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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进攻<<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第十九章进攻在军队中，和在国家中一样，进行着力量之不断的政治分化：下层向左；上层向右。当执行委员会成了协约国用以驯服革命的工具时，军队委员会——它发生时原是士兵们反对军官们的一种代表机关——也正是转变为军官们用以反对士兵的一些助手了。各该委员会的人选是驳杂的。其中有不少爱国主义者，他们诚心诚意将战争与革命视同一物，勇敢参加于上面使他们从事的进攻，且愿为他人事业而舍弃头颅。跟他们一起的还有些口头英雄——师里与团里的克伦斯基们。最后则有不少小滑头与老油条，他们之踏进委员会是为了可以逃避战壕，这种人拼命在追求特权。任何群众运动，特别当最初阶段，总不免要使形形色色的人起来出风头。不过在妥协时代，吹牛大王与见风使舵的变色龙特别来的多。假使说政纲是由人规定的，则政纲也规定着人。“联络”这个学校，在革命中就成为欺诈与阴谋的学校了。双权政制根本就没有可能缔造军事力量。立宪民主党人遭到民众仇恨，在军里不得不改名为社会革命党人。民主派之不能使军队再生，与他们之不能自掌政权同一原因：这两件事是分离不开的。苏汉诺夫将临时政府在彼得格勒不曾检阅过一回军队这件事，当作古怪，但这件事实倒清楚地映明了局势。自由派与将军们不愿苏维埃参加检阅，但他们深知不叫苏维埃参加便没法儿举行检阅。高级军官们愈加紧密地依附着立宪民主党人了——等待着能使更反动政党抬头时机的到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能供给军队以大量的下级军官，如同他们在沙皇制度下所曾干的一样，但他们不能照自己面目创立一种军官团，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自己的面目。将来革命的全部进程会告诉我们，军官团只有用两种方法来获得：或者像白党那样，把贵族资产阶级的现成军官们拿来；或者像布尔什维克派那样，在无产阶级的选拔基础上，推出与教育出军官来。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既不能这样干，也不能那样干。他们的能事，只有对一切人劝说、请求与欺骗，如果这样仍得不到一点结果，那他们就绝望地把权力交给了反动军官，让他们去灌输群众以正确的革命思想。旧社会的溃疡一个个发作出来，破坏了军队的机体。民族问题，以一切方式——俄国是富于此种方式的——愈来愈深刻地抓住了士兵群众，其中有一大半并非大俄罗斯人。民族冲突遵照了各种路线，跟阶级矛盾交织着。政府在民族问题上的政策，和在其他方面的政策一样，是动摇的，缠夹的，因此仿佛是加倍有害的。某几个将军曾玩弄着依民族编成军队这个把戏，例如罗马尼亚前线上的“采用法国纪律的穆斯林军团”。这些新的民族军队，确实常能证明为旧军队中比较稳固的部分，因为它们是依新的思想，且在新的旗帜之下组成的。不过这点民族的焊药，并不经用得很久：它在阶级斗争的继续发展中爆裂了。但即令依民族编组军队，这个过程本身，——这运动势将影响到一半军队——便已使军队成为流动状态，且在不曾能形成新军队之前，就已使旧军队解体了。不幸的事情是这样地从各方面到来。米留可夫在其《历史》中写道，军队是因“‘革命’思想与正常军事纪律之间的冲突，‘军队民主化’与‘保存战斗力’之间的冲突”而毁坏的。在这句话里，所谓“正常的”纪律，那是该了解为沙皇制下面的那种纪律。一个历史家，似乎应该知道，一切大革命之所以毁灭旧军队，并不是各个抽象的纪律原则间冲突结果，而是活的阶级斗争的结果呀。革命非但允许军队中采取严峻的纪律，而且还创造着纪律呢。不过，此种纪律是不能由那被革命推翻的阶级的代表们确立起来的。1851年9月26日，一个聪明的德国人写给另一德国人的信里说道：“反正这事实是显然的，军队瓦解与纪律荡然，乃是每一胜利革命的条件与结果。”人类的全部历史，确定着这个简单的与不容争辩的法则。但是背后有过1905年经验的俄国社会主义者跟在自由派之后却不懂得这个法则，虽然对于这两个德国人，——一个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另一个是卡尔·马克思——他们曾不止一次称之为自己的先生的。孟什维克派认真相信军队完成了革命，会在旧时军官的指挥之下继续旧的战争。这些人称布尔什维克派为乌托邦主义者。5月初，勃罗西洛夫将军在总司令部的会议上很清楚地形容了军官方面的情状：百分之十五乃至二十，已心悦诚服地适应于新制度；一部分军官开始买好士兵，鼓励他们起来反对指挥官；至于大多数，约百分之七十五，则不能适应，他们恼怒着，将脑袋缩进了壳，不知怎样办才好。此外，有绝大多数军官，倘从纯军事观点来看，那是绝无用处的。在一次与军官们合开的会议上，克伦斯基与史高倍列夫竭力替革命道歉：真要命，革命还在“继续”，同时不理它又不行。听了这话，那个黑色百人团的将军顾尔可，训诫式地回答部长们道：“你们说——‘革命还在继续’。听我们的话吧……停止革命，让我们，军人，来彻底完成我们的责任。”克伦斯基用全力去迎合将军们，——直至其中之一，那位勇敢的科尔尼洛夫，差点儿没把他窒死在怀抱中。革命时期的妥协政策，乃是阶级间极度摇摆的政策。军队，如无一个明确政制，那是根本不能成立的，故克伦斯基之做军队统帅，却成为使军队解体的一个直接工具。邓尼金公布了一个古怪名单，关于高级指挥方面人员的更动的，但这更是无的放矢，虽然本来就没有一个人知道，尤其是克伦斯基自己不知道，究竟这个“的”在什么地方。阿列克谢耶夫撤了前线司令罗斯士基与军团长拉特可·地米脱里也夫之职，为了他们的懦弱以及纵容委员会的活动。勃罗西洛夫为了同样理由，撤去了那个狼狈慌张的尤金尼奇。克伦斯基革斥了阿列克谢耶夫本人，以及前线的两位司令——顾尔可与特拉贡密洛夫，因为他们反对军队民主化。为了同一原因，勃罗西洛夫撤掉了加雷定将军之职，后来，他自己又以过分放纵委员会而被革斥。科尔尼洛夫之离开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因为他不能和民主派好好地共处。这却不妨碍他之被任为前线总司令且以后又被任为总司令。邓尼金之被革去阿列克谢耶夫麾下参谋长之职，为了他显然的封建式的办法，但不久就被任为西方前线司令了。此种跳跃之戏，证明高高在上者并不知道所要者为何；这游戏逐渐地扩张到下面，扩张到各营，于是加速了军队的瓦解过程。特派员虽然要求士兵服从军官，但他们自己并不信任这些军官。当进攻战最激烈之时，在毛奇略夫总司令部举行的苏维埃会议上，当着克伦斯基与勃罗西洛夫之面，有一个苏维埃委员声明道：“总司令里百分之八十八的军官们，以自己的行动在促成反革命危险。”这一点在士兵眼中并不是秘密。他们在革命之前，早已有足够时间认识自己的军官了。在整个5月中，自下至上的军官报告，总在那同一思想上变化着：“士兵们，特别是步兵们，一般地对进攻都采取着反对态度。”有时又加上这样的话：“骑兵稍稍好些，炮兵则颇有精神。”5月末，军队已经部署就绪，准备进攻了。第七军团特派员打电报给克伦斯基道：“在第十二师中，第四十八团已全体出发，第四十七团拒绝出发。第十三师的各团，只有第五十团差不多是全体出发的。第五十一团答应于明天出发；第四十九团并不遵命出发，第五十二团表示拒绝，并逮捕了所有军官。”这样的情景几乎是随处可见的。对于那位特派员的报告，政府回答道：“着即将第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与五十二各团解散，将煽惑官兵抗命之人交法庭惩办。”这话听起来怕人，但一点也吓不了人。不愿作战的士兵们既不怕解散，也不怕法庭。军队开出时，时常得命某些部队去反对另一些部队。跟在沙皇时代一般，哥萨克是次数被用得最多的一个压迫工具，不过现在他们是受着社会主义者的率领：原来问题已关于“保卫革命”了。6月4日，那时离进攻开始已不到两星期，总司令部的参谋长报告道：“北方战线还处在发酵状态中，敌阵亲善的事情还在继续，步兵对进攻表示反对。……西方前线情形不明。西南方前线情绪略有改善……罗马尼亚前线上，看不到特别进步，士兵不愿进攻。”……1917年6月11日第六十一团团长写道：“我和其他官长除设法保全自己性命外无事可做，因为从彼得格勒来了第五营的第一个士兵，是一个列宁派，……许多好的士兵与军官已经逃走了。”一团只叫出现一个列宁派，就够使军官们逃起命来。显然的，那一个来到的士兵所起的作用，恰似饱和溶液中的第一个结晶体。不过，我们不要以为这里所说的一定指的是布尔什维克。那时，军官们把所有敢比旁人以更高声音出来反对进攻的士兵，都称之为列宁派。在这些“列宁派”中，还有许多是真心相信着列宁是由德皇威廉派来的哩。第六十一团团长企图拿政府的刑罚来吓住自己的士兵们。有一个士兵回答道：“我们推翻过旧政府，我们也能踢掉克伦斯基。”这是一句新鲜话儿。他们受了布尔什维克派鼓动的营养，且已远超过了这种鼓动。黑海舰队在社会革命党人的领导之下，与喀琅施塔得的水兵相反，被认为爱国派的靠山。在4月底，他们派出一个由三百人组成的特别代表团到全国去，为首的是一个名叫巴脱金的大胆学生，乔装着水兵。这个代表团里有好些蒙面跳舞的气味；但也有比较真实的动机。代表团将战争至最后胜利的思想输送到全国去，但一星期一星期地过去，听他们讲演的人，愈来愈对他们采取仇视态度了。黑海水兵正在逐渐放低他们宣传进攻的声调，同时，一个波罗的海的水兵代表团到了塞巴斯托普，来宣传和平。北边人在南边，比南边人到北边去所得的成功为大。在喀琅施塔得水兵的影响之下，塞巴斯托普水兵于6月8日解除了司令部的武装，并逮捕了最可恨的官长们。在6月9日苏维埃大会的会议上，托洛茨基问道，“在这模范的黑海舰队中，——它曾派遣爱国代表团到全国各地，在这有组织的爱国主义巢窠中，在这紧急关头，竟能爆发此种事情，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呢？这是表示着什么呢？”没有人回答他的问题。军队中的无头无脑状态，使一切人——士兵，官长，与委员会委员，都感受到痛苦。谁都不堪忍受，要想找到某条出路。上面的人，仿佛以为实行进攻，能克服军队中的乱七八糟，能使它固定起来。在某种限度内这是对的。正当策列铁里与欠尔诺夫在彼得格勒遵守着民主派修辞学的一切格调，发言赞成进攻之时，在前线上委员会的委员老爷就与官长们联合起来，反对军队中的新制度了，——这制度与革命同生同死，但它和战争是不能共存的。那转变的结果很快就看到了。有一个海军军官说道：“委员会委员日益明显地右倾，同时他们在水兵和士兵中的威望也显然在低落了。”但是为了战争，所需要的正是士兵与水兵呀。勃罗西洛夫得了克伦斯基鼓励，着手由志愿军人中编练突击营，这就公然承认了军队之没有作战能力。各色人物，立刻来襄赞大事，其中最多的是些冒险分子，如穆拉维也夫海军上尉之流，此人于十月革命后，一变而为左派社会革命党，后来做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也可说是漂亮的事业之后，叛变了苏维埃政权，为一颗不知发自布尔什维克之手，还是他自己枪里的子弹所毙。不用说，反革命军官是拼命抓住了编练突击队这个主意，以为集合自己力量的一个合法形式的。不过这主意在士兵群众中差不多没有得到反响。有些女猎奇家们组成了几营“黑色敢死骠骑兵”。十月间，其中一营成为克伦斯基保卫冬宫的最后武力。不过所有这一些都不能有助于摧毁德国军国主义的大业。虽然练兵的任务正是如此规定了的。总司令部答允协约国于早春采取的进攻，一星期又一星期地展缓下去。但现在协约国坚决不同意于再事拖延了。这些同盟者为要压迫俄国立即进攻，是不惜应用任何手段的。他们一面叫王德威尔得宣着动人的盟誓，同时又施行恫吓：行将停止军火接济。意大利驻莫斯科总领事向报界——不是意国的，而是俄国的报界——声明道，假使俄国单独媾和，协约国将许日本在西伯利亚自由行动。自由派报纸——不是罗马的，是莫斯科的报纸——以爱国主义的狂欢刊印了这些无礼恫吓，不过是把这恫吓从单独媾和移用到延缓的进攻上去。同盟者在其他方面也并不客气，譬如，送来的大炮都分明是挑剩下来的：得自外国的百分之三十五的枪械，经不起两星期的温和射击。英国停止放款；不过美国这个新恩公，不知照英国，便给临时政府以一笔七千五百万美元的信用放款，为未来进攻之用。俄国资产阶级虽然支持协约国所作的要求，并为进攻进行疯狂鼓动，它自己却拒不认购自由公债，对进攻表示不信。此时，那被推翻了的皇朝，便利用时机来提醒大家记起它的存在了：罗曼诺夫氏对临时政府发了一个声明，表示他们愿意认购公债，不过又加添一句道：“认购多少，将视国库是否供给金钱以维持沙皇家属之生活以为断。”这一切都为军队所读到的，军队知道临时政府中大多数，以及高级军官中大多数，依旧在希望皇朝复辟。为了公平起见，我们得指明一点：在协约国的营垒中，并非全体都同意王德威尔得，汤麦斯与加香，要把俄国推堕于深渊的。曾经也发出过警告之声。贝当将军说：“俄国军队只是一个空门面，假使把它移动一下，就要碎成片片的。”其他如美国派来的使节团，也曾表示过同样意思。但是另外一些主意结果得了上风。必需从革命中取出灵魂。后来班乐卫（Painleve）解释道：“德俄亲善酿成了这样的斫伤，以致让俄军站住不动，就等于任其迅速瓦解了。”进攻在政治方面的准备工作，是由克伦斯基与策列铁里进行的，最初甚至对他们最接近的同僚保守着秘密。当那些半神化的领袖们还继续在空谈什么革命保卫时，策列铁里就愈来愈坚决地主张军队必须准备作积极行动了。抗拒得最久的，也就是说，最撒娇撒痴的，乃是欠尔诺夫。在5月17日的临时政府会议上，“农民部长”——这是他自称之辞——被人气愤地责问道，据说在某次大会上，他说到进攻并不怀有必需的同情，这是确实的吗？据说欠尔诺夫那次是这样说的：“进攻，对于他这个政治家并不相干，这是前方战略家的事。”这班人同战争玩着迷藏，也正和同革命玩着迷藏一样。不过只当时机未到之时才能如此罢了。进攻的准备，自然与反布尔什维克斗争之加强相符合。布尔什维克派是愈加经常地被控为单独媾和的图谋者了。单独媾和的可能性，发生于局势本身中，即由于俄国比其他交战国更弱与更耗竭，单独媾和是唯一的出路了。但谁都不曾测验过那个新因素——革命的力量。布尔什维克派以为若要避免单独媾和的前途，那只有勇敢地与彻底地将革命的力量与威望和战争相对抗，才有可能。为此，首先要同本国资产阶级相决裂。6月9日，列宁在苏维埃大会上声明：“他们说我们企图单独媾和，这是不确实的。我们说：无论哪样的单独媾和都不要，我们不同任何资本家，首先不同俄国的资本家，单独媾和。可是临时政府同俄国资本家单独媾了和。打倒这种单独媾和！”“鼓掌”，记录上注明着。这是大会极少数人的鼓掌，也正因为此，所以鼓得特别热烈。执行委员会中有些人还缺乏决心，另一些人则要躲藏在某个机关之后。最后总算决定了：通知克伦斯基说，在苏维埃大会未曾决定这一问题之前，不愿发布进攻命令。在第一次会议上，由布尔什维克派党团提出的一个宣言说：“进攻只能使军队完全瓦解，使一部分军队反对另一部分军队”，“大会应立刻抵抗反革命的攻击，否则就该公然替这政策负全部责任。”苏维埃大会的赞成进攻的决议案，不过是一个民主形式。一切都已准备好了。炮手早已把标的瞄准了敌方阵地。6月16日，克伦斯基在一道告海军的命令中，称总司令为“被胜利所鼓舞的领袖”，证明着有“立即与坚决施行打击”的必要，并以如下的话作结道：“我命令你们——向前进！”托洛茨基在一篇文章——此文写于进攻之前夕，是诠释布尔什维克派党团宣言的——中写道：“政府政策根本掘毁了军事行动的胜利可能，……进攻在物质方面的前提条件非常不利。军需组织反映出一般的经济崩溃，——现政府不能采取一个激烈办法来对付这种崩溃。进攻在精神方面的前提条件，则更加不利。政府……在军队之前……暴露出自己之不能独立决定俄国政策，非仰承帝国主义同盟者的意志不可。其结果不能不是军队之进步性的瓦解……成群结队的士兵逃亡……在目前条件之下，已不再是个人不良意志的结果了，它表示出政府之完全不能以内部一致的目的来融合革命军队。”……往后这篇文章又指出了政府之不敢决心：“废除地主土地所有权，即不敢采取这唯一办法，能使最落后的农民相信那个革命是他的革命。”最后在结论中顸言：“物质的与精神的条件既然如此，则进攻是不可避免要具有冒险性质的。”差不多全体司令官都认为那军事上毫无希望的进攻，是纯粹由政治上的理由引起的，邓尼金巡视了他本人指挥的那一段前线，向勃罗西洛夫报告道：“我不相信进攻会得到丝毫胜利。”胜利无望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司令官长的毫无用处。史丹开维奇，军官与爱国家，证明进攻在技术方面的布置，即令士气甚佳，也会使胜利无望的：“进攻的组织，简直够不上任何批评。”以军官联合会主席立宪民主党人诺伏雪尔吹夫为首的军官代表团，前来晋谒立宪民主党诸首领，他们提出警告道：进攻是注定了要失败的，它能消灭最好的部队罢了。高级官员总是拿一些空洞话来搪塞此种警告。譬如总司令部参谋长，反动的卢考姆斯基将军说道：“希望究竟还是有的，也许，开始打几次胜仗能改变群众情绪，也许官长又能把那从手里溜出去的缰绳拿起来。”主要的目的正在于此：要拿住缰绳。依照久已拟就的计划，主要打击应由西南前线之军力直扑李沃夫城；西北两线所负任务，则属于辅助性质。进攻应该由各条战线同时开始。但很快就明白了，司令部是完全不能实行这个计划的。于是决定由一条条前线先后发动，从次要的前线开始。但连这计划也不能实行。邓尼金说：“那时，最高司令官便决定不要任何有计划的战略，不得不让各前线视其准备程度如何来开始行动了。”一切都听之天命。所缺少的只有沙皇的神像罢了。他们想代之以民主的神像。克伦斯基到处巡游，吁请着，给大家祝福着。进攻开始了：6月16日在西南前线；7月7日在西线；7月8日在北线；7月9日在罗马尼亚前线。后三条战线的进攻实际上是虚幻的，那时，主要战线，即西南战线业已开始崩溃了。克伦斯基报告临时政府道：“今天是革命大捷之日。6月18日，俄国的革命军队怀着很大热忱，开始了进攻。”立宪民主党的《言语报》写道：“久待的事业完成了，它立刻把俄国革命回复到它最好的日子去。”6月19日，老人普列汉诺夫在一个爱国游行队之前演说道：“公民们！假使我问你们，今天星期几？你们说今天星期一。但这就是错的：今天是星期日[1]，是我国与全世界民主主义的复活日。俄罗斯已经抛弃了沙皇制度的羁轭，现在决心要抛弃敌人的羁轭了。”同日策列铁里在苏维埃大会上说道：“俄国大革命的历史上正揭开着新的一页。……我们革命军队的胜利，应不仅为俄国民主派所庆贺，而且……为所有真想与帝国主义斗争的人们所乐闻。”爱国的民主派已旋开它的全部活塞了。当时各报登载喜讯：“巴黎交易所闻俄军进攻，人心兴奋，一切俄国有价证券，全数腾涨。”这社会主义者企图以证券行情来测定革命之稳定程度。可是历史教训我们：凡是交易所人心看好，则革命便表示恶化。首都的工人与卫戍军，一分钟都不曾为那由人工加热的爱国主义潮浪所波及。只有尼夫斯基是爱国家的活动场。据士兵秦宁诺夫在其回忆录中说：“我们去到尼夫斯基，企图进行鼓动，反对进攻。有几个资产者用雨伞攻打我们，……我们拉住了这几个资产者，拖他们到营房里，……对他们说，明天他们就要被送上前线去。”这已是日益临近的内战爆发的象征：七月事变在日渐临近了。6月21日，彼得格勒的机关枪团在一个大会上决议：“将来只当战争具有革命性质时，我们才派队伍上前线。”……对于那解散的威吓，该团答复道：“本团将不顾一切，解散临时政府以及其他拥护政府的各团体。”我们又听到威吓声调了，它比布尔什维克派的鼓动要走得远得多。革命《编年史》在6月23日项下注着：“第二军团所辖部队，已占领敌方第一及第二条壕堑。”……并排又写着：“巴兰诺夫斯基厂（有六千工人）改选彼得格勒苏维埃代表。有三个布尔什维克被选，代替原来的三个社会革命党人。”待到月底边，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面目已大为改变了。诚然，6月20日，苏维埃曾通过了决议，向进攻的军队致敬。但是以怎样的多数通过了那个决议呢？——四百七十二票对二百七十一票，还有三十九票弃权。这是一种全新的力量对比，我们以前还不曾遇见过的。布尔什维克派连同孟什维克派及社会革命党人中的某些左派，已共占了苏维埃中的五分之二。这意思是说：工厂与军营中反对进攻的人，占有无可争论的大多数。6月24日，维包格区苏维埃通过了一个决议，其中每个字都像重锤似的打击着人：“我们……反对临时政府的冒险，它为了旧时的强盗条约，正领导着进攻，……此种进攻政策之全部责任，应由临时政府及拥护政府之孟什维克党与社会革命党负担。”二月革命后被推进了后院的维包格区，现在很自信地走上前列来了。维包格区苏维埃已完全为布尔什维克派所支配。现在，一切都视进攻的命运而定，即视战壕中士兵的态度而定。那些该去实行进攻的人，会因进攻而受到何种意识上的变化呢？他们不能克制地渴望着和平。但统治者在某种限度内，至少在一部分士兵中，并且十分暂时地，却正是把这个渴望，转变成进攻的心愿哩。革命后，士兵渴望新政府能尽速签订和约，在未订和约之前，他们准备保持阵线。但和平并不曾到来。士兵们转而企图与德奥士兵联欢，这行动一部分系在布尔什维克派的影响之下，而主要则在寻找走向和平的自己之道。但从各方面开始了一种迫害，反对与敌方士兵联欢。此外又发见德国兵还远不曾对自己官长表示不服从。联欢既不能导成和平，这运动便猛然停止了。此时前线事实上是停着战。德国人乘机将军队大量调赴西线。俄国士兵们亲眼看见敌人的战壕是如何地空虚了，机关枪怎样给拿掉了，大炮又如何被运走了。士气上准备进攻的计划，就是建立在这一点上的。士兵们被人有系统地灌输这种思想：敌人已完全减弱了，他们没有力量，美国从西边压迫它，我们只叫在这一边给一个小小的推动，敌人战线就会崩溃，我们就可以得到和平。统治者从来不曾有一小时相信过这种鬼话。不过他们指望着：只叫军队一插手于战争机器，它就再不能拔去战争了。一部分士兵，既不能由临时政府的外交，或由联欢之法，达到目的，他们无疑就倾向于第三条道路：给予推动，使战争完全塌台。由前线回来的代表之一，在苏维埃大会上，正是这般地转告了士兵们的心情的：“现在我们之前是德国人的空虚的前线，那里现在已没有大炮，假使我们去打倒了敌人，那我们就临近了我们所想望的和平。”开始敌人确实似乎是非常弱的，他们只是退避，不愿接战，虽然那时进攻者也并不能打仗。但敌人不是崩溃，而只是在重新集合与集中力量。等到俄国兵向前深入二三十公里之后，马上就明白了真相，——过去几年经验已很足够使他们明白——原来敌人是在新的巩固的阵地上等候着他们。到这地步，事情就立刻清楚了：假使士兵们曾答应为和平而给一推动，那他们是绝对不想战争的。他们被暴力，道德压力，以及欺骗（这是主要的）这三者的联合力量拉进了战争，现在便以更大的愤慨向后退转。俄国的世界大战史家，查衣昂奇可夫斯基将军说道：“俄国军队开了一阵炮——这阵炮火就威力说是俄国方面从未前见的——差不多没有损失就占领了敌阵，但不想再向前进了。士兵们开始不断地逃亡，整个部队退出阵地。”一个乌克兰的领袖，陶乐欣科，以前曾任临时政府驻加利西亚特派员，告诉我们关于俄国攻占喀利奇与卡鲁希二城的情形道：“在卡鲁希，立刻对当地居民，完全对乌克兰人与犹太人，施行可怕的虐杀，——他们并不触犯波兰人。某个于此道有经验的人在领导着虐杀运动，他那指挥的手，特别指点着当地乌克兰人的文化教育机关。”虐杀运动中参加着“军队中最优秀的，最不受革命诱坏的”那些部队，这些部队是小心选出来作进攻之用的。不过在这次事业中最露了脸的乃是那些进攻的指挥者，旧时沙皇的军官们，那些虐杀运动之有经验的组织者。7月9日，第十一军团各委员会与全体特派员打电话给政府道：“7月6日开始的德军对第十一军团阵线所采取的攻势，正在酿成一种不测之祸，……军事情绪，最近才因少数人的英勇努力而推进了的，发生了激剧的与致命的改变。进攻的突发力，很快就竭尽了。大多数部队陷于日益瓦解之境。关于威权与服从，现在是连谈都谈不到了，劝告与说服业已失去力量，——劝说的答复是威吓，有时甚至是枪杀。”西南前线司令，获得特派员与各委员会的同意，下令枪毙逃兵。7月12日，西线司令邓尼金回到自己的司令部来，“神情沮丧，清楚地意识到最后奇迹……的一线希望，是完全毁灭了”。士兵们不愿打仗。有些部队占领了敌方战壕，力量被削弱了，请后方军队前来接替，这些军队回答道：“你们干吗去进攻的？谁带你们上去的？现在得终止战争，不是要进攻。”西伯利亚第一军军长——算是最好的指挥官之一——报告当夜色来临时，士兵们如何开始成群结队地，甚至整营整营地，遗弃了未受攻击的第一线而去的情形。“我懂得，我们军官是无力改变士兵群众的原始心理的，我痛苦地，痛苦地哭泣了许久。”有一营，甚至拒绝把关于夺取喀利奇的传单抛掷给敌人，除非能找到一个士兵，能把德文稿子翻译成俄文念给他们先听一听。这事实表示出士兵群众对指挥官不信任的全部力量，他们不仅不相信旧军官，连新的，即二月革命后的军官都不信任。百年来的侮弄与暴行，像火山一般呈现出来了。士兵们自觉到又受了欺骗。进攻不是走向和平，而是走向战争。士兵们不愿战争。他们是对的。躲藏在后方的爱国家，诬蔑与咒骂士兵为贪生怕死之徒。但士兵们是对的。他们依正确的民族本性而行动，这本性又为一种意识所反射曲折，——这意识是属于那些被压迫、被欺骗、被虐待的人的，这些人因革命希望而昂扬，又被投落在血秽的草料之中了。士兵们是对的。继续战争，不能给俄国民众以其他东西，——除了新的牺牲，屈辱，灾难；不能给以其他东西，——除了国内外奴役的增强。1917年的爱国派报章——不仅立宪民主党的，而且是社会主义派的——都不倦地把逃兵与懦夫的俄国士兵，与法国大革命中的英勇兵营相对比。这对比不仅证明出他们之不懂得革命过程的辩证法，而且也证明出他们之全然昧于历史。法国革命中与帝国时代那些杰出战士的行为，开始——而且始终——好像是一些纪律破坏者，败坏组织者；米留可夫也许会说：好像是一些布尔什维克吧。未来的达伏（Davout）元帅，在1789－1790年间，以达伏副官的资格，曾穷数月之力，摧毁了哀斯定（Hesdin）卫戍军中的“常态”纪律，驱逐了全体司令长官。1790年6、7月之前，全军瓦解的过程，法国各地都在发生着。文生团（Vincennesregiment）士兵强迫自己的官长和他们一起进膳。舰队里驱逐了长官。有二十团军队，用各种暴行来对付他们的军官。在南雪（Nancy），三团士兵把他们的最高长官锁在狱里。从1790年起，法国革命诸领袖曾不倦地反复说着军队中的过火行动：“执行政权的机关是有罪的，因为它不把那些仇视革命的军官撤职。”密拉博（Mirabeau）与罗伯斯比尔两人都发言赞成解散老的军官团，这是很有意思的。前者想藉此更快建立起坚强纪律。后者则想解除反革命的武装。可是两人都懂得：老的军队是不能存在了。诚然，俄国革命与法国革命不同，它发生于战争时期，但从这里你完全得不到一个出乎恩格斯所指出的历史法则的例外来。长期的与不幸的战争条件，反而只能加速与加剧军队之革命解体过程。民主派不幸的与罪恶的进攻，完成了这一过程。现在士兵已一无例外地说道：“血是流够了！假使我们连性命都将送掉，那要自由跟土地干吗？”当开明的和平主义者企图以纯理性主义的论据来取消战争时，他们是简单可笑的。但当武装的群众自己，把反战的理智论据应用到运动中时，那就是说，战争是非完结不可了。[1]俄文Voskresenie有“星期日”及“复活”二义。——译者。<<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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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第一个合作政府<<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第十八章第一个合作政府与一切官方的学说、宣言及公告相反，政权总只有在纸头上，才是属于临时政府的。革命不理那所谓民主派的反抗，还是在前进，在唤起新的群众，在巩固苏维埃，并且，虽然在有限的范围内，也总在武装着工人。政府的各地特派员，以及在这些特派员属下成立起来的“社会委员会”——其中资产阶级组织的代表们往往占统治地位——都很自然地与不费多大力气地就给苏维埃排挤掉了。倘中央政府的代理人企图加以抵抗，那就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些特派员责备各个地方苏维埃不承认中央政权。资产阶级的报章开始呼号起来，说喀琅施塔得，希吕塞尔堡，或察里津已经脱离俄罗斯，成为独立的共和国了。地方苏维埃对这些胡言乱语表示抗议。部长们不安起来了。政府派社会主义者便赶赴各地，劝说着，威吓着，要在资产阶级面前给自己辩解。但这一切都不曾改变了力量的相互关系。那些使两重政权崩毁的各种过程之无可挽回，已经表现在这一事实中，即此等过程虽不以同样速度进展，但都已在全国之内进展着了。苏维埃已从一种监督机关变成为行政机关。它们不同意于任何政权分立的学说，它们正在干预到军队管理，经济冲突，粮食与运输问题，甚至干预到司法事件上去。这些苏维埃在工人压力之下，颁布了八小时工作制的法令，将太反动的行政人员撤职，将临时政府特派员中最不能忍受的人驱逐，它们搜查房屋，逮捕人犯，并封闭了敌对报纸。在继长继高的粮食困难与货物奇缺的影响之下，各省苏维埃便实行限定价格，禁止货物出省，以及征发谷物贮藏。可是苏维埃的上层机关，则到处被社会革命党人与孟什维克派占据着，他们愤愤然拒绝了布尔什维克派的口号：“政权归苏维埃。”表示这种情形的一个最有教育的例子，乃是梯夫里斯苏维埃的活动。——梯夫里斯是孟什维克吉伦特党的心脏，它供给了二月革命以策列铁里及齐赫泽那样的领袖，后来，当这些领袖在彼得格勒无望地耗尽了自己的资望时，梯夫里斯又给了他们以保护。由约旦尼亚——未来乔治亚独立邦的领袖——领导的梯夫里斯苏维埃，步步都觉得非践踏那统治苏维埃的孟什维克党的原则不可，而以政权机关的资格出来行动。这个苏维埃没收了一家印刷所以为己用，逮捕人犯，将政治案件的侦察与审判之权集中在自己手里，规定每人每日的面包量，限定食物与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官方教条与生活之间的分歧，从最初几天就发生了，在3月与4月的过程中。不过是加大了这个分歧而已。在彼得格勒，人们至少能观察到政府的某种表面尊严，虽然我们已经知道，这尊严决不是常常能够看到的。不过四月事变太不含糊地揭穿了临时政府的无力，显出了它甚至在首都中，也已没有什么认真的支持了。在4月末旬，政府是处在风雨飘摇，危殆欲倒之境。“克伦斯基苦恼地说道，政府已经没有了，它不在工作，而只在讨论着自己的地位。”（史丹开维奇语）关于这个政府，一般地你可以这样说：一直到十月革命为止，政府在所有的困难关头都经历着危机，而在每两次危机中间时期……它存在着。不断地“讨论自己的地位”，这样，政府当然找不到时间来干事了。由4月间那次未来斗争的预演所造成的危机，在理论上可以想像到的，有三条出路。或者政权应完全转入资产阶级：这除了用内战方法外，不能由其他路径来实现；米留可夫曾企图这样干，但是失败了。或者必须把全部政权交给苏维埃之手：这是不需任何内战就可以达到的，只要一举手——只要这样想，就可以办到的，但是妥协派不愿这样想，而群众则对妥协派还保持着信任，虽然那个信心已起了裂痕。如此说来，两条根本的出路——资产阶级的与无产阶级的——都给堵塞了。留着的是一个第三种可能性，即是糊涂的，懦弱的，不彻底的，那条妥协的半出路。这条路的名称就是合作政府。当4月事变完结时，社会主义者连想都不曾想到过合作政府：这些人根本从未预见过什么事物。执行委员会以4月21日通过的决议案，正式将两重政权由一种事实转变为一个国宪体制的原则。可是智慧的猫头鹰（喻假作聪明的愚人——译者）这次飞翔也是太迟了一些[1]：3月间的产生的两重政权——君王们与先知们——这个形式直到它已被群众行动所炸毁之时，才来给它行施法理上的神化手术。社会主义者企图对这一点闭上眼睛。据米留可夫说：当政府方面提出组织合作政府这个问题时，策列铁里说道：“假使我们参加你们的内阁，会有什么好处呢？遇到你们固执不让时，我们是不得不一哄而退出内阁的。”策列铁里想以他未来的“一哄”恐吓自由派。和经常一样，孟什维克派规定其政策时，总关顾到资产阶级的利益。但是水已淹到脖子边了。克伦斯基恐吓执行委员会道：“政府现在处于不能想像的严重之境；关于它辞职的谣言，绝对不是什么政治把戏。”同时，从资产阶级的各界又来了压力。莫斯科市政局通过了决议，赞成合作政府。4月26日，当基础已准备充分时，临时政府在一个特别声明中宣布道：必须吸引“尚未参加政府工作的全国有积极创造力的人物”到政府中心来。问题是毫不假借地提出来了。反对合作政府的情绪却还是很强。4月底，有下列地方的苏维埃声明反对社会主义者参加政府：莫斯科，梯夫里斯，敖得萨，也加德林堡，尼齐尼·诺伏高老特，脱威尔以及其他。他们的动机，由一位孟什维克派领袖在莫斯科表示得很清楚：假使社会主义者加入了政府，则无人能把群众运动“导入于一定的孔道”中了。但要把这思想注入到工人与士兵的头脑中，却是困难的，因那思想正是反对着他们。群众，只叫他们还不拥护布尔什维克派，那总是完全赞成社会主义者加入政府的。如果让克伦斯基去当部长是好的，那末有六个克伦斯基不就更好吗？群众不知道这叫做与资产阶级合作，也不知道资产阶级想以社会主义者作掩盖来反对民众。兵营中人对于合作政府的观察法，与马林斯基宫里的观察法相反。群众要借社会主义者来将资产阶级排出于政府之外。这么着，两个趋向相反的压力，一时间竟结合到一块儿了。在彼得格勒，有好些军事部队，那与布尔什维克派很亲善的装甲车师在内，都声明赞成合作政府。有绝大多数的省分，都投票赞成合作政府。拥护合作政府的情绪在社会革命党人中占着优势；他们所怕的只是孟什维克不跟他们一起加入政府。最后，前线军队也是赞成合作政府的。军队中派来的代表之一，后来在苏维埃的6月大会上，把前线对政权问题的态度，演说得很不坏：“当军队得知了社会主义者不愿加入内阁去和他们所不信任的人共同工作之时，军队里咆哮起来了，因为整个军队在不得不继续跟它所不信任的人去共同赴死呢。我们想这个咆哮声一定是达到了彼得格勒的。”在这个问题上跟在其他问题上一样，具有决定意义的乃是战争。开始，社会主义者原想坐待战争的解决，如同他之坐待政权问题之解决一样，藉以拖延时日。但战争不愿等待。同盟国不愿等待。前线也不愿意再等待了。正当发生政府危机之时，前线的代表们来到了执行委员会，对自己的领袖们提出问题道：我们将要作战呢，还是不将作战？这意思是说：你们替战争负责呢，还是不负责？避免回答是不可能的。协约国以半恐吓的词句，提出了这个同一问题。西欧前线的四月进攻，协约国耗费了很大代价，而不曾得到结果。法国军队，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之下，且因那次怀着甚大希望的进攻本身的失败，开始了动摇。用贝当（Petain）元帅的话来说，军队已在“手里弯曲了”。为了阻止这个可怕的过程起见，法国政府必须俄国进攻，而在进攻之前，至少得有关于进攻的一个坚决诺言。除了那该由此种方法获得的物质上的慰藉之外，协约国还要尽速把和平的光环从俄国革命身上弄掉，要毒害法国士兵们心中的希望，要拿俄国革命对协约国罪行的同情来辱没革命，要将俄国工人士兵暴动的旗帜践踏在帝国主义战争的血泥之中。为要达到这个崇高目的，一切杠杆都应用到这一运动中来。在这些杠杆中，协约国的爱国派社会主义者所占的地位，倒不是最后的。顶有经验的社会爱国主义者被派到革命的俄罗斯去。他们全身武装着卑屈的良心与无骨气的谈吐。苏汉诺夫写道：“这些外国的社会爱国主义者，在马林斯基宫里受到竭诚欢迎，勃朗丁[2]，加香[3]，渥格雷地[4]，台勃洛开尔[5]等人，在那里觉得处身于自己人之间，跟我们的部长们缔结了一道联合战线，来反对苏维埃。”我们必须承认，就是这个妥协派的苏维埃，也常常会跟这班先生们弄得不开心的。协约国的社会主义者巡视前线。王德威尔得[6]写道：“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想尽了法，使我们的努力能促成黑海水兵代表团、克伦斯基、亚尔培·汤麦斯等人早些时所曾努力要达到的那个同一目的，这就是说，要完成他的所谓进攻的士气准备。”这位第二国际主席与前尼古拉第二的总参谋长，就如此发见了他们为民主这个光荣理想而战的共同言语。法国社会主义者的领袖之一，列诺得尔[7]，竟能松一口气地说道：“我们现在能说到为正义作战而脸不红了。”虽然迟了三年，人类可终于知道了这班人是曾有某些动机要为之脸红的。5月1日，经过了一切必然发生的动摇阶段之后，执行委员会以四十三票对十八票及三票弃权的大多数，最后决定了参加合作政府。投反对票的只有布尔什维克派与孟什维克派国际主义者。此次民主派与资产阶级更亲密地接近，却把资产阶级公认的领袖米留可夫做了牺牲品，这倒不是一件没有兴趣的事。“不是我退出，是他们挤出我的”，米留可夫事后曾这样说。古契柯夫早已在4月30日就辞了职，因为拒绝署名于“士兵权利宣言”。早在前几天，自由派心中已怎样地忧郁，那是可以从这个事实上看出来的，即：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为使合作政府能够产生起见，决定不坚持米留可夫留于旧政府之内。右派立宪民主党人伊志哥耶夫写道：“党出卖了它的领袖。”不过党其实已无多大选择的余地。这同一位伊志哥耶夫就很正确地说过：“在4月底，立宪民主党已经给打碎了。它在精神上受了打击，这打击已再不能医治了。”不过即令关于米留可夫问题，最后发言权也还是属于协约国的。英国十分愿意由一个比较温和的“民主主义者”，来代替这位热中于鞑靼尼尔海峡的爱国家。汉得逊来到了彼得格勒，赋有于必要时取布哈南的大使职位而代之的全权，但他熟悉了情形之后，认为这一替换是不必要的。布哈南，事实上适得其所，因为他坚决反对与大不列颠贪欲不相符合的一切侵略。他轻轻地在德列钦可的耳边说道：“假使俄国不需要君士坦丁堡，那末把这层意思能愈早公布出去愈好。”法国开始拥护米留可夫。但这里汤麦斯独自起他的作用了，他跟在布哈南与苏维埃领袖之后，出来反对米留可夫，这位被群众仇恨的政治家，便这样地为协约国，为民主派，最后为他的本党，所抛弃了。实在说，米留可夫是不该受这样残酷的惩罚的，至少他不该受这班人的惩罚。但合作政府需要一只涤罪用的牺牲。所以他们在群众面前，把米留可夫描写成一个恶毒的精灵，这精灵使那向民主和平走去的万众欢腾的行列，变得黯淡无色。合作政府割舍了米留可夫，简直是一举而洗清了帝国主义的罪愆。合作政府的人选与政纲，于5月5日为彼得格勒苏维埃所批准。布尔什维克派反对合作政府，共得一百票。“大会热烈欢迎这些上坛演说的部长们……”——米留可夫讽刺地讲着那次会议——“但它以同样热烈的鼓掌来欢迎昨天刚自美国回来的托洛茨基——这个‘第一次革命的老领袖’。他严厉斥责社会主义者之加入政府，断定现在‘两重政权’尚未消灭，而‘只是转移到了政府之中’，他又说能‘拯救’俄罗斯的真正的单一政权，只当‘采取了第二个步骤，把政权交给工人与士兵代表之手’的时候，才能来到；那时将开始‘一个新时代，一个铁与血的时代，不过参加于斗争的将不是民族反对民族，而是受难的与被压迫的阶级反对诸统治阶级了’。”米留可夫这样形容着。在演说的结论中，托洛茨基规定了群众政策的三项定理：“三条革命诫律：不信任资产阶级；监视领袖们；只依赖本身力量。”关于这篇演说。苏汉诺夫批评道：“他显然不希望人家对他的话表示什么同情。”同时实际上：演说者离开会场时，比他进场时所得的掌声要少得多。对于知识分子的廊下私语颇为敏感的苏汉诺夫，又加添一句道：“虽然托洛茨基不属于布尔什维克党，但已盛行着谣言，说他仿佛‘比列宁更坏’。”在十五个部长位置中，社会主义者占了六席。他们自愿居于少数。虽然已公开决定加入政府，但他们还继续玩弄着佯败取胜这个把戏。李沃夫亲王留任总理：克伦斯基做了海陆军部长；欠尔诺夫担任农政部长。代替米留可夫做外交部长的，乃是这位舞剧通家，同时已成为克伦斯基及布哈南的亲信的德列钦可。这三位都以为没有君士坦丁堡，俄罗斯是可以一帆风顺的。司法部长是一个卑卑不足道的律师配勒凡则夫，此人后来在关于7月间的布尔什维克党派案件，曾出了点短期风头。策列铁里自限于邮电部长这个位置，以便留出时间来给执行委员办事。史高倍列夫做了劳动部长，在兴头上，他答应了百分之百的限制资本家的利润——这句话很快就生出双翅流行起来。为了对称起见，工商部长一席给了莫斯科的大工业家，康诺瓦洛夫。他带来了好些莫斯科交易所里的人物，这些人都被委任了最重要的政府职位。可是康诺瓦洛夫只做了两星期，便辞职而去，藉以抗议经济生活中的“无政府状态”。而史高倍列夫则还在康诺瓦洛夫挂冠之前，就放弃了对利润的进攻，从事于对无政府状态作斗争了：镇压罢工，吁请工人自制。政府的宣言，正如一个合作政府所能发出的，都是些老生常谈。它提起了有利于和平的积极的外交政策，说起了要解决粮食问题，又说要准备解决土地问题。这一切都是废话。唯一认真的一点——至少就意向说——乃是说到要使军队准备“作防御的与进攻的行动，藉以阻止俄国及其同盟国的可能失败”。这个任务，其实也就是合作政府的最高意义所在，合作政府的建立，乃是协约国在俄国所下的最后一注。布哈南写道：“在我们看来，合作政府已是想挽救该前线军事形势的一个最后的，且几乎是唯一的希望了。”由此可见，在二月革命的自由派领袖与民主派领袖的政纲、演说、妥协、与投票背后，站立着一个帝国主义的导演，他代表着协约国。至于不得不以敌视革命的协约国前线的利益之名，而如此急忙地加入了政府的社会主义者，则替大约三分之一的政权与全部战争，负担了责任。新外交部长不得不把协约各国政府对3月27日宣言的答复，延迟两星期公布，以便作某种文句上的修改，藉以掩饰各国反对合作内阁宣言的论争。“有利于和平的积极的外交政策”，今后表现于这一事实中，即：德列钦可热心刊印旧朝笔吏们替他起草的外交电稿，以及划去“强制要求”字样而写上“公平的要求”；最后，则以“民族福利”这些字眼来代替“利益保障”。米留可夫稍微咬紧牙齿，说到他的继承者道：“协约国外交家知道他公文中的‘民主’用语，乃是对目前要求的一个不自愿的让步，——对这种用语是能够宽容的。”汤麦斯与新到的王德威尔得并不袖手闲坐：他们热心地把“民族福利”解释得跟协约国的要求相符，同时又不无成功地说服了执行委员会里头脑简单的人。据王德威尔得报告：“史高倍列夫与欠尔诺夫正竭力反对一切想过早得到和平的意见。”无怪那个依赖于此等助手的黎波总理，能在5月9日便对法国国会宣布道，他能给德列钦可一个很满意的答复而“不放弃任何东西”了。是的，真正主宰着局势的人，是绝不想放弃那些给弄得纷乱了的东西的。恰正在那几天，意大利宣布阿尔巴尼亚独立，且立即将它置于意大利的保护之下。这是一课不坏的实物教授法。临时政府心想抗议，——抗议的原因，倒不是什么为了民主主义，而是为了巴尔干“均势”之被破坏。不过自身的无力，一时间使它不得不嚼嚼舌头就完了事。合作政府外交政策中的一件新鲜事情，只是和美国的迅速接近。这点新鲜友谊，提供了三种并非不重要的便利：北美合众国不曾像英法那样因军事的不济而出了丑；大西洋彼岸的共和国，有希望大量供给俄国以借款及军需；最后，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外交——这是民主伪善与欺诈的混合物——再好没有地投合了临时政府的文句词令的需要。威尔逊派遣由参议员路脱（Root）领导的使节团到俄国去，同时又给临时政府写了他牧师式的信札一封，其中声明道：“一个民族，倘不愿生活在这一主权之下，那就不能强迫他们在这主权底下生活。”关于战争目的，这位美国大总统规定得不甚明确，但是规定得很动人的：“……保证世界之未来和平，与各国民族之未来福利及幸福。”还有比这更好的目的吗？德列钦可与策列铁里所需要的也只有这点：新的借款与和平主义的老生常谈。得到借款的帮助，掩护在和平主义口头禅之下，他们便能准备进攻了。对于这，赛纳河[8]上的夏洛克[9]正在疯狂地挥动他所有的定期支票而要求着。5月11日，克伦斯基出发去前线，开始他主张进攻的鼓动宣传。“军队里有一种热情的潮浪在高涨着与泛滥着”，——这位临时政府的军政部长被自己演说的热情阻塞了气，这样地报告政府。5月14日，克伦斯基对军队发出命令：“领袖们率领你们到哪里，你们就该到哪里”，并且为要装饰这个为士兵们所熟知但不甚为他们所倾慕的前途起见，他又添说一句道：“你们将要把和平拿枪刺的尖儿挑着。”5月22日，那个小心谨慎的，而且是全无才能的阿列克谢耶夫将军被撤了职，任命较为柔顺与较有进取心的勃罗西洛夫将军为最高总司令。民主派以全力准备了进攻，即是说，以全力准备了二月革命的大破灭。本来，苏维埃是工人与士兵——即农民——的机关。临时政府是资产阶级的机关，联络委员会则是妥协机关。合作政府却使机关简单化了，把临时政府本身转变为联络委员会。但是这一来丝毫不曾消去两重政权这个制度。不管策列铁里是联络委员会委员或是邮电部长，这都不能解决问题。在全国，存在着两种不能共处的国家组织：一种是由上面任命，以临时政府为最高点的那个新旧官僚的等级制度；另一种是由选举产生的苏维埃制度，它直达前线最僻远的部队中。这两种国家制度依靠着不同的阶级，还只是刚刚能作自己的历史清算。妥协派之踏进合作政府，打算逐渐地与和平地取消苏维埃制度。他们仿佛以为，集中在他们要人手里的政权，今后是能转流到正式政府中去的。克伦斯基坚决向布哈南保证：“苏维埃将自然而然地死去。”这希望，不久便成为妥协派领袖们的正式教条了。依照他们的思想，地方生活的重心应该从苏维埃移转到新的民主自治机关中。中央执行委员会应让位于立宪会议。合作政府满想以此种方式，使自己成为走向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政制的一个桥梁。但整个问题在于：革命不愿，而且也不能，循这道路前进。各个新市政局的命运，在这方面，乃是一个毫不含糊的警告。这些市政局是依最广大的选举基础选举出来的。士兵与普通人民平等选举，妇女与男子同等投票。参加竞争的有四个党。《新时代》，沙皇政府旧有的半官报，全世界最不诚实的报纸之一——这不是没有一点意义的！——号召右派，国家主义者，十月党人，都投立宪民主党人的票。但等到各占有阶级的政治无力十分明显时，大多数的资产阶级报纸就采用了这个口号：“你们爱选谁就选谁，只叫不要选布尔什维克派！”在所有的市政局与“地方自治会议”中，立宪民主党人都是右翼，布尔什维克派是一个人数不断增加的左翼少数派。多数派，照例是压倒一切的，则属于社会革命党人与孟什维克派。这些新的市政局，既较苏维埃代表着更广大的人，仿佛应该拥有极大权威了。况且市政局既是一种社会的与立法的机关，便享有大大的便宜，可得政府的正式援助。警察，粮食供应，市内交通，民众教育——这一切表面上都操于市政局之手。苏维埃因为是“私的”机关，它既无政府预算中的津贴，又无权利。但尽管如此，权力却仍旧留于苏维埃手中。市政局在实质上变成为苏维埃的一个市政委员会了。苏维埃制度和形式民主机关间竞争的此种结果，就下述的情形来说，更加觉得眩目惊心了，因为这竞争是在两个同样政党即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派的领导之下完成的，这两个政党无论在市政局或苏维埃中，都占着统治地位，它们深信苏维埃应让位于市政局，而它们自己又竭尽一切力量想做到这一点的。这一个非常现象——在事变的漩涡中很少有人把它思索过——的解释是简单的：市政机关，和一般的任何民主机关一样，只能在稳固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即是说，在确定的财产制度的基础上，才能行动。可是革命的实质，却在于将这个基础的基础打上了一个问号，而要解答这个问号，则只能把阶级力量的对比，作一公开的革命检阅。苏维埃，不问其领导政策如何，总是被压迫阶级的战斗组织，这些阶级业已自觉地或半自觉地联合起来，要变更社会结构的基础。市政机关则给人民中的各阶级以平等的代表权，把各阶级的人归结成抽象的公民，在革命条件中，这些机关与外交会议颇相近似：当会议中所代表的敌对营垒正在热烈地准备战斗之时，它却用一种不确定的与伪善的言语来解释意见。在革命的承平之日，市政机关艰难地度着一种半虚幻的生活。在激转时期，当群众的干涉在规定事件之未来路向时，这些市政府就干脆炸裂在空中了，它们内部的构成分子，各自出现在巷战障碍物的各边。为要预见立宪会议的命运，那只叫把苏维埃与市政机关从5月至10月间的平行作用加以对比就够了。合作政府并不急于要召集立宪会议。自由派既然违反了民主主义的算术，在政府中占了多数，当然不急于要召集立宪会议，以免与在新的市政局中一样，在那会议中成为微弱的右翼。准备召集立宪会议的那个特别会议，一直到5月底，——即在革命之后3月——才开始工作。自由派的法学家们将每茎头发分成十六股，把所有民主主义的沉淀，从蒸馏器里震摇起来，呶呶不休地争辩着军队中的选举权，以及要不要把选举权给几百万逃兵和几十名旧沙皇家属人员。至于立宪会议的日期，则尽可能以不说为妙。谁要是在特别会议里提出这个问题，则根本认为是不识高低的，——只有布尔什维克派才这样干。几星期过去了，违反着妥协派的希望与预见，苏维埃却并不曾死去。有时候，苏维埃给自己的领袖们催了眠，弄糊涂了，它们固然也曾半屈了膝，但只叫一有危险的警告，就会使它们站立起来，且无可疑问地让大家看到：苏维埃乃是局势的真正主人。社会革命党人与孟什维克派虽企图对苏维埃怠工，但在所有重要时机，总不得不承认苏维埃的优先权。这是由许多事情表示出来的，而其中之一，则为两党的最优秀分子，都集中于苏维埃。对于市政机关与“地方自治会议”，他们所委派去的只是些二等角色，技术家与行政家。在布尔什维克派中也可以看到同样事情。只有那无法接近苏维埃的立宪民主党人，才把自己最优秀的力量集中于自治机关。但是绝望的资产阶级的少数，不能变这些机关为自己的一个支持。这样看来，谁都没有把市政府当作自己的机关。工人与厂主间，士兵与军官间，农民与地主间的日益尖锐化的矛盾，不能公开提到市政机关或“地方自治会议”中来讨论，而只能在自己的范围中：一方面在苏维埃中，另方面在国会的“私的”会议与各种赋有选举权的政治家会议中，公然提出来讨论。人可以和敌人讨论细小事情，但决不能和他讨论有关生死的大事。如果你接受马克思的公式，即：政府是统治阶级的委员会，那你就得说，为政权而斗争的各阶级的真正“委员会”，必须于合作政府之外去寻找。这对于苏维埃而言，是十分明白的。它在政府中的代表占少数地位，但对于资产阶级的多数而言，所谓真正委员会要求之于政府之外，也同样是正确的。自由派在社会主义者之前，绝对不能郑重而正经地讨论着最有关于资产阶级的问题。那位公认的与无疑的资产阶级领袖，那个为有产者谋士所围拱的米留可夫之被排除，具有一种象征性质，它彻底表示出政府无论在哪一意义上说，都是离心倾向的。生活正围绕着两个轴心打转，一个由马林斯基宫向左，另一个则由此向右。部长们既不敢在政府的同僚中畅所欲言，他们便生活在一种拘束与限制的空气中，这空气是他们自己造成的。以合作政府掩盖着的两重政权，成为两重思想，两重精神以及一切两重性的一个学校。合作政府在此后六个月的存在期间，经历了好些危机、改组、与更迭，但它的基本特点——无力与伪善——却一直保持到寿终之日。[1]古希腊神话中的智慧女神雅典娜的爱鸟是猫头鹰。因此人们就以它为智慧的象征。后来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说：“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雅典娜在罗马神话里称密纳发。）意即“哲学作为有关世界的思想，要直到现实结束其形成过程并完成其自身之后，才会出现”。－C.R[2]K.Branting，瑞士社会民主党领袖，大战后曾任首相。——译者。[3]M.Cachin，法国社会爱国主义者，十月革命后变成共产主义者，竭力拥护斯大林。——译者。[4]O'Grady，生平未详。——译者。[5]DeBrouckére，生平未详。——译者。[6]Vandervelde,émile(1866—1938),比利时工人党领袖，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代表人物。1900年起任第二国际常设机构——社会党国际局主席。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是大战期间欧洲国家中第一个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社会党人。1918年起历任司法大臣、外交大臣、公共卫生大臣、副首相等职。－C.R[7]Renaudel,Pierre(1871—1935)，法国社会党右翼领袖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C.R[8]流经巴黎的一条河。——译者。[9]Shyock，莎士比亚名剧《威尼斯商人》中的一个狠毒的犹太高利贷者，此地喻法国的银行家。——译者。<<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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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四月事变<<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第十七章四月事变[1]3月23日美国参加了战争。那一天彼得格勒正在埋葬着二月革命的牺牲者。送葬行列——但在情绪上这是充满了生之欢乐的一个行列，——成为五天交响乐的一个有力尾声。所有的人都去参加葬仪：与牺牲者比肩作战的，不肯战斗的，其中多半还有那些枪杀了这些个死者的，而最多的，则是那些站在战斗之旁的。跟工人、士兵、与小市民一起，这里一同走着学生，部长，大使，殷实的资产者，新闻记者，演说家，各政党领袖。抬在工人与士兵们肩上的红色棺材，像流水般从工人区域送到演武场来。当棺材降落到坟墓中去时，彼得·保罗堡垒里响出了第一声送葬礼炮，惊骇着无数民众。炮声又响了，这是我们的大炮，我们的敬礼。维包格区送来了五十一个红棺材。这不过是该区足以自傲的牺牲者中的一部份而已。在维包格区工人的行列——这是最紧密的一个行列——中，可以看到许多布尔什维克派的旗帜。但它们与其他旗帜一同和平地飘荡着。在演武场当地，只留着政府要人，苏维埃人员，以及业已死去而还坚决不肯埋葬的那个国会的议员们。整日间，擎旗奏乐在坟前列队经过的群众，不下于八十万人。虽然据某些最高军事长官的事前估量，这样的人群如不发生最大纷扰与要命的回旋挤轧，那是无论如何不能在一个指定时间内经过的，——然而游行队却以充分的秩序通过了，这种秩序是那些被某种感情所支配的革命行列所特有，而那感情则由初成伟业时的满足意识与诸事行将更佳的那个希望结合而成。只靠这感情撑持着秩序，因为组织还是微弱，没有经验，而且没有自信。送葬这件事实本身，仿佛已足够推翻不流血革命这个神话了。但是在送葬行列中流行着的那种情绪，却部分地重新造成了那神话所由产生的头几天的空气。这以后又过了二十五日，——苏维埃在这中间已增加了许多经验与自信，——五一节到了，（这是按西历算的，若按旧历应该是4月18日）全国所有城市都沉浸在露天大会与游行示威中了。不仅那些产业机关，便是那些国家的、城市的、与乡村的公共机关，也都关了门。在总司令部所在地毛奇略夫，圣乔治骑士们走在游行队的前列。参谋部人员——那些未被撤职的沙皇军官们——在五一的旗帜之下游行着。无产阶级反军国主义的节日，与染着革命色彩的爱国主义的示威混合在一起了。各个居民层都把自己的特性加进到这个节日去，不过合流成一个整体。这整体极度庞杂，就部分说是虚伪的，但就一般说是壮观的。在两京与各工业中心，工人们在这庆祝仪式中占着统治地位，而在这些群众中，由于旗帜、标语、演说、与口号的呼喊，已可以清楚地分别出布尔什维克派坚强的核心来了。在马林斯基宫——临时政府的庇护地——的巨大的正面前，横展着一条写着果敢字句的红色长布额，那文字是：“第三国际万岁！”还不曾抛弃行政上畏缩性的当局，不能决心去除掉这幅叫人不快的与骇人的长布额。所有的人仿佛都在庆祝。前线的作战军队，也尽可能地庆祝。消息传来，说战壕里在开会，演说，打起旗帜，并唱着革命歌曲。连德国人方面也起了回声。战争还不曾完结；而是相反它只在扩大着范围。最近，正在给烈士们送葬的那一天，整个大陆都加入了战争，给了战争一个新的规模。可是在俄国各地，俘虏们却与士兵们在同一旗帜之下，有时则以各种语言唱着同一歌曲，一块儿游行着。在这像春潮般淹没了一切阶级、政党、与思想分野的无限欢欣中，俄国士兵与德奥俘虏的共同游行乃是一个明显的赋与希望的事实，它能令人相信：不管怎样，革命总在带来某一个较善世界呀。五一纪念，与3月间的送葬一样，没有冲突或牺牲而平安地过去了，像是一个“全民的”节日。不过，凡能仔细察听的耳朵，在工人与士兵的队伍中，却已不难听到不耐的与威胁的声调了。生活是愈过愈艰难了。而且实在的：物价腾贵得怕人；工人们要求最低限度工资，老板们表示抵抗；工厂中发生的冲突数不断地增大着；粮食情形变坏了，每人每日的面包购买量减少了；凭券购粮的办法也采取了；卫戍军中的不满之情已经增高。军区司令部为准备控制士兵起见，要把革命的部队从彼得格勒调开。在4月17日召开的卫戍军大会上，士兵们猜度到这些敌对阴谋，曾经提出问题，要求停止调离军队。这要求将来还要不断地发生，每当革命发生一次新危机，则那要求便采取一种更坚决的形式。但一切祸患的根源是战争，战争还见不到结局。革命将在何时实现和平？克伦斯基与策列铁里期待着什么？群众是愈加注意地来倾听布尔什维克派的意见了，他们斜目地看着这派人，犹豫地，有些人怀着一半儿敌意，另一些人却已具有信心了。在节日游行的庄严纪律之下，情绪是紧张的，群众中在进行着发酵作用。不过没有一个人，——连那马林斯基宫前横布额上口号的作者们都不曾想到在最近两三日内，全民统一的外壳就会从革命身上撕去的。可怕的事变，许多人都预见它必然要到来，但谁都不曾想到它会来得这样快，会骤然而至的。临时政府的外交政策，即战争问题，乃促使它来到的一个推动力。用火柴点染那导火线的不是别人，正是米留可夫。火柴与导火线这段历史是这样的。在美国参战的那一天，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长，大大地受到了鼓励，对新闻记者发挥了他的政纲：夺取君士坦丁堡，夺取亚尔美尼亚，分割奥国与土耳其，夺取北部波斯，此外，当然说到民族自决权。“在他的全部演说中”，历史学家的米留可夫替外交部长的米留可夫解释道，“他坚决地着重说明了解放战争的和平目的，但常常把这些目的与民族任务及俄国的利益密切地结合着而提出的。”这次会见使他的听者不安起来。孟什维克派报纸不满道：“究竟什么时候临时政府的外交政策才能清除伪善？为什么临时政府不要求各协约国政府公开地与坚决地放弃侵略？”这班家伙把强盗的公开言语当作伪善。而用以掩饰这些贪欲的和平主义的假面具，他们却很愿意把它视为绝无一点伪善的真实。克伦斯基被民主派的激昂所骇，急忙经新闻局声明道：米留可夫的政纲是他的个人意见。至于抱有这个意见的人乃是外交部长，那显然算是一件纯粹偶然的事了。策列铁里——具有一种本领，能把所有问题都归结到老生常谈——开始坚决主张：必须发一政府公告，声明俄国之进行战争，是完全防御性的。米留可夫的反对，以及在某种限度内，古契柯夫的反对，都被打消，政府在3月27日发出了一个宣言，声明“自由俄国的目的不是要统治其他民族，也不是要剥夺它们的国富，也不是要强夺他人的土地”，而是“要完全履行我们对同盟者所负的义务”。双权政制的君王们与先知们，这样地宣布了他们愿意和弑父者与奸夫们携手地同进天国。这些先生们于缺乏其他一切东西之外，还缺少着幽默感。3月27日宣言，不仅为全体妥协派报纸所欢迎，甚至为加米涅夫与斯大林的《真理报》所欢迎，该报于列宁来到之前四天，在社论中说道：“临时政府已在全体人民之前明确宣布：自由俄国的目的，并非要统治其他民族”，等等。英国报纸怀着快意，立即解释俄国之抛弃侵略乃是抛弃它夺取君士坦丁堡的计划，当然，这绝不是要扩大这个公式而至于抛弃俄国本身。驻伦敦的俄大使提出警告，并要求彼得格勒作如下意思的解释：“俄国不侵略的和平原则，并不是无条件加以应用的，而只以该原则不反对我国人之生存利益为限。”但是这，当然正是米留可夫的公式：“凡是我们不需要抢劫的人，我们可以答应不抢劫他。”巴黎与伦敦相反，不仅拥护米留可夫，而且还怂恿他，由巴雷奥老格向他示意，必须采取更有力的政策来对付苏维埃。当时的法国内阁总理黎波[2]，因彼得格勒可怜的繁文缛节而觉得不耐，向伦敦与罗马讯询问他们“是否认为必须要使临时政府终止一切模棱两可的把戏。”伦敦回答道：比较聪明的办法，还是“给那些业已派赴俄国的英法社会主义者以更多时间，以便影响他们的同道。”派遣协约国社会主义者赴俄这一回事，乃是俄国总司令部出的主意。也就是旧时沙皇的将军们发起的。黎波关于亚尔培·汤麦斯写过这样的话：“我们信赖着他，以便给临时政府的决议以某种坚定性。”但是米留可夫抱怨道：汤麦斯和苏维埃领袖们联络得太密切。黎波回答道，汤麦斯是“诚心诚意”想拥护米留可夫的观点的，不过他还是答允去催促他的大使作更积极的拥护。3月27日宣言，虽然是完全空洞的，但还是使协约国感到了不安，协约国看出那宣言是对苏维埃的一种让步。从伦敦来了一个威胁，说这宣言使人对“俄国的军事力量”失去信心。巴雷奥老格埋怨宣言的“胆怯与动摇”。不过这正是米留可夫所需要的。米留可夫希望能得到同盟者的帮助，正投身于一种远超过他资力的大赌博。他的基本思想是要利用战争来反对革命，在这条路上的第一个任务，是要涣散民主派。但妥协派恰好在4月间的开始对外交政策的各种问题表示出继长增高的激昂与惊扰，因为下层阶级为了这些问题，不断地给他们压力。政府所需要的是一笔公债。可是群众虽具有一切保护祖国的思想，但准备赞成的乃是和平公债而不是战争公债。所以至少让他们窥到一点和平远景是必须的。策列铁里发挥着他老生常谈的救世政策，提议向临时政府要求对协约各国发一通牒，内容与3月27日的对内宣言相类似。执行委员会的交换条件，则将在苏维埃中投票通过“自由公债”。米留可夫同意做这买卖——以通牒换取公债——但决心要一箭双雕地利用这宗买卖。通牒将以解释宣言为借口，而实际上却否认那宣言。通牒希望新政府所应用的爱好和平的字句，不曾予人以“丝毫理由来想象那业已完成的革命，使俄国在协约国共同斗争中所起的作用为之减弱。完全相反——进行世界战争至最后胜利这个普遍愿望只有加强了。……”那通牒更表示一种信心道：“胜利者将设法获得此种保证与制裁，这些保证与制裁是为阻止未来再度发生流血冲突所必需的。”