的學生來信告訴我，要把我作為校長候選人。這個校長職務純粹是一種“名譽”職位──每三年選一次，當選者要發表演講，履行一些象徵性的職責。在前任校長的名單中有：格萊斯頓、史末資、南森、馬可尼……等等。看來也只有在英國，現在也許只有在蘇格蘭才會有人提出這種出格的主張，竟然把我作為大學校長的候選人。對此，我當然婉言謝絕了。［附件：這是一封信的底稿，其中有許多修改和補充］你們提名我作為愛丁堡大學的校長候選人，我對於這種意想不到的、令人高興的建議表示十分感謝。這個提議所表現出的那種不拘泥於國籍的精神給愛丁堡大學生帶來了崇高的榮譽。我更要感謝你們對我的信任，因為，用你們自己的話來說，你們並沒有被英國政府拒絕給我簽證的行動所嚇倒。但是我不認為自己有權接受你們的提名。正如你們所說，校長的選舉是在非政治的基礎上進行的，所以具有各種不同政治觀點的代表都在信上簽了名。但是我本人已經擔任了一個非常明確的政治職務，從我青年時代起，我就把自己的全部精力貢獻給無產階級擺脫資本壓迫的革命解放事業。我沒有權利再去擔任別的重要職位。如果我已非布爾什維克的身份出現在公眾場合，我認為那是對工人階級的背叛，也是對你們的不忠。我相信你們一定能夠物色到更適合貴校傳統的人選。我衷心祝願你們的事業成功，並永遠銘記你們的盛情。我們家從外表看一切照舊，但實際上一切都發生了變化。每當想起謝廖沙，我就覺得心如刀割，可是娜塔莎則不願去“想”他，而是把巨大的悲痛埋在心底。“他很信賴我們……”幾天前她對我說（現在她的聲音還在我心中迴盪），“他曾想過，我們把他留在那裏，也是出於不得已。”可是結果他卻成了我們的犧牲品。事實就是如此……此外，我現在的健康情況每況愈下，這就更害苦了娜塔莎。事情接二連三地發生。此外，她還不得不料理大量的家務。我天天感到吃驚，她怎麼會有這樣專一的精力和這樣大的忍耐？我們在維也納的摯友Ｓ.Ｌ.克里亞奇科對娜塔莎有很高的評價。有一次她說，在她聽到的聲音中只有一個人的聲音像娜塔莎，那就是埃列諾拉·杜絲（在Ｓ.Ｌ.看來，杜絲是女子品格的最高體現）。但是杜絲是個悲劇演員，而娜塔莎對她的“舞台生涯”一無所知。娜塔莎不會“演戲”，不會“扮演角色”，不會“模仿”。可是她能最大限度地體驗每一件事，並且能像演員似地表達自己的體驗。這種藝術才能的秘訣，在於她具有深沉、自然和完美的性格。有一天談到我們所受的打擊時，我曾對娜塔莎談到過阿瓦庫姆神甫的生平。這位叛逆的教士和他的忠實伴侶曾一度來到西伯利亞荒原。他們的雙腳常常埋在雪地裡，那個走得筋疲力竭的可憐的女人又常常墮入雪坑。阿瓦庫姆寫道：“我上去把她扶起，於是這個可憐的人兒開始責備起我來：‘神甫啊，這種苦頭，我們還得受多久呢？’於是我說：‘馬爾柯芙娜，這樣的痛苦一直要受到我們死為止。’她嘆了一口氣說：‘那麼好吧，彼得羅維奇，我們就這樣活下去吧。’”我只說一件，娜塔莎可從來沒有“責備”過我，即使在最困難的時刻也是如此；現在是我們生平最悲痛的日子，而周圍的敵人又都在暗算我們，她也沒有對我進行責備。6月9日范昨天到達這裡，並帶來消息說，挪威工黨政府已經批准發給簽證了。我們本想明天就動身，但是我估計在兩天內還拿不到去比利時的過境簽證，去比利時是因為開往挪威的輪船是從比利時的安特衛普港啟航的。但不管怎樣，我們還是一面等待簽證，一面準備行李。真是難以想像的忙亂，一時各種麻煩都發生了：每天來我家幫助娜塔莎做三小時家務的一位農村姑娘偏巧到鄉下作客去了。娜塔莎又要做飯，又要整理行裝，又要幫我收集書稿，同時還要照料我。不過，這至少使她分散了對謝廖沙的思念和對未來的憂慮。再加上我們突然發現自己已陷入兩手空空的境地。我為黨的工作花了大量時間，而最近兩個月來，我又一直在生病，不能很好地工作。我們將身無分文地來到挪威……但這畢竟還不是我們最擔心的事情。記一點瑣事。動身前我得理個髮，這在我是一件相當麻煩的事情：我要跟范一起到格勒諾布爾市去（自上次去過到現在已有兩三個月了）。法國的理髮師都是非常健談、親切和機靈的“費加羅”！我的頭髮很長，我要理髮師給我剪個短髮。我的那位“費加羅”認為，剪得太短會有損我的風度，但還是照我的要求做了。他顯然不太高興，說了一聲“Bon”（好吧）。頭髮理好後，他一本正經地說：“您現在跟剛才來的時候可就大不一樣了；原先看上去您像個皮卡特教授（比利時人），現在我可就不能那麼說了……”我又要他給我刮刮鬍子。“Raser？（刮掉嗎？）”他吃驚地問我：“Toutfait？（全部刮掉？）”語音中顯然包含著懷疑，他已經看出我是想掩飾自己的真容（順便說一下，他的判斷也比較接近事實），我為了讓他放心，對他說：“arrangeregaliser,nonpasrases”（“不是要全部刮掉，只要給我修得整齊一些就行”）。於是他又喋喋不休地說起來了：“可是，您大概不喜歡剪得像卓別林那樣短吧，當然不會。順便說說，自從《城市之光》放映以來，人們就不大聽說卓別林的情況了……”諸如此類地說了半天。最後我回答他的問話說，現在一切都感到滿意，於是他也不免稱讚我幾句，不過多少帶一點諷刺的味道：“Commeclientvousnetespasdifficile”（“您作為一個顧客來說是不難對付的”）。有點道理。（第二本日記完）[1]人們一定還在期待希特勒提出普遍裁軍的建議，並且把這一要求做為德國重返國聯的條件，對於德國帝國主義來說，跟李維諾夫進行這種競賽是絲毫不必承擔風險的。──原注。[2]蘇聯地名。─譯者注。
托洛茨基：第一本日记（1935年2-5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流亡中的日记（1935年）第一本日记（1935年2-5月）1935年2月7日日記並不是我所特別喜歡的一種寫作方式。眼下，我倒寧願讀讀報紙。可是手頭一份報紙也沒有……由於不能從事政治活動，我不得已只好求助於寫日記的辦法來代替讀報了。大戰開始的那陣子，我被監禁在瑞士，記了有好幾個星期的日記。以後我於1916年從法國被驅逐到西班牙時又這樣做了。我想來也就這麼兩次。現在我又不得已寫起政治日記來了。這一次會持續多久？或許幾個月也未可知。但不會保持幾年。縱然斯大林、希特勒的特務，或者他們在法國的朋友不會馬上對我進行暗殺，但這樣那樣的事總會發生，從而中斷我的日記。拉薩爾曾經寫過，哪怕只要完成他感到力所能及的一部分東西，即使沒能寫完他所知悉的一切，他都會高興的。任何革命者都會有一種“所見略同”的感覺。然而每一個人又必須考慮實際狀況。既然命運注定我參加這些重大事件，因此是我過去的經歷使我現在失去行動的機會。我被迫對這些往事作出解釋，並試圖預見它們的未來進程。做這件事至少比單純的閱讀要好得多。此間，我和外界的接觸幾乎完全侷限於報紙和一些書信往來，如果我的日記常常採取對報章雜誌作某種評論的形式，這是不足為怪的。令我感興趣的不是新聞界本身，而是通過報紙這面扭曲的鏡子所反映出來的那種深刻的社會力量的作用。不過，我自然無意事先拘泥於採取這一形式。日記的優點──可惜，僅此而已──正在於它能使筆者擺脫書面語言的條條框框或者清規戒律。2月8日很難想像是否還有比讀列昂·勃魯姆[1]的文章更傷腦筋的事了。他是個受過教育，還算聰明的人，但是他的生活目的似乎就是在客廳裡高談闊論，夸夸其談而已。能夠對此作出解釋的，即他是一個政治上曇花一現的人物。他和我們整個時代格格不入。他的一丁點兒適於在議會遊說的才能在當今令人望而生畏的激流漩渦中顯得可憐而且微不足道。今天報紙上有一篇紀念2月6日周年的專文，不外乎又是“法西斯主義不成氣候”之類的話。然而弗朗丹在“支持還是反對法西斯暴亂”的問題上仍然猶豫不決。那個可資依賴的勃魯姆責怪弗朗丹的軟弱。勃魯姆給弗朗丹[2]遞交了一份最後通牒：“支持或者反對法西斯暴亂！”但是弗朗丹決不是非作出選擇不可的。他的“力量”就在於他是站在的法西斯暴亂和工人防衛之間。弗朗丹和加香越是軟弱，那麼這種合成的力量就越是靠攏法西斯。斯大林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社會民主黨和法西斯主義是一對孿生子。現在社會民主黨和法西斯主義──弗朗丹和加香[3]成了一對孿生子。他們依仗手中的權力正在為法西斯主義的勝利效勞。《人道報》同時出現了一條得意洋洋的標題：“它們沒有成過什麼氣候！”正是那個軟弱的弗朗丹使強大的“統一戰線”得到輝煌的勝利。統一戰線揚言要把工人們帶到協和廣場，那就是說，讓手無寸鐵的、毫無組織的群眾暴露在武裝軍警的槍彈和馬蹄下。如果這一威脅從一開始就被認真加以實施，就會成為犯罪的冒險主義。然而這只是同那個“軟弱的”弗朗丹事先商量過的一個虛張聲勢的行動。維克多·阿德勒曾是施行過這一戰術的老手，而現在他的黨又在故技重演了。今天《人民報》和《人道報》對弗朗丹的抨擊只是為了掩飾昨天和他達成的協議。這些先生們滿以為他們可以欺瞞歷史，到頭來卻只能是自欺欺人。此時，《時報》正在和那些道德上的腐化、墮落進行著鬥爭。2月9日拉科西[4]被判終身苦役。幾年的監獄生活，他表現了革命者應有的尊嚴。無論如何，使他倖免於死的決不是《人道報》的一次次抗議，這種抗議幾乎是無補於事的。一個重要得多的因素是法國大都市報紙的呼聲，發起者便是《時報》。這家報紙支持拉科西反對匈牙利政府，就像當年“反對”季諾維也夫、支持斯大林的審判一樣。兩件事當然都是出於“愛國”的考慮。除此之外，《時報》還能有什麼其他什麼考慮嗎？在季諾維也夫事件上，可以肯定其中包含著對於社會上保守勢力的考慮。《時報》駐莫斯科記者對在哪兒可以領受旨意，顯然是清楚的，他曾幾次強調，季諾維也夫像所有現在遭受迫害的反對者一樣站到政府的左邊來了，因此沒有絲毫理由值得驚異。確實，拉科西是站在霍爾蒂[5]的左翼，──事實上是極左翼──然而在這件事上，《時報》卻給克里姆林宮幫了倒忙。我們作為一個不抱偏見的人士是必須加以思索的。內政部長禁止了預定在2月10日舉行的工人的反法西斯示威遊行。加香和勃魯姆要求“軟弱”的弗朗丹解散法西斯團體，以此來加強他們對付工人組織的力量。這個新波拿巴主義的用心是顯而易見的。加香和勃魯姆不用說會在報上大罵弗朗丹，這對他們有利也對弗朗丹同樣有利。這些先生們對於禁止工人的示威感到由衷的高興；一切將恢復正常，這是上帝的旨意，這樣它們便可以繼續起到反對黨的有效作用。在人民的支持下，罷工人數已增加到四十八萬三千人。勃魯姆讓弗羅薩爾在下院就罷工一事作一次演講。這實際上是對資產階級打招呼，意思是“你們不要被罷工搞得惶惶不安，他們沒什麼可怕的。只要保住議會和我們的自由就行了。”2月11日羅姆是德國衝鋒隊參謀長，後來被希特勒處死。他的回憶錄雖說味同嚼蠟，卻頗為清晰地勾勒出他所處的環境中那種無可置疑的粗俗圖景，在心理上繼續維持“階級調和”論，對納粹的“社會主義”來說，仍是非常重要的。“兵營社會主義”是馬爾托夫及其他孟什維克毫無根據地加在布爾什維克身上的措辭，對於納粹來說倒是完全合適的，至少對於不久前的納粹是恰如其分的。在羅姆本人身上這種營房裡的“夥伴關係”是和雞奸非常有機地聯繫在一起的。這個頭腦狹隘的雇傭兵因為沒有撈到為德國作戰的機會，曾一度志願去玻利維亞作戰，然而此人是以自然主義的態度對待人和事的，因此他能夠說出那些空談社會主義者所說不出的某些很恰當的意見。“強烈抗議、大規模集會有益於創造一種令人激昂的氣氛，常常可以說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如果沒有人在這種表面熱烈的現象背後作切實的準備，並下決心去付諸行動，那麼，這些抗議和集會是無濟於事的。”（《回憶錄》第80頁）這一帶有真理因素的思想包含著對希特勒的針砭：他夸夸其談，而我是務實家。按照羅姆的說法，軍人地位高於政客。但恰恰是政客剝奪了軍人的地位。2月12日今天《人民報》和《人道報》欣喜若狂，原因是有十萬名“反法西斯的群眾”遊行通過了共和國廣場。“Qudadmiialelepeuple！”（“多好的人民！”）勃魯姆寫道。每當群眾響應他們的號召，這些人便感到驚異。幾十年來他們除了濫用群眾對他們的信任以外，一無所成，因而它們格外感到驚異。好一個十萬人！然而法西斯的雇傭兵隊長知道這只是今天聚集明天散夥的烏合之眾而已。那個曾把馬克思主義道德變成放縱的犬儒主義的瓦楊·古久理，根據共和國廣場的示威得出結論認為，必須馬上解除法西斯社團的武裝，解除法西斯社團！說到這裡，不禁使人想起一件事：當時擔任內政部長的格羅納將軍曾在1932年4月13日的通令中向希特勒的軍隊（即衝鋒隊）發布了一項禁令，羅姆就此事作了如下敘述：“衝鋒隊在多貝里茲的演習場上訓練著，唯有軍裝和軍旗不見了，別的一切照舊，就像以前在帝國政府的訓練場一樣。現在他們只是不以衝鋒隊而是以德國民間運動團體的名義出現罷了。”必須指出的是，格羅納將軍當時不僅是內政部長，而且還是國防部長。鑒於議會中機會主義的考慮，他以內政部長的資格“取締”了衝鋒隊同時又以國防部長的資格慷慨地給他們提供了所需的一切方便，以繼續發展他們的實力。這一典型的政治事件充分顯示出，要求解除法西斯武裝只是毫無指望的愚蠢行為。如果法國政府認為取締軍事聯盟的措施是必要的話，(一般說來，這是毫無問題的），那麼這只會迫使法西斯份子做出某些表面的讓步，以掩蓋它們在軍事上的準備，然而事實上這只會使工人完全不可能在合法情況下做好防衛自己的準備。它們的中心口號“團結戰線”似乎是一種專門的手段，用來幫助資產階級反動派將無產階級先鋒隊打入地下。恩格斯曾就1874年召開的蒲魯東主義─無政府主義大會一事寫信給左爾格，他輕蔑地寫道：“對所有原則問題產生的分歧被這樣一種事實所掩蓋：即他們沒有辯論，有的只是泛泛而談，聽之了之。”多麼精闢的論斷，這話也同時適用於倫敦─阿姆斯特丹集團[6]。但是現在類似這樣的聯盟比起六十年前的不知要遜色多少倍了。《時報》基調的改變是頗為突出的。昔日它對右翼和左翼的獨裁加以堂而皇之的譴責的語調幾乎蕩然無存了。現在─當“時局每況愈下”，該報就把墨索里尼主義頌揚成救世的神明。它在徵詢意見欄為愛國青年[7]及其他組織大做廣告。聖母是絕不會保佑弗朗丹的。丘巴爾[8]從哈爾科夫調到莫斯科不知何以沒有引起人們的關注。直到現在我還想不起到底是在什麼時候調動的。但是這次調動有著政治意義，丘巴爾作為“繼任人”意味著他遲早會將莫洛托夫完全排擠出去。魯祖塔克和梅日拉烏克這兩位雖說也是候補人選，但現在還不適宜接替此項職務：因為前者老邁無用，而後者則在政治上過於低微。不管怎樣，莫洛托夫現正在他未來的繼承者的監護下生活，而把時間消磨在思索後事上。再沒有比忙於原始積累的小資產階級更可憎的了。我從來也不曾像現在這樣仔細地觀察過這類人物。2月13日這些無產階級的“領袖們”繼續在反動派面前競相表演他們的膽怯和懦弱，像狗那樣卑躬地舔主子的皮靴。得第一名的當推勃魯姆。巴黎人民十日的行動多麼壯觀！他們多麼鎮靜自若！隊伍多麼井然有序！政府應該認識到“dequelcstiitaitlavolontipopulaise”（“人心所向”）了。弗朗丹在聖母面前受到了申斥，而我們從未說過一句會觸犯雷尼埃的話。凡此種種，一句話：我們沒有甚麼東西可以使你們害怕的。那麼你們又怎麼能為了我們的緣故拒絕解除法西斯份子的武裝呢？但是，資產階級何曾向那些並不可怕的人作過讓步呢？恩格斯無疑是偉大行列中最純正、最完美、最高尚的人物之一。再現他的形象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任務，也是歷史賦予的責任。在普林吉坡我曾就馬克斯和恩格斯寫了一本傳記。但是寫成的初稿在一場火災中付之一炬了。我恐怕不會重新回到這個題目中去。我吧望能把列寧的傳記寫完，以便能騰出更多的時間去寫一部關於資本主義衰亡階段的著作。基督教創造了基督形象，將虛無的上帝人格化，把他帶到了人間。恩格斯和威嚴的馬克思相比更像個“凡人”，更平易近人。他們兩人相得益彰，互為補充。或者說，恩格斯非常自覺地去做馬克思的助手。他的一生都竭盡全力來付諸實施這一任務，並把它看成是自己的使命。他從中尋找樂趣。看不出有什麼自我犧牲的影子──他始終是那樣心情開朗，充滿活力，永遠不為劣境和年事所困擾，永遠保持著旺盛的求知慾，在凝煉思想時永遠燃燒著天才的火焰。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恩格斯的人格較之馬克思更使人感動──這樣說當然絲毫都無損於馬克斯形象之高大。我記得在軍用列車上讀完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集之後，曾對列寧談起我對恩格斯的欽佩。我當時認為他和巨人馬克思的關係來看，忠實的恩格斯的形象是高大的。列寧對此欣然表示同意，甚至很高興。他摯愛恩格斯，尤其喜愛他那完善的性格和豐富的人情味。我記得我們是怎樣饒有興趣地細細端詳一張青年時代恩格斯肖像，從中發現了在他以後生活中變得如此突出的氣質。當你頭腦塞滿了勃魯姆、加香、多列士之流乏味的言詞，當你吞嚥這些鄙劣、驕矜、阿諛、無知的陳腔濫調時，沒有比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更讓你心情舒暢了。這本通信集包括了他倆之間以及他們和其他人來往的書信。信中警句連珠，別具特色，雖然有時也有矛盾之處，但是更多的是嚴密的思維和真知灼見，讀來頗多教誨，頗多精神啟迪和讓人感覺到的偉大氣度！他們永遠是高瞻遠矚的偉人。2月14日恩格斯的預見總是充滿著樂觀。它們常常跑在現實進程的前面。但是用一句法國俗話來說，如果火勢不蔓延到中間階段，那麼對歷史作出預見是否總是可能的呢？總而言之，恩格斯始終是正確的。他在寫給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幾封信中對英國和美國所作的預見只是在四、五十年以後的站前時代才被完全證實。但它畢竟被證實了！在那些大資產階級政治家中有誰曾經依稀預見到盎格魯撒克遜現在所有的狀況呢？勞合─喬治、巴爾德威、羅斯福（更不用說麥克唐納[9]之流），即使今天看來也還是恩格斯身旁的一些愚蠢的小狗（事實上今天比昨天更像了）。所有那些宣稱對馬克思主義的預言已被駁倒的凱恩斯們該有多蠢笨啊！我從所能得到的報紙判斷，斯大林在法國的走卒──多列士及其一夥──已和社會民主黨右翼領導聯合起來策畫了一個貨真價實的陰謀，旨在掀起一個從青年組織開始的反“托派”運動。斯大林和布哈林不老是把我們叫做“社會民主黨的異端”，其後又把我們叫做“社會法西斯份子”嗎？儘管歷史背景不同，勃魯姆和加香集團以及他們為反對“托洛斯基主義”結成的共同陣線，同1917年克倫斯基和策列鐵里集團以及他們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迫害卻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其相同點便在於“激進的”小資產階級的無能，遇到危急情況就驚慌失措，大難臨頭時就驚恐萬狀，對那些公開揭露它們真面目的人則恨之入骨。它們之間的不同──卻是一個很大的不同──在於以下事實：（1）像法國社會黨和法國總工會那樣保守的工人組織，比起1917年俄國的工人組織來，其影響要巨大得多；（2）布爾什維克主義已被斯大林的可恥扭曲而遭到了損害；（3）蘇維埃國家的全部權力使無產階級先鋒隊陷入了瓦解和腐敗的境地。法國的這場歷史性戰鬥還沒有最後失敗。但是法西斯主義有勃魯姆和斯大林走卒作為不可多得的幫兇。多列士把台爾曼的全部理由、論據和方法統統搬了出來。然而即便這樣也無法改變斯大林主義的政治本質。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兩派組織採用了炫耀、歪曲、搖擺、欺騙的手段來轉移工人的注意力，使它們看不到眼前的危險；在法國，同樣的兩個組織已就如何使工人們注意力從現實中轉向虛幻達成了一致意見。其結果完全一樣！誠實、廉潔的民族主義的《時報》已經揭示：“政治機構常常只是人造的雲彩，在它的後面隱藏著特殊的利益。”這是公誼會教徒和偽君子塔爾蒂夫的混合體，只是公誼會教徒和塔爾蒂夫已經適應了奧斯特里和斯塔威斯基[10]的時代需要罷了。而冶金協會[11]的機關報則揭示出“這種特殊的利益”，冶金協會正在使法國所有的報章來為它的利益服務。所有的激進派報紙都不敢刊載任何有關法西斯教權恐怖的報導。由於籠罩著法西斯─教權恐怖，因而仇視革命工人，一旦察覺其政治傾向就會在手術前被逐出醫院。一家民主派報紙的編輯（激進社會黨人，互濟會一類組織的成員）回答說：“我不能隨意刊載任何東西。去年我的報紙通過阿瓦斯通訊社發表一篇抨擊冶金協會某人的文章，被罰了兩萬法郎。”如此說來，這家德·溫德爾家族控制的官方報紙除了以國家利益的名義揭示“特殊利益”以外還能有別的什麼作為呢？1925年（也可能是1924年吧？）克拉辛當時作為蘇聯的政治特使，和《時報》主編進行了談判。事後他在政治局會議上就談判情況作了匯報，以便取得必要的指示。《時報》的提議如下：（1）編輯部將在指定時間內委派一名記者去莫斯科。該記者的報導帶有評論的性質，但語調溫和；（2）停止在評論欄裡攻擊蘇聯；（3）若干月後，（我記得規定在六個月後）該報將在國際事務欄裡採取有利於蘇聯的方針；（4）發自莫斯科的報導也將是友好的；（5）在第二版一欄裡（即國內政治欄），編輯部將有評論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完全自由；（6）蘇聯政府每年付給《時報》一百萬法郎。克拉辛最初提出五十萬法郎，後來又增至七十五萬。談判在這個問題上擱淺了。克拉辛當時要求政治局給予指示。這件事最後被否決了，這不僅是考慮節約外匯，而且也出於外交上的原因；既然那時和法國達成協議已屬無望，因而推遲這一計畫被認為是更為明智的做法。如果有人不憚麻煩地翻閱一下1933年和1934年的《時報》，他會發現在經過九年的耽擱以後，雙方已圓滿地做成了那筆交易。誰也不會責備蘇維埃政府試圖收買資產階級報紙，而且試圖用低廉價格來這樣做。卑劣的是，斯大林集團利用資產階級報紙來作為打擊自己的黨的一種武器。［附記。是另外一種手跡，可能是出自托洛斯基夫人之手筆。］人們早就聽說“托洛斯基份子”組成了“反革命資產階級的前衛隊”。這一事實與其說是被拉脫維亞領事所證實，毋寧說是被那些拒絕給我簽署護照的歐洲和美國其他領事所證實。然而沒有必要跳過基洛夫事件去確定資產階級怎麼會表示同情，或者感到興趣的，無論是他們的同情還是興趣都只是說明一個問題。斯大林對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毀謗儘管是彰明昭著的謊言，但在法國所有報紙上還是不加評論地照登了。而我所作的簡短的符合真相的說明（大意是我並不認識那個“領事”），竟然沒有一家報紙給予刊登。《時報》的報導尤其發人深思。該報駐莫斯科記者幾次三番地確信的口吻告慰讀者，所有被斯大林粉碎的集團都堅持左的立場，因此對此結果無需大驚小怪。同一個記者曾三次（！）發回電報說到那個領事已同意將所有的信件轉交托洛斯基，然而事實是那個領事提出要看一看這樣的信。我的實事求是的更正聲明，《時報》編輯卻不予刊登。又是這同一個記者把葉甫基莫夫說成是一個“托洛斯基份子”，在他最近的一次電訊中他把托洛斯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稱作為“三駕馬車”，其目的是讓它的讀者忘記“三駕馬車”正是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凡此種種，不一而足。這位消息靈通的記者和他所屬的報紙對他們的所作所為是一目了然的。總之，在這方面《時報》正在起著和《人道報》同樣的作用，只是《時報》做得更謹慎、更聰明、更巧妙罷了。判斷它們中誰偏見較少是不容易的。儘管如此，我還是認為《人道報》使他們付出的代價比較少些。［附記結束了。］1888年10月10日恩格斯在給左爾格的信中寫到：“在法國，激進派在政府中的名聲比意料中還要壞。他們在工人面前背棄了自己原來的全部綱領，成為純粹的機會主義派，他們為機會主義派火中取栗並替它們幹壞事。如果沒有布朗熱[12]，如果他們不是用幾乎是強制的手段把群眾驅入布朗熱的懷抱，那就非常好了。”[13]這幾行字似乎是為我們的時代而寫下的。1934年的激進派恰恰證明了他們像在1888年一樣對統治法國的無能。正如以往那樣，他們唯一拿手的便是替反動派火中取栗。如果有一個革命黨存在，那一切該有多好啊！然而沒有，甚至更糟，有的只是一個令人厭惡的損壞了形象的黨。激進派正在把群眾驅趕到法西斯那邊去，就如半個世紀前他們把群眾驅向布朗熱主義一樣。就在這些情況下，斯大林主義份子和激進派中的“反法西斯主義”份子結成了一個集團，並試圖迫使社會黨人加入他們的陣線──這是後者從來也不敢奢望的一個意外收穫。一些斯大林份子就像還沒馴服的猴子至今還在抱怨：我們需要的不是和激進派搞議會妥協，而是一個反對法西斯主義的“人民陣線”！人們彷彿感到是在讀一份來自夏朗東瘋人院的官方文件！同激進黨人結成一個議會集團，從社會主義利益這個角度來看不管多麼可恥，可是在那些民主改革家所實施的競選和議會策略中是一種具有政治意義的（至少過去是這樣）手段。一個純粹議會的政黨絕不可能採取任何超議會的大規模行動，那麼同這樣的政黨組成一個超議會集團可能意味著什麼？黨內資產階級的諸公對於自己的群眾基礎怕得要死。埃里奧總算寬宏大量地同意接受每四年一次的來自農民、商販和官吏們的選票。可是，領導他們進行公開的鬥爭，就意味著可能魔術般地激發起使他感到比法西斯主義更可怕的情緒。這個所謂的“人民陣線”，即為了採取超議會的行動而和激進黨人結成集團，是自戰爭以來無產階級政黨所犯下的最可恥的罪行──對人民群眾的愚弄。而對人民的愚弄他們已是多次了。正當埃里奧在為弗朗丹執蹬備馬，和激進派內政部長訓練警察以鎮壓工人的時候，斯大林份子一邊信誓旦旦地說要和激進派合作粉碎法西斯主義，一邊又為激進派塗脂抹粉，把他們打扮成人民領袖的樣子，於是，法西斯主義在激進派的虛偽和謊言中吸取最重要的政治營養。這不是瘋人院又是什麼？對這些罪行的清算將是不可避免的，（這將是多麼可怕的清算！）這種清算如果僅僅落在那些由斯大林的走卒，被雇的亡命之徒以及官僚犬儒分子拼湊而成的集團身上的話，那只能說是“罪有應得”！不幸的是，將來不得不償還這筆舊債的正是工人階級。在馬克思主義形成和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發展過程中曾與之鬥爭過的那些思想，貼上馬克思主義和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標籤，提供給正在尋求解放道路的被壓迫大眾，這個事實包藏著一種特別可怕的東西。確實，“真理成了謬誤，善行成了禍因。”所有重要的資產階級報紙全都支持、掩飾、保護那些法西斯武裝社團。資產階級已最終接受了這種思想，認為這些社團是救國所必需的有生力量。全國的經濟情況困難重重，爆發革命是可能的，甚至是勢所必然的。警察力量不足。出動軍隊吧，只經過一年訓練的軍隊可能產生動搖，太冒險了。還有什麼能比兵強馬壯且訓練有素的法西斯小分隊更可靠呢？他們不會動搖，他們也不會允許部隊動搖。這樣說來資產階級死纏著它的這些武裝社團又有什麼奇怪呢？勃魯姆懇求資產階級政府助一臂之力，即讓這些法西斯組織自行解除武裝，僅此而已。保羅·福雷、瓦揚·古久里、基洛姆斯基之流天天重複著這個只會使法西斯對他們的未來增長信心的“老調”。這些喜歌劇的主角沒有一個意識到局勢的嚴重性，他們的失敗是注定了的。現在是凌晨一點了。這篇日記已寫了很長時間。幾次我想要入睡了，但是心中的憤懣一再使我從床上爬起來。流行性霍亂曾經使愚昧、恐懼、痛苦的俄國農民殺死醫生，毀掉藥物，拆除檢疫所。對“托洛斯基份子”的搜捕、流放、驅逐、恫嚇──雖然得到一部分工人的支持──這些行為怎會不使人想起當年絕望的農民所幹的那些無謂的騷亂呢？無產階級的“領袖們”扮演著煽動者角色，那些受派僱的小分隊成了打手。群眾則發狂似的觀看著對那些唯一能治病救人的醫生的野蠻拷打。2月15日《時報》刊登了該報駐莫斯科記者發來的一篇報導，說政府給予集體農莊莊員以新的權利，尤其是讓他們獲得對馬、牛等牲畜的所有權。政府對於農民小生產者的傾向似乎準備進一步作出讓步。現在還難以預料他們將在何時煞住目前的退卻。然而由於官僚對前一時期抱有極大的幻想造成目前的退卻本身則是不難預料的。自1929年秋天以來，《俄國反對派通報》對這種不負責任的集體化方式一直在提出警告：“由於步子太急，它就不可避免的埋下了危機。”其結果是眾所周知的：殺戮耕牛，1933年的飢饉，不計其數的人斃命，一系列政治危機，這種退卻現正在全速進行。正是由於這一原因，斯大林再一次要整治所有的反對派勢力。革命就其性質來說常常包含著比它所能容納的更廣泛的內容。有退卻的餘地，退卻才是可能的，但是這條一般規律絕不能用來證明全盤集體化是合理的。它的荒謬不是來自群眾的壓力，而是官僚主義拙劣的工作作風。這個被嚇壞了的官僚集團沒有以國家的生產和技術資源出發來調整集體化的方針，也沒有吸取經驗教訓在廣度和深度上擴大集體化的規模，它從一開始就用皮鞭驅使嚇呆了的農民加入集體農莊。斯大林在評論大規模的集體化時最明顯地暴露出他的狹隘經驗主義和毫無遠見。眼下，當退卻正在進行的時候，卻再也聽不到他的評論了。2月16日《時報》上寫道：“我們的國會議員往往樂於對經濟自由主義致悼詞。可它們怎麼不覺得，這樣也是在為自己準備悼詞呢？如果經濟自由死亡了，議會不也要隨它一起進墳墓了嗎？”［剪報：用鋼筆注上引號和加畫底線］話說得多漂亮！《時報》的那些“理想主義者”對馬克思主義的最重要的一個前提不僅毫不懷疑而且還持贊同意見。即議會民主不過是資產階級競爭制基礎上的一個上層建築，它隨著這一制度的興盛而建立，又隨著這一制度的衰竭而崩潰。然而就是這個偶然從馬克思主義中借來的見解使《時報》的政治地位同試圖保持民主，卻又賦予它“不同”的經濟內容的社會主義者和激進社會主義者所處的地位相比不知要強多少倍了。這些好咬文嚼字的人不可能懂得一個國家的經濟及政治制度之間的關係並不是罐頭食品和罐頭的關係，而是肌肉和皮膚的關係。結論是：議會民主就像自由競爭一樣注定要滅亡。唯一的問題是：取代它的將是什麼呢？2月17日我想像著有那麼一個訓練有素、經驗豐富的老醫師，明知按基本的服藥規則肯定可把心愛的人治癒，卻不得不日復一日地眼看著那些江湖騙子把他藥死。當我看到法國無產階級的那些“領袖們”在搞罪惡勾當時，我的感覺大致上就是如此。是我自負嗎？不，這是我堅定不移的信仰。此間的生活和監獄裡沒有什麼兩樣。我們禁錮在自己房間裡和院子裡，見到人還不如從前坐牢時那麼多。不錯，近幾個月裡我們弄來了一架收音機，可是這類東西即便在某些監獄裡恐怕也有，至少在美國是有的（當然法國不在其例），我們幾乎就是聽音樂，現在音樂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占了很重要的地位。我大抵是一邊心不在焉地聽著音樂，一邊工作。有時候音樂能幫助我寫作，有時卻使我煩惱；一般說來它能使我醞釀好初稿，卻又使我無法繼續工作下去。娜塔莎總是聽得那麼入神。就是現在，我們正在聽里姆斯基柯薩柯夫的一段音樂哩。收音機讓人回想起生活的寬廣多樣，又極為簡單扼要地表現了豐富的生活。簡而言之，它作為監獄裡的一項工具是頗為合適的。2月18日在夥同斯大林密謀反對我長達三年多之久以後，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在1926年加入了反對派。當時他倆曾向我提出過一些十分必要的警告：“你以為斯大林正在考慮如何回答你的論點嗎？”這大概是加米涅夫在談到我批評斯大林─布哈林─莫洛托夫對中國和英國等政策問題時給我透露的，“你錯了。他正在想怎樣來毀滅你。”“什麼？”“道義上的，如果可能的話，肉體上也是一樣。詆毀你，捏造一個軍事陰謀集團，然後，一旦準備好了理由，就採取一個恐佈行動。斯大林正在指導這場從不同方面對付你的鬥爭，而你反對他的武器是不起作用的。”在另一個場合，仍然是加米涅夫告訴我，“以前，在流放期間和在‘三駕馬車’合作的時期，我們是在一起工作的，我對他非常了解。一當我們同斯大林的關係破裂，季諾維也夫和我就寫下了一個如同遺囑那樣的文件，在文件裡我們給予警告，在我們‘意外地’死去的事件中，斯大林是應該負責的。這個文件保存在一個安全的地方。我勸你也這樣做。”季諾維也夫顯得為難地告訴我：“你是否想到斯大林有沒有商議過從肉體上除掉你的問題？他是詳盡地考慮和商議過了的。常使他躊躇不決的是他考慮到，年輕的人們會把責任歸罪於他個人，並且會對他採取恐怖行動。因此他認為他首先必須把年輕人從反對派隊伍中分離出來。這個工作只是推遲而並未放棄。你還是保持必要的警惕為好。”加米涅夫說到斯大林從不同方面用各種武器在對我進行鬥爭，這無疑是正確的。因為在前一階段他自己和季諾維也夫也在做這類事情。由於分散和自給自足社會環境所形成和鞏固的蘇維埃官僚政治，最有可能產生這種鬥爭方式。斯大林正在進行鬥爭為的是把權力集中在官僚們手中，並把反對派從隊伍中驅逐出去。我們在為世界革命的利益而戰鬥，這就使我們自己處於這樣的地位，去反對官僚們的保守主義和它所渴望的安寧、幸運和舒適。從世界革命仍在走下坡路的觀點來看，預先注定了官僚政治的勝利，因而也是斯大林的勝利。無用的觀察家和蠢人把這種結果歸因於斯大林個人的強有力或者至少由於他它特別狡猾。其實，導致這種結果的更深原因在於歷史的推動力。斯大林的出現是作為革命的第二章──“黎明以後”的半自覺表現。我們在中亞的阿拉木圖逗留期間，一天，有一個蘇維埃工程師來看我，我推測是由於他個人的主動以及由於他對我個人的同情。他詢問了關於我們的生活狀況，對此他表示了遺憾，並順便十分謹慎地問道：“你認為是否有可能通過某些重要步驟重新和好？”很清楚，這個工程師被秘密地派來以了解我的意向。我回答他的大意是說在那時重新和解是不可能的，這不是因為我不想和解，而是由於斯大林不肯同我和平相處。官僚主義迫使他把這個進程繼續進行到底。他問：“它將怎樣結束呢？”“它將到一個痛苦的結局，斯大林不可能有任何其他方法來解決它。”我回答說。看來，我的來訪者大吃一驚。顯然它沒有料到這樣一個回答，於是他匆匆離去。我認為這次談話對於決定把我驅逐到國外去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可能是這樣，斯大林甚至在更早一些時候就已經考慮到如此的進程，但他在政治局內遭到了反對。現在他得到了一個有力的理由：托洛斯基他自己已經宣布這個衝突將導致一個流血的結局。於是唯一的方法就是把他流放出去。在適當的時候，對斯大林用來贊成把我流放的那些理由，我已經在《俄國反對派通報》中公布出來。請參閱［出處沒有註明］。可是斯大林怎麼可能不受共產國際思潮的約束呢？無疑的他對這種思潮的危險性是估計不足的。據他看來，權力的概念同黨的核心集團的概念完全是一碼事。只有當他很有把握地相信自己擁有最後決定權的時候，他才開始進行公開的論戰。加米涅夫是對的：斯大林在另一方面進行他的鬥爭。顯然，這是因為他低估了純粹意識形態方面鬥爭的危險性。2月20日在1924-1928年，斯大林和他的追隨者對我的秘書班子越來越仇恨。在他們看來，我的小小“核心班子”是一切罪惡的根源。在過了一段時期後，我才弄明白他們為什麼會如此不可思議地害怕我這個總共不過五六個同事組成的小小班子。這些高級官員們的演說和文章都是秘書們寫的，他們一本正經地設想，奪去了我的“參謀工作人員”，他們就可以使我成為一個孤立無援的對手。在已出版的書籍中我及時地講了關於我的合作者們的悲劇性命運的真相：格拉茲曼出於不得已而自殺；布托夫死於格勃烏的監獄中；布魯姆金被槍殺；謝爾穆克斯和波茲南斯基被流放。斯大林沒有料到甚至沒有一個祕書，我也能繼續進行有計畫的寫作，還能夠建立一個新的核心班子來替代舊的。在某些問題上，甚至最機敏的官僚主義者都表現為一個不可思議的目光短淺的人！我在新移居地的幾年中，曾經從事寫作，並且同在不同國家和世界各地出現的幾千個自覺而積極的信徒通信聯繫。為建立第四國際而鬥爭是對蘇維埃官僚的回擊。在中斷了一段時期後，開始了一個新的反對托洛斯基主義的運動。現在斯大林將要做一筆美妙的交易，那就是撤銷驅逐我出境的決定：如果演出一場“公開”的審判那是多麼吸引人啊！但是過去的決定已無法收回。這就迫使其尋找比審判更好的其他辦法。自然，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向我提出警告的主要精神就是斯大林正在做的事。但是，被揭露的危險是太大了。自從基洛夫事件以後，西方的工人們只有增加對斯大林的陰謀的懷疑，這是沒有問題的。斯大林在兩種情況下將採取恐怖行動(最大的可能是同白衛組織合作，在這個組織中格勃烏有許多代理人，或者求助於法國的法西斯主義者，這些人是不難接近的)：假如有戰爭的威脅，或者假如他自己的地位嚴重惡化了。當然，也可能有第三種、第四種情況……很難說，對第四國際來說，這類恐怖行動將證明是多麼嚴重的一股疾風，但是，無論如何，對第三國際來說它也將是致命的……我們拭目以待。如果我們看不到的話，其他人將會看到的。拉柯夫斯基現在得以體面地出席隆重的大會，接待外國使節，舉行資產階級新聞記者的招待會了，此人與其說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家，不如說是個小官吏！齊魯姆斯基要求同斯大林結成聯盟。據報導奧托·鮑威爾打算去莫斯科。這兩個事實是容易作出解釋的。如今，第二國際所有受驚恐的機會主義者不可避免地傾向於蘇維埃官僚。他們投靠資產階級國家沒有成功，因而他們想要試試看投靠工人的國家。他們的本性是投靠和屈從於暴力。它們決不能使革命成功。我們需要重新選擇的、重新訓練的、重新經過鍛鍊的新的人們，總之，我們需要新的一代人。3月6日由於疾病和緊迫的工作，從上次寫日記以來，擱筆有兩個多星期了。法國社會黨最近一次全國委員會對議會領導集團施加了壓力。列昂·勃魯姆承認，1920年在圖爾，他沒有真正的充分理解奪取政權的問題，當時他認為首先必須創造社會化的條件，在這以後……但是，為什麼要為政權而鬥爭，假如沒有政權能不能創造“社會化的條件”呢？或者勃魯姆所指的是經濟條件而不是政治條件？延誤為政權而進行的鬥爭，那就不是在創造這些條件，相反地是在破壞這些條件。資本主義制度不是在發展中而是在開始走向沒落。勃魯姆在拋棄了圖爾時期的觀點以後，直到現在還是不能理解這個形勢。據他所說，迫使他走向革命的，不是由於資本主義總的狀況，而是由於法西斯主義者的威脅，他很少考慮到法西斯主義是資本主義制度腐朽的產物，而較多的認為這是一種危害和平民主的社會化的外來危險。（饒勒斯的一個舊的錯誤觀點）。資產階級的領導人對資本主義在走向衰落的規律視而不見，這是可以理解的。一個臨終的人不想也不可能清楚地認識到自己已處於死亡的階段。可是，勃魯姆之流的視而不見……這大概是最清楚地證明這些紳士們不是代表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而是代表資產階級的左翼以及資產階級中最受驚恐的一翼。在世界大戰之後，勃魯姆認為（甚至現在他的觀點基本上仍是這樣），社會化的條件還沒有成熟。那麼，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十九世紀後半世紀就期望和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是多麼天真的空想家。在勃魯姆看來，一個社會的經濟要完全準備好實行社會主義是需要一個階段的（在他心目中如果需要什麼的話），人們可以從純客觀的徵兆來確定這個階段。早在1905年，我就同這種機械的宿命論觀點進行了鬥爭。（見《總結與展望》）在此以後，發生了十月革命，其他一切更不必說了；可是，那些議會政治的淺薄涉獵者沒有從中學到任何東西。3月7日在1907年7-8月間召開的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的紀錄中（我想恰好在這些紀錄中），可以讀到瑪·烏里揚諾娃捍衛斯大林的一個專門聲明，這些秘密紀錄對他們是有用的。這個聲明的基本要點如下：（1）在列寧第二次中風前不久，他和斯大林之間個人關係的破裂純粹由於個人的原因；（2）如果列寧不是對斯大林作為一個革命家來尊重他，那麼他將不會求助斯大林，向斯大林提出一個要求。因為這樣的信任只可能給予一個真正的革命家。在這個聲明中有些十分關鍵的情節被有意地刪掉了。在此我要提供證據。首先關於列寧的小妹妹瑪·烏里揚諾娃，在家裡她的愛稱是“瑪莎”。她是一個沉默寡言而又固執的老處女，對她的哥哥弗拉基米爾傾注了她的全部感情。在列寧活著的年代，她完全處於不重要的地位，沒有一個人談到過她。她和克魯普斯卡婭一起，競相照顧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在列寧逝世後，她出現的地位令人注目或者寧可說她是被迫這樣做的。烏里揚諾娃是《真理報》的秘書，通過報紙的編輯人員她同布哈林有密切聯繫。在布哈林的影響和啟發下，她陷入了同反對派的鬥爭中去。由於她氣量狹窄和狂熱，還因為她同克魯普斯卡婭的競爭，加強了她對克魯普斯卡婭的妒忌心。克魯普斯卡婭始終如一地、堅定地拒絕參加反對她自己信念的活動。在這段時期，烏里揚諾娃開始在黨的會議上作報告，寫回憶錄等等。必須說明的是，沒有一個列寧的知己像他妹妹那樣不了解列寧，雖然她是毫無保留地精心地照顧著列寧。1926年克魯普斯卡婭通過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集團參加了反對派，儘管時間不長。正是在這時刻，斯大林─布哈林集團採用各種手段來抬高烏里揚諾娃的名望並給她以重要地位，同克魯普斯卡婭相抗衡。在我的自傳中曾經講到，在列寧第二次中風以前，也就是在他患病的第二階段，斯大林試圖孤立列寧。斯大林推測列寧不可能恢復健康了，於是他竭盡全力地阻止傳達在列寧著作中闡述的觀點（例如他試圖阻止公開發表列寧的文章，這文章是論述關於組織中央監察委員會開展同官僚主義的鬥爭等等，主要是反對斯大林的小集團的）。患病的列寧主要靠克魯普斯卡婭提供情報的來源。斯大林著手用最粗魯的方式刁難克魯普斯卡婭。這就是發生衝突的主要原因。在1923年3月初（我記得是3月5日）列寧口授了一封給斯大林的信，信中提出同斯大林斷絕一切個人和同志間的關係。因而發生衝突的基礎完全不是個人的，同列寧的關係不可能是個人的關係。……其次，烏里揚諾娃在她的書面聲明中所提到的列寧的一個要求究竟是什麼？在二月或者是三月初，當列寧的病情再一次加重的時候，他召喚斯大林來並提出一個堅決的要求，要斯大林帶給他一些毒藥。列寧擔心他再一次失去說話的能力，他要求自己來掌握命運，免得成為醫生們手中的一個玩物。有一段時期列寧曾經表示贊成拉法格那樣的安全作法。拉法格寧願通過他自己的活動而死去，不願作為一個病人活著。瑪·烏里揚諾娃寫到：“這樣的一個要求只能向一個革命家提出來……”列寧認為斯大林是一個堅定的革命家，這是無需爭論的。但是單就這個事實不足以促使列寧向斯大林提出這樣一個特殊要求。雖然列寧必定已考慮到在革命領導人中唯有斯林將不會拒絕給他毒藥。不應該忘記的是：列寧提出這要求是在與斯大林絕交的前幾天。列寧知道斯大林的計畫和打算，知道他是如何對待克魯普斯卡婭的。他知道斯大林的全部活動建立在他不會再恢復健康這樣的設想基礎上。正是在這些條件下列寧向斯大林提出要毒藥。除了其主要目的以外，列寧的這個表可能是為了考驗斯大林和那些裝得樂觀的醫生。不管怎樣，斯大林對列寧的要求是不會照做的，他向政治局報告了此事。每個人都表示抗議；醫生們仍然強調列寧恢復健康的希望是有根據的；斯大林本人則只字不提自己的想法。1926年克魯普斯卡婭告訴我，列寧曾對斯大林所作的一個評論：“他缺乏誠實─為人的最基本品質。”在列寧的“遺囑”中表達了基本上相同的看法，只不過更謹慎些罷了。斯大林的這種傾向在那時還處於它的最初階段，到現在這種傾向已達到它的充分發展的階段。說謊、弄虛作假、偽造以及濫用審判，達到了迄今以前歷史上所未有的地步，以致像基洛夫事件所表明的，這些東西構成了對斯大林政權的直接威脅。3月9日阿列克賽·托爾斯泰的小說《彼得大帝》是一部傑出的作品，它使讀者對俄國遙遠的過去有一個親臨其境的感覺。當然這不是一部“無產階級文學”作品，阿·托爾斯泰作為一個作家深深地植根於古典文學中，自然也植根於世界文學之林。但是，毋庸置疑，正是革命──根據對比的規律──才使他（不僅僅是他一個人）對古老的俄國那種保守、野蠻、愚昧無知的特點產生了異常強烈的感慨。這場革命使他懂得了很多東西：即從意識觀念、幻想和迷信中去尋找各種社會集團以及隸屬於該集團的個人所特有的利益所在。阿·托爾斯泰以偉大藝術家敏銳的洞察力，揭露了彼得大帝時期的俄國意識形態紛爭中隱藏著的物質基礎。這樣一來，描寫個人心理的現實主義被提高到了社會現實主義的水平。這無疑是革命的直接經驗以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的一次成功。一個我所不認識的法國小說家和科學院院士莫里亞克（這樣作介紹真是可憐），最近寫道（或許這樣說過）：只有當蘇聯能出版一部像托爾斯泰或陀思妥也夫斯基那樣高水平的新小說時，我們才承認蘇聯。顯然莫里亞克將藝術、思想標準同建立在生產關係基礎上的馬克思主義、唯物標準分開了。十二年前我在《文學與革命》一書前言中說過：“但是即便成功地解決了衣、食、住，甚至教育等基本問題，也決不意味著這一嶄新的歷史原則（即社會主義）的雸全勝利。只有進行一場全國規模的科學思想運動以及發展新藝術才會表明這顆歷史的種子不僅已成長為一棵幼苗，而且甚至已經開出了花朵。從這個意義上說，藝術的發展是對每一個時代生命力和重要性的最高檢驗。”（第9頁，紐約1925年）在任何意義上都不能把阿·托爾斯泰的這部小說稱之為“新時代的一朵花”。那些被官方看作是“無產階級藝術”的小說（在一個階段完全消亡的時期竟會有無產階級藝術！）目前還缺少重大的藝術價值。當然這是無需“大驚小怪”的，要完全推倒社會基礎，消除陳規陋習和思想偏見，從而沿著新的軌道創造出一批藝社結晶是需要時間的。需要多長時間呢？誰也不敢預料。但肯定是一個很長的時間。藝術總是裝載在一個新時代的行李車上，偉大的藝術──小說──是一個更為沉重的負荷。至今還沒有產生出一個新的偉大藝術是十分自然的。就如同我早先說過的那樣，這不應該也不可能使人感到驚恐。而令人驚恐的倒是那種秉承官僚集團旨意寫成的令人作嘔的冒充新藝術的作品。當今的蘇維埃“波拿巴主義”妄圖全面控制藝術表現了它的前後不一、弄虛作假、淺薄無知──所有這些都使任何真正的藝術創造無法進行，因為藝術創造的首要條件是真實。一個老工程師或許會勉強製造一台汽輪機，它可不會是第一流的，正因為它是勉強造出來的產物，但畢竟還是可以發揮其效用。然而一個詩人決不可能違心地寫出一首詩來。阿列克賽·托爾斯泰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在文壇上的隱退不是偶然的，他正是為了獲得對藝術家至關重要的自由。3月10日我把法國總工會關於經濟“計畫”的幾個文件仔細看了一遍。官僚主義者可笑的夸夸其談掩蓋著貧乏的思想！對那些企業主又是多麼低聲下氣！這些改良主義者的話不是為了喚起工人去實施計畫而說的，而是對那些雇主說的，以便讓他們相信該計畫的實質是保守的。實際上，根本就沒有制定過任何“計畫”，因為從任何嚴格的意義上說，一項經濟計劃不應以代數公式為前提，而應以確定的數量為前提。制定這樣一個計畫，人們必須掌握所有基本的經濟數據，因此這樣的計畫一定要由雇主來制定，抑或只有當勝利的無產階級建立了自己的國家後才是可能的，這一點是毫無疑義的。列昂·尤哈克斯[14]及其一夥所關心的只是一件事，即如何轉移工人們對工團主義者改良主義的破產的注意。但要是人們事先並不了解這一點，那摩就連這些先生內容空洞、意義不明的代數公式也會真正令人吃驚。3月18日遭到巴比仲[15]地方當局的突如其來的襲擊快一年了。這是人們所能想像的最令人捧腹的奇案。此案是一位司法界名流默倫的檢察官受理的，他由一個地方小檢察官，一個法院書記官，一個保安總局代表以及偵探、警察和憲兵等幾十個人陪同而來，忠實的貝諾，那只兇悍的猛犬不停地扯著鍊條；斯代勒[16]從房子後面趕來尾隨著它。檢察官通知我，他們的來意是為了……一輛被盜的摩托車。事情很清楚了。魯道夫（我的一位德國助手），曾坐著摩托車給我送過信。他的車燈在路上熄了。憲兵很久以來一直在尋找刺探我們住宅的藉口，於是便抓住了這件事情。3月21日春天了，太陽熱呼呼的，紫羅蘭盛開快有十天了，農夫們在葡萄園裡無精打采地幹著活。昨天晚上聽著波爾多的“女神”直到深夜。兵役期限延長到兩年，德國又在窮兵黷武了，一場新的決戰正在醞釀中。農夫在平靜地修剪著葡萄藤，在地畦施肥，一切按部就班。那些社會黨人和共產黨人撰文反對兩年兵役制，並用最大的印刷字體來擴大自己的影響。這些“領袖們”從心底裡巴望著事情總會有預期的結果。此間仍復如常。但是，秩序畢竟還是無可挽回地遭到了破壞。一枚炸彈將使它傾覆了……。朱爾·羅曼聲稱自己是救世主（在7月9日協會），顯然他對這一點非常關心。在最近一本敘事詩裡羅曼用了作家斯特里吉柳斯的名字（我想這是真名）對自己做了一番渲染，這位斯特里吉柳斯如其他作家一樣有天賦，有才華，但是還有一些別的什麼東西，他不僅具有作家的才能，而且發現自己的“才能”（天才），是包羅萬象的，在其他領域裡他的能力也比別人強，尤其是在政治方面。因而出現了7月9日協會，朱爾·羅曼也因此寫了關於法德關係問題的著作。這位天才的作家已有點忘乎所以了。他頗懂一點政治，卻相當膚淺。他看不見許多事情的背後隱藏著深刻的社會根源。他在人心理的描寫方面有其獨到之處，但不夠深刻。做為一個作家（尤其是作為一個政治家），他顯然缺乏個性，他是一個旁觀者，而不是一個參與者。然而，只有親身參與才能觀察得更深刻。左拉是一個參與者，這就是他為什麼遠勝於羅曼的原因。他的作品更深刻，更熱情洋溢，更富有人情味，儘管他的語言粗俗，文中也不乏疵瑕。朱爾·羅曼說自己（這次他用的不是假名，而是自己的名字）是一個冷漠的人。這倒是恰如其分的。然而他的冷漠不僅在於他目光短淺，而且還在於他的倫理觀上。他的倫理標準使他只能從某個固定的地方觀察一切事情。這就是他為什麼如此疏遠小巴斯蒂德而又和那個殺人兇手基內特如此親近的道理了。對於一個參加者，他的冷漠可以隨著他的參與生活的程度而轉變，至於一個旁觀者，他卻不能。像羅曼這樣一個旁觀者，可以說是一個出色的作家，但他不可能是一個偉大的作家。有關去年在巴比仲發生的“橫禍”我還沒有寫完呢。這件“奇聞”在許多家報紙上廣為流傳，種種愚不可及的捏造和刻骨仇恨傾盆大雨似地向我襲來。好一位“檢察官”！人們決不應該過於湊近去看這些達官顯貴。他聲稱來我這裡是因為一輛被盜的摩托車（這輛車是我們自己的，魯道夫一直騎用著它）。接著又盤問起我真名實姓來。我護照上用的是謝多夫的姓氏，這是我妻子的姓氏，根據蘇聯法律是完全允許的，當時這個從默倫來的檢察官對蘇聯的法律不會不知道。“可你本來應該住在科西嘉島的，不是嗎？”“這和那輛被盜的摩托車有什麼相干呢？”“不，我是在對你講話。”最後當證明我的護照是由保安總局簽證時，他們就只好告辭了，他們拘留了魯道夫長達三十六小時之久，給他戴上了手銬，最後將他帶到了我這裡，我給他端過一張椅子──他看上去蓬頭垢面的；但是檢察官厲聲叫道，“不，站起來！”魯道夫毫不理睬地坐下了。在所有這些不速之客中唯有那個老邁的書記官還給我留下了較好的印象，而其他人……不過，這一切都是不屑加以詳細敘述的。3月22日在挪威，工黨執政已好幾天了。這多少會改變歐洲歷史的進程。可是在我的生活中……無論如何，出現了護照簽證的問題。我們只是於1917年從紐約去彼得堡的路上途經挪威，對這個國家我已沒有留下什麼印象了。不過我還很清晰地記得易卜生，年輕時還寫過關於他的文章哩！3月23日費定在他的小說《洗劫歐洲》裡──這是一部“文學”小說，寫得並不深刻，常常給人以矯揉做作之感──揭示了一件事：革命已經教會（或者說迫使）俄國作家更密切注意那些社會上人依賴人的事實。這部正統的資產階級小說寫了兩個階層：唯有上流社會才有喜怒哀樂，而那些下等人則只配擦皮鞋端便壺。雖然在這本小說裡很少提到這一層意思，但這是一件很自然的可以想像的事。男主人公長吁短嘆，女主人公低聲細語；他們也得履行別的生理功能；有人不得不來給他們收拾打掃。我記得曾經讀過洛伊斯的一本叫《愛情與靈魂》的小說──一部極端下流和庸俗的小說，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小說是以克洛德、法雷爾的忍無可忍作為結尾的。作者把那些奴僕婢女置於冥冥黃泉之中，以便讓那對癡情的男、女主人公永遠不再看到他們。這就是那些遊手好閒的色情狂及其藝術家所理想的社會制度。事實上，費定感興趣的也是（荷蘭）上流社會。不過，他試圖（至少是順便地）評論一下汽車司機同金融巨頭之間以及水手同船舶公司股東之間的心理活動。他沒有給人以啟迪。儘管這樣，他還是照亮了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某些角落，而當今社會就是建立在這種關係上的。十月革命對文學的影響還純屬未來的事情。收音機裡正在播放孔塞爾·帕德盧的《英雄交響曲》，我真羨慕娜塔莎對名曲的欣賞能力，她聚精會神地聆聽著，簡直聽得入了迷，娜塔莎不是一個音樂家，然而她身上具有比音樂家更多的東西。它的整個性格都充滿了音樂感，不論是在她難得歡樂的時候，還是在她痛苦的時候，總是存在著一種深沉的旋律，使她的全部生活閱歷顯得崇高起來。雖然，她對日常的政治事件很感興趣，但是總不能把它們連成一幅連貫的畫面。然而，每當政治形勢急轉直下，需要作出嚴峻反響的時候，娜塔莎往往能在他的心聲中找到恰到好處的表達方式。對人的判斷，無論是一個人的特點，心理狀態，還是對那些她認為可以成為革命者的人，也同樣如此。她能對人類所有的缺點破例地加以寬容，但那種市儈作風、庸俗習氣、膽怯行為是絕不能瞞過她的眼睛的。那些敏感的人，甚至是「卑賤者」（即出身貧寒的人）──也包括孩子──都會本能地感到她的音樂天賦和深沉的天性。所有那些帶著冷漠或是鄙夷不屑的神情打她身邊過的人，如果沒有察覺到蘊藏在她內心深處的動力的話，那麼幾乎可以肯定地說這些人都是些淺薄之徒。……《英雄交響曲》已煞尾了。（這是一首選曲）3月25日只是在寫完了3月23日關於娜塔莎的日記之後，我才意識到前面寫的幾頁裡盡是些政治和文學為題的，而不是有關我個人生活的日記。可是我又能寫些什麼其他的東西呢？事實上，政治和文學構成了我生活的內容，現在我唯一需要的是用筆自覺地清理自己的思想，從而把它公諸於眾，尤其在我五十五歲的時候。順便提一句，有一次，列寧曾拿屠格涅夫的話問克爾日扎諾夫斯基：“你知道什麼叫敗事有餘嗎？”克爾日扎諾夫斯基說不知道。“人過五十五歲就敗事有餘了”。列寧自己沒有活到這一“敗事”的年齡。先前由激進派領袖卡米耶·肖當領導的行政區──布盧瓦（盧瓦爾─歇爾）的選舉揭曉了。農民陣線的領袖多熱萊爾得到6760張選票，激進派得了4848張選票。屆時將有一次決定性的選舉。還是在1932年5月，肖當曾獲得過11204票，成為第一候選人。這是些顯露不祥徵兆的數字。1934年2月6日以後我曾說過，這是法國激進派失敗的開端，從而也是第三共和國崩潰的開端。農民們正在拋棄那些民主的空談家和騙子手。在法國一個遵循納粹路線的法西斯大黨是不大會出現的。多熱萊爾有足夠力量破壞各地的“民主”勢力──我們將最終看到巴黎人民會起來打倒它。這次市政選舉將表明，激進派勢力的衰敗是不容置疑的。一部分選民將投向右翼，一部分將投向左翼，即投向社會黨人。剩下的那些人多少會轉而支持共產黨人。社會黨人的規模較之他們現狀會變得好一點還是更糟，現在還難以預料，但是無論如何，變化幾乎不可能是舉足輕重的。激進派勢必會失去許多選票。共產黨人則無疑會有所收獲。那些反動的農民蠱惑家也將會得到選票，然而這次市政選舉的數字只是以極其微弱的形式反映出小資產階級群眾拋棄民主的更深刻、更強烈的過程。法西斯的一次大膽的軍事行動可以展示這一過程走得有多遠──不管怎樣，它比起議會中那些頑固不化的人來說要走得遠得多。工黨和辛迪加的“領袖們”什麼都不看，什麼都不懂，什麼都不會。它們這夥人士多麼可悲、愚昧而膽小！1885年6月15日恩格斯在給年邁的貝克爾的信中說道：“你完全正確，法國激進主義異常迅速地衰竭下去。實際上現在可以拿來使用一下的只有一個人──克列孟梭。輪到他頭上的時候，他就得放棄一大堆幻想，首先他得放棄這樣一種幻想：目前竟可以在既不進行盜竊也不容許盜竊的情況下管理法蘭西資產階級共和國。”[17]潔身自好的《時報》仍免不了對每一起突如其來的新的財政醜聞不寒而慄！很久以前馬克斯和恩格斯就預見到克列孟梭不會永遠滿足於激進主義的綱領，他們認為對此綱領他會持過分批評和剛愎自用的態度，並相信他會成為一個社會黨人，果然克列孟梭沒有多久就離開了激進派（這個黨派是為了像埃里奧這樣的人創建的）；然而他之離開它並不是為了加入社會主義政黨，而是為了投入反動陣營──由於他未用任何神秘氣氛和任何假象加以掩飾，因此他這樣幹就更顯得無恥。就像許多法國知識分子一樣，阻礙克列孟梭在激進主義面前止步不前的主要障礙是理性主義。長久以來，狹隘、市儈、平庸的理性主義早已失去了反對宗教的威力，而最終成了反對共產主義理論的呆鵝蠢驢似的堅硬護甲。我曾經就克列孟梭的理性主義寫過一點東西。我得把自己寫過的那些東西找出來。拉柯夫斯基實際上是我和老一輩革命家保持聯繫的最後一個人，自從她就範之後就再也沒有人了。儘管我和拉柯夫斯基的通信在我放逐時期由於查禁的原因而中止了，但是拉柯夫斯基的形象總算是我同老戰友的一個象徵性的聯繫，現在不再有人和我通信了。多久以來，我一直苦於不能和其他人交換思想或探討問題，不得已只有和報紙進行對話，或者不如說通過報紙同各種資料和觀點進行對話。我一直在想，我現在所從事的工作儘管效率很低，時斷時續，但卻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比1917年還重要，比起內戰時期或其他時期還重要。為了清楚起見，我要這樣說，如果1917年我不在彼得堡，只要列寧在那裡並親自指揮，十月革命同樣會發生，當時如果列寧和我都不在彼得堡的話，就不會有十月革命。因為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會阻止革命的爆發──我對此沒有絲毫懷疑。如果列寧不到彼得堡來，我不知道自己能否戰勝布爾什維克黨領袖們的抵抗，那麼，同“托洛斯基主義”的鬥爭（即同無產階級革命的鬥爭）在1917年5月就會開始，因而革命的成敗就難以肯定。但是我再說一遍，如果列寧在的話，十月革命無論如何會得到勝利。大體說來，對內戰也可以這樣看，儘管在開始一個時期，尤其是在辛比爾斯克和喀山淪陷的時候，列寧曾經動搖過，產生過一些疑慮，然而這無疑是一種偶然的思想情緒，除了我以外，他也許從來沒有向任何人承認過。因此，我不能說我的工作，甚至說1917年到1920年的這一時期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我現在的工作，從任何意義上說都是“必不可少”的。我這樣說沒有一點誇大其辭的意思。兩個國際的垮台提出了在國際領導中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解決的問題。我個人飽經滄桑的生涯使我面對這一問題，並給我以解決問題的豐富經驗。現在除了我以外沒有人能夠擔當起這一神聖的使命，即用超越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領袖們的思想的革命方式武裝新的一代。我完全同意列寧（或者更確切地說同意屠格涅夫）所說的，人到五十五歲開外就敗事有餘，我至少還得連續工作五年方能確保勝利。3月26日在比利時，斯巴克當上了大臣。多麼可悲的人！去年他來巴黎看我，要我給他指教。我們就比利時黨的情況做了大約兩小時的詳盡討論。他對政治的膚淺使我詫異，比方說，他從未想過去聯合企業裡工作。“是的，是的，這是很重要的！”他掏出一個本子，開始記起來。這難道就是一個革命領袖嗎？我心裡嘀咕著。整個談話中斯巴克一直隨聲附和，一直在記著筆記。然而在他的隨和聲中總有一點什麼東西使我感到懷疑，我倒不是說他沒有誠意。相反，他正是帶著最好的意願來的，為的是在競選行將到來的時候得到口風，加強自己。然而我的一番話顯然使他害怕了。“呵，是這樣的嗎？這要比我想像的嚴峻得多……”他的回答盡是這種腔調，甚至在他表示同意的話語裡也是這樣。總而言之，我覺得他充其量不過是那些有教養的資產階級的“忠實朋友”而已。然而說他忠實正是這樣一個意思：他對王得威爾德和昂塞爾周圍的腐敗氣息是非常反感的。不久之後，我收到他的一封信，其實公會主義者正要求拋棄《行動報》並揚言要和黨決裂，該黨的中央委員會打算在訛詐面前作出讓步，斯巴克寫信來正是對要不要讓步希望得到指教。我回答：退讓便意味著政治上的自殺，（我在早先的一次談話中便已批評了斯巴克的屈從，對此斯巴克也是同意的。）《行動報》得救了，右翼在經歷了一場和互助銀行間的醜聞之後不得已做了暫時的退卻。然而斯巴克本人的行為卻始終搖擺不定，缺乏信心，乃至口是心非。現在這位“革命英雄”成了“國民內閣”的運輸大臣。真是個無賴小人！究竟是什麼促成斯巴克成了大臣？──是害怕群眾進一步的行動亦或個人的虛榮。回答是，並無多大矛盾，因為這兩種因素常常是相輔相成的。3月27日1903年在巴黎，在有些人組織下演出高爾基的劇作《底層》，打算所有收益資助《火星報》。有的人說要娜塔莎扮演其中的一個角色，很可能當時是我首先提出的。我想她會把那個角色演得很好，演得很“真切”，但是事與願違，這角色後來給了另一個人，我感到詫異，心裡若有所失。只是在以後我才知道娜塔莎“一個角色都不能勝任”，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還是在什麼環境裡──我們變換過很多環境──他始終保持著她那高貴的情操，從來也不允許她的處境影響到她的內心生活……今天我們散步上了一座小山，娜塔莎累了，驀地在乾樹葉上坐了下來，臉色煞白，（地上還有點潮濕）。儘管這樣，此刻，她走起來仍那樣悠閒，毫無倦意。她步履輕盈，體態優雅。然而近幾個月來，她的心臟不太正常，她太勞累了──因為她做什麼事都是盡心盡力地去做的，今天登這麼高的山，她也是那樣勁頭十足，娜塔莎突然坐了下來──顯然她走不動了才這樣的──歉意地笑了笑。我突然對她的青春的流逝感到惋惜……一天晚上我們手挽著手從巴黎歌劇院邁著小步跑回桑地街46號的家，這是1903年的事。當時我倆的年齡加起來也剛好是46歲……也許可以說，娜塔莎是個不折不撓的女人。有一次，我們一夥人去巴黎的郊區漫步，來到了一座橋邊。那座水泥橋墩的斜坡又高又陡。有兩個小男孩越過橋的拉桿爬上了橋墩，正俯視著下面過往的行人。突然娜塔莎衝著他們又陡又滑的橋墩爬去。我驚呆了，我認為要爬到那兒是不可能的，然而她一邊對那兩個孩子笑著，一邊跨著輕盈的步子向上走著，腳上還穿著一雙高跟鞋呢。孩子很有興趣地等候著她。我們全都停下了腳步為她擔心，娜塔莎卻徑直走著，一眼都不瞧我們，一邊和孩子搭訕著，接著又從原路走了下來。就像我們看到的，她是那樣的從容不迫，鎮定自若……這是個春天，陽光就是今天一樣明媚。而今天娜塔莎卻突然在草地上坐下了……“歲月無情。”恩格斯對於年老和死亡這樣寫道。人生中一切事情和經歷在生與死中間架起了一道無情的拱。這道拱就是人生，沒有這道拱便非但沒有老年，也沒有青年，老年是必要的，因為它有經驗和智力。正是由於人會衰老，會死亡，所以青春總是最美好的。收音機裡正在奏著華格納《上帝的末日》的曲調，也許是聽著音樂才勾起這些思緒吧。3月29日我得在某個時候揭露格勃烏是怎樣從我的檔案裡竊取文件的真相。不過現在還不急於做這件事……今天《小多菲內人報》上有一則從布魯塞爾發來的值得注意的報導，那就是該報記者同德曼的一次半公開的會談。《小多菲內人報》是一家極端保守的報紙，不過還不是一家法西斯報。該報對德曼懷著極大的好感，至少該報駐布魯塞爾的記者是這樣。總之，據我們所知德曼的計劃有兩大靠山：羅馬教皇和比利時國王。在教皇四十歲生日時的通諭中說到，擁有財富的人只要他們願意就可以操縱人的命運，依照德曼的旨意，總理大臣凡·吉倫德在執行這一信條，說得更確切些，是德曼要求凡·吉倫德去執行教皇通諭的這一信條的。有消息透露，已故的國王對此計畫表示贊同，繼任的國王利奧彼德則“每天帶著同樣的興趣研究亨利·德曼的著作，後來這個人就成了他手下的大臣”。所有這些是由德曼自己向那個記者透露的。說到該計劃本身，首先，“國家必須從銀行的羈絆中解脫出來，把控制權掌握在自己手中。”第二，墨索里尼的“組合”[18]是管物的；而議會機構是統治人的。可見，所有這些是按德曼的旨意寫的；一個記者不可能擬定出這些條文。管理物也好，統治人也好，都是從恩格斯那兒剽竊來的。恩格斯認為，國家的消亡是通過對物的管理慢慢取代對人的統治。但是怎麼可能同時建立兩個政體，即一個是“組合”，一個是議會；一個是對物而言，一個是對人而言──這是不可理喻的。德曼提議用什麼守隊將人和物分開，即把財物的主人和財富分離呢？問題的癥結正在於此。德曼當然並不想用革命的手段來加以剝奪，教皇的通諭也不會誘使那些甚至是最虔誠的掠奪者將他們的銀行和信託置於軟弱的“組合”的管理下。整個計劃──半是冒險，半是對人民的欺騙──終將得到可悲的下場，隨著計劃的破產，德曼和斯巴克也會聲名狼藉。這些銀行在由於貨幣貶值而得救之後，將向這兩位改革家證明怎樣才能從銀行的羈絆下解脫出來！在莫斯科就艾登訪蘇等問題舉行的外交談判中，最重要的問題是要決定共產國際的命運。如果英國接受沒有德國參加的一項合約的建議，那麼原定於今年上半年召開的共產國際大會當然就不舉行了。如果英國和法國在沒有蘇聯參加的情況下和德國締結協議，大會可能要召開。但這種破產者的大會絲毫不會給無產階級帶來什麼利益。我曾在前面提到的那個克勞德·法雷爾已當選為院士，一群多麼令人討厭的老牌小丑啊！巴圖爾，一個蹩腳作家，當然也是一位院士，當別人問他：“你希望自己成為什麼？”的時候，他做了如下的回答：“我什麼也不希望。年青時，我希望成為一名部長和院士；在我上了年紀以後，我果然當了部長和院士。”他這樣自我刻劃，真是絕妙的諷刺！［貼在日記中的剪報］托洛斯基份子，季諾維也夫份子，以前的王公貴族，憲警特務，這些臭不可聞的殘渣餘孽，他們沆瀣一氣，正在妄圖破壞我們國家的牆角。不用說，這是《真理報》的語言。沒有提到立憲民主黨人，孟什維克份子，或是社會革命黨人──只是把托洛斯基和王公貴族們相提並論。這篇文章表現了無可救藥的愚蠢。而在這愚蠢中，包含著某種命定的因素。從歷史上看，只有行將滅亡的集團才會如此墮落、低能。這種令人憤慨的低能又同時導出了兩種互相貫連的事實：（1）混亂，極度的混亂。其“混亂”在於官僚集團本身，更正確地說，在於統治階層，由殘渣和垃圾組成的“混合物”。在這個集團嗾使下將矛頭指向既不屬於王公們也不屬於托洛斯基派的第三種力量──最可能是將矛頭指向官僚統治集團內部有自由傾向的人士。（2）一些反對“托洛斯基份子”的新的實際步驟正在醞釀之中，以打擊斯大林波拿巴主義的影響最大的敵人，我們可以設想到某種新的政變正在策劃中，以便給斯大林的個人權力以法律上的認可。然而政變的內容是什麼？當然不可能是一頂王冠。“領袖”的頭銜是終身的，但這樣一來，“元首”的味道就更露骨了。波拿巴主義“技術”上的問題顯然在政治上已經呈現出越來越大的麻煩，新的步驟正在醞釀之中，相比之下，基洛夫的被刺殺只是一樁不祥的預兆而已。3月31日事情有多好笑！蘇聯歷史學家涅夫斯基比起蘇聯許多歷史學家來說並不更加出眾，他的東西粗劣、陳腐卻又帶著某種樸實的文風──這是相對當時任何竄改歷史的作品而言──有時這樣一個作家正在受到一系列的追究。為什麼？有一件事也許可作為解釋，在1924年出版的俄共黨史中，涅夫斯基在書目題要裡寫道：“康斯（坦丁）·莫洛托夫（原文如此）所寫的《論黨的歷史》的小冊子非但無益，而且還可能有害──書中竟有如此多的錯誤，就在這本僅有39頁的小冊子裡，我們數了數，就有十九處錯誤……”1924年，涅夫斯基決不會料到莫洛托夫這顆明星會高高升起，以及書中的那十九處錯誤也並不妨礙這本書的作者成為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顯然已通過他曾一度（離開現在很久的事了！）在那兒當過領導的組織局作出安排去追究那個可憐的涅夫斯基……。可是，時過境遷，莫洛托夫這顆星黯淡了，涅夫斯基對這位人民委員會主席的無知所作的評論，說不定會給這位不幸的歷史學家帶來更大的榮譽哩。這真是滑天下之稽！……4月2日艾登在莫斯科的談判已經收場，雙方在一項外交公報裡保證互不損害對方的利益和安寧，這項公報通過廣播已家喻戶曉。在前往華沙途中，艾登曾粗率地強調說，這不僅是大不列顛對蘇聯應盡的義務，而且也是蘇聯對大不列顛應盡的義務。這個問題涉及到中國、印度、共產國際和中國的“蘇區”。莫斯科在這方面做出了哪些保證呢？共產國際代表大會即將在莫斯科召開，觀察一下大會的籌備工作，就可檢驗克里姆林宮那些保證的性質。沒有中國人、印度人和英國人參加，代表大會是開不成的。但在這次莫斯科談判後召開的代表大會上，是否還有可能讓中國、印度和英國的代表出席呢？假如斯大林確實已同意秘而不宣地取消共產國際，那麼，這對社會主義革命事業來說畢竟是大有裨益的。不過這麼一項保證同時也將清楚地證明，蘇聯官僚肯定已同全世界的無產階級決裂了。昨天我又發了一陣病。虛弱，有點低熱，耳鳴得厲害。上一回我這樣發病時，亨利·莫利尼爾是在本地警察局長那兒。警察局長向他詢問我的情況，當聽說我病倒以後，真是把他嚇壞了，他驚歎道：“那太不幸了，太不幸了！……要是他在這兒死了，嗨，我們可不能再用假名字來安葬他啦！”大家跟他一樣，也都深感不安。我剛收到一封巴黎來信。我的前妻亞歷山德拉·列沃夫娜·所科洛夫斯卡婭原本跟我們的幾個外甥住在列寧格勒，現已被放逐到了西伯利亞。我在國外時，曾收到過她從托博爾茨克祭出的一張明信片，當時她是被解往西伯利亞更遠地區的途中，在那兒暫時歇腳。我們的小兒子，即在技術學院當教授的謝廖沙，已不再來信。他在上一封信中寫道，周圍盡是些惱人的謠言。顯然他已被放逐而離開了莫斯科。我覺得列沃夫娜在最近幾年裡政治上根本不可能活躍，一則是她年齡已大，二則是身邊還有三個孩子。幾周前《真理報》上登過一篇專論反對“殘渣餘孽”鬥爭的文章，文章又以那種慣用的流氓語言提到列沃夫娜的名字──不過只是順便提了一下；她被控──在1931年！──曾對一批（我想是林業學院的）學生發生過有害的影響。《真理報》揭發不出她後來犯過什麼罪行。但提到她名字的本身無疑就是一種跡象，表明我們在這方面也必將蒙受打擊。我已故女兒齊娜的丈夫普拉東·沃爾科夫雖已流放，卻再度被捕，被放逐到了更遠的地方。普拉東和齊娜的小兒子，即現年八歲的謝瓦（我的外孫兒），最近剛從維也納移居巴黎。在他母親生命的最後階段，他跟他母親居住在柏林。齊娜是在謝瓦上學去以後自殺的。謝瓦跟我大兒子大媳婦住了一個短時期，但由於法西斯顯然即將上台，他們不得不匆匆離開德國。為避免不必要地改學別國語言，謝瓦被帶到了維也納，在那兒由我們的幾個老朋友安排他上了學。由於奧地利也開始出現反革命的動亂，在我們移居法國後，便決定把孩子轉移到巴黎，讓他跟我大兒子大媳婦一塊兒住。可是七歲的謝瓦說什麼也不肯接受簽證。為解決這個爭端居然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直到最近我們才把他弄到巴黎。在維也納期間，謝瓦把俄語和法語忘得一乾二淨。然而他五歲那年剛跟他母親到普林吉坡島來探望我們時，他用那節奏單調的莫斯科口音講的俄語，卻是多麼地流利！在普林吉坡的幼兒園裡，他很快就學會了法語和一些土耳其語。在柏林時，他改學起德語來，到維也納時，已成了一個真正的德國人；如今在巴黎一所學校就讀，他又學起了法語。對她母親的死，他是了解的，有時他也聽到些有關普拉東（他父親）的情況，不過，對孩子來說，他父親卻是一個神秘的人物了。我的小兒子謝廖沙跟他哥哥截然不同，他從十二歲左右就拋棄了政治，部份原因是出於直截了當地反對他的哥哥；他進行體育鍛鍊，愛好雜技，甚至想當一名雜技演員；後來他攻讀技術性的學科，在刻苦鉆研後成了一名教授；最近他同另外兩個工程師合作出版了一本有關發動機的專著。如果他確實也已流放，那肯定是由於別人報復，而不可能有什麼政治上的原因。說一下莫斯科的生活狀況。謝廖沙早已結婚。在我們搬出克里姆林宮以後最後住的那套公寓裡，我們曾給他們留了一個房間，他們夫婦倆就在這裡邊住了幾年。約在一年半以前，謝廖沙跟他妻子脫離了關係，但因找不到房子，只得繼續住在一起，直到最近才分開。為了使他倆脫離關係，把他倆送往不同的方向，很可能還出動過格勃烏呢。列利婭或許也已被放逐了，這不是不可能的事。4月3日我顯然低估了那項關於“托洛斯基殘餘份子”的聲明（見3月30日）在目前的現實意義。“政治行動”的刀鋒已再次朝我的親密夥伴砍來。昨天夜裡，我把我們大兒子從巴黎寄來的一封信地給娜塔莎時，她說道：“他們決不會放逐他；他們要折磨他，從他嘴裡弄出點情況，然後把他殺掉。”顯而易見，把1074個人放逐到西伯利亞只是故意製造的一個藉口，以便採取新的措施來打擊反對派。[19]“伯爵、憲兵和王族”所代表的只是這個混水潭的前一半，即它的基礎。但若是從《真理報》引證一段更為完整的摘錄，那就更好了。［貼在裡面的剪報］我們必須採取真正有效的措施對付敵人的陰謀。由於昏庸懶惰、動輒受騙上當，由於對反黨份子、對在外國情報機關指揮下活動的敵人抱有機會主義的自滿情緒，這些份子就打進了我們的黨組織。季諾維也夫份子、托洛斯基份子、以前的王族、伯爵和憲兵的殘渣──所有這一切人類殘渣正勾結一起，妄圖挖我國的牆角。［“在外國情報機關指揮下”和“勾結一起”這幾個字下面用鉛筆畫著線條。］［下面的剪報上斜畫著幾根線條］最近對反黨份子的揭發及內務人民委員部關於在列寧格勒逮捕、流放和起訴前沙皇高級官員的報導表明，還有一些政治騙子和詐騙犯準備投機鑽營。莫斯科最近審訊了一個名叫沙波什尼克的形跡可疑的投機分子。此人從一個城市跑到另一個城市，到處冒充工程師。有些傻瓜就給他工作，並把國家財產交給他，直到很久以後他才暴露，被關了起來。還有一個化名為查戈羅登尼、真名叫克拉索夫斯基的冒險家和敵人，自稱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候補委員。有些笨蛋便信以為真，居然讓他混進選舉委員會當上了委員，而他就在那裏犯下了罪行。在薩拉托夫區，有一個間諜［這個字眼下面劃著鋼筆線條］用一套偽造得很拙劣的證件鑽進了一個負責崗位，直到一個時期後才被抓出來槍斃。（3月25日《真理報》）“外國情報機關”這些字眼指的是誰？是指那些王族還是指托洛斯基份子？《真理報》還說他們是“勾結一起”呢。總而言之，把他們扯在一起，無非是為了給格勃烏提供一個機會，以便把“托洛斯基份子”和“季諾維也夫份子”當作外國情報機關的間諜予以起訴。這是再清楚也不過的了。下面是最早關於1074人的問題的聲明：［貼在裡面的剪報。在“為了外國的利益”這幾個字下面，有鉛筆畫的線條。這整段剪報都包括在一個括號內，1074這個數字寫在頁邊空白處］一批公民前幾天被逮捕和放逐到蘇聯東部地區。包括前貴族、沙皇的高級官員、大資本家、地主、憲兵、沙皇警察以及其他一些人，因為他們違反了居住地的條例和護照法。其中有：前王族41人；前伯爵33人；前男爵76人；前大工廠主35人；前大地主68人；前大商業資本家19人；前沙皇各部高級官員142人；前將領、前沙皇軍官及白軍軍官547人；前憲兵高級軍官、前警察和警備隊員113人。在這些流放犯中間，有些人被政府監察機關起訴，是由於他們為了外國的利益而採取反對蘇維埃國家的行動。（3月20日《真理報》）這裡還絲毫未提及托洛斯基份子；到這時為止對外國代理人的指控還只是針對前“王族和憲兵”的。剛過了五天，《真理報》報導說，托洛斯基份子和季諾維也夫份子是跟他們“勾結一起”的。這便是“混水摸魚”的拙劣計倆。娜塔莎馬上就穎悟地想像起在獄中的謝廖沙。他準會覺得加倍的痛苦，因為他的興趣同政治毫不相干，他確實是個完全無辜的旁觀者，在替別人受罪（簡直可說是：“在吃別人的殘羹冷餚。”）娜塔莎想起了巴魯什金：“它現在要對謝廖沙報復了！”巴魯什金以前是梅吉什切斯克（離莫斯科不遠的一個城鎮）的一個工人，現已被革勃烏徹底收買並墮落了。我想他是在1924年一起貪汙案件中被揪出來的，雅戈達“挽救”了他，他就此成了雅戈達的奴僕。這個巴魯什金有一度常常陪同我去狩獵和釣魚，我為他兼有革命熱情、打渾和卑屈的性格所驚異。我認識他的時間越長，就越覺得他令人作嘔，於是我把他攆走了。他牢騷滿腹地對穆拉洛夫說：“L·D再也不帶我去打獵了……”後來，如我所說，他在一件貪汙案件中被揪住了。作為一個被赦免的罪犯，他就得裝模作樣地表明自己對反對派的仇視，以證明當局對自己是可以信任的。在我即將流放離開莫斯科前，他厚顏無恥地跑進我的房間，大衣和帽子也不脫下來。我對他說：“你帶著帽子進來幹什麼？”他沒吭聲，像一條挨了揍的狗似地溜了出去。到了車站，格勃烏人員夾住我雙臂押走我時，廖瓦大喊：“工人們看呀，他們是這樣把托洛斯基帶走的！”巴魯什金朝他猛撲過去，用手摀住他的嘴，謝廖沙朝巴魯什金臉上狠狠揍了一拳。巴魯什金咕噥著後退了幾步，不過總算沒有吵起來……，娜塔莎就是想起了這件事，說：“現在他可要拿這筆舊帳來提醒謝廖沙了……”4月4日在我們為謝廖沙、列沃夫娜和孩子們的命運擔憂的情況下，我們目前個人生活的一切苦難都成了次要的問題。我昨天對娜塔莎說，“現在看來，在我們收到廖瓦上一封信之前我們的生活差不多可算是幸福和平靜的了……”為了我，娜塔莎表現得極為剛強，然而她對這一切的感受要比我深得無法估量。個人報復的動機向來是斯大林制定鎮壓政策時的一個重要因素。斯大林、加米涅夫和捷爾任斯基三人在組巴洛夫飲酒作樂之際，曾有過一次“推心置腹”的談話。他們在發起的這場反對我的運動中抱成了一團。酒後，他們走上陽台，話題轉到個人興趣愛好之類情趣方面。斯大林說，“我最大的興趣是做別人的死對頭，待一切準備就緒後徹底報復，然後去睡大覺。”他渴望對我報復，但沒有完全如願以償。我肉體上是被折磨了一番，可是他在道義上卻一無所獲。我從未拒絕過工作，從未作過“懺悔”，從未覺得“孤立”；恰恰相反，已經出現了一種不可阻擋的新的歷史趨勢。這個殘忍的傢伙害怕信念，他知道信念是有爆炸力的，知道自己在信念面前是軟弱無力的，這便是斯大林惶惶不可終日的根源。雖說如此，他又十分精明，知道迄今為止我還不願改變對他的立場，因而刺痛了他的心理。不過，要是在較高一級沒有報復成功（顯然也不會得逞），還可以用警察去打擊接近我的人來聊以自慰。自然，斯大林會毫不猶豫地作一番殺害我的嘗試，但他對政治後果是感到害怕的，他無疑會受到人們的譴責。對我在俄國的好友進行打擊，不可能使斯大林得到他所需要的“滿足”，但會使他們在政治上遇到極大的麻煩。要不要宣布謝廖沙是按“外國情報機關”的指令幹的呢？那就太不合情理了，個人報復的動機將昭然若揭，斯大林本人也會受到人們極大的懷疑。［貼在裡面的剪報］“蘇聯願保證停止對大不列顛及其自治領的共產主義宣傳。”“倫敦4月3日電，據稱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李維諾夫先生在最近同艾登先生的會談中已通知掌璽大臣，說莫斯科政府決定停止對大不列顛及其自治領的共產主義宣傳。”“看來，在過去幾個月中原打算用於這種宣傳的經費已經逐漸撤銷。”看來這一點很像是事實。應當說句公道話，李維諾夫在經過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後，現在也認為共產國際現在是個有弊無利的機構了。斯大林從心底裡贊同他的意見。關於逐月縮減津貼的那一條是意味深長的。克里姆林宮已經打算要給每個黨一定的“清理”階段。誠然，即使過了這個階段，共產國際各個支部也不會銷聲匿跡，但它們的規模將大大縮小，將不得不使它們的活動方式適應於新的預算。此外，還可預料，會有改組、辭職、開小差乃至公開的指責。共產國際內有相當多一批“領袖”、記者和宣傳家代表著一種典型的fromagiste（乾酪）[20]，即“沒有酬金，就無所謂效忠”的混飯吃的那號人。內外政策向右轉，迫使斯大林拼命地打擊左派，這是他防範反對派的安全措施。但這種安全措施是絕對不可靠的。在蘇聯整個社會秩序和生活方式的變化，必將再次引起嚴重的政治動亂。此刻我難以撰寫列寧傳。我簡直不想把心思集中在1893年！這幾天天氣突變。花園裡雖鮮花盛開，但從今天清晨以來卻大雪紛飛，什麼東西都給披上了一層白茫茫的罩子，然後慢慢融化；現在又下起雪來，不過馬上就融化了。天色陰沉沉的，山上的霧悄悄滲入了峽谷，屋子裡又冷又潮。娜塔莎心情沉重地在忙家務。生活總不是一帆風順的……除非你胸懷大志，能超然於個人的苦難，超然於軟弱無力的逆境，蔑視形形色色的背信棄義和卑鄙行為，否則，若不逆來順受，玩世不恭，你就別想活下去。昨天我讀了維克托·瑪格利特寫的一本名為《伴侶》的小說。這是一個才華淺薄的作家。在他那陳腐而平鋪直敘的文體裡，人們根本感覺不到那種法國小說偉大學派的痕跡。他的激進傾向不僅很膚淺，而且感情用事，這種以爭取女權運動為內容的激進主義，在路易·菲力浦時代看來也許還不錯，然而現在看來卻已腐朽透頂了。小說裡的色情描寫，則有點像警察局那種案情紀錄的味道。4月5日儘管如此，瑪格利特的小說確實還是清楚地反映了法國某些（還決不是最惡劣的）資產階級的圈子裡個人與家庭的關係。小說的男主角是個社會黨人。作者對這個男主角進行了鞭笞，因為他以“資產階級”的──確切地說應該是以奴隸主的態度對待女人。《人民報》上對是否要給婦女以公民權問題的爭論表明，在社會黨人中同樣也流行著充斥於該國法令和法律的那種把婦女當作私有財產的卑劣態度。其實，就連瑪格利特提出的要求婦女解放的建議也並沒有超出要為妻子爭取一本不受丈夫駕馭的支票簿的範圍。雖然我們不文明的俄國，還有許多古老的風尚，甚至還有把人當畜一般對待的現象，在資產階級的舊的精神文明中，卻還令人毛骨悚然地鑲飾著僵化的偏狹心理、有形的殘忍行為、潤飾的犬儒哲學……要提高一個普通人的品格，還得經過多大的變動、改造和努力啊！天氣還是這樣，下著陰冷的雨夾雪。花園裡依然百花爭艷。不過今年的水果產量將受到相當大的損失。我們每月約有兩次機會可以收到從巴黎寄來的大批信件，平時我們這兒收不到信；極其緊急的信件是經由一個中間地址傳遞的，因而要延遲一點才收到。我們現在正等著謝廖沙的消息──尤其是娜塔莎，他的內心生活就是在這種望眼欲穿的情況下度過的。可是要打聽到可靠消息卻並不簡單。即使在比較順利的情況下，也難以預測能否與謝廖沙保持通信。我根本沒給他寫過信，免得給當局任何藉口去折磨他。唯有娜塔莎給他寫過信，儘管如此，信中也只談個人的事情。謝廖沙在回信中也是如此。有時候，來信會中斷很長時期。然後，突然來了一張明信片，通信也就隨之恢復一個時期。最近的事件（基洛夫等人被謀殺）發生以後，對於同國外交往的信件就肯定檢查得更嚴厲了。謝廖沙在獄中，當然就不允許寫信到國外來。如果他已被流放，情況也許好一些，但一切還得視具體情況而定。拉科夫斯基一家在上幾個月的流放期間裡，就完全同外界隔絕了起來，連他們至親寫的信，它們竟然也一封未收到。也許我的某個摯友曾來信談起謝廖沙的被捕事件。但會是誰呢？，顯然一個也沒有了……即使還有哪個人同情我，他也打聽不到我們的地址了。雨停了。下午四、五點鐘時，我同娜塔莎出去散了一會兒步……天氣是寧靜和柔和的，只是天色陰暗了起來；山上白霧茫茫，空氣裡糞臭陣陣。“三月份看起來像四月，現在四月倒成了三月。”娜塔莎說了這麼兩句。不知怎麼地，要不是她提醒我注意她的話，我還未留意她在說話呢。她的語音不由得使我心如刀割。他嗓音有點啞，又很低沉。內心痛苦時，她的嗓音更加低沉，彷彿是她的靈魂直接在說話似的。我對這種溫柔而痛苦的嗓音是十分了解的！隔了好一會兒，娜塔莎又談起謝廖沙來。“它們會要他幹什麼呢？要他坦白？可是他沒有什麼可坦白的。要他跟自己父親‘脫離關係’？在哪方面‘脫離關係’呢？但正是因為他無從坦白，他就會感到前途渺茫。它們會把他關多久呢？”娜塔莎回憶起，有一次（在1926年）政治局開會之後，我們當時的一些朋友曾在我們房裡等候開會的結果。我同皮達可夫走進房裡（皮達可夫作為一個中央委員，有權參加政治局召開的會議）。皮達可夫惴惴不安地談了“出事”的經過。我在會議上說，斯大林終於成了候選人，不過，這個候選人將成為黨和革命的掘墓人……斯大林退出會場以示抗議。根據倉皇失措的李可夫邊說邊轉過身來對我強調說：“他決不會寬恕你這次說的話，不僅不會放過你，就連你的孩子和孫子也是不會放過的。”正如娜塔莎所回憶，那時候提到我孩子和孫子的這些說法似乎還遙遠得很，不過是換一個措詞說說而已。然而這種情況果然發生了──厄運降臨到了我孩子甚至孫子的身上：他們被迫離開列沃夫娜──他們的命運會怎麼樣？那個大孩子廖弗希卡已經15歲了……我們談起了謝廖沙。在普林吉坡時，我們曾經議論過讓他到國外來的問題。可是該去哪兒，怎麼去法？廖瓦熱中於政治，這證明他移居國外是對頭的。但謝廖沙的“志趣”是在研究所裡搞技術。他待在普林吉坡，是會因埋沒而苦惱的，何況前途還難以預卜。在事態發展過程中，何時會出現突變？突變來自何方？如果我在海外遇到不測呢？我們很擔心謝廖沙的“命根子”會被奪走。齊娜被送到國外治病──即使是這樣，結局也是夠悲慘的。娜塔莎一直在想，謝廖沙在獄中（如果是在獄中的話），心情必定會非常痛苦。他也許會以為我們出於某種原因已經把他忘了，讓他聽憑命運的擺布。假如他是關在集中營裡，那他還有什麼可指望的呢。同他在研究所當年輕教授時相比，他不可能表現得更好些……娜塔莎又想，“或許他們在最近幾年裡根本就把他忘了。現在又突然想起他們還擁有這麼一個寶貝，於是決定對這個寶貝編造一個新的大案……”她問我是否認為斯大林會聽說這件案子。我回答說，他從來沒有寬容過這種案件，其實，搞這種案子就是他的專長。這兩天來，娜塔莎對列沃夫娜想得比謝廖沙還多，謝廖沙畢竟還可能未遇任何麻煩，而現年已經六十的列沃夫娜則已經被遣送到了遙遠的北方某地。一個人的品格深度和強度取決於他的精神儲備。人們只有在突然失掉所習慣的生活條件後才會徹底暴露自己，因為只有到了這種地步，人們才會回過頭來求助於自己的精神儲備。娜塔莎跟我一起生活差不多已有三十三年（三分之一個世紀！）了，在不幸的時刻，她品格的精神儲備一直使我感到吃驚……是我們的強度在衰退呢，還是由於其他的原因，我總是很想把娜塔莎的形象固定在紙上，至少是部分地做到這一點。我讀完了萊昂·弗拉皮埃的一本小說《幼兒園》，這是一種售價僅僅兩個法郎的大眾版本。我跟這位作家素不相識。但無論如何，他是很有膽量地展示了法國文明的後院，即巴黎的後院──而且是後院裡最陰暗的角落。在殘酷和自私的生活中，受打擊最嚴重的是孩子，是那些幼小的心靈。弗拉皮埃是這樣來反映主題的，即通過這些先天不足、備受虐待、面黃肌瘦的孩子驚恐的眼睛來看待當今的文明。故事的藝術性並不強，有些地方沒有寫好，主人公說的道理有時很幼稚甚至矯揉造作。但作者還是成功地給人以必要的印象。他不知道出路何方，而且似乎不想尋找出路，因此這本小說使人感到絕望。然而，同維克托·瑪格利特那種自鳴得意的卑劣處方相比，這種絕望卻要高尚千萬倍。下面是4月4日《人道報》的標題：［貼在裡面的剪報］“政府應當禁止4月7日的紅色動員。”（《人民之友》4月1日）次日，激進黨人部長雷尼埃屈從了。“我們的抗議已調解了。”（《人民之友》4月3日）結論：政府對法西斯主義者唯命是聽！但這不是他們的最後“結論”，他們還有另一個結論：“我們比任何時候更強烈地要求解散法西斯主義聯盟和解除他們的武裝……”讓一個對法西斯主義者唯命是聽的政府去幹吧！這些人真是不可救藥！［下面的剪報緊接著貼在4月7日之後］亨利·多熱萊爾先生否認他在公眾集會上的演說觸犯法律。──────────此外他對於針對自己的訴訟案的結局殘權充滿信心。──────────盧昂，4月11日訊─西北農民防衛委員會主席亨利·多熱萊爾先生今晨抵達盧昂，當著預審法官勒盧瓦先生的面出庭。由多熱萊爾在場，法官著手啟封並開始審閱查禁的檔案。多熱萊爾先生就事實接受審訊。他回答說，他以準備好重述一遍他在公眾集會上發表的演講。殷偉這些演講絲毫不能提供他被指控的理由。多熱萊爾說：“我特別向農民問道：我們可以號召你們為反對稅收而舉行罷工，你們準備表示同意嗎？”審訊於中午暫停，下午二時繼續開庭。這時多熱萊爾先生委託他的書記勒費弗爾參加啟封，因為他將返回巴黎出席當晚在福堡大廳召開的一個討論會。多熱萊爾由下塞納省農民防衛委員會主席絮普利斯和該委員會總書記勒費弗爾陪同離開正義宮的時候，我們會見了他。他對我們發表聲明說：“我對於預審的結局毫不擔心，因為人們不可能在查禁的檔案材料中或者我在公眾集會上發表的演說中找到什麼可提供訴訟的證據。”亨利·多熱萊爾先生關於法國農民的一次演講──────────巴黎，4月5日訊─今天下午，亨利·多熱萊爾先生在《大使劇場》就法國農民問題作了一次演講。人們知道，多熱萊爾為了參加最近一次在布盧瓦區著名的立法選舉的競選活動，才在農民群眾中開展活動。演講人以“農民將拯救法國”為題，展開論述。他竭力論證農民是代表國家的健全部分。“這部分人在戰後時期沒有得到輕鬆的享受，沒有得到跳舞廳和八小時工作制。”他又肯定說對於這部分人歷屆政府什麼也沒有幹過。多熱萊爾先生為農民辯護，同時嚴厲地批評了議會制度、國會議員及政府，他以行會和家庭的名義要求改革政府。農民陣線的農業綱領──────────圖爾，4月6日訊─今天下午，在多熱萊爾先生主持下，農民陣線在圖爾市組織了一次大會。會上表決通過一項議事日程，其中強調指出：“集合在圖爾的六千名農業耕作者面對不斷加劇的危機公開聲明，他們希望推行一項以下列綱領為基礎的政策：（1）保護和擴大個體所有制，特別是小農所有制。（2）反對過多的國家干涉措施和稅收負擔。（3）反對托拉斯。（4）籌建鞏固的職業組織。（5）提高農產品價格。他們向政府要求：（1）採取一項能使所有勞動者，也包括土地勞動者在內的以自己的艱苦的勞動生的經濟政策。（2）每當涉及農業的利益，特別是進行商業協定談判時，應同農業方面代表磋商，反對稱作整頓市場的最新法令。4月7日資產階級報紙在吹捧多熱萊爾。此人所走的道路，確定無疑地是在準備實行法西斯專政。多熱萊爾式人物皆破壞各省市肖當式紳士的軟弱無力的議會慣例。接著，某個人物──也許就是這同一個德拉羅克（他一點也不比巴迪蓋更壞）──將給議會制共和國以最後的打擊。地方主義是法國農業情況多樣性的反應。法西斯和法西斯前的地方性綱領將發生變化並互相矛盾，正如葡萄樹種植者、菜農、小麥種植者乃至社會不同階層農民的利益是相互矛盾的一樣。但所有這些綱領對銀行、托拉斯和議員的仇恨將是共同的。共產國際的蠢人和懦夫提出了一種“帶有偏見的要求”的綱領，以取代這場深刻的運動。這種“帶有偏見的要求”只是舊學校筆記本的拙劣模仿而已。4月9日但澤的競選補充了薩爾公民投票提供的教訓。納粹獲得了“獨一無二”的60%的選票；在這種情況下，歸併給德國是沒有問題的。但澤的納粹恐怖鬧得比薩爾還嚴重，這表明恐怖本身並不是決定性的。社會民主黨人幾乎保持著1933年時的票數（38,000張），天主教也同樣如此（31,000張）。共產黨的選票從14,566張銳減為8,890張！在薩爾，這些政黨的票數就區別不出了。因此但澤的教訓特別重要！共產黨還是停留在以前的水平上。在革命風暴即將來臨時，得益最多的是激進的黨。革命被鎮壓下去後，損失最大的也是激進的黨。在目前情況下，但澤的競選進一步證實共產國際正在逐漸癱瘓。［下面是黏貼的剪報］但澤（革但斯克）4月８日這是目前為止的選舉正式結果：共產黨人得票的減少首先表明了反對共產黨這一事實，這個行動主要是由反共的納粹恐怖主義領導的。其次由於我們的黨實際上被迫處於不合法地位。國家社會主義黨人得票139,043張；而在1933年5月28日（?）只得票109,729張。社會民主黨人得票38,105張；前為37,882張。共產黨人得票7,900張；前為14,566張。天主教中心得票31,525張；前為31,336張。德國民族主義者得票9,691張；前為13,596張。波蘭人得票8,310張；前為6,743張。反對派老戰士得票382張。在250,498名登記選民中有13,000名來自國外。有效票共計234,956張，達總選票的95%，而在1933年只達92%。國家社會黨人得票少於總選票的60%，沒有達到修訂革但斯克憲章所必需的三分之二的目標。共產黨人的進展［“4月9日”是用普通字體寫上的］共產黨人工人國際法國支部1928……………………350183951932……………………464768651934……………………521855711935……………………62405462在卡爾文，三個月來統一總工會已吸收了一萬名新會員。［以上句子用鋼筆畫出著重線］《人道報》4月9日非常重要的資料！！！弗朗丹的一位候選人被榮納省一個農民黨人擊敗。在維澤萊依選區（榮納省）農民黨候選人瑪利─加洛在星期天以890票對648票擊敗由弗朗丹支持的民主聯盟候選人柯斯達克，當選為區議員。議長（弗朗丹）是該地區的總顧問，因此前天的選舉結果對他十分不利。［此段剪報折蓋著。“農民黨人”一詞劃了著重線。“《人道報》4月9日”用墨水寫在剪報上，剪報頁邊寫著：“按照《人道報》，加洛是代表‘共同陣線’的。”］幾天前我在一張《真理報》上看到題為“法國向何處去？”的文章。正如法國人所說，這份報紙是靠托洛斯基辦起來的。他們的分析多半是對的，但還有好多話沒有說出來。不知這一系列文章是誰替他們寫的。但無論如何這個人是精通馬克思主義的。《人道報》4月9日［附件剪報貼在上面］在斯特雷札[21]會議舉行之前卡爾·拉迪克對歐洲條約草案進行分析莫斯科，4月8日訊─蘇維埃報刊為斯特雷札會議準備工作發表了長篇評論。在今晨發表的所有文章中，應當提及下列一篇，在這篇文章中，卡爾·拉迪克對稱作“歐洲”條約的草案進行評論性的分析。依照拉伐爾先生的觀點，應當用該條約代替地區性條約。拉迪克提醒讀者，一切在斯特雷札作出的有關蘇聯的決定，只有在蘇聯同意後才能生效。接著拉迪克擺出以下觀點：（1）在蘇聯遭受侵略的情況下，如像準備提交的草案所吹噓的那樣，等待和依賴國聯的裁決，那將是幼稚和危險的。拉迪克寫道：“應當付之行動。”［最後一句話用鉛筆畫出著重號，並用鋼筆在這段文字邊上注道：“正確！”］（2）航空條約為歐洲考慮到能採取自動的和立即的制裁。然而拉迪克責問道：“對西歐如此明顯可以預見的敵方空中威脅難道對東歐就小些嗎？對蘇聯可能進行的突然襲擊不嚴重嗎？”幾處矛盾（３）人們怎麼能夠指望，在一旦發生衝突的情況下，國聯的所有成員國會樂意攜手合作，再次確保歐洲受到威脅的某個地點的安全呢？（4）既然德國和波蘭再三強調不願冒險參與解決跟它們利益毫不相干的衝突，並拒絕讓外國軍隊通過它們的領土，從而抵制了，或者說迴避了東方條約，那麼有朝一日當一項世界性條約取代東方條約後，人們是否還能相信德波兩國會改變自己的觀點呢？（5）最後，英國的新聞機構已明確表示英國布參加這條約了，那麼，這樣一個條約會有什麼益處？關於東方條約拉迪克補充道：為了制定一個歐洲條約所作的長篇空論，唯一結果是，給歐洲地區的敵對國家以充分的時間來完成他們的軍事準備和侵略準備。因此，演說家得出結論：［邊注：“值得注意！”，在“給歐洲地區的敵對國家”和“雄辯家”下用鉛筆畫著著重線。］“蘇聯要繼續實現地區性條約，用它把一切被鴕鳥政策激怒的國家和隱蔽在［以下刪去］……團結在自己周圍。”倫敦，4月9日訊─上院議長鮑爾溫先生昨晚在威爾士地區當特利諾發表演說時大聲疾呼道：21世紀的諷刺家能為我們的時代描繪出怎麼樣的景象來！他們認為強國好像是戰後的病人，這個病人的健康恢復期頻繁地中斷以及由於舊病復發而受到阻礙。誰也不願動大手術，裁減軍備。相反，經濟國有化的治療方法比疾病更糟糕。某些人甚至試圖有一種稱作獨裁的徹底治療措施。一旦這種形勢遍及歐洲，人們就會像在瘋人院裡行走。在上院議長眼中，在動亂的世界上只有英國是唯一尚能保持平穩的國家。他說：“我們沒有中斷我們的傳統。我們的國王一直在位，他是人民的首領和僕人。我們避免了革命、流血、暴政和迫害。我們的幽默感使我們遠遠離開了在別處遍地猖獗的某些非非之想。”［上面三段用直線在邊上劃出，“瘋人院”這幾個字用著重線劃出，最後一段用黑線畫圈。］英國的那些保守黨傻瓜在……歐洲瘋人院裡！廖瓦把列沃夫娜從她流放地發出的一張明信片轉寄給了我。字跡還是那麼清秀，帶著一點稚氣，還是毫無怨言……親愛的廖瓦，您3月3日的來信已轉到了我這兒，我是在幾天前剛收到的。我真為廖瓦高興！我希望他跟你們在一起，希望她的生活終於會正常起來。他這個可憐的小夥子如今不得不適應另一種語言了。他的照片，我也已收到。顯然他已長高了許多。我期望你也已收到我從暫住的托博爾茨克發出的信。現在我已經到達永久性的棲居地──奧姆斯克省，烏伐茨克區，傑米揚斯克，普爾托娃家。我未及時收到的那筆錢，是否已退回給您了？孩子們的來信，我都已收到，但對他們的生活情況還不太清楚。我姊姊雖一再要我放心，但因我不在，她跟孩子們的生活大概是很苦的。我身體還可以。這兒沒有醫生，因此我也必須保持健康。我現在正等待著廖瓦的更多的消息。祝你健康，你親愛的亞歷山德拉1935年3月30日［這是貼在裡面的明信片，背面寫著：］法國巴黎［這裡有一行被劃掉］留局待領郵件盧夫勒街［旁邊寫著：這是列沃夫娜寫給我兒子廖瓦的明信片］4月9日對於究竟是誰下令處決沙皇一家的問題，反革命報紙曾一度進行激烈的辯論。自由派人士似乎傾向於認為，是烏拉爾執行委員會在同莫斯科失去聯繫的情況下擅自採取這個行動的。這不符合事實。這個決議是在莫斯科通過的。這一事件發生於內戰的危急關頭，當時我所有的時間幾乎都在前線渡過，因此我對處決沙皇一家事件的回憶是很不完整的。我願在此描述一下沃所記得的情況。有一次，我在莫斯短暫逗留期間──我想是在處決羅曼諾夫一家之前幾星期──我在政治局裡偶然提起，鑑於烏拉爾形勢危急，最好還是加快對沙皇一家的審判。我提議進行公開審判，拿沙皇時代對農民的政策、勞工政策、少數民族政策、民族文化政策及其兩次戰爭等罪行來揭露沙皇整個統治時期的黑暗面。審判過程要在全國範圍內用無線電廣播：（？）［問號打在這一行上面］在各鄉［由幾個村子組成的地區］，每天要把有關審判過程的報導進行宣讀和議論。列寧大致上是這樣回答的：“假如真能做到這一點，那就好了，但……也許時間不允許了……”我們沒有進行辯論，因為我專注於其他工作，沒有堅持自己的建議。而且，據我回憶，當時政治局裡也只有我們三四個人：列寧、我、斯維爾德洛夫……我記得加米涅夫當時不在場。那個時期列寧的心情相當抑鬱，對於我們能否成功地建立起一支軍隊信心不足……接著，在葉卡特琳堡失守後我又到莫斯科去了一次。在與斯維爾德洛夫的談話過程中，我順便問了一下，“哦，對了，沙皇現在關在哪兒啦？”“已完蛋了，被槍斃了。”他回答說。“他家屬在哪兒？”“他全家一起槍斃了。”我顯然有點意外，問道：“他們全家？”“是的，他們全家！”斯維爾德洛夫答道，“怎麼啦？”他等待著我的反應。我沒有回答，只是問道，“是誰作出這一決定的？”“是我們在這兒決定的。伊里奇認為，我們不應當給白匪留下一面活的旗幟，讓他們重整旗鼓。在當前的困難形勢下尤其應該這麼做……”我沒有再進一步問下去，我認為這件事已經結束了。其實，這一決定不僅是權宜之計，而且也是必要的。這一即決裁判的嚴酷性向全世界表明，我們將毫不留情、勇往直前地繼續戰鬥下去。沙皇一家之所以必須處決，不僅是為了必須使敵人感到驚慌、恐怖和氣餒，而且是為了振奮我們自己的隊伍，向他們顯示，我們已破釜沉舟，我們的前程不是徹底勝利，就是徹底覆滅。黨內知識分子大概對此是有疑慮的，不贊成的。但是工人和士兵群眾並沒有片刻的懷疑。他們不會理解，也不會接受任何別的決定。這一點，列寧是非常了解的。想到群眾、同情群眾和站在群眾一邊是他最大的特點，特別是在政治上的偉大轉折點……我在國外時，曾在《新聞報》[22]見到過一篇描寫如何槍殺、焚屍等情節的文章。這些內容裡有多少是真實的，有多少是虛構的，我一無所知，因為對於如何執行判決，我絲毫不覺好奇，而且，說實在的，我也不理解這有什麼好奇。法國的社會黨和共產黨繼續幹著毀滅性的蠢事。他們把自己的對立面弄到足以激怒資產階級、使反動勢力動員起來並使法西斯特遣隊武裝起來的地步；但總的來說還不足以使無產階級實現革命的大團結。他們似乎是故意要激怒階級敵人，而同時又不給本階級帶來任何利益。這是走向毀滅的一條確定無疑的捷徑。4月10日今天──已快是夏天了──我和娜塔莎在山裡散步時，細細琢磨著自己列寧對審判沙皇問題的一次談話。除了時間因素以外（由於前線可能發生決定性的事變，我們“沒有時間”把一次影響很大的審判進行到底），列寧對於沙皇一家很可能有另一種考慮。根據司法的慣例，自然不可能處決沙皇的家屬，使沙皇家屬成為犧牲品的理由，在於構成君主制度中框的那項原則：他們是王朝繼承者。關於謝廖沙，什麼消息也沒有，也許會很長一段時期沒有他的消息。長期的等待反而使最初幾天的焦慮變得疲塌了。在辛比爾斯克陷落後到喀山陷落前我第一次準備上前線的時候，列寧悶悶不樂地說：“俄國人太仁慈了，真懶散軟弱，”“我們建立起來的，只是一碗米糊，不是什麼專政……”我對他說，“為了給我們的軍隊奠定基礎，我們應該用堅強的革命核心從內部維持鐵的紀律；應建立起可靠的保安部隊，始知從外部同這支部隊內部的革命核心一齊發揮作用，逃兵英毫不猶豫地予以槍斃；我們應該讓配戴左輪手槍的政委控制每一個‘spets’［在紅軍中擔任技術專家的前沙皇軍官］以保障有效的領導；我們還應該監立起軍事革命法庭，並為作戰勇敢的個人頒發勳章。”列寧的回答大致上是這樣的：“這話完全正確，絕對正確，但沒有足夠的時間了；如果我們的行動過於嚴厲（這是絕對必要的），我們自己的黨也會進行干預的，他們會發牢騷，會接二連三打電話來，會使勁拖住我們的上衣後擺──總而言之，是會干預的。當然，革命可以鍛鍊人，但時間實在太少了……”當列寧從我們的談話中確信我毫不懷疑勝利將屬於我們後，他便熱誠地支持我的前線之行，幫我進行準備，而且關懷備至，一天中接連打來十次左右的電話，詢問準備工作做得怎麼樣了，問我們要不要隨火車帶一架飛機去，等等。喀山失陷了，列寧被社會民主黨人卡普蘭行刺受傷。我們在收復喀山後，又收復了辛比爾斯克。我在莫斯科暫留期間，列寧正在哥爾克村逐漸康復。斯維爾德洛夫對我說：“伊里奇希望您去看看他。我們一塊兒去好嗎？”於是我倆去了一趟。從瑪麗亞·伊里尼奇娜和克魯普斯卡婭出來接待我時的神態中，我意識到她們是多麼焦灼、多麼熱誠地期待著我。列寧心情愉快，看上去身體也好。我覺得他似乎在以不尋常的眼光注視著我。列寧有這樣一種習慣，就是當他發現人們在某一方面有所成就時，他就對他們表示出非常的寵愛。他對我那種不尋常的目光就使我感到這是他對我的“寵愛”。他熱切地聽我講述前線的情況，滿意地、幾乎是欣喜若狂地接連讚嘆。“我們打贏了！”他說。接著，他的語氣突然變得堅定和嚴肅起來，“要是我們成功地在軍隊裡確立了秩序，那就意味著我們在其他任何地方也可以確立秩序。有了秩序，革命將是不可戰勝的。”當我和斯維爾德洛夫跨進汽車時，列寧和克魯普斯卡婭正站在大門口正上方的陽台上，這時我又覺得伊里奇那種同樣略帶拘泥而又一覽無遺的眼神。看來他好像還想說些什麼，但找不出適當的話來表達。這時他的一個警衛員捧出幾盆鮮花，放進我們的汽車裡。列寧不安地露出了愁容。“您不會覺得不舒服吧？”他問道。我沒注意這些鮮花，因此不理解他為何如此關懷。一直到我們駛近莫斯科──1918年秋季那又飢又髒的莫斯科──時，我才深感不安起來；在這種時候，帶著鮮花驅車兜風合適嗎？但我也馬上領悟了列寧的關懷，他預料到我是會不安的。他確有先見之明啊。第二次我遇到他，我對他說：“幾天前您問過我關於鮮花的問題，當時我陶醉在我倆見面後的興奮中，所以連您想到的‘不舒服’是指什麼我也沒有領會。直到我們駛近莫斯科時我才恍然大悟。”伊里奇立即問道，“這把您弄得像個麥肖契尼克［不法商人］了吧？”接著他親切地笑了起來。這時我又覺得他的眼光特別親切，這種眼神彷彿反映了他對我理解了他而感到的愉快……在哥爾克村時的點滴細節，給我留下了多麼深刻、多麼清晰、多麼難忘的印象！我同列寧有過幾次激烈的衝突，因為每當我同他在重大問題上發生紛歧時，我總是開足馬力爭辯。這種事實對於每一個人說自然是難忘的，後來那些不肖門徒便拿這些事實大加渲染、大做文章。然而我同列寧兩人間只要一使眼色，彼此就心領神會的例子卻要多出一百倍，而且我們的團結總可以使一個問題在政治局內保證獲得一致通過。這種團結，列寧覺得是非常可貴的。4月11日鮑爾溫認為歐洲是個瘋人院，唯獨英國還保持著理智。仍然還有國王，有下議院、上議院，英國既避免了革命和暴政，又避免了迫害（見他在蘭特利諾的演說）。事實上，鮑爾溫絲毫不理解在他眼前發生的事情。鮑爾溫和列寧這兩種知識份子典型之間的距離，比起凱爾特族巫師和鮑爾溫之間的距離來，著實要大得多。英國不過是歐洲最新式的瘋人院而已，而且很可能會證明是特別狂暴的瘋人院。在上屆工黨政府上台前的競選階段，韋伯夫婦倆，即悉尼和比阿特里薩，曾到普林吉坡島上拜訪過我們。這些“社會主義者”很樂意接受斯大林關於在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理論。他們洋洋得意地指望美國打一場殘酷的內戰，但他們卻為英國（和斯堪的那維亞）保留著和平漸進到社會主義的特權。為了說明那些不愉快的事實（諸如十月革命、階級鬥爭的爆發以及法西斯主義）產生的原因，同時為了維護他們那種費邊式的偏見和癖好，韋伯夫婦倆（為適應於他們盎格魯薩克遜的經驗論）便創造出一種社會發展有“多種類型”的理論，並為英國成為和平實現社會主義的典型而歪曲歷史，以便使英國獲得一種和平的典型。其實，當時悉尼·韋伯即將接受國王賜給他的伯斯費爾德勳爵的頭銜。這樣，他就可以作為陛下的大臣太太平平地重建社會了。[23]當然，韋伯夫婦對鮑爾溫比對列寧更親密些。他們雖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但是在我聽起來，韋伯夫婦猶如來自另一個世界。確實，他們還吹噓自己未參加過任何教派呢。4月14日在斯特雷札，墨索里尼、拉伐爾和麥克唐納這三個社會主義的叛徒代表著他們本國的“民族”利益。最卑鄙而無能的是麥克唐納。此人渾身浸透著奴顏婢膝的習氣，就連他同墨索里尼會談時的姿態也不例外（見報上刊登的照片）。他的這一特徵極為突出，在第一次組閣後的任期內，他就迫不及待地給那個剛剛加入工黨的貴族花花公子莫斯利一個職位，而這個花花公子恰恰把加入工黨作為發跡的捷徑。如今就是這個莫斯利正試圖把神智正常的英國改造成歐洲瘋人院的另一個病房。要是這一點他沒有辦成，別人肯定也會辦到──微不足道的法西斯主義在法國就勝利了嘛。這一回工黨可能執政的前景將大大刺激英國法西斯主義的發展，總的看來將在英國歷史上展現出激烈動盪的一頁，這同鮑爾溫與韋伯夫婦的整個歷史觀、哲學觀是完全對立的。1930年9月，即約在韋伯夫婦來訪後兩、三個月，辛西婭·莫斯利，這位冒險家的妻子和臭名昭著的寇松勛爵的女兒，到普林吉坡來訪晤過我。當時她丈夫還在“從左的方面”抨擊麥克唐納。我猶豫了一陣後同意跟她會晤，不過結果證明這次會晤是毫無意義的。這位“貴婦”由一個女伴陪同而來。她以輕蔑的神態談到麥克唐納，還說自己是同情蘇維埃俄國的。但她的一封密封信件卻足以表明她當時的態度。大約三年以後，這位少婦突然死了。我不知她在活著時是否曾經投向法西斯政營。大約就在這時或稍後一個時期，我收到過比阿特里薩·韋伯的一封來信，她在信中主動地力圖為工黨政府拒絕給我簽證的做法辯護，或者說解釋。（我應該找一下這封信，但我現在連一個祕書也沒有。我沒有給她答覆，那是毫無意義的……）［下面是貼在裡面、用英文打字的信件］抄本：1930年［用墨水寫］9月4日於伊斯坦布爾親愛的托洛斯基同志：我切望同您見一會兒面。您確實沒有必要跟我見面，因為（1）我是英國工黨黨員，該黨曾極其荒謬地拒絕您進入英國，不過我也是獨立工黨黨員，我們確曾竭盡全力想讓他們改變主意；（2）我是寇松勛爵的女兒，他正是您在俄國時的倫敦外務大臣。然而我是一個熱情的社會主義者、下議院議員。我認為現政府毫無價值。我剛看完您的自傳，我已好久沒有見過這麼是我感到鼓舞的書了。我十分欽佩您的生平。現在，偉人似乎已極為罕見，要是能同當代一位不朽人物見上一面，將不勝榮幸。因此我懇切希望您會讓我領受這樣的榮幸。不消說，我並不是作為新聞記者或別的什麼角色，而是作為一個個人，作為我本人而來的──我是在前往俄國途中，星期一即將乘船前往巴統─第比利斯─羅斯托夫─哈爾科夫和莫斯科。今天下午我到普林吉坡來，特別想來拜訪您，但如果有什麼不便，星期一之前無論哪一天我都可以再來。不過，我確實希望今天下午您能接待我一會兒。您友好的辛西婭·莫斯利4月27日又中斷了好長時期。我專心致志於第四國際的問題，特別是關於南非部分的綱領性文件。現在到處都點燃了馬克思主義革命思想的火焰。我們各個小組都在研究、批判、學習和思考──這便是他們遠勝於社會黨人和共產黨人的地方。這些長處在重大事變中是會發生影響的。昨天我和娜塔莎在濛濛細雨中散步時，遇到前面這麼一班人馬：一個是懷抱周歲嬰兒的少婦，在她前面有個兩周歲的小姑娘，這位即將臨產的年輕女子手裡牽著一隻山羊，山羊身邊還有一隻小羊羔。她們五個──確切地說是六個──就這樣在路邊慢吞吞地走著。那山羊老是想跑到路邊去品嘗灌木叢的綠葉；這女子只得使勁拖著繩子；小姑娘一會兒掉在後頭，一會兒奔到前面；小羊羔則常常鑽進灌木叢……我們在回家路上又遇到了她們這一家子──她們還在慢慢地朝村子走去。這女子氣色很好的臉容顯得很是謙恭和耐心。她大概是西班牙人或義大利人，甚至或許是波蘭人──這兒有好幾戶外國工人階級家庭。────────────────還是不見有關謝廖沙命運的消息。────────────────《時報》在一篇發自莫斯科的報導中注意到，今年的“五一”節口號隻字不提右傾反對派，只說要開展反托洛斯基份子和反季諾維也夫份子的鬥爭。這一次向右轉的程度將是空前的，比斯大林所預見的程度要嚴重得多。────────────────由我編輯的《俄國反對派通報》最近一期（第43期）的封面題詞，不由得使我感到吃驚：出版第七年。這意味著我這第三次移居國外已經進入第三個年頭。第一次移居持續了兩年半（1902-1905），第二次長達十年（1907-1917），第三次……這第三次將持續多久呢？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移居國外期間，一直到戰爭爆發時為止，我自由自在地跑遍整個歐洲，並暢所欲言地談論即將發生的社會革命。只是到了普魯士以後，我才需要謹慎提防；在德國其他地區，警察方面一般說來還是相當寬容的。在歐洲其他國家裡，包括巴爾幹半島各國在內，就更覺仁慈了。我是帶著某種靠不住的保加利亞護照旅行的，這張護照，我想只是在普魯士邊境那兒出示過唯一的一次。那時真是極樂時代！在巴黎公開舉行的政治性集會上，俄國僑民的各個派別為了爭論恐怖活動和武裝起義的問題可以一直打到半夜以後……警察站在街上（我想是在舒瓦齊林蔭道110號），根本不到會場裡去調查那些大打出手的人。只是到了半夜以後，咖啡館老闆為了使越來越狂熱的情緒平息下來，才不時關關電燈──對於僑民的破壞行為，沒有採取其他任何措施加以控制。在那幾年，資本主義制度自認為多麼強大、多麼保險啊！4月29日愛德華·赫里歐[24]前天在里昂說：“我們已經完成了革命；為了取得革命成果，我們甚至已經等待了半個多世紀。今天我們已具備著為各種可能的改革，為各項可能的發展乃至為各種進步所必需的幹部。”［這是貼在裡面的剪報。前兩句底下劃有鋼筆線條，這整個一段都用鋼筆墨水打著引號。］這便是赫里歐拒絕同“革命行動”的擁護者達成協議的原因。“我們既不能贊同那些提到革命行動的人，也不能贊同那些否認必須根據國防需要組織國防的人。”［這是貼在裡面的剪報。這幾句都用墨水括在括號內。］一個偉大的歷史時代通過赫里歐之口表達出來了──這是保守民主主義的時代，是普通法國人最幸運的時代。同歷史上一樣，一個壽終正寢的時代在崩潰前給自己下的定義是最明確的。不久前資產階級曾通過赫里歐之口說：“我們已經完成了革命”。無產階級卻回答說：“我們可沒有完成了革命。”正因為如此，現在的資產階級才不會容忍為進行各種可能的改革所必需的組織──革命中產生的組織。赫里歐代表的是過去。最近這一期（4月28日）《時報》刊登著一篇社論，極陰險地談論法西斯同盟這個問題。青年人“神魂顛倒”了嗎？既然它是未來，就應當愛護它。大資產階級已作出了自己的決定。根據最近的報導判斷，共產國際代表大會顯然還會在五月間於莫斯科召開。很清楚，斯大林簡直再也不可能取消或延遲召開代表大會了；他再這麼幹，就將成為極大的醜聞。艾登的訪問徒勞無益，跟法國的談判陷於困境，也都可能促使他產生了“嚇唬”這些會談“夥伴”的想法。哎呀，這次代表大會將嚇唬不了任何人。教皇在無線電廣播中向盧爾德的虔誠教徒祝福“盧爾德4月28日電──教皇的彌撒已於今天下午4點20分結束。”稍後，擴音器宣布說，人們將聽到梵蒂岡的聲音，並說庇佑六世陛下將向虔誠的教民祝福，接著，幾分鐘後，在一片寂靜中庇佑六世陛下對來自世界各地的浩瀚人群表示萬分感激。”［這是貼在裡面的剪報。盧爾德這個字下面用墨水劃著線條。］去年我和娜塔莎就在盧爾德。那兒多麼原始，不文明，又多麼邋遢！那是一家專售神跡的商號，一家以神的恩典為交易的營業所。那神龕本身給人一種簡陋的印象。當然，那是教士們打的心理學的算盤，不要使小百姓被商品化的傳教事業的大場面嚇跑，小百姓怕見過於奢華的商品櫥窗。但這些小百姓是最虔誠的可以從它們身上騙到很多油水的顧客。最精采的要算是羅馬天主教會通過無線電對盧爾德的祝福了。那毫無價值的福音居然能同無線電話平分秋色！然而更荒唐、更可憎的是，輝煌的工業技術居然可跟羅馬巫術頭子的巫術相結合。人類的思想真是陷在自己的茅廁坑裡了。5月2日激進派幾乎已在全國範圍內瓦解了競選集團。如今，社會黨人（包括馬丁博士的地方市政集團在內）被他們昔日的盟友指為具有“破壞性”和“反民族”的傾向。無論馬丁怎麼發誓自己愛國和熱愛秩序，也將無濟於事。他將無可挽救了！“社會黨人”非但沒有同激進派決裂並對激進主義提出控告，反而發現自己已被逐出聯合競選集團，被控為叛國。激進派在自己的懦弱深處找到必要的“勇氣”。那就是，他們是在大資本的皮鞭下行動的──雖然大資本明天就會拋棄他們而投向法西斯主義。只有處在共產黨人的皮鞭下，社會黨人才能顯示出每種類似於原創精神的東西。可是斯大林分子自己也需要挨一鞭子了。老實說，無論什麼鞭子要挽救他們，都已為時太晚。不久後需要的將是一把掃把──把所有想要成為革命政黨的那些垃圾掃除乾淨。5月4日法蘇協議已經簽署。法國共產黨的各種報紙，儘管有些細微差別，但有一點是完全一致的：該條約的意義在於束縛蘇聯，使蘇聯不能跟德國調情；同以前一樣，我們真正的“朋友”是義大利和英國，再加上小協約國和波蘭。在法國看來，蘇聯不是盟友，而是一種抵押品。《時報》刊登了一幅振奮人心的莫斯科五一節閱兵的照片，但又意味深長地附上一句：判斷一支軍隊的真正實力的依據，並不是閱兵場面，而是包括運輸、供應等協同因素在內的工業力量。波特姆金在同赫里歐互致電報時，把他稱為“我國的朋友”。內戰剛開始時，大概是在無數次的動員中，波特姆金本人到了前方。當時負責南方戰線的斯大林任命波特姆金擔任某一軍（也許是師吧？）的政治部主任。我在一次巡視過程中到那個政治部去視察了一下。波特姆金（那時我還是第一次見到他）說了一番極為肉麻和虛偽的話來向我表示歡迎。布爾什維克工作人員和政委們顯然被弄得不知所措。我不去理會他的歡迎詞，而是在幾乎把他推出講台後談起了前線的形勢……過了一個時期，政治局對南方戰線的全體工作人員進行調查，波特姆金的名字被提出來討論，斯大林當時在場。我說，“真是一個難以容忍的傢伙，跟我們毫無共同之處。”斯大林則為他撐腰：“他已使南方戰線的某個師對他非常敬畏了，”意思是說他已把這個師訓練得很好。季諾維也夫因在彼得格勒時已對波特姆金有所了解，所以支持了我。他說：“波特姆金向雷斯納教授一樣，不過還要更壞些。”我想，我是在這時才知道他以前還是一個教授。列寧問道：“那麼它在哪一方面真這麼壞呢？”我回答說，“他是個阿諛逢迎之徒！”顯然，列寧認為這是在暗指波特姆金對斯大林低三下四的奴才相。不過我並沒有這樣想。我只是在回想著波特姆金對我獻殷勤時發表的那些很不像話的歡迎詞。至於我是否消除過那個誤解，我可不記得了。法國的“五一”節是在一種羞辱和懦弱氣氛中度過的。內政部長下令，即使在樊尚森林也不准舉行示威遊行；果然，儘管《人道報》大吹大擂，發出種種威脅，可是根本沒有遊行。“五一”節只是繼續暴露並進一步暴露了這場鬥爭的全過程。如果這些領導機構在3、4月一昧阻撓和束縛工人，一昧使工人處於人心惶惶、士氣渙散的狀態，那麼，當然，在5月1日，任何奇蹟也不可能激發起敢作敢為的堅定態度。列昂·勃魯姆和馬賽爾·加香照樣在有條不紊地為法西斯主義鋪平道路。我們一如既往，繼續過著監獄般的生活：四面是牆，不見人影。每天沿著那後院、花園同山坡之間的小徑散一次步。那小徑兩端都是村子。所以步行一次時間不長，約三十分鐘就行；若花一小時散步，就得來回跑兩次。這同在監獄裡散步相差無幾……當然，我們可以爬山──我們有時是爬的──但爬山很疲勞，心臟難受。每過一兩個星期，到格勒諾布爾去買東西，我幾乎從不外出……但當我意識到法西斯反動派正在日益逼近後，相比之下，那一切便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了。明天是本市競選日，它具有重要的代表性意義。激進派已經分裂。左翼少數派主張搞政治聯盟。右翼多數派主張搞國家集團。這次分裂是激進主義失勢過程中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階段。不過，這個階段所採取的方式可能是很怪誕的，城市裡的選票會增加：整個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反動派將投激進派的票。可是激進派將逃脫不了自己的命運。4月［原文如此］5日競選日。在“反集體主義”的口號下，所有的治安部隊都出動了。與此同時，兩個工人階級政黨由於怕嚇跑“中產階級”，都不敢舉起社會主義的旗幟。因而這些倒運的政黨從他們的社會主義綱領中得到的只能是失敗。收音機正在播送《蝴蝶夫人》。今天是星期日，家裡除了我們以外就沒有別人了。我們的房東不是出去訪客，就是去履行他們的公民義務──投票了……一批騎自行車的人在街上飛馳而去，最前面的那人在唱《國際歌》──顯然他是工人競選糾察隊的隊員。兩個工人階級政黨和兩個工聯主義組織，雖然在政治上都已信譽掃地，但還是有著歷史慣性所形成的巨大力量。在那些拖著沉重包袱的老的“革命”組織不能作必要的重大改革的緊要關頭，包括政治進程在內的社會進程的有機性就立即暴露出來。馬［克斯］·伊斯特曼及其他人的理論認為，革命家就是（大概根據他們自己的藍圖）用手頭資料建立起嶄新社會型態的“工程師”，這種理論該是多麼的荒謬。而美國的這種機械論試圖詭稱自己比辯證唯物主義還進步！從廣義上說，社會進程是有機的進程，而不是機械的進程，這樣說更接近真理。美國人伊斯特曼連橋樑建築方面的見解也頗為幼稚。信仰科學的社會發展理論的革命者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方面同醫生更為接近，特別是外科醫生，而不是工程師。如同醫生一樣，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也得靠生命過程的那種自主的節律……在法國目前的條件下，馬克思主義者似乎是一個“派別”：歷史的慣性，包括工人階級組織的慣性，對他是不利的……馬克思主義的預見必然是正確的，但可能會以兩種方式表現出來：要麼是群眾在為時還不太晚的情況下走馬克思主義策略的道路，要麼是無產階級隊伍被瓦解。當前這個時代只是在這兩者之中抉擇。1926年的這個季節，我和娜塔莎在柏林時，魏瑪共和國的民主還處於全盛時期。德國共產黨的政策雖早已離開馬克思主義的軌道──如果可以說該黨政策曾在這種軌道上充分運行的話──但該黨本身依然還代表著一種給人印象深刻的力量。五一”節那天，我們隱匿自己的姓名身分參加了亞歷山大廣場的遊行。那兒簡直是人和旗的海洋，人們在滿懷信心地演說。我感到要駕馭這浩瀚的人海，絕非易事……我回到莫斯科後第一個星期四舉行的政治局會議，給了我更令人灰心的印象。莫洛托夫當時主持著共產國際。此人並不笨，也有些個性，但能力有限，反應遲鈍，缺乏想像力。他不熟悉歐洲，看不懂外語。他了解自己的弱點，因此就越發頑固地堅持自己的“獨立性”。其他人則無條件地支持他。我記得魯祖塔克曾為了我翻譯的一篇《人道報》上的文章，同我發生過爭論，說譯文有“傾向性”，要予以改正。他從我這兒把報紙拿去，在字裡行間比畫著手指，一會兒找不到說的是哪一段了，一會兒又自己搞糊塗了，但還是像拿盾掩護自己一樣地用傲慢的神態來掩飾自己。其他人照樣還是支持他。他們建立了一種猶如神聖法律般的相互保證的制度（根據1924年秘密作出的一項專門決議，政治局委員保證相互之間絕不公開爭論，而在與我論戰時則應互相支持）。我站在這些人面前，猶如站在一堵沒有門窗的牆前一般。當然，這個問題還不是主要的。在個人的無知、狹隘、頑固和敵意的背後，人們幾乎只消用手指一摸就能感知特權階級在一切涉及自身利益問題上的那種很敏感、很穎悟、很有膽量的社會特徵。然而德國共產黨毫無保留地依靠著的，正是這個特權階級。這就造成了當時形勢下的歷史悲劇。1933年法西斯主義一上台，因謊言和欺詐而從內部瓦解的龐大的德國共產黨便化為烏有，收場了。這一點，莫洛托夫和魯祖塔克並沒有預見到，然而這本來是可以預見的……後來事態發展的整個過程證明，問題並不僅僅在於莫洛托夫個人的侷限性或缺乏遠見。官僚制度的本性沒有改變，其基本特徵已根深蒂固。共產國際執行的對法國革命的毀滅性政策，並不亞於對德國革命的政策。與此同時，歷史慣性還在起作用，那些騎著自行車高唱《國際歌》的青年人當然幾乎都是共產國際的信徒，雖然共產國際給他們帶來的只能是失敗和恥辱。概括地講，目前被推在一旁的“派別主義者”即馬克思主義少數派如不自覺地參與鬥爭，人們就不可能擺脫困境走上歷史大道。但這肯定是個參與有機過程的問題。人們必須懂得其規律，正如醫生正如醫生必須懂得“人體本能的恢復能力”一樣。在兩星期專心致志地讀了幾本小說以後，我現在身體覺得不太舒服。馬塞爾·普雷沃寫的《克拉莉絲和她的女兒》，這本小說很講貞操，但那是一個老妓女的貞操。普雷沃像是個精神分析學家！他不只一次把自己稱為“心理學家”，還引證保羅·布爾格，並稱他是心臟問題的權威。回想起奧克塔夫·米爾博談論布爾格的話，我理所當然地會產生蔑視、甚至厭惡的感覺。這部文學作品實在是太膚淺、虛偽和腐朽了！一本俄國小說，帕烏斯托夫斯基寫的《柯爾希達》。作者顯然是一個參加過國內戰爭的老水手，有天才，藝術上比所謂的“無產階級作家”強。他對大自然描寫得很出色，可以看出那是一個水手所特有的敏銳眼光。在刻劃（外高加索的）蘇維埃生活時，他不時地使人想起一個優秀的體育教練，可是肘關節被用帶子緊緊束縛著。但也有些振奮人心的勞動、獻身和熱情的畫面。看來也許很奇怪，他刻劃得最成功的角色是一個英國水手。這個水手由於在高加索一籌莫展，於是為蘇維埃事業幹了起來。第三本小說，是雅歌夫·伊林寫的《偉大的裝配線》。這本小說是所謂的“無產階級文學作品”的完美的樣板，不過這還算不上是最壞的樣板。作者描寫的是一個拖拉機廠的“浪漫事蹟”──該廠是如何建立起來、如何經歷的。廠裡遇到許多技術問題和瑣碎小事，人們還在對這些問題進行討論。相對而言，小說的文體寫得比較活躍，但還只能說是一種文學生手的文筆。在這本“無產階級”作品裡，無產階級被遠遠地拋在幕後；處於最突出地位的，卻是組織幹部、行政幹部、專家、經理以及──機械工具。上層同群眾之間的鴻溝自始至終貫穿在伏爾加河上這條美國式裝配線的整個英雄詩篇中。作者對黨的路線是極虔誠的，他對領袖滿懷著公務式的崇敬。很難弄清楚那種感情的真誠程度或對反對派的仇視程度究竟如何。因為那都是被迫的，是義務的。小說中托洛斯基份子確實也佔有一定的（雖然是次要的）地位；但作者卻起勁地把《真理報》上那攻擊性社論的觀點拿來強加在托洛斯基份子身上。不過，雖然小說純粹出於好意，但讀起來常常使人覺得像是一篇對斯大林政權的諷刺作品。這巨大的工廠在還沒有竣工就運轉了起來；機器有了，可是沒有地方給工人住。工作沒有有機地組織起來，沒有足夠的水，到處雜亂無章。再要作些準備工作，就得暫時把廠關閉。把廠關掉嗎？那斯大林會怎麼說呢？這還是向黨代會等等作過保證的呢。令人作嘔的拜占庭主義取代了有條不紊的考慮。其結果是造成了人力的極大浪費和拖拉機質量的低劣。作者引述斯大林在工業行政幹部會議上的講話：“放慢發展速度嗎？不可能。西方怎麼樣？”（1927年4月，斯大林曾爭辯說，工業化速度問題同處在資本主義包圍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毫無關係：“發展速度”是我們的“內部事務”。）因而要把上面指定的速度放慢是“不可能的”。但為什麼把發展速度定為25，-而不是40或75呢？規定的發展係數無論如何根本沒有達到，為接近這個係數而付出的代價便是質量低劣、工人喪命、機器磨損。人們從伊林的這本小說裡，通篇都可以看到這一點，雖然作者抱著公務式的虔誠態度……有些細小情節很叫人吃驚。奧爾忠尼啟澤（在小說裡）是用“你”來稱呼工人的，而工人則用“您”來稱呼他。整個對話的風格都是這樣，作者本人卻認為這是十分自然的事。在描寫裝配線的情節中，最可憎的是工人缺乏政治權利，缺乏個性，特別是那些無產階級青年被告誡要唯命是從。有個青年工程師不接受過多的任務，黨委就提醒他最近有“托洛斯基主義”傾向，威脅說要開除他。青年黨員對青年一代中為何在任何領域都沒有突出貢獻的問題進行了辯論。辯論者聊以自慰的理由是相當慌亂的。其中有個人無意中說道，“這不會是因為我們受到壓制而造成的吧？”結果他被群起而攻之：我們不需要討論的自由，我們有黨的指引，有“斯大林的教導”。黨的指引──無需討論──這正是“斯大林教導”的內容，反之，斯大林的教導不過是經驗主義地概括了官僚們的經驗而已。正是由於在青年人的性格裡灌輸著奴性、拜占庭主義和虛假的“英明”，所以官僚們永遠正確的教條就窒息了青年。大概有些成熟的人正躲在某處工作。但在那些向青年一代灌輸官方色彩的人的身上，卻有著洗刷不掉的不成熟的特徵。（第一本日記完）[1]列昂·勃魯姆（1872-1950），法國社會黨領袖。1936年以後曾出任法國總理。──譯者注。[2]弗朗丹，1934-35年任法國議長。──譯者注。[3]加香，法共領導人之一。──譯者注。[4]拉科西（1892-1971），匈牙利共產黨創建人之一。──譯者注。[5]霍爾蒂，前匈牙利海軍上將，反動政客。──譯者注。[6]倫敦─阿姆斯特丹集團，指30年代中期那些既不屬於第二國際也不屬於第三國際的各國社會黨的鬆散組織。──英譯者注。[7]“愛國青年”是一個準軍事組織，參加者大多是抱有教權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傾向的大學生。──英譯者注。[8]丘巴爾（1891-1941），曾任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人民委員會主席，1914-1938年任蘇聯人民委員會和勞動國防委員會副主席。──譯者注。[9]麥克唐納（1866-1937），英國工黨領袖，曾幾次出任英國首相。──譯者注。[10]奧斯特里、斯塔威斯基，法國金融資本家。──譯者注。[11]冶金協會，法國著名的鋼、鐵、煤協會，對法國經濟和政治具有強烈的影響。──英譯者注。[12]布朗熱（1837-1891），法國將軍，曾任陸軍部長，曾領導法國沙文主義運動。──譯者注。[13]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96頁。──譯者注[14]列昂·尤哈克斯（1879-1954）），法國總工會總書記。──譯者注。[15]巴比仲，法國地名，1933年11月至1934年4月托洛斯基住在此地。──譯者注。[16]貝諾、斯代勒，是兩只德國式的狗，在巴比仲守護著托洛斯基的住宅。──譯者注。[17]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六卷第324頁。──譯者注。[18]“組合”是指1937年由義大利法西斯工會、企業聯合會和法西斯黨等的大表共同組成，自稱是“各階級合作”的組織。──譯者注。[19]在對照文獻後，這一推測並未得到證實。──原編者按[20]“Ｆromagiste”（源自fromage─乾酪），是句法國俚語──相應的美國俚語是“領取工會會員證的騙子”──意思是說，有的信徒之所以支持一個政治機構，就是因為他從中領取了津貼。──英譯者注。[21]斯特雷札是義大利西北部城市，著名風景勝地。──譯者注。[22]《新聞報》，十月革命後流亡於巴黎的立憲民主黨人出版的一份俄文報紙。──譯者注。[23]有趣的一筆：悉尼·韋伯曾鄭重其事地告訴我，他能有幾周時間離開英國，僅僅是因為他不準備競選議員。他顯然是希望我問他“為什麼？”以便告訴我他即將晉升為貴族。我從他眼神裡看出他是要我問他，但我什麼也不問，免得使人尷尬。他晉升貴族的問題我甚至連想也沒想過。相反，我認為年事已高的韋伯已拋棄了積極的政治生活，因而我自然不想繼續談論這個話題。直到後來新內閣組成後，我才明白了所發生的事，原來，工業民主主義研究報告的作者正自豪地期待著被授予勛爵的頭銜呢！──原注[24]赫里歐，法國激進黨領袖之一。──譯者注。
波拿巴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托洛茨基，1934年7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BonapartismandFascism 波拿巴主义与法西斯主义 托洛茨基1934年7月15日 杨进译 按：摘自《新国际》（NewInternational）第1卷第2期，1934年8月，第37-38页。以下译文是以收录于英语马克思主义文库的版本为基础。 在急剧社会冲突、政治快速动移、情势突变的时期，一个正确的理论取向的巨大实际重要性最为显著。在这样的时期，既有的政治观念和概括迅速耗尽用途，并需要被完全取代（这比较容易），或者需要具体化、精确化或部分修正（这较为困难）。在这样的时期里，各种过渡、中间的情况和组合不可避免地出现，并扰乱了我们先前习惯的判断思维，因此对于理论问题上的注意就需要更加持续。简言之，在和平和“有机”的（也就是战前）时期，我们仍然可以受益于几个现成的抽象概念，但在我们（现在身处）的时代，每一次新事件都强烈地验证了辩证法的最重要规律：真理始终是具体的。 斯大林主义者对于法西斯主义所做出的理论分析，无疑是由于在每个具体阶段、每个过渡阶段，也就是在其逐渐变化以及革命（或反革命）跃迁中，由于基于局部和不足的历史经验（或对整体的狭隘和有限视角）而制定的抽象范畴，因而带来了有害的实际后果。斯大林主义者接受了这样一个观念：在当代，金融资本无法适应议会民主，因此前者被迫诉诸法西斯主义。他们从这个在一定范围内是绝对正确的观念中，纯粹以演绎、形式逻辑的方式对所有国家和所有发展阶段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对他们来说，普里莫·德·里韦拉、墨索里尼、蒋介石、马萨里克、布吕宁、多尔福斯、毕苏斯基[1]、塞尔维亚国王亚历山大、塞弗林、麦克唐纳等人都是法西斯主义的代表。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忘记了：（a）在过去，资本主义也从未适应于“纯粹”的民主，有时辅以公开镇压，有时用另一种策略取而代之；（b）“纯粹”的金融资本到哪里都是不存在的；（c）即使占据主导地位，金融资本也不能在真空中行动，而是必须考虑到其他阶层的资产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抵抗；(d)最后，议会民主和法西斯主义政权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系列过渡形式，它们相继出现，有时“和平地”，有时通过内战而产生。而且，如果我们要前进而不落后于事态发展，每一种过渡形式都需要正确的理论评估和相应的无产阶级政策。 基于德国的经验，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首次绘录了一种过渡性的政府形式（尽管它本该在意大利经验的基础上成立），我们称之为波拿巴主义（布吕宁、帕彭、施莱谢尔政府[2]）。后来，我们在奥地利观察到了更为精确和完善的波拿巴主义政权。这种过渡形式的决定论已经明显，当然不是以宿命论的意义，而是以辩证法的意义，也就是说，在某个国家和时期内，法西斯主义在没有遭遇无产阶级的抵抗胜利的情况下，越来越成功地攻击议会民主的立场，并以此来扼杀无产阶级。 在布吕宁-施莱谢尔时期，马努伊尔斯基-库西宁[3]宣称：“法西斯主义已经到来”；对于我们所提出的中间阶段、波拿巴主义阶段的理论，他们宣称我们在掩盖和掩饰法西斯主义，以便更容易让社会民主党采取“较小恶”的政策。当时，社会民主党人被称为社会法西斯主义者，而齐罗姆斯基-马索·皮韦尔-朱斯等“左派”法国社会民主党人在“托派”之后被斯大林主义者认定为最危险的社会法西斯主义者。所有这些现在已经改变了。对于今天的法国，斯大林主义者不敢重复说：“法西斯主义已经到来”；相反，他们接受了之前被他们驳斥的联合阵线政策，以防止法国的法西斯主义获胜。他们不得不将杜梅尔格政权[4]与法西斯主义政权区分开来。但他们是作为经验主义者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来做出这种区分的。他们甚至不试图对杜梅尔格政权给出科学定义。在理论领域中只会运用抽象范畴的人，注定会盲目地向事实认输。然而，恰恰在法国，从议会制度向波拿巴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个过程的第一阶段）的过渡具有特别引人注目和示范性的特征。我们只需回顾一下，杜梅格政府正是在法西斯分子预演内战（2月6日）和无产阶级大罢工（2月12日）之间出现的。一旦不妥协的阵营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采取了备战姿态，议会制度这部精算机很快就会失去其所有重要性。确实，杜梅尔格政府如同当年的布吕宁-施莱谢尔政府，乍看之下似乎是在得到议会的同意下执政。但这是一个已经让出权力的议会，一个知道在面对抵抗时政府会遗弃它的议会。由于反革命阵营攻击和革命阵营之间的暂时相互抵消，权力的轴心已经提升到了阶级和他们的议会代表之上。他们也必须在议会之外和“党派之外”寻找政府首脑。政府首脑征召了两位将军来帮助自己。这个三人通过其右翼和左翼对称排列的议会人质来支持自己。政府不是作为议会多数派的执行机构出现，而是作为两个斗争阵营之间的裁判者。 然而，一个将自己提高于国家之上的政府并不是悬空、无支持基础的。当前政府的真正轴心在于警察、官僚机构和军事集团。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军警独裁制，只是用议会制度的外衣掩饰而已。而以军刀作为国家的裁判者的政府，正是波拿巴主义的。 军刀本身没有独立的纲领，它只是维持“秩序”的工具。它被召唤来维护现状。波拿巴主义，正如其前身凯撒主义一样，在社会意义上，始终代表着剥削者中最强大、最坚定的一部分的政府；因此，当代的波拿巴主义除了能够是金融资本的政府之外，没有其他可能，而金融资本则指挥、鼓吹和腐蚀着官僚机构、警察、军官阶层和新闻界的高层人员。 近几个月来持续有关于“宪法改革”的讨论，其唯一任务就是使国家机构适应波拿巴主义政府的要求和便利。金融资本正在寻找合法的途径，以便每次都能在强迫名存实亡的议会作出同意下，向国家强加一位最合适的仲裁人。很明显，杜梅尔格政府并不是“强势政府”的理想典范。备选的波拿巴人选还存在着。如果未来的阶级斗争的进程给予足够的时间，这个领域可能会有新的经验和组合出现。 在进行预测中，我们不得不重复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曾对于德国所做的发言：当前法国波拿巴主义的政治机会并不大；它的稳定性取决于无常的、根本上不稳定的无产阶级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临时平衡。这两个阵营的力量关系必将迅速发生变化，部分受经济形势的影响，但主要取决于无产阶级先锋政策的质量。这两个阵营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个过程的时间尺度将以月份计算，而不是年份。只有在冲突之后，根据结果而定，才能建立起稳定的政权。 法西斯主义执政，和波拿巴主义一样，只能是金融资本的政权。在这个社会意义上，它不仅与波拿巴主义相似，甚至与议会民主也无法区分。每一次，斯大林主义者都会重新发现这一点，忘记了社会问题终究是在政治领域内解决的。金融资本的力量并不在于其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随时建立任何形式的政权；它并没有这种能力。它的力量在于非无产阶级政府被迫为金融资本服务；或者更准确地说，金融资本具有能力在旧的统治体系衰败时，替换为更适应变化条件的新体系。然而，从一个体系过渡到另一个体系意味着政治危机，而在革命无产阶级的活动帮助下，这种危机可能转化为对资产阶级的社会危险。从议会民主制度过渡到波拿巴主义本身，在法国就伴随着内战的激发。从波拿巴主义过渡到法西斯主义的前景充满了更为可怕的动荡，因此也存在着革命的可能性。 直到昨天，斯大林主义者认为我们的“主要错误”在于将法西斯主义视为小资产阶级，而不是金融资本。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将抽象的范畴放置在了各阶级辩证的位置。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将小资产阶级动员和组织起来为金融资本的社会利益服务的特定手段。在民主制度下，资本不可避免地试图让工人寄望于改良主义和和平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相反，过渡到法西斯主义是在之前的过程中，小资产阶级充满对无产阶级的仇恨。在这两个体系中，同一个上层阶级——金融资本的统治建立在直接相反的被压迫阶级的关系之上。 然而，要将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动员起来对抗无产阶级，除非使用社会性的煽动，是不可想象的，但这对于大资产阶级来说就像玩火一样危险。最近在德国发生的事件恰恰证实了被发动的小资产阶级反动对“秩序”的威胁。因此，尽管法国资产阶级支持并积极资助反动暴徒（以其一翼的形式），前者却不希望将事态推至法西斯主义的政治胜利。他们的目标只是建立一个“强势”的政权，最终鞭策两个极端阵营。 上文所述已足够证明，将波拿巴主义形式的政权与法西斯主义形式区分开来是多么重要。然而，陷入相反的极端，即将波拿巴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视为两个逻辑上不相容的范畴，也是不可饶恕的。正如波拿巴主义始于将议会制度与法西斯主义相结合，因此，得胜的法西斯主义不仅被迫与波拿巴主义者建立联盟，而且其内部会更加靠近波拿巴主义体系。金融资本不可能通过反动的社会性煽动和小资产阶级恐怖手段来维持其长期统治。法西斯主义头目上台后，被迫通过国家机器来控制追随他们的群众。与此同时，他们失去了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支持。其中的一小部分被吸收进官僚机构，另一部分陷入冷漠，第三部分则以各种旗帜转入反对派。然而，虽然失去了社会大众基础，但通过依靠官僚机构并在阶级之间摇摆，法西斯主义转化为波拿巴主义。在这里，渐进的演变也被暴力和流血事件所打断。有别于反应着两个敌对阵营之间的极度不稳定和短暂的平衡的前法西斯主义或预防性波拿巴主义（乔利蒂、布伦宁-施莱谢尔、杜梅尔格等），源自于法西斯主义的波拿巴主义（墨索里尼、希特勒等），也就是源自于两个阵营群众的的毁灭、失意和士气低落，有着更大的稳定性。 关于毕苏斯基政权“是法西斯主义还是波拿巴主义？”的问题在我们的波兰同志们之间引发了一些分歧。这种分歧的存在最好地证明了我们所面对的不是不可变的逻辑范畴，而是具有极为显著特点的生动社会形态，这些形态在不同国家和不同阶段表现出巨大的差异。 毕苏斯基在一场以小资产阶级群众运动为基础、直接针对传统资产阶级政党统治的起义结束时，以建立“强势政府”的名义上台；这是这股运动和政权的法西斯特征。但是，波兰法西斯主义的特定政治影响力，也就是群众基础，远远弱于当时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更不用说德国法西斯主义了；毕苏斯基更多地必须使用军事阴谋手段，并且在对待工人组织问题上更加谨慎。只需回想一下，毕苏斯基的政变得到了斯大林主义波兰党的同情和支持。乌克兰和犹太小资产阶级对毕苏斯基政权日益敌对，反过来也使他更难以对工人阶级发起全面攻击。 由于这种情况，毕苏斯基在阶级和国家各个阶层之间的摇摆以及占据的地位，与相应时期的墨索里尼或希特勒相比，大规模恐怖行动的作用较小；在毕苏斯基政权中存在波拿巴主义因素。然而，将毕苏斯基与乔利蒂或施莱谢尔相提并论，并期待他被一个新的波兰墨索里尼或希特勒所取代，显然是错误的。鉴于毕苏斯基政权是在波兰国家的阶级和民族关系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具有当地所有的特殊性和矛盾性，若形成某种“理想的”法西斯主义形象，并将其与这个真实的法西斯政权作出对照，这在方法上是错误的。毕苏斯基能否将对无产阶级组织的摧毁行动进行到底呢？——形势的逻辑无疑将不可避免地推动他走上这条道路——这不取决于对“法西斯主义本身”的形式定义，而取决于真正的力量关系、群众之间正在发生的政治进程的动态、无产阶级先锋的战略，最后还有西欧，尤其是法国的事件进展。 历史可能会成功地展现，波兰的法西斯主义会在它能够找到“极权主义”的表达形式之前就被推翻并化为灰烬。 我们前面说过，源自法西斯主义的波拿巴主义比大资产阶级为了避免法西斯主义大规模屠杀而采取的预防性波拿巴实验要稳定得多。然而，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来看，更重要的是强调法西斯主义转化为波拿巴主义本身就意味着它的末日开始了。法西斯主义的消亡将持续多长时间，以及它的病情何时变为临终病榻，取决于许多内外因素。但是，小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被扼杀、幻灭、瓦解，它对无产阶级的攻击日益减弱的这份事实，开辟了新的革命可能性。所有的历史都表明，仅凭警察机构是无法将无产阶级束缚起来的。的确，意大利的经验表明，巨大灾难经历所带来的心理遗产对工人阶级的影响要比引发灾难的力量关系更长久。但是，失败的心理惰性只是一个不稳定的支柱，它可以被一次强大事件冲击的化解。对于意大利、德国、奥地利和其他国家来说，法国无产阶级斗争的成功很可能造就这样的冲击。 影响着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形势的革命关键，现在就是法国！ 注释 [1]译者注：约瑟夫·毕苏斯基（JózefPiłsudski）：波兰独裁者和军事强人，原先为波兰社会党成员，但遂转为着重于改良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而后成为波兰资产阶级共和国内主要政治人物之一。 [2]译者注：布吕宁、帕彭、施莱谢尔政府：海因里希·布吕宁（HeinrichBrüning）、弗朗茨·冯·帕彭（FranzvonPapen）、库尔特·冯·施莱谢尔（KurtvonSchleicher）为德国威尔玛共和时期的三任总理。此三届政府在希特勒上台之前越发趋向于波拿巴主义手段来维持政权。 [3]译者注：马努伊尔斯基-库西宁：德米特里·曼努伊尔斯基（DmitryManuilsky）和奥托·库西宁（OttoWilleKuusinen）为当时全面斯大林化后的共产国际领袖。 [4]译者注：杜梅尔格（GastonDoumergue）：法国右翼政治人物。于1924至1931年担任法国总统。于1934年2月至11月期间担任法国保守派全国团结政府的总理。
苏联的外交政策（托洛茨基，1934年6月1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苏联的外交政策 托洛茨基1934年6月16日 李时译转载自《十月评论》杂志 苏联的外交政策已经决定性地采取了反列宁主义的转向，尤其是继美国承认苏联之后。 首先，美国资本主义是在完全确信第三国际已经不再是为世界革命总体服务的工具，而尤其不是作为激励美国劳动大众的革命热情的工具，才承认苏联。其次，斯大林主义官僚为了突显他们的良好意愿而作出正式宣布，指罗斯福总统代表着美国的和平资本主义，为帝国主义的当前矛盾和冲突诚实地寻求一个民主和平路线的解决方案。 苏联驻华盛顿大使亚力山大·A·特罗扬诺夫斯基最近声称，苏联和美国应该能够找到“共同基础”，以“为保障全面或局部性的解除军备而努力。”他并且说，“苏联的外交政策，表明她愈来愈积极争取和平…。我们从这个角度出发，欢迎对于美国恢复正常关系。我国认为最重要的东西，不是为我们国家带来物质利益，而是在与美国的友好关系中令国际和平得益。” 人们难以质疑特罗扬诺夫斯基对和平的热爱，尤其是当我们把他的其它声明放在一起看时，更是如此。他宣布：“和平的事业是多么伟大，必须压倒所有其它问题。”而这些问题中，他列举了我们这个时代中最重要的经济矛盾：“所有次要的（！？）问题，如债务、商业竞争、关税等等，”他解释说，“必须尽快经由共同协议而让双方满意来解决，愈快愈好，因为这些相对地细小（！？）的问题破坏着国际气氛，妨碍到巩固和平的友好努力。” 这位可尊敬的斯大林主义者大使，真的是这样想吗？难道他把列宁有关于战争的经济原因的教诲，彻底地完全忘掉了吗？应该提醒特罗扬诺夫斯基，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用事实证明了他，特罗扬诺夫斯基提到的“次要的”和“细小的”的问题，正就是帝国主义战争以致其它所有一般战争的根源。又或者这是托洛茨基主义反革命的观点吗，大使先生阁下？ 斯大林主义者为了配合这个潮流，在境外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出版了全新的诠释。他们把资本主义国家分为两类：一类是和平、民主及爱好和平的；另一类是好战，法西斯和富侵略性（这正是第二国际理论）的。在前一类名下的有美国，法国，谅解协议国，也可能包括英国；在后一类名单中，特地标示有德国和日本。 遵循着这套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利特维诺夫正和帝国主义的法国达成“谅解”的讨论。《纽约时报》驻柏林的记者弗雷德里克·T·伯查尔写道：“…伴随着军事协议相辅相成而来的，据悉就俄罗斯加入国际联盟已经达成透彻的谅解。在法国热烈的支持下，将尽快成事；法国在解除军备谈判为借口下（好借口！），会在短期内派遣一支瞩目的代表团前往日内瓦。…法国就欢呼俄国人的谅解这点已经准备就绪…以为欧洲和平与法国安全作进一步保证。接下来，法国将准备去谈解除军备谈判的问题。” 以马克思和列宁之名作的这个花招，据斯大林主义者们解释，是为了确保当苏联受到来自法西斯和好战的资本主义如顾名思义的德国和日本大有可能的袭击时，苏联有盟友（？！）对抗它们。至于苏联加入资产阶级的国际联盟就水到渠成。这个国际联盟，共产国际在第三次大会时已经给予定性，是一个由“战胜国为了剥削被征服的竞争对手和殖民地人民而组成的国际托勒斯”。 斯大林主义官僚的官方喉舌《真理报》，现时对国际联盟的政治作了如下解释：“事实上，随着日本和德国退出国际联盟——这两个国家甚至无意试图掩饰它们要通过进一步的备武，包围圈和战争以达成其帝国主义野心的决心——这个问题便应运而生：国际联盟能否在某种程度上（多么谨慎啊！）成为联合力量的中心，以推延用流血来解决纠纷，为和平带来起码的一点点助力。”而卡尔·拉杰克补充道：“攻击苏联的战争危险不是来自国际联盟，而是来自联盟的公开反对者和英国的死硬派。” 共产国际第三届大会的提纲和决议支持的是另一结论：“新的国际劳工组织是为了组织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行动而建立，追求这个共同目标：推翻资本主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国际苏维埃共和国，彻底消除阶级和实现社会主义，作为迈向共产主义联邦的第一步”。 斯大林主义消除了这一切。他用和资本主义国家结成军事同盟和疯狂的一国社会主义论来取而代之。第三届世界大会的马列主义，现在被称为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而法国帝国主义政府出于支持斯大林的提纲，现时正把托洛茨基同志看为反革命分子般迫害! 这项斯大林主义新政策将会危及到苏联，而且不仅这样，假如帝国主义战争一旦爆发，更会危害到世界革命的前景。如果苏联被操控加入了国际联盟，从而自缚在法国及谅解协约国的帝国主义战车之列，又或者成为了常设的和平会议的成员，在在都会表明她是站在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强盗的一边。这样一来，就是放弃通过无产阶级革命以解放受压迫者，而苏联将成为帝国主义这场游戏中的抵押品（而最后更是牺牲品）。 这样的一种政策——目前主要是针对德国——是由斯大林直接指挥下的德国共产党卑怯地出卖德国工人和半无产阶级群众的必然结果。首先是为了和平和信用的利益，德国革命被阴谋破坏。现在，当希特勒的威胁近在眼前，斯大林及其一伙倒向帝国主义的法国，以图制止希特勒动手，也就是为了打败希特勒的东进扩张[东扩]政策。 斯大林主义官僚一如既往的，没有计算这条路向对广大德国群众造成的影响。斯大林由于对世界革命丧失信念，以及更由于他不屑于在法西斯发动袭击时向德国群众提供革命支持，他再一次被希特勒玩弄于股掌之中。戈培尔已经在对淌着血的德国的广播中，宣传苏联已经与德国上下憎恨的法国组成了一个技术性的军事同盟来反对德国人民。因此，德国工人就这样流干了血管中最后一滴革命的血。这是插在德国工人背后的最后一刀。 解除军备会议即将来临的失败，为苏联掀开了危险的前景。英国不能承受让法国在欧洲大陆增加力量。不会容许德国进一步受辱，受粉碎。英国也支持德国重新军备的提议，继续与日本保持友好关系。英国需要德国和日本两国，至少需要它们作为潜在的盟友，以维持其遐远的帝国。 苏联现行的政策，倘若推行到穷尽，将导致帝国主义纷争累累，对世界无产阶级运动施以致命一击。 很明显，这种局面需要一个新的政党，一个新的（第四）国际。 （译自《托洛茨基文集1934-35年》）
面临转折的法国共产主义同盟（托洛茨基，1934年6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面临转折的法国共产主义同盟[1] Theleaguefacedwithaturn 托洛茨基 （1934年6月） 译者：展望 1、革命者光有正确思想还不够。我们不要忘记正确的思想早就写进了《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中。但是这并不能阻止错误思想的传播。革命政党的任务就是将这些正确思想与工人群众运动相结合。只有这样思想才能转换为动力。 2、革命组织并不仅仅意味着报纸和读者。有人能每天写和读革命文章但是依然远离现实的革命运动。也有人能在外部给劳工组织献上良策。尽管这些很重要，但却不足以创造一个革命组织。 3、尽管在共产国际内的生存条件很不正常，左翼反对派作为一个派别还可以通过其与群众运动的不间断的联系得以发展。但是斯大林主义体制从反对派存在之初就强硬地孤立它。通过上述方法其达到了两个目标：（1）扼杀了反对派在共产国际内部的活动；（2）反对派被剥夺了必要的政治活动领域。 4、共产主义同盟（像其他支部一样）被迫发展成一个孤立的宣传小组。这同时决定了同盟存在积极面（诚实、严肃、坚守原则）和消极面（只能从外部观察劳工运动）。在左翼反对派的原则和方法的细节方面，同盟的积极面发挥着作用。但是当前需要传播所蓄积的资本的时候，消极面会威胁到我们取得更大的成果。 5、同盟领导层将报纸的流通发行委托给了资本家。对于那些文学团体而言流通传播业务是个令人不愉快的负担。但是这对于革命组织而言却是一个重要的手段。怎么能在认真准备斗争时将如此重要的手段交给敌人呢？革命运动包涵了很多这样的“无聊的”与“技术性的”劳动。没有这些认真细致的准备工作，就不可能组织一支民兵或者发动一场罢工，更不可能发动总罢工或暴动。一个没有能力（或者更正确地说是不愿意）进行报纸发行的革命组织，也会放弃领导更加复杂的工作。 6、关于我们和社会党之间的关系，同盟不仅不够主动，而且还表现出顽固的宗派主义。在社会党的危机变得明显的时候，同盟不是承担起在其中建立一个派别的任务，而是要求每一个社会党成员深信我们的理论是正确的并离开他的群众性组织，加入到《真理报》（LaVerite）[2]的读者群中。为了在（社会党）内建立派别，就有必要从事群众运动，使自身适应当前的形势，从事乏味的日常工作。而恰恰在这一非常关键的领域，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同盟没有能够取得任何进展。大量宝贵的时间就被这样浪费了。在拖延了一年后，政治局现在提出“建立内部派别”的任务。不，——这已经不够了。当前的局势要求有更果断的措施。 7、同盟的批判、思想和口号总体上来说正确，但在当前情势下是远远不够的。革命思想必须通过群众自身的经验转变成日常生活的语言。但同盟在自绝于群众经验之后，又怎能向他们解释这些思想呢？有必要补充一句：有些同志甚至不理解需要群众的经验。似乎对他们来说，在他们所读的报纸报导的基础上形成某个观点，然后通过文章或演讲表达出来，就足够了。然而，假如最正确的思想不能直接反映群众的思想和行动的话，它们将不为群众所注意。 8、这样的话同盟不就破产了吗？这是一个绝对错误的结论。同盟的成就显然远低于我们很多人的期许；远低于他们能够取得的成就——假如他们不曾受缚于脱离实际的因循守旧。但是尽管面临很多巨大的障碍，同盟还是取得了一些毋庸置疑的成就。同盟已经能够对整个工人运动的思想和口号（统一战线、工人武装、工会的统一）发挥一定的影响。但考虑到整个局势，尤其是官僚机构改换策略，这些成就恰恰要求同盟自身的角色有一个新的、决定性的转变。向何处去？——到群众中去！ 9、法国的总体形势使整个觉悟起来的劳工运动面临短期内可见的任务：要么无产阶级用半年、一年甚至更长的两年时间消灭法西斯主义并在夺取权力的道路上迈出重要的一步；要么自己被消灭，并使整个欧洲沦为法西斯暴政和战争的竞技场。这一可怕前景的压力迫使两个工人政党都走向统一战线。但严格说来，这一伟大的胜利以其全部的份量将问题提到了同盟面前：生存还是毁灭。 10、七月二日的联合会议[3]极为清楚地表明了当前情势。就像同盟经常预测的一样，通向统一战线的第一步在群众间唤起了巨大的热情。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胜利无疑是可能的。但是无论是斯大林主义者还是社会党人都不利用统一战线来实现斗争目标，相反，他们费尽心机让群众以统一战线本身为满足。昨天，最大的危险是统一战线遭破坏。而今天的最大危险则是对统一战线的幻想。这种幻想，非常接近于对议会的幻想：外交辞令，煽情的演说，握手，不含革命内容的联盟——以及对群众的背叛。在这样象征性的集会上，同盟无法接触到底层。这不是偶然的，我们面对的正是两党（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官僚们关于即将到来的整个时期的行动纲领。 11、这一纲领几乎得以实现，只是因为同盟依然孤立于群众。企图通过与（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交涉或参加社会党全国委员会会议的方式摆脱孤立，这只是意在掩盖不利的力量关系的外交把戏，对我们毫无意义。力量关系必须被改变，而不是掩盖。需要走向群众。需要在统一战线框架内寻找自己的定位，即在组成其两党组织之一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在现实中这意味着选择社会党的组织。 12、这不是向第二国际投降吗？这样的控诉，假如针对的是斯大林主义者，那要正当得多。当他们意识到民主更受追捧的时候，他们奉李维诺夫之令，在二十四小时内就宣告放弃了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4]。他们甚至放弃了对新朋友的所有批判。但是我们没有宣布放弃任何东西。我们只是老实承认我们的组织太弱小，无法在迫在眉捷的斗争中确立起自己实际的独立角色。同时作为忠诚的革命者，我们不想置身事外。1848年，马克思和他的弱小的共产主义组织加入了民主党派。为了不置身事外，普列汉诺夫[5]曾试图让他的劳动解放社加入仅仅五年前因原则性分歧而与之决裂的俄国民意党（NarodnayaVolya）[6]。出于不同的理由，以及在一个不同环境下，列宁曾建议英国共产党加入英国工党[7]。我们阵营正在与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AP)[8]和荷兰独立社会党(OSP)[9]准备创立一个新的国际。我们建议英国的同志加入英国独立工党（ILP)[10]，有些同志已经接受了我们的建议。这是投降吗？绝对不是。我们正考虑在法国采用和发展同样的政策。 13、然而，我们不是强调过创建新党和新国际的必要性吗？这一计划仍完全有效。但是我们从未许诺在第四国际建立之前要停步和犹豫不决。我们总是说明创建第四国际的手段的复杂性以及在不同的国家有其不同特点，正如第三国际一样。托洛茨基同志一年前特别向我们提到了法国的例子。在法国尽管布尔什维克从第二国际分离出来，但还是争取使整个支部都加入了第三国际。我们知道并没有哪条定理宣称图尔会议（ToursCongress)[11]不可能重现。相反，诸多条件表明了这样一种可能性。 14、但那样的话，社会党将不会接受我们的！——那些大人物的确很可能拒绝我们。可是另一方面来说，大多数地方组织将同我们一道。在党内，派别斗争将继续它的进程。左翼将站在我们一边。我们与左翼的联系会得到加强。事态发展自身将为左翼服务。 15、我们将同意遵守纪律吗？当然，我们将作为其党员进行活动，并遵守纪律。我们应该发展成一个派别。相应地，我们应该与千千万万的群众保持稳固的联系。我们应该取得参与斗争和讨论的权利。特别不可欠缺的是，在日常的群众行动中我们应该有机会支配我们的思想和口号。 16、但是加入社会党难道不是包含着受机会主义同化或堕落的危险吗？确实如此。然而认为能通过自我孤立而摆脱这一危险却是天真的幻想。同盟在目前还保持着独立。但是不幸的是，同盟对社会党政策的立场含着不可容忍的同化成份。对其领导人使用强硬的言辞是没必要的，但绝对有必要揭露发表在《人民报》（或《人道报》）[12]上的“与法西斯主义做斗争”这类专栏文章的文字游戏的危险性。无产阶级面对的是已准备好应对一切事态、一旦必要就武装到牙齿的死敌。无产阶级先锋应该在自己的队伍里，以及在广大群众中，发展起一种坚定不移的备战状态，一种刚强的意志，一种有纪律的革命精神，一种战斗性。在指定时间游行，经警察批准的示威，以及诸如此类象征性的行动，只会削弱工人们的警惕性和意志力。需要有战斗组织。需要有钢铁般的部队。需要教导员和指挥官。需要解除敌人的武装，把他们从街头清扫掉，对他们采取恐怖手段。无论是保持独立还是加入统一战线中的某党，同盟的任务迫切要求向工人们诚实、清楚、直率地阐明当前形势的严峻性和由此而来的任务。 17、在这样的场合下，我们对共产党持什么立场呢？通过统一战线，我们应该比之前更加紧密联系共产党。我们要明白地记住，一个只能以这种方式消融于社会党的共产党，对革命毫无用处。英国共产党与独立工党联合的结果就是一个恶名昭彰的事实。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有效地介入，我们就会有一个新的且极为可贵的机会去影响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核心。以这样的方式，有望逐步形成第四国际的强大支部。 18、可是无产阶级政党必须独立——确实如此。但是同盟还不是一个政党。它还处于萌芽阶段。为了成长，萌芽需要保护和浇灌。 19、但是假如……那么……又假如？预见一切，并提早为一切准备好解决办法，这是没可能的。需要清楚地理解情势，确定任务，并且继而完成它们。六个月后，我们眼前的机会也许将永远失掉。我们必须观察事态的短期发展。 20、总而言之：《古兰经》说，山朝先知走来，马克思主义者奉劝先知向山走去。 注释 [1]面临转折的法国共产主义同盟(Theleaguefacedwithaturn)一文英文版发表于美洲共产主义联盟（CLA)1934年9月第16期内部公报上。该文应翻译自1934年7月完成的左翼反对派法国支部内部公报上，但是未找到原法文文档。托洛茨基使用了其常使用的维达尔（Vidal)作为笔名。1934年夏天法国社会党（SFIO,第二国际法国支部)处于动荡之中，1933年末右翼新社会主义者（neo-socialist)退出社会党，左翼得到加强，尤其是在青年中。中派主义领导层也在政治上变得激进，因此托洛茨基催促法国左翼反对派法国共产主义同盟尽快加入法国社会党。。法国社会党允许成员在内部建立派系组织，而斯大林主义的法国共产党并不允许。当时法国社会党有12万党员，其影响的法国总工会（CGT)有一百万会员，而法国共产党至多只有2到3万党员，其领导的法国工会大会（CGTU)只有约7万会员。1934年7月2日，法国社会党和法国共产党正在讨论签署协议，进行联合行动，即有机的统一（Organicunity)。如果两者合并成功，将排除其他联盟外的力量，并使法国左翼反对派和托洛茨基主义者更孤立。托洛茨基认为法国的左翼反对派共产主义同盟如果加入社会党能够在其内部组成派系，发展成员和传播思想。但是，部分共产主义同盟的领导人并不同意这一做法。本文的目的即是托洛茨基催促法国左翼反对派尽快加入法国社会党。 [2]《真理报》（LaVerite）是1930年代法国左翼反对派革命共产主义同盟的机关报。 [3]七月二日的联合会议即是指法国社会党和法国共产党领导层召开的讨论建立联盟和共同行动可能性的会议。 [4]社会法西斯主义（SocialFascism)理论是斯大林发明的一种莫须有的理论，其认为社会民主派和法西斯主义之间没有本质区别，是双生子。斯大林主义者用此标签抹黑所有其他的左翼力量，包括自由法西斯主义、劳动法西斯主义和托洛茨基法西斯主义。而这一理论恰恰帮助了希特勒和纳粹在1930年代获得德国的政权。 [5]普列汉诺夫（GeorgePlekhanov，1856–1918)是俄国早期民粹主义者和民意党活跃分子，后成为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开拓者，及列宁与托洛茨基等人的政治导师，但一战前后成为孟什维克分子并反对布尔什维克革命。 [6]俄国民意党(NarodnayaVolya)，俄国沙皇时代的一个以恐怖主义行动为主的左翼民粹政党，曾屡屡刺杀俄国沙皇、贵族和官员，多数活跃分子遭到处决、监禁和流放。后来其多数成员成为俄国社会革命党（SocialRevolutionParty)创始人和活跃分子。 [7]参见列宁所著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8]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ozialistischeArbeiterpartei,SAP)成立于1931年10月，当时数名左翼反对派领导成员被德国社会民主党开除。1932年春天，德国共产主义右翼反对派的领导人和数百名成员也加入其中。当左翼反对派的领导人退出社会主义工人党后，共产主义右翼反对派掌握该党，其一度宣称成员达到1万4千人，但是在1933年希特勒掌权后，该党迅速衰弱。1933年8月，该党曾经参与左翼反对派发起的呼吁组建新国际的四方联合声明。当时，托洛茨基要求德国的左翼反对派尽快与社会主义工人党（SAP)合并，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担心这会影响他们赢得挪威工党（Norwegianlabourparty,NAP)的努力，而拒绝了合并提议。此后，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AP）明确反对组建第四国际。 [9]荷兰独立社会党(OSP)是1933年另一个参与呼吁组建新国际的政党。当其右翼分裂出去后，该党1935年与左翼反对派的革命社会主义党合并组建了荷兰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RevolutionarySocialistWorkersParty).托洛茨基在这里举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和荷兰独立社会党的例子是为了说明即使左翼反对派不完全赞同某些派别的纲领，也可以与他们一起在一个组织内合作，而且经常不得不这么做。 [10]英国独立工党（IndependentLabourParty,ILP)成立于1893年，长期是英国工党的左翼附属组织，并对促进英国工党建立具有重要影响。1930年代其一度退出英国工党，而倾向斯大林主义，之后又回到英国工党内，1970年代正式解散，成为英国工党内部的左倾向压力集团。 [11]图尔会议（ToursCongress)是1920年第二国际法国支部（SFIO)在法国城市图尔召开的大会。会上多数代表支持加入第三国际，由此创立了法国共产党（Frenchcommunistparty)。而包括包括列昂·布鲁姆在内的少数派则反对决议，要求继续保留第二国际法国支部。 [12]《人民报》（LePopulaire)是第二国际法国支部（现法国社会党）的机关报，而《人道报》（L'Humanite)则是法国共产党的机关报。
同盟正面临决定性的转折（托洛茨基，1934年6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同盟正面临决定性的转折[1] Theleaguefacedwithadecisiveturn 托洛茨基（1934年6月） 展望翻译阿芬校对 过去几年，“统一战线”是同盟最积极的战斗口号。尽管在两三年里它看来“不切实际”，但毋庸置疑，这一口号是解开德国和法国斗争形势的钥匙。德国无产阶级的失败、奥地利的灾难，以及法西斯主义在法国和其他国家的崛起，迫使共产国际官僚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来个急转弯。此前的转变的例子已经很好地证明了，假如对旧立场没有批判性的彻底检查，新的立场也没有理论基础，那么就算是形式上进步的转变也不能保证出现正确的政策。恰恰相反，它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系列新的摇摆和失误。新的危险的信号已清晰显现：极端主义者变成了机会主义者。正因此，我们的整个斗争上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社会民主党在踏上统一战线之路时，带着它明确的目的，即扼杀统一战线的革命意识。在统一战线中，反对改良主义[2]官僚的斗争必须采取一种比以前低调，但更系统、更集中的方式。 基于对抗日益壮大的反对派这一共同利益，两大官僚集团联合在一起。这阻止了他们去阐明或试图阐明当前的任务。另一方面，相互敌对的两大官僚集团又恰好处于竞争最激烈的阶段。因此，从两大集团的政策中便可以看出，他们一面共谋对抗所有妨碍他们统治的力量，一面又害怕自己成为彼此结盟的牺牲品。结果是，双方都随时准备破坏统一战线。 就在不久前，（只有）事件的教训，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关于实行统一战线政策的呼吁。目前在法国，又一个强有力的因素已自动加入——来自群众本身的积极的压力。目前这一因素是决定性的。它在街头激进的示威游行中直接表达自己，也通过两大集团的政策转变间接表达了自己。这是向前迈进的巨大一步。而正因为这一步十分巨大，它从上到下彻底改变了政治局势。 直到昨天，统一战线的口号还是布尔什维克-列宁派所独有。今天它不再是了。这一口号已成为公共财产。它体现了群众的深刻、热切，但在政治上相当模糊的渴望，也就是以所有被压迫者的联合力量来对抗反动派的进攻。这种渴望的出现，即使不是为直接的革命形势，至少也是为革命前的形势创造了最为重要的条件。但不幸的是，现有组织对工人群众情绪的这个实在的转变却知之甚少。尤其在当前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群众的意识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变化，为了了解工人们对于时势的看法，了解他们期盼什么，相信什么，革命组织的首要任务便是全神贯注地倾听普通工人，不论他们是在工厂里，在街头，在有轨电车上，在咖啡店里，还是在家中。在这个时候，人们可以通过群众表达出来的对谁同情的表现，看出群众觉悟转变的深度和强度，特别是针对两党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社会党内左翼的形成，圣丹尼（Saint-Denis）的分裂，两大官僚集团转向统一战线，等等）。这一同情的表达无疑仍然存在落后和畸形的成分；然而由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工人们不只是看到危险，也看到了奋起抵抗的可能性。2．他们视统一战线为他们的拯救之道。3．通过一项部分正确的政策增强工人的自信，使积极防御得以在短时间内转为总攻。 现在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的任务不在于重复统一战线（工人联盟等）的抽象公式，而在于制定鲜明的口号、具体的行动和在群众性统一战线政策的基础上斗争的前景。任务是建立苏维埃进行防御，并将之加快转变成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机构。根据当前的形势，同盟的任务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并且上升到另一个高度，承担起另一种角色。不理解这一点，固步自封于已熟知的观点，将意味着输掉全局。 从今往后，对同盟的命运至关重要的，是与统一战线的关系，然而统一战线不是一个抽象口号，而是活生生的群众斗争的现实。新的形势在圣丹尼的例子中最清晰地表现出来。直到昨天，雅克·多利奥（JacquesDoriot）[3]还是为争取统一战线而斗争的领袖，他以自己的方式在圣丹尼实现了它。明天，假如两大官僚集团达成了协议，群众将会发现多利奥已成为一个障碍、一个分裂者、一个统一战线的阴谋破坏者。斯大林主义官僚集团将会迫使圣丹尼地区前共产党力量重回其旧的党的架构中（无论其中是否包括多利奥），或是直接将之摧毁。 同盟的政策自然不能只局限于统一战线的抽象概念。因此——从历史角度来看，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进程不会因为两个官僚集团的协议而告终。然而如果同盟仍旧消极被动，不能大胆地调整自身，尽快适应新形势，它将在一个很长的时期一无所成。 有人可能会反对说：统一战线需要所有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团体的参与，因此圣丹尼和同盟同样可以参与。但这一反对只有形式上的意义。关键在于力量对比关系。如果同盟已能够于适当的时候深深扎根在群众中，如果圣丹尼派系加入了同盟，如果……等等，那么在两大官僚集团由于形势需要而参加统一战线的时候，应该已有了一个并存的“第三种力量”。在统一战线内部，这“第三种力量”将成为决定性的。但现状并非如此。同盟在组织上是虚弱的；圣丹尼派系和其他团体在政治上特别虚弱。为此，它们——包括同盟——都面临着不得不留在统一战线之外的威胁，即使事实上发起统一战线是同盟的巨大功劳。 如果同盟待在统一战线之外，而把力量集中于从外部进行批判，那就有引起工人的愤怒而非关注的危险。让我们扼要再说一次：群众现在已把各阶层的联合看作他们获救的唯一途径。任何处于大众以外的人，任何从局外批评的人，都将被群众视为障碍。如果不考虑群众这种强大的，而且事实上健康的情绪，而与之作对，那就无异于自取灭亡。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在于，参与到“为潮流所推动的”运动的发展中，带去所需的明确的思想和方法。 同盟必须成为统一战线阵营里有机的一部分。因为同盟太弱小，无力取得一个“独立的”地位。也就是说，同盟必须立即在已订立协议的两党之一当中得到一个位置。对于我们来说，这两党并没有，或几乎没有原则差别。然而在实际上，同盟只可能加入社会民主党。 什么？我们立刻听到反对之声像冰雹落下：同盟应该加入列昂·布鲁姆（LeonBlum）[4]的党？它要在改良主义面前投降？但我们是要建设一个新党的呀？我们要建设第四国际呀？我们怎么能加入第二国际呢？斯大林主义者会怎么说？工人们会怎么说？等等，等等。所有这些理由看起来都很有力，但实际上都是肤浅的，因为它们都脱离现实，它们基于理想（Whichwouldbedesirable），而不是事实（whichis）。 当然，我们反对改良主义——在当前形势下比过去更矢志不渝。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如何在特定的具体形势下更加接近目标。为此放弃原则或“暂时”放弃对他们的斗争，将是公开的背叛。但是，拿出契合当前形势与我们的力量的斗争方法，是现实主义的基本要求。由列宁主义领导层所代表的布尔什维克派[5]并没有背叛和放弃自己（的原则），但在1905~1906年间，布尔什维克派迫于群众渴望统一的压力，与孟什维克派合并。这一联合最终还是逐渐走向分裂。1910年，列宁在他自己队伍里的意见的压力下，被迫尝试联合，尽管两年之后发生了最终的分裂。原则的不可调和，与宗派主义的僵化毫无共同之处。后者全然无视周围形势和群众情绪的变化。从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持独立这一理论，我们英国的同志得出不得加入独立工党（ILP）的结论。唉！他们却忘记了他们还远不是一个党，而只是一个宣传团体；党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宣传团体在成为一个党之前，必须经过一个孕育阶段。我们的英国同志（大多数）无疑为他们观点错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也是我们的失败。让我们在此回顾一下：我们没有指责雅克布·沃切尔（JacobWalcher）[6]和他的同志们加入社工党（SAP），而是指责他们为此而隐藏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我们不会那样做。 当然，同盟只能作为布尔什维克-列宁派进入社会党。《真理》报（LaVerite）将改换成少数派的报纸继续存在，并拥有和《社会主义行动》（ActionSocialiste）[7]等同样的权利。我们要公开提出关于加入的问题，同盟会说：“我们的观点已表明自己完全是正当的。统一战线在群众的支持下开始在运行，我们想积极参与其中。在既有的条件下，我们的组织参与群众性统一战线的唯一可能的方式是通过加入社会党。我们一如既往，认为比从前更加需要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原则、为创建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真正的革命党、为第四国际而战斗。我们希望能让社会党的多数成员和共产党的工人相信这一点。我们会使自己团结一致，在社会党的框架内为这一目标而努力，我们将遵守社会党的纪律，维护行动的统一。” 当然，斯大林派会跳起来大骂，或者试图跳起来。但是，一来他们与“社会法西斯主义者”［注：斯大林主义者攻击社会民主党人的用语——译者注］结盟而开始了一个急转弯；二来，他们在反对我们的运动中，他们会面对社会党工人的愤怒；第三点——事实上也是唯一重要的因素——问题不是斯大林派会怎么说，而是同盟能够成为劳工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如果通过打入社会党，同盟能在一年乃至六个月（今天所有进程都发展迅速）之内取得成功，在它的旗帜下聚集数千工人，就没有人会记得斯大林派（反对我们）的运动了。 包括我在内的几位同志指责同盟及《真理》报的领导层与社民派领导层斗争得不够。乍一看，这一批评——我现在仍然完全坚持——似乎与打入社会党的提议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其实不然。作为一个独立组织存在，而又不跟社会民主党严格划清界限，意味着有成为社会民主党的依附者的危险。为了对改良主义领导层进行无情斗争而公开地加入（在特定的具体条件下）社会民主党，意味着实施革命行动。在两种情况下，对布鲁姆及其同伙的政策采取的批判性分析，必须完全一样。 人们仍然可以提出另一个反对理由：为什么从社会党开始？先从共产党着手不会更正确些吗？无论怎样，这个问题都不会成为发生歧见的对象；很明显，向斯大林派呼吁，只具有示威的性质。有必要吗？对特定部分的共产党工人这或许有用。同盟的声明可以有如下内容：“我们曾经为了统一战线而与‘社会法西斯’理论斗争过，等等。（共产）党最近的措施，是它在一定程度上转到这个方向的迹象。因此，我们准备真心努力和共产党一道工作。当然条件是，我们有可能在党内民主的基础上为我们的观点而斗争。”遭到无可避免的回绝后，同盟将不得不转向社会党。如果社会党的领导层拒绝接纳同盟（这非常有可能），那么在（社会党的）基层中将会开辟出同领导层进行斗争的广阔战场。在这个问题上，社会党工人的同情无疑会在同盟这边。 同盟面对其历史上最严峻的转折。只有无畏、迅速和团结一致才能保证转折的成功。浪费时间、无休无止的讨论和内部争吵将意味着毁灭。 首先，从政治局开始，中央委员会[8]必须确定其立场，当然要和国际书记处密切一致。然后政治局成员必须立即准备成员们的意见。由于这一问题的意义非同寻常，有必要召开一个大会来通过最后决议。鉴于当下事态的迅速发展，大会应不迟于7月中召开，譬如在7月14日召开。只有根据在行动上遵循这一步调，根据转折的性质，才能确信同盟不仅没有被事件甩在后面，而且在创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党和建设第四国际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 注释 [1]《同盟正面临决定性的转折》（TheLeaguefacedwithadecisiveturn）一文发表于1934年10月，第17期美洲共产主义联盟（CLA）的内部公报上，署名“维达尔”（Vidal）。正如其他此前的文章，该文是为左翼反对派法国联盟写的。 [2]改良主义（Reformism）就是认为通过渐进的、和平的和议会道路改变（反对革命）才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的最佳或者唯一的理论和实践。 [3]雅克·多利奥（JacquesDoriot，1898–1945）前法国共产党领导成员，曾任巴黎圣但尼市（SaintDenis）市长，以雅克·多利奥特为首的当地的共产党力量因为支持人民阵线政策，而被法国共产党开除，后带领追随者从法国共产党中分裂出去。1930年代中蜕变成为法西斯分子，德军占领法国后，为德国占领军与维希政府服务，1945年遭法国抵抗组织刺杀身亡。 [4]列昂·布鲁姆（AndréLéonBlum，1872–1950），法国社会党领导人，曾经参与19世纪末德雷福斯事件，担任过三届法国总理，是法国第一位社会党籍总理，也是第一位犹太裔总理。 [5]布尔什维克主义（Bolshevism）和孟什维克主义（Menshevism）是第二国际俄国支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TheRussianSocialDemocraticLabourParty）在1903年大会后两个主要派别。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派和尤里·马尔托夫（JuliusMartov）领导的孟什维克派最终分裂成两个党，在1917年斗争结束于两者在街垒对立的另一面。 [6]雅克布·沃切尔（JacobWalcher，1887–1970）,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29年离开德国共产党，1930年代时任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AP）的领导人。二战后重新成为斯大林主义者，在民主德国担任政府职务。 [7]社会主义行动（ActionSocialiste）是第二国际法国支部（SFIO）中的一个左翼派别革命社会主义行动委员会（TheComited'ActionSocialisteetRevolutionaire）的出版社，当时的领导人包括克劳德·杰斯特（ClaudeJust）。 [8]中央委员会是共产主义同盟的最高执行机关。政治局是中央委员会中的次级委员会。国际书记处是左翼反对派由全体委员选举产生的一个委员会。
托洛茨基：法国行动纲领（1934年6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相关链接：过渡纲领——资本主义的垂死痛苦与第四国际的任务(1938) 法国行动纲领[注] AProgramofActionforFrance作者：托洛茨基（1934年6月发表）译者：吴季 1、法西斯主义和战争在迫近！ 2、法国资产阶级的计划 3、废除“商业秘密” 4、工农监督银行和工商业 5、致工人们！ 6、银行、重点产业、保险公司和运输系统国有化 7、外贸垄断 8、工农联盟 9、为了全体的社会服务事业！ 10、解散警察，支持士兵的政治权利 11、民族自决与分离的权力 12、反对战争，支持社会主义的欧洲联邦 13、保卫苏联 14、打倒资产阶级“权威国家“！拥护工农政权 15、为工人的与农民的公社而斗争 16、单一的国民代表大会 17、资产阶级决不会自愿认输 英文链接：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trotsky/1934/06/paf.htm 本文出自WritingsofLeonTrotsky1934-35,pp.21-32,PathfinderPress,NewYork,1974 1、法西斯主义和战争在迫近！ 致全体法国劳动者！ 在大资产阶级的引领下，法国正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崩溃中垮掉。在社会的统治集团中，在政权的所有机构之中，丑闻在大增，有钱人贪赃舞弊的影响在扩散。 对工人来说，是失业增加；对小农来说，是破产；对全体被剥削者来说，苦难正与时俱增。 垂死的资本主义破产了。为逃避这个历史性的破产，统治阶级只有一个计划：还要给劳动群众更多的苦难！扑灭所有的改革，即便是最微不足道的改革！扑灭民主政体！ 综观整个世界，法西斯主义铁蹄正在成为绝望的资本主义的最后一搏。 尽管遭到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的致命打击，帝国主义仍能维持其对社会的统治，这是由于战后两个时期无产阶级政党的挫败：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全面背叛，以及共产国际在一连串革命失败后发生的堕落。1923年的德国革命、1927年的中国革命、德国和奥地利无产阶级[1]在1933年和1934年的挫败，是资本主义成功稳住阵脚的决定性时刻的标记。 然而，在苏俄的前统治阶级已无法重建自身的情况下取得的这些不稳固的胜利，只会使普遍性的危机更加尖锐。全球市场上垄断公司的压力与民族国家的疆界及私有财产制原则的冲突，比任何时候更加暴烈，更为无政府主义。 全球资产阶级得益于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的挫败，他们现在应用最后的手段——法西斯主义，借此死命地清除有组织的工人阶级。 正是这样的国际情势，推动着法国资产阶级走向法西斯主义。 但崩溃的资本主义的最终结果还不光是法西斯主义。在与内部的敌人对抗时，每个帝国主义都必须向外扩张。这是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的起源。上一次大战的残酷历程及其后果，是死掉了五千万人。在下次战争中，全世界的工人将会成千万地被屠杀。法国这个人口增长停滞的国家，将和任何其它国家一样无法幸免。 工人一定要全力对抗资产阶级的罪恶计划！ 2、法国资产阶级的计划 为了设法摆脱全国所深陷其中的混乱情势，法国资产阶级必然要首先解决货币问题。其中一部分打算以通货膨胀来解决，例如发行纸币、令实际工资缩水、提高生活费用、剥夺小资产阶级的财产等；另一部份则希望以紧缩来解决，亦即由工人来承受的削减开支（降低薪资）、扩大失业、小农生产者及城镇小资产阶级破产。 无论哪个办法，都意味着被剥削者加剧的苦难。从这两个资本主义的办法中挑一个，等于从两种工具当中选一种，以备切断工人的喉咙。 野蛮的紧缩是法国资本家的第一步计划。工人们被剥夺了失业救济；社会保险受到威胁；薪资削减。政府雇员已经受到影响，接下去是小农。 这毫不妨碍资产阶级明天将采取另一个通货膨胀的手段，只要有利就行。希特勒德国就是一个例子。被剥削者一定要大力反击资产阶级的计划！ 针对削减他们的生活资料的紧缩计划，工人必须针锋相对地提出自己的根本改造社会关系的计划，亦即彻底“紧缩”这些剥削整个国家的乌斯特里克们和斯塔维斯基们[2]一伙的特权和利益！这是唯一的得救之道。 3、废除“商业秘密” 要找到一个有利于劳苦大众的解决方案，我们就必须立刻拟出资本主义破产的无情的结算表，为所有阶级、所有社会群体的收支列出清单。 对于无产阶级，所有类型的被剥削者来说，这并不困难。工人的工资记录在资本家的账簿上。至于支出，小商人每周都做登记。农民，手工业者，小商人，小职员的收支，对任何人都不是秘密。贪婪的银行通过抵押贷款精确地估算出小农破产的增长率！ 但是资产阶级，这些真正的剥削者，小心翼翼守护自己的秘密。这些通过直接拥有全国十分之九的总产量而居于支配地位的托拉斯，垄断企业，大公司，决不会给出他们盗窃的账目。 这个剥削集团以“商业秘密”的神圣不可侵犯来给自己打掩护。 商业秘密无非是一个主宰穷人生活，掩饰那些藏在“全民福利”和“国民经济”外衣下的斯塔维斯基们和汪代尔们[3]之流富人的所有银行、工业和商业事务的诡计罢了。 打倒商业秘密：那些强要他人牺牲的人，必须着手提交他们的账簿。这样一来，他们的欺诈行径将被公之于众！ 4、工农监督银行和工商业 资产阶级民主给予劳动群众用投票箱对他们的领导人进行政治监督的伪装。只要这么做无害，资产阶级就允许这种民主。但绝不允许对它的经济管理方面——亦即剥削的基础——有一点点的监督，其结果导致无政府状态、破产和群众的贫困。 寄生的股东们有权知道使他们更富有的商业是如何运作的。而工人，被剥削的生产者，却只能服从并且闭上嘴；他只不过是机器的一部分。 但工人们想要了解这架机器的全貌。只有他们能够判断它的机能。让我们创立劳动人民的坚决控制，以取代资本主义的管理规则。 工厂委员会，农民委员会，小职员、雇员的委员会，在正直的、忠诚于工人群众的技术员、工程师和会计师的帮助下，可以非常容易地废除剥削者的所谓的“商业秘密”。用这种方法，我们一定能够建立起对银行和工商业的公开的监督。 5、致工人们！ 在这个总要求下，共产主义同盟代表工人为如下措施而奋斗： ㈠一周工作四十个小时，加薪。工人监督将会证明生产力的水平容许缩减工作日。为劳动人民的物质和精神利益而增长工资，并由冶金联合会（ComitedesForges）、煤矿联合会（ComitedesHouilleres）、菲纳利们（Finaly）、施耐德们（Schneider）和斯塔维斯基们之流的巨头来承担。 ㈡真正的社会保障。首先是失业保险。每年至少一个月的假期。使一个人在五十岁以后足以维持生活所需的养老金。 ㈢同工同酬。废除强加在妇女、年轻人、外国人和殖民地居民身上的超级剥削。 ㈣工作的女性与男性享有同等工资和同等权利。保护孕妇，给予额外的休假。 ㈤年轻人与成年人同酬。学习和学徒期的延长由集体开支来承担。专门的保健措施。 ㈥废除所有针对外国人和殖民地工人的特别立法。 6、银行、重点产业、保险公司和运输系统国有化 在当前，是银行指挥并实际控制着整个国家经济。但假如劳动人民接管了银行，并通过这个工具开始管理工业、运输和商业，将可以立即提升总体生活水平。 要使经济以广大劳动群众和所有人的福利为目标，前提条件就是将银行、大工业、运输系统和保险公司国有化。 国有化应当不给予大资本家任何赔偿，这些资本家多年来靠着吸无产阶级的血来致富，并且只能带来不幸和经济混乱。 对重要的生产手段和流通手段的国有化，绝不意味着摧毁小农、商业和手工业。恰恰相反，是享有特权的垄断公司扼杀了小企业。 小企业必须保留其自由。工人把大公司国有化之后，则能够帮助他们。在以银行、托拉斯和股份公司等等积累起来的巨大财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将容许制定一个生产和分配计划，由国家直接向小生产者提供订货、原材料，并以完全有利的条件提供贷款。因此农民将可以低价获得农业机械和肥料。 由工人进行国有化，意味着摧毁大规模私人垄断，支持小企业，为广大生产者的利益重新分配产品。 7、外贸垄断 所有的外贸必须由国家经手。这样一来，贸易将不再受控于私人垄断，后者在罔顾消费者利益的情况下控制进出口。对国民生产和世界市场之间所作的这一干预，将为广大群众带来无法估量的好处。因此，只有工人所统治的国家，才能真正为全体的利益而控制外贸。 8、工农联盟 农民占了法国将近一半的人口。工人政府必须同时依靠城乡被剥削的农民和工人。我们的纲领应同样满足广大农村群众与工人阶级的需要。 我们确信最终的目标，是实现工业也实现农业的集体化，这是进步的较高形式。但无产阶级不能把这个目标强加给农民。他们只能推动朝这一目标演进。无产阶级只能就这个方向提出建议，并且接下来通过同样受资本主义剥削者们所压迫的工农的共同经验来完成它、纠正它，并拓展它。我们一定要首先保障农民能够有真正的机会来决定自己的命运，决定如何运用他们的力量和财产，表现他们在农业经营方法上的偏好，让他们通过自己的判断来选择何时从个体经济过渡到集体经济。 农村人口远不是同质的。统治阶级及其御佣教授们小心翼翼地隐瞒起这样一个事实：极少数人垄断了大部分的土地，并把最好的农业生产资料（机器、拖拉机、牲口，等等）集中在自己手上，更别说信贷来源了。 我们提议为立刻落实以下措施而斗争： ㈠农业工人和城市工人享有同样权利。订立有关合约、工作日及每周休息日、社会保障（包括失业保险）的专门法律。劳动法必须全面适用于农业工人身上。 ㈡为集体农业、合作农业和小农经济的利益征用大型财产，地产和模范农场。 ㈢废除佃农奴役制。由各省选出的农民委员会修订现行租约。 ㈣重新修订抵押贷款利息。延期偿债。停止所有起诉，停止取消抵押品赎回权。 9、为了全体的社会服务事业！ 国家的大机构（邮局，关税，教育等）剥削着数百万的劳动者，为资本主义的利益而运行。最近的丑闻已展现了高官之中盛行的腐败。 政府的小雇员们同样受到那些腐败和贪污的官员们的剥削。这些官员利用他们的官职放任有产阶级更进一步地压榨工人。 我们一定要进行彻底的清除。政府小雇员的工会和委员会与所有被剥削者联合起来，将能实施必要的改造，以建立起由劳动群众来运行，并且为了劳动群众而运行的，真正的社会服务事业。 10、解散警察，支持士兵的政治权利 政府从穷人、被剥削者、和各种人民那里勒索了数十亿法郎，用来发展和武装它的警察、别动队（gardesmobiles）和军队。一句话，不仅发展内战，而且筹备帝国主义战争。成千上万的青年工人被动员参加海陆军，并被剥夺了所有权利。 我们要求解雇反动的、法西斯主义的军官和士官，他们是军事政变（coupd’état）的工具。另一方面，武装的工人必须保有一切政治权利，并且由通过专门会议选出的士兵委员会来代表。这样，他们将与劳动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并把他们的力量跟组织并武装起来的人民相联合，来对抗反动势力和法西斯主义。 所有的警察——作为资本主义意志、资产阶级国家以及腐败政客集团的执行者——必须解散。由工人民兵来执行治安的职责。废除阶级法庭，所有法官由选举产生，将陪审团制度推广运用于所有大小罪案；人民将自己来做出审判。 11、民族自决与分离的权力 强盗式的凡尔赛和约，不论对全欧洲的工人，还是对那些“战胜“国、法国来说，都是残暴恶行的源泉。靠着这一和约所造就的国际关系，资产阶级兼并了亚尔萨斯－洛林[4]，甚至没有像萨尔地区[5]那样举行当地公民投票。这导致了今日的战争。 法国资产阶级不仅间接地压迫整个欧洲，而且损害和镇压庞大的殖民地。为了所有受法国大资本家——汪代尔们、米其林们、巴黎银行和其他资本家——压迫的人民，为了亚尔萨斯－洛林以及印度支那、摩洛哥和马达加斯加的人民，我们要求完全的自决权，包括分离的权利，假如当地人民希望分离的话。 法国的劳苦大众对于帮助法兰西银行维持对其他人民的统治没有兴趣。相反，通过为自己的斗争赢得盟友和支持者，劳苦大众同时也为争取解放的斗争助上了一臂之力。 12、反对战争，支持社会主义的欧洲联邦 为了改造社会并使它摆脱混乱，我们首先必须将它从战争中解救出来——资产阶级想要重新把它推入这场战争。 为防范德国法西斯主义的行动，法国资产阶级建立了忠于可耻的凡尔赛和约的同盟国政策。法国利用国际联盟——贪婪的资产阶级的集合体——以和平主义面纱遮掩它的行动，同时把军备竞赛的开支重负加在劳动人民身上。为“安全”而维持“防御状态”的谎言，使得沙文主义狂热得以发挥作用，以便在来日把这个国家狠狠推向大屠杀。 无产阶级，农民，小商人，手工业者和政府雇员只有通过建立自己控制的各种形式的组织，通过揭露秘密外交，通过以一切手段反对备战，通过从帝国主义手中夺取统治权，才能避免这样的前途。 只有革命的法国劳苦大众的胜利，才能扫除帝国主义战争的一切可能，并且唤起欧洲和殖民地的被奴役的人民。协议和条约将会化为尘土；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案，正如早在1919年已被证实的，就是：社会主义的欧洲联邦。 反对帝国主义集团的政策，反对国际联盟的和平主义谰言，反对战时秘密外交和军备狂热！在这古老的欧洲大陆，新的战争处处带来分割、军事化、血腥以及彻底毁灭的威胁，我们高举唯一的解放旗帜，那就是工人和农民的欧洲联邦，苏维埃国家的兄弟般的联盟！ 13、保卫苏联 对每一位无产者来说，朝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就是无条件保卫苏联，在废除了大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的基础上，1917年十月革命在那里创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经验的伟大根基。 反对苏联的斗争仍然是世界帝国主义反动的重要目标。 法国的劳动者将以揭露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计划来保卫苏联。协议和条约无法有效地保卫苏联无产阶级，要以革命的斗争推翻其它国家的资产阶级才行。 法国与俄国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将壮大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与巴尔都（Barthou）、塔迪厄（Tardieu），赫里欧（Herriot）[6]及其帝国主义同伙们妥协则不然。 只有靠这些广泛的措施，才能使群众从苦难中得救，并引导他们走向社会主义。从今而后，所有的劳动者一定要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大力斗争。 此外，这些措施能否充分实施，不是靠个人行动，也不是靠某组织或其它组织的活动；只有通过掌握了全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力的国家政权才能做到。国家权力掌握在谁的手中？这就是全部问题所在！ 14、打倒资产阶级“权威国家“！拥护工农政权 资产阶级已开始执行改造国家政权的计划，以便一劳永逸地清除工人的一切反抗：缩减民选机构的权力（国会和市议会），乃至彻底禁止这些权力，无产阶级感到了压力，即便是通过扭曲的方式。 资产阶级正设法将行政权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这些人靠着野蛮、不受控制、且耗费高昂的行政、军事和警察机构，强制实施他们的决定。 资产阶级计划中的“权威国家”（authoritativestate），矛头直指被剥削者，必定要遭到劳苦大众毫不留情的进攻。 资本主义寡头统治使社会腐化并将之引向毁灭。只有把未来抓在自己手中的劳动群众，在强有力的革命攻势中，才能积极有力地并且以钢铁的意志创建必要的强大政权，将社会拯救出来。 资本主义国家为大剥削者服务。我们的任务则是以工人的和农民的无产阶级国家取代它。我们的任务是在这个国家建立劳动人民的统治。我们声明，这不是什么次要的“改进”，正相反，必须以劳动人民的多数人的领导和掌权取代资产阶级的少数统治。 为此，必须有工农联盟。反动份子企图以“无产阶级专政迫使农民隶属于工人”的鬼话来吓唬农民。但事实上，无产阶级假如孤立于农民，就不可能实现无产阶级国家。 苏联十月革命的例子对我们是有益的。不过，在法国，我们能够比我们的俄罗斯兄弟们做得更好，避免他们的一些错误。法国的经济水平较高，而我们希望采取符合我们国家实际情况的行动。在一个明确而又严谨的纲领，以及无产阶级和被剥削农民之间相互密切了解的基础上，无产阶级专政是能够建成的。 农民是分散的。这是农民在政治上无力的原因之一，尽管它人数众多，在生产上相当重要。农民只有与工人联合起来反对资产阶级，才能取得政权。 15、为工人的与农民的公社而斗争 只有当工人阶级表现出它的力量、坚定的首创精神和贯彻这个纲领的能力，工农联盟才会实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首先为（工人的）联合行动创造条件。 必须组织起工人政党和工会的联盟，必须把所有劳动人民的力量联合起来。 应当组织全国性的工人联盟委员会、地区委员会、地方分会。通过工人选举创立工厂委员会。 工人联盟委员会所带来的冲击，它们在群众中的威信，将会激励农村的劳动人民组织起自己的农民委员会。 在反法西斯主义、反对反动份子和反战的斗争中，无产阶级接受小资产阶级群体的援助（和平主义者，人权同盟，共同阵线等），但这类联盟是次要的。首要的是，我们的任务在于确保工厂里和工业中心的工人区的工人阶级自身的联合行动。重要的工人组织（共产党，社会党，总工会，统一总工会[7]，共产主义同盟）的联盟要想有革命的意义，就应创建如下机构： 1、代表群众本身的斗争委员会（苏维埃的胚芽）; 2、工人民兵，即便是由不同党派和组织成立的，行动上仍始终一致。 要增强工农两者的斗争，工人委员会就要和农民委员会建立密切的合作。为了成为群众性的反法西斯的机关，在斗争期间，这些工人委员会和农民委员会一定要成为由群众直接选举的组织，成为工农的权力机关。在此基础上，无产阶级政权将创立起来以反对资产阶级政权，工人和农民的公社将获得胜利。 16、单一的国民代表大会 因此，我们是工农国家的坚定不移的信奉者，它将从剥削者手中夺得政权。争取工人阶级多数盟友支持这一纲领，是我们的首要目标。 另一方面，只要工人阶级多数仍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的基础上，我们则准备尽全力保卫它，反抗来自波拿巴主义[8]和法西斯资产阶级的狂暴攻击。 但是，我们要求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的阶级兄弟们，要忠于自己的思想，要从1793年的国民公会[9]而非第三共和国的思想和方法中获得启示。 打倒参议院，它是通过限制选举权（limitedsuffrage）所选出的，它使普选权成了纯粹的假象。 打倒共和国总统制，它充当了军国主义势力和反动势力集中的藏身地。 应当建立一个结合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单一的国民代表大会。每两年选举一次代表，年满十八岁即享有普选权，不得有性别或国籍歧视。代表应以地方议会为基础选出，可随时由选举人撤换，并且领取熟练工人的薪水。 这是唯一能够领导群众前进而非后退的措施。一个更充分的民主制度，将有助于推进为工人政权的斗争。 当我们与敌人展开不可调和的斗争时，如果“民主”社会主义（法国社会党）[10]——我们在原则和方法上都与它大相径庭——获得了多数人的信任，我们也准备并将始终准备去捍卫法国社会党政府，对抗资产阶级。 我们要达到目标，不是通过不同的劳动者团体之间的武装冲突，而是通过真正的工人民主；通过宣传以及忠实的批评；通过大多数无产阶级在真正共产主义旗帜下的自愿重组。 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的工人们应当进一步认识到：保卫民主是不够的；必须恢复民主。政治重心从议会移向内阁，从内阁移向金融资本寡头、将军、警察部门，是一个既成的事实。不论是当前的议会，还是新的选举，都不能改变这一点。我们可以保卫这民主的残余，尤其是我们可以为群众的活动而扩大民主的舞台，这只有通过彻底击败武装的法西斯势力才能做到——1936年2月6日起，武装的法西斯势力已开始，并且至今仍在转移国家的轴心。 17、资产阶级决不会自愿认输 资产阶级决不会心甘情愿地赞同那些能够使社会脱离混乱的措施。它想要永葆一切特权，而为了保护这些特权，它开始用上法西斯匪帮。 我们的口号，不是要金融资本家手下的警察去解除金融资本家的法西斯匪帮的武装。我们拒绝散布这一罪恶的幻想：“资产阶级政府能够切实着手解除资产阶级队伍的武装。”被剥削者一定要起而抵御资产阶级。 将无产阶级武装起来，将贫农武装起来！ 人民的反法西斯民兵！ 一旦工人武装起来并领导群众，仅占人口极少数的剥削者们在内战发动之前就将退缩，法西斯与反动派的队伍就将丧胆。 一旦工人们开始这样行动，就能把更大部分的劳动人民出身的士兵和水兵们——我们的宣传一定会不断令他们想到自己的出身和阶级义务——争取到工人的事业中来，站到劳动群众一边来对抗反动和法西斯的军官。这些人要利用他们去对抗自己的阶级。 这是一个巨大的任务，但它是得救的唯一道路。共产主义同盟指出这个方向。 社会要靠你们的劳动才得以存在。而由于统治的资产阶级不愿放弃他们手上任何一丁点令人憎恨的特权，这个社会正腐烂下去。为了保住特权，资产阶级正准备以法西斯的队伍来威胁你们的生命。 在2月12日[11]，你们展示了自己的力量，和不向暴力低头的决心。但是那一天，你们的领导人却背叛了你们；他们没有为你们提出任何明确的口号，任何严肃的斗争前途。为了增强你们力量，为了捍卫你们活下去的权利，为了结束使一小撮无耻的剥削者发财致富的劳作——准备你们的革命，参加共产主义同盟的行动吧！ 注：《法国行动纲领》是法国共产主义同盟（theCommunistLeagueofFrance）——国际共产主义同盟（InternationalCommunistLeague，ICL）的分支——的文件，以同盟名义发表的这一文献的主要思想源自托洛茨基。在他忙于找到一个居住地的繁忙的几星期当中，他一部份一部份地口授给秘书，最后整篇由他编辑过。这份纲领是对1934年2月6日之后发展起来的革命前夕局势的回应，当时法西斯主义与反动团体在下议院举行了一场反对达拉第政府的示威。法国工人的答复，就是在2月12日发动为期一天的全国总罢工和示威游行。法国迅速分化，政府右转，杜梅格取代达拉第担任总理，冀望产生一个“强力”政府。法国共产主义同盟一度大力鼓动的统一战线的观点，现在基本上为各工人阶级政党和工会所认同。《法国行动纲领》就是为了给既定的统一战线提供政治内容与目标而制订的。它也可以看作1938年第四国际成立大会所采纳的《过渡纲领》的一个早期版本，不过，当然后者是关乎国际范围的，而不限于单个国家。 [1]1934年2月，奥地利无产阶级武装起来与陶尔斐斯政权英勇斗争，但是失败了。 [2]阿尔贝·乌斯特里克（AlbertOustric）是法国银行家，很多银行因其投机买卖而破产，并导致塔迪厄内阁于1930年垮台。斯塔维斯基（SergeAlexandreStavisky）是另一个金融家，他搞暗箱操作，包括向警察机关和资产阶级政客们广泛行贿。他于1934年1月的神秘“自杀”令他在肖当政府里的朋友大为难堪而下台，这一丑闻也被右翼利用来煽动，企图制造1934年2月6日的未遂政变。 [3]汪代尔（deWendel），法国大资产阶级家族——译注。 [4]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位于法国、德国、比利时和瑞士边界。1871年德国在普法战争中击败法国后，抢占了该地区。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时，该地区按“凡尔赛条约”被判予法国。在两种场合下甚至都不曾过问当地居民。 [5]萨尔（Saar），德国西部地区，欧洲最富饶的煤田之一。18世纪时，它是法国的一部分，接着由普鲁士和巴伐利亚按1815年巴黎条约瓜分。“凡尔赛条约”将萨尔地区由德国划出，以国联的名义取得管理权，煤矿归法国控制。1935年3月的全民公决中，绝大多数人口投票重归德国，尽管纳粹随后控制了德国。 [6]让·路易·巴尔都（JeanLouisBarthou，1862-1934）是杜梅格政权的外交部长。他是法国重要的“集体安全”拥护者，曾准备容许苏联加入国际联盟，之后，1934年10月，他和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一世在马赛被暗杀。安德烈·塔迪厄（AndreTardieu，1876-1945）是反动政客，在杜梅格政权中曾负责准备法国宪法的修正案，以加强国家，也就是限制民主权利。爱德华·赫里欧（EdouardHerriot，1872-1957）是资产阶级激进党领袖，1920年代曾非常明显地认同寻求与社会党结盟的政策——人民阵线的一种早期形式。托洛茨基写过一本小册子谈到他，“爱德华·赫里欧，持中庸之道的政治家”（1935年11月7日）。 [7]总工会（TheGeneralFederationofLabor，CGT）是法国主要的工会联合会，受改良主义领导层控制。1921年分裂的结果，形成了一个更激进，但规模较小的竞争对手，统一总工会（theUnitaryGeneralFederationofLabor，CGTU），直至1936年双方重新合并。 [8]1930年代期间，波拿巴主义（Bonapartist）是托洛茨基著作的一个核心概念。从他的《波拿巴主义和法西斯主义》（1934年7月15日）一文，可以找到他对“资产阶级波拿巴主义”的简明解释。他对苏联的波拿巴主义的分析，见他的文章《工人国家，热月和波拿巴主义》（1935年2月1日）。 [9]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从1870年路易·拿破仑倒台直到1940年德国击败法国——被革命者视为资产阶级腐败和伪善的缩影。它和1793年相比截然不同，当时的法国资产阶级还是革命的。 [10]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ectionFrançaisedel'InternationaleOuvrière，SFIO）代表工党（社会党）国际的法国支部，正式名称为社会党。共产党的正式名称是共产国际（SFIC）法国支部，但这里所用的英文缩写是CP。 [11]1934年2月12日那天，工人以总罢工抗议2月6日法西斯的示威。
列昂-托洛茨基：民族主义与经济生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相关链接：民族主义和经济 民族主义与经济生活 列昂-托洛茨基 意大利法西斯声称民族“神圣利己主义”是唯一的创造性因素。在把人类历史简化为民族的历史之后，德国法西斯进一步把民族简化为种族，把种族简化为血统。此外，在那些政治上还没有兴起——或更确切地说是蜕化为——法西斯主义的国家中，经济问题越来越被迫纳入到民族的框架中。并非所有的国家都有勇气在它们的旗帜上公然写上“独裁”二字。但各地的政策的都正在尽可能地像种族隔离一样，把民族生活与世界经济疏离开。仅仅20年前，所有的教科书都说，产生财富和文化的最强大的因素，是基于人类在自然的和历史的条件下发展所形成的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分工。但现在变成了世界范围内的交流是所有不幸和危险的来源。回家吧！回到民族家园中吧！我们不仅必须纠正美国海军佩里将军打破日本传统“专制”统治的错误（译者注：日本历史上著名的“黑船来航”，美国海军准将佩里（MatthewPerry）率领4艘炮舰于1854年强迫日本开放贸易）；同时还必须纠正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所犯下的更大的错误，是他使得人类文明领域如此过度扩张。 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所发现的“民族之不朽价值”正与19世纪所创造的“虚伪的价值：民主和社会主义”进行着决死对抗。由此我们进入了与旧的初级读物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更糟糕的是，步入了与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只有恶意的无知才能在民族和自由民主之间形成如此鲜明的对照。事实上，现代历史上以荷兰独立斗争为肇端的所有解放运动都兼有民族和民主的性质。为将被压迫和被分裂的民族唤醒，从而使他们的斗争统一起来而摆脱外族统治；如果没有一场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是不可想象的。法兰西民族就是在18世纪末所爆发的民主革命风暴中得以统一。而意大利和德意志两个民族国家也是从19世纪的一系列战争和革命中所形成的。而美利坚民族的强有力发展也是始于18世纪的起义而得自由之洗礼，后于内战中北方对南方的胜利而得以最终保证。即非希特勒也不是墨索里尼发现了民族。现代意义上的——或更确切地说资产阶级意义上的——爱国主义是19世纪的产物，法国人的民族意识也许是最保守和最稳定的，但它恰恰就植根于民主的传统之中。 世界经济的增长 但是，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早已推翻了中世纪的“排他主义”，也不可能止步于民族的边界。世界交流的发展和民族经济的形成是平行发展着的。这种发展的趋势——至少对发达国家而言——通过经济重心从国内市场向国外市场的转移而得以表现。19世纪是以民族的命运和经济生活的命运相互的融合为标志，但我们这个世纪的基本趋势却是民族和经济生活之间日益增长的矛盾。 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其中最有活力的一个因素。在19世纪中叶，德国人认为自己被圈禁在几十个封建邦国的笼子之中。德意志帝国建立后不到40年，德国工业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被严重窒息。世界大战（译者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根源之一是德国资本在争取突破到更广泛的领域。希特勒作为一个下士在1914年至1918年参与的斗争的目标不是统一德意志民族，而是在著名的“统一欧洲”的口号下为建立超民族的帝国的计划而战。如果欧洲在德国军国主义的统治之下统一起来，欧洲将需要为完成一个更大的任务——统一整个地球——而成为练兵场。 但是德国并不例外。她只是以比其他民族的资本主义经济更激烈的和更具侵略性的形式表达而已。这些趋势之间的冲突导致了战争。确实就如所有的历史宏剧一样，战争所导致的诸多方面的历史问题也附带地促进了欧洲较落后的部分——沙俄和奥匈帝国——的民族革命。但这些都只是对已经过去的一个时代的迟来的回声罢了。从本质上讲，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性质的。试图用致命的和野蛮的方法解决历史进步发展的问题——即把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形成的各地区经济生活组织起来。 没有出路 不用说，战争并没有成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相反，它使得欧洲的分崩离析变得更为严重。这加深了欧美之间的相互依存；但同时，也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对立。它推动了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发展，同时也在殖民地市场中加深了中心城市间的相互依赖。由于战争，过去所有的矛盾被进一步激化。在战争结束后的前几年里，当欧洲处在美国的援助下从上到下忙着恢复其被破坏的经济，人们可以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恢复的生产力必然意味着重新兴起导致这场战争的所有邪恶因素。当前的危机综合了过去所有资本主义的危机，也标志着民族经济生活的危机。 国际联盟试图将军国主义的方式转变为外交的方式来解决战争未能解决的任务。鲁登道夫（译者注：里希-鲁登道夫（EricLudendorff）德国元帅）未能用剑“统一欧洲”，布里昂（译者注：阿里斯蒂德-布里昂（AristideBriand），法国外交家，国际联盟发起人之一）企图用如饴的外交手段来建立“欧洲合众国”。但是，一系列无休止的政治、经济、金融、关税、货币会议所展现给我们的是，在时代所赋予的不可推延和急迫的任务面前统治阶级无耻的破产。 理论上这一任务可以归纳如下：当要确保所有居住在欧洲的人都能享有文化发展的完全自由之时，欧洲又如何得以保证作为一个完整的经济体？统一的欧洲如何融入整合的世界经济之中？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也许并不是将民族神圣化，而是与此相反，需要完全解放民族国家强加给生产力的束缚。但是，欧洲的统治阶级由于军事和外交方法均遭破产而士气低落，从相反的方向来处理今天的任务；也就是说，他们企图用武力使经济从属于过时的民族国家。古代希腊传说中，强盗们将人置于床上而锯成一致尺寸的故事正在以更大的规模重现。不是给现代技术提供更大空间使其发挥，而是统治者把活生生的经济有机体切分为碎片。 在最近的一次施政演讲中，墨索里尼欢呼“经济自由主义”的死亡，即自由竞争专制统治的死亡。这个观念本身并不是一个新问题。自把自由竞争打入冷宫之后，早已进入了托拉斯、辛迪加和卡特尔的时代。但托拉斯比自由资本主义的企业更难以与受限制的国内市场调和。随着民族的市场从属于世界经济，垄断相应地吞噬着竞争的份额。经济自由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同时成为过时的东西。试图通过接种民族主义尸体上的病毒上来挽救经济生活最终导致的是“血液中毒”——法西斯主义。 人类希望使用最少的劳动付出而获得数量上尽可能多的产品推动着历史的发展。这一促进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也为我们评价社会制度和政治纲领提供了最深刻的标准。劳动生产力的法则对人类社会来说犹如万有引力法则对于力学一样重要。“年久失修”而丧失社会功能的旧社会形态的消失只是体现了残酷的社会法则，该法则决定了奴隶制取代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封建制取代奴隶制、雇佣劳动制取代封建制的历史进程。劳动生产力的法则从来不是呈线性发展，而是以一种更为矛盾的方式向前推进，忽而高歌猛进，忽而曲曲折折；甚至会陡然间跨越地理意义上、人类学意义上的尺度，而突破旧有“规则”的限制。 19世纪实现劳动生产率最有效的主要形式是自由竞争，这使得资本主义经济在周期性波动中保持动态平衡。但是，恰恰是因为竞争的进步作用导致了骇人听闻的托拉斯和辛迪加的集中，而这又意味着经济和社会矛盾的集聚。自由竞争就像母鸡一样最终发现从蛋中孵化出的不是小鸡而是一条鳄鱼，也难怪她无法掌控她的后代！ 经济自由主义完全过时了。这就好比莫希根人(译者注：美国印第安人)对于自然界中各种力量会相互自动转化的信念越来越淡。需要新方法去使得摩天大楼般的托拉斯能符合人类的需求。社会和经济结构必须发生彻底的变化。但是，新的方法会与旧的习惯产生冲突，更重要的是会与旧的利益产生冲突。劳动生产力的法则会痉挛般突破它自己所产生的障碍。这也就是现代经济体系危机的核心所在。 一个悲剧性的悖论 保守的政治家和理论家不知道民族和国际经济的破坏性倾向，倾向于得出结论认为技术的过度发展是目前罪恶的主要的原因。很难想象一个更悲惨的悖论！法国政治家和金融家约瑟夫-卡约（JosephCaillaux）在机械化的过程中，看到人为的局限性中拯救之途。因此，自由学说的开明的代表们从100年前捣破织造机的无知的工人的情绪中突然得到了灵感。如何使得经济和社会关系与新技术相适应的发展任务被颠倒过来成为如何限制和削减生产力以使之适应旧的民族界限和旧的社会关系。大西洋两岸绞尽脑汁设法把鳄鱼放回鸡蛋。超现代化的经济民族主义无可挽回地注定了其本身的反动性质，它阻碍和降低了人类的生产力。 该封闭经济政策意味着人为地限制这些能够成功地给其他民族经济和文化提供养分的工业部门，这还意味着人为扶植那些在民族土壤上缺乏有利条件进行增长的行业。经济自给自足的幻想在两个方向上产生巨大的间接支出。除此之外是通货膨胀。在19世纪，黄金作为一种普遍的等价物成为名副其实的所有货币体系的基础。脱离黄金标准比关税壁垒更为成功地把世界经济撕裂成碎片。通货膨胀本身就是内部关系紊乱和民族之间的经济关系混乱的反映，通货膨胀加剧了混乱，并帮助把它从功能性的缺损转化成有机性的。因此，“民族”货币体系使得险恶的经济民族主义工作圆满完成。 该学说最勇敢的代表们用民族的前途来自我安慰，在封闭的经济体系下会变得更加贫穷,变得更加“统一”，世界市场的重要性在下降，与外部冲突的理由也将减少。这种希望只能证明独裁的教条是完全反动的和空想的。事实是，民族主义滋生之地也是今后冲突的可怕实验室，帝国主义已经像一只饥饿的老虎一样缩回到本民族的巢穴以便聚集自己的力量进行一次新的跳跃。 资产阶级的理由 实际上，似乎立足于“永恒的”种族法则的经济民族主义理论只是表明了世界危机事实上是多么令人绝望——这是将不得不做的事情伪装成大发善心的又一个经典案例。正如失事列车上的旅客在荒废的小车站中坐在光秃秃的长椅上战栗，却不得不尽可能保持坚忍以互相抚慰他们正在遭受创伤的身心。但是，事实上这些人都梦想着能有辆火车将他们带到一个新的地方，在那里他们可以在干净的床单上舒展他们疲惫不堪的身躯。所有国家的商业界现在唯一的指望是在本民族市场这张木板硬床上支持下去，无论如何要生存下去，即使处于昏迷的状态中也要生存下去。但所有这些被迫的自苦者们向往的是一个新的世界“转机”，一个崭新的经济阶段。 这一崭新的阶段会到来吗？由于当前的整个经济体系结构性扰乱，如果这不是完全不可能，那至少进行如此的预测也是困难。旧的工业周期，如健康身体具有稳定的心跳和脉搏。自从大战以来我们不再能看到经济秩序的有序；旧心脏出现了心率不齐。此外，还有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在无休止的利益面前和社会的危险的驱使下，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干预经济领域，但在多数情况下它本身不能预见其影响。即使不考虑有可能爆发新的战争，战争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扰乱基本经济力量的发挥作用以及有意识地计划控制，但我们可以预见到从危机和萧条趋向复苏的转折点，无论在英格兰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在美国是否已出现复苏的迹象，但时间会证明第一批燕子们并没有带来春天。危机破坏性的作用如果还没有达到其顶点，那么它就一定会达到这一顶点，即贫困的人类需要大量新的物品。烟囱将重新，车轮将重新转动。只有当复苏达到足以明显时，商业界才回摆脱昏迷而且迅速忘记昨日的教训，将自我否定理论及其作者们轻蔑地抛弃到一边。 但是，即将来临的复苏将对解决目前的危机则将是一个最不切实际的妄想。童年时、青壮年时和衰老时的心跳的频率是截然不同的。在资本主义的上升阶段，接连不断的危机有着短暂的特点和临时生产的下降，而在下一阶段就能得到补偿并且补偿的比原来还要多。现在却不是这样。我们已经进入一个经济复苏昙花一现，而萧条变得越来越深重的时期。瘦牛不知疲倦地吞噬着，但肥牛却仍然饥肠辘辘而叫个不停。 一旦经济气压的指数继续上升，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到那时都将变得更加具有侵略性而且毫无耐心。争夺国外市场的斗争将变得空前尖锐。专制所具有优势的虔诚的想法将立刻被抛在一边，实现民族内部和睦的传说也将被扔进废纸篓中。这不仅适用于带有爆发性的德国资本主义或迟来的却贪婪的日本资本主义，而且还适用于尽管有着新的矛盾但仍强有力的美国资本主义。 美国代表了最完美的资本主义发展类型。其内部相对均衡和似乎取之不尽的市场保证美国对欧洲具有决定性的技术和经济优势。但其干预世界大战的事实却说明内部平衡已经被打破。由战争引入的美国结构所带来的变革影响了全世界同时也给美国资本主义本身带来了生死存亡的问题。有充分证据表明，这个影响具有极端的戏剧性。 劳动生产力的法则在北美和欧洲的相互关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并总体上决定了美国未来在世界上的地位。美国佬适应劳动生产力法则的最高形式被称为储运、标准、或大规模生产。看来阿基米德撬动世界的杠杆支点已找到。但是，旧的星球拒绝转动。每个人保护自己以反对别人，用关税壁垒和刺刀藩篱来保护自己。欧洲既不购买任何商品也不支付任何债务，相反还进一步武装自己。饥饿的日本用可怜的五个师就控制了一个国家。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面面对低得多的技术所形成的障碍似乎突然无能为力了。劳动生产力法则似乎失去了力量。 但是，这只是看起来如此。人类历史的基本法则必然会对派生的和次级的现象进行报复。迟早美国资本主义会以我们整个地球的长度和广度为标准为自己开辟道路。通过什么方法？通过所有的方法。生产力的高系数也意味着破坏性力量的高系数。我鼓吹战争吗？绝对不。我不是鼓吹什么。我只是试图分析世界局势，并从经济机制中得出结论。当他们的观念或偏见与事实以及趋势发生矛盾的时候，没有什么比"鸵鸟政策"的躲避心理更为严重怯懦和糟糕的。 只有在世界发展的历史框架内，我们可以指出法西斯主义的适当位置。它并不具有什么创意，也没有什么独立性。其历史使命可以简化为理论的荒谬和经济实践的僵局。 经济民族主义在它的时代促进了人类的向前发展。即使是现在，它仍然能够在东方的殖民地民族中发挥进步的作用。但是，腐朽的法西斯民族主义为世界舞台准备了火山般爆发的巨大冲突，结果只有毁灭。我们在过去25或30年里在这方面的拥有的所有的经验与迫在眉睫的地狱乐章相比将只是田园诗的序曲。这一次，它带来的不再是一个暂时的经济衰退，而是完全的经济崩溃和整个文化的毁灭，除非艰苦奋斗而富有思考的人类能够及时驾驭生产力的缰绳并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上正确地组织所有力量（以防止这一局面的出现）。 原载于1934年4月《外交事务》（ForeignAffairs）
中派主义与第四国际（托洛茨基，1934年2月2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中派主义与第四国际 托洛茨基（1934年2月23日） 说明：※为英文不明处——录入者注。 （一）继德国事变而来的奥国事变，在『典型的』改良主义上边画了一个最后勾销的记号。此后只有那些英美工会主义的最愚蠢的领袖们以及他们的法国的信徒约奥，第二国际的主席樊迪文，和类似的政治怪物，还敢公开宣传和平发展的前途，民主改良，等等的主张。极大多数的改良主义者现在都意识地带上新的颜色。改良主义让步于无数不同阴影的中派主义，这中派主义现在正盛行于大多数国家的工人运动中。这给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造成了一种完全新的——并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又是空前的——工作形势。新的国际很可以借着这个目前盛行的倾向与组织而得到发展。同时，革命的国际除过不断地与中派主义斗争外，没有别的法子来造成自己。在这种情形下，思想上的不妥协与联合战线的柔性政策，是达到同一目的的两种武器。 （二）我们首先必须知道现代中派主义的最明显的特性。这是不容易的事：第一，因为中派主义的结构之无定形因而很难达到积极的结论，所以它的特点最明显地表现于它缺乏什么而不是表现于它含有什么；第二，因为工人阶级的大众从未像现在这样地酵动（※），所以中派主义也从未像现在这样的表现出长虹的各种颜色。政治的酵动，就这字的严格意义说，意思是重新排列队伍，是在马克思主义与改良主义这两极之间的转变；这即是说，经过中派主义的各阶段。 （三）无论中派主义（它必然地经常含有一种『关节』※的性质）的一般定义怎样难下，但我们能够而且必须指出那些从第二第三国际的溃崩中分解而成的各中派主义集团的明显的性质和特点。 （ａ）在理论上说，中派主义是两面性的，是折衷主义的；它尽可能地逃避理论的责任，并倾向于（口头上）把『革命的实际』比革命的理论看得高，而不懂得只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将革命的指示带到实际行动中去。 （ｂ）在意识形态方面说，中派主义过了一种寄生的生活：它重述老孟雪维克的论据（马尔托夫，亚克巴罗德，蒲列哈诺夫）来反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桩事它时常一点都没有觉察；在另一方面，它反对右派的主要论据，则是从马克思主义者，即首先是从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取得的，但却磨钝批评的锐棱，避免实际的结论，因而使他们的批评成为无意义。 （ｃ）中派主义者惯于声明他是仇恨官僚主义的；但他却不提起中派主义；不但如此，他却认为中派主义的定义是『含糊的』『武断的』等等；换句话说，中派主义不喜欢别人用它的名字称呼它。 （ｄ）中派主义者，总是不肯定他的立场和他的方法，他用仇恨的眼光去看这个革命的原则：即说出事实的真象；他喜欢拿个人的手段和琐小的组织的外交，来代替有原则的政策。 （ｅ）中派主义者，在精神上总是依赖右派的团体，喜欢对比较中和的人屈让，对他们的机会主义的罪恶保持沉默，并在工人面前眩耀他们的作为。 （ｆ）中派主义者因为想遮盖他的犹豫不定，说是他要避免『宗派主义』（或『教条主义』）的危险，他所说的『宗派主义』不是指的抽象宣传的被动主义（即波尔抵根主义式的），而是指的自动地关心于原则的纯洁，立场的清明，政治的稳固，组织的完整等。 （ｇ）中派主义者站在机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好像小资产阶级站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一样：他对于前者叩头，对于后者鄙视。 （ｈ）在国际方面，中派主义者的特色如果不是盲目，便是近视：他不懂得在现代某一国的革命政党只有作为一个国际政党的一部分，才能建立起来；在选择他的国际同盟者上面，中派主义者在国际上比他在自己国内还要缺少识别力。 （ｉ）中派主义者在第三国际的政策里只看出它的『极左派』的谬误，冒险主义，盲动主义等，而完全忽视了它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摇摆（国民党，英俄委员会，和平外交政策，反法西斯联盟等）。 （ｊ）中派主义者惯于表示矢忠于联合战线的政策，但他却空虚了他的革命的内容，并把这一个策略的方法转变成为一最高的原则。 （ｋ）中派主义者惯于用情感的道德作用来遮盖他的思想的空虚：他不懂得革命道德只有在革命的主义与革命的政策的基础上才能造成。 （ｌ）在环境的压迫下，折衷主义，中派主义者可以接受最极端的结论，但这接受只是为的以后在实际上去避开这些结论。在接受了无产阶级独裁的原则以后，他留出很大的余地给它的一种机会主义的解释；在宣布组织第四国际是必要的以后，他却要设法建立一个第三半国际等等。 （四）中派主义的最恶劣的例子，如果你愿意的话，就是德国的一个叫作『再造』的团体。这团体浮浅地重述马克思主义对于改良主义的批评，但它所得到的结论则是：无产阶级的一切不幸，都是由于分裂，救济的方法在于妥善地保障社会民主各党的统一。这些绅士们把威尔司之类的组织纪律看得比无产阶级的历史利益还要重要。而且，既然威尔司之类把党隶属在资产阶级组织纪律上，那末『再造』，表面上从马克思主义者偷来些左的批评遮盖着自己，实际上是最有害的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虽然是第二等的代理人。 （五）那所谓伦敦局（现已改称亚姆斯特丹）者，企图在左右两派机会主义各团体所集合的旗帜之下，为中派的折衷主义组织一个国际的焦点，至于这些团体，都是不敢最后地择定一个方向和旗帜，试去联合的。在这个事件上，像在别的事件上一样，中派主义者企图依照着斜的路线，来倾斜地领导这个运动。组成这集团的份子，向相反地方向走去：挪威工人党小心地向第二国际移动，独立劳动党一部分向第三国际，一部分向第四国际移动着；德国社会主义工党和荷兰独立社会党旋转地摇摆地倾向于第四国际。『伦敦局』的集团，利用并且保护它的全体份子的意识形态之无定形，并在建立的新国际的工作中企图作竞争，所以它表演了一个反动的角色。这个团体的失败是绝对不能避免的。 （六）我们把第三国际的政策叫作官僚的中派主义，现在仍还完全用得着。事实上，只有中派主义才能够不断地从机会主义的欺骗跳跃到极左的冒险主义；只有有力量的苏维埃官僚集团方能够十年之久的为破产的左右摇摆的政策保持坚固的基础。 官僚的中派主义与中派主义团体不同的地方，在于后者是从社会民主党分裂而成的，而前者则是布尔什维克的堕落下之产物。官僚中派主义保持着布尔什维克的某些特质，仍然领导着广大数量的革命工人，运用着特殊的物质的与技术的工具，但在政治的影响上说来，它现在却是最愚蠢的，最涣散的，和有害的中派主义。第三国际的政治的破产，全世界都明白地看见。这表明官僚的中派主义必然要更加解体。在这方面，我们的任务是为无产阶级革命而保存最好的份子。我们在不厌倦的作原则的批评外，同时去影响那些还存在于第三国际旗帜之下的工人，主要的武器就是益加深刻地把我们的思想与方法深入到那些极大多数站在第三国际影响外边的广大群众中去。 （七）恰在现在，当改良主义不得不自己取消自己，转变或把自己涂色为中派主义的时候，在别一方面，一些左派的中派主义的团体，却突然停止前进，甚而向后退回。在他们看来，好像改良主义已经取得了一切东西，所以必须避免过渡（度）的要求、批评和极端的言辞，于是只要牵手便能够组织成一个群众的『革命的』党。 实际上被事变迫得必须取消自己的改良主义，并没有清楚的政纲，并没有革命的战略，它只能催眠进步的工人，催眠的方法是教他们相信他们的党之革命地复生已经完成了。 （八）对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现在反抗中派主义的斗争几乎完全代替了反抗改良主义的斗争。简单的对比合法斗争与不合法斗争，和平方法与暴力，民主主义与独裁，已经走出常轨了，——这些斗争的简单明白的对立，现在在大多数的事件中已看不见了，因为那些受了惊吓的改良主义者，现在已放弃了自己，已接受了最『革命的』公式，不过他们今天还没有与他们自己的不坚定，无决断，和期望的等待，作最后的诀别。因此，对于隐匿的或戴假面具的机会主义的斗争，必须主要的变为从革命的需要中去作实际的结论。 在郑重地接受中派主义者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说话以前，我们必须要求他们严厉的抵抗法西斯蒂的进攻，与资产阶级完全决裂，有系统地建立工人的军队，并以战士精神来训练这军队，创造党内的防御中心，即反法西斯的干部，要求他们对他们的议会主义者，工会主义者以及别的奸细，资产阶级的仆役，好事急功者，等等的伴友脱离关系。严格地站在这个阵地上，反中派主义的战争须马上开始。为要使这斗争成功，必须使自己的双手自由，这就是说，不但要保持完全的组织的独立，并且还要对于中派主义的最『左』的友派作不妥协的批评。 （九）各国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必须明白了解为第四国际而斗争的这个新阶段的特性。奥国和法国的事变，对于无产阶级重新排列行伍的革命方向给了一个最有力的推动，但是恰恰在这里，公开的改良主义的地位之普遍地被中派主义所代替，给左派的中派主义团体（德国社会主义工党及荷兰独立社会党）产生了一种有力的吸引力量。这些团体在昨天还倾向于与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相结合。这种辩证的发展，可以在表面上发生这样的印象：即马克思主义一派重新从群众中脱离而『孤立』起来了。多么芬芳的幻境！中派主义的摆动，是从它的天性中发生出来的。在我们的道路上还要遇到千百个这样的插话。仅因为路途散布着一些障碍，或因为旅行的同伴不能全体达到目的地而便害怕前进，这是最可怜的懦怯。 不论我们那些中派主义的同盟者之新的机会主义的摇摆是不是关节的或最后的（实际上它们将包含两种性质），但组织第四国际于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基础上的一般条件，将逐渐变得有利于我们。『极左的』中派主义者对于单只左派的追求，左派的中派主义者对于温和派的追求，温和派对于右派的追求，好像一个人追他自己的影子一样，是不能够结合成任何巩固的群众组织的：德国独立党的悲惨的经验，现在还非常有力表现着，在事变的压迫下，加上我们的批评与口号的帮助，进步的工人将要跳过最左的中派主义领袖的摇摆，并且，如果必要的话，还要跳过这些领袖们自己。在走向新国际的道路上，无产阶级先锋队，除过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在十年间不断的理论与实际斗争中，在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所已经完成的和正在完成的答案以外，不能找到别的答案。 （十）过去十年间，我们的政治影响在许多国家内部都大大的增长。在下列条件下，我们能够以较短的时间使这种成功更加发展和扩大： （ａ）不要隐蔽历史的进程，不要捉迷藏，而要说出事实的真象； （ｂ）使我们自己在理论上了解一般形势的变化，这变化在现代是常含有急骤转变的性质的； （ｃ）小心的注意群众的情绪，不要有成见，不要存幻想，不要自欺，以便在无产阶级内部的力量关系的正确估量之基础上，避免机会主义与冒险主义，而领导群众前进，而不推他们向后退； （ｄ）每天、每小时都要明白地答覆我们自己，我们下一个实际步骤应该怎样作？不厌倦的预备这一步，并且在活的经验的基础上，去把布尔什维克与其他一切党派的原则的不同点，解释给工人听； （ｅ）不要把联合战线的战略任务与基本的历史任务——创造新党与组织新国际——混合起来； （ｆ）为了实际行动的原故，那怕是最微弱的同盟者也不要忽视； （ｇ）机警地注意着『左』的同盟者，当它是一个可能的敌人一样； （ｈ）以最大注意力对待那些事实上倾向于我们的团体；忍耐地小心地听他们的批评，怀疑，与动摇；帮助他们向马克思主义发展；不要害怕他们的反覆，欺诈与爱的美顿主义的办法（中派主义者常反覆、暴躁）；在原则方面，一点让步都不给他们； （ｉ）再说一遍，不要怕说出事实的真象。 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三日。
关于犹太人的问题（托洛茨基，1934年2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关于犹太人的问题 托洛茨基竹海夜雪翻译 来源：美国报纸《阶级斗争》1934年2月 德文翻译：尼克·布劳恩（NickBrauns.） 问：左翼反对派应该发展特别的任务，为争取到美国的犹太工人阶级？ 托洛茨基：这些在异国他乡的犹太工人在美国无产阶级中所起的是巨大决定性的角色。 毫无疑问，左翼反对派必须尽可能采取一切措施，来逐步融入渗入到犹太工人的生活当中。 问：您对犹太人的语言持怎样一种态度？为什么您在您的自传中承认这是一种语言种类？ 托洛茨基：我对犹太人的语言与所有语言的态度其实是相似的。事实上当我在我的自传中表达Jargon这个词语的时候，因为在我青年的时期，在敖德萨，犹太人的语言还不像现在被称为Jiddisch。而是Jargon。这曾是犹太人自身的标志，犹太人在这标志中看不到傲慢的标记。Juddish这是自15年到20年来的普遍的语言用法。甚至我在法国的时候就注意到了。 问：在犹太人的圈子里您被视为一个同化者。您如何看待同化？ 托洛茨基：我不明白，为何把我视作同化者？我一般不知道，这个词的有着怎样的含义。我当然是犹太复国主义以及对犹太工人的以各种形式来自我封闭的反对者。 我在法国时要求犹太工人更好地处理在法国的生活问题，以及与法国工人熟络。 没有这些，要参加国家的工人运动是非常困难的。在这里他们受到了剥削。因为犹太无产阶级四处散落在不同的国家，对于犹太劳工来说，除了他们自己的语言，努力地熟知其他国家的语言作为阶级斗争的武器是非常必要的。何所谓同化？ 问：官方的共产党，毫无疑问，1929年在巴勒斯坦发生的犹太阿拉伯的革命起义事件作为阿拉伯群众反抗的标志，您在政治上对此是什么看法？ 托洛茨基：可惜我对实际情况还认识不够，为了让我有一个明确的意见，我现在在研究这个问题。这样把它看透彻就更容易了。这些基本要素比如民族解放战士（反对帝国主义者）以及反动的穆斯林以及反犹的屠杀者存在着怎样的关系？我从表面上来看，这些基本要素都曾是存在的。 问：您对巴勒斯坦作为视为犹太人家乡的一种可能性，或者是犹太人他们自己的国家是怎样一种观点？您不认为德国法西斯的排犹运动迫使共产党员对犹太人问题采取不同的态度？ 托洛茨基：不仅德国法西斯，而且阿拉伯—犹太人的抗争明确证实这条准则，犹太人的问题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无法解决，我不知道，犹太族是否再次会建立一个国家，无论如何，毫无疑问的是犹太族作为独立的国家生存的物质条件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实现。在我们的星球上，不存在一个人比另一个人更有权获得土地的想法。 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领土的基础是或者说是在某个其他国家通过大规模的移民才能设想的。只能社会主义的成功才能提出这样的目标。这是可以预想的，这即可通过相互的同意来实现，也可以通过国家无产阶级的法庭这些堆积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 德裔的犹太人就陷入这样的死胡同，同样犹太复国主义也陷入了这样的一条死胡同而无法解决，犹太复国主义发现自己所处的困境与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僵局密不可分。只有当犹太工人清楚地看到这种联系时，他们才会被武装起来，反对悲观主义和无望。
一封新发现的托洛茨基的旧信（托洛茨基致李福仁；王凡西译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相关链接：托洛茨基致法朗克·格拉斯〔李福仁〕的信（1934年1月29日） 一封新发现的托洛茨基的旧信 双山译注 译者按：一位南非的老革命者BaruchHirson正在写一本FrankGlass（即李福仁）的详尽传记。为此他特别到美国去搜集资料，在加州斯坦福大学的胡佛学院里，他发现了一封托洛茨基写给FrankGlass的信。这封信，当我们编辑托洛茨基致中国同志的书信之时，是未曾知道的。现在把它翻译出来，作为托洛茨基给李福仁的第九封信——如果依时间先后，这该是第一封信……（注一） 从远处对一个实际工作问题提意见是困难的。不过，不管多么困难，我相信你对《中国论坛》（ChinaForum）所取的态度：尽可能长地把它办下去——是正确的。（注二）但是，你在妥协方面能走多远呢？这是微妙问题。如果你有希望“在那里”建立起你自己的基础，那我觉得给斯大林派一些甚至重大的让步都是允许的。为了不过早地放弃重要阵地。但若你没有希望在那里造成你自己的基础，而斯大林派则愈来愈顽强，并且提出他们的要求，那末为了延长生命以付出生命的意义作为代价，这在政治上是不聪明的。在这样情形中倒不如让它光荣地死去。这是说，能以左派反对派精神出版一斯战斗性的刊物而宣布停刊，比较的要好得多。这些是我从此地所能提出的几点很一般的建议。这些建议到达你那里时多半已经过时了……（注三） 《中国论坛》英文名ChinaForum，第一斯出版于1932年1月13日，休刊于1934年1月13日。整整办了2年*。这份英文周报是伊罗生（HaroldIsaacs）主办和主编的。但是它之所以能够出版，当时上海活动的美国左派女记者史沫特莱（AgnesSmedleg）起了一定作用。经过她，伊罗生与中共的地下组织及其外围——由宋庆龄主持的“中国人权同盟”发生了关系。中共方面曾经给过这份周报以少量经济。由此，他们想在政治上完全控制刊物的编辑方针。伊罗生本人最初本无固定的政治立场，只因他看不惯国民党的腐败和专横情况，他表同情于左派，甚至非常接近中共；但正在此时，他受了李福仁的影响，逐渐对中共，对苏联以及对斯大林有所怀疑。再从他本人与中共工作人员的亲自接触中，对中共的作风愈来愈反感。特别在两件事情上的冲突，使他确定地离开了中共。这两件事情是：一、当陈独秀等托派于1932年10月被捕，并判处长期徒刑之后，中共要他不要写文章来为陈辩护，不要讲陈如何从中共领袖变成左派反对派领袖的经过，却要他写文章来糟蹋陈独秀。伊罗生不肯写这样的奉命文章，使中共大为不快。二、1933年11月的一期《论坛》上，伊罗生写了一篇纪念十月革命十六周年的文章，其中没有高呼斯大林万岁，甚至没有提及这个伟大的与亲爱的领袖的名字，结果大受中共的申斥。 在《中国论坛》存在的二年中间，不断发生着类乎上述二事的意见冲突，到底为了继续办下去而对中共不断让步呢？还是宁可停办而坚持自己意见呢？这是当时萦绕于伊罗生和李福仁二人心中的大问题。正是为了这个问题，李福仁给托洛茨基写了信，去征求后者的意见。托洛茨基的回信日期是1934年1月29日。此时，《中国论坛》早已在半个月之前出版了它的最后一期：它“不愿以付出生命的意义为代价来延长生命。”它“光荣地死去”了！ 1990年5月10日双山译并注 *这本颇有影响的英文周报一共出版了39期。从23期起，它是中英文合刊的。 注一、三：据Hirson告诉我，他所见到的原件上既无收信人的名字，亦无发信人的签署。只在档案目录上注明这是托洛茨基写给FrankGlass的信。 注二：据Hirson推测，李福仁是从美国写信给托洛茨基的。向他报告有关《中国论坛》的事情。李福仁曾于1933年11月离沪赴美，于1934年2月回来。此时《中国论坛》周报已出版了将近一年。
托洛茨基致法朗克·格拉斯的信（1934年1月2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相关链接：一封新发现的托洛茨基的旧信（1934年1月29日。托洛茨基致李福仁；王凡西译注） 托洛茨基致法朗克·格拉斯的信[1] 1934年1月29日 王凡西译 〔说明〕原文有一些零星漏字错字，我将明显能确定的补上了。——录入者注 〔编者按〕这个新资料的主题——《中国论坛》停刊事件，发生在《托洛茨基致伊罗生的四封信》（刊于本刊第1期）一年以前，它涉及到三十年代的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陈独秀和中国托派等多方面的关系。可是过去由于资料缺乏，史实不清，史学家很少提到它。看了这个资料，事件的全貌基本上清楚了。为了帮助读者看懂这个资料，除请参阅本篇注释外、还补充以下一些背景情况：格拉斯（F.Glasse）是南非籍美国人，当时任上海英文版的《密勒氏评论报》副主编，其地位仅次于埃德加·斯诺。他是美国托派组织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央委员，一直与托洛茨基保持着联系。他来华后取了一个中文名字“李福仁”，并支持当时正在困境中的中国托派，一度担任中国托派中央书记。伊罗生主编的《中国论坛》实际上是1932—1934年中共在上海出版的外围刊物，受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1933年，伊罗生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期间，它又实际上成了该同盟的机关报。这年6月总干事杨杏佛被国民党军统特务刺杀后，同盟停止了活动，该刊还坚持了半年多。而它最后所以停刊，却不是由于国民党的镇压，而是因为当时“左倾”的党中央领导集团在共产国际的指挥下错误干预和托派插手的结果，托派也在争夺这块阵地。这封信又表明，托派的后面又有托洛茨基的直接影响。假如这封信到达以前，还没有停刊，那么到达后，也是肯定要停刊的，且不说后来托洛茨基与伊罗生的关系十分密切；关于“左”倾党中央的错误干预，除了”译者注2”和“编者注”提到的陈独秀被捕事件和福建事件之外，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要伊罗生在论坛上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这在当时白色恐怖下的上海显然是不明智的。所以，《中国论坛》停刊事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事件。停刊后不久，伊罗生、格拉斯和刘仁静及中国托派中央的全体成员被国民党逮捕，伊、格因是外国人不久释放，伊随即回国。他后来的思想有点变化，抗战中期曾以美国记者身份访问重庆。中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他在中国革命最困难时期所给予的帮助，特别是任职民权保障同盟时，为反对中外法西斯，营救被捕的革命者，做了许多工作。因此，1980年10月，年已古稀的伊罗生偕其夫人来华访问时。宋庆龄依然在寓所热情设宴欢迎。丁玲应邀作陪。大家一起回忆过去共同战斗的生活和友谊，不胜感概。参观上海鲁迅纪念馆时，他看到展厅里悬挂的民权保障同盟时期宋庆龄、鲁迅等人与他一起的合影，极为感动地说：由于我和鲁迅一起参加了一些活动，使我的名字常常在展品中出现。 亲爱的格拉斯同志: 你10月28日的信以及你关于中国局势的报告，引起我较大的兴趣。我想利用你的报告，改写成某种方式的文章，在我们的国际刊物上发表。甚至还可能在德文周刊《新世界舞台》上发表——这个刊物的几位编辑同情我们。 《中国论坛》的编辑哈洛特·伊罗生同志[2]同情左派反对派，这件事我早已从去年夏天来访问的美国客人那里听说过，不过只有从你那里我才获得有关此事的绝对确定的消息。 对于那些实际问题，一个远离现场的人是很难提意见的；但是不管怎样困难，我还是相信你决定把《中国论坛》尽可能久地维持下去是对的。问题只是，在妥协方面我们能走得多远？这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如果你确有希望在那里面建立起自己的基地，那末，据我看来，对斯大林派作出重大让步，似乎都是允许的——只是不要过早把重要地位让给他们。但若你没有希望在那里建立自己的基地，而那些斯大林派又越来越坚决地提出他们的要求，那末，以牺牲生命本身的意义为代价来维持生命,这在政治上是不智的。在这样的情境中，我们更好的办法也许是来一个光荣的死亡。那就是说：完全以左派反对派的精神出版一期战斗性的休刊号。这是我从此地对你所能提供的最一般的建议，这些建议到达你手中时，多半已经过时了。[3] 现在我们正在草拟第四国际的纲领，初步拟用提纲方式来说明几个特别重要问题，毋须说，关于远东的种种问题，包括太平洋地区的帝国主义冲突在内，一定要在我们纲领中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你关于中国所作的报告，我认为是对这项工作所提供的第一手资料。我很盼望你和伊罗生同志能以提纲方式，谈一谈各帝国主义国家在远东冲突的特点。……希望你能将这些国家的事实数据与政治情况告诉我们，未经你的同意，我们决不会在我们的任何刊物上提到你的名字，以免使《中国论坛》为难。 你说今后你要把中国情况经常让我知道，我很感激地接受你这项最可贵的建议。目前，我正在写一本关于列宁的书，其中将用大量篇幅谈到列宁这个人物及其思想在东方所发生的影响。在这方面，你和你的朋友们也许能让我知道一些比较显著的事实，或者供给我一些一般的材料。 衷心向你和伊罗生同志致敬。并祝你们诸事成功。 同志的敬礼！ （未具名） 1934年1月29日 《陈独秀研究动态》第五期1995年7月 译者注： [1]此信原件为英文，现藏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托洛茨基档案中，编号T28248。无发信人地址，亦未具名。 [2]《中国论坛》是英文周刊ChinaForum的中文名称。这份周报于1932年1月13日创刊于上海，办到1934年1月13日休刊，足足维持两年。一共出了三十九期。最初全部是英语,后来的十六期加载中文文章。这份刊物是伊罗生与格拉斯二人共同起意创办的，由伊罗生主持。当时格拉斯的政治立场已属坚定的托派，伊罗生虽已倾向托派，但仍未在托、斯之间作最后取舍。因刊物得以办成，还多少得到当时正在上海的亲中共的史沫特莱的协助，以致在编辑方针上，虽然坚决反对国民党，但从什么立场——托派抑或斯派立场——去反对，最初是很不分明的。多半还是站在中共立场上说话。可是逐渐地，一方面由于伊罗生思想之日益倾向托派，另一方面由于他亲自受到斯派对编辑方针的蛮横干扰，（例如当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时，中共硬要他以讥讽陈的态度来报道这项消息；福建事变时,硬要他说托派分子与闽变的某些人勾结，等等。）驱使伊罗生最后成为坚决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论坛》文章日益为中共所不满，最后周恩来亲自跟伊罗生谈话，批评他不懂政治，要他到莫斯科去学习。（以上事实，根据南非革命作家BaruchHirsonrn所著的《法朗克·格拉斯》传的未刊原稿。） 【编者注】关于陈独秀被捕，因陈在被党开除后，与托派相结合，并被选为中央书记，自称“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进行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和日本侵略，又以城市国民会议运动反对中共农村武装斗争的路线，所以同时受到国民党的镇压和共产党的打击。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终于被捕。在各种审讯和法庭上，陈独秀英勇不屈，保持了一个爱国者和革命者的气节。但是当时上台不久的王明“左倾”集团，把陈独秀托派为“最危险的敌人”，在苏区出版的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接连发表错误的消息和评论。例如第37期以《取消派领袖亦跑不了，陈独秀在上海被捕》为标题，报道陈等被捕消息时，加按语说：“蒋介石不一定念其反共有力网开一面许以不死或者还会因祸得福做几天蒋家官僚呢！”第41期又以《陈独秀——取消派》《叛党！反党！》为标题，报道北大校长蒋梦麟及蔡元培援救陈的谈话，评论说：“陈独秀叛党以后，投降到资产阶级去作走狗，充‘反共’先锋，这个我们并没有诬蔑他，他的老同事蔡元培、蒋梦麟都替他老实不客气的说出来了。”等等。关于1933年11月的“闽变”，托派认为，福建当局反蒋而不阿共的方针，与托派的纲领相合，并希望“生长成为真正的革命局面”，于是，他们通过关系加入了进去。托派中央宣传委员严灵峰，就作为托派代表，参加福建人民政府的工作任情报处副处长。几个党派合并成立“人民生产党”时，他负责党务。同时，严又拉进一批托派分子。这批人对福建人民政府的理论和政策的形成，发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托派与福建各派及共产党代表（潘汉年）谈判结果因纲领太左，自身力量又太小，还想领导人家，终于失败。 [3]事实正是如此，在他写此信半个多月前，《中国论坛》早已休刊了。不过在精神上，托洛茨基的答复毫不过时。伊罗生等决定“站着死，不愿跪着生”，与托洛茨基的建议是完全符合的。
希特勒的命运（托洛斯基，1934年1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希特勒的命运 托洛斯基（1934年1月） 原标题：《希脱勒的命运》（文中的“希脱勒”一并改为“希特勒”——录入者）。 来源：《国际译报》1934年第12期。译者：古有成。 本文原名HowLongCanHitlerStay？分四节。第一节述德国劳动阶级政治大失败以后，理应改变战略。社会民主党无足论，但共产党仍作虚伪的乐观主义的论调。第二节述革命是一个复杂社会现象，须具备几种历史条件，方能发生。此种历史条件，德国现在显然缺乏。但国社党将为劳动阶级打倒，是必然的。他方面劳动阶级宜有所为，尤宜有所不为。须了解现状，方能推测未来，作成现实的策略。第三节述德国劳动者现正处于『政治的淡漠』时代，不特未『急进化』，且正忍受压迫。希望希党内部冲突，及起纠纷，及小资产阶级觉醒，或利用国社党工厂委员会，都靠不住。只有把一切失败和错误作严厉批评，才能准备大仇的报复。第四节述国社党必须用外力，方能打倒。小资产阶级的失望及不满，可为无产阶级运动由大『恐慌』过渡到『不景气』的本能。然后由不景气，转入于『复兴』阶段。这些阶段，可以缩短，但不能跨越。同时无产阶级在担当大业以前，必须清算过去，另组新党，方能把国社党击个粉碎。这位十月革命中只手奠定苏俄局面的英雄，虽自身在放逐中，犹勤勤教诲他邻国的同路人如此，读者正未可小觑他的纸上谈兵。 一 一场火灾以后，把东西重新安排，事诚不易。在政治大失败后，要决定应走的路，那就更难。凡党总不大肯承认它们的失败，如果失败责任大部在于他们，尤其如此。失败得越厉害，政治思想要转到一个新境地，要作成一个新的前途预测，而从计划进一步工作的方向和调子，也越发不易。 军事学史，像革命斗争史一样，记载着无数的多余失败，此种多余失败，是因为领袖没有认清根本失败已至何程度，而欲以不合时宜的反攻谋掩蔽，所酿成。在战争上，这种造孽的企图，使前此受挫而精神败坏的军队，归于大批毁灭。在革命斗争上，最英勇的分子，已以前此失败而离开群众，复以冒险而牺牲。 德国现在的巨变，无疑是历史上劳动阶级最大的失败。因此，战略的完全改变，尤其刻不容缓；但是，在另一方面，党官的反抗却越发顽强。关于德国政治发展前途的问题，现在所展开的斗争，对于欧洲和全世界的命运，实有非常严重的意义。 在这个关系上，社会民主党我们将不予讨论：此党腐化，惹人反感，它虽要运用其官僚政治的声势，也无可能。领袖们就装作有观念或有计划的企图，也没有做过。他们已在政治上完全失掉其首要位置以后，便打算在肉体上保全其头颅。这些人，是自帝国主义战争的开始，便以其整个的政策，准备着其耻辱的失败的。 只有共产党的地位，现在可堪注意。以它为一个大众的组织，她是被完全毁灭了。可是中央机关尚还保存，发行违禁的向国外散布的宣传品，在国外召集反法西斯蒂大会，并作成反国社党独裁的奋斗计划，失败的干部的一切错误，现在都在此机关中有其独特的表现。 『法西斯蒂是只能称雄一时的，』第三国际的机关报说。『他们的胜利不是长久的，无产阶级革命，快要追踪而来。……无产阶级专政的奋斗，是在德国大事日程上了（Ontheorderoftheday）。』不断地败北，断送个个地方，失掉其自己的党徒，这机关还继续反覆地说：反法西斯蒂潮正在高涨啦，反法西斯蒂精神正在上升啦，必须准备了啦，起事如果不是在明天，便在几月以后啦。乐观的说法，已成失败的指挥干部在政治上借以自存的一个工具。德国无产阶级的内生活，堕入黑暗越深，既没有工会，国会选举，会费，也没有报纸的销行——没有任何事实，足以控制一个错误政策的结果，或扰乱领袖们心气的和平，假伪的乐观主义的危险便越大。 二 他们敢认他们的预测为可靠的主要理由，在于希特勒『将不能践其约言』的这个事实。彷佛莫索里尼须实现其空想的计划，以维持其地位十年以上的样子！一个革命并非对于骗子的一个机械的处罚，革命是一个负责的社会现象，须一串的历史条件具备了，方才起来。我们试把这些条件复述一遍。统治阶级的昏乱及分化；小资产阶级的愤怒，及其对于现状的失却信仰；劳动阶级的军事活动的日增；最后，革命党具有一正确的政策——这些都是革命的直接必具条件。它们现在具备了吗？ 过去二年间，德国的占有阶级，曾在一种最残忍的自相残杀的战争状态中。现在他们大家——虽则郁闷不乐地——都屈服于法西斯主义了。地主和产业家的敌视，以及各群产业家间的敌视，都还没有消灭；可是你可断定，这种敌视不久便要被国社党加以调节。 德国小资产阶级，在前一段时期，骚动得很厉害。它就在国家主义的热狂中，也有社会性的危险的成分。现在它是在得它拥护而成立的一个政府下面，团结起来了，并受发生于它本身中一个纯军事组织的训练。此中间阶级，已成现制的主要支柱。于此便得一无可争辩的结论：把革命当作是大小资产阶级的问题来说，革命成果的必具条件，倒已滑入过去，或改口说，已溜进不定的将来了。 关于劳动阶级，大势也一样清楚。假如数月前，她因为领袖的过失，发见自己为不能防护其强有力的合法地位，不受反革命的攻击的话，现在，在溃败的第二天，要它对法西斯党强有力的合法地位施行攻击，却是无穷地更没有准备的了。物质精神的因素，已厉害地深深地改变了各种势力的关系，使无产阶级蒙受不利。或者，这个还是必需证明的吗？关于领袖范围内的事态，再不是顺利的了：德共党已不存在；共党机关，剥夺了批评的新鲜空气，正窒息于深深的内争中。依什么意义可以说，『德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奋斗，是在德国大事日程上了』呢？这里的『日』字是什么意思呢？ 他们对于我们的论调，要诚意地或假意地指斥为悲观主义，或斥为不信任革命的创造力量，等等，这是不难预见的了。这都是不值一文的责难！我们和旁人一样知道：法西斯党所拥护的，是历史上的陈迹。它的方法，可以产生庄严的，同时是不稳的结果。只有行尸走肉的阶级，能被暴力打倒。 可是无产阶级常为社会的主要生产力。它可使溃散于一时，决不能被奴隶于永远。希特勒答应来把劳动者『重施教育』，可是他不得不使用的教法，是用来训练狗也不适合的。法西斯党将横死于劳动者不能和解的敌意之下，这是必然的，但是怎样情形，什么时候？普通的历史的远见，决不消灭关于政策的迫切问题，这问题是：现在必须干什么，特别是，必不好干什么［即“不应当做什么”（whatmustnotbedone）——录入者注］，来预备及促进国社党的打倒？ 依赖法西斯蒂的压迫和物质的缺乏，来直接发生革命，这只是粗鄙的唯物论的表现。自然，『生存决定意识。』但此完全不是说意识机械地直接地依靠外界的景况之意。生存，依照意识的定律，屈折（若光线然）其自己于意识之中。一件同样客观的事实，可有一种不同的，有时正相反对的，政治影响，依一般情况及其先发事件而定。是以，在人类发展的进行中，压迫常招致革命的愤怒。可是在反革命胜利以后，压迫之扑灭了抗议的最后闪光，也实在不止一次。经济的恐慌，能够催促革命的爆发，这在历史上也不只发生过一次；但经济恐慌，在无产阶级的政治重大失败以后，再予无产阶级以打击，只能加速其分化的进程。我们再具体些说罢：我们并不以产业恐慌的加深，希冀德国有直接的革命结果。 一定的，历史纪载着：一种长期的产业复兴，曾常引起无产阶级阵营内机会主义的潮流。但在长期恐慌及反动以后，高涨的危机，却反可提高劳动者的活动，迫他们跑上奋斗之路。我们认到这种变化，从许多观点看来，更像是可有的事。 然而，重心现在决不在于危机会预测［疑为“危机的预测”——录入者注］。数百万大众沉重的心理的转变，需要相当的长期：这应该是分离点。时会的开展，占有阶级营垒间的冲突，国际的错综事件，可，而且将，对于劳动者发生影响。 但是，外界的大事，不能单纯地消灭大众意识的内在律，不能容许无产阶级一跳便跳过失败的结果，由此而揭开革命斗争史的新页。纵使由于内外情况的一个特别顺利的时会，转变的开始，发生于特别短期以后，假定说，一年或二年以后呢，我们政策的问题在将来的十二月或二十四月当中，仍然原封未动，而反革命，却还是在做进一步的征服工作。现实的策略，没有一个正确的前途预测，是不能开展的。不了解现在在德国发生的，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成熟，而是法西斯蒂反革命的深刻化，也不能有一个正确的前途预测。无产革命的成熟，和法西斯蒂反革命的深刻化，并不是一件同样的事啦！ 三 官僚——革命者包括在内——太健忘了。无产阶级不仅是政治的目标，也是政治的主人。国社党敲扑无产阶级的头，目的在变劳动者为种族主义的矮子。反之，第三国际的领袖，却算到希特勒的打击，将使劳动者变成为听话的共产党。两种估计都是错误的。劳动者并非陶匠手中的黏土。他们并不是在各时代完全把历史重新开始。他们虽憎恶藐视国社党，然而却最不愿重返于那种引他们上希特勒的圈套的政策。劳动者觉得，他们是被他们的领袖欺骗了，出卖了。他们并不知道什么事必须做，可是他们知道什么事必不好做。他们过去所受的苦，是不可言说的，因此他们要脱离混乱，恐吓，谎语，及夸辞的恶毒势力圈，站在一边，不出头，等候暴风的吹过，不做事以避免必须决定与已无关的问题的麻烦。他们需要时间，以疗治幻灭的伤痕。这种状态的概括名辞，为『政治的冷淡』。劳动大众陷于一种易怒的受动状态。有不少数目的劳动者，躲于法西斯蒂的组织中。但把个别的政客鲜明的加入法西斯蒂，和劳动者匿名的加入独裁制下强迫组织，等量齐观，自然是不可以的。前者是一个饭碗主义的问题；后者是保护色，屈服于党魁的问题。然而，劳动者大批移动于卍字旗帜下这个事实，却是无产阶级感觉得莫可奈何的铁证。反动势力显然已深入劳动阶级的骨髓中。这也不是一日的了。 在这个一般情势之下，噪聒的党官，是什么都不曾忘纪，同时又什么都不晓得的，乃一种明显的政治上时代错误的代表。劳动者都以彼官式的断言，而觉得厌恶。党的机关成为没人拥护的东西。劳动者受了希特勒的鞭挞之后，再不要受空洞无物的乐观主义的鞭挞了。他所要的是事实真像。官式的前途预测和大事的真实状态，显相矛盾，这只把分化的因素，再加入进步的劳动者阵营中罢了。 所谓劳动大众的『急进化』（Radicalization），是集体意识的复杂的分子的进程。劳动者要跑回正路，必先了解所已发生的事。急进化是靠不住的，如果大众没有同化其自己的失败——如果它的先锋，无论如何，没有精密地把往事重估价值，从失败中翻身，跑上一个新的阶段。 这个急进化进程，还未开始。党的机关报本身，在两种乐观主义的呼声中，也不得不承认：国社党不仅在乡村间继续巩固其地位，驱逐共党，及把农民对于劳动者的恨恶情感，扇扬到白热度，就在产业界，也继续肃清劳工中的共党分子的残余，没有碰过一些反抗。在这一切事件中，没有什么出乎意料的。失败的一方，忍受着失败的结果。 党官瞧见这些事实，为支持其乐观的前途起见，乃由天生的主观论，变为久经世故的定命论。他们担保我们说，纵使劳动大众的精神确实衰弱，希特勒党因其内部矛盾的结果，无论如何不久也要消灭。只在昨天，他们还认到德国的一切政党——由国社党至社会民主党——都只是法西斯党的化身，都在实行同一政纲。现在一切希望，却转向统治者，营垒中的自相冲突来了。 希特勒和胡根堡间的冲突，其所占地位，是希特勒和韦尔斯（Wels）间昔日的敌对，所望尘莫及的。国社党的挺进队及其工厂委员会，与希特勒政府之间的冲突，不仅被认为不可免，而且认为是迫及眉睫的；这些冲突，估计者计算为若干月或若干礼拜内，就要发生。改良派和法西斯蒂，无疑是孪生兄弟；可是我们还必须记住：一个失意的法西斯蒂，及一个青云直上的法西斯蒂，是具有正相反对的性质的人们。 政治估计的新错误，和旧错误一样浅薄。旧资本主义政党对于国社党的『反对』，不过等于一个病人，其坏牙齿被陆军理发外科医拔去时，所起的一种本能性反抗。举例来说，警察已占据了德国国家党的一切党部。事情依预定程序进行。胡根堡和希特勒间的冲突，将不过是将整个政权集中于希特勒手中的程途上的一个偶然事件。法西斯党为实践其陈说起见，必须与国家机关融合为一。 许多法西斯蒂的骑兵，已怀怨望，这是很可有的事：因政府不许他们掠夺至心满意足的程度呢。可是这种怨望不管会取怎么厉害的方式，也不能成为一个严重的政治因素。政府机关将把不听话的护卫军一一扑灭，将把不可靠的部队改组，并贿赂其上峰。小资产阶级广大群众的觉醒，一般说来，是绝对难免的。可是这种觉醒的发生，将在不同的时间，依不同的方式。不满的闪光，在有的情节上，会成为重回于法西斯党所设的黄泉深渊的前导。希望由小资产阶级作一个独立的革命的发端，无论如何是不成问题的。 国社党的工厂委员会，其依赖劳动者的程度，比旧日的改良派工厂委员会，实无量地小。不错，在开始复兴的空气中，就法西斯蒂工厂委员会，也可成为劳动阶级前进的支持点。在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俄皇所创造的劳工组织，曾有一天成为革命的掀动力。可是，在此时，德国劳动者正在痛苦失望和消沉的过程中，希冀他们将在法西斯蒂官僚领导之下，从事一种严重的斗争，却是不合理的。况工厂委员会又将由上层中选择，并施以训练，使成为陷诱压迫劳工的走狗。 不要自欺吧！失败以幻想盖上，义等毁灭［即“意味着毁灭”（meansruin）——录入者注］。自救之道，在于澄清思路。只有把一切失败和错误作一个严酷的批评，能准备大仇的报复。 四 德国法西斯党比意大利法西斯党，以更迅速的速率运行，可认为是基于经验——不仅因希特勒能利用莫索里尼的经验，且德国社会构造，较为高等，其矛盾较为厉害，亦为要因。我们可由此论断：当权的国社党将比其意大利的先进，为较易消灭。可是假定国社党是在堕落和腐化吧，它也不会不打自倒。它必须以外力推翻。现在德国政体的改变，没有革命是不能实现的。真的，这样的一个革命，现在是没有直接的最近的景象可见：可是事态发展不管走怎样纡曲的路，是必然非达到革命不止的。 上文说过，小资产阶级是不能行一个独立的革命政策的。但是小资产阶级的政策和心情，对于依它帮助而造成的政体的命运，全不是无关痛痒的。中间阶级的失望及不满，将把国社党转变——像已把法西斯党转变的一样——由一种民众运动成为一种警察的机关。这个机关不管其本身多么强力，总不能替代那在社会上无孔不入的反革命的活流。是以法西斯党官僚化的堕落，就是它的完结的开场。 然而，在此阶段，一个新的困难，必自显露。无产阶级的禁制中枢，因受失败的影响，已患了肥肿病。劳动者成为戒慎的，多疑的，而且期待的。纵使反动的火山爆发已经停止，法西斯蒂国家变硬了的溶岩，仍足使劳动阶级忆起过去的一切，战栗不前。这样就是现今意大利的政治情形。借经济学上的辞句来说，我们可以说：小资产阶级反动的失望和不满，为劳动运动的大『恐慌』将过渡到一种『不景气』的张本，此种不景气然后到某阶段，又让位给一种『复兴』。企图在现在来预言这个复兴怎样开始，何时开始，在什么口号下开始，将是一件完全无益的事：就一个经济周期的阶段，也常有一种『出乎意料』的特征；政治发展的阶段，尤其如此。 正确的处理，对于刚刚经过一场大病的有机体，特别重要。就和对于曾被法西斯党的黑棍辗过的劳动者一样，行险侥幸的策略将必使劳动者重回于淡漠。这样，太早的股票投机，常带得恐慌的复来。意大利的榜样，表明一种政治不景气状态，特别是具有一种伪政治领袖的，可以拖延多年。一个正确的政策，不仅要把人工作成的前进路线，强迫无产阶级去实行，且要奋斗的前途预测及口号，须从该项运动的活的辩证法中抽出。顺利的外界的刺戟，可大大地缩短进程的各阶段：不景气像在意大利一样延长多年，这全不是必需的。然而要跳过劳动大众起来的基本级段，倒是不可能的。予以促进，不试行跳越——这便是革命领袖的全部艺术的所在！劳动阶级运动，一挣脱法西斯党的重压力以后，可在一相当的短期间，作大规模的发展。只有在此以后，也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小资产阶级的不满，才能获得进步的政治地位，并重建一种作革命斗争用的顺利形势。 这个进程的另一面，统治阶级将要碰到。法西斯蒂国家，已失掉小资产阶级的支持，将成为一个很靠不住的征服机关。唯利是视的政客，将要改变方针。占于阶级当中的矛盾，也要暴露出来。 希特勒碰着取攻势的大众的前线时，将觉得他的后卫是靠不住的。直接的革命形势就将这样造成，报告国社党最后时刻的来临。 但是在无产阶级能够担当大业以前，它必须清算过去。账单的最普通的公式是这样：旧党已逝。劳动者的小小的少数，已经在说：必需预备一个新党。社会民主党的惹人反感的软弱，官式的假布尔赛维克党的罪孽深重的敷衍，将在斗争的火焰中燃烧净尽。国社党党员曾有战士的族类之说。法西斯党和革命战斗员的一个无敌的族类冲突时，便是法西斯党死亡之候。 ——译自AmericanMercury一月号——