关于“保证”与“制裁”这些字眼，是因为汤麦斯的坚持而加进去的，这些字眼在外交的盗贼语汇中，特别是在法国外交的盗贼语汇中，除了侵略与赔款之外，别无其他意思。在五一节那天，米留可夫把协约国外交家授意草成的通牒，电致协约各国政府。只当拍发之后，那通牒才送给执行委员会，同时送给各报。政府已不理睬联络委员会，而执行委员会诸领袖则被视作普通公民了。妥协派纵然在那通牒中没有发见任何米留可夫以前未说过的话，他们也总不能不视它为一个有意的敌对行为了。通牒将妥协派在群众之前解除了武装，要求他们直接在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选择一条道路。米留可夫的目的是不是在这里呢？一切情形都叫人想到他的目的还不仅在此：他的阴谋已走得更远了。早从三月间起，米留可夫就用尽他的力量，企图复活以俄军一击而夺取鞑靼尼尔海峡这一个不幸计划，且曾与阿列克谢耶夫将军举行数次谈话，催促他执行这个行动，——这依米留可夫之见，一定会把既成事实置于反对侵略的民主派之前的。米留可夫的4月18日通牒，乃是向民主派守卫不严的海岸线作的一个并行袭击。这两个行动——军事的与政治的——相辅相成着，而且一旦成功，还能相互辩解的。一般说来，凡是胜利者总不会见责于人。但米留可夫命里注定就不能成为胜利者。要进行袭击，需有二三十万军队。可是事业只为了一件小节而失败了：士兵们表示拒绝。他们同意保卫革命，但不从事进攻。米留可夫对鞑靼尼尔海峡企图一逞，结果归于泡影，这就破坏了他以后的所有计划。不过我们必须承认，这些计划并不坏，……如果能胜利的话。4月17日，彼得格勒举行了一次战争残废者恶梦似的爱国游行。极大多数从首都各医院中出来的伤兵，无腿者，无臂者，绷缚者，向陶立特宫前进。那些走不动路的乘在摩托卡车里。他们的旗帜上写着：“战争到底。”这是帝国主义战争的人体的断株残片所作的绝望游行，他们希望革命不会承认他们的牺牲是徒然的。但是立宪民主党则站在游行队伍之后。或更确切些说，米留可夫站在游行队之后，准备着第二天的巨大打击。在19日夜间召开的特别会议上，执行委员会讨论了早一日送给协约各国政府的那个通牒。“初读之后”，史丹开维奇讲道，“大家一致地，且不经讨论就承认这通牒绝对不是执行委员会所希望的。”但这通牒却已由整个政府——连克伦斯基在内——负了责。因此，首先必须挽救政府。策列铁里开始给那并非用密码写的通牒“做翻译工作”，于是在这中间发见愈来愈多的好处了。史高倍列夫深刻地断定道，根本不能要求民主派与政府在目的上“完全符合”。这些聪明人们苦思竭虑地弄到天明，但还是找不到解决办法。他们在清晨散去，以便在几小时后重行开会。他们显然信赖时间有医治百创之力。早晨，通牒在各报上登载出来。立宪民主党的《言语报》以一种熟虑过的挑拨精神，为它做了一篇评论。社会主义报章表示出极度愤慨。孟什维克派《工人报》，还不曾能跟在策列铁里与史高倍列夫之后而自拔于夜间的愤慨之气，所以写道：临时政府公布了“一个揶揄民主派的文件”，要求苏维埃采取坚决办法，“以免发生可怕后果”。布尔什维克派继长增高的压力，在这些字句中表现得颇为清楚。执行委员会重新开会，但只为的再度叫自己相信它的无力解决这个问题。它决定召集一次苏维埃的非常全体会议，“以便报告消息”，——其实呢，只为要探测下层不满之情的大小，让自己能有更多时间来动摇罢了。在这中间，他们企图召集各种各样的联络会议，这些会议的任务在于使问题消灭于无形。不过在这两重政权的繁文褥礼的欺骗中，一个第三种力量不意地闯进来了。群众手拿着武器，跑到街上来。在士兵们的刺刀中间，闪烁着横布额上的字：“打倒米留可夫！”在另一幅横布额上，古契柯夫也给这样地写着。在这些愤怒的行列中，人们简直难于认出5月1日的示威者来了。史家称这种运动是“自发的”，那是就有条件性的意义而言的，即是说没有一个政党发起了这个运动。直接号召群众走到街上来的，是一个名叫林台的人，因此，他便使他的名写进革命史了，林台是个“科学家，数学家，哲学家”，不属于任何党派，但他的全副精神倾向于革命方面，他热烈地希望能履行它所允诺的东西。米留可夫的通牒与《言语报》上的评论激怒了他。“没有跟任何人商量”，替他作传的人说，“他立刻行动起来，……一直跑到芬兰团那里去，召集团委员会会议，提议全团立即出发到马林斯基宫。……他的提议被接受了，下午三时，彼得格勒街上已走着芬兰团士兵触目惊心的游行队伍了，他们的手里拿着具有挑衅性质的标语。”在芬兰团之后，出来了第一百八十后备团，莫斯科团，巴夫洛夫斯基团，克克斯洪斯基团的士兵们，以及波罗的海第二舰队的水兵们——总共二万五千或三万人，都是武装了的。浪头波及到工人区，工作停止了，整厂整厂地走到街上，跟在士兵们后面。“大多数士兵并不晓得他们为何而来”，米留可夫肯定地说，仿佛他确实问过他们似的。“除军队之外，有些青年工人参加示威，高声（！）喊道，他们出来游行，是得到十至十五个卢布的。”这宗钱的来源他也明白：“要除去两位部长（米留可夫与古契柯夫）这个思想，乃直接发生于德国。”米留可夫这一个深刻解释，并非提出于4月斗争的火焰中，而是提出于十月事件之后三年，这事件已充分证明了民众仇恨米留可夫是谁都不必付很高工资的。4月示威的意外激烈，当用群众对上面欺骗所起的反动的直接性来解释。“当政府还不曾获得和平之前，必须保卫。”这句话说得没有热情，但是颇有自信的。人们满以为上面的人正在想尽一切办法来谋得和平。诚然，布尔什维克派是断定了政府需要一个长期战争，以便抢劫的。但真能这样吗？克伦斯基怎样呢？我们从2月以来就认识了苏维埃的领袖们，他们是首先到军营里来看我们的，我们主张和平。况且，列宁来自柏林，策列铁里却曾被叛处苦役的。我们一定要忍耐。……同时，进步的各工厂与各军队则愈加坚决地采取着布尔什维克派和平政策的口号了：公布密约；与协约国的掠夺计划决裂；向所有交战国提出立即和平的公开提议。4月18日通牒正落在这些复杂的与动摇的情绪之中。怎么能如此的呢？这不是说：上面的人并不主张和平，而主张战争的旧目的吗？不是说，我们是白白地等待着与忍耐着吗？打倒！……但是打倒谁？难道布尔什维克派是对的吗？不会的。但是这通牒又怎样呢？这不是说，有人仍旧在把我们的性命出卖给沙皇的盟友吗？只叫把立宪民主党报纸与妥协派报纸作一个对比，就可以知道米留可夫，辜负了一般人对他的信任，是在想跟英国的劳合·乔治与法国的黎波共同进行劫掠政策了。可是克伦斯基却声明道，企图夺取君士坦丁堡乃是米留可夫的“个人意见”。那运动就是这样爆发出来的。但运动的性质是复杂的，它暴露得愈激烈愈突然，则革命家中的某些热心分子便愈加要过分估计那运动的范围及其政治的成熟性。布尔什维克派在军队与工厂中进有了有力的工作。他们用反对整个临时政府的标语，补充了“除去米留可夫”的要求，这要求可说是这次运动的最低限度政纲。不过各种不同的分子却是以不同的方式来了解那反对整个临时政府的口号的：有的将它当作宣传口号，另一些人把它当作目前任务。“打倒临时政府”的口号既由武装的海陆军士兵拿到街上来，则必然要把一脉武装暴动之流注入示威中去。好大一部分工人与士兵，颇想在当时当地就打倒了临时政府。他们曾企图冲进马林斯基宫，占据各个出口，逮捕各部部长。史高倍列夫奉派去搭救这些部长，他的使命履行得颇为成功，因为马林斯基宫里的部长们恰巧不在。因古契柯夫害病之故，那次的政府会议在他的私宅内举行。不过使部长们免于逮捕的，倒并不是这一偶然事故；他们根本就不曾有被捕的真正危险。由二万五千名乃至三万名士兵组成的那支军队，跑到街上来和战争的延长者斗争，如果他们要打倒政府，那末比那以李沃夫亲王为首的政府再坚强几倍的政府，也是颇足除去的；不过示威者并不曾给自己立下这个目的。他们真正想干的，只是要对窗子上伸伸拳头，以便高高在上的大人先生们不再向君士坦丁堡磨牙砺齿，而好好地忙着和平问题罢了。士兵们打算用这个方式来帮助克伦斯基与策列铁里去反对米留可夫。科尔尼洛夫将军参加那次政府会议，报告正在发生的武装示威，并且声明道，他以彼得格勒军区司令资格，拥有以武力镇压乱事的足够力量：现在他只等待着命令。高尔却克恰巧也参与那次会议，后来，在他被处决前举行的一次审讯上，他说当时李沃夫亲王与克伦斯基发言，反对以军事力量镇压示威者那个企图。米留可夫并不直接发表意见，只是用这样的话来综括局势：部长先生们自然不妨随心所欲地考虑，不过他们的决定是不能使他们自免于牢狱之灾的。科尔尼洛夫是得到立宪民主党中央的同意而行动的，这一点当然丝毫不容怀疑。妥协派不费力气便劝示威士兵们退出了马林斯基宫前的广场，甚至回到他们的营房去。但是业已高涨到全城的兴奋状态，却不能退回到岸沿去了。群众聚集着，露天大会举行着，人们在街头巷尾争辩着，在电车上的群众分裂成米留可夫的拥护者与反对者两派。在尼夫斯基及其邻近街道上，资产阶级的演说者进行着鼓动，反对列宁，说他是由德国派来推翻伟大的爱国者米留可夫的。在附郊与工人区中，布尔什维克派企图把那因反对通牒及其作者而起的愤怒之情，扩大成反对整个政府。晚间七时，苏维埃全体会议开会。领袖们对于那些怀有紧张热情，且因这热情而战栗的听众，不知说什么话才好。齐赫泽冗长地给他们报告说，会议之后他们就要去和临时政府会面。欠尔诺夫以行将来到的国内战争来吓人。一个布尔什维克派的中央委员，五金工人费奥道罗夫回答道：国内战争已经有了，苏维埃应该做的事，就是要依靠这内战，把政权拿在自己手里。“这是新话，而且在那时是一些可怕的话”，苏汉诺夫写道，“这几句话恰好打着了当时情绪的中心，它所得到的反响，是为布尔什维克派在苏维埃中前所未有，而且为此后许久不曾得到的。”不过会议轴心，是克伦斯基的心腹——史丹开维奇，这个自由派社会主义者的一篇演说：“同志们，”他问道，“究竟我们为什么出来行动呢？我们要用武力反对谁？反正全部力量，就是你们，跟在你们后面的群众……瞧吧！现在是七点差五分，（史丹开维奇伸手指着墙上的钟，全会场的人都转望着那个方向。）决定吧，如果你们决定不要临时政府，如果一定要它去职。那我们把这意思用电话通知他们，只叫五分钟后，政府就会放弃它的职权了。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空谈什么武力，什么出场行动，以及什么内战呢？”会场里——暴风似的鼓掌，疯狂地叫喊。演说者原想用目前所酿成的局势的极端结论来吓唬苏维埃，却被自己演说的效果所吓住了。包含在这几句关于苏维埃力量的话中的突如其来的真理，将全会场人的思想，提高到他们领袖们可怜的嚣嚷之上了，因为领袖们最所关心的，就是不让苏维埃得任何决定。“谁将代替政府呢？”一个演说者起来答复人们的鼓掌，“我们吗？但是我们的手儿发抖。……”这是对于妥协派的一个无与伦比的描写——神气十足的领袖们双手发抖。内阁总理李沃夫，仿佛要从另一方面来补充史丹开维奇的话似的，次日发表了如下的声明：“直至如今，临时政府曾获得苏维埃领导机关方面的毫无二心的支持。在最近的两星期内……政府受人疑忌。在这样的情形中……最好是临时政府引退。”我们现在又看到了二月革命时俄国的真实结构了！在马林斯基宫中，执行委员会与临时政府在举行会议。李沃夫亲王在一篇开会辞中，抱怨了社会主义各界所从事的反政府运动，并且还一半儿懊恼，一半儿恐吓地说到了辞职。各部长则轮流形容着各种困难，这是他们以全力积垒起来的。米留可夫背向着所有这些联络的空谈，从阳台上对立宪民主党人的游行队演说。“看到那些写着‘打倒米留可夫！’的旗帜，……我不是替米留可夫，而是替俄罗斯害怕。”历史家的米留可夫，这样转述着部长的米留可夫在聚集于广场上的群众之前所说的那几句谦卑话儿。策列铁里要求政府发一个新通牒。欠尔诺夫想出了一个上好主意，提议将米留可夫调任教育部长。因为把君士坦丁堡当作地理学上的对象，总比把它当作外交上的对象，要不危险得多。但是米留可夫却坚决地拒绝回去研究学术，也不愿意写一张新通牒。苏维埃领袖们并不需要人们多久的劝说，便同意了旧通牒的“解释”。现在余下来的只叫找几句空话就好了，那空话的虚伪性是要能够以民主方式来掩饰的——那末局势就算挽救了，跟局势一起，连米留可夫的那个官位也给挽救了。可是那不安静的第三种力量却不愿安静下来。4月21日，发生了一个运动的新潮浪，比昨天的潮浪更加有力。今天，已经是布尔什维克派的彼得格勒委员会号召示威了。不管孟什维克派与社会革命党人的反鼓动，广大的工人群众还是从维包格区，稍后，则又从其他区域，走向市中心来，执行委员会派了些最有威望的镇抚者，以齐赫泽为首，前去迎接示威者。但工人们坚决地要说自己的话，而他们也确有些话可说。一个著名的自由派记者在《言语报》上描写那次工人们在尼夫斯基大街上的游行道：“约莫有一百个武装者走在前面；密密排着的非武装男女，跟在他们后面，为数约有一千。两边拉着活链。唱着歌。他们的脸色使我惊骇。所有这一千人只有一种脸色，是早期基督教僧侣那种狂热的脸色，不可调和的，无情的，准备去给人残杀、拷问、与赴死的。”自由派新闻记者亲眼看到了工人革命，在一瞬间感觉到了革命的集中决心。这些工人，与米留可夫所说的被鲁登道夫以一天十五卢布代价雇来的“青年”，是多么的不相像啊！今天和昨天一样，示威者并不出来推翻政府，虽然其中大多数，我们可以猜想，是已经郑重地思索过这个问题的，而且一部分甚至还准备在今天把示威进行到越出大多数人情绪的界限哩。齐赫泽请求游行队转去，回到各自的区域中。但领袖们严厉地回答道：工人们自己知道他们该做什么。这是一张新的通牒——在未来的数星期中。齐赫泽必须要习惯于它的。当妥协派在进行劝告与安抚之时，立宪民主党人则在挑衅与煸动，虽然科尔尼洛夫昨天不曾获得采用武器的允许，但他不仅没有放弃这计划，而且相反地，他今天从早晨起，便准备用骑兵与炮兵来对付示威者了。立宪民主党人坚决信赖着这位将军的勇敢，已发出了一种特别传单，号召自己的同党到街上来，他们显然想把事件弄成为严重冲突。米留可夫虽对鞑靼尼尔海岸线的袭击不曾成功，但他还是继续着自己的攻势，以科尔尼洛夫为先锋，以协约国为雄厚的预备队。背着苏维埃发出的那张通牒，以及《言语报》上的那篇社评，对这位二月革命的自由派宰相，正起了哀姆斯文告[3]的作用。“凡是拥护俄罗斯及其自由的人，应该联合在临时政府的周围，并且拥护它。”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宣言是这样说的，它邀请所有的良民到街上来，跟那些主张立即和平的人作斗争。尼夫斯基大街，这条资产阶级的主要脉管，变成为一个密集的立宪民主党人的露天大会场了。由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率领的一个人数很多的游行队，向马林斯基宫前进。到处都看见新做的，才由油漆工场那里拿出来的横额，上面写着“完全信任临时政府”“米留可夫万岁”，部长们的神气像是一些天之骄子，因为四周是自己的“人”而尤其显得高兴的，就是苏维埃的特使们正以全力帮助他们去驱散革命集会，使工人与士兵的示威队游行到附郊去，且阻止其他兵营与工厂里的人出来。在保护政府的旗帜之下，发生了第一次公开的与广大的反革命力量的动员。在城市中心，出现了好些卡车，满载着武装军官、军校学生、与普通学生。圣乔治骑士也出场了。金色青年们在尼夫斯基大街上组织了一个法庭，当场判了列宁派以“德国奸细”之罪。冲突已发生了，而且已有了牺牲者。第一次流血冲突，据报告说，乃由于军官们企图从工人手里抢夺一面旗帜，上边写着反临时政府口号。冲突愈来愈可怕了；人们互相对射着；等到下午时分，枪声几乎是不断的了。究竟谁，或为什么在开枪，没有一个人确切地知道。不过这阵子一部分由于恶意、一部分由于慌张而发生的无秩序的射击，却已经打死并打伤了好些人。温度是达到了白热点了。这一天丝毫不像是全民统一的示威，完全不像。两个世界面对面地站着。由立宪民主党号召到街上来反对工人与士兵的那些爱国主义行列，完全是由民众中的资产阶级层——军官，官吏，知识分子——构成的。两条人潮，一条主张君士坦丁堡，另一条主张和平，从城市的各部分出来。这些人的社会成分各异，相互的外表上没有一点儿相同，标语布上写着敌对的口号，在冲突时，他们开始应用拳头，棍棒，甚至应用火药枪械。一个意外的消息来到了执行委员会：说科尔尼洛夫正把大炮运进宫殿广场。这是军区司令的独立的起意吗？不是的，科尔尼洛夫的性格及其后来的宦业，证明出这个勇敢的将军总是有谁牵着他的鼻子走的，——这回牵着他的鼻子的是立宪民主党的领袖们。只因为算到了科尔尼洛夫的干预，且为使这个干预成为必要起见，他们才把自己的群众唤到街上来的。有一位年青的史家正确地指出道：科尔尼洛夫调动各军事学校到宫殿广场来的那个企图，并非和保护马林斯基宫使不致受敌对群众进击这一个或真或假的必要时机相符，而是与立宪民主党人示威的最高潮时机相符。可是，米留可夫与科尔尼洛夫的计划给粉碎了，而且是极其可耻地粉碎了。不管执行委员会领袖们是多么地简单，但他们却不能不懂得，这个事情是有关乎他们的头颅了。还在接到尼夫斯基大街上流血冲突的第一批消息之前，执行委员会就给彼得格勒及其四郊的所有军事部队送一个电令：如无苏维埃命令，不可派遣一个队伍到首都街上来。现在，当科尔尼洛夫的意向业已显露时，执行委员会便违反着它自己所有的煌煌宣言，双手擎住了舵轮，不仅要求司令官立即回军队，而且还委任史高倍列夫与费立包夫斯基以苏维埃名义，将那些业已出来的军队送回去。“在此惊恐时期，如无执行委员会召唤，不可携械上街。对于你们的指挥权，只属于执行委员会。”从今以后，一切调出军队的命令，除了寻常方式之外，还须有一张苏维埃的正式文件，且至少应有两个具有此项权力的人的签署。这样看来，仿佛苏维埃已毫不含糊地把科尔尼洛夫的行为解释成反革命想引起内战的一种企图了。不过，执行委员会虽用这一道命令把军区司令的职权减至乌有，它却从来不曾想到撤换科尔尼洛夫本人：难道可以侵犯政府的大权吗？“手儿在发抖了。”年青的政制用神话来包裹着，像一个病人由枕头与温湿纱布垫裹着一样。从力量的相互关系的观点来看，这件事情是最有教育意义的，即：不仅那些军事部队，便是各个军官学校，在未接齐赫泽的命令之前，也决定了：倘不得苏维埃准许即拒绝出营。不快事情接二连三地落到立宪民主党人身上，这是为他们所不曾预见到的。这些不快事情，乃是俄国资产阶级当全民革命时期，即已成为反民族的阶级这一事实的必然结果，——这事实能在短期间用两重政权来加以掩盖，但不能加以改正。四月危机在表面上是化为无事了。执行委员会已能将群众拖住在两重政权的门限上。至于那感激涕零的政府方面，则解释道：“保证”与“制裁”应解释成国际法庭，限制军备，以及类似的一些妙事。执行委员会赶紧抓住了这些名词学上的让步，以三十四票对十九票的多数，承认了那问题业已结束。为要安慰惊恐的下层群众起见，那个多数派又采纳了如下的一些决议：加强对临时政府活动的监督；倘事先不知照执行委员会，则不能发布任何重要政治法令；外交代表的人员应大事更换。事实上的两重政权，翻译成宪法的法理言语了。但在实质上，这一下并不曾改变什么。左翼甚至不能叫妥协派的多数派主张米留可夫辞职。一切都应该照旧。在临时政府之上，高高地有着远较真实的协约国的监督，对于它，执行委员会却连触动都不想去触动一下。21日晚间，彼得格勒苏维埃在做总结。策列铁里报告着聪明领袖们的新的胜利，这胜利使人对3月27日的通牒再不能作任何虚伪解释。加米涅夫以布尔什维克派名义，提议组织一个纯粹的苏维埃政府。那个为人熟知的女革命家、大战时由孟什维克转入布尔什维克派的柯仑泰，提议由彼得格勒及其附郊举行全民投票，决定他们究竟要这个或另一个临时政府。但这两个提议差不多完全不为苏维埃所注意：因为问题仿佛已经处置好了。执行委员会的慰劳决议，由全体对十三票的极大多数通过了。诚然，大多数的布尔什维克派代表，那时还在自己厂里，在街上，在游行队中。不过苏维埃的基本群众之绝未转向到布尔什维克派方面，却仍旧是不容置疑的。苏维埃下令在两天之内，不准有任何街道游行。这决定由全体一致通过。大家都将服从决议，那是没有一个人的心中怀着丝毫疑虑的。事实上：工人，士兵，资产阶级的青年，维包格区方面以及尼夫斯基大街，没有一个人敢不服从苏维埃命令。并不曾应用任何强制方法，就得到了平静了。苏维埃只要自觉到自己是局势主人，则实际上它就显得是主人了。那几天，几十几十的决议案，像流水似地涌进到左派报纸的编辑部里来，这些是各工厂与各团部做出来的，要求米留可夫立即辞职，有时竟要求临时政府全体辞职。而且激动起来的还不只是彼得格勒一地。在莫斯科，工人们也抛弃了工作，士兵们从营里出来，怒涛般的抗议声响彻了街道。在最近几天内，有几十个地方苏维埃，流水也似的打电报给执行委员会，反对米留可夫的政策，答允予苏维埃以全力支持。从前线也来了同样的呼声。但苏维埃领袖们还以为一切都应照旧存在。米留可夫事后断定说：“在4月21日的一整天中，一种有利于政府的情绪，再度控制了街道。”他心目中所指的，显然是当大多数工人与士兵回去之后，他在阳台上所看到的那几条街道。事实上，政府已显得十分零落了。它背后没有任何严重力量。关于这一点，我们刚刚从史丹开维奇与李沃夫亲王本人的嘴里听到过。科尔尼洛夫的保证，仿佛他有充分力量足以对付哗变者的那个保证，是什么意思呢？不过是这位可敬将军的一种极度的轻浮思想罢了，此外无他。他这种轻浮态度，将在8月间达到极盛时期，那时这位阴谋家科尔尼洛夫将军将推进一支并不存在的军队来进攻彼得格勒。科尔尼洛夫的糟糕之处，就在于他仍旧想依照官长们的情绪来判断军队。大多数军官们，无疑是跟他一起的，即是说，他们准备在保护临时政府这一借口之下，去摧折苏维埃的肋骨。士兵们拥护着苏维埃，在情绪上还比苏维埃本身要无限地左些。但因苏维埃自身拥护着临时政府，所以科尔尼洛夫能调遣那由反动军官统率的苏维埃军队，出来保护临时政府。由于两重政权这一制度之赐，大家都能相互间玩着迷藏游戏。然而，苏维埃领袖们才一发出军队不离营房的命令，科尔尼洛夫以及整个临时政府，就都悬在空中了。但是尽管如此，政府总还不曾崩毁。举行了进攻的那些群众，完全不曾准备进攻到底。因此，妥协派领袖们还能企图将二月制度拉回它的原来状态。苏维埃的《消息报》忘记了，也许是想叫别人忘记那执行委员会曾不得不反对着“合法”政权而公开插手于军队，该报在4月22日抱怨道：“苏维埃并不渴望把政权夺在自己手中。但在苏维埃拥护者的许多旗帜上，写着这种标语，要求推翻政府，将一切政权交给苏维埃。……”工人与士兵们竟想拿政权来蛊惑妥协派，这就是说，他们竟认真地以为这些先生们是能将政权作革命之用的，难道这不令人生气吗？社会革命党人与孟什维克派是不要政权的。布尔什维克派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中提出的关于政权转入苏维埃的那个议案，我们已经看见了，它只获得了极少票数。莫斯科布尔什维克派在4月22日提出的对临时政府的“不信任”案，好几百票中只有七十五票赞成。诚然，赫尔辛基的苏维埃，虽为社会革命党人与孟什维克派所控制，但同日还是通过了一个在那时算是非常勇敢的决议，它向彼得格勒苏维埃提供武装援助，以便除去那个“帝国主义的临时政府”。不过这个决议是在水兵的直接压迫之下通过的，乃是一个例外。苏维埃代表中的绝大多数，代表着昨天几乎酿成了反临时政府的武装暴动的那些群众，但这些代表们却完全站在两重政权的基地上。这是什么意思？群众进攻的坚决性和它在政治反映上的半途妥协性，其间那个触目的矛盾，并不是偶然的。在革命时期，被压迫群众之被吸引到直接行动中，比他们学习到把自己的愿望与要求经过自身代表而加以定形表现，要容易与迅速得多。代表制度愈抽象，则其落于被群众行动所决定的那种事变的节奏之后就愈远。苏维埃式的代表制度，乃是所有此种制度中之最不抽象的，在革命的情境中，它具有无限优点，这些优点你们只叫记住这个事实就够了，即：根据于4月17日的内部条例而选举的各个民主市政局，不曾受任何事或人的压制，但证明出完全无力与苏维埃竞争。不过苏维埃虽因与工厂及军队——即与积极的群众——具有有机联系而发生这一切优点，但它总还是一种代表机关，因此，它并不能自免于议会制度的限制与弯曲。代表制，甚至苏维埃形式代表制的矛盾，在于它一方面为群众行动所必需，另方面却容易变成群众行动的一个障碍，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实际方法，每次总是更新那个代表机关。不过这手术绝不是那么简单的，特别在革命期间，它是直接行动的结果，因此，它总落在此种行动之后。无论如何，在4月间的半暴动（或更正确些说，是四分之一暴动，半暴动将于7月间发生）的次日，坐在苏维埃中开会的，还是那些与昨天同样的代表们，他们又处在习惯的环境中，又在投票表决他们习惯的领袖们的提案了。但这决不是说：四月怒涛对于苏维埃，对于整个二月制度，而尤其对于群众本身，是无影无踪地过去了的。工人与士兵之大规模的干涉政治事件，即令是不彻底的，也总改变着政治环境，给革命的一般运动以刺激，加速着不可避免的分化，且使客厅里与幕后的政治家们不得不忘却自己昨天的计划，将自己的行动适应于新环境。当妥协派业已扑灭了内战的火星，且以为万事都将退归原位之时，政府的危机却还刚开始。自由派如得不到社会主义者直接参加政府，不愿把政权再握下去了。社会主义者呢，为两重政权的逻辑所逼，不得不同意这个条件，自己方面则要求自由派公然取消夺取鞑靼尼尔海峡的政纲，这就是说，要一去不返地取消米留可夫。5月2日，米留可夫觉得非离开政府队伍不可了。这么着，4月20日示威的口号实现了，只不过较迟了十二天，而且是违反乎苏维埃领袖们的意志的。不过迟延与因循，只能清楚地衬托出统治者的无力而已。原想藉自己那位将军之力，在力量的相互关系上来一个激烈转变的米留可夫，却像一个软木塞子般蓬的一声给拔出了政府。这位剑客式的将军，觉得非辞职不可了。部长们的神气绝对不再像是天之骄子。政府恳求苏维埃同意组织合作政府。这一切都因为群众在杠杆的长端上加着压力之故。但这意思并非说，各个妥协派政党比较更接近于工人和士兵了。相反的，四月事变使民主派领袖们更加右倾，更加与资产阶级接近了，因为这次事变表示出群众中潜伏着何种意外之事。从那时起，爱国主义的路线便确确定定地占了上风。执行委员会中的多数派更加团结了，像苏汉诺夫，史铁克洛夫之流的无定形的激进派，不久以前还是苏维埃政策的指使人，且总企图保持一点社会主义传统的，现在都给排挤在一边儿了。策列铁里确立了一个坚决的、保守的与爱国主义的路线，这就是将米留可夫的政策应用于劳苦群众的代表机关。布尔什维克党在四月事变中的行为并不一致。事变对于党是出乎意外的。内部危机才刚完结，大家正忙着准备党大会。某些布尔什维克鉴于工人区中那种极度兴奋，于是主张推翻临时政府。彼得格勒委员会，3月5日才通过了决议，主张有条件信任临时政府，现在是动摇着。它决定在21日举行示威，但示威的目的，确定得不很明白。彼得格勒委员会的一部分，将工人与士兵率领到街上来时，怀着一个意向——诚然是不很明显的——想顺便推翻临时政府。有些在党外的左派个别分子也在这一方向上行动，这里面显然还混杂着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人数不多但是闹嚷嚷的。某些个别分子则跑到军队中，要求出动装甲车，或派遣一般的生力军，有时为要逮捕临时政府人员，有时为要跟敌人巷战。不过一个与布尔什维克派相接近的装甲车师，声明道，除了执行委员会的命令之外，他们不愿给任何人以车子。立宪民主党人想尽一切方法来把流血冲突的罪过诿之于布尔什维克派。但是苏维埃的特别委员会已确切地证实那射击是从门里与窗上，而不是从街上开始的。报纸登载着总检察官的公告：“射击系发自社会败类，其目的在于惹起纷乱与骚扰，此种纷扰自来于流氓痞子有利。”那时苏维埃中占统治地位的各党对于布尔什维克派的仇恨，还远不曾达到两月后的紧张程度，这仇恨一直要到七月间，才彻底抹熬了理知与良心。法院的人员虽然还是依旧，但它在革命之前立正，在四月间，它还不能让自己用沙皇时代秘密警察的方法来对付极左派。所以米留可夫的进攻甚至在这方面也不费什么力气就给打回去了。布尔什维克派中央委员会制止左派，在4月21日发出声明，认为苏维埃的禁止游行完全正确，应无条件予以服从。“因此，‘打倒临时政府’这个口号，在目前是不正确的”，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说道，“因为革命的无产阶级尚未得到人民中稳固的（即意识清明而有组织的）大多数，这样的一个口号或者是一句空话，或者会导成冒险的一逞。”那个决议宣布目前的任务在于批评、宣传、与争取苏维埃中的大多数，以为夺取政权的前提条件，这个声明，敌对者不把它看成为受惊领袖们的退却，便把它当作一个狡猾的诡计。不过我们已经知道了列宁对于政权问题的基本立场了；现在他正在对党以事变的经验为根据，去应用“四月提纲”呢。在这之前三星期，加米涅夫曾经声明过：他“幸而”与孟什维克派及社会革命党人共同投票表决了关于临时政府的那个决议，而斯大林则曾发挥了他关于立宪民主党人与布尔什维克派之间的分工理论。那些日子与那些理论已逝向多么辽远的过去之中了呀！只当得了四月事变的教训之后，斯大林才终于第一次出来反对善意“监督”临时政府的理论，小心地退出了自己昨天的立场。不过这次变换是进行得无人觉察的。在紧接着那几个可怕日子之后而召开的党大会上，列宁问道：党内某部分人政策中的冒险主义成分在哪里呢？这由于他们企图在毋须或已毋须应用革命暴力之处应用暴力。“凡为人民所熟知的暴君，是可以推翻的。但现在可没有任何暴君，大炮与枪械是在士兵们手中，不是在资本家手里；现在资本家的得势不是凭着暴力，而是凭着欺骗，所以现在叫喊着暴力是不可以的：这是一种无意识行为。……我们发出了和平示威的口号。我们只想和平地侦察一下敌人的力量，并不要战斗，但彼得格勒委员会采取了稍微左一些的路线。与那正确的口号：‘苏维埃万岁’一起，他们又提出了一个不正确的口号：‘打倒临时政府’。在行动时期，采取‘稍微左一些’的路线是不合适的。我们把它当作一个最大的罪过，当作一种解党行为。”戏剧似的革命，是拿什么作基础的？那是阶级力量相互关系中的变动。这些变动因何而生？主要是因各中间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军队的动摇而生。动摇于立宪民主党人的帝国主义与布尔什维克主义之间，那是一个很大的震幅。这些动摇同时遵循着两个相反方面而前进着。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他们的上层，即妥协派的领袖们，愈加被吸向右边，倾向于资产阶级方面了。被压迫的群众则相反，每次变动，他们总愈加激剧地与勇敢地转向到左边。列宁反对彼得格勒委员会诸领袖所表示的冒险主义时，保留着一个条件：如果中间地位的各层群众业已郑重地，深刻地与坚决地摇摆到我们方面，那我们不会有一分钟迟疑就要将政府撵出马林基宫。但这样的摇摆不曾发生。爆发于街道之上的四月危机，“并不是小资产阶级群众与半无产阶级群众之第一次动摇，也不是最后一次动摇”。我们目前的任务还在于“耐性地解释”，准备群众下一次向着我们方面的比较更深刻与更自觉的变动。讲到无产阶级，它那倾向于布尔什维克派的转变，在四月间已明白地表示了。工人们跑到党委员会去，讯问着：怎样可以把他们的名字从孟什维克党转入布尔什维克党？在工厂中，他们开始固执地质问自己的代表，要他们对外交政策，战争，两重政权，粮食诸问题发表意见，当此种考问之后，社会革命党的或孟什维克派的代表，就愈来愈常见地为布尔什维克派的代表所代替。区苏维埃中开始了激烈的转变，因为它们更接近于工厂。在维包格区方面，在华西也夫斯基岛上，在那瓦区的苏维埃中，布尔什维克派在四月底，仿佛突然地与意外地成为多数派了。这是一个具有最伟大意义的事实，但执行委员会的领袖们正忙于高远的政务，以鄙视态度看着工人区中布尔什维克派的纷纷扰扰。然而，各区给中央的压力，却愈来愈感觉得到了。在工厂中，并无彼得格勒委员会命令，就进行了一次有力的与成功的运动，为要重选全市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代表。苏汉诺夫估计道：在5月初，布尔什维克派的背后已拥有彼得格勒无产阶级的三分之一。无论如何总不会少于此数，而且是最积极的三分之一哩。3月间那种无定形状态业已消逝；政治路线是形成了：“疯狂的”列宁提纲在彼得格勒的工人区中已获得了血肉。革命的每一步前进，是被群众的直接干预所引起或迫成的。在大多数情形中，这些群众运动完全出乎苏维埃中各政党的意料之外。二月暴动后，即当工人与士兵不得到任何人的允许而推翻了皇朝后，执行委员会的领袖们认为群众的作用业已完结。但他们是致命地错了。群众并无离开舞台之意。早已在3月间，当八小时工作制的运动进行时，工人们便已不管孟什维克派与社会革命党人的竭力阻止，逼使资方让步。苏维埃不得不承认这个胜利，虽然那胜利的获得是没有它参加，而且是反对着它的。4月间的游行示威，乃是第二个同样的纠正。每一次群众行动，不问它的直接目的为何，都是对领导者而发的一个警告。这个警告的性质，最初是温和的，但以后则愈过愈坚决了。7月间，那警告变成威吓了。等到10月间，就来了那个大结局。在所有的紧急关头，群众总是“自发地”出来干预事变的，换句话说，他们服从着自己从政治经验中得来的结论，服从着那些未被公认的领袖们。群众消受着这个或那个鼓动的因子，便自动将它的结论翻译成行动的言语。布尔什维克派，以整个的党来说，不曾领导那八小时工作制运动。布尔什维克派也不曾号召群众作四月示威。布尔什维克派在7月初，也不将号召武装群众到街头上来。只在十月间，党才能最后地调整了脚步，它将率领群众出来不仅要示威游行，而且要举行暴动了。[1]俄文惯以“日子”这个字来表示那几天所发生的事变，本章题目原系“四月日子”，为容易明白起见，乃径译事变。——译者。[2]Alexandre-Félix-JosephRibot，1917年3月至9月出任法国总理及外交部长。－C.R[3]Emsdespatch，哀姆斯基为普鲁士之一城，1870年7月13日，关于霍亨索伦王裔继承西班牙王位的一个紧急外交文告，在此起草，这文告由普鲁士宰相俾斯麦修改，送交各报登载，引起普法战争。——译者。<<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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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党的重新武装<<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第十六章党的重新武装究竟要用什么理由来解释列宁在4月初的非常孤立呢？一般说来，怎能形成这样一个局面呢？以及布尔什维克派干部的重新武装是怎样完成的呢？从1905年起，布尔什维克党曾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这个口号之下，进行了反对君主专制的斗争，这口号，以及它的理论基础，发源于列宁。孟什维克派，它的理论家是普列汉诺夫，不可调和地反对“没有资产阶级而能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错误思想”，列宁则与孟什维克派相反，以为俄国资产阶级已不能领导它自己的革命。只有无产阶级与农民缔结密切联盟，才能彻底完成反对皇朝与地主的民主革命。这一联盟的胜利，据列宁之见，要建立民主的专政，这专政不仅与无产阶级的专政不是一物，而且是反对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因为民主专政的任务不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甚至不是建立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形式，而只是要无情地扫除中世纪制度的的奥革阿斯王的牛厩[1]。革命斗争的目的，毫不含糊地用三个战斗的口号来规定：民主共和国，没收地主土地，八小时工作制。这三个口号俗语称之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三个鲸鱼，这是以旧传说中的鲸鱼作比的，据说它们支持着地球。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现实性问题，是要看农民能否完成它独自的革命，即能否建立一个能消灭皇朝与贵族地产制的新政权这一问题来解决的。诚然，民主专政这个口号，预先就假定着革命政府中也参加有工人代表。不过此种参加，已先为无产阶级的作用所限制，即当解决农民革命的任务时，无产阶级只能居于左翼同盟者地位。因此，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占领导权这一个普遍的、甚至是正式被承认的、思想，没有其他意思，只是说工人政党将从自己武库里拿出政治武器来帮助农民，向他们提示消灭封建社会的最好手段与方法，且告诉他们如何去实际应用这手段与方法罢了。无论如何，谈到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绝对不是说无产阶级利用农民暴动，以便依靠着它，将自己的历史任务，即直接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置于日程之上。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与无产阶级专政截然分开，且不可调和地与它反对着。自从1905年春天起，布尔什维克党就是在这些思想上教育着。二月革命的实际进程，破坏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习惯图式。诚然，革命是由工农联盟完成的。农民主要是以士兵的形式出场这一个事实，也改变不了事情的本质。沙皇的农民军队的行为，便在此种情形下，即：假使革命发生在和平时期，也该具有决定性的重大意义的。那末在战争条件中，数百万军队在最初时期完全隐蔽了农民，更是自然的事了。暴动胜利之后，工人与士兵成为局势主人。在这意义上，仿佛可以说已经建立了工农的民主专政了。但是实际上，二月革命导成了资产阶级政府，在这政府中，占有阶级的权力受着那工人士兵苏维埃中尚未完全实现的政权所限制。所有的纸牌都搅乱了。革命的专政，即最集中的政权，没有建立起来，反而建立了两重政权的脆弱制度，在这里面，统治阶级浪费着它的微力来克服内部冲突。没有一个人曾预见了这个政制。而人们也固然不能要求一种预断，它不仅能指出发展的基本倾向，且能指出此种倾向的插话性的结合的。后来列宁问道：“从来有谁能干一次最伟大的革命而事先知道彻底干成它的方法呢？从哪里去取得这种知识呢？它是不能在书里得到的。这样的书并没有。只有从群众的经验中才能产生我们的决定。”可是人类的思维是保守的，而革命家的思维在某些时候则尤其如此。布尔什维克派的干部在俄国继续坚持着老的图式，虽然二月革命本身中明显地含有两种不能共存的制度，但他们还是把这革命视作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个阶段。3月底，赖可夫以许多社会民主党人的名义，从西伯利亚打一个贺电给《真理报》，因为“人民革命”胜利了，而这种革命的任务，乃在于“获取政治自由”。所有占领导地位的布尔什维克，——我们没有知道一个例外，——都认为民主专政还不曾实现。当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自行耗竭”以后，然后建立一个工农的民主专政，作为资产阶级国会制度的先驱者。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展望。从二月革命中发生的政制，非但不在准备民主专政，而且还活生生地与最后地证明了此种专政之根本不能实现。妥协的民主派之移交政权给自由派，并非出于偶然，并非由于克伦斯基的思想轻浮或齐赫泽的心地偏狭。这是可以拿下面的事实来证明的：在以后八个月的过程中，民主派曾用尽一切力量为保持资产阶级的政府而斗争，他们镇压了工人，农民与士兵，但最后，却以资产阶级的同盟者与保护者资格，于10月25日跌倒在岗位上了。并且这是一开始就明白的：假使那前面摆着巨大任务并拥有群众之无限支持的民主派，竟自愿放弃了政权，那这就不是政治原则或偏见使然，而是由于小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尤其在战争与革命时期，这时国家、人民、与阶级的基本生存问题正在解决着，——中的绝望地位。当小资产阶级把权杖交给米留可夫时，说道：“不，我担当不起这些任务。”将民主妥协派抬在自己肩上的农民。本身就含有资产阶级社会中所有阶级的原始形态。农民与城市小资产阶级（不过后者在俄国从不曾起过重大作用），构成了一种原形质，在过去，各个新阶级由此分化而出，现在则还在继续分化着。农民常常有两副面孔，一副向着无产阶级，另一幅向着资产阶级。像社会革命党那种“农民”政党的中间性与媒介式的妥协立场，只有在政治上比较停顿的条件中才能保持；至于革命时代，则必然有个时机要使小资产阶级非选取一端不可。社会革命党人与孟什维克派从第一小时起，就决定了自己的取舍。他们把“民主专政”在萌芽时期就摧毁了，以防它成为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座桥梁。但他们这一来却开启了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只是从另一端来开启了：并非经过他们，而是反对着他们。革命的继续发展，显然要从新的事实，而不是从旧的图式出发了。群众经过了自己的代表，一半是违反着本心，一半是出于无意地，被吸引到两重政权的格局中去。现在他们必须经过这格局，以便凭着经验，慢慢地相信这格局是既不能给他们以和平，又不能给他们以土地的。从今以后，群众如要挣脱双重政权政制，这意思就是要与社会革命党人及孟什维克派相决裂了。不过这是很明显的：如果工人与士兵颠覆了两重政权的整个格局，在政治上转向于布尔什维克，则现在再不能表示其他意义，而只表示要建立一个依赖于工农联盟的无产阶级专政了。如果民众失败的话，则只能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废墟上建立起资本的军事独裁。“民主专政”无论在前一或后一情形中，都是不可能的。布尔什维克派向前瞻望着“民主专政”，而实际上却只把他们的脸子转向着过去的幽灵。当列宁怀着不易的决心，要把党引入于新路而来到俄国时，他发见布尔什维克派正处在这样的情境中。列宁本人，直至二月革命之初，不曾以任何其他公式，甚至是条件性的或假设性的公式，来替代民主专政这个公式。（列宁这样）是对的吗？我们想来是不对的。革命后党内所发生的事情，太可怕地暴露了重新武装之为时过晚，而且这种思想上的重新武装，在某些条件下，只有列宁一人才能完成的了。他是准备去完成这个变故的。他已将自己的钢铁烧至白热，且在战争的火焰中重新锻炼过了。在他眼中，历史过程的一般远景已改变；战争的震撼已使西欧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发生的日期大为迫近。俄国革命在列宁看来，虽然仍旧是民主主义的，但它势将予欧洲社会主义革命以刺戟，而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则又将把落后的俄罗斯接拉入漩涡。这是列宁离开苏黎世时的一般的观念。我们在上面已经摘引过他的告瑞士工人书中说：“俄罗斯是一个农民国家，是欧洲最落后国家之一。社会主义在那里不能直接地立刻胜利。不过国家的农民性质，加以大量保留下来的贵族地主的公有地，站在1905年的经验基础上，能使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很大规模，且使我们的革命成为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序曲，成为走向此种革命的一个步骤。”在这一意义上，现在列宁生平第一遭地写道：俄国无产阶级将开始社会主义革命了。这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新旧立场间的一只接环。旧立场将革命局限于民主目的，新立场则是列宁在4月4日的提纲上第一次向党提出的。直接转入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远景，仿佛是完全意外的，与传统相冲突的，干脆不能为头脑所接受的。说到这里，我们便不得不请读者注意一个事实了：当二月革命爆发之前，以及革命后的第一个时期内，称之为托洛茨基主义的一种思想，并非指俄国一国范围内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而言，（在1924年以前，关于此种“可能性”的思想，根本没有人表示过，简直还没有一个人想到过，）乃是指的此种思想：即它认为俄国无产阶级能比西欧无产阶级先取得政权，且在这一情形中，俄国无产阶级不能以民主专政自限，而应采取初步的社会主义办法。这样说来，那末列宁的四月提纲之被斥为托洛茨基主义，也就不足为怪了。“老布尔什维克派”的反对论据，依着好几条路线发展出来。主要的争论是围绕着这个问题：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已否完成？因为土地革命还没有完成，所以列宁的反对者就理直气壮地断定整个的民主革命还没有完结，由此他们又作结论道，纵然俄国的社会条件已允许在相当迫近的期间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但它现在总还没有建立的余地。在我们上面摘引过的那段文字中，《真理报》的编辑部正是这样提出了问题的。比较后一些时，在四月大会上，加米涅夫重复道：“列宁说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业已完结，……那是不对的。典型的封建残余——地主的土地占有形式——还不曾消灭，……国家不曾改变成民主的社会。……说资产阶级的民主已经竭尽了它的可能性，那是太早了。”托姆斯基的反对论据是：“民主专政才是我们的基础。……我们应该组织无产阶级与农民的政权，应该将它和[巴黎]公社分开，因为公社里的政权只是无产阶级的。”赖可夫附和着他：“在我们的面前站着巨大的革命任务。可是要实现这些任务，并不叫我们踏出资产阶级制度的范围。”列宁看问题当然不会比他的反对者看得差：资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完结，而且相反地，它虽不曾真正开始，却已开始掉落到过去之中了。但恰恰从这里得到了一个结论：只有在一个新阶级的统治之下，才能彻底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可是要建立新阶级的统治，则并无其他方法，只有使群众从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的影响之下，亦即从自由资产阶级的间接影响之下，分裂出来。这些政党与工人，特别与士兵，之间的联系，是以保卫，即“保卫国家”或“保卫革命”这个思想作根据的。因此，列宁要求以不可调和的态度反对各式社会爱国主义。将党和落后群众分开，以便往后使这些群众从他们的落后性中解脱出来。“我们必须抛弃旧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他不断地重复着这句话。“我们必须在小资产阶级路线与工资无产阶级路线之间加以划分。”浮面看来，仿佛这些世仇已经互换了武器。孟什维克派与社会革命党人现在代表着大多数工人与士兵，似乎已实现了布尔什维克派往常所主张的，且用以反对孟什维克派的，那个无产阶级与农民的政治联盟了。列宁呢，他却要求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与这一联盟分裂。可是实际上，两方都还是忠于自己。孟什维克派跟从来一样，认为他们的使命在于拥护自由资产阶级。他们之与社会革命党人联盟，只是扩大与加强此种拥护的一个手段罢了。反之，无产阶级先锋队之与小资产阶级联盟相决裂，那意思就是要准备一个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之下的工农联盟，也就是准备无产阶级的专政。另一种反对列宁的论据，是从俄国的落后性出发的。工人阶级的政权，必然表示着走向社会主义的一种转变。但俄国的经济与文化还没有成熟到可以进行这种转变。我们应该彻底完成民主革命。只有西欧的社会主义革命，才使我们有理由在俄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是赖可夫在四月大会上的反对论据。俄国文化与经济条件的本身不足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对于列宁简直是ABC。不过社会的建设绝不是如此合乎理性的，竟致无产阶级专政的成立日期，恰巧与经济及文化条件业成熟至可以建设社会主义的日期同时来到。如果人类是那样按部就班地发展的话，则已没有专政的必要，也根本不需有什么革命了，整个的问题在于：古往今来的活的社会，乃是彻头彻尾地不和谐的，凡是一个社会的发展愈落后，则其不和谐性的程度也愈大。在一个像俄国那样的落后国家中，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制度尚未完全胜利之前就已腐败，且除无产阶级之外，将无人能替资产阶级起民族领袖的作用，这事实便是那个不和谐性的表现。俄国的经济落后性，并不能使工人阶级免于执行那落在它肩上的责任，不过使它执行责任时增添些非常的困难罢了。对那个背诵着社会主义必须来自经济比较发达之国这一老调的赖可夫，列宁给了一个简单的但是足够的答复道：“我们无法说谁始谁终。”***在1921年，那时党还不曾形成官僚式的硬化，它能以同样的自由来估量自己的过去与准备未来，有一个最老的布尔什维克——奥尔明斯基，（他在党出版事业发展的所有阶段上，都曾起了领导作用，）提出了一个问题：党在二月革命时陷入于机会主义道路那个事实，该怎样地解释？后来又是什么东西使它能那样突兀地转上了十月的道路？这位著者很正确地认为党在3月间的迷入歧途，乃由于这个事实，即：它把民主专政的路线“坚持得太久了”。奥尔明斯基说：“未来革命只能是资产阶级性革命……这是每一党员必须接受的一个见解，是党的正式意见，是党一直在1917年二月革命之前，甚至在革命后的一个时期内永久不变的一个口号。”若要替这句话寻找到例证，那末奥尔明斯基也许能引证这个事实的吧：《真理报》还在斯大林与加米涅夫担任编辑之前，即在连奥尔明斯基本人在内的“左派”编辑时期，在3月7日写过一篇评论，仿佛是论到一件自明之事似的：“当然，我们的问题还不是什么打倒资本统治，而只要打倒专制与封建的统治。”……由于目标太短，所以党在3月间做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俘虏。“然则，十月革命又从何而来呢？”就是这位著者疑问着，“全党，从它的领袖起一直到普通党员止，怎能‘突然’抛弃它约近二十年来奉为天经地义的那种见解呢？”苏汉诺夫以敌人资格，在不同的方式中提出了同一个问题。“列宁怎样地，并以何种方法，克服了他的布尔什维克派呢？”列宁在党内的胜利，确实不但是十十足足，而且能在很短期内完成。为了这，敌人们曾普遍地大大讽刺了布尔什维克党的个人制度。苏汉诺夫对于自己所提出的问题，完全以英雄主义的精神给了回答：“天才的列宁，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权威者，——这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该党除列宁之外，那就再无人物了。少数几个大将，如果没有了列宁，简直是一无所谓，有如少数几个巨星没有了太阳一样，（现在我不提到托洛茨基，他那时还在这一教团外。）”这几行古怪文字企图以列宁的势力来解释他的势力，犹之乎以鸦片的催眠力解释它使人睡觉的能力一样。这样的解释，当然对我们不会有多大帮助。列宁在党内的真实势力，无疑是很大的，但绝对不是无限的。即使在后来，十月革命之后，因党已用世界事变的尺度衡量了列宁的力量，以致他的权威非常地增高了，这时他的势力也还不是断然的与使人不许申诉的。讲到1917年4月间事情，假使只用列宁的个人威望来解释，那是更加不够了，因为那时党的整个领导层，已采取了与列宁相反的立场了。奥尔明斯基断定说，党虽然坚持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公式，但凭它对资产阶级及民主派的全部政策，事实上它久已在准备领导无产阶级作争取政权的直接斗争了。这样说时，奥尔明斯基远较苏汉诺夫更接近于问题的答案。奥尔明斯基说：“我们（或至少我们中的许多人，）是不自觉地执行着无产阶级革命的路线的，可是心里却以为我们所执行的乃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路线。换句话说，我们准备了十月革命，可是心里以为我们在准备二月革命。”这是极有价值的一个结论，同时它又是一个无可谴责的证人所作的见证！在革命党的理论教育中，有着一个矛盾成分，这成分表现于无产阶级与农民的“民主专政”这一个模棱两可的公式之中。对列宁的大会报告举行讨论时，一个女代表上去演说，她把奥尔明斯基的思想表示得更加简单：“布尔什维克派的预断证明是错误的，但他们的策略是对的。”列宁在他的四月提纲中，仿佛是那样离奇地，竟以党的活传统——它对统治阶级的不妥协态度及其对一切不彻底办法的的仇恨——来反对旧公式；而“老布尔什维克派”则以一个虽已过时但还新鲜的记忆来反对阶级斗争的具体发展。不过列宁有一个太强的支持，这支持是布尔什维克反对孟什维克的全部历史给造成的。写到这里，给读者们提醒一件事情倒是合适的，即在那时，正式的社会民主党党纲仍为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派所同具，而纸上规定的民主革命的实际任务，看起来两派都是一样。可是他们在行动中，却完全不是一样的。工人布尔什维克在革命之后，立即发动为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孟什维克派则声明这一要求为不合时宜。布尔什维克派领导群众去逮捕沙皇官员，孟什维克派则反对“过火行为”。布尔什维克派竭力从事工人自卫队的建立，孟什维克派则阻碍工人武装，不愿跟资产阶级争吵。布尔什维克虽然还不曾越出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他们的行径虽然为自己的领导弄得糊涂，但他们总以不妥协的革命家态度来行动，或努力想这样地行动；孟什维克派则逐步牺牲着民主政纲，以利于他们和自由派缔结联盟。至于加米涅夫与斯大林则假使完全没有民主派的联盟者，便不得不悬挂在空中了。列宁与党的总参谋部之间的四月冲突，并不是仅有的一次。在布尔什维克派的全部历史中，除了一些单零的片段外（这些例外实质上只能证明定例），党的全体领袖，在事变的发展的一切最重要时机，总是站在列宁右边。这是偶然的吗？不是的！列宁之所以成为世界史上一个最革命政党的无可争论的领袖，因为他的思想与意志，实在与国家及时代的巨大的革命可能性，在尺寸上适相符合。其他的人总比那可能性短上一寸或两寸，而往往又要短得更多。在革命之前几月，或甚至几年，差不多布尔什维克党的全体领导层，都没有参加于积极工作。许多人带了战争头几月的压迫印象踏进监牢或远赴戍地，且在一人孤独或少数人群居的情境中，经历了国际的破产。如果处在党的队伍中，他们表示出颇能接受使他们加入布尔什维克派的那些革命思想，那末一旦陷于孤立，他们便不足以抵抗四周环境的压力，不足以对事变独自做出马克思主义的估计来了。两年半大战期间群众中所发生的巨大转变，他们差不多没有见到。然而革命不仅将他们从孤立的状态中拉出来，而且立刻又因他们的威望之故，使他们居于党的指挥地位了。在情绪上，这些人对于“齐美尔瓦尔得”派知识分子，时常比对于工厂中的革命工人要接近得多。“老布尔什维克派”——这名称在1917年4月间被夸张地加重了意义——是注定了要失败的，因为他们所保卫的，恰恰是党传统中未曾为历史证验的那个成分。例如，加里宁在4月14日的彼得格勒大会上说道：“我属于老的布尔什维克——列宁派，我认为旧有的列宁主义，对于目前的特殊情形，完全不曾被证明为不合时宜，我很惊奇于列宁同志的声明，他说到老布尔什维克派目前成为障碍物了。”在那几天，列宁得听到许多这样的恼怒之声。不过，当列宁本人与党的传统公式相决裂时，却丝毫不曾停止其为“列宁主义者”。他抛弃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陈腐外壳，以便它的核心获得新生命。列宁在党的另一阶层中，得到了一个支持，借以反对老布尔什维克派。这阶层已经受过锻炼，但更新起，且与群众有更大联系。在二月革命中，我们知道，工人布尔什维克起了决定作用。他们认为获得胜利的那个阶级应该拿取政权，乃是自明之理。就是这些工人们像暴风雨似的反对了加米涅夫与斯大林路线，而维包格区甚至恫吓着要开除这些“领袖”出党。同样事情又可以在外省见到。差不多到处都有左翼布尔什维克派出现，他们被斥责为最大限度主义者（即主张实行最大限度政纲的社会主义者。——译者）甚至有被斥责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工人革命家们只缺少理论的资源，来替自己的立场辩护。但他们只叫一听到清楚的号召，就准备行动的。列宁现在所依据的，就是这一层工人，他们在1912年至1914年的高潮时期坚决地站起了脚。还在大战之初，当政府逮捕布尔什维克派的国会党团，给党以严重打击时，列宁说到党的未来工作，就已要求过党教育“数千有阶级觉悟的工人，从他们中，不管有极多困难，一群新的领袖会产生出来的”。虽然两道战线把列宁和这些工人们隔开着，差不多没有联系，但列宁却从不曾和他们完全断绝过。“让战争、监狱、西伯利亚苦役、即令是五次或十次地打击他们好了，它们总不能消灭这个阶层的。它生存着。它渗透着革命气慨与反对沙文主义的精神。”列宁和这班工人布尔什维克在思想上共同经历了这些事变，跟他们一块儿得出了结论，不过比他们所得的要广大些与勇敢些罢了。为要同党内参谋部与广大军官层的不坚定性作斗争，列宁很自信地依赖着党内准尉级的官长层，这些人更能反映出普通工人布尔什维克的意识。社会爱国派的一时力量，以及布尔什维克派中机会主义一翼的隐而不显的荏弱，乃在于这一事实中，即前者以群众的一时成见与幻想为根据，而后者则自适应着这些一时的成见与幻想。列宁的主要力量则在于他能了解运动的内在逻辑，且以这一逻辑为他政策的指针。他不把自己的计划强施于群众身上；他帮助群众去认识与实现他们自己的计划。当列宁把革命的所有问题归结到一个——“耐性地解释”，——时，这意思就是说，必须使群众意识与这一局势相符，至于这一局势，则群众受着历史过程的驱迫，一定要踏进去的。对妥协派政策失了望的工人或士兵，一定会转到列宁的立场上来，他们决不会在加米涅夫与斯大林的中间阶段上逗留不前。列宁的几个公式一经揭出，它们便给布尔什维克派以新的方式解释了过去数月间以及目前每日的经验。在广大的党内群众中，发生着一种很快的分化过程——向左转！向左转！转到列宁提纲去！查列志斯基说道：“一区又一区地依附了他，等到4月24日全俄党大会召开时，彼得堡组织整个地赞成了提纲。”为布尔什维克派干部的再武装而作的斗争，开始于4月3日黄昏，实质上完成于该月月底[2]。4月24至29日召开于彼得格勒的党大会，给3月与4月做了一个总结：3月是机会主义的动摇的一月，而4月则是发生尖锐的危机的一月。将近大会时，党无论在数量或政治意义上说，都大大地长大了。一百四十九名代表，代表着七万九千名党员，其中一万五千名住在彼得格勒。对于一个昨天是非法的、今天是反爱国主义的政党，这是一个令人感动的党员数了，列宁曾好几次带着满足之意叫大家注意这一点。大会的政治面目，立即由五名主席团的选举规定了。它既不包含加米涅夫，也不包含斯大林——这两位3月间不幸遭遇的罪魁。就整个的党而论，争论问题虽已确定地解决了，但有许多领袖，则仍旧执着于过去，在那次大会上对列宁保持着反对或半反对立场。斯大林还是沉默着与等待着。捷尔任斯基以“原则上不同意于报告人提纲的”“许多人”的名义，要求“那些与我们一起实际经历了革命的同志们”中，能有人出来作一个反报告。这句话显然暗示着列宁提纲是不明实情的亡命者做出来的。加米涅夫确曾在大会上做了一个反报告，为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专政辩护。赖可夫，托姆斯基，加里宁，企图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保持着自己在3月间所采取的那个立场。加里宁继续主张为了与自由派斗争起见，应和孟什维克派实行统一。一个出名的莫斯科工作人员斯密道维奇，在自己的演说中热烈地抱怨道：“每次我们上去讲话，他们就拿某种怪物，列宁同志的提纲那样的怪物，来反对我们。”以前，当莫斯科的党员们投票赞成孟什维克派的议案时，生活要平静得多呢。捷尔任斯基以罗莎·卢森堡的学生资格，出来反对民族自决权，责列宁具有分裂派的倾向，这倾向会减弱俄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后因列宁反讥他予大俄罗斯的沙文主义以支持，捷尔任斯基于是回答道：“我能斥责他（列宁）站在波兰的、乌克兰的、以及其他民族的沙文主义者的观点上。”这一对话倒不是没有政治的讽刺性的：大俄罗斯人列宁责波兰人捷尔任斯基拥护那反对波兰人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而列宁则被捷尔任斯基指说具有波兰人的沙文主义。政治上，列宁在这一争论中是对的。他的民族政策，在十月革命中，成为他全部政策的一个最重要的构成分子。反对派显然已趋于式微了。关于争论问题，它所得票数不能多于七票。不过有一个古怪的与显著的例外，那是关于党的国际关系。当大会临终时，在4月29日晚间的那次会议上，季诺维也夫以委员会的名义提出了一个决议草案：“参加将于5月18日召开（于斯德哥尔摩）的齐美尔瓦尔得大会。”记录上说：“决议由全体对一票通过。”这一票是列宁的。他要求与齐美尔瓦尔得大会决绝，因为在那次会议上，大多数坚决地与德国的独立派及中立国的和平主义者（如瑞士的格林姆之流）站在一起。可是在俄国党内干部看来，齐美尔瓦尔得派在大战期间简直与布尔什维克派是二而一的。代表们还不赞成放弃社会民主党这个名义或与齐美尔瓦尔得大会决裂，而且，在他们眼中，齐美尔瓦尔得派仍是与第二国际的群众间的一个联系。列宁企图至少要把这个参加以旁听为限，以听取国际情报为目的。