论联共第十七次党大会（托洛茨基，1934.1）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论联共第十七次党大会 托洛茨基［杂志原译名“特落斯基”］ （1934.1） 感谢葛轶冰录入 苏联正式党最近召集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是来讨论政治领导，经济政策和共产国际工作的。这一切都是依照预先准备好的公式进行。不过，这三个内在密切关连的部分，俱非代表大会所能具体解答的问题。并不是因为这些问题和工人国家利益不相容，而是这些问题的提出和统治官僚的利益相反。 第一、一个正规的党大会为什么偏要经过三年零六个月才召集？在地下活动和侨居国外以及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从一九〇三年至一九〇七年，党大会召集了四次，地点是：不鲁塞，伦敦，日内瓦，斯托佥，再回到伦敦。在政治反动和党十分衰微之时，破坏了党大会的正规的进行，直至一九一二年才在帕拉鸠召集了一个同代表大会同等重要的布尔塞维克会议。不久，革命运动的复兴（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四年）还较大战为早就爆发了。 一九一七年四月召集了一个新党的会议，它和党大会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过去了四个月，即至一九一七年七月末，在半公开环境之下，召集第六次党大会，为十月暴动作政治准备。八个月之后，又召集新党的大会，解决关在布列斯特和约的争论。从此以后的党大会都正规的按着一年一次召集，每一次党大会都把党和苏维埃政策的发展划开一个重要的时期，每次党大会之前，都准许自由的讨论各种问题。 列宁未死以前和斯大林宣布反“特洛斯基主义”以前的党制是这样。十三十四两次党大会都是延搁很久的时期才召集的，其所以如此者，因为鬼祟的官僚主义需要这样。第十五次党大会之召集，则在十四次大会开过了两年之后，完全违反了党章，为了打出反对派，虽然违反党章，官僚主义其亦在所不惜的。一九二七年秋中央委员会决定（虽然党章并没有也不能给他们这样的权利），将来的党大会每两年召集一次。但是，这个新党章的规定，使官僚机关内部也发生了冲突。这是很难公开说明的事情，为什么已经成为统治的布尔塞维克党，剥夺全体党员在革命前地下活动时能享得的权利，而监督中央委员会的机关竟给予它这样的权利？十六次党大会（一九三〇年六月）的召集，无论如何，不是在十五次大会（一九二八年一月）开过的两年之后，而是两年半之后，这就是说，官僚主义者连他们自己规定的新党章也破坏了。十六次党大会和十七次大会间，已经过了三年又多半年。这就是说，中央委员会剥夺了党员的二十四个月的权利。不但在事实上是如此，根据党章来说也是如此。然而党里面却一点抗议的声音也没有，此中原因不外乎两个：（一）无一人相信统治的上层召集这样的官僚机关包办的大会能够改变什么东西；（二）假如有人直率的提出抗议，那他马上就会被开除党籍。这次大会之前的“清党”，因为一点小错误而被开除党籍的人达千百个人。在布尔塞维克古典时期，大会之前数星期便进行讨论重要政治问题，而在这次大会之前却进行了半年多的官僚机关的清党。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这次大会之成为官僚主义者的包办机关，还有什么可疑之处吗？ 已故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的首领以及晚年成为共产主义信徒的沙拉地，在一九一四年对我说：“这真是我们的奇耻大辱，莫索里尼从布尔塞维克学到的比我们还要多”。这里用不着去解释两个基本的世界潮流之不可调和的目的：一个是企图以普通的法西斯专政手段来延长没落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寿命，另一个则是以革命的独裁手段来消灭阶级的国家，因而解放人类和社会。在这个战斗过程中，两造决死的敌人是时常交换武器的。假如说，法西斯主义者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从布尔塞维克已经学习了很多，那末，最近苏联的官僚主义者也摸熟了法西斯的许多门径，尤其是削弱党的监督巩固领袖个人之崇拜这件事。 读到苏联报纸的每一栏，每一篇文章，每一电报，每一群众大会的报告，这个“领袖”在照样不变的和普通的表情当中被崇拜着和捧场，实在不能不使我们发生难堪和可耻之感。甚至于对苏维埃官僚主义者不过问的路明斐斯加，也感觉到有指出这样千篇一律的阿谀文章令人难堪之必要。 阿谀领袖（地方领袖之得阿谀是为一定区域所限制的，）与领袖们之破坏党章，禁止批评自己，任意延搁代表大会召集之时期，或故意在清党之后才召集——这两件事情的中间连系，不消说是十分显明的。一切这些现象无一而非官僚主义者为了消灭对自己的监督，保证自己之得重新被选，防止更换自己包办的机关之手段。因此，大会之前的第一个问题首先应该是：布尔塞维克党在什么地方与为什么死灭了？ 官僚独裁与社会的矛盾。 我们不能为一般的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无产阶级独裁规定一种纯理念的方针和范畴。假如只是根据一定的独裁形式与我们预先存在的概念不相符合，便认为不是无产阶级独裁，那就是愚蠢之谈。实践不为观念所决定，因之，硬把苏联的实践作为模范的范畴，不只是不容许的，而且带有不少的危险性。最近十年来共产国际的失败史，唯一的原因就是它宣布苏维埃国家，确切点说，它宣布苏联的官僚为一个绝对的威权。其实，国际无产阶级是和苏联国家内一样的需要自由，直爽的马克斯主义的批判比任何事情都迫切。 无产阶级独裁的严酷性，乃由于压制倒塌的统治阶级之反抗和铲除其经济根苗所必需的。然而官僚主义者们却说，工人国家的基本任务已经大半完成了，或者说第二五年计划就能完成它。十七次党大会议决案中说，——现在已在天天背诵这个决议呢，——第二五年计划的任务不仅“一般的消灭资本主义成分和阶级，而且消灭足以引起阶级差异和剥削的因素”。在第二五年计划所能发生的诸条件之下，国家权力已无什么可用之处了，为了同外来的危险斗争，要求——自然，社会主义社会不是完全没有个［疑为“这”字之误——录入者注］个要求，——一个强有力的军事组织，不过它已不再是内部的政治压力，不再是一种阶级独裁的政治制度。原因消灭了，结果也必然消灭的。 其实，苏联的官僚们之中谁也不相信存在了这样的远景，估计第二五年计划能够充分的和完全消灭阶级之差异，国内政治压力弛弱和国家保安队预算之减少。统治的官僚们一点也不准备放弃他们的支配地位，相反的，他们是以更新的和更重大的保障来充实它。压迫的实施尤其是在党内范围，已经达于内战期间后未有过的残酷性。而且，在一切官式的演辞和文章中正描画着独裁方式之更进一步的强化的远景。经济和政治间之显著的分歧，确实说明统治的官僚们不懂得怎样使这两个极点在理论上配合起来。 不错，苏联幼稚的理论家，曾想用这样的方法证明这件事，即认为社会主义的增长和阶级的消灭，将使我们看到纯国家机关的松懈和削弱。更有些人们是深信这样说话的。路易斐斯加是一个满足理论不十分幸运的人，他认为贸易人民委员部和职工会之消灭，便是国家机关消灭之开始。其实，我们只消灭了两个管理机关。十七次大会上通过的新党纲，造成了一个决定的转变；消灭国家和党。但是怎样消灭呢？他们把党和群众的意志以单纯的官僚机关代替了。这样的消灭去离恩格斯所谓国家“凋谢”之意义又何止千里之远，恰恰相反，这乃是国家更进一步的官僚机关的集中化。统治的上层对这些想从“消灭阶级”中得出国家消灭结论的幼稚的理论，予以严厉的斥责，这是毫不足奇的。 站在真正科学的社会主义意义上来说，所谓党的消灭，就是政治已一般的消灭了，因之国家的压迫也消灭了，这也就是表示接近一个为［疑为“无”字之误——录入者注］政府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官僚政制更无存在之可能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这样吗？如果说政治已在苏联“消灭”了，那也只是在形式上有消灭的样子，而实际上一切政治都独占化，集权和个人了。如果认为对领袖的不断的捧场，是由于个人不良的嗜好所产生，那也是极端的笨蠢。这和纯粹心理学的解释一样，什么也不能说明。实际上，对领袖的捧场乃是目前苏联官僚政治极需的要素。既然工人群众被剥夺了改造和领导自己的机关之可能，第二步要求当然是解决国家问题。无拘无束的官僚们中间发生的一切争执，还须从上面人格化了的官僚机关来解决。 不过，如果现在的问题不是在于如何使国家本身凋谢，而是如何使国家的高度的强化凋谢，那末，一定会在这个过程中发生出深刻的社会矛盾来。我们应该从什么地方找出这个矛盾呢？ 拉杜斯克一九三二年在《BerlinerGageheztt》报上著论反驳本文作者，用他那特大的诙谐文字向我们解释说，社会主义社会就是生产手段和生产品之分配国有化，别的再没有什么；如果工人阶级的孩子得不到充分的牛奶，那只能是牛奶不足，不能认为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缺恨。不管这种理论是如何富于迷人的天真朴实，但它却是错误的。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但要生产手段国有化，而且要求生产力能够满足一切人的需要。正因为如此，旧教科书里才写着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社会主义才有可能实现。 不错，社会民主党皆从这里得出一个反动的结论，谓俄国无产阶级不应夺取政权。他们给一九一八年的德国也做了同样的结论，而且经过诺斯克迪加等人来强迫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接受这个结论。然而拉杜斯克的结论也不比社会民主党的结论更少些。考茨基，殴托鲍温，里昂柏伦以及其他人们的学说，妄定社会形势是极其谐和的发展，假如到达一定成熟之时，生产力便请这些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登王座：社会民主党范围的一切事情都是使他们的同伴们愉快的。实际上，历史发展的主要特性是在生产力与政治间，生产力内部：如工业与农业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力的对比，无产阶级的旧势力与无产阶级政党之实际力量等等，不断的打破平衡。矛盾的历史条件，迫着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虽然从“理性的”观点上，社会民主党人认为美国、英国或德国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将得到更多的利益。但假如俄国无产阶级依照孟什维克的话，在一九一七年时不夺取政权；不把生产手段国有化，俄国将陷于中国同样的命运。 无论如何，延缓和跳跃的经济之与文化发展的不相称，虽在无产阶级独裁条件之下也未得免除，它仅是采取了一种隐蔽的形式。苏联的生产力现在发展为国有化的形式，但它仍然处在较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落得更后的阶级，特别是在每一种资本基金上来核算。因此，尽管如何髙唱“阶级消灭”而苏联社会内部仍藏着不少的社会矛盾。 社会主义是一个生产和分配十分谐和的社会，无论如何也得假定一切小孩子都能得领着充分的牛奶。假如它半已经国有。不过数量过少，或者乳房干枯，这仍不能算为社会主义，因为缺点牛奶，马上便会发生冲突：城市与乡村间，国有农场和独立农民间，无产阶级阶层间，一切劳苦群众和官僚间。不消说，这些尖锐的苏联社会现在仍不能免发生的，从其倾向看来仍带有不少阶级性的不断的冲突，需要从上面加以有力的干涉，即加以国家的压制。有时我们看到因为牛奶的缺点和争夺，延长到破坏牛场的牛群，因此迫得国家当局放弃牛场国有化，把它当做私有财产还给农民。最近政府便为着同一的理由把马匹让给农民终身使用。这些事实便足以解开官僚全能的谜。当然问题还不止限于牛奶，牛奶和面包问题不过现在才开始吧。矛盾是通过整个经济和社会诸关系体系的。但问题太复杂，必须另外来一篇文章。 允卓译于一九三四，一，二十 来源：《苏俄评论》1934年第1-2期第25-32页
“劳动计划”——致比利时共产党员-国际主义者（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支部（列·托洛茨基，1934年1月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RevisionismandPlanning TheRevolutionaryStruggleagainstLaborFakers “劳动计划” 致比利时共产党员-国际主义者（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支部 列·托洛茨基1934年1月9日 施用勤译 亲爱的同志们： 毋须对你们说，我在最近几天内十分认真地研究了你们寄来的报纸、杂志、记录、信件等。由于材料的出色的选择，我有可能在相对短的期限内了解整体问题，和在你们的组织中产生的分歧的实质。你们的争论的严格的原则性未受个人激化的影响，使人对你们的组织的整体精神，和它的道德-政治水平产生最有利的概念。我只能表达热烈的愿望，让这个精神不仅在比利时支部中得到保持和巩固，还能成为在我们所有支部（无一例外）中的主导精神。 我想在下面就有争议的问题的实质表达的那些看法，既不觊觎全面，也不觊觎完整。我已远离行动舞台。这样重要的因素如群众情绪，是不能仅凭报纸和文件就对自己说清楚的：需要摸工人会议的脉搏，我是做不到的。但由于事关的是苏维埃的一般原则，旁观者的情况也许还有某些优势，因为有机会超越细节，集中到主要问题上。 现在转入事情的实质。 首先，我看不到能够迫使我们放弃“让比利时工人夺取政权！”的口号的理由，我认为这是中心点。当我们第一次提出这个口号时，我们当然对比利时社会党的性质有清楚的认识，它不想也不会斗争，它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习惯了在无产阶级的列车上扮演资产阶级制动器的角色，它害怕联合之外的政权，因为它为了不接受工人的要求的可能性，离不开资产阶级盟友。 所有这些我们都知道。但我们还知道，不仅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还有它的议会国家机器也进入了严重危机的阶段，它含有人民群众情绪迅速（相对的）交替的可能性，还有议会和政府组合的迅速交替。如果注意到，在第三国际比利时支部的微不足道和革命一翼极端软弱的情况下，比利时社会党和改良主义的辛迪加在无产阶级中占绝对的统治地位，就清楚了，整个政治局势应该对无产阶级暗示社会党政府的思想。 我们预先认为，建立这样的政府无疑是向前迈了一步。当然不在这个意义上，王德威尔得、德·曼[1]之流的政府能够在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事业上扮演进步角色，而是在那个意义上，社会党政府的经验在这些条件下对发展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有十分进步的意义。这样，社会党政府的口号指望的不是某种极端的变动，而是相对较长的政治时期。如果社会党在其当政之前就开始迅速削弱，把自己的影响让位于革命党，我们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放弃这个口号；哎，但是今天，这样的前景是纯理论上的。无论是整体政治形势，还是在无产阶级内部的力量对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为放弃社会党政权的口号辩解！ 无论如何都不是被华丽地称为“劳动计划”（更确切地应称为欺骗劳动者的计划）的德·曼的计划，能够让我们放弃这个时期的核心政治口号。“劳动计划”应该是资产阶级民主（或哪怕是半民主）保守主义的新的（或翻新的）工具。但全部实质是形势极端尖锐，威胁社会党本身存在的危险的极度迫近，迫使它违背自己的意志抓住双刃武器，从民主保守主义的角度来看，这是十分冒险的。 资本主义的动态平衡已经永远失去了。议会制度的平衡也伤痕累累，正在坍塌。最后，改良主义的保守的平衡——这是同一个链条中的一环——也开始动摇，后者为了拯救资产阶级制度而被迫公然放弃它。这样的形势在自身中蕴涵着巨大的革命机会（与危险并存）。我们不应该放弃社会党政权的口号，而是相反，赋予这个口号尽可能大的战斗性质和尖锐性。 在我们之中无须说，为这个口号进行的鼓动中不应该有丝毫的虚假和做作、缓和矛盾、外交手腕、虚假的或程序化的信任。我们让左派社会党党员往事业中放奶油和蜜（以斯帕克[2]的精神）。而我们还像以往一样使用醋和辣椒。 在寄给我的材料中看到了这种看法，工人群众对待“劳动计划”十分冷漠，他们处在压抑阶段，在这些条件下“社会党政权”的口号只能让人产生幻想，然后导致失望。在这里没有可能为自己对比利时无产阶级各阶层、集团的情绪得出明确的概念，但我认为工人一定的精神上的疲倦和消极的可能性是完全可能的。但首先，这个情绪的本身不是最终的，毋宁说它具有的是期待性，而不是绝望的。当然，在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会认为，比利时无产阶级在几年内都不能进行斗争。痛苦、仇恨、咬牙切齿的情绪在他内心积聚了很多，它们寻求宣泄。为了免于死亡，社会党本身也需要一定的工人运动。为了让工人变得好说话，它需要资产者的説明。它当然对运动会超越它怕得要命。在共产国际微不足道、革命集团软弱的情况下，在新鲜的德国经验的影响下，社会党等待从右边来的直接危险，而不是从大左边。没有这些前提，“社会党政权”的口号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 德·曼计划和与它相关的社会党的鼓动散布幻想，并会引起失望，我们中的任何人对此都不会怀疑的。但社会党、它在无产阶级中的影响和它的计划、它的仪式化的代表大会、它的宣传鼓动是客观事实：我们既不能排斥它们，也不能越过它们。我们的任务是双重的：第一，对进步工人解释“计划”的政治意义，即破译社会党在所有阶段上的手腕；第二，用事实对最广大的工人表明，当资产阶级企图阻碍计划实施时，我们与他们携手斗争，帮助他们积累经验。我们分担斗争的全部困难，但不分享它的幻想。我们批评幻想，但不是巩固工人的消极，不给它虚假的理论辩解，而是相反，推动工人前进。在这些条件下，对“劳动计划”的不可避免的失望将意味的不是消极性的加深，而是相反，工人转上革命道路。 我想在近几天为“计划”本身专写一篇文章。由于此信的极度匆忙的性质，我在此只 限于寥寥数语。首先，我认为把这个计划与法西斯的经济政策拉近是错误的。贷款、重工业和能源工业的一定部门的国有化本身没有任何法西斯的东西。由于法西斯提出的（在得到政权之前！）国有化的口号是为了与“超资本主义”斗争的目的，它简单地剽窃了社会主义纲领的现成说法。在德·曼的计划中，我们看到——在社会党的资产阶级性质下的——被社会党用来冒充社会主义的因素国家资本主义的纲领，但它能违背社会党，变成真的社会主义的因素。 在经济纲领本身的范围内（“劳动计划”），我以为我们应该把三点提到首要位置： a)关于赎买。抽象地议论，社会主义革命不排除所有和任何形式的对资本家的私有财产的赎买。马克思当初曾表达过这种意思，如果“能从这个匪帮那儿赎买”（从资本家那儿），是不错的。在世界大战前，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能的。但如果注意到民族和世界经济体今天的瓦解，以及人民群众的贫穷，赎买就是致命的操作，它应该在开始时为新制度造成完全承受不了的负担。我们能够也应该用手中的数字让每个工人都明白这点。 b)与没有赎买的剥夺一起，我们应该提出工人监督的口号。与德·曼（见《比利时的辛迪加运动》1933年第11期，第297页）不同，国有化和工人监督根本不是相互排斥的。甚至如果政府是极左的，充满了最好的意图，我们也将支持工人对生产和流通的监督：我们不想要官僚对国有化的工业的管理，我们要求工人本身通过工厂委员会、工会等直接参加监督和管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经济中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框架中。 c)计划对土地财产本身未置一词。这里必须有针对农业工人和贫农的口号。但对这个复杂的问题我力求专门谈一下。 必须转入计划的政治方面。在此自然会提出两个问题：a)为实现计划的斗争方法（其中包括合法的和非法的）以及b)对城乡小资产阶级的态度。 在其刊登在辛迪加的机关刊物上的纲领性的讲话中，德·曼断然否定了革命斗争（总罢工和起义）。是啊，能从这些人那儿期待别的东西吗？不管主要旨在安慰左派傻瓜的那些个别的保留和纠正如何，党的官方立场仍是议会克汀病的立场。我们的批评的主要打击应该对准这条路线，不仅反对整个党，还要反对它的左翼（见下面）。在你们的讨论中，双方都尖锐和正确地强调了问题的这一方面——争取国有化斗争的方法，因此我毋须再多谈它。 我仅指出“小小”的一点。那些在灵魂上是君主主义者的人，能否认真地思考革命斗争呢？认为似乎王权在比利时是虚构，是严重的错误。首先，这个“虚构”是值钱的，它应该用经济考虑来排除。但事情的主要方面不在这里。在社会危机时代，幽灵往往会长出肉体，输入血液。在德国由为希特勒铺路的兴登堡在我们眼前扮演的角色，在比利时可能由国王依他的意大利同事的榜样和范例来扮演。比利时国王近期的一系列姿态明确地指出了这条道路。谁想进行反法西斯的斗争，就应该从消灭君主制的斗争开始。不允许社会党在这个问题上藏在诡计和保留之后。 革命地提出战略和策略问题，但根本不意味着我们的批评不应该跟着社会党渗入它的议会避难所。新的选举要在1936年才举行：在此之前，资本主义反动和饥饿连手三次扭断工人阶级的脖子。必须十分尖锐地对社会党工人提出这个问题。为了加速新的选举，只有一个途径：通过转变为阻碍议会议事的强烈的反对派使今天的议会无法履行其职能。不仅应该因王德威尔得、德·曼之流不发展议会外的革命斗争，还应为他们的议会活动丝毫不为准备、接近、实现他们自己的“劳动计划”而鞭挞他们。在这个领域中的矛盾和虚假将最容易让一般社会党工人理解，但他还没有成长到理解无产阶级革命的方法。 关于对中间阶级的态度的问题，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因改良主义者想争取小资产阶级而指责他们，说他们以此走上了“法西斯主义的道路”，是可笑的。我们也想争取小资产阶级。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彻底成功的重要条件之一。但正如莫里哀[3]所说的，虽是捆柴，但各有不同。[4]街头小贩和贫农是小资产者。但教授、获得勋章的中等官员、中级工程师也是小资产者，应该在他们之间进行选择。资本主义议会（不存在其它的议会）导致律师、官员、记者先生们作为饥饿的手艺人、街头小贩、小官吏和半无产阶级农民的潜在的代表。金融资本牵着小资产阶级律师、官员和记者出身的议员的鼻子，或干脆收买他们。 当王德威尔得、德·曼之流说把小资产阶级吸引到计划方面来，那他们指的不是它的群众，而是它的潜在的“代表”，即金融资本的腐化的代理人。当我们说争取小资产阶级时，我们指的是把人民受压迫的底层从它的潜在的政治代表那里解放出来。由于小资产阶级居民群众的绝望处境，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民主党、天主教党等）已经千疮百孔。法西斯明白了这点。它过去和现在都不寻求与破产的小资产阶级的“领袖们”的联盟，而是把群众从他们的影响下争取过来，即以自己的方式，为反动的利益，完成当年布尔什维克为革命利益而完成的那个工作。现在在比利时的问题正是这样。小资产阶级政党或是大资本家政党的小资产阶级一翼注定要与议会制一起消失，后者曾为它们制造了必要的脚手架。整个问题在于，谁引领被压迫、受欺骗的小资产阶级群众追随自己：在革命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或是金融资本的法西斯代理人。 正如德·曼不想要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害怕可能会导致革命斗争的议会的大胆的反对派政策，他同样不想和害怕真正的争取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斗争。他明白，在它的深处隐藏着巨大的抗议、残酷无情、仇恨的储备，它们能够变成革命激情，可怕的“过火行为”，即革命。为避免这种结果，德曼寻找议会盟友，受到重创的民主党人、天主教徒、右翼的哥儿们，他需要他们作为抵御可能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火行为”的支柱。我们应该善于在日常事实经验中向改良主义工人解释问题的这一方面。争取无产阶级与城乡受压迫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的紧密的革命联盟，但反对与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和叛徒的政府内的联合！ 某些同志表达了这样的意思，社会党提出“劳动计划”的本身应该会振奋中间阶级，在无产阶级消极的情况下，会方便法西斯的工作。当然，如果无产阶级不进行斗争的话，那法西斯就会胜利。但这个危险不是由于计划，而是由于社会党的巨大影响和革命党的软弱。德国社会民主党长期加入资产阶级政府为希特勒开辟了道路。纯消极地阻止布吕姆加入政府，同样为法西斯的增长创造了前提。最后，在没有相应的群众革命斗争的情况下，宣布对金融资本的进攻，必然会加速比利时法西斯的工作。因而，问题不在于计划，而是在社会党的叛变的职能和共产国际的致命的角色。但由于整体形势，尤其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命运，把“国有化”政策强加给了比利时妹妹，所以除了旧的危险外，还展现了新的革命机会。看不到它们是最大的错误。应该善于用自己的武器来战胜敌人。 只有在不倦地对工人提出法西斯危险的条件下，才可能利用新的机会。为了实现任何一种计划，应该维护和巩固工人组织。因而应该首先保护它们免遭法西斯匪徒的攻击。寄希望于民主政府，哪怕是社会党领导的政府来拯救法西斯的危难，用法令来禁止它组织和武装等，是最大的愚蠢。任何警察的禁止都于事无补，如果工人自己不学会对付法西斯的话。组织无产阶级防御，建立工人民兵队伍是最紧迫和首要的任务。谁不支持这个口号，不实际贯彻它，谁就配不上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称号。 ※※※ 现在还要说说我们对社会党左派的态度。在此我最不想说任何盖棺论定的话，因为我迄今没有机会追踪这个集团的演变。但近几天我读了的东西（斯巴克的系列文章，他在党的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等），让我产生了不好的印象。 当斯巴克应该说明合法和非法斗争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性质时，他把奥托·鲍威尔，即合法和非法的萎靡不振的理论家，当作权威来引用。“告诉我谁是你的老师，我就能对你说你是谁。”但我们把理论领域放在一边，转向紧迫的政治问题。 斯巴克把德·曼的计划当作战役的基础，毫无保留地赞成它。可以说：斯巴克不想给王德威尔得之流现在就把事情搞到分裂地步的机会，把软弱的、尚未组织起来的左翼驱逐出党；斯巴克为了更好地跳跃，他先退了几步。也许，斯巴克的意图是这样的，但评判一个政治家不是根据他的意图，而是行动。斯巴克在代表大会上的谨慎的行为，他十分坚决地保证为完成计划而斗争，他遵守纪律的声明本身都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注意到左派反对派在党内的地位的话。但斯巴克还做了些其它的：他不仅在计划的抽象目的上，而且在具体的斗争方法上，表达了对王德威尔得的道义上的信任和政治上与德·曼的团结一致。 斯巴克说，我们不能要求党的领袖们公开地对我们说自己的行动计划，自己的力量等，这些话带有格外不能容忍的性质。为什么不能？出于保密？但如果王德威尔得和德·曼有所保密的话，那也不是与革命工人反对资产阶级，而是和资产阶级政治家反对工人的秘密。是啊，谁也不要求在代表大会上公布地下工作的秘密！需要提供动员群众的总体计划和斗争前景。斯巴克以自己的声明帮助了王德威尔得和德·曼回避答复最重要的战略问题。在此完全有权说反对派领袖与多数派领袖反对革命工人的密谋。斯巴克被引上中派主义轻信的道路和“青年社会主义近卫军”这一事实，更是加重了他的罪过。 在布鲁塞尔联盟的代表大会上就宪法和革命斗争作出了“左”的决议。决议很弱，它具有司法性，而不是政治性，它是律师写的，而不是革命家写的（如果资产阶级破坏宪法，我们就……）。“左”的决议不是严肃地提出准备革命斗争的问题，而是对资产阶级提出文字威胁。但在代表大会上发生了什么？在德·曼——我们知道，他认为革命斗争是有害的神话——的几个最空洞的声明后，布鲁塞尔联盟驯服地撤销了自己的决议。如此轻易地满足空洞和虚假的言词的人，是不能认为是严肃的革命者的。惩罚很快降临。第二天，《人民报》这样注释代表大会的决议，说党将严守宪法框架，即将在金融资本在国王、法官和警察的协助下给它指出的框架内“进行斗争”。左翼的机关报《社会主义者行动报》真是因此而泪流满面：须知昨天，就是昨天，对布鲁塞尔决议还是“所有人”完全一致，为什么今天可笑的哭诉！“昨天”欺骗左翼，是为了让他们撤销决议。而“今天”饱经世故的官僚机灵人给倒霉的反对派一个教训。活该！这些事从来都是这么做的。但这仅仅是花，果实还在后面。 社会党反对派阐述极左的批评，只要这不让它承担任何责任，这已经不止一次了。但当负责的时刻（群众罢工运动、战争威胁、国家政变的危险等）到来时，反对派立即放下旗帜，为劣迹斑斑的党的领袖们提供新的信任贷款，以此证明，它本身与改良主义骨肉相连。现在，比利时社会党反对派经受第一次严肃的考验。只能说，它马上就摔了大跟头。我们应该认真和没有成见地追踪它今后的脚步，在批评中不夸大，别转向荒谬的“社会法西斯”的叽叽喳喳声，但别对这个集团的理论和战斗锻炼抱任何幻想。为了帮助左派反对派的最优秀成员前进，应该如实地说出一切。 ※※※ 为了让这封信能在1月14日会议前到你们的手上，我写得很匆忙：它的不全面，也许还有阐述的不够系统，都是由此而来的。在结束时，我允许自己表达热烈的信心，即你们的讨论将以能够保证行动的充分一致的一致通过的决议而告终。整个形势预先决定了你们的组织在最近一个时期的巨大增长。如果社会党反对派的领袖们彻底投降的话，无产阶级革命一翼的领导将完全落到你们的肩上。如果相反，改良主义党的左翼前进，走向马克思主义，你们可以在它身上找到战斗的盟友和通向群众的桥梁。在明确和一致的政策的条件下，你们的成绩是完全有保证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比利时支部万岁！ 格·古罗夫 1934年1月9日 译自网上下载的Письмовредакцию«Peuple»，收入《托洛茨基文集》（1933-1934年）。 [1]德·曼（HendrikdeMan，1885-1953）比利时工党右翼领袖，1933年终止萧条，旨在促进生产的《劳动计划》的作者，它赢得了比利时劳工运动的支持。——英译者注 [2]斯帕克（Paul-HenriSpaak，1899-1972）比利时社会党领袖之一（1944年起），曾任外交大臣（1936-1937、1938、1939-1947、1949、1954-1957、1961-1966）和首相（1938-1039、1946、1947-1949）。1957-1961年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年轻时曾是“左派”，曾是比利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左翼成员，曾与托洛茨基合作。——俄文网站编注 [3]莫里哀（JeanBaptisteMoliere，1622-1673）法国喜剧作家、演员、戏剧活动家、舞台艺术的革新家。把民间演出传统和古典戏剧的成就结合在一起，创造了社会生活喜剧。作品嘲笑了贵族的等级偏见和资产者的局限性（如《可笑的才女》，1660；《女学者》，1672；《强迫的婚姻》，1664；《贵人迷》，1670；《心病者》，1673）。喜剧《答丢夫》（1664，一译《伪君子》）揭露了僧侣的伪善面目。《吝啬鬼》（1668）则揭示了金钱的腐蚀力量。1665年上演的《唐璜》因有无神论和自由思想而使他遭受迫害。莫里衣的遗产具有极大的价值：他所塑造的角色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对世界戏剧文学和舞台艺术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 [4]此话出自莫里哀的剧本《美第奇》。——俄文网站编注
如何在社会党中工作（托洛茨基，1934年1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HowtoworkintheSP 如何在社会党中工作[1] 托洛茨基（1934年1月5日） 译者：chiqi 亲爱的坎农（Cannon）[2]同志： 我到目前为止还未获知上次开会的结果。但我希望一切都在顺利进行。我收到来自穆斯特（Muste）[3]、史派克（Spector）[4]和亚伯恩（Abern）[5]同志的电报，电报中宣称他们对（会议）所采纳的决定衷心支持。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为进入社会党）就是团结一致并有效率地进行我们的工作。 你们现在在美国还并没有像法国一样火烧眉毛，面临如此紧急的问题。就某种程度而言揭露中间派领导层会很困难，毕竟这些相关的结论不仅对于我们的同志有重要意义，也不能忽视其对社会党的基层成员产生的影响。此外，在法国，我们花费了太多的精力只是单纯地在言辞上揭露领导层，而太少从事更深入的基础性工作，特别是在年轻人中尤其如此。依我之见，应该避免在美国发生这种错误。 我们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要赢得青年人，具有思想认识的一群人——他们能为了我们的纲领、我们的过去，也能为了我们的将来，而继续发展。这只有我们妥善地规划宣传才能实现。我们的同志们也许可以为年轻人、也为成人安排一系列的课程：有关十月革命和苏联、中国革命、德国和奥地利的发展、西班牙革命、共产国际的纲领等等。这项“安静”的工作会在最好的社会党人面前展现出我们同志的优势，并且让他们更加关注和认同我们现在进行的公开批评。 当然，无论如何，我并不是反对这次对大众的宣传工作。相反要吸引当地（社会党中）的组织加入当地的斗争，且在他们之中唤起必要的分化，这是因为斗争依然是我们派别最首要的任务。越深入的宣传计划就一定越能在每个社会党组织中对我们友善的群体中赢得支持。依靠这样的方法，就首先有了将他们引入群众行动的可能。否则，如果与中间派体制发生彻底决裂，那么只有那些或多或少在理论上能理解我们抗争意义的人才会与我们站在一起。 目前，对中间派领导层进行批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而值得注意的问题：批评不应该迷失在枝节问题上，这只会惹恼社会党的成员，而是要关注那些经审慎选择且重要的问题。这里存在一种危险，我们的同志可能会在会议中对中间派领导层的肤浅和陈词滥调表达轻蔑或嘲笑。这打从一开始就会创造对我们不利的气氛。对于那些没有受过必要政治训练的（社会党）普通成员而言，很难把他们自身提升到与我们的批评相当的水平。因此（我们的）讽刺可能会在基层成员中激起不安与怀疑，令他们恼怒。这为中间派的领导者们提供了机会，来鼓动反对我们的情绪。因此，十分耐心、沉着且友善的语调是不可或缺的。当然，当你已经有了必要的支持力量，而且议程中出现重大的政治问题时，语调是可以且需要改变的。 这一切当然不是如同照本宣科地配乐演奏那样容易。但因为我们有拥有大量经验的可靠干部，所以我相信你们可以给我们的同志们提出明确的工作方法。 所有这些考虑当然太过抽象，其中四分之三的内容也许纯属多余，你们身处其中显然比我们从这里看问题更清晰。我只是希望尽可能与你们交流这些建议，而它们主要来自法国的经验，部分也是来自比利时的经验。 对我们的国际而言，美国所发生的事情的资讯非常重要。邮寄官方的报告等自然是极不慎重的方式。但是一位年轻的同志，譬如说罗伯特（Robert）[6]同志，完全可以通过私人信件的形式（印象、计划等等），而不必正式向我们派别的领导层提交必要的报告。重要的是，我们在这里可以一直不断地得知你们的新经验。[7] 致以最真挚的祝福 你永远的 托洛茨基 注释 [1]如何在社会党中工作（HowtoworkintheSP），一文来自于存放在纽约社会历史图书馆的詹姆斯·坎农（JamesCannon）档案中。1936年2月29日到3月1日美国工人党（WorkersPartyofUnitedStates,WPUS）大会同意其党员加入美国社会党（SocialistPartyofAmerica），由此在党内产生分裂的威胁。当时大量党员事实上已经加入社会党，但没有公开声明身份。1936年6月美国工人党（WPUS）解散。 [2]詹姆斯·坎农（JamesPatrick"Jim"Cannon，1890–1974），美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和世界产业工人工会（IndustrialWorkersoftheWorld,IWW）领导人。1928年脱离美国共产党，转向托洛茨基主义后成为左翼反对派领导人。时任美洲革命共产主义联盟（CommunistLeagueofAmerica,CLA）和美国工人党（WPUS）领导人，后曾任美国社会党（SP）全国书记、第四国际领导人和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WorkersParty,US）领导人。 [3]阿伯拉罕·穆斯特（AbrahamJohannes"A.J."Muste，1885–1967），美国基督教和平主义者和劳工运动活动分子，曾在1930年代短期转向托洛茨基主义，成为美洲共产主义联盟（CLA）领导人。1936年后再次转回和平主义立场，曾积极参与二战后美国的反战运动与民权运动。 [4]莫里斯·斯派克（MauriceSpector，1898–1968），加拿大早期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曾任加拿大共产党主席。1928年转向托洛茨基主义，曾任加拿大和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领导人，美洲共产主义联盟（CLA）领导人。1939年后退出实际政治活动，从事劳工运动的文字编辑工作。 [5]马丁·亚伯恩（MartinAbern，1898–1949），美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和美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28年转向托洛茨基主义，参与组建美洲共产主义联盟（CLA）和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WP,US）。1940年在派系斗争中与麦克斯·萨切曼（MaxShachtman）一起被开除出社会主义工人党（SWP）。 [6]罗伯特（Robert）指的即是哈洛特·伊萨克（HaroldRobertIsaacs,中文名：伊罗生，1910-1986）,美国记者和历史学家。伊罗生在1930年代一度曾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并曾在中国上海从事记者工作，同时与中国托派刘仁静等人合作。1938年在美国出版《中国革命的悲剧》（ThetragedyoftheChineseRevolution）一书。二战前后放弃马克思主义立场，后在美国麻省理工大学（MIT）从事国际政治与历史的研究教学工作。 [7]这就是为何我只用私人信件给你这些建议，对我而言这是一封完全不适合给领导阶层的信。此外，我对史派克和潘恩同志在这方面谈的很简略。
英国独立工党(ILP)面临的重大问题（托洛茨基，1934年1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英国独立工党(ILP)[1]面临的重大问题 CardinalquestionfacingtheILP 托洛茨基（1934年1月5日） 译者：chiqi 我被告知英国独立工党（ILP）在过去一段时期明显削弱了。它的成员数据说已经降到4000人。这一报告可能，而且很可能，被夸大了。但这一总的趋势在我看来不是不可能的。我还要说：独立工党的领导层对组织的弱化负有相当的责任，因为之前条件是有利于独立工党的，而我仍然希望一个更广阔的前景。 如果一个工人仅仅开始有政治觉悟去寻找一个群众性组织，而不甄别纲领和策略，他很自然会加入工党。而一个对改良主义失去幻想的工人，对政治和工会领导层不止一次的背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正在尝试新的背叛感到反感，会加入共产党。他从共产党的身后看到了苏联的影子。但是加入独立工党的工人又在哪里呢？怎样的政治动机会迫使他迈出这一步呢？ 在我看来独立工党的领导层自己都还没有这一重大问题的清晰答案。劳动人民不关心不重要的细节，而关心重大事件、清晰的口号和眼光长远的标语。独立工党的标语又是怎样的呢？并不好。我很遗憾这样说。但又必须说明。压制或包装事实对你们的党没有好处。 独立工党从工党中分裂出来。这是正确的。如果独立工党想成为革命的杠杆，就不可能让杠杆的把手落到这些彻底的机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野心家手中。完整和不讲条件的政治和组织独立性对一个革命政党来说，是其走向胜利的首要的先决条件。 但是，尽管从工党分裂出来，仍然有必要立即转向工党。这当然不要去讨工党领导人的欢心，苦中带甜地赞扬他们，甚至掩盖他们的罪行。只有没有原则的中派主义者，虽然把自己想象为革命者，但寻求接近群众的方式却是使他们自己配合领导层，即讨好他们，并在每一步向他们表达友谊和忠心。这样一种政策是通往机会主义泥潭的道路。走进改良主义群众的方式不是通过得到他们的领导层的认可，而是应该反对领导层。因为机会主义领导层并不代表群众而只是代表他们的保守、他们的奴性本能，以及最终他们的糊涂。但是进步的、革命性的群众正争取寻求政治表达。在纲领、政党、口号和领导层的斗争中，群众的未来完全不同于群众的过去。劳动人民总是本能地寻求“联合”。但在阶级本能之外还有政治智慧。残酷的经历教育工人：和改良主义的决裂是实现真正联合的先决条件，而这只有通过革命行动才能实现。如果革命政党能更坚决、合理、可信和清晰地向群众解释历史经验，这些政治经验就能更好和更快地教育所有人。 列宁主义关于联合阵线的方法和与改良主义者在政治上同流合污完全不同。临时和群众性组织达成务实的战斗性的协议对一个革命政党是不可避免和必须的，即使这个群众性组织是由最坏的改良主义者所领导的。而和改良主义领导层维持长期的政治联盟，却没有一个清晰的纲领，没有具体的工作，没有群众自己参与激烈行动则是最坏的机会主义。英俄工会统一委员会（Anglo-RussianCommittee）[2]永远是这种可悲的联盟的经典例子。 一个通往群众的最重要的桥梁是工会，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在那里工作而不与其领导层妥协，相反应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根据不同情况下进行公开或者不公开的斗争。但是在工会之外，也有无数的方式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接触群众——在工厂，在街道，在体育组织，甚至在教会和沙龙，认真地听取群众的所思所想，他们对事件的态度，他们的预期和希望，他们为什么和怎样让他们自己被改良主义领导层欺骗。经常性地观察群众并有所思考，然而革命政党决不能让自己只是消极地观察而沦落成为尾巴主义（chvostism[tailending]），相反必须反对他们的误判和他们的偏见。 忽视或者淡化议会工作的重要性是错误的。当然，议会不能把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或者在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提高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 但是在议会中的革命工作，以及和议会相关的革命工作对训练和教育群众有极大的帮助，特别是在英国更是如此。一个麦戈文（McGovern）[3]勇敢的表达可以激发和鼓舞工人，虽然他们曾经被兰斯伯里（Lansbury）[4]和亨德森（Henderson）[5]以及其他“皇家反对派”奴才中的的先生们的伪善、不实和高调的演讲所欺骗和愚弄。 不幸的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政党，独立工党不去接触工会和工党，不去接触任何群众，而去接触共产党。而这个共产党通过数年的时间已经结论性地证明了它的官僚主义的糊涂而且完全没有能力走进群众。甚至即使德国的灾难也没有教育这些人，共产国家的大门上也刻着和地狱的入口同样的文字：Lasciatteognisperanze[拉丁文：放弃所有的希望]。 独立工党还没有从工党左翼的所有缺点（理论模糊、缺乏清晰纲领、欠缺革命方法和强大组织等）中解脱出来，它就要马上让自己开始模仿共产国际无药可救的失败。很明显，在当前阶段，新的革命工人不会加入独立工党；相反，失去耐心的老成员会离开它。如果是半改良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激进派和和平主义者离开独立工党，我们可以祝愿他们旅途愉快。但是这和不满的工人退党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注释 [1]英国独立工党（IndependentLabourParty,ILP)成立于1893年，长期是英国工党的左翼附属组织，并对促进英国工党建立具有重要影响。1930年代其一度退出英国工党，而倾向斯大林主义，之后又回到英国工党内，1970年代正式解散，成为英国工党内部的左倾向压力集团。 [2]英俄工会统一委员会（Anglo-RussiaUnityCommittee，1925–1927），在群众的压力和保卫苏联的诉求下，改良主义的英国总工会官僚和苏联斯大林主义官僚组成的两国工会间的合作机构。1927年在英国右翼工会官僚压力下解散。 [3]约翰·麦戈文（JohnMcGovern，1887–1968），倾向无政府主义和和平主义的英国苏格兰前工党和独立工党的政治活动家，屡任英国下院议员。他曾在1930年代前往西班牙支持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反对英国独立工党与英国共产党组织合作，并谴责莫斯科审判，此后转向反对共产主义立场，1947年离开独立工党。 [4]乔治·兰斯伯里（GeorgeLansbury，1859–1940)，英国工党政客，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曾在1930年代任英国工党领导人，屡任英国下院议员。 [5]阿瑟·亨德森（ArthurHenderson，1863–1935)，英国工党领导人和职业政客，屡任英国政府内阁部长和下院议员，1934年曾获诺贝尔和平奖，从政前是模具制造工和模具制造商。
民族主义和经济（列·托洛茨基，1934年1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相关链接：民族主义与经济生活 Национализмихозяйство 民族主义和经济 列·托洛茨基（1934年1月4日） 施用勤译 〔说明〕原文译自网上下载的Национализмихозяйство，收入《托洛茨基文集》（1933-1934年）,托洛茨基,施用勤译。 意大利法西斯宣扬神圣的民族利己主义是唯一创造性的因素。德国国家社会主义把历史归结为民族，又附带着把民族归结为种族，把种族归结为血缘。但在那些在政治上没有上升或下降到法西斯主义的国家中，经济问题也日益陷入民族框架内。不是所有人都敢公然地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自给自足。但实际政策在各处都趋向于尽可能地与世界经济严密地隔绝。就在20年前，教科书灌输，蕴涵在人类发展的自然和历史条件中的世界分工，是财富和文化的强大因素。现在，世界交换成了所有灾难和危险的源头。后退，回家，回到民族源头！应该纠正佩里[1]海军上将，他在日本的“自给自足”上打出了条裂缝，但更严重的错误是赫里斯托福·哥伦布[2]，它是如此没有分寸地扩展人类文化的舞台。 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发现的民族的不可逾越的价值与19世纪的错误的价值——民主和社会主义——对立。我们在此再一次落入与旧教科书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中，更糟糕的是与确凿的历史事实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只有恶意的无知才能操作赤裸裸的民族和自由主义的对立。实际上，新历史的全部解放运动，哪怕是从荷兰争取独立的斗争开始，同时具有民族和民主的性质。被压迫和被分裂的民族的觉醒，它们为自己的被肢解的民族的统一，为摆脱外来压迫争取独立的斗争，没有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是不可能的。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民主革命的霹雳和暴风雨中，形成了法兰西民族。在19世纪的一系列战争和革命中，形成了意大利和德意志民族。北美民族的强劲发展在18世纪的争取解放的起义中受到洗礼，并由北方各州对南方各州在内战中的胜利而得到彻底的保障。民族不是由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发现的。在其新的，即资产阶级意义上的爱国主义是19世纪的产物。法兰西人民的民族意识可以说是最保守的和最稳定的，至今仍从民主传统中得到滋养。 但渗透着中世纪的割据主义的人类经济发展没有停留在民族框架之内。但发展趋势表现在：重心，至少是先进国家的，从国内市场转向外部市场。如果对19世纪来说，民族命运和经济命运的融合是引人注目的话，我们这个世纪的基本趋势就是经济和民族之间的不断增长的矛盾。在欧洲，这个矛盾的尖锐性达到了完全难以忍受的地步。 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最具能动性。如果在19世纪中期，德国人民束缚在几十个封建国家的笼子里的话，然而在创建帝国的40年后，德国工业在民族国家的框架里弊闷得喘不过气来。世界大战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德国资本渴望冲上更广阔的舞台。作为上等兵的希特勒在1914-1918年间不是在民族统一的名义下，而是在超民族的帝国主义纲领的名义下战斗的，该纲领可以用著名的公式“组织欧洲”来概括。联合在德国军国主义政权下的欧洲，应该是更加宏大的任务——组织星球——的桥头堡。 但德国并非例外。它只是在更加强烈和侵略性的形式中表达了每个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趋势。战争是这些趋势冲突的结果。诚然，像任何一个巨大的历史震荡一样，战争引发了各种历史问题，顺便在欧洲更落后的部分（沙皇俄国、奥匈帝国）推动了民族革命。但这仅仅是消逝在过去的时代的迟到回声。就其实质来说，战争具有帝国主义的性质。它试图用消灭、破坏、野蛮的方法来解决进步的历史任务：在世界劳动分工准备的整个舞台上组织经济。 无须说，战争没有解决这个任务。相反，它进一步打碎了欧洲。它加深了欧洲和美国的相互依赖，同时也加深了它们之间的对抗。它推动了殖民地的独立发展，同时加剧了宗主国对殖民地市场的依赖。过去的所有矛盾在战争的结果中变得更加尖锐。当欧洲在美国的协助下对自己的被破坏的经济进行总体修复的头几年中，可以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生产力的恢复必然意味着还原所有导致战争的灾难。今天的危机在自身中综合了过去的全部资本主义危机，首先意味着民族经济的危机。 国际联盟企图把战争没有解决的任务从军国主义的语言翻译成外交协议的语言。如果鲁登道夫[3]未能用剑成功地“组织欧洲”的话，白瑞安[4]试图借助于甜蜜的外交雄辩建立“欧洲联邦”。但一系列不断的政治、经济、金融、海关和货币代表会议只是展现了这个事实，即对我们时代的不可拖延的紧迫任务来说，统治阶级是不称职的。 从理论上，任务可以这样表述：怎样在居住在欧洲的各国人民充分自由的文化发展的情况下，保障在这个大陆上的经济统一？怎样把联合起来的欧洲纳入全世界的协调的经济中？解决这个问题不是在把民族神圣化的道路上，而是相反，把生产力彻底从民族国家强加给它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然而，欧洲统治阶级因军事和外交方法的破产而感到沮丧，今天从相反的一端来解决这个任务，即企图强行让经济服从已经过时的民族国家。普洛克儒斯忒斯之床的神话在宏大的规模中再现。统治者不是为新技术清理配得上它的舞台，而是把经济机体砍、切得支离破碎。 墨索里尼在不久前的一次纲领性的讲话中宣布“经济自由主义”的死亡，即自由竞争的王国的灭亡。思想本身并不新。托拉斯、辛迪加、财团早已把自由竞争挤到了后院。但与自由资本主义的企业相比，托拉斯更不能与有限的民族市场妥协。随着世界经济让民族市场服从自己，新的垄断吞噬了竞争。经济自由主义与经济的民族主义一起过时了。为经济输入民族主义的尸毒来拯救它的尝试，导致血液感染，它的名称是法西斯主义。 人类的历史提升是力求以最小的劳动消耗获得尽可能大的财富。文化增长的这个物质基础同时为评价社会制度和政治纲领提供了最深刻的标准。在人类社会领域中，劳动生产率的规律具有同样的意义，就像引力规律在力学领域中一样。过时的意识形态的消失不是别的，正是造成奴隶战胜野蛮，农奴劳动战胜奴隶劳动，自由雇佣劳动战胜农奴劳动的规律的体现。劳动生产率的规律不是直线性地为自己开辟道路，而是矛盾地、狂风似地和跳动式地、跳跃性地和左右摇摆式地克服地理和人类学的以及社会的障碍。因此在历史上出现了许多“例外”，它们不过是“规则”在现实中的特殊折射。 在19世纪，争取最高劳动生产率的斗争主义以自由竞争的形式进行，它支持资本主义经济通过周期性的行情震荡来实现动态的平衡。但竞争正是由于自己的进步历史作用导致了托拉斯、辛迪加和财团的可怕的集中，它同时意味着所有经济和社会矛盾的集中。自由竞争像一只不是孵化鸭崽而是鳄鱼的老母鸡。如果它不能应付自己的孩子的话，就不足为奇了。 经济自由主义已经彻底过时了。它的莫希干人[5]越来越少信心地呼唤力量的自发游戏。需要新方法来确立托拉斯的摩天大楼和人类需求之间的相互关系。需要彻底地改变经济和社会的结构。但新方法与旧习惯，更重要的是与旧利益产生冲突。劳动生产率的规律痉挛地在它自己制造的障碍中挣扎。当代经济体系的巨大危机的实质就在于此。 被民族和世界经济的破坏趋势搞得措手不及的保守的政治家们和理论家们开始倾向于这个结论，灾难的主要原因是技术的过高的发展。很难想出更悲惨的奇谈怪论了！法国政治家和金融家卡约[6]在人为地限制机械中看到拯救。这样，自由学说的最有教养的代表出乎预料地被最愚昧的工人所左右，这些人在一百年前曾经砸毁过纺织机。进步的任务是让经济舞台和社会关系适应新技术，现在则反其道而行之：为让生产力适应旧的民族舞台和旧的社会关系而遏制和压缩它们。大洋两岸为解决这个离奇的任务消耗了不少智力：如何把鳄鱼赶回到鸡蛋中。最新的经济民族主义因其反动性而受到谴责：它阻碍和降低人的生产力。 封闭经济的政策意味着人为地压缩那些能够成功地让其它国家的经济文化产生成果的工业部门。同时，割据倾向意味着人为地引进那些在民族土壤中找不到有利条件的部门。这样，经济独立的臆想产生了两个方向的沉重的附加开支。 此外又加上了通货膨胀。作为通用替代物的黄金在19世纪成了所有配得上货币名称的货币体系的基础。放弃黄金兑换能比海关更成功地把世界经济打成碎块。通货膨胀作为经济内部比例失调和它的国际联系的失调的表现，又加剧了这个失调，帮助把它从功能性的变成生理性的。这样，“民族”货币体系为经济民族主义的致命工作加冕。 这一学派的最无畏的代表安慰自己，在封闭经济中虽然会穷一些，但民族会变得“更和睦”（希特勒），随着世界市场的意义的降低，对外冲突的导火索也会减少。这样的希望只是表明，割据学说不仅是反动的，还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民族主义的源头实际上是可怕的冲突的实验室：帝国主义像饥饿的老虎，它退到自己的民族巢穴中，是为新的大幅度的跳跃。 经济民族主义的理论甚至似乎是依靠“永恒‘的种族规律，实际上反映的也只是世界危机的绝望情况。慈善家是由痛苦的需求造成的，就是这方面的经典的例子。翻车的列车的乘客蜷缩在荒凉车站的椅子上，禁欲主义地彼此要对方相信，舒适败坏人的身体和精神。但所有人一个不落地幻想着列车能把他们送到他们可以在那里在两条干净床单中舒展四肢的地方。现在所有国家的实业界的直接关心是好歹撑住，活下来，哪怕是在休眠状态中，在民族市场的坚硬的床上，但所有这些意不由衷的禁欲主义者们都幻想着新的世界行情的强大的列车。 它是否能来？由于整个经济体系的结构性的破坏，行情预见现在很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旧的工业周期像健康躯体中的心跳一样，以稳定的节奏为特征。战后我们已经看不到行情的正确交替了：老化的心脏出现间歇。 应该把被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与上述情况联系起来。被急不可耐的利益和社会危险推动的国家政权借助紧急措施介入经济生活，这些措施的后果它自己在多数情况下都预见不到。但如果把新战争的爆发放在一边，它会长期推翻各种经济力量的自发工作，还有计划调节的自觉尝试，则可以充满信心地预见从危机和萧条朝复苏的转折，哪怕如果英国，尤其是美国今天的有利征兆看来是还不成春的早燕。 危机的破坏性工作必将达到——如果还没有已经达到的话——一点，这时陷入贫困的人类需要新的大量物质。烟囱将会冒烟，机轮将会转动。复苏将会变得十分明显，实业界会从麻木中醒来，很快就会忘记昨天的教训，会轻蔑地把自我否定的理论连同它的作者扔到一边。 但是，寄希望于面临的复苏规模将与今天的危机一样，是最大的幻想。我们知道：在儿童期、成年期、老年期的心跳是不同的。在资本主义上升时，危机具有短暂性，生产的暂时降低会在最近一个阶段中得到丰富的回报。不像现在，我们进入行情上升是暂时的，而危机变得越来越深的时代。瘦牛把茂盛的草吞得一点也不剩，仍饿得不行。 世界经济的气压计的指标一旦开始上升，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暴露出了进攻的急躁。争取国外市场的斗争将变得空前尖锐。关于割据优势的真诚考虑将被立即抛弃，民族和睦的明智计划被扔到桌下。这不仅适用德国资本主义和它的爆炸的能动性，或迟到的、急躁的和贪婪的日本资本主义，也适用于在其新矛盾中强大的美国资本主义。 美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完善的类型。似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国内市场的相对平衡，保证了它对欧洲的巨大的技术和经济优势。但美国介入战争的事实本身，是被破坏的内部平衡的表现。战争带入美国结构中的那些变化，把进入世界市场变成对美国资本主义的生死攸关的问题。许多人说，这个进入应该采取罕见的戏剧形式。 劳动生产率的规律对美国和欧洲的相互关系来说，对确定美国在世界上今后的地位，有决定性的意义。扬基赋予劳动生产率规律的最高形式被称为：传送带、标准化、系列生产。似乎已经找到了可以翻转世界的阿基米得[7]支点。但旧大陆不想让它被翻转。所有人为自卫而反对所有人，用街垒、海关和刺刀来保卫。欧洲不买商品，不付债，并为此而武装起来。饥饿的日本凭借可怜的五个师占领了整个一个国家。世界最高技术似乎无力对付依靠低得多的技术的障碍。劳动生产力率的规律似乎失去了力量。 但这仅仅是表像。人类历史的基本规律必然会派生和次要现象进行报复。美国资本主义早晚应该尝试在整个我们的星上为自己开辟道路。用什么方法？不择手段。高系数的劳动生产率还意味着高系数的破坏活动。鼓吹战争？绝不是。我们什么也不鼓吹。我们只是尝试分析世界形势并从经济机制的规律中得出结论。没有比智力上的胆怯更糟糕的东西了，一旦事实和趋势与我们的理想或偏见矛盾时，它就转过身去不看它们。 只有在世界发展的历史框架中才能为法西斯主义找到属于它的位置。在它自身中没有任何创造性的和独立的东西。它的历史使命是把经济困境的理论和实践搞到荒谬的地步。 民主的民族主义一度曾引领人类前进。现在，它在东方殖民地国家中仍能扮演进步角色。但衰败的法西斯的民族主义除了死亡，什么也带不来。它不是在准备民族框架内准备安定经济，而是在世界舞台上的火山爆发和巨大的冲突。在近25-30年中在这部分中观察到的一切，与这个日益迫近我们的地狱之音相比，就成了田园序曲。这一次事关的不是经济的暂时降低，而是它的彻底粉碎和我们的整个文化的崩溃，如果劳动的、能思考的人类不能及时地掌握自己的生产力并在欧洲和世界规模上给予它以正确的组织的话。 [1]佩里（MatthewCalbraithPerry，1794-1858）美国海军军事活动家，海军准将（1841）。以武力威胁迫使日本政府签订1854年条约，结束两个多世纪以来日本与外界的隔绝状态。条约规定向美国军舰开放函馆和下田两个日本港口。——译注 [2]哥伦布（ChristopherColumbus，1451-1506）航海家，生于意大利热那亚。1492-1493年率领西班牙探险队寻找通往印度的最短海上航路；乘三艘轻快帆船（“圣玛丽亚号”、“平塔号”、“尼尼亚号”）横渡大西洋，于1492年10月到达圣萨尔瓦多岛（发现美洲的正式日期），尔后到达巴哈马群岛其它岛屿、古巴、海地。在后来的几次探险（1493-1496，1498-1500，1502-1504）中发现了大安的列斯群岛及一部分小安的列斯群岛、南美洲和中美洲沿岸。——译注 [3]鲁登道夫（ErichLudendorff，1865-1937）德国陆军上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任兴登堡将军的助手（1914年任东线参谋长，1916年起任德军最高统帅部第一副总军需长），1914-1916年实际指挥东线军事行动，1916-1918年指挥德国全部武装力量。参加过1920年的卡普叛乱，1923年和希特勒一起在慕尼黑发动法西斯暴乱。——译注 [4]白里安（AristideBriand，1862-1932）法国政治家。1909-1931年间曾多次任法国总理和外交部长。鼓吹建立“欧洲联邦”（1928年凯洛格——白里安公约等）。——译注 [5]莫希干人系北美印第安人的一个种族，因欧洲殖民而衰亡。——译注 [6]卡约（JosephCaillaux，1863-1944）法国激进分子，于1911-1912年任法国总理，多次任财政部长。——英译者注 [7]阿基米得（Archimedes，约公元前287-前212）古希腊学者。生于锡拉库扎（西西里岛）。最先研究出各种形体的面积、平面和体积的计算方法。他所写的关于静力学（阿基米得定律）的奠基性著作，提供了在自然科学和技术中运用数学的范例。有许多发明（阿基米得螺旋、用水中称量的方法测定合金的成分、重物升扬系统、军用投掷机等等）。为锡拉加扎人抗击罗马人设计了防御工程。——译注
列夫·托洛茨基《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1934年1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相关链接：卢那察尔斯基 АНАТОЛИЙВАСИЛЬЕВИЧЛУНАЧАРСКИЙ 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 列夫·托洛茨基1934年1月1日 Zveza翻译 原文原载于《反对派公报》（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第38—39期。此文发布时，卢那察尔斯基刚去世不到一周。 来源：https://www.marxists.org/russkij/trotsky/works/trotm373.html 过去的十年里，政治事件让我们分处不同的阵营，因此我只能通过报刊来关注卢那察尔斯基的命运。但也曾有过好几年，那时我们因为密切的政治关系而连结在一起，两人间的私人关系虽然并不亲密，但依然非常友好。 卢那察尔斯基比列宁小四五岁，也就是差不多比我大四五岁。这种年龄差异虽然微小，它本身却意味着我们分别属于两代革命者。卢那察尔斯基在基辅上中学的时候加入了政治生活，此时民意党人为了反对沙皇制度而进行的恐怖活动还在发出它最后的轰鸣，卢那察尔斯基也依然受着它的影响。对于离我这个时代更近的人来说，民意党人的斗争已经变成过去的传说了。 还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卢那察尔斯基就因为他多方面的天分而一鸣惊人。他会写诗（这是当然的），能轻松掌握各种哲学思想，在学生晚会上精彩地表演朗诵，是一个出众的演说家，并且他写作的调色板里永远不曾缺少缤纷的色彩。他还是个二十岁青年的时候就能阅读讨论尼采的报告、就定言令式的话题展开激烈争论、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辩护，并且对索福克勒斯和莎士比亚做对比研究。他一方面有着特别的天赋，同时身为贵族知识分子又喜好挥霍才华、各方面学问都是浅尝辄止（在过去的政论界里把这个特点表现得最为突出的是亚历山大·赫尔岑），这两点有机地结合在他身上。 四十年间，也就是卢那察尔斯基自懂事以来的整个生活期间，他一直同革命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他历经了监狱、流放、迁居海外，而始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他从前的战友中有成千上万人从他这个贵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圈子里转移到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或是君主反动派的阵营里面。对于卢那察尔斯基来说，革命思想不是青年时期的热情兴致：它们已经融入了他的神经和血管。这便是我们在他新修的坟墓前必须要说的第一句话。 然而，如果把卢那察尔斯基想象成一个具有顽强意志、经历过严酷锻炼的人，或者是一个目不斜视的斗士，那就错了。不是这样的。他的坚定思想其实非常“有弹性”——在我们大多数人看来都有点过头了。他涉猎甚广却浅尝辄止这个特点不仅体现在才智上，也体现在他的性格上。他是个演说家和作家，却很容易偏离主题。艺术形象经常让他分心，使他远离主要思想的发展。哪怕是身为政治家，他也乐意向左右两边看。卢那察尔斯基太容易接受各式各样的哲学和政治新成果了，他做不到不对它们着迷，没法不去摆弄它们。 毫无疑问，他挥霍才华的性格让他内心批判的声音衰弱了。他的演讲大多是即兴发挥，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总是避不开冗长啰嗦的陈词滥调。他写作或是口述的时候极其自由，几乎从来不校正自己的手稿。他缺乏精神上的集中和内心的自省，所以很难创造出更加稳固和无可争议的价值。其实他的天分和知识完全足够做到这件事。 但无论卢那察尔斯基如何偏离，他每次都会转回到他主要的思想上。这不仅是在说他个别的文章和演讲，而是说他全部的政治活动。他的摇摆虽然多种多样、有时候还出乎意料，但振幅是有限度的：它从未越过革命和社会主义的界限。 早在1904年，也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后一年左右，卢那察尔斯基就从流放地直接移居海外，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列宁在那段时间刚刚与他的老师（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德、查苏利奇）和最亲密的伙伴（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决裂，显得非常孤独。他极其需要一位同事来帮助他完成海量的粗放工作，因为他不喜欢把精力耗在这些事情上，而且也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做。对列宁来说，卢那察尔斯基真的是命运的恩赐。他刚一踏下马车的台阶，就闯进了俄国侨民的喧闹生活当中，足迹遍及瑞士、法国和整个欧洲：他发表报告、以反对者的身份发言、在报刊上论战、领导小组、同大家开玩笑、讲一些俏皮话、用走调的嗓音唱歌，他有着多方面的文化修养，并且在个人关系当中显得亲切又好说话，因此新老侨民都被他给折服了。 在这个人的道德品质当中，温柔平和是个相当重要的特征。不论是琐碎的虚荣还是一些更深层次的任务——也就是说希望坚定维护一些自己认为是真理的东西，不论对方是敌人还是朋友——在他身上都毫无踪迹：卢那察尔斯基一生都受到别人的影响，这些人的知识和才能往往不如他，但性格却比他坚强。他在老朋友波格丹诺夫（本姓马利诺夫斯基）的介绍下站在了布尔什维主义一边。波格丹诺夫这位年轻的学者——博物学家、医生、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事先向列宁保证说，他这位年轻的同志，卢那察尔斯基，在抵达海外以后肯定会效仿他，加入布尔什维克。事实证明，这个预言完全正确。但同样是这个波格丹诺夫在1905年的革命溃败以后把卢那察尔斯基从布尔什维克一边拖到了一个极端不妥协的小团体里面，一方面宗派式地“不承认”反革命力量的取胜，同时宣扬一些抽象的、在实验室里生造出来的“无产阶级文化”。 在黑暗的反动时期（1908—1912），广大知识分子普遍陷入了神秘主义的泥潭，卢那察尔斯基，以及与他有着深厚友谊的高尔基，也顺应潮流，开始做这类神秘主义的探寻。他虽然没有和马克思主义决裂，但他开始把社会主义理想描绘成新的宗教形式，并且当真去专心找寻某种仪式了。普列汉诺夫对此冷嘲热讽，把他叫做“圣徒阿纳托利”。这个绰号流传了好长一段时间！列宁同样毫不留情地抨击了这位从前的和未来的战友。尽管这种敌意逐渐软化，但它还是一直持续到了1917年。当时卢那察尔斯基并非没有抵抗，也并非没有受到来自外部的强大压力，这次是我这边对他施压，让他重新加入了布尔什维克。随后一段时间他不知疲倦地开展了宣传工作，这便是他政治生涯的最高峰。即便是现在，四周也不缺乏那些天马行空般的印象派传闻。比如，在1917年11月，也就是最为关键的时刻，从莫斯科传来消息说，布尔什维克的炮兵好像把圣瓦西里教堂给炸毁了，他为此差点和党决裂。一个精通艺术的鉴赏家很难原谅这种毁坏文明的行为！幸好，正如我们所知，卢那察尔斯基并不记仇而且也好说话，此外圣瓦西里教堂在莫斯科政变期间其实没受到丝毫伤害。 身为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在与老牌大学圈子以及整个教育界的往来当中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这些人本来确信“无知的篡位者”会彻底消灭科学和艺术，而卢那察尔斯基则饱含热情、毫不费力地向这个封闭的学界展现了事实，那就是布尔什维克不仅尊重文化，而且对文化并不陌生。那段时间里，有好多位讲坛巨擘只能瞠目结舌地看着这个“野蛮人”，看着他用半打新语言和两种古语言朗诵、顺便再出其不意地展示一下自己全方面的博学，这就足以轻松满足好几十个教授的要求。有文凭、有专利的知识分子转向了苏维埃一边，在这个过程当中，卢那察尔斯基功不可没。但是，在直接组织教育工作这方面，他却做得极其蹩脚。他的第一批尝试做得很不顺利，浅薄的幻想和行政方面的束手无策纠缠在一起，他本人也不希望继续进行实际领导了。中央委员会为他派了一些助手，这些助手则以人民委员个人的权威为名把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于是卢那察尔斯基有了更多的机会，能够把闲暇时间投入到艺术当中。这位革命的部长不仅是精通戏剧的鉴赏家，而且在戏剧创作方面也非常多产。他的剧本证明，他的知识和兴趣非常广泛，可以轻而易举地洞察不同国家和时代的历史文化，最后，还能够杰出地把原创构思和借鉴模仿结合在一起。但也就到此为止了，这些剧本当中并没有真正艺术天才的印记。 1923年，卢那察尔斯基出版了一卷名为《剪影》（Силуэты）的文集，专门对革命领导人进行评述。这刊物出现得很不是时候：里面甚至都没提到过斯大林的名字，只说这一点就够了。只过了一年，《剪影》就退出了流通领域，而卢那察尔斯基自己也感觉在政治上有点失意了。但即便到了这个时候，性情随和这个幸运的特质还是没有抛弃他。他很快就顺应了领导人员内部发生的政变，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完全听命于局势的新主人。尽管如此，他至始至终都是这支队伍里的异类。卢那察尔斯基对革命和党的过去太了解了，保留了太多方面的兴趣，还有，学识水平实在太高了，这些特征让他没法不在官僚主义的队伍中显得刺眼而不合时宜。他在人民委员这个职务上还是尽力履行了他的历史使命，随后他被解除职务、几乎赋闲在家，直到被任命为驻西班牙大使。但他没能就任这个新职位：他走到芒通[1]的时候，死亡便赶上了他。不仅是朋友，就连他诚实的对手也会愿意向他的魂灵献上敬意。 注释： [1]芒通（Menton）是法国东南部的城市，靠近法国和意大利的边境。——译注
论国民党法西斯蒂（托洛斯基，1933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论国民党法西斯蒂 托洛斯基（1933年） 来源：《火花》1934年第2卷第4期第24页。 在左派反对派的刊物上，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有时候说做是法西斯蒂。这样的定义，是因为在中国和在意大利一样，军事的警察政权，集中在一个资产阶级政权的手里，一切其他的政党尤其是工人团体都是被除外的。但是近几年来有了史大林派对于法西斯蒂的混乱概念的经验以后（史大林派常把法西斯蒂，军事专政，及社会民主党都看做法西斯蒂——译者）如果再把国民党独裁和法西斯蒂看做一样的东西，这是错误的见解。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一样，他们所依赖的首先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法西斯蒂的实质就在于此。国民党是没有这样的基础的。同时在德国农民是跟着希特勒跑，他们也间接的拥护巴本。在中国则农民已进行反蒋介石的剧烈的斗争了。显然是不同的。 在国民党的统治中，所含的『波纳巴主义』（按即拿破仑军事独裁的意义）的成分比法西斯蒂的成分要多；国民党没有如何广泛的社会基础，它的所以能够存在，就是由于帝国主义及买办资产阶级与革命的民众运动之间的对抗。『波纳巴主义』能够得到巩固，只有在农民的土地饿壑得到满足之后。但是这在中国连想像都没有可能。因此军事独裁是无力的，它只有它的敌人处在涣散的情形之下得以生存，但是在他们（即革命农民）的继续增加的压迫之下，它自己反而始涣散了。（一九三三年来信）
托洛茨基：斯大林因何能够打败左派反对派（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二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斯大林因何能够打败左派反对派 托洛茨基（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二日） 译者按：本文是托洛茨基于一九三五年十月在流亡挪威时写的。原文载于以俄文出版的「反对派文集」（BULLETINOFTHEOPPOSITION）第四十六号（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出版）。托洛茨基在本文内力图解释他为什么不派遣红军去阻止斯大林簒夺政权。 托洛茨基写这篇文章是要回答弗尔德·泽勒（FREDZELLER）──青年团的书记，法国社会党的积极份子──的来信。泽勒因为同情国际左派反对派的观点而被社会党开除党籍。本文首次以中文发表。英文译本刋于「洲际通讯」第八卷第三十九期，一九七○年十一月廿三日。 泽勒同志提出的问题，不单在历史上，而且在当前也是有意义的，时时在政治文献上与私人谈话中遇上这些问题，虽然提问的方式不同，大多是在私人交谈里。「你怎会和为什么会失去权力呢？」「斯大林怎能沾手于政权呢？」「斯大林底权力怎样做成的？」革命和反革命底内在法则问题到处碰到，而且常常以纯粹个人的方式提出，就像是关于一次棋赛或体育比赛的事，而不是一件具有社会性质的深刻斗争和变化。在这一件事上，很多假马克思主义者与庸俗的民主派毫无分别，这些民主派当面对着庞大的群众运动时，只会应用议会走廊里的勾心斗角的标准来妄加猜测。 任何对历史有丝毫认识的人，都知道每一次革命都会跟着引起一次反革命。当然，反革命从未完全在经济领域方面将国家退回到革命前的起点去，但却常在政治成果上从人民手中取回重大的部份──有时甚至是极大的部份。像是一条普通的规律，反动浪潮的首批被害者，就是那一批在革命初期那个进攻的时期，「英雄的」时期便已站在群众底前列的革命者。这种普遍的历史现象，现在应该指导我们达到这一观念：事情并不简单地是两个和几个个人的圆滑手段或诡计多端的艺术，而是有着无可比拟的更深远的动因。 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像那些浮夸的宿命论者（像里昂·布卢姆（Leonblum）和保罗·福尔（PaulFure）等类人──他们并不否认个人、个人底主动性、个人底坚定性在社会斗争中的作用。但与唯心论者不同，马克思主义者承认，最后分析起来，存在决定意识。领导在革命中的作用是巨大的。没有正确的领导，无产阶级不能胜利。但是，就算是最好的领导，在没有客观的条件存在时，也不能煽动起革命。无产阶级领导底最重大要求之一，就是必须有能力去分辨出击的时刻，也能够分辨何时必须退却。就是这种能力构成列宁底主要力量。 左派反对派反官僚斗争底成功或失败，自然地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敌对对方阵营底领袖的品质。但在谈到这些品质之前，我们应该清楚了解敌对阵营本身的特质，因为其中一个阵营的最佳领袖对另一个阵营可能是毫无价值的，反过来亦是如此。「为什么当时托洛茨基不使用军事机构来反对斯大林呢？这个问题──它是十分流行（和十分无知）的──却是世界上最清楚的证据，指出发问者不希望了解或不能够反映出苏联官僚战胜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普遍历史因素。我曾不止一次地在不少书籍上论及这种因素，最初是在我的自传之中。我提议以几句话来总结出最重要的结论。 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工农群众确保了十月革命底胜利，而不是现今的官僚层。官僚层是在革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之后才生长起来的，它不单在革命工人行列之中，并且在其它阶级（前沙皇官员、军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等）中吸收其成员。目下的绝大部份官僚层，在十月革命期间，都站在资产阶级营垒那一边（只举出苏联驻外大使：保登基〔Potemkin〕、梅斯基〔MAISKY〕、托雷洛夫斯基〔TROYANOVSKY〕、苏里斯〔SURITS〕、坚曹基〔KHINCHUK〕等即可）。那些在十月的日子中站在布尔什维克阵营中的当今官僚，大部份都未在革命活动和其准备过程中，或者在革命初期中扮演过稍微重要的角色。这一点首先就是指斯大林本人。至于当前的年轻官僚们，他们是由老官僚选择出来和教育起来的，其中很多往往是他们的子女。斯大林成了这个在革命后生长起来的新阶层底「首长」。 工会运动在每一个国家内的历史都并不单是罢工和一般群众运动的历史；它同时也是工会官僚层形成的历史。这个官僚层所能够取得的巨大保守力量，以及它依照本身的需要去选择它的「亲密」领袖（冈珀斯〔GOMPERS〕、格林〔GREEN〕、莱芝安〔LEGIEN〕、立柏提〔LIEPART]、西特林〔CITRINE〕等等）时的那种绝对不会错误的意识，是众所周知的。假如朱海西〔JOUHAUX〕，抗拒来自左翼的攻击而至今仍能成功地保留他的职位，那不是由于他是一个伟大的策略家（虽然，毫无疑问，他是比他的官僚同袍们较为高明；他之所以能在他们之中占坐首席，不是毫无原因的。）而是由于他的整个官僚机构，无时无刻不是在顽固地为它的存在而斗争，不是在集体地选择最好的斗争方法，不是在为朱海西设想，以及向他提供必需的决策。但这并不意味着朱海西是战无不胜的。假如局势有突然的变化──走向革命或走向法西斯主义──整个工会机构就会失去它底自信，它底精巧的手法将会自觉无能为力，朱海西自己将会做出一种──出色的，但却是可怜的──表现。我们只需回忆，那些德国工会有势力而狂妄自大的领袖们，当一九一八年革命违反了他们底意志而爆发出来，以及当一九三二年希特拉现身时，他们所显示出来的可怜相就够了。 这些例子指出了官僚层底力量和弱点的泉源。它从群众运动的初期──英雄的时期──产生出来。但当它越过了群众，再解决了它本身的「社会问题」（一种稳定的存在、影响力、尊严等等）之后，官僚层越来越企图维持群众的凝固状态。为甚么要冒险呢？冒险有可能使它失去某些东西。改良主义官僚的存在和其影响的极度膨胀，发生于资本主义向前发展和工人群众相对地消沉的年代里。一旦这种消沉被打破──无论在右翼还是左翼──官僚的威力就会终结。它的机灵和技巧会变成愚昧与无能。「领袖」的性质适应于它所领导的阶级（或阶层）底性质，适应于这个阶级（或阶层）正在渡过的客观形势。 苏联官僚层比起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加起来的改良主义官僚层，是无可计算地更有力量，因为它手中拥有国家权力，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方便和特权。真的，苏维埃官僚从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底土壤上生长起来。但是，假如为了这个原故而将这个官僚加以理想化，就是最大的无知。在一个贫穷的国家里──苏联至今仍是一个十分贫困的国家，在那里，只有一小部份人口可以享有一幢私人房舍，足够的食物和衣着──在这种国家里，大大小小数以百万计的官僚，比任何其它事情都更热衷于保证他们自己的美好生活，于是就产生了官僚层极大的自我主义和保守主义，它对群众不满的恐惧，对于批评的忿恨，想扼杀一切自由思想的丑恶耐性，以及最后，它在那个能包庇及保卫它无止境的控制和特权的「领袖」前所作出的虚伪和宗教式的跪拜。所有这些加起来，就是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内容。 当世界工人阶级遭受打击越重，则苏维埃官僚层就越有力量，这一点是绝无疑问，并且也是十分重要的。欧洲和亚洲革命运动的失败，慢慢地动摇了苏维埃工人对他们底国际盟友的信心。在国内，严重的灾难仍然在肆虐。工人阶级底最勇敢和最有献身精神的代表，不是在内战中阵亡，就是升了职，大部份都溶化于官僚层的行列里，丧失了革命的精神。疲乏──因为革命那几年惊人的努力──没有了前景，由于一连串失望而充满了痛苦，广大的群众就陷于消极。这种反动──正如我们刚说过的──在每一次革命之后都会发生。十月革命──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底巨大的历史进展，在于疲乏和失望并未使阶级敌人、资产阶级和贵族得到益处，而是由工人阶级的上层和与它一起加进苏维埃官僚层去的中间阶层获得益处。 苏联底真正的革命无产者们，并非从国家机关，而是从革命群众的活动中获得力量。特别是，红军并不是由「国家机关的人员」创造出来的（在那些最重要的几年，国家机关仍然十分薄弱），而是由集合了年轻农民，并领导他们作战──在布尔什维克底领导之下──的英雄的工人干部创造出来的。革命运动的退潮、疲乏、在欧洲和亚洲的失败、工人群众的失望，都无可避免地和直接地削弱了国际主义革命者的地位；同时在另一方面，却加强了民族的和保守的官僚层底地位。革命遂展开了新的一页。前一段时期的领袖变成了反对派，而国家机关的保守政治家们，他们以前在革命中曾扮演过次要的角色，现在与胜利了的官僚层一起站在前列了。 至于军事机关，它是官僚机关的一部份，与它并无质的分别。只须说明，在内战几年里，红军吸收了数以万计的前沙皇军官便够了。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三日，列宁在彼德格勒的一次会议中说：「托洛茨基最近告诉我，说军队里我们的军官数目有几万人，当时我对于利用我们敌人的秘诀的意义，心里就有这样一幅具体的图画：必须利用我们以前的敌人来建设共产主义；以资本家收集起来用来反对我们的砖头去建设共产主义！而我们并没有其它的砖头！」（列宁全集，一九三二年俄文版，第廿四卷，速记员报告，第六十五页）。这些军官和行政干部，最初几年是在先进工人的直接监督之下进行工作。在残酷斗争的烈火中，根本不会有军官特权地位的问题，这个名词在当时字汇中是不存在的。但在取得胜利，走向和平局势后，军事机关就设法把自己变为整个官僚机关的最富影响和最具特权的部份。想依靠军官去掌握权力的人，就是那些准备进一步推进军官阶层底欲望的人；那就是说，就是那些能向军官保证更高地位，给予他们官阶和勋章的人；换句话说，亦即就是那些能以一次行动，就能做出斯大林派官僚层在连续十至十二年内所能推前的工作的人。毫无疑问，进行一次反对齐诺维也夫、加米尼夫、斯大林等人底系的军事政变是有可能的，而且不会有困难，甚至不会流一滴血；但这样一场政变的结果，势必加速左派反对派所参与反对的官僚化和波拿巴特主义底步伐。 基于它自己的本质，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的任务不是依靠军事官僚去反对党的官僚，而是依靠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并且通过它去依靠人民群众，以控制整个官僚层，清洗它的异阶级份子，保证工人对它的清醒的控制，并且将它的政策重新纳入革命国际主义的轨道去。但是，群众底革命力量的生命泉源已经在内战中涸竭，饥荒和传染病、官僚底数量和傲慢都惊人地生长，革命的无产者变成软弱的部份。可以肯定，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旗帜，曾经集合了数以百万计最优秀的革命战士，包括军事人员在内。先进的工人是同情反对派的，但同情仍是消极的，群众不再相信通过斗争就能深刻地改变形势。当时，官僚层断言：「反对提倡国际革命，并且准备把我们拖进革命战争之中。动荡和灾难已经够了。我们已经争取到休息的权利。我们不再需要『不断革命』。我们将会在国内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工人们和农民们，信赖我们──你们的领袖──吧！」这些民族的和保守的鼓动──略略说一下吧──是以疯狂的（有时是绝对反动的）对国际主义的诬蔑来完成的。它把军队和国家官僚紧紧地拉在一起，并且毫无疑问地从疲倦的和落后的群众中获得响应。因此布尔什维克先锋队发觉到自己处于孤立和瓦砾之中，特尔米多官僚底胜利的秘密就在于此。 说到斯大林底战术上和组织上特出的才干，这只不过是一个神话，由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官僚刻意塑造出来，并由资产阶级左倾知识分子重复地背诵着；这些知识分子们，不管他们底个人主义，却极愿意向成功下跪。这些绅士们，当列宁被各国底渣滓追捕时，他们却不承认列宁正在准备着革命。反之，当这些承认会带来满足，有时甚至是直接的利益之时，他们就「承认了」斯大林。 首先发动反左派反对派斗争的人并非斯大林，而是齐诺维也夫。最初，斯大林还在犹疑和等待中。认为斯大林从开始就已有一个策略性计划是错误的。他只是在不断探测地基。无疑地，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教导仍残留在他身上。事实上，他谋求一个更简单的、更民族性的、「更有保证的」政策。成功之降临到他身上是意外的，他自己本身最初的感觉亦是如此。这是新的领导层和革命贵族的胜利，他们企图从群众的监督下解脱出来，并且在它的内部事务上，需要有一个有力的，可依赖的仲裁者。斯大林──无产阶级革命中第二等行列中的一个人物──于是便成为特尔米多官僚层底公认的领袖；首先是在官僚层的基层内──而且仅此而已。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或半法西斯主义作家马拉柏特（Malaparte）出版了一部书，名为政变：革命底技术。在书内，他引伸出一种观点：与列宁的战略相反，「托洛茨基的革命战术」在某种条件下，在某个国家里，能保证胜利。很难想象出会有比这个理论更为荒谬的了！但无论如何，这些放马后炮的聪明人士，指责我们因为优柔寡断而失去了政权，归根到底他们是用马拉柏特的观点来看事物的！他们认为有某些特殊的技术「秘密」，有了它就能取得和保有革命政权，而与下列巨大的客观因素影响无关：东方和西方革命的胜利和失败，在一个国家内群众运动的兴衰等等。政权并不是最佳「技术」优胜奖状。政权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最后分析起来是阶级之间的关系。正如我们曾说过的，政府的领导层是成功底有力的杠杆，但这完全不意味着领导层能在任何条件下保证胜利。 最后分析起来，决定性的是阶级斗争，以及在进行斗争的群众之中所产生的内部变化。 假如列宁在生，斗争会如何发展呢？肯定地说，以数学符号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是不可能的，从他的生命底最后时期里一系列的信件、文章和提议之中，尤其是从他的「遗嘱」所提议撤除斯大林总书记的职位，并且在最后一封信中「与斯大林割断一切私人和同志关系」，这些无可争辩的方式中，十分明显地指出，列宁一定会成为那个贪婪保守的官僚层，和逐渐团聚力量的斯大林政策底不可和解的敌人。在他遭受两次病痛期间，列宁向我提议共同组织一个派别，进行斗争以反对官僚层和它的总司令部──斯大林指挥下的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列宁──用他自己的语句──正在为第十二次党大会准备一个反对斯大林的「炸弹」。所有这些──在精确的和无可争辩的文件底基础上──都在我底自传和一篇文章：「列宁的遗嘱」中说过了。从列宁底准备措施来看，显示出他是认识到这个特出的斗争将会是十分艰苦的；不是──对这点是没有怀疑的──他个人地惧怕斯大林成为他的敌手（这样说是可笑的），而且他清楚地看到斯大林背后，领导官僚那个有力的阶层所占有的共同利益底器官。当列宁仍然在生时，斯大林就进行着一项挖墙脚的手术，通过阴谋份子的媒介，小心地散播谣言，指列宁是一个有缺陷的知识分子，与局势没有接触等等；换句话说，流传着目前成为共产国际非正式的意见的同一个传说，为了要解释列宁最后一年半里列宁和斯大林之间的尖锐敌对。而事实则是，当列宁患病时所写的文章和信件，代表了他底思想最成熟的果实。这个「有缺陷的人」底聪慧，超过一打的斯大林。 可以这样肯定说，假如列宁能够活久一点，那官僚底万能所使出来的压力──至少在最初几年──会比较轻一点。但在一九二六年，克鲁普斯卡娅（列宁的妻子）向一群左派反对派说：「假如列宁今天仍在生，他现在会在监狱里。」列宁底恐惧和警告性预兆仍然新鲜地在她的记忆里，而她对列宁个人底卓越才干绝无幻想，她──以她的说法──很明白，最好的舵手也要对风和对顺流或是逆流作出依赖。 这是否意味着斯大林底胜利是无可避免的呢！这是否意味着左派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底斗争是毫无希望的呢？这样子提问题是抽象的、图式主义的和宿命论的。斗争的发展，经已毫无疑问地展示出在苏联要取得全面的胜利──那就是说，夺取政权和烧焦官僚主义腐败的根源──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在没有世界革命的支持之下，是不能也不会办得到的。没有了反对派勇敢的批判，没有了官僚对反对派的恐惧，则斯大林布哈林走向富农的道路，可能会以资本主义的复辟来终结，在反对派的鞭策下，官僚层从我们的政纲里取去了重要的借镜。列宁主义者并不能从堕落的过程里挽救苏维埃政权，也不能挽救个人权力的困境。但它阻止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拯救了苏维埃政权不至全面解体。官僚层底进步的改良是反对派革命斗争的副产物。对于我们，这是远远不足的，但仍然是一些东西。 在全世界的工人运动范围里面──对这个运动，苏维埃官僚只是间接地依赖它──形势对于苏联仍然是十分之不利。通过共产国际为中介物，斯大林主义成了世界革命底最坏的制动机。没有斯大林，就可能没有希特拉。目前在法国，斯大林主义以政治上名为「人民阵线」的屈服政策，正为无产阶级准备着一次新的失败。但在这里，左派反对派底斗争同样不会是无所作为的。整个世界都培养着和增加着真正无产阶级革命的干部，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他们并不为了苏维埃官僚底权力和财富而参加进去，而是为了列宁底纲领及十月革命底旗帜。在帝国主义、改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联合力量底真正庞大迫害之下──这也是史无前例的──布尔什维克列宁派正在生长、加强他们自己，并且逐渐地取得先进工人底信任。正在形成的一个不朽的危机象征，就是塞因（即法国──译者）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重大发展。世界革命将会在第四国际底旗帜下前进。它的第一次成功，将不会给斯大林私党底万能、它的流言，它的诽谤和它的空洞声誉留下任何支持。苏维埃共和国，像世界无产阶级先锋队一样，会最后从官僚的魔爪之下将自己解放出来。斯大林主义底历史性瓦解早已注定了，这将是它反对世界工人阶级底无数罪行所应得的惩罚，我们并不希望和等待其它方式的清算！ 史骊译
致出版社（1933年11月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致出版社[1] （1933年11月9日） 美国、纽约 西蒙 并舒斯特： 你们问，我以为哪些书值得在美国出版？我首先想谈谈加利马尔出版社出版的法国青年作家马尔罗所著的长篇小说《人类的命运》。[2] 这本小说不想仅仅成为表现文学技巧的作品，它提出了人类命运的某些重大问题。在社会和文化危机席卷全世界的情况下，那些永远激动着人心和伟大艺术的课题——生与死，爱与英雄主义，个人与社会——又尖锐地在创作意识面前提出来。现代艺术在探求纯形式主义的成效中将自己弄得精疲力尽，它只有从上述那些源泉中才能得以复兴。 说穿了，马尔罗不过是个个人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对这种世界观和生活感，我在心理上虽不说是敌对的，却也格格不入。但是在马尔罗近于绝望的悲观主义中，却具有英雄主义的因素。马尔罗在革命的背景下选择他的国际主义主人公。他本人的活动舞台是在1927年的上海，作者根据亲身经历，对中国革命深有了解。然而他的小说既不描写民族，也不拘泥历史，这是一部描写人们的命运和种种私情的作品。革命使这些感情具有达到极限的张力。这位个人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最终超越了个人主义和悲观主义。只有那高于个人的目标，即准备为之献身的目标，才能赋予个人以存在的意义。——这部作品与哲学说教迥然不同，自始至终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品，它最后的一个意义就是这样。 在美国，习以为常的生活条件遭到严重危机，这正暗中无情地破坏着对生活的纯经验主义态度，我觉得，马尔罗的小说应当在美国找到大量读者。 列夫·托洛茨基 1933年11月9日 [1]首次用俄文发表。载于《1929—1933年托洛茨基书信补遗》，第317—318页。此信是写给《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社长克里夫顿·法蒂曼的。克里夫顿·法蒂曼刚用英文出版了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一书。此书俄文本由柏林格拉尼特出版社于1931—1933年出版。 [2]安德烈·马尔罗著《人的命运》一书由美国《兰登出版社》1934年出版。 来源：《托洛茨基流亡日记与书信》（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译者：黄柱宇唐伯讷）
小团体的杠杆作用（托洛茨基，1933年10月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Theleverofasmallgroup 小团体的杠杆作用 托洛茨基（1933年10月2日） 致布尔什维克-列宁派英国支部 亲爱的同志们： 我收到了你们9月5日发出的信件的副本。请允许我在打入英国独立工党（ILP)[1]的问题上提出几点额外的考虑。 1、我们不应夸大独立工党的意义。在政治上，就像在物质世界中，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与你们的小团体相比，独立工党就是一个大组织。你们的小杠杆不足以翘动工党，但能够对独立工党产生巨大影响。 2、在我看来，你们倾向于通过斯大林主义政党的视角来看待独立工党，夸大小资产阶级成员的数量，而低估党内的无产阶级成员数量。但即使我们估计工人仅占10%（明显低估，因为你们忽视［字迹模糊难辨］），即便如此，你们也能得到上千名有革命思想的工人，而实际上远多于此。 3、从一千人增加到一万人比从四十人跃升到一千人容易得多。 4、你们谈到从外部影响独立工党的优势。从大的历史范围来看，你们的论点无可辩驳，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如何在罕见的、特殊的环境下运用特殊手段。今天独立工党的革命工人仍然支持他们的党。加入一个对其原则几无所知的40人小团体，对他们来说毫无吸引力。即使他们在未来数年对独立工党日益失望，他们也不会走向你们，而会走向斯大林主义者，后者会折断这些工人的脖子。 但如果你们打入独立工党，为实现该党的（特别是其革命核心的）布尔什维克化而工作，工人就会把你们看作工友、同志，而不是试图从外部分裂党的对手。 5、问题在于，如果是一个成型的、同质的、有着稳固组织的党，打入其中就不仅无效，而且极为危险。但独立工党现在处于完全不同的状态。它的组织并非同质，这就容许不同派别有很大的活动自由。普通的党员革命者热切地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以一个独立的团体自居，在工人眼里你们就只是斯大林主义者们的小小竞争者而已。在独立工党内部，你们就可以远为成功地让工人免受斯大林主义的影响。 6、我相信（这是我的个人意见）即使你们必须放弃你们专门的机关报，你们也将能利用独立工党的《新领导》报（NewLeader）和报刊辩论。美国《战斗派》（Militant）和《国际公报》（InternationalBulletin）都会支持你们的工作。 7、你们团体的所有成员都应该加入独立工党吗？这是个纯粹实际的问题（如果你们的成员在英国共产党内有充分的活动空间，他们可以暂时留在那里。然而我个人相信在目前的形势下，如果在独立工党内，他们工作的实际效果将会增加数倍。） 8、你们是作为派别还是个人加入独立工党，这纯粹是一个形式问题。根本上，你们当然会是遵循共同原则的一个派别。你们在加入独立工党前发表一个公开声明：“我们的观点众所周知。我们把自己建立在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并且构成国际左翼反对派的一部分。我们认为新的国际只能建立在国际左翼反对派观点的基础上。我们加入独立工党的目的，是在日常的实际工作中让它的党员明白我们观点的正确性，以及独立工党参与缔造新国际的必要性。” 这样的声明怎么会降低你们团体的声誉呢？我实在不明白。 当然，国际书记处不会也不能以命令的方式强迫你们加入独立工党。如果你们自己不能确信这一措施有什么用，你们的打入就将是无效的。这是一个可能引起争议的重大措施；有必要认真衡量和考虑。这封信和先前的一些信件一样，旨在帮助你们进行讨论。 致以最真挚的同志的问候 L.托洛茨基 注释 [1]英国独立工党（IndependentLabourParty,ILP)成立于1893年，长期作为英国工党的左翼附属组织，并对促进英国工党建立具有重要影响。1930年代其一度退出英国工党，而倾向斯大林主义，之后又回到英国工党内，1970年代正式解散，成为英国工党内部的左倾压力集团。
〔美〕法雷尔·多布斯《卡车司机的造反》（1972）（赤心、龚义哲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美〕法雷尔·多布斯《卡车司机的造反》（1972） 卡车司机的造反 〔美〕法雷尔·多布斯（FarrellDobbs） （1972） 译者：赤心龚义哲 根据探路者出版社2004年第二版译出 谨以此书 献给 坚定不移地信任我的男女工人 卡车司机总工会第574分会全体会员 作者简介 自序 时间表 第一章一个革命者的诞生 第二章造反的种子 第三章斗争的计划 第四章最初的突破 第五章总动员 第六章组织罢工 第七章开战 第八章谈判中的诡计 第九章再次罢工 第十章血腥星期五 第十一章军队来破坏罢工了 第十二章消耗战 第十三章574分会胜利了 附录百人罢工委员会的名单 插图 译后记（龚义哲）
苏俄与世界革命（托洛茨基，1933年10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苏俄与世界革命 托洛茨基（1933年10月1日） 来源：《国际译报》1933年第5卷第8期。译者：方住。 据报章上消息说华盛顿预备承认苏维埃政府了。亦可以说前次罗斯福总统和李维诺夫的谈判，即第三国际尽可能的活动，扮演得有声有色。美国正走进了一个深刻的社会转变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之下，介乎中间的第三国际一定特别被感觉有危险性。即在现在，各方面还视此为一确切不移的事实，以为承认苏维埃联邦政府实际上就是承认第三国际。依我们的意见，公正地说吧，像那种观点是庸俗的落伍见解；但一般人都那样执着，尤其那专门的政客懒得注意新的事实，特别是后者他们居于嫉妒的方面而然。 自苏维埃政府成立之第一日便宣布不苟与第三国际打成一色。很合乎法理的，这宣布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它们虽仝〔同〕具有共产的观念，但二者的组织却是立于不同的国度和国际的基础上。而且它们的行动在形式上也是各自为谋。但欧美的政治家可没有这样合法的弄清楚而回转确定过来他们征引苏维埃政府和第三国际相关连的事实，以为同是这般人居于此二者组织之上，无论列宁或其同侪会隐秘或想隐他们也会领导『共产国际』，当是时的苏维埃政府决不惜极大的物质牺牲为了与资本主义的政府保持和平关系，苏维埃的外交政策在极严厉教训之下，不敢卷入任何与共产国际有关系的纠纷中，莫斯科京城的态度如此，政府中领袖份子的态度也如此，其他等等亦然。但在此景况之下，让步是认为更不能容忍，较之容忍苏维埃政制的基本原则，政府的系统，生产工具国有，国外贸易国营等等之更变。当齐齐林于致列宁之一函中，曾暗示与威尔逊妥协之忠告，不妨引用苏维埃共和国的投票底表决办法。列宁却用反问的语气回信说齐齐林该送到疗养院去过些日子好，却不是因为一妥协便太破坏了他的政治平衡吗？我们也不难去设想，列宁是如何的覆信说任何苏维埃的外交政策不曾勇于和资本主义妥协些或其他，而以第三国际作牺牲！尽我记忆所及，无人敢再作同样之提议，即使用一种变相的设法。 当Breast-Litovsk和议时，列宁伸辩有接收德意志的哀的美顿书的必要，他再三再四的说，『那简直是疯痴，把十月革命的胜利而孤注于明知无希望之战争中，即使救世的德国革命与我们有关，但这又是一回事。假有那样，我们便不得不将苏维埃共和国的命运来冒危险。因为较之我们的革命，则德国的革命实太未可知呢。』最紧要的是其他苏维埃共和国的领袖亦以同样态度作如是观。当他们的时代，其言谈评述尽可大量征引，以证明苏维埃政府第三国际的有机的联系，所以欧美的保守的政治家都失于作合法的辩证；他们只偏重固定的事迹呢。 但是呀，自列宁和其亲密的同事的理想即苏维埃共和国和第三国际的确切的理想时以至今日，则滔滔桥下流水正不知逝去几许了，环境也变了，人也改换了，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的统治层的人物全换新了；旧的理想和口号被新的代替了。畴昔组集好的原素，现在都变作无关痛痒的仪式了。然而不然，但西方政治家基于回忆，依然相信以苏维埃政府和第三国际为不可分解者。是时候了，这见地应修改好！夫今日世界，矛盾恼人，这里有真实的基本的事，而为敌人构成巧伪的理由，以煽惑一切。是时候了，莫顾纪念日使用的仪式的话头吧，快去认识苏维埃政府和第三国际现在各处于不同之境地上。今日的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的领袖不仅不为了德国革命，即使世界的革命，也不肯因此而作国家上的牺牲；而且他们绝不踌躇，以活动，以声明，而给第三国际和整个劳动运动以严重的打击。愈增重它国际的地位，则苏维埃政府与国际革命挣扎间的裂痕亦愈深刻。 第三国际生命最灿烂之日子便是它的会议的，在莫斯科没有一次流会过。由于国际情景之变化，和各种趋势的压迫，因而作成种种基本的计划及应变的方法。恰当此种会议中，苏维埃领袖多与第三国际的政策时，其所表白最为可信。第三国际第一次大会，其开幕闭幕都由列宁。在第二次大会他演述了最重要的报告，于第三次大会他出首攻击Zinoviev，Belakum等人的谬误的政策。列宁刚被恶病袭击之后，尚未恢复时，他看到了苏维埃新经济政策的报告时第四次会议也［……］他的心情一如平时清醒，但他的血管使他不中用了，他再不感苦难了……设的更圆满些，那开始两次大会的计划宣言即写本篇的作者所为，而那第三和第四次大会的报告，内容是些基本的，应变的讨论，则由『人民的陆海军部长』负责。 上面所谈到的，还得再加说些，当那时第三国际会议是每年召集的，第三国际成立之前四年（一九一九——一九二二）曾开过四次会议。自第四次会议后，十一年的时光已过去了。整整这一段期间，开会不过二次。一次在一九二四，一次在一九二八。又已五年半光景了，自第三国际最后一次会议的召集至今。这种赤裸裸的记录的总结算，比任何欲明此事情的真实情形的讨论，好的多了。当内战时，苏维埃政府处于四面电网包围之下，即使往苏维埃联邦旅行，不特困难横生且有生命危险，而此会议，每年召集。近年来呢，作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的旅行，全属平平的一回事情，而第三国际反受了在一起会议的束缚上级当局的秘密集会代兴了，即使蕴有民主意义的一些影儿的会议，都受剥夺了。即就此当局的秘密聚会而言，苏联负责的领袖，也无一人再顾照到第三国际了。克灵林宫对第三国际所觉感有兴味的工作，不外如何必要的以防护苏联共和国的利益，于任何协调的行动或宣告之下。则此事实不再涉及合法的规定的作用，而成为政治丄的破裂呢。 自理论的路线说，可以深信不疑者，即由第三国际国外政策的演进，则我们必将自缚于苏维埃外交政策之畴昔与今日的问题的对比的烦恼中。列宁名Breast-Litovsk和约为一『喘息』，即是说，此为苏维埃政府与世上帝国主义挣扎中之一极短的休息。于此挣扎红军曾正式而公开的宣布说：红军亦即共产国际之武装〔。〕时至今日，苏联之外交政策，与此原则绝不符合了。苏维埃外交政策之最高成功，仅一日内瓦条文GenengFomnlg而已，此条文规定侵略和侵略国的界说。此条文施用于苏联及其与国的相互关系上，且可施用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中。如此行态，乃苏维埃政府正式的尽其保障欧洲政治地图的责任而已，一幅从凡尔赛实验室所制出的地图而已。列宁以为战争的史的特性，实受社会势力及他们所追求之政治鹄的决定，因而双方相见于战场。今苏维埃的外交全出发于保守原则，而维持国际间的现状。其对战争和参战方面的态度，不由革命的批判立场以决定，而由法律的批判：即看谁最先侵过边境。是以苏维埃条文，为保障国界，反对侵略而制定者，道地的为了资本主〔义〕国家而已。我们也不再讨论这是好是坏，盖本篇的目的不在批评目前克夷林的政策，而在表露苏维埃政府整个的国际方针的原则之深刻的改变，以扫除承认苏联共和国进行中之虚幻的障碍。 一国之社会主义的建设计划断非可托诺空言，必须有一切实计划，将经济，政治及外交策略皆包括无遗，等量齐观。苏维埃当局愈侵入于国家社会主义的地位，则国际革命愈成问题，而第三国际遂因此斥诸脑后哩。每一革命新兴，必附有如许不可知之数，缘此之故，革命的本身即蕴有政治的危机在。现在苏维埃政府设法保障其国际之平安，预防不仅由战争所发生的危险，且及革命的。故其国际政策，已由国际革命的政策转变为保守的了。 真的，此事之真相，苏维埃的领袖即对其国内的劳动者或其他国家，都未能公开宣告呢〔。〕因其威权府库的完成，来自劳动群众，而系乎十月革命传统的理想。但此传统，躯壳虽存，而其内容，已羽化了。苏维埃政府尚允幼稚的第三国际机关，维持原状，卜居于莫斯科。但再也不准他们召集国际会议了。自从不再求援于国外的共产党，也就不再将自己的外交政策，与他们的利害，发生些儿关系。我们只要参考下法国某政治家，于莫斯科，将欲抉明此事实之本质，便把史丹林时代与列宁时代对照而观。 最近法国政府的机关报太晤士（九月二四号）载了一莫斯科通讯，很可注意，柏拉图式的世界希望，在苏联共和国统治圈内越表现得热烈十足，他们越拒绝去实行了。」太晤士再解释说。自托洛斯基被放斥，发表他永久革命的理论，以国际间有不易的危机，在苏维埃的统治者便把握住这政策，努力社会主义的建设，由史丹林领班，而不待其他之不可知的世界革命』此报坚强地反对法国政治家的谬见，尚将过去的魔影与今日的真相混为一谈。我们不要忘记这段内容，并非偶然的发表，而为号召最强，影响最深，十足的法国统治阶级的保守机关报。耶鲁巧妙，的说及此太晤士，『这简是布尔乔亚所变成的报纸』。 世界上所有的政府唯美国政府一直至今，固为最不可能与苏维埃复交者，因资本主义的合法的原则如此。这样一来，第三国际扮演何种固定的角色的问题，我们只要一回忆到HamiltontishComuitte就得了！在此会议Commttee中的贵重的份子，及现实的事实，何用目睹以证明，自可深深地感知此现实的事实。定可得此结论，就是苏维埃政府的外交政策不再产生些微障阻，而碍自身的被承认，这不仅就事实言如此，自合法言亦如此呢。 ——译自TueNew，Repnbbie十月一日号
托洛茨基：苏联与第四国际 <!-- BODY{MARGIN-LEFT:12%;MARGIN-RIGHT:12%;} p.indexnavig{width:100%;background-color:#4367AB;font-size:smaller;LINE-HEIGHT:180%;text-align:center;color:#ffffff;} h1{LINE-HEIGHT:180%;text-align:center;}h2{LINE-HEIGHT:180%;text-align:center;}h3{LINE-HEIGHT:180%;text-align:center;} p{LINE-HEIGHT:180%;FONT-FAMILY:"宋体";TEXT-INDENT:2em;} hr{HEIGHT:1px;text-align:left;width:33%;COLOR:#FF00FF;} .footnote{margin-top:0;margin-bottom:0;line-height:150%;TEXT-INDENT:0em;} A:link{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 A:visited{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 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 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 --> MarxistsInternetArchiv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Русский|English 苏联与第四国际[1] （苏维埃国家的阶级性质） 托洛茨基 问题是怎样提出的 “对无产阶级的专政” 作为唯心论规范的无产阶级专政 波拿巴主义 “国家资本主义” 苏联的经济 官僚集团和统治阶级 阶级剥削和社会寄生 两种前景 可能的反革命道路 官僚集团可以“和平地”消除吗？ 苏联的新党 第四国际和苏联 问题是怎样提出的 同共产国际的决裂和决定建立新国际的方针，又重新把苏联的社会性质这个问题提出来了。共产国际的瓦解是不是也意味着从十月革命产生的那个国家的解体呢？的确，这里两者所涉及的是同一个统治机构，那就是斯大林主义机器。这个机器在苏联内部以及在国际舞台上采用了同样一套方法。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决不会接受布兰德勒分子的双重记帐法的，根据他们这种记帐法，斯大林主义者的政策在苏联国内是无可指责的，但在苏联国外却具有破坏性[2]。我们深信，这些政策在两种情况下都同样具有破坏性。倘使如此，那末是不是必须承认：在共产国际瓦解的同时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也取消了呢？ 这种推理乍看起来似乎是无可辩驳的。但这是错误的。虽然斯大林官僚集团在各方面所用的都是同样一套方法，但这些方法的客观结果却取决于外在的条件，用力学的述语来说，就是取决于材料的抵抗力。共产国际是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目的的一种工具。而苏维埃政府则是保持一次已经完成的革命的胜利品的工具。西方各国的共产党没有继承下来的资本。它们的力量（实际上是它们的弱点）在于它们本身，而且仅仅在于它们本身。斯大林主义机器的力量则十分之九不在于它本身，而在于胜利的革命所造成的社会变革。虽然问题并不单单由这个考虑来决定，但这个考虑却具有方法论上的重大意义。它向我们表明，斯大林主义机器怎么样和为什么在完全丧尽它作为国际革命因素的意义的同时，仍能保留它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胜利品的守护人的一部分进步意义。我们可以补充说，这种双重的地位本身就是历史发展不平衡的一种表现。 工人国家的正确政策不能归约为仅仅是本国的经济建设。如果革命不循着无产阶级的螺旋线在国际舞台上扩展起来，它就必然会沿着官僚主义的螺旋线在本国的范围内开始萎缩下去。如果无产阶级专政不发展成为欧洲和世界规模，它就必然会驶向自己本身的崩溃。从宽阔的历史远景来看，所有这些都是完全无可争辩的。但是一切事物都围绕着具体的历史时期运行。能不能说，斯大林官僚集团的政策已经使工人国家取消了呢？这就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首先第一站出来反对工人国家显然已经取消的说法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的方法论立场。无产阶级专政是靠一次政治革命和三年内战而建立起来的。关于社会的阶级理论和历史经验都同样地证明：无产阶级通过和平方法，也就是不经过拿起武器的大规模的阶级战争，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既然如此，那么，不知不觉地，“逐渐地”进行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又怎么能想像呢？无论如何，到目前为止，封建的以及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从来不是从“机体内”进行的，它们一律都需要实行军事上的外科手术。归根结蒂，改良主义理论（要是改良主义一般地够得上理论的话）往往是基于不了解阶级对立的深刻性和不可调和性；因而，基于对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希望。马克思关于政权从一个阶级手中转到另一个阶级手中的灾变性质的论点，不仅适用于历史飞速前进的革命时期，并且也适用于社会倒退的反革命时期。说苏联政府已经从无产阶级性质“逐渐地”变成了资产阶级性质的人，可以说只是把改良主义的胶卷倒转来放映罢了。 我们的反对者也许会反驳，说这是一个一般的方法论命题，不论其本身多么重要，但毕竟过于抽象，不能解决问题。真理总是具体的。应该而且必须用阶级矛盾不可调和性的论点来指导我们的分析，但是不能用来代替分析的结果。必须深入探索历史发展过程本身的具体内容。 我们的回答是：的确，一个方法论的论据并没有把问题彻底解决。但是，无论如何，它把证明的责任转移到反对的方面去了。那些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们，必须证明，经过三年斗争而丧失了政权的资产阶级怎么能够不经过任何斗争就把这个政权恢复起来了。但是既然我们的反对者并没有尝试用任何严肃的理论来说明他们对苏维埃国家的评价，我们在这里且试图为他们作这项工作。 “对无产阶级的专政” 支持关于目前苏维埃国家的非无产阶级性质一说的最流行、最普遍、乍看起来无可辩驳的论据，是以无产阶级组织的自由被绞杀和官僚集团的权力漫无限制的情况为依据的。已经导致了个人专政的这个机器的专政和无产阶级作为阶级的专政，难道真的可以看成同一回事吗？对无产阶级的专政已经排除了无产阶级专政，这难道不是很明显的吗？ 这种动听的推理不是建立在对现实发展过程的唯物主义分析上，而是建立在纯粹唯心主义的图式上，建立在康德的规范上。革命的某些高贵的“朋友”曾经自备了一种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非常堂皇的概念，及到他们看见真正的专政继承了一切阶级残暴，具有各种内部矛盾，领导上有错误和罪恶，同他们原先备有的驯服的形象迥然不同，终于完全失望了。由于最美丽的想象的破灭，他们便抛弃了苏联。 能够到哪里、到哪些书本里去为无产阶级专政寻找一个完美无缺的成规呢？一个阶级的专政并不意味着一下子就能使这个阶级的全体群众经常参与国家的管理。首先，我们在有产阶级的专政中看到这种情况。贵族阶级通过君主来实行统治，而贵族却在君主面前屈膝。资产阶级专政也只是在资本主义向上发展、统治阶级无所畏惧的时候才采取了比较发展的民主形式。就在我们眼前，德国的民主已经为希特勒的独裁所代替，一切传统的资产阶级政党都被粉碎了。今天，德国资产阶级并不直接实行统治，在政治上它已经完全屈从于希特勒和他的匪帮。但是，德国的资产阶级专政并没有受到侵犯，因为资产阶级称霸社会的一切条件都保留着，而且是加强了。希特勒在政治上剥夺了资产阶级，却使它免受（即使是暂时地）经济方面的剥夺。资产阶级被迫依靠法西斯政权的事实证明，资产阶级的霸权是遇到了危险，但是资产阶级丝毫没有垮台。 当我们的对手预料着我们以后的论据时，也许会赶忙出来反驳说：虽然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剥削的少数，依靠法西斯独裁也能保持住自己的霸权，正在建设着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却必须自己管理政府，把愈益广大的人民群众直接吸收到政府的工作中来。一般说来，这个论据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在现在这个情况下，它却仅仅意味着目前苏联的专政是一种病态的专政。在一个孤立而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困难再加上领导方面的错误政策（归根结蒂这也是落后和孤立的压力的反映），已经引起官僚集团在政治上剥夺无产阶级以便用它自己的办法来保卫它的社会胜利品的结果。社会的解剖决定于它的经济关系。只要十月革命所创造的所有制形式没有被推翻，无产阶级就仍然是统治阶级。 关于“官僚集团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种种议论，并没有比较深刻的分析，也就是说并没有对官僚统治的社会根源和阶级限制作明晰的说明，它们简单说来只不过是把在孟什维克中极其流行的民主词句加以夸张而已。毋庸怀疑，绝大多数的苏联工人都是不满意官僚集团的，有相当大一部分人（他们决不是最坏的人）是痛恨官僚集团的。但是，这种不满之所以没有发展成为激烈的群众形式，并不只是由于镇压。工人们耽心，如果他们推翻官僚集团，会因而为阶级敌人扫清战场。官僚集团和阶级的相互关系的确要比浅薄的“民主党人”所认识到的复杂得多。如果在苏联工人前面展开的是另一种前景，如果西方地平线上燃起的不是法西斯主义的褐色而是革命的红色，他们也许已经起来清算这个机器的虐政了。只要这种前景没有发生，无产阶级就只好咬紧牙关忍受（“宽容”）官僚集团，并在这个意义上承认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担当者。苏联工人在促膝谈心的时候，没有一个不是强烈谴责斯大林官僚集团的。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会认为已经发生了反革命。无产阶级是苏维埃国家的支柱。但是只要管理的职能集中在不负责任的官僚集团手里，那末在我们面前的显然是一个病态的国家。这个病态的国家能够医治吗？继续设法去医治它，不会是徒然浪费宝贵的时间吗？这个问题提得很不恰当。我们所理解的医治办法并不是同世界革命运动没有联系的各种人为的办法，而是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继续进行斗争。例如无情地批评斯大林官僚集团，训练新国际的干部，恢复世界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战斗能力——这就是“医治办法”的主要内容。它是符合历史发展进程的基本方向的。 在最近几年中（也尽够了），我们的反对者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们，说我们致力于医治共产国际是“徒然浪费时间”。我们从没有答应任何人说我们定要医好共产国际。我们仅仅拒绝了在决定性的考验来到之前宣布病人已经死亡或者已经病入膏肓。总而言之，我们并没有在“医治工作”上浪费一天的时间。我们组织了革命干部，还有同样重要的工作是，我们为新国际准备了理论性的和纲领性的基本立场。 作为唯心论规范的无产阶级专政 “康德派”的社会学家们（我们很抱歉为他们加上康德派的称呼）常常得出这样的结论：“真正的”的专政，也就是符合他们的唯心论规范的专政仅仅存在于巴黎公社时代，或者存在于十月革命初到布列斯特和约止的时期，至多到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为止。这倒真是绝妙的射击：用一个手指指着天空就击中了靶心！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称巴黎公社为“无产阶级专政”，那只是因为它所包含的各种可能性的力量。但是就其本身而言，公社还不是无产阶级的专政。公社在夺取了政权后几乎不知道如何加以运用；它非但没有采取攻势，反而因循等待；它始终孤立在巴黎的圈子内；它没有敢触动国家银行；它没有、的确也不能把革命贯彻到所有制关系方面，因为它没有掌握到全国的政权。此外，还有布朗基主义的片面性和蒲鲁东主义的成见也使公社运动的领袖们不能充分了解公社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 至于提前到十月革命初期，也并不更幸运些。不仅一直到布列斯特和约的时候，甚至一直到一九一八年秋，革命的社会内容还只限于小资产阶级的土地革命和工人对生产的监督。这意味着革命在行动方面还没有超过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在这个初期，士兵苏维埃和工人苏维埃肩并肩地实行统治，而且前者常常排挤后者。只是到一九一八年秋，小资产阶级士兵和农民的巨大浪潮才稍稍退缩，而工人们则随着生产资料的国有化站到了前列。从这时候起，才能够说是真正开始了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即使在这时候也必须作某些很大的保留。在那最初的几年，专政在地理上只限于旧时莫斯科公国的地区，并且不得不从莫斯科向四面八方的外围进行三年战争。这意味着一直到一九二一年，也就是正好到新经济政策开始的时候为止，所进行的仍然是在全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既然根据假马克思主义庸人的意见，专政已随新经济政策的开始而消失，那就等于说，专政就从来没有存在过。对于这些先生们来说，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概念，一个在我们的罪恶的星球上无法实现的观念的规范。毫不奇怪：这个流派的“理论家”虽然没有完全抛弃专政一词，却在拼命模糊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民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从实验室观点而不是从政治观点来说，巴黎的“共产主义民主党人”这一派（苏瓦林之流）是极其特别的。他们这个派别的名称本身已经包含着同马克思主义决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就拒绝了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因为它把革命的社会主义斗争置于民主的形式控制下。十分明显，“共产主义民主党人”和“社会主义民主党人”（也就是社会民主党人）并没有原则的区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是没有严格的不可改变的分野的。只有认为作为一种运动或一种状态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可以不服从于阶级斗争的实际过程，也不服从于历史发展的具体情况，而只服从于“民主”这个超社会和超历史的抽象概念，那才是犯了严重的错误；“民主”实际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用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自卫武器。如果说在《哥达纲领》的时代，还可能仅仅认为社会民主这个词对于一个精神健康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是一个不正确、不科学的名称，那末后来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历史却把“民主共产主义（？）”的旗帜变为公然的阶级背叛的旗帜了。[3] 波拿巴主义 像乌尔邦斯之类的反对者会说，到目前为止，的确还没有发生资产阶级统治的复辟，但是工人国家也不再存在了；当前的苏维埃制度是一个超阶级或者是一个介乎各阶级之间的波拿巴主义的政府。过去我们已经清算过这种理论。从历史角度来说，波拿巴主义曾经是，并且仍然是资产阶级社会发生危机时期的资产阶级政府。我们能够而且必需把巩固资产阶级革命的纯资本主义胜利品的“进步的”波拿巴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腐朽时期的波拿巴主义亦即我们时代的变态的波拿巴主义（如冯·巴本—希莱彻，道尔弗斯，和荷兰的波拿巴主义候选人科林等人）加以区别。波拿巴主义常常意味着政治上在各阶级间反复无常；但是波拿巴主义在历史上的一切转世投胎都保留着同一个社会基础，那就是资产阶级所有制。最无稽的是，从波拿巴主义者在各阶级间的摇摆或从波拿巴主义匪帮的“超阶级”态度，就得出波拿巴主义国家没有阶级性的结论。这是荒谬绝论的胡说！波拿巴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称霸的一个变种而已。 如果乌尔邦斯要把波拿巴主义的概念扩大到也把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包括进去，那末我们准备在一个条件下接受这样一个扩大的解释，这个条例是：如果对苏维埃“波拿巴主义”的社会内容加以必需的明确说明的话。苏联官僚集团的自立统治是建立在在国内和国际各阶级力量之间看风驶舵这个基础上，这一点是绝对正确的。既然官僚集团的看风驶舵以斯大林个人的全民公决统治而达到顶点，那末说这是苏维埃波拿巴主义也未尝不可。但是历史上的两个波拿巴以及他们当今的可怜的追随者的波拿巴主义，一直是在、并且现在仍然是在资产阶级统治的基础上发展的，而苏联官僚集团的波拿巴主义则是建立在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为了分析的便利，可以这样或那样作名词的革新或历史的类比，但是这些都不能改变苏维埃国家的社会性质。 “国家资本主义” 在最近时期，乌尔邦斯突然创造了一种新理论，说苏联经济结构似乎是一种变相的“国家资本主义”。这是一个“进步”，其进步就在于乌尔邦斯过去一向在政治上层建筑方面玩弄名词，现在终于下降到经济基础上来了。但可惜的是，这样一个下降并不能给他任何帮助。 根据乌尔邦斯的说法，资产阶级统治的最新的自卫形式是国家资本主义，人们只需看一下意大利、德国和美国的劳资协作的“计划”国家就行了。习惯于运用广泛意义的乌尔邦斯，在这里也把苏联扯了进去。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再谈。光就资本主义国家来说，乌尔邦斯是谈到了我们时代的一个极重要的现象。垄断资本的发展早已超出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和民族国家的范围。但是，工人阶级由于受到自己组织的麻痹，没有能及时地从资本主义枷锁下解放社会生产力。因而发生了经济和政治长期动荡不安的时代。生产力向私人所有制和国界的障碍进行冲击。资产阶级政府不得不使用警棍来平定本国生产力的叛乱。这样就产生了所谓“计划经济”。只要国家企图利用和约束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它就可以有条件地被称为“国家资本主义”。 但是我们应该记住，马克思主义者原来所理解的国家资本主义只是指国家本身经营的独立的经济企业。当改良主义者梦想通过对数目愈来愈多的运输和工业企业实行地方经营或政府经营的办法来克服资本主义的时候，马克思主义者常常驳斥说，这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国家资本主义。但是，后来这个概念获得了更广泛的意义，并开始运用到国家对经济的各种干预上。在这个意义上法国人应用了“étatisme”（国家化）这个词。 但是，乌尔邦斯不仅详细解释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工作，并且还以他自己的方式对它的工作作了评价。就一般所能了解的来说，他曾宣布“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为社会发展中一个必要的、而且是一个进步的阶段，正如托辣斯同各种不同的企业比起来是进步的一样。在估计资本主义计划时犯了这样根本性的错误，足以把无论任何门道都埋葬掉。 虽然，在资本主义向上发展时期（战争已把它结束），在某些政治前提下，可以认为各种国家化的形式是进步的表现，也就是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是引导社会前进和便利将来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工作；但是目前的“计划经济”，却必须把它看成是彻头彻尾反动的一个阶段，因为国家资本主义拼命使经济脱离世界广泛的劳动分工，强使生产力适应民族国家的普洛克鲁斯蒂斯之床[4]；人为地收缩某些部门的生产，同样人为地用巨额无益的开支来建立其他一些生产部门。目前国家的经济政策——从古老的中国式的关税壁垒一直到希特勒的“计划经济”下禁止使用机器的趣事——以造成国民经济衰落为代价取得了一种不稳定的管制，引起了世界关系的混乱，并完全破坏了社会主义计划极其需要的货币制度。目前的国家资本主义既不是为将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作进行准备，也不能为这项工作减轻负担，相反地却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作造成巨大的额外困难。无产阶级错过了一连串夺取政权的好机会。由于这个缘故，它在政治上为法西斯残暴行为创造了条件。在经济上为“国家资本主义”的破坏工作创造了条件。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将必须为它政治上的过错而在经济方面付出代价。 苏联的经济 但是在这一分析的范围内最使我们感兴趣的是，乌尔邦斯企图把苏联的经济也置于“国家资本主义”这个名称之下。在这样作的时候，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还提到了列宁。对于他这种引证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作为一个在一个月内创造一种新理论的永恒的发明家，乌尔邦斯没有时间阅读他所引证的书籍。列宁的确曾经应用过“国家资本主义”这个名词，但是他指的不是整个苏联经济，而是指苏联经济中的某些部分，如外国租让制，合营工商业公司，部分地是指国家监督下的农民的、并且大都是富农的合作社。所有这些都无疑是资本主义因素；但是由于它们是在国家监督下，甚至如合营公司是在国家的直接参加下进行工作，列宁才有条件地（或者按他自己的说法“加上引号”）称这些经济形式为“国家资本主义”。将这个名词加以限制，是由于这里所涉及的是一个无产阶级国家而不是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加上引号正是为了强调这个很重要的区别。但是，既然无产阶级国家容许私人资本存在，并容许它在一定的限度内剥削工人，那它就在一个方面庇护了资本主义关系。在这个严格限制的意义上，可以说是“国家资本主义”。 列宁是在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应用这个名词的，那时候他曾假定租让制和“合营公司”，也就是，以国家和私人资本的合作关系为基础的企业，将和纯国营的托辣斯和辛迪加一同在苏联经济中占主要地位。为了同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也就是租让等等）相区别，列宁把苏维埃国营托辣斯和辛迪加定名为“彻底的社会主义型的企业”。列宁曾想像以后苏联经济的发展情况，特别是工业的发展情况是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和纯国营企业之间的竞赛。 我们相信，列宁究竟在什么限制内应用这个使得乌尔邦斯迷惑的名词，现在已经很明白了。为了完全击破所谓“列宁（！）同盟”的这位领袖的理论，我们必须追述一下，同列宁原来的预期相反，无论租让或是合营公司都没有在苏联经济的发展中起任何值得重视的作用。现在这些“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已经完全不存在了。在另一方面，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初期看来命运还非常可疑的苏维埃国营托辣斯，在列宁逝世后的几年中却经历了巨大的发展。因此，如果人们慎重地应用列宁的名词，并且对问题有一些了解，那他们就必须说，苏联的经济发展是完全跳过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阶段而沿着“彻底的社会主义型”企业的路线展开的。 但是这里我们也必须防止任何可能的误解，而这种误解是属于完全相反的一种性质的。列宁选用名词是很恰当的。他没有像斯大林主义者现在所作的那样称托辣斯为社会主义企业，而是称它们为“社会主义型”的企业。在列宁笔下，这个细致的名词上的区别意味着，国营托辣斯不会因为它们的类型，也就是，不会因为它们的倾向而有权被称为社会主义的；而只是到了农村经济进行了革命以后，到了城乡矛盾消灭以后，到了人们学会了充分满足人类的一切需要以后，换言之，只有按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在工业国有化和农村经济集体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比例，国营托辣斯才能由于其真正内容而有权被称为社会主义的。列宁认为要达到这个目标，需要两代或三代连续的劳动，而且必须同国际革命的发展不可分地联系起来。 总起来说，国家资本主义一词的严格意义是指资产阶级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对工业和其他企业实行的管理，或者是资产阶级国家对私营资本主义企业的工作所进行的“调节性”的干预。至于加引号的“国家资本主义”，列宁指的是无产阶级国家对私营资本主义企业和关系所实行的监督。这些定义没有一个能够适用于现在苏联的经济。乌尔邦斯所了解的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究竟包含着什么具体的经济内容，依然是一个深深的秘密。坦白地说，他的最新的理论完全是建立在一个没有理解清楚的引文上。 官僚集团和统治阶级 但是，说苏维埃国家是“非无产阶级”性质的还有另外一种理论，这种理论更巧妙得多，更小心得多，但决不是更严肃些。勃鲁姆的同事，苏瓦林的老师，法国社会民主党人路西安·罗拉写了一本小册子为这样一个观点进行辩护说：苏联社会既不是无产阶级也不是资产阶级的，而是一个全新型式的阶级组织，因为官僚集团不仅在政治统治着无产阶级，而且还在经济上剥削它，吞没了迄今落入资产阶级手中的剩余价值。罗拉在他的说明中引用了《资本论》中的一个有分量的公式，这样为他的肤浅的、纯描述的“社会学”添加了一个深奥的外貌。这个理论的编者显然不知道，他的整个理论早在三十多年前已由一位俄属波兰的革命家马哈依斯基以更热烈而堂皇的形式系统地表述过了。马哈依斯基比把这项理论庸俗化的法国人高明的地方在于，他在十月革命和斯大林官僚统治发生以前就确定“无产阶级专政”是使一个剥削的官僚集团能登上发号施令的位置的脚手架。但是，就是马哈依斯基也不是这个理论的创造者，他不过是从社会学和经济学方面“加深”了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成见而已。顺便说说，马哈依斯基也引用了马克思的公式，只是在方式上比罗拉连贯得多。根据马哈依斯基的说法，《资本论》的作者怀着恶意的预谋在他的再生产公式（第二卷）中隐匿了会被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官僚集团）吞没的那部分剩余价值。 在我们的时代，这样一种“理论”曾经由米雅斯尼柯夫作过辩护，不过马克思没有被说成是剥削者。米雅斯尼柯夫宣称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已经被一个新阶级——社会官僚阶级的霸权所代替。罗拉的理论很可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米雅斯尼柯夫那里剽窃来的，仅仅在上面加了一种陈腐的“学究气”而已。为了完备起见，还应该说，罗拉吸取了罗莎·卢森堡的一切错误（仅仅吸取了她的错误），其中甚至有她已经丢弃了的。 但是，还是让我们来更仔细地检验一下这个“理论”本身。阶级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具有极其重要的，而且有科学上的限定的意义。阶级并不是单单依据它参加国民所得的分配情况来划分的。同时还要根据它在整个经济结构中的独立作用以及它在社会经济基础中的独立根基来决定。每个阶级（封建贵族、农民、小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各有其所有制的特殊的形式。官僚集团不具备所有这些社会特征。它在生产和分配的过程中没有独立的地位。它没有独立的所有制根基。它的起作用基本上是同阶级统治的政治权术相联系的。官僚集团的存在是每一个阶级统治的特色，尽管形式各色各样，程度有重有轻。它的权力是属于反映的性质。官僚主义同经济上的统治阶级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一起，它依靠后者的社会根基而生活，和后者一同存在，一同灭亡。 阶级剥削和社会寄生 罗拉会说，在官僚集团履行着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必要职能的限制度内，他“并不反对”付给它的劳动以报酬；但是难免的是，官僚集团漫无限制地动用国民所得中大得与其劳动非常不相称的部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似乎是“剥削阶级”。这个论据具有无可怀疑的事实根据，但是仍不能改变官僚集团的社会特征。 在无论哪一种统治中，官僚集团总是要吞没不小的一部分剩余价值的。例如，计算一下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蝗虫所吞没的国民所得也许不是没有兴趣的。但是这个本身相当重要的事实，仍然完全不足以把法西斯官僚集团转变成一个独立的统治阶级。法西斯官僚集团是资产阶级的走狗。的确，这个走狗常常骑在主子的脖子上，不时夺取他口中最肥的肉，而且还对着主子的秃头吐痰。不管你怎么说，它是一个极不听话的走狗！但是仅仅是走狗而已。资产阶级之所以容忍它，是因为没有它，资产阶级及其统治必然会灭亡。 把上面所说的作一些必要的更改就可以适用于斯大林官僚集团。这个集团吞没、浪费、侵占了相当大一部分国民所得。这个官僚集团的管理使得无产阶级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官僚集团在苏维埃社会中，不仅在享有政治和行政特权的意义上，而且在拥有巨大物质利益的意义上都占有极其特殊的地位。但是，最大的公寓房屋，最肥美的肉排，甚至是洛尔斯·罗埃斯的汽车，都不能使官僚集团变成一个独立的统治阶级。 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平等，尤其是这样厉害的不平等，当然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同官方和半官方的谎言相反，目前的苏维埃制度并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过渡性质的。它的内部仍然有着可怕的资本主义残余，尤其是社会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不仅存在在官僚集团和无产阶级之间，而且也存在在官僚集团内部和无产阶级内部。在一定阶段，在某种限度内，不平等依然会是发展社会主义所用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工具，如：工资差别、奖金等等作为竞赛的鼓励。 目前制度的过渡性质，虽然解释了不平等的原因，但是决不能因此就说官僚集团的肆无忌惮的上层所擅取的那些公开的和秘密的巨大特权是正当的。左派反对派并没有等待乌尔邦斯、罗拉、苏瓦林和西蒙·魏尔[5]等人的启发，早就宣布了官僚集团的一切表现正在扯断苏维埃社会的道德约束；正在群众中引起尖锐而正当的不满；并且正在为莫大的危险准备着基础。然而，官僚集团的特权本身并没有改变苏维埃社会的基础，因为官僚集团的特权并不是来自它为一个“阶级”所特有的特殊的所有制关系，而是来自十月革命所开创的所有制关系，这种关系基本上是适合无产阶级专政的。 坦白说，就官僚集团掠夺人民（这种掠夺是各种官僚集团以各种方式进行的）而论，我们所要对付的并不是阶级剥削（按这个词的科学意义而言），而是社会寄生，虽然其规模非常大。在中世纪，僧侣构成了一个阶级，因为他们的统治是建立在一种特殊的土地所制和强迫劳动之上的。现在的教会并不构成一个剥削阶级，而是一个寄生集团。把美国的教会牧师实际说成是一个特殊的统治阶级，那是愚蠢的；然而在美国，不同肤色和教派的牧师的确吞没很大一部分剩余价值。就寄生的特征而论，官僚集团以及教会牧师都接近于流氓无产阶级，正如大家所知，流氓无产阶级并不能说是一个独立的“阶级”。 两种前景 如果截取问题的动态横断面而不是静态横断面，那么问题会更加明显。苏联官僚集团在白白浪费一大部分国民所得的同时，却也由于其职能所在而关心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国民所得愈高，官僚集团因特权而获得金钱也愈多。同时，在苏维埃国家的社会基础上，劳动群众的经济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也必定会动摇官僚统治的基础。很明显，照这个幸运的历史演变来看，官僚集团倒成了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唯一工具，一个很坏的、很浪费的工具。 有人会反驳说：但是由于浪费国民经济的部分愈来愈大和破坏了经济的基本比例，官僚集团会妨碍国家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非常正确！官僚主义继续不受阻碍地发展下去，必然会导致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停滞，导致可怕的社会危机和整个社会的急剧下降。但是这不仅意味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垮台，同时也是官僚统治的终结。取代工人国家的将不是“社会官僚主义”关系而是资本主义关系。 我们相信，这样依远近法来提出问题，可以最后把关于苏联的阶级性质的争论彻底探索清楚。无论我们认为苏维埃制度会向继续取得成就的方向演变，或者相反地会向垮台方向演变，官僚集团在任一情况下都不会变成一个独立的阶级而只会是无产阶级身上的赘疣。一个肿疣可以发展到很大，甚至会扼杀活着的机体，但是肿疣决不会变成一个独立的机体。 最后，为了把问题彻底弄清，我们可以补充说，如果苏联现在是由马克思主义政党当政，那末它会革新整个政治制度，它会改组和清洗官僚集团，把它置于群众的监督下；它会改革所有的行政手续，在管理经济方面实行一系列重大改革；但是它无论如何不必进行一次所有制关系的革命，也就是一次新的社会革命。 可能的反革命道路 官僚集团不是一个统治阶级。但是官僚统治的继承发展能够引起新统治阶级的产生：不是通过机体内的变质而产生，而是通过反革命而产生。我们把斯大林主义机器称为中派,正是因为它起着双重的作用；今天当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不再存在，并且还没有这样的领导出现的时候,它用它自己的方法卫护着无产阶级专政；但是这种方法却有利于明天敌人的胜利。谁要是不了解斯大林主义在苏联的双重作用，那他就什么也没有了解。 社会主义社会在没有一个党的情况下也会生存下去，正如它没有一个国家也会生存下去一样。在过渡时期的情况下，政治上层建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个发达而稳定的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有这样一个条件，就是：党作为一个自觉的先锋队起着领导作用；无产阶级通过工会而团结在一起；劳苦大众通过苏维埃制度同国家紧密联系起来；最后，工人国家通过国际同世界无产阶级结成一个战斗单位。现在，官僚集团已经绞杀了党、工会、苏维埃和共产国际。这里毋需说明国际社会民主党对于无产阶级政权的腐化堕落犯有多么大的罪过，顺便说一句，罗拉先生也是属于这个充满罪恶和背叛行为的国际社会民主党的。[6] 但是不管历史责任实际上应该怎样分担，结果仍然是同样的，那就是党、苏维埃和工会的被扼杀意味着无产阶级的政治分解。社会矛盾不是从政治上加以克服，而是从行政上进行镇压。这些矛盾在压力下集聚起来，达到在正常地解决它们的政治手段已不存在的情况下同样的程度。第一个社会冲击（外来的或是内部的），就可以把已经分解了的苏维埃社会投入内战的漩涡。丧失了对国家和经济的控制的工人们，可以诉之于群众罢工来作为自卫的武器。专政的纪律会被破坏。在工人们的猛攻下，并由于经济困难的压力，托辣斯或能被迫破坏计划性的开端，而投入到彼此间的竞争。苏维埃制度的瓦解当然会在农村中引起激烈和混乱的反应，并且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军队中去，到那时社会主义国家将会垮台，而让位于资本主义统治，或者更正确地说，让位于资本主义混乱。 斯大林主义的报纸当然会转载我们的警告性质的分析，说这是反革命的预言，甚至说这是托洛茨基分子明白表示的“愿望”。对于这些受斯大林主义机器雇用的报纸，我们除了表示沉默的轻视外，早已没有其他感觉了。我们的意思是，形势是危险的，但并不是已经绝望。无论如何，在进行战斗之前或没有经过战斗就宣布最大的革命阵地已经失掉，那是一个极其懦怯和直接背叛的行为。 官僚集团可以“和平地”消除吗？ 如果官僚集团确实已把一切权力和一切取得权力的途径集中在自己手里——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那末就发生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用什么办法来改组苏维埃国家？是否可以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这项任务呢？ 首先，我们必须立定一个不变的公理，那就是，这项任务只能由一个革命的政党来解决。根本的历史任务是，在苏联从旧党的健康分子和从青年中建立革命的党。后面我们将讨论解决这个任务的条件。但是让我们假定这样一个党已经存在。这个党能通过什么途径来取得政权呢？早在一九二七年，斯大林就对反对派这样说过：“只有通过内战才能推翻目前的统治集团”。这个波拿巴精神的挑战不是对左派而是对党提出的。官僚集团在把一切权力集中在手里以后公开宣布它不再准许无产阶级抬头来。随后的事态发展更增加了这项挑战的分量。根据最近几年的经验，如果认为斯大林官僚集团能够通过一次党或苏维埃代表大会被消除，那是太天真了。实际上，最后一次布尔什维克党代表大会——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是在一九二三年初举行的。以后所有各次代表大会都是官僚主义集团的示威。现在，索性连这种代表大会也被抛弃了。再没有正常的“宪法”途径可以消除这个统治集团。只有用暴力才能迫使官僚集团把政权交到无产阶级先锋队手中。 所有的雇佣文人会立即齐声狂号说，“托洛茨基分子”和考茨基一样在鼓吹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武装叛乱了。但是让我们继续说下去。只有当新党已经把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团结在它周围的时候，夺取政权的问题才会对它成为一个实际问题。在力量对比发生这样一个剧烈变化的过程中，官僚集团将会变得愈来愈孤立，愈来愈分崩离析。正如我们所知，官僚集团的社会根基在于无产阶级，如果不是在它的积极支持下，至少也是在它的“宽容”下。等到无产阶级突然行动起来，斯大林主义机器就会失掉根基而悬在空中。如果它仍然企图抵抗，那么必须对它采取的就不是内战的办法，而是警察性质的办法。总之，那时的问题不会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武装叛乱，而会是消除长在无产阶级专政身上的一个毒疣。 真正可能发生内战的不是在斯大林官僚集团和起义的无产阶级之间，而是在无产阶级和反革命的积极势力之间。一旦两大阵营间发生公开的冲突，官僚集团起独立作用的问题便谈也不要谈了。它的两翼将会投向对垒的两个方面。以后的发展当然将取决于斗争的结果。总而言之，革命阵营的胜利只有在无产阶级的党的领导下才能想象，这个无产阶级的党通过对反革命的胜利自然会取得政权。 苏联的新党 已经为官僚主义所削弱的苏维埃政权瓦解的危险和无产阶级团结在一个能够拯救十月革命遗产的新党周围的时机，哪一个会先到来呢？对于这个问题没有先验的答案，要由斗争来决定。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考验——也许是一次战争——将决定力量的对比。总而言之，随着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继续衰落和法西斯统治的继续扩大，苏维埃政权单靠内部力量不能维持多久了，这一点是很明显的。苏维埃国家唯一彻底改造的基本条件是世界革命的胜利开展。 在西方，革命运动甚至可以在没有一个党的情况下恢复起来，但是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在社会革命的整个时代，也就是在几十年的时期内，国际革命政党仍将是历史进步的基本工具。乌尔邦斯发出叫嚣说，“旧形式”过时了，现在需要某种“新”东西（究竟是什么新东西？），这只是暴露他是陷在十分旧的形式的泥潭里。在“计划”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工会工作，反法西斯斗争，和即将来临的战争，无疑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新方法和各种型式的斗争组织。人们必须仔细研究实际斗争过程，抓住工人们的主动性，加以综合和推广，而不是像布兰德勒分子那样沉湎于非法工会的幻想。但是要完成这项工作，首先需要一个党，也就是一个无产阶级先锋队在政治上团结的核心。乌尔邦斯的观点是主观的，他成功地粉碎了他自己的“党”以后，对于政党已不存什么幻想了。 这些革新家当中有些人说：我们“老早”就说需要新党了；现在，“托洛茨基分子”终于也同意了这一点；早晚他们也会懂得苏联已经不是一个工人国家。这些人不去研究实际历史发展过程，却忙于追求天文学上的“发现”。早在一九二一年，果特派和德国的“共产主义劳工党”就断定共产国际注定要失败。自从那时以来，这样说的颇不乏其人（洛里欧，柯尔施，苏瓦林等等）。但是这种“诊断”没有得到丝毫证明，因为这种诊断所反映的只是这些集团和个人的主观幻灭，而不是历史发展过程的客观要求。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这些吵吵嚷嚷的革新家们现在仍然是站在边线（sidelines）上[7]。 事态的发展是不会按着先安排好的路线进行的。共产国际由于当着群众的面（而不是当着某些个人的面）向法西斯投降而毁了自己。但是即使在共产国际瓦解以后，苏维埃国家仍然存在着；的确它的革命威望是大大降低了。必须根据实际发展情况就事论事，而不能想入非非，或者像西蒙·魏尔那样噘起嘴巴；不能对历史生气，也不能不顾历史。 建立新的党和新的国际首先需要有可靠的原则性基础，这些基础必须符合我们时代的水平。我们对于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理论财富中的缺点和谬误没有任何错觉。但是他们十年来的工作已经为新国际的建立准备了基本理论上和战略上的必要条件。我们将和我们的新盟友们手携手地发展这些必要条件，并在实际斗争过程中、在批评的基础上加强这些必要条件。 第四国际和苏联 在苏联，这个新党的核心——实际上就是在新条件下复兴的布尔什维克党——将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集团。最近几个月来，甚至苏联官方报纸都已经证明，我们的信徒一直在勇敢地进行工作，并且不是没有成就。但是在这一点上抱有幻想是不适当的，革命的国际主义的党只有在国际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再度成为世界舞台上的战斗力量时才能够使工人摆脱本国官僚集团的分解影响。 布尔什维克党从帝国主义大战开始时起，自十月革命以来更以发展了的形式，在世界革命斗争中起着领导的作用。今天，这种地位已经完全丧失了。这不仅适用于成了讽刺漫画的官方党。俄国布尔维克列宁主义者在其中进行工作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也使他们不可能在国际范围起到领导的作用。除此以外，苏联的左派反对派集团只有在新国际顺利组成和成长以后才能发展成为一个新党。革命的中心确定已经转到了西方，在西方，立即建立新党的可能性要大得很多。 在近几年惨痛教训的影响下，各国无产阶级内许许多多革命分子已经聚集起来，他们正等待一个明白的号召和一面没有瑕疵的旗帜。的确，共产国际的剧烈变乱差不多在各处把更多的工人阶层推向了社会民主党方面。但是正是这种受惊扰的群众的拥入造成了改良主义的致命危险，这个危险正在扯裂它的创痕，使它分裂成不同的派别，并且在各处把革命的一翼排挤出来。这就是新国际当前面临的政治情况。基础已经奠定了，这就是四个组织[8]发表的原则宣言。 取得进一步成就的条件是正确地估计世界形势，包括对苏联的阶级性质的估计。新的国际从它成立的最初的日子起将沿着这条路线经受考验。在它能够改造苏维埃国家之前，必须毅然卫护苏维埃国家。 借口苏联是“非无产阶级”性质而对它表示绝望的各种政治倾向，都有成为帝国主义的驯服工具的危险。当然，从我们的立场出发，并不排除被官僚集团所削弱的第一个工人国家遭受国内外敌人夹攻的可悲的可能性。但是，即便这一最坏的可能演变发生了，对于其后革命斗争的发展具有非常重大意义的问题也是：那些应该对这种大灾难负罪责的人在哪里呢？不要让一丝一毫的罪责沾到革命的国际主义者身上来。到了致命危险的时刻，他们都必须继续留在最后的阵地上。 在今天，苏联的官僚主义平衡的打破，差不多肯定会有利于反革命势力。但是，如果有了一个真正的革命的国际，斯大林主义统治的不可避免的危机是会为苏联开辟复兴的可能性的。这是我们的基本方向。 克里姆林的外交政策每天都在给予世界无产阶级以新的打击。斯大林领导下的外交官员脱离了群众，践踏各国工人的最起码的革命感情，这首先对苏联本身有极大的危害。但是在这方面，已经没有什么是想不到的了。官僚集团的外交政策是其内政政策的补充。对于这两者，我们都同样要进行斗争。但是我们是从保卫工人国家的立场出发而进行斗争的。 分解中的共产国际的官员们在各国宣誓继续效忠于苏联。对他们的这些誓言抱什么指望，那是不可宽恕的愚蠢。对于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保卫”苏联的叫嚣并不是一种信心而是一种职业。他们并不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他们是在为斯大林官僚集团清扫道路（例如《人道报》）。在危机的时刻，巴比塞化的共产国际并无力给予苏联支持，正如它无力反对希特勒一样。但是革命的国际主义者则是另一种情况。他们在被官僚集团可耻地追逐、迫害了十年以后，仍不知疲倦地号召工人们保卫苏联。 到了新的国际不是在口头上而是以行动向俄国工人表明，它，而且只有它主张保卫这个工人国家的那一天，布尔维克列宁主义者在苏联内部的地位将会在二十四小时内改变过来。新国际将向斯大林官僚集团提出一个共同对敌的统一战线。如果我们的国际是代表一种力量，那末官僚集团在危险的时刻将无法回避这个统一战线。到了那时候，多少年来的造谣中伤，还会剩下些什么呢？ 即使战争一旦爆发，同斯大林官僚集团的统一战线也不会像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那样的“神圣同盟”，它们在帝国主义大战的时候停止了互相批评，以便更有效地欺骗人民。不，即使在发生战争的时候，我们对于官僚集团的中派主义仍然会持不调和的批评态度，因为中派主义并不能掩盖它没有能力领导一个真正的革命战争。 世界革命问题和苏联的问题可以概括在同一个简单公式中，那就是：第四国际！ 一九三三年十月一日 （蔡汉敖译） ——选自《苏联的发展问题》，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34至57页 [1]原名《TheSovietUnionandtheFourthInternational（TheClassNatureoftheSovietState）》译自PioneerPublishers一九三四年在纽约出版的单行本。——译者注 [2]聪明的美国布兰德勒分子（洛夫斯顿集团）把问题弄得复杂化了，他们竟认为斯大林主义者的经济政策是无懈可击的，但苏联的政治制度却是坏的，因为它没有民主。这些理论家们难道不能问问自己：如果斯大林的经济政策是正确和成功的话，那么他为什么要取消民主呢？难道是由于害怕一旦实行了无产阶级民主，党和工人阶级会对他的经济政策表现过份激烈的热诚吗？ [3]如果有谁感兴趣的话，那他可以了解一下“共产主义（！）民主党人”的“纲领”。从马克思主义根本原理的观点来说，很难想像出一个比这个“纲领”更骗人的文件了。 [4]普洛克鲁斯蒂斯Procrustes，古希腊神话中的强盗，常捕人使卧其铁床上，比床长者，即斩去其过长部分，比床短者，则强行拉长使与床齐。——译者注 [5]西蒙·魏尔在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不成功的”实验大失所望以后，已从一种新职业中找到了安慰，那就是对抗社会而防卫自己的个性。陈腐的自由主义公式以廉价的无政府主义的吹捧装饰起来了！想想这一点——西蒙·魏尔还高傲地谈到我们的“幻想”。她以及像她那样的人需要许多年顽强的持续努力才能摆脱最反动的低级中产阶级的成见。她的新观点已在一家拥有显然讽刺意味的名称《无产阶级革命》的刊物中找到了安身之所，真是恰如其分。洛桑的这家刊物对于患有革命忧郁症的人、对于生活在往事的回忆里的政治上的懒汉以及在革命成功后也许会依附革命的自命的哲理家们倒是非常适合的。 [6]这位预言家指责俄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缺少革命的果断精神。罗拉对拉科夫斯基谈论革命斗争，却以奥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方式把革命和反革命混淆起来，把恢复资产阶级民主同保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混淆起来，这位先生还附带断定列宁是一个“平凡的理论家”。这没有什么稀奇！以最简洁的方式说明最复杂的理论结构的列宁，是不能吓倒这个以神秘的脾气传播其浅薄无味的概念的虚伪市侩的。 他的名片的设计是：“路西安·罗拉，副业：有关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保守的理论家和战略家；职业：莱翁·勃鲁姆的助手。” 名片上的字数是长了一些，却是正确的。据说这位“理论家”在青年中拥有信徒。可怜的青年！ [7]以上所说的，按其性质而论，不能适用于新近同社会民主党决裂的那些组织，这些组织一般都有其特殊的发展型式（如荷兰的社会主义革命党），它们当然拒绝把自己的命运同衰落时期的共产国际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些组织中最好的现在正站到新国际的旗帜下来。其余的以后也将这样作。 [8]指托洛茨基的“左派反对派”、荷兰独立党、德国社会主义工党、荷兰社会主义工党一九三三年在巴黎大会上宣布这些原则。——译者注 MarxistsInternetArchiv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Русский|English
希特拉意欲何为（托罗次基，1933年9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希特拉意欲何为 Hitler’sProgram 托罗次基（1933年9月） 来源：《国际译报》1934年第五卷第五期。译者：张明华 说明：英文的“马克思主义文库”上，此文《Hitler’sProgram》写作和发表年份为1934年，月份不明。疑有误，待查。 一 各方都目希特拉为一个煽动家，一个歇斯底里亚的人，一个喜剧演员。这种见解是希氏的外交权术的反映，希氏的外交权术是不易想象或理解的，除非是在最平常最常态的事件中。企图以寻常的外交眼光去评价现在德国的政治革命，不仅荒谬可笑，简直还蕴蓄着危险。德国的政治革命不仅是企图攫取政权的歇斯底里亚，就是在国社党的狂态中，也一定自有其方法。呜呼！不及时觉悟这种形态的人们！德国劳动者的领袖们不以希特拉为不可轻视的，他们唾斥希特拉的计划为不能实现的反动和空想的混合物。现在他们的惊人的错误的结果，他们的组织已给毁破得粉碎了。如果这种错误再在世界政治活动的场地上重覆，将会遭遇到怎样的结果？ 五月十七日，希特拉在德国国会中以和平演说答覆罗斯福和欧洲列强。直到那个时候止，许多人都以为希特拉将会猛烈地攻击凡尔赛条约，企图像对付国会的会堂，马克斯主义的书籍，和犹太人的百货大商店般去对付欧洲各国。没有一个人确知迅雷就要从那里来，要在那里轰发。按照平时的成群捣毁银行，谁会在事前二十四小时预料到职工同盟因此溃散？现在，已等到了什么？以外地，仅是像鸽子叫般软细的鸪鸪声。 希特拉在德国国会出人意外的非战演说，使人如坠入五里雾中，而他的最直接的目的就这样达到了。以突袭攻击敌人常常是有利的。希特拉发展了他第一步的成功而使他的敌人全然迷乱了。在受巴本的铁血喊声吓坏了以后，就是很有经验的外交家，也承认由于几句精审的和平演辞，惊心至少已和缓了一半。西门赞扬德国总揆的演说为大政治家适当的论调。张伯伦也是这样。在对比希特拉和巴本的论文里，晨报（MorningPost）的记者说在希氏的声明中找到「南国的温和的音调」；而整个报界则说：紧张的空气已突呈和缓了。同时他们更用这样的话去分析和说明这以外的温和的音调；精明的外交家慕沙里尼已带希特拉上理知之路；无疑地，华盛顿方面的压迫也不无影响；结果说：军缩计划的情势已有显著的进步。多么显然的谬误！其实这种声浪的心理秘密倒也简单：谁等着碰到一个挥舞着斧头的狂汉，而却仅碰到一个把勃朗宁手枪藏在后裤里的人，他自然会感受到缓和的感觉。然而这并不妨碍勃朗宁的比斧头更为危险。 另一方面，不乏多疑的人视希特拉的声明仅为出人不意的诡计——因巴本演说的不良反响而生的诡计：这足以瞒蔽一般的意见若干星期，而后来人们自会发觉。这直是简单得可以的说法！真的，巴本演说所惹起的英陆相海尔森（LordHailsham）的带恫吓性的演说，可以当作希特拉调解的推动力。然而，这一切仅和一个政治声明的措辞和论调有关系，即是，这事和声明的技巧方面有关系。在外交权术之后，一定隐藏着更加严重的因素和计划。从字面上去把握希特拉的和平主义，和不洞悉「煽动家」的声明的真意义而唾斥它同样是错误的。现在的政治问题在于确认希特拉的声明和其实际计划的内部的联系，即是，企图明白法西斯的德国希望由什么途径达到其目的——不能名也将不命名的目的。过去已充分表示出：如果国家社会主义的政策中存着幻想和妄觉，这并不是说希特拉不会考量真实性：他的幻想和妄觉和他的实际政治目的有着巧当的合一。这就是我们估量国家社会主义的内外政策的出发点。 希特拉的军缩演说中，他的统治哲学观念和历史观念之庸俗的夸大，委实可怜。希特拉所宣言的欧洲需要依照种族界限重修国境的观念，就是反动的空想之一种——国家社会主义的计划中，就充满着这一类反动的空想。今日欧洲经济和文化的崩溃，并非因为国境的区划欠完整，而是因为这块旧大陆为关税壁垒分割成支离的境域，为通货膨胀政策的紊乱所离析，和为欧洲各国所借以保持其国家统一与强盛的军国主义所破碎。须知：向某一方向挪移数十百里国界，就使没有作什么大变动，总得牺牲比纠纷区域的人口还要多的人。 国家社会主义者的放弃「德国化」的话，并非即是说他们放弃征略的野心，因为他们的计划中，一个最不可移易的中心信念就是在东欧占据广大的领土以俾巨大的德国农民层得以在那里建成。和平声明突然地和意外地放弃「理想」的种族区分的论据，用半恫吓的口气警告：「西欧的人口过剩」是将来发生纠纷的泉源，这并不是偶然的。希特拉表示西欧——尤其是德国——的过剩人口唯有一条出路，就是东欧。当愤慨着德波的国境划分得不公，他说谁都不难觉得在「东欧」能有满意解决如「波兰特权」，「德国的合法权利」一类问题的方法的时候，他心里简直只在想吞并苏联的领土。在和这联系之下，德国化的放弃，等于表示德国的特殊地位（如像在现德国境内的贵族阶级）主张。国社党反对同化，可是并不反对吞并。他们宁愿用德国化去消灭被征服的劣等民族。幸而，暂时，这还仅是虚拟中的克服。 希特拉愤怒地说：大德意志民族已沦为一个二等国家；并说：这和国际的利害相关，和各民族平等权利的主张都矛盾。这不外为耸动视听而说而已。国家社会主义的整部历史哲学的出发点，就是假定各民族的根本不平等，和「优秀」民族蹂躏和消灭「劣等」民族的权利。不必说，德国自然在优秀民族中占得一席卓越地位。综合起来说，希特拉恢复欧洲的计划是种族的神秘主义和民族的蚕食主义之反动和空想的混合物。不难以绝不留情的批判去克服它。无论如何，这计划的实现并不是法西斯独裁的等〔第〕一个目的。法西斯独裁的第一个目的在于重新建立德意志的军事力量。没有这，任何计划都谈不到。唯有在这立场上，希特拉的军缩演说才能够提供种种意味。 二 希特拉的计划就是德国资本主义的计划，它是侵略性质的，可是手足却为凡尔赛条约和世界大战的结果所束缚。并合潜伏着的力量和实际的衰弱两者，就足以解释何以国家社会主义的目的有极高度的爆炸性，而现在对于达到其目的的最直接的手段则极端慎重。现在希特拉只谈得到逐渐松解这种束缚，而谈不到把它割碎。 凡尔赛条约的修改，尤其是关于军备制度方面，即是表示现军力关系的变更：德国要长得强大起来，而法国则弱下去。在这一点以外，条约问题对于德国就没有意义了。他方面，显然地，法国的统治者决不会接受于德国有利的任何变更以削弱自身的地位。这就是国社党视打算由德法协定以增进德国的国际地位的政策为虚妄与空想的缘故。这德法势不两立的信念贯通希特拉的一切政治活动，往后是〔亦〕将如是，这信念终必涨起德法间不可避免的新的冲突之潮。然而，这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希特拉在声明中就正确地作关于时间的「更正」，而在这意义之下，他的声明就并不是单纯的骗人手段了。戈林纵火焚烧国会，仅把他们自家人的头颅作冒险之一掷便完了。打算举欧洲烽火却是很棘手的冒险事业。在其现状之下，德国不能够造成战争。它没有武装。这并非虚语，而是事实，戴眼镜的学生和佩卍字标记的失业工人，于霍亨索伦王族的军队，了无所用。确然，希特拉偶尔也曾局部地违背关于军备的规定。可是，他必不会下决心采用大规模的分开方法去违背，那要牵累他和凡尔赛条约的禁条发生正面的和公然的冲突。唯「侥幸」遇到欧洲各大军国发生纠纷的情况，才容许德国采取激烈的步骤。没有这种纠纷的时候，希特拉不得不专致力于外交上大规模的纵横捭阖于外，和小规模的违禁军事设备于内。 国社党在奥国和但泽自由市的斗争，无论其如何尖锐化，和上述的行动计划总不会矛盾。第一，奥国国家社会主义的滋长是不可避免的事实，尤其是在德国国社党得势之后。国外反对奥国希特拉化的反作用，仅足以涨高法西斯主义之潮。希特拉在奥国内部克服了人心，等于为自身造成一个极端重要的助力。可是由此生出的国际纠纷，却并不容易用凡尔赛条约去解决。希特拉明白地知道：关于条文的争辩之外，还有针对他的政策的关于军力的争辩发生。如果需要，他一定会让步；他时时有实行让步的可能——用金钱变更他在奥国和但泽的地位，以交换国际协定。 潜伏的力量没有把德国从衰弱中解放出来。假如霍亨索伦的王族肩得起「组织欧洲」的任务，以便从事世界的新分割，那末，因战败被压至极低下地位的德国，现在倒不得不再来一次俾士麦时代的普鲁士已干过的任务：使欧洲达到像全德领土般齐一的均衡状态。希特拉的行动计划为欧洲的境界所限。各大洲各大洋的问题在他的眼界所及以外，和他有实际关系的仅是和欧洲内都有密切关系的问题。希特拉单只谈得到「守势」的话，这和复兴的德国军国主义所必经的阶段相应。假如军事战术上的「好守势等于攻」的原则是对的，那末，外交战术上的「小心防御即是进攻的准备」的原则也一定不错。在这意义之下，爱作怪语的布洛克多尔夫——蓝昭（Brockdorf—Rantzau）曾在莫斯科跟我（托氏——译者）说过这么一句话：愿战争的，先准备和平（Sivisbellumparapacem）。（原语为愿和平的，先准备战争Sivispacemparabellum——译者） 希特拉期望着意国的帮助，而在某种限度之内，他的期望确被证实过，这不是因为两国政府的性质相同。但单有意国的支扶，德国帝国主义仍然不能够起立。惟有在得到英国的援力这条件之下，法西斯德国才能够获得充分的活动的自由。因此，没有危险！任何声明都丝毫不会含有危险的意味！希特拉明白加诸西欧的任何打击（加诸波兰的打击等于打击西欧）都会立即使英法有更加密切地结合，和使意国表示更大的慎重。任何卤莽的，太早的，冒险的复仇式的政治活动，都必然地使德国陷于孤立的地位，而且，必有新的屈辱条约加诸它的本已单薄军力之上。结果，凡尔赛条约的束缚要更为坚紧。至于企图和英国成立协定，德国本身应有相当的限制。可是，巴黎方面，和这正有关联的巴黎方面，却是那么值得注意的一个集团。正始经过巴本的媒介，和兴登堡协定，才容许希特拉依照威玛宪法去完成其政变，须经过意国的媒介，和英国协定，才容德国「依法」去破除和推翻凡尔赛条约。在这种场合中，德国总揆五月十七日在德国国会的和平声明的作用，就可以理解了。他的和平主义并不是外交上偶然的临奏曲，而是一个大权谋——谋迅速地，有利于德国地变更军力的关系，和奠下德国帝国主义攻击欧洲以至全世界的基础——之主要一着。 然而，这不过是希特拉计划的一部分，而且仅是消极的一部分。避免过早作复仇的企图，本质上仍是继续着史特莱斯曼政策；这并不足以确保得到英国「自动」的帮助。五月十七日的声明就清楚地包含国社党计划他方面的积极的含意。和东征的计划密切地联系，希特拉自负起保护欧洲文明，基督教，英国殖民地，及其他有道德价值和物质价值的责任以反对共产党的野蛮主义。希特拉引新十字军为己任，是希望为德国获得武装自身的权利。希特拉深知：由英国权衡起来，德国法西斯主义对于西欧的危险性，远比不及共产主义的苏联在东欧的危险性。这估量构成希特拉整个外交政策最重要的关键。 最重要的，可是并非唯一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狄克推多不仅要利用着东欧西欧间的矛盾，并且也要利用着西欧各国相互间的对立，而这种对立是存在着的。希特拉在反对奥匈联邦的复活时，誓言德国将特别注意「欧洲的小民族国家」。希特拉在找着有补助力的杠杆以建立欧洲均势，他向弱小国家建议重新合作应集于战败国周围而不应依附于战胜国。正如在国内政策中，国家社会主义把破产者，贫困者集中于它的旗帜底下，以便很安定地制服他们于垄断资本家的利益之下，在外交政策中，希特拉努力造成战败国和被侵略国的联合战线，以便将来很残忍地压服它们于德国帝国主义的重压之下。 假如希特拉曾很乐意地接受了英国的裁军计划，那是因为他先期估量到其必然失败的缘故。他无须把掘墓人的和平建议这讨厌的任务肩于自己身上；他宁愿把这种任务舍给别人。因此，对于美国总统赞成军缩的宣言（指罗斯福五月十六日的和平通牒——译者）希特拉才不吝惜他的「谢忱。」军缩计划愈大规模地出现于整个世界之前，和其愈不避免地无结果而散，德国重新武装的权利也就愈无容争辩。不！希特拉并不准备以暴力推翻凡尔赛条约——暴力需要实力——可是他却很坚决地期望在他所「赞成」的英国裁军计划失败之后，英国和意国会尽力替德国谋得扩张军力以对东欧「防御」的权利。不外是防御，而且仅仅是东欧。 一个凑巧的机会使我得到一件有特别价值的文件，这文件会使这种意识更加明白。 三 让我们引证希特拉给巴本的一封「公开信，」该信在去年十月十六日印成小册子的样子发表。虽然有着颇尖锐的论调，在德国以外，这封信还未受人注意过。国社党的领袖们实在谈得和写得太多了！依然，这封信在从事于德国现外交政策的探讨的任何外交界中人和记者的座上依然有位置。我们回头看小册子出现的时候的政治状吧。那时，巴本任总揆。希特拉是在野的候补人——自去年八月十三日与兴登堡拒绝任命希氏为总揆的时候起，至本年一月三十日陆军元帅（指史莱彻——译者）被迫把德国大权让与希特拉的时候止。「公开信」并不是企图给大众的，而是给统治阶级的，目的在向他们证明：德国的社会制度非单由官僚政治的方法所能保全；惟有国家社会主义者在外交政策上有切实的计划；最后，他，希氏本人，绝不会变节地放弃责任，也不至于采取什么冒险主义。这封信毫无情感气分，反之，是最庄重的文件。今日我们可以这样猜想：希特拉一定会乐意把他的小册子掉进火炉里烧毁。因为他的敌人一定会很小心去研究它。 希特拉向巴本说：「以为解除我们的武装的那个强国，不经外力的强制，今日会真诚地解除自己的武装，那真是荒谬可笑的念头。」换言之，这和等着法国在什么好日子赞成德国的重新武装一样荒谬可笑。法国极大的军事优势，使它不需要和其战败的帝国在权利平等的基础上成立协约。企图以武装权利为交换条件，向法国建议成立军事协定，不仅要被法国不理睬，而且要立即就引起这企图所针对的那个国家的注意：希特拉自然是在暗指着苏联。德国唯有用「重新建立真正的欧洲均势」这手段，才有获得武装其自身的权利的可能。英国和意国都有意于这目标的实现，可是法国，无论如何总是不愿意。「以为德国和英意间所缺乏的亲善和敦睦，能够因和法国成立更佳关系而补足，这真是不可思议的念头。」希特拉外交政策的基本宗旨——有的人斥之为濒死的信念，有的人斥之为罗卡那（Locarno）的错觉——再也明白不过了。在五月十七日的声明中，我们自然找不到这么清楚的说明。然而声明并不和「公开信」矛盾；反之，声明发展着和应用着「公开信」于某一特定阶段。 德国政治的目标在于重建其自身的军事威权。其余一切不过是附带的手段。然而，手段毫无须依照目标的模样构成。无论如何，德国总不必把自身重新武装的计划显露于世界之前，甚至在军缩会议里面也是这样。因为有两点理由：没有一个军缩会议能够采纳骤然变更军力的物质关系的议案；武装权利的要求，当已化成纯精神示威的时候，一定仍叫法国把关于自身军缩的问题搁置，而且，更坏的结果，使英国接近法国。 据希特拉说，巴本盲动政策的结果，后一结果已达到某种程度了。英国不得不在本意以上帮助法国了呢。我们应该承认：希特拉批评「绅士俱乐部」和德国总揆（指巴本——译者）为无能者，冒险者，不仅是辛辣的，而且是完全信得的。「民族」贵族和官僚毫无外交政策。他们以如豆眼光，凭据对内的思量决定无所用的高调：他们预备利用国家主义运动，同时却要阻止它的向前发展。无疑地，希特拉为俾士麦精神所鼓舞，他不怕向穷途末路的霍亨索伦王族攻击：巴本及其僚属不外是威廉第二耀武扬威政策的承继者和模仿者，可是两者之间有着根本的差异：德皇有着世界第一等的军队，而他们却仅有着其记忆，希特勒在这儿击中正鹄了。 知道了这一点，就不难明白一部分报界和外交界想从巴本愿战死这漂亮话中找到现德国政府的真计划是多么严重的错误。巴本在其短期的当权期间，被国社党待若突击队的队长，可是他却感到他自己在国社党中永远是一个试用者，这不应该忽略。五月十三日，巴本用异常强硬的论调演说，借以使自己和国社党的声调一致，可是他的估量错误了。对于这位突击队老队长的爱向少年们鼓吹激烈行动的好处，各人可有不同的见解，可是有一点是不必争辩的：在巴本演说之后并没有隐藏着什么计划。现总揆的「和平主义」比着副总理的激烈言论是更加有危险性的。 我们带便地找到希特拉声明和纽拉斯，那多奈等先前的政策之间的尖锐矛盾的解释了。希特拉的登台原以接受一个贵族和枢密顾问方面的内阁为条件。兴登堡身旁的私党颇自慰「自家」的政治意见在希特拉当权之下仍进行着。大概只有国外对于巴本演说带威胁性的反响，这才使希氏终局有把外交政策的处理权攫归自己手中的可能。并不是威廉街（德国外交部所在地——译者）决定新总揆作五月十七日的声明。正相反地，是希特拉克服了威廉街的贵族和枢密顾问的幻想。 四 我们回头再谈「公开信」吧，它很不客气地攻击巴本所提出的整修海军口号。即使德国有整顿海军的手段（指财力——译者）——小册子声明德国并没有——也不容许德国把它换成军舰，而德国也无力去违反禁条。整顿军备的口号，仅足驱英国到法国方面去。这就是你主政的结果，小册子说：「你真正致德国于死地的外交政策之主持，巴本先生！」 武装德国海陆军的奋斗，应基于某一特定的政治信念。希特拉就称之为政治信念：需要「增厚防御力以对付东欧隐伏着的危险是比较地易于进行的。」这种计划事先就确保可以得到西欧的「明眼人」的同情——「明眼人」显然不是法国的。关于波罗的海，唯有在「我们在东欧的必要防御」这立场上，才能够叫英国也接受凡尔赛条约关于海军的条款的「修正。」因为不应该忘记：「为着将来的德国，现在以完全信靠的态度对待英国是很要紧的。」 德国的民族运动能够也且应该要求军备，但是德国政府却不应该说明这种要求。今日应该仅仅坚持战胜国的裁军要求。希特拉以为军缩会议的宣告失败，是不待证自明的事。在他当权前三个月他写道：「德国代表团老去参加日内瓦的军缩喜剧是毫无需要的事。因为我们一舍开会议，法国不愿裁军的意思，自会清楚地暴露于整个世界之前，这就足见凡尔赛条约为已签字的强国自身所违反，也足见在这种情势底下，德国应该为自身保留作和这相应的推论之权利。」 希特拉以总揆的资格所作的声明，仅用以发展这种声调。战胜国的拒绝裁军，即是表示「条约本身的最后的，道德的，实际的破产。」德国可以解释这种行为为愿意「排挤它开会议。」在这种情势底下，德国实难以「继续为国联的会员国」。的确，「公开信」是探讨希特拉战术必不可少的关键。 德国的退出国联，必有法国与英美间的不睦随之而来。重新建立「欧洲均势」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给造成了——在均势中，德国一定就获得一个足资发展的地位。和英意敦睦，希特拉就有获得重新武装德国的可能——不是用小规模违禁私自武装的方法，而是大规模「修正」凡尔赛条约。和这同时并进，他必发展「防御东欧的计划。在这过程中，一个危迫的关头必不可避免地随之俱来：战争。和谁战争？如果和东欧的战争并不证出是最易取的方针，战争的爆发或将沿着另一个不同的方向。因为假如什么程度的攻击手段才和防御手段有区别仍有讨论的余地，那末，已无可争辩地，适用于东欧的军备，一定也适用于西欧。 希特拉正在准备着战争。他的政策中关于经济方面的决定，基于这样的野心：一朝战争爆发，德国必有其最高程度的经济独立。为达到军事准备的目的，也必须强征义务劳动者的服务。而采用这种种方法的性质，就表示出这并不是一朝一夕间的问题。只要法西斯德国和苏联成立军事同盟，德国向西欧的攻击迟早就会发生。这可只有一部分好乱的白俄党才会相信着这荒唐话有可能性，或会在寻觅着凭据以证实这凶兆。只要得到西欧一个或几个强国的助力，德国向东欧的攻击便会发生。这另一种不同的说法，无论如何总有较大的可能性。然而也同样地，准备的期间不能用几星期或几个月去估量。 事前并没有作什么基本决定的四强公约，只能够形成西欧第一等大国相互间的交接而已。它确保得此等的危险不至发生，可是奈何不得根本的对立。希特拉就企图从这公约中争取攻击东欧的一切利便。公约的规条对于其将来的命运，预先决定不到百分之十以上。它的真正历史任务，仍将为各缔约国，其同盟国和其敌的实际关系和派别所决定。 希特拉预备在目前十年当中，不对法国或波兰从事任何军事行动。在他的声明中，他决定五年为德国完成其军力方面的真正平等权利的期间。这些期限自然无须赋予神圣不可移易的意义。实际上，这不过划出法西斯主义领袖们限制其复仇计划之时间限制的轮廓。 自然，国内的困难，失业工人，破产的和贫困的小资产阶级，会促着希特拉去提前他在冷静分析时视为有害的行动。在政治活动中，谁都不仅应该根据敌人的计划，也应该根据他所处的整个复杂的情况。欧洲历史的发展，并不柔顺地循着慕尼克（Munich）的褐色宫殿所拟定的进行的程序。然而没有整个的计划摆在眼前，这变更就难以理解了。 本文的作者不以为他在为凡尔赛条约警卫。欧洲需要新的组织。但假如这个工作入于法西斯主义手中，祸就来了。就这种情形而论，二十一世纪的历史家难免要这样写道：欧洲的衰弱时期自一九一四年的大战开始。那大战号称「民主战争」，不久却导出法西斯主义的统治，法西斯主义成为集中欧洲各国军队的利器，集中军队的目的在于「为自由而战」——减去上次大战所产生的结果。因此，法西斯主义——被解释为欧洲历史的盲途的法西斯主义——同时即是摧毁欧洲经济和文化的利器。然而，让我们希望着：这旧大陆仍有充分的生活力去为自身开拓另一条历史路径。 ——译自Harper’sMagazine九月号——
有关打入的原则考虑（托洛茨基，1933年9月1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有关打入的原则考虑 Principledconsiderationonentry托洛茨基（1933年9月16日） 英格兰伦敦市 致布尔什维克-列宁派英国支部， 亲爱的同志们， 我还没有收到你们那封表达反对打入英国独立工党（ILP)[1]的态度的信。但是为了不拖延这件事，我将尽力解释有关支持打入和反对打入的种种原则性考虑。如果你们的信中包含有其他论点，我会再写信给你们。 独立工党目前是一个左翼中派主义政党。它包含了从改良主义到共产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的一系列派别和倾向。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应该加入官方共产主义政党吗？它们长期以来被当作中派主义组织看待，这毋宁是很有理由的。多年来，我们自视为中派主义政党中的马克思主义派别。既然如此，绝对化的回答——是或否——都是不恰当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当然应该力求完全的独立和最高度的一致。但在它形成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政党常常不得不作为中派主义甚至改良主义政党的一个派别而存在。正因此，许多年里布尔什维克坚持和孟什维克同处一党之内。正因此，第三国际只是逐渐从第二国际中脱离出来而形成的。 中派主义，正如我们一再说过的，是在改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大量不同倾向和团体的总称。有必要区分每一个中派主义团体的发展方向：从右到左还是从左到右。官僚中派主义因其反复无常，具有与其社会基础——苏维埃官僚阶层——相符的、极度保守的特点。从过去十年的经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官僚中派主义由于其形成的社会基础，它并不走向，也没有能力走向马克思主义。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和共产国际决裂。 官方共产党日益虚弱和腐烂，与此同时，从改良主义阵营中分裂出来的左翼在数量上有了明显增长。这些左翼同样具有中派主义特征，但是他们向左转，并且如经验所表明的，他们能够发展，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让我们再回想一下，第三国际就是源自这类组织。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AP）[2]的历史清楚地支持了以上说法。几百名共产主义者从布兰德勒反对派（BrandleristOpposition）中分离出来，加入社会主义工人党，并在相对很短的时间里成功地取得了该组织的领导权，而该组织主要由前社民党成员组成。在当时我们批评沃切尔-弗罗里希（JacobWalcherandPaulFroelich）[3]、托马斯（Thomas）和其他人的团体，不是因为他们决定加入左翼中派主义政党，而是因为他们加入时，没有完整的纲领也没有自己的组织。我们的批评到现在仍然正确。社会主义工人党甚至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成形。甚至它的一些领导者至今仍把不可调和的马克思主义批判视为“宗派主义”。然而事实上，如果持原则性批判的左翼反对派没有和社会主义工人党站在一起，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马克思主义者的处境就会变得极端困难；没有一个不断创新的思想实验室，任何革命团体都无法存在。即使如此，事实证明中派党（社会主义工人党）左转的运动如此关键，共产主义团体甚至在没有一个完整的纲领、没有一个自己的机构的条件下发现它自己很快成为了该党的领导者。 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历史既非巧合也非例外。几年来，共产国际通过其政策阻止社会党的工人走向革命道路。因此，改良主义营垒中汇集了大量的“炸药”（即革命群众——译者）。与资本主义的可怕危机和法西斯主义的凯旋进军相伴的，是两大国际的软弱无能，这为左翼中派主义组织提供了转向共产主义的动力；这是建立一个新党和新国际的最重要的先决条件。 在理论领域，独立工党是完全无能的。这给了官方共产党以可乘之机——危险正在于此。这也为我们英国支部的介入开辟了一个空间。仅有正确思想是不够的。在关键时刻，一个组织必须知道怎样向先进的工人表明它的力量。以我目前在这里所得出的判断，影响独立工党的未来整体发展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但再过几个月，独立工党就会被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的齿轮彻底碾碎，丢下成千上万沮丧的工人。因而有必要行动，并且立即行动。 只有当我们把目标确定为帮助这个党——即其中革命的大多数——转变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打入独立工党才是有价值的。当然，如果独立工党的中央委员会要求我们的朋友们放弃自己的思想，或者放弃在党内为这些思想进行公开斗争，这样的打入将是不可接受的。但是如果在党章的基础上和党纪的范围内承担起为自己的观点而斗争的责任，这就完全可以接受。左翼反对派的巨大优势在于它拥有理论方面详尽的纲领、国际的经验和国际的控制。在这些条件下，就完全没有必要担心英国的布尔什维克-列宁派会无影无踪地消融在独立工党之中。 一些同志指出独立工党已经严重削弱了，只是藏身在旧门面背后摇摇欲坠的框架里。这很有可能。但这不是反对打入的理由。就其目前的成份来说，独立工党明显难以维系。它变得日益虚弱，并且正在失去党员，不仅失去右翼党员，也失去左翼党员。这是由于它的领导层没有明确的政策，不能使党对自己的力量产生自信心。唯有向该党提供对我们时代的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特别是对斯大林官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才有可能阻止它继续解体。这只有布尔什维克-列宁派能够胜任。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勇敢地打破今天阻挡他们接近独立工党的革命工人的那堵墙。如果独立工党的机关不允许我们的支部加入该党的队伍，这将成为其领导层完全听命于该党背后的斯大林官僚阶层的最好的证据。在这种最糟糕的情况下，我们将得到和独立工党领导层进行斗争的一件强有力的武器，并将得到来自该党普通成员的同情。 也许有人会这样拒绝道，我们的英国支部太小了，没有可能在独立工党中扮演重要角色——就像沃切尔-弗罗里希（Walcher-Froelich）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中那样。或许是的。但即使独立工党注定解体，布尔什维克-列宁派仍能够为了革命从该党中拯救出一个重要的核心。而且不应当忘记，沃切尔-弗罗里希（Walcher-Froelich）的团体是完全孤立的，我们的英国朋友在他们的工作中则能够得到国际的帮助。 我非常担心我们的英国朋友，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因受缚于对来自斯大林主义者的恶毒批评的害怕，而不加入独立工党。害怕纯粹表面的、肤浅的批评，或是害怕官僚们的舆论——仅仅因为我们与其有过关联，在革命政策中，没有比这样的动机更糟的了。必须根据无产阶级先锋队内部的深层动向来决定道路，必须相信一个人的思想的力量，而不是回头顾盼斯大林主义官僚。 G.古罗夫【列昂-托洛茨基】 （G.Gourov[LeonTrotsky]） 注释 [1]英国独立工党（IndependentLabourParty,ILP)成立于1893年，长期作为英国工党的左翼附属组织，并对促进英国工党建立具有重要影响。1930年代其一度退出英国工党，而倾向斯大林主义，之后又回到英国工党内，1970年代正式解散，成为英国工党内部的左倾压力集团。 [2]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ozialistischeArbeiterpartei,SAP)成立于1931年10月，当时数名左翼反对派领导成员被德国社会民主党开除。1932年春天，德国共产主义右翼反对派的领导人和数百名成员也加入其中。当左翼反对派的领导人退出社会主义工人党后，共产主义右翼反对派掌握该党，其一度宣称成员达到1万4千人，但是在1933年希特勒掌权后，该党迅速衰弱。1933年8月，该党曾经参与左翼反对派发起的呼吁组建新国际的四方联合声明。当时，托洛茨基要求德国的左翼反对派尽快与社会主义工人党（SAP)合并，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担心这会影响他们赢得挪威工党（Norwegianlabourparty,NAP)的努力，而拒绝了合并提议。此后，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AP）明确反对组建第四国际。 [3]雅克布·沃切尔（JacobWalcher，1887-1970）与保罗·弗罗里希（PaulFroelich，1884–1953）两人都是当时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AP)的领导人。
1933年日记（摘录）（托洛茨基，1933年7月15日、8月1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1933年日记（摘录） 托洛茨基（1933年7月15日、8月11日） 启程之前（1933年7月15日） 总之，在我们的护照上盖上了清晰无误和毋庸置疑的法国签证印章。两天以后我们就要离开土耳其了。当我带着妻子和儿子到达这里时四年半以前，美国“繁荣昌盛”的太阳灿烂地照耀着。如今，那个年代令人感到是史前时期，几乎是童话了。 普林基波是一个平静而无忧无虑的小岛。国际生活迟迟才传到这里，而且已经无声无色了。不过危机也得以来到这里。从伊斯坦布尔来这里歇夏的人一年比一年少，而来这里的人带的钱也越来越少。没有人购买，丰足的鱼虾又有什么用？ 在普林基波用笔头做文字工作是再好不过了，特别是到秋季和冬季，当岛上几乎空无一人，公园里出现丘鹬之时。这里不仅没有剧场，而且也没有电影放映员。用汽车代步也在禁止之列。世界上能有多少这样的地方？我们房子里没有电话。驴子的叫声对神经起着镇静的作用。关于普林基波是一个小岛的事实，一分钟也无法忘却，因为窗外就是海，而且岛上没有一个看不到海的地方。我们在距石头围墙10米处钓鱼；到50米处可以钓大螯虾。常常整整一周时间，海水平静无波，像是一个湖。 不过我们同外部世界保持有密切的联系，因为一直收到邮件。这是一天的高潮。邮件包括最近的报纸、新书、朋友的信和敌人的信。在这一堆铅印的和手写的纸张中有许多出乎意料的信息，特别多的是来自美国的。难以置信，世界竟有这样多的人关心备至地要拯救我的灵魂。这些年来我收到的宗教书刊之多，岂止拯救一个人，足够拯救整整一个劳改队的迷途罪人。劝善书籍中所有重要的地方都在页边加上重点提示。但是，也有为数同样多的人热衷于我灵魂的毁灭，而且用值得嘉许的直率语气表达了相应的愿望，虽然并未签上名字。笔相家们一再要我把手稿寄给他们，以便判明我的性格。星相家则请求我告诉他们我的生辰八字，以便为我占出星图。亲笔题词收集者则不断地劝说我把自己的签名同两位美国总统、三名拳击冠军、阿尔贝特·爱因斯坦、林德伯格上校，当然还有查理·卓别麟等人的签名放在一起。这类信件几乎全部来自美国。渐渐地我学会了根据信封猜测出，是要把我手杖收入家庭博物馆，还是想招募我去充当卫司理派的传教士，或者相反，预见到一旦某一个炼狱出现空缺我将去永世遭受苦难。随着危机不断尖锐化，其中涉及地狱的信件比重也就明显增加。 邮件传来大量意外的消息。几天以前带来法国的签证。怀疑论者——在我周围也有——出了丑。我们即将离开普林基波。我们的房子几乎搬空了，楼下放着一批木箱，年轻的手在敲钉子。在我们那幢空荡荡的旧别墅里，今年春天漆了一遍地板，但油漆的配料出奇，直到如今，4个月以后，桌子、椅子，甚至人的脚往往粘在地板上。真是怪事，我觉得我的双脚这些年来也似乎长在普林基波的土地上了。 这个小岛只要两个小时便可以绕行一周，我同它实际上很少联系。然而，同轻轻拍岸的海水却有更多的接触。53个月以来，我在不可替代的教师指导下与马尔拉海十分亲近起来。这就是哈拉拉姆勃斯，一个年轻的希腊渔民，他的世界就在普林基波岛周围大约4公里半径之内。[……] 图书室里的书架空空荡荡地张开大口。只有在拱形窗户上面的角落里旧的生活继续不停：燕子在那里筑巢，并且就在布列颠《蓝皮书》正上方繁衍雏燕，而这些雏燕根本不在乎什么法国的签证。 不管怎么说，“普林基波”这一章正在打上句号。 托洛茨基 1933年7月15日于普林基波 移居法国 （1933年8月11日） 1929年2月，我和妻子到达土耳其。1933年7月7日，我们又离开土耳其前来法国。报纸上写道，法国签证似乎是根据……苏联政府的申请而发给的。很难臆想出更加离奇的说法了，主动进行友好干预的不是苏联外交机构，而是把我的书译成法语的法国作家莫里斯·帕里雅尼。在一系列作家和左翼政治家，其中包括议员盖诺的支持下，签证问题这一次得以顺利解决。我第三次侨居国外的四年半以来，从我自己方面以及从我的同情者方面，都为我能前去西欧作过不少努力。拒绝签证的材料简直可以订成相当厚的一个集子，其中的签名者有魏玛共和国总理社会民主党人赫尔曼·米勒、英国首相麦克唐纳（他当时还是社会党人，而不是半保守党人）、西班牙革命的共和派和社会党的领袖们以及许多许多其他人。我的话中没有丝毫责难的意思，这一切只是事实的记述。 关于迁居法国的问题是在最近一次选举中激进派和社会党人的联盟取得胜利以后提出的。但是，在此之前，有一个情况使事情早就变得复杂化了，那就是：1916年，战争期间，我曾被法国内政部长马尔维以所谓进行“和平主义”宣传的罪名驱逐出境，而实际上是应沙皇大使伊兹沃利斯基的一再要求。尽管马尔维本人大约一年后即被克列孟梭政府也以策划和平主义阴谋的指控而驱逐出境，但对我的驱逐令仍然有效。1922年，在爱德华·埃里奥第一次出访苏俄期间，他在热情地参观了国防人民委员部以后告别时问我，我何时想去巴黎。我开玩笑地提醒他曾被从法国驱逐出境。埃里奧笑着回答说：“谁现在还记得这个！”但是，工作机构的记忆力却比人要牢固得多。在马赛港从意大利轮船下船时，给我送来一份文件要我签收，是“保安总局”局长送给我的关于取消1916年命令的通知，我应当说，很久以来我已经没有如此心满意足地在官方文件上签字了。[……] 为了避免在马赛港下船时有人举行抗议示威或引起其他麻烦，我的法国朋友们决定乘摩托艇到公海上来接船。由于这样一个简单的设想，又产生了新的麻烦。摩托艇的主人，可尊敬的庞舍蒂先生，由于未被告知此行的目的，竟一夜不眠地费神猜测：为什么两名年轻人，又不带女眷，凌晨前往公海。这种情况在他的生活中尚不曾有过。而恰好这同一天土伦正在审判一宗两名强盗在海上杀死一个船夫并抢走钱财的案件。虽然已经收过了订金，庞舍蒂先生还是决定避开这次危险的航行：在最紧要的关头他声称发动机坏了。这时候要在附近找另一个船夫是根本不可能的。直到请保安局长出面证明两个年轻人出海确是为了和平目的，这才挽救了局面。船夫承认自己有过怀疑，顺利地把旅客从轮船送到远离码头的岸边。在那里等候我们的两辆不起眼的“福特”牌小汽车，不久又被新闻界炒成是两辆具有特大功率的汽车。 仍然是那些报纸写道，在马赛迎候我们和陪同我们遍游法国的有大批警察。事实上，除了曾经劝慰过船夫，公开向我宣布取消驱逐令并随即告别而去的局长以外，我们没有和一名警察有过接触。为了让人们知道在没有监控与警卫的情况下乘汽车在法国南部旅行有多么心旷神怡、引人入胜，我应指出，自1916年起，也就是说，在最近16年里，——再前面一段旧时的生活时期我暂且不提——我曾一直是在“警卫”的随行之下出行的，友好的也好，敌意的也好，但始终是有“警卫”的。 不过，直到现在我们一个字也没有谈到最主要的事：关于我们前来法国的目的。不管怎么说，我们此行的目的既不是看病，也不是为了丰富藏书，更不是为了留连于其他的法国文化享受。总应当有一个别的，“真正的”，加以仔细掩盖的目的。第二天我们从报纸上获悉了这个目的：前往法国……是为了同李维诺夫会面。我擦擦眼睛：同李维诺夫？从这些报纸上我才第一次得知，外交人民委员现时正在法国的某一处疗养地。一些最能洞察一切的新闻记者还告诉我们，为什么必须有这样的一次会见。原来最近一段时期以来我完全被一种幻想所折服：一定要死在俄国并埋葬在故土。诚然，就我自己而言，至今为止关于我将埋葬在哪里和用什么方式埋葬的问题，似乎一直是我最少关心的问题。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我一贯最敬仰的人物之一，他曾嘱咐把自己火化，并把骨灰盒沉入海洋。如果说这份遗嘱有什么真令我感到惊奇的话，那并不是恩格斯对于故乡武珀塔尔的土地漠不关心，而是预先考虑到如何消灭自己的骨灰这一事实本身。为什么恰恰是海洋？但是报界的洞察力是确定不移的。今天我又看到关于我千方百计通过李维诺夫和目前也在罗亚疗养地的苏联驻土耳其大使苏里茨取得返回苏联的权利的消息。但是，这两位外交官却都断然拒绝和我见面，而这成了对我的生活的“最为可怕的震荡”。不仅如此，关于我恰恰想要通过李维诺夫来进行返回俄国的谈判的想法应当使他比我更加吃惊。这类问题绝对应在莫斯科由党的系统加以解决，而在党的机关内李维诺夫早在十月革命以前很久就不起任何作用。在苏联的制度下，他不可能超越出纯粹外交事务的范围。这一篇故事——请洞察一切的记者们原谅我——只不过是标准的激动人心的廉价谎言。我没有到过罗亚，也没有设法同李维诺夫见面。我没有丝毫理由要这样做。 关于事实真相通过多么复杂困难的途径才能在报刊中为自己开辟道路一事，足以写出极富教益的学术研究著作。要在现代战争中杀死一个人需要许多吨钢铁。而为了确认某一件事实的真相，需要多少吨印刷铅字呢？在这种情况下报刊的错误在于，它们在没有疑点的地方寻找谜案。我对当今苏联政府的态度并不是秘密：自从我被放逐到土耳其以后，我每个月都在《反对派通报》（柏林、巴黎）上，以及在外国报刊上，对苏联的内政和外交问题作出反应。我和我的志同道合者不止一次在报刊上声明，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和以前一样，在任何岗上为苏维埃国家服务。但是，同我们的合作不可能依靠迫使我们放弃我们的观点和我们的批评来达到。可是，对于统治集团而言，他们的全部问题恰恰又正在这里。他们已经把自己的威信丧失殆尽。由于没有力量通过正常的党代表大会重新恢复威信，他们必须重新而且更加努力地承认自己的罪行。恰恰是这一点上，他们别想在我们方面得到。真心诚意的合作，是可以的！用虚假的政策向苏联和全世界的舆论掩饰自己是不行的！在双方态度如此明朗的情况下，破坏外交人民委员的夏日休假是没有任何必要的。[……] 1933年8月11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03622
《俄国革命与五年计划》译者序言（刘仁静，1933年6月29日） aa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俄国革命与五年计划》译者序言 刘仁静（1933年6月29日） 原载托洛茨基《俄国革命与五年计划》，刘镜园（即刘仁静）译，新生命书局，1933年7月15日出版。 本书所译的是托洛茨基氏在最近两年来关于苏联的国内和国际状况所作的演说和论文。托洛茨基之为研究苏联的权威之一，用不着我在此地特别介绍，他是俄国胜利的革命的一领袖，他关于俄国革命及苏联经济建设所发表的意见常为事实证实，我们如果要研究苏联发展的前途，自应注意他的言论和加以研究。 苏联自实行五年计划以来，许多人对于他过分的乐观，以为他可以无阻碍地达到或者甚至已经达到了社会主义。他们不知苏联的现阶段是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经济建设中包含种种的矛盾——国内的和国际的——因此发生很多困难。倘若我们只看见了五年计划在技术与生产方面有很伟大的成绩，不顾及由于产业各部门生产之不相对称所造成的经济危机，则我们完全不能了解报纸上的一些实在消息。如路透社三月二十日柏林电：“前劳合乔治政治秘书京尼士在苏俄步行考察后，现已抵柏林。据称苏俄目前饥荒遍野，……与人反抗政府的农业集团制作，及缺乏干练工人与经济转运之崩溃。”又国民社五月三日莫斯科电：“苏俄报纸已时时发见各工厂工人薪资拖欠之记载，……恐不久即将发生事变。与工人生计已至岌岌可危之境，物价既日涨，食物亦缺少，加以工资之不能按时发给，情形至可惘也。” 在本书的托洛茨基稳重，对于苏联的成绩与困难都有了明了的回答。他考查了苏联生活中重要的几方面，如第一篇是解释俄国革命之历史的原因，何以落后国反能首先实行无产阶级革命。第二篇论苏联的第一次五年计划，即讨论苏联经济建设的成绩与弱点。第三第四两篇论苏联的政治行程。苏联是一党专政的国家，所以政治斗争首先是在一党内的各派别之间进行。同时这种斗争的前途是不定的，由活的斗争力量决定，或者走到史大林的削弱与苏维埃政权之牢固，或者走到反革命的政变——特米多。第五篇论现时苏联政府之外交政策——即亲爱的政策。其余几篇系论苏联之国际形势。在一九三五年十月托洛茨基已著文警告德国形势之严重（第六篇），不幸史大林所领导的共产党实践了托氏所预料的最坏的可能，即对法西斯的屈服，对他们的取得政权不能作有效的抵抗。德国工人阶级的组织因此被摧毁，工人阶级中无数勇敢的战士被监禁和屠杀。依托洛茨基最近发表的意见，德国共产党已经验了他的八月四日。德国无产阶级如果要起来克服法西斯主义，必须要创在新党来领导他们，德国的正式共产党已经完了，此后只有瓦解、崩坏与消减的命运。 德国共产党的失败的经验，指出共产国际完全不能靠在别国发动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手段，去保卫苏联。恰恰相反，苏联共产党的领袖现在只有在帝国主义进攻之前步步退让的手段以保卫苏联。苏联外交软弱到了如此程度，竟在日本的傀儡组织——满洲国——的挑衅之下，提议出售中东路。当然帝国主义看破苏联的弱点，对于苏联的进攻此后将肆无忌惮，而被压迫民族对他的信仰亦将消减。苏联之存在，此后没有什么积极的因素——如扇燃世界革命——只有靠消极的因素——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分裂与对抗——来保障了。但我们能想象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能长久和平共居，共存共荣吗？ 这里搜集的托洛茨基的论文，足够了解苏联将来发展之论，这边是译者将他们译出来的意思。这些论文大都是从柏林俄报与纽约英文战士周刊中选择出来的。只有第三篇是译自伦敦出版的一九三二年七月至九月的政治季刊。第二篇系转载自天津大公报（但其中颇多删节，一楼与错误，均由译者一一補正，）末篇系转载自读卖杂志第二卷第十期，特此声明，并致谢意。 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九日，译者 感谢木运录入及校对
党在文艺和哲学领域里的政策（托洛茨基，1933年6月1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党在文艺和哲学领域里的政策 托洛茨基（1933年6月16日） 亲爱的同志们： 你们的信，提出了十分重要的问题；但对于这些问题，我的意见却认为并没有一般的和特定的解决方法，可以适合一切的情况。 作为一个组织，我们的出发点并不单只有一些确定的政治观念，而且还有某些哲学和科学的方法。我们将自己建立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从而不单得出政治和科学的结论，并且还有艺术的结论。但由于艺术这门活动的本质使然，我们并不能够对文艺，施以像我们对政治般的严格控制。党有责任容许文艺领域里有广泛的自由，只有那些直接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的艺术，党才毫不留情地清除它。另一方面，就算党的成员依据它的看法，党也不应对他们在文艺领域所发表的立场担负直接的责任。当问题不在于文艺领域内的理论家，而在与文艺工作者自己（画家、作家等）的情况下，就特别有责任去维持下面两条准则：维护个人创作所需要的自由；以及党并不承担它的路途的每一项责任。 除此之外，党还必须将文艺领域内的结论，与直接进入政治的领域的界限划分清楚。在这一点上无需作出任何原则的让步，党必须推动自己——坚决但却婉转地——令文艺工作者去纠正任何从他们的文艺观点中引申出来的错误政治观念。 马克思向弗尔勒格兹（Freiligrath）以一句幽默的话来表达这个观点：“诗是一条古怪的鱼”。（“DieDiekterSindSonderbareKauze”）列宁也对理论家和职业政治家保登诺夫[1]和艺术家高尔基应用不同的标准，虽然事实上在某些时刻里，保登诺夫和高尔基在政治上十分密切。列宁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以高尔基的文艺活动和声望，他给革命带来的益处，远超过他错误的声明和行为所做成的损害；况且，对这些损害，党是可以经常在适当的时刻，圆滑地纠正的。 从这个立足点出发，哲学活动正好处于艺术与政治之间，比艺术更接近于政治。在哲学领域中，党本身占据着一个明显的战斗地位，这在文艺方面——最少不是同一程度上——不是如此的。认为将辩证唯物主义“教条化”和“教义化”的结果，就会使到党阻碍哲学和科学思想的发展，这种反对意见并不值得严肃的注意。一间工厂不建立于一套确定的技术规条之上，就不能操作。假如医生不以病理学的教育为基础，医院就不能治疗病人。容许卖药郎中以“发明家”为借口，随意地在工厂和医院中做实验，就是十足的愚蠢。发明家们必须首先证明出他们有权利去影响实际的科学和药物。 对于那些只知炒热隔夜饭菜，对于那些仍然停留在调查阶段、未有确定结论的“发明家”，党必须特别警觉。但除此之外，这并不证明出在哲学领域内，党可以装作一切问题都已解决了般来工作，并且可以无需再期望在科学思想方面再有进一步发展。在这个领域里找出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并非易事，只有经验和一个灵活的领导才能达成。就正如在练靶时一样，在很多打在靶上的子弹中，只有一颗射中红心。 “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哲学观点，怎样折射于政治领域和党组织中去呢？”无需说，这个问题对于党制定正确的管制政策，常常都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因而，当革命暴动的需要高于任何其他考虑时，列宁在1917年无情地对高尔基进行斗争。在另一方面，斯大林官僚层之将小说家巴布西装扮成一名政治的领导分子，而罔顾刚好在政治上巴布西正是与韦纳、云特韦迪、门拿和保罗·路易士[2]携手并进的事实，这必须被认为是最无耻的。 恐怕我并不能对那些向我提出的实际问题，给予一项令人满意的答复；但我希望刚才说过了的，已解释了我为什么不能给予一个答案；这需要对局势和个人的情况有一项具体的理解。同样地，这些简短的构思，可能至少会部分地帮助对于这个复杂而重要的领域，制定一项正确的政策。 共产主义的敬礼 里昂·托洛茨基 史骊译 [1]保登诺夫（AleksandrA.Bogdanov，1873-1928）于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08年组织“杯葛派”，认为党必须从事地下工作。1909年被开除。十月革命后，他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一名领袖，从事科学和医疗工作。 [2]巴布西（HenriBarbusse，1873-1935）是一名和平主义者、小说家、法共党员，曾写斯大林及耶稣的传记，并为克里姆林宫官僚召开过一些含糊不清的反战和反法西斯大会，为克里姆林宫官僚避免斗争的路线作粉饰。韦纳（KareRenner，1870-1950）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他是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随后在1931-1933年及1945年两次成为奥地利总统。其著作包括经济、政府、法律和社会主义各论题。云特韦迪（EmileVandervelde，1866-1938）是比利时社会民主派，是第二国际从1929-1936年的主席。门拿（GeorgeMonnet，1898-）是法国社会民主党里昂·巴本（LeonBlum）于1936-1937和1938年两次职掌政府内阁时的农业部长。保罗·路易士（PaulLouis1872-1948），是法国的新闻记者，一个名叫“无产阶级统一党”的中派主义组织的成员，著有关于工人运动历史的书籍。
致约翰·冈瑟（托洛茨基，1933年5月3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致约翰·冈瑟[1] 托洛茨基（1933年5月30日） 先知在1917译 〔译者注〕由英文打字稿原件翻译，发于王子群岛的比于卡达岛（Buyukada），收件人为墨西哥的约翰·冈瑟。这是一封托洛茨基的私人信件，全文经托洛茨基审定，并在结尾外签名。 亲爱的冈瑟先生： 衷心感谢您给我寄了份载有您文章的《哈泼杂志》（Harper’sMagazine）[2]，这表明了您对我的个人工作和国际左翼反对派的活动充满兴趣及同情。您信中所提到的关于我的文章，大部分是我的美国朋友寄给我的。您如果碰巧有最近一期载有沃尔纳德茨基（Vernadsky）教授[3]所写的《我对俄国革命史的回顾》的《近代历史》杂志，请将它寄给我几天，我将不胜感激。我一读完就会还给您。 您对奥地利有什么看法吗？陶尔斐斯（Dollfuss）[4]还会继续掌权吗？ 致以衷心的问候与感激 您忠诚的 列夫·托洛茨基 译者注： [1]约翰·冈瑟（JohnGunther；1901年8月30日-1970年5月29日）——美国记者和作家，代表作：《美国内幕》《死亡，别骄傲》。 [2]《哈泼杂志》（Harper’sMagazine）是一本带有美国进步人士及左派立场的月刊，它涵盖了文学、政治、文化、艺术诸多方面。从1850年发行至今，是美国发行历史第二悠久的周刊。 [3]乔治·沃尔纳德茨基（GeorgeVernadsky；1887年8月20日-1973年6月12日）——出生于沙俄的美国历史学家，著有多部讲述俄国历史的著作。 [4]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1892年10月4日－1934年7月25日），奥地利政治人物，基督社会党籍，1932年－1934年担任奥地利总理，后被国内法西斯分子谋杀。
论史太林派的外交政策（托洛茨基，1933年5月1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论史太林派的外交政策 托罗斯基（1933年5月12日） 在东方，苏联政府正准备出卖中东路，在西方，它和希特勒的政府恢复德苏条约。在这外交政策之两个相反的方向，史太林——莫洛托夫的政府在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前屈服了。 中东路之放弃，不仅是工人国家丧失一重要的经济和军事地位，而且是直接将一重要工具交于日本帝国主义之手，这一工具，在第二天便将给人用以反对中国和反对苏联。 史太林与希特勒的协定巩固希特勒的地位，而且在德国工人的精神上发生痛苦的影响。“假使有势力的工人国家，不得不求与法西斯的德国，维持友好关系，那就是说国社党的地位已稳固了。”这是每一有思想的德国无产者必然对自己这样说的。正当共产国际的官僚把希特勒的胜利看成是暂时的事，以总罢工与暴动问题置于议事日程上（在纸上）时，苏维埃的官僚认为必须与德国的法西斯建立经常的关系。这样，李维诺夫——金邱克（苏联驻德大使）的行动，是比马努力易斯基——苦西伦（共产国际领袖）的不值钱的宣传品，更表示史太林派的观点。 在欧洲的革命集团中，对于史太林派官僚外交政策之最近步骤，起了一种反感，顺带地说，不仅在反对派的团体中，而且在正式党内也是如此。“叛徒”的字，常常听得到，假使不是在论文中，至少是在书信和谈话中。 我们不难在心理上了解这种抗议，但是我们在政治上可不能同意它。苏联与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实质上〔说〕来是实力关系的问题。在东方的中国革命，西方的欧洲无产阶级的强有力先锋队溃败以后，实力关系突然变得大不利于苏联了。此外，我们还须加上不幸的国内政策，完全削弱农民与无产阶级间，无产阶级与党之间，党与其机关之间，机关与个人独裁者之间的联系。这些政治原因之每一个，都逼迫着史太林派官僚打击反对派和在天皇与在希特勒之前退却。 史太林派的官僚应负其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政策的完全责任，但是这政策的后果，已不能再由他们自己的意志了。自愿脱离那种不利的关系是脱离不了的。苏联政府对法西斯的德国应当采什么政策呢？断绝关系吗？抵制吗？这些手段除了当军事行动的前奏曲以外，不能有别的意义。两年以前，我们曾提出这种前途，但这可不在苏联内部与对德政策之急剧的改变孤立，而在与这种改变发生直接关系的事，即努力使工人国家和德国无产阶级日以强固。但事变发展所走的路恰相反。今天当德国工人被压迫下去，当苏联削弱时，走向革命战争的路线将是最纯粹的冒险主义。 没有这一路线，换言之，没有为革命战争和德国暴动之直接准备，外交关系的破裂与经济抵制只是一无力的和可怜的姿势。固然俄国定货的缺乏可以在德国增加一点失业工人。但是直到现在，对于革命未必是缺少了失业？所缺乏的是一革命的党和一正确的政策。现在更是加倍的缺乏。我们现在不等〔单〕要考察经济的报复，在德国将对于谁为有利的问题——法西斯主义还是无产阶级。很明了的，苏联的定货解决不了景气的整个问题。相互地说，与德国断绝经济关系在另一方面将严重打击苏联的经济，因此更打击工人的国家。 我们重复说：中国革命失败，德国无产阶级被摧残，工人的国家被削弱，史太林派应负直接责任。反对它的斗争应照此根本路线上去进行。必须从世界劳动运动中肃清史太林主义这一麻疯病。但我们必须与病源斗争而非与其必然的结果之病象争斗。 在反对官僚中派的斗争中，我们既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必须立在革命的现实主义之基础上。假使布尔雪维克——列宁主义者（左派反对派）今天在苏联执政，他们在他们的直接的和实际的行动中必须从十年来不肖门徒的政策所产生的实力关系之结果出发。尤其他们将被迫与希特勒的德国维持外交与经济的关系。同时他们将准备复仇。这是一很大的任务，需要时间，不能由一示威的姿势解决，需要在各方面的政策都急剧的改变。 蒲林矶波五月十二日，一九三三 感谢阿芬录入
发布地下报刊（托洛茨基，1933年4月1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Circulatinganillegalpaper 发布地下报刊 托洛茨基1933年4月18日 Spartacus2021翻译 〔说明〕译自《托洛茨基文集·英文版（四）副册1929-1933补卷》（WritingsofLeonTrotskySupplement(1929-33)） 首先，我想讲德国的报刊。我认为这个问题至关重要，我希望你能帮我向其它同志传达我的意思。 列宁的著名著作《怎么办？》被斯大林主义者数以百计地、无差别地引述，而列宁有关党报的论点被引用到完全不合适的情况中。事实上，党报的写作、联络、发布机关就是地下政党机关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正正在今天德国的情势下，流亡海外的革命党报就但当了组织者的角色。我强烈呼吁德国同志仔细阅读《怎么办？》当中的相关篇幅。 党报必须首要地确保左翼反对派政治思想的延续与连贯发展。为此，这需要定期出版，无论发布的状况如何。我们在俄国内没有任何联系下开始出版了俄语的《通讯》（Biulleten，校按：指《左派反对派通讯》）。《通讯》的思想透过不同渠道渗透入国内。就算现在，《通讯》的发布状况仍然非常弱（这项工作需要耗费大量精力）。纵使如此，《通讯》在苏联的政治生活中扮演很大的角色。旧时的《火星报》也是如此。许多问题在国外出现了，这是由于我们发布系统出了问题。不过，该报仍然继续准时出版。 你不可能为一份地下党报安排发布。只有地下党报本身，透过吸引到读者的兴趣并聚集支持者，才能最终建立出自身的发布系统。 我们就此也需要加上海外流亡者、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的德裔人口、瑞士等问题。现在最重要的工作，我认为是要认真出版好《我们的话》（UnserWort）。送钱到德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只会花在琐碎的事情上。然而一份认真组织好的党报就能够成为募集资金的来源（还有其它好处）。 现在要变成月刊是过早的。如今情势仍然未清晰。所有人都在等待澄清当下事件。当然如果——透过与其它组织结盟——我们能够在《我们的话》之外出版一份理论月刊，这会是很好的。但现在就要放弃双周报的话，这是不可接受的。 你有关库雷拉（Kurella）的报告非常有趣。这是一个恶毒仇恨左派反对派的人物。汉堡的同志如何？不要忘记我们这里没有“德国人”，这比没有英国人更糟糕[1]。 请告诉我你的近况。你生活如何？身体健康吗？ 托洛茨基 [1]这里托洛茨基是指Frankel离开他政治团队之后的翻译问题，他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德裔，并去了德国进行左翼反对派的地下组织工作。
就国内局势致联共中央政治局（托洛茨基，1933年3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就国内局势致联共中央政治局 托洛茨基（1933年3月15日） 秘密 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再一次尝试诉诸目前领导苏维埃国家的人们的责任感。你们比我更清楚国内和党内的局势。如果国内的形势继续沿着目前的轨道发展下去，那么灾难将必不可免。没有必要在这封信中分析实际形势。在日内即将问世的《反对派通报》第33号上做了这种分析。敌对势力将用另一种形式利用困难打击苏维埃政权，其打击的力度并不会低于法西斯对德国无产阶级的打击。企图仅仅使用镇压的办法来控制当前形势的想法，是完全没有希望的，必然招致灭亡。这种做法不会成功。斗争有自己的辩证法，你们早就越过了临界点。镇压越是延续下去，就越会更大地引起与预想效果相反的结果：不能吓住对手，反而相反，只会激励对手，引起他殊死搏杀的力量。最易发生的最直接的危险是对领导的不信任和日益增强的憎恨。对这一点你们知道得不比我差。但是，推动你们沿着斜坡滑下去的是你们自己政策的惯性，而在斜坡的下面是深渊。 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应当使党重新振兴。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是必须经历这一过程。左翼反对派——这一点我一分钟也不怀疑——愿意全力协助中央不受震荡或者以最小的震荡使党转上正常生存的轨道。 对于这样的建议，你们中间的某人可能会说：左翼反对派想通过这种办法取得政权。对此我的回答是：这里涉及的问题比起是你们一派掌权还是左翼反对派掌权的问题要大得多。这里涉及的是许多年内工人国家和国际革命的命运。当然，只有当反对派本身能够重新获得在党内正常工作的可能性，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派才能够帮助中央在党内恢复信任体制，而这种信任体制没有党内民主是不可思议的。只有历史地形成的各种派别能够坦诚而真心地合作，而其目的又是为了把它们变成党内的流派并在今后使之消融于党内，在目前的具体条件下才有可能恢复对领导的信任和使党获得新生。 顾虑左翼反对派会试图把镇压的矛头转向另一个方向是没有根据的：这样的政策业已经历了试验，而且已经彻底破产；当前的任务恰恰在于运用共同的力量消除这一政策的后果。 左翼反对派有自己在苏联和在国际舞台上的行动纲领。当然，放弃这个纲领是根本谈不上的。但是，涉及在中央和在全党面前陈述和维护这个纲领的方法，更不用说贯彻这一纲领的方法，可以而且应当事先协商一致，以求防止发生破裂和震荡。无论气氛多么紧张，还是可以在双方都怀有善意的情况下经过依次发展的几个阶段使之缓和下来。而危险的规模之大要求拥有这种善意，准确点说，迫使人们拥有这种善意。本信的目的在于声明，左翼反对派具有这样的善意。 此信我只寄出一份，仅供政治局阅悉，以便政治局在选定采取何种做法时拥有必要的余地，在它鉴于整个情况认为有必要进行初步谈判时不至于宣扬出去。 列·托洛茨基 1933年3月15日于普林基波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03621
国际左翼反对派的任务与方法——国际左翼反对派国际预备会议通过（1933年2月4日—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历次世界代表大会决议及主要文件相关链接：托洛茨基 国际左翼反对派的任务与方法[1] 国际左翼反对派国际预备会议通过1933年2月4日—8日 龚义哲译 根据《第四国际文件汇编：草创时期（1933—1940）》（DocumentsoftheFourthInternational，TheFormativeYears〔1933-1940〕，探路者出版社，1973年，第19—43页）收录的英文版翻译。 本文是托洛茨基同志为国际左翼反对派国际预备会议而起草的文件，这次会议于1933年2月4日—8日在巴黎召开，并通过了这个文件。托洛茨基同志的原稿只写到《德国支部的危机》一节，后面的内容是经过讨论后由其他同志补上的。——中译者注 即将召开的左翼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大会的任务，是通过一个明确而精准地制订的政纲，并通过组织章程，以及选出自己的领导机关。各国左翼反对派以前所做的理论、政治与组织工作——尤其是过去四年里所做的——已经为解决这个任务创造出了足够的前提条件。 左翼反对派使用不下十五种语言发表了自己的重要的纲领性文件与政治文件，并在十六个国家出版了三十二种期刊。在过去三年里，左翼反对派改组并加强了九个国家的支部，并在七个国家建立了新的支部。但它最重要、最宝贵的成就，是无可辩驳地提高了国际左翼反对派的理论水平、巩固了它的思想、加强了它的革命积极性。 苏联左翼反对派的起源 十年前——即1923年——在十月革命的国度，在第一个工人国家的执政党内部，产生了左翼反对派。世界革命的迟滞，不可避免地在十月革命的国度引发了政治反动。彻底的反革命，意味着统治阶级被另外一个阶级所取代；而反动是在革命阶级仍然掌权的情况下滋生和蔓延的。反对十月革命的反动旗手是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当中较为富裕的分子。与小资产阶级关系密切的官僚阶层，成了这种反动的代言人。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压力帮助了官僚，使它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无产阶级的监督。官僚把国际革命的纲领偷换成了一国改良主义的纲领，把“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立为自己的正式教条。苏联官僚同小资产阶级群众（主要是农民）与工人阶级中的落后阶层勾结起来，对无产阶级的左翼进行了一系列的攻击。这就是列宁主义被偷换成斯大林主义的辩证过程。 官僚在组织上击败了左翼反对派之后，便把经验主义的阶级骑墙政策立为自己的正式政策。但是，官僚对无产阶级的依赖，表现于以下事实：尽管它对无产阶级进行了一系列打击，但它仍然不敢或不能消灭十月革命最重大的成果——土地国有化、工业国有化与垄断外贸。此外，党官僚在1928年发现，它的小资产阶级盟友——特别是富农——对它自己造成了威胁，它害怕自己会彻底失去无产阶级的支持，便向左急转弯。这一急剧转变的最终结果，便是冒险主义的工业化速度、土地的全盘集体化，以及利用行政手段击败富农。由这种盲目的政策所导致的经济紊乱，致使官僚在今年[2]初重新向右转。 苏联官僚享有的特权地位，以及它的保守的思维习惯，使它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改良主义官僚有许多共同点。官僚不信任无产阶级的独立的革命积极性，它更信任“革命的”国民党[3]、英国工会的“左派”官僚、小资产阶级的“苏联之友”和自由派的与激进派的和平主义者。但是，为了保住自己在工人国家中的地位，苏联官僚又不得不一再同资本的改良主义奴仆发生激烈冲突。因此，在独特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一个与无产阶级布尔什维克主义截然不同的官僚中派主义派系，它对苏维埃共和国与世界工人阶级的整个发展时期造成了重大影响。 官僚中派主义代表着工人国家最糟糕的堕落。但是，尽管苏联发生了官僚化的堕落，它依然是工人国家。如果把反对中派官僚的斗争变成了反对苏维埃国家的斗争，那就落到了跟扬言“朕即国家[4]”的斯大林团伙没两样的地步了。 无条件保卫苏联，使其免受世界帝国主义的进犯——这是每个革命工人的基本任务，在左翼反对派的队伍内，绝不容许对这个问题存在丝毫犹豫或怀疑。左翼反对派将一如既往地同一切企图在苏联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采取“中立”立场的团体或分子（法国的莫纳特[5]—卢松[6]团体[7]，德国的乌尔班斯[8]团体）划清界限。 资本主义国家的左翼反对派 先进工人在帝国主义大战期间及战后的激荡时期的经验，特别是十月革命的经验，直接催生了第三国际。这一点，决定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在第三国际中居于领导地位，因此，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内斗争，也影响到了其它国家的支部的发展。但是，如果认为共产国际在过去十年里的演变，只不过是俄国共产党的内部派系斗争的反映，那就大错特错了。共产国际的各个年轻的支部投靠了斯大林派官僚的原因，在于国际工人运动的演变。 在战后的头几年里，在世界各地——特别是欧洲——人们对迅速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充满希望。然而，当布尔什维克的党内危机爆发时，大多数欧洲支部已经遭到了第一波重大打击与挫折。特别令人灰心丧气的，是德国无产阶级在1923年10月的不战而退。重新制定政治路线，便成了大多数共产党的内在需要。欧洲革命迟迟不来，使俄国工人深感失望，苏联官僚利用工人的失望情绪，提出了“一国社会主义”的民族—改良主义理论，让其它国家的支部中的初生的官僚松了一口气；苏联官僚提出的新前景，给各国支部的官僚提供了一条不用进行国际革命也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于是，苏联国内的反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动相互呼应，为中派官僚创造了条件，让它利用行政手段成功地镇压了左翼反对派。 但是，正如斯大林派与真正的富农发生了冲突一样，正式党[9]在继续右转的过程中，与真正的国民党、真正的工会与社会民主党的官僚发生了冲突。于是，共产国际采取了猛然转向极左的政策，这个政策，导致了共产国际的正式多数派分裂为当权的中派与右翼反对派[10]。 因此，在过去三年里，共产主义阵营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三大派别：马克思主义派（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中派（斯大林派）；最后是右派，确切地说，应该叫中右派（布兰德勒[11]派[12]），它直接通往改良主义。几乎所有国家的政治演变，全都无一例外地证明了、并且每天仍在继续证明这一分类的正确性。 右派在原则上最接近中派，所以中派总是会与右派并肩合作，却从不会与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结成反对右派的联盟，这过去是、将来仍是中派的显著特点。至于国际层面上的右派，它就跟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一样，有一个显著的特色：尽管它的各国支部全都敌视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但他们之间分歧严重、矛盾重重。 由于苏联仍处于专政之下，没有合法的反对党，所以，右翼反对派在苏联必然会成为敌视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施加压力的工具。这就是右翼反对派的主要危险。另一方面，右翼反对派的领袖由于他们的过往经历，已经使他们与党牢牢地绑在了一起，在意识到这种危险之后，他们便失去了行动能力。 在资本主义国家，各种比共产党更右的改良主义尚能发挥作用，所以共产党的右派便没有了活动空间。在右翼反对派拥有群众组织的地方，右翼反对派就会直接或间接地把自己的群众组织交给社会民主党（比如捷克斯洛伐克和瑞典），只有其中的革命分子是例外，他们找到了通往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道路（比如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某些地方（比如德国和美国）的布兰德勒分子怀着这样的希望：斯大林派官僚迟早会宽恕他们，邀请他们归队；因此，他们完全按照斯大林主义的精神，发动了中伤、诬陷左翼反对派的运动。 左翼反对派的基本原则 国际左翼反对派坚持共产国际的头四次代表大会的精神。这并不是说国际左翼反对派要逐字逐句地服从头四次代表大会的各种决议——这些决议有不少是纯粹临时性的，并且与后来的事态发展相抵触。但是，在这个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时期，头四次代表大会（涉及帝国主义及资产阶级国家；民主与改良主义；起义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与农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苏维埃；工会工作；议会活动；统一战线政策等问题的）的一切基本原则，依然是无产阶级战略的最高体现。 左翼反对派坚决拒绝第五次和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的修正主义决议，并认为：共产国际纲领中的真金白银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已经被精心炮制的中派主义赝品所全面偷换，所以，必须彻底地重申共产国际的纲领。 左翼反对派根据头四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的精神与宗旨——并在继续贯彻这些决议的过程中——确立了下列原则，并在理论上发展了它们，在实践中贯彻了它们： 1、在任何条件下，始终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谴责1924—1928年的为国民党充当苦力的政策；谴责英俄委员会[13]的政策；谴责斯大林派的“两阶级政党（工农党）”的理论[14]，以及按照这个理论而进行的全部实践；谴责阿姆斯特丹大会[15]的政策——这个政策使共产党陷入了和平主义的泥潭。 2、承认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性，并因此承认无产阶级革命的不断性；拒绝接受“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以及德国的“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政策（“民族解放”政纲[16]），它是对“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补充。 3、承认苏联是工人国家，尽管苏联的官僚体制正在不断堕落；保卫苏联工人国家，使之免受帝国主义和国内反革命势力的威胁，是每个工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4、谴责斯大林派的经济政策：在1923—1928年间，这种政策表现为经济机会主义（反对“超级工业化”的斗争、扶持富农）；在1928—1932年间，表现为经济冒险主义（超速工业化、全盘集体化、以行政手段消灭富农阶级）；谴责官僚炮制的罪恶神话“苏联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承认回归真正的列宁主义的经济政策的必要性。 5、承认在无产阶级群众组织——特别是改良主义工会——当中开展系统的共产主义工作的必要性；谴责在德国建立“红色工会”组织（革命工会反对派[17]）的理论与实践，并谴责在其它国家进行的类似尝试。 6、拒绝接受这样的公式：“无产阶级与农民的民主专政”是一种与赢得了农民与全体被压迫群众的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截然分明的、单独的政权体制；拒绝接受民主专政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专政的反马克思主义理论。 7、承认这样做的必要性：必须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提出各种过渡口号，以此来发动群众；特别是在反对封建关系、民族压迫或形形色色的公然的帝国主义独裁（法西斯主义、波拿巴主义等）的斗争中，要以民主口号来发动群众。 8、承认这样做的必要性：必须发展统一战线政策，与工人阶级的各种群众组织——工会组织与政治组织，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建立统一战线；谴责最后通牒式的“只要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的口号[18]，这个口号实际上意味着拒绝建立统一战线，因而也就是拒绝建立苏维埃；谴责机会主义地运用统一战线政策，比如英俄委员会（它是领袖们的联盟，而不是群众的联盟，并且是双方领袖勾结起来反对群众的联盟）；加倍地谴责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现行政策，这个政策把最后通牒式的“只要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的口号，同与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建立议会协定的机会主义实践结合了起来。 9、拒绝接受“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19]，以及由这个理论而生的全部实践，它一方面帮助了法西斯主义，另一方面帮助了社会民主党。 10、区分共产主义阵营内的三大派别：马克思主义派、中派与右派；绝不与右派结成反对中派的政治联盟；支持中派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同中派及其朝三暮四的政策进行不妥协的、系统的斗争[20]。 11、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实践中承认党内民主；无情地批判斯大林派独揽大权的制度（篡位者的统治、窒息党的思想与意志、蓄意压制党内的信息，等等）。 上述各项基本原则，对于目前阶段的无产阶级战略具有最重大的意义，它们使左翼反对派同苏联与共产国际的当权派——斯大林派——势不两立。每个想参加国际左翼反对派的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承认这些立足于共产国际头四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的原则。 国际左翼反对派是派别组织[21]而非独立的政党 国际左翼反对派认为自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派别组织，它的各国支部也是各国共产党的派别组织。这就是说，左翼反对派并不认为由斯大林派官僚创造的组织制度是不可改变的最终形式。相反，它的目标，是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旗帜从篡权官僚手中夺回来，使共产国际重新回归马克思与列宁的原则。在目前形势下，这是唯一的正确政策，它已经为理论分析和历史经验所证明。 俄国的发展的特殊条件，使布尔什维克主义早在1912年就与孟什维克主义最终决裂，尽管如此，布尔什维克党仍然直到1914年底才与第二国际划清界限。世界大战的教训，迫使人们必须提出建立新国际的问题；而必须要到十月革命之后，新国际才能最终成立。 万一苏维埃国家覆灭了，第三国际自然就会在这种历史性惨剧中沦为苏维埃国家的殉葬品。同样地，万一共产国际的灾难性政策导致法西斯主义在德国获胜并打垮了德国无产阶级，共产国际也就几乎不可能存活下去。但是，在革命阵营中，有谁敢现在就断言，苏维埃国家的覆灭与德国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是无法避免或无法阻止的呢？左翼反对派无论如何都不会下此断言。正相反，左翼反对派的政策，都是为了从中派主义手中拯救苏联，使它不至于陷入热月反动的危险；都是为了帮助德国无产阶级，使它战胜法西斯主义并夺取政权。左翼反对派立足于十月革命与第三国际之上，它拒绝在现有的共产党之外另立“第二”党。 斯大林派官僚应当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承担全部责任。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随时准备回到共产国际的队伍中，并在行动中严格服从纪律，同时，它会在党内民主的基础上，同官僚中派主义进行不妥协的斗争。由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我们现在要想表达自己对共产国际的忠诚，就不能在组织上自我限制、放弃独立的政治活动、放弃参加群众工作，而必须通过自己的政策的实质内容来表达。左翼反对派不会去迎合斯大林派官僚，不会闭口不谈它的错误与罪行；正相反，它会对其进行无情的批判。但是，批判的目的，不是要另立“第二”党，同现有的共产党对抗，而是要争取正式党中的无产阶级核心，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重建党。 这个问题在苏联显得特别明显、特别尖锐。采用“第二党”政策，就等于采用发动武装起义和新革命的政策。采用派别组织的政策，就等于采用在党和工人国家内部进行改良的路线。尽管斯大林派官僚及其帮凶百般造谣污蔑，左翼反对派依然完全坚持改良的立场。 我们的派别组织的名字——左翼反对派——表明了我们同共产国际的关系。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这个名称，十分明确地体现了我们的思想与方法。每个支部都要在自己的名字中加上这些补充性的名称。 纯洁左翼反对派的队伍与国际大会的人选 左翼反对派必须把一切偶然混入自己队伍的分子和一切异己分子统统清除出去，才能发展壮大。 战后的革命涨潮不仅影响了整整一代无产阶级青年，也让大批企图在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纯粹的宣传活动之中寻找出路的宗派团体死灰复燃。此类团体有不少想把它们对于共产国际的混乱想法付诸实践。由于大战和战后的动荡而流离失所的小资产阶级游民，也漂到了共产主义的旗帜下。这些人组成了一支成分复杂的游击大军，其中一部分混迹于共产主义运动之内，并渗入了它的机关；盗猎者往往能成为最好的宪兵。另一方面，那些心怀不满的人要么会立即脱离政治，要么就会向左翼反对派靠拢。这些分子愿意在口头上接受最好的原则，只要满足他们的条件：不影响他们继续当个“好资产者”（帕兹[22]等人）；不用服从思想与行动的纪律（苏瓦林[23]）；可以保留自己的工团主义偏见或其它偏见（罗斯默[24]）。 在国内与国际层面上建设自己的队伍，是左翼反对派的任务，在处理这个任务时，它不得不先从现有的各种团体着手。但是，国际左翼反对派的基础核心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在左翼反对派刚刚开始建立的时候，它是由各种声称属于左翼反对派的独立集团机械堆砌而成的，但这种情况只有在刚刚开始时才能容忍，此后必须以理论工作、政治工作还有内部批评为基础，进行必要的选拔。事实上，国际左翼反对派在过去四年里，不仅根据各国经验，澄清与发展了理论，还把各种异己的、宗派主义的、冒险主义的游民分子清除出了自己的队伍，这些人没有原则立场，不愿认真献身事业，脱离群众，没有责任感与纪律性，因而往往倾向于投机钻营（兰道[25]、米尔[26]、格莱夫[27]、维尔[28]之流）。 党内民主绝不等于把所有人都放进来。左翼反对派从未要求斯大林派把党变成各种派别、集团、宗派和个人的机械堆砌。我们批判中派官僚，是因为它执行了彻底错误的政策，给无产阶级的发展设下了重重阻碍；是为了解决由于党内民主被窒息而产生的诸多矛盾。官僚中派主义的组织政策与它的“总路线”是密不可分的。而左翼反对派与斯大林主义不同，它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列宁主义在世界工人运动中的战略性成就为自己的旗帜。 就原则性方法方法而言，国际左翼反对派在同任何集团、任何个人划清界限之前，都会用尽一切方法来在思想上说服他们，只有当思想上的说服不能奏效之后，才同他们决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选拔干部的工作，才会始终具有有机性和连续性。左翼反对派必须不断地根据每一个人的表现来考查他们，不断地把异己分子清除出去，因为经验表明，只有这样做才能培养和教育出自己的无产阶级骨干。这次国际大会只能以已经完成的工作为基础，并发展和巩固这些工作的成果。 有人建议，同所有自称属于左翼反对派的团体（兰道集团、罗斯默集团、“呼声”集团[29]、“斯巴达克斯”集团[30]、维斯波德[31]集团……等等）一同召开会议，这种建议代表了开倒车的倾向，并且暴露出提议者完全不了解革命组织的发展的条件与规律，完全不了解选拔与教育干部的方法。本次预备会议不仅要拒绝这种建议，还要批判它，因为它完全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组织政策。 党内民主 左翼反对派的各国支部起初都是宣传性的小团体，它们正在逐步转变为工人组织。这一转变，使党内民主成为了首要的任务。在现行的制度下，为数不多的同志关系密切，熟知彼此，相处起来很随便，随意做出一切决定，这种制度必须用正规的组织关系来彻底取代。 让组织的全体成员都能及时而全面地了解有关他们的生活与斗争的一切重大问题的信息，是党内民主的基础。只有在组织的全体成员自觉地理解组织的各项政策，并且信任自己的领导层之后，纪律才能建立起来。而这样的信任，只能在共同的斗争与相互的影响中逐渐培养起来。铁的纪律是必要的，但不能光靠发号施令来建立。革命组织必须对违纪分子和捣乱分子进行处分；但是，这种纪律措施只能作为最后手段来动用，而且必须得到组织的大多数成员的舆论的坚定支持。 经常有人从实用角度出发，以遵循民主方法“太浪费时间”为借口反对民主，这完全是短视的机会主义。教育组织、巩固组织是最重要的任务。必须把每一秒时间、每一分力气都用来落实这个任务。而且，要想避免无原则的冲突与无理的分裂，党内民主是唯一的可靠保障，它最终不但不会增加发展的间接成本，反而会减少。只有自始至终地、真心实意地贯彻民主方法的领导层，才能在遇到真正的紧急事态时独立地做出重大举措，而不会造成混乱或不满。 本次预备会议向国际书记处[32]发出以下指示：在各个支部内部，以及在国际书记处同各个支部的相互关系中，不仅要在形式上、更要在实质上贯彻党内民主的各项原则，在这次国际大会的筹备工作中要特别注意贯彻党内民主。 意大利左翼反对派（与波尔迪加[33]派的关系） 意大利共产党的所谓“左派”（普罗米修斯集团[34]或波尔迪加派）有自己的传统，它与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传统大相径庭。波尔迪加派起源于反对旧意大利社会党的机会主义的斗争，它一下子跳到了反议会主义和最高纲领主义的立场上，在共产国际的早期（头四次世界代表大会时期），它始终坚持反对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之后，波尔迪加派虽然在形式上抛弃了反议会主义，但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政策。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愿为民主口号而斗争，拒绝对社会民主党实行统一战线政策——而现在已是1933年，有了世界各国的丰富经验——这足以表明普罗米修斯集团的宗派主义性质。尽管波尔迪加派强调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独立作用，它却根本没能对意大利共产党的发展产生半点影响。在意共内部，出现了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团体——新意大利反对派[35]，它完全是按照左翼反对派的思想而建立的。尽管普罗米修斯集团已经存在了十多年，它在国外却毫无影响力，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它的宗派主义性质。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波尔迪加派局限于意大利一国的事实，就是对它最严厉、最强烈的批判。 国际左翼反对派在同波尔迪加派打交道时，就像它同其它派别打交道时一样，尽了一切努力，力图使波尔迪加派同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融合起来。在过去几年里，发生在中国、西班牙和德国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已经对围绕着民主口号问题与统一战线政策问题而产生的各种不同意见进行了彻底的检验。左翼反对派对斯大林派的每一个重大批判，同样是对波尔迪加派的沉重打击。在共同合作的三年里，对思想的批判，还有各种事件的检验，并没有使他们更加靠近我们。事已至此，必须做出必要的结论。 假如我们与波尔迪加派同处于一个群众性政党之内，我们是可以容忍波尔迪加派的——前提是他们能在行动中严格遵守纪律。但是，既然我们现在是一个派别组织，就完全不能容忍一个异己的、冥顽不化、闭目塞听的宗派主义集团，在跟它打了这么多年交道之后，更不能助长可以同它团结的幻想。 波尔迪加派从未忠于我们的国际组织。在国际左翼反对派的历次会议上，普罗米修斯集团不顾它的所有成员的个人意见，强迫他们按照该集团多数派的精神发言和投票，将它的本国纪律置于国际之上。因此，它不仅违反了民主集中制原则，也违反了国际主义原则。仅此一点，便足以证明波尔迪加派从来不是左翼反对派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即使不管这一点，即使他们依然在形式上属于国际左翼反对派，这只不过是他们借以掩饰自己是一个局限于一国之内的小宗派的幌子罢了。然而，掩饰自己的真面目，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政策。 尽管许多波尔迪加派分子确实是真诚的，确实是献身革命的，但左翼反对派认为，现在必须公开宣布：普罗米修斯集团已不属于国际左翼反对派的行列。 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在意大利的唯一一个支部，是新意大利反对派。 奥地利左翼反对派 奥地利共产党的反对派分子经过初步重组，建立了“奥地利共产党左翼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这个团体立足于国际左翼反对派的原则与方法之上，并正在奠定左翼反对派组织的基础。 考虑到过去的可悲经历，国际书记处决定：在正式地、最终地接纳它为国际左翼反对派的支部之前，先对它进行为期六个月的考验。 本次预备会议认为，国际书记处的这一举措，是对正在进行的重组过程的检验，并对此加以批准；本次预备会议指示国际书记处密切关注“奥地利共产党左翼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发展，并在德国支部的协助下，帮助它真正转变为国际左翼反对派的支部[36]。 奥地利的弗莱[37]集团先是参加了我们的国际组织，后来又退出，然后又想回来，但又拒绝提供它的内部情况，最后又主动中断了谈判。它的种种作为，已经暴露出它与左翼反对派的任务与目标格格不入，它只想用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国际旗帜来掩盖自己的无可救药的停滞不前。本次预备会议公开声明：国际左翼反对派不对弗莱集团承担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责任。 国际书记处已接到指示，要在德国支部的协助下，采取措施，在奥地利发展并加强左翼反对派的独立支部。 左翼反对派西班牙支部 西班牙革命为共产主义运动的迅速发展创造了非常有利的客观条件。然而，无论左翼反对派还是正式党，都由于缺乏受过一定训练的干部，而难以利用这种真正的历史性形势。尽管西班牙支部的成员远远多于其它支部（这应该归功于革命形势的高涨），但它在思想上的统一性，它的领导层的性质，都远远不能令人满意。 为了让大家了解其中的原因，我们必须指出西班牙左翼反对派的领导干部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 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为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迅速扩大影响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但当地的领导同志却浪费了大量时间，这是不可饶恕的；他们不但没有公开打出自己的旗帜——即使只是作为一个小核心——却在革命最关键的时期跟原则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跟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兼目光短浅的吹牛家毛林[38]调情，然后又成了毛林的跟屁虫。 西班牙其它地方的情况也同样糟糕，当地的左翼反对派不但忽视了正式党，沉浸于革命的感伤主义之中，没有用马克思主义来教育干部，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没有果断地同右翼反对派划清界限。 同样有害的是：当地领导同志屈服于西班牙革命传统最糟糕的一面，背弃了国际经验，口头上宣称自己与左翼反对派团结一致，实际上却直接或间接地支持形形色色的糊涂虫与逃兵（兰道、罗斯默、米尔等人）。 对于“是要派别组织还是要独立政党”这个问题，西班牙支部在上次会议时宣布，它赞成独立参加议会选举和其它选举，这个立场最起码来说也是模棱两可的。这个决定违背了左翼反对派的政策，它根本毫无可行性，只是一种空想的、然而却是十足有害的表态。 西班牙左翼反对派的领袖与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渐行渐远，他们甚至认为可以更改组织的名称。西班牙同志采用了“共产主义左派”这个名字——从理论观点来看，这个名字显然是错误的[39]——使自己站到了国际左翼反对派的对立面上，同时却在向列宁同盟、罗斯默集团等团体的名字靠拢。任何严肃的革命者都会认为：如此重大的举措，一定不是偶然发生的，背后一定有政治原因。同时，马克思主义者绝不会赞同隐瞒自己的目的、在原则问题上躲躲闪闪、虚与委蛇的政策。 西班牙左翼反对派要求，应当允许所有自称属于左翼反对派的团体——包括已经脱离国际左翼反对派或已被国际左翼反对派开除的——参加这次国际大会，这暴露出了它已经远远偏离了国际左翼反对派的实际发展过程，暴露出了它的内在逻辑是何等狭隘。 西班牙同志指责其它支部采取了错误的组织政策，却没有给出理由，然而他们实际上又证明了自己的方法是完全错误的。中央委员会的两派突然爆发了斗争，使西班牙支部濒临分裂。这两个对立的派别至今都没有对它们的激烈斗争做出原则上的解释，致使整个组织都对此措手不及。 在它现有的思想基础上，西班牙支部无法继续前进了。本次预备会议认为：只有经过长期的、系统的工作，才能纠正已经犯下的各种错误，并在西班牙建立一个在原则上和组织上都严格符合革命要求的组织；因此，本次预备会议建议立即采取下列措施： 1、一切与争议问题有关的重要文件，都必须译为西班牙文，并传达给西班牙支部的全体成员。必须停止隐瞒事实的做法。这里指的主要是米尔事件，在这次事件中，西班牙支部的领导人不仅支持了一个显然毫无原则的人，反对国际左翼反对派，而且到了现在，他们还在为自己的错误狡辩，对国际左翼反对派进行着完全错误的、含沙射影的攻击。 2、西班牙支部中央委员会的两个对立派别必须放弃进行无原则的分裂和动用组织手段的念头，并作出必要的保证，使对争议问题的讨论能够通过正常途径进行，并让组织的全体成员无一例外地参加讨论。 3、必须在公报上进行内部讨论，两个对立派别应当在公报的编辑部内享有完全平等的代表权。 4、一切与国际左翼反对派有关的原则问题都必须提上日程，必须采取明确的政治立场，不允许用个人好恶和含沙射影来代替。 5、为了准备召开新一届全国大会，必须进行全面的讨论。 本次预备会议指示国际书记处密切关注西班牙支部的动态，帮助西班牙支部贯彻执行上述各项措施以及完全符合左翼反对派的任务和方法的其它适当措施。 附注：西班牙左翼反对派（宁[40]集团）领导层的代表声称，他原则上接受本次预备会议通过的基本总原则——但对于有关贯彻执行这些基本原则的段落持保留意见，对于国际左翼反对派所使用的方法持保留意见，对于对罗斯默、特郎[41]等人的集团所采取的态度持保留意见，对于更改他的组织的名称持保留意见，对于对西班牙左翼反对派的政策与方法的分析持保留意见，对本次预备会议对西班牙问题所采取的组织措施持保留意见。 这个声明囊括了西班牙左翼反对派领导层与国际左翼反对派之间的根本分歧。这些分歧，是实实在在的政治—原则分歧，并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它们按照逻辑发展下去，就会导致西班牙支部的领导同志在实际上同国际左翼反对派分道扬镳。 本次预备会议指出：抽象地接受原则，却对落实原则持保留意见，这是在严肃的政治问题上玩弄外交手腕的最危险的做法，继续玩弄这种手法，就只会造成彻底忽视原则的情况。 本次预备会议向西班牙同志发出警告：西班牙左翼反对派目前的领导层的态度体现着真正的危险，并希望能够按照革命的国际主义的精神与实践进行讨论，从而加强和巩固西班牙左翼反对派与国际左翼反对派在原则上和组织上的联系。 西班牙左翼反对派领导层对国际左翼反对派的态度，直到最近为止，都要由拉克鲁瓦[42]集团承担全部责任。我们已经要求该集团派人参加国际大会，对西班牙支部的内部情况作出澄清；该集团的代表已宣称，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他所代表的集团毫无保留地接受本次预备会议在各种文件与决议（包括有关西班牙的决议）中提出的一切立场。本次预备会议注意到了这个声明；但是本次预备会议认为，只有通过广泛的讨论，通过长期的实际表现，才能看出这个声明的真正成色。 有两位西班牙同志出席了本次预备会议，做了初步的澄清，使本次预备会议了解了西班牙左翼反对派内部的真正的政治分歧，然而，目前还不宜对这些意见分歧的内容进行最终表态。这再次证明了西班牙左翼反对派必须立即落实上述的五项实际措施[43]。 德国支部的危机 1、本次预备会议宣布：尽管德国支部拥有非常有利的条件，尽管它拥有正确的初步立场，它却未能充分利用它获得的全部机遇。与维尔等人的投降有关的这次危机，暴露出了德国左翼反对派的干部需要认真的更新。组织的绝大多数基层成员在初步得知有关危机的准确信息之后，立即对维尔一伙采取了正确的态度，这种态度可以概括为“滚出去！”；而领导层和编辑部却表现出了不可容忍的犹豫不决与拖拖拉拉，未能向本国组织或外国支部提供充足的信息。领导层用这种方法来办事，就不可能领导革命组织赢得胜利。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正在遭受着旧社会的全部势力——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以及斯大林派官僚的残酷迫害。左翼反对派只有最积极、最坚决地献身于自己的思想、时刻准备彻底捍卫自己的旗帜，才能开辟通往群众的道路。容忍那些犹豫不决、消极被动、疲惫不堪或可能投降的人留在领导层里，就是公然的犯罪。必须让那些密切联系群众、完全理解历史赋予左翼反对派的重大任务的革命工人在领导层中占据主导地位。即将召开的德国左翼反对派会议必须按照这一精神进行[44]。 2、希特勒正在夺取政权，因此左翼反对派肩负着重任。即使希特勒掌握了各级政治、军事和警察机关，即使他正在日益巩固自己的地位，并摧毁无产阶级的反抗力量，但如果有人认为，在目前的发展阶段，法西斯主义制度已经建立起来，这将是一种政治上的错误和罪过。 要想做到这一点，法西斯主义首先需要摧毁无产阶级的各种组织。法西斯主义必须打垮无产阶级，才能建立自己的统治；要想打垮无产阶级，就必须通过内战来战胜它，或是让它不战而退；而社会民主党的叛卖，或是共产国际目前的中派主义领导层的日益严重的机会主义，使共产国际在斗争中对法西斯主义妥协退让，就会导致它的不战而退。对无产阶级利益的叛卖，是“一国社会主义”政策导致的恶果，这种政策以前就造成了向英国工会总委员会和国民党妥协退让的恶果。 法西斯主义确立自己的统治后，一定会发动反苏战争，阻止反苏战争，是左翼反对派在德国国内乃至国际上的全部活动的重中之重。在这个关键时期，无产阶级却失去了行动能力，这主要得归咎于没有在无产阶级内部落实真正的统一战线政策，革命工会反对派的分裂政策对此难辞其咎。 革命工会反对派的分裂政策，致使工人无法利用罢工——特别是总罢工——这一武器，比起1923年、1919年和1918年这几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年份，工人现在的武装要差得多，因此，这个政策是罪大恶极的。最近的宣告总罢工的经验，表明社会民主党对在业工人拥有压倒性的影响力，而德国共产党的影响力主要限于失业群众当中。支持革命工会反对派的错误政策，就等于帮助希特勒掌握群众，等于执行斯大林派的叛卖政策。 维尔一伙最近的投降，暴露了整个德国左翼反对派及其领导层的弱点，这是由于左翼反对派没有与斯大林派彻底划清界限而导致的恶果。本次预备会议认为，在德国左翼反对派目前的发展阶段，必须以久经考验、精明强干、与工厂和工会组织联系紧密的左翼反对派工人成员为主，组建一个更为广泛的领导层。 为了避免像维尔的投降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德国左翼反对派必须无条件地停止少数成员独揽领导重任的做法。在某个领导人的身上，总会暴露出软弱的迹象，而集体的、顽强的工作，有助于克服每一丝软弱迹象，不让个人的犹豫不决或能力不足阻碍活动的开展。 在报纸的出版工作中，也要运用同样的方法。要让无产阶级成为编辑部和领导层的主要成分。报纸也要进行改变。首先，在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中，必须彻底消除妥协主义的精神。极其严峻的形势，以及斯大林派对此负有的重大责任，要求我们必须做到在政治上毫不妥协。不能把斯大林主义与〔共产〕党混为一谈。办报应当遵循这样的方针：不仅要报道党及其当权派别的活动，也要报道工人阶级的全部生活、工厂里的各种事件、局部斗争与街头武斗。组织的每个成员都要有规律地、充分地合作，才能做到这一点。各地的地方组织必须对报刊上的内容进行审阅，并成立报刊委员会，负责同报刊的合作事宜，还要负责分发报刊。全体成员都要积极参加这些工作，并积极参加组织的全部活动。绝不允许违反这项规则。 德国左翼反对派必须改变自己的总政策，必须停止执行仅在党内开展活动的政策。德国左翼反对派不仅要在党员中间、更要在全体工人群众中间开展活动。 左翼反对派必须完整地向党和工人阶级阐述无产阶级的总体目标，必须力争成为代表无产阶级历史利益的思想领袖。只要有可能，就要按照这个思路来开展活动，而又不能使我们的活动显得像是反党斗争。 3、本次预备会议向德国左翼反对派建议：尽快召开全国大会，集中讨论下列问题并作出决议： （1）目前阶段的德国局势、无产阶级与德国共产党的当前情况； （2）左翼反对派与德国共产党的关系，以及共同的任务； （3）统一战线策略； （4）工会策略； （5）德国左翼反对派的组织任务（与地方组织的关系、用与无产阶级运动关系密切的工人组建一个领导层）。 必须在十日内将这个决议提交给各个地方组织，各个地方组织在收到决议后的十四日内，要对其进行认真的讨论，然后再召开全国大会。 4、德国的局势，正在成为国际左翼反对派最为关注的国际事件，支持德国左翼反对派的斗争，是国际左翼反对派所有成员的任务。因此，国际左翼反对派决定组织一次募捐：在3月15日之前，国际左翼反对派各国支部的全体成员，都要把自己一天的收入捐给国际书记处，由国际书记处将全部捐款转交给德国支部。各国支部都必须发动支援德国左翼反对派的运动。 美国支部的形势 1、在听取了美国代表的报告和国际书记处的报告后，本次预备会议宣布：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最近已经取得了坚实的进展（成员人数增加、在匹兹堡等地新建了地方支部、开展了涉及阿姆斯特丹大会、德国问题、失业者运动、伊利诺伊矿工的政治活动）。 2、本次预备会议赞同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层为了更好地组织力量、为了建立负责任的和集体的工作、为了更加深入和更加积极地参加工人群众运动而做出的各项决议。本次预备会议认为，这些措施是选拔和训练干部的最佳手段。 3、有鉴于此，本次预备会议认为，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它应当尽快提交有关其内部冲突[45]的详尽资料，让各国支部对此表态。冲突双方至今都坚持声称，它们对于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在阶级斗争中的各项政策并无重大分歧，这种内部斗争对组织的发展是有害的；因此，本次预备会议决定： （1）国际书记处应当要求冲突双方起草文件，阐明双方的意见分歧，发表在《国际公报》上； （2）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层应当准备召开下一次大会，在下一次大会上，组织全体成员以及国际左翼反对派各国支部都要参加有关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形势的讨论，然后再把关于内部形势的问题提交给大会。 巴尔干地区的左翼反对派 巴尔干地区的资本主义制度正在越来越快地崩坏。巨大的社会震荡正在酝酿之中。一个革命斗争的大时代正在开启。就在不远的将来，涉及无产阶级革命战略的各种迫切问题，将以最尖锐、最宏大的形式，在巴尔干地区浮现出来。 本次预备会议要求各国支部与国际书记处密切关注巴尔干地区的各种事件以及当地支部的生活，并与尚未成立支部的国家建立并巩固联系。 本次预备会议认为：在国际左翼反对派内部，以及它的各种刊物上，必须对我们的希腊支部（“马克思主义文库派”[46]）予以特别关注；这个组织的实力、思想水平以及革命的统一性，在我们的欧洲支部当中是最先进的。 希腊左翼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文库派）参加我们的国际组织的生活，已经有一年多了，根据这段经验，本次预备会议宣布： 1、希腊左翼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文库派）是国际左翼反对派的思想在希腊的唯一代表。 2、国际左翼反对派对于口头上承认国际左翼反对派的其它团体（“斯巴达克斯”集团、“分派”、“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等）不承担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责任。 3、上述团体对我们的希腊支部进行了违背革命精神的、无原则的斗争，这种斗争有时会有利于斯大林派，有时会有利于阶级敌人；本次预备会议号召一切真诚的工人对此予以谴责。 4、本次预备会议号召上述团体的一切真诚的成员与阶级敌人一刀两断，支持左翼反对派力图在希腊落实的统一战线政策，并在希腊左翼反对派的思想斗争与日常活动中支持它。 捷克斯洛伐克左翼反对派 在捷克斯洛伐克存在着几个自称承认国际左翼反对派的团体，为了把它们吸收进国际左翼反对派的队伍里，国际左翼反对派付出了大量的精力，试图把它们持久地整合起来，但这些举措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在1932年复活节召开的统一大会上由几个团体合并而成的组织，被证明无法开展任何实际的、系统的活动。不仅组织四分五裂、在思想上与国际左翼反对派不够统一的情况没有改变，而且它还当着国际左翼反对派的面发生了新的分裂。仅凭这件事便可以断定：在捷克斯洛伐克，并不存在国际左翼反对派的真正支部，所谓的“支部”已经化为泡影。继续容忍这种幻想，就是不可饶恕的罪过。我们必须实话实说：在目前的情况下，国际左翼反对派不可能在现有的捷克斯洛伐克反对派分子当中做出最终的选拔。因此，本次预备会议认为，必须宣布：一切自认为属于左翼反对派队伍的捷克斯洛伐克团体都只是同情团体。本次预备会议向国际书记处发出指示：为了在合适的时机做出最终的选拔，国际书记处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必须关注各个捷克斯洛伐克团体的活动、它们的演变以及它们可能的重组。 本次预备会议认为，为了避免损害国际左翼反对派在捷克斯洛伐克工人群众中间的声誉，各个团体必须尽力达成协议，在开展公开活动（出版工作、集会等）的时候，要保证忠实合作，彼此诚挚相待。 左翼反对派国际机关的改组 1、国际左翼反对派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遴选之后，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特征是：骨干队伍的高度结晶化、有组织力量的发展、国际凝聚力的加强。 国际左翼反对派的领导机关，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我们的各个支部和团体的总体情况——既反映了缺点也反映了进步——并且必将继续反映下去。国际左翼反对派作为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它在诞生之初难免会有各种各样的缺点和错误，这在我们的国际领导机关的发展过程中也体现了出来。 2、本次预备会议认为，在国际左翼反对派目前的发展阶段，必须加强国际领导机关的体制，使它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能够领导整个国际左翼反对派的政治核心。 3、本次预备会议决定采取下列组织措施，它认为这些措施完全符合目前阶段的要求，完全符合国际左翼反对派的统一水平： （1）由俄国支部、希腊支部、德国支部、比利时支部和法国支部各派一名代表组成全体会议，全体会议每三个月至少要召开一次会议，探讨和解决国际左翼反对派面临的最重大的问题。 （2）参加全体会议的代表，由上述支部直接提名。 （3）围绕重大问题（开除、分裂、是否接纳新成员）发生分歧时，少数派有权要求各国支部举行全体表决，表决结果即为最终决定。 （4）政治路线的贯彻，与国际性的领导工作的具体业务，由国际书记处负责。国际书记处不是由各国支部的代表组成的，而是由有能力履行这一职责的同志组成的；国际书记处的成员由全体会议选出，对全体会议负责，也可被全体会议免职。（首届国际书记处的成员由本次预备会议选出。）国际书记处必须成为真正的交流中心、信息中心、监管中心与政治激励的中心。随着国际书记处的逐步发展，各国支部之间的联系，应当越来越多地通过国际书记处进行，而不是通过个人之间的通信。 （5）本次预备会议决定将国际书记处设在巴黎。 （6）为了保证充分的国际交流，必须定期出版《国际公报》；《国际公报》应当成为进行国际性讨论的机关刊物，而不仅仅是一份刊登消息与交流经验的公报。 为了保证公报的财政独立，公报将发给各国支部，各国支部在收到后立即用现金付款。 （7）为了保证国际书记处的财政独立，各国组织必须上缴国际成员费。 附注：本次预备会议向国际书记处发出指示：国际书记处要按照共产国际头四次代表大会的各种文件中描绘的组织形式，对各国支部进行改组，使各国支部符合共产主义组织的基本原则的要求（对工作的监督、集体而负责任的工作，等等），并密切关注这一工作。 国际左翼反对派国际大会 为了认真地筹备国际左翼反对派第一次国际大会，本次预备会议决定，就下列政治问题起草提纲： 1、德国形势（由德国支部负责起草）。 2、西班牙形势（由西班牙支部的两个派别各自起草一份）。 3、苏联政纲的草案（由俄国支部负责起草）。 4、国际形势（由法国共产主义者同盟负责起草）。 5、巴尔干地区（由希腊支部和保加利亚支部共同起草）。 6、无产阶级专政、民主与法西斯主义（由新意大利反对派负责起草）。 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可能会起草关于美帝国主义的提纲。 上述所有提纲草案必须在1933年4月15日前完成，并提交发表。 随后将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讨论，国际大会将于七月召开。 为了使各国支部能派出代表参加国际大会，各国支部必须从今天起开始筹措专项资金。 [1]本文是托洛茨基同志为国际左翼反对派国际预备会议而起草的文件，这次会议于1933年2月4日—8日在巴黎召开，并通过了这个文件。托洛茨基同志的原稿只写到《德国支部的危机》一节，后面的内容是经过讨论后由其他同志补上的。——中译者注 [2]托洛茨基同志是在1932年12月起草本文的，所以这里的“今年”是指1932年。——中译者注 [3]关于托洛茨基同志对当权官僚的中国政策的批判，请参阅《托洛茨基论十月革命》（施用勤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中译者注 [4]路易十四时期，法国的君主专制达到了鼎盛时期，而“朕即国家”（L'État,c'estmoi）据说就是路易十四的名言，但并无确切证据可以证明他确实说过这句话。——中译者注 [5]皮埃尔·莫纳特（PierreMonatte，1881年1月15日——1960年6月27日），法国工会活动家，法国总工会创始人之一，革命工团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当过印刷工人，1904年与阿尔丰斯·梅雷姆（AlphonseMerrheim）共同创办《工人生活》（LaVieOuvrière）杂志。起初是无政府主义者，后来逐步转向社会主义。一战期间反对战争。十月革命后接受共产主义，1919年4月在法国总工会内部建立革命工会委员会（Comitéssyndicalistesrévolutionnaires）。1923年参加法国共产党，与苏瓦林和罗斯默关系密切。1924年因支持托洛茨基同志，与苏瓦林和罗斯默被一起开除出党。1925年创办《无产阶级革命》（LaRévolutionprolétarienne）杂志。——中译者注 [6]罗贝尔·卢松（RobertLouzon，1882年6月30日——1976年9月8日），法国工会活动家、革命工团主义者。——中译者注 [7]在二十年代末，莫纳特与卢松在反对中派官僚的斗争中，曾一度接近托洛茨基同志，但不久后又与他发生激烈论战，从而疏远了他。——中译者注 [8]胡戈·乌尔班斯（HugoUrbahns，1890年2月18日——1946年11月16日），出身于农民家庭，当过教师。战前即开始倾向社会主义。1914年参军。1918年参加斯巴达克同盟，随后担任德共瓦塞尔坎特组织领导人，自1921年起属于党内左派。1923年任瓦塞尔坎特地委书记。1924年1月被捕，1925年1月被判刑，同年10月获释。因支持左派，于1926年11月被开除出党。创建并领导列宁同盟（Leninbund），赞成反纳粹主义的工人联合阵线。1933年流亡国外，在瑞典逝世。——中译者注 [9]“正式党”（officialparty）是指被中派官僚把持的共产国际各国支部。——中译者注 [10]在反对左翼反对派的斗争中，以斯大林为首的中派和以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为首的右派结成了联盟，击败了左翼反对派，把持了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但是，到了1927年，当权派的右倾政策导致的一系列惨痛后果（粮食收购危机、中国革命的惨败、英俄工会联合委员会的破产……），使当权派陷入了危机。面对着危机，右派惊慌失措，主张对资产阶级做出更大让步；中派则急忙从左翼反对派的文件中抄来一些政策，以狂热、粗暴的方式推行。于是，官僚的急剧左转，使当权的中右联盟分裂成了当权的官僚中派与右翼反对派。——中译者注 [11]海因里希·布兰德勒（HeinrichBrandler，1881年7月3日——1967年9月26日），建筑工人，出生于苏台德（Sudetenland），原籍奥地利，年轻时因工伤变成了跛子，1897年开始成为工会活动家，1900年被判刑。1901年参加社民党，1904年以前在汉堡工作，在汉堡他领导了建筑工会的工作，1904年至1908年在不莱梅工作，在不莱梅活跃于工会和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之中。1908年至1914年在瑞士，1914年6月来到开姆尼茨，担任建筑工会的书记。1915年与赫克特一起被开除出社民党，此后活跃于斯巴达克派，1917年怀着保留意见参加了独立社民党。1918年10月被驱逐出德国，但后来又通过艾斯纳的巴伐利亚政府取得了德国国籍。返回开姆尼茨后创建了《战士报》（DerKämpfer），并建立了最强大的德共（斯）地方组织。支持列维反对极左派，在卡普暴动发生后立即在开姆尼茨组织工人苏维埃的选举，并担任开姆尼茨工人苏维埃主席，并发展出了工人统一战线的思想雏形。1920年4月入选德共中央局并在统一大会上做了关于组织问题的报告。1921年2年取代列维任德共主席，并在三月行动中担任党的领导。1921年6月被判处在要塞内监禁5年。11月获释，在莫斯科当了一阵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1922年秋天返回德国，担任总书记。1923年担任德共首脑，遭到左派的攻击，他曾多次要求开除左派，但未获成功。在莫斯科参与起义的准备工作后，担任了蔡格纳（Zeigner）的萨克森邦政府的部长。在开姆尼茨会议上担任共产党的发言人，当左派社民党人退却后放弃起义。对1923年德国革命失败承担责任，并试图为自己辩白，说自己没有支持俄国的左翼反对派，但未成功。此后回到莫斯科，1928年10月违抗德共的决定回到德国，1929年1月被开除出党。成立了德共（反对派），但未加入社工党。后流亡法国，1939年至1940年被拘留，1941年至1947年流亡古巴，随后流亡英国，1949年返回德国，定居汉堡，并领导“工人政治”（Arbeiterpolitik）小组。——中译者注 [12]当权的中右联盟分裂后，受其影响，以海因里希·布兰德勒为首的德共右派脱离德共，另立德国共产党（反对派）（KommunistischeParteiDeutschlands[Opposition]，KPD-O或KPO）。布兰德勒是苏联之外最重要的右翼反对派领袖。——中译者注 [13]1925年5月，英国工会的“左”派官僚同苏联工会成立了英俄工会联合委员会。这一政策，使英国工会官僚得以借助十月革命的威信，破坏了1926年的大罢工。此后，英国工会官僚不再需要这个工具，便于1927年退出了联合委员会。——原注 [14]“两阶级政党”理论是斯大林派为了支持国民党而炮制的机会主义理论。关于托洛茨基同志对这种理论的批判，请参阅《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三联书店，1965年12月，第1版，吴继淦、李潞译）第178—187页。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8b/01-3.htm#7——中译者注 [15]1932年8月27—29日，在斯大林派的倡议下，各国和平主义者在阿姆斯特丹召开了世界反战大会。——中译者注 [16]德国斯大林派为了同纳粹党争夺德国民族主义的青睐，发动了反对凡尔赛和约的压迫、争取德国的“民族解放”的鼓动。在这场竞争中获利的只有纳粹党。——原注 [17]1928年，在共产国际六大和红色工会国际四大之后，在极左路线指导下，德国共产党着手在全德工会联合会（AllgemeinerDeutscheGewerkschaftsbund，ADGB）内部建立一个反对派组织，1929年12月，德国共产党把因为在全德工会联合会内开展反对派活动而被开除的工会活动家组织起来，建立了革命工会反对派（RevolutionäreGewerkschaftsOpposition，RGO），将其作为与全德工会联合会对立的“红色工会”。此举不但没有取得预想中的成果，反而分裂了工会运动，帮助了纳粹党获胜。——中译者注 [18]在1928—1934年间，共产国际拒绝同社会民主党及其它工人阶级派别建立统一战线，但它又宣称自己是支持统一战线的，只是它支持的是“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也就是说，它只同非斯大林派组织的基层群众而非领袖商讨建立统一战线。这种违反列宁主义的限制条件实际上彻底破坏了建立统一战线的任何可能。托洛茨基同志把这个口号当作是官僚的最后通牒主义的具体例子：不管群众是否能理解，是否具有足够的经验，或不在乎群众的意愿，便径自下达指示与口号，如果群众不接受这些指示或口号，便暗示或威胁说要抛弃群众。——原注 [19]“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是斯大林的创造，这个理论认为，社会民主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并不是敌人，而是双胞胎。既然社会民主党只是法西斯分子的一种变种，既然除了斯大林派，任何人都是某种形式的法西斯分子（自由派法西斯分子、工党法西斯分子、托洛茨基法西斯分子），那么，任何其它派别组建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斯大林派就都不能参加。希特勒能成功夺权，“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居功至伟。到了1934年，斯大林派突然在一夜之间抛弃了这个政策，而又没有对此进行任何解释，它很快就不只向社会民主党，而且还向那些在1934年初仍被它扣上“法西斯”帽子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比如罗斯福和达拉迪耶——献媚了。——原注 [20]法西斯主义在德国成功夺权后，由于共产国际拒绝吸取教训，第10条在1933年做了修改。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决定：共产国际已经无药可救，它不可能回到革命政策的道路上，因此，第10条更改如下：力争把世界工人阶级的各种革命力量集结在国际共产主义的旗帜下。承认有必要建立一个真正的、能够落实上述各项原则的共产主义国际组织。——原注 [21]派别组织（faction，又译“派系”）是党内派别的一种。它与思想流派（tendency）的区别在于：思想流派往往是具有相同思想、主张、观点、想法的一群人的集合，它一般没有比较正式的组织形式，对于自己的成员没有纪律约束；而派别组织则不仅在思想上较为一致，更有比较正式的组织形式，往往还具有独特的纪律。——中译者注 [22]莫里斯·帕兹（MauricePaz，1896年2月22日——1985年11月24日），法国律师、历史学家。1919年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在图尔代表大会上支持参加共产国际，并成为法国共产党创党成员之一。1924年开始支持左翼反对派，1927年年底被开除出党。1929年3月前往土耳其，协助托洛茨基出版他的著作。同年6月与托洛茨基决裂。1931年重新回到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中译者注 [23]鲍里斯·苏瓦林（BorisSouvarine，1895年11月5日——1984年11月1日），原名鲍里斯·康斯坦丁诺维奇·利夫希茨（Борис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Лифшиц），出身于基辅一个犹太家庭，1897年随全家移民巴黎。少年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916年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20年参与成立法国共产党。后曾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24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之后同左翼反对派和右翼反对派均保持合作。——中译者注 [24]阿尔弗雷德·罗斯默（AlfredRosmer，1877年8月23日——1964年5月6日），本名阿尔弗雷德·格里奥（AlfredGriot），法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24年因反对斯大林而被开除出党，后接近托洛茨基，虽未参加第四国际，但为国际托派运动做过不少工作，第四国际成立大会就是在他家里召开的。——中译者注 [25]库尔特·兰道（KurtLandau，1903年1月29日——1937年9月23日？），1921年参加奥地利共产党，1927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而被开除出党。1929年在柏林参加了列宁同盟。他曾为托洛茨基工作过，但很快又与托洛茨基疏远。1936年前往巴塞罗那参加西班牙革命，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工作。1937年9月23日失踪，据猜测他可能是被格伯乌绑架杀害的。——中译者注 [26]M·米尔（M.Mill）和J·奥宾（J.Obin）是乌克兰人帕威尔·奥昆（PavelOkun，1905—1937？）的化名。他曾移居巴勒斯坦，二十年代中期参加法国共产党。1929年参与创办《真理报》（LaVerité），1930年参与创建国际左翼反对派的法国支部——共产主义者同盟。由于他会俄语，而列夫·谢多夫一时又来不了法国，他就在1930年被指派为俄国支部驻国际书记处的代表，并成为国际书记处唯一的全职工作人员。因工作表现很差被撤职后，他于1932年投靠了斯大林派。——中译者注 [27]马克斯·格莱夫（MaxGraef），本名雅可布·弗兰克（JacobFrank），原籍立陶宛，是奥地利的一个自称“党内集团”的左派团体的领袖，后来重返共产党。——中译者注 [28]鲁维利斯·索波列维丘斯（RuvilisSobolevicius，1900年11月7日——1962年9月11日），曾用化名鲁维姆·索波列维丘斯（RuvimSobolevicius）、罗曼·维尔（RomanWell）、罗伯特·索布伦（RobertSoblen）。生于立陶宛。他与弟弟阿布拉姆·索波列维丘斯（AbrahamSobolevicius，1903—1967）曾是德国左翼反对派的领导，在1932年年底同托洛茨基决裂后投靠了斯大林派。——中译者注 [29]《新呼声》（DerNeuerMahnruf）是奥地利共产党反对派的刊物，这个派别因此被称作“呼声”集团。——原注 [30]“斯巴达克斯”集团（Spartakos）是希腊共产党总书记潘特利斯·普利奥普洛斯被开除出党后，在1928年建立的左翼反对派团体。国际左翼反对派成立后，“斯巴达克斯”集团宣布参加国际左翼反对派。——中译者注 [31]阿尔伯特·维斯波德（AlbertWeisbord，1900—1977），美国工会活动家，1924年参加美国共产党，1929年退党，1930年参加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1931年3月15日建立共产主义斗争同盟（CommunistLeagueofStruggle），1937年解散。——中译者注 [32]即国际左翼反对派国际书记处。——中译者注 [33]阿马迪奥·波尔迪加（AmadeoBordiga，1889年6月13日——1970年7月23日），高中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910年参加意大利社会党（PartitoSocialistaItaliano），十月革命后参加共产主义运动，1920年出席了共产国际二大，1921年与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Gramsci）一起主持成立意大利共产党（PartitoComunistad’Italia）。1923年2月被墨索里尼政府逮捕；1926年年底再次被捕，被判处三年徒刑；1930年被开除出意共。1944年后将极左派组织为“国际共产党”（InternationalCommunistParty），继续领导“左”派共产主义运动。——中译者注 [34]波尔迪加的支持者曾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因其创办刊物《普罗米修斯》（Prometeo）而被称为“普罗米修斯”集团。托洛茨基同志流亡国外后，“普罗米修斯”集团曾在1929年一度接近左翼反对派，但因意见分歧，双方最终在1932年决裂。——中译者注 [35]1930年上半年，意大利共产党内以皮耶特洛·特雷索（PietroTresso）、阿尔方索·雷奥内蒂（AlfonsoLeonetti）、保罗·拉瓦佐利（PaoloRavazzoli）为首的一批左翼反对派批判了党的政策，并因此被开除出党。此后他们成立了新意大利反对派（NuovaOpposizioneItaliana，NOI），这个派别的大多数人后来都参加了国际左翼反对派。——中译者注 [36]托洛茨基同志的原稿中并没有本节的头三段，这三段话是后来加上的。——中译者注 [37]约瑟夫·弗莱（JosefFrey，1882—1957），奥地利共产党建党成员之一，奥地利左翼反对派领袖之一，1927年被开除出党。——原注 [38]华金·毛林·胡利亚（JoaquínMaurínJuliá，1896年1月12日——1973年11月5日），生于西班牙阿拉贡地区维斯卡省波南萨镇（Bonansa），青年时即投身革命，参加了全国劳工联盟，1921年前往莫斯科参加了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回国后当选为全国劳工联盟总书记，随后被捕入狱。获释后在全劳联内成立布尔什维克派组织革命工会委员会（ComitésSindicalistasRevolucionarios）。1924年参加西班牙共产党，负责组建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地区的党组织——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1925年1月再次被捕，1927年获释后流亡巴黎。1930年返回巴塞罗那，后因不赞成斯大林主义，率领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脱离西班牙共产党，同年与加泰罗尼亚人共产党（PartitComunistaCatalà）合并，1933年将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改组为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1935年9月，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与安德列乌·宁领导的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合并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由毛林出任总书记。1936年2月，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参加了人民阵线，毛林当选为议员。内战爆发时，毛林身陷国统区，在使用假身份前往共和区途中被叛军逮捕，1944年获释后流亡美国，1973年于纽约逝世。——中译者注 [39]国际左翼反对派西班牙支部起初叫“西班牙共产主义反对派”（OposiciónComunistaEspañola，OCE），1932年3月改名为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IzquierdaComunistadeEspaña，ICE）。而“共产主义左派”这个名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极左派——“左派共产主义者”，故有此说。——中译者注 [40]安德列乌·宁·佩雷斯（加泰罗尼亚语：AndreuNiniPerez；西班牙语：AndrésNinPérez，1892年2月4日——1937年6月20日），生于加泰罗尼亚地区塔拉戈纳省艾尔·文德雷伊镇（ElVendrell）。1917年参加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后参与成立西班牙共产党。曾在莫斯科为共产国际与红色工会国际工作。后参加左翼反对派，回到西班牙后，参加了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由于在许多问题上与托洛茨基产生分歧，脱离国际左翼反对派。1935年与毛林一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1936年初参加人民阵线，并出任加泰罗尼亚政府的司法部长。1936年12月辞去司法部长的职务。1937年6月，在斯大林党的强烈要求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被取缔，宁和党的大部分领导人都被逮捕，并遭到秘密杀害。——中译者注 [41]阿尔贝·特郎（AlbertTreint，1889年2月13日——1971年10月25日），生于巴黎一个中间阶级家庭，当过教师，一战前参加法国社会党。一战期间应征入伍，两次负伤，1917年晋升为上尉。1919年退役后继续执教。战后积极参加了法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1922年担任法共总书记，1924年以后积极支持季诺维也夫，拥护“布尔什维克化”，清洗了大批左翼反对派的支持者，1927年开始支持左翼反对派，并因此在1928年被开除出党。1930年参加国际左翼反对派法国支部，1932年4月退出后转向极左主义，1934年重返法国社会党。——中译者注 [42]昂利·拉克鲁瓦（HenriLacroix，1901—1939），本名弗兰西斯科·加西亚·拉维德（FranciscoGarcíaLavid），当过油漆工人。二十年代参加西共，曾因参加革命活动而被迫流亡苏联。1930年在比利时列日发起创立西班牙共产主义反对派。1931年6月在西班牙共产主义反对派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总书记。返回西班牙后，担任理论刊物《共产主义》编辑。1933年6月被开除出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此后参加了社会党。在内战期间曾任共和军政治委员。1939年在撤往法国时，在边境上被西共杀害。——中译者注 [43]托洛茨基同志的原稿中并没有这个“附注”，这是预备会议召开后补上的。——中译者注 [44]托洛茨基同志的原稿就写到这里，剩下的内容是由其他同志补上的。——中译者注 [45]当时，在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层内发生了派别斗争，冲突双方分别是以詹姆斯·P·坎农为首的多数派和以马克斯·沙赫特曼和马丁·阿伯恩为首的少数派。双方并没有政治分歧。这里提到的措施，本意是想使斗争提升到政治层面上或直接停息斗争。1933年春季，国际左翼反对派全体会议要求多数派和少数派承认：双方并没有原则分歧，因此，应当减少派别摩擦，在多方面的工作中努力合作。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全国委员会全体通过了这个建议，最终解停息了派别斗争，在此之后的多年之内，双方都在党建工作中进行了有效的合作。——原注 [46]“马克思主义文库派”（Αρχειομαρξισμός）是希腊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派别，形成于二十年代中期，因出版刊物《马克思主义文库》（ΑρχείοΜαρξισμού）而得名。该组织曾于1930—1934年参加国际左翼反对派，1934年退出国际左翼反对派，后来参加了伦敦局。——中译者注
致亚·李·勃朗施坦（索科洛夫斯卡娅）（托洛茨基，1933年1月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致亚·李·勃朗施坦（索科洛夫斯卡娅）[1] 托洛茨基（1933年1月8日） 亲爱的萨莎： 不知怎样写信告诉你所发生的那件可怕的事。人世间不再有季努什卡[2]了。我暂且也只是在3天前（1月6日）中午从电报中得知这事的。今天是1月8日，傍晚。我不能早些写信。怎样才能理解？怎样才能解释？当她在这里，在土耳其生活期间，她和我们都认为是肺结核。相反，医生们却说肺部状况良好。季娜不相信他们，总说是肺结核。医生们则回答说这都是由于她神经有问题。在离开这里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她的精神平衡确实遭到破坏。从各方面情况判断，她孤身一人在家十分痛苦[3]。我们希望，柏林，柏林的医疗条件，会做出最后的诊断。 ［……］神经病科医生说，惟一的拯救办法是回归正常的普通的生活条件：丈夫、家庭、工作、责任。但是，这又恰恰是无法做到的。发生了第一次严重的精神危机……她试图自杀。 ［……］在我们去哥本哈根[4]之前不久，她又出现了第二次危机。 ［……］我可怜的萨莎，就这样我们的这一个女儿也死了[5]，她年纪轻轻就离我们而去了。 多么可怕，这个消息将会怎样到达你那里，将会多么使你震撼……你已经知道了吗？还是从这封长途旅行的信里第一次知道的。我已完全茫然失措，无法写下去，人如在雾中……医生们还提到整个环境、周围状况、人际交往、生活方式的急剧变化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一切，一切的一切加在一起，压到她身上，把她压垮了。 亲爱的，亲爱的舒拉，说什么好，还能向你说什么呢？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唉，什么都说了，什么都说了，什么都说了…… 紧紧地、紧紧地拥抱你满是白发的头，让我的眼泪和你的眼泪流在一起。[6] 你的列夫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03991 [1]索科洛夫斯卡娅，A．Л．托洛茨基的第一个妻子。 [2]勃朗施坦·季娜伊达·李沃夫娜（夫姓沃尔柯娃）（1901～1933）——托洛茨基和索科洛夫斯卡娅的长女，死于柏林。 [3]季娜伊达的丈夫在政治流放之中，女儿留在莫斯科。 [4]侨居普林基波岛期间，托洛茨基在遵守安全措施的条件下曾离土耳其去哥本哈根，用的是谢多夫名字的护照。1932年11月14日至12月12日托洛茨基到了希腊、意大利、德国、法国、丹麦。在哥本哈根他对两千人发表了演说，接受了美国电台的采访。 [5]托洛茨基和索科洛夫斯卡娅的小女儿尼娜·李沃夫娜·勃朗施坦（夫姓涅韦尔松）死于1927年。 [6]托洛茨基的信过了好久才送达列宁格勒的索科洛夫斯卡娅手里。
论工会和“工厂委员会”口号（托洛茨基，1933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论工会和“工厂委员会”口号 托洛茨基（1933年）史骊译 ……工会的问题，至今仍然是英国，同时也是大部分老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政策的最重要问题。共产国际在这方面的错误多不胜数。这是无足为怪的：党之无能力与它的阶级建立正当的关系，就会最显著地暴露于工会运动这一方面。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有需要深入讨论这个问题的缘故。 工会是在资本主义上升和成长的时期形成的。它们担负有提高无产阶级的物质和文化水平，以及扩大它的政治权利的任务。这项工作——在英国延绵达一个世纪之久——使工会在工人中取得巨大的权威。英国资本主义的腐朽，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衰败情况之下，已根除了工会改良主义工作的基础。资本主义只有在降低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时，才能继续维持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工会如果不是将自己变成革命的组织，就是在对工人的加剧剥削中成了资本主义的纵队。工会官僚，满足于解决它自身的社会问题，采取了第二条道路。它将工会积累起来的权威用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甚至去反对工人们之尝试反抗资本家和反动派。 从那时起，革命政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将工会从官僚的反动影响下解放出来。在这个具有决定性的场合，共产国际就暴露它的完全不足。在1926-1927年，特别是在矿工罢工和那场总罢工的时期里，即是说，在总工会进行最重大的罪恶和叛卖的时候，共产国际却阿谀奉承地吹捧那些高高在上的罢工破坏者，在群众面前给他们冠以自己的权威，并且帮助他们继续骑在高位上。“少数派运动”就是因此而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共产国际的官僚们受到自己所作所为的后果的惊吓，却走到过分激进主义的极端去。“第三时期”[1]的致命性过火行动，是由于一种愿望，以为细小的共产主义少数派，能像得到多数人支持时那样地行动。共产党越来越脱离工人阶级，却以自己的工会组织来抗衡拥有百万计工人的工会；这些共产党自己的工会，对共产国际的领导高度地服从，却用一道深渊同工人阶级隔绝开来。对于官僚来说，这种做法是再好不过了。假如我们有权利去颁发加达尔奖章的话，那就应该给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2]的领袖们每人一个。 如上所说，工会目前扮演的不是一个进步而是一个反动的角色。虽然如此，他们仍然拥有数以百万计的工人。人们决不能够以为工人们是盲目的，并不能看到工会的历史性任务的变化。但是怎么办呢？在左翼工人眼中，革命的道路，已被官方共产主义的冒险和动摇严重地败坏了。工人们会对自己说：工会是不好，但没有了它们也许更坏。这是处于绝路的盲从心理。当前，工会官僚甚至会大胆地迫害革命的工人，会更厚颜无耻地以一个小集团的专横行动来取代内部的民主，在本质上将工会变成为在资本主义的衰败时代里工人的一个集中营。 在这种情况之下，下列想法就易于产生：是否可能超越过工会呢？是否可能以某类新的、健全的革命工会、工厂委员会、苏维埃或诸如此类的组织来代替它们呢？这些企图的基本错误，在于他们将怎样去使群众从工会官僚影响下解放出来这个重大的政治问题，降格变成为组织性的实验。给群众一个新地址是不足够的，必须找到群众停留的地方，并且又领导他们。 没有耐心的左倾分子有时会说，将群众从工会争取过来是绝对没有可能的，因为官僚们利用组织的内部架构来保障其自身利益，以“腐朽的独立王国”的议会寡头政治般的精神，他们使用最卑劣的阴谋、迫害和公然的欺诈。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和精力呢？这种观点，利用工会官僚的腐败为借口，归根究底，是放弃了争取群众的真正斗争。这种论点是能够被进一步推展成为：考虑到政府官僚的迫害和挑剔，为什么不连革命工作也抛掉呢？两者之间并无原则性的分别，因为工会官僚已肯定变为了资产阶级架构在经济上和政府方面的一部分。以为可以靠工会官僚的帮助，或者可以取得它的同意来进行反对官僚的工作，这是荒谬的。它会继续以迫害、暴力、开除、经常从政权机构寻求支持等等来保护自己；我们必须学会在工会内谨慎地工作，寻求与群众一起的共同语言，而不会过早地向官僚们暴露自己。正是处于目前的时代里，当无产阶级的改良派官僚，已将自己变成了资本家在经济方面的警察，在工会内机智而有系统的进行的革命工作，可以在相对比较短的时间内，产生决定性的结果。 这完全并不意味着革命政党能够保证将工会完全地争取到社会主义革命这边来。问题不是这般简单的。工会的架构已经为自己取得脱离群众的重大独立性。官僚能够在群众长期反对它之后仍然能保持其地位。但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当群众已经对工会官僚存有敌意，而官僚仍能够歪曲组织的意见和阻止新选举的进行，这时就是创立工厂委员会、工人委员会以及其他适合这个时刻迫切需要的组织的时候了。 甚至在俄国，工会并不如英国工会般具有有力的传统，而十月革命发生时孟什维克在工会行政机构内占优势，在失掉了群众后，这些行政机构仍能够阻止工会内的选举，然而他们已经没有能力去阻止无产阶级革命了。 现在必须在先进工人的思想中做出准备，以便于在急激变化的时刻里建立工厂委员会和工人委员会，但如果在实践上“玩弄”工厂委员会口号，可能是一个最大的错误；以这个“观念”来安慰自己，却在工会里头缺乏真实的工作和真正的影响；以工厂委员会的抽象观念来抗衡现存的工会，就会以为这不单以自己来对抗官僚，而且还对抗群众，从而将自己排除于为建立工厂委员会而准备基础的可能性之外。 在这方面，共产国际并不会为自己去的丝毫教训：从建立时期便是驯服的工会——即是说，纯粹是共产国际的工会——它将自己的支部在一个敌对的环境下与工人群众对立起来，从而注定了自己的完全无能为力。这就是德国共产党瓦解的最重要原因之一。照我所得来的消息，英国共产党不错是在当前情况下反对工人委员会的口号。表面看来，这像是对形式的一个现实的估计。但在实际上，英国共产党只是以一种更歇斯底里的冒险主义来摈斥另一种。社会法西斯主义[3]的理论和实践，以及排斥联合战线的政策，造成了工会工作无法克服的障碍；因为每一个工会，由于他的本质使然，正是革命政党与改良派及非党群众的不断发展的联合战线的广场。在这方面，英国共产党已被证明出，就算在德国的悲剧之后，也不能学到任何教训，也不能重新武装自己；在另一方面，与它结盟也会将刚进入革命的学徒时期的独立工人党拉到坑底去。 假的共产主义者，无疑会指出上一次工会代表大会内，宣布不与共产党人组成联合战线去反对法西斯主义。接受这些言论作为历史的最后判决，就是最大的愚蠢。工会官僚们之所以能容许这种胆大妄为的说法，只是由于它们并未即时受到法西斯主义、或共产主义所威胁。当法西斯主义的锤头高举于工会的头上，那时候，由革命政党的一个正确的政策，工会群众就会显示出一股无可抗拒的推动力，要求与革命的一翼联盟，甚至会将工会架构内某一部分带到这条道路上。假如不是如此，假如共产主义将成为一个决定性的力量，以丧失职位、荣誉和收入来威吓总工会，那么西塞恩先生[4]及其一伙将毫无疑问会与幕西尼[5]及其伙伴结成联盟，反对共产主义者了。因此，在1917年8月的俄国，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与布尔什维克一起反对哥伦诺夫将军。两个月之后的10月，他们却与哥伦诺夫分子携手反对布尔什维克了。而在1917年的头几个月里，当改良派仍然强大的时候，他们就像西塞恩及其一伙一样，滔滔不绝地说不会与右派或左派专政结为同盟呢。 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依靠自己历史任务的一个明确理解来铸合起来。这需要先有一个科学基础的纲领。与此同时，革命政党必须知道如何去与他的阶级建立正确的关系。这要先有一项革命现实主义的政策，同等地远离机会主义的含糊和教条主义的脱离群众。以它两个紧密关联的标准的观点，独立工人党应重新检视这与共产国际及工人阶级内部其他组织及倾向的关系，者首先会关系到独立的工人党本身的命运的。 感谢尹铭录入 [1]依照斯大林派的历史图式，“第三时期”就是资本主义的最后时期，是资本主义即时展开的瓦解，而代之以苏维埃的时期。这种机械的图式主义，做成了共产国际在这期间（1928-1935年）的极左冒险主义（在中国就是瞿秋白和李立三主义时期）。 [2]俄文简称为“Profintern”，于1921年成立于莫斯科，作为改良主义（黄色工会）国际（总部设于阿姆斯特丹）的对立组织。 [3]“社会法西斯主义”是“第三时期”的一个最可悲发明。依照斯大林派当时的意见，社会党人和法西斯分子并非对立的，而是“孪生子”；于是全世界的共产党都指社会民主党及其领导的工会为“社会法西斯主义”；从而得出结论说，“社会法西斯”比真正的法西斯更危险些。结果不可能与社会民主党结为联合战线以反对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条路线，做成德国共产党不经一战就让希特勒上台。今天，我们可以对照与中共的“社会帝国主义”观点，指苏联比美帝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更危险的路线。 [4]SirWalterCitrine（1887-1983）曾为英国资本主义服务儿获受勋衔，1946年成为男爵。 [5]SirOswaldMosley（1896-1980）英国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领袖。
是史大林还是苏维埃在削弱呢？（托洛茨基，1933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是史大林还是苏维埃在削弱呢？ 托洛茨基1933年 本文的作者常常为各方面探询一问题，有时是得意的讥笑，有时是真正的莫名其妙：何以苏联的统治者现时完全致力于历史的研究呢？当日本正称雄于满洲，希特勒正准备称雄于德国时，史大林则做长篇论文论托洛茨基在一九〇五年的政策，和其他与此同样时髦的问题。自史大林和莫洛托夫宣布“托洛茨基主义”死亡和埋葬以后，已过了三年，现在又在苏维埃报纸上有一新的宣传——第五次或第六次的宣传——反对这同一“托洛茨基主义”。这一宣传之出乎意外——因为与死尸争斗有什么意思呢？——和攻击之异常恶毒在欧洲报纸上已引起了一点震惊。英国法国的报纸都发表了“托洛茨基派”在苏联境内的大阴谋之暴露。托洛茨基派从国外每月收受六万卢布，他们在工业、行政、教育领域内取得了最重要的地位。最妙的是国外补助的总数报告得精准。 虽然，这一报告是荒谬，但其背后亦有颇为具体的权威——即是史大林的权威。史大林最近不久宣布说“托洛茨基主义”不是共产党内的一种运动（如党员们无论如何仍继续这一相信的），而是“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先锋队”。假使我们重视这句话，即可以得出以下一些结论。反革命的目的是在苏联重建资本主义，达到这一目的只有靠推翻布尔雪维克政权。假使“托洛茨基派”是反革命派的先锋队，那就是说他们正准备着毁灭苏维埃制度。由此立即可以得出结论说，欧洲的有关的资本主义各界，一定要慷慨地解囊资助他们的活动。明白一点说，史大林正要人们这样解释他的话。正如一九一七年米留可夫和克伦斯基觉有说列宁与托洛茨基是德国军国主义的侦探之必要，所以现在史大林正想记载下来，说托洛茨基与反对派是反革命的经纪人。数月以前，行销得很广的一波兰报纸登出了一篇伪造的论文——这种伪造并非第一次——用我的名字做的，说五年计划要完全崩溃和苏维埃必然倾覆。虽然伪造之笨拙无经验的人也看得出，而雅洛斯拉夫斯基、史大林派的官式历史家，将这一论文摄影出来，印在莫斯科的真理报上，视它为真实的文件，对于“托洛茨基主义”作相当的结论。我的正式宣言说这是从头到尾地伪造，真理报拒绝登载。说布尔雪维克中间最有力量的一派，即为列宁的最密切的伴侣所领导的一派认苏维埃政权的倾覆是必然，且正在为这目的而努力，史大林派认为维持这样的传说，是更便利些。 这一把戏在从前也玩过。各国政界要人四年以前读到拉可夫斯基实在是苏维埃政权的最坏的敌人的消息一定要吃惊，他不是在发过数量协商中如此有力与漂亮地拥护过苏维埃的利益吗？他们那时一定对自己说：“苏维埃共和国的事情一定闹得不好，假使连拉可夫斯基也变成了反革命派。”假使法国政府近几年迟迟于与苏联发展经济关系，或者另一方面，断绝外交关系，拉可夫斯基的充军也是这一踌躇的原因之一。 现在反对反对派之宣传，用那种比前几次的还要粗暴的夸大武装着，又是给世界各国内对苏联不可调和的敌人以武器。他们说：“国内形势一定是恶化得多了，假使国内斗争又变得这样激烈。”真由于反“托洛茨基主义”争斗所用的方法是深深妨害苏联利益，使我不得不起而讨论之一题目，否则我宁愿不理它。 假使“托洛茨基派”真是“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先锋”，路人们一定这样的推论——那么何以欧洲各国政府——连西班牙新共和国牌子的政府也在内——却一个拒绝托洛茨基入境呢？这样一种对于自己的“先锋队”之不友谊的爱的态度，是难于解释的。欧洲的资产阶级已有很多经验能在此时鉴别出谁是他们的朋友和谁是他们的敌人。 所谓“托洛茨基派”——至少其老干部——参加过反对沙皇的革命斗争，参加过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创造过红军，在三年的国内战争时保卫苏维埃国家抵制无数的敌人，他们在国内的经济复兴中有过密切的常时是领导的参加。最近几年，虽受种种压迫与打击，他们仍忠于他们在一九一七年以前好久锁定的那些任务，不消说，在苏维埃有危险时，托洛茨基派将立在防卫的第一道防线，这是过去的年代中他们早已熟识的位置。 史大林派比任何人都知道和了解这点。假使它宣传那种显然有害于苏联同时是去自己的脸的诬蔑，我们可以从史大林派现时所处的政治形势中求解释，正是事变的行程及史大林派从前的政策将史大林派放在这形势里面的。 史大林主义——保守的官僚的政策 第一次反“托洛茨基主义”的宣传开始于一九二三年，那时列宁在他的病榻，托洛茨基的病亦久延不愈。第二次和较激烈的进攻是在一九二四年发展，在列宁死后不久。这些日子可以说明自己，真正统治苏维埃共和国的组织是政治局，其分子为：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埃夫、加门涅夫、史大林、赖可夫、托姆斯基（或布哈林）。现在的政治局老干部中只有史大林。虽然除了列宁外，其余的人都活着。一个伟大的历史的党的领袖之选择不是偶然的。在革命以前的艰难年代，在苏维埃基础正在安置的年代和用刀去保卫正在进行的建设的年代的领袖，何以当日常的苏维埃工作在某种程度内，成为官僚的安故蹈常时，突然变成了它的“在内部的敌人”呢？ 这些一望而知的政治局和人民委员会议中的变迁和调动在最近时期在党的建筑中之各层都发生，一直到乡村的苏维埃机关。现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干部，各省党部书记处的人员，工业、军事、外交团体的人员，除极少数的例外以外，都是新人。其中的多数没有参加过十月革命。其中很多人那时还在它的公开敌人之阵营中。不错，新统治层中有极小的少数在十月以前是属于布尔雪维克党的，但这些都是二三等重要的革命角色。这样一种结合是完全与历史的法则相符合的。一新的官僚层需要一“有权威的”掩护。那些在暴风雨和进攻时期被推在旁边感觉得有点不适宜，和对于暴动的真正领袖知识不做声的半反对的人，只是在革命的第二阶段中享有“老布尔雪维克”的权威，掩护即是由这些人去当的。 干成功了一革命，在最困难的环境中领导和保卫过革命的一层人，当革命的手所做的工作已达于完成时，突然变成一“反革命”层，而革命后数年，一新的真正革命层到来代替它的统置，这样的事在历史上还未发生过。所发生的的恰是相反的事实，在一切大革命的历史中都看得到的：即当胜利已得到和胜利产生了一新的统治层有其自己的利益与要求，当这一较稳健层，反映对于“法律与秩序”的要求，将第一批的革命家推开时，她永久攻击其先辈缺乏革命性。从革命中产生的最保守的官僚除了宣告它的反对者是稳健的，半途的和甚至反革命的，除了这方法以外，不能用别的方法辩护其得到政权的权利。史大林的方法并没有呈现出一点新的。然而我们不要以为史大林是自觉地剽窃别人。他没有很多历史知识以供剽窃。他仅仅是服从他自己的形势之逻辑而已。 经济的不同意见 为了了解史大林的现在的政治困难，我们必须简单回忆那些在我们与史大林派中间争论之基本的不同意见之实质。反对派指出官僚将工业化与农业集团化的可能估量得太低，照一种随时应付的经验的方法进行经济工作：必须采用较广的规模与较快的速度。反对派要求放弃一年计划采用五年计划，说工业生产每年增百分之二十，如果有集中的领导不是办不到的。史大林派的官僚那时攻击反对派是超工业主义与乌托邦主义。在个人的农民之前叩头，准备放弃土地国有，拥护工业之龟行的速度，讥笑计划的原则，这是史大林派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八年的主张。政治局的现在份子没有一个例外地对于我们要求增加工业化的速度总是不变的问道：我们在什么地方找经费呢？政府机关在被迫害的“托洛茨基派”之压迫下在一九二七年所工作的五年计划的第一次草案，是建立在下降的曲线之原则上。生产的增加被计划得由百分之九降到百分之四。这一草案大受反对派的批评。第二次公布的五年计划，即是由党的第十五次大会所批准的，攻击反对派为工业的“浪漫主义”，主张百分之九的平均生长。 史大林在现在的五年计划未批准的一年以前如何表现其比它（五年计划）落后，可以从一件事实中看出：在一九二七年的四月，当他回答托洛茨基时——后者那时是得尼泊河水电站（Dnieporstroy）的委员会主席——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席上宣告说：“我们之建立“得尼泊”河上的伟大水电站，等于替农夫不买一匹牛而买一个留声机。”在中央委员会的记录中这些话记下来为史大林的最纯正的意见。他以后企图解释他反对工业化的争斗是因为反对派的提议为“早熟”，这是无意义的，因为那不是某时候的一特殊任务的问题，而是工业和五年计划的一般前途。约在一年以前公开举行的工程师阴谋之审讯，指出真正的领导是在社会主义经济的不可调和的敌人的手中。在为他的“龟步速度”辩护时，史大林对于反对派用压迫的方法。 史大林派官僚本其素日的近视的经验主义，受了成功的影响，于一九二八年开始不谨慎的增加工业化与农业集团化的速度。此地角色是变换了。左派反对派出来警告说：假使用未为从前经验所证实的太快速度，则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不平衡，各部门工业之间的不平衡，将发生造成危险的危机。而且——这是反对派的主要论据——投于工业的资本太快将太过火的减少分配于日常消费的部分，和不能保障人民生活程度的必要的提高。虽然与全世界隔离，处在他的充军地巴那尔（Barnaoul），拉可夫斯基发出告警的信号：他说，必须改善工人群众的物质状况，纵然是付降低速度的代价。此地也是史大林派的官僚最后不得不听反对派的意见。最近不久在最高国民经济会议中中单独成立了一制造工业的人民委员会。它的任务是应付人口的日常需要。现在这一阶段这一改革是纯粹官僚的性质，但它的目的很明了：在政府的机构中创造某些保障，使民众的日常需要不要太为重工业的利益所牺牲。在此，没有前途与没有创造力的史大林派不得不在今日祝福那在昨日为它所咒诅的。 撒胡椒的菜 早在一九二八年已实行了对反对派之大群的搜捕（开除、逮捕、充军）。同年新五年计划实行，在一切主要问题上都跟着左派反对派的主张走。这一转变如此之急剧，官僚与他们在列宁死后头四年所辩护的件件事都直接矛盾。攻击超工业主义的话失去一切意义，对反对派之积极压迫更是如此。 但在此，新统治层要自保的利益跑上了前面，假使反对派的判断与建设是正确，那么反对派更倒霉。假使昨日反对反对派的论据无价值，我们必须找新论据，为了证明压迫之正当，我们必须异常激烈的压迫。这一领域正式史大林所特别擅长的。一九二一年史大林第一次当选党的总书记，列宁对很少的几人警告说：“这一厨子将只会给我们以撒胡椒的菜”。列宁在他的病榻上所写的信即普通所称为“遗嘱”的上面，坚持接触史大林的总书记职务，指出他的方法之粗野，他的不忠实和倾向于滥用权力。史大林的这一切个人特点，以后发展到高度，在他对反对派斗争时特别表现出。 然而提出怪诞的诬蔑是不够的，必须要有人相信他或至少是害怕反对它。在为自保而斗争中，史大林的官僚所以需要从扑灭一切批评开始。反对派立刻在这一路线上开始其最热烈的斗争，即为党的、工会的和苏维埃的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我们所用户的是布尔雪维克主义的根本传统之一。 在过去最艰辛的时代——在反沙皇的地底斗争时期，在国家经过了两次革命的一九一七年，在以后二十枝军队在七千英里的前线上作战的三年，党的内部生活是沸腾的。一切问题都是从党的最上层到底下自由地讨论：党内的判断自由是无限的。史大林派的官僚机关以其主要的努力用于摧毁这一麻烦的党内民主主义。数万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被开除出党。一万以上是受各种形式的刑事迫害。有数个被枪毙。好多万头等的战斗的革命家之得以留在党内，只因为他们脱离了反对派和不做声。这样，在这几年的过程中，不仅统治层的人物已完全改变，布尔雪维克党内的党制亦然。 列宁，姑不论他的最亲近的战友，都曾受过几百次党内批评的最凶猛的打击，现在所有共产主义者敢于怀疑史大林在任何问题上之绝对正确时，或者，有谁不表示坚信他们从不错误时，即被开除出党和吃从此发生的一切后果的苦头。反对派之遭摧残，同时是列宁的党被摧残。 这一摧残，为深刻的虽是过渡的原因所促进。几年来革命和国内战争的震动，是群众们急切的需要休息。为贫困及饥饿所压迫的工人们要付任何代价以使经济生活复兴。在有了很多的失业工人之时，工厂中工人谁要抱反对派的意见即被开除，这是史大林派手中的一可怕的武器，政治的兴趣减少了。工人们准备给官僚以最广大的权力，只要它能回复秩序，能恢复工厂和从乡村中取得粮食与原料。在这一疲倦的反动（这是每一大革命的紧张后所必不可免的）中，即伏着官僚制度之巩固和史大林的个人权力之增长的主要原因，新的官僚机关以史大林为其“人的体现”。 托洛茨基主义的违禁品 当活的声音最后被压抑住时，发现了在图书馆、俱乐部、苏维埃的书店、学生与工人的书架上，有些旧书继续说，当列宁与托洛茨基的名子不可分离的那些日子所说的语言。史大林派官僚现在起来反对的正是这一可仇视的书籍的壁垒。 在九年来继续不断的对反对派的斗争中，领袖们突然发现了基本的科学著作和教科书，在关于经济学、社会学、历史的问题的——尤其是十月革命史与共产国际史是充满了《托洛茨基主义的违禁品》。许多学院的社会科学的最终重要的教椅为《托洛茨基主义者》或《半托洛茨基主义者》所占据。更坏的是，那些直到现在都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主要检举人，也被发现为犯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罪。 为了指出事情走的如何远，我们举一个关于布尔雪维克主义的历史为例。列宁死后不久，季诺维也夫仓促写成的党史销量很广，他的唯一目的是描述整个的过去为两种原则——善与恶——的斗争，其代表者为列宁与托洛茨基。但因为这个史给季诺维也夫在善的阵营之内以地位，而且更可怕的是，一点也没有说到史大林的神圣作用，季诺维也夫的历史，早在一九二六年，即季诺维也夫与史大林公开冲突的日起，即列为禁书。 于是雅罗斯拉夫斯基被指定为写党的纯正的历史的人。在党的统治之中，现在责任落在雅罗斯拉夫斯基，即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之一员的身上，去领导反左派反对派的斗争。一切逮捕与开除的罪状，以及多数在苏维埃报纸上发挥对托洛茨基派取压迫手段的理由的论文都是出自雅罗斯拉夫斯基的手笔。在真理报上重印波兰报纸上的伪造的论文正是他。固然雅罗斯拉夫斯基的科学的、文学的程度不甚相宜，但是，他以他的依照斯大林所领导的官僚的需要来重写一切历史（包含古埃及史在内）的完全故意来弥补他的科学的文学的资格之不足。史大林派的官僚找不出以更比他可靠的历史家。 然而其结果完全为意料所不及。去年（一九三一年——译者）十一月史大林不得不出来对雅罗斯拉夫斯基所做的党史的第四卷做了一篇严厉的论文。似乎这部书也充满了《托洛茨基主义的违禁品》。《假使包尔温（Baldwein）在他的一演说中攻击丘吉尔(W.Churchil)（二人均为英国保守党领袖——译者）同情于布尔什维克主义，这在英国引起的震惊，不会比史大林攻击雅罗斯拉夫斯基在苏联帮助（托洛茨基主义）更伟大。史大林的那一控告式论文成为最近一次反对反对派宣传的导言。几千几万的积极份子、教授、新闻记者，都是那些除热心外别无他长的人服从信号，出来在一切苏维埃的出版物上搜索。怪事！每步都有《托洛茨基主义》！无法逃避这《违禁品》！ 但是终结说来，这样的事怎会发生的呢？每一新社会里，当其比起当权时，总倾向于粉饰其自己的过去。因为史大林官僚不像别的统治阶级，不能再宗教的高位中找得援助，他不得不创造其自己的历史的神话。他将那些抵抗他的人的过去用黑色描写，而用刷子将自己的过去刷成最光辉最美丽的颜色。许多革命的领导角色的传记，年年有改变，依于其统治层的份子的变化及其野心的发生而决定。但是历史的材料给予一些抵抗。无论官式历史家如何热心，他们为过去年代的档案，定期刊物，旧日的论文，其中也有史大林自己的论文所阻碍。这是根本的坏的地方。 在雅罗斯拉夫斯基的领导下，许多年轻的历史家研究党的历史。他们做了他们力所能做的。但他们遇着些倔强的事实和文件，无论他们如何热心，既不能将托洛茨基寄出十月革命之外，又不能给史大林在那里面以一种很威权的作用：他没有将重做历史的工作干到底。那总事情只做一半的人就该倒霉！ 许多例证中，被指为暗藏违禁物的人有另一来源。有数万不大坚决的反对派在过去几年形式上放弃了他们的意见、回到党里去工作。然而他们很快明了了反对派为科学思想的学派，实在是最可宝贵的。旧日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在经济学的科学的、文学的和教育活动的领域内占有重要地位。他们是驯服，如像害怕的积极分子知道应该怎样的驯服，但是他们也知道事实。在他们的脑汁中，也黏上了许多批评的习惯。史大林的侦探从各方面侦探他们，不难在他们的书籍与讲演中发现《托洛茨基主义违禁物》的毒素。 这一毒素也有第三种来源，而是同样危险的。青年的认真的研究家，过去完全未与反对派发生过关系，大都是非政治的，而且也没有权位欲，常常做了他们所作工作的科学材料与他们自己的良心话的牺牲品。在许多问题上，他们完全没有料到的落在左派反对派所安置下的巢穴中。史大林官僚所强加的意见系统不唯于党的传统，而且与任何稍微认真的在历史的和社会科学的范围内的独立研究发生日渐独立的冲突，引起反对派的情绪。其结果是突然发现了苏联内社会工作的极重要部分是在《资产阶级反革命先锋队》手中的！ 苏维埃经济之巩固是削弱史大林 现在一次的反《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激烈性质已感染了俄国亡命者的报纸上作新的预告，说苏维埃政权将覆减。这些声音，不顾过去十四年令他们沮丧的经验，甚至在欧洲和美国的大报上找到了回声。这究竟也不奇怪：不仅史大林官僚把自己与苏维埃政权制看成一个东西，而且他的敌人为了寻找舒服的幻想，变成了同一政治错觉的牺牲品。 实际说来，这种说等了好久的《完结》将走近了的话，没有一点点的根据。苏联的生产力的发展是现代历史中最伟大的现象。计划之领导的巨大利益已用了任何人所不能驳斥的力量澄明。史大林官僚之近视与盘旋，只是更明了地着重方法自身之力量。只有复辟狂的人才想象俄国的劳动标准回到落后的俄国资本主义的状况。 但如果想象加固新工业制度的经济成功也自动地史大林及其党羽的政治地位，这也是错误。某种程度内这是如此。但是现在正发展着一种真正相反的行程。一个完成了一个伟大革命的人民或者暂时在困难的环境中将他们的命运的指导托之于官僚。但是他们不能长久地放弃政治。国内经济形势之真正强固，使劳动群众对于官僚的万能，愈益仇视的反动，假使我们不看见这点即是盲目。工人们将其所获得的成绩归功于他们自己，不是没有理由的，他们以愈益批评的眼光注视官僚。因为群众从下面不仅看见了成绩由他们所生的可能，而且也看见了领导者的粗野的错误和他们将这些错误和责任转嫁于他们下面的人的不断倾向。成绩提高了工人的自尊心，也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要求。 经济的盘旋之教训，特别是审问怠工者的可怕的披露在人民的意识中植根甚深，而且大大损毁甚至史大林的信仰。推论不由而出地说，《似乎反对派是正确的！》反对派的思想虽然在表面上看不见，早已经过隐藏的道路潜入于群众。现在开始以批评的时期。工人们不仅要服从而且要决定。他们想改变许多东西。然而人们常要求他们之复决那不经过他们而通过的决定。工人们不满意，不是不满意于苏维埃制度而是不满官僚代替苏维埃的事实。在有些工人会议中《托洛茨基主义者》举出他们的头来，有时是极勇敢。他们被开除。这在统治的党的生活中揭开了一新章。批评的声音已不能再压制了。 假使以前的党的危机直接反映在官僚领导下的苏维埃共和国发展的矛盾与困难，在现时期所揭露的是史大林派的地位的矛盾，尤其是史大林自己的地位。 当这篇论文出版时，党的第十七次会议在莫斯科将已完结，这一会议只是机关份子的会议——即是集中的史大林派的小组织。无疑，会议的经过，将对于现时的领导者会很好。但无论史大林小组织如何强，他不能决定。最后的分析起来，将有一方而是工业行程，另一方面是群众的意识中所发生的深刻的政治行程来做决定。 现在发展的反《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为史大林官僚万能的夕照。但他所预告的不是布尔雪维克政权的崩倒，而是恰恰相反，苏维埃制度新的兴起，不仅他的工业，而且他的政治与文化。著者所属的那一运动坚信在将来的巨大工作中找得到他的位置。
托洛茨基《特米多的危险——史大林的最近演说的意义之分析》（1933年1月1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TheDangerofThermidor 特米多的危险 史大林的最近演说的意义之分析 托洛茨基1933年1月11日 原载托洛茨基《俄国革命与五年计划》，刘镜园译，新生命书局，1933年7月15日出版。 苏维埃的制度寄托在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上面。无产阶级占人口中之少数，农民占压倒的大多数。然而最集中的生产工具是在无产阶级的手中。农民的力量恰相反，由于他们的经济关系而是分裂的。乡村的技术与经济一日没有完全的变化——即在最顺利的情形下，这一工作也须要一世代的努力——农民将从其自己中分化出一富农层，必然趋向于资本主义。机械地消灭现在的富农，一点也决定不了问题。在声称“消灭了富农一阶级”以后，苏联报纸不断抱怨（由唯物主义过渡到了唯心主义，因为官僚主义者永久是唯心主义者）富农“意识”的力量、富农心理的残余等等。实在，在这些事实之后藏着一下的事实，即是关在集团农场的中等阶级农民，在现在的技术与经济的水平之前，除了提高自己到富农的水平之外，没有别的出路。 十月的革命为两个革命交织起来：民主革命之完结与社会主义革命之开始。民主革命废去了佃租以后，省去了农民的几乎五万万金卢布。贫农估计社会主义革命的果实之价值，是看他一定数量的粮食能换得多少工业品。农民不是空想家：他并不要求一国实现社会主义，甚至只要五年。但他确实要求社会主义的工业发货给他的条件不比资本主义工业给他的条件还坏。在这些条件之下，农民是准备对无产阶级及他的政党给以无限的政治信任的。苏维埃国家这样即有可能依照国内情状和世界形势去相机付和吸收农民到社会主义经济中。 大群集团化的基础只能是工业的与农业的生产品之等值的交换。我们不用加入那理论经济的细微争论，在我们看来，凡是那种足以刺激无论个人的以及集团化的农民尽可能的多耕田和收获多的粮食，对城市出卖较大额部分以便得到尽可能多的工业品的交换，我们即谓之为“等值”的。只有这种城市与乡村间的相互经济关系（列宁称之为“联盟”）能使工人国家不用暴力手段去强迫乡村实行交换。 只有从志愿的交换实行之时起，无产阶级专政才是不可动摇的。这样得到的“联盟”是贫农与城市工人最密切的政治联盟，中农的多数群众之坚决拥护，因此是国内的富农和一切资本主义分子政治上都孤立起来。这样得到的“联盟”即是说，红军将对于无产阶级专政——表示不可动摇的忠诚，又因为工业化成功和有无数的人——多半是农民做后备，苏维埃国家即能击退任何帝国主义的干涉。 如左派反对派自一九二三年以来所宣言，工业化是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前提。没有工业化的生长，无论麻布、或钉子，更不用说曳引机，都不能供给农民。但是工业化必须有如此的速度和依照如此的计划使城市与乡村间，货物的量的关系将坚定的进步，即使是缓慢的进步，工人与农民的生活标准提高。这一整个制度的安定之最先决条件，使工业化与集团化可以允许的速度受限制。 “五年计划已废止了阶级和实现了社会主义吗？”这句话是无意思的。但我们必须要问：“城市与乡村间的联盟已稳当了吗？”我们的回答是：“没有，它（五年计划）已动摇了和削弱了这联盟。”史大林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最近一次演说吹牛说有计划的集团化已超过了三倍以上。但是除官僚的吹牛家们以外，谁需要这些数字呢？集团化的统计代替不了面包。农业集团是众多，但是没有肉类与菜蔬。城市没有东西吃。因为工人挨饿而工业败坏。城市与农民的关系已从半志愿的经过粮食税的交换转变到强制征发，换言之，转变到战时共产主义的方法。 饥饿的工人不满于党的政策。党不满于其领导。农民不满于工业化、集团化，和不满于城市。一部分农民不满于政治制度。那一部分，我们不能知道，但在现在状况之下，很多明了这种不满只有在生长。 “有计划的集团化超过了三倍以上”！但这正是不幸的所在。被强迫组成的农业集团不仅不走上社会主义，而且恰相反，因其成为农民对城市罢工之组织的形式而动摇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农民对国家隐藏粮食，或有意限制播种，走上了富农的道路。农民说：“让我自由的买卖吧”。从谁买和卖给谁呢？即是和那些出正确的价格的人，无论他是国家、私商或外国资本家，做买卖。农民为国内贸易自由之争斗，立即引到要求外国贸易独占之废除。这是五年计划的错误之选择。 史大林在其演说中给了总数目。关于这，我们在另一论文中讨论。但是在计划经济中，统计的损益结算书与经济的损益结算书之相符合，只是在计划正确时才可以。一个充满错误的计划，恰恰相反，能损害或甚至取消最大的成功。五年计划在技术与生产中已有很大的成就。但是它的经济结果异常的矛盾。就政治的损益结算来说，它表示出极大的和公开的亏损。但是政治是凝结的和集中的经济。政治是决定的。使工人与农民的联盟分裂和在无产阶级中散播不满种子的社会主义建设是诓骗的建设。任何数字都不能改变这一客观的估计。真正的结算不在新闻纸的篇幅上，而是在农民的田中，在农业集团的谷仓中，在工厂的堆栈中，在工人的餐室中，和最后，在工农的头脑中。 官僚的中派经过其一切的盘旋、迟延、跳跃，没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恰相反，增加了特米多的危险。只有懦夫才怕大声地说出这结果。事实胜于雄辩。若要与不愿意的事实争斗，我们须就其正当的名词称呼它们。我们也必须喊出那些负责的人的名子：史大林与其党羽。 为什么我们特别说特米多呢？因为他是一最有名的和最完全的历史的例。戴假面具的反革命其外表的形式与仪节仍是革命的，但国家的阶级内容则改变。在此，聪明的人将插言以表示他们的聪明说：“十八世纪的法国那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二十世纪的俄国是无产阶级革命，社会条件有大大的改变，世界形势已大有改变等等。”用这种老生常谈，任何庸俗的人可以装出异常渊博的面孔。对于我们，十月革命与雅各宾革命的分别也不是什么神秘。但这不是我们不回顾历史的理由。列宁在一九〇三年，说布尔雪维克是与工人阶级不可分离的联系着的雅各宾。那时我回答列宁，详细解释马克思主义者与雅各宾的分别。我的批评就本身说固是正确，完全不中用。不是每一反革命能与特米多相比：柯尼洛夫、高尔扎克、台里金、兰格尔都是与特米多无共同点。一切这些例子，都是资本家与地主为恢复他们的统治之争斗。这一危险为无产阶级的国家击退了。这一危险能再起么？成为独立的因素怕难成功。俄国的大资产阶级已连根地被铲除了。其残余只能在舞台上当做国外武装干涉或者特米多的尾巴才能实现。 在苏联的一切反革命运动中，以一九二一年三月的克朗斯他特的暴动（Kronstadt），在典型上最近似特米多。克朗斯他特卫军中的一切无产阶级成份为了苏维埃的建设与国内的战争被调走了：他们中间最优秀份子已经丧亡。在兵船中与在军营中剩下的只是未成熟的、半饥饿的农民成份。这些水兵中许多认他们自己为布尔雪维克，但他们不要公社，他们赞成苏维埃，但不要共产党员。这些受损害的，不满的失去耐性的农民的暴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假使小资产阶级胜利了，它在第二天将表示出其破产，它的位置只有由大资产阶级起来代替。在现在的，即是说，二十世纪而非十八世纪的状况之下，这样的代替不用几年，只消几个月，几个礼拜即够了。小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还诚实地认自己为革命，不要资本主义的统治，但必须又准备着它的统治——这即是特米多。 在苏联内只有农民能成为特米多的政权。必须农民与无产阶级的裂痕很深了，它才在这样做。乡村与城市间的经常关系之破坏，命令式的集团化，强迫没收农产品。这些使农民对苏维埃国家发生恶感，不下于一九二〇——二一年的冬季。固然无产阶级现在数量上是强些：这是工业化的成绩。但是无产阶级完全没有了一积极地、能行动的和时时警备着的党。表面存在的党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另一方面农业集团将农民组织起来，以抵抗苏维埃国家。刚开始形式的“联盟”之废止，威胁着要破坏无产阶级与农民之间的政治联盟。正在这里藏着特米多危险的来源。 我们不要这样想象事情，以为这破裂可以精确地用一种社会界限来分开，一面是农民，一面是工人。农民群众从各方面包围工人和与工人交错起来。在无产阶级自身，有数百万初从乡村出来的。最后，领导者政策的公开错误，官僚冒险主义的触礁，缺乏明了的方面，绝对窒杀工人民主主义，这一切甚至使纯正的工人接受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压迫。这是特米多危险的第二来源。 但是我们不能以为将在一面是党，另一面是农民和一部分工人二者之间的某处起划分界限。否——特米多的线将必然通过党自身。列宁在他的遗嘱中写道：“我们的党是由两个阶级支持着。正因为此，它（党）的稳定之被动摇是可能的，假使这两个阶级间协定不能存在时，党的分裂是不可免的：在这种情形下，没有手段能阻止住这一分裂（即党的——托），但是我深信这一可能还太远，这样事变的或然性太小，可无需于此时加以讨论。”列宁在那些日子确定表示说十年至二十年对农民的政策正确，将使无产阶级革命在世界上获得胜利。正因为此理由他以为——我们也一样——特米多的前途不仅很远，而且也是或然性十分小。 列宁所说的十年到二十年，已过了十年。在世界革命的范围内，共产国际所收获的是失败。无论今天的客观环境异常的顺利，共产主义，因此世界革命比列宁写他的遗嘱将还弱些。再则苏维埃的专政所寄托的两阶级中间分裂的危险异常地尖锐化了。 无论困难如何之大，国家的经济形势中没有什么不能挽救的。但是需要一件东西做挽救的工作——需要一个党。但是真正的党是不存在的。有一个在形式上包含数百万的党员与候补委员的组织。无论党员与候补党员，都没有权利。在党的紧狭范围之内事实上只有受恐怖的两党——无产阶级的和特米多的——的份子。官僚骑在它们之上。它负责经济政策错误，破坏工农联盟的责任。同时，由于它的政策，它使农民与国家互相仇视，它在政治上解除了无产阶级的武装和分裂了它。不仅仅人们的身体由一工厂漂流到另一工厂，但是在政治上，他们也没有安身之所。 假使我们假定特米多的分裂将在史大林的机关与党的右翼之间发生，这是错误的。不是的，它将在官僚机关中间发生。官僚机关中间有多少别塞多夫斯基（Bessyedovskys）和亚格贝可夫（Agabekovs）呢？（别塞多夫斯基曾任驻法使馆代办，曾帮助从党的额小组中肃清左派反对派的工作，以后他投降到反革命方面去为全世界报纸所宣传一时。亚格贝可夫被任为格别乌的职员，就职未久，即公开地攻击布尔雪维克主义，加入白党方面去了——译者）这个连明天叛变的人也不晓得。这一切都依于在官僚机关以外的力量关系。只需小资产阶级作一有力的打击，官僚的特米多主义者即马上认识出自己，跳过将他们与阶级敌人隔着的墙去。这里即是特米多危险的第三来源。 但是史大林主义者或其崇拜者中有人会说，“你没有看见中央委员会正准备清党，清去右派分子吗？这就证明史大林正采取手段反对特米多。”“不是的，”我们将回答说，“官僚的清党只是帮助特米多的工作。”新的清党和过去十年的一切清党一样，将首先是打击左派反对派和一般说来，打击有思想与最批评的无产阶级分子。无论官式的口号，“主要的危险是从右边来”——赖可夫（右派领袖——译者）现在也喊这一口号——监狱与充军地首先为左派反对派的分子所充满。还有，虽然打击落在右派身上，这些打击并不巩固党而是削弱它。在右派中除了真正特米多主义的分子外，有数十万，或者有数百万人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深刻的敌人，而是从城市与乡村的劳动群众的观点上要求修正全部的政策。这些右派的分子的政纲是混乱的。他们能一时赞助特米多，但是他们也能赞成用革命方法复活党。史大林派的官僚阻止他们了解形势。史大林派官僚用“清党”的方法首先是努力于窒塞批评的思想。这样他们只能巩固右派。 而且是谁在清党呢？在巴黎的，别塞多夫斯基领导一委员会以“清除”拉可夫斯基。让我们总不要忘记这点。在那以后，官僚机关的腐败还要厉害。我们从苏联所得的一切信都有这种悲观的声调：“没有人相信别人，个个人都怕有党员证的阶级敌人就在他的旁边。”权位活动者、冒险家、别塞多夫斯基们和亚格贝可夫们关于清党的需要比任何别人都叫得响亮。但是谁来清除党内的这些清党者呢？不是官僚机关，只是官僚专制的不可调和的敌人来清除他们。 情形是无望了吗？这种字不属于我们的字典中。争斗将决定。在无产阶级革命一方面，有许多历史的可能，消极的可能为：资本主义的可怕的摔落，帝国主义者如狂的争吵，改良主义的破产和积极的可能：布尔雪维克列宁主义者的百折不回的干部了解发展的前程，明了的前途。争斗将解决。危险已在生长与在走近——这是绝无可疑的。但是特米多的毒中也伏有解毒的因素。危险愈走近愈直接，抵抗的需要也愈强。史大林的官僚们愈丧失头脑，他们的万能愈证明只是表面的，先进工人的要求，布尔雪维克的领导的声音愈高昂。 史大林的演说——我们回到这点——是向右转的意义。他的官僚的夸大的每一辞句都是暗中承认全部“总路线”的错误，将专政领导得更走近特米多。史大林将在官僚的加倍的恐怖中用新的官僚盘旋来对待病症与危险。加倍的进行反史大林主义的斗争，乃是我们的回答。 感谢木运录入及校对
用一只手（托洛茨基，1933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用一只手 托洛茨基1933年 原载托洛茨基《俄国革命与五年计划》，刘镜园译，新生命书局，1933年7月15日出版。 译者按：干贝尔的书出版后数月，未见史大林出来否认此谈话，直到托氏此文发表后，史大林始在苏联党报上加以否认，托氏于本年一月十四日又发表一文，为“史大林之否认”，历举从前的几件事实，以证明史大林惯于在事后被攻击得不能脱身时，即毫不费力地否认自己过去的话。此文因与本书无关，故略。 苏联的国内形势，正使新的政治转变为不可免和日渐迫切，这一转变一定比以前的一切转变还要急剧。个个人都感觉到它。许多人看得清楚。立在困难与不满的焦点上的官僚的领导保守一种倔强的沉默。或者因他们（官僚）还不知走哪条路吗？或者他们宁愿对于已走的路，在其还未成为不可取消的事实之前，不做声吗？ “驱使”被欺骗的、被催眠的、和半被窒息的党不留心地走上它不愿走的路——这是史大林的策略方法。在酒的饮料中，由“干”的制度，转变到湿，从未为党所决定：官僚们为了国家收入的利益，静悄悄地继续提高轻饮料的酒精成分，百分之四到了百分之四十。史大林用同样的方法于各个领域。现在我们更需要尖锐注意于官僚使权谋，暗中正为工人群众准备新的“惊讶”。此等重要的征兆必须注意地和不信任地加以考查：假使我们顾及全盘形势，这些征兆可以使官僚领袖们在他们实现新的转变到百分之四十之前暗藏于其中很久，以后即再不能补救了。 美国著名的制造农业机器的专家干贝尔（ThomasCampbell）当了一时期的苏联的技术顾问。他回到美国以后出版了一本书：“俄国，是市场还是危险？”这本书的重要点，至少就政治上说，是关于著者与史大林作长时间的谈话的报告。这一谈话转录之真实是无可疑的，如我们将指出，不仅值得印出，而且值得人作注意的研究。 “我们做下来以后，我经过翻译对史大林君说，在我们作关于公事的谈话之前，我想对他坦白的不伤感情的说我在俄国旅行及旁的问题的心中的话。他立刻同意了，他的手动了一下，向门口一指，他的书记三步即出了屋子。我即向史大林君说：“史大林君，我很愿意你知道我在这里没有意思给你以错误的印象。我不是共产党员，我不是海乌特（BillHaywood）或爱玛、戈尔特曼（EmmaGodman）（二人一为世界产业工人的领袖，一为无政府党首领——译者）的信徒。我听见了关于你们的政府的有许多事情我是很生气的。然而我很关心于你们的农业发展，因为我是一机器农业工程师，我的大半生的努力即在于美国发展机械农业。我们今年在Montana的收成不好，而你们的政府派我的工作是有兴趣的。然而这种工作，加入不是绝对不管我的独立的政治信仰，和纯粹在商业基础上时，我是不能与贵政府成立何种工作协定的。”于是史大林君从椅子上小心地站起来，走过来，到我的椅子的这边，将我的手握在他的双手中，对我望着说：“感谢你，干贝尔君。现在我知道我能相信你。现在我知道我们能彼此相敬，或者我们能做朋友。” “他于是以手招呼我坐下，要我继续。我继续说，我们在美国听见了关于苏维埃政府的许多话很生气，如像没收财产、消灭个人权利、妇女儿童国有、不承认债务与宗教，而最重要的是我们所认为的，干涉我们自己的政府之问题。我告诉它说，无论他或他的政府，假使企图干涉我们的事情，休想得到我们的政府之友谊、合作和承认。 “史大林君立即回答说他了解这点，他也愿意同样坦白和不伤感情的一谈。他说他知道在我们的国内有这样不利的报告，和须要很多时间来解释俄国的真实状况。他不踌躇地和以使人毫不怀疑地坦白承认在托洛茨基当权时会有过普及共产主义到全世界的企图。他说这是他与托洛茨基决裂的最初原因。托洛茨基相信普遍的社会主义而他只想将他的努力限于他自己的国内。他解释说，他们没有时间和金钱去企图将世界共产主义化，纵使他们愿意这样做，而他的主要兴趣是在增进俄国人民的状况，一点也不干涉别国的政府。 “我们讨论了第三国际和讨论了苏维埃宣传的其他报告，我必须承认史大林君说服了我。现在在他或苏维埃政府官吏方面没有企图干预美国政府。我们讨论政治、经济、银行、商业，与美国的贸易、运输、农业和教育。我惊异史大林君之了解一切情形，他提醒我，我们的许多工业领袖，须要知道实际上的一切事情才能维持他们的地位。如我们听到翻译所传达的，他的字都经过很好的选择，我特别惊奇他关于美国宪法的知识。实在我之缺乏关于美国宪法的知识使我大感不安，我到了伦敦以后的第一件事，即是找一书铺去买一本。 “谈话继续到天黑了好久，因为在北方的国家，太阳落得很早。在分别时，他告诉我，翻译的人将准备一份打字机上打了的我们的谈话，二星期以后我在伦敦即接到了，署名，Stalin，附注说：“保存这一纪录，某日它将成为一历史文件。”” 这一谈话的无误是无可疑的，由其所叙述的环境即可明了。干贝尔不是那种轻浮的猎逐新奇消息的新闻记者，而是一结实的美国商人，美国的一个重要的有钱人和做机器的人。他与史大林的关系是十分亲热的。在报告谈话时，干贝尔不仅依赖他的记忆，也依赖所供给他的官式报告。最后，干贝尔的报告没有在任何地方否认过。这些事实足以从形式方面证明谈话之正确。但重要得多的是谈话在政治上能使人相信的力量，它之与谈话者的精神与他们的环境之符合。而且没有一新闻记者能想出那种双手的握手，那种最佳的描写史大林与托洛茨基的不同意见之真正实质。 这一美国人在谈话中自始至终都是忠于他自己。这一结实的有产者，因为今年的收成坏，所以越发倾向于和不敬上帝的妇女国有者做一笔好生意，将他的一双脚踏在苏维埃的桌上，半恩宠半警告的拍布尔雪维克领袖的肩膀。 没有人要责备史大林想利用与干贝尔之会晤促进与美国政府及与美国市场之协定。然而为什么这样“突然地”立起身来，用他的两手握住干贝尔的手和提议不仅“互相尊敬”而且也“做朋友”呢？这像一个与资本主义世界的代表进行生意协商工人国家的代表的行动吗？一点也没有相似的。但是它却与一小有产者在大有产者之前的卑屈的行动相似。这一读着——坦白些说——使人作呕的小事件是极有意义的：它让我们能够鉴别史大林的真正政治意识，他对待反对派的共产党员和不满意的工人们如此的坚决和无情。 十月革命十五年以后，史大林与美国的资本家谈话，俨然和米留可夫和克伦斯基在其不甚光荣的无力的联合内阁的日子与布卡南（Buccanan英国一九一七年驻俄大使——译者）谈话的声调是一样的。不仅声调而且内容也相似。布卡南极中肯的责备二月革命后当权的人说：“你们当中有人在报上和在公共会议上公开宣称应当结束的战争。”米留可夫、特雷清科和克伦斯基辩护自己说，“不是我们，是布尔雪维克们，但我们马上会结果他们。”克伦斯基安慰布卡南，用他的两首握住布卡南的手，说：“请看，列宁被驱逐得又秘密藏起来了，托洛茨基正坐在克勒斯特的监狱中。” 史大林的地位天然不同些，因为十月革命是一月革命的社会后果为基础。但是官僚的政治任务，不在于将十月革命普及于全世界，正是因为这一政纲托洛茨基才被放逐出苏联，史大林恭恭敬敬地报告给美国的有产者听。他的，史大林的，任务是在与用与美国资本家做朋友的手段，“改进人们的状况”，他愈“改进”而结果则愈糟。 或者有一位哲学家出来争论说，史大林所说的关于世界革命一类的话只是在于欺骗美国人，使其不知道他的真正意见。这又有什么错呢？值得在这点上纠缠吗？然而只有全无希望的白痴才能相信这样的解释。 首先，是否许可用这样一定会使朋友们败坏与混乱的宣言去欺骗敌人呢？因为史大林只是在全世界之前宣告，他的一排与左派反对派不同，已放弃了世界革命的理论与实际。人们为了外交的利益应当玩这类的把戏吗？甚至在外交的范围内这样的把戏一定归于可怜的失败的。一个私人的谈话，纵使它延长到日出，不够在美国的统治阶级身上起什么影响的。美国人是认真的做生意的人，他们不会让你鱼目混珠。说的话必须立在事实之上和引导到事实。史大林的宣言不是权变，也不是把戏，就其根本说，这是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之后果。这是为近几年的全部政策所准备的。在近的将来，它或者成为新路线的学说，官僚们正在日益直接地走上这一新路线，因为他们的盲目和他们的失败。 我们能真正忘记，苏维埃政府出乎大家意料的赞助凯洛格的非战公约的事实吗？史大林的理由，而且只是为供给国内宣传的理由，是说：纵使凯洛格公约不怎样澈底，然而它总算是前进的一步。苏联的外交自不是一点要将它所想的件件事都高声的说出来。然而它不能做任何种的宣言帮助敌人欺骗工人和减弱他们的戒备，否则这是自掘其立脚的基础。凯洛格公约不是走向和平的一步，而是一切帝国主义土匪中最强大和最危险的土匪的外交的假面具。事情远不止李维诺夫（苏联外交总长——译者）最近赞助美国的“部分解除军备”的提议。苏联的报纸在这关系上不揭破胡佛的要求，而是揭破那些不赞同它的帝国主义者。然而胡佛的提议，正和凯洛格公约一样，目的既非在解除军备，也不在避免战争，而在将操纵战争与和平之权集中于美国的手中。为将来的战争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准备顺利的出发点，这是美国帝国主义者的唯一任务。假使苏联的外交不能公开表示其意见——我们则认为不然——那么报纸上应当说出来，但是当受史大林暗示的外交“用一只手”抓住胡佛与凯洛格的提议时，苏联外交正在欺骗世界无产阶级和削弱苏联国家。在阿姆斯特丹的中派的行动完全以大部份是诚实的和无论如何还植根于群众中的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为基础，在日内瓦他们在“左边”与帝国主义的和植根在银行与托拉斯中的伪和平主义想携手。在关于战争的问题，不肖门徒们公开地和示威地与列宁主义的革命传统决裂。他们的直接目的是在赢得美国资本之信任。克里姆林宫的夜中谈话，是日内瓦苏联代表的演说的不可少的评注。 然而外交不能竭尽此问题，而且外交不能算是第一等的重要。共产国际放在什么地方去呢？共产国际有四年半没有开过大会，谁也不知什么时候，或是否还要召集大会。史大林竟腾不出一点时间来出席于共产国际执委的全体会议，将领导交给那些他们自身即需要领导的人们。这不是有意表示其对共产国际之不尊敬吗？这不是表示不仅在与美国有产者的谈话中，而且在实际上史大林已完全放弃了世界革命的政策吗？他并没有欺骗干贝尔。他只是以稀有的坦白叙述实际存在的情形。还有另一问题，即最主要的问题，在史大林与干贝尔的对话中明亮地被发挥了，即是一国社会主义的问题。不顾一切半生不熟的预言，五年计划并没有增加苏联的经济“独立”。恰恰相反，工业化的进展扩大了与加深了苏联经济对世界经济之依赖，也就是他们中间的相互依赖。 史大林的双手握手和他对美国资本之尊重指出左派发对派，最后分析起来也不过是苏联对世界市场之经济依赖的政治表现。这一“表现”之屈辱性质是为一处在极高位置的，但终究是一小资产阶级的官僚的心理来决定。伟大事变永久是发觉他没有准备。 史大林一派愈背向世界革命时，它将愈感觉对世界资本之依赖，它将“用一双手”更战栗地抓紧世界资本。史大林的握手，不仅是一象征性的行动——它几乎是一政纲。当他无思想地和坚决地诬蔑反对派努力于将苏联工业移交于外国资本时，史大林是明显地准备着国际的以及国内的政治路线之改变。 官僚被夹在钳子中时，他能从事于任何的冒险，连叛变的冒险也在内。盲目地信赖他，即是做叛变的附属品。今日比任何一天都要紧，我们有注视史大林在国外政治关系的范围中行动的义务，不仅不倦的注意，而且要尖锐的不信赖。 防备着！准备着！ 感谢木运录入及校对
托洛茨基1933-1935手稿——关于列宁，辩证法和进步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1933-1935手稿——关于列宁，辩证法和进步主义 托洛茨基1933-1935手稿 ——关于列宁，辩证法和进步主义 英文译注：菲利普·庞珀PHILIPPOMPER俄文注释：尤里·费尔什廷斯基YURIFELSHTINSKY 翻译：司机、放翁、第一星际校对、译注：第一星际 中译者序 鸣谢 简介 托洛茨基手稿1933-1935 笔记本Ⅰ 笔记本Ⅱ 附录 辩证法和演化论 动机:与马克斯·伊斯特曼的争论 托洛茨基的经历与辩证法第一定律 译后记 《保卫马克思主义》的预见：托洛茨基手稿
托洛茨基：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对哥本哈根社会民主党学生之演讲）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对哥本哈根社会民主党学生之演讲） 托洛茨基 说明：《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由刘仁静于1930年代译出（译者署名为“刘镜园”），最早收进《俄国革命与五年计划》书中，作为第一篇。 我亲爱的听众： 让我于开始时表示诚实的歉意，因我不能用丹麦语在哥本哈根的听众前面演说，我们不必问听众是否会受损失。至于就演讲者本人来说，他的不懂丹麦文使他没有可能直接了解斯堪的纳维亚的生活和用原文读斯堪的纳维亚的文学，这是一大损失。 我所恃以传达意见的德文是丰富而有力的。然而我的德文程度颇属有限，而且要讨论复杂的问题，只有用本人母语才有所需的自由。所以我必须预先请听众原谅。 我第一次到哥本哈根是参与国际社会党大会，我所带走的是贵城市的最可爱的回忆。但那是二十五年以前。在那以后，在松德峡（Ore-Sund）和在峡湾（Ejords）中的水已有不少改变，而且不仅是海水有改变。战争打断了旧的欧洲大陆的脊梁。欧洲的河海已洗去了不少的血。人类，尤其是欧洲的人类，已受过严重的考验，已变得更忧郁与更残酷。每一冲突都变得更激烈与无情了。世界已走进大变化的时期。其最极端的表现便是战争和革命。 在我开始讲我的本题，俄国革命以前，我认为我应该对于这一会议的组织者，即哥本哈根社会党的学生团体，表示谢意，这是一政治的反对者之感谢。自然，我的讲演是为了历史科学的而非政治的目的。我要从一开始着重这点。但是我们不能在说到产生苏维埃共和国的革命时，没有政治的立场。我现在讲演时与我过去参加革命事变时，是在同一的旗帜之下。 大战以前，布尔雪维克的党是属于社会民主党。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德国社会民主党投票赞成战争借款，将这种联系一下子便永久的断绝了，以后即开始了布尔雪维克主义反对社会民主党的，不断的与不可调和的斗争时期。但这是否说这一集会的组织者请我讲演是做错了呢？关于这一点，听众只能在我讲演之后下判断。为了说明我之接受此可感的邀请来做关于俄国革命的报告之正当，让我指出以下的事实，即是在我三十五年的政治生活中，俄国革命问题是我的兴趣和我的行动之实践的和理论的中心。我住在土耳其的四年主要是致力于俄国革命问题之历史研究。或者这一事实给我以某种权利，希望我至少能部份地帮助不仅朋友和同情者，而且帮助反对者更多了解他们从前所未注意的特点。无论如何，我的讲演的目的是：帮助了解。我不想为革命进行宣传和劝你们加入革命。我想解释革命。 我不知道在斯堪的纳维亚的神庙中有否一司叛乱的女神！不见得有罢！无论如何我们今天将不要她的眷顾。我们将置我们的讲演在Snotra，即司知识的老女神之标识下。虽然革命之为热情的戏剧乃是一活的事变，我们将努力如解剖学家一样的冷静地研究它。假使讲演者因为这样而干燥些，让我们希望听众注意及这一点。 让我们从一些浅近的社会学的原则开始，无疑地你们都知道，但我们在研究像革命那样的复杂现象时，必须在记忆中将这些原则温习一下。 人类社会的历史起源于合作，这是在为生存和为传种的斗争中所需要的，社会的性质为它的经济的性质所决定。它的经济的性质是为它的生产劳动的数据所决定。 在生产力发展中的每个大时代，即有一与之相符合的确定的社会制度。每一社会制度，直到现在为止，都是将极大的利益，给予统治阶级。 从以上所说的，我们可以明了每一社会制度不是永久的。他有历史的起源，以后成为对于进步的束缚。「凡是兴起的都应当毁灭」。 但是没有统治阶级自愿地或和平地让位。在生死攸关的问题上，基于理智的辩论，永不能代替实力的辩论。这或者是可惋惜，但事实是如此。这一世界不是我们所造的，我们只能就它现在的这样来认识它。 一．革命的意义 革命即是改变社会制度的意义。它将政权由一个枯竭的阶级之手移转于正在兴起的别一阶级之手。暴动是两阶级为政权争斗的最尖锐与最紧张的时机。暴动只有依靠进步的阶级（这一阶级能团结压倒的大多数人民于其周围）时，才能达到革命的真正胜利和建立新秩序。 革命与自然行程不同，她是人所干的，靠人力干出来的。但是在革命过程中，人也是受社会状况的影响而行动，这状况不是他们所自由选择的，而是从过去传下来的，它强制地指出人所必须走的道路。因这理由，也只因这理由，革命必然遵守某一些法则。 但是人类意识不仅被动地反映它的客观状况。它惯于对客观状况作积极的反应。有些时候这一反应带有一种紧张的、热情的和群众的性质。公理与强权之间的障碍被摧折了。群众之积极干涉历史的事变，事实上，是革命的最不可少的要素。 但即使是最激剧的活动也能停在示威或叛乱的阶段，而不升到革命的高度。群众的暴力必须达到推翻一阶级的统治和建立别一阶级的统治。只有那时候才是一整个的革命。一个群众的暴动不是人们高兴即可以在任何时候能唤起的孤立行动。它是在革命发展中，为一客观所决定的原素，正和革命也是社会发展中客观所决定的行程一样。但假如暴动的必要条件已经存在，人们不能仅仅消极地张着嘴等待，如像莎士比亚所说的，「在人事中有一种浪潮，假使在其高涨时跟随它即可引人发财。」 为扫除已过时的社会制度，进步的阶级必须了解它的时机到了，即以夺取政权为自己的任务。由这里开始是自觉的革命行动的领域，先见与计算要和意志与勇敢结合在一起。换言之，由此处开始便是党的行动的领域。 革命的政党团结进步的阶级之精华。假如没有一个政党能在环境中间随机应变，估计事变之进展与韵律，早些获得群众的信任，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这是暴动与革命中客观的与主观的因素之相互关系。 二．十月革命之原因 在有思想的人的心中，十月革命提出了那些问题呢？ 1.这一革命是何以并如何发生的？更具体些说，何以无产阶级革命在欧洲的一个最落后的国家胜利了呢？ 2.十月革命的结果是甚么？ 3.十月革命经得起考验吗？ 第一问题、关于原因的部份，现在可以多少详尽地回答它了。我已企图在我的「革命史」中详细的回答它，此地我只能说出最重要的结论。 在旧日沙皇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中，无产阶级第一次获得政权的事实，最初看来似乎是神秘的；实际它与历史的法则完全符合。人们是能预言它的，而且也有人预言过它。更有甚者，基于这一事实的预言，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决定的事变之前好久，建立起了他们的战略。 最初与最一般的说明是：俄国是落后的国家，但只是世界经济的一部份，只是资本主义世界系统中之一原素。在这意义上说，列宁已用这一金玉的公式打破了俄国革命之谜，「锁炼在最弱的一环破裂」。 一个粗略的说明：大战为世界帝国主义矛盾之结果，他将许多发展阶段不同的国家卷入漩涡，但对于一切参加者均作同样的要求，很明了的，战争的负担，对于最落后的国家更其不可忍受。俄国是第一个被迫脱离战场的。但是要退出战争，俄国人民须推翻其统治阶级。这样，战争的锁炼在其最弱的一环破裂。 再者，战争并不是像地震一样的，从外面来的灾难，而是如老克劳则维次（Clausewitz）所说，是政治用别的手段之继续。在最近一次战争中，帝国主义系统在和平时代的主要倾向只是表现得更加粗野。一般的生产力愈高，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愈紧张，对抗愈尖锐，军备竞争愈疯狂，如此则对于较弱的参加者愈困难。正因这理由，落后国家在崩溃之顺序中占第一位。世界资本主义的锁链永久是倾向于在其最弱的一环破裂的。 假使，由于例外的或异常不顺利的环境之结果──让我们说，外来的军事干涉成功，或苏维埃政府犯了不可挽救的错误──资本主义又在这无限广阔的苏维埃领土之上兴起了，与他在一起必然也兴起它的历史的不合宜，这样的资本主义，其自身将很快成为那些引起一九一七年爆裂的同样矛盾的牺牲品。假使俄国身上没有怀着革命的孕，就不会有策略的药方能唤起十月革命性之存在。革命党就其最后的分析说，只能尽产婆的作用，他不得不诉之于剖腹产子的手术。 有人或者会回答说：「你的一般意见固可以适当地解释，旧俄国何以必须有触礁之厄，因为它是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和在贫穷的农民头顶上加以寄生的贵族与腐败的帝制的国家。譬喻这是锁链在其最弱一环的破裂，还不能提供解释真正的谜的钥匙：社会主义革命如何能在落后国家胜利呢？历史上尽有这样的例子，旧的阶级崩溃，可是找不出进步的继承者来代替它们，于是国家与文化也衰败了。旧俄国的崩坏，在第一眼看来，多半应当将国家变为资本主义的殖民地，而不是变成社会主义的国家。」 这一反对意见是极有趣的。他直接引我们到整个问题的中心。然而这一反对是错误的；我可以说，它缺乏内在的均衡。一方面，它从夸大俄国之落后的概念出发；另一方面由于在理论上错误地了解一般历史落后的现象。 生物，连人在内，自然依他们的年龄通过相似的发展阶段。一个常态的五岁儿童的重量，身体各部的大小和内部的器官是有一种相称的。但当我们研究及人的意识时，情形就不同。心理学与生理学、解剖学相反，无论其为个人的或团体的心理，其特色是异常的吸收力、伸缩力与富于弹性；这即是人之超过于其动物的最近亲属如猿类的高贵禀赋。富于吸收性和弹性的心灵为历史进步的必要条件，对于所谓社会的「有机体」（Organism）（与真正的生物的有机体不同）的内部结构赋予以异常的可变性。在民族与国家（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国家）的发展中，既没有甚么相似性，也没有甚么整齐性。不同阶段的文化，甚至是相反的两极的文化，在同一国家的生活内彼此相接近并相互错综。 让我们不要忘记，历史的落后性是一相对的概念。既有落后的与进步的国家，即有彼此之间的相互影响，即有进步国家对于落后国家之压力，落后国家即有赶上进步国家的需要，借用他们的技术、科学或其它。这样即产生了综合的发展之形态：落后的诸特点，与世界的技术与世界的思想之最新的发明相结合。最后，历史上落后的国家，为了脱离他们的落后状态，常常被迫要跑到各国的前面。 社会意识之伸缩性，使它在某些条件下，能在社会领域内完成在个人心理学中所称为的「克服自卑意识」的结果。在这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十月革命是俄国人民用以克服他们自己低劣的经济和文化的英勇手段。 但是让我们不要谈这些历史哲学的，或者有点太抽象的原则，而以具体的形式提出同样的问题，即是，在活的经济事实之剖面图中提出问题。俄国的落后在二十世纪之初表示得最明显：工业比较起农业来，城市比较起乡村来，无产阶级比较起农民来，在国内都占很小的比例。整个来说，这是全国劳动生产率之低下。我们只须说，在大战前夕，当沙皇的俄国达到了其幸运之顶点时，全国的收入比美国低八倍至十倍。这是在数字上表示出来的它的落后之广度，假使我们对于落后也可以用广度两字。 同时，综合发展的法则，在经济领域中，每一步，无论是在简单和复杂的现象中都表现其自己。俄国在几乎没有官道时就被迫修铁路。没有经过手工业与制造业的阶段，直接过渡到机械化的生产。跳过中间阶段是落后国家的命运。 当农民的农业停在十七世纪的水平时，俄国的工业，假如不是就范围，至少就形态说，立在进步国家的水平上，并在几方面跑过它们的前面。我们只需说，美国有一千以上雇员的大企业，所用工人共占产业工人全数不到百分之十八，而在俄国则占百分之四十一以上。这一事实与对于俄国经济落后的习惯的概念是很难调和的。但另一方面，它不能驳倒有关落后的说法，而是辩证地补足它。 俄国阶级的结构表示出同样的矛盾性质。欧洲的财政资本将俄国经济迅速地工业化。由此工业资产阶级带有大规模资本主义的和反民众的性质。而且外国的股票所有人住在俄国以外，另一方面，工人则自然是俄国人。所以在数量很弱的，没有民族根基的俄国资产阶级之前，立着一较强的无产阶级，在人民深处有其强固的根基。 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更为以下的事实所促进，即是俄国为一落后的国家，在其被迫赶上其对手时，无论在社会和政治方面都没有来得及变成保守的。欧洲的实际也是全世界的最保守的国家，而且大家认为是正确的说法──正是最老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最没有保守主义的欧洲国家，多半即是俄国。 但是幼稚的、新鲜的、坚决的俄国无阶级还只构成国民的极少数。它的革命力量之后备军在无产阶级自身之外，即在生活在半农奴状况的农民与被压迫的民族中。 三．农民问题 革命的底层是土地问题。旧的封建帝制制度，在新的资本主义剥削的情形下，变得加倍的不能忍受。俄国农民的耕地约有一亿四千万俄亩，但是三万大地主，平均所有约在二千俄亩以上的，共有七千万俄亩，即是说，和一千万农户，或五千万农民人口所有的一样多。这些土地所有的统计，构成农民暴动的现成的政纲。 贵族波科尔金于一九一七年写信给最后一次的市议会议长劳强可爵士说：「我是一地主，我想不出何以我必须失去我的土地以供社会主义学说的试验。」但是革命的任务正是在完成统治阶级所想不出的。 一九一七年的秋季几乎全国成了农民暴动的舞台。旧俄的六百四十二省中，有四百八十二省即百分之七十七受这运动的影响。乡村的焚烧之火照耀着城市暴动的战场。 但是农民反对地主的战争──你们将回答我说──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而非无产阶级革命的一典型原素。 绝对的正确，我回答──过去的确如此。但是资本主义社会在历史上落后国家之不能生存，正为这事实所表示，即农民暴动不能推动俄国的资产阶级前进，而是相反地推动他们走进反动的阵营。假使农民不愿意完全破产，则他除了与工业无产阶级携手以外没有别的道路。这两个被压迫阶级之革命的携手，是为列宁的天才所预见，并为他在很久以前所准备的。 假使资产阶级能勇敢地解决土地问题，俄国无产阶级在一九一七年显然不能拿到政权。但是贪婪和怯懦的俄国资产阶级，出现在舞台上太迟，出现以后，很早就衰老了，不敢举起手反对封建财产。因此它将权力交给了无产阶级，并连带将处分资产阶级社会的命运的权利交给了它。 所以，为了苏维埃国家之能诞生，必须两个历史性质不同的因素合作：农民战争，即是成为资产阶级发展黎明期的特征的运动，和无产阶级暴动，即是宣告资产阶级发展的衰落的运动。这便是俄国革命的综合性质。 一旦农民之熊以它的一双后足站起来时，它的愤怒是极其可怕的。但是它不能给它的愤怒以自觉的表现。他需要一个领袖。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暴动的农民在无产阶级身上找着了忠实的领袖。 四百万产业和运输工人领导了一万万的农民。这是革命中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自然的和必然的相互关系。 四．民族问题 无产阶级的第二个革命后备军为被压迫民族所构成，他们的大部份也是农民。与俄国的历史的落后紧相连系着的是国家发展的广袤，它从莫斯科的中心扩张到外围，像脂肪的斑点一样。在东方它奴役比它更落后的民族，以它们为基础，以便窒息西方的更发达的民族。在七千万主要的大俄罗斯人口之外，逐渐加上了「别的民族」共九千万人。 帝国即是这样兴起的，在其成份中，统治的民族只占百分之四十三，其余的百分之五十七是文明的程度与法律上被剥夺的程度互不相同的各民族。民族的压迫在俄国比在邻近国家──不仅西方边境以外的国家，而且也是东方边境以外的国家──要无比的粗野些。这给民族问题以可怕的爆炸力。 俄国的自由资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以及在土地问题上的主张，都不外在压迫的与暴力的制度中做些改良。密留可夫和克伦斯基的「民主」政府，反映大俄罗斯资产阶级与官僚的利益，他们在存在的八个月中，只是加速自己在不满的民族中这样的印象：「你们要得到甚么，只有用暴力去夺取。」 列宁早已注意离心力的民族运动发展之必然性。布尔雪维克的党，若干年来都为民族自决权，──一直到完全脱离的权利──作顽强的斗争。只有这一在民族问题上勇敢的立场，俄国无产阶级才能渐渐获得被压迫民族的信仰。民族独立运动以及农民运动必然变得反对官式的民主主义，巩固无产阶级，并流入十月剧变之主流。 五．不断革命论 这样，历史上落后国家发生无产阶级革命之谜，失去了其神秘之罩。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早已在事变前好久，预言了革命的前途，和年轻的俄国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请允许我在此引述我自己在一九零五年的著作之一段： 「在经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能比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早些得到政权…… 「俄国革命创造出一些使政权能够（假使革命成功则必须）转移于无产阶级的条件，甚至于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没有得到机会充分展开其统治才能以前。 「农民最基本的革命利益的命运……与整个革命的命运连系在一起，即是说，与无产阶级的命运连系在一起。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将在农民之前表现其为解放农民的阶级。 「无产阶级以国民的革命代表，以人民在与专制主义和农奴制野蛮主义斗争中公认的领袖资格加入政府。 「无产阶级政制，将从一开始，即主张解决与俄国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命运有关的土地问题。」 我冒昧地引了这些话以证明我今日所呈献的十月革命理论不是偶然的仓卒编制，不是事后在事变的压力下造出来的。不是的，就其政治预测的形式说，它在十月革命之前有好久。你们一定同意，理论之有价值，只因其帮助人预见发展的行程和有目的地去影响它。一般的说，这是马克思主义作为辨别社会与历史的方向之最可贵的武器的地方。我很可惜因讲演的有限时间，不许我大事发挥以上的引语。所以我简略地概括一下从一九零五年开始的全部著作，即可以满意了。 依照其直接任务说，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但是俄国资产阶级是反对革命的，所以革命的胜利只有成为无产阶级的胜利才有可能。但是胜利的无产阶级将不停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纲，它将走到社会主义的政纲。俄国革命将成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第一阶段。 这即是在一九零五年我所提出的不断革命的理论，此后即在「托洛次基主义」名义下被人们最严厉地批评。 更精确些说，这只是这理论的一部份，其另一部份特别适合于现在时机的，是说： 现在的生产力之增长早已超过了国家的界限。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在国家的界限内成立。无论孤立的工人国家的经济成绩如何大，「一国社会主义」的纲领终归是小资产阶级的乌托邦。只有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欧洲联邦，以后是世界联邦，才是谐和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园地。 今日，在事变的证验以后，我更看不出放弃这一理论的理由。 六．布尔雪维克党 有了以上所说的话，我们还值得提及一个法西斯作家马拉巴特（Malaparte）吗？他把离开战略而独立的策略的想法归之于我，据说这种策略相等于一堆暴动的技术方法，可以应用于一切经度和纬度。幸而，这一不幸的政变论家的名字使我们很容易将他与政变的胜利的实行家分别出来；所以没有人会冒将马拉巴特与邦拿巴特（Bonaparte）混合的危险。（注） 注：按此处系名词游戏。邦拿巴特即拿破仑，法文原意为好运气，而马拉巴特则原意为坏运道。──译者 没有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的武装暴动，苏维埃国家将不能存在。但是暴动自身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十月革命必须有一系列历史前提。 一．旧统治阶级──贵族、帝制、官僚之腐朽。 二．在人民群众中没有生过根的资产阶级之政治软弱。 三．农民问题之革命性。 四．被压迫民族问题之革命性。 五．无产阶级之重要的社会份量。 在这些有机的先决条件之外，我们必须加上某些最重要的当时形势的条件： 六．一九零五年革命是一伟大的学校，或者照列宁的话说，是一九一七年革命的预演。苏维埃之为革命中的无产阶级联合战线的不能代替的组织形式，是第一次在一九零五年创造出来的。 七．帝国主义战争将一切矛盾尖锐化，将落后群众从他们的消极状况中拯拔出来，这样准备了大规模的巨变。 但上述一切条件，在造成革命的爆发上是十分充足的，却不足以保障无产阶级的革命胜利。为这一胜利更需要一个条件： 八．布尔雪维克的政党 当我列举这条件为这一串中最后的条件时，我只是因为它跟随逻辑秩序的必要，而不是在重要的次序上认其为最次要的。 我完全不是这样想。固然，自由资产阶级能不参加斗争而取得政权，且不止一次的这样取得了政权，它有攫取胜利的机体，这些机体异常适合于这目的。但是工人阶级的地位不同，他们长久是习于「予」，而不习于「取」。他们劳动，尽可能地长久忍耐、等待希望，接着失去了他们的忍耐，起来争斗，然后是死亡，将胜利交给别人。他们为人所叛卖，于是垂头丧气，又埋首劳动。这是人民群众在一切政制下的历史。为了稳固而确实地把政权拿到自己的手中，无产阶级需要一个政党，其思想之明了和革命的坚决要比别的政党超越多多。 布尔雪维克的政党曾不止一次地并完全适当地被人描写为人类史上最革命的政党，它是俄国近代史的活的结晶，俄国史中一切活的东西都在里面。推翻沙皇早已成为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为解决这一任务所需要的力量还不够。资产阶级害怕革命，知识分子想使农民站起来。农民不能将自己的贫苦与他的目的概括起来，不理会知识分子向他的呼吁，知识分子以炸弹武装自己，在这斗争中烧掉了一整代的人。 一八八七年三月一日，亚力山大．乌利扬诺夫进行了最后一次大恐怖阴谋。暗杀亚力山大第三的企图失败了。乌利扬诺夫和别的参加者被处了死刑。以化学制成物来代替革命阶级的企图触了礁。甚至最英勇的知识分子，没有群众，也算不了甚么的。在这些事实与结论的印象之下，乌利扬诺夫的兄弟，以后的列宁，长大起来，这是俄国历史中最伟大的人物。即在他的幼年时，他即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并面向无产阶级。他一刻也不忽视乡村，他接近农民的道路是经过工人。他从他的革命前辈承继了他们的坚决，承继了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和他们的愿意斗争到底。列宁早年即成为新时代知识分子与先进工人的老师。在罢工与街头战斗中，在监狱与充军地，工人们受到必需的锻炼。他们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探照灯，在专制主义的黑暗下照耀他们的历史道路。 一八八三年，在亡命者中发生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小团体。一八九八年的一次秘密会议，宣告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我们在那些日子都称自己为社会民主党）。一九零三年发生了布尔雪维克与门雪维克的分裂。一九一二年布尔雪维克的小组织最后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 它学习了在斗争中，在十二年的伟大事变中（一九零五──一九一七）认识社会的阶级结构。它教育了干部能出主意，又能服从。它的革命行动之纪律是基于它的学说之统一，基于共同斗争的传统，和基于对它的已证验过的领导之信仰。 这是一九一七年时党的情形，它为官式的「舆论」所轻视，知识分子报纸如打雷一般的攻击它，它使自己适应于群众的运动。它坚固地将工厂与军营中的力量保存在自己的手中，农民群众愈益倾向它。假使我们了解的国民不是有特权的头目，而是大多数的人民，即是说，工人与农民，则布尔雪维克主义在一九一七年的进程中，是一真正的俄国国民的党。 一九一七年九月，被迫藏匿起来的列宁，发出信号：「危机成熟了，暴动的时间走近了。」他是正确的。统治阶级在战争、土地与民族解放的诸问题方面都走进了死巷。资产阶级最后丧失了它的头脑。民主的政党──门雪维克与社会革命党──将群众对于它们所残余下来的一点信仰都浪费于拥护帝国主义战争，浪费于和资产阶级与封建财产所有者无效的妥协与让步。已觉醒的军队再不要为帝国主义的异已的目的而战争。不顾民主派的忠告，农民们纵火把地主从庄园里赶出去了。在边区的被压迫民族起来反抗彼得格勒的官僚。在最重要的工兵苏维埃中，布尔雪维克都占上风。工人和兵士们要求行动。溃疡是成熟了，它需要开刀一割。 只有在这些社会与政治的条件下，暴动才是可能。而且这样它也变成不可免。但是我们不要玩弄暴动。正如用刀的医生一不留心即应倒霉。暴动是一种艺术。它有它的法则与规则。 党以冷静的计算和火热的坚决实行了十月暴动。由此它几乎没有牺牲而获得胜利。布尔雪维克经过苏维埃的胜利，得以领导占地球六分之一的国家。 我假定现在听讲诸君的多数，在一九一七年时还完全没有从事过政治。这更好。在青年人的前面会有许多有趣的虽非很容易的事情。但在座的有老一代的人，一定记得布尔雪维克的夺取政权被人如何看待：当作奇闻，当作一次误会，当作一件丑事，最普遍是当它为一梦魇，在黎明的头几道光线发出时，一定会消失不见的。布尔雪维克将维持二十四小时、一礼拜、一个月、一年。时间须不断延长。……全世界的统治者武装着自己以反对第一个工人国家，国内战争被挑动起来，干涉以后继以干涉、封锁。这样过了一年又一年。然而在此期间历史已登记了苏维埃政权十五年的存在。 七．十五年的苏维埃政制 反对者会说「是的，十月的冒险已表示它比我们许多人所想的结实得多。或者那也不是甚么冒险。然而以下的问题仍然保存其力量：用这样的高价完成了甚么？布尔雪维克在革命之前夕所宣告的那些耀人眼目的任务已完成了没有？」 在我们回答这些想象的反对者以前，让我们说：问题本身并不新鲜的。恰恰相反，它紧跟着十月革命的脚跟，从它的诞生日起即已发生。 法国新闻记者阿涅在革命时正在彼得格勒，早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写道： 「最高纲领派（法国人那时称布尔雪维克的名称）已取得了政权，伟大的日子终于到来了，我向自己说，我会看见对于我们应允了这多年的社会主义乐园将实现。……多令人羡慕的的冒险！有幸目睹它又是多么得天独厚！」如此类推，在这种讥讽的恭维之背后有如何诚实的愤恨！在冬宫被攻下的那天早晨，反动的新闻记者赶快去订一张票，准备进社会主义乐园。革命以后又过了十五年。我们的敌人们更不客气地表现恶意的喜悦，因为苏维埃国家，即在现在也不大像一般人都有幸福的园地。为甚么要革命和为甚么牺牲呢？ 亲爱的听众们！我觉得苏维埃制度的矛盾、困难、错误与需要，我明白得并不比别人坏。我个人无论在文字与演说中从未隐藏过。我过去相信，现在仍是这样的相信，革命的政治和保守的政治不同，不能建立在隐瞒上，「是怎样即说出怎样」，必须成为工人国家的最高原则。 在批评中以及在创造的活动中，看到前途是必要的。主观主义是一个坏顾问，特别是在大问题中。时间观念必须与任务而不是与个人的幻想相称。十五年！在个人的生命中这是如何长的时间！在那一时期，我们的一世代有不少人进了坟墓，活着的也加了无数的斑白头发。但是这同一的十五年──在民族的生命中是如何微不足道的时间！只是历史时计上的一分钟而已。 资本主义在与中古时代斗争中需要数世纪以维持自己，以提高科学与技术的水平，建造铁路，扩张电线。以后呢，人类为资本主义投入战争与危机的地狱中。但是社会主义的敌人，资本主义的拥护者，只许社会主义以十五年时间去在世界上建立天堂和一切现代的设备。我们从未承担这种责任。我们从未定出这样的时期。大变化的行程必须用与它相合的尺度来量它。我不知道社会主义的社会是否像圣经上的天堂。我是怀疑的。但是苏联现在还没有社会主义。在那里盛行的情形是过渡的情形，充满了矛盾，肩荷着过去遗产的重负，并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的压迫之下。十月革命已宣告了新社会的原则。苏维埃共和国只表示出其实现的第一阶段。爱迪生的第一个电灯是极坏的。我们必须知道如何在第一次社会主义建设的错误与过失中辨别其将来。 但是那些落在活人身上的不快乐呢？革命的结果能解释其所引起的牺牲之正当吗？这是一无结果的问题，彻头彻尾是修词上的问题（即根本不需要答复的──译注）；好像历史的行程可以允许我们作会计的损益计算书！鉴于人类生存的困难与痛苦，我们也可以同样问：「人生出来是合算的吗？」海涅对于这问题回答说：「只有蠢材等着回答……」。这些愁绪不能阻碍人类之被生与生产。甚至在无比的世界危机的这些日子，幸而自杀也只构成不重要的百分数。但是民族从没有诉之于自杀的。当他们的负担不能忍受时，他们从革命中找出路。此外，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牺牲者表示愤怒的又是谁呢？往往是那些为帝国主义战争的牺牲者开路，讴歌大战，或至少，是那些迎合战争的人们。现在也轮到我们问：「战争是值得的吗？它给了我们甚么？他教训了我们甚么？」 反动的历史家泰因（HippolyteTaine），在他的反对法国大革命的十一卷小册子中，不无恶意的喜悦地描写法国人民在雅各布布宾专政及以后诸年的痛苦。最坏的是城市的下层阶级，平民们，他们是无套裤汉（Sansculottes），为了革命，牺牲了他们的最好分子。现在他们和他们的妻子整个冬夜在面包坊门口排班，回到自己的炉火已熄的家庭去时仍是空手。在革命的第十年，巴黎比革命开始以前还要穷些。泰因用小心选择的，人工地拣出的事实，作为他对革命作死刑宣判的理由。看呵！贫民要做专政者，他们却降落在贫苦的深渊！ 我们很难想象比这更平庸的道德说教。首先，假使革命将国家陷于贫苦深渊，我们主要应当责备那些逼人民起来革命的统治阶级。第二，法国大革命并没有在面包坊前的饥饿队伍中耗竭自己。整个的近代法国，在许多方面，连整个的近代文明都是由法国革命的浴血中生长出来的。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在国内战争过程中，牺牲了五十万人。这些牺牲是值得的吗？ 从美国奴隶所有者，和与他们在一伙的英国统治阶级的观点看来，是不值得的。从黑人或从英国工人阶级的观点看来，是绝对值得的！从全人类发展的观点看来，这是毫无可疑的。现在的美国以及其无限的实际创造力，它的合理化的技术，它的经济的奋发有为，都是从六十年代的国内战争产生出来的。在美国这些成绩之上，人类将建设新的社会。 十月革命比其任何前辈要更侵入到社会的神圣事物之最神圣的中间去──即侵入社会财产关系中。因此它所需要的时间要更长些，以便在生活的一切领域中显示革命之创造的后果。但是革命巨变的一般趋势已明了：苏维埃共和国没有任何理由在它的资本主义的控告者之前低头和说道歉的话。 从人类发展的观点上估量新制度的价值，我们必须先回答：「社会进步如何表现其自己？我们如何测量它？」 八．「十月」结算 以最深的、最客观的和最不可争的标准说，进步能用社会劳动生产率之生长来测量。从这一观点，经验已对十月革命作了估价。社会主义的组织原则在历史中已第一次表现其能力，能在短时间内在生产中记录空前的结果。 俄国工业发展的曲线表现在粗制的指数中如下；以大战前一年一九一三年为一百。一九二零年，国内战争最高点的一年，也是产业中最低点的一年，只有二十五，即占战前生产的四分之一。一九二五年增至七十五，即战前生产的四分之三；在一九二九年约二百，一九三二年约三百，换言之，即三倍于大战之前夕。 若使用国际指数，整个图象更为显着。由一九二五到一九三二年德国的工业生产已降落了一倍半，美国降低了两倍，苏联则增加了四倍。这些数字足以说明自己。 我没有意思否认或隐藏苏联经济弱的一面。工业指数的结果异常受农业不顺利发展的影响，换言之，即受那根本还未上升到社会主义方法的领域影响，而这领域未经充足的准备即官僚地而非技术地被引到集体化路上了。这是一大问题，但已超出了我的讲演范围之外。 以上所引的指数需要另一重要的保留。苏维埃工业化的无可争论的、而且就自己说是最好的结果，需要从经济的不同成分之互相配合，他们的动态的平衡，以及由此而生的生产能力的观点，再来一下经济的复核。在这方面，大困难，甚至于挫折，是不可免的。社会主义并不是从五年计划中一产生出来，即已有了完成的形式，像敏诺华（Minerva）从朱庇特（Jupiter）的头上出来，或维纳斯（Venus）（注）从海的泡沬中出来一样。在社会主义以前需要有几十年的坚毅工作，错误，纠正和重整。此外我们不要忘记社会主义建设依其本来性质言，只能在国际的战场上达到完成。但纵使到现在为止的结果，在经济的损益结算上是最不顺利的，也只能表示最初计算之不正确，计划的错误与领导的错误，但完全不能驳斥在经验上已经确立的事实，即是若得社会主义方法之助，可以提高集体劳动的生产率到空前的高度。这一世界历史重要的成就，是任何人或任何物都不能从我们拿走的。 说了以上的话以后，谅已不必再花时间去回答那种抱怨，说十月革命毁灭了俄国文化。那是吵闹不安的统治王朝和时髦社会的声音。无产阶级暴动所推翻的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文明」，只是镀金的野蛮主义。俄国的人民固然亲近不到它，它也没有给人类宝库以甚么新东西。 但即使谈到被白军亡命客所痛惜的文化，我们也必须精确地提出问题──在那种意义上说它是毁灭了呢？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极少数人对于文化宝藏之独占被摧毁了。但是旧俄文明中凡属有文化价值的东西都没有被侵犯。布尔雪维克的蛮子既未摧毁心智的胜利品，又未毁坏艺术的创造。恰恰相反，他们小心地收集了人类创造性的纪念碑，以模范的秩序把它们排列好。帝制、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文化现在已成了博物院的文化。 人民热心地参观这些博物院。但他们并不生活在里面。他们学习。他们建设。十月革命教俄国人民，教沙皇的俄国之下的十几种民族读书写字，只这一事实，比整个旧俄温室的文化要高无数倍。 十月革命已建立了新文明的基础，这文明不是为出类拔萃的少数，而是为全体人类。全世界的群众感觉这点。因此他们对苏联的同情，正如他们从前对沙皇俄国之愤恨一样热烈。 亲爱的听众，你们知道人类的语言是不可代替的工具，不仅给事变以名称，而且给它们以估价。在滤去了一切偶然的、枝节的、人工的东西以后，它吸收一切主要的、特色的和非常重点的──试注意文明国家的语言如何细致地分别出俄国发展之两个时代。贵族的文化在世界通用的是如此野蛮的字，如沙皇、哥萨克、Pogrom（烧杀）、Nagaika（鞭笞）。你们知道这些字是甚么意思。十月革命在世界语言中加入的字为布尔雪维克、苏维埃、Kolkhpz（集体农场）、Gosplan（国家计划）、Piatiletka（五年计划）。这里，实用的语言做了历史的最高裁判官。 那伟大革命最深的意义，但也是最难直接测量的意义，是它形成和陶铸了民族的品性。普遍的认识，总以为俄国人民是迟钝、消极、忧伤与神秘的，这不是偶然。它在过去有其根源。但在西方国家直到现在，还未充分注意到革命在民族品性中所起的改变。又怎能不如此呢？ 每一个有生活体验的人，都能回忆他所知的某一青年的形象：敏悟的、富感受性的、抒情的，以后突然在有力的道德的冲击之影响下，变成坚强得不可辨认了。在整个民族的发展中，这种道德转变乃为革命所造成。 二月发生了反专制的暴动，然后是反贵族的、反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要和平，要土地，要民族平等，接着是十月暴动，推翻资产阶级，也推翻那想与资产阶级妥协的诸党，三年来在五千哩长的前线上的国内战争，封锁、饥饿、贫穷和瘟疫的年代，紧张的经济重建、新困难与刻苦的诸年──这些构成了一个艰辛的但是很好的学校。一个重铁锤可以打碎玻璃，但也能炼钢。革命的锤则锻炼出钢的民族品性。 在革命后不久，一个沙皇的军官，查列夫斯基愤怒地写道：「谁会相信一个看门的人或一个更夫突然变成一个法官，医院的侍者做院长，理发匠做官，伍长做总司令，日工做市长，锁匠做工厂经理呢？」 「谁会相信呢？」他们不得不相信。当伍长击败了将军，当市长──旧日的日工──打破了旧官僚抵抗，车上擦油的人将运输系统恢复，做经理的锁匠将工厂恢复得能工作时，他们除了相信外，别无他法。「谁会相信呢？」让他们且试一试不相信看。 为了解释苏联人民群众在革命年代中始终表示异常的坚忍，许多外国观察家，仍依照旧日的习惯，靠俄国人品性的「消极」来解释。严重的时代错误！革命群众耐性地忍受他们的痛苦，但不是消极地。他们正用他们的手创造一较好的将来，他们不惜任何代价要创造它。让阶级的敌人只试一试将他们的意志，从外面强加于这些忍耐的群众之上罢！但他最好是不要做这种尝试罢！ 九．革命在历史中的地位 让我们在完结时，试确定十月革命不仅在俄国史上，而且在世界史上的位置。在一九一七年八个月的期间，两个历史的曲线相交叉。二月革命──即过去几世纪在荷兰、英国、法国，几乎全欧洲大陆领土上所进行的伟大斗争之延迟的回声──它的地位是在一连串资产阶级革命中。十月革命则宣布并开始无产阶级的支配。正是世界资本主义在俄国领土上第一次遭到大失败。锁链在其最弱的一环破裂。但破裂的是锁链，不仅是一环而已。 资本主义之为一世界系统已过了时。它已不能实践其主要的使命：增加人的能力与人的财富。人类不能停止于已达到的水平。只有生产力强有力的增加和健全的、计划的即社会主义的组织生产和分配，才能保障人类──全人类──体面的生活标准，同时赋予他们驾驭自己的经济活动的宝贵自由。这种自由可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人将不再被迫用一生大部份时间致力于体力劳动。第二，他将不再依赖于市场法则，即，那些在他背后生长起来的盲目的与黑暗的势力。它将自由建立起他的经济，即是，依照着计划，手上有指南针。这次是将社会的形体用爱克斯光线透视，发现其一切秘密，让它的一切功能都受集体的人类的理智和意志支配。在这一意义上，社会主义在人类历史进展上必成为一新步骤。在我们最初用石斧武装着自己的祖先看来，整个自然界是秘密而又敌视的各种力量之结合。自那时以后，自然科学与实用的技术携手，已将自然的最秘密的深处都光照到了。物理学家用电力装置去判断原子核。科学将容易解决炼金术家的任务──将粪土变为黄金，将黄金变为粪土──那时候已不在远。从前自然界是为妖魔所主宰的地方，现在则为人的工业意志所愈益勇敢地支配着了。 但当人与自然角力获得胜利时，他几乎像蜂蚁一样盲目地建立起他与别人的关系。他缓慢地和最不坚决地去接触人类社会的问题。他以宗教开始，过渡到政治。在长久被僵死的传统所统治的领域中，宗教改革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唯理主义第一次的胜利。批评的思想由针对教会过渡到针对国家。与专制主义及中世纪的等级斗争而诞生的主权在民和民权的学说，愈益变得强有力。议会制度即由此而生。批评思想又侵入政府行政的领域。民主主义之政治的唯理主义，是革命的资产阶级之最高成就。 但在自然与国家之间有经济生活。技术将人从地、水、火、风这些古老原素的专制下解放出来，结果只是将他隶属于自己（技术）的专制之下。人不做自然的奴隶了，却做了机器的奴隶，更坏的是做了供给与需要的奴隶。现在的世界危机特别悲剧地证明：能下沉海洋之底，能上升到平流层的高空，能在电波上与两极的人作谈话的人，这骄傲而勇敢的自然之主宰者，仍是他自己的经济的盲目力量之奴隶。我们时代的历史任务正在于用合理的计划代替未被监督的市场作用；在于驯服生产的力，强迫它们谐合地一齐工作，并顺从地服役于人类之需要。只有在这一新的社会基础之上，人才能舒展他疲倦的肢体，使每个男人及每个妇人，而不仅是出类拔萃的少数，都能在思想领域中变成一个完全的公民。 但这还不是路程的完结。不是，那只是开始。人称他自己为创造之王。它有权利这样称自己。但是谁说过，今日的人，是人的种类中最后和最高的代表呢？不是的，在身体上与精神上，他离开完成还很远，他在生物学上还是不成熟的早产，思想贫弱，又没有新的有机平衡。 固然人类不止一次地产生出思想与行动的巨人，高举在其同时代的人之上，如像绵延的山脉中之高峰一样。人类有权利因为有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达尔文、贝多芬、歌德、马克思、爱迪生、和列宁而自豪。但是何以他们是如此稀少呢？首先因为他们几乎没有例外地是从上等与中等阶级中出来的。除了极稀有的例子外，在人民的被压迫深处的天才的火花，尚未能爆发为火焰之前即被窒息了。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创造、发展、和教育一个人的过程，过去和现在仍是偶然的事情，未为理论与实践所照耀，不受意识与意志的驱使。 人种学、生物学、生理学、和心理学，已累积了山高的材料，在人类面前提出完成和发展身体与精神的全部任务。心理分析，借弗洛依特的高明的手，已揭开了诗歌上称为「灵魂」的泉源的盖子。启示了甚么呢？我们自觉的思想，只是黑暗的心理作用的一小部份。有学问的潜水家降到海底，摄取神秘的鱼类照片。人的思想降到他自己的心理源泉之底，必能阐发灵魂的最神秘的动力，使这些动力受理智与意志的支配。 一旦人去掉了他自己的社会之无政府的力量，人将开始把自己放在化学家的杵与蒸溜管中加以处理。人类将第一次视自己为原料，或最多只是生理的与心理的半制成品。社会主义在另一意义上说，亦将是由必然的领域到自由的领域的跃进，即是今日的人，尽管有种种矛盾，缺乏谐和，但将为新的与更快乐的人类开辟道路。
托洛茨基：论学生与知识分子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论学生与知识分子 托洛茨基 1932年11月 小序 王凡西 学生以及一般的知识分子，在革命运动中，特别在社会主义性的革命运动中，到底能起怎样的作用？这乃是近百年来争论不休的一个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它的基本看法是：一切革命，特别是现代以推翻资本制度为目的社会主义革命，依靠知识分子是绝对不行的，它必须以一切被压迫与被剥削的劳动者为主力，而且必须在现代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领导之下，才能发展，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至于学生以及一般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斗争多半能起一种点火的作用，能起催化剂的作用，却决不能起决定作用，更无法代替工人和城乡劳苦大众的力量。 诚然，历史告诉我们，自来工人阶级革命的领袖，大多数来自学生与知识分子。但这绝不表示学生与知识份子是革命的主力，或是天生的革命领袖。实际上完全不是如此，因为知识分子的知识固然为社会下层被压迫与被剥削阶级的革命群众所缺少，因而为他们所必需，可是要使学生们（或过去的学生们）的知识真能有益而非有害于革命，真能领导革命而至于胜利，那末这些学生与知识分子首先得向他们要加以领导的群众学习。首先得使他们自己的思想、感情以及行为都要认真与工人贫农「认同」，认真同情他们，认真了解他们，因而与他们休戚相关，生死与共。 否则，这些激进的与革命的学生，鲜有不中途离开革命，甚至于出卖革命，或为革命无情地抛弃的。 这几年来，香港的学生也开始有点觉醒，而且开始有点行动了。究竟他们如何才能真正走向革命，推动革命，参加革命，乃至领导革命呢？我想，下面这篇译文可以给他们提供极有价值的参考。希望真有志于革命的学生能于阅读之后，翻覆思考，并且身体力行。 这是俄国十月革命二大领袖之一，里昂．托洛茨基与丹麦学生代表们所作的一篇简短讲话。1932年11月，那时被史大林当局放逐到土耳其的托氏，已经在一个小岛上居住了4年，刚刚完成他的巨著《俄国革命史》。当时丹麦有一个社会民主党的学生团体，正式邀请托姓氏到哥本哈根去作一次有关俄国革命的演说，当他刚刚到达丹麦时，接待他的学生代表们就向他提出了若干问题，进行了这次谈话。谈话主要是讨论学生与知识分子在革命的作用。这篇纪录稿当时登载在1932年12月9日出版的一期《学生报》上。 对丹麦学生的谈话纪录 托洛茨基就这么地到来了。如果有谁原本以为他将会见一个年老、粗野，而又可怕的人物的话，那末他这时候会失望的。恰恰相反，托氏的神情可说是非常友善、极有教养、愉快而又令人可亲的。他和每一个访问者打了招呼，然后在那张空椅上坐下来，等候我们提出问题。 问：学生们的革命观念是从哪里来的？—―事实上他们在甚么时候是革命的？ 当我们说出问题的后半段时，在托氏那张为人熟悉的脸上，浮现出一种颇有意味的带点恶作剧的微笑。他说： 「这儿你们是点中要害啦！」 接着我们就问，学生们的革命观到底是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呢，还是我们得用心理学，甚至也许要用心理分析学去解释呢？ 又一意味深长的微笑，他说道： 「首先你们要懂得，学生并不构成一个分明而统一的社会群。他们本身分成为不同的群体，这些群体的政治态度，与社会上存在的那些不同群的政治态度密切相符的。有些学生的倾向是激进的；但在这些激进学生中间，只有很小一部份人能被革命党争取过来。」 「事实是：在那些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的学生中，激进思想常常是一种青年病。法国人有句俗话说：『Avanttsentevansrevolutionaire,aprèsCanaille』—―（30岁以前干革命，30以后变混蛋）。这样的话不仅仅在法国才有的。在战前（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译者）时期的俄国，人家也用同样的话来讲论过学生。从1907年直到1917年，我流亡在外国，旅行过不少地方，给当时侨居国外的各色各样的俄国学生做过许多讲演。在当时，这些学生都是革命者。等到1917年十月革命的时候，那些人之中的99%却是在街垒的敌对方面和我们作战。」 「你们可以在每一个国家的年青人中间找到这样的激进思想。年青人对于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时常会感觉到不满。他总以为他能比老一辈的人干得更好。所以年青人老觉得他们是进步的—―可是他们对于进步这个词了解却是有所差别的。例如在法国，有一种激进反对派，又有一种保皇反对派。自然，在这个激进主义中包含有某一数量健康的反对派势力，可是对其中的大部份说，他们的激进主义只能等于求职谋事主义（Careerism）。」 「这里我们找到了真正心理的动力。年青人觉得被人给排斥在外；老年人占据了所有的地位，而年青人却找不到出路来施展他们的才能。他们之所以不满，很简单因为他们坐不到司机的位子。一旦他们自己坐正了这个位子，他们的激进主义便消失于无形了。」 「事情就是这样的：这些青年人逐渐得到了他们可以到手的位置。他们变成律师、写字间头头、教师。这样一来，他们回顾自己较早时期的激进主义，就好像看到了他们青年期的罪孽—―一种既令人讨厌，却又令人喜爱的错误。作为本人年青时期记忆的一个结果，这位学生便一生过着二重生活。他自己相信仍旧保持着一种革命的理想主义，其实他所保留的乃是某种自由派的表皮。而这层薄薄的表皮只是他那实体的一种外饰，它掩饰着一个心胸狭隘的、社会上向上攀爬的小资产者，它的真正的利益只归结于他的职业。」 托洛茨基在椅子上稍稍转动了一下位置，含着一种和善而带着歉意的微笑，向四周望望。 我们再问：学生对于革命运动能多少起点有意义的作用吗？ 「革命的学生要有所贡献，只当他第一能经历一个严格的与一贯的革命自我教育的过程；第二，只当他还是学生的时候便参加了革命的工人运动。同时，让我明白些说吧，我所说的理论上的自我修养，意思是指：学习不曾被伪造过的马克思主义。」 问：在一个学生和工人运动之间应该有怎样的关系？ 听到这个问题，托洛茨基眼睛里呈现出一种严肃与坚定的表情。他说： 「这个学生必须要体会到，他之来到工人运动中，是以学生资格，不是以教师资格。他必须学会把自己置于从属地位，必须去干人家要他干的事，不是去干他自己要干的事。至于工人运动方面呢，那一定要用最大的怀疑态度去看待他。一个年青的学生一定要『循规蹈矩』首先干他三年、四年或者五年，而且要干极简单与极普通的党的工作，然后，当工人们对他有了信任，并且已十分确定他不是一个求职谋差的钻营主义者之后，他才能准许升迁，但是要升得慢，要升得很慢。当他以这样的方式做了工人运动以后，他这个学生身份才会被人忘记，社会性的差别才会消失。」 问：那末，知识分子在革命运动中能起甚么作用呢？ 「他的作用是要在具体事实的基础上做出一般性的结论。如果没有人从现时发生着的互相冲突的素材中做这种『理论上』一般化的工作，如果这种工作不成为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那末『革命』运动便要变得陈腐不进了。」 问：刚才不久您说过，所谓理论的自我教育，您指的是要学习那种不曾被伪造过的马克思主义。究竟您说的不曾被伪造过的马克思主义是甚么？ 「批判马克思主义并不怎样危险，伪造马克思主义却是不同的一回事。我所说的被伪造的马克思主义，是指这些理论，它们冒用马克思主义之名，实际上却抛弃了马克思学说的本质。譬如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注一），在他的理论中，运动本身是最重要的，革命运动的终极目的却给他推到后景去了。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有甚么结果呢？在英国，有一个麦唐纳（注二），或者有过一个斯诺顿勋爵（注三），你们自己可以找到其它例子的。这样的伪造只是利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来欺骗工人们。」 问：嗯，不是正像利斯．托斯列夫（LisToersleff）所写过的，自从马克思的时代到现在，世界并非停留不进的，不是吗？ 「世界当然不是停留不进的，我不是物神崇拜者。马克思主义不曾以马克思之死而停顿的。马克思也有有错误。他的错误主要在于预告革命事件将于何时发生，他的错误只在于对时间的估量上面。列宁将新近发生的历史因素结合进马克思主义中去，这就使它适应于我们的时代了。」 接着，托洛茨基讨论了民主与独裁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共产主义者并不像某一些人，例如无政府主义者那样否认民主制度（指资本主义民主制──编者）的重要意义。但我们之确认它的重要意义，却以很明确的一个点为限。只要阶级矛盾增大到使牠的紧张程度会产生出一种短电路（AshortCircuit）的时候，那一个点便达到了。在那一个点上，民主制度再不能发挥它的机能，那时人们只能在二者之中选择其一；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是资产阶级专政。请看！那个从1918年进化到目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共和国吧。在初期，社会民主党人执掌政权，但是现在，反动的将军们在操纵着这辆车。」 「为了阶级矛盾的缘故，民主政制甚至再不能玩弄自己的把戏了。譬如，你们看看，如今他们对于那个民主的庇护权，即予政治流亡者的居住权利，是怎样遵守了的。」 一提起庇护权问题，你们可以看到托洛茨基又回到达尔加斯林荫路（DalgasBoulevard）上的情景了。莞尔一笑之后，他继续说下去： 「我这个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冥顽不灵的，你们现在仍有可能使我相信民主政制。但是首先，你们要实现我的两个愿望：第一，通过民主方法在德国实行社会主义；第二，给我在丹麦弄到居留权。」 1932年11月 注一：伯恩斯坦（EduardBernstein1850-1932），原是受恩格斯委托来处理他稿件的人，后来却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第一个修正主义的理论家。他的主张是：社会主义可以经由资本主逐渐民主化而实现，工人运动应采取与「进步」资本家合作政策，放弃阶级斗争。 注二：麦唐纳（R'Macdonald1866-1924），工人出身，曾任历届英国工党政府的首相。1931年更与保守党及自由党合组「全国统一内阁」，为保守党所鄙视，为劳工党人所唾弃。 注三：斯诺顿（P.Snowden1864-1937），英国独立工党主席，后参加工党，最后复脱离工党，拥护「全国统一」政府，获勋爵衔。
苏俄经济的危机（托洛茨基，1932年11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苏俄经济的危机 托洛斯基（1932年11月） 来源：《苏俄评论》1933年第4卷第4期，第6-35页。译者：赵昕初。 计划化之技巧 社会主义计划化的前提条件，是依据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策的基本诸法规，而开始设定了。在数年之中，国家之集中的指导机关，已经构成了而且正在行动着。将伟大的创造事业来完全履行，将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破坏的处所来复兴，那新而巨大的企业，崭新的生产事业，一群的工业部门，是已经建设起来了。把国家组织起来的普罗赖塔利亚，依新方式指导经济，以未曾有的速率来进行，其创造物质价值的能力，已经在事实上很明显的表现出来。所有这一切的事情，都是以没落的世界资本主义为背景而向前进行。成为体现方法的社会主义，其历史胜利的权利，不实证于「资本论」，而实证于水利发电所和镕矿炉的实践之中。马克斯是很明白的，会选定如此的实证方法吧！ 但是，如果要断定苏联是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阶段，却也是极其轻率的。苏联现在所完成的，固属不失为伟大；然而，到对于经济混乱之实践的胜利，到不均衡的克服，到经济之调和性质的保障，是还残留着一个长期的而且极其困难的途程。 第一五年计划，无论怎样周密的全面的考察，就其本质和自体来说，在事业过程中，是早已背负着须要根本改造的命运了。除了一个最初之素描的假定而外，那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构成经济均衡之完美的制度是不可能的。计划的假定，是不得不含有新旧不均衡之不可避的增进。集中的指导，不单意味着伟大的优越性，同时也意味着错误的集中化，所谓错误集中化，亦即苏联之特异支配的危险。苏联经济的效果，是只有于实行过程中，从事计划之常时的调整，和基于实验的指示，而予以部分的和全体的改造，才能获得其保障。 社会主义计划化的技巧，不是凭空而来的，也不是一个既成品，随着政权的获得便被付与了。这技巧不能单独的获得，它属于新经济和新文化之一构成部分，只有随着斗争的进展，一步一步的，依据数百万大众而才能获得。经济指导的技巧，到十月革命的十五周年，还停滞于极低的水准，这不是值得如何惊异的事，也不是值得怎样灰心的事。札·殷德斯透里亚利札体新闻（九月二十日），认为是可得做如此的声明：「苏联之操作计划化，是全然不良的。」一切的问题，是完全归着于操作计划化的身上。 我们曾经屡次的说：「由于不正确的计划化，尤其是由于实行过程中计划化之错误的调整，恐慌在五年计划的终了期间展开了，为了其确实的成功之利用和发展，便发现了不易克服的困难。」因此，我们早已这样看，那全然竞技的「五年计划四年完成，是轻率的冒险的玩艺。」危险，警告，纵然令人不快，却完全的确切的成为一般公认的事实了。 第一五年计划之预备的总算 在实际上，关于五年计划四年完成这一点，（正确的说是四年另三个月）目前是谈不到的。最近两个月内，虽然从事极狂激的鞭鞑，可是，对于全般的总算还不见得有什么影响。确定关于履行第一五年计划之实际的，亦即经济的百分比之加重，现在还是不可能的。在新闻纸上公布的资料，与其说是经济的，计算的性质，勿宁认为具有形式的，统计的意味。假如新工场的建设达到了九○％，而以原料缺乏的缘故，以致中止作业，则依形式的统计的观点说，虽可做履行计划之九○％的记载；但依经济的观点说，则生产的支出，便不得不记入损失项内。竣工企业和建设企业之实际效果（有益效率）的计算，就全般的国家经济计划来说，还全然学属于将来的事项。而如单就量的观点说，效果之自体纵然如何的巨大，但距离计划的预定，却仍然有辽远的悬隔。 现在，煤产额止于上年的水准，因而远不及五年计划第三年的数字。普劳夫德报有如此不满意的记载：「董巴斯是苏联产业最落后的部分之一。」札·殷德斯透里亚札齐（工业化）报也如此反复的说：「燃料计划的不均衡是增大了。」（十月八日） 一九三一年，计划预定生产铣铁七百九十万吨，而实际只生产四百九十万吨，钢铁预定生产八百八十万吨，而实际只生产五百三十万吨，展铁预定生产六百七十万吨，而实际只生产四百万吨。以此与一九三○年，铣铁减量二○％，钢铁减量六％，展铁减量一○％。 在一九三二年的九个月间，铣铁生产四百五十万吨，钢铁生产四百十万吨，展铁生产三百五十万吨。对于铣铁之显著的增长，（因有新镕矿炉的添设）钢铁和展铁的生产，仅只大体同于上年的水准。就工业化之全般课题来说，具有决定力的，自然不是粗的铣铁，而是钢铁和展铁。埃考诺米柴斯加亚。基兹尼新闻说是：「可惊异的错算」。伴随此等量的结果，还有极不利且基于上记结果而生的很危险的质的缺陷。普劳德新闻关于黑色冶金企业中公认：「质的指数是在全然不得容忍的不良状态中。」「废品徒劳的消耗了良质钢，」「设备利用之技术的系数是非常的恶化，」「制品的生产量有显著的增加。」一九三一年铣铁一吨价三十五卢布，本年上半期涨至六十卢布，将如此两个数字比较一下便很明显的了。铜产在一九二九——三○年是四万七千吨，一九三一年是四万八千吨，只当计划预定生产的三分之一。一九三二年的计划数字，虽减至九万吨，而八个月只生产三万吨。关于此点，就一般来说，为了机械的制作，尤其是为了电气机械工业，是意味一些什么？这实在是无须说明的了。 在电化领域中，虽然有一些成功，却还是很落后的。八月中的发电所，只供给了所需电力的七一％。札·殷德斯透里亚利札齐报，指摘着：「既已竣工的发电所之愚蠢的，无能的，野蛮的经营。」至冬季关于热的供给，将感觉到很大的威胁，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地方，这种威胁是既已到来的了。 一九三一年，去计划预定甚远的轻工业，至一九三二年的上半期增加了一六％，可是至第三期又减退到上年的基准以下。食品工业是最落后。由重工业诸工场供给的大众消费品之补充生产，八个月中，只达年度计划的三五％。在此等应急而即时生产的大量商品中，实际上究有几许数量满足了市场的需要，目前还没有检讨。在无线电广播中，作收到煤和原料的报告，但依经济生活报的记载：「工业是在无线电广播中。」而从「无」是什么东西也不得供给的。 煤之急激的开采和不良的分等，对于软煤企业的作业有很不好的影响。软煤含有的高率湿度和灰分，不仅减少了数百万吨的金属生产量，且影响及于质的低下。由粗恶金属制成的机械，只能生产粗恶的制品，滥费劳动力，使作业停顿，并且不久便磨损了。在乌拉尔地方，「镕矿炉害疟疾。」新闻纸上有这样的消息，为了燃料的不当供给，镕矿炉有三日乃至二十日的停止工作。关此，最明了的解释，就是如下的事实：乌拉尔的冶金工场，为了燃料的搬运，备有运输马队，马匹数量在一九三二年二月是二万七千匹，六月是一万四千匹，九月是三千匹，其减少的原因是为了粮秣的缺乏。 普劳夫德报关于斯塔林格勒的牵引机工场说：「其每年铸造量由二百五十吨减至一百四十吨。」「其设备为了缺乏初步的而且日常之技术的监视……磨损太甚。」「废品达三五％。」「尘埃固着于工场的一切机械上。」「铸造所没有明日的计划。」「无能的经营者埋头于连续的生产。」 有色冶金工业，具有巨额的投资，为什么生产会低下呢？普劳夫德报有如此的回答：「各个的工场……在各自的能力上不相适应的缘故。」可是工场的调整问题，依资本主义的技术能够解决；而独立的企业，以及关于工业全部门的问题，便是较为复杂而且困难的了！札·殷德斯透里亚利札休新闻载有：「泡特里斯克洋灰工场的作业状态很恶劣，生产计划是只履行了前半期的六〇％左右，最近数月的履行率，又减至四〇％，生产费增至计划生产费的二倍强。」此等的征候，在种种的程度上，是关联于现有一切产业的。 量和质 为了量之行政的追求，随而发生质之可忧的低下；而质之低下，又碍及于次阶段之量的斗争。经济的不合理之成功的清算，常时是超过其成功之自体甚远。现在，凡属进步的劳动者，都了解这个理论。这并非以共产大学的出版物（唉！那是恶劣的东西）为根据，而是以各自的矿坑，工场，铁道，燃料库及其他的实践为根据的。此等追求的结果，更影响及于教育事业。普劳夫德报：「将教育的实质低降，将科目删简，以『骑兵之跳跃』的形式来通过，其踏上如此途程的技术专门学校，不唯不能援助工业，反而倒是阻碍工业的。」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而各高等学校之『骑兵的跳跃』，其责任究将谁属呢？若是在公布的资料中，插入关于质的订正系数，则计划的履行指数，便会突然的低降下来。关此，在一年以前，奎比雪夫已不能不承认，他在最高国民经济院会议席上，会有如此深刻的声明：「工业的巨大之发达的数字，若是将质的变动来考虑一下，便成为相对的了。」拉可夫斯基氏也有更明了的说话：「制品如缺少质的计算，则量的质数便是统计上的虚构。」 大建设事业 拉可夫斯基在二年以前，关于计划的不可耐之点，曾经为如此的警告：「计划预定生产额的增加，大建设事业的预定计划，都缺乏准备……在工业领域中一切的先行政策，关于明日的种种，都未能就其本质加以何等的考虑……那不过是将旧的基本资本，予以尽量的利用便了。」将一跃而通过所生的缺陷，来做弥补的尝试，在大建设事业领域中，是最缺乏实现性的。拉可夫斯基关于履行计划所必要的资源说：「不存在于国内，最近的将来怕是也不会存在的吧！」因而，「大建设事业的计划，于其显著的程度上，将要发生破绽。」这个预言是全被肯定的了，建设事业领域中的停顿，一九三一年既已很显然，至本年度又更加增大起来。输送建设事业，据官厅的评定，在九个月内，只履行了三八％，其他领域的建设事业，一体的是更加不良。在住宅建设方面是最不良。物的资源和货币的资源，细分布于较多数的建设中，因而，致投资的效果减低。在巴尔哈西制铜工场，支出六千五百万卢布，而现在的支出依然逐日的增加，可是事实上却是白费的。何以呢？为了继续作业，一年间必须有三十万吨的输送力，而现在的输送力却不过两万吨。像这样的实例，不甚明了的有很多。材料和设备的粗劣，很显然的反映于大建设事业之上，普劳德新闻有如此的记载：「屋盖用铁，是一触即破的恶劣。」大建设事业之可惊的停顿，自动的将第二五年计划的基础给破坏了去。 内部的不均衡和世界市场 生产要素和经济部门的均衡问题，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心脏。关于解决此问题的若干屈折多方的途径，随便在任何计划中，也是不能预见的。发现这个途径，确切点说设定这个途径，是长期而困难的属于将来的事业。一切的工业，都苦于预备品的缺乏。织机为了边缘不足而休业。经济生活报关于大众消费品载有：「生产品目是偶然的，……和需要不相合致。」札·殷德斯透里亚利札休新闻（九月十二日）载有：「工业（重）是连一九三二年的前期，合预备材料，未成品和既成品，死藏于工场仓库之中，固定了十亿卢布。」这是关于公的评价的，若干不均衡和不一致的货币的表现。 大小的不均衡，于是便产生向国际市场转向的必要。一柴尔瓦内兹的输入品，可将数百和数千的柴尔瓦内兹的苏联制品，由死的藏状态中救出。一面是经济的一般发达，另一面是新需要和不均衡的发生，将和世界经济连系的必要给不变的增进起来。「自立」，亦即苏联经济之自足的计划，愈益展开其反动的空想的性质。专制，是希特拉的理想，而非马克斯和列宁的理想。 黑色金属的输入，因此便较五年计划当初，数量增至五倍，价格增至四倍。一九三二年，若是黑色金属的输入费目减低，则全然系基于货币的诸原因之故；而工场用机械的输入，便因而有显著的增加了。 加阿诺维奇，在十月八日的演说中，左翼反对派和右翼反对派同样确切的说：「苏联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的从属关系应该强化起来」这恰好是不关涉于经济发达之自动的论，而似乎与何等人为的和任意的行为相关了。 苏联新闻于苏克尼里可夫，出发伦敦以前，很夸耀的揭载以下的访问消息：「对于英国，于工业及技术的关系，前卫的苏维埃国家，是英国工业制品的广大市场，乃一般公认的事实。」苏克尼里可夫将这样的事实：不减退对外国市场的从属关系，由联系的强化以至对于世界经济从属的强化，看做为苏联经济发达的表征。前属反对派的苏克尼里可夫，没有干「托洛斯基的违法行为」吗？可是，在这个场合，机关新闻竟将那个隐蔽起来，是什么理由呢？ 劳动者的地位 叙述救济的「六项条件」的斯塔林的演说，（一九三一年六月）是关联于制品的恶质，高贵的生产费，劳动力的流动，高率的废品及其他的。从那时起，未尝见过不引用这个「历史的演说」的论文。可是，依据六项条件可得疗治的一切疾患深刻化了，而且愈益的染有恶性。斯塔林处方的失败，机关新闻每日都在证明着。普劳夫德报，列举下列事项，做为生产低下的说明：「诸工场劳动力的减少，流动性的强化，劳动纪律的废弛。」（九月二十三日）札·殷德斯透里亚利札齐报，对于库拉斯诺达里斯基，昆必那特生产力之极低下，认为原因如此，随着同企业各部间可惊的不均衡而来的有：㊀劳动力之显著的流动，㊁拙劣的劳银政策，㊂一点也不保障适度的住宅，（为矿工）㊃矿工之粗恶的营养，㊄劳动纪律之破灭的弛缓。在这里是毫无变动的引用该新闻的原文。同报关于超越一切限界之流动性的原因更载有：「一切有色冶金企业中，劳动者对于实生活的贡献，是处于应当摈斥的状态。」一九三二年第一乃至第三期，在发生二百五十辆机关车供给不足的机关车诸工场中，「熟练劳动者大批的移动着。」单是可罗孟斯基工场，夏季便有二千余人的劳动者转出。苏尔莫夫斯基工场的「炊事工场是劣等的烹割店。」（札·殷德斯透里亚利礼齐报九月二十八日）斯塔林格勒的特权的牵引机工场中，「炊事工场的作业，有显著的退化。」（普劳夫德报九月二十日）诸如此类的事实，竟至散见于斯塔林派的新闻纸上，那末，劳动者之不满是达于何等的高潮可以测知了！ 纺织业的状态自然也不良好。经济生活报载有：「单是伊瓦诺夫斯加亚州，有三五千人的熟练职工，从诸企业中移动出来。」据同新闻纸的消息，每月劳动成员，有六○％以上移动的企业，在国内是很多的，「工场变成了过路」。 为了说明「六项条件」的惨败，对于经营者和劳动者，好久便只能作如此的怨言：「他们是无能的，」「他们不愿意，」「他们不情愿完成，」……可是最近数月内，各新闻是暗自的指摘着，那破绽之实际的根源，便是劳动者之不可耐的苦极的生活条件。 拉可夫斯基在二年以前，指摘这个原因的原因说：「为了劳动者不得履行其肉体上难以忍受的重课，才使怠业增大，劳动纪律弛缓，于是，便不得不增加劳动者的人数了。」可是，实生活的条件为什么不良呢？札·殷德斯透里亚利札齐报，做如此的说明：「对于劳动者的实生活扣劳动者的给养问题之轻视的（！）态度。」（九月二十四日）斯塔林的机关新闻，单是这一句话已足以道破一切了。在劳动者国家内，对劳动者的需要之「轻视的态度」，只有于尊大而无统制的官僚政治中才可能。若是做一个冒险的说明，无疑的，根本的事实，就是为了隐蔽全然缺乏满足劳动者的物的福利这一点是必要的。国民收入是不正的从事分配，经济课题是缺乏现有资源的计算而设定，劳动者的双肩，是被课以愈益不可耐的重荷。 关于食量供给之破绽的消息，现在几乎是苏联新闻每号都记载的。饥饿加上苦役，这两个条件的结合，在最短期间内，使设备完全毁坏了，使生产者自体极度的疲劳。偷懒的普劳德新闻，揭载着饲养私有猪的妇人劳动者的照片。新闻纸是暗示着，那也是一个脱离穷蹙的途径：「私有的家庭经济，曾经将劳动者结附于资本主义；可是，现在又将劳动者结附于苏维埃制度。」这个矛盾怕是不会取信于人的吧！私有的家庭经济，是学习着构成那妇人的奴隶，一般社会的奴隶之可忌的要素的。现在，私有的猪将普罗赖塔利亚结附于社会主义。像这样伪善的新闻记者，依极度之必要，承认机会主义的私有为善良的。不良的营养和神经衰弱，使对于环境感觉冷淡，其结果，不仅既设诸工场，就是依最新技术而建设的新成立的诸工场，也将要荒废了。普劳夫德报做着如此的警告：「试着去发现一个不覆满尘埃的镕矿炉工场，或是平炉工场吧！」 伦理的条件，比较肉体的条件还不好。普劳夫德报说：「工场的指导，自大众分离了。」对于劳动者的待遇，不做深刻的考虑，却限于「单纯的指挥和叱责」关此，在各个的场合，在各个的工场是能够看得到的。普劳德新闻各个场合的总计，令人想不到是斯塔林的制度。 在有色冶金业的全企业中，「连一个令人稍为满意些的行动的工场委员会都没有。」（札·殷德斯透里亚利札齐报九月十三日）可是，在劳动者国家中，工场委员会——不仅是有色冶金业的诸部门，而是全体企业——为什么而且无论怎样，其行动总会令人不满意呢？不是由于党的官僚政治，才使工场委员会无声无臭的吗？ 在德尔金斯基机关车工场中，单是锻冶工场细胞的一会议，便审议了关于开除党籍的议案十八件，此外，车辆工场是九件，制罐工场是十二件。这并非限于一部分工场的，指挥是到处支配着。弹压是官僚政治对于由下而来的直接建议和批判的唯一的应酬。 第三国际左翼反对派的纲领案，如此的声明：「劳动者的生活水准和劳动者在国家内所担任的角色，是社会主义成功之最高的水平。」若是斯塔林的官僚政治，在这个视角之下，来处理经济计划化和调整问题——我们在一年前便已说过——则惨酷的败北，以及无益的宣泄政策都是不必要的，而政治的危机也不会迫于眉睫的吧！ 农业 九月二十八日的普劳夫德报载有：「苏联农业是确立了迄于终局的社会主义的途程。」照例，单是引用集团化和播种面积的数字来证实的这种记述，是农业实况以及都市与农村不相合致的，做得苦笑的现象。 缺乏苏维埃经济之技术的，经济的乃至文化的可能性的计算，而单是从事集团化的追求，事实上便会招来破灭的结果。集团化在将小规模商品生产者的刺激，代以其他较高的经济刺激，很久很久以前便灭亡了。在工业上既属亳无效果的行政的榨取，在农业上也是全然无力的。普劳夫德报的消息，对于高加索的军人村，为了春季播种竞赛而悬赏。可是，耕作却反而不良，耕地是杂草丛生那样一种情况。高加索的军人村，在农业方面，是行政之量的追求的表征。全般的集团化，将耕地给化为一片杂草了。 对于集体农场，曾经供给了十万余架的耕种机，巨大的完成呵！可是，据所收到的，从地方来的，无数的新闻通信，则耕种机的效率与其个数不甚合致。在属于新设的Ｍ·Ｔ·Ｃ之一的，波尔塔夫加亚Ｍ·Ｔ·Ｃ，「最近收到的二十七架牵引机之中，已经有十九架损坏了。」像这样的数字并非是例外的。普留尔基尼因斯加亚Ｍ·Ｔ·Ｃ（乌克兰），共有五十二架耕种机。其中有两架，从春季起便没有工作，有十四架在大修理之中，所余的三十六架中，虽然有半数从事播种，「便是平数还要交换的歇班」。那末，十万架耕种引机的有用效率，还是不能算出的！ 拉可夫斯基，对于全般集团化之最幻惑的关键，下了这样一个辛辣的诊断：「依据一切从来的政策而予以准备，依据极左的冒险时代而深刻化的农业生产力的低下——在畜产及一部工艺作物的领域内，有无异论的低下，以及在谷类栽培领域内出现的低下，是第一个总算。」拉可夫斯基是错误的吗？不幸却没有错误！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一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法令，简单到全不惹人注意的程度，苏维埃新闻纸也毫不加以敷衍，没有这样再会令人发生战栗之感的。以加列宁和莫洛特夫的署名，命令农民——单独的农民，为了集体农场的需要，而且根据其要求，以一定的价格、将马匹让渡给集体农场；而集体农场于其马匹的良好状态之下，负有返还旧所有主的义务。 这是农业之社会主义的部分和小资产阶级的部分之关联处所！耕作八○％乃至九○％的耕地，在理论上是完成的，应当诱致单独农民的集体农场，因实际的必要，为了从单独的农民手中强制的取得马匹，还是处于不得不有待于国家立法的状态中。在这里，一切全是颠倒的。此九月十一日的法令，对于斯塔林和莫洛特夫的政策，是一个致命的宣言。 结合问题 在这样物的，生产的基础上面，都市和农村关联，是可得改善的吗？ 普罗赖塔利亚独裁之经济的基础是这样，国家为了获得农产物，关于大多数农民，当没有行使行政的强制手段之必要的时候，亦即以机械，器具，个人需要物来进行交换，而农民任意的以其生产和原料的所要量提供给国家，只有这样才算完全的取得保障，关于这一点再清楚些吧！单是在如此的基础之上，集团化——随着国内及国际的其他必须条件——实际上才能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吧！ 工业制品和农产物之价格的关联，很明显的是已经转向于农民的利益了。在这个领域中，不拘多少，从事近于实际的计算，是一个不可能的课题。据普劳夫德新闻的记载：「一散特那尔牛乳的价格，依集体农场的计算，是四十三卢布乃至二百零六卢布上下。」国定价格和公认市场其价格的悬隔是尤其利害。工业制品的价格，也是要看此等制品，经由某种线路而供给于农民，才能定其大小，自然也是极不同的。可是，难期其精确的农民阶级，他们可以肯定的将价格——狭义的——的悬隔来缩小。农村依确实的国定价格来代其生产物，为了农村，他们是具有可得保障获得工业制品那样多的通货的。可是，最重要的不均衡之一，是商品的现有量和通货的现有额未能合致的一点。就财政说，便是通货膨胀；就计划经济说，便是夸大的计划。这是意味着生产力与手段，尤其是消费物之生产与生产手段的生产间，具有分配不当的事实。 物价的关联，对于都市是走着反对的倾向；同时，都市便从事于其商品的防守。也就是不仅使商品不流通，并且为了官僚的分配，还要将商品确保于自己的手中，来实行自卫。这不只是悬隔的货币的关系，且还意味着纵然那铗状的锋刃收缩了，而物的不均衡是依然存在的事实。可是，农民对于此种关系并不怎样注意。商品的缺乏，便教唆起来农民的谷物罢工：而在此种状态中的农民，是不愿取得货币而将谷类脱手的。 食粮和农产原料的调度，对于当事者两方，都不成为一种简单而有利的交换事业，临时只有照例的残存，那着要求国家机关和党机关动员的「政治的交涉」和「斗争的领域」了。普劳德新闻这样深刻的记载着：「多数的集体农场，是反抗谷类调度，而将谷物隐匿起来的。」我们从文义上，是可以了然所谓「多数」在意味一些什么了。如果，农村对都市的交易是有利的，则农民便该没有隐匿谷物的理由；若是交易为不利的，亦即使用了强制剥削的形式，则不仅「多数」的集体农场，而一切的集体农场，都要和个人营农者一般，会努力隐匿其谷物的吧！关于谷类的调度，对农民听课的义务，是公然的采用现物税的性质及因此而生的一切结果的担负。全般集体化之经济的效果，依据此等事实，是可以做比单靠集团化耕地的统计，而遥为正确的决定的。 关于为窃取社会主义的资产，而发布严峻的禁止法令的事实，也就是在充分的说明犯罪程度之如何了。农村中犯罪的本质，是农民以其谷类，不依社会主义的通路来供给，而依资本主义的通路来供给。投机市场的物价，是有不怕冒犯罪之险那样的昂贵。多少的谷类是在经过投机的通路呵！ 在伏尔加，克苏皮斯库渔业托拉斯，其渔收的二○％，是被人看做为逃避到个人市场去了。「可是究竟逃避了几许呢？」——普劳夫德新闻是如此深疑的质问着。在农业中的逃避率，一般也认为是很高的，大约有二○％，也就相当于数亿布特的谷类；弹压是可得做为自己保存之常然的应付手段的；可是，弹压却代替了结合，不得构成普罗赖塔利亚独裁的经济基础，何况还不能保障谷类的调度呢！当局只能依存于弹压手段，而于谷类与原料的斗争中，至于不得不命令都市解放其工业商品。在最近数月中，大众消费品是大批的向农村输送；而都市，尤其是地方中心地的国营商店和合作商店是荒废了。 本年度对农村结合的计划，还没有完成；可是，都市的商业通路是在荒废之中。十月八日，加阿诺维奇在莫斯科说：「我们对农村供给较多的商品，如其可以说，那便是凌辱了都市。」从而也便可得明言，凌辱都市与工业地带，也就是凌辱劳动者。 计划经济的条件和方法 计划之草定与实施的机关如何？其检讨与调节之机关如何？其进展的条件如何？这三个纲目，可就如此关联之点：①专门的国家机关，亦即中央及地方之计划委员会的阶级体系，㊁为市场调节制度的商业，㊂为对于经济机构之大众的活泼的行动制度的苏维埃，德谟克拉西，作一个简单的观察。若是，在拉普拉斯之科学的幻想中，其所描画的普遍的睿智存在的话，亦即将自然与社会的一切过程同时记录的，将其运动之动态测定的，将其相互关系之结果预见的睿智存在的话，则这个睿智，自然会从小麦的播种面积到「秋士几」的纽扣，能够作成一个先天的，正确而完满的经济计划吧！尤其为了是官僚政治，更其常时感觉到其政治是具有这样的睿智的。因此，官僚政治是如此容易的将自己从市场的统制和苏维埃，德谟克拉西解放出来。官僚政治，于其精神资源的评价上，实际上是陷于极度的误谬。官僚政治于其创造事业中，事实是不能不依存于自资本主义俄罗斯继承来的均衡，（不均衡也同样的），现代资本主义国民之经济机构的预件，以及苏联经济自体之成功与错误的经验的。可是，此等要素之最正确的综合，也只能做成一个极不完全的计划的轮廓。此外，是再也不会有什么成就的。直接参加经济的国家和个人，集团和单独的参加者，不仅有助于计划委员会之统计的计算，而且有助于需要和供给之直接的影响，其必要和相对力是必须发表的。计划经过检讨，并于其显著的程度上，以市场为媒介而实现。市场自身的调节，依存于经过中介而显现的趋势。事务室的预定，必须经过商业的计算，才能证明其经济的合同的性。过渡的经济纲领，不从事卢布的统制而来思考是不可得的。不单是要统制卢布，便是卢布自身的安定也要预想一下的。商业的决算，若没有确实的货币，则只能助长其混乱之增大。 经济建设的过程，在目下还未能走向无阶级的社会。国民收入的分配问题，乃系计划的枢轴。这个枢轴，是由于诸阶级与社会群，尤其是在普罗赖塔利亚自身诸层中斗争之直接的影响，而有所偏倾。最重要的社会的和经济的问题，就是都市与农村的结合。也就是工业得自农业的，以及工业对农业之给与的计划。储积和消费，大建设基本和劳银基本的关联，各等级的劳银调节（熟练劳动者，未熟练劳动者，事务员，专门家，官吏）以及将归于农村的国民收入的一部，分配给农村诸层，——所有这一切的问题，和有利害关系的大众，在本质上，是不允许蛮悍的官僚政治为先天的解决的。阶级意识的斗争，是计划化之基本的素因，以集中经济的政策为前导的苏维埃社会，其社会群的武器，乃是苏维埃，职业同盟，以及组合和支配的政党。只有依据国家的计划化，市场和苏维埃，德谟克拉西这三要素关联之点，才能实现过渡期之正确的经济指导。数年来的矛盾和不均衡，并非要完全的克服（这是梦想！），而是将这种情势缓和下来，根据这个，则新而真实的革命，将社会主义计划化的战线扩大，直到改造其纲领，普罗赖塔利亚独裁之物的基础才能取得保障吧！ 新经济政策的绞杀，通货的膨胀和苏维埃，德谟克拉西的清算 新经济政策的采用，亦即复兴市场关系的必要，在当时是为了有二千五百万独立农民存在的缘故。可是，集团化于其第一阶段中，便不具有废止市场的意味。集体农场和外界的关系是同样的；集体农场员的相互关系，是置于商业的决算基础之上的；只有在考虑集体农场员之个人利益的限度内，集体化才有其存在的意义。这是意味着，具有经济的基础的正当的集团化，于其进程中不废止新经济政策，而单是渐进的改造其方法。就算是这样吧，可是，官僚政治却把这个渐进的途程来跳跃的履行了，也就是当初的时候，为了是官僚政治，便朝着最无抵抗的方向进行了。官僚政治，将其先天的计划化的成功，和普罗赖塔利亚之集中努力的，真实而无异议的成功给混同了。换句话说，官僚政治将社会主义的革命，视同他的自身。官僚政治以行政的集团化，将还未解决的与农村结合的问题给隐蔽起来。官僚政治依据其新经济政策而面对着不均衡，将结合问题给废止了。官僚政治，是以强制的手段来代替市场的手段。 以柴尔瓦内兹代表的确实的货币单位，是新经济政策最重要的武器。官僚政治于幻惑的状态中，确信是既已建立起来自己的经济基础，现在的成功自动的保障其后的成功，柴尔瓦内兹不拘束计划的展开，反而倒是资本投下的独立的资源。官僚政治，不从事调整经济过程之物的要素，而单是凭借印刷机的力量来弥缝其破绽。换句话说，官僚政治是走着一个「乐观的」通货膨胀的途程。 在新经济政策之行政的绞杀以后，有名的「斯塔林的六项条件」——经济的计算，按件计劳银制及其他——变成空虚之言辞的行列。经济的计算，没有市场的关系是无从思考的。柴尔瓦内兹是结合的尺度。若是劳动者在市场以十倍的价格，来购买所缺乏的生活需要品，则一个月所余的若干卢布，对于他究竟有什么价值呢？ 为市场的复兴，新经济政策的废止不适其时，虽有人在如此的承认；但，这却是经验的，部分的，未经熟虑的冲动的承认。对于个人商业和投机，将市场称为「苏维埃」（社会主义的？）商业的形态，这是自欺的。市场的交易，连自全集体农场来的商品也在内，都是对于邻近都市的需要食品从事投机的，其结果，社会的分化，亦即使少数比较幸运的集体农场富化起来了。可是占商业之主要地位的，不是集体农场，而是单独的农民和集体农场员。以投机的价格，将各自剩余品来贩卖的集体农场员的商业，是足以招致集体农场内的分化的。像这样的市场，在「社会主义的」农村中，是从事着离心力的助长的。官僚政治于废止市场，复兴亚细亚市场的同时，在一切误谬之上，又构成了最不文化的物价之腾落条件；在计划之下，商业的决算之下，也敷设了地雷。其最终的结果，便是经济混乱的深刻化。 已开始的职业同盟，苏维埃和党的硬化，也和这个相并行。官僚政治一碰到，都市和农村的轧轹，农民阶级和普罗赖塔利亚诸层的要求，便不问是什么要求，反对，批判，都愈益采用了果断的禁止。结局，官僚政治给劳动者残留的唯一的权利，便是超越生产课题的权利。对于经济的指导，凡属由下而来的一切的尝试，都立即做为右倾或左倾的偏向，亦即实际上，当做刑事的犯罪来处理。上层官僚到最后，在社会主义计划化的限界上，居然宣言自己的错误了。如是的，社会主义建设之基本的机构——苏维埃，德谟克拉西——之伸缩自如而且富于弹力的制度，是被废止了。官僚政治，对于经济的现实及其难关，仅只勉强做出一个不正的粗放的计划之轮廓，将其行政的意思，极度被蹂躏了的意思给武装起来便了。 苏维埃经济的危机 若是第一五年计划所企图的，一般的经济水准，不是四年而是六年或七年完成，或者计划仅只实现五○％，怕是还没有令人足以感到威胁的根据吧！危险不存在于发展之延长，而存在于种种经济部门之渐强的不调和。计划之一切构成要素，即便是完全和先天一致的场合，其发达系数之低至五〇％，既已成为一定的结果，怕也会发生重大的困难吧！不生产二百万双皮靴，而只生产一百万双皮靴，同时制靴工场也只建设了一半，如果这样自然会发生不同的影响。可是，事实上比我们所想条的例证，是遥为复杂而且在矛盾着。不均衡是从过去承继来的。计划课题包含着不可避的误谬和错算。计划之不履行，在各个场合，或发生在特殊的原因之下，或发生于不均衡。计划经济之平均五〇％的发达，不当是在计划Ａ领域为九○％，而在Ｂ领域只履行了一○％的意味，若是Ａ依存于Ｂ，则次一生产周期，Ａ部门便该低至一〇％以下了吧！所以，不幸并非在于，冒险的速率之非现实性的暴露之一点。破绽是存在于工业化之悬赏的跳跃，而将计划的诸要素，导于相互威胁之矛盾中的一点；在于经济没有物质的准备而进行的一点；在于确定计划效果之社会的和政治的手段被破坏或毁弃的一点；在于蓄积的不均衡，更突然的临以威胁的一点；在于无统制的官僚政治，其威信愈益增进误谬的一点；在于危机是随着，企业之不得不闭锁，失业及其他附随的结果而潜伏的一点。 产业发达之社会主义的速率，和资本主义的速率之不同处，——为了比较，采用以前之进步的资本主义——乃系于其展开之可惊的程度。可是，如以最近数年中苏维埃的速率，看做为终局的速率便错了吧！资本主义发达为平均保数不仅昂扬，且由昂扬而生出危机来。苏维埃经济，与其异趣的苏维埃经济，经过了最近八九年间不断的成长期，却还未能显现其加重的平均指数。自然，可以这样的反驳我们，我等以资本主义之合目的性，给与社会主义的经济，计划经济是依据危机的中介，或至少是速率之预定的低下，因而便没有调节的必要。斯塔林的官僚政治及其理论家的论据很贫弱，他们无论怎样演述着老调，都是我们常时可得而预知的。那不过是同义异语的重复便了。我等因已走入社会主义，当为社会主义的行为，亦即单只依据那愈益增进的计划之昂扬，经济便自然调节了。可是，我等还没有到达社会主义，却是事实的真相。我等还没有把握着计划的调节方法。我等仅只履行了第一个素描的假定，并且还是不良而且盲目的履行。危机于我等不仅是可能，而且是不可避的。官僚政治是已经准备下了最近的危机。过渡社会的合法性和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很不同。而过渡社会的合法性，比较社会主义，亦即在被调节而且被保障的动的均势的基础上，所发达起来之调和的经济之将来的合法性也很不同。社会主义之生产的优越，——集中化，浓化，指导意思的单一——是难以度量的。可是，此等优越性，若是不正的尤其是为官僚所滥用了，便会转变一个反对的方向了。一部分是既已转向了的。何以呢！危机是正在袭来。在这里闭起眼睛，则危机是为经济混乱的诸要素而清道呢！如再依据鞭挞，而将经济为强制的尝试，则困难要更加深刻化了。 危机将发展到怎样一个限界呢？则倒是不得预言的。这个问题，幸而不只自然力能够解决。计划经济的优越，是在危机中能够存在，而且，只有在危机中，才能特别明显的表现出来。资本主义诸国家，是在国民的计算中度过危机，消极的期待，或如巴本那样行使财政的欺瞒政策。在劳动者国家，则对于危机是有充分的准备的，一切指挥的杠杆——预算，信用，生产，商业——集中于同一的掌中，危机可因此而缓和，进而依据指挥，依据非经济的调节方法便会克服了。在冒险的攻击之后，一个审思熟虑的有计划的后退是必要的。在这里有明年的，普罗赖塔利亚独裁的第十六平的课题：Ilfautreculerpourmievxsauter——更确实些，为跃进而后退哟！ 危险发动的苏维埃经济 目下机关新闻每号都发表着，对于劳动者，管理者，技术者，经营者，组合从事员，职业同盟从事员的起诉文，每件都是指摘不履行计划，指示和「六项的条件」的。可是，其原因究竟存在于什么地方呢？客观的原因是没有的。一切的破绽，都存在于履行者的恶意。普劳德新闻（十月二十日）这样说：「像这样作业的恶化，是有何等客观的原因吗？什么原因都没有！」单是大众当然的不高兴劳动，——也只是这种情形。中央委员会的十月全体会，是承认了：「一切连环指导的不充分。」将中央委员会及所谓连环应该除外，是不待言的。 可是作业的恶劣，果真没有客观的原因吗？？不仅小麦成熟要一定的时间，为了理会一个复杂的工艺过程，一定的时间也是必要的。尤其是心理的过程，比较植物的过程更其有调节，其调节性当然也有一定的限界，是不允许跳跃的。而以最小限的营养，要求最大限的勉励也是不能允许的。 中央委员会十月全体会的决议，非难劳动者和管理者，认为是不能固守其最伟大的成功，且由成功而转为退落。实际上，此等失败是早已胚胎于成功之中了。人以一时的努力，是能够肩起超过其平均力甚远的重量的；可是，若长久的将这个货物放在他的头上便不得支持。现在，若是非难人之不能固守其努力，便是没道理的。 苏维埃经济在暴露其危险！决定其疾患并非困难，因为，这是从成功自体的本质中发生的。经济为了异常而无远虑的紧张，才有了破绽。必须周密而顽强的加以治疗。拉可夫斯基在一九三〇年，如此的警告过：「我等以一切过去的清算为目标，而接受已往时代的教训。」 第二五年计划 第二五年计划，在「巨大主义」的规模下编成了。第二五年计划之终局的指数，是夸张到何等程度呢？这在一瞥之下是难得到的，正确点说则是不可能。可是，问题并不在的第二五年计划的计划，而是关于其基准，亦即关于和第一五年计划的接合线的。第二五年计划的初年，自第一五年计划的终年，承继着最困难的遗产。 第一五年计划并未尝切实履行，第二五年计划从当初起便是不易支持的。若是听其自然的下去，则第二五年计划，将于行政的强制之下，自第一五年计划之缺陷的补填开始吧！这是意味危机之深刻化，而会使事业达于破灭之局的。现在，若想脱离此等危机，只有一条途径，就是将转入第二五年计划的时机延长一个年。将一九三三年，做为第一五年计划和第二五年计划的缓冲年度。在这个期间，一面检讨第一五年计划的遗产，补填巨大的缺陷，缓和难以容认的不均衡，均整经济的战线；一面就第二五年计划之始发的基准，使第一五年计划之想像的非实际的结果，要变为密切的结合。这只是不意味着将第一五年计划的履行期限再延长一年吗？是的，确属如此。互四个年追求物质的诸结果，不得用笔头从实生活中抹杀了去。检讨，调整，真完成之发达系数的阐明，都是有必要的。经济的现状，在排除着一般的计划事业之可能性。一九三三年，是既不得做为第一五年计划的补充年度，又不得做为第二五年计划的开始年度。一九三三年，是为了缓和官僚政治的诸结果，为了保障昂扬计划之物质的伦理的预件的准备，而当于两次计划间，占取一独立的地位。 当时，左翼反对派曾首先求向五年计划移行，而现在又主张第二五年计划有延期的必要了。游戏的争论癖是毫无用处的。放弃了投机吧！计划事业是不得与投机协调的。后退吗？可是一时的后退。无错误的威信是什么？普罗赖塔利亚独裁的运命，是比空虚的威信还重要的。 大修正的年度 全然失去均衡的苏维埃经济，真是有重大修正的必要的。在资本主义，被破坏了的均衡，得依危机之自然力来恢复；在社会主义共和国，则依意识的和理智的治疗，也是可能的。自然，有如修理工场时。〔，〕中止其生产一般，而将全国的生产中止，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也没有那样的必要，只要将生产速率减低便很充分了。一九三三年当面的生产事业，无计划是不得经营的。因而，便有基于适度之量的课题，来做成一个年度计划的必要。以质的完成为主眼，废止不合时机的建设；将力与手段，集中于第一顺位的建设；以经验为基础，来均整工业各部门的关联；要整理诸工场复兴其设备。不作徒然的焦虑，不为迷惑的变更，不追求记录，使各企业生产服从其工艺的律动，撤回已发出的经济指令，完成未竣工的部分，调整工场中作业场的关联，矫正其不正之点，补修毁损的部分，准备使工场向较高的阶段移行，使量的课题不防害质的成功，必须伸缩自如而具备条件的性质。 一九三三年，须要自改善劳动者的境遇，克服劳动力的流动开始，因为这里存在着对于其余一切的钥。对于劳动者及其家族，要保障其衣食住，不问其价格之如何！将各工场的干部和普罗赖塔利亚的中坚分子，从栽培马铃薯，养育家兔及其他种种补充的重担负中解放出来；同时，使补充的课题，成为非独立的课题，而务使各工场的食粮地盘问题，得到调节。将大众消费品的生产事业整备起来，使商品不为工业的原料废物而使用，要应于人的需要而使用。要以铁腕停止通货膨胀的过程，复兴确实的货币单位。此等艰难的事业，不果断的削减投资，为了预防今后数百亿卢布的损失计，如不将投于新建设事业中，不合目的或不合时机的数十亿卢布的牺牲取消，是不得实现的。 一时的后退，在工业的领域中，和在农业的领域中同样的有其必要。后退的终点，是不能预先确定；而只有依据大规模的经济修正的经验，才能明示其最后的限界的。 指导机关虽然要统制，援助，动员一切的生活力；却不可和现在一般，将企业驱逐于死线之上。为了经济和人人，自行政的压迫和官僚政治来的休息是必要的。新闻纸的报告，多数经济家的断定，一九三三年较一九三二年，应该有何等本质的相异之处，这样的意见是在各自的接近之中。可是，为了恐怕批判，致使其所信不能彻底。 经济生活报，关于铁道输送有这样的话：「一九三三年最重要的课题之一，是将关于运输机构各个构成部分之作业的，一切而且各样的不调和，不完成，不均衡，来做一个完全的决定的清算的问题。」很好的一个言论！必须将这个公式，普及于经济全体系，并且要完全的采用。普劳德新闻，关于斯塔林格勒的索引机工场说：「为了保障制品之计划的生产，要决定的排除事业之官僚主义的方法，要根本铲除运输的疟疾。」这确实是一个正当的言论！全体计划经济，依其各自的形式，是在染患着国家规模之运输的疟疾的。补填缺陷的方法和计划事业不相合致。一九三三年必须根本铲除运输的疟疾，或至少也要添低其温度。 在农业领域中，苏维埃政府本身已发出宣言书，布告由量向质的转向。这是正当的，不过，还有将问题更广泛的处理之必要。问题不仅在于土地耕作的质，而是关涉及于一切集体农场和国营农场的政策与实践的。由量向质的转向，更必须普及到政府本身的政务上来。 后退，在集团化领域中，是首先不可避的。政府对此是幽囚于比任何部面都多的误谬之中。官僚政治依然以全权从事表面的指挥，以莫洛特夫和斯塔林的署名，指定的要将谷类播种面积精密起来；但，实际却早已在听其自然的放任着。而在农村中呢，又出现了一切脱落者——前集体农场员的新阶层，其人数是在渐渐增加之中。将窃取收获物，自由处分种子，随而还向国家要求的农民，强制的保留于集团之内，真是不智慧的。不过，若使崩坏的过程，听其自然的推移下去，却也是很大的罪恶。目下，想破坏集体农场运动的倾向，就在共产党员中间，怕也是同样的在抬头。如果若容认此种情势，便会等于将婴儿随着肥皂水，同时泼出去一样吧？ 一九三三年，要顺应技术的，经济的和文化的资源，而致力于集团农业的完成。精选一些最有望的集团，将这些集团，和基本的农民大众，尤其是和贫农的经验与希望相合致那样而加以改造。同时，国内战之直接的危险，自属无须词费，使农业的动摇止于最小限度，而来作成集体农场的退出条件，则是应当的。 机械的「富农解体政策」，事实上是已经被破弃了。不过，关此还必须要做到公式的废止。同时，严峻的限制富农榨取倾向的政策，也要使之复活。在一九三三年，农民也同样的耕作土地，织工也同样的制造印花布，镕矿炉也同样的生产金属，铁道也会同样的运输人与劳动生产物吧！可是，这一年的最高目标，却不是要尽可能的多，尽可能的快那样来生产，而是置重于经济的整理。也就是要做检查用具目录，完全与不完全的，用得和不用不得的东西要分别一下，除去尘埃与污秽的物件，添设不起的住宅和食堂，完成屋顶，敷设下水管这样一些事。何以呢？为了充分的劳动，人首先就有过人的生活之必要，因而，人的需要是必须满足的。 大修正特别年度的设置——这方法的本身，自然是什么事情也还没有解决。这方法是只有在改变经济及其担当者——劳动者和农民之处理的场合，才发生重大的意义。经济的处理方法是政策，而政党便是政策的手段。 课题之课题，便是政党的革新。在这里，使列宁以后时代的困难的未完功业趋于检讨化，从事于完全和不完全的，用得的和用不得的之分离，扫除尘埃和污秽的对象，官僚政治之一切机关的通风与消毒，同样是有必要的。其次便是苏维埃和职业同盟。一切苏维埃机关的大修正，实在是一九三三年最重要而且最紧急的课题。 （本文译自脱洛斯基派所主办的机关报BulletenOppozitionNo3-1932年十一月号）
苏联经济面临危险！（列夫·托洛茨基，1932年10月2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苏联经济面临危险！ 列夫·托洛茨基1932年10月22日 Zveza翻译 〔来源〕外文版前言原载于《反对派公报》第32期，正文原载于第31期。 〔链接〕СОВЕТСКОЕХОЗЯЙСТВОВОПАСНОСТИ!前言原文 СОВЕТСКОЕХОЗЯЙСТВОВОПАСНОСТИ!正文原文 ·外文版前言 ·计划的艺术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初步结果 ·数量与质量 ·基本建设 ·国内失衡与世界市场 ·工人的处境 ·农业经济 ·城乡结合的问题 ·计划经济的条件和方法 ·扼杀新经济政策、通货膨胀和消灭苏维埃民主 ·苏联经济的危机 ·苏联经济面临危险 ·第二个五年计划 ·大修之年 外文版前言 五年计划头两年的成功向全世界资产阶级证实，无产阶级革命的事业远比它最初看起来的要严肃。人们对苏联“试验”的兴趣大为增长。各国的一系列著名资产阶级刊物都开始提供相对客观的经济信息。 与此同时，各国共产党刊物接受了苏联新闻界最为乐观的评估，似乎是为了宣传鼓动而做出严重的夸大，把五年计划变成了经济神话。 之前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根本不急于对像十月革命这样复杂的事实发表意见，而如今他们有机会在五年计划的统计数字当中为自己迟到的支持找一个立足点，所以感到欣喜万分。他们最后慷慨地“承认”了苏维埃共和国，以此来奖励它的经济和文化成就。对他们中的不少人来说，这种充满道德英雄气概的举动能让他们享受优惠票价，来一次妙趣横生的苏联旅行。 捍卫第一个工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当然要比捍卫华尔街或者伦敦城的野心要有价值得多。但是，这些先生们不过是对苏维埃国家表示了微微温和的支持，期待这种支持就和期待阿姆斯特丹大会的反军国主义一样靠不住。 像韦伯夫妇[1]这类人（在当前的环境下他们并不是最坏的）肯定是完全不愿意为了解读苏联经济中的矛盾而想破脑袋。他们没做任何承诺，而主要是想利用苏联的成果让本国的统治集团感到羞耻，然后推着它向前走。他们需要外国的革命来做本国改良主义的帮手。为了这个目标，同时也为了让他们自己心里安稳，这些“苏联之友”，以及各国的共产党官僚机构，需要一副简单明了、整齐划一的景象，尽其所能地用苏联的成功抚慰人心；而破坏了这副景象的人则全都是敌人和反革命。 对过渡制度的理想化为害甚大、不可宽恕，而它在各国共产党报刊里稳稳扎根却正是近两年来的事情——也就是在这个阶段，苏联经济的矛盾和失衡甚至都已经登上了苏联官方报纸的版面。 建立在神话和虚构上的支持是动摇的。需要臆造来表示支持的人也是靠不住的。步步逼近的苏联经济危机必然会在不久的将来打破这个谄媚的神话，并且会毫无疑问地把许多狐朋狗友推向中立甚至是敌对。 还有恶劣得多、危险得多的一件事，那就是：苏联的危机会让欧洲工人（首先是共产党人）相当措手不及，并且可能会让他们轻易接受社会民主党人那番完完全全敌视苏维埃和社会主义的批评。 和其他所有问题一样，无产阶级革命在这个问题上只需要真理。我们认为必须要在这篇小作品当中相当尖锐地指出苏联经济中的矛盾、指出许多成就的不足和不稳定、指出领导层的严重错误、指出拦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危险。就让小资产阶级朋友们去做涂脂抹粉、文过饰非的工作吧，我们认为更正确的做法是用浓墨圈点出有可能被敌人突破的弱点和软肋。有些声音叫骂说我们对苏联怀有敌意，这种指责愚蠢到可以说是不攻自破。在最近的将来，我方说法的正确性就会出现新的证据。左翼反对派教导工人预见危险，教导他们不要在危险到来的时候迷失方向。 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伴随着各种便利和终身保障的情况下才接受它，这样的人和我们不是同路人。我们接受工人国家的现状，并且说道：这是我们的国家。尽管它继承了落后的状况，尽管它遭受饥荒又有许多功课要补，尽管有官僚犯下错误甚至是为非作歹，全世界工人也必须拼尽一切，用牙齿和指甲保卫这个国家所代表的未来的社会主义祖国。 我们为苏维埃共和国服务，首要的方法就是告诉工人这个国家的真相，从而教会他们为更加美好的未来铺平道路。 计划的艺术 社会主义计划的前提首先是由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宪法确立的。对经济进行集中领导的国家机关已经建立，并且运行了若干年。苏联做了大量创造性的工作。受帝国主义战争和内战破坏的东西恢复了，规模宏大的新企业、新产业和完整的工业门类建立起来了，无产阶级的能力也在实践中得到了证明——它能够组织成一个国家，以新的方法进行经济活动，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造物质价值。而与这一切相对照的，则是气息奄奄的世界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体系，社会主义第一次在《资本论》的书页以外、在水电站和高炉的实践当中证明了自己有权赢得历史的胜利。毫无疑问，马克思也会更喜欢这种证明方式。 但是，只凭这点就声称苏联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这就是不可饶恕的肤浅想法。这些成就非常伟大，但是，如果要真正战胜经济无政府状态、克服比例失调、确保经济协调发展，苏联要走的路仍然非常漫长、非常艰巨。 就事物的本质而言，无论第一个五年计划设想得多么周全，它都必然只是一份假设和初稿，也事先就注定了它会在实行过程中经历根本性的调整。不可能先验地建立起完善协调的经济体系。计划性的假设不可能不包含旧的比例失调，也必然会发展出新的比例失调。集中领导不只是巨大的优势，它同时也有错误集中化的危险，也就是说，可能会让错误的影响程度急剧上升。只有在实施过程中不断调整计划，基于实践经验的指示对计划进行部分的和整体的改造，才能保障计划的经济效果。 社会主义计划的艺术不会从天而降，不会随着夺取政权就直接到手。这种艺术只能通过战斗得来，一步一步地去争取，不是由少数人完成，而是需要身为新经济和新文化组成部分的千百万人共同完成。所以，即便是临近十月革命十五周年的现在，经济领导方法依然处于极其低下的水平，而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或者气馁。《为了工业化》（Заиндустриализацию）报纸就可以这样声明：“我们的工作计划情况非常糟糕。”（9月12日）而现在，一切的关键恰恰在于工作计划。 我们一再提醒说，“如果计划错误，以及更要紧的是，如果在执行过程中对计划进行错误的调控，危机就会在五年计划的最后阶段充分酝酿并造成无法克服的困难，使我国难以利用和发展五年计划毋庸置疑的成果。”（《反对派公报》23号，1931年7月15日）正是因为如此，我们认为“将五年计划转为四年完成”是仓促的、纯粹运动式的，“是一种轻率的冒进行为”（出处同上）。而不幸的是，这些担忧和警告完全得到了确证。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初步结果 在四年（确切地说是四年零三个月）之内实际完成五年计划，这种事现在已经无从谈起了。哪怕最近两个月期间的鞭打督促再疯狂，这对整体结果也不会有任何影响。目前还不可能确定初步方案的实际完成比例，也就是以经济为衡量标准的百分比。报纸上公布的数据是形式上的统计数据，而不是经济核算的数据。如果一家新工厂的建设完成了90%，然后由于原材料显著短缺而暂停施工，那么从形式统计的角度来看，可以写计划完成了90%；然而从经济的角度看，建设产生的开销应该直接记在损耗一栏。从国民经济平衡的角度看，核算已建成或正在建设中的工厂的实际效益（有效运作）还完全是未来的事情；但是，哪怕是单纯只看结果的数量，哪怕结果本身相当可观，它也远远不及预定的规划。 煤炭生产目前还维持在去年的水平，因此远远没有达到五年计划第三年的目标。《真理报》诉苦说，“顿巴斯甚至落后于苏联工业最落后的部门。”《为了工业化》也附和说：“燃料平衡方面的紧张形势正在加剧。”（10月8日） 1931年，生铁的产量为490万吨，而非计划的790万吨；钢产量为530万吨，而非计划的880万吨；最后，轧材的产量为400万吨，而非计划的670万吨。这就是说产量与1930年相比下降了：生铁下降了2%，钢下降了6%，而轧材下降了10%。 在1932年的前9个月中，共生产了450万吨生铁、410万吨钢和350万吨轧材。随着生铁产量的大幅增加（新高炉！），今年的钢铁和轧材产量却与去年基本持平。就工业化的总体目标而言，起决定作用的当然不是生铁，而是轧材和钢铁。 除了这些被《经济生活》（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жизнь）称作“触目惊心的缺口”的数量结果以外，还有极其不利的、后果更为危险的质量缺口。在这份专门的经济报刊发声之后，《真理报》紧接着也公开承认说，在黑色冶金行业，“质量指标的情况差到不能容忍”，“废品正在侵蚀优质钢材”，“设备利用的技术系数急剧恶化”，“生产成本急剧上升”。给出两个数字就足够了：1931年，一吨生铁的价格是35卢布；而今年上半年的价格则是60卢布。 1929—1930年间冶炼了4.7万吨铜；1931年冶炼了4.8万吨，即计划目标的三分之一。今年的计划减少到了9万吨，但前8个月的冶炼量却不足3万吨。这对整个机器制造业，特别是电机制造业意味着什么，可以说不言而喻。 尽管在电气化领域取得了各种成果，但仍有相当大的滞后性：发电厂在8月只提供了应发电量的71%。《为了工业化》写道，“对建成电站的运营很不熟练、不合要求，还十分粗野。”能源行业在冬季面临着巨大的困难，而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地区，这种困难已经开始显现了。 轻工业在去年特别落后于计划，它今年上半年增长了16%，但在第三季度又下降到低于去年同期的水平。食品工业则落在最后。重工业工厂额外生产的日用品在前8个月里只占到了年度目标的35%。这一大批匆忙凑合、临时安排的商品里有多少真正符合市场的需求，目前还要打上一个问号。 工厂要通过加急电报来获取煤炭和原材料。用《经济生活》的话来说，工业就是“坐在加急电报上的”。但哪怕是快如闪电的加急电报也没法供应不存在的东西。 煤炭开采仓促，而且分拣不当，阻碍了焦炭生产企业的运作。焦炭当中的水分和灰分含量高于正常值，这不仅让获取的金属量减少了数百万吨，还降低了金属的质量。劣质金属造出的机器生产劣质产品，而且会导致机器停工，使得劳动力被迫闲置，同时损耗速度也很快。 据报纸报道，乌拉尔地区的“高炉像发疟疾一样时冷时热”：由于燃料供应不当，高炉闲置了3到20天。有一个明显的细节最能说明问题：乌拉尔的冶金厂都有自己的马车队来运送燃料；2月份的马匹数量是27000匹，7月份的数量下降到14000匹，9月份的数量下降到3000匹。原因则是缺乏饲料。 在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合格的铸件量从250吨下降到了140吨，《真理报》这样描述该厂的状况：“由于缺乏基本的、持续的技术监督，设备……已经极度磨损。”“废品率上升到35%。”“车间里的所有机器都积上了厚厚一层灰。”“铸造车间里的人们完全不关心明天。”“落后的手工业办法闯进了流水线生产领域。” 为什么坐拥巨额投资的有色冶金行业会出现产量下滑？《真理报》回答说，因为“各个车间……没有按照它们的能力相互协调。”可与此同时，资本主义技术已经解决了协调车间的任务。而要让各个独立的企业和工业生产的全部部门相互协调，这个问题又不知要复杂和困难多少倍！ 《为了工业化》写道：“波多利斯克水泥厂病得很严重。在今年上半年，它只完成了约60%的生产计划；在最近几个月，完成率下降到40%……生产成本则是计划目标的两倍。”上述的这些特点在不同程度上适合于目前的整个工业。 数量与质量 用行政办法追赶数量导致了质量的惊人下滑；糟糕的质量又破坏了下一个阶段的数量争夺战；不合经济规律的“成功”带来了报应，付出的代价往往比这些成功本身多好多倍。每一个成熟的工人现在都知道这种辩证法，他们不是从共产主义学院（唉！这学院也是劣质产品）的书本上学到这一点的，而是在实践中，从自己工作的矿山、工厂、铁路和火电厂等等地方了解的。 竞赛的后果还完全扩散到了教育事业方面。《真理报》不得不承认说：“降低培训质量、跳过教学科目，又以‘骑兵突击’的速度学完课程，走这种道路的高等技术院校对工业没有帮助，反而是有害的。”但是，该对高等教育机构的“骑兵突击”行为负责的人是谁呢？ 如果在官方数据当中引入质量的修正系数，那么计划的完成指标就会立刻出现急剧下滑。就连古比雪夫在一年多以前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他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谨慎地表示：“如果考虑到质量的变化，工业的巨大增长数字就会变得相对有限。”拉科夫斯基则说得更清楚：“不考虑产品质量的定量指标就是一种统计学的假象。” 基本建设 拉科夫斯基在两年多以前就警告过，这项计划过于繁重了。他写道：“无论是生产规模增长的预定计划，还是基本建设的预定计划，都没有做好准备……以前的整个工业政策本质上不过是在加紧利用旧的固定资本……而完全不关心明天的事情。”在基本建设领域想要靠一次跃进就补上之前落下的功课，这种尝试是最不现实的。完成计划所必需的资源“在国内没有，而且近期之内都不会有”。所以他警告说：“基本建设的计划会在很大程度上难以为继。” 事实证明，这个预言是完全正确的。建筑领域在1931年的滞后现象已经特别严重了，而今年甚至还在进一步发展。根据主管部门自己的估计，今年前九个月的交通建设计划完成了38%。其他领域的建筑情况总体来说还要更不乐观，最糟糕的则是住房建设领域。建筑工程数量过多，使得材料和资金分散各处，导致投资效率低下。 巴尔喀什炼铜厂的项目已经花费了6500万卢布，开支每天都在增长——而且实际上在做无用功：要维持生产工作，一年内必须要运输30万吨货物，可现有的运输工具总共只能运输2万吨。类似的例子虽然没有这样明显，但数量非常之多。 原料和设备质量低下的问题在基本建设当中表现得尤其严峻。《真理报》写道：“用作屋顶的波形铁皮质量差到一碰就碎。” 基本建设领域的极端滞后自然会破坏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根基。 国内失衡与世界市场 生产要素和经济部门的比例问题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最中心要点。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走过曲折的道路，而且这些道路在任何一份地图上都找不到。发现这种道路，或者准确地说是开辟这种道路，需要在未来付出漫长而艰难的努力。 整个工业都因为备件不足而备受煎熬。织布机因为缺少螺栓而停工。《经济生活》描写日用品情况的时候这样说道：“生产出的产品品种是随机的，不符合……需求。” “仅在1932年上半年，（重）工业就固定、‘冻结’了10亿卢布，也就是工厂仓库里的材料储备、半成品甚至是成品。”（《经济生活》，9月12日）这就是官方估算中一些比例失衡和不协调情况的货币表现。 大大小小的失衡现象让苏联必须转向国际市场。价格为一个切尔文金币的进口商品可以让国内生产摆脱死气沉沉的状态，创造出成百上千金币的价值。一方面是经济的总体增长，另一方面是新需求和新失衡的出现，这种情况一以贯之地提高了苏联与世界经济相联系的需要。“独立”方案，也就是让苏联经济自给自足的办法，正越来越暴露出自身的反动空想性质。在经济上闭关自守不是马克思和列宁的理想，而是希特勒的理想。 例如，自五年计划之初至今，黑色金属的进口额按体积增加了五倍，按价格则增加了四倍。假如说今年这项数值下降了，那也只会是汇率因素导致的。工厂机器的进口也因此大量增加了。 卡冈诺维奇在10月8日的讲话里断定，反对派，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在“建议我们要更加依赖资本主义世界”。就好像他在说的不是经济增长的自然逻辑，而是什么人为的、专断的行动！ 与此同时，苏联报刊在引用索科利尼科夫[2]离开伦敦前夕接受的采访时不吝赞美之词：“英国人正越来越多地承认，一个在工业和技术方面发展先进的苏联国家将为英国工业的产品带来更加广阔的市场。”索科利尼科夫认为，苏联经济进步的标志是加强与外国市场的联系而非弱化这种联系，也就是更加依赖世界市场。那索科利尼科夫这位前反对派不是在搞“托派走私”么？可这样一来，为什么官方报刊要包庇他呢？ 工人的处境 针对产品质量差、生产成本高、劳动力流失、废品比例高等一系列问题，斯大林的讲话（1931年7月）里提出了摆脱困境的“六个条件”[3]。自那以后，就没有哪一篇文章不引用这“历史性的讲话”。然而，本应该由这六个条件治好的痼疾却愈发深重了，而且性质还更加恶劣。 官方报刊的报道日复一日地证明，斯大林的处方彻底失败了。《真理报》指出如下事项来说明生产的下降：“工厂的劳动力减少，劳动力流失加剧，劳动纪律废弛”（9月23日）。《为了工业化》在讨论克拉斯诺乌拉尔斯克联合工厂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原因时，除了“联合工厂各个部门之间极其惊人的比例失衡”以外，还指出了这样一些原因：1）“劳动力流失巨大”；2）“工资政策粗心大意”；3）“没有（为矿业工人们）提供过得去的住宿条件”；4）“矿工们的伙食很粗劣”；5）“劳动纪律之废弛极其惨重”。这里引用的都是原文，一字不差。至于“已经突破了各种底线”的劳动力流失，这份报纸又写道：“所有有色冶金企业的（工人）日常生活条件都非常恶劣。” 各机车制造工厂在今年前三个季度没能完成为国家提供约250台机车的计划，这些工厂里“熟练工人严重不足”。单是科洛姆纳工厂一家，就有超过2000名工人在夏季离厂。为什么？“日常生活条件差”。在索尔莫沃工厂，“工厂的伙食就像是最差的那种小饭馆。”（《为了工业化》，9月28日）。在享受着优待的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工厂伙食的水平严重下降了”（《真理报》，9月21日）。这些事实都能出现在斯大林派的报刊栏目上，可见工人的不满情绪达到了何种程度！ 纺织业的情况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经济生活》报道说，“仅在伊万诺沃州就有约35000名熟练纺织工离开了企业。”据这家报纸说，国内有些企业有超过60%的劳动力会每个月更换工作。“工厂成了随便往来的大马路。” “六个条件”之所以遭到惨败，对这个问题的解释长期以来都只是单纯地指责管理层和工人本身：“无能”、“不积极”、“安于现状”，等等。然而，最近几个月的报纸上越来越多地（尽管是低声议论）道出了问题的真正根源：令工人难以忍受的艰难生活条件。 拉科夫斯基在两年多以前就指出了最根本的原因。他写道：“……旷工率在上升，劳动纪律在废弛，不得不大大增加工人的数量——这是因为工人的身体不堪重负。” 可生活条件到底为什么不好呢？报纸用来解释的借口是：“在对待工人生活条件和供应工人必需品的问题上表现出轻视（！）的态度”（《为了工业化》，9月24日）。就凭这小小的一个词，斯大林派的报刊就道出了它预想之外的危险含义。在一个工人国家对工人的需求表现出“轻视态度”，只有傲慢自大又不受监督的官僚机构才有可能做出这种事。 之所以需要给出这种冒险的解释，无疑是为了掩盖基本的事实：完全没有足够的物质财富能提供给工人。国民收入没有得到正确分配。制定经济目标时没有考虑到实际条件。工人肩上的负担越来越难以承受。 现在每一期苏联报刊上都会提到食品供应“中断”的消息。营养不足还要搞生产竞赛！这两种情况结合足以在最短的时间里毁掉设备、让生产者精疲力竭。为了安慰人心，《真理报》刊登了一张女工喂养“她自己的猪”的照片，暗示说这也是一条出路。报纸（10月3日）教导工人说：“私有的家庭经济曾经把工人与资本主义捆绑在一起，而如今它让工人与苏维埃制度紧密相连。”简直难以置信！我们从前学过，私有的家庭经济建立在对女性的奴役之上，这种奴役是整个社会奴役当中最丑恶的因素。结果现在，“自家的猪”却把无产阶级同社会主义联系了在一起。新闻官僚竟能像这样假仁假义，把严峻的物质匮乏说成是一件功德！ 营养不良和神经衰弱导致工人对周围的环境感到消沉。因此，不仅是旧工厂，就连按最新技术建成的工厂也在飞速陷入荒废状态。连《真理报》自己都发出了号召：“试着去找找没有堆满垃圾的高炉或者平炉车间吧，哪怕找得到一间也好！” 精神方面的状况并不比物质条件好。“工厂管理层脱离了群众”（《真理报》）。对待工人的态度不是关心体贴，而是“单纯的发号施令和大声呵斥”。这些话说的是每家工厂里发生的个案，但《真理报》肯定琢磨不透的是，这些个案的总和正是斯大林的体制。 在整个有色冶金行业里，“竟然没有一家工厂委员会的工作做得多少让人满意”（《为了工业化》，9月13日）。可是，在一个工人国家，工厂委员会——不只是有色冶金行业的各个部门，而是整个工业——怎么会表现得让人不满意呢？为什么呢？难道不是因为遭到了党官僚的压制吗？ 在捷尔任斯基机车厂，单是锻造车间的一次党支部委员会会议上便同时审议了18件开除党籍的议案，车轮车间审议了9件，锅炉车间审议了12件。这种情况不只发生在个别工厂。发号施令无处不在。对于来自基层的建议和批评，官僚机构唯一的答复就是镇压。 国际左翼反对派的纲领草案（1931年4月）指出：“工人的生活水平和工人在国家中发挥的作用是判断社会主义取得了多大成就的最高标准。”一年多以前，我们还这样写道：“假如斯大林官僚机构能从这个立场来处理任务，制定经济计划、对经济进行符合实际的调整，它就不会每次都遭遇如此惨重的失败，也不必浪费资源去执行反复曲折的政策，更不会面临政治危机。”（《公报》23号，第5页） 农业经济 9月28日的《真理报》称：“苏联农业已经坚定地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平常一样，支撑这种漂亮话的办法是直白地引用已经集体化的农庄数量和农田面积，然而这不过是在可耻地嘲弄实际的农业状况、嘲弄真实的城乡关系。 不考虑农业的技术、经济和文化能力，一味地追求打破集体化记录，这实际上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它消灭了小商品生产者的激励因素，却又根本没及时给他们提供其他形式的、效果更好的经济激励。行政压榨在工业上很快就捉襟见肘，而在农业领域也是完全无能为力。 这同一期《真理报》又报道说：“高加索村落在春播竞赛中得了奖。但是，耕作情况却非常糟糕，田地里杂草丛生。”高加索村落是在农业领域用行政力量盲目追求数量的一个象征。全盘集体化导致了田地的全盘杂草化。 有超过10万台拖拉机分发给了各集体农庄。真是伟大的成就！然而各地报刊的无数报道表明，这些拖拉机所发挥的效益远远不符合它们的数量。在波尔塔瓦农机站（新建的站点之一），“最近收到的27台拖拉机中，19台已经出现了重大故障。”这些数字并非个例。伏尔加农机站（在乌克兰）有52台拖拉机，其中2台从春季起就不能使用，14台正在大修，而剩下的36台当中只有一小半正在用于播种，“甚至这一部分拖拉机也是在交替工作”。这还没有去算10万台拖拉机的工作效率！ 在全盘集体化全速前进、令人头晕目眩的时候，拉科夫斯基给出了严厉的诊断：“首要的后果就是农业生产力的降低，过往的既定政策为它埋下伏笔，极‘左’的冒进时期又让它进一步恶化。这一点在畜牧业和部分经济作物领域暴露得确凿无疑，而且在粮食作物领域也开始显现出来。” 拉科夫斯基错了吗？不幸的是，他说得对。1932年9月1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一道相当不起眼的小法令，苏联报刊对它没有发表任何意见；然而这道法令却正在造成无比震撼的影响。这道由加里宁和莫洛托夫签署的法令规定，为了集体农庄的需要，当农庄有要求时，个体农户有责任把自己的马匹按一定价格出让给集体农庄。集体农庄则有责任把马匹“以良好的状态”归还原主。 农业经济中的社会主义部分和小资产阶级部分之间就是这种关系！集体农庄耕作着80%至90%的耕地，按理来说应该通过自身的成就吸引个体农户来参加；然而实际上它们却不得不依靠国家立法，强行从个体农户那里得到马匹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一切都翻了个底朝天。单是9月11日的这一道法令，就是对斯大林—莫洛托夫政策极其严厉的批判。 城乡结合的问题 在这样的物质生产基础上，城乡之间的关系能得到改善吗？ 我们再回忆一下：只有当国家不必动用行政强制手段也能从大多数农民手中获取农产品的时候，也就是说，农民自愿向国家提供所需数量的粮食和原料，换取机械、工具和个人生活用品，只有这个时候，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才算是完全巩固了。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再加上国内外其他必要条件的配合，集体化才能真正地具备社会主义性质。 工业品和农产品之间的价格比例无疑发生了有利于农民的变化，虽然说不可能在这方面得出比较接近实际情况的估算。比如，《真理报》就报道过：“每公担[4]牛奶的价格因集体农庄而异，从43卢布到206卢布不等。”国家法定价格和合法集市上的价格差距就更大了。工业产品的价格也是如此，具体价格取决于它们通过哪种渠道到达农民手中。但是，即使不奢求精确性也可以肯定地说，农民把狭义上的价格剪刀差缩小了。农村已经开始收到足额的钞票作为供应农产品的回报，这些钱本可以保证农村能以固定价格获取工业品……假如这些工业品真的存在的话。 可是，最重要的不均衡之一，就是现有的货币量和现有的商品量不匹配。用货币流通的术语来说，这叫做通货膨胀；用计划经济的术语来说，这就是计划过宽，生产力与生产资料分配不当，其中尤其是消费品的生产和生产资料的生产之间出现了分配不当。 价格关系开始对城市不利的时候，城市便把商品“拨作专用”，以此来自卫，也就是说，它干脆不让货物进入流通领域，而是把货物握在自己手上，用官僚手段进行分配。这就意味着，只有价格剪刀差这个影子缩小了，物质不均衡这个实体一如往常。可农民对影子不感兴趣。商品的缺乏之前和现在都促使着农民走上粮食罢工的道路：他不想用自己的粮食去换钱。 粮食和农业原料的收购并没有变成双赢的简单交换，它依然和以前一样，是一场“政治运动”和“激烈斗争”，每次都需要调动国家机关和党的机关。《真理报》（9月26日）谨慎地写道：“许多集体农庄抵制粮食收购，把粮食藏匿起来。”我们都知道“许多”这个词在这种语境下指的是多少。如果能在城乡间的交换当中获利，农民就不可能有理由“藏匿粮食”；如果交换无利可图，也就是采用了强行征用的形式，那么，不是“许多”集体农庄，而是所有的集体农庄都会像个体农户一样竭尽全力藏匿粮食。农民上交肉类的义务现在正式变成了一种实物税，随之而来的则是各种镇压和惩罚。比起集体化土地面积这样纯粹的统计数字，用上述事实来明确全盘集体化的经济后果要正确得多。 为了同侵吞社会主义财产的行为斗争而颁布了严刑峻法，这一事实就能说明情况恶劣到了何种程度；在农村，这种恶的本质，是农民不通过社会主义渠道，而是努力走资本主义渠道去销售粮食。投机市场上的价格高到足以让农民去冒刑事风险。有多少粮食走投机渠道消失了呢？ 据计算，伏尔加—里海渔业托拉斯的渔获当中有多达20%被卖去了私人市场。《真理报》怀疑地质问说：“实际上到底卖了多少？”农业领域的流失比例应该还要高得多，但即使是20%也相当于数亿普特[5]的粮食。对此进行镇压也许是必然的自保措施，但它不能代替城乡结合，不能创造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甚至也不能保障粮食的收购。 因此，当局不能够单纯地依靠镇压。在争夺粮食和原料的过程中，它不得不命令城市取消对工业制成品的保留和专用。近几个月以来，日用消费品加紧流向了农村，然而在城市里，特别是在外省的城市里，国营商店和合作社商店却变得空空荡荡了。 今年的城乡“结合”平衡表还没有总结出来，可城市的贸易渠道已是一片萧然。10月8日，卡冈诺维奇在莫斯科说：“我们向农村提供了较多的商品，而让城市吃了亏——我姑且用这种说法。”当然，完全可以用这种说法：城市和工业区吃了亏，也就是说，工人吃了亏。[6] 计划经济的条件和方法 制定和执行计划的机关是什么样的？检验和调节计划的方法是什么样的？计划成功的条件又是什么样的？ 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对以下三个体系做简要的分析：1）专门的国家机关，即由中央和地方的计划委员会组成的等级体系；2）贸易，也就是市场调节的体系；3）苏维埃民主，即让群众积极主动、切合实际地影响经济结构的体系。 拉普拉斯曾描绘过这么一种科学幻想：有一种智慧能够同时记录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发生的一切过程，能够计量这些运动的变化动态，能够预见它们相互作用的结果——假如这种大智慧真的存在，那它肯定能先验地制定出一套无懈可击、尽善尽美的经济计划，上至小麦的播种面积，下至马甲上的一颗纽扣。官僚机构就常常觉得自己也有这样的智慧，所以它才如此轻率地甩开市场与苏维埃民主的监督。可对于自己所掌握的精神手段，它做的这番估计实际上大错特错。它在实际工作当中不得不依赖从资本主义俄国继承下来的经济比例（同样有理由说是比例失调），依赖同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数据，最后还要依赖苏联经济本身的成功和失败经验。但是，哪怕把这一切因素最为正确地组合在一起，最多也只能得出一个极其不完善的计划框架。 无数活生生的经济参与者，不管是国有的还是私有的，是集体的还是个体的，都必然会表现出自己的需求和相对力量；这种表现不仅是通过计划委员会的统计数字得出来的，更是在供求关系的直接压力下显露出来的。计划要经过市场的检验，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也要通过市场来实现。对市场本身的调节必须要依靠通过市场显露出来的各种趋势。政府办公厅的指示必须通过商贸核算来论证其经济上的合理性。如果不用卢布进行控制，过渡经济体制就是不可想象的，而这又要求卢布币值稳定。如果没有稳定的货币单位，商贸计算就只会加剧混乱。 经济建设的过程目前还并非发生在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国民收入的分配问题是计划的中轴线。各阶级和社会群体，其中包括无产阶级自身的不同阶层，都在相互竞争，而这条轴线正随着斗争的直接影响而改变位置。最重要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如下：如何城乡结合，也就是使工业向农业的索取和它向农业的供应达成平衡；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以及用于基本建设的资金和用于支付工资的资金之间的关系；如何调节各类型劳动力（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职员、专家、负责领导的官僚）的工资；最后是如何在农民的不同阶层之间分配农村应得的国民收入份额——就本身的性质而言，这些问题都不容许官僚机构做出先验的决策，而它却把与此息息相关的千百万人隔绝在外，不许他们介入其中。 作为制定计划的一个基本因素，争取切身利益的斗争把我们引入了政治领域，因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苏联社会中的各种社会团体，它们的工具则是（而且也应该是）：苏维埃、工会、合作社，还有最重要的执政党。只有通过国家计划、市场和苏维埃民主这三个要素的相互作用，我国才能正确地主持过渡时期的经济，并且确保——不是确保在几年之内完全克服各种矛盾和比例失调（这就是空想！），而是确保能缓和这些问题，从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直到新的革命胜利扩大社会主义计划的活动空间并且重塑计划的体系。 扼杀新经济政策、通货膨胀和消灭苏维埃民主 推行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也就是恢复市场关系的必要性，首先是由当时2500万个体农户的存在决定的。但这并不是说集体化在施行的第一个阶段就会消灭市场。只有让集体农庄成员的个人利益不受损害，并且在商贸核算的基础上安排好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集体农庄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集体化才是切合实际的。这就是说，在当前这个阶段，在经济上有充分根据的正确集体化不应该直接废除新经济政策，而是要逐渐转变新经济政策的方法。 然而，官僚机构却直接蛮干了：它起初可能觉得这条路线遇到的阻力最小。无产阶级集中力量取得了无可置疑的真正成功，它却以为这种成功就是它先验计划的成功。换句话说就是，它把自己和社会主义革命混为一谈了。与农村结合的问题尚未解决，它便用行政式的集体化加以掩盖；面对新经济政策带来的比例失调，它就废止了新经济政策；它推广强制手段，以此来代替市场手段。 以切尔文金币为形式的稳定货币单位是新经济政策最为重要的工具。官僚机构被冲昏了头脑，以为自己脚下的经济基础已经变得和谐稳固，以为现在的成功就能自动确保未来的成功，以为切尔文金币不是控制计划规模的约束力，而是一个独立的投资来源。官僚机构不去调节经济过程当中的各种物质要素，却靠着开动印钞机来堵住漏洞。换句话说，它选的办法是“乐观的”通货膨胀。 用行政办法扼杀新经济政策之后，斯大林那声名狼藉的“六个条件”（经济核算制、计件工资制等等）就变成了空洞的文字堆砌。没有了市场关系，就很难想象实行经济核算制。切尔文金币是各种结合关系的度量衡。如果工人在集市上必须出十倍的价钱购买短缺的生活必需品，就算他每月多拿几个卢布又有什么用呢？ 恢复集市等于是承认了废止新经济政策的不合时宜，但这种承认是靠经验得出来的，也是残缺片面的、考虑不周的和自相矛盾的。把集市叫做“苏维埃”（社会主义？）贸易的一种形式，把它同私人贸易和投机行为对立起来，这就是在自欺欺人。即使是来自整个集体农庄的那一部分集市贸易，也是在针对最近城市对粮食的需求进行投机，这样的结果就是会造成社会分化，也就是让一小部分位置较好的集体农庄富起来。但是在贸易中起主要作用的不是集体农庄，而是单独的集体农庄庄员以及个体农户。农庄庄员用投机价格出售余粮，这种贸易会导致农庄内部的分化。由此，集市增强了“社会主义”农村内部的离心力。 官僚机构先废除市场，又恢复了落后的集市，它所做的这一切为最疯狂的价格震荡创造了条件，又因此给计划和商业核算都埋下了巨大的隐患。结果，经济混乱进一步加深了。 与此并行的还有工会、苏维埃和党的僵化，这个过程并不是昨天才开始的，而是早就在进行当中了。面对城乡之间的摩擦，面对农民和无产阶级中不同阶层提出的各种要求，官僚机构却越来越坚决地禁止提出任何要求、抗议和批评。到头来，它留给工人的唯一一项权利，就是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的权利。任何试图自下而上影响经济管理的行为都会立刻被认定为右倾或者左倾，也就是要被认定为刑事犯罪。最后，上层官僚宣布说，自己在社会主义计划方面是绝对正确的（尽管同它合作的人以及鼓励它的人却往往是蓄意的破坏分子）。这样一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机制——灵活自如的苏维埃民主体制——就被消灭了。面对着经济现实以及其中的困难，官僚机构仅剩的武器就是一套扭曲褶皱的计划框架，还有同样陷入疲敝的行政权力。 苏联经济的危机 如果第一个五年计划设定的总体经济水平不是四年达成，而是花了六年或者七年达成，甚至是只完成了50%，这本身还不至于引起担忧。危险不在于增长放缓，而在于各经济部门之间的不协调逐渐加剧。哪怕计划的所有组成要素都能先验地实现完美配合，增长系数降低50%这件事本身的后果也会引起巨大的困难：没能生产200万双靴子而只生产了100万双，这是一回事；建一座制靴厂却只建成了一半，这就是另一回事。不过，比起这个理想化的例子，现实情况还要复杂得多、矛盾得多。比例失调是过去时代留下的遗产，计划的目标里必然包含着差错和误算。由于每个个案的具体原因都不同，计划中未完成部分的比重也是不均衡的。经济平均增长50%可能是说，A行业的计划完成了90%，而B行业完成了10%；如果A行业是依附于B行业的，那么到下一个生产周期A行业可能就会降到10%以下。 所以，这种冒进速度的不现实性暴露出来，并不是一件坏事。麻烦的问题在于，重赏之下的工业化跃进让计划的各个要素之间产生了危险的矛盾；经济的运行缺少物质储备和成本核算；判断计划效益的社会手段和政治手段不是被破坏了，就是被扭曲了；比例失调的逐渐累积造成威胁，带来越来越多的意外情况；不受监督的官僚机构为了维护自己的威信，不承认这些日益累积的错误；一场危机正在形成，随之而来的后果则会是企业被迫关停和工人失业。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工业发展速度有着程度惊人的差距——哪怕是拿从前的进步资本主义来比较也是如此。但是，如果把苏联近几年的发展速度当成是恒定不变的，那就犯错了。资本主义的平均增长率不仅算上了上升期，也算上了危机期。苏联经济的情况则不同，过去八九年间它一直在不间断地增长。要算出它的加权平均指数还为时尚早。 肯定有人会这么反驳我们：我们是把资本主义的规律套用在社会主义经济上了；经过计划的经济不需要通过危机手段甚至是预先降低速度来进行调节。斯大林官僚机构及其理论家们的论据储备相当贫乏，不等他们开口就能料到他们要弹哪段老调。这种语境下的反驳不过就是同义反复罢了：既然我们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那我们就该按“社会主义的办法”做事，也就是定一个速度越来越快的经济上升计划，然后完全依照它来调节经济。但关键在于，我们并没有进入社会主义。我们还远远没有掌握好按计划进行调节的办法。我们只是在完成头一个粗略的假设，我们完成得很差，而且还是在黑灯瞎火当中摸索。我国不仅是可能发生危机，甚至是必然会发生危机。而官僚机构已经为近期将要到来的危机创造了条件。 过渡社会的规律性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性大不相同，但它和将来社会主义社会（也就是协调的经济，它基于仔细核对且得到妥善保障的动态平衡进行发展）的规律性也有很大差异。集中、统一，还有一致的领导权——社会主义在生产上的这些优越性是不可估量的。但如果应用不当，特别是如果遭到官僚的滥用，这些优越性就会转向自身的反面；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转为反面了，因为危机已经迫在眉睫。对此视而不见就等于是为经济的混乱力量扫清了障碍。继续用鞭打督促的办法强迫经济发展就是在加重灾祸。 危机会发展到什么程度，这是无法预测的。所幸，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所依靠的不只是自发盲动的力量。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即使在危机当中也依然存在，也许可以说特别是在危机当中尤其突出。资本主义国家只能被动地熬过去，坐视危机在人民当中肆虐，或者像帕彭[7]那样搞一些财政上的把戏。而工人国家会全力以赴地应对危机。预算、信贷、生产、贸易——统率经济的一切推动力都集中在一只手上。危机的缓和与最终克服不是通过发号施令，而是通过调节经济的手段。在冒进的攻势之后，必须要尽可能深思熟虑和计划周全地进行撤退。这就是来年，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第十六年需要完成的任务。Ilfautreculerpourmieuxsauter：先撤退，之后前进才更有把握。 苏联经济面临危险 现在官方报刊正连篇累牍地发表控诉，指责工人、厂长、技术员、负责人、合作社员和工会干部，说他们统统犯了错误，没能履行计划、指示和“六个条件”。可其中原因是什么呢？没有什么客观原因，全都是因为这些执行者使坏。《真理报》就是这么写的：“工作情况的恶化有任何客观原因吗？完全没有！”（10月2日）单纯就是人们不想好好工作，仅此而已。中央委员会的十月全会指出，确实存在“各层级领导不合要求的情况”。当然，只有一个层级不在批评范围之内，那就是中央委员会自己。 但是工作质量糟糕难道真的就没有客观原因吗？掌握一个复杂的技术流程，就和小麦的成熟一样，需要一定的时间。诚然，心理过程比植物的生长过程更加灵活，但这种灵活也是有限度的，不可能一下子跳过这个阶段。除此之外，也不可能以最低的营养水平要求最高的劳动强度，这一点同样重要。 中央委员会十月全会的决议批评了工人和管理人员，指责他们没能“巩固”自己最好的成绩，而是往下滑落了。实际上，这种成绩本身的性质就决定了会出现挫折。人可以通过一时发力举起远超过他“平常”力气的重物，可是他做不到长时间支撑这种负担。批评他没能“巩固”发力是毫无意义的举动。 苏联经济面临着危险！诊断它的病症并不困难，它的成功本身的性质正是病因所在。由于计算不当、压力过度，经济已经受到了损害。必须要加以治疗，细心谨慎、坚持不懈地治好它。拉科夫斯基早在1930年就警告说：“我们将要走进一整个全新的时代，它的表现就是要为过去的一切付出代价。” 第二个五年计划 第二个五年计划拟订的规模可以说是“好大喜功”[8]。要想“目测出”二五计划的最终指标会夸大到什么程度，这是很困难的事——或者准确来说是不可能办到。但现在的问题不是二五计划的平衡，而是它的起点、是它与一五计划之间的衔接。一五计划的最后一年给二五计划的第一年留下了沉重的遗产。 按照设想，二五计划会是一五计划的螺旋延伸。但一五计划并没有完成，二五计划从一开始就悬在半空。如果放任自流，那么二五计划的开端就会是在行政力量的鞭打下填补一五计划留下的漏洞。这就意味着加深危机，就有可能把事情引向浩劫和惨剧。 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二五计划必须推迟一年开始。必须把1933年作为一五计划和二五计划之间的缓冲期。在此期间，一方面要检查一五计划遗留下来的问题，填补最为突出的缺口、缓和难以承受的不均衡现象、让经济战线趋于平稳；另一方面要改编二五计划，让它的起点能和一五计划的实际结果（而非想象的结果）紧密衔接。 这不就是说要把一五计划的期限再延长一年吗？不，可惜并不是这样。四年竞赛留下的物质结果是不能一笔勾销的。我们需要进行检验和调整，确定实际达到的增长率。目前的经济状况让整个计划工作都无法进行了。1933年既不能是一五计划的补充年份，也不能是二五计划的第一年。它应该是两者之间的一个独立阶段，用以缓和冒进行动带来的后果，并且为计划的发展做好物质和精神上的前提准备。 当时左翼反对派最先要求向五年计划过渡，而现在它又必须这么说：必须要推迟第二个五年计划。不要狂热地大吹大擂，也不要投机取巧！计划工作容不下这些东西。是要退却吗？是的，要暂时退却。那绝对正确的领导层，他们的威信怎么办呢？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比这虚浮的威信更重要。 大修之年 失衡的苏联经济需要一次重大的修复。在资本主义下，受到破坏的均衡要靠危机的自发盲目力量来恢复；在社会主义共和国，则可以采取自觉而理智的治疗办法。 当然，车间或者工厂在整修的时候可以停工，而整个国家的生产不可能停下来。不过也没必要这么做，放慢速度就足够了。1933年的生产工作不能没有计划，但这个计划必须只针对这一年，并且制定合适的数量目标。 质量方面的成就必须摆在第一位。撤销不合时宜的建设项目；集中力量和经费，优先完成第一批次的建设；依照实践经验，平衡不同工业部门之间的比例；整顿工厂秩序；修复各类设备。 不要催促驱赶，不要拿琐事干扰生产，也不要追求记录，让每家企业的生产都符合其技术节奏。还没充分论证过的实验产品要送回实验室；尚未竣工的建筑要修完；调整好工厂各个车间的相互关系；被扭曲的事情要抚平，被损坏的东西要修复；让工厂为向更高阶段过渡做好准备。数量目标应该有灵活的条件，从而不影响质量效果。 1933年必须要改善工人的状况来战胜劳动力流失的问题。从改善工人状况开始，因为这是其他一切问题的关键所在。工人及其家属的食物、住房和衣物必须得到保障，不惜一切代价！ 工厂的管理人员和无产阶级骨干应该从种土豆和养兔子之类的额外负担当中解放出来。工厂的粮食供应问题要作为一个独立的（而非附属的）任务来加以调节。 整顿日用消费品生产方面的秩序。商品必须适应人的需要，而不是去适应重工业原料里剩下的废品。 要以铁腕手段制止通货膨胀，并恢复稳定的货币单位。要完成这艰难困苦的作战，就必须大胆削减投资，必须牺牲数亿卢布不切实际或者不合时宜的投资款项，叫停相关的新建项目，从而避免将来造成数以十亿计的损失。 工业以及农业的暂时退却是必要的。退却的终点线无法预先确定，只有经济大修的实际经验才能找出答案。 管理机关应该监督、协助和挑选出一切具有发展前途的企业，但不能像现在这样把它们逼到极限。饱受行政强迫和冒进盲动之苦的经济和人民都需要得到喘息的机会。 从报纸上可以看到，许多经济负责人都自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和即将结束的今年相比，1933年应该有某些本质性的区别。但他们并没有把这个想法彻底说透，免得枪打出头鸟。 关于铁路运输，《经济生活》写道：“在运输体制各个组成部分的工作当中，必须要全面彻底地消除一切混乱、缺陷、不协调和不均衡，这是1933年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说得很好！应该完全接受这个提法，并把它推广到整个经济领域。 《真理报》在谈到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时这样写道：“必须要坚决摈弃那些随时可能造成危险的工作办法，必须终结传送带上的狂热波动，确保生产量按计划发展。”完全正确！就形式来说，计划经济这个整体就像是一条国家级规模的传送带。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堵漏办法，与计划工作是不相容的。1933年应该要“终结传送带上的狂热波动”，或者起码也要让热度显著下降。 在农业领域，苏联政府自己就曾在公告里宣布说要从追求数量“转向”追求质量。这是正确的，但这个问题需要从更广泛的层面来看。问题不仅仅在于土地耕种的质量，更在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全盘政策和一切实践。由量到质的转变还必须要推广到政府自身的工作当中。 集体化是必然要进行退却的首要领域。政府在这个领域比在其他任何领域都陷得更深，执着于自己犯的错误而难以自拔。表面上看，官僚机构还在专断地发号施令，还在借助莫洛托夫和斯大林签署的法令规定粮食播种的具体亩数，但它实际上已经在随波逐流了。 与此同时，农村中出现了一个所谓“脱离者”的新阶层，也就是退出了集体农庄的农民。他们的人数正在不断增长。一部分农民侵吞庄稼、卖掉种子、然后又向国家索要一批种子，把这些人强行留在集体农庄里纯属丧失理智；然而，顺其自然地放任农庄解体同样是犯了大罪。目前来看，认为集体农庄运动气数已尽的倾向甚至在党的队伍里也抬头了。容许这种想法就等于是把婴儿和洗澡水给一起倒掉。 1933年的工作应当使集体农业与技术、经济和文化资源相适应。这就是说：要挑选出一批最有发展前景的集体，并根据大多数农民群众（首先是贫农）的经验和愿望对集体进行重组。同时，为了尽量减小农业的震动，更不用说要避免爆发内战的直接风险，还要制定好退出集体农庄的相应条件。 机械的消灭富农政策实际上已经被抛弃了。我们需要正式地为它画上句号，同时还必须恢复过去的政策，严格限制富农的剥削倾向。为此，应该把农村里的下层群众团结起来，成立一个贫农联合会。 在1933年，农民将照常耕种土地，纺织工人将照常生产印花布，高炉将照常熔炼金属，铁路将照常运输人员和劳动产品。但是这一年的最高标准不是要尽可能多、尽可能快地搞生产，而是要整顿经济秩序：重新审查整个财物清册，完好的和损坏的要分开，合格的和不中用的也要分开；清扫垃圾和尘土；建造急需的住房和食堂，修整屋顶，敷设污水管道。因为，人首先要活得像个人样，要满足生而为人的基本需求，然后才能好好工作。 当然，专门划出一年时间来进行大修，这个办法本身并不解决什么问题。只有改变处理经济的方法，它才会具有重大的意义；而其中最重要的则是要改变对工人和农民，也就是对活生生的经济代表的工作办法。处理经济问题的方法是政治，而政治的工具则是党。 工作的重中之重，在于恢复党的活力。在这个领域，也需要对后列宁时代所遗留下来的沉重遗产做一番清点，完好的和损坏的要分开，合格的和不中用的要分开，清扫垃圾和尘土，给官僚作风盘踞的每一个房间通风消毒。做完党的工作之后，接下来就是苏维埃和工会。对整个苏联的机构进行大修，这就是1933年最为重要、最为紧迫的任务。 [1]西德尼·韦伯（1859—1947）和贝特丽丝·韦伯（1858—1943）是英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两人曾是费边社的早期成员，并参与创建了伦敦政经学院。——译注 [2]格里戈里·雅科夫列维奇·索科利尼科夫（1888年8月15日－1939年5月21日），又译索柯里尼柯夫，苏联政治家、俄罗斯布尔什维克革命家。他在新经济政策推出之后任财政人民委员，对新经济政策的实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29年至1932年，被任命为驻英国大使。——译注 [3]即《新的环境和新的经济建设任务》，《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第13卷，第49—72页。——译注 [4]1公担=100千克。——译注 [5]1普特=16.38千克。——译注 [6]在1929年，为了证明自己投降有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预言说：在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帮助下，党会在两年之内迫使富农屈服。如今四年过去了。结果呢？就算名字不叫富农——毕竟他们已经“被废除了”——这群强力的中农也已经迫使苏联在贸易中屈服了，由此迫使工人吃亏。正如我们所见，不管怎么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自己在向斯大林官僚机构下跪的时候有点操之过急了。——作者注 [7]弗朗茨·冯·帕彭（1879—1969），德国政治人物，1932年曾短暂担任德国总理。——译注 [8]对“好大喜功”的敌意和公开的仇恨正在苏联各界迅速增长，这是对上一时期冒进行为的自然反应，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这种反应不过是让小资产阶级的舍本逐末心态得到了满足，它在未来会对社会主义建设产生多么大的危险，这一点不用解释也能明白。——作者注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波兰文版序言（列夫·托洛茨基，1932年10月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ПРЕДИСЛОВИЕКПОЛЬСКОМУИЗДАНИЮ"ДЕТСКОЙБОЛЕЗНИЛЕВИЗНЫВКОММУНИЗМЕ"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波兰文版序言 列夫·托洛茨基1932年10月6日，普林基波岛 Zveza翻译 原文载于《反对派公报》第32期。 俄文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russkij/trotsky/works/trotm336.html 请读者参阅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波兰文版封面 这本提供给波兰读者的列宁作品写于1920年的4月和5月。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没有走出幼稚的阶段，幼稚病确实是它的弊端。 列宁谴责形式上的“左派”，谴责他们做出激进的样子而空谈激进，但他同时更加热情地捍卫了阶级政治中真正革命的不妥协态度。唉！这并不能让他不被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滥用，在本书出版后的12年里，这些人成百上千次地提到过这本书，用它来为毫无原则的调和主义辩护。 现在，在世界危机的条件下，许多国家的左翼正在脱离社会民主党。这类派别跌进了共产主义和改良主义之间的裂缝里，它们经常宣称说它们特殊的历史任务是建立“统一战线”，甚至是更宽泛的“实现工人运动的团结”。这个调和的口号实质上不过是和塞德维茨、K·罗森菲尔德和老雷德布尔等人领导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长着同一副面貌。就我据此能够得出的判断来说，由约瑟夫·克鲁克博士[2]等人组成的那个波兰政治派别和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这类理论家一遇到事情就很喜欢引用列宁的“左派幼稚病”，只不过他们忘了解释一下，为什么他们又老是把列宁看成是个无可救药的分裂分子。 列宁统一战线政策的实质是，要具备斗争的、毫不妥协的纲领与组织，与此同时让无产阶级有可能以紧密的队形向前实际地迈出哪怕是一小步；但在群众实际迈出这一步的基础上，列宁坚决追求的并不是掩盖和缓和马克思主义同改良主义之间的政治矛盾，而是正好相反，是要揭露这些矛盾，让群众知晓这些矛盾，从而加强革命的一翼。 统一战线的问题也就是战术的问题，而我们知道，战术要服从于战略。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无产阶级的历史利益决定了我们的战略路线。我这样说不是要低估战术问题的意义，没有相应战术的战略必然会是脱离实际、死气沉沉的抽象概念。但是，把一个特别的战术办法——无论它在某个特定时刻有多么重要——变成灵丹妙药、变成包治百病的处方、变成一种宗教信仰，这种行为也是一样的无可救药。要革命地运用统一战线政策，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同毫无原则的调和主义彻底决裂。 列宁的这本书似乎是给了虚假的激进主义一记致命打击。共产国际的第三次和第四次代表大会几乎一致同意把书中的结论变成大会的决议。但在下一个时期，也就是大致从列宁生病和去世那段时间开始算的那个时期，我们就观察到一个初看起来有些惊人的现象：极左倾向又露头了，它在积攒力量、带来一连串灾难，然后从舞台上消失，以便下次能够以更加突然、更加恶劣的形式重新出现。 拘泥于形式，提一些平庸的异议，反对同改良派达成任何协议，反对和社会民主党结成统一战线，反对工会运动的团结，想建立他们自己的“纯洁的”（列宁是这么表述的）工会，并且为此提出一些肤浅的论据——虽然现在阐述这些“极左”想法的不再是幼稚的假声，而是官僚的男低音，但这并没有让它们变得更严肃或是更聪明。这惊人的旧病复发究竟是从何而来？ 我们知道，政治潮流并不是空中楼阁。如果偏差和错误持续不断、长期存在，那就必然有其阶级基础。讨论“极左派”而不去确定它的社会根源，这就是在用概念游戏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与此同时，从右边，也就是用机会主义态度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批评家们，比如布兰德勒派，至今还把共产国际的一切错误归结为简单的意识形态误解，把“极左派”当成超脱于社会和历史之上的因素、一种神秘主义的因素，就像是诱惑虔诚基督徒的邪灵。 情况完全不是这样。这些事件彻底地表明，个别人和团体曾经犯下的那些错误实际上只是体现了一个不成熟的政治时代，而现在却上升为一种规矩，成了官僚中派主义这一整个政治潮流自觉地用来争夺统治权的武器。至于说“极左思想”是无形体的幽灵就更不对了，因为正是现在这个领导着共产国际的政治派别在让“极左”的错误和拙劣的机会主义行为交替出现。在某些时候，斯大林派甚至不是有间隔地交替使用激进主义和机会主义，而是根据派系斗争的不同需要而同时使用二者。 因此，我们现在能看到，一方面，他们从原则上拒绝同德国社会民主党达成任何形式的协议；而另一方面，我们又目睹了反战大会的召开，他们为此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的和平主义者达成了协议，同法国的激进党成员和共济会会员达成了协议，又或者同巴比塞[3]这类自命不凡、觉得自己的使命就是“把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联合起来”的独行侠达成了协议。 为了支持“协议”、“妥协”、不可避免的让步等等，列宁提出了简洁而又一如往常那般详尽的论据，它们也无可比拟地说明了哪一条界限是这些方法不能逾越的，否则它们就会转变成自身的反面。 统一战线的战术并不是普遍的原则。它服从于一个更高的标准：以毫不妥协的马克思主义政策为基础，把无产阶级先锋队联合起来。领导的艺术就在于，每次都要根据具体的阶级对比关系来决定和谁、为了什么目的、在哪种限度上建立统一战线，以及在什么时候又必须把它解散。 ※※※ 假如我们要找一个充分的例子来说明，在哪种状况下不应该也不能推行统一战线政策，那么“全体阶级和全体党派的”阿姆斯特丹反战大会实在是再好不过了——准确点说，是再坏不过了。这个例子值得逐点分析研究。 1．共产党在任何协议当中都必须在自己的旗帜下公开发言，不管这协议是短暂还是持久。而在阿姆斯特丹，连政党本身都完全不被允许出现，就好像反战斗争不是一项政治任务，所以也不是党派的任务；就好像这项斗争不需要最为清晰和准确的思想；就好像除了政党以外还有别的什么组织能就反战斗争的问题给出最清楚、最完整的决议。然而与此同时，把各个党派排除出大会的实际组织者正是共产国际！ 2．共产党要建立的统一战线不是要联合个别律师记者，不是要联合赞同我们的熟人，而是要联合广大的工人组织，所以首先是要联合社会民主党。然而与此同时，与社会民主党形成统一战线的选项事先就被排除了。连对社会民主党进行号召，也就是公开测验社会民主党群众对他们领导人的压力水平，都成了不能容许的行为。 3．正因为统一战线政策中包含着机会主义的危险，所以共产党必须要排除各种各样模棱两可的调停和背弃群众的外交。然而与此同时，共产国际却认为需要提名法国作家巴比塞来当正式的领导人和幕后的调解人，让他来做旗手，哪怕他依靠的是改良主义和共产主义当中最坏的渣滓的支持。在群众不知情的情况下——但显然是得到了共产国际主席团的授意——巴比塞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4]就大会问题进行了谈判。但不是已经禁止自上而下建立统一战线了吗？巴比塞的调解证明，其实是允许这么做的。不用说，第二国际的头目们在耍政治手段方面肯定远远强过巴比塞。巴比塞的幕后外交让第二国际能够以最体面的借口避免参加大会。 4．共产党有权利，甚至是有义务让软弱的盟友——如果他们是真正的盟友——参加到事业当中，但这么做的时候不能疏远工人群众，也就是主要的“盟友”。然而与此同时，个别资产阶级激进党成员，也就是帝国主义法国的执政党成员却参加了大会，这不能不使得法国的社会主义工人疏远共产主义。也很难向德国无产者解释，为什么可以和赫里欧[5]那个党的副主席或者是和平主义的朔纳伊赫将军[6]并肩前行，又为什么不允许向改良主义的工人组织提议共同进行反战行动。 5．统一战线政策当中最危险的事就是和徒有虚名之辈打交道，把假同盟当成真朋友，进而欺骗工人。然而与此同时，这恰恰就是阿姆斯特丹大会的组织者已经犯下和正在犯下的罪行。 现在的法国资产阶级完全就是“和平主义者”。这不难理解：每个胜利者都会试图阻止失败者发动复仇战争。法国资产阶级四处为和平寻求保证，也就是要确保掠夺来的东西不可侵犯；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左翼甚至准备要在同共产国际偶尔达成的协定当中寻求这样的保证。但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天，这些和平主义者就都会站在他们的政府那一边。他们会告诉法国工人：“我们已经全力以赴地争取过和平了，甚至连阿姆斯特丹的大会都去了；但我们还是被迫参战了——我们是为了保卫祖国。”法国和平主义者参加这样一场实际上对任何人都没有任何约束力的大会，这在战争来临的时候只会完全有利于法国帝国主义。而另一方面，可以毫不怀疑地说，如果在掠夺世界这个含义上爆发了一场争取“平等权利”的战争，朔纳伊赫将军以及同他一样的人会完完全全站在他们的德意志祖国那边，并且为了它的利益而利用他们刚从阿姆斯特丹赢来的威信。 印度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帕特尔参加大会的原因和蒋介石“只有发言权”地参加共产国际的原因一样。这样的参与必然会提高“民族领袖”在人民群众眼中的威信。而对任何在会议上把帕特尔和他的朋友叫做叛徒的印度共产党人，帕特尔都会这么回答：“如果我真是叛徒，我在阿姆斯特丹就不可能当上布尔什维克的盟友。”斯大林派把印度的资产阶级武装起来，反对印度的工人。 6．为了实用目的而做的协议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做出原则性的让步、隐瞒本质上的分歧，也不应该接受模棱两可的表述，因为这会让每个参与者都能对它做出自己的解释。然而与此同时，整个阿姆斯特丹大会的宣言都建立在阴谋诡计和模棱两可之上、建立在文字游戏之上、建立在掩盖矛盾之上、建立在没有实际内容的骄傲诺言之上、建立在没有任何约束的庄严宣誓之上。资产阶级政党和共济会的成员“谴责”资本主义！和平主义者“谴责”……和平主义！就在大会结束后的第二天，朔纳伊赫将军在W·明岑贝格[7]的杂志上发表文章，自称为和平主义者。或大或小的资产阶级谴责完资本主义之后又回到了资本主义政党的队伍中，并且表决通过了对赫里欧的信任案。这难道不是卑鄙的伪装么，这难道不是可耻的骗局么？ 一般说来，马克思主义的不妥协在采用统一战线政策的时候是必需的，而当情况涉及到像战争这样尖锐的问题时，它会变得加倍甚至是三倍地必需。对德国革命来说，一个李卜克内西在战争时期发出的坚决声音比独立社会民主党那一群和平主义者感性的半抗议要重要得多。而在法国，连一个李卜克内西都找不出来。其中一个原因正是在于，法国的和平主义——不管是共济会的、激进党的、社会主义的还是工团主义的——形成了一个密布着谎言和伪善的环境。列宁的要求是，不要在各种“反战”大会上为了联合而寻找共同立场，相反，要把问题说得够清楚、够明确、够尖锐，让和平主义者焦头烂额地撤退——从而给工人们上一课。因此，列宁在1922年给海牙反战大会苏俄代表团的指示中这样写道：“如果我们出席海牙会议的代表中有几个人会用几种外语发表反战演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驳斥这样一种论调：似乎到会的人都是反对战争的，他们都懂得战争可能而且一定会在一个最意外的时刻降临到他们头上，他们多少懂得一点反对战争的方法，多少能够采取适当的、可以达到目的的办法来反对战争。”[8] 稍微想象一下，列宁和法国的激进党人G·贝热里、德国的朔纳伊赫将军以及印度的民族自由主义者帕特尔齐心协力，在阿姆斯特丹投票通过了一份大吹大擂的空洞宣言。这幅画面看起来怪异反常，而这就最能说明，列宁的徒辈究竟堕落到了什么程度！ ※※※ 在列宁的这本书中，没有哪一个说法是我们现在需要去否认的。但这部作品是12年前写的。列宁的政策不断受到歪曲，列宁的语录也被滥用——在此基础之上，官僚中派主义这一整个派别形成了，而这种派别在列宁写这部作品的时候还并不存在。 斯大林主义派别绝不是没有形体的鬼魂，它有自己的社会基础：一个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了胜利但却受到孤立，由此发展出了有数百万人的官僚机构，官僚自身的等级利益又发展出了其中的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但是，这是一个工人国家的官僚机构，而且被资产阶级世界所包围，它每走一步都会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官僚发生敌对冲突。在决定共产国际的方向时，苏联官僚会把自身处境的矛盾烙印在共产国际的身上。徒辈领导层的全部政策就是在机会主义和冒进主义之间来回摇摆。“极左”已经不再是一种幼稚病了，它已经成为这个日益阻碍世界无产阶级先锋队发展的派别用以自保的一种方法。现在，与官僚中派主义作斗争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首要职责。仅凭这一点，我们就应当对列宁的这部杰出作品能够以波兰文出版表示热烈欢迎。 [1]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是德国历史上的一个中间马克思主义政党。1931年秋，该党由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分裂而成，当时有20000名党员。自1933年起，该党被纳粹党禁止，并开始在地下反对纳粹党。——译注 [2]约瑟夫·克鲁克（1885—1972）是一位犹太记者和政治家，他战前长期在波兰活动，是波兰锡安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译注 [3]亨利·巴比塞（1873—1935），法国作家，法国共产党党员。曾经多次参加和领导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世界大会和国际作家保卫文化大会等一系列反战工作。——译注 [4]弗里德里希·阿德勒（1879—1960）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政治家，因1916年刺杀奥地利总理卡尔·冯·施图尔克而闻名。他于1921年参与成立了第二半国际，并在1925—1940年间担任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总书记。——译注 [5]爱德华·赫里欧（1872—1957），法国政治家和作家。1919-1957年间三次任法国激进党主席，为该党公认领袖。1932年，他和苏联驻法国大使在巴黎签署了《苏法互不侵犯条约》。（法语人名Herriot在现代人名翻译中译作“埃里奥”，但在指该政治家时约定俗成译作“赫里欧”。）——译注 [6]保罗·冯·朔纳伊赫（1866—1954），德国少将、男爵和和平主义运动的领袖，曾担任德国和平协会的主席。——译注 [7]威廉·“维利”·明岑贝格（1889-1940），德国共产党政治活动家，1919年至1920年担任青年共产国际首任主席，1921年建立国际工人救济会。魏玛共和国时期为德国共产党重要的宣传家。30年代后期，由于大清洗对苏联失望，流亡至法国巴黎展开反法西斯活动，德国入侵时被爱德华·达拉第政府逮捕，越狱后死于圣马塞兰。——译注 [8]列宁《对我国出席海牙会议代表团的任务的意见》，1922年12月4日。——译注
论中国农民运动与无产阶级——译自TheMillitant周报，五卷四十二号（1932年9月2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相关链接：在中国和无产阶级中的农民战争（1932年9月26日） 论中国农民运动与无产阶级 ——译自TheMillitant周报，五卷四十二号—— 托洛斯基（1932年9月26日） 说明：中译的原标题为《托洛斯基论中国农民运动与无产阶级》，是不完全的译本。 中国农民运动，已组织了它自己的军队，占据了广大地域，并制定了宪法。如果能再得到更大的成就，这运动要与城市和工业中心联系起来，这样便与工人阶级正面接触。这种接触的性质怎样呢？其本质会是和平的和友谊的吗？ 乍看起来，这问题好像是多余的。领导农民运动的是共产主义信徒和同情者。在接触时工人和农民一定要团结在共产党旗帜之下，不是很明白的吗？ 不幸问题决不这样简单。让我引证俄国的经验。在内战的几年间，全国各地的农民组织了自己的警备队，这队伍有时且发展而或成为军队。这种队伍中，有些自认为是布尔希维克，且常有工人作领导。有些保持着它的不党的地位。大多都受以前的在农民中间的未受任命的军官的领导。还有一种『无政府主义者』的军队，受马克诺（Makhno）的指挥。这些警备队活跃在白军的后方时，它们是革命的。有些且以特别的英勇与可靠出名。但在城市中，这些队伍常常与工人和地方党部起冲突。游击队与正式红军相遇时也常起冲突，有几次冲突的形势非常严重。 内战的可怖的经验，使我们在红军从白军手里占领了某省份以后，不得不立即解除该地这种队伍的武装。最好的，最有阶级意识和受过训练最多的分子，有时吸收到红军中去。但很多的游击队伍，却定要企图保持其存在与独立，并常和苏维埃政府发生武装冲突。马克诺的军队的无政府党人，精神上完全是富农，便是如此。但这并不是唯一的例子；许多农民军队，会极英勇的反抗地主势力的恢复，但胜利以后却都变成了反革命的武器。 武装农民与工人的冲突，每次个别的原因不管是受了白军有意的挑拨，或是共产党员的笨拙，或是不好的环境的影响，但在根本上只有一个唯一的冲突的社会源泉：即工人和农民的阶级地位与所受教育的不同。工人从社会主义观点去对付问题，而农民的观点则是小资产阶级的。工人想把从剥削者手中得来的财产社会化；而农民则想加以平分。工人想把皇宫和公园改为公用，农民则因为不能平分，便想焚烧皇宫并捣毁公园。工人想从国家范围内并依照一个计划来解决问题，而农民则从地域的范围来对付问题，并不遵守中央所规定的计划，等等。 我们知道农民的观点是可以提高成社会主义的观点的。在无产阶级统治之下，大量之农民都受教育而在社会主义精神中生长起来。但这是需要时间的，几年甚而几十年。在我们所谈的是革命的初起阶段时，无产阶级与农民的个人主义的冲突，常是被看作有极其严重的意义的。 但这不是事实吗，领导中国的红军的，除了共产党员没有别种分子。单这一点还不能消除农民队伍与工人团体之间的冲突的可能性吗？不，这是消除不了这种可能的。共产党员个人领导农民军队的事实，绝不能改变农民军队的社会的性质，即使这个共产党员的底子上有牢固的无产阶级的印记，并且中国的情形怎样呢？在红色队伍的共产党员的领袖间，无疑的有许多人是失掉了阶级的知识分子和半知识分子，他们未受过无产阶级斗争的严格的教育。二三年来，他们所过的是农民游击队的命令者与特派员的生活，他们从事战争，占据地方，等等。他们已经被环境的精神所浸透。现在，红色队伍中的共产党员群众中间，无疑的已含有富农分子，他们虽然诚恳的热烈的取得了共产党员的名义。但实际上他们仍然是革命的无赖与革命的小利用者。总之，以名词与标号而不以社会的事实来判断政治，无有不失败的。 真正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共产党员坚决的依赖着城市无产阶级的精华，经过工人而去领导农民的战争，是一回事。几千个甚而几万个革命者取得了农民战争的领导权，他们或实际是共产党员或仅挂名，但却无无产阶级的坚固的拥护，这完全又是一回事。这便是中国的确切的情形。这种情形极能增长工人与武装农民中间的冲突的危机。无论如何，不须担心，阶级的挑拨者是决不会缺乏的。 在俄国，在内战时期，无产阶级在国内大部分地方已握了政权，战争的指挥权是操在一个强壮而有训练的党的手里；集中化了的红军的整个命令机关是握在工人的手里。虽然如此，较之红军弱得不能相比的农民队伍，当红军胜利的移入农民军队的驻区的时候，还常常与红军冲突。 在中国，情形根本不同，而这些不同都形成对于工人阶级为不利。极多重要区域里，政权是在资产阶级军队的手里。其他地方，在武装农民的手里。无产阶级的政权，现在还没有。工会软弱。党在工人中的影响不足道。农民军队在第三国际的卵翼之下成功了胜利的知识分子之自傲。他们自称为『红军』，即把他们自己对等于苏维埃的武力。因此，中国的革命的农民，经过他的统治层的中间人，好像已预先增长了他们自己的政治的和道德的价值，这价值天然是应当属于中国工人的。这样，事变的转移，会使这种价值在某时期造成反对工人的运动，不是很可能的吗？ 通常，农民因所处的地位是中间的，调和的与左右摇摆的，在紧急关头是可以追随无产阶级，也可以追随资产阶级的。他追随无产阶级的路子并不是很容易就可以找到的，只有经过一些严重的错误与失败以后才可以找到。作农民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桥梁的是城市小资产阶级，主要的是知识分子，他们通常是在社会主义甚而共产主义的旗帜之下表现自己。 中国『红军』的发令阶级，无疑的已经养成了他们自己的命令者的心理。强健的革命党与无产阶级群众组织之不存在，使要想统治这种命令者层，事实上成为不可能。命令者与特派员既表现得威权高于一切，因而在占领城市时，会很容易看不起工人。工人的要求，在他们看来，或许是不重要的，或是无见识的。像这样的『琐事』，也不应该忘记，即在城市里，胜利的队伍的参谋部司令部并不是设在无产阶级的贫巷里，而是设在最大的房子里，在资产阶级的房屋和别墅里；这些情形使农民军队的上层，更容易觉得自己是『有知识』的与『受教育』的阶层的一部分，而绝不是无产阶级。 所以，在中国农民组成而受小资产阶级领导的军队与工人之间的冲突，不但没有消灭，并且一切情形都使这种冲突绝对可能，并甚而不可免。 在过去中国农民革命每次胜利，都组织一个新朝代，因而组成一队新的大的剥削者，以作结束。在现在的情形下，没有无产阶级作直接领导的农民自己的战争，只能把政权转递给一个新的资产阶级的政团。