季诺维也夫演说反对。列宁的提议被否决了。他于是投票反对整个决议。没有一个人拥护他。这是“三月”情绪的最后一滴溅泼，那情绪就是执着于昨天的立场，害怕“孤立”。不过斯德哥尔摩大会始终不曾开成，不成的原因在于齐美尔瓦尔得派的内部毛病，——就是这些毛病，使列宁要和它决裂的。这么着，他那被一致否决了的抵制政策，事实上是实现了。党政策的转变具有激剧性质，乃是众所共见的。一个工人布尔什维克，后来被任为劳工人民委员的史密特，在4月大会上说道：“列宁给工作性质一个不同的方向。”又据辣斯可尼可夫说，——诚然是在几年以后写的了，——列宁在1917年4月“在党的领导者的意识中完成了一次十月革命。……我们党的政策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在列宁来到之后，完成了一次向左的急剧盘旋的”。老布尔什维克路特密拉·史达尔，更直接地，同时又更恰切地评量了那次转变：“所有同志，在列宁来到之前，都在黑暗中彷徨”，她在4月14日的全市大会上说道，“我们只知道1905年的公式。眼看着民众独立的创造工作，我们不能教导他们，……我们的同志只能自限于用议会方法来准备立宪会议，完全计划不到更向前进的可能性。我们接受列宁的口号以后，我们将完成生活本身提示我们该做的事。不要因为有人说公社意味着工人政府，就害怕公社（的提法）。巴黎公社不仅是一个工人政府，它也是小资产阶级的政府。”[3]苏汉诺夫说，党的重新武装“是列宁的主要的与基本的胜利，完成于5月之初”。我们能同意于苏汉诺夫的这句话，虽然他以为列宁用了这一手术，将无政府主义的武器来替换了马克思主义的武器。还有一个问题要问——这是并非不重要的，虽然提出这问题比回答它要容易得多：如果列宁不在1917年4月中到达俄国，则革命将如何发展？假使我们上面的说明终究能指示与证明出一些东西的话，那末我们希望它所证明的乃是：列宁不是革命过程的造物主，而只是各种客观历史力量所构成的那条链子中的一环。不过在那条链子中他是一只大环。无产阶级专政是从整个局势中发生出来的。但它还需要加以建立。没有党，那是不能建立它的。至于党呢，那只有了解了这一使命之后，才能履行这个使命。但要为了解使命，这就需要列宁了。在他来到之前，布尔什维克派领袖中没有一人能做革命诊断。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的领导被事变过程摇向右边，向着社会爱国派，因为在列宁与孟什维克派之间，革命并不曾给中间立场留下余地。布尔什维克党中的内部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列宁的来到不过加速了这一过程。他的个人影响缩短了危机。但是，我们能有把握地说：即使没有列宁，党也会找到自己的道路么？无论如何我们总不敢这样断定的。这儿起着决定作用的是时间，而事后来回顾历史的钟点是困难的。辩证的唯物论无论如何与宿命主义没有共同之点。机会主义领导必然要引起的危机，如果没有列宁，则定然是非常尖锐与持久的。然而战争与革命的条件，却没有给党留下一个长久时期来执行它的使命。这样看来，此种情形是十分可能的，即：方向错误与分裂的党，会错失革命局势，使它在好多年内不能再来。在此地，个人的作用，在我们面前真以巨大的尺度升起来了。我们只要正确地了解这个作用就好了，只要把个人作为历史链子的一环。列宁于长期离俄后之“突然”回国，报章杂志对他这名字所作的狂吠，列宁与本党全体领导者的冲突，以及他在这次冲突中的迅速胜利，——一句话，即事变的外壳，在这情形中最能使个人、英雄与天才，和客观的条件、群众、与党，机械地对立起来。其实这种对立是完全片面的。作为个人，列宁并非历史发展的偶然因素，而是俄国全部已发生历史的产物。列宁位于这一具体的历史中，与后者有着极深刻的根源联系。过去二十五年来，他与先进工人们一起从事了所有的斗争。如果说存在所谓的“历史偶然性”，那不是列宁对（革命）事变（进程）的干预，倒是劳合·乔治对他回国路途的可怜巴巴的阻拦。[4]（即指英政府当时不许列宁经由协约国领土回俄——译者。）列宁不是从党外与党对立，而是党的最完成的表现。他之教育党，也就是自己在党内受教育。他与布尔什维克派领导层之间的分歧，表示出党的未来与它的过去斗争。假使列宁不曾因亡命与战争的条件被硬生生地与党分离，则危机的表象未必具有如此戏剧性，而且也不会把党的发展的内在承继性，掩盖到这个地步。因列宁的来到而获得的非常重要意义，只能叫人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领袖们不是偶然造成的，他们在数十年的过程中淘汰着与训练着，他们不能任意更换，假使硬生生地将他们排斥于斗争之外，则将予党以一个生命攸关的创伤，在某些情境中，也许还会使党在长期间瘫痪。[1]据希腊神话云，奥革阿斯（Augeas）王之厩养牛三千头，三十年不扫，后Hercules倾Alpheus与Peneus两河之水，于一日内清除所有的粪污。——译者。[2]正当列宁到达彼得格勒的那一天*，在大西洋彼岸，在哈里发克士港，英国海军警察从一艘名叫克里祥尼亚的挪威船上，带去了六名从纽约回到俄国去的亡命者：托洛茨基，楚诺夫斯基，梅尔涅强斯基，穆兴，费显列夫与罗曼钦可。这几个人直至5月5日才得到达彼得格勒。那时，布尔什维克党的重新武装。至少在大体上业已完成。因此我们认为在这部历史里说明托洛茨基在纽约一家俄文报社所发挥的关于革命的见解是不可能的。但因为得知了这些见解之后，使读者更易了解党内的分派，特别能懂得十月革命前夕的思想斗争，所以我们认为把那与此有关的文件以附录形式（附录二——译者）附于书末，乃是合适的。凡对十月革命的理论准备并无研究兴趣的读者们则略去这附录可也。——原注。【*著者这里可能搞混了日期。托洛茨基应该是于公历4月3日被捕，而列宁是公历4月16日（旧历4月3日）回到彼得格勒。－C.R】[3]译文有修订。这句话可以大致这样理解：发言者的话的本质，是说“公社政府”不仅代表了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也是小资产阶级的历史前途。鉴于小资本身没有独立的前途，它要么追随大资产阶级，要么追随工人革命。发言者的话有些含糊，因为它没有明确指出“公社政府”虽然代表了最广泛劳动阶层、被压迫阶层乃至最多数人口的根本利益，但它的阶级性质只能说它是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政府，而非工农（联合领导的）政府，或者工人与小资联合领导的政府。我觉得发言者在这里是把政治领导和所代表的利益没有分清楚。虽然她想说的本意，是指“建立工人政府是对的，生活要求我们建立这样的政府，因为它也代表了其他广泛下层的根本利益”。－L.X[4]译文有修订。干预在这里就是指列宁以自己的、不同于多数党领导者的立场，干预了革命的进程。这里既体现了列宁作为个人创造历史的戏剧性一面，但也是俄国革命运动、革命工人运动积攒、提炼出的最睿智、果敢的历史因素——通过具体的个人以及远方来归等戏剧场面——对革命进程予以影响的一面。－L.X<<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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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布尔什维克派与列宁<<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第十五章布尔什维克派与列宁4月3日，列宁从国外亡命地回到了彼得格勒。只从那时起，布尔什维克党才开始以高声，而尤其重要的，开始以自己的声音来说话了。革命的最初一月，布尔什维克派乃是一个迷惘与动摇的时期，在暴动胜利后立即草就的布尔什维克派中央委员会的“宣言”中说道：“工厂与作坊的工人们，以及暴动的军队，应立即选派代表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宣言登载在苏维埃的正式机关报上，没有评论，也没有反对，事情正好像是关于一个学院式的问题似的，不过那些起领导作用的布尔什维克们，也把自己的口号看成是纯粹表示性的。他们的活动，并不像是准备为政权而进行独立斗争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代表，而像是民主派的左翼，他公布了自己的原则，要想在一个不确定的长时期间，起着忠实反对派的作用。苏汉诺夫证实道，在3月1日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讨论的中心问题只是关于转让政权的条件：虽然在委员会的三十九名委员中，有十一名是布尔什维克以及他们的附从者，并且布尔什维克派中央机关的三个委员：柴鲁次基，希里亚泼尼高夫与莫洛托夫也都出席会议，但对于组织资产阶级政府这个事实本身，却没有一人出声反对。在次日的苏维埃中。据希里亚泼尼高夫本人报告，在出席的四百个代表中，投票反对转让政权给资产阶级的共有十九人，但那时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却已有四十人了。投票这个事实本身，是在一种纯粹形式议会制的程序中、十分不惹人注意地、经过了的。布尔什维克方面没有什么明显的反提案，没有斗争，而且在布尔什维克派刊物上没有任何鼓动。3月4日，布尔什维克派中央委员会的常务局，通过了一个关于临时政府反革命性质的决议，并说到必须确定一个路线，走向无产阶级与农民的民主专政。（布尔什维克派）彼得格勒委员会认为此决议为学院式的，这倒并非没有理由，因为它没有指示出今天该做些什么。彼得格勒委员会从相反的极端来观察这个问题，它声明道：“考虑了苏维埃所通过的关于临时政府的决议，则只叫临时政府如何如何……我们便将不反对它的政权。”实际上这是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的立场，不过撤退到第二条战壕罢了。彼得格勒委员会这一公开机会主义的决议，只在形式上与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相反，因为中央决议的学院性质并无其他意义，只不过是与既成事实作政治的调和而已。准备对资产阶级政府默默地投降，或作有条件的投降，在党内绝不曾得到全体一致的同情。布尔什维克派工人一见了临时政府，便立即觉得它是突发于他们途中的一个敌对壁垒。维包格区委员会召集几次包括数千工人与士兵的大会，差不多全体一致通过了好些决议，主张必须由苏维埃夺取政权。这一鼓动的一个积极参加者——定格尔斯达脱证明道：“只叫有人把我们的议案提出，那末没有一个大会，没有一个工人会议，会投票否决它的。”在最初几天内，孟什维克派与社会革命党人害怕把他们关于政权问题的公式，公然提出于工人与士兵的听众之前。维包格区工人的一个决议，由于它的得人欢迎，所以印了出来，作成标语贴出去。但彼得格勒委员会严禁这个决议，维包格区工人不得不屈服了。关于革命的社会内容及其发展前途这个问题，布尔什维克派领导者的立场，也不见得比较不糊涂些。希里亚泼尼高夫回忆道：“我们同意孟什维克派的意见：目前我们所经历着的是对封建关系的崩毁时期，代之而起的将是为资产阶级关系所特有的各种‘自由’。”《真理报》在它的第一号上说：“基本的问题是要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莫斯科委员会在它致工人代表的一个训令中声明道：“无产阶级的目的是要获得自由，以便为社会主义，即是为自己的终极目的，进行斗争。”此种传统式的引用“终极目的”，已足以着重指出他们与社会主义间相去的历史距离了。没有一个人能走得比这更加远些。因为害怕越出民主革命的范围，所以决定了等待、适应、与在妥协派之前实际退却的政策。中央此种政治上的一无定见，予各省以如何严重影响，那是不难想像的。我们只将以征引萨拉托夫许多组织之一的证词为限：“我们的党积极地参加了暴动之后，显然在群众中失去了影响，这影响被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所攫取了。没有一个人知道布尔什维克的口号是什么。……这种情景是很不叫人愉快的。”左派布尔什维克，特别是工人们，竭力想冲破这个避疫障碍物。但他们也不知道该怎样去驳斥那关于革命的资产阶级性的论据以及关于无产阶级孤立危险的理论。他们憋住了一肚子气，服从着领导者的指示。从第一天起，布尔什维克派中就有好几种颇相冲突的流派，但其中没有一派曾把自己的思想彻底发挥了的。《真理报》只反映着党内思想之模糊的与浮动的状态，并不使它能得到任何一致。将近3月中旬，自从加米涅夫与斯大林从充军地回来之后，情形弄得愈加复杂了，他们二人将党的正式政策的舵，激剧地转向右边去了。加米涅夫，差不多在布尔什维克主义发生之时，就做了布尔什维克，但他常常站在党的右翼。并非没有理论基础或政治直觉，具有俄国内部派别斗争的广大经验，且在西欧曾有丰富的政治观察的加米涅夫，比大多数布尔什维克更能把握住列宁的一般思想，但他之把握这些思想，只为要在实践上予它们以最温和的解释罢了。你不能期望他能作独立判断或在行动上有所发动。加米涅夫是一个出色的宣传家，演说家，又是一个虽非光耀射人但有思想的时评家，而特别有价值的就是派他去跟其他政党谈判，以及要他在其他社会团体里刺探消息，虽然他出了这些差回来，常能让自己带回一些异常情绪。加米涅夫的这些个特点是如此明显，以致从来凡是把他当政治人物的批评者，没有一个人会弄错。苏汉诺夫指出他身上缺乏“锐角”。他说：“必须老是用曳船索把他带着走，他也许会表示一点抵抗，但是不强。”史丹开维奇也用同样精神写道：加米涅夫对待敌人的态度“是那么样温和，仿佛他以自己立场的不可调和而感得惭愧似的：在委员会（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译者）中，他当然不是敌人，而只是一个反对派。”对于这个批评，差不多是无以复加的了。斯大林，无论就他心理结构与他的党工作的性质来说，都是另外一个典型的布尔什维克：他是一个坚强的、但在理论与政治上都是起码的、组织者。如果加米涅夫以政论家资格，在党的理论工作的发源地，即在国外，与列宁共度了几年，那末斯大林便以那所谓“实际家”资格，没有理论观点，没有广大的政治兴趣，不懂一种外国文，不曾与俄国本土分离过。这种党工作人员只为了接受训令，讨论往后任务，才短期出国一趟，事后又回到俄国。在这些实际家中，斯大林以毅力、坚决、及幕后活动之发明才见长。如果加米涅夫以本性使然，会因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实践结论而觉得“不好意思”，那末斯大林则相反，他总是以坚决结合着粗鲁，毫不假借地坚持着他接受的实际结论。他们的性情虽然相反，但加米涅夫与斯大林在革命初期采取了共同立场，这不是偶然的：他们两人是相辅相成着。一个革命的观念，倘然没有革命的意志，恰如一只断了弹簧的表。加米涅夫那只时钟的指针，老是落在革命任务之后。但是缺少一个广大的政治观念，却连一个意志最强的革命家，也命定着要在巨大与复杂的事变之前动摇起来的。斯大林这个经验主义者，不是在意志方面，而是在智慧方面，易受其他派别的影响。这样地，一个没有决心的政论家，与另一个没有智慧眼光的组织者，在1917年3月间，将布尔什维克主义带到了孟什维克主义的边沿。斯大林以党的代表资格，参加于执行委员会，在那里，他证明出比加米涅夫更不能发挥一个独立立场。在执行委员会的记录与刊物上，找不到一个提议，声明、或抗议，其中斯大林曾表示了布尔什维克派的观点，反对着“民主主义”在自由派之前的卑躬屈膝的。苏汉诺夫在其《革命札记》中说道：“那几天，布尔什维克派参加于执行委员会的，除加米涅夫外，还有斯大林。……当他在委员会中做着不足道的工作时，他给我——不仅给我一个人——的印象，就只是一个灰色点，它有时发出一些黯淡的与转瞬即逝的光亮。关于他，实在是再不能说什么了。”如果苏汉诺夫一般地显然低估了斯大林，那末他对于斯大林在妥协派执行委员会中政治上之无主见，却是正确地描写了的。3月14日，《告全世界民众》的宣言，在苏维埃中一致通过了，但这宣言却是遵照着协约国利益来解释二月革命的胜利的，且表示着新的法国式共和国社会爱国主义的得势。这表示着加米涅夫与斯大林的无疑的成功，而且，显然是不经大斗争而即行获得的成功。《真理报》论到这个宣言，仿佛把它当作“苏维埃中代表着的各个不同派别间的一种有意调和”。可是我们不得不添说一句：这调和表示着与列宁派之直接破裂，后者在苏维埃中完全没有被代表着。加米涅夫，这个中央机关报的国外编辑部委员之一，斯大林，这个中央委员会委员，连同那个也从西伯利亚归来的国会议员穆兰诺夫，撤换了《真理报》的旧编辑人，（因他们所采取那个立场太“左”了，）于3月15日依据他们颇成问题的权利，将报纸拿来在自己手里。新编辑们在一篇纲领式的文章中，声明“只叫临时政府反对反动派与反革命”，那末布尔什维克是坚决拥护它的。新编辑们在战争问题上，也同样坚决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当德国军队还服从着它的皇帝时，俄国士兵应该“坚守着自己的岗位，以枪子还枪子，以炮弹还炮弹”。“我们的口号并不是无内容的‘打倒战争’。我们的口号是对临时政府行施压力，借以逼迫它……试行劝诱交战各国立刻开始谈判……而在那时以前，人人都应留在各自的战斗岗位上！”无论思想与说话方式，都是保卫派的。对帝国主义政府行施压力借以“劝诱”它采取爱好和平的行动方式，这纲领，本是考茨基在德国，约翰·龙格[1]在法国，麦克唐纳在英国的政纲。它决不是号召人们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的列宁政纲。《真理报》为要辩护自己以答复爱国派报纸的攻击，甚至走得更远，它写道：“凡‘失败主义’，或更确实些说，凡被那受沙皇书报检阅处保护的那个糊涂出版界用这名称来玷污的东西，自从彼得格勒街上出现了第一团革命军队之时起，就已经死去了。”这是直接地抛弃了列宁。“失败主义”绝非书报检阅处保护之下的敌对刊物的发明，而是由列宁用下面这一公式公布的：“俄国失败是较小祸害。”第一团革命军之出现，甚至皇朝的被推翻，都不曾改变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改组后《真理报》第一期出版之日——3月15日”，希里亚泼尼高夫讲道，“乃是保卫派欢欣鼓舞之日。整个陶立特宫，从国会的事务家起，直到革命民主派的核心——执行委员会，都充满了一个新闻：温和的与具有理性的布尔什维克战胜了极端派。在执行委员会中，人们以恶毒的微笑来迎接我们……当工厂中接到了这期《真理报》时，党员及其同情者完全惶惑了，敌人们则表示出含有毒质的满意……党的各区中的愤激是很大的，当无产阶级发觉《真理报》已被三个从西伯利亚回来的前编辑所攫夺时，他们要求开除那三人的党籍。”《真理报》不久竟不得不登载一个维包格区的严厉抗议：“如果报纸不愿失去工人们的信心，那它就必须阐明革命意识，不管这会使资产阶级的猫头鹰如何感觉痛苦。”这些从下面来的抗议，逼得编辑们更谨慎地说话了，但这并不曾改变了他们的政策。甚至列宁得以从国外送来的第一篇文章，也给编辑部当成了耳边风。路线是一直向右地前进着。“在我们的鼓动中”，——一个左翼的代表定格尔斯达脱说道——“我们得顾虑到两重政权这个原则……并且证明给工人士兵群众说，这个迂回道路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同一群众，在半月来的紧张政治生活中，在对于自己任务之完全不同的了解中，却已教育了自己。”全国党部的政策，自然是跟着《真理报》的。在许多苏维埃中，关于各个根本的问题的决议现在都是一致通过了的：布尔什维克派只简单地屈膝于苏维埃中的多数派之前。在莫斯科区的苏维埃大会上，布尔什维克派同意了社会爱国派关于战争的决议。最后，在3月底4月初举行的参加有八十二个苏维埃的全俄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投票赞成关于政权的正式决议，——这决议为丹所拥护。此种对孟什维克派的非常的政治接近，产生了一个普遍倾向，即倾向于两派统一。在各省，布尔什维克派与孟什维克派参加于统一的组织中。加米涅夫——斯大林这一派愈来愈变成那所谓革命民主派的左翼了，他们参加于对资产阶级行施国会式幕后“压力”这架机器中，同时却又对民主派行施幕后压力，藉以补足对资产阶级的压力。***住在国外的那一部分中央委员会，与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编辑部，本是党的精神中心。列宁，以季诺维也夫为助手，担任了整个的领导工作。最负责的书记任务，系由列宁之妻克鲁泼斯该雅执行的。在实际工作中，这个小小中心依靠着几十名布尔什维克亡命者的支持。大战期间，他们和俄国的隔绝更难忍受了，因为协约国的军事警察把他们的圈套愈拉愈紧。他们如此久待与如此紧张地期待了的革命爆发，竟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英国坚决拒绝予国际主义的亡命者以回俄护照，关于这些亡命者，英国曾经编了一张详细名单。列宁在他苏黎世的笼子里狂怒着，寻找着出路。计划想了百来个，一个个都说过然后又抛开，其中一个计划是用一个聋哑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护照来旅行。同时，列宁并不错失一个时机，要让他的声音从瑞士叫人们听见。3月6日，他经斯德哥尔摩打电报到彼得格勒道：“我们的策略：完全不表信任；不予新政府以任何援助；特别要怀疑克伦斯基；武装无产阶级——这是唯一保障；立即选举彼得格勒市政局；不与其他政党作丝毫接近。”在这指示中，只有说选举代表加入市政局而不是苏维埃这一点，才具有插话性质，而且很快失去了意义；其他诸点，以电报字句的确切性来表示的，已经完全指出了政策的一般方向了。同时，列宁开始将他的《远方来信》送登《真理报》，这些信札虽以零碎的外国报道为依据，却含有对于革命局势之完成的分析。外国报上的消息，使他不久就获得了结论：得到了克伦斯基以及齐赫泽的直接援助的临时政府，正在不无成功地欺骗着工人，且在将帝国主义战争说成为防御战争。3月17日，经过斯德哥尔摩的朋友们，他写了一封警告信道：“我们的党，如果参加于此种欺骗，那将永远辱没自己，在政治上杀害自己。……与其投降于社会爱国主义，我宁愿和我们党内任何人立刻决裂。……”做了这一个表面上并不指明对任何人而发的——但他心目中是指定了人的——威胁之后，列宁严厉地命令道：“加米涅夫必须懂得，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责任，正落在他身上。”此地之所以提出加米涅夫这个名字，因为这是一个政治原则问题。如果列宁心目的有一个实践的战斗问题，那他多半会提到斯大林的。不过正在这些时，即当列宁拼命想经过烟雾弥漫的欧洲，将他紧张的意志传达到彼得格勒时，加米涅夫却在斯大林的合作之下，激剧地转到社会爱国主义方面去。各种计划——化装，假发，外国人护照或假护照——一个个想起了又抛开，因为无法实行。同时，经德国回俄这个主意，却愈来愈具体化了。这计划骇住了大多数亡命者——还不仅是那些爱国者哩。马尔托夫与其他孟什维克，不能决心采取列宁的勇敢行动，继续徒劳地去叩协约国之门。后来，鉴于在鼓动方面因“密封列车”所引起的麻烦，甚至许多布尔什维克也都懊悔起自己之取道德国来了。而列宁则从最初时候起就不曾对这些未来麻烦闭着眼睛。在从苏黎世动身之前不久，克鲁泼斯该雅写道：“当然，爱国家们会在俄国哭叫起来的，但我们一定要准备着这一点。”问题是这样地摆着：或者留在瑞士，或者取道德国。其他道路根本没有。列宁能有一分钟的狐疑吗？正好一月以后，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以及其他的人，都不得不追踪着列宁的足迹了。当这次战时取道敌国的非常旅行着手组织时，表示出政治家列宁的基本特点：观念的勇敢与执行时的仔细预见。在这个伟大的革命家的内部，却还生活着一个迂腐的公证人，——不过这个公证人知道了他自己的作用，他之出来草拟他的文书，乃当该文书许能帮助一种事业，去永远推翻所有此种文书案件之时。取道德国的条件，是非常小心地，在一种缔结于亡命者报纸编辑部及霍亨索伦帝国之间的特别的国际条约上，规定了的。在过境期间，列宁要求享有完全的治外法权：对于旅客的人身，护照或行囊，不得加以任何监视与检阅。在整个旅途中任何人不得踏进车厢（“密封列车”这个名称就是从这里来的）。至于这群亡命客方面，则必须坚决使俄国释放相等数目的德国人与奥匈人的非军事俘虏。他和几个外国革命家，曾共同拟就了一个宣言。“俄国的国际主义者，他们……现在正要动身到俄国去，以便在那里献身于革命事业，他们将帮助我们唤起别国的无产阶级，特别是德国的无产阶级，去反对各自的政府。”由法国的劳里奥（Lorlot）与吉尔波（Gilbeux），德国的保罗·雪维（PaulLevy）瑞士的泼拉顿（Platten），以及瑞典的左派代表等签名的记录稿上，是这样写着的。依据这些条件且采取了这些预防办法之后，三十名俄国亡命者便于3月底离开了瑞士。这个列车，甚至疾驰于战时军车之间，——也是一节具有非常爆炸力的车厢呢。在他对瑞士工人的告别信中，列宁向他们提起布尔什维克派中央机关报在1915年8月所发的宣言：假使革命在俄国使一个共和政府执掌了政权，那政府要继续帝国主义战争，则布尔什维克将反对保卫这个共和的祖国。现在，这种局势业已来到。“我们的口号是：不予古契柯夫——米留可夫的政府以丝毫支持。”说着这样的话，列宁现在踏进了革命的领土。不过临时政府的大员们，可不曾见有恐惧的任何理由。纳博科夫讲述到：“在临时政府3月间的一次会议上，当休息时，在一次关于布尔什维克宣传之继长增高这一问题的长谈中，克伦斯基带着他经常的歇斯底里的傻笑，说道：‘唔，你们等着吧，列宁本人一到，那时才真的开始了……’”克伦斯基是对的：真的只能在那时才开始啊！然而，据纳博科夫说，部长们却看不见有恐惧的理由：“单凭他向德国申请过境这个事实，就已掘毁他的威望到此种地步，竟使我们毋庸怕他了。”诚如人们一般的所信，部长们的观察是很深刻的。对列宁有师友之谊的人，到芬兰去迎接列宁。“我们刚刚走进车厢，坐下来”，那个年青的海军军官，布尔什维克，辣斯可尼可夫写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名——译者）立刻就对加米涅夫说：‘你在《真理报》上写些什么？我们看见了几期，狠狠地骂了你……’”这是他们多年阔别后的会面情形。但这还是一次亲热的会面。彼得格勒委员会，得了军事委员会合作，动员了几千工人与士兵，去对列宁做一次盛大欢迎。一个同情于布尔什维克的装甲车师，因此派出了它所有的装甲车。委员会决定随同装甲车一起上车站去。革命已使人们对这笨重怪物发生了偏好，因它在城市的街道中站在自己这方面，竟是那样的有用。关于在芬兰车站的所谓“沙皇室”中举行的正式欢迎的描写，成为苏汉诺夫那部颇为枯燥的与卷帙繁多的《札记》的最有生气之一面。“列宁戴着一顶圆帽，脸色寒冷，手里拿着一大束艳丽的鲜花，走进了，或简直是跑进了‘沙皇室’。急忙走到了房间中央，他在齐赫泽的前面立停了，仿佛遇到了一个完全意外的障碍物似的。当时，齐赫泽，并不抛弃他原先的忧郁神情，致了如下的‘欢迎辞’，他不但好好地保持着训育教员的精神与文体，而且还保持着他的声调：‘列宁同志，我们以彼得格勒苏维埃，以及整个革命的名义，欢迎你到俄国来……但是我们深信革命民主派目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反对来自国外的一切攻击，保护我们的革命，……我们希望你将和我们共同来追求这个目的。’齐赫泽讲完了。我为这突如其来的事情弄得迷惘了。不过列宁，显然是很知道怎样来应付这一切的。他以这样的神气站着，仿佛所发生的事情，跟他绝不相干：他四下里张望，注视着周围的人，甚至看着‘沙皇室’的天花板，整理着手里的花束，（这跟他整个人物很不调和），然后，简直完全背向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团，这样地回答道：‘亲爱的同志们，士兵们，水兵与工人们。我很荣幸，因为能对你们向胜利的俄国革命致敬，能向你们——国际无产阶级军队的先锋队致敬，……在我们的同志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号召之下，民众掉转他们的武器去反对他们的资本家剥削者这个时机，已经不在远了。……由你们完成的俄国革命，已经开展了一个新时代。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万岁！……’”苏汉诺夫说得对，——那束鲜花跟列宁这个人物不很调和，在事变的严肃的背景中，这束不相宜的鲜花无疑地使他受窘，且使他不安。一般说来，列宁并不爱那札在花束上的鲜花。不过在车站辉煌的客厅里所举行的官方的与虚伪训诫的欢迎，却使他更加不安。齐赫泽本来能演说得比他的欢迎辞还要好些的。在列宁面前，他稍微有点儿胆怯。不过人们一定对他讲过，必须一开始就套住这个“宗派主义者”。齐赫泽的演说既已表示出领导者的可怜水平，后来却还有一个年青的海军军官，起来补充他的演说，他以水兵名义讲话，希望列宁能成为临时政府的一个部长。就是这么着，那个脆弱的，唠叨的，而且还很愚蠢的二月革命，欢迎了这个人物，他怀着一个坚决的愿望来到俄国，要使二月革命的思想与意志校正过来。这几个最初印象，——十倍地增大了他携以俱来的惊惧——在列宁心中早已造成了一种反感，一种难于抑制的反感。他几乎要卷袖而起了！他之不向齐赫泽而向水兵与工人说话，不谈起祖国保卫而说到国际革命，背对临时政府而面向李卜克内西，列宁只把他的全部未来政策，在车站上作一次小小的演习罢了。虽然如此，那个还不雅致的革命，还是把它的领袖立即地与热烈地拥入怀中了。士兵们要求列宁爬到一辆装甲车上去，他没有办法，只得履行要求。正在降临的夜色，使这行列叫人看了特别地惊心动魄。当其他几辆装甲车上的灯光暗下去时，列宁乘着的那辆车上的探照灯，以强烈的光线划破着幽黑。光线从街道的黑暗中，映出一群群激昂的工人、士兵、与水兵，就是这些人完成了那次最大的革命，又让政权从手指缝里漏出了的。沿路军乐队停奏了好几次，让列宁能在新的听众之前，变换着或重复着自己在车站上的演说。“这次凯旋式的行进是威风凛凛的”，——苏汉诺夫说——“甚至颇有象征意义的。”在克希辛斯该雅邸宅，布尔什维克派总部里，在那位宫廷舞姬的缎壁暖窟中，——这个结合一定会使列宁那种老是生动的讽刺觉得有趣的——重新开始来欢迎。这已经是太过分了。列宁以一个不耐的步行人躲在门道底下等雨住的神情，忍受着赞美演说的洪流。他感觉到人们为他的来到而发生了真心欢乐；但他讨厌着，为什么要那样唠叨地表现这个欢乐。单听正式欢迎辞的那种声调，他就觉得是模拟的，装腔作势的，总而言之，是从小资产阶级民主那里借来的，空洞的，感伤的与虚伪的了。他见革命虽不曾确定自己的任务与道路，但已创造了自己的厌烦仪式。他以善意的微笑来作谴责，看看表，有时，一定不能自禁地打了呵欠吧。当最后一个欢迎的回声还不曾消失时，这个非常的客人却已让一条热烈思想的瀑布，崩落在听众们的头上，这思想的声音听起来太像是一阵鞭笞了。那时布尔什维克派还不曾学会速记术。没有一个人记录，大家都太聚精会神于所发生的事。那些演说词不曾被保存下来。只在听者的记忆中留着一般的印象，而连这印象也已经受了时间的改造，加上了狂欢，洗去了惊骇。不过列宁演说给人的基本印象，即令对于他最接近的人，也总是一个惊骇的印象。所有那些习惯了的公式，因一月来的无数次重复而获得了表面上似乎不可动摇的永久性的，都在听众的眼前，一个个炸毁了。列宁在车站上越过那受惊的齐赫泽的头而作的简短的答词，此地却发挥成一篇延长两小时的演说，直接对布尔什维克派的彼得格勒干部而发了。在这次会议上，恰巧有那位无所属的社会主义者苏汉诺夫，以来宾资格参加着，——这是好性儿的加米涅夫让他进来的，——虽然列宁不能忍受这样的宽容。幸亏这，我们对于列宁与彼得堡布尔什维克派的首次会议，能有一篇由观察者所作的半仇视半热情的描写。“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次雷响似的演说，它不仅对于我，这个偶然落入其中的异教徒，而且对于所有信从者，也是震惊的与骇异的。我敢断定：那里面没有一个人曾预料到这种事情。仿佛所有的自然暴力与普遍破坏的精灵，从各自的魔窟里升起来了，它们既不知有障碍或疑惑，也不知有人的困难或人的顾虑，它们在克希辛斯该雅邸宅的宴会厅里，在着魔的门徒们的头上翱翔着。”苏汉诺夫的所谓人的顾虑与人的困难，主要乃是指《新生命报》编辑部，在与马克沁·高尔基啜茗之余所感到的犹豫而言。列宁的顾虑却要深刻得多。在宴会厅里翱翔的不是狂暴的自然力，而是人的思想，不是思想在自然力之前惊惶失措，而是在企图了解它们，以便控制它们。不过这都没有关系——反正那印象是最清楚地转述了的。据苏汉诺夫报告，列宁说：“当我和同志们一起到此地来时，我想，我们是会被人从车站直接解往彼得·保罗狱堡去的。现在看来，我们仿佛离此还远。不过让我们不要放弃这个希望吧，这是会发生的，我们逃不了它。”那时，在别人觉得，革命的发展即等于民主主义的加强；而在列宁看来，最近的前途要笔直地引向彼得·保罗狱堡。这似乎是一种恶毒的玩笑。但列宁决不想开玩笑，革命也和列宁一样地不想开玩笑。“他抛弃了用立法方式来实行的土地改良”，苏汉诺夫抱怨着，“连带也抛弃了苏维埃的一切稳健政策。他主张农民用一种有组织的方法来夺取土地，不必等待……任何政权。”“我们不要议会制的共和国，我们不要资产阶级的民主，我们除了工人、士兵、与贫农代表的苏维埃之外，不要任何政府！”同时，列宁又决绝地将自己与苏维埃中的多数派分开，将他们列于敌人的营垒中。“在那些时候，只要这一点就已够使他的听众弄得头晕眼花了！”“只有齐美尔瓦尔得左派卫护着无产阶级利益与世界革命”，——苏汉诺夫愤愤然转述着列宁的思想。“其他的人——还是那几个只会说漂亮话而实际上……出卖社会主义与工人群众利益的机会主义者。”辣斯可尼可夫补充苏汉诺夫的话道：“他坚决地攻击在他回国前由党的领导集团与个别同志所执行的策略。那时在场的，有党的最负责的工作人员。但伊里奇（列宁名——译者）的演说就连对他们也是真正的启示呢。这篇演说在昨天的策略与今天的策略之间，掘下了一条罗别康河[2]。”不过我们将会看到，这条罗别康河可不是一下子便掘成了的。关于演说，并不曾举行讨论，因为大家都太过分惊骇了，每个人都想有一个机会来集合一下思想。“我出来走到街上”，苏汉诺夫作结论到：“怀着这样的感觉，仿佛在那一夜里，人们拿打麦枷来连连在我头上敲打。只有一点是清楚的：我这个无所属的人，和列宁是走不到一条路上的！”当然咯！次日，列宁把他的观点作成一个短短的书面说明，提交给党，取名为“四月四日提纲”，这是革命中最重要的文件之一。提纲用人人了解的简单文句，表示着简单思想：从二月革命发生出来的共和国不是我们的共和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战争不是我们的战争。布尔什维克派的任务，在于推翻帝国主义的政府。但这政府依靠着社会革命党人与孟什维克派的支撑，这两种人又得到民众信任的支撑。我们是居于少数。在这种情形下，从我们这方面来发动武力是谈都谈不到的。我们一定要教群众不要相信妥协派与保卫祖国派。“我们一定要耐性地解释。”这个政策的成功，由于整个局势使然，是有保证的，他的成功将使我们走上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超出了资产阶级政制的范围。我们将绝对与资本相决裂，公布它的秘密条约，且号召全世界工人与资产阶级决裂，消灭战争。我们正在开始进行国际革命。只有国际革命的成功才能巩固我们的成功，并保证我们之得能转入社会主义制度。列宁的提纲，是以他个人名义，且仅以他的名义公布的。党的中央机关对这提纲表示仇视，那仇视只因各人心中惶惑不定，才算不曾具有强硬性质。没有谁——没有一个团体，没有一派，也没有一个人，——跟在他后面签名。甚至那和列宁一起回国的季诺维也夫，十年来他在列宁直接的与日常的影响之下形成了思想，竟也悄悄地走了开去。这个离去，对于先生倒非意外，他知道这个最接近的学生是太清楚了。假使加米涅夫是一个宣传家与通俗家（即能将高深理论通俗化者——译者），那末季诺维也夫便是一个鼓动家，甚至依列宁的说法，“仅仅是一个鼓动家”。要想成为一个领袖，他首先欠缺着责任感。但还不仅是这一点呢。因为缺少内心的纪律，他的心智完全不能做理论工作，他的思想融解在鼓动家的无定形的直觉中。幸亏有一种非常快的嗅觉，他能凭空抓取为他所需要的一些公式，——这些公式能对群众发生最有效的影响。无论就政论家或演说家而论，他总还是一个鼓动家身份，唯一的差别只是：在他的文章中你常常看到他的短处，在他的演说中则常能见到长处。虽然在鼓动中，季诺维也夫比任何其他的布尔什维克远较勇敢与放肆，但他甚至比加米涅夫更不能作革命的发动。他和所有的阴谋煸动家一样，是不坚决的。从派别的争辩场转入到直接的群众斗争场时，季诺维也夫几乎是不由自主地离开了自己的导师。***最近几年中，曾有不少企图，想证明四月间的党内危机，乃是转瞬即逝的，几乎是偶然性的一种混乱。这些企图只叫一经与事实相印证，完全土崩瓦解了。[3]单是我们所已知的，党在三月间的活动，即已暴露出列宁与彼得堡领导机关间的一种最深刻的矛盾了。正当列宁来到时，这矛盾达到了它的最紧张点。与八十二个苏维埃代表所举行的全俄大会（加米涅夫与斯大林在那里投票赞成社会革命党人与孟什维克派所提出的关于政权的决议案），同时，彼得格勒举行着来自全俄的布尔什维克党大会。为要估计党的情绪与观点，更正确些说，为要估计它上层分子从战争中发生的情绪与观点，这次大会是值得非常注意的。列宁正当大会告终时来到俄国。人们读了那些至今还不曾公布的记录，往往会引起怀疑：难道由这等代表所代表的党，七个月后能以铁手拿取政权的吗？暴动之后已经过了一月，——这无论就革命或战争而论，都是一个长久时期了。然而，在党内，竟连对最基本的革命问题都还不曾确定态度。魏廷斯基与哀里亚夫之流的极端爱国家们，与那些自命为国际主义者的人共同参加着大会。公开的爱国家的百分比，虽较孟什维克派中的为少，但仍旧是很大的。整个大会不曾给自己解决了这个问题：跟本派的爱国家们分裂呢，还是与孟什维克派的爱国家们联合起来？在布尔什维克大会的一个休会期内，举行了布尔什维克派与孟什维克派——苏维埃大会代表——的联席会议，借以讨论战争问题，最狂热的孟什维克派爱国家里倍尔在那次大会上宣布道：“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间的老分界线应该消除了，只应该说我们对战争的态度。”布尔什维克魏廷斯基立即声明他准备在里倍尔的每一个字之下签名。所有这些人，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爱国家与国际主义者，都在寻找着一些对战争的共同公式。布尔什维克大会的观点，在斯大林所作的关于对临时政府的关系的报告上，无疑地找到了它们最适当的表示。这儿必须把这篇演说的中心思想介绍一下，这演说和所有的报告一样，都一直到现在还不曾公布，“政权已由两个机关分享了，这两个机关没有一个拥有全部政权。两者存在——也应该存在——争论与互斗。两者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工人代表会与士兵代表会已把革命改造的实际创举把握在手中，它们是起义人民的革命领袖，也是监督临时政府的机关。临时政府的事实角色，在于巩固革命人民取得的政治成果。工代会与兵代会动员（群众）力量，监督临时政府——（这个政府）一面固执己见、同时却也颠三倒四地巩固人民已取得的实际（革命）成就。这一形势有消极一面，也有积极一面。加快与资产阶级及相近阶层的分裂进程，来加速革命事件（的进程）的做法，对我们不利。当然，我们知道这些阶级与阶层以后一定离开我方阵营。”[4]报告人超于阶级之上，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相互关系，描写成简单的分工。工人与士兵完成革命，古契柯夫与米留可夫则“巩固”革命。我们在这里认出了孟什维克派的传统观念，它是从1789年事件（即法国大革命——译者）不正确地抄袭过来的。这种监督员式的历史过程观察法，恰恰为孟什维克派的领袖们所特有，它将训令交给各个阶级，然后以保护者的态度批评各阶级对这些训令所执行的成绩。所谓加速资产阶级脱离革命是不利的这一个思想，从来是一切孟什维克派政治家的最高原则。其实这意思只是：使群众运动的锋芒变钝，力量减弱，以便不吓唬着自由派的同盟者罢了。最后，斯大林关于临时政府的结论，完全与妥协派模棱两可的公式相符：“只当临时政府巩固着革命的步骤时，我们才给它以支持；倘使它反革命了，——则不可给临时政府以支持。”斯大林的报告是在3月29日做的。次日，苏维埃大会的正式发言人，这个无所属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史铁克洛夫，替这同样的有条件支持临时政府的立场作辩护。在他演说的热情横溢中，他将这批革命“巩固者”的活动描写成这样一幅图画：他们反对社会改良，倾向帝制，保育反革命力量，具有侵略的贪欲——竟使布尔什维克派大会对支持的公式，惊而却步。右翼布尔什维克诺更声明道：“史铁克洛夫报告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新思想：我们现在应该谈的显然是反抗而不是支持了。”史克立泼尼克也得出同样结论：自从史铁克洛夫报告以后，“许多事情已经改变了：不应再谈什么对政府的支持了。临时政府正在进行阴谋反对民众与革命。”早一天曾将政府与苏维埃间的“分工”描绘成一幅牧歌似的图画的斯大林，也觉得非把关于支持这一点取消不可了。“只当如何，才能如何”地拥护临时政府呢，还是只拥护临时政府的革命行动呢？围绕着这个问题，发生了一次短短的与不深刻的争论。萨拉托夫的代表华里西里也夫不无理由地声明道：“对临时政府的态度，大家都是一样的。”克勒斯丁斯基把立场规定得更清楚：“在实际步骤上，斯大林与魏廷斯基之间并无不同之见。”虽然魏廷斯基于大会之后，立即变成了孟什维克，但克勒斯丁斯基的话总不甚错：因为斯大林虽取消了对于支持的公开提及，但没有把支持根本取消。企图在原则上把这问题提出来的，只有克拉西可夫一人，他是此种老布尔什维克之一：他们许多年来脱离了党，而现在则重载着人生经验，企图回到党的队伍中来。克拉西可夫不怕抓住要点，他带着讽刺口气问道：你们不是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吗？大会却不理会讽刺，同时也不理会这问题，仿佛它并不值得注意似的。大会决议号召革命的民主派敦促临时政府“进行最有力的斗争，以便完全消灭旧制度”，这就是说，它派无产阶级政党去充当资产阶级的女管家这个角色。次日，策列铁里关于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两派统一的提议，由大会讨论。斯大林完全同意这个提议：“我们应该进行。关于统一的基础，我们必须确定我们的提议。也许可以照齐美尔瓦尔得——昆塔尔[5]的路线实行统一。”当初因《真理报》采取了太激进路线而被加米涅夫与斯大林撤去该报编辑职务的莫洛托夫，起来发言反对：策列铁里想联合不同性质的各种分子，他本人也自命为齐美尔瓦尔得派；依照这样路线来统一是不正确的。但是斯大林固执己见，说道：“不要想得太远，不要预言可能发生的不同意见。本来没有不同意见，便没有党的生活。我们将在同一个党内根本除去那些细微的不同之见。”在大战的几年中，列宁的所进行的整个反对社会爱国主义及其和平主义假面具的斗争，就这样毫不在乎地被斯大林一笔勾销了。1916年9月间，列宁以特殊的坚决态度经希里亚泼尼高夫写信给彼得格勒道：“调和与统一，对于俄国工党乃是一件最有毒的事，这不仅是愚蠢，而且将使党趋于毁灭。……我们只能信赖这些人，即信赖那些已懂得了统一思想的整个欺骗，且懂得了绝对必须与此类弟兄们（齐赫泽之流）分裂的人。”这一警告并不曾被人了解。与策列铁里，即与苏维埃联盟的领袖们的不同意见，在斯大林看来仿佛是细微的事，是能够在同一个党内“根本消除”的。这一个思想标准，使我们最能估量当时斯大林本人的观点。4月4日，列宁出席党的大会。他那解释“提纲”的演说，对于大量工作所发生的影响，恰似一个教师的湿润海棉，将那些糊涂学生们在黑板上乱写的一切统统揩去一样。“为什么不夺取政权呢？”——列宁问。在不久以前举行的苏维埃大会上，史铁克洛夫曾糊里糊涂解释了放弃政权的理由：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这是第一个阶段，——战争，以及其他原因。“这是胡说八道”，列宁声明道，“问题在于无产阶级还不够觉醒与他们的组织还不够好，这是应该承认的。物质力量是操在无产阶级手里，但资产阶级是意识清醒的与准备妥善的。这是一个可怕的事实，但这事实必须公开的与直接地承认，而且要向民众声明：我们所以不曾夺得政权，因为我们还没有组织好与意识不清明。”从伪客观主义的平面（那后面躲藏着政治投降派）上，列宁将整个问题移转到主观平面上来。无产阶级在二月间之所以不曾夺得政权，因为布尔什维克党还担当不起客观任务，且不能阻止妥协派在政治上利用民众以为资产阶级谋利。在前一天，克拉西可夫律师以挑战口气说过：“假使我们以为现在已到了实施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那就应该这样提出问题。实力，即是说夺取政权的力量，无疑是在我们方面。”主席当时取消了克拉西可夫的发言，理由是：现在问题是关于实际任务，所以不讨论专政问题。但是列宁以为，唯一的实际任务，却正是关于准备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呢。他在提纲中说：“俄国目前的特殊情形，在于由革命的第一阶段转入到第二阶段，第一阶段因为无产阶级在意识上组织上的欠缺，将政权交给了资产阶级，而第二阶段则应该是将政权交给无产阶级与农民中的最贫阶层之手。”大会跟在《真理报》之后，将革命任务限于民主性的变革，而此种变革则应由立宪会议加以实施。与此相反；列宁声明道：“生活与革命将使立宪会议退居于次要地位。无产阶级专政是存在着，不过大家都不知道对它该怎样办。”代表们面面相觑。窃窃私语道：伊里奇在外国住得太久，没有好好地观察，没有懂得实情。可是斯大林关于政府与苏维埃间贤明分工的报告，却永远淹没在不再回来的过去中了。斯大林本人沉默了。从今以后，他将长期间沉默着。只有加米涅夫一人将出来保护自己的立场。还在日内瓦时，列宁早就在信里警告过：不论谁，如果在战争、沙文主义、与和资产阶级妥协诸问题上表示让步，他就准备跟他决裂。现在，他与党的领导层当面相见，乃向全线开始了攻击。不过在开始，他没有提到布尔什维克中任何一人的名字。假使他需要替欺骗与不彻底这些行径，找一个活模型，那他就用手指指着那些非党员，如史铁克洛夫或齐赫泽等人。这是列宁的惯用方法：不把任何人过早地钉在他的立场上，以便那些谨慎者能及时退出战斗，就此一下子能减弱他未来的公开敌人的力量。加米涅夫与斯大林以为士兵与工人在二月之后参加战争，就是保卫革命。列宁以为士兵与工人的参加战争，还与先前一样，是为资本所强制的奴隶。列宁把反对者的范围弄得狭隘了一些，说道：“甚至我们布尔什维克派，也对政府表示信任。只有拿革命发出来的炭酸毒瓦斯才能解释这个现象。这是要毁灭社会主义的……如果是这样，我们便走不到一块儿。我情愿居于少数。”这不单是演说中的一个恫吓。它显然又是一条彻底的思索了的道路呀。没有提到加米涅夫，也没有提及斯大林，但列宁不得不提起报纸：“《真理报》要求政府放弃侵略。要求资本家的政府放弃侵略——这是胡说，是令人吃惊的一种嘲笑。……”抑制着的愤懑，此地是以高音符迸发出来了。但演说家立刻控制了自己：他想说的不会少于所必需，但也不会多于所必需的。附带的，偶然地，列宁给革命政策下了一个无与伦比的规律：“当群众说，他们不要掠夺，我相信他们。当古契柯夫与李沃夫说，他们不要掠夺，那他们是骗子。当一个工人说，他想保卫国家，他是说出了一个被压迫者的本能。”这个思想标准，如果以正确的名字来称呼它，那似乎跟生活本身一样地简单。不过要及时地以正确的名字来称呼它，却就难了。关于苏维埃《告全世界民众书》这个宣言，——当时这宣言曾使自由派的《言语报》说它是以协约各国所共同的思想来发挥了和平主义这个命题的，列宁则把这意思表示得更加明确了：“俄国与协约各国不同的一点，就是它以阔大的步子，飞快地从野蛮暴力转入到最微妙的欺骗。”关于那宣言，斯大林写过这样的话：“这个告民众书如能达到（西欧）广大的群众中，无疑能使千百万工人们重新记起那业已忘却的口号：‘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列宁反对道：“在苏维埃的告民众书中，没有一个字是渗入了阶级意识的。只是些十足的废话。”家中自造的齐美尔瓦尔得派用以自傲的那个文件，在列宁眼中，不过是“最微妙欺骗”的武器之一。在列宁来到之前，《真理报》根本不曾提起过齐美尔瓦尔得左派。说到国际，则不指出是哪一个国际。列宁称它为《真理报》中的“考茨基主义”。他在党大会声明道：“在齐美尔瓦尔得与昆塔尔，中派占了优势……我们声明组织左派，与中派决裂……左派齐美尔瓦尔得的倾向，现在已存在于世界各国。群众应该知道社会主义运动已在全世界发生分裂了……”在这以前三天，斯大林就在这个大会上声明准备以齐美尔瓦尔得与昆塔尔为基础，即在考茨基主义的基础上，消除与策列铁里间的不同意见。列宁说：“我听说在俄国进行着一种统一倾向，要跟祖国保卫派妥协，这是对社会主义的叛变。我想像李卜克内西那样一人孤立着，倒还好些。以一挡百！[6]”叛变社会主义这一个斥责，——现在还不曾指出名字，——在这里不单单是一个强烈字眼：它完全表示出列宁的对那些向社会爱国主义者伸出指头的布尔什维克的态度。与斯大林认为能与孟什维克统一的主张相反，列宁认为再和孟什维克同处在社会民主党这个名义之下都是不允许的了。他说道：“我以个人名义，提议更改党名为共产党。”“以个人名义”——这就是说，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大会的参加人，同意这个与第二国际根本决裂的象征姿态。“你们害怕叛离旧的记忆吗？”演说者对那些惶惑的、糊涂的、与一部分愤懑的代表们说。不过“替换衬衣”的时候已经到了，“我们必须脱去那件脏衬衫，穿上一件干净的。”然后他又坚持说：“不要系住在那个彻底腐败的旧名字上。你们要建立一个新党，……所有的被压迫者会走向你们的。”鉴于那尚未开始的任务之巨大，又鉴于他自己队伍中的思想混乱，演说者痛感宝贵时间之无意义地浪费在会议、欢迎与陈套的决议上之可惜，于是他似哽在喉地喊道：“再不要玩那些欢迎与决议了！这是开始来干事的时候了，应该转到实际的与清醒的工作上去！”一小时后，列宁不得不在事先决定举行的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两派的联席会议上重复他的演说，在此地，大多数听众觉得他的演说乃是某种介于嘲笑与梦呓之间的东西。最谦卑的人耸耸肩。此人显然是从月亮里掉下来的：去国十年，如今刚刚走下芬兰车站的石级，却就宣讲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福音了。爱国主义中脾气比较差点儿的，就提起了那辆密封火车。史丹开维奇证明道，列宁的演说使他的敌人们大为欢喜：“能说这种蠢话的人是不危险的。他已经来到，却是一件好事，现在他全身暴露出来了……现在他自己推倒了自己。”然而列宁的演说，具有革命执着的全盘勇气，具有不变的决心，——甚至要和那些倘不能与革命按步齐进的多年同志与伙伴相决裂——它的各部分都是相互平衡的，所以它充满了深刻的现实主义与无误的群众感情。正因为此，这演说在民主派看来该是疯狂式的浮面观察了。布尔什维克派在苏维埃中占着极小的少数，而列宁则梦想夺取政权。难道这不是冒险主义吗？不是的，在列宁式的问题提出法中，没有丝毫冒险主义。他对广大群众中存有“真诚”保护主义情绪这一事实，没有一分钟闭上了眼。他既不想消失于群众之中，也不想背着群众而行动。“我们不是江湖骗子，”他事先批驳着将来定会发生的反对与斥责道，“我们应该只以群众的意识为基础。假使我们甚至非居于少数不可，那就居于少数吧。在一个短期间放弃领导地位倒是值得的，不要怕居于少数。”不要怕居少数，——即令像李卜克内西似的，以一挡百！——这是那篇演说的主要思想。“真正的政府是工人代表苏维埃……在苏维埃中，我们的党是少数……什么事情都不能做！我们所能做的只是耐心地，固执地，有系统地解释他们的策略的错误。只叫我们居于少数一天，我们便进行批评工作一天，以便使群众从欺骗中解放出来，我们不想群众凭我们的话来相信我们。我们不是江湖骗子。我们希望群众能凭着经验，从自己的错误中解脱出来。”不要怕居少数！并不是永远少数，不过是暂时罢了。布尔什维克派的时钟就会鸣的。“我们的路线将证明是正确的……一切被压迫者将走向我们，因为战争将使他们走向我们。他们没有其他出路。”苏汉诺夫讲道：“在联席会议上，列宁是分裂精神的活的化身。……我记得波格丹诺夫（一个出名的孟什维克）坐在离演说台有两步之遥的去处。他打断列宁的话道：‘反正这是梦呓。这是疯子的梦呓……’他的脸色因愤怒与轻蔑而变得惨白，转身向着听众喊道：‘你们对这种滔滔不绝的胡说拍掌是可耻的，你们在丢自己的脸！好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过去做过布尔什维克派中央委员的戈尔登堡，那时是一个无所属的人，在辩论中，他用如下煞抹一切的话来批评列宁的提纲：“巴枯宁在俄国革命中的位置已空了许多年，现在给列宁占去了。”社会革命党人秦情诺夫事后回忆道：“他的政纲那时所遭到的，讥笑多于愤怒。因为大家都觉得这政纲是那样地荒唐与那样地随意虚构。”那天晚上，在“联络委员会”的走廊上，有两位社会主义者与米留可夫谈话，牵扯到了列宁。史高倍列夫形容他是“一个完全完结了的人，已站在运动之外”。苏汉诺夫同意史高倍列夫的估计，不过又加添了一点：“列宁为人人所憎恶到这个地步，以致他现在便是对于我的对话人米留可夫，都已完全不危险了。”不过，这次谈话中角色的分配，恰恰依照着列宁的公式：社会主义者保障着自由派的心地和平，使他不受着布尔什维克派许会叫他遭到的困扰。列宁已被认为一个蹩脚马克思主义者这一谣言，甚至传进了英国大使的耳中。布哈南写道：“在新近来到的无政府主义者中，有列宁在内，他是乘在一辆密封火车中取道德国而来的。他第一次公开出席社会民主党的大会时，不受欢迎。”在那些日子，对列宁的态度比谁都更加谦恭的，也许是克伦斯基了，他在临时政府的官员中突然地说道，他一定要去看看列宁。大官们惶惑地问其所以，他就回答道：“哦，他住在一种完全孤立的空气中，他一点都不知道，他透过那个疯狂的色彩的眼镜来看一切事物，在他的周围，没有一个人能多少帮助他去估量目前所发生的事情。”这些话有纳博科夫作证。不过克伦斯基却总不曾找到空闲时间，去指引列宁估量目前所发生的事情。列宁的四月提纲不仅引起了他的反对者与敌人们的迷惑的愤慨。它还使许多老布尔什维克转向到孟什维克派营垒中，或倒身托庇于高尔基报纸周围的中间派去。这个裂痕并无严重的政治意义。比较更加重要到无数倍的，却是列宁立场所予党的整个领导层的那个印象。“在他来到后的最初几天内”，苏汉诺夫写道，“他在所有自觉的党内同志中的完全孤立，那是丝毫不能怀疑的。”社会革命党人秦情诺夫证实道：“甚至他一党的同志，布尔什维克派，那时也惶惑地离开了他。”写这些话的那两个人，每天在执行委员会中和布尔什维克派的领袖们见面，他们所说的消息是直接得来的。不过从布尔什维克派自己队伍中，也可以得到不少此类同样证词。后来戚洪回忆道：（不过他和大多数在二月革命中跌倒了的老布尔什维克一样，将色彩弄得极其和缓的，）“当列宁的提纲出现时，我们党内感觉到某种动摇。许多同志指摘列宁具有工团主义倾向，说他远离了俄国，又说他没有把目前这时机加以考虑”，等等。在外省工作的著名布尔什维克领袖之一，列贝德夫写道：“当列宁来到俄国时，他的鼓动，开始甚至对于我们布尔什维克，也都是完全不能了解的，仿佛是乌托邦的，且以他的长期离开俄国生活来解释的。可是逐渐为我们所接受了，而且，竟可以说，渗进到我们的血肉中了。”彼得格勒委员会与列宁欢迎会组织者之一——查列志斯基，则把意思表示得更加直接：“列宁提纲所造成的印象，像一个炸弹爆裂。”查列志斯基完全证实：列宁受到了如此热烈与动人的欢迎之后，却处在十足孤立地位。“在那一天（4月4日）列宁同志甚至在我们队伍中也找不到一个公开同情者。”不过更重要的却是《真理报》上的证词。4月8日，即提纲公布后之4日，那时《真理报》的编辑部已有足够时间来充分解释并相互了解了，它写道：“讲到列宁同志的一般计划，我们觉得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计划以承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业已完结为出发点，且指望着此次革命之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样地，党的中央机关报在工人阶级及其仇敌之前，公开声明关于革命的基本问题，即为布尔什维克派干部所长年准备的革命的基本问题，与那公认的党领袖相分裂了。只此一点，已足以显示出党在四月间因两条不可调和的路线冲突而发生的危机的深度了，不克服这个危机，革命是不能前进的。[1]JeanLonguet，法国社会党领袖，马克思的外孙，大战时采取动摇立场，动摇于和平主义与拥护战争之间；1920年法国社会党大会后，他也反对共产主义者，参加第二半国际。——译者。[2]Rublcon河，在意大利，罗马凯撒时代意大利本部与凯撒所领之GaliaGisalpina，以此河为界。凯撒曾决心率师渡此河以攻Pompey，故普通所谓“渡罗别康河”，有断然处置之意，惟此地含义则犹中文中的“鸿沟”。——译者。[3]在由包克洛夫斯基教授主编的两卷大的集体著作：《十月革命史概论》（第二卷，1927年莫斯科版）中，有一个姓巴雅夫斯基的，关于四月间的“混乱”写了一节辩解性的文字，他那样无礼地处理事实与文件，如果不是孩子式的无能，那可以称之为厚颜无耻的。——原注。[4]本段译文有修订。斯大林革命阶段论的细腻论述，承认“需要建立自己的政权”，但前提是积攒力量，不要过早与资产阶级分裂，要让资产阶级“在群众眼中失去信用”，然后“我们就上台”。这些论述表面看，至少“积攒力量”一段，甚至也是对的，因为1917年春到秋，正好是一个列宁派领导的有组织工人不断壮大力量，不断获得新同盟者——农民和士兵——的过程。但这一论述，以及一切类似的机会主义立场，都把壮大力量首先取决于如何不激怒有产阶级，从而得出合乎自身逻辑的“不能公开揭露有产政府的性质”、“不能任意扩大工农武装”、“不能一味地压制资本家”，而最重要的是回避通过苏维埃使工人学会更好地组织起来、更清楚地看到夺取政权的必要、更多积攒管理经验，等等。－L.X[5]1916年4月24-30日，部分国际社会主义者在瑞士的昆塔尔（Kiental）村召开代表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如何结束战争以及争取怎样的和平。列宁在会上提出建立新的工人国际、只有社会主义能带来长久和平等观点，但未被会议多数接受。会议发表《关于和平问题的决议》和《昆塔尔宣言》，比齐美尔瓦尔得会议进一步阐明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思想，但未指明社会革命是终结帝国主义战争的唯一真正出路。－L.X[6]原译文：一个人反对一百另十人。－L.X<<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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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统治集团与战争<<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第十四章统治集团与战争临时政府与执行委员会，想怎样来对付战争与军队呢？首先得了解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策，因为它演奏着第一把小提琴。照外表看，自由派的战争政策仍旧是进攻的，爱国主义的，掠夺的，不可调和的。事实上，它却是自相矛盾的，背信破约的，而且很快就成为失败主义的了。罗将柯在事后写道：“假使不曾发生革命，战争也同样要失败，而且极可信的会签订单独和约。”罗将柯的意见素不以独立性见称，但正因为此，它表示了自由派保守分子的执中意见。禁卫军各营的暴动所预告了占有阶级的，不是国外的胜利，而是国内的失败。自由派最不能在这一点上存着幻想，因为他们事先见到了危险，且曾尽可能进行斗争来反对这个危险。米留可夫那种意外的革命乐观，即把革命解释成走向胜利的一个阶段，这在实质上乃是绝望挣扎的一个最后资源。和战问题之于自由派，差不多早已不再成为独立的问题了。他们觉得，他们将不能利用革命来进行战争。在他们面前，升起了另一个更迫切的任务，就是要利用战争来反对革命。关于战后俄国国际地位的许多问题，有如：旧欠与新债，资本市场与销售市场；现在当然还置于俄国资产阶级的领袖之前。但直接决定它的政策的并不是这些问题了。今天的事情并非要替资产阶级的俄罗斯保证一些最有利的国际条件，而是要拯救资产阶级制度本身，即使以俄国之更加削弱为代价，亦在所不惜。“首先得恢复健康”，受了重伤的阶级说，“然后才来把事情弄上秩序。”恢复健康的意思，就是要镇压革命。资产阶级只有保持战争的催眠状态与沙文主义[1]的情绪，才能与群众，首先与军队，维持一种政治联系，借以反对那所谓革命的加深者。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把这承继自沙皇时代的战争（它的同盟者与目的都还照旧）对人民说成为一种新战争，是革命胜利与希望的一种保卫。如能做到这一点，当然是值得的。但是怎样做到它呢？自由派坚决地想把昨天用以反对拉斯布丁私党的那个爱国主义舆论组织，全部掉转来反对革命。