在中国和无产阶级中的农民战争（托洛茨基，1932年9月2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相关链接：论中国农民运动与无产阶级（1932年9月26日） 在中国和无产阶级中的农民战争 托洛茨基（1932年9月26日） 译者：axisforce 说明：这篇译文可能尚有其它错误，或表述不准确之处。上传者仅列出一些明显的错误。——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亲爱的同志： 在耽搁了很久之后，我终于收到了你六月十五日的来信。不必说，尽管中国的左派反对派（译者按：左派反对党主要指中共，此时距1927年国民大革命失败已有五年）［注：译者有误。此处英译为“theChineseLeftOpposition”，是指中国的托派组织，通常自称“左派反对派”。不宜译为“左派反对党”。现予改正。下同。——上传者注］已经经受住了最残忍的政治迫害，但是我们都对它的重生和复苏有些过分高兴了。 我们与粗暴的民主斯大林主义分子在关于农民运动立场上的不可调和矛盾，当然和我们对农民运动本身持漫不经心或者消极怠慢的态度没有任何关系。两年前发表的评价中国南部省份农民运动的国际左翼反对派的宣言宣称：“曾遭背叛和失败的，筋疲力竭的的中国革命现在显示，它仍然还有生命力，让我们期待它再一次让无产阶级抬起头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该宣言又进一步宣称：“毫无疑问，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能够为工业中心的政治斗争提供推动力。我们对此坚信不移。” 你的来信证实了在目前危机与日本干涉农民战争背景的情况下，城市工人的斗争正再一次蓬勃地开展起来，在我们以必要的谨慎态度写的关于这种斗争可能性的宣言里，我们写道：没有人能够预测农民起义的炉灶是否能够保存自始至终长期燃烧的革命之火，无产阶级先锋队正需要它来积蓄力量，让工人阶级投入战斗，并把工人阶级夺取权力的斗争同农民阶级向他们最直接敌人的广泛进攻协调起来。 现在，很明显，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来期待通过一种正确的政策，工人运动和城市运动与农民战争之间的广泛联合是可能的。这一切将会组成中国第三次革命的开端。但是与此同时，目前这仍然只是一个愿望，而不是确定的事实。最重要的工作依然任重道远。 在这封信里，我想提出一个仅仅貌似对我来说最重要和最尖锐的问题。我再一次提醒你我手头的所有信息都不是很充分，很连贯而且微不足道。我真诚地欢迎任何的补充和指正。 农民运动已经创立了它自己的军队，已经占领了广大的地盘，并建立了它自己的政权机构。倘若取得进一步成功（当然我们所有人都热切的希望这种成功），农民运动将会与城市和工业中心连接起来，通过这种连接，它将会与工人阶级面对面接触。那么，这种遭遇的本质将会是什么？我们能确定农民运动是和平和友好的吗？ 乍一看，这个问题显得很多余。农民运动是由共产党或其同情者来领导的。那么当他们走到一起的时候工人和农民必然亲密无间地团结在共产党指挥棒下不是不言自明的吗？ 不幸的是，问题一点都没有那么简单。我们不妨参考下俄国的经验，在内战期间，来自全国各个地区的农民都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游击分队。这些分队往往会成长为羽翼丰满的军队。他们中的有一些人视他们自己为布尔什维克，服从工人领导。另一些人则保持无党派身份，接受来自农民的前士官的领导。另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的军队则听命于马赫诺（makhno）。 只要游击队们在白匪的后防活动，那么他们就是为革命服务的。他们中的一些人还以杰出的英雄主义和坚强斗志而闻名。但是在城市里这些军队则经常与工人和当地党组织发生冲突，冲突还经常发生在游击队员和正规红军之间的遭遇。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冲突还非常的尖锐和烦人。 内战的残酷经验向我们表明了当红军占领已经清除了白匪的省份之后应立即解除农民分队武装的必要性。在内战时，红军吸收了农民军中最有阶级觉悟和最有组织纪律性的人员成分。但是仍有相当一部分的游击队竭力保持独立的存在而且经常与苏维埃政权发生直接的武装冲突。彻底富农式精神的马赫诺无政府主义者军队就是这样。但那并不只是个案。很多之前在反对地主复辟的斗争中表现足够出色的农民分队在革命胜利之后就蜕变成了反革命工具。 无论在每一种单独情形中他们的根源是什么——不论是由白匪的蓄意挑衅引起的，还是由于共产党员的天真失算，或者是因为环境的不利组合——农民与工人之间的冲突其实都植根于同样的土壤，即：阶级地位与工人和农民之间在立场和训练程度上的差异。工人是从社会主义者立场来考虑问题的，而农民的观点则是小资产阶级式的。工人为了把从剥削者那里夺回来的财产公有化而艰苦奋斗，农民却想要把它瓜分了。工人要让宫殿和公园公用，在无法瓜分他们的时候（指公园和宫殿），农民却倾向于烧毁宫殿，拆毁公园。工人竭力要按计划在全国范围内解决所有问题。而农民另一方面却要在地方范围内解决问题并对中央集权式的计划抱有敌意等等。 我们理解一个农民也能够教育自己达到社会主义者的觉悟。在无产阶级政权统治下，越来越多的农民会接受社会主义精神的再教育。但这需要时间，也许几年甚至几十年。我们应该在头脑中牢记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初始阶段，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和农民自由主义会经常发生非常剧烈的冲突。 但是，毕竟，中国共产党不正领导着红军吗？这本身难道不排除了农民分遣队与工人组织冲突的可能性吗？是的，那不能，个别共产党员对当前军队的领导一点都改变不了这些军队的社会阶级属性，即使领导他们的共产党员有着鲜明的无产阶级烙印。在中国光靠这点怎么会起作用呢？ 在领导红军小分队的共产党员当中，毫无疑问有许多丧失了社会地位的知识分子和半知识分子，他们没有经过无产阶级斗争的再教育。他们当了两三年游击队指挥官和政委。他们发动战役，攻城略地。他们为周围环境的精神所同化。［原译文：这样他们会吸收他们所处环境中的无产阶级精神。有误。英文版为：Theyabsorbthespiritoftheirenvironment.——上传者注］而与此同时，在红军里的大部分的普通党员则毫无疑问是由农民组成的，他们确实真心诚意地承担起了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但是事实上，他们仍然是革命的劳苦大众和革命的小私有者。在政治上，不以事实而以政治标签和名号来作出判断者必将陷入困境。特别是当政治诉求要靠掌握在手的武器来实现时就更是如此。 真正的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组织，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在过去四年里，中国的工人阶级一直处于被压迫和无组织的条件下，只是到了最近它才显示了某种复苏的迹象，牢固地依靠城市无产阶级精华的共产党通过工人来领导一场农民战争进行奋斗是一回事；而几千或者甚至几万革命者——他们或者是真正的共产党或者只是虚有其名——在没有获得无产阶级认真支持的情况下就承担起了领导农民战争的任务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就是中国现在的准确形势。这将会把工人与农民之间的冲突激化到危险的程度。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确定无疑的是小资产阶级中的挑衅者是从来不会少的。 在俄国内战期间，无产阶级掌握了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政权，斗争的领导权都掌握在一个强有力而久经考验的政党手里，中央红军的指挥机构也被工人掌握。可是尽管如此，虽然农民分遣队的实力和红军不可同日而语，但当他们胜利进军到游击队控制区的时候还是经常与红军发生冲突。 中国的形势与俄国迥然不同，而且对于工人们完全不利。中国的大部分重要区域都控制在资产阶级军阀手里，而其他区域则被农民武装的领导者控制着。无产阶级没有控制任何地方。工会［注：Thetradeunions。原译文错译为“贸易联盟”。后同。——上传注］是脆弱的。党在工人中的影响也微不足道。节节胜利的农民分队受共产国际下属机构的指挥。他们管他们自己叫红军，即他们认同自己是苏维埃的武装力量。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中国的农民革命势力貌似在统治阶层的人员问题上已经给予了它自身那本属于工人阶级的政治和道德资本。难道会不可能出现事情发展到这些资本会在某个特定时间被拿来与工人对抗吗？ 当然，农民是贫穷的，而在中国他们组成了压倒性的多数。他们中某部分人在某种程度上有政治头脑，而且一小部分人也确实热切和真诚地需要与工人结为盟友。但是这些农民即便被武装过了也仍然无法指导一项独立的政策。在日常生活中占据非决定性的动摇的中间人地位的农民在关键时刻既有可能追随无产阶级也有可能追随资产阶级。农民只有在一系列的错误和失败之后才会找到通向无产阶级的道路，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联系是依赖城市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城市知识分子牵线搭桥的。这些知识分子通常在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旗帜的领导下前进。 中国红军的指挥阶层无疑已经成功地养成了发号施令的习惯。［注：英译本为“ThecommandingstratumoftheChinese“RedArmy”hasnodoubtsucceededininculcatingitselfwiththehabitofissuingcommands.”中译原文“中国红军的指挥阶层已经成功地在红军内部以发布命令的习惯对党内进行了洗脑”，意思有误。——编者注］无产阶级大众组织和强大革命政党的缺乏使得对指挥层面的控制根本难以实现。指挥员和政委往往以绝对的形势掌控者的姿态出现，一占领城市就会倾向于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来俯瞰工人。工人的要求在他们看来可能往往显得既不合时宜也不可取。 我们也不要忘了这样的“小事”，即在城市里得胜的参谋和军官往往不是以无产阶级为轴心确立起来的而是在资产阶级富丽堂皇的屋子建立起来的。所有这一切都加强了农民军上层视自己为文雅的受教育阶层的一部分而不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的倾向。 因此，在中国，由于军队主要由农民组成，由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领导，因此导致军队间冲突的因素和温床不仅无法消除。相反，所有情况都只会增加冲突的可能性甚至是必然性。而且首先无产阶级的活动机会就要比在俄国要不利得多。 从理论和政治的角度来看，危险已经大大增加，因为斯大林主义者的官僚用工农联合专政的口号掩盖了工农存在矛盾的形势。人们有可能察觉到一个在表面上更具吸引力而在本质上是背信弃义的圈套吗？这些狂热的支持者不是以社会主义的概念而是以迂腐不堪的短语来思考的。形式主义是斯大林官僚派的基本特征。 俄国的民粹主义者们（Narodniks）过去经常指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忽视农民，不在农村开展工作等等。马克思主义者对此的答复是：我们将先唤醒并组织先进的工人，然后通过先进的工人来唤醒农民。一般来说，这样的方式是无产阶级政党惟一可信的道路。［注：中译原文“这样的方式在总体是无产阶级政党惟一可以想象的道路”。——上传者注］ 中国的斯大林主义者则反其道而行之。在1925到1927年的国民大革命期间，他们立即直接地让工人和农民的利益服从于全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反革命的那段岁月里，他们又忽视工人转向农民。即他们充当了我国的社会革命党人（SRs）［注：原译者不知SRs何意，没有译出，兹予补译。——上传者注］在他们还是一个革命政党时所履行的角色。如果中国的共产党那在最后的几年里将它的全部精力放在城市，工厂和铁路上，倘若它保住了工会，教育俱乐部和教育圈。如果它不与中国工人决裂，而是指导他们理解发生农村的情况，那么无产阶级对于总体上相关力量的掌握要比今天有利的多。 事实上，是中国共产党自己割裂了与它所代表阶级之间的联系。因此，说到底这也会危及到了农民。因为，如果无产阶级继续游离于革命主线之外，农民战争缺乏组织，没有领导，那么它即便获得圆满成功也只会是误打误撞而已。 在古代中国，每一场胜利的农民革命都以一个新王朝的建立和接下来的新地主阶级的产生而宣告结束；农民革命因此陷入恶性循环。在目前的条件下，农民战争自身如果没有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直接领导，那么只可能将权力转交给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军阀，比如一些国民党的左派或者其他的第三党等等。这些第三党实际上与蒋介石的国民党大同小异。而这反过来又意味着一场以民主专政为武器的针对工人的新的大屠杀。 接下来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第一个结论就是我们必须勇于坦然地面对实际情况。农民运动在对抗大地主军阀，封建主义者和高利贷者的范围内确实是一种强有力的革命性因素。但是农民运动本身带有非常强的排他性和反动性趋势。在某些场合，它会对工人会抱有敌意，并且会与工人发生持续的武装对立。忘记了农民双重性的人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先进的工人必须学会区分共产主义的标签外衣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进程。 红军的活动必须要时刻留心关注，工人必须获知任何对于农民战争进程，意义和看法进行解释的详细信息。无产阶级当前的需要和任务必须与解放农民的口号联系起来。 我们必须在我们自己的观察，报告，和其他一些相关文件的基础上努力研究农民军队的生活和他们在他们占领区所建立的政权的生活。我们必须从鲜活的事实中找到阶级矛盾趋势然后向工人们清楚地指出我们支持的趋势和我们反对的趋势。 我们必须特别留意红军和当地工人间的相互关系。不能忽视它们之间哪怕一丁点儿的误解。在孤立的城市和区域的框架中，即便是剧烈的冲突，可能也会表现为微不足道的地方性事件。但是随着事情的发展，阶级冲突可能会在全国范围内发生，导致革命走向灾难，即导致被资产阶级蒙蔽的农民发动针对工人阶级的新一轮屠杀。在革命的历史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先进的工人们越清楚地理解无产阶级与农民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生动的辩证法，他们将越有信心寻求与他们关系最为密切的农民阶级的联合。他们也就越能成功地反制住在农民军自己内部和城市内部的反革命挑衅。 工会和党的小组［注：英译本为“thepartyunits”，中译原文为“党的部队”。——上传者注］必须被建立起来。最先进的工人必须接受教育。无产阶级先锋队必须团结起来并投身战斗。［注：英译本为“theproletarianvanguardmustbebroughttogetheranddrawnintothebattle.”。中译原文“无产阶级先锋队必须一起走向战斗”——编者注］ 我们必须以解释和怀疑的语言来做正式共产党党员的工作。被斯大林主义派误导的共产主义者很有可能不能马上理解我们。那些官僚们会叫嚣我们对农民的低估，甚至有可能污蔑我们对农民怀有敌意（基诺夫总是指责列宁对农民有敌意。当然这样的大呼小叫不会把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搞糊涂。）在1927年8月前，我们曾警告过蒋介石对革命不可避免的叛变。而斯大林主义者则指责我们对中国的全国大革命有敌意。事实已经证明了谁才是正确的。而这次事实会再一次证明我们的正确。 左派反对派在目前的态势下可能会因为太弱小而不能引导事情向着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方向发展。但是我们现在有足够的权利来向工人们指出正确的道路，并在阶级斗争的过程当中向工人证明我们的正确性和政治洞察力。只有这样，一个革命党才能获取工人们的信心，只有这样，它才能变得强大，才能取得对人民大众的领导。 后记，1932年9月26日 为了能尽可能清楚地表达我的观点，让我简要地说明以下在理论上非常有可能存在的矛盾。 让我们假定中国的左派反对派在不久的将来成功而广泛地在工业无产阶级间开展了工作，并取得了无可匹敌的影响力。与此同时，正式的党则继续把他的所有力量集中于红军和农民地区。那么农民部队占领工业区后与工人们面对面的时刻就会到来。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斯大林主义者将做何举动？ 我们可以毫不困难地预见到他们将会充满敌意地把农民军与反革命托洛茨基分子对立起来。换言之，他们会煽动武装的农民去反对先进的工人。俄国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在1917年就是这么做的。由于失去了工人，他们为了获取在士兵中的支持而绞尽脑汁，比如煽动士兵与工人之间的矛盾，武装的农民与布尔什维克工人们之间的矛盾。如果人们不草率地把布尔什维克划分为反革命，克伦斯基，策烈特里，和唐（Dan）等人，就会称他们为“无意识的反革命助手”或“不自觉的反革命密探”。斯大林主义者在这些政治术语的应用上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但是事情发展的趋势都是相同的：恶意煽动农民和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反对工人阶级先锋队。 作为中心主义的官僚中心主义不能获得单独的阶级支持。但是在它与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分子的斗争中它被迫在右派中寻求支持，即从农民，小资产阶级来获得这种支持，让他们与无产阶级对立起来。共产党两大派系之间的斗争于是蕴含着一种把党内斗争转变成阶级斗争的趋势。 我们可以从这种趋势中得出中国革命发展的结论，即一场由斯大林主义者领导的农民军与由列宁主义者领导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之间的的内战。 倘若这种应完全归咎于中国斯大林主义者的悲剧性冲突上演，那么将意味着左派反对派和斯大林主义者的党内斗争将不再是小范围的派系之争，他们这时就成为了两个互相间有敌意的政党，每一方都有一个不同的阶级基础。 形成这样看法的原因是无论如何是不可避免的吗？不，我一点都不这么认为。在斯大林集团内部（即正式的中国共产党）不仅仅存在着农民即小资产阶级趋势，也存在着无产阶级趋势。对左派反对派来说，通过向斯大林集团中的无产阶级宣传红军的马克思主义革命以及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在总体上的相互关系来寻求建立与他们的联系是极端重要的。 在保持自己政治独立性的同时，无产阶级先锋队必须时刻准备确保与革命民主派之间的联合行动。尽管我们拒绝把农民分遣队当作无产阶级武装力量的的红军，也并没有打算对共产主义旗帜藏于农民运动的小资产阶级内容之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绝对清楚地知道农民战争这种大规模民主革命的重要性。我们也要教育工人重视它的重要性，而且，我们要准备好尽全力来达成与农民组织之间的必要军事同盟。 因此，我们的任务不仅仅包括防止无产阶级在政治军事上听命于向农民武装倾斜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包括准备和确保对无产阶级农民运动，尤其是对它的红军的领导权。 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分子越是清楚地了解源于他们的政治事件和任务，他们就越能在无产阶内部成功地拓展他们的基础。他们越是能坚定不移地执行与正式共产党和由它领导的农民运动相关的统一战线政策，他们就不仅越能成功地抵御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可怕而危险的冲突，成功地确保两大革命阶级之间的必要的联合行动，也越能成功地把它们的统一战线转变为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性一步。
托洛茨基：论德国法西斯主义MarxistsInternetArchiv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Русский|English论德国法西斯主义列夫·托洛茨基CHM下载序言第一章社会民主党第二章民主与法西斯主义第三章官僚的最后通牒主义第四章斯大林派在联合战线问题上的盘旋第五章联合战线之历史的回顾第六章俄国经验的教训第七章意大利经验的教训第八章从联合战线到苏维埃——联合战线的最高机关第九章德国社会主义工党第十章“一般的”中派主义和斯大林派官僚的中派主义第十一章苏联经济的成功与苏联政制的官僚化之间的矛盾第十二章布兰德勒派和斯大林派的官僚制度第十三章罢工的战略第十四章工人监督和与苏联的合作第十五章情势已经无望了吗？结论刘仁静译MarxistsInternetArchiv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Русский|English
放开罗莎·卢森堡！（列夫·托洛茨基，1932年6月2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РУКИПРОЧЬОТРОЗЫЛЮКСЕМБУРГ! 放开罗莎·卢森堡！ 列夫·托洛茨基1932年6月28日 刘昊文德米特里佐仓绫奈译校 俄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russkij/trotsky/works/trotm314.html 译校者注：此文来自左翼反对派的公报。本文来自列宁著作的引文译文，均直接来自《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本文来自斯大林著作的引文译文，则直接来自诸夏怀斯社版《斯大林全集》。 斯大林的文章《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我过了很长时间才收到。收到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法强迫自己去读它，因为这种文章就像锯末或者灰泥一样令人如鲠在喉。但是终究读完了以后，我最终得出结论，仅仅是就其中包含着对罗莎·卢森堡的公然而无耻的诽谤这一点，就绝不能无视这篇文章。这位伟大的革命家被斯大林归入了中派的阵营！他证明——当然不是证明，而是断言——布尔什维克主义从一开始就与考茨基的中派分道扬镳，而在那段时间里，卢森堡替考茨基从左边打掩护。我引用他自己的话：“……早在战争爆发之前，大约从1903年、1904年起，当俄国形成了布尔什维克派而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刚刚出现左派的时候，列宁就一方面对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另一方面对第二国际（包括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实行了决裂、分裂的路线。”然而，这一目标未能实现，完全是因为“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在第二国际内，首先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还是一个……怕说‘决裂’和‘分裂’两个字眼的软弱无力的集团”。[1] 能提出这样的主张，必然意味着对自己党的历史以及，首先是对列宁的思想路线，一无所知。斯大林的出发点没有一句真话。在1903—1904年间，列宁的确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机会主义派别的不可调和的敌人。然而，他只将由伯恩斯坦在理论上领导的那一修正主义派别看作是机会主义。 当时，考茨基正与伯恩施坦作斗争。列宁把考茨基视为自己的老师，并且到处强调这一点。在那一时期以及随后若干年的列宁著作中，我们甚至找不到一丝针对倍倍尔—考茨基派别的原则性批评。反而是能找到一系列声明主张，布尔什维克主义并非什么独立的派别，而只是倍倍尔—考茨基派别在俄国语境下的传译。这正是列宁于1905年中在他著名的小册子《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所写道的：“我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把‘倍倍尔和考茨基的革命主义’叫作机会主义的？……究竟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曾经暴露过我同倍倍尔和考茨基两人间的意见分歧……国际革命社会民主党在一切重大的纲领问题和策略问题上的完全一致，是绝对无可争辩的事实。”[2]列宁的话是如此清晰、准确和坚决，以至于很快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一年半之后，也就是1906年12月7日，列宁在文章《孟什维克主义的危机》中写道：“我们从一开始[3]就声明：我们并不打算创立什么特别的‘布尔什维克的’方针，我们随时随地只是坚持革命社会民主党的观点。而在社会民主党内，一直到社会革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机会主义的一翼和革命的一翼。”[4] 作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机会主义派别而提到孟什维克主义时，列宁不是将孟什维克与考茨基主义相提并论，而是将其与修正主义相提并论。而布尔什维克主义则被他看作是考茨基主义的俄国形式。在他看来，考茨基主义在当时正与马克思主义相一致。顺便说一句，我们刚才引用的这段话表明，列宁根本没有绝对支持与机会主义者分裂；他不仅承认，而且也认为，直到社会革命之前，社会民主党中修正主义者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 两个星期后，也就是1906年12月20日，列宁热情地接受了考茨基对普列汉诺夫关于俄国革命性质的问卷的回答：“考茨基完全证明了我们的主张，即捍卫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立场而反对机会主义，决不是制订什么‘独特的’布尔什维克方针。……”[5] 我们相信，在这一范围内，问题完全一清二楚。而根据斯大林的说法，列宁，甚至从1903年开始，就已经要求与德国的机会主义者们分道扬镳，不仅是右翼的（伯恩施坦），还有左翼的（考茨基）。然而在1906年12月，列宁仍还在自豪地向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指出，德国的考茨基派和俄国布尔什维克派是一致的。这就是斯大林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思想史研究的第一部分，我们这位研究者的严密性与其知识水平可谓是不相上下！ 在给1903年至1904年下结论后，斯大林立即跳到了1916年，提到列宁对尤尼乌斯（即罗莎·卢森堡）撰写的战争小册子的尖锐批评。的确，在这一时期，列宁已经通过其批评得出了一切必要的组织上的结论，宣布要与考茨基主义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毫无疑问，罗莎·卢森堡提出反对中间主义的斗争问题时，并没有达到应有的完善程度——在这一点上，列宁的立场是完全优越的。但是，在1916年10月列宁撰写关于尤尼乌斯小册子的文章和1903年布尔什维克主义成立之时，这中间有13年的间隔，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卢森堡都是考茨基和倍倍尔的中央委员会的反对派，在反对考茨基教条化的、迂腐的、败烂到骨子里的“激进主义”的斗争中表现得日益尖锐。 直到1914年，列宁都没有参加这场斗争，也没有支持罗莎·卢森堡。他全神贯注于俄国事务，在国际事件中保持极度谨慎。在列宁眼中，倍倍尔和考茨基作为革命者的地位，要比在罗莎·卢森堡眼中高得多，而后者能更近距离地从行动中观察他们，且最直接地受到德国政治气氛的影响。 德国社会民主党1914年8月4日的妥协完全出乎列宁的意料。众所周知，列宁一度以为刊登社会民主党党团护国宣言的《前进报》是德国总参谋部的伪造品。直到完全相信了这个可怕的事实之后，他才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对德国社会民主主义主体派别的评价，并且以列宁的方式地完成了这项工作，也就是说，很快就彻底地完成了这项工作。 1914年10月27日，列宁给亚·施略普尼柯夫（А.Шляпников）写道：“我现在最憎恨最鄙视的就是考茨基，他总是采取卑鄙下贱的、恶劣不堪的和自鸣得意的伪善态度……罗·卢森堡很早以前写道，考茨基有‘理论家的阿谀奉迎的本领’，简言之。善于奴颜婢膝——在党的多数派面前，在机会主义面前奴颜婢膝。”[6] 就算是没有其他的文件——有几百份——单凭这几行字本身就可以明白无误地阐明这个问题的历史。列宁认为有必要在1914年底告诉他当时最亲近的一位同事，“现在”，此刻，今天，不同于过去了，他“憎恨和鄙视”考茨基。这个短句如此尖锐，从而明确无误地展示出，在多大程度上考茨基背叛了列宁的希望和期待。同样鲜明的是第二个短句，“罗莎·卢森堡是对的，她早就明白了，考茨基身上有‘理论家的阿谀奉迎的本领’”。列宁在这里急于承认这一“真相”，这是他之前没有看到，或者至少是没有完全赞成罗莎·卢森堡的。 这些就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主要问题，同时也是列宁政治生平的重要标志。他的思想轨迹是一条不断上升的曲线，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这仅仅意味着，列宁并非像那些苏兹达尔圣像画[7]一般，生来就是列宁，他是将自己塑造成为列宁的。列宁开阔自己的视野，向他人学习，每天都将自己提升到一个比昨天更高的层次。他的英雄精神正是体现在这种不断超越自我，在精神上成长的顽强决心当中。如果列宁在1903年已经理解并阐述了未来时代所需要的一切，那么他的余生就会只剩下重复了。然而事实决非如此。斯大林简直是在把列宁给斯大林化，把他塞进编了号的条条框框里。 在卢森堡反对考茨基的斗争中，尤其是在1910—1914年，战争、军国主义和和平主义问题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考茨基为改良纲领辩护：军备限制、国际法庭等等。罗莎·卢森堡对这一纲领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将其视作幻想。在这个问题上列宁表现过犹豫，但在这一时期，他与考茨基的关系比与罗莎·卢森堡的关系更密切。从那时与列宁的谈话中，我记得考茨基的下列论点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像在国内问题上，改良是革命阶级斗争的产物那样，在国际关系中，可以通过国际阶级斗争争得某些保证（“改良”）。列宁认为，完全可以支持考茨基的这一立场，前提是他在与罗莎·卢森堡进行辩论之后，还是会攻击右翼分子（诺斯克之流）。我现在不打算凭记忆说这种观点在列宁的文章中表达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需要特别仔细的分析。我也不能凭记忆断言列宁对这个问题的犹豫是多长时间才得到解决的。无论如何，这一犹豫不仅表现在谈话中，也表现在通信当中。卡尔·拉狄克是这些信的所有者之一。 我作为证人，认为有必要提供这个问题的证据，以便尝试着以这种方式为列宁的理论生平保存一份尤为宝贵的文件。1926年秋，在我们作为左翼反对派进行集体工作时，拉狄克给我、加米涅夫和季诺维耶夫——可能还有其他同志——看了一封列宁写给他的信（1911年？），其中包含为考茨基的立场辩护，反对来自德国左翼的批评的内容。按照中央委员会通过的规定，拉狄克应该和其他人一样，将这封信交给列宁研究所。但是，拉狄克担心这封信就算没有在斯大林的谎言工厂里被销毁，也会被隐藏起来。因此拉狄克决定将这封信保存到更合适的时候。不能否认，拉狄克的想法是有根据的。然而，目前，拉狄克本人就在进行着虽然并不是很认真，但是相当活跃的政治伪造活动。只要回顾一下这一点就足够了：拉狄克不同于斯大林，他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而且无论如何，他也知道列宁的这封信，然而他竟然还能够公开声明他同意斯大林对罗莎·卢森堡的无耻评价。拉狄克所犯下的罪行并不会因为受到雅罗斯拉夫斯基的酷刑而减轻，因为只有卑鄙的奴隶才因折磨而放弃马克思主义原则。 然而，我们现在关心的不是拉狄克的个人经历与人格，而是列宁信件的命运。它怎么了？拉狄克现在还在向列宁研究所隐瞒这封信吗？不见得。最有可能的是，他把它交到了应去的地方，作为他无形忠诚的有形证明。这封信后来的命运又如何呢？是保存在斯大林的个人档案中，与那些用来毁损他最亲密的同事的文件一起？还是像党过去的许多最珍贵的文件那样被毁了？ 无论如何，隐瞒一封二十年前写的，并且如今只具有历史价值的信件，不可能有任何政治理由。但正是这封信的历史价值异常巨大。它展示了列宁真实的一面，而不是他被那些假装绝对正确的官僚主义蠢货们用他们自己的外表和形象重新塑造的样子。我们问，列宁写给拉狄克的信在哪里？让列宁的信回到党和共产国际的桌子上来！ 如果我们把列宁和罗莎·卢森堡之间的分歧作为一个整体来看，那么历史的正确性就无条件地站在列宁一边。但这并不排除这一事实，即罗莎·卢森堡在某些问题上和某些特定时期对列宁的批评是正确的。无论如何，这些分歧，尽管无法忽视，有时甚至非常尖锐，却是在双方共同的无产阶级革命政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回望过去，列宁在1919年10月写道（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主义者问好）：“……但是在决定性的时刻，在夺取政权和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时刻，布尔什维主义是统一的。它把接近自己的各种优秀的社会主义思想流派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8]当列宁写这篇文章时，他毫无疑问地也是在指罗莎·卢森堡的流派，她最亲近的追随者，如马尔赫莱夫斯基、捷尔任斯基等人，正在布尔什维克的行列中工作着。 列宁比斯大林更深刻地理解罗莎·卢森堡的错误，但列宁在她的问题上引用这句古老的诗并非偶然：“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样高。”[9] 正是如此！正是如此！正因为如此，当涉及到像卢森堡这样的人物时，斯大林才不得不更小心翼翼施展他那邪恶的平庸。 在1920年10月发表的《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一文中，列宁在谈到1905年革命已经提出的苏维埃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时写道，“像罗莎·卢森堡那样的革命无产阶级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马上就看出了这一实际经验的重要意义，在各种会议上和刊物上批判地分析了这个经验”，相反，“……后来的‘考茨基分子’……绝对无法领会这一经验的重要性……”[10]。在短短的几行中，列宁充分赞扬了罗莎·卢森堡反对考茨基的斗争的历史意义——这场斗争的真正价值就连列宁本人也远不是很快就意识到的。如果对于斯大林这个蒋介石的盟友、柏塞尔[11]的战友、“工农党”、“民主专政”、“不疏远资产阶级”等等的理论家来说，罗莎·卢森堡是中派的代表，那么对于列宁她则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对于任何一个稍微熟悉列宁的人来说，列宁笔下的这个名字意味着什么都是清楚的。 此外要在此指出的是，在列宁著作的注释中，对罗莎·卢森堡是这样说的：“在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和后来的形式主义（米勒兰）盛行期间，卢森堡对这一倾向进行了决定性的斗争，在德国党的左翼占据了一席之地……1907年，她作为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参加了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的伦敦代表大会，在俄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支持布尔什维克派。从1907年起，卢森堡全身心投入到德国的工作中，采取了左翼激进立场，与中右派进行斗争……她参加了1919年的一月起义，这使她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12] 当然，这些注释的作者也许明天就会承认自己有罪，并声称在列宁时期他是在愚昧之中写作的，而直到斯大林时代他才完全明了。目前莫斯科的报纸每天都在报道这一类声明——这些谄媚、愚蠢和滑稽的混合体。但是它们并不能改变事物的本质：“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是的，罗莎·卢森堡已经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 然而，为什么斯大林突然——早就为时已晚了！——忙着修改布尔什维克对罗莎·卢森堡原有的评价？正如他之前所有的理论流产一样，最近这次也是最为令人反感的流产，其根源在于他反对不断革命论的斗争的逻辑。在这篇“历史”文章中，斯大林再次将这一理论置于首要位置。他的话里连一个新词都没有。我们早就在我们的小册子《不断革命论》中回答了他所有的论点。我们希望，这个问题将在《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的第二卷中在历史视角下得到充分澄清。但目前而言，我们仅在这一范围内考虑无限革命的问题，即斯大林将其与罗莎·卢森堡的名字联系起来的范围内。我们现在就要看到这个不幸的理论家是如何自掘坟墓的。 在回顾了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关于俄国革命动力问题的争论，并巧妙地将一系列错误——我们这里只好暂时不作讨论——压缩成几行之后，斯大林写道：“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帕尔乌斯和罗莎·卢森堡是怎样对待这些争论的呢？他们编造了一种空想的、半孟什维主义的不断革命方案……后来托洛茨基（马尔托夫在某种程度上）就抓住了这个半孟什维主义的不断革命方案，并且把它变成了反对列宁主义的武器。”[13]根据斯大林最新的历史发明，不断革命论的起源就是这样一个意想不到的历史。但是，遗憾的是，研究者忘了查阅他自己以前的学术著作。1925年，同一个斯大林在针对拉狄克的论战中就这个问题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当时是这么写的：“拉狄克不好意思提到‘不断革命论’是罗莎·卢森堡和托洛茨基在1905年提出的，这话不对。实际上，这个理论是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提出的。”这一论断可以在《列宁主义问题》1926年俄语版第185页找到，在其他所有的外语版本中应该也能找到它。 这样，在1925年，斯大林宣布，在参与创建不断革命论这一致命的罪行上，罗莎·卢森堡是无罪的。“实际上，这个理论是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提出的。”[14]而在1931年，同一个斯大林告诉我们，正是“帕尔乌斯和罗莎·卢森堡……编造了一种空想的、半孟什维主义的不断革命方案”。至于托洛茨基，他是无罪的，没有创造，只是利用了这一理论，与……马尔托夫一起！！！斯大林又一次被抓了个现行。也许是因为他对于正在谈论的问题从头到尾都一无所知，抑或他有意识地在玩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时混淆视听？把这两个问题放在对立面是不正确的。事实上，这两种说法都是对的。斯大林主义的伪造是有意识的，因为这些伪造在任何特定的时刻都完全是出于具体的个人利益。同时也是下意识的，因为先天无知并没有对他的理论臆造构成任何障碍。 但事实就是事实。在反对“托洛茨基匪帮”的斗争中，在1931年，斯大林遇上了新的个人敌人：罗莎·卢森堡！他毫不犹豫地污蔑她，诋毁她；而且，在他开始大肆宣扬他的粗俗和不忠之前，他甚至没有费心去核实他自己五年前在同一个问题上说过的话。 为不断革命论的思想史制造又一个新版本，首先是为了端出一道比先前更加刺激的饭菜。不用解释，马尔托夫被扯进来，正是为了让这一理论和历史的大杂烩更加耸人听闻。马尔托夫对不断革命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展现出无法调和的敌对态度，并且过去不止一次地强调，对于托洛茨基的革命态度，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是同样反对的。但这点不需要赘述。 真正致命的是，关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任何一个主要问题，斯大林都表达了两种完全矛盾的观点。我们都知道，在1924年4月，他在《列宁主义问题》中证明了不可能在一国之内建成社会主义。秋天，在这本书的新版中，他用一个宣证——即一个赤裸裸的断言——取而代之，证明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应该”在一国之内建成社会主义。[15]其余部分全都保持不变。关于工农党、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十月革命的领导、民族问题等等方面，斯大林都在几年之内，有时是几个月之内，变得自相矛盾。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咎于记忆力糟糕是不正确的。这个问题层次更深。斯大林完全缺乏科学的思维方法，没有原则性的标准。他对待每一个问题的态度就好像这个问题是今天才提出来的，与其他所有问题都不同。斯大林的判断完全取决于他自己今天最紧要的利益。将他揭穿的这些矛盾正是对他庸俗的经验主义的报复。对他而言，罗莎·卢森堡并不是站在过去半个世纪德国、波兰和国际工人运动当中的。不是的，对他来说，每次她都是一个新的，而且是孤立的人物，因此每遇到一个新的状况他都不得不重新问自己：“她是朋友还是敌人？”这次，正确的直觉对这个国家的这位社会主义理论家耳语说，罗莎·卢森堡的身影与他是不可调和的。但这并不妨碍这个伟大的身影继续作为无产阶级国际革命的旗帜。 1918年，罗莎·卢森堡在监狱中对布尔什维克的政策进行了非常严厉和完全不正确的批评。但是即使在她这最错误的工作当中，仍旧可见她那雄鹰般的翅膀。她对十月起义的总体评价是这样的：“一个党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在勇气、魄力、革命远见和彻底性方面能做到的事，列宁、托洛茨基及其同志完全做到了。西方社会民主党缺乏的全部革命荣誉和革命行动能力都在布尔什维克身上体现出来了。他们的十月起义不仅确实挽救了俄国革命，而后也挽救了国际社会主义的荣誉。”[16]这像是中派的发言吗？ 在接下来的几页中，卢森堡严厉地批评了布尔什维克在农业领域的政策、民族自决的口号、以及他们对形式民主的拒绝。在这个同时针对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批评中，需要补充的是，她没有区分他们的观点；然而罗莎·卢森堡知道如何阅读、理解和抓住问题。例如，她甚至没有指责我为了在农业问题上与列宁站在一起，而改变了我对农民的看法这一事实。虽然她很了解这些观点，因为自从1909年以来，我在她的波兰的刊物中详细阐述过这些观点。罗莎·卢森堡以“将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中本质的东西同非本质的东西、核心同偶然事件区别开来”的要求结束了她的批判。她认为最根本的是群众的行动能力，他们要求社会主义的意志。她写道：“在这一方面列宁和托洛茨基以及他们的朋友们是第一批给世界无产阶级作出榜样的人，到目前为止他们仍旧是唯一能用胡登的话高喊：‘我敢于这样做了！’的人。”[17] 是的，斯大林有充分的理由憎恨罗莎·卢森堡。但这样我们的职责就更为重大，去从正在被两半球的爪牙官僚们利用着的斯大林的污蔑中，夺回对罗莎的记忆，并把这真正美丽的，英雄的和悲剧的形象传递给年轻一代的无产阶级，带给他们这一切壮丽和鼓舞人心的力量。 注释： [1]斯大林《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诸夏怀斯社版《斯大林全集》第13卷66—67页。此处的引文译文与中译本略有差异。——译校者注 [2]参见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译校者注 [3]参见列宁《进一步，退两步》,《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197—425页。——译校者注 [4]参见列宁《孟什维主义的危机》，《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4卷。——译校者注。 [5]参见列宁《无产阶级及其在俄国革命中的同盟者》，《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4卷。——译校者注 [6]参见列宁《致亚·加·施略普尼柯夫（1914年10月27日）》，《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第25—26页。—— [7]苏兹达尔是俄罗斯西部城市，以生产东正教使用的圣像画而闻名。——译校者注 [8]参见列宁《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7卷。——译校者注 [9]诗句来自克雷洛夫寓言。参见列宁《政论家札记》，《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译校者注 [10]参见列宁《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译校者注 [11]柏塞尔，英国工党下议院议员，国际工会联盟主席1924—1928，英共创始人。参见诸夏怀斯社版《斯大林全集》第8卷《关于英国罢工和波兰事件》《关于英俄委员会》，第10卷《俄国反对派的政治面貌》《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译校者注 [12]这段引文应该来自俄文版的列宁著作单行本（或俄文版《列宁全集》）。译校者没有查明中文版《列宁全集》注释当中的对应内容。——译校者注 [13]参见斯大林《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诸夏怀斯社版《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69—70页。此处的引文译文与中译本有所差异。——译校者注 [14]参见斯大林《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诸夏怀斯社版《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68页。——译校者注 [15]“可是，在一个国家内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还不等于保证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革命获得胜利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既然已经巩固自己的政权并领导着农民，就能够而且应当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这是不是说，它这样就能获得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即最后胜利呢？换言之，这是不是说，它单靠一个国家的力量就能够最终巩固社会主义并完全保障国家免除外国武装干涉，也就是免除复辟呢？不，不是这个意思。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至少必须有几个国家内革命的胜利。因此，发展和援助其他国家内的革命是获得胜利的革命的重大任务。因此，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革命不应当把自己看做独立自在的东西，而应当看做用以加速其他国家无产阶级胜利的助力和工具。”——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诸夏怀斯社版《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77—78页。黑体是译校者加的。——译校者注 [16]参见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卢森堡文选》中文版下册。——译校者注 [17]同上，第507页。——译校者注
我看俄德将有战争：假使希特勒派在德国得势（托洛斯基，1932年4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我看俄德将有战争：假使希特勒派在德国得势 托洛斯基（1932年4月） 来源：《读书杂志》1932年第2卷第5期（219-230页）。译者：澄宇。 译者按：这是从美国的Forum（论坛）四月份月刊中译出。关于希特勒胜利之国际意义，托氏已在欧美大报纸及杂志上发表过不止一次的意见，且为路透社所电传，兹将其中之一篇的全文译出，以飨中国之读者。 世界政治现在有两个彼此离得异常之远的焦点：一个在北平——辽宁铁路上，一个在柏林——Munich（巴维利亚Bavaria邦之首府——译者）铁路线上。这两传染点之每一个都能破坏我们地球上几年的，几十年的事变之“平常的”进程。然而官式的政治家与外交家们日常地工作着，好像没有什么非常的事情发生似的。这与一九一二年巴尔干战争时情形一样，它是一九一四年的前奏曲。 依某种理由，人们称这是一鸵鸟——大大地诬蔑了一聪明的鸟——政策（相传鸵鸟在被追逐时藏其头于沙中，以为这样即为人所不见，鸵鸟政策即自欺政策之意——译者）。国际联盟对于满洲问题所做的装璜式的决议，欧洲外交史中一空前的无力的文件，没有一自尊的鸵鸟会在这决议上签字的。对于远东正在准备着的是什么之盲目——有些地方自然是有意的——至少有其可原谅的情形：在那里的事变，发展得比较的慢。东方虽正向新的生命苏醒，还远不是“美国的”，甚至也不是欧洲的速度。 德国是另一回事。在凡尔赛被巴尔干化了的欧洲，现在已跑进了一死巷，其集中的表现是德国，其政治形式是“国家社会主义”。用社会心理学的话说，这一政治倾向可以称为中间诸阶级——破产的小商人，工匠和农民；一部分失业的无产者；大战中的军官和下级军官，还戴着特殊的勋章，但是已没有了年给金；关门的公司中的书记；破产的银行中之簿记员；无职业的工程师：没有薪水或前途的新闻记者；那些受正害病而无钱付诊费的人照顾的医生——这些中等阶级之失望的流行精神病（hysteria）。 希特勒拒绝回答关于他的国内政纲之问题，其理由是认这为军事秘密。他说，他不必将他救国的秘密方针送给他的政敌。这不算是很爱国，但却是聪明的。实在希特勒没有什么秘密。然而我们此地不管国内政策。关于国际政治方面，第一眼看来，他的态度似乎比较确定些。希特勒在他的演说与论文中对凡尔赛条约宣战（他自己也就是凡尔赛条约的产物）。他擅长于制造骂法国的话。但是事实上讲来，假如他取得了政权，他将变成支持凡尔赛条约的主要台柱子之一，结果变成法国帝国主义之一支柱。 这些话似乎是难解。然而我们假使正确分析——即是说，从分析政治的基本因素，而非从人们的表示，姿势，和种种的唱高调出发——欧洲的与国际的形势，这些话是它的必然逻辑。 希特勒将需要同盟者 德国的法西斯党宣告他有两个敌人：凡尔赛和马克思主义。他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系指德国的两党——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一个国家——苏联。他们所说的凡尔赛，系指法国与波兰。为了要了解国家社会党之德国之真实的国际作用，我们必须略一衡量这一问题中之这些因素。 法西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关系，从意大利的经验看来，是十分清楚的。莫索里尼的政纲，在其做小歌剧式的向罗马进发之前一日，是和希特勒的政纲一样的急进与神秘。其实际原素是反对革命势力及反对反对党势力之争斗。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像他的意大利的原胎一样，只能在毁灭工人组织之后，取得政权。然而这不是一简单的工作。在国家社会党与他们所求的政权之间横有国内战争的道路。纵然希特勒用和平的方法得到一议会的多数（这一可能我们可以安全地排斥），为了建立一法西斯的政制，他仍一样地需要打折共产党，社会民主党与工会的脊梁。而这是一极痛苦的与延长的外科手术，希特勒自己自然懂得这一点。这即是他不愿将他的政治计划去供应德国国会的不定的命运之原因。希特勒一方面用合法的话掩饰自己，一方面等待适当时机作短小而尖锐的一击。他能成功吗？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如认他的胜利为不可能，则是一不可恕的轻率。无论希特勒走那一条路取得政权——或走开着的门，或打进去——无论怎样，德国之法西斯化将是一严重的国内冲突，将必然地在很长时间陷国内各种力量于停顿，逼迫希特勒在周围的欧洲不去复仇而去找同盟者和保护人。我们的分析必须从这一基本的考虑开始。 德国的工人们在其反对法西斯主义之斗争中将天然地在苏联找援助，他们是找得到这援助的。你能片刻的想象，在这些情形下希特勒政府将冒险去与法国或波兰作武装的冲突吗？在法西斯德国的无产阶级与苏联之间站着毕尔苏斯基。毕尔苏斯基的帮助，或他的善意的中立对于竭力从事于使德国法西斯化的希特勒，比消灭波兰的通道（即波兰所占领的德国诸省之总名称——译者）更重要些。这一问题——以及德国的全部国界问题——在希特勒之求得到政权与求保全它的艰苦斗争中，对于他是如何之不算什么！ 毕尔苏斯基对于希特勒将是对法国亲善的一桥梁，假使希特勒没有别的更近的桥梁。即在现在，我们已在法国报纸——现在只是在其二等报纸中——听到声音：“现在是将我们的路线与希特勒的路线接近的时候了！”不错，为巴黎时报所领导的官场的报纸对国家社会党取敌视的态度。但这不是因为现代法国之命运的主宰者重视希特勒的雄纠纠的姿势。不是的，他们所害怕的是希特勒所走的能取得政权之唯一道路——国内战争之路——是一其后果为任何人所不能预言的东西。未必他的从右边来一政变之政策不会引起一从左边来的革命吗？这是法国统治阶级所担忧的，而且是十分应该的。但是有一件事是很清楚的，假使希特勒克服了一切障碍，达到了政权，他为了在他的本国能自由行动，必被迫面对凡尔赛宣誓表示其忠诚。在Quaid’Orsai（法国外交部所在的街道——译者）的人们，对此是没有一点怀疑的。再者，希特勒的军事专政只要一在德国坚固地建立起来，将比现在德国的政制为法国在欧洲霸权中的一可靠得多的因素，因为德国的现政制的数学公式几乎完全包含着不可知的数量，这也是他们懂得很凊楚的。 战争将是必然的 假如想象法国的统治阶级会感觉得做法西斯党的德国之后台老板，是“不好意思”，这是十分孩子气的简单。法国现在是倚赖波兰，罗马尼亚，与巨哥斯拉夫三个为军事专政所统治的国家。这是偶然的吗？一点也不。现在法国之在欧洲的独霸，是以下事实之结果，即是法国仍是美国，英国，意大利与它自己的胜利之唯—继承者（我在此不说俄国，因为它没有参加这一胜利，虽然它以最大数目的人的性命之代价付给了这次胜利）。从历史所仅知的世界诸力量的最强有力的结合之手中，法国得到了一遗产，他是不放弃的，但是这遗产压在他的狭窄的双肩上无乃太重。法国的领土，它的人口，它的生产力，它的国家收入——这一切显然不能支持它的支配地位。欧洲之巴尔干化，种种对抗之挑起，反对解除军备的斗争，对于军事专政的诸国家之维持——这些是延长法国霸权所必要的方法。 将德国国家之强制的分裂，在这一系统中之成为一环，恰与波兰的离奇的疆界以及其有名的通道是同样必要的。凡尔赛的话所说的“通道”是和别人所称的从活人的机体取去一肋骨的意思是一样的。当法国一面帮助日本在满洲的行动，一面对上帝宣誓说它寻求和平，这只是说它拥护它的霸权之不可侵犯性，即是它分割欧洲与陷它于混乱的权利之不可侵犯。过火的征服者，如历史所证明的，永久倾向于“和平主义”，因为他们害怕被征服者之复仇。 法西斯的政制——这是只有靠流血的震动与德国的新的耗竭之代价才能实现的——正因此理由而对于法国独霸成为无价的因子。法国及它的凡尔赛统系一点没有害怕国家社会党的地方。 希特勒之执政，含有和平的意义吗？不是的，希特勒的执政，是法国独霸之巩固的意义，但正因此理由，希特勒之执政将是战争——不是对波兰，不是对法国而是对苏联的战争。 莫斯科的报纸在近几年不止一次地说到对苏联之将要到来的军事进攻。这篇文章的作者不止一次地反对这种轻率的预测，不是因为他相信在欧洲或在地球上其余的地方缺乏了反苏联的战争之恶意。不是的，这是不缺乏的。但是对于这一冒险事业，各种的不一致与抵抗是太大，不仅在欧洲各国间而且更是在各国的内部。 现在没有一值得说的政治家，想象着用在边境临时编制成的军队，或单纯靠登陆的行动可以解决得了苏维埃共和国。甚至于丘吉尔（WinstonChurchill）也不再相信它，不管它的政治的声音练习经过了一极广的音阶。这类的试验在一九一八——二○年做得极好，如丘吉尔的豪语所吹的，他动员了“十四国”，反对苏联。英国的财政大臣现在如果能收回那用在干涉俄国的数万万金镑，那他将是如何快乐！ 但是我们不必为那已泼了的牛奶叫喊。而且花了那多的钱，也得到了一好教训。假使在那时候，在苏维埃共和国的初年，红军走路穿的是婴儿的鞋子——咳！那几年它在脚上常常一点东西都没有！——“十四国”的军队不能得胜利，现在红军是一伟大的力量，有其胜利的传统，有青年而有经验的军官，有为革命所教育起来的无尽的后备军，而且有十分丰富的军实，现在进攻苏联的胜利的希望是如何之少！ 四周围的国家之联合的力量，即使它们能被牵入这一冒险，为了进攻苏联的任务还是太少。日本是离得太远，不能尽反苏联的独立的军事作用，再者天皇政府在最近几年，在近处还有很多的问题要应付，为使进攻成为可能，需要一高度工业化的而且还是欧洲大陆的大国的国家，它要，而且能，担负在自己身上反苏维埃的神圣战争的主要重量。更精确些说，一个没有东西可以失去的国家。试一望欧洲的政治地图，将使我们相信。只有法西斯的德国能担负这一使命。更有甚者，法西斯的德国将没有别的路可走。在付了无数生命代价取得了政权之后，在对一切国内问题显露出它的破产之后，在对于法国，因此亦对于如半附属国那样的波兰投降以后，法西斯的政府将必然被迫而找寻一种脱离破产，和脱离国际形势中的诸矛盾的孤注一掷。反苏联的战争将从这些情势中如命定的必然一般的生长出来。 或者有人引用意大利的榜样来回答这一悲观的预测，苏联与意大利已建立了一种暂时和平的关系。但是这一反对是皮相的。意大利距苏联中间隔着有几个国家。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是由于纯粹国内的危机发酵起来的——意大利的国家要求在凡尔赛曾很宽大地被满足了。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是在大战之后不久执政的，那时候完全谈不到一新的战争。最后，法西斯的意大利那时是孤立的，那时欧洲没有人知道，一方面法西斯的政制和另一方面苏联的政制会证明是如何之坚固。 在这一切方面，希特勒的德国之地位是命定的不同。它需要有一国外的胜利。苏联是一不可忍的邻人。我们记得毕尔苏斯基在与俄国签订不侵犯条约之前，踌躇了如何之久。希特勒与毕尔苏斯基两人并肩而立，这几乎回答了我们的问题。在另一方面，法国不能不了解它不能使德国永久的解除武装。法国的政策将是指使法西斯的德国去反对东方。那将是供给一开放的活塞，以发泄德国反对凡尔赛制度之全国的愤怒，而且——谁知道？——或者我们将在这条路上有幸运的找出新的可能那一切世界问题中之最神圣的问题，赔偿问题。 俄国必须准备着 假使你相信法西斯的预言家的话，他们说将在一九三二年的上半年取得政权——虽然我们是远不相信这些人的片面的话的——我们预先可以编出一种政治的日历。为了使德国法西斯化——摧残德国的工人阶级，创造一法西斯的民团，恢复军队中的干部——需要一两年的工夫。在一九三三——三四年的时候，军事进攻苏联的条件即相当的成熟。 这一“日历”自然是假定苏联政府在此期间是耐性的等待。我与现在莫斯科政府的关系，不是那种我有权代表它发言，或指出它的意向之关系，我对它的意向也像每一别的读者和从事于政治的人一样，只能在一切能得到的情报之基础上来下判断。但是我因此是更自由地我所认为苏维埃政府在德国发生法西斯的国家政变时所应当采取的行动。在接到这一事变的电报以后，我处于他们的地位时就签一道命令动员一切后备军。当你有一不共戴天的敌人在你的前面，当战争从客观的形势之逻辑发展出来是必然的，我们如果给敌人以时间建立与巩固自己，订立必要的联盟，接到必要的帮助，规划出集中的军事行动——不仅从西方，而且从东方——的计划，这样长成功一巨大的危险，我们如让它有充足时间这样做，将是不可恕的疏忽。 希特勒的决死队已在全德国唱那一名叫汉斯·布哈纳的博士所做的反苏维埃的进行曲。假使他们吞吞吐吐地唱这军曲，未免令人不快。假使他们命定地要唱它，让他们急促地唱它罢。 希特勒的政府与苏维埃政府之间的战争是必然的，在形式上无论是谁发动这一战争，而且这战争将在一极早的日子发生。这一战争的后果将不可计算。但无论他们在巴黎抱有如何幻想，我们自信地可以说一件事：在布尔雪维克——法西斯的战争之火焰中，最初燃烧起来的东西，将是凡尔赛条约。
论苏俄革命与国际形势的四篇报导（托洛茨基，1932年2-5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论苏俄革命与国际形势的四篇报导 托洛茨基（1932年2-5月） 原标题：《托罗斯基论苏俄革命与国际形势》 来源：《读书杂志》1932年第10期。译者：澄宇 一答纽约泰晤士报编辑部的问题（1932年2月15日） 二与美国联合通信社的代表谈话（1932年2月29日） 三答“芝加哥日报”的代表的问题（1932年4月23日） 四答柏林MontagMorgen周刊的三问题（1932年5月12日） 一答纽约泰晤士报编辑部的问题 问题：你对于今日史大林制度的态度怎样？何故？ 回答：为了回答第一问题，我应当严格区分两个概念：苏维埃制度之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和史大林制度代表苏维埃制度之官僚的扭曲。我是为了巩固和发展苏维埃制度，反对史大林的制度进行斗争。 问题：你还认为布尔雪维克的革命现在在“特米多”（Thermidor）的阶段，你在你的自传中所发挥的见解，已为在你离开俄国以后的事变所证实了吗？ 回答：我从未说过，革命的现在阶段是特米多的阶段（译者按，特米多月九日是法国大革命时代罗伯斯庇尔被捕，小资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政权被推翻，大革命完结的日子。托氏曾用此字以指出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将来有被反革命推翻的可能。）特米多的历史的含义有很确定的内容，他的意思是反革命胜利的第一阶段的实现。苏联的特米多不能不是资产阶级的握得政权（虽然最初是在一半戴假面具的形式中），因此是十月革命的倾覆。我没有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说过十月革命已倾覆。这是整个史大林派的报纸顽强地指为我说的，与真理的利益毫无共同之处。 实在我说过，而且现在仍说，在十月革命的基础上形成了强有力的官僚阶层，在它中间积极的和消极的特米多倾向很强有力。然而到这些倾向的胜利还有好远。对抗这些倾向的行动为争共产党的，职工会的，苏维埃的独立，和争他们对于官僚之严密的监督。 这一见解完全不是在我被放逐出苏联以后才形成的；恰恰相反，它成为我被放逐之原因：官僚们不能容忍人侵犯他的指挥的作用。 官僚的特米多倾向的危险，列宁是完全明了的。他在一九二二年党的第十一次大会的最后一次演说中警戒这一危险。我与列宁最后一次的谈话也是为了这一问题。列宁对我提议与他联盟反对官僚主义，他和我一样认为官僚主义的中心是史大林所领导的党的机关。列宁的第二次患病破坏了这一计划的实践。 问题：请你表示你对于五年计划和对于俄国的经济前途之估量。 回答：关于工业化的问题，具体的说，关于五年计划的问题，是史大林和我所属的左派反对派之间的一个主要争斗点。在一九二八年二月以前史大林派认为必须依赖殷实的农民，拒绝为了工业化的利益加他以负担。“有计划的开始”，为官僚们所讥笑：“我们靠天下雨，不靠计划”。在一九二五年我出版了一本书《到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在那里证明在正确的领导之下工业可以每年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增长。史大林和莫洛托夫认为这一数目是幻想的，攻击左派反对派为“超工业化主义”。这一简略的历史的回顾已足以解释我对五年计划的态度：我认它，不论领导者犯了如何粗野的错误（这是由于官僚的没有预见而生出的），不论这些错误，它是不仅在苏联的，而且是在人类的发展中前进的伟大的一步。 问题：你相信五年计划的发展是加强了还是削弱了苏俄（没有其余的欧洲沿类似的方向之合作）。单独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呢？ 回答：你们提出一国社会主义的问题吗？社会主义的必然是从现在人类生产力不仅与生产工具之私有，而且与现在的民族国界，特别是在欧洲，不能相容，从这里历史地生长出来。正如中世纪之各小邦独立妨碍年幼的资本主义发展，同样，达到最高发展之资本主义也在民族国家之范围内被绞杀。社会主义的经济将在世界的分工之基础上发展，这一分工的雄伟的前提已为资本主义所创造。 苏维埃的经济建设，在我的眼中是将来的欧洲的，亚细亚的，和世界的社会主义建筑之一部分，而不是一独立的民族的整体。 问题：苏俄将被迫与西方资本主义成立某种妥协吗？假使它不能单独进行社会主义的政策？此种妥协将采何种形式？ 回答：苏维埃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妥协”不是将来的而是现在的问题。它在今日已是事实，虽然不是很稳定的。在孤立的苏联与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相互关系将来怎样发展呢？具体的预言是不容易的。但是整个说来，我可以作这样一个预断：欧洲的资本主义离社会主义的革命比苏维埃国家的社会主义社会要近得多。 问题：假使这种妥协证明是可以的，苏俄与别国在政治方面的关系的前途将是怎样呢？ 回答：苏维埃政府利于维持和平的关系。苏维埃政府已用和正用一切方法，凡为政府之力所能处分的方法以表示其倾向和平之意志。固然，巴黎认为苏维埃的普遍军缩的提议是莫斯科好战的意向之证据，和法国之拒绝走军缩的路恰恰相反，是它的爱和平的意向之表示。与这一逻辑相应，官式的法国报纸认为日本之侵入中国是文明的行动，中国的抵抗为野蛮的行动。那些侵入到别家的人不成为土匪而是防卫自己的家的人则是土匪。但这是我们很难同意的。 问题：你对于现在世界经济危机及其对现时社会秩序的含义的意见怎样？你认为世界革命为危机的或然的后果还是你相信资本主义可以克服这危机走进一稳定时期呢？苏俄在稳定时的形势是怎样呢？世界经济危机不使苏俄感觉有修正自己经济政策之必要吗？ 回答：现在的经济危机无疑的表示世界资本主义之为一制度已经过了时候。它之为别一制度所代替的历史的时间，不消说，各国是不一样的，尤其是世界的各地方。现在的欧洲是没有出路。假使市场的法则之自动的工作过一两年可以引起欧洲的危机的缓和，那么再过一比较短的时期，它（危机）回来时更带着加倍的力量。生产力在欧洲的国家的笼中已被窒息。白里安的走方郎中的统一欧洲的计划，没有走出，也不会走出衙门的和编辑部的实验室之外。统治阶级用更使欧洲经济分割，加强保护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方法医治危机。在这些情形之下，我看不出欧洲资本主义真正稳定的任何前途。 问题：俄国共产党的独裁有变更的必要吗？应当怎样的变更呢？ 回答：这一问题与头两个问题紧相联系。不消说，经济的进步异常地加强了苏联。同时它异常地削弱了史大林派官僚的地位。这里没有任何矛盾。首先，苏联人口中一切有觉悟的份子都完全明了工业化和集团化方面的进步之所以成为可能，只是因为史大林派的官僚遭逢着了为他所保护的富农的结实的抵抗，拒绝将粮食出售于国家，他不得不剽取和应用左派反对派的政纲。史大林之对付我们的政纲，正如，比方说，自由贸易派的麦克唐纳之对付约瑟夫·张伯伦的保护主义的政纲，后者在他的时候在选举中曾受到很利害的打击。今天张伯伦（是父亲不是儿子）无论如何比麦克唐纳在英国得人信仰些。固然，张伯伦早已进了坟墓。但是俄国反对派的重要领袖都活着。拉可夫斯基（Rakovsky曾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的主席和苏联驻法大使——译者）从巴尔诺尔（拉氏之充军地）极注意地视察苏维埃的经济和政治的一切行程。 史大林派官僚的地位之削弱的第二个更重要的原因是经济的进步异常提高了不仅俄国工人的数目而且也提高了他们的文化水平，对自己力量之自信和不倚赖的感觉。这一切特点都是与官僚主义的监护难得调和的。然而史大林派的官僚在拥护自己的统治的争斗中，将官僚的制度伸张到了极度。 我特别指出这一情况：经济的进步，如历史上所常见的，不是巩固而是挖掘统治阶层的地位。我认为苏维埃制度的方法上严重变更完全是必然的。而且在多少近的将来，这些变更更将打击史大林派官僚的专政，无疑地为苏维埃民主主义在为十月革命所安置的基础上的繁荣开辟道路。 问题：你计算着你将回俄国吗？在何种条件下是可能的和你的政纲是怎样的？ 回答：我以为这些变更，能使和必然使左派反对派在苏联回到积极的工作。 问题：外面说你主张德国共产党员应拥护白鲁宁政府以为避免希特拉胜利之手段，这是真的吗？你认为德国共产党现时政策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 回答：说我号召德国的共产党员拥护白鲁宁政府的消息，不消说是造谣。这是史大林派的报纸归之于我的计划，以后又为不善于理解的新闻记者所传播。我向德国共产党员提议，进行所谓联合战线的政策。社会民主党与国家社会党处于对抗的地位。共产党员应当向社会民主党及其所领导的工会提议反法西斯蒂进攻的共同的实际的斗争纲领。社会民主党的群众极诚实地愿意进行这种斗争。假使领袖们拒绝，他们在其自己的群众中失掉信仰，假使领袖们同意，群众在实行中比领袖们走得远些和拥护共产党员。应当会利用反对者和敌人中间的不一致。只有在这种弹性的政策之下，可以一级一级的向上升。战略不仅知道有冲锋而且也有纵横的策略。我一点也不怀疑德国共产党，不顾史大林派官僚之抵抗，能了解这一战略，只是由这一战略，布尔雪维克主义才能取得政权。 问题：你看美国合众国在现在世界形势中的地位是怎样呢？ 回答：我以为由于现在危机的结果，美国资本主义对欧洲资本主义之支配更要增强；正如每一危机之结果，大企业对于小企业，托拉斯对于孤立的企业之支配加强一样。然而合众国的世界霸权的必然增长在美国的经济和政治中更引起深刻的矛盾。 合众国的统治阶级在世界上建立金元的独裁时，将全世界的矛盾都包括在自己的统治之基础以内。合众国的经济与政治将一天天更直接地依赖于世界各地方的危机，战争和革命。它不能长久保持“旁观者”的地位，甚至于在形式上也不能。我想，美国将创造我们所能想象的最巨大的陆海空的军国主义。 美国之最后的脱离老的“孤立主义”；为市场的争斗；军备之增加；积极的世界政策；现时危机的经验——这一切必然在美国内部生活中发生深刻的变化。工人政党之出现是必然地。它可以依“美国的”速度开始生长，使两旧的政党中之一消灭，如像英国自由党之消灭一样。 结束时可以说：苏联将在技术上美国化；欧洲将苏维埃化或者野蛮主义化。美国在政治上将欧洲化。 蒲林矶波，二月十五日，一九三二。 二与美国联合通信社的代表谈话 日本在中国的军事行动依照螺旋形发展：螺旋形的半径一月一月地增加。这一方法有其政治的和外交的优点：它逐步地将本国人民和敌国人民牵入战争，将一串既成的事实摆在其余的世界之前。这一方法证明军阀在现在开始的阶段，必须克服，不仅国外的而且国内的抵抗。从纯军事眼光看来，“小块的”行动方法是不利益的。日本的统治者似乎认为在中国的军事软弱和反对者及竞争者的阵营中之不可调和的矛盾的情形下，可使自己在最初的时期，依螺旋形而进展。 但是在第一阶段以后——停顿—下或没有停顿——显然应该有第二阶段，即真正的战争。它的政治目的是怎样的？巴黎的领导的报纸，极热心地将日本参谋部的思想和口号译成法文，时时吿诉人说，事情不是什么战争而是警察的手段。这一解释，是有属于螺旋系统中之必要的。当军事行动达到必要的气势，和进攻者方面的力量将分配得与任务相适应时，此解释将不攻自破。 日本的目的：将中国殖民地化。目的是巨大的，但是应当立即地说，日本不胜此目的之任。日本来得太迟：当英国准备失去印度时，日本将中国变成新印度是不成功的。然而东京的寡头统治未必没有进攻苏联之政治目的吗？假使认为这样的计划可以排斥，未免轻率。但是它不能成为首先要做的计划。只有获得了满洲和在那里巩固了以后，日本才能以向西北进攻为任务。但因为苏维埃政府不要而且不能要战争，日本一方面在它保障和设备中国满洲根据地未完成以前，很难决定对苏联的直接侵略的步骤。 更有一重要的考虑，也是趋向这方向的。日本的寡头认为——至于有多少根据，乃另一问题——它可以零碎的，分期的进行对中国的战争：这种的行动方法对于日本的财政大臣（他与这事是十分有关系的）更为可以接受。 反苏联的战争需要完全另一些规模。没有强有力的同盟者，能豪奢地资助战争，很难说日本敢跨过满洲的国境。东京今日或明日能计算借几十万万的战债，此计算之可靠到何种程度，关于这点在巴黎或纽约比在蒲林矶波更容易判断。 任何说苏维埃政府在远东有侵略野心的企图，由于其内部的不成立而要自己崩坏的。战争对于与国家之将来有密切关系的经济计划将是一残酷的打击。只有百分之一没有完结的工厂不算是工厂。而在苏联，有几百和几千的工厂在建筑中。战争将长久地将它们变为死的资本。这些是太明显，用不着详说。 即使我们假定，远东的冲突总是不可免的——这是许多日本的，而且不仅日本的国家要人的信念——那么，即在这种情形之下，苏维埃政府亦没有任何理由去加速冲突。日本已卷入对中国的大事业中，其后果是不可限量的。它（日本）可以有，亦将有，一些军事的和外交的胜利，但是胜利是片刻即逝的而困难将是永久的和不断增加。高丽是它的爱尔兰，在中国它企图创造自己的印度。只有完全顽固自用的封建军阀才轻视中国的民族运动。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已觉醒的伟大民族，不能用飞机使其服从。在满洲的肥沃的土地中，日本已陷至膝，假使不是陷到腰。因为在日本本国，经济发展与社会的封建的制度进于不可调和的矛盾，则我们可以断定内部的危机完全不可避免。在一开始，政友会将让位于民政党，后者将左倾；以后革命的党又将举起自己的头来……。法国在资助沙皇时，曾损失了不少。它假使想在资助天皇时，可以保险地不会损失，他是想错了。很明显地：苏维埃在远东的关系上没有任何理由着急与着忙。 苏联与日本之间的战争，因此将发展于日本依照与更强的同盟者的协定，有意地和自觉地唤起冲突之时。这一战争之目的自然比中东路和整个满洲的问题无限地广些。有几家法国的报纸忙于预言说，“布尔雪维克将被埋葬于西比利亚的平原”，西比利亚的平原和森林是广阔无垠，在它中间可以埋葬很多东西。但未必一定就是布尔雪维克主义吗？ 关于苏维埃与日本的战争的思想，以及日本与美国战争的相称的思想，立刻提出距离的问题：海洋与陆洋之为军事行动的可能的领域。在第一眼看来，战略的问题完全溶解于距离的问题中。从这里，许多人急于想做不利于苏联的结论：苏联之亚细亚部分的人口稀少，产业落后，铁道交通之不足——这些都是苏维埃方面的负的因素。在某种程度以内这是如此，但只在某种程度以内。即使将问题限于军事技术范围以内，我们不能不看见同一的距离也是苏维埃的联盟者。假使承认日本由东到西推进的军事胜利，那么很容易预见日本的困难与其自己所走的道程至少是乘方的增加。胜利将吞没了自己。然而在背后，日本不得不维持自己的爱尔兰和自己的印度。 然而问题不应提出得这样的狭隘。战争将不仅是用军事的方法进行。苏联不是孤独的。中国还活着。它要而且能为自己的生存争斗。谁忽视此因素，谁将在它上面撞碎自己的头。 在西比利亚的平原上运几百万的兵和借给他们一切为进行战争所必需的东西——不是简单的任务。然而在现在苏联的工业可能之异常增加的情状之下，铁路运输的手段假使需要，可以很大的提高。不消说，这需要时间。但是大距离的战争必然也是长时期的战争。多半要定出战争的“五年计划”和与它的需要相适应，重新改造五年的经济计划。不消说，这对于战争的参加者的经济与文化是最残忍的打击。但是我是从别的出路没有的假设出发。一旦战争不可免，应当认真地进行它，动员一切力量与一切手段。 苏联的参加战争在中国人民之前将开辟新的前途和在它中间诞生最大的民族兴奋，凡懂得形势之逻辑与人民群众的心理的人，他对于此点没有一点怀疑。中国的“人的材料”不患不足。几百万中国人学习了使用枪械。所缺乏者不是斗争之意志，而是正确的军事教育，组织，制度和聪明的指挥。红军可以在这里给以很高程度的真实帮助。蒋介石的最好的军队，如大家知道的，在创造的时候，是在苏维埃的指导员之下训练的。黄埔军官学校的经验在别的政治基础之上（此问题我在这里不涉及）可以发展为极大规模。西比利亚铁路，除了必需的军事给养以外，将不仅运输军队而且也运输军队的精华。从被唤醒的和兴奋的人类原料中，如何组成临时军队，这个布尔雪维克学习得很会而且他们还不会忘记。我不怀疑在十二个月至十八个月间可以动员，给以服装，武装起，教练和带到前方火线第一批一百万的战士，他们在军事训练上不会比日本人落后，而在战斗的精神上将超过他们。第二批的一百万不需要六个月。我说的是中国。然而除了中国以外，还有苏联，红军，它的广大的后备。……不是的，领导的法国报纸（全世界上最反动的）太急于埋葬苏维埃在西比利亚的平原了：赤裸的仇恨一般说来是坏顾问，特别当问题是关于历史的预断的时候。 但是前途假使如此顺利，你们说，何以苏维埃政府尽一切力量避免战争呢？对这一问题我已回答过：在远东，时间的因素是工作得不利于帝国主义的日本，日本帝国主义走过了它的最高点，现在将向下没落。而除此以外，这也是同等重要的，在世界上存在的不仅远东。世界形势之钥现在不在沈阳而在柏林。希特勒的取得政权，对于苏联，比起东京的军事寡头之心思来，为无比地更直接的危险。 但是我们从一开始即限于关于远东的问题。因此让我在此完结。 蒲林矶波，二月二十九日，一九三二。 三答“芝加哥日报”的代表的问题 1．危机之基本原因可以用一字来下定义：资本主义。危机之异常的性质可以用另—字解释：帝国主义。换言之，独占的资本主义，陷于它自己的无出路的矛盾中。克鲁格（Kreuger）的兴起和完结，对于现在整个的资本主义是象征的，官式的道德家对于这一火柴大王用已迟了的雷来打他。他可以回答他们说：“为什么你们允许我，随我的任意，处分那些无涯的创造力量？它们应当服务于社会和应受社会的支配。 资本主义世界能渡过现在的危机吗？对这问题的回答依于怎样了解危机来决定。行情的动摇，跟随着资本主义的全部历史。在以前的一时代，资本主义的曲线经过行情的动摇而向上发展。现在资本主义的曲线则向下倾斜。这不排斥将来的行情的动摇。恰恰相反，它们是不可免的。但是现在的尖锐的危机可以缓和一下，只是在下一十分近的阶段带着更尖锐的痛苦暴发。这一极端的病的行程之完结，只有靠替换整个的社会制度。 2．我希望着军缩会议的成绩吗？一点也不。顺带地说，我在这点上不致是一例外。法国的提案的特点是，它是泰狄欧政府所提出。当法国拥护日本在远东之流血工作时，感激的日本则在日内瓦拥护法国提倡和平主义。这对于全世界人民是一难得的教训！法国的提案的内容是，在国际联盟的掩蔽之下，创造新的协约，其唯一目的是借助于“国际的”军队保障法国财政资本的霸权。 但即美国的提案也没有开辟甚么前途，现代的战争不是用那些交战国家在战争之前夕的武器进行，而是用他们能在战争过程中所创造的武器进行。正是美国在这点上给了全世界，特别是德国，以不可忘的教训。新的战争之结果将为交战国的一般的技术实力之对比所决定。某一国的工业愈高，他愈有利于预先的“限制”军备，因为他在战争过程中比他的敌人更容易保障他的军队以一切必需品。 军缩会议最好的结果将以毫无内容的公式完结。日内瓦会议的失败将给军备竞争以新的推动，更使战争的危险密集。 法国——日本之战争的以及“和平的”政策一天天地明显和公开地不仅反对中国，而且亦反对苏联。关于李特文诺夫之在日内瓦会议代表苏维埃政府不想将事情弄到战争之诚实的努力，这对于每一能思想的观察者，甚至是仇视苏维埃的观察者，不能不是明了的。然而我愿意希望苏联的代表团从和平主义的技术的提议（甚至在教育的意义上说，这也是很少有效的），过渡到更积极的政策，即是说，对会议公开地说出实在的情形，由此警告人民以将至的危险。因为，在我们地球上假使有力量能“限制”海军和陆军的，重炮队和轻炮队的军备，这就是人民群众的意志。 3．报上的谣言，说我很快将回到苏联，恐怕不是根据于某些确实消息。这宁可说是揣测，为一般的不安的局势所引起。用不着说，假使有战争危险，那一我所属的派别愿将自己完全交给苏维埃政府支配。我可以举一个先例，就是在一九一八——一九二〇年的国内战争时候，史大林和伏罗希洛夫（Voroshilov现时苏联的陆海空军人民委员长——译者）及其他人是我和列宁手携手所进行的军事制度之激烈的反对派，然而这不妨碍那时的反对派积极地参加军事斗争。 四月二十三日，一九三二，蒲林矶波。 四答柏林MontagMorgen周刊的三问题 1．问题：你相信国家社会党之取得政权是逼近了吗？ 回答：是的，我相信假使德国工人阶级的最重要的组织继续他们现在的政策，法西斯主义几乎将自动地获得胜利，而且在比较近的时间。中央党是否将服役于希特勒为一蹬子，这在柏林比在这里更容易看见。这不是决定的。这两党的联盟在中央党瓦解的路上（由天主教的工会的瓦解开始）终成为简短的插话。希特拉答应留在议会台基上的诺言（顺带的问，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呢？）其重要如，比方说，日本帝国主义答应在战争中不使用毒气的诺言一样，要求这样的诺言是可笑，希望它的实践是极端愚蠢。实在地说，那些将希特勒的议会的票据贴现的政客们，正是自觉地为德国法西斯化开路：法西斯化对于德国人民和尤其对全无产阶级预示着什么，我们用不着再在此地重复。 2．问题：你认为时机的紧迫需要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原则上的冲突不减弱，必须创造一共同的斗争组织么？ 回答：是的，我相信共产党应对社会民主党及自由工会的领导提议一斗争协定，从上层直到下层。工人阶级之反法西斯主义的联合战线，与那装璜无力的“铁的战线”相对照，必须有一完全具体，实际和战斗的性质。它的出发点应是：保护无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一切机关（按即工会，工人合作社，工人政党等组织——译者）和胜利（按即指社会立法——译者），更广义的说，这是在野蛮主义之前保护文化。 共产党在这方向的勇敢而坦白的动议，不仅大增它的威权，而且从底层到上层改变了德国的政治形势。独占的资产阶级将立刻开始感觉，在希特勒之独裁周围游戏，即是在国内战争的火焰周围游戏，在这火焰中不仅纸的价值有化为灰烬的危险。在那为失望所驱逐到希特勒阵营的无数的和无形式的群众中必然起一种分化和解体。实力的关系将在斗争的门口突变得对于法西斯主义不利益。在工人阶级与德国人民之前将开辟有伟大前途。 3．问题：你准备用你的名义和亲自为这样一组织工作吗？ 回答：自然，我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际上完全立在许多我的小册子中，特别最后的一本“以后怎样办”（按英文已有译本WhatNext，美国PioneerPublishers出版）所发挥的策略之基础上。每天都重新证实，德国的工人阶级没有别的道路。德国的命运的问题是欧洲的，苏联的命运的问题，而且一大半也是全体人类在一长的历史时期的命运问题。每一革命家不能不将他的力量与他的命运隶属于这问题。 五月十二日，一九三二。
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委主席团的信（托洛茨基，1932年1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委主席团的信 托洛茨基（1932年1月4日） 绝密 历史再次走近了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德国目前正在决定德国无产阶级、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命运。共产国际的政策正在必不可免地把德国革命引向灭亡，正如曾经必不可免地把中国革命引向灭亡一样，虽然这一次是从相反的一头这样做的。就此所必须做的一切事情我在其他地方已经说过。在这里重复一遍并无必要。也许最多只剩下2～3个月时间，来改变其责任应完全应由斯大林来负的造成致命后果的政策。 我在这里没有说到中央，因为它实际上已被废除。苏联报纸，其中包括党报在内，谈论“斯大林的领导”、“斯大林的六条指示”、“斯大林的规定”、“斯大林的总路线”，而把中央弃置不顾。行使专政的党被贬低到这祥的程度，致使某一个人的愚蠢无知、本能的机会主义和不忠顺竟会对伟大的历史事件留下印记。斯大林在中国、英国、德国，在所有世界各国，以及首先在苏联搅得一团糟之后，为了挽回个人的虚假威信，现在又在德国支持一种必然要自动导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规模灾难的政策。 为了不给斯大林制造麻烦，已经降到奴隶状态的“党的”报刊对于德国的事根本不置一词。然而却大肆谈论“托洛茨基主义”。整版整版的报纸再次充斥着“托洛茨基主义”。其任务在于迫使人们相信，“托洛茨基主义”是一个“反革命”流派，是“世界资产阶级的先锋队”。第十七次党的代表会议正是在这种标志下召开的。十分清楚，这类一成不变的宣传追求的并不是某种思想意识上的目的，而是一种完全确定的实际任务，准确点说，是针对个人任务。如果简要地加以表述，那就得说：对待左翼反对派代表人物的政策，提上日程的是图尔库尔化。[1] 斯大林通过西方国家的官方政治性报刊揭露白卫恐怖组织的计划，而与此同时却对苏联的工人隐瞒此类事实。在国外刊发此类揭发材料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在与图尔库尔将军的共同活动中保证斯大林并不在现场。列入高尔基和李维诺夫的名字，主要是便于进行伪装。 还在图尔库尔以前，在1924～1925年期间，斯大林就提出过对本信的作者使用恐怖手段的问题。斯大林在少数人的会议上曾经权衡过同意和反对两种理由。同意的理由是清楚而明显的。反对的主要理由是这样的：勇于献身的青年托洛茨基分子太多，他们可能会报以反恐怖行动。 这些消息我是当时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转到反对派方面以后从他们那里获悉的，而当时所处的情况和提到的那种细节使人不可能对消息的可靠性表示怀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但愿你们没有忘记，和斯大林一起组成高居于中央之上的统管一切的“三人小组”，他们了解普通中央委员根本无法知悉的情况。如果斯大林强迫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否认他们当时的证词，谁也不会相信的。 到1925年问题已经取消；但当前的事态表明，只不过是推迟。 斯大林得出结论认为，把托洛茨基驱逐出境是一个错误。他本来希望，这从他当时记录在案的政治局会议上的言论可以知道，没有“秘书处”，没有经费，托洛茨基只会成为官僚机构在全世界范围内策划实施的诽谤活动的孤立无助的猎物。只知运用机关的人失算了。与他的盘算相反，结果发现，思想有自己的力量，即使没有机关和没有经费也一样。共产国际是一个庞大的机构，但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却完全一无所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自然也包括革命的列宁主义）的未来，今后是同左翼反对派的国际干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什么样的捏造也无济于事。反对派的主要著述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将用各种语言出版。所有国家都存在坚不可摧的干部队伍，尽管目前人数还不多。斯大林清楚地知道，国际反对派思想的坚定性和蓬勃发展对于他本人、对于他那虚假的“威望”、对于他拿波那巴主义的力量，是多么可怕的危险。 斯大林认为，应当纠正错误。他的计划通过三个渠道展开：第一，在国外透露关于图尔库尔将军正在策划（在斯大林为他创造的最为有利的条件下）用恐怖手段暗杀托洛茨基的消息；第二，发起一场国际性的“思想”运动，这个运动应以通过党代表会议和共产国际的决议告终——斯大林需要这样的决议作为同图尔库尔合作的某种政治委托书；第三，斯大林通过国家政治保卫局之手查明并采用真正野蛮的残暴行动消灭一切可疑的、不可靠的、令人担心的东西，以保证自己不受反击。 我当然不了解有关图谋的技术细节：是图尔库尔把自己所做的事透露给了斯大林用以讨好，还是斯大林躲在图尔库尔背后出谋划策，这我不得而知。但是，雅戈达一伙人中总有人很清楚此事，他们在协办臭名昭著的“弗兰格尔军官”事件中起着中介作用。 没有必要说明，斯大林的计划和阴谋从任何方面都丝毫不能对左翼反对派的政策，其中也包括我的政策发生什么影响。斯大林这个败坏党的罪人、中国革命的掘墓人、共产国际的破坏者、德国革命的候补掘墓人的命运早已注定。他的政治上的破产将是历史上最为惊心动魄的失败事件之一。问题不在于斯大林，而在于拯救共产国际、拯救无产阶级专政、拯救十月革命的遗产，在于复兴列宁的党。斯大林视为依靠的，在苏联以及在共产国际所有支部里的大部分官僚，只要一听到最初的几声惊雷，便会四处逃命，溃不成军。左翼反对派则将始终忠于马克思和列宁的旗帜！ 本文件将以有限但完全足够的份数保存在若干国家的可靠的人手中。专此告知！ [托洛茨基] 1932年1月4日于卡德凯伊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03620 [1]托洛茨基得到消息说，原沙俄将军A．B．图尔库尔（1958年卒于国外）在组织对托氏的暗杀。
德国，国际局势的关键（1931年11月26日） <!-- BODY{MARGIN-LEFT:12%;MARGIN-RIGHT:12%;background-color:#F1F1FF;line-height:180%;} p.indexnavig{width:100%;background-color:#4367AB;font-size:smaller;LINE-HEIGHT:180%;text-align:center;color:#ffffff;} h1{LINE-HEIGHT:180%;text-align:center;}h2{LINE-HEIGHT:180%;text-align:center;}h3{LINE-HEIGHT:180%;text-align:center;} p{LINE-HEIGHT:180%;FONT-FAMILY:"宋体";} hr{HEIGHT:1px;text-align:left;width:33%;COLOR:#FF00FF;} .footnote{margin-top:0;margin-bottom:0;line-height:180%;TEXT-INDENT:0em;} A:link{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 A:visited{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 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 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 -->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MarxistsInternetArchiv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德国，国际局势的关键 托洛茨基 1931年11月26日 本文的目的是勾勒出当今世界政治局势的结构，至少是其一般轮廓，这种结构是日渐衰落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的结果，并被剧烈的商业、工业和金融危机复杂化、尖锐化了。下面这些匆匆形成的思想远未包含所有国家和所有问题，它应当成为进一步严肃的集体性研究的课题。 1、西班牙革命为无产阶级直接夺取政权的斗争创造了一般政治前提。西班牙无产阶级的工团主义传统现在暴露出自己是革命发展道路上最严重的障碍之一。共产国际被事变弄得大惊失措。共产党在革命伊始是完全无能的，它在所有基本问题上都采取了一个错误立场。西班牙的经验显示出——让我们再回忆一遍——当今的共产国际领导阶层是瓦解先进工人革命意识的一台多么可怕的机器！落在事变后面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异常滞后、工人群众英勇斗争的政治散乱特征、无政府工团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确凿的相互保证——这些基本政治条件使共和派资产阶级有可能同社会民主党结盟，建立镇压机构，通过连续不断地打击起义群众，把相当大的政治权力集中到政府手中。 通过这个例子我们看到，在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群众的斗争中，法西斯主义绝对不是唯一的手段。西班牙的现存政权非常符合“克伦斯基政府”（即最后一届、或“倒数第二届”左派政府）这一概念，资产阶级在反对革命的斗争中只能建立起这种政府。但这种政府并不必然意味着虚弱或屈服。在缺乏强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时候，由半改良、左的词句、更左的手势和镇压所组成的混合体，能比法西斯主义更有效地服务于资产阶级。 自不待言，西班牙革命还没有结束。它的基本任务还没有解决（土地问题、宗教问题和民族问题），广大群众的革命精力还远没有耗尽。除了已经解决的，资产阶级革命不能解决更多的问题。至于谈到无产阶级革命，那么可以把当今西班牙的国内局势定性为前革命的，但是决不会比这更多。很有可能，西班牙革命的进攻性发展将拥有一种或多或少旷日持久的性质。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说历史进程为西班牙共产主义开通了一个新的赊购账户。 2、如果严格同意，在前革命局势和直接革命局势之间，可以存在一个长达数年的潮涨潮落时期的话，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同样合理地把英国局势界定为前革命的。英国的经济形势已经变得极端尖锐。然而，这个极端保守的国家的政治上层建筑远远落在经济基础的改变后面。在诉诸新的政治形式和政治方法之前，布列颠民族的所有阶级都再次试图搜索旧库房，把他们祖父和祖母的旧衣裳翻过来穿。尽管有可怕的民族衰落，事实依然是，英国还是不存在任何重要的革命政党或其死对头——法西斯主义政党。由于这些情况，资产阶级有机会在“民族的”旗帜——即所有可能存在的口号中最空洞的一种——下动员大多数人民。在前革命局势下，最愚蠢的保守主义获得了极大的政治优势。很可能需要一个多月，也许是一年多，来使政治上层建筑变得适应国家的实际经济形势和国际局势。 没有理由假定“民族”联盟的崩溃（这种崩溃在相对不久的将来是不可避免的）或者直接导致无产阶级革命（这是理所当然的，在英国不可能有其他革命），或者导致“法西斯主义”的胜利。相反，有更大的把握假定，英国在通往革命结局的道路中，还要经过一个漫长的时期，忍受劳合—乔治主义和工党主义的激进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平主义的蛊惑民心的手段。因此毫无疑问，英国的历史发展将给英国共产主义提供充足的时间，在面临解决问题时把自己改变成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然而，根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可以继续把时间浪费在灾难性的实验和中派主义的摇摆上。在当今世界局势下，时间是最宝贵的原料。 3、共产国际的智者们在一年半或两年前就把法国列入“革命高涨的最前列”，实际上它却不仅是欧洲、也许是全世界最保守的国家。法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相对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根植于国家的落后性。危机在这个国家的后果不如在其他国家显著。在金融领域，巴黎甚至试图同纽约竞争。法国资产阶级目前的金融“繁荣”的直接源泉就是在凡尔赛的劫掠。但正是《凡尔赛和约》本身包含着对法兰西共和国的整个制度的主要威胁。在法国的人口规模、生产力、国民收入和它目前的国际地位之间存在着令人震惊的矛盾，这必然引发爆炸。为了维持短命的霸权，“民族主义的”和激进社会主义的法国被迫依靠全世界最反动的力量，依靠最陈旧的剥削方式、可恶的罗马尼亚集团、堕落的皮尔苏茨基政权和南斯拉夫的军事专政的支持；它维持德意志民族的肢解（德国和奥地利），在东普鲁士保卫波兰走廊，帮助日本干涉满洲，挑唆日本军阀反对苏联，作为殖民地人民的首要敌人挺身而出，等等。法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二流角色，与它在世界政治中的巨大特权和要求之间的矛盾，月复一月将会变得更加明显，它将险上加险，打翻法国的内部稳定，激化人民群众的震荡和不满，造成更深刻的政治位移。这些进程无疑至迟在下届议会选举时就会暴露出来。 然而另一方面，所有的迹象都迫使我们假定，如果国外没有发生重大事变的话（德国革命的胜利，或者相反，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法国自身的国内关系的发展在下一时期将呈现出一种相对“正常的”进程，使共产主义有机会在前革命局势和革命局势来临之前，利用一个相当长的准备时期来巩固自己。 4、在美国这个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目前的危机以一种引人注目的力度把它可怕的社会矛盾暴露无遗。在史无前例的繁荣时期——它以数百万和数十亿的烟花震惊了整个世界——之后，美国突然走进了一个数百万人失业的时期，一个劳动者感到物资极度匮乏的时期。这种巨大的社会动荡不会在国家的政治发展中不留痕迹。现在还不能确定——至少在远处——美国工人阶级有什么大规模的激进化。可以认为，群众本身被灾难性的经济剧变震惊了，被失业和对失业的恐惧震惊和打昏了，还没有能够从这场降临到他们头上的灾祸作出最起码的政治结论。这需要一定的时间。但一定会作出结论的。巨大的经济危机呈现出一种社会危机的特征，它不可避免地会转化为美国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危机。很可能不是在最严重的危机和衰落时期，而是相反，在向复苏和回升转折的时期，广大的工人阶层将表现出自己的革命激进化。不管怎样，目前的危机都会为美国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的生活开启一个崭新的时期。在诸执政党之间会发生重大的改组和冲突，也可能再度尝试建立第三党，等等。随着经济复苏的第一个信号，工会运动就会强烈地感觉到需要摆脱卑鄙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官僚的控制。与此同时，将会为共产主义开启无限的可能性。 过去，美国爆发过很多次剧烈的革命的或半革命的群众运动。但每次都很快烟消云散了，因为美国每次都进入一个经济回升的新篇章，也因为这些运动本身都带着一种粗鲁的经验主义和理论无助的特征。这两种情况属于过去。新的经济回升（不能预先排除这种可能）将不会建立在内部“平衡”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目前世界经济的混乱的基础上。美国资本主义正在进入一个残暴的帝国主义时期，伴随着军备的持续增长、对全世界事务的干涉、军事冲突和震荡。另一方面，美国无产阶级群众的共产主义将——确切地说，应当将，如果采取正确政策的话——不再是经验主义、神秘主义和江湖骗术的旧混合物，而是一种能应付任何事变的科学学说。这些根本变化使我们能够相当有把握地预测，美国无产阶级不可避免的、相对迅速的革命转变将不再是容易熄灭的旧式“篝火”，而是名副其实的革命烈焰的开始。在美国，共产主义可以信心十足地迎接伟大的前途。 5、沙皇政府在满洲的冒险行动导致俄日战争，战争导致一九零五年革命。目前日本在满洲的冒险行动会导致日本革命。 本世纪初，封建—军事制度仍然能够成功地满足年轻的日本资本主义的利益。但是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中，资本主义的发展给旧的社会政治形式带来了格外的腐烂。从那时起，日本不止一次濒临革命的边缘。但是它缺乏一个强大的革命阶级来完成发展过程强加给它的任务。满洲冒险可能会加速日本体制的革命灾变。 现在的中国，无论国民党集团的专政使它多么衰弱，毕竟与日本过去尾随西方欧洲列强劫掠它时的那个中国截然不同。中国还没有力量立即驱逐日本远征军，但是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活力已经大大成长起来了；数十万、数百万的中国人已经受过了军事训练。中国将会组建起越来越新式的军队。日本人将会觉得自己被包围了。铁路将会更大地用于军事目的，而不是经济目的。不得不派遣越来越多的军队。满洲远征的扩大将会开始耗尽日本的经济机体，增加国内的不满，激化矛盾，从而加速革命危机。 6、在中国，坚决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必要性同样将引发严重的国内政治后果。国民党政权是在被资产阶级军事家利用和扼杀（在斯大林主义官僚阶层的帮助下）的民族群众革命运动中建立起来的。正因为此，这个政权摇摇欲坠，充满矛盾，无力发动革命战争。抵抗日本暴徒的必要性越来越转化成反对国民党政权，这滋养着群众的革命情操。在这些条件下，无产阶级先锋队通过正确的政策，可以弥补回1924—1927年的悲惨损失。 7、现在的满洲事变特别证明了那些要求苏维埃政府简单地把中东铁路归还中国的先生们是多么幼稚。这意味着自愿地把中东铁路交给日本，然后变成反对中国和苏联的武器。如果说迄今为止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止日本军阀干涉满洲，如果说今天依然有什么东西能够使他们如此小心谨慎，那就是中东铁路是苏联的财产这一事实。 8、日本在满洲的冒险无论如何不会引发苏日战争吗？自不待言，即使苏维埃政府采取最聪明和最谨慎的政策，也不能排除这一点。封建—资本主义的日本的内部矛盾显然已经使政府失去了平衡。不缺乏煽动者（法国）。从沙皇政府在远东的历史经验中，我们能够得知一个失去平衡的军事—官僚式君主国家可以做些什么。 远东的斗争当然不是为了铁路，而是为了全中国的命运。苏维埃政府不能在这场巨大的历史斗争中保持中立，不能对中国和日本采取同样的立场。应当义不容辞地、完全彻底地站在中国人民一边。苏维埃政府只有在受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中坚守临危不惧的忠诚，才能真正在东部边境保卫苏联免遭日本、英国、法国和美国的侵犯。 在即将到来的时期内，苏维埃政府应当如何支持中国人民的斗争，这取决于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早早就自愿地把中东铁路交给日本是荒谬的，那么让整个远东政策从属于中东铁路问题也一样是荒谬的。很多情况表明，日本军阀在这个问题上的行为具有一种蓄意挑衅的性质。这一挑衅的直接煽动者是法国统治者。这一挑衅的目的就是把苏联拴在东方。苏维埃政府应该更为坚定，更为目光远大。 东方的基本情况——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经济落后——使得所有进程带着一种缓慢、持久、爬行的特征。无论如何，对苏联的生存来说，在远东还没有直接的、强烈的威胁。在接下来的时期内，主要事变将在欧洲展开。这里将涌现出很多巨大的机遇，由于同一个原因，也会有很多巨大的危险。目前，日本已经在远东锁住了自己的手脚。苏联现在必须放开手脚。 9、在这种很难说是和平的世界政治背景下，德国的局势更是异常尖锐。经济矛盾和政治矛盾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剧烈程度。结局即将揭晓。前革命局势必须转变成革命局势或反革命局势的时刻已经来临了。在今后许多年里，不仅德国的命运（这本身就是一件大事），而且欧洲的命运、全世界的命运，都取决于德国危机的结局将朝哪个方向发展。 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西班牙革命的进程，英国前革命局势的发展，法帝国主义的前途，中国和印度的革命运动的命运——所有这一切都直接取决于这一问题：在今后数月的进程中，谁将是德国的胜利者，是共产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 10、去年九月的国会选举之后，德国共产党的领导阶层宣布说，法西斯主义已经走到了顶峰，从此以后它将迅速瓦解，为无产阶级革命清扫道路。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当时嘲笑了这种轻率的乐观主义。法西斯主义是两种条件的产物：一方面是尖锐的社会危机，另一方面是德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虚弱。无产阶级的虚弱也是由两种因素构成的：社会民主党——这个无产阶级队伍中的资本主义代理人依然很强大——所扮演的特殊的历史角色；共产党的中派主义领导阶层无力把工人们团结在革命旗帜之下。 对我们来说，共产党是主观因素，社会民主党是必须被扫清的客观障碍。如果共产党能把工人阶级团结起来，把它变成一块吸引受压迫人民群众的强有力的革命磁体，法西斯主义当然会被击成碎片。但是九月选举以来，共产党的政策只是加剧了它的矛盾：关于“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空谈；同沙文主义调情；模仿真正的法西斯主义，旨在与其进行琐碎的市场竞争；“红色全民公决”的犯罪性冒险——所有这一切都妨碍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的领导。近几个月来它召集在自己旗帜下的新成员，只是那些被大危机强行推到它的队伍中的那些人。尽管现存的政治环境对社会民主党来说是灾难性的，但它还是能够在共产党的帮助下保住众多的追随者，目前为止虽然遭受了确实巨大、但却次要的损失。至于谈到法西斯分子，尽管台尔曼、雷梅尔和其他人近来大肆吹嘘，然而和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预测完全一致，他们自去年九月以来已经前进了一大步。在一切事情上，共产国际的领导阶层既不能有所预测，也不能抢先行动。它只会记录一连串失败。它的决议和其他文件——哎呀！——只是历史进程的臀部的照片。 11、决定性的时刻迫在眉睫。但共产国际不愿意、甚至不敢给自己开列一张记录着当今世界局势的真实特征的清单。共产国际的主席团靠一堆毫无意义的煽动性的碎纸烂屑过活。共产国际的领导党——苏联共产党——没有采取任何立场。似乎“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们”嘴里塞满了土豆块。他们打算保持沉默。他们准备坐待时机。他们希望静候出路。他们把列宁的政策换成了……鸵鸟政策。历史上的一个决定性时刻正在到来，当共产国际所犯的一连串大的、但仍然是“局部性的”错误已经侵蚀并震撼了它在头五年积累起来的力量之后，它新犯的极其严重的致命错误将在一整个历史时期内把共产国际作为一种革命因素从政治地图上抹掉。 让那些盲人和懦夫们拒绝注意这一点吧。让那些诽谤者和雇佣记者指控我们同反革命结盟吧。反革命指的不是为世界帝国主义效劳，而是败坏共产党官僚阶层胃口，这不是众所周知的吗？诬蔑中伤既不会吓倒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也不能制止他们履行革命责任。不应该隐瞒或淡化任何事情。我们必须大声地、清楚地告诉先进工人们：继冒失鲁莽、自吹自擂的“第三时期”之后，将是惊慌失措、举手投降的“第四时期”。 12、如果把苏联共产党现任领袖的沉默不语翻译成清楚明白的语言，似乎应当是“让我们静一静吧！”苏联的内部困难是特别巨大的。失控的经济社会矛盾增长得越来越剧烈。机构的意志消沉——这是全民公决制度不可避免的产物——已经到了一种真正具有危险性的程度。政治关系，首先是党内关系，消沉的机构与散乱的群众之间的关系，像绷紧的钢丝一样无比紧张。官僚的全部英明智慧就在于默默等待和拖延时机。德国的局势非常明显地预示着一场大动荡。但斯大林主义机构最害怕的正是动荡。“让我们静一静吧！让我们首先把自己从极度尖锐的内部矛盾中解救出来，然后……再睁眼看世界。”这就是斯大林集团高层的情绪。正是在起码的革命责任要求他们清楚明白地讲话的关键时刻，他们却把这种态度深藏在“领袖们”可耻的沉默背后。 13、莫斯科领导阶层背信弃义的沉默变成了柏林领袖们惊慌失措的信号，这没什么惊奇的。现在，当有必要准备领导群众进入决定性斗争的时候，德国共产党的领导阶层却迷惑不堪、模棱两可、吞吞吐吐。这些人还不习惯独立承担责任。他们现在梦想制造一种方法来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求避免斗争，这比什么都重要。 在这一点上，他们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理论。但是已经有这种感觉了。人们对此口耳相传，并且在文章和演说中透露出来。这种理论的内容是这样的：法西斯主义正在不受限制地增长；它的胜利无论如何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与其“盲目地”投入斗争，然后被击得粉碎，还不如小心撤退，允许法西斯主义夺得政权，使它陷入险境。然后——哦！然后——我们将展示自己的实力。 根据政治心理学的规律，冒险主义和轻率为卑躬屈膝和举手投降开辟了道路。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在一年前还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现在却被看作是确实无疑的了。某个库西宁在幕后受到了某个拉狄克的启发，已经为斯大林准备一个天才的战略公式：择时退却，把革命部队带出交火线，给法西斯主义设置一个陷阱，这个陷阱就是……国家政权。 如果这种理论在德国共产党内得以确立，并决定了今后数月的方针，那么对共产国际而言，这意味着背叛，就其历史程度来说，一点也不亚于社会民主党在1914年8月4日的背叛，并且会带来更为可怕的后果。 左派反对派有责任敲响警钟：共产国际的领导阶层正在把德国无产阶级带入巨大的灾难，其实质就是惊慌失措地向法西斯主义投降。 14、民族社会主义者掌权，首先就意味着灭绝德国无产阶级的精华，摧毁其组织，根除其对自身及未来的信念。考虑到德国远为成熟尖锐的社会矛盾，与德国民族社会主义者相比，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恶行，看起来很可能只是一些平淡无力的、几乎是富有人情味的实验。 你们谈到了撤退，你们是昨天“第三时期”的那些先知吗？领袖和机关可以撤退。单独的某个人可以躲藏起来。但是工人阶级在法西斯主义面前无路可退，无处可藏。假如最荒谬、最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即党真的避开战斗，因而把无产阶级交给其死敌来摆布，那么这仅仅意味着一件事情：不是在法西斯分子掌权之前，而是在他们掌权之后展开恐怖的斗争，那时候法西斯分子的处境要比现在优越十倍。被领导阶层背叛的无产阶级感到出其不意，迷失了方向，绝望，它反对法西斯政权的斗争将转换成一系列可怕的、血腥的、徒劳的动荡。无产阶级起义十次，一次接一次地失败十次，其对德国工人阶级的损害，也比不上当结局依然取决于谁将是德国的主人这个问题的时候，在法西斯主义面前退却带来的损害大。 15、法西斯主义还没有掌握政权。通往政权之路还没有为它打开。法西斯主义领袖们还不敢冒险一试：他们认识到要冒的风险太多了，他们头颅不保。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领袖的投降情绪会突然间简化法西斯分子面临的问题，为他们的任务提供便利。 如果说现在资产阶级中富有影响力的那些阶层也害怕法西斯分子的实验，正是因为他们不要动荡，不要旷日持久的残酷内战，那么官方共产主义的投降政策正在为法西斯分子清扫掌权之路，这将完全把中等阶级、仍在犹豫的那部分小资产阶级和一大批无产阶级，推到法西斯主义一边。 自不待言，取得胜利的法西斯主义某天会成为客观矛盾和内部不足的牺牲品而倒下。但是在直接面临的、可以预见的未来，在接下来的十到二十年里，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胜利意味着革命发展的连续性的断裂，共产国际的崩溃，世界帝国主义以其最凶残、最嗜杀的形式取得胜利。 16、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胜利意味着一场不可避免的反苏战争。 实际上，如果相信一旦德国民族社会主义者取得政权，他们将首先发动一场反法国、甚至反波兰的战争，这在政治上是相当愚蠢的。在民族社会主义者统治的第一个阶段，反对德国无产阶级的不可避免的内战将捆住法西斯外交政策的手脚。希特勒需要皮尔苏茨基，正如皮尔苏茨基需要希特勒一样。二者都会成为法国的工具。如果说法国资产阶级现在还害怕德国法西斯分子夺得政权，将其当作向未定之天的跳跃一样，那么在希特勒取得胜利的那一天，甚至法国反动派——不管是民族主义的还是激进社会主义的——都会把全部赌注压在法西斯主义身上。 现在，没有一个“正常的”资产阶级议会政府敢于冒险发动一场反苏战争，因为这会引发巨大的内部矛盾，给自身造成威胁。但如果希特勒取得政权继而消灭了德国工人的先锋队，粉碎并削弱了整个无产阶级，那么法西斯政府将是唯一能够发动反苏战争的政府。自然，在这种情况下，它会和波兰、罗马尼亚及其他邻国，在远东和日本，在共同阵线下行动。希特勒政府在这项事业中只是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执行机关。克列孟梭、米勒兰、劳合·乔治和威尔逊不能直接发动反苏维埃政府的战争，但是在三年的内战进程中，他们却能够支持高尔察克、弗兰格尔和邓尼金的军队。万一希特勒取得胜利，他将变成世界资产阶级的超级弗兰格尔。 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在今天描绘出这场巨大决斗的结局如何。但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世界资产阶级在法西斯分子取得德国政权之后挑起反苏维埃战争，那么对苏联而言，这意味着可怕的孤立，意味着在最艰难、最危险的情况下进行殊死战斗。 德国无产阶级被法西斯分子摧毁，意味着苏维埃共和国至少已经崩溃了一半。 17、但是在这个问题登上欧洲战场之前，它必须在德国解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世界局势的钥匙在德国。这把钥匙掌握在谁的手中呢？现在依然掌握在共产党手中。它还没有丢掉这把钥匙。但它可能会丢掉的。领导阶层正在朝这个方向行驶。 谁宣扬“战略退却”（即投降），谁容忍这种说教，谁就是叛徒。必须把在法西斯分子面前主张退却的宣传员看成是敌人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不自觉的代理人。 德国共产党最起码的革命责任要求它这样讲话：法西斯主义要想取得政权，就必须把无情的、毁灭性的内战进行到底。工人共产党员首先必须明白这一点。社会民主党工人、无党派工人和全体无产阶级必须明白这一点。全世界无产阶级必须明白这一点。红军必须事先明白这一点。 18、但是难道这场斗争不是毫无希望的吗？1923年，布兰德勒无限高估了法西斯主义的力量，因此掩饰了自己的投降。今天，国际劳工运动仍然在遭受那种战略的后果。德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在1923年的历史性投降，为随后而来的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奠定了基础。与八年前相比，现在德国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大得无可估量的政治力量。我们持续不断地警告，反对低估法西斯主义的危险，我们现在也不否认这种危险的存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对革命的德国工人说，你们的领袖再次从一个极端滑到了另一个极端。 同时，法西斯分子的主要力量就在于他们人数众多。是的，他们获得了很多选票。但是在社会斗争中，选票并不是决定性的。法西斯主义的主体军队仍然是由小资产阶级和新中等阶级构成的：小工匠和城市小店主，基层公务员，雇员，技术人员，知识分子，贫农。在选举数据这个层面上看，法西斯分子的一千张选票和共产党的一千张选票是一样多的。但是在革命斗争的层面上，一个大工厂的一千名工人的力量，比一千名小公务员和小职员、再加上他们的妻子和岳母的力量之和还要大一百倍。数量庞大的法西斯分子是由一些人类渣滓构成的。 在俄国革命中，社会革命党也是人数最多的党。在第一阶段，那些既非觉悟资产者、又非觉悟工人的人都把选票投给了社会革命党人。甚至在立宪会议中，也就是在十月革命之后，社会革命党人依然是多数。因此他们自认为是巨大的民族性政党。但后来他们变成了一个民族性大零蛋。 我们不想把俄国社会革命党人和德国民族社会主义者等量齐观。但是无疑在他们之间存在着一些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对在讨论中阐明问题是非常重要的。社会革命党是代表群众模糊希望的政党。民族社会主义党是代表民族绝望的政党。小资产阶级经常从希望走向绝望，并拖走部分无产阶级。数量庞大的民族社会主义者和社会革命党人一样，是一些人类渣滓。 19、这些陷入恐惧之中的战略辩护士们忘记了一件主要事情：无产阶级巨大的社会优势和战斗优势。它的力量还没有耗尽。它不仅能战斗，而且能胜利。关于工厂里情绪低落的报道，在大多数情况下反应出的是那些观察员、即惊慌失措的党官员们情绪低落。但是我们也必须考虑到，局势的复杂和领袖的迷惑给工人们敲响了警钟。工人们明白，伟大的战斗需要坚强的领导。工人们不会被法西斯主义的力量或残酷斗争的必要性吓倒。他们只是对领导阶层在每个紧要关头都犹豫不定、变化无常、左摇右摆而感到烦恼。一旦党坚定地、清楚地、自信地喊出自己的声音，在工厂里就不会残留任何神情沮丧和意志消沉的痕迹。 20、无疑，法西斯分子有一支严肃的战斗干部和经验丰富的突击队。“军官”即使在内战军队中也发挥着巨大作用，我们不能轻视这一点。然而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军官，而是士兵。无产阶级军队的士兵比希特勒军队的士兵优越得多，他们更值得信赖，更坚定不移。 夺得政权之后，法西斯主义能轻而易举地为自己找到士兵。在国家机器的帮助下，很容易建立一支由资产阶级的纨绔子弟、知识分子、柜台职员、意志消沉的工人、流氓无产阶级等等组成的军队。以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为例，虽然在这里应该指出，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民兵还没有在严肃的历史实验中检验它的战斗价值。但德国法西斯主义还没有掌握政权。要取得政权，它还需要同无产阶级斗争。参加这场斗争的共产党部队会比法西斯部队糟糕吗？德国工人阶级手里掌握着强大的生产手段和交通手段，他们的工作条件把他们同一支由钢铁、煤炭、铁路和电报武装起来的军队紧密联系起来了。难道我们能够设想——哪怕只是片刻——他们在同希特勒人渣决战时，不能表现出无可估量的优势吗？ 一个政党或一个阶级之力量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此政党或此阶级对国内力量关系的理解。在任何一场战争中，敌人都竭力夸大自己的力量。这是拿破仑的战略秘诀之一。至于说谎，希特勒无论如何不比拿破仑差。但只有当共产党开始相信他时，他的吹嘘才会变成一种军事因素。紧急需要一张记载着各种力量的实际清单，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民族社会主义者在工厂和铁路中有些什么，他们在军队中有多少组织起来的武装军官？清晰地分析两个阵营的结构，不断警惕地估量诸斗争力量，这是革命乐观主义永不枯竭的源泉。 现在，民族社会主义者的力量更多得不在于他们自己的军队，而在于他们的死敌之军队的分裂。但正是法西斯主义威胁的现实、这种威胁的增长和逼近、需要不计代价地阻止这种威胁的意识，必然会使无产阶级在自卫的名义下联合起来。无产阶级的力量越是能够尽快地、成功地集中起来，这一进程的轴心——共产党——就越显得可以信赖。局势的钥匙仍然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若丢了这把钥匙，就会倒大霉。 在过去几年的进程中，共产国际的官僚们不失时机地、往往没有保证地吼叫说，苏联遭受着迫在眉睫的战争危险。今天这种危险已经呈现出一种现实的特征，已经成形。对每个革命工人来说，法西斯分子试图在德国夺取政权，必须引起红军的总动员，这是不言而喻的。对无产阶级国家来说，这是最直接和最迫切意义上的革命自卫问题。德国不仅仅是德国。它还是欧洲的心脏。希特勒不仅仅是希特勒。他还是担任超弗兰格尔角色的候选人。红军也不仅仅是红军。它还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武器。 后记：本文作者写的《反对民族共产主义！》一文得到了一些社会民主党和民主派报纸模棱两可的称赞。当德国法西斯主义成功地利用了德国共产主义的严重错误时，社民主党如果不利用对这些错误所作的公开的、尖锐的批评的话，那就奇怪了，而且很反常。 自不待言，莫斯科和柏林的斯大林主义官僚会牢牢抓住社会民主党和民主派报纸针对我们的小册子所写的评论文章，似乎这是宝贵的献礼，他们终于找到我们同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建立联合阵线的确凿“证据”。那些与蒋介石手牵手参加中国革命的人，那些和柏塞尔、西特林、库克手牵手参加英国总罢工的人——当时不是评论文章的问题，而是巨大历史事件的问题——不得不愉快地抓住这场报纸争论的插曲。但在这个平台上我们也不害怕我们的原告。只是要思考，不要起哄，要分析，不要谩骂。 我们首先要问：德国共产党荒谬地、犯罪性地参加法西斯分子的全民公决，这帮助了谁？事实已经给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无法批驳的答案：帮了法西斯分子，仅仅帮了法西斯分子。正因为此，这一犯罪性冒险行为的主要鼓吹者放弃了自己的父权：斯大林在莫斯科对负责的党工作者的演讲中捍卫参加全民公决，后来及时醒悟，不仅禁止刊印演说文本，而且禁止在报纸上提到这个演说。 当然，《前进报》、《柏林日报》和《维也纳劳动报》——尤其是后者——极不诚实地引用了我们的小册子。是的，难道可以指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报纸诚实地反映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吗？然而，我们会无视这种歪曲，开始面对斯大林主义官吏的指控。我们承认，只要社会民主党依然害怕法西斯分子的胜利——这反应出了工人们的革命警告——他们就无疑拥有客观权利来利用我们对斯大林主义政策的批评，这种政策给法西斯分子提供了巨大的效劳。然而——哦，英明的战略家们——他们这种权利的基础不是我们的小册子，而是你们的政策。你们说，我们暴露出自己与威尔斯和韦泽林结成“联合阵线”了？只是在你们暴露出你们同希特勒及其黑色百人团结成了联合阵线的那个基础和那些界限内。然而这里也有所不同：在你们那一方面，是联合政治行动；而在我们这一方面，归根结底只是我们的对手模棱两可地使用了我们的一些引语。 当苏格拉底制定“认识你自己”这一哲学原则的时候，他无疑认为这是适合台尔曼、诺伊曼，甚至是雷梅尔的。 萧遥译 LeonTrotsky,TheStruggleagainstFascisminGermany,pp.115-131. NewYork,PathfinderPress,FirstEdition1971,ThirdPrinting1977. MarxistsInternetArchiv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译后记（龚义哲）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美〕法雷尔·多布斯《卡车司机的造反》（1972） 译后记 《卡车司机的造反》原本已经由赤心翻译了六章，我接手后，用了四个多月的时间，把把已翻译的六章修订了一遍，又把剩下的七章翻译完了。我觉得，这本书在许多方面，都是极有教益的。 在我看来，这本书最大的优点，就是它从群众的角度出发，完整地、自始至终地讲述了一次大规模群众斗争的经过。虽然法雷尔·多布斯在写这本书时，已经是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书记，但他并没有像他的前任詹姆斯·坎农那样，只从“左翼本位”的角度去描写群众斗争，至少他的“左翼本位病”没有坎农那么重。在这次斗争中，多布斯只是一个新党员，他主要是以一个普通的工会基层干部的身份参加斗争的，所以，他的视角更加贴近群众，更能看见群众斗争的实情，在他的记述中，出于“左翼本位”的歪曲也就更少。 一个工人的觉醒历程 多布斯先是介绍了自己的人生历程，讲述了自己是怎样被工会运动吸引的：他原本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却辞了职，想做点小生意，赚点钱，再上大学念法律，当个主持公道的法官。要知道，那可是1932年，在我们的印象中，大萧条中的美国遍地都是找不到工作的失业者，可他居然还敢辞职！他马上就体验了生活的严酷：遣散费很快就花光了，却又找不到工作，只能通过父亲的关系，在煤场找了个铲煤的活儿，勉强能糊口，可是开春后又很可能被裁掉，为了保住生计，他只能参加工会。 这里可以看出一些有意思的东西：虽然大萧条已经进入了第三个年头，但多布斯的头脑似乎还停留在1929年以前的大繁荣时期，他还天真地以为辞职后很快就能找到新工作；他在1932年大选中还投了共和党的票，也可见他在政治上是比较保守的。挨了生活的严厉教训之后，他才醒悟过来，想通过集体斗争来改善自己的处境。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他身上，还发生在当时的几千万美国劳动者身上，正是因为在前所未有的大危机的威胁下，几千万在业的、半失业的、失业的劳动者迫于生活的压力，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这也是美国工运在三十年代中期出现高涨的根本原因。 一个城市的工人起义 接下来，多布斯介绍了斗争的背景：明尼阿波利斯具有较为激进的斗争历史，有一批接受过战斗性工运洗礼的骨干分子，虽然他们暂时沉寂了，但是当群众重新燃起斗争的热情时，他们仍有可能重返斗争；当地的主流工会——劳联的上层干部腐朽、守旧，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时，他们无力维护会员的利益；托派虽然长期遭受孤立，却依然生存了下来，并培养出了一批顽强坚韧的骨干，长期扎根于群众之中；在明尼苏达执政的州长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他无法公开地、赤裸裸地镇压工人斗争。这些条件，塑造了这次斗争的面貌。 严重的经济危机，迫使劳动群众通过集体斗争来改善自身待遇，他们先向主流工会求助；可是主流工会的上层干部已在大繁荣时期腐化、堕落，面临着史无前例的资本主义大危机，主流工会依然墨守成规，顽固地坚持老一套的行业工会主义，却连数量稀少的会员的基本权益都无法维护；在这种情况下，明尼阿波利斯当地的托派工人们通过持久的、耐心的工作，缓慢却扎实地在群众当中扎下了根。所以，到了1933年秋季，斗争的转机终于到来了。 群众的巨大压力，以及劳联上层的昏聩无能，迫使一部分工会基层干部求新求变。在卡车司机工会574分会当时的主席和副主席支持下，以托派骨干为首的工会积极分子打破了保守派的掣肘，成功地把煤场工人组织了起来，并且进行了三天的罢工，迫使老板让步，这是明尼阿波利斯多年以来第一次成功的罢工。 但这只是个开头。接下来多布斯讲述了574分会乘胜追击，扩大组织，把全城的卡车司机组织起来，进行了两次罢工，最终赢得胜利的经过——罢工一次比一次持久、艰苦，胜利成果也更大。 多布斯详细介绍了574分会为了组织罢工而进行的细致、周到的准备工作，介绍了工人与警察的英勇斗争，介绍了妇女为罢工做出的重大贡献，介绍了工会为了解决工人与农民之间的摩擦，所采取的措施；介绍了资产阶级为了打垮罢工，而采用的各种伎俩（警察的暴力镇压；商会动员了私人军队参与镇压；用貌似“中立”的调解人在谈判中欺骗工人），以及工人是怎么回击的。他从多个方面，详细介绍了群众斗争的具体情况，对集体行动的后来人，有很多启发。这些我就不再详述了，读者可以自己去看。 不过，在这本书里面，我还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一不留神，工人几乎夺取了一座城市的权力 通过多布斯的描述，我们得知：在罢工期间，由罢工工人选举产生的罢工委员会，成了574分会实际上的领导机关，在罢工委员会的领导下，卡车运输业以及许多其它行业的工人，办公室职员，都活跃起来，参加到了这场罢工中去：罢工委员会指挥的纠察队，实质上就是工人民兵，它控制了全城的公路，阻止货运卡车上路，还能进行低烈度的武装斗争，能跟警察和“特别治安队”打得有来有往；罢工委员会发动妇女去向其它工会和小商贩“募捐”，其实就是凭借工会的影响力征税；罢工委员会还设法解决了由于罢工而导致的农民进城卖菜与罢工工人封锁交通而形成的矛盾，成功地争取到了农民的中立甚至同情；罢工委员会还建立了自己的宣传机构和后勤机关，并形成了一个群众性的情报网络……也就是说，罢工委员会实际上承担起了工人政权的职能，它其实就是工人苏维埃的雏形。 然而，多布斯却没有集中地、详细地、深入地描写罢工委员会的构成、运作及活动，只在全书多处地方肤浅地讲了讲。这说明，他并没有充分认识到罢工委员会的实质意义：当工人的斗争发展到了书中描写的那一步，罢工委员会就是工人苏维埃。假如多布斯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会积极分子，那倒还情有可原；但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却已经是一个志在领导工人阶级赢得革命胜利的政党的领袖，那么他表现出的局限性，后果就完全不一样了。他或许熟知列宁和托洛茨基对于俄国苏维埃的论述，却无法理解自己亲身参与过的罢工委员会就是工人苏维埃。党的领袖尚且不能理解苏维埃为何物，说明了整个托派组织对苏维埃在工人斗争中的作用，都是一知半解的。 从书中的描述看，多布斯也知道，在罢工期间，在很短的时间内，当地出现了双重政权状态。但是，无论是他，还是当时的美国托派领袖坎农，看来都没有认真考虑过如何利用这种双重政权状态。他们好像觉得：虽然出现了双重政权状态，但是组织起来的群众还是不够多，群众的觉悟也还没有达到足以夺取政权的水平，况且我们还孤立无援，出了城就没人支持我们，所以，还是见好就收为妙，先巩固战果，发展工会，壮大托派党组织，通过选举把本市变成“工会城市”，等到组织发展起来以后，再去考虑革命的问题…… 可这其实就是1914年以前的“古典”社会民主主义的思路。历史已经证明这种思路并不能让工人阶级赢得胜利。三十年代的美国托派，整体上并没有认真地、深入地思考过怎样进一步发展群众斗争，使群众斗争达到更高的水平——即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所以，尽管他们主观上拥护十月革命，也背熟了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很多词句，但他们在许多至关重要的思想领域，看来没有超越社会民主主义。 诚然，1934年的明尼阿波利斯不是1871年的巴黎，也不是1917年的彼得格勒。但是，看看1933年9月时明尼阿波利斯工人是什么样子；再看看1934年7月时明尼阿波利斯工人是什么样，就会发现，工人的思想觉悟与组织水平，是可以在短时间内发生飞跃的，而不是“按部就班”地发展的。在斗争高涨的时候，工人学得很快，甚至可以把自命为“革命先锋”的组织抛在身后（“基层党员比中央革命十倍，而群众比基层党员革命百倍”）。从书中的叙述中也可以看出，就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工人在阶级斗争的逻辑推动下，就已经建立起了一个工人政权的雏形。 有人可能会反驳说：阶级力量对比对工人太不利了，推动工人彻底推翻城里的资产阶级政权，这是断送工人力量的盲动。但工人并非只有两个选择。在考虑到现实力量对比的同时，罢工委员会以及它领导下的上万名工人，在控制社会生产、接管本地国家秩序的路上，完全可以走的更远。如何走的更远呢？至少，可以推动这上万名积极参与斗争的工人，尤其是在遭到警方枪击后，一度形成的同仇敌忾的气氛中，普遍组织到企业、街区的代表会议中，与原有的罢工委员会连为一体，并立即开始尝试介入生产、生活。 也就是说，不纠缠于是否武装反击警方以及商会，而是抓住工人的行动渴望，推动他们进入‘工人权力’这个资本主义的禁绝之地。这一创举，无论延续的时间长短，都会给整个工人阶级留下深远影响。 关于工会 多布斯在书中引用了坎农关于工会的文章，也说明他们依然像“古典”社会民主党一样，把工会当作了组织工人斗争的机关。因此他们才下大力气去改造、发展工会。然而，近两百年的历史表明，工会终究只是劳资协调机关，它的作用，心平气和讲，就是让工人卖的价钱多点，如果没有了资本主义市场，很大程度上工会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所以，尽管工会可以把工人群众组织起来，甚至可以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斗争，但是，不可能依靠工会进行推翻资本主义的斗争。 关于美国共产党 这本书里关于共产党的描写，我觉得是最差的部分。多布斯把共产党描写成了捣乱的小丑，这跟共产党抹黑托派的做法如出一辙。比方说，在警察枪杀工人之前，共产党的代表团来找工会，建议攻打法院，被工会拒绝了。但是，这个主意虽然看似荒谬，却可能表达了一部分群众真实的义愤；这可是要掉脑袋的事情，群众不会因为领导要搞冒险，就会懵懵懂懂地去送命，他们愿意去冒这样的风险，很可能是因为他们早就受够了（“老子早就看这帮官老爷不顺眼了，趁这个机会狠狠干它一家伙”）。但是多布斯并没有去研究共产党员提的建议，与罢工群众的情绪是否有关，如果群众中有主动出击的呼声，他们为什么有这个想法。在书中，多布斯只是迫不及待地把共产党描写成小丑。这样的写法，客观上无非是一个‘左道中人’在发泄党派对立的积怨，而对总结斗争教训、启发工人觉悟毫无帮助。 一种不太好的苗头 按照书中的描写，托派工人通过基层民主的形式，利用群众的压力，并且在574分会主席与副主席的支持下，成功改组了574分会，使574分会贯彻了阶级斗争的工运路线，把574分会改造成了群众斗争的组织，最终通过574分会，成功组织、发动、领导了大规模的群众斗争。 我觉得，这样的描写当中，隐藏着一种不太好的苗头：好像“我们左翼”是可以通过改换工会的领导层，将工会变成群众斗争的组织的，所以，“我们左翼”要做的，就是设法打入包括工会在内的各种群众组织，通过“基层民主”、“群众压力”之类的魔法，尽力争取高层中的“进步/革命/激进”的领袖的支持，把“保守/落后/腐败”的领导层换成“革命”的，这样就能把这些组织改造成“革命的工人组织”，然后“我们左翼”就能大展身手，把工人引上革命的康庄大道……不信你瞧瞧，我们这次多成功啊！才改造了一个小小的行业工会，就能产生这么大的效果，要是我们能把整个产业、整个地区、全国的工人都组织起来呢？ 然而，我前面讲过，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会，只是劳资协调机关，确切地说，是工人的议价机关，它最主要的意义，就是让工人卖个好价钱，它无法被改造成为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工人组织，如果能，那它也就不成其为工会了。 在第四国际的历史上，一再发生过以“打入主义”、“批判地支持”为名，混入各种“群众性”组织（包括改良主义工人政党）之中，大搞机会主义，美其名曰“利用群众压力迫使领袖左转”的勾当，其思路与这本书中的描写非常相似。这么多年过去了，面对着这些教训，我对于这种思路，不得不抱有高度的警惕。 结语 1934年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大罢工胜利结束了，然而阶级斗争并没有就此停止。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仍将继续下去。多布斯后来又写了三本书：《卡车司机的力量》、《卡车司机的政治》、《卡车司机的官僚》，继续讲述了卡车司机工会在接下来的近十年时间里的斗争。我们将抽空翻译后面三本书，以飨读者。 龚义哲 2019年4月
插图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美〕法雷尔·多布斯《卡车司机的造反》（1972） 插图 纠察队员与警察战斗。 1933年3月，农民在圣保罗市的明尼苏达州议会大楼前游行，要求政府提供援助，在1934年罢工中，农民成了工人的盟友。 1934年4月6日，由于联邦政府提供的“救济”过少，甚至达不到贫困线，一万名失业工人在明尼阿波利斯游行抗议。警察随后用催泪弹驱散了游行队伍。 1932年7月，15000名失业的一战退伍军人在华盛顿国会大厦附近扎营，要求获得他们应得的退役金。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出动骑兵和坦克镇压，导致两人死亡，多人受伤。 1932年3月，3000名失业工人在福特汽车公司红河工厂举行游行，遭到警察镇压，导致5人死亡，60人受伤。 1932年2月，日帝侵略上海，残暴的日寇焚毁了工人区，而富人居住的租界却被美军保卫着，毫发未损。奥马哈的报纸上刊登的这类照片，使法雷尔·多布斯理解了阶级之间是不平等的，明白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野蛮是令人无法忍受的。 以上两张图是“治安队狼狈逃窜之战”（BattleofDeputiesRun）：1934年5月21—22日，几百名工人在明尼阿波利斯市场区包围了警察和治安队（公民联盟收买的打手），把他们打得屁滚尿流。 “血腥星期五”惨案：1934年7月20日，警察向手无寸铁的纠察队员开枪，导致67名纠察队员和路人受伤，其中两名罢工工人因伤重身亡（亨利·内斯于7月22日逝世，约翰·贝洛于8月1日逝世）。 1934年7月24日，四万多人为亨利·内斯送葬。 为了纪念亨利·内斯，同志们在574分会罢工总部入口上挂上了花圈和牌匾，牌匾上刻着他的遗言：“告诉小伙子们，别让我失望。” 奥尔森州长（左）和联邦调解员弗兰西斯·哈斯神父（中）与尤金·邓尼根（右）。他们相互勾结，想把“公平”的罢工协议推销给工人。 7月26日，奥尔森出动四千国民警卫队，在明尼阿波利斯实施戒严。图为奥尔森的军队保护工贼卸货。 8月1日，国民警卫队士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查抄了劳联总部。 上图：8月1日，国民警卫队查封了574分会罢工总部，抓走了雷·邓恩；下图：格兰特·邓恩（左一）与574分会律师阿尔伯特·戈尔德曼（右一）迎接比尔·布朗（戴白帽者）、迈尔斯·邓恩和雷·邓恩出狱。 纠察队员检查卡车司机是否持有工会发放的通行证。 8月1日，就在国民警卫队查封工会总部、逮捕罢工领袖之后，仅仅过了几个钟头，国民警卫队就接到了工贼打来的500多个求救电话。图为被掀翻的工贼卡车。 纠察队总调度员凯利·波斯特尔。 罢工期间，为了团结农民，574分会特地租了一个停车场，让农民在这个停车场里卖菜，而且不收摊位费。 罢工工人在工会食堂里打饭。这个食堂是由妇女后援会运营的。 上图：574分会的罢工领袖，左起：比尔·布朗、法雷尔·多布斯和卡尔·斯科格伦德；中图：邓恩三兄弟，左起：雷、格兰特和迈尔斯；下图：马克斯·沙赫特曼（左）与詹姆斯·坎农（右）。 上图：1934年纺织工人总罢工期间的乔治亚州格林斯伯罗市纺织工人纠察队，在大西洋沿岸有四十万人参加了这次罢工。罗斯福派出四万军队镇压罢工，导致16人死亡，数百人受伤。 下图：1936年，纽约哈莱姆区的工人为了改善生活条件而举行罢工。 左图：西海岸码头装卸工人坚持罢工三个月，迫使资方承认工会、增加工资并减少劳动时间；中图：1934年8月25日的《战士报》头版刊登了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胜利的消息；右图：俄亥俄州托莱多市的汽车配件工人举行罢工，战胜了老板。在这次罢工期间，发生了长达六天的巷战，史称切斯特纳特山之战（BattleofChestnut），这张照片就是当时拍摄的。 1936年12月，密歇根州弗林特市的通用汽车工人举行静坐罢工，次年2月，罢工赢得胜利。 1937年元旦，罢工中的底特律汽车工人举行示威游行。 密歇根工人抗议共和钢铁公司枪杀芝加哥工人。 卡车司机总工会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第554分会的领导人首次进行纠察。左起：迪克·索登贝格（DickSodenberg）、路易斯·米勒（LouisMiller）与马尔科姆·拉夫（MalcolmLove）。 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地区的工会会员成立了工会自卫团（UnionDefenseGuard），抵挡老板豢养的法西斯分子和其它反动派。 工会自卫团总团长、544分会会员雷·雷因波尔特。 1939年，明尼阿波利斯公共事业振兴署下水道工程项目工人举行罢工。 1939年8月，蒙冤入狱长达23年之久的加利福尼亚工会组织者汤姆·穆尼（TomMooney）访问明尼阿波利斯，在工人大会上发表讲话。 左图：1937年12月，由于日军轰炸了中国境内的美国炮艇，美国国内掀起了出兵的喧嚣声，在这一片喧嚣声中，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联合委员会的周报《西北组织者》指出，美国大公司正在残酷剥削中国劳动者。“他们说的‘我们’到底是谁？凭什么叫我们出钱出人去保护身在中国的‘他们’？让美军全部撤离中国！”；右图：1940年1月，多布斯辞去国际卡车司机兄弟会总组织者的职务，前往纽约担任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工人与组织书记途中，前往墨西哥拜访了托洛茨基同志。 1941年，罗斯福政府为了进行战争动员、镇压阶级斗争，动用臭名昭著的《史密斯法案》（SmithAct），起诉了544分会和社会主义工人党的18位领导人。下图：1943年12月，多布斯（中间者）和另外17人被指控犯有“煽动暴乱”的罪名，这张照片是在他们被押往联邦监狱的途中拍摄的。多布斯右边是党的领袖卡尔·斯科格伦德、阿尔伯特·戈尔德曼、奥斯卡·库佛（OscarCoover）、詹姆斯·坎农（脸有一部分被挡住了）和雷·邓恩；多布斯右边是唯一一位女被告格蕾丝·卡尔森（GraceCarlson）。上方左图：纽约群众举行集会，要求赦免明尼阿波利斯的18名被告；上方右图：1941年6月，联邦法警搜查明尼阿波利斯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办公室。 1945年10月6日，多布斯站在印刷机旁边，校订《战士报》，这一期《战士报》的头版标题为《印度支那人民反抗帝国主义暴君》。右下角的漫画是漫画家劳拉·格雷（LauraGrey）画的，上面画的是一位越南革命者正在挥舞着写有“民族独立”的旗帜，横眉冷对持枪的美帝、日帝、法帝和英帝。 多布斯作为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总统候选人，参加了1948年、1952年、1956年和1960年的大选。上图：多布斯在底特律工人阶级居住区开展竞选活动；下左：1948年，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全国总部打出了三层楼高的竞选广告，多布斯在这次大选中的竞选搭档是格蕾丝·卡尔森；下右：多布斯在布鲁克林的一次有四百人参加的街头集会上发表即兴演讲。 上图：1955—1956年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县抵制公交车运动中的第一次群众大会；下左与下右：1960年4月，多布斯与《战士报》编辑约瑟夫·汉森（JosephHansen）访问古巴。 上左：多布斯在青年社会主义者同盟的会议上讲话；上右：1965年3月，多布斯代表社会主义工人党在马尔科姆·X的纪念大会上讲话；下图：1967年4月15日的反越战示威游行。
附录百人罢工委员会的名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美〕法雷尔·多布斯《卡车司机的造反》（1972） 附录 百人罢工委员会的名单 （取自574分会档案）（按姓氏首字母排列） 艾伦，伊森（Allen,Ethen） 安德森，汉斯（Anderson,Hans） 阿莫，P.W.（Amo,P.W.） 阿波，L.（Aboe,L.） 安德森，T.（Anderson,T.） 阿德瑟，F.（Ardeser,F.） 阿巴尔，威廉（Abar,Wm.） 阿尔奎斯特，T.（Ahlquist,T.） 本济克，比尔（Benzick,Bill） 波夫，皮•（Bove,P.） 布朗，克利（Brown,Curly） 布雷斯，阿奇（Blais,Archie） 波卢克，Al.（Bolouc,Al.） 波尔特，Wm.S.（Boldt,Wm.S.） 巴特莱特，克利（Bartlett,Curly） 伯曼，Art.（Berman,Art.） 比尔，H.（Beal,H.） 贝郎杰，J.（Bellanger,J.) 本森（Bensen） 波夫，罗伯特（Bove,Rob’t） 布朗，威廉（Brown,Wm.） 鲍姆加特纳，萨姆（Baumgartner,Sam） 布鲁诺，F.D.（Bruneau,F.D.） 克鲁尔，艾尔默（Croul,Elmer） 卡特，厄尔（Carter,Earl） 卡巴纳，查克（Cabana,Chuck） 卡尔，N.E.（Carle,N.E.） 科斯特洛，J.（Costello,J.） 西佩利，菲（Cipperly,Fay） 克拉伦斯，Ed.（Clarence,Ed.） 克里奇顿，明妮（Crichton,Minnie）； 卡索，哈里（Caseu,Harry） 库珀（Cooper），石油公司代表 德文，乔•E.（Devine,Joe.E.） 戴维斯，E.B.（Davis,E.B.） 德波尔，哈里（DeBoer,Harry）（住院） 德瑞恩，乔治（Dreon,Geo） 多布斯，法雷尔（Dobbs,Farrell） 邓恩，迈尔斯（Dunne,Myles） 邓恩，格兰特（Dunne,Grant） 邓恩，雷（Dunne,Ray） 弗雷德里克斯，萨姆（Fredericks,Sam） 芬克尔施泰因，马克斯（Finklestein,Max） 弗罗西格•乔治（Frosig,Geo.） 格雷，比尔（Grey,Bill） 哈斯克尔，萨姆（Haskell,Sam） 霍姆，切特（Home,Chet） 哈莱根，威廉（Hallegen,Wm.） 哈维，盖伊（Harvey,Guy） 海因斯，哈罗德（Haynes,Harold） 汉森，约翰（Hanson,John） 霍尔，克利夫（Hall,Cliff） 霍尔施泰因，哈皮（Holstein,Happy） 霍吉金斯（Hodgekins），紧急救援署（辞职） 霍格伦德，吉恩（Hoglund,Jean） 霍克，莫（Hork,Moe） 约翰森，艾尔默（Johnson,Elmer） 乔萨特，L.C.（Jossart,L.C.） 约翰森，A.J.（Johnson,A.J.） 尼兰德，汤姆（Kneeland,Tom） 关（Kuann） 卡伦（Karlen） 伦德霍尔姆，E.（Lundholm,E.） 列文，本（Levine,Ben） 林德奎斯特，伯特（Lindquist,Bert） 利斯康，H.E.（Liscombe,H.E.）（医院） 郎格塞斯，威廉（Langeseth,Wm.） 拉波，G.W.（Labeau,G.W.） 郎，鲍勃（Long,Bob） 伦德，鲍勃（Lund,Bob） 伦德（Lund），石油委员会代表 莫，克里斯特（Moe,Christ） 梅丁，弗雷德（Madeen,Fred） 米尼斯特，H.J.（Minister,H.J.） 马修斯，克拉伦斯（Mathews,Clarence） 诺拉，J.（Nolar,J.） 尼尔森，C.（Nelson,C.） 奥克斯，S.E.（Oakes,S.E.） 奥尔森，艾迪斯（Olson,Edith） 奥斯本（Osborne） 奥布莱恩，乔治（O’Brien,Geo.） 法夫，哈里（Pfaff,Harry） 皮特森，邱奇（Peterson,Church） 皮特斯，比尔（Peters,Bill），紧急救援署（辞职） 帕特森，艾尔默（Patterson,Elmer） 皮尔森，W.（Pearson,W.） 波斯特尔，凯利（Postal,Kelly） 帕兰特，路易斯（Parant,Louis） 皮特森，A.（Peterson,A.） 奎克，C.H.（Quick,C.H.） 奎因，P.F.（Quinn,P.F.） 雷因波尔特，雷（Rainbolt,Ray） 罗杰斯，约翰•M.（Rogers,JohnM.） 塞尔，利奥（Serre,Leo） 史密斯，汤姆（Smith,Tom） 斯文森，萨姆（Swanson,Sam） 斯文森，梅尔文（Swenson,Melvin） 塞科德，沃德（Secord,Ward） 谢帕德，E.（Shepard,E.） 索尔斯，Ed.（Swoers,Ed.） 斯科格伦德，卡尔（Skoglund,Carl） 塞伯特，A.C.（Seibert,A.C.） 谢德洛夫，Al.（Shedlov,Al） 塞维森，杰克（Severson,Jack） 斯万斯，阿伦斯（Swans,Arens） 塞伦帕，比尔（Serempa,Bill） 桑德尔，卡尔（Sandell,Carl） 塔蒂，Don.（Tutty,Don.） 塔夫图斯，R.A.（Taftus,R.A.） 蒂格，雷（Tigue,Ray） 安德伍德，U.W.（Underwood,U.W.） 瓦赫特，哈罗德（Wachter,Harold） 威廉姆斯，乔治（Williams,Geo.） 威廉姆斯，汤姆（Williams,Tom）
第十三章574分会胜利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美〕法雷尔·多布斯《卡车司机的造反》（1972） 第十三章574分会胜利了 漫长的战斗突然结束了，这证明了我们对形势的乐观分析是正确的。我们原本以为，新来的联邦调解员P·A·多诺休会帮助老板们操纵选举，结果并不是这样。看来，罗斯福总统打算帮奥尔森州长一把，帮他在十一月的选举之前解决罢工。在全国政局中。明尼苏达州的农工党政府一直是支持罗斯福的民主党的，所以罗斯福才会投桃报李吧。 新任调解员多诺休的作用是把罗斯福的要求转告给老板们，并且还要接替哈斯和邓尼根，代替他们进行谈判，给老板们留点面子。不管多诺休得到了什么指示，他办得倒挺爽快的。1934年8月21日，他向工会提出了新的罢工协议方案。在提交方案的时候，他“私下里”告诉我们：经过他的劝说，公民联盟的头头A·W·斯特朗（A.W.Strong）已经同意休战。在把新方案提交给会员群众审批之前，我们要求多诺休把老板们的态度讲得更清楚一点。多诺休马上口授了一封信，并在上面签了字：“特此告知贵方：资方已经同意由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地区劳工局下发同意令，本日下午向贵方提交的方案即包括在该同意令之内。”既然协议很快就要达成，工会就要求奥尔森州长写下保证书，承诺释放所有被关在拘留所里的纠察队员，奥尔森也写了。 按照多诺休说的那个同意令的规定，劳工局将在十天之内举行选举，选出集体谈判代表。只有名字列在7月16日（也就是举行罢工的前一天）的发薪名册上的员工，才能投票；工贼不能投票。574分会在哪一家企业里赢得了大多数选票，它就有权代表该企业的全体员工，该企业的老板就必须同它谈判。 场内工人问题是引发七月—八月罢工的原因，在这个问题上，工会取得了突破：新方案确认了哈斯—邓尼根方案中的相应规定。二十二家市场企业承认了574分会有权代表这些企业中的司机、帮工、站台工人和场内工人。“场内工人”的定义是：在企业内部工作的全体员工，但不包括办公室职员和推销员。按照原来的哈斯—邓尼根方案，雇主顾问委员会所代表的166家企业中，除开上面那22家市场企业之外，在剩下的144家企业里，574分会能够代表的工人的范围依然是有限的。在这144家企业里，574分会只能代表司机、帮工和直接参与卡车装卸工作的站台工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仍然认为：虽然有一些会员没有被包括在罢工协议里面，但工会在获胜后，依然可以获得事实上的代表全体会员的权利。 自从工会提出最低工资的要求之后，老板们第一次接受了具体的最低工资。卡车司机的时薪不得低于五毛钱，帮工、站台工人和场内工人的时薪不得低于四毛钱。新方案还规定，如果老板们已经开出了比最低工资更高的工资，那也不能削减。另外，还加入了在工会要求提高最低工资时必须进行仲裁的规定。 仲裁委员会由五人组成：两个工会代表，两个资方代表，第五人由劳资双方代表共同选择。在劳工局举行选举，决定好工会的代表范围之后，仲裁委员会的裁决可以追溯至提请仲裁之日。所有的员工都要按照各自的工龄，重新安排上岗，不得受到任何歧视。不许“优先”雇用工贼，也不许以“犯有暴力罪行”为名拒绝罢工工人上岗。 虽然工人从这个协议中获得的成果，远远配不上他们付出的艰辛劳动，但这是我们当时能够争取到的最好结果了。总的来说，我们争得的这些成果，给我们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让我们可以进一步壮大工会。出于这些考虑，工会领导层应当把协议方案提交会员群众批准。百人罢工委员会立即开会，讨论了事态的新转折。百人罢工委员会经过表决，决定当天（8月21日）晚上立即举行会员大会，向全体会员通报这个方案，请求会员批准。会员大会召开时，我负责向大会报告协议方案，并请求大会批准。 罢工马上要结束的传言已经满天飞了，战斗马上就要结束了，来开会的人差不多都松了一口气。在每一场群众运动中，都会有一些人想要不顾一切斗争到底，逼迫老板们做出更大的妥协。有个工人就是这样的，不难看出，他在来会场的路上，准是在哪家酒吧喝了几杯酒。我刚念完报告，他就要发言：“我们可不是为了这个才罢工的。多布斯兄弟是怎么了？是不是怂了？” 但他只是个例，接下来的讨论结果表明，绝大多数罢工工人的想法跟他正好相反。工会领导要做的，只是把罢工的成果，变成对未来的展望。会员群众几乎一致同意接受协议方案，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大家高声唱起了《永远团结》。 艰苦的五月罢工刚刚结束不久，我们又马上进行了将近五个星期的艰难斗争，工人最终大获全胜。我们慢慢才发现，自己做到了多么了不起的事情，这可以从会员大会结束后罢工总部里的情绪看出来。在这方面有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斯隆兄弟充满自豪感的广播。外号“兄弟”的斯隆在宣布广播结束的时候，是这么说的：“这里是五七四电台在广播，在百人罢工委员会的领导下，我们有7500名纠察队员、450辆巡逻车、16辆摩托车和2架飞机。” 《组织者》发表了庆祝罢工胜利的社论，并指出：“罢工结束了，可斗争并没有结束。”它警告读者：老板们还会重施故技，在8月28日的选举中耍花招。老板们会推出黄色工会的候选人，跟574分会的候选人竞争。老板们还会在选举中作弊。他们会在发薪名册上塞满办公室职员和推销员的名字。他们还会想办法把一些工会会员的名字挤出发薪名册。有个老板还想把一个优秀的工会会员列为黄色工会的候选人。 为了挫败老板们的阴谋诡计，574分会以《组织者》为主要武器，像组织罢工一样组织了选举活动。在选举之前，《组织者》继续每天出一期。（选举结束后，《组织者》改为周刊，过了一段时间，由于缺乏资金，就停刊了。）会员们不断地把老板们的种种诡计报告给《组织者》，然后《组织者》就会公开警告大家注意这些诡计，并教大家怎么对付。就在投票前一天晚上，工会举行了大型露天集会，把选举活动推向了高潮。工会还邀请了非会员参加，发言人友善地向他们解释了为什么应当给工会投票，为什么应当参加工会。 选举结果出来了，574分会赢得了代表卡车运输业的61%的员工参加谈判的权利。在62家企业里，574分会赢得了大多数选票，可以代表这些企业的全体员工。在15家企业里，574分会跟对手打成平手，可以代表这些企业里的半数员工，迫使老板们承认工会可以代表这部分员工。在几乎所有大公司里，都有四分之三的工人投了574分会的票，而22家市场企业的工人更是坚决拥护574分会。在68个企业里，老板们推出的候选人获胜了。这些企业差不多都是家庭作坊一类的小企业。有21家公司没有举行投票。574分会并没有在这些企业里开展组织活动，但它们还是跟另外145家企业一起向工会开战了。总的来说，574分会已经在卡车运输业的每一个分支里牢牢扎下了根。 选举刚刚结束，574分会就提请仲裁，在罢工协议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工会派格兰特·邓恩和我去参加仲裁委员会，担任工会一方的代表。资方的代表也一个公司接一个公司地选了出来。经过劳资双方协商，由本地的一个律师约翰·R·科恩（JohnR.Coan）担任“中立”的第五名委员。574分会在77家企业里赢得了过半或一半的选票，所以，仲裁委员会要对这77家企业的最低工资做出裁决。这项裁决涉及到的行业有：运输、市场、木材、咖啡、矿泉水、石灰与水泥、食品加工、颜料与玻璃、造纸和零售业。 在试点案件中，雇主顾问委员会让一家运输公司带头应战[1]。在仲裁委员会会议上，劳资双方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后，科恩做出了有利于574分会的裁决。从1934年9月15日到1935年5月31日，卡车司机的最低时薪为五毛两分五厘，从1935年6月1日到1936年5月31日为五毛五分。在同样的时间段内，帮工、站台工人和场内的最低时薪分别为四毛两分五厘和四毛五分。 科恩的裁决，其实就是在第一个时间段内，按照哈斯—邓尼根方案加薪；在第二个时间段内，按照工会在罢工前提出的要求加薪。他的裁决，反映出了574分会的苦战带来的压力有多么巨大。他的裁决把场内工人也算了进去——而按照罢工协议的规定，我们工会在运输企业里只能代表司机、帮工和站台工人——这证明了我们对工会的胜利造成的影响的估计是正确的。这就等于正式承认了我们工会有权代表仓库工人、家具包装工人等工种，而且也给我们争取到了一个先例，让我们工会可以依照这个先例，在其它公司中把自己能够代表的工人的范围，扩大到全体工会会员。试点案例的裁决出来后，574分会又跟各家市场企业直接谈判，争得了同样的最低工资标准。然后，雇主顾问委员会宣布：77家公司全部接受了科恩的裁决。 我们同意走仲裁程序，只是一个权宜之计，这是由于矛盾的复杂性而决定的。最关键的问题，是迫使老板们承认工会和承认工会有权代表全体会员。我们不会拿这两个关键问题来仲裁。其实，在五月罢工之后，奥尔森州长曾建议对场内工人问题进行仲裁，但我们拒绝了。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必须斗争到底。在场内工人问题上，我们接受哈斯—邓尼根的原始方案，是因为我们工会当时陷入了困境，才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由于形势对我们不利，所以我们只能做出让步，但我们仍然要通过其它方式，把让出的东西重新夺回来，而且我们坚信，罢工的胜利一定能使我们做到这一点。 老板们似乎发现了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坚定不移的，他们不想马上又跟工会开战，所以他们退让了，接受了科恩的裁决。科恩扩大场内工人定义的裁决，对574分会来说，简直是意外之喜，但是，他想通过这个裁决，不让574分会进一步扩大代表工人的范围，这我们是坚决不会接受的。我们不会拿这个问题来仲裁。 在同老板们的激战中，承认工会是最最紧要的问题，所以，在工资问题上，只要有利于实现主要目标，我们可以做出一些让步。我们可以出于策略考虑，在工资问题上做出让步，但这只是有限的、暂时的。只要工会能够站稳脚跟，工人就能获得稳固的基础，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争取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出于这些考虑，我们接受了工资方面的仲裁结果，这样就能把罢工的主要力量集中于承认工会的问题上。我们做出这个决定，绝不等于我们赞同庸俗的工会干部的看法与做法。他们不搞罢工，只搞仲裁，因为他们想让老板承认他们是“工人政治家”，而我们绝不会这么做。 我们非常清楚：在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中，不可能有什么“中立”的仲裁者。在这种情况中，根本没有“中间”立场，也不可能有人完全不受劳资矛盾的影响。这么多年来，已经有太多太多的例子，证明了仲裁者——他们往往由律师、法学家和传教士之流充当——是怎么“中立”到了资本家一边去的。他们接受了统治阶级的准则，又想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出人头地，所以他们才会留下了一长串的假装中立的记录。这些原因使他们很容易受到老板阶级的多方压力。只有在工人阶级给仲裁者施加了强大压力的情况下，仲裁者才会给工会一点点好处。 因此，工人应当尽量避免对自己的要求提请仲裁。在事关重大问题的时候，工人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能利用仲裁：比方说，在罢工失败后，为了从老板们那里争得一点点让步，就可以利用仲裁。出于策略考虑，可以把次要问题提交仲裁，但要注意的是，应当把仲裁当作一种必要之恶，而不是一种好方法。在老板们违反了他们跟工会签的合同时，如果提请仲裁，这对工人来说是非常危险的。这种事情太常见了：工人们的投诉堆积如山，但是全都被仲裁程序挡了下来，而老板们却能逍遥自在。在这个问题上，574分会虽然接受了8月21日的协议方案，但它坚持保留了无条件罢工的权利。工会完全保留了为解决劳资纠纷或其它问题而举行罢工的权利。 七月至八月的罢工结束后，工会报答了帮助过自己的朋友。这方面有几个突出的例子：为了表彰赫伯特·索洛编辑《组织者》的功绩，574分会授予他荣誉会员称号。阿尔戈斯印刷厂因为勇敢地印刷《组织者》而获得了表彰。这家印刷厂的工头乔·戈斯林（JoeGoslin）、排字工艾斯·约翰斯顿和排版工罗伊·卡尔斯特洛姆（RoyKalstrom）获得了特别嘉奖。麦克里蒙医生成了许多工会会员的家庭医生，过了一段时间，工会跟他一起搞了一个医疗合作项目。 工会总部旁边有家莱恩斯酒吧（LyonsBar），工会以玩笑的形式，给这家酒吧的老板乔·戴维斯（JoeDavis）发去了特别奖状。他总是在酒吧里摆上几个罐子，为工会募捐；我们还在他那里打长途电话，话费都是他出的；他还经常帮被捕的纠察队员交保释金，把他们从牢里捞出来[2]。工会给乔发了一封正式的感谢电报：“区区薄礼，不成敬意；资金有限，多多包涵。”后来，乔跟《组织者》记者说：“收到这封电报我很高兴，可我还得给邮递员一点小费，结果我为了给自己弄张奖状，又花了一块钱。” 明尼苏达州劳联主席E·G·霍尔（E.G.Hall）不在我们的感谢名单上，因为就在罢工结束的第二天，他在背后捅了工会一刀。1934年8月22日的《明尼阿波利斯论坛报》登出了他的话：“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的领导层想让卡车司机工会吞并其它行业工会，还承诺了根本办不到的事，造成了严重的混乱。”他还露骨地暗示，将在州劳联内部开展“反共”斗争。 州劳联主席的这番攻击，给克利夫·霍尔打了一针鸡血，他加紧在574分会内大搞造谣破坏。他现在的处境，可以让他更好地玩弄这种把戏。罢工结束后，罢工委员会解散了，所以执行委员会重新获得了正式的权威，霍尔和他的同伙在执行委员会略占多数。他在妇女后援会中的同伙特别起劲地攻击罢工领袖。事态急剧恶化了，必须尽快想办法还击。因此，莫·霍克向执委会建议解散妇女后援会，在布朗和弗罗西格的帮助下，执委会采纳了这个建议。在罢工期间，莫表现得很好。他提出这个建议，也就等于中断了他以前跟霍尔的合作关系。 到了这个时候，只能趁霍尔帮还没有对工会造成严重伤害，尽早把他们统统赶出工会了。为此，比尔·布朗先是要求全体领导干部辞职，当然也包括他自己在内。其他干部都同意了，因为他们觉得完全有把握重新当选。我们组织了一批人跟霍尔帮打擂台，并且积极开展竞选活动。选举结束后，新一届执委会产生了：比尔·布朗重新当选为主席；乔治·弗罗西格重新当选为副主席；格兰特·邓恩当选为新任书记；法雷尔·多布斯当选为新任司库；负责审计账簿的三人为雷·邓恩、哈里·德波尔和莫·霍克，其中莫·霍克是重新当选的，雷·邓恩和哈里·德波尔是新当选的。迈尔斯·邓恩与卡尔·斯科格伦德不在我们推出的候选人名单上。迈尔斯被调去北达科他州的法戈市（Fargo），支援那边的卡车司机工会。考虑到卡尔的国籍问题，我们认为他不适合参选。 上一届执委会中的不称职干部，已经被会员群众撤职了。接替他们的，是在反抗老板们的漫长斗争中赢得了群众信任的领头人。为了巩固战果，新一届执委会立即解除了克利夫·霍尔的工会代理职务。它还提拔了一批新人担任工会组织者，这批人已经在斗争中证明了自己是工人阶级的战士，而不是劳联的工会代理那样的“工人政治家”。我们下手的时机选得很巧妙，所以没费什么力就实现了目标。 正式领导层的变更，为进一步巩固574分会打下了基础。百人罢工委员会现在变成了工会的监督机关。原来的罢工委员会委员和纠察队长被工人选为监督员（jobsteward）。他们的任务是监督罢工协议的执行情况，推行罢工协议，并在协议到期后尽量把协议继续推行下去，让工会在下一次集体谈判时能够争取更多的好处。他们的罢工经验使他们很适合这个任务。有了工会撑腰，他们积极大胆地行动，逼得老板们不敢违反协议。同时他们还带头发展了不少新会员，并按时收取会费，这也是他们的任务。 工会也没有忘记煤场工人。到了秋天，煤炭业的行情好转了，工会就发动了斗争，争取让所有员工都能按照工龄重新上岗。煤炭业的老板们在春季傲慢地解雇了工会积极分子，现在只好把被他们解雇的人又重新请回来——否则工会就要罢工。几个老板不服，工会马上就在他们的煤场搞了罢工，他们立刻就软了。剩下来的事情，基本上就是贯彻执行罢工协议了，这个协议一直执行到1935年春季。 574分会一边关注煤炭业，一边在自己内部成立了一个部门，专门负责失业工人的工作。明尼阿波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的领导对此非常赞赏，并把他们的组织同574分会的这个部门合并了。失业工人依然拥有自己的组织，而这个组织又是直属于574分会的一个部门，所以失业工人就成了正式工人运动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使失业工人获得了新的力量。 在五月到八月这段时间里，由于明尼阿波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直接参加了群众斗争，所以它的会员人数大大增加了。卡车司机罢工结束后，它的人数急剧回落，但它的骨干力量仍然完好。在这批骨干当中，有一些人可以在574分会新成立的失业工人部门中发挥重大作用。他们需要的，主要是合格的政治领袖的帮助，可是工会提供不了这样的人。只有共产主义者同盟能够提供他们需要的人。卡车司机罢工结束后，党把这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了麦克斯·盖尔德曼（MaxGeldman），他原来是纽约那边的党员，党把他调到了明尼阿波利斯。他在这个岗位上干得非常好，在明尼阿波利斯失业工人运动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在罢工斗争期间，共产主义者同盟抽调了不少人来支援本地的同志，但是它的人力毕竟有限，无法长期派人驻扎并加强工会。所以，麦克斯能来我们这里，真是让我们喜出望外，我们马上就让他派上了用场。我们不能再指望中央派人支援了，得靠自己了。幸好我们已经有了坚强的力量。到了1934年秋季，明尼阿波利斯党支部已经有了100多名党员和密切同情者，比去年这个时候翻了一番。我们在几个分会中间，在学生和知识分子中间都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在574分会里面，我们党已经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而且还在不断壮大的党团。也许我应当介绍几个例子，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党能在574分会里发展得这么快。 在罢工期间，玛维尔·肖尔作为妇女后援会会员，参加了斗争，她在日记里记录了自己的政治演变历程：“就在7月20日，也就是血腥星期五那一天，我下定决心——不如说是有了一种冲动：我要参加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在那几个钟头里，罢工总部变成了战地医院。……最后一批伤员被运往医院后，我离开了总部，走到了吉姆·坎农和马克斯·沙赫特曼住的旅馆。房间里只有吉姆一个人。我跟他说：‘我一点也不了解共产主义者同盟，但是，不管它是什么样的组织，只要它反对今天发生的这一切，我就愿意参加。’吉姆对我很和气。他跟我解释说，入党不能光凭一时冲动，得先了解自己要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党，了解这个党的立场，了解它反对的是什么，把这些问题弄明白之后，再问问自己，愿不愿意把一辈子献给这个党的事业。他准是看出我当时受了很大的精神冲击，所以，虽然他很感激我这份心意，但他还是建议我先学习一下党纲，了解革命社会主义的意义。但我从那一天起就下定了决心。我接受了卡尔·斯科格伦德的辅导。……直到罢工结束后，我才被接受入党。” 血腥星期五也对哈里·德波尔产生了政治影响，不过形式略有不同。他后来说：“我站都站不起来，哨兵还来看我是不是跑掉了！”做完手术后，他花了很长时间养伤，所以他有不少空闲时间。罢工的工友们一有空就来看他，其中也有几个党员，他们跟他谈了不少政治。 老奥斯卡·库佛给哈里带去了马克思的大作《资本论》的第一巻。哈里当时只能躺在病床上，用手举着书来读，《资本论》第一卷对他来说实在太沉了，况且他那时也不怎么喜欢读书。他更喜欢跟自己尊重的人讨论政治，而且他也想了很多。最后他决定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解释自己入党的原因时，他对574分会的胜利做了一般的政治总结：574分会很难进一步扩大战果：“没有一个有纪律的革命党，我们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比尔·布朗也开始把自己当作托洛茨基主义者了。虽然他不是积极党员[3]，但这并不是说他在政治上不认同党。我个人认为，他这种态度，说明他是非常尊重党的。比尔不是一个会严守党纪的人，他应该也很清楚，他这种脾气并不会因为入了党就能改变。如果我们非要让他成为积极党员，很可能会给他本人、给党都造成麻烦。作为党的亲密同情者，他一直都发挥了无比宝贵的作用。在574分会里，每当遇到重大问题，他都会忠诚地、一贯地同工会党团密切合作。每当党的中央领导人来到明尼阿波利斯演讲，他都会去听讲，吸收其中的部分内容，用在他在工会运动中的下一次重要讲话里面。他还经常大方地给党捐款，还说我们小瞧了他对党员义务的忠诚。 罢工结束后，574分会的财政状况很糟糕，工会的专职干部每周顶多只能领到二十块钱，有时连二十块都领不到。就算收入只有这么一点，专职干部中的党员还是决定，每周要给党支部交一块钱。在收这笔党费时，出过一件趣事，这反映了我们相互开玩笑的传统，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这种传统使我们能够把握好分寸。比尔曾要求我们把的名字也加进这个交党费的名单里面。有一天，我正在编写工会的发薪名单（我是司库），哈里·德波尔来收党费了（他已经养好了伤）。比尔领到工资后，把钱紧紧攥着，又把两手插进兜里，对哈里说：“有本事你就来拿啊。”哈里把比尔摔倒在地上，把比尔的鼻子擦破了一点皮，又从比尔手里抢走了一块钱。比尔咧嘴一笑，对哈里说：“老子故意放水给你，你个荷兰杂种。” 574分会里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党团是一个单独的组织。在工会党团里面，无论是工会领袖还是基层会员，每个同志都拥有平等的发言权和投票权。在其它领域活动的党员，也都是这样组成单独的党团的。这些党团都是本市党总支部的一部分，而在一定条件下，市党总支部包含了全市的党员。这种体制，可以使在某一具体领域内活动的党员组织起来，专注于他们的特殊业务；同时，一旦有人只盯着自己眼前的一亩三分地、而忘记了更广阔的政治教育与政治前景时，这种体制也能及时纠正这种错误。比方说，在574分会里，工会的各种问题非常紧迫，非常复杂，同志们很容易就会变得只盯着工会问题，而忽视了其它的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在出现这种倾向时，总支部就会帮助他们认识错误，消除危险。党会对他们进行多方面的教育，拓宽他们的政治视野。然后，工会里的党员就会更加精通自己的特殊业务，而党也能更好地协助他们的工作。 另外，要让工会里的同志们及时了解全国工运的动态，赶上全国工运的大潮，党是最好的介质。我们574分会的三次罢工，发生在大萧条的第五年、工运涨潮的第二年。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是1934年的三场突出的阶级战斗之一，另外两场是托莱多汽车工人罢工和旧金山码头装卸工人罢工。这三场罢工，都是激进派突破了工会保守干部的重重阻挠之后，接过了领导权，才搞起来的。他们想要突破狭隘的行业限制；面对警察的残暴镇压，他们全都奋起反击。这三场斗争，不仅证明了工人能够、而且愿意为自己的权益而斗争——还证明了真正的基层行动是能够胜利的。这三场罢工全都胜利了，并且迫使老板们承认了工会。 这一系列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地的造反工人。工人的闯劲不断加强，最终引发了基础产业中的历史性斗争，促成了产业工会联合会的成立，两年后开始的静坐罢工浪潮，把这场斗争推向了高潮。我们对这个正在发展中的现象的基本理解，对于塑造574分会的未来至关重要。只要我们能够准确地把握各种事件的意义，并且能够准确地抓住时机，工人不断高涨的战斗性，就能使我们在即将到来的斗争中如虎添翼。 不久之后，得益于客观形势的变化，我们党在国内的工会骨干得到了加强。就在574分会在明尼阿波利斯领导卡车司机发动五月罢工的同时，美利坚工人党（AmericanWorkersParty，AWP）也在俄亥俄州托莱多市领导奥托莱特电气公司（ElectricAuto-Lite）的汽车工人，发动了同样英勇的斗争。跟明尼阿波利斯斗争一样，托莱多斗争也建立起了一个有力的失业工人运动，主要集中在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及周边地区。美利坚工人党是一个中派主义政党，它里面既有潜在的革命者，也有政治投机分子。在我们看来，重要的是它的队伍中的战斗性工人正在政治上向我们靠拢。正当我们用自己的革命纲领去争取这些战斗性工人的时候，斯大林派也正在拉拢美利坚工人党，我们必须挫败他们。 出于这种考虑，共产主义者同盟与美利坚工人党进行了友好的商讨。1934年12月，我们最终促使双方合并，新组织的名字叫合众国工人党（WorkersPartyoftheUnitedStates，WPUS）。两党合并后不久，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袖吉姆·坎农与美利坚工人党的核心领袖亚·约·米斯蒂[4]一块进行了全国巡回演讲。他们俩来到明尼阿波利斯时，受到了盛大的欢迎。全体同志精神抖擞，准备在工会工作和党建工作两方面大显身手。 我们的罢工斗争虽然只是一地的胜利，但它为工人阶级的进一步斗争定下了基调、做出了榜样、指出了方向。8月24日的《明尼阿波利斯劳工评论》宣称：“这次罢工的胜利，是本地工会运动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胜利。……它改变了明尼阿波利斯，这里再也不是工贼的乐土，而是劳动者的希望之城。” 这段宣言马上就得到了证明。8月27日，自从血腥星期五之后就开始罢工的洗衣工人终于迫使老板签订协议，提高了工资，改善了劳动条件。574分会大获全胜之后，洗衣工人马上又赢得了胜利，这鼓舞了其它行业的工人奋起反抗老板。罢工一场接着一场，越来越多的工人参加了把明尼阿波利斯变为工会城市的斗争。574分会已经成为了明尼阿波利斯工人运动的主要力量，在每一场斗争中，工人都会去找574分会，希望574分会能够提供帮助和指导。 1934年以后发生了一系列新的战斗，它们的激烈程度和重要意义，以及在国内引起的反响，都不亚于我在这本书里讲过的几次斗争。我将另开新篇，介绍这些事件[5]。 1934年8月22日的《组织者》。 （翻译：龚义哲） [1]按照美国司法体系的惯例，在对一系列相似的案件进行裁决时，试点案件（pilotcase）对后面的案件具有指导意义，所以试点案件的成败对劳资双方都非常重要。——译注 [2]在美国，犯罪嫌疑人被捕后，可以通过向法院交纳一定的保释金来获得假释。如果嫌疑人按时出庭受审，保释金就会在审理完毕后退还；如果嫌疑人弃保潜逃，法院就会没收保释金，还可以雇用赏金猎人追捕逃犯，赏金猎人抓获逃犯后，就用这笔保释金支付赏金猎人的报酬。——译注 [3]“积极党员”（activemember）是指积极参加党的日常活动的党员，与虽然持有党证、却并不积极参加党的活动的“消极党员”（passivemember）相对应。结合下文，比尔·布朗可能入了党，却没有积极参加党的活动，党也很清楚他的脾气，所以也就没有强求；也可能他一直都是党的密切同情者，虽然没有正式入党，却经常以党员自居。具体情况究竟如何，作者并没有讲清楚。——译注 [4]亚伯拉罕·约翰内斯·米斯蒂（AbrahamJohannesMuste，1885—1967），出生于荷兰的吉里克泽（Zierikzee），父母都是荷兰改革宗（一个基督教新教教派，属于加尔文派）信徒，六岁时随全家移民美国，大学毕业之后即担任牧师，在曼哈顿一带传道，他的神学思想受“社会福音”（socialgospel）思想影响较大，并逐渐倾向激进运动，一战期间参加基督教和平主义运动，1919年参加劳伦斯（Lawrence）纺织工人罢工，从此参加工会运动，并于同年发起成立美国纺织工人联合工会（AmalgamatedTextileWorkersofAmerica），1921年退出该工会，在布鲁克伍德工人学院（BrookwoodLaborCollege）任教，1929年发起成立进步工人行动协会，1933年将进步工人行动协会改组为美利坚工人党，1934年美利坚工人党与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合并为合众国工人党，1936年米斯蒂退出合众国工人党和社会主义运动，返回基督教和平主义运动。——译注 [5]作者后来又写了三部续集：《卡车司机的力量》、《卡车司机的政治》和《卡车司机的官僚》。我们将会抽空译出，敬请期待。——译注
第十二章消耗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美〕法雷尔·多布斯《卡车司机的造反》（1972） 第十二章消耗战 1934年8月1日早上，正当奥尔森州长的军队入侵罢工总部时，约翰·贝洛死去了，他是在血腥星期五那天受伤的，最后还是没能挺过去。他是失业工人，参加了明尼阿波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帮助卡车司机罢工。约翰没有结婚，他的丧事是最近的亲属帮他办的，他们邀请工会全体会员参加葬礼，但不要张扬，不举行示威游行。出于对亲属的尊重，574分会出了葬礼的钱，并帮助安排灵车。几千名罢工工人参加了葬礼，向勇敢的战士约翰·贝洛致哀，并借此向无数个像他一样帮助罢工的失业工人表达感激之情。 奥尔森下令戒严，给了这些工人当头一棒。联邦官吏抓住这个机会，镇压那些参加“以工代赈”工程（这些工程是由紧急救援署主办的）的失业工人的罢工。紧急救援署下了命令，这些“以工代赈”工程都要在军队监管下继续进行，州国民警卫队的宪兵司令会“逮捕一切煽动分子”。参加“以工代赈”工程的失业工人原本打算在7月30日罢工，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取消罢工。在这个过程中，罢工委员会要求全体工人踊跃参加明尼阿波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它的成员很快就超过了四千人。在血腥星期五，在军队查抄工会的那一天，中央工人代表会始终与574分会并肩战斗，约翰·贝洛就是他们的榜样。 574分会与失业工人运动相互扶持，也有实际的原因。在卡车运输业这一行里，有些职工不靠社会救济，日子就很难过下去。许多活儿都是季节性的，哪怕是工作比较稳定的工人，都有不少人挣不够一家人吃饭的钱。所以这些工人很理解那些完全失业的工人。失业工人看见574分会的积极斗争政策有可能改善他们的处境，他们就对574分会产生了同仇敌忾的感情。在1934年，穷人只能完全依靠社会救济才能有口饭吃，要等到三十年代的工人斗争高涨起来以后，资产阶级才勉强做出一点让步，提供了很有限的失业保险与其它社会保障措施。 救济制度简直就是殖民时期的古董。要想申请救济，必须一贫如洗。只要还剩下哪怕一分钱的存款，只要保险没有全部退保，就没资格申请。家具和其它“奢侈品”都必须拿去当铺典当，或是拿去二手家具店卖掉。挣了一点钱都要上报，然后从救济金里扣掉相同的份额。救济金本来就只有一点点，只能勉强够吃。在574分会开始斗争后，救济制度改善了一点，但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失业工人最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们随时愿意同工会一起战斗，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 失业工人斗争发展到了新阶段，让本城的斯大林派大受打击。以前他们在失业工人中间成立了失业者代表会（UnemployedCouncil），对失业工人有一些影响。他们原先获得的一点点小成果，现在正在迅速流失。他们欺骗那些想给574分会当纠察队员的失业工人，叫这些失业工人到失业者代表会去登记，结果自取其辱：574分会当众宣布，想当纠察队员的，就到明尼阿波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去登记。 血腥星期五之后，给紧急救援署做工的工人准备举行罢工，共产党的萨姆·戴维斯就想钻进他们的罢工委员会。可是，没有一个“以工代赈”工程的工人信任他，工人不肯让他参加罢工委员会。共产党一意孤行，强行推行极左政策，结果，在明尼阿波利斯的阶级斗争高涨的时候，他们却被孤立了，于是，他们更加起劲地痛骂“托匪头目的反工人阶级政策”。威廉·邓恩在《工人日报》上痛骂，莫里斯·柴尔兹[1]也在共产党杂志《共产主义者》（Communist）上痛骂。后来，他们这些痛骂文章编成了一本小册子，取名叫《不断反革命——托匪在明尼阿波利斯罢工中的角色》。 《组织者》在8月7日发表社论，回击了喋喋不休的共产党：“574分会史诗般的斗争，就像一出戏剧一样震撼了人的灵魂。这出戏剧是如此符合经典剧作的结构，就连丑角都出场了，还带有一丝喜剧色彩。昨天晚上，有人在我们的群众大会上偷偷散发传单，按照传单上的说法，这个丑角的名字是：‘美国共产党第九区委’。……他们说我们工会的领导人都是表里不一的叛徒，不把这些人统统赶走，就休想赢得罢工。有些小伙子发现，这传单上写的，跟公民联盟讲的全都一个样，他们一气之下，撕碎了传单，又冲发传单的下巴揍了一拳。这是不对的。跟他们犯不着这么认真，只有对待严肃的敌人，才应该这样严厉。他们不是奸细——至少不是有意的；他们只是有点傻，他们需要在屁股上踹一脚，也许这一脚能让他们清醒一点。” 同时，在现实世界中，奥尔森州长也在想办法挽救自己的政治生命；他的政治生命，已经因为军队查抄574分会而遭到了重创。8月3日，他派一小队国民警卫队士兵，查抄了公民联盟的办公室。不用说，这肯定是为了把他自己打扮成“全体人民的公正州长”，给他捞取民心。对这个插曲，574分会并没太在意，可是老板们却尖叫起来，就好像他们的喉咙被割了一刀似的。“他们的”国民警卫队居然干了这种“不能干”的事。 国民警卫队的性质，就是帮老板们镇压工人、破坏罢工的工具。为了保证国民警卫队的忠诚，它的重要岗位上的军官一般都是有钱有势的人，是整个资产阶级的亲兄弟。明尼苏达州国民警卫队也不例外，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这样，只有几个低级军官是农工党员。其中之一就是负责这次查封行动的肯尼斯·黑克拉夫特（KennethHaycraft）中尉。可是，在行动开始前，其他军官就把消息透露给了公民联盟，所以公民联盟早就把能定罪的证据都藏了起来，最后自然是什么都没搜出来。奥尔森玩的这一手，当然没能揭露出什么，可是《劳工评论》却把这吹成是为工人做了一件大好事。 就在这出闹剧上演的时候，公民联盟碰到了真正的麻烦。市场区有几家水果公司和农产品公司放话说，既然工会已经同意接受哈斯—邓尼根方案，它们也要接受这个方案，不想再服从公民联盟的纪律了。为了打消它们的妥协念头，雇主顾问委员会（Employers’AdvisoryCommittee）赶紧提出了新的罢工协议方案。然而这个方案里面真正能算得上“新”东西的，只有给卡车司机的时薪加到五毛钱、给帮工和场内工人的时薪加到四毛钱这一条。在这个新方案里面，凡是跟工会代表权有关的条款，还是一个字都不肯提到574分会。它还坚持列出“优先”雇用名单，在这个名单上，工贼排在工会会员前面，而被指控“犯法”的罢工工人干脆就不给重新上岗。 574分会立刻驳回了这个新方案，并声明哈斯—邓尼根方案是自己能够接受的底线。《组织者》宣布：工会在纠察线上赢得了胜利，它绝不会允许自己在谈判桌上输掉这些胜利果实。它要求大家注意：罢工已经到了紧要关头。工人面对的是诡计多端、阴险狡诈的敌人。《组织者》说，574分会眼前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继续加强纠察活动。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纠察线上出事了。比尔·布朗和格兰特·邓恩路过罢工总部附近的一条街时，发现有一辆得到了军队通行证的工贼卡车在行驶。他们马上调了几队机动巡逻队去拦下那辆车，没想到那个工贼司机居然拿出了霰弹枪。在接下来的混战中，他们怒火上头，忘掉了理智的战术思考。结果两名纠察队员厄尔·柯林斯（EarlCollins）和乔治·希尔茨（GeorgeSchirtz）负了伤。凯利·波斯特尔听说这件事后，非常生气。他确实有理由生气，因为他是纠察队调度员，战术行动是由他指挥的。可是比尔和格兰特却擅自做主，违反了避免这种冲突的命令，导致两名罢工工人毫无意义地受了伤。 虽然这件事并没有对罢工造成严重影响，但是工会必须采取行动，让大家看到：无论是领导还是普通会员，都一样要遵守工会的纪律。罢工委员会责令比尔和格兰特（他俩都是工会最高领导人）在调动纠察队的问题上，必须服从纠察队总调度员凯利的命令。比尔和格兰特知道自己错了，他俩尽量大度地接受了处分，以后也没有再犯同样的错误。 碰到工贼行动时，如果总是发生这种无法控制的战斗，这种战术肯定不是有益的。这只会让工会在舆论上落了下风。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继续在政治上向奥尔森施压，不停地要求他不得再允许军队向工贼卡车发放通行证，并且不得干扰574分会的和平纠察。《组织者》不停地炒热这个问题，群众对奥尔森的压力越来越大。到了8月6日，他只好宣布：军方发放的通行证全部作废；今后只给同意接受哈斯—邓尼根方案的雇主发放通行证；在“紧急”情况下也可发给通行证。 公民联盟对此的反应是向联邦法院上诉，请求联邦法院下令，不让奥尔森延长戒严。老板们以前就经常让法院下达不利于574分会的法令，但是警察落实不了这些法令，所以574分会根本就没把它们放在眼里。可是在奥尔森的这个案子上，公民联盟真的以为，只要它能让法院下令，奥尔森就会服从。老板们想把破坏罢工的运动重新抓在自己手里，就找了纽约一家臭名昭著、专门豢养工贼的P·L·伯戈夫公司[2]，请来了一大帮打手。 在老板们和州长发生法律纠纷的时候，574分会的立场是：这是他们自己的事。工会说：我们从来没有要求戒严，我们现在也不想要戒严。工会一再要求释放被军队抓走的工会会员，并要求军队不得再干扰和平纠察。574分会宣布：它的原则方针，就是继续进行独立的、积极的工人斗争。 无论法院对这个案子做出什么样的裁决，罢工委员会都做好了相应的准备。《组织者》指出：“如果继续实行军管，他们〔罢工工人〕将会像上周一样继续斗争。……如果停止军管，纠察队将会重新占领阵地，并像以前一样掐断一切卡车运输，574分会以前曾多次表现出它具有这样的能力，而且还能毫不费力、不用武力就能做到这一点。”最后法院裁决继续军管。 8月6日晚上，574分会在阅兵场举行露天集会，参加这次大会的有四万工人，打破了以前的纪录。工会领导人在发言中讲了几个要点。有人以为公民联盟反对戒严，是因为它对工人有一些善意，这种幻想必须打破。奥尔森想利用由军队发放通行证的方法，一点一滴地破坏罢工，必须不断地让群众给他施压，挫败他的企图。老板们又雇用了一批打手和职业工贼，大家千万要当心。老板们还加紧给574分会的领导人扣红帽子，必须对此进行反驳。 工人群众唾弃给工会领导人扣红帽子的诽谤运动，并不是因为他们具有基本的政治觉悟，懂得群众组织应当兼容并包、容许各种政治倾向的人参加的道理；而是因为具体的实际形势。工会做的每一件事，都经过会员群众的充分讨论，所以会员群众信任工会领导的政策，而工会领导的政治倾向是什么样的，会员群众并不在乎，他们在乎的只是他们的领导经受住了多次斗争的考验。工人群众信任自己的领导，不想换人。 这次大会结束后，《组织者》在8月8日发表了吉姆·坎农的一篇文章，以独特的方式回击了老板们的污蔑。这篇奇文的题目叫《疯言疯语》（ABughouseFable），它虚构了该报编辑在军事法庭上受审的经过，其中一段“招供”是这样的： “军官：这个叫哈斯神父的家伙，是什么人？…… “编辑：他的真名叫哈斯基。他是俄国布尔什维克。……他提出的最低工资四毛两分五厘的方案其实跟共产主义是一回事。…… “军官：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快快招来。那邓尼根、奥尔森、布朗和邓恩兄弟呢——邓恩一家到底有几口人在这里？ “编辑：他们的真名叫邓恩斯科维茨基。他们是爱尔兰犹太人，半年以前他们躲进装土豆的袋子里面，从科克县[3]偷渡到我国。他们在明尼阿波利斯有十七兄弟，年龄全都一样大，全都叫嚷着要加薪，时薪不能少于四毛两分五厘。他们说这就是共产主义的开始。……邓尼根先生的真名叫邓尼根斯基——他姓邓，邓恩兄弟也姓邓，他们都是一家人，他是邓恩兄弟的表亲，跟他们一起闹着要把最低时薪加到四毛两分五厘。 “军官：那布朗呢？ “编辑：他是个犹太人，叫布朗施泰因，以前是在纽约东区卖鱼的。几个星期前他才来到这里，想在市场上卖俾斯麦腌鱼[4]。后来他勾搭上了邓恩斯科维茨基兄弟，混进了工会里，还当上了574分会主席。……对了，他还是列夫·布朗施泰因的儿子，就是那个本名叫托洛茨基的家伙，俄国的乱子都是那个托洛茨基惹出来的。 “军官：那奥尔森州长呢？你们这帮闹事的赤匪里面，就属他最机灵，是不是？ “编辑：没错！这就是整个游戏里最绝的一手。他是王牌。他本名不叫奥尔森，也不是瑞典人——他只是为了赢得斯堪的纳维亚人的选票才改叫这个名字的。他其实是从俄国跑来——还是直接从莫斯科来的——真名叫奥尔森诺维奇。他给罢工出了不少力。查封工会总部，把纠察队员抓起来关进牢里，都是为了让罢工赢得同情而搞的把戏。 “军官：你讲的太深奥了，我听不明白。算了，这个阴谋到底是谁想出来的？ “编辑：这个么，老实说，这一切全都是几个月以前在君士坦丁堡策划的。几个小伙子开了一星期卡车，挣够了钱，就去了欧洲。他们去君士坦丁堡见了托洛茨基，得到了下一步行动的指示。托洛茨基说：‘小伙子们，下雪之前，我要在明尼阿波利斯发动革命。’他们说了声：‘没问题！’然后就走了。 “他们准备上船时，文森特·邓恩走到托洛茨基老头面前，问了一个问题：‘我们就要走了，您还有什么建议给我们吗？’ “军官：托洛茨基说了什么？ “编辑：他说：‘小伙子们，你们要小心奥尔森诺维奇，他随时都可能出卖你们。” 《组织者》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份由工会出版的罢工日报。这是1934年8月25日的《组织者》刊头，它以玩笑的方式列出了编辑部工作人员：法雷尔·多布斯是“背黑锅的”（FallGuy）；吉姆·麦克基（JimMcGee）是詹姆斯·坎农的化名，他是“给编辑部打杂的”（OfficeBoy）；卡洛斯·哈德森是“站后排捧哏的”（EndMan）；杰瑞·哈德森（JerryHudson）是“艺人”（Artiste）；麦克斯·马什（MaxMarsh）是马克斯·沙赫特曼的化名，他是“圣保罗通讯员”，因为他跟坎农被国民警卫队赶出了明尼阿波利斯，只好在明尼阿波利斯旁边的圣保罗市住了一阵子；阿尔伯特·戈尔德曼是“大嘴巴”（Mouthpiece），也就是辩护律师的意思；玛维尔·肖尔是“军事记者”；威廉·S·布朗、邓恩三“姐妹”和卡尔·斯科格伦德是“滑稽配角”（Stooges）；赫伯特·索洛是“特邀指挥”（GuestConductor）。 这是《组织者》刊登的讽刺老板们对工会领袖的污蔑运动的漫画。上面一张的标题是《老绅士勇敢挑战空中飞人》，大腹便便的老绅士肚子上写着“公民联盟”，三个吊架上分别写着“约翰内斯”、“剿共”、“国民警卫队”；下面一张的标题是《明尼阿波利斯的共产主义——每小时四毛两分五厘》。 这篇嘲讽污蔑者、尖锐地讽刺奥尔森州长的文章，在工人运动内收到了很好的“笑”果。《组织者》趁热打铁，又向老板们发起了另一轮进攻：它发表了头条报道《这有166个暴君》，列出了166家需要用卡车运货的企业，它们全都跟工会作对。它说这篇报道是写给“想知道自己的钱都花到哪里去了的人看的”。没过多久，整个地区就有不少人要求《组织者》重新刊登这个名单，给那些还没看过的人看。人们马上发动了一场最最有效的抵制运动，它与艰巨的罢工斗争紧密相连。虽然罢工不能光靠抵制就能获胜，但抵制运动至少给公民联盟造成了不小的麻烦。其实，抵制运动促使那166企业中的三家市场企业挣脱了公民联盟的束缚，接受了原本的哈斯—邓尼根方案。 老板们发现自己的队伍发生了分裂，连忙公开炮轰哈斯和邓尼根。他们以“哈斯和邓尼根上了卡车司机工会的过激领导层的当”为借口，要求华盛顿召回哈斯和邓尼根。哈斯和邓尼根屈服了，他们俩放弃了原本的方案，给老板们设计了一个对工人更加不利的方案，想逼迫工人接受。与原来的方案相比，新方案的改动主要有两点：（1）取消了关于最低工资的规定；（2）老板可以拒绝让被指控犯有“暴力罪行”的罢工工人重新上岗。 哈斯和邓尼根先是向工会谈判代表——雷·邓恩和我——施压，要求我们接受他们的新方案。他们俩说，华盛顿坚决要求劳资双方达成协议，所以工会必须做出一些让步。他们俩要我们把新方案推销给会员群众，如果我们不干，他们俩就亲自去推销。雷和我就说：我们会把谈判的情况报告给工会的。 哈斯和邓尼根请求罢工委员会接见他们，罢工委员会同意了。他们来到总部时，罢工委员会正在开会，就让他们先在会客室等一会。雷和我先向罢工委员会报告了他们的新方案，又把他们跟我们谈判的情况讲了一遍。然后有人做了报告，说被关在拘留所里的罢工委员会委员也已经了解了这个新情况，他们已经投了票，不愿接受新方案。接下来，整个罢工委员会一致决定，不接受新方案。 到了这个时候，罢工委员会才请哈斯和邓尼根参加会议。工会最高领导人先不发话，让罢工委员会委员先提问。委员们问了哈斯和邓尼根很多问题，其中最典型的是：“你们为什么只跳过我方谈判团，直接找上我们，而不跳过资方谈判团，直接去找资方？你们为什么不叫那166家企业就是否接受你们的原始方案举行不记名投票？华盛顿派来这里审理‘暴力’案件的人穿的是白领还是工作服[5]？” 委员们问完后，最高领导人才开始发言。雷·邓恩狠狠地批评了哈斯和邓尼根的新方案，并重申了工会关于协议方案的立场。在争论中，比尔·布朗尖刻地谴责了哈斯和邓尼根。他说：“我们已经战斗了一个月，大家都做出了很大的牺牲，进行了艰难的斗争；我们有两位兄弟，被老板们的打手残杀。我们接受了你们的第一个方案。可现在你们却要我们乖乖地接受以前那种奴役，你们还有脸说什么公正和荣誉？”《组织者》在报道比尔的讲话时特地指出：比尔这番话赢得了罢工委员会的满堂喝彩。最后，哈斯和邓尼根请求退场。哈斯神父走出会场时，一个信天主教的青年工人把挂在脖子上的十字架取了下来，狠狠砸向哈斯神父。 老板们通过联邦调解员向工人施压的伎俩失败后，又想出了新的鬼点子。他们发起了请愿运动，要求劳工局举行选举，选举的议题是工人是否愿意让574分会就罢工协议进行谈判。能够投票的，只有被老板们认为“合格”的员工。这个请愿书上写满了狡猾的法律术语，而老板们弄出它的真实目的，就是要在投票人名单上塞满工贼，操纵选举结果。而劳工局的角色，就是替老板们出面，争取让联邦政府支持这个破坏罢工的行动。574分会马上组织了揭穿这个骗局的运动，但老板们死死坚持，一定要用请愿来获得突破。 与此同时，奥尔森州长又放松了对通行证的审批。没过多久，军队就给几千辆卡车发放了通行证，其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属于接受了哈斯—邓尼根方案的老板。工会出动纠察队拦阻工贼卡车，军队就会逮捕纠察队员。被抓到拘留所去的纠察队员被判处了苦役，有的人刑期长达三个月。《组织者》派玛维尔·肖尔去报道军事法庭的审判，但主持法庭的军官不许她进入审判庭。 临时拘留所里面的条件非常糟糕。《组织者》发表了社论《拘留所简直就是猪圈！》，描写了里面的糟糕情况。被关在里面的人远远超出了牢房的容量，人们根本得不到足够的毯子。饭菜是用敞篷卡车运来的，运到拘留所的时候早就凉了，实在难以下咽。厕所非常简陋，苍蝇满天飞。澡堂里面只有生锈的脸盘和一根水管。拘留所的警卫不让囚犯看《组织者》，一发现就要没收。但是被关进去的纠察队员都是铁骨铮铮的战士，他们自己组织起来，进行了斗争，逐步改善了自己的状况。 消耗战到了这个节骨眼上，574分会便号召举行示威性总罢工。《组织者》向整个工人运动发出呼吁：“出动全部的工人预备队！”明尼苏达州劳工联合会准备在8月20日举行代表大会，《组织者》便要求明尼阿波利斯中央劳工联盟在这次大会上大声呼吁全州工人踊跃支援罢工。可是保守的劳联官僚却还在装聋作哑，他们在罢工总部被军队查抄以后就是这么做的。他们很清楚，这次示威针对的不光是老板们，更是奥尔森，因为奥尔森的军队承担了破坏罢工的主要工作。劳联的工会代理们决定牺牲罢工工人的利益，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在工人运动内部维护奥尔森，不让奥尔森受到一点批评。他们还偷偷地怂恿574分会内部的人，向574分会的领导层发起挑战。 在8月9日的罢工委员会会议上，克利夫·霍尔突然发难。他在形式上仍是574分会的工会代理，所以他宣布了正式的执行委员会的几个决定。他声称执行委员会的权力高于罢工委员会，并宣布执行委员会已经决定工会将于8月16日撤出罢工总部，因为工会已经拿不出续租的钱了。他还说，为了对老板们的污蔑做出工会的“正式”答复，执行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已经发表了公开声明。这个声明措辞软弱，通篇都在强调工会里没有共产党员，苦苦哀求老板们不要再穷追猛打了。 罢工委员会通过决议，要求组织委员会（雷·邓恩、迈尔斯·邓恩、格兰特·邓恩、卡尔·斯科格伦德和我）与执行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解决这个问题。联席会议马上举行了。会议记录显示，联席会议通过了一个决议：“鉴于执行委员会全体委员都是罢工委员会委员，如果执行委员会对罢工委员会的决定有异议，可以在罢工委员会中提出，所以，执行委员会无权撤回罢工委员会的命令。”联席会议还通过了另一个决议：“凡是执行委员会的会议，都要让五人〔组织〕委员会出席。” 在罢工委员会的下一次会议上，这些决议被上报给了罢工委员会，没想到又出了岔子。工会的书记兼司库萨姆·哈斯克尔（SamHaskell）声称只有他有权决定工会的开销。霍尔趁机发难，重申工会的最高权力属于执行委员会。卡尔·斯科格伦德严厉地批驳了他们，指出工会的最高权力属于全体会员群众。他强调指出，是会员群众授权给了罢工委员会，允许罢工委员会代表他们行动，所以罢工委员会有权给执行委员会下令。争论结束后，罢工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决议：“罢工委员会与执行委员会共同制定工会的一切政策，包括一切开销在内；在罢工期间，罢工委员会的一切决定均为最终决定。”霍尔跟他的同伙虽然在罢工委员会内遭到了失败，但他们还是不肯罢休。他们转入了地下，逮着一个愿意听他们说话的工会会员或妇女救援会会员，就给会员灌输有赤匪混入工会领导层的谎言。 还有人从其它地方向574分会发起了阴险的攻击。托宾手下有个总组织者叫约翰·吉尔里（JohnGeary），他正在跟一些出租车个体户勾勾搭搭。在五月罢工中，黄色出租车公司的司机组织了起来，后来他们那个小小的出租车司机工会就融入了574分会，而吉尔里的目的就是把出租车司机从574分会里分裂出去，重建出租车司机工会。他们的眼前目标是让街上的出租车重新跑起来。574分会得到风声，说出租车个体户和他们的轮班司机正准备开会。吉尔里搞分裂的企图暴露之后，出席会议的出租车司机举行表决，大多数人同意继续留在574分会里，并坚持罢工。 没过多久，劳联全国总部又向574分会发动了攻击，这显然是托宾的手法。574分会正在把加油站员工和给石油公司运油的卡车司机组织起来，发展他们加入工会。由于这些公司正在同工会谈判，所以工会没有叫这些工人罢工。不难看出，当574分会正在为生存而战时，管辖权的问题就应该先放一放，可是劳联偏不这么想。 从华盛顿来了个叫保罗·史密斯（PaulSmith）的家伙，他是劳联主席威廉·格林的代理人，格林叫他到这里来，立即把加油站员工编入一个独立的工会。就在574分会举行罢工反抗老板的时候，史密斯背着574分会，想偷偷地把加油站员工分裂出去。他为此举行了一次会议，来到会场的时候，他还带了十几个侦探保护自己。 虽然史密斯没有邀请574分会，但574分会还是派了以格兰特·邓恩为首的代表团去参加会议。代表团进入会场时，史密斯犹豫了，不敢宣布开会，所以格兰特就去主持会议。他下令把侦探赶出会场，史密斯也赶紧跟着他们跑了。然后，格兰特和574分会罢工委员会的其他代表也离开了，让加油站员工自己开会。他们决定，在罢工结束前，他们要继续留在574分会里面，但是，后来我们不得不同意让他们离开574分会，组成单独的工会，归入劳联旗下。 罢工拖得越久，资金就越紧张。虽然农民假日协会信守承诺，大方地给食堂提供肉类和蔬菜，我们还是得花钱购买其它食品，每天要花差不多五百块。纠察队每天要花四百块钱买汽油，再加上医药费和杂费，罢工一天就要花掉一千块钱左右。其它工会捐了不少钱，暂时减轻了财政问题。送奶司机工会471分会给了我们六千块。印刷工会42分会给食堂捐了一千块，它还保证，在罢工期间，每周都会捐二百五十块，用于出版《组织者》。罢工期间，厨师与服务员工会正在明尼阿波利斯举行全国大会，它捐了一千块。我们能从工人那里收到稳定的小额捐款，我们还开着那辆在血腥星期五惨案中被警察打了好多枪的纠察队卡车，到全州各地募捐，弄到了一些钱。 工会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罢工工人的生活也一天比一天差。工人的小孩都吃不饱。许多家庭因为交不起电费、水费和煤气费，电、水和煤气都被停了。房租问题越来越尖锐。跟市政府斗争，为罢工工人争取救济，已经成了我们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最让人头疼的问题，是房东为了挣钱，发起了驱赶交不起房租的罢工工人的运动。有好多次，罢工工人被赶出家门后，我们只能临时凑一个月的房租，在另外一个地方租下房间，然后用纠察队的卡车把罢工工人一家运到新家去住。这样做至少可以争取一个月的时间，在这一个月里不用担心房租问题了。 总之，工会的情况已经非常糟糕了。打从五月开始，我们的斗争就基本上没停过。越来越多的卡车拿到了军方发放的通行证，上路行驶了。一些罢工工人绝望了，回去上工了。华盛顿派来一个新的联邦调解员P·A·多诺休（P.A.Donoghue），替换了哈斯和邓尼根。媒体都吹捧他，说他又大胆又能干；他很可能会偏袒老板们，帮他们举行他们想要的假选举。情况变得非常困难了。 阿尔·戈尔德曼要求跟吉姆·坎农、卡尔·斯科格伦德、雷·邓恩和我举行特别会议——我们五人组成了党在罢工中的指导委员会——戈尔德曼在会上指出了这一点。阿尔认为我们已经输了，应当老实认输。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对的。败局无法挽回时，没必要让所有积极分子都在纠察线上坚持到最后一刻。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是让一部分战士复工，虽然他们表面上退出了罢工，但是，他们复工之后，也可以为下一次斗争做好准备。 如果阿尔是出于这种考虑才提出这个问题的话，那他就应该这样说才对。可他并没有这样说，反而强烈要求立即停止罢工。我觉得他实在是太没耐心了，现在还远远不到认输的时候。虽然他在这里待了一个多月，但他对群众情绪的了解，并没有雷、卡尔和我那么深——我们跟会员群众关系更密切、相处得更久，还一起经历了多次战斗。我觉得，在这个事关工会生死的问题上，阿尔这个外人不该这样武断。这样想的不光是我一个人。卡尔·斯科格伦德是第一个要求坚持罢工的。雷·邓恩和我也赞同卡尔的意见，我们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吉姆·坎农的罢工经验比阿尔·戈尔德曼的更丰富，他没有马上下结论，而是先仔细听双方争论。然后他说，与群众关系最密切的领导人仍然认为罢工能够胜利，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事实。 并不是只有我们才觉得工会快被压垮了。老板那边也很艰难。我们知道，他们给公民联盟施加了很大压力，叫公民联盟允许他们跟工人签订协议。只要我们能继续坚持下去，工会的胜算还是挺大的。 争论结束时，戈尔德曼的想法已经改变了，看来，我们坚持罢工的坚定意志，让他重新燃起了信心。《组织者》提出了一句口号：“574分会绝不会接受假选举！”我们在社论中指出，除非先让全体罢工工人在完全不受歧视的情况下重新上岗，否则工会绝不会接受选举。我们坚持认为，工会如果能在选举中获胜，就意味着老板们必须承认574分会，并接受整个哈斯—邓尼根方案。 （翻译：龚义哲） [1]莫里斯·H·柴尔兹（MorrisH.Childs，1902年6月10日——1991年6月5日），本名莫伊舍·奇洛夫斯基（МойшеЧиловский），生于基辅一个犹太人家庭，1911年随全家移民美国。1921年参加美国共产党。1929年被美共派往莫斯科学习，1933年回国。1945年担任《工人日报》编辑并当选为美共全国委员会委员。1947年被免去《工人日报》编辑的职务。1952年开始为联邦调查局充当奸细。1982年退休。1991年去世。——译注 [2]珀尔·路易斯·伯戈夫（PearlLouisBergoff，1876—1947），三十年代最著名的职业工贼，他豢养了一大帮打手，协助镇压过多次罢工。——译注 [3]科克县（CorkCounty）是爱尔兰南部的一个县。——译注 [4]俾斯麦腌鱼（Bismarckherring），又叫腌渍鲱鱼，是一种用鲱鱼制作的腌渍食物，常见于中欧和北欧。——译注 [5]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联邦政府派来裁决“暴力”案件的人，究竟是站在老板一边，还是站在工人一边？——译注
第十一章军队来破坏罢工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美〕法雷尔·多布斯《卡车司机的造反》（1972） 第十一章军队来破坏罢工了 由于574分会与公民联盟的斗争已经极度激化，奥尔森州长便决定亲自出马解决争端。为此他已经出动了军队。在七月罢工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已经出动了一部分国民警卫队；这些士兵驻扎在州展览会场（StateFairGrounds）；在第六街和城南第四大道的路口，还建立了军事指挥部。直到目前为止，国民警卫队只在血腥星期五那天出动了一小会。 在血腥星期五那天下午，警察开枪镇压纠察队员之后，国民警卫队马上赶到枪击现场，过了一个钟头，他们又撤回了兵营。同时，奥尔森又加派国民警卫队来到市里（据说有四千人），还下令让两千名国民警卫队做好镇压罢工的准备。1934年7月21日的《明尼阿波利斯每日星报》刊登了他的讲话：只要他认为必须实行军管，“我会让明尼阿波利斯市变得跟星期天的学校一样安静。” 574分会在《组织者》上发表社论，尖锐地反击了州长的威胁。社论指出，实行军管，就等于承认城里已经陷入战争状态，一般的警察已经无法对付。城里已经爆发了战争，这是穷人反抗富人、工人反抗资本的斗争。社论继续写道：“我们从来没有要求国民警卫队来保护我们，我们没有什么‘财产’可保护的，老板们倒有，他们要保护的就是从我们的劳动中榨取的财产和利润。他们要保护的是工贼，还有工贼卡车，想让工贼抢走我们的面包。叫来国民警卫队的不是我们，而是老板们。我们要求国民警卫队撤离本市。……我们不需要国民警卫队去拦阻工贼卡车。但是老板们却需要国民警卫队去保护工贼卡车。……国民警卫队的刺刀、催泪弹发射器或头盔都不能让卡车开动起来。……要让卡车开动起来，得有卡车司机、帮工、站台工人和场内工人。可他们都是574分会的人。他们会继续留在574分会的队伍里。他们会高举574分会的大旗走向胜利。” 对于奥尔森的威胁，574分会能做的绝不仅仅是放狠话，奥尔森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但是，他马上就要再次出马竞选，想要连任州长，要是他不能尽快结束罢工，他的政治生命就有可能完蛋，所以他拼了老命，一定要让罢工结束。他要是表现得对工人阶级忠贞不二，也不一定能保住自己的政治生命，所以他不敢冒险。他的政策，就是一面向资产阶级保证，他在履职时一定会坚决遵守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这样他才能飞黄腾达；而另一面他又要尽量稳住农工党党员，因为他们是他的基本盘，没有他们的支持，他的政治生命也要完蛋。所以，虽然他想强行解决工会和老板们的争端，但他又不能公开出面破坏罢工。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奥尔森想出了一个阴谋，为此他需要联邦调解员哈斯和邓尼根的合作。哈斯和邓尼根要去试探工会和老板们的态度，看看戒严的威胁能不能逼双方妥协。然后，他们俩再公开提出自己以为“公平”的罢工协议方案。奥尔森会支持他们俩的方案，并强调这是联邦推荐的方案，也就是说罗斯福政府也会给这个方案撑腰。同时，奥尔森还会威胁说，为了落实哈斯—邓尼根方案，必须实行戒严。要是公民联盟不肯接受这个方案，奥尔森就会怂恿各个老板单独接受，并出动军队保护他们的卡车上路。 奥尔森想用这种方法，让一个又一个老板单独接受方案，等到足够多的老板接受之后，公民联盟的顽固态度就会软化。接下来，要是574分会还不肯接受哈斯—邓尼根方案，他就直接出动军队破坏罢工。奥尔森想通过宣传“公平”协议方案，为出兵破坏罢工洗清自己的责任。他还能得到劳联保守派官僚的支持。 哈斯和邓尼根先是在工会和老板们之间交换备忘录，这个时候574分会就已经嗅出点味道了。在承认工会这个问题上，他们俩建议由劳工局出面组织职工选举自己的“代表”，可就是不提574分会。工会要求把自己列入候选人名单，工会赢了哪个公司的选举，就能代表这家公司的全体职工。老板们不肯接受工会的这个要求，坚持要选什么空洞的“代表”。可是，在工会的代表范围这个问题上，他们却显出了态度软化的迹象。 哈斯和邓尼根建议，把承认工会有权代表场内工人的范围，限于市场的二十二家企业，在这批企业内，工会有权代表场内工人（算作“职工”）、司机、职员和推销员。而在其它企业内，工会只能代表司机、帮工和直接参加装货与卸货的站台工人。老板们暗示，他们可能会接受这种规定。 574分会愿意接受二十二家市场企业（其中包括水果店、农产品商店、罐头工厂、杂货批发商和鱼店）中关于场内工人的规定。但是，我们要求，在非市场企业中，工会有权代表的工人，不能局限于司机、帮工和站台工人，还要把仓储和货运方面的雇员包括在内。 在罢工前夕，工会曾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司机的时薪不能少于五毛五，帮工、站台工人和场内工人的时薪不能少于四毛五。哈斯和邓尼根要求把最低工资标准降为五毛两分五厘和四毛两分五厘。老板们坚决不肯加薪，说这个问题应当留到以后再谈，或者通过仲裁解决。他们还想留用工贼，开除“犯有暴力罪行”的罢工工人。 哈斯和邓尼根在工会和老板们之间转了一圈，传递了双方在罢工的关键问题上的意见之后，就提出了他们的“公平”方案。这个方案是在7月25日提出来的，也就是内斯下葬后的第二天。这个方案规定，全体罢工工人都会重新上岗，绝不会受到歧视。罢工结束后，劳工局将在三日之内组织选举。在二十二家市场企业里，除了推销员和办公室职员之外，全体员工都有权参加选举，他们将作为一个整体投票。而在市场之外，只有卡车司机、帮工和站台工人有权参加选举，他们将以企业为单位组织选举。选举的议题是：本公司的员工是否愿意让574分会来代表自己。如果大多数人投了赞成票，那么574分会就有权代表该公司的全体员工。选举结束后，马上对工资问题和其它争议问题进行谈判和仲裁。最低工资标准为：司机为每小时五毛两分五厘；场内工人、帮工和站台工人为每小时四毛两分五厘。 哈斯—邓尼根方案公布后，奥尔森马上公开表示支持。他给劳资双方二十四小时做出决定。他宣称：一旦有任何一方拒绝接受哈斯—邓尼根方案，他就会出动国民警卫队，以哈斯—邓尼根方案为基础，强行解决争端。7月25日夜里，574分会罢工委员会开会讨论了奥尔森的最后通牒。工会核心领导人没费什么劲，就让这些富有经验的战士明白了这一点：这是给工会设下的圈套。工会要是不肯接受哈斯—邓尼根方案，在舆论上就会落了下风，就会遭到直接的军事打击。所以，我们必须冷静地分析形势，认真地考虑该怎样把自己的分析告诉会员群众。 这个方案显然是不公平的，接受了它，我们就得做出一些让步，但在最关键的方面，我们一步也不能退让。往好的一面看，这个方案提出的加薪幅度，比老板们在罢工之前加的还要多。在代表场内工人这个问题上，我们还能取得突破，可以代表市场里的场内工人，而工会会员大多集中在市场。虽然这个方案不承认574分会有权代表已经参加工会的仓储员工和货运员工，但是，工会如果能获胜，就能迫使资方在事实上承认工会有权代表这部分员工。按照这个方案，要是我们能在劳工局主持的选举中获胜，就能获得直接代表全体工人的权利，这就大大增加了我们争取到代表市场之外的场内工人的权利的可能性。老板们倒是很有可能因为这个方案中关于工会代表权的条款，而拒绝接受它。所以，就算我们接受了这个方案，罢工也可能不会就这样停止。罢工委员会最后同意把这个分析介绍给全体会员。 罢工委员会是在南三街的574分会会堂里开会的。正开会的时候，有人给我们报信，说警察正要查封罢工总部。大家马上跑去保卫总部，结果发现是一场虚惊。但是，警察要来查封总部的传闻总是没完没了，所以我们就让参加紧急救援署的工程项目的工人留下来保卫总部，574分会的全体会员就在7月26日早上到群鹰会堂去开会。在会上，我们用罢工委员会的名义，把前一天晚上的分析，讲给全体会员听。经过长时间的争论，目前形势的各个方面都讨论得更加明白了，大家多多少少还算满意。然后，会员们经过表决，同意接受哈斯—邓尼根方案。 奥尔森给劳资双方定下的最后期限是7月26日正午。虽然我们在此之前就已经做出了正式决定，但在到期之前，我们并没有声张。我们早就料到，老板们肯定会按兵不动，就等工会拒绝哈斯—邓尼根方案，然后就向我们发动铺天盖地的宣传攻势。我们决定到最后一刻才公布自己的决定，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虽然那天早上天气很热，会堂里又挤满了人，但是门窗都关得紧紧的。记者们都不许进来，也不许探子进来探听风声。会员们都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们尽量忍耐酷暑。到了正午十二点，比尔·布朗通知奥尔森州长：574分会同意接受哈斯—邓尼根方案。 老板们被我们给打懵了。过了好一阵子，他们才宣布“有所保留地接受”哈斯—邓尼根方案。《组织者》指出，他们这个说法，其实就是拒绝接受，但又不好说得太直接。罢工不能结束的责任，显然要由他们来负，而且他们在舆论上已经落了下风。老板们拼命给自己找借口，他们对哈斯和邓尼根说：“工会被赤匪控制了，我们不能跟他们谈。”他们还傲慢地质问奥尔森：“作为明尼阿波利斯市民，我们想请您回答一个问题：您是否愿意出动军队，支持本地当局？” 574分会也有问题要问。在一篇《组织者》社论中，574分会质问：“要是老板们接受了哈斯方案，而我们不接受的话，那会发生什么呢？城里的土匪强盗、伪善的伪君子和吸食工人血汗的家伙，股东和股票投机商，就会齐声大叫，要放干我们的血。那样的话，联邦代表又会怎么做呢？他现在会怎么做呢？哈斯神父从华盛顿带来了橄榄枝，递给老板们，可老板们却不肯收下，哈斯神父会怎么说呢？这是很值得注意的。当然，不管哈斯神父会怎么说，或者干脆一言不发，都不会对这个问题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罢工工人的士气更加高涨了。有人来找他们协商也好，找他们谈判也好，或是直接向他们发号施令也好，都不会让他们的斗志降低分毫。我们绝不会为了几毛钱就复工。……只有拿到了体面的工资，体面的劳动条件，并且得到了574分会的保护，我们才会复工。……我们不怕死亡的威胁，我们不怕恶魔的恐吓，我们不怕邪恶的联盟跟我们作对，罢工还是要搞下去。我们会继续进行和平的纠察。我们的旗帜将继续飘扬，上面写着我们的口号：谁也不许去开卡车！一辆卡车都不许上路！！” 7月26日下午，奥尔森州长宣布：由于明尼阿波利斯“已陷入叛乱”，他已下令戒严。四千名国民警卫队士兵被迅速部署到商业区。574分会不得进行纠察，还被剥夺了在罢工总部举行露天集会的权利。奥尔森还下令，没有军队的许可，一辆卡车都不能上路行驶。 奥尔森跟哈斯、邓尼根一起唱的这出戏就快收场了；也就是说，到了通过戒严逼迫工会接受哈斯—邓尼根方案的阶段。要是574分会不肯接受这个方案，就会遭到攻击，可是574分会才不会让他得逞呢。结果，574分会接受了哈斯—邓尼根方案，老板们却不肯接受，所以奥尔森州长只好做出向老板们施压的样子。他根本没能马上解决罢工，反倒给自己又挖了一个大坑，让自己的政治生命变得更危险了。 为了摆脱困境，奥尔森的第一反应，就是让军队参加新一轮的给工会扣红帽子的宣传攻势，以此来打击574分会。7月25日夜里，市警察抓走了托派领导人吉姆·坎农和马克斯·沙赫特曼。警察在没有逮捕证的情况下，强行搜查了他们的旅馆房间，资本家的报纸上用吓人的大标题登出了他们俩是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人的“证据”。在拘留所里待了四十八小时后，他们俩被带到法庭上，以“流浪”的罪名受审。但是，法官并没有做出判决，而是把他们交给了军队，因为当时已经实行了戒严。他们被带到军队指挥部，又关了几个小时，最后才被放走，但是不许他们再回到城里。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去了附近的圣保罗市。574分会对这起冤案进行了强烈抗议，罢工委员会注意到了他们俩支持工会的功劳，并表扬了他们俩为工会做出的贡献。奥尔森退让了，几天后，他允许他们俩回到明尼阿波利斯。过了一阵子，马克斯必须回纽约去了，《组织者》的主编就由赫伯特·索洛接任，他一直干到罢工结束。 同时，军队也给同意接受哈斯—邓尼根方案的卡车运输业老板发放通行证。这种做法在这一行里很常见，所以小公司的老板们就匆匆签字接受了方案。他们毫不犹豫就签了字，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想加工资。但是，奥尔森的希望落空了，大公司还是被公民联盟牢牢控制着。他们只想钻他的一道裁定的空子；这道裁定规定，可以给“跨州贸易”的货物发放许可证。 没过多久，给食物批发商送货的卡车，还有运送多种货物的卡车，就都能无限制地获得军方的通行证了。纠察队员要是向军队的巡逻兵投诉，军队往往就会把他们抓起来，关上几个钟头，狠狠地恐吓一番。军队给直接受到罢工影响的企业发放通行证，而这些企业就利用这个情况来威胁罢工工人，叫他们赶快复工，否则就炒了他们。军队就是利用这种方法，一点一点地破坏罢工。 在打击574分会之后，奥尔森为了让自己在脸面上好看一点，又去哄骗公民联盟，想让他们做出一点让步。他在7月31日的《明尼阿波利斯论坛报》上发了个声明：凡是发生罢工的企业，只要能做到两件事，该企业的运营就能得到军队的全面保护：一是按照哈斯—邓尼根方案给员工加薪，二是让所有愿意复工的员工重新上岗。他保证这“与雇主是否接受整个哈斯—邓尼根方案无关”。他说，“这样可以让哈斯神父和邓尼根专员继续进行他们的调解，并能有助于国民警卫队在市内的维和任务。” 其实，这个阴谋的主要目的，就是绕开承认工会的问题。但它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通过加薪，引诱一部分工会会员脱离战斗，削弱工会的力量，让军队能够更容易地镇压工会。老板们知道自己抓住了奥尔森的痛脚，就干脆地拒绝了他的建议。他们在报纸上说：“目前提出的任何妥协方案，都等于向赤匪头目投降，而这些头目根本不能代表我们的员工。” 574分会义正辞严地抨击了奥尔森的整个计划。它通过《组织者》社论宣称：“政府官员在向工人讲话时，像狮子一样咆哮；但在向老板们讲话时，就像小鸽子一样温顺。”中央劳工联盟、建筑业工会委员会和574分会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去找奥尔森，对他利用国民警卫队掩护工贼的做法提出抗议。代表574分会的卡尔·斯科格伦德直接对奥尔森说，要是他没有下令戒严，老板们可能就要被迫接受哈斯—邓尼根方案。卡尔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军队发放的通行证在四十八小时之后必须作废，以后只有同意接受由联邦调解员提出、并得到工会接受的全部条件的雇主，才能获得通行证。他还坚持要求让工会代表参加发放通行证的委员会。他还对奥尔森说，奥尔森必须下令停止未来四十八小时之内的一切卡车运输，否则574分会就要自己动手去阻止卡车上路。但奥尔森拒绝了工会的要求。 《组织者》化用了格兰特将军在内战中的名言：“我们将在纠察线上继续战斗，哪怕要打上整整一个夏天[1]。”7月31日晚上，我们在阅兵场上举行群众大会，有两万五千多名工人参加。比尔·布朗在大会上的发言，是他讲过的最棒的战斗宣言之一。他轻蔑地宣布：“我们工会遇到过各种各样的破坏罢工的力量，而农工党政府是最最厉害的。”大会要求574分会的全体支持者在第二天，也就是8月1日（星期三）凌晨四点到罢工总部报道，不顾国民警卫队的阻挠，继续执行大规模纠察任务。要是国民警卫队向我们开枪，工会就会陷入失败的绝境，但是，开枪的政治责任，是奥尔森负担不起的，所以国民警卫队不太可能开枪。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得拼死一搏，不然罢工就会失败。 大会开完后，雷·邓恩、格兰特·邓恩和我去了罢工总部，帮助夜班人员准备第二天的行动。然后我们就在停在车库后面的停车场上的巡逻车里睡了一会。到了凌晨四点，夜班人员摇醒了我们，说国民警卫队正在包围罢工总部周围一带。艾尔默·麦克戴维特（ElmerMcDevitt）上校指挥的一千多名士兵正在朝我们这里赶来。他们的先头部队是一个武装到牙齿的突击营，人数大约三百人，还加强了一个机枪连。等我们三个赶到总部前面时，发现外面大街上全是国民警卫队士兵，还架起了几挺机枪，枪口正对着总部的入口。过了一会，麦克戴维特朝我们走过来，他后面跟着一队士兵，步枪都上了刺刀，反射着黎明的阳光。 我们都不傻，所以我们没有反抗。但我们好歹还有点好勇斗狠的名声，军队也拿不准我们到底会不会反抗。正是因为这样，麦克戴维特平安走进总部后，才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虽然那天早上不怎么热，但他还是摘下了头盔，抹掉了秃脑袋上的汗珠。 麦克戴维特发问了：“这儿谁负责？” “我，”雷·邓恩答道，他在危急关头总是会马上站出来。 “姓名？” “雷·邓恩。” 麦克戴维特宣布：“你被捕了。”然后叫一个士兵把雷·邓恩押走。 麦克戴维特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单，给值夜班的纠察队调度员亨利·舒尔茨看了一下，然后问他，名单上的人，除了雷·邓恩之外，还有谁在这里。上了名单的人，有罢工的最高领导人，还有几个共产党的人，虽然他们根本没有领导过罢工，但是为了宣传效果，还是把他们给写上去了。比尔·布朗和迈尔斯·邓恩不在总部，但在奥尔森下令逮捕他们之后，我们还没来得及警告他们，他们就被抓走了。卡尔·斯科格伦德到外地去给罢工募捐了，侥幸躲过一劫。雷、迈尔斯和比尔，还有晚些时候在进行纠察任务时被捕的工会会员，都被拉到州展览会场，关在临时搭建的围栏里面。 舒尔茨看了名单，说上面的人都不在，趁机给格兰特和我打了个暗号。我们俩一下子就明白了他的意思。我们被通缉了，得赶紧跑路了。正门前面挤满了记者，傻子才从正门走，不然的话准会把士兵引过来。所以我们从后门溜走了，一路上我们遇到纠察队员，就叫他们到城北第一大道614号的劳联总部会合。 我们走到军队封锁线的时候，被一个中尉拦住了，他说我们必须走前门。我们装出很生气的样子，大喊“前面那个肩上戴着老鹰的家伙[2]”叫我们从这里出去的。中尉就说他接到的命令可不是这样。我们就在路边坐下来，在军队搞清楚谁说了算、该往哪里走之前，我们哪儿都不去。这招见效了。中尉派了一个通信兵去向麦克戴维特报告情况，他带着命令回来了：我们可以走出封锁线。 亨利·舒尔茨是个倔脾气，照医生的说法，这种脾气最适合眼下这种情况。他跟麦克戴维特争，说国民警卫队打断了我们的早饭，最后麦克戴维特总算同意让大家先吃完早饭再离开总部。亨利争取了一些时间，让大家都接到了“去614号”的消息。亨利还跟麦克戴维特说，他要把食堂里的一部分设备搬到劳联总部去。另外，他还坚持要求列一张表，一五一十地记下工会的哪些财产被国民警卫队没收了。车库后面的停车场里，停着几辆罢工工人的私人汽车，这些车子也被没收了。但是，损失最大的还是武器，这些武器都是在血腥星期五之后从纠察队员手里收上来的。它们本来都锁得好好的，可是国民警卫队把它们全部从仓库搬了出去，摆给记者们看，让记者炮制报道，给工会抹黑。工会医院的病床上，还躺着六七个在星期五惨案中负伤的伤员，他们也被军队拉走了，就连照顾他们的恩莱特医生也被抓走了。 格兰特和我赶到劳联总部时，已经有一大帮纠察队员到了那里。我们马上把能联系上的纠察队长全都叫来，开了个会，商量怎样打破奥尔森的戒严，阻止工贼开卡车。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只能打游击战了，打了马上就要跑掉，效果如何，就要看纠察队长的个人能力了。他们全都具有丰富的经验，都是又年轻又能干的二线领导人，随时可以接替被捕的工会一线领导。太阳落山前，他们证明了自己是称职的。 我们使用的这种作战方式，很可能会使军队提高警惕，他们怀疑纠察队员会朝哪里集中，就会扫荡哪里，所以我们就把行动分散开来。我们在城里设了一系列集合点，主要设在对工会态度友好的加油站，纠察队的巡逻车可以进去再开走，而又不会引起别人注意。我们利用侦察员侦察加油站附近的情况，一发现工贼卡车，就打加油站里的付费电话，报告给纠察队调度员。然后调度员就马上把巡逻队派到工贼卡车出现的地方。这样一来，用军队保护工贼开车运货的方法，在全城都行不通了。才过了几个钟头，军队指挥部就接到了五百多个求救电话。可是等到士兵乘车赶到的时候，往往只能看见被打翻在地上的工贼，纠察队员早就跑得连影子都不见了。到了晚上，报上登出了被围攻的工贼卡车的名单，列了长长一串。 在此期间，国民警卫队又搜查了劳联总部，把里面的人都轰了出去，工会代理们都非常惊慌，他们不敢相信奥尔森会这么狠。国民警卫队还搜查了厨师与服务员工会的会堂，因为我们的纠察队员用过那里的电话。就连南三街的574分会会堂也被军队占了。军队以为罢工的领头人全都被自己抓走了，可是罢工依然充满了生命力。纠察队员仍在愤怒地、巧妙地战斗。这一天，工会进行了大规模的行动，取得了很大的战果，但是到了晚上，只有三十八个纠察队员被捕。 格兰特·邓恩和我藏在劳联总部里面，后来我们听见送奶司机的工会代理帕特·科科兰（PatCorcoran）大叫：“你们不能这样！”国民警卫队士兵挺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冲进了总部，科科兰在向他们抗议。我们商量了一下，觉得这里也躲不下去了，于是我们又一次从军队的包围圈里逃了出来，成功跑路。然后我们想跟广播电台联系，把我们的声明播放出去，过程真是惊险万分。军队死咬我们不放，格兰特住的那栋楼里，有十二户人家，军队把每一家都仔细搜了一遍。 最后，有人传话给我们，说劳联的《劳工评论》的编辑罗布利·D·克雷默[3]叫我们马上给他打电话。格兰特打了过去，克雷默马上把电话转给了奥尔森。奥尔森向我们保证，只要我们到塞克斯顿大楼（SextonBuilding）的《劳工评论》编辑部去跟他见面，就给我们豁免权，不用担心被捕，我们就答应了。我们赶到编辑部时，发现里面满是劳联的工会代理。他们跟我们说，奥尔森正在另一个办公室里，跟574分会的代表团开小会。 后来我们才知道，国民警卫队搜查劳联总部后，奥尔森又给574分会传话，叫574分会派一个“能够真正代表基层会员的”代表团过去见他。574分会就派了凯利·波斯特尔、雷·雷因波尔特和杰克·马洛尼过去，他们三个都是优秀的纠察队指挥员。他们赶到塞克斯顿大楼时，发现好些工会代理都在那里，就很瞧不起那些工会代理，不肯跟工会代理们一起开会。奥尔森就跟他们三个单独开小会，还说要谈出一个“公平”的罢工协议。他们就跟奥尔森说，自己无权谈判，来这里只是要把一些要求讲给奥尔森听：释放被捕的工人领袖；归还罢工总部；把国民警卫队撤出街道，不要干涉纠察队员拦阻工贼卡车的行动。双方怎么谈都谈不拢，奥尔森只好派人去找我和格兰特。在奥尔森跟574分会谈判之前，哈斯就已经在拘留所里跟雷·邓恩、迈尔斯·邓恩和比尔·布朗谈过了，还是什么都谈不成。他们说自己“不会在军队集中营里谈判”。 我跟格兰特走进了奥尔森同我们工会的代表团谈判的会场，奥尔森见了我俩，显得很高兴。我们也很高兴，因为我们看见我们工会派来的代表，是三个坚强的人。我们跟奥尔森说，不把雷、迈尔斯和比尔放了，一切免谈。他答应了，过了几个钟头，他就放人了。他还撤销了卡尔·斯科格伦德的逮捕令。然后我们要他给个说法，为什么要查抄罢工总部。他就说，因为我们没有得到军队批准，就在夜里召开群众大会。我们就说，我们拿到了许可证，我们还能拿出来给他看。他就叫我和格兰特跟他一块去军队指挥部，跟沃尔什将军把这事儿给搞定。我们先给阿尔·戈尔德曼[4]打了电话，叫他当我们的辩护律师，带上许可证，到指挥部跟我们碰头，然后我们就去了指挥部。我们跟沃尔什见面时，麦克戴维特也在，他不肯交还罢工总部，说这样会伤了他部下的士气。 我们拿出了许可证，上面明明白白地写着“准许使用音响设备与举办群众大会”，这下奥尔森没话说了，只好让国民警卫队退还工会的建筑物。就在8月1日晚上十一点左右，一个国民警卫队军官正式把罢工总部交还给了我们。我们叫亨利·舒尔茨去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被弄坏了或是被偷走了。亨利先是仔细地检查了被国民警卫队没收的武器，看看是不是少了一些，然后又仔细检查了房产——资本主义的圣物——它们是罢工工人的私人财产，然后才在收据上签字。 这一整天的闹剧肯定又是奥尔森的“杰作”，他那点小心思太容易猜了。他给工会安了个违反戒严令的罪名，想以此打垮工会。他还觉得，凭这个罪名，就能查抄罢工总部，逮捕574分会的领导人；还能用这个罪名把我们都关进集中营，这样一来，老板们也就不能用“不跟赤匪谈判”的借口，而继续拒绝谈判了。574分会的领导人都被抓走后，他就可以要求基层会员选出代表团，跟老板谈判，结束罢工。 显然，奥尔森以为他自己有一些条件，能够让他的计划成功：他很狡猾，口才又好；卡车运输业老板中间出现了一些不愿服从公民联盟的迹象；他在工人运动内部具有一定的威望；劳联保守派官僚也会帮他一把。这个计划表面上挺完美的，可在这一天的硝烟散尽后，奥尔森却发现自己掉进了自己挖的大坑里。 《组织者》反将了奥尔森一军，狠狠地批判他。尽管军队不停地骚扰工会，但《组织者》还是基本上做到了按时出版。在跟还能联系上的工会领袖匆忙商量了一会后，《组织者》发表社论，回击了奥尔森。格兰特和我还在“614号”的时候，阿尔·戈尔德曼赶到那里，我们三个商量了一会，决定让《组织者》发表声明，号召举行抗议性总罢工。然后我们又给吉姆·坎农打了电话，他的意见跟我们的一样。阿尔写社论草稿的时候，格兰特和我对目前的形势做了个大概的分析。接着我们让玛维尔·肖尔把原稿交给《组织者》的编辑赫伯特·索洛。那时候索洛正在阿尔戈斯印刷厂，这家公司一向很配合我们，但是军队也可能查抄那里，所以我们特地做了安排，要是连阿尔戈斯都被查抄了，我们就改在圣保罗印刷《组织者》。因此，《组织者》定稿后，我们多留了一份校样，交给玛维尔，她把校样折起来，放进钱包里带走。 1934年8月1日的《明尼阿波利斯论坛报》在头版报道了574分会总部被查抄的消息，上面的照片是文·雷·邓恩被国民警卫队抓走时的情形。 这一期《组织者》的头五百份印好后，玛维尔就跟她的纠察队一起把报纸运到“614号”，因为那时罢工总部还没还给我们，但军队已经撤离劳联总部，574分会的食堂在劳联总部重新开张了。这批报纸运到劳联总部，露出它那小小的两个版面时，周围的纠察队员欢声雷动。它的头版写着：“举行总罢工，抗议军队暴政！”——“奥尔森和国民警卫队暴露出了他们站在哪一边！——工会会员们，表明你们站在哪一边！”——“我们的总部被查封了，我们的领袖被抓走了！——574分会，坚持战斗！” 大局已经改变了，在总罢工问题的策略方面上，已经出现了逆转。劳联保守派官僚想利用广泛的抗议行动去加强奥尔森的影响力，让他去破坏罢工，我们绝不能让他们得逞。这次抗议行动要直接针对奥尔森，因为他公开破坏罢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号召总罢工，对574分会有百利而无一害。它能推动基层会员向劳联旗下各个工会的工会代理施压，迫使他们支持我们，反击奥尔森。 我们知道，全城的工会积极分子，都对军队查封工会总部感到非常生气。农工党明尼苏达大学俱乐部给奥尔森发去电报：“特此通知：您已被本组织开除，不再是本组织的荣誉主席了。”其实，群众的剧烈反应，也是迫使奥尔森释放574分会领导人和归还罢工总部的原因之一。这些变化使我们坚信：号召举行抗议行动，肯定会对574分会的事业大有好处，虽然总罢工不太可能真的举行。 鲍勃·克雷默[5]在《劳工评论》的专栏上发表文章，他不但不支持总罢工，反而还帮奥尔森开脱。军队查封罢工总部和劳联总部，硬是被他说成是“挫败工人组织之敌的计划的妙招”。他说，有人报假警，说劳联总部里藏有武器，所以军队才去“搜查建筑物”。他又说，国民警卫队证实公民联盟说了谎，企图“挑拨国民警卫队士兵与罢工工人的关系”。 就在《劳工评论》刊登这些胡言乱语的同一天（8月3日），574分会罢工委员会叫劳联高干们过去，要他们交待清楚，在军队进攻工会时，他们都干了什么。据会议记录显示，波斯特尔、雷因波尔特、马洛尼、格兰特·邓恩和我向罢工委员会做了报告，汇报了我们在《劳工评论》编辑部里跟奥尔森开会的情况。杰克·马洛尼还提出：中央劳工联盟的大干部怎么能那么快就全都赶到了那里，这里面肯定有鬼。 中央劳工联盟组织者罗伊·维尔有气无力地辩解说，他们在克雷默的编辑部里碰头，是为了分析形势，找出应对查封的办法。他还说，他们找到奥尔森以后，就向奥尔森讨说法，让奥尔森解释为什么查抄劳联总部，奥尔森就说这是误会。维尔给自己辩解，说他们只想帮574分会的忙，尽量让574分会跟老板们达成协议，他们觉得老板们应该会同意跟他们碰面。一个罢工委员会委员不太相信他的话，问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老板们拒绝接受哈斯—邓尼根方案之后，中央劳工联盟的代表团里有人要求出动军队，这个人是谁？克雷默想回答这个问题，可他一不小心说漏了嘴。他说他不知道这个代表团里都有谁。结果，他间接地、无意地承认了中央劳工联盟背着574分会跟奥尔森勾结的事实。 然后，罢工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决议，叫中央劳工联盟派代表去见奥尔森，要求奥尔森把军队撤出本市，并释放被关押在军队拘留所里的全部罢工工人。决议还特别强调：这些代表无权代表574分会进行谈判。然后罢工委员会就把克雷默、维尔和中央劳工联盟的其他人都请出了会场，不过罢工委员会向他们保证，以后还会欢迎他们过来。罢工委员会对劳联工会代理们的态度，就像一个边疆陪审团（frontierjury）的裁决一样：“我们认为被告人的行为不至于构成犯罪，但我们警告他们不得再犯。” （翻译：龚义哲） [1]格兰特将军的原话是：“我建议在这条战线上继续奋战，哪怕要打上整整一个夏天。”（Iproposetofightitoutonthisline,ifittakesallsummer.）——译注 [2]美军上校的军衔标志是银色群鹰。——译注 [3]罗布利·D·克雷默（RobleyD.Cramer，1884—1966），生于纽约州，1913年参加家具工会，1914——1963年任《劳工评论》编辑，1963年退休，1966年去世。——译注 [4]即阿尔伯特·戈尔德曼，阿尔（Al）是阿尔伯特的昵称。——译注 [5]即上文中的罗布利·D·克雷默，鲍勃（Bob）是罗布利的昵称。——译注
第十章血腥星期五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美〕法雷尔·多布斯《卡车司机的造反》（1972） 第十章血腥星期五 1934年7月19日，星期四中午，警察局长迈克尔·J·约翰内斯叫警察集合，然后下了特别命令。据《明尼阿波利斯论坛报》（MinneapolisTribune）报道，他说的是：“咱们要去运货。当心别挨打。霰弹枪都发下去了，你们也都懂得怎么用。运完这批货，就去运下一批。” 他说的“运货”，其实是专门给工人下的圈套。到了下午，有150多名警察，拿着霰弹枪，上了警车，开往市场区的乔顿—斯蒂文斯公司（Jordon-StevensCompany），那是一家食品批发商。他们护送的是一辆载重五吨的卡车，上面装着六个箱子，总重量差不多有一百四十斤。卡车上面贴着“医疗用品”的字样，这样记者和摄影师就可以把这次行动说成是运输“慈善物资”的活动。一些报纸出了特刊，大肆宣扬：在卡车把货送到埃特尔医院（EitelHospital）之前，这次行动就已经“成功”了。其实这完全是多此一举，因为只要是运输医疗用品的卡车，工会都会发通行证，不要什么条件，而老板们就利用这一点，布下了圈套。 老板们想让工人看到，就算没有拿到工会的通行证，只要有警察护送，他们照样可以让卡车运货，他们想用这种办法来打击工人的士气。他们还想让城里的人都以为罢工会影响医院的工作。他们最想要的，就是逼工会动手，这样警察就能开枪杀人，在宣传上还能占理。我们可不会上当。我们把巡逻队都撤了回来，让卡车直达医院。 在下一期《组织者》上，我们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都讲了个明明白白，然后指出：“老板们的报纸异口同声，故意把这件事说成是罢工战线的重大失败。这只是为了给他们的失败挽回点面子。幸好《组织者》能够把真相告诉全城的工人。我们的纠察线坚不可摧！我们仍会继续战斗！”老板们气得要命，他们马上调动大批警察去骚扰叫卖《组织者》的报童。 就在老板们设下圈套的前一天夜里，联邦特别调解员弗兰西斯·J·哈斯[1]神父从华盛顿赶来这里，跟邓尼根一起进行调停。雷·邓恩和我是工会的谈判代表，所以哈斯一到城里，就想见见我俩，我俩就跟他约好星期四下午见个面。警察刚好就在那天下午挑衅我们，所以我们马上通知哈斯，说我们不去了，只要警察还在挑衅，以后也别见面了。然后哈斯就跟奥尔森州长商量了一下，他们一起叫约翰内斯在四十八小时内（也就是到7月21日星期六那一天）停止进一步行动，这样哈斯才能跟工会谈判，尽量谈成协议。 后来奥尔森说，约翰内斯“向哈斯神父和我保证，在星期六晚上之前，不会再搞护送卡车的行动。”可是约翰内斯坚决否认，说根本没这回事。不过约翰内斯承认，在星期四下午的挑衅之后，他马上去拉迪森旅馆，跟老板们碰了头。约翰内斯说：“老板们说，他们绝不接受停战，还要我继续派人护送卡车。”在本城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警察暴行，也就是“血腥星期五”发生之后，《明尼阿波利斯每日星报》在7月21日（星期六）做了报道，把这些情况统统曝光了。这次惨案之后，约翰内斯得了个外号叫“血腥麦克”，他的名字成了工人阶级的骂人话。 老板们想用屠杀来“解决”罢工，所以他们跟警察局长要人，来完成这个血腥的计划。在7月20日星期五那天，他们下了两步棋。他们先给全体罢工工人写信，要工人在三天之内复工，不然就找工贼来顶替他们。同时，他们又安排了大批武装警察，护送另一辆卡车。这一次，这辆卡车就不伪装成给医院送医疗用品的车了。他们的打算，就是要公开运送普通货物，只要工人敢阻拦，就叫警察开枪。他们这是明明白白地跟罢工工人说：“赶快滚回来上班，不然就让工贼顶替你们。要是你们敢阻拦工贼，就等着吃枪子吧。”19日那天，他们找了记者和摄影师，想在挑衅工人的时候拍照，20日这天他们也是这么做的。老板们想用报道和照片让全城工人明白，自己这回是要动真格的了。 工会领导猜到老板们会在星期五再搞一次破坏罢工的行动，而且很可能是在市场的批发区搞。我们有不少纠察队员可以出动，而且搞点行动也能鼓舞士气——形势一直都很平静——所以到了星期五早上，我们派了大批纠察队员到市场区巡逻。哈里·德波尔担任现场指挥。虽然市场里也有一些警察，但他们一开始并不像要找茬的样子。哈里后来给我写了个报告，里面讲了警察原先的态度：“早上有个警官过来找我商量，他说现在华盛顿大道（WashingtonAvenue）上游客来来去去的，你们放这么多纠察队在华盛顿大道上，对市里影响不好。我就说要是警察先撤，我们也撤。我们留一车纠察队员，你们也留一辆〔警〕车，但是不许让卡车上路。” 这次商量没有产生什么效果，这恐怕是因为那个警官很快就接到了约翰内斯的新命令。警察的态度马上就变了，就在这时候，在第三街和城北第六大道（SixAvenueNorth）路口附近的斯洛克姆—贝格伦（Slocum-Bergren）批发商店，发生了一些不寻常的情况。有人想用卡车运货。罢工总部得到这个消息后，马上派人支援，现场的纠察队员有五千人左右。这些纠察队员完全没有武装。我们都知道，自己的武器怎么都比不过霰弹枪，我们只能发动一场和平的群众抗议，阻止老板们破坏罢工的阴谋。 就在这个时候，萨姆·K·戴维斯（SamK.Davis）带着一队共产党员，过来找哈里·德波尔，想搞极左冒险。这充分暴露了共产党的“第三时期”路线的愚蠢。哈里在报告中也讲了这件事：“我正在现场指挥的时候，斯大林派的一个代表团……过来找我，叫我们不要为了一辆卡车浪费时间，应该去攻打法院。幸好我还懂一点托洛茨基主义的方法，再加上我也很清楚，照他们那么做根本就是送死，所以我就说，拉倒吧你。” 这是西北果品公司寄给罢工工人威廉·肖纳的威胁信，收录在574分会档案库里，这封信正好是在“血腥星期五”那天寄出的。 在现场有五十来个警察步行巡逻，都拿着霰弹枪、左轮手枪和警棍。到了下午两点左右，他们变得非常紧张，过了几分钟，来了一辆工贼卡车，停在斯洛克姆—贝格伦公司的装卸区。有一百来个警察，分乘好几辆警车，保护那辆工贼卡车，他们躲在警车里面，把霰弹枪伸出车窗，朝外面瞄准，看起来就像刺猬一样。工贼卡车的驾驶室外面包着铁丝网，车牌也被拆掉了。车上装着几箱货，纠察队员在一旁嘲讽干脏活的工贼。然后工贼开着卡车，开出了装卸区，开上了大街。纠察队的一辆卡车跟在后面，那是一辆运垃圾的卡车，车斗上没安车篷，上面站着九个还是十个纠察队员，都没拿武器。 突然间，警察不经警告就向那辆纠察队卡车开枪，而且是朝着要害打。一下子就有两个纠察队员倒在车斗上，不省人事。其他的纠察队员不是中了枪倒在街上，就是趴在地上，想爬出这个死亡陷阱，而警察还在朝他们开枪。四周的罢工工人都冲过来帮忙，他们像狮子一样顶着弹雨勇猛前进。在营救伤员时，又有不少人被警察打伤了。警察杀红了眼，朝四面八方开枪，大部分受害者都是在逃跑时背后中枪的，他们倒下后，警察还用警棍打他们。警察乱射一气，甚至还射中了一个警察小头头。 后来，州长成立了一个特别调查团，经过调查，证明了警方的暴行具有犯罪性质。调查团发现：“警察直接瞄准纠察队员的要害开枪。……警察的人身安全根本没有受到威胁。……卡车上的纠察队员并未携带武器。……纠察队员根本没有袭击警察，而且他们对这样的袭击显然毫无防备。” 大批纠察队员在血腥星期五那天被捕，但在受审时，因为根本找不出一点能证明他们犯罪的证据，法官就释放了全部的纠察队员，这更加暴露了警方的罪恶。为了更加清楚地揭露警方的残暴，《组织者》还刊登了一位愤怒的女服务员的证词，她证明“血腥麦克”在惨案之后还吃了一顿大餐：“肉汤、牛排、土豆、菠菜、黄豆、沙拉、馅饼、奶酪、咖啡，还有一大根雪茄！” 正在约翰内斯享受由工人的苦难做成的美餐时，纠察队员却在拼命逃离地狱一般的市场区。工人奋不顾身，把几乎所有伤员都救了出来，送回罢工总部。玛维尔·肖尔在日记里记下了伤员被送到罢工总部时的情况。她还描写了这起惨案对在总部工作的妇女造成的影响。 她是这么写的：“血腥星期五那天，我们的人被打死了，被送回罢工总部后，那一天特别难熬，我们记得那天早上，天阴沉沉的，云很厚，一看就是不祥之兆。天一亮，后援会就跟往常一样，忙着做这做那。厨房跟以往一样开张了。救济工作跟以往一样多，要印《组织者》，纠察队员来了，然后又出去巡逻了。……可是，一切又都跟以往不太一样。可能是因为总部里的男人一个个都不见了，都到市场区了，才产生了这种气氛。……到了吃午饭的时候，食堂开门了，可是来的只有几个男人，我们都开始担心了。食堂委员会主席卡尔（Carle）太太就跟我说：‘准是出什么事了，多布斯太太。凯利今早一辆巡逻车都没给我。比尔〔·格雷〕（BillGray）也说值夜班的人几乎都没回来。可我还是把饭菜都做好了。要是他们回来了，准会一下子都跑进来的。’那天的饭菜没有吃掉多少。午饭时间过后，总部里空荡荡的，安静极了，怪渗人的。……要是能来个电话，也能让人安心一点。突然，总部一下子闹腾起来了。救护车的警笛声响起来了。医院里面原本是一片白茫茫的，也被染成了血红色，可吓人了。 “〔返回总部的纠察队员把〕第一个伤员运回医院时，”她继续写道，“他昏迷不醒，脸色灰得跟水泥一样，嘴角冒出了泡沫，有人被吓得叫出了声。一下子就来了47个人，都躺在临时做的担架上，全都中了枪。马上行动起来！清水、酒精、纱布都来了，人人身上都有吓人的伤口，血从里面渗出来。赶紧剪开衣服。给躺在担架上的男人点烟，他们握紧拳头，咬紧牙关，不让自己叫出声来。有个红头发的小伙子，是路过的报童。给他递烟时，他摆了摆手，笑了一下，轻轻吐出一句‘不用了，夫人’，然后就昏过去了。还有一个是亨利·内斯，他的衬衫被剪开，露出了背部，全被打烂了。他迷迷糊糊地想起身，把过来帮他的医生推开；然后又倒下了。又传来了救护车的警笛声。大家都让开！再后退一点！让救护车进车库！别的都不许进！救护车一辆接一辆开进来了，装上伤员，又开走了。最先被运走的是内斯和贝洛。舒格伦已经不省人事，别人把他抬起来……很快就送上了救护车。哈里·德波尔躺在担架上。有人过来帮忙，他就生气地说：‘别管我，先去帮别人。’哈里腿上中了一枪，子弹就卡在膝盖上面一点的骨头里。只要是能站起来的，都塞进了救护车里，都快塞不下了。然后救护车一辆一辆地开回去了，最后，四十七个人都被运到了医院，但是有的人却再也没有回来。” 受伤的总共有六十七人，其中有五十多人是纠察队员，剩下的是被警察打中的路人。绝大多数伤者都是背后中枪。麦克里蒙医生向工会报告说，他给三十四人做了手术，他们身上共有160块弹片。伤势最重的是亨利·内斯（HenryNess）、约翰·贝洛（JohnBelor）和奥蒂斯·舒格伦（OtisShugren），最后只有舒格伦一个人活了下来。在惨案发生后，要不是J·A·恩莱特（J.A.Enright）医生和B·I·萨利特曼（B.I.Saliterman）医生及时赶来帮麦克里蒙医生的忙，还要死好多人。有许多人赶来献血。至少有二十五个注册护士表示，只要用得上她们，她们随叫随到，不收一分钱。为了帮助伤员，妇女后援会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处理医院的日常工作。各行各业的人拿着水果、甜点和书来到罢工总部，慰问住院的罢工工人。 老板们按照事先的部署，在各大报纸上做广告，向市民发问：“难道你们想让自己的城市落入赤匪之手吗？”在惨案之后，《组织者》针锋相对，在头版上提出了目前的真正问题：“难道你们想让自己的城市落入杀人犯之手吗？”《组织者》直接向老板们发话：“你们以为，你们可以用枪杀死574分会，可你们只会让574变成全城有自尊的工人的战斗口号。你们以为可以把群众和领袖分开，可你们只会让群众和领袖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组成一支坚强善战的大军。你们以为可以在工人运动中孤立574分会，可你们只会让工人运动的每一个部分向我们的事业靠拢。” 《组织者》这番话没有丝毫夸大。警察枪杀工人的消息，还有警察正准备占领罢工总部的传闻，迅速在全城工人中间传开了。马上就来了三十五个钢铁工人，个个拿着铁棍，来帮助保卫总部。其它行业的工人也学他们的样，拿起自己的工具当作武器，就来我们这里了。有成百上千的工人，他们代表着工人阶级的每一个部分，自愿在夜里保卫总部，不让警察来占领。在总部周围一带，可恨的警察都被赶跑了，纠察队员自己指挥交通，这证明了工人的态度是坚决而认真的。一些迹象表明约翰内斯确实有过占领罢工总部的计划，但他看见工人的态度这么坚决，就改变了主意，改为加强市政厅一带的防御。 在星期四遭到警察挑衅之后，574分会原本打算在7月20日晚上，在第七街和城南第四大道之间的空地上举行露天集会，抗议警察的挑衅。然而，会还没开，警察就制造了惨案，所以，当大会召开时，来了一万五千名愤怒的工人。574分会的领导，几个劳联的干部，还有农民假日协会的一个发言人都在会上讲了话。独立店主协会（IndependentGrocersAssociation）的一个干部D·T·波纳（D.T.Boner）也在会上讲话，号召抵制惨案发生地的批发商。大会通过决议，谴责制造惨案的贝恩布里奇市长和“血腥麦克”，并发誓将坚定地支持574分会。 到了这个时候，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斗争，已经在明尼阿波利斯变成了赤裸裸的阶级战争。公民联盟想帮卡车运输业老板们的暴行洗白，却激起了全城人的仇恨。它想用“共产主义”和“革命”这样的抽象词汇，去掩盖罢工中的具体问题，但它失败了。城里大多数人都觉得，现在必须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选边站了。而全城工人已经群情激奋，恨不得马上就跟老板们拼个你死我活。就连中间阶级当中都有相当多的人支持工会，尽力帮助工会同公民联盟作斗争。老板们的暴行不但没有打垮罢工，反而给罢工注入了新的力量。 其它工会都给574分会捐钱，有的工会还把会员一天的工资都捐了出来，帮助罢工。城里的几个农工党俱乐部还主动找到罢工委员会，愿意给罢工出力。妇女后援会在574分会会员的家属当中发展了五十多个新会员，还有不少妇女以同情者的身份帮助后援会的工作。工会的理发师在罢工总部里开了个免费理发店。总部周围总是挤满了人，想从扩音器里听到最新的公报和通知。《组织者》登出了这样一条报道：“斯隆（Sloan）兄弟请求罢工总部宣布：总部的扩音器已经拥有了呼号；它现在是五七四广播电台。” 到了星期六早上，聚集在总部的纠察队员和巡逻车至少是星期五早上的四倍之多。在前一天受了伤的纠察队员缠着绷带，坚持回来报到。其中一个是参加过大战的老兵，他对《组织者》记者说：“我以前去法国打仗是被逼的，可我要把现在这场仗给打下去，这才刚刚开始呢。”黄色出租车公司在6月4日跟工会签订协议后，出租车司机就一直按照合同上班；按照工会的决定，他们在7月20日之前也要一直上班。但在惨案发生后，他们自发地把车子开回车库，来到工会报道，请求参加纠察队，罢工坚持多久，他们就会坚持多久。 574分会请求全体运输业工会在7月23日（星期一）罢工一天，抗议警察的暴行。我们解释说，这并不是要发动全市总罢工，因为形势“还不成熟”。我们这样解释，是顾虑到一些跟奥尔森州长和劳联官僚有关的策略性问题。奥尔森已经出动了国民警卫队，他正在找机会干涉罢工。要是用总罢工来抗议，就会让劳联官僚抓到把柄，他们会趁机请奥尔森干涉，那样一来，奥尔森就会像五月罢工时那样出卖我们。所以，我们只请求运输业工会跟我们一起罢工，而这次罢工也按时举行了，我们获得了基层会员的强烈支持。但在抗议罢工那天，司机甚至拒绝运输国民警卫队。就在同一天，洗衣工也举行了罢工，宣布支持574分会，并向洗衣店老板们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失业工人，主要是那些参加了由紧急救援署赞助的“以工代赈”项目的工人[2]，也掀起了支持574分会的新高潮。在7月20日以前，已经有几百个失业工人通过明尼阿波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登记注册，愿意参加574分会的纠察任务。在星期五的惨案中，有十几个失业工人负伤，这也表明他们积极参加了纠察工作。他们一般是在不参加紧急救援署提供的赈济工作时，才来参加纠察队，所以分给他们的工作时间比较少。在星期五惨案后，这种情况改变了。7月24日，在联邦公共工程中工作的工人派出代表，举行大会，号召紧急救援署的全体工人举行罢工。罢工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支援574分会，另一个是向联邦政府提出自己的要求——主要按照工会的协议加薪和每周工作三十小时。五千多名紧急救援署工人响应了号召，成立了自己的罢工委员会，并与574分会的百人罢工委员会密切合作。 在此期间，亨利·B·内斯在同伤痛进行了两天的战斗后，还是去世了，留下了寡妇和四个年幼的孩子。在玛维尔·肖尔的帮助下，他的寡妇弗丽达（Freda）办完了他的葬礼，玛维尔·肖尔记下了这段经历： “今天下午，我跟内斯夫人，还有她的妹夫一起，给她和孩子们买了葬礼上穿的衣服。我们给两个男孩买了棕色和白色的亚麻布衣服，给大女儿买了漂亮的裙子，又给小婴儿买了可爱的童装。还买了鞋子和内衣。孩子们的衣服根本不够穿。能穿上‘商店里卖的衣服’，他们就很高兴了，真是太可怜了。他们家里家徒四壁，城里有好多靠救济过活的家庭，都是这样子的。屋里满是贫苦的气息。不多的几件家具也都破破烂烂。孩子们又瘦又矮，苍白的小脸上满是期待——就像期待圣诞老人或复活节兔子[3]光临一样。他们都是贪婪的资本家的受害者，难道这就是下一代人的父母吗？ “内斯太太要了一套丝质衣服。她没买丧服，只买了一套实用的裙子——以后在其它场合也可以穿。她向我恳求：‘多布斯太太，我不要黑衣服，我们这辈子过得够苦的了，就是穿套浅色的衣服，我的心也还是沉甸甸的。’内斯太太，我们不买黑衣服。就让那些富人披着厚厚的绸缎吧。他们的记性可没有你们那么好！” 亨利在7月24日（星期二）下葬，葬礼特地选在晚上举行，这样就能让上班的工人在下班后过来参加。我们先在殡仪馆举行了告别仪式，那家殡仪馆正好就在五月罢工期间的罢工总部对面。然后，灵车缓缓驶向第八街上的罢工总部，后面跟着两万人。庞大的送葬人群，让交通暂停了几个钟头，但是，在阴沉的送葬队伍面前，连一个警察都没有出现。574分会派出巡逻队指挥交通，送葬队伍的纪律维持得非常好，完全可以成为工人阶级的卓越表率。罢工总部升起了黑旗，总部门前搭了个讲台，让人上去向参加葬礼的群众致悼词。比尔·布朗是亨利·内斯的朋友，他想致悼词，但是他悲不自胜，没法讲下去。 阿尔伯特·戈尔德曼发表了悼词，后来刊登在《组织者》上。他说：“逝者是我们的兄弟，他的一生，是全体工人生活的典型。这个社会体制逼得他无路可走。早年他要拼命工作，挣钱糊口，给他的老板赚取利润。后来，他跟其他工人一起，被送去参加世界大战，去杀人和被杀。这是为了什么？为了自由吗？不，是为了利润，是为了帮老板们夺取帝国主义市场。记住我的话！世上只有一种战斗是对工人真正有好处的。那就是工人反抗资本的战斗。……反抗压迫的战斗并不轻松。警察、军队和法庭都站在老板们一边。市长根本不肯保护罢工工人的生命。他只想保护老板们的财产，保护老板们用低工资和穷困来奴役工人的权利。……兄弟们，姐妹们，在离开葬礼时，我们要牢牢记住：我们要把内斯兄弟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绝不能辜负他！我们要为他报仇！我们必须这样做，才能赢得罢工的胜利，才能摆脱剥削者，建立新社会，让工人都能尽情享用自己的劳动果实。” 亨利·内斯牺牲后，7月23日的《组织者》头版。 戈尔德曼讲完后，送葬队伍跟着灵车，继续前往十二街和城北第一大道的路口。街道两旁有成千上万的路人，他们大都脱下帽子，向574分会的烈士致敬。有些人没有脱帽，别人就帮他们拿下帽子。游行结束后，大批574分会的会员按照罢工委员会先前的指示，回到总部，继续执行纠察任务。剩下的好几千人坐着几百辆汽车，前往城北墓地。亨利在一战中曾出国作战，所以国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VeteransofForeinWars）从斯内林堡（FortSnelling）调了一队联邦士兵，在墓地按照全套军礼给他下葬。参加送葬游行的，在罢工总部参加葬礼的，在墓地参加下葬的，加起来超过四万人。参加葬礼的有各行各业的工人，有参加了工会的工人，有还没参加工会的工人，还有几千名失业工人。 这次送葬游行规模很大，它推动了抗议警察暴行的其它行动。惨案发生后，刚过几个钟头，就有人要求解雇约翰内斯，还要求市议会弹劾贝恩布里奇市长。虽然我们知道这些要求不可能实现，但574分会还是围绕这些要求发动了大规模的宣传运动。我们这样做，是因为宣传运动的压力，可以让老板们有所顾忌，不敢滥用警察暴力镇压罢工。老板们也同样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也发动了反宣传。资本家的媒体拼命吹捧警察的“勇猛”。统治阶级的各种组织，像什么同济会[4]、扶轮社[5]、狮子会[6]，还有什么“市民组织”，什么“商会”，都表示支持警察的暴行。 为了弹劾市长，我们举行了征集市民签名的运动，有十四万人签了名。群众的压力实在太大了，在农工党党团的提议下，市议会只好同意举行公开听证会，对贝恩布里奇进行调查，决定是否弹劾他。举行听证会的时候，市议会里挤满了人——支持工会的人，统治阶级的代理人，都来了不少。鲜明的阶级对立，使人群中间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但是，市长和警察局长最后还是保住了官位，这也符合阶级斗争的基本原则之一。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警察的主要职能就是破坏罢工，镇压其它抗议统治阶级的政策的行动。警察也有一些民事职能，比如指挥交通和呼叫救护车，但这些都只是附带的，它的主要职能还是镇压。个别警察的个人倾向并不能改变警察的这个主要职能。全体警察都必须服从统治阶级的命令。所以，警察的镇压，是资本主义压迫人权、迫使人权服从私有制的要求的最赤裸裸的表现。镇压是警察的主要职能，他们接受的训练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但是，他们就跟他们的枪一样，在不执行这种致命的职能时，也有可能生锈，所以他们在执行镇压任务时，有时也会失灵。 警察组织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警察在具体情况中的性质，取决于两个基本因素：一是警察在执行任务时的社会气氛，二是警察队伍中间的人员变动。一个没有经验的警察，在执勤的时候可能会比较顾虑他人，特别是在阶级关系比较缓和的时候。但是，就算是在阶级关系缓和的时候，警察仍然必须不断改造自己，使自己更加适应资本家的需要，包括随时向危害私有财产的人开枪。不然的话，一个正直的警察，不是被踢出警队，就是几乎没有晋升的机会。在阶级关系比较平稳的时候，警队不断地把不符合这些总路线的人清除出去，使自己能够符合资产阶级的要求。 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就是这样子的，以前，它在破坏罢工方面的经验，也就只是偶尔袭击一些领导不力、力量薄弱的行业工会。但在1934年，阶级斗争的形势发生了剧变，结果，警察发现老板们交待的新任务太困难了，自己完成不了。阶级力量对比发生剧变后，警队要想完成老板给他们定的任务，就必须经历剧烈的震荡。约翰内斯下发镇暴枪时，有几个警察不肯接受，他们马上就被停职了。有几个警察领了枪，但不肯使用，他们也被停职了。在开了枪的警察当中，有两三个人可能是被造成的伤害吓坏了，交回了自己的枪和警徽。被停职的警察当中，还有一个巡警队长约翰·哈特（JohnHart）。经过这番震动，明尼阿波利斯警队变成了一群穿着警服的杀手，只要接到命令，他们随时可以枪杀罢工工人。 同时，574分会的纠察队员也用大无畏的战斗精神武装起来，准备迎击警察的袭击。在惨案发生后，许多纠察队员负伤逃跑了，但他们马上又拿着各种各样的武器回来了。他们现在有了霰弹枪、猎枪、左轮手枪、猎刀和一战时期的各种纪念品，这些纪念品是曾在法国参战的退伍军人带回来的。在五月罢工中，工人在械斗中战胜了警察，而他们现在又做好了枪战的准备。虽然工人的事业是正义的，虽然他们勇气可嘉，但是，如果真的进行枪战，那绝对是一个严重的战术性错误。 跟使用棍棒械斗的时候相比，现在的情况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棍棒虽然也能打死人，但它一般不被当作致命武器。所以，在五月罢工期间，使用棍棒自卫，在战术上是正确的，这有几个理由：这种自卫是由大批纠察队员进行的，而纠察队得到了全城的普遍同情；出于前面讲过的各种原因，奥尔森州长很难出动国民警卫队镇压工会；由于这次斗争局限于本市，加上本地政治的缘故，罗斯福总统也不太愿意出动联邦军干涉罢工，而且他也没有比较好的借口。所以，五月罢工中的战斗，仅限于纠察队员和本地警察之间的械斗。 但是，在血腥星期五之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枪和刀都被当作致命武器。所以，如果用这些武器自卫，用它们跟持枪警察对抗的话，资产阶级宣传机器就会歪曲事实，说罢工工人想要“叛乱”。一发生流血冲突，老板们就会大喊“杀人啦！”，把这当成是我们要搞革命而不是建工会的证据。他们就会叫奥尔森和罗斯福出兵镇压工会。奥尔森就会觉得自己获得了充足的政治理由，可以一举解决这个烫手山芋，所以他很可能会答应出兵。要是奥尔森没有及时出兵，罗斯福很可能就会宣称，为了粉碎“叛乱”，他不得不出兵。 574分会可能会遭到军队镇压，但它的斗争却又没能冲出明尼阿波利斯。在国内能够呼应我们的斗争的，只有托莱多的汽车工人和旧金山的码头装卸工人，可他们的斗争跟我们一样孤立。总体来看，美国工人阶级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浪潮才刚刚起步，工人阶级的主力还没有做好战斗准备。在这种情况下，574分会从外地得不到多少真正的支持，一旦军队重拳镇压，它是抵挡不住的；罢工会被打垮，工会会被粉碎。 这就是罢工的中央领导层面临的情况，它必须迅速作出决定。不然的话，在领导讨论政策的时候，纠察队员说不定会在冲动之下，跟警察交战，那样就会给工会的事业造成无法补救的伤害。我们只能立刻收缴纠察队员的武器，而且还得由工会领导人亲自来做。每一支巡逻队出去执勤之前，凯利·波斯特尔都要把武器收上来，雷·邓恩和我也要帮他。 这项任务很不容易，也让人很难受。我到现在都觉得这是我这辈子干过的最艰难的任务。不难想象，这给我们招来了不少闲言碎语。但是，由于工会纪律严明，由于我们赢得了很高的威望，武器最后还是全都收上来了。574分会的战士都是好样的，他们再次用赤手空拳去迎接警察的镇暴枪。 罢工委员会马上开会，讨论了我们的做法，我们也解释了这样做的原因。经过激烈争论后，罢工委员会批准了我们的政策，下达了相应的纠察命令。《组织者》发表了这个命令，里面有一句故意说得很暧昧的话：“全体纠察队员要像以前一样，继续执行和平纠察的战术。但是，在遭到袭击时，他们应当自卫。”我们并没有让警察明白纠察队员是否带有武器，所以警察也弄不明白纠察队员会怎样“自卫”，再加上他们明白罢工工人的怒火一点就着，所以他们也就不急着去搞清楚这个问题。 在这种险恶的局面下，纠察队员该怎么处理情况，很大程度上要看纠察队长的能力和威望。在“血腥星期五”惨案中，哈里·德波尔为了在枪口下营救受伤的纠察队员，自己也负了伤，这就给我们造成了一个问题。在组织纠察队的行动时，都需要有人到现场去指挥，哈里就是最重要的现场指挥员之一，他负伤之后，必须找人顶替他。我们现在面临着非常复杂的战术局面，所以必须调整指挥体制。凯利·波斯特尔辞去了纠察队总调度员的职务，改当现场指挥员。我们改变战术后，为了适应战术的需要，雷·雷因波尔特和杰克·马洛尼也改行当了现场指挥员。罢工委员会让亨利·舒尔茨（HenrySchultz）接替凯利·波斯特尔，担任总调度员；舒尔茨是火车制动手，他是自愿来帮助574分会的；雷·邓恩和我继续给舒尔茨当参谋。 星期五惨案之后，约翰内斯继续用各种花招来对付工会，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不让他得逞。他小心翼翼地试探，想重新动用警察护送工贼卡车。他先是派四十辆警车，每一辆上都坐满了拿着镇暴枪的警察，去护送区区一辆卡车。574分会派出了机动巡逻队去包夹，而且人数远远多于警察，但纠察队员并没有拦阻卡车，只是让警察明白：要想让卡车动起来，得派更多的警察护送。接下来，约翰内斯增加了工贼卡车的数量，但减少了护送每一辆工贼卡车的警察数量。他的主意，显然是要逐渐增加每次护送的工贼卡车的数量，最终打垮罢工工人的士气，逐步削弱工会的力量。 约翰内斯派出去护送工贼卡车的警察逐渐减少，我们则逐渐增加了包夹工贼车队的机动巡逻队的数量。警察每次护送工贼卡车，警察和纠察队员之间的力量对比都会变化，对警察越来越不利，所以，工会拦阻工贼卡车的危险也就越来越大，而警察还弄不清楚纠察队员到底有没有携带武器。约翰内斯觉得他必须增加护送工贼卡车的兵力，这样一来，他就必须减少工贼卡车的数量。在这种拉锯战中，老板们发现，他们无法让卡车运货量恢复到有实际意义的水平。所以警察还是完不成自己的任务。就连冷血屠杀都不能阻止574分会。 （翻译：龚义哲） [1]弗兰西斯·约瑟夫·哈斯（FrancisJosephHaas，1889年3月18日——1953年8月29日），生于威斯康星州拉辛市（Racine），从神学院毕业后，1913年在天主教密尔沃基总教区担任教职。1943—1953年任密歇根州大急流城教区主教。——译注 [2]在大萧条期间，有几百万工人失业，加剧了阶级矛盾。为了缓解阶级矛盾，罗斯福上台后，在1933年成立了紧急救援署（EmergencyReliefAdministration，ERA），兴建大批公共工程，用“以工代赈”的形式吸收失业工人就业，试图在减少失业人口的同时刺激经济增长。——译注 [3]复活节兔子（EasterBunny）是西方传说中在复活节给孩子送去礼物的兔子。——译注 [4]国际同济会（KiwanisInternational）于1915年1月21日在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成立，它是一个以关怀儿童福利为主要宗旨的公益组织。——译注 [5]扶轮社（RotaryClub）于1905年2月23日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成立，它是一个国际性的公益组织。——译注 [6]国际狮子会（LionsClubsInternational）于1917年6月7日在美国伊利诺伊州橡木溪成立，它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服务性社团。——译注
第九章再次罢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美〕法雷尔·多布斯《卡车司机的造反》（1972） 第九章再次罢工 新的罢工越来越近了，为了得到更多的支援，574分会也在想办法多交几个盟友。它跟农民假日协会、全国农场社（NationalFarmBureau）和菜农协会签了协议，按照这个协议，在罢工期间，凡是属于这三个农民组织的司机，只要有574分会和农民组织共同发放的通行证，就可以开卡车上路，工会的纠察队绝不阻拦。为了防止有人耍花招，农民委员会要在通往明尼阿波利斯的公路上布置纠察队，检查来往车辆。后来这个协议执行得很好，大大减少了五月罢工期间发生过的那种摩擦，也使工会获得了农民的普遍同情。这种许可制度的双重性质，使农民组织可以有效地掌管招兵买马的事宜，所以农民对工会就更加友好了。 在新的罢工中，还得把城里的市场封锁起来，所以那里很可能又会变成战场，必须让菜农离开那里。因此，工会在离市场区几条街的地方，租了一个很大的停车场，让菜农在里面摆摊，直接跟小店主做买卖，还不收摊位费，这样一来，菜农就会更加乐意跟我们合作了。小店主可以开轿车去那里买菜，但不能开卡车。他们的进货量本来就不大，所以这不会给他们造成多少影响。事实证明，这种做法很成功，在罢工期间，我们一直坚持这种做法，农民和市民给工会食堂捐了不少东西，这也说明这种做法得到了他们的欢迎。 工会还采取措施，进一步巩固它同失业工人的联盟，让失业工人相信结盟对双方都有好处。574分会和其它组织共同号召举行工人团结大会，讨论失业工人的问题。574分会是城里声望最高的工会，它这样做，可以极大地促使在业工人认识到自己有义务支持失业工人的要求。在当时，要求工会在实际行动中与失业工人联合起来、争取改善社会救济制度的潮流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而574工会的这种做法，给这个潮流注入了新的推力。 同时，574分会还通过明尼阿波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MinneapolisCentralCouncilofWorkers，MCCW），在新的罢工中同失业工人建立更加密切的组织联系。明尼阿波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是由失业工人组织、工会、工人政治团体、工人互助协会、合作社运动、青工组织、女工组织等各种工人组织的代表组成的代表机构。成立这个组织，是为了把失业工人组织起来，发动他们去斗争。我们为这个组织做了一些安排，在失业工人当中，谁想在马上就要开始的斗争中帮助574分会，同卡车运输业老板作斗争的，都可以到这个组织去登记，成为志愿者。中央工人代表会给志愿者发了徽章，戴上这个徽章，就相当于一个正式的纠察队员，要接受工会罢工委员会的指挥。 在五月罢工中，我们专门采取了措施，争取让全城的工会运动都来支援我们的斗争，在新的罢工中，我们还得这么做。我们发动了宣传运动，号召所有行业的工会都来支持我们。574分会全体会员都参加了这场运动，他们到处去找其它工会的基层积极分子，介绍自己的情况，请他们帮忙，并请他们一起向劳联官僚施压。所以，574分会最终迫使劳联官僚召开了全城工会大会。这次大会决定，在1934年7月6日举行一场工人联合示威游行，抗议卡车运输业老板破坏工会的阴谋。 到了7月6日下午六点，前来参加游行的工人群众挤满了桥边广场[1]区的游行区。人潮不断涌入，持续了一个多钟头，游行队伍一直延伸到旁边的街道。到了七点半，由十八个方阵组成的游行队伍开始走上城市中心的主干道尼科莱特大道，前往市礼堂，准备在那里举行抗议集会。五月罢工中的摩托车侦察队在游行队伍前方开路，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是骑着骏马的游行司礼官，他是农工党籍市议员艾德·哈德森（EdHudson），那匹马是工会弄来的。看来这种安排让他非常开心，我们也很开心，因为他都这么高调地支持工会了，等到罢工遇到困难时，恐怕他也不好意思临阵脱逃吧。跟在他后面的是乐师工会派来的乐队。 然后是574分会，我们排成长长的纵队，高举工会的旗帜，骄傲地大步行进。在我们后面是妇女后援会、其它卡车司机分会、建筑业工会、有轨电车工人、印刷工人、酿酒工人、铁路工人、机械工人、失业工人组织、洗衣工、装修工、市政府与县政府雇员、制衣工和其它行业的工人，就连附近的圣保罗市都来了一队工会活动家，参加我们的游行。跟我们一起游行的还有农民假日协会的会员和明尼苏达大学的一些学生。游行队伍举着各种各样的标语：“我们支持574！”、“打倒公民联盟！”、“打倒扣红帽子的家伙！”空中还有两架画着574分会的标志的小飞机在盘旋。这两架飞机的主人同情工会，他们主动把它们借给工会使用，搭着工会的代表到州里各地去募捐。在街道两边围观的足有六千多人，他们大都同情工会，574分会的方阵走到哪里，哪里的围观群众就会爆发出雷鸣般的喝彩声。 帮游行队伍维持纪律的，是五月罢工中的纠察队长们，他们坚决执行了工会的命令：先让参加游行的群众进入礼堂，举行抗议集会。抗议集会举行的时候，礼堂里面已经挤了一万两千多人，挤不进去的几千人只好站在外面听扩音器转播。主持大会的是建筑业工会委员会主席A·H·乌尔塔比斯（A.H.Urtabees）；中央劳工联盟的代表是罗伊·维尔[2]；卡车司机联合委员会的代表是艾默里·尼尔森（EmeryNelson）；圣保罗卡车司机工会的代表是罗伯特·弗莱明（RobertFleming）。农民假日协会的约翰·博什代表农民，宣誓支持574分会。工会的发言人强调指出，卡车运输业的老板们本来已经同574分会签了协议，却又出尔反尔，撕毁了协议，这都是因为公民联盟在背后搞鬼，他们想挑衅工会，整个工会运动都应当痛击公民联盟。比尔·布朗和迈尔斯·邓恩代表574分会发言。 大会速记记录显示，迈尔斯·邓恩用这样的话，回击了老板们对工会领导层的污蔑：“他们给我们扣红帽子，骂我们是赤匪，是极端分子……说我们要颠覆政府，用一种新制度代替它，我跟你们讲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吧……要是有一种社会制度，它让广大群众陷入贫困、饥饿和潦倒，却让明尼阿波利斯的一小撮老板压榨群众，吃得肥肥的，那么这种制度就到了该改变的时候了。工人们，现在正是时候！要用自己的双手来接管它，至少要从你们所创造的财富当中，争取自己应得的那一份！” 比尔·布朗宣布：“我今晚要说的是——而且我们也该牢牢记住——工会运动要是再不行动起来，公民联盟就要下手了，而我们都喜欢这个地方〔雷鸣般的掌声〕。……我要说的是，不把老板往死里操，他们就不懂得怎么当‘公正雇主’〔群众大笑〕。要我说，咱们工人阶级才是纳税人。警察吃的用的，还不都是咱们的血汗钱，怎么能打咱们呢？要是他们敢动咱们，要是他们敢动，去他妈的，咱们人这么多，完全可以把警察局给拆了！” 大会一致通过了一个决议，主要有四点：574分会有权代表它的全体会员；要给分会全体会员加工资，而且工资涨幅要从5月26日算起；老板们必须与工会签订书面协议；老板们必须在7月11日（星期三）之前答应以上要求。“把明尼阿波利斯变成工会城市”这个口号，把全城工人团结成了一心一意的广大联盟，这个决议就是全城工人的心声。 正当全城工人同仇敌忾、共同斗争公民联盟的时候，托宾却向574分会背后射出了恶毒的暗箭。在五月罢工中，国会议员舒梅克自作主张，给托宾发了回电，托宾就在1934年7月的兄弟会官方杂志上发表社论，利用这个回电大做文章，宣称五月罢工“违反了我们的一切规章制度。”托宾在另一篇文章里宣布：“无论混进我们工会的一小撮极端分子怎样咒骂国际工会的规章制度，我们都要斩钉截铁地宣布：在我们修改规章制度之前，国际工会绝不会批准声援罢工，也绝不会以任何形式批准违反已签署的合同的行为。我再三重申……如果我们不遵守合同，不保护好自己，我们就会因为场内工人或其他工人的罢工，而不断地惹上麻烦。” 托宾在头版社论中大发雷霆：“我们从报上得知，臭名昭著的邓〔恩〕三兄弟……在明尼阿波利斯第574分会的罢工中上蹿下跳。……我们只能告诉自己人：千万要当心这几头披着羊皮的狼。……美国工人享有世上独一无二的自由。然而这些人皮畜生却混进我们中间，混入了一些新成立的地方分会里，挑拨离间，浑水摸鱼，鼓吹流血，煽动暴乱，企图毁灭这份自由。地方分会的干部要是不能认清这些人皮畜生的真面目，不能保护好自己，让他们毁了工会，那就是犯了滔天大错。如果你们真的热爱自己辛辛苦苦建起来的工会，就要马上行动起来，掐死这些极端分子，因为他们不是工会的人。……国际工会没法盯紧他们，但是你们与会员群众联系密切，你们应当好好盯紧他们，而且，请相信我，只要我们发现你们正在追杀这些畜生，国际工会就会竭尽全力帮助你们……保护你们，消灭这些人形毒蛇。” 托宾真是给老板们送了份大礼啊！场内工人只会给卡车司机“添麻烦”。574分会的五月罢工和马上就要发动的新的罢工，原来全都“违反了我们的一切规章制度。”他威胁其它卡车司机分会，不许声援574分会的罢工。他把五月罢工中的流血事件，全部栽给了过激“畜生”，这种可耻的表态，等于预先帮老板开脱，让老板可以放手动用暴力手段镇压工会。敌人正在加紧消灭574分会的领导层，而托宾保证会为这罪恶的勾当出力。 老板们看见叛徒送来这样一份大礼，自然喜出望外，他们赶紧在1934年7月7日的《明尼阿波利斯每日星报》（MinneapolisDailyStar）上转载了托宾的社论。托宾的一些粗鄙的字眼被特意删去，还特地加上了注释：“被删去的词句不宜登载在报纸上。”转载这篇社论的日子，正好是在全城工人举行盛大游行、支持574分会的第二天。老板们又把它印成传单，在工人中间散发了好多份。报纸和传单的标题都写着：《托宾主席宣称有赤匪和极端分子混入地方分会》。公民联盟抓住托宾送上门的机会，开足马力污蔑工会。老板们模仿共产党，集中攻击574分会领导层中的“托派赤匪”。他们扬言托派要在明尼阿波利斯搞革命，而不是建工会。公民联盟假惺惺地哀叹“被赤匪把持的”574分会把“合法工会”给害惨了，号召所有人都去跟574分会作对。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劳工部的“调解专员”E·H·邓尼根（E.H.Dunnigan）也粉墨登场了。他可能是受了奥尔森的指点，一来就直奔574分会总部；五月罢工结束后，分会总部已经搬到了南三街（SouthThirdStreet）225号。玛维尔·肖尔在日记里记下了邓尼根上门时的情况：“今天，联邦调解员——哈里·德波尔叫他们沉思者[3]，我差点就被他给带歪了——到了城里。他叫邓尼根先生。我觉得他一点都不了解城里的情况。他雄赳赳地来到总部——然后又灰溜溜地走了！这里面有麦克[麦科马克夫人]和我的一份功劳。下午早些时候，我们正在新罢工总部的医院里干活，突然进来一个又矮又肥、衣着光鲜的家伙，上衣口袋里插着四根粗粗的雪茄，把口袋撑得满满的，戴着副夹鼻眼镜，翻领上别着宽宽的黑领结，拿着把大大的雨伞。他一进门，就用雨伞撑着身子：‘我是联邦调解员邓尼根，我想见一见组织委员会。’我们就说：‘他们正忙着呢，你能等一会吗？’ “他不耐烦地坐了下来。他问我们：‘你们能帮我通报一下吗？’我们就说：‘好吧。’我们就去找了组织委员会，组织委员会叫我们转告邓尼根先生先等十五分钟，然后麦克坐回她的椅子，给我使了个打趣的眼色，接着就给我念了一长串医疗用品的清单，长到够打半年仗的。邓尼根先生瞪大了眼睛，他直冒冷汗，坐都坐不住了，可我们还在不停地念。麦克不断添油加醋，还特地指出在哪些情况下我们可能需要这么多药物。邓尼根先生的冷汗冒个不停，表情慌慌张张的，还用手轻轻敲打他放在地上的雨伞。最后总算有人出来请他进去开会。麦克和我大笑起来，笑到肚子都疼了，然后我俩就回去干正事了。” 在跟工会领导层开会时，邓尼根想装出站在我们这边的样子。所以，他要我们给他授权，允许他在跟老板们开会时，向老板们做出一点“小小的”让步，还说这样才能留出一点“讨价还价”的余地。我们果断拒绝了他的要求，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别以为工人会傻到上他的当。我们把工人的要求讲给他听，叫他去找老板们，试试看老板们会不会对他做出半点“让步”。我们还跟他说，7月11日是最后期限，到了那一天，要是老板们还不改变态度，工会就要发动罢工。邓尼根请求宽限五天，我们同意了，这是我们做出的唯一的让步。 到了7月11日那天，574分会按照预定计划，举行了会员大会。邓尼根跟我们谈判之后，又去找了老板们谈判，但是什么都没有谈出来，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信守诺言，多给了他们五天时间。大会以起立表决[4]的方式通过决议：如果老板们不答应工会的要求，就在7月16日星期一晚上十二点发动罢工。 大会一致通过了罢工宣言，总结了目前的形势：由于老板们态度傲慢，争取把工资提升到足以维持生活的水平、改善劳动条件的一切尝试均告失败。劳工局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实际上就等于维护老板。老板们拒绝承认工会有权代表全体会员。老板们拼命抹黑工会领袖，自以为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决定谁能代表工人。老板们给工会领袖扣红帽子，想用这种阴险的勾当，把群众的注意力从真正的问题上引开。 宣言还愤怒地批判了兄弟会主席：“我们要坦率地告诉丹·约·托宾：你要是不能像个工会汉子一样帮我们的忙，那麻烦你站一边去，别来管我们，让我们自己打自己的仗。组织运动是我们自己搞的，上次罢工也是我们自己搞的，这次罢工我们还要自己搞。你一点忙都没帮上。整个罢工都是我们分会的领导人自己领导的。我们信任他们，谁敢污蔑他们，我们绝不答应！” 公民联盟马上做出了反应，他们继续利用托宾的文章，变本加厉地污蔑574分会。老板们先是强调五月罢工没有得到托宾的批准，然后又说7月11日的罢工决定是以起立表决的方式通过的，而没有“按照〔工会的〕规章制度”举行不记名投票。老板们的笔杆子还把有妇女出席工会大会写成了丑闻，故意隐瞒了这些妇女都是后援会会员的事实。他们还说，574分会的干部在大会上痛斥托宾，“是因为他勇敢地揭露了赤匪把持工会的事实”。 为了帮助“勇敢的丹尼尔”进一步“揭露”工会，公民联盟还专门炮制了一期特刊，里面收录了一些精心挑选的东西：“现已查明，574分会的五名领薪水的组织者，都是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明尼阿波利斯支部的重要骨干，而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又支持第四国际〔原文如此〕的纲领，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工会组织者文·雷·邓恩和卡尔·斯科格伦德……都是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全国委员会委员。” 这张传单还登了比尔·布朗的发言，就是他在7月6日那天夜里向工人大会提交决议时说的话，特刊的编辑还特地在他这段话下面划了加重号：“在我宣读这个决议之前——这其实就是革命——我想说的是，我们要举行起立表决，我不想看见有人不肯起来。到了明天早上，我要把在场的所有人都发动起来，去跟公民联盟作斗争。” 老板们发动宣传战的目的，是为了挑拨574分会的盟友，并在574分会内部制造混乱。我们马上采取措施，不让他们得逞。在574分会里面，组织委员会又跟执行委员会开了会，让执行委员会的腰板硬起来，并且把这作为执行委员会支持同老板们斗争的证据。这次会上还决定在7月16日星期一晚上举行全体会员大会，大会的目的有几个：重申7月11日的罢工号召；对要不要罢工举行不记名投票，以此来表示全体会员坚定不移的意志；选出由100人组成的罢工委员会，指挥这次罢工。另外，执行委员会还一致宣布：完全信任组织委员会，要求全体执委会委员坚守岗位，并请求全体会员批准这个声明。 关于这些活动的报道，还有574分会的罢工宣言，全都刊登在《组织者》上。这表示574分会众志成城，枕戈待旦，所以，它的盟友也就不再怀疑，以建筑业工会委员会和中央劳工联盟为首，盟友们纷纷重申会继续支持它。 老板们也没闲着，他们又使出了阴招，想把在市场上工作的场内工人从574分会里“分裂”出去。7月15日星期日那天，有人欺骗一批工会会员去卫斯理教堂（WesleyChurch）开会，企图成立“排共”工会。去开会的有五百来人，绝大多数都是忠诚的574分会会员。一个叫威廉·布朗（WilliamBrown）的牧师——他跟574分会主席没有亲戚关系——想宣布开会，但是没人听他的。格兰特·邓恩走上讲台，宣布会议开始，然后严厉批判了牧师和老板们的走狗企图分裂工会的丑行。然后，会议通过了一个对574分会现任领导层表示信任的决议，这个会原本是想瓦解工会的，却变成了支持574分会的大会。 到了第二天，也就是7月16日那天晚上，574分会按照预定计划，在群鹰会堂举行大会。那天晚上很热，会场里的工人个个汗流浃背，但是情绪都非常高涨，迫不及待地想要战斗。莫·霍克提出的对工会领导人表示完全信任的动议，得到了全体会员的一致赞成，这就狠狠地抽了老板们的脸，证明了他们炮制的“排共”闹剧破产了。然后比尔·布朗、迈尔斯·邓恩和我上台发言，向全体会员介绍了最新的进展，并号召大家重新表态，支持7月11日的罢工决议。主持大会的比尔·布朗还说，有谁不同意罢工的，都可以讲讲自己的看法。当然没有人反对。在对是否罢工举行表决时，工人们不肯进行无记名投票，他们全体起立，一致支持罢工。 选出了罢工委员会的100名委员后[5]，大家自发唱起了工会的会歌《团结》（Solidarity），然后大会就散会了。我们赶去南八街215号，那里有一栋双层车库，被我们租了下来，用作新的罢工总部，等我们到了那里，房主不给我们进去，原来是公民联盟在背后搞鬼。租金都给了，却不能进门，工人们一气之下，直接闯了进去，开始为第二天早上的活动做准备。这个车库对面恰好就是明尼阿波利斯俱乐部（MinneapolisClub），就隔了一条街，这家豪华俱乐部的主顾都是城里的“豪门”。接下来的几星期里，他们将获得一些非同寻常的体验。 在罢工期间，罢工委员会是罢工的执行机关，各种事情不分大小都要管，它并不是把100个人拉到一块就完事了。它的委员都是在二月斗争和五月斗争中表现突出的积极分子，所以会员们才选他们来领导自己。它是一个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机关，所以它能真正代表工会的基层群众。在激烈的斗争中，会员群众和领导相互了解，相互信任，结成了紧密的纽带。 在罢工委员会内部，形成了一个集中的领导层。这个领导层的核心，是工会的五个全职组织者——雷·邓恩、迈尔斯·邓恩和格兰特·邓恩三兄弟，卡尔·斯科格伦德和我。工会主席比尔·布朗与我们在工作中密切配合。这个领导层还拥有一批坚强的二线领导人，在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曾在五月斗争中挺身而出，与煤场罢工中的老战士并肩战斗。作为领导层的一部分，他们多次在紧要关头证明了自己。阶级斗争的经验，以及斗争中获得的教育，促使他们当中一部分人参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 总的来说，罢工委员会与基层会员的关系，有点像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通过民主方式作出决定；然后再有纪律地执行决定。在工会会员大会上，通过充分的、自由的讨论，来决定政策，选拔领导人。而在具体斗争中，又能坚决执行领导人的决定。在某个行动结束后，全体会员都要对决定进行分析和批评。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罢工委员会与会员群众的关系，也适用于罢工委员会的领袖与其他委员的关系。总之，工会的制度与工作方法，构成了工会内部团结的基础，而团结起来的工会，又成为了一台强大的战斗机器。 工会内部的发展达到了这个阶段之后，就可以进一步采取措施，尽量减小由于正式的领导机关——执行委员会的不称职所导致的种种困难。其实执委会已经被暂时剥夺了一切权力。首先，执委会全体委员和工会代理克利夫·霍尔都是罢工委员会委员。而罢工委员会在第一次会议时就通过了一个决议：“罢工委员会是罢工的执行机关，享有做出一切决定的全权。”以前跟老板谈判时，霍尔和执委会造成了很多麻烦，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出现，罢工委员会还在第一次会议上采取了相应措施，它又通过了一个决议：“与老板们会谈的联络团人数不能太多，它唯一的作用就是与老板们联络。它的一切行动都要得到罢工委员会的批准。”雷·邓恩和我被选为联络团成员。 为什么要通过这个决议呢？对于这个问题，还得多讲两句。劳联官僚在参加劳资谈判时，往往会自作主张，自己决定工会应该接受什么样的条件，然后又把这些条件强塞给会员群众，逼会员群众接受。为了彻底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决议中特地使用了“联络团”这个名字，而不叫“谈判团”。而且决议还限制了联络团的人数，不让太多的人参加联络团，表面上的理由是联络团的作用有限，但这也是为了不让霍尔和他的同党参加。不过，这些理由，还不是必须通过这个决议的全部原因。 工会在派谈判代表同老板们或政府调解员谈判时，绝不能让谈判代表获得做出让步的权利。这是因为，在谈判中，老板们的代表，特别是被老板们控制的政府代表，会向工会谈判代表施加沉重的压力，要是工会谈判代表顶不住压力，做出了让步，那就很难挽回了。工会会员的权益就会受到严重的损害。如果事先就划定一条底线，规定工会谈判代表不能提出低于底线的要求，那么老板们给出的条件就不会多过这道线。所以，碰到要做出让步的时候，工会谈判代表就只能说：对这个问题，我们要回去商量商量，让工会做决定。这样做，不但能避免官僚玩忽职守，而且，如果工会谈判代表想要做出正确的决定，最好也采用这种方法。所以，无论如何，574分会的谈判代表的一切活动，都要完全服从罢工委员会。 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工会吸收了五月罢工的教训，加强了罢工的准备工作。食堂办得更好了，工会利用农民和商人捐的食品，充实了粮库。工会医院的工作也得到了加强，领导医院工作的还是麦克里蒙医生和麦科马克夫人。工会的法律顾问也是一流的：除了阿尔伯特·戈尔德曼之外，工会还请来了当地著名律师弗莱德·奥萨纳（FredOssana），还有刚进奥萨纳的律师事务所不久的欧文·格林（IrvingGreen）。我们跟五月罢工时一样，在晚上开会，听人汇报白天的情况，请人来演讲，还搞一些娱乐活动。 罢工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是由凯利·波斯特尔主持的，这次会议把“纠察装备”的问题提上了日程。五月罢工快结束时，工会和老板们达成了停战协议，打那以后，老板们就不敢强行让卡车上路，但在新的罢工开始后，他们肯定还会这么做。老板们上一次这么做的时候，工人用棍棒同警察激战，打退了警察，阻止了老板们装车运货。新的罢工即将开始的时候，许多纠察队员都想照搬五月时的做法，用棍棒武装起来。但是，现在情况变了，这样做已经不合适了，要是还用棍棒战斗，就会被警察抓住把柄，他们会立刻对进行和平纠察的工人动武；工会也就不能利用防御性的口号来反抗警察暴力了。 罢工委员会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决定，7月17日中午十二点半的会议纪要里写着：“主席把纠察装备的问题提交会议讨论。多布斯起身发言，他认为，就算发生暴力冲突，也不能让人们以为是574分会挑起的……如果纠察队员持械纠察，只会带来麻烦。他建议把一切纠察装备放到总部保管起来。他的建议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并被会议通过了。” 纠察队员分成两班巡逻，每一班执勤十二小时，凯利·波斯特尔担任纠察队总调度员，雷·邓恩、哈里·德波尔和我给他当参谋。玛维尔·肖尔在日记里记下了她对波斯特尔的印象：“凯利的眼神很特别，既柔和又坚强。他只要一眼就能看透一个人，这是他能指挥好574分会大军的原因之一。”她还记下了调动纠察队的一般过程：“车库后面的停车场和车库正门之间有一条车道，车辆把纠察队员拉回来，开过停车场后，就在这条车道上排队，等着开出正门。有时候要等一阵子才能开出去，但大多数时候，车子刚开回来不久，就又开出去了。纠察队调度员咬着司机的耳朵，悄悄地把目的地说给司机听。”在五月罢工中，为了对付由奸细造成的问题，调度员必须使用暗号，悄悄地把目的地告诉司机，在新的罢工中，罢工委员会下令继续采用这种方法。 罢工委员会里面，有些人想逼迫其它卡车司机分会马上举行声援罢工。经过一番讨论后，大家接受了卡尔·斯科格伦德的建议。他说，要想让卡车运输业的各个下属行业全心全意地支持574分会，就不能逼它们马上全都罢工，而要巧妙地跟它们合作。罢工委员会决定，送冰块的、送奶的、送面包的、送酒的卡车，还有属于市政府的卡车，只要是由工会会员驾驶的，都可以上路。工会已经跟出租车行业的老板们直接签订了合同，所以出租车可以上路。工会正在跟石油公司谈判，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运油车和加油站不参加罢工。另外，根据工会的申诉委员会的建议，做了一些例外的规定；申诉委员会的主席是雷·雷因波尔特，他是最适合这个岗位的人选，吃了亏的人，都能在他那里得到公正的对待，想占便宜的人，却从他那里讨不到半点好处。 在7月19日的罢工委员会会议纪要中，记下了雷因波尔特的报告，它体现了罢工委员会的总政策：“市里〔请求〕允许给柏油路运砂石——他建议不给批准。渔业公司请求允许把鱼运给莱利军营〔一个军事设施〕——不批准。牙科供应公司请求给一辆摩托车发通行证——不批准。把新一批卡车运往芝加哥世界博览会[6]展览——批准。”罢工委员会核准了雷因波尔特上报的这些决定，还加了几句评语，嘲讽了城里大佬和军队。我们给国际收割机公司（InternationalHarvester）发了通行证，允许它把一批卡车运往芝加哥参加世界博览会，作为回报，它同意在这批卡车上贴上大大的标语“经574分会许可上路”，在城里招摇过市。它还给工会食堂捐了一批货物。跟以往一样，雷因波尔特跟它讨价还价，才谈成了这笔交易。 在二月罢工和五月罢工中，574分会都能很快落实自己的决定，这次也不例外。在新的罢工的头一天（7月17日，星期二），城里大街小巷上，就只剩下得到工会许可的卡车在跑了。罢工第二天，老板们想把卡车开到市场，大批纠察队员马上往那里集中，老板们退缩了。但是，警察趁机插手，以“扰乱秩序”的罪名，抓走了一批纠察队员，他们是这次罢工中第一批被捕的。这只是开始，一场内战很快就要爆发，它的暴力程度将远远超过五月罢工中的冲突。 奥尔森州长也干预了，虽然在这次罢工刚开始的时候，他还想装出不偏不倚的样子，但他的干预，要比上次罢工来得快。在贝恩布里奇市长的请求下，他出动了国民警卫队“维护法律与秩序”，同时又向工会保证，他在罢工中不会偏袒任何一方。 7月18日的工会机关报《组织者》痛批了奥尔森的行为。《组织者》指出：出动国民警卫队只能有一个目的：恐吓工会，逼迫工会屈服。只有老板们雇用的工贼、暴徒和名为“治安队”的打手，才会危害公共安全，可是奥尔森却出动国民警卫队镇压罢工。这就说明他已经站到了工人的对立面上。他根本不“中立”，就算他真的“中立”，那也对不起他的工人选民。《组织者》提醒奥尔森：他能当上州长，全是靠了工农的支持。工农盼望奥尔森支持他们的斗争，他却出动军队来威胁他们。《组织者》要奥尔森立刻撤出国民警卫队，还大声疾呼：“谁也不许去开卡车！一辆卡车都不许上路！” 在7月16日（星期一），也就是举行罢工的前一天，《组织者》改为日报，在罢工期间，《组织者》坚持每天出版。它是美国第一份由工会出版的罢工日报。罢工期间，事情发展得飞快，周报满足不了及时报道消息的要求。而且，把《组织者》改为日报，也能让工会打破资本家对报纸的垄断，及时戳穿老板们的虚假宣传。它能让罢工工人和同情者及时了解前一天发生的大事。它还对老板们、联邦调解员和奥尔森州长的重要行动进行分析。一有危险出现，它就能及时向整个工人运动发出警告，并仔细解释对付危险的办法。虽然《组织者》日报只有四开大小，只有两个版面[7]，但它登的都是猛料，它马上就得到了全城工人阶级的信任。 《组织者》的发行量很快就窜到了一万份，它能做到自给自足。它是免费的，全靠捐款来维持，大家想捐多少就捐多少。报童上街卖报的时候，都带着一个罐子，用来装捐款。出去卖一圈，回来罐子里经常能塞满一块的票子，还有不少人塞了五块的票子。报童一般都是按照固定的路线送报，把一捆捆的报纸放在工人常去的地方，像是书报摊、酒店和理发店什么的。然后呢，在工人上班的地方，比如工厂大门前面，在铁路货车场，就会有人分报纸给大家看。还有人坐车来罢工总部拿报纸。全州的工会和农民组织都写信来，请我们把每一天的新报纸给他们寄去。 资本家马上发现了《组织者》的威力，就拼命打压它。公民联盟开动宣传机器，把负责出版《组织者》的人打成“犯罪集团”。这招不管用，老板们就用别的法子，来给我们添乱。《组织者》的第一期印出来后，老板们就给印刷厂施压，不许再帮我们印报。我们只好去找别家，结果老板们又跟过来施压，连续找了三家都这样。每碰上一次，报纸的出版都要推迟几个钟头，罢工总部里的人都急坏了。最后还是阿尔戈斯（Argus）印刷厂顶住了压力，接过了这份活儿，后面的《组织者》都是它印的。 罢工结束后，阿尔戈斯印刷厂的排字工艾斯·约翰斯顿（AceJohnston）接受了《组织者》的采访，谈起了当时的情况：“我们不知道接下来会怎样。我们只知道我们厂很可能会被砸个稀巴烂……我们知道自己要迎接的是怎样的战斗。但是，跟我们合作的是一批头脑冷静的罢工领导人，他们很清楚自己的业务，我们很合得来。”艾斯还讲了公民联盟是怎么给他们捣乱的：“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辛辛苦苦干了一晚上，差点全被搅黄了……我们都把报纸〔《组织者》〕搬上卡车了，突然一伙暴徒闯进来，跳上了卡车。然后就是一场混战，最后还是574分会的司机和几个帮工把那伙暴徒给赶走了。打那以后，他们就不敢闯进来了。” 老板们对《组织者》的突然袭击，只是他们打击工会的阴险计划的一部分。他们根本不想承认574分会。他们还想利用比五月罢工那时候更狠的暴力，来打垮罢工。公民联盟还是信不过奥尔森州长，怕他不愿出动国民警卫队镇压罢工，所以就想办法加强市警察。跟老板们同穿一条裤子的约翰内斯局长带头要求大幅增加警察的预算，用来增加警力，购买特种装备。这次他们不搞什么治安队了，那些人都靠不住。他们要出动训练有素的警察，还给警察配上镇暴枪，这是一种特殊的霰弹枪，专门配了特种子弹，能把人体打出大洞。 为了替老板们的屠杀计划打掩护，《明尼阿波利斯日报》在7月19日登出社论，恶毒地攻击574分会里的“赤匪”。这家资本家报纸发出了恐吓：“赤匪们最好小心点，不然的话，惹火了市民，你们就有苦头吃了。” （翻译：龚义哲） [1]桥边广场（BridgeSquare）位于明尼阿波利斯闹市区的亨内平大桥南边，亨内平大道、尼科莱特大道和华盛顿大道汇聚于此。——译注 [2]罗伊·威廉·维尔（RoyWilliamWier，1888年2月25日——1963年6月27日），生于南达科他州斯平克县（SpinkCounty）雷德菲尔德市（Redfield），1896年随父母移居明尼阿波利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参加工会运动，1933—1939年当选为明尼苏达州众议院议员，1949—1961年当选为国会众议员。——译注 [3]mediator（调解员）和meditator（沉思者）仅有一字之差，很容易搞混。——译注 [4]起立表决（risingvote）是一种表决方式，一般在群众大会上使用，在群众大会上，主持人向群众提出一个议案，如果大部分与会者站起来表示赞同议案，议案即获得通过。——译注 [5]罢工委员会的名单收录于本书附录。——译注 [6]为庆祝芝加哥建市100周年，芝加哥市从1933年5月27日到1934年10月31日举办了“百年进步”国际博览会（ACenturyofProgressInternationalExposition）。——译注 [7]1934年6月25日，《组织者》发行了第1卷第1期，有4个版面，每周出版一期。从7月16日的第1卷第4期开始，到8月24日的第1卷第39期为止，版面减为2版，每日出版一期。8月25日的第1卷第40期改为4版。8月27日的第1卷第41期又改为2版。从9月5日的第1卷第42期开始，重新恢复为每周一期、每期4版。10月17日发行第1卷第48期后停刊。可在下列地址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history/usa/pubs/theorganizer/index.htm——译注
第八章谈判中的诡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美〕法雷尔·多布斯《卡车司机的造反》（1972） 第八章谈判中的诡计 1934年5月21日，星期一那天早上，市场区的激战还没结束，574分会的斗争就上了全国各大报纸的头条。这次斗争的战况，通过电报传给了所有报纸。到了星期二，KSTP电台直播了警察和治安队被打得屁滚尿流的场面，又通过无线广播网传遍了全国。星期二的战斗被拍成了新闻短片，在各地影院上映，这在当时是电影业的重要业务之一。各地工人群众对这些消息反响很热烈。在大多数罢工中，工人总是被警察痛打，所以，当观众在银幕上看见纠察队员痛打警察时，便纷纷鼓掌喝彩。工人看见工会会员坚守阵地，勇斗警察，让警察吃了大亏，都觉得大受鼓舞。 纽约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领导人看了这些报道，对卡车司机罢工的全貌有了大概的了解。奥尔森州长出动国民警卫队的消息，让他们特别担心，因为这会对工会造成严重威胁。党马上做出决定：派全国书记吉姆·坎农[1]去明尼阿波利斯，帮助卡车司机工会的同志。他是搭飞机去的，这在当时可不便宜。我们党那时人又少，又没几个钱，买机票对我们负担不小；可是，兵贵神速，而坐飞机是最快的方法，所以我们硬是凑出了机票钱。 帮助地方上的同志，是全国领导机关应尽的义务。在革命党的一个支部投入重大行动的时候，全国领导机关必须全力提供帮助，并担负起党在行动中应有的作用，不能把工作全部丢给当地同志处理。 好几年后，雷·邓恩在信中跟我谈过这方面的情况：“我们，也就是地方党支部，坚信五月罢工一定能取得跟煤场罢工一样好的战果。我们的理由很充分，因为我们通过煤场罢工发展了好几百人〔参加工会——法·多〕，其中大多数是年轻、热情、经过战斗考验的积极分子和组织者。他们又发展和训练了好几百个司机和场内工人[2]。最重要的是，我们发展党员的速度越来越快。……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可以说，我们犯了大错——明尼阿波利斯的形势发展得飞快，我们却没有及时把情况通知党中央。这是一个重大错误，应当好好记上一笔。我跟卡尔〔·斯科格伦德〕谈过这个问题，但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在党内，同小资产阶级集团进行的派别斗争正在变得越来越激烈，党中央正面临着许多困难，如果把我们这边的情况通知党中央，就会让纽约那边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给党中央添麻烦。 “直到五月罢工快结束时，吉姆坐飞机来到明尼阿波利斯，才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个错误。他对本地局势的态度和理解，对我们来说是完全新奇的。〔以前，共产党中央领导插手地方工作的经历，给雷留下了不愉快的回忆；但雷对吉姆的到访却抱着感激之情，并且在这里好像在拿来和前者做对比。——法·多〕作为布尔什维克，他懂得一些不仅能够在地方上，更重要的是在全国范围内巩固党的力量、加强党的作用的要点。……我们的视野，原本只局限于本地，吉姆来了以后，开阔了我们的眼界，使我们能〔从全国的角度来〕思考深化斗争和发展组织的问题，并在实际上把整个斗争提高到了更高的政治水平和战略水平。” 雷这里说的全国性的视野，就是要把明尼阿波利斯罢工同整个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政治工作联系起来。在此之前，由于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人数少、力量弱，许多自以为很聪明的人都瞧不起它。而现在，它的党员正在领导一场大规模的工会斗争，通过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这个道理：人数的多少，并不是衡量一个革命政党的价值的唯一标准。 事实证明，托洛茨基主义者拥有真正的、基本的革命品质：有纲领、有战略、有策略，并有能力率领工人投入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吉姆很快就看出了这些因素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全国党建工作之间的关系。同时，他来到明尼阿波利斯后，给卡车司机工会里的同志们帮了大忙，为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出了大力。 要想更清楚地了解谈判的情况，就得讲一下过去的一些事。在罢工爆发以前，574分会提出了建立封闭式工厂的要求[3]，而老板们就针对这一点大做文章，提出了反工会的纲领，所以，在罢工前夕，574分会收回了这个要求，只要求资方承认工会有权代表全体会员参加集体谈判，这项权利是《全国产业复兴法》第七条A款明文规定的。要求承认工会，已经是最低不过的要求了，所以地区劳工局也只能承认这个要求是合法的。老板们被将了一军，只好对这个问题装聋作哑，一边装作没听见劳工局的话，一边寻找新的宣传方针。这样一来，全城的人都对罢工的这个核心问题一清二楚了。大家都看见了，工会要求的只不过是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而且对于用什么方式来承认工会，工会的态度也是很灵活、很通融的，可老板们却还是坚决不肯承认工会。因此，在宣传方面，工会就占了上风，让罢工获得了更多的群众支持。 罢工开始后，奥尔森州长就出来当和事佬，想安排老板跟工会谈判，可是老板们根本不理睬他的一片苦心，一点都不肯退让，还对他说，他的职责就是出动国民警卫队保护卡车上路。而工会这边，自然是愿意配合他的调停的。但是，574分会领导层内部的分歧，让这个问题变得复杂了。克利夫·霍尔，还有被他影响的执委会委员，还有普通的劳联干部，都想让奥尔森在谈判中完全自由发挥，不受任何限制。幸好574分会的谈判代表团里还有迈尔斯·邓恩和比尔·布朗，部分抵消了这种危险。 必须想个法子让奥尔森明白，他休想在谈判中玩什么欺骗工会会员的鬼把戏。5月19日星期六那天，我们的纠察队员在贝尔曼水果公司门前被警察痛打，这倒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我们的人挨打的时候，奥尔森正在竞技俱乐部（AthleticClub）主持谈判，他跑来跑去，一会去找工会的代表团，一会又跑去跟老板们的代表团谈。 574分会给奥尔森发了一个声明：“在今早十点于罢工总部举行的群众大会上，本会会员指示我们发出最后通牒：罢工委员会委员已对市场的情况进行了特别调查。随后我们发现，警方用棍棒、警棍、铅管野蛮地打伤了许多工人的头。我方有十二人受重伤，甚至可能是致命伤，这些伤员已被送至医院救治。我们对此暴行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州长命令警察局长撤回警察，否则我们将会中止会谈。如果州长先生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会按照指示，全力投入战斗，在大局已定之前，我们将拒绝任何仲裁或调停。我们将号召明尼阿波利斯及周边地区的全体工人援助我们，保卫我们的权利和生活。在你方采取行动和做出答复之前，我方将撤回代表。” 这个声明难免有一些语法错误，但这也是因为它是在高度紧张的气氛中草草写成的。不过它的内容却是坚定而毫不含糊的。这个声明刚刚被全体会员通过，工会就派几队特别巡逻队去竞技俱乐部，把这个声明当面交给奥尔森，并把我们的谈判代表拉回罢工总部。这两件事都干净利落地完成了。奥尔森和他在劳联官僚中的同伙收到了警告，这段经历也对574分会的谈判代表团产生了有益的影响。而且，这也能帮助工人认清奥尔森这个和事佬的真面目，让他们明白奥尔森这人是靠不住的。 5月22日，星期二这一天，双方刚刚停战，劳工局就提出了一个调解方案。到了晚上，奥尔森在尼科莱特旅馆（NicolletHotel）主持会议，让双方代表去到那里，以劳工局的方案为基础开始谈判。工会派出大批机动巡逻队，护送代表团前往会场。到了会场，他们发现到处都是警察，就又给奥尔森下了最后通牒：“警察不撤走，我方就不会跟你方会面，也不会进行会谈。”后来我们得到消息，说公民联盟已经布下陷阱，警察已经拿到了逮捕证，就等574分会的谈判代表过来自投罗网，幸亏代表们警惕性够高，才没中计。奥尔森就叫警察撤退，然后谈判就以间接的方式进行：双方代表团不在同一个房间里开会，由奥尔森在两边来回传话。 艰难的谈判足足进行了三天。最后老板们总算同意承认工会，但要以劳工局下发同意令[4]的形式来间接承认，工会接受了同意令之后，166个老板代表整个卡车运输业在同意令上签了字。老板们还想以罢工纠察队员在罢工期间“犯罪”为由，开除纠察队员，但是他们失败了，只好同意让全体纠察队员无条件上岗。老板们保证不会歧视工会会员，并承认574分会有权在具体问题上代表业内会员进行谈判。为了防止老板们开除工会会员，还特别设立了一套年资制度。总的来说，老板们承认工会的形式，足以使工会获得稳固的根基，让工会能够继续斗争，在工资和劳动条件两方面赢得扎实的成果。 在谈判中，为了在多大范围内承认工会这个问题，双方差点谈崩了。老板们坚决要求把场内工人排除在外，所以工会谈判代表就离开会场，回到了罢工总部。没过多久，奥尔森就派他的司机来到罢工总部，请谈判代表坐他的豪华轿车回去谈判，还提出了新的条件。新的条件把工会有权代表的工人的范围，扩大到了司机、帮工和“与卡车运输业务有关的其他人员”。 新条件的关键，是“与卡车运输业务有关”这个说法，它把工会能够代表的工人，扩大到了雇用司机和帮工的企业内部。在这些企业里面，由于业务范围的不同，工种的划分是很复杂的，所以，这个对工会代表权的规定虽然不够具体，却能带来一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只要能把这类职工组织起来，工会就会自动获得代表他们的权利。所以574分会才要使用“场内工人”这个覆盖范围非常广的说法。只要在承认工会的条款中明确承认全体工会会员都算在内，那么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奥尔森向工会谈判代表保证，一定会把这项要求写进协议里面，还说他只是想给老板们留点面子。既然州长都做出了这样的保证，工会也就接受了这个条件。 在罢工爆发前，老板们给卡车司机加了工资，时薪加到了五毛钱，其它关键岗位上的工人也加了不少。老板们本来想用这一招来瓦解工会组织运动，并让罢工流产，没想到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在协议里有这么一条：罢工之前的大幅加薪必须维持至少一年。这条规定也适用于罢工后的谈判或日后的工资仲裁。劳资双方成立了一个仲裁委员会，一共有七名委员，其中两个是574分会的代表，两个是老板的代表，地区劳工局出一个工人代表和一个资方代表，然后这六人再提名一个“中立”人士。对于劳动时间的问题，双方都同意先按全国复兴署的规定来办。 5月25日，星期五那天晚上，工会领导层接受了协议草案，并把草案提交给全体会员审批。二月的煤场罢工结束时，劳联干部把协议吹得天花乱坠，但这次574分会老实地承认，这个协议草案是同老板们妥协的结果。在5月25日的大会上，工会坦率地承认了原先的要求有哪些能实现，哪些实现不了，全体会员也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讨论。罢工工人认为自己赢得了有限的胜利（主要是迫使资方承认工会，这为未来的斗争打下了基础），经过表决，决定接受这个协议。第二天早上，除了出租车司机之外，全部工人都复工了。 出租车司机的主要雇主是黄色出租车公司，它不属于卡车运输业。在卡车运输业的劳资双方达成协议后，黄色出租车公司才开始同工会认真进行谈判，到了6月4日，双方签订了为期一年的协议。按照协议的规定，工资大大增加了，工人也开始落实工会对职业的监督。工会马上就开始吸收出租车行业的其它工种：调度员、电话接线员[5]、车库工人、运行李的司机，还有帮工。个体出租车司机也争得了同样的协议。签订协议后，全城的出租车司机举行大会，经过表决，几乎一致同意继续留在574分会里面。这样一来，那个由个体出租车业主和他们的轮班司机组成的小工会，也就等于名存实亡了。我们就用这种方法，再次绕开了托宾的组织规定。 共产党在斗争中根本没出什么力，等到工人得胜复工后，它突然跳出来大骂罢工协议，说“托匪把工人出卖给了公民联盟”。那时候的共产党陷入了极左狂热。在1928年以前，他们的路线是跟改良主义工会官僚妥协，跟资产阶级政客合作，到了1928年，共产国际六大提出了所谓的“第三时期”路线，然后共产党就跳到了极左路线，在1934年的时候，共产党的策略就是根据第三时期路线来定的，等到1935年，他们又跳回了1928年以前那种阶级合作路线。他们预计，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已经非常严重，只消一个晚上就会产生革命形势，他们的整个方针政策都是按照这个预计来定的。所以他们采取了宗派主义的路线，要把“革命的”领导层硬塞给群众。为此，他们首先要分裂国际工人运动，然后在共产党的控制下重建国际工运。 美国共产党的干部接到命令，要强行分裂劳联，尽量把工人拉上他们的冒险道路，能拉多少就拉多少。他们想建立一个“红色”的工会联合会，他们给这个组织起的名字叫“工会团结联盟”（TradeUnionUnityLeague），这个名字可真够讽刺的。可是，参加这些“红色”工会的人，基本上只有共产党员，还有直接受他们影响的那些工人，所以它们也就是些空架子。这些“革命”的空架子当然不可能赢得老板的承认，更别提领导夺取政权的斗争了。这种极左主义和冒险主义，使共产党的干部同活生生的阶级斗争相隔离。在明尼阿波利斯，共产党对574分会一点影响都没有。他们没有办法，只好想办法从外面插手工会的行动，为此他们印了好些传单。 5月15日，574分会举行大会，经过投票表决，决定继续罢工，共产党也参加了这次大会，还散发传单，大骂卡尔·斯科格伦德和邓恩兄弟都是“叛徒”和“老板的奸细”。在罢工期间，他们还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要想让他们支持罢工，就得让他们那个空架子组织的人参加罢工委员会。我们没听他们的，他们就印了更多的传单，大骂工会领导层“不民主”。这下惹火了罢工工人，要不是工会领导拦着，发传单的共产党员非挨揍不可。比尔·布朗是个说俏皮话的能手，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共产党让油印机丢脸了。” 罢工结束后，当时的共产党总书记厄尔·白劳德[6]赶到明尼阿波利斯，大骂了一通罢工协议。但是，攻击574分会的主攻手，却是雷、迈尔斯和格兰特三兄弟的大哥威廉·F·邓恩[7]。他以前属于共产党坎农派，但在1928年的分裂中，他却投靠了斯大林派。现在共产党的头头命令他去干脏活，要他去捅自己的亲兄弟一刀，以此来表达自己的忠心。他也答应了。他在共产党的《工人日报》[8]上写文章，说“明尼阿波利斯斗争的核心政治任务应当是揭露和击败奥尔森。”他痛批工会领导层，说工会领导层不该跟老板妥协，应该坚持斗争，争取“全胜”。他硬说工会应当“踢开劳联官僚”，发动总罢工。工会没照他说的做，他就说罢工被“击败”和“叛卖”了。 吉姆·坎农在《战士报》的专栏上发表文章，反驳了威廉·邓恩；坎农指出：斯大林派脑子发昏了，工人可没发昏，他们比斯大林派更懂得什么是“核心任务”——是让工会得到承认。所以，除非“踢开”工人，否则是不可能发动一场以“揭露和击败奥尔森”为目标的总罢工的。其实，政府是怎么做的，工人都看在眼里，他们学到了一些实实在在的教训。工人发现，不管是在煤场罢工中，还是在五月罢工中，警察都完全站在老板一边。奥尔森一出动国民警卫队，工人就知道这对罢工有害——后来的情况，证明了这种认识对工会大有好处。在1934年6月16日的《战士报》上，吉姆·坎农解释了这次罢工的核心任务应当是什么： “争取落实经济要求的斗争，与争取成立工会的斗争是不可分割的，这个道理是不证自明的，但是工会是进行这一斗争的工具，又是经济性成果的守护者。每一个参加了工会的工人，都会本能地明白这个道理。工人想要改善自己的处境，但在为改善自身处境而斗争时，他也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得到保障。这就是‘承认工会’这个公式的具体含义。……每一个罢工协议，都会让老板继续控制工业，继续剥削工人，所以说，罢工协议总是一种妥协。就算是最好的罢工协议，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小和限制这种剥削。现实的领导不会指望资本家的‘公正’，只会在具体的情况中尽量争取扩大工会，加强工会的力量，为下一次斗争做好准备。” 接着，坎农又对加薪幅度的仲裁规定写了一些看法：“这是一个重大的让步，工会干部认为，为了在下一阶段让工会获得的承认更有保障，并巩固工会的力量，必须在现有条件下争取落实它。……仲裁委员会如果做出对工人不利的裁决，肯定会刺激工会会员，让他们重新行动起来。罢工持续了十天，仲裁委员会在开会时，不可能不受到罢工的直接影响，不可能不明白工会有多么强大、多么勇猛。在我们看来，这就是明尼阿波利斯罢工的成果中最关键的一点——成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新工会。工会领导和组织者的全部计划，都是围绕着这个目的而设计的，而这个目的，又只是一个长期计划中的第一步。这次斗争就是围绕着这个问题而开展的，并且赢得了胜利。在这个基础上，工会可以继续前进。把这种结果说成是‘失败’，实在荒谬至极。” 吉姆·坎农对罢工成果的评价，得到了参加过罢工的工人的普遍认同。卡车运输业的工人复工后，都在胸前骄傲地戴着574分会的徽章。在罢工期间，加油站员工给工会惹了不少麻烦，现在连他们都开始参加工会了。在罢工刚开始的时候，一些快递司机还想当工贼，现在他们都在涌入工会。 没过多久，574分会的会员人数就突破了七千人，而且天天都在不断增加。工会成立了一些劳动监督委员会（jobcommittee），处理工人的申诉，并收取会费。另外，工会的规模越来越大，参与的活动越来越多，必须要建立一个全职的组织者班子。6月1日，莫·霍克向执委会建议：由雷·邓恩、迈尔斯·邓恩、格兰特·邓恩、卡尔·斯科格伦德和我担任全职组织者，工资与卡车司机的平均工资相同——每周二十五块钱。这个建议被执委会批准了。这样一来，工会的实际领导层就更加名正言顺了。 在罢工结束后，处理工会的监督委员会处理不了的申诉，是我们这些组织者的第一个任务。这些任务包括让罢工工人重新上岗，令人惊讶的是，没几个老板敢不让罢工工人上岗的。大多数情况下，老板都愿意接见工会代表，并解决纠纷。 我跟雷·邓恩一块工作时，碰到了一件怪事。在市场有家公司，它跟竞争对手有协议：每天开工的时候，就用卡车拉来橙子，两家各分一半。然后这家公司的老板就叫一个司机早上来早一点，给自家多分一点。司机跟老板说，他现在属于工会，再也不能干这种事了。老板就炒了他，说他“不听话”。我们就去找老板，给他两条路：要么让司机复工，要么我们就罢工。老板坐下来，盯了我们一会，看他的脸色就知道他想起了市场的战斗。最后他还是让那个司机复工了。 到了六月中旬，处理申诉的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这都是因为公民联盟给城里的老板们施压，要他们给工会会员穿小鞋，比如在加薪问题上耍花样，或是优先解雇资历较老的工人。才过了几天，就有七百多工人向我们投诉，说自己受了刁难；工会在跟老板交涉时，绝大多数老板都不肯做出半点补偿。不用说，公民联盟正在找机会，向工会发起新的挑衅。 工会想按照罢工协议中的规定，通过劳工局，就进一步的加薪进行谈判或仲裁，但是，资方代表团的态度，却更加暴露了他们的这种企图。资方代表吞吞吐吐，扯来扯去，既不说“可以”，也不说“不行”，就这么拖下去。既然劳工局不能落实协议，工会就直接去找各家公司的老板，打算一家一家地把这个问题给谈妥了。但是他们都说自己做不了主，叫我们去找资方代表团。同时，他们又加了一点点工资，想在工会会员当中制造分裂。 资方代表团说明白了的只有一件事：凡是跟场内工人有关的问题，一律免谈——他们说，上头只让他们跟574分会谈判跟卡车司机和罢工有关的问题，其它问题都不能谈。他们就是想让卡车司机和帮工抛弃场内工人，在工会会员中间搞分裂。要是让他们得逞，工会的力量就要大大削弱，也就不能从老板那里争得多少让步了。老板们做足了功课，他们很清楚托宾的组织思路，他也想压缩工会能代表的范围，所以他跟老板们想到一块去了。他和老板们都想扭转574分会的产业工会路线，把工会局限在狭隘的行业范围内。这样一来，574分会的激进领导层就会被赶走，被换成“工人政治家”。 这也符合奥尔森州长的需要，因为574分会的勇猛斗争让他在政治上两头为难。在谈判中，他曾向工会代表团保证：罢工协议一定会让老板们全面承认工会，也会承认工会有权代表场内工人。这样肯定会引起关于工会能代表多大范围内的工人的争议。他这么老奸巨猾，应该早就对此心里有数了。这种可能性，产生于一个明显的事实：在罢工期间，他的主要目标，就是不惜一切风险，也要让工人复工。等到劳工局问他，对罢工协议中关于工会代表范围的条款有什么意见时，他就说些含糊不清的话，想把问题糊弄过去。1934年6月21日，他写了个声明，建议这项条款应当把负责运货和收货的职员、码头搬运工和起重机操作员都算进去。然后他又说，应当提请仲裁，以仲裁的结果为最终决定，就当协议中对工人做出的小小让步根本不存在似的。 奥尔森的声明惹火了老板们，他们在报上登出大幅广告，宣布工会只能代表卡车司机和帮工。劳工局看见老板们根本不理睬奥尔森的声明，就对罢工协议中关于工会的代表范围的条款作出了裁决。它裁定工会只能代表司机、帮工和“直接参与卡车的装货与卸货”的站台工人。这个裁决一出，工会就失去了代表场内工人的合法权利，所以老板们马上接受了它。工会发表声明，拒绝接受这个忽悠人的裁决，还讽刺了一句：“劳工局‘慷慨地’裁定，574分会有权代表它的近半会员。” 就在奥尔森发表那个声明的同一天，574分会也召开会员大会，对越来越严峻的形势进行了讨论。大会经过表决，决定公开发表声明，要求老板们承认工会有权代表全体会员，还要求立即加薪。为了给这些要求增加底气，大会还决定着手准备新的罢工。在大会上，克利夫·霍尔跟工会领导层商量后，给兄弟会总司库托马斯·L·休斯（ThomasL.Hughes）写了封信，报告了目前的局势。写这封信是为了给兄弟会高层卖个面子，里面解释说，574分会没有申请国际执委会的批准，就发动了五月罢工，这是因为分会的大多数会员都刚入会不久，按照兄弟会的规定，他们不能领取罢工津贴。至于工会能否代表场内工人这个问题，由于托宾和休斯都不赞成，所以信里也就不提了。信里只说老板们不肯遵守罢工协议，不愿把工资问题提请仲裁。 由于罢工的开销非常大，信里还请求休斯免除五月里入会的三千名新会员的入会费。霍尔在信中写道，这个要求不算过分，“毕竟在罢工的十一天里，兄弟会连一分钱的津贴都没发给我们。”信中还保证，如果兄弟会能免除这批新会员的入会费，以后每个会员每月三毛钱的人头费一定会按时上交给兄弟会。 休斯在回信中说：“每发展一个新会员，兄弟会都要从入会费中抽一块钱，这可是白纸黑字写在组织规定里面的。”对于574分会跟老板们的纠纷，他一个字都没写。后来，托宾对这个问题发表声明，在574分会背后捅了一刀。 考虑到要同老板们进行新的斗争，妇女后援会可以在斗争中提供有力的帮助，所以工会就着手加强妇女后援会。从五月罢工后期开始，有不少纠察队员不是受了伤，就是被劳教，所以妇女后援会就负责接济他们的家人。现在公民联盟又向工会发动了新的进攻，有很多工人受到了打击，所以妇女后援会就要承担起更大的责任，给这些工人提供救济。为了帮助这些阶级战争的受害者，妇女们给他们争取社会救济，又帮他们举行街头募捐。妇女们还到其它工会去募捐。新的罢工很快就要爆发，要做的事情越来越多，人手却总是不够，所以妇女后援会也开始发展会员，收到的效果很好，就连574分会外面的人，也开始申请入会。在新的斗争中，以经历过五月斗争的老战士为核心组织起来的战斗的妇女，再次成为了一支重要的队伍。 工会正在为了新的斗争做准备，共产主义者同盟也没闲着，它在全国各地的组织都在尽力帮助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为了资助卡车司机工会，还发动了一场征集特殊党费的运动。另外还发动了一场扩大《战士报》订阅量的运动，主要是在受到五月罢工鼓舞的各地工人中间发展订户。 吉姆·坎农又来到明尼阿波利斯，他跟当地同志商量后，决定把擅长做辅助性工作的党员派来这里。这些同志当中，有两人是顶尖的新闻记者——马克斯·沙赫特曼[9]和赫伯特·索洛[10]，索洛后来当了《财富》（Fortune）杂志的编辑；还有阿尔伯特·戈尔德曼[11]，他是芝加哥的著名工人律师，来到这里给工会当法律总顾问；还有胡戈·奥勒尔[12]，他是个优秀的群众运动领袖，也赶来这里，帮助574分会发动失业工人。 中央派来支援明尼阿波利斯的同志，与领导工会斗争的当地同志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这里面有几个原因。自从吉姆·坎农在五月来到明尼阿波利斯后，中央就能比以前更准确地掌握当地形势，及时作出反应。而且工会党团也非常清楚，中央派来的提供特殊援助的同志，能帮上很大的忙。我们参加的是一场非常复杂的斗争，充满了各种政治风险。在现代的罢工中，如果能有具备阶级政治意识的记者，为罢工提供充分的政治建议和帮助，就会大大有利于罢工，我们这次罢工也不例外。一个富有经验的失业工人组织者，一个能干的革命律师，他们能起到的作用也是无价的。中央给我们的帮助，主要就是派来了这么多能干的同志。他们提高了工会的“总参谋部”的水平，这是件了不起的事，一定会带来许多重大好处。 在煤场罢工中，共产主义者同盟当地支部的党员发挥了重要的辅助作用，在后来的卡车司机罢工中，他们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的工作主要集中在574分会之外的其它工会、在失业工人和妇女后援会当中。他们还扩大了《战士报》的读者群，利用《战士报》对工会斗争的政治分析，提高了工人的阶级觉悟。在这些活动中表现突出的有：范妮·巴拉奇（FannieBarach）、塞·巴拉奇（SiBarach）、戈尔迪·库珀（GoldieCooper）、老奥斯卡·库弗、威廉·库伦（WilliamCurran）、C·R·赫德伦（C.R.Hedlund）与P·G·赫德伦（P.G.Hedlund）、切斯特·约翰森、路易斯·罗斯兰（LouisRoseland）和乔·罗斯（JoeRoss）。自从煤场的组织运动开展以来，整个党支部就在逐渐壮大。它的大部分新党员都来自574分会，在574分会里已经形成了一个有力的党团，这说明它在工运中的影响力逐渐变强了。 宣传工作是非常重要的，574分会为此出了大力。6月25日，574分会出版了自己的报纸《组织者》（TheOrganizer）。574分会可以利用这份报纸，揭穿老板的报纸散布的谎言，介绍自己的目的与政策，揭露老板和政府的反工人阴谋。工人很喜欢《组织者》，他们仔细阅读每一期，并广泛散发。《组织者》一开始只有八开大小，只有四个版面，发行量也只有五千份，每周出一期，但在工会不得不再次发动罢工后（工会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点），《组织者》改为每天出一期。 虽然我也是《组织者》的编辑，但我忙于其它工作，再加上当时我也不会办报，所以我其实也没怎么参加编辑的工作。我能当上它的编辑，只是因为按照惯例，要有一个工会领导挂名，这样做很有好处。《组织者》的编辑工作，其实是由马克斯·沙赫特曼和赫伯特·索洛负责的，还有一个会写新闻的当地同志卡洛斯·哈德森（CarlosHudson）给他们帮忙。吉姆·坎农也给《组织者》写了不少社论。《组织者》的编辑方针，是经过工会领导和党的记者商量之后，再确定的。通过这种集体协作，工会又掌握了一种强力的新武器。 （翻译：龚义哲） [1]詹姆斯·帕特里克·坎农（JamesPatrickCannon，1890年2月11日——1974年8月21日），生于堪萨斯州玫瑰谷（Rosedale），1908年参加美国社会党（SocialistPartyofAmerica），1911年参加世界产业工会（IndustrialWorkersoftheWorld），一战期间反对战争，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倾向共产主义，1919年参与创建美国共产主义工人党（CommunistLaborPartyofAmerica），美国共产党成立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1928年的共产国际六大上接受了左翼反对派的主张，为此被美共开除，此后成为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领袖，建立了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CommunistLeagueofAmerica）和社会主义工人党，并在社会主义工人党成立时担任全国书记。1953年辞去全国书记的职务后退居二线。1974年在洛杉矶逝世。——译注 [2]这里的“场内工人”（insideworker）是指并不亲自驾驶卡车、但又与运输业息息相关的工人，比如把货物从车上卸下，然后把货物运往厂房、车间、库房、站台等地的工人。——译注 [3]也就是说，工厂只能录用工会会员。——译注 [4]在美国司法实践中，双方发生纠纷时，可以在经过调解并达成协议后，由法院或具有管辖权的机构下达同意令（consentorder或consentdecree），双方在同意令上签字后，即视为纠纷已解决。——译注 [5]当时的电话需要用人工来完成拨号和转接的工作。——译注 [6]厄尔·拉塞尔·白劳德（EarlRusselBrowder，1891年5月20日——1973年6月27日），生于堪萨斯州威奇托市，1907年参加美国社会党，1917年12月因拒绝服兵役被判处监禁，1918年11月获释。1921年参加美国共产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1926年被红色工会国际派往中国，担任泛太平洋产业工会书记处书记，1929年返回美国，1930—1945年任美国共产党总书记。曾于1936年和1940年参加大选。1944年解散美国共产党，美国共产党重建后，于1946年被开除出党。——译注 [7]威廉·弗兰西斯·邓恩（WilliamFrancisDunne，1887年10月15日——1953年9月23日），绰号“比尔”（Bill），生于密苏里州堪萨斯市。曾在北太平洋铁路公司当过电工。1910年参加美国社会党。一战期间当选为蒙大拿劳工联合会（MontanaFederationofLabor）副主席，并担任蒙大拿劳工联合会主办的《比尤特公报》（ButteBulletin）编辑。1918年至1920年当选为蒙大拿州议员。1919年秋季，在社会党分裂后，参与创建美国共产主义工人党（CommunistLaborPartyofAmerica），并率领社会党比尤特支部参加了美国共产主义工人党。1922年年底，美国共产党建立了合法组织美国工人党（WorkersPartyofAmerica）后，比尔·邓恩担任美国工人党的周报《工人报》（TheWorker）编辑，并当选为美国工人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3年因参加共产党而被劳联开除。1924年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1924年至1925年担任美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1925年回国后担任美国共产党机关报《工人日报》（TheDailyWorker）编辑。1928年出席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1929年当选为美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1931年至1932年在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工作。在1934年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期间，他的几个兄弟（文森特、迈尔斯、格兰特）都参加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并积极参加了卡车司机罢工，但他则代表美共，批判了他的兄弟们。二战期间在海军造船厂工作。1946年被指控进行派别活动，被开除出党。——译注 [8]《工人日报》（DailyWorker）是美国共产党的机关报。——译注 [9]马克斯·沙赫特曼（MaxShachtman，1904年9月10日—1972年11月4日），出身于波兰华沙一个犹太家庭，1905年随家人移民美国，少年时即倾向左翼激进运动，1921年参加了美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美国工人党（WorkersPartyofAmerica），从此参加共产主义运动。在共产党内属于坎农派，1928年与坎农派一起被开除出党，此后参加了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社会主义工人党和第四国际的成立工作。1940年因路线分歧退出社会主义工人党，组织了工人党（WorkersParty），1949年工人党改名为独立社会主义者同盟（IndependentSocialistLeague），1958年解散，党员加入美国社会党。——译注 [10]赫伯特·索洛（HerbertSolow，1903年11月20日——1964年11月26日），美国记者，二十年代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同路人，三十年代参加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后来脱离政治。——译注 [11]阿尔伯特·戈尔德曼（AlbertGoldman，1897—1960），原名阿尔伯特·维布伦（AlbertVerblen），出生于芝加哥，曾当过裁缝，1919年参加世界产业工会，1920年参加美国共产党。1933年因拥护托洛茨基主义被开除，此后投身托洛茨基主义运动，1934年参加了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1939年起开始担任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四国际美国支部）的全职干部。1941年社工党因违反史密斯法案受审时，他担任了社工党的辩护人，但他随后也被监禁。在狱中开始批判社工党与第四国际，1945年建议社工党与沙赫特曼的工人党合并，合并失败后，于1946年退出社工党，参加了工人党。后退出工人党，参加了美国社会党。——译注 [12]爱德华·胡戈·奥勒尔（EdwardHugoOehler，1903—1983），曾任美国共产党的堪萨斯地区组织者，1930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而被开除出党，此后参加了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并当选为全国委员会委员。1935年因反对同美利坚工人党合并而退党，另建革命工人同盟（RevolutionaryWorkersLeague，RWL）。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支持统工党。1937年彻底与托洛茨基决裂。二战爆发后逐渐泯没无闻。——译注
第七章开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美〕法雷尔·多布斯《卡车司机的造反》（1972） 第七章开战 这次罢工的规模之大、力量之猛，把卡车运输业的老板和公民联盟的头头都给打懵了。在想出对付罢工的办法之前，他们只好把自己的车辆收起来，所以工会没费多大劲就控制了城里的大街小巷。不过，工人很快就会尝到资本家是怎么对付罢工的了——暴力镇压。 资本家的媒体马上开始痛骂工会，它们拼命抹黑罢工。老板们招了不少工贼司机和流氓，却说这只是为了“保持道路通畅”。在公民联盟的操纵下，警察向工会下手了。按照法庭的记录，在罢工的头两天，只有十八人被捕；可是到了第三天和第四天，就有足足151名纠察队员受审。他们被处以罚款，挨罚的最多的有五十块，还有十七人被判处劳教，时间从十天到四十五天不等。1934年5月18日，星期五这一天，老板阶级举行了“市民大会”，并在会上炮制了一个“法制”委员会。工会弄到了公民联盟的一份公报，上面登了一个报告，说法制委员会正在组织特别治安队，这个治安队将按照治安官和警察局长的建议行动。法制委员会租下了亨内平大道1328号，把那里改成了治安队的总部，还仿照工会的罢工总部，盖了食堂和医院。 刚开始的时候，工会对市场一带不够重视，公民联盟的军师就打算从这里下手，从侧翼击破工会的纠察线。菜农在市场里租下摊位，小商店的老板就到市场上去买他们的产品。当时小商店还没有被连锁店消灭，这种贸易还很活跃。这些菜农属于菜农协会（MarketGardenersAssociation），他们跟农民假日协会没有关系。工会事先没有跟他们商量好，所以罢工无意中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公民联盟的军师发现菜农对罢工意见很大，就想利用他们，让他们带头破坏罢工。 资本家的报纸登出文章，说“为了对付罢工，菜农已经组织起来”。治安官派了七十多个治安队员，护送菜农的车队前往市场。他们在半路上就被机动巡逻队发现了，然后机动巡逻队追了他们一个钟头。农民发现自己卷入了纠察队和治安队的战斗，他们大多掉头回家了；开到市场的卡车只有三辆。 这次冲突之后，工会向菜农协会保证：菜农可以直接把产品运给城里的小店主，工会不会干扰他们。这样一来，菜农就可以继续做生意，而又不会破坏罢工；工会也能继续封锁市场，而又不会损害菜农的利益。菜农们接受了这个条件，在罢工中保持中立，有些人还对罢工保持了善意。 老板们见这招不管用，干脆公开向工会进攻。5月19日，星期六那天早上，老板找来一帮工贼，在市场区给贝尔曼水果公司（BearmanFruitCompany）装了两卡车的货，又找了一大帮警察和流氓，叫他们带着棍棒去保护工贼。工会派机动巡逻队去增援当地的纠察队，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赤手空拳的罢工工人只能用手边能找到的一切东西来自卫。好多纠察队员被打成重伤，几个警察和流氓也被打伤了。后来，纠察队长杰克·马洛尼（JackMaloney）写了个报告，交给了我。（在罢工档案中，他用的是他继父的姓氏塞维尔森〔Severson〕。） 杰克的报告是这么写的：“……咱们吃了大亏，有好几个人被警察用警棍打翻了。我就是其中一个，我被打昏后，不知是谁把我拖进了贝尔曼公司里面。我醒来后，发现哈罗德·比尔（HaroldBeal）和路易·斯卡拉德（LouieScullard）也跟我关在一起，过了一会，来了辆警车。哈罗德和路易被押上警车后，警察见我脑袋伤得厉害，血哗哗地流，就把我放了，我从警车下来的时候，连站都站不稳，倒地上了。接着就是一场混战，纠察队员把我拉起来，扶我走到第六街和亨内平大道的路口。他们叫来救护车，把我跟另外一些纠察队员送到总医院。医生给我脑袋包扎好后，把我放在一个房间里，准备转送监狱。这时蒸汽管装修工工会的工会代理来了，他跟前台接待员说：‘这个人我带走了。’然后他带我走到门厅，对我说：‘赶紧离开这里。’” 从杰克的经历可以看出，医院跟警察是一伙的。受伤的纠察队员去医院治伤时，医院就会通知警察，还把纠察队员控制起来，等警察一来，就把纠察队员交给警察。所以工会才会在罢工总部里设立自己的医院。受了小伤的人，我们都尽量带回自己的医院治疗。只有受了重伤的人，才送去正规医院。星期六那天的战斗结束后，每个纠察队员都懂得了这个规矩，在后来的战斗中，大家都严格遵守这一条。 星期六那天晚上，又有人给工会下了圈套。在装卸区有条小巷，那里有两家大报的办公楼，而且还紧挨着，所以大家都叫它报纸巷（NewspaperAlley），圈套就设在那里。有人给罢工总部带话，说报纸巷那边正在准备装车送报，还有大批警察保护。雷和我是纠察队调度员，我俩都觉得这事儿不大对劲，就没派纠察队过去，我们可不想又像早上那样挨打。没想到有个家伙——他以前一直干得很卖力，对罢工也很忠心，后来才发现他是个奸细——他拿起扩音器，假传调度员的命令，要了两三车的纠察队员，里面还有女工，把他们派去报纸巷。结果他们中了埋伏，被警察和流氓用警棍和棒子打得很惨。 卡车马上搭着纠察队员回来了，受伤的人立刻被送到罢工总部的医院治疗。有好几个人骨头都被打断了，其中有五个是女工，我们这里治不了，只好把他们送到正规医院去。我们搜了奸细的身，还搜了他的轿车，结果发现他居然有好几个工会的会员证，还有农工党的党证，还有伯恩斯侦探社[1]的徽章和证件。这次惨案的消息传出去后，同情罢工的药剂师给工会捐了一些医疗用品。就连正规医院的医生和护士也很吃惊，他们开始帮助纠察队员，在治好纠察队员之后，就放他们走，不让警察来抓人。 在报纸巷中了埋伏的纠察队员刚回来不久，两个警察就闯进了罢工总部，说纠察队员绑走了一个工贼司机。他们吓唬我们说，要是不把人交出来，就要抓罢工领袖回去交差，然后他们亮出警棍，就往调度员办公室闯。因为连续被警察痛打了两次，大家正在气头上，这下就把火全朝他们撒了。没过几分钟，两个警察就不省人事了，大家把他们丢出总部门外，又打电话叫救护车拉走他们。扑上去的纠察队员太多了，警察根本没有还手之力。有个叫谢尔曼·奥克斯（ShermanOakes）的，他是个卡车司机，有时运煤，有时运冰块，他抄起棍子就朝一个警察打过去，一不小心打中了另一个工人比尔·阿巴尔（BillAbar），打折了比尔的胳膊。谢尔曼一下子就哭了出来。不知道他哭是因为打中了比尔，还是因为没打中那个警察。 《明尼阿波利斯日报》（MinneaplisJournal）在周六晚间版登出报道：《425名特别警察在星期六采取措施平息卡车司机罢工，引发严重暴乱》。资本家的报纸就是这样颠倒黑白的。编辑随便写几个字，警察对和平的纠察队员犯下的暴行，就变成了纠察队员的“严重暴乱”。需要注意的是，报纸还对警方暴行的起因轻描淡写，说是为了“平息卡车司机罢工”。 574分会的传单，号召工人群众踊跃支援罢工。 到了星期天早上，各家报纸继续颠倒是非，还说有成百上千的人正在参加特别警察。然后广播也跟着起哄，叫骂了整整一天。星期天晚上，听说有两千多人参加了治安队。其实，根据工会后来得到的官方报告，到了星期一，也只有544人报名参加治安队，其中大多是小商人、职员、推销员，里面只有几个上当的工人。虽然没多少人参加治安队，但老板们并不会罢休，他们拼命夸大治安队的人数，想让罢工工人以为全城都在反对自己，把罢工工人给吓倒。 老板们失算了，罢工工人根本没被吓倒，不管来多少警察，多少治安队员，他们都不怕。相反，他们开始显露出工人对资本主义民主的幻想中的有利一面。 工人以为，在资本主义统治下，自己的民主权利是不可侵犯的，这是一种有害的幻想。这种幻想会维持很长时间，但是，只要工人想在阶级斗争中行使民主权利，它很快就会破灭。幻想破灭后，工人就会发现自己上了当。可是，工人仍然会觉得这些权利是自己应得的，并且会为了落实这些权利，而更加英勇地斗争。这样一来，有害的幻想就会变成有利的激励，而这种情况马上就要在明尼阿波利斯发生了。 直到现在，工人在行动时都是赤手空拳的；但是他们发现，只要他们想行使和平的纠察权利，就会遭到警察的大棒镇压。所以他们决定，一定要落实自己的民主权利，不让工贼抢走自己的工作。如果想要这么做的只有一小批被孤立的先进分子，那将会是一个严重的战术错误——这些先进分子只会倒在警棍下；幸好现在愿意这么做的不只是先进分子，更是全体罢工工人。然而，正是由于资本家的镇压，激起了工人的怨愤，所以他们才愿意采用这些自卫手段。工人的做法是正确的：他们只在有限的情况下，才会用棍棒回击警棍，所以他们采用的战术是完全有效的。 星期天一整天，罢工工人都在武装自己，准备迎战。他们拿来了球棒；他们把浇水的软管切短，里面套上铅做的垫圈，再在一头缠上布条，这就做成了包皮短棒。木匠工会的志愿者把两英尺长、两英寸厚的木材锯成了木棍。一个同情罢工的人把自家楼梯上的护栏拆下来，装在儿童雪橇里，叫他老婆帮忙扶着，拉到了罢工总部。工人把硬纸板塞进帽子里面，当作头盔来用。一个罢工工人用棍子来试验头盔的效果，如果不够坚固，就往里面塞更多的硬纸板。 就这样，一支工人大军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形成了；男工在可能发生战斗的地方执勤，女工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帮助罢工。妇女包揽了总部里的大部分活计。她们在报社周围拉纠察线，痛斥资本家报纸上登出的关于罢工的谎言；她们到市政厅前抗议；她们还到其它工会去求助。没过多久，一个接一个的工会派代表团来到罢工总部，问有什么能帮上忙的。杰克·马洛尼在他的报告（就是我在前面引用过的那个报告）里，描写了574分会大军里的总气氛： “我觉得，周末那两天里，大家在总部里会那样拼命干，不光是因为预感到了以后将会发生什么，更是因为以前〔发生过的一切〕。在我看来，大家会那样做，既是因为有了一些预感，也是因为领导的建议，但主要还是因为实际发生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至少我是这么想的（那时我还很年轻，才二十二岁）——老板们已经下定决心，为了维持他们的统治，不惜动手杀人。我打定主意，要逼他们暴露自己的险恶用心，还有好多人也跟我想的一样。他们都知道，到了星期一或星期二会发生什么，他们准备好了‘大干一场’。到时候肯定会像贝尔曼公司那次一样，发生一场激战。贝尔曼那次是警察赢了，可到了星期一，纠察队员就要跟他们讨还血债。” 在杰克提到的星期一那次战斗中，两股有组织、有纪律的力量正面相撞了，双方摆出作战阵型，用棍棒展开了激战。周一那天早上，在老板们调动卡车之前，我们猜不出他们还要玩什么新花样，但他们的主攻目标肯定是市场区。生鲜食品都是在市场里买卖的，公民联盟就利用这一点来开展反罢工宣传。其实，一直都有友善的线人给工会报信，说老板准备在星期一打开市场里的仓库。工会认为市场是一个很好的战场，所以我们对这个消息并不感到惊讶。我们只是集中精力，为在市场迎战做好准备。 劳联的办公楼设在城北第一大道614号，刚好挨着市场区，我们在那里设了一个休息站，让机动巡逻队员能歇上一会，喝几口水，吃点东西。星期天晚上，纠察队员在那一带进进出出，平常可不会这样。表面上看，机动巡逻队的活动增加了，每一辆开进办公楼里的卡车都搭着五六个人，但是开出去的车上只有两三个人。在星期一早上以前，我们用这种办法，把六百多人运进了劳联大厅里面，他们全都带了棍棒。 星期一凌晨四点左右，一小队纠察队员在市场仓库前面拉起了纠察线。大批纠察队员取下了工会徽章，埋伏在市场区的各个战略要地。他们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创造力，斯蒂夫·格雷瑟（SteveGlaser）就是一个榜样，他个子虽矮，体格却非常强壮，他是仓库工人，一条腿不大灵便。在战斗开始前，他看起来人畜无害，可是一开打，他就从裤腿里掏出一根大棒，跑起来可机灵了。除了这些人手之外，在罢工总部里还留了九百来人的预备队，随时可以出动。总之，工会已经为这场战斗部署了强大的兵力，准备给警察一点惊喜。 几百号穿制服的警察来到了市场，一起跟来的还有数量差不多的特别治安队员。警察在星期六打了胜仗，所以他们可牛逼了。治安队员里头有个富二代，戴着马球帽。这小子还以为能像打马球一样，打破几个下贱的工人的脑袋，给自己找点乐子呢，他这种人都这样。上午九点左右，工贼司机把六辆卡车开到了第五街上的甘布尔·罗宾森公司（GambleRobinsonCompany）的装卸区。大批纠察队员马上往那里集中，卡车装完货，正准备开出去时，一个警察狠狠打了一个罢工工人。工会的战士们就朝警察扑去，战斗开始了。 警察自以为掌握了工会的兵力，所以他们派出的兵力，就是按照他们掌握的情况来算的，可是劳联办公楼里的六百名纠察队员已经按照命令，摆出作战队形，投入了战斗。战斗很快就蔓延到了另外三四处准备开门做生意的库房。警察和治安队员接连倒地，不少路人见了纷纷叫好，一些路人还动手帮助纠察队员。在短兵相接的肉搏战中，大部分治安队员被工人的气势吓倒了，丢下警察拔脚就跑。越来越多的警察从商业区的岗哨里跑出来参战。工会马上从罢工总部里调动了几百名预备队前去助阵。 警察在绝望中掏出了枪，扬言要开枪；但他们好像还不敢使用这种极端手段，这给了我们一点时间。警察现在像刺猬一样缩成一团，也就是说，纠察队员完全暴露在他们的枪口下。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得把警察分割开来。罢工总部里剩下的预备队都上了卡车，打头那辆车的司机是鲍勃·贝尔（BobBell），他不但个头高大，胆子也很大，天不怕地不怕。他得到的命令是不要管什么交通规则，直接往市场冲，往警察中间撞。鲍勃照做了。警察被撞散了，他们不敢开枪，不然很容易打中自己人；纠察队员就从卡车上跳下来，用棍棒继续跟警察战斗。最后，警察局长约翰内斯（Johannes）只好鸣金收兵。 三十多个警察和好几个治安队员进了医院。工会这边的伤员被送回罢工总部，在医院里得到了治疗，不过有几个人伤得比较重，断了骨头，只好送去正规医院。我们这边伤得最古怪的是哈罗德·比尔，他的脑袋被棍子擦过，掉了一大块头皮。虽然我们受伤的人不少，但我们占了上风。工会跟训练有素的警察激战了足足三个钟头，还打成平手，也没让一辆卡车开出去。 市场那边打得正凶的时候，玛维尔·肖尔和克拉拉·邓恩领着妇女后援会的七百人，向市政厅进军。她们在队伍前头打出了574分会的旗帜，有不少路人在街道两边围观，一些路人还参加了游行。她们走到市政厅时，警察紧张地举起了枪，不让她们进去。最后警察只同意放几个代表进去见贝恩布里吉[2]市长，向市长提出自己的要求。剩下的妇女就在市政厅外面示威抗议。市长不肯见代表团，但是晚上的报纸登出了代表团的要求：市长必须解雇警察局长约翰内斯；遣散全部的治安队员；不再干扰纠察队员的工作。 警察的暴行激怒了全城的工会活动家；而574分会的英勇斗争又让他们大受鼓舞。建筑业的工人群情激奋，他们要求举行罢工，这不是为了狭隘的行业利益，而是为了与苦战中的卡车司机并肩战斗。建筑业工人群众的巨大压力，迫使建筑业工会委员会（BuildingTradesCouncil）的干部举行声援罢工。建筑业的行业工会一个接一个地通过决议：卡车司机罢工多久，他们就跟着停工多久。在两名共产主义者同盟党员老奥斯卡·库弗和切斯特·约翰森（ChesterJohnson）的鼓舞下，建筑业的一个工会电力工人工会（库弗和约翰森也是这个工会的会员）还举行游行，前往罢工总部，接受574分会罢工委员会的指挥。虽然举行声援罢工的行业基本上只有建筑业，但劳联中央劳工联盟执行委员会经过表决后，还是决定给574分会提供财政支持和道义支持。 星期一下午早些时候，警察局长约翰内斯下令，全体警察要二十四小时执勤，他还找了美国军团[3]，要他们出1500名治安队员。警察在街上只要看见戴徽章的罢工工人，就会马上抓走。设在拉迪森旅馆（RadissonHotel）的“公民法制委员会”向全城的商人呼吁，介绍他们认识的“正直良民”参加治安队。呼吁书中写道：“每一个正直良民都应该来担任特别警官或治安队员。你们应该给他们开介绍信，让他们穿上便服，并带他们到亨内平大道1328号的总部报道，准备为国效力。”破坏罢工的首次重大行动失败后，公民联盟虽然有些狼狈，但它依然坚信自己可以用武力打垮工会，所以它拼命地搜罗狗腿子。 星期二一大早，市场区挤满了人。街道两边、楼顶上还有窗户边全都是来看热闹的，足足有好几千人，他们都想看到星期一那样的武斗。本地一家广播电台KSTP电台还派来了播音员，带着手提式广播设备，准备进行详尽的现场直播。 其它工会给574分会支援了不少纠察队员，大大加强了它的力量。工会在夜里认真研究了战场，确定了部署兵力的最佳地点。但是，在具体的作战指挥上，因为参战的人非常非常多，工会指挥不过来。所以，工会能不能打赢战斗，完全要看罢工工人的战备水平和纠察队长的领导能力。结果表明，这两方面都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城里大半制服警察都来了，还来了几百治安队员。有些治安队员昨天被打怕了，不敢再来了；但是老板们连夜招了一批新人，补上了空缺。在昨天的战斗中，治安队员丢下警察溜之大吉，所以今天每一队治安队当中都安插了一些警察督战。把警察和治安队都算上，镇压力量的人数超过了一千五百人。 早上的报纸说一些生鲜食物要从仓库运走，在警察保护下，几个工贼开始装车。但是，跟昨天不一样的是，工贼连车子都没发动起来。当时的气氛紧张极了，可以说是一触即发。突然间传来一声打破玻璃的声音，不知是谁用箱子砸坏了窗户，声音还没停，混战就爆发了。 纠察队员首先扑向治安队员，他们很快发现，不少警察都想往后退。这些警察肯定是忘不了昨天的经历，他们可不想又像昨天那样被治安队员丢下，然后又被纠察队员痛打。纠察队员察觉到了警察的这种情绪，便集中攻击治安队。没过多久，就连看热闹的人也被感染了，他们开始给纠察队员打气鼓劲。治安队员发现自己落入了重重包围之中，纷纷扔掉棍子，扯掉徽章，想混进人群中间，但是群众恨透了他们，所以没几个能躲进去。到了这时候，警察已经深陷于战斗之中，脱不开身了，纠察队员就集中猛攻警察。纠察队员越战越勇，把警察和治安队统统赶出了市场，然后穷追不舍，把治安队员赶回了他们的总部，路上凡是落单的治安队员，都被纠察队员打跑了。 战斗开始后，还不到一个钟头，市场里就连一个警察都见不着了，市场区恢复了平静，纠察队员就开始指挥交通。罢工总部周围一带的警察也被赶跑了，在罢工结束前，警察再没回来过。两边都伤了不少人，治安队那边死了两个：一个叫彼得·埃拉斯（PeterErath），一个叫C·阿瑟·莱曼（C.ArthurLyman），莱曼还是公民联盟理事会理事。 市场那边的战斗还没结束的时候，托宾打来一个电报，命令574分会提请仲裁，解决纠纷。当时罢工领导人都很忙，这封电报就搁在总部里的调度员的桌子上。那时候总部来了个同情罢工的国会议员，叫弗兰西斯·H·舒梅克[4]，他在总部里瞎转悠，恰好给他瞧见了这封电报。舒梅克这人既没有责任心，又喜欢冒险，还特别爱表现自己，他自作主张，给托宾回电：“你这下流的工贼少来掺和。这是捍卫人权的斗争，没你这只老鼠的事儿。” 舒梅克还签上了比尔·布朗的名字，结果这回电就成了574分会的正式答复，给我们惹了大乱子。我们当时的麻烦已经够多的了，不想再惹火托宾。所以我们只好发表声明，正式收回舒梅克那封电报，并禁止舒梅克进入罢工总部。托宾表面上接受了我们的解释，他在下一期《卡车司机日报》上发表社论，骂了舒梅克一顿；但这件事让他更加记恨574分会了。 罢工的进展，把城里的劳联高级干部吓得不轻。他们打算让劳资双方停战，并让奥尔森州长控制局势。星期二中午，中央劳工联盟、建筑业工会委员会和卡车司机联合委员会成立了一个代表团，呼吁约翰内斯局长撤回警察，停止调动卡车。约翰内斯带着代表团去找治安官沃尔（Wall），然后双方同意请州长干预。奥尔森很快就来到了明尼阿波利斯，跟他一起来的还有国民警卫队司令E·A·沃尔什[5]将军。然后574分会与卡车运输业的老板分别派出代表参加会谈。574分会的代表是比尔·布朗、格兰特·邓恩和艾德·赫德伦（Ed.Hedlund）；老板们的代表是W·M·哈丁（W.M.Hardin）、M·A·莱曼（M.A.Lehman）和G·F·威廉姆斯（G.F.Williams）。 在会谈中，双方得知劳工局已经写好了一个解决方案，经过一番争论后，双方同意停战二十四小时。在停战期间，资方暂停用卡车运货，并彻底关闭市场区。作为交换，574分会同意暂停纠察，只派出观察员监督停战。在停战协议上签字的有老板一方的代表和574分会的代表，还有车工工会的代表沃尔特·弗兰克（WaterFrank）和蒸汽管装修工工会的代表乔尔·安德森（JoelAnderson），因为建筑业工会也举行了声援罢工，所以他俩就代表建筑业工会签字。 停战期间，约翰内斯放出话来，说要在警察保护下调动卡车，574分会马上发表声明，说要重新部署纠察队。贝恩布里吉市长就请求奥尔森州长出动国民警卫队。奥尔森马上照办，同时还要求劳资双方把停战期延长二十四小时。574分会谴责了出动国民警卫队的做法，认为这是恐吓，并要求州长撤回国民警卫队。574分会还跟奥尔森州长说，凡是发生罢工的企业，它们的卡车统统不许开动，不答应这个条件，工会就不会延长停战期。奥尔森州长最后决定：不让国民警卫队上街巡逻；延长停战期，原有的停战条件保持不变；为即将开始的合同谈判打下一定的基础。 在美国，资本主义的统治是牢固的，但在明尼阿波利斯，由于当地的特殊情况，曾短暂地出现了一种接近双重政权的状态。当局想控制住将要高涨起来的阶级斗争，除非它的做法能被574分会及其盟友所接受，才能得逞。这种局面，是在一系列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奥尔森这个人能否靠得住，能不能靠他来粉碎罢工，老板们并没有把握，所以他们选择了通过城里的警察机关来粉碎罢工，这个警察机关掌握在老式的资产阶级政客手中。可是，警察在这几天的表现，证明了他们干不成这个脏活，所以市长只好去找奥尔森，请他出动国民警卫队，让他出面镇压罢工。 但是，如果奥尔森答应了市长的请求，他自己就要面临来自另一边的危险。如果他命令国民警卫队公开破坏罢工，他就很可能失去工人运动的牢固支持。在574分会谴责他出动国民警卫队、并要求他撤回国民警卫队的时候，他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政治威胁。所以，他还是决定不派出国民警卫队，暂时不插手城里的阶级关系。 假如全国都出现了这种形势，那么，就算一开始只是一场单纯的工会行动，都会发展成全面的社会冲突，最后变成夺取国家政权的革命斗争。但是，这场斗争并没有冲出明尼阿波利斯。因为它被困在一城之内，所以，它能做到的，也就只能是让工会得到承认。考虑到目前的形势，能够争取到承认工会，也能产生不小的影响。它能彻底粉碎公民联盟推行的压迫性的“开放工厂”制度，为把明尼阿波利斯变为“工会城市”（uniontown）创造条件。 在军火库对面有一大块空地，叫做阅兵场，可以用来举行大型活动，5月23日，星期三那天晚上，我们就在阅兵场上举行了一次群众大会，并向工人群众提出了把明尼阿波利斯变成工会城市的前景。到了预定的开会时间，已经来了五千多人，而且群众还在成百上千地赶来。不少人胡乱塞了两口饭，还没换掉工作服，就赶来开会了，有些人还带着小孩。参加大会的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在业的和失业的，有已经参加工会的和还没参加工会的。他们包括了工人阶级的方方面面。在发言人开始讲话时，会场一下子安静下来了，大家都在紧张地等待罢工领袖的发言。 比尔·布朗宣布：“如果老板不肯全面承认工会，不给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协议，574分会就要继续罢工，我们呼吁全体工人都来支援我们。”群众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通过了他的建议。 （翻译：龚义哲） [1]全称“威廉·J·伯恩斯国际侦探社”（WilliamJ.BurnsInternationalDetectiveAgency），由大特务威廉·约翰·伯恩斯（WilliamJohnBurns，1861—1932）成立，该公司曾广泛参加对工人运动的镇压和破坏。——译注 [2]亚历山大·吉尔伯特·贝恩布里吉（AlexanderGilbertBainbridge，1885—1936），1933—1935年当选为明尼阿波利斯市长。——译注 [3]美国军团（AmericanLegion）是一个退伍军人组织，1919年3月15日成立。——译注 [4]弗兰西斯·亨利·舒梅克（FrancisHenryShoemaker，1889年4月15日——1958年7月24日），生于明尼苏达州伦维尔县弗洛拉镇，1924年参与成立联合农工党，1933年代表农工党当选为国会众议员。——译注 [5]埃拉德·阿瑟·沃尔什（EllardArthurWalsh，1887年10月3日——1975年8月1日），生于加拿大渥太华，1905年加入明尼苏达州国民警卫队第1步兵团，1917年前往法国参战，1919年回国，1921年晋升为中校，任明尼苏达州国民警卫队副司令，1927年晋升为准将，任明尼苏达州国民警卫队司令。1940年晋升为少将，任第34师师长。1941年8月因病离职，重新担任明尼苏达州国民警卫队司令，1949年退役。——译注
第六章组织罢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美〕法雷尔·多布斯《卡车司机的造反》（1972） 第六章组织罢工 574分会的领导通过组织委员会指挥战斗，即将开始的斗争将是非常严峻的，他们对此不抱丝毫幻想。他们非常清楚，老板们一定会千方百计粉碎罢工。工会要想获胜，非得经过一番苦战不可。在大战临头的时候，劳工局和奥尔森州长肯定会用种种阴谋诡计来对付工会。而且城里那帮劳联官僚也根本靠不住，他们就是一帮软蛋，战斗真要打起来的时候，他们就吓得要死，他们准会跟工人说，一定要全心全意信任和依靠奥尔森州长。罢工能不能赢，说到底还是看工会群众的战斗力。 为了让全体会员都能明白这一点，战斗指挥员打算把这场维权斗争的来龙去脉，跟工人说个一清二楚。这个做法，让这场斗争变得格外特殊。劳联官僚往往会压制群众的斗争精神，但这次却不一样——这场激进的斗争是由工会高级干部组织的。 准备得这么充分的罢工，其实是很少见的。1934年5月16日，太阳出来的时候，芝加哥大道1900号的总部一片繁忙。工会的木匠和水管工正在食堂里安装煤气炉、水槽和柜台。厨师与服务员工会派来了会做大锅饭、能为大型活动提供服务的能手，帮忙组织工作，培训自愿助手。一百多名志愿者分成两班轮流工作，每班工作十二个钟，可以为四五千人提供日常服务。不管什么时候，都能吃上三明治，喝上咖啡，在食堂的食材和罢工的情况允许的时候，还能吃上热饭热菜。另外，为了让核心人员能在总部里边或是附近睡上一觉，还做了相应的安排。 工会还成立了几个募集财物的委员会。它们去找杂货店主，友好地请求他们给食堂提供食材，帮助贫困的罢工工人家属。同情罢工的农民也提供了同样的帮助。委员会还去找市政府理论，让市政府给工会会员发社会救济；又去找房东解释工人的困难，劝房东不要催工人交房租。其它工会也捐了不少钱，工会用这些钱给食堂买储备粮，给机动纠察队买汽油，给工会医院买药。就连奥尔森州长也给574分会捐了五百块。 工会的医务人员有麦克里蒙医生和两个明尼苏达大学医院的实习医师，他们自愿在业余时间来帮忙。护士队伍由一大群志愿者组成，领头的是三个受过培训的护士，他们的护理工作干得很棒，在罢工期间虽然有不少工人受了开放性创伤，但经过治疗后，没有一个人受到严重感染。在医院管事的是维拉·麦科马克夫人（Mrs.VeraMcCormack），她是一个优秀的技工，大家都亲切地叫她“麦克”（Mac）。为了不让食堂和医院的空气受到污染，纠察队的车辆在进出总部的时候，都是用人来推的。 有二十几个熟练的汽车机修工带着自己的工具来到总部，维护罢工工人的车辆，让这些车辆能正常运转。大车库里的工具仓库和供给室，现在成了总务处，志愿者在那里打印各种材料，给蜂拥而来的工人办入会手续。我们在总部内外布置了哨兵，留心警察闯入，阻止酗酒，警惕火灾，还要维持秩序。各种任务都是大家轮流来干的，但是，在关键时刻，所有人都要同时上阵，那时大家都要累得筋疲力尽。 工会特别注意让工人及时了解罢工的进展，帮助他们反驳老板散播的谎言。所以我们每天夜里都在总部开大会。在大会上，罢工领导要作报告，其他工会来的特邀嘉宾也会作报告，表示与我们团结一致，鼓舞大家士气，然后就搞些娱乐活动。会场里里外外都挤满了人，一般都有两三千人，为了让大家都能听清楚，还装了扩音器。 由工会全体会员选出的七十五人组成了罢工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也定期开会。凡是跟罢工政策有关的事，都要由罢工委员会来决定，它还设了一个部门，专门受理投诉。来投诉的大都是小老板，他们想让罢工委员会开特许证，让他们的卡车上路。这些要求一般都是不合理的，罢工委员会自然不会答应，不过，成立一个专门处理这些问题的部门，可以给纠察队指挥员省下不少事，他们不用被小老板们纠缠了。 还有一个部门负责为罢工期间被捕的纠察队员提供法律援助。我们找的第一个律师是个讼棍，他的做法就是跟公诉人做交易。为了让公诉人撤诉，他会让纠察队员认罪。他这么做了一次，工会就炒了他。我们不指望我们的律师能打赢每一场官司，但我们希望他至少能尽力为我们辩护。法律部门继续寻找愿意这么做的律师。 雷·邓恩和我负责调度纠察队。这是雷在574分会的第一个正式职务，不过，在煤场组织运动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已经在领导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工会党团了。后来他被煤场老板开除了，也失去了工会会员的资格，很难开展工作。但他现在又以支持罢工的志愿者的身份，为工会工作，像他这样的工人还有好几百个。罢工委员会中有不少人都知道他是个出色的工会活动家，就把这个重要的工作交给了他。 作为一个革命社会主义政党的党员，我在雷身边工作时，就像以前跟卡尔·斯科格伦德一块工作时一样，获得了大量的经验和教育。他很会组织罢工，而且他也跟卡尔一样，教了我不少关于集体领导的道理。雷是个出色的战斗指挥员，他非常清楚自己的目标是什么，而且他还具有坚强的意志，能在关键时刻保持头脑冷静。他不但以身作则，哪怕是碰到危险的任务或是不太重要的任务，他也从不推脱；他还注意给别人留下发挥主动性的余地，但又尽量帮助别人，尽力避免犯下大错。他会批评别人，但他的批评是建设性的，是为了帮助别人醒悟。不管做什么事，他都会全力以赴，尽量让每一个想帮忙的人都有事做。他经常说：“不要轻易否定一个人，组织者不该这么做。” 雷和我担任调度员，我俩负责分配纠察队的一切任务，还要指挥战术行动。我们专门组织了一批人接打电话，操纵短波电台，监听警方的联络。我们把少年志愿者编成侦察队，他们骑着摩托车在城里四处飞驰，他们的任务不是参加战斗，而是充当纠察队的耳目，让各支纠察队的队长能够及时联络。许多工人自愿把轿车和卡车提供给工会使用，所以我们在罢工中拥有高度的机动性。我们用卡车把纠察队员运往货运站、市场、批发店和其它用得上卡车的地方，然后纠察队员就在那里来回巡逻，等到轮班的时候，再用卡车把下一班人运过去，把上一班人拉回来。在穿越城区的主干道上，也会安排纠察队员在一些路口上巡逻。 我们在每一个市区都布置了机动巡逻队，他们乘坐汽车在街道上巡逻，监视工贼卡车的行动。每一支机动巡逻队和每一支固定纠察队都有一名队长。我们还在罢工总部留了预备队，他们配有必要的交通工具，随时可以出动。在需要调动大批部队的时候，我们就会任命一个现场指挥员，再设一个指挥所，协调现场所有部队的行动，并与总部保持联络。我们专门挑了一批人组成特别机动巡逻队，由纠察队调度员直接指挥。只有非常能干的领导才能当特别机动巡逻队的队长，罢工委员会给了他们这样的权力：只要到了现场，他们就拥有最终的决定权，谁都得听他们的话。特别机动巡逻队必须靠自己的力量，完成特殊的任务；哪里出现紧急情况，就把他们派到那里，领导工会的力量，率先投入战斗。 纠察工作的规模虽然很大，但是我们发动了群众的力量，所以搞得很顺利。罢工一爆发，卡车运输业所有工种的工人就踊跃参加574分会。刚到四月中旬，会员人数就翻了一番，差不多有六千人了。工会针对失业工人的工作也带来了惊人的收获。成百上千的失业工人来到罢工总部，自愿提供服务；在后来的斗争中，他们表现得像老虎一样勇猛。其它产业的未参加工会的工人也站了出来，他们下班后，就跟其它工会的会员一起来到罢工总部，能帮什么就做什么，到了夜里他们就找个地方躺下来睡上一会，醒来后又去上班。许多大学生也来帮助工会。总之，有成千上万的人参加了纠察工作。 城里大多数居民都同情罢工，没过多久，就形成了自发的情报机关。人们打电话报告工贼的活动，用化名寄出其它情报，邮费是由某些匿名的雇主支付的。一些打字员，甚至还有私人秘书，会偷偷地把老板的指示多抄一份，传给工会，让罢工工人及时得知消息。工会收到的消息当中，有些一看就是从字纸篓里捡出来的，一些还是从公民联盟的办公室里弄出来的。 到了这个时候，工会已经定好了战略，发动了必要的力量，还对纠察工作做了周密的部署，做得跟军队一样周全。接下来就是狠狠打击老板了。虽然老板用尽了一切办法，让警察保护工贼，利用工贼上工，但在老板同意跟工会谈判之前，一辆卡车都别想跑起来。在574分会里，起初只有煤场的挑夫懂得怎么做纠察工作——其实许多纠察队员根本没干过纠察工作。他们在街上只要发现卡车在跑，就把车子押到罢工总部。总部的车库很快就停满了各种车辆：运牛奶的、运煤炭的、运烟草的、运茶叶和咖啡的、运猪牛的、运甘草的，什么都有。 因为纠察队员没有经验，所以才会犯这样的错误，于是我们就向他们介绍政策，很快就改正了这个错误，后来他们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时，就会请示总部，而不是直接把卡车押回来。被纠察队扣了卡车的农民都很生气，但在农民假日协会的帮助下，工会制定了新的政策，得到了大多数农民的赞同，但菜农还是不同意，我们跟他们有一些摩擦。过了几天，一些加油站想营业，给我们造成了麻烦。他们跟纠察队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关了又开，开了又关，最后我们出动特别机动纠察队，才把这个问题给彻底解决了。 就在这时候，黄色出租车公司的司机也在纷纷议论，要不要参加574分会。老板听到风声后，就想成立黄色工会，这下可气坏了出租车司机。574分会发动罢工后的第二天，他们派代表来找罢工委员会，想跟卡车司机和其他工人一起参加斗争。虽然已经有了一个由个体出租车司机和轮班司机组成的小小的地方分会，但罢工委员会还是同意接受出租车司机入会。罢工委员会派出机动巡逻队，通知全体出租车司机晚上到罢工总部开会。出租车司机在会上经过表决，决定支持罢工，没过几个钟头，出租车就全部停运了。 这段插曲，生动地证明了574分会已经成为了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它能够持久而有效地开展纠察工作。没有工会批准，一个轮子都休想转动。 （翻译：赤心修订：龚义哲）
第五章总动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美〕法雷尔·多布斯《卡车司机的造反》（1972） 第五章总动员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工会政策经受住了现实生活的考验。它的战略和策略使觉悟的革命者能够在实际的群众行动中和工人群众结合起来。尽管工会的正式领导层有各种缺点，但煤场工人还是能够检验自己的有组织的力量，还打败了老板。他们的阶级意识正在成长，对自己这个阶级越来越有信心。在炽烈的斗争中，他们还开始吸取阶级斗争最基础的经验教训。 工人发现全体警察都站在老板一边，对警察的幻想慢慢消失了。工人也逐渐抛开了对劳工局的幻想。工会刚开始提出要求时，劳工局仅仅充当了老板的传声筒，把老板傲慢地拒绝谈判的消息转达给工人。然后，劳工局就拼命阻挠罢工，尽量把罢工拖到天气回暖之后，让工会处于下风。罢工结束后，在选举集体谈判的代表时，劳工局下了命令，叫各个煤场单独投票，而不是按照工会要求的那样，举行全行业的投票，这明显是要帮老板逃避承认工会，哪怕只能在几个煤场里做到这一点。虽然这些花招没让老板得到多少好处，却让工人明白了“中立”的劳工局到底是站在哪一边的。 必须要有正确的战略与策略路线，才有可能取得这些成果。但要把可能变为现实，就要把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党员变成一支有纪律的战斗队伍，并让他们投入行动。工会内的党团团结一致，忠实执行党的政策。党团与地方党支部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通过这种井井有条的行动过程，共产主义者同盟取得了这些成果，这提振了党的士气，促进了发展新党员的工作。因此，在罢工结束后，支部举行了一次公开集会，讨论了成立新的革命党、取代已在政治上破产的斯大林主义运动的必要性。几年来，这样的集会在城里开过好几次，这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最值得一提的是，不少煤场工人参加了大会，有一些人不久后就入了党。 同时，共产主义者同盟还在制订继续扩大工会组织运动的计划。煤炭行业的胜利特别重要，因为它为继续发动更大规模的群众动员扫清了不少障碍。在开卡车跑运输这一行里面，不少工人都对以前的组织运动的搞法很不满意，因为以前都搞得很糟糕，一次都没有取得有意义的成果。这里面有一部分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心理，但更多的是，他们信不过毫无战斗力的行业工会，因为这些工会以前搞的罢工总是连吃败仗。 但是，工人现在看见了新的苗头，觉得找到了新的路子。以前的罢工总是工人被老板各个击破，可是现在，全体煤场工人都参加了罢工，打乱了老板的整个套路，在工会的罢工还没结束时，就逼得老板承认了工会。罢工结束后，煤场卡车司机都戴上了574分会的徽章，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这让工会的力量更加强大了，因为全城的煤都得由他们来运送。卡车运输业全体工人对工会的看法，一定会出现有利的转变。 形势出现转机后，要利用这种形势，首先就要组成能干的领导层，把组织运动给全面搞起来。在煤场罢工中涌现出来的青年积极分子，为这个领导层提供了新生力量。他们很会发展新人，在参加运动的时候，他们也会留心观察，看看哪些人能成为新的自愿组织者。另外，在下一次罢工时，他们就会成为罢工的中坚力量，一个广泛的、富有战斗性的领导层，将会围绕着他们形成。这些活动家要想发挥有效的作用，就必须拥有较大的自主权。 为了让他们获得自主权，我们想了个主意：把在煤场行动中形成的非正式的组织委员会，变成正式的工会机关。在574分会全体大会上，这个主意很容易就被大家接受了。因为现在的会员多半是煤场工人，他们都把组织委员会当作是自己的真正的领导层。 组织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的纪要中，有一段记录了这个新机关的成员：“3月16日，星期五，晚上8点，自愿组织委员会在第一大道614号卡车司机总工会办公室里举行了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执委会全体委员及由下列自愿者组成的自愿组织委员会：哈里·德波尔、弗洛伊德·奥伯格（FloydO’Berg）、C·奎克（C.Quick）、皮特·波夫（PeteBove）、迈·邓恩、卡·斯科格伦德、法·多布斯、格·邓恩、A·布雷斯（A.Brace）、克里斯·莫（ChrisMoe）、S·弗雷德里克斯（S.Fredericks）、E·桑德（E.Sunde）、W·汤普森（W.Thompson）、S·鲍姆加特纳（S.Baumgartner）、C·尼尔森（C.Nelson）。”根据会议纪要，当时的执委会委员为：W·S·布朗、G·弗罗西格、H·埃斯勒（H.Esler）、S·哈斯克尔（S.Haskell）、W·格雷（W.Gray）、J·诺兰（J.Nolan）和M.·霍克（M.Hork）。工会代理霍尔因为有权出席执委会例会，所以也能参加组织委员会的会议。 会议纪要显示，全体执委会委员都出席了这次会议，霍尔似乎打算让组织委员会受到工会正式领导机关的监管，但这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其实，正式领导层与实际领导层并立的局面，正在进入新的阶段。在工会会员当中，组织委员会的力量，差不多能跟执委会的正式权威分庭抗礼了。在这个过程中，自愿组织者们的力量还会不断增加，因为他们得到了执委会的两个委员布朗和弗罗西格的坚定支持。工会全体大会决定让组织委员会成为工会的正式机关，这让组织委员会获得了更多的优势。这些因素，使组织委员会在某些问题上能够撇开执委会自己做主，根据具体情况，还能让执委会服从自己。简单来说，组织委员会成了某种特殊的执行机关，领导着正在快速增长的自愿组织者的工作。 通过这种特殊的基层民主形式，组织运动中的官僚障碍被克服了，但是，另一个跟领导层有关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不称职的工会干部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操纵着劳资谈判。这就是说，在纠察线上赢得的成果，仍有可能在谈判中被他们输掉。现在我们对此还是无能为力，但是，一有机会我们就要采取有效行动，所以我们必须密切关注这个问题。 组织运动的性质和范围，在领导层的变化中体现了出来。在组织委员会同执委会的联席会议上出现的各种不同意见，体现了新人和老人之间的矛盾。霍尔和他的同伙还是抱着老一套不放，他们把煤场里发生的事当作是一次侥幸得分。他们还想照574分会以前的老办法来做事：发几张传单，发展几个交会费的新会员，做两套账簿，不给托宾交新会员的人头费。有个执委会委员甚至不想花钱印传单，在谈到还没有参加工会的工人时，他是这么说的：“他们又不是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他们想参加工会，就让他们自己来会堂登记吧。” 组织委员会想的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它的目的，是要像之前在煤场里做的一样，建立起强大的、能够跟整个运输业的老板们斗争的工会力量。为了发动组织运动，我们列了一个表，把整个产业分成几个部分，让人了解组织运动的规模。这些部分包括：运输公司；建材公司；批发水果、农产品、食品杂货的商店；快递公司；出租车公司的司机；商场与家具商店的送货司机；石油公司（包括加油站在内）；氧气与乙炔的供货商，等等。委员会着手组织的工人有：司机、帮工、煤场工人、月台工人、货运车间工人、打包工以及与卡车运输业多少沾点边的工种。托宾要求按照运输的货物，把工人分到各个独立的分会里去，然而组织委员会不仅没有理睬他的这个要求，更没有理会他给整个兄弟会订立的极为狭隘的管辖范围，把更大范围的工人组织了起来。 这对整个卡车司机工会的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一个卡车司机工会的地方分会破天荒地要变成整个产业的组织，把一个产业的全体工人都组织进一个工会里。 就在工会组织运动稳步进行的时候，突然传来煤场老板要抢先下手的消息，这给组织运动提供了意料之外的推力。老板们打不垮二月罢工，就想用别的法子来打败工会。春天马上要来了，用煤的日子不剩几天了。季节性的裁员马上要到了，老板就打算利用这个机会，把工会积极分子通通赶走。他们的算盘打得挺精的：积极分子被开除了，剩下的工人就会退缩，等到秋天，煤炭生意的行情一转好，就能在这一行里重新恢复开放工厂制度。 老板们万万没想到，他们搬起石头，却砸在自己脚上。被不公正地裁掉的工人，马上就要面对生死攸关的问题。如果他们不能帮助推动工会发展，他们就休想回到煤场；当时可是大萧条，工作非常难找。反过来说，要是工会的夏季斗争能获胜，到了秋天，它就只需要做些扫尾工作，巩固574分会在煤炭行业的地位，帮助受迫害的工人重新上岗。因此，工会自愿组织者的人数突然大增。 我也是被裁掉的煤场工人之一。我把全副精力都用在组织运动上，在组织工作中，我跟卡尔·斯科格伦德组成一队。对我这个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新党员来说，能跟他一起工作，真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他教我怎么组织工会，另外我们还抽空讨论革命政治。卡尔最棒的本领之一，就是他能把自己学到的经验教给年轻人。他是一个很有知识的马克思主义工人，他不但懂得理论的重要性，更懂得运用理论去指导行动。他先是教我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然后跟我一起讨论我学习的内容，我哪里不明白，他都会耐心地解释给我听。这段经验对我非常宝贵，因为我不仅得到了一个优秀的老师，还亲自参加了激烈的阶级斗争，让我对自己学到的东西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在做工会工作的时候，不管是车库、码头、仓库还是市场，哪里有开卡车跑运输的，哪里就有我俩这样的组织队伍。不管到哪里，都有工人在等我们，发展工会会员的工作搞得越来越火。我们还办了个班，培训自愿宣讲员，然后派他们参加其它工会的会议，在会上解释574分会的运动，请其它工会支持我们。我们派人去其它工会宣讲时，虽然不是所有的干部都欢迎我们的宣讲员，但会员群众基本上都欢迎我们。我们还在中央劳工联盟的机关刊物《劳工评论》上发通告，宣传我们的运动。通过这些活动，574分会的组织运动很快就成了城里工人阶级的主要话题，人人都想看看运动能搞出什么名堂。 组织队伍在发展会员时，不是光让工人入会就完事了，还要问问工人，有什么要求想对老板提的。在这个问题上，没人会比各种岗位上的工人更有发言权。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对自己这一行非常了解；老板会耍什么样的花招，他们全都一清二楚；老板唯一能瞒住他们的秘密，就是能从工人的劳动中榨取多少利润。卡车运输业的每个下属行业的工人，都开了会，提出了自己的具体要求。他们写了好多决议，从工资、工时到劳动条件，每一方面都写到了。组织委员会只补了几条，比如承认工会、职业保障、申诉程序等。 各种岗位的工人，从在农贸市场削西红柿的，到开重型牵引设备的，都提出了自己的工资要求，少的十八块一周，多的三十五块一周。对工时的要求，最少的是每周四十小时，最多也就四十八小时，超时工作要发加班费。最受工人反对的劳动条件，生动地体现在下面几个要求里：取消轮班制；安排时间送车进厂维修保养；被公司叫去汇报工作时要发半天工资；定期检修刹车，费用由公司出；不许利用工作分级来少发工资；货物如有遗失或损伤，不能让工人出钱赔偿；每周选一天为固定发薪日，在这一天发放全额工资。 组织运动的这一步完成后，就该跟老板们摊牌了。我们正在为此组建一支有力的战斗队伍。一个有着坚定的阶级斗争纲领的领导层，逐渐掌握了574分会的领导权。在这个时候，让基层会员直接监管工会的一切工作，就成了迫切的要求；于是，会员群众和组织委员会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密切了；在起草工会的要求时，工人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在这种强烈的激励之下，每一个工会会员其实都自愿参加了发展会员的工作，并成了574分会的组织运动的前线战士。 做好细致的准备工作之后，工会终于可以公开展示自己的壮大了，这样可以产生一些很好的效果。举行一场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就可以让工人明白，自己的力量已经强大到了什么程度。那些还不太相信工会的人，见了这样的行动，肯定会改变自己的态度。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当众向老板提出工会的要求，还要让574分会在工人面前亮相。因此，组织委员会打算租下舒伯特剧场（ShubertTheater），这家剧场就在闹市区，可以用来演戏，也经常举办大型活动。 这个提议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3月21日，组织委员会和执委会举行联席会议，在会议纪要中有这么一段话：“组织委员会就租赁剧场和邀请演讲者做了汇报。布朗兄弟在汇报中说，组织委员会建议租下舒伯特剧场，租金约为66美元，包括两名舞台工作人员的费用在内。……霍尔兄弟代表执委会作报告，说执委会不赞成在这时候花太多钱，并建议在工会总部的一号大厅来开群众大会，而不是舒伯特剧场。格雷兄弟也发言支持霍尔兄弟。布朗、斯科格伦德和迈·邓恩三位兄弟表示必须弄个更大的会场。……迈·邓恩兄弟建议，可以在群众大会上募集会场的租金。布朗兄弟建议找其它工会帮忙，请它们付租金。”霍尔的反对意见被否决了，工会租下了舒伯特剧场，准备开群众大会。 组织委员会还发动了施压活动，让奥尔森州长在大会上讲话。这么做主要有两个原因：在开会前就告诉大家州长要来演讲，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参加；如果奥尔森在工人面前演讲，他就只能公开支持工会运动。州长其实不想来，但他受到了巨大的压力，最后只好同意。工会向整个产业散发传单，上面写着奥尔森会对工人发表演说，主题是“组织权”。574分会还告诉工人，分会的发言人要在大会上提出具体的组织纲领，让工人批准。 1934年4月15日，星期天，大会在下午正式举行，大剧场里挤满了人。格兰特·邓恩代表组织委员会作了报告。比尔·布朗和迈尔斯·邓恩发表了斗志昂扬的讲话，实实在在地激起了工人的热情。我也被安排讲话，这是我这辈子头一次公开演讲，一想到要面对一大群人，我就慌得要死。开会前，我去找卡尔·斯科格伦德，问他有没有什么建议能给我。他就说：“你上台后，有啥就说啥，台下的人差不多都像你这样，年纪轻轻就出来打工，还拖家带口的，世道又这么难过。你就讲讲你觉得该怎么做，他们就会觉得你说到他们心里去了。”我就尽量按照卡尔的建议去讲，总算对付了过去。 奥尔森州长没来参加大会，他派自己的私人秘书文斯·戴（VinceDay）来到会场，念了一封由他签名的信。这样的公开表态，反而对工会更有利。戴自称是哲学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他先是以个人名义发表了相当激进的演说。然后他向出席大会的全体工人宣读了奥尔森的信，这封信的日期是4月13日，念完后，他把信交给了布朗，存进了工会的档案库里。 574分会的传单，号召群众参加4月15日的集会。 州长的信里有几句话非常关键：“成立工会的想法——我说的可不是黄色工会——是非常非常正确的。……既得利益者为了扑灭成立工会的想法，什么手段都敢用，因为他们知道，彻底的工会运动会结束他们的统治，让他们再也不能剥削工人。然而，工人顶住了枪林弹雨，顶住了禁令，顶住了恶毒的污蔑，建立起了工会网络，形成了我国最强大的组织。……如果你们愿意接受我的忠告，那我要建议，你们应当理智行事，为了自己的安全和福祉团结起来。” 戴念完信后，大会暂时休会，受理工人的入会申请。大会获得了热烈的反响，574分会的会员人数一下子突破了三千人，要知道，去年这时候，574分会只有七十五个会员。大会重新开始后，卡尔·斯科格伦德首先发言，他讲了接下来要怎么做。于是，参加大会的工人就对“如果老板们不肯接受工会的要求，那么要不要罢工”举行了投票表决；大会还选出了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罢工委员会；大会决定，给老板们一个期限，如果到了这个期限，老板们还不肯接受要求，那就罢工，这个期限由罢工委员会来定。 574分会开展组织运动的时候，公民联盟也没闲着，它也在制定自己的作战计划。煤场罢工结束后，老板们发动了宣传攻势，想要贬低工会的胜利的意义。他们在宣传中强调的一点，就是煤商并没有直接跟574分会签订合同，劳工局也没给双方之间的关系定下规矩。按照煤场老板的说法，他们只是“自行”宣布了一个全行业统一的工资涨幅标准，交给劳工局备案而已。工会向老板提出，在劳工局代表在场的情况下，双方直接签订合同，这个要求被煤场老板的代表断然拒绝了，理由是“这违背了我们的根本原则”。所谓的“原则”，就是运输业的所有老板都只能跟自己的员工单独签订合同。 到了三月，工会得到消息，说公民联盟正在准备举行集会。因为没几个人认识我，工会就派我去调查这事，我装成一个小老板，参加了他们的集会。会议的主题是“赤匪的阴谋”——用工会控制各行各业，占领整个城市。会议要求所有的老板团结在公民联盟周围，打退工会，保卫城市。会议宣布，公民联盟正在采取措施，一定会让市长和警察配合行动。公民联盟将按照新会员的贡献，把会员分成三级。工会领导对这些消息一点也不感到惊奇，但掌握老板们的动向却是非常有用的。 舒伯特剧场大会结束后，工会就向老板们提出了要求，于是一场拉锯战开始了。双方代表团在劳工局的办公室里碰了面。老板们说，他们来参加会谈，只是“给劳工局一个面子”。他们总是要求工会拿出能代表工人的证据，死死咬住这一点不松口。工会发言人就反问他们，老板们的代表团能代表谁，对工会的要求有什么打算。会谈最后不欢而散。到了5月7日，老板们给劳工局写了封信，对574分会提出的承认工会的要求做出了答复：“同意这种要求，就等于签订封闭式协议，所以我们坚决拒绝。” 5月11日，公民联盟向它的会员发表特别公报，警告说卡车司机即将罢工，包括加油站在内，跟运输沾边的交通行业都要停摆。公报中还说，公民联盟已经在韦斯特宾馆（WestHotel）成立了应对罢工的总部，叫“咨询委员会”，哪个老板想了解情况，都可以给咨询委员会打电话，了解到什么新动向，也要马上报告咨询委员会。公报中说：“这场罢工牵涉到的首要问题，现在已经大白于天下，卡车司机工会的干部在报纸上放话说，他们的主要目标是让本城卡车司机全部加入工会，在重要的交通行业的一切企业签订封闭式合同，让工会控制一切。” 就像煤场罢工那次一样，承认工会又成了关键问题，574分会能否获胜，对于在全城粉碎公民联盟的统治、废除开放工厂制度至关重要。但是，霍尔向托宾汇报进展后，收到的答复却很冷淡，大意是说工会应该通过劳工局继续谈判。这里要补充一点，托宾已经知道了574会分的会员人数正在增长，可霍尔还是不肯交新会员的人头费，这对事情可没有半点帮助。 总之，谁都能看出来，托宾迟早会给我们的运动带来大麻烦，因为他根本就反对我们的运动。到他捣乱的时候，我们至少要有一批经过考验的战士，才能对付得了他。另外，我们还得采取一些预防措施，把当地的劳联干部也拖进我们的斗争。所以我们让中央劳工联盟公开支持574分会的要求。这就是说，全体劳联干部都要为马上就要爆发的罢工分担一些责任，所以他们也只好支持罢工。 有些思想守旧的工人担心老板会用失业者顶替罢工工人，破坏运输业总罢工。他们的担忧也不能说没有道理，因为失业的人实在太多了。当时明尼阿波利斯有三万工人失业，再算上他们的家人，足足占了全市人口的三分之一。明尼阿波利斯的人口还不到五十万，却有成千上万的失业人口，只能靠微薄的政府救济金勉强糊口。难以忍受的现状，让他们焦躁不安。联邦政府搞了个“以工代赈”的计划，然而这个计划简直就像是打发叫花子一样，所以，在1934年4月6日，一万多名失业工人到市政厅示威，抗议这个计划，这次示威体现了失业工人的焦躁情绪。在市政厅前面，警察用催泪瓦斯和棍棒袭击了他们，但他们不肯退让。他们和警察发生混战，有七名工人和八名警察受伤。 共产主义者同盟认为，这些激进的失业工人能成为工会的盟友，而不是威胁。要做到这一点，就得动手去做，不能光动口。必须让他们在罢工中发挥直接的作用，必须要体现出这种联盟不仅仅是单方面的事情。共产主义者同盟有一些成员长期活跃于失业工人运动，通过他们，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我们放出风声，说574分会有一条战略：一旦工会得到巩固，它就会把失业工人也组织起来。还有就是，为不让罢工工人挨饿，工会将事先做好安排，为家境困难的会员争取社会救济。这样一来，失业工人对工会的态度就大大好转了，这对巩固工会和失业工人的联盟大有好处。在制订纠察计划时，工会还向失业工人组织的领导请教，以此表明工会不会看不起他们。 在大规模的卡车司机罢工中，纠察队要像筛子一样，把全城的街道筛来筛去，所以可能会跟农民发生矛盾，这个问题不能不考虑。农民的卡车来到城里，把水果蔬菜拉到农贸市场，把牛奶拉到奶油公司，把牲口拉到肉类加工厂。工会一般不会去管他们，但在运输业大规模罢工的初期，一些农民很可能会遇到麻烦，惹得他们反感。必须赶紧想办法解决可能出现的问题，因此必须事先就跟农民沟通好。 这次又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促成了双方的联系。明尼苏达州有个激进组织叫明尼苏达农民假日协会（MinnesotaFarmers’HolidayAssociation），它以前曾经阻止银行拍卖破产农民的农场，组织养奶牛的农民罢工，争取更高的售价，总的来说，它反对城里的大资本家，它里面有些人跟共产主义者同盟有关系。工会跟这个协会的主席约翰·博什（JohnBosch）建立了密切的工作关系，他保证会在罢工中与工会大力合作。 为了准备罢工，卡尔·斯科格伦德还用了另一个办法，他向组织委员会建议，组建妇女后援会，这样做可以吸引工会会员的妻子、女友、姐妹和母亲参加运动。他说，罢工造成的经济困难会消磨她们的斗志，所以应该吸收她们参加斗争，让她们亲身了解工会运动。组织委员会批准了他的计划，然后叫我在会员大会上向大家提出这个建议。大会通过了这个建议，但并不怎么热情。因为这个事儿，后来还有人在背后对我指指点点，特别是一些把工会活动当作是夜里的消遣的男工，但在妇女参加行动后，马上就没人说我闲话了。 后援会计划的落实，由我媳妇玛维尔·肖尔和格兰特·邓恩的媳妇克拉拉负责。工会的各个部门开了好多会议，讨论该向老板提出什么要求，她俩就到这些会议上去宣传后援会的计划。刚开始的时候，男工们只是出于礼貌才容忍她们参加。然后，一些男工就问，后援会有什么用，妇女能为罢工做什么事。克拉拉和玛维尔就跟他们解释，说妇女可以帮工会食堂打下手，可以接电话，可以在急救站帮忙，除此之外，在斗争中还能做好多好多的事。过了一段时间，男工们就跟自己的妻子谈起了这个计划，令人意外的是，他们发现妇女对这个计划很感兴趣。没过多久，就有一些妇女给玛维尔和克拉拉打电话，问了不少跟后援会有关的具体问题。她们还主动介绍了了自己的专业技能：厨师、服务员、护士或职员等等。 在组织妇女后援会的时候，罢工的其它方面的准备工作也没拉下。工会在芝加哥大道1900号租了一间大车库，用作行动总部。它不仅能够用来调动纠察队，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在里面开食堂，安排必要的办公室，还能设立机修部，甚至还可以设置野战医院，这个医院是H·P·麦克里蒙（H.P.McCrimmon）医生帮工会组织的。这个措施表明工会已经下定了战斗的决心，并且会照顾好受伤的人。租下车库作行动总部，是因为罢工需要机动性，它要大规模运用在煤场罢工中发明的巡逻纠察队。纠察队员绘制了全城的地图，写好了纠察指示，选出了纠察队长。工会上上下下都为罢工做足了准备。 认真细致的组织工作对工人产生了有利的影响，1934年5月15日晚上，工会在群鹰会堂（EaglesHall）召开大会，这次大会体现了工人受到的有利影响。大批会员参加了大会；还有不少来自后援会的妇女也参加了；总的来说，大会的气氛是热烈的、斗志昂扬的。玛维尔·肖尔在大会上代表妇女后援会，向574分会宣誓：妇女后援会将全心全意支持工会，不过她在发言时，很可能跟我在舒伯特剧场发言时一样紧张。谈判代表团报告了老板们傲慢地拒绝谈判的情况，然后比尔·布朗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号召大家起来斗争。当提出罢工的动议时，全体会员不顾托宾的规定，全都站了起来，表示一致赞成。然后大会就改到芝加哥大道1900号继续进行，工人们在那里完成了准备阶段的收尾工作。 （翻译：赤心修订：龚义哲）
第四章最初的突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美〕法雷尔·多布斯《卡车司机的造反》（1972） 第四章最初的突破 在1930年到1931年那个冬天，我们把卡尔·斯科格伦德和迈尔斯·邓恩派去574分会，看看能不能推动采煤业的工会组织运动，这是我们第一次尝试发动574分会的组织运动。在此之前，一直有人在传卡尔是“专门捣乱的过激分子”，所以工会代理不肯吸收他入会。迈尔斯不如卡尔出名，所以没碰到这种麻烦，但他在工会里说话做事都得非常小心，等到以后形势好转一点时，他才能大胆说话。同时，还得想办法克服这个最初的障碍。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有人想出了一种更加谨慎的方法，首先用在了德雷特尔—迪克森（DeLaittre-Dixon）煤场。雷、迈尔斯、格兰特和卡尔·斯科格伦德还有马丁·索德伯格（MartinSoderberg）都在这个煤场工作，他们发起了自愿组织委员会，两年后我也参加了这个委员会。为了避免失去工作，必须想出一套谨慎的方法。我们根本不能通过574分会发传单、开大会，只能小心翼翼地试探每一个工人的想法。 刚开始的时候，虽然进展很慢，但客观条件使我们能够稳步前进。从战术上讲，能够一点一滴地积累进展是最重要的，进展得有多快倒是其次。随着人员慢慢增加，他们就会给运动注入新的动力，一有恰当的时机，就可以引导工人转入行动。 德雷特尔—迪克森煤场与几个较小的煤场合并，组成了一家叫做燃料供应（FuelDistributors）的大公司，这带来了第一次大转机。新公司的成立，把大批工人聚拢起来，这为扩大工会组织的运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这次企业重组中，我们赢得了一批新的支持者，其中有哈里·德波尔和凯利·波斯特尔（KellyPostal），后来他们在574分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还有一个自愿来帮忙的工人，他叫C·B·卡尔森（C.B.Carlson），在附近一个煤场工作。组织班子得到了加强，扩大工会组织的运动也就能够稳步发展了。 转机已经出现了，我们现在可以把拥护工会的力量聚在一起，开展集体讨论，并发展会员，但问题是具体该怎么做呢？我们不能通过正式的工会组织来做这些工作，否则老板就会听到风声，马上进行报复。这时候，雷·邓恩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利用自己的煤场过磅员职位，向老板建议，举办一场只让工人参加的啤酒盛宴。雷跟老板说，老板自己就经常搞这样的酒会，他还特地强调说，这是建设“企业文化”的好办法。他的话吹得老板晕头转向，老板不仅批准了酒会，连场子和啤酒的钱都出了。这件事办得很成功，把组织活动向前推动了一大步。 啤酒盛宴的消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内传开时，有些脱离实际的空想家，他们对阶级斗争基本上只有书本上的了解，而少有亲身体验，却跳出来大加批评。他们含沙射影地说，这样做可能会让老板直接控制工会，让工会变成黄色工会。这种批评简直太蠢了，他们为啥要这么说呢？就因为酒会的钱是老板出的，可是参加酒会的工人都觉得这件事可笑极了。 这段小插曲，反映的是通盘仔细考虑的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说，牵扯到的因素又多又复杂，人们难以全面了解，所以很难得出明确无误的意见。如果形势进展缓慢，各种针锋相对的意见就没有机会接受事实的考验，就会导致漫长而又徒劳的争论。幸亏煤场行动很快就有了进展，没用太多时间，大家就明白了酒宴策略对这个特殊目的是有用的。 但这绝不是说，这种利用老板的疏忽大意来促进工会组织运动的策略是可以普遍运用的。谁要是这么理解，就是把这种策略当成了灵活快速地组织工人的方法。然而不应该把它拔得这么高。酒宴只是为了对付特殊问题而想出的特殊方法。 事情进展得很顺利，可是雷·邓恩突然被老板开除了。大家都在担心，老板是不是发现了工会组织运动的苗头，准备先下手为强。但他并不是因为这个被开除的。他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发言人，有时要公开发表政治演讲，他的一些发言上了报纸。老板就说，“你太不给我们面子了，只好请你走人。” 这件事引起了煤场中一些激进分子的关注，他们打算发动抗议罢工。工会党团经过认真研究，决定劝说工人不要这么做。因为当时已经到了春天，急需用煤的时节已经过了。要是发动罢工，只有一个煤场能搞起来，而起因就是一个过磅员被开除，可是过磅员一向被当作半个监工。工人考虑了这些因素后，觉得最好还是先放一放。邓恩找不到别的工作，一家人只能领救济，生活非常艰难。 尽管组织运动碰到了这个挫折，但它还是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到了1933年秋天，形势已经好转，组织运动有望取得实质性进展。这里面有几个客观因素。首先是这一行的行情越来越差，工人非常着急，很想找到维护自身权益的路子。我自己就是煤场工人，前面我讲过了自己的困难，我碰到的那些困难，几乎就是这一行的工人都得面对的典型困难。工人天天都得干上很长时间，却挣不到几个钱，日子快过不下去了，就连那些“铁饭碗”，比如铁路车场工人，或是给运输公司开卡车的司机，也都一样难过。一些工人的情况更加糟糕。 大部分运输公司都有这样一种政策：为了保持充足的运力，它们都雇了一批司机，这些司机都是个体户，有自己的车子。个体司机帮公司运煤，公司就按运了多少吨煤，给个体司机发佣金。司机的劳务费，还有卡车的使用费，都算在这笔少得可怜的佣金里面。卡车把煤运到目的地后，有时不能直接到仓库里卸车，就只能让挑夫挑着重重的煤筐，把煤挑到仓库里面，有时挑夫得挑着担子，爬上两三级台阶，可是，公司却连一分钱都不会发给挑夫。 没活干的时候，个体司机和挑夫就挣不到钱，所以这行的收入很低，一些工人不得不靠社会救济来补贴家用。没活干时，他们就坐在煤场里的一间闷热的棚子里，这个棚子被大家形象地叫做“狗窝”。棚子里经常有人打牌或唠嗑，是工会组织者开展工作的好地方。 如今有些自作聪明的人，瞎扯什么工人阶级“消极无为”，可他们根本不明白，有的时候，工人看似温驯听话，但这只是一时的情况。如果工人的日子勉强还过得下去，并且觉得日子还会变好的话，他们是不会变得激进的。但是，如果他们的日子越来越糟，并且觉得前途灰暗的话，那就大不一样了。他们的态度就会开始改变，当然不会一下子就改变太多。种种不满开始堆积起来，一点火星就能点燃，点着以后，星星之火也能烧成燎原大火。 明尼阿波利斯的火焰一定会蔓延开来，因为不想眼睁睁地看着日子一天天糟下去的人，不光只有煤场工人。整个卡车运输业的行情都很糟糕。一星期要少说也要干上五十四个钟，最多要干九十个钟，可工钱才给十块钱，顶天了也才十八块。 好比说吧，给批发市场运货的司机，一星期要干五十四个钟，一个月才挣五十五到六十五块，加班还没加班费拿。给杂货仓库干活的工人挣的就更少了，月薪一般要少十到十五块。果蔬批发市场的雇工，一星期才挣十块。老手能挣十八二十块的，就该偷着乐了。他们一星期要干六天，从凌晨三点干到晚上六点。谁敢发句牢骚，马上就会被炒掉，被公民联盟职业介绍所派来的新人顶掉。 给黄色出租车公司（YellowCabCompany）开车的司机，一周要干八十四个钟，才挣六到八块。不少人只得靠社会救济过活。不管哪一行，工作条件都是老板说了算，工人只能忍气吞声，所以个个心里都憋着火。只要工会能够发动切实有效的斗争，还没有参加工会运动的工人，大都会迅速参加工会组织的行动。操纵公民联盟的大老板们坏事做绝，迟早要自食其果。 还有另一个客观因素也影响了明尼阿波利斯的形势，那就是工人阶级运动开始全面高涨。为了保卫自己的阶级利益，工人向主流工人运动求助，他们大批涌进劳联旗下的各种工会。1933年，罢工浪潮席卷了全国，原因主要是工资太低、工时太长，工人普遍觉得缺乏保障。罗斯福在这年春天颁布了“新政”，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工潮。刚刚通过的《全国产业复兴法》第七条A款宣称保障工人的“组织权”。政府的这种表态，推动了工会的组织运动，工人一时以为资产阶级政府真的会保护自己的权益，后来才发现自己上了当。 从根子上来说，《全国产业复兴法》的目的就是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为了刺激生产，提高利润率，罗斯福采用了“货币宽松”政策，导致了所谓的“美元贬值四成”。结果物价暴涨，工人本来就已经被经济萧条给折腾得够呛，现在又挨了当头一棒。于是，工会加紧向政府施压，要求对工资和工时立法。为了回避工人的要求，《全国产业复兴法》规定，老板可以自愿设立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以此来自行组织“公平竞争”。为了让资本家自由决定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暂缓执行反托拉斯法。按照《全国产业复兴法》的规定，各行各业的劳动规定由老板自行决定，工人根本没有发言权。 联邦政府成立了地区劳工局，这些机关的工作人员都是老板的代理人和“工人政治家”。它们的主要职责就是尽量阻止罢工。阻止不了的时候，就尽快“居中调停”，促使劳资双方达成协议。说白了，就是让劳工局不断地干预罢工，用一些空洞的承诺，什么会考虑你们的要求啦，什么会采取行动啦，来忽悠工人，骗工人上工。这个法子只对老板有好处，却让工人吃了不少苦头。 劳联的大干部把罗斯福捧成“工人的大救星”，他们跟全国产业复兴署签了不罢工协议。《全国产业复兴法》中有一条规定，承认公司工会是合法组织，劳联大干部连这一条也接受了。这样一来，在劳工局主持的工会代表选举中，被老板操纵的公司工会就能堂而皇之地参加选举，当上工人的谈判代表。 可是，明尼阿波利斯公民联盟的头头还是觉得，在集体谈判这个问题上，《全国产业复兴法》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实在太少了。它给全城的雇主下了命令，绝不允许工会代表工人谈判。公民联盟说，应该让工人跟老板单独“商量”劳动条款。老板们的这个死硬政策，让城里的劳联干部更加依赖地区劳工局。 在造反工人身上，出现了一个问题，在那些在工人激进化浪潮中冲在最前面的青年积极分子身上，这个问题特别明显。他们年轻气盛，以前的工人斗争的失败，没有给他们造成多少影响；他们怀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跟老板作斗争。但他们没有经验，不懂得怎样斗争。所以，龚帕斯教出来的人只要略施小计，就能让他们上当。因此，工人急需合格的领路人，这些领路人要能给工人提供正确的政策，还要能把政策给贯彻下去。要做到这一点，就离不开革命社会主义政党的帮助。 革命党是阶级的政治先锋，它帮助工人形成历史意识。它吸收和总结阶级斗争成败的经验教训，把它们提炼成革命的遗产，再传承下去。在具体的情况下，党的骨干可以把这种“阶级集体记忆”同工人斗争结合起来。只要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骨干能够通过工会运动与战斗性工人建立密切的联系，他们就能在卡车运输业起到这种作用。同志们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的表现，证明了形式上的领导与实际上的领导是大不一样的。 有个正式的职位，并不等于你就是领导了。领导可以摆出当官的架子，滥用权力，获得一时的官威，但他到头来还是得承担起这个职位的责任，不然的话，就会出现领导权的空缺。在这种时候，要是有人能够站出来承担责任，补上这个空缺，就算他没有正式职位，也能发挥实际上的领导权。这就产生了矛盾，最后的结果，由事件的具体发展来决定。最后，通过各自的具体表现，就能判断出谁才是更有能力的领导，这个领导也就能获得正式的权威。 最终赢得这种正式权威之后，这种两面作战也就结束了。核心目标始终是领导工人反抗老板。但是，正式的权威，却被不够格的工会干部把持着，所以，在同老板斗争时，还得跟这些工会干部斗争。只有把这些不够格的人斗垮，让合格的领袖获得正式权威，才能扫清障碍，集中力量跟阶级敌人作斗争。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都明白，在574分会里，只要有必要，他们就得跟整个执行委员会交手。但是，他们不能把这当作是唯一的办法。每一个优秀的战术家，都明白寻找机会瓦解对手的重要性。他们利用工会官僚机构的常见情况，找到了解决574分会问题的办法。 这些机构乍一看好像都是铁板一块，其实并不是这样。在它的最上层，都是最顽固最保守的人。在他们下面是一些小干部，他们比较接近基层会员，更容易受到工人的影响。虽然这些小干部要受到上层的压力，监控基层会员，但是，在工人鼓足劲儿反抗老板时，小干部就不太愿意听上面的话了。小干部在具体情况中会怎么表现，要看哪边的力量更强大。 迈尔斯·邓恩在1931年加入574分会后，就一直在里面活动，这就给在574分会内部运用这种策略创造了条件。他加入574分会后，跟分会主席威廉·S·布朗交情很好，布朗对进行广泛的组织活动产生了兴趣。比尔·布朗当时三十多岁，已经在运输业干了好多年，大多数时候，他开着拖有车厢的车。他在574分会当了十年的主席，1932年担任卡车司机联合委员会的组织者。 比尔天生就是个斗士，很有演说的天份，他也是我认识的最优秀的群众鼓动家之一。比尔是农工党的积极分子，所以他的政治意识比一般人要强一些，虽然他对阶级斗争的理解还不够革命。如果不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发动的组织运动的话，说不定他就会顺着劳联的官阶往上爬了。 不过，比尔那健全的阶级本能起了作用。他想和老板打一场硬仗，所以，有谁懂得如何组织战斗，又肯帮忙的，他都很欢迎。在574分会里，比尔赢得了副主席乔治·弗罗西格的支持。但是执委会的另外五个执委还不能摆脱经济工会主义的束缚。他们还受着工会代理克利夫·霍尔的影响，霍尔也是执委会委员，他反对组织运动。门只打开了一道缝；得借用煤场工人的力量，把门开得再大一些。 自愿者委员会提供了必要的推力，在1933年秋天，它开始冒头了。它打破了执委会多数派的阻挠。在574分会的干部中间，霍尔成了孤家寡人，他只得支持煤场里的组织运动。给雇主的要求书写好后，得到了全体会员的批准，然后霍尔又把它交给托宾，让托宾批准。1934年1月6日，托宾给他回了信，这封回信说明，自从1930年他与霍尔通信之后，他进一步加强了不罢工的路线。 托宾在回信中写道：“我相信你懂得国际工会的规矩，批准工资标准并不等同于批准罢工，就算你们跟老板没谈成合同，你们也无权罢工。你的职责就是推动谈判，如果谈判结束时还是谈不拢，或者老板终止了谈判，你的职责就是按照规章制度（托宾制定的——法·多），对有争议的问题或双方之间的分歧提请仲裁。如果老板拒绝仲裁，没有别的办法了，那你才可以考虑罢工。为了遵守国际工会的规章，获得罢工的许可，你必须在你们组织的定期会议或特别会议上，就整个过程做报告，详细解释每一个细节，等等。 “讨论完这些问题之后，你们要举行投票表决，看看会员要不要罢工。对这个问题，只能用‘要’或‘不要’来回答。要给会员分发编有号码的白纸，投票时不能进行任何威胁。在投票表决中，至少要有出席会议的三分之二的会员赞同罢工，罢工才能获得国际工会执行委员会的许可。投票一结束，如果你们区有联合委员会，你就得把这件事上报联合委员会，让他们批准。等到联合委员会批准之后，你们就可以请求国际工会批准，要提交事实证据，就是说你们和老板之间有什么分歧都要上报。你们必须等到国际执委会对这个问题进行表决后才能行动。要是你们不经国际执委会的批准就擅自罢工，就休想得到国际工会的资助。” 一看就知道，要让托宾正式批准罢工，简直就是做梦。托宾下令：要是老板不肯坐下来谈合同，就想办法让他们接受仲裁。只有在老板拒绝仲裁之后，才能对是否罢工举行投票表决，在表决中，他们还会特地压制群众的战斗性，夸大保守犹豫的情绪。托宾在另一封信里写道，“罢工是很严重的情况，在一个行业里，至少要有四分之三的工人参加了工会，而且愿意响应罢工的号召，才能尝试罢工。一定要记住：罢工一般不要超过两三天……” 就算分会会员不顾一切阻挠，投票支持罢工，还有拦路虎等着他们，因为他们还需要得到卡车司机联合委员会的批准和托宾本人的最终核准。不照这个流程走，国际工会就连一分钱的罢工补助都不会给罢工工人。后来发生的事情表明，在工会陷入困难时，托宾又在背后捅了工会一刀，因为他认为工会的行动是“违规的”。 要是照托宾这套流程走，整个组织运动就根本别想开展了，在布朗和弗罗西格的帮助下，自愿者委员会抛开了这套流程。574分会决定罢工。在布朗的影响下，罢工得到了卡车司机联合委员会的一些委员的支持；分会立即投入行动。尽管有理由认为，只要罢工指挥得当，就能打得老板措手不及，但是为了粉碎老板的顽抗，分会还是按照有效的策略，制定了各种计划。在战术上，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最后却没有碰上这种情况，总比幻想一切都会一帆风顺，结果却碰上了意想不到的困难要好。 罢工工人成立了一个广泛的罢工委员会，负责指挥纠察队。在罢工之前，就已经印好了发给纠察队的指示，还制作好了标有全部煤场位置的地图。 罢工狠狠打击了整个行业。罢工搞得既勇敢又高效，它从一开始就组织起了富有战斗性的、群众广泛参与的纠察工作。纠察队员主要是青年工人，他们大都是头一次参加工人斗争，不过，他们的领导都是富有经验的人，领导谨慎制定了计划，采取了大胆的行动，还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创举，弥补了青年工人经验不足的缺陷。巡逻纠察队的开创和使用，就是群众的创造性的突出体现。 一切准备就绪后，霍尔向托宾汇报了情况。1934年2月5日，托宾的助理约翰·M·吉莱斯皮（JohnM.Gillespie）给他发了电报。吉莱斯皮在电报中说：“罢工的目的是什么，有多少工人会受到影响，你们都要一五一十地写下来，在吉尔里兄弟（BrotherGeary）（托宾在该地区的总组织者——法·多）回到你们区之前，你们最好不要采取进一步的罢工行动。你们的电报实际上什么都没有说，只说了你们想得到批准。你们可以向华盛顿的劳工局上诉，让他们安排煤场老板跟你们谈判。” 就在罢工爆发的那天，也就是2月7日，吉莱斯皮又给霍尔写了封信。他代表托宾，给霍尔下令：“这些人加入你们工会还不满半年，所以不能批准你们罢工，也不能给你们发罢工补贴，因为按照我们的规定，会龄不足半年的，不能领罢工补贴。”等这封信寄到明尼阿波利斯的时候，罢工都快结束了。 旋风般的行动确实打了老板一个措手不及。罢工发生的时候，吹来了刺骨的寒潮，瑟瑟发抖的公众急需燃料供应，他们的压力让老板更加手足无措。煤场被工人牢牢控制着，老板只好做出让步，让工人获得了有限的物质利益。但最重要的成果，是让他们捏着鼻子承认了工会。尽管他们是通过劳工局来间接承认工会的，但这就等于他们不能严守公民联盟的开放工厂规定了。 这么多年来，明尼阿波利斯终于有一场罢工获得了胜利，这个胜利鼓舞了全城的工会会员，使他们的自信心大涨，还没参加工会的成千上万工人，怀着新的希望，开始把目光转向工会运动。大战的舞台已经准备好了，双方准备迎接马上就要到来的决战。 （翻译：赤心修订：龚义哲）
第三章斗争的计划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美〕法雷尔·多布斯《卡车司机的造反》（1972） 第三章斗争的计划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通过卡车司机工会第574分会发动工会运动的，这个分会具有经济工会主义（businessunionism）的特征。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创始人塞缪尔·龚珀斯[1]让劳联浸透了经济工会主义的精神。1924年龚珀斯死后，威廉·格林[2]接任劳联主席，他继续执行经济工会主义的政策。经济工会主义就是通过阶级合作，让统治阶级接受工会。因此劳联高官都想把自己扮成“工人政治家”。 劳联的大佬们根本不关心绝大多数工人，让工人自生自灭，大佬们只想组织一些狭隘的、享有特权的行业工会。这些行业工会的基础是技术工人阶层。这个阶层的收入在工人阶级当中算是比较高的，他们的想法非常容易受到经济工会主义的影响。劳联用来控制技术工人的方法，就是跟老板签订封闭式合同，按照这种合同的规定，老板只能雇用指定的行业工会的会员，这可以给会员提供一点点职业保障。劳联干部都受过这样的教育：想在工会运动中出人头地，就得严格遵守这些合同，千万不能让这些合同受到半点伤害。他们牢牢控制着罢工，一个行业罢工时，经常会被另一个行业下绊子。 劳联的干部变成了骄傲的官僚，他们领着高薪，花钱如流水。官僚沉醉在花花世界里，对工人运动一点也不上心。他们经常帮助老板对付工人。工会里要是有人不听话，他们马上就会动用纪律惩罚。他们不信任工人，害怕工人，企图用独裁手段来严厉管束普通会员。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操纵着工会的机关和程序，让自己的官能永远当下去。随着三十年代的社会危机越来越严重，劳联官僚却还在坚持老一套的做法，结果全国工会会员的数量不断下跌。 1933年，明尼阿波利斯只有很小规模的劳联运动，而且它已经半死不活了。它由建筑业、印刷业、铁路工厂、服务业、货车运输业和其它一些行业的工会组成。这些工会大多只有空架子。劳联按照行业成立了各种全国性的行业工会，这些全国性行业工会在地方上的下级机关就是各种地方分会；劳联旗下的全国性行业工会虽然大多叫“国际工会”，但它们根本没有半点工人阶级国际主义的味道，这个名字只表示它们在加拿大有几个分会。 在1933年，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工会的上级机关叫做国际卡车司机、轿车司机、马车夫和帮工兄弟会（InternationalBrotherhoodofTeamsters,Chauffeurs,Stablemen,andHelpers）。这个工会当时在全国大概有八万名会员。从1907年开始，丹尼尔·J·托宾[3]就一直担任这个工会的主席，他是经济工会主义的忠实代表。他在《卡车司机日报》（TeamstersJournal）上吹牛说“咱这里可没有其它工会里那些废物”。他还说，“谁要是想明天就罢工，就不要加入工会。” 兄弟会的会员基本上就是卡车司机、帮工和帮卡车装货卸货的工人，再加上差不多已经消失的马车夫。行业工会本来就够狭隘的了，可它下面还分成了更狭隘的下属行业分会。会员们大致是按照他们运送的货物，被分到各个单独的分会。每个分会都是按照下属行业组建的，它们都拼命守住自己的地盘，不让别人插手。托宾利用这一手，把工人在组织上分割开来，他就能用铁腕操纵工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还养了一帮总组织者，直接向他负责。他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执行托宾的命令，组织内有谁不听话，就向他报告。托宾自己高高在上，跟普通会员十分疏远。他通过《卡车司机日报》制订会规，谁敢坏了会规，就得到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市的兄弟会总部去挨训。 一个城市里有几个分会的时候，兄弟会一般就会成立一个卡车司机联合委员会（TeamstersJointCouncil）。它是由不同分会的执委会委员组成的代表机构，可以让它的委员混得很舒服。在地方分会里，要是有哪个干部被会员围攻了，他就可以去找联合委员会，联合委员会会理解他，给他撑腰。联合委员会的工作，按照惯例，一般是在代表中选一个组织者来管。只要联合委员会严格遵守兄弟会的正式政策，并坚决执行托宾的一切指示，它就有可以享有很大的权利，可以监管兄弟会在市里的全部分会。 明尼阿波利斯也有一个卡车司机联合委员会，送冰块的、送牛奶的、送茶和咖啡的、给市政府开车的、还有普通的卡车司机的独立分会，都归它管。还有一个出租车分会，里面有一些会员开的是自己买的出租汽车，而不是公司配的。在1933年，这些分会的会员加起来还不到一千人，二十多年来，市里的卡车司机就没赢过一场罢工。 大概是在1915年的时候，574分会获得了建立“总”分会的资格。这就是说，凡是开卡车的，只要会规里面没有明确规定他们必须参加其它分会，574分会就可以吸收他们参加。话是这么说，但574分会并不打算把所有卡车司机都吸收进来。比方说，要是574分会在哪个下属行业发展了足够多的会员，那么574分会就要再成立一个独立分会，把这个行业的会员都编进去。不过这种问题其实没有出现过，因为574分会一直发展不起来。在1933年秋天以前，它只有75个会员。会员选出了七个干部，组成了分会的执行委员会。里面有主席，副主席，有一个负责记录会议纪要的书记。还有一个司库[4]，负责管理财务和处理文件，还要管工会的一般事务。另外三个人负责审计账簿。 主席威廉·S·布朗是卡车司机联合委员会的专职组织者，只有他是脱产干部，另外六个干部都不脱产。所以574分会找来克利夫·霍尔，让他担任不脱产的工会代理，处理分会的事务。他是送奶司机，被他的组织“借调”给574分会，他很有野心，想当上工会官僚，他把574分会代理这个工作当成实现野心的跳板。574分会跟几家小公司签了四五份封闭式合同，作为回报，它保证会“关照”这几家公司。它把它们列入“公正雇主”的名单内，贴在中央劳工联盟总部门前。要是哪家公司不遵守合同，它就会威胁公司，把这家公司撤下“公正雇主”的名单，公司的业务就会遭到损害。 可这个法子并不灵，1930年4月22日，克利夫·霍尔给托宾写了信，讲了自己的情况：“半个月前，一家运输公司叫我过去，老板跟我说……一家无工会的公司跑到他最大的一个车站，把运费砍了差不多一半，结果，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叫我去问雇员，愿不愿意把周薪下调一块钱。……有流言说其它运输公司也要这么做，除非我们能想办法阻止。……4月21日……听说有两家运输公司要降薪，分会会员为此开了会。我可以说，现在流言满天飞……只有一种办法能把全城工人组织起来，那就是向倾向工会的公司提出一项协议，要是它们不肯签，574分会就很有可能罢工，这样就会产生对组织工人很有利的情绪。” 霍尔随信附上了工资协议草案，让托宾批准，还说：“它已在分会组织内宣读过三遍〔兄弟会的会规是这么要求的——法·多〕，并得以逐条通过。第32卡车司机联合委员会也批准了这个协议。” 第二天，托宾给霍尔回信，同意了霍尔的要求。托宾在信中说：“当然，你得明白批准工资协议并不等于同意罢工，在允许你的人参加任何停工行为之前，你必须跟我这边联系一下，讲清楚你们分会跟雇主有什么分歧、这件事会牵扯到多少人，还要把跟这事有关的一切消息都向我报告，这样我才能把这个协议提交总执行委员会考虑和批准。我相信你不会卷入任何麻烦，也相信你会把达成了令人满意的协议的好消息告诉我。”这两封信很好地解释了工会为什么这样软弱无力。 574分会还很穷。它主要的资产就是一个小保险柜，一个干部说这个保险柜一定要保管好，因为“里面藏着我们的账簿”。分会弄了两套账簿，一套用来应付托宾派来的巡回审计员，另一套有着更微妙的用处。分会有时会搞一些组织活动，拉来几个新人，但这些新人往往待不久。在这种活动中加入的新会员，他们的入会费和每月会费被记在第二套账簿上。有的新会员过一阵就脱离了工会，但分会还得向托宾交这些工人的人头费，所以分会就把这些人记在第二套账簿上，这样就不用替他们交人头费了。托宾有时会抱怨说分会没有上报准确的会员数量，所以兄弟会算不出能收上来多少会费。但他的牢骚改变不了574分会的做法，因为这样能给分会的小金库多弄一点钱。 比尔·布朗讲过一个故事，很好地说明了分会生活是什么样的。在一次会员大会上，司库宣读财务报告，他没受过多少正规教育，念到杂项时，就把“miscellaneous”（杂项）念成“missmullaneous”。有个会员多喝了几杯，嚷了一声：“你拿我们的钱去找哪个该死的小姐了？[5]”气得司库把账簿一扔，径直离开了会场。 总之，574分会除了拥有兄弟会的加盟资格之外，基本上就不剩什么了，凭这个资格，它能发起组织运动。但这个资格本身是非常重要的。刚刚参加工会的工人，往往都会选择名头响、威望高的工会，不管这个工会的实际情况怎么样。在明尼阿波利斯，劳联在工人组织中一家独大，而574分会又是它的分会。谁想踢开劳联，自己搞什么独立工会的话，准会落得一场空。谁想这么干，就会遭到劳联官僚的针对，他们会想办法把工人吸收到现有的工会组织中。工人中的混乱和分裂只会对老板有利。 反过来说，要是利用574分会对卡车司机行业的“总”管辖权，把它能管到的工人都吸收进来，就能利用它的兄弟会加盟资格弄点好处。只要搞起一场成功的组织运动，整个行业就会有大量工人涌进分会。在托宾把他们拆分到574分会的各个下属行业分会之前，形势的发展就会超出他的控制。在像明尼阿波利斯这样的商业城市里，卡车运输业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具有战略性地位，所以它拥有这样的潜力。因此，卡车司机是城里最强大的工人群体。卡车在街上到处跑，老板很难利用工贼破坏罢工，这进一步加强了工人的力量。 这种前景是很有可行性的，但要把它变成现实，就得做到两点：第一，必须说服574分会，让它吸收那些不在它现有的职业保障范围内的新会员；第二，发起一场组织运动，把这个行业里还没参加工会的大部分工人给组织起来，并让工会接纳他们。 共产主义者同盟明尼阿波利斯支部的领导人研究了形势中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仔细考虑了阶级斗争的动力学，然后开始进行这两个任务。在大萧条的影响下，工人正在变得激进起来。要推动他们行动，就要从他们现有的认识水平出发。通过斗争，大多数工人会相信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工会政策是正确的。他们会明白，过去十年里，城里没有一个工会赢得罢工，主要是因为劳联领袖的错误领导。要把这个问题讲明白，就必须跟老板进行公开斗争，在斗争中证明罢工是可以获胜的。 这一切的关键在于，要通过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骨干力量，给工会带来具有阶级政治觉悟的领导层。当然，他们并不能马上当上工会的领导。要等到不久以后，在跟老板斗争时，他们的领导作用才会体现出来，并让大家信服。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城里全体党员都要理解和支持即将发动的卡车司机运动。为此，党支部认认真真地讨论了所有的设想，对于该怎么行动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党支部还有一件要做的事，就是预先决定由谁来当党的公开发言人，并在这次运动中领导工会里的党员。 在前面引用过的回忆录中，雷·邓恩讲了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斯科吉建议，应该让我去当党的公开发言人和工会党团的领导，而不是他。卡尔是这么解释的：他说，我们俩都知道这任务很危险。要是我们赢了，老板就会利用他没有美国国籍这件事来对付他。如果让他当公开发言人，就会带来更大的风险。……而我是土生土长的美国公民。另外，可能被发展入会的工人，有不少都认得我。在1928年，我曾代表共产党竞选国会参议员，所以在州里的几个重要选区名气不小。……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并认真考虑了市里和州里的政治形势之后，我跟他总算取得了一致。” 还有一件好事也应该说一下，雷和卡尔一直都是集体行动的。他们既不会为了出风头而逞英雄，也不装出事事都懂的样子。他们俩都是严肃的革命者，是忠于组织的人，他们懂得怎样以身作则，用自己的言行去教育更年轻的领导人。 在他们的带领下，领导团队逐渐扩大。格兰特·邓恩和迈尔斯·邓恩跟雷和卡尔一样，都是在煤场工作的党员，卡车司机运动开始时，他们的加入让团队如虎添翼。工会里另有两个党员起了重要的支持作用，一个是老奥斯卡·库弗（OscarCooverSr.），他在建筑业工作，是个熟练电工；另一个是在西北铁路公司开火车的C·R·赫德伦（C.R.Hedlund）。没过多久，年轻的战斗性工人也加入了这个团队，在煤炭业的斗争中，他们开始成为领头人。 在煤炭业里发动运动，有几个特殊的原因：共产主义者同盟有几个党员在这一行做工；明尼苏达一到冬天，气温就会降到零度以下，所以，对于运动的发动，煤场具有战略意义。在罢工中，只要工人能确确实实地关闭煤场，老板就不能像以往一样，安稳地坐着，等着工人被饥饿打败，因为天寒地冻的，没有煤烧，人是撑不下去的。而在大萧条影响下，许多人一次只买得起一点煤，这又让这种情况变得更加严重了。所以说，只要罢工能选对时机、组织得好，就可以较快地赢得对工会有利的合同，虽然这还算不上大获全胜，但也不错了。 当然，老板一定会拼死反扑，要想获胜，非得打退他们不可。如果我们打退了他们，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卡车运输业的其他司机都组织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劳联旗下工会普遍存在的麻痹无力，就可以得到克服，全城的工人就都能组织起来。 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发动一场阶级战争，而这场战争怎么结束，就要看共产主义者同盟能不能发挥关键作用，领导和激励整个运动。在前一阶段，激进势力对明尼苏达劳联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也算是一个有利的因素。在明尼阿波利斯，有不少工会活动家仍对过去的激进工会运动记忆犹新。有些人把自己当作广义上的社会主义者。在另外一些人身上，依然燃烧着世界产业工会的战斗性。只要城里能发动一场真正的罢工斗争，他们大多数人都会踊跃参加，就像听到军号声的退役军人一样。 要想把斗争搞起来，就必须粉碎中央劳工联盟和卡车司机联合委员会里的官僚障碍。574分会的问题主要出在克利夫·霍尔身上。他跟城里的工会高官狼狈为奸。他们当了好多年大干部，却连一次罢工都没赢过。他们把失败的责任全都推到工人头上。他们整天就想跟“公正”雇主合作，所以，在罢工中，他们肯定是要作对的。但我们不能一上来就直接向官僚进攻，这样会让人们以为，我们发动运动，就是为了当上工会的大干部。这样会损害组织运动，所以只能采取迂回的策略。 这种策略的关键，就藏在工会官僚所面对的矛盾之中。他们的基本原则，就是要跟资本家合作，要是他们失去了工会中的基本盘，他们对统治阶级就一钱不值。但要维持基本盘，他们就得给工人一些好处。然而，在运动准备开始的时候，他们就会发现自己根本承担不起领导运动的责任。所以，我们应该采用的策略，就是让工人直接向老板开火，使工会官僚陷入矛盾之中。要是他们反应不积极，他们的名声就臭了。 还有一个要考虑的因素是明尼苏达农工党[6]。这个党是在一战后成立的，它的基础是工会与农民组织的联盟。随着它的壮大，它在城市中间阶级当中也获得了一些支持者。在它成立以前，明尼苏达的工会运动一直想赢得某个资产阶级政党的支持，它的成立是一个分水岭，标志着工会运动开始成为独立的政治运动，这主要是因为受了左翼工会活动家的影响。虽然农工党在选举中独自参选，对抗民主党和共和党，但它的纲领仍然没有超出改良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结果，它的基层支持者的阶级政治意识发生了混乱，它的这些基层力量，是以城乡的各种社区俱乐部的联合为形式组织起来的。另外，工会是这种联合的主要成分。 从一开始，农工党内参加公职人员选举的那些人就想控制全党。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当选，为了这个目的，他们不惜随意玩弄原则。1922年，农工党赢得了一个国会参议员和几个国会众议员的席位，这是它的首次重大胜利。到了1930年，明尼苏达农工党在州长竞选中获胜，全国各地的农工党组织当中，只有它曾经赢得过这么高的职位。1933年，农工党的州长获得连任。那时农工党在州议会中与资产阶级自由派政客结成联盟，控制了众议院，但参议院主要还是被保守派掌握。 这里还得说一句，在农工党的诞生中，共产党也出了不少力。后来在1928年，共产党决定亲自参加国会选举，跟农工党的候选人角逐国会参议员。农工党在明尼阿波利斯有个第12区俱乐部，好几年来，这个俱乐部的书记一直由雷·邓恩担任，现在共产党选他来当候选人，结果导致他被农工党开除。没过多久，共产党又把他打成“托派”，也把他开除了。 农工党在工人和农民中间有一定基础，所以它有两重性质。在选举时，它的选举人毫无原则地玩弄各种政治把戏，但它同时又是一个群众运动，它的党员参加了农民斗争和工会活动。也就是说，在工会与老板发生冲突的时候，在政府任职的农工党代表不得不对工会表示同情。许多没有参加工会的工人在选举时都会投它的票，所以，对于把这些工人组织进工会，这些当了官的农工党代表也只能表示支持，他们认为这既是工人的权利，也是工人的需要。 弗洛伊德·B·奥尔森[7]在1930年代表农工党竞选明尼苏达州长，并获得了胜利，1932年他再次当选。他是个律师，早年参加过工会运动，以前还当过亨内平县的检察官，明尼阿波利斯就在这个县里。奥尔森以为自己要比自己所代表的运动更强大，所以他在政治上见风使舵，为了谋取私利，他跟资产阶级政党的政客做了不少交易。 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目标来说，奥尔森当州长既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就是，他的政治生命依赖于农工党，所以他不能公开破坏罢工，反而还得做一些姿态，表示公开支持工会的组织运动。坏处就是，在跟老板斗到紧要关头的时候，他和工会官僚可能就会把工会力量的领导权给夺走。 这种危险是实实在在的，因为他既有雄辩的嘴，又有灵活的手腕。在工会会员当中，他很有威望，没有一个工会干部敢跟他作对。所以，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认为，在574分会罢工时，凡是跟其它工会发起的同情罢工有关的一切问题，都得认真考虑。否则就会给奥尔森可乘之机，让他通过其它工会干部介入和控制罢工。因此，必须加强574分会的力量，使它能在哪怕是最艰难的情况下，仍然能向阶级敌人表现出自己的强大。 574分会在跟老板斗争时，还得对付公民联盟。公民联盟是老板们的组织，1918年，老板们出动战时自卫队，镇压了有轨电车工人的罢工，随后老板们就按照这个办法，成立了公民联盟。控制公民联盟的，是当地最有钱有势的资本家。在劳资关系问题上，这些大资本家说一，下面那些小老板——差不多八百人——就不敢说二。公民联盟不许会员违反它的政策。哪个老板违反劳动关系政策，就要受罚。它有一整套专职的工作班子，它在工会中安插奸细，还得到了市政府的大力合作，还能调动警察。阶级敌人为了破坏罢工，已经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组织，而且充满自信，趾高气扬。 总之，我们准备发动的组织运动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要面对许许多多的圈套和危险。但是，我们有充足的理由，一定要把它给落实。我们也有充足的理由，以乐观的情绪投入行动。运动的第一步，我们准备在煤场发动，因为在煤场里，有着参加过激进运动的工人，我们可以依靠他们，让计划顺利开展。 （翻译：赤心修订：龚义哲） [1]塞缪尔·龚珀斯（SamuelGompers，1850年1月27日——1924年12月13日），美国劳工联合会创始人，1886—1924年任劳联主席。——译注 [2]威廉·格林（WilliamGreen，1873年3月3日——1952年11月21日），美国劳工联合会领袖，1924—1952年任劳联主席。——译注 [3]丹尼尔·约瑟夫·托宾（DanielJosephTobin，1875—1955），国际卡车司机兄弟会领袖，1907—1952年任兄弟会主席。——译注 [4]美国工会中的司库大多叫secretary-treasure，直译为“书记—司库”，为简便起见，简称“司库”。——译注 [5]“missmullaneous”听起来像是“MissMullaneous”，即“什么什么小姐”，所以喝醉了的这个会员才会这么问。——译注 [6]二十年代初，美共企图推动各地工会与农会建立一个独立于两大资产阶级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之外的农工党（Farmer-LaborParty），一时间，全国各地纷纷出现了各种农工党组织，在1923年，在美共的推动下，全国性的农工党组织——联合农工党（FederatedFarmer-LaborParty）成立了，但是，联合农工党很快就流产了。虽然全国性的农工党组织成立不久就瓦解了，但农工党在一些地方仍有较强的影响力，比如明尼苏达农工党就曾在1930年和1932年两次赢得州长选举，它在四十年代同明尼苏达民主党合并为明尼苏达民主农工党。——译注 [7]弗洛伊德·比约恩施坦·奥尔森（FloydBjørnstjerneOlson，1891年11月13日——1936年8月22日），生于明尼阿波利斯一个北欧移民家庭，1909年高中毕业后在北太平洋铁路公司工作，1910年考入明尼苏达大学，一年后辍学。四处流浪打工，并参加了世界产业工会。1913年返回明尼苏达，考入威廉·米切尔法学院，1915年获得法学学位，开始担任执业律师。1919年担任亨内平县副检察官，1920年担任县检察官。1930年代表明尼苏达农工党竞选明尼苏达州长成功，1932年、1934年成功连任。1936年因胃癌逝世。——译注
第二章造反的种子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美〕法雷尔·多布斯《卡车司机的造反》（1972） 第二章造反的种子 明尼阿波利斯位于一片广大的农牧草原的边缘，这片草原向西贯穿南北达科他，一直延伸到蒙大拿。在十九世纪，这个城市的北边长着茂密的松树林，一直延伸到加拿大边境。白人从印第安人手里夺走这块地方后，发展起了以小麦和木材为主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木材大亨拼命掠夺尚未开发的森林的时候，有人在明尼苏达州北部的梅萨比岭（Mesabirange）发现了铁矿，随着木材贸易的衰落，资本又涌入了为东部钢厂提供原矿的露天采矿业。 明尼阿波利斯是当地经济活动的中心，在伐木业兴旺时，市里总是能听到锯木厂的嘈杂声，多年以来，它也一直是全国面粉业的中心。生产农具的钢铁厂一家接一家冒了出来。商人开了批发店，交易这一带的五金产品、食品、布料和其它消费品。铁路网从这个城市铺向四面八方，后来又铺设了错综复杂的公路网。铁路决定了把农民的谷物运到市场上的运费，而谷物的售价又是由面粉厂老板定的。除了城市大亨的这种剥削外，还有一些更微妙的金融操控通过当地谷物交易所与银行进行。资本主义让所有人都走了好运，发了大财，就只有工人和小农不能沾光。 农业、工业、运输业和商业的劳动力，是由本国人和移民组成的。许多工种都是季节性工作，所以，干这些工作的本国工人，有相当一部分都是来自国内其它地方的流动工人。这些流动工人主要干的是收割谷物、砍树、采矿、修铁路之类的工作。世界产业工会[1]起初就是这些流动工人的工会。世界产业工会在明尼阿波利斯的贫民区——布里奇广场区成立了第10分会。从1910年到一战爆发，它一直是世界产业工会在中西部地区最大、最重要的分会之一。它在这一带帮成千上万的流动工人找到了工作。 世界产业工会具有英勇斗争的历史，所以它的会员的阶级觉悟很高。有些会员成了“双重头领”，也就是说，他们同时也是劳联旗下的某个行业工会的会员。因此，总的来说，明尼苏达工人运动受到了他们的战斗性和阶级斗争观点的影响。还有，从外地到明尼阿波利斯的铁路或铁路维修厂打工的那些工人，也对工人运动产生了影响。他们中有尤金·维克托·德布斯[2]的追随者，德布斯是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和铁路工会领袖，他用阶级政治的原则教育了他们。他们从国内其它地方学来了罢工的经验，他们的政治修养对当地的劳联分会产生了影响。 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在本国流动工人涌入的同时，大批移民也涌入了这一带。他们主要来自挪威、瑞典、德国、芬兰和丹麦。他们大多是听说这里种庄稼能赚钱，土地又便宜，便怀揣着梦想来到这里，想当上农场主，过上好日子。要靠种地过活，他们得有种子、农具和牲口。为了买这些东西，他们欠了大笔的债。他们想把庄稼卖个好价钱，却经常上当，有时还会歉收，经常得另找路子弄点现钱。所以他们经常到明尼阿波利斯打工。许多人来美国以前就是熟练的工厂工人或建筑业技工，来了美国照样能在老行当找到工作。其他人就得费尽力气找份普工做做。 一些人决定在明尼阿波利斯住下来，后来又有成千上万的移民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小农场，来到了这里。有不少人来美国以前就是社会主义者。他们更愿意加入德布斯时期的社会党，在党内，他们按照原来的国籍，被组织进不同的语言联盟。他们还在故土时，就已经获得了重要的工会经验。因此，他们作为这个城市的劳动力的一部分，成为了劳联和世界产业工会内的工会积极分子和社会主义活动家。后来成为1934年卡车司机罢工的核心领导人的文森特·邓恩和卡尔·斯科格伦德，他们的事迹，就是本国工人和移民工人在工人斗争中互帮互助的榜样。 文森特·雷蒙德·邓恩于1889年4月17日生于堪萨斯州堪萨斯城。小时候，他那当电车技工的父亲就因伤重而丧失了劳动能力。随后他家就搬到了明尼苏达州小瀑布镇（LittleFalls），在他祖父母的农场上生活。雷[3]没有上过几年像样的学，14岁就在明尼苏达的森林里当伐木工了。一年后，他开始游历全国，先是在北达科他的农场干活，他在那里参加了世界产业工会。然后他又去了蒙大拿，到过华盛顿，沿着太平洋海岸，穿越了西南部地区。一路上他砍过树，割过麦子，干过流动工人能找到的全部工作。 在游历中，他参加了世界产业工会组织的罢工和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908年，他在阿肯色因流浪罪被判了苦役，幸好他没吃太多苦。有一天，他瞅准机会，逃了出来，连忙跑到明尼阿波利斯，一路上都没停过。 1914年，他在明尼阿波利斯跟詹妮·霍尔姆（JennieHolm）结婚，生了两个孩子：儿子雷蒙德，女儿珍妮特（Jeannette）。雷·邓恩在这里先是当快递员。跟他搭档的是雷·雷因波尔特，他对雷因波尔特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后来，雷因波尔特在1934年罢工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体现了这种影响的长久效果。他一直敬仰邓恩，把邓恩当作给他指出阶级斗争正途的领路人。 这段经历说明，在与工友貌似平凡的交往中，如何为长远打算，培养革命者。此后他们的人生轨迹暂时分开了，雷·邓恩换了个工作，在一家公司当了职员，这家公司的业务是把制冷的冰块运到顾客家里。 世界产业工会片面强调总罢工、把总罢工当作改造社会的关键，而雷·邓恩在那时候的思想已经超越了这种工团主义。尽管雷仍然忠于世界产业工会，但在政治上，他对资本主义国家性质的理解，已经超过了世界产业工会。他开始认识到建立马克思主义先锋党的重要性，并开始把自己当作革命社会主义者。1915年，他在明尼阿波利斯的街头集会上第一次见到了卡尔·斯科格伦德，那时，他就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政治观点。 卡尔·斯科格伦德于1884年4月7日生于瑞典一个古老的封建庄园里，他家祖祖辈辈都是那座庄园的农奴。他小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他是老大，只能退学，去打工养家。他在制浆厂找了个工作，后来成了熟练工。厂里工钱少，工作条件又差，所以卡尔就帮忙组织工会，为了让老板承认工会，他还领导了一次罢工。 通过这些阶级斗争的经历，他的阶级政治觉悟开始觉醒，又跟其他先进工人学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基本原理，并加入了社会民主党。后来，他应征入伍。义务兵服兵役的时间超过了法定期限，却不能退伍，于是他就领导了士兵抗议运动，要求让士兵退伍。统治阶级就说这是“兵变”，把这件事写进了他的工会活动与政治活动的档案里。他被彻底打入黑名单，根本找不到工作，所以1911年他来了美国。他的未婚妻留在瑞典，从此再也没跟他见过面；除了晚年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外，他一直单身。 来到明尼苏达后，卡尔在一个铁路施工队打过短工，然后又在森林当伐木工，脚上受了重伤。因为他可能要休养很长时间，林业公司说他废了，就想踢走他。厂医给他草草治疗之后，他就被炒了。为了治伤，他来到明尼阿波利斯，帮人看门，烧锅炉，勉强混口饭吃。伤好以后，他的脚算是能走路了，就找了一份建筑技工的活，后来又在铁路工厂当汽修工。1914年，也就是第一次遇见雷·邓恩的前一年，他加入了社会党，并成为社会党斯堪的纳维亚联盟的左翼领袖之一。 很久以后，雷写了份私人备忘录，交给了我，里面谈到了他们刚认识时的关系：“同志们，还有好友们，都亲切地叫他‘斯科吉’[4]，斯科吉是我的老师，也是亲密的同志。他机修水平很不错，知识水平也很棒。他有个很好的图书室，收藏了不少马克思主义著作，有空的时候，我们经常聚在一起。……我花了大把时间看书，看小册子，卡尔时不时会‘训’我一下。有时还会有六个或八个同志跟我们一起，地点不是在他家，就在世界产业工会的办公室，或是在锯木厂区北面的国际禁酒会[5]，明尼阿波利斯或圣保罗地区最大的社会党支部的总部就在那里。他向大家解释世界产业工会的长处和短处。就是在那些时候，他跟世界产业工会会员在家聚会的时间，与他在社会党内的时间一样长。双方都当他是领导。但他首先是、而且一直是党的支持者，当然也是一个国际主义者。” 1917年，美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是对革命国际主义的严峻考验。统治阶级利用这个机会，打击战斗性工人和农民。明尼苏达州议会成立了安全委员会，由七个委员组成，它享有独断权，还有一百万美元的预算。它精心发动了一场攻势，专门打击激进运动、工会和小农组织。它发动了长时间的宣传运动，煽动狂热的战争气氛，激发盲目的沙文主义狂潮，打击那些“不爱国”的人。德国移民的房子被泼上了黄油漆。有的激进分子被资产阶级报刊点名后，遭到了暴徒的骚扰，一些人还受了私刑。 世界产业工会受到的打击特别严重，它的领导人被诬陷，被监禁。尽管如此，它的战士还是顶住了压力，坚定反对帝国主义大战，等待和寻找反击的机会。这些人当中就有雷和卡尔，他们的这段经历，进一步将他们锻造成了革命战士。 1918年，战争结束了，然后全国都进入了阶级斗争的新阶段。基础工业部门发生了好几次大罢工，大多以失败告终。1917年俄国革命对激进运动震动极大，引发了社会党的分裂。分裂后，社会党左翼成了建立共产党的主要力量，1919年共产党成立了，并参加了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的第三国际。 在明尼苏达，斯堪的纳维亚联盟率先投向共产党，然后全国的社会党左翼几乎都跟着参加了共产党。在这个过程中，卡尔是在新党刚成立时就加入的，雷要到1920年才入党。两人都是党的明尼阿波利斯中央委员会委员。 接下来，在共产党还没有发生官僚蜕变的那几年里，党在工会和农民运动中普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为卡尔和雷以前的活动经验，他们的地方工会选他们作代表，让他们参加中央劳工联盟（CentralLaborUnion，CLU），这个机关是由明尼阿波利斯的劳联旗下所有地方工会的代表组成的。战后，雷在煤场当过磅员。他负责根据订单安排司机运煤，给每一车煤过磅，看看煤够不够订单上的数。他靠这个工作，主动帮助办公室职员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劳联旗下的工会。然后工会又选他作代表，让他参加了中央劳工联盟。 在正确的领导下，这个中央机关能把市里全体工会会员拧成一股绳，推动工人的事业。可是劳联官僚却经常用它来对付不听话的地方工会，逼它们接受独裁统治。话虽如此，革命派还是能在这个机关里开展工作，让它发挥好的作用。他们可以尽量抵制专横的劳联官僚的错误行为，也可以发挥影响，促进左翼力量在地方工会运动内成长壮大。 卡尔是被铁路车间工会选进中央劳工联盟的，这是劳联旗下的一个行业工会。明尼阿波利斯是一个大型铁路中心，城里凡是跟铁路有关的行业，都建起了比较得力的工会组织，大家公认他是车间工会左翼力量的领袖。在1919年和1922年，铁路车间工人两次举行全国大罢工，他两次都被选为地区罢工委员会主席。由于工会高层的错误领导，再加上政府给公司撑腰，帮助公司破坏罢工行为，这两次大罢工都失败了。1922年大罢工后，卡尔上了铁路行业的黑名单，就像他在瑞典时一样，为了找口饭吃，他只好去开卡车运煤。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当局发动了一系列的政治迫害，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帕尔默[6]搜捕”（Palmerraids），帕尔默是当时的司法部长，他猛力打击工人运动。大批激进分子被关进牢里，许多没有获得美国国籍的就被驱逐出境。那时候，共产党在密歇根乡下的一片树林里举行秘密大会，卡尔也参加了，开会的时候，突然有人报信，说官府马上要来抓人，大会让卡尔跟另一个代表一起销毁文件，后来才知道，那个代表是官府的奸细。卡尔富有地下斗争的经验，他躲过了搜捕，藏了起来，等到风头过后才出来。到了1926年，情况更加恶化了，政府的迫害，让劳联也在内部搞起了“清共”。卡尔和雷都被自己的工会开除了，他俩跟工会的联系全都断了。 接下来的经历更让人痛心，这是苏联共产党的党内斗争造成的。1924年列宁逝世后，特权官僚在苏联逐步站稳了脚跟，他们的头子就是斯大林。他们进行了政治反革命，剥夺了世上头一个工人国家的群众的民主权利。蜕变官僚还操纵其它国家的共产党跟资产阶级进行改良主义的阶级合作。 列夫·托洛茨基组织了左翼反对派，同斯大林帮派作斗争，但左翼反对派遭到了残酷的镇压，反对派成员纷纷被迫害和监禁。托洛茨基自己也被流放到了中亚的阿拉木图。但在1928年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尽管斯大林派拥有绝对多数，一些代表还是听到了这次重大斗争的回声。 参加六大的美共代表之一是詹姆斯·帕特里克·坎农[7]，他碰巧得到了托洛茨基批判斯大林派纲领草案的一份文件[8]。大会借口托洛茨基已在1927年被俄国党开除，压下了这份文件，不许发表。坎农和加拿大共产党的一位领导人莫里斯·斯佩克特[9]把这个文件的一个副本偷偷带出了俄国。然后，在马克斯·沙赫特曼[10]和马丁·阿本[11]的帮助下，坎农在美国传播托洛茨基的主张。1928年10月27日，共产党把坎农、沙赫特曼和阿本扣上“托派”帽子，开除了他们。 1924年，坎农作为共产党中央领导人，去明尼阿波利斯出差，他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了雷·邓恩和卡尔·斯科格伦德。然后，雷成了党内坎农派的成员。卡尔与威廉·福斯特[12]更接近，福斯特既是党的全国领袖，也是工会活动家，直到1928年卡尔才接近坎农。在福斯特拥护斯大林路线时，卡尔与雷一起支持坎农集团。他们去问当地的共产党干部，为什么要开除坎农、沙赫特曼和阿本。共产党马上把他们开除了，还开除了跟他们想法相同的其他同志。他们被粗暴地开除后，斯大林派还不罢休，马上又诽谤、排挤和恐吓他们。 后来，对于他们当时的处境，雷是这么说的：“卡尔和我——当然不只我们两个——都觉得，被共产党开除，是‘最最严厉的打击’[13]。……1928年11月以后，在工会运动的‘领袖’、农工党还有第九区委（在共产党当时的所有区委当中，第九区委的党员人数排第三）的不少党员看来，我们确实成了被放逐的弃民。别人怕是以为我们都被压垮了，灰心了，泄气了，以为我们对这出乎意料地落到我们肩上的重要任务毫无准备，其实根本没那回事。我敢说，后来的经历证明我是对的，最起码在这件事上准没有错。” 他说的这些任务，都是围绕着一个中心展开的：从这次分裂中诞生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又弱小，又缺钱，我们要做的就是支持它，让它生存下去。为了让这个新生的运动能够成长起来，他们先是去影响共产党员——在那时候，斯大林派的政策搞得许多党员很苦恼，发生了动摇，他们就想去争取这些党员。为了这个新任务，他们花了大量时间去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讨论如何确定革命路线。全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组成了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左翼反对派）。括号里的这个名称，表示他们要争取回到党内，获得少数派应当享有的民主权利，也就是在党内讨论中，在遵守纪律的前提下，他们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按照列宁的教导，这样才是正确的做法。他们希望，通过耐心的工作，在各种事件的影响下，他们能让党回到正确的政治路线上。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方面的重要工具是它的周报《战士报》（TheMilitant）。明尼阿波利斯的同志们知道这份报纸对自己的政治工作大有好处，也知道它很缺钱，所以他们都很舍得掏钱支持它，还帮助它扩大发行量。 1933年，德国共产党没能阻止希特勒夺权，暴露了世界斯大林主义运动的政治破产。第三国际的革命复兴，显然是不可能的了。这就提出了新的任务：在世界各国建设新党，并把他们团结成新的革命国际。于是，共产主义者同盟改变了方针，开始建立新的革命党。 那时共产主义者同盟明尼阿波利斯支部已经有了大概四十名成员及密切同情者。这些同志里面，有的人曾在工会运动和激进运动里活动了很久，有丰富的经验。有了这些力量，支部的状态非常好，可以转向群众工作，再以群众工作为基础建立新党。在经济萧条的压力下，群众一天比一天激进，这也让客观条件变得对这个前景越来越有利。1928年卡尔和雷被共产党开除后，他们就一直关注卡车司机运动，现在他们觉得，时候到了，该给卡车司机运动加把劲了。 （翻译：赤心修订：龚义哲） [1]世界产业工会（IndustrialWorkersoftheWorld）于1905年6月成立于芝加哥，它反对劳联的行业工会主义与阶级合作主义政策，主张按照产业原则组建工会，并奉行不妥协的阶级斗争原则。它深受革命工团主义影响，在成立后的二十多年当中领导了北美的激进工人运动，领导了一系列著名的罢工斗争，在教育工人、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组织广大工人群众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它最优秀的一些分子后来都成了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人物。1923年它发展到了巅峰，当时它拥有十万会员，受它影响的群众约有三十万人。此后，由于局势的变化、政府的残酷镇压，它的影响逐渐减弱，但至今仍有数千名会员。——译注 [2]尤金·维克托·德布斯（EugeneVictorDebs，，1855年11月5日—1926年10月20日），出身于法国移民家庭，17岁时开始当铁路工人，1875年参加机车司炉兄弟会（BrotherhoodofLocomotiveFiremen），从此投身工人运动。1884年当选为民主党的印第安纳州议员。1893年辞去兄弟会秘书长的职务，组织起了美国最早的产业工会之一——美国铁路工会（AmericanRailwayUnion）。1894年在著名的普尔曼公司罢工中号召铁路工人抵制拖挂普尔曼公司制造的车厢，罢工失败后被监禁。在狱中接触到了社会主义思想，从此逐步走向社会主义。获释后于1897年公开宣称接受社会主义，同年6月成立了美国社会民主党（SocialDemocracyofAmerica），该党后来与社会主义劳工党（SocialistLaborParty）的一部分合并为美国社会党，德布斯作为社会党的总统候选人参加了1900年、1904年、1908年、1912年和1920年的总统大选。1905年他发起成立世界产业工会。1918年因发表演说反对美国参加一战而被捕，同年11月被判处10年徒刑。1921年12月，美国政府迫于巨大压力被迫释放了德布斯。1926年因心脏病逝世。——译注 [3]“雷”是“雷蒙德”的昵称。——译注 [4]“斯科吉”（Skogie）是斯科格伦德的昵称。——译注 [5]国际禁酒会（InternationalOrderofGoodTemplars，IOGT）是一个鼓吹戒酒、戒毒的国际性组织，1851年成立。——译注 [6]亚历山大·米切尔·帕尔默（AlexanderMitchellPalmer，1872年5月4日——1936年5月11日），民主党政客，1919年3月—1921年3月任司法部长，任上进行了臭名昭著的“剿共”运动。——译注 [7]詹姆斯·帕特里克·坎农（JamesPatrickCannon，1890年2月11日—1974年8月21日），美国共产主义者，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创始人。出身于堪萨斯州罗斯代尔的一个爱尔兰工人家庭；1908年加入美国社会党，1911年加入世界产业工会。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成为社会党左翼的领导人之一，1919年社会党内左右翼分裂后，同年9月加入了新成立的共产党；1920年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他是共产党头十年里的主要领导人，于1922—1923年任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并在1925—1928年领导国际劳工保卫组织；1928年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上，阅读到托洛茨基批判斯大林派起草的《纲领草案》后，支持托洛茨基，同年被开除出党；与马克斯·沙赫特曼，马丁·阿本一道组织了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开创了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并担任《战士报》的编辑。1938年参与创建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并于同年9月出席第四国际成立大会，当选为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41年因反战立场，与社会主义工人党及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工会的其他17名领导受到史密斯法案的审讯，1944—1945年服刑13个月；担任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全国书记直至1953年退休；其后担任党的全国主席及荣誉主席。——译注 [8]这个文件就是《共产国际纲领草案——对根本原则的批判》，收录于《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三联书店，1965年，第1—192页。全文可在此阅览：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8b/01-1.htm——译注 [9]莫里斯·斯佩克特（MauriceSpector，1898—1968），原籍俄国，幼年时随家人移居加拿大。曾参加加拿大社会民主党（SocialDemocraticPartyofCanada），后参与创建加拿大共产党（CommunistPartyofCanada），1928年起追随托洛茨基主义，1932年建立了国际左翼反对派的加拿大支部。1936年迁居纽约，领导了纽约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1939年脱党。——译注 [10]马克斯·沙赫特曼（MaxShachtman，1904年9月10日—1972年11月4日），出身于波兰华沙一个犹太家庭，1905年随家人移民美国，少年时即倾向左翼激进运动，1921年参加了美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美国工人党（WorkersPartyofAmerica），从此参加共产主义运动。在共产党内属于坎农派，1928年与坎农派一起被开除出党，此后参加了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社会主义工人党和第四国际的成立工作。1940年因路线分歧退出社会主义工人党，组织了工人党（WorkersParty），1949年工人党改名为独立社会主义者同盟（IndependentSocialistLeague），1958年解散，党员加入美国社会党。——译注 [11]马丁·阿本（MartinAbern，1898—1949）美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美共中央委员会委员，1928年与坎农、沙赫特曼一起支持俄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后与坎农一道创立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在1940年的派别斗争中支持少数派。——译注 [12]威廉·泽布朗·福斯特（WilliamZebulonFoster，1881年2月25日—1961年9月1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铁路工人、码头工人、水手、矿工等，1901年参加美国社会党，1909年参加世界产业工会，此后思想逐步转向革命工团主义，1912年成立北美工团主义者同盟（SyndicalistLeagueofNorthAmerica），1917年领导了芝加哥屠宰工人罢工并赢得胜利，1919年又组织了著名的钢铁工人大罢工。十月革命后逐步倾向共产主义，1921年出席赤色工会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回国后参加美国共产党。曾三次出任党主席，1957年至1961年任名誉主席。——译注 [13]原文为“cruelestcutofall”，这里化用了莎士比亚的悲剧《尤里乌斯·凯撒》第三幕第二场中马克·安东尼的一句台词：Judge,Oyougods,howdearlyCaesarlovedhim!Thiswasthemostunkindestcutofall;“神啊，请你们判断判断凯撒是多么爱他！这是最无情的一击”。——译注
第一章一个革命者的诞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美〕法雷尔·多布斯《卡车司机的造反》（1972） 第一章一个革命者的诞生 对我来说，这个故事是从1933年11月的一个下午开始的，那会儿我在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利斯市，在匹兹堡煤业公司[1]的煤场工作，那天下午，从其它公司来了一个我没见过的司机，他叫格兰特·邓恩（GrantDunne），来这儿装煤，领班叫我帮他把煤铲到卡车上。我们铲到第十铲时，格兰特谈起了我们需要一个工会。他打算参加国际卡车司机兄弟会[2]的574分会。我当时对工会不怎么了解，但他的话吸引了我。为什么呢？我想，应当简单讲一下我在此之前的人生经历，这样可以帮助理解这个问题。 1907年7月25日，我出生在密苏里州昆城的一个工人阶级家庭。不久后，我家搬到了明尼阿波利斯，我就在那里长大，1925年1月，我从城北高中[3]毕业了。毕业后，我干过不少工作，当过染袜工、汽车修理工助手、卡车司机。1926年，经济不景气，工作难找，我就搭便车到了北达科他州，在那里的收割场工作。那年秋天，我回到明尼阿波利斯，在西部电气公司[4]找了份工作，专门给中央办公室安装电话设备。 1927年4月，我和玛维尔·肖尔结了婚，我和她在高中毕业那年就好上了。1928年，西电把我调到爱荷华州分公司。1930年，我升为组长。1931年，公司又把我调到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分公司。在那里，他们给我安了个“规划工程师”的头衔，叫我负责预估电话安装项目的工作成本。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发生了两件事，对我影响极大。一件发生在遥远的国外，另一件就在国内。 那时候，日本正在侵略中国。有一天，奥马哈市的报纸登出了一张上海的照片，让我大受震动。在这张照片上，一道高高的铁丝网横穿全图，底下堆着沙包。美军部队就沿着这条线布防，守卫着被称为“公共租界”的富人区。照片的说明中写道，富人区对面就是工人阶级居住区，那里已被日军的炮火炸成一片废墟，富人的租界却毫发无损。作为一个工人，看到这张照片后，我不禁对遭受如此野蛮的攻击的中国工人产生了同情心。我突然觉得，世上肯定有什么东西从根子上就错了，否则怎么会发生这么可怕的事情。 第二件事跟我的工作有关。我被调到分公司经理办公室，这主要是为了接受主管人员的训练。训练内容中有一项是参加各区经理的会议——只是参观学习，而不是真的参加讨论。当时，1929年开始的经济衰退已经非常严重，因此公司开了一次会，列出了一个裁员大名单。有个被裁掉的员工，叫约翰·斯泰利（JohnStaley），他为公司干了很久，就快退休了，眼看就能领到公司那极为吝啬的养老金了。但在会上，他们说裁掉他能让公司的劳动力更年轻、更有效率，还能省下一笔养老金。我跟他一起工作过一段时间，还经常跟他喝酒，所以，对我来说，他不只是裁员名单上的一个名字。我觉得公司对他实在太不厚道了。这也让我明白了，公司只想把我训练成他们的工具，于是我就不想参加训练了。 一有什么事影响我跟玛维尔的共同生活，我就会跟她讨论，这次也不例外，我跟她讨论了这些事以后，我们一致同意：我应当离开西电。那时我们已经有了两个女儿：卡萝尔（Carol）和玛丽·卢（MaryLou）。过了一年，我们又生了第三个女儿莎伦·李（SharonLee）。我们家的经济问题不小，但我们觉得总能想办法应付过去。 凭着我在公司的职位，我在离职时能拿几百块遣散费。我们打算回到明尼阿波利斯，用这笔钱做点小生意。等到生意上了正轨，就让玛维尔接手，我就去上明尼苏达大学，学习政治学和法律，我打算当法官，主持公道。要是我们财力允许的话，就让玛维尔也上大学。这样我们就能组成一个团队，去实现我们的梦想。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的计划虽然很天真，但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尽管它更像是梦想而不像计划，但它反映了我们的心愿——我们想成为对社会有用的、充满爱心的人。 1932年9月，我终于辞职了。我们开车从奥马哈前往明尼阿波利斯，路上心情还很愉快，我们还编了一首歌，讲的是加入失业大军的经历。回到明尼阿波利斯后，我们迈出了第一步，想做点小生意，但没有成功。遣散费很快就花光了，我却找不到能糊口的工作。我只能给推销员当托儿，可是买家又非常稀少。我们只能面对残酷的现实：我离开西部电气公司的时候，就成了失业大军的一分子。 我们只好跟我爸妈一起住在明尼阿波利斯郊外的一小块土地上，靠父母接济过活。为了维持家计，我帮家里种菜，后来长得不错。到了收成的时候，玛维尔和我妈顶着盛夏的高温，在煤炉上干了好久好久，把不少蔬菜做成罐头储藏起来，等到冬天再吃。我爸在匹兹堡煤业公司管机器，通过这层关系，我总算在这家公司找了份工作，那是1933年9月的事了。 我们又能靠工资养活自己了，于是我们就在城里找了套房子，带着孩子搬了进去。一开始，我一星期要干六十个钟头，能帮家里挣十八块钱，我们要用这笔钱来交房租、买吃的、穿的和其它用得上的东西。我爸妈在有余裕的时候还会接济我们一点，我们平时就吃蔬菜罐头，还分一些罐头给我爸妈。 我的工时突然被减为每星期四十八个钟，我家就只能勉强过活了。铲煤这活儿干起来累死人了，能少干十二个钟，对身体倒是不错，可这样我们就得少挣两块钱。所以我们又碰上了经济危机。一天晚上，我们都不在家的时候，一波明尼苏达冬季特有的寒潮吹来了。我们回家时，发现放在阳台的罐头大多被寒气给冻坏了，阳台虽然是封闭的，却没有暖气。我们真的是穷到一贫如洗了，浑身皮包骨头。 我最担心的是，煤车司机这份工受季节的影响，只有每年最冷的那几个月才能开工，所以煤车司机一开春就会被炒掉，我就怕自己也会被炒。说不定老板哪天一拍脑袋，就会把我炒掉，那我可就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我得想个法子，找个出路，所以我就跟格兰特·邓恩说我想参加工会。 但他跟我说，这事儿没那么简单。574分会的工会代理[5]克利夫·霍尔（CliffHall）跟老板签了封闭式合同[6]，按照合同规定，老板只能雇用574分会的会员，也就是一个煤场里的一小部分工人，而工会就把老板尊为“公正”雇主[7]。要是让整个产业的工人都参加工会，这笔交易就要落空，霍尔就怕这个，所以他串通了执行委员会的大部分人，不让其他煤场工人加入工会。 格兰特说，咱们必须突破他们的阻挠，因为加入美国劳工联合会[8]对咱们非常重要，而在咱们这一行里，574分会是劳联的代表，要参加劳联，非得加入574分会不可。为了争取参加工会的权利，煤场工人成立了一个自愿者委员会。574分会主席威廉·S·布朗（WilliamS.Brown）和副主席乔治·弗罗西格（GeorgeFrosig）想让煤场工人全都参加工会，他俩帮了我们很多。布朗安排自愿者委员会跟工会执行委员会开会，让自愿者委员会提出参加工会的要求。格兰特特地跟我说，匹兹堡煤业公司是这一行里的龙头大哥，自愿者委员会里不能没有这家公司的代表，所以他要我参加这次会议。我就答应了他。 过了几天，我们跟执行委员会开了会。会议开始时，布朗先让我们介绍自己的情况，我们也很努力地讲了。经过激烈的争论，执委会总算改变了态度，同意接受我们加入。然后，574分会就开了好几次大会，发起了一场全面的组织活动。没过多久，就有大批工人参加了工会。接下来，各个矿场选出代表，组成一个委员会，准备把工人的要求都列出来，再交给老板。到了1934年1月，工人的要求都列了出来，并得到了全体工会会员的批准。这些要求主要有：承认工会、提高工资、减少工时、加班要给加班费、改善工作条件，根据年资提供工作保障等等。 我们把这些要求交给了老板，他们却不肯谈判。于是，在一个工作日的晚上，全体煤场工人一起开会，商量工会该怎么办。劳联旗下的另外一些工会也派了几个干部参加，他们跟霍尔勾结起来，不让大家举行罢工投票，气得许多工人撕了工会会员证。工会干部先是不许我们参加工会，现在又来阻挠我们的行动。为了挽回局面，我们得想个法子。 起草工人要求的委员会要求在下个星期天，也就是煤场停工的时候再开一次全体大会，这样就能让更多的工人来参加。委员会费了老大的劲儿，求那些撕了会员证的工人再给一次机会，尽可能叫更多的人来投票，到了星期天，工会大厅挤满了人。会上作了决定：给老板们四十八小时的时间来准备谈判，在时限之前，再开另一次大会，另外，在此期间，还要成立一个罢工委员会。老板们坚决不肯谈判，于是，在1934年2月7日，星期三那一天，整个产业的工人都罢工了。 煤炭生意非常依赖运输业，没有交通工具运送煤炭，住房和建筑物就没法供暖。工会发起组织活动之后，老板们为了让消费者储备煤炭，一直在散播罢工的谣言。过了一段时间，大家都以为这只是商家为了卖煤而搞的炒作，所以到了二月的时候，有不少人家里只存了很少的煤。更糟糕的是，罢工开始时，气温降到零度以下。天气这么冷，没了煤炭，人们啥事都干不成，工会占了上风。 劳联干部阻止了第一次罢工投票后，许多工人对工会非常冷淡。他们打算先观望一阵，看看工会是不是动真格的。现在斗争已经打响，他们开始涌入罢工指挥部。指挥部就设在城北第一大道614号的劳联活动中心，574分会在那里有一个办公室，也在那里开会。我就讲一讲我当时的经历吧。 跟格兰特·邓恩谈过之后，我又探了探匹兹堡煤场里其他工人的口风，看看他们对参加工会有什么想法。只有少数人积极响应，大多数人还拿不定主意，打算先看看再说。罢工第一天早上，我来到煤场，跟领班说我们不干活了，然后我叫其他工人跟我一块去公司的车库。到了那里，我们发现匹兹堡的卡车司机都在那里了。他们还拿不定主意，商量了一会后，他们决定支持罢工。我们一起游行到附近的罢工指挥部，每个人都签字参加纠察队。其他罢工工人热烈欢迎了我们，这一幕，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 能参加纠察队的工人大概有600人。其中大部分人分散开来，防守较大的煤场，其它地方设了封锁线。随着斗争的展开，纠察队长会根据需要调动周围的兵力。参加罢工的司机里面，有些人是个体户，他们有自己的卡车，自己开车运煤，收点佣金。纠察队就把他们的卡车集中起来，留给纠察队长，用来调动兵力。罢工第一天，还没到中午，各支纠察队就把街上的工贼司机都给赶走了，67个煤场里，只有几个没被封锁，剩下的全都被封锁了。 警察马上就来跟我们作对。他们调动兵力，想把纠察队从一个被封锁的煤场赶出去，还放话说要把我们都抓起来。但是罢工工人并没有被吓倒。他们蔑视警察，把两车煤倒在一家煤场门前。警察想护送工贼司机，让他们把煤运到县治安官的温室，纠察队就在主干道上跟警察打了三个钟头，不让他们过去。 在火热的斗争中，群众创造了新的纠察战术，在这场战斗中派上了用场。有些罢工工人自己买有二手车，大都很破旧了，要让它们跑起来，车主还得经常在自家后院维修它们。这批车大大加强了纠察队的机动性，让纠察队获得了一些战术优势。纠察队可以在街上不断巡逻，一发现工贼司机就把他们赶走。哪个煤场出了麻烦，援军很快就能赶到。只要警察想护送工贼的车子，就像给县治安官运煤那次一样，纠察队就会在沿途不断地打击工贼。 我跟几个罢工工人聊天时，头一次知道了这种纠察战术，他们兴高采烈地聊着在城北到处巡逻的纠察队员。有个人说：“他们的头儿叫哈里·德波尔[9]，他们打得可猛了。”这种纠察战术在当时叫巡逻纠察队，后来被汽车工人学了去，发展成为机动纠察队。 罢工工人白天巡逻，晚上也要巡逻，睡得很少，他们拼了老命，一定要把整个产业封锁得死死的。我们对罢工斗争的成果怀有很大希望，正是这种希望鼓舞着我们；在斗争中，我们逐渐发现，有组织的工人原来天生就有如此强大的力量，这更使我们斗志昂扬。气温一直在零度以下，人们吵着要煤，但老板们和政府里的奴才们就是打不垮罢工。老板们终于顶不住了，放出话来，表示愿意谈判。停工到第三天的时候，他们通过罗斯福政府设立的地区劳工局，把这话传了过来。 2月9日，574分会的干部召开会员大会，汇报了以劳工局下令的形式结束罢工的提议。照他们说，老板们已经同意让步，在劳工局主持的谈判代表选举结果出来之前，老板们会承认工会有权代表全体会员。如果工会能在谈判代表的选举中获胜，老板们就会同意进行工资谈判。克利夫·霍尔找来了好几个人：一个法官、一个市议员、一个劳工律师、几个劳联干部，叫他们在全体大会上讲话。他们大吹特吹这个解决方案，吹得跟耶稣重生一样美妙。他们对罢工工人说：就算工人的要求没有全都得到满足，工会也已经在这一行里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始。“连爬都不会，还想学走路？见好就收吧。” 他们吹了一个钟头后，迈尔斯·邓恩（MilesDunne）上台发言了。他是一个活力四射的演说家，善于独立思考。迈尔斯说，老板提出的这个方案很有意义，有什么意义呢？主要的意义在于，它暴露出老板已经被我们逼得无路可走了。他们现在想玩花招，把我们在纠察线上争到的东西又骗回去。所以，老板们不想直接跟工会谈判。他说，在集体谈判的选举中，574分会十有八九能赢，可是，他们既不肯保证加工资，也没有对其它要求作出承诺，却想叫我们复工！我们应该这样回答老板：除非老板直接跟工会谈判，否则我们绝不复工。我觉得迈尔斯说得很对，所以我投了他一票。但是，大多数罢工工人都同意接受现有方案，第二天我们就复工了。 接下来，为了准备二月中旬的集体谈判，先举行了谈判代表的选举，在激烈的竞选活动中，574分会大获全胜。然后呢，迈尔斯·邓恩果然猜对了：老板们表示，必须通过劳工局，否则工资什么的一切免谈！最后老板们只跟劳工局一起另搞了一个统一工资制度，工人的工资只涨了一点，每周干满四十八个钟后，加班费按工资的一倍半来算。全体工人的收入都加了一些。就说我吧，我原来的工资是一周十六块，现在加到了二十二块。 要是让工会直接跟老板谈判，我们肯定能争得更多，但我们还是逼得老板做出了重大让步。我们现在有了一个强大的工会，它至少拥有一批经过斗争考验的基层会员，而且它还有两个挺能干的干部比尔·布朗[10]和乔治·弗罗西格。尽管在工会的领导当中，有克利夫·霍尔那样既短视又无能的家伙，但我们还是赢得了重大的胜利。就是因为有霍尔这种人，煤场工人才得先为参加工会而斗争，然后还要为罢工权而斗争，在纠察线上日夜巡逻，到头来还得在谈判中丢掉许多成果。我们有不少人开始觉得，工会的干部队伍非得彻底整改不可。 罢工结束后，霍尔和他的狗腿子就在工会会场四周放话，说什么邓恩兄弟都是“共产分子”。他们的话引起了我的注意，但我并没有中他们的计。我很佩服格兰特和迈尔斯在罢工中的表现。他们好像知道该怎么做，而且也有勇气去做。 一天晚上，开完会以后，我走出会场大门，进了对面酒吧，看见迈尔斯·邓恩站在吧台旁。我在他旁边找了个座，跟他聊了两句，就直奔主题。 我问他：“嘿，伙计，你是共产分子吗？” 他顶了一句：“关你屁事啊？” 我就说：“我也是听别人讲的，你要真是共产分子，那就带我一个呗。” 我猜，我要是参加了共产主义组织，就能向他们学到一点东西。 过了几天，迈尔斯和格兰特带我去卡尔·斯科格伦德[11]家，参加了内部会议，以前我跟斯科格伦德只在罢工中聊过几句。我在那里头一次见到了文森特·雷蒙德·邓恩[12]。就是从这次会议开始，我终于得到了我一直想找的政治教育。接受教育后，我最终在1934年3月加入了一个革命社会主义政党，那时叫做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后来演变成现在的社会主义工人党。要知道，在1932年大选中，我还给共和党候选人赫伯特·胡佛投了票呢，很明显，在社会危机的大背景下，我在短短一年里的经历，使我在政治上大大进步了。 从那时起，三十七年过去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参加工会运动与革命社会主义运动，也从里面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就是从这个角度入手，来研究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在1934—1941年那段动荡岁月的历程的。阶级斗争不断加剧，不久就升级为事实上的内战，而煤场罢工仅仅是它的揭幕战。煤场罢工刚过不久，又爆发了规模更大的卡车司机罢工，为全体工人树立了榜样，大大加强了群众斗争的战斗性，对新成立的产业工会委员会[13]不久后在基础产业发动的大规模斗争极有帮助。 那时候，最关键的工会行动都发生在基础工业，虽然明尼阿波利斯没多少基础工业，但因为某些特殊因素，这个城市的卡车司机罢工却对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当地形势的一个关键因素，当然，也是整个产业的关键因素，就是工人阶级在严重的经济大萧条影响下发生了激进化。主要的区别在于，当地有一批革命社会主义骨干，他们很好地融入了工人群众的造反斗争，并为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贡献了至关重要的指导。要理解这个故事的全部意义，就必须理解这种情况与工会历史的直接关系。 另一个特殊因素是这个地区具有独特的发展过程。由于一些原因，当地工人阶级，特别是中老年工人，逐渐产生了一种不寻常的工会意识，甚至是阶级政治的意识。这种地区性的政治趋势使州政府不得不服从工人群众的压力，让州长很难充当彻头彻尾的罢工破坏者。 所以说，不从历史背景开始仔细分析这些特殊因素，就无法把握1934年卡车司机罢工的全部意义。 （翻译：赤心校对：禾水修订：龚义哲） [1]匹兹堡煤业公司（PittsburghCoalCompany）于1899年在新泽西成立，由梅隆（Mellon）家族控制。1945年同洛克菲勒家族控制的联合煤业公司（ConsolidationCoalCompany）合并。——译注 [2]1903年，美国劳工联合会旗下的两个卡车司机工会合并为国际卡车司机兄弟会（InternationalBrotherhoodofTeamsters，IBT），以下简称“兄弟会”。——译注 [3]城北高中（NorthHighSchool），现名城北社区高中（NorthCommunityHightSchool），是明尼阿波利斯市的一所四年制公立高级中学，1888年建校。——译注 [4]西部电气公司（WesternElectricCompany）成立于1869年，是一家老牌电气制造商，也是AT&T的主要供货商，1996年因AT&T重组而停业。——译注 [5]原文为businessagent，缩写B.A.，在一些工会里，businessagent一般是指领工资的专职干部，专门代表工会，为了维护工会会员的利益同公司谈判，在这里译为“工会代理”。Businessagent这种称呼在美国和加拿大比较常见。——译注 [6]封闭式合同（closed-shopcontract）是指这样一种合同：在签订了这种合同的工厂或企业，老板只能录用工会会员。——译注 [7]意思就是说，工会承认老板是没有就业歧视、工资合理、付加班费的“公正雇主”（fairemployer），并且不再为了改善劳动条件而斗争。——译注 [8]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FederationofLabor，AFL）是美国最主要的全国性工会联合组织，1886年12月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成立。劳联长期执行保守的劳资合作政策，顽固地坚持行业工会主义。1955年与产业工会联合会合并为劳联—产联（AFL-CIO）。——译注 [9]哈里·德波尔（HarryDeBoer，1903—1992），生于明尼苏达州克鲁克斯顿市（Crookston），积极参加了1934年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后参加社会主义工人党。——译注 [10]即上文提到的574分会主席威廉·S·布朗，“比尔”是“威廉”的昵称。——译注 [11]卡尔·斯科格伦德（CarlSkoglund，1884年4月7日——1960年12月11日），生于瑞典达尔斯兰（Dalsland），少年丧父，辍学当了工人，青年时参加瑞典社会民主党，因参加工人运动而遭受迫害，于1911年前往美国，参加了世界产业工会和美国社会党。1919年参与创建美国共产党。1928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而被开除出党。此后参加了美国托派运动，1934年领导了著名的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此后一直活跃于工人运动和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译注 [12]文森特·雷蒙德·邓恩（VincentRaymondDunne，1889年4月17日——1970年2月17日），生于堪萨斯城一个爱尔兰移民工人家庭，在九个孩子当中排行第二。14岁时开始打工，1905年参加世界产业工会，1920年参加美国共产党，1928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而被开除出党。此后参加美国托派运动，1934年领导了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此后一直活跃于工人运动和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译注 [13]由于劳联顽固坚持行业工会主义，劳联中一部分倾向产业工会主义的工会便于1935年11月9日组织了产业工会委员会（CommitteeforIndustrialOrganization），试图把行业工会改组为产业工会，加强工会的力量。1938年，产业工会委员会脱离劳联，改名为产业工会联合会（CongressofIndustrialOrganizations，CIO）。1955年，劳联与产联合并，合称劳联—产联（AFL-CIO）。——译注
时间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美〕法雷尔·多布斯《卡车司机的造反》（1972） 时间表 1933年 11月574分会开始在明尼阿波利斯的各个煤场开展组织活动。 1934年 1月5日在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地区劳工局的撮合下，574分会与煤场商人举行谈判。 2月2日574分会经过表决决定：如果老板不肯承认工会，就在2月7日发动罢工。 2月7日罢工开始。 2月9日574分会放弃了多项要求，只保留承认工会一项要求。 2月10日罢工工人认为自己已经迫使老板承认工会，就复工了。 2月14日、15日在各个煤场举行选举。 三月初公民联盟召集城里的老板们开会，警告他们说，工会正在准备进行组织活动。 4月30日574分会向11家卡车运输企业提出要求。 雇主们组成了雇主顾问委员会，并任命约瑟夫·R·科克伦（JosephR.Cochran）为主席，参加这个委员会的企业共有166家。 5月1日经过地区劳工局的撮合，574分会与雇主代表举行谈判。 5月14日574分会经过表决，决定于5月16日发动罢工。 5月16日罢工开始。 5月18日奥尔森州长试图调停，并让罢工结束。 5月19日罢工工人在市场区与警察发生冲突。罢工工人被打散。 25人委员会招募特别治安队员。 5月21日罢工工人与警察打成平手。三十七人受伤。 5月22日罢工工人与警察及特别治安队员发生激战，史称“治安队狼狈逃窜之战”。警察和治安队被赶出市场区。两名治安队员死亡。 5月23日奥尔森州长劝说劳资双方停火48小时，并试图调停。 5月25日574分会与166个雇主达成协议。 5月31日双方签署协议。 6月14日574分会通知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地区劳工局，雇主们没有遵守5月31日协议。 6月16日雇主们否认574分会的指控。 7月6日574分会举行示威游行，并在阅兵场举行群众大会，为罢工争取支持。工人决定于7月11日举行罢工。 应国会参议员（明尼苏达州）亨里克·希普斯泰德（HenrikShipstead）的邀请，E·H·邓尼根抵达明尼阿波利斯，担任联邦调解员。 7月7日地区劳工局发表了对于5月31日协议中的“员工”的解释。 7月11日工人经过表决，决定于7月16日（星期一）午夜十二时罢工。 7月15日一些工人在卫斯理教堂开会，反对罢工。 7月16日工人再次确认罢工，并于当晚的会议上支持领导层。 7月17日罢工开始。 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代表弗兰西斯·J·哈斯神父抵达明尼阿波利斯。 7月19日警察为运输“医疗用品”的卡车提供护航，没有引发冲突。 奥尔森州长和哈斯神父相信他们已经说服警察局长约翰内斯停火48小时。 7月20日“血腥星期五”，警察向罢工工人开枪，导致67人受伤，其中2人伤重不治。 7月21日警察局长约翰内斯宣布暂时停止为卡车护航。 7月25日哈斯神父和邓尼根发表了他们的罢工协议方案，即哈斯—邓尼根方案。 7月26日奥尔森州长下令戒严，并下令由军队给运货卡车发放通行证。 8月1日国民警卫队查抄罢工总部。 8月3日国民警卫队搜查公民联盟总部。 8月5日奥尔森州长命令沃尔什将军把一切通行证作废，今后只向愿意接受哈斯—邓尼根方案的雇主发放通行证。 8月6日雇主们向联邦法院上诉，要求中止戒严；联邦法院判决继续延长戒严。 8月8日罗斯福总统访问了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市，一个工人代表团通过路易斯·豪（LouisHowe）向他递交了关于这次罢工的记录。 重建金融公司（ReconstructionFinanceCorporation）董事长杰斯·琼斯（JesseJones）让哈斯神父同该公司驻明尼阿波利斯代表C·T·杰夫雷（C.T.Jaffray）联系。 8月13日哈斯和邓尼根把雇主顾问委员会修改后的协议方案转告给了百人罢工委员会，被百人罢工委员会拒绝。 8月17日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代表P·A·多诺休抵达明尼阿波利斯，主持工人代表选举。 8月18日杰斯·琼斯给巴顿（Barton）打电话，要他同公民联盟主席A·W·斯特朗联系。 8月19日雇主顾问委员会修改了自己的协议方案。 8月21日雇主顾问委员会举行表决，以155票赞成、3票反对批准了修改后的协议方案。工会在当晚的大会上批准了这个方案。 8月22日罢工结束。
自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美〕法雷尔·多布斯《卡车司机的造反》（1972） 自序 作为本书作者，我对本书内容承担全部责任，不过，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集体创作的结晶。在我的合作者当中，最重要的是玛维尔·肖尔（MarvelScholl），她与我一同经历了本书中介绍的这段历史。她在1934年卡车司机罢工期间写的日记，给了我很大帮助。她还提供了宝贵的信息，使我了解了妇女在罢工期间所起的作用。总的来说，玛维尔帮我回想起了许多事件发生时的具体情况。本书的每一章都是由我对着录音机口述，再由莎伦·李·法伊纳（SharonLeeFiner）整理成文。她整理得又快、又好，并为本书付出了极大的热情。哈里·德波尔（HarryDeBoer）与雷·雷因波尔特（RayRainbolt）仔细阅读了每一章手稿，并与他们收集到的各种材料做了核对。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提供了非常有用的信息，包括哈里·德波尔提供的引文。杰克·马洛尼（JackMaloney）提供了有关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在罢工之前的收入与生活状况的背景资料，还为本书中讲到的其它问题提供了材料。麦克斯·盖尔德曼（MaxGeldman）为本书中有关失业工人的段落提供了参考意见。小文森特·雷蒙德·邓恩（VincentRaymondDunne,Jr.）帮助整理了他父亲早年的传略。在其他人的工作完成之后，乔治·诺瓦克（GeorgeNovack）又亲自校订了全书手稿。 老文森特·雷蒙德·邓恩（VincentRaymondDunne,Sr.）与卡尔·斯科格伦德（CarlSkoglund）在本书记载的故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如今他们都已去世了。他们以录音和回忆录的形式，留下了大量的历史材料，对我帮助很大。我曾当过卡车司机工会的干部，所以我的档案库里保存了大量的工会文件，特别是多次会议的纪要、正式通信的副本和公开发言的记录。我利用这些材料补充了自己的记忆，并且使自己对一些具体事情写得更加准确了。出于同样的目的，我还参考了卡车司机第574分会的正式报纸《组织者》（TheOrganizer）的合订本。我还参考了当时的托派周报《战士报》。此外，我还参考了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FederationofLabor，AFL）旗下的中央劳工联盟（CentralLaborUnion，CLU）的机关报《明尼阿波利斯劳工评论》（MinneapolisLaborReview）以及罢工期间出版的一些资产阶级日报。
《保卫马克思主义》的预见：托洛茨基手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1933-1935手稿——关于列宁，辩证法和进步主义 ForeshadowingInDefenseofMarxism:Trotsky’sPhilosophicalNotebooks 《保卫马克思主义》的预见：托洛茨基手稿 YuriFelshtinsky/Buimien（？）第一星际译 《托洛茨基手稿》是从哈佛大学巨量的托洛茨基文献中脱颖而出的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它是菲利普·庞珀（PhilipPomper）在着手写作一本关于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专著时意外发现的。庞珀是隶属于卫斯理大学的历史学家，曾写过一些关于俄国革命史的书。手稿于1986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翻译并最终出版，庞珀为其撰写了长篇幅的导论，尤里·费尔什廷斯基（YuriFelshtinsky）则用俄文为其做了注解。这本书被命名为《托洛茨基手稿：1933-1935关于列宁，辩证法与进步主义》。 托洛茨基曾在他的《流亡中的日记》中提到了这些手稿的内容，他在5月16日的部分中写道：“今天，我写了一点东西，是关于人脑作用的生理决定论和在逻辑规律支配下的思想’自主’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问题。”[1]托洛茨基接着开始抱怨自己的知识和时间已不足以用来完成关于此话题的“一项重大的任务”，很显然，他放弃了这个计划。然而，无论是从他自己已出版的著作还是关于他的研究文献中，都未进一步阐释他所写的手稿的下落，在有关档案开放前，人们普遍认为这段手稿已经遗失了。庞珀在翻阅一些笔记时发现了它们，人们之前认为这些笔记只包含了托洛茨基曾计划写作的列宁传记的材料。 人们不可避免地将托洛茨基的《手稿》与涉及更加广博的列宁《哲学笔记》，以及新近出版的（前）布尔什维克首席理论家尼古拉·布哈林的同名著作比较。[2]在本文中，我们并不去做那样的比较。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虽然以上所提到的作品都值得研究，但对托洛茨基的《手稿》的研究自它在1986年首次出版以来却在很大程度上被漠视了。这种情况的严重程度丝毫不亚于一条在声称支持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的人中间爆出的丑闻。我们希望，这部分手稿中的一些片段和与其一道出版的这篇文章能够重新激起人们对于这项工作的兴趣。 这些手稿的重要性在于它们展示了托洛茨基对于一些理论问题广泛的兴趣，而这些问题几乎从马克思主义运动开始时就困扰着人们。在《手稿》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关于黑格尔《逻辑学》与辩证法、达尔文与演化论，尤其是它与辩证哲学的关联的有趣文段，还有一系列关于弗洛伊德和无意识与辩证哲学的、尽管简短，但却十分精辟的片段。《手稿》就是如此——这是托洛茨基为他自己的研究写下的手稿——部分是为了未来的著作，部分是为了自己的领悟学习。当然，这些手稿不应被看作托洛茨基对任何问题的最后观点。但是我们应要注意：《手稿》中的思想几乎在所有情况下都与托洛茨基著作中的思想一致。有些片段中，托洛茨基对某些观点的探索比他已发表的著作论证更为深刻，而其他的手稿一旦打磨后出版，找到更加幸运的表达方式，便会被证明为钻石的原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手稿》是对上世纪最伟大的天才之一的精神实验室的一瞥。对任何马克思主义严谨的学生来说，认真思考《手稿》的文本都将带来巨大的回报。 关于黑格尔与辩证法的手稿 虽然《手稿》中具体讨论黑格尔与《逻辑学》的片段十分简短，但总览全文，无论涉及的主题是列宁、达尔文的演化论、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还是物理学的最新发现，都充满了辩证法式的思考。庞珀在他为《手稿》做的导论中，恰如其分地强调了这一点。据庞珀所说，托洛茨基一生都支持这样的观点：对辩证法的关注是一名革命领袖发展的关键，我们完全认同这一点。因此，在在关于列宁的手稿中，托洛茨基强调说，列宁的辩证法具有“广泛”的特性，能够涵盖伟大的社会变革，孟什维克领袖马尔托夫的辩证法的范围则十分狭隘。托洛茨基认为马尔托夫沉迷于政治策略的曲折复杂，而忽视了政治事件表面下发生的根本性的变化，对自己在这些事件中可以起到的催化剂的作用更是完全忽视了。在《手稿》中，托洛茨基写道： 有时马尔托夫能别具慧眼地分析议会政治重组、新闻倾向变化、统治集团战略一一只要一切不超出进行中的政治、远在天边处于准备阶段的事件或和平条件下的界限内，并限于战前欧洲的领袖、议员、记者和部长在政治剧场上表演，基本对手万变不离其宗之时。 只要马尔托夫在这些界限内如鱼得水，悠游自如。他的辩证法是关于模仿工艺、有限规模和临时调整的辩证法。他从未冒险超出这些界限之外。[3] 如果说列宁体现了一个革命领袖的辩证法，那么马尔托夫则体现的只是一个精明的记者的辩证法。 托洛茨基与伊斯特曼 正如庞珀在导论中所指出的那样，托洛茨基一开始研究黑格尔的动因是与美国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斯·伊斯特曼展开的激烈辩论。伊斯特曼曾与托洛茨基通信，并于托洛茨基在1932年流亡土耳其普林基波岛时对他进行了一场采访。虽然伊斯特曼是托洛茨基最早的拥护者之一和其著作《俄国革命史》的译者，但他同时也是杜威式的实用主义者与辩证法的顽固反对者，他认为其是早期哲学“泛灵”论的遗留。另一方面，托洛茨基早在1929年就对伊斯特曼说过（以下为庞珀的导论中的转述）， 他（托洛茨基）知道，三十年来没有一个辩证唯物主义的反对者保住了自己的革命性。 这是托洛茨基一次又一次重归的主题，对辩证法与革命实践间联系的坚持在托洛茨基于1939-1940年间与马克斯·沙赫特曼和詹姆斯·伯纳姆间的论战中成了主要的武器，当时后者在SocialistWorkersParty（社会主义工人党）内的派系斗争中采纳了伊斯特曼对辩证法的取消立场。那些忽视托洛茨基对辩证法关注的人，要么是无知，要么是刻意视而不见。托洛茨基第一部分关于黑格尔的《手稿》显然指的就是伊斯特曼之流。 那些拒绝“辩证法”的人认为它纯粹是多余的，无补于时的游戏思想。实证科学就足够了！[4] 如同约翰·杜威那样，伊斯特曼想从马克思主义中除去“黑格尔的细菌”的魔咒。伊斯特曼加入了其他实用主义和实证主义知识分子的行列，他们对黑格尔的消极理解导致他们对辩证法也持反对态度。 伊斯特曼在唯物主义的辩证法中看到了一种形式更为练达的泛灵论，一种马克思的千福年[5]式的欲望在历史平面的投射。对于伊斯特曼而言，恩格斯甚至比马克思犯了更严重的将人类的特质归类于物质的错误[6]。伊斯特曼试图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精神分析”的做法与资产阶级知识界的某些行径类似。匈牙利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对辩证唯物主义也有着相似的发难，他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没有任何科学内容，而仅仅是人类理性在物质中的神化。伊斯特曼、曼海姆与其他左翼的批评家眼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从科学的地位跌落到“意识形态”的境地，唯一拯救和在更为科学的基础上重塑它的方法就是对“神秘的”辩证法发起彻底的哲学警察行动。 通过阅读伊斯特曼回忆录中关于普林基波岛上他与托洛茨基争论的文本，我们可以推测托洛茨基对伊斯特曼回复的语气： 像我见过的许多伟人一样，他（托洛茨基）似乎并不完全强大。伟大的智力往往伴随着脆弱。无论如何，托洛茨基，特别是在我们关于“辩证法”的激烈争论中，他变得兴奋和愤怒到喘不过气来，在我看来，有时几乎是软弱的。他似乎太渺小了，无法挣扎。他不能嘲笑我对他的哲学的攻击，也不能像列宁那样对它们感到好奇，因为在这个领域他没有安全感。他的基础并不强...昨天，我们在辩证法的争论中达到了一个极端的紧张点。托洛茨基的喉咙在跳动，他的脸红了；他大发雷霆。[7] 托洛茨基对伊斯特曼本能反应的痕迹在多年后他的《手稿》中强调辩证法的文本段落中仍然显而易见。然而，虽然与伊斯特曼的争论最初可能是关于辩证法手稿的诱因，但托洛茨基回到对黑格尔的研究还有另一个更为根本的动机。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是恩格斯说过的心理动机背后的历史力量在作用。驱使托洛茨基（研究黑格尔）的历史力量正是过去的十年间斯大林主义官僚力量的兴起和工人阶级一系列不间断的失败，这一切最终导致了纳粹主义在德国执掌大权。这正是托洛茨基期望回到对辩证法研究背后最为基本的历史情形。因此我们发现，托洛茨基此时是在重奏列宁在第二国际背叛革命和一战打响时投入辩证法研究的独奏曲。 就像他之前的列宁那样，为了对抗斯大林主义官僚势力和伊斯特曼等一众左翼的实证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扭曲，托洛茨基试图在理论上实现再武装，首先是他自身，随后便是整个革命运动。 精神分析与辩证法 托洛茨基的《手稿》有很大篇幅都是在讨论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托洛茨基一生都对其表现出极大的支持和批判性的赞赏。对精神分析的探讨直接发自辩证法的考量，其具体方法如下：托洛茨基始终认为辩证法的一个关键方面就是它能够在不将不同层次，差异的和统一的结构简化为彼此对立的两者的情况下解释同一性。因此，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在承认思想与存在的根本的同一性的同时，托洛茨基比许多被20世纪30年代由莫斯科官方放出，斯大林主义者钦定的庸俗版本的“马克思主义”（或是西方的左翼实证主义知识分子同样庸俗的观点）影响的同时代人更了解思想不能简化为存在。正如他在手稿中所说： 意识（认知）和自然间的关系是一个有其自身独立规律的领域。[8] 通过这段和更多引文，我们可以推断出，连结了关于辩证法、精神分析和演化论的手稿的正是托洛茨基的反还原论思想，这一主题在如下引文中也得到了生动的体现：“意识的辩证法绝不是……自然的辩证法的简单反映，而是意识与自然间生动交互的结果和从这种交互中产生出的一种认知方式。”几段文字之后，当托洛茨基引述他最喜欢的类比之一“意识如同相机那般运动”时，他欲借上一段文字所要说明的就明了了。思维所运动的过程（就像相机的一样）与它所反映的现实的运动过程并不相同。否则就不是唯物主义，而是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因为认知与现实的世界并不相同（除却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假设中），关于认知的辩证法也与关于自然的辩证法不同。” 相机的类比证明了这一点：当“自然中的时刻”的连接与过渡消失时，静态式的摄影作品是将他们“撕裂出来”；而影片虽会更接近于自然中的“不间断事件”，但其只是“利用人眼的缺陷”制造出的错觉，即通过将短至视网膜无法记录的时刻（或者说镜头）串在一起的方法。换言之，通过幻觉的原理，相机在此过程中制造（此说法或多或少是准确的）了现实的投射。不必说，意识的过程（或辩证法）要比其复杂得多。这让托洛茨基得出了如下的结论：“意识是自然中一个相当原始的组成部分，其具有自然其余部分所没有的特点与规律。因此，主观的辩证法必然是客观的辩证法的一个独特部分，它有自己特殊的形式与规律。”换而言之，思维的运动有一定的自主性。 落实完这一点后，托洛茨基又考虑了一个与之相似的异议观点：“人脑是意识的物质基础。这是否意味着意识仅仅是人脑生理运动‘呈现’的一种形式？如果这就是事实的陈述，那么人们就必须问：意识所必需的是什么？如果意识没有独立的、超越人脑和神经的功效在作用，那么它就是非必要的和无用的，因为此时它就是一种冗杂，一种多么繁重的冗杂！”因此，用生理学方法研究心理学的根本问题就是后者只能从生理学结束的地方开始。意识“只有在产生超出无意识的反射的重要结果时，才可在生物学和社会的领域内被宣判‘合理’。这一论断的前提不单有意识要（在一定限度之内）独立于人脑和神经的自动运作过程，还有意识要有着影响行动和人体功能的能力。”或者，如托洛茨基进一步做的补充那样，从生理学到心理学：“当我们接近……某种意义上的临界点、渐进性的中断和从量到质的过渡时：从物质生发出来的精神从物质的决定论中‘解放’出来，因此它可以独立地——以其自我的规律——影响物质。”正是因为生理学和心理学之间存在着这样的“断裂”，世上所有生理学的数据都无法向我们阐明“一点点”关于感觉或思想的内容 在此，托洛茨基转向精神分析，他写道：“在实践中精神分析完全将自身与生理学分割开来，而将自身扎根于基于心理现象的内在决定论。”因此，弗洛伊德常被指控为唯心主义，而精神分析学家们确实常倾向于神秘化。“但，以心理现象的‘自主性’为出发点的精神分析方法本身，与唯物主义并不冲突。恰恰相反，正是辩证唯物主义使我们向这样一种观点靠拢——如果精神不在一定限度内发挥自主，不在个体与种的存在中起着独立的作用，那么它甚至无法形成。”这一卓越的表述是托洛茨基观点的总结：言而总之，如果精神分析不存在，马克思主义者们将不得不提出与之类似的学说。即便有许多弗洛伊德学派的学者会激烈地否认他们的学说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任何联系，但仍有一群重要的分析家，即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会对托洛茨基的分析欣然接受：他们文本的主旨之一就是精神分析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特征，费尼切尔（Fenichel）在他一篇文章的标题中他们共同的立场进行了总结：《精神分析是未来辩证唯物主义心理学的核心》。其实，这种精神分析的观点甚至可以在诺尔曼·布朗的文本这样不太可能的来源中得到证实，此人是一部著名专著的作者，在其中他试图将精神分析与神秘主义结合，他说，他在发现“弗洛伊德的方法与那种可以被称之为辩证法的逻辑学中的异教传统所具有的亲缘关系”[9]时，感到惊讶无比。 最后一点也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精神分析理论是辩证法的演示，那么那个至高无上的反辩证法论者，马克斯·伊斯特曼，又怎么会用精神分析法来批判辩证法呢？（其实）伊斯特曼用弗洛伊德来反对托洛茨基与辩证法的表述——辩证法是哲学中泛灵论的体现——恰恰暴露出他对弗洛伊德彻底的误读。在弗洛伊德语境中，泛灵论并非简单的无稽之谈，而是一种规范人与周围世界互动的早期社会实践形式。在《图腾与禁忌》关于泛灵论的探讨中，弗洛伊德写道： 在泛灵论体系的支配下，每一种仪式和活动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体系化的基础，我们今天把这种基础描述为“迷信”。“迷信”和“焦虑”、“梦”、“魔鬼”这些概念一样，是一个临时性的心理学概念，在精神分析研究的冲击下很快就会支离破碎。一旦我们深入到这些建构物——它们就像是被建造出来用于防止正确理解的屏障——背后，我们就会开始认识到，原始人的精神生活与文化水平至今仍未得到其应有的认识。[10] 很明显，在弗洛伊德的表述中，唯灵论远远超出了纯粹的迷信[11]。它是埃里希·弗洛姆所说的“被遗忘的语言”中的一部分，就像梦和儿童的幻想一样。当用唯灵论的比喻描述辩证法时，伊斯特曼的批判同样具有误导性。辩证法远非唯灵论的体现，而是包含了科学概念化的最高发展。但是，如果说辩证法包括一个有机整体的原始概念，在这个有机整体中，有生命的东西和无生命的东西之间的界限还有待明确，还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但这只能说明，囊括整个自然界的整体概念的最早的朴素表达甚至早于古希腊哲学的黎明，它是科学〔Wissenschaft〕认知的雏形，在其最广泛的意义上意味着对整体的系统认知。 演化论与辩证法 托洛茨基在他手稿的几个部分都强调和重复了恩格斯所说的辩证法第一定律，即从量到质转化的定律的重要性。庞珀在其导论中恰当地指出，强调导向变化新的基础的质的飞跃和矛盾，与托洛茨基本人作为辩证法的解读者和革命领袖的“风格”相当一致。每个持辩证法观点的思想家都强调辩证法的某些方面，而不否认它们与其他方面的彼此关联。如果说列宁对矛盾两面的相互贯通的强调表明了他的领导才能，那么托洛茨基对对立的强调也有某种特定的含义。 在托洛茨基讨论达尔文主义和演化论的手稿中，他对质的飞跃和对立的强调得到清晰的呈现。事实上，可以说托洛茨基正在对达尔文主义的两种解读者展开一场不那么隐晦的论战。一方面，有人仍在奉行考茨基和第二国际的改良主义模式，他们往往只看到量的变化与进步，而否定质的变化与偶然的灾难。 所有进化都是从量到质的转变。渐进的、缓慢发展的概念本身就意味着质的变化的实现，从而产生新的质。 另一方面，托洛茨基的反还原论倾向让他能够与庸俗主义的达尔文主义解读者一较高下，后者将自然界中的矛盾冲突——即每个物种为生存斗争——与社会中的斗争混为一谈，从而臆测出一个具有自然法则特征的阶级分化和层级组织的社会。在托洛茨基在1925年所写的一篇文章中，他驳斥了这个庸俗达尔文主义的神话，他写道： 这位杰出的生物学家（达尔文）展示了微小的量的偏差是如何累积并产生一种生物学上全新的“质”的，他也正是不知不觉地在有机生命的领域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而以这种方式解释了物种的起源。达尔文对黑格尔从量到质的转变规律的运用虽然在哲学观点上看是蒙昧的，但也是一次明智的尝试。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在达尔文本人身上每每发现完全反科学和幼稚的、将生物学的结论引入社会的尝试，更不用说那些达尔文主义者们了。把（社会的）竞争解读为生物生存斗争的变种，正如同在交配的生理学中只看到力学一样。[12] 如上所述，托洛茨基认识到达尔文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是辩证法的和唯物主义的，但同时又充满了意识形态的先入为主，特别是在达尔文将自然与社会进行类比时。如果达尔文方法里没有辩证法的特征，他的理论就不会有那么具体。托洛茨基将这种对达尔文的评价概括为普遍的，科学家自发的工作，他也提到，尽管科学家常常是“无意中的辩证家”，但他们对哲学和辩证法学习有意的放弃也严重地阻碍了他们的工作。因此托洛茨基写道，有这种观点的不仅是像伊斯特曼这样的实证主义者，还有许多接受实证主义立场的科学家。 面对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和他们有限的观点，我们可以说，所有当代科学……每一步都富含辩证思维的规律，就像屠夫使用的三段论或茹尔丹先生使用的散文：从不曾被知晓。正因如此，普通的学者保留了许多习以为常〔类似的那些特征〕无法穿透的水密舱，不去提出那些从科学思想的一般运动中产生的问题，在其要求辩证的一跃时疯狂地阻止，并拒绝其得出一般结论。[13] 《手稿》只为我们提供了托洛茨基关于演化论思想的一瞥，但它也是（关于此问题的所有文本中）最有趣的。例如如下对灾难概念的解释，这一主题之前被长期斥为是欺骗的话术，是前达尔文理论的回归，直到最近的进化理论给灾难理论以复仇的机会。[14] 灾难 一切皆流，但不超出〔自身〕的海岸。世界不是“流体”，其中变易与恒久的（凝滞的）结晶相伴相生，尽管并非真正“恒久”。继而，生命创造了自身的海岸只为随后将其冲垮。物质在某一给定阶段的量变，冲垮了那些物质在先前状态中恒久形式。冲突。灾难。要么旧形式克服（部分地克服），迫使（部分地）征服自-适应，要么在运动的过程中经由它的新结晶从其子宫和旧形式元素的同化，爆破旧形式创造新形式[15] 关于这一更加进步的版本可见托洛茨基几年前描述卡尔·考茨基的文字： 达尔文关于物种起源的理论涵盖了植物与动物王国发展的全过程。生存斗争与自然选择、性别选择的过程接续不断地进行着。但是如果人们在足够长的时间跨度——比如一千年——内进行观察，就会发现一个漫长的相对平衡时代是存在的，这时自然选择法则起作用几乎不可察觉，各个物种都保持相对稳定，这看起来类似于柏拉图的理念式的概念。但其间也有着动植物及其所在的地理环境的平衡被破坏的时代，也有着各类地球生物都面临生存危机的时代，此时自然选择的法则就会将它所有的凶猛施加给自然界，也是在此时，进化的浪潮将盖过所有被淘汰动植物的残骸。从这个大的跨度来看，使达尔文的学说脱颖而出的正是关于动植物发展关键时期的理论。[16] 这如果不是对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JayGould）和尼尔斯·厄尔德（NilesEldridge）[17]将生物学范式转换为间断平衡理论的超然预测，这又是什么呢？当然，这一点并非说明辩证法能替代艰苦的科学工作，这个论点托洛茨基本人也在《手稿》中澄清过，他写道“辩证法并不能使研究者们从对事实的艰苦研究中解脱出来，正相反：利用它正需要这样做”，但在托洛茨基这样的天才手中，辩证法的概念力量“赋予研究的思维弹性，协助它应对僵化的偏见，用无价的类推武装它，以基于谨慎的果敢教育它。” 辩证法与概念的灵活性 另一个托洛茨基对辩证法理解值得注意的方面是他对概念流动性的强调。比如，在下面的引文中，他探讨了形式与内容的“互换位置”如何提供一个可以观察辩证法思维力量的视角，以及它与用二律背反思考对立的鲜明对比。 革命理论 这样，内容和形式的逻辑对立就失去了绝对的性质。他们自身发生了变化.内容从自身中创造出新的形式。换句话说，归根结底，内容和形式的相关性导致了量向质的转换。[18] 此处托洛茨基触及了一个主题，即概念的灵活性，辩证法与革命实践的紧密联系在这个主题中得以显现。列宁最后在病榻上留下的几篇文章，其中之一的核心正是这个主题。想到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尤其是考茨基时，列宁写道： 他们都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一点也不理解。马克思说在革命时刻要有极大的灵活性，就连马克思的这个直接指示他们也完全不理解，他们甚至没有注意到，例如，马克思在通信中（我记得是在1865年的通信中）曾表示希望能够造成一种革命局面的德国农民战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就是对马克思的这个直接指示，他们也象猫儿围着热粥那样绕来绕去，不敢触及。[19] 我们可以为列宁这段闻名于世的文字补充一句：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正是革命辩证法的卓越范例。托洛茨基发现，像考茨基之流的理论家在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间划定的旧有界线无法再在简单的线性发展过程中产生作用了。（在某些情况下）资产阶级革命的要素不再可能由资产阶级实现，而是变成了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责任。托洛茨基在认识到由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俄国革命就将具有这种混合性质之后，便果断地重新定义了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两者必将相互渗透，否则革命就将无法实现。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辩证法思维方式中概念的灵活性是马克斯·伊斯特曼唯一认同的品质。尽管伊斯特曼认为辩证法完全反科学而行之，他也认同辩证法在列宁这样的人手中仍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因为他不受过去教条的影响。关于这点，伊斯特曼写道： 列宁的辩证法仅仅是宣布独立于固定概念统治的宣言。是他试图用以捍卫他自然地运用思想的权利的工具，尽管他关于思想概念的定义是不自然的。 ……这就是辩证法的思维对列宁的意义。它意味着灵活性——与平庸的知性主义的“学究气”相对的，最大的灵活性。它意味着思想应被作为行为的工具，而不是机械地从思想中推演出的行动。[20] 伊斯特曼试图把辩证法独有的对机械的二律背反的反对立场融入杜威的实用主义和强调过程的基础之上。这种倾向在对辩证法抱以同情的杜威追随者中也很流行。[21]另一些对列宁不那么同情的评论家则认为列宁面对概念的灵活性仅仅是马基雅维利主义和实用政治的一种形式。事实上，几乎所有右翼人士和大多数“左翼”都将列宁所有的工作总结为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对权力极度痴迷的政治人物的政治把戏，说他对任何原则都毫无忠诚。[22]不用说，这种说法在历史科学上来看引人厌恶，而且是对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的庸俗化和严重扭曲。 在辩证法哲学的理解下，概念的灵活性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主观倾向，随意变换自己的立场。相反，它包含了这样一种见解，即所研究的现象，出于它们自身的内在动力，通过决定性的否定，转化为它们的对立面。然而，要确定任何过程正在经历这样的转变，就需要仔细研究它的实际运动，不受托洛茨基所提到的“僵化的偏见”的阻碍。 作为辩证法思想家的托洛茨基 人们可能会认为，二十多年前《托洛茨基手稿》的出版会重新引燃世人对于托洛茨基著作的热情。但事实绝非如此。尽管托洛茨基作为一名卓越的实干家、列宁的战友和红军的缔造者被人铭记，但很少有人注意到他也是一位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幸的是，《手稿》的出版对这种观点几乎毫无影响。《托洛茨基手稿》出版后评论界的一片沉寂与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英文版列宁《哲学笔记》引起的轰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沉寂也助长了左翼知识分子对托洛茨基的偏见，他们继续贬低托洛茨基的理论贡献。斯拉沃热·齐泽克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在对托洛茨基的著作《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进行同情性的讨论时，他只是当然地简单认为，托洛茨基对1919-1920年世界革命可能性的预测是一种显示了他的“理论局限”的“幻想”，他甚至没有对此进行论证。他在脚注中对这一想法进行了补充，他写道， 另一更具体的理论局限性是，托洛茨基与列宁不同，他坚持将早期的“好”（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考茨基与后期的“坏”叛徒对立起来，而没有看到他的反动的种子早已存在于他的早期“正统”中。[23] 然而，仔细阅读《托洛茨基手稿》就会发现，托洛茨基对达尔文以及原教旨达尔文主义者的“渐进主义”学说的批判中，本就包含着对考茨基和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批判。我们之前引用的关于灾难在地球和生命形式进化的重要性的文字实际上就摘自一篇关于考茨基的文章，这篇文章随后就是对考茨基的马克思主义详细的讨论。 考茨基没有这种必不可少的革命生活经验。他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来接受，并将自己当作科学社会主义的校长，把它加以推广。他的运动在巴黎公社的溃败和第一次俄国革命之间的鸿沟上达到高潮。资本主义以一种全能的力量发展起来。工人组织几乎随之自动发展起来，但其“最终目标”，即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任务，却离运动本身远去了，它成为了纯粹的学术存在。因此伯恩斯坦有一句臭名昭著的格言：“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标什么都不是”。如果将其作为工人政党的哲学观念来看，它就是无稽之谈和陈词滥调。但是，如果将其作为战前四分之一世纪德国社会民主主义内涵的真正反映，伯恩斯坦的这句话无疑鞭辟入里：日常的改良主义斗争已经具备了自给自足的性质，而最终目标还蜷缩在考茨基的公寓里。[24] 的确，与齐泽克对考茨基毫无历史意义的全盘否定不同，托洛茨基承认考茨基在早期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贡献。与此同时，他曾“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来接受，并将自己当作科学社会主义的校长”不就是承认了这样的事实吗？齐泽克“他反动的种子早就在他早期的‘正统’里完全潜藏着了”的表述又是如何做的呢？ 将托洛茨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一个更为让人震惊的批判则是在凯文·安德森对列宁《哲学笔记》的研究性著作、《列宁、黑格尔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性研究》中。尽管这本书是在《托洛茨基手稿》出版的九年后即1995年才面世的，但后者在本书中只被提及了一次，而且并没有深入其实质的讨论。在安德森对列宁的《哲学笔记》的其他重要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对托洛茨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的一贯诋毁，甚至到了完全扭曲的地步。安德森对托洛茨基的诋毁主要是在他的脚注中进行的，如下面所举出的评论： 托洛茨基1914年之后的理论著作表明他在辩证法问题上没有什么发展。甚至在20世纪30年代的流放期间，他也从未认真地钻研黑格尔或当时出版的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重要著作，其中包括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列宁的《黑格尔笔记》以及卢卡奇的早期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托洛茨基仍然坚持粗陋的形式的科学唯物主义，这一点在他20世纪30年代的大部分哲学著作中是显而易见的这些著作现在以《1933-1935年托洛茨基的笔记关于列宁、辩证法及进化论的著作》[25]的形式（Trotsky'sNotebooks，1933-1935:WritingonLenin,Dialectics，andEvolutionism）出版,由菲利普·庞珀（PhilipPomper）翻译并写了导言（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6）。[26] 以上就是安德森唯一一处提到《托洛茨基手稿》的地方，可以看出，安德森毫无任何说明其内容的意图。相反，安德森的文字给人的印象仅是意在消除别人对他忽略《手稿》而批判托洛茨基理论工作的指控。如此对待《手稿》后，安德森仅做出了笼统的断言，即托洛茨基“仍然坚持粗陋的形式的科学唯物主义”，并且“从未认真地钻研黑格尔或当时出版的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重要著作”。哪怕是稍微翻看过《手稿》，也应该知道“从未认真地钻研黑格尔”的指控并不成立。我们不知道托洛茨基是否阅读过卢卡奇的作品，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托洛茨基对列宁的《哲学笔记》已是烂熟于胸。关于这一问题，庞珀这样说道： 也许托洛茨基受过列宁《哲学笔记》的启发，这些笔记于1929年至1931年首次出现在《列宁集锦》（Leninskiisbornik）上，这是一部专门出版列宁著作的连载报刊。这种报刊托洛茨基几乎有一整套，在他流亡时随身携带的书本中，还有列宁的笔记本。托洛茨基在开始自己的黑格尔笔记时，甚至可能（有意或无意地）模仿了列宁独有的多语言注释。[27] （安德森所说）托洛茨基没有读过《1844手稿》同样让人惊奇，它首次还是以俄语出版的，尽管这毫无任何证据。安德森对托洛茨基发出其“仍然坚持粗陋的形式的科学唯物主义”的指控，但在他对托洛茨基这位理论家做出如此油嘴滑舌的批评前，或许要先直面托洛茨基对马克斯·伊斯特曼的实证主义和科学至上主义的批判、对正统达尔文主义和考茨基的批判和托洛茨基的反还原论的方法论、他对是否需要“主观的辩证法”的讨论。大概安德森想说的是托洛茨基毕生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如果一种既能佐证物理学和化学验证了辩证法，又使科学家的局限性得以暴露的理论爱好是所谓“粗粝的……科学唯物主义”，那么安德森就是对的了。 安德森对托洛茨基对辩证法缺乏兴趣的指责在另一个脚注中呈现出滑稽的比例，他在脚注中引用了自己先前毫无根据的断言作为他的指控的证据。文字如下：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托洛茨基对黑格尔辩证法几乎没有兴趣[28] 接下来就是摘取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的一长段从革命领导者角度出发证明“直观”重要性的引文，托洛茨基的观点是，“理论和实践工作”本身都是不够的，革命领袖还必须能明判形势，知道何时应打破常规。这个关于书本知识和日常生活的不足的相当平常的陈述被安德森用来表明托洛茨基是一个相信某种神秘的内在感觉可以在革命形势下指点迷津的反理论家。在本段的后面一部分，安德森引用了托洛茨基的另一段话来进一步佐证他的观点： 托洛茨基在写作《列宁》的过程中也将这一范畴应用于列宁，“唯物主义辩证法”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列宁也“需要我们称之为直观的神秘的创造力”。参见Trotsky，Lenin（NewYork;BlueRibbon,1925），p.193。从黑格尔《逻辑学》的观点来看，这种思维是康德二元论的典型实例。[29] 对于被安德森滥用的完全断章取义的引用，几乎没有必要加以评论。安德森的诡辩只因它的粗粝才引人注目。 我们相信，任何一个站在辩证法革命立场上阅读《托洛茨基手稿》的人对于作为理论家的托洛茨基和辩证法的重要性都会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当然托洛茨基并非无可非议。也有些领域托洛茨基没有深入研究。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对“决定论”定义的讨论。他写道： 目的论与决定论 一切主观主义流派或多或少都是建立在客观原因和主观目的的矛盾上的。决定论是客观因果关系的哲学。目的论是关于主观目的的哲学。企图在它们之间建立一种敌对的对立，或者把它们不拘一格地结合起来，本身就是一种哲学无知的产物。目的是原因的一部分。目的论只是决定论的一个特殊部分。 说“主观目的”只是“决定论”的一个特殊部门，首先就回避了“决定论”是什么意思的问题。如果它的意思是“主观目的”表现出一种类似法律的结构，那么我们可以同意这种说法，因为它为托洛茨基在其他地方所说的“主观辩证法”留下了余地。我们也可以认同“主观辩证法”与“客观辩证法”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关系。但托洛茨基在其他地方也如此写道： ……从物质生发出来的精神从物质的决定论中‘解放’出来，因此它可以独立地——以其自我的规律——影响物质。[30] 问题在于，通常被认为是“决定论”的东西，恰恰与任何关于精神从物质决定论中“解放”出来的观念相反。这是一个需要更多思考的领域，尽管托洛茨基强烈的反还原论将他从许多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命运中拯救出来，后者沿着“决定论”的道路走下去，只是踏在了庸俗唯物主义的大地之上。 毫无疑问，说托洛茨基对黑格尔逻辑学的研究不如列宁在1914年那般深入是正确的。也有证据表明托洛茨基对逻辑学的研究在关于存在论的第一部分就中断了。这无疑与列宁在1914年和托洛茨基在20世纪30年代面临的环境的差别有关。虽然宏大的历史事件都把两人推到了对辩证法的研究跟前，但两人完成研究的可能性又有所不同。托洛茨基不得不把他的时间挪用到许多事上，其中最重要的是搭起一个新的革命国际。他本人也坦率承认，由于其他任务，他一度无法继续对黑格尔的研究。 尽管如此，托洛茨基显然认为他对黑格尔和辩证法的研究在斯大林主义背叛之后对他重拾革命运动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当1939到1940间托洛茨基和社会主义工人党中的沙赫特曼-伯纳姆派公开论战时，将这里的碎片化的手稿整合成一篇篇文章就不足为奇了。对托洛茨基来说，他一开始就因为这群像伊斯特曼一样开始贬低辩证法的知识分子的立场改换确认了自己的看法之正确，即他们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反对者已经失去了对革命的忠诚。从这个角度来看，《手稿》也可以被看作在《保卫马克思主义》中与伯纳姆、沙赫特曼展开的大论战的前奏曲。 我们收录了托洛茨基的几部分手稿，其内容涉及了辩证法、演化论和心理学。我们按正确的顺序保留了庞珀对这几部分手稿的原始注解。 [1]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5diary/marxist.org-chinese-trotsky-1935diary-2.htm，列·达·托洛茨基《流亡中的日记》 [2]列宁的笔记已收录进他的38卷英文全集中，布哈林的哲学笔记于2005年由美国每月评论出版社出版，书名为PhilosophicalArabesques----作者原注 [3]见本书34页 [4]见本书18页 [5]译注：宗教说法，即相信未来将会有一个黄金时代。 [6]JohnP.Diggins,GettingHegeloutofHistory:MaxEastman'sQuarrelwithMarxismTheAmerican [7]QuotedinPomper,p.44.TheoriginalquotesaretakenfromnotesEastmanwrotetohimselfatthetimeoftheseconversationandreproducedmanyyearslaterinhisautobiography,Einstein,Trotsky,Hemingway,FreudandOtherGreatCompanions(NewYork:Collier,1962),pr.113. [8]见本书38页 [9]诺尔曼·布朗：《生与死的对抗》，冯川译，2009，贵州人民出版社，P019 [10]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赵立玮译，2005，上海人民出版社，P119-120 [11]伏尔泰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他以断言宗教只是牧师们欺骗的结果而闻名。对伏尔泰来说，宗教是一种“胡说八道”的形式，而不是费尔巴哈和马克思所认为的人类社会关系的异化形式。----作者原注 [12]QuotedinPomper,p.44.TheoriginalquotesaretakenfromnotesEastmanwrotetohimselfatthetimeoftheseconversationandreproducedmanyyearslaterinhisautobiography,Einstein,Trotsky,Hemingway,FreudandOtherGreatCompanions(NewYork:Collier,1962),pr.113. [13]见本书31页 [14]直到不久之前，地球的主要地质特征都是通过漫长时间内逐渐积累的变化而形成的观点都一直被人们所接受。简而言之，就是由查理斯·莱尔首创、后来被达尔文采用的均变论理论。它被认为终结了莱尔的前任乔治·居维叶提出的灾难理论。新近的发现，比如6500万年前的K-T彗星撞击地球，导致恐龙和地球上大部分哺乳动物的大规模灭绝的事件，使灾难理论和莱尔备受诋毁的前任乔治·居维叶的声誉重新焕发。----作者原注 [15]见本书30页 [16]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trotsky/profiles/kautsky.htm，Trotsky,Portraits,PersonalandPolitical,p.30 [17]译注：两人均为著名的生物学学者。 [18]见本书31页 [19]列宁：《列宁全集》第二版第四十三卷，中央编译局，2017，人民出版社，P369 [20]MaxEastman,MarxandLenin:TheScienceofRevolution(NewYork:Boni,1927),113-116. [21]西德尼·胡克最能代表那些试图调和杜威的工具主义和辩证法的实用主义者。20世纪20年代，他与马克斯·伊斯特曼进行了一系列关于辩证法的公开性论战。在针对伊斯特曼的一篇书评中，胡克写道： “事物和事实的流动性和判断的变化着的背景代表了辩证法的核心，而不是黑格尔用来修饰思想的陈旧术语。伊斯特曼先生可能会惊讶地发现，辩证法——当然是被修正过的——出现在〔杜威的〕实用主义逻辑中。”（SidneyHook,“Marxism,MetaphysicsandModernScience”,reviewofMarx,Lenin,andtheScienceofRevolutionbyMaxEastman,ModernQuarterly4(May-August1928）:388-394.CitedbyChristopherPhelpsinhisbiographyofHook,YoungSidneyHook,(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7），p.43）----作者注 [22]这类对列宁的评价不胜枚举，但罗伯特·舍维斯的《列宁传》就可以很典型地代表这类观点----作者注 [23]SlavojŽižek,SlavojŽižekPresentsTrotsky:TerrorismandCommunism,(Verso,2007),p.179n1 [24]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trotsky/profiles/kautsky.htm，Trotsky,Portraits,PersonalandPolitical [25]译注：即我们所说的《手稿》 [26]凯文·安德森：《列宁、黑格尔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性研究》，张传平译，2012，南京大学出版社，P156-157 [27]Pomper，如上，p.39 [28]凯文·安德森：《列宁、黑格尔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性研究》，张传平译，2012，南京大学出版社，P225 [29]如上 [30]见本书42页