他们既然不曾救住皇朝这个反对人民的最高法庭，那就更加要拉住同盟者了，因为在战争时期，无论在何种场合，协约国总是一个最有力的控诉法庭，它比俄国皇朝从来所能发挥的裁判力还要无比地强些。继续战争，就能使他们有理由来保持军事的与官僚的旧机关，延宕立宪会议，使革命的全国屈服于前线，即屈服于与自由资产阶级联合的将军团。一切内政问题，首先是土地问题，以及所有的社会立法，都要拖延到战事终结，而这又要拖延到自由派并不相信的战争胜利。消耗敌人的战争，变成为消耗革命的战争了。这也许不是一个完成的计划，并非事先想好，也不曾在正式会议上讨论过的。不过并不必要。反正那计划是从自由派过去的全部政策，且从革命造成的环境中必然发生出来的。米留可夫既被逼走上了战争道路，自无事前拒绝参加分赃之理。因为协约国获胜的希望还是十分真实，况且自美国参战之后，这希望就异常地增大了。诚然，协约国是一回事，俄国又是一回事，俄国资产阶级在几年之间，学习到一点东西，它懂得由于俄国经济与军事上的荏弱，协约国便是战胜了中欧诸帝国，其势也必然是对俄国的胜利，因为无论如何，俄国将来从战争中出来，一定是被打溃的与减弱的了。但自由派帝国主义者故意决心对这前途闭着眼。除此之外，他们实在已无事可为了。古契柯夫公然对他周围的人说，只有奇迹才能救得了俄国，而他，即陆军部长的政纲，也就是由对奇迹的希望来造成的。为了国内政策，米留可夫需要有胜利的神话。至于他本人对胜利还相信到何种程度，那是不重要的。不过他固执地断定道，君士坦丁堡非归属于我们不可。在这一点上，他是以他特有的厚颜无耻来行动的。3月20日，俄国外交部长劝协约国大使们出卖塞尔维亚，借以购得保加利亚对中欧诸帝国的叛变。法国大使皱皱眉头，但是米留可夫却坚持着“在这问题上必须放弃感伤主义的思考”，同时，必须放弃他自第一次革命被扑灭以来就宣传了的新斯拉夫主义。恩格斯早在1882年就对倍恩斯坦写过：“所有这些俄国泛斯拉夫主义的鬼话归结到什么呢？归结到君士坦丁堡的夺取——此外无他。”这真不是没有理由的。亲德，甚至被德人收买这一个罪名，昨天还用以反对宫廷近悻党的，今天却变成为反对革命的一把毒刃了。这种论调在立宪民主党的演说与文章中，愈来愈勇敢、响亮、与露骨了。自由派在夺取土耳其的领海之前，却把革命的水源弄脏，且在它的井水里下了毒药。决不是全体自由派领袖们，至少他们并不是一下子，在革命后就对战争问题采取了不可调和的立场。许多人还保持着革命的情绪，憧憬着单独媾和的前途。某些个起领导作用的立宪民主党人，事后曾以十分坦白的态度说到这一点。纳博科夫，据他自己承认，已经在3月7日，还跟政府人员谈到单独媾和。某几个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曾共同企图对自己的领袖证明战争持续之不可能。据诺尔特男爵说：“米留可夫以他特有的冷静的明确态度，说明战争目的必须达到。”当时接近于立宪民主党的阿列克谢耶夫将军，赞成米留可夫，断定“军队是能够恢复起来的”。这个造成灾难的谋士，显然以为恢复军队乃是他的天责呢。自由派与民主派中的某些人，比较天真些的，不懂得米留可夫的路线，以为他简直是同盟者的忠贞骑士，是协约国的堂吉诃德先生[2]。那是怎样的一种糊涂见解啊！当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之后，米留可夫毫不犹豫便动身到德国人占领的基辅去，向霍亨索伦政府卖身投靠，诚然那政府并不曾急忙地就接受了他的投效。当时米留可夫的最贴近目的，乃是为要同布尔什维克斗争，去获取德国黄金，这宗黄金的鬼影，他不久以前曾想用以辱没革命的。1918年米留可夫对德国的申请，和他在1917年头几月中摧毁德国的政纲一样，在许多自由派人士看来，同样是不能了解的。但这不过是同一块徽章的两面罢了。米留可夫之准备背弃同盟国，和他以前之准备背弃塞尔维亚一般，并不曾背离他自己，也不曾背离他自己的阶级。他执行着同一个政策，如果这政策看来觉得丑陋，那不是他的罪过。在沙皇制度下试探着单独媾和的道路借以避免革命；要求作战至最后胜利，以便对付二月革命；后来又谋与霍亨索伦勾结来推翻十月革命——米留可夫同样地忠于有产阶级的利益。假使他终于不曾帮助这些阶级，每次都在新的墙壁上撞碎了脑袋，那只是因为他的主人业已陷在死巷中之故。在革命后的最初一个时期中，米留可夫所特别需要的，就是敌人的一次进攻，德国人对准革命脑壳的一顿好打。但是不幸得很，3月与4月，由气候的观点来看，在俄国前线作大规模行动是不利的。而更重要的，则因为德国人自己的处境愈来愈困难了，所以经过很大犹豫之后，便决定让俄国革命去自生自灭。只有李心琴将军，（德国将军——译者）当3月20日与21日，在史刀霍特河私自有所发动。他的胜利吓怕了德国政府，同时却使俄国政府欢喜。总司令部在沙皇时代常无耻地夸大每一小小的胜利，而现在则以同样的无耻态度，夸大着史刀霍特河上的败北。自由派的报章则亦步亦趋地跟在总司令部之后。他们用以往描写俘虏及战利品的那种同样的笔调，来描写俄国军队不中用与狼狈的情形，以及它的损失。资产阶级与将军们显然已转入失败主义立场了。但李心琴给他的上级官长止住了。前线又站定在春天的泥泞与期待之中。以战争反对革命这一个阴谋，只在一个条件之下才有成功希望，即如果那几个率领着民众的中间政党，肯替自由派的政策起一种传达机作用。自由派是不能把战争思想与革命思想联合起来的；因为还只在昨天，它宣称革命只能使战争溃败。这任务是由民主派来担任。但在民主党之前，“秘密”当然是不能揭穿的。应该不叫他们来参与计划，而用勾子吊住他们。应该利用他们的成见，他们对自己国事见解的自负，他们在无政府之前所感到的恐怖，他们在资产阶级之前那种迷信的拜服，来吊住他们。在最初几天内，社会主义者——为了简短起见，我们不得不用这名词来称呼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竟不知如何对付战争是好。齐赫泽叹着气：“我们从来总是说反对战争，现在我怎能主张继续作战呢？”3月10日，执行委员会决定给法兰次·梅林[3]打一个致敬的电报。左派用这一个小小姿态，企图使他们不很活动的社会主义的良心安静下来。关于战争，苏维埃还是不说一句话。领袖们恐怕在这问题上会与临时政府引起冲突，且使几星期来甜蜜的“联络”发生阴霾。他们同等地也害怕自己队伍中的分裂。他们中间有祖国的保卫派，也有齐美尔瓦尔得派。其中每派都过分估计了相互间的不同意见。其实在大战期中，极大部分的革命知识分子早已经历了一次深刻的资产阶级化的变形。公开的或掩饰的爱国主义，已将知识分子和统治阶级联合在一起，把他们从群众方面拉开了。左派用以自掩的那面齐美尔瓦尔得的旗帜，虽不曾予他们以多大束缚，同时却使他们不曾公然与拉斯布丁私党作爱国主义的团结。但是现在，罗曼诺夫的统治业已推翻。俄罗斯已变成一个民主国家了。俄国那种以各色彩衣嬉戏着的自由，在处于军事独裁之下，为警察严密监视的欧洲的背景中，显得太清楚了。“难道我们不应该保卫我们的革命以反对霍亨索伦吗？”高踞在执行委员会上层的新老爱国家们这样的惊喊着。苏汉诺夫与史铁洛夫型的齐美尔瓦尔得派，不自信地指出战争仍旧是帝国主义性的，因为自由派不是声明过吗，革命应该保证沙皇时早已计划好的侵略？齐赫泽则很烦恼地说：“现在我怎能主张继续作战呢？”但这些齐美尔瓦尔得派既然自动把政权移交给自由派，那末，他们对自由派的政策的反对就只能挂在空中了。经过几星期的动摇与反抗之后，米留可夫计划的第一部分，在策列铁里的合作之下，便很顺利地决定了：这些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蹩脚的民主派，被绑缚在战争的羁轭中，且在自由派的鞭笞之下，想竭尽他们的绵力来保证胜利……保证协约国对俄国，美洲对欧洲的胜利。妥协派的主要作用就是把群众的革命力转接到爱国主义的电线上去。他们一方面努力想重振军队的作战力——这是困难的。另方面他们则企图劝诱协约国政府将来不要从事掠夺——这是可笑的。在这两项努力中，他们都从幻想转入失望，从错误走向耻辱。现在让我们来指出这条路上的头几块路标吧。罗将柯在他短短几小时的尊荣期间，却能发布了一道命令，叫士兵们立刻回营，并服从长官。这命令在卫戍军中引起的愤激，竟使苏维埃不得不以它头几次会议的一次来讨论士兵的前途问题。在几小时的火热空气中，在群众大会般会议的扰攘中，在缺席的领袖无法管束的士兵的直接授命中，产生了这条著名的“第一号命令”。这是二月革命中唯一有价值的文件，是革命军队的自由宪章。它那勇敢的条款，给军队定下了一个走向新路的有组织的出口，这些条款是：由选举方法产生的委员会必须在一切军事部队中成立；士兵应派代表参加苏维埃；在一切政治行动上，士兵应服从苏维埃及自己的委员会；武器应由各团各营的委员会管理，“无论如何不可交给官长”；上班时，应执行最严格的纪律，落差时，则享受完全的公民权；落差时之敬礼与军官官阶概予取消；禁止对士兵的粗暴待遇，特别要禁用不客气的“你”字等称呼。这是彼得格勒士兵们从他们的参加革命做出来的结论。他们能做出别的结论来吗？没有一个人反对它们。当准备这道命令之时，苏维埃的领袖们在为一件比较崇高的事情操心，他们正和自由派进行谈判。这在后来，当他们要在资产阶级与司令部面前辩解时，使他们能以罪行发生时本人并不在场这一答复来推诿。那个很快恢复过精神来的执行委员会，与“第一号命令”同时，又将一份告士兵书送到印刷所去，当作毒药用，这宣言以反对私自审讯官长为借口，要求士兵服从旧军官们。排字匠干脆拒绝排印这个文件。写这文件的民主派，气愤得忘其所以：我们到底往哪里去？不过你如果以为排字匠渴望对军官们实行流血的报复，那是错误的。在他们看来，在革命的次日要求士兵服从沙皇的将军们，总仿佛是开启了一扇走向反革命的门户罢了。当然，排字匠是越了权的。但他们觉得自己不仅是排字匠了。依他们之见，问题是关于革命的头颅的。在这最初几天中，当士兵与工人都为那些重回军队的军官们的命运而极度激昂时，一个接近于布尔什维克派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区际派”[4]以革命的胆气提出了这一个痛苦的问题。他们所发的一个告士兵书说道：“为使贵族与军官不能欺骗你们，你们得挑选你们自己的连排长，营长与团长。只接受那些你们知道是人民之友的军官们。”这一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个完全适合局势的宣言，立刻被执行委员会没收了，而齐赫泽在他的演说中，称之为阴谋挑拨者的行为。由此可见，在予左边以打击之时，民主派是毫不迟疑便限制出版自由的。幸而他们自己的自由也有限得很，因为工人与士兵虽然拥护执行委员会，把它当作他们的最高机关，但在一切重要时机，总会用直接干预来改正领导者的政策的。还不到两天，执行委员会就企图用“第二号命令”来取消“第一号命令”，即声明“第一号命令”只适用于彼得格勒军区。但是徒劳！“第一号命令”是取消不了的，因为它没有新创出一点东西，不过把前后方军队中早已发生的东西加以巩固，并加以承认罢了。便是那些自由派议员们，与士兵们对面相见时，也要利用“第一号命令”来自卫，借以答复问题与责难。但在“大的政治”中，这一道勇敢的命令却成为资产阶级用以反对苏维埃的一个主要口实了。从那时起，常败的将军们在“第一号命令”中，发现了使他们无法摧毁德国军队的的一个主要障碍，关于这道命令的来源，甚至还追溯到了德国！妥协派是不倦地为他们所做的事情道歉，并企图把那从左手溜出来的东西，用右手再拿回去，因而叫士兵们感到惶惑。这时，苏维埃中的大多数下层代表们，则已在要求用选举方法产生军官了。民主派惊愕了。因为找不到更好的论据来反对，苏汉诺夫想拿这个思想来吓唬代表们，就是说，业已接收了他们交去的政权的资产阶级，是不会赞成军官选举的。民主派公然躲藏在古契柯夫的背后。在他们的把戏中，自由派应该占着皇朝在自由派的把戏中所应占的地位。“当我从演说台上下来回到自己坐位上去时”，苏汉诺夫讲道，“一个士兵拦住我的去路，对着我脸子挥拳，愤愤地喊些什么绅士们是从来不曾蒙上士兵的皮，那一类话。”这次“过火行动”之后，我们这位民主主义者完全失去了他内心中的平衡，跑去寻找克伦斯基，只在后者的帮助之下，“问题才算敷衍过去”。这些家伙一无所事，只是在把问题敷衍过去。有两个星期之久，他们竟能假装着没有注意战争。但终于不能再拖了。3月14日，执行委员会将一个由苏汉诺夫起草的宣言草稿提交苏维埃，名称是“告全世界民众书”。自由派报章马上称这文件——联合了左右两妥协派的文件——为外交政策中的第一号命令。不过这个诌媚的批评，却与它所批评的文件同样地虚伪。“第一号命令”是下层群众自己对革命在军队前所提出的问题的一个忠实的答复。而3月14日的宣言，则是上层分子对士兵与工人忠实地向他们提出一些问题之背信的答复。那宣言当然表示着和平的愿望，并且还愿望着不侵略与不赔偿的民主和平。不过早在二月革命之前许久，西方的帝国主义者就已经学会了利用这同一术语了。那时威尔逊准备借以参战的，恰好就是那持久、忠实、与民主的和平啊。那位虔信的阿斯奎司君[5]在国会中做了一个关于侵略的渊博分类，由此可以无疑地得出一个结论来，即凡与大不列颠的利益相冲突的侵略，都是不道德的，所以该受谴责。至于法国外交的本质呢？那就在于使商店老板与高利贷者的贪婪，获得极度博施济众的面貌。苏维埃的文件，我们不能否认它动机之简单真纯，却致命地陷入官方法国那种伪善的故辙中了。宣言答应“坚决保卫我们自己的自由”，反对外国军国主义。法国的社会爱国主义者从1914年8月起，所忙的恰恰就是这件事业。“人民把和战问题的决定权拿在自己手里的时机，已经到了”，宣言上这样说，然而宣言的作者们，却以俄国人民的名义，已正好把这问题的决定权交给大资产阶级了。宣言号召德国与奥匈的工人们，“拒绝当君王、地主、与银行家手中的征略与强夺的工具！”这句话乃是一篇谎言的精髓，因为苏维埃的领袖们无意破裂他们自己与大不列颠与比利时国王，与日本皇帝，与他们本国及协约国的地主与银行家所缔结的联盟。苏维埃的领袖们既把外交政策的领导权，交给了那位不久以前还想变东普鲁士为俄国行省的米留可夫，却来号召德国与奥匈的工人效法俄国革命。他们那种戏剧似的斥责屠杀，一点也改变不了什么，这玩意连教皇都在干。妥协派借助于反对银行家、地主、与君王的影子那种感人的空话时，将二月革命变成为真正君王、地主、与银行家的一个工具。劳合·乔治[6]在他打给临时政府的贺电中，早就估量革命为这样的一个证据，即证明“此次战争在其基本上乃是一个为人民政府与自由而进行的斗争”。3月14日的宣言“在基本上”是劳合·乔治相一致的，且予美国的战争宣传以一个无价的帮助。米留可夫的报纸说得三倍正确，当它写道：“宣言虽以这样典型的一种和平主义格调开始，但它本质上所发挥的思想，却与我们及我们所有同盟者的思想共通。”如果尽管如此，自由派还是不只一次地竭力攻击这个宣言，且法国新闻检查处根本不让它通过，那只因怕那革命的，但尚无信心的群众将予这一文件以自己的解释罢了。宣言为齐美尔瓦尔得派所写，但它表示出爱国主义一翼的原则的胜利。各个地方苏维埃急忙地响应这个信号。“以（国内革命）战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这一口号被宣布为不可允许的。甚至在布尔什维克颇有力量的乌拉尔与考斯脱罗马，也全体一致接受了这个爱国主义宣言。这样，彼得格勒苏维埃中，布尔什维克没有予这虚伪文件以反对，也就不足为怪了。几星期后，已不得不对这汇票作部分的支付了。临时政府发行一种战债，这当然是称之为“自由公债”的。策列铁里解释道：因为政府“一般与整个地”在履行着它的任务，所以民主派应该拥护这种内债。执行委员会中，反对者的票数占三分之一强。但在苏维埃的全体会议（4月22日）上，在全数大约二千票中，只有一百一十二票反对国债。由此，人们有时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执行委员会比苏维埃要左得多。然而这是不对的。苏维埃只是比执行委员会来得诚实些罢了。如果战争是保护革命的，那你就得出钱去继续战争，就得拥护战债。执行委员会并非较为革命些，而是比较会推诿些。它是生存在模棱两可与保留态度之上的。它“一般与整个地”拥护着那个由自己造成的政府，而在“只当如何，才能如何”的形式中，替战争负着责任。这种小鬼计在群众是玩不来的。士兵们不能“只当如何”，才能作战，也不能“一般与整个地”去送死。为要巩固经世为国的思想对于梦想之胜利起见，于是在4月1日，正式任命那个在3月5日曾想枪毙一切宣传“匪帮”的阿列克谢耶夫将军，为全体武装力量的首领。从那时起，一切都秩序井然了。沙皇外交政策的提线人米留可夫，做了外交部长；沙皇时代的军事领袖阿列克谢耶夫，成为革命的总司令。承续关系是完全恢复转来了。同时苏维埃的领袖们却为局势的逻辑所逼，不得不去解开他们自己所编的那只网的活结。官方民主派对于他们自己所容忍与拥护的军官们，害怕得要命，他们不得不以自己的权威来对抗这些军官，同时企图在下级士兵中寻找权威的支持，且尽可能地使那权威与军官们分离。在3月6日的一次会议上，执行委员会认为在各部队与各军事机关中设置苏维埃的特派委员是很好的。这样就在士兵与苏维埃之间建立了一个三重联系：各部队选派代表到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派它的委员到各部队里；最后每部队之首有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委员会，成为苏维埃的一种下层细胞。特派委员们的主要责任之一，就是要监视参谋部与司令官们在政治上之是否可靠。“民主政制在这方面，也许做得比专制政体更加过分”，邓尼金愤慨地说。立刻他又吹牛说，他的参谋部多么巧妙地截留了并交给他看特派委员们与彼得格勒所通的密信。要监视皇党与封建地主——还有比这更加叫人生气的事吗？至于偷窃委员们与政府的通信，那当然是另一回事罗。但不管它在道德上说来究竟如何，而当时军队的统治机构的内幕，却是极其清楚的：每一方都害怕着对方，相互以敌对的态度监视着，他们只因大家害怕士兵才得联合在一起。甚至那些将军们与提督们，不管他们怀着怎样的远大希望与计划，却也清楚地看出：如果没有民主主义的烟幕，事情便没法安定。关于舰队上设置委员会的决议，系由高尔却克拟就。他打算在将来窒死它们。但既然今天没有委员会便不能前进一步，所以高尔却克就请求总司令部设置这个机关。马尔可夫将军，未来白军首领之一，也以同样方式，在4月初，向部队里上了一个计划，要设置特派委员会来考察司令长官们的忠贞。这样，“军队中那些世代相承的老法规”——即军事官僚主义的传统——在革命的压力之下，稻草似的给摧毁了。士兵们则从相反的角度来观察委员会，他们团聚在它们的周围，借以反对司令长官。委员会虽然保护官长而反对士兵，但这只在某种限度之内是如此。凡与委员会发生了冲突的军官，那他的境遇就不堪了。这样就造成了士兵们撵走司令官的一种不成文法。据邓尼金说，在7月边，西线上有六十个军官——官阶自军长起一直到团长——给撵走了。撤换军官的同样事情，也发生于各团之内。这时，在陆军部里，在执行委员会里，在联络委员会的会议上，正进行着一种细心的文案上的工作，为的要在军队中建立起“合理”关系，要提高军官们的威望，以及使军队委员会起一种次要的与主要是经济的作用。但正当高级领袖用了一把扫帚的影子，在扫除革命的影子时，各个委员会却确实发展成一个有力的系统了，它向上发展，直至与彼得格勒执行委员会相衔接，且在组织上巩固了执行委员会对军队的统制。可是执行委员会利用了这点统制力，主要的目的却是要以特派委员及各委员会作中介，把军队再度拉进战争中去。士兵们愈加不得不想到这个问题了：由我们选举出来的委员会，为什么时常说些并非我们士兵想到的话，而是官长们要我们说的那些话呢！战壕里派谴更多的代表到首都来，以便明了实情。从4月初起，前线士兵回返首都的那个运动，变成不断的了。陶立特宫中，每天举行着集体谈话。来到的士兵笨重地动着他们的脑筋，想了解执行委员会政策的秘密，因它从没有清楚地答复过一个问题。军队迟钝地转到苏维埃立场上来，但只为要更明白相信苏维埃领导的破产。自由派不敢公开反对苏维埃，但企图进行斗争来夺取军队。当然，沙文主义是必须拿来作他们与士兵间的纽带的。立宪民主党部长兴格略夫在一次与战壕代表团所作的会谈中，拥护古契柯夫所发的那道禁止“不必要的优待”俘虏的命令，并且还谈到了“德国人的兽行”。这位部长得不到丝毫同情。那会议坚决主张改善俘虏待遇。正是这些人，自由派曾不绝地说他们过火与残忍的。但来自前线的灰色人却有他们自己的标准，他们以为为了士兵们之受侮辱而拿一个军官来报复是允许的，但为了鲁登道夫[7]之真实的或虚幻的兽行而对一个被俘的德国兵复仇，在他们觉得是可鄙的。道德的永恒标准，唉，与那些粗鲁与生虱的农民是格格不入。由于资产阶级想控制军队的企图，自由派与妥协派之间发生了一种竞争，虽然它完全没有发展出来。这是在西线的代表大会上，它举行于4月7日至10日。这个包括一整条战线代表的第一次大会，乃是军队的一次决定性的政治测验，双方都派了最好的力量到明斯克去。苏维埃派的是：策列铁里，齐赫泽，史高倍列夫，格伏士吉夫。资产阶级方面派的是：罗将柯本人，立宪民主党中的德摩斯梯尼（Demosthenaes，古希腊的雄辩家——译者）劳及乔夫，以及其他人。一种极度紧张的情绪，笼罩着明斯克戏院的拥挤大厅，更由此波及到全城。代表们的报告描绘了一幅关于实情的图画。敌我士兵亲善的行为，全线在进行着；士兵们愈来愈勇敢地拿取了发动权；司令长官们甚至不敢拟想镇压之法。自由派在这里能说什么呢？面对着这些情感热烈的听众，他们立刻抛弃了以自己决议来对抗苏维埃决议的那个心思。他们自限于在祝贺的演说中保有一种爱国主义腔调，不久他们就根本消失了。民主派不战而赢得了斗争。但他们并非要领着群众来反对资产阶级，而是要拉他们后退。和平的口号——它与3月14日宣言所指的那种保卫革命之戏，模棱两可的交织着——统治了大会。苏维埃关于战争的决议，由六百六十票对八票的多数通过，另有四十六票弃权。自由派的最后希望，即以前线反对后方，以军队对抗苏维埃，就此烟消云散了。可是，民主派领袖开完了大会回来，却为自己的胜利所骇住了，他们并不曾为胜利所鼓励。他们已看到了革命所唤起的幽灵，而且觉得要驾御这些幽灵，乃是他们能力所不及的。[1]Chauvinism，即极端褊狭的军事爱国主义，出身于法国拿破仑属下的军官尼古拉·沙文，此人疯狂地追求着军事光荣。——译者。[2]DonQuixote，西班牙塞凡底斯名著中的人物，指一个不合时代的可笑骑士。——译者。[3]FranzMehring（1846—1919）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之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与史家，大战时保持国际主义立场。俄国十月革命后，他与卢森堡、李卜克内西共创斯巴达克团。——译者[4]托氏本人即参加该组织，七月间与布尔什维克合并。——译者。[5]H.H.Asquith（1852—1928）英国政治家，自由党领袖，曾任首相。——译者。[6]LloydGeorge，英国自由党领袖。1916—1922年任首相；是武装干涉和封锁苏维埃俄国的鼓吹者和策划者之一。－C.R[7]第一次大战时德军总参谋长。——译者。<<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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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军队与战争<<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第十三章军队与战争早在革命之前数月，军队里的纪律就已极度动摇了。我们可以搜集到那时不少军官们的怨诉：士兵不敬官长；毫不珍惜马匹与军中财物，甚至于糟蹋枪械；在军用车中没有秩序。各处情形虽不是同样地坏；但到处都趋于同一方向，即趋于瓦解。现在又加上了革命的震动。彼得格勒卫戍军的暴动，不仅没有军官参加，而且还反对着他们。在紧急关头，司令官只是简单地藏好了脑袋。2月27日，十月党人希特洛夫斯基与泼雷奥勃来顺斯基团的军官们谈话，目的显然是要探察他们对国会的关系，但发见这些贵族的禁卫军长官对于所发生的事情，完全不懂，也许这种不懂一半是假装的，因为他们都是惊骇过度的皇党。“我是多么地惊奇呀”，希特洛夫斯基讲道，“当我第二天早晨见到泼雷奥勃来顺斯基整团士兵排队在街上走，秩序很好，军乐队前导，没有一个军官。”……诚然，有几个部队是同长官一起到陶特立宫去的，正确些说，是把长官带在身边的。军官们在此种胜利的行军中，自觉处于俘虏地位。克拉因密黑尔伯爵夫人以被捕人资格，看到了这几幕事情，所以表示得更为明确：军官们像是被牵往屠场去的驯羊。造成了士兵与军官间的分裂的，并不是二月暴动，它不过使那分裂表面化罢了。在士兵的意识中，以为反对专制的暴动，首先是一种反对司令长官们的暴动。立宪民主党人纳博科夫——那几天他穿着军官制服——回忆道：“从2月28日早晨起，出门是危险的，因为人们开始来撕军官们的肩章了。”这就是新制度第一天卫戍军里的情形！执行委员会所最关心的，是调和士兵与军官的关系。这意思不是别的，就是叫部队服从以前的长官。据苏汉诺夫说，军官之复返队部，原是要预防军队之陷于“普遍的无政府状态或受愚暗与瓦解的士兵的独载”。这些革命家，正和自由派一样，怕的是士兵，而不是长官。而工人与“愚暗的士兵”则见到任何不幸，恰恰只会从威武的军官方面发生的。因此，这种调和是不稳固的。史丹开维奇以这样情景，形容着士兵对革命后回来的那些军官的态度：“士兵们破坏了纪律，出了营房，他们不仅没有和军官们在一起，而且……在许多场合还反对着军官，甚至还杀死了那些履行职务的军官们，结果却证实是完成了一件伟大的解放事业。如果这是一件伟大事业，如果现在军官们自己也证实了这一点，那他们当初为什么不率领士兵到街上去呢？这样干，对他们不是既较轻易而又较安全吗？现在，胜利已成事实之后，他们便参加了这个事业。但是真心地与长久地吗？”因为写这几句话的人自己，就是属于这些想不到把自己的士兵领到街上去的“左派”军官，所以这几句话愈有教训意义。28日朝晨，在参孙尼也夫斯基大街上，工程队的司令官对他的士兵们解释道：“万人仇恨的政府已经推翻了”，现在组织了新政府，以李沃夫亲王为首领。那意思就是说：得照旧服从长官了。“现在请大家回营，各安本分。”只有少数几个士兵喊道：“得令。”[1]大多数士兵惶惑地张望着：难道一切都完了吗？这情景恰巧被加育劳夫所见，使他痛苦得发抖。“司令官先生请允许我说句话”……也没有等待准许，加育劳夫就提出了问题：“三天来，工人们在彼得格勒街上流血，难道是为了用一个地主来替代另一个地主吗？”这时，加育劳夫真是擒牛捏住了角。他提出的问题，构成了将来数月间斗争的内容。士兵与军官间的矛盾，乃是农民与地主间仇恨的折光。各省的司令官们，显然已及时接到了训令，所以他们都用同一方式解释着事变：“万岁爷为国勤劳，精力过度耗损，所以不得不把治国重任，转让给皇弟。”士兵们听了这话的脸色是显然的，克里米一个偏僻角落里的一位军官抱怨道，他们的心里是：“尼古拉也罢，米哈依尔也罢，——对我们都是一样。”但当就是这个军官，次日清晨不得不把革命胜利的消息告诉他这一营时，据他自己说，士兵们却改变了。他们的问题，姿态，眼色，都清楚地证明“有谁曾经在这些愚暗、鄙野、与不习于思想的脑子中，固执地做过了坚决的长期工作”。在军官与士兵之间，隔着怎样的一道鸿沟呀！前者的脑子只是不假思索地适应着来自彼得格勒的最后电令，而后者则虽然迟钝，但他们却忠实地决定着自己对事变的态度，他们把事变放在起茧的掌心中，独立地称量着！最高司令部虽在形式上承认革命，但决定不让革命波及前线。总参谋长命令各线总司令道，如有革命代表团——阿列克谢耶夫将军为了简短起见，称之为匪帮——来到他们所辖区域，可立即加以逮捕，就地交军事法庭审判。次日，就是这位将军，以大公爵“殿下”尼古拉·尼古拉也维奇的名义，要求政府“停止目前在后方军区中所发生的事情”，换句话说，即要求停止革命。司令部把革命的消息，不告诉作战军队，尽可能地拖延着。这倒并非由于对皇朝的忠贞，而多半因为他们害怕革命。在某几条战线上，建立了真正的检疫制度：不让一切从彼得格勒来的信扎通过，扣留新来的人，——用了这样方式，旧制度从永恒的时间中偷得了少数几天残存的日子。革命消息转辗传达到战线上，已经在3月5、6号了，——那消息是以怎样的形式来到的呢？我们差不多已经见过了：任命大公爵为总司令，沙皇以祖国的名义宣布逊位，其他则一切照旧。在许多战壕中，也许在大多数战壕中，关于革命的消息是先得之于德国人，而后得之于彼得格勒的。士兵们会不会怀疑到全体长官在进行阴谋来掩盖真相呢？士兵们对于两天后挂了红带子的就是这几位长官们，能有半分信任吗？黑海舰队参谋长告诉我们，仿佛关于彼得格勒事变的消息，起初在水兵中并不曾发生显著影响。但当第一批从首都来的社会主义报纸出现时，“一瞬之间，水兵们的情绪改变了，会议开始举行，罪恶的鼓动家从各种隙裂里爬出来了”。这位海军提督干脆就没有懂得他眼前所完成着的事变的意义。不是报纸引起了情绪的转变。它们只消散了士兵们关于革命深度之疑虑，让他们能公开表示自己的真正感情，不怕长官方面的报复罢了。这位提督对于黑海舰队军官们——连他自己在内——的政治面目，用如下的一句话来形容：“舰队的大多数军官以为没有了沙皇，祖国就要死亡了。”而民主派则以为如果像军官那样的火炬不回到黑暗的水兵中去，祖国就要死亡。海陆军的司令长官中，很快就分成了两派：一派企图保持职位，阿谀革命，加入了社会革命党，后来，其中一部分甚至还企图潜入布尔什维克中。另一派则相反，他们雄鸡似的昂首阔步了一会，试行反对新秩序，但很快在某一个尖锐的冲突中身败名裂，给士兵的洪流冲洗了去。这样的分派是如此自然，以致在所有的革命中都重复着。始终效忠于法国王朝的那些军官，即其中之一叫嚣说“只叫可能，总是斗争的”那些人，因士兵抗命所受到的痛苦，要比看到自己高贵同僚之屈服（于革命）而感得的痛苦小多了。最后，大多数老官长被排挤，被镇压了，只有一小部分被重新教育过来，且被同化了。军官们只是以更为戏剧化的方式，同享着他们所出身的那些阶级的命运。军队总是它所服务的那个社会的写生，所不同的，只在于它给社会关系以一种集中的性质，并使此种关系的优点与劣点达到极度表现罢了。大战不曾使俄国产生一个军事名人，这不是偶然的。俄军的高级司令官们，被其中的一人——柴连斯基将军形容得淋漓尽致，他写道：“有的是冒险主义，有的是愚蠢，有的是自私、阴谋、升官发财主义、贪婪、平庸与近视；可是很少知识、才能或奋不顾身的愿望，甚至还不肯稍稍牺牲一点自己的安逸与健康。”尼古拉·尼古拉也维奇，这个最高总司令，只以高身材与严厉的粗鲁神气见异于人，阿列克谢耶夫将军，一个鄙野的庸人，军队中的老书吏，仅以坚忍见长。科尔尼洛夫是一个勇敢的战斗军官，但即令他的崇拜者也当他是一个草包；凡霍夫斯基——克伦斯基的陆军部长，后来谈起科尔尼洛夫说，他是狮心羊脑。勃罗西洛夫与高尔却克提督，在智识上也许优于余子，但亦仅此而已。邓尼金倒不是没有品格的，然而在其他方面，他只是一个读过五六本书的极平常的军官。至于等而下的那些尤金尼奇们，特拉贡密洛夫们，卢考姆斯基们，不管他们会不会说法国话，也不问他们是饮不及醉或狂饮无度，但总是十分地卑不足道。在军官团中，当然不仅有俄国封建贵族的，也有许多资产阶级与民主派的代表。大战将成万的小资产阶级青年倾注到军队中去，担任着军官，司书，军医，工程师等职务。这类人，差不多绝对主张作战至最后胜利的，觉得有采取某些大规模改良的必要，但终究还是服从了反动的高级军官们。当沙皇时期，他们的服从是为了恐惧，革命以后，则为了一种信心，即后方的民主派因以服从资产阶级反动的那个信心。军官中的妥协派后来也分享了妥协派政党所遭到的命运，所不同的，只在于前线形势发展的程度，比后方要有千倍尖锐罢了。在执行委员会中，你可以长期间保持着模棱两可，但在士兵面前，这就困难得多了。民主派军官与贵族派的军官间的恶感与磨擦，不能使军队革新，只能多添一个促成它瓦解的因素。军队的面目由旧俄罗斯决定了的，这是彻底封建性的一种面目。军官们仍旧以为最好的士兵乃是卑顺与无思想的农家小子，他还不曾觉醒到人格的意识。建筑在原始农业、农奴制、与乡村公社身上的俄国军队的“民族”传统，亦即苏伏劳夫的传统，就是如此。在十八世纪，苏伏劳夫还能从这样的原料中造出奇迹来。列夫·托尔斯泰怀着主人的爱，把自己小说中的人物泼拉东·卡拉泰也夫，（《战争与和平》）一个旧式俄国士兵，毫无怨言地屈服于自然、专制、与死亡之前的士兵，加以理想化。法国革命使个人主义在人类活动的一切方面得到了绝大胜利，它在苏伏劳夫的军事艺术上安置了十字架。在整个十九世纪，以及在二十世纪中，即在法国革命与俄国革命之间，沙皇军队老打败仗，因为它是封建农奴制的军队。形成于这样“民族”基础上的司令长官们，其特点就是“对士兵人格的鄙视，消极的中国式的官僚精神，对自己事业的无知，英勇主义的缺如，以及特别的狡黠。军官们权威的维持，依靠着外表的高贵标记，服从的仪式，压迫系统，甚至还依靠着一种等级性的特殊言语——这是奴役制的可鄙成语——例如士兵和军官谈话时，一定要用‘正是’来代替‘是’，‘完全不对’来对答‘否’，“不能知道”来代替“不知道”。沙皇的元帅们在口头上接受了革命，对临时政府宣誓效忠，只简单把自己的罪恶转嫁于既倒的朝廷。他们很慷慨地同意让尼古拉第二被宣布为整个过去的替罪之羊。可是比这更远呢，他们却一步都不肯前进了！他们从来的一切幸福，依靠着人群的精神停顿，而革命的道德本质却就是此种人群的精神创造，这怎么能使他们了解呢？当邓尼金被委任为前线总司令时，在明斯克宣布道：“我全盘地，毫不保留地接受革命。但军队的革命化与阴谋煽动家的加入军队，我认为是要灭亡国家的。”这是将军顽冥的一个典型公式！至于普通军官们，那据柴连斯基说，他们只要求一点：“只叫不触犯我们，——别的我们都不管！”然而，革命不能不触犯他们。出身于特权阶级的他们，不能赢得丝毫，却能失去许多。他们不仅有失去指挥特权的危险，而且还会失去土地的所有权。反动军官们以对临时政府效忠为掩护，进行更激烈的反苏维埃斗争。当他们相信革命正在不可遏制地侵入士兵群众，且侵入他们的血地乡村时，他们就把革命看作是克伦斯基，米留可夫，甚至是罗将柯的一种空前的背信行为。那末他们对布尔什维克的感想，当然是不用说了。军舰上的生活条件，比军队的情形，更经常地含有内战之活的种子。水兵们的生活，长年累月地被逼处在钢板船舱中，甚至在饮食方面，也不一定异于囚犯。跟他们贴身住着的是军官，这些人大多由特权各界出身，是自愿选择了海上服务为自己的职业的，他们把祖国与沙皇视同一物，又把沙皇与自身等量齐观。而水兵们呢，则被当作舰队上最不值钱的一个部分。两个相互排拒而闭关的世界，在密切的接触中共存着，相互都不能脱出对方的视线之外。舰队的船只在海滨的工业城市的拥有根基地，这些城市中有大量工人，为建筑与修理船只所必需。此外，战舰本身，在它的机器管理与技术人员中，又有不少熟练工人。就是这些条件，使军舰转变成革命的地雷。在一切国家的革命与军事暴动中，水兵从来是最具有爆炸性的一种物质；他们差不多总是在第一个可能机会，便粗暴地对付了自己的长官。俄国的水兵们也不曾造成例外。在喀琅施塔得，随革命而爆发的有水兵们对长官的流血报复；这些长官们因自己的过去而恐惧，企图把革命隐秘起来，不让水兵知道。海军官员们中最先被害者之一是维伦提督，此人享有他该得的仇恨。司令部中许多人被水兵所捕。那些还能自由的长官，则被解除了武装。在赫尔辛基与史维亚包格两地，尼平宁提督于3月4日之前，总不让彼得格勒暴动的消息通过，同时又是用高压手段恐吓水兵与士兵。所以那两地的暴动也就更加凶猛，延长了整天整夜。许多长官遭了逮捕。最可恨的军官被沉入了冰底。苏汉诺夫，一个绝不溺爱“黑暗士兵”的人，写道：“倘依史高倍列夫关于赫尔辛基当局及舰队的行为所作的报告来判断，那末这些过火行为竟如此之少，倒是一件怪事。”不过在陆军中，也不是没有流血冲突的，这种冲突形成了好几次浪潮而发生着。最初，这是一种对过去的复仇行为，为了对士兵卑鄙的鞭打。在士兵的记忆中，不乏像溃疡似地烧痛着的事情。自1915年起，沙皇军队中正式采用了鞭笞的违纪处罚法。军官们凭自己的裁夺鞭笞士兵——而这些士兵则常是一家之父。不过事情也并不老是只关于过去的。在全俄苏维埃大会上，一位关于军队问题的报告人说，早在3月15至17日之际，就已发布了命令，要在作战部队中施行体罚了。国会的一个议员，从前线回来，报告道，哥萨克当长官们不在之时，对他说：“你看，这儿就是那道命令（显然指的是那第一号命令[2]，我们以后还要谈到它）。我们昨天才接到它的，可是今天那个当官的便打了我的嘴巴。”布尔什维克派和妥协派一样，也常常出去阻止士兵作过火行动。但流血的复仇行为之不可避免，正和放枪后的反冲力一样。无论如何，自由派除了二月革命给他们以政权这一理由之外，是没有其他任何理由来称它为不流血的。有几个军官为了红带子，设法引起了尖锐的冲突，这些带子在士兵们中，乃是与过去相决裂的一个象征。索姆斯基团团长之被枪杀，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有一个军长，要求新来的补充队除去红带子，被士兵逮捕，关在禁闭室里。为了有些官舍中没有除去沙皇的肖像，也发生了不少冲突。还挂着沙皇像，是否由于对皇朝的忠贞呢？在大多数场合中，这不过表示他们对革命之缺乏信心，是一种个人自保的行为罢了。不过士兵们看见旧制度的幽灵隐匿在这些肖像背后，却并非没有理由的。在军队中建立了新制度的，并不是上面来的一些深思熟虑的办法，而是下面勃发的运动。军官们的纪律执行权，既不是被取消，也不是给限制了的；它只是在3月底的头几星期中，自行消灭的。黑海舰队的参谋长说：“假使一个军官试想对一个水兵施行纪律，他根本就没有力量来执行这个处罚，这是很显然的。”在这里，你就看到真正民众革命的标记之一了。执行纪律的权力一经消失，军官们的实际破产便公然暴露出来了，史丹开维奇——此人的观察力与对于军事的兴趣，我们都无法否认的——关于军官们的这方面情形，作了一个令人沮丧的报告：操练还是照旧时规则进行，完全与战争的要求不符。“这种操练不过是对士兵的耐性与服从的一个试验罢了。”军官们关于自己破产的罪责，自然是渴想转嫁给革命的。士兵们虽然敏捷地从事于残酷的报复，同时却也倾向于孩子气的信任与忘我的感恩行为，在一个短时期间，议员费洛宁科，一个教士兼自由主义者，竟被士兵们当作解放思想的掌旗手，当作革命的牧师。古旧的教会观念，与新的信念很奇怪地给合起来了。士兵们把这个牧师抬在手里走，将他举到头顶，小心地让他坐在雪橇里。后来，他欢喜得喘不过气来，对国会报告道：“我们是难舍难分。他们亲我们的手和脚。”这位议员觉得国会在军队中有极大威望。实际呢，拥有威望的乃是革命，这是革命把自己那种令人目眩的反光，投射到各个偶然人物的身上去的。古契柯夫在军队上层所执行的象征性的肃清；——撤去了几十个军官之职——丝毫不曾叫士兵们满意，而同时在最高级军官中，却造成了一种不信情绪。人人自危，惟恐失去了职司。大多数则顺流而泳，和着调，在衣袋里捏紧了拳头。中等与下级军官们的情形更糟，他们和士兵们面对面地相处着。在这些地方，政府根本不曾进行过肃清。有一队前线的炮兵本想寻求合法手段，于是向执行委员会与国会写了一个呈文，说到他们的司令官道：“兄弟们……我们恭顺地恳求你们除去我们的内敌凡欠哈柴。”但得不到回答，士兵们就开始用自己的方法来行动了，那就是：抗命，驱逐长官，甚至加以逮捕。只当发生了这些事情以后，高级长官才会觉醒过来，将被殴的长官撤职，有时还企图惩罚士兵，但在较多场合中，总是不加处罚的，以免事情更趋复杂。这造成了一种为长官们所难堪的地位，同时也不曾使士兵们的地位稍稍明确。甚至那些战斗的军官，即那些认真关心军队命运的人，也都坚决主张：必须在司令长官中进行一次普遍的肃清。依他们的所信，如果不这样干，那末要恢复军队作战力是不能想像的。士兵们向国会议员提出了同样的可信的论据。他们说，从前他们有什么冤屈，就得向长官们申诉，但当官的老是不注意这些申诉。现在将怎么样呢？当官的还是那些老人，这就是说，他们所提出的申诉的命运，也还是会和原先一样。“这问题这很难回答”，一个议员承认道。但不管如此，这个简单问题却包含着军队的整个命运，且预先决定了军队的未来。你不要以为在全国，在各种各类的部队中，军队里的相互关系都是同一性质的，不同之点还很大哩。假使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以杀死长官来响应第一个到达的革命消息，那末在它旁边，即在赫尔辛基的卫戍军中，军官们却早于4月初便在士兵苏维埃中占了领导地位，而且有一个威风凛凛的将军，在祝捷的仪式中，还以社会革命党人名义发表了演说。像这样仇恨与信任的对照，是不少的。但军队毕竟是一种流通的脉管系统，士兵与水兵的政治情绪总是在趋向于同一水准。当士兵们在打算作迅速与坚决的变动时，纪律还多少维持着一点。“但当士兵们见到”，——据一个前线的代表说——“一切将仍旧贯：同样的压迫，同样的奴役与黑暗，同样的侮辱，这时骚动就开始了。造化既不加思考地以隆起的背脊[3]武装了大部分人类，但不幸又赋士兵以一个神经系统。革命的作用，时时叫人记起造化这一种两重性的疏忽。”在后方，跟在前方一样，偶然的事故容易导成冲突。士兵们被赋以进入戏院，会议，音乐会等场所的自由权利，“与一切公民平等”。许多士兵把它解释成一种免费观剧的权利。部长大人给他们解释道，“自由”两字应该按它抽象的思辨意义来了解。[4]但是暴动起来的民众却从来不曾表示过有趋势于柏拉图主义或康德主义的倾向。纪律这个业已敝损的织物，在各个不同时期，各地不同的卫戍军与不同的部队中，是以好几种不同的方式破裂了的。司令官老是以为在他的一团或一师中，于某一报纸出现，或某一外来鼓动家到达之前，一切都是好好的。实际上，这乃是一些更深刻的与不可抗拒的力量的工作结果。自由派议员雅奴许开维奇从前线归来，带来了这样一个一般的印象：由普通农民组成的“绿色”部队，解体得最厉害。“在比较革命的部队中，士兵们和官长相处得很好。”事实上呢，在两个极端上纪律维持得最久，一极是富裕农民组成的特权的骑兵，另一极是工人与知识分子占很高比率的炮兵，以及一般的技术部队。至于维持纪律比谁都更久的，则是拥有土地的哥萨克，他们害怕土地革命，因为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在这一革命中只有失去，不能获得。单零的哥萨克军，甚至在革命之后，也曾不止一次地执行了镇压工作。不过一般说来，各种部队间的不同，毕竟只是瓦解的速度及其时期之各异罢了。在盲目的斗争中，也有它的进潮与退潮。军官们企图适应潮流。士兵们重新等待起来。但经过了一时的缓和，经过了几天与几星期的休战，那使旧制度军队解体的社会仇恨，却达到更高度的紧张。它更加经常地以阴惨的闪电方式突发出来。在莫斯科的一个马戏场里，召集了一个残废军人会议，士兵和军官聚在一起。一个跛子演说者在讲台上痛骂军官。引起了喧嚷的抗议声，蹬脚声，棍棒声与拐杖声。“你们，军官先生们，用皮鞭跟拳头来辱打士兵，难道不是很久了吗？”这些受伤的，打坏的，与残废的人站成了两垛墙，互相对峙着，跛脚士兵反对跛脚的长官，多数反对少数，拐仗对敌拐杖。马戏场中这一幕恶梦似的情景，已经预示了未来国内战争的残酷性。***有一个问题，总管着军队中乃至国家中的一切关系与矛盾，这问题如用两个简短的字来称呼，那便是战争。从波罗的海一直到黑海，从黑海一直到里海，再远些，甚至到波斯内地，在难于检阅的前线上，分布着六十八个步兵与九个骑兵军。这些人以后怎么办？战争又该怎么应付呢？军队的武器供给方面，当革命将近开始之始，大大地增强了。军需品的国内生产量提高了，同时协约国由茂曼斯克与阿尔汉格尔斯克输入的战争材料，特别是大炮，也增加了。步枪，大炮，弹药的数量较之战争的头几年，要多到不能比拟。新的步兵师在编练着。工程部队已经扩大了。根据这几个理由，有几个不幸的军事首领，曾于事后企图证明：俄国那时已处在胜利的前夜，只因发生了革命，才使它无法实现。十二年之前，柯老派脱金与林尼维奇也以同样理由，断定维特妨碍他们去摧毁日本人。实际上，在1917年之初，俄国与胜利相去的距离，比在任何时期为远。当1916年之末，军队中的军需供应固然增高，但同时却暴露出食品的异常缺乏。士兵之丧生于伤寒与坏血症者，远较死于战争中者为多。单就运输系统崩坏这一点而论，即已使一切有关于军队大规模再部署的战略结合，相等于零。最后，马匹的极度缺乏，常使炮队不能行动。不过主要的终究还不在此：因为军队的士气本已无望了。你可以这样地形容它的士气：以军队论，军队已不再存在。失败，退却，以及统治者的腐败，已彻底掘毁了军队的基础。这是不能用行政方法改正的了，正犹不能改变国家的神经系统一样。士兵现在看见一堆弹药，与他看见一堆腐肉，怀着同样的厌恶之感；他觉得一切都是不必要的，没有用的，是欺骗，是盗窃。而军官则不能说一句能使他信服的话，且已不敢打他的嘴巴了。军官自以为被更高的司令官所欺，同时，他在士兵面前又常常替自己的上司觉得惭愧。军队是病得不能医治了。它还适于在革命中发言。但就作战而论，可说它已不再存在了。没有一个人相信战争的胜利，军官们和士兵们一样地没有信心。没有一个人再愿意打仗——无论军队或者人民。诚然，在高级官署中——那里过着特殊生活——人们还凭了惯性，在谈着大规模行动，春季进攻，以及夺取土耳其海峡。为了最后这个目的，他们在克里米还准备了大批军队。在公报中，登载了这样的消息：业已指派了军队中的一些优秀分子，以为登陆之用。从彼得格勒派来了禁卫军。但据一个军官（他在2月25日，即在革命前两日，教练这些军队）说，此种补充的部队是糟糕极了。在他们那些冷漠的蓝色、褐色、与灰色的眼睛中，看不到丝毫作战意志……“他们的全部思想，他们的全部愿望，就只是——和平。”这样的证词是不少的。革命只把那些在它未到之前早已形成的事物，加以表面化罢了。因此，“打倒战争”这一个口号，便成了二月革命中主要口号之一。它来自妇女们的示威，来自维包格区，来自禁卫军的营房。3月初，当国会议员巡视前线时，士兵们，特别是那些年长的，老是问着：“关于土地，到底他们说些什么话？”议员们闪烁其词地回答道：土地问题将由立宪会议来决定。可是说到这里，总会有一个声音突发出来，宣泄出每个人隐藏着的思想：“什么土地，假使连我这个人都不在了，那我土地也不要了。”这样便是士兵们起始发源的革命政纲：第一是和平，然后是土地。三月底，在全俄苏维埃大会上，吹了不少爱国主义的法螺，当时有一个代表，是直接代表战壕里的军队的，很真诚地报告着前线接受革命消息时的情形：“所有士兵们都说：谢谢上帝，现在和平也许快要到了。”战壕里弟兄们委托这个代表对大会说：“我们准备为自由牺牲性命，但是同志们，我们还是希望停战。”这是真实情绪的一个活的呼声，尤其是这个委托声明的后半截。假使必要的话，我们还能忍耐一下，但是你们，上面的人，得赶快讲和。在法国的沙皇军队，即处在完全不自然环境中的军队，与在本国的军队无异，为同样的感情所推动，且经历了同样几个解体的过程。一个不识字的中年农民士兵，在外国对一个军官解释道：“我们一听说沙皇退位，马上就想到战争已完结了……是沙皇送我们来打仗的……要是我还得烂在壕沟里，那我要自由干吗？”这是真正士兵的革命哲学，不是从外面传入的：这样简单的与叫人信服的话，没有一个鼓动家能想得出来。自由派与半自由派的社会主义者，事后曾企图把革命描写成爱国主义的暴动。3月11日，米留可夫对一些法国记者解释道：“俄国革命的所以发生，为的是要清除障碍，使俄国能容易达到胜利。”这儿是伪善与自欺联在一起的，显然，我们要知道其中伪善的成分还是比较的多。公开的反动家，观察得更加清楚些。冯·司徒卢威[5]，这个信奉泛斯拉夫主义的德国人，路得派的正教徒，马克思主义的保皇党人，虽然用的是反动仇恨的言语，但他总还更近真地确定了革命的实在来源。“只因革命中参加了民众，特别又参加了士兵大众”，他写道，“它就不是爱国主义的爆发，而是一种自动的叛乱性的复员了，并且是直接反对战争的继续的，即是说，它是为要停止战争才发生的。”这几句话一方面固然有真实思想，同时却含有污蔑。叛乱性的复员，实际是从战争中生长起来的。革命不曾造成这种复员，甚至倒是阻止了它。极盛于革命前夜的士兵逃亡现象在革命后的头几星期中的反见稀少了，军队等待着。希望革命能给予和平。士兵不拒绝用双肩支持着前线，因为不然的话，新政府连和平都讲不成了。3月23日，手榴弹师的长官报告道：“士兵们明确地说出他们的见解：我们只能防守不能进攻。”许多军事报告与政治演说，都以不同调子重复着这个思想。少尉克留连科——一个老革命家，未来布尔什维克方面的最高司令官——也作见证道：在士兵看来，那时战争问题是以这个公式来解决的：“保持阵线，不去进攻。”这如果用更加庄严但十分真实的话来说，那意思便是：保卫自由。“不可把我们的刺刀插在地里！”那些时，士兵们在模糊与矛盾的情绪影响下，往往连布尔什维克的话都不愿意听。也许是得到了某些技巧不好的演说的印象吧，他们仿佛觉得布尔什维克并不关心于革命的保卫，会妨碍政府去讲和的。社会爱国主义的报纸与鼓动家们，愈加在士兵中助长这种思想。但士兵们有时虽然不许布尔什维克起来讲话，而他们从革命的头几天起，却已坚决地抛弃了进攻思想了。首都里的政治家们，觉得这是某种误会，假使对士兵施行适当的压力，就能消除这个误会的。战争的鼓动达到了非常的高度。资产阶级的刊物印成几百万份，在作战至最后胜利的精神中，描写着革命的任务。妥协派开始是吞吞吐吐地，后来则比较勇敢地，随和着这一鼓动。布尔什维克在军队中的影响，革命时本很微弱，等到数千以前因罢工而被送上前线的工人离开军队后，那就是更加渺小了。这样一来，正在那和平倾向最紧张的地方，几乎找不到它公开与明显的表现。这种情形，使那些正在寻找幻想来宽心的军官与特派员，能对事物的真相加以自欺。在当时的文章与演说中，往往有这样的论断，仿佛士兵们之拒绝进攻，完全是不正确地了解了“不侵略不赔款”这一公式的结果。妥协派声嘶力竭地解释道：防御的战争也允许进攻，有时还要求进攻。仿佛事情是关于学院式的争辩似的！进攻即等于重新作战。期待式的保持前线则表示休战。士兵关于防御战的理论与实际，就是与德国人作默契的，后来则是公开的协定：“不要触犯我们，我们也不触犯你们。”除此之外，军队已不能给战争以任何贡献了。在准备进攻的掩饰之下，反动军官们显然企图将缰绳握在手里，所以士兵们就更不愿相信那战争宣传了。在士兵的日常谈话中，发现了这样的一句话：“刺刀对准德国人，枪柄对付内敌。”不过无论如何，刺刀是规定着作防御之用的。战壕里的士兵从不想夺取鞑靼尼尔海峡。和平的愿望，成为一脉有力的潜流，很快就一定要涌出地面。米留可夫虽不否认早在革命之前，军队中就已“观察”得到反面的现象，但他又企图在革命之后很久，断定军队是能实行协约国给它规定下的任务的。“布尔什维克的宣传”，他以历史家的资格写道，“绝不是一下子就达到前线的，革命之后一月或一月半，军队还是健全的。”整个问题都在宣传这个平面上来观察，仿佛已尽了解释历史过程的能事了。当米留可夫（他把显然神秘的力量归之于布尔什维克），在形式上对布尔什维克作事后斗争时，实际上却在为否定事实而斗争。军队的真实情形如何，我们已经见过了。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军官们自己，在革命后头几星期，甚至头几日中，是怎样估计了军队的战斗力的。3月6日，北线总司令罗斯士基将军报告执行委员会道，士兵对长官之完全不服从运动开始了；必须派几个素孚众望的工作人员到前线来，使军队中能得到某种平静。黑海舰队参谋长在他的回忆录中讲道：“从革命的头几天起，我就明白战争是不能进行了，它已经失败。”据他说，高尔却克也保持着同样意见，如果他还当着舰队司令不去，那只为了预防军官们遭受暴行之故。在禁卫军中占着很高指挥地位的伊格那底也夫伯爵，在3月间写信给纳博科夫道：你一定要明白懂得，战争是完结了，我们再不能而且再不将作战了。聪明人应想法来不感痛苦地消灭战争，否则就要发生大灾难……当时古契柯夫对纳博科夫说，这样的信，他也收到了一大批。有些——不过极少——报告，外表上说得似乎有希望得多，但这希望常被补充的解释着所抵消。第二军司令官丹尼洛夫报告道：“军队对于胜利的愿望还是存在。在某些部队中，那愿望甚至增强了。”但立刻添加了一句道：“纪律荡然……进攻行动最好能延迟一个时期（1月至3月），等局势平静了再说。”以后又来了一个意外的补充：“补充队到达的只有百分之五十；假使他们将来还要那样地解消，并且仍旧那样地没有纪律，那末进攻的胜利是没有指望的。”“从事防御行动，本师完全能够胜任”，第五十一步兵师的勇敢长官报告着，并且附加一句道：“必须使军队脱出士兵与工人代表们的影响。”这个呢，不过，完全不是那么简单！第一百八十二师师长向军长报告道：“误会的事情每天增加着，本质上，为的都是些小事，但就性质说却是不祥的。士兵们愈来愈神经质了，军官们更其如此。”以上所举，不过是些零碎的证词，虽然为数是颇多的。但在3月18日，总司令部里为要讨论军队的情形，开了一次高级军官的会议。各个中心指挥部的结论完全一致：“在最近几月中，不能派遣所需的补充队伍到前线去，因为一切后备军中都发生着骚扰。军队是病了。要纠正军官与士兵间的关系，多半得有两三个月时光。”将军们不懂得那毛病是只能日趋沉重的。在目前，他们观察到军官精神的沮丧，军队里的鼓动，与士兵逃亡之盛行。“军队的作战力低落了，要想军队在目前前进是很困难的。”得出来的结论是：“定于春季实施的积极行动，现在不能执行。”在以后几星期中，局势迅速地继续恶化着，同样的证词则倍增至无有穷尽。3月底，第五军团司令特拉贡密洛夫将军写信给罗斯士基将军：“作战精神衰落了。士兵们非但无意进攻，甚至连表示于防御中的一点简单的顽强态度，也低落得简直有危及战争胜利之虞……政治已波及到军队的所有阶层，它使军事群众只想念一件事情，即结束战争，回老家去。”反对总司令的台柱之一，不满于新秩序的卢考姆斯基将军，在革命初转任为军长时，据他自己说，发见了只在拥有许多军官与士兵的干部分子的炮队与工程队中，还保有纪律。“至于那三个步兵师，则走上了完全瓦解的道路。”革命后因希望的影响而减少了的士兵逃亡，如今又在失望的影响之下增加起来了。据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报告，自4月1日至7日这一个星期中，约有八千士兵自北线与西线逃亡。他写信给古契柯夫道：“我读到那些不负责任的人说军队情绪‘极好’的报告，十分惊奇。这有什么用呢？它骗不了德国人，而对我们却是一个致命的自欺。”有一点我们得指出来的，就是直到现在，差不多还没有一个地方提到过布尔什维克。大多数军官们简直还不曾学会这个古怪的名字。如果在报告上要说到军队解体的原因的话，那就指出报纸，鼓动家，苏维埃，一般的“政治”，一句话，即指出二月革命。你还能见到某几个乐观主义的军官，他们希望一切事情都会变好起来。还有更多的人，他们故意对事实闭上了眼，为的不要惹起新政府的不欢。另方面，有许多官长，特别是那些最高级的，则故意夸大解体的征候，好叫政府采取严峻办法；对于这些办法，他们自己却不能或不敢直接提出来。不过那幅基本的图画是无可争论的。革命遇见了患病的军队，便以政治形式覆盖着它难以抑止的解体过程，这种政治形式，一星期一星期地更带有无情的明确性。革命不仅贯彻了和平的渴望，而且也彻底发挥了士兵群众对军官与对一般统治阶级的仇恨。4月中旬，阿列克谢耶夫关于军队情绪，对政府作了一个亲自报告，其中显然是不惜加以演染的。“我记得很清楚”，纳博科夫写道，“那是怎样一种忧郁与绝望的情绪袭击着我们啊。”我们可以假定：米留可夫也出席听这报告，此事一定发生于革命后的最初六星期内。把阿列克谢耶夫召来报告的，多半就是他，意思是要借将军来恐吓他的同僚，且以他们作中介，恐吓他的朋友——社会主义者。听过之后，古契柯夫确实和执行委员会的代表谈了一次话。他怨诉道：“一种败坏性的前线亲善开始了。直接不服从长官的事件也听得报告过了。命令在未执行之前，要在军队组织与大会上讨论。在某几个部队中，士兵竟不愿听人们说起积极行动。当人们希望明天就会和平之时”，——古契柯夫不无理由地说道——“你是不能想他们在今天去牺牲性命的。”从这里，这位陆军部长得出结论道：“我们得停止高声谈论和平。”但因为革命正教会了人民把他们以前在心里的默想的东西高声地说出来，所以古契柯夫的意思就是要终结革命。当然，士兵就是在战争的第一天，也既不愿意死亡，又不愿意作战的。不过他那不愿意的方式，正犹一匹拖炮的马！不愿把重炮拉过泥泞一样。他和马一般，也不曾想过他能把那挂缚在身上的重负抛掉。在他的意志与战争的事变之间，并无任何联系。革命却替他缔结了这个联系。在数百万士兵看来，革命的意义，就是能过较好生活的权利，首先是一般的生存权，使他们的生命有了不受子弹打击的权利，同时，也就是使自己的脸子有不挨长官拳头之权。在这个意义中，我们已在上面说过了，军队中的基本的心理过程，在于个人人格的觉醒。个人主义的火山似的爆发，（这常常带着无政府形式），被教养阶级视作一种叛卖民族的行为。但是事实上，在士兵们的激烈的演说中，在他们那放肆的抗议中，甚至在他们流血的过火行为中，一个民族只是在从非人格的、史前时期的原料中形成起来。对资产阶级如此仇恨的那种群众的个人主义的洪流，乃由二月革命的性质所引起，因为它是一次资产阶级性的革命。但是这并不是二月革命的唯一内容。因为参加革命的，除了农民和他当兵的儿子之外，还有工人哩。工人们久已自觉到个人的人格，他这参加战争不仅怀着对战争的仇恨，而且还具有反战斗争的思想；革命对他的意义不仅是一个单纯的胜利事实，同时又表示他那个反战思想的部分胜利。皇朝的推翻，在他看来不过是第一个阶段，他不曾就此停止，而要赶快趋向于另一个目的。他觉得整个问题就在于：士兵和农民能和他一起走得多远？——假使将来我回不得家乡，土地对我有什么用？士兵问着。他站在那扇无法进去的戏院门前，便又跟在工人后面说道：假使走向自由的钥匙拿在主人手里，那我还要这自由干吗？这么着，经过那二月革命的无边无际的浑沌，却已透露出十月革命之钢青色的光辉了。[1]直译为“欢喜努力，大人”。为旧俄军队中接令时之习惯对答语。——译者。[2]指在3月1日（旧历）彼得格勒举行的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会议上所通过的决议：“授权各部队组织委员会。规定士兵在值勤外享有公民权利，免除向军官敬礼。所有兵器弹药由组成之委员会保管，在任何情形下不得交付军官。”此命令后来以苏维埃第一号命令为人们所熟知。—C.R[3]喻天赋人以忍辱负重的本性。——译者。[4]俄文中“自由”一词，有中文中“自由”与“免费”两义。——译者。[5]Струве,ПетрБернгардович(1870—1944)，俄国经济学家，哲学家，政论家，合法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立宪民主党领袖之一。20世纪初同马克思主义彻底决裂，转到自由派营垒。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是俄国帝国主义思想家。托洛茨基称他为德国人是因为他有日尔曼血统。—C.R<<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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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执行委员会<<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第十二章执行委员会2月27日成立于陶立特宫，名叫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1]的那个组织，实质上与这名义颇少共同之点。1905年的工人代表苏维埃——此种制度的创始者——系从总罢工中发生。它直接代表着斗争中的群众。罢工的领袖们即成为苏维埃的代表们。成员的淘汰是在炮火之下进行的。苏维埃这所以要选举领导机关，为的是要继续领导斗争，将武装的暴动置于当前的日程上的，恰恰是1905年的执行委员会。二月革命得军队暴动之赐，在工人创立苏维埃之前便得到了胜利。执行委员会是在苏维埃成立之前，与工厂及军队无关；且在革命胜利之后，擅自组成的。在这里我们见到了激进派典型的发动行为：他们站在革命斗争之旁，但准备收获它的果实。工人的真实领袖们还不曾抛弃街道，他们在解除一部分人的武装，在武装另一些人，且在巩固着胜利。其中最远见的工人，听到了陶立特宫中发生什么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消息，立刻惊恐起来。正和自由资产阶级在1916年之秋，因期望着宫廷政变（他们一定会有人实行的），所以准备了一个后备政府，以便在胜利时强加于新沙皇身上一样，如今激进派的知识分子在二月革命胜利之际，也形成了自己后备的副政府（resèrvesubgovernment）。只因他们全体，至少在过去，都曾与工人运动有关，都愿用这运动的传统来作掩饰，所以他们称自己的宠儿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这是那充满于历史，也充满于民众暴动史中的一些半有意的伪造之一。当历史事件发生革命的变动，它们的连续性顿告中断之时，那些势将加入政权的“教养”阶层，总是自愿抓住那些与群众的英勇记忆有关的名义与象征。名字常能隐蔽事物的本质，而尤以有力阶层的利益需要此种隐蔽之时为甚。执行委员会一发生便享有的那种巨大威望，依靠着它与1905年苏维埃间的虚幻的连续性上。被苏维埃第一次混乱的大会所核准的执行委员会，后来对苏维埃的成员及其政策，都发生了决定的影响。这影响是愈过愈保守的，因为由火热的斗争空气所保证的、对于革命代表之自然淘汰，业已不再存在。暴动已成为过去，一切人都为胜利所陶醉，谁都想照新的方式来享受精神松弛了，一部分则连头脑都松弛了。要使苏维埃从一种事后赞扬胜利的机关，变成为真正斗争的机关与准备新暴动的机关，那还得经过几个月新环境中的新的冲突与斗争，以及由此发生的人员的更换。我们之所以要加重说明事件的这一方面，因为直至如今，它还是完全留在阴影里。不过，不仅产生执行委员会与苏维埃的条件，决定了它们温和与妥协的性质；促成这一性质的，还有更深刻与更持久性的原因在。彼得格勒有十五万余士兵。各种各类的男女工人，为数至少要较多四倍。但苏维埃中工人与士兵的代表数，却是二与五之比。选举代表的标准，是具有极度伸缩性的，总是拼命迎合士兵。当时工人一千人中推选一个代表，而一个小小的军事单位却往往派送二名。灰色军服构成了苏维埃的基调。不过即使在非军人的代表中，也还不是完全由工人选举出来的。在苏维埃中，有不少人是因个人邀请，由于奥援，或简单靠着自己的钻营本领而来的，——许多激进派律师与医生，学生，记者，代表着各种可疑的团体，而最普通的则代表着自己的野心。苏维埃性质之此种明显的弯曲，领袖们却是甘心承认的，因为他们不反对拿有教养的俗子们的温开水，来冲淡工厂与军营的太浓涩的酒精。