译后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1933-1935手稿——关于列宁，辩证法和进步主义 译后记 托洛茨基《1933~1935手稿》中译转至第一星际翻译之前已经转了几或十几道手，经过了十几或几年的波折，仍未有全译本面世，实是可惜。一年前偶然经由放翁了解到这个手稿，将其发布于专栏，当时已完成的进度为：致谢（100%），前言（100%），笔记本一（100%），笔记本二（约50%），附录（50%）。感谢放翁和司机两个人做出的努力。 牺牲如此重要的时间段抽出几十个小时来从英文翻译这本书的动机（就像托洛茨基与伊特斯曼争论作为这本手稿的写作动机那样），主要是在朝霞（在这里感谢闲汉）与阳和平的辩论。大体过程为，一开始是小镇读书会的一次讲座上阳和平对话素霞云雪。然后朝霞回应了阳和平发言中完全背离托洛茨基的部分（当时的说法是：欲加之罪），简单整理了中马库拥有的中译文范围内基本上所有相关内容来澄清托洛茨基的思路与文本。然后，阳和平的回应中（不指名）地提出了中国托派理论不统一的事情。这里有两个很要紧的事情：1，不统一是真的，这点已经用理论（解释学之类的）论证了2，中文世界的确没有托派提出过一个完完整整的托洛茨基思想的体系（可能是没见到，但是可能性不大），很多人处理托洛茨基的思想时仍处于中国六十年代处理马克思那样的方法论，从某一篇文章或者书开始，马上就成为绝对正确的导师，思想已经发展至巅峰，每一句话都有永久的意义。幸好，《托洛茨基言论》是本资料汇编的小册子，如果真有个《托洛茨基语录》，真不知道他们能干出什么事情来。但是问题就在于，托洛茨基的思想非常灵动，不断在发展中。借用凯恩斯一个好笑的说法：“Whenthefactschange,Ichangemymind.Whatdoyoudo,sir？”托洛茨基不断依靠现实政治和科学的发展探索辩证唯物主义的时候，就因为一些文本的缺失（这点不怪任何人，因为这个手稿在西方也没人注意到，可以恶意的说是资产阶级思想压制了革命的火种，也可以说就是根本没人在意）而被直接理解成老派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只是政治斗争失败了。所以在第二次回应阳和平的时候（不确定译文发布时视频是否发布，但是二者实际上同时进行），对托洛茨基的思想以1933-1935手稿做出了分期： 十月后的托洛茨基思想也许可以认为由两套政治思想构境组成：Ⅰ期——“1917-1933布尔什维克主义-不断革命时期”与在1933-1935手稿后出现的Ⅱ期——“斯大林主义热月-аппарат时期”。这里也仅进行大体区分，因为任何思想构境必然与现实结合，而这又是波澜壮阔的二十世纪上半夜。托洛茨基是一个人，在具体的情况下他会选择不同的进路；其中1933年发布的《是史大林还是苏维埃在削弱呢？》可以说是Ⅱ期思想的第一份文本；1933-1935手稿其中那句“列宁塑造了这个аппарат/这个аппарат塑造了斯大林。”指出了后期研究的真正核心，在手稿被发现前，这句话以更完整的方式出现在更晚期的《斯大林评传》：“不是斯大林塑造了аппарат，而是аппарат塑造了斯大林”，这里的修改标明托洛茨基已经意识到了国家“常态化”与“例外状态”的区别，手稿于1933-1935年写就，而斯大林宪法的颁布在1936，这里只能以斯大林宪法的颁布来理解这二者的区分。这个时期最著名的文本当然是1936的《被背叛了的革命》、《斯大林评传》和《保卫马克思主义》。但是，就算是第二期，二战前的社会条件也让他不断写出了接近Ⅰ期思想的文本，但也能明显看出差异来。（这里是文案） 实际上，正是在这个手稿的写作时间中，也就是1933-1935年，托洛茨基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如果不从哲学上找到突破口，然后再回到具体的政治和方方面面，是很难看出来的，这也是为什么之前没人发现这点，除了这个手稿的直接表露，在中马库上分散的文章中是很难看出区别来。（在从这个手稿得到启发之前，扫过很多次三十年代托洛茨基作品的中译本，的确也就是没看出有什么变化，尤其是译者不统一加剧了这点） 所以，如此重要的一个文本被埋没，这是中国任何共产主义都要为之惋惜的事情（当然，有些“共产主义者”会敲锣打鼓，直到这个手稿本出来让他落泪）。第一星际在这里所做的事有：1，重译第一笔记本。2，补完第二笔记本。3，制作译者注释。4，请放翁完成附录的翻译。 这里对司机希望的译者导言这事，也做一个抱歉：如此重要的文本的解读不应该被强暴式的占领，这个重要的文本刚刚面试，如果借助译者的权威“圈地”，解释的门路就会被堵死，如果译者的理解有误，被打倒又是猴年马月的事情？反过来选择的做法是：1，制作尽可能详细的注释，希望以后有能力的同志考证。2，写这篇译后记，发表一点点看法。3，在回应阳和平的片段中以手稿出发理解托洛茨基，顺便解读托洛茨基，这里最相关的部分都两万字有多了。4，翻译一篇研究本手稿的论文（《<保卫马克思主义>的预见》）。因为没有前往托洛茨基档案馆做细致的文献学考察的能力和客观条件，一切就只能偏信英译者的说法和整理，这样的态度是不稳妥的；一定要有人回到托洛茨基档案馆，做详细的考察，最好能把整个相关的内容扫描上传到网上，才能说有依有据；而且对这篇文章做文本学研究，也需要基于俄语本和大量托洛茨基的其他文章，这些都还没翻译过来，即不懂俄语又没法做出详细研究，实在是不好意思在译文的前面放上自己的解读，只敢在其他地方讨论时给出自己的简介。希望未来有更有能力的同志这么做，让那个未来的解读放在译文的前面吧。 以及对佐仓绫奈进行一个抱歉：第一星际可以接受被批判，实际上只有被批判才能进步，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体。这个手稿的经历让人怀疑，如果这次不下狠手把他完成，那么到底有没有人可以将它完成？你说的也对，懂德国近代哲学（从康德开始）还精通俄语的翻译找不到，实际上这里还要加上德语，法语，精神分析，更找不到。那么就甘心让这个手稿在共产主义（或野蛮）才被翻译出来吗？这篇手稿的意义，绝对在托洛茨基的思想中和那些重要的著作（《1905》，《十月的教训》......）是同一梯队的： 如果说《被背叛了的革命》是托洛茨基的《法兰西内战》或《国家与革命》，那么这份手稿就像托洛茨基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或《伯尔尼笔记》，任何马克思主义者从此都不能忽视这一份手稿。（这里是文案） 谁能试想，梁赞诺夫和加米涅夫要是再早几年给斯大林清洗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和《伯尔尼笔记》的发表被压制到斯大林去世，甚至更远之后，那时的马克思主义会是怎么样。的确这个手稿需要一个俄译本，而且需要的不是基于英译者整理而是真正档案馆里基于原手稿的俄译本，带着详细文献学记号的俄译本。加入有这个能力的同志存在，那么这个转译本让他了解到这个手稿的重要性，促使他这么做，那不就算是完成任务了吗（如果他顺便把《保卫马克思主义》重译了就更好了）。实际上，这个译本的任务就是这个——抛砖引玉，的确国内可能几年之后不会有，时间会给出他的答案。的确今天没有人看蓝公武或胡仁源翻译的《纯粹理性批判》，而选择邓晓芒、李秋零、王玖兴、韩林合这些学者的译本，但是那些旧译本介绍康德学说到国内也做出了不少功绩，新的译本需要在批判旧译本之上才能取得更好。所以说，现在来看，这个翻译不算一种徒劳，而是低下身子去做垫脚石。海德格尔的“本有”被称为“不可译”，那就不译了吗？总要尝试。 总而言之，这个译本大概有两个主要的任务：1，让新接触托洛茨基有一个思想分期点，更好地深入对托洛茨基的研究。2，为托洛茨基疾呼，希望有更多力量更强大，条件更好的同志来继续发展和整理这些事情。还没有哪个思想家的研究需要克服如此之多来自各方的努力，希望不用等得太久。 上面提到过的萨尔都也说过：“徒然（vainement）跟主体有关；徒劳（envain）跟对象有关；无益地（nutilement），是指对任何人都没有益处。一个人徒然地做某事，是说他做事没有获得成功，却花掉了时间和精力；一个人做某事最后却徒劳，是说他没有达到预想的目标，因为他做的事情本身有问题。如果我不能解决我工作中的问题，那我是徒然地工作；我无益地花掉了我的时间和精力。如果我的工作没有产生我期待的效果，我没有达到我的目标，那我就是工作了但徒劳；也就是说我做了一件无益（inutile）的事情…… 当一个人做某事而没有回报，或他做的这件事没有得到认可，我们也说他是在徒然地（vainement）做某事；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花掉了时间和精力，却完全不预先判断他的工作的价值；但这工作说不定仍是很有价值的。”（居易·德波《《景观社会》评论》朱小没（多隆译） 第一星际 2023/4/8
托洛茨基的经历与辩证法第一定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1933-1935手稿——关于列宁，辩证法和进步主义 托洛茨基的经历与辩证法第一定律 1935年5月，托洛茨基在手稿上写下最后一篇文章时，最后一篇以“无意识”结尾的文章——此时的托洛茨基正遭受着一种反复发作的病痛，而这种病痛在他处于压力时则时常折磨着他，此时的他正在读弗里茨·威特尔斯（FritzWittels）关于弗洛伊德的书。有人可能由此推断，他是在寻求一个对心身问题的明显洞察75。然而，他从未试图将弗洛伊德的分析运用到自己的事业或其他政治人物的事业中。尽管托洛茨基钦佩于弗洛伊德的天才，但他还是意识到精神分析运动中的问题，也许是通过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维也纳的岁月中直接意识到的，然而可以确定的是，托洛茨基是间接地通过维特尔斯的书来了解这点的，这本书调查了精神分析运动中的异端邪说。在第二本笔记中，托洛茨基甚至说精神分析“经常倾向于二元论、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76抛去他对精神分析学说中的某些方面所持的怀疑态度，托洛茨基对无意识概念的态度并非是不友好的，正如他的“无意识辩证法”概念所暗示的那样，他倾向于把无意识的思想看作是演化过程中一种尽管是低级的，但在发展上是必不可少的产物。 在1923年的《文学与革命》中，托洛茨基明显地透露出他无意识的英雄理性主义态度。意识控制住了他，就像它控制了人类存在的所有方面一样，并利用它达到有意识的目的。它不仅支持人体上的优化，而且还支持我们现在称之为自我调节（self-regulation）的生物反馈技术： “不但如此，人最终将认真地使自我变得和谐起来。……他将掌握呼吸、血液循环、食物消化、新陈代谢这样一些半无意识或无意识的过程，在必要的限度内，使这些过程服从理智和意志的控制。……最后，人类自身的本性隐藏在无意识、元素、底土的最深处和最黑暗的角落里。研究性的思维和首创精神也将以最大努力地深入到这一角落中去，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人将抱定目的要掌握自己的情感，把本能提高到意识的高度，使它透明化，将意志的导线拉向潜在与隐秘之处，从而使自己上升到一个新水平，——创造一个较高的社会生物类型，也可以这样说，创造一个超人（Superman）。”77（1992年版） 在他写下这些话大约十年后，托洛茨基仍然流亡在普林吉坡岛（Prinkipo），但后面他被允许前往丹麦，1932年11月27日，他在短暂停留的期间里向哥本哈根的一个学生组织进行了一次演讲。在这次演讲中，他概述了俄国革命，并以他对未来的展望结束——这一愿景在本质上与《文学和革命》中呈现的愿景并没有什么不同，但他用稍微不同的措辞重申了他对未来的看法： “人种学、生物学、生理学、和心理学，已累积了山高的材料，在人类面前提出完成和发展身体与精神的全部任务。心理分析，借弗洛依特的高明的手，已揭了诗歌上称为，‘灵魂’的泉源的盖子。启示了甚么呢？我们自觉的思想，只是黑暗的心理作用的一小部份。有学问的潜水家降到海底，摄取神秘的鱼类照片。人的思想降到他自己的心理源泉之底，必能阐发灵魂的最神秘的动力，使这些动力受理智与意志的支配。一旦人去掉了他自己的社会之无政府的力量，人将开始把自己放在化学家的杵与蒸溜管中加以处理。人类将第一次视自己为原料，或最多只是生理的与心理半制成品。”78 托洛茨基在上面所引述的段落中关于无意识的观点，与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思想中的“自觉性”和“自发性”的传统二分法是完全一致的，他对精神力量的影响完全采取了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方法，并且认为这一方法将不会困扰着弗洛伊德：意识，即使只是所有精神力量的一小部分，也必定会控制着其他力量。然而，托洛茨基对“无意识”的使用通常暗示了一个较低水平的发展，一个不容易接近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神经症状（neurotic）的来源，就像弗洛伊德的情况一样，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托洛茨基试图赋予无意识一个积极的角色。 回到手稿。在这里，托洛茨基遥遥回应了他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对弗洛伊德的辩护，赋予意识相对的独立于生理构造的影响，并用精神分析为心理现象的自主性辩护，但他补充了自己的辩证解释： “正是辩证唯物主义提示我们除非心智发挥自主性，也就是说，在一定范围内于个人生活中行使独立职能，否则它根本就不会形成……同样，我们在这里接近某种临界点，一个渐进性突破，一个量到质的过渡：心智，从物质中产生，从物质决定论中“解放”出来，因此它可以独立地——通过自己的规律——影响物质…… “当我们从大脑的解剖学和生理学过渡到智力活动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就变得无比令人困惑。 “二元论者把世界划分为独立的内容：物质和意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该如何处理无意识呢？”79 也许在托洛茨基自传的帮助下，我们有可能将托洛茨基的无意识概念和他的辩证法的理论联系起来。而从前面引述的著作来看，他似乎一直在试图将无意识的观念纳入一个既包括自然又包含着社会的观点中，既包括达尔文，也包括马克思。他的雄心壮志具有尼采式的英雄气魄，但却相当理性。他直面弗洛伊德所探索的无意识的深度，甚至当他辩证地想象人类向越来越高的发展水平攀登时，质的飞跃则打断了逐步的前进。此外，他倾向于看到集体与社会形式的过程与个人创造力的内在过程之间的相似性。在这里，即使一个科学家没有意识到辩证法的发展规律，但在经历了不断积累的经验和痛苦的劳动之后，也会发生质的飞跃。因此，门捷列夫和达尔文不仅在他们的理论中无意识地证明了从量到质的变换规律，而且他们在自己的创作能力中也展示了同样的规律。当托洛茨基描述他自己的政治信念和他作为一个领导者的角色时，他也表现出了对无意识作用的认识。托洛茨基在1929年的自传《我的生平》中揭示了这一点，而现在是时候转向托洛茨基自己的作品了。可以肯定的是，他作为红军组织者的壮举可能被看作是描述他作为革命领袖的生涯的曲线上一个更高的点，但他描述他在彼得格勒的摩登杂技场会见群众的激情时则倾向于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1917年的演讲是他眼中里自己最具创造力的时刻。我们又一次遇到了对无意识的构思，但现在却有了新的视角： “通常我是在傍晚，有时是在夜里，在杂技场演说。我的听众是包括工人、士兵、勤劳的母亲、街头的少年、首都被压迫的下层人。那里没有一点点的空地，人们挤成一团。年幼的孩子坐在父亲的肩上，婴儿在母亲的怀里吃着奶。没有人吸烟。由于人多超重，看台每分钟都有倒塌的危险。我穿过狭窄的人墙走向讲台，有时是被人们用手从头上举过去的。人们屏声静息地听讲，突然迸发出喊声和摩登杂技场所特有的狂热的尖叫声。我的四面八方严严实实地全都是手臂、胸膛和脑袋。我仿佛是在温暖的由人体构成的洞穴里讲话。我每做一个大幅度的手势，就必定会碰到某一个人，而每一个友好的反应都告诉我，用不着因此感到不安，不要中断，要继续讲下去。在这群热情的人们所发出的电压下，任何疲劳会烟消云散……有时，单靠嘴唇就可以感觉到这个已经已经融合成一个整体的人群所具有的强烈的求知欲。这时，在听众表示赞许这一命令式的逼近下，预先准备好的论证用不上了，缩回去了，而从潜意识中冒出了另一些语言，另一些论据，它们出乎讲演者的意料，却又是群众所需要的。此时，觉得自己好像从旁处聆听讲演者的演说，思想跟不上讲演者，又唯恐听到你的长篇议论声，会像梦游者那样从墙檐上掉下来。”80 托洛茨基显然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他在描述演说者与群众之间的关系时使用了感性的意象。托洛茨基在他保存的一份自传手稿里，划掉了“你全身都感受到了身体上的压力”，取而代之的是“嘴唇上承受着身体的压力”，但在最后却又改成了“单靠嘴唇就可以感觉到。”81俄罗斯短语“来自后面（izpodspuda）”，在我的翻译里，“从潜意识中”，有一种古老的含义。托洛茨基似乎想强烈地指出，在有意识的理性活动的同时，其他涉及整个自我的过程，包括其原始的、隐藏的、通常无法获得的资源，在他生命中的某些最高时刻都发挥了作用。 在《我的生平》的一个章节里，托洛茨基清楚地比较了有意识的领导者与无意识集体之间的结合，以及个人创造性突破的过程。然而，在这里，他谨慎地指出，他是在“历史”的意义上而不是心理逻辑意义上使用的“无意识”： “马克思主义者把自己看作是无意识的历史进程的有意思体现。但是‘无意识的’进程（从这个词的历史哲学含义上来说，而不是从心理学的含义上说）只有在达到巅峰之时，也就是当群众在自发的压力下冲破社会的墨守成规的大门，并胜利地体现历史发展的最深刻的需要之时，才会与自己的自觉体现相吻合。时代的最高理论意识在这个时刻才会与那些对理论毫无所知的最深层的被压迫群众的直接行动融为一体。革命就是历史灵感的猛烈喷发。 “每一个真正的作家都知道，创作的时机就好像有个高于他的人手把着手让他写的时候。每一个真正的演说家都体会过这样的时刻，这就是他嘴里说出了比自己平时说的更有力的话。这就是‘灵感’。它来自于一个人呕心沥血的创造性努力。无意识的东西从深穴里升起，使思想的有意识的工作听命于自己，并使它与自己在某个最高统一体中融成一体。 “……机体的潜在〔无用的（podspud-nye）〕力量，根深蒂固的本能、从动物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嗅觉，所有这一切都激发出来了，冲破了心理上的墨守成规的大门，和高级的历史哲学概括在一起，为革命服务。这两个过程（个人和群众的）都是建立在意识与无意识相结合，作为意志的动力的本能与高级的思想概括相结合的基础上的。”82（《我的生平》第293—294页） 这些非凡的段落同时汇集了托洛茨基关于演化、历史、辩证法、无意识思维和他自己创造力的所有思考的线索。在大约五年后写的第二本笔记里则证实了托洛茨基将自己的最高创造力时刻与内心障碍的打破、越界联系在一起的说法，但这种情况很少发生。这些综合的、整体性的创造性时刻，意味着向更高成就的飞跃，而在托洛茨基的举例中，个人创造力的灵感与历史的“灵感”相结合。 在革命的那一刻，托洛茨基是一个完整的人，一个与他最原始的潜在力量，一个与他最原始的潜在力量、他的本能、他的意志力相联系的人，同时也与历史上的暴力精神——无意识的群众接触。因此，这种原始的力量为我们向达到更高层次的历史提供了动力。而托洛茨基也在他的视野中找到了基因结构的一席之位。在我们最有创造力的时候，当我们获得了完整时——我们的意识和无意识的结合——我们就像梦游者一样。在《我的生平》手稿里，他又用了两次这个映像，只是稍作了些修改，但却把它划掉了，这无疑是因为他意识到它以前曾被使用过83。在《我的生平》的这些段落里则捕捉到了托洛茨基最积极的自我意识。他在转变、越界和间断变化的时刻达到了创作的巅峰。当他被限制在常规的范围内时，他从来没有发挥出最佳的状态，也从来没有完全地发挥他的创造力。而辩证法的第一定律，即经典的结构，在他意识到自己作为演说家的魅力和作家的天赋时，对托洛茨基来说，或许象征着那些最高的时刻，那些创造性的飞跃和突破的时刻。而无意识的概念成为了他个人的与历史的，以及辩证的观点的联结点，因为在这里面蕴含着创造灵感的源泉。也许我们可以将类似的分析应用到布哈林和列宁身上，并为他们作为辩证法家的独特风格找到一些经验基础，而他们的重点都在关于辩证法的基本结构中。但在这里不打算进行这种尝试。 我们只能推测托洛茨基关于无意识作用的理论将会把他带向何处。他似乎从来没有追求过自己对精神分析的兴趣，正如前面提到的，他的最后一篇关于辩证法的文章，在质量上并不如手稿上的材料和《我的生平》里的精彩部分。他试图重振列宁的革命事业，并和列宁一样希望革命能够凯旋归来。但是，如果他把精力转移到别处，决定以作家为职业的话，他可能已经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且把人类事务中无意识的力量也考虑了进去。如果他这样做了，他可能最终会面对伊斯特曼（Eastman）提出的令人烦恼的、精神上的问题，特别是关于泛灵论的问题。托洛茨基使无意识不再是人类痛苦的源泉——一个黑暗和原始的领域——而是原初力量的积蓄。他的革命愿景可能包括了将他的创造性突破、心理上的整体性和充满活力的时刻转化为历史：整体性的、创造性的个体被放大。托洛茨基似乎意识到了这种转移的危险，因为他曾在第二本笔记中警告说道：“主观辩证法成为……客观辩证法的一个独特部分必须——以其自身特殊的形式与规律。（危险在于以‘客观主义’的幌子把出生的痛苦，即意识的痉挛，转移到客观的自然。）”84 但事实上，托洛茨基并没有注意到他自己的警告，并且把无意识的思维代入到生产的过程——创造力的痉挛。他把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角色的悲观观点转变成了一种乐观的革命观点。无意识的思想资源将能被用来为革命服务。在这方面，托洛茨基是诸如马尔库塞（Marcuse）这样的思想家的先驱，马尔库塞不仅看到了对爱洛斯（Eros）的压抑与社会统治之间的联系，而且相信无意识不仅仅是一种负担，它还包含有可能推动历史进步的创造性资源。因此，当参照托洛茨基的其他作品阅读时，这些手稿则显示了托洛茨基对辩证法的转变和他对无意识是如何创造性地发挥作用的欣赏产生的自我肯定和革命乐观主义。尽管托洛茨基试图在手稿中解释列宁的天才，但最终它们还是告诉了我们更多关于他自己的个性和远见。
动机：与马克斯·伊斯特曼的争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1933-1935手稿——关于列宁，辩证法和进步主义 动机：与马克斯·伊斯特曼的争论 托洛茨基开始写这些手稿的动机并不难确定。这些手稿的确与托洛茨基计划所写的列宁传记有关，但最直接的刺激来自他与马克斯·伊斯特曼（MaxEastman）就辩证法的开始的争论。18这位在理论上反复无常的美国文学家拒绝被忽视，他努力把杜威（JohnDewey）和辩证法在“科学社会主义”中结合起来，这使他陷入与托洛茨基的麻烦之中。托洛茨基起初对伊斯特曼在1927年出版的《马克思与列宁：革命的科学》（MarxandLenin:TheScienceofRevolution）一书中对辩证法的攻击置之不理。伊斯特曼试图与托洛茨基进行通信，但他没能与托洛茨基进行一次理智的交流。19相反，托洛茨基在1929年写给伊斯曼特的一份回信里写道，他在这30年来的时间里从未见过任何一个唯物辩证唯物主义的反对者坚持过对革命的承诺。伊伊斯特曼答复说，心理学的进步，即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生改变了情况。20在伊斯特曼的书中，他揭示了辩证法作为泛灵论的一种形式，他可能基于《图腾与禁忌》（TotemandTaboo）的立场。弗洛伊德在书中专门写了一章题为“泛灵论、巫术和思想的全能”[1]的内容来论述泛灵论和相关问题。在这里弗洛伊德研究了一种特殊形式的人类病态论，即宗教历史上已知的最早的灵性形式。在人类发展的这一阶段里，人的精神属性或过程被转换为精神力量和存在的自然。此外，弗洛伊德相信，尽管知识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泛灵论的倾向持续存在于我们的语言、信仰体系和哲学之中。 伊斯特曼采纳了弗洛伊德的观点，并将其转变为对辩证法起源的攻击： “在原始文化中，可以区分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一种是泛灵论（animistic）的思维，在这种思维中，人要像适应人一样适应外部世界；而另一种是日常生活艺术化的日常实践思维。泛灵论的思想本质上是试图通过某种戏法的哄骗将自己的愿望转移到外部世界，让他们意识到然后实现它们…德国哲学是泛灵论思想的终极浮华的痉挛，会在科学观点的侵入下消亡…你的头脑中特定的运动，在黑格尔的指引下，逻辑范畴之间是普遍的自我能动的运动，这种运动是上帝在自我矛盾和发展过程中的精神，黑格尔成功地将逻辑这个科学本身的转为神学。”21 伊斯特曼认为，必须清除社会主义中的辩证法，并将马克思、列宁与弗洛伊德、达尔文和杜威结合起来，才能达成与外部世界的真正关系，这种态度将使革命者成为社会工程的成功工程师。 但伊斯特曼也意识到，辩证法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些革命者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为他们的成功找到了心理学上的解释。他在下面的一段话中承认辩证法对列宁的好处： “列宁也许是历史上最有效率的政治思想家，也是最机敏的思想家之一。列宁认为他的思想是‘辩证法’，他在这种思想的阴影下形成了自己的思想。那么，除了与神的繁琐的礼节性交流之外，辩证思维肯定还有一些价值。确实有一种价值——不是在辩证思维中，因为这不存在——而是相信你的思考是辩证的。这个价值，不是与我所说的相冲突，而恰恰是它的证明。相信辩证思维是一种方法，假如你对思维的本质作出了错误的理性假设，那么通过这种方法，就可以摆脱这些假设，重新赢得思想的自由，按照自己的本意使用思维。 如果你一开始就知道思想是有目的的，逻辑概念和所有规则都只是行动的工具，那么你就可以在不断变化的情境中进行实际的思考。你摆脱了固定观念的支配。你知道只有目的才是主导地位，思想必须总是在事实面前让步，你知道你必须不断地重复事实，并准备好重塑你的思想，以满足任何意料之外的实事……列宁的辩证法，正是摆脱被固定观念所支配的独立宣言。这是一个形而上学的诡计（managed），他设法通过它来捍卫他自然地使用思想的权利，尽管思想是一种非自然的概念。”22 伊斯特曼在引用列宁的话以后写道：“这就是辩证思维对列宁的意义。它意味着灵活性——这种最大限度地灵活性与一般的‘学究式’理性主义相反。这意味着应该将思想作为行动的工具，而不是机械地将思想作为行动的条件。”23简言之，伊斯特曼试图证明辩证法只不过反映了原始宗教式的信仰思维，而不是作为进步的科学思维。他认为列宁是在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革命性的修正，并且试图“在马克思这门革命科学中清除市侩老师的资产阶级哲学的最后残余。”24最后，伊斯特曼在写给托洛茨基的信中写道，“我确信，这是马克思主义在盎格鲁-撒克逊式智慧中唯一正确的形式。”25但这类言论激怒了托洛茨基，从他在手稿的内容以及已出版的著作中对盎格鲁-撒克逊思想的讽刺评论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点。26 伊斯特曼并没有因为托洛茨基对他的拒绝而感到不快，而是决定以此机会借以陈述自己的观点。1932年，托洛茨基在被流放王子群岛（Büyükada）时邀请了伊斯特曼。尽管他们之间在辩证法问题上存在着争论，但伊斯特曼与托洛茨基之间的合作仍然在继续。此时的伊斯特曼致力于翻译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并担任了他在文学上的代理人。根据伊斯特曼在回忆录中的描述，他和妻子艾琳娜（Elena）在王子群岛待了12天（1932年7月7日至7月18日），伊斯特曼声称对这些印象的描述分别是在事件期间的7月10日和事件之后的7月18日写下的，而不是在1959年出版回忆录时。27尽管不论伊斯特曼的观察是否有无价值，这篇报导仍然生动地描绘了托洛茨基在投入辩证法的研究时背后所负担的感情。 “他看起来似乎并不完全强大，正如我所见的众多伟人一样，才智超群的伟人往往伴随着弱点。但无论如何，托洛茨基，特别是在我们关于‘辩证法’的激烈争吵中，他开始变得激动和愤怒了起来，在我看来，这几乎是他虚弱无力的表现。他太弱小了，无法挣扎。他没法嘲笑我对他的哲学观点的攻击，也不像我所想象中的列宁那样对这些攻击付之一笑，因为在那个领域里，他并没有把握。他的基础并不牢靠……昨天我们关于辩证法的争论甚至达到了一个极端的紧张程度。托洛茨基的喉咙在抽搐着，脸色发红，他在发火。”28 伊斯特曼描述了他们之间的争论是如何中断的，紧接着他们又回到了原来的翻译工作上。 伊斯特曼是一个坚持不懈的人，在托洛茨基重新回到法国之后，他于1933年的夏天再次尝试着与托洛茨基就辩证法进行书信交流。托洛茨基在1933年11月16日的回信里语气十分友好地赞扬了伊斯特曼在几周前寄来的《斯大林治下的艺术与文学》的手稿，但随后又再一次重复了托洛茨基早期关于辩证法的立场： “不久前我给你写过信，我不知道在哲学（更准确地说，认识论和方法论）领域内的分歧没有引起政治上分歧的情况…我正在写一本关于列宁的书。在本书中，我希望对辩证唯物主义作一个积极的、批判的论述。在本书的附录中，我将尝试评估这方面的观点。这就是为什么我拒绝带有宗派色彩的辩论…我将在明年全部时间里写关于列宁的著作。”29 伊斯特曼在其1940年出版的《斯大林的俄罗斯与社会主义危机》一书的脚注中补充说道：“托洛茨基坚定地威胁要在他的《列宁传》的附录中对我进行理论上的毁灭。我想我现在给他省去了麻烦。根据这本书，他将按照行政命令的方式解雇我。’”30 与伊特斯曼的通信和手稿中对他的提及（以及其他通信和印刷品中对他的零星攻击）表明，伊特斯曼对辩证法的批判和他想要成为牛虻的努力确实取得了成功。31 托洛茨基被激怒了，但与伊斯特曼对其动机的某种自我中心的解释相反，他想将其作为自己关于辩证法的陈述，而不仅仅是对伊斯特曼的观点的攻击。尽管托洛茨基在1935年放弃了这一计划，在伯纳姆和沙赫特曼取代了伊斯特曼成为他的运动中主要的理论对手之后，他在1939-1940年间引用了其中的一些想法。然而，后来的论战并非像手稿那样具有开明探究的质量，托洛茨基似乎只是满足于用沉重的反讽和关于辩证法的公式化陈述来打击他的对手。 因此，这就是列宁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翻译成他自己的风格，强调辩证法的主旨。他明确强调过程中的对立、冲突和斗争：“对立统一（并存、同一、相互作用）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暂时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和运动是绝对的一样。”65因此，列宁从量到质的转变，托洛茨基认为这是辩证法最重要的规律，它从属于对立的规律，因此强调斗争，而不是系统的统一和整体。 在托洛茨基、列宁和布哈林的例子中，把辩证法翻译成个人风格其实并没有什么微妙之处。而后两者在辩证法中的特别强调，长期以来一直为认真学习辩证法的学生所注意66。然而，托洛茨基的学生们认为托洛茨基作为一个辩证法家的风格并没有太多的依据。但1922-26年期间托洛茨基关于科学、技术和心理学的文章则提供了线索，后来的文章也是如此，而手稿，就像一个需要确定曲线的点一样，提供了足够的证据来证明托洛茨基对辩证法“第一”定律的强调和对远见的坚持。在他最后一篇关于辩证法的论文里，其中一篇写于1939年底，题为“唯物辩证法ABC”，而另一篇则写在1940年1月7日致詹姆斯·伯纳姆（JamesBurnham）的公开信里，证实了托洛茨基在辩证法中的重要地位67。 在最后的几篇文章里托洛茨基展示了达尔文主义的运用，也同样强调了数量到质量的规律。它们还包括托洛茨基在手稿中的理论方面所使用的一些隐喻和类比，并揭示出他对大脑无意识过程的兴趣是他坚持辩证视野的一个方面，也是他人类发展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意识生自无意识，心理学生自生理学，有机世界生自无机界，太阳系生自星云。在这把发展梯子的所有梯级上，量的变化转变为质的变化。我们的思想，包括辩证法的思想，只是表现物质变化的形式之一……在达尔文主义说明物种的进化乃由量的转变进入质的转变，这一学说是辩证法在整个有机物质世界中的最大胜利。另一个大胜利就是化学元素的原子重量表以及一种元素向另一元素转变的发现。”68 在给伯翰姆的公开信中，托洛茨基重复了在1929年至1933年里对马克斯·伊斯特曼（MaxEastman）的警告：“任何熟悉工人党内部倾向斗争历史的人都知道，投机取巧甚至资产阶级反动阵营的人，往往是从对辩证法的否定开始的。”69托洛茨基事实上确实对伊斯特曼自他们开始争论以来的政治生涯以及辩证法的另一位批评家西德尼·胡克（SidneyHook）的证明表示满意。然而伊斯特曼却在20世纪50年代却更为戏剧性地右转。 至于实质性的立场，托洛茨基则为无意识的辩证法观点而辩护。在这里，他把自己放在一个相当偏僻的位置：他决定证明人的同时用三段论和辩证法，唉，这归功于他们对辩证法第一定律本能般的洞察，即量到质的转变： “因此，一个狐狸发觉走兽和飞禽是营养的和适口的，一瞧见一个野兔，一个家兔，或一只鸡，狐狸便下个结论：这是属于适口和营养一类的特别生物，于是──追逐这个肉饵。我们在这里便发现一个完满的三段论法，虽然我们可以预想得到，狐狸从没有读过亚里士多德的书。但当这同一狐狸碰到第一个体积比它大的动物，比方，碰到一个狼时，它很快便下结论：量转成质，于是翻身逃之夭夭。狐狸的一双脚分明具有黑格尔的倾向，即使不是充分自觉的倾向。所有上述的事情顺便证明我们的思想方法：形式逻辑和辩证法两者都不是我们的理性的独断的构成，而是自然本身的真实的互相关系的表现。照这一意义看来，宇宙就渗透了‘不自觉’的辩证法。”70 托洛茨基在这里并没有达到手稿最后一节的思想水平，但他却深刻地反思了意识辩证法和自然辩证法之间的关系，并指出：“由于认识与世界不完全相同（尽管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假设），辩证认识也不等同于自然辩证法。产生意识是自然界的一个非常原始的部分，具有自然界其余部分完全没有的特性和规律。”71 也许是因为他在论战中所用的沉重讽刺让他无法更清晰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但不管是什么原因，托洛茨基的观点在1933-35年的手稿和1939-40年的论战之间，都呈现出了某种程度的倒退，这也许是思维过程和自然过程的混乱。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回到了手稿的开头，以及弗洛伊德—伊斯特曼（Freud-Eastman）关于现代哲学中的万物有灵论的观点上。在第三十五期的精神分析新导论讲座中，弗洛伊德（SigmundFreud）对黑格尔和马克思提出的几点评论是有用的，大约是在托洛茨基写下手稿的时候写的： “马克思的理论中有一些论断让我感到奇怪，比如说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或者说社会分层的变化是以辩证的方式相互产生的。我很难确定我是否正确地理解了这些断言；在我看来，它们也不是‘唯物主义’的，而是马克思从黑格尔哲学中获得的一种沉淀。”72 弗洛伊德写下这几行评论时，可能至少欠了伊斯特曼一些债，因为他读过伊斯特曼的《马克思和列宁》，并赞扬了其革命的科学性73。无论如何，伊斯特曼已经在弗洛伊德那里得到了一个想法，并在这本书的过程中提高了弗洛伊德的地位，并且弗洛伊德对此表示赞赏。万物有灵论常常依附于抽象的想象，这一观点仍然保持其影响，正如托洛茨基的观点一样，坚持辩证法的人更有可能坚定地作为革命者。我们在这里处理的不仅仅是认识问题，而是情绪。托洛茨基在其“遗嘱”中雄辩地证明了自己那充满激情的事业： “我将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因而也是一个不调和的无神论者而死去。对于人类共产主义前途的信念，我今天不是淡薄了，与青年时代相比，倒是更加坚定了……这种对于人类和人类未来的信念，至今仍然给予我强大的抵抗力，这是任何宗教信仰所不可能给予的。（1940年3月3日）”74 作为对托洛茨基立场的情感基础的一种介绍，现在让我们转向托洛茨基的手稿和其他著作中的无意识的概念，以及与他的传记的关系上。 [1]译注：中文版见《图腾与禁忌》第四章2005，上海人民出版社
辩证法和演化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1933-1935手稿——关于列宁，辩证法和进步主义 附录 辩证法和演化论 托洛茨基关于哲学问题的著作只占他全部著作的一小部分。让·范·海耶诺特（JeanvanHeijenoort）曾在流亡期间与托洛茨基生活在一起，并在1932年10月至1936年9月期间，以及1937年1月至1939年11月期间里，担任过托洛茨基的保镖、秘书和翻译，他注意到托洛茨基的工作反映了这几年来自政治上的影响的重要作用。1托洛茨基通常把一天的时间都放在繁忙的政治工作上，只有当他把最大的精力花在其他事情上的时候，情况才并非一直如此。像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托洛茨基年轻时花了很多时间在钻研社会主义著作上，包括欧洲和俄罗斯方面的著作。在1898-1901年间，他在狱中和被流放时为了加深和扩展自己的知识面而进行了英雄般的自学。这些早期的情况被记载在了托洛茨基的自传中，并被多伊彻在其人物传记中总结了这些时刻。2在1922-26年间，托洛茨基花了大量时间研究文化问题。《文学与革命》无疑是他在文艺方面最著名的著作，出版于1923年。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他写了几篇关于科学哲学和辩证唯物主义问题的文章（经常以演讲的形式发表）。3 托洛茨基晚期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著作则更为英语世界所知，因为它们是针对美国反对托洛茨基试图强加于其追随者正统学说的持异议者的论战。同詹姆斯·伯纳姆（JamesBurnham）与马克斯·沙赫特曼（MaxShachtman）的论战构成了1939-40年的“信件”和论文，并且在1942年时被收集出版为题为《保卫马克思主义》一书里。4这场论证证实了托洛茨基对唯物主义辩证法和他的信念的坚定追求，以及对托洛茨基来说，对辩证唯物主义观念的放弃不可避免的导致运动的背叛，但对辩证法哲学的讨论却相当的简洁。伯纳姆是当时纽约大学的哲学教授，他在回复托洛茨基的“致伯纳姆同志的公开信”（1940年1月7日）中恰如其分地指出，托洛茨基对逻辑学的讨论暴露了他对20世纪在这一领域的贡献的无知。5 让·范·海耶诺特（Jean-vanHeijenoort）观察到托洛茨基在1932-40年间里，在哲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的阅读非常浅薄和零散，并且托洛茨基在1935年的日记中坦率的加强了这一观点，在5月16日的一篇文章中，他承认尽管他对哲学的兴趣与日俱增，但他在哲学研究方面进展甚微，对文学的掌握也同样希望渺茫。6尽管上述评价是公正的，但我们应该考虑到托洛茨基在对一个论点、立场或文本略知一二后就能抓住其要点的才华，以及他总结并以隽语表达一个复杂立论的非凡能力。这些品质在托洛茨基革命生涯里很早就出现了，此外托洛茨基在其作为革命学徒时期的一位同僚所写的居心不良的回忆录也同样证实了这些品质。7此外，托洛茨基试图跟上自然科学的先进知识，尽管只是作为一个业余爱好者，通过为非专业人士设计的关于自然科学的文章，在报刊上对科学发现的通俗报导。8最后，尽管托洛茨基对某些领域的知识浅薄，对其他领域几乎完全忽视，但很少有完全参与政治斗争的行动者能表现出如托洛茨基的知识与天赋相结合的才能那样令人印象深刻。 列宁在哲学上的付出无疑比托洛茨基的更有说服力，尽管列宁的主要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批判》的价值值得怀疑，并且他的大量哲学笔记（即列宁的知识分子传记）主要来看仅具有人物传记的意义。列宁对哲学材料的吹毛求疵，在他典型的全面的笔记和大量的文本旁注得到了证明，而这对托洛茨基来说并不完全陌生。但与列宁不同的是，他没有养成在哲学著作上记笔记的习惯，也许他的灵感来自于对列宁哲学笔记本的阅读。而这些手稿于1929-31年首出版，这是一个致力于出版列宁著作的系列。托洛茨基几乎完全拥有列宁的全部著作，在他流放期间里所携带的几卷书中就保留有列宁的笔记。9托洛茨基甚至可能（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地）在模仿列宁一些独特的多语种注释，特别是他在自己有关的黑格尔手稿上时。10但从他关于其少之又少的手稿内容里可以明显看出，他很快就放弃了对黑格尔的《逻辑学》详尽论述的研究，并且也放弃了对列宁式的长篇摘录和注释的尝试。11 托洛茨基开始撰写这些手稿的动机并不难确定。而手稿与托洛茨基计划写的列宁传记有关，但最直接的刺激来自他与马克斯·伊斯特曼（MaxEastman）关于辩证法的争论。托洛茨基对哲学著作的不耐烦以及他对哲学话语的简洁性的偏爱，从他对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AntonioLabriola）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论文的钦佩中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使人们对1933-1935年手稿的特点有了很全面的了解，这些手稿内容包含托洛茨基对辩证法的研究，在没有新的发现的情况下，这将比其他任何著作都更能揭示出他作为辩证法学家的风格。12因此，人们可能会停下来问，为什么托洛茨基的学生忽略了他的手稿。 在手稿中的这两本笔记本里，其中一本只有几页手写，而且两本都是用铅笔写的，字迹潦草，似乎在向大多数研究者们说明，这两本笔记本可能并没有什么意义。此外，它们还与托洛茨基在1933-1935年间为其计划中的列宁传记收集的材料混杂在一起，如上所述，托洛茨基打算将列宁传记作为一部巨著。考虑到这些手稿的外观并不引人入胜，早期的研究者可能认为其中的材料太零碎，没有太大价值，或者可能只是关于列宁著作的注释，而托洛茨基只是从未完成。尽管后一种假设大体上是正确的，但在托洛茨基关于辩证法的手稿中的连贯性足以确立托洛茨基对辩证法的立场，并使我们能够推测这一独特立场与托洛茨基的革命实践之间的联系。 托洛茨基杰出的传记作家艾萨克·多伊彻（IsaacDeutscher）显然属于那些将手稿视为废弃的列宁传记一部分的人之一。在讨论托洛茨基对《列宁传》的研究过程中，多伊彻断言：“在意识到自己知识的空白后，他准备学习列宁的哲学著作，回到了逻辑和辩证法、亚里士多德和笛卡尔的经典著作中，但特别是黑格尔。”13这就是多伊彻在这个问题上要说的全部，但是他的话暴露了他对手稿内容的一无所知。巴鲁克·克内帕斯（BaruchKnei-Paz）是托洛茨基思想的细致研究者，他在最近的著作《列昂·托洛茨基的社会和政治思想》中提到了上面提到的托洛茨基在1935年日记中5月16日的记录。托洛茨基在记录中写道，他刚刚“写了一点关于大脑活动过程的生理决定论和受逻辑规律支配的思的‘自主性’之间的相互关系。”14克内帕斯接着说，这篇“文章”显然没有被保存下来。15然而，通过将这段简短的描述与第二本笔记本最后一页的材料进行比较，以及从日记条目和手稿在最后一部分中引用弗利茨·维特尔斯（FritzWittels）关于弗洛伊德的著作来看，可以清楚地看出托洛茨基指的是手稿。托洛茨基在他的日记中宣布放弃这个计划，因此他写道：“近年来，我对哲学的兴趣与日俱增，但是，唉，〔我的〕知识太少了，完成一项重大而严肃的工作的时间太少了。”16因此，我们可以确定1935年5月16日是他停止写第二本，也是最后一本笔记的确切日期。在托洛茨基的《论列宁》一书中，其他一些零散的关于辩证法的手稿被归档在纸片上，但显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工作。在《论列宁》中关于辩证法研究的工作遭受了与书本身相同的命运。托洛茨基从未完成它。 要确定托洛茨基开始写《黑格尔与辩证法手稿》的确切日期甚至月份显然是不可能的了，但他在第二本笔记的第一页上写下了“1933-1934年”这段话，他的书信使我们大致确定了1933年的秋天也许是第一本笔记的起点。当然，1935年5月16日的记录使托洛茨基在第二本笔记的第一页上所写下的日期变得无效，但他显然是在最后的灵感——可能是维特尔斯关于弗洛伊德的书之后——所加上的最后一笔。17在本文的剩下部分里，将尝试着以下内容进行解释：托洛茨基撰写这部分手稿的动机；手稿中的早期观点与先前关于同一主题的著作的观点之间的联系；从与列宁、布哈林的辩证法风格的比较，以及从《托洛茨基自传》中揭示的段落看他的辩证法风格；还有一个关于托洛茨基的简短猜测，如果他把手稿上的想法发展得更全面的话，他将会采取什么方向。
笔记本Ⅱ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1933-1935手稿——关于列宁，辩证法和进步主义 笔记本Ⅱ 1933-1934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当列宁独自对抗四个人时（1904）。马尔托夫9主持〔会议〕。他发通知、作报告、提提案，自己的修正案。列宁感到拘束。他不善于浮于表面地论辩。也许那一刻我（译注：可能不是指作者本人）对自己能力的怀疑一闪而过。从他的讲话中听得到迟疑的音符。 〔（值得注意列宁从未提及其哥哥哪怕只是一个词。即使是过去——但这种诱惑过去肯定不止浮现过一次。）〕 入狱照-两连续快照，侧脸与全貌，紧闭着双唇，闷燃着的眼-被强迫拍摄，被俘的囚犯。 流亡中的恐怖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们（很少）被马克思主义者所激怒，〔他们〕倔强倨傲地学习，使用他们独特的话语，诉诸于他们共有的观念和权威。〔两个难辨识的词〕自由精神[1]在马克思主义中看到了摧毁其播撒郁愤与不学无术权的企图。 阿利卢耶夫的寓所，在那里列宁和季诺维耶夫从7月6日〔1917〕一直藏匿到7月11日（直到启程前往谢斯特罗列茨克）。 这张照片展示了一个工头或高级技工的公寓，写字台旁〔有〕一张天鹅绒睡榻，一个雕像，一个只有几本书的书架，墙上挂着勃克林[2]的《死亡》-画家手握画笔，背后一具骨架拉着只有一根弦的小提琴。在那个反动年代，勃克林非常时髦-仅在巴黎（？）连密探马林诺夫斯基都买了贝克林画作的复制品。 克里斯奈亚·莱托皮斯《红色纪事》，1924年第1号，附录中——从凯瑟琳大帝时期开始的俄国革命团体的示意图。 （瞧这个！！） 多少触目兴叹的一连串努力和牺牲啊！ 列宁的口号： “打倒十个资产阶级部长！” 祖巴托夫的警察（Zubatovshchina） 君主制+社会改革 从俾斯麦和拿破仑三世那借来， 法西斯主义的前奏 但这都是如假包换的莫斯科风格 反动的年代 1907-1910（1910年末工人和学生活动又开始复苏）。布尔什维克党这几年的崩溃迹象是几乎是彻内彻外彻头彻尾。这有一张〔关于这个的〕照片。 列宁撤退极晚（污名，大量前科）。这为衰退火上浇油，使其变得极度尖锐——但衰退本身在所难免。 两名密探甚至混进了圣彼得堡金属工人工会的委员会（1913年），其中一名是阿布·西莫夫，任委员会秘书。 〔（列宁1891年在法律课程中的考试：试题听起来象是对后来这个继承权和既得利益的最大颠覆者随后的毕生行为讽刺性介绍）〕 列宁的笔迹 笔迹学是一门值得质疑的科学。把某些写作特征和某些性格特征直接等同起来是一种过于机械的研究写作心理机制的方法。但个人笔迹有特征这点毫无疑问，就算没有笔迹学的规定。尽管有不少独到之处，列宁的笔迹还是很流畅：它不失为一种经济、方便、快捷的笔迹。 〔（查苏利奇——俄国第一个女性恐怖主义者——称她自己为“一只羊”！（见她的信件）〕 毫无疑问，《火星报》（Iskra/Искра）和《曙光》（Zaria/Заря）〔时期〕列宁在一群才艺卓绝、天赋异禀、受过文明世界的教育的公民中。尽管许多〔字迹难辨〕噪音（普列汉诺夫的），来自高尚思想的温煦气氛依然洋溢在六人小组里。之后列宁再没有机会在这种环境中工作。他变得愈发伟大，但其的同事们的水平却显著地下降。 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局甚至是其中最极端的。 列宁的新同事：波格丹诺夫、奥里明仁斯基、卢那察尔斯基、沃罗夫斯基代表了这种下降。 “尼古拉·列宁（НИколайЛенин）” 哪来的？ 或许“H”是为了他的妻子（Надежда[3]）。 三维政治。三维革命者——在两种意义上：作为革命者的一贯性（但布朗基，作为例子，也这样）和从革命行动的立场全面统涉斗争场境的三维的能力。 列宁—考茨基—倍倍尔 直到1914，列宁在外国事务上都视考茨基为权威。在1906，他极度高兴地抓住考茨基针对普列汉诺夫强调工人运动中“权威”重要性的调查问卷的回应。同时，每当德国当局与布尔什维克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倍倍尔就会被证明是个寻求妥协的“小老头”，至于考茨基〔字迹难辨〕自信！ 照片 列宁在1915〔Proletarskaiarevoliutsiia,1925,no.1(36),p.52〕 这张照片不像肖像那样生硬，而是意外，偶然间抓拍。这是它的缺憾。但有时这也是力量的源泉。面部特征在这里获得了现实中没有的清晰。刮净的胡须更凸显了面部的锐利。这张脸没有被讽刺、狡黠和善良本性所软化。它的每一个特征都蕴藏着智慧、意志力、自信，和1915年严酷情势带来的紧张。 战争。使国际崩溃。他不得不从头开始重做所有工作。 列宁在1921（同一问题上）则轻松得多，没那么紧张，从他的形象中感到需要他一日万机已经成过去。 1905年莫斯科起义 列宁与起义实际工作的关系几乎鲜为人知。这绝非偶然。它不可能不存在。列宁当时就住在（？）彼得堡。与莫斯科的联系非常重要的。显然列宁不希望存在稳定联系；他非常成功地隐藏了这一秘密，甚至于历史学家。 但尽管如此，为何在彼得堡与列宁共事过的其他“CC”〔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成员对此没任何记忆呢？这是最神秘的方面。但即使是这也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决策没有经过CC表决。如果CC大量职位缺人，那么列宁就可能且必须在没有CC的情况下，并与那些〔和他〕关系特别密切的人来“推动”工作，那些人向莫斯科必须知道情况的人解释说，伊里奇寄希望于这样或那样的方法——目的是保存力量——这完全符合列宁的精神。 利佩沙、拉波普什卡、马杜什卡 面对重大事件时，马尔托夫那绵软而孱弱的头脑停止了思考，对此无能为力。这位聪明绝顶之人那无可救药的局限性再没有像他在1918年写好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史中表现出来的更明晰了，在那里他彻底误解了所有发生过的事情，并妄图和孟什维克那早已瓦解冰泮的旧先验结构与历史的车轮相抗衡。 顽固的“教条主义者”，“学究”列宁不知疲倦地从事件中汲取教训，而现实主义者马尔托夫却为自己创造了一个疏远行动的崇高避难所。 马尔托夫的才学，和心灵〔是位〕女性。这塑造了他写出的信件——如淙淙溪流，比他的文章好得多，而他的文章——又比他的书好得多。 列宁代表了一种物质和精神力量的协调。那么，为什么在某些时期，他看起来那么失谐，“这个疯子”不仅在其敌人那儿臭名昭著，而且对派内的反对派那也是如此，甚至在某些特定时刻——对那些思想上与他最亲近的人来说也如此？毫无疑问，因为这里所涉及的不是泛常，均等，常人的协调，而是一种非同寻常的力量。他的远见、意志和心理承受能力相辅相成，但每一种品质都在左右摇摆至于以出人意料的面貌与骇目惊心的结果〔冲向〕他的敌人和朋友。 列宁有时不仅在小事上，而且在大事上也会犯错误。但他能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并且反过来利用对手的。把他做出的正确和错误决定的数目加以统计就会显出他的巨大功绩来。不少人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指出他们的正确性，还有列宁在某些问题上，有些时候甚至是在非常重要的问题上的错误。“波尔巴”〔斗争社〕29对列宁的第一个土地主张（分地问题）的批评是正确的；普列汉诺夫对列宁从“外部”发展社会主义的理论的批评是正确的；笔者对俄国革命性质的总的预测也是正确的。但是在对各种错误倾向、组织和个人的斗争中，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像列宁那样负有声誉。在这里蕴藏着他的影响、他的力量的秘密〔话有开头，但没有结尾〕，而他绝不是像不肖门徒的历史编篡学[4]中所描绘的那种虚假的永远正确。 反动的年代（1907-1911） 这个退却时期有许多充满生机和闪光的时刻。 在政治组织中，只有最坚定的革命者和内奸会留下来，中间派都和组织脱离了。 天才 〔这是〕个体的人类学现象还是社会的？ 〔这是〕一种二者的结合和相互作用。 “选择”和“训练”——达尔文的术语在天才形成中的应用 普列汉诺夫与列宁 比较普列汉诺夫革命生涯的25周年庆祝仪式和列宁50岁生日庆祝会。 在普列汉诺夫的讲话中，他感谢了〔所有人〕对他的赞美之词，在谈及他自己的时候，他又引用了果戈理、歌德和威廉·李卜克内西的话。30 列宁在朋友们发表完生日祝词之后才到场——组织者们，知道他不胜其苦这些，所以没有坚持要他在场——在他之后的致辞中表示应该废除这种周年庆祝，这样就即不会模仿资产阶级也不会趾高气扬（！） 斯拉夫主义——〔是〕弥赛亚主义——〔一种〕对落后的报复。 但在俄国的弥赛亚主义中存在着一种异乎寻常、与众不同、独辟蹊径的观点（季乌切夫Ф.И.Тютчев）31 对立的统一，质变 （参见我以前的文章） 革命者回忆录尤其有趣，尤其是那些不主要甚至二流都算不上的人的回忆录。这些人的活动都是围绕着一种观念构建的，他们的视野通常很窄，地下活动的条件局限使他们与外界隔绝了。在被捕和下一次被捕的间隔，他们继续进行着某种狭隘的、有时纯粹技术性的任务。就像在跑步机上原地奔跑的马匹。他们完全有权使用那些有时候自己给自己起的十分具有讽刺意味的革命绰号。但与此同时他们全神贯注于单一的动因与外部目标上。 乌里扬诺夫一家34 安娜·伊里奇娜没有子嗣（或许有领养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没有 玛丽亚·伊里奇未婚 迪米特里伊里奇近况如何呢？ 从基辅监狱越狱和火星报时期 由于整个监狱体系的破坏，〔多亏了〕学生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声援，我的越狱行动才得以成功。 整个旧火星报的活动是这样的： 沙皇制度的历史的落后性让火星报得以在西方专制主义之下活动。另一方面，沙皇制度的这种落后又催生了俄国知识分子的极端思想和......暴力活动。 由此产生了激烈，紧张的斗争。 在NarodnaiaVolia〔民意党〕的活动35中，出其不意是成功的关键因素，当局措手不及，行动就产生了作用。但当局有备而来时，效果就消失了。 列宁的精神的和谐——在心力的巨大消耗下实现——巨大消耗扰乱了他的生理的和谐。（参见梅尔尼科夫教授）〔字迹难辨〕 列宁塑造了这个аппарат 这个аппарат塑造了斯大林。[5] a＝a只是规律的特定情况 a≠a。 辩证法是运动、发展、演化的逻辑。形式逻辑中永恒的量在于：a＝a。（译注：同一律）辩证法的反驳：a≠a。都正确。在每个给定的时刻，a＝a。而在万物流动，变易的时刻，a≠a #↙ 逻辑表达的是什么？外部世界的规律还是意识的规律？问题以二元论的方式提出，〔因而〕错误〔因为〕逻辑规律表现了意识与它和外部世界的积极关系中的那些法则（规则、方法）。意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是部分（特殊、专门）与整体的关系。 #↗逻辑涉及（a＝a）这种不变的质和这些质的定量（25a），[6]而辩证法是建立在量到质的转变及其颠倒上。 量变与质变的规律（很大程度上）是辩证法的基本规律。 辩证法在这个向度上是达尔文主义的逻辑（与林奈36......相反......）、马克思主义的逻辑（与对历史过程理解的理性主义、唯心主义相反）和哲学唯物主义的逻辑（与康德主义，等等相反）。 这种质量的辩证关系意味着与所谓“道德的价值观念”彻底决裂。官方，即今天的资产阶级思想仍然把正义、权利、荣誉视为绝对价值，视为崇高的准则。而辩证唯物主义已把空想王国夷为平地。辩证法揭示了经济领域里难以察觉的量的分子变化是如何为道德准则的翻天覆地铺平道路：旧的价值观转而与自己对立，新的价值成为在场，而它的载体是一个新的阶级或阶层，而不是〔旧〕阶级自己的新生代。在庸人和市侩圈子里，指责列宁是一个“犬儒主义者”很常见，这恰恰精确地显露了他们对辩证世界观的敌意，还有他们为绝对价值所做的斗争，〔这些〕敌意和斗争对于他们掩盖〔他们〕可怜、贫乏、自私的实践必不可少。 〔在〕19世纪80年代，亚历山大三世在捍卫专制方面比他父亲要自信和果断得多。“伟大的改革”——特别是区域自治、司法机器、新闻界——使官僚机构得以区分其敌友的真正力量。事实证明这些举措起效了。 辩证法 我们必须认识到，辩证法的基本规律是量向质的转化，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一切演化过程的一般公式——既包括自然也包括社会。 意识始于物的差异，它们彼此反对，以对其质的差异进行分类。量的定义以独立的细节运作，因此它们又依赖于质的定义（五指、十年、100安培）。 实践观点存在于这些限制之中。对牛贩子来说，牛就是牛；他只对它乳房的个别性质感兴趣。从他的实践观点来看，他对牛和变形虫之间的基因联系漠不关心。 如果我们从原子论的角度来把握宇宙，那么它对我们来说就像一个巨大的实验室，在这里，量转化为质，质又转化为量。 有人可能承认这一点，但不能将其贯彻为思想的基本原则。有些人把康德-拉普拉斯的世界观与圣经信仰或类似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虽然他们标榜自己是达尔文主义者，但同时相信至高准则，或者说人类的内在道德。 量向质的转化原则具有普遍意义，我们把整个宇宙——毫无例外地看作是生成和演化的产物，而不是意识创造的成果。 毫无疑问，黑格尔本人并没有把量向质的转化规律赋予其应得的至高无上的重要性。黑格尔依赖康德-拉普拉斯的理论，但他既不知晓达尔文主义，也不知晓马克思主义。回想辩证法家黑格尔把普鲁士国家视作绝对精神的化身就足够了。 恩格斯继黑格尔之后，把那些以绝对和不变的范畴思考的人，即把世界看成不可变易的质的集合的人，称为形而上学家。 以一种多少比较纯粹的“形而上学”进行思维也许只存在于原始人身上。在折衷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文明世界中“演化”、“进步”的规律总体上被承认，而在它们之外，几个绝对的范畴也被接受——在经济领域（私有财产），政治领域（民主、爱国主义），和道德领域（绝对律令）。 盎格鲁-撒克逊思维就目前而言仍是经验论的残余。 在英国学者的头脑中，或者说在他书房的架子上，达尔文的著作和《圣经》并排摆放着，互不干扰。盎格鲁-撒克逊的思想是根据海军的水密舱37系统来构建的。这个问题上，保守的盎格鲁-撒克逊世界观对辩证法保有最顽固的反对，因为辩证法破坏所有的“水密舱”。[7] “向对立方面的转变” 理性变成了荒谬 善行变成了灾殃[8] 从它们一致的方面或对立的方面来考察现象，就意味着根据它们的质的方面来考察。 量向质的转化及其反面以一种质向另一种质的转化为前提。 参见弗洛伊德。 在原始的语言中，大与小、高与低等等都是用同一个词来表达的，而大与小之间的对立则是用手势、语调等表达出来。换句话说，语言在发展的时候，只有一种一般性，即将对立的质的东西转化为量的差异。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甜与苦的概念——善与恶、贫与富之类的概念等等。 在这些抽象的公式中，我们得出了最普遍的，从繁星到地球、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运动与变易的规律（形式） 这里得出的一个regime[9]到另一个regime的转变的逻辑（辩证）形式。但在这种普遍形式下，只是个关乎可能性的问题。 抽象的可能性到具体的必然性的转变[10]——这也是辩证法的一个重要规律——每一次都是借由确定的物质条件的结合达成的吗？例如，从资产阶级战胜封建阶级的可能性最终到胜利本身存在着各种时间的延宕，而胜利往往看起来还并未完全。 为使一种可能性成为一种必然性，必须有一些因素相应的加强与其他因素的削弱，而这些强和弱之间有着明晰的相互关系。换句话说：对于新生的力群的星丛[11]，一系列相关联的量变必不可少。 因此，可能性转化为必然性的规律导致——归根结底——量向质的转化规律。 灾难 一切皆流，但不超出〔自身〕的海岸。世界不是“流体”，其中变易与恒久的（凝滞的）结晶相伴相生，尽管并非真正“恒久”。继而，生命创造了自身的海岸只为随后将其冲垮。物质在某一给定阶段的量变，冲垮了那些物质在先前状态中恒久形式。冲突。灾难。要么旧形式克服（部分地克服），迫使（部分地）征服自-适应，要么在运动的过程中经由它的新结晶从其子宫和旧形式元素的同化，爆破旧形式创造新形式， 另见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 自由主义（渐进主义）的发展的观点 进步观 革命理论 内容和形式的逻辑对立[12]就失去了绝对性质。内容和形式转换。内容从自身中创造出新的形式。换句话说，内容和形式的相关性最终导致了量向质的转换。 继续分析和另一种矛盾相关的东西。 这么做有什么目的？当代的“实证主义者”说：我能提供对现象世界杰出的分析，且用不着那些矫揉造作和探微赜奥。一个屠夫有同样的理由说他能不借助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就卖出自己的小牛肉。我们要对屠夫澄清的是他实际上总是依赖于三段论而自己却不自知；〔这就是说〕如果他生意不好，那么他个人的愚昧也只会让他的生意更惨淡而不是更好；除此以外，如果他想在纷繁世间中改换门闾，那么他就无可避免地要让他的孩子学习科学，也就是包含了三段论（逻辑）的科学。 对于实证主义的代表，以及他们有限的观点，我们说：所有当代科学〔（其首要的，那些涉及物质、实质的方面）〕的每一步都富含辩证思维的规律，就像屠夫使用的三段论或茹尔丹先生[13]使用的散文：从不曾被知晓。正因如此，普通的学者保留了许多习以为常〔类似的那些特征〕无法穿透的水密舱，不去提出那些从科学思想的一般运动中产生的问题，在其要求辩证的一跃时疯狂地阻止，并拒绝其得出一般结论。 辩证法并非要把研究者从对事实的深稽博考中解放出来，恰恰相反：它必须这么做。但作为回报，它赋予研究者的思想以弹性，辅助它应对僵化的偏见，武装它以无价的类比，并教育它以以谨慎为基点、勇猛精进。 意大利学者的惊人发现 ——————————————— 六月五日-罗马。 意大利学者恩里科·费米于近日取得了一项特别重要的进展，他在当前元素表中已有的92中元素外，以人工合成的方式创造出了一个新的化学元素。这些成果是在法国科学家居里夫妇的研究基础之上取得的，而这一基础是：在他们发现中子的存在后，便利用这种微粒来“轰击”一些元素的原子核，其目的是使这些被轰击的元素的原子可以转变为其他元素的原子，但这些元素间的转换总是局限在已知的从1号（氢元素）到92号（铀元素）之间发生。 但是恩里科·费米先生在相同的方式下，用中子轰击了已知元素中的最后一位元素——即铀原子。在这一被轰击的原子核的爆裂中，一个新的，被称为“93号”的元素诞生了。这一发现已由议员马里奥·奥尔索·科尔比诺在本次大会的闭幕时所宣布。 以门捷列夫举例，他对辩证方法认识的缺乏使其无法认识到元素相互转化的性质，尽管他发现的元素周期表把元素的数量差异与原子的数量差异联系了起来。 民族社会主义 在某种程度上辩证法的要素渗进了所有思维中，尤其是"文明"的当代人的思维经历了最大的技术变革、经济动荡、战争和革命。在意识形态领域，民族社会主义代表了对辩证法的极端反对，其一致性相比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更是重量级，后者是彻内彻外的顺势主义。哲学上的民族社会主义正是反对变易[14]的观念：因此它不仅敌意地拒绝马克思主义，而且拒绝达尔文主义——它追寻将认知归基于恒定的本源；在人类社会的论域这本源就转向血脉和鲜血。辩证思想于此以颠倒的方法证实了其力量；冥顽不化地反对辩证法将把那人扔回条顿堡森林的深处。 列宁和马尔托夫 如果说所有当代思想都被辩证法的要素所渗透，那么孟什维克的政治思想就更是如此，他们上过马克思主义和革命事件的学校。但与辩证法不同。在许多情况下，马尔托夫以高超的技艺非常巧妙地指挥着辩证法但这是一种接近于他在知识分子群体和高层的工人知识分子的环境中对相关现象的思考相关的辩证法。 有时马尔托夫能别具慧眼地分析议会政治重组、新闻倾向变化、统治集团战略——只要一切不超出进行中的政治、远在天边处于准备阶段的事件或和平条件下的界限内，并限于战前欧洲的领袖、议员、记者和部长在政治剧场上表演，基本对手万变不离其宗之时。 只要马尔托夫在这些界限内如鱼得水，一样悠游自如。他的辩证法是关于模仿工艺、有限规模和临时调整的辩证法。他从未冒险超出这些界限之外。相反，列宁的辩证法则有鲜明特色。其思想——他的反对者常指责他——"简化"现实，实际上这是扫开次要和临时性事物以处理最主要的问题。因此，当恩格斯将国家定义为以监狱式结构的物质附件武装的人民军队时"简化"了现实。但这是一种节俭的简化：确实，这定义本身不足以评估当时的事态，但在最终的历史分析中这是关键性的。 列宁的思想以有血有肉的阶级作为社会的基本因素运作因此展现了其全部力量于大规模群众进抵历史场境的那些时期，即极端动乱、战争与革命。列宁辩证法是一种大格局的辩证法。 虽然机械学[15]基本规律适用于人类所有生产活动，但现实中有钟表匠和第聂伯河水电站两种机械学。马尔托夫的思想是政治中钟表匠的思想。列宁的思想以第聂伯河水电站的格局工作。这只是个量的差异吗？量在这变为质。 然而，以钟表匠作比喻，意义有严苛的条件。手表的机械装置将过着自在的生活（只要它不被摧毁），并且手表的指针可以精确地显示时间，即使钟表匠对地球绕地轴运动的规律一无所知。但小格局政治（政党内部团体、议会游戏[16]，等）保持其相对独立性而（相对）大的因素，也就是，阶级，终始若一。马尔托夫的辩证法在小格局问题上也屈服于悲剧性失误，阶级斗争的风雷越是临近，越是搅动社会生活。我们的整个时代自本世纪头几年以来向着成为一个越发宏伟的历史时期之一搅动，马尔托夫的思想越发显露出其弱点，将辩证法幼稚地变成为内在不确定性的屏蔽，并落入庸俗经验主义者的影响下，像丹[17]这样。 相反，列宁的思想对所有次要现象、上层建筑要素的分析越透彻，就越直接依靠着正发生中的阶级运动。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列宁的思想变得更强大、勇敢，同时也更精细、灵活。 马尔托夫的错误概莫能外地犯在历史进程的右翼，其频率和范围日甚一日，旋即超出战术领域，进入战略领域，归功于此，其战术机智和富有动力化为乌有。 列宁的政治错误总在发展线的左翼，因此〔沿着发展线〕走得越远，就变得越淡，偏离的角度越小，越得到认识与纠正；凭借这点使战略与战术间关系到达了更高更完美的关联。 唯物辩证法 （开端） 辩证法是变易的逻辑。它考察世界——毫无例外——不是特创之果，蓦地肇始，规划实现，而是运动，变易的结果。万事成为它自身皆是合理发展的结果。 在这，最本基和普遍的意义上，自然与人文的辩证观与被称为“演化论”[18]的自然观，即当代自然与社会科学的观点异口同辞，只要它们的确配得上被这么称呼。需要注意到所有关于存在的变易的哲学概念，代表着对先前的科学发展做出勇敢地概括，在达尔文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前就已出现，并直接或间接地将其它们丰富。 我们还将看到“演化”作为世界和社会本源的普遍公式，比辩证法的概念更无定形，更不确定，更少自满。因此，现在能佐证对我们辩证法（或演化论）的观点是合适的，不可避免地走向唯物主义：有机世界从无机中产生，意识是有生有机体的禀赋取决于被演化出的器官。换句话说，演化论（辩证法）的“魂灵”[19]在分析的最后导向物质。演化论的观点导向一个不给各式各样的观念论、二元论或折衷主义留下一点空间的逻辑性结论。 因此，"唯物辩证法"（或"辩证唯物主义"）不是随意拼凑两个独立术语，而是差异的统一——一个不可分的完形世界观的简洁公式，它完全建立在科学思想的所有分支的整体发展[20]之上，并且只有它才能作为人类实践的科学支柱。 自由主义者的"进步"概念 VestnikEvropy（《欧洲先驱报》），第六年，第二册，1871年2月 # 俄罗斯的商业问题 世界贸易联系的发展——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话说——“是全球和平的主要保障，是人类思想、制度和素质不断进步的巨大而坚实的保障。” 在此转述一下关于克莱蒙梭的说法，他对演化论的态度，等等。 注意，鸡蛋是如何"进步"为鸡的。 关于秃子的古老诡辩[21]是对形式范畴的不牢靠（=不充分）的辩证揭示。 与作为形式逻辑要素的照片相反，〔动态影像〕电影是"辩证的"（不太好表达）。[22] 认知思维从区分开始，从瞬间的照片开始，从术语-概念的构筑开始，一个过程的独立时刻被置于其中，但作为一个整体的过程却从其中逃脱。这些由认知思维创造的术语-概念，随后被转化为思维的束缚。辩证法消除了这些束缚，揭示了静止与僵化的概念的相对性，它们相互之间的过渡。（黑格尔《逻辑学》第一部分P26-27）[23] 我们不用辩证法就可以研究现实。 就像我们能不〔习得〕解剖学就走路，不〔习得〕生理学就消化食物一样。 黑格尔的绝对观念论针对二元论——针对二元论的物自身（黑格尔《逻辑学》第一部分28）。难道承认外部世界的现实性，在认知意识之外并独立于它，不是对二元论的回归吗？并非如此，因为认知在方方面面对我们而言都并非一个独立的要素，而是客观世界的一个专门部分（精确地说）。[24] 演化的观点对我们的理性一点也不敌视（恩格斯）。因此，我们必须研究演化论的逻辑（辩证法）。伊特斯曼[25]对此嗤之以鼻。 理性已存在于地球演化过程的幼年期中，在太阳系的起源和有机生命的生息中，等等。，[26]并且能包容所有这些过程，可以说，辩证的理性内在于出生。但我们人类的理性是自然界最年幼的娃。对人类的记忆来说大自然提供的不是变易的图景，而是循环的周期，“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27]。人类本身就是连续世代的重复。每代人从一出生就都在某种意义上开始了艰苦的认知工作。在日常实践格局中，人精于与不变物打交道。在这种先天、遗传的、自动化的〔实践〕中理性的逻辑出现了，它讲自然界解剖为自在元素与自为元素。思想的发展只有在科学经验累积的基础上和历史发展（阶级斗争）的刺激下才会从庸俗逻辑走向辩证法。 理性主义是一种试图基于庸俗逻辑建立一个完整系统的尝试。 演化论的谱系[28] 关于太阳系起源的康德-拉普拉斯理论[29] 黑格尔的辩证法（法国大革命后）[30] 〔查尔斯〕莱尔的理论（地球的演化）[31] 达尔文的理论（物种的起源） 马克思的理论 这种思考从静态范畴到〔从〕变易角度的过渡可以溯源至伟大的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时代，那是勇决的理性主义最后一次宏伟烜赫地爆发。 康德早先以为逻辑学已经完善，因自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也就是两千多年以来，逻辑学一成不变。 相反，黑格尔在此看到了逻辑学的极大停滞。 问题的实质是狭隘、实用、常人或粗俗的〔思维模式〕的规则和方法——完全基于实践——以及与之相关的理论工作——很早，在古代就已形成，在这类常人思维的范围之内既不要求也不容忍变易。但恰恰是认知在亚里士多德逻辑基础上的成长和发展为其爆发准备了条件。 三段论是量向质转变的"机制"。 第二笔记本中的内容，该页开头为“三段论是量向质转变的‘机制’。” 历史上，人类形成其"概念"——其思维的基本要素——在经验的基础上，而经验总是不完整、局部和片面的。“概念”中包含了一个有血有肉、变易不止的过程中的那些特征，这些特征对于某一给定时刻来说至关重要且意义非凡。它未来的经验起初（数量上）很丰富，然后超越了封闭的概念，也就是说，在实践中否定了它，于此理论上的否定也成为必要。但这种否定并不意味着重新回到白板[32]。理性已拥有：a）概念；b）不牢靠的认知。这种认知等价于构筑一个新概念必要性，然后不可避免地揭示出否定并非绝对，它只会影响到原初概念的某些方面。新概念因此必然具有综合的特点：其包含原初概念中那些受得住经验检验的元素+[33]那些经验带来的新元素，这些元素导致对原初概念的否定。 因此，在思维（认知）领域也是如此，量变导致质变，然而这些转变没有〔恒定的〕演化特征而是与积渐中的断层相伴，也就是，伴随着大大小小的智力灾难。总之，这就是说认知发展具有辩证性。 新的"综合"概念又成为新的试验、充实、验证和新的否定的出发点。这就是三段论[34]在人类思想发展中的地位。但它在自然界的发展中的地位是什么呢？ 在这里，我们接近了辩证哲学中最重要的问题。[35] 意识（认知）和自然间的关系是一个有其自身独立规律的领域。 意识将自然分割成确定的类别并以这种方式与现实发生矛盾。辩证法克服这种矛盾——渐进、分散地——使意识更靠近世界现实。因此意识（认知）的辩证法并非自然辩证法的反映，而是意识与自然间有生的互动的成果——此外——一种认知方法，从这个互动中产出。 由于认知与世界不等同（尽管这是黑格尔的观念论假设），认知辩证法与自然辩证法也不等同[36]。意识是自然界中相当原创[37]的一部分，具有自然界剩余部分中完全不具有的独特性与规律性。主观辩证法必须借这点才能成为客观辩证法的一个独特部分——以其自身特殊的形式与规律。（危险在于——打着“客观性”的幌子——将出生时的痛苦、意识痉挛照直转移到客观自然中去）[38]。 认知辩证法使意识更贴近自然的"秘密"，也就是说，它也帮助它掌握自然辩证法。但自然辩证法都包括什么？将其与认知辩证法分离的限界（一个不可端倪的辩证"限界"）在哪？ 意识像照相机一样运作：从自然界中撕下"当下"，但它们之间的联结与转变则遮蔽了；但摄像的对象，有血有肉的人并没被撕裂成瞬间。相反，电影提供给我们一种自然的"绵延性"令眼中的视网膜安适如常并贴近于自然的绵延性。的确，电影的绵延性实质上由分离的"当下"和它们之间的短暂间断组成。但前者与后者皆与电影技术相关，都借助了眼的缺陷。 查证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黑格尔本人不止一次地谈到必要的具体性由"当下"的内在运动产生——这种运动代表了分析程序（Verfahrens），换句话说，与事物（Sache）自身相关的外部行动与和主体内在行动背道而驰。（I,60） 22/VI/1934 存在（Sein）与虚无（Nichts）的统一性，就像将Nichts和Sein统一起来的概念"开端"的矛盾性一样，乍看之下似乎是一种精妙但徒劳的观念游戏。事实上，这种"游戏"粲然可观地将静态思维的失败暴露，其起初就把世界撕裂为静止的元素，然后依靠〔诉诸于分析程序〕无限扩张的方式来探究真理。 “移民”[39]的身份 所有有关西方的信息，包括〔来自〕合法媒体（直到自由派〔的媒体〕），都由他们传来。 合法的与非法的马克思主义 1905 沙皇俄国的合法作家们不仅没有把一切都说出来，而且没有把事情想透彻。从本质上讲，他们对于主要问题没有完整表述而且往往没有仔细思考。在合法的限界内，他们阉割了个人的思想。他们觉得非法媒体都"因陋就简"、"心浮气盛"、"扞格不通"。但当自由的日子开始时，事实证明地下工作者，即移民[40]，席卷整了新闻领域。只有他们才知道如何书写革命话语。但只是次要的：最有才华的记者正是从移民[41]中产生。这绝非意外：政治需要精神，因此需要勇气，而这些品质在行文风格上就可以表现出来。 对立面的统一 小保罗在他想接受或想给予时都会说：“donne！” 《方法论》发表三百年之际，我们收到了下面这封来信。 校长先生 二月十三日和十五日的《时代》报都多次报道了一些将在1937年为纪念笛卡尔而举行的盛大活动。你的读者们也许会对以下这些事感兴趣：在这同一年中，来自全球各地的哲学家们将会齐聚在“未来展”会议中心以纪念《方法论》发表三百年。并且，这是由在1934年布拉格所举行的第八届国际哲学大会所决定的：第九届国际哲学大会将在1937年的巴黎举行，并且将会是一场“笛卡尔的会议”；这一会议将同由保罗·瓦莱里先生担任其主席一职的“笛卡尔协会”共同举办。这些举办者们正在准备一份纲要来阐释笛卡尔思想中的一般概念。 此致以我最崇高的敬意，校长先生。 埃米尔·布雷希尔 索邦大学教授为什么在科学思想的各个领域的给定发展阶段，有必要把一个理论"放在腿上"（假定那一刻之前一直站在它头上？）？。 因为人类有在实践活动中不仅将整个世界视为手段，而且将自身视为目的的倾向。实践自我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被带入理论——整个世界结构被颠倒过来。由此产生了纠正的必要（康德-拉普拉斯、莱尔、达尔文、马克思[42]）。 大脑是意识的物质基础。这是否意味着意识只是大脑中生理过程的一种“表现”？如果事态是这样的话，那么就会有人问：意识有存在的必要吗？如果意识没有独立功能，使其高于大脑和神经的生理过程，那它就是不必要，无用，甚至有害的；因为它是一个剩余的难题——多难的一个难题啊！。 第二笔记本中的内容，是托洛茨基对意识自主性的部分思考 意识的存在被逻辑思维加冕仅在其积极地产生生命结果超越了无意识的条件反射系统以实现成果的事件中才会在生物学与社会学中得到“承认”。这不仅预示着意识的自主性（在一定范围内）与大脑和神经的自动化过程无关，而且预示着意识也有能力影响身体的行动和机能。为实现这些目标，什么样的联通器使意识实现这些目标？这些联通器显然不应具有物质性，否则不仅会被纳入有机体的解剖-生理学过程链中而且不能行使由其被规定的功能所组成的独立职能。思想以其自身的法则运作，我们可以称之为逻辑法则；在它们的帮助下实现确定的实践成果，它（或多或少成功地）联通了我们生理活动链中的剩余。[43] 众所周知，有个精神病学学派（“精神分析”，弗洛伊德）在实践中完全脱离生理学，而建基于精神现象的内在决定论上，诸如此类。因此有些批评家指责弗洛伊德学派是唯心主义。也就是指责精神分析学家们经常倾向于二元论、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因此，维特尔斯[44]神父（《弗洛伊德，这个人，这个学说，这个学派》——法译本）告诫他的教师不应该“彻底剥离自我与有机物”（207页）[45]。据我所知，这是事实。但精神分析的方法本身，以心理现象的“自主性”为出发点，决不与唯物主义相矛盾。恰恰相反，正是辩证唯物主义提示我们除非心智发挥自主性，也就是说，在一定范围内于个人生活中行使独立职能，否则它根本就不会形成。 同样，我们在这里接近某种临界点，一个渐进性突破，一个量到质的过渡：心智，从物质中产生，从物质决定论中“解放”出来，因此它可以独立地——通过自己的规律——影响物质。 诚然，因-果关系和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辩证法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政治源于经济，以便反过来借助上层建筑特性的连通器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但这里的相互关系是真实的，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涉及到有血有肉的人的行动；在一种情况下他们被聚在一起进行生产，在另一种情况下——在相同生产需求的压力下——他们被政治地组合起来并用政治的连通器对他们自己的生产关系采取行动。 当我们从大脑的解剖学和生理学过渡到智力活动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就变得无比令人困惑。 二元论者把世界划分为独立的内容：物质和意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该如何处理无意识呢？ [1]译注：应为嘲讽前两种人。 [2]译注：阿诺德·勃克林，实际上他最出名的画是《死亡之岛》。 [3]译注：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 [4]译注：见《斯大林评传》。 [5]译注：在《斯大林评传》中，这句话变成了：“不是斯大林塑造了аппарат，而是аппарат塑造了斯大林。”所以这里翻译为党机器实际上是错误了，因为《斯大林评传》中译者处理为了“机关”。这完全可能是托洛茨基手稿完成之后批判理论思考的起始点；同时这与西方近代思想中的dispositivo词源上有亲缘性；托洛茨基强调的民主实际上还和profanazinoi有亲缘性。争议过多，保持俄语原文可以提醒读者这里的多义性。 [6]译注：原文疑有误，米西勒本德文《小逻辑》§25A与梁志学译中文《小逻辑》§25皆无此句，可能的情况将在译注32讨论。 [7]译注：这个讽刺意境来自船只制造。 [8]译注：原文为德语。 [9]译注：这个词可以翻译成很多不同的意思并且仍解释得通，因此保留英文提醒读者的多义性。 [10]译注：英译者认为这个立场可能来自Luppol [11]译注：原文如此，令人想起晚期阿多诺，但托洛茨基毫无疑问没有阅读过法兰克福学派的作品（有个研究者认为托洛茨基阅读过卢卡奇，但是本雅明绝对是鬼扯，后者受托洛茨基影响倒是证据确凿），实际上这也是手稿莫名其妙地拥有今日哲学特色的原因之一（或者说，和今日哲学共享了一套知识型的部分？），有待考证这个思想从何而来。（可能是精神分析） [12]译注：antimony直译为“元素Sb”，在anti和mony中加上-就成了“反对大多数”或者说“反群众”，都说不通，取anti的“反”，有待考证俄语本。 [13]译注：MonsieurJourdain大概率出自Molière的leBourgeoisgentilhomme中的主人公，托洛茨基熟悉法语戏剧，而且这个附庸风雅的人物在剧中和一个哲学教师有很有趣的对白。 [14]译注：如果你把这段塞进翻译软件，出现的绝对是进步而不是变易，的确，民族社会主义哲学有很多反对进步，像尤利乌斯·埃弗拉这种，但这就可以说明民族社会主义主义反对进步吗？托洛茨基指出其内核在于血脉（或者说家族、民族的血统）和鲜血（这里完全又和血脉没关系，民族社会主义主义中鲜血意味着一种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就像云格尔的“工人”不是日常意义上的工人），这些东西和进步毫不相干！但是和变易有着极强的相关性，因为民族社会主义哲学就是强调血脉和鲜血的不变性，而不是社会文化和科学的反进步，对于今天认为的进步东西，在民族社会主义看来不是进步而是堕落！他们的思想本身就是进步主义的变态，所以本雅明才说以进步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对战必然失败。 [15]译注：mechanics有：“机械学，力学；机制，运作方式；机械部件，运转部件；结构，构成”的意思，各有各的解释方式。 [16]译注：可能是托洛茨基嘲讽议会政治，上文提到马尔托夫很了解议会政治。 [17]译注：F.I.丹（1871-1947），著名的孟什维克，与马尔托夫合作密切。 [18]译注：在国内，Evolutioary经常翻译为进化论，但这样其实不妥，因为进化总会一有一种进步主义、目的论、线性史观......等的暗示，而这对于达尔文的理解是彻底的错误。在中译《达尔文的危险思想》中，译者翻译为演化论，这个译法比较中性，也符合作者对演化论做的解释。译者以达尔文思想解读手稿时就注意到了这点，如果使用通常的译名，把手稿塞进传统翻译软件翻译（可能塞进ChatGPT也差不多，但是不会用），会把托洛茨基的思想变得非常精神分裂。 [19]译注：应该是比喻其结构产生的效果将在最后引导思想者走向唯物主义。 [20]译注：这里是“整体的发展”不是“某一个片段的发展”或者“全部发展”，如果感到难以理解可以阅读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看如何在技术学上理解这个事情，技术会成为一种体系，而具体发展则以事件的方式形成，首先由某一个事件突破最后在总体上最终形成一个平衡体；就像托洛茨基所写的《放射性和唯物主义》（1923）和《无线电，科学，技术与社会》（1926），都是由一个变革性的科技或者说科学的发展带来或即将带来一个整体的变化，然后唯物辩证法家（这里是托洛茨基本人）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就这么简单。 [21]译注：可能是迈加拉的希腊学派哲学中的那个悖论。 [22]译注：英译者这里的表达很模糊，没有处理好。可以研究一下后面托洛茨基对电影的描述，然后带入“量到质的转变”的辩证法理解。 [23]译注：列宁阅读的《逻辑学》来自《黑格尔全集》1833年柏林德文版第三卷，托洛茨基阅读的版本之前已经讨论过。在一群同志的帮助下，借助互联网图书馆进行了检索，结果就是无论是原作者的译文还是俄文都找不到相关的原文，意思相近的都找不到。另一种可能为托洛茨基此处写的是俄语而非德语，证明此处为托洛茨基对具体段落的评价，如果能找到托洛茨基的藏书问题会简单很多（托洛茨基档案馆可能有保存，当年马克思恩格斯的没有保存下来，分散于世界各地），托洛茨基可能学着列宁在《哲学笔记》中的做法：划线+摘录。 [24]译注：这句话可能要以精神分析的角度理解，托洛茨基对主体和意识的理解受精神分析的理论影响极大。在《保卫马克思主义》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称我们的辩证法为唯物论的，因为它的根基不是在天上，也不是在我们的‘自由意志’的深处，而是在客观的实体，在自然中。意识生自无意识，心理学生自生理学，有机世界生自无机界，太阳系生自星云。在这把发展梯子的所有梯级上，量的变化转变为质的变化。”这种把意识转移到无意识然后移向外部（这里托洛茨基选择了客观世界），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今天拉康主义者的公设（当然他们不会这么“物质主义”）。这也是为什么说托洛茨基没有陷入相关主义的批判。 [25]译注：英译者在附录一进行了考证，可以借鉴阅读。 [26]译注：原文如此“.，” [27]译注：英译本为：thewindreturnstoitscircuits.，出自《圣经：传道书》，圣经网的翻译为：“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地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不使用圣经原文原因有二：1，对于绝大部分中国人而言，尤其是无神论者，圣经原文几乎不可理解，也感受不到托洛茨基的语境；2，托洛茨基本人是无神论者而不是基督徒，他只是借圣经做一个比喻，对于欧洲人来说容易理解，那么到了中译本做道理相同的本地化也不算歪曲原意，反而更地道。所以斗胆取《道德经》里基本上相同道理的一句话来表达这里托洛茨基的意思，按照王弼的注解：“名以定形。混成无形，不可得而定，故曰‘不知其名’也。夫名以定形，字以称可。言道取于无物而不由也。是混成之中，可言之称最大也。吾所以字之曰道者，取其可言之称最大也。责其字定之所由，则系于大。夫有系则必有分，有分则失其极矣，故曰‘强为之名曰大’。逝，行也。不守一大体而已。周行无所不至，故曰逝也。远，极也。周无所不穷极，不偏于一所，故曰远也。不随于所适，其体独立，故曰反也。”近代思想家意识到生产方式会对时间观发生影响，在农业社会以农耕世界划分时间，所以农耕时间观就是循环性。 [28]译注：用机翻或者翻牛津词典chronology都会出现“年表’，但是看看下文就有一个问题：年份在哪里？而且这些发展是一种联系的发展吗？明显不是。福柯受尼采《论道德的谱系》的影响发展了谱系学（实际上福柯受托洛茨基历史分析的影响也不小，在其相对唯心主义的《词与物》和历史唯物主义巨著《规训与惩罚》中间福柯阅读了托洛茨基的历史著作；托洛茨基本人对尼采没什么好话，但是思想实际上受了不小影响，这点因为早年的批评常被忽视，今天很多人就没搞明白托洛茨基对尼采的批判点到底在哪里），这个说法关键在于强调断裂性的事件和偶然的发现，实际上更符合这里的说法。 [29]译注：此处指1755年发表的《自然通史和天体论》（《宇宙发展史概论》也是这本书），杨祖陶在《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中这样评价：“康德发挥了他关于太阳系和整个宇宙的结构和起源的思想，提出了第一个关于宇宙自然发生的有科学理论根据的唯物主义演说，以及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某些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思想。”，作为大学课本的《自然地理学》中应该也有提到康德-拉普拉斯的说法，但具体哪一版哪一页已经印象模糊，翻不出来了。 [30]译注：有趣的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已经提到了两个对保守思潮的攻击，首先是康德，然后是莱尔。托洛茨基在其中插入了黑格尔，其在《地质学原理》第一卷发表之后一年死去。 [31]译注：达尔文的密友和同事，地质学家，其名著《地质学原理》（分三次于1830，1832，1833发表）启发了达尔文。也因此成功登上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26卷） [32]译注：这里让人想起约翰·洛克提出的白板说，顺便说一句，罗素说过“正是洛克让英国人开始有了常识！”，权当给托洛茨基这部分手稿一个好笑的注脚。 [33]译注：原文如此，这里就是个“+” [34]译注：实际上有个区分亚里士多德三段论（实际上这才是常人脑子里的三段论，分为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需要特别精细的研究请见卢卡西维茨《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和“黑格尔主义三段论”，也就是常说的：肯定-否定-扬弃。 [35]译注：在文前托洛茨基将量变转化为质变放在和扬弃实际上同等的位置，这是托洛茨基创新的地方，；而另外一边是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哲学给他带来的影响，这两种对辩证法的理解可以说在托洛茨基的思想中并行不悖。但是如果今天写一篇论文对二者如此处理，就会被认为是素养极差，你的哲学生涯就此结束，因为你完全进入不了二者的语境之中。益于手稿特色的格式，让这种实验性哲学得以可能。 [36]译注：是否可以使用莱布尼兹接近二元论问题的“前定和谐”来理解呢？ [37]译注：翻译软件根本不知道这里是“原创”，都翻译成“原始”，“原创”，然而读过达尔文的人都知道，达尔文将意识放在进化的最高点，也就是说，意识是最后的产物，也是最特殊的产物。 [38]译注：不确定这是什么情况，英译文字面意思可能指的是West综合症，但是逻辑不通，因为托洛茨基谈到的明显不是“客观”的事情；这里批判“客观性”，精神分析的影响已经很明显了，这里也许指的是行为主义心理学。这几个自然段让人很容易联想到亨利·瓦隆（就是做镜像实验影响拉康的那位），他在1934年出版的《儿童性格的起源》中运用了达尔文的理论与自然辩证法相结合提出了一套幼儿主体理论，强调了幼儿思想的碎片化和内在冲突对意识形成的重要性；年代上看，托洛茨基有可能性阅读到这篇文章或者相关的论文，而且托洛茨基本人法语不错，也关注欧美思想界的动向，值得考证。 [39]译注：原文为法语 [40]译注：这个词也是法语 [41]译注：原文为法语 [42]译注：实际上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会是：哥白尼、达尔文、弗洛伊德。托洛茨基没把弗洛伊德写在马克思的后面，原因不详。 [43]译注：不太好理解这一段，但是可以明显的感觉得到黑格尔哲学的味道，以及回击笛卡尔哲学。 [44]译注：这本书的作者对弗洛伊德本人有偏见，但是理论本身阐述的还是有意思。英译者认为这本书十六章作者讨论弗洛伊德对语言学的兴趣可能对托洛茨基本人有影响。 [45]译注：原文为法语。
笔记本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1933-1935手稿——关于列宁，辩证法和进步主义 托洛茨基手稿 1933-1935 笔记本Ⅰ 黑格尔 黑格尔 见标题L.〔列宁〕 那些批判“辩证法”之人认为它纯粹多余，无补于时地游戏思想。实证科学足够了！但实证科学因此排除了理论数学和逻辑学[1]吗？ 事实上，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联系就像高等数学与基础数学一样。 黑格尔本人恰是把辩证法看成逻辑学，看成人类认识构式的科学，但在黑格尔那这就是世界发展之构式，因为在逻辑构式里世界只是它〔现实化〕的物质内含。黑格尔在《逻辑学》中对这种辩证法进行了总结。 因为黑格尔辩证法是一种更广维度的逻辑——空间与时间——普遍的逻辑，宇宙的客观逻辑。 观念自身的否定 如果我们将生活结构构想为一件复杂编织物，那么观念就可以等价于分离的针脚们。每个观念似乎皆独立且完整（形式逻辑以此运作），在现实中每个针脚都有与相邻针脚联通的两端。如在一端拉动，它将解开——这就是观念在它的有限性与伪自主性中，自身的辩证否定。 有些对象（现象）很容易依据逻辑归类被限定于自身界限内，有些〔于我们〕则很困难：它们可被放在这或那，倘若在一个更严整的关系中——无所依归。激起系统论者公愤的同时，如此过渡性形式令辩证法家们饶有兴趣，因它打破了分类的界限，揭示着现实过程的真实联系与秩序性。 黑格尔认为存在与思维同一（绝对观念论）。唯物主义不承认这种同一——这种同一向思维保证存在。 关于黑格尔的手稿的最后一页，以单词“过程”和一个逗号结尾 “抽象的、僵死的、静止的东西”[2] （《大逻辑》〔M〕.莱比锡：迈纳出版社，1923；p43） 好极了！ 在黑〔格尔〕那里，思维和存在同一符指主客逻辑同一，它们终归相符。唯物主义接受主客观间的符指关系，主客观统一，但不同一，换句话说，同一并非能将事件从其自身物质性中解放，其仅是为确保逻辑框架的规定，科学思想（意识）就是其外在表现。 “按照它们的真理而言亦即按照它们的统一体而言” （同上；p43）[3] 好极了！ 教师的教义仅限于现-成结果，以致其变为懒惰思想的温床。黑格尔对康德及跳蚤[4]的评价。（同上；p44,） 从康德到黑格尔（从二元论到一元论） 康德：理性为自身立法，它自在地建构它的认识工具（范畴）；自在的物自身在意识之外。 黑格尔：但物自身仅只是由理性创造的思维抽象；因此，理性之外，别无他物。 能说黑格尔的绝对观念论是一种自我-立法的唯我论吗？ 观念——不是封闭的圆圈，而是个环，一端进入过去，另一端——导向未来。 若你拉动一端便能解开环，但你也能将其纽上结。（这我已经说过一次了！！） 米哈伊洛夫斯基[5]和另外一些人从今-昔-未[6]演绎出三段式来。纵然有一丝真理的身影，然而也仅是一道身影。我们的观念化行动反映了一种将它们“事物化”的生产过程，并非每个当下都宜于观念塑形；于其构式中生产一种恒久现象必须有一种确定的稳定性。因此这种意识活动是与提供稳定的往昔的一种决裂。我们关于地球的观念是日常生活中“最稳定”的对象，在我们的观念中“最稳定”，建基于太阳系革命性生成过程中的总体决裂。此观念很保守。这类保守主义的问题在于：a）基于其功利目的，b）基于单个主体的记忆这一事实，同人类的记忆一样，流光瞬息。 所以正反合三段式根本不同一种无差异的今-昔-未相符，而是对应于生产中的塑形阶段， [1]译注：此处只限于伊特斯曼的学说，不涉及逻辑实证主义等分析哲学的内容。 [2]译注：黑格尔《大逻辑》〔M〕.莱比锡：迈纳出版社，1923；p43，后面有个tot被省略了，这本书也找不到，无法考证。 [3]译注：“Wahrheit”之后省略了逗号 [4]译注：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6页）这里取这个翻译这个奇妙的词语，中文的不肖子孙实际上还没有这个好。 [5]译注：这位被大伙记住完全是他在《祖国纪事》上面写了一篇《卡尔·马克思与尤·茹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然后收获了马克思一篇流芳百世的文章《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后来又被列宁各种批判。但是没找到国内相关其哲学的研究。 [6]译注：过去-未来-现在，但这样翻译太臃肿，魏育青翻译格拉斯提出的“第四种时态——今-昔-未”在这里实际上蛮合适。
简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1933-1935手稿——关于列宁，辩证法和进步主义 简介 当我们没有文本材料方面的问题而自由工作时，往往会意外除去文本的遮蔽。在进行关于1917年革命后一段时期里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间关系的课题研究时，我对托洛茨基为列宁传记所收集的资料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它们是哈佛大学存放于霍顿图书馆的其在40年代获得的大量托洛茨基文献的一部分。和托洛茨基档案中已被命名的那一部分一样，直到1980年，有关列宁和辩证法的手稿才对研究人员开放。它们被归档在白色档夹中，分类为bMSRussl3T3825和T3826。 手稿中的笔记本Ⅰ编号T3825，22x17cm，浅蓝色纸质封皮，92页。带横线，左侧有3厘米的空白，但被托洛茨基漠视并占用了。笔记本Ⅰ有关黑格尔的材料，主要是黑格尔《逻辑学》（大逻辑）第一部分的摘录和托洛茨基的评论。西里尔文“黑格尔”（没有引号）用蓝色铅笔写在封面上并加了下划线。大写约2厘米见方，小写约1厘米。只用了五页：一个正反面加一单面。除了在第一页的一处插入和最后一页是用墨水书写，有关黑格尔的手稿全是用铅笔写的。手稿突然结束，显然是写了一半，因为最后一个标点是单词“过程”后面的逗号。 笔记本Ⅱ编号T3826，21½×17cm，94页（无空白页边），亮面棕褐色纸质封皮。西里尔文大写字母“Л”（3厘米高）用红色铅笔写在封皮“GALLIA”字样的商标上面，它无疑代表“列宁”。封底左上角用橡皮戳盖的一个紫色椭圆形图样里印着“R.勒费弗尔书店”和一个难以辨认的单词，可能是书店的位置。笔记本Ⅱ用了81页，但有时一页的内容很少——只有两三行，最后十页和另外三页则完全是空白的。这本笔记也是大部分用铅笔书写，托洛茨基主要用石墨铅笔，但也有用红色和蓝色铅笔写的评论和标注——这是托洛茨基引起对文本重要部分注意的特有记号。在笔记第48页某份1934年6月5日的剪报中，笔迹标出恩里科·费米发明了一种人工元素，这支持了托洛茨基笔记本Ⅱ写作年份的确定。他在第二页（有字的第一页）的左上角写着“1933-1934”（带下划线，无引号）。文本的最后七页，其中一页被剪掉了，也是用墨水写的。这七页也是出现在一份剪报之后，这份剪报上公布了笛卡尔《谈谈方法》问世三百周年庆典的计划。此外，在笔记本Ⅱ的第六十三页上还粘贴了一段打印的文章，里面提到了一篇俄文日记的内容。 手稿上的字迹略有差异，从铅笔的潦草字迹到写的更仔细、更紧凑的钢笔字都有。托洛茨基的笔迹反映了他赖以写作的工具，毫无疑问，还有他自己的着重之处。他很在意字迹，从他在笔记本Ⅱ中对笔迹学和列宁笔迹的评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无论如何，这些笔迹与大量文档中的许多其他样本相匹配。这不仅是我的看法，也是尤里·费尔什廷斯基的看法，他一直在研究托洛茨基档案，并用俄语出版了许多托洛茨基的一手文献。此外，我还与托洛茨基1930年代的秘书兼卫士让·范·海耶诺特（JeanvanHeijenoort）讨论过这些笔迹，他本人为1976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名为《托洛茨基流亡日记1935》的文献撰写了前言。 在翻阅手稿后，我发现自己被许多俄语单词难住了，但母语是俄语的费尔什廷斯基先生能够识别其中大部分，因此我决定请他一起编辑俄文本。我们一起研究最难以识别的单词，最后除了几个谁也看不懂的单词外，我们的意见都达成了一致。俄语彼时是一种在衰变的语言，托洛茨基经常不写完单词，只能让不走运的读者们从上下文来理解。不幸的是，有时文本太不完整，也无法给出答案，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自信提供了正确的词尾。它们被放在俄文本的括号内。 此外，托洛茨基会遗漏字母，还有语法错误，这无疑是因为他在写作过程中改变了想法，他只是没有像他在即将出版的著作草稿中所做的那样为了完全准确而重读每个词句。费尔什廷斯基先生在这里再次用括号和注释更正了错误。在彻底讨论了每一个疑点后，我们一致认为这是我们能够再现的最准确的俄文本。想查看托洛茨基划掉的内容（仍然清晰可辨）的读者可以查阅俄文本，我仅把托洛茨基划掉的那些有明显错误的和多余的词句略去了。当他划掉我认为值得注意和有实质性内容的词句时，我把它放在正文中适当位置的括号里。俄文本注释是费尔什廷斯基先生对文本以脚注形式进行的澄清，英文本的注释在书尾。 在我翻译的英文本中，我偶尔会在括号中插入一些内容，因为我觉得稍加增补可能会使表达更清楚。我还在必要的地方插入了标点，但这些地方没有使用括号，其他一切都是托洛茨基的原文。费尔什廷斯基先生校对了我的翻译，我们相信我们已为英语读者提供了托洛茨基思想的忠实再现，当然，我们还为为把出色的行文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形式在此致歉。但应该强调的是这些只是手稿，托洛茨基在完善他的政治文章的方面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并且鉴于哲学问题的中心地位，翻译的准确性也是更为重要的关注点。即便如此，托洛茨基在此仍然显出他对隐喻和类比的独特运用，堪称行文晓畅。 在我看来，笔记本Ⅱ的最后几页同时包含了他最先进和最原初的思想，尽管它们具有相当的实验性质，并且似乎微小到不足以承载托洛茨基的哲学体系。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正是它们的实验性赋予其价值，因为它们不受政治话语的约束。托洛茨基的雄辩才华在革命政治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这往往削弱了他的哲学表达，导致了思想到文本的过度简化。但就像列宁的《哲学笔记》一样，托洛茨基的手稿展现了新鲜思想，表现出他对发掘知识的喜悦；并且和列宁一样，托洛茨基关于哲学问题的手稿比他出版的辩证法著作使他作为一位思想家更伟岸。 对辩证法和进步主义的补充被收录在编号T3749的档案中，也是与托洛茨基的列宁传记有关的文本的一部分。尽管写在（或打印在）在独立的17页纸上，它们显然与手稿中的材料有关。部分纸张被切开，尺寸只有原来一半或者更小。手稿主要是用墨水写的，比笔记本Ⅰ和笔记本Ⅱ的字迹更清晰，还有两张手稿是打字机打印的。费尔什廷斯基先生和我对零散手稿的处理方法与我们对两本笔记的处理方法相同。然而，多数补充笔记的标题是重复的，重复的标题省略后下面的内容被归在了正确的标题下。 我所写的关于手稿和补充手稿的文章（收录于附录中）是为了厘清手稿的脉络，并将其与托洛茨基早期和后来的著作联系起来。这不仅是通过对其思想的考察，还有在托洛茨基整个生涯的视角上寻求对手稿的更复杂的理解达成的。因此，简介不是简单的思想史习作，更是探寻托洛茨基的个人背景和历史的一种努力。托洛茨基的自传在这一部分的研究中被证明是无价的，我很幸运能够将出版的文本与托洛茨基未出版的手稿原本进行比对。有时被划掉的东西可能很有启发性，虽然只有部分挑选过的托洛茨基为斯大林传记写作的手稿被斯大林传记的编译者查尔斯·马拉穆（CharlesMalamuth）添加进传记完成的部分中，但手稿的其余部分也是有价值的。另外，我阅读了印第安纳大学莉莉图书馆所藏的托洛茨基和伊斯特曼的通信，这些主要写于1929-1933年间的信件补充了托洛茨基档案中的信函部分，并为托洛茨基写作列宁传记的计划和他研究辩证法的动机提供了线索。我并没有试图对托洛茨基个人进行全面的分析，但对于未完成的列宁传记以及托洛茨基作为“辩证法家”的风格，我提出了一些启发性的想法和假设。我希望已经对托洛茨基有所了解的读者在读完下面的内容后，会更加深入对他的了解，而对于没有什么背景知识的读者，我提供的以下概述可以作为研讨手稿和手稿本身的框架。 托洛茨基的一生 托洛茨基是列夫·勃朗施坦的化名。“列昂”也可以称做“列夫”，但是称呼前者已成为惯例。1879年，他出生于乌克兰一户犹太家庭，与大多数犹太青年不同，托洛茨基在农场长大，按帝俄农民的标准，他雄心勃勃的父亲是一个富农，他希望小勃朗施坦能够扩大家族的事业并使之现代化，所以9岁时他便被送去上学，在学生时代，托洛茨基表现出非凡的能力，但他想成为数学家的早期抱负让位给了对社会异见的追寻。1896年，16岁的托洛茨基在敖德萨接受了6年中学教育后，又来到尼古拉耶夫市读完中学。1897年毕业后，他进入敖德萨大学，和其他许多年轻知识分子一样被革命运动所吸引。他加入了一个青年圈子，当时很多这类组织都被新出现的欧洲知识界关于历史和社会潮流的“科学”理论所吸引，并试图推翻沙皇政权，建立新的社会秩序。1897年3月，他在尼古拉耶夫市开启了革命生涯。 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一个俄国的本土历史社会学流派提出了科学伦理的概念，社会主义这种既合乎科学又合乎伦理的理念成为了俄罗斯激进思想家的信仰。此外，那些俄罗斯思想家们还认为相对的经济落后是因祸得福，因为这使俄罗斯农民在公社中保留了一种公有制形式，他们还想把农民从沙皇暴政和地主的剥削中解放出来，并防止现代资本主义破坏公社。在托洛茨基的青年时代，民粹派知识分子的观点仍然盛行。但帝国知识界对不同的社会主义理论长期争论不休，到90年代中期，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才在挑战“农村公社可以作为社会主义进步的基础”这一信念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托洛茨基的青少年生涯始于民粹派——由农民的社会主义倾向而产生的土地社会主义的支持者，但在1897年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从此以后，他对马克思主义，对被剥削的工人阶级，即没有土地的无产阶级推翻毫无公正的社会秩序，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信仰从未动摇，直到1940年去世。 托洛茨基于1898年1月首次被捕，罪名是和他作为南俄工人联盟领袖的活动有关的非法宣传和鼓动。在敖德萨服刑一年半，又在莫斯科服刑六个月之后，他与亚历山德拉·索科洛夫斯卡娅（AlexandraSokolovskaia）结婚，随后他又被判西伯利亚流放四年。到1902年，索科洛夫斯卡娅和托洛茨基已经孕育了两个女儿，但她似乎对托洛茨基逃出西伯利亚继续他的事业，让她独自生活下去的想法不满。托洛茨基于1902年9月逃离西伯利亚，即使在西伯利亚流放期间，他也热衷于发表文章，并为伊尔库茨克的一份期刊撰写了一系列评论。当他于1902年10月到达伦敦时，他并非一个默默无闻的异乡人。但是，与创立火星报并为俄国马克思主义奠定理论基础的杰出俄国侨民相比：比如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德、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还有列宁，他仍然是一个新人，但他很快成为了该报的合作者。 像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的许多其他人一样，托洛茨基对火星报编辑部内部的分歧和1903年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党组织感到震惊。列宁的“强硬”，也就是集中制和密谋，排斥了那些孟什维克。他的立场带有雅各宾专政的特征，并且与自发的工人运动将获得革命意识并自己领导运动的观点相矛盾。托洛茨基被列宁的手腕打败了，随后加入了针对他的反击。尽管列宁称自己的派系“布尔什维克”为多数派，但孟什维克，也就是少数派，实际上是1903年以后的主要派别，马尔托夫还是该派主要的理论家。托洛茨基在一本写于1904年的小册子中猛烈抨击列宁，并且在流亡期间一直与布尔什维克保持着距离。但是，他又发现自己无法（主要是由于普列汉诺夫的敌意）也不可能与孟什维克建立持续的关系，于是在与马尔托夫的火星报进行短暂合作之后，他开始寻求独立的路线。 1904年，他前往慕尼黑投奔亚历山大·格尔方德，一个见识广博的社会主义者，这个笔名为“帕尔乌斯”的革命者的知识和政治见解在托洛茨基革命生涯的过渡时期给了他巨大启发。1905年，托洛茨基和其他侨民一起回国，加入了那场令人印象深刻的运动，运动在秋天达到顶峰，直到10月沙皇被迫批准杜马制后才平息下来，而杜马在日后却被证明是个脆弱的制度。所有社会阶层都在自发的推动社会政治改革，而主要由产业工人选出的苏维埃的产生是其中最具历史意义的，在那里革命党人找到了听众，并以演说家和领导者的身份一举成名。托洛茨基在1905年秋尼古拉二世当局逮捕所有苏维埃领导人之前短暂担任过主席，并在1917年又展现出了他身为核心人物的超凡魅力。 在1905年入狱，1906年秋天受审以及1907年2月短暂流放西伯利亚之后，托洛茨基再次逃往国外。1905年后的流亡时期对于亲历过那场年革命的革命者来说是漫长而痛苦的，他们眼看着充满希望的革命局面受到镇压，现在又充满焦虑地目睹沙皇统治在彼得·斯托雷平领导下的恢复。尽管工人运动在1912年开始复苏，总体上1907—14年仍是一段俄国革命者停滞不前的落魄时期。托洛茨基在这一时期表现出一种独立精神，拒绝与孟什维克或布尔什维克产生联系。但这种精神是把双刃剑，一方面，这显然使他得以朝自己的愿景前进，当然，他仅是摆脱掉了纷繁复杂的派别斗争，而不是孤身一人！另一方面，他与任何党派和集团都没有牢固的联系，这从长远来看会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而且他从未建立进行派别斗争所必要的那种政治根基。 1904-1906年间，在帕尔乌斯和1905年俄国革命的启发下，托洛茨基提出了象征着一种永恒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不断革命论”。托洛茨基将俄国视为世界资本主义内部构成的一部分，从而为俄国等相对落后的国家的革命辩护。可以这样说，俄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将使仍然年轻的无产阶级过早地推翻它。 除此之外，如何使属于资产阶级的历史阶段提前结束这一问题仍然可以解决：与列宁后来通过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得出的结论类似，俄国无产阶级将会把信号传达给先进国家的同志们，他们将领导世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俄国作为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列强链条上的薄弱环节将在革命进程中崩坏，并开启世界资本主义秩序瓦解的进程。先进工业国家的无产阶级将剥夺剥夺者，并与相对落后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分享积累的技术和财富。这一立场使得托洛茨基和列宁总体上都处于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左翼和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的左翼，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这为他们在1917年的合作奠定了基础，有趣的是在1917年以前，他们一直在互相疏远。 1907年，托洛茨基第二次从西伯利亚流放地逃出后，主要依靠给各色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期刊做记者谋生，并且在布尔什维克出版同名期刊之前，一度在编辑出版自己的《真理报》（1908—12）——这种挑衅让他和布尔什维克的互相远离更进一步。逃亡后托洛茨基住在维也纳，终日沉浸在那里活跃的政治和文化活动中，并且还与精神分析运动产生了联系。作为一个彻底的世界主义者，他还经常为参与各地的社会主义政治运动而四处旅行，流亡期间，托洛茨基与他的第二任妻子娜塔莉亚·谢多娃生育了两个孩子，他们于1902年托洛茨基旅居巴黎时建立了关系，直到死亡把他们分开为止。托洛茨基的两个家庭的故事无法在这里详细讲述，但我们很难想象托洛茨基在没有娜塔莉亚·谢多娃支持的情况下独自开始他最后的流亡，正是他们彼此的忠诚和挚爱支撑着他们度过了数次家庭悲剧。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托洛茨基开始了三年的全世界流亡。1914年8月，他被驱逐出奥地利，随后前往瑞士，在那里一直待到当年11月，之后又在法国侨居两年。在巴黎期间，托洛茨基与马尔托夫在《我们的言论报》编辑部进行了不那么愉快的合作，但作为联合编辑，他成功地坚持了自己的路线。1915年9月，38名社会主义国际主义者在瑞士齐美瓦尔德召开会议，旨在制定独立于第二国际的政策，托洛茨基起草了大会宣言。在流亡时期，以及在齐美瓦尔德会议期间，尽管托洛茨基和列宁之间的立场差异在缩小，他们仍把对方视为对手。 1916年10月，托洛茨基被驱逐出法国，之后在西班牙结束了他的西欧之旅，并于同年12月从加的斯启程前往美国。到达美国后，他在纽约为俄国侨民报纸《新世界》工作，直到1917年3月中旬启程返回俄国。回程途中，他在加拿大又被短暂拘留，1917年5月，列宁回国后一个月，托洛茨基抵达革命之都彼得格勒。 由于无法承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压力，沙皇政权终于在1917年3月瓦解。与1905年的情况一样，革命的侨民们正在被吸引回俄罗斯大地。但这一次罗曼诺夫王朝真正倒台了，紧接着是临时政府的宣告成立。列宁和托洛茨基由此终于找到了合作的基础。 托洛茨基领导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和军事革命委员会在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1917年8月加入布尔什维克后，他成为了列宁领导革命的伙伴——一个比中央委员会的长期成员们更亲密的同路人。 几乎在一开始，托洛茨基就肩负沉重的责任：作为新苏维埃政府的第一位外交人民委员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与德国人和奥地利人进行一场不可避免的和平谈判，在那次苦涩的谈判后不久，又担任军事人民委员，负责红军的组建和大部分战略的制定，托洛茨基在这些位子上获得了国际声誉，苏维埃政权的存续又使他青史留名。 然而，托洛茨基在这个过程中又一次发现自己与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存在不和。列宁了解如何才能使托洛茨基发挥自己的行政才能，但他无法使托洛茨基为所有“老布尔什维克”所接受。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的敌意就在围绕军事行动产生的龃龉中加剧了，斯大林作为一个“老布尔什维克”，觉得托洛茨基不可一世；托洛茨基则认为斯大林粗野而缺乏才华。他们之间尊重的缺乏和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羡嫉产生了很大的政治的后果。在列宁患病之前，他尚可以把这种争斗控制在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内部并让工作顺利进行。但在党内存在严重分歧的重大政策问题上，托洛茨基经常持有受争议的观点，有时受列宁支持，有时又被列宁反对，诸如：在国内战争中启用前沙俄军官；苏俄成立初持和平立场，德国乘机在1918年强占了更多俄国领土；在国内战争结束后让部分红军部队投入劳动以推行劳动军事化；提出不成熟的部分恢复自由贸易的提议，随后新经济政策实行后，很快又转而批评这种自由；主张以取消工会自主权的行政方式管理工会等等。 如果托洛茨基在党内屹立得更久，他直言不讳地宣传不受欢迎的政策以及他作为政治家的一些不正确或许是可以原谅的。然而到了1921年这个苏维埃历史上的重大转折点，他已树敌颇多。 国内战争结束后，列宁的政权和党面对着严重凋敝的经济和农民暴动，芬兰湾的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迫使列宁废除1918-21年间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至少部分地恢复市场经济。然而尽管放松了经济管制，列宁却建立了更严格的政治控制，摧毁了党外剩余的反对派，并禁止了党内派别，苏维埃政权对任何察觉到的政治威胁都采取了激进的行动，托洛茨基更是镇压1921年3月喀琅施塔得起义的核心人物。在整个国内战争期间，他以冷峻严酷著称，这似乎盖过了他作为党的领袖、组织者和行政干部的魅力。列宁有时支持托洛茨基，有时又反对他，或者说，列宁在利用托洛茨基，就像他利用其他许多人一样，以期在一系列需要无情决策者的情况下来解决问题。 斯大林也曾扮演过这样的角色，但在1922年后他作为党的总书记，主要精力在于掌控大部分党的日常工作。斯大林通过创造循环的权力流动和职位任命来确保其在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推行政策得到支持，从而将他“党的总书记”的职位和其他官僚位子转变为关键的职务。其实在1922年时，斯大林自己作为民族人民委员时的残酷无情让列宁极为恼火（当时他已因中风基本丧失了行动能力），经过格鲁吉亚事件的托洛茨基和列宁都对斯大林有了新的认识，作为一个从前的集权主义的支持者，托洛茨基现在看到了这种东西的危险。 从1922年直到1924年列宁去世，尽管患病的列宁生前也加入了与斯大林的对抗，托洛茨基也未能阻止斯大林权力的增长。他知道如何在党内进行运作，以及如何与其他憎恨托洛茨基的人结盟，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局的两名成员，G.季诺维耶夫和L.加米涅夫，他们与托洛茨基一样，都被视为列宁可能的继任者。1923年，托洛茨基已经成为局外人——一个反对派，并且越来越容易受到拉帮结派的指控。尽管他提出的经济政策多少也暗示了采取某些手段的必要，他仍反对新经济政策和党的机关不断增长的权力。在整个斗争过程中，托洛茨基没有利用与列宁结盟对抗斯大林可能给他带来的任何政治优势。1923年他又患上疾病，也因此错过了次年1月列宁的葬礼，这种象征性的错误带来了政治后果，此外，他也没能有效地利用列宁的“遗嘱”。我们无法在这里分析托洛茨基于权力斗争中失败的多重原因，也不可能在这里展开讨论。他真的有机会代替列宁成为党的领袖吗？只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斯大林已经成为党组织的主人，当他不再需要托洛茨基和以前他对抗托洛茨基的盟友时，他就把他们都干掉了。 1925年至1927年间，托洛茨基获得了许多强力盟友，包括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内，但他们没能理解党这个机器将其控制范围扩大到了什么程度：斯大林还是能够肆无忌惮地推行他的政策，尽管此时外交遭遇了重大挫折，而且左派反对派也对新经济政策的失败提出了警告，同时斯大林还得以剥夺对手的权力基础，托洛茨基在1925年1月失去了军事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位。然而，在1925年至1927年间，他仍在担任一些行政职务，并留在了党的最高政策机构——政治局内。在1926年夏，托洛茨基和新盟友的“联合反对派”公开挑战斯大林的党，但斯大林牢牢控制了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托洛茨基领导的反对派遭受了一系列的失败，作为结果，1927年10月托洛茨基被驱逐出了中央委员会。1927年11月7日，在庆祝十月革命十周年之际，他们又向列宁格勒街头的普通民众发出呼吁，结果以灾难告终，最终导致了托洛茨基于11月14日被开除党籍。 又一次，托洛茨基与党疏远了。1928年1月，他和家人被流放到中亚的阿拉木图，在那里度过一年后，又于1929年2月被驱逐到土耳其。在君士坦丁堡边马尔马拉海上的王子群岛上暂居。在这里，他写出了他一生最杰出的著作的其中几部：自传《我的生平》和《俄国革命史》。 在这里以及后来在法国、挪威和墨西哥，他试图通过创办自己的期刊《反对派公报》和自己的运动——第四国际来复兴“被背叛的”革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1933年希特勒上台使他走上了一条崭新的，以前从未预料到的道路，那就是成为一个新政党的革命领袖。托洛茨基得到新角色的时间点大致与他从王子群岛搬到法国的时间一致。1933年7月，他开始了在法国的流亡生活。从1933年7月到1935年5月，托洛茨基写下了本书收录的两本手稿，并在类似的手稿上记录了1935年的日记。托洛茨基于1935年6月离开法国前往挪威，在挪威又逗留了一年半后，被迫前往墨西哥，他最后的流亡地。1937年1月直到1940年8月被谋害之前，他一直居于此。 托洛茨基的人生不时被一系列意识形态和政治的转变、悖反和命运逆转所打断。在写于1928—1929年的自传《我的生平》中，叫做《转折》的一章[1]描述了他在尼古拉耶夫的那一年，即1896年至1897年，那是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从一本着作转向另一本，从一种观念体系转向另一种的时期。在他对自己的回溯性评价中，他对拜倒在一种“思想体系”的态度极为矛盾。他曾告诉给他做过传的马克斯·伊斯特曼说，他担心自己的心理健康，因为他年轻时就会摇摆不定。托洛茨基也许想到了他在尼古拉耶夫的时光。不管怎样，自从托洛茨基下定决心，自从他选择了革命而不是纯粹的数学研究作为他的志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民粹主义作为他的思想，他就一直坚定不宜地坚持到了他生命的尽头。这表明，与其说是优柔寡断，不如说他对不确定性的容忍非常有限——还有超出一般青少年求索意义的那种对思想体系的追寻。在革命生涯中，托洛茨基是长久献身的典范。他政治生命的沉沉浮浮，正贴合了人们对一个革命者和背后历史的想象。在1929年至1940年间，也就是他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海外流亡期间，他不仅努力构建一种正确的政治立场，而且还在努力塑造一个贴合他的思想并确证他早期的政治决断的过去的革命的意向。最终，托洛茨基作为革命领袖所取得的成就，尽管无疑是重要的，但相比之下，或许不如他所塑造的那场俄国革命和它的领导者那么令人难忘，俄国革命的历史图景既缓解了他流亡的痛苦，又昭示着最终的胜利。 [1]译注：中文版见《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平》第六章2010，上海人民出版社。
结论<<托洛茨基：论德国法西斯主义>>结论一个牛贩某次赶了几条牛到屠场去。屠夫拿着锐利的刀子走近来。“我们集合拢来，用我们的角触杀这个刽子手”，一条牛这样地提议。“敢问这个屠夫，比那用棍子赶我们到此地的牛贩，在什么地方更坏些呢”？别的牛都这样地答复，他们是在曼努伊尔斯基学院受过教育的。“但我们随后就能同样对付这个牛贩！”“不干”，别的牛这样答复那个建议者，他们是坚持他们的原则的。“你企图从左边掩护我们的敌人，你自己就是一个‘社会屠夫’。”于是，他们拒绝集合拢来。——引自伊索寓言。“认为在凡尔赛和约之下解放出来，比别的被压迫民族从帝国主义的践踏和扼制之下解放出来，在顺序上是必需地、绝对地和直接地应放在首要地位的——这是中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这是考茨基、希法亭和鲍威尔一类人的特长），而不是革命的国际主义。”（列宁《左派幼稚病》164页）我们所需要的，是完全排斥民族共产主义，公开地坚决地取消“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这一类的口号。不是“打倒凡尔赛条约！”，而是“欧洲苏维埃联邦万岁！”。***社会主义只有在近代技术的最高成就的基础上和国际分工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不是一个自足的民族进程，而是国际革命的一重要部分。德国的和欧洲的无产阶级之取得政权，比起在苏维埃内建立一个闭门自足的社会，前者的任务是无限地真实些和切近些。无条件地保卫第一个工人国家的苏联，反对国内国外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但是要保卫苏联，便必须叫眼睛不被蒙蔽。国际无产阶级要对苏维埃官僚实行监管。无情地暴露民族改良主义的和特尔米多的倾向，这些倾向是由一个社会主义的理论推演出来的。***共产党需要什么呢？回到共产国际前四次大会的战略的学校中去。排斥对于工人群众的组织之哀的美敦主义：共产党的领导权是不能强迫加给别人的，这只能从信仰中去取得。排斥那种既帮助社会民主党又帮助法西斯的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一）为要更有效地反对法西斯主义，（二）为要使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与改良派的领袖对抗，所以必须持久地利用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之间的冲突。在我们看来，估量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制度的变迁之标准，不是形式民主主义的原则，而是无产阶级民主重大的利益。不可直接地或间接地支持布吕宁的统治！勇敢地自我牺牲地保卫无产阶级的组织以反抗法西斯主义。“阶级对抗阶级”！这就是说：一切无产阶级的组织必须参加联合战线以反对资产阶级。在群众眼前，与工人组织缔结协议，以决定联合战线的实际纲领。每个组织仍旧维持自己的旗帜和自己的领导。每个组织在行动上须服从联合战线的纪律。“阶级对抗阶级”！为要使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和改良派的工会与“铁的战线”中的无信义的资产阶级联盟者决裂，而与其它无产阶级组织及共产党联合，所以必需不倦地进行这样的煽动。“阶级对抗阶级”！为联合战线的最高形式──工人的苏维埃作这样的宣传和组织上的准备。***在任何时候和在任何条件之下，保持共产党之组织的和政治的完全独立。不作政纲或旗帜的任何混合。不作无原则的谈判。要有批评暂时的同盟者的无限自由。共产党既提出台尔曼为候选总统，不用说，他也就成了左派反对派的候选总统。在正式党的竞选旗帜之下作动员工人群众的斗争时，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必需站在斗争的最前线。***苏联共产党的现行党制，是胜利的革命在根本上已为官僚机关所统治之反映：德国共产党不应该效法这种党制，而应该取法那个引导革命达到胜利的布尔什维克党制。取消官僚机关在德国共产党内的指导，是一个生死问题。必需回到党的民主。工人共产党员必需在党内首先对于战术和策略的问题，作诚实而郑重的讨论。左派反对派的呼声党应该听到。经过各方面的讨论以后，必须召集一个自由选举的党的特别大会，通过各种决定。***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工党的正确政策，应该是不可调和地（但要谨慎地，即是合于事实地）批评其领导之二重性；与其左翼则维持亲切的、同志的和敏感的关系──随时准备与社会主义工党缔结实际的协议，并准备与其革命的一翼作更亲密的政治联系。***工会政策必须作急剧地转变：反对改良派领导的斗争，必须在工会的统一的基础上进行。在各种产业中系统地运用联合战线的政策。为要实现一个固定要求的纲领，应与改良派的工厂委员会缔结协议。为降低物价作斗争。为反对减少工资作斗争。把这些斗争转变到工人监督生产的运动去。以实现一个简单的经济计划作基础，发动与苏联合作的运动。苏联的有关机关应制定一个示例的计划，这制定需有德国无产阶级的有关系的组织之参加。以这个计划为基础，发动德国转向社会主义的运动。***那些说形势已经无望的人，是在扯谎。悲观者和怀疑派，必须从无产阶级行列中驱逐出去，像驱逐黑死病者一样。德国无产阶级的内在力量是用之不竭的。他们将为他们自己清除道路。<<托洛茨基：论德国法西斯主义>>
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1920年10月2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9卷 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161] （评论） （1920年10月20日） 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毫无例外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工人运动的根本问题。要透彻地说明这个问题，必须知道这个问题的历史。在国际范围内，革命专政学说的历史尤其是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历史，同革命社会主义的历史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是吻合的。其次，——这一点自然是最重要的——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反对剥削者的一切革命的历史，是我们对专政问题的认识的最主要材料和来源。谁不懂得任何一个革命阶级为了取得胜利必须实行专政，谁就对革命史一无所知，或者说根本不想获得这方面的知识。 就俄国的范围来说，如果要谈理论的话，1902—1903年由《曙光》和《火星报》的编辑部拟订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或者确切些说是由格·瓦·普列汉诺夫拟订并经该编辑部加工、修改和定稿的纲领，具有特殊的意义。在这个纲领中，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提得很明确，而且是针对伯恩施坦、针对机会主义提出来的。然而具有最重大意义的当然是革命的经验，即俄国1905年的经验。 这一年的10月、11月和12月这最后三个月，是非常强大的、广泛的、群众性的革命斗争时期，是革命斗争的两种最有力的方式——群众性政治罢工和武装起义——相结合的时期。（附带指出，早在1905年5月，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大会，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就已经认为“组织无产阶级举行武装起义来直接同专制制度斗争”是“党的最主要最迫切的任务之一”，并且责成各级党组织“说明群众性政治罢工的作用，这种罢工在起义开始时和起义进程中都具有重要意义”。［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88页。——编者注］） 革命斗争达到这样的发展水平，具有这样的力量，使武装起义同无产阶级特有的武器——群众性罢工结合起来，这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很明显，这个经验对全世界一切无产阶级革命都是有意义的。因此布尔什维克曾十分仔细、十分认真地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研究这个经验。这里可以举出对1905年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对当时这两种罢工结合的形式、对罢工斗争达到的空前的发展水平等逐月的情况所作的分析。我在1910年或1911年的《启蒙》杂志上就作过这样的分析，在当时国外布尔什维克的书刊上又概括地重述了这个分析。［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论俄国罢工统计》和《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编者注］ 群众性罢工和武装起义自然而然地把革命政权问题和专政问题提上了日程，因为采用这两种斗争方式必然导致（首先在地方范围内）驱逐旧政权、无产阶级和各革命阶级夺取政权、驱逐地主，有时还会夺取工厂，如此等等。这一时期的群众性革命斗争创造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见的组织——工人代表苏维埃，以及后来的士兵代表苏维埃、农民委员会等等。这一事实表明，现在全世界觉悟工人所注意的一些基本问题（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1905年末就已经在实践中提出来了。象罗莎·卢森堡那样的革命无产阶级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马上就看出了这一实际经验的重要意义，在各种会议上和刊物上批判地分析了这个经验，可是各正式的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的大多数正式代表，包括改良主义者和后来的“考茨基分子”、“龙格分子”以及美国的希尔奎特的信徒之类的人，却完全不能了解这个经验的意义，完全不能尽到革命家的责任，即研究和宣传这个经验教训。 在俄国，1905年12月武装起义失败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马上着手总结这个经验。特别是1906年4月举行的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即所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大大推进了这项工作。在这次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派了代表，两派在形式上统一起来了。两派都非常积极地为这次代表大会作了准备。在1906年初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两派都公布了他们就一切重大问题所拟的决议草案。这些草案曾经附在我那本题为《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给彼得堡工人的信）》的小册子里（1906年莫斯科版，约110页，其中两个派别的决议草案和代表大会最后通过的决议几乎占了一半的篇幅），这是了解当时问题的提法的最主要材料。 当时关于苏维埃的意义的争论已经关系到专政问题了。早在1905年十月革命以前，布尔什维克就提出了专政问题（见我的小册子《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7月日内瓦版，曾转载于《十二年来》文集）［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编者注］。孟什维克对“专政”这个口号的态度是否定的。布尔什维克当时着重指出，工人代表苏维埃“实际上是新的革命政权的萌芽”——布尔什维克的决议草案就是明确地这样说的（《报告》第92页）。孟什维克虽然承认苏维埃的意义，主张“协助建立”苏维埃等等，但是他们不承认苏维埃是革命政权的萌芽，根本不谈这种类型或相似类型的“新的革命政权”，干脆否认专政的口号。不难看出，现在我们和孟什维克之间的所有分歧在当时对这个问题的提法上已经露出了苗头。也不难看出，孟什维克（不论俄国的或别国的，如考茨基分子、龙格分子等等）过去和现在都在这个问题的提法上表现出他们是口头上承认无产阶级革命，实际上否认革命这个概念中最本质和最基本的东西的改良主义者或机会主义者。 早在1905年革命以前，在前面提到的《两种策略》这本小册子中，我就已经分析过孟什维克对我的责难，即所谓我“悄悄地调换了革命和专政这两个概念”（《十二年来》第459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编者注］）。我详细地论证了孟什维克的这一责难正好暴露出他们的机会主义，暴露出他们真正的政治面貌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应声虫，是无产阶级内部自由派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当时（1905年夏）我以主张君主立宪的俄国自由派为例说过，当革命成为一种公认的力量时，反对革命的人也会“承认革命”的。现在，到了1920年，还可以补充一句，不论德国或意大利的自由派资产者，或者说至少是他们中间最有学识和最圆滑的人，都准备“承认革命”了。但是，当年俄国的自由派和孟什维克，以及现在德国和意大利的自由派、屠拉梯分子、考茨基分子，都是“承认”革命而又不肯承认某一阶级（或某些阶级）的专政的。这恰恰就暴露了他们的改良主义，表明他们完全不配做革命家。 在革命已经成为一种公认的力量，自由派也“承认”革命，统治阶级不仅看到而且感觉到被压迫群众的不可战胜的强大力量的时候，无论对理论家或实际的政治领导者来说，全部问题就在于给革命下一个确切的阶级定义。而不用“专政”这个概念，就不可能下这个确切的阶级定义。不为实现专政作准备，就不可能在实际上成为革命家。不懂得这个真理的，在1905年有孟什维克，在1920年有意大利、德国、法国及其他国家那些害怕共产国际的严格“条件”的社会党人，他们害怕这个真理，他们口头上能够承认专政而实际上却不能为实现专政作准备。因此把我在1905年7月对马克思的观点所作的详细说明再重述一遍，是不无益处的，我作的这个说明当时是针对俄国孟什维克的，但是对1920年西欧的孟什维克也同样适用（我去掉了报纸等等的名称，干脆指明讲的是布尔什维克还是孟什维克）。 “梅林出版了1848年马克思在《新莱茵报》[162]上发表的论文集，他在论文集的说明中说，资产阶级书刊还对《新莱茵报》提出过如下指责，说它要求‘立刻实行专政，以此作为实现民主的唯一手段’（《马克思遗著》第3卷第53页）。从庸俗的资产阶级观点看来，专政和民主这两个概念是相互排斥的。资产者不懂阶级斗争的理论，看惯了政治舞台上各个资产阶级小集团之间的无谓争吵，以为专政就是废除一切自由和一切民主保障，就是恣意横行，就是滥用权力以谋专政者个人的利益。实质上，我国的孟什维克正表现了这种庸俗的资产阶级观点，他们说，布尔什维克所以偏爱‘专政’这个口号，是因为列宁‘很想碰碰运气’（《火星报》第103号第3版第2栏）。为了向孟什维克说清阶级专政的概念和个人专政的区别，以及民主专政的任务和社会主义专政的任务的区别，谈一谈《新莱茵报》的观点也许不是无益的。 1848年9月14日的《新莱茵报》写道：‘在革命之后，任何临时性的国家机构都需要专政，并且需要强有力的专政。我们一开始就指责康普豪森〈1848年3月18日以后的内阁首脑〉没有实行专政，指责他没有马上粉碎和清除旧制度的残余。正当康普豪森先生陶醉于立宪的幻想时，被打垮的政党〈即反动的政党〉就在官僚机构中和军队中巩固他们的阵地，甚至敢于在各处展开公开的斗争。’［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75页。——编者注］ 梅林说得很对：这段话把《新莱茵报》在几个长篇论文中所作的关于康普豪森内阁的详细论述归纳成扼要的几点。马克思的这段话告诉了我们些什么呢？它告诉我们，临时革命政府必须实行专政（规避专政口号的孟什维克无论如何不能了解这一点）；它告诉我们，这个专政的任务就是消灭旧制度的残余（我们上面已经说过，这恰恰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同反革命斗争的决议中所清楚地指出的，而是孟什维克的决议所忽略的）。最后，第三，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因为资产阶级民主派在革命和公开内战时期迷恋于‘立宪的幻想’而痛斥了他们。从1848年6月6日《新莱茵报》的论文中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这段话的含义。 马克思写道：‘制宪国民议会首先应该是具有革命积极性的积极的议会[163]。而法兰克福议会却象小学生作作业似的在议会制度上兜圈子，对各邦政府的行动却听之任之。就算这个学术会议在充分讨论之后能够制定最好的议事日程和最好的宪法吧。但是，如果德国各邦政府在这个时候已经把刺刀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那么，最好的议事日程和最好的宪法又有什么用呢？’［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5页。——编者注］ 专政这个口号的意思就是如此…… 各国人民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只有用强力才能解决。反动阶级通常都是自己首先使用暴力，发动内战，‘把刺刀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俄国专制制度就这样做过，而且从1月9日[164]起在全国各地还继续不断地这样做。既然已经形成这样的局面，既然刺刀已经真正摆在政治日程上的首要地位，既然起义已经成了必要的和刻不容缓的事情，那么立宪幻想和象小学生作作业似的在议会制度上兜圈子，就只能起掩饰资产阶级出卖革命，掩饰资产阶级‘退出’革命的作用。这时，真正革命的阶级所应当提出的正是专政的口号。”[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编者注］ 1905年十月革命以前，布尔什维克就是这样论述专政问题的。 有了这次革命的经验，我在《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这本小册子（1906年彼得堡版，小册子上注明是1906年3月28日出版）中又详细地探讨了专政问题，现在我把这本小册子中的一切重要的论点摘引出来。不过我得声明一下，我去掉了一些人名，干脆指明这里讲的是立宪民主党人还是孟什维克。一般说来，这本小册子是针对立宪民主党人的，部分也是针对无党派的自由派、半立宪民主党人和半孟什维克的。其实，这些关于专政的言论正是针对孟什维克的，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常常滚到立宪民主党人的立场上去了。 “莫斯科的枪声停息了，军警专政正在纵饮欢庆，拷打和大屠杀遍及俄国各地，正在这个时候，立宪民主党人的报刊发出了反对左派使用暴力、反对各革命政党成立的罢工委员会的言论。靠杜巴索夫之流养活的、拿学术做交易的立宪民主党教授们，竟把‘专政’译成‘强化的警卫’。‘学术界人士’为了贬低革命斗争的意义，竟不惜歪曲自己在中学里学的拉丁文。专政就是（请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永远记住）不受限制的、依靠强力而不是依靠法律的政权。在国内战争时期，任何获得胜利的政权都只能是一种专政。但是问题在于，有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一小撮警察对人民的专政，也有绝大多数人民对一小撮暴徒、强盗和人民政权篡夺者的专政。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在右派无法无天地横行肆虐、卑鄙无耻地使用暴力的时代，庸俗地歪曲‘专政’这个科学概念，哭哭啼啼地反对左派使用暴力，这就非常明显地表明了‘妥协主义者’在激烈的革命斗争中站的是什么立场。在斗争激烈的时候，‘妥协主义者’都胆战心惊地躲了起来。在革命人民胜利的时候（10月17日），‘妥协主义者’都从洞里钻出来，装模作样，大唱高调，狂叫：那真是‘光荣的’政治罢工。当反革命占了上风，‘妥协主义者’就对战败者假惺惺地大加劝导和教诲。胜利的罢工是‘光荣的’。失败的罢工是罪恶的、野蛮的、无意义的、无政府主义的。失败的起义是丧失理智，是自发势力的胡闹，是野蛮行为，是荒唐举动。总而言之，‘妥协主义者’的政治品德和政治才华就在于：曲意奉迎目前的强者，打乱斗争者的阵脚，忽而妨碍这一方，忽而妨碍那一方，磨掉斗争的锋芒，麻痹为自由而作殊死斗争的人民的革命意识。”［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第3节《什么是人民自由党？》。——编者注］ 其次，我把针对鲁·布兰克先生的关于专政问题的说明摘引出来，将是非常适时的。1906年，这个鲁·布兰克在一家实质上是孟什维克的、但表面上是无党派的报纸[165]上，表达了孟什维克的观点，称赞他们，说他们“致力于把俄国的社会民主运动引上以伟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为首的国际社会民主党所走的道路”。 换句话说，鲁·布兰克同立宪民主党人一样，把孟什维克说成是“有理性的”，与此相反，把布尔什维克说成是没有理性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犯上作乱等等的革命家，并且硬把德国社会民主党也说成是孟什维主义的党。这是社会自由主义者、和平主义者等等国际流派的惯技，这班人称赞一切国家的改良主义者、机会主义者、考茨基分子、龙格分子是“有理性的”社会党人，而以此来反证布尔什维克“丧失理智”。 我在1906年写的那本小册子中，这样回答了鲁·布兰克先生： “布兰克先生对比了俄国革命的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大致是1905年10—12月。这是革命旋风时期。第二个时期是现在这个时期，当然，这个时期我们可以把它叫作立宪民主党在杜马选举中得胜的时期，或者，如果不怕过早地下断语的话，可以把它叫作立宪民主党杜马的时期。 关于这个时期，布兰克先生说，思想和理性的时代又来临了，又可以恢复自觉的、有计划的、有系统的活动了。相反，布兰克先生说第一个时期是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时期。社会民主党的一切原则和思想都消失了，俄国社会民主党创立者一向鼓吹的策略被遗忘了，甚至社会民主党世界观的基石本身也整个被挖掉了。 布兰克先生的这个基本论断，完全是一个涉及到事实的论断。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同革命旋风时期的‘实践’脱节了。 真是这样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第一块主要的‘基石’是什么呢？这就是：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中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因此它在一切革命中都是先进的阶级。试问革命旋风把社会民主党世界观的这块‘基石’整个挖掉了吗？恰恰相反，这革命旋风十分出色地证实了它是正确的。无产阶级正是这个时期主要的、在开始时几乎是唯一的战士。纯属无产阶级斗争工具的群众性政治罢工，几乎是破天荒第一次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得到极为广泛的运用，这甚至在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空前未有的。当司徒卢威之流和布兰克之流的先生们号召参加布里根杜马的时候，当立宪民主党的教授们号召大学生埋头读书的时候，无产阶级起来进行了直接的革命斗争。无产阶级用自己无产阶级的斗争工具，为俄国争得了全部‘宪制’（如果可以叫作“宪制”的话），后来这个‘宪制’一直遭到破坏、弄得残缺不全和面目全非了。1905年10月，无产阶级采用了半年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谈到的那种斗争策略手段，这个决议特别注意群众性政治罢工同起义相结合的重要性，而整个‘革命旋风’时期，即1905年最后三个月的特点，也就是实行了这种结合。可见，我们的这位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最无耻地、最可恶地歪曲了现实。他没有提出一个足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同‘革命旋风’的实践经验脱节的事实；他企图抹杀这个旋风的基本特点，即出色地证实了‘社会民主党的一切原则和思想’、‘社会民主党世界观的全部基石’是正确的。 然而，布兰克先生所以产生这种错得离奇的见解，好象‘旋风’时期一切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思想都已经消失，其真正原因是什么呢？研究一下这个情况是很有意义的，这就会一次又一次地把小市民的真正政治本质向我们暴露出来。 从政治活动的各种方式来看，从人民创造历史的各种方法来看，‘革命旋风’时期和现在‘立宪民主党’时期的主要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区别首先而且主要在于，‘旋风’时期采用了其他政治生活时期没有采用的某些创造历史的特殊方法。其中最根本的就是：（1）人民‘夺取’政治自由——不要任何法律，也不受任何限制来实现这种自由（集会自由，至少是大学里的集会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开代表大会的自由等等）；（2）建立新的革命政权机关——工人、士兵、铁路工人、农民代表苏维埃，新的城乡政权等等。这些机关纯粹是由居民中的革命阶层建立起来的，它们是不顾一切法律、准则，完全用革命方法建立起来的，它们是人民独有的创造力的产物，是已经摆脱或正在摆脱旧警察羁绊的人民的主动性的表现。最后，它们确实是政权机关，虽然它们还处于萌芽状态，还带有自发性，还没有定型，成分和职能还不明确。它们象政权一样行动，例如它们夺取了印刷所（在彼得堡），逮捕了阻碍革命人民行使自己的权利的警官（这样的例子同样可以在彼得堡找到，当时那里的新政权机关很弱而旧政权则很强）。它们象政权一样行动，号召全体人民不要交钱给旧政府。它们没收了旧政府的钱（如南方铁路罢工委员会），转给新的人民政府使用，当然，这无疑是新的人民政府的萌芽，或者也可以说是革命政府的萌芽。按这些组织的社会政治性质来说，这是萌芽状态的人民革命分子的专政。你们觉得奇怪吗，布兰克先生和基泽韦捷尔先生？你们在这里没有看到资产者认为和专政同义的‘强化的警卫’吧？我们已经对你们说过，你们对专政这个科学概念一窍不通。我们马上就要向你们解释清楚这个概念，不过我们先要指出‘革命旋风’时代的第三种行动‘方法’：人民用暴力对付压迫人民的暴力者。 我们在上面描述的政权机关是萌芽状态的专政，因为这个政权不承认任何其他的政权，不承认任何人制定的任何法律和任何准则。不受限制、不顾法律、依靠强力（就这个词的最直接的意义讲）的政权，这就是专政。但是这个新政权所依靠的和力图依靠的强力，不是一小撮军人所掌握的刺刀的力量，不是‘警察局’的力量，不是金钱的力量，不是任何以前建立起来的机构的力量。根本不是这些。新政权的新机关既没有武器，又没有金钱，也没有旧机构。布兰克先生和基泽韦捷尔先生，你们能想到吗？这些新机关的力量同旧的强力工具丝毫没有共同之点，如果指的不是保护人民的‘强化的警卫’，使他们不受旧政权的警察机关和其他机关的压迫，那么同‘强化的警卫’也没有丝毫共同之点。 这个力量依靠的是什么呢？依靠的是人民群众。这就是这个新政权同过去一切旧政权的旧机关的基本区别。后者是少数人压迫人民、压迫工农群众的政权机关。前者则是人民即工人和农民压迫少数人，压迫一小撮警察暴力者，压迫一小撮享有特权的贵族和官吏的政权机关。这就是压迫人民的专政同革命人民的专政的区别，布兰克先生和基泽韦捷尔先生，请好好记住这一点！旧政权是少数人的专政，它只有靠警察的手腕，只有靠排斥和排挤人民群众，不让他们参加政权，不让他们监督政权，才能维持下去。旧政权一贯不信任群众，害怕光明，靠欺骗来维持。新政权是大多数人的专政，它完全是靠广大群众的信任，完全是靠不加任何限制、最广泛、最有力地吸引全体群众参加政权来维持的。丝毫没有什么隐私和秘密、根本不拘什么条条和形式。你是工人吗？你愿意为俄国摆脱一小撮警察暴力者而奋斗吗？那你就是我们的同志。请你马上选出自己的代表；你认为怎样方便就怎样选举好了，我们会很乐意很高兴接受他做我们工人代表苏维埃、农民委员会、士兵代表苏维埃等等的享有充分权利的一员。这个政权对大家都是公开的，它办理一切事情都不回避群众，群众很容易接近它；它直接来自群众，是直接代表人民群众及其意志的机关。这就是新政权，或者确切些说，是新政权的萌芽，因为旧政权的胜利过早地摧折了这棵新生的幼苗。 布兰克先生或基泽韦捷尔先生，你们也许会问，这里为什么要‘专政’，为什么要‘暴力’？难道广大群众对付一小撮人还必须使用暴力吗？难道几千万、几万万人能够做压迫几千、几万人的专政者吗？ 提出这样的问题的往往是那些第一次见到别人在他们感到新奇的意义上使用专政这个术语的人。他们看惯了的只有警察的政权，只有警察的专政。他们觉得很奇怪，居然可以有根本没有警察的政权，居然可以有非警察的专政。你们说千百万人不需要用暴力来对付几千人吗？你们错了，错就错在你们不从现象的发展中去观察现象。你们忘记了新政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同旧政权并存、同旧政权对立、同旧政权斗争的条件下产生出来、成长起来的。不用暴力来对付拥有政权工具和政权机关的暴力者，就不能使人民摆脱暴力者的蹂躏。 布兰克先生和基泽韦捷尔先生，现在给你们举一个最简单的小例子，以便你们能领悟这个立宪民主党人的智力所不能及的、使立宪民主党人‘头昏目眩的’奥妙道理。假设阿夫拉莫夫要毒刑拷打斯皮里多诺娃。假定站在斯皮里多诺娃一边的有几十、几百个手无寸铁的人，站在阿夫拉莫夫那一边的有几个哥萨克。如果拷打斯皮里多诺娃的地点不是在刑讯室里，众人会怎么办呢？他们一定会用暴力来对付阿夫拉莫夫和他的喽罗。他们也许会遭到阿夫拉莫夫枪杀而牺牲几个搏斗者，但是他们终究会用强力解除阿夫拉莫夫和哥萨克的武装，并且很可能当场杀死他们几个人（如果可以把他们叫作人的话），而把剩下的人关进监牢，使他们不能再猖狂，并受到人民法庭的审判。 布兰克先生和基泽韦捷尔先生，你们看，当阿夫拉莫夫率领哥萨克拷打斯皮里多诺娃的时候，这就是压迫人民的军警专政。当革命的人民（他们不是只会劝导、训诫、叹惜、责难、哭诉、埋怨，而是会同暴力者作斗争，他们没有小市民的狭隘性，而是有革命的精神）用暴力对付阿夫拉莫夫和阿夫拉莫夫之流的时候，这就是革命人民的专政。这就是专政，这是人民对阿夫拉莫夫实行压迫的政权，这是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小市民也许会反对用强力把斯皮里多诺娃从阿夫拉莫夫手里夺过来，他们会说，这是不合“法”的！我们有一条允许打死阿夫拉莫夫的“法律”吗？小市民的某些思想家不是创造出了不用暴力抵抗邪恶的理论吗？）。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约束而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专政’这个概念无非就是这个意思，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好好地记住吧。其次，我们从上述例子看到的，正是人民的专政；因为人民即无组织的、‘偶然’聚集在该地的居民群众，亲自登上舞台，亲自执行审判和惩处，行使权力，创造新的革命的法律。最后，这就是革命人民的专政。为什么说它仅仅是革命人民的专政，而不是全体人民的专政呢？因为全体人民经常由于阿夫拉莫夫之流的业绩而遭到极残酷的折磨，有的人肉体上受了摧残，饱受惊吓；有的人精神上受了毒害，例如受了不用暴力抵抗邪恶的理论的毒害，或者不是受理论毒害而只是受偏见、习俗、陈规的毒害；有的人对一切都漠不关心，那就是所谓庸人、小市民，他们最会逃避激烈的斗争，对它不闻不问，或者甚至躲藏起来（可别卷进这场搏斗挨了揍！）。这就是为什么说实现专政的不是全体人民，而只是革命的人民；可是革命的人民决不害怕全体人民，他们把自己行动的原因和行动的细节告诉全体人民，非常愿意吸收全体人民不仅来参加国家管理，而且来参加政权，吸收他们参加国家本身的建设。 可见，我们举出的这个简单的例子，包含着‘革命人民专政’这个科学概念以及‘军警专政’这个概念的一切要素。关于这个连博学的立宪民主党教授也能领会的简单例子就谈到这里，下面来谈谈社会生活中更复杂的现象。 就革命这个词的狭隘的原意说，革命正是人民生活中的这样一个时期：千百年来积累起来的对阿夫拉莫夫之流的业绩的仇恨，不是通过语言而是通过行动迸发出来了，而且不是通过个别人物的行动而是通过千百万人民群众的行动迸发出来了。人民正在觉醒，奋起挣脱阿夫拉莫夫之流的压迫。人民把俄国生活中无数的斯皮里多诺娃从阿夫拉莫夫之流的魔掌中拯救出来，使用暴力对付阿夫拉莫夫之流，夺取用来压迫阿夫拉莫夫之流的政权。这个过程自然不会象我们为基泽韦捷尔教授先生所举的简化了的例子那样简单，那样‘迅速’，人民同阿夫拉莫夫之流的斗争（就斗争这个词的狭隘的原意说），人民摆脱阿夫拉莫夫之流的过程，是一种长达若干月若干年的‘革命旋风’。人民摆脱阿夫拉莫夫之流的过程，也正是所谓俄国大革命的实际内容。从创造历史的方法来看，这个过程是以我们刚才谈到革命旋风时所描述的那些形式进行的。这些形式就是：人民夺取政治自由，即夺取阿夫拉莫夫之流阻挠实现的那种自由；人民建立新的革命政权，压迫阿夫拉莫夫之流的政权，压迫旧警察系统的暴力者的政权；人民用暴力对付阿夫拉莫夫之流，以便消灭一切阿夫拉莫夫、杜尔诺沃、杜巴索夫、米恩等等之流这样的恶狗，解除他们的武装，使他们不能再为非作歹。 人民采用这些非法的、越轨的、没有计划和没有系统的斗争手段，如夺取自由，建立没有人正式承认的新的革命政权，使用暴力对付人民的压迫者——这样做好不好呢？好，非常好。这是人民为自由而斗争的最高表现。这是俄国历来最优秀的人物对自由的幻想正在变成实践，变成人民群众自己的而不是个别英雄人物的实践的伟大时代。这同我们例子中的群众把斯皮里多诺娃从阿夫拉莫夫手中拯救出来，用暴力解除阿夫拉莫夫的武装，使他不能再为非作歹是一样的好。 正是在这里，我们触到了立宪民主党人的隐情和焦虑的中心问题。立宪民主党人所以是小市民的思想家，就因为他们把庸人的观点用到政治上、用到全民解放的问题和革命的问题上来了。这种庸人要是遇上我们举例说到的阿夫拉莫夫拷打斯皮里多诺娃这种事，就会出来阻止群众，劝他们不要违犯法律，不要急于把受害者从代表合法政权行事的刽子手手中拯救出来。当然，从我们的例子来看，这样的庸人简直是道德上的畸形儿，但是就整个社会生活来说，小市民的道德上的畸形——我再说一遍——决不是个人的品性，而是一种社会的品性，它也许是由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庸俗法学的偏见造成的。 为什么布兰克先生说在‘旋风’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原则都被遗忘了，甚至认为这用不着证明呢？因为他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了布伦坦诺主义[166]，认为人民夺取自由、建立革命政权、使用暴力这些‘原则’都不算马克思主义。这样的见解在布兰克先生的文章中是贯彻始终的，而且具有这种见解的不止布兰克一个人，还有所有立宪民主党人，自由派和激进派营垒中所有那些现时因普列汉诺夫爱慕立宪民主党人而对他大加颂扬的作家，包括《无题》杂志[167]的伯恩施坦主义者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和库斯柯娃女士之流。现在我们来看看，这种见解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一定会产生。 这种见解直接来自西欧社会民主党的伯恩施坦主义的观点，或者说得广一点，来自这些党的机会主义的观点。这些已被西欧‘正统派’系统地全面地揭穿过的错误观点，现在又改头换面，另打旗号，‘悄悄地’转运到俄国来了。伯恩施坦主义者过去和现在接受马克思主义都是把马克思主义直接革命的一面除外的。他们不是把议会斗争看作只适用于一定历史时期的一种斗争手段，而是看作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斗争形式，因而也就不需要‘暴力’、‘夺取’、‘专政’了。布兰克之流的先生们以及其他颂扬普列汉诺夫的自由派人士现在转运到俄国来的，正是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卑鄙的、小市民式的歪曲。他们对这种歪曲已经习以为常，所以说在革命旋风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原则和思想都被遗忘了，甚至认为这已用不着证明了。 为什么必然产生这种见解呢？因为这种见解完全符合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和阶级利益。‘纯粹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思想家，承认社会民主党的一切斗争方法时，是把‘旋风’时期革命人民所采用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所赞许并且帮助人民采用的那些方法除外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无产阶级参加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参加倒是可以参加，但不能让无产阶级和农民变成领导者，不能把旧的专制农奴制的警察的政权机关完全撤销。资产阶级想保存这些机关，它只求把这些机关置于它的直接监督之下，资产阶级要用这些机关来对付无产阶级，而完全消灭这些机关只能对无产阶级进行斗争非常有利。因此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利益要求既有君主制，又有上院，要求不允许革命人民实行专政。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说，去同专制制度斗争吧，但是不要触动旧的政权机关，因为我们需要这些机关。进行‘议会’斗争吧，就是说，不要越出根据我们同君主政府取得的协议给你们划定的框框。通过组织进行斗争吧，不过不要通过罢工委员会、工兵代表苏维埃之类的组织，而要通过我们同君主政府商定颁布的法律所承认的、所限定的、不危及资本的组织。 这就不难了解，为什么资产阶级一谈起‘旋风’时期，就轻蔑地嗤之以鼻，咬牙切齿，而一谈起杜巴索夫所保卫的立宪制度的时期，就眉飞色舞，兴高采烈，表现出小市民对……反动时期的无限迷恋。这就是立宪民主党人始终不变的品性：想依靠人民，又害怕人民的革命主动性。 同样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资产阶级怕‘旋风’的再起比怕火还要厉害，为什么它要无视和抹杀新的革命危机的因素，为什么它要在人民中支持和散布立宪的幻想。 现在我们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布兰克先生和他那一流的人要说在‘旋风’时期一切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思想都被遗忘了。布兰克先生同一切小市民一样，承认马克思主义而撇开它的革命的一面，承认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手段而撇开最革命的和直接革命的手段。 布兰克先生对‘旋风’时期的态度最典型不过地表明，资产阶级不了解无产阶级运动，资产阶级害怕尖锐的决定性的斗争，资产阶级憎恶在解决社会历史问题时采用任何摧毁旧制度的、严厉的、革命的（按该词的原意说）方法。布兰克先生露出了马脚，一下子暴露了自己的全部资产阶级局限性。他听到和读到了社会民主党人在旋风时期犯了‘错误’，就急忙自负地、武断地、毫无根据地作出结论说，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原则’（他对这些原则本来就一窍不通！）都被遗忘了。谈到这些‘错误’，我们要指出：在工人运动的发展中，在社会民主党的发展中，难道有过不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的时期吗？难道有过不发生这样或那样的或右或左的偏向的时期吗？难道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斗争时期（全世界一切带着局限性的资产者都认为这个时期是不可逾越的极限！）的历史不也充斥着这一类错误吗？如果布兰克先生对社会主义的一些问题不是一窍不通，他就会很容易地想起米尔柏格、杜林、航运补助金问题[168]、‘青年派’[169]、伯恩施坦主义，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东西。但是对布兰克先生来说重要的不是研究社会民主党发展的实际进程，他需要的只是贬低无产阶级的斗争气魄，借此褒扬自己的立宪民主党所表现的资产阶级的浅薄。 事实上，如果我们从社会民主党偏离它的通常的、‘正规的’道路这个角度来看问题，我们也会看到，就是在这方面，社会民主党内在‘革命旋风’时期所表现的团结和思想上的一致，也比过去加强而不是削弱了。‘旋风’时代的策略，没有使社会民主党的两翼疏远，而是使它们接近了。在武装起义问题上的意见一致代替了以往的分歧。两派社会民主党人都在革命政权的萌芽——工人代表苏维埃这种独特的机关中工作，都在吸引士兵、农民参加苏维埃，都同各小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一起印发了革命宣言。实际问题上的协调一致，代替了以往的革命前的争执。革命浪潮的高涨，使分歧退到一旁，战斗的策略得到承认，杜马问题消除了，起义问题提上了日程，社会民主党同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当前紧迫的工作中接近了。在《北方呼声报》[170]上，孟什维克同布尔什维克一起号召举行罢工和起义，号召工人不争得政权就不停止斗争。革命形势本身提示了实际行动口号。引起争论的只是对事变估计的一些细节：例如，《开端报》[171]把工人代表苏维埃看作革命的自治机关，《新生活报》[172]则把工人代表苏维埃看作联合无产阶级和革命民主派的革命政权机关的萌芽。《开端报》倾向无产阶级专政。《新生活报》则主张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然而社会民主党这样的或类似的分歧，在欧洲任何一个社会党发展中的任何一个时期不也都存在过吗？ 不，布兰克先生所以颠倒是非，荒谬地歪曲昨天的历史，是因为而且仅仅因为他是自负的资产阶级庸人的典型，在他看来，革命旋风时期就是丧失理智（“一切原则都被遗忘了”、“思想本身以及普通理性差不多完全消失了”），而镇压革命和小市民式‘进步’（受杜巴索夫之流保护的“进步”）的时期，则是有理性的、自觉的、有计划的活动时代。布兰克先生的全篇论文很明显地贯串着这种对于两个时期（“旋风”时期和立宪民主党时期）的对比评价。当人类历史以火车头的速度向前飞驰的时候，这就是‘旋风’，‘洪水’，一切‘原则和思想’的‘消失’。当历史以牛车的速度前进的时候，这才是理性，才是计划性。当人民群众怀着十分纯朴的心情、略嫌鲁莽地下决心自己开始创造历史，毫不犹豫地去直接实现‘原则和理论’的时候，资产者就感到恐怖，哀叹‘理性退到后面去了’（小市民英雄们，事情不是正好相反吗？群众的理性而不是个别人物的理性不正是在这个时候出现在历史上吗？群众的理性不正是在这个时候变成了生动的、实在的、而不是空洞的力量吗？）。当群众的直接运动因遭到枪杀、拷打、鞭笞、失业、饥饿而被压制下去的时候，当杜巴索夫出钱养活的教育界的臭虫从壁缝中爬出来，开始用群众的名义替人民行事，也就是把群众的利益出卖给少数特权者的时候，——在小市民骑士们看来，是平安宁静的进步时代来到了，‘思想和理性又复苏了’。资产者随时随地都忠于自己，无论拿《北极星》[173]或《我们的生活报》来看，无论拿司徒卢威或布兰克的作品来读，到处都是一样，到处都可以遇到对革命的时期和改良主义的时期的这样一种带有局限性的、迂腐教授的、僵死官僚的评价：前者是丧失理智（tolleJahre）的时期，思想和理性消失的时期，后者则是‘自觉的、有系统的’活动的时期。 可别误解我的话，别以为我讲的是布兰克之流的先生们偏爱这个或那个时期。问题完全不在于偏爱，历史时期的更替是不以我们的主观偏爱为转移的。问题在于：布兰克之流先生们在分析两个时期的特点（它完全不以我们的偏爱或同情为转移）的时候，无耻地歪曲了真相。问题在于：正是革命的时期比小市民的、立宪民主党的、改良主义的进步的时期，规模更广，更丰富，更自觉，更有计划，更有系统，更勇敢和更鲜明地创造着历史。可是布兰克之流先生们正好颠倒了黑白！他们硬把贫乏说成是历史创造活动丰富。他们把被压迫被束缚的群众的无所作为看作官吏和资产者‘有系统的’活动的胜利。他们看到各种官场小吏和自由主义的卖文为生的下流作家（penny-a-liner）糟蹋法律草案的时代已经过去，而‘平民’开始直接从事政治活动，开始不迟疑地、不留情地直接破坏压迫人民的机关，夺取政权，夺回过去被认为是属于各种人民掠夺者的东西的时候，一句话，他们看到千百万受压榨的人们的思想和理性开始觉醒的时候（他们觉醒起来不是去读死书，而是去行动，去从事人类的活的事业，从事历史的创造），就大嚷大叫，说什么思想和理性消失了。”［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第5节《立宪民主党的自负的典型》和《题外话。对立宪民主党的政治家和博学的教授们的通俗的谈话》。——编者注］ 1905—1906年俄国关于专政问题的争论就是这样。 德国的迪特曼、考茨基、克里斯平、希法亭之流先生们，法国的龙格先生及其党羽，意大利的屠拉梯及其同伙，英国的麦克唐纳和斯诺登之流以及诸如此类的先生们在专政问题上的论调，实质上同1905年俄国的鲁·布兰克先生以及立宪民主党人的论调一模一样。他们不懂专政，不会为实现专政作准备，不能了解和实现专政。 1920年10月20日 载于1920年11月9日《共产国际》杂志第14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369—391页 注释： [161]《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一文的手稿于1920年10月20日寄给彼得格勒《共产国际》杂志编辑部。随同手稿寄去的还有列宁的《十二年来》文集和《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这本小册子。文章寄出的第二天，列宁就写信通知该编辑部，并要求他们将寄去的文章立即核对、发排，然后将材料全部退回。列宁亲自校对了文章的长条样，并作了许多修改。——367。 [162]《新莱茵报》（《NeueRheinischeZeitung》）是德国和欧洲革命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日报，1848年6月1日—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马克思任该报的主编，编辑部成员恩格斯、恩·德朗克、斐·沃尔弗、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斐·弗莱里格拉特等都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该报揭露反动的封建君主派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主张彻底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用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是当时指导群众革命行动的中心。该报创刊不久，就遭到反动报纸的围攻和政府的迫害，1848年9—10月间一度被查封。1849年5月，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把他驱逐出境，并对其他编辑进行迫害，该报因此被迫停刊。——371。 [163]法兰克福议会是德国1848年三月革命以后召开的全德国民议会，1848年5月18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正式开幕。法兰克福议会的选举由各邦自行办理，代表中资产阶级自由派占多数。由于自由派的怯懦和动摇以及小资产阶级左派的不坚定和不彻底，法兰克福议会不敢夺取国家最高权力，也没有能建立人民武装来粉碎反革命，以克服德国的分崩离析状态。法兰克福议会从一开始就宣布制定全德宪法为其唯一重要任务。在制宪过程中，代表们竞相发表演说，无休止地空谈和争辩。直至1849年3月27日，议会才通过了帝国宪法，而这时反动势力已在奥地利和普鲁士得胜。法兰克福议会制定的宪法尽管很保守，但毕竟主张德国统一，有些自由主义气味，因此普鲁士、奥地利、巴伐利亚等邦纷纷宣布予以拒绝，并从议会召回自己的代表。留在议会里的小资产阶级左派不敢领导已经兴起的人民群众保卫宪法的斗争，于1849年5月30日把法兰克福议会迁至持中立立场的符腾堡的斯图加特。6月18日，法兰克福议会被符腾堡军队解散。——372。 [164]指与俄国保安机关有联系的格·阿·加邦神父怀着挑衅的目的，建议工人于1905年1月9日列队前往冬宫向沙皇呈递请愿书。在请愿那天，沙皇命令军队对手无寸铁的工人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开枪，结果有1000多人被打死，2000多人受伤。沙皇的暴行引起了工人的极大愤怒，当天彼得堡街头就出现了街垒，工人同军警发生了武装冲突。1月9日成了1905—1907年第一次俄国革命的起点。——373。 [165]指《我们的生活报》。 《我们的生活报》（《НашаЖизнь》）是接近立宪民主党左翼的自由派报纸（日报），1904年11月6日（19日）—1906年7月11日（24日）断断续续地在彼得堡出版。——375。 [166]布伦坦诺主义是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路·布伦坦诺所倡导的改良主义学说。布伦坦诺是德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的讲坛社会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鼓吹通过工厂立法和组织工会就可以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克服社会矛盾。列宁称布伦坦诺主义是一种承认无产阶级的不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学说。——383。 [167]《无题》周刊（《БезЗаглавия》）是俄国政治性刊物，1906年1月24日（2月6日）—5月14日（27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16期。该杂志是一批原先信奉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经济主义、后来参加了解放社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刊物，参加编辑部的有：谢·尼·普罗柯波维奇（主编）、叶·德·库斯柯娃（出版者）、瓦·雅·鲍古查尔斯基、瓦·瓦·希日尼亚科夫等。——383。 [168]指德意志帝国国会社会民主党党团内部在航运补助金问题上发生的分歧。1884年底，德国首相奥·俾斯麦为推行殖民掠夺政策，要求帝国国会批准发给轮船公司补助金，以便开辟通往亚洲东部、澳洲和非洲的定期航线。以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为首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左翼反对发放航运补助金，而以伊·奥尔、约·亨·威·狄茨等为首的党团的右翼多数，在帝国国会就这个问题正式辩论以前，就主张向轮船公司发放补助金。1885年3月，在帝国国会讨论这个问题时，社会民主党党团右翼投票赞成开辟通往亚洲东部和澳洲的航线，同时以政府接受它的一些要求，包括新的船只在德国造船厂建造，作为它同意俾斯麦提案的条件。只是在帝国国会否决了这一要求后，整个党团才投票反对政府的提案。党团多数的行为引起了《社会民主党人报》和一些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强烈反对。争论极为激烈，几乎造成党的分裂。恩格斯给了社会民主党党团右翼的机会主义立场以坚决批评（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258—259、259—260、265、289、291、314—315、321页）。——385。 [169]青年派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半无政府主义的反对派，产生于1890年。核心成员是一些大学生和年轻的著作家。主要领导人有麦克斯·席佩尔、布鲁诺·维勒、保尔·康普夫麦尔、保尔·恩斯特等。青年派奉行“左”倾机会主义，否定议会斗争和改良性的立法活动，反对党的集中制领导，反对党同其他阶级和政党在一定条件下结成联盟。恩格斯同青年派进行了斗争。当青年派机关报《萨克森工人报》企图宣布恩格斯和反对派意见一致的时候，恩格斯给了他们有力的回击，指出他们的理论观点是“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81页）。1891年10月，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把青年派的一部分领导人开除出党，从此结束了青年派在党内的活动。——385。 [170]《北方呼声报》（《СеверныйГолос》）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合法的联合机关报，在《新生活报》和《开端报》被政府封闭以后于1905年12月6日（19日）—8日（21日）在彼得堡出版，由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联合组成的编辑部编辑。该报出版第3号后被查封。此后还曾用《我们的呼声报》的名称于1905年12月18日（31日）出了一号。——386。 [171]《开端报》（《Начало》）是俄国孟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日报），1905年11月13日（26日）—12月2日（15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16号。该报由达·马·赫尔岑施坦和Ｃ．Ｈ．萨尔蒂科夫担任编辑兼出版者。参加该报工作的有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列·格·捷依奇、尼·伊·约尔丹斯基等。——386。 [172]《新生活报》（《НоваяЖизнь》）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第一个合法报纸，实际上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1905年10月27日（11月9日）—12月3日（16日）在彼得堡出版。正式编辑兼出版者是诗人尼·明斯基，出版者是女演员、布尔什维克玛·费·安德列耶娃。从1905年11月第9号起，该报由列宁直接领导。参加编辑部的有：列宁、弗·亚·巴扎罗夫、亚·亚·波格丹诺夫、瓦·瓦·沃罗夫斯基、米·斯·奥里明斯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和彼·彼·鲁勉采夫。马·高尔基参加了《新生活报》的工作，并且在物质上给予了很大的帮助。《新生活报》发表过列宁的14篇文章。该报遭到沙皇政府当局多次迫害，在28号中有15号被没收。1905年12月2日该报被政府当局封闭。最后一号即第28号是秘密出版的。——386。 [173]《北极星》杂志（《ПолярнаяЗвезда》）是俄国立宪民主党右翼的机关刊物（周刊），1905年12月15日（28日）—1906年3月19日（4月1日）在彼得堡出版，总共出了14期。主编为彼·伯·司徒卢威。参加编辑工作的有尼·亚·别尔嘉耶夫、亚·索·伊兹哥耶夫等。1906年4月改称《自由和文化》杂志。——387。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政论家札记（论攀登高山，论灰心的害处，论贸易的好处，论对孟什维克的态度等等）（1922年2月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政论家札记[232] 论攀登高山，论灰心的害处，论贸易的好处，论对孟什维克的态度等等 （1922年2月底） 一打个比方 假定有一个人正在攀登一座还没有勘察过的非常险峻的高山。假定他克服了闻所未闻的艰险，爬到了比前人高得多的地方，不过还没有到达山顶。现在，要按照原定的方向和路线继续前进不仅困难和危险，而且简直不可能。他只好转身往下走，另找别的比较远但终究有可能爬到山顶的道路。我们假想的这位旅行家正处在世界上还不曾有人到过的高处，从这样的高处往下走，也许比上山更危险、更困难，因为容易失足，难于看清踩脚的地方，也没有往上攀登、直奔目标时那种特别高昂的情绪，如此等等。现在必须给自己系上绳子，花好几个钟头用丁字镐凿出台阶或可以拴牢绳子的地方；必须象乌龟那样慢慢移动，并且是向后退，向下爬，离目标愈来愈远，而且他还无法知道这极其危险和折磨人的下山何时才能结束，是否能找到一条比较可靠的绕行的道路，可以沿着这条路更大胆、更迅速、更直接地再次向前走，往上爬，登上山顶。 一个人尽管已经登上前人未曾到过的高度，但处于这样的境地，也会有霎时的灰心，这样假定恐怕是很自然的。如果他能够听到下面有人从安全的地方用望远镜远眺这种极危险的下山而发表的一些议论，那么灰心的时候就会更多、更沉重。这种极危险的下山甚至不能叫作（象“路标转换派”说的）“有制动器控制的下山”，因为使用制动器要有设计周密、经过试验的车辆，有事先修好的道路，有早经试验合格的车辆部件。可是，在这里既没有车辆，也没有道路，什么也没有，根本没有什么早经试验合格的东西！ 来自下面的议论是幸灾乐祸的。有些人公开表示幸灾乐祸，高声嘲笑说：看，他就要摔下来了，活该，看你还发疯！有些人则完全仿效犹杜什卡·戈洛夫廖夫[233]，竭力把幸灾乐祸的情绪隐藏起来。他们举目望天，神情忧伤。真叫人伤心，我们的忧虑竟得到了证实！我们耗费毕生精力来拟订一个攀登这座高山的合理计划，我们不是要求过在计划没有订好以前先不要攀登吗？我们曾经激烈地反对走这条现在连疯子本人也放弃了的道路（看呀，看呀，他后退了，下来了。他花了好几个钟头作准备，好让自己能够挪动那么一俄尺！可是，当我们不断要求稳重和谨慎的时候，我们却遭到了最难听的辱骂！），我们曾经严厉地斥责这个疯子，警告大家不要模仿他，不要帮助他。我们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对攀登这座高山的宏伟计划的爱护，是为了不让人败坏这个宏伟计划的声誉！ 幸亏在我们的比喻中所假想的这位旅行家听不到这些登山计划的“真正的朋友”的声音，否则他也许要恶心了。而人一恶心，据说就不能头脑清醒，脚步稳健，尤其是在那么高的地方。 二不用比喻 比喻不是证据。任何比喻都是有缺陷的。这是无可争辩的、人所共知的道理。但是，我们仍不妨把这些道理重提一下，以便更清楚地看到任何比喻的含义的界限。 不仅同1789年和1793年相比，而且同1871年相比，俄国无产阶级在自己的革命中都达到了极高的高度。必须尽可能清醒、明确和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完成了”什么，还没有完成什么。这样就会使人头脑清爽，既不会出现恶心，也不会产生错觉或灰心失望。 我们“干净利落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在世界上是从未有过的。这是任何力量都无法夺回去的一个极其伟大的胜利。 我们通过革命手段退出了最反动的帝国主义战争。这也是世界上任何力量都无法夺回去的一个极其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特别宝贵，因为只要资本主义继续存在，不久的将来必然还会爆发反动的帝国主义大厮杀；而20世纪的人是不那么容易再度满足于“巴塞尔宣言”之类的东西的，虽然在1912年和1914—1918年叛徒们即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英雄们曾用“巴塞尔宣言”糊弄了自己和工人。 我们建立了苏维埃这种国家类型，从而在世界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即无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时代，它取代了资产阶级统治的时代。这也是无法夺回去的，虽然只有靠几个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实际经验才能“完成”苏维埃这种国家类型的建设。 但是，我们连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也没有建设完成。仇视我们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势力还有可能把这夺回去。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公开地承认这一点，因为再也没有什么比产生错觉（和冲昏头脑，特别是在极高的地方）更危险的了。承认这一痛苦的真理根本没有什么“可怕”，也决不会使人有正当的理由可以有一丝一毫的灰心失望，因为我们向来笃信并一再重申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起码的真理，即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的工人的共同努力。可是，我们暂时还是孤军作战，而且是在一个落后的、经济破坏比别国更厉害的国家里，但我们做了很多事情。此外，我们还保存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这支“军队”，保存了这支军队的“机动能力”，保持了我们清醒的头脑，使我们能够冷静地估计到应当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退却和退多远（为了更有力地跃进），应当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和用什么方法把没有做成的事重新做起来。如果有些共产党员以为，不犯错误，不实行退却，不一再重做那还没有做成和做得不对的事情，就可以完成象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尤其是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这样一桩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业”，那就必须说这样的共产党员肯定已经完蛋了。有些共产党员既不陷入错觉，也不灰心失望，一直保持着机体的活力和灵活性，准备再一次“从头开始”向最困难的任务进军，这样的共产党员就没有完蛋，而且很可能不会完蛋。 我们尤其不容许有丝毫灰心失望，也没有理由灰心失望，因为我们虽然处于经济破坏、贫困、落后和饥荒的情况下，但是，我们毕竟在为社会主义创造条件的经济领域内开始前进了。而世界上与我们并存的一些比我们先进、比我们富裕千百倍、在军事上强大千百倍的国家，却在“它们的”、为它们所歌颂的，它们所熟悉的、经过几百年考验的资本主义经济领域内继续倒退。 三论捉狐狸；论莱维；论塞拉蒂 据说，捉狐狸最可靠的方法是这样的：在一定范围内把侦察到的狐狸用系着许多小红旗的绳子围起来，绳子要稍高于积雪。狐狸害怕这种显然是人为的即“人类的”设置，只在用小红旗筑成的“围墙”稍微打开一个缺口的时候才从那里跑出来，而猎人就在那里守候它。对于这种人人都要追捕的野兽来说，谨慎似乎是一种最好的品质。可是在这里“优点的延续”却成了缺点。狐狸被捉，正是由于它过分谨慎。 应当坦白承认，我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也因过分谨慎而犯了一个错误。在这次大会上，我站在最右翼一边。我满以为这是唯一正确的立场，因为当时有一大批“有威信的”代表，以德国、匈牙利和意大利的很多同志为首，采取了一种过“左的”和左得不正确的立场，他们往往不是冷静地考虑形势并不那么有利于立刻采取和直接采取革命行动，而是使劲挥舞小红旗。出于谨慎，即生怕这种无疑是不正确的左倾把共产国际的全部策略引到错误的方向上去，我当时曾竭力替莱维辩护，推测说莱维丧失理智（我当时并没有否认莱维丧失理智）也许是因为对左派的错误过分害怕，还说常有这样的情形：丧失了理智的共产党员，以后又“恢复了”理智。我针对“左派”的攻击而发，说莱维即使是孟什维克，这种假定也仍然不能解决问题。例如，俄国孟什维克同布尔什维克斗争15年（1903—1917年）的整个历史证明：总的说来，孟什维克是绝对不正确的，他们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俄国的三次革命也证明了这一点。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是这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并不排除另一个事实，即在个别场合孟什维克是对的而布尔什维克是错的，例如1907年在抵制斯托雷平杜马的问题上就是如此。 从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到现在已经有八个月了。看来，我们当时同“左派”的争论已经过时了，已经由现实生活解决了。在莱维的问题上我当时是不对的。因为莱维已经确实证明，他走上孟什维克的歧途不是偶然的，不是暂时的，不仅仅是因反对“左派”极危险的错误而“矫枉过正”，而是由来已久的，有深厚根源的，是出于他的本性。莱维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没有象一个因愤恨左派的某些错误而暂时丧失理智的人所应该做的那样，诚恳地承认必须重新申请入党，而是开始卑鄙地诬蔑党，暗地里陷害党，就是说，实际上是在替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效劳。德国共产党人为了回答这一点，最近又从自己党内开除了几位暗中帮助保尔·莱维干这种高尚勾当的老爷，这当然是完全正确的。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德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的发展证明，它们已经认识到左派在这次大会上所犯的错误，并且逐渐地、慢慢地、但一直不断地在加以纠正。它们正忠诚地贯彻执行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把欧洲议会主义的、只是薄薄涂上一层革命色彩而实际上是改良主义的旧型的党改造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真正共产主义的新型的党，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法国的例子大概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在日常生活中改变党的工作方式，改造党的日常工作，使党成为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使党不但不脱离群众，而且日益接近群众，唤起他们的革命意识，发动他们参加革命斗争，这是一件最困难但又最重要的事情。1921年和1922年初，欧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处在两个革命战斗白热化时期的间隙，欧洲共产党人如果不利用这个间隙（大概是非常短促的）对本党的整个机构和全部工作实行这种根本的、内部的、深刻的改造，那将是他们的一桩极严重的罪行。幸而这种担心没有根据。在欧洲和美洲，建立真正的共产党，建立无产阶级真正革命的先锋队的工作，已经不声不响地、不惹人注目地、悄悄地、慢慢地但是扎实地开始了，而且这种工作还在进行。 甚至从观察捉狐狸这样一件平凡的事情中得出的政治教训，也并不是没有益处的：一方面，过分谨慎会犯错误；另一方面又不应忘记，如果只凭“热情”或只是挥舞小红旗而不冷静地考虑客观情况，那就会犯无法纠正的错误，就会在困难虽大但灭亡决非不可避免的情况下遭到灭亡。 保尔·莱维现在特别想在资产阶级面前——因而也是在资产阶级的代理人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面前——大献殷勤，所以他再版了罗莎·卢森堡的那些恰恰犯有错误的著作。对此我们可以用俄国一个很好的寓言里的两句话来回答：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象鹰那样高。罗莎·卢森堡在波兰独立的问题上犯过错误，在1903年对孟什维主义的评价上犯过错误，在资本积累的理论上犯过错误，在1914年7月犯过同普列汉诺夫、王德威尔得、考茨基等一起主张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联合的错误，1918年在监狱里所写的著作中也犯有错误（不过她已在1918年底1919年初即出狱以后纠正了自己的很大一部分错误）。虽然犯了这些错误，但她始终是一只鹰，不仅永远值得全世界的共产党人怀念，而且她的生平和她的全部著作（德国共产党人延缓她的全集的出版太久了，他们在艰苦斗争中遭到空前惨重的牺牲也只能使他们在某种程度情有可原）对教育全世界好几代共产党人来说都将是极其有益的。罗莎·卢森堡说：“1914年8月4日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已是一具发臭的死尸。”这句名言将和她的名字一起载入世界工人运动史册。可是，在工人运动后院粪堆上的保尔·莱维、谢德曼、考茨基及其同伙这群鸡，自然会因这位伟大的共产党人的错误而欣喜若狂。各有所好嘛。 谈到塞拉蒂，只能把他比作一个臭蛋，它绷裂时，既响又特别……刺鼻地臭。他先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提议通过一个愿意服从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决定的决议[234]，接着把一位老头子拉查理派到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来，最后用马贩子的卑鄙手段欺骗了工人。这真是太妙了。意大利共产党人在给意大利造就一个革命无产阶级的真正政党的同时，现在又将让工人群众看到一个搞政客骗术和孟什维主义的实例。这个实例是有益的，会使人产生反感，它的效果虽然不会立刻表现出来，不经过反复多次的具体的教训不会表现出来，但最终一定会表现出来。不要脱离群众；要不厌其烦地向普通工人做艰苦的工作，即通过实践揭露塞拉蒂的欺骗行为；不要相信那种过于简单容易却又极其危险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凡是塞拉蒂说“ａ”的地方，就偏说“负ａ”；要始终不渝地教育群众树立革命的世界观和采取革命的行动；要在实践中切实利用法西斯主义给人们所上的极好的（虽然为此付出的代价很高）生动具体的课。这样做了，意大利共产主义的胜利就有了保证。 莱维和塞拉蒂有典型意义不是由于他们本身，而是由于他们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极左翼的最新标本，是“他们的”阵营即跟我们阵营对立的国际资本家阵营的最新标本。在“他们的”阵营中，从龚帕斯到塞拉蒂，无不对我们的退却、对我们的“下山”、对我们的新经济政策幸灾乐祸，欣喜若狂，或者洒下几滴鳄鱼的眼泪。让他们去幸灾乐祸吧。让他们去演练丑角吧。各有所好嘛。我们决不会陷入错觉，也不会灰心失望。不怕承认自己的错误，不怕三番五次地作出努力来改正错误，这样，我们就会登上山顶。从龚帕斯到塞拉蒂的国际联盟的事业是日暮途穷的事业。 载于1924年4月16日《真理报》第87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88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415—423页 关于《政论家札记》一文的几点设想 第10页现在是：（1）把莱维分子开除出去是完全正确的。（2）由于认识到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自己所犯的错误，德国和意大利的左派发展情况甚好。（3）总结＝狐狸的教训。（4）莱维和罗莎·卢森堡。（5）塞拉蒂＝只是一只狐狸，小兽。（6）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423页 注释： [232]这是列宁的一篇没有写完的文稿，在列宁生前没有发表过。本卷《附录》收有该文的提纲（见第529—534页）。——447。 [233]犹杜什卡·戈洛夫廖夫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长篇小说《戈洛夫廖夫老爷们》中的主要人物波尔菲里·弗拉基米洛维奇·戈洛夫廖夫的绰号（犹杜什卡是对犹大的蔑称）。谢德林笔下的犹杜什卡是贪婪、无耻、伪善、阴险、残暴等各种丑恶品质的象征。——448。 [234]指1921年1月意大利社会党里窝那代表大会在共产主义者退出后通过的以下决议：“意大利社会党代表大会在再次肯定参加第三国际的同时，把冲突提交即将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讨论，并且预先答应一定承认和执行它的决议。”——454。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1919年10月1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7卷 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 （1919年10月10日） 我们极少得到国外的消息。帝国主义野兽正以全力实行封锁，世界列强正对我们横施暴力，以图恢复剥削者的政权。俄国资本家和全世界资本家对我们所怀的这种野兽般的凶狠，自然是用空谈“民主”的崇高意义掩盖着的！剥削者营垒总是把资产阶级民主冒充为一般“民主”，而一切庸人，一切小资产者，直到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卡尔·考茨基这班老爷和德国“独立”（即对革命无产阶级独立但对小资产阶级的偏见却是依赖的）社会民主党的大部分领袖，都跟着这个营垒随声附和。 但是，我们在俄国得到的国外消息愈少，看到共产主义事业在世界各国工人中间普遍取得巨大成就，看到工人群众同腐朽的叛变的领袖们（从谢德曼到考茨基都已转到资产阶级方面）的决裂取得进展，我们就愈觉得高兴。 关于意大利的党，我们只知道它的代表大会以绝大多数通过了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纲领。这样，意大利社会党就真正参加到共产主义运动中来了，虽然它还令人遗憾地保留着旧名称。向意大利工人及其政党致热烈的敬礼！ 关于法国，我们只知道巴黎一地就有两种共产主义的报纸，即雷蒙·佩里卡主编的《国际报》和乔治·昂克蒂尔主编的《禁名报》。已经有很多无产阶级的组织加入了第三国际。工人群众无疑是同情共产主义和苏维埃政权的。 关于德国的共产党人，我们只知道在很多城市中有了共产主义的报纸。这些报纸往往取名为《红旗报》。柏林的《红旗报》[89]是秘密出版的，它同刽子手谢德曼—诺斯克之流进行着英勇的斗争，谢德曼—诺斯克之流用自己的行动向资产阶级逢迎献媚，正象“独立党人”用自己的言论和“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宣传向资产阶级逢迎献媚一样。 柏林的共产党人报纸《红旗报》所进行的英勇斗争，使人们感到欢欣鼓舞。德国终于有了不顾一切迫害、在优秀领袖遭到卑鄙杀害后始终坚定不屈的正直而真诚的社会主义者！德国终于有了进行英勇的堪称真正“革命”的斗争的工人共产党员！德国无产阶级群众内部终于成长出了一种把“无产阶级革命”这个口号当作真理的力量！ 向德国共产党人致敬！ 谢德曼之流、考茨基之流、伦纳之流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之流这些老爷们也许在个人的诚实程度上彼此有很大的差别，但都同样是小资产者，同样是最可耻地背叛和出卖社会主义事业而维护资产阶级的分子。他们在1912年就即将来临的帝国主义战争共同草拟了并签署了巴塞尔宣言，他们当时都高谈“无产阶级革命”，但事实证明他们都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是抱着小市民共和幻想，资产阶级民主幻想的骑士，是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帮凶。 接连不断的疯狂迫害锻炼了德国共产党人。现在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分散的，这正证明他们的运动的广泛性和群众性，证明共产主义在工人群众深处日益增长的力量。他们遭受着反革命资产者及其奴仆谢德曼—诺斯克之流疯狂的迫害，因而不得不保持秘密状态，对于这样一个运动来说，分散性是不可避免的。 运动发展得如此迅速，又遭受到如此严重的迫害，因而产生了很尖锐的意见分歧，这也是很自然的。这里并没有什么可怕。这是成长过程中的毛病。 让谢德曼之流和考茨基之流在他们的《前进报》和《自由报》[90]上，对共产党人中间的意见分歧幸灾乐祸吧。这些腐败的市侩主义的英雄只能靠讥笑共产党人来掩盖自己的腐朽。但是，如果谈到问题的实质，那只有瞎子才会到现在还看不见事实真相。这个事实真相就是，谢德曼派和考茨基派极其可耻地出卖了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背叛了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真正地站到反革命资产阶级方面去了。亨利希·劳芬贝格在他的《第一次革命与第二次革命之间》这本出色的小册子中，非常有力地、鲜明生动地、令人信服地指出了并证明了这一点。有些政党只剩下没有群众的领袖、没有军队的将军因而处于瓦解和死亡之中，谢德曼派和考茨基派内部的意见分歧正是这些政党的意见分歧。至于群众离开谢德曼派跑到考茨基派那边去，那是由于考茨基派中有左翼（这可从任何一篇关于群众大会的报道中看出来），可是这个左翼毫无原则，畏首畏尾，它企图把小资产阶级关于议会民主制的陈旧偏见，同共产党人承认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结合起来。 腐朽的“独立党人”领袖在群众的压力下口头上承认这一切，实际上他们仍旧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仍旧是马克思无情地嘲笑过斥责过的路易·勃朗和1848年的其他笨蛋那样的“社会主义者”。 这些分歧才是真正不可调和的。这班市侩同1848年的市侩一样，崇拜资产阶级“民主”而不懂得它的资产阶级性质，在这些市侩和无产阶级革命者之间，是不可能有和平的。他们双方是不可能合作共事的。哈阿兹和考茨基、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和奥托·鲍威尔可以无休止地兜圈子，连篇累牍地写文章，无止境地发表演说，但回避不了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实际上暴露出自己对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一窍不通，他们实际上是市侩民主派，是路易·勃朗和赖德律－洛兰型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实际上至多也不过是资产阶级手中的玩物，弄不好就成为直接替资产阶级效劳的奴才。 “独立党人”、考茨基派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表面上是统一的政党，实际上这些党的党员群众在基本的、最主要的、最本质的问题上同他们的领袖们都是不一致的。只要新的危机一到来，群众就会去进行争取苏维埃政权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而“领袖们”将和现在一样，仍旧是反革命分子。在口头上脚踏两只船是不难的，德国的希法亭和奥地利的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就表明自己是精通这门崇高艺术的典范。 但是在革命斗争的烈火中，那些把不能调和的东西调和起来的人是会成为肥皂泡的。1848年所有的“社会主义”英雄表明了这一点，他们的亲兄弟即1917—1919年的俄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表明了这一点，伯尔尼国际即黄色第二国际所有的骑士也正在表明这一点。 共产党人中间的意见分歧则属于另一类，只有不愿意看的人才看不到这里的根本差别。这是急速发展起来的群众运动的代表人物中间的意见分歧。这是在一个坚如磐石的共同的基础上的意见分歧，这个基础就是承认无产阶级革命，承认要同资产阶级民主幻想和资产阶级民主议会制进行斗争，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 在这种基础上的意见分歧并不可怕，因为这是成长过程中的毛病，而不是老年人的衰颓。这种意见分歧布尔什维主义也经历过不止一次，它还由于这类意见分歧有过小小的分裂。但是在决定性的时刻，在夺取政权和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时刻，布尔什维主义是统一的。它把接近自己的各种优秀的社会主义思想流派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它把整个无产阶级先锋队和绝大多数劳动者团结到自己的周围。 德国共产党人也会是这样的。 谢德曼派和考茨基派还在谈论一般“民主”，他们还沉溺于1848年的思想，他们口头上是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是路易·勃朗之流。他们一谈到“多数”时，总以为选票的平等就是被剥削者同剥削者平等，工人同资本家平等，穷人同富人平等，饥饿者同饱食者平等。 在谢德曼派和考茨基派看来，善良、诚实、高尚、和气的资本家，从来就没有利用过财富的力量、金钱的力量、资本的权力、官僚政治和军事独裁的压迫，而真正是“按多数”来决定事情的！ 谢德曼派和考茨基派（一半是由于虚伪，一半是由于几十年从事改良主义活动所养成的极端愚蠢）替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议会制、资产阶级共和制进行粉饰，硬说资本家在决定国家大事时是按多数人的意志，而不是按资本的意志，也没有用富人对穷人采取的欺骗、压迫和暴力等手段。 谢德曼派和考茨基派准备“承认”无产阶级革命，但先必须在保存资本和财富的力量、权力、压迫和特权的条件下有多数人投票（在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机关主持选举的情况下）“赞成革命”！！这种观点所暴露出来的市侩式的极端愚蠢，这种对资本家、资产阶级、将军、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机关的市侩式的极端轻信态度（Vertrauensduselei），真令人难以想象。 其实，正是资产阶级才始终是伪善的，它把形式上的平等叫作“民主”，实际上却用无数欺骗、压迫等手段来蹂躏穷人、劳动者、小农和工人。帝国主义战争（谢德曼之流和考茨基之流曾无耻地对它进行粉饰）向千百万人揭示了这一点。无产阶级专政是保护劳动者免于资本压迫、免于资产阶级军事专政暴力和免于帝国主义战争的唯一手段。无产阶级专政是达到真正的平等和民主，达到实际生活中的而不是写在纸上的平等和民主，经济现实中的而不是政治空谈中的平等和民主的唯一步骤。 谢德曼之流和考茨基之流不懂这个道理，因此就成了卑鄙的社会主义叛徒和资产阶级思想的辩护士。 ※※※ 考茨基党（或“独立”党）由于它的大多数革命的党员群众和反革命的“领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而正在灭亡，而且必然很快就会瓦解和灭亡。 共产党正在经历着实质上是布尔什维主义也经历过的那种意见分歧，它一定会从中壮大起来和得到锻炼。 根据我的判断，德国共产党人中间的意见分歧，可归结为“利用合法机会”（1910—1913年间布尔什维克就是这么说）的问题，即是否利用资产阶级议会、反动工会以及被谢德曼派和考茨基派弄得面目全非的“企业委员会法”（Betriebsratgesetz）的问题，是参加还是抵制这一类机关的问题。 我们俄国布尔什维克在1906年和1910—1912年间所经历的，正是这样的意见分歧。所以我们能清楚地看到，许多年轻的德国共产党人只是表现出革命经验不足而已。如果他们经历了1905年和1917年那两次资产阶级革命，他们就不会把抵制说得这样绝对，就不会在有些时候犯工团主义的错误。 这是成长过程中的毛病。这种毛病会随着运动的发展而消失，而运动正在蓬勃地发展着。对于这些明显的错误当然必须公开进行斗争，但尽量不要去夸大意见分歧，因为大家都应当很清楚，在不久的将来，争取无产阶级专政、争取苏维埃政权的斗争是一定会使大部分的这种意见分歧消除的。 无论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看，或者从三次革命（1905年、1917年2月和1917年10月）的经验来看，我认为拒绝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反动的（列金式的、龚帕斯式的等等）工会以及被谢德曼派弄得面目全非的最反动的工人“委员会”等等，都是绝对错误的。 有时候，在某种情况下，在某个国家中，抵制是正确的。例如，1905年布尔什维克抵制沙皇杜马就是正确的。然而，同样是布尔什维克，却参加了1917年那个反动得多的、公然反对革命的杜马。1917年，布尔什维克参加了资产阶级立宪会议的选举，而在1918年，我们却解散了立宪会议，使市侩民主派、考茨基之流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叛徒大吃一惊。我们参加过最反动的纯粹孟什维克的工会，这种工会就其反革命性说来，丝毫不比德国最卑鄙最反动的列金派工会逊色。甚至在我们取得国家政权两年后的今天，我们也还没有结束对残存的孟什维克工会（即谢德曼派、考茨基派、龚帕斯派等等的工会）的斗争。这是一个多么漫长的过程！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在某些地方或某些行业中有多么巨大！ 从前我们在苏维埃、在工会以及在合作社中都是少数。经过长期的努力和长期的斗争（在夺得政权以前和以后），我们才在一切工人组织中，后来又在非工人组织中，再后又在小农组织中，获得了多数。 只有坏蛋或者傻瓜才会认为，无产阶级先应当在资产阶级压迫下，在雇佣奴隶制压迫下进行投票来取得多数，然后才去夺取政权。这是绝顶的愚蠢或绝顶的虚伪，这是用旧制度旧政权下的投票来代替阶级斗争和革命。 无产阶级在进行阶级斗争的时候，并不等待投票以后才发动罢工，虽然取得罢工的完全胜利需要大多数劳动者（因而也就是大多数居民）的同情。无产阶级在进行阶级斗争来推翻资产阶级的时候，并不等待任何预先的（由资产阶级主持并在其压迫下进行的）投票，而且无产阶级很清楚，要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要使推翻资产阶级获得成功，绝对需要大多数劳动者（因而也就是大多数居民）的同情。 议会迷和现代的路易·勃朗之流，“要求”必须进行投票，必须进行由资产阶级主持的投票，来判断大多数劳动者是否同情革命。但这是书呆子、头脑僵化的人或者狡猾的骗子的见解。 现实生活，即实际的革命的历史表明，“大多数劳动者的同情”往往不能靠什么投票来证明（更不用说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平等”的条件下由剥削者主持进行的投票了！）。“大多数劳动者的同情”往往根本不是由投票来证明，而是由许多政党中的一个政党的成长或由这个党在工人委员会中的党员人数的增多来证明，或者由一次因某种原因具有重大意义的罢工的胜利来证明，或者由国内战争的胜利来证明，如此等等。 例如，我国革命的历史证明，辽阔的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大多数劳动者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同情，这不是由投票显示出来的，而是由沙皇将军高尔察克统治乌拉尔和西伯利亚一年的实践显示出来的。而高尔察克政权同样是以谢德曼派和考茨基派（用俄国的说法就是拥护立宪会议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联合”政权开始的，正象现在德国的哈阿兹之流和谢德曼之流先生们用他们的“联合”来给冯·哥尔茨政权或鲁登道夫政权开路、打掩护和装饰门面一样。附带说一句，哈阿兹和谢德曼在政府中的联合已经结束，但是这些社会主义叛徒在政治上的联合还存在。考茨基的书、施坦普费尔在《前进报》上的文章、考茨基派和谢德曼派议论他们“联合”的文章等等都证明了这一点。 没有绝大多数劳动者对自己的先锋队即无产阶级的同情和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这种同情和支持并不是一下子得来的，并不是由投票决定的，而是经过长时期困难而艰苦的阶级斗争争得的。无产阶级为争取大多数劳动者的同情、为争取他们的支持而进行的阶级斗争，并不以无产阶级夺得政权而告结束。在夺得政权之后，这种斗争仍旧继续着，不过换了另一种形式，俄国革命时的形势非常有利于无产阶级（为本阶级专政进行斗争），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发生的时候，全体人民已经武装起来，全体农民都希望推翻地主的政权，并且已被社会主义的叛徒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所实行的“考茨基派的”政策激怒了。 在俄国，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形势非常有利，即使当时整个无产阶级、整个军队和全体农民都立刻很好地团结起来了，即使这样，俄国无产阶级在实行专政时为争取大多数劳动者的同情和支持而进行的斗争，也花了很多时间。经过两年，这个斗争差不多才算结束，但无产阶级还没有完全获得胜利。在两年中间，我们只是完全获得了大俄罗斯（包括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绝大多数工人和劳动农民的同情和支持，但还没有完全获得大多数乌克兰劳动农民（不是剥削的农民）的同情和支持。协约国的军事力量可能摧毁我们（但终究摧毁不了我们），可是在俄国国内，我们现在却得到绝大多数劳动者的坚决赞助，这表明世界上还没有比俄国更民主的国家。 如果仔细研究一下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这种复杂而困难的长期的斗争历史——它有多种多样的斗争形式，有无数急剧的变化、转折和从一种斗争形式到另一种斗争形式的转变——就能清楚地看到，有些人想要“禁止”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反动工会、沙皇或谢德曼派的工人代表委员会或工厂委员会等，那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产生，是由于工人阶级中最忠诚最坚定的英勇的革命者缺少革命经验。因此，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1919年1月的做法是万分正确的，当时他们看到了这种错误，指出了这种错误，但是仍然宁愿同这些在不很重要的问题上犯错误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在一起，而不愿同社会主义叛徒谢德曼派和考茨基派在一起，这些叛徒虽然在参加资产阶级议会的问题上没有犯错误，但已经成了市侩民主派，成了资产阶级的走狗，而不再是社会主义者了。 但错误终究是错误，必须对它进行批评，必须为纠正它而进行斗争。 同社会主义叛徒谢德曼派和考灰基派要进行无情的斗争，但是这种斗争不要在赞成或反对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和反动工会等等这一方面进行。那样做是绝对错误的。但如果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实践路线（组织一个坚强的集中的政党）而走向工团主义的思想和实践，那错误就更加严重了。应当竭力让党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反动工会以及被谢德曼派弄得面目全非的“工厂委员会”，到一切有工人、可以向工人讲话和能够影响工人群众的地方去。应当坚决地把秘密工作同合法工作结合起来，秘密的党及其工人组织应当经常地一贯地对合法的活动进行最严格的监督。这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容易的”任务、“容易的”斗争手段在无产阶级革命中是根本没有也根本不可能有的。 无论如何要解决这个不容易的任务。我们同谢德曼派和考茨基派的区别，不仅在于（而且主要不在于）他们不承认武装起义而我们承认武装起义。主要的和根本的区别，在于他们在一切工作领域中（在资产阶级议会中、工会中、合作社中、报刊工作中等等）奉行着不彻底的、机会主义的、甚至是直接叛卖的政策。 反对社会主义叛徒，反对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这条政治路线在一切斗争领域中都可以推行而且应当推行。这样做了，我们就能争取到工人群众。而无产阶级先锋队即集中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就能同工人群众一起，稳稳地把人民引向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引向无产阶级民主以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引向苏维埃共和国，引向社会主义制度。 第三国际在几个月内就取得了一系列空前辉煌的胜利。它的成长速度是惊人的。成长过程中的局部性错误和毛病并不可怕。我们要直率地公开地批评这些错误和毛病，要使一切文明国家中受到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工人群众很快地把各国背叛社会主义的谢德曼派和考茨基派（这种人各国都有）驱逐出去。 共产主义必胜。胜利一定属于共产主义。 1919年10月10日 载于1919年10月《共产国际》杂志第6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212—223页 注释： [89]《红旗报》（《DieRoteFahne》）是德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起初是斯巴达克联盟的中央机关报，由卡·李卜克内西和罗·卢森堡创办，1918年11月9日起在柏林出版。该报曾多次遭到德国当局的迫害。1933年被德国法西斯政权查禁后秘密出版。1935年迁到布拉格出版；1936年10月—1939年秋在布鲁塞尔出版。——204。 [90]《自由报》（《DieFreiheit》）是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日报），1918年11月15日—1922年9月30日在柏林出版。——205。
列宁全集第十四卷——无产阶级及其在俄国革命中的同盟者（1906年12月20日〔1907年1月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4卷 无产阶级及其在俄国革命中的同盟者 （1906年12月20日〔1907年1月2日〕） 卡·考茨基给自己发表在最近几期《新时代》[136]上的《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一文[137]的最后一章加上了这个标题。象考茨基的其他著作一样，这篇文章无疑很快也会译成俄文。读一读这篇文章，对于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是绝对必要的，这倒不是因为可以期望从德国这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里得到对于我们策略中的迫切问题的答案（如果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期望从远方得到这样的答案，那他们就糟了），而是因为考茨基出色地合乎逻辑地探讨了社会民主党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整个策略的基础。所有那些忙于日常的细小工作、被无原则的自由派资产阶级下流文人的陈词滥调弄得晕头转向的我们党的党员和觉悟工人，读一读这些出自善于思考、有学识有经验的社会民主党人之手的著作是特别重要的，因为这些著作可使他们放眼日常事务之外，使他们钻研无产阶级策略的根本问题，使他们更加认清社会民主党内不同派别的原则倾向及其思想方法。 考茨基的新作在这方面特别重要，因为它使人有可能把普列汉诺夫向考茨基（他是被问及的其他外国社会党人之一）提出的问题的性质同考茨基对其中某些问题的答复的方法作一番比较。 被立宪民主党人梅利古诺夫今天（12月10日）在《同志报》上中肯地称之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前领袖和理论家”的普列汉诺夫问考茨基：（1）俄国革命的“一般性质”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2）社会民主党对待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是怎样的？（3）社会民主党在杜马选举中的策略是怎样的？ 俄国机会主义者的领袖想诱使考茨基说出赞成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话。德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领袖识破了提问人暗示他回答在问题中没有直说的东西，因此就用平心静气的、周详的、宣传家的笔调回答了普列汉诺夫，说明了马克思主义者一般应当怎样提出关于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问题。让我们来仔细地探讨一下考茨基的这个说明。 如果把俄国革命看作是旨在推翻专制制度的运动，那就肤浅了。应当把俄国革命看作是广大人民群众觉醒起来进行独立的政治活动。这就是考茨基的基本前提。 而这就是说，如果对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的分析只限于指出争取政治自由（推翻专制制度），指出各个不同阶级对于这一任务的“共同性”，那就肤浅了。应当探讨一下群众的地位、他们生活的客观条件、他们内部的阶级差别、他们真正力争的自由的实际内容。不应当从泛泛的词句得出利益一致的结论，不应当从一般的争取“政治自由”得出各个不同阶级共同斗争的结论，相反，应当从确切分析各阶级的地位和利益来得出结论，看他们争取自由的斗争，他们对自由的向往究竟一致和吻合（还是不吻合？）到什么程度，表现在哪里。发表议论，不应当象立宪民主党人那样，不应当象自由派那样，不应当象普罗柯波维奇之流先生们及其同伙那样，而应当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 其次，如果出发点是群众利益，那么俄国革命的关键就是土地问题。判断革命的成败，不应当根据政府的暴力和“反动派”（它吸引了许多立宪民主党式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全部注意力）的表现，而应当根据对群众在争取土地斗争中的地位的估计。 农业是俄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凋敝了，农民破产了。这一点，连自由派（考茨基引用了立宪民主党人彼特龙凯维奇和曼努伊洛夫的话）也意识到了。但是，考茨基在指出自由派和社会党人这个观点的共同性时并不就此为止。他没有从这里得出立宪民主党的如下结论：“这就是说，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支持立宪民主党人。”他立即转而分析阶级利益，并指出自由派在土地问题上的不彻底性是不可避免的。自由派一般承认农业凋敝，但是不懂得农业的资本主义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恰恰是阻碍资本主义演进而不是其他什么演进的特殊原因的问题。 考茨基接着详细分析了这些特殊原因中的一个原因，即俄国资本的不足。外国资本在我国起着特别突出的作用，这种情况阻碍农业的资本主义发展。考茨基的结论是：“农业的凋敝以及工业无产阶级力量的成长，是当代俄国革命的主要原因。” 大家可以看到，考茨基仔细而谨慎地研究了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特殊性质，而不是回避这些特点，象立宪民主党人和立宪民主党式的社会民主党人那样，只教条式地谈论任何资产阶级革命的“一般性质”。 考茨基接着分析了土地问题的解决办法。他在这里也不满意自由派说的立宪民主党杜马也主张给农民以土地（见普列汉诺夫的大作[138]）这种陈词滥调。不。他指出，只增加份地，而不大力资助农民，是无济于事的。专制制度不可能真正帮助农民。那么自由派呢？自由派要求实行购买。而赎买又不能不使农民破产。“只有没收大地产”（黑体是考茨基用的）才能既大大增加农民的份地，又不致增加农民新的负担。然而自由派反对没收土地最坚决。 考茨基的这个见解值得谈一谈。谁比较详细地了解俄国革命界各党派的色彩，谁就知道，两个革命政党的机会主义者，恰恰在赎买问题上不仅沾染了自由派的观点，而且还歪曲了考茨基的话。在统一代表大会上和在彼得堡许多次集会上（例如，唐恩在夏天向彼得堡工人作的关于代表大会的汇报），我们的孟什维克都曾指出土地纲领中那一条在布尔什维克帮助下通过的条款是错误的，布尔什维克曾要求在那一条里必须把“转让”改为没收（参看马斯洛夫的草案初稿[139]）。我们的孟什维克说，这是不对的，只有庸俗的革命派才主张没收，将来是否实行赎买，对于社会变革是无关紧要的。他们说这话时还拿考茨基的小册子《社会革命》[140]作依据，考茨基在这本小册子里说明赎买对于一般社会主义革命是容许的。此外，社会革命党的孟什维克，半立宪民主党的人民社会党，也对自己在赎买问题上转向自由派的行为进行了同样的辩护（在《人民社会党评论》文集的一个分册[141]上）；并且也拿考茨基的话作依据。 考茨基大概不知道孟什维克在这个问题上的所作所为，也不知道人民社会党及其集团的政策的意义。但是他对俄国革命中赎买问题的提法，又一次很好地教训了我国一切机会主义者，让他们知道不应当怎样发议论。不应当根据不同革命中或者一般社会主义革命中赎买和没收的相互关系的一般前提，就给1905—1906年的俄国的赎买下结论。应当相反。应当分析一下我们俄国哪些阶级决定了我们在赎买问题上的特殊提法，根据这些阶级的利益推断出这个问题在当前革命中的政治意义，从而评价各政党的观点是否正确。 不言而喻，考茨基采取了这样的方法，他不是掩饰自由派和革命派在赎买问题上的区别（普列汉诺夫分子和人民社会党人却总是这样做），而是揭示这一区别的深度。普列汉诺夫向考茨基提出自己的问题时，用回避具体问题的手法来掩盖“反政府”运动和“革命”运动的区别。考茨基揭下了普列汉诺夫的这些遮盖物，把赎买这个重要问题摆到光天化日之下，并向普列汉诺夫表明，“按照自己的方式”反对农民革命运动的不仅有黑帮，而且有自由派。 考茨基写道：“如果不取消常备军，不停止建造军舰，不没收皇族和寺院的全部财产，不使国家破产，不没收还掌握在私人手中的大垄断企业如铁路、油井、矿山、铁工厂等等，就不可能得到俄国农业所必需的一大笔钱，使它摆脱严重的困境。” 请回想一下孟什维克常说的布尔什维克充满空想和幻想的言论吧，例如，普列汉诺夫在代表大会上针对有人要求把政治激进主义（取消常备军，由人民选举官吏等等）同土地要求的激进主义结合起来的问题所作的发言。普列汉诺夫竟对取消常备军和人民选举官吏嘲笑了一通！普列汉诺夫的《现代生活》[142]赞同《我们的事业》杂志的方针，把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称为“政治上的唯物主义”（？？），同时把它同“革命浪漫主义”对立起来。 可见，小心谨慎的考茨基比最极端的布尔什维克走得还要远，他在土地问题上提出了更富有“空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从机会主义者的观点来看）的要求！ 考茨基要求不仅没收地主土地，不仅取消常备军，而且没收资本主义大垄断企业！ 考茨基紧接上面那段话又马上十分透彻地指出：“显然，自由派被如此巨大的任务，被现存财产关系方面如此决定性的变化吓坏了。实质上，他们愿意继续奉行现行政策，而不触犯外国资本剥削俄国的基础。他们坚决维护常备军，在他们心目中只有这支军队能够保障秩序并由军队保护他们的财产……” 普列汉诺夫抗议说，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问考茨基的，只是在杜马选举中能否支持反对派政党，但是给他的回答却文不对题！问的是杜马选举，答的是取消常备军！幻想家多么奇妙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多么革命的浪漫主义，取代了机会主义者所要求的“政治上的唯物主义”！ 可是考茨基在回答杜马选举的问题时，继续在“不得体地”批判自由派。他责备他们想要照旧从俄国人民身上榨取数十亿卢布来支付军费和偿付借款。“他们〈自由派〉以为，只要成立杜马，就会奇迹般地从地底下弄到几十个亿。”“在这一点上〈在满足俄国农民的要求上〉，自由派同沙皇制度一样无能为力。”考茨基专门写了一章来揭示自由派同社会民主党的关系。他指出，俄国没有旧模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即城市小资产阶级占首要地位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俄国和西方不同，城市小资产阶级“永远成不了革命政党的可靠支柱”。 “俄国没有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牢固的骨架。”考茨基作出这个结论的根据，就是他既分析了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特殊地位，又估计到资本家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抗在俄国的发展程度，要比在“旧模式”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强烈得多。这个结论，意义重大。考茨基对普列汉诺夫的问题提法所作的全部“修正”（等于根本改变的修正）的核心也就在这里。 普列汉诺夫在自己的问题中采用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旧模式，如此而已。他用了陈腐的字眼，完全忘记根据俄国的材料来确定现在俄国以资产阶级民主派身分出现的各阶层的民主主义程度如何，其稳固性如何等等。考茨基的功绩在于，他察觉了普列汉诺夫的这个基本错误，并且实际地向他说明了要真正了解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必须采用的方法。经过考茨基的巧妙分析，从陈腐的旧模式中呈现出俄国活跃的社会力量的轮廓：城市小市民；在值一戈比的事上采取自由派的行动，在值一卢布的事上则支持黑帮反革命的地主阶级；害怕无产阶级甚于害怕火的资本家；最后，还有农民。 关于对待“资产阶级民主派”（是19世纪40年代法国式的吗？）的态度这个迷雾般的问题消失了。迷雾消散了。要知道，我们的普罗柯波维奇之流、库斯柯娃之流、伊兹哥耶夫之流、司徒卢威之流以及其他自由派，正是用这种迷雾遮蔽了人民的眼睛，而普列汉诺夫却在帮这些人的忙。与迷雾般的旧模式不同，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向我们指出了俄国资产阶级各阶层和分子在民主运动中的完全特殊的相互关系。 考茨基用这种分析阐明了俄国自由主义和农民革命性之间被立宪民主党人故意掩盖的和许多社会民主党人由于盲目无知而看不出来的特殊关系！“农民愈革命，大土地占有者就愈反动，他们就愈加不象从前那样是自由派的台柱，自由派政党也就愈不稳定，城市里的自由派教授和律师也就愈加向右转，以便不失去同自己以前的支柱的最后联系。”这个过程“只会加速自由主义的破产”。 考茨基在揭示了当前俄国革命中这种自由主义破产的根源以后，才转而直接回答普列汉诺夫的问题。在回答要不要支持“反对派”这个问题以前，应当懂得（考茨基解释说），这个“反对派”（或者说俄国的自由派）的阶级支柱和阶级实质是怎样的，革命和革命阶级的发展同自由派的地位和利益有什么关系。考茨基首先揭示了这一点，他先谈了自由主义的破产，而后就向读者阐述了普列汉诺夫所关心的问题：在杜马选举中要不要支持反对派？怪不得普列汉诺夫向考茨基提出的问题有2/3根本不必回答了…… 考茨基的回答虽然不能满足普列汉诺夫，却能够帮助广大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正确考虑问题。 （1）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 考茨基说，不能这样提问题。这是旧模式。俄国革命当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根本谈不上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无产阶级的“独裁统治”）。但是，这个革命也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因为“资产阶级不是现代俄国革命运动的动力”。“只要无产阶级开展独立活动的地方，资产阶级就不再是革命的阶级了。” 考茨基以比布尔什维克通常“不得体地”反对自由派时还要高的热情宣称，我国资产阶级害怕革命甚于害怕反动派，它痛恨专制制度是因为专制制度产生了革命，它要得到政治自由是为了制止革命！（而普列汉诺夫在自己的问题中，把反对派同旧制度的斗争与反对政府蓄谋镇压革命运动的斗争天真地混为一谈了！） 考茨基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最为光辉地证实了布尔什维主义策略的整个根本基础。从日内瓦的《前进报》和《无产者报》到《两种策略》一书表明，俄国布尔什维克一向认为，自己同孟什维主义作斗争的基础是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歪曲了“资产阶级革命”这个概念。我们说过几百次并且拿孟什维克的无数声明为例来证明，如果把“资产阶级革命”这个范畴理解为承认资产阶级在俄国革命中的首要地位和领导作用，那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要不顾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要用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的办法来进行资产阶级革命，这就是布尔什维克表述的社会民主党在革命中的基本任务。 考茨基的分析使我们极为满意。考茨基完全证明了我们的主张，即捍卫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立场而反对机会主义，决不是制订什么“独特的”布尔什维克方针。考茨基的这种证明之所以更宝贵，是由于它是通过阐明问题的实质提出来的，并不是单纯以将军的口吻“赞同”这一派别或那一派别。 （2）考茨基不仅认为“在革命进程中社会民主党取得胜利”“是非常可能的”，而且他还表示社会民主党人有责任“使自己的拥护者满怀胜利信心，因为尚未斗争就先抛弃胜利的信念，斗争是不可能获胜的。” 考茨基的这个结论是对布尔什维主义策略的第二个光辉的证明。谁对社会民主党内两个派别的书刊稍有接触，谁就应当知道，孟什维克竭力否认社会民主党在当前俄国革命中取得胜利是可能的和适宜的。1905年春天，孟什维克就在自己的代表会议（有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等人参加）上通过一个决议，认为社会民主党不应当去夺取政权。从那时起，社会民主党不能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争取自己的胜利这一思想，就象一根红（还是黑？）线贯穿着孟什维主义的全部书刊和整个政策。 这种政策就是机会主义。社会民主党在当前俄国革命中取得胜利是非常可能的。我们有责任使工人政党的所有拥护者对这一胜利满怀信心。如果在斗争以前就没有取胜的信念，斗争是不可能成功的。 这些被普列汉诺夫的诡辩术和烦琐哲学弄模糊了的简单明了的真理，我们全党都应当仔细考虑和领会。 （3）如果以为，“所有争取政治自由的阶级和政党，只须采取一致行动，就能获得政治自由”，那就是“只考虑到事态发展的政治上的表面现象”。 这是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第三个证明。不能仅仅借口立宪民主党人是“按自己的方式为自由而斗争”，就得出应同他们采取一致行动的结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只是暂时被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以及他们的崇拜者弄模糊了。 （4）哪一个阶级能够帮助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在当前革命中取得胜利，能够支持无产阶级确定立刻实行的变革的界限呢？考茨基认为这个阶级就是农民。只有农民“在整个革命时期”才有“经济利益的牢固的共同性”。“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力量和它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就在于工业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利益有共同性，而这种共同性又确定这一胜利能被利用的界限。” 这就是说，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而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考茨基用另一种说法表述了既不同于机会主义者又不同于“着迷了的人”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早已提出的整个策略的基本前提。马克思说过，革命的任何真正的完全的胜利只能是专政［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75页。——编者注］，马克思指的当然是群众对一小撮人的专政（即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力），而不是相反。但是，不言而喻，对于我们重要的不是布尔什维克这样或那样表述他们的策略，而是被考茨基完全证实了的这个策略的实质。 谁要想根据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根据立宪民主主义考虑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作用，考虑无产阶级的可能的和必然的“同盟者”，谁就应当以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观点，而不是以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观点作为无产阶级策略的基础。 载于1906年12月20日《无产者报》第10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4卷第176—186页 注释： [136]《新时代》杂志（《ＤｉｅＮｅｕｅＺｅｉｔ》）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1917年10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为亨·库诺。1885—1895年间，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恩格斯经常关心编辑部的工作，并不时帮助它纠正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为杂志撰过稿的还有威·李卜克内西、保·拉法格、格·瓦·普列汉诺夫、罗·卢森堡、弗·梅林等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新时代》杂志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宣传俄国1905—1907年革命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随着考茨基转到机会主义立场，1910年以后，《新时代》杂志成了中派分子的刊物。——175。 [137]卡·考茨基的《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一文是对格·瓦·普列汉诺夫的一份调查表的答复。普列汉诺夫在调查表里提出了三个问题：（1）俄国革命的一般性质如何？我们这里是面临资产阶级革命还是面临社会主义革命？（2）社会民主党应持怎样的观点来对待按自己的方式争取政治自由的资产阶级民主派？（3）社会民主党在杜马选举中应采取怎样的策略，以便完全立足于阿姆斯特丹决议，利用资产阶级反对党的力量来反对我们的旧制度？调查表也发给了茹·盖得、埃·王德威尔得等人。 考茨基的这篇文章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引起了一场大讨论。除列宁这篇文章外，尔·马尔托夫、普列汉诺夫、涅·切列万宁、列·达·托洛茨基也都写了文章。斯大林为考茨基这篇文章的格鲁吉亚文版写了序言（见《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3—13页）。——175。 [138]指格·瓦·普列汉诺夫的《给工人们的一封信》（载于1906年5月20日（6月2日》《信使报》第4号）。普列汉诺夫在信里说：“哥列梅金先生所以仇恨杜马，不是因为资产阶级在其中占多数，而是因为在其中占多数的资产阶级为所有的人要求自由，为农民要求土地。”（见《普列汉诺夫全集》1926年俄文版第15卷第90页）——177。 [139]在载于1906年3月20日《党内消息报》第2号的土地委员会提交代表大会的土地纲领草案中，彼·巴·马斯洛夫草案有关这个问题的条文是：“私有主土地（大地产）转归大的地区自治组织所有。应当转让的地块面积的最低额，由地区人民代表会议规定。”（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记录》1959年俄文版第562页）马斯洛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作的土地问题报告，对这个问题作了如下解释：“草案作者使用‘转让’土地而不使用‘没收’土地的字眼，是容许有这样的可能：可以给地主留下一块份地，就象给农民的一样，或者可以给予、也可以不给予一笔生活必需的不大的款子，就象农民们在农民协会代表大会上计划的那样。‘转让’一词作为出没收一词包括更广概念的词，也用于最高纲领之中。无论如何，提交给大家的各纲领草案之间的原则差别并不在于这个词。”（同上，第57—58页）——178。 [140]指卡·考茨基的小册子《社会革命》（1902年）中一个论点。考茨基在谈到如何剥夺剥夺者时说：“剥夺是采取赎买还是没收方式来实现？对原来的所有主是否应给以补偿？这是一个今天无法回答的问题。我们并不是负有完成这一发展使命的人。现在也还不具备可以决定必须采取哪种答案的任何条件。尽管如此，仍有一系列理由足以说明，无产阶级政权将力求选择赎买的办法，选择向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支付补偿的办法。”——178。 [141]列宁指的是发表在1906年《人民社会党评论》文集第2集（第2分册）上的阿·瓦·彼舍霍诺夫《赎买问题》一文。 《人民社会党评论》文集（《Народно-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еОбоэрение》）是俄国劳动人民社会党的机关刊物，1906—1907年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11集。——178。 [142]《现代生活》杂志（《СовременнаяЖиэнь》是俄国孟什维克的刊物，1906年4月—1907年3月在莫斯科出版。为杂志撰稿的有格·瓦·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等人。——179。