在这些偶然的闯入者、猎奇家、僭称者与惯于上台说空话的人们中，有许多人曾在长期间以自己有权威的肘子，挤掉那些沉默的工人与不坚决的士兵。如果彼得格勒的情形如此，那末各省的景象如何，就不难想像了，那些地方完全不经过斗争便得到了胜利。全国蜂涌着的士兵。基辅，赫尔辛基，梯夫里斯的卫戍军，数目上并不下于彼得格勒；萨拉托夫，萨马拉，坦波夫，渥姆斯克有七八万兵；雅洛斯拉夫尔，也加德林诺斯拉夫，也加德林堡有六万兵；在很多城市中，则有五万四万或三万不等。苏维埃的代表选举法各地不同，但到处都让军队居于特权地位。政治上，这由于工人自己的趋向使然，他们想尽可能地迎合士兵，领袖们则同样自愿地迎合军官，除了起初，由士兵自己选出的数量庞大的尉官与准尉官外，特别在各省，时常又让军官们特选代表。结果则军人在许多苏维埃中，占据了压倒一切的大多数。未能取得政治面貌的士兵群众，经过了自己的代表，却规定了苏维埃的面貌。在每一代表制中，代表与被代表者之间，总有些不符合之处。这在革命次日，却特别地大。政治上无助的士兵的代表们，在每一个时期，常常是一些与士兵及革命完全生疏的人，是各式知识分子与半知识分子，他们隐藏在后方的卫戍军中，后来则以极端爱国主义者的资格出现。这样便造成了军营情绪的与苏维埃情绪之间的歧异。军官史丹开维奇，即当革命之后，他那一营士兵以阴郁及不信态度迎他归队的，如今在苏维埃士兵部中演说纪律这个尖锐问题，却得到了成功。于是他自问道：“为什么在苏维埃中，情绪比在军队中要和缓与愉快得多？”这一天真的迷惘，只是又证实了一次：下层的真实感情要设法达到上层是多么地困难。虽然如此，但早从3月3日起，士兵与工人的历次开会却已开始要求苏维埃立刻取消自由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并叫苏维埃自己掌握政权了。这儿的发动权也属于维包格区。是的，还有比这更易为群众所接受与更接近群众的要求吗？不过这一鼓动很快就静寂了下去，这不仅因为祖国保卫派予它以激烈的反对；更坏的，又因为布尔什维克的领导者早在三月的前半月，便已在事实上低头于两重政权的制度了。而除了布尔什维克之外，就没有一人能毫不含糊地提出政权问题。维包格区的领袖们不得不实行让步。可是，彼得格勒的工人却没有一小时相信新政府，也从不把它看成是自己的。不过他们敏感地倾听着士兵们的说话，拼命想避免与他们作太尖锐的冲突。士兵们呢，恰恰才学习到政治学的头几句，他们虽然农民式地不信所有的绅士们，但是专心倾听着自己的代表，而代表则又恭而敬之倾听着执行委员会中有威望的领袖们。至于这些领袖们，则唯一能事，就是诚惶诚恐地倾听着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脉膊。一切事情。都依着自下而上的倾听——在时机尚未到来之前。不过，下层的情绪是要暴露出来的；而勉强搁开的政权问题，政权每次也总要重新提出，虽然是以掩饰的形式提出着。各区与各省抱怨道：“士兵们不知道听谁才好”，他们用这方式向执行委员会表示出自己对两重政权的不满，波罗的海与黑海舰队的代表团，于3月16日声明道：他们只在一种限度内，即当临时政府与执行委员会走在一起时，才准备承认临时政府。换句话说，他们简直想完全不承认它呢。这种调子，随时间的前进而愈加坚决。第一百七十二后备团的决议说：“军队与民众只应服从苏维埃的命令。”同时又规定了一个逆定理：“临时政府命令若与苏维埃的决议相冲突者，不应服从。”执行委员会怀着一种满意与不安的混合感，批准了这样的局势。政府则咬牙切齿地容忍着它。两者都没有其他办法。早在3月初，苏维埃就已在一切最重要城市与工业中心发生出来。从这些城市与中心出发，在最近数星期中，苏维埃便扩展到了全国。只在四五月间，它们才开始据有乡村。最初，代表农民说话的主要是军队。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执行委员会，实际上具有全国意义。其他的地方苏维埃效法着首都，一个个提出关于有条件拥护临时政府的决议。彼得格勒苏维埃与各省苏维埃间的关系，在头几月中虽颇顺适，没有冲突，也没有严重的乖离，但必须成立全国组织这一个思想，却从全盘局势中发生了出来。专制推翻后又经过了一月，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大会召集，到会的成员并不完全而且是片面的。虽然在所代表的一百八十五个组织中，三分之二是地方苏维埃，但其中主要是士兵苏维埃；在压倒一切的大多数中，除了前线各组织的代表们外，还有许多军人代表，其中主要是军官。关于作战至最后胜利的演说，以及对于布尔什维克（虽然他们的行为是过于温和）的斥责，响彻了云霄。大会将十六名保守的外省乡愚，添加进彼得格勒的执行委员会，使它的全国性质变成了合法。这一下，使右派更加强固了起来。从今以后，人们便愈加经常地要拿外省来恐吓那些不满者了。3月14日通过的关于调整彼得格勒苏维埃成分的决议，差不多没有实行。反正决定问题的并不是当地苏维埃，而是全俄执行委员会；（那末这个决议的实行与否，有什么关系呢？）[2]正式的领袖们就这样占据了差不多牢不可破的地位。执行委员会中，正确些说，它的统治核心中，所采纳的一些最重要的决议，预先都曾得到政府核心的同意。苏维埃给搁在一边了。他们把它当成一种群众大会：“不在那里，不在那些大会上决定政策；所有这些‘全体会议’丝毫没有实际意义”（苏汉诺夫）。这些自满的命运决定者以为苏维埃将领导权交给了他们之后，实质上已完成了它的作用。不久的将来就会表示出来，事情并不如此。群众是多所容忍的，但它绝不是一块能让你随意捏成任何东西的黏土。而在革命时期它学习得很快。革命的主要力量就在于此。***为要更能了解事变的往后发展起见，必须谈一谈在革命初期结成亲密联盟的那两个政党的特点，它们统治着苏维埃，民主的市政机关与那所谓革命民主主义的大会，它们那不断在解消着的多数，甚至还继续到立宪会议，它们在那次会议上的多数，是他们的过去权力的最后反映，就像山巅的光辉一样，是靠着一个已经西沉的太阳来照明的了。如果俄国资产阶级出现得太晚，以致不能成为民主的，那末俄国的民主派，也为了同样原因，竟想把自己算作是社会主义的了。民主派的思想系统，在十九世纪业已无望地消耗净尽。俄国的激进派知识分子处身于二十世纪行将来到之时，如果想找到走向群众之路，则必须有社会主义的色采。这是那两个中间性政党，即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所以产生的一般的历史原因。不过它们各自都有特殊的家谱与思想体系。孟什维克的观点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由于这同一的俄国历史落后性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在这国度里，首先被人们重视的是把它作为证明俄国资本主义之必然发展的一种论据，而不是把它看成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批判。历史当有必要时，便狡猾地利用了阉割过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学说，以便借它之助，使大群陈腐的民粹派知识分子在资产阶级的精神中实行欧化。在这个过程中，孟什维克派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他们既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左翼，便把这些分子与工人中温和的上层，即努力想在国会周围与职工内部进行合法工作的工人，联结起来。社会革命党人则相反，理论上是与马克思主义斗争的，只在某几个部分上投降了它。他们自以为是实现着知识分子、工人与农民的联盟的一个政党，它当然为批判的理性所领导。在经济方面他们的思想代表着各个历史层之一种不消化的混合物，反映着农民在一个急速资本主义化的国家中之矛盾的生存条件。未来的革命在社会革命党人看来，不是资产阶级的，也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民主主义的”，他们拿政治公式来代替了社会内容。这样的，他们给自己指出了一条介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的道路，因而也规定了超于这两阶级的一种第三者仲裁人的作用。二月革命之后，社会革命党人仿佛已经很接近了这种地位。从第一次革命时起，他们在农民中已经有了根底。在1917年最初几月中，全体乡村知识分子都采纳民粹派的传统公式：“土地与自由。”与永远是城市的政党——孟什维克相反，社会革命党人在乡村中仿佛找到了极有力的支持。不但如此，他们甚至也统治着城市：由于士兵部之力，他们控制着苏维埃，而在最初的民主市政机关中，他们获得了绝大多数的选票。该党的力量，仿佛是无有限制的。实际上这是一种政治的迷乱现象。一个政党，除了知道为何投票的少数人外，大家都投它的票，那它便不是一个政党，这好像各国婴孩都说的那种话便不是国语一样。社会革命党仿佛是以二月革命中一切未成熟、无定形与混乱事物之一个庄严的名称而出现着。凡从革命前的历史中不曾承袭到一些理由，足以投票赞成立宪民主党或布尔什维克的那些人，就都投社会革命党的票。但立宪民主党人处身于闭关的有产者的营垒中。布尔什维克则人数还少，不为人了解，甚至还叫人觉得可怕。投社会革命党人的票意思就是一般地与整个地投票赞成革命，且不受任何拘束。在城市中，赞成社会革命党即表示士兵之想与代表农民的政党接近，表示一部分落后工人之想接近士兵，表示城市小民之不愿与士兵和农民破裂。在那个时期，社会革命党的党证，乃是各个革命机关之临时入场券，且在代之以另一种性质较为郑重的党证以前，它一直还保有着效力。所以说这个囊括一切与容纳所有人的大党只是一个极大的零，倒不是没有理由的。自从第一次革命起，孟什维克派就从革命的资产阶级性中，得出了与自由派联盟的必要性，并且把这一联盟看得比与农民的合作更高，他们认为农民是一个不可靠的同盟者，布尔什维克则相反，他们将革命的整个远景建筑在反对自由资产阶级的工农联盟之上。既然社会革命党自以为首先是一个农民党，那末在革命中，仿佛该有布尔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的同盟，来反对孟什维克与自由资产阶级的同盟了。事实上我们在二月革命中所见到的，却是一种正相反对的结合。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结成了最亲密的同盟，这联盟又补充以他们与自由派的联盟。布尔什维克在正式的政治竞争场上，则是完全孤立的。这一个初见似乎难于解释的事实，实际上却是完全合乎法则的。社会革命党绝对不是一个农民的政党，不管乡村里对他们口号的同情是多么地普遍。党的基本核心，即决定该党政策且由此推出部长与官僚的那个核心，和城市中自由派与激进派的关系，比他们与暴动的农民群众的关系，要密切得多。这个领导核心，因社会革命党在其三月征募中涌进了洪水似的升官发财主义者，所以可怕地膨胀了；它被那在社会革命党口号之下进行的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吓得要命。这些半生半熟的民粹派，当然愿意农民们诸事安好，但他们却不愿见赤鸡[3]飞扬。社会革命党人在暴动的乡村之前所感到的恐慌，与孟什维克在无产阶级进攻之前感到的恐慌平行着。就全盘而论，民主派的恐慌是一个真实危险的反映，这危险是被压迫者的运动所加于各占有阶级的，它使这些阶级联合在资产阶级地主的反动营垒中。社会革命党人与地主李沃夫政府间的同盟，表示他们与土地革命相决裂；这正犹孟什维克与古契柯夫、德列钦可与康诺瓦洛夫式的工业家与银行家同盟，即表示他们与无产阶级运动相决裂一样。在这些条件下，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的联盟，并不表示无产阶级与农民合作，而是为要与占有阶级同盟因而叛离了工农的两个政党之一种联合。由上所述：显见得这两个民主政党的社会主义，是何等的虚幻；但这绝不是说它们的民主主义是真实的。相反的，正因为民主主义患着败血症，所以需要社会主义的假面具。俄国无产阶级站在自由资产阶级之不可调和的反对地位，进行为民主的斗争，与自由派资产阶级携手并进的民主政党，不可避免地要与无产阶级发生冲突，这就是将来妥协派与布尔什维克间所发生的惨酷斗争之社会根源。假使把上面指出的过程还原到它们赤裸的阶级结构——关于这，当然那两个妥协派政党的参加者，甚至它们的领袖，也并不彻底意识到的——那末大概可以得出这样一种历史作用的分配。自由派资产阶级已不能争取群众。因此，它害怕革命。但为了资产阶级性的发展，革命却是必要的。于是从享有选举权的资产阶级中，分出了两个支派，由他们的年青子弟形成的。其中一支走向工人，另一支则趋向农民。他们企图把工人和农民都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真心地与此同时热心地，证明着他们是社会主义者，是仇视资产阶级的。用了这样的方式，他们确实在民众中获得了很大影响。但他们的思想的效果，很快地便超过了他们的头。资产阶级感觉到了致命的危险，并发出了警号。从它派生出来的两支：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便一致响应着家长的号召，跨过了旧的不同意见，他们肩并着肩，背向了群众，急忙投身来拯救资产阶级的社会。社会革命党就是与孟什维克相比，也显得脆弱无力。在一切重要关头，他们在布尔什维克看来，只是第三等的立宪民主党。在立宪民主党人看来，他们却是第三等的布尔什维克。在这两个情形中，孟什维克都占了第二等的地位。群众基础的不稳与思想体系的无定形，也以相当的程度反映于人的选择方面：社会革命党的全体领袖，都具有不成熟、浮浅、与感伤的不可靠的标记。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个普通的布尔什维克，比那些最煊赫的社会革命党领袖们，在政治上，也就是说，在阶级关系中，表现出更多的明察性。社会革命党人既没有固定的思想标准，便表示出一种对道德教条的趋向。当然，这也是毋须说明的：这些道德要求，并不妨碍他们在大的政治中应用那些小小的欺诈；这本为没有稳固支持、明确学说、与真正道德轴心的一切中间阶层政党所共有的。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同盟的领导地位，属于孟什维克，虽然数量上的优势无疑是属于社会革命党方面。在这样一种角色的分配中，乃是一个特殊方式，说明着城市对乡村的领导，城市小资产阶级对乡村小资产阶级的优越，最后，又说明着“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对那些保持道地俄国社会学且以旧俄罗斯历史的贫乏自傲的知识分子之思想上的高超。我们已经知道，在革命后最初几星期中，没有一个左派政党在首都有一个真实的总的领导机关。社会主义各政党之公认的领袖们，都亡命在国外。二等领袖们则正在从远东回到都城来的路上。这使那些临时的领导者们发生一种谨慎的与期待的情绪，使他们互相接近起来。在那几星期中，没有一个领袖群曾将自己的思想发挥到底。苏维埃中各政党间的斗争，性质极其和平。事情仿佛只关于同一“革命民主派”内部的一些细微差别。诚然，自从策列铁里由充军处回来（3月19日）之后，苏维埃的领导来了一次颇为激剧的向右转，要想对政权与战争负起直接责任来。但在3月中旬，因加米涅夫与斯大林由充军处回来的影响，布尔什维克也激剧地右倾了，所以苏维埃中大多数与左派反对派间的距离，4月初比3月初甚至更小了。真正的分化，还要稍过一些时候才开始。我们甚至可以说出一个确定的日期：4月4日，即列宁回到彼得格勒的次日。孟什维克党内的每一派，都有几个杰出人物为首，但没有一个革命的领袖。极右翼为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几位老师：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捷依奇（Дейчем）所领导，他们早在专制之下，便已站在爱国主义立场上了。恰好在二月革命的前夕，这位悲痛地度着残生的普列汉诺夫，在一种美国报章上写道，俄国工人罢工与其他方式的斗争，现在都是罪恶。老孟什维克中的较大部分，其中像马尔托夫，丹，策列铁里那样的人物，自列于齐美尔瓦尔得营垒中，且拒绝对战争负责。但是左派孟什维克的国际主义，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一样，在大多情形中，都不过是民主反对派立场的一种掩饰。二月革命使这些“齐美尔瓦尔得派”的大多数与斗争相调和，从今以后，他们发见战争是保卫革命的方法了。在这方面最坚决的是策列铁里，他后面拖着丹和其他的人。马尔托夫当革命初起时正在法国，只到5月9日才得从国外回来。他不能不见到：他昨天的同志们，在二月革命之后，已走到盖得[4]、桑巴[5]等在1914年开始采取的同样立场，即以保护资产阶级共和国反对德国绝对专制为己任的立场了。马尔托夫居于孟什维克左翼（它在革命中不曾成长，未能起任何严重作用，）的领袖地位，反对着策列铁里与丹的政策，但同时又反对左派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拉近。策列铁里代表着官方孟什维克主义发言，拥有无疑的大多数群众：革命前的爱国家们，并不困难便和二月间新征募到的爱国家们联合了起来。不过普列汉诺夫有他自己的一派，十分爱国，立于党，甚至还立于苏维埃之外。马尔托夫的一派则并不脱离党，没有自己的报纸，也没有自己的政策。每当历史大事变之际，马尔托夫老是无望地迷乱着，悬在空中。1917年和1905年一样，革命差不多没有注意到这个非凡的人。孟什维克国会党团的主席齐赫泽，差不多自然而然地当了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后来又成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他努力想把自己良心的全部蕴藏投放于这一职位中，用着素朴的诙谐，掩盖着他对自己的经常不信。他身上盖着他那一省的不可拭去的记印。多山的乔治亚，这个太阳、葡萄园、农民与小贵族的国土，拥有很小百分比的工人，产生出一层人数众多的左派知识分子，他们是圆通的，神经质的，但是大多数却不曾高出于小资产阶级的水平。在所有四届国会中，乔治亚选派的议员都是孟什维克，而在所有这四次党团中，乔治亚的议员都起了领导作用。乔治亚成了俄国革命中的吉伦特。如果十八世纪的吉伦特派被指斥的罪名是联邦主义，那末乔治亚的吉伦特派虽然最初拥护统一与不可分割的俄罗斯，而归结还是主张了分离主义。乔治亚吉伦特派中最杰出的一个人物，无疑是前第二届国会的议员策列铁里，此人一从戍地回来，便立即不仅领导了孟什维克，而且还成了当时苏维埃中全体多数派的领袖。策列铁里不是理论家，甚至不是时评家，但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他过去是，那时也还是南方法兰西式的激进主义者。在墨守旧习的国会情形中，他大概会觉得是如鱼得水。但他生在一个革命时代，早年又因服过马克思主义这一剂药而中了毒。不过无论如何，在所有的孟什维克中，策列铁里在革命事变中表示出最大的规模，与执行彻底政策的愿望。正因为此，他比其他所有的人更助成了二月政制的破灭。齐赫泽是整个服从着策列铁里的，虽然在某些时候，也被后者教条的直截路线所惊骇，这路线竟使昨天被处苦役的革命者，与资产阶级的保守代表相接近。孟什维克史高倍列夫，因其末届国会的议员地位，获得了新的民望，他给人家的印象，是私家彩排戏中串演政治家的一个学生，这倒不仅因为他模样儿长得年青之故。史高倍列夫的专业是压倒“过火行为”，平定地方冲突，以及一般地以实际方法弥补两重政权的隙漏，当他还没有被搅入5月间成立的混合政府，去串那劳动部长这不幸角色之前。孟什维克中最有势力的人物是丹，这是个党的老工作人员，人们总把他当作马尔托夫以下的第二个人物。如果孟什维克主义，一般说来，是靠堕落期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血、肉、传统与精神来滋养的，那么丹简直像是德国党领导机关中的一员，是较小规模的艾伯特（Ebert）[6]。一年以后，这个德国的丹，把那俄国的艾伯特所不曾完成于俄国的政策，完成于德国了。不过差异的原因并不在于人，而在于客观的条件。假使苏维埃多数派乐队的第一小提琴手是策列铁里，那么眼睛里充着血，用全部肺量在吹那刺耳的竖笛的，却是里倍尔。这是从犹太工人同盟来的孟什维克，具有长久的革命履历，很真诚，很感情，很会讲话，很狭隘，并且拼命要表示自己是一个不屈的爱国者与铁腕政治家。里倍尔实实在在恨死了布尔什维克。我们现在可以拿这个过去做过极左派布尔什维克的魏廷斯基，来结束关于这队孟什维克领袖们的介绍。魏廷斯基是第一次革命之著名参加者，被处过苦役，3月间，因爱国主义立场与党相决裂。参加了孟什维克之后，魏廷斯基一似人们所预料的，变成为吞食布尔什维克的专门家。他对于过去同志们所施的污蔑，只因缺少感情气质，所以还不能和里倍尔相等。民粹派的领导机关也一样地分子复杂，不过比孟什维克的总部，还要更渺小与更庸碌得多。立于极右翼的所谓人民社会主义者，以老亡命者蔡考夫斯基为其领袖，此人的战斗的爱国主义可与普列汉诺夫的相媲美，但没有后者的才能，也没有他的历史。与他并列的有老婆婆勃来希可·勃来希可夫斯卡雅，社会革命党人称她为俄国革命的祖母，但她自己却热烈地要成为俄国反革命的教母（God-mother）。已届颓龄的无政府主义者克洛泡特金，从幼年起便对民粹派保有一种癖好，现在则利用战争，否认了他过去差不多五十年间所教导的东西：国家的否认者拥护了协约国。如果他否认俄国的两重政权，那他并非用无政府的，而是以资产阶级单一政权的名义。不过这些老人差不多只起了装饰品的作用，虽然后来蔡考夫斯基在反对布尔发维克的战争中，做了受邱吉尔资助的那些白党政府之一的领袖。克伦斯基坐着社会革命党人的首席，不过这个远在其他诸人之前的首席，并非在党内而是超出于党的。克伦斯基过去并未与任何政党发生过关系。以后，我们还将不止一次地遇到这个天命所归的人物，这人物在两重政权时期的力量，乃在于他结合了自由主义无力与民主主义的荏弱。克伦斯基之正式加入社会革命党，并未破坏他对政党之一般的鄙视态度：他自以为是人民之直接被选人。不过那时的社会革命党，反正已不成其为党，已成为巨大的而确乎是全民的一个零了。该党在克伦斯基身上，找到了一个合式的领袖。未来的农业部长，后来又当了立宪会议议长的欠尔诺夫，无疑是老社会革命党中最有代表资格的一个人物，他之被认为该党的灵魂、理论家与领袖，那是并非偶然的。欠尔诺夫与其说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毋宁说是一个教会中经书诵读者，他有很多知识，但这些知识并不融会贯通，他常能漫无限止地引经据典，借以作适当的辩解，他这种太渊博的征引，在长期间捉住了俄国青年人的想像，虽然他给他们的教益并不多。这个多言的领袖只对一个问题没法回答：他领导谁，以及领导他们上哪里去？欠尔诺夫用道德与小诗装饰着的折衷主义公式，在时机未到之前，曾联合了各式各样的群众，但一到紧急关头，他们就向各个不同方面散去了。然则，欠尔诺夫自满地把自己的建党之法与列宁的“教派态度”相对立，当然不足怪了。欠尔诺夫在列宁之后五天才从国外回来：英国终于放过了他。最大政党的领袖，以一篇最长的演说，回答着苏维埃中广大群众对他的欢迎，关于这篇演说，那位半社会革命党人苏汉诺夫这样批评着：“不但我一人，还有其他许多社会革命党的爱党者，也都皱眉摇头，因为他唱得那样不悦耳，那样古怪地装腔作势，眼珠子滴溜溜地四转，是的，话说得不停，但是不知所云。”欠尔诺夫在革命中往后的一切活动，都在他首次演说的同一音调上展开了的。几次企图从左边反对克伦斯基与策列铁里之后，自觉到各方面受着压迫，欠尔诺夫便不战而降，肃清了本人亡命时的齐美尔瓦尔得主义，参加联络委员会，稍后又加入混合政府。他所干的一切事情，都是不合适的。因此，他便决心规避。放弃投票成为他政治生活的一个方式。从4月到10月，他的威望比他的党员消失得更快。相互仇视的欠尔诺夫与克伦斯基，两人间虽有许多不同，但他们都完全生根于革命前的过去，在旧时俄国脆弱的社会，在贫血与自大的知识分子中，这些知识分子渴望着教导民众，拼命想做他们的保护者与恩人，但绝对不能去听从他们，了解他们与从他们中间学习。可是不能这样干的人，就不能有革命的政略。阿夫克森齐耶夫被他的党捧起来担任革命中的最高职位：农民代表执行委员会主席，内政部长，预备国会议长，但此人却是对政治家的一帧十足讽刺画。奥勃尔女子中学里一个可爱的语言学教员——这是人们提起他时所能说的全部介绍辞了。诚然，他的政治活动，比之于他的人格，证明出要有害得多。在社会革命党党团与苏维埃统治核心中起着巨大的，虽然是更隐蔽的作用的，乃是高次。系出著名革命家庭的一个恐怖主义者，高次比他最接近的政治朋友们较不自大，且较能实干。不过他以所谓“实行家”的资格，自限于厨下杂务，将大问题留待别人解决。还必须说明一点的，就是他既非演说家，又非著作家，他主要的资源，乃是他以多年苦役购得的个人威望。我们在实质上，已经提到了民粹派统治层中所有能被提到的人。等而下之的，已经是费立包夫斯基那一类全属偶然的人物了，关于费立包夫斯基，究竟他为什么爬上了二月奥林匹斯山[7]之巅，那是谁都不能解释的，他那套海军军官的制服，大概是起了决定作用的吧。与执行委员会中两个统治政党的正式领袖们并列的，还有不少“野种”，个别分子，过去革命运动各阶段上的参加者，这些人在革命以前很久便脱离了斗争，如今在胜利革命的旗帜之下急忙回来之后，却并不急急于给自己套上政党的羁轭。在一切基本问题上，野种们遵循着苏维埃多数派的路线。在第一个时期，他们甚至还起着领导作用。随着正式领袖们之由充军地与国外回来，这些无党派的人便退居于次位，政治开始定形，党派的从属就被视作权利了。从反动营垒方面来反对执行委员会的那些人，后来曾不止一次地指异族人，即犹太人，乔治亚人，拉脱维亚人，波兰人等，在该委员会中占有优势。对执行委员会的全体人员说，那些异族人虽占不很高的百分比，但他们在主席团，在各种委员会，在报告人等中，无疑地占有很显著的地位。被压迫民族的知识分子（他们主要集中在城市），既大量参加于革命队伍，则老一代革命家中异族人数量之特别多，自不足怪。他们的经验（虽不一定是高等品质的经验），使他们在新社会形式建立之时，成为无可代替的人。不过企图用异族人所占的这个虚幻的优势，来解释苏维埃政策与整个革命的过程，那是完全荒谬的。民族主义在这一场合中，暴露出对于真正民族，即人民之轻视，它把那处于伟大的民族觉醒时代的人民，描写成操在异族人或偶然分子手中的一块单纯的木头。但是异族人为何与如何获得这样一种奇迹创造力，来支配这几百万本国人呢？事实上，当深刻的历史变易之时，民众常常叫那些昨天最受压迫的，因此最准备表现新任务的分子，出来服务。不是异族人领导革命，而是人民的革命利用着异族人。这种情形，甚至当自上而下实行大改革时，也是如此。当彼得一世离开旧的途径，吸引异族人与外国人来服务时，他的政策总不失其为民族的。在那时，附郊德国人居留地中的工匠与荷兰人的船主，比那些很久以前由希腊人训练成的俄国牧师或莫斯科的诸侯贵族（他们也抱怨异邦人的优势，虽然他们自己就是建立俄罗斯国家的异邦人的苗裔），更能表示出俄罗斯民族发展的要求。无论如何，1917年的异族知识分子，与真正俄国的知识分子一样，分配在同样几个政党中，具有同样的缺陷，犯了同样的错误，而且，恰恰是孟什维克与社会党人中的异族人，特别热心地主张保卫国家与俄国的团结。以上就是执行委员会，即民主派最高机关的情形。消失了幻想但还保持着成见的两个政党，拥有一班不能将空话变成事实的领袖，当了革命的头脑；而这革命之来临，却是为要破弃那百年桎梏与奠定新社会的基础的。妥协派的全部活动，成为痛苦的矛盾的一个长链，此种矛盾耗竭了民众力量，准备了内战的痉挛。工人，士兵，农民却把事情看得很认真。他们想：由他们创立起来的苏维埃，应立即负责消除革命所由产生的那些痛苦。大家都跑到苏维埃去。每个人把痛苦到那里去诉说。谁没有痛苦呢？他们要求解决，希望援助，期待公道，坚持赔偿。恳求者，诉苦者，请愿者，告发者，大家以为那个敌对的政权，终于让自己的政权代替了。民众相信苏维埃。而民众是武装的，这就表示苏维埃是一个政权。他们这样地了解事件，——难道他们了解得不对吗？士兵、工人、士兵的妻子、小商人、职员母亲、父亲等人，开关着门，寻找着，询问着，哭泣着，要求着，强迫着设法，——有时竟指明设什么法，——就在事实上把苏维埃变成一个革命政权。“这完全不是苏维埃本身的兴趣所在，无论如何这是不在它的计划之内的”，我们的熟人苏汉诺夫这样地抱怨着，他当然是拼命跟这个过程斗争的。他的斗争成功了没有呢？唉，他不得不立即承认道：“苏维埃机关开始不由自主地，自动地，反对着苏维埃的意志地，来挤掉那架正式的政府机器，这机器愈来愈空转着了。”这些投降教条的信徒们，怎样对付这架空转着的机器呢？苏汉诺夫很忧郁地承认道：“必须安心忍受着，掌握起某些单零的行政职务，同时又得保持一种虚构，仿佛马林斯基宫[8]在执行着它们。”这就是这班人在那被战争与革命的火焰所笼罩的破碎国家中所忙的事情：用蒙面跳舞的方法，保护着已被民众在机体上摧毁了的那个政府的权威。让革命死去，虚构万岁！同时，已被这班家伙从大门逐出去的政权，却打窗户里爬回来了，这每次都使他们惊惶失措，且使他们陷入可笑或下贱之境。还在2月28日的夜间，执行委员会便封闭了皇党的刊物，且规定了报章的登记制度。反对之声，洋洋盈耳。叫嚣得最高的，是那些惯于禁止其他人说话的人。几天后，委员会重新讨论出版自由问题：允不允许反动报纸出版？这时发生了不同意见。苏汉诺夫型的教条主义者们赞成绝对的出版自由。齐赫泽最初没有同意：怎么能把武器不加统制地留在死敌之手呢？顺便说一句，那时倒没有一个人想把这问题交给政府解决。其实即使这样办也是无用，因为印刷工人只承认苏维埃的命令。3月5日，执行委员会认可了这个事实：查禁右派出版物，新报发行须得苏维埃核准。不过在资产阶级各界的压力之下，这决定在十号那天便取消了。苏汉诺夫欢欣鼓舞道：“只要三天工夫，就足够叫他们恢复理知了。”这是一种没有根基的狂欢！刊物不是超于社会的。革命期间刊物的存在条件，反映着革命本身的进程。当革命具有，或可能具有内战性质之际，没有一个作战营垒肯让敌对刊物存在于自己势力区内，这好比谁都不肯自愿放弃对于兵工厂，铁路或印刷所的统制一样。在革命斗争中，刊物不过是各种武器之一。言论权无论如何总不会高于生活权。而革命则把生活权也握在自己手中。我们可以确定下述意见，作为法则：凡革命政府愈带自由派倾向，愈能容忍，愈对反动“宽洪大量”，则它们的政纲愈浅，它们和过去的关系愈深，它们的作用愈保守。反之：它们的任务愈大，它们将破坏人们的既得权益愈多，则革命政权愈集中，那政权的独裁性也愈露骨。不管这是好是坏，但从来人类的前进，却正是遵循了这样的道路的。当苏维埃想把出版物的统制权握在自己手中时，它是对的。究竟它为什么这样轻易地放弃了呢？因为它一般地拒绝作郑重的斗争。对和平，土地，甚至对共和国问题，它都默而不言。它既将政权转交给保守的资产阶级，它便既无害怕右派出版物的理由，也无反对此种出版物的可能。可是不多几月之后，政府在苏维埃的援助之下，却开始无情地对付左派刊物了。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前后相继地被查封着。3月7日，克伦斯基在莫斯科演说道：“尼古拉第二在我手中。我从不想做俄国革命的马拉[9]……尼古拉第二将我亲自监视之下，前往英国……”太太们抛掷鲜花，学生们鼓掌赞成。但下层却激动起来了。从来没有一次郑重其事的革命，即有所损失的革命，曾让废黜的君主出国的。工人与士兵们不断要求：逮捕罗曼诺夫氏全家。执行委员会预感到在这个问题上是开不得玩笑了。于是决定：苏维埃该把罗曼诺夫这案子拿在自己手里，这样便公开地宣布了政府之不值得信任。执行委员会对所有的铁道下令：不放罗曼诺夫通过。这便是沙皇的火车在路上逡巡的原因。一个属于右派孟什维克的工人格伏士吉夫，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之一，被派去逮捕尼古拉。克伦斯基被否认了，连带也否认了政府。但它并不辞职，而是默默地服从了。3月9日齐赫泽向执行委员会报告道，政府已“放弃”将尼古拉送往英国之意。沙皇家属已在冬宫被捕。这样，执行委员会从枕头底下，把自己原有的政权偷来了。可是从前线来的要求却愈加坚决：送前皇到彼得·保罗堡垒里去。革命总是表示出财产之移转，这不仅表示在立法上，而又表示于群众的夺取上。历史上的土地革命，根本不曾以相反方式发生过：法律改革总是落在“赤鸡”（见前注）之后。在城市中，夺取的作用比较小些，因为资产阶级革命并无动摇资产阶级财产权的任务。不过从来仿佛也还不曾有过这样的革命：那时群众为了社会目的而不占用过去属于人民之敌的房屋。二月革命一经过去，政党即刻从地下出来，发生了职工会，不断举行着大会，所有区中都有了各自的苏维埃，——这一切都需要房屋。各组织夺取了沙皇大臣们不住人的别墅，或沙皇舞姬们空闲着的宫邸。遭殃的人诉着屈，或者政府自动出来干涉。但因夺取者实际上握着政权，而正式的政权反倒是一个幽灵，于是检察长最后就向那同一个执行委员会申诉，请求恢复某位舞姬被侵占了的主权。这位舞姬的并不烦难的职能，却受到了朝廷中人取之于民脂的厚赏。联络委员会自然行动起来了，部长们开着会，执行委员会的“局”会商着；一个代表团奉派去见夺占房屋的那些人——事情拖延了好几个月。苏汉诺夫告诉我们说，他以“左派”的资格，并不反对在财产权方面采取最激进的立法，但他却是“一切抢夺行为之大敌”。可怜的“左派”惯以这样的诡计来掩盖自己的破产。真正的革命政府，当然能及时颁布征用房屋的法令，借以减少混乱的夺占行为至最低限度。可是左派的妥协主义者则将政权交给了财产权之疯狂拥护者，以便自己日后——在露天——谨慎地向群众宣传尊敬革命法律的福音。彼得格勒的气候却并不有利于柏拉图式的空谈[10]。购买面包者所排成的行列，予革命以最后推动。它们是对新制度的第一个威胁。早在苏维埃成立大会上，就已决定组织一个粮食委员会。政府毫不留心首都的民食问题。它倒很愿意用饥饿方法来使首都平静。以后的责任是落在苏维埃身上了。它拥有好些具有某种实际经验的经济学家与统计家，这些人以前在资产阶级的经济与行政机关服务。其中大半是格罗曼与乞勒凡宁之流的右翼孟什维克，或是走得极右的过去布尔什维克，有如巴札洛夫与阿维洛夫。不过他们才着手来解决首都的民食问题，便觉得由于整个局势的逼迫，不得不采用最激烈的方法来禁止投机与组织市场了。在苏维埃的好几次会议上，核准了一大套“军事社会主义”的办法，其中包括着一切麦子储存为国家财产；按照工业生产品的同样价格，规定面包的确实价格；国家管理生产；实行调节城市与乡村间之商品交换。执行委员会的领袖们惶恐地面面相觑；想不出其他办法，他们同意了这些激烈决议。后来联络委员会的委员们，怪不好意思地把这些决定通知了政府。政府答允加以研究。但无论是李沃夫亲王，古契柯夫或康诺瓦洛夫，谁都不愿意对自己与自己的朋友，加以统治，征发或拼命的节约。苏维埃的一切经济决议，除了能由地方苏维埃独立执行者之外，都因国家机关之消极抵抗而粉碎了。彼得格勒苏维埃在粮食方面实行了的唯一办法，就是严格限制每个人食粮：体力劳动者每日面包一磅半，其他的人则规定一磅。诚然，这一限制差不多对首都居民的粮食预算，并不改变：一磅与一磅半，原可过活了。每天吃不饱肚皮的痛苦还在后头。革命将要在几年内——是几年而不是几月——使那系在日益减瘦的肚子上的裤带，愈拉愈紧。它将忍受这种试验。现在它所感到痛苦的还不是饥饿，而是疑惑，彷徨，不知明日事。因三十二个月战争而弄得极其尖锐的经济困难，正敲着新制度的窗与门。运输制度的解体，各种原料的缺乏，大部分设备的耗损，可怕的通货膨胀，商业的紊乱，全都需要采取勇敢与迫切的办法。妥协派既然在经济方面触着了这些问题，但在政治方面却使它们无法解决。他们所遇到的每一个经济问题，都转过来斥责两重政权；而他们不得不签署的每一个决定，都不能容忍地炙着他们的指头。八小时工作制问题成了力量与相互关系之大的测验器。暴动胜利了，但总罢工还继续着。工人们认真地以为政制改变，他们的命运也应当改变。这立刻就引起了新统治者——自由派与社会主义者——的惶恐。爱国主义者的政党与报纸大声疾呼着：“士兵们——回营，工人们——复工！”这不是说一切照旧吗？工人们疑问着。“目前是的”，孟什维克忸怩地回答。可是工人们懂得：假使现在没有改变，那将来更不用说了。同工人们解决问题，资产阶级让社会主义者来办。执行委员会借口那业经获得的胜利，“已颇足以保证工人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的地位”，——其实：自由派地主们不是当着权吗？——所以它决定3月5日为彼得格勒区工人的复工期。工人们回到厂里去！这就是教养阶级——自由派以及他们的社会主义者——之自以为是、自欺欺人。这班人相信几百万工人与士兵，因不能克制的不满与希望的压力而起来暴动，等得胜利之后，就能顺从地自安于旧时生活条件的。从历史书中，领袖们得出了一个信念，以为这样的情形在以往的革命中都曾发生过。但是不，这样情形即使在过去，也是从来没有的。假使劳动者被骗回到旧时的厩舍，那末只能用迂回曲折之法，经过许多次失败与欺骗。马拉敏锐地感觉到了诸种政治转折的残酷社会真相[11]，所以主流史学家才登峰造极地污蔑他。1792年8月10日革命之前一月，他写道：“革命的完成与支持，只能靠社会的下层阶级，靠一切被剥夺了财产的，无耻的富人待之为流氓的，罗马人以其特有的厚颜曾称之为无产者（Proletariate）的人。”革命给这些剥夺了财产的人以什么东西呢？“开始他们获得了某些成功，最后，运动终被征服了；他们的运动老是缺乏知识，机巧，方法，武器，领袖，与明确的行动计划。这运动在那些具有经验，巧妙与奸诈的阴谋家之前，是没有防御力的。”克伦斯基之不愿意做俄国革命的马拉，还有什么奇怪吗？过去俄国工业界巨子之一，V·奥尔巴黑，生气地讲着：“下等人把革命了解成谢肉节一类的事情：譬如婢女整日间不在家，打起了红带子在街上游荡，坐在汽车里兜风，只在朝晨才回家，洗个脸，又出去溜哒。”妙呀！这位控诉者想指出革命的腐化作用，以这样的特点来形容婢女的行径，可是这些特点，——当然得除去红带子——却再好没有地写出了资产阶级太太的日常生活。是的，被压迫者是把革命当作节日或节日前夜来接受的，它在家庭婢女心中所引起的第一个冲动，便是要减弱那卑抑，悲痛，无出路之奴役的日常羁轭。工人阶级全体则不能，也不愿只以红带子自慰，虽然那带子在别人看来，是胜利的象征。在彼得格勒的工厂中进行着骚动。不少企业，公开地不服从苏维埃的决议。回进工厂，工人当然是准备的，因为这是必须的；但在什么条件下呢？工人们要求八小时工作制。孟什维克引证着1905年的经验，即那时工人企图用强迫方法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以致遭受失败：“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同时反对反动派与资本家，无产阶级没有这个力量。”这是他们的中心思想。一般说来，孟什维克承认将来和资产阶级决裂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一纯理论的承认，丝毫不约束他们，他们以为不要逼成这个决裂。但因资产阶级之被逼投入于反动营垒，并非由于演说家与时评家的热烈的词句，而是由于劳动阶级的独立运动，所以孟什维克用尽全力，反对工农的经济斗争。他们教导说：“现在工人阶级最切要的不是社会问题。目前它要获得政治自由。”但是这种空想的自由究竟在哪里，工人们是不能懂得的。他们首先要给自己的肌肉与神经谋得少许自由。于是他们压迫老板。这是一个怎样的讽刺呀：正当3月10日，即当孟什维克报上说八小时工作制不置于日程中的那一天，那在前夜已不得不和苏维埃发生正式关系的厂主联合会，却宣布它赞成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与组织工厂作坊委员会。实业家比苏维埃中民主派的战略家，表示出远见得多。这是不足怪的：在工厂中，老板们与工人们面对面地相处着。不下于半数的彼得格勒工厂，其中大多数是大企业，那里的工人们做完了八小时工后，便一致离开了机器。政府与苏维埃拒绝给他们的东西，他们自己却拿过来了。当自由派报章带着感动，将1917年3月10日俄国工业家的姿态，比之以1789年8月4日法国贵族的姿态时，他们比自己所想的更接近于历史的真理；原来俄国资本家与十八世纪末叶的封建主相似，是在必然性的鞭笞之下行动的，他们希望以一时的让步，保证将来能恢复失物。有一个立宪民主党人的政论家，打破了官方的诳言，干脆承认道：“这是孟什维克的不幸，布尔什维克已经用恐怖手段强迫厂主联合会同意了立即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究竟恐怖手段是什么？那我们已经知道了工人的布尔什维克在运动中，无疑地占了第一个位置，而且又像在二月间那几个决定的日子一样，最大多数的工人跟在他们后面。孟什维克领导的苏维埃，以一种混乱之感，记录着这个伟大胜利，实质上这胜利是违反了它的意志而获得的。不过受了辱的领袖们，又不得不向前再走一步，他们建议临时政府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公布适用于全俄的八小时工作法令。但政府得到雇主的同意，表示反对，期待着较好的日子，它拒绝执行那个绝非坚决地向它提出的要求。莫斯科区也开展着同样的斗争，不过延长得更久。此地的苏维埃也不顾工人反对，要求复工。在那些规模最大的一个工厂中，反对终止罢工的决议，由七千票对六千票通过了。其他工厂中的反应，也差不多同样。3月10日苏维埃再度严厉地指出了工人立即回厂的责任。这样一来，大多数工厂中虽然都开始了工作，但几乎到处都展开着缩短工作时间的斗争。工人们用行动纠正着自己的领袖们。经过长时间抵抗之后，莫斯科苏维埃在3月21日，终于不能不用本身的决议来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了。工业家立即服从。在各省，这斗争一直持续到四月间。差不多各处苏维埃的情形都是一样：最初抑制着与反对着，然后，在工人的压力之下，去同雇主们谈判：凡在后者不表同意的地方，那里的苏维埃便不得不自动颁布法令，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这是制度中一个怎样的隙裂啊！政府故意站在一边。这时，在自由派领袖的指导之下，开始了一个反对工人的可怕运动。为要克服工人，他们决定鼓动士兵起来反对他们。缩短工作时间，那意思就是说要减弱前线的力量。难道在战争时候可以只顾自己吗？难道战壕里也能计算钟点吗？有产阶级一经走上了阴谋煽动的路，他们是不会在任何事物之前止步的。鼓动带上了狂暴的性质，且很快传到了战壕里。士兵比连衣可在其前线回忆录中承认道，主要由军官中半生半熟的社会主义者所进行的鼓动，相当成了功。“不过想唆使士兵反对工人的那些军官，他们的整个不幸，就在于他们是军官。以前军官对士兵的态度，在每个士兵的记忆中是太新鲜了。”不过，对工人迫害得最凶狠的，还是在首都。工业家与立宪民主党的总部一起，找到了无限的方法与力量在卫戍军中进行鼓动。据苏汉诺夫说：“3月底，在所有十字街口，在电车上，在每一公共场所，都能看到工人与士兵，相互进行着激烈的舌战。”甚至发生了殴斗。工人们懂得了危险，且会设法来防止它。为要做到这一层，他们只叫说真话就够了：摘引战时利润的数字，让士兵们看看机声隆隆的工厂与工场，看看炉子里的地狱火焰——这是他们的永久前线，这里有过无数牺牲者。由于工人们的发起，卫戍军各部队开始来参观工厂，特别是国防工业的工厂。士兵们看着听着，工人们指点着解释着。参观结果是凯旋似的亲善。好些社会主义者的报纸上，登载着许多军队的决议，说到他们与工人之不可破坏的团结。到得4月中旬，根本连兵工冲突这个题目，都已从报章上消失。资产阶级报纸沉默了。这样，工人们于经济胜利之后，更获得了政治的与精神的胜利。因八小时工作制斗争而发生的事变，对于革命之全部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工人每个星期获得了几小时空闲工夫，可用以读书，开会，又可以练习打枪，这自工人自卫军成立以来，业已成为经常功课了。再则，得到这样明显教训之后，工人开始更密切地监视着苏维埃的领袖们了。孟什维克的威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布尔什维克在工厂中的地位强固起来，在军营中，一部分的情形也是如此，士兵更加小心，更有思想与更加谨慎了：他们懂得，有人在暗算他们。阴谋煽动的恶毒计划，回过来反对着计划的主使者。工人与士兵不仅没有被离间与互相仇恨，反而更密切地融协了。政府，尽管有联络委员会那种牧歌似的虚幻组织，还是仇恨苏维埃，仇恨它的领袖们，又仇恨他们的监护作用。政府一有机会便暴露了这个仇恨。因为苏维埃执行着纯粹政府的职务，当必须镇抚群众之时，还是政府自己请苏维埃这样办的，所以执行委员会请求政府津贴它一点开支。政府表示拒绝，虽经苏维埃一再坚请，政府却固执己见：它不能拿国帑来津贴“私人组织”。苏维埃默默无言。苏维埃的预算全靠着工人，这些人不倦地搜集金钱来应付革命的需要。同时，自由派与社会主义者，双方都保持着完全互爱的礼节。在全俄苏维埃大会上，宣布两重政权的存在为一种无稽之谈。克伦斯基对军队的代表保证说政府与苏维埃之间，在任务与目的方面的完全一致。策列铁里、丹与其他的苏维埃台柱们，也是同样热心地否认着两重政权。他们想借诳骗之助，去巩固建筑在诳骗上的政制。可是那制度从最初几星期起就摇摇欲倒了。领袖们不倦地从事于组织拉拢：他们拼命想依靠着偶然的代表或代表团体来反对群众，例如靠士兵反对工人，靠新的市政局，“地方自治会议”与合作社来反对苏维埃，靠各省反对首都，最后，则靠军官来反对人民。苏维埃形式并不含有任何神秘力量。它绝不能自免于一切代议制度的缺陷——只叫此种制度不可避免，那末这些缺陷亦是不能避免；但苏维埃形式的力量，却在于它能把所有这些缺陷减少至最小限度。我们可以怀着信心说，——经验也很快会证明这一点，——任何其他将群众分成原子的代议制度，在革命中表示群众的真实意志时，远不及苏维埃表示得好，而且比它的要迟缓得多。在一切革命的代议制度中，苏维埃是最有伸缩性，最直接与最透明的。但它总还不过是一个形式罢了。它所能给我们的，不能多于在某一时期内群众路线所能注入于它的那些东西。不过它能使群众更易懂得自己所做的错误，更易改正这些错误。苏维埃的这一作用，乃是革命发展的几个最重要的保证之一。究竟执行委员会的政治远景如何？简直没有一个领袖具有彻底思索过的远景。后来苏汉诺夫确切地说道：依照他的计划，政权交给资产阶级不过是短期间的，为的要让民主派巩固力量，好更有把握地将政权拿回来。不过，这个本身天真的计划，显然是事后回顾时拟出来的。至少当时并没有一个人这样拟过。在策列铁里的领导之下，执行委员会的动摇，纵令不曾终止，那至少也已包含在制度之中了。策列铁里公开声明道：若无一个坚强的资产阶级政权，则革命非死亡不可。民主派应以对自由资产阶级的行施压力为限，小心着，不要因一个鲁莽步骤而推它到反动营垒，只叫它还在巩固革命的胜利，那我们总要拥护它。最后，这个中间制度将以一个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为结局，社会主义者则成为国会里的反对派。这些领袖们的绊脚石，倒并不是远景问题，而是目前的行动政纲。妥协派答应群众以“行施压力”之法，向资产阶级去取得一个对内与对外的民主政策。在民众的压力之下，历史上的统治阶级当然已不止一次地让过步。但归根结蒂说来，压力的意思是一种威吓，它要排挤统治阶级于政权之外且欲取而代之。可是民主派手中没有的，正是这个武器。它是自愿将政权托付给资产阶级的。发生冲突的，并不是民主派以夺取政权和威吓，反倒是资产阶级拿归还政权来恐吓民主派。这样一来，那一架压榨机的主要杠杆，便操在资产阶级手中了。这又可以解释一个事实：为什么政府全无力量，却还能反对掉苏维埃上层所作一切相当严肃的要求。4月中旬，苏维埃的统治核心为了政权秘密，觉得连执行委员会都成了太广大的组织了，这班领袖已彻底面向着自由派。于是再成立了一个“局”，完全由右派保卫祖国派组成的。从今以后，大的政治问题就由这个小范围的人来干。一切都仿佛满意而确定地解决了。策列铁里无限制地统治着苏维埃。克伦斯基则步步高升着。可是恰巧在这个时机，从下层，即从群众中，发出了最初的一些警号。“这是可惊奇的”，接近克伦斯基左右的史丹开维奇写道，“正当这委员会组织成功，正当工作责任由那只从祖国保卫派政党中选举的局来负担时，他们却失去了群众的领导权，群众已经离开他们了。”可惊奇吗？不是的，只是合乎法则罢了。[1]本书中常简称为“执行委员会”。——译者[2]括号内文句，系译者为中文更易了解起见而添加的。——译者。[3]有放火之意。——译者。[4]盖得，茹尔（巴秀尔，马蒂约）(Guesde,Jules（Basile,Mathieu）1845—1922）——法国工人党创建人之一，第二国际的组织者和领袖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即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参加了法国资产阶级政府。－C.R[5]桑巴，马赛尔（Sembat,Marcel1862－1922）——法国社会党改良派领袖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1914年8月－1917年9月任法国帝国主义“国防政府”公共工程部长。－C.R[6]FriedrichEbert（1871～1925），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极端爱国主义者，1919年被选为德国总统，镇压了斯巴达克团革命。——译者。[7]希腊神话中诸神所居之山，此处以喻二月革命后的政权。——译者。[8]临时政府所在地。——译者。[9]法国革命中左派领袖，将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译者。[10]意即彼得格勒天气太冷，人们不能立在露天听妥协派演说者。——译者。[11]译文有修订。原词有某物的背面、某事的内幕、内情的意思，我采“真相”，指革命进程的真实动力和进展。－L.X<<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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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两重政权<<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第十一章两重政权什么东西构成了两重政权的本质？我们不得不停下来谈一谈这个问题，因为对这问题的解释，我们在历史文献中是从不曾遇见的。然而两重政权却是社会危机的一个特殊情形，它决不仅为1917年俄国革命所特有，虽然在这次革命中，它叫人认识得最清楚。相冲突的阶级老是在社会中存在着，而失去了政权的阶级，必然要努力在某种限度内，使国家的方针偏向到有利于自己这一面。但这完全不是说：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阶级统治着社会。政治机构的性质，乃直接决定于被压迫阶级对统治阶级的关系。单一政权是每一政制稳定的必需条件。当统治阶级能把自己的经济与政治形式，强使全社会当作唯一可能形式来接受之时，这个单一政权是能够维持的。德国地主与资产阶级之同时执政——无论是霍亨索伦皇朝或共和国形式——并非两重政权，不管两个参政者之间的冲突有时如何激烈；因为他们的社会基础是共同的，他们的冲突并无使国家机关分裂之虞。两重政权的制度只能从不可调和的阶级冲突中发生，因此，它只能发生于革命时期，且成为革命时期许多基本因素之一。革命的政治机动，在于政权之由一阶级转入另一阶级。暴力的变革，由于性质使然，通常总在短期间内完成。但是没有一个历史阶级，能在一夜间，即令是革命之后，突然由从属地位一跃而为统治阶级的。它得在革命前夜，就已对正式的统治阶级采取了很独立的态度；此外，它得把不满现状而不能起独立作用的中间阶级与中间阶层的希望，集中在自己手里。一次革命之历史准备，在革命前期便造成了这样的一种局势：这时负有实行新社会制度使命的那一阶级，还未成为国家主人，事实上却已掌握了国家权力之很大部分，至于国家的正式机关，则仍留在旧主人之手。这便是一切革命之起始发源的两重政权。但这不是它唯一的形态。如果一个新的阶级，被一次为它所不欲的革命推上了政权，而它在本质上原是一个历史上出生已晚的老阶级；如果它在正式登基之前便已经衰老；如果当它走上政权时，遇到了颇为成熟且想染指政权的敌人，——那时政治革命便造成另一种的，有时是更不稳定的两重政权的平衡，来替代那种不稳定的平衡。革命或反革命在某一个新阶段上的任务，都在于克服两重政权的“无政府状态”。两重政权不仅不以等半均分政权或以政权之一般形式的平衡为前提，而且一般说来，它根本就排除着此种可能。这不是一个宪法制定的事实，而是革命的事实。它表示着这样的意思：社会平衡的破坏，业已分裂了国家的上层建筑。两重政权发生在这种地方，即在那里敌对的阶级已经依靠着本质上不能共处的政府组织，——一个是残存的，另一个则正在形成，——他们在国家的统治方面，逐步都在互相排挤着。在这个情形之下，战斗着的每一阶级所获得的政权量，决定于力量之相互关系与斗争的进程。这样的情形由于本质使然，不能稳定。社会需要政权集中，它以统治阶级为代表，或在某种场合，以两个半统治阶级作代表，不可遏制地追求着集中。政权分裂，只预告着内战的来临。不过，在竞争的阶级与政党尚未决定从事内战之前，尤其在这样的情形中：假使他们害怕，第三种力量的干预，那他们能在相当长的期间，不得不容忍，甚至仿佛还批准着两重政权的制度。虽然如此，这制度不可避免地要爆裂的。内战给两重政权以最明显的、恰正是地域上的表现：每一政权都创立一个巩固的的操演场，为争取其余的地区而斗争，这地区由于交战的两个政权之轮番侵入，老是忍受着两重政权，直至两者之一最后确立了为止。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唯其因为是一次彻底震撼全国的大革命，所以是各种两重政权制度的显明的交替，它在内战形式中，激剧地由一种制度转变成另一种制度。起初是资产阶级及与之相接近的乡村贵族层反对王权，后者依靠着特权阶级或此等阶级的上层——贵族与主教。资产阶级政府是以伦敦城为靠山的长老会派的国会。这两种制度的长期斗争，最后解决于公开的内战。伦敦与牛津，这两个政府的中心，创立了各自的军队。这次两重政权是依地域形成的，虽然和往常内战中的情形一样，地域的界限极不稳定。国会胜利了。国王被俘，期待着自己命运之被决。这仿佛已替长老会派资产阶级创造了单一政权的条件。然而在王权未被摧毁之前，国会的军队已转变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它的队伍里集中着教会独立派（Independentres）、虔诚的与坚决的小资产者、手工业者与农民。这支军队有力地干涉社会生活，它不仅以武装力量的资格，像古罗马禁卫军一般，更是以一个反对富饶的资产阶级的新阶级的政治代表资格干涉着。与这资格相符，军队便创立了一个新的国家机关，权力高出于军事指挥者之上：这就是士兵与军官代表（“煽动家”）的会议。这样便踏上了两重政权的新时代：由长老会派的国会与教会独立派的军队所形成的。两重政权导入了公开的冲突。资产阶级用它自己的军队来对抗克伦威尔的“模范军队”，即武装平民，表现得毫无力量。冲突结果，藉助于教会独立派的剑，予长老会派的国会以一次肃清。国会只留下了尾闾，建立了克伦威尔的专政。军队的下层，在革命的极左派——社会平等派（Levllers）——的领导之下，企图以自己真正平民的政制来反对军事领袖——这些军队中贵族——的统治。但新的两重政权未能发展，因为社会平等派，这些下层小资产阶级，还没有，而且也不能有自己的历史道路。克伦威尔很快对付了反对者。在许多年内确立了一个新的、但很不稳定的政治平衡。在法国大革命中，立宪会议第三等级的上层是它的脊椎——把政权集中在自己手里，但不完全取消国王的特权。立宪会议时期乃是针锋相对的两重政权时期，它以国王之逃往瓦伦而告终，形式上则仅以共和国之建立而后才得消灭。第一次制定的法国宪法（1791年），以立法行政两权完全独立这一神话为根据，实际上它隐瞒了或者曾企图隐瞒着人民，使他们看不到真实的两重政权：一方面是民众夺取巴士底狱以来掩护在国民会议中的资产阶级；另方面则是旧的王朝，它依赖着贵族，僧侣，官僚与军人的上层，当然还希望着外国的干涉。在这自相矛盾的制度中，种下了它必然破裂的因。要找寻出路，那或者是借欧洲反动之力来消灭资产阶级的代表制，或者就把国王与王政一同送上断头台。巴黎与考勃伦次[1]非较一较力量不可。事情还没闹到战争与断头台的地步之前，舞台上已出现了巴黎公社，它以第三等级的城市下层为支持，愈加勇敢地与资产阶级民族的正式代表争权。新的两重政权开始形成，1790年便初露端倪。当时，大中资产阶级在行政官署与市政机关的地位相当巩固。社会等级的地窖坟穴内的低贱阶层，自下而上地努力冲入禁地——上流社会的大人物们决定民族命运的禁地，好一幅令人震惊的画卷！难怪统治者后来对此炮制了成山的污蔑之词。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习于践踏的那方人群底座，似乎有了生气：一望无际的人堆冒出许多头颅，长满老茧的大手伸向天空，传出了嘶哑但勇敢的呼喊！巴黎各区——革命的私生子——有了各自的生活。他们得到官方承认——没法不承认！——并改组成部（Sections）。它们不断冲垮官设障碍，从下层获得新鲜血液，无视统治者的禁令，它们让无权者，穷人和平民参加自己的队伍。同时，乡村市政机关成了农民暴动打倒资产阶级法律的掩护者，那法律仍在维护封建主的财产。就这样，第二等级的下面，第三等级崛起了。巴黎各部最初与公社对立，后者那时还被可敬的资产阶级霸占着。在1792年8月10日的勇敢暴动中，各部统治了公社。从那时起，革命公社反对立法会议，后来又反对国民会议，这两者都跟不上革命的进程，不能解决它的任务，它们只登记了事件，但并不干这些事件，因为它们没有那个新阶级（它崛起于巴黎各区下层，且在最落后的乡村找到了支持）的精力、勇气、与一致。正如当初各部之控制公社一样，公社也用一次新的暴动，控制了国民会议。这些阶段的每一次，均以极显明的两重政权为其特点，它的两翼都拼命想建立一个单一与有力的政权，右翼用的是防守之法，左翼则采取了进攻战术。革命与反革命双方，都同样要求实行独裁，因这要求是从两重政权的不堪忍受的矛盾中发生出来的。从两重政权的一种形态转入另一种形态，系由内战来实现。这时革命的大阶段，即政权之移转于新阶级或新阶层完全与代表机关之嬗递不相符合，后者跟着革命的动力向前行进，仿佛是落在后面的革命影子。归根结蒂，无裤党的独裁自然与国民会议的独裁是合流了的，但同怎样的国民会议呢？同那用恐怖手段肃清了昨天还在其中占统治地位的吉伦特党的国民会议合流。它现在业已缩小，适应着新社会力量的统治了。法国革命这样经历了两重政权的几个阶段。在四年间，上升到了顶点。从热月九日起，它又经历着几个两重政权的阶段，开始往下降落。每次下降，又是以内战开头，正和它以前随同着每个上升步骤一样。新社会就以这样的方式在寻找着自己的力量之新的平衡。一方面与拉斯布丁的官僚派斗争，同时又与之合作的俄国资产阶级，在大战时期已大大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它利用了沙皇制度的失败，藉助于乡村协会，城市协会，以及军事工业委员会，将大权集中于自己之手。它已能独立处置庞大的国家资源，所以实质上说，资产阶级已拥有一个并列的政府。当大战时，沙皇的大臣们老是抱怨李沃夫亲王供给军队以给养、食物与医药，甚至替士兵们开理发店。“必须不让他这样干，或者交给他全部政权”，克里伏兴大臣在1915年就说过这样的话。他决不曾想到在一年半之后，李沃夫亲王竟会得到“全部政权”，不过它不是从沙皇手里，而是从克伦斯基，齐赫泽与苏汉诺夫手里得来罢了。但在接受政权之次日，却发见了一个新的两重政权：在自由派昨天的半政府——今天在形式上已经合法化——之旁，崛起了一个非正式的，但是更真实的劳动群众的政府，它采取着苏维埃的形式。从那一时刻起，俄国革命开始生长成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了。但是二月革命之两重政权的特点在哪里呢？在十七与十八世纪的历次大事变中，两重政权每次都是斗争的一个自然阶段，是一种临时的力量之相互关系强迫斗争的参加者接受的，而斗争的每一边则都努力要用各自的单一政权来代替两重政权。可是在1917年革命中，我们却看见官方的民主派怎样自觉与有意地造成了两重政权，竭力避免政权之转入于他们之手。初初看来，两重政权的形成仿佛不是各阶级为政权斗争的结果，而是一阶级自愿将政权“让与”另一阶级的结果。唯其俄国“民主派”努力要在两重政权中求得出路，它便于自己退出政权这一方法中求得之。正是这一点，我们称之为二月革命的离奇现象。某些类似之点，也可以在1848年德国资产阶级对王朝的行为中找出来。不过这种类似并不完全。德国资产阶级固然很想以任何代价和王朝在妥协的基础上平分政权，但资产阶级并未掌握全部政权，而且也绝不想把它统统让给王朝。“普鲁士资产阶级名义上拥有政权，它一分钟都不怀疑：旧政府的各种力量会无保留地置于它的管辖之下，且会自行变成资产阶级全权之忠贞的信奉者。”（马克思与恩格斯语）1917年的俄国民主派从暴动那一瞬起便占有了全部政权，他们非但要和资产阶级平分，而竟把全部国家给了后者。这，你如果愿意，那不妨说二十世纪最初一季中俄国的官方民主派，已比十九世纪中叶的德国的自由资产阶级政治上更堕落了。这是完全合乎历史法则的，因为它乃是这同一数十年中无产阶级生长的反面，如今无产阶级已取克伦威尔的手工业者与罗伯斯比尔的无裤党的地位而代之了。如果把事情看得更深刻些，那末临时政府与执行委员会的两重政权具有纯粹反映性质。有权问鼎新政权的只能是无产阶级。妥协派既然不自信地依靠着工人与士兵，便不得不支持君王与先知这种复式簿记。自由派与民主派的两重政权，只反映着至今还隐藏着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两重政权罢了。当布尔什维克排挤了高踞于苏维埃上层的妥协派——这将在几月后发生，——那时隐藏的两重政权显露出来了，而这将是十月革命的前夜。在那以前，革命将生存于政治反映的世界中。两重政权本是阶级斗争的一个阶段，但经过了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理智折光镜之后，却变成一个有调节作用的思想了。正为此故，两重政权会成为理论讨论的中心。无论什么东西都会有点用处。二月革命两重政权的反映性质，让我们能更好地懂得历史中那些阶段，即当两重政权在两种制度的斗争中，以气血充沛的插话姿态而出现之时，这好比月亮那种反映的和无力的光，使我们能得出关于日光之重要结论来一样。俄国革命的基本特点，在于俄国无产阶级比过去历次革命中的城市民众，在政治上更要成熟到不可测度。这特点最初促成了半幽灵式两重政权的离奇现象，后来则使真正两重政权的解决，不能有利于资产阶级。因为问题是这样地摆着：或者资产阶级将真正占有旧的国家机关，不过稍加修理以为己用，这时苏维埃便应完全消灭；或者苏维埃将成为一种新国家的基础，它不仅取消旧的国家机关，而且也取消此种机关的所服务的那些阶级的统治。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趋向于第一种解决法，布尔什维克则趋向于第二种。被压迫阶级，照马拉的话说，在过去并不具有知识，机巧与领导，能使他们业已开头的事业彻底完成；但在二十世纪的俄国革命中，他们却具备了这三种条件。所以布尔什维克胜利了。在他们胜利之后一年，这同一问题，在不同的力量相互关系中，再度提出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方针要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权，取消苏维埃。卢森堡与李卜克内西则趋向于苏维埃专政。胜利的是社会民主党人。希法亭与考次基在德国，麦克思·阿德勒在奥地利，都曾主张“结合”民主政治与苏维埃制度，要把工人苏维埃包含在宪法之中。这意思就是说要把潜在的或公开的内战，转变成一个国家制度中的构成部分。不能想像出一个比这更古怪的乌托邦了。在德国领土中，唯一可用以辩护这个乌托邦的，恐怕只有那个旧传统了吧：1848年符腾堡的民主派，要求一个以大公爵为首领的共和国。至今还不曾充分加以估计的两重政权的现象，是否与马克思的国家学说相矛盾呢？后者把政府看成为统治阶级的执行委员会。这就等于问：在供求影响下的价格波动，是否与劳动价值说相矛盾？一只雌兽，为保护它的幼儿而自我牺牲，是否推翻了生存竞争的学说？不是的，在这些现象之中，我们只发见了同一些法则之更复杂的结合。如果国家是阶级统治的组织，而革命是统治阶级的更迭，那末政权从一阶级之手转入另一个阶级之手，就不得不造成国家之矛盾状态，这状态首先采取着两重政权的形式，阶级力量的相互关系，不是一个数学上的量，不能先行计算。当旧的制度失去了平衡，力量之新的相互关系只能让各个力量在斗争中互相较量获得结果，才能确立。而这便是革命。此种理论研究，仿佛使我们离开了1917年的事变。其实它却领导我们直抵这些事变的中心。各政党与各阶级戏剧似的斗争，恰恰围绕在这个两重政权问题的周围。只有从理论的高峰上，才能把这个斗争以全面观察与正确了解。[1]Koblenz在普鲁士，1791年法国贵族在阿多伯爵领导之下，群集于此，图借外力以推翻国内革命。——译者。<<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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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新政权<<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第十章新政权与人民相决裂、与外国财政资本的关系比与本国劳动群众的关系更为密切、对革命（它已胜利）表仇视的后起的俄国资产阶级，不能凭自己的名义找出一个理由，来替它对政权的请求权作辩护。但必须创造出一个理由来，因为革命不仅把继承权，而且也把请求权加以无情的审核了。革命后最初几天内，成为革命国家首领的临时委员会主席——罗将柯，最不能提出叫群众信服的理由。身为亚历山大二世侍童，骑兵团团长，本省贵族领袖，尼古拉二世的宫内大臣，彻头彻尾的皇党，富有的地主与土地行政长官，十月党党员，国会议员的罗将柯，后来被选为国会议长。这是发生于古契柯夫辞去职权以后的事。古契柯夫因有“少年土耳其党”之称，被宫廷仇恨：国会希望以宫内大臣作中介，更易获得皇帝的心。罗将柯做了他所能做的事：并不伪善地叫沙皇相信他对朝廷的忠贞，恳求恩准觐见皇太子，且把自己介绍给后者道，他是“俄国最大与最胖的人”。但不管这一切拜詹廷式的小丑行径，宫内大臣总还不能使沙皇赞成宪法，而沙后则在书信中简短地称罗将柯为无赖汉。当大战期间，国会议长向沙皇亲自报告时，无疑会以大胆的谏诤，爱国主义的批判与暗淡的预言，好几次把沙皇逼到角里，使他不快。拉斯布丁把罗将柯当作私敌。接近宫廷党羽的柯尔洛夫谈起罗将柯的本质道：“心智无疑褊狭，厚颜。”维特对国会议长的批评比较得客气，但好得不多：“人并不蠢，颇聪明的；但罗将柯的主要美质总还不在于他的智慧，而在于他的嗓子，——他有一个出色的低音。”罗将柯最初想借救火皮带之助来战胜革命；当他得悉了高利津亲王的政府弃职而逃时，哭了；他诚惶诚恐地拒绝社会主义者送给他的政权；嗣后决定接受，但是以忠臣的身分权且接受，以便一有可能，就把这件失物奉还给皇帝。如果这个可能没有来到，那不是罗将柯的过错。虽然革命就是在那几位社会主义者的协助之下，曾予宫内大臣以广大可能，使他能在暴动起来的军队之前大显其低音。已在2月27日了，这位退伍的骑兵上尉罗将柯对那前来陶立特宫的骑兵部队讲话：“信奉正教的军人们，请听我的忠告。我是老年人了，不会欺骗你们的，——你们要听官长们的话，他们不会教你们干坏事情的，他们会完全得到国会的同意来办事。神圣的俄罗斯万岁！”这样的一种革命，全体禁卫军的军官们都会接受的。可是士兵们却糊涂了，为什么要造成革命呢？罗将柯害怕士兵，害怕工人，把齐赫泽与其他的左派当作德国奸细，而且做了革命的首领之后，还无时不在返顾着，看苏维埃会不会将他逮捕起来。罗将柯这人物有些可笑，但非偶然：赋有低音好嗓子的宫内大臣，乃是俄国两个统治阶级联盟的化身，这两个阶级就是地主与资产阶级，他还联合着进步的僧侣，因为罗将柯本人很虔敬，是教会赞美歌的通家，而自由派资产阶级则不管自己对正教的关系如何，但为了秩序之故，总以为联合教会，是与联合皇朝一样必需的。这几天，那位由阴谋家，哗变者与暴君弑戮者手中取得政权的可敬的皇党，脸色完全变得惨白了。委员会的其他委员也不觉得好了多少。其中有几人根本就不曾在陶立特宫中出现，以为局势还不充分明确。最聪明的，在燃烧着的革命薪堆的周围蹑手蹑脚地走，闻烟而咳，自言自语道：让它烧成炭吧，那时我们将试行煮点东西。委员会同意拿取政权，但不马上决定成立内阁。正像米留可夫所说：“等待着组织政府时机的来到”，委员会只限于从国会的议员中，指派政府各高级机关的长官：还留着后退余地。派那个不重要的但也许是议员中最不怯懦的卡拉乌洛夫当内政部长，他于3月1日下令逮捕一切公开与秘密的警官及宪兵队官长。这一可怕的革命姿态，具有纯粹空洞的性质，因为警察在任何命令之前早已被捕，而监狱却成为他们免于杀戮的唯一逃避所了。在许久以后，反动派把卡拉乌洛夫这一示威式的法令，视为此后一切不幸的开始。彼得格勒司令一职，派由恩格尔哈特上校担任，他是禁卫团的一员军官，跑马场老板兼大地主。非但没有逮捕那由前线回来镇压首都的“独裁者”伊凡诺夫，恩格尔哈特还派一名反动军官去听他的指挥，充当参谋长：终究说来，这都是自家人。派充司法部长是的是莫斯科自由派律师界的明星，那个说话漂亮而空洞的麦克拉可夫，他首先让反动的官僚懂得，他是不愿做听命于革命的部长的，“回头瞥见一个刚进来的同志——信差”，并用法文说道：“Ledangerestàgauche”（危险生于左边）。工人与士兵毋须懂得法国话，便能觉得所有这些大人先生们都是自己凶恶的敌人。不过罗将柯站在委员会领袖地位，喧嚷得并不久。他那革命政府主席的候补资格，自动地取消了：有产者与皇朝间的中介人，显已不适为有产者与革命间的中介人。但他并不退出舞台，固执地企图复活国会，用以反对苏维埃，且始终成为一切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团结企图的中心。以后我们还会听到关于他的事情。3月1日，临时委员会着手组织内阁，其中延揽的人，就是1915年以来，国会反复向沙皇推荐，即所谓得全国物望的那几个人物：这是大农业家与工业家，国会反对派的议员，进步联盟的领袖们。事实是如此：工人与士兵所完成的革命，对革命政府的人选，除了一个例外，不曾反映一点。这例外就是克伦斯基。由罗将柯至克伦斯基的振幅（ampli-tude）,便是二月革命的官方振幅。克伦斯基之加入政府，仿佛是以革命之全权大使的资格。但他对革命的关系，却只在于他在外省当律师时，曾出庭为一些政治案件辩护。克伦斯基不曾做过革命家，——他只在革命的旁边擦过。借了他合法地位的光，最初被选入第四届国会，克伦斯基成了灰色的与无定性的劳动派主席。这派别乃是自由派与民粹派政治上异种交合的贫血产物。他没有理论修养，没有政治训练，没有综合思索的能力，也没有政治的意志。所有这些品质，他代之以灵敏的感受性，轻易的可燃性与这样的口才：它不能影响于人的思想或意志而能刺戟人的神经。克伦斯基在国会里的演说带有一种浮夸动听的激进主义精神，这就给他不少机会，使他造成了即令不是民望，却也总是名望这种东西。大战时，克伦斯基以爱国主义者资格，与自由派一起把革命这个思想的本身也认为是有害的。当革命来到，且因他拥有类似民望的东西，故如此轻易地将他抬高时，他才承认了革命。在他看来，革命与新政权当然是二而一的东西。执行委员会却决定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政权应属于资产阶级。这公式，克伦斯基觉得关闭了他参加政府之门，所以即此一点，他已认定它是错误的了。克伦斯基深信他的社会主义不妨碍资产阶级革命，正犹后者无害于他的社会主义一样，这信念是有道理的。国会临时委员会决定要使这位激进派议员脱离苏维埃，而这是不难办到的。只要把司法部长的皮包奉献给他好了，这位置已为麦克拉可夫所拒绝。克伦斯基在廊下拉住了他的朋友们，问道：接受不接受呢？朋友们并不怀疑克伦斯基是已经决定接受的了。苏汉诺夫，那时极倾向于克伦斯基，在他的身上看出——诚然是在后来的回忆中了——有“对自己某种使命的确信……谁假使还猜不到这个使命，那他就在极愤怒地反对他。”最后，朋友们，连苏汉诺夫在内，都劝克伦斯基接受这只皮包：这样总比较妥当些，有自己人在里面，许能知道那些狡猾的自由派干些什么。但是私下里将克伦斯基推入罪愆，（即使不推，他自己也用全力在奔赴），执行委员会的领袖们却拒绝给他以正式核准。苏汉诺夫提醒克伦斯基道：执行委员会已经表示过反对它的人员参加政府，倘将问题重新在苏维埃中提出，“不是没有危险的”，因为苏维埃也许会简单地回答道：“政权应属于苏维埃民主派。”这是苏汉诺夫亲口讲的故事——是天真与无耻的一种叫人难信的混合物。这个关于政权之一切神秘性的创造者公开承认着：自从2月27日晚起事实上早已掌握了政权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在3月2日还想形式上也取得政权；只因社会主义的领袖们背着工人和士兵，不让他们知道，且不顾他们的真实意志，才把政权强抢过去送给资产阶级的。在苏汉诺夫的故事中，民主派与自由派间的勾搭，具备了反革命罪之一切必须的法理上的证词，这恰恰是反对人民政权及其权利的那种阴谋罪的证词。关于克伦斯基的不耐，执行委员会的领袖们交头接耳地谈论着，大家都以为国会中人刚从社会主义者手里接受全部政权，现在社会主义者要正式从他们那里取回一小块，未免有些不便。最好让克伦斯基一人做事一人当吧。真的，这些先生们以某种无误的本能，在任何情境中，都能找出一个最昏乱与最虚伪的办法来。但克伦斯基不愿穿着激进派议员的短衣走进政府；他要披上胜利革命全权代表的斗蓬外套。为了避免冲突，他既不请求他自以为隶属的那个党，也不请求他为主席团之一的那个执行委员会予以批准。预先没有通知领袖，在苏维埃的全体会议——当最初几天，它还是一种混乱的会议——上，他要求越次发言；在他这次演说——有人说它杂乱无章，有些人说是歇斯底里，不过它是没有矛盾的——中，他要人家对他信任，说到自己总是准备为革命而死，并说到他更迫切地准备担任司法部长之职。只要提起必须大赦政治犯与审判沙皇的官长，就足以引起无经验的与无人领导的会场之热烈鼓掌了。希里亚泼尼高夫回忆道：“这套把戏，引得许多人对克伦斯基发生深刻的愤怒与厌恶。”但没有人反对他：我们已经知道社会主义者将政权交给了资产阶级，就避免把这问题提出于群众之前。不曾表决。克伦斯基决心把鼓掌解释成信任状。在某种意义上他是对的。苏维埃无疑地赞成社会主义者之加入内阁，它把这行为看作取消资产阶级政府的一个步骤；和这政府，苏维埃是一分钟都不能调和的。无论如何，克伦斯基总在3月2日推翻了正式的政权教条，同意了接受司法部长的位置。十月党人雪特洛夫斯基说：“他很满意于自己的任命。我清清楚楚地记得，他在临时委员会的所在，躺在椅子里，热烈地告诉我们说他要把俄国司法置于怎样高不可及的台脚上。”诚然。几月之后，在迫害布尔什维克的司法程序中，他表现了这一点。当困难之际，自由派由于某种太简单的计算与国际的传统，想把劳动部长一席叫孟什维克齐赫泽来担任，但他坚决拒绝，仍任工兵代表苏维埃的主席。齐赫泽虽没有克伦斯基那样大的光芒，但这人毕竟是用更加严正的质料做成的。米留可夫，立宪民主党之无可争论的领袖，形式上虽不是临时政府的首脑，但是它的轴心。当立宪民主党人纳博科夫已与米留可夫决裂之后，写道：“米留可夫一般地说，与内阁中其他的同僚是不能比的，他是一种智慧力，是一个学问渊博得几乎不可穷竭、且有广大智慧的人。”苏汉诺夫责米留可夫个人摧毁了俄国自由主义，同时却又写道：“那时米留可夫是一切资产阶级政派的中心人物、灵魂与脑筋……没有他，革命的第一时期便没有任何资产阶级的政策。”这些批评虽有许多过甚之辞，它们却指出了米留可夫对于俄国资产阶级其他政治家之无可争辩的优越。他力量之所在，也正是他弱点之所在：他比旁人更充分与更完满地在政治语言中表示出来俄国资产阶级的命运，即它那历史的无出路性。如果孟什维克为米留可夫之毁灭自由主义而啼哭，则人们能有更大的理由说：是自由主义毁灭了米留可夫。尽管他为帝国主义目的而怀着新斯拉夫主义，米留可夫却始终是一个资产阶级的西欧派。他把西欧文明之盛行于俄国，作为本党的目的。但他走得越远，他就越怕西欧各民族所曾经过的革命道路。因此，他的欧化主义变成为对西欧之无力的嫉妒。英法资产阶级依照自己形象造成了新社会。德国资产阶级来得较晚，不得不在长期间靠哲学的燕麦粥来维持生活。德国人发明了“宇宙观”这个名词，它是为英国人或法国人所没有的：当西欧民族造出了一个新世界时，德国人则想出了它。不过德国资产阶级在政治行动上虽然贫乏，却创造了古典哲学，——而这是一宗不小的宝藏。俄国资产阶级来得更晚。不错，它把“宇宙观”这个德国字翻译成俄文，而且译成了好几种，但这只更明显地于暴露它政治无能之外，又暴露出它哲学上的致命贫乏。它之输入思想，有似输入机械一样，它对后者规定了高度关税，对前者施行恐怖的检疫扣留。对于本阶级的这些特点，米留可夫就是要给予政治表现的。曾任莫斯科大学历史教授，写过许多重要的学术著作，后来创造了立宪民主党——自由派地主组织与左派知识分子的联盟结合而成——的米留可夫完全解脱了政治玩票主义那种一半贵族一半知识分子式的特点，这特点为大多数俄国自由派政治家所固有的。米留可夫对自己的事业很严肃，单就这一点，即已使他与众不同了。1905年以前，俄国的自由派老是不好意思成为自由派。民粹主义的色采，后来则是马克思主义的色泽，在长期间成为他们一种必不可少的保护色。在这广大资产阶级人士，其中有许多年青工业家，对社会主义所表示的羞怯的与本质上很不深刻的投降中，表示出那一阶级之缺乏自信；它想集中几百万金钱于自己之手，虽然时机正好；但要成为民族的首领，则为时已经太迟。鬓须茸茸的父亲们，暴富的农民与商店的老板们，积聚了钱财，可不曾想起自己的社会作用。儿子们正在革命前思想的发酵时期读毕了大学，当他们企图在社会上寻找自己的地位时，却不曾急忙趋至自由主义的旗帜之下，它已被先进国用破了，褪了色，打满了补缀。在相当时期内，他们把一部分灵魂，甚至把一部分收入，捐助给革命者。自由职业的代表们尤其如此，他们中间好多人的少年时期，都是在对社会主义的不断同情中度过了的。米留可夫教授从不曾害过社会主义的疹子。他是生就的布尔乔亚，并不以此为羞。诚然，在第一次革命时期，米留可夫绝未放弃借驯顺的社会主义政党以利用革命民众的希望。维特讲道，当他在1905年10月组织立宪内阁，向立宪民主党人要求：“割去革命尾巴”时，他们回答他说，他们之不能放弃革命的武装力量，正犹维特自己之不能放弃军队。实际上，这在那时就已是虚声恫吓了。为要提高自己身价，立宪民主党人用群众来吓唬维特，但他们自己也怕群众。恰恰是根据了1905年的经验，米留可夫深信道：任凭知识分子社会主义派别对自由主义的同情多么强，革命的真正力量——群众，却永不会把自己武器交给资产阶级的，他们武装得愈好，则对资产阶级也愈危险。当他公开宣布红旗为红破布之时，米留可夫带着显然的轻松神情，取消了那个实质上从未真正开始的传奇。那所谓“知识分子”对民众的隔绝，构成了俄国报章杂志上的一个传统的论题，而“知识分子”这些人，在自由派看来，则与社会主义者看法相反，是指一切“有教养的”，亦即占有的阶级而言。当第一次革命时，这隔绝性那样悲惨地在自由派之前暴露以后，“教养阶级”的思想家，就生活在某种可怕的末日裁判的不断期待之中了。有一位自由派的作家，一个与政治情势的缓急并无关联的哲学家，用如此狂乱的力量来表示他在群众之前的恐惧，竟致叫人想起杜斯陀也夫斯基疯癫的反动论调来：“不管我们立场如何，我们决不能梦想跟人民联合，——我们应该怕他比怕政府的任何刑罚更甚，要感谢政府，它独自地用刺刀和监狱，保护我们不受人民的狂暴迫害。”自由派的政治自觉既然如此，还能梦想领导革命的民族吗？米留可夫的全部政策都盖着绝望的烙印。在国家危急之际，他领导的政党所想的是怎样闪避打击，而不是如何施行打击。以作家而论，米留可夫是沉重，冗赘与讨厌的。以演说家而论亦然。文饰非他之所长。这一点，倘米留可夫的丑陋政策不那样显然地需要掩饰，或它至少有伟大传统那样的客观幌子给他遮盖，那许还是一种优点哩；但说到传统，他却连渺小的都没有。法国的官家政策——这是资产阶级自私与背信的精华——拥有两个强有力的助手：传统与修辞。这两者互相奖掖着，用一种保护物裹着每一个资产阶级政治家，甚至也裹着庞加莱那样的大产业家的平庸的职员。所以这不是米留可夫的过错，如果他没有光荣的祖先，如果他不在欧亚交界之处来实行资产阶级自我主义的政策。我们在社会革命党人索可洛夫关于二月革命的回忆录中，读到：“人们一方面对克伦斯基同情，另方面则从最初起，便对米留可夫存一种公然的与很奇怪的大反感。那时我不懂，而即令现在还是不懂，为什么这个可敬的社会事业家会那样不得民望？”如果俗子们懂得了自己赞美克伦斯基与憎恶米留可夫的原因，他们就不成其为俗子了。资产阶级的浅见者之所以不欢喜米留可夫，因为米留可夫太率直，太清醒，没有文饰，表现着俄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实质。资产阶级在米留可夫这面镜子中，看见自己是灰色的，贪婪的，懦怯的，于是跟常有的情形一样，他便迁怒于镜子了。米留可夫这方面呢，见到了自由派资产阶级不满的鬼脸便平静而自信地说道：“浅见之人是蠢材。”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并不生气，简直还带着抚慰的态度，仿佛在说：假使浅见之人今天不懂得我，不要紧，以后会懂的。米留可夫心中怀着一个颇有根据的信心：资产阶级不会抛弃他，将遵循着局势的逻辑，跟在他，米留可夫的后面，因为此外别无去路。事实上：二月革命后，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甚至那些右翼的，也都在立宪民主党领袖之后，一边走，一边骂，甚至还在咒他。至于像苏汉诺夫那样的，带有社会主义色采的民主派政治家们则不同。这不是普通的浅见者流，相反的，是职业的政治家，于自己这门小行业是颇为擅长的。这政治家不能有“聪明”相，因为在他所想望的与所达到的之间，有那样明显的矛盾。但他卖弄着聪明，纠扰着与麻烦着。要把他拉在后面，那得欺骗他，不仅承认他有完全的独立性，而且还得责备他太爱指挥人，责他独断独行。这就投了他之所好，使他肯起助手的作用。正是和这些社会主义的才子们晤谈时，米留可夫抛出了这句漂亮的话：“浅见之人是蠢材。”这是一种微妙的谀辞：“只有我和你是聪明的。”事实上，米留可夫正在这时候用一只环串住了民主朋友的鼻子。就是由于这只环，他们后来被牵掉了。个人民望之不孚，使米留可夫不能作政府的首脑，他担任外交一席，这在国会中时，早已成为他的专业了。革命政府的陆军部长，属于为我们所熟知的古契柯夫，这个莫斯科的大工业家，他在年青时代是一个具有冒险性质的自由派，然后，当第一次革命被扑灭之时，他是斯托雷平治下大资产阶级的信赖人物。头两届为立宪民主党人所统治的国会之被解散，促成了1907年6月3日的政潮，它以改变选举法使其利于古契柯夫一党为目的的，因此，古契柯夫领导了末两届国会，至革命为止。当那被恐怖主义者所杀的斯托雷平的铜像，于1911年在基辅揭幕时，古契柯夫献致花圈，默默地俯伏到地：这是代表他的阶级表示的姿态。在国会中，古契柯夫专心致志于“军事力量”问题，且与米留可夫手携手地准备了战争。古契柯夫以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主席的资格，联合工业家于爱国反对派的旗帜之下，但同时这绝不妨碍进步联盟的领袖们，连罗将柯在内，在军事合同中攫取不义之财。古契柯夫的革命履历，将他的名字跟宫廷革命的半神话联了起来。而且一位前任警察证明道，古契柯夫“在私人谈话中涉及皇帝时，竟让自己应用那最厉害的詈骂”。这仿佛是完全可信的。不过在这方面古契柯夫倒并非例外。虔敬的沙后仇恨古契柯夫，在她的书信中对他尽量施行粗野的漫骂，并希望他吊死在“高树上”。自然在沙后心目中该受这种处罚的并不在少数。不过无论如何，那个在第一次革命的刽子手之前鞠躬到地的人，却做了第二次革命的陆军部长了。立宪民主党人兴格略夫被任为农业部长，他本是一个外省医生，后来被举为国会议员。党中最接近他的同志们，认他是一个忠实的庸人：或如纳博科夫所说，是“一个俄国外省的知识分子，不是国家范围内，而是一省或一县范围内的”。早年不确定的激进主义，久已洗去，而兴格略夫最所关心的是要把自己政治家的成熟性表示给占有阶级看。虽然立宪民主党的旧政纲说到“以公平代价收买地主土地”，但没有一个业主看重这个政纲——尤其是在目前的战时通货膨胀期间。而兴格略夫则以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在于延迟解决土地问题，并以立宪民主党人不愿召集的立宪会议这一海市蜃楼来安慰农民。二月革命势必在土地问题与战争问题上折断它的颈骨。兴格略夫在这点上是竭其所能来助成了的。财政部长这只皮包为一姓德列钦可的年青人所得。“从哪儿冒出来的？”陶立特宫中每个人都迷惑地互询着，消息灵通的人士解释道：此人开设好些糖厂，拥有地产，森林与其他无量数的财产，约值八千万金卢布，是基辅军事工业委员会主席，说得一口漂亮的法国话，而最出色的，他是舞剧的通家。他们更郑乎其事地添说一句道：因德列钦可为古契柯夫所宠信，几乎也参加了那个本拟推翻尼古拉第二的大阴谋的。革命妨碍了阴谋，却帮助了德列钦可。当二月间，首都寒冷的街道上进行着革命斗争的五天过程中，有一个人物像影子似的在我们面前闪过好几次，这是出身贵族的自由派，前沙皇大臣的儿子纳博科夫——在他自满的正确性与无情的自我主义上，简直具有象征意义。暴动紧急的那几日，纳博科夫是在办公室的四壁间，或在家里，“在沉闷与焦躁的期待状态中”度过了的，现在他做了临时政府的办公厅主任，实际上就是不管部部长。在柏林的亡命地，他被白卫军的一颗流弹打死了。他留下了一些并不无趣的关于临时政府的笔记。这就算是他的功绩吧。不过我们忘记提起总理了，——虽然在他那届短命内阁的危机最甚时刻，大家也都忘记了他。3月2日，当米留可夫把新政府介绍给陶立特宫的会议时，这样形容着李沃夫亲王：“他是为沙皇制度所迫害的俄国舆论的化身。”后来，在他的革命史中，米留可夫谨慎地指明：政府以李沃夫亲王为首，“临时委员会中大多数委员都不很知道他的为人。”在此地，历史家的米留可夫想替政治家的米留可夫脱卸推选李沃夫的责任。事实上，亲王久已是立宪民主党党员，属于它的右翼。第一届国会解散后，在召开关于维包格区的著名的代表会议上，向民众发表了一个自由主义受辱后陈套的宣言：不纳税；李沃夫亲王也参加那次会议，但不签字于宣言。纳博科夫回忆道：亲王刚刚坐车来到维包格区，就病了，病因“由于他感觉到他处身于其间的那种兴奋情绪。”显然地，亲王的体气是生就的不适于受革命震动的。颇为温和的李沃夫亲王，因政治上的淡漠，仿佛心襟开广，故在一切以他为领袖的组织中，都能容受大量的左倾知识分子，过去革命者，社会主义爱国家，兵役逃避者。这班人工作得不比官僚们坏，他们不盗用公款。同时又替亲王造成了一些类似民望的东西。一个亲王，富有的与自由主义的——这可叫普通的布尔乔亚敬畏了。因此，早在沙皇时代，李沃夫亲王就被拟推为首相过的。如果把上面说过的话归结成一句，那我们不得不承认：二月革命政府的首席虽是一个尊位，但也是一个人所共知的空位。罗将柯无论如何比他会更有色采些。俄罗斯国家的传说史，在《年代纪》上，开始于这样的一个故事：斯拉夫族的代表跑到斯干地那维亚半岛的诸王公那里，请求道，“请来统治我们，君临我们吧。”不幸的社会民主党代表们把历史神话变成了实话，不是在第九世纪，而是在二十世纪，所不同的，只是他们并非向海外的，而是向国内的王公们请求罢了。这样一来，工人与士兵胜利暴动的结果，便让几个最富有的地主与工业家掌握了政权，这几个人一无特色，是没有政纲的政治上的票友，且以那讨厌兴奋的亲王为领袖。新政府的构成成分，在协约国的大使馆中，在资产阶级与官僚们的客厅里，在中等资产阶级与部分的小资产阶级之更广大的阶层中，都受到满意的欢迎。李沃夫亲王，十月党人古契柯夫，立宪民主党人米留可夫——这些名字听到了都叫人放心。克伦斯基这个名字，也许会叫协约国皱眉，但不会使他们吃惊。比较有远见的人是懂得的：毕竟这国家里还发生着革命呢；有米留可夫那样可靠的马拖着辕，添了一匹躁烈的副马只会有益。爱好俄国譬喻的法国大使巴雷奥老格，一定会如此说的吧。在工人与士兵中，新政府的人选立刻引起了仇恨的感觉，或最好也引起了沉默的迷惘。米留可夫或古契柯夫这二个名字，不仅在工厂中，便是在军营中也引不起一个欢迎之声。关于这一点，还保存着不少证据。军官姆斯的斯拉夫斯基报告说：士兵们知道了政权由沙皇转入亲王之手以后，表示阴郁的惊愕：难道为了这也值得流血吗？克伦斯基的亲信之一——史丹开维奇，于3月3日巡视自己的工兵营，一连一连地，把新政府介绍给他们，这政府在他本人看来，乃是一切可能产生的政府中最好的，他以很大的热情来说到它。“但是听众中感觉到冷淡。”只当演说者提到克伦斯基时，士兵们才“燃烧起真正满足之情”。在那时，首都中资产阶级的舆论，早已把克伦斯基变成为革命的中心英雄。士兵们比工人们更想把克伦斯基看作资产阶级政府的对立物，所不解的就是为什么只有他一人参加。但克伦斯基并非对立物，而是资产阶级政府的补充、掩盖与文饰。他保障着米留可夫所保障的同样的利益，不过藉助于发闪的镁光罢了。***新政权成立以后，国家的真正结构如何？帝制反动派躲藏在隙缝之中。洪水的头浪甫经退去，各式各派的有产者便结集在立宪民主党的旗帜之下，该党顷刻间变成为公开活动场上唯一非社会主义的，同时极右翼的政党了。群众成群结队地趋向于社会主义者，在他们的意识中，社会主义者与苏维埃是二而一的。不仅工人与后方庞大的卫戍军士兵，而且城市中的全体各色的小人物们：手艺人，街道小生意人，小官吏，马车夫，门房，各式仆役，都觉得临时政府及其官署不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所以在寻找一个较近便的，更易接近的政权。步行上京城的农民，愈来愈多地跑到陶立特宫去。群众之涌入苏维埃，有如穿过革命的凯旋门。一切留在苏维埃范围之外的事物，仿佛与革命相割裂，似乎属于另一个世界。实在也是如此：在苏维埃范围之外，还是有产者的世界，其中一切色采，现在混和成一个暗灰淡红的保护色。并非全体劳动者都选取了苏维埃；并非全体都在同一时候觉醒了的；并非各层被压迫者都敢在顷刻间便相信革命和他们也有关系。在许多人的意识中，只深沉地激动了一个模糊的希望。群众中一切积极的都趋向于苏维埃，而积极性在革命时期，比任何其他时期更容易占取上风；既然群众的积极性在日益增长，则苏维埃的基础在日益扩大，这是革命的唯一真实基础。陶立特宫分成两半：国会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开始挤在某几个狭小的办公室中，那里经流着不断的人潮。国会议员们企图在他们豪华的厅房中以主人自居。但革命的泛滥很快便冲去了屏障。不管自己领袖们的一切犹豫，苏维埃的地盘不可抵抗地扩大了，国会却给挤到了后院。力量之新的关系，到处给自己开辟了道路。陶立特宫中议员，军队里军官，司令部里的司令官、工厂、铁路、电报局中的主任与经理，地产上的地主与管理人，从革命的最初几天起，便都自觉到处在群众可疑的与不倦的监视之下。苏维埃在群众的眼中，乃是他们对一切压迫者所表示的那种不信之有组织的表现。排字匠热心地检阅着所排文章的底稿，铁路工人警戒与焦灼地监视着军车，电报生会重读电报原稿，士兵们每当他们的军官一有行动，便怀疑地回顾，工人们将黑色百人团的工头逐出工厂，把自由派的主任加以监视。国会从革命的头几小时，临时政府则从它的开始几天起，便成为一个蓄水池，其中汇流着社会上等人士的怨诉与抱憾，他们反对“过火行为”的抗议，以及他们的痛苦观察与暗淡预感。“没有资产阶级，我们就无法管理国家机关”，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是这样地论断着，他们胆怯地仰望着官衙，而旧国家骷髅们的空眼睛则从那上面俯视着。办法想出来了，就是在那被革命者砍去了首级的机关上，装上某种自由派的头。新总长们走进了沙皇政府的旧官署，掌管了拥有打字机、电话，听差，女速记员与公务员的机关，可是一天一天过去，他们便一天一天更相信那架机器是在空转着。后来克伦斯基回忆道：临时政府“在全俄陷于无政府状态后的第三天掌握了政权，那时，在俄罗斯国土的全部幅员上，不仅没有任何政权，而且真连一个警察都没有。”领导数百万群众的工人士兵苏维埃，并不在计算之中：反正这不过是无政府的因素。国家之陷于孤儿状态，是以警察消灭来形容的。在这位最左倾部长的自白中，人们获得了用以了解政府全部政策的锁钥。各级省长，遵照李沃夫亲王的命令，由各省地方自治会议的主席担任，这些人与前任省长相差不多；地方自治会议的主席常是赞成农奴制的地主，他们过去甚至把省长当作雅可宾党。各县首领为县地方自治会议的主席。虽然换上了“特派专员”这个新名义，民众却还认识那些旧敌人。诚如密尔顿[1]某次论到卑怯的长老会派的改革时所云：“就是那几个老神父，不过称呼着漂亮的名字罢了。”省与县的特派委员们，从各省长与警察局长那里去取得了打字机、司书与小官吏以后，只能让自己发觉他们并不曾继承到任何政权。省中与县里的生活集中在苏维埃的周围。这样地，从上到下发生着两重政权。不过各个地方苏维埃的领导者，虽然同样是社会革命党人与孟什维克，但是比较单纯，且决不把那整个局势强加于他们身上的政权，予以抛弃。因此，各省特派委员的主要活动，就是怨诉其全权之完全不能行使。在自由派内阁组成后的第二日，资产阶级觉得它没有得到政权，反而失去了它。革命前，拉斯布丁私党虽然是疯狂地专横，但它的实权却属有限。资产阶级对国事的影响是很大的。就凭俄国参战这件事来说吧，这大半是资产阶级的事，皇朝的原因比较的少。不过主要的还在于沙皇政府给有产者保障了他们的工厂、土地、银行、房产、报纸，因而它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乃是他们的政权。二月革命在两个相反的方向上改变了这个情状：它把政权的外表属性堂而皇之交给了资产阶级，但同时夺去了资产阶级在革命前所享有的那一分国家实权。过去以李沃夫亲王为主人的地方自治会议，以及由古契柯夫指挥的军事工业委员会，这两种组织里的雇员，现在却以社会革命党人与孟什维克的名义，成了国家、前线、城市与乡村的局势的主人，他们委任李沃夫与古契柯夫当了总长，且给立下了条件，完全成为他们雇佣的执事了。另方面，创立了资产阶级政府以后，执行委员会却绝不敢像《圣经》上上帝似的声明他的创作是好的。相反地，它立即赶紧加大自己与作品之间的距离，声明道，只当新政权忠实的为民主革命服务时，执行委员会才拥护它。临时政府完全知道如果没有官方民主派的拥护，它是连一小时都不能维持；但这种拥护的允应，只当作好行为的酬报，即是说，只当临时政府履行那不属于它本分的、民主派刚刚不愿意履行的任务，民主派才能拥护它。政府从不曾知道，究竟在何种范围以内，它能显露出自己半违禁的主权。执行委员会的领袖们不能常常事先把这范围告诉政府，因为连他们也很难预猜到究竟在哪一点上，他们自己人中间会反映着群众的不满而发生不满。资产阶级以为社会主义者欺骗了它。至于社会主义者则恐怕自由派提出未成熟的要求，只能激怒群众，并使业已困难的局势愈趋恶化。“只当能怎样……才怎样”——这个模棱两可的公式，在整个十月前期盖下了印记，它成为二月革命混血制度所包含的内部谎骗的一个法理公式。为要影响政府，执行委员会选举了一个特种委员会，它客气地，但是可笑地，称之为“联络委员会”。革命政权的组织，便这样地建筑在互相规劝的原则之上。相当有名的神秘主义的作家梅来希考夫斯基，只能在《旧约》中替这种政制找到前例：即以色列诸王与先知们。不过《圣经》里的先知们，与末代罗曼诺夫朝的那个先知一样，至少是直接从天上得到感应的，君王们对之又不敢违拗，这就保证了政权的单一性。苏维埃的先知们则完全相反：他们只凭自己狭隘智慧的感应来预言。而自由派的总长们呢，则以为苏维埃根本就做不出什么好事情。齐赫泽，史高部列夫，苏汉诺夫等人，跑到政府里去，唠劳叨叨地劝它让步；总长们表示反对；代表们回到执行委员会来，用政府权威压迫它；再去和总长们接洽；然后——又从头开始这一套。这架复杂的磨子从不曾磨出一些粉来。联络委员会里人人抱怨。特别是古契柯夫，为了因苏维埃的放任而引起的军队中的纷扰，他在民主主义者的面前哭过。有时，这位革命政府的陆军部长“实实在在……淌下眼泪来了，至少也用手帕热烈地擦了眼。”他以为先知们的直接任务，就是替涂油的君王们[2]揩干眼泪，这倒不是没有理由的。3月9日，总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将军致电陆军部长：“假使我们放纵苏维埃，则德国人的羁轭已不在远。”古契柯夫涕泪交流地回答他道：唉，政府没有实权；军队，铁道，邮电都操在苏维埃手中。“可以干脆地说，只当苏维埃允许之时，临时政府才能存在。”时光一星期又一星期地过去，局势却毫不改善。当临时政府在4月初派国会议员上前线时，他咬牙切齿地暗示他们，不要与苏维埃代表表示任何不同之见。自由派议员们一路上只觉得自己是被押解着，但他们又知道如果不然，那他们非但不能达到士兵之前，而且连车厢里坐位都找不到。孟塞列夫亲王回忆录中这一段散文式的细节，极其出色地补足了古契柯夫与参谋部论二月政权结构之实质的通讯。有一个反动派的俊才，这样地形容当时情形：“旧政府被拘禁在彼得·保罗堡垒，新政府则软禁在家”，这话说得不无道理。但是临时政府除了苏维埃上层模棱两可的拥护之外，难道没有其他的支持吗？各个有产阶级上哪里去了呢？这是根本的问题。以自己的过去和皇朝相结合的有产阶级，革命后重新围聚在新的轴心的周围。全国资本家联合的代表——工商会议，早在3月2日便“对国会的行为敬礼”，且宣布愿受国会委员会的“完全管辖”。地方自治会议与各市政局也采取同样方针。3月10日，连贵族联合会——皇座的支持——也用一种感人的卑怯口气，号召全体俄国人“团结在临时政府的周围，现在它已成为俄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了”。差不多与此同时，有产阶级的各个机关与团体都开始来斥责二重政权，将纷乱之责加在苏维埃身上，起初是小心地，然后愈来愈大胆了。跟在这些主人后面的有上层雇员，自由职业者联盟与国家机关的官吏。从各支军队中，打来了由司令部捏造的此种性质的电报、宣言与决议。自由派报章上发动了“拥护单一政权”运动，它在最近几月中将具有烈火似的性质，打击苏维埃领袖。所有这些并在一起，仿佛是极其惊心动魄的。数量庞大的机关、名人、决议、文章、与夫坚决的语气，这一切对执行委员会的那些易受感动的首领们，无疑发生了影响。但有产阶级此种可怕的示威，并没有真实力量在后面。——可是财产的力量呢？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用这话来反驳布尔什维克。财产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只当它被普遍的承认，而这承认又为那名之曰法律与国家这个强制制度所支持时，它才是一个强大的力量。但这正是局势之本质所在啊，旧国家于顷刻间崩坏了，一切权利在群众看来都成了问题。工厂中，工人愈加意识到自己是主人，而主人倒是不速之客了。乡村中的地主则更少自信，因为面对着险恶与仇恨的农民，离政府又远，虽然由于距离远，地主们开始确曾相信政府权力的存在。有产者一旦失去了处置产业的可能，甚至不能保持它的时候，那就不成为其真正的有产者，变成为诚惶诚恐的浅见者流了，他们不能予政府以丝毫支持，因为最需要支持的却是他们自己。很快就要咒骂政府的懦弱。但咒骂政府，他们只在咒骂自己的命运。这时，执行委员会与内阁的全部活动，仿佛都为了这一目的，即证明革命时期的统治艺术，乃在于多说废话来虚度光阴。在自由派方面，这是有意如此的。依照他们的坚信，除了对协约国矢忠这件事外，一切问题都需要延宕。米留可夫将密约告诉他的同僚。克伦斯基把它当作耳边风。晃然只有一个与总理同姓，但非亲王，暴发户，宗教会议的总检事长——李沃夫，才狂怒起来，甚至称这些密约为“盗行与欺骗”，这当然会引起米留可夫的轻蔑的微笑（“浅见者是蠢材”）与简单地提议讨论以下事项。政府正式宣言答允于最短期间召集起来立宪会议，但究竟哪一个日期，则故意不加确定。关于国家形式，绝不谈起：政府还在希望帝制这个失去的乐园回来。但宣言的实质在于允应作战至最后胜利，与“坚持履行与同盟者所签订的协定”。关于人民生计的最严重问题，则仿佛革命之举行只为要说明：一切照旧。因为民主派把协约国承认新政权这件事看成有神秘意义，——一个小商人未经银行承认他有借款资格，是不值钱的，——所以执行委员会默默地容忍了3月6日的帝国主义宣言。一年后，苏汉诺夫痛心道：“没有一个民主派的正式机关报……公然对临时政府的宣言发出反响，那宣言在革命诞生之初，便在欧洲民主派的前面辱没了我们的革命。”3月8日，最后才从内阁实验室里发出了大赦法令。那时全国的牢门都已打开了，流放的政治犯在会议、欢呼、军乐、演说与鲜花所汇成的不断的洪流中归来。那法令仿佛是官衙里起着的一个后发的回声。12日，宣布取消死刑。4月后，死刑又在军队中复活。克伦斯基允将司法提高到空前的崇高地位。由于热情冲动，他曾真正实行了执行委员会的建议，让工人与士兵的代表参加和解法庭，充任该项法庭的人员。这是唯一能感觉到革命心跳动的一个措置，因此，它惹起了一切司法界阉官们的震怒。不过事情也就在这里停住了。德米扬诺夫律师，在克伦斯基的部里担任要职，亦属“社会主义者”，决定以一切旧官员留职为原则。据他说：“革命政府的政策，决不应不必要地得罪任何人。”这在根本上，乃是整个临时政府的指导原则，它最怕得罪有产阶级中、甚至沙皇官僚中的任何人。不仅法官，便是沙皇时代的检察官，也还留任旧职。当然，群众是可以得罪的。但这事与苏维埃相关：群众并不入于政府的视野之内。只有我们上面提起过的那个性气浮躁的总检事长李沃夫，公开报告着宗教会议中正在开会的全是“白痴与痞子”，才算惹起了一点仿佛是新鲜的风波。部长们听到了这种色采浓厚的批评，不禁愕然，但宗教会议继续成为国家机关，希腊正教还依然是国教。便是宗教会议的人员也一仍旧贯，因为革命不该和任何人争吵。谘议院的大员——侍候过两三朝皇帝的臣仆——还在继续开会，至少还在领受俸禄。这事实简直具有象征意义。工厂与军营中喧嚷地提出抗议。执行委员会表示愤激。政府开了两次会议来讨论关于谘议院大员们的命运与俸禄问题，得不到任何决定。是的，怎能惊扰这班可尊敬的人呢，何况在他们中间，还有不少好朋友？拉斯布丁系的大臣们还在坐牢，但临时政府却已赶紧替这些过去的大臣们决定恩俸了。这听起来像是嘲笑，或像是另一世界传来的声音。可是政府不愿和自己的前任争吵，即令他们坐在牢里。参议员还是穿了绣花议员服在打瞌睡，当新由克伦斯基任命的左派参议员索可洛夫敢于穿黑色大礼服出席时，他们干脆把他撵了出来：沙皇的参议员们一经相信革命政府没有牙齿，便不怕和二月革命争吵了。以前卡尔·马克思认为德国三月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它“只改革了上层的政治机构，而不触动上层机构下面的一切阶层——旧官僚，旧军队，以及生息教养于专制制度下且在对它服务中老去的旧法官们。”克伦斯基式的社会主义者正在马克思认定是失败原因的地方，去寻找得救之道。孟什维克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则同意了克伦斯基，不赞成马克思。只有一宗事项，政府显出了创意力与革命速度的，就是关于股票的立法：改革法令在3月17日早晨就颁布出来了。关于取消民族歧视与信教限制的法律，倒要再过三天才出来。要知道在政府人物中，在旧朝治下，有不少人只感受到股票交易缺乏的痛苦呢。工人们不耐烦地要求八小时工作制。政府假装两耳聩聩。现当大战，一切都该为祖国利益而牺牲。况且这是苏维埃的事：让它去安抚工人好了。更严重的是关于土地的问题。这儿可无论什么事情都干得一点了。农业部长兴格略夫得到先知们的鼓励，下令各地成立土地委员会，谨慎地不规定它们的作用与任务。农民心想：委员会该要给他们土地了。地主们则以为：委员会该要保护他们的产业吧。这样，在二月政制的颈子上，一开始就套上了农民的活索，它比其他所有的索子更不假借。依照官方的学说，促发革命的一切问题，都得延至立宪会议解决。难道那无可谴责的立宪民主党人能僭定国民意志吗？虽然是抱憾得很，他们竟不曾把米哈依尔·罗曼诺夫高骑在这个意志之上。对于未来的国民代表大会，那时是以这样官僚式的顽固与有意迟缓来准备的，以致立宪会议的本身变成为海市蜃楼了。只在3月25日，差不多在革命后一月——这是革命之月！——政府才决定召集一个笨重的特别会议来起草选举法。但它不曾召开。米留可夫在他彻头彻尾虚伪的《革命史》中，不好意思地说道，由于种种迟延的结果，“特别会议在第一届政府任内不曾开始。”这些迟延乃是特别会议的结构及其任务使然。那任务就在于：将立宪会议延迟至最好时期；即延迟至胜利，延至和平，或延至科尔尼洛夫的改元正朔。出世太晚的俄国资产阶级，拼命仇视革命。但它的仇恨里缺乏力量。它得期待与玩弄鬼计。资产阶级既无推翻与窒息革命的可能，便想以饿困之法来克服它。[1]JohnMilton(1608—1671)英国诗人，《失乐园》著者。——译者。[2]古犹太立王之法，以香油涂其头，此地借以喻临时政府各首领。——译者。<<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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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二月革命的离奇现象<<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第九章二月革命的离奇现象暴动胜利了。但它把夺之于皇朝的政权交给谁呢？这里我们就转入了二月革命的中心问题：政权怎样地与为甚么落于自由派资产阶级之手？国会方面与资产阶级“社会”并不看重那开始于2月23日的骚乱。自由派议员与爱国主义的记者们依旧聚集在客厅中，讨论着脱里斯脱[1]与阜姆[2]问题，并重新断定着俄国之必须拥有鞑靼尼尔海峡[3]。当解散国会的法令业已签署时，国会委员会还在急忙地讨论着以粮食事务交由市政自治机关处理这一个问题。在禁卫军各营暴动之前不到十二小时，斯拉夫族互助会还在和平地听着常年会的报告。代表中的一个回忆道：“只当我们开过了会，步行回家时，平素热闹的街道上某种可怕的静寂与空虚，才使我惊心。”可怕的空虚形成在旧统治阶级的周围，且已压抑着此等阶级之未来继承者的心。到了26日，政府与自由派两方才明白了运动的严重性。在那一天，大臣们与国会议员之间进行着妥协谈判，关于这次谈判的内容，自由派后来始终不曾揭露。泼老讨包包夫在自己的陈述中说，国会联盟的领袖们依旧要求在得民望的人士中任命新大臣：“这办法也许能安抚人民。”但我们知道：革命的发展在26日酿成了某种停顿；这使政府在短期间自以为稳固些了。当罗将柯去见高利津，想劝他辞职之时，首相的答复便是指着桌上的文书夹，那里面放着解散国会的现成命令，有尼古拉的署名，只是没有日子。高利津便填上了日期。当革命的压力继长增高时，政府怎么敢决定这一步骤呢？对于这个问题，在统治的官僚中久已形成了一个坚定的观念。“不管我们是否跟着自由派同盟，但对于工人运动却总是一样。要对付这个运动，我们可以用其他方法，而直到如今，总是由内政部对付它的。”高连茂金早已在1915年的8月里就说过这样的话。另方面，官僚们也以为国会当被解散之时，它不敢采取任何勇敢步骤的。又还是在1915年的8月间，当讨论到解散那个不满的国会这个问题时，内务部大臣谢巴刀夫亲王说过：“国会那些家伙简直不敢表示直接的不服从。他们的大多数毕竟都是些胆小鬼，都在为自己的臭皮囊发抖。”亲王的话固然说得不很文雅，但归根结蒂却是对的。这样看来，官僚们跟自由主义的反对派从事斗争时，觉得自己的立场是十分稳固的。27日早晨，为继长增高的事变所惊吓了的议员们，集开例会。大多数议员只在会场上才得知国会被解散。因为早一天还跟大臣们进行着和平的谈判，所以这消息格外觉得突兀。“不过虽然如此”，罗将柯骄傲地写道，“国会还是服从了法律，它仍旧希望能找到一条走出这样迷乱局势的道路，它没有通过主张议员不散与强行开会的任何决议。”议员们举行了一个私人谈话会，相互间承认着无力。温和的自由派雪洛特洛夫斯基，后来并非不怀幸灾乐祸之意地，回忆着：一个极左派的立宪民主党人尼克拉索夫——克伦斯基的未来同僚，提议“把全权交给一个孚民望的将军，建立军事独裁”。这时，没有参加这次国会私人会议的进步联盟的领袖们，正在进行实际的挽救之策。他们把米哈依尔大公召来了彼得格勒，请他实行独裁，“逼令”政府的僚属辞职，以直接电话要求沙皇“赐予”一个责任内阁。在这几小时内，第一批禁卫军的暴动业已开始，自由派的资产阶级却在尽它最后之力，想藉一个皇室独裁者之助，来平定暴动，同时，又要牺牲革命来与专制皇朝谋得妥协。“大公爵的犹豫”，罗将柯抱怨道，“以致坐失了良机。”激进的知识分子对于它所想望的东西，是怎样地容易相信呀，这被那个无党派的社会主义者苏汉诺夫所证实了，他这时正开始在陶立特宫中起某种政治作用。他在自己那部浩瀚的回忆录中说道：“他们把那难忘之日的早晨数小时内的基本政治消息，告诉了我，解散国会的法令业已公布，国会的回答是拒绝散去，选举了一个临时委员会。”这几句话乃是一个几乎不离开陶立特宫与拼命找那些熟识的议员来唠叨的人写的。米留可夫继罗将柯之后，在他的革命史里决然地声明：“在几次热烈的演说之后，那里通过了一个决议：大家不要离开彼得格勒，但不是像传说所云：决定‘不要解散’国会这一个机关。”“不要解散”的意思就是说：即令已晚，也要保持发动权。“不要离开”的意思则是说：洗干净手，等着，看事变的进程转入哪一边。不过苏汉诺夫的轻信自有它足以解嘲的情形。说国会采取了革命的决议，不服从沙皇法令，这谣言很快由国会的记者们放进了他们的《消息公报》；因总罢工之故，这是当时唯一的出版物。因为暴动在当天便获得了胜利，议员们绝不愿急忙地改正这个错误，好让自己的左派朋友们保持着幻想：只当他们亡命国外之时，才来弄清真相。这段插话仿佛是次要的，但充满了意义。国会在2月27日所起的革命作用，完全是一个神话，它的产生，乃由于那因革命而欢欣、又为它所惊吓的激进知识分子的轻信，他们不信任群众有彻底完成事业的能力，渴望能尽快依赖着那操有选举权的资产阶级。在那些隶属于国会多数派的议员们的回忆录中，幸而还保存着关于国会如何遭遇革命的故事。据右派立宪民主党人孟塞列夫亲王的记载说：在27日晨集会的许多议员中，没有一个主席团中人，没有一个政党的右派的首领，没有一个进步联盟的头目；因为这些人已经知道了解散国会与暴动的消息，所以宁愿在尽可能长久的时间不要出头露面。显然正是在这同一时候，他们和米哈依尔进行了关于独裁的谈判。孟塞列夫说：“普遍的惊慌与迷惘笼罩了国会。甚至兴高采烈的谈话都停止了，而代之以叹息与简短的对答，有如：‘竟来了’，之类，或公然表示对于自己身家的恐惧。”这样便是比别人叹息得更响的一个最驯良的议员说的话。已经是下午两时了，那时领袖们才觉得非出临国会不可，于是主席团的书记带了一个更无根据的喜讯来：“乱事不久就要平定，因已采取了办法。”所谓办法，许是指那关于独裁的谈判而言的。但是国会垂头丧气，它希望进步联盟的领袖们能说一句解决问题的话。米留可夫声明道：“我们现在不能对这问题采取任何决定，因为乱事的规模我们还不明白，究竟当地军队、工人与社会团体的大多数站在哪一边，也不曾清楚。我们得搜集关于所有这一切的确实情报，到那时还来得及讨论局势，而现在还太早。”在2月27日下午两点钟，自由派竟还以为“太早！”“搜集情报”，意思就是说洗干净手，且等斗争的结果。但是米留可夫还不曾完结他的演说，——我们可以顺便说一下，他之开始讲话就为的要一无结论，——克伦斯基便极度兴奋地奔进了会场，就说大批人民与士兵群众正向陶立特宫前来，想要求国会掌握政权！……激进派议员确切地知道广大民众所要求的是什么。事实上，首先要求国会掌握政权的，是克伦斯基自己，而国会在精神上却还希望镇压暴动。克伦斯基的通知引起了“普遍的迷惘与不知所措的神情”。不过当他尚未讲完之时，国会的当差便慌慌张张地跑进来，打断了他的话，说士兵的先行部队已经来到，卫兵队把他们拦阻在宫门口，队长仿佛已受重伤。一分钟后，发现士兵们已经进宫了。后来的事情，在许多演说与文章中说到：士兵们前来向国会致敬，并对它宣誓效忠。不过现在一切都陷于致命的狼狈。水淹到他们的脖子边了。领袖们在交头接耳地密谈。认为必须获得喘息的犹豫时间。罗将柯于是急忙把别人告诉他的一个提议提出来，主张组织临时委员会。只听见赞成的叫喊。不过大家都想尽快地溜走，已没有表决的时间了。不比别人害怕得差些的议长，便提议把委员会的成立事宜，交由长者会办理。会场中残留着的不多几人，又发出一声赞成的叫喊。那时大多数议员早已溜之大吉，这样就是被沙皇解散的国会对于暴动胜利的第一个反应。这时，在同一个宫里，在一个比较得不富丽些的部分中，革命已创立了另一个机关。革命的领导者毋需发明这个组织。1905年苏维埃[4]的经验，永远铭镌在工人们的意识中。在每一次运动的高潮期间，即使在战争时期，苏维埃的思想也几乎是自动地复活转来。虽然对于苏维埃作用的了解，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间有深刻的不同——社会革命党人一般地对它没有固定的估计——但对于组织形式的本身，却是没有争论的。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孟什维克派们，军事工业委员会的委员们，在陶立特宫中遇到了工会运动与合作运动的领袖们，右派的领袖们，以及孟什维克的国会议员齐赫泽与史高倍列夫，马上就组织了工人代表苏维埃临时执行委员会，这在全日的过程中，主要是以过去的革命者，即与群众失去了联系而保持革命者“名义”的人来充数。成分中也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执行委员会，号召工人们立刻选举代表。第一次会议定于晚上在陶立特宫中举行。它实际举行于九点钟，核准了执行委员会的人员，又补充以一切社会主义政党的正式代表。不过首都得胜无产阶级的第一次代表会的意义，完全不在这里。在会议上，有暴动各团的代表的参加，他们前来表示贺意。他们中也有十分粗野的士兵，仿佛被暴动震撼了，舌头的运转还不灵活。但恰恰是他们找到了适当的字眼，为任何其他的演说者所不能找到的。这是革命中最动人的情景之一，它感觉到自己的力量，感觉到觉醒群众之不可计数，任务的艰巨，自己胜利的骄傲，以及想到明天而感觉到欢乐的忧闷，因为明天应该比今天还要美满。革命还不曾具有礼节，街道还在烟火之中，群众还不曾学会新歌，会议进行得没有秩序，没有边际，像是洪水泛滥的江河，苏维埃在它本身的热情中喘不过气来。革命已经是强有力了，但还是像孩子那般天真。在这第一次会议上，决定将卫戍军与工人联合在工人与士兵代表的苏维埃中。谁首先提出这个决议的？它定然是从多方面，更确实些说，是从一切方面发生出来的，是那天决定了革命命运的那个工兵亲善的回声。不过我们不得不指明一点，据希里亚泼尼高夫说，社会爱国主义者最初反对军队的之牵入政治。苏维埃以执行委员会为代表，从发生的时候起便开始以政权的方式行动起来。它选任了一个临时粮食委员会，要它替一般地暴动者与卫戍军设法获得粮食，它与自己并列着，组织了一个临时革命参谋部，——那几天一切都称为临时的，——关于这，我们在上面已经讲过了。为要把财政资源从旧政权的官吏手中拿过来，苏维埃决定立即以革命哨兵占据国家银行，国库，造币厂与国家证券贮备处。在群众的压力之下，苏维埃的任务与作用不断地增大着。革命获得了自己无疑的中心。从今以后，工人，士兵，很快还有农民，都只向着苏维埃：它在他们的眼中变成一切希望与一切力量的集中点，成为革命本身的化身。但是占有阶级的代表们也将到苏维埃中——虽然是咬牙切齿地——去寻求保障，指示，与请求解决冲突。不过，早在胜利的头几小时，当革命的新政权以神话式的速度与不可抵御的力量在奠定基础之时，几个领导苏维埃的社会主义者们，就已惊恐地向四周找寻着真正的“主人”。他们认为政权应该转入资产阶级之手，那是理所当然的。这里就系着新制度之一个主要的政治的结：绳子的一端通至工人士兵执行委员会的办公室，另一端则通至资产阶级政党的中央机关。下午三时，当首都的胜利业已完全决定之时，长者会会议选举了一个“国会议员临时委员会”，其中所包括的人物，除进步联盟所属各党之外，还有齐赫泽与克伦斯基。齐赫泽拒绝，克伦斯基表示动摇。这个委员会名称小心地表示着：它并不是国会的一个公的机关，而是国会议员的一个私的机关。进步联盟的领袖们所彻底思索了的，只有一个问题：怎样避免责任，别让自己束住了手。委员会的任务以谨慎的两可语气规定着：“恢复秩序，与各机关及各个人发生联系。”没有一个字提到这些先生们到底想恢复何种秩序，也没有一个字提到他们想跟何种机关发生联系。他们现在还不敢公开染指于熊皮的分赃：因为它如果还不曾打死而只受了重伤，那将如何是好？只到了27日晚间十一时，那时，据米留可夫承认，“革命运动的整个规模业已弄清，临时委员会才决定采取进一步的办法，将那落自政府之手的政权拿在自己手里。”在不知不觉中，这个新机关便由国会议员的委员会变成为国会本身的委员会了。因为要保持国家与法理的继承关系，没有比欺诈更好的方法了。然而米留可夫却对最重要的一点默而不言：即在那天组成的执行委员会的领袖们，业已在临时委员会中出席，且坚决要求这委员会掌握政权。这个友谊的推动是有效力的。后来米留可夫用这样的话来解释国会委员会的决定：那时政府仿佛已准备派遣效忠的军队来镇压暴动者，“而在首都街道中，情形已达到真实战斗的地步”。事实上呢，政府已没有任何军队，暴动早已整个地成为过去了。罗将柯后来写道：假使拒绝政权，“则国会的人会被逮捕，全体会给暴动的士兵杀死，而政权会立即转入布尔什维克之手”。这当然是一种荒唐的夸张，完全符合于那位可尊敬的宫内大臣的精神的。但它正确地反映着国会的自身感觉，它之接受那托付给它的政权，有如一椿政治的强奸事件。在这样的情绪中，要采取一个决定是不容易的。特别动摇得厉害的是罗将柯，他问别人道：“这将成为什么——是叛逆呢，不是叛逆？”皇党议员苏尔根（据他自己的报告）回答他道：“这一点都不是叛逆。你以忠臣的资格拿了政权吧……假使大臣中有逃跑的，就应找人来代替他们……也许会有两种结局：一切都平静下去——主上任命新政府，那我们就把政权还给他。假使不平静下去，那我们如果不拿政权，别人会拿它，那些在工厂里已经选出某些痞子的人……”对于那些反动绅士们对工人所发的下流的漫骂，我们用不着生气，因为革命已经牢牢踏住这些大人先生们的尾巴。寓意很清楚：假使皇朝胜利，我们便跟它一起；如果革命胜利，那就拼命抢夺它。会议延长得很久。民主派的领袖们在焦躁中等待着决定。最后，米留可夫从罗将柯的房间里出来。带着庄严的神情。米留可夫走到苏维埃代表团那里声明道：“已经决定了，我们掌握政权。”……苏汉诺夫狂欢地回忆道：“我没有问究竟他的所谓‘我们’指的是谁，我不再多问。不过我真所谓全身心地感觉到一种新局势。我觉得那几小时内完全受自然力作弄在疾风中震荡着这只革命之舟，扯起风蓬来了，它在可怕的浪涛与颠簸中，得到了运动的稳定与规律。”这是一种多么浮夸的方式，散文式地承认着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奴属呀！而这又是一个多么致命的政治前瞻的错误呀！因为把政权交给自由主义者，不仅不会使国家这只舟楫平稳，反而从那一天起，它就成为革命无力、最大混乱、群众痛苦、前线崩溃、以及将来内战极度惨酷的原因了。***假使你只回顾既往，看到过去的几个世纪，那末政权之转入于资产阶级之手这一个事实，仿佛是颇为正常的：在过去所有的革命中，在巷战的障碍物上作战的是工人，学徒，以及参加到他们这边来的士兵；而打窗子上注视着巷战的殷实的资产阶级，却于事后拿取了政权。但1917年的二月革命则与过去历次革命不同，它具有无可比拟的更高的社会性质与革命阶级之更高的政治水准，它的暴动者对自由资产阶级保持一种仇视的不信态度，因此，它一经胜利，便发生了一个革命政权的新机关——苏维埃，它依靠着群众的武装力量。在这些条件之下，政权竟转入于孤立的与没有武装的资产阶级之手，那是需要解释的。首先我们得更亲切地观察一下革命结果所形成的力量的相互关系。是不是苏维埃中的民主派，受客观环境的逼迫而将政权让给大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自己并不这样想。我们已经见到了，它非但没有希望从革命中取得政权，而是相反的，它在革命中预见到一个危害自己整个社会地位的致命危险。罗将柯写道：“各个温和派政党不仅不希望革命，简直是害怕革命。特别是那个人民自由党（立宪民主党），因它站在各温和的政派的左翼，所以比其他任何派别具有更多的与全国革命政党接触的机会，它比其他任何派别更担心那日益逼近的灾难。”1905年的经验太深刻地告诉了自由派，工农胜利能给资产阶级的危险，不会比给专制皇朝的危险为小。二月暴动的进程，仿佛只证实了这个预见。不管那几天革命群众的政治思想在许多方面是怎样地没有定形，但劳动群众与资产阶级间的分水线，却总是不可调和地划下了的。接近自由派人士的大学讲师史丹开维奇，是进步联盟的朋友而不是它的敌人，他用如下的特点来形容自由派人士（他们不曾能阻住这次革命）在革命次日的情绪：“形式上，他们庆祝革命，赞美革命，对那些争自由的战士大喊‘万岁’！缀上红色的带子，而且举了红旗游行……但在他们心中，在私人谈话中——他们却害怕着，颤抖着，并觉得自己成了某些在陌生路上行走的敌对的自然暴力的俘虏。永远不会忘记的是罗将柯这个肥胖的大人与尊贵人物的样子，当他在陶立特宫的走廊上，打衣服散乱的士兵群众中穿过去时，虽然保持着崇高庄严的态度，但他苍白的脸上却凝结着一种极度痛苦与失望的表情。表面上是说：‘士兵前来拥护国会与政府斗争’，而事实上，国会从最初一天就被取消了。同样的表情，可以在国会临时委员会全体委员，以及他们四周那些人的脸上找到。据说进步联盟的代表们，陷于无可奈何的绝望的歇斯底里中，在各人的家里哭泣。”这个生动的证词比其他对于力量相互关系之社会学的研究，还要有价值得多。根据罗将柯自己讲的故事，他见到了下述情形，因无力的愤怒而发抖：有一些不认识的士兵，“不知奉了谁的命令”，逮捕了旧制度的官吏，带他们到国会来。这位宫内大臣对这些人表示出某种像典狱长的神情，他和他们之间自然是有不同的，但他们总还是他自己一类人。罗将柯为士兵们的“专断行为”所激动，他便邀请被捕的雪克洛维托夫到他的办公室里去，可是士兵们却断然拒绝把这可恨的大臣交给他。“当我企图显出一点权威时”，罗将柯说，“士兵们围住了那个俘虏，且还带着一种极挑衅式的与无礼的表情，把他们的步枪指向我，这以后，绝无借口，就将雪格洛维托夫带到不知哪里去了。”难道还能比这更明显地证实史丹开维奇的话，即军队仿佛来援助国会，而实际上却取消了它——这句话吗？政权从第一小时起就操于苏维埃之手，关于这一层，国会中人比其他任何人更不容保持幻想。十月党议员雪特洛夫斯基，进步联盟的领袖之一，回忆道：“苏维埃夺取了一切邮电机关，彼得格勒所有的火车站，所有的印刷所，以致不得到它的允许，人们就不能拍发一个电报，不能离开彼得格勒，也不能印刷一张布告。”对于这个关于力量相互关系的毫不含糊的说明，我们只叫把它弄得明确一点就好了：苏维埃之“夺取”电报局，铁道，印刷所等，这意思是说：在这些机关中服务的工人与职员，除苏维埃外，不愿听命于其他任何机关罢了。雪特洛夫斯基的抱怨，最好不过地被一个小事件所证明了。它发生于苏维埃与国会双方领袖进行政权谈判的最高点时。他们的联席会议，给泼斯可夫发来的一个紧急电讯打断了。正在该地的沙皇，当他在铁道上流浪了一趟之后，召罗将柯去直接通话。国会的全权议长声明道：他独自个儿不能上电报局去。