列宁全集第十四卷——孟什维主义的危机（1906年12月7日〔2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4卷 孟什维主义的危机 （1906年12月7日〔20日〕） 宣扬非党的工人代表大会以及同立宪民主党的联盟，无疑标志着孟什维克在策略上的某种危机。我们作为他们全部策略的原则上的反对者，当然自己解决不了这个危机就所谓外部表现来看究竟成熟到了什么程度的问题。尤·拉林同志新近写的《广泛的工人政党和工人代表大会》（1906年莫斯科版，新世界出版社经销书店）这本极有教益的小册子，却帮助了我们。 尤·拉林同志常常是以多数孟什维克的名义说话的。他自称是孟什维主义的负责代表，他这样称呼自己是当之无愧的。他在南方工作过，也在彼得堡，在“孟什维克的”维堡区工作过。他是出席统一代表大会的代表。他经常既给《劳动呼声报》[111]又给《现代评论》杂志[112]写稿。所有这些事实对于评价这本小册子极为重要，因为这本小册子的意义在于作者的真实，而不在于他的逻辑；在于他的报道，而不在于他的议论。 一 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把对革命客观进程的估计作为谈论策略的基础。大家知道，布尔什维克在提交统一代表大会的关于目前形势的决议案[113]中曾试图这样做。孟什维克自己撤回了他们关于这方面的决议案。看来，拉林同志觉得抹掉这些问题是不行的，于是就试图分析一下我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进程。 他是分两个时期谈的。第一个时期，包括整个1905年，是公开的群众运动时期。第二个时期，从1906年起，是为“自由事业实际胜利”、“人民意愿得以实现”而进行缓慢不堪的准备时期。在这个准备时期中，农村起着根本的作用，没有农村的帮助，“分离的城市会被摧毁”。我们正经历着“内在的、表面上看来是消极的革命发展时期”。 “被称为土地运动的东西，——没有变成积极进攻的普遍尝试的经常骚动，同地方官吏、地主进行的小规模斗争，拖交税款，讨伐，——所有这一切，从经济观点来说（如果不是从值得怀疑的经济力量来说，而是从经济后果来说），是一条对农村最有利的道路。这条道路不会把农村彻底榨干，一般说来，会使农村的负担有较大的减轻，而不致破产，它将大大瓦解旧政权的支柱，从而创造条件来使旧政权一旦受到严重考验，就必定投降或垮台。”作者还指出，在两三年内，警察和军队的人员构成将要发生变化，将由不满的农民来补充；正如一个农民告诉作者说，“我们的子弟要去当兵了”。 拉林同志的结论有两个方面：（1）我们的“农村不会平静下来。奥地利的1848年不会在我国重现”；（2）“俄国革命不会象北美革命或波兰革命那样，走名副其实的全民武装起义的道路”。 我们就来谈谈这两个结论。第一个结论，作者的论证太杂文式了，而且提法太不确切。但是从实质上说，作者谈的却接近真情。我们革命的结局确实首先取决于千百万农民群众在斗争中的坚定性。我国大资产阶级害怕革命甚于害怕反动派。无产阶级单靠自己是不能取胜的。城市贫民同无产阶级和农民比较起来，既不代表独立的利益，也不代表力量的独立因素。农村的决定作用，不是指领导斗争（这一点根本谈不上），而是指保证胜利。 如果拉林同志仔细考虑一下他的结论，并且把这个结论同社会民主党关于我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发展的整个进程联系起来，那么他就会接触到他所憎恨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旧原理：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实际上，拉林得出的正是这样的看法。只是他本人所痛斥的那种思想上犹豫不定和谨小慎微的孟什维克品质，妨碍他公开承认这一点。只要把拉林和中央委员会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对上述问题的见解作一番比较，就可以确信拉林在这个问题上是接近布尔什维克的。要知道，《社会民主党人报》甚至说，立宪民主党人是城市的无等级的资产阶级，是进步的，而劳动派是农村的有等级的资产阶级，是不进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没有看到立宪民主党人中间有地主和反革命资产者，没有看到劳动派中间有无等级的城市民主派（城市贫民的下层）！ 其次，拉林说，农村不会平静下来。他证明了这一点吗？没有。他根本没有考虑到不断被政府收买的农民资产阶级的作用。他也没有深入考虑到，农民所得到的“负担减轻”（减租，“减少”地主和警察等等）正在加剧农村向反革命财主和大量贫苦农民这两方面的分化。不应该根据这么少的材料就作出这么大的概括，这有死搬公式的味道。 但是一般说来，“农村不会平静下来”这一论点是否可以得到证明呢？又可以又不可以。说可以，是指对可能发生的后果作出有充分根据的分析。说不可以，是指这些后果对当前的资产阶级革命说来是完全不容怀疑的。至于农村中日益发展的、错综复杂的新的反革命力量和新的革命力量是否势均力敌，用药房的天平是衡量不出来的。只有经验才会彻底揭示出这一点。狭义的革命就是指尖锐的斗争，只有在斗争本身，在斗争结局中，各种利益、各种意愿和各种素质的实际力量才能表现出来并为人充分看清。 先进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就是认准斗争的方向和充分利用取得胜利的一切可能和一切机会。这个阶级应当第一个走上直接革命的道路，而在要走其他的更“日常的”、更“迂回的”道路时，它应当最后一个离开直接革命的道路。拉林同志根本不懂得这个真理，尽管他对自发的暴动和有计划的行动谈得很多（如下面我们将看到的），也谈得很不聪明。 我们再谈第二个结论——关于武装起义。这里拉林思想上谨小慎微的错误就更加严重了。他的思想奴隶式地遵循北美起义和波兰起义这些旧模式。除此以外，他不想了解还能有什么“名副其实的”起义。他甚至说，我国革命不走“形式上的”（！）和“定型的”（！！）武装起义的道路。 真滑稽，一个以反形式主义的骑士自居的孟什维克居然说起形式上的武装起义来了！拉林同志，如果你的思想竟这样被形式上的和定型的东西束缚住了，那只好怪你自己了。布尔什维克过去和现在都不是这样看问题的。早在起义以前，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即在1905年春天，布尔什维克就在一项专门决议中强调指出群众罢工同起义的关系[114]。孟什维克爱用沉默来回避这一点。这是徒劳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就是我们以最大可能的近似程度预见到1905年年底人民斗争特点的明证。然而我们所想象的起义完全不是北美“式”或波兰“式”的起义，因为在北美或波兰根本不曾有过群众罢工。 在12月以后，我们指出了（见提交统一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115]）罢工同起义关系的变化、农民和军队的作用、军事爆发的缺少以及同军队中革命民主分子达成协议的必要性。 杜马时期发生的事件，再一次证实了起义在俄国解放斗争中的不可避免性。 拉林关于形式上的起义的说法，是对目前革命的历史的无知或者是对这段历史及其起义的特殊形式的忽视，这对社会民主党人说来是最不体面的事情。拉林的“俄国革命不走起义的道路”的论点，是对事实的嘲笑，因为俄国的两个自由时期（十月时期和杜马时期）表明的正是起义的“道路”，当然，不是美国的起义，也不是波兰的起义，而是20世纪这一时期的俄国的起义。拉林“泛泛”谈论历史上的在农村因素或城市因素占优势的国家里起义的例子，谈论美国和波兰，而根本不想研究或者哪怕指出俄国起义的特点，因而他就重犯了孟什维主义的思想上“犹豫不定和谨小慎微的”根本性错误。 深思一下他的“消极”革命的论调吧。无疑，新高潮、新攻击或新运动形式的准备时期完全可能是漫长的。但是，先生们，不要当学理主义者，请看一看，与农村的“经常骚动”同时发生的还有“小规模斗争”、“讨伐”以及警察和军队人员构成的变化，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您自己也不知道您在说些什么。您所描绘的情况，无非是一种持久的游击战争，这个战争被一系列日益广泛、日益团结起来的士兵起义的爆发所打断。您对“游击队员”、“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的布朗基主义者布尔什维克”等等反复说了些骂人的气话，同时自己却在描绘一幅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图景！军队的人员构成在变化，由“不满的农民”取代，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身穿水兵服和士兵装的农民的这种“不满”竟会不表现出来吗？难道当国内在士兵感到亲切的乡村发生“经常骚动”，当国内一方面进行“小规模斗争”，另一方面进行“讨伐”时，这种不满竟会不表现出来吗？在黑帮大暴行、政府镇压、警察横行的时代，能想象出士兵的这种不满除了搞军队起义之外，还有别的表现形式吗？ 您既重弹立宪民主党的老调（“我国革命不走起义的道路”这句话正是立宪民主党人在1905年年底的口头禅；见米留可夫的《人民自由报》[116]），同时自己又描绘出一幅新的起义不可避免的图景：“政权一旦受到严重考验就垮台。”您是否认为，在广泛的、错综复杂的人民运动中，没有一系列先前的并不严重的局部考验，就能给政权以严重考验呢？没有一系列局部罢工，就能有总罢工呢？没有一系列零星的、小规模的、分散的起义，就能有总起义呢？ 如果军队中不满的农民日益增多，如果整个革命日益向前推进，那就是说，起义不可避免地要采取同黑帮军队进行最残酷的斗争形式（因为黑帮也在组织起来和进行训练，请别忘记这一点！请别忘记，怀有自觉的黑帮意识的社会人士是有的！），要采取既有人民又有部分军队参加的斗争形式。这就是说，应当做好准备，训练群众，训练自己去进行更有计划的、同心协力的进攻性的起义，这就是从拉林的前提，从他那种立宪民主党的消极（？？）革命的神话中得出的结论。拉林承认，孟什维克“把自身的忧虑和颓丧都推到俄国革命的进程上面了”（第58页）。正是这样！消极，这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品性，而不是革命的品性。消极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承认不满的农民补充军队，承认经常骚动和小规模斗争不可避免，同时又怀着伊万·费多罗维奇·施邦卡[117]的好心肠安慰工人政党说：“俄国革命不走起义的道路。” “小规模斗争”又是什么意思呢？可敬的拉林，您认为它是“从后果来说对农村最有利的道路”吗？虽然有讨伐，您仍支持这种见解，甚至把讨伐也归在最有利的道路里吗？而您是否多少想过，小规模斗争和游击战争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可敬的拉林同志，没有什么区别。 你只看到美国和波兰的糟糕例子，却看不到俄国起义所产生的特殊斗争形式，俄国的起义比旧式的起义更持久、更顽强，它在大的战役之间有更长的间歇时期。 拉林同志完全搞糊涂了，不能自圆其说了。如果革命在农村中有根基，如果革命日益扩大并吸取新生力量，如果不满的农民补充军队，如果经常骚动和小规模斗争在农村中进行并持续下去，那么这就是说，为反对回避起义问题而进行斗争的布尔什维克是正确的。我们根本不是宣传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实行起义。但是我们要求，社会民主党人的思想不要犹豫不定和谨小慎微。既然你承认起义的条件，那就得承认起义本身，承认由于起义而产生的党的特殊任务。 既然把小规模斗争称作“最有利的道路”，即在我国革命的特殊时期人民的最有利的斗争形式，同时又不承认在这个“最有利的道路”的基础上先进阶级政党的积极的任务，那就是不善于思考或者思考得不对头。 二 拉林的这种关于“消极”革命足以使“旧政权一旦受到严重考验就垮台”的论断，可以称之为“消极论”。而这种作为思想上谨小慎微的必然产物的“消极论”，在我们这位忏悔的孟什维克的整个小册子中都打上了印记。他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党的思想影响大，而组织上却这样弱呢？拉林回答说，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党是知识分子的党。孟什维克的这种旧的“公式化的”（拉林语）解释是讲不通的。因为在目前时代，客观上不需要另外一个党，也没有成立另外一个党的客观条件。因为对“自发爆发的政策”即无产阶级在革命初期的政策来说，本不需要党。需要的只是一个“为自发势力”和“自发情绪”“服务”的、在两次爆发之间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的“技术机关”。这不是欧洲型的党，而是“一个青年工人秘密工作者的狭小团体（900万人中有12万人）”；成家的工人很少；大多数都是准备在党外从事社会活动的工人。 目前，自发爆发的时刻即将过去。深谋远虑将代替单纯的感情用事。“有计划的行动的政策”将代替“自发爆发的政策”。需要“一个欧洲型的党”，“一个采取符合客观的、有计划的政治行动的党”。需要的不是“作为机关的党”，而是“作为先锋队的党”，“这个党要把工人阶级自身所能提供的有利于积极的政治生活的一切东西都汇集起来”。这就是向“经过深谋远虑再来采取行动的欧洲型的党”过渡。用“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健康的现实主义”来代替“实践上不彻底、不果断、意志消沉、不了解自己地位的正式的孟什维主义”。“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说实在的，他们是我们“野蛮”人中间仅有的欧洲人）两人十分响亮地喊出健康的现实主义的声音不是今天才开始的……”以欧洲方式代替野蛮自然可以保证以成功代替失败。“哪里自发性成风，那里估计形势就必然错误，实践上就必然失败。”“哪里有自发势力，那里就有空想主义；哪里有空想主义，那里就会遭到失败。” 在拉林的这些议论中，又使人一眼就能看出，虽不算新颖却还正确的思想的小内核同彻头彻尾的反动谬论的大外壳之间存在着惊人的不协调。蜂蜜只一小勺，焦油却一大桶。 毫无疑问和无可辩驳的事实是，各国的工人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随着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或几次资产阶级革命，以及没有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的积累）正在成长、发展、学习、受到教育并且组织起来。换句话说，工人阶级正在从自发性走向计划性，从仅仅领导各阶级的情绪走向领导各阶级的客观地位，从爆发走向持久斗争。这一切就是这样。这一切就象世界一样古老，早就这样。这一切适用于20世纪的俄国，就象适用于17世纪的英国、19世纪30年代的法国和19世纪末的德国一样。 但是拉林的不幸就在于，他根本不能消化我国革命给社会民主党人提供的那些材料。把俄国野蛮的爆发和欧洲的计划性对立起来，使他完全入迷了，就象一张新画片使小孩子入迷了一样。他说了些一般涉及一切时代的老生常谈，却不懂得他把这种老生常谈天真地运用到直接革命斗争的时代，就变成了对革命的叛变。要是拉林的真诚使人不能消除任何怀疑，说他是无意识地附和革命的叛徒，那就令人啼笑皆非了。 野蛮人的自发爆发，欧洲人的有计划行动……这纯粹是立宪民主党的公式，是立宪民主党的思想，是那些象穆罗姆采夫或奴才罗季切夫一样对“宪制”欣喜若狂的俄国革命叛徒的思想，穆罗姆采夫声称“杜马是政府的一部分”，罗季切夫高喊：“认为君主应对大暴行负责就是冒犯天威。”立宪民主党炮制了咒骂自发势力的疯狂行为即咒骂革命的那些叛徒（伊兹哥耶夫之流、司徒卢威之流、普罗柯波维奇之流、波尔土加洛夫之流及其同伙）的一大批书刊。自由派资产者，象大家熟悉的寓言中的动物一样，眼睛不能往上看[118]，也不能了解，只是由于人民的“爆发”才在我们这里保留了这么一点点自由。 而拉林天真地不加批判地紧跟着自由派。拉林不懂得，他所涉及的问题有两个方面：（1）自发的斗争和同样规模、同样形式的有计划的斗争的对比；（2）革命（狭义的革命）的时代和反革命的或“仅仅是宪制的”时代的对比。拉林的逻辑糟透了。他不是把自发的政治罢工同有计划的政治罢工对比，而是同有计划地参加比方说布里根杜马对比。不是把自发的起义同有计划的起义对比，而是同有计划的工会斗争对比。因此，他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就变成了小市民对反革命的庸俗吹捧。 拉林得意地嘟囔说，欧洲的社会民主党是“采取符合客观的、有计划的政治行动的党”。多么孩子气！他没有注意到，他特别赞赏的是欧洲人在没有直接革命斗争的时代只能不得不采取的狭隘的“行动”。他没有注意到，他赞赏的是合法斗争的计划性，他咒骂的是为决定“合法的”范围的实力和政权而斗争的自发性。他不是把俄国人1905年12月的自发起义同德国人1849年的“有计划的”起义[119]和法国人1871年的“有计划的”起义[120]相比，而是同德国工会发展的计划性相比。他不是把俄国人1905年12月的自发的和失败了的总罢工同比利时人1902年的“有计划的”和失败了的总罢工[121]相比，而是同倍倍尔或王德威尔得在帝国国会里有计划的演说相比。 因此，1905年10月的罢工和1905年12月的起义所标志的无产阶级群众斗争中那种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进步，拉林是不理解的。他把表现在必须进行合法的准备行动（工会、选举等等）上的俄国革命的那种退步（按照他本人的看法，是一时的退步），看作是从自发性进步到计划性，从感情用事进步到深谋远虑等等。 因此，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道德（不要自发的政治罢工，而要有计划的政治罢工；不要自发的起义，而要有计划的起义），就被叛徒立宪民主党人的道德（不要罢工、起义这种“自发势力的疯狂行为”，而要有计划地服从斯托雷平的法律和有计划地同黑帮君主制搞交易）代替了。 不，拉林同志，要是你领会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而不只是记住一些词句，那你就会了解革命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客观的”历史学家的机会主义之间的差别了。请回忆一下马克思谈论蒲鲁东的话[122]吧。马克思主义者并不禁忌合法斗争、和平的议会活动、“有计划地”服从俾斯麦之流和本尼格森之流、斯托雷平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所规定的历史工作范围。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利用任何基础甚至反动的基础来为革命进行斗争的时候，都不会堕落到吹捧反动派的地步，都不会忘记为争取最好的可能的活动基础而斗争。因此，马克思主义者总是第一个预见到革命时代的到来，还在那些庸人做着甘当顺民的奴才梦时，马克思主义者就开始唤醒人民，敲响警钟。因此，马克思主义者总是第一个走上直接革命斗争的道路，走向直接的搏斗，揭露社会上和政治上形形色色的中间分子的调和幻想。因此，马克思主义者总是最后一个离开直接革命斗争的道路，只有当一切可能的办法都已用尽，当没有一点希望走比较短的道路，当发出准备群众罢工和起义等号召都显然失去基础的时候，才离开这条道路。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对那些无数的革命叛徒是鄙视的，这些叛徒竟对马克思主义者叫喊说：我们比你们“进步”，我们早就不干革命了！我们早就“服从”君主立宪制了！ 二者必居其一，拉林同志。你是否认为，起义和狭义的革命的基础已经完全没有了呢？那么你就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并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用经济分析，用对各阶级政治倾向的估计和对各种思潮作用的分析向我们作出证明吧。证明了吗？如果证明了，我们就宣布关于起义的话是空谈。我们就说：我们这里发生的不是大革命，而只是把大拳头揣在兜里。工人们！资产阶级和小市民（包括农民在内）背叛和离开了你们。但是我们还要在他们创造出的（尽管不是按照我们努力的方向）基础上顽强地、耐心地、坚定地干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不会象资产阶级革命那样半途而废，残缺不全，空话连篇，缺乏创造性！ 或者是你当真相信你所说的话，拉林同志？你相信革命正在发展，小规模的斗争和暗中骚动再过那么两三年就会酝酿出一支心怀不满的新军队和新的“严重考验”吗？你相信“农村不会平静下来”吗？那么你就应当承认，“爆发”所表现的是全民愤慨的力量，而不是落后野蛮的力量，我们的责任就是使自发的起义转变成为有计划的起义，在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里，坚定而顽强地促成这种转变，而不是象形形色色的犹大所干的那样，放弃起义。 拉林同志，你现在的境况恰好是“忧虑和颓丧”，思想上“犹豫不定和谨小慎微”，把自己的消极情绪归咎于我们的革命。 你得意地把抵制说成是错误正意味着这一点，也仅仅意味着这一点。这是近视的庸俗的得意。如果说放弃抵制是“进步的”，那么，那些反对抵制布里根杜马、号召大学生“要读书，而不是闹事”的《俄罗斯新闻》的右派立宪民主党人就比谁都进步了。我们并不羡慕叛徒们的这种进步性。我们认为，把抵制维特杜马（谁也不相信杜马会在这么三四个月内召开）说成是“错误”，而对于那些号召参加布里根杜马的人的错误则闭口不谈，这就是用拜倒在反动派面前的教授的“客观主义”来代替革命战士的唯物主义。我们认为，那些在直接斗争的道路上真正试用了一切办法，而最后一个参加杜马，走上迂回道路的人的情况，要比那些在扫除了布里根杜马的人民起义前夜就第一个号召参加这届杜马的人的情况好一些。 就拉林来说，这种硬说抵制是错误的立宪民主党的论调是尤其不能容忍的，因为拉林真实地谈到，孟什维克“想出了种种高明而又狡猾的把戏，从选举原则和地方自治运动开始，直到为抵制杜马而用参加选举的办法来聚集政党为止”（第57页）。孟什维克号召工人参加杜马选举，自己却不相信可以参加杜马。有些人由于不相信这一点就抵制杜马；他们宣布称呼杜马为“政权”（孟什维克在统一代表大会的决议案中给予杜马这样的称呼要早于穆罗姆采夫）是欺骗人民；他们只有当资产阶级最终地背叛抵制的径直道路而迫使我们走迂回道路的时候，才参加杜马，但是其目的和方法都同立宪民主党人不一样，这些人的策略不是更正确些吗？ 三 拉林把作为机关的党和作为先锋队的党加以对比，或者说把同警察作斗争的战士的党和自觉的政治战士的党加以对比，看来好象深刻而充满“纯粹无产阶级的”精神。其实，这完全是那种知识分子的机会主义，如同1899—1901年工人思想派和阿基莫夫派[123]所作的相应对比一样。 一方面，当群众举行直接革命进攻的客观条件具备的时候，“为自发势力服务”就是党的最高政治任务。把这种革命工作同“政治”加以对比，就是把政治降低到要政客手腕。这就是过分颂扬杜马斗争的政治，把它凌驾于群众在10月和12月的政治之上，也就是说，正是从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滑到了知识分子机会主义的观点。 任何斗争形式都要求相应的技术和相应的机关。当议会斗争由于客观条件而成为主要斗争形式时，议会斗争机关的特点必然会在党内得到加强。相反，当客观条件引起了群众性政治罢工和起义形式的群众斗争时，无产阶级政党就应当拥有正是为这些斗争形式“服务”的“机关”，不言而喻，这应当是不同于议会机关的特殊“机关”。一个有组织的无产阶级政党，如果承认人民起义的条件已经具备，而对建立相应的机关却漠不关心，那就是知识分子空谈家的政党；工人就会离开它而走向无政府主义，走向资产阶级的革命主义等等。 另一方面，每一个阶级（其中包括无产阶级）的担任政治领导的先锋队的构成，同样既取决于这个阶级的地位，也取决于它的主要斗争形式。拉林抱怨我们党内青年工人占优势，成家的工人少，并且正在离开党。俄国机会主义者的这种抱怨使我想起了恩格斯的一段话（好象是在《住宅问题》——《ZurWohnungsfrage》一书中说的）。恩格斯在反驳一位庸俗的资产阶级教授、德国的立宪民主党人时写道：在我们革命政党中青年占优势，这难道不自然吗？我们是未来的党，而未来是属于青年的。我们是革新者的党，而总是青年更乐于跟着革新者走。我们是跟腐朽的旧事物进行忘我斗争的党，而总是青年首先投身到忘我斗争中去。 不，还是让立宪民主党去收容社会民主党那些年届30就“厌倦了的”老人、“变聪明了的”革命家和叛徒吧。我们将永远是先进阶级的青年人的党！ 拉林本人常常直率地承认，他为什么那么怜悯厌倦斗争的成了家的人。何不把这些厌倦了的人尽量吸收到党内来，那样，党就会“比较难以发动，从而破坏政治冒险的基础”（第18页）。 这才好啊，好心的拉林！何必耍手腕欺骗自己。你需要的不是作为先锋队的党，而是作为后卫队的党，使它比较难以发动。话应当这样直截了当地说出来！ “……破坏政治冒险的基础……”革命在欧洲也有过失败，有过1848年的六月事件和1871年的五月事件，但是从来没有这样的社会民主党人、共产党人，认为自己的任务是把群众在革命中的发动说成是“冒险”。要是这样，就得把那些毫无骨气的、胆小怕事的、每当事件转向反动就丧失自信而灰心丧气的竟然称为“知识分子”的俄国小市民，也算作（但愿是为时不久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了。 “……破坏冒险的基础”！但是，如果这样，那么头号冒险家该是拉林本人，因为他把“小规模斗争”说成是革命最有利的道路，因为他让群众相信革命在发展，相信两三年后不满的农民就会补充军队，相信“旧政权一旦受到严重考验”就会“垮台”！ 而且从另一个更糟糕更狭隘的意义来讲，拉林也是一个冒险家。他是工人代表大会和“非党的党”（他的原话！）的捍卫者。不要社会民主党，而要“全俄工人的党”，所以说是“工人的”，因为这个党里应该包括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社会革命党人、波兰社会党人、白俄罗斯格罗马达[124]等等。 拉林是阿克雪里罗得的崇拜者。但是拉林象熊那样给他帮了忙。拉林如此竭力颂扬他在争取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斗争中的“青春活力”和他的“真正的党的勇敢精神”，拉林如此热烈地拥抱他，以至……抱得他透不过气来！阿克雪里罗得关于工人代表大会的含糊“思想”，被他这位天真无邪的实践家彻底粉碎了，他把为了有效地宣传工人代表大会而必须掩饰的东西一下子和盘托出了。工人代表大会就是“摘掉招牌”（见拉林的小册子第20页，他认为社会民主主义只是一块招牌），就是同社会革命党以及同工会合并。 拉林同志，你说得对！多谢你的诚实！工人代表大会确实就是这样。工人代表大会必然会导致这样的结果，甚至是违反大会召集人的意志。正因为如此，工人代表大会现在成了机会主义的卑微的冒险。说它卑微，是因为这里面没有任何高大的思想，只有知识分子对进行保卫马克思主义的顽强斗争表示的厌倦。说它机会主义，也是同一个原因，还因为数以千计的远没有最后定型的小资产者会涌进工人政党。说它冒险，是因为在现实条件下这种尝试带来的不会是和平，不会是积极的工作，不会是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合作（拉林殷勤地拉他们充当“广泛的政党内的宣传团体”（第40页）的角色），而只会是斗争、纠纷、分裂、思想混乱和实际工作中的涣散现象的无限扩大。 预言社会革命党的“中派”由于人民社会党和最高纲领派的脱离而一定会接近社会民主党［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93—394页。——编者注］，这是一回事。上树去采刚刚成熟但还没有熟透的苹果，则是另一回事。最尊敬的先生，你要么就摔断脖子，要么就吃生果子伤了你的胃。 拉林拿“比利时”作论据，这同1899年尔·姆·（《工人思想报》编辑）和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当时他正在经历着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自发爆发”，还没有“聪明到”去当一个“有计划行动的”立宪民主党人）的说法一模一样。拉林的小册子认真地附有比利时工人党章程的认真的译文！好心的拉林却忘记把比利时的工业条件和历史搬到俄国来。在几次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在同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的假社会主义进行了几十年的斗争以后，在工业资本主义大规模的、几乎是世界上最高度发展的情况下，比利时的工人代表大会和工人党才从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过渡到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在俄国，正当必然会产生小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资产阶级革命热火朝天的时候，在与农民和无产阶级相接近的阶层中存在着日益发展的“劳动派”思潮的情况下，在约有10年历史的社会民主工党存在的情况下，工人代表大会是一个糟糕的臆想，同社会革命党（拉林天真地说：谁知道？也许他们有3万人，也许有6万人）合并，是知识分子的妄想。 是啊，历史是善于运用讽刺的！孟什维克年复一年地叫嚷布尔什维克接近社会革命党的思想了。而布尔什维克所以屏弃工人代表大会，却正是因为工人代表大会模糊了无产者和小业主的观点的差别（见《无产者报》第3号上刊登的彼得堡委员会的决议[125]）。而孟什维克现在却赞成同社会革命党合并，以捍卫工人代表大会。这真是妙不可言。 拉林辩解说：“我不想把党融化在阶级中，我只想把先锋队，把900万中间的90万人联合起来。”（第17页和第49页） 让我们看一看1903年官方的工厂统计数字吧。工厂工人总共1640406人。其中500人以上的工厂的工人有797997人；100人以上的工厂的工人有1261363人。最大型工厂中的工人（80万人）比拉林主张的跟社会革命党合并的工人政党的人数稍微低一些！ 可见，拉林就是不相信，我们在俄国，在现在已经拥有15—17万社会民主党党员的情况下，能够在最大型工厂的80万工人中，在大型矿山企业中（未包括在这个总数之内），在商业、农业、运输业等等的大量纯粹无产阶级分子中，很快为社会民主党争取到90万无产者做党员？？这是奇闻，但这是事实。 然而，拉林的不相信只不过是知识分子思想上的谨小慎微。 我们完全相信这个任务是可以实现的。同“工人代表大会”和“非党的党”的冒险行为相反，我们提出的口号是：把我们社会民主党扩大到五倍乃至十倍，但这主要是，而且几乎仅仅是靠吸收纯粹无产阶级分子，仅仅是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旗帜下进行扩大。［注：拉林建议把工会吸收到党内来，这是不合理的。这样做就会缩小工人运动和它的基地。为了同业主作斗争，我们经常要团结比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作斗争时多得多的工人。因此（同拉林所说的布尔什维克反对非党的工会这种错误的论断相反）我们是赞成非党的工会的，就象早在1902年“雅各宾式的”（机会主义者认为是雅各宾式的）小册子《怎么办？》的作者就已经赞成它一样。（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06—107页。——编者注）］ 现在，在大革命经过一年以后，在各个政党迅速发展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形成为独立政党的速度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杜马的选举将有助于这一点（当然，要不跟立宪民主党结成机会主义联盟）。资产阶级的背叛，特别是小资产阶级（人民社会党人）的背叛，将加强革命的社会民主党。 我们一定能够达到拉林的“理想”（90万党员），我们甚至还要在原有的道路上用顽强的工作，而不是用冒险行为来超越这个理想。现在确实必须用无产阶级分子来扩大党了。在彼得堡只有6000个党员（圣彼得堡省，在500人以上的工厂中有工人81000人；工人总数是15万人）；在中部工业区只有2万党员（在500人以上的工厂中有工人377000人；工人总数是562000人），这是不正常的。在这些中心区应当善于把工人五倍、十倍地吸收［注：我们说“善于吸收”，是因为在这些中心区，社会民主主义工人的数量无疑比党员的数量多好几倍。我们有一种保守思想，应当跟这种思想作斗争。应当在可能的地方善于利用松散的组织——更自由、更广泛、更易于参加的无产阶级组织。我们的口号是：扩大社会民主工党，反对非党的工人代表大会和非党的党！］到党内来。拉林在这一点上无疑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不应当陷入知识分子的畏首畏尾和知识分子的神经过敏。我们将通过我们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而不是通过冒险行为来达到这个目的。 四 拉林同志的小册子中，唯一“可喜的现象”就是他激烈反对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读者在我们这一号报纸的另一篇文章中，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详细的引证，这是在对孟什维主义在这一重要问题上的各种动摇现象进行评述时引证的。 这里，我们感兴趣的，是孟什维克拉林这样一位“权威”见证人对孟什维主义所作的总的评述。正是在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问题上，拉林反对“简单化的具有官场习气的孟什维主义”。他写道，“具有官场习气的孟什维主义”可望“跟资产阶级营垒中的社会民主党的对手搞自杀性的联合”。我们不知道，拉林在坚持自己的反普列汉诺夫的观点时，能否表现出比马尔托夫更有骨气。但是，拉林反对“正式的”和“具有官场习气的”孟什维主义，不仅仅在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问题上。例如，拉林在谈到孟什维主义时说，“一切衰败的东西都带有官场习气的印记”（第65页）！！孟什维主义日趋衰败，正在让位给“欧洲式的现实主义”。“由此产生了孟什维主义的无穷忧虑、不彻底性和犹豫不定。”（第62页）在谈到有关工人代表大会的议论时，他写道：“所有这些议论给人的印象总是有点吞吞吐吐，思想上谨小慎微，也许连内部已经成熟的东西都不敢大声说出来”（第6页）等等。 我们已经看出孟什维主义这一危机的底蕴，看出它蜕变为官场习气的底蕴［注：又是历史的讽刺！孟什维克从1903年起就叫嚷布尔什维克沾染了“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从那时起，全党的“官僚主义的”和“形式主义的”特权一直掌握在他们手里。而现在，有个孟什维克确认孟什维主义蜕变为具有官场习气了。布尔什维克不能希望更好地给自己恢复名誉了。拉林没有在孟什维主义的官场习气真正扎根的地方去寻找它。官场习气的根源，就是阿克雪里罗得和普列汉诺夫借口欧洲方式而灌输给孟什维克的那种机会主义。在瑞士小市民所表现出来的思想体系和习惯中没有一点欧洲方式的痕迹。小市民的瑞士是现时欧洲，即富有革命传统和充满广大群众尖锐阶级斗争的欧洲的奴仆。而官场习气即使在普列汉诺夫关于工人代表大会（反对党代表大会的工人代表大会）这一问题的提法上（这一点也是拉林激烈地真心地反对的）也获得充分的表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进一步革命斗争的可能性毫无信心，害怕承认革命已告结束，害怕承认反动派终于胜利。拉林说：“孟什维主义只是对党的一种本能的半自发的怀念。”我们则说，孟什维主义是知识分子对残缺不全的宪法以及和平的法制的一种自发的怀念。孟什维主义，似乎是一种来自革命界的对反动派的客观辩护。 布尔什维克从一开始，还在日内瓦出版的《前进报》[126]（1905年1—3月）上，还在《两种策略》这本小册子（1905年7月）中，就对问题有了完全不同的提法。他们对资产阶级革命中各阶级的利益和任务的矛盾一点没有看错，他们那时就公开声明：也许俄国的革命将以立宪流产结束。［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20页。——编者注］作为革命无产阶级的拥护者和思想家，我们要负责到底：我们不顾自由派的一切变节和卑劣行为，不顾小资产者的一切动摇，不顾他们的一切谨小慎微和犹豫不定，坚持我们的革命口号；我们要真正用尽一切革命可能性；我们将引以自豪的是，我们第一个走上了起义的道路，直到这条道路实在走不通的时候，才最后一个离开它。而在目前，我们还远远不承认一切革命的可能性和前景都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们直截了当地公开宣传起义，宣传进行顽强的、坚定的、长期的起义准备。 当我们承认革命已告结束时，我们就会直截了当地公开说出这一点。我们会在全国人民面前取消我们纲领中的一切直接革命的口号（如召开立宪会议）。我们不会用狡猾的诡辩（如普列汉诺夫提出的立宪民主党的“全权杜马”［注：见本卷第138页。——编者注］）来自欺欺人。我们不会替反动派辩护，把反动的立宪主义称为健康的现实主义的基础。我们要告诉无产阶级并向他们证明，资产阶级的变节和小业主的动摇葬送了资产阶级革命，而现在无产阶级自己将准备并进行新的、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在革命低潮，即资产阶级完全变节的基础上，我们无论如何不仅不同机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甚至也不同革命的资产阶级结成任何联盟，因为革命低潮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主义变为空谈了。 正因为如此，当拉林叫嚷布尔什维主义面临危机，布尔什维主义已经完蛋，我们总是跟在孟什维克后头转等等的时候，我们丝毫也没有因为他对我们如此多次地口出恶言而感到不安。所有这些刺一下和拧一下的尝试只能引起我们轻蔑的一笑。 个别的人已经脱离和将会脱离布尔什维克，但是我们在方针上不会发生危机。因为我们从一开始（见《进一步，退两步》［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197—425页。——编者注］）就声明：我们并不打算创立什么特别的“布尔什维克的”方针，我们随时随地只是坚持革命社会民主党的观点。而在社会民主党内，一直到社会革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机会主义的一翼和革命的一翼。 只要翻翻“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就足以确信这一点了。 1903—1904年。孟什维克宣传组织上的民主制。布尔什维克认为，这在政党公开活动以前是知识分子的空谈。孟什维克—工人在日内瓦出版的小册子[127]（1905年）中承认，实际上孟什维克未曾有过任何民主制。孟什维克拉林承认，他们“关于选举原则的议论”是一种“臆想”，是企图“欺骗历史”，实际上在孟什维克的“圣彼得堡选举团里，到1905年秋天也还没有选举原则”（第62页）。而在十月革命以后，布尔什维克立即率先在《新生活报》[128]上宣布实际上向党内民主制过渡。［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77—87页。——编者注］ 1904年年底。地方自治运动。孟什维克紧跟自由派。布尔什维克不否定（不顾甚嚣尘上的流言蜚语）在地方自治人士面前的“漂亮示威”，但驳斥“知识分子的拙劣议论”［注：日内瓦出版的《前进报》第1号（1905年1月）上刊登了一篇批评“地方自治运动计划”的小品文，标题是：《无产者的漂亮示威和某些知识分子的拙劣议论》。（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117—122页。——编者注）］，这些知识分子说什么在斗争舞台上有两支力量（沙皇和自由派），在地方自治人士面前的发动是最高类型的示威。现在，孟什维克拉林自己承认，当时的地方自治运动是一种“臆想”（第62页），是“一种高明而狡猾的把戏”（第57页）。 1905年年初。布尔什维克公开地直接地提出了起义和准备起义的问题。在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他们预言到罢工和起义的结合。孟什维克则躲躲闪闪，不担当起义的任务，空谈用自我武装的迫切要求来武装群众。 1905年8—9月。孟什维克（帕尔乌斯在新《火星报》[129]上）号召参加布里根杜马。布尔什维克则号召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号召直接宣传起义。 1905年10—12月。表现为罢工和起义的人民斗争扫除了布里根杜马。孟什维克拉林在统一代表大会上的书面声明中承认，孟什维克在革命最高涨的时代是按布尔什维克的方式行事的。[130]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同革命资产阶级一起参加了临时政府的萌芽机关。 1906年年初。孟什维克处在苦恼中。既不相信杜马，也不相信革命。他们号召为了抵制杜马而参加杜马的选举（拉林的书，第57页）。布尔什维克则履行自己革命者的义务，尽一切可能来抵制革命界中没有一个人信任的第二个杜马。 1906年5—6月。杜马运动。由于资产阶级的变节，抵制没有成功。布尔什维克就在新的、虽则变糟了的基础上进行革命工作。在杜马时期，全体人民更加清楚地看出我们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策略同机会主义的区别：批判杜马中的立宪民主党，为劳动派摆脱立宪民主党的影响而斗争，批判杜马幻想，宣传杜马中左派团体按革命原则彼此靠拢。 1906年7月。杜马被解散。孟什维克急得团团转，主张立即举行罢工－示威并且主张局部发动。布尔什维克表示反对。拉林在谈到这一点时，避而不谈为党员印发的三个中央委员的抗议书。关于这一事件，拉林说得不实在。布尔什维克指出举行游行示威是荒谬的，主张过一些时候再举行起义［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21—322页。——编者注］。孟什维克却签发了同革命资产阶级一起举行起义的号召书。 1906年年底。布尔什维克承认，资产阶级的变节迫使我们走上迂回的道路，参加杜马。打倒各种联盟！特别要打倒同立宪民主党的联盟！孟什维克却赞成联盟。 不，拉林同志，对俄国社会民主党革命的一翼和机会主义的一翼的这一斗争进程，我们无须为此感到羞耻！ 载于1906年12月7日《无产者报》第9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4卷第149—172页 注释： [111]《劳动呼声报》（《ГолосТруда》）是俄国孟什维克的合法日报，1906年6月21日（7月4日）接替《信使报》在彼得堡开始出版，同年7月7日（20日）停刊，共出了16号。——147。 [112]《现代评论》杂志（《ОткликиСовременности》）是俄国孟什维克的合法杂志，1906年3—6月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5期。——147。 [113]指布尔什维克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民主革命的目前形势》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01—202页）。——148。 [114]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113—114页）。——150。 [115]指布尔什维克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武装起义》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02—204页）。——151。 [116]指1905年12月20日（1906年1月2日）《人民自由报》第5号的一篇文章。该文说：“俄国革命不是持续几个月，而是会持续若干年。它在这个时间内来得及明确地勾画出自己的道路。须要直言不讳地说，这条道路既不会通向武装起义，也不会通向临时政府。我们不要闭眼不看现实。” 《人民自由报》（《НароднаяСвобода》）是俄国的政治文学报纸，立宪民主党的机关报。1905年12月15日（28日）—1905年12月21日（1906年1月3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6号。编辑为帕·尼·米留可夫和约·弗·盖森。《人民自由报》的前身是1905年12月在彼得堡出版的《自由人民报》。——152。 [117]伊万·费多罗维奇·施邦卡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中篇小说《伊万·费多罗维奇·施邦卡和他的姨妈》中的主人公，一个庸俗懦弱的小地主。——153。 [118]指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橡树下的猪》。寓言说，一只肥猪吃饱了橡实睡足了觉，用鼻子来拱橡树的根。它不会抬头往上看，不知道橡实是橡树上长的，却说，让橡树枯死好了，我要的是橡实。——156。 [119]指1849年5月在德国德累斯顿、莱茵普鲁士、普法尔茨、巴登等地爆发的人民起义。这场革命民主运动是在保卫法兰克福议会制定的帝国宪法的口号下进行的。起义于1849年7月被普鲁士军队镇压下去。参看恩格斯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17、18、19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00—115页）。——156。 [120]指1871年3月18日巴黎工人武装起义。起义结果是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巴黎公社。——156。 [121]1902年4月，比利时工人宣布总罢工，以支持工人党、自由党和民主党的代表在议会提出的普选权要求。参加罢工的有30多万工人，工人游行示威遍及全国。可是在议会否决了选举改革法案、军队开枪镇压示威者之后，工人党的机会主义领导者埃·王德威尔得等人投降了，并且在自己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盟友”的压力下取消了总罢工。——157。 [122]列宁指的是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一书第2章第1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38—158页）。——157。 [123]工人思想派是俄国的经济派团体，于1897年10月—1902年12月先后在彼得堡、柏林、华沙和日内瓦等地出版《工人思想报》。工人思想派宣传露骨的机会主义观点，反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把工人阶级的任务局限于经济性质的改良。工人思想派反对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主张成立工联主义的合法组织。它贬低革命理论的意义，硬说社会主义意识可以从自发运动中产生。 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一文和《怎么办？》一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209—238页和第6卷第1—183页）中，以及在《火星报》上发表的一些文章中批判了工人思想派的观点。 阿基莫夫派是俄国经济主义的代表人物、极端机会主义者弗·彼·阿基莫夫（马赫诺韦茨）的拥护者。——160。 [124]白俄罗斯格罗马达（白俄罗斯社会主义格罗马达）是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1902年成立，1903年12月在维尔诺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最终形成。该党借用波兰社会党的纲领作为自己的纲领，要求让白俄罗斯边疆区实行自治并在维尔诺设立地方议会，把地主、皇族和寺院的土地转归地方公有，允许西北边疆地区各民族实行民族文化自治。白俄罗斯格罗马达的多数成员代表白俄罗斯农村资产阶级的利益，但也有一些成员代表劳动农民的利益。在1905—1907年俄国革命时期，白俄罗斯格罗马达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策略。随着这次革命的失败，该党滑向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立场。1907年初，该党正式宣布解散，它的成员们开始进行合法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活动，出版了合法报纸《我们的田地报》（1906—1915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留在德军占领区的格罗马达分子鼓吹在德国的保护下“复兴”白俄罗斯。在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白俄罗斯格罗马达恢复组织，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政策。1917年7月，该党右翼领袖参加了白俄罗斯拉达。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白俄罗斯格罗马达分裂，它的一部分成员进行反革命活动，一部分成员转向苏维埃政权方面。——162。 [125]指1906年9月初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召集的彼得堡各区工人大会通过的《关于“工人代表大会”的决议》（载于1906年9月8日《无产者报》第3号）。这个决议的第2条指出：争取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鼓动“实际上对抹杀无产阶级和小生产者之间差别的小资产阶级派别（“劳动团”、“劳动人民社会党”、社会革命党等等）以及无产阶级的真正敌人（“乌沙科夫派”以及诸如此类的分子）最有利”。——164。 [126]《前进报》（《Вперёд》）是第一个布尔什维克报纸，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的机关报（周报），1904年12月22日（1905年1月4日）—1905年5月5日（18日）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8号。列宁是该报的领导者，《前进报》这一名称也是他提出的。该报编辑部的成员是列宁、瓦·瓦·沃罗夫斯基、米·斯·奥里明斯基和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任编辑部秘书，负责全部通信工作。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简况》一文中写道：“《前进报》的方针就是旧《火星报》的方针。《前进报》为了捍卫旧《火星报》，正在同新《火星报》进行坚决的斗争。”（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217页）《前进报》发表过列宁的40多篇文章。而评论1905年1月9日事件和俄国革命开始的第4、5两号报纸几乎完全是列宁编写的。《前进报》创刊后，很快就博得了各地方党委会的同情，被承认为它们的机关报。《前进报》在反对孟什维克、创建新型政党、筹备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方面起了卓越作用。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委托中央委员会创办名为《无产者报》的新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因此停办。——167。 [127]指1904年在日内瓦出版的小册子《我们组织内的工人和知识分子》，署名：“一工人”。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为它写了序言。小册子反对列宁的建党组织计划，同时又不得不承认，孟什维克的“民主制”实质上是为了争夺党内的领导地位。列宁在《寓言喂不了夜莺》一文里详细地评述了这本小册子（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143—149页）。——169。 [128]《新生活报》（《Новаяжиэнъ》）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第一个合法报纸，实际上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1905年10月27日（11月9日）—12月3日（16日）在彼得堡出版。正式编辑兼出版者是诗人尼·明斯基，出版者是女演员、布尔什维克玛·费·安德列耶娃。从1905年11月第9号起，该报由列宁直接领导。参加编辑部的有：列宁、弗·亚·巴扎罗夫、亚·亚·波格丹诺夫、瓦·瓦·沃罗夫斯基、米·斯·奥里明斯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和彼·彼·鲁勉采夫。马·高尔基参加了《新生活报》的工作，并且在物质上给予了很大的帮助。《新生活报》发表过列宁的14篇文章。该报遭到沙皇政府当局多次迫害，在28号中有15号被没收。1905年12月2日该报被政府当局封闭。最后一号即第28号是秘密出版的。——169。 [129]指第52号以后被孟什维克篡夺了的《火星报》。《火星报》第52号是格·瓦·普列汉诺夫一人编辑的。1903年11月13日（26日）普列汉诺夫把该报原来的编辑增补进编辑部以后，《火星报》由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维·伊·查苏利奇和亚·尼·波特列索夫编辑。1905年5月《火星报》第100号以后，普列汉诺夫退出了编辑部。1905年10月，《火星报》停刊，最后一号是第112号。关于《火星报》，见注62。——169。 [130]指尤·拉林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第十五次会议上的书面声明。拉林写道：“在12月里，发生了社会民主党屈服于无产阶级自发情绪的情形，而这种情绪的传播者就是布尔什维克同志们。因此，当时整个少数派，我也在内，并不是接孟什维克的方式行事的，并不是象遵循自觉的政治考虑的社会民主党人应当的那样行事的。”（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记录》1959年俄文版第235页）——170。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8．解放派和新火星派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8．解放派和新火星派现在，我们来看另一个具体证实新火星派的政治作用的事实。司徒卢威先生在《怎样认识自己的使命》这篇卓越的、超群出众的、极有教益的论文（《解放》杂志第71期）中，猛烈地攻击我国各极端党派的“纲领的革命主义”。司徒卢威先生对我个人更是特别不满。［注：“和列宁先生及其各位同志先生的革命主义比较起来，倍倍尔以至考茨基的西欧社会民主党的革命主义就成为机会主义了，但是就连这个已经变得温和了的革命主义的基础也已经受到历史冲刷并被彻底摧毁了。”好厉害的攻击。不过司徒卢威先生以为可以把我当作死人来随便诬赖，是徒劳无益的。我只要向司徒卢威先生提出下面这个挑战就够了，这个挑战是他永远不能接受的。试问：我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把“倍倍尔和考茨基的革命主义”叫作机会主义的？我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企图在国际社会民主运动中创立任何一种同倍倍尔和考茨基两人的派别不相同的特别派别呢？究竟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曾经暴露过我同倍倍尔和考茨基两人间的意见分歧，即使是就严重性来说和倍倍尔同考茨基例如在布雷斯劳代表大会上关于土地问题的分歧[31]稍微有点近似的分歧呢？让司徒卢威先生试着来回答这三个问题吧。而我们要告诉读者：自由派资产阶级随时随地都在运用的手法就是说服他们的本国同道者相信本国的社会民主党人最缺乏理性，而邻国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是“好孩子”。德国资产阶级曾经几百次地把法国社会党人说成“好孩子”以训诫倍倍尔们和考茨基们。法国资产阶级在不久以前也把倍倍尔说成“好孩子”以训诫法国社会党人。司徒卢威先生，这是老一套的手法！只有小孩和不学无术的人才会上你的圈套。国际革命社会民主党在一切重大的纲领问题和策略问题上的完全一致，是绝对无可争辩的事实。］至于我自己，那我对司徒卢威先生是再满意不过了，因为在我同新火星派中日渐复活的“经济主义”和“社会革命党人”那种毫无原则的立场进行斗争时，司徒卢威先生是我的最好的同盟者。司徒卢威先生和《解放》杂志怎样在实际上证明了社会革命党人纲领草案中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种种“修正”的全部反动性，我们下次有机会时再说。关于司徒卢威先生每次在原则上称赞新火星派时总是给我一种诚实、可靠和真正的帮助这一点，我们已经说过多次［注：请读者回想一下，《不该这么办》这篇论文（《火星报》第52号）曾受到《解放》杂志的十分热闹的欢迎，被认为是向机会主义者让步的一个“重大的转变”。新火星派的原则趋向，《解放》杂志在一篇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分裂问题的短评中特别加以赞扬。关于托洛茨基的小册子《我们的政治任务》，《解放》杂志指出，该书作者的思想同工人事业派分子克里切夫斯基、马尔丁诺夫和阿基莫夫曾经写过和说过的东西是一致的（见《前进报》出版的传单《一个热心效劳的自由派》。《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55—58页。——编者注）。马尔丁诺夫论两种专政的小册子受到了《解放》杂志的欢迎（见《前进报》第9号的短评。同上，弟289—290页。——编者注）。最后，斯塔罗韦尔事后对旧《火星报》的旧口号“先划清界限，然后统一”的抱怨得到了《解放》杂志的特别的同情。］，而现在我们还要再说一次。司徒卢威先生的这篇论文中有许多极有趣的声明，我们在这里只能顺便指出一下。他打算“不依靠阶级斗争而依靠阶级合作来创立一个俄国民主党”，而“处于社会特权地位的知识界”（如司徒卢威先生用真正上流社会的……奴仆的必恭必敬姿态加以恭维的“文化贵族”之类）就会把“自己的社会地位的重量”（钱包的重量）带到这个“非阶级的”党里面来。司徒卢威先生表示愿意让青年知道，“资产阶级惊慌起来而叛卖了无产阶级和自由事业这种激进主义的滥调”是毫无价值的。（我们衷心欢迎这种愿望。司徒卢威先生攻击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滥调”，只会再好不过地证实这个“滥调”的正确。司徒卢威先生，请不要把你这个出色的计划束之高阁吧！）我们认为，就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来说，重要的是指出这个政治上很敏感的和极其善于随机应变的俄国资产阶级代表目前所攻击的究竟是哪些实践口号。第一，是共和主义的口号。司徒卢威先生坚信，这个口号“对人民群众来说是不可理解的和格格不入的。”（他忘记补充一句：对资产阶级来说是可以理解的，但对它是不利的！）。我们很想看看，司徒卢威先生从那些参加我们的小组和我们的群众大会的工人方面会得到什么样的答复！或许工人不算人民？那农民呢？用司徒卢威先生的话说，农民有一种“幼稚的共和主义”思想（“驱逐沙皇”），但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相信，将来代替幼稚的共和主义的不是自觉的共和主义，而是自觉的君主主义！司徒卢威先生，这要看情况，这还要以情况为转移。无论沙皇政府还是资产阶级，都不能不反对用剥夺地主土地的办法来根本改善农民状况，而工人阶级却不能不在这方面帮助农民。第二，司徒卢威先生断言，“在国内战争中，进攻的一方总是没有道理的”。这种思想和上面所指出的新火星派的倾向非常相近。我们当然不会说，在国内战争中进攻总是有利的；不，有时候防御的策略暂时也是必要的。但是，把司徒卢威先生所提出的这样一个论点应用于1905年的俄国，恰好就证实了那一点儿“激进主义的滥调”（“资产阶级惊慌起来而叛卖自由事业”）。现在，谁不愿向专制制度、向反动势力进攻，不准备这种进攻，不宣传这种进攻，他就是徒具革命拥护者的虚名。司徒卢威先生斥责“秘密活动”和“骚乱”（说这是“小型的起义”）这两个口号。司徒卢威先生对前后两者都表示鄙弃——是从“接近群众”的观点来加以鄙弃的！我们倒要问问司徒卢威先生，他能不能在他认为是一个极端革命主义者的人所写的例如《怎么办？》［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183页。——编者注］这样的著作中指出鼓吹骚乱的言论来？至于说到“秘密活动”，那么象我们和司徒卢威先生之间的区别难道是很大的吗？我们双方不是都办着“不合法的”报纸，并且“秘密地”运到俄国去供给“解放社”或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秘密”团体吗？我们的工人群众集会经常是“秘密”举行的，——确实是这样。而解放派先生们的会议又是怎样的呢？司徒卢威先生，你在这种可鄙的秘密活动的可鄙的拥护者面前有什么可骄傲自大的呢？当然，运送武器给工人是需要严守秘密的。司徒卢威先生在这里已经说得比较直率了。请听吧：“至于武装起义或者革命的技术问题［注：手稿上列宁的下面的话已被勾掉：“开始抄袭新《火星报》了。”——俄文版编者注］，那只有广泛宣传民主纲领，才能造成全面武装起义的社会心理条件。这样，甚至从我不赞同的观点，即武装起义是当前解放斗争必不可免的结局这样一个观点看来，把民主改革的思想灌输给群众，也是最基本、最必需的事情。”司徒卢威先生力图回避问题。他说起义必不可免，而不说起义对保证革命的胜利是必要的。无准备的、自发的、零散的起义已经开始了。谁也不能绝对担保它会发展为统一而完整的人民武装起义，因为这取决于革命力量的情况（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完全衡量出来），取决于政府和资产阶级的行为，以及其他许多无法准确估计的情况。关于必不可免的问题，即司徒卢威先生避开正题而加以赘述的绝对相信具体事变必然到来的问题，根本用不着去谈论。如果你愿意成为革命的拥护者，那就应当谈谈起义是否为保证革命胜利所必需，是否必须积极提出起义，进行宣传，并且立刻大力加以准备。司徒卢威先生不会不了解这种区别，例如，他并不用在当前革命过程中必不可免地会获得普选制的问题来掩盖必须实行普选制的问题，前者在政治家看来是一个可以争论但并不迫切的问题，后者在民主派看来却是个无可争论的问题。司徒卢威先生避开必须举行起义的问题，这就表明了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的真相。第一，资产阶级宁愿和专制政府搞交易，而不愿把它粉碎；资产阶级无论如何都想把武装斗争的重担推给工人（这是第二）。这就是司徒卢威先生采取回避问题的态度的真实意义。这就是他从必须举行起义的问题倒退到起义的“社会心理”条件的问题，倒退到预先“宣传”的问题上的原因。1848年法兰克福议会里的资产阶级空谈家在必须给政府的武装力量以反击的时候，在运动使武装斗争“已成为必要”的时候，在纯粹口头说服的办法（在准备时期万分需要的办法）已经变成卑鄙的资产阶级的怠工和怯懦表现的时候，竟埋头于起草决议、宣言和决定，埋头于“广泛的宣传”和准备“社会心理条件”，同样，现在司徒卢威先生也是用空话做护身符来回避起义问题。司徒卢威先生向我们具体表明了许多社会民主党人顽固地闭眼不看的事实，即革命时期和历史上普通的寻常的准备时期不同的地方，就在于群众的情绪、激愤和信念应当表现于行动，而且确实表现于行动。庸俗的革命主义不了解言也是行的道理。这个道理肯定地可以用于一般的历史时代或者没有群众的公开政治发动的历史时代，而群众的这种发动不是任何盲动所能替代的，也不是能够人为地造成的。革命家的尾巴主义不了解：当革命的时期已经开始，旧的“上层建筑”已经到处都是裂缝，替自己创造着新的上层建筑的阶级和群众的公开政治发动已经成为事实，国内战争已经爆发的时候，照旧局限于“言”而不提出“行”的直接口号，借口“心理条件”和一般“宣传”而不肯行动起来，就是毫无生机，就是死气沉沉，就是说教，或者说，就是出卖革命和背叛革命。法兰克福的民主派资产阶级空谈家，就是这种背叛行为或这种愚蠢说教的遗臭万年的历史实例。你们要我们根据俄国社会民主运动的历史来说明庸俗的革命主义和革命家的尾巴主义之间的这个区别吗？我们就来向你们作这样的说明吧。请你们回忆一下1901—1902年这个刚刚过去不久但现在对我们来说似乎已成为一种遥远传说的年代吧。游行示威开始了。庸俗的革命主义叫喊“冲锋”（《工人事业》[32]），分发“血的传单”（我记得仿佛是从柏林发出的），攻击主张通过报纸来进行全俄鼓动的思想，说它是“文人清谈”和书生习气（纳杰日丁）[33]。反之，革命家的尾巴主义当时却鼓吹“经济斗争是政治鼓动的最好的手段”。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抱什么态度呢？它抨击了这两个流派。它斥责了轻举妄动的行为和冲锋的喊叫，因为当时大家都清楚地看到或者应当看到，公开的群众发动还是明天的事情。它斥责了尾巴主义，并直接提出了甚至全民武装起义的口号，但不是作为直接的号召（司徒卢威先生当时从我们的言论中是找不到关于“骚乱”的号召的），而是作为一种必要的结论，作为一种“宣传”（关于这种“宣传”，司徒卢威先生只是在现在才想起来，——我们的可敬的司徒卢威先生，他总是要迟误几年），是为了准备那些由惊慌失措的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现在正“愁眉苦脸地和不合时宜地”叨念着的“社会心理条件”。当时，宣传和鼓动，鼓动和宣传，确实是由客观情况提到了首要地位。当时，可以提出（而且已经在《怎么办？》里面提出来了）出版全俄政治报纸作为起义的准备工作的试金石，而这种报纸每周出版一次也是很理想的。当时，不要实行直接的武装发动，而要进行群众性的鼓动，不要轻举妄动，而要准备起义的社会心理条件等口号，是革命社会民主派唯一正确的口号。现在，这些口号已经落在事变后面，运动已经前进了，这些口号已成为废物，成为只适于掩盖解放派的伪善和新火星派的尾巴主义的破衣烂衫了！也许是我弄错了？也许革命还没有开始？各个阶级的公开的政治发动的时机还没有到来？国内战争还没有发生，因而武器的批判还不应当立刻成为批判的武器的必需的和责无旁贷的后继者、继承者、遗志执行者、未竟事业的完成者？向自己的周围看看，把头伸出书房向街上看看，就能回答这些问题。难道政府自己不是正在到处大批枪杀手无寸铁的和平公民，从而已经开始了国内战争吗？难道全副武装的黑帮不是作为专制制度的“凭据”而活动的么？难道资产阶级——甚至资产阶级——不是已感觉到有成立民兵的必要吗？难道司徒卢威先生，这位极其温和谨慎的司徒卢威先生，不是在说（唉，不过是为了推托而说说罢了！）“革命行动的公开性质〈看我们现在怎么样！〉现在是对人民群众产生教育作用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吗？一个有眼可看的人，他就不会不相信革命的拥护者现在应当提出武装起义的问题。请看那些对群众多少有点影响的自由报刊所发表的关于这个问题的三种提法吧。第一种提法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注：下面是这个决议的全文：“鉴于：（1）无产阶级，就其本身的地位而言，是最先进和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因而担负着在俄国一般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的使命，（2）目前这个运动已经发展到必须举行武装起义，（3）无产阶级必然会最积极地参加这一起义，这将决定俄国革命的命运，（4）社会民主工党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实践中领导无产阶级的斗争，无产阶级只有在社会民主工党的旗帜下团结成统一的和独立的政治力量，才能在这个革命中起领导作用，（5）只有实现这一作用，才能保证无产阶级获得最有利的条件去反对资产阶级民主俄国的有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认为，组织无产阶级举行武装起义来直接同专制制度斗争是党在目前革命时期最主要最迫切的任务之一。因此代表大会责成各级党组织：（一）通过宣传和鼓动给无产阶级不仅讲清楚即将来临的武装起义的政治意义，而且讲清楚这一起义的组织实践方面的问题；（二）在宣传鼓动时要说明群众性政治罢工的作用，这种罢工在起义开始时和起义进程中都具有重要意义；（三）要采取最有力的措施来武装无产阶级以及制定武装起义和直接领导武装起义的计划，必要时应设立由党的工作者组成的专门小组来进行这项工作。”（这是作者为1907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中的提法。它认定并且大声宣称一般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已使武装起义成为必要。组织无产阶级举行起义的问题已经提到日程上来，成为党的极重要的、主要的和必要的任务之一。要求采取最有力的措施来武装无产阶级和保证有可能直接领导起义。第二种提法是“俄国立宪党人的领袖”（这是欧洲资产阶级一家很有影响的报纸《法兰克福报》[34]不久前给予司徒卢威先生的称号）或俄国进步资产阶级的领袖在《解放》杂志上发表的那篇原则性的论文中的提法。他不赞同起义必不可免的意见。秘密活动和骚乱是缺乏理性的革命主义的特殊手段。共和主义是用来吓唬人的。武装起义其实只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最基本、最必需的事情”是广泛宣传和准备社会心理条件。第三种提法是新火星派代表会议的决议中的提法。我们的任务是准备起义。举行有计划的起义是不可能的，起义的有利条件，是由政府的紊乱、我们的鼓动、我们的组织工作造成的。只有在那时，“技术上的战斗准备工作才能具有比较重要的意义”。就只是这样吗？就只是这样。无产阶级的新火星派领导者还不知道起义是否已成为必要，他们还不清楚组织无产阶级去进行直接斗争的任务是否已经刻不容缓。没有必要号召采取最有力的措施；更重要得多的（在1905年，而不是在1902年），是大体上说清楚这些措施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具有“比较重要的”意义……新火星派的同志们，你们现在是否知道你们向马尔丁诺夫主义的转变已把你们引到什么地方去了？你们是否明白你们的政治哲学原来是解放派哲学的旧调重弹？你们是否明白你们已经成了（尽管你们不愿意，尽管你们没有意识到）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尾巴？你们现在是否清楚，当你们重弹旧调和提高说教水平的时候，你们竟没有看到——用彼得·司徒卢威那篇令人难忘的论文中的一句令人难忘的话来说——“革命行动的公开性质现在是对人民群众产生教育作用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这样一个事实？注释：[31]指1895年10月6—12日在布雷斯劳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讨论该党土地纲领草案时发生的意见分歧。土地纲领草案存在着严重的错误，特别是其中有把无产阶级政党变为“全民党”的倾向。除机会主义分子外，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也拥护这个草案。在代表大会上，土地纲领草案受到卡·考茨基、克·蔡特金和其他许多社会民主党人的严厉批判。代表大会以158票对63票否决了委员会提出的土地纲领草案。——48。[32]《工人事业》杂志（《РабочееДело》）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的不定期刊物，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机关刊物，1899年4月—1902年2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2期（9册）。它的编辑部设在巴黎，担任编辑的有波·尼·克里切夫斯基、帕·费·捷普洛夫、弗·巴·伊万申和亚·马尔丁诺夫。该杂志支持所谓“批评自由”这一伯恩施坦主义口号，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和组织问题上持机会主义立场。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批判了《工人事业》杂志的观点（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183页）。列宁在这里说的“庸俗的革命主义者叫喊‘冲击’”是指1901年6月《〈工人事业〉附刊》第6期上刊登的《历史性的转变》一文。——53。[33]指1901年出版的尔·纳杰日丁（叶·奥·捷连斯基的笔名）的小册子《革命前夜。理论和策略问题不定期评论》。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对这本小册子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46、149、152—170页）。—53。[34]《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Zeitung》）是德国交易所经纪人的报纸（日报），1856—1943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55。
列宁全集第八卷——进一步，退两步（1904年2—5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8卷 进一步，退两步 （我们党内的危机）[118] （1904年2—5月） 序言 当持久的顽强的激烈的斗争进行的时候，通常经过一些时候就开始显出来一些中心的基本争论点，战斗的最终结局如何，就要看这些争论点是怎样解决的，而斗争中所有一切细微的枝节问题，同这些争论点比较起来，都会日益退居次要地位。 我们党内的斗争情况也是如此，这个斗争引起全体党员的深切注意已经半年了。正因为我现在向读者介绍全部斗争的概况时不得不涉及到许多毫无意思的细节，许多实质上没有什么意思的无谓争吵，所以我想一开头就请读者注意两个真正中心的基本点，这两个基本点是很有意思的，是有明显的历史意义的，并且是我们党内当前最迫切的政治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党划分为“多数派”和“少数派”的政治意义问题，这两个派别的划分使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以前的一切划分都退居次要地位了。 第二个问题是新《火星报》在组织问题上的立场的原则意义问题，因为这个立场真正带有原则性。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我们党内斗争的出发点，斗争的根源，斗争的原因，斗争的基本政治性质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这个斗争的最终结果，斗争的结局，把一切属于原则方面的东西综合起来和把一切属于无谓争吵方面的东西剔除出去而作出的原则性总结的问题。解决第一个问题要靠分析党代表大会上发生的斗争情况，解决第二个问题要靠分析新《火星报》的新的原则内容。这两种分析占了我的小册子十分之九的篇幅，通过这些分析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多数派”是我们党的革命派，而“少数派”是我们党的机会主义派；目前使我们分为两派的意见分歧主要不是在纲领问题上，也不是在策略问题上，而只是在组织问题上；新《火星报》愈是深刻地表述自己的立场，这个立场愈是摆脱由增补问题引起的无谓争吵，在新《火星报》上也就愈清楚地显露出一系列新的观点，这一系列观点就是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 现有的一些论述我们党内危机的出版物，其主要缺点就是在研究和阐明事实方面对党代表大会的记录几乎完全没有加以分析，而在阐明组织问题的基本原则方面，对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两同志在提出党章第1条条文以及为这个条文辩护时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同《火星报》现在在组织问题上的原则性观点的整个“体系”（如果这里说得上体系的话）之间显然存在的联系，也没有加以分析。关于党章第1条条文争论的意义，尽管“多数派”的出版物已经多次指出，但是现在的《火星报》编辑部似乎根本看不见这种联系。其实，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两同志现在只是在加深、发展和扩大他们最初在党章第1条条文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其实，机会主义者在组织问题上的整个立场，还在讨论党章第1条条文时就表现出来了：当时他们主张建立界限模糊的、松散的党组织；他们反对自上而下地建党，即从党代表大会以及它所建立的机关出发来建党的思想（“官僚主义”思想）；他们要求自下而上地建党，让任何一个大学教授、任何一个中学生和“每一个罢工者”都能自封为党员；他们反对要求每个党员参加党所承认的一个组织，认为这是“形式主义”；他们欣赏只愿意“抽象地承认组织关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他们屈服于机会主义的深奥思想和无政府主义的空谈：他们欣赏自治制而反对集中制，总之，现在新《火星报》上极力鼓吹的一切，使人愈来愈明确地看出他们最初所犯的错误。 至于说到党代表大会的记录，人们所以对它采取那种实在不应该有的忽视态度，只能是因为我们的争论夹杂了一些无谓的争吵，也许还因为这些记录中有过多的过分辛辣的真情实话。党代表大会的记录使我们看到唯一非常确切、完备、全面、充分和正确地反映我们党内真情实况的情景，那些参加运动的人自己描绘的各种观点、情绪和计划的情景，我们党内存在的各种政治色彩及其对比力量、相互关系和相互斗争的情景。正是党代表大会的记录，也只有这些记录，向我们表明，究竟我们已经在多大程度上真正清除了旧的、纯粹小圈子式的联系的一切残余，而代之以统一的伟大的党的联系。每一个党员，只要他愿意自觉地参加自己党的事业，都应该仔细研究我们党的代表大会，——我是说要研究，因为只读一遍记录所包含的一大堆素材，还不能了解代表大会的情景。只有经过仔细和独立的研究，才能够（而且一定会）使简短的发言提纲、干巴巴的讨论摘要、小问题（似乎是小问题）上的小的磨擦构成一个完整的东西，使每一个突出的发言人都在党员面前以生动的姿态出现，使出席党代表大会的每一个代表集团的整个政治面貌都很分明。本书作者如果能够对大家广泛地独立地研究党代表大会的记录起点推动作用，这项工作就算没有白做。 还有一句话要奉告那些反对社会民主党的人。他们看见我们发生争论，就幸灾乐祸，洋洋得意；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当然会竭力断章取义，抓住我这本谈论我们党内缺点和失误的小册子中的个别地方。可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已经久经战斗，决不会为这种刺激所惊扰，他们将不理会这些，而继续进行自我批评，无情地揭露自己的缺点，这些缺点是一定会、必然会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而被克服的。希望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先生们也能把反映他们“党”内真实情况的图景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哪怕只是稍微同我们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所提供的相近也好！ 尼·列宁 1904年5月 （一）代表大会的准备 常言说，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在24小时之内咒骂自己的审判官。我们的党代表大会，也和任何一个政党的任何一次代表大会一样，成了某些觊觎领导地位而遭到失败的人的审判官。现在，这些“少数派”分子怀着十分动人的天真心情“咒骂自己的审判官”，并且千方百计地想破坏代表大会的威信，贬低它的意义和权威性。这种倾向在《火星报》第57号发表的一篇署名为实际工作者的文章中，可以说表现得最突出，这位作者对于代表大会“神圣不可侵犯”这种思想深表愤慨。这正是新《火星报》一个很有代表性的特征，我们决不能对此保持沉默。被代表大会否决的人员占多数的编辑部，一方面继续自称为“党的”编辑部，另一方面又竭力欢迎那些说什么代表大会不是神灵的人。这岂不是太妙了吗？是的，先生们，代表大会当然不是神灵，可是对于那些在代表大会上遭到失败以后“痛骂”起代表大会来的人，又该怎么想呢？ 那么，就让我们回想一下代表大会准备过程中的一些主要事实吧。 《火星报》从一开始就在1900年的出版预告［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11—318页。——编者注］中说过，在统一以前，我们必须划清界限。《火星报》曾经力求把1902年的代表会议[119]变成非正式的会议，而不是党的代表大会［注：见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第20页。］。《火星报》在1902年夏秋期间设法恢复这次代表会议上选出的组织委员会时，行动是十分慎重的。最后，划清界限的工作结束了，——我们大家都认为是结束了。1902年底，组织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火星报》欢迎组织委员会的成立，并在第32号的编辑部文章中宣布，召开党代表大会已经是迫切需要，刻不容缓［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76—78页。——编者注］。可见，完全没有理由责备我们在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问题上过于匆忙。我们正是按七次量，一次裁这个准则办事的。我们有充分的道义上的权利期待同志们在裁了以后就不要再怨天尤人，也不要再量来量去。 组织委员会制定了非常细致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章程（有些人也许会说这个章程是形式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东西，他们现在用这些字眼来掩盖自己在政治上的毫无气节），并且交给所有的委员会讨论通过，最后正式批准，其中第18条是这样规定的：“代表大会的一切决定和它所进行的一切选举，都是党的决定，一切党组织都必须执行。这些决定任何人都不能以任何借口加以反对，只有下一届党代表大会才能取消或加以修改。”［注：见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第22—23页和第380页。］其实，这几句话本身是无可指责的，所以当时就作为一种不言而喻的东西，默默地通过了，可是现在听起来真令人惊奇，好象是专门给“少数派”下的判决词！规定这一条文的目的是什么呢？难道只是为了走一下形式吗？当然不是，当时，这个决定看来是必要的，而且确实是必要的，因为党是由许多分散的独立的集团组成的，它们有可能不承认代表大会。这个决定正是表达了所有革命者的善良愿望（现在有人对这种愿望未免讲得太多而且太不恰当，本来应当用“奇怪的”字眼表示的东西却娓娓动听地用“善良的”字眼来形容了）。这个决定等于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相互立下的誓言。这个决定是要保证一切为召开代表大会而承担的巨大的劳动、风险和开支都不至于白费，保证代表大会不至于变成一出滑稽剧。这个决定事先就规定任何不承认代表大会的决定和选举的行为都是破坏信任的行为。 新《火星报》说代表大会不是神灵，代表大会的决定也不是圣经，把这当作新发现的新《火星报》究竟是在嘲笑谁呢？它的发现究竟是包含了“新的组织观点”，还是只包含一些掩盖旧痕迹的新企图呢？ （二）代表大会上的派别划分的意义 总之，代表大会是经过极细致的准备并根据有最充分的代表性的原则召开的。大会主席在代表大会宣告组成以后所作的声明（记录第54页）中也谈到，大家一致承认代表大会的组成是正确的，认为必须无条件地执行代表大会的决定。 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究竟是什么呢？就是在《火星报》所提出和制定的原则基础和组织基础上建立真正的党。《火星报》三年来的活动以及大多数委员会对《火星报》的承认，决定了代表大会应当按照这个方针进行工作。《火星报》制定的纲领和方针应该成为党的纲领和方针，《火星报》制定的组织计划应该在党的组织章程中明文规定下来。但是，不言而喻，要达到这样的结果，不经过斗争是不行的，因为代表大会的充分代表性保证了那些坚决反对《火星报》的组织（崩得和《工人事业》）以及那些口头上承认《火星报》是指导性的机关报，但是事实上却别有企图，并在原则方面表现得很不坚定的组织（“南方工人”社以及靠近该社的某些委员会的代表），都能出席代表大会。在这种情况下，代表大会不能不变成为火星派方针的胜利而斗争的舞台。代表大会也确实成了一场这样的斗争，每一个稍微细心阅读代表大会记录的人，马上就会看清这一点。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要详细追溯一下在代表大会上讨论各种问题时暴露出来的最主要的派别划分，并根据记录的精确材料重新描述一下代表大会上每一个主要集团的政治面貌。代表大会上要在《火星报》指导下融合成为统一的政党的那些集团、派别和色彩的真实面貌究竟是怎样的呢？——这是我们要通过分析争论情况和表决情况来加以阐明的。阐明这个情况，无论对于研究我们社会民主党人的真正面貌，或者对于了解产生意见分歧的原因，都是极端重要的。正因为如此，我在同盟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和在给新《火星报》编辑部的信件中，都着重于分析各种派别划分［注：见本卷第38—48、91—98页。——编者注］。“少数派”中一些出面反对我的人（以马尔托夫为首）根本不了解问题的实质。他们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只限于提出一些局部的修正，对谴责他们转向机会主义的问题作一些“辩解”，而根本没有试图对代表大会上的派别划分作出和我所作的哪怕是稍有不同的描绘。现在，马尔托夫在《火星报》（第56号）上，企图把一切想确切划分代表大会上的各个政治集团的尝试称之为不过是“小集团政客手腕”。马尔托夫同志，你说得真够厉害的！可是新《火星报》的厉害的话具有一种独特的属性：只要我们把分歧的全部演变过程（从代表大会开始）确切地重述一下，这些厉害的话就会不折不扣地首先反对现在的编辑部。请你们这帮提出小集团政客手腕问题的所谓党的编辑先生们看一看自己吧！ 现在马尔托夫对我们在代表大会上的斗争的事实感到非常不愉快，以致竭力想根本抹杀这些事实。他说：“火星派分子就是那些在党代表大会上以及在代表大会以前对《火星报》表示完全支持，拥护它的纲领和组织观点，赞成它的组织政策的人。在代表大会上，这样的火星派分子共有40多人，——当时赞成《火星报》的纲领并赞成承认《火星报》是党中央机关报的决议的就是这么多票。”只要翻开代表大会的记录就可以看出，除了阿基莫夫一人弃权以外，全体一致通过了纲领（第233页）。这样，马尔托夫同志是要我们相信，无论是崩得分子、布鲁凯尔以及马尔丁诺夫，都曾经证明他们“完全支持”《火星报》并且拥护《火星报》的组织观点！这是令人可笑的。这是把一切参加代表大会的人在代表大会以后成为权利平等的党员（而且还不是一切参加代表大会的人，因为崩得分子退出了）和在代表大会上引起斗争的派别划分混为一谈。结果不去研究代表大会以后的“多数派”和“少数派”究竟是由哪些分子组成的，反而用“承认了党纲”这么一句冠冕堂皇的话来打掩护！ 试举承认《火星报》是中央机关报问题上的表决情况为例。你们可以看出，正是马尔丁诺夫，即现在被马尔托夫同志硬说是拥护过《火星报》的组织观点和组织政策的那个马尔丁诺夫，坚决要求把决议案分成两部分来表决：一部分是仅仅承认《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另一部分则是承认《火星报》的功绩。在表决决议案的前一部分时（承认《火星报》的功绩，对它表示支持）赞成的只有35票，反对的有2票（阿基莫夫和布鲁凯尔），弃权的有11票（马尔丁诺夫，5个崩得分子，以及编辑部的5票：我和马尔托夫各2票，普列汉诺夫1票）。由此可见，反火星派集团（5个崩得分子和3个工人事业派分子）在这里，在这个对马尔托夫现在的观点最有利的并且是他自己选定的例子上，也是暴露得极其明显的。再看决议案的后一部分的表决情况，即不用说明任何理由和不用表示是否支持而只承认《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的表决情况（记录第147页）：赞成的有44票，现在的马尔托夫把这些票数都算作火星派分子投的。总共是51票，除了编辑们的5票弃权以外，还有46票；有2票（阿基莫夫和布鲁凯尔）表示反对；可见在其余的44票中是包括所有5个崩得分子在内的。总之，崩得分子在代表大会上是“表示了完全支持《火星报》”的，——请看，正式的《火星报》就是这样撰写正式的历史！我们现在预先向读者说明一下编造这个正式的实际情况的真正动机：如果崩得分子和工人事业派分子没有退出代表大会，那么现在的《火星报》编辑部就会成为而且真正会成为党的编辑部（而不是现在这样的冒牌的党的编辑部）；正因为如此，所以也就需要把现在的所谓党的编辑部的这些最忠实的卫士提升为“火星派分子”。不过这个问题要留待下文再详细说明。 其次，试问：如果代表大会是火星派分子和反火星派分子之间的斗争，那么是不是还有一些动摇于两者之间的中间的、不坚定的分子呢？任何一个稍微了解我们党以及任何代表大会的一般面貌的人，都会预先对这个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马尔托夫同志现在很不愿意提起这些不坚定的分子，于是就把“南方工人”社以及倾向于该社的代表描绘成道地的火星派分子，把我们和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说成是微不足道和无关紧要的。幸亏现在我们面前有大会的全份记录，因此我们可以根据文件材料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是事实问题。我们在上面说明了代表大会上的一般派别划分情况，当然没有奢望解决这个问题，而只是正确地提出这个问题。 如果不分析政治上的派别划分，如果不了解代表大会上某些色彩之间的斗争情景，那就丝毫不能了解我们的意见分歧。马尔托夫甚至把崩得分子算作火星派分子，以便抹杀各种色彩之间的区别，这不过是回避问题而已。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以前的历史，就可以预先指出（以备以后检验和详细研究）存在三个主要集团：火星派，反火星派，以及不坚定的、犹豫的、动摇的分子。 （三）代表大会的开始。——组织委员会事件 分析代表大会上的争论情况和表决情况，最好按照代表大会开会的顺序来进行，以便循序渐进地指出那些愈来愈明显的政治色彩。只有在绝对必要时，我们才离开时间顺序而综合地考察有密切联系的问题或者同类的派别划分。为了公正起见，我们将力求指出所有最重要的表决，同时当然要撇开许多有关枝节问题的表决，这些表决占去了我们代表大会过多的时间（部分原因是我们没有经验，不善于使各专门委员会和全体会议分工讨论问题，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受到一些近乎捣乱的阻挠）。 第一个引起争论从而开始暴露出各种色彩的差别的问题，就是要不要把“崩得在党内的地位”一项提到第一位（作为代表大会“议程”的第1项）来讨论（记录第29—33页）。从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托洛茨基和我所拥护的《火星报》观点看来，这个问题是毫无疑问的。崩得退党一事显然证明了我们的看法是正确的：既然崩得不愿意同我们一起走，不愿意承认党内大多数人和《火星报》一致主张的组织原则，那么“装个样子”好象我们在一起走，那是没有好处而且是毫无意义的，只能阻碍代表大会的工作（正如崩得分子曾经阻碍过一样）。问题早已在出版物上谈得很清楚了，每一个稍微细心思考的党员都知道，剩下的只是把问题公开地提出来，直截了当地老老实实地作一个选择：是自治（那么我们就一起走）还是联邦制（那么我们就分道扬镳）。 在自己的全部政策上一向支吾搪塞的崩得分子，在这里也想支吾搪塞，拖延问题。阿基莫夫同志表示赞同他们的意见，并且——大概是代表全体《工人事业》的拥护者——马上提出他在组织问题上同《火星报》的分歧意见（记录第31页）。站在崩得和《工人事业》方面的有马霍夫同志（他代表尼古拉耶夫委员会的两票，不久以前这个委员会还对《火星报》表示支持呢！）。马霍夫同志对问题完全没有弄清楚，并且认为“关于民主制的问题，或者反过来说〈请注意这几个字！〉关于集中制的问题”也是个“麻烦的问题”，就象现在我们“党的”编辑部中的多数人完全一样，而他们在代表大会上还不曾觉察到这个“麻烦的问题”！ 总之，反对火星派的有崩得、《工人事业》和马霍夫同志，加在一起恰恰是当时反对我们的10票（第33页）。赞成的有30票，——正如我们下面所看到的，火星派方面的票数经常在30票左右。当时有11票弃权，——大概是不愿意站在互相斗争着的两“党”的任何一方。值得指出的是，当我们表决崩得的章程第2条时（由于这个第2条被否决，崩得退出了党），赞成的和弃权的也是10票（记录第289页），而弃权的正是三个工人事业派分子（布鲁凯尔、马尔丁诺夫和阿基莫夫）以及马霍夫同志。可见，表决崩得问题在议程上占什么位置的问题时形成的派别划分，并不是偶然的。可见，所有这些同志不仅在讨论次序这个技术问题上，并且在实质上也同《火星报》有意见分歧。《工人事业》在实质上所持的分歧意见是每个人都清楚的，而马霍夫同志在关于崩得退党一事的发言中再好没有地说明了自己的态度（记录第289—290页）。这个发言是值得谈一下的。马霍夫同志说，在通过了否决联邦制的决议以后，“关于崩得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地位问题，在他看来已经由一个原则问题变成对待历史上已经形成的民族组织的现实政策问题了”；这位发言人继续说：“这里我不能不考虑到我们的表决可能产生的一切后果，因此我想投票赞成整个第2条”。马霍夫同志出色地领会了“现实政策”的精神，他在原则上已经否决了联邦制，因此他在实践上就想投票赞成章程内主张这个联邦制的那一条！于是这位“讲求实际的”同志就用下面的话来说明自己的具有深刻原则性的立场：“但是〈有名的谢德林式的“但是”！〉[120]，由于代表大会的其余一切参加者几乎一致表决了，所以我是赞成还是反对就只有原则意义〈！！〉而不会有什么实际意义，于是我宁肯弃权，以便原则地〈上帝保佑我们别沾染上这种原则性吧！〉表明在这个问题上我的立场同投票拥护该条的崩得代表们的立场是不同的。相反，如果崩得的代表象他们自己预先主张的那样对这一条弃权，那么我就会投票赞成这一条了。”有谁能懂得这一点呢！一个有原则性的人因为大家都说“不”，就不肯大声说一个“是”字，因为这样说实际上没有用处。 在表决了崩得问题占什么位置的问题以后，接着在代表大会上又爆发了“斗争”社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也产生了非常值得注意的派别划分，并且同代表大会上的最“麻烦的”问题，也就是同中央机关的人选问题有密切联系。负责决定代表大会人员组成的委员会，根据组织委员会两次决议（见记录第383页和第375页）以及组织委员会代表在这个委员会中的报告（第35页），反对邀请“斗争”社参加代表大会。 组委会委员叶戈罗夫同志说，“‘斗争’社问题〈请注意：这里说的是“斗争”社，而不是该社的某一个成员〉对于我是一个新问题”，因而请求休会。组委会两次解决过的问题对于组委会委员怎么会成了一个新问题，——这实在是令人莫名其妙。在休会时，组委会把当时偶然列席代表大会的委员（有几个组委会委员是《火星报》组织中的老成员，没有列席代表大会）［注：关于这次会议，请参看组委会委员、代表大会以前被一致选为编辑部代理人兼编辑部第7个成员的巴甫洛维奇所写的一封《信》（同盟记录第44页）。］召集起来开会（记录第40页）。关于“斗争”社问题展开了争论。工人事业派分子表示赞成（马尔丁诺夫、阿基莫夫和布鲁凯尔，第36—38页），火星派分子（巴甫洛维奇、索罗金、朗格、托洛茨基、马尔托夫等人）表示反对。代表大会又分裂成我们已经熟悉的那些派别。“斗争”社问题引起了激烈的斗争，马尔托夫同志作了一个特别详细的（第38页）和“富有战斗性的”发言，公正地指出国内组织和国外组织的“代表名额不均等”，认为给国外组织以“特权”未必有什么“好处”（真是金玉良言，现在从代表大会以后发生的一些事件看来，这话是特别有教益的！），认为不应当助长“党内组织上的混乱，即没有任何原则性的理由就发生分裂”（真是打中了……我们党代表大会的“少数派”的要害！）。一直到停止报名发言时，除了《工人事业》的拥护者以外，没有一个人公开地有根有据地表示支持“斗争”社（第40页）。应该为阿基莫夫同志以及他的朋友们说一句公道话：他们至少没有闪烁其词，没有隐瞒观点，而是公开地提出了自己的路线，公开地说出了自己的意图。 在停止报名发言以后，就问题实质来发表意见已经是不容许的了，可是叶戈罗夫同志却“坚持要求听取组委会刚才通过的决议”。怪不得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对这种手法表示愤慨，连大会主席普列汉诺夫同志也表示“莫名其妙，叶戈罗夫同志怎么能坚持自己的要求”。看来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在代表大会全体代表面前就问题的实质公开而明确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或者是根本不发表意见。但是，既然已经同意停止报名发言，忽然又以作“结论”为借口向代表大会捧出组委会的新决议（正是对于已经讨论过的问题的决议），这简直是放冷箭！ 下午继续开会，仍然感到莫名其妙的主席团决定放弃“形式手续”，而采用了在代表大会上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的最后措施，即进行了“同志式的解释”。组委会的代表波波夫宣读了组委会的决议，这个决议是除了巴甫洛维奇一人反对以外由组委会全体委员通过的（第43页），决议建议大会邀请梁赞诺夫出席代表大会。 巴甫洛维奇声明：他过去和现在都不承认组委会会议是合法的；组委会的新决议“同组委会以前的决议相抵触”。这个声明引起了一场风波。另一个组委会委员，“南方工人”社的成员叶戈罗夫同志回避切实地回答问题，而想把重心转移到纪律问题上去。他说巴甫洛维奇同志违背了党的纪律（！），因为组委会讨论过巴甫洛维奇的反对意见并决定“不把巴甫洛维奇的个别意见通知代表大会”。争论转到党的纪律问题上，普列汉诺夫在代表大会的热烈掌声下开导叶戈罗夫同志说：“我们这虽没有什么限权委托书”（第42页，参看第379页所载代表大会章程第7条：“代表的职权不应当受限权委托书的限制。他们在执行自己的职权时是完全自由和独立自主的”）。“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因此违背党的纪律和代表大会的章程的正是以任何方式妨碍任何一个代表把所有一切党内生活问题直接提请代表大会解决的人。于是，争论问题就归结为二者必居其一：是小组习气呢，还是党性？是为了各种团体和小组臆造出的权利或章程而限制大会代表的权利呢，还是不仅口头上而且事实上在代表大会面前完全解散所有一切下级机关和旧时的小团体，直到建立真正的党的领导机关？读者由此可以看出，在目的是要把党切实恢复起来的代表大会上，一开始（第三次会议）就爆发的这次争论具有多么重大的原则意义。这次争论可以说是旧时的小组、团体（如“南方工人”社）和复兴的党之间发生冲突的集中表现。所以各反火星派集团立刻就暴露了自己的面目：无论是崩得分子阿布拉姆松，无论是马尔丁诺夫同志，即现在的《火星报》编辑部的热心的同盟者，或者是我们熟悉的马霍夫同志，都表示支持叶戈罗夫和“南方工人”社而反对巴甫洛维奇。马尔丁诺夫同志现在同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抢着夸耀组织上的“民主制”，甚至拿……军队作比喻，说军队中只有经过下级机关才可以向上级机关申诉！！这个“紧密的”反火星派的反对派的真正意思，是任何一个出席过代表大会或者仔细注意过代表大会以前我们党内历史的人，都完全清楚的。这个反对派的任务（也许不是该派所有一切分子都经常意识到的，有时是惰性使得他们这样做），就是维护各个小团体的独立性、独特性以及狭隘利益，以免被广大的、根据《火星报》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党吞掉。 当时还没有来得及同马尔丁诺夫联合起来的马尔托夫同志，正是从这个角度看问题的。马尔托夫同志坚决而公正地反对那些“认为党的纪律无非是指革命家必须服从他所参加的那个下级团体”的人。“在统一的党内决不容许有任何强制性的〈黑体是马尔托夫用的〉派别划分”，——马尔托夫当时向那些拥护小组习气的人这样解释，却没有料到他的这些话正是斥责了他自己在代表大会快结束时以及代表大会以后的政治行为……强制性的派别划分对于组委会是不容许的，但是对于编辑部却完全可以容许了。当马尔托夫从中央机关的角度看问题时，他谴责强制性的派别划分，可是，当马尔托夫对中央机关的组成表示不满时，他却又坚持这种派别划分了…… 值得指出的一个事实是，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发言中，除了指出叶戈罗夫同志的“重大错误”以外，还特别着重指出组委会所表现的政治上的不坚定性。马尔托夫公正地愤慨地说，“以组委会名义提出的建议同向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报告〈我们要补充一句：根据组委会委员的报告所作的报告：第43页，柯尔佐夫的话〉以及组委会先前的建议相抵触”（黑体是我用的）。你们可以看出，马尔托夫当时，即在他没有“转变”以前，清楚地了解，用梁赞诺夫代替“斗争”社丝毫不能消除组委会行动上的极端矛盾性和极端动摇性（党员们从同盟代表大会记录第57页上可以看出，马尔托夫在转变以后又是怎样看问题的）。马尔托夫当时并没有局限于分析纪律问题；他还直接向组委会提问：“有什么新情况使这种改变成为必要的呢？”（黑体是我用的）的确，组委会提出自己的建议时，甚至没有足够的勇气象阿基莫夫等人那样公开维护自己的意见。马尔托夫现在否认这一点（同盟记录第56页），但是看了代表大会记录的读者却可以看出是马尔托夫错了。波波夫以组委会的名义提出建议时，对于建议的理由一个字都没有谈（党代表大会记录第41页）。叶戈罗夫把问题转移到纪律问题上去，而对问题的实质只是说：“组委会可能有一些新的理由〈但是究竟有没有，以及是些什么理由呢？——都不得而知〉，它可能忘记提出某人等等。〈这“等等”二字就是该发言人的唯一退路，因为组委会决不会忘记自己在代表大会以前讨论过两次、向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报告过一次的‘斗争’社问题。〉组委会所以通过这个决议，并不是因为它对‘斗争’社改变了自己的态度，而是因为它想消除将来党中央机关一开始活动时就会碰到的不必要的障碍。”这不是说明理由，而正是回避说明理由。任何一个有诚意的社会民主党人（我们连想也没有想到要怀疑任何一个参加代表大会的人的诚意）都想要消除他认为是暗礁的东西，想要用他认为适当的方法来消除这种暗礁。所谓说明理由，就是要解释并且确切说明自己对于事物的看法，而不是用一些老生常谈来搪塞。但是要说明理由，就非得“改变自己对‘斗争’社的态度”不可，因为组委会从前所通过的那些截然相反的决议也是想要消除暗礁的，但是那些决议所认定的“暗礁”恰巧是在相反的方面。所以马尔托夫同志非常尖锐非常有根据地攻击这种理由，说这是一种“小气的”理由，是想“抵赖”才提出来的理由，并且劝告组委会“不要怕别人议论”。马尔托夫同志的这些话非常形象地说明了在代表大会上起过巨大作用的那种政治色彩的实质和意义，因为这种色彩的特点正在于没有独立性，小里小气，没有自己的路线，怕别人议论，永远在两个营垒之间动摇不定，怕公开说出自己的信条等等，——总之，就是带有“泥潭性”［注：现在我们党内有些人，一听到这个词就大惊小怪，叫喊说这是非同志式的论战。由于爱打官腔……而且又打的不是地方，以致使感觉异常得令人惊奇！恐怕没有一个经历过内部斗争的政党不曾用过这个词，因为这个词一向是用来形容在斗争双方之间摇来摆去的不坚定分子的。连那些善于把党内斗争限制在严格的范围内的德国人也并不因为听见“泥潭”这个词而生气，既不大惊小怪，也不表现出令人好笑的假正经。］。 正因为这个不坚定的集团在政治上没有气节，结果除了崩得分子尤金以外（第53页），谁都没有向代表大会提出邀请“斗争”社的某一个成员出席代表大会的决议案。投票赞成尤金的决议案的有5票，——显然都是崩得分子：动摇分子又变节了！至于中间集团的大概票数究竟有多少，从表决柯尔佐夫和尤金两人关于这个问题各自提出的决议案的结果可以看出：拥护火星派分子的有32票（第47页）；拥护崩得分子的有16票，就是说，除了反火星派分子的8票以外，有马霍夫同志的2票（第46页），“南方工人”社分子的4票以及另外2票。下面我们就要说明这样的分配决不是偶然的，但是我们首先要简略地指出马尔托夫现在对这次组委会事件的意见。马尔托夫在同盟中硬说“巴甫洛维奇等人煽起了激烈情绪”。只要把大会记录拿来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在反对“斗争”社和组委会时发言最详尽、最热烈和最尖锐的正是马尔托夫本人。他企图把“罪过”转嫁到巴甫洛维奇身上，只不过暴露了自己的不坚定性：在代表大会以前由他投票选举到编辑部的第7个委员正是巴甫洛维奇，在代表大会上他是完全站在巴甫洛维奇方面（第44页）来反对叶戈罗夫的，后来当他从巴甫洛维奇那里遭到失败以后，就开始责难巴甫洛维奇“煽起了激烈情绪”。这只能令人发笑。 马尔托夫在《火星报》（第56号）上讽刺人家把邀请某某人的问题看成有重要意义的问题。这个讽刺又反过来针对马尔托夫本人了，因为正是组委会事件成了邀请某某人参加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这样“重要”问题的争论的伏线。在衡量一个事物时，如果根据是涉及自己的“下级团体”（对党而言）还是涉及他人的“下级团体”而使用两个不同的尺度，——这是很糟糕的。这正是庸俗观念和小组习气，决不是党性的态度。只要把马尔托夫在同盟中的发言（第57页）和他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第44页）对照一下，就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马尔托夫在同盟中说：“我真不了解，为什么有人无论如何都要以火星派分子自命，同时却又以成为火星派分子为可耻。”不了解“自命”和“成为”之间的区别，不了解言和行之间的区别，——这才真令人奇怪呢。马尔托夫自己在代表大会上曾自命为反对强制性的派别划分的人，可是在代表大会以后他却又成为拥护强制性的派别划分的人了…… （四）“南方工人”社的解散 在组委会问题上形成的代表的划分也许有人认为是偶然的。但是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为了消除这种错误看法，我们暂且离开时间顺序，来分析一下在代表大会快结束时发生的同上述问题有密切联系的事件。这个事件就是“南方工人”社的解散。在这里与《火星报》制定的组织方针对立的，即与主张团结全党力量、消除那种分散力量的混乱状态的方针对立的，是一个集团的利益，这个集团在没有真正的政党时曾做过有益的事情，可是当工作已经按集中制原则进行时，它就成为多余的了。为了小组的利益，“南方工人”社同《火星报》旧编辑部一样有权利要求保存“继承性”，保存自己的不可侵犯性。为了党的利益，该社应当服从调动，把它的力量调到“相应的党组织”中去（第313页，代表大会的决议末尾）。从小组利益和“庸俗观念”来看，解散一个同《火星报》旧编辑部一样不愿意解散的有益的团体，不能不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鲁索夫同志和捷依奇同志语）。从党的利益来看，解散这个团体，使它“融化”（古谢夫语）在党内，是必要的。“南方工人”社公开声明，它“不认为必须”自行宣告解散，并要求“代表大会果断地表示自己的意见”，“立刻表示是或者不是”。“南方工人”社直接引证了《火星报》旧编辑部……在解散以后所申述过的那种“继承性”！叶戈罗夫同志说：“虽然我们大家是以个人组成统一的党，但是党终究是由许多组织组成的，这些组织作为历史实体应当受到尊重……如果这样的组织对党没有什么害处，那就不必解散它。” 这样就十分明确地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而所有的火星派分子，由于他们自己的小组习气还不显得突出，都坚决反对那些不坚定的分子（这时崩得分子以及两个工人事业派分子已经退出了代表大会；不然他们一定会竭力主张必须“尊重历史实体”的）。表决结果是31票赞成，5票反对，5票弃权（其中4票是“南方工人”社分子，还有1票大概是别洛夫，这可以从他早先的声明中推测出来，第308页）。这个拥有10票、激烈地反对《火星报》的彻底的组织计划、维护小组习气而反对党性的集团，在这里已经表现得十分明确了。在讨论中，火星派分子正是从原则上提出了这个问题（请看朗格的发言，第315页），表示反对手工业方式和涣散状态，不考虑个别组织的“同情”，而直截了当地说，“如果‘南方工人’社的同志们早在一两年以前就持较有原则的观点，那么党的统一事业和我们在这里所批准的纲领原则的胜利早就达到了”。奥尔洛夫、古谢夫、利亚多夫、穆拉维约夫、鲁索夫、巴甫洛维奇、格列博夫和哥林等人，都本着这个精神发表了意见。“少数派”方面的火星派分子，不但没有表示反对这些在代表大会上多次提出的肯定指明“南方工人”社、马霍夫等人缺乏原则性政策和“路线”的意见，不但没有对这一点提出什么保留，反而通过捷依奇表示坚决赞同这些意见，斥责“混乱状态”，欢迎鲁索夫同志“直接提出问题”（第315页），但是这个鲁索夫同志在同一次会议上居然——真不得了！——敢于把旧编辑部问题也“直接提到”纯粹党的立场上来（第325页）。 解散“南方工人”社的问题引起了该社的无比愤怒，这个迹象在记录中也可以看得出来（不要忘记，记录只能约略地反映出讨论情况，因为记录没有记下发言的全文，而只是最简略的要点）。叶戈罗夫同志甚至一听见有人把《工人思想报》集团”[121]的名字和“南方工人”社相提并论，就说这是“造谣”，——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代表大会上一般人对于彻底的经济主义所持的态度了。叶戈罗夫甚至在很晚的时候，即在第37次会议上，还十分愤慨地提起解散“南方工人”社的问题（第356页），并请求在记录上写明：在讨论“南方工人”社问题时，既没有向该社社员征求过关于出版经费的意见，也没有征求过关于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的监督的意见。波波夫同志在讨论“南方工人”社问题时暗示说，有一个紧密的多数派似乎已经预先决定了关于该社的问题。他说：“现在，在鲁索夫同志和奥尔洛夫同志发言以后，一切都看得很清楚了。”（第316页）这些话的意思无疑是说：现在，在火星派分子已经发了言，并且提出了决议案以后，一切都很清楚了，换句话说，“南方工人”社将被解散，而且是违反它本身的意愿，这一点是已经很清楚了。“南方工人”社的代表自己在这里就是把火星派分子（并且是象鲁索夫和奥尔洛夫这样的火星派分子）和自己的同道者作为不同的组织政策“路线”的代表分开的。所以现在的《火星报》把“南方工人”社（大概也把马霍夫？）说成“道地的火星派分子”，只是清楚地表明，新编辑部忘记了代表大会上的一些最大的（从这个团体的观点来看）事件，并想把那些说明所谓“少数派”究竟是由哪些分子组成的痕迹掩盖起来。 可惜，代表大会上没有提到关于出版通俗机关报的问题。所有的火星派分子，无论在代表大会以前还是在代表大会期间（在会外），都非常热烈地讨论了这个问题，一致认为在目前党内生活的情况下创办这样一个机关报或者把现有的某一个刊物改成这样的机关报，都是非常不合适的。反火星派分子在代表大会上发表了相反的意见，“南方工人”社也在自己的报告中发表过这样的意见，只是由于偶然的原因或者由于不愿意提出“没有希望的”问题，才没有把一个有10个人署名的相应的决议案提出来。 （五）语言平等事件 现在我们再按照代表大会开会的顺序来谈。 现在我们深信，还在代表大会没有转入讨论实质性问题以前，就不仅清楚地暴露了一个完全确定的反火星派集团（8票），而且清楚地暴露了一个准备支持这8个人而给它凑到大约16—18票的不坚定的中间集团。 代表大会对于崩得在党内的地位问题进行了极其详细、过分详细的讨论后，只作出了一个带有原则性论点的决定，而实际的解决却一直拖延到讨论组织关系问题的时候。由于代表大会以前报刊已经用了相当多的篇幅解释过与此有关的问题，所以代表大会上的讨论所提供的新东西也就比较少了。不过要指出的一点就是，《工人事业》的拥护者（马尔丁诺夫、阿基莫夫和布鲁凯尔）虽然同意马尔托夫提出的决议案，但是有保留，认为这个决议案不够充分，并且不同意从这个决议案得出的结论（第69、73、83、86页）。 崩得的地位问题讨论以后，代表大会接着就讨论纲领问题。这次讨论大部分是一些意义不大的局部修正。在原则上，反火星派的反对态度只表现为马尔丁诺夫同志激烈地反对关于自发性和自觉性问题的人人皆知的提法。崩得分子和工人事业派分子当然是完全拥护马尔丁诺夫的意见的。顺便说一下，马尔托夫和普列汉诺夫也曾经指出马尔丁诺夫的反对意见是毫无根据的。可笑的是，现在《火星报》编辑部（大概是经过一番考虑之后）已经转到马尔丁诺夫方面，说的话和它在代表大会上说过的完全相反！[122]大概这是符合有名的“继承性”原则吧……我们只好静候编辑部把问题完全弄清楚时再向我们说明一下，究竟它是在什么程度上同意马尔丁诺夫的意见的，究竟是在哪一点以及从什么时候开始同意的。在等待这个答案时，我们只想问一下，什么地方看见过有这样的党的机关报，它的编辑部在代表大会以后说的话竟然同自己在代表大会上说过的正好相反呢？ 现在我们不谈承认《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问题的争论（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了），也不谈党章问题开初的辩论（关于这些辩论，最好以后在分析党章问题的全部讨论情况时再来谈），而谈一下在讨论纲领时暴露出来的那些原则性的色彩。我们首先指出一个非常有特色的细节，即关于比例代表制问题的讨论。“南方工人”社的叶戈罗夫同志主张把这一点写进纲领，于是波萨多夫斯基（少数派方面的火星派分子）公正地指出这里有“严重的意见分歧”。波萨多夫斯基同志说：“毫无疑问，我们在以下这个基本问题上有不同的意见：是要使我们将来的政策服从某些基本民主原则而承认这些原则有绝对价值呢，还是应当使所有的民主原则都完全服从我们党的利益？我是坚决拥护后一种意见的。”普列汉诺夫“完全赞同”波萨多夫斯基的意见，并且用更肯定、更坚决的话反对那种认为“民主原则有绝对价值”的说法，反对“抽象地”看待这些原则。他说：“我们假设可能有这样的情况：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也反对普选制。意大利各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曾经剥夺了贵族的政治权利。革命无产阶级也许会限制上层阶级的政治权利，正如上层阶级曾经限制过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利一样。”对普列汉诺夫的发言有人鼓掌，也有人嘘斥，当普列汉诺夫对会场上的嘘声表示抗议——“你们不应当嘘斥”——同时请同志们不要受拘束时，叶戈罗夫同志马上站起来说：“既然这个发言有人鼓掌，那我一定要嘘斥。”叶戈罗夫同志和戈尔德布拉特同志（崩得代表）一同发言反对波萨多夫斯基和普列汉诺夫的看法。可惜辩论被中断了，辩论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也就立即消失了。但是马尔托夫同志现在企图减弱甚至完全抹杀这个问题的意义却是徒劳的，他在同盟代表大会上说：“这些话〈指普列汉诺夫的话〉激怒了一部分代表，假使普列汉诺夫同志当时补充说，自然很难设想会出现这样一种不幸的局面，即无产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胜利而必须践踏象出版自由这样的政治权利，那么这种愤怒是不难避免的……（普列汉诺夫说：“谢谢”）”（同盟记录第58页）这种解释同波萨多夫斯基同志在代表大会上的说法是直接矛盾的，他当时完全肯定地认为在“基本问题”上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和不同的意见。关于这个基本问题，所有火星派分子都在代表大会上发言反对“右翼”反火星派分子（戈尔德布拉特）以及代表大会上的“中派”分子（叶戈罗夫）。这是事实，并且我们可以大胆地保证：假如“中派”（我想，这个字眼该比任何别的字眼都更少使“正式的”温情主义者感到难堪……），假如“中派”（以叶戈罗夫同志或马霍夫同志为代表）有机会“不受拘束地”就诸如此类问题发表意见，那么严重的意见分歧是会立刻暴露出来的。 这种意见分歧在“语言平等”问题上暴露得还要明显（记录第171页及以下各页）。关于这一项，表决情况比讨论更能说明问题，统计一下表决的次数，就可以看到一个不可思议的数目——16次！导火线是什么呢？导火线就是：在党纲中只要指明全体公民不分性别等等以及舌头一律平等就够了呢，还是必须指出“舌头自由”或“语言平等”？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相当正确地说明了这一事件的特点，他说：“关于党纲一项条文措辞的小小的争论。竟有了原则的意义，因为在代表大会上半数代表都决心推翻纲领委员会。”正是如此。［注：马尔托夫补充说：“在这里，普列汉诺夫关于驴子的挖苦话给我们带来很大害处”（当谈到舌头自由时，仿佛有一个崩得分子列举各种机关而提到了种马场，当时普列汉诺夫就自言自语地说：“马是不讲话的，而驴子有时倒讲话”）。我当然不认为这种挖苦话特别温和、特别谦让、特别慎重和特别灵活。但我终究觉得奇怪的是，马尔托夫虽然承认争论具有原则的意义，却完全不来分析这方面的原则性究竟表现在哪里以及暴露出怎样的色彩，而只限于指出挖苦话的“害处”。这才真是官僚主义的和形式主义的观点呢！尖刻的挖苦话确实“在代表大会上带来很大害处”，其中不仅对崩得分子说了挖苦话，还对那些有时受到崩得分子支持甚至被他们从失败危险中救出来的人说了挖苦话。但是，既然已经承认这一事件有原则的意义，那就不能用指出某些挖苦话“不能容许”（同盟记录第58页）的说法来回避问题。］引起冲突的导火线确实很小，但是冲突具有真正原则的性质，因而也具有非常激烈的形式，直到有人企图“推翻”纲领委员会，直到猜疑有人存心“把代表大会引向歧途”（叶戈罗夫就是这样猜疑过马尔托夫的！），直到彼此……破口大骂，反唇相讥（第178页）。甚至波波夫同志也“表示了遗憾，说为了一点小事竟造成这样的气氛”（黑体是我用的，第182页），一连三次（第16、17、18次）会议都充满了这种气氛。 所有这些话都非常明确、肯定地指出一件极重要的事实：充满“猜疑”和最激烈的斗争形式（“推翻”）的那种气氛（后来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有人指责火星派多数派造成了这种气氛！），其实远在我们分裂为多数派和少数派以前就形成了。我再说一遍，这是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实，这是一件基本事实，许多人往往由于不了解这件事实而产生一种极轻率的看法，认为在代表大会快结束时形成的多数派是人为的。从现在硬说代表大会的参加者中十分之九都是火星派分子的马尔托夫同志的观点看来，由于一点“小事”，由于“小小的”导火线就爆发具有“原则的性质”并且几乎弄到推翻代表大会纲领委员会地步的冲突，是绝对解释不通和绝对荒诞的。对“带来害处”的挖苦话仅仅表示埋怨和遗憾，以此来回避这件事实，是令人可笑的。冲突是不会由于任何尖刻的挖苦话就产生原则的意义的，只有代表大会上政治派别划分的性质才会产生这样的意义。不是什么尖刻话或挖苦话引起了冲突，——这些话只是表明代表大会上政治派别的划分本身存在着“矛盾”，存在着引起冲突的一切前提，存在着一碰到甚至小小的导火线就会以其固有的力量爆发出来的内在分歧。 相反，从我用来观察代表大会的观点（我认为我应该坚持把这种观点作为观察事件的某种政治见解，尽管有人觉得这种见解令人难堪）看来，由于“小小的”导火线而爆发十分剧烈的原则性的冲突，是完全可以理解和不可避免的。既然在我们的代表大会上，时刻都有火星派分子和反火星派分子的斗争，既然在他们之间有一些不坚定的分子，既然这些不坚定的分子和反火星派分子共占三分之一的票数（8票+10票＝51票中的18票，这当然是根据我的粗略计算），那么，火星派分子方面有一些人，哪怕是很小一部分人分离出去，就有可能使反火星派的方针取得胜利，因而引起“疯狂的”斗争，这是完全可以理解而且十分自然的。这并不是由什么过分尖刻的话语或者攻击引起的，而是由政治的分化引起的。并不是什么尖刻话造成了政治冲突，而是代表大会上的派别划分本身存在的政治冲突造成了尖刻话和攻击，——这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也就是我们和马尔托夫在估计代表大会的政治意义及其结果方面的基本的原则性意见分歧。 在整个代表大会期间，使极少数火星派分子脱离大多数火星派分子的重大事件共有三次，即语言平等、党章第1条和选举问题，这三次事件都引起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最终导致现在的党内严重的危机。为了从政治上了解这个危机和这次斗争，不应该只限于空谈什么有人讲过不能容许的挖苦话，而应该考察一下在代表大会上彼此发生冲突的各种色彩的政治派别划分。所以，“语言平等”事件对于说明分歧的原因是有双重作用的，因为马尔托夫当时还是（还是！）一个火星派分子，并且几乎比任何一个人都更起劲地攻击反火星派分子和“中派”。 战争是由马尔托夫同志和崩得首领李伯尔同志的争论开始的（第171—172页）。马尔托夫证明只要提出“公民平等”的要求就够了。“舌头自由”被否决了，但是接着提出了“语言平等”，而且有叶戈罗夫同志同李伯尔一起进行战斗。马尔托夫说这是拜物教，“因为发言人坚决主张民族平等，而把不平等现象转移到语言问题方面。其实，问题正应该从另一方面来考察：民族不平等现象是存在的，其表现之一就是属于某一民族的人失去了使用本族语言的权利”（第172页）。马尔托夫当时说得完全对。李伯尔和叶戈罗夫毫无理由地企图为他们自己的说法辩护，并且企图证明我们不愿意或者不善于实行民族平等原则，这的确是一种拜物教。确实，他们象“拜物教徒”一样只坚持词句而不坚持原则，他们做事不是怕犯什么原则错误，而是怕别人议论。正是这种动摇心理（如果“别人”因这一点而责备我们，那怎么办呢？）——在发生组织委员会事件时我们已经指出的心理，——我们的整个“中派”在这里表现得十分明显。另一个中派分子，即与“南方工人”社密切接近的矿区代表李沃夫“认为边疆地区提出的关于压制语言平等的问题是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在党纲中规定关于语言的条文，消除别人可能猜疑社会民主党人搞俄罗斯化的任何推测”。这种对于问题的“严重性”的论证真是太妙了。问题所以很严重，是因为必须消除边疆地区的可能的猜疑！这个发言人根本没有谈什么涉及到问题本质的话，根本没有回答关于拜物教的指责，反而完全证实了这个指责，因为他完全没有自己的论据，只是借口边疆地区会怎么说这一点来敷衍搪塞。当时有人对他说：他们可能说的话都是不对的。而他并不去分析究竟说得对不对，却回答说：“别人可能猜疑。” 这样一种自以为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和重要性的提法，倒确实具有了原则的性质，不过这完全不是李伯尔们、叶戈罗夫们、李沃夫们想在这里找到的那种原则的性质。成为原则性问题的是：我们应该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运用党纲上规定的一般的基本原理，把这些原理运用于具体条件并在具体运用上加以发挥呢，还是仅仅因为害怕别人猜疑就应该用枝节的条文、局部的指示、重复的语句和烦琐的解释来充斥党纲的篇幅。成为原则性问题的是：社会民主党人怎么能把反对烦琐的解释的斗争看成（“猜疑为”）想缩小起码的民主权利和自由。我们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会丢掉这种崇拜烦琐解释的拜物教心理呢？——这就是我们看到由于“语言”问题引起斗争时产生的想法。 由于进行过多次记名投票，所以在这个斗争中代表们的派别划分表现得特别明显。这样的表决一共有三次。始终竭力反对火星派核心的，有全部反火星派分子（8票）以及只有很小变动的整个中派（马霍夫、李沃夫、叶戈罗夫、波波夫、梅德维捷夫、伊万诺夫、察廖夫和别洛夫，——只有后面两个人起初表现动摇，时而弃权，时而投票赞成我们，直到第三次表决时才完全确定了自己的态度）。火星派方面有一部分人，主要是高加索人（3个人共有6票）脱离出去了，于是“拜物教派”终于占了优势。在进行第三次表决时，当两种不同倾向的人们都已经十分确切地表明自己的立场时，脱离火星派多数派而转到对方去的是拥有6票的3个高加索人，而脱离火星派少数派的是拥有2票的波萨多夫斯基和科斯季奇；在头两次表决中转到对方或弃权的，在火星派多数派方面有连斯基、斯捷潘诺夫和哥尔斯基，在火星派少数派方面则有捷依奇。火星派方面有8票（从33票总数里）脱离出去，结果就使反火星派分子和不坚定分子的联盟占了优势。这就是代表大会派别划分的基本事实，这一事实在表决党章第1条以及在进行选举时也都再次出现（不过当时脱离出去的是另一些火星派分子而已）。怪不得那些在选举时遭到失败的人现在竭力想抹杀他们失败的政治原因，竭力想抹杀各种色彩之间斗争的出发点，而这个斗争却在全党面前愈来愈清楚地暴露了和愈来愈无情地揭露了那些不坚定的、政治上没有气节的分子。语言平等事件所以特别明显地向我们说明了这个斗争，是因为当时连马尔托夫同志也还没有博得阿基莫夫和马霍夫两人的夸奖和赞许。 （六）土地纲领 反火星派和“中派”的不坚持原则，在讨论土地纲领时也表现得很明显，这些讨论占了代表大会不少时间（见记录第190—226页），并且提出了不少很有意义的问题。果然不出所料，马尔丁诺夫同志（在李伯尔和叶戈罗夫两位同志发表了小小的责难意见以后）对纲领发动了进攻。他提出一个旧论据，说我们是通过纠正“历史上的这种不公平现象”来间接地“尊崇历史上的另一些不公平现象”等等。站在他一边的还有叶戈罗夫同志，叶戈罗夫说自己甚至“不了解这个纲领有什么意义。提出这个纲领是为了我们自己，即把我们所提出的那些要求确定下来呢，还是我们想使它成为大家都能接受的东西”（！？！？）。李伯尔同志“也想提出叶戈罗夫同志所提的意见”。马霍夫同志本着他所固有的坚决精神发言说，“大多数〈？〉发言人都根本不了解提出来的这个纲领是个什么东西，其目的何在”。据他说，这个纲领“很难认为是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这个纲领……“有一种把纠正历史上的不公平现象当儿戏的味道”，有“一种蛊惑人心和冒险主义的色彩”。这种深奥思想的理论根据，就是庸俗马克思主义所惯用的夸张其词和简单化的手法，说火星派似乎“想把农民看作是成分一样的；既然农民早已〈？〉分化为几个阶级，所以提出单一的纲领，势必使整个纲领成为蛊惑人心的东西，一旦实行起来就会成为冒险行为”（第202页）。马霍夫同志在这里“说穿了”许多社会民主党人对我们的土地纲领持否定态度的真正原因，他们虽然决心“承认”《火星报》（正如马霍夫本人也承认它一样），但是根本没有考虑过它的方针、理论立场和策略立场。正因为他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现代俄国农民经济结构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现象时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了，所以他们始终不了解这个纲领，而决不是因为在个别细节问题上有不同的意见。正是在这种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上，反火星派首领（李伯尔和马尔丁诺夫）和“中派”首领（叶戈罗夫和马霍夫）很快就趋于一致了。叶戈罗夫同志也直爽地表现了“南方工人”社以及所有倾向于它的团体和小组的一个特点，即他们不了解农民运动的意义，不了解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在第一批有名的农民起义时期表现的弱点不是过高估计了这个运动的意义，而是过低估计了这个运动的意义（而且没有力量来利用这个运动）。叶戈罗夫同志说：“我丝毫不象编辑部那样迷恋农民运动，在农民骚动以后有许多社会民主党人都迷恋过。”只是可惜叶戈罗夫同志没有积极向代表大会多少确切地指明编辑部的这种迷恋究竟表现在哪里，也没有积极具体地指明《火星报》所提供的文字材料。此外，他忘记了，我们的土地纲领的一切基本条文在《火星报》第3号［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79—386页。——编者注］上，即在农民骚动很久以前就已经发挥过了的。谁如果不只是口头上“承认”《火星报》，那他就不妨稍微多注意一下《火星报》的理论原则和策略原则！ 叶戈罗夫同志感叹地说：“不，我们在农民中间不会有多大作为！”随后他又说明这种感叹不是表示反对某种个别的“迷恋现象”，而是否定我们的整个立场：“这也就是说，我们的口号不能同冒险主义口号相竞争。”这真是把一切都归结为各政党口号“竞争”的非原则态度的最典型的说法！并且这还是在他自称已经对理论解释“表示满意”以后说出来的，在这种理论解释中指出：我们力求在鼓动工作中取得牢靠的成绩而不怕暂时的失利；要取得牢靠的成绩（不管那些“竞争者”……一时如何叫嚷），就必须使纲领有巩固的理论基础（第196页）。既然自称对这种解释已经“表示满意”，又立刻重复从旧经济主义那里继承下来的庸俗论点：认为“口号竞争”决定一切问题，不仅决定土地纲领问题，而且决定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全部纲领和全部策略问题，这是多么混乱的观点。叶戈罗夫同志说：“你们不能强迫雇农同富农一道为已经有不小一部分落到这些富农手里的割地而斗争。” 又是那一套显然同我们的机会主义经济派有血统关系的简单化的论调，经济派硬说：不能“强迫”无产者去为现在有不小一部分已落到资产阶级手里而将来还会有更大一部分落到资产阶级手里的东西而斗争。又是那一套庸俗化的论调，忘记了在雇农和富农之间的一般资本主义关系方面俄国所具有的特点。现在，事实上受到割地重压的也有雇农，他们为摆脱盘剥制而斗争是根本不必“强迫”的。需要“强迫”的倒是某些知识分子——强迫他们更广泛地看到他们担负的任务，强迫他们在讨论具体问题时丢掉那一套死板公式，强迫他们考虑到使我们的目的复杂化和发生变化的历史情况。只有认为农民是傻子的这种偏见，即马尔托夫同志公正指出的（第202页），在马霍夫同志以及其他反对土地纲领的人们的发言中流露出来的偏见，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反对者忘记了我国雇农生活的现实条件。 我们的“中派”分子把问题简单化为只存在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并且力图把自己的狭隘观点照例强加在农民身上。马霍夫同志说：“正因为我认为农民就其狭隘的阶级观点的限度来说是聪明的，所以我以为他们会拥护夺取土地和分割土地的小资产阶级理想。”这里显然是把两件事情混为一谈：一件事情是把农民的阶级观点估计为小资产者的阶级观点，另一件事情是缩小了这个观点，把它归结为“狭隘的限度”。叶戈罗夫们和马霍夫们的错误正在于作了这种归结（也如马尔丁诺夫们和阿基莫夫们的错误在于把无产者的观点归结为“狭隘的限度”一样）。其实，逻辑或历史都教导我们：正是因为小资产者的地位有两重性，所以小资产者的阶级观点可能比较狭隘，又比较进步。所以，我们决不能因为农民狭隘（“愚昧”）或者受“偏见”支配就灰心失望，恰恰相反，我们的任务是要始终不倦地开阔农民的眼界，促使他们用理智战胜偏见。 对于俄国土地问题的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在《火星报》旧编辑部的忠实捍卫者马霍夫同志那篇原则性发言的结束语中集中地表现出来了。怪不得这些话博得了掌声……虽然是讽刺的掌声。普列汉诺夫说，我们丝毫不怕土地平分运动，我们不会阻碍这个进步（资产阶级的进步）的运动，马霍夫同志听了以后愤慨地说：“我真不知道什么东西叫作不幸。但是，这个革命即使可以称为革命，也会是一个不革命的革命。正确些说，不是革命而是反动（笑声），类似骚动的革命……这样的革命将使我们倒退，并且要经过相当时间才可以使我们重新回到我们现在的状况。而我们现在却有比法国革命时期更多得多的东西（讽刺的掌声），我们有社会民主党（笑声）……”是的，如果社会民主党是按照马霍夫的观点看问题，或者拥有受到马霍夫们支持的中央机关，那它确实只能受到嘲笑…… 可见，就是在讨论土地纲领所引起的一些纯粹原则性的问题时，也立即反映出我们已经熟悉的派别划分。反火星派分子（8票）为了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而出马上阵，“中派”首领，叶戈罗夫们和马霍夫们尾随在他们的后面，而且总是陷在那个狭隘的观点里出不来。所以很自然，在表决土地纲领的某些条文时，赞成的有30票和35票（第225页和第226页），就是说，恰巧和我们在争论崩题讨论的次序、组委会事件以及解散“南方工人社”问题时所看到得问的那个数目接近。每当问题稍微超出通常的框框，稍微要求把马克思的理论独立地运用于新的（对德国人说来是新的）特殊的社会经济关系时，真正胜任的火星派分子立刻就只占五分之三的票数，整个“中派”就立刻转到李伯尔们和马尔丁诺夫们方面去了。马尔托夫同志却拼命抹杀这一明显的事实，胆怯地回避那些显然暴露出各种色彩的表决情况！ 从土地纲领问题的讨论中可以明显地看到火星派分子同在代表大会上足足占有五分之二的人进行斗争的情况。高加索的代表在这里采取了完全正确的立场，——这也许多半是因为他们熟悉当地无数农奴制残余的各种表现，所以才没有赞同马霍夫们觉得满意的那套抽象而幼稚的简单对立法。当时发言反对马尔丁诺夫和李伯尔、马霍夫和叶戈罗夫的，有普列汉诺夫、古谢夫（他证实说，“对我们的农村工作所持的这种悲观看法”……即叶戈罗夫同志的那种看法……他“常常在俄国工作的同志中间听到”），有科斯特罗夫、卡尔斯基，还有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正确地指出，土地纲领的批评者的“各种忠告”“是十分庸俗的”。不过我们在谈到研究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派别划分问题时必须指出，他在这一段发言中（第208页）把朗格同志同叶戈罗夫和马霍夫两人相提并论却不一定正确。谁如果仔细地读一读记录就能够看出，朗格和哥林两人所站的立场跟叶戈罗夫和马霍夫两人的立场完全不同。朗格和哥林两人不喜欢关于割地一条的提法，他们却完全领会我们土地纲领的思想，他们不过企图用另一种方式体现这个思想，积极努力寻找在他们看来更为完善的提法，提出自己的决议草案来说服土地纲领的起草人，或是站在土地纲领起草人方面反对所有的非火星派分子。例如，只要把马霍夫关于否决全部土地纲领的提议（第212页，9票赞成，38票反对）以及关于否决这个纲领的个别条文（第216页及其他各页）的提议，拿来和朗格对割地条文提出独立的修订方案（第225页）的立场对比一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两种立场是截然不同的［注：见哥林的发言，第213页。］。 托洛茨基同志在往下谈论那些带有“庸俗气味”的理由时指出，“在即将来临的革命时期，我们应该同农民联系起来”……“在这个任务面前，马霍夫和叶戈罗夫的怀疑态度和政治‘远见’比任何一种近视更加有害。”另一个火星派少数派分子科斯季奇同志，很准确地指出了马霍夫同志“不相信自己，不相信自己的原则稳定性”，——这个估计真是打中了我们的“中派”的要害。科斯季奇同志继续说：“马霍夫同志的悲观态度是跟叶戈罗夫同志一致的，虽然他们各有不同的色彩。马霍夫同志忘记了，社会民主党人现时已在农民中间进行工作，已在可能范围内领导农民运动。而他们却用这种悲观态度来缩小我们工作的规模。”（第210页） 在快要谈完代表大会讨论纲领问题的情形时，还应该指出关于支持反政府派问题的简短辩论。我们的纲领说得很清楚，社会民主党支持“任何反对俄国现存社会政治制度的反政府运动和革命运动”。看来，这个限定语已经十分明确地指出我们支持的究竟是哪些反政府派别。然而我们党内早已形成的各种不同色彩在这里也立即暴露出来了，本来很难设想在这样一个已经再三说明过的问题上还会发生“疑问和误解”！显然，并不是由于什么误解，而是由于有各种不同的色彩。马霍夫、李伯尔以及马尔丁诺夫立刻就惶恐不安了，结果又落到了“紧密的”少数派的地位，马尔托夫同志大概认为这也是由于有人搞阴谋、倾轧、耍权术和其他种种卑鄙手腕（见他在同盟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而那些不能理解形成“紧密的”少数派和多数派的政治原因的人才会求助于这些东西。 马霍夫又是从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地简单化开始。他宣称：“我国唯一革命的阶级是无产阶级”，可是他从这个正确的论点马上得出一个不正确的结论：“其余的阶级都是微不足道的，都是无关紧要的（全场大笑）……是的，它们是无关紧要的，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我反对支持它们。”（第226页）马霍夫同志对自己立场作的这种绝妙的表述，使许多人（他的许多同道者）都感到难为情，但是李伯尔和马尔丁诺夫两个人和他的意见实质上是一致的，他们提议删掉“反政府派”字样，或者添上“民主的反政府派”加以限定。普列汉诺夫对马尔丁诺夫的这个修正作了公正的反驳。他说：“我们应当批判自由派，揭露他们的不彻底性。这是对的……但是我们在揭露一切非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狭隘性和局限性时，必须向无产阶级说明，同专制制度比较起来，就连不保证普选制的宪法也是一种进步，所以无产阶级不应该宁要现存制度而不要这种宪法。”马尔丁诺夫、李伯尔和马霍夫三位同志不同意这个意见，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阿克雪里罗得、斯塔罗韦尔、托洛茨基，还有普列汉诺夫的第二次发言都抨击了这种立场。马霍夫同志在这里又一次自己打了自己。起初他说，其余的阶级（除了无产阶级以外）都是“微不足道的”，他“反对支持它们”。后来他又大发慈悲地承认说，“资产阶级实质上虽然是反动的，但往往又是革命的，例如，在反对封建制度及其残余的时候”。接下去，他愈说愈糟了：“可是，有些集团始终〈？〉是反动的，——手工业者就是这样的。”请看，后来慷慨激昂地拥护旧编辑部的那些“中派”首领竟在原则方面发表了什么样的妙论！正是手工业者，甚至在行会制度十分盛行的西欧，也如同城市中其他小资产者一样，在专制制度崩溃时代起过特殊的革命作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不加思索地重复西欧同志在专制制度崩溃已有100年或50年之久的时代就现代手工业者所讲的那些话，是特别荒谬的。在俄国，硬说手工业者在政治问题上比资产阶级反动，只不过是背诵一些陈词滥调而已。 可惜，记录完全没有载明马尔丁诺夫、马霍夫和李伯尔对这个问题提出的已被否决的修正案所得到的票数。我们能指出的只是，反火星派分子的各个首领和“中派”的一个首领［注：该派即“中派”的另一个首领叶戈罗夫同志，在另一个地方讨论到阿克雪里罗得所提的关于社会革命党人的决议案时，发表了他对于支持反政府派问题的意见（第359页）。叶戈罗夫同志认为：既在纲领中要求支持任何反政府运动和革命运动，又要对社会革命党人以及自由派持否定态度，这是个“矛盾”。叶戈罗夫同志在这里虽然是用另一种形式，稍微从另一个角度观察问题的，但同样暴露出他也象马霍夫、李伯尔和马尔丁诺夫三位同志那样狭隘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对（他“所承认的”）《火星报》的立场采取了不坚定的、半敌视的态度。］在这里也结成了我们已经熟悉的反火星派分子的派别。在总结对于纲领问题的全部讨论经过时，不能不作出这样的结论：没有哪一次比较热烈和引起普遍兴趣的辩论不暴露出马尔托夫同志和《火星报》新编辑部现在力图掩饰的那些色彩的区别。 （七）党章。马尔托夫同志的草案 代表大会在讨论了纲领问题以后，接着就讨论党章问题（我们把前面提到的中央机关报问题以及代表们所作的报告撇开不谈，可惜大多数代表的报告都作得不能令人满意）。不用说，党章问题对于我们大家都有重大的意义。要知道，《火星报》从创办时起就不仅作为机关报，而且作为组织细胞在进行活动。在《火星报》第4号的编辑部文章（《从何着手？》）中提出了一个完备的组织计划［注：波波夫同志在关于承认《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的发言中还说过：“我现在回想起《火星报》第3号或第4号上所发表的《从何着手？》一文。许多在俄国工作的同志都认为它是不策略的，另一些人觉得这个计划是个幻想，而大多数人〈？大概是波波夫同志周围的大多数人〉则说这不过是好大喜功而已。”（第140页）读者可以看出，这种把我的政治观点解释成好大喜功的说法，这种现在又被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两同志煽起的说法，我早已听惯了。］，并且三年来始终一贯地执行了这个计划。当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承认《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时，在相应的决议所提的三条理由中（第147页）有两条谈的正是《火星报》的这个组织计划和组织思想：《火星报》在领导党的实际工作方面的作用和它在统一工作中的领导作用。所以很自然，如果一定的组织思想得不到全党承认，没有正式规定下来，《火星报》的工作和建党即事实上恢复党的全部工作，就不能算是完成了。而党的组织章程就是为了完成这个任务。 《火星报》力求奠定的作为建党基础的基本思想，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点。第一是集中制思想，它从原则上确定了解决所有局部的和细节性的组织问题的方法。第二是承认进行思想领导的机关报的特殊作用，它恰恰估计到了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在政治奴役的环境下、在把革命进攻的最初的根据地建立在国外这种条件下的暂时的和特殊的需要。第一个思想是唯一的原则性思想，应该贯串在整个党章中；第二个思想是由活动地点和活动方式的暂时情况产生的局部性思想，即表面上离开集中制，而成立两个中央机关——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火星报》的这两个建党的基本思想，我在《火星报》（第4号）编辑部文章《从何着手？》［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1—10页。——编者注］以及《怎么办？》［注：同上，第6卷第1—183页。——编者注］中已经发挥过了，后来我在《给一位同志的信》［注：同上，第7卷第1—18页。——编者注］中用几乎是说明党章条文的形式又详细作了解释。其实，剩下的只是在措辞上加加工就可以把党章条文规定下来，因为，如果对《火星报》的承认不是一纸空文，不只是一句应酬话，那么党章正应当把这些思想体现出来。我在《给一位同志的信》再版的序言中已经指出：只要把党章和这本小册子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这里和那里谈的组织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注：见本卷第102页。——编者注］ 讲到《火星报》的组织思想在党章中如何措辞和表述的问题，我不得不提到马尔托夫同志所掀起的一次事件。马尔托夫在同盟代表大会上说：“……你们实际考证一下就会知道，我在这一条（即第1条）条文上陷入机会主义立场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乎列宁的意料之外。在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一个半月至两个月，我曾经把我的草案给列宁看过，那里第1条叙述得同我在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条文正好一样。当时列宁表示反对我的草案，认为写得太详细了，并且对我说，他只喜欢第1条的思想，即关于党员的定义，他说要把这个思想用另一种形式吸收到自己的党章中去，因为他觉得我的表述不妥当。可见，列宁早就了解我的条文，知道我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因此你们可以看出我是光明正大地去参加代表大会的，没有隐瞒自己的观点。我曾经预先声明，我要反对相互增补，反对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成员增补时采取一致同意的原则，等等。” 关于预先声明反对相互增补一事，我们在一定的地方就会知道事实真相究竟是怎样的。现在我们要谈一谈马尔托夫的党章中的这种“光明正大”。马尔托夫在同盟里靠记忆叙述有关他那个不妥当的草案的情节时（马尔托夫本人在代表大会上曾把这个草案当作不妥当的草案收回了，而在代表大会以后，又本着他所特有的一贯精神把它重新亮了出来），照例忘记了许多事情，因而又把问题弄模糊了。看来，已经有很多事实足以告诫大家不要引用私人谈话和凭本人记忆（人们总是不由自主地只记起对自己有利的东西！）来说明问题，但是马尔托夫同志因为没有别的材料，只好利用次品。现在甚至普列汉诺夫同志也学起他的样子来了——大概是近墨者黑吧。 马尔托夫草案第1条的“思想”是不可能使我“喜欢”的，因为他的草案中根本没有后来在代表大会上提出的那种思想。是他记错了。我侥幸在纸堆中找到了马尔托夫的草案，那里“第1条叙述得同他在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条文正好不一样”！请看这是什么“光明正大”！ 马尔托夫草案第1条条文是：“凡承认党纲、并在党的机关〈原文如此！〉监督和领导下为实现党的任务而积极工作的人，可以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 我的草案第1条条文是：“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支持党并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可以作为党员。” 马尔托夫在代表大会上提出并由代表大会通过的第1条条文是：“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支持党并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下经常亲自协助党的人，可以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 两相对比可以明显地看出，马尔托夫的草案根本没有什么思想，而只是泛泛空谈。说党员应该在党的机关监督和领导下进行工作，这是不言而喻的，只能是这样的，只有爱说废话，爱在“章程”中堆砌大量空洞的词句和官僚主义的（就是说，对事业不需要，只有在装饰门面时才似乎需要的）公式的人，才会这样说。第1条的思想只有在这样提出问题时才会产生：党的机关实际上能不能对那些不加入任何一个党组织的党员进行领导。这种思想在马尔托夫同志的草案中连一点影子也没有。所以我也就无法知道马尔托夫同志“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因为马尔托夫同志的草案对于这个问题根本没有提出什么看法。可见，马尔托夫同志所作的实际考证是一笔糊涂账。 相反，对马尔托夫同志正应该说，他从我的草案中“知道我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并且无论在编辑委员会里（虽然我的草案在代表大会以前两三个星期就给大家看过了），无论在那些仅仅看过我的草案的代表面前，他都没有表示异义，没有反驳过我的这种看法。不但如此。甚至在代表大会上，当我提出自己的党章草案［注：顺便说一下。记录委员会在第11号附录上刊载了“由列宁提交代表大会的”党章草案（第393页）。记录委员会在这里也搞错了一些事情。它把我交给全体代表（并且是在代表大会开会以前给很多代表）看的初稿（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38—239页。——编者注）和我后来提交代表大会的草案混为一谈，并把第一个草案当作第二个草案刊载出来了。我当然丝毫不反对别人把我的草案，哪怕是所有各个准备阶段的条文一概公布出来，但是制造混乱毕竟是不应该的。而混乱终于造成了，因为波波夫和马尔托夫（第154页和第157页）批评我实际提交代表大会讨论的草案中的那些提法，原来是记录委员会刊载出来的草案中所没有的（参看第394页第7条和第11条）。如果对待问题比较仔细，那只要把我刚才指出的一些页码对照一下，就很容易发现这个错误了。］并在选举章程委员会以前为这个草案辩护时，马尔托夫同志还直截了当地声明：“我赞同列宁同志的结论。只是在两个问题上我和他有意见分歧”（黑体是我用的）——即关于总委员会组成的方法和增补要一致同意的问题（第157页）。这里对党章第1条的不同意见还只字未提。 马尔托夫同志认为有必要在自己的论戒严状态的小册子里再一次地、特别详细地回顾自己的党章草案。他在这本小册子里说，他的党章草案——对于这个草案，除了某些次要的细节以外，他现在（1904年2月，——不知道过两三个月以后又会怎样）还是完全同意的——“充分表明了他对于过分集中制的否定态度”（第Ⅳ页）。这个草案之所以没有提交代表大会，据马尔托夫同志现在解释是因为：第一，“在《火星报》受到的锻炼启示了他对章程持藐视态度”（当马尔托夫同志喜欢这样做时，《火星报》这个词在他看来就不是狭隘的小组习气，而是最坚定的方针了！可惜，三年来在《火星报》受到的锻炼，没有启示马尔托夫同志对那些不坚定的知识分子在为自己违背共同通过的党章的行为辩护时惯用的那种无政府主义词句持藐视态度）。第二，要知道，他马尔托夫同志是要避免“在《火星报》这样一个基本组织核心的策略中加进任何杂音”。说得多么头头是道啊！在关于党章第1条的机会主义条文或关于过分集中制这个原则问题上，马尔托夫同志竟这么害怕杂音（只有从最狭隘的小组观点来看才是可怕的杂音），甚至在编辑部这样一个核心面前都没有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在关于中央机关人选的实际问题上，马尔托夫同志却背离《火星报》组织（这个真正的基本组织核心）大多数人的意见而去向崩得和工人事业派分子求救。马尔托夫同志暗中用小组习气替冒牌编辑部辩护，而责备最了解情况的人在估计问题时表现了“小组习气”，他的这些话里的“杂音”，马尔托夫同志却听不出。为了惩诫他，我们现在把他那个党章草案全部引证出来，并指出它究竟有什么样的观点和什么样的过分地方［注：我要指出，可惜我找不到马尔托夫草案的第一种稿本，这种稿本共有大约48条，其中包含了更加“过分的”毫无意义的形式主义。］： “党章草案。（一）党员。（1）凡承认党纲、并在党的机关监督和领导下为实现党的任务而积极工作的人，可以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2）党员如果违反党的利益，由中央委员会作出决定开除其党籍。[说明开除理由的决定书，应保存在党的档案库里，并须根据要求，通知每个党委员会。对于中央委员会关于开除党籍的决定，在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委员会要求时，可以向代表大会提出申诉。］”我用方括号来表明马尔托夫草案中那些显然没有什么意思的议论，这些议论不仅没有什么“思想”，而且也没有什么肯定的条件或要求，——例如在“党章”中绝妙地指明决定书究竟要保存在什么地方，或者说对于中央委员会关于开除党籍的决定（而不是它的一切决定和任何决定吗？）可以向代表大会提出申诉。这正是过分玩弄辞藻或十足的官僚主义的形式主义，即杜撰一些多余的、显然没有益处或文牍主义的条款。“（二）地方委员会。（3）党委员会是党在地方工作中的代表”。（真是既新颖又聪明！）“（4）[凡是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存在并派有代表出席代表大会的委员会，都可以认为是党的委员会。］（5）除了第4条指出的委员会以外，新的党委员会应当由中央委员会指定[中央委员会或者承认现有的某地方组织为委员会，或者用改组该地方组织的办法组成地方委员会]。（6）委员会用增补的办法补充自己的名额。（7）中央委员会有权用不超过地方委员会名额总数三分之一数量的同志（它所了解的同志）补充地方委员会。”好一个典型的官样文章：为什么不超过三分之一呢？有什么意思呢？这种根本起不了限制作用的限制——因为补充是可以重复许多次的——究竟有什么意思呢？“（8）[如果地方委员会由于遭到迫害而瓦解或者被破坏，”（就是说不是全体被捕？），中央委员会应当把它恢复起来”]（已经不考虑第7条了吗？马尔托夫同志是不是觉得第8条和规定平日工作而节日休息的俄罗斯公安法相似呢？）“（9）[党的例行代表大会可以委托中央委员会改组某个地方委员会，如果该地方委员会的活动被认为是违反党的利益的话。在这种情况下，该委员会就可认为已被解散，而该委员会所属地区的同志可以不受其管辖［注：我们请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注意这个字眼。这还了得！这就是甚至……甚至弄到更换编辑部成员的那种“雅各宾主义”的根源……。”]本条所规定的规则，同迄今俄罗斯法律中规定的所谓“禁止人人酗酒”的条文一样，是大有好处的。“（10[党的地方委员会领导该地党的全部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并尽力协助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实现它们所担负的全党的任务。”]……哎哟天哪！要这些话干什么呢？（11）[“地方组织的内部规则，委员会和它所管辖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听见了吗，听见了吗？）“各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各该集团的权限范围和自治范围”（难道权限范围和自治范围不是一回事吗？）“由委员会自行规定并报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这里有一个疏忽：没有说明这种报告应当保存在哪里。）“（12）[委员会所管辖的各集团和各个党员，都有权要求把他们对任何问题的意见和愿望报告给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13）党的地方委员会必须把自己收入的一部分按中央委员会规定的分配比例上交给中央委员会会计处。（三）建立用其他语言（除了俄语以外）进行鼓动的组织。（14）[为了用某种非俄罗斯语言进行鼓动并把有关的工人组织起来，可以在特别需要把这种鼓动工作专门化并把这种组织划分出来的地方成立单独组织。］（15）至于是不是真有这种需要，这个问题由党中央委员会解决，如果发生争论，则提交党代表大会解决。”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个章程后面的一些规定，可以看出这一条的第一部分是多余的，而关于发生争论情况的第二部分，简直是滑稽可笑的。“（16）[第14条所规定的地方组织在其特殊事务方面是自治的，但是它们在地方委员会监督下进行工作并受其管辖，这种监督的形式以及该委员会和该特殊组织之间的组织关系的准则，由地方委员会规定。”（谢天谢地！现在可以看出所有这一大堆话都是多余的空话。）“在党的一般事务方面，这种组织应当作为委员会组织的一个部分来进行工作。］——（17）[第14条所规定的地方组织，可以成立自治联盟，以便顺利地执行它的特殊任务。这种联盟可以有自己专门的机关报和领导机关，但这些机关都应当受党中央委员会的直接监督。这个联盟的章程由它自行规定，但是必须经过党中央委员会批准。］（18）[如果党的地方委员会根据地方条件多半是用当地语言进行鼓动工作时，也可以加入第17条所规定的自治联盟。附注：这种委员会虽然是自治联盟的一部分，但并不因此就不成其为党的委员会”。］（整个一条都是非常有益处和非常聪明的，附注更是有过之无不及。）“（19）[加入自治联盟的地方组织同该联盟中央机关之间的联系，应当受地方委员会的监督。］（20）[各自治联盟的中央机关报和领导机关对党中央委员会的关系，也和党的地方委员会对党中央委员会的关系一样。］（四）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21）[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政治的和学术的机关报——是全党的代表。］（22）中央委员会负责对党的全部实际活动实行总的领导，关心正确使用和正确配备全党的一切力量，监督全党各部分的活动，把报刊发给各地方组织，建立党的技术机关，召开党代表大会。（23）党的机关报负责对党内生活进行思想领导，宣传党纲，通过学术的和政论的形式阐明社会民主党的世界观。（24）所有党的地方委员会和自治联盟都同党中央委员会和党机关报编辑部发生直接联系，并定期报告本地的运动和组织工作情况。（25）党的机关报的编辑部由党代表大会指定，一直工作到下一届代表大会时止。（26）[编辑部在其内部事务方面是独立自主的]，并且可以在两届代表大会期间补充和更换自己的成员，但每次都必须通知中央委员会。（27）所有由中央委员会发出的声明或者经过它批准的声明，都应当根据中央委员会的要求在党的机关报上刊载。（28）党中央委员会经党的机关报的编辑部同意后，可以成立专门从事某种文字工作的著作家小组。（29）中央委员会由党代表大会指定，一直工作到下一届代表大会时止。中央委员会可以用增补办法补充自己的名额（人数不限），但每次都必须通知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五）国外的党组织。（30）国外的党组织主管党在国外俄国侨民中的宣传工作并把其中的社会主义分子组织起来。国外的党组织由它们选出的领导机关领导。（31）加入党的各自治联盟可以在国外设立自己的支部，以便协助执行联盟的专门任务。这些支部以自治团体的资格加入总的国外组织。（六）党代表大会。（32）党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33）[党代表大会制定党纲、党章以及全党活动的指导原则；监督各级党机关的工作并处理它们之间发生的冲突。］（34）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由下列组织和机关选派：（a）党的各地方委员会；（b）所有加入党的各自治联盟的中央领导机关，（c）党中央委员会和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d）国外的党组织。（35）代表委托书可以转托，但是每一个代表至多只能拥有三张有效委托书。两个代表可以拥有一张委托书。不准使用限权委托书。（36）中央委员会如果认为吸收某同志参加代表大会有益处时，可以邀请该同志参加代表大会并享有发言权。（37）在修改党纲或党章的问题上，须经占总票数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其他问题则由简单多数决定。（38）代表大会只有在出席的代表能代表半数以上的现有的党委员会时，才可以认为有效。（39）代表大会应当尽可能每两年召开一次。[凡因某种不以中央委员会的意志为转移的障碍不能如期召开代表大会时，中央委员会可以自行决定延期举行。”] 读者如果能以超乎寻常的耐性读完这个所谓党章，大概就不会要求我们对以下几个结论再作专门的分析了。第一个结论：这个章程染上了难以医治的浮肿病。第二个结论：这个章程根本没有什么对过分集中制持否定态度的特别色彩的组织观点。第三个结论：马尔托夫同志把自己章程中的38/39以上的东西都瞒过世人的耳目（并且不让在代表大会上讨论）是做得很巧妙的。令人奇怪的只是，他居然把这种隐瞒行为称为光明正大。 （八）火星派内部分裂以前关于集中制问题的讨论 在谈党章第1条条文这个确实很有意义并且显然表明了各种色彩的观点的问题以前，我们还要稍微谈一下关于党章问题的简短的一般讨论，这次讨论占去了代表大会第14次会议的全部时间和第15次会议的部分时间。这次讨论是有一定意义的，因为它是在《火星报》组织因中央机关人选问题而完全分离以前进行的。相反，后来那些一般关于党章问题的讨论，特别是关于增补问题的讨论，都是我们已经在《火星报》组织内部发生分离以后进行的。自然，在尚未发生分离以前，我们还能比较公正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就是说，能比较不考虑我们大家所关心的中央委员会人选问题而发表自己的意见。前面我已经指出，马尔托夫同志当时赞成（第157页）我的组织观点，只不过在细节上有两点不同意见。相反，不论是反火星派或“中派”，都立刻对《火星报》的整个组织计划（也就是整个党章）中的两个基本思想发起了攻击，即反对集中制，也反对有“两个中央机关”。李伯尔同志把我的党章称为“有组织的不信任”，把有两个中央机关看作分权制（同波波夫和叶戈罗夫两位同志一样）。阿基莫夫同志主张扩大地方委员会的权限，尤其是要给以自行“改变自己成员的权利”。必须给以更大的活动自由……地方委员会应当由在当地积极活动的工作人员选出，正如中央委员会是由在俄国所有积极活动的组织的代表选出一样。如果这也不许可的话，就要把中央委员会指派到地方委员会的委员名额限制一下……”（第158页）可见，阿基莫夫同志在那里提出了反对“过分集中制”的理由，但是马尔托夫同志当时还没有因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遭到失败而跟着阿基莫夫跑，所以他对这些权威性的指示还是充耳不闻的。甚至当阿基莫夫同志把马尔托夫同志自己那个章程的“思想”（第7条——限制中央委员会指派委员加入地方委员会的权利）讲给他听时，他还是置若罔闻！马尔托夫同志当时还不愿意唱出同我们意见不一致的“杂音”，所以他也就忍耐了同阿基莫夫同志以及同他本人意见不一致的杂音……当时发言攻击“可怕的集中制”的还只有那些觉得《火星报》主张的集中制对他们显然不利的人，即阿基莫夫、李伯尔和戈尔德布拉特，小心翼翼地（所以如此，是为了随时可以向后转）跟着他们走的有叶戈罗夫（见第156页和第276页）等等。当时党内绝大多数人都还看得很清规戒律楚，崩得、“南方工人”社等等正是根据狭隘的小组利益反对集中制的。顺便说一下，现在党内大多数人也看得很清楚，《火星报》旧编辑部正是根据小组利益反对集中制的…… 例如拿戈尔德布拉特同志（第160—161页）的发言来说吧。他拼命攻击我所主张的“可怕的”集中制，说这种集中制是要导致下级组织的“消灭”，“完全是想使中央机关有无限权力来随意干预一切”，而各级组织“只有权驯顺地服从上级的命令”等等。“按照这个草案建立的中央机关将是孤独的，它周围不会有任何外层，只有无定形的散漫人群，它的一些唯命是听的代办员将在这个散漫人群中进行活动。”这同马尔托夫们和阿克雪里罗得们在代表大会上遭到失败以后用来款待我们的那套虚伪空话一模一样。人们曾讥笑崩得，因为它一方面反对我们的集中制，同时又使自己那里的中央机关拥有更明确规定的无限权力（例如，可以吸收和开除成员，甚至不许代表出席代表大会）。在人们了解了问题真相以后，也会嘲笑少数派的喊叫，因为他们一处在少数地位就大声疾呼地反对集中制和党章，而一拥有多数，就立刻又要按党章办事了。 在两个中央机关的问题上也明显地表现了派别划分：反对所有火星派的有李伯尔，有阿基莫夫（他首先唱出了现在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爱唱的调子，说总委员会内中央机关报压倒了中央委员会），有波波夫，还有叶戈罗夫。根据旧《火星报》一向发挥的（而且是波波夫们和叶戈罗夫们的同志们在口头上赞成过的！）那些组织思想，自然要产生两个中央机关的计划。旧《火星报》的政策，是同“南方工人”社主张创办一个平行的通俗机关报并把它变成事实上占主要地位的机关报的计划截然相反的。这就是当时所有反火星派和整个泥潭派主张一个中央机关，即主张似乎更厉害的集中制的那种初看起来很奇怪的矛盾现象的根源。当然也有（特别是泥潭派中间）一些代表，未必清楚地了解“南方工人”社的组织计划将会引起，并且由于客观进程一定会引起怎样的后果，但是他们那种优柔寡断和毫无自信的本性，把他们推到反火星派方面去了。 在火星派分子参加这些（在火星派尚未分裂以前）关于党章问题的争论的发言中，马尔托夫（“赞成”我的组织思想）和托洛茨基两位同志的发言特别出色。托洛茨基当时回答阿基莫夫同志和李伯尔同志时说的每一句话，都揭穿了“少数派”在代表大会以后的行为和理论的全部虚伪实质。他（阿基莫夫同志）说：“党章规定的中央委员会的权限不够确切。我不能同意他的意见。恰恰相反，党章对这一点规定得很确切：既然党是一个整体，那就必须保证它对地方委员会的监督。李伯尔同志用我所用过的字眼说，党章表明‘有组织的不信任’。这是对的。但是，我用这个字眼是指崩得代表所提出的那个章程，因为他们的章程是意味着党内一部分人对全党表示有组织的不信任。而我们的党章〈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还没有遭到失败时，这个章程还是“我们的”！〉则意味着党要对它的各个部分表示有组织的不信任，就是说，要对各地方组织、各区组织、各民族组织以及其他组织实行监督。”（第158页）是的，这里对我们的党章作了正确的说明，我们奉劝那些现在公然说“有组织的不信任”制度或所谓“戒严状态”是由阴险毒辣的多数派发明和实行的人多回忆一下这种说明吧。只要把上面引用的发言和在国外同盟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到一个典型事例，它说明了政治上的毫无气节，说明马尔托夫这伙人是怎样根据问题是涉及他们自己的下级团体还是别人的下级团体而改变自己的观点的。 （九）党章第1条 我们已经列举了在代表大会上引起热烈的有意义的争论的不同条文。这种争论几乎占了两次会议的时间，并且是以两次记名投票结束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整个代表大会期间只举行过八次记名投票，这种记名投票花费时间太多，所以只在特别重要的情况下才采用）。当时涉及的问题无疑是原则问题。代表大会对于争论的兴趣是很大的。所有代表都参加了表决——这是我们代表大会（正如任何一个大的代表大会一样）少有的现象，这也证明，所有参加争论的人都很关心这个问题。 试问，所争论的问题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我在代表大会上已经说过，后来又不止一次地重复过：“我决不认为我们的意见分歧（关于党章第1条）是决定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分歧。我们还决不至于因为党章有一条不好的条文而灭亡！”（第250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69页。——编者注］这种意见分歧，虽然暴露出原则上的不同色彩，它本身无论如何也不会引起代表大会以后所形成的那种分离（其实，如果老实不客气地说，这是分裂）。但是，任何一种小的意见分歧，如果有人坚持它，如果把它提到首位，如果硬要去寻找这种分歧的全部来龙去脉，那它就会变成大的意见分歧。任何一种小的意见分歧，如果成为转向某些错误见解的出发点，如果这些错误见解又由于新增加的分歧而同使党分裂的无政府主义行动结合起来，那么这种意见分歧就会有重大的意义了。 这一次也正是这样。党章第1条引起的比较不大的意见分歧，现在竟有了重大的意义，因为正是这种意见分歧成了少数派（特别是在同盟代表大会上以及后来在新《火星报》上）走向机会主义的深奥思想和无政府主义的空谈的转折点。正是这种意见分歧奠定了火星派少数派同反火星派以及泥潭派结成联盟的基础，这个联盟到选举时已经有了确定的形式，不了解这个联盟，就不能了解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发生的主要的根本的分歧。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在党章第1条问题上所犯的小错误，原是我们的罐子上的一个小裂缝（正如我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所说的那样）。这个罐子本来可以用绳子打个死结（而不是用绞索，就象在同盟代表大会期间几乎陷于歇斯底里状态的马尔托夫所听错的那样）把它捆紧。也可以竭尽全力扩大裂缝，使它完全破裂。由于热心的马尔托夫分子采取了抵制等等无政府主义的手段，结果出现了后一种情况。关于党章第1条的意见分歧在中央机关选举问题上起了不小的作用，而马尔托夫在这个问题上遭到失败，也就使他走向用粗暴机械的、甚至是无理取闹的（在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手段进行“原则斗争”。 现在，经过这一切事件以后，党章第1条问题就有了重大的意义，所以我们应当确切地认识到代表大会在表决这一条时形成的派别划分的性质，同时更重要的是，应当确切地认识到在讨论党章第1条时就已经显现或者开始显现出来的那些观点的色彩的真实性质。现在，在读者熟悉的各种事件发生以后，问题的提法已经是这样，究竟是得到阿克雪里罗得拥护的马尔托夫的条文，象我在党代表大会上所说的那样（第333页），反映了他的（或者他们的）不坚定性、动摇性和政治态度模糊，或象普列汉诺夫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所指出的那样（同盟记录第102页及其他各页），反映了他（或者他们）倾向于饶勒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呢，还是得到普列汉诺夫拥护的我的条文，反映了我在集中制问题上有官僚主义的、形式主义的、庞巴杜尔[123]式的、非社会民主主义的错误观点呢？是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呢，还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现在，当小的分歧变成大的分歧时，问题的提法已经是这样了。在从实质上讨论那些赞成和反对我的条文的理由时，我们应当注意的正是事态的发展强加给我们大家的，甚至可以说（如果不是有点夸张的话）是由历史进程形成的这种问题的提法。 让我们从分析代表大会的讨论来开始剖析这些理由吧。第一个发言，即叶戈罗夫同志的发言所以值得注意，只是因为他的态度（不明白，我还不明白，我还不知道真理在哪里）很可以说明当时还难以认清这个确实是新的、相当复杂而细致的问题的许多代表的态度。第二个发言，即阿克雪里罗得的发言，立刻从原则上提出问题。这是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第一个原则性的发言，其实这就是他在代表大会上的第一次发言，而且很难说他这个谈到有名的“大学教授”的发言是特别成功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说：“我认为，我们必须分清党和组织这两个概念。而这里有人把这两个概念混淆了。这种混淆是危险的。”这就是用来反对我的条文的第一个理由。请你们仔细看一看这个理由吧。如果我说，党应当是组织［注：“组织”一词通常有两种含义，即广义的和狭义的。狭义的是指人类集体中的，至少是有最低限度确定形式的人类集体中的单个细胞。广义的是指结合成一个整体的这种细胞的总和。例如，海军、陆军和国家，既是许多组织（从该词的狭义来说）的总和，同时又是一种社会组织（从该词的广义来说）。教育主管机关是一个组织（从该词的广义来说），同时它又是由许多组织（从该词的狭义来说）组成的。同样，党也是一个组织，而且应当是一个组织（从该词的广义来说）；同时党又应当是由许多不同的组织（从该词的狭义来说）组成的。所以，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谈论划分党和组织这两个概念时，第一，他没有注意到组织一词的广义和狭义的这个区别，第二，他没有发现他自己把有组织的分子和无组织的分子混淆起来了。］的总和（并且不是什么简单的算术式的总和，而是一个整体），那么，这是不是说我把党和组织这两个概念“混淆了”呢？当然不是。我只是以此来十分明确地表示自己的愿望，自己的要求，使作为阶级的先进部队的党成为尽量有组织的，使党只吸收至少能接受最低限度组织性的分子。反之，我的论敌却把有组织的分子和无组织的分子，接受领导的分子和不接受领导的分子，先进的分子和不可救药的落后分子——因为还可救药的落后分子是能够加入组织的——混淆在党内。这样的混淆才真正是危险的。随后，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援引“从前那些十分秘密的集中的组织”（“土地和自由”社[124]和“民意党”[125]）做例子，说这些组织周围“聚集了许多虽然没有加入组织，却以某种方式帮助它，并被认为是党员的人。……这个原则应当在社会民主党组织内更严格地实行”。于是我们就接触到一个关键问题：“这个原则”，即许可那些不加入任何一个党组织而只是“以某种方式帮助它”的人自称为党员的原则，真的是社会民主党的原则吗？普列汉诺夫对这个问题作了唯一可能的回答，他说：“阿克雪里罗得援引70年代的情况做例子是不正确的。当时有组织严密、纪律良好的中央机关，在它周围有它所成立的各种组织，而在这些组织以外是一片混乱和无政府状态。这一混乱状态中的分子虽然也自称为党员，对于事业却并没有好处，反而造成了损失。我们不应当仿效70年代的无政府状态，而要避免这种状态。”可见，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想要冒充为社会民主党的原则的“这个原则”，其实是无政府主义的原则。谁要想推翻这个结论，就必须证明在组织以外有可能实现监督、领导和纪律，就必须证明有必要授予“混乱状态中的分子”以党员称号。拥护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的人，对于以上两点都没有加以证明，而且也无法加以证明。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拿了“自认为是社会民主党人并声明这一点的大学教授”做例子。要把这个例子所包含的思想贯彻到底，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就应当进一步说明：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本身是否承认这位大学教授是社会民主党人？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既然没有提出这个更进一步的问题，那他就是中途抛弃了自己的论据。的确，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承认我们所谈的这位大学教授是社会民主党人，那么他们为什么又不把他编到某一个社会民主党组织里面呢？只有把他编进去，这位大学教授的“声明”才会同他的行动相符合，才不致成为空话（大学教授们的声明往往是空话）；或者是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不承认这位大学教授是社会民主党人，那么给这位大学教授以享有光荣而又责任重大的党员称号的权利，就是荒谬的，毫无意义的，而且是有害的。所以，归结起来说，问题正在于是彻底实行组织原则，还是崇尚涣散状态和无政府状态。我们究竟是以已经形成的、已经团结起来的社会民主党人核心——譬如说，已经召开党代表大会并且将扩大和增设各种党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核心——为出发点来建设党呢，还是满足于一切帮助党的人都是党员这种聊以自慰的空话？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接着又说：“我们采纳列宁的条文，就会把虽然不能直接吸收到组织中，但终究还是党员的那一部分人抛弃掉。”在这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本人十分明显地犯了他想归罪于我的那种混淆概念的错误：他竟把所有帮助党的人都是党员这一点当作既成事实，其实正是这一点引起了争论，而我的论敌还应当来证明这种解释是必要的和有益的。所谓“抛弃”这样一个初看起来似乎可怕的词，究竟有什么内容呢？如果说只有被承认为党组织的那些组织中的成员才能称为党员，那么不能“直接”加入任何一个党组织的人，也还是能在靠近党的非党组织中工作的。因此，所谓抛弃，如果是指取消工作机会，取消参加运动的机会，那是根本谈不上的。相反，我们容纳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党组织愈坚强，党内的动摇性和不坚定性愈少，党对于在它周围的、受它领导的工人群众的影响也就会愈加广泛、全面、巨大和有效。把作为工人阶级先进部队的党同整个阶级混淆起来，显然是绝对不行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说：“当然我们要建立的首先是党的最积极的分子的组织，革命家的组织，但是我们既然是阶级的党，就应当想法不把那些也许并不十分积极然而却自觉靠近这个党的人抛在党外。”他这样说，正是犯了上述把党同整个阶级混淆起来的错误（这种错误是我们的整个机会主义经济派的特点）。第一，列为社会民主工党积极部分的，决不单是革命家组织，还有许多被承认为党组织的工人组织。第二，究竟有什么理由，按照什么逻辑，可以根据我们是阶级的党这一事实，就作出结论说不必把加入党的人和靠近党的人区分开来呢？恰恰相反：正因为人们的觉悟程度和积极程度有差别，所以必须区别他们同党的关系的密切程度。我们是阶级的党，因此，几乎整个阶级（而在战争时期，在国内战争年代，甚至是整个阶级）都应当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行动，都应当尽量紧密地靠近我们党，但是，如果以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论在什么时候，几乎整个阶级或者整个阶级都能把自己的觉悟程度和积极程度提高到自己的先进部队即自己的社会民主党的水平，那就是马尼洛夫精神[106]和“尾巴主义”。还没有一个明白事理的社会民主党人怀疑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连职业的组织（比较原始的、比较容易为落后阶层的觉悟程度接受的组织）也不能包括几乎整个工人阶级或者整个工人阶级。忘记先进部队和倾向于它的所有群众之间的区别，忘记先进部队的经常责任是把愈益广大的阶层提高到这个先进的水平，那只是欺骗自己，无视我们的巨大任务，缩小这些任务。抹杀靠近党的分子和加入党的分子之间的区别，抹杀自觉、积极的分子和帮助党的分子之间的区别，正是这种无视和遗忘的表现。 拿我们是阶级的党作借口来为组织界限模糊辩护，为把有组织和无组织现象混淆起来的观点辩护，就是重复纳杰日丁的错误，因为纳杰日丁“把运动在‘深处’的‘根子’这一哲学的和社会历史的问题，同……组织技术问题混淆起来了”（《怎么办？》第91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15页。——编者注］。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首创的这种混淆，后来被拥护马尔托夫同志条文的那些发言人重复了几十次。“党员称号散布得愈广泛愈好”——马尔托夫这样说，但是他没有说明这种名不副实的称号散布得广泛究竟有什么好处。对不加入党组织的党员实行监督不过是一句空话，这能否定得了吗？空话如果广泛散布，那是有害而无益的。“如果每一个罢工者，每一个示威者，在对自己行动负责的情况下，都能宣布自己是党员，那我们只会对此表示高兴。”（第239页）真的吗？每一个罢工者都应当有权宣布自己是党员吗？马尔托夫同志的这个论点一下子就把他的错误弄到了荒谬的地步，他把社会民主主义降低为罢工主义，重蹈阿基莫夫们的覆辙。如果社会民主党能够领导每一次罢工，我们只会对此表示高兴，因为社会民主党的直接的和责无旁贷的义务就是领导无产阶级的一切表现形式的阶级斗争。而罢工就是这种斗争最深刻最强有力的表现形式之一。但是，如果我们把这种初步的、按实质来说不过是工联主义的斗争形式同全面的自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等同起来，那么我们就会是尾巴主义者了。如果我们给每一个罢工者以“宣布自己是党员”的权利，那么我们就是以机会主义态度使一件分明不真实的事情合法化，因为这样的“宣布”在大多数场合都是不真实的。如果我们想自欺欺人，硬说那些“没有受过训练的”非熟练工人的极广大阶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必然是十分涣散、备受压迫、愚昧无知，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罢工者都可以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党员，那么我们就是沉湎于马尼洛夫的幻想了。正是根据“罢工者”的例子，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力求本着社会民主主义精神领导每一次罢工的革命意向同宣布每一个罢工者为党员的机会主义词句之间的区别。我们是阶级的党，这是就我们在事实上本着社会民主主义精神领导几乎整个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来说的，但是，只有阿基莫夫们才能由此作出结论说，我们在提法上应当把党和阶级等同起来。 马尔托夫同志在同一次发言中说，“我不怕密谋组织”，但是，他补充说，“在我看来，密谋组织，只有当它由广泛的社会民主工党围绕着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第239页）。为了说得确切些，应当说，只有当它由广泛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围绕着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如果马尔托夫同志的论点是以这种形式表达的，那就不仅是不容争辩，而且是不言自明的定论了。我所以要讲到这一点，只是因为以后发言的人把马尔托夫同志的这个不言自明的定论变成非常流行和非常庸俗的论据。说什么列宁想“使党员总数以密谋者人数为限”。当时作出这个只能令人好笑的结论的有波萨多夫斯基同志以及波波夫同志，而当马尔丁诺夫和阿基莫夫发言附和这个结论时，这个结论的真正性质，即机会主义词句的性质，就充分暴露出来了。目前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新《火星报》上又发挥了这个论据，想使读者们了解新编辑部的新的组织观点。还在代表大会讨论党章第1条问题的第1次会议上，我就发现我的论敌想要利用这种廉价的武器，所以我在发言中告诫说：“不要以为党的组织只应当由职业革命家组成。我们需要有不同形式、类别和色彩的极其多种多样的组织，从极狭小极秘密的组织直到非常广泛自由的组织（松散的组织）。”（第240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69页。——编者注］这本来是有目共睹、不言自明的真理，所以我当时认为这是不必多谈的。但是，在目前时期，有人在很多很多方面把我们拉向后退，这就使人不得不在这个问题上也“重提旧事”。因此我要从《怎么办？》和《给一位同志的信》中摘录几段话： “……象阿列克谢耶夫和梅什金、哈尔图林和热里雅鲍夫这样一些卓越的活动家的小组，却是能够胜任最切实最实际的政治任务的。他们所以能够胜任，正是并且只是因为他们的热烈的宣传能够获得自发觉醒起来的群众的响应，因为他们的沸腾的毅力能够得到革命阶级的毅力的响应和支持。”［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01页。——编者注］要成为社会民主党，就必须得到本阶级的支持。不是象马尔托夫同志所想象的那样，党应当去围绕密谋组织，而是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应当围绕既包括密谋组织又包括非密谋组织的党。 “……为进行经济斗争而建立的工人组织应当是职业的组织。每个工人社会民主党人都应当尽量帮助这种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但是要求只有社会民主党人才能成为行业工会会员，那就完全不符合我们的利益了，因为这会缩小我们影响群众的范围。让每一个了解必须联合起来同厂主和政府作斗争的工人，都来参加行业工会吧。行业工会如果不把一切只要懂得这种起码道理的人都联合起来，如果它们不是一种很广泛的组织，就不能达到行业工会的目的。这种组织愈广泛，我们对它们的影响也就会愈广泛，但这种影响的发生不仅是由于经济斗争的‘自发的’发展，而且是由于参加工会的社会党人对同事给以直接的和自觉的推动。”（第86页）［注：同上，第108页。——编者注］顺便说一下，对于评价关于党章第1条的争论，工会的例子是特别值得注意的。说工会应当在社会民主党组织的“监督和领导下”进行工作，这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是不会产生异议的。但是根据这一点就给工会全体会员以“宣布自己”为社会民主党党员的权利，那就是十分荒谬的了，而且势必有两个害处：一方面是缩小工会运动的规模并且削弱工人在工会运动基础上的团结，另一方面，这会把模糊不清和动摇不定的现象带进社会民主党内。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发生了有名的汉堡泥瓦工做包工活事件[126]的具体情况下曾解决过类似的问题。当时社会民主党毫不迟疑地认为工贼行为是社会民主党人所不齿的无耻行为，即认为领导罢工和支援罢工是自己的切身事业，但是同时它又十分坚决地否定了把党的利益和行业工会的利益等同起来、要党对个别工会所采取的个别步骤承担责任的要求。党应当并且将力求把自己的思想灌输到行业工会中去，使工会接受自己的影响，但是，正是为了这种影响，党应当把这些工会中完全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加入社会民主党的）人和那些不十分自觉和政治上不十分积极的人区别开来，而不是象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所希望的那样，把他们混为一谈。 “……革命家组织把最秘密的职能集中起来，这决不会削弱而只会扩大其他许许多多组织的活动范围和内容，这些组织既然要把广大群众包括在内，就应当是一些形式尽量不固定、秘密性尽量少的组织，如工会、工人自学小组、秘密书刊阅读小组、以及其他一切居民阶层中的社会主义小组和民主主义小组等等。这样的小组、工会和团体必须遍布各地，履行各种不同的职能；但是，如果把这些组织同革命家的组织混为一谈，抹杀这两者之间的界限……那就是荒唐和有害的了。”（第96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20页。——编者注］从这种引证中可以看出，马尔托夫同志是多么不合时宜地对我提醒说，革命家组织应当由广泛的工人组织围绕起来。我在《怎么办？》中就已经指出了这一点，而在《给一位同志的信》中更具体地发挥了这个思想。我在这封信中写道，工厂小组“对我们特别重要：运动的全部主要力量就在于各大工厂工人的组织性，因为大工厂里集中的那一部分工人，不但数量上在工人阶级中占优势，而且在影响、觉悟程度和斗争能力方面更占优势。每个工厂都应当成为我们的堡垒……工厂分委员会应当力求通过各种小组（或代办员）网掌握整个工厂，吸收尽量多的工人参加工作……所有的小组和分委员会等，都应当是委员会的附属机构或分部。其中一些人将直接申请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经委员会批准就成为党员，（受委员会委托或经委员会同意）担负一定的工作，保证服从党机关的指示，享有党员的权利，可以成为委员会委员的直接候选人，等等。另一些人将不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他们是由党员建立的那些小组的成员，或者是与某个党小组接近的那些小组的成员，等等”（第17—18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10页和第12—13页。——编者注］。从我加上着重标记的地方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我的第1条条文的思想在《给一位同志的信》中已经充分表明了。那里直接指出了入党的条件：（1）一定程度的组织性；（2）由党委员会批准。在下一页，我又大致指出什么样的团体和组织，根据什么理由应当（或者不应当）吸收入党：“书刊投递员小组成员必须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应该认识一定数量的党员和党的负责人。研究职工劳动条件和拟订职工各种要求的小组，其成员不一定必须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大学生自学小组、军官自学小组和职员自学小组都有一两个党员参加，有时甚至根本不该让人知道他们是党员，等等。”（第18—19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13—14页。——编者注］ 请看这又是一种可以说明“光明正大”问题的材料！马尔托夫同志的草案上的条文甚至完全没有讲到党对于各组织的关系，而我几乎在代表大会一年以前就已经指出，一些组织应该包括在党内，另一些组织不应该包括在党内。在《给一位同志的信》里已经很明确地提出我在代表大会上所辩护的那个思想。这一点可以具体表述如下。一般按照组织程度，尤其是按照秘密程度来说，各组织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1）革命家组织；（2）尽量广泛和多种多样的工人组织（我只说到工人阶级，当然，在一定条件下，这里也包括其他阶级中的某些分子）。这两种组织就构成为党。其次，（3）靠近党的工人组织；（4）不靠近党，但是事实上服从党的监督和领导的工人组织；（5）工人阶级中没有参加组织的分子，其中一部分——至少在阶级斗争的重大事件中——也是服从社会民主党的领导的。按照我的看法，情况大致就是这样。相反，按照马尔托夫同志的看法，党的界限是极不明确的，因为“每一个罢工者”都可以“宣布自己是党员”。试问，这种界限模糊有什么好处呢？可以使“称号”广泛散布。它的害处就是会产生一种把党和阶级混淆起来的瓦解组织的思想。 为了说明我们所提出的一般原理，我们还要粗略地看一看代表大会继续讨论党章第1条的情况。布鲁凯尔同志发言（这一点使马尔托夫同志感到满意）赞成我的条文，但是他和我的联盟是跟阿基莫夫同志和马尔托夫的联盟不同的，这只是出于误会。布鲁凯尔同志“不同意整个党章和它的整个精神”（第239页），而他拥护我的条文，是因为他把我的条文看成是《工人事业》的拥护者所希望的那种民主制的基础。布鲁凯尔同志当时还没有认识到在政治斗争中有时不得不选择害处较少的办法；布鲁凯尔同志没有觉察到，在我们这样的代表大会上为民主制辩护，是徒劳无益的。阿基莫夫同志就比较精明了。他完全正确地提出问题，认为“马尔托夫同志和列宁同志争论的是哪一种〈条文〉更能达到他们的共同目的”（第252页）。他继续说：“我和布鲁凯尔，想挑选一个比较不能达到这个目的的条文。于是我就挑选了马尔托夫的条文。”阿基莫夫同志又坦率地解释说，他认为“他们的目的〈即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和我三个人的目的——建立一个起领导作用的革命家组织〉是实现不了的，而且是有害的”；他象马尔丁诺夫同志［注：不过，马尔丁诺夫同志想同阿基莫夫同志区别开来，他想证明，密谋似乎不等于秘密，在这两个词的差别的后面掩盖着概念上的差别。究竟是什么差别，无论马尔丁诺夫同志或者现在跟着他走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都没有加以说明。马尔丁诺夫同志“装出一副样子”，使人感到，似乎我，例如在《怎么办？》中，没有坚决（如在《任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426—449页。——编者注）中那样）反对“把政治斗争缩小成密谋”。马尔丁诺夫同志想使听众忘记一件事实，就是我当时所反对的那些人认为不需要革命家组织，正如阿基莫夫同志现在认为不需要这种组织一样。］一样，拥护经济派所谓不必有“革命家组织”的思想。他“完全相信，实际生活终究会闯进我们党组织中来，不管你们是用马尔托夫的条文还是用列宁的条文阻挡它的去路”。本来，这种“尾巴主义的”“实际生活”观点是不值一提的，如果我们没有在马尔托夫同志那里也看到这种观点的话。马尔托夫同志的第二次发言（第245页）一般讲来是很有意思的，所以值得详细分析一番。 马尔托夫同志的第一个理由是说：党组织对于不加入组织的党员的监督是“可以实现的，因为委员会既然委托某人担负某种职务，就有可能考察它”（第245页）。这个论点非常值得注意，因为它可以说是“道破了”马尔托夫的条文究竟是谁需要的，事实上是为谁效劳的：是为知识分子个人效劳呢，还是为工人团体和工人群众效劳。原来，马尔托夫的条文有可能作两种解释：（1）凡是在党的某一个组织的领导下经常亲自协助党的人，都有权“宣布自己”（这是马尔托夫同志本人的话）是党员；（2）每一个党组织都有权承认凡是在它的领导下经常亲自协助党的人是党员。只有第一种解释才真正有可能使“每一个罢工者”自称为党员，所以也只有这种解释才立刻得到了李伯尔们、阿基莫夫们以及马尔丁诺夫们的衷心拥护。但是，这种解释显然是一句空话，因为这样就会把整个工人阶级都包括进去，从而抹杀党和阶级之间的区别；所谓监督和领导“每一个罢工者”，那只能是“象征性地”谈一谈。正因为如此，马尔托夫同志在第二次发言时立刻就倒向第二种解释（不过，顺便说一下，这种解释被代表大会直接否决了，因为代表大会否决了科斯季奇的决议案[127]，第255页），即认为委员会将委托人们担负各种职务并考察其执行情况。这种专门职务当然从来不会委托给工人群众，不会委托给数以千计的无产者（即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和马尔丁诺夫同志所说的那些无产者〉，而恰恰是常常委托给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所提起的大学教授，委托给李伯尔同志和波波夫同志所关心的中学生（第241页），委托给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第二次发言中所提到的革命青年（第242页）。总之，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要么是一纸空文和空洞的辞藻，要么就多半是而且几乎完全是有利于那些“浸透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而不愿意加入组织的“知识分子”。马尔托夫的条文在口头上是维护无产阶级广大阶层的利益的，但是事实上却是为那些害怕无产阶级的纪律和组织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利益效劳。谁也不敢否认，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特殊阶层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特点，一般和整个说来，正是个人主义和不能接受纪律和组织（可以参看一下考茨基论述知识分子的一些著名论文）；这也就是这个社会阶层不如无产阶级的地方；这就是使无产阶级常常感觉到的知识分子意志消沉、动摇不定的一个原因；知识分子的这种特性是同他们通常的生活条件，同他们在很多方面接近于小资产阶级生存条件的谋生条件（单独工作或者在很小的集体里工作等等）有密切联系的。最后，拥护马尔托夫同志条文的那些人恰恰必须拿大学教授和中学生做例子，也不是偶然的！在关于党章第1条的争论中并不象马尔丁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两位同志所想的那样，是坚决主张广泛进行无产阶级斗争的人反对坚决主张搞激进密谋组织的人，而是拥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人同拥护无产阶级组织和纪律的人发生了冲突。 波波夫同志说：“在彼得堡，也象在尼古拉耶夫或敖德萨一样，据这些城市的代表说，到处都有数以十计的散发书刊和进行口头鼓动的工人不能成为组织中的成员。可以把他们编到组织里面，但是不能看作组织中的成员。”（第241页）为什么他们不能成为组织中的成员呢？这始终是波波夫同志的一个秘密。上面我引了《给一位同志的信》中的一段话，正是说明把所有这些工人（是数以百计，而不是数以十计）编到组织里面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其中有许许多多这样的组织能够而且应当包括在党内。 马尔托夫同志的第二个理由是说：“列宁认为党内除了党组织以外，再也不能有其他什么组织……”完全对啊！……“反之，我却认为这样的组织应当存在。实际生活在十分迅速地建立和繁殖这些组织，以致我们来不及把它们一一纳入我们职业革命家的战斗组织的体系……”这个说法在两方面都是不正确的：（1）“实际生活”繁殖真正干练的革命家组织，要比我们所需要的，要比工人运动所要求的少得多；（2）我们党应当是一个不仅包括革命家组织而且包括许许多多工人组织在内的体系……“列宁认为中央委员会只会批准那些在原则方面完全可靠的组织为党的组织。可是，布鲁凯尔同志清楚地了解，实际生活〈原文如此！〉一定会显示自己的力量，中央委员会为了不致把许多组织抛在党外，就会不管它们是不是完全可靠而一概批准；因此，布鲁凯尔同志也就附和了列宁的意见……”请看，这真是尾巴主义的“实际生活”观点！当然，如果中央委员会一定要由一些不是按照自己的意见而是按照别人的意见行事的人（见组委会事件）组成，那“实际生活”就真正会“显示自己的力量”，就是说，党内最落后的分子就会占上风（现在由于党内存在着由落后分子组成的“少数派”，情况正是如此）。但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一个适当的理由能迫使一个干练的中央委员会把那些“不可靠的”分子吸收到党内来。马尔托夫同志拿“实际生活”“繁殖”不可靠的分子作借口，正好十分明显地暴露了他的组织计划的机会主义性质！……他继续说：“而我认为，如果这样的组织〈不完全可靠的组织〉同意接受党纲，接受党的监督，我们可以把它吸收入党，但并不因此就把它变成党的组织。例如，如果某个‘独立派’协会决定接受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和党纲，并加入党，那我就会认为这是我们党的一个重大胜利，然而这还不是说，我们就把这个协会编入党组织中了……”请看，马尔托夫的条文竟混乱到什么程度：加入党的非党组织！请看一看他的公式吧：党＝（1）革命家组织，+（2）被承认是党组织的工人组织，+（3）没有被承认是党组织的工人组织（多半是“独立派”组织），+（4）执行各种任务的个人，如大学教授、中学生等等，+（5）“每一个罢工者”。可以同这个出色的计划相媲美的只有李伯尔同志的下面一段话：“我们的任务不只是要建立一个组织〈！！〉，我们能够并且应当建立一个党。”（第241页）是的，当然我们能够并且应当做到这一点，但是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的并不是什么“建立一些组织”的废话，而是向党员直接提出要求，要他们切实地从事建立组织的工作。说是“建立一个党”，而又拥护用“党”这个词来掩盖一切无组织性和一切涣散状态，那就是说空话。 马尔托夫同志说：“我们的条文是表示一种想使革命家组织和群众之间有一系列组织的意图。”恰恰不是这样。马尔托夫的条文恰恰不是表示这种真正必要的意图，因为它并不是促使大家组织起来，不是要求大家组织起来，不是把有组织的东西和无组织的东西区分开来。它只是给大家一个称号［注：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又提出一个令人好笑的论据来为自己的条文辩护。他说：“我们可以指出，列宁的条文按字面意义来了解，是把中央代办员置于党外。因为这些代办员并不组成一个组织。”（第59页）这个论据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曾受到嘲笑，这一点从记录上可以看出来。马尔托夫同志以为他所指出的“困难”，只有中央代办员加入“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才能够解决。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马尔托夫同志所引用的例子清楚地表明他完全不了解党章第1条的思想，表明那种纯粹咬文嚼字的批评方式确实值得嘲笑。从形式上说，只要成立一个“中央代办员组织”，起草一个把这个组织编到党内来的决议，那个使马尔托夫同志大伤脑筋的“困难”就会立刻消失。而我提出的党章第1条条文的思想是要促使大家“组织起来！”，是要保证实在的监督和领导。从实质上看，中央代办员应不应当包括在党内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可笑的。因为对他们的实在的监督，由于他们被任命为代办员，由于他们被留在代办员的职位上，已经有了完全的和绝对的保证。所以，这里根本谈不上把有组织的东西和无组织的东西混为一谈（而这正是马尔托夫同志条文的错误的根源）。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所以要不得，就是因为它使每一个人，使每一个机会主义者，每一个夸夸其谈的人，每一个“大学教授”和每一个“中学生”都可以宣布自己是党员。这就是马尔托夫同志条文的阿基里斯之踵[128]，而马尔托夫同志却枉费心机地企图掩饰这个致命弱点，举了一些根本谈不上什么自封为党员、自行宣布为党员的例子。］。说到这里，不能不回想起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说过的一段话：“无论用什么命令都不能禁止它们〈革命青年小组等等〉以及个别人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十足的真理！〉，甚至自认为是党的一部分……”这就大错特错了！禁止人家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没有必要，因为这个词直接表示的只是一种信念体系，而不是一定的组织关系。当个别小组和个别人危害党的事业，败坏和瓦解党的组织时，禁止这些小组和个人“自认为是党的一部分”，是可以而且应该的。如果党竟不能“用命令禁止”小组“自认为是”整体的“一部分”，那么说党是个整体，是个政治单位，就太可笑了！如果这样，那又何必规定开除党籍的手续和条件呢？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显然已经把马尔托夫同志的基本错误弄到了荒谬的地步；他甚至把这个错误发挥成机会主义理论，因为他补充说：“按照列宁的条文，党章第1条是直接同无产阶级社会民主党的实质〈！！〉及其任务根本矛盾的。”（第243页）这恰恰等于说：对党提出的要求高于对阶级的要求，是同无产阶级任务的实质根本矛盾的。怪不得阿基莫夫要竭力拥护这样的理论。 必须公正地指出，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现在想把这个显然有机会主义倾向的错误条文变成新观点的种子，但是他当时在代表大会上倒是表示愿意“磋商”，他说：“但是我发觉，我原来敲的是敞开的大门”（我在新《火星报》上也发觉了这一点），“因为列宁同志及其被认为是党的一部分的外层小组表示赞同我的要求。”（不仅外层小组，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工人联合会：参看记录第242页斯特拉霍夫同志的发言，以及上面从《怎么办？》和《给一位同志的信》里摘录的一些话）“剩下的还有个别人。但是在这里也是可以磋商的。”我当时回答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说，一般说来，我并不反对磋商［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69页。——编者注］，但是我现在应当解释一下，这句话究竟是指什么而言。正是关于个别人，关于所有这些大学教授和中学生等等，我是最不同意作什么让步的。但是，如果引起怀疑的是工人组织问题，那我就会同意（虽然上面我已经证明，这种怀疑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给我的第1条条文加上这样一个附注：“凡是接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纲和党章的工人组织，应当尽量列入党组织。”当然，严格说来，党章应当以法律式的定义为限，这种愿望不适于在党章中规定，而只适于在解释性的注解中、在小册子中加以说明（我已经指出，还在党章制定之前很久，我就在自己的小册子中作过这样的解释了）；但是，这样的附注至少丝毫不会有什么可能导致瓦解组织的错误思想，丝毫不会有马尔托夫条文中显然包含的机会主义的论断［注：在企图论证马尔托夫的条文时必然涌现出来的这些论断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托洛茨基同志的一段话（第248页和第346页），他说：“机会主义是由一些比党章某一条文更复杂的原因造成的〈或者说：由更深刻的原因决定的〉，——它是由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和无产阶级二者的相对发展水平引起的……”但是问题不在于党章条文能造成机会主义，而在于要利用党章条文锻造出比较锐利的武器来反对机会主义。机会主义产生的原因愈深刻，这种武器也就应当愈锐利。因此，以机会主义有“深刻的原因”作理由来为向机会主义敞开大门的条文辩护，那就是十足的尾巴主义。当托洛茨基同志还在反对李伯尔同志时，他了解党章是整体对部分、先进部队对落后部队所表示的“有组织的不信任”；而当托洛茨基同志站到李伯尔同志方面时，他却忘记了这一点，甚至用“复杂的原因”、“无产阶级的发展水平”等等，为我们在组织这种不信任（对机会主义的不信任）方面所表现的软弱和动摇辩护了。托洛茨基同志的另一个论据是说：“已有某种组织的青年知识分子，是更容易自行列入〈黑体是我用的〉党员名单的。”正是这样。所以，有知识分子模糊不清的毛病的，正是那个甚至容许无组织的分子自行宣布为党员的条文，而不是我的绝对不许人们“自行列入”名单的条文。托洛茨基同志说，中央委员会“不承认”机会主义者的组织，只是因为注意到这些人的性质，但是既然大家都知道这些人的政治面貌，那么他们就没有什么危险，因为可以用全党抵制的办法把他们驱逐出去。这一点只有在必须把某人驱逐出党的情况下才是对的（而且只是对了一半，因为有组织的党不是用抵制的办法而是用表决的办法实行驱逐的）。这一点在很多日常情况下，即在只需要实行监督而绝对不能实行驱逐时，是完全不正确的。中央委员会为了实行监督，可以有意把某一个虽然不完全可靠，但有工作能力的组织在一定条件下接纳到党内来，以便考验它，试图把它引上正确道路，用自己的领导来克服它的局部的偏向，等等。如果根本不允许“自行列入”党员名单，那么这样的接纳是没有危险的。为了能使人公开地和负责地，即在有监督的条件下表达（并讨论）其错误观点和错误策略，这样的接纳往往是有好处的。“但是，如果说法律式的定义应当适合事实上的关系，那么列宁同志的条文就应当被否决。”——托洛茨基同志这样说，但这又是机会主义者的说法。事实上的关系并不是死的，而是有生气的和不断发展的。法律式的定义能适合这些关系的进步发展，但是也能（如果这些定义是坏定义的话）“适合”退化或停滞。后一种情况也就是马尔托夫同志的“情况”。］和“无政府主义的观念”。 我加了引号的最后一个说法，是巴甫洛维奇同志的。他当时很公正地把承认“不负责任的和自行列名入党的分子”是党员的主张看作无政府主义。巴甫洛维奇同志向李伯尔同志解释我的条文时说，“如果翻译成普通话”，——这个条文就是说：“既然你想做一个党员，就应当也承认组织关系，而且不只是抽象地承认。”这种“翻译”虽然很简单，但是它不仅对于那些各种各样可疑的大学教授和中学生，而且对于最真实的党员，对于上层人物，都不是多余的（正如代表大会以后的事件证明的那样）……巴甫洛维奇同志同样公正地指出，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是同马尔托夫同志引证得很不恰当的那个不容争辩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相抵触的。“我们党是不自觉过程的自觉表现者。”正是如此。并且正因为如此，要“每一个罢工者”都能自称为党员是不正确的，因为假使“每次罢工”都不只是强大的阶级本能和必然引向社会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自发表现，而是这个过程的自觉表现，那么……那么，总罢工就不会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话，那么我们的党就会立刻一下子包括整个工人阶级，因而也就会一下子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消灭掉。为了真正成为自觉的表现者，党应当善于造成一种能保证有相当的觉悟水平并不断提高这个水平的组织关系。巴甫洛维奇同志说：“按照马尔托夫的道路走去，首先就要删掉关于承认党纲的条文，因为要接受党纲，就必须领会和了解这个党纲……承认党纲是要有相当高的政治觉悟水平才能做到的。”我们从来不容许用任何要求（领会、了解等等）来人为地限制人们支持社会民主党以及参加它所领导的斗争，因为单是参加斗争这一事实本身就能提高觉悟性和组织本能，但是，既然我们结成一个党，以便进行有计划的工作，那我们就应当设法保证这种计划性。 巴甫洛维奇同志关于党纲问题的警告看来不是多余的，这在同一次会议过程中就立即显示出来了。保证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得以通过［注：投票赞成这个条文的有28票，反对的有22票。八个反火星派分子中有七个人赞成马尔托夫，有一个人赞成我。假如没有机会主义者的帮忙，马尔托夫同志就不能使自己的机会主义条文通过。（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毫无成效地企图驳倒这件不成问题的事实，不知为什么只指出崩得分子的票数，而把阿基莫夫同志和他的朋友们忘记了，确切些说，只有在这一点可以作为攻击我的证据——布鲁凯尔同志同意我的条文——时，才想起这些人。）］的阿基莫夫同志和李伯尔同志立刻就暴露出自己的真正本性，他们要求（第254—255页）对于党纲也只要（为了取得“党员资格”）抽象地加以承认，即只承认它的“基本原理”就行了。巴甫洛维奇同志指出：“阿基莫夫同志的提议，从马尔托夫同志的观点看来，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可惜，我们从记录中看不出究竟有多少票赞成阿基莫夫的这个提议，——大概不少于七票（五个崩得分子，再加上阿基莫夫和布鲁凯尔）。正因为七个代表退出了代表大会，所以原先在讨论党章第1条时形成的“紧密的多数派”（反火星派分子、“中派”和马尔托夫分子）结果变成了紧密的少数派！正因为七个代表退出了代表大会，主张批准旧编辑部的提议才遭到了失败，《火星报》办报的“继承性”才受到这种似乎惊人的破坏！这奇异的七个人竟是《火星报》的“继承性”的唯一救星和保证，而这七个人就是崩得分子以及阿基莫夫和布鲁凯尔，也就是说，正是那些对承认《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的理由投过反对票的代表，而他们的机会主义立场曾经由代表大会肯定地指出过几十次了，并且是由马尔托夫和普列汉诺夫两人在讨论关于缓和第一条有关党纲的提法问题时就肯定地指出过的。反火星派分子捍卫《火星报》的“继承性”！——这就是代表大会以后展开的一出悲喜剧的开端。 ※※※ 表决党章第1条条文时形成的派别划分，也跟语言平等事件暴露的情况完全相同：由于火星派多数派方面有四分之一（大概数目）的票数脱离出去，结果就使“中派”所追随的反火星派有可能取得胜利。当然，这里也有个别的票数破坏了画面的完整性，——在象我们代表大会这样一个大规模的会议上，必然有一部分“野”票偶然地有时跑到这方有时跑到那方，尤其是在讨论党章第1条这样的问题时情况是这样，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的实质还刚刚显露出来，许多人简直还来不及把问题弄清楚（因为这个问题预先没有在书刊上探讨过）。从火星派多数派方面跑出去五票（各有两票表决权的鲁索夫和卡尔斯基以及有一票表决权的连斯基）；同时，又有一个反火星派分子（布鲁凯尔）和三个中派分子（梅德维捷夫、叶戈罗夫和察廖夫）归附到火星派多数派方面；结果多数派共有23票（24-5+4），比后来进行选举时最终形成的派别划分少一票。反火星派分子使马尔托夫取得了多数，反火星派分子中有七个人赞成马尔托夫，有一个人赞成我（“中派”方面也有七票赞成马尔托夫，三票赞成我）。火星派少数派和反火星派以及“中派”的联盟——即在代表大会快结束时和在代表大会以后组成的紧密的少数派的那个联盟——开始形成起来。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在提出党章第1条条文时，特别是在为这个条文辩护时所犯的无疑是向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个人主义迈进了一步的政治错误，由于有代表大会这样一个自由的公开的舞台，立刻和特别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具体表现就是，最不坚定的和最不坚持原则的分子马上发动了他们的全部力量来扩大社会民主党革命派观点中出现的裂缝，或者说缺口。在组织方面公开追求不同目的（见阿基莫夫的发言）的人们共同参加代表大会的事实，立刻就推动了在原则上反对我们的组织计划和反对我们的章程的人去支持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错误。在这个问题上也仍然忠实于社会民主党革命派观点的火星派分子竟成了少数。这是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实，因为谁如果没有弄清楚这件事实，谁就根本无法了解由于争论党章的细节问题而发生的斗争，也无法了解由于争论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人选问题而发生的斗争。 （十）无辜被加上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的人 在谈党章问题继续讨论的情况以前，必须讲一下《火星报》组织在代表大会期间举行的几次非正式会议，以便说明我们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发生的分歧。这四次会议中最后的和最重要的一次会议正是在表决了党章第1条以后举行的，所以，《火星报》组织在这次会议上发生的分裂，无论在时间上或者在逻辑上都是以后斗争的先声。 《火星报》组织的非正式会议［注：为了避免陷入无法解决的争论，我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对于这些非正式会议上的情况的说明，已经是尽量简单了。基本的事实已经在我的《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第4页）中叙述过了。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答复》中并没有对这些基本事实表示异议。］是在组委会事件（它是挑起讨论中央委员会的可能的候选人问题的导火线）以后不久召开的。不言而喻，由于限权委托书被取消，这几次会议只具有协商性质，对任何人都没有约束作用，但是这几次会议的意义毕竟是很大的。中央委员会人选问题在许多代表看来是个很大的难题，因为他们既不知道秘密名字，也不知道《火星报》组织的内部工作情况，虽然这个组织造成了党在事实上的统一，并且实现了成为正式承认《火星报》的理由之一的对于实际运动的领导。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了，当火星派分子团结一致的时候，他们完全有保证在代表大会上取得五分之三的大多数，全体代表都很了解这一点。所有的火星派分子正是期望《火星报》组织提出一个关于中央委员会一定人选的名单，并且《火星报》组织中没有一个人有一句话表示反对预先在这个组织中讨论中央委员会人选问题，没有一个人提到要批准组委会全体委员，即把它变成中央委员会，甚至没有提到要同组委会全体委员协商中央委员会候选人问题。这个情况也非常重要，而且十分值得重视，因为现在马尔托夫分子事后热心拥护组委会，这不过是千百次地证明自己在政治上没有气节而已。［注：请仔细想象一下这幅“风俗画”吧：《火星报》组织的一个代表在代表大会上只同《火星报》组织协商过，并且甚至连提也没有提到要同组委会协商。而当他自己在这个组织内以及在代表大会上遭到了失败之后，他却对组委会没有被批准一事表示惋惜，事后赞扬组委会，并傲慢地漠视给他代表委托书的那个组织！我敢说，这样的事情在任何一个真正的社会民主党和真正的工人政党的历史中都是找不出来的。］当中央机关人选问题引起的分裂还没有使马尔托夫和阿基莫夫团结起来的时候，代表大会上所有的人都清楚认识到一个事实——任何一个不抱偏见的人从代表大会的记录和《火星报》的全部历史中都很容易看清这样一个事实，即组委会主要是一个负责召集代表大会的委员会，是一个有意吸收各种色彩的代表（直到崩得为止）组成的委员会；而实际建立党的组织统一工作，则完全由《火星报》组织来担负（同时必须指出，有几个火星派的组委会委员没有出席代表大会，完全是偶然的，有的是由于被捕，有的是由于其他种种“客观”情况）。参加代表大会的《火星报》组织成员已由巴甫洛维奇同志在他的小册子中列举过了（见他的《关于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信》第13页）[129]。 《火星报》组织内部激烈辩论的最终结果，就是我在《给编辑部的信》中引证过的两次表决。第一次表决是“以9票对4票3票弃权否决了马尔托夫所支持的候选人之一”。《火星报》组织所有出席代表大会的16个成员一致同意讨论关于可能的候选人问题，并以多数票否决了马尔托夫同志所提出的候选人之一（这个候选人就是现在马尔托夫同志自己也忍不住将其泄漏出来的施泰因同志，《戒严状态》第69页）——这不是最简单最自然的事情吗？要知道，我们聚集起来举行党代表大会，正是为了讨论和解决究竟把“指挥棒”交给谁掌握的问题，而我们全体党员的义务就是要极认真地对待议程上的这一项，正如鲁索夫同志后来十分公正指出的那样，解决这个问题要从事业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庸人的温情”出发。当然，在代表大会上讨论候选人问题时，特别是在非正式的和小型的会议上，不能不涉及到某些个人品质，不能不表示自己是赞成还是不赞成。［注：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伤心地抱怨，说我表示不赞成时的态度过于激烈，但是他没有觉察到，从他的抱怨里得出了对他自己不利的结论。列宁当时的举动——用他的说法——狂暴（同盟记录第63页）。真的。他使劲把门关了一下。不错。他的行为（在《火星报》组织的第二次或第三次会议上）使当时在场的人感到愤慨。这是实情。但是由此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只是我在各个争论问题的实质方面的论据是有说服力的，而且已经为代表大会的进程所证实。其实，既然《火星报》组织的16个成员中毕竟有9个赞成我的立场，那么，显而易见，虽然态度激烈，哪怕态度激烈，人们还是赞成我的。这就是说，如果不是“态度激烈”，当时站到我这方面的人也许比9个还要多呢。也就是说，当时我的论据和事实必须胜过人们的“愤慨”，而终于得到克服的这种“愤慨”愈大，这些论据和事实也就显得愈有说服力。］我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就已经警告过：把不赞成候选人看作一种“侮辱”（同盟记录第49页），是很荒谬的；由于人家直接履行党员的义务即自觉地慎重地选择负责人员就“吵闹”和大发歇斯底里，是很荒谬的。可是当时我们的少数派却为此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他们在代表大会以后开始叫嚷什么“破坏名誉”（同盟记录第70页），并在报刊上向广大读者说施泰因同志是旧组委会的“主要人物”，无辜被人指责有“什么险恶的计谋”（《戒严状态》第69页）。你看，在是否赞成候选人的问题上叫嚷什么“破坏名誉”，这难道不是歇斯底里吗？有人在《火星报》组织的非正式会议上以及在党的正式的最高会议即代表大会上遭到了失败以后，就在街头公众面前抱怨，并把落选的候选人当作“主要人物”推荐给可尊敬的公众；有人后来竟用闹分裂和要求增补的办法来要挟党接受他们的候选人，这难道不是无谓争吵吗？我们在国外沉闷的气氛中，政治概念竟然混淆到如此程度，以致马尔托夫同志连什么是党员义务，什么是小组习气和私人关系也分辨不清！主张候选人问题只适合在代表大会上讨论和解决，据说这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虽然在代表大会上代表们开会首先就是要讨论重要的原则问题；参加代表大会的是运动的代表，他们能够大公无私地对待人选问题，能够（而且应当）为了投票表决而要求和收集有关候选人的一切材料；在代表大会上为指挥棒问题而发生的一定的争论本来是自然的和必要的。现在我们这里，代替这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观点而形成了另外一种风气：我们可以在代表大会闭幕以后信口开河，说伊万·伊万内奇在政治上被埋葬了，伊万·尼基佛罗维奇的名誉被破坏了等等；候选人将由一些著作家在小册子里大加渲染，这些著作家装出一副伪善面孔，拍着胸脯说这不是小组而是党……一些喜欢看热闹的读者就会如获至宝地欢迎这种耸人听闻的消息，说什么据马尔托夫本人说，某某人曾是组委会的主要人物。［注：我也在《火星报》组织里提出过一个中央委员会候选人，而且也象马尔托夫一样没有能使这个候选人当选，对于这个候选人，我本来也能说一下他在代表大会以前和在代表大会初期有过什么杰出事迹证明他的良好的声誉。但是，我从来没有这样的念头。这位同志很有自尊心，决不会让任何人在代表大会以后在报刊上提出他的候选资格，或者抱怨什么政治上被埋葬，名誉被破坏等等。］这些读者要比粗暴机械地根据多数通过决议的代表大会这类形式主义的机关有更大的本事去讨论问题和解决问题……是的，在国外还有许多充满了无谓争吵的奥吉亚斯的牛圈[130]需要我们真正的党的工作人员去打扫！ 《火星报》组织举行的另一次表决，是“以10票对2票4票弃权通过了五人名单（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根据我的提议，这个名单中包括了一个非火星派领袖和一个火星派少数派领袖”［注：见本卷第93页。——编者注］。这次表决非常重要，因为它明显而不容争辩地证明，后来在无谓争吵的气氛中产生的那些谰言，说什么我们想把非火星派驱逐出党或者除掉，说什么多数派只是通过代表大会半数从半数里选出的等等，是毫无根据的。所有这一切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我所引证的这次表决情况表明，我们不但没有把非火星派分子从党内排除出去，甚至没有把他们从中央委员会内排除出去，而是让我们的对手占了一个相当大的少数。全部问题就在于他们想占多数，当这个小小的愿望实现不了时，他们就大吵大闹，根本拒绝参加中央机关。事实真相就是如此，同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中所说的截然相反，从下面一封信里可以看出这一点，这封信是我们火星派多数派（在七个人退出代表大会以后成了代表大会上的多数派）在代表大会通过党章第1条以后不久从《火星报》组织中的少数派那里收到的（必须指出，我所说的那次《火星报》组织的会议是最后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以后，《火星报》组织事实上已经瓦解了，因此双方都力图说服代表大会的其余代表相信自己是正确的）。 这封信的原文如下： “我们听了索罗金和萨布林娜两位代表关于编辑部和‘劳动解放社’的多数愿意参加（某一天［注：据我计算（见本卷第496页。——编者注），这封信指的日期是星期二。会议是在星期二晚上，即在代表大会第28次会议以后举行的。这种时间上的考证很重要。它证据确凿地驳斥了马尔托夫同志的说法，即所谓我们的分离是由于中央机关的组成问题而不是由于中央机关的人选问题引起的。它证据确凿地证明我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和在《给编辑部的信》里的说明是正确的。在代表大会第28次会议以后，马尔托夫和斯塔罗韦尔两同志大谈什么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却只字不提在总委员会人选或中央机关成员增补问题上的分歧（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第25、26、27次会议上曾经争论过）。］的）会议问题的解释，同时我们又在这两位代表的帮助下查明，在上一次会议上宣读过一个似乎是由我们提出的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这个名单被人用来对我们的整个政治立场作了不正确的估计；同时我们注意到，第一，人们丝毫没有试图查一查来源就认定这个名单是我们提出的；第二，这种情况和公开加在《火星报》编辑部以及‘劳动解放社’多数身上的机会主义罪名无疑是有联系的；第三，我们十分了解这个罪名是同改变《火星报》编辑部成员的一个完全确定的计划有联系的，因此，我们认为：对我们作的关于不让参加会议的原因的解释是不能使我们满意的，而不愿意让我们参加会议就是证明不愿意让我们有可能消除上述莫须有的罪名。 至于我们彼此能不能协商提出一个共同的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的问题，我们声明：我们可以当作协商基础接受的唯一名单就是波波夫、托洛茨基、格列博夫三个人，同时我们着重指出这个名单是一个妥协性的名单，因为我们把格列博夫同志列入这个名单只是为了向多数派的愿望表示让步，因为我们在代表大会上认清格列博夫同志的作用以后，我们不认为格列博夫同志具备中央委员会候选人所应具备的条件。 同时，我们要着重指出的一点就是，我们参加中央委员会候选人问题的谈判一事，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的问题毫无关系，因为我们决不同意就这个问题（编辑部成员问题）进行任何谈判。 代表各同志署名的 马尔托夫和斯塔罗韦尔” 从这一封确切反映出争论双方的情绪和争论情况的信中，可以明白看出当时发生分裂的“核心”及其真实原因。《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虽然不愿同意多数派的意见，而宁愿在代表大会上自由地进行鼓动（他们当然完全有权利这样做），但是他们还是力争多数派的“代表”允许他们参加非正式会议！当然，这种滑稽的要求在我们的会议上（这封信当然是在会议上宣读过的）只能使人发笑和感到惊异，至于他们因“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而大叫大闹，几乎是大发歇斯底里，那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嘲笑了。但是，我们首先还是逐条剖析一下马尔托夫和斯塔罗韦尔那些伤心的抱怨吧。 他们说：有人不正确地认为名单是他们提出的；有人不正确地估计了他们的政治立场。但是，马尔托夫自己也承认（同盟记录第64页），我并不怀疑他说这个名单不是他提出的一语的真实性。一般说来，名单究竟是谁提出的，这个问题在这里并没有多大关系，因为名单究竟是由火星派分子中某个人或者是由“中派”中某个人拟订的等等，那是根本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完全由现在的少数派分子构成的这个名单曾在代表大会上传阅过，尽管只是作为一种设想或假设而传阅的。最后，最重要的是，马尔托夫同志当时在代表大会上曾经拼命表示拒绝这个名单，要是放到现在，他一定会表示欢迎。请看，在两个月以内他就由高喊“可耻的谣言”一变而为要挟党把这个似乎可耻的名单中开列的候选人接纳到中央机关去，——这种变化最明显不过地证明他对于人物和对于色彩的评价是多么不坚定啊！［注：当我们听到关于古谢夫同志和捷依奇同志的事件的消息时，上面所写的这些话已经付排了。关于这次事件，我们将在本书附录中专门加以分析。（见本卷第416—425页。——编者注）］ 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说，这个名单，“意味着我们以及‘南方工人’社同崩得在政治上结成联盟，即达成直接的协定”（第64页）。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第一，崩得永远不会同意达成一个关于没有一个崩得分子在内的名单的“协定”；第二，当时不仅同崩得，而且同“南方工人”社，都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什么直接的协定（当时在马尔托夫看来这是可耻的）。当时的问题恰恰不是协定，而是联盟，不是马尔托夫同志缔结过什么协定，而是那些在代表大会前半期曾遭到马尔托夫同志反对，后来却抓住马尔托夫同志在党章第1条问题上的错误加以利用的反火星派分子和动摇分子不可避免地要支持马尔托夫同志。我上面引用的信就确凿地证明，他们“委屈”的根本原因正在于人家公开地给他们加上了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这些曾经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而现在马尔托夫同志不管我在《给编辑部的信》中如何提醒仍然竭力回避的“罪名”，可归结为以下两点：第一，在讨论党章第1条时，普列汉诺夫直截了当地说，党章第1条的问题是把“各种机会主义分子”和我们“分开”的问题，我提出的草案是防止这些人钻进党内的壁垒，“单是这一个理由就应该使所有反对机会主义的人投票拥护”这个草案（代表大会记录第246页）。这些强有力的话尽管由我把语气缓和了一些（第250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70页。——编者注］，还是引起了强烈的反应，这在鲁索夫（第247页）、托洛茨基（第248页）和阿基莫夫（第253页）等同志的发言中有明显的表现。在我们“议会”的“走廊”里，大家都热烈地评论普列汉诺夫的这一论点，并在党章第1条问题的无数争论过程中对它作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是我们那些亲爱的同志不但不从实质上来辩护，反而可笑地感到委屈，直到用书面抱怨什么“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 那种充满小组习气和非常缺乏党性而经受不起吹来一点当众公开争论的新鲜空气的心理，在这里表现得很明显。这正是俄罗斯人所熟悉的心理，这种心理用一句古老的格言来说就是：要么飨以老拳，要么握手言欢！人们已经习惯于在一小群亲密伙伴的小圈子里生活，因此一旦在自由的公开的舞台上由自己负责发表言论，就手足无措了。给别人加上机会主义的罪名，给谁？给“劳动解放社”，而且是给该社的多数人加上这种罪名，——可以想见，这是多么可怕！或者是为了这个洗不掉的侮辱而造成党内分裂，或者是用恢复小圈子的“继承性”来遮盖这种“家丑”——这就是上面那封信里已经相当明确地提出的两种办法。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和小组习气的心理同在党面前公开发表意见的要求发生了冲突。你能设想在德国党内会有抱怨，“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这样一种荒谬现象，这样一种无谓争吵吗！在那里，无产阶级的组织和纪律早已使人抛弃了这种知识分子的脆弱性。例如，对李卜克内西是任何人都十分尊敬的，但是，李卜克内西在1895年代表大会上在土地问题上非常糟糕地同露骨的机会主义者福尔马尔及其同伙站到一起去了，因而被人“公开加上机会主义罪名”（和倍倍尔一起）[131]，如果他因此而抱怨起来，人们该会怎样地嗤笑他啊！李卜克内西的名字同德国工人运动史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当然不是因为李卜克内西在这样一个比较小的局部问题上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尽管他犯了这样的错误，这种联系还是不会被否定的。同样，不管斗争多么激烈，比方说，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名字现在而且将来永远会受到每个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尊敬，但这并不是因为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我们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拥护过机会主义的思想，也不是因为他在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过旧的无政府主义的谬论，尽管他拥护过这种思想，提出过这种谬论，他的名字还是受人尊敬的。只有迷恋最落后的小组习气及其要么飨以老拳，要么握手言欢的逻辑的人，才会因“‘劳动解放社’多数人被加上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而大发歇斯底里，掀起无谓争吵和制造党内分裂。 这种可怕的罪名的另一个根据同前一个根据有十分密切的联系（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第63页）力图回避和抹杀这个事件的一个方面）。这个根据就是反火星派分子和动摇分子同马尔托夫同志在讨论党章第1条时已经表现出来的联盟。自然，当时马尔托夫同志和反火星派分子之间没有而且也不可能缔结什么直接的协定或间接的协定，而且谁也没有怀疑他缔结过什么协定：这不过是他自己由于害怕而产生的想法罢了。但是，那些显然有机会主义倾向的人在他周围组成一个愈加坚实“紧密的”多数派（现在只是由于有七个代表“偶然地”退出代表大会才变成了少数派），这一事实正暴露了他所犯的错误的政治意义。对于这个“联盟”，我们在讨论党章第1条以后当然也立刻公开地在代表大会上（见上面引用的巴甫洛维奇同志的评语，代表大会记录第255页）以及在《火星报》组织中指出过（我记得，普列汉诺夫曾特别指出过这一点）。这正象蔡特金在1895年向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两人提出的意见和嘲笑一样：“EStutmirinderseeleweh，daβichdichinderGesellschaftseh’”（我看见你〈即倍倍尔〉落在这样一伙人中间〈即与福尔马尔及其伙伴在一起〉，感到非常痛心）[132]。说也奇怪，当时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两人并没有歇斯底里地向考茨基和蔡特金写过什么关于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的信…… 关于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的问题，这封信表明，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中说他们当时还没有最后拒绝同我们协商，这话说错了，——这再一次说明，在政治斗争中不查对文件而企图靠记忆来重述谈话，是多么不妥当。其实，“少数派”当时是那样谦逊，竟然向“多数派”提出最后通牒：让“少数派”出两个人而“多数派”出一个人（作为妥协办法，并且只是为了表示让步！）。这真是怪事，但这是事实。这件事实清楚地表明，现在散布谰言，说什么“多数派”通过代表大会半数只选出这个半数的代表，是多么荒唐。恰恰相反：马尔托夫分子只是为了表示让步才主张让我们在三个席位中占一个席位，也就是打算在我们不同意这个奇特的“让步”时完全选出他们自己的人！我们在自己的非正式会议上嘲笑过马尔托夫分子的这种谦逊态度，并给自己拟订了一个名单：格列博夫、特拉温斯基（他后来被选入中央委员会）以及波波夫。我们随后（也是在24人的非正式会议上）用瓦西里耶夫同志（他后来被选入中央委员会）代替波波夫同志，只是因为波波夫同志拒绝列入我们提出的名单，起初他在私人谈话中表示拒绝，后来又在代表大会上公开表示拒绝（第338页）。 事实真相就是如此。 谦逊的“少数派”本来有一种想占多数席位的谦逊的愿望。当这种谦逊的愿望得不到满足时，“少数派”就公然完全表示拒绝，并开始无理取闹。但是现在竟有人煞有介事地大谈什么“多数派”“不肯让步”！ “少数派”出马上阵在代表大会上进行自由鼓动的时候，曾向“多数派”提出可笑的最后通牒。当我们的英雄遭到失败的时候，就号啕大哭，叫喊起戒严状态来了。这就是全部情况。 给我们加上蓄意改变编辑部成员这一可怕的罪名，我们（在24人举行的非正式会议上）也是一笑置之，因为大家从代表大会刚一开始，甚至早在代表大会以前，就很清楚地知道以选举原先预定的三人小组来改组编辑部的计划（关于这一点，我在下面讲到代表大会选举编辑部的情况时还要详细说明）。“少数派”看到它同反火星派的联盟就是明显地证明这个计划的正确性以后，被这个计划吓得目瞪口呆，这并不使我们觉得奇怪，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我们当然不能严肃看待那种要我们不经过代表大会上的斗争就自愿变成少数派的提议，我们当然不能严肃看待整个那封信，因为那封信的作者气愤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以致说起什么“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来了。我们深信党员的义务感很快就会战胜那种想要“泄愤出气”的自然愿望。 （十一）继续讨论党章。总委员会的组成 党章以后各条所引起的争论多半是关于细节问题的，很少涉及到组织原则。代表大会第24次会议完全是讨论选派代表出席党代表大会的问题，当时坚决而明确地反对全体火星派的共同计划的又只有崩得分子（戈尔德布拉特和李伯尔，第258—259页）以及阿基莫夫同志，后者以值得称赞的坦率精神承认他在代表大会上起的作用，他说：“我每次说话都完全意识到，我所提出的论据不会影响同志，反而会危害我所拥护的那个条文。”（第261页）这一段中肯的意见紧接在讨论党章第1条以后来讲是特别恰当的；只是“反而”一词在这里用得不完全正确，因为阿基莫夫同志不仅善于危害一定的条文，还因此而善于“影响同志”……即影响某些爱好机会主义空谈的很不彻底的火星派分子。 总之，党章第3条——规定选派代表出席代表大会的条件——是在7票弃权的情况下由多数通过的（第263页），弃权的显然都是一些反火星派分子。 关于总委员会组成问题的争论占了代表大会第25次会议的大部分时间，这次争论暴露了在许多不同的草案周围形成的非常零散的派别划分。阿布拉姆松和察廖夫根本反对成立总委员会的计划。帕宁硬想使总委员会变成一个纯粹的仲裁法庭，因此他始终一贯地提议把那些规定总委员会是最高机关以及总委员会可以由它的任何两个委员召集会议的词句删掉。［注：斯塔罗韦尔同志显然也倾向于帕宁同志的观点，不同的只是后者知道他想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所以他始终一贯地提出把总委员会变成一个纯粹仲裁性的调解机关的决议案；斯塔罗韦尔同志虽然说总委员会按草案规定“只应该根据双方的愿望”（第266页）召集，但是他并不知道他想达到的目的是什么。他这种说法是完全不正确的。］赫尔茨和鲁索夫坚持采取各种不同的方法来组成总委员会，以补充章程委员会五个委员所提出的三种方法。 争论的问题首先归结为确定总委员会的任务：是仲裁法庭呢还是党的最高机关？我已经说过，一贯赞成前一种意见的有帕宁同志。但是他只是一个人。马尔托夫同志坚决反对这个意见，他说：“我提议否决那种主张把‘总委员会是最高机关’一语删掉的建议，因为我们的条文〈即我们在章程委员会内一致同意的关于总委员会任务的条文〉正是想使总委员会有可能发展成为全党最高机关。我们认为，总委员会不只是一个调解机关。”但是按照马尔托夫同志的草案，总委员会的组成完全符合“调解机关”或仲裁法庭的性质：两个中央机关各选派两个委员，第五个委员由这四个人来聘请。别说这样的总委员会组成，就是按照鲁索夫同志和赫尔茨同志提议的由代表大会通过的总委员会组成（第五个委员由代表大会任命），也只符合调解或仲裁的目的。总委员会的这种组成和它应该成为党的最高机关的使命是根本矛盾的。党的最高机关在组成方面应该固定不变，而不应该受中央机关组成的偶然（有时是由于被破坏）变动的影响。最高机关应该同党代表大会有直接的联系，从代表大会方面取得自己的全权，而不是从其他两个服从于代表大会的党机关方面取得自己的全权。最高机关应该由党代表大会所了解的人组成。最后，最高机关组成的方式不应该使它本身的存在取决于偶然情况：在两个委员会对于选举第五个委员的问题意见不一致时，党就会处于没有最高机关的境地！反驳这个意见的人说：（1）当五个委员中有一个委员弃权，而其余四个委员又形成二对二时，结果也是没有出路的（叶戈罗夫语）。这种反驳意见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无法通过决定是任何一个委员会有时都免不了的，但是这完全不是说委员会就无法组成。第二种反驳意见说：“如果象总委员会这样的机关不能选出第五个委员，这就说明这个机关根本不中用。”（查苏利奇语）然而，这里的问题不在于中用不中用，而在于最高机关存在不存在：没有第五个委员就不会有什么总委员会，就不会有任何“机关”，也就根本谈不上什么中用不中用。最后，如果问题在于无法建立一个在自身之上还有上级委员会的党委员会，那倒还好办，因为这个上级委员会在非常情况下随时可以用某种方法来弥补这个缺陷。而在总委员会上面，除了代表大会以外，没有任何委员会了，因此，如果在党章内留下一种使总委员会甚至无法组成的可能性，那就显然不合乎逻辑了。 我在代表大会上对于这个问题所作的两次简短的发言，只是为了剖析（第267页和第269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74页。——编者注］马尔托夫本人以及其他同志用来替马尔托夫草案辩护的这两个不正确的反驳意见。至于总委员会中究竟是中央机关报占优势，还是中央委员会占优势的问题，我甚至没有提到过。这个问题是阿基莫夫同志还在代表大会第14次会议上就提到的（第157页），是他首先谈到中央机关报有占优势的危险。至于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以及其他人在代表大会以后制造蛊惑人心的谬论，说“多数派”想把中央委员会变成编辑部的工具等，那只不过是步阿基莫夫的后尘而已。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戒严状态》中谈到这个问题时，竟谦虚得不提真正首先提出这个问题的人！ 谁只要不是断章取义地摘引个别词句，而是想了解中央机关报对中央委员会占优势的整个问题在党代表大会上是如何提出来的，他就会很容易地发现马尔托夫同志歪曲了事实真相。还在第14次会议上，不是别人，正是波波夫同志起来反驳阿基莫夫同志的观点，说他想“在党的最高层维护‘最严格的集中制’，以便削弱中央机关报的影响〈第154页，黑体是我用的〉，这样的〈阿基莫夫式的〉体系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此”。波波夫同志补充说：“对于这样的集中制，我不仅不拥护，并且要大力反对，因为它是机会主义的旗帜。”这就是中央机关报对中央委员会占优势这一轰动一时的问题的根源，怪不得马尔托夫同志现在只好对这个问题的真实起源避而不谈。甚至波波夫同志也不能不发现阿基莫夫这些所谓中央机关报占优势的论调中所包含的机会主义性质［注：无论波波夫同志或马尔托夫同志都没有害怕把阿基莫夫同志称为机会主义者，只是当人们对他们本人使用这个称呼，当人们由于“语言平等”问题或党章第1条问题而公正地对他们使用这个称呼时，他们才生了气，发了火。然而阿基莫夫同志（跟着他走的是马尔托充同志）在党代表大会上的行动要比马尔托夫同志及其伙伴在同盟代表大会上的行动更庄重而有勇气些。阿基莫夫同志在党代表大会上说：“在这里，人们把我称为机会主义者；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骂人的侮辱性的字眼，并且我认为这样称呼我是完全不应该的；但是我并不抗议这一点。”（第296页）也许马尔托夫和斯塔罗韦尔两同志曾向阿基莫夫同志建议在他们为反对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而提出的抗议书上签名，但是被阿基莫夫同志拒绝了吧？］，而且为了把自己和阿基莫夫同志好好地区分开来，波波夫同志断然声明：“让这个中央机关〈总委员会〉由编辑部出三人和中央委员会出两人来组成吧。这是个次要的问题〈黑体是我用的〉，重要的是党的最高领导要出自一个来源。”（第155页）阿基莫夫同志反驳说：“按照草案，由于编辑部的组成是固定的，而中央委员会的组成是经常变化的，单是这一点就保障了中央机关报在总委员会中占优势”（第157页）——但这一论据所说的仅指原则领导的“固定性”（这是正常的、合乎愿望的现象），而决不是指有干涉或侵犯独立性意义上的“优势”。因此波波夫同志（他当时还不属于以所谓中央委员会没有独立性的谰言来掩盖其对中央机关的组成不满的“少数派”）很有道理地回答阿基莫夫同志说：“我提议把它〈总委员会〉当作全党的领导中心，这样，总委员会里面究竟是中央机关报的代表占多数还是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占多数，就完全不重要了。”（第157—158页。黑体是我用的） 在第25次会议重新讨论总委员会组成问题时，巴甫洛维奇同志继续原先的辩论，表示拥护中央机关报对中央委员会占优势，“因为前者具有稳定性”（第264页），而他所指的正是原则的稳定性，紧接着在巴甫洛维奇同志之后发言的马尔托夫同志也正是这样理解的，马尔托夫同志在发言中认为不必“规定一个机关对另一个机关的优势”，并指出可以留一个中央委员在国外：“这样就能使中央委员会的原则的稳定性在一定程度内保持下去。”（第264页）这里还丝毫没有把关于原则的稳定性以及保持这种稳定性的问题和关于保持中央委员会独立自主性的问题蛊惑人心地混淆起来。这种混淆手法，在代表大会以后几乎成了马尔托夫同志的主要法宝，而在代表大会上只有阿基莫夫同志一人顽强地使用过，阿基莫夫同志当时还说到“党章的阿拉克切耶夫精神”（第268页），说到“如果党总委员会中有三个委员是中央机关报的，那么中央委员会就会变成只是编辑部意志的执行者〈黑体是我用的〉。三个住在国外的人就会取得无限制地〈！！〉处理全〈！！〉党工作的权利。他们在安全方面是有保证的，因此他们的权力就会是终身的。”（第268页）为了反驳这些十分荒谬的蛊惑人心的说法，这些把思想领导曲解为干涉全党工作的说法（这种说法在代表大会以后给了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一个廉价的口号来大谈所谓“神权政治”[133]），巴甫洛维奇同志又起来发言，着重声明他“拥护《火星报》所代表的那些原则的坚定性和纯洁性。我主张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占优势，就是为了巩固这些原则”（268页）。 所谓中央机关报对中央委员会占优势这一轰动一时的问题的真相就是如此。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两位同志指出这一有名的“原则性的意见分歧”，无非是重复阿基莫夫同志的那些机会主义的和蛊惑人心的词句而已，这些词句的本质，连波波夫同志也看得很清楚，当然只是在他还没有在中央机关组成问题上遭到失败以前才看得很清楚！ ※※※ 关于总委员会组成问题的总结是：不管马尔托夫同志在《戒严状态》中怎样企图证明我在《给编辑部的信》中的说法有矛盾和不正确，代表大会的记录清楚地表明，这个问题和党章第1条比较起来确实只是细节问题；《我们的代表大会》一文（《火星报》第53号）说当时我们争论的“几乎只是”关于党中央机关的建立问题，这完全是歪曲。这种歪曲所以更加令人不能容忍，是因为该文作者完全回避了党章第1条的争论。其次，火星派分子在总委员会组成问题上并没有什么确定的派别划分，这一点也可以拿代表大会的记录来证实：没有举行过记名投票；马尔托夫和帕宁的意见不一致；我和波波夫的意见相同；叶戈罗夫和古谢夫两人坚持自己的立场，等等。最后，我最近（在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代表大会上）认为马尔托夫分子和反火星派分子的联盟已经巩固起来，这一论断也可以由现在大家都看得清楚的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两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也转到阿基莫夫同志方面去的事实来证实。 （十二）党章讨论的结束。中央机关成员的增补。《工人事业》代表的退出 谈到党章的继续讨论（代表大会第26次会议），值得指出的只有关于限制中央委员会权力的问题，从这个问题可以看出马尔托夫分子现在攻击过分集中制的用意。叶戈罗夫同志和波波夫同志力图限制集中制，而且信心更足，不以他们自己的候选资格或他们所支持的候选人为转移。他们早在章程委员会里就已经提议要限制中央委员会的权利：解散地方委员会必须得到总委员会的同意并且限于特别列举出的情况（第272页，注释1）。章程委员会中有三个委员（格列博夫、马尔托夫和我）反对这种限制，马尔托夫同志在代表大会上也曾拥护我们的意见（第273页），并反驳叶戈罗夫和波波夫，他说：“即使没有这些限制，中央委员会在决定象解散组织这样的重大步骤时也会预先讨论的。”可见，当时马尔托夫同志对于一切反集中制的企图还是不加理采的，结果代表大会否决了叶戈罗夫和波波夫的提议，——可惜只是我们不能从记录上查明究竟是多少票否决的。 在党代表大会上，马尔托夫同志也曾“反对以‘批准’一词来代替‘组织’一词〈党章第6条说：中央委员会组织各委员会等等〉。必须也给以组织的权利。”马尔托夫同志当时是这样说的，那时他还没有想出后来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才发现的那个绝妙的思想，即认为“批准”不包括在“组织”这个概念以内。 除了这两点以外，其余关于党章第5条至第11条的讨论完全是细节的辩论（记录第273…276页），没有多大意思。第12条是关于所有党委员会成员的增补，特别是中央机关成员的增补的问题。章程委员会提议把增补所必要的法定多数从2/3提到4/5。报告人（格列博夫）提议：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增补需要一致通过。叶戈罗夫同志认为留下一些疙瘩是不恰当的，主张在没有人提出理由充分的异议时只要简单多数通过就可以了。波波夫同志既不同意章程委员会的意见，也不同意叶戈罗夫同志的意见，而要求要么是简单多数通过（没有提出异议权），要么是一致通过。马尔托夫同志既不同意章程委员会的意见，也不同意格列博夫、叶戈罗夫以及波波夫的意见，表示反对一致通过，反对4/5（赞诚2/3），反对“相互增补”，即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有对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增补提出异议的权利，反之亦然（“对增补进行相互监督的权利”）。 读者可以看出，这里派别划分是很复杂的，意见分歧表现在几乎每一个代表的看法都“一致”具有自己的特点！ 马尔托夫同志说：“我承认，同所厌恶的人一起工作从心理上说是不行的。但是同样重要的是使我们的组织有生命力和活动能力……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在增补方面相互监督的权利是不需要的。我所以反对这一点，并不是因为我认为它们相互对对方的工作没有权利说话。不！例如，关于是否应该把纳杰日丁先生接收到中央委员会里的问题，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是可以向中央委员会提出很好的建议的。我所以反对，是因为我不愿意造成一种互相激怒的拖延。” 我反驳他说：“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关于法定多数的问题，我反对从4/5减到2/3的提议。采用提出说明理由的异议这种做法是欠考虑的，我反对这样做。第二个问题，即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对增补进行相互监督的权利问题，要重要得多。两个中央机关的相互一致，是保证协调的必要条件。这里谈的是两个中央机关不协调的问题。谁不愿意分裂，他就应该关心维持协调。从党的生活中可以知道，曾经有过一些制造分裂的人。这是个原则问题，重要问题，它决定着党的整个未来的命运。”（第276—277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75页。——编者注］这就是在党代表大会记录中所载的我那次发言内容概要的全文，马尔托夫同志对于这次发言特别重视。可惜他虽然重视这次发言，但是他在提到这次发言时却不肯联系这次发言时的全部讨论情况和代表大会上的整个政治形势。 首先是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在自己最初的草案中（第394页第11条）［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39页。——编者注］仅以2/3的票数为限，而没有要求中央机关在成员增补问题上实行相互监督呢？继我以后发言的托洛茨基同志（第277页）也立刻提出了这个问题。 我在同盟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以及巴甫洛维奇同志关于第二次代表大会写的一封信，都对这个问题作了答复。党章第1条“把罐子打破了”，我们必须用“双结”把它捆好，——我在同盟代表大会上这样说过。这就是说，第一，马尔托夫在纯理论问题上暴露出自己是个机会主义者，而李伯尔和阿基莫夫坚持了他所犯的错误。这就是说，第二，马尔托夫分子（即火星派中的区区少数）和反火星派分子的联盟使他们在通过中央机关的人选时成为代表大会上的多数。我强调协调的必要性并预先提醒要防备“制造分裂的人”，我在这里谈的正是中央机关的人选问题。当时这种提醒确实有重要的原则意义，因为《火星报》组织（当然，它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是更有权威的组织，因为它最熟悉实际工作中的一切事务和所有候选人）已经表示了它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已经通过了我们都知道的关于它所顾虑的那些候选人的决议。无论就道义或就实质而言（即就作出决定的权限而言），《火星报》组织在这个微妙的问题上都应该起决定作用。但是从形式上来说，马尔托夫同志当然有充分的权利请求李伯尔们和阿基莫夫们帮忙反对《火星报》组织的多数派。阿基莫夫同志在关于党章第1条的出色的发言中非常明白而聪明地说，每当他看到火星派分子中间在达到他们共同的火星派目的的方法上发生意见分歧时，他就自觉地、有意地投票赞成比较差的方法，因为他的目的是同火星派的目的针锋相对的。所以，毫无疑问，不管马尔托夫同志本身的愿望和意图如何，正是比较差的中央机关人选将会得到李伯尔们和阿基莫夫们的支持。他们可能会投票，他们一定会投票（不是根据他们的言论，而是根据他们的行为，根据他们对于党章第1条的投票情况来判断）赞成包括“制造分裂的人”在内的名单，并且他们投票的目的正是为了“制造分裂”。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说这是个重要原则问题（两个中央机关的协调），它可能关系到党的整个未来命运，这样说又有什么奇怪呢？ 凡是稍微了解火星派的思想和计划，了解运动的历史，稍微有诚意赞成这些思想的社会民主党人，一分钟也不会怀疑：由李伯尔们和阿基莫夫们来解决《火星报》组织内部对于中央机关人选问题的争论在形式上虽然是正确的，但是一定会造成最坏的结果。我们一定要为防止这种最坏的结果而斗争。 试问：怎样进行斗争呢？我们进行斗争既不用歇斯底里的手段，也不用无理取闹的方法，而是用完全老老实实和完全正当的办法：当我们感觉到我们处在少数地位时（正如讨论党章第1条时那样），我们就请求代表大会保护少数人的权利。接受委员时采取更严格的法定多数（以4/5代替2/3），增补时采取一致同意和对中央机关成员的增补实行相互监督，——所有这些，当我们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处于少数地位时我们都曾加以坚持。有些人总是忽视这一事实，他们喜欢在一两次朋友间的谈话之后就轻率地对代表大会作评论和判断，却不肯认真研究一下全部记录和当事人的所有“证词”。凡是愿意诚实地把这些记录和这些证词拿来进行研究的人，必然会看到我所指出的这一事实：在代表大会当时的形势下，争论的根源正是中央机关人选问题，而我们所以力求规定更严格的监督条件，正是因为我们处于少数地位，想用“双结捆好”马尔托夫在李伯尔们和阿基莫夫们的欣赏和欣然参加之下打破的“罐子”。 巴甫洛维奇同志讲到代表大会的当时形势时说：“如果事情不是这样，那就只好认为，我们提出增补时需要一致同意这一条，就等于替对方操心，因为对于在某个机关中占多数的派别来说，一致同意不仅不必要，而且是不利的。”（《关于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信》第14页）可是，现在有人总是忘记事件发生的顺序，忘记现在的少数派在代表大会整个时期内都曾经是多数（由于李伯尔们和阿基莫夫们的参加），忘记关于中央机关成员增补问题的争论正是发生在那个时期，并且这次争论的内在原因就是《火星报》组织内部因中央机关人选问题而发生意见分歧。谁弄清了这个情况，谁也就会懂得我们争论为什么这样激烈，谁也就不会对这样一个似乎矛盾的现象表示惊奇：一些细枝末节的意见分歧居然引起真正重要的原则问题。 捷依奇同志在同一次会议上（第277页）说得很对，他说：“毫无疑问，这个建议是针对目前形势提出来的。”的确，只有了解当时形势的全部复杂性以后，才能了解争论的真正意义。同时最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当我们处于少数地位时，我们总是用任何一个欧洲社会民主党人都认为合情合理的方法来维护少数的权利，即请求代表大会对中央机关人选进行更严格的监督。叶戈罗夫同志在同一次代表大会上——不过是在另一次会议上——说得也很对，他说：“使我非常惊奇的是，我在辩论中又听到有人拿原则作借口。〈这是在代表大会第31次会议上谈到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时说的，就是说，如果我没有记错，是在星期四早晨说的，而我们现在所说的第26次会议则是在星期一晚上举行的。〉看来，大家都明白，在最后几天内，所有的争论都不是围绕某个原则问题，而只是围绕怎样保证或者阻止某人加入中央机关的问题。我们应该承认，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原则早就丧失净尽了，我们应该如实地说出事实真相。（全场大笑。穆拉维约夫说：“请在记录中写上马尔托夫同志笑了。”）”（第337页）马尔托夫同志和我们大家听见叶戈罗夫同志这些确实可笑的抱怨都哈哈大笑起来，这是不奇怪的。是的，“在最后几天内”，许许多多争论都围绕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这是事实。这在代表大会上确实是大家都清楚的（只是现在少数派力图抹杀这一明显的事实）。最后，应该如实地说出事实真相，这也是对的。可是，上帝啊，这究竟跟“原则丧失净尽”有什么相干呢？？要知道我们所以聚集在一起举行代表大会，是为了（见第10页，代表大会议程）在最初几天谈一谈纲领、策略、章程并解决有关的问题，在最后几天（议程第18—19项）谈一谈中央机关的人选并解决这些问题。人们把代表大会的最后几天用来就指挥棒问题进行争论，这本来是很自然的，是完完全全正当的。（至于在代表大会以后为指挥棒而吵架，那就是无谓争吵了。）如果谁在代表大会上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遭到了失败（如叶戈罗夫同志那样），在这之后竟说什么“原则丧失净尽”，那简直令人可笑。难怪大家都嘲笑叶戈罗夫同志。同样也难怪穆拉维约夫同志请求把马尔托夫同志参与这一嘲笑写入记录，因为马尔托夫同志嘲笑叶戈罗夫同志，就是自己嘲笑自己…… 为了补充穆拉维约夫同志的讽刺，举出这样一件事实也许不是多余的。大家知道，在代表大会以后，马尔托夫同志到处扬言，说正是中央机关成员增补问题在我们的意见分歧中起了主要作用；说“旧编辑部中的多数”曾经激烈反对对中央机关成员的增补实行相互监督。在代表大会以前，马尔托夫同志在接受我提出的选举两个三人小组以及根据三分之二的多数实行相互增补的草案时，曾把他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写给我，他写道：“在接受这样的相互增补形式时，应当着重指出，在代表大会以后，每个委员会成员的补充都将按照稍微不同的另一种原则来实行（我的意见是：每个委员会在增补新委员时都要把自己的意图告诉给另一个委员会：后者可以提出异议，那时争论就由总委员会来解决。为了避免拖延，这种手续应当用于那些已经预先确定的候选人（至少对中央委员会来说应当这样做），拿这些候选人来补充，会更简便一些）。为了着重指出将来的增补应当按照将由党章规定的手续进行，必须在第22条［注：这是指全体代表都知道的我最初提出的那个大会议程草案以及草案说明。这个草案第22条说的正是关于选举两个三人小组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由这六人小组根据三分之二的多数实行“相互增补”，由代表大会批准这个相互增补以及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分别进行增补的问题。］补充一句：‘……已经形成的决定也要由它批准’。”（黑体是我用的） 这是用不着说明的。 在说明了就中央机关成员增补问题进行争论的当时形势的意义以后，我们应当稍微谈一下这个问题的表决情况；至于讨论情况就不必谈了，因为在我引用过两个发言（马尔托夫同志的和我的发言）以后，只有很少几个代表提出过一些简短的质问（记录第277—280页）。说到表决情况，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硬说我在自己的说明里作了“最大的歪曲”（同盟记录第60页），“把围绕党章进行的斗争〈马尔托夫同志无意中说了一句大实话：在党章第1条问题以后，激烈的争论正是围绕党章进行的〉描写成《火星报》对那些同崩得结成联盟的马尔托夫分子的斗争”。 让我们仔细看一看这个关于“最大的歪曲”的有趣问题吧。马尔托夫同志把关于总委员会组成问题的表决同关于增补问题的表决合在一起，举出了八次表决：（1）由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各选出两人参加总委员会——赞成的有27票（马），反对的有16票（列），弃权的有7票［注：括弧中“马”字和“列”字，是表示我（列）和马尔托夫（马）当时站在哪一方面。］（顺便说一下：在记录第270页上写的是，弃权的有8票，但这无关紧要）；（2）由代表大会选出总委员会的第五个委员——赞成的有23票（列），反对的有18票（马），弃权的有7票；（3）由总委员会自己增补新委员来代替总委员会的离职委员——反对的有23票（马），赞成的有16票（列），弃权的有12票；（4）增补中央委员会委员要取得一致同意——赞成的有25票（列），反对的有19票（马），弃权的有7票；（5）只要有一个能说明理由的异议就不能接受委员——赞成的有21票（列），反对的有19票（马），弃权的有11票；（6）增补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要一致同意——赞成的有23票（列），反对的有21票（马），弃权的有7票；（7）可否把总委员会有权取消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关于不接受新成员的决定的问题提付表决——赞成的有25票（马），反对的有19票（列），弃权的有7票；（8）对于这个提议本身——赞成的有24票（马），反对的有23票（列），弃权的有4票。马尔托夫同志的结论是：“这里，显然有一位崩得代表投票拥护这个提议，其余的崩得代表弃权。”（黑体是我用的）（同盟记录第61页） 试问，当时没有实行记名投票，马尔托夫同志根据什么认为显然有一位崩得分子投票拥护他马尔托夫的主张呢？ 原来是他注意到了表决人数，当表决人数表明崩得参加了投票时，马尔托夫同志就深信这种参加是有利于他的。 我的“最大的歪曲”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总共是51票，除去崩得分子是46票，再除去工人事业派分子是43票。马尔托夫同志列举的8次表决中的7次分别有43、41、39、44、40、44、44个代表参加，有一次是47个代表（确切些说，是47票）参加，马尔托夫同志本人在这里也承认有一个崩得分子支持他的主张。可见马尔托夫所描绘的（而且描绘得很不全面，这一点我们马上就会看到）情景只是证实和加重我所描述的斗争情况！原来在很多场合弃权票的数字是很大的，这恰恰表明整个代表大会对于某些细节问题的兴趣是比较小的，火星派分子在这些问题上并没有发生十分明显的派别划分。马尔托夫所说的崩得分子“弃权显然是帮助了列宁”，一语（同盟记录第62页），恰恰是不利于马尔托夫本人的，因为这意味着只有在崩得分子缺席或者弃权时，我才有胜利的机会。但是每当崩得分子认为值得对斗争干预一下时，他们总是支持马尔托夫同志的，而他们这种干预又不只表现在上述有47个代表参加的那次表决中。谁愿意查一查代表大会的记录，谁就能看出马尔托夫同志所描绘的情景是出奇的不完备。马尔托夫同志干脆把崩得另外参加过的整整三次表决都漏掉了，而这三次表决结果当然都是使马尔托夫同志取得了胜利。这三次就是：（1）通过佛敏同志提出的把法定多数从4/5减为2/3的修正案。赞成的有27票，反对的有21票（第278页），就是说，有48票参加了表决。（2）通过马尔托夫同志关于取消相互增补的提议。赞成的有26票，反对的有24票（第279页），就是说，有50票参加了表决。最后，（3）否决我所提的只有取得总委员会全体委员的同意才能增补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提议（第280页）。反对的有27票，赞成的有22票（甚至是记名投票，可惜这些没有保存在记录中），就是说，有49票参加了表决。 总结：对于中央机关成员增补问题，崩得分子只参加四次表决（有三次是我刚才列举过的，分别有48、50、49人参加，还有一次是马尔托夫同志列举过的，有47人参加）。所有这四次表决的结果，都是马尔托夫同志取得了胜利。可见我的叙述在各方面都是正确的，无论是在指出马尔托夫分子和崩得的联盟方面，无论是在说明问题的比较细节的性质（在许多场合都有很多人弃权）方面，也无论是在指出火星派分子没有明显的派别划分（没有举行记名投票；参加讨论的人数很少）方面。 马尔托夫同志想在我的叙述中找矛盾，不过是一种不高明的手法，因为马尔托夫同志只是抓住只言片语，却不肯花点气力把全部情景重述出来。 党章中最后关于国外组织问题的一条，又引起了充分表明代表大会上派别划分情况的讨论和表决。当时谈的是承认同盟是我们党的国外组织的问题。阿基莫夫同志当然马上表示反对，他提醒注意第一次代表大会所批准的国外联合会，并指出这个问题的原则意义。他说：“我首先应当声明，我并不认为这个问题得到这样还是那样的解决有什么特殊的实际意义。直到现在我们党内进行的思想斗争显然还没有完结；但是它会在另一些方面和另一种力量配置下继续下去……党章第13条再次非常鲜明地表现出把我们的代表大会由党的大会变为派别大会的倾向。有人要代表大会消灭少数派的组织，迫使少数派消失，而不是迫使俄国所有社会民主党人为了党的统一而服从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把所有的党组织统一起来。”（第281页）读者可以看出，对于马尔托夫同志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遭到失败以后所十分珍爱的“继承性”，阿基莫夫同志也同样十分珍爱。但是，在代表大会上，那些对自己用一个尺度而对别人用另一个尺度的人却起来猛烈地反对阿基莫夫同志。虽然党纲已被通过，《火星报》已被承认，党章几乎全部被通过了，但是恰恰在这时出现了一个“在原则上”把同盟和联合会分开的“原则”。马尔托夫同志高声喊道，“如果阿基莫夫同志想把问题提到原则的基础上，那我们一点也不反对；特别是因为阿基莫夫同志说到在同两个派别斗争时的各种可能的组合。所以要认可一种方针的胜利〈请注意，这是在代表大会第27次会议上说的！〉并不是要向《火星报》再一次鞠躬致敬，而是要同阿基莫夫同志提到的一切可能的组合彻底鞠躬告别。”（第282页，黑体是我用的） 请看这幅图画吧：在代表大会上关于纲领问题的一切争论已经完结以后，马尔托夫同志还在继续同一切可能的组合彻底鞠躬告别……直到他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遭到失败为止！马尔托夫同志在代表大会上就同他在代表大会以后第二天就顺利实现的那种可能的“组合”“彻底鞠躬告别”了。但是，阿基莫夫同志在当时就已经比马尔托夫同志有远见得多；阿基莫夫同志援引了“根据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意志被称为委员会的一个老的党组织”五年来的工作，最后并以一句非常尖刻而又确有先见之明的警句作为结束：“至于说马尔托夫同志认为我希望我们党内产生另外一种派别是白费心思，那我应当说，甚至他本人都使我抱着这种希望。”（第283页，黑体是我用的） 是的，应当承认，马尔托夫同志确实没有辜负阿基莫夫同志的希望！ 当一个可以算是做过三年工作的老的党委员会的“继承性”遭到破坏时，马尔托夫同志深信阿基莫夫同志的话正确而跟着他走了。阿基莫夫同志取得胜利没有花多大的代价。 但是，在代表大会上拥护——而且一贯拥护——阿基莫夫同志的只有马尔丁诺夫同志、布鲁凯尔同志和崩得分子（8票）。作为“中派”真正领袖的叶戈罗夫同志采取了中庸之道：请看，他赞成火星派分子的意见，对他们表示“同情”（第282页），并且为了证明这种同情而建议（第283页）要完全回避当时已经提出的原则问题，避而不谈同盟和联合会。他的提议以27票对15票被否决了。显然，除了反火星派分子（8票）以外，几乎所有的“中派”分子（10票）都同叶戈罗夫同志一起投票拥护这个提议（投票总数是42票，可见有许多人是弃权的，或者是缺席的，象进行既没有意思而结果又是毫无疑义的表决时常常发生的那种情况）。每当要切实地实行《火星报》的原则时，立刻就暴露出“中派”的所谓“同情”原来只是口头上的，而拥护我们的只有30票或者稍微多一点。对鲁索夫的提议（承认同盟为唯一的国外组织）举行的辩论和表决，更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反火星派分子和“泥潭派”已经直接采取了原则的立场，拥护这一立场的就有李伯尔和叶戈罗夫两位同志，他们说鲁索夫同志的提议被提付表决是不能允许的，是不合理的，因为“这个提议是要扼杀其余一切国外组织”（叶戈罗夫语）。发言人不愿意参加“扼杀这些组织”，所以他不仅拒绝表决，并且退出了会场。但是我们要替这位“中派”首领说一句公道话：他表现了比马尔托夫同志及其伙伴们要大十倍的坚定信念（对自己的错误原则）和政治勇气，他并不只是在事关自己那个已在公开斗争中遭到失败的小组时才维护“被扼杀的”组织。 鲁索夫同志的提议以27票对15票认为可以交付表决，然后又以25票对17票获得通过。如果把没有参加表决的叶戈罗夫同志加到这17票中，那就是反火星派分子和“中派”的全班人马（18票）。 党章第13条关于国外组织的全文，只是以31票对12票6票弃权通过的。31票这个数目表明，代表大会上大约有多少火星派分子，就是说大约有多少人一贯坚持并且切实执行《火星报》的观点，——这个数目，我们在分析代表大会的表决情况时已经碰到过不下6次（关于崩得问题的地位，组委会事件，“南方工人”社的解散，关于土地纲领的两次表决）。而马尔托夫同志却硬要我们相信，把这样一个“狭隘的”火星派集团划分出来是毫无根据的！ 同时还要指出，在通过党章第13条时，就阿基莫夫和马尔丁诺夫两位同志声明“拒绝参加表决”进行了非常值得注意的讨论（第288页）。当时大会主席团讨论了这个声明，并且完全合理地认为，即使把联合会干脆封闭也不能使联合会的代表有任何理由拒绝参加代表大会的工作。拒绝参加表决是根本反常的和绝对不能容许的，——这就是当时整个代表大会同主席团一致的看法，其中也有火星派少数派分子，他们在第28次会议上还激烈地抨击他们自己后来在第31次会议上所干的事情！当马尔丁诺夫同志为自己的声明辩护时（第291页），巴甫洛维奇、托洛茨基、卡尔斯基和马尔托夫全都起来反对他。马尔托夫同志特别清楚地认识到心怀不满的少数派的义务（在他自己还没有成为少数派以前！），并且就这个问题大有教益地讲了一通。他指着阿基莫夫和马尔丁诺夫两位同志高声说：“或者你们是代表大会的成员，那你们就应该参加大会的一切工作〈黑体是我用的；当时马尔托夫同志还没有觉得少数服从多数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或者你们不是代表大会的成员，那你们就不能留在会场上……联合会的代表们的声明使我不得不提出两个问题：他们是不是党员，他们是不是代表大会的成员？”（第292页） 马尔托夫同志教训阿基莫夫同志要懂得党员的义务！可是，阿基莫夫同志说他对马尔托夫同志抱着希望，这也没有白说……不过这种希望只能是在马尔托夫在选举中遭到失败以后才得以实现。当问题还没有涉及到他自己而只涉及到别人时，马尔托夫同志甚至对马尔丁诺夫同志首先（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使用的“非常法”这一吓唬人的字眼，是根本充耳不闻的。马尔丁诺夫同志回答那些劝他收回本人声明的人说：“我们听到的解释并没有说清楚，究竟这是个原则的决定呢，还是用来对付联合会的一种非常办法。如果是一种非常办法，我们就认为这是对联合会的一种侮辱。叶戈罗夫同志也同我们一样感到这是用来对付联合会的非常法〈黑体是我用的〉，所以甚至退出了会场。”（第295页）当时马尔托夫和托洛茨基两位同志同普列汉诺夫一起，都坚决反对把代表大会表决结果看作一种侮辱的荒谬思想，反对这种确实荒谬的思想；托洛茨基同志在维护代表大会根据他的提议通过的决议（决议说：阿基莫夫和马尔丁诺夫两位同志可以认为自己已经十分满意）时说，“这个决议是原则性的而不是庸俗的，至于有谁因为这个决议而感到委屈，那不关我们的事。”（第296页）但是，事实很快就说明，小组习气和庸俗观念在我们党内还非常厉害，而我加上了着重标记的这些豪言壮语只不过是一些响亮的空话而已。 阿基莫夫和马尔丁诺夫两同志拒绝收回自己的声明，并退出了代表大会，对他们的这种行动，大会代表们喊道：“真是莫明其妙！” （十三）选举。代表大会的结束 代表大会在通过党章以后，接着又通过了关于各区组织的决议以及好几个关于党内个别组织的决议，在进行了我在上面分析过的关于“南方工人”社的富有教益的讨论以后，跟着就讨论党中央机关的选举问题。 我们已经知道，当时整个代表大会都期待《火星报》组织作出权威性的推荐，但是《火星报》组织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分裂，因为《火星报》组织中的少数派想试验一下，他们在代表大会上通过公开的自由的斗争能否取得多数。同时我们还知道，早在召开代表大会很久以前以及在代表大会上，所有代表都知道有一个革新编辑部的计划，即准备选出两个三人小组作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为了阐明代表大会上的讨论情况，下面我们比较详细地谈谈这个计划。 我在代表大会议程草案说明中讲述了这个计划，原文如下［注：见我的《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第5页和同盟记录第53页。］：“代表大会选出三人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选出三人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必要时，这六个人在一起，经三分之二多数的同意，以增补的办法补充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并向代表大会作出相应的报告。代表大会批准这个报告以后，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再分别进行增补。” 