——“让工人与士兵的代表诸君给我一个卫队，或者同我一快去，不然我会在那边电报局里被捕。——可不是吗？你们有力量，有政权”，他激昂地接着说，“你们当然能够逮捕我的……也许会逮捕我们全体，我们不知道！”……这事发生于3月1日，即当以罗将柯为首的临时委员会“拿取”政权后不到两昼夜的时候！在这样的情形之下，那末自由派究竟怎样走上政权的呢？既然他们害怕革命，反对革命，企图镇压革命，而完成革命的又是仇视他们的群众，并且从暴动中发生的工人与士兵的苏维埃，以那样的坚决与勇气而为局势之天然的与公认的主人，那末是谁，以及怎样地，使他们有权在革命之后组织政府呢？现在让我们来听听另一方面，那些交出了政权者的话。苏汉诺夫关于二月间那几日写道：“人民不向着国会，对它不感兴趣，也不想在政治或在技术上把它当作运动的中心。”这个承认，因为出之于那个不久就要倾全力以政权交给国会委员会的人之口，所以格外出色。关于3月1日的谈判，苏汉诺夫往后说道：“米留可夫完全懂得：要不要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政府，执行委员会具有决定的充分权力。”还能比这表示得更决绝吗？还有比这更清楚的政治局势吗？然而不管如此，苏汉诺夫完全违反着局势与自己的估计，马上声明道：“起来代替沙皇制度的政权，只应是资产阶级的……我们不得不采取这样的方针。否则暴动就要失败，革命就要灭亡。”没有罗将柯——革命就要灭亡！活生生的社会力量相互关系问题，此地代之以先天性的公式与条件性的名词，这就是知识分子教条主义的实质。不过后面我们将要看到：这种教条主义绝对不是柏拉图式[5]的，它完全起着真实的政治作用，虽然是蒙住了眼睛的。我们之引用苏汉诺夫的话，并不是偶然的。在第一个时期，执行委员会的灵魂不是它的主席齐赫泽，这个诚实而褊狭的乡僻人；而正是苏汉诺夫，这个一般说来最不适于领导革命的人。这个半民粹派半马克思主义者，与其说是政治家，毋宁说是有良心的观察者；与其说是革命家，毋宁说是记者；与其说是记者，倒毋宁说是空谈家，他只当革命观念还不须付诸实行的时候，才能保持它。大战中是一个消极的国际主义者，从革命的第一天起，他就决定要尽可能迅速地把政权与战争掷给资产阶级。谈到理论，即是说，如果不是由于能力，则至少由于需要非把事情弄出个端倪不可之时，他是高出于当时执行委员会中的所有委员的。不过他的主要力量，总还在于他能把那乌合的但仍然是一类的兄弟们的有机特点，翻译成教条的言语，这些特点是：自己力量的不信，在群众面前的恐惧，与对资产阶级的恭敬。列宁称苏汉诺夫为小资产阶级的最好代表之一。这在那些用以称呼他的名字中，算是最恭维的一个了。不过在这里，决不要忘记我们所说的小资产阶级，首先一方面是对新的资本主义式的小资产阶级，对工厂商店与银行的雇员，对资产阶级的官吏，另方面是对工人官僚而言的，这些人就是新的中等阶层，就是用了这个阶层的名义，那个并非无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爱德华·伯恩施坦，在上世纪之末修改了马克思的革命观念。为要回答工农革命怎样把政权交给了资产阶级这一个问题，必须在政治的链子上引起中间的一环：苏汉诺夫型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新中等阶层的新闻记者与政治家。他们教导群众说：资产阶级是敌人；但他们自己最怕群众从这个敌人的指挥之下解脱出来。革命性质与由它产生的政权性质之间的矛盾，是要用横隔在革命群众与资产阶级间的新小资产阶级这个中壁的性质来解释的。在革命事变继续发展的进程中，新型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治作用将彻底暴露在我们之前。现在则仅以这寥寥数语为限。在暴动中，直接参加的是革命阶级的少数，但这个少数的力量，却在于多方面对它的支持，或至少对它的同情。在敌人的炮火之下，那积极的与战斗的少数，不得不把它最革命与最能自我牺牲的分子推向前去。所以在二月斗争中如果工人布尔什维克站在前列，原因是自然的。但自胜利之时起，当革命开始它政治的凝固作用时，情形就不同了。等到要选举胜利革命的组织与机关时，那就必须号召与引入比拿武器斗争的人广大到无数倍的群众。这不仅一般的民主机关，例如市政局与“地方自治会议”，或后来的立宪会议是如此，就像工人代表苏维埃那样的阶级机关，也是如此。当直接与沙皇制度搏斗时，最大多数工人——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与无党派的——拥护着布尔什维克。但只有极少数工人才懂得布尔什维克与其他社会主义政党间有什么不同。同时，全体工人在自己与资产阶级机关之间，划上了一道严格的界线。这事实决定了胜利后的政治形势。工人们选举社会主义者，即是选举那些不仅反对皇朝而又反对资产阶级的人。在这时，他们差不多没有在三个社会主义政党之间加以区别。但因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拥有无比大的知识分子的干部，他们从各方面来归附他们，这样便顷刻间获得了一个庞大的鼓动家的员额，所以选举，甚至工厂与作坊中的选举，也使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得到了极大优势。觉醒起来的军队，以无可测度的更大力量，也在这同一方向加以推动。在暴动的第五日，彼得格勒的卫戍军出来拥护工人。胜利后，他们被号召去选举苏维埃。士兵们轻信地选举了那些赞成革命、反对皇党军官、且能把这个意思说出来的人：这样的人就是志愿军，书吏，医兵，战时知识分子出身的军官，军队中的小官，即就是那个“新中等阶层”的下层。所有这些人，从三月间起，差不多全体都参加入了社会革命党，这党由于思想上的无定形，是最能适合他们中介的社会地位与他们的政治褊狭性的。这样一来，卫戍军的代表们，便显得比士兵大众要温和得多，而且资产阶级气得多。可是士兵们却不能意识到这个区别，还得有以后几月的经验，才能暴露出这个区别。工人们则从自己这方面努力要同士兵们尽可能地结合得紧密一点，以便巩固用鲜血得来的同盟，与更坚实地把革命武装起来。但因代表军队说话的主要是些半生半熟的社会革命党人，那末在群众眼中，就不能不提高这一党，同时也提高它的同盟者——孟什维克的威望了。这样便形成两个妥协派政党在苏维埃中的优势。甚至在维包格区的苏维埃中，领导作用在第一时期也属于工人孟什维克，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了。当时布尔什维克主义还只在革命深处默默地沸腾着。至于正式的布尔什维克呢，则甚至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中也只占无足轻重的少数，并且他们对于自己任务，还不很明白规定的。这样便形成了二月革命的离奇现象。政权——操在民主的社会主义者之手。他们并不是偶然间夺取了它的，例如用布朗基式的袭击；不是的，它是由胜利的民众公开付托给他们的。这些群众不仅不肯信赖与支持资产阶级，而且还视他们与贵族和官僚无别。他们把武器只交给苏维埃处置。然而那样容易便做了苏维埃领袖的社会主义者，心里唯一顾虑的问题却是：那在政治上孤立、被群众仇视、与彻底的敌对革命的资产阶级，究竟同不同意从他们的手里拿取政权？必须以任何代价来获得它的同意。因为资产阶级显然不能放弃资产阶级的政纲，那末我们“社会主义者”应该放弃我们的政纲：即关于皇朝，战争，土地，都不能说话，——只叫资产阶级肯接受政权这份礼物。完成了这个工作之后，“社会主义者”仿佛跟自己开玩笑，而继续只称资产阶级为阶级敌人。这样地，在礼拜仪式中，完成了傲慢的渎圣行为。阶级斗争如果进行到底，那就是夺取政权的斗争。革命的基本特点，在于它能进行阶级斗争到底，革命也就是直接夺取政权的斗争。然而我们的“社会主义者”所操心地却不是要把政权从那所谓阶级敌人（他们没有政权，且凭他们自己的力量也夺不到政权）那里夺过来，而是相反的，要用任何代价把政权托付给他们。难道这还不是离奇现象吗？更叫人觉得惊奇的，就是那时还不曾有1918年德国革命的经验，而且人类还不曾见过那由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新中等阶层”所完成的，规模更大与更加成功的同一类型的手术。妥协派如何解释自己的行为呢？有一个理由是教条性的：因为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所以社会主义者不应该为政权所污——让资产阶级自己去替政权负责吧。这理由听起来仿佛很不妥协的。实际上呢，小资产阶级是用这种虚幻的不妥协性来掩盖自己在财富、教育、法定资格诸力量之前的屈服。大资产阶级对政权所享有的权利，小资产阶级承认它是与力量的相互关系无关的一种天经地义。在根本上，这也就是使小商人与教员们在火车站或戏院中，一见罗斯切尔德家（Rothschild）[6]的金融巨子便恭恭敬敬向两边退开，以便让他过去的那个本能式的动作。教条式的论据，只能以补偿那种自觉渺小的意识。那是已经在两个月之后了，当明白了资产阶级以本身力量绝不能保持那让给它的政权之时，妥协派便不难抛弃了自己“社会主义的”偏见，参加了混合内阁。他们的参加，并非要从那里挤掉资产阶级，相反地，为要援救它。并不是违反资产阶级的意志，相反地，乃是遵照了它的提议，这提议的口气简直像命令：资产阶级向民主派恫吓着，如果他们不参加，便要把政权抛落在他们头上了。主张拒绝政权的第二个理由，具有更加实际的形式，但在本质并不较为郑重。已为我们熟知的苏汉诺夫，把俄国民主势力的“散漫性”特别提出道：“那时在民主派的手里，毫无巩固的与有势力的组织——无论政党的，工会的或市政的”，这简直在讲笑话！代表苏维埃发言的社会主义者，竟会在这里一句都不谈到工人与士兵的代表苏维埃，而事实上幸亏有1905年的传统，苏维埃却像从地底下发生出来，且在顷刻之间，便比一切后来想和它竞争的其他组织（市政局，合作社，一部分工会）都更要有力到不可比拟。至于讲到农民，这个本性散漫的阶级，则因得力于战争及革命之助，组织得为从来所未有：战争把农民集合成军队，而革命则予军队以政治性质！不下于八百万的农民联合在步兵与骑兵的队伍中，他们立即建立了自己的代表机关，而经过这机关，可以在任何时机用电话叫他们行动起来。这和“散漫性”有相似之点吗？固然，人们可以这样说：当解决政权问题时，民主派还不晓得它是否能取得前线军队的拥护。我们将不提出这个问题，即：人们是否有丝毫理由害怕或希望那已为战争耗竭了精力的前线军队，还会拥护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只在最近三两天内，正当妥协派在幕后准备资产阶级政府的时候，整个问题便完全解决了。苏汉诺夫承认：“等到3月3日，革命已顺利地完成了。”但不管全体军队之归附苏维埃，苏维埃的领袖们却用全力来推开政权：政权集中在他们的手里愈完全，他们就愈怕政权。可是究竟为什么呢？民主派“社会主义者”既然直接依赖着这样的人群，历史上任何民主派所不曾拥有过的那种群众，而且那群众又具有很大经验，有纪律的与武装的，组织在苏维埃中的，那末这个强有力的、仿佛是不能摧毁的民主势力，怎样能害怕政权呢？这个表面上难解的谜，应该用这一点来解释的，就是民主派并不相信自己本身的支持，害怕群众，不相信群众对它的信赖是巩固的，并且最恐惧的是“无政府”，就是深怕拿取了政权，自己会跟政权一起成为那所谓无拘束的盲目力量的玩具。换一句话说：民主派觉得在革命高涨时期，它的天职不在于作民众的领导者，而是作资产阶级的左翼，成为资产阶级伸入群众里去的一个触角。它自称，甚至还自以为是社会主义的，为的要不仅对群众，而又对自己掩盖着自己的真实作用：因为没有这种自我陶醉，它便不能起这个作用。二月革命之基本的离奇现象，就是这样解释的。3月1日晚上，执行委员会的代表齐赫泽，史铁克洛夫，苏汉诺夫等出席国会委员会的会议，为要讨论苏维埃拥护新政府的条件。民主派的政纲完全抛弃了关于战争，共和国，土地，八小时工作制这些问题，而只归结到一个唯一的要求：予左派政党以鼓动的自由。这真可作全人类万古千秋清廉的表率了：全权在握，对别人操有鼓动自由之予夺全权的社会主义者，将政权转交给自己的“阶级敌人”而附有一个条件：后者许给他们以……鼓动的自由。罗将柯怕上电报局去，对齐赫泽与苏汉诺夫说：“你们有政权，你们能把我们所有的人逮捕起来。”齐赫泽与苏汉诺夫回答他道：“你拿政权去吧，不过，不要为了宣传而逮捕我们。”谁如果研究那几天妥协派与自由派的谈判，以及一般发生于陶立特宫左右翼之间的故事，那他就会觉得这是在那演着民众历史剧的伟大舞台上，一个乡下戏班的优伶们，利用着空台角与休息期间，在出演着低级的化装歌舞喜剧。不过资产阶级的领袖们，我们得给他们说句公道话，那是一点也不曾料想到会有这种情形的。假使他们估计到革命领袖能有这样的政策，那他们多半不会那样害怕革命了。诚然，他们也许算到过这种情形，但那时他们早已跟革命领袖处在一起了。苏汉诺夫还是怕资产阶级会不愿拿取政权，与不答允他所提出的条件，他便提出一个可怕的最后通牒道：“除我们之外，谁都不能抑制那个盲目力量……出路只有一条：答允我们的条件。”换句话说：接受这政纲吧，这是你们的政纲；为了这，我们答允替你们镇压那些给我们以政权的群众。这些可怜的自然力的制服者啊！米留可夫是惊奇了。苏汉诺夫回忆道：“他连想都没有想掩饰自己的满意与惊喜。”当苏维埃的代表们为了加重意义起见，又说他们的条件是“最后的”之时，米留可夫甚至感动得用这样的话来奖励他们：“是的，听了你们的话，使我想起从1905年以来，我们的工人运动有了多么大的进步”，……霍享索伦皇朝外交界的善良的鳄鱼们，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也用这样的腔调和乌克兰议会的代表们谈话的；那些鳄鱼们刚在吞食他们之前，先恭维他们熟练的政治家风度。如果苏维埃的民主派不曾为资产阶级所吞食了，那末这一点并不是苏汉诺夫的功劳，也不是米留可夫的过错。资产阶级在民众的背后取得了政权。它在劳动群众中没有任何支持。不过与政权一起，它却间接地获得了某种像支持那样的东西：被群众抬起来的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已用自己的名义给资产阶级以一张信任状。这举动如果在形式民主政治的横断面上来观察，那我们便得到一幅两级选举的图画，在这选举中，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在技术上是起着中间一环的作用，即成为立宪民主党人的复选人。如果由政治上观察这个问题，那就得说，妥协派出卖了群众对他们的信任，招那些反对自己选民的人来执政。最后，倘由更深刻的社会的观点来看，问题就是如此：在平时情况中表示得异常自大自满的各个小资产阶级政党，则被革命推上了政权，便为自身的破产所骇住，赶紧要把船上的舵转交给资本的代表。在这一屈服之中，一下子暴露出来新中间阶层之可怕的动摇及其对资产阶级之卑屈的从属。当他们意识到或仅仅感觉到他们手中的政权反正不能长期保持，不久总要让给右边或左边时，民主派便决定：与其明天让给无产阶级的极端派代表，倒不如今天便把它让给了殷实的自由派。不过即使我们这样来解释妥协派的作用，不管它如何受着社会条件的决定，但仍不能洗去他们对群众所犯的叛逆之罪。工人与士兵对社会主义者表示信任之后，却出乎意外地，发现自己在政治上给褫夺了权利。他们迷惘了，惊愕了，但一下子找不到出路。他们自己选出的人，从上而下地，用许多理由说得他们震耳欲聋，对于这些理由，他们没有现成答案，但这些理由违反着他们全部的感情与愿望。群众的革命倾向早已在二月革命时，就完全与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妥协倾向不相符合。无产阶级与农民之投票赞成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并非因为他们是妥协派而是因为他们是沙皇、地主与资本家的反对者。可是投票赞成了他们之后，他们却在自身与自己的目的之间，筑起了一道隔墙。现在他们假使要想前进，已不能不和他们一手造成的隔墙冲突，且不得不推倒它了。这个情形，就是由二月革命发现出来的包含于阶级关系中的可惊天动地的Quiproquo。（意为“认贼作父”——译者。）***在这个主要的离奇现象上，立刻又附属着一个补充的离奇现象。自由派只在这个条件之下，即：皇朝同意从他们的手里领受政权，他们才同意从社会主义者的手里拿取政权。当古契柯夫与我们熟知的皇党中人苏尔根到泼斯可夫去救护朝廷之时，君主立宪制问题成为陶立特宫中两委员会间的谈判中心。米留可夫说服那些将政权送入他掌握的民主派道，现在罗曼诺夫家人已不能为害了，尼古拉自然得废除，但由米哈依尔摄政的皇子阿来克先衣却完全能保证国家的福利：“一个是病孩，另一个是十足愚蠢的人。”我们还得加引自由派皇党雪特洛夫斯基对这沙皇候补人的批评：“米哈依尔·亚历山大洛维奇用尽他的一切方法来避免干预任何国事，完全从事于赛马之戏。”令人惊奇的一个介绍词，如果它能重述于大众之前，那就特别好了。当路易十六逃往发棱之后，丹东在雅可宾俱乐部中宣称：一个人的智力既然薄弱，他就不能做国王。而俄国自由派则相反，他们认为皇帝的无知，可作立宪制度的最好装饰品。虽然这是一个随便找来的理由，用以迎合左派蠢材的心理的，但即令对他们说，也还是太粗鲁了。广大范围内的自由派的俗子们，总觉得米哈依尔是一个“英国崇拜者”，究竟这是就赛马或国会制而言，那是模模糊糊的。不过重要的，一定要有一个“习惯的政权象征”，否则人民就会想像到无政府状态的来临了。民主派倾听着，客气地表示惊异，并企图劝说他们……宣布共和国吗？不，只是不要预先决定问题就好。执行委员会所提条件的第三点说：“临时政府不应先行采取任何步骤，预定将来的政府形式。”米留可夫在君主制问题上提出了最后通牒。民主派失望了。但这里他们却得到群众的帮忙。在陶立特宫的会议上，绝无一人，不仅工人中，便是士兵中也绝无一人愿有沙皇，任何方法都不能把沙皇强加在他们的头上。虽然如此，米留可夫却还想逆流而泳，想越过左派同盟者的头顶来拯救皇位与朝廷。在自己的《革命史》中他小心地指出：在3月2日的黄昏边，因他宣布米哈依尔摄政所引起的骚扰，“大大增强了”。罗将柯更加煊染地描写着自由派帝制阴谋在群众中引起的影响。古契柯夫带了尼古拉逊位于米哈依尔的诏书，刚从泼斯可夫来，依从工人的请求，由车站到铁路工厂去，讲述经过情形，他并且宣读逊位诏书，最后高呼：“皇帝米哈依尔万岁！”所得的结果是意外的。据罗将柯讲，演说者立即为工人所捕，甚至仿佛恫吓着要将他枪毙。“在附近一团的哨兵队的帮助之下，才好容易把他放了出来。”罗将柯跟往常一样，总有点儿夸张，但他叙述的主要点还是对的。国家既这样激烈地呕出了皇朝，再也不能把它灌进人民的喉咙里去了。革命的群众连新沙皇这个思想都不许它存在！在这样的情势之前，临时委员会的委员们便一个个远离了米哈依尔——不是最后地，而是“等到立宪会议”，到那时再瞧，只有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拥护帝制到底，且仍旧以这一个问题作为他们参加内阁的条件。怎样办呢？民主派以为没有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便不能成立资产阶级政府，而没有资产阶级政府则不能拯救革命。争论与劝说进行得无有休止。在3月3日的早晨会议上，必须“劝大公爵逊位”——可见已把他当作沙皇了！——这一意见，仿佛已在临时委员会中得到胜利。左派立宪民主党人尼古拉索夫连逊位的计划都拟好了。但因米留可夫坚不让步，故再经一番热烈讨论，最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双方把自己的意见说明于大公爵之前，说明后就不再争辩，让大公爵自行决定。”这样“十足愚蠢的人”，（那个被暴动推翻了的哥哥，甚至违反了朝廷旧制度而企图把皇座传给他的，）突然竟成为革命国家国体问题的最高仲裁者了。不管它是多么地叫人难信，但关于国家命运却总发生了一个赌赛过程。为要煸动大公爵割舍马厩而取皇位，米留可夫向他保证道：在彼得格勒之外调集军事力量来保护他的主权，是完全可能的，换句话说，米留可夫从社会主义者的手里尚未完全取得政权，便已提出帝制政变的计划了。在听完了赞成与反对的演说（反对的并不少）之后，大公爵请求给他一个考虑时间。米哈依尔邀请罗将柯到另一房中，直截地问他：新的执政者只保证他的皇冠呢？还是连他的头也保证在内？那位独一无二的宫内大臣回答道：他只能答允皇帝在必要之时，同殉社稷。这完全不能满足那个皇位候补者的期望。与罗将柯拥抱后，米哈依尔·罗曼诺夫出来会见那班等待着他的议员们，他“颇为坚决地”声明：拒绝接受大家向他提出的崇高而冒险的责任。克伦斯基在这几次谈判中是民主良心的化身，当时听到了这一声明，便从椅子上跳起来，说道：“公爵殿下，您是一个好人！”并且发誓，今后他将到处去声明这一点。米留可夫冷酷地批评道：“克伦斯基的感激之词，与刚才决议的散文不很和谐。”不能不同意这个批评。在这曲幕间剧的台词中，实在没有感激的余地。上面我们把那时的史实，比之以古典舞台角落里的一曲滑稽小歌剧，现在这比喻又得补充以如下的说明：那舞台系用屏风隔成两半，一面演的是革命者恳请自由派挽救革命，另一面是自由派切求皇朝挽救自由主义。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们真正给弄糊涂了，为什么像米留可夫那样有教养的与远见的人，竟能为了旧皇朝而如此固执，甚至给他的政权如果不连同罗曼诺夫这个附加物，那他还准备不接受哩。不过米留可夫的君主主义却既非教条式的，又非浪漫性的；相反，它是从过度受惊的有产者的赤裸计算中发生的。在它的赤裸性中，也就存在着它无望的弱点。诚然，历史学家的米留可夫可以引证法国革命资产阶级的领袖——密拉博的例子，他当年也曾努力要把革命与国王调和。根本上，那时也由于有产者害怕失去自己产业，因为用君主制来掩护产业，跟君主制用教会来掩护自己一样，比较谨慎得多。但在1789年，法国国王权力的传统，还得到全民承认，更不必说四围欧洲各国之尽属君主制了。保存着国王，法国资产阶级还与人民站在共同的基地上，至少在这个意义上说，即利用人民的成见来反对人民。1917年，俄国的情形则完全相反。因世界上好些国家中君主制的破灭，俄国皇朝本身，在1905年便已毁坏得不可修理了。1月9日之后，加邦神父曾咒诅沙皇及其“龙裔”。1905年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公开站在共和国的基础上。皇朝本身从来信赖的，与资产阶级用以掩饰其君主主义的那种农民的君主感情，干脆就表示出它并不存在。后来，始自科尔尼洛夫的崛起的军事反革命，虽然是虚伪地，但是更明白地与沙皇权力相决绝：民间帝制的根源竟存留得这样少。不过就是这次1905年革命，一方面予皇朝以致命的创伤，另一方面却永远斩绝了“先进”资产阶级不稳固的共和倾向。这两个过程互相矛盾，互相补充。从二月革命最初几小时起，资产阶级既有了沉溺之感，便抓住了浮着的稻草。它之所以要有皇朝，并非因为这是它和人民的共信；相反的，资产阶级除了戴冕的幽灵之外，再没有什么东西能反对人民的所信了。俄国“教养阶级”并非以合理国家的宣扬者资格，而是以中世纪制度的保护者资格，出现于革命舞台，他们既在民间与自身中都没有支持，便到自己的上面去寻找它。如果人家给阿基默德以一个支点，他便要转动地球。而米留可夫则相反，他寻找支点，为的要保持地主的土地于不变[7]。这时，他觉得自己更接近于那最能吃苦耐劳的沙皇军官与正教教会的各级僧侣，而远于赤手空拳的民主派了，他们除了设法赢得自由派的同情之外，别无用心。没有力量摧毁革命，米留可夫便坚决地要用狡计来战胜它。他准备咽下好多东西：士兵的公民自由，民主的市政机关，立宪会议，但有一个条件：给他一个皇朝形式的阿基默德的支点。他打算逐渐地，一步一步地，把皇朝变为军官、革新的官僚、教会王公、有产者、以及一切不满革命者团结的轴心，开始只是“象征”，渐渐地，适应着群众对革命所表示的疲倦程度，将它造成一个能拘束群众的真实的君主的羁轭。只要能拖延时间就好！立宪民主党另一首领纳博科夫，后来解释，假使米哈依尔答允登位，那末怎样一个重大的优先权获得了呢：“战时召开立宪会议这个要命的问题定该取消了。”我们必须记住这几句话，因为在2月与10月之间，为立宪会议召集期而进行的斗争具有重大意义，并且立宪民主党人坚决否认自己有意拖延全民代表会的召集，但事实上却固执地实行着延宕政策。唉，他们只能凭自己的力量来延宕了，君主的掩护，他们终于不曾得到。米哈依尔脱逃之后，米留可夫连稻草都抓不到一茎了。[1]Trieste,意大利东北部港市。－C.R[2]Fiume,南斯拉夫西北部港市。－C.R[3]Dardanelles,在土尔其欧亚两部分之间,连接马尔马拉海与爱琴海。－C.R[4]苏维埃，俄语中代表会议、委员会的音译。工人代表苏维埃首次在俄国1905年革命中出现，其中以彼得堡苏维埃最为著名。在1905年10月全俄政治总罢工的背景下，彼得堡各工厂工人为了联合，以工厂为基本单位选举代表（500名工人选派一名代表。小企业工人组成跨厂选举，派遣联合代表。选民有权在任何时候罢免他们的代表。）成立苏维埃，代表了彼得堡大部分工厂、作坊、工会。工人群众通过苏维埃自我组织起来，开展政治罢工和示威，武装工人，实际上成为“萌芽中”的工人政府。1905年12月彼得堡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被沙皇政府逮捕。－C.R[5]柏拉图哲学认为理念形式是绝对的和永恒的实在，而世界中实在的现象却是不完美的和暂时的反映。著者在本书中多处使用“柏拉图式”或“柏拉图主义”，大都是讽刺那种悬空的，没有产生实际效果的理念、空话。－C.R[6]一个极有钱的犹太家族，世开银行，起家于德国法兰克福，分行设于伦敦，巴黎等大城市。——译者。[7]俄文“地球”和“土地”是同一个字。——译者。<<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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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谁领导了二月暴动？<<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第八章谁领导了二月暴动？受革命损害的那些阶级的律师与新闻记者们，事后曾浪费了不少笔墨，企图证明二月间所发生的事情，本质上只是一次娘儿们的骚乱，后来获得了兵变的支持，是诈称为革命的。当年路易十六也曾企图把巴士底狱的夺取想成为一种骚乱；但人们却恭恭敬敬地解释给他听：这是革命呢。那些在革命中蒙受了损失的人，很少愿以真名字来称呼它，因为这个名字，不管那些恶毒的反动派如何努力想加以玷污，但它在人类的历史记忆上总围绕着一道从旧桎梏与成见中获得解放的荣光。每一世纪的特权阶级，以及他们的走狗，老是企图宣布推翻他们的那次革命，与过去历次革命相反，只是一次兵变、纷乱或暴徒的骚乱。寿限已过的各个阶级，都没什么发明创意。2月27日之后不久，曾有好几次企图，要把革命与少年土耳其党的军事政变等量齐观，这样的政变，我们已经知道，在俄国资产阶级的上层曾梦想过好多次。不过这种比拟是没有希望的，以致连一家资产阶级报纸都郑重地予以反对。一个年青时代曾经研究过马克思学说的经济学家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这个俄国型的桑巴特[1]，于3月10日在《交易所消息报》上写道：“土耳其党的革命在于军队的胜利暴动，它是为军队的领袖所准备与实行的。士兵们不过是自己官长阴谋的顺从的执行者。然而在2月27日推倒俄国皇座的各团禁卫军，却是没有他们的官长而自动出来的……开始暴动的不是军队而是工人。来到国会的不是军官而是士兵。士兵之拥护工人并非因为他们顺从地执行着他们军官的命令，而是因为……他们感觉到自己与工人的血缘关系，工人与他们自己一样，也属于劳动者阶级。农民与工人——这两个社会阶级，干成了俄国革命。”这几句话既不需要修正，也不需要补充。革命的往后发展，已充分证实了与加强了这几句话的意义。在彼得格勒，二月革命最后的一日乃是胜利的最初一日：那天充满了狂欢，拥抱，快乐的眼泪，滔滔不绝的感情的流露；同时，它又是予敌人以最后打击的一个日子。枪声还在街上响着。据说泼老讨包包夫的“法老”，不曾得知民众胜利的消息，还是从屋顶向下射击着。下面的人则向阁楼、假窗与钟楼开枪，人们假定那些地方住着沙皇制度之武装幽灵。大约在四点钟，他们占领了提督府，这里躲藏着过去国家政权的残余物。革命组织与临时形成的团体，在全城拘捕着人。希吕塞尔堡苦役监狱不放一枪即被占领。无论在首都或它的附郊，愈来愈多的军队参加到革命中来。莫斯科的变动只是彼得格勒暴动的一个回声。工人与士兵中怀着同样的情绪，不过表示得没有那样清楚罢了。资产阶级中所表示的倾向略左。至于革命组织中，则比彼得格勒的具有更大弱点。当尼瓦河畔的事件开始发生时，莫斯科激进派知识分子召集了一个会议，讨论着该做些什么，并未得到结论。2月27日，莫斯科的工厂作坊中开始罢工，然后又发生示威。军官们对营房中的士兵说，街上有乌合的痞子们骚乱，就会镇压下去的。“但早已在现在”，士兵希希林说，“士兵就能把痞子这两个字从反面来了解了。”两点时分，从各团出来的许多士兵，出现在市政局的大厦里，在寻求参加革命的方法。次日，罢工扩大了。群众拿了旗子到市政局来。摩托车连的一个士兵穆拉洛夫，他是老布尔什维克，农学家，性子善良与勇敢的大个子，把第一支完整的与有纪律的队伍（它占领了无线电站与其他地点），领到了市政局。八个月后，穆拉洛夫将指挥莫斯科军区的所有军队。监狱开放了。就是这位穆拉洛夫驾驶着一辆装满了开释的政治犯的卡车。一个警官，举手齐着帽嘴，询问革命者是否也要把犹太人开放。捷尔任斯基刚从苦役监狱里放出，还不曾换去囚衣，便在市政局大厦里演说起来，这儿已经组织了代表苏维埃。炮兵道劳费也夫讲雪乌糖果厂的工人如何于3月1日带了旗子到炮兵旅的营房里来与士兵亲善的情形，又讲到他们中间有好多人如何忍受不住快乐而哭了出来。在城中，偶尔从角落里会有枪射出，但一般说并不曾发生武装冲突，也没有牺牲者：彼得格勒替莫斯科负了责任了。在许多省里的城市中，运动在3月1日才刚开始，甚至在莫斯科也已完成革命之时才开始。在脱威尔，工人罢了工，游行到兵营去，又同士兵混合在一起，走遍全城的街道。那时唱的还是《马赛曲》，不是《国际歌》。在尼齐尼·诺甫高老特，几千民众聚集在市政局，这些市政局在大多数的城市中，都起着陶立特宫的作用。市长演说了一会之后，工人便带了红旗前去释放监狱里的政治犯。向晚时，二十队卫戍军中，已经有十八队自愿转到革命方面了。在萨马拉与萨拉托夫，举行了露天大会，组织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在哈尔可夫，警察局长到车站上去得知了革命的消息之后，便站立在马车上，在激昂的群众之前，高举他的帽子，尽他的肺量喊道：“革命万岁，万岁！”也加德林诺斯拉夫关于革命的消息是从哈尔可夫得来的。副警长迈开大步，走在游行队的前面，手里擎着长长的指挥刀，仿佛是公祭日大阅兵的姿势。等得到最后明白了皇朝不能再起之时，国家机关里的人便小心地取下了沙皇的肖像，藏匿在阁楼上。这样的传说，有真实的也有捏造的，在自由派人士中流传得不少，这些人那时谈到革命，还不曾失去应用玩笑口吻的兴趣。至于工人，以及卫戍军中的士兵，则以完全不同的态度经历了这些事变。关于其他许多省里的城市（泼斯可夫、奥勒尔、留平斯克、本沙、喀山、察利津等，）《编年史》在3月2日那一天有这样的记载：“一知道暴动消息，人民便参加了革命。”这一描写，不管它是怎样地简略，但对于所发生的情形却作了根本正确的说明。乡村中，关于革命的消息是从邻近的城市流进来的，它的流传一部分由于官厅，但主要的乃由于市集，由于工人，由于请假回乡的士兵。乡村之接受革命，比城市来得迟缓，并且较不热烈，不过也同样深刻地：乡村将革命同战争与土地问题联结了起来。如果说彼得格勒完成了二月革命，那不是夸大之谈。全国的其余部分是附从于它的。除了彼得格勒，无论哪里都不曾发生战争。在整个国家中，不曾找到过一部分人民，任何政党，任何机关或军队，决定挺身而出，要为旧制度斗争的。这就表示出反动派事后的说法，即以为如果彼得堡卫戍军中有骑卫兵，或者如果伊凡诺夫从前线调来一旅可靠军队，则皇朝命运就会不同这种说法，是何等的没有根据了。无论在后方或前线，都找不出一旅一团准备为尼古拉第二斗争的。革命是由一个城市发动并靠它的力量来实行的，这城市大约拥有全国人口的七十五分之一。假使你愿意，那你可以说，这一最伟大的民主主义行动，却是用最不民主的方式来完成了的。它以既成事实置于全国之前。立宪会议业已在望这一个事实，并不能改变问题的实质，因为召集全国代表会议的日期与方法，系由胜利的彼得格勒暴动中产生的机关决定的，这一般地在民主形式作用问题上，与特殊地在革命的时代上，投射了一道明显的光辉。革命时常予那些对人民意志所作的法理的拜物教以重大打击，革命愈加深刻、勇敢与民主，则此种打击也就愈是无情。人们经常说，尤其是对法国大革命而言的时候，总以为专制制度的极端集中化，结果让革命的首都能替全国思想与行动。这种解释是肤浅的。如果革命表现出集中化的倾向，这不是效法那被推翻的专制皇朝，而是新社会之不可抗拒的要求的结果，这新社会是不能与特殊的神宠论（particularism）相调和的。如果首都在革命中起着一个仿佛集中全国意志的支配作用，那只因为首都最清楚与最彻底地表现着新社会的根本倾向罢了。各省把首都所已采取的步骤，当作他们自己已实现的意愿来接受。各中心城市的发动作用，并不含有破坏民主主义的意思，而是民主主义之机动性的实现。不过，这种机动性的节奏，在历次伟大的革命中，从来不曾与形式的，代表制的民主主义的节奏相符合。各省附和着中心城市的行动，但在时间上是比较略迟的。革命既以事件之迅速发展为其特征，则各省之事后附和城市这一个事实，便在革命的议会制度中造成了尖锐的危机——不能以民主方法解决的危机。在所有真正的革命中，全民代表制总一定与革命的动力相冲突，而首都则为此种动力的主要发源地。十七世纪英国的情形如此，十八世纪法国的情形如此，二十世纪俄国的情形也是如此。首都的作用并非由官僚集中主义的传统而是由起领导作用的革命阶级的处境来决定，至于革命领导阶级的先锋队，自然集中在主要城市：这无论对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而言，都是同样正确的。当二月革命的胜利完全确定之后，便开始来计算牺牲者。彼得格勒的伤亡数共计一千四百四十三名，其中八百六十九名是军人，而此数中有六十名是军官。与大屠杀的任何一次战役相比，这些数目都深深叫人感觉到微小。自由派的报章宣布二月革命是不流血的。在爱国主义的各党间实行普遍的关系净化与相互宽赦之时，没有人肯出来确定真相。这位一切胜利事业的朋友，甚至也是胜利暴动的朋友——亚尔培·汤麦斯[2]，那时写到“那最光明，最节日气的，最不流血的俄国革命。”诚然，他希望革命始终会处在法国交易所的支配之下。不过归根结蒂说来，汤麦斯毕竟不是这种说法的发明人。1789年6月27日，密拉博[3]惊叹道：“怎样的幸福呀，这次大革命将没有恶行与不流眼泪而获得成功！……太久以来，历史总只告诉我们一些猛兽行为的故事……我们现在可以希望：人的历史正在开始了。”当全体三个等级联合在国民会议中的时候，亚尔培·汤麦斯的祖先们写道：“革命结束了，它不曾化费一滴血。”虽然我们应该承认，在那时期实际上确乎也不曾流血。而在二月的那几天中，则并不如此。可是关于不流血革命的传说却顽固地坚持着，适应于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要求，它把事情描写成这个样子：仿佛政权是自动地交给他们的。如果二月革命绝不是不流血的，那末鉴于暴动时期，以及特别当暴动后第一时期中牺牲者数目之不足道，总不能不令人惊异的吧。毕竟这是俄国民众对几世纪来身受的压迫、迫害、侮弄与可恶的耳光之一种清偿呀！固然，水兵与士兵在某些地方确曾对付了几个最卑劣的酷刑者，杀了几个军官。不过这种杀害的数目在开始比之于旧时流血的侮辱次数，那是极少的。只在好久以后，当群众相信统治阶级要把一切拉向后退，并且要像他们从来攘夺那非由他们生产的生活财富一般地，攘夺那非由他们完成的革命之时，群众才抛弃了他们的善心。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说二月革命系由工人与农民（后者以士兵代表）完成，这是对的。但还有一个问题不曾解决：谁领导了革命？谁使工人兴起？谁领士兵走上了街道？在胜利之后，这些问题成为党派斗争的题材。最简单的，就是它以这样的一个普遍公式来解答：谁也没有领导了革命，它是自发的。“自发”的理论，真是再好没有地投合了不仅这些先生们的心意，他们昨天还和平地治理着，裁判着，控诉着，保障着，做着买卖或指挥着军队，今天却急忙地跟革命攀上了亲戚；而且也投合了许多职业政客与过去革命者的心意，他们在睡梦中度过了革命，所以愿意这样想：在这方面他们原不曾与其他所有的人相异。在他那古怪的《俄国纷乱史》中，过去的白军总司令邓尼金将军，这样说到了2月27日的情形：“在那个决定的日子上，没有领袖，只有一种盲目的不可抵抗的自然力。在它那可怕的奔流中，那时看不到目的，看不到计划，也看不到口号。”有学问的历史家米留可夫，探究得没有比这个酷爱写作的将军深刻些。在革命之前，这个自由派领袖宣布任何关于革命的思想都是德国参谋部的起意。但是经过了一次使自由派走上政权的革命以后，局势变得复杂了。现在米留可夫的任务已不在于用霍亨索伦氏的起意来辱没革命，而是相反的，乃在于不把发动的荣誉交给革命者了。因此，自由派便全心全力地扶植着革命是自发的与非人格的那种理论。米留可夫同情地引证着那个半自由派、半社会主义者史丹开维奇（他是一个大学讲师，后来做总司令部的政府特派员，）所说的话。史丹开维奇关于二月革命，写过这样的话：“群众自己行动，服从着某种不能说明的内在的号召……士兵们用什么口号出来的？当他们夺取彼得格勒与焚烧地方法院时候，谁领导了他们的？没有政治思想，没有革命口号，不是阴谋，也不是骚乱，而只是一种自发的运动，它一下子把旧政权粉碎得无影无踪。”这儿自发性差不多带上了神秘性质。就是这位史丹开维奇又给我们以一个最有价值的证明：“1月底，我在一次很亲密的朋友们的集会上，偶然遇见了克伦斯基……对于民众兴起的可能性，大家都确定地表示了否定态度，深怕一经引起的人民的群众运动，将落于极左的孔道中，而这对于战争的进行会造成极度困难。”克伦斯基的亲密朋友们的观点，在本质上与立宪民主党的观点并无丝毫差异。从这里是不能产生发动力的。“革命之袭击有似晴天霹雳”，社会革命党主席秦情诺夫说，“让我们坦白地承认：它之来到，对于我们，即对于长年为它工作并永远期待着它的革命者们，也仿佛是一件伟大的与愉快的意外之事。”事情对于孟什维克也好不了多少。有一个曾亡命国外的资产阶级记者，讲述他2月24日晨电车上遇见未来革命政府部长史高倍列夫的情形：“这个社会民主党人，是运动的领袖之一，对我说：这骚乱带有抢劫性质，不免要给镇压下去的。但这并不妨碍史高倍列夫在1月之后，一口咬定说，干了革命的是他和他的朋友。”此地，色彩大概煊染得浓了一点。但在这根本上，合法的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派的立场，是转述得颇近于真的。最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中最后起作用的领袖之一，后来成为布尔什维克的姆斯的斯拉夫斯基，这样说到二月革命：“革命突然降临到我们，即当时革命者的身上时，宛如《福音书》上愚蠢的小姑娘，正打着盹。”[4]究竟他们像小姑娘到何种程度，这倒并不重要；不过他们大家都熟睡着确是真的。布尔什维克的情形如何呢？我们已经知道一部分了。那时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地下组织的主要领导者是三个人：工人出身的希里亚泼尼高夫，柴鲁次基与学生出身的莫洛托夫。希里亚泼尼高夫在外国住过很久，与列宁的关系很接近，在政治意义上，他比中央委员会办事处的其他两人较为成熟与积极。可是希里亚泼尼高夫本人的回忆，最好不过地证实了那三人是不能胜任事变的。直到最后一小时，这些领袖还认为这是革命的示威，与许多次示威一样，而决不是武装暴动。早已为我们所熟知的加育劳夫——维包格区的领袖之一，坚决地断定说：“我们完全没有感觉到党中心机关的领导的创意……彼得格勒委员会的委员是被捕了，而中央委员会主席希里亚泼尼高夫同志则无力对明天的事情给予指示。”地下组织的软弱，乃是警察破坏的直接结果；在大战初期爱国情绪猖獗的环境中，此种破坏使政府得到了非常的结果。一切组织，连革命组织在内，都有落于其社会基础之后的倾向。布尔什维克的地下组织，在1917年之初还不曾从压迫与溃散的状态中恢复过来，而群众中的爱国狂热却已激剧地为革命的愤慨所代替了。为要更加清楚地了解革命领导方面的情形，应该记得：最有权威的革命者，左派政党的领袖们，都亡命在国外，一部分则被拘禁在狱中或流放地。对旧制度愈加危险的政党，则在革命时期它便愈加酷烈地显得没有头脑。民粹派拥有国会的党团，以无党派的激进分子克伦斯基为首领。社会革命党的正式领袖欠尔诺夫正在外国。孟什维克在国会里拥有党团，以齐赫泽及史高倍列夫为首领。马尔托夫亡命国外，丹[5]与策列铁里则在流放地。在民粹派的与孟什维克的左派党团的周围，围绕着大量过去参加过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这就造成一个类似政治参谋部那样的组织，但是这种参谋部，只能在胜利之后才显露出来。布尔什维克没有国会党团：五个工人议员，被沙皇政府当作革命的组织中心，在大战的最初几月就已被捕。列宁亡命国外，季诺维也夫和他在一起，加米涅夫在流放地，当时不很知名的实际工作领导者：斯维尔德洛夫，赖可夫，斯大林，也在流放中。波兰社会民主党人捷尔任斯基，当时还不属于布尔什维克，则在苦役监狱里。那时恰巧存在的几个领袖，只因为他们惯于在有绝对权威的领导之下行动，自己不以为且别人也不以为他们能在革命事变中起领导作用的。但假使布尔什维克党都不能对暴动者起一个有威望的领导，那末其他的政治团体就不用说了。这便加强了关于二月革命自发性的那种流行信念。然而这是大错的，至少也是没有内容的。首都中的斗争并非延长一小时或两小时，而是五天。领袖们企图遏止它。群众则报之以压力，而且向前进。反对他们的，有：古旧国家，在它传统的表面之后，还假定存在着强大力量；有自由资产阶级，以及国会，土地协会，城市联合会，军事工业组织，学院，大学，以及颇为发达的出版物；最后，还有那两个有力的社会主义政党，它们以爱国主义的抵抗力反对着从下面来的攻击。在布尔什维克党的身上，暴动找到了最接近的，然而失去了头脑的组织，它拥有分散的干部，软弱无力的非法小组。不过虽然如此，那几天谁都不曾期待的革命，却发展起来了，且当表面上仿佛运动业已衰落之时，它却以一次激剧的上升，一个强烈的震动，保证了自己的胜利。究竟这前无成例的容忍力与进攻力从何而来？光用痛苦来解释是不够的。痛苦这一种东西还嫌太少。彼得堡的工人，尽管在大战几年中，因生手之参加而变成虚弱，但还具有大的革命经验。当领导缺乏且上层表示反对之时，在他们的容忍力与进攻力中，就存在着那并不常常表明的、可是颇有根据的一种对于力量的估计，与对于自己战略的计算。大战前夕，工人中的革命阶层，跟随于布尔什维克之后，而他们的后面则又带着群众。大战一经开始，局势突然变了：稀薄的一层保守派抬起头来，他们的背后拖着该阶级的大部分，革命分子显得孤立了，静默下去。在战争的过程中，局势开始变化，最初是缓慢地，等到失败之后，便愈加急速与激烈了。积极的不满之情抓住了整个工人阶级。不错，在工人阶级的大部分中，这个不满是蒙受着爱国主义的色彩的；但它与有产阶级之计算的与卑怯的爱国主义并无共同之点，这些阶级把一切内政问题都延迟到胜利之后。恰恰是战争，它的牺牲，它的恐怖与它的耻辱，不仅使工人中的老的阶层，甚至使新的阶层也与沙皇制度发生了冲突。以一种新的激烈程度冲突着，并使他们得到结论：再也不能忍受了！这结论是普遍的，他把群众联合一起，且予他们以强大的压力。军队膨胀了，它吸收了几百万工人与农民。每人都有他的自己人在军队中：儿子，丈夫、兄弟、亲戚。军队不像战前一样地与人民隔离了。现在，人们遇见士兵的机会是无比地多：送他们上前线，当他们请假回家的时候跟他们一起住；在街上与电车中，跟他们谈起前线情形；到伤兵医院去探望他们。工人住区，军营，前线，以及在某种限度内连乡村都成为传达消息的脉管。工人们知道了士兵的感情与思想。关于战争，关于那些因战争发财的人，关于将军们，政府，以及关于沙皇与沙后，他们谈过无数次的话。士兵谈到战争就说：去它妈的！而工人说起政府也就回答道：去它妈的！士兵说：你们到底为什么在此地京城里老不说话？工人回答道：赤手空拳干不了什么事，1905年的时候我们早吃过军队的苦头……士兵便想了一下说：大家一下子起来好吗？工人说：正是要大家一下子！这样的谈话，在战前是进行于个别间的，带有密谋性质。现在它们却到处在谈了，谈到任何问题，而且差不多是公开地，至少在工人区中是如此。沙皇的秘密警察有时很准确地放出它的试探针。革命前两星期，彼得格勒的一个侦探（具名为克里斯地扬诺夫），密报着行驶于郊外工人区的电车上的一次谈话。士兵讲述着他的一团里有八个人被判苦役，因为去年秋天他们拒绝向诺贝尔厂的工人开枪，反而射击了警察。谈话公开，因在工人区中，警察和和侦探都不愿意让人觉察。“我们要跟他们算账”，士兵的结论这样说。那报告接下去又说：“有一个工匠对他说：‘要这样干就得组织起来，好让大家一条心。’士兵回答道：‘别愁这个，我们老早就组织好啦……他们血也喝够啦，人家在阵地里受罪，他们在这儿可连面包都吃厌啦！’……没有发生特别的乱子。2月19日，1917年，克里斯地扬诺夫。”这是一首无比的侦探写的史诗！“没有发生特别的乱子。”但它们是会发生的，而且很快就要发生：电车上的谈话就表示出它们之难于避免的临近。姆斯的斯拉夫斯基用一个有趣的例子来形容暴动的自发性：当革命之后马上发生的“2月27日军官协会”，企图以填写问题表的方法来确定谁先率领伏伦斯基团行动时，他们收到了七种回答，对这一具有决定意义的行动，提出了七个发动者。我们还可以添加一句：发动的作用确实属于好几个士兵，这是极可信的；而且那个主要的发动者在巷战中丧了命，埋没了自己的姓名，也是可能的。但这并不减损无名氏这一发动行为的历史重要性。更重要的乃是事情的另一方面，它将使我们到军营之外去探究。禁卫军诸营的暴动，对自由派与合法社会主义的人士是惊奇之事，但对工人却绝非意外。没有工人的暴动，则连伏伦斯基团也不会跑到街上来。工人与哥萨克在街上的遭遇，（律师从他的窗上看到并用电话转告了议员的）在律师与议员看来是无人格过程的一个片断：工厂中的蝗虫跟军营中的蝗虫遭遇。但是那些敢于对工人眨眼的哥萨克就不是这样看法；那些立刻断定：“哥萨克是善意地眨眼”的工人也不是这样看法。军队与人民间的分子互渗运动，是不断地完成着的，工人们密切注意着军队的温度：且立刻觉得临界点之迫近。正是这个，予那深信胜利的群众进攻以如此坚强地的力量。这里我们应该引用一位自由派官员的锐利的评语，他想把自己对于二月革命的观察作一总结。“一般人都说：运动的开始是自发的，士兵们自动跑到了街上。我绝不能赞同这个意见。究竟‘自发’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自行发生’在社会学中，比在自然科学中更不合适。只因在有名氏的革命领袖中，没有一人能把自己的票签挂在运动之上，那末这运动并不是无人格的，而只是无名氏罢了。”这样确定问题，比米留可夫之藉助于德国奸细与俄国人的盲目自发性，那是要无比地郑重些。至于说这话的人，那就是前任总检察官；遭遇革命时他正做着沙皇参议员。也许正是那法庭上的经验，让柴伐次基懂得了革命暴动是既不能听外国奸细的指挥而发生，也不能以自然界无人格过程的方式发生的吧。就是这位著者讲了两件小事，这使他仿佛从一个钥匙洞中窥看了革命过程的实验室。星期五，2月24日，那时在上等人中还没有一个人能料想到在最近将来会发生革命，有一辆电车，其中乘着一个参议员，很突然地，发出一个刺耳之声，以致玻璃窗统被震动，有一扇甚至碎了，车子从立登尼街折入一条横街，停了。卖票员要大家下去：“车子不向前开了。”乘客反对，咒骂，但还是下了车。“我一直到现在还能想见那个不作声的卖票员的脸：狠毒地坚决的，像一种狼的形象。”一眼望去，电车交通到处都停了。这个已被自由派官员看出“狼相”来的坚决的卖票员，一定是给崇高的责任心支配着，以便以他一人之力，在战争时期，把那载有官员的车辆停止在帝京彼得格勒的街上。正是这样的卖票员们，停止了皇朝这个车辆，大致也说着这样的话：“车子不向前开了！”且在急忙之中，不分宪兵官长或自由派的参议员，便一股脑儿把官僚们赶下了车子。立登尼大街上的卖票员是历史的一个自觉因素。他得事先受过教育的。地方法院焚烧时，一个自由派法学家（也是那位参议员的同道中人），在街上表示可惜之意，因为法院的专家鉴定实验室与公证人的文件从此消灭了。一个神情阴郁年纪不小的人，装束看来是工人，愤愤地反对道：“房子跟田地我们自己会分配，用不着文件！”多半这个插话是以文学笔法润饰过的。但这类年纪不小、能给予必要的答复的工人，在群众中却确有不少。他们本人与地方法院的焚烧并无关系：干吗要烧它呢？但他们无论如何已不能为此种“过火”行动所骇住了。他们给群众武装了一些不仅为反对沙皇警察，而且为反对自由派法学家所必须的思想。（这些法学家最怕的是财产的公证文件在革命的火焰中烧掉）。这些工厂中与街道上无名的素朴政治家，并非从天而降，总得有人教育过他们的啊。当秘密警察记录二月最后几天的情形时，也指出这个运动是“自发的”，就是说：它没有从上面来的有计划的领导；但他们马上又加添一句说：“是在无产阶级一般的扩大宣传之下”进行的。这个估量真是一语破的：这些反对革命的职业家们，在他们去居住革命家让出来的狱室之前，比自由派领袖们对于那正在完成着的过程，具有一个远较亲切的观点。自发性这一种神秘学说，解释不了任何事物。为要正确地估量局势与决定予敌人以打击的时机，则群众或它的领导层必须对历史事变能作自己的考察，并须有估计这些事变的自己的标准。换句话说，那群众必须不是抽象的群众，而是彼得格勒的工人群众与一般的俄国工人群众：他们经历过1905年革命，经历过1905年12月莫斯科暴动，他们被击毁于禁卫军的谢米诺夫斯基团之手；那群众中必须散布着这种工人，他们曾彻底的思索过1905年的经验，批判过自由派与孟什维克的立宪幻想，接受了革命的远景，曾几十次默想过军队的问题，注意地观察着军队中所发生的情形，他们能从自己的观察中做出革命的结论，且能将这些结论转告别人。最后在卫戍军本身的队伍中，必须有先进的士兵，他们过去为革命宣传所感动，或至少为它所触着。在每一个工厂，每一行会，每一连，每一茶馆，在伤兵医院，在转送站，甚至在人口日渐减少的乡村中，都进行着革命思想之分子运动。到处都有解释事件的人，这些人主要是工人，人们向他们听取见闻，并盼望从他们那里得到所需要的意见。这些领袖们时常与政党无关，靠那由各种孔道传到他们手里去的革命结论来营养，从自由派报纸的字里行间读出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他们的阶级的本能被一种政治的标准所琢磨，即使他们并不把自己所有的思想都发挥到底，可是他们的思想却总是不变与坚决地在同一方面上前进。经验，批评，创意，自我牺牲这许多成分，贯通了群众，这就是革命运动这个自觉过程中的有决定意义的内部运动力学，绝非浮浅一瞥所能见到。自由派与驯良左翼的狂妄大佬们，总以为群众内部的变化永远不超出蚁穴蜂巢式的瞎忙水平。其实，激荡劳工人群的思想之深刻、勇敢和觉悟程度，把上等阶级赖以立足的贫乏思想远抛到后面。非但如此，他们的思想还比较得更合乎科学些：这不仅因为它颇承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培养，而首先因为它不断受那快要踏进革命舞台的群众之活经验的滋补。思想的科学性乃在于它和客观过程的适合，又在于它之能影响这一过程与领导之。难道那受《启示录》感应与信仰拉斯布丁梦想的政府各界的思想，能些少具有这种特点吗？或者自由派的思想，即希望参加于资本主义大国间的格斗，落后的俄国便能同时得到胜利与国会制度的那种思想，是有科学根基的吗？或许这类知识分子——他们奴颜婢膝地适应着童年便已衰朽的自由主义，而同时又用久已失去生命的隐喻来保障自己虚幻的独立——的思想生活是合乎科学的吗？其实，在所有这班人的思想中，有一个精神停顿、怪物、迷信与虚幻的王国，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的话，它乃是“盲目自发性的王国”。在这样的情形之下，难道我们没有权利把自由派关于二月革命的哲学全部倒置过来吗？是的，我们是有权这样说的：当那官方社会——由各个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阶层、派别、政党与派系所形成的好多层数的全部上层建筑——靠着惰性与机械性在得过且过，受着过时思想残渣的营养，对于发展的不可抗拒的要求聋聩不闻，迷惑于幽灵，预见不到任何东西之时，在工人群众中却发生着一种独立的与深刻的生长过程，这不仅增长了他们对统治者的仇恨，而且更能使他们对统治者的无力作批判性的估计，更积累起经验与创造的自觉；至于革命暴动及其胜利，则完成了这个过程。因此，对于上面提出的那个问题：谁领导了二月革命？现在我们可以作很明确的答复了：领导了二月革命的，主要是受了列宁党的教育的那些觉悟的与经过锻炼的工人们。不过我们必须立刻加添一句：这一领导足以保证暴动的胜利，但它不足以立即替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保证革命中的领导权。[1]WernerSombart（1863～1941），德国历史学派解体时期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桑巴特青年时期曾倾向于马克思主义，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C.R[2]AlbertThomas，法国右派社会党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任军需部长。－C.R[3]Mirabeau（1749－1791），伯爵，自由派贵族，大革命初期领导人、著名的演说家和政治家。曾因号召反抗王权多次被囚，1789年出席三级会议，积极领导和参加建立国民议会的斗争，享有很高声望。1790年开始与宫廷往来，为国王和王后充当秘密顾问。1791年1月当选制宪议会主席，4月因过度疲劳死亡。－C.R[4]《马太福音25：1～13》中的故事。大意是天国到来的时候，“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没有做好准备，都在睡觉。－C.R[5]即唐恩（古尔维奇），费多尔·伊里奇（Дан（Гурвич），ФедорИльич,1871－1947），俄国孟什维克领袖之一。原译者将该人名译作“但”，因容易引起误读，故本电子版全部改为“丹”。以下不再一一注明。—C.R<<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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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五天<<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第七章五天（1917年2月23日至27日）2月23日是国际妇女节。社会民主党各团体本想依常规来纪念她：集会，演说，传单。在前夕，没有一个人的头脑里曾想到过妇女节会成为革命的第一日。各团体中没有一个曾号召在这一天举行罢工。不仅如此，甚至那布尔什维克的组织，而且是最具有战斗性的一个组织：维包格区的委员会，全体都是工人，竟也反对罢工。群众的情绪，据工人区的领袖之一——加育劳夫作证，是颇为紧张的，每一个罢工都有转变为公开冲突的危险。但因委员会认为战斗行动的时机尚未来到：因党不够坚强，工人与士兵很少联系，所以决定不号召罢工，而准备在不确定的未来作革命的进攻。这样的一条路线，是委员会在2月23日的前夜采取的，并且还仿佛全体都接受了它。然而在第二天早晨，不顾一切指令，若干工厂的纺织女工还是罢了工，并且遣派代表到五金工人那里，请求援助罢工。加育劳夫写道，布尔什维克们“不情不愿地”答允援助，他们的后面跟随着孟什维克的与社会革命党的工人。但一经发生了群众罢工，那就得号召一切人到街上来，并且自己出来领导；加育劳夫提出的决议如此，维包格委员会不得不表示同意。“关于跑上街去的思想，很久就在工人中成熟了，只是在那个时候，谁都不能预见到上街游行会发生什么结果。”让我们记住这一个参加者的陈述吧，这对于事件运动力学的了解是很重要的。如果游行示威，士兵将从营房跑到街上来反对工人，这一点，人们在事前认为是无有疑义的。这么一来会发生什么结果呢？这是战争时候，当局不会开玩笑的。但从另一方面说，一个战时的“后备”兵，并不是正规军的老兵。难道他真是这样可怕吗？在各个革命团体里，把这问题讨论了很多次，不过是很抽象的，因为没有一个人，绝对地没有一个人——这可以根据一切材料来坚决地断定的——甚至在那时都不曾想到2月23日这一天会成为坚决向专制制度进攻的开始。人们谈到示威，总存着一种不确定的，但无论如何是有限的远景。因此，事实是这样的，二月革命是从下面开始，无产阶级中最受压迫与被践踏的一部分——女工，纺织女工，（其中我们得想到有不少士兵的妻子），克服了她们自己革命组织中的反对，无所忌惮地握住了发动权。愈拖愈长的购买面包的行列成为最后的一个推动力。那天罢工的大约有九万名女工与男工。战斗的情绪发泄在示威、露天大会与和警察所作的冲突中。运动在维包格区及其大企业中发展起来，从那里又蔓延到彼得堡方面。在城市的其他部分中，据秘密警察的证明，并未发生罢工与示威。那天已经调动军队来帮助警察，数目显然不多，和他们也不发生冲突。妇女群众，其中不仅女工，出发到市政局去要求面包。这就和向一只雄羊要奶一样。城中各部分出现了红旗，就上面所写的字来看，表示出劳动者要的是面包，他们既不要专制，也不要战争。妇女节过的很成功，具有热情，没有牺牲，但这本身隐藏着什么，关于这，是到晚上也还没有一个人能够猜度。第二日，运动不仅没有低落下去，反而增长了一倍：大约彼得格勒的一半产业工人在2月24日罢工了。工人一清早便进了厂，不去上工，开露天大会，然后开始向市中心游行。新的区域与新的居民群众吸引到运动中来。“面包”的口号，给“打倒专制！”与“打倒战争！”的口号排除了或掩盖了。尼夫斯基大街上不断的游行：最初是紧密的工人群众，唱着革命歌曲，较后是夹杂的市民群众，里面也有学生们的蓝色帽子。“散步的人群对我们表示同情，从某几个伤兵医院的窗中，士兵们向我们挥动手中的任何物件。”是否有许多人体会到伤兵对示威者挥手所含有的意义呢？不过哥萨克们不断地，虽然是并不凶狠地，向群众冲击，他们的马都口喷白沫；示威者向两边分散，然后再集拢来。群众中不曾有恐惧心。“哥萨克们答允着不开枪的”，这句话从这人的口传到那人的口。显然地，工人们和个别的哥萨克谈过话。不过稍后，喝得半醉的龙骑兵咒骂着出现了，冲进人群，开始用标枪敲打人头。示威者用全力坚持着，不分散奔跑。“不会开枪的”，事实上，也不曾开枪。一个自由主义的参议员，在街上看到了死了的电车，——或者这是次日的事，是他记错了！——有些给打破了玻璃，有些卧倒在轨道旁，于是记起1914年7月那几天，即大战前夜的情形来了。“仿佛旧的企图在复活了”，这议员的眼睛并不曾欺骗了他，——这里的连续性是显然的：历史拣起那被大战切断的革命线索的两端，打一个结，将它们连了起来。在整天的过程中，民众从城市的这部分倾注到那部分，被警察竭力驱散着，被骑兵，偶然也被步兵阻止着与挤迫着。与“打倒警察！”这个喊声的同时，愈加经常地可以听到对哥萨克所喊的“万岁！”声了。这是有重大意义的。对警察，民众表示着猛烈的仇恨。他们用哨子，石头，冰块来逐走骑警。但工人们却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来对付士兵。在营房的周围，在哨兵巡逻兵与哨兵线的附近，时常会站着三两个工人与女工，和他们亲密地交谈。这是一个新阶段，它是从罢工的增长与工人和士兵的接触中发生出来的。这样的阶段在每一个革命中都不能避免。但它永远似乎是新的，而实际上也每次都依新的方式发生着，读到过它或写到过它的人，等得见到它的时候是不会认识的。那天在国会中，议员们讲述着广大的群众密密地挤满了整个士那明斯基广场、全条尼夫斯基大街与所有邻近的街道，又说见到了完全未有的现象：革命的但不是爱国的民众，以“万岁！”的喊声来欢迎那带着军乐的哥萨克与士兵。国会议员不懂得这一切是什么意思，想去问人，第一个遇到的人回答他道：“警察用鞭子抽打一个女人，哥萨克们出来了，驱逐了警察。”究竟这事情实际上是否这样发生的，那谁都不能证实。不过民众相信它是这样，而且也可能如此。信心并非从天而降，它从过去的经验中发生出来，因此它成为胜利的保证。维包格区最先进的工厂之一，爱立克森厂的工人，于早晨集会之后，全体群众二千五百人，出发到参孙尼也夫斯基大街，在一个狭隘的地方遇到了哥萨克兵。军官们首先冲入群众，用马胸开道。在他们的后面，哥萨克们漫街奔腾着。这是一个紧急关头！不过骑兵小心地，只循着军官们所开好的走廊，以长的带形通了过去。加育劳夫回忆道：“有几个微笑着，有一个向工人好意地眨眨眼。”哥萨克并不是无所谓而眨眼的。工人因一种对哥萨克友爱的但非仇视的信心，而更加勇敢了，这勇气又稍稍感染了哥萨克。眨眼的人找到了仿效者。不管军官怎样地再想努力，哥萨克们不公然破坏纪律，但不强暴地驱散群众，而只从他们中间漏了过去。这样重复了三四次，却使两边更加接近了。个别的哥萨克开始回答工人的问话，甚至跟他们作刹那间的谈话了。纪律只剩着最薄弱与透明的一层外壳了，立时有破裂的危险。军官们赶快把骑兵斥堠哨与群众分开，放弃了驱散群众的念头，使哥萨克横断了街道放了一道哨兵线，不让游行者走向市中心去。但即使这样也无补于事：哥萨克们遵守纪律站在那里，然而不阻止工人在马腹的下“潜水”。革命并不能随意选择自己的道路：在最初几步，它得在哥萨克的马肚子底下走向胜利。