这里十分肯定而明确地说明了这个计划的内容，就是要在最有威信的实际工作领导者的参加之下革新编辑部。我所指出的这个计划的两个特点，是每一个愿意稍微留心阅读上述说明的人立刻就可以看出的。可是，现在就连最粗浅的道理也必须加以解释。这个计划就是要革新编辑部，不一定是增加，也不一定是缩减编辑部成员人数，而是加以革新，因为可能增加或可能缩减的问题还是一个悬案：增补只是预定在必要时才实行。人们对革新问题提出种种设想，有的预计可以把编辑部成员人数缩减，有的则主张增加到7个人（我本人从来就认为七人小组比六人小组好得多），甚至增加到11个人（我认为如果同所有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特别是同崩得以及波兰社会民主党实行和平联合，是可以这样做的）。但是主张“三人小组”的人通常忽略的一个最主要之点，就是要求中央委员会委员参加解决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将来的增补问题。“少数派”方面所有身为本组织成员并出席代表大会的同志，都知道而且拥护这个计划（有些人曾特别表示赞同，有些人则默许），但是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肯费点气力说明一下这种要求的意义。第一，为什么正是把三人小组并且仅仅把三人小组作为革新编辑部的出发点呢？显然，如果提出这个计划的用意完全是或者主要是扩大编委会［注：这里所说的编委会和几人小组都是指《火星报》编辑部。——编者注］，如果大家认为这个编委会是个真正“协调的”集体，那么这个计划就根本没有什么意思了。在扩大一个“协调的”编委会时，不以这个编委会的全体成员为出发点，而只以其中一部分成员为出发点，那就未免太奇怪了。显然，并不是编委会的全体成员都被认为完全适于讨论和解决革新编委会的组成问题，即把旧的编辑小组变成党机关的问题。显然，甚至那些自己想用扩大的办法进行革新的人也承认原来的组成是不协调的，是不符合党机关的理想的，否则就没有必要为了扩大六人小组而先把它缩减为三人小组了。我再重复一遍：这本来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只是由于“个人意气”把问题一时弄模糊了，人们才忘记了这一点。 第二，从上面引用的那段说明可以看出，即使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三个成员一致同意，也还不能扩大三人小组。这一点也是常常被忽略的。为了实行增补，必须六个人中有三分之二的票数，即4票表示同意；就是说，只要中央委员会三个当选的委员提出“异议”，三人小组就根本不能扩大。相反，即使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三个成员中有两个人反对实行增补，只要中央委员会三个委员都同意，增补还是可以进行。所以很明显，当时的用意是，要让代表大会所选出的那些做实际工作的领导者在把旧的小组变成党机关时有表决权。至于我们当时大致提出的是哪些同志，从以下事实便可以看出来：编辑部在代表大会以前曾一致选举巴甫洛维奇同志为编辑部中的第七个成员，使他在代表大会上必要时可以用编辑部名义表示意见；除了巴甫洛维奇同志以外，还有后来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的《火星报》组织的一个老成员兼组委会委员被提名为第七个委员。[134] 可见，选出两个三人小组的计划显然是打算：（1）革新编辑部，（2）消除编辑部中某些与党的机关不相称的旧的小组习气的特点（假如没有什么可消除的，那就根本不必想出最初的三人小组了！），最后，（3）消除著作家小组的“神权”特点（消除的办法就是吸收优秀的实际工作者参加解决扩大三人小组的问题）。这个由全体编辑看过的计划，显然是根据三年来的工作经验，并完全符合我们一贯奉行的革命组织的原则的：在《火星报》问世的那个涣散时代，各个团体经常偶然地自发地形成起来，必然带有一些有害的小组习气。要建立党就需要消除这些特点，要求消除这些特点；吸收一些优秀的实际工作者参加这项工作是必要的，因为有些编辑部成员一向负责组织方面的事务，编辑部加入党机关系统不应当只是一个著作家小组，而应当是一个政治领导者小组。至于让代表大会选举最初的三人小组，这从《火星报》的一贯政策来看，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十分慎重地筹备了代表大会，等待大家充分弄清楚纲领、策略和组织方面发生争论的原则问题；我们并不怀疑代表大会将是火星主义的代表大会，即绝大多数代表在这些基本问题上将是意见一致的（承认《火星报》为领导机关报的决议也部分地证实了这一点）。因此我们应当让那些担负了传播《火星报》思想并准备把《火星报》变成政党这一切工作重担的同志自己去决定，究竟谁是最适合参加新的党机关的候选人。正是因为“两个三人小组”计划是理所当然的计划，正是因为这个计划完全符合《火星报》的全部政策，完全符合比较了解问题的人关于《火星报》所知道的一切，所以这个计划才得到大家的赞同，而没有人提出任何别的计划同它抗衡。 所以，鲁索夫同志在代表大会上首先提议选出两个三人小组。虽然马尔托夫曾用书面通知我们，说这个计划同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有联系，但是那些拥护马尔托夫的人却连想也没有想到要把六人小组和三人小组问题的争论转到这个罪名是否正确的问题上。他们中间谁也没有提到这一点！他们中间谁也没有勇气多少谈一谈同六人小组和三人小组有关的各种色彩的原则区别。他们宁愿采用更流行更廉价的手法——求助于抱怨，说什么可能受到委屈，借口编辑部问题已经由于任命《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而得到解决。这后一个由柯尔佐夫同志为反对鲁索夫同志而提出的论据，简直是瞎说。在代表大会议程上规定了——当然不是偶然规定的——两个单独项目（见记录第10页）：第4项是“党中央机关报”，第18项是“选举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这是第一。第二，在任命《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时，全体代表都坚决声明说这不是批准编辑部而只是批准方针［注：见记录第140页。阿基莫夫发言说：“……据说我们将把中央机关报选举问题留到最后去谈”；穆拉维约夫发言反驳阿基莫夫，说阿基莫夫“对于未来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问题太关心”（第141页）；巴甫洛维奇发言说：我们任命了机关报，也就得到了“我们能够用来实行阿基莫夫同志如此关心的那些手术的具体材料”，至于《火星报》应当“服从”“党的决议”，那是毫无疑问的（第142页）；托洛茨基发言说：“既然我们不是批准编辑部，那么我们究竟是批准《火星报》的什么东西呢？……我们不是批准名称，而是批准方针……不是批准名称，而是批准旗帜”（第142页）；马尔丁诺夫发言说：“……我也同其他许多同志一样，认为我们现在讨论承认代表一定方针的《火星报》为我们中央机关报的问题时，不应当涉及到选举方法或批准其编辑部的问题；这个问题留待以后议程的适当场合再谈……”（第143页）］，谁也没有对这个声明提出过异议。 因此，认为代表大会批准一定的机关报其实就是批准编辑部这一说法，即少数派方面（柯尔佐夫，第321页，波萨多夫斯基，同上页，波波夫，第322页，以及其他许多人）重复过许多次的说法，是根本不符合事实的。这是谁都看得清楚的手法，这种手法是要把他们背弃大家在还能真正公正地看待中央机关人选问题时所采取的立场这种行为掩盖起来。这种背弃行为决不能用原则性理由来辩护（因为在代表大会上提起“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问题对少数派是很不利的，所以他们也就没有提起这一点），也不能拿有关六人小组或三人小组的实际工作能力的事实材料作借口（因为一涉及这些材料，就会有一大堆反对少数派的证据）。所以他们只好用所谓“严密的整体”、“协调的集体”、“严密的如结晶般完整的整体”等空话来搪塞。难怪这些论据立刻就被人恰如其分地称为“抱怨的话”（第328页）。三人小组计划本身就清楚地证明不够“协调”，而代表们在一个多月的共同工作中得到的印象，显然又给他们提供了大批可以独立判断问题的材料。当波萨多夫斯基同志暗示到这种材料时（在他看来这是说话不慎和考虑不周的结果：见第321页和第325页，他说他是“有条件地”使用了“疙瘩”一词），穆拉维约夫同志就直截了当地说：“我认为现在代表大会上的多数派已经十分明白，这样的［注：波萨多夫斯基同志指的究竟是什么“疙瘩”，我们在代表大会上始终不知道。穆拉维约夫同志却在同一次会议上（第322页）提出抗议，说人家把他的思想转述错了，后来在批准记录时他又直截了当地声明，说他“所讲的是在代表大会讨论各种问题时暴露出来的疙瘩，这是原则性的疙瘩，遗憾的是，目前这些疙瘩的存在已经是谁也不会否认的事实了”（第353页）。］疙瘩无疑是存在的。”（第321页）当时少数派宁愿把“疙瘩”一词（第一次使用这个词的不是穆拉维约夫而是波萨多夫斯基）了解为仅仅是涉及个人的东西，不敢接受穆拉维约夫同志的挑战，不敢根据问题实质提出任何一种论据为六人小组辩护。于是发生了一场毫无结果的、十分可笑的争论：多数派（以穆拉维约夫同志为代言人）说他们十分了解六人小组和三人小组的真正意义，而少数派根本不听这一点，硬说“我们没有可能进行分析”。多数派不仅认为可能进行分析，而且已经“进行了分析”，并且说这种分析的结果已使他们看得十分明白。少数派大概是害怕分析，所以只是用一些“抱怨的话”来掩饰自己。多数派要人们“注意到，我们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不只是个著作家小组”，多数派“希望，主持中央机关报的都是一些完全确定的并为代表大会所了解的人物，符合我所说的那些要求的人物”（那些要求不只是对著作家提出的，第327页，朗格同志的发言）。少数派又不敢接受挑战，一字不提他们究竟认为谁适合参加不只是个著作家小组的编辑部，究竟谁是“完全确定的并为代表大会所了解的”人物。少数派仍旧拿所谓“协调性”作护身符。不但如此，少数派甚至拿一些原则上根本错误、因而受到应得的尖锐抨击的理由作论据，说什么“代表大会既没有道义权利，也没有政治权利来改变编辑部”（托洛茨基，第326页）；说什么“这是一个很棘手的〈原文如此！〉问题”（也是他说的）；说什么“那些落选的编辑部成员应当怎样对待代表大会不愿意把他们留在编辑部的事实呢？”（察廖夫，第324页）［注：参看波萨多夫斯基同志的发言：“……如果你们从旧编辑部六个人当中选出三个人，那么你们就是认为其余三个人都是不必要的，是多余的。而你们这样做，既没有权利，也没有根据。”］ 这样的理由已经把问题完全转到抱怨和委屈方面了，这就是公开承认他们在真正原则的论证上，在真正政治的论证上陷于破产。多数派立刻就用一个恰如其分的字眼来形容这种做法：庸俗观念（鲁索夫同志）。鲁索夫同志公正地指出：“这样一些同党的工作概念截然相反，同党的道德概念不能相容的奇谈怪论，居然出自某些革命家之口。反对选举三人小组的一些人所持的基本理由，可归结为以纯粹庸人的观点看待党的事业。〈黑体全是我用的〉我们如果持这种不是党性的而是庸人的观点，那么我们在每次选举时都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不选举甲而选举乙，甲会不会感到委屈呢；如果我们不选举组委会的某个委员而选举另一个人为中央委员会委员，这位组委会委员会不会感到委屈呢。同志们，这会把我们引到什么地方去呢？如果我们聚集在这里不是为了说些相互捧场的话，不是为了表示庸人的温情，而是为了建立党，那么我们就无论如何也不能赞同这样的观点。我们的问题是要选出负责人员，所以也就谈不上什么对某个落选者不信任的问题，而只是看对事业是不是有利和当选人是不是适合他当选后所担任的职务的问题。”（第325页） 我们建议每一个愿意独立研究党内分裂的原因并探讨在代表大会上发生分裂的根源的人，都把鲁索夫同志的发言反复读上几遍；对于鲁索夫同志提出的理由，少数派不仅没有推翻，而且也没有提出过异议。对这样一个基本的起码的道理本来是提不出异议的；鲁索夫同志自己很公正地指出，人们忘记了这个道理只是由于“神经过敏”。这样来说明少数派怎样从党性观点滚到庸俗观念和小组习气观点，使少数派感到的不愉快确实是最少的了［注：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戒严状态》中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也同他对于所涉及的其他问题的态度一样。他并没有费点气力说明一下这次争论情况的全貌。他悄悄地回避了这次争论中提出来的唯一的真正原则问题：是讲庸人的温情呢，还是选举负责人员？是坚持党性观点呢，还是怕伊万·伊万内奇受委屈？马尔托夫同志在这里也只限于从整个事件中引用一些个别的、没有联系的片段情况，并且还加上许多谩骂我的话。马尔托夫同志，这样恐怕不太够吧！马尔托夫同志特别拿来同我纠缠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代表大会没有选举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和斯塔罗韦尔三位同志。他所持的那种庸俗观念使他看不到这个问题多么不体面（为什么他不去质问他编辑部的同事普列汉诺夫同志呢？）。他认为我的话有矛盾，说我一面认为少数派在代表大会上对待六人小组问题的行为“不恰当”，同时又要求全党公论。其实这里没有矛盾，马尔托夫同志如果愿意费点气力把问题的全部情况作一个联贯的叙述，而不是截取一些片断情况，那么他自己也不难了解到这一点。用庸俗观念对待问题，求助于抱怨，诉说委屈，这是不恰当的；为了全党公论，必须从实质上评价六人小组比三人小组究竟有什么优越的地方，评价担当这些职务的候选人，评价各种色彩，但是少数派在代表大会上却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这一切。马尔托夫同志只要仔细研究一下记录，就会看到代表们在发言中提出一系列反对六人小组的理由。请看这些发言中的几段话吧：第一，旧的六人小组中间显然有原则性的疙瘩；第二，最好把编辑工作的技术手续简化一下；第三，事业的利益要高于庸人的温情；只有实行选举才可以保证当选人适合他们所担任的职务；第四，决不能限制代表大会的选举自由；第五，党现在所需要的中央机关报不应当只是著作家小组，中央机关报内需要的不仅仅是著作家，而且是管理人；第六，进入中央机关报的应当是完全确定的、为代表大会所了解的人物；第七，六人编委会往往没有工作能力，它的工作并不是靠它的不正常的章程进行的，而是不顾这个章程；第八，办报是党的（而不是小组的）事业，等等。如果马尔托夫同志对于六人小组没有当选的原因很感兴趣，那么就请他细心考虑一下这些理由中的每一条理由，并驳倒其中的任何一条吧。］。 可是，少数派根本无法找出一条合理的切实的理由来反对选举，所以他们除了把庸俗观念加进党的事业中去，还公然采取了一种简直是无理取闹的手段。例如，波波夫同志劝穆拉维约夫同志“不要接受棘手的委托”（第322页），他这种手段不是只能称为无理取闹吗？这不正如同索罗金同志公正地指出的那样是“笼络人心”吗？（第328页）这不正是在找不出政治理由时想利用“个人意气”吗？索罗金同志所说“我们一向反对这种手段”一语，说得是不是正确呢？“难道捷依奇同志公然企图对那些不同意他的意见的同志给以当众侮辱的行为是可以容许的吗？”［注：索罗金同志在同一次会议上就是这样理解捷依奇同志的话的（参看第324页——“同奥尔洛夫的激烈对话”）。捷依奇同志解释说（第351页），他“根本没有讲过类似的话”，但他自己又立刻承认他讲过非常“类似的话”。捷依奇同志解释说，“我没有说过看谁敢这样做，而只是说：我很想看一看究竟是哪些人敢〈原文如此！捷依奇同志愈说愈糟了！〉拥护象选举三人小组这样罪恶的〈原文如此！〉提议”（第351页）。捷依奇同志不是驳倒而是证实了索罗金同志的话。捷依奇同志证实了索罗金同志的责难：“这里把所有的概念都混淆了”（在少数派拥护六人小组的理由方面）。捷依奇同志证实了索罗金同志提醒大家要记住一个起码的道理——“我们既是党员，就应当处处以政治上的考虑为依据”是完全必要的。叫嚷实行选举是罪恶行为，这不仅是堕落到庸俗观念，简直是堕落到无理取闹的地步了！］（第328页） 现在我们把编辑部问题的讨论情况作一个总结。少数派没有驳倒（而且也没有反驳过）多数派再三指出过的事实，即三人小组计划是代表们在大会之初以及在大会以前已经知道了的，因此这个计划所根据的一些理由和材料是同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事件和争论不相干的。少数派在拥护六人小组时采取了原则上错误的和不可容许的庸人立场。少数派暴露了自己完全忘记选举负责人员问题上的党的观点，甚至根本没有评价每个候选人以及这个候选人是不是适合这个职务。少数派始终回避讨论实质问题，却一味谈论所谓协调性，“流眼泪”和“激动”（第327页，朗格的发言），说什么“有人想要谋害”某某人。少数派“神经过敏”，他们甚至不惜采取“笼络人心”，叫嚷选举是“罪恶”以及诸如此类不能容许的手段。（第325页） 庸俗观念同党性作斗争，最坏的“个人意气”同政治上的理由作斗争，抱怨的话同起码的革命责任感作斗争——这就是我们代表大会第30次会议上因六人小组和三人小组问题而发生的斗争的实质。 在第31次会议上，当代表大会已经以19票对17票3票弃权的多数否决了关于批准旧编辑部全体人员的提议（见第330页和勘误表），而当原来的编辑们也已经回到会场上时，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代表旧编辑部多数提出的声明”（第330—331页）中更突出地表现了他那种政治立场和政治观念的动摇性和不坚定性。让我们把这篇集体声明和我对该声明的答复（第332—333页）逐条详细地分析一下吧。 马尔托夫同志在旧编辑部未被批准以后说：“从今天起，旧《火星报》就停止存在了，所以把它的名称改一下，也许更彻底。无论如何，我们认为代表大会新通过的决议大大限制了在大会初期的一次会议上对《火星报》所表示的信任。” 马尔托夫同志和他的同事提出了一个确实值得注意而且在许多方面大有教益的政治彻底性问题。我已经援引过大家在批准《火星报》时说的那些话来回答了这一点（记录第349页，参看前面第82页）［注：见本卷第308—309页。——编者注］。毫无疑问，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政治不彻底性表现得最明显的一个例子；至于表现了这种不彻底性的究竟是代表大会的多数还是旧编辑部的多数，请读者自己去判断吧。同时，我们还要请读者自己解决马尔托夫同志和他的同事提得正是时候的另外两个问题：（1）想把代表大会关于选举负责人员参加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决定看作“限制了对《火星报》所表示的信任”，——这是庸人观点还是党的观点？（2）旧《火星报》是从什么时候起真正停止存在的呢？是从我和普列汉诺夫两人开始编辑第46号的时候起呢，还是从旧编辑部多数开始编辑第53号时候起？如果说第一个问题是很值得注意的原则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很值得注意的事实问题。 马尔托夫同志继续说：“既然现在已经决定要选举三个人组成的编辑部，我就要用本人和其他三个同志的名义声明，我们当中谁也不会参加这样一个新编辑部。至于我个人，我要补充说：如果某些同志真想把我的名字当作一个候选人列入这个‘三人小组’，那我只能把这件事情看作是对我的无端侮辱〈原文如此！〉。我这样说，是因为考虑到那些促使人们决定改变编辑部的情况。据说这样决定是因为存在某种‘摩擦’［注：马尔托夫同志大概是指波萨多夫斯基同志用过的“疙瘩”这个字眼而言。我再说一遍，波萨多夫斯基同志始终没有向代表大会说明他是指什么而言，而同样使用这个字眼的穆拉维约夫同志却说明，他指的是在代表大会讨论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些原则性的疙瘩。读者一定记得，有四个编辑（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和我）参加过的唯一真正原则性的讨论就是关于党章第1条问题的讨论；马尔托夫和斯塔罗韦尔两位同志曾用书面抱怨说，人们把“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作为“改变”编辑部的理由之一。马尔托夫同志在这封信中认为“机会主义”同改变编辑部的计划有明显的联系，而他在代表大会上却只隐约地暗示“某种摩擦”。至于“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他已经忘记了！］，是因为旧编辑部没有工作能力，可是代表大会从一定意义上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并没有向编辑部询问过这种摩擦，甚至也没有指定一个专门委员会提出关于它的工作能力问题。〈奇怪得很，少数派当中谁也没有想到建议代表大会“询问编辑部”或指定一个专门委员会！是不是因为在《火星报》组织分裂以后以及在马尔托夫和斯塔罗韦尔两位同志信中提到的谈判失败以后，这就没有益处了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不把某些同志以为我会同意参加这样改组后的编辑部的推测，看作是损害我的政治名誉……”［注：马尔托夫同志还补充说：“同意扮演这样的角色的恐怕只有梁赞诺夫，而不会是马尔托夫，至于马尔托夫，我想你们从他的工作就可以知道他的为人。”由于这是对梁赞诺夫的一种个人攻击，马尔托夫同志把这个声明收回了。可是，梁赞诺夫所以在代表大会上被当作一个普通名词来使用，决不是由于他的某些个人品质（这些个人品质是不应该涉及的），而是由于“斗争”社的政治面貌，由于它的政治错误。马尔托夫同志收回他所认为的或者他确实给人硬加上的个人侮辱，这样做是很好的，但是决不能因此忘记那些应当使党接受教训的政治错误。“斗争”社在我们代表大会上受到斥责，是因为它引起了“组织上的混乱”和“完全是由非原则性的考虑所产生的分散状态”（第38页，马尔托夫同志的发言）。这样的政治行为，不仅在党代表大会以前，在普遍混乱时期，当它还是在一个小组中表现出来的时候就完全应该受到谴责，而且在党代表大会以后，在混乱已被克服的时期，即使是由“《火星报》编辑部多数和‘劳动解放社’多数”表现出来的时候也完全应该受到谴责。］ 我故意把这段话全部引下来，是为了让读者看看在代表大会以后十分流行的一种行为的标本和开端，对于这种行为，我们只能称之为无谓争吵。我在我的《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中已经使用过这个字眼，不管编辑部怎样感到不满，我不得不反复使用它，因为它无疑是个用得正确的字眼。有人以为无谓争吵一定是出于“卑鄙的动机”（如新《火星报》编辑部所推论的那样），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凡是稍微熟悉我们的流放生活和侨居生活的革命家，都一定看见过数十次无谓争吵的现象，当时由于“神经过敏”以及由于不正常的死气沉沉的生活条件，人们往往提出并且一再重复一些最荒谬的责难、猜疑、自责、“个人意气”等等。不管这种无谓争吵表现得多么卑鄙，但是没有一个明白事理的人一定要在这些无谓争吵中寻找卑鄙的动机。只有用“神经过敏”才可以说明马尔托夫同志发言中的上述言论，即把谬论、个人意气、幻想出来的恐怖、笼络人心的行为、虚构出来的侮辱和诋毁等等搅成一团的言论。死气沉沉的生活条件在我们这里产生数以百计的无谓争吵，而一个政党假如不敢如实地说出自己的病，不敢进行严格的诊断和找出治病的办法，那它就不配受人尊敬了。 如果说从这一团糟的言论中可以提取什么原则性的东西的话，那么势必得出一个结论：“实行选举是同损害政治名誉毫不相干的”，“否认代表大会有权实行新的选举，有权对负责人员作某种变动，有权改组由它授予全权的委员会”，那就会把问题弄得一塌糊涂，而“马尔托夫同志在是否可以从原先的编委会中选举一部分成员问题上的观点，表现出政治概念的极大的混淆”。（这是我在代表大会上说的话，第332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88、289页。——编者注］ 现在我不谈马尔托夫同志对于是谁提出三人小组计划这一问题所作的“个人”评论，而只谈一下他对于旧编辑部没有被批准这一事实所作的“政治”评价：“……现在发生的事件是代表大会后半期进行的那个斗争的最后一幕。〈对啊！但这后半期是从马尔托夫在党章第1条问题上被阿基莫夫同志紧紧控制的时候开始的。〉谁都知道，实行这种改革涉及的不是‘工作能力’问题，而是争取对于中央委员会的影响。〈第一，谁都知道，当时既涉及工作能力，又涉及中央委员会人选问题引起的意见分歧，因为提出“改革”计划时还根本谈不上这方面的意见分歧，当时我们和马尔托夫同志还一起选出巴甫洛维奇同志为编辑委员会第七个成员呢！第二，我们已经根据文件材料指明，当时的问题关系到中央委员会的人选，当时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两个不同的名单：一个名单是格列博夫、特拉温斯基、波波夫，另一个名单是格列博夫、托洛茨基、波波夫。〉编辑部的多数已经表明他们不愿意把中央委员会变成编辑部的工具。〈开始唱起阿基莫夫的调子来了。任何一个党代表大会上的任何一个多数派在任何时候都会努力争取影响，以便借助于多数把这种影响在中央机关中巩固起来，但是人们把这个问题转移到机会主义的诽谤方面去，说什么变成编辑部的“工具”，变成编辑部的“简单附属品”，象同一个马尔托夫同志在晚些时候说的那样，第334页。〉因此才认为有必要减少编辑部成员人数〈！！〉。因此我也就不能加入这样一个编辑部。〈请注意一下“因此”二字。编辑部怎样才能把中央委员会变成附属品或工具呢？不是只有当编辑部在总委员会内拥有三票并且滥用这个优势的时候才会如此吗？这难道不是很明显的吗？同样，当选为第三个成员的马尔托夫同志随时都能阻止任何滥用职权的现象，并且单单用自己的一票就能消灭编辑部在总委员会内的任何优势，——这难道不也是很明显的吗？所以问题完全在于中央委员会的人选，而所谓变成工具和附属品的说法只不过是一种诽谤而已。〉我和旧编辑部的多数本来认为，代表大会将会结束党内的‘戒严状态’而奠定党内的正常秩序。但实际上戒严状态以及用来对付独立团体的非常法仍然存在，甚至变本加厉了。只有在保存旧编辑部的全体成员时，我们才能担保编辑部根据党章享有的那些权利不会使党受到危害……” 以上就是马尔托夫同志第一次抛出“戒严状态”这个著名口号的那段言论的全文。现在请看我对他的答复： “……不过，在纠正马尔托夫所谓两个三人小组的计划是私人性质的这一声明时，我并不想因此否认同一个马尔托夫所说的我们所采取的、不批准旧编辑部这个步骤是具有‘政治意义’的说法。恰恰相反，我完全无条件同意马尔托夫同志的意见，即这个步骤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只不过不是马尔托夫所加给它的那种政治意义罢了。他说，这是为争取影响国内的中央委员会而进行斗争的一个行动。我比马尔托夫还更进一步。迄今为止，作为一个独立团体的《火星报》的全部活动，都是为争取影响而进行的斗争，但现在问题已经进了一步，已经是要在组织上巩固这种影响，而不只是为争取这种影响而斗争了。马尔托夫同志认为这样希望影响中央委员会是我的罪过，而我却认为我过去和现在力求通过组织途径巩固这种影响正是我的功劳，由此可以看出，我和马尔托夫同志在政治上的分歧已经深刻到什么程度了。原来我们是各说各的话。如果我们的全部工作、我们的一切努力的结果仍然是照旧为争取影响而斗争，而不是完全获得和巩固这种影响，那么这些工作、这些努力又有什么意思呢？是的，马尔托夫同志说得完全对：业已采取的步骤无疑是重大的政治步骤，说明我们选定了现在已经显露出来的方向之一作为我们党今后工作的方向。‘党内戒严状态’、‘对付个别分子和独立团体的非常法’这些可怕的字眼，是一点也吓唬不了我的。对那些不坚定的和动摇的分子，我们不仅可以而且必须实行‘戒严’，而我们的整个党章、我们现在已由代表大会批准的整个集中制，正是对政治上模糊不清的许多来源实行‘戒严’。为了对付这种模糊不清，我们正需要有特别的、哪怕是非常的法律，而代表大会所采取的步骤正确地规定了政治方向，给这样的法律和这样的措施打下了牢固的基础。”［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90—291页。——编者注］ 这就是我在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发言的提要，我在这个提要中加上着重标记的一句话，是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戒严状态》（第16页）中故意删掉了的。他不喜欢这句话而且不愿意了解这句话的明显意义，那是毫不奇怪的。 马尔托夫同志，“吓唬人的字眼”一语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意味着嘲笑，嘲笑那些小题大做的人，嘲笑那些用装腔作势的空话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的人。 唯一能够引起而且确实已经引起马尔托夫同志“神经过敏”的，仅仅是这样一个小小的简单事实，即马尔托夫同志在代表大会上在关于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遭到了失败。这一简单事实的政治意义在于，党代表大会的多数派在取得胜利以后就着手巩固自己的影响，方法就是在党的领导机关中也取得多数，建立起组织基础，以便根据党章同多数派认为是动摇性、不坚定性和态度模糊的东西作斗争［注：火星派少数派的不坚定性、动摇性和态度模糊在代表大会上表现在哪里呢？第一，表现在他们在党章第1条问题上说的一些机会主义空话；第二，表现在他们和阿基莫夫同志以及李伯尔同志结成联盟，这种联盟在代表大会后半期发展得很快；第三，表现在他们竟把选举中央机关报负责人员的问题降低到宣扬庸俗观念，说些抱怨的话以至笼络人心的地步。在代表大会以后，所有这些可爱的品质更是大大发展，已经开花结果了。］。在这种情况下怀着一种恐怖神情说什么“争取影响的斗争”，抱怨什么“戒严状态”，那只不过是装腔作势的空话，吓唬人的字眼罢了。 马尔托夫同志不同意这一点吗？那么他不妨告诉我们，世界上是否有过这样一种党代表大会，或者从根本上说是否可以设想会有这样一种党代表大会，在会上，多数派竟会不去努力（1）在中央机关中也取得多数，（2）使这个多数拥有克服动摇性、不坚定性和态度模糊的权力，以此巩固已经赢得的影响呢？ 在选举之前，我们代表大会必须解决一个问题：把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内三分之一的票数给党的多数派呢，还是给党的少数派？保留六人小组和通过马尔托夫同志所提的名单，就是给我们三分之一的票数，给马尔托夫同志的支持者三分之二的票数。选举中央机关报三人小组和通过我们所提的名单，就是给我们三分之二的票数，而给马尔托夫同志的支持者三分之一的票数。马尔托夫同志拒绝同我们妥协或作出让步，并在代表大会上用书面向我们提出挑战，而当他在代表大会上遭到失败时，他就哭泣和抱怨起“戒严状态”来了！难道这不是无谓争吵吗？难道这不又是知识分子脆弱性的表现吗？ 说到这里，不能不令人想起考茨基不久以前从社会和心理特征角度对于这种知识分子脆弱性所作的精辟的论述。现在各国社会民主党往往患同样的病症，我们向更有经验的同志们学习正确的诊断和正确的治疗方法是很有好处的。因此，我们引证考茨基对于某些知识分子所作的评述，只是从表面上看才能说是离开本题。 “……现在关于知识分子［注：我把德文Literat，Literatentum译为知识分子，知识界，因为德文Literat，Literatentum不只是包括著作家，而且包括一切受过教育的人，所有自由职业者，与体力劳动者相对的脑力劳动者（英国人称之为brainworker）。］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抗问题又使我们产生了很大兴趣。我的同事们〈考茨基本人是个知识分子，是个著作家和编辑〉多半会由于我承认有这种对抗而表示愤慨。但是这种对抗确实是存在的，这里也象在其他场合一样，如果企图用否认事实的办法来回避这种对抗，那是一种最不适当的策略。这种对抗是社会对抗，它表现在阶级上而不是表现在个别人物上。个别资本家以及个别知识分子是可能整个投身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也就改变自己的性质。我在以下的叙述中谈的主要不是这种至今还是本阶级中例外现象的知识分子。在以下的叙述中，如果不作特别附带说明，我所说的知识分子就仅仅是指一般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以资产阶级社会为立脚点的，是知识分子阶级的典型代表。这个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是存在某种对抗的。 这种对抗和劳资对抗不同。知识分子不是资本家。诚然，他的生活水平是资产阶级的，并且他在没有变成游民以前不得不维持这种水平，但是同时他又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产品，而且常常还要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往往受到资本家的剥削和一定程度的鄙视。所以，知识分子同无产阶级在经济上是没有任何对抗的。但是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劳动条件却是非无产阶级的，因此在情绪上和思想上也就产生某种对抗。 无产者作为孤立的个体等于零。他的全部力量，他的全部发展，他的一切希望和愿望，都来自组织，来自他和同志们的有计划的共同活动。当他成为强大有力的机体的一部分时，他就觉得自己是强大有力的。对他来说，这个机体就是一切，而单独的个体同这个机体比较起来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无产者作为无名群众的一分子以最大的自我牺牲精神进行着斗争，他毫不计较个人利益和个人荣誉，他在指定的任何岗位上都履行自己的职责，自愿地服从贯穿于他的全部情感和全部思想的纪律。 知识分子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他不是运用实力，而是利用论点来进行斗争。他的武器就是他个人的知识，个人的能力，个人的信念。他只有凭借自己的个人素质才能起一定的作用。因此，在他看来，个性的完全自由是顺利进行工作的首要条件。他作为某个整体的从属部分而服从这个整体是很勉强的，是迫于必要而不是出于本人心意。他认为纪律只有对群众才需要，对上等人物是不必要的，至于他自己，当然是属于上等人物…… ……尼采的哲学主张超人崇拜，对这种超人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保证他自己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个人对任何伟大的社会目的的任何服从都是卑鄙可耻的，这种哲学正是知识分子世界观，它使知识分子根本不能参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除了尼采以外，易卜生可以说是符合知识分子情绪的知识分子世界观的另一位杰出代表。他的斯多克芒医生（《人民公敌》一剧中的人物）并不象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个社会主义者，而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典型，这种知识分子必然会同无产阶级运动、甚至任何人民运动发生冲突，如果他试图在运动中起作用的话。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无产阶级运动也和任何民主［注：最能表明我们的马尔托夫分子把一切组织问题都弄得一塌糊涂的事实，就是他们在转到阿基莫夫方面和鼓吹不适当的民主的同时，却又拼命反对民主选举编辑部，即照大家原先计划的那样在代表大会上进行选举！先生们，也许这就是你们的原则吧？］运动一样是以尊重多数同志为基础的。斯多克芒这类典型的知识分子认为‘紧密的多数派’是应当被推翻的怪物。 ……李卜克内西是社会主义运动所需要的理想的知识分子的榜样，他满怀着无产阶级的感情，他虽然是一个出色的作家，却完全没有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心理特点，他心甘情愿地行进在普通士兵的行列之中，在指定给他的任何岗位上工作，使自己完全服从于我们的伟大事业，并鄙视按照易卜生和尼采精神教育出来的知识分子一处于少数地位就抱怨自己的个性受到压抑的那种颓丧的啜泣（WeichlichesGewinsel）。这里还可以举马克思为例，他从来不想突出自己，他在国际中不止一次地处于少数地位，每次他都模范地服从党的纪律。”［注：卡尔·考茨基《弗兰茨·梅林》，载于《新时代》第22年卷（1903）第1册第4期第99—101页。］ 马尔托夫及其同事们只是因为一个旧小组没有被批准就拒绝担任工作，抱怨人家用戒严状态和非常法来“对付独立团体”，这也正是处于少数地位的知识分子发出的那种颓丧的啜泣，当“南方工人”社和《工人事业》被解散的时候，马尔托夫对这些独立团体并不关心，而当他的团体被解散时却关心起来了。 马尔托夫在我们党代表大会上［注：见代表大会记录第337、338、340、352页及其他各页。］（尤其是在代表大会以后）滔滔不绝地对“紧密的多数派”首先发出种种抱怨、非难、暗示、斥责、造谣和诽谤，这也正是处于少数地位的知识分子发出的那种颓丧的啜泣。 少数派痛心疾首地埋怨紧密的多数派举行了自己的非正式会议。确实，少数派是需要用某种方法来掩盖一件对他们不愉快的事实的，这就是那些被少数派邀请参加少数派非正式会议的代表竟拒绝出席这种会议，而那些乐意参加这种会议的代表（叶戈罗夫们、马霍夫们、布鲁凯尔们），却由于少数派同他们在代表大会上作过斗争而不能邀请。 少数派痛心疾首地埋怨人家提出了“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确实，少数派是需要用某种方法来掩盖一件不愉快的事实的，这就是正是那些时常跟着反火星派分子跑的机会主义者，而有一部分还是这些反火星派分子本身，组成了一个紧密的少数派，极力支持机关中的小组习气，言论方面的机会主义，党务方面的庸俗观念，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和脆弱性。 在下一节我们将要说明，如何解释在代表大会快结束时形成了“紧密的多数派”这一非常值得注意的政治事实，以及少数派为什么不顾一切挑战而一味小心翼翼地对多数派形成的原因和经过这个问题避而不谈。但是，让我们首先把我们对于代表大会讨论情况的分析告一段落吧。 在选举中央委员会时，马尔托夫同志提出了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决议案（第336页），我把这个决议案的三个基本点有时称为“三着致命棋”。这三点就是：（1）按照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而不是按照单个候选人来进行表决；（2）在宣读名单以后，放过两次会议（大概是为了讨论）；（3）在没有绝对多数时，第二次表决就算是最后的表决。这个决议案是考虑得非常周密的策略（对于对手也要说句公道话呀！），这个策略是叶戈罗夫同志所不同意的（第337页），可是如果崩得分子和工人事业派分子七个人不退出代表大会，那么这个策略是肯定可以保证马尔托夫取得完全胜利的。所以采取这个策略，是因为火星派少数派方面不仅同崩得以及布鲁凯尔，而且同叶戈罗夫们以及马霍夫们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直接协定”（而火星派多数派方面是有这种协定的）。 你们想必记得，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诉苦说，“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是以他和崩得订立直接协定为前提的。我再说一遍，这是马尔托夫同志因害怕而产生的想法，正是叶戈罗夫同志不同意按名单进行表决（叶戈罗夫同志“还没有失去自己的原则”，大概就是那些使他在估计民主保证的绝对价值时同戈尔德布拉特打成一片的原则），明显地表明一件很重要的事实，当时甚至同叶戈罗夫也谈不上什么“直接协定”。但是同叶戈罗夫以及同布鲁凯尔的联盟在当时是可能有而且确实有过的，这里所谓联盟，就是说每当马尔托夫分子同我们发生严重冲突时，每当阿基莫夫及其伙伴必须选择害处较少的办法时，马尔托夫分子总是保证能得到叶戈罗夫和布鲁凯尔两个人的支持。阿基莫夫和李伯尔两位同志一定会选择中央机关报六人小组，选择马尔托夫所提的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作为害处较少的办法，作为使火星派的目的最难达到的办法（见阿基莫夫关于党章第1条的发言以及他对马尔托夫所抱的“希望”），这从来都是毫无疑问的。按照名单进行表决，放过两次会议，以及重新进行表决，所有这些办法都是为了不用任何直接协定而又能以几乎是机械的准确性达到这种结果。 但是，我们的紧密的多数派仍然是紧密的多数派，所以马尔托夫同志的迂回办法也就不过是一种拖延手段，我们不能不拒绝这种办法。少数派曾用书面形式（在声明书中，第341页）抱怨这一点，“鉴于当时进行选举的那些条件”，按照马尔丁诺夫和阿基莫夫两个人的先例拒绝参加表决和选举中央委员会。在代表大会以后，这种抱怨选举条件不合常态的话（见《戒严状态》第31页）在党内数以百计的搬弄是非的人面前到处宣扬。但是，这里有什么不合常态的地方呢？是采取了由代表大会的议事规程事先规定的（第6条，记录第11页）而被可笑地说成是“虚伪”或“不公平”的秘密投票吗？是形成了被怯懦的知识分子看作“怪物”的紧密的多数派吗？或者是这帮高贵的知识分子怀着一种不合常态的愿望，想要违背他们自己在代表大会面前许下的承认大会一切选举（第380页，代表大会章程第18条）的诺言吗？ 波波夫同志巧妙地暗示了这种愿望，他在进行选举的那天的代表大会上直截了当地问道：“既然有半数代表拒绝投票，主席团是否确信代表大会的决定是有效的和合法的呢？”［注：见第342页。这是指选举总委员会的第五个委员而言。当时投了24张选票（总共有44票），其中2张是空白票。］主席团当然回答说确信这一点，并提醒大家注意阿基莫夫和马尔丁诺夫两同志事件。马尔托夫同志赞成主席团的意见，并且直截了当地说波波夫同志弄错了，“代表大会的决定是合法的”（第343页）。请读者自己来评价这种（想必是非常合乎常态的）政治彻底性吧；关于这种彻底性，只要把在党面前作的这个声明同在代表大会以后干的事情以及在《戒严状态》中所说的“还在代表大会上就已开始的党内半数的暴动”（第20页）这种话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阿基莫夫同志对马尔托夫同志抱的希望胜过了马尔托夫本人的昙花一现的善良意图。 阿基莫夫同志，“你胜利了”！ ※※※ 著名的“戒严状态”一词现在已经永远具有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意义了，至于它曾经是一个何等“吓唬人的字眼”，这可以从代表大会快结束时，即进行选举以后发生的表面上很小但是实质上很重要的几件事实来说明。马尔托夫同志现在极力宣扬这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戒严状态”，煞有介事地自欺欺人，硬说他所臆造的这个稻草人的意思就是“多数派”对“少数派”进行了某种不正常的压迫、攻击和驱策。下面我们就会让大家看看代表大会以后的情况。但是，即使拿代表大会快结束时的情况来说，也可以看出，在选举以后，“紧密的多数派”不但没有压迫这些不幸的、被驱策的、被侮辱的、任人宰割的马尔托夫分子，反而自动提议（通过利亚多夫之口）把记录委员会中的三个席位分给他们两个（第354页）。拿策略问题和其他问题的决议案（第355页及以下各页）来说，也可以看出完全切实地讨论问题的情况，当时提出决议案的同志的署名往往表明，可怕的紧密的“多数派”和“被损害和被侮辱的”“少数派”是互相交替提出决议案的（记录第355、357、363、365、367页）。这难道象是“解除工作”以及别的什么“驱策”吗？ 在讨论斯塔罗韦尔提出的关于自由派的决议案时发生了唯一值得注意的、但可惜太简短的实质性争论。这个决议案所以被代表大会通过，根据它的署名情况来看（第357页和第358页），是因为有三个“多数派”分子（布劳恩、奥尔洛夫、奥西波夫）既赞成斯塔罗韦尔的决议案，又赞成普列汉诺夫的决议案，因为他们并不认为两者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初看起来，这两个决议案之间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普列汉诺夫的决议案是规定总的原则，是对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表示一定的原则上和策略上的态度，而斯塔罗韦尔的决议案是企图规定容许同“自由派或自由主义民主派”订立“暂时协定”的具体条件。两个决议案的主题是不同的。但是，斯塔罗韦尔的决议案恰恰犯了政治态度模糊的毛病，因而是一个琐碎的决议案。它没有规定俄国自由主义的阶级内容，它没有指出代表这个自由主义的一定的政治派别，它没有向无产阶级说明他们对待这些一定派别的基本宣传鼓动任务，它把学生运动和《解放》这两个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谈（因为它患有态度模糊的毛病），它过分琐碎地烦琐地规定了容许订立“暂时协定”的三个具体条件。政治态度模糊在这种情况下也如同在其他许多情况下一样，导致了过分的烦琐。不谈总的原则而只是列举“条件”，结果就把这种条件规定得很琐碎，严格说来，是规定错了。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斯塔罗韦尔提出的三个条件吧：（1）“自由派或自由主义民主派”应当“明确而肯定地声明，他们在同专制政府斗争时将坚决站在俄国社会民主党方面”。自由派和自由主义民主派的区别在哪里呢？决议案并没有提供任何可用来回答这个问题的材料。区别不就在于自由派代表资产阶级中政治进步性最小的阶层的立场，而自由主义民主派则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政治进步性最大的阶层的立场吗？如果是这样，难道斯塔罗韦尔同志认为资产阶级中进步性最小的（但终究是有进步性的，否则就谈不上什么自由主义）阶层“将坚决站在社会民主党方面”是可能的吗？？这是荒谬的，即使这样一个派别的代表人物“明确而肯定地声明这一点”（这种假定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无产阶级政党也不应当相信他们的声明。做一个自由主义者和坚决站在社会民主党方面，这两者是彼此不相容的。 其次，我们假定“自由派或自由主义民主派”会明确而肯定地声明，说他们在同专制制度斗争时将坚决站在社会革命党人方面。这种假定远不象斯塔罗韦尔同志的假定那样不可思议（因为社会革命党人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派别）。如果按照他那个意思模糊和内容烦琐的决议案观点，在这种情形下是不允许同这类自由派缔结暂时协定的。可是从斯塔罗韦尔同志的决议案中必然得出的这个结论，是根本不正确的。暂时的协定可以同社会革命党人缔结（见代表大会关于社会革命党人问题的决议），因而也可以同可能站到社会革命党人方面的自由派分子缔结。 第二个条件：如果这些派别“在自己的纲领中不提出同工人阶级利益和一般民主派利益相抵触或者模糊他们的意识的要求”。这里又犯了同样的错误：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自由主义民主派在自己的纲领中不提出同工人阶级利益相抵触的要求和不模糊他们的（无产阶级的）意识。甚至我国自由主义民主派中最民主的派别，即社会革命党人，在自己的纲领（它也象一切自由派的纲领一样混乱）中也提出了同工人阶级利益相抵触并且模糊他们的意识的要求。从这个事实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必须“揭露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但决不是不许缔结暂时的协定。 最后，斯塔罗韦尔同志的第三个“条件”（自由主义民主派应当把普遍、平等、秘密和直接的选举权作为自己的斗争口号），就其一般提法来说，也是不正确的。如果宣布任何情况下都不容许同那些以争取有资格限制的宪法即“残缺不全的”宪法作为口号的自由主义民主派缔结暂时的局部的协定，那是不明智的。其实，“解放派”先生们这一“派别”可以说就是这样的派别，但是事先禁止同那些甚至是最怯懦的自由派缔结“暂时的协定”，因而把自己的手脚束缚住，那就是患了同马克思主义原则不相容的政治近视病了。 总之，斯塔罗韦尔同志提出的而为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签名赞成的决议案，是一个错误的决议案，第三次代表大会一定会采取明智的行动，撤销这个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在理论立场和策略立场方面犯了政治态度模糊的毛病，在它所要求的实际“条件”方面犯了过分烦琐的毛病。它混淆了下面两个问题：（1）揭露任何一个自由主义民主派所固有的“反革命和反无产阶级的”特点，必须同这些特点作斗争；（2）规定同这些派别中任何一个派别缔结暂时的局部的协定的条件。这个决议案并没有做它应当做的事情（分析自由主义的阶级内容），而做了它不应当做的事情（预先规定“条件”）。在党代表大会上规定这种暂时协定的具体“条件”，根本就是荒谬的，因为这时连具体的对方，即可能缔结这种协定的对象都不存在；即使有了这样的“对象”，也应当让党中央机关去决定缔结暂时协定的“条件”，就象代表大会对待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的“派别”问题时所做的那样（见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决议案中由普列汉诺夫修正过的末尾一段，载于记录第362页和第15页），那要更合理百倍。 至于“少数派”对普列汉诺夫决议案提出的异议，马尔托夫同志提出的唯一理由是：普列汉诺夫的决议案“是以必须揭露一个著作家这种浅薄的结论作结尾的。这岂不是‘拿斧头去砍苍蝇’吗？”（第358页）这个理由是用“浅薄的结论”这种尖刻的字眼掩盖思想的贫乏，是夸夸其谈的又一个实例。第一，普列汉诺夫的决议案是说要“向无产阶级揭露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的一切表现”。所以，马尔托夫同志所谓“全部注意力都要集中在一个司徒卢威，一个自由主义者身上”的论断（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论断，记录第88页），纯粹是一句废话。第二，在说到同俄国自由派缔结暂时的协定的可能性时，把司徒卢威先生比作“苍蝇”，就是为了使用尖刻的字眼而忽略一件基本的和明显的政治事实。不，司徒卢威先生不是一只苍蝇，而是一个政治人物，他所以是一个政治人物，不是因为他本人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而是因为他的立场是秘密活动界中唯一代表俄国自由派，代表多少有点活动能力和组织性的自由派的。所以，谈论俄国的自由派以及我们党对待他们的态度而不明确提到司徒卢威先生，不明确提到《解放》，那就等于是说废话。也许，马尔托夫同志想要向我们指出俄国有另一个——哪怕只是一个也好——目前能多少同“解放”派相提并论的“自由派或自由主义民主派”吧？人们倒是很希望他能这样做！［注：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反对普列汉诺夫同志的决议案时还提出这样一个理由：“反对这个决议案的主要理由，这个决议案的主要缺点，就在于它完全忽略了我们的义务是要在同专制制度的斗争中不回避同自由主义民主派缔结联盟。列宁同志也许要把这种倾向叫作马尔丁诺夫倾向。在新《火星报》上，这种倾向已经表现出来了。”（第88页） 这几句话内容实在太丰富了，可以说是一段难得的“妙语”集锦。（1）所谓同自由派结成联盟，这完全是把概念搞混乱了。马尔托夫同志，谁也没有说过要结成联盟，而只是说要缔结暂时的或局部的协定。这是有很大区别的。（2）如果普列汉诺夫在决议案中忽略了不可思议的“联盟”而只一般说到“支持”，那么这不是该决议案的缺点，而正是它的优点。（3）马尔托夫同志是不是可以费点力气给我们解释一下“马尔丁诺夫倾向”的一般特征呢？他是不是可以给我们讲一下这些倾向同机会主义的关系呢？他是不是可以考察一下这些倾向同党章第1条的关系呢？（4）我实在急欲从马尔托夫同志那里听到“马尔丁诺夫倾向”在“新”《火星报》上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马尔托夫同志，请你赶快说出来，免得我等得着急吧！］ 科斯特罗夫同志拥护马尔托夫同志的意见，他说：“司徒卢威的名字对于工人是毫无意义的。”这完全是（请科斯特罗夫同志和马尔托夫同志不要生气）阿基莫夫式的理由。这很象是关于无产阶级一词的所有格问题的议论[135]。 “司徒卢威的名字”（以及在普列汉诺夫同志的决议案中同司徒卢威先生的名字并提的《解放》这个名称）对什么样的工人是“毫无意义的”呢？对那些很少了解或者完全不了解俄国“自由派或自由主义民主派”的工人。试问，我们的党代表大会应当怎样对待这样的工人呢？是责成党员向这些工人说明俄国唯一确定的自由派呢，还是把某些工人由于不了解政治而不了解的名字隐讳不谈？如果科斯特罗夫同志跟着阿基莫夫同志走了第一步，而不愿意再跟着他走第二步，那他一定会按照前一种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他按照前一种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他就会知道，他当时所持的理由多么站不住脚。无论如何，普列汉诺夫的决议案中提到的“司徒卢威”和《解放》字样，要比斯塔罗韦尔的决议案中所讲的“自由派和自由主义民主派”字样能给工人多好多倍的东西。 现在俄国工人只有通过《解放》才能切实了解我国自由派比较坦率表现出来的政治倾向。在这方面，合法的自由主义出版物因为它的态度模糊而毫无用处。我们应当尽可能努力（并在尽可能多的工人群众面前）运用自己的批判的武器反对解放派，使俄国无产阶级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能用真正的武器的批判来制止解放派先生们必然想削弱革命的民主性质的企图。 除了我上面指出的叶戈罗夫同志对于我们“支持”反政府运动和革命运动的问题表示“大惑不解”以外，对于决议案的讨论并没有提供什么值得注意的材料，甚至可以说没有进行什么讨论。 代表大会结束时，主席简短地提醒说，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体党员都必须执行。 （十四）代表大会上斗争的一般情况。党内的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 代表大会的讨论情况和表决情况已经分析完了，现在我们应当作个总结，以便根据代表大会的全部材料来回答一个问题：在选举过程中我们看到的并且在一段时间内成为我们党内基本划分的最后的多数派和少数派，是由哪些人、集团和色彩组成的呢？必须把代表大会的记录所提供的关于原则上、理论上和策略上的各种色彩的丰富材料拿来作个总结。如果不作总的“概括”，如果不把整个代表大会以及在表决时一切最主要的派别划分情况作一个全面的观察，这些材料就会始终是一些支离破碎的材料，这样，乍看起来，特别是在那些不愿意费点气力从各方面独立地研究代表大会记录的人（肯下这种工夫的读者能有多少呢？）看来，某些派别划分就好象是偶然产生的。 在英国议会报告中时常看到一个有特色的字眼division（划分）。人们在谈到对于某个问题的表决情况时，就说议院“划分”成了这样那样的多数派和少数派。我们社会民主党的议院在代表大会讨论的各种问题上形成的“划分”，也给我们描绘出一幅反映党内斗争、党内各种色彩和集团的独特的、十分完备而准确的图画。为了使这幅图画一目了然，为了得到一幅真实的图画，而不是一堆没有内在联系的、支离破碎的事实和细节，为了结束关于个别表决的永无休止的毫无意义的争论（谁投了谁的票，谁支持过谁？），我决定用图表形式表明我们代表大会上所有各类基本的“划分”。这样的方法大概会使许多人觉得奇怪，但是我觉得恐怕很难找到别的什么办法来进行真正的尽可能完备而准确的概括和总结。某个代表是投票赞成某个提案，还是反对某个提案，这在实行记名投票时是可以绝对准确地弄清楚的，至于某些重要的无记名投票，也可以根据记录作出一个相当可靠、十分接近真实情况的判断。所以，如果对所有记名投票和所有涉及比较重要（例如，可以就讨论的详细程度和热烈程度来看）问题的无记名投票都考虑在内，就可以把我们党内斗争情况作一个根据现有材料可能做到的最客观的描写。并且我们不准备作照相式的描写，也就是说，我们不去单独描写每一次表决，而是设法勾划出一幅反映所有各类主要表决情况的图画，而撇开那些比较次要的、只能使问题模糊不清的细枝末节。在任何情况下，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记录检查我们图表中的每一个线条，并且用任何一次个别的表决来加以补充，总之，可以对它进行批评，——不仅可以用提出意见、表示怀疑和指出个别偶然事件的方法，也可以用根据同样的材料绘出另一幅图画的方法。 在把每一个参加投票的代表列在图表中时，我们将以特别的线条标出我们在代表大会整个讨论过程中详细考察过的四个基本集团，即：（1）火星派多数派，（2）火星派少数派，（3）“中派”，（4）反火星派。这些集团在原则色彩上的区别，我们已经从许多例子中看到了，如果有人因这些集团的名称太使爱曲折前进的人联想到《火星报》组织和《火星报》方针而不喜欢这些名称，那么我们要向他们指出，问题不在于名称。现在，我们已经根据代表大会的一切争论考察了各种色彩，也就容易用表述各个集团色彩的实质的评语来代替那些已经用惯和听惯的党内的名称（使某些人听来刺耳的名称）。如果这样做，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四个集团的名称如下：（1）彻底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2）小的机会主义者；（3）中等的机会主义者；（4）大的（按照我们俄国的尺度来讲是大的）机会主义者。但愿那些近来公然说“火星派分子”这个名称只是指一个“小组”而不是表明一种方针的人听到这些名称时不太感到刺耳吧。 现在我们就来详细说明这张图表上（见《代表大会上斗争的一般情况》图表）“拍摄了”哪几类表决情况。 代表大会上斗争的一般情况 图表上附有“＋”号和“－”号的数字，是表示对于某个问题投票赞成或反对的总票数。框框下面的数字，是表示四个集团中每个集团的票数。从Ａ到Ｅ各类分别为包括哪些表决，将在正文中加以说明。 第一类表决（A）包括的是，“中派”同火星派一起反对反火星派或其中一部分人。属于这类表决的有关于整个党纲的表决（除了阿基莫夫同志一人弃权以外，其余的人都赞成），关于反对联邦制的原则性决议的表决（除了五个崩得分子以外，所有的人都赞成），关于崩得章程第2条问题的表决（反对我们的有五个崩得分子，弃权的有五票，即马尔丁诺夫、阿基莫夫、布鲁凯尔以及拥有两票的马霍夫，其余的人都赞成我们）；这次表决也就是图表A中所表明的。其次，关于批准《火星报》为党中央机关报问题的三次表决，也属于这一类表决；编辑部（五票）弃权，有两票（阿基莫夫和布鲁凯尔）在所有三次表决中都投反对票；此外，在表决批准《火星报》的理由时，有五个崩得分子和马尔丁诺夫同志弃权。［注：为什么特别要把关于崩得章程第2条问题的表决描绘在图表上呢？因为关于承认《火星报》问题的表决是不很完备的，而关于党纲和联邦制的表决又涉及到不很确定的具体的政治决议。一般说来，从一批同类性质的表决中挑出这次还是那次表决作典型，一点也不改变图画的基本特点，这是每个作出相应的变更的人都很容易理解的。］ 这一类表决回答了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重要问题：代表大会的“中派”是在什么时候跟火星派一道走的呢？或者是在反火星派也跟我们一道走的时候，这里只有很少的例外情况（通过党纲，不问理由如何而批准《火星报》），或者是在仅限于作一些声明而不必直接采取一定的政治立场的时候（承认《火星报》的组织工作而不必对个别集团切实地实现《火星报》的组织政策；否决联邦制而不妨碍在讨论联邦制的具体草案问题时弃权，例如马霍夫同志就有过这种例子）。我们在上面一般谈到代表大会上派别划分的意义时，已经看见这个问题在正式《火星报》的正式说明中解释得很不正确，正式的《火星报》（以马尔托夫同志为代言人）拿有时反火星派也跟我们一道走作借口来抹杀和模糊火星派和“中派”之间的区别，彻底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和机会主义者之间的区别！甚至德法两国社会民主党内最“右的”机会主义者，也不会在承认整个党纲这样的问题上投反对票。 第二类表决（B）包括的是，彻底的火星派和不彻底的火星派共同反对所有反火星派和整个“中派”。这类表决主要涉及的问题是，实现《火星报》政策的某种具体计划，即在事实上而不只是在口头上承认《火星报》。属于这一类的，有组委会事件［注：我们在图表B类列出的正是这次表决：当时火星派有32票，赞成崩得分子的决议案的有16票。我们要指出，在这类表决中没有一次是记名投票。能指明代表划分情况的只有以下两种大概相当接近实际情况的材料：（1）在讨论时，火星派中两个集团的发言人都表示赞成，反火星派和中派的发言人则表示反对；（2）表示“赞成”的票数始终很接近33票的数字。同时不要忘记，在分析代表大会上的讨论情况时，我们除了指出表决情况之外，还指出了“中派”同反火星派一起（即同机会主义者一起）反对我们的许多场合。属于这种场合的，有民主要求的绝对价值问题，支持反政府派问题，限制集中制问题等等。］，把崩得在党内的地位问题提到议事日程首位，解散“南方工人”社，关于土地纲领的两次表决，以及第六，反对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工人事业》）的表决，即承认同盟为党在国外的唯一组织的表决。在这里同革命社会民主党坚持原则的彻底政策对抗的，是党成立以前的那种旧的小组习气，机会主义的组织或小集团的利益，以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狭隘理解。火星派少数派在许多场合，在许多极重要的（从组委会、“南方工人”社以及《工人事业》的观点看来极重要的）表决中，还是跟我们一道走的……当时问题还没有涉及到他们自己的小组习气，他们自己的不彻底性。这一类“划分”明显地表明，在关于实现我们的原则的许多问题上，中派是跟反火星派一道走的；他们接近反火星派比接近我们的程度大得多；他们在事实上倾向于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比倾向于社会民主党革命派的程度大得多。那些虽然叫作“火星派”但是以成为火星派为可耻的人暴露出自己的本性，而不可避免的斗争引起不少的愤怒，结果使那些思索力最差而感受力最强的人看不见这个斗争所暴露出来的各种原则的色彩的意义。但是现在，当斗争的热情已经稍微减退，许多激烈战斗情况的客观的摘要仍保留在记录上的时候，只有闭着眼睛的人才看不见马霍夫们和叶戈罗夫们同阿基莫夫们和李伯尔们的联合不是偶然的，而且也不可能是偶然的。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只好回避全面而确切地分析记录，或是企图事后用各种惋惜的口吻来改变自己在代表大会上的行为。似乎用惋惜的口吻就可以消除观点上的区别和政策上的区别！似乎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现在同阿基莫夫、布鲁凯尔和马尔丁诺夫结成联盟，就能迫使我们党——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恢复起来的党——忘记火星派在几乎整个代表大会期间同反火星派进行的斗争！ 代表大会上第三类表决包括的是，图表五部分中的后三部分（即C、D、E），其特征就是一小部分火星派分子脱离出去而转到反火星派方面，结果就使反火星派获得胜利（当他们还留在代表大会时）。为了十分确切地考察火星派少数派同反火星派结成的这一有名的联盟（在代表大会上一有人提起这个联盟就使马尔托夫歇斯底里地上书诉苦）的发展情况，我们把这类记名投票的所有三个基本类别都列举出来。C类是关于语言平等问题的表决（这里列举的是对这个问题举行的三次记名投票中最完全的最后一次表决）。整个反火星派和整个中派都联成一气竭力反对我们，同时火星派方面又有多数派的一部分人和少数派的一部分人脱离出去。当时还看不出，哪些火星派分子同代表大会上的机会主义“右派”能结成牢固持久的联盟。其次，D类是关于党章第1条的表决（这里举出的是两次表决中比较明确的，即没有一个人弃权的那次表决）。这时，这个联盟表现得更明显，结合得更牢固了［注：从各种迹象可以看出，属于这一类的还有关于党章的四次表决：在第278页载明，赞成佛敏的有27票，赞成我们的有21票；在第279页载明，赞成马尔托夫的有26票，赞成我们的有24票；在第280页载明，反对我的有27票，赞成我的有22票。在同一页载明，赞成马尔托夫的有24票，赞成我们的有23票。这是我在前面提到的关于中央机关成员增补问题的表决。没有载明记名投票（只举行过一次，但是记录已经遗失了）。崩得分子（全部或者一部分）显然是援救了马尔托夫。马尔托夫（在同盟中）对这类表决所作的错误的论断，已在上面纠正了。］：火星派少数派已经全体站在阿基莫夫和李伯尔方面，火星派多数派中只有很小一部分人站在他们方面，这一小部分抵销了当时转到我们方面的三个“中派”分子和一个反火星派分子。只要看一看图表就可以知道，究竟哪些分子是偶然和暂时地时而转到这边，时而又转到那边；哪些分子又是一往直前地同阿基莫夫们结成牢固的联盟。根据最后一次表决（E类是中央机关报、中央委员会以及党总委员会的选举），即表明最终地分为多数派和少数派的那次表决，显然可以看出火星派少数派同整个“中派”以及反火星派残余完全打成一片了。这时八个反火星派分子当中留在代表大会上的已经只有布鲁凯尔同志一人了（当时阿基莫夫同志已经向布鲁凯尔说明了自己的错误，于是布鲁凯尔就在马尔托夫分子当中占了应有的地位）。七个极“右派”机会主义者退出大会，决定了选举的命运，使马尔托夫遭到了失败。［注：退出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七个机会主义者，包括五个崩得分子（崩得是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否决了联邦制原则以后退出党的）和两个“工人事业派分子”，即马尔丁诺夫同志和阿基莫夫同志。这两个人是在代表大会只承认火星派的同盟为党的国外组织以后，即在代表大会把工人事业派的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解散以后退出代表大会的。（这是作者为1907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 现在我们就根据各类表决的客观材料给代表大会作一个总结。 人们往往说我们代表大会上形成的多数派带有“偶然”性质。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又一次处在少数地位》中就是拿这个作为唯一的理由来安慰自己的。从图表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说多数派是偶然现象，在一个意义上，而且只是在一个意义上，即在断定七个极“右派”机会主义分子是偶然退出代表大会的意义上，才能这样说。他们退出大会有多大偶然性，我们成为多数派也就有多大偶然性（一点也不多）。只要看一看图表，就能比阅读任何长篇大论的文章更清楚地知道，这七个人会站在哪一边，一定会站在哪一边。［注：我们在下面就会看到，在代表大会以后，阿基莫夫同志以及同阿基莫夫同志最亲近的沃罗涅日委员会，都是公然对“少数派”表示同情的。］但是，试问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真正认为这七个人的退出是偶然的呢？对于这个问题，那些爱说多数派是“偶然”的人是不愿意理会的。这是一个使他们不愉快的问题，退出代表大会的是我们党的右派中的最激烈分子而不是左派中的最激烈分子，难道这是偶然的吗？退出代表大会的是机会主义者而不是彻底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难道这是偶然的吗？这种“偶然”退出，难道不是同在整个代表大会期间进行的并且在我们图表中十分明显表现出来的反对机会主义派的斗争有某种联系吗？ 只要提出这些使少数派不愉快的问题，就可以看出，硬说多数派是偶然这种话是要掩盖什么事实。这是一个毫无疑问和不容争辩的事实，即少数派是由我们党内最有机会主义倾向的党员组成的。少数派是由党内那些在理论上最不坚定、在原则上最不彻底的分子组成的。少数派正是由党内的右派组成的。多数派和少数派的划分，是社会民主党划分为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划分为山岳派和吉伦特派[136]的直接的必然的继续，这种划分不是在昨天才出现，也不只是在俄国工人政党内出现，大概也不会在明天就消失。 这个事实，对于弄清分歧的原因及其发展的问题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谁企图用否认或者模糊代表大会上发生的斗争以及这个斗争表现出来的各种原则色彩的方法来回避这个事实，谁就完全证明自己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是贫乏的。而要推翻这个事实，就必须证明：第一，我们党代表大会上各次表决和“划分”的一般情况并不象我描写的那样；第二，按照代表大会发生“划分”的一切问题的实质来说，那些在俄国博得火星派称号的最彻底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是错误的。［注：这是供马尔托夫同志参考的注。如果马尔托夫同志现在已经忘记火星派分子一语是表示一个方针的拥护者，而不是表示一个小组的成员，那么我们劝他看看代表大会的记录中托洛茨基同志就这个问题向阿基莫夫同志作的说明。代表大会上有三个小组（和党相对而言）——“劳动解放社”，《火星报》编辑部，《火星报》组织——是火星派的小组。这三个小组中有两个小组很明智，它们自行解散了；第三个小组则表现得党性不够，于是就被代表大会解散了。最广泛的一个火星派的小组，即《火星报》组织（它既包括编辑部又包括“劳动解放社”），在代表大会上共有16个人，其中只有11个人有表决权。那些只在方针上是火星派而不属于任何一个火星派“小组”的人，据我计算，在代表大会上有27个，一共拥有33票。这就是说，火星派中属于火星派小组的不到半数。］先生们，请给我们证明这一点吧！ 少数派是由党内最带机会主义性质、最不坚定和最不彻底的分子组成的，这个事实也就回答了那些不熟悉实际情况或者对问题考虑很差的人向多数派提出的那些怀疑和异议。有人对我们说，把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小错误看成分离的原因，这不是太琐碎了吗？是的，先生们，马尔托夫同志的错误本来是不大的（还在代表大会激烈进行斗争的时候，我就指出了这一点），可是这个小错误可能产生（而且已经产生了）许多恶果，因为那些犯了许多错误、在许多问题上表现了机会主义倾向、不坚持原则的代表把马尔托夫同志拉到自己方面去了。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两个同志表现得不坚定，本来是一件属于个人性质的不重要的事实，但是所有一切最不坚定的分子，所有一切根本不承认《火星报》方针并公然反对这个方针，或者口头上承认而实际上却往往跟反火星派一道走的人，组成了一个很大的少数，这就不是属于个人性质的，而是有全党意义的事实了，就不全然是一件不重要的事实了。 把《火星报》旧编辑部这样一个小组中充满顽固的小组习气和革命庸俗观念的事实看成分离的原因，这是不是可笑呢？不，这没有什么可笑的，因为起来维护这种独特的小组习气的是我们党内所有在整个代表大会期间都为维护任何小组习气而斗争的分子，所有根本不能超出革命庸俗观念的分子，所有借口庸俗观念和小组习气的祸害具有“历史”性而为之辩解和加以维护的分子。狭隘的小组利益如果只在《火星报》编辑部一个小组中比党性占上风，那也许还可以认为是偶然现象。但是竭力维护这种小组习气的是同样（也许是更加）重视有名的沃罗涅日委员会[137]的“历史继承性”以及所谓彼得堡“工人组织”[138]的“历史继承性”的阿基莫夫和布鲁凯尔之类的同志，象哀悼旧编辑部“被谋害”那样痛心地（也许更加痛心地）哀悼《工人事业》“被谋害”的叶戈罗夫之类的同志，以及马霍夫之类的同志等等，等等，这就不是偶然的了。常言说得好：你告诉我，你同谁相识，我就能告诉你，你是什么人。你告诉我，谁是你的政治同盟者，谁投票赞成你，我就能告诉你，你的政治面貌是怎样的。 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小错误，如果它还没有成为他们同我们党内整个机会主义派结成牢固的联盟的出发点，如果它还没有由于这个联盟而使机会主义死灰复燃，使所有那些受到《火星报》反对而现在以拿彻底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出气为最大快乐的人进行报复，那么这仍然是而且可能始终是一个小错误，但是代表大会以后发生的事件，恰恰造成了这样的情况：在新《火星报》上我们确实看到机会主义在死灰复燃，阿基莫夫们和布鲁凯尔们在进行报复（见沃罗涅日委员会的传单［注：见本卷第408—410页。——编者注］），马尔丁诺夫们兴高采烈，因为他们终于（终于啊！）能够把可恨的《火星报》这可恨的“敌人”踢上几脚，以报复过去受的所有一切委屈了。这特别明显地告诉我们，多么需要“恢复《火星报》旧编辑部”（摘自斯塔罗韦尔同志1903年11月3日的最后通牒），以保持《火星报》的“继承性”…… 代表大会（以及党）划分为左派和右派，划分为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的事实本身，不仅没有什么可怕，没有什么危险，而且甚至也没有什么不正常的。恰恰相反，俄国（而且不仅是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最近十年的历史，必然地、不可避免地导致这样的划分。至于形成这种划分的根据是右派所犯的许多很小的错误，很次要的（比较来说）意见分歧，这个情况（这个使从表面看问题的人和头脑庸俗的人感到惊奇的情况）却表明我们全党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从前我们往往因为大问题而发生分离，这些大问题有时甚至可以造成分裂；现在我们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已经趋于一致了，现在我们只有色彩上的区别，为了这些色彩可以而且应当进行争论，但是，因此而发生分离，就未免荒谬和幼稚了（正如普列汉诺夫同志在《不该这么办》这篇很有意义的文章中完全正确地指出的那样，这篇文章我们下面还要谈）。现在，当少数派在代表大会以后的无政府主义行为几乎使党陷于分裂时，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些聪明人，他们说：为了组委会事件、“南方工人”社或《工人事业》的解散、党章第1条、旧编辑部的解散等等这一类小事情，究竟是不是值得在代表大会上进行斗争呢？谁这样说［注：说到这里，我不能不想起我在代表大会上同“中派”某一个代表的谈话。他向我抱怨说：“我们的代表大会充满了多么沉重的气氛啊！这是残酷的斗争，这是鼓动互相反对，这是激烈的论战，这是非同志式的态度啊！……”我回答他说：“我们的代表大会太好了！公开地、自由地进行斗争。各种意见都得到发表。各种色彩都暴露出来。各种集团都显现出来。手举过了，决议通过了。一个阶段渡过了。前进吧！——这一切太好了。这才是生活。这并不是知识分子那种无休无止的讨厌的无谓口角，他们停止这种无谓口角，并不是因为他们已经解决了问题，而只是因为他们说得疲倦了……” 这位“中派”同志用大惑不解的目光看着我，耸了耸肩膀。我们没有共同的语言。］，谁就是把小组观点带到党的事业中，因为党内各种色彩之间的斗争，当它还没有导致无政府状态和造成分裂的时候，当它还是在全体同志和全体党员一致承认的范围内进行的时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而我们在代表大会上同党的右派，同阿基莫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同马尔丁诺夫和马尔托夫进行的斗争，是绝对没有超出这个范围的。只要列举两件事就可以确凿地证明这一点：（1）当马尔丁诺夫同志和阿基莫夫同志要退出代表大会时，我们大家都决心尽力排除所谓“侮辱”的想法，我们大家通过了（以32票通过）托洛茨基提出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劝这两位同志对所作的解释表示满意而收回他们的声明。（2）当后来进行中央机关的选举时，我们允许代表大会的少数派（或机会主义派）在两个中央机关中占有少数席位：让马尔托夫加入中央机关报，让波波夫加入中央委员会。既然我们还在代表大会以前就决定选举两个三人小组，从党的观点来看，我们也就不能有别的做法了。如果说代表大会上暴露出来的色彩上的区别不大，那么我们从这些色彩斗争中作出的实际结论也是不大的，因为这个结论只不过是说两个三人小组中三分之二的席位应当给党代表大会的多数派。 只是由于党代表大会上的少数派不同意成为中央机关中的少数，那些遭到失败的知识分子才始则发出“颓丧的啜泣”，随后又从事无政府主义的空谈和无政府主义的行动。 在作结束时，我们要再一次从中央机关组成问题的角度看一看图表。很自然，除了色彩问题以外，代表们在进行选举时还要考虑某某人是不是适当、工作能力强不强等问题。现在少数派总想把这两个问题混为一谈。这两个问题各不相同，这是不言而喻的，从一件简单的事实也可以看出这一点：选举中央机关报最初的三人小组的计划，在代表大会以前，即当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同马尔丁诺夫和阿基莫夫的联盟还是谁都料想不到的时候就已经拟定好了。对于不同的问题，应当用不同的方法来回答。对于色彩问题，应当在代表大会的记录中，在所有一切问题的公开讨论和表决情况中去找答案。关于某人是不是适当的问题，大家在代表大会上一致决定用秘密投票来解决。为什么整个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这样的决定呢？——这是一个十分浅显、无须多谈的问题。但是，少数派（当他们在选举中遭到失败以后）甚至连浅显的道理也开始忘记了。我们听到无数激昂慷慨、兴奋欲狂的拥护旧编辑部的话，但是关于代表大会上那些同拥护六人小组和拥护三人小组的斗争有关的不同色彩，我们却丝毫也没有听到什么。我们从各个角落听到所谓选入中央委员会的人没有工作能力、不适当、心怀叵测等等流言蜚语，但是关于代表大会上那些为取得中央委员会中的优势而斗争的不同色彩，我们却丝毫也没有听到什么。我觉得，在代表大会外面散布关于个人品质和行动的流言蜚语，是不体面的和卑鄙的（因为这些行动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只能向党的最高机关宣布的组织秘密）。用这种流言蜚语在代表大会以外进行斗争，我认为，这就是诽谤行为。对于这些流言蜚语，我能给予公众的唯一回答就是指出代表大会上的斗争情况。你们说，中央委员会是由不大的多数派选举出来的。这是事实。但是这个不大的多数派是由一切不是口头上而是事实上最彻底地为实现火星派计划而斗争的人组成的。因此，这个多数派道义上的威信比它形式上的威信要高得多，——对于那些把《火星报》方针的继承性看得比《火星报》某个小组的继承性更重要的人说来要高得多。谁更有资格判断某人是不是适于实行《火星报》的政策呢？是那些在代表大会上贯彻这种政策的人呢，还是那些往往反对这种政策而维护一切落后性、一切无用的东西以及一切小组习气的人？ （十五）代表大会以后。两种斗争方法 以上我们已经把代表大会上的讨论情况和表决情况分析完毕，这种分析对于代表大会以后发生的一切情况，已经作了溯本求源（innuce）的说明，所以对于我们党内危机的以后各个阶段也就可以谈得简短一些了。 马尔托夫和波波夫拒绝选举，立刻就使党内各种色彩之间的党的斗争掺进一种无谓争吵的气氛。格列博夫同志不相信落选的编辑真想转到阿基莫夫和马尔丁诺夫方面去，认为问题主要是由于激动情绪造成的，所以他在代表大会闭幕以后第二天就向我和普列汉诺夫提议和平了结，把所有四个人都“增补”进去，条件是保证编辑部有代表参加总委员会（即两个代表中一定有一个代表属于党的多数派）。这个条件在普列汉诺夫和我看来是合理的，因为如果他们同意这个条件，就等于说他们默认自己在代表大会上犯了错误，就等于说他们愿意和平而不愿意战争，愿意同我和普列汉诺夫接近，而不去同阿基莫夫和马尔丁诺夫接近，不去同叶戈罗夫和马霍夫接近。于是，“增补”方面的让步就带有个人的性质，而为平息激动情绪和恢复和平作出个人性质的让步，是不应当拒绝的。因此我和普列汉诺夫就表示同意了。但是编辑部的多数拒绝这个条件。格列博夫离开了。于是我们就等着看事情究竟如何发展：是马尔托夫坚持他在代表大会上（在反对中派代表波波夫同志时）所采取的忠诚立场，还是他所追随的那些不坚定的、倾向分裂的分子占上风。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马尔托夫同志想把自己在代表大会上的“联盟”当作个别的政治事实（正象倍倍尔在1895年同福尔马尔的联盟是个别事实一样——如果可以以小比大的话），或者是他想把这个联盟巩固起来，竭力证明我和普列汉诺夫在代表大会上犯了错误，因而使他自己成为我们党内机会主义派的真正首领。换句话说就是：是无谓争吵还是进行党的政治斗争？我们三个人中间（代表大会闭幕以后第二天，中央机关的成员只有我们三个人在），格列博夫倾向于前一种，并且尽一切力量给吵架的儿童调解。倾向于后一种的是普列汉诺夫同志，他的态度称得上是十分坚决。我这一次扮演了“中派”或“泥潭派”的角色，力图采取说服方法。现在如果企图把口头上的说服重述一遍，那就等于干一件糊涂透顶的事情，所以我也就不去重蹈马尔托夫和普列汉诺夫两位同志的覆辙。但是我认为有必要从我给一位火星派“少数派”分子写的一份书面劝告中引证几段话： “马尔托夫拒绝参加编辑部，他和党内的其他一些著作家拒绝撰稿，许多人拒绝为中央委员会工作，宣传抵制或消极反抗的思想，——所有这一切都必然会，甚至违反马尔托夫和他的朋友们的本意，造成党的分裂。即使马尔托夫会坚持忠诚的立场（他在代表大会上十分坚决地采取了这一立场），其他人也不会坚持，——而我所指出的结局将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我常常问自己：究竟为什么我们要各奔东西呢？……我反复回想代表大会上的所有事件和印象，感到自己的行动常常过于激动，‘狂热’。如果说应当把当时的气氛、反应、责备和斗争等等自然引起的那些东西叫作过错，那我愿意向任何人认错。但是，现在当我冷静地观察已经达到的结果，观察通过狂热的斗争所实现的东西时，我根本看不出它们对党有任何危害的地方，对少数派有一丝一毫委屈或侮辱的地方。 当然，处于少数派的地位本身就不能不使人感到委屈，但是我坚决反对认为我们‘诋毁’了某某人，认为我们想侮辱或者贬低某某人这种看法。绝对没有这样的事。决不容许把政治上的分歧变成给对方加上所谓居心不良、行为卑鄙、耍弄阴谋以及在日益明显的分裂气氛中越来越流行的各种美妙的罪名，用这些来说明发生的事情。决不容许这样做，因为这至少，说到底，是毫无道理的。 正象我同马尔托夫发生过几十次分歧一样，我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同他发生了分歧。既然我在党章第1条问题上遭到失败，就不能不极力设法利用我（以及代表大会）所剩下的机会来取得补偿。一方面，我不能不设法争取有一个完全是火星派的中央委员会，另一方面，我不能不设法争取有一个三人编辑小组……我认为只有这个三人小组才能成为负责的机关而不是一个充满小圈子习气的、散漫的小团体，才能成为唯一真正的中央机关，其中每个人可以随时从党的角度提出并坚持自己的观点，丝毫不掺杂其他成分，不考虑任何个人意气，任何委屈、退出等等。 在代表大会的种种事件以后，这个三人小组无疑把在一个方面反对马尔托夫的政治和组织路线合法化了。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就要破裂吗？因此就要破坏党吗？？在游行示威问题上，马尔托夫和普列汉诺夫不是反对过我吗？在党纲问题上，我和马尔托夫不是反对过普列汉诺夫吗？任何三人小组中不总是有一方反对另一方的情况吗？如果火星派多数派无论在《火星报》组织内还是在代表大会上都认为马尔托夫的路线这一特别色彩在组织方面和政治方面是错误的，那么，企图用什么‘暗算’和‘挑唆’等等来解释这一点，岂不是愚蠢吗？用‘恶棍’来辱骂这个多数派而回避这一事实，岂不是愚蠢吗？ 我再说一遍：我也同代表大会上的火星派多数派一样，深信马尔托夫采取了不正确的路线，认为必须予以纠正。由于这种纠正而觉得委屈，从而作出结论说受了侮辱等等，那是没有道理的。我们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在任何问题上都没有‘诋毁’任何人，都没有解除任何人的工作。由于没有进入中央机关而搞分裂，这在我看来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愚蠢行为。”［注：这封信是早在9月间（公历）写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4卷《致亚·尼·波特列索夫》（1903年9月13日）。——编者注）。这里删掉了我认为与问题无关的一些话。如果收信人认为删掉的话恰恰是重要的，那他可以很容易地把删掉的地方补上去。顺便说一下。我要趁此机会讲清楚，我允许我所有的论敌公布我所有的私人信件，只要他们认为这样做对事业有好处。］ 我认为现在必须把我这个书面声明重复一遍，因为这个声明确切地表明，多数派极力想一下子划清一条界限，分清什么是由于抨击的激烈和“狂热”等等可能产生的（在激烈斗争中也是必然产生的）个人委屈和个人意气用事，什么是一定的政治错误、政治路线（同右派的联盟）。 从这个声明中可以看出，少数派的消极反抗在代表大会闭幕以后就立即开始了，因此我们马上警告说：这是一个使党走向分裂的步骤；这是根本同在代表大会上表示忠诚的声明相矛盾的；这只是由于没有进入中央机关（就是说由于落选）而要搞分裂，因为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想过要解除任何一个党员的工作；我们之间的政治分歧（这种分歧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究竟是马尔托夫在代表大会上的路线错误，还是我们在代表大会上的路线错误这个问题还没有弄清楚，还没有解决）开始愈来愈变成夹杂着谩骂、猜疑等等的无谓争吵了。 但是警告并没有起作用。少数派的行为表明，最不坚定和最不重视党的分子在他们中间占了上风。于是我和普列汉诺夫只好收回我们对于格列博夫的建议所表示的同意。既然少数派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他们不仅在原则方面而且在起码的党员忠诚态度方面都是政治上不坚定的，那么所谓“继承性”的话又能有什么意义呢？普列汉诺夫比谁都更巧妙地嘲笑了那种十分荒唐的要求，即要求把公开说自己有愈来愈多的分歧意见的人“增补”到党的编辑部中去，让这些人占多数！在新的分歧还没有在刊物上向全党讲清楚以前，中央机关的党的多数派竟会自动把自己变成少数，世界上哪里有这样的事？让人们先把分歧谈出来吧，让党去讨论这些分歧的深度和意义吧，让党自己纠正自己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犯的错误吧，如果它确实犯了什么错误的话！为了一些尚未说明的分歧就提出这种要求，这本身就表明提出要求的人是十分不坚定的，表明他们是用无谓争吵来完全压倒政治分歧，表明他们既根本不尊重整个党，又根本不尊重本人的信念。世界上还没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这样一种有原则性信念的人，他们在自己打算使之改变信念的机关里取得（用非正式手续）多数以前，竟然拒绝进行改变信念的说服工作。 最后，10月4日，普列汉诺夫同志宣称他要作最后的尝试来结束这种荒唐现象。召集了旧编辑部所有六个成员在一起开会，有一个新中央委员参加［注：除此以外，这个中央委员[139]还专门同少数派举行过几次个别谈话和集体谈话，驳斥过荒诞的谰言，并规劝他们不要忘记党员的义务。］。普列汉诺夫同志费了足足三个钟头证明，要求“增补”“少数派”四个人而“多数派”只两个人的做法是没有道理的。他提议增补两个人，以便一方面排除怕我们要“驱策”、压制、围困、处死、埋葬什么人的种种顾虑，另一方面则保障党的“多数派”的权利和阵地。增补两个人的提议也被否决了。 10月6日，我和普列汉诺夫给《火星报》全体原来的编辑以及撰稿人托洛茨基同志写了一封正式的信件，内容如下： “尊敬的同志们：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对你们拒绝参加《火星报》和《曙光》的工作不得不正式表示遗憾。虽然我们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刚闭幕就邀请你们撰稿，之后又多次敦促，可是我们始终没有收到过你们任何一篇稿件。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声明，它认为你们拒绝撰稿不是由编辑部方面引起的。任何一种个人意气用事，当然都不应该成为你们参加党中央机关报工作的障碍。如果你们拒绝参加工作是由于你们和我们之间在观点上有某种分歧，那我们认为把这种分歧详细地说清楚对党是非常有益的。此外，我们还认为最好是尽快地在我们编辑的刊物上向全党讲清楚这些分歧的性质和深度。”［注：在给马尔托夫同志的信中，还补充了一段关于一本小册子问题的话以及如下的话：“最后，为了事业的利益，我们再一次通知您，我们现在仍然准备增补您为中央机关报的成员，以便您有充分可能在党的最高机关正式申述和坚持自己的一切观点。”（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4卷《致尤·奥·马尔托夫》（1903年10月6日）。——编者注）］ 读者可以看出，我们当时还完全不了解，“少数派”的行为主要是由于他们个人意气用事，还是由于他们希望给机关报（以及党）提供新的方针，这新方针究竟是什么样的，内容究竟如何。我想，直到现在，即使指定70个学识渊博的注释专家根据无论多少文件和无论多少证据来阐明这个问题，他们也是永远弄不清这笔糊涂账的。无谓争吵的结子恐怕是永远也解不开的。要么把它斩断，要么把它撇开。［注：普列汉诺夫同志大概会在这里补充说：要么就满足那些制造无谓争吵的人的一切奢望。下面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这样做不行。］ 接到我们10月6日的信以后，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斯塔罗韦尔、托洛茨基以及柯尔佐夫给我们写了一个两三行字的答复，说自从《火星报》转入新编辑部手里，他们就不参加《火星报》的任何工作了。马尔托夫同志比较爱说话，他赏赐了我们这样一封回信： “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尊敬的同志们：为了回答你们10月6日的来信，我特声明如下：你们曾向我们建议，让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斯塔罗韦尔和我参加编辑部，条件是我们要保证把列宁同志作为自己的‘代表’选入总委员会。后来是什么原因促使你们收回这个建议的，对于这个问题，你们在10月4日由一名中央委员参加的会议上拒绝给予答复，因此我认为，在这次会议以后，我们之间已经用不着再来讨论在一个机关报内共同工作的问题了。既然你们在这次会议上一再拒绝说明你们自己当着见证人发表的声明，那我也认为不需要在给你们的信里说明在目前情况下我拒绝参加《火星报》工作的理由。如果必要的话，我将向全党详细说出这方面的意见；党已经可以从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中看出，为什么我拒绝了你们现在又提出来的要我在编辑部和总委员会里占一个席位的建议……［注：接下去是马尔托夫对他那本当时已经再版的小册子问题的回答，这里从略了。］ 尔·马尔托夫” 这封信连同上述几个文件，对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戒严状态》中竭力（用感叹号和省略号）回避的关于抵制、瓦解组织、无政府状态、制造分裂的问题，即关于用正当的斗争手段和不正当的斗争手段的问题，作了不容反驳的说明。 人们向马尔托夫等同志提议，要他们说明意见分歧，请求他们直爽地说出问题的底细以及他们的意图，劝他们不要再耍脾气而要平心静气地分析他们在党章第1条上犯的错误（这同他们向右转的错误有密切联系），——但是马尔托夫同志及其伙伴们却拒绝交谈，并叫喊说：我被围困了，我受驱策了！人们对于这些“吓人的字眼”的嘲笑，也未能使这些可笑的叫喊的热度有所降低。 怎么能围困一个拒绝共同工作的人呢？——我们这样问马尔托夫同志。既然少数派拒绝当少数派，那怎么能委屈、“驱策”和压迫他们呢？？要知道，处于少数地位，总是会也必然会对处于少数地位的人有某些不利。这种不利就是，要么必须加入在某些问题上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委员会，要么必须站在委员会之外攻击委员会，因而也就要受到从坚固的炮台中射出来的炮火的攻击。 马尔托夫同志叫喊“戒严状态”，是不是想说人们用不公平不正当的手段对他们这些处于少数地位的人进行斗争或者说进行统治呢？只有这样的论点（在马尔托夫心目中）也许还包含一点点合理的影子，因为——我再说一遍——处于少数地位是一定和必然会有某些不利的。但可笑的是，既然马尔托夫同志还拒绝交谈，无论怎样也不可能对他进行斗争！既然少数派还拒绝当少数派，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统治！ 在我和普列汉诺夫两人在编辑部工作期间，马尔托夫同志找不出任何一件事实可以证明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有越权或者滥用权力的地方。少数派的实际工作者也找不出任何一件事实可以证明中央委员会有越权或者滥用权力的地方。不管马尔托夫同志现在在他的《戒严状态》一文里如何兜圈子，一个完全不容反驳的事实是：在关于戒严状态的叫喊声中，除了“颓丧的啜泣”以外，没有任何其他东西。 马尔托夫同志及其伙伴们反对代表大会所任命的编辑部是根本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的，他们自己所说的“我们不是农奴！”（《戒严状态》第34页）一语就最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这里非常明显地暴露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他们把自己看成超乎群众组织和群众纪律之上的“上等人物”。用“我们不是农奴”作为说明拒绝在党内工作的理由，就等于彻底暴露了自己，就等于承认自己根本没有理由，根本说不出道理，根本没有什么应该表示不满的正当原因。我和普列汉诺夫两个人声明，我们认为他们拒绝工作完全不是由我们这方面引起的，我们请他们说出分歧意见，可是他们回答说：“我们不是农奴”（还应加上一句：我们在增补问题上还没有讲好价钱）。 对于那种在争论党章第1条时就已经暴露出机会主义思想和无政府主义空谈倾向的知识分子个人主义来说，任何无产阶级的组织和纪律都好象是农奴制。广大读者很快就会知道，新的党代表大会，在这些“党员”和党的“负责人”看来，也是“上等人物”觉得可怕和忍受不了的农奴制机关……这个“机关”对于那些乐意利用党的招牌但是又觉得这个招牌不符合党的利益和党的意志的人看来，确实是可怕的。 我在给新《火星报》编辑部的信里列举的并由马尔托夫同志在《戒严状态》里刊印出来的那些委员会的决议，在事实上证明少数派的行为完全违反代表大会的决议，打乱正常的实际工作。由机会主义者和仇恨《火星报》的人组成的少数派竭力分裂党，损害并打乱工作，他们力图为自己在代表大会上遭到失败这件事进行报复，感到用诚实的和正当的手段（在刊物上或者在代表大会上说明问题）永远不能驳倒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对他们的机会主义和知识分子动摇性的指责。他们意识到自己没有力量说服党，就采用瓦解党和阻挠任何工作的手段。大家责备他们（由于他们在代表大会上的错误）把我们的罐子弄裂了一条缝，而他们对这种责备的回答是竭力设法把已经有裂缝的罐子完全打破。 概念混淆到了极点，甚至把抵制和拒绝工作都说成是斗争的“诚实的［注：矿区委员会的决议（《戒严状态》第38页）。］手段”。马尔托夫同志现在围绕这个棘手的问题竭力兜圈子。马尔托夫同志竟这么“有原则性”，当少数派实行抵制时……他支持抵制，当抵制威胁到偶而处于多数地位的马尔托夫本人时，他就斥责抵制！ 我想，这究竟是无谓争吵还是关于社会民主工党内斗争的诚实的手段的“原则性意见分歧”的问题，可以不必分析了。 在两次（10月4日和6日）要求那些掀起“增补”问题纠纷的同志说明理由的尝试都失败以后，中央机关只好等着看一看那些口头上答应用正当手段进行斗争的同志实际上的表现。10月10日，中央委员会给同盟发了一个通告（见同盟记录第3—5页），宣布它正在拟定章程并邀请同盟成员来协助。同盟领导机关当时否决了（以2票对1票，见同盟记录第20页）召开同盟代表大会的建议。少数派对这个通告所作的答复立刻表明，所谓正当手段和承认代表大会的决议只不过是空话罢了；少数派事实上是下决心绝对不服从党的中央机关，他们对中央机关提出的一起工作的号召所作的回答，就是以十足的诡辩和无政府主义空谈来敷衍塞责。我和普列汉诺夫以及其他多数派对同盟领导机关成员捷依奇的有名的公开信（第10页）作出了回答，坚决表示“抗议同盟的负责人用粗暴地违反党纪的手段阻碍党机关的组织活动和号召其他同志也违反纪律和章程的行为。所谓‘我认为自己没有权利应中央委员会的邀请参加这项工作’，所谓‘同志们！我们无论如何不应当让它〈中央委员会〉给同盟制定新章程’等等一类的话，是一种鼓动手法，它只能引起每一个稍微懂得什么是党、什么是组织、什么是党纪的人的愤懑。这种手法尤其令人气愤，是因为他们用这种手法来对付刚刚成立的党机关，显然是想以此破坏党员同志对这个党机关的信任，而且采用这种手法时是打着同盟领导机关成员的旗号，背着中央委员会”（第17页）。 在这种情况下，同盟代表大会当然只能是一场闹剧。 马尔托夫同志从一开始就继续使用他在代表大会上使用过的“笼络人心”的策略，这一次是针对着普列汉诺夫同志，用的方法是歪曲私人谈话的内容。普列汉诺夫同志提出抗议，因而马尔托夫同志只得收回（同盟记录第39页和第134页）他那种轻率的或者说由于气愤而提出的非难。 接下去是作报告。我是代表同盟参加党代表大会的。读者只要把我的报告记要（第43页及以下各页）［注：见本卷第38—48页。——编者注］拿来参照一下，就知道我当时已经大致分析了代表大会上的历次表决情况，而本书内容就是对这种分析的进一步发挥。报告的全部重心就是要证明马尔托夫及其伙伴由于犯了错误而成为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派。虽然这个报告是当着大多数最激烈的论敌的面作的，他们也不能从这个报告中找到有任何一个地方不符合党内斗争和辩论的正当方法。 相反，马尔托夫的报告，除了对我的叙述作了微不足道的局部的“修正”以外（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这些修正是不正确的），却是……一种神经失常的产物。 所以难怪多数派拒绝在这样的气氛下进行斗争。普列汉诺夫同志对“吵闹”（第68页）——这确实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吵闹”！——提出抗议，并退出了代表大会，不愿意宣读他已经准备好了的对于该报告作的实质性的反驳。其余的多数派分子，也差不多都对马尔托夫同志那种“不体面行为”提出了书面抗议（同盟记录第75页），接着也退出了代表大会。 少数派的斗争方法大家已经都看得十分明白了。我们责备少数派在代表大会上犯了政治错误，责备他们转向机会主义，同崩得分子、阿基莫夫们、布鲁凯尔们、叶戈罗夫们和马霍夫们结成联盟。少数派在代表大会上遭到了失败，现在“制定了”两种斗争方法，其中包括多种多样的袭击、攻击和进攻等等。 第一种方法就是打乱全部党的工作，败坏事业，力图阻挠一切而“不说明理由”。 第二种方法就是“吵闹”等等。［注：我已经指出，把国外生活和流放生活的气氛中经常见到的无谓争吵的这些最低劣的表现形式，都归结为动机卑劣，那是愚蠢的。这是在一定的不正常的生活条件下，在一定的神经失常等情况下象传染病一样流行的一种毛病。我所以不得不在这里把这种斗争方式的实质重提一下，是因为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戒严状态》里完全重复了这种斗争方式。］ 这个“第二种斗争方法”在同盟的有名的“原则”决议中也有所表现，“多数派”当然没有参加对于这些决议的讨论。让我们仔细看一看马尔托夫同志现在在他的《戒严状态》里转载的这些决议案吧。 第一个决议案由托洛茨基、佛敏、捷依奇等同志署名，其中有两个论点，是针对党代表大会“多数派”的：（1）“同盟深表遗憾的是，由于代表大会上出现了实际上同《火星报》原先的政策背道而驰的倾向，所以在制定党章时对于建立充分的保障来维护中央委员会的独立性和威信没有予以应有的注意。”（同盟记录第83页）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原则”论点完全是阿基莫夫式的空话，连波波夫同志也在党代表大会上揭露了这些话的机会主义性质！其实，那些硬说“多数派”不想维护中央委员会的独立性和威信的断语，始终不过是诽谤罢了。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当我和普列汉诺夫在编辑部工作的时候，在总委员会内并没有造成中央机关报对于中央委员会的优势；而当马尔托夫分子加入编辑部的时候，在总委员会内才造成了中央机关报对于中央委员会的优势！当我们两个人在编辑部工作的时候，在总委员会内是国内实际工作者多于国外著作家，而当马尔托夫分子加入编辑部的时候，情况却相反了。当我们两个人在编辑部工作的时候，总委员会一次也没有企图干涉任何一个实际工作问题；自从按一致意见实行增补的时候起，就开始进行这种干涉了。这一点读者很快就会详细知道的。 该决议案的另一个论点说：“代表大会在成立党的正式中央机关时，忽略了同事实上已经形成的中央机关的继承关系……” 这个论点可以完全归结为中央机关人选问题。“少数派”宁愿回避旧中央机关在代表大会上已经证明自己不中用并且犯了许多错误的事实。但是最可笑的是谈论组委会方面的“继承性”。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代表大会上任何人也没有提到批准组委会的全体委员。马尔托夫在代表大会上甚至气得发狂地叫嚷，说包括三名组委会委员在内的名单使他感到可耻。“少数派”在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一个包括一名组委会委员在内的最后名单（波波夫、格列博夫或佛敏和托洛茨基），而“多数派”提出了一个包括两名组委会委员在内的三人名单（特拉温斯基、瓦西里耶夫和格列博夫）。试问，难道这样谈论“继承性”可以叫作“原则性的意见分歧”吗？ 我们现在来谈另一个决议案，即由旧编辑部以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为首的四个成员署名的决议案。这里我们看到对“多数派”提出的、后来又在报刊上一再提起的全部主要指责。这些指责最好就按编辑小组成员的说法来加以考察。这些指责反对的是“专制的官僚主义的治党方式”，即“官僚主义的集中制”，这种集中制跟“真正社会民主主义的集中制”的区别在于它“放在首位的不是内部的统一，而是用纯粹机械手段，用一贯压制个人首创性和社会主动性的办法实现和保持的外表的、形式上的一致”；所以，这种集中制“根本不能把社会的各个组成成分有机地联合起来”。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及其伙伴在这里说的是什么样的“社会”呢，只有上帝才知道。大概，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自己也不大明白，他是在写地方自治派申请实行符合愿望的行政改革的呈文呢，还是在那里发泄“少数派”的怨气。心怀不满的“编辑们”所叫喊的党内“专制”究竟是指什么呢？所谓专制，就是一个人拥有至高无上的、不受监督的、不对其他人负责的、不经过选举的权力。从“少数派”的出版物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们认为这个专制君主就是我，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当该决议案起草和通过的时候，我是同普列汉诺夫一起在中央机关报工作的。因此，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及其伙伴们就是认为普列汉诺夫和全体中央委员都不是按照他们自己对于事业有利的观点，而是按照专制君主列宁的意志来“统治党”的。提出这种所谓专制统治的责难，必然地、不可避免地要认为其余一切参与这种统治的人，即除了专制君主一人以外，都不过是别人的工具，唯命是听的小卒，执行别人意志的差役罢了。我们要再问一下：难道这就是最值得尊敬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所谓“原则性的意见分歧”吗？ 其次，我们的“党员”，这些刚刚从党代表大会回来的、曾郑重地承认代表大会决议的合法性的“党员”，在这里所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外表的、形式上的一致呢？难道他们真的认为在一个根据比较牢固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党内，除了党代表大会以外，还有什么另外可以达到一致的方法吗？如果真的认为是这样，那为什么他们没有勇气直截了当地说他们已经不承认第二次代表大会是合法的代表大会了呢？如果他们有什么能使一个根据假想组织起来的假想的党内部达到一致的新意见和新方法，为什么他们不大胆地向我们谈一谈呢？ 再其次，我们的知识分子个人主义者在这里说的是什么样的“压制个人首创性”呢？党中央机关报刚刚在此以前还规劝他们说出自己的分歧意见，但是他们非但不这样做，反而对“增补”讲起价钱来了。我和普列汉诺夫或者中央委员会从根本上来说怎么可能压制拒绝同我们进行任何共同“活动”的人的首创性和主动性呢！怎么可能在某某人拒绝参加的机关或者团体里“压制”他呢？落选的编辑既然拒绝“做被统治者”，那么他们又怎能抱怨什么“统治制度”呢？我们根本不可能在领导我们这些同志方面犯什么错误，原因很简单，这些同志根本就不曾在我们领导下工作。 看来很明显，叫喊所谓官僚主义，不过是对中央机关人选不满的一种掩饰，是掩盖他们违背自己在代表大会上郑重说过的诺言的一块遮羞布。你是官僚，因为代表大会委派你不是按照我的意志，而是违反我的意志；你是形式主义者，因为你所依据的是代表大会的形式上的决议，而不是我的同意；你做事粗暴而又机械，因为你只凭借党代表大会的“机械”多数，而不考虑到我想得到增补席位的愿望；你是专制君主，因为你不愿意把权力交给旧时的亲热伙伴。这些伙伴对代表大会直接斥责他们的小组习气愈是感到不愉快，就愈是竭力坚持他们的小组习气的“继承性”。 除了上面说的以外，这些关于官僚主义的叫喊中没有而且也不会有什么实在的内容。［注：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普列汉诺夫同志在实行了大有好处的增补以后，就不再被少数派看作“官僚主义集中制”的拥护者了。］这样的斗争方式不过是再一次证明少数派的知识分子不坚定性罢了。少数派想使党相信中央机关的选举不恰当。用什么方法使党相信呢？是用批评我和普列汉诺夫所编辑的《火星报》的方法吗？不，他们没有力量这么做。他们想采用一部分党员拒绝在他们所仇视的中央机关领导下工作的手段。但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党的任何一个中央机关，都无法证明自己能够对那些不愿意服从领导的人进行领导。拒绝服从中央机关的领导，就等于拒绝留在党内，就等于破坏党，——这种办法不是说服，而是破坏。而用破坏来代替说服，这正表明自己没有坚定的原则性，对自己的思想缺乏信心。 人们在大谈官僚主义。官僚主义一词可以在俄语中译成地位观念。官僚主义就是使事业的利益服从于向上爬的需要，就是一味追求地位而忽视工作，为增补进行争吵而不进行思想斗争。这种官僚主义确实根本不是党所希望的，并且是对党有害的，因此我可以完全泰然地请读者自己来判断，现在我们党内斗争的双方究竟是哪一方犯了这种官僚主义毛病……人们在说什么粗暴的、机械的统一方法。粗暴的机械的方法当然是有害的，但是我又要请读者自己来判断，当新方针和旧方针斗争时，在未能使党相信新观点的正确以前，在尚未向党说明这些观点以前，就要把自己的人送进党机关中去，难道还有比这更粗暴、更机械的斗争方法吗？ 但是，也许少数派爱用的字眼确实还有某种原则的意义，确实反映了某些与那种显然成了这方面“转变”起点的微不足道的局部理由无关的特殊思想吧？也许，撇开“增补”引起的争吵不谈，这些字眼毕竟反映了另一种观点体系吧？ 我们就从这一方面来考察一下问题。这里我们首先要指出：在同盟中最初着手作这种考察的是普列汉诺夫同志，他指出了少数派转向无政府主义和机会主义，而马尔托夫同志（他现在最感到委屈的是，并不是大家都愿意承认他的立场是原则的［注：新《火星报》由于列宁似乎不愿看到原则性的意见分歧或者否认这些分歧而感到委屈，是再可笑不过的了。如果你们比较有原则地对待问题，那你们就会比较快地看清楚我再三指出的你们转向机会主义去的问题。如果你们的立场比较有原则，那你们就不会这样把思想斗争降低为计较地位。既然你们自己竭力不让别人把你们当作有原则性的人看待，那就请你们埋怨自己吧。例如，马尔托夫同志在《戒严状态》里说到同盟代表大会时，隐讳了他和普列汉诺夫关于无政府主义的争论，而只是喋喋不休地说什么列宁凌驾于中央之上，说列宁只要使个眼色就能让中央下道命令，说中央委员会横暴地欺侮了同盟等等。我毫不怀疑，马尔托夫同志通过这样选择他的论题证明了他深刻的思想性和原则性。］立场）在他的《戒严状态》里宁愿完全回避这一事件。 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提出的一个一般性的问题是：同盟或者某一委员会为自己制定的章程不经过中央委员会批准，或者中央委员会拒绝加以批准，是不是有效呢？其实，问题是再清楚不过的：章程是组织的形式表现，而组织各委员会的权利按照我们党章第6条的规定应该无条件地属于中央委员会；党章规定了委员会自治的范围，而规定这些范围的决定权在党的中央机关，而不在党的地方机关。这是一个常识，而那些说什么“组织”并不总是意味着只要“批准章程”的深奥论断实在是太幼稚了（好象同盟自己不曾主动表示过想成为一个根据正式章程组成的团体）。但是马尔托夫同志甚至忘记了（也许是暂时忘记了）社会民主党的常识。按照他的意见，要求章程经过批准，只能表明“过去革命的火星派的集中制已经被官僚主义的集中制所代替”（同盟记录第95页），同时马尔托夫同志在同一篇发言里又说，他认为这正是问题的“原则的方面”（第96页），而他在自己的《戒严状态》里却宁愿回避这个原则的方面！ 普列汉诺夫同志立刻就回答马尔托夫，请他不要使用诸如官僚主义、庞巴杜尔作风等等“损害代表大会尊严”的字眼（第96页）。于是他同马尔托夫同志辩论起来，因为马尔托夫同志认为这些字眼是“对于一定方针的原则的表述”。当时普列汉诺夫同志也同所有的多数派分子一样，曾根据这些字眼的具体意思来加以考察，清楚地了解这些字眼没有什么原则的意义，而只有“增补的”意义（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但是他对马尔托夫和捷依奇们的坚持作了让步（第96—97页），同意对他们那些所谓的原则的观点进行原则的考察。他说：“如果真是这样〈就是说，如果各委员会在建立其组织方面、在制定其章程方面实行自治〉，那它们就会在对整体的关系上，对党的关系上实行自治了。这已经不是崩得派的观点，而简直是无政府主义的观点了。确实，无政府主义者就是这样看待问题的：个人的权利不受限制；他们可以彼此冲突；每个个人都可以自行确定自身的权利范围。自治的范围不应当由一个集团自己确定，而应当由它构成其一部分的那个整体来确定。崩得可以说就是违反这个原则的明显的例证。这就是说，自治的范围要由代表大会或者代表大会所建立的最高机构来确定。中央机关的权力应当以道义上的和精神上的威信为基础。这一点我当然是同意的。组织中的每一分子，都应当关心使机关有道义上的威信。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既然需要有威信，那就不需要有权力了……把权力的威信同思想的威信对立起来，这是这里所不应当有的无政府主义言论。”（第98页）这些道理是再浅显不过的，都是不言自明的公理，根本用不着进行什么表决（第102页），至于人们不相信它们，那只是因为“目前概念都混淆了”（同上）。但是，知识分子个人主义必然使少数派企图破坏代表大会，不服从多数；而要为这种企图辩护，就只好用无政府主义的言论。非常可笑的是，少数派除了埋怨普列汉诺夫使用了机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一类过分厉害的字眼以外，无法向普列汉诺夫提出任何其他的责难。普列汉诺夫很公正地嘲笑了这种埋怨，他问道：为什么“饶勒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这些词不可以使用，而亵渎君主和庞巴杜尔作风这些词却可以使用呢”？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答复。这种特有的误解在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及其伙伴们那里已经是屡见不鲜了：他们的新字眼带有鲜明的“火气”的迹象；当人家指出这一点时，他们感到委屈，——说什么我们是有原则性的人；但是，人家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在原则上否定局部服从整体，那么你们就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又因人家使用了厉害的字眼而感到委屈。换句话说，他们准备同普列汉诺夫厮杀一场，但是又要普列汉诺夫手下留情！ 马尔托夫同志及其他一切“孟什维克”也多次用同样幼稚的手段来揭露我的“矛盾”。他们从《怎么办？》或者从《给一位同志的信》里引证一些谈到思想影响、谈到争取影响的斗争等等的话，同经过党章施加“官僚主义”影响，以及依靠权力实行“专制”的倾向等等对立起来。多么幼稚啊！他们已经忘记了，从前，我们党还不是正式的有组织的整体，而只是各个集团的总和，所以在这些集团间除了思想影响以外，别的关系是不可能有的。现在，我们已经成为有组织的政党，这也就是说造成了一种权力，思想威信变成了权力威信，党的下级机关应当服从党的上级机关。说实在的，向自己的老同事们反复讲解这样一些起码的道理，真叫人不好意思，特别是当你感觉到，问题不过是在选举问题上少数不愿意服从多数！但是，在原则上，滔滔不绝地揭露我的矛盾的这些话，完全是无政府主义的言论。新《火星报》并不拒绝利用党机关的招牌和权利，但是却不愿意服从党的多数。 如果说这些谈论官僚主义的词句中真有什么原则的话，如果说这不是用无政府主义态度否认局部必须服从整体的话，那么这个原则就是机会主义的原则，因为机会主义就是力图削弱知识分子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责任，削弱中央机关的影响，加强党内最不坚定分子的自治，把组织关系搞成只是在口头上抽象地加以承认。这一点我们在党代表大会上已经看见了，当时阿基莫夫们和李伯尔们就曾经大谈“可怕的”集中制，和后来马尔托夫及其伙伴们在同盟代表大会上讲的一模一样，机会主义导致马尔托夫式的和阿克雪里罗得式的组织“观点”，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出自机会主义的本性，而且不仅在俄国，在全世界都是如此，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分析新《火星报》所刊载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文章时就可以看出来。 （十六）勿因小别扭而妨碍大快事 同盟否决了关于同盟章程必须经中央批准的决议案（同盟记录第105页），正如党代表大会的整个多数派立刻指出的，这是“根本违反党章的行为”。这种违反党章的行为，如果把它看成是一些有原则的人的行为，那就是十足的无政府主义，这种行为在代表大会以后的斗争环境中必然造成一种印象，即党的少数派在向党的多数派“进行报复”（同盟记录第112页），这种行为意味着党内的少数派不愿意服从党和不愿意留在党内。既然同盟拒绝根据中央关于必须修改章程的声明通过决议（第124—125页），这就势必导致其大会被认为是非法的，因为这个大会虽然想算作党组织的大会，却又不服从党中央机关，所以党内的多数派立刻离开了这个冒牌的党的大会，不参加这出不体面的滑稽剧。 于是，那种抽象地承认组织关系、在讨论党章第1条问题时暴露出思想动摇的知识分子个人主义，在实践上就走到了早在9月间即在一个半月以前我曾经预言过的那种合乎逻辑的结局——破坏党组织的地步。恰恰在这个时候，即在同盟代表大会闭幕的那天晚上，普列汉诺夫同志向两个党中央机关的同事声明，说他不忍“向自己人开枪”，说他“宁肯自杀，也不愿意分裂”，说为了避免更大的灾难必须作最大限度的个人让步。当时进行这场毁灭性的斗争实际上正是为了取得这种让步（这种成分比为了维护党章第1条上的不正确立场所暴露的原则要大得多）。为了确切说明普列汉诺夫同志的这种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全党意义的转变，我认为最好不拿私人谈话作根据，也不拿私人信件（这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可以援引）作根据，而是拿普列汉诺夫自己在全党面前对情况所作的说明，即拿他发表在《火星报》第52号上的《不该这么办》一文作根据，这篇文章正是在同盟代表大会以后，在我退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1903年11月1日）以后，在增补马尔托夫分子（1903年11月26日）以前写成的。 《不该这么办》一文的基本思想是，在政治上不应当过于生硬、过分激烈和毫不让步：有时为了避免分裂，必须对修正主义者（那些同我们接近或者表现动摇的）和无政府个人主义者实行让步。这种抽象的笼统的论点自然使《火星报》的读者感到莫名其妙。普列汉诺夫同志那些堂皇的傲慢的声明（在以后一些文章中发表的），说人们没有懂得他的意思是由于不了解他的新思想和不懂得辩证法，这话听起来真是令人好笑。其实，当《不该这么办》一文写成时，能懂得的只有十来个住在日内瓦郊区两个地方（其地名的第一个字母相同）[140]的人。普列汉诺夫同志的不幸，就在于他把只是写给这十来个参与代表大会以后同少数派斗争全过程的人看的一大堆暗示、责备、代数符号和猜测，搬到了成千上万的读者面前来。普列汉诺夫同志所以陷入这种不幸，是因为他正好违背了他自己很不恰当地提到的一个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正因为如此，用抽象的形式把在同盟代表大会以后向马尔托夫分子让步的具体思想包起来，是不妥当的。 普列汉诺夫同志当作新的口号提出来的让步，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是正当的和必要的：或者是让步者深信要求让步者是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正直的政治家总是公开坦率地承认自己的错误）；或者是为了避免更大的灾难而向那不合理的、对事业有害的要求实行让步。从这篇文章完全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指的是后一种情况：他直爽地说要向修正主义者和无政府个人主义者（现在全体党员已经从同盟代表大会记录中知道这就是马尔托夫分子）实行让步，说为了避免分裂而必须让步。可见，普列汉诺夫同志的所谓新思想完全可以归结为一句并不怎么新的处世格言：勿因小别扭而妨碍大快事，小的机会主义愚蠢行为和无政府主义言论总比党的大分裂好。普列汉诺夫同志写这篇文章时，清楚地知道少数派是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并知道它是用无政府主义手段进行斗争的。普列汉诺夫同志主张，要用个人让步的办法同这个少数派作斗争，正象（又是如果可以以小比大的话）德国社会民主党同伯恩施坦作斗争时那样。倍倍尔在他自己的党的几次代表大会上曾公开声明，说他不知道有什么人比伯恩施坦同志（不象普列汉诺夫同志以前那样喜欢把他称为伯恩施坦先生，而是称为伯恩施坦同志）更容易接受环境的影响，所以我们要把他放到我们这个环境中间，我们要选派他做国会议员，我们要进行反修正主义的斗争，但不是用过分激烈的手段（象索巴开维奇—帕尔乌斯那样）来反对这位修正主义者，我们要“用温和的手段杀死”（killwithkindneess）这位修正主义者，正如麦·贝尔（M．Beer）同志（我记得似乎是他）在一次英国社会民主党人会议上称道德国人乐于让步、爱好和平、温和、灵活和审慎，而反对英国的索巴开维奇—海德门的攻击时所说的那样。同样，普列汉诺夫同志也想“用温和的手段杀死”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两位同志的小无政府主义和小机会主义思想。诚然，普列汉诺夫同志一方面十分清楚地暗示到“无政府个人主义者”，同时却有意把修正主义者说得含糊不清，好象他指的是从机会主义转向正统派方面的工人事业派分子，而不是开始从正统派转向修正主义的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但这种军事策略未免太幼稚了［注：在党代表大会以后根本就没有人谈到要对马尔丁诺夫、阿基莫夫、布鲁凯尔等同志实行让步。我没有听说过他们也要求“增补”。我甚至怀疑，斯塔罗韦尔同志或马尔托夫同志在他们两人以“党内半数”名义递给我们公文和“照会”时，是否和布鲁凯尔同志商量过……在同盟代表大会上，马尔托夫同志以坚强的政治战士十分气愤的心情提出抗议，说他根本没有想到要“同梁赞诺夫或马尔丁诺夫联合”，说他根本没有想到可能同他们“勾结”，甚至没有想到可能同他们一起（以编辑身分）“为党工作”（同盟记录第53页）。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严厉地谴责“马尔丁诺夫的倾向”（第88页），而当正统派同志巧妙地暗示说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好象是“承认阿基莫夫、马尔丁诺夫以及其他同志同样有权随意召集会议，为自己制定章程并按照这个章程行事”（第99页）时，马尔托夫分子马上就来否认这一点，就象彼得否认他是耶稣的门徒一样[141]（第100页，“正统派同志担心”“阿基莫夫们、马尔丁诺夫们，等等”，“是没有根据的”）。］，这种构筑得很不高明的工事根本挡不住全党公论的炮火。 所以，谁只要了解当时政治形势的具体情况，谁只要洞察普列汉诺夫同志的心理，谁就会懂得我当时不能有什么别的做法。我这样说是针对那些责怪我不应该让出编辑部的多数派分子的。普列汉诺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以后转变了态度，由一个多数派变成了一个坚决的调和派，而我当时只能从最好的意义上解释他的这种转变。也许普列汉诺夫同志想在他的文章里提出一个达到善意的和真诚的和平的纲领？凡是这样的纲领都要求双方诚恳地承认自己的错误。普列汉诺夫同志指出了多数派的什么错误呢？——对修正主义者采取了索巴开维奇式的过分激烈的态度。不知普列汉诺夫同志在这里指的是什么：是他自己所说的关于驴子的那些挖苦话呢？还是当阿克雪里罗得在场时十分轻率地讲的那些关于无政府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话；普列汉诺夫同志宁愿使用“抽象”说法，并把罪过转嫁到别人头上。当然，各有各的爱好。但是，我无论在给一个火星派分子的信中还是在同盟代表大会上，都公开承认过我本人说话过于激烈；我怎么会不承认多数派方面的这种“错误”呢？至于讲到少数派，普列汉诺夫同志很清楚地指出了他们的错误是修正主义（参看他在党代表大会上关于机会主义和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关于饶勒斯主义的论述）和导致分裂的无政府主义。难道我能阻挠用个人让步以及种种“kindness”（亲切的、温和的手段）使人们承认这种错误并消除它的害处的尝试吗？既然普列汉诺夫同志在《不该这么办》一文中直率地劝告大家“宽恕”那些“只是由于某种程度的动摇”而成了修正主义者的“对手”，我又怎么能阻挠这样一种尝试呢？而既然我不相信这种尝试能有什么良好结果，那么我除了在中央机关报方面作出个人让步，并为维护多数派的立场而转移到中央委员会去以外，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注：关于这一点，马尔托夫同志很中肯地说我是带着武器和行囊转移的。马尔托夫同志喜欢使用军事比喻：向同盟进军、战役、治不好的枪伤，如此等等。老实说，我也有使用军事比喻的癖好，特别是现在从太平洋传来的消息很引人注意的时候。但是，马尔托夫同志，如果用军事术语来说明，那么事实就是：我们在党代表大会上占领了两座炮台。你们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攻击这两座炮台。在第一次小规模的相互射击以后，我的一位同事，一座炮台上的指挥官，敞开了大门迎接敌人。我当然就带着自己的一小队炮兵转到另外一座几乎还没有筑好工事的炮台上去，以便“低挡”数量上占压倒优势的敌军。我甚至提议讲和：我为什么要同时和两个强敌作战呢？但是，新的联军对我的讲和和建议的回答是，炮轰我这座“残存的”炮台。我只好开炮还击。这时，我过去的同事、那位指挥官却带着愤怒的神情一本正经地喊道：看哪，善良的人们，这个张伯伦多么不喜欢和平啊！］当时我不能绝对否认这种尝试可能成功而独自对于可能发生的分裂负责，因为我自己在10月6日的信中也曾经想用“个人意气用事”来解释这种无谓争吵。至于维护多数派的立场，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是我自己的政治职责。在这方面指望普列汉诺夫同志是很困难和很危险的，因为所有的情况表明，普列汉诺夫同志是要把他所谓“一个无产阶级的领导人当自己的好战癖性同政治的考虑相抵触时没有权利迷恋这种癖性”这句话辩证地解释成：如果一定要射击，那就射击多数派更合算些（按日内瓦11月间的天气来说）……当时所以必须维护多数派的立场，是因为普列汉诺夫同志公然违反了要求具体地全面地观察问题的辩证法，在说到革命家的善良的（？）愿望时谦虚地回避了对一个革命家的信任问题，即对一个领导了我们党内一定派别的“无产阶级领导人”的信任问题。普列汉诺夫同志讲到无政府个人主义，劝告大家“有时”应该对违反纪律的行为装作看不见，“有时”要向“同忠实于革命的思想毫无共同之处的感情所引起的”知识分子放肆行为让步，但是他显然忘记了也应该考虑到党内多数派的善良愿望，忘记了应该让实际工作者来确定对无政府个人主义者让步到什么程度。同幼稚的无政府主义谬论进行文字斗争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要在同一个组织内同无政府个人主义者进行实际工作就比较困难了。如果一个著作家竟然要自己来确定对于无政府主义在实际上可能让步到什么程度，那就只能暴露出他过分的、学究气十足的、文人的自命不凡。普列汉诺夫同志一方面堂皇地宣称（正如巴扎罗夫所说的那样，为了显示自己了不起[142]），一旦发生新的分裂，工人们就会不再理解我们，但同时他自己又着手在新《火星报》上登载许多文章，这些文章的真正的具体的含义，不仅工人必然不能了解，而且全世界的人都不能了解。怪不得有一个中央委员[143]读了《不该这么办》一文的校样，曾警告过普列汉诺夫同志，说他这篇文章恰巧破坏了他自己想把某些文件（党代表大会记录和同盟代表大会记录）公布范围稍微缩小的计划，因为这篇文章激起人们的好奇心，使一些带有刺激性而又完全暧昧不明的东西成为街谈巷议的资料［注：我们在一所门窗都关闭起来的屋子里进行非常热烈的争论。突然我们中间有一个人跳了起来，猛地打开了临街的窗子，开始大声叫喊反对什么索巴开维奇、无政府个人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等等。于是，街上自然就聚集了一群游手好闲、爱看热闹的人，而我们的敌人不禁幸灾乐祸起来。那时，其他参加争论的人也走到窗前，表示愿意把问题从头到尾说个清楚，而不要再作那些谁也不懂的暗示。这时窗子又被砰的一声关上了，说什么不值得谈论这些无谓争吵（《火星报》第53号第8版第2栏倒数第24行）。普列汉诺夫同志，本来就不值得在《火星报》上开始谈论这些“无谓争吵”[144]，——这样说才对！］，必然使人们大惑不解，他们会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怪不得普列汉诺夫同志的这一篇议论抽象和含义暧昧的文章使社会民主党的敌人拍手称快：《革命俄国报》为此跳起了康康舞[145]，《解放》方面的彻底的修正主义者对此也备加赞扬。所有这些后来普列汉诺夫同志很可笑而又很可悲地企图摆脱的可笑而又可悲的误解[146]，其根源就在于他违背了具体问题应该根据问题的全部具体情况加以分析这一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所以，司徒卢威先生感到高兴也是完全自然的，他对普列汉诺夫同志所追求的（但是不一定能够达到的）那些“良好的”目的（用温和的手段杀死）毫不关心；司徒卢威先生欢迎而且也不能不欢迎现在人人都看见的在新《火星报》上开始的向我们党内机会主义派方面的转变。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不仅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都欢迎社会民主党内发生的每一次向机会主义的转变，哪怕是最小的和暂时的转变。聪明的敌人所作的估计很少是纯粹的误会。告诉我，谁在赞扬你，我就能告诉你，你的错误在什么地方。普列汉诺夫同志希望读者粗心大意，企图把事情说成是多数派绝对反对在增补方面作个人让步，而不是反对从党内的左派转变为右派，但这是徒劳的。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普列汉诺夫同志为了避免分裂而作了个人让步（这是很值得表扬的），而在于他虽然完全承认同那些态度不一贯的修正主义者和无政府个人主义者进行争论的必要性，却宁可同多数派进行争论，而他同多数派的分歧就在于对无政府主义实际上可能让步到什么程度。问题的实质完全不在于普列汉诺夫同志改变了编辑部的人选，而在于他背叛了他自己同修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争论的立场，不再在党的中央机关报上维护这个立场。 至于说到当时作为多数派的唯一有组织的代表机关的中央委员会，那么普列汉诺夫同志当时同中央委员会的分歧，只是在于对无政府主义实际上可能让步到什么程度。自从11月1日我退出编辑部而让“用温和的手段杀死”的政策自由实行的时候起，几乎已经一个月了。普列汉诺夫同志有充分可能通过各种交往来检验这个政策是不是行得通。普列汉诺夫同志在这个时期发表了他的《不该这么办》一文，这篇文章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马尔托夫分子进入编辑部的唯一的入场券。有两个口号——修正主义（同它应该用宽恕对手的态度来进行争论）和无政府个人主义（对它应该加以安抚，用温和的手段杀死它），特别鲜明地印在这张入场券上。先生们，请进吧，我会用温和的手段杀死你们的，——这就是普列汉诺夫同志通过这个请贴对自己的编辑部新同事们说的话。当然，中央委员会只得说出自己的最后的话（最后通牒，也就是争取和平解决的最后的话），即从中央委员会的观点看来，容许对无政府个人主义实际上让步到什么程度。或者是你们愿意和平，那我们就会给你们一定数量的席位，以表明我们态度温和，爱好和平，愿意让步等等（我们为了保障党内和平不能给你们更多的东西了，和平并不意味着没有争论，而是意味着不许无政府个人主义破坏党）。请你们接受这些席位并逐渐从阿基莫夫方面转到普列汉诺夫方面吧。或者是你们想坚持并发展你们的观点，最终地转到（哪怕只是在组织问题上）阿基莫夫方面去，使党相信你们是正确的，而普列汉诺夫是错误的，那就请你们组织自己的著作家小组，派代表参加代表大会，并开始用诚实的斗争和公开论战的手段争取多数吧。中央委员会在1903年11月25日的最后通牒内（见《戒严状态》和《对同盟代表大会记录的述评》［注：至于马尔托夫在《戒严状态》中引用私人谈话等等歪曲中央委员会的最后通牒的把戏，我当然是不准备加以分析的。这套把戏就是我在前一节曾经说过的“第二种斗争方法”，这套把戏只有神经病理学专家才有本事把它弄清楚。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就是马尔托夫同志在那里硬说他们同中央订立过不发表谈判内容的协定，可是这种协定不管怎样去找，到现在也没有找到。当时代表中央进行谈判的特拉温斯基同志曾用书面通知我，说他认为我有权在《火星报》以外的刊物上发表我给编辑部的信。 不过马尔托夫同志那里有一个词是我特别喜欢的。这个词就是“最坏的波拿巴主义”。我觉得，马尔托夫同志提出的这个概念是非常恰当的。让我们冷静地看一看这个概念意味着什么吧。在我看来，这个概念意味着用形式上合法而实质上违反人民（或党）意志的手段来取得权力。马尔托夫同志，难道不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我就可以放心地让公众来判断，是谁的所作所为应该被指责为“最坏的波拿巴主义”：是本来可以根据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意志行使自己的不让马尔托夫分子进来的正式权利而没有行使这种权利的列宁和伊格列克呢，还是那些在形式上正当地占据了编辑部（“一致同意的增补”）而明知这在实质上不符合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意志并害怕第三次代表大会将来会检查这种意志的人们？］）十分清楚地向马尔托夫分子提出的这个二者择一的问题，完全符合我和普列汉诺夫两个人在1903年10月6日给原来的编辑们写的那封信的内容：或者是个人意气用事（那就可以在最坏的情况下实行“增补”），或者是原则性的分歧（那就要先说服党，然后才谈得上改变中央机关的人选）。中央委员会有理由让马尔托夫分子自己来解决这个二者择一的难题，尤其是因为正好在这时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宣言书”（《又一次处在少数地位》）里写过如下一段话。 “少数派只要求得到一种荣誉，即想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作出第一个这样的范例：可以处在‘失败者’的地位而不成立新党。少数派的这种立场是出自他们对党组织发展过程的全部看法，出自他们对他们自己同以往的党的工作之间的牢固联系的认识。少数派不相信‘纸上革命’的神秘力量，认为自己的意愿有深刻的十分重要的根据，能保证他们在党内用纯粹思想宣传手段使自己的组织原则取得胜利。”（黑体是我用的） 多么漂亮、多么自负的言词啊！而当我们根据实际经历清楚看到这仅仅是一些言词时，又是多么痛苦啊……马尔托夫同志，对不起，现在我要代表多数派要求获得你们不配获得的这种“荣誉”了。这种荣誉确实是一种很大的荣誉，值得为它一战，因为小组习气的传统给我们留下的就是过分轻率地进行分裂和过分热心地运用“要么飨以老拳，要么握手言欢”这一格言。 大快事（有一个统一的党）应当高于并且确实高于小别扭（指为增补进行的无谓争吵）。我退出了中央机关报，伊格列克同志（是我和普列汉诺夫推举他代表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参加总委员会的）退出了总委员会。马尔托夫分子用一封等于宣战的信（见我们引用过的那本书）回答了中央委员会提议和平解决的最后的话。那时，并且直到那时，我才给编辑部写信（《火星报》第53号）说到公论问题［注：见本卷第86—90页。——编者注］。我说，如果真要谈论修正主义，争论不彻底性和无政府个人主义，争论一些领导人的失败，先生们，那就让我们把一切都说出来，痛痛快快地说出全部事实真相吧，——这就是我那封谈到公论问题的信的内容。编辑部对这封信的回答是破口大骂，并冠冕堂皇地训诫说：不要挑起“小组生活中的琐事和无谓争吵”（见《火星报》第53号）。我暗自忖度：啊，原来是“小组生活中的琐事和无谓争吵”……esistmirrecht，这和我的想法一样，先生们，这我倒是同意的。这就是说，你们把“增补”问题上的纠纷公开叫作小组的无谓争吵了。这倒是真话。可是，同一个（似乎是同一个）编辑部在同一号（第53号）的社论中又谈起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等，那么这种杂音又是怎么回事呢？［注：后来事实证明，这种“杂音”只是因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中有杂音。“无谓争吵”是普列汉诺夫写的（见他在《可悲的误解》中的自白，第57号），而社论《我们的代表大会》是马尔托夫写的（《戒严状态》第84页）。真是各唱各的调。］你不要提出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的增补而斗争的问题，因为这是无谓争吵。我们却要提出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增补的问题，这不是无谓争吵，而是关于“形式主义”问题的原则分歧。我想：不，亲爱的同志们，对不起，你们这么做可不行啊。你们要向我这座炮台开火，同时又要我把炮交给你们。真是开玩笑！于是我就写了一封《给编辑部的信》（《我为什么退出了〈火星报〉编辑部？》）［注：见本卷第91—98页。——编者注］，并且把它发表在《火星报》以外的地方；我在这封信中简略地说明了事实真相，并且一再询问，可以不可以按照你们占有中央机关报而我们占有中央委员会这样一个分配原则讲和。任何一方面都不会觉得自己在党内是“外人”，至于向机会主义方面的转变问题，我们可以争论，首先在报刊上，以后也许还要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争论。 一听到我提起讲和，所有敌人的炮台，包括总委员会在内，都立刻开炮作为回答。真可谓弹如雨下。什么专制君主，施韦泽，官僚主义者，形式主义者，凌驾于中央之上，片面性，简单生硬，顽固不化，心胸狭隘，疑神疑鬼，生性乖僻……好极了，我的朋友们！你们发射完了吗？你们的军火库里再没有什么存货了吗？你们的炮弹实在太不顶事了…… 现在该我说话了。现在我们看一看新《火星报》的新组织观点的内容，以及这些观点同我们党内划分为“多数派”和“少数派”的关系，关于这种划分的实质，我们在分析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讨论情况和表决情况时已经说过了。 （十七）新《火星报》。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 在剖析新《火星报》的原则立场时，无疑应当把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两篇小品文［注：这两篇小品文已收入《〈火星报〉的两年》文集第2册第122页及以下各页（1906年圣彼得堡版）。（这是作者为1907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当作基本材料。关于他爱用的那一套字眼的具体意义，我们在上面已经详细地指出来了，因此现在应当竭力撇开这种具体意义，来仔细考察一下迫使“少数派”（根据某种细小的琐碎的论据）得出正是这些而不是什么别的口号的思考过程，探讨一下这些口号的原则意义，而不管它们的来源如何，不管“增补”问题如何。目前我们正处在让步空气浓厚的时候，那就让我们对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让一下步，“认真地谈谈”他的“理论”吧。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一个基本论点（《火星报》第57号）是，“我们的运动一开始就包含着两种对立的倾向，这两种倾向的互相对抗，不能不随着运动本身的发展而发展，同时又不能不影响这个运动”。这就是说：“在原则上，运动的无产阶级目的〈在俄国〉同西方社会民主党的目的是一样的。”可是，我们这里影响工人群众的却是“对他们说来是异己的社会成分”，即激进知识分子。总之，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认定，我们党内存在着无产阶级倾向和激进知识分子倾向之间的对抗。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这一点上无疑是正确的。这种对抗是确实存在的（并且不仅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一个党内）。而且，大家都知道，正是这种对抗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为什么现代社会民主党已经划分成革命的（或正统的）和机会主义的（修正主义、内阁主义、改良主义的）两派，而这种划分也在我们俄国近十年来的运动中充分地显露了出来。同时大家又知道，社会民主党正统派所代表的正是运动中的无产阶级倾向，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所代表的则是民主知识分子倾向。 可是，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多少触及这个尽人皆知的事实时，便胆怯地向后退缩了。他没有作任何尝试来认真分析一下，上述这种划分一般在俄国社会民主运动史上，尤其是在我们党代表大会上究竟是怎样表现出来的，虽然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所写的正是有关代表大会的问题！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也同新《火星报》整个编辑部一样，对这次代表大会的记录怕得要死。我们了解前面说过的一切之后不会对此表示惊奇，但是，这对一个仿佛在研究我们运动中各种倾向的“理论家”却是一件害怕真相的奇事。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由于自己的这种特性，避开了关于我们运动中各种倾向的最新最精确的材料，而求救于惬意的幻想。他说：“既然合法马克思主义或半马克思主义给我国自由派提供了一个文坛上的领袖，为什么捉弄人的历史就不能从正统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中提供一个领袖给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呢？”[147]关于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这种惬意的幻想，我们只能说，如果历史有时是在捉弄人，那么，这并不能替一个分析这种历史的人的捉弄人的思想作辩护。当那位半马克思主义的领袖显露出是一个自由派分子时，那些愿意（和善于）探讨他的“倾向”的人所引证的并不是什么可能有的历史捉弄，而是这位领袖数十种甚至数百种心理和逻辑的表现，是他全部著作的面貌特征，这些特征显出了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148]。既然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分析“我们运动中的一般革命倾向和无产阶级倾向”时，丝毫——确实是丝毫——不能证明并指出他所痛恨的党内正统派的某些代表人物的某些倾向，那他只不过是郑重地证明自己思想贫乏罢了。既然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只能引证什么可能有的历史捉弄，那么他的事情想必已经是十分不妙了！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另一引证，即关于“雅各宾派”的引证，是更有教益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大概不会不知道，现代社会民主党分成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早已——并且不仅在俄国——使人有了运用“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历史比拟”的借口。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大概不会不知道，现代社会民主党中的吉伦特派随时随地都在用“雅各宾主义”、“布朗基主义”之类的词来形容自己的对手。我们不会象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那样害怕真相，且让我们来翻阅一下我们代表大会的记录，看看这些记录究竟有没有什么材料可供我们分析和检查现在我们所考察的这些倾向和我们所剖析的这种比拟。 第一个例子。在党代表大会上关于党纲的争论。阿基莫夫同志（他“完全赞同”马尔丁诺夫同志的意见）声明：“关于夺取政权〈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段条文写得跟所有其他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不同，这种写法有可能被解释成领导组织的作用一定会把受它领导的阶级推到后面去，并使前者同后者隔离开，而且普列汉诺夫就是这样解释的。因此，我们的政治任务也就表述得完全和‘民意党’的一样。”（记录第124页）普列汉诺夫同志和其他火星派分子反驳了阿基莫夫同志，指责他这是一种机会主义观点。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难道看不出，这次争论向我们表明了（是用事实，而不是用想象的历史捉弄）社会民主党内现代雅各宾派和现代吉伦特派的对抗吗？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所以谈起雅各宾派来，不正是因为他（由于他所犯的错误）已经与社会民主党内的吉伦特派为伍了吗？ 第二个例子。波萨多夫斯基同志认为在“民主原则的绝对价值”这个“基本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第169页）。他和普列汉诺夫一起否认民主原则的绝对价值。“中派”或泥潭派首领（叶戈罗夫）和反火星派首领（戈尔德布拉特）坚决反对这种看法，认为普列汉诺夫是在“仿效资产阶级的策略”（第170页），——这正是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关于正统派同资产阶级倾向的联系的看法，所不同的只是阿克雪里罗得没有把这种看法具体地说出来，而戈尔德布拉特则把它同一定的辩论联系了起来，我们不妨再问一次：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难道看不出这次争论也向我们具体地（在我们党代表大会上）表明了现代社会民主党内有雅各宾派和吉伦特派相对抗吗？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所以高喊反对雅各宾派，不正是因为他已经与吉伦特派为伍了吗？ 第三个例子。关于党章第1条的争论。究竟是谁在捍卫“我们运动中的无产阶级倾向”，谁在强调说明工人不怕组织，无产者不同情无政府状态，无产者重视“组织起来！”的号召，谁在提醒人们防范那些浸透机会主义思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呢？是社会民主党中的雅各宾派。究竟是谁在把激进知识分子拉到党里来，谁在念念不忘大学教授和中学生、单干人物和激进青年呢？是吉伦特派分子阿克雪里罗得伙同吉伦特派分子李伯尔。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为在我们党代表大会上公开散播的那个加给“劳动解放社”多数人的“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进行辩护，可是他辩护得多么笨拙啊！他不过是重弹伯恩施坦派的一些关于雅各宾主义、布朗基主义等等的陈词滥调，从而证实这个罪名有根有据罢了！他高喊什么激进知识分子的危险，无非是为了掩饰他自己在党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那些念念不忘这种知识分子的言论。 使用雅各宾主义等等这些“吓人的字眼”，只是暴露出自己有机会主义思想罢了。同已经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的组织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雅各宾派分子，就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留恋大学教授和中学生，害怕无产阶级专政，迷恋民主要求的绝对价值的吉伦特派分子，就是机会主义者。现在，把政治斗争缩小为密谋活动的思想已经在出版物上被驳斥过几千次了，它早就被实际生活驳倒和排挤掉了，群众性的政治鼓动的根本重要意义已经被阐明和反复地说明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机会主义者还会认为密谋组织是危险的东西。人们害怕密谋主义即布朗基主义的实际原因，并不是实际运动显露出来的某种特征（象伯恩施坦之流早就枉费心机地力图证明的那样），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种在现代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常常暴露出来的吉伦特派的怯懦心理。最滑稽不过的就是新《火星报》拼命想说出一种新意见（其实这种意见早已有人说过几百次了），即要人们防范40年代和60年代法国革命密谋家的策略（第62号上的社论）[149]。在即将出版的一号《火星报》上，现代社会民主党中的吉伦特派大概会给我们举出这样一批40年代的法国密谋家，对这些人来说，在工人群众中进行政治鼓动的作用，工人报纸作为党用来影响阶级的基本工具的作用，早已成了背得烂熟的起码常识。 可是，新《火星报》力图在发表新意见的幌子下重提旧事和反复咀嚼起码的常识，这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已经陷到我党机会主义派中去的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所处的地位的必然结果。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就得讲什么样的话。所以他们只好重复机会主义词句，只好向后退，以便从遥远的过去找到一点什么理由来替自己的立场辩护，但从代表大会上的斗争来看，从代表大会上形成的党内各种不同的色彩和派别划分来看，这个立场是无法辩护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除了谈一些阿基莫夫式的关于雅各宾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深奥思想，还发了一些阿基莫夫式的怨言，说不仅“经济派”而且“政治派”也有“片面性”、过分“迷恋”的毛病等等。当你在妄自尊大、自以为比有上述一切片面性和迷恋毛病的人高明的新《火星报》上读到有关这个题目的高谈阔论时，你就会惶惑莫解地自问道：他们在描画什么人的肖像？他们从哪里听过这种对话？[150]谁不知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分成经济派和政治派的时期早已过去了呢？你们看看党代表大会以前一两年的《火星报》就会知道，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还在1902年就平息下去了，完全停止了；就会知道，例如，在1903年7月（第43号），人们就认为“经济主义时代”“已经完全过去了”，经济主义“已经被彻底埋葬了”，认为政治派的迷恋是一种明显的返祖现象。《火星报》新编辑部究竟根据什么理由重新提起这个已经被彻底埋葬了的划分呢？难道我们在代表大会上同阿基莫夫们进行斗争，是因为他们两年以前在《工人事业》上犯的那些错误吗？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成了十足的白痴了。可是，谁都知道我们并没有这样做，我们在代表大会上同阿基莫夫们进行斗争，不是因为他们在《工人事业》上所犯的旧的、已经被彻底埋葬了的错误，而是因为他们在代表大会上发言和表决时犯了新的错误。我们并不是根据他们在《工人事业》上的立场，而是根据他们在代表大会上的立场来判断究竟哪些错误已经真正消除，哪些错误仍然存在，因而有争论的必要。到举行代表大会时，经济派和政治派这种旧的划分已不存在，但是各种机会主义倾向仍然存在，这些倾向曾经在讨论和表决许多问题时表现了出来，并且终于造成党的“多数派”和“少数派”的新划分。问题的全部实质在于，《火星报》新编辑部由于某些很明显的原因力图掩盖这种新的划分同我们党内当前机会主义的联系，因此也就不得不从新的划分退到旧的划分上去。既然不能说明新的划分的政治起源（或者说，为了表明肯于让步而想掩盖［注：见《火星报》第53号上普列汉诺夫关于“经济主义”的文章。在这篇文章的副题上，大概印错了几个字。“关于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的几点公开意见”显然应该是“关于同盟代表大会”，也许是“关于增补”。虽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对个人的要求作些让步，然而决不容许——不是从庸人观点而是从党的观点来看——把党所关心的一些问题混淆起来，不能把已经开始由正统派方面转到机会主义方面去的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所犯的新错误问题，偷换为今天在纲领和策略的许多问题上也许愿意由机会主义方面转到正统派方面来的马尔丁诺夫们和阿基莫夫们所犯的旧错误（即现在只有新《火星报》才会想起的错误）问题。］这种起源），那就只好去反复咀嚼早已过时的旧划分。尽人皆知，新划分的根据是组织问题上的分歧，这种分歧是由组织原则（党章第1条）的争论开始，而且只有无政府主义者才干得出来的“实践”作为结束。经济派和政治派之间的旧划分的根据主要是策略问题上的分歧。 这种从党内生活的真正是当前迫切的更为复杂的问题退回到早已解决而现在又故意翻腾出来的问题上去的行为，新《火星报》正在竭力用一种只能称为尾巴主义的可笑的深奥思想加以辩护。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首创的那个贯穿在新《火星报》一切言论中的深奥“思想”，就是认为内容比形式重要，纲领和策略比组织重要，认为“组织的生命力同它所灌输给运动的那种内容的范围和意义成正比”，认为集中制不是“独立自在的东西”，不是“万应灵丹”等等等等。这是多么深奥而伟大的真理啊！纲领的确比策略重要，策略比组织重要。识字课本比词法重要，词法比句法重要，——可是，对于那些在考试句法时没有及格而现在居然因留级而骄傲和自夸的人，又能说些什么呢？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组织原则问题上的议论象一个机会主义者（党章第1条），而在组织中的行动象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在同盟代表大会上）。而现在，他又在加深社会民主主义了——他说：葡萄是酸的！[151]其实，什么是组织呢？它不过是一种形式罢了；什么是集中制呢？它并不是万应灵丹；什么是句法呢？它并不象词法那样重要，它不过是把各个单词联结起来的一种形式罢了……《火星报》新编辑部得意地问道：“如果我们说，代表大会制定党纲要比它通过一个无论怎样完善的党章更能促进党的工作的集中化，难道亚历山德罗夫同志会不同意我们的说法？”（第56号的附刊）可以设想，这个经典性的名言将要博得的广泛而持久的历史名声，不会亚于克里切夫斯基同志所说的那句名言：社会民主党也和人类一样，永远只给自己提出可以实现的任务。新《火星报》的这个深奥思想真是与此如出一辙。为什么克里切夫斯基同志的这句话遭到讥笑呢？这是因为他用了一种冒充哲学的庸俗议论来替某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在策略问题上的错误辩护，替他们不能正确地提出政治任务辩护。同样，新《火星报》也是用一种所谓党纲比党章重要、党纲问题比组织问题重要的庸俗议论，来替某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在组织问题上的错误辩护，替某些同志的那种导致无政府主义空话的知识分子的不坚定性辩护！这难道不是尾巴主义吗？这难道不是因留级而自夸吗？ 通过党纲要比通过党章更能促进工作的集中化。这种冒充哲学的庸俗议论散发着多么浓厚的激进知识分子的气味，这种知识分子对资产阶级颓废思想比对社会民主主义要亲近得多！要知道，集中化这个词在这句名言里完全是从象征的意义上理解的。如果说这句话的人不善于或者不愿意思索，那么他们至少也应当回忆一下这个简单的事实：我们和崩得分子共同通过党纲，不仅没有使我们共同的工作集中化，而且也没有使我们避免分裂。在党纲问题上和在策略问题上的一致是保证党内团结，保证党的工作集中化的必要条件，但只有这个条件还是不够的（天啊！在今天一切概念都弄得混淆不清的时候，一个多么浅显的道理也要人翻来覆去地讲！）。为了保证党内团结，为了保证党的工作集中化，还需要有组织上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在一个已经多少超出了家庭式小组范围的党里面，如果没有正式规定的党章，没有少数服从多数，没有部分服从整体，那是不可想象的。当我们在纲领和策略的基本问题上还没有一致时，我们曾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是处在一个涣散状态和小组习气盛行的时代，我们曾直截了当地声明，在统一之前必须划清界限，我们当时还没有说到共同组织的形式，只是谈到在纲领和策略方面同机会主义斗争的那些新问题（这在当时确实是些新问题）。现在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个斗争已经保证了表述在党纲和党关于策略的决议中的充分的一致；现在我们必须采取下一个步骤，于是我们就在我们大家的同意下采取了这个步骤：我们制定了把一切小组融为一体的统一组织的形式。现在却有人把这些形式破坏了一半，把我们拉向后退，退到无政府主义的行为，退到无政府主义的空话，退到恢复小组来代替党的编辑部，而现在又用什么识字课本比句法更能促使文理通顺来替这种倒退辩护！ 三年前在策略问题上盛行一时的尾巴主义哲学，现在又在组织问题上复活了。我们不妨看看新编辑部发表的这样一段议论。亚历山德罗夫同志说：“战斗的社会民主主义方针，在党内应当不单单通过思想斗争，而且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来实行。”编辑部教训我们说：“把思想斗争和组织形式这样相提并论，的确不坏。思想斗争是一种过程，而组织形式不过是……形式〈在第56号的附刊第4版第1栏下面确实就是这样说的！〉，这些形式应当包着一种流动的、发展着的内容，即发展着的党的实际工作。”这种说法和那种说铁弹是铁弹，炸弹是炸弹[152]的笑话毫无二致。思想斗争是一种过程，而组织形式不过是包着内容的形式！问题在于我们的思想斗争是由较高级的形式，即对大家都有约束力的党组织的形式包着呢，还是由过去的涣散状态和小组习气的形式包着。人们把我们从较高级的形式拉回到较原始的形式上去，并且还为此辩护，说什么思想斗争是一种过程，而形式不过是形式。这和克里切夫斯基同志很久以前把我们从策略-计划拉回到策略-过程上去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不妨看一看新《火星报》为了反对那些似乎只顾形式却忽略了内容的人而说的这些关于“无产阶级的自我教育”的大话（第58号的社论）。难道这不是第二号阿基莫夫主义吗？头号阿基莫夫主义常拿“无产阶级斗争”的更“深刻”内容，拿无产阶级的自我教育，来替社会民主党内某一部分知识分子在策略任务的提法上的落后辩护。第二号阿基莫夫主义，现在也用组织不过是形式而整个实质在于无产阶级的自我教育这种同样深奥的理由，来替社会民主党内某一部分知识分子在组织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的落后辩护。替小兄弟操心的先生们，无产阶级是不怕组织和纪律的！无产阶级是不会去操心让那些不愿加入组织的大学教授先生和中学生先生因为在党组织的监督下工作，就被承认为党员的。无产阶级由它的全部生活养成的组织性，要比许多知识分子彻底得多。对我们的纲领和我们的策略已经有所认识的无产阶级，是不会用形式不如内容重要的口实来替组织上的落后辩护的。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我们党内某些知识分子，在组织和纪律方面缺乏自我教育，在敌视和鄙视无政府主义空话方面缺乏自我教育。正如头号阿基莫夫们从前诬蔑无产阶级，说它还没有成熟到进行政治斗争的地步一样，现在第二号阿基莫夫们也在诬蔑无产阶级，说它还没有成熟到组织起来的地步。已经成为自觉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并感到自己是党的一员的无产者，也一定会象他从前用十分鄙视的态度斥责策略问题上的尾巴主义那样来斥责组织问题上的尾巴主义。 最后，请看一看新《火星报》的那位“实际工作者”的深奥思想吧。他说：“建立一个能将革命家的活动〈用黑体是为了加深意思〉统一集中起来的‘战斗的’集中组织的思想，即使被人正确理解，也只有在有了这种活动的时候才会自然实现〈真是既新颖又聪明〉；组织本身作为一种形式〈注意，听着！〉，只能随着〈这里以及这段引文里其他各处的黑体，都是原作者用的〉构成其内容的革命工作的开展而成长起来。”（第57号）这岂不又一次使我们想起民间故事里的那个看到人家送葬时高喊“但愿你们拉也拉不完”的人物吗？[153]大概，我们党内没有哪一个实际工作者（不带引号的）不了解：我们活动的形式（即组织）老早就落在内容的后面了，并且落后得太远了；只有党内的伊万努什卡才会向落在后面的人们喊：齐步前进！不要抢先！不妨拿我们党和崩得比较一下。毫无疑义，我们党的工作内容［注：且不必说，我们党的工作内容在代表大会上是按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精神确定的（在纲领等等中），这只是用斗争的代价换来的，是我们同那些反火星派分子以及在“少数派”内占大多数的泥潭派分子斗争的结果。关于“内容”问题，如把旧《火星报》所出版的6号（第46—51号）同新《火星报》所出版的12号（第52—63号）比较一下，那也是很有趣的。但这只好另外有机会再说了。］要比崩得的工作内容丰富、多样、广泛、深入得多。理论规模更巨大，纲领更成熟，对工人群众（不仅对有组织的手工业者）的影响更广泛更深刻，宣传鼓动工作更多样，在先进分子和普通分子那里的政治工作的脉搏更活跃，在游行示威和总罢工时开展的人民运动更壮阔，在非无产者阶层中进行的活动更有力。可是“形式”怎样呢？我们工作的“形式”同崩得工作的形式比起来竟落后到不能容忍的地步，落后得使每一个对自己党内事务不“袖手旁观”的人都感到痛心和羞愧。工作的组织比工作的内容落后，是我们的一个弱点，并且远在召开代表大会以前，远在组委会成立以前，就已经是我们的一个弱点了。由于形式不成熟、不牢固，我们无法采取继续前进的重大步骤来发展内容，因而造成了可耻的停滞，力量的浪费，言行的不一。大家都为这种言行不一而大伤脑筋，可是阿克雪里罗得们和新《火星报》的“实际工作者们”，却在这时来鼓吹他们的深奥思想：形式只应当随着内容自然地成长起来！ 请看，如果有人想加深谬论并从哲学上替机会主义词句找根据，那么在组织问题（党章第1条）上所犯的小错误就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吧。要慢慢地走，要小心翼翼地曲折前进！[154]——从前我们就听见有人在策略问题上唱这个调子；现在我们又听见有人在组织问题上唱这个调子。组织问题上的尾巴主义是无政府个人主义者的心理的自然的和必然的产物，只要他开始把自己的（起初也许是偶然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上升为观点的体系，上升为一种特别的原则意见分歧，就会是这种情况。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我们看见了这种无政府主义的开端；在新《火星报》上，我们又看见有人企图把它上升为观点的体系。这种企图十分明显地证实了我们在党代表大会上已经表示过的意见：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观点跟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无产者的观点是不同的。例如，新《火星报》的那位“实际工作者”（他的深奥思想我们已经领教过了）揭发我，说我把党想象成一个“大工厂”，厂长就是中央委员会（第57号的附刊）。这位“实际工作者”根本没有料到，他提出来的这个吓人的字眼一下子就暴露出既不了解无产阶级组织的实际工作又不了解无产阶级组织的理论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工厂在某些人看来不过是一个可怕的怪物，其实工厂是资本主义协作的最高形式，它把无产阶级联合了起来，使它纪律化，教它学会组织，使它成为其余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首脑。马克思主义是由资本主义训练出来的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正是马克思主义一贯教导那些不坚定的知识分子把工厂的剥削作用（建筑在饿死的威胁上面的纪律）和工厂的组织作用（建筑在由技术高度发达的生产条件联合起来的共同劳动上面的纪律）区别开来。正因为无产阶级在这种工厂“学校”里受过训练，所以它特别容易接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难以接受的纪律和组织。对这种学校怕得要死，对这种学校的组织作用一无所知，这正是那些反映小资产阶级生存条件的思想方法的特点，这种思想方法产生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叫作Edelanarchismus的无政府主义，即“贵族式的”无政府主义，我说也可以把它称作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这种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在俄国虚无主义者身上是特别突出的。党的组织在他们看来是可怕的“工厂”；部分服从整体和少数服从多数在他们看来是“农奴制”（见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品文），他们一听见在中央领导下实行分工，就发出可悲又可笑的号叫，反对把人们变成“小轮子和小螺丝钉”（在这方面他们认为特别可怕的，就是把编辑变成撰稿人），他们一听见别人提起党的组织章程，就作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轻蔑地说（对“形式主义者”），完全不要章程也可以。 这是难以置信的，但这是事实。马尔托夫同志在《火星报》第58号上就是这样教训我的，并且为了更加使人信服，还从《给一位同志的信》里引了我本人的话。举一些涣散时代的例子，小组时代的例子，来替在党性时代保持和赞美小组习气、无政府状态辩护，这难道不是“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这难道不是尾巴主义吗？ 为什么从前我们不需要章程呢？因为当时党是由一些彼此没有任何组织联系的单个小组组成的。当时由这一小组转到另一小组，只是个人“自愿”的事情，并没有任何正式规定的整体意志作为他的行动的准绳。各个小组内部的争论问题不是按照章程，“而是用斗争和退出相威胁”来解决，正如我在《给一位同志的信》［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18页。——编者注］里根据许多小组特别是我们六人编辑小组的经验所说的那样。在小组时代，这种现象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可是谁都没有想到要赞美它，没有认为它是理想的；大家都埋怨过这种涣散状态，大家都为此感到苦恼，渴望把各个零星小组融为一个正式的党组织。现在，这种融合实现了，却有人把我们拉向后退，用冒充最高组织观点的无政府主义的空话来款待我们！在那些过惯了穿着宽大睡衣、趿拉着拖鞋的奥勃洛摩夫[155]式的家庭式小组生活的人们看来，正式章程是太狭隘、太狭窄、太累赘、太低级了，太官僚主义化、太农奴制度化了，太约束思想斗争的自由“过程”了。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不了解，正式章程所以必要，正是为了用广泛的党的联系来代替狭隘的小组联系。一个小组内部或各个小组之间的联系，在过去是不需要规定的，也是无法规定的，因为这种联系是靠朋友关系或盲目的、没有根据的“信任”来维持的。党的联系不能而且也不应当靠这两种东西来维持。党的联系一定要以正式的，即所谓“用官僚主义态度”（在自由散漫的知识分子看来）制定的章程为基础，也只有严格遵守这个章程，才能保证我们摆脱小组的刚愎自用，摆脱小组的任意胡闹，摆脱美其名为思想斗争的自由“过程”的小组争吵。 新《火星报》编辑部打出的一张反对亚历山德罗夫的王牌，就是用教训的口吻指出：“信任是一种微妙的东西，决不能把它钉到人心和脑袋里去。”（第56号的附刊）编辑部不了解，正是提出信任——单纯的信任——这一范畴本身，再一次把它那种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和组织上的尾巴主义暴露了出来。当我还只是一个小组——无论《火星报》六人编辑小组或《火星报》组织——的成员时，譬如我为了说明我不愿意同某某人在一起工作，我有权拿那种盲目的、没有根据的不信任当作唯一的借口。当我成了一个党员时，我就没有权利只凭感情来表示不信任了，因为我这样做，便给以前小组习气盛行时代的一切任意胡闹和刚愎自用的现象大开方便之门；我有责任用正式的理由，即根据我们的纲领、我们的策略、我们党章中某一项正式规定的原则来说明我为什么“信任”或“不信任”；我就不能只限于盲目的“信任”或“不信任”，而必须承认我自己的决定以及党内任何一部分的一切决定都要对全党负责；我必须遵照正式规定的手续来表示自己的“不信任”，来实现根据这种不信任所得出的观点和愿望。我们已经从盲目“信任”的小组观点，提高到党的观点。党的观点要求我们按照受监督的和正式规定的手续，来表示和检查信任，可是编辑部却把我们拉向后退，并把自己的尾巴主义叫作新的组织观点！ 请看，我们的所谓党的编辑部是怎样议论那些可能要求派代表参加编辑部的著作家小组的。时时处处都藐视纪律的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者教训我们说：“我们不会发怒，我们不会叫起纪律来。”假如提出这种要求的是一个明白事理的集团，我们就同它“达成协议”（原文如此！）；不然我们就对它的要求置之一笑。 你看，这该是一种多么高贵的与庸俗的“工厂式的”形式主义针锋相对的态度呀！其实，这只是编辑部赠给党的一套略加修饰的、充满小组习气的辞令，编辑部感到它不是一个党的机关，而是旧时小组的残余。这种立场的内在的虚伪性，必然会产生无政府主义的深奥思想，这种深奥思想把涣散状态推崇为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原则，同时在口头上又伪善地把这种涣散状态说成是早已过去了的事情。根本不需要什么由上下各级党机关构成的体系，因为在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看来，这种体系不过是办公室里拟制的司厅科股等等的玩意（见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品文）；根本不需要什么部分服从整体的原则，根本不需要对党的“达成协议”或划清界限的办法作出“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规定，还是让人们去空谈“真正社会民主主义的”组织方法，崇尚旧时的小组争吵吧。 正是在这方面，受过“工厂”训练的无产者可以而且应当来教训无政府个人主义。觉悟的工人早已脱离了害怕同知识分子打交道的幼稚状态。觉悟的工人善于尊重他在知识分子社会民主党人那里发现的比较丰富的知识、比较广阔的政治视野。可是，随着我们真正的政党的形成，觉悟的工人应当学会辨别无产阶级军队的战士的心理和爱说无政府主义空话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应当学会不仅要求普通党员，而且要求“上层人物”履行党员的义务，应当学会象他很久以前蔑视策略问题上的尾巴主义那样，来蔑视组织问题上的尾巴主义！ 新《火星报》在组织问题上的立场的最后一个特点，是同吉伦特主义[156]和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维护自治制，反对集中制。关于官僚主义和专制的号叫，关于“非火星派分子〈在代表大会上维护自治制的非火星派分子〉受到不应有的忽视”的惋惜，关于有人要求别人“唯命是从”的滑稽喊叫，关于“庞巴杜尔作风”的伤心抱怨等等，正是含有这样的原则的意思（如果有的话［注：这里我也和在本节其他地方一样，把这些号叫的“增补”的意思撇开不谈。］）。任何一个党的机会主义派总是维护任何一种落后表现，为它辩护，无论在纲领方面、策略方面或组织方面都是如此。新《火星报》维护组织方面的落后表现（尾巴主义），是同维护自治制密切联系着的。诚然，一般说来，经过旧《火星报》三年来的宣传揭露，自治制已经名声很坏了，因此新《火星报》公开维护自治制未免还有些害羞；它还硬要我们相信它喜欢集中制，不过它用来证明这一点的，只是集中制这个词用了黑体罢了。其实，只要稍微考察一下新《火星报》的“真正社会民主主义的”（不是无政府主义的吗？）所谓集中制的“原则”，处处都会发现自治制的观点。难道现在不是所有的人都清楚看到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在组织问题上已经转到阿基莫夫那里去了吗？难道他们自己不是用所谓“非火星派分子受到不应有的忽视”这句名言郑重地承认了这一点吗？难道阿基莫夫和他的朋友们在我们党的代表大会上所维护的不是自治制吗？ 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所维护的正是自治制（如果不是无政府主义的话），当时他们令人可笑地竭力证明：部分不应当服从整体，部分在决定自己对整体的关系时可以有自治权，确定这种关系的国外同盟章程可以在违反党内多数的意志、违反党中央机关的意志的情况下生效。现在马尔托夫同志在新《火星报》（第60号）上说到中央委员会指定地方委员会委员问题时公开维护的也正是自治制[157]。我不来谈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和现在在新《火星报》上用来维护自治制的那些幼稚的诡辩［注：马尔托夫同志列举党章各项条文时，恰巧遗漏了说明整体对部分的关系的一条：中央委员会“分配全党人力”（第6条）。如果不能把工作人员从一个委员会调到另一个委员会，那还怎么分配人力呢？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还需要加以说明，真叫人感到难为情。］，我认为这里重要的是，应当指出他有维护自治制、反对集中制的明显倾向，这种倾向是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所固有的根本特征。 在新《火星报》（第53号）上拿“形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原则”（黑体是原作者用的）和“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原则”相对照，要算是分析官僚主义这个概念的唯一尝试了。这种对照（可惜，这种对照也象提到非火星派分子时那样没有加以发挥，没有加以阐明），也多少有些道理。官僚主义对民主主义，这也就是集中制对自治制，也就是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原则对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的组织原则。后者力求自下而上地来行动，因此在凡是可能的地方和凡是可能的程度内，都坚决主张实行自治制，主张实行达到（在那些狂热坚持这点的人们那里）无政府主义地步的“民主主义”。前者力求由上层出发，坚决主张扩大中央对于部分的权利和权限。在涣散状态和小组习气盛行的时代，这种上层机关（革命社会民主党力求在组织上由它出发）必然是一个由于自己的活动和自己的革命彻底性而享有极大威信的小组（在我们这里就是《火星报》组织）。在恢复党的真正统一并在这个统一的基础上解散各个过了时的小组的时代，这种上层机关必然是党的代表大会，即党的最高机关；代表大会尽可能把各个积极组织的所有代表团结起来，任命中央机关（它的成分往往使党内的先进分子而不是落后分子比较满意，让党内的革命派而不是机会主义派比较喜欢），使它们成为党的最高机关，直到召开下届代表大会为止。至少在欧洲社会民主党人那里情况是如此，而且这种为无政府主义者所深恶痛绝的惯例在亚洲社会民主党人中间也开始流行起来，虽然流行得很慢，不免要遇到困难，不免要遇到斗争，不免要遇到无谓争吵。 非常值得指出的是，我在上面所谈到的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的这些根本特征（自治制、老爷式的或知识分子的无政府主义、尾巴主义和吉伦特主义），在世界各国社会民主党内，凡是划分为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的（试问在什么地方没有这种划分呢？），都可以看到，只是作相应的改变（mutatismutandis）罢了。这种情形最近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暴露得特别明显，因为第20号萨克森选区竞选的失败（所谓格雷事件［注：格雷1903年6月16日曾在第15号萨克森选区里被选为国会议员，但他在德累斯顿代表大会[158]以后辞去了议员职务。第20号选区在议员罗森诺死后出现空缺，该区选民又想推举格雷为候选人。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萨克森中央鼓动委员会对此表示反对，虽然它们没有权利正式禁止推举格雷为候选人，但是它们终于使格雷放弃了候选人的资格。在这次选举中，社会民主党人遭到了失败。］）把党的组织原则提到日程上来了。由这一事件引起了原则问题，这主要是德国机会主义者推波助澜的结果。格雷（他从前是一个牧师，又是一本不无名气的书《当工厂工人的三个月》的作者，是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上的“主角”之一）本人是一个顽固的机会主义者，于是彻底的德国机会主义者的机关刊物《社会主义月刊》[159]就立刻来为他“鸣不平”。 纲领上的机会主义，自然是同策略上的机会主义和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相联系的。当时出面陈述“新”观点的是沃尔弗冈·海涅同志。为了向读者说明这个参加社会民主党并带来机会主义思想习气的典型知识分子的面目，只要指出沃尔弗冈·海涅同志是一个比德国的阿基莫夫同志小一点而比德国的叶戈罗夫同志大一点的人物就够了。 沃尔弗冈·海涅同志在《社会主义月刊》上，也象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新《火星报》上那样大举进攻。单是文章的标题《对格雷事件的几点民主意见》（《社会主义月刊》4月第4期），就已经很了不起。内容也同样非比寻常。沃·海涅同志反对“侵犯选区自治权”，捍卫“民主原则”，抗议“委任的上司”（即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干涉人民自由选举议员。沃·海涅同志教训我们说，问题并不在于一次偶然事件，而在于一种总的倾向，即“党内的官僚主义和集中制倾向”，对这种倾向，据说过去人们就有所觉察，但是现在变得特别危险了。必须“在原则上承认：党的地方机关是党的生活的体现者”（这是从马尔托夫同志所写的《又一次处在少数地位》这本小册子中抄来的）。不要“习惯于让一切重要政治决定都出自一个中央机关”，党要防备“脱离实际生活的教条政策”（这是从马尔托夫同志在党代表大会上大谈“实际生活一定会显示自己的力量”那篇发言中借用来的）。沃·海涅同志加深自己的论据说：“如果细心观察事物的根源，如果把这次也和任何时候一样起过不小作用的种种个人冲突撇开不谈，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这种激烈反对修正主义者的斗争〈黑体是原作者用的，大概是暗示“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和“对修正主义者的斗争”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吧〉，主要是党内的官方人士对‘局外人’〈沃·海涅显然还没有读过那本论反对戒严状态的小册子，因此只好借用一个英国习惯用语：Outsidertum〉不信任，传统对一切异乎寻常的现象不信任，没有个性的机关对一切有个性的东西不信任〈见阿克雪里罗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关于反对压制个人主动性的决议案〉，一句话，就是我们在前面所说明的那种倾向，即党内的官僚主义和集中制倾向。” “纪律”这个概念在沃·海涅同志的心里所引起的高尚愤怒，并不亚于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他写道：“有人指责修正主义者缺乏纪律，是因为他们给《社会主义月刊》写过文章，有人甚至不愿承认这个刊物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因为它不受党的监督。单是这种试图缩小‘社会民主主义’这一概念的做法，单是这种让人们在应当普遍实行绝对自由的思想生产方面遵守纪律的要求〈请回忆一下所谓思想斗争是一个过程，而组织形式不过是形式的说法〉，就足以证明官僚主义和压制个性的倾向了。”接着沃·海涅又滔滔不绝地百般攻击这种创造“一个包罗万象的、尽量集中化的巨大组织，一个策略，一个理论”的可恨倾向，攻击“绝对服从”、“盲目服从”的要求，攻击“简单化的集中制”等等，真是一字不差地“模仿阿克雪里罗得”。 沃·海涅所挑起的争论激烈起来了，因为在德国党内这个争论没有掺杂什么由增补问题引起的无谓争吵，因为德国的阿基莫夫们不仅在代表大会上而且经常在专门的机关刊物上暴露自己的面目，所以这次争论很快就变成了对正统思想和修正主义在组织问题上的原则倾向的分析。以革命派（它当然也和我们这里一样被人加上“独裁”和“宗教裁判”等等的可怕罪名）代表之一的资格出面说话的，是卡·考茨基（《新时代》1904年第28期的《选区和党》——《WahlkreisundPartei》一文）。他说，沃·海涅的论文“表明整个修正主义派的思想进程”。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法国，在意大利，机会主义者都在竭力维护自治制，力图削弱党的纪律，力图把党的纪律化为乌有，他们的倾向到处都在导向瓦解组织，导向把“民主原则”歪曲为无政府主义。卡·考茨基教训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者说：“民主并不是没有权力，民主并不是无政府状态，民主是群众对他们委任的代表的统治，它不同于冒充人民公仆而实际上是人民统治者的其他权力形式。”卡·考茨基在详细考察了各国机会主义的自治制所起的瓦解组织的作用后指出，正是由于“大批资产阶级分子”［注：卡·考茨基把饶勒斯拿来做例子。这种人愈是倾向于机会主义，他们也就“必然觉得党的纪律对于他们的自由个性是一种不可容许的约束”。］参加社会民主党，才使机会主义、自治制和违反纪律的倾向严重起来，并且一再提醒说，“组织是无产阶级解放自己的武器”，“组织是无产阶级所特有的阶级斗争的武器”。 德国的机会主义比法意两国的弱些，所以德国的“自治制倾向，暂时还只表现为唱一些反对独裁者和大宗教裁判者，反对开除教籍［注：德语Bannstrahl（开除教籍）这个词，可以说是俄语的“戒严状态”和“非常法”的同义语。这是德国机会主义者的“吓人的字眼”。］和追究异端的相当动听的高调，表现为无休止的吹毛求疵和无谓争吵，而对这种吹毛求疵和无谓争吵加以分析，又只会引起无休止的口角”。 俄国党内的机会主义比德国的更弱，所以俄国的自治制倾向所产生的东西，其思想成分更少，“动听的高调”和无谓争吵的成分更多，这原是不足为奇的。 难怪考茨基要作出结论说：“也许，世界各国修正主义在任何其他问题上，都不象在组织问题上表现得那样性质一致，虽然其形态各不相同，色彩互有差异。”在谈到正统思想和修正主义在这方面的基本倾向时，卡·考茨基也用了“吓人的字眼”：官僚主义对（Versus）民主主义。卡·考茨基写道：据说，给党的执行委员会一种权利，让它对各地方选区选择候选人（国会议员候选人）施加影响，就是“无耻地侵犯民主原则，因为民主原则要求全部政治活动自下而上地由群众独立自主地进行，而不是自上而下地用官僚主义的办法进行……但是，如果说有什么真正民主的原则，那它就是多数应比少数占优势，而不是相反……”任何一个选区选举国会议员都是关系全党的一个重要问题，所以党至少应当经过党所信任的人（Vertrauensmanner）对指定候选人施加影响。“如果谁觉得这太官僚主义化或太集中化，他不妨提出由全体党员（SamtlicheParteigenossen）来直接表决候选人。既然这办不到，那就不必抱怨说，这项职能也同其他许多有关全党的职能一样由党的一个或几个机关来执行，就是缺乏民主精神。”按照德国党的“习惯法”，从前各个选区也是就提出某某人为候选人的问题同党的执行委员会进行“同志式的商议”的。“可是党现在已经太大了，这个不言而喻的习惯法已经不够了。当人们不再承认习惯法为不言而喻的东西时，当这个习惯法规定的内容以及这个习惯法本身的存在都引起争议时，那它就不成其为法了。因而绝对需要精确地规定这个法，把它明文规定下来……”作更加“精确的章程性的规定（statutarischeFestlegung）［注：把卡·考茨基这些关于用正式规定的章程性法规代替不言而喻的习惯法的意见，拿来和我们党尤其是编辑部从党代表大会以来所经历的全部“变更”对照一下，是很有教益的。参看维·伊·查苏利奇的发言（在同盟代表大会上，见第66页及以下各页），她未必能领会现在发生的这种变更的全部意义。[160]］，从而加强组织的严格性（groβereStaffheit）”。 这样你们就看到：在另一个环境中也有同样的斗争，即党内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在组织问题上的斗争，有同样的冲突，即自治制同集中制的冲突，民主主义同“官僚主义”的冲突，削弱组织和纪律严格性的倾向同加强组织和纪律严格性的倾向的冲突，不坚定的知识分子的心理同坚定的无产者的心理的冲突，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同无产阶级的团结精神的冲突。试问，资产阶级民主派——不是捉弄人的历史仅仅私下里许诺有朝一日会指给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看的那个资产阶级民主派，而是实实在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它在德国也有一些聪明敏锐的代表人物，并不亚于我国的解放派先生们，——当时是怎样对待这种冲突的呢？德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马上起来对这个新的争论作出反应，并且也和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一样，也和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一样，竭力支持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德国交易所资本家的著名的《法兰克福报》[161]发表了一篇气势汹汹的社论（1904年4月7日《法兰克福报》第97号晚上版），它表明肆无忌惮地抄袭阿克雪里罗得的言论简直已经成了德国报刊的一种流行病。法兰克福交易所的威风凛凛的民主派分子大肆攻击社会民主党内的“专制”、“党内独裁”、“党内首长的专制统治”，攻击打算用来“惩罚整个修正主义”（请回忆一下“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这句话）的“开除教籍”的作法，攻击“盲目服从”、遵守“死板纪律”的要求，攻击“唯命是从”、把党员变成“政治僵尸”（这比讲小螺丝钉和小轮子厉害得多！）的要求。交易所的骑士们看到了社会民主党内的反民主的制度，不禁愤愤不平地说：“请看，任何个人特性，任何个性都要加以取缔，因为它们有产生法国那样的情况，即产生饶勒斯主义和米勒兰主义的危险，辛德曼〈在萨克森社会民主党人代表大会上〉叙述这个问题时就直截了当地这样说过。” 总之，如果说新《火星报》关于组织问题的新字眼有什么原则含义，那么毫无疑问，这就是机会主义的含义。证实这个结论的，既有对我们那次分成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的党代表大会的全部分析，又有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实例，在这些社会民主党内，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也是用同样的倾向和同样的责难表现出来的，并且往往用的是同样的字眼。当然，各国党的民族特点和各国政治条件的不同都会发生相当的影响，因而使得德国机会主义完全不同于法国机会主义，法国机会主义完全不同于意大利机会主义，意大利机会主义完全不同于俄国机会主义。但是，虽然有上述种种条件的差别，所有这些党内的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之间的基本划分显然是相同的，机会主义在组织问题上的思想过程和倾向显然是相同的。［注：现在谁也不会怀疑，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过去在策略问题上分成经济派和政治派，同整个国际社会民主党分为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是一样的，尽管马尔丁诺夫和阿基莫夫同志同冯·福尔马尔和冯·埃尔姆同志，或同饶勒斯和米勒兰有很大的区别。同样，在组织问题上的基本划分也毫无疑义是相同的，尽管没有政治权利的国家和有政治自由的国家之间的条件大不相同。极其值得注意的是，讲原则的新《火星报》编辑部稍稍涉及了一下考茨基和海涅的争论（第64号），便畏缩地避开了一切机会主义派和一切正统派在组织问题上的原则倾向问题。］由于在我国马克思主义者和我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有许多激进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所以由这种知识分子心理产生的机会主义不论过去或现在都必然在各个不同的方面用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曾经在我们世界观的基本问题上，即在纲领问题上，同机会主义进行了斗争，目的方面的根本分歧不可避免地使那些把我国合法马克思主义弄得声名狼藉的自由派同社会民主党人完全分道扬镳。后来我们在策略问题上同机会主义进行了斗争，我们同克里切夫斯基和阿基莫夫两位同志在这个比较次要问题上的分歧自然只是暂时的，并没有弄到各自成立政党的地步。现在我们应当克服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在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这些问题同纲领问题和策略问题相比当然更少具有根本意义，但是它们在目前却出现在我们党的生活的前台。 谈到同机会主义作斗争，任何时候都不应当忘记整个现代机会主义在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的特征：模棱两可，含糊不清，不可捉摸。机会主义者按其本性来说总是回避明确地肯定地提出问题，谋求不偏不倚，在两种互相排斥的观点之间象游蛇一样蜿蜒爬行，力图既“同意”这一观点，又“同意”另一观点，把自己的不同意见归结为小小的修正、怀疑、天真善良的愿望等等。纲领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者爱德·伯恩施坦同志是“同意”党的革命纲领的，虽然他本来显然想“根本改良”这个纲领，但是他认为这样做是不合时宜的，是不适当的，还不如阐明“批判”的“一般原则”（主要是用无批判的态度抄袭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原则和字眼）来得重要。策略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者冯·福尔马尔同志也是同意革命社会民主党的老的策略的，也是多半只限于唱唱高调，提出小小的修正，讲几句风凉话，而根本不提出任何明确的“内阁主义的”策略[162]。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者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也是直到现在并没有提出什么可以“用章程确定下来的”明确的原则论点，尽管人们一再公开提醒他们这样做；他们本来也愿意，非常愿意“根本改良”我们的组织章程（《火星报》第58号第2版第3栏），但是他们宁愿先来讲“一般组织问题”（因为如果按新《火星报》精神把我们这个不管第1条如何但毕竟是集中制的章程实行一番真正根本的改良，那就必然会导致自治制，可是马尔托夫同志当然甚至在自己面前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在原则上是倾向自治制的）。因此，他们在组织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也就来得五花八门：多半是唱一些所谓专制和官僚主义、所谓盲目服从、小螺丝钉和小轮子等等幼稚的动听的高调，——这种高调是如此幼稚，以致使人很难确定其中所包含的哪些真正是原则的意思，哪些真正是增补问题的意思。可是他们愈陷愈深：他们企图对他们所仇恨的“官僚主义”加以分析并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就不可避免地要导向自治制；他们企图“加深”和论证自己的观点，就不可避免地要为落后现象辩护，走向尾巴主义，陷入吉伦特主义的空谈。最后，就出现了无政府主义原则，它是作为唯一的、真正明确的、因而在实践上表现得特别明显的（实践总是走在理论前面的）原则表现出来的。藐视纪律——自治制——无政府主义，这就是我们那个组织上的机会主义时而爬上时而爬下的梯子，它从一个梯级跳到另一个梯级，巧妙地回避明确说出自己的原则。［注：现在，回想一下党章第1条的争论，就会清楚地看到，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党章第1条问题上的错误的发展和加深，必然导向组织上的机会主义。马尔托夫同志的基本思想，即自行列名入党，正是虚伪的“民主主义”，是自下而上建立党的思想。相反，我的思想所以是“官僚主义化的”，就是因为我主张自上而下，由党代表大会到各个党组织来建立党。无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也好，无论是无政府主义的词句也好，无论是机会主义的、尾巴主义的深奥思想也好，都是在对党章第1条的争论中就显露了出来。马尔托夫同志在《戒严状态》这本小册子（第20页）中说新《火星报》上“开始了思想工作”。这种说法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因为他和阿克雪里罗得确实是从党章第1条开始把思想按新方向推进的。只是不幸这个新方向是机会主义的方向。他们愈顺着这个方向“工作”下去，他们的这种工作愈脱离增补问题的无谓争吵，他们也就愈陷到泥潭里去。普列汉诺夫同志在党代表大会上已经清楚地看出了这一点，并且他在《不该这么办》一文中又再次警告他们说：我甚至情愿把你们增补进来，只是希望你们不要顺着这条只会走到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去的道路走下去。——但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两人并没有接受这个忠告，他们说：怎么？不顺着这条路走？要赞同列宁所说增补不过是一种无谓争吵的意见吗？绝对不行！我们要向他表明我们是些讲原则的人！——果然表明了。他们已经向大家具体地表明了，如果说他们有什么新的原则，那就是机会主义的原则。］在纲领和策略上的机会主义那里，也可以看到同样的阶梯：藐视“正统思想”、虔诚信仰、狭隘死板——修正主义的“批评”和内阁主义——资产阶级民主。 在一切现代机会主义者尤其是我国少数派的一切著作中发出的那种绵延不断的委屈声调，都是同仇恨纪律的心理有密切联系的。据说，有人在迫害他们，排挤他们，驱逐他们，围困他们，驱策他们。在这些字眼里流露出来的真实心理和政治真相，大概要比编造被驱策者和驱策者[163]这种诙谐而动听的笑话的人自己所预料的多得多。的确，拿我们党代表大会的记录来看，就可以看到少数派都是一些在某个时候和因为某件事情在革命社会民主党那儿受到委屈的人。这中间有崩得分子和工人事业派分子，我们让他们“委屈”得退出了代表大会；这中间有南方工人派分子，他们因为一切组织尤其是他们自己的组织被取消而受到极大的委屈；这中间有马霍夫同志，他每次发言的时候都受到了委屈（因为他每次总要出丑）；最后，这中间还有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他们受到的委屈，就是他们因为党章第1条而被加上了“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就是他们在选举中遭到了失败。所有这些令人伤心的委屈，都不象许多庸人至今想象的那样，是由于什么人说了不可容许的挖苦话，作了激烈的攻讦，进行了狂热的论战，由于什么人粗野地甩门，什么人挥舞拳头进行威胁等等偶然引起的结果，而是由于《火星报》整个三年思想工作必然产生的政治结果。既然我们在这三年中不是光耍耍嘴皮子，而是表示了一种应该转变成行动的信念，所以，我们在代表大会上也就不能不对反火星派和“泥潭派”进行斗争。在我们同站在前列勇敢地进行过斗争的马尔托夫同志一起把这样一大堆人再三地委屈过以后，我们只是稍微把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和马尔托夫同志委屈一下，他们就受不了了。量转变成了质。发生了否定的否定。所有受到委屈的人忘记了相互间的嫌隙，痛哭流涕地彼此拥抱在一起，并扯起了旗帜，举行“反对列宁主义的起义”［注：这种惊人之语是马尔托夫同志创造的（《戒严状态》第68页）。马尔托夫同志一直想等到他那方面凑够五个人时举行“起义”来反对我一个人。马尔托夫同志所采用的论战手法并不高明，他想用拼命恭维对手的办法来消灭对手。］。 当先进分子起义反对反动分子时，起义是一件大好事。革命派举行起义反对机会主义派，这是很好的。机会主义派举行起义反对革命派，那就是坏事了。 普列汉诺夫同志只得以可以说是战俘的身分参加到这种坏事中去。他抓住起草支持“多数派”的某些决议的人的个别不恰当的词句，竭力“泄愤出气”，并高声叹息道：“穷得可怜的列宁同志啊！他的正统派拥护者们真是太妙了！”（《火星报》第63号的附刊） 可是，普列汉诺夫同志，如果说我穷得可怜，那么，新《火星报》编辑部就应该是十足的叫花子了。无论我怎样穷，我总还没有落到如此绝对贫困的地步，以致只好闭起眼来不看党代表大会，而到某些地方委员会委员的决议中找材料来锻炼自己的机智。无论我怎样穷，我总比某些人富千百倍，他们的拥护者不是偶而说出一两句不恰当的话，而是在一切问题上，不论在组织问题上也好，在策略问题或纲领问题上也好，都死死抓住同革命社会民主党原则相反的原则不放。无论我怎样穷，我总还没有穷到只好把这样一些拥护者赠给我的颂词向公众隐瞒起来的地步。可是新《火星报》编辑部却不得不这样做。 读者们，你们知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沃罗涅日委员会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吗？如果你们不知道，可以读一读党代表大会的记录。你们从那里可以看出，这个委员会的方向完全由阿基莫夫和布鲁凯尔两同志表现了出来，这两位同志在代表大会上对我们党的革命派进行过全面的斗争，并且多次被大家——从普列汉诺夫同志起到波波夫同志止——列为机会主义者。正是这个沃罗涅日委员会在它的一月份的传单（1904年1月第12号）上声明说： “去年在我们不断发展的党内，发生了一件对于党有重要意义的大事件：举行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即由党的组织的代表参加的大会。召集党代表大会本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而在君主制的条件下更是一件很冒险很困难的事情，因此难怪召集这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做得很不完善；代表大会本身虽然完全顺利地举行过了，可是并没有满足党对它提出的一切要求。受1902年代表会议委托负责召开代表大会的那些同志被逮捕了，召开代表大会的工作只是由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一个派别——火星派——指派的人担任的。许多不属于火星派的社会民主党人组织，都没有被吸收参加代表大会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代表大会制定党纲和党章的任务执行得极不完善，连参加代表大会的人自己也承认，党章里含有‘可能引起危险的误解’的重大缺陷。在代表大会上，火星派本身分裂了，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许多从前似乎完全接受《火星报》的行动纲领的重要人物，也都意识到该报许多主要由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两人所主张的观点不切合实际。虽然他们两个人在代表大会上也占过上风，可是实际生活的力量，实际工作（一切非火星派分子也参加了的实际工作）的要求，很快就纠正了理论家的错误，并且在代表大会以后就作了重大的修正。《火星报》大大地改变了，并且答应细心听取社会民主党一切活动家的要求。这样，虽然代表大会的工作应当由下届代表大会加以审查，而且这些工作连代表大会参加者也认为显然不能令人满意，因此也就不能作为不可改变的决议要党接受，可是代表大会澄清了党内状况，对于党今后的理论工作和组织工作提供了大量的材料，因而对全党的工作来说也是一个大有教益的经验。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和制定的党章，将受到一切组织的注意，但是由于它们具有显而易见的不足之处，许多组织都反对只以它们为指南。 沃罗涅日委员会充分理解全党工作的重要性，对有关组织代表大会的一切问题作出了积极的反应。它充分意识到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事情的重要性，欢迎已经成了中央机关报（主要机关报）的《火星报》所发生的转变。虽然党内和中央委员会内的状况还不能令我们满意，但是我们相信，困难的建党工作经过共同的努力是会日益改进的。鉴于有许多谣传，沃罗涅日委员会特向同志们声明，根本不存在沃罗涅日委员会退党的问题。沃罗涅日委员会十分了解，象沃罗涅日委员会这样一个工人组织退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会是一个多么危险的先例，会多么有损于党的声誉，这对那些可能仿效这种先例的工人组织是多么的不利。我们不应当制造新的分裂，而应当坚决努力使一切觉悟的工人和社会主义者统一成一个党。何况第二次代表大会是一个例行的大会，而不是一个成立大会。开除出党只能根据党的裁决来进行，任何一个组织，甚至连中央委员会也没有权利把某一个社会民主党组织开除出党。况且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党章第8条已经规定，任何一个组织都在本地的事务方面享有自治权（自主权），因此沃罗涅日委员会有充分的权利把自己的组织观点贯彻到实际生活中去，贯彻到党内来。” 新《火星报》编辑部在第61号上引证这个传单时，转载了上面这一大段文字的后一部分，即用大号字排印的这一部分；至于前一部分，即用小号字排印的那一部分，编辑部宁愿删去不要。 大概是有些不好意思吧。 （十八）稍微谈谈辩证法。两个变革 只要大体上看一看我们党内危机的发展经过，我们就不难看出，斗争双方的基本成分，除了小小的例外，始终没有改变。这是我们党内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之间的斗争。可是，这个斗争经过了各种不同的阶段，而每个想透彻了解在这方面堆积如山的大量文字材料的人，每个想透彻了解那许许多多片断的例证、孤立的引文、个别的责难等等的人，都必须对每个斗争阶段的特点有一确切的认识。 我们可以把彼此显然不同的一些主要阶段列举如下：（1）关于党章第1条问题的争论。这是关于基本组织原则问题的纯思想斗争。我和普列汉诺夫处在少数地位。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提出机会主义条文，投到机会主义者怀抱中去。（2）《火星报》组织由于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问题——是佛敏还是瓦西里耶夫参加五人小组，是托洛茨基还是特拉温斯基参加三人小组——发生了分裂。我和普列汉诺夫争得了多数（9票对7票），这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我们在党章第1条的问题上占少数。马尔托夫同机会主义者的联盟，用事实证明了组委会事件使我产生的种种担心。（3）继续就党章细节进行争论。机会主义者又来援救马尔托夫。我们又处于少数地位，并为少数在中央机关内的权利而斗争。（4）七个极端机会主义者退出代表大会。我们成了多数并在选举中战胜了联盟（火星派少数派、“泥潭派”以及反火星派的联盟）。马尔托夫和波波夫拒绝接受我们所提出的两个三人小组中的席位。（5）代表大会闭会以后因增补问题而发生无谓争吵。无政府主义行为和无政府主义词句猖獗。“少数派”中最不彻底和最不坚定的分子占上风。（6）普列汉诺夫为了避免分裂而采取了“用温和的手段杀死”的政策。“少数派”占领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总委员会，并且竭力攻击中央委员会。无谓争吵继续充斥一切。（7）对中央委员会的第一次攻击被打退。无谓争吵似乎开始稍微平息下来，这样便有可能比较心平气和地讨论两个纯系思想性质而又使全党极为关心的问题：（一）我们党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分成“多数派”和“少数派”从而代替了一切旧的划分这个事实的政治意义和原因何在？（二）新《火星报》在组织问题上的新立场的原则意义何在？ 每个阶段都有其完全独特的斗争情势和直接的攻击目标；每个阶段都可以说是一个总的战役中的一次战斗。不研究每次战斗的具体情况，就丝毫不能了解我们的斗争。研究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明显地看出，发展确实是按着辩证的道路，矛盾的道路行进的：少数变成多数，多数变成少数；各方时而转守为攻，时而转攻为守；思想斗争的出发点（党章第1条）“被否定”，让位给充斥一切的无谓争吵［注：如何把无谓争吵和原则分歧区分开来这个难题，现在已经自行解决：凡是涉及增补问题的都是无谓争吵；凡是涉及分析代表大会上的斗争，涉及党章第1条问题以及关于向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转变问题的争论的都是原则分歧。］，但以后就开始“否定的否定”，我们在各占一个中央机关的情况下勉强同上帝赐予的妻子“和睦相处”，又回到纯思想斗争的出发点上来，但是这个“正题”已由“反题”的一切成果所充实，变成了高一级的合题，这时在党章第1条问题上的孤立的偶然的错误已经发展成为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的所谓体系，这时这种现象同我们党的分成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这种根本划分的联系已经愈来愈清晰地呈现在大家面前。总而言之，不仅燕麦是按照黑格尔的规律生长的，而且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也是按照黑格尔的规律互相斗争的。 可是，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使之用脚立地后接受过来的伟大的黑格尔辩证法，同那种为某些从我党革命派滚向机会主义派的政治活动家的曲折路线进行辩护的庸俗手法混为一谈，不应当把它同那种将各种特定的声明，将同一过程中不同阶段发展的各种特定的因素搅成一团的庸俗态度混为一谈。真正的辩证法并不为个人错误辩护，而是研究不可避免的转变，根据对发展过程的全部具体情况的详尽研究来证明这种转变的不可避免性。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同时也不应当把这个伟大的黑格尔辩证法同那种可以用“脑袋钻不进，就把尾巴塞进去”（metterelacodadovenonvailcapo）这句意大利谚语来形容的庸俗的处世秘诀混为一谈。 我们党内斗争的辩证发展总起来说可归结为两个变革。党代表大会是一个真正的变革，如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又一次处在少数地位》中所正确指出的那样。少数派里爱说俏皮话的人也说得对，他们说：世界是由革命推动的，所以我们就进行了一次革命！他们在代表大会以后确实进行了一次革命；一般来讲，说世界是由革命推动的，这也是正确的。可是，每次具体革命的具体意义，还不能用这句一般的名言来断定，如果把令人难忘的马霍夫同志的令人难忘的说法换个样子，那么可以说：有的革命类似反动。为了断定一次具体的革命究竟是向前还是向后推动了“世界”（我们党），就必须知道实行变革的实际力量究竟是党内的革命派还是机会主义派，就必须知道鼓舞战士的究竟是革命原则还是机会主义原则。 我们的党代表大会在全部俄国革命运动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空前未有的。秘密的革命党第一次从黑暗的地下状态走到光天化日之下，向大家表明了我们党内斗争的整个进程和结局，表明了我们党以及它的每个比较重要的部分在纲领、策略和组织问题上的全部面貌。我们第一次摆脱了小组自由散漫和革命庸俗观念的传统，把几十个极不相同的集团结合在一起，这些集团过去往往是彼此极端敌对，彼此只是由思想力量联系起来的，它们准备（在原则上准备）为了我们第一次实际创立起来的伟大整体——党而牺牲所有一切集团的特点和集团的独立性。可是，在政治上，牺牲并不是轻易作出的，而是经过战斗作出的。由于取消组织而引起的战斗，不可避免地成了异常残酷的战斗。公开的自由斗争的清风变成了狂风。这阵狂风扫除了——扫除得太好了！——所有一切小组的利益、情感和传统的残余，第一次创立了真正党的领导机构。 然而，称呼什么是一回事，而实际上是什么又是一回事。在原则上为了党牺牲小组习气是一回事，而放弃自己的小组又是一回事。清风对那些习惯于腐败的庸俗观念的人，还是太新鲜了。“党没有经得住它自己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考验”，象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又一次处在少数地位》中正确地（偶然正确地）指出的那样。为组织被取消而感到的委屈实在太大了。狂风使我们党的巨流底下的全部渣滓重新泛起，这些渣滓为过去的失败进行报复。旧的顽固的小组习气压倒了还很年轻的党性。党内被击溃的机会主义派，由于偶然得到阿基莫夫这一猎获物而加强了自己的力量，又对革命派占了——当然是暂时的——优势。 结果就产生了新《火星报》，这个新《火星报》不得不发展和加深它的编辑们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所犯的错误。旧《火星报》曾教人学会革命斗争的真理。新《火星报》却教人去学处世秘诀：忍让与和睦相处。旧《火星报》是战斗的正统派的机关报。新《火星报》却使机会主义死灰复燃——主要是在组织问题上。旧《火星报》光荣地遭到了俄国机会主义者和西欧机会主义者的憎恶。新《火星报》“变聪明了”，它很快就会不再以极端机会主义者对它的赞扬为耻了。旧《火星报》一往直前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言行一致。新《火星报》，它的立场的内在的虚伪性，必然产生——甚至不以任何人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政治上的伪善。它大骂小组习气，是为了掩护小组习气对党性的胜利。它假惺惺地斥责分裂，似乎除了少数服从多数，可以设想用什么其他手段来防止一个多少有组织的、多少名副其实的党发生分裂。它声明必须考虑革命舆论，同时却隐瞒阿基莫夫们的赞扬，并制造一些卑鄙的谣言来诬蔑我们党内革命派的委员会［注：为了进行这项可爱的事业，甚至已经制定了一种固定不变的格式：据我们的某某通讯员报告，多数派的某某委员会虐待少数派的某某同志。］。这是多么可耻啊！他们把我们的旧《火星报》糟蹋到了何等地步啊！ 进一步，退两步……在个人的生活中，在民族的历史上，在政党的发展中，都有这种现象。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原则，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党的纪律，必定获得完全的胜利，怀疑这一点，即使是片刻怀疑，也是一种行同严重犯罪的意志薄弱的表现。我们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我们应当继续努力奋斗，不因遭到挫折而灰心丧气；我们应当坚持斗争，鄙弃那些庸俗的小组争吵的方法，尽一切可能来保卫用极大精力建立起来的全俄一切社会民主党人的统一的党内联系，力求通过顽强而有步骤的工作使全体党员特别是工人充分地自觉地了解党员义务，了解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斗争，了解我们的分歧的一切原因和演变，了解机会主义的严重危害性：机会主义在组织工作方面也象在我们的纲领和我们的策略方面一样无能为力地屈从于资产阶级心理，一样不加批判地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观点，一样削弱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武器。 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世界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无政府竞争所分散，被那种为资本的强迫劳动所压抑，总是被抛到赤贫、粗野和退化的“底层”，它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一致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这个组织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成一支工人阶级的大军。在这支大军面前，无论是已经衰败的俄国专制政权还是正在衰败的国际资本政权，都是支持不住的。不管有什么曲折和退步，不管现代社会民主党的吉伦特派讲些什么机会主义的空话，不管人们怎样得意地赞美落后的小组习气，不管他们怎样炫耀和喧嚷知识分子的无政府主义，这支大军一定会把自己的队伍日益紧密地团结起来。 附录 古谢夫同志和捷依奇同志的冲突事件 这个事件和第10节所引用的马尔托夫和斯塔罗韦尔两同志的那封信里提到的所谓“伪造的”（马尔托夫同志的说法）名单有密切联系。事件的实际情况如下。古谢夫同志曾经通知巴甫洛维奇同志，说这份包含施泰因、叶戈罗夫、波波夫、托洛茨基、佛敏五同志的名单，是捷依奇同志转交给他（古谢夫）的（巴甫洛维奇同志的《信》第12页）。捷依奇同志责备古谢夫同志这个通知是“蓄意诬蔑”，同志仲裁法庭也认定古谢夫同志的“通知”“不正确”（见《火星报》第62号刊载的法庭判决词）。当《火星报》编辑部把法庭的判决词登出来以后，马尔托夫同志（这次已经不是编辑部）印发了一个题为《同志仲裁法庭的判决词》的传单，他在这个传单中不仅转载了法庭的判决词全文，并且转载了关于此案整个审理经过的报告全文以及他自己的后记。在这个后记里，马尔托夫同志谈到“为了进行派别斗争而假造名单这件事”是“可耻的”。为了回答这张传单，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利亚多夫同志和哥林同志印发了一张题为《仲裁法庭中的第四者》的传单，他们在这个传单中“坚决反对马尔托夫同志，因为他比法庭判决词走得更远，硬说古谢夫同志居心不良”，而法庭并没有认为这里有什么蓄意诬蔑，而只是认定古谢夫同志的通知不正确。哥林和利亚多夫两同志详细地解释说，古谢夫同志的通知可能是出于一种完全自然的误会，认为马尔托夫同志的行为是“不体面的”，因为他自己发表过（而且现在又在自己的传单中发表）许多错误声明，随心所欲地硬说古谢夫同志怀有不良的动机。他们说，这里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不良的动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以上就是关于这个问题，即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帮助加以说明的问题的全部“文献”。 首先必须使读者对产生这个名单（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的时间和条件有一个确切的了解。我在本书正文里已经指出，《火星报》组织在代表大会期间曾开会商量过中央委员会候选人的名单，以便共同向代表大会提出。这次会议由于意见分歧而告终，《火星报》组织中的多数派通过了包含特拉温斯基、格列博夫、瓦西里耶夫、波波夫、托洛茨基五人的名单，但是少数派不愿让步，而坚持包含特拉温斯基、格列博夫、佛敏、波波夫、托洛茨基五人的名单。《火星报》组织中的两派在提出和表决这两个名单的那次会议以后，就再没有在一起开过会。双方都在代表大会上进行自由鼓动，想通过整个党代表大会的表决来解决这一引起他们分歧的争论问题，并且双方都极力想把尽量多的代表吸引到自己方面。在代表大会上进行的这种自由鼓动，立刻就暴露了我在本书里十分详细分析过的一件政治事实，即火星派少数派（以马尔托夫为首）为了战胜我们，不得不依靠“中派”（泥潭派）和反火星派的支持。他们之所以不得不这样做，是因为绝大多数一贯维护《火星报》的纲领、策略和组织计划而反对反火星派和“中派”攻击的代表，都很快很坚决地站到我们方面来了。从既不属于反火星派，又不属于“中派”的33个代表（确切些说是33票）中，我们很快就争取到了24个，并和他们订立了“直接协定”，形成了“紧密的多数派”。而马尔托夫同志方面只剩下了9票；要取得胜利，他就必须得到反火星派和“中派”的全部票数，然而他和这两派虽然能够一同行进（如在党章第1条问题上），虽然能够实行“联盟”，即能取得他们的赞助，但是并不能同他们订立直接协定，其所以不能，是因为他在整个代表大会期间始终都和我们一样激烈地进行过反对这两派的斗争。这也就是马尔托夫同志处境可悲而又可笑的原因！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戒严状态》中想用一个极端恶毒的问题置我于死地，说什么“我们恭敬地请求列宁同志爽快地回答一个问题：‘南方工人’社在代表大会上究竟对于谁是局外人呢？”（第23页附注）。我恭敬地爽快地回答说：对于马尔托夫同志是局外人。证据是：我很快就同火星派分子订立了直接协定，而马尔托夫同志当时却无论是同“南方工人”社，无论是同马霍夫同志，无论是同布鲁凯尔同志，都没有订立并且也无法订立直接协定。 只有把这一政治形势弄清楚以后，才有可能了解所谓“伪造”名单这一麻烦问题的“关键”。当时的具体情况是：《火星报》组织分裂了，我们双方都为维护各自提出的名单在代表大会上进行自由鼓动。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大量个别的私人交谈产生了许许多多方案，提出了以三人小组代替五人小组，更换这个或那个候选人的建议层出不穷。例如，我很清楚地记得，在多数派的私人交谈中曾经提出过鲁索夫、奥西波夫、巴甫洛维奇、杰多夫等同志为候选人，但是后来，经过讨论和争论又把他们取消了。很可能还提出过其他我所不知道的候选人。大会的每一个代表都在交谈中表示过自己的意见，提出过修正，进行过争论等等。很难设想这种情形只是在多数派中间发生。甚至可以肯定，在少数派中间也发生过同样的情形，因为我们从马尔托夫和斯塔罗韦尔两同志的信中可以看出，他们原定的那个五人小组（波波夫、托洛茨基、佛敏、格列博夫、特拉温斯基）后来用三人小组（格列博夫、托洛茨基、波波夫）代替了，并且格列博夫也不中他们的意，他们宁愿用佛敏来代替他（见利亚多夫和哥林两同志的传单）。不要忘记，我在本书内把大会代表分成各个集团，是根据事后所作的分析划分的。实际上，这些集团在进行竞选鼓动时才刚刚开始形成，因而各个代表之间交换意见是非常自由的；我们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壁垒”，每个人只要想同哪个代表私下交谈，就可以同他交谈。当时，在出现各种各样的方案和名单的情况下，除了《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的名单（波波夫、托洛茨基、佛敏、格列博夫、特拉温斯基）之外，还产生了一个与它没有很大区别的名单，即包含波波夫、托洛茨基、佛敏、施泰因、叶戈罗夫五人的名单，这也就毫不足怪了。产生这样一个候选人名单本来是极其自然的，因为我们的候选人——格列博夫和特拉温斯基，显然是不中《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的意的（见他们那封载于本书第10节的信，在这封信里他们把特拉温斯基从三人小组名单中取消了，而关于格列博夫，干脆说这是一种妥协办法）。用组委会委员施泰因和叶戈罗夫两人来代替格列博夫和特拉温斯基，原是完全自然的事；如果党的少数派代表中未曾有过一个人想要实行这样一种代替，那才是一件怪事。 现在我们就来考察以下两个问题：（1）包含叶戈罗夫、施泰因、波波夫、托洛茨基、佛敏五人的名单，究竟是谁提出来的呢？（2）为什么马尔托夫同志听到有人把这样一个名单推到他头上就大发雷霆呢？为了准确地回答第一个问题，必须向全体大会代表询问一番。这在目前是办不到的。特别是必须弄清楚究竟党的少数派（不要把党的少数派和《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混为一谈）有哪些代表在大会上听见过引起《火星报》组织分裂的名单？他们究竟是怎样对待《火星报》组织的多数派和少数派提出的这两个名单的呢？他们没有提出过也没有听见过关于适当改变《火星报》组织少数派的名单的任何设想或意见吗？可惜，这些问题在仲裁法庭上看来也没有提出过，仲裁法庭（根据法庭判决词来看）甚至始终不知道《火星报》组织究竟是因为什么样的两个“五人小组”发生分裂的。例如，别洛夫同志（我认为他是“中派”的一分子）“曾经作证说，他和捷依奇有很好的同志关系，捷依奇同他说过自己对代表大会工作的感想，所以如果捷依奇进行过什么鼓动来支持某个名单的话，那他会把这件事告诉别洛夫”。可惜始终没有弄清楚，捷依奇同志在代表大会上是不是和别洛夫同志说过他对于《火星报》组织的那些名单的感想？如果说过，那么别洛夫同志对《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提出的五人名单抱什么态度呢？他没有提出过或没有听见过关于对这个名单作某种适当改变的意见吗？既然这个情节没有弄清楚，所以别洛夫和捷依奇两同志的证词中也就含有哥林和利亚多夫两同志所指出的那个矛盾，即捷依奇同志和他自己的说法相反，“曾经进行鼓动来支持”《火星报》组织提出的“某些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别洛夫同志还进一步作证说，“关于在代表大会上传阅的那个名单，他是在代表大会闭幕前一两天遇见叶戈罗夫同志、波波夫同志和哈尔科夫委员会的代表时私下听到的。当时，叶戈罗夫曾经表示惊奇，为什么竟把他列入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因为在他看来，把他推举为候选人是不可能得到大会代表的赞同的，——无论是多数派还是少数派的代表都不会赞同”。十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显然是指《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因为在党代表大会的其余的少数派中间，叶戈罗夫同志这位组委会委员和“中派”的杰出演说家被推举为候选人，不仅能够而且一定会得到赞同。可惜，恰恰是关于党的少数派内不属于《火星报》组织的那些分子是否赞同的问题，别洛夫同志却只字未提，而这个问题正是重要问题，因为使捷依奇同志感到气愤的是，人们把这个名单推到《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头上，而这个名单可能出自不属于这个组织的少数派！ 当然，现在很难回想起，究竟是谁第一个提出这样一个候选人名单的，我们中间每个人都是从谁的口中听见这个名单的。例如，我就不仅不记得这一点，而且也不记得多数派中间究竟是谁第一个提出我在前面谈到过的那个包括鲁索夫、杰多夫等人的候选名单的；从许多关于各种候选名单的谈话、设想和传闻中，我只记得那些直接在《火星报》组织中或在多数派的非正式会议上提过的“名单”。这些“名单”多半是用口头传达的（在我的《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第4页倒数第5行里所说的那个“名单”，就是我用口头方式在会议上提出的五个候选人），但是往往也记在字条上，这些字条一般是在代表大会的会议上在一些代表之间传递，通常在散会以后就销毁了。 既然没有确切的材料能够说明这个人人都知道的名单的来源，那我们只好假定：或者是一个为《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所不知道的党内少数派的代表提出了这样一个候选人名单，然后就经过口头和书面方式在代表大会上传开了；或者是《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的某一个人在代表大会上曾经提出这样一个名单，但是后来他把这一点忘掉了。我觉得后一种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提施泰因同志为候选人在代表大会上显然得到了《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的赞同（见我的小册子），而提叶戈罗夫同志为候选人的想法显然是这个少数派在代表大会闭会后产生的（因为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和《戒严状态》中都对组委会没有被批准为中央委员会一事表示惋惜，而叶戈罗夫同志就是组委会的一个委员）。当时这种要把组委会委员变为中央委员的想法是比较普遍的，既然如此，设想少数派的某一个人在私人谈话中和在党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这种主张，不是很自然的吗？ 可是，马尔托夫同志和捷依奇同志不愿意考虑这种理所当然的解释，却认为这里面有肮脏的打算，有人蓄意陷害，有不诚实的成分，有人散布“明明虚假的、目的在于中伤的传闻”，有人“为了派别斗争而进行假造”等等。这种不正常的倾向只能用不健康的流亡生活条件或神经不正常来解释，如果事情没有弄到无理伤害同志信誉的地步，那我根本不会谈这个问题。请你们想一想，捷依奇同志和马尔托夫同志能有什么理由追查不正确的通知或不正确的传闻含有的肮脏的不良动机呢？他们显然是由于神经失常，才觉得多数派“中伤了”他们，不是指出少数派的政治错误（党章第1条以及同机会主义者联盟），而是把一个“明明虚假的”“假造的”名单推到少数派身上。少数派宁愿说问题不是由于自己的错误，而是由于多数派采取了什么肮脏的不诚实的可耻手段！要追查“不正确的通知”的不良动机是多么不理智，这一点我们在上面叙述当时情况时已经指出了；同志仲裁法庭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它并没有认定这里有什么诬蔑、恶意和可耻的东西。最后，还有一个事实也非常明显地证实了这一点，即早在党代表大会上，在还没有进行选举以前，《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就向多数派谈到过这种谣传，而马尔托夫同志甚至在他那封在多数派所有24个代表的会议上宣读过的信里谈到过这种谣传！多数派根本就没有想在《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面前隐瞒在代表大会上流传过这样一个名单的事实：连斯基同志曾将此事告诉过捷依奇同志（见法庭判决词），普列汉诺夫同志对查苏利奇同志谈过这一点（“同她是不能谈话的，她仿佛把我看成特列波夫[164]了”——普列汉诺夫同志曾经这样告诉过我，这句后来重复过许多次的笑话再次证明少数派神经不正常）。我曾经向马尔托夫同志说，他的声明（说这个名单不是他马尔托夫提出的）在我看来已经够了（同盟记录第64页）。当时，马尔托夫同志（我记得他是同斯塔罗韦尔同志一起）向我们主席团递了一个内容大致如下的字条：“《火星报》编辑部的多数派请求允许他们参加多数派的非正式会议，以便驳斥那些对他们散布的可耻谣言。”当时我和普列汉诺夫两人就在这张字条上答复说：“我们并没有听见过什么可耻的谣言，如需召集编辑部会议，则应另行安排。列宁、普列汉诺夫。”我们晚上出席多数派会议时，曾把这件事告诉过所有24个代表。当时为了避免产生任何误会，决定由我们24个人共同推选代表去向马尔托夫和斯塔罗韦尔两同志解释一下。被选出来的两个代表，即索罗金同志和萨布林娜同志，就去向他们解释了一番，说谁也没有把这个名单一定要推到马尔托夫同志或斯塔罗韦尔同志身上，特别是听过他们两个人的声明以后；说这个名单究竟是出自《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还是出自不属于这个组织的代表大会的少数派，这根本不重要。要知道，事实上根本不能在代表大会上普遍查问！根本不能向每个代表查问这个名单！可是，马尔托夫和斯塔罗韦尔两位同志又向我们写了一封正式辟谣的信件（见第10节）。这封信由我们的代表索罗金和萨布林娜两位同志在24人会议上宣读过。看来，这件事情已经可以告一段落了，——我说已经可以告一段落，并不是说已经确定了名单的来源（如果什么人对此有兴趣的话），而是说完全排除了任何以为有人故意“危害少数派”或“中伤”某一个人，或故意“为了派别斗争而进行假造”的看法。可是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大会上（记录第63—64页）又搬出这个由病态心理臆造出来的肮脏货色，并且作出了许多不正确的介绍（显然这是他自己神经过敏的结果）。他说，名单里有一个崩得分子。这是不对的。仲裁法庭的一切见证人——包括施泰因和别洛夫两位同志在内——都证实这个名单上有叶戈罗夫同志。马尔托夫同志说，这个名单就意味着签订了直接协定的联盟。这是不对的，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作了说明。马尔托夫同志说，由《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提出的（会使代表大会多数抛弃这个少数的）其他名单“是没有的，甚至连假造的也没有”。这是不对的，因为党代表大会多数派全体都知道，由马尔托夫同志及其伙伴提出的但没有得到多数赞同的至少有三个名单（见利亚多夫和哥林的传单）。 究竟为什么这个名单使马尔托夫同志这样气愤呢？因为这个名单说明他们转到我们党的右翼方面去了。当时马尔托夫同志大喊大叫，反对“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痛恨人家“把他的政治立场估计得不正确”，但是现在谁都看见：关于某个名单是不是由马尔托夫同志和捷依奇同志提出来的问题并不能起任何政治作用；其实这个罪名无论同这个名单或其他什么名单都是无关的，这个罪名不是诬加的而是真实的，对政治立场的估计是完全正确的。 从这个令人不快的、人为地造成的关于人人都知道的假名单的事件，应当作出的总结如下： （1）马尔托夫同志高喊“为了派别斗争而假造名单是可耻的”，并以此损害古谢夫同志的名誉，我们不能不与哥林和利亚多夫两位同志一样认为这样做是不体面的。 （2）为了改善气氛并且使党员不必认真对待每一次病态的放肆行为，看来应当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象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章程那样确定一条规则。这个章程第2条说：“凡是严重违背党纲原则或犯有不名誉行为者，都不能留在党内。关于他们的党籍问题，应当由党的执行委员会召集的仲裁法庭来处理。审判员由提议开除者和被提议开除者各指定半数，主审员由党的执行委员会指定。对于仲裁法庭的判决，可向监察委员会或党代表大会上诉。”这样一条规则可以成为对付那些轻易控告他人犯有什么不名誉行为（或散布此类谣言）者的有力武器。有了这样一条规则，凡是这样的控告，如果提出控告者不敢理直气壮地以控告者的资格在党面前说话并且力求得到相应的党机关的裁决，就会被永远地确定为算作不体面的诽谤。 1904年在日内瓦印成单行本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8卷第185—414页 注释： [118]《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一书于1904年5月在日内瓦出版。它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第一次详尽地批判了组织上的机会主义，制定了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的组织原则。为了写这本书，列宁在几个月的时间内详细地研究了1904年1月发表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和决议、每个代表的发言、大会上所形成的各政治派别、党中央委员会和总委员会的各种文件。从本卷《附录》中《〈进一步，退两步〉一书材料》可以看到，列宁写作此书的准备工作是做得非常细致、扎实的。 这本书一出版，就受到孟什维克的恶毒攻击。格·瓦·普列汉诺夫要求中央委员会同列宁的书划清界限。中央委员会里的调和派也曾试图阻止它的印刷和发行。尽管如此，列宁的这部著作仍在俄国先进工人中得到广泛传播。 列宁把这本书编入1907年（在扉页上印的是1908年）出版的《十二年来》文集第1卷时，删去了其中关于组织问题斗争细节和中央机关人选问题斗争的部分（即第10—13、15、16节），对其他各节也作了某些压缩，同时增写了一些注释。在《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中，这部著作是按1904年第1版原文刊印的，并按手稿作了校订，同时保留了作者在1907年版本中所加的补充。——197。 [119]1902年代表会议是指1902年3月23—28日（4月5—10日）在波兰比亚韦斯托克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和组织代表会议。这次代表会议是经济派筹办的。派代表出席这次代表会议的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南方各委员会和组织联合会、崩得中央委员会及其国外委员会、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和《火星报》编辑部。经济派和支持他们的崩得分子起初打算把这次代表会议改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指望这样来巩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并抑制《火星报》日益增长的影响。但是，由于代表会议的代表面太窄（只有4个在俄国国内有活动的社会民主工党组织派代表出席，比第一次代表大会还少），而代表会议上暴露出来的原则性意见分歧又很大，尤其是《火星报》代表对此表示坚决反对，这一企图没有得逞。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确定会议性质的决议，通过了崩得中央委员会代表提出的原则决议案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南方各委员会和组织联合会代表提出的修正案（《火星报》代表提出了自己的原则决议草案，因而投了反对票），批准了以《火星报》编辑部拟订的草案为基础的五一传单，选出了筹备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代表会议后不久，大多数代表和组织委员会委员遭到了逮捕，所以1902年11月在普斯科夫会议上又成立了新的组织委员会。——201。 [120]见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随笔《在国外》。其中写道，1876年春他在法国听到一些法国自由派人士在热烈地谈论大赦巴黎公社战士的问题。他们一致认为大赦是公正而有益的措施，但在结束这个话题时，不约而同地都把食指伸到鼻子前，说了一声“mais”（即“但是”），就再也不说了。于是谢德林恍然大悟：原来法国人所说的“但是”，意思是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209。 [121]《工人思想报》集团是俄国的经济派团体，于1897年10月—1902年12月先后在彼得堡、柏林、华沙和日内瓦等地出版了《工人思想报》，宣传露骨的机会主义观点。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和《怎么办？》等著作中批判了工人思想社的思想，指出它是国际机会主义的俄国变种。——218。 [122]孟什维克的《火星报》编辑部在1904年1月15日的第57号《火星报》附刊上登载了亚·马尔丁诺夫的一篇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组织原则和攻击列宁的文章。《火星报》编辑部在给该文加的注释中表示赞同马尔丁诺夫的一个观点，这就是所谓“新型的组织上的空想主义（指多数派的组织原则）忽视党员的政治自我教育的任务，而这种忽视乃是对‘经济主义’及其崇尚组织中的‘民主主义’作了剧烈反应的结果”。这个注释还说，“组织上的空想主义的这个缺陷如何同关于‘自发性’和‘自觉性’之间的关系问题的不正确提法相关联，以及列宁同志对这种不正确提法负何责任，本报将会不止一次地予以论述”。随后，格·瓦·普列汉诺夫就在《火星报》第70、71号上发表了《工人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知识分子》一文，公然反对他过去曾经赞同的列宁关于自觉性和自发性问题的提法。——220。 [123]庞巴杜尔出自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讽刺作品《庞巴杜尔先生们和庞巴杜尔女士们》。作家在这部作品中借用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庞巴杜尔这个名字塑造了俄国官僚阶层的群像。“庞巴杜尔”一词后来成了沙皇政府昏庸横暴、刚愎自用的官吏的通称。——251。 [124]土地和自由社是俄国民粹派的秘密革命组织，1876年在彼得堡成立，起初称为北方革命民粹主义小组、民粹派协会，1878年底改称土地和自由社（19世纪60年代初出现的一个俄国革命组织也叫土地和自由社）。该社著名活动家有：马·安·和奥·亚·纳坦松夫妇、亚·德·米哈伊洛夫、阿·费·米哈伊洛夫、阿·德·奥博列舍夫、格·瓦·普列汉诺夫、奥·瓦·阿普捷克曼、德·亚·克列缅茨、尼·亚·莫罗佐夫，索·李·佩罗夫斯卡娅等。土地自由派认为俄国可以走非资本主义的特殊发展道路，其基础就是农民村社。他们的纲领提出全部土地归“农村劳动等级”并加以“平均”分配、村社完全自治、“按地方意愿”把帝国分为几个部分等等。土地自由派认为俄国的主要革命力量是农民。他们在坦波夫、沃罗涅日等省进行革命工作，企图发动农民起义来反对沙皇政府。他们还出版和传播革命书刊，参加70年代末彼得堡的一些罢工和游行示威。他们的组织原则是遵守纪律、同志之间互相监督、集中制和保守秘密。由于对农村中革命运动日益感到失望，以及政府迫害的加剧，在土地和自由社内部逐渐形成了主张把恐怖活动作为同沙皇政府进行斗争的主要手段的一派。另一派主张继续采取原来的策略。1879年8月，土地和自由社最终分裂，前者成立了民意党，后者组织了土地平分社。——253。 [125]民意党于1879年8月建立，主要领导人是安·伊·热里雅鲍夫、亚·德·米哈伊洛夫、米·费·弗罗连柯、尼·亚·莫罗佐夫、维·尼·菲格涅尔、亚·亚·克维亚特科夫斯基、索·李·佩罗夫斯卡娅等。该党主张推翻专制制度，在其纲领中提出了广泛的民主改革的要求，如召开立宪会议，实现普选制，设置常设人民代表机关，实行言论、信仰、出版、集会等自由和广泛的村社自治，给人民以土地，给被压迫民族以自决权，用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等。但是民意党人把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混为一谈，认为在俄国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经过农民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并且认为俄国主要革命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民意党人从积极的“英雄”和消极的“群氓”的错误理论出发，采取个人恐怖的活动方式，把暗杀沙皇政府的个别代表人物作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主要手段。他们在1881年3月1日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由于理论上、策略上和斗争方法上的错误，在沙皇政府的严重摧残下，民意党在1881年以后就瓦解了。列宁批判了民意党人的乌托邦式的纲领，但十分敬重他们同沙皇制度英勇斗争的精神。——253。 [126]这一事件发生在1900年。汉堡的122名泥瓦工组织了“泥瓦工自由工会”，在罢工期间违反泥瓦工工会中央联合会的禁令做包工活。泥瓦工工会汉堡分会向当地社会民主党组织提出了“泥瓦工自由工会”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员的破坏罢工行为的问题。地方党组织把这一问题转交给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处理。中央委员会指定党的仲裁法庭审理此案。仲裁法庭斥责了“泥瓦工自由工会”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员的行为，但否决了把他们开除出党的建议。——259。 [127]科斯季奇（米·索·兹博罗夫斯基）决议案所提出的党章第1条条文是：“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下经常亲自协助党的人，可以作为该组织的党员。”（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959年俄文版第281页）——263。 [128]阿基里斯之踵意为致命弱点，出典于希腊神话。阿基里斯是希腊英雄珀琉斯和海洋女神忒提斯所生的儿子。他的母亲为了使他和神一样永生不死，在他出生后曾捏着他的脚后跟把他放进冥河的圣水里浸过。他的脚后跟因为没有沾上圣水就成了他唯一可能受到伤害的部位。后来阿基里斯果然被暗箭射中脚后跟而死。——267。 [129]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火星报》组织成员共16人，其中以列宁为首的多数派9人，即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罗·萨·捷姆利亚奇卡、莉·米·克尼波维奇、尼·埃·鲍曼、德·伊·乌里扬诺夫、彼·阿·克拉西科夫和弗·亚·诺斯科夫；以尔·马尔托夫为首的少数派7人，即马尔托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亚·尼·波特列索夫、维·伊·查苏利奇、列·格·捷依奇、列·达·托洛茨基和维·尼·克罗赫马尔。——274。 [130]奥吉亚斯的牛圈出典于希腊神话。据说古希腊西部厄利斯的国王奥吉亚斯养牛3000头，30年来牛圈从未打扫，粪便堆积如山。奥吉亚斯的牛圈常被用来比喻藏垢纳污的地方。——277。 [131]指在1895年10月6—12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布雷斯劳代表大会上威·李卜克内西和奥·倍倍尔支持有严重错误的土地纲领草案一事。根据1894年法兰克福代表大会的决议成立的土地委员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这个土地纲领草案，草案的主要错误在于它有使无产阶级政党变为“全民党”的倾向。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由于同机会主义者一起支持这个草案受到了党内同志的谴责。卡·考茨基、克·蔡特金等在代表大会上严厉地批判了这个土地纲领草案。最后，代表大会以158票对63票否决了这个草案。——281。 [132]这是德国诗人约·沃·歌德的诗剧《浮士德》中的诗句，是浮士德的情人玛加雷特责备浮士德和魔鬼梅非斯特为友时说的（见该剧第16场）。克·蔡特金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发言时引用了这句诗。——282。 [133]指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写的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组织原则的文章《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及其任务》，载于1903年12月15日《火星报》第55号。这篇文章说：“同经济主义时代遗产斗争的时期为我们培养了具有神权政治性质的组织上的空想主义：世俗社会要服从一个小小的宗教团体的统治，而且这个宗教团体由于地理的和其他的原因，甚至不能待在它所管理的臣民的土地上。”这里说的“宗教团体”就是指旧《火星报》编辑部。——289。 [134]指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307。 [135]指经济派弗·彼·阿基莫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他批评《火星报》编辑部提出的党纲草案说：在讲党的任务的段落里“党和无产阶级这两个概念是完全孤立和对立的，前者是一个积极活动的集体的人，后者则是党施加影响的消极的人群，因此在草案的建议中，党一词到处都以主语出现，而无产阶级一词到处都以补语出现”。他还认为这是使党脱离无产阶级利益这一倾向的明显表现（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1959年俄文版第127页）。——332。 [136]山岳派和吉伦特派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两个政治派别。山岳派是法国国民公会中的左翼民主主义集团，以其席位在会场的最高处而得名。该派主张铲除专制制度和封建主义，是当时的革命阶级——资产阶级的最坚决的代表，其领袖是马·罗伯斯比尔、让·保·马拉、若·雅·丹东、路·安·圣茹斯特等。吉伦特派代表共和派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农业资产阶级，主要是外省资产阶级的利益。它的许多领导人是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中的吉伦特省代表，所以后世历史学家给它起了这个名称。吉伦特派的领袖是雅·皮·布里索、皮·维·韦尼奥、罗兰夫妇、让·安·孔多塞等。吉伦特派动摇于革命和反革命之间，走同王党勾结的道路，最终变成了反革命力量。列宁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为山岳派，即无产阶级的雅各宾派，而把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称为社会民主党的吉伦特派。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后，列宁经常强调指出，孟什维克是工人运动中的吉伦特派。——341。 [137]沃罗涅日委员会是在以弗·彼·阿基莫夫和莉·彼·马赫诺韦茨为首的经济派影响下的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党组织。该委员会对在1902年11月普斯科夫会议上成立的组织委员会持敌对立场，不承认它有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权力。该委员会散发诽谤性信件，辱骂组织委员会，并把在建立组织委员会中起了主要作用的《火星报》称为“社会民主党的鹰犬”，指责它实行分裂政策。由于这些原因，组织委员会认为不宜邀请该委员会参加代表大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批准了组织委员会的决定，指出：“鉴于沃罗涅日委员会不承认组织委员会以及召开代表大会的章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认为组织委员会无疑有权不邀请该委员会参加代表大会。”关于这个委员会，参看本卷第407—410页。——343。 [138]彼得堡“工人组织”是经济派的组织，于1900年夏建立，1900年秋同被承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合并。火星派在彼得堡党组织中取得胜利后，受经济派影响的一部分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人于1902年秋从彼得堡委员会分离出去，重新建立了独立的“工人组织”。“工人组织”委员会对列宁的《火星报》及其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计划持反对态度，鼓吹所谓发展工人运动和斗争成功的最重要条件是工人阶级的自主精神。1904年初，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工人组织”停止活动，加入了全党的组织。——343。 [139]指1903年9月从俄国来到日内瓦的弗·威·林格尼克。——352。 [140]可能是指日内瓦郊区的Carouge和Cluse，这两个地名的第一个字母都是C。当时这里住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数派和少数派的成员。——369。 [141]彼得否认他是耶稣的门徒出典于圣经《新约全书》。彼得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在耶稣被捕前曾向耶稣表示要舍生忘死地效忠于他。但当耶稣果真被捕时，他却不敢出面为耶稣申辩。甚至在有人认出他是耶稣的门徒后，三次盘问他，他都加以否认，说他根本不认识耶稣。——370。 [142]巴扎罗夫是俄国作家伊·谢·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中的主人公。作为俄国19世纪60年代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巴扎罗夫痛恨贵族的风尚和习俗。他戳穿了贵族富孀阿金佐娃夫人的虚伪做作，指出她对她的贵族姨妈——一个地位很高的贵族老处女——礼数周到，殷勤备至，只是“为了显示自己了不起”。——373。 [143]指弗·威·林格尼克。——373。 [144]在1903年11月25日《火星报》第53号上同时发表了列宁《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见本卷第86—90页）和普列汉诺夫写的编辑部的答复信。列宁在信中建议在该报上讨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原则分歧。普列汉诺夫在答复中拒绝了这个建议，称这种分歧是“小组生活内的无谓争吵”。——373。 [145]康康舞是法国的一种下流舞蹈，19世纪30年代出现在巴黎的大众舞会上，后来流行于咖啡馆舞台。——373。 [146]指格·瓦·普列汉诺夫的两篇文章：《可笑的误解》（1903年12月15日《火星报》第55号）和《可悲的误解》（1904年1月15日《火星报》第57号）。它们是对《解放》杂志评论普列汉诺夫《不该这么办》一文的文章《意义重大的转变》和《革命俄国报》评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和会后多数派和少数派的论战的文章《大代表大会的小缺点》的答复。——374。 [147]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这些话出自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及其任务》一文，其中自由派的文坛领袖是指彼·伯·司徒卢威，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袖是暗指列宁。——380。 [148]这里说的是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彼·伯·司徒卢威。1894年秋，列宁在彼得堡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代表参加的一次讨论会上，作了题为《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的报告，批判了司徒卢威同其他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这篇报告后来成为他1894年底至1895年初撰写的《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一文（见《列宁全蒙》第2版第1卷第297—465页）的基础。——381。 [149]列宁指尔·马尔托夫在《火星报》第62号上发表的《我们能这样去准备吗？》一文。该文与拥护多数派的三个乌拉尔委员会论战，反对它们坚持的必须建立严格保守秘密的组织以准备全俄武装起义的观点，认为这是空想和搞密谋活动，是19世纪40年代和60年代法国革命家的策略。——383。 [150]他们在描画什么人的肖像？他们从哪里听过这种对话？出自俄国诗人米·尤·莱蒙托夫的对话体诗《编辑、读者与作家》。诗人通过读者对编辑的批评，表达了对当时一些文学作品的不满。列宁借用这句话来嘲讽新《火星报》。——384。 [151]葡萄是酸的！一语出自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狐狸和葡萄》。狐狸想吃葡萄够不着，就宽慰自己说：“这葡萄看上去挺好，其实都没熟，全是酸的！”——386。 [152]铁弹是铁弹，炸弹是炸弹出自俄国说书艺人伊·费·哥尔布诺夫讲的故事《在大炮旁》。故事说，两个士兵在大炮旁边议论炮弹。士兵甲认为这门大炮要是装上铁弹就好了，士兵乙却认为要是装上炸弹就更好。两人争论起来，但谁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其实他们根本不懂得他们谈论的东西。——388。 [153]指俄国民间故事里的傻瓜伊万努什卡。他经常说不合时宜的话，并因此而挨揍。——389。 [154]这两句话引自尔·马尔托夫的一首讽刺诗《现代俄国社会党人之歌》。该诗用纳尔苏修斯·土波雷洛夫（意为骄矜的蠢猪）这一笔名发表于1904年4月《曙光》杂志第1期。诗中嘲笑了经济派的观点及其对自发性的盲目崇拜。——390。 [155]奥勃洛摩夫是俄国作家伊·亚·冈察洛夫的长篇小说《奥勃洛摩夫》的主人公，他是一个怠惰成性、害怕变动、终日耽于幻想、对生活抱消极态度的地主。——392。 [156]吉伦特主义即自治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吉伦特派在国家体制问题上主张各省自治，成立联邦。——395。 [157]指1904年2月25日《火星报》第60号上刊载的尔·马尔托夫的文章《当务之急》。他在这篇文章中鼓吹党的地方委员会在决定自己的人选的问题上对中央委员会保持“独立性”，并且攻击莫斯科委员会在讨论这个问题时通过的决议：该委员会根据党章第9条服从中央委员会一切命令。——396。 [158]德国社会民主党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于1903年9月13—20日举行。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党的策略和同修正主义作斗争的问题。大会批评了爱·伯恩施坦、保·格雷、爱·大卫、沃·海涅等人的修正主义观点，并以压倒多数票（288票对11票）通过了谴责修正主义者力图改变党的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老策略的决议。但是代表大会没有把修正主义分子开除出党，他们在大会后继续宣传自己的机会主义观点。——397。 [159]《社会主义月刊》（《SozialistischeMonatshefte》）是德国机会主义者的主要刊物，也是国际修正主义者的刊物之一，1897—1933年在柏林出版。编辑和出版者为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约·布洛赫。撰稿人有爱·伯恩施坦、康·施米特、弗·赫茨、爱·大卫、沃·海湿、麦·席佩尔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杂志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398。 [160]指维·伊·查苏利奇在1903年10月28日同盟代表大会第3次会议上的发言。在谈到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问题时，她认为，即使编辑部内部有分歧，由党的代表大会来改变编辑部的组成也是不必要的。——402。 [161]《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Zeitung》）是德国交易所经纪人的报纸，1856—1943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402。 [162]“内阁主义的”策略（内阁主义，内阁社会主义，米勒兰主义）是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反动政府的机会主义策略。这一术语是因法国社会党人亚·艾·米勒兰于1899年加入瓦尔德克-卢梭的资产阶级政府而产生的。——405。 [163]指尔·马尔托夫攻击多数派的诙谐性文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简明宪法（“坚定派”最高章程）》。这个《宪法》作为他的《当务之急》一文的附录发表于1904年1月25日《火星报》第58号。马尔托夫在这个《宪法》中歪曲多数派的组织原则，说什么“党分为驱策者和被驱策者”；“为了利于集中制，驱策者有不同的信任级别，而被驱策者的权利都是平等的”等等。——406。 [164]看来是指曾任警察总监和彼得堡市长的费·费·特列波夫。1878年1月24日，他因下令鞭打被监禁的革命者而被维·伊·查苏利奇开枪击伤。——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