一个绝妙的插话！一双绝妙的讲述者的眼睛，它注意着那过程的所有曲折。这不足为奇，因为讲述者是一个领袖，他后面跟着两千多人。司令官的眼睛既得注意敌人的鞭子或枪弹，这眼睛的视觉是锐利的。军队的急剧转变，仿佛首先在哥萨克中，在这些历来成为镇压者与讨伐者中，觉察出来。但这意思并不是说：哥萨克较其他的军队更加革命。相反的，这些稳固的有产者，骑着自己的马，珍视自己哥萨克的特点，卑视普通农民，不信任工人，含有许多保守主义的成分。不过正因为此，由战争引起的变化，更清楚地可以在他们的身上发觉出来。此外，正因为他们总被引向各方，派赴各处，去敌对民众，使他们的神经感受到刺激，使他们首先遭到试验。他们讨厌了这一切，他们想回老家去，于是眨眨眼，仿佛说道：“干吧，倘使你们懂得怎样干，我们是不会妨碍你们的。”但所有这些只是富有意义的象征罢了。军队还是军队，它受纪律的束缚，而主要的线索还操在皇朝手中。工人群众没有武装。领导者们甚至还不曾想到那决定的终局。在那天内阁会议所讨论的各项问题中，有一个问题是关于首都的纷扰。罢工吗？示威吗？都不是第一次了。一切都是预见了的，命令都已发布了。于是就讨论其他日常事项。命令是怎样的？虽然在23与24两日中，有28个警察——数目的明确让人心折——给人殴打，但军区司令，那个几乎是独裁者——哈巴洛夫将军却还是不愿开枪。这不是由于善心：因为一切都已预见到，且已事前标明，连开枪都规定了时候的。革命只在日期的意义上说，才是突发的。一般说来，两极——革命的与政府的两极，都仔细地准备着革命，准备了许多年，永远在准备着。讲到布尔什维克，那末1905年以来他们的全部活动不是别的，只是准备第二次革命罢了。而政府的活动，大部分也是在准备镇压新的革命。政府工作的这一方面，在1916年秋天具有特别的计划性。以哈巴洛夫为主席的那个委员会，在1917年1月中旬拟就了一个摧毁未来暴动之细密计划。全城分为六个警察辖区，每一辖区再分成好些小区。所有武装力量的指挥者，是后备禁卫军司令官欠勃金将军，军队分配给各区。在这六个辖区的每一个区中，警察、宪兵与军队联合在一起，归一个特别的军官团指挥。哥萨克骑兵仍受欠勃金本人指挥，以作较大规模的行动。镇压的程序是这样规定着的：开始只由警察行动，其次由哥萨克拿鞭子出场，只当实属必要之时，才让军队带着枪械与弹药出动。正是这个由1905年经验发挥出来的计划，实际执行于二月的那几天中。不幸并非在于计划本身的缺点，而在于人的材料。在这上面，有使枪炮完全不响之虞。形式上，这计划是以全体卫戍军为基础的，他们共计有十五万名；但真正能算数的却一共不过几万人。除过警察——约有3500人，还厚望着军官学校。这是要拿当时彼得格勒卫戍军的性质来解释的，它几乎完全由后备兵，首先是由附属于正在前方的禁卫团的那十四个后备营，所组成的。除此之外，卫戍军中还参加有：一个后备步兵团，一个后备脚踏车营，后备装甲车师，少数工兵与炮兵队，与两团顿河哥萨克兵。这是很多，太多的人了。膨胀的后备部队所由组成人群，或者差不多不曾受过训练，或者得以免除了训练的。但是在实质上，全体军队都是如此。哈巴洛夫仔细地遵循着业已拟就的计划。在第一天，23日，只单纯地调动了警察。24日，主要是把骑兵调上了街道，不过只用鞭子与标枪来行动。步兵的利用与枪火的使用，那得视事件的继续发展而定了。然事件却不让它有所等待。25日，罢工蔓延得更广了。根据政府的数字，那天参加罢工的共达二十四万工人。比较落后的阶层，拖在先锋队的后面，连小企业中的多数工人都罢了工，电车停驶，商业机关停止了工作。在这一天的过程中，高级学校的学生也实行罢课来参加罢工。中午时，几万的民众齐集到加丈大教堂及其四周的街道上，人们企图开街道大会，跟警察发生了好几次武装冲突。演说者出现在亚历山大第三的纪念碑上。骑警开枪。一个演说者受伤倒了下来。群众中有人还枪，打死了一个警察巡官，打伤了警察区长与好几个警察。对宪兵抛掷玻璃瓶、爆炸物与手溜弹。战争教会了这种艺术。士兵们表示消极，有时还对警察表示仇恨。群众中兴奋地传说着一个故事：当警察开始在亚历山大第三的纪念碑附近向民众开枪时，哥萨克对骑马的“法老”[1]（这是警察的诨名）开了一排枪，“法老们”竟不得不奔逃。这显然不是一个为要提高自己精神而流传的虚构的传说，因为这事件，虽然说法不一，但各方面都能加以证实的。工人布尔什维克加育劳夫，那几天的真正领袖之一，讲当时的情形道：在一个地方，示威者在骑警的鞭打之下逃窜，这地方能为哥萨克的哨兵所望到，于是他，加育劳夫，和另外几个工人，不跟人逃跑，而是脱了帽子，走到哥萨克那里去说道：“哥萨克兄弟们，帮助工人为和平的要求所作的斗争吧，你们看，法老怎样对我们饥饿的工人们。请帮助我们吧！”这种故意自卑的口气，这些拿在手里的帽子——是多么锐利的心理估计，怎样不能模仿的一种姿态呀！街道冲突与革命胜利的全部历史，充满了这样的临机应变。但它们毫无影踪地湮没在大事变的深渊中了，——遗留给史家的只有一般化的外壳。“哥萨克们立即奇怪地相互间望了望”，加育劳夫接着说道，“我们还来不及走开，他们已冲出去格斗了。”几分钟后，在车站的门边，群众抬起一个哥萨克来抛掷，以表亲爱，因他当群众的面，用军刀杀死了一个警察巡官。不久警察完全不见了，就是说，开始秘密行动了。代替出来的是平托着枪的士兵。工人惊慌地问他们道：“难道，同志们，你们来帮助警察吗？”回答只是一句粗暴的“走开去”。再问话，结果还是同样。士兵们阴郁地，虫在咬他们的心，当问题恰恰落在他们痛苦的中心时，他们不能忍受。同时，解除“法老”的武装，已成为一个普遍的口号。警察是一种残忍的、不可调和的、被人恨而又恨人的敌人。要争取他们到自己这边来，那连谈都谈不到。只有殴打他们，或者杀死他们。军队则完全两样：群众竭力避免跟他们作敌对的冲突，反而设法叫他们站到自己方面来，劝说，引诱，亲善，跟他们融合在一起。群众对于骑兵，始终还带有戒惧之心，虽然有关于哥萨克行为之有利的谣传，（这也许是稍稍夸大一点的）。骑兵高高地超出于群众之上，他的灵魂由马的四支脚与群众的灵魂隔开了。一个人物，大凡人们得从下而上看他的，那总仿佛是更重要些与更可怕些。步兵——那他就在此地，跟大家并肩，站在阶沿上，比较亲近，也比较容易接近。群众拼命想同他们弄得亲密，望着他们的眼，用自己火热的呼吸包围着他们。在工人与士兵的相互关系上起着大作用的，乃是妇女——女工。她们比男子们更勇敢地冲入士兵的哨线，用手夺住他们的枪，祈求着，差不多是命令着：“取下你们的刺刀，跟我们一起。”士兵们激动着，惭愧着，焦灼地交投着眼色，动摇着；有谁首先决了心，于是刺刀负疚地高举在前进群众的肩膀之上，步哨线开了，快乐与感谢的“万岁”声激动了空气，士兵们给包围着，到处是争论，责难，请求，——革命又前进了一步。尼古拉从总司令部给哈巴洛夫发了一个电令：“明天”必须遏止乱事。沙皇的意志与哈巴洛夫“计划”的第二步适相符合，因此电报只是一个补充的推动力。明天军队得开始说话了。不太迟吗？现在还不能说。问题是提出来了，但远不会解决。哥萨克的默许，某些步兵斥堠哨的动摇，——这不过是敏感的街道上千口传述的一些富有意义的小事罢了。那足以鼓励革命的群众，但绝不足以争取胜利。何况还有相反性质的小事发生呢。在那天下午，一小队龙骑兵，据说是回答群众中的手枪射击，首次在高斯基市场（GostinyDvor）附近向示威者开火：据哈巴洛夫向总司令部的报告说，死三人，伤十人。这是一个郑重的警告！同时哈巴洛夫恫吓道：一切经过征兵登记的工人，倘在28日前不上工，将被遣往前线。将军提出了一个以三天为期的最后通牒（ultimatum），即给革命以一个宽大的期限，比它为使哈巴洛夫与皇朝成为赘物所需时期更长。不过这一点只当胜利之后才明白。在25日的晚上，还没有一个人知道明天的子宫里究竟孕育着什么。让我们更清楚地来了解运动内在的逻辑。在2月23日“妇女节”的旗帜之下，开始了彼得格勒工人群众之久已成熟与长期抑制的暴动。暴动的第一个阶段是罢工。在3天的过程中，罢工扩大着，实际上变成了总罢工。即此一点，就给了群众以信心且使他们前进了。愈加具有进攻性的罢工，与那使革命群众与军队相遭遇的示威，结合起来。这就把整个任务提高到更高的平面，在这里，问题得用武力来解决了。头几天获得了好些部分成功，但其中含有的象征意义，较多于实在性质。延长数日的革命暴动，只有在这种情形之下才能成功地发展，即：假使它是一阶段高升到另一阶段，获得了胜利又一胜利。胜利的前进发生停顿是危险的，拍子打得长是致命的，但是光有了胜利也还不够，必须让群众及时认识这些胜利，能够懂得它们的价值。即使在这样的时期，就是当胜利业已在握的时候，也能让它滑去的。这在历史上是常有的事。最初三天是斗争之不断提高与不断加剧的日子。然而正由于这个原因，运动所达到的水平已不能以象征的胜利为足够了。全体积极的群众已经跑上了街道。他们很成功地对付了警察，而且没有因难。在后来的两天内已经把军队吸引到事件中来：第二天只有骑兵，第三天连步兵也出动了。他们逐退群众，拦住去路，有时又在放任他们，但开枪却差不多从来不曾有过。上面的人不急急于破坏计划，一部分由于他们没有充分估计到所发生事情的意义——反动派观察的错误，对称补足了革命领导者的错误，——一部分由于对军队的不信任。但恰恰在第三日上，斗争发展的力量与沙皇命令的力量，使政府不得不认真地叫军队出来行动了！工人们，尤其是先进的工人们，懂得这一点，况且早一天龙骑兵已经开过枪，现在的问题是全面地提出在双方之前了。2月25日夜里，在城市的各部分逮捕了大约一百个人，属于各革命的团体，其中有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委员会的五个委员。这也表示政府之转取攻势。今天将发生什么事情？工人们从昨天的枪杀后觉醒过来的态度如何？而最主要的：军队将说些什么话？2月26日的朝阳是在不定与极度焦灼的雾气中明亮出来的。因为彼得格勒委员会的被捕，城中一切工作的领导权转入于维包格区之手。这也许还比较得好些。党的上层领导是无望地迟缓。只在25日早晨，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局，才最后决定发一张传单，号召全俄总罢工。当传单发出，如果它实在是发出的话，这时彼得格勒的总罢工已经走向武装暴动了。领导者从上面观察着、动摇着与落后着，这就是说，他们并不领导。他们在运动的后面蹒跚。愈接近工厂愈有决心，不过，今天，2月26日，连各区也表示焦灼了。饥饿的、疲倦的、寒颤的、肩上负着巨大的历史责任的维包格区领袖们，在城郊，在菜园中集会，以便交换关于今天的印象，与共同确定路线……什么路线呢？再举行一次示威的路线吗？但是政府既经决定走极端，没有武装的示威会有什么结果？这问题使他们心里痛苦。“仿佛只有一种事情是显然的：暴动正在消灭着。”此地我们所听到的是早已为我们熟知的加育劳夫的声音，初初听来，仿佛这声音不是他的。在暴风雨之前，气压表竟降得那样低。当那些甚至最接近群众的革命家都表示动摇时，运动的本身在实质上却比参加者所想像的走得更远。早已在前夕，即在2月25日的黄昏，维包格区方面已完全落在暴动者的手中了。警察局给捣毁了，有几个警官被杀，大多数警官则躲起来了。市政府跟首都里的大部分区域都失去了联络。26日早晨，发见出不仅是维包格区方面，而且彼斯基区，差不多一直到立登尼大街，都处在暴动者权力的掌握之下。至少警察报告中所描写的情形是如此。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的，虽然暴动者简直没有完全体会到这一点：因为在很多的场合中，警察无疑会在感受工人的威胁之前，便丢弃了自己的巢穴。但即使放开这一点不管，工人区域中警察之被清除，在工人的眼中也不具有决定意义，因为军队还不曾说出它最后的一句话。暴动“正在消灭着”，勇敢中之最勇敢者这样想。然而它却正在开始发展。2月26日恰巧是星期日，工厂停工，所以不能一早就从罢工的范围来测定群众的压力。也因为这个原因，工人不能像早先几日所做的一样，不能在工厂中集会，这又使示威发生了困难。早晨，尼夫斯基大街上是平静的。正在这几小时内，沙后打电报给沙皇道：“城中平静。”但平静并不延长好久。工人们逐渐从各附郭向市中心集中，行进。桥上不让他们通过，他们打冰上蜂涌过来：好在时候还只二月，整条尼瓦河就是一架冰桥。向冰上的群众射击，不足以阻止他们前进。城市改样了。到处是巡逻队、步哨线，与骑兵的斥堠哨。一切通向尼夫斯基的街道，特别加紧防堵着。从看不见的伏兵处，时常放出枪来。死伤的人数增大着。救护车向各方疾驶。究竟从哪里与谁在开枪，并非常常能够弄明白的。无疑的，受过惨酷教训的警察，决不愿让自己出头露面。他们从窗口，阳台门，柱子背后，阁楼上开枪。凡假设一经成立，便容易转变为神话。据说要吓唬示威者起见，许多士兵改穿了警察制服。据说泼老讨包包夫在房子的阁楼上埋下了许多机关枪巢。革命后所成立的调查委员会，并没有发现这些巢。不过这不能说它们不曾有过。虽然，警察在那一天是退居次要的地位了。军队终于出来参加了行动。他们接到严厉的命令，要向群众放枪，而士兵们，主要是教导队，即军队中的下级军官学校学生，也实行开了枪。据官方数字，那天死了四十人，伤者同数，惟由群众拖走与运走的，尚未计算在内。斗争转入了决定的阶段。群众会不会在铅丸之前后退到自己的市梢去呢？不，他们没有后退。他们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官僚的、资产阶级的与自由派的彼得堡陷入了惊慌中了，国会议长罗将柯，那天要求从前线调遣可靠的军队回首都来；然后他“改变了心思”，向陆军大臣倍里亚夫建议不要开枪，但用救火皮带喷射冷水来驱散群众。倍里亚夫与哈巴洛夫将军商量之后，回答道：喷射冷水会发生相反的结果，“只因它是激怒群众的”。这样地，在自由派、大官僚与警察上层分子间，进行着关于对付暴动民众应浇冷水或热铅的谈话。那天的警察报告，证明救火皮带是不够用的：“在纷扰时，可以观察到一个普遍的现象，暴动群众对军队表示极端的不逊，当要他们分散时，他们便向军队抛掷石头与从街上掘起来的冰块。当军队向天空开枪示警时，群众非但不逃散，而且用大笑来答复排枪。只当实弹向群众的中心射击时，才能驱散群众，不过大多数的示威参加者还会躲藏在附近房屋的院子里，等射击一经停止，他们又走到街上来。”这个警察报告表示出群众的热度已经升得很高了。诚然，群众自己先开始用石头与冰决来轰击军队——即令是教导团，——都是不很叫人相信的，因为这与暴动群众的心理，与他们曾对军队所采用的聪明战略，太相违反了。为要替大批的屠杀找一个补充的辩解，那个报告的色采与描写的情形，并不完全与事实相符。不过基本之点却是忠实地转述了的，而且还异常地明显：群众不愿再事退让，他们以一种乐观的愤怒态度抵抗着，甚至在放枪杀人之后，他们还留在街上，他们所执着的并不是生命，而是阶沿，石头，冰块。群众不单是凶狠的，他们还是大胆的。这因为军队虽然开枪，但群众并没有对它失去信心。他们打算着胜利，不惜以任何代价来获得胜利。工人们对军队所施的压力增强了，——正遭遇着政府方面对军队所施的压力。彼得格勒卫戍军最后陷入于事件的焦点之中。差不多延长三天的犹豫时期——其间大多数卫戍军能对暴动者保持友谊的中立——业已终结了。“向敌人开枪”！皇朝命令着。“不要对兄弟姊妹们开枪！”工人与女工们叫喊着。并且还不止此；他们又喊道：“跟我们一起走！”这样地，在街道上与广场上，在桥畔，在营门边，进行着不断的，有时戏剧式的、有时不知不觉的、但始终是殊死的为争取士兵灵魂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在男女工人与士兵间的尖锐接触中，在来福枪与机关枪之不断的爆炸声中，决定了政权、战争与国家的命运。对示威者的射击，增加了领导分子中的不信任心。单是运动的规模，就开始仿佛是危险的了。甚至在维包格区委员会的会议上，在26日晚间，即在胜利之前12小时，也竟会讨论到这个问题：现在应否宣布罢工终结。这似乎是很可惊奇的。但问题在于：事后认识胜利要比事前容易得多。而且情绪常常在事变消息的推动之下改变着。精神的消沉很快会变成勇敢的高涨。像加育劳夫与瞿古林那一类人，个人的勇气是足够的，但有时会被对群众所负的责任感所压缩。在普通工人们中，动摇比较少些。关于他们的情绪，一个情报灵通的秘密警察的奸细，在布尔什维克组织中起着大作用的苏尔干诺夫报告了警宪当局：“因为军队不阻止群众”，这个奸细写道，“而且在个别的场合中，他们甚至设法妨碍警官们的发动，所以群众相信自己的行动是不会受到惩罚的，现当他们在街上游行两天而不受到阻碍之后，革命方面便提出了‘打倒战争’与‘打倒专制’的口号来了，民众相信这个思想：以为革命业已开始，胜利将属于群众，政府无力镇压运动，因为军队站在他们一方面，以为决定的胜利已经临近，因为军队纵使不是今天，也总会在明天公然参加于革命力量方面的，以为开始了的运动将不会平静下去，而会不断地生长到全部的胜利与国家的变革。”这估量的简单明了真是出色之至！这报告的本身乃是一个最有价值的历史文件。当然，这并不妨碍得胜了的工人枪决这一文件的著者。奸细们——他们的数目很大，特别在彼得格勒——比任何人更害怕革命胜利。他们执行着独自的政策：在布尔什维克的大会上，苏尔干诺夫坚持着极端的行动；而在他对秘密警察所作的报告中，则唆使当局，说他们必须坚决地应用枪杀之法。也许苏尔干诺夫怀着这个目的，竟拼命夸大了工人们进攻的信心吧。但在基本上他是对的：事变很快证实了他的估计。双方阵营里的领袖们都动摇着与猜度着，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先天地测定力量的相互关系。外面的表示已完全不能成为测验器，因为革命危机的主要特点之一，就在于意识与社会关系的旧形式之间的尖锐冲突。力量的新关系，秘密地潜伏在工人与士兵的意识中。正是那政府之转取攻势，（这是为革命群众早几日的进攻所引起的），才使力量的新关系从潜伏状态变成为行动状态。工人渴求地与命令式地注视着士兵的眼，而后者则焦躁地与不自信地避开了眼光：这意思就是说士兵已经有点不能给自己保证了。工人更勇敢地去接近士兵。士兵阴沉地，但并不仇视地，甚至还带点歉意地，保持着沉默，而有时——这种情形愈来愈常见了——则以一种假装的严厉态度来答话，藉以掩盖他在胸膛里跳跃得多么厉害的心。这样就完成了转变。士兵显然抛弃了自己士兵的身分。在这样干的时候，士兵并非马上就认识了自己的。当官的说：革命使士兵迷醉了；而士兵则觉得相反，他从营房的鸦片中清醒过来了。这样地准备着那个决定的日子：2月27日。不过，已经在早一日的黄昏时，发生了一件事情，它虽只具有插话的性质，但还是把2月26日的全部事变加上了一道新色彩：向晚时，禁卫军巴夫洛夫斯基团的第四连实行哗变。在某警察巡官的书面报告中，十分确定地指出了哗变的原因：“对同团教导队不满，因它在尼夫斯基大街站岗，对群众开枪。”谁把这消息报告了第四连的呢？关于这问题的记录偶然还保存着。大约在白天两点钟的时候，少数几个工人来到巴夫洛夫斯基团的营房边。你一言我一句地，他们把尼夫斯基大街上的开枪事件传述着。“告诉你们的同志，连巴夫洛夫团的兄弟们都对我们开枪了，我们在尼夫斯基大街看见穿你们的这种制服的士兵。”这是一个热烈的非难，一种燃烧似的号召。“大家都痛苦与脸色惨白。”种子并没有落在石头上。将近六点钟。第四连在一名准尉官——他是谁？他的名字和千百个同样英勇的名字一般，埋没得无影无踪了，——的率领之下，擅自离营，向尼夫斯基出发，以便召回自己的教导队。这不是因为吃到了生蛆的肉而发生的兵变，这是一种高度革命发动力的行为。路上，这连人跟骑警斥堠哨相遭遇，开了一枪，一名警察与一匹马被打死，另一个警察与另一匹马给打伤。哗变者在街道的旋风中，以后还干些什么，那是不能考据了。后来这连人回转营房，把全团的人都激动起来。可是枪械已给藏过；根据某些材料的话，士兵们一共才拿到了三十支步枪。他们很快为泼雷奥勃来顺斯基团的人所包围。十九名巴夫洛夫团的士兵被捕，给监禁在堡垒里；其余的人投顺了。据另一个记录说，长官在那天晚上发现有二十一个士兵携枪逃亡。这是一个危险的隙漏！这二十一个士兵将在通夜里寻找同盟者与保护者。只有革命的胜利才能搭救他们。工人们从他们的口中，将确切地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对于明天的斗争倒不是一个不好的预兆。自由派最出名的首领之一——纳博科夫，他那真实的回忆录有些地方简直像是他的党与他的阶级的日记。他在夜间一时，正作客回家，步行过那黑暗的与警戒的街道。他“惊愕的而且怀着阴郁的预感”。他许是在一个十字路口，遇见了一个逃亡的巴夫洛夫斯基团的士兵。两人匆忙地交身擦过：他们相互间本来就无话可讲。在工人区域与军营里，有些人在值差，或者在商议，另一些人则在露营中打盹，或狂热地在说着明天的梦呓。在这种地方，那个逃亡的巴夫洛夫斯基团的士兵寻到了他的避难所。***二月间群众斗争的记录是怎样的贫乏，甚至比十月斗争时不丰富的记录还要贫乏。十月间，党每天领导暴动的群众；在党的文章、告示与记事录中，至少记录了斗争之外表的持续性。而于二月间则不然。群众差不多没有从上面来的领导。报纸都沉默着，因为盛行罢工。群众并不返顾，独自造成了自己的历史。所以要把街上发生的事件，重新构成一幅生动的图画，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假使能事后重新确定它们一般的持续性与内在的法则，就已经是不坏了。尚未失去权力机关的政府，一般说来，甚至比左派政党更不能观察事变，至于这些政党，我们知道，原已是极不高明的了。当26日的开枪“成功”之后，大臣们在一瞬间又振作了精神。27日拂晓时，泼老讨包包夫安心地报告道：据报，“一部分工人心想复工”。然而工人们却连想都不曾想着要回到机器上去。昨天的枪杀与失败，并不曾使群众丧失勇气。这是怎样解释的呢？明显得很，负数被某些正数所超过了。暴动群众涌上了街道，与敌人冲突，拉士兵的肩膀，在马肚子的下爬钻，攻击，散跑，把尸体遗留在十字路口，偶尔夺得一些枪械，传递消息，听取谣言——他们成为一个具有无数耳目与触角的合同体。夜间从斗争场上回来，回到了工厂区域，群众便细味着白天的印象，筛去那些偶然的与微小的，得出了自己颇有力量的结论。在27日夜间群众所得的结论，大概与奸细苏尔干诺夫报告当局的情形一样。从早晨起，工人又像流水般拥进了工厂，在大会上决定要继续斗争。与在往常一样，情绪最坚决的是维包格区的工人。不过在其他区域中，早晨的大会也都在很大的热情中举行了的。继续斗争！但在今天这样决定有什么意义呢？总罢工的结果，产生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示威，而示威则导入了军队的冲突。今天要继续斗争，那意思就是号召武装暴动了。可是没有一个人提出这个号召。它是不可抵抗地从事变中生长出来的，但它绝对不曾置于革命政党的日程之上。在紧急关头，革命领导的艺术，十分之九便在于能细察群众情绪，这犹之乎加育劳夫之研究哥萨克人眉毛的运动一般，不过是在更大的范围内观察罢了。细察群众情绪这一个无出其右的本领，乃是列宁的伟大力量。但列宁那时不在彼得格勒。合法的与非法的“社会主义的”总部，克伦斯基们，齐赫泽们，史高倍列夫们与所有那些围绕在他们周围的人，都发出警告并反对运动。便是由希里亚泼尼高夫，柴鲁茨基与莫洛托夫组成的布尔什维克中央，也反映出无办法与缺乏创意力。实际上，他们是让各工人区与各军营自己去干的。第一个对士兵而发的宣言，只在26日，由一个接近布尔什维克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发出的。这宣言具有很不坚决的性质，其中连吁请士兵转入民众一边的意思都没有包含，——它在27日的早晨分发于各区。“不过”，据该组织的领导者尤林尼夫证明，“革命事变的发展速度竟快到这个地步，以致我们的口号已落在它的后面。当传单深入到士兵群众中时，士兵早已走过革命方面来了。”至于布尔什维克的中心，则希里亚泼尼高夫依从了二月革命中最好的工人领袖之一——瞿古林的请求，才算于27日早晨写了一张告士兵书。它印了没有呢？它最好也只能在大团圆的时候才出现。要对2月27日的事件发生影响，那它怎么也不可能。所以我们简直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规律：在那几天中地位愈高的领导者，落在事变的后面愈远。不过暴动虽然还没有人直呼其名，但它总还是成为当前迫切的任务了。工人的全部思想都向着军队。难道我们不能撼动它吗？零碎的鼓动今天已经不够。维包格区工人在莫斯科团营房的附近开露天大会。事情结果是失败了：因为军官或上士来拨动机关枪的把手，难道还困难吗？工人们给猛烈的枪火驱散了。在后备团的营房附近，也有过同样企图。可是那里也一样：在工人与士兵之间，阻隔着带机关枪的军官。工人领袖们激怒了，寻找枪械，向党里要求。他们得到的回答是：士兵们那里有枪，到他们那里取去。这一点他们自己也知道。但是怎样去取呢？今天一切都会一下子崩裂下去吗？这样地，达到了斗争的危急点。或者是机关枪扫除掉暴动，或者是暴动夺取机关枪。当时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中心的主要人物——希里亚泼尼高夫，在其回忆录中，讲述着他怎样打发工人到兵营里去拿取枪械，藉以拒绝工人对于枪械，即令对于手枪的要求。他想用这个方式来避免工人与士兵间的流血冲突，把全部希望寄托在鼓动上，这就是说，寄托在以言语及榜样来争取士兵这一个方法上。关于那几天内最出名的首领的这一陈述，我们找不到其他能证实它或推翻它的证据，而他这一陈述与其说是表示远见，毋宁说它表示狡猾的推诿。倒不如承认领导者那里什么枪械都没有，比较得干脆些。无疑地，每一革命的命运，在某一个阶段上，是靠军队情绪的转变来决定的。没有武装的或差不多没有武装的民众，要与人数众多、纪律严密、武装整齐与指挥有方的军事力量作对，那是不能取得胜利的。不过每一次深刻的全国危机，总不得不在或多或少的程度内波及于军队；这样地，它配合了真正民众革命的其他条件，准备了它胜利的可能性——当然不是胜利的保证。然而军队之转入于暴动者的一边，并不是自动发生的，也不是简单一种鼓动的结果。军队是由各种各类的人形成的，它那相互冲突的分子系由纪律的恐怖维系着。革命的士兵们，就是在决定关头的前夕，也还不能知道自己是多么大的一个力量，与他们可能发生的影响如何。工人群众当然也是由各种各类的人形成的。不过后者在准备决定的过程中，能检阅自己的队伍，这可能性比士兵的要大到无数倍。罢工，开会，示威，固然是斗争的行为，但同样也就是斗争的测验器。参加罢工的不是全体群众。准备从事斗争的并不是全体罢工者。当最激烈的时机，跑上街去的是那些最坚决的分子。动摇的、疲倦的或保守的便坐在家里。这儿革命的淘汰自然而然地发生着，人们在通过事变的筛子。但军队的情形则不同。各种革命的、同情的、动摇的、敌视的士兵，始终被强制性的纪律联系着，而联系的线索则直到最后时期，还集中在军官的拳头里。士兵们的队伍，每天还一似往日地以“第一队”与“第二队”来计算；但是怎样才能把他们依叛乱的与顺从的这个标准来区分呢？士兵转入革命方面的那个心理因素，是由长期分子运动的过程准备了的，这过程，与自然界的一切过程一样，具有它独自的临界点。但怎样确定这一点呢？军队中某一些部队，许已完全准备跟民众联合，但得不到外来的不可缺少的推动力。革命的领导者还不相信他能争取军队到自己方面来，因而错失了胜利的机会。在这样一次成熟的、但不曾实现的暴动之后，军队中许会发生反动：士兵们会失去心中爆发着的希望，重新对纪律的羁轭低头，当与工人再度遇见的时候，特别在远方，他们会表示与暴动者作对了。在这个过程中，有许多不能衡量的或难于衡量的成分，许多交流，与许多集体的暗示与自我暗示（auto-suggestions）。不过从所有这些物质力与精神力之复杂的综合中，以不可否认的清澈性显出了一个结论来：士兵们愈加相信暴动者确实已在暴动；相信这不是示威，过后不必再回营与报告；相信这斗争不是赌生而是赌死；相信如果他们参加，民众能够胜利，并相信这斗争不仅保证不会受到惩罚，而且还会使一切人的命运改善——那他们便愈加能放弃刺刀转向民众方面来。换句话说，只当暴动者自己真的准备以任何代价，甚至以血的代价来取得胜利之时，他们才能唤起士兵情绪的急变。而这一最高度的决心，从来不能而且也不愿成为非武装的。当向前推进的民众与阻止去路的士兵发生了遭遇，这是危急之时，但危急的一小时中，又有它危急的一分钟，这是当那灰色哨兵线还不曾散开，还肩并肩地支持着，但是业已动摇的时候，一个军官鼓起他最后的一点毅力发出“放枪！”的命令。群众的叫喊，恐怖与威吓的呼号，掩盖了号令的声音，但只掩盖了一半。枪枝摇动，群众向前挤进。这时军官把手枪的铳口对准那个最可疑的士兵。从那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分钟中，又发生它决定的一秒钟。那个最勇敢的士兵给打死了，本来其他的士兵是不自觉地在看他的行动来决定自己的行动的，这时有一个班长拿起死者的步枪射击群众，哨兵线合扰来了，枪械自动地发射出来，把群众驱入于小巷与后院之中。不过自从1905年以来，曾有很多次情形是相反的：在最危急的一瞬间，当军官准备扳动枪机时，群众中的加育劳夫与瞿古林之流，便先开出一枪来阻止他。这不仅决定街道冲突的命运，而也许会决定整天甚至整个暴动的命运。希里亚泼尼高夫给自己立下的任务，就是不给暴动者以火器，以免工人与军队发生敌对冲突，这任务一般说来是不能实行的。在事情发展到与军队起冲突之前，早已发生了无数次工人与警察的冲突。街上的斗争是从解除可恨的“法老”的武器开始的，他们的手枪业已转入暴动者之手。就手枪的本身说，用以对抗敌人的步枪，机关枪与大炮，那是一种无力的，简直是玩具似的武器。然而这些大武器真的在敌人的手中吗？为要试验这一点，所以工人们也要求武器。这问题得在心理的范围内解决。可是即使在暴动中，心理的过程也还是与物质过程不可分离的。凭藉着夺自“法老”的手枪，工人们前去获得士兵们的步枪。士兵在那几天的感情虽没有工人的那么积极，但并不较为浅薄。让我们再记一记吧：卫戍军主要是由那些各有几千名的后备营组成的，他们已被决定调上前线去补充队伍了。这些人，大多数是一家之父，在这战争业已失败，而国家已经破产的时候，将要走进战壕。他们不愿战争，他们心想回家，要回到田场去。他们很知道宫廷里干些什么，他们对皇朝并没有丝毫依恋，他们不想跟德国人作战，更不愿跟彼得堡的工人作战。他们仇视首都的统治阶级，这阶级在战争的时候享乐。在他们中间，有好些具有革命历史的工人，他们能予所有这些情绪以综合的表现。把士兵这种深刻的而还不曾公开暴露出来的革命的不满之情，变成为公开的哗变行动，或者至少在第一时期变成为哗变性的抗命行动，——这就是任务之所在。在斗争的第三日上，士兵们最后失去了对暴动保持善意的中立之可能。关于那几小时间，工人与士兵遭遇时所发生的事情，只有偶尔的片断留给我们。我们已经听到过了：在前一夜，工人们怎样热烈地向巴夫洛夫团的人抱怨他们教导队的行为。这样的情景，这样的谈话，责备与呼吁，在城市的所有角落里都发生着。士兵方面再没有动摇的时间了。昨天长官逼迫他们开枪，今天还要逼迫他们。工人们不放手，不退却，在铅弹之下，他们想达到自己的目的。跟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女工，妻子，母亲，姊妹，爱人。是的，正是在这个时候，人们这样地常常在角隅里窃窃私语：“但愿大家在一块儿……”在这极度痛苦的时机，在想起行将来到的那一天而感到难堪的恐惧之时，士兵们对那些强迫他们当刽子手的人怀着闷郁的仇恨，这时在营房里响出了公然愤怒的第一声，而在这些声音——总是无名氏的声音——中，整个营房带着一种轻松与狂欢之情认识了自己。罗曼诺夫皇朝崩溃那一日的太阳，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中升出了大地。在那位永不疲倦的加育劳夫的家里，开着晨间会议，到会的有40多个工厂与作坊的代表，大多数主张继续这次运动。是大多数而不是全体。究竟是怎样的大多数呢，可惜无法确定了。在那些时候，当然是没有工夫来记录的。况且这决定也证明是落后的了：会议被士兵暴动与开放监狱的这个令人心醉的消息打断了。苏尔干诺夫和所有到会的人接吻。这是犹大的吻，但幸而没有什么钉死十字架的事情接踵而来。从早晨起，后备禁卫军的各营，在被率领出营房之前，便接连地暴动起来，继续着上夜巴夫洛夫团第四连所已开始了的事业。在文件记录与回忆中，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事件，只留剩着灰色的与暗淡的痕迹。被压迫的群众即使在他们高升到历史创造的最高峰时，也很少讲到自己，更少写到自己。而胜利之笼罩一切的狂欢，后来又涂抹了记忆的工作。现在就让我们拣起那所有的记录来看看吧。最先哗变的是伏伦加斯基团的士兵。早在晨间七时，一个营长便打电话去惊扰哈巴洛夫，以便报告他一个消息：教导队，亦即特别想赖以从事镇压工作的部队，拒绝出营，它的队长被杀，或在军队的前面自杀；不过第二种说法马上被否认了。破釜沉舟之后，伏伦斯基团的人便赶紧去扩大暴动的基础：现在这对于他们乃是唯一得救之道。他们忙跑到附近立陶夫斯基、伏伦斯基与泼雪奥勃来顺斯基团的营房去“唤出”士兵，好像罢工者从这厂跑到那厂去唤出工人一样。一会儿后，哈巴洛夫得到报告，说伏伦斯基团的人不仅没有听从将军的命令而缴出枪械，而且与泼雷奥勃来顺斯基团与立陶夫斯基团的人一起，并且更可怕的，“联络了工人”，捣毁了宪兵师的营房。这证明昨天巴夫洛夫团士兵们的经验没有白过：暴动者找到了领袖，且同时获得了行动的计划。在27日早晨的数小时内，工人们所设想的暴动任务的解决，比实际上的解决期要无限的远些。更确切些说，他们以为这任务差不多还完全留在前面，而其实那时它的十分之九业已落在后面了。工人对营房所施行的革命压力，与业已完成的士兵上街的革命运动适相符合。在这一天的过程中，这两股有力的洪水汇合在一起，以便把那一所旧建筑开始漂去屋顶，其次推倒墙壁，再次毁坏基础，终于把它冲洗得无影无踪。瞿古林是最初跑到布尔什维克总部去的那些人中之一，他手拿步枪，肩挂弹袋，“浑身沾满了泥污，不过满面生光，得胜气慨”。怎么还能不满面生光呢？士兵们手拿武器转到我们这边来了！有些地方的工人已跟士兵联在一起，深入营房，领取枪械与子弹。维包格区的工人与最坚决的军队共同拟就了一个行动计划：占领警察局，那里据守着武装的警察；解除所有警官们的武装；开放拘禁在警察局里的工人，与监狱里的政治犯；消灭城中心的政府军队；与尚未奋起的军队及其他区中工人发生联络。莫斯科团之参加暴动，并非没有经过内部斗争的。一般说来，各团中内部斗争竟这样少，这是可惊的。皇党的上层军官无力地从士兵群众的身上崩落下去，他们或者隐藏在裂缝之中，或者赶快变换了颜色。阿申纳尔工厂的一个工人考劳了夫回忆道：“在白天两点钟，当莫斯科团出发之时，我们武装了自己……各人拿了手枪与步枪，获得了一群向这边走来的士兵，（他们中间有几人请我们指挥他们，并指示他们干什么），于是出发到底黑文斯基去向警察局开枪。”这样看来，工人们是没有感觉到一分钟的困难便指示了士兵去“干什么”。胜利的喜讯前后相继传来：自己的装甲车出现了！上面插着红旗，它们在各区向一切尚未投顺的人们施行威吓。现在再不必在哥萨克的马肚子的下匍伏了。革命已经全身地站立起来了！将近中午12点钟，彼得格勒又成为军事行动的场所了：到处放射着步枪与机关枪。谁在放与何处在放，那不是常常能够弄得明白的。明白的只有一点，就是：过去者与未来者在互相射击。还有不少偶发的射击，孩子们在玩弄那些无意中得到的手枪。军械局打破了：“光是勃朗宁一种，都给拿走了几万支”。被焚烧着的区法院与警察局的房屋，黑烟形成的大柱直上云霄，在某几个地点，冲突与互射紧密到真正战争的程度。在参孙尼也夫斯基大街上，工人们跑到脚踏车队所驻扎的营房去，营门口拥挤着好些士兵。“干吗站着不动，同志们？”士兵们微笑着，“不是好意地微笑着”，——一个参加者证明道——保持着沉默，而长官们则粗暴地命令工人走开。脚踏车兵与骑兵一样，在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时，都是军队中最保守的部分。在篱垣之前，迅速地聚集着工人与革命的士兵。得拔去这可疑的一营！有谁通知说：已经派人去请装甲车来；否则也许无法对付这些脚踏车骑兵了，因为他们已经筑起了壕堑，架上了机关枪。然而群众是难于等待的，他们焦躁地不耐，同时他们的不耐是对的。双方都开始放枪了，但是篱垣阻挡着路，它将士兵与革命隔离着。进攻者决心破坏那篱垣。一部分给破坏了，一部分烧着了，营房显露出来，为数大约有二十座。脚踏车营的士兵集中在两三座中。空营房立刻都着了火。六年之后，加育劳夫回忆道：“燃烧着的营房与营房四围已被破坏的篱垣，机关枪与步枪的射击，包围者那种激动的脸色，以全速力驰来装满武装革命者的卡车，以及最后，一辆炮口发光的装甲车之出现，构成了一幅最壮烈的与难忘的图画。”这是古旧的、农奴制的、神父、警察的沙皇俄罗斯，在宫房与篱垣中焚烧，在烟火中死去，在机关枪的射击的吃逆声中窒息。这怎能叫加育劳夫，以至几十、几百、几千的加育劳夫们不欢欣鼓舞呢！来到的装甲车，对那脚踏车队的官兵所据守的营房开了几炮。指挥官给打死了，军官们撕去了肩章与等级的符号，从邻近营房的菜园里逃走了，其余投降。这也许是那天冲突中最大的一次。那时军事暴动带上了瘟疫性质。在那天没有暴动起来的，只有那些来不及暴动的部队。黄昏时，谢米诺夫斯基团的士兵也参加了，这一团是以1905年野蛮地镇压莫斯科的暴动出名的：11年光阴倒不曾白过！会同了轻骑兵，谢米诺夫斯基团在深夜时“唤出了”伊士马伊洛夫斯基团，他们被长官禁锁在营房里。1905年12月3日，围困第一届彼得格勒苏维埃并逮捕其人员的，就是这一团，它在现在也还算是最落后部队之一。首都中沙皇的卫戍军，共计有十五万名，破裂了，溶解了，消失了。到夜里，它业已不再存在。得悉了早晨关于军队哗变的消息，哈巴洛夫还想从事抵抗，派出约莫有一千人的混合军队，付以最严厉的命令，前去对付暴动者。但是该项军队的命运却是神秘的。革命后，这个独一无二的哈巴洛夫说道：“那一天开始发生了一些不可能的事情……一团人出发了，在一个勇敢与坚定的军官——这是指库尖包夫团长而言的——的指挥之下出发了，然而……没有结果。”在这团之后派出的几连人，也消失得无影无踪。那将军开始在宫殿广场之上编组后备军，但“没有子弹，而且也无从获得”。这一切都是从哈巴洛夫在临时政府调查委员会上所作的真实口供中摘引来的。究竟用以镇压暴动的队伍弄到哪里去了？这是不难猜度的：他们一经出发，马上就沉没在暴动中了。工人，妇女，小孩，哗变的士兵，从四面八方围绕着哈巴洛夫的队伍，或者把他们当作自己人，或者拼命使他们变作自己人，不让他们走其他任何道路，只有跟这广大无垠的群众走在一起。要想和这密集的，业已无所忌惮的，无有竭尽的，无孔不入的群众斗争，那是很少办法的，正好像在面糊堆中舞剑一样。与不断的兵变报告同时，又来了许多请求，请派可靠部队去镇压暴动，保卫电话局，立陶夫斯基城堡，马林斯基宫与其他更为神圣的地方。哈巴洛夫打电话到喀琅施塔得，要求派遣可靠的部队，但那面的指挥官回答道：他自己也在替这堡垒担心。原来哈巴洛夫还不曾知道：暴动也波及到邻近的戍军。那将军企图，或者假装企图要把冬宫变成角形堡垒，可是计划马上就认为不可能实现而放弃了，乃将最后的少数“效忠”军队调往提督府。最后在那里，这个独裁者急于要完成一件最重要与刻不容缓的事情：印发两项最后的政府法令——一项关于泼老讨包包夫之“因病”辞职，另一道宣布彼得格勒戒严。后一道法令，他的确需要赶紧发出，因再过几小时之后，哈巴洛夫的军队就要解体了，并从提督府四散到各自的家里去了。只由于革命的无知，以致没有在27日黄昏便逮捕这个赋有可怕全权而绝不可怕的将军。这件事在第二天，毫不麻烦就干成了。难道这是可怕的帝俄在致命危险之前所能表示的全部抵抗了吗？是的，差不多是全部了，——虽然它具有很大的压迫民众的经验，也不管它有详细拟就的计划。稍过一会儿，那些从迷惘中回复过来的皇党中人解释二月革命中民众之所以这样容易胜利，说是由于彼得格勒卫戍军之特殊性质。可是革命继续发展的全部过程，推翻了这个解释。真的，还在这个末年之初，宫廷近幸党虽就向沙皇提起过：必须更换首都的卫戍军。而沙皇则不难让自己相信：禁卫军中的骑兵算是特别忠贞的，“炮火中处得很久”，而今则在它彼得格勒的营房里休养。不过在得到了前线恭敬的提议之后，沙皇同意了以三队水军卫兵来替换那四团骑卫兵。据泼老讨包包夫说，这次更替仿佛不曾得到沙皇同意，而是总司令部方面怀着恶毒的阴谋擅自实行的：“水兵系由工人中征募而来，乃是军队中最革命的分子。”然而这是一种明显的胡说。这简单因为禁卫军的，特别是骑卫兵的最高长官们，在前线造就了一个太好的境遇，以致不很想回到后方来。此外，这些军官想到了原先赋予他们的那种镇抚之职，一定是觉得害怕的，因为在执行这些职务时他们所应率领的一些军队，一上前线，便变得与往日在首都阅兵场上的完全不同了。不久以后，前线上发生的事件，就表示出骑卫军那时已和其他的骑兵无异，而调来首都的水军卫队，则在二月革命中绝未起积极作用。整个问题在于：制度的纪律已经最后地腐烂，不留着一条有生气的线了。在2月27日的整日间，群众未曾流血便解放了首都许多监狱里的政治犯，其中有1月26日逮捕的军事工业委员会的爱国团体，与40小时之前被哈巴洛夫逮捕的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委员会的委员。在监狱大门口，立刻发生了政治的分化：孟什维克爱国派向国会去，那里正分配着官职与地位；布尔什维克则前往工人区，到工人与士兵那里去，以便和他们共同完成夺取首都的工作。切不可予敌人以喘息之机。革命比任何其他事业，都更需要进行得彻底。谁想把暴动的军队引到陶立特宫去的？这就无法回答了。这样的一个政治行程，乃发生于全部局势之中。一切与群众没有联系的激进分子，自然而然地被吸引到陶立特宫去，因为它是反对派情报的中心。也许正是这些分子，在27日突然感受到活力的注入，便以哗变的禁卫军之领导者资格出场了。这是极其可信的一种推测。这个角色是受人尊敬的，而且已差不多没有危险了。波丹金宫由于其地位使然，成为最合适的革命中心。陶立特花园和全部军事区域只有一街之隔，那区域里有禁卫军的营房，还有好些军事机关。诚然，许多年来，城市的这一部分无论在政府或革命者方面，都认为是皇朝的军事堡垒。实在它以前也确是如此。现在却一切都改变了。从禁卫军区域中发生了士兵暴动。暴动的士兵只叫跨过街道，便能到达陶立特宫的花园，同时这花园离尼瓦河又只有一方之地。而尼瓦河的彼岸，展开着维包格区，这只革命的汽炉：工人们只要走过亚历山大桥，如果桥被吊起，那只要走过尼瓦河上的冰，便能来到禁卫军的营房或陶立特宫。这样地，那个成分复杂而又冲动的位于彼得堡东北方的三角形：禁卫军、波丹金宫与大工厂，便坚固地联结起来而成为革命的行动场地了。在陶立特宫中，已经设立了正在计划着各种中心组织，其中还有暴动的作战司令部。我们不能说它具有很认真的性质。“革命的”军官们，就是那些过去不知为了什么，甚至会以误会之故，而与革命发生了关系的军官们，很平安地睡过了暴动，等到它胜利之后，他们便赶紧引起人家注意自己，或经别人号召，出来“替革命服务了”。他们深思地观察了局势，悲观地摇着头。这些杂乱的士兵群众，常常是没有武装的，完全不适于作战。没有大炮，没有机关枪，没有联络，又没有指挥官。敌人只消有一团坚强的军队就够了！现在，革命的群众固然妨碍着街道上之任何有计划的行动。但是一到夜里，工人们会回家去，居民会静下来，城市会变成空寂。假使哈巴洛夫用一团坚强军队来打击兵营，他就能控制局势。这种想法，我们顺便说一句，在将来革命的所有阶段上，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发生出来。——“给我一团劲旅”，那些大胆的团长们曾不止一次地在自己的一伙中说，“我会在两秒钟内给你清除所有这些尘芥。”有几个人，我们将要看到，将真的企图这样干。但大家都不得不重说着哈巴洛夫的话：“一团人出发了，和一个勇敢的军官一起，然而……没有结果。”是的，从哪里会得到结果呢？一切可能动用的军队中最不可动摇的是警察与宪兵，以及某些军队中的教导队。但他们在真正群众的进攻之前，表示得很可怜，跟八个月以后，即在十月革命中，圣乔治营与军官学生之表示无力一样。皇朝从哪里去取得这团救命军，——它有决心而且有能力与两百万人口的城市作长期的无望的决斗呢？革命在那口头勇敢的团长看来，仿佛是没有保护的，因为它还是可怕地混乱：到处是没有目的的运动，冲突的洪流，人的漩涡，惊惶得仿佛是突然聋了耳朵的人物，没有系扣的战壕里穿的大氅，指手划脚的学生，没有枪械的士兵，没有士兵的枪械，向天开枪的孩子，成千人喉咙喊出来的喧嚷，荒诞谣言的飓风，虚伪的恐吓，虚伪的欢喜，——这仿佛只叫把宝剑高举在所有这些喧嚷之上，一切就会消散得无影无踪似的。这是一个粗野的视觉上的错误。混乱只是表面上的。在这些混乱现象的下面，进行着一种群众围绕于新轴心的不可抗御的结晶运动。这不可计数的群众还不曾明白地规定出他们所要的东西，但他们对于那所不要的东西，却怀着一种极度仇恨。在他们的背后是一种不可收拾的历史的雪崩。向后回去的道路是没有的。纵使有人驱散了他们，那么他们又会在一小时后重新集合起来，而第二次打岸的浪涛，将比第一次更凶狠与更加流血。自从二月革命那几天之后，彼得格勒的空气变成那样赤热的，以致每一敌对的军队来到这只火力强大的熔炉中，或者只要走近了它，就会给它的气息灼伤，变化着，失去了自信，感觉到瘫痪，便不战而降，听任胜利者的处置了。明天，被沙皇从前线派来的，率领一营圣·乔治骑士的伊凡诺夫将军会相信这一点。五个月的后，科尔尼洛夫将军遇到同样命运。八个月后，将要轮到克伦斯基。在前几天中，在街上，哥萨克仿佛是最听人民的劝告的：这因为他们最被人指摘。但当事情发展到直接的暴动时，骑兵再度证实了他们保守的名望，它落在步兵之后了。27日他们仍旧保持着观望的中立态度。如果哈巴洛夫对他们已不再信赖，那末革命对他们也还是害怕。位于冬宫及大公爵们的宫邸对面，尼瓦河中一个岛上的彼得堡罗堡垒，现在也还是一个谜。住在自己的墙垣后面，堡垒里的守卫兵是，或者仿佛是，一个与外界影响完全隔绝的小世界。那堡垒没有常设的大炮，只有一尊老式炮，每天给彼得格勒报告午时，但是今天城墙上却架起了好几尊野战炮，瞄准着尼瓦河上的桥。他们准备干什么？陶立特宫的司令部为了怎样对付堡垒这一个问题，烦恼了整整一夜，而在堡垒里则为这一问题痛苦：革命将怎样对付我们？朝晨时分，这谜才解决了：“在不侵犯军官这一条件之下”，堡垒可对陶立特宫投顺。弄清楚了局势，——这并不困难——堡垒里的军官们便赶快要在那不可避免的事变进程中占一先着。27日向晚时，士兵，工人，学生与市民连绵不绝地涌到陶立特宫去。在这里，他们希望找到那些什么都知道的人——去获得消息与训令。军火从四面八方一抱一抱地拿进宫来，贮藏在一个业已变成兵器库的房间里。夜间，陶立特宫里的革命司令部开始办公。它派出队伍去保卫各个火车站，派出斥堠哨到任何可能发生危险的去处。士兵们热心地，毫无怨言，虽然是极其纷乱地，执行着新政权的命令。只是他们每次都要求一道书面的命令罢了。这种要求，多半系由军队中残余的长官与书吏们起的意。不过他们是对的：因为必须在这混乱中立刻造成秩序。革命司令部，以及刚刚产生的苏维埃，都还不曾有任何印章。革命还只得用官僚管理的方法来配备自己。不过在时间的进展中，它这一点可惜做得过了分。革命开始搜索敌人。全城在捕人，“专横地”捕人——以后自由派人士会责备着说。但是整个革命就是专横的。一批批被捕的人给押解到陶立特宫来：枢密院院长，一些大臣，秘密警察的侦探，“亲德派的”伯爵夫人，整批的宪兵长官。有几个大官，像泼老讨包包夫，则自己跑来自首，因为这里反而比较安全。“厅堂的四壁，以前回响着赞美绝对主义的歌声，现在却只听见啜泣与叹息了，”那位伯爵夫人恢复自由后这样写着，“一个被捕的将军无力地瘫坐在近旁的椅子里。几个国会议员殷勤地献给我一杯茶。将军被震撼到灵魂的深处，激动地说道：‘伯爵夫人呀，我们眼见着一个大国家的死亡！’”这时候，那个并不想死亡的大国，却打那些过时人的身边经过，践着它的皮靴，鸣着它的枪把，它的呼喊震动了空气，踏着过时人的脚而前进。革命老是以它的不客气见称的：这大概因为统治阶级不曾肯费神把好规矩及时教给人民之故吧。陶立特宫成了临时政府的作战司令部，政府中心，军火库，革命的狱堡；革命还没有拭去它脸上的血与汗。大胆的敌人也潜进到此地，到这个漩涡中来。偶然间发现了一个改了装的宪兵团长，他坐在角落里写笔记——不是为要做历史，而是替将来的军事法庭搜证据。士兵与工人要就地结果他的性命。但“司令部”人加以干涉，轻易地把那宪兵领出了群众。那时革命还是好性子的，相信人，软心肠。只当它受到了很多次叛变、欺骗与流血的试验之后，才变成了无情。革命胜利的第一夜，充满了惊悸。仓促指定的火车站与其他地点的特派员们（他们中间的大多数，是由个人关系引援来的投机性的知识分子，革命的新贵与有一面之缘的熟人——他们比上士级的军官，特别是工人出身的，不知要无用到多少倍！）开始神经过敏起来，随处都见到危险，呶呶不休地责备士兵，不停不息地打电话给陶立特宫，要求增派援兵。但是陶立特宫里也是人情激动着，打着电话，派着援军，这些队伍多半不能到达。据一个参加那夜陶立特宫司令部的人说：“那些接到命令的人并不执行；而行动的人却并没有命令。”……工人区便是没有命令而行动的。革命的头领们把自己的工人领出了工厂，占领了警察局，等到唤出了士兵与捣毁了反革命的堡垒之后，却并不急于上陶立特宫，各总部，各个领导的中心去；而是相反的，他们以嘲笑和不信的态度向那一方面摇头：“这些好小子已经蜂拥在一块，在分配那不是他们打死的而且还不曾弄到手的熊的皮了。”工人布尔什维克们，以及其他左派政党的最好的工人，整日价在街上，夜间则在区的总部里，与各兵营保持联系，准备明天的斗争。在胜利的第一夜里，他们继续着与发展着五昼夜来所已执行过的工作。他们是革命的嫩骨，还太脆弱，与一切在初期的革命一样。前文已述的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纳博科夫，那时正在总参谋部滥竽充数地当差；27日，他照常待在办公室，对当日事变一无所知，下午三点准时回家。晚上，他在家听到莫尔斯卡耶街上有枪声。装甲车疾驰而过，三三两两的士兵与水兵，沿墙侧步前奔，可敬的自由主义者老纳从前室的边窗上观察着这一切。“电话没坏，朋友们向我通报当日事变的大小详情。平时我们早去睡了。”很快，他将以一个主要鼓吹者的身份，出任革命（！）临时政府的办公厅主任。明天，街上将有某位陌生老者——职员或教员——对他脱帽：“谢谢您替人民办的大好事。”带着一脸的假谦虚，纳主任将亲述这一切。[1]Pharaohs本为埃及国王之称。——译者。<<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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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皇朝的临终挣扎<<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第六章皇朝的临终挣扎皇朝像一只腐烂的果子，在革命还来不及解决其最迫近的一个任务之前，它就因震动而掉下来了。如果我们不企图指出皇朝倾倒时的情形，那我们描写的旧统治阶级的面貌，还是不完全的。沙皇在毛奇略夫总司令部里。他这时到那里去，并非因为那边需要他，而是要逃避彼得格勒的纷扰。宫廷史官杜平斯基将军，与沙皇一起在司令部，在他的日记上记着：“这里开始了平静的生活。一切都会照旧的。不会因他（沙皇）而发生什么事情。也许只因偶然的外来的原因，会使什么事情改变吧。”……2月24日，沙后给司令部里的沙皇写信，照例用的是英文：“我希望国会里的克特林斯基（指的是克伦斯基）会因他那可怕的演说而受绞刑，——这是必不可少的，（战时法律，）它将成为一个榜样。大家都渴望与切盼你能够表示坚决。”25日，司令部接到陆军大臣的电报，说首都发生罢工，工人中开始骚动，但采取了对付的办法之后，没有什么严重的事情。总而言之：这不是第一回，也不是最后一次！老是教沙皇不要让步的沙后，企图在现在也保持坚决。26日，她显然打算加强尼古拉的无望的勇气，拍电给他说，“城里——平静。”可是在黄昏发出的电报上，已不得不承认“城中十分不好”了。在信里她写道：“应该干脆地对工人说，不许他们罢工，假使罢工，就将他们送上前线以示处罚。完全不需要放枪，只要秩序，以及不让他们过桥。”是的，所要的并不多：只要秩序！但重要的在于不让工人们到城中心来，让他们于愤怒的无力状态中闷死在市郊。27日早晨，伊凡诺夫将军率领了圣·乔治营[1]从前线开向首都，还赋有独裁者的全权，——不过这个独裁权力须待他占领了皇村之后才可加以宣布。“再不能想像出一个更不行的人了”，后来自己也扮演过军事独裁者的邓尼金将军回忆道，“一个衰迈的老头，不懂得政治环境，已经没有了气力、精力、也没有意志与威严。”那次之所以会选中伊凡诺夫，是因为对于第一次革命的记忆：11年前他镇压了喀琅施塔得的暴动。但是这个年头逝去得并非不留踪影的：镇压者变得衰迈了，而被镇压者却长得强壮了。北方和西方的前线都奉命准备遣派军队到彼得格勒。显然地，人们以为前面还有足够的时间哩。伊凡诺夫本人觉得一切都会迅速而顺利地了结，甚至还不曾忘记关照副官到毛奇略夫的去购买食品，以便馈赠彼得格勒的好友。2月27日早晨，罗将柯又给沙皇打了一个电报，他以如下的话来作结：“已经到了最后关头，祖国与皇朝的命运就要决定了。”沙皇对宫内大臣费列特立克斯说道：“又是这个胖子罗将柯给我写这一些废话来，我对这些简直连回答都不愿意。”然而不，这不是废话呀！而且一定要回答的。大约在27日中午时分，总司令部接到哈巴洛夫的一个报告，说到巴夫洛夫斯基、伏伦斯基、立陶夫斯基与泼雷奥勃来顺斯基诸团的哗变，并说必须从前线抽调可靠的部队回来。一小时后，陆军大臣打了一个极安人心的电报：“从早晨起，在某些军队中开始发生的骚动，已被忠于自己的责任的各连各营所坚决而有力地镇压了……我坚信马上就会平静……”但在晚上七点钟以后，就是这个倍里亚夫已经报告道：“我们用少数仍忠于自己荣誉责任的部队，并不能镇压军事哗变”，请求赶派真正可靠的军队，而且数量要多，足以“在全城的各部分同时行动。”那天的内阁会议，认为这是用自己力量把那假定为一切不幸的原因，即半疯狂的内务大臣泼老讨包包夫，从自己中间除去的很好时机。同时哈巴洛夫将军发了一道命令——它是对政府保守秘密而草成的——说：遵照皇上谕旨，宣布彼得格勒戒严。这样地，人们便是在这里都还企图将热的和冷的混合起来，虽然那企图已经不再是预有成算的，而且无论如何都已经是无望的了。甚至把宣布戒严的布告在全城张贴都没有成功：市长巴尔加既不能找到浆糊，也不能弄到刷子。在这些官员之间，一般地已没有什么东西能把他们黏在一块了，因为他们已属于阴影的王国。最后一届沙皇内阁的主要阴影，是那个七十岁的老亲王高利津，以前他办过沙后的某种慈善机关，而在战争与革命时期将他提出来担任政府的领袖。当朋友们询问这个“好心的俄国乡绅，年老的白痴”，——自由派男爵诺尔特形容他的话——为什么他要接受这样一个麻烦的职位时，高利津回答道：“为要多一个愉快的回忆。”这个目的，无论如何他总不曾达到。末届沙皇政府在这几小时内自己作何感想，下面罗将柯所讲的一段故事可作证明。马林斯基宫里正召开着内阁会议，当群众向该地前进的第一个消息传来时，立刻把宫里的一切灯火熄灭了。统治者只希望一件事情：叫革命不要注意他们。但这消息证明是虚伪的，群众并不来进攻，当灯火重新点起来的时候，沙皇政府的某一个官员，“自己吃了一惊”，因为发见自己在桌子底下了。究竟他在那里累积了怎样的回忆，并没有记述下来。不过就是罗将柯本人的情绪，显然也不是最高的。这个国会议长打了很长久的电话，企图寻找政府而未果之后，再试打电话给高利津亲王。亲王回答他道：“请你以后不要再为什么事情而找我了，我已经辞职。”罗将柯听到了这个消息，据他的一个忠实的秘书说，他沉重地倒在一把椅子里，双手掩住了眼睛……“我的上帝，多么的可怕！……没有政府……无政府……流血……”轻轻地啜泣着。当沙皇政权的老鬼怪消逝之时，罗将柯觉得自己是不幸的、被弃的与变成孤儿的了。在那一小时内，他离这个思想有多么的远呢，即他明天得做革命的“领袖”了！高利津在电话中的回答，得用这个事实来解释，即在27日晚上，内阁会议最后自认不能应付目前局势，且向沙皇提议请一个得众望的人来作政府首领。沙皇回答高利津道：“关于在目前环境中之更换人员，我认为不能容许。尼古拉。”究竟他还在期待怎样的环境呢？同时沙皇要他们采取“最坚决的办法”来镇压暴动。这事情说说容易，做做难。次日，28日，终于连悍然不驯的沙后的精神都消沉了。“让步是必不可少了”，她打电报给尼古拉说，“罢工继续着，许多军队转到了革命力量方面。亚里丝。”必须全体禁卫团和卫戍军的暴动，才能叫这个来自黑森邦的专制制度的狂热鼓吹者同意“让步是必不可少了”。现在连沙皇都开始猜想，“那个胖子罗将柯”所通知他的并不是废话。尼古拉决定动身去会合家属。也许总司令部的将军们在他的背后轻轻地推，因为他们自己也觉得不安。沙皇的火车开始走得没有一点岔儿，地方长官与省长们一似往日地出来欢迎。远离着革命的漩涡，坐在习惯了的车厢里，处身于习惯了的随从之间，沙皇显然又失去了对于愈加迫近的大结局的感觉。在28日3点钟，那时他的命运已经为事件的进程所决定，他从维亚士马打电话给沙后道：“怪好的天气。希望你安适平静。许多军队已自前线撤回。你温情亲爱的尼基。”非但不让步——现在连沙后都坚持的让步——那个温情的亲爱的沙皇却从前线遣派军队。不过，虽然是“怪好的天气”，沙皇于几小时后，就要亲自遭遇到革命的怒潮了。火车开到维雪尔车站，铁路工人不再让他前进：“桥梁坏了。”这个籍口，靠得住是随从们自己捏造出来，用以缓和情势的。尼古拉企图过去，人们又企图把他经由包洛高也，转入尼古拉也夫斯基铁道；但工人们也不许他上那里去。这比所有的彼得格勒来的电报都更加清楚。沙皇和总司令部失去了联系，又找不到上自己京城去的道路。革命用了简单的铁路上的“卒”，竟“将”起王来了！在火车中随侍着沙皇的宫廷史官杜平斯基在日记上写道：“大家都承认，那次在维雪尔的夜间变故，乃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夜……对于我是十分显然的，关于宪法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它一定要采用了……大家都说，只叫跟他们，跟临时政府的人员做买卖就好了。”在降下的信号柱（它后面厚积着致命的危险）之前，弗烈特立克斯伯爵，道尔高罗基亲王，来黑登倍格公爵，所有这些高等绅士们，现在都赞成宪法了。他们甚至不再想到斗争。只叫做买卖，也就是说，只叫像1905年一样，企图再欺骗一下就好了。当火车逡巡着，找不到道路的时候，沙后接二连三地打电报给沙皇，要他尽快回去。但是电报都从电报局里退了回来，上面用蓝铅笔批着：“收报人所在不明。”电报局的官员竟找不到俄国的沙皇。军队奏着乐，打着旗子，向陶立特宫前进。一队卫兵在大公爵吉立尔·夫拉地米罗维奇的率领之下，跑出街来，据伯爵夫人克拉因密黑尔作证，那个大公爵突然间表示了革命态度。哨兵跑走了。亲近的人都弃宫而走。维罗博娃回忆道：“凡有办法的，都自寻生路去了。”小股的革命士兵在宫中游荡，带一种渴望的好奇心浏览着一切。当上层还没有决定怎样办的时候，下层已经把沙皇的宫殿变成了博物馆。所在不明的沙皇，回转到泼斯可夫，到北方前线的司令部去，那里的司令是老将罗斯士基。在沙皇的随从中，接二连三的提出条陈。沙皇则延宕不决。当革命已经用分钟来计算的时候，他却还是用日与星期来打算。诗人勃洛克用这样的特性来形容皇朝最后几月中的沙皇：“顽固而无意志；兴奋而对一切都感觉麻木；对人不信任，说话带嘲笑而谨慎，本人已不能自主。他已不能了解情势，没有明确地采取过一个步聚；而只是把自己完全交给那些他本人使之掌权的人们的手中。”在2月底与3月初的那几天内，无意志与嘲笑，谨慎与不信任这些个特点，究竟应该增强到何种程度呀！最后，尼古拉决定了打电报——但显然又没有打——给那个可恨的罗将柯说，为了拯救祖国，委任他组织新内阁，但替自己保留着外交，陆军与海军这三大臣的任命权。沙皇还想同“他们”做做买卖，因为“许多军队”正在向彼得格勒前进了。伊凡诺夫将军来到皇村确实没有遇到阻碍。这显然因为铁路工人不决定出来和圣·乔治营冲突的缘故。后来将军承认：在路上，对于那些不恭顺的下属，曾有三四次得用“父权势力”来对付，使他们跪下。“独裁者”一到皇村，当地长官就告诉他说：“圣·乔治营如果跟军队冲突，那将危害沙皇的家属。这些官长们简单因为害怕自己遭殃，于是劝这个镇压者不要卸下行装就动身回去。伊凡诺夫将军向另一个“独裁者”——哈巴洛夫，提出了十个问题，都得到了明确的回答。这里把它们录下来，因为这是值得的：伊凡诺夫的问题：哈巴洛夫的回答：1、哪些部队安静，哪些部队叛乱？1、在我管辖之下，在提督府中，有四个禁卫连，五队骑兵与哥萨克，两个炮队；其他军队转入革命者方面，或取得革命者同意而保持中立。士兵们或单行或结队在全城游荡，缴军官们的械。2、哪几个车站是警备了的？2、所有车站都处于革命者的势力之下，被他们严密把守。3、城中哪几部分还保持着秩序？3、全城在革命者的势力之下，电话不通，与城中各部分的联络断绝。4、保持秩序的那几部分由何种政权统治？4、不能回答。5、是否政府全部都能正常地工作？5、各部大臣被革命者逮捕。6、你现在管辖着何种警队？6、一点都没有管辖。7、军部方面哪一些技术的与经济的机关还在你的管辖之下？7、一个都没有。8、在你掌握之下的有多少粮食？8、在我掌握之下并没有粮食。2月5日城中存有面粉560万普特。9、落于叛乱者手中的军械，大炮与军需可多？9、一切炮兵设备都落于革命者之手。10、哪些军权与司令部在你的管辖中？10、军区参谋长在我个人的指挥之下；与其他的军区机关没有联络。得到了关于局势之毫不含糊的知照，伊凡诺夫将军“同意”叫自己这未卸的军用列车退回到特诺车站。“这样地”，总司令部里的主要人员之一，卢考姆斯基将军作结论道，“具有独裁全权的伊凡诺夫将军的这次差遣，除了丢脸之外，什么都没有得到。”不过这次丢脸具有寂静的性质，它不知不觉地被湮没在事变的波浪之中。人们可以猜度着：独裁者把食品送给了彼得格勒的亲友，还跟沙后作了一次长谈：她提起自己在病院里自我牺牲的工作，并抱怨军队与人民的忘恩负义。在那个时候，经过毛奇略夫传到泼斯可夫去的消息，一个黯淡似一个。留在彼得格勒的沙皇陛下的亲身卫队，其中每一个士兵的姓名都被他知道，并且全都承受沙皇家属的恩泽的，可是竟会现身在国会中，请求准许他们逮捕那些拒绝参加暴动的军官们。海军副提督柯劳希告诉说，无法镇压喀琅施塔得的暴动，因为他不能担保任何一个部队的忠诚。海军提督尼平甯来电，说波罗的海舰队已经承认国会的临时委员会。莫斯科司令姆劳左夫斯基报告说：“大多数军队已携带大炮投向革命党人，因此，全城已在革命党的势力之下，市长及其助手已离市政厅而去。”离去——意思就是逃走。所有这些消息都在3月1日的晚上报告了沙皇。关于责任内阁，人们谈判与劝说到了深夜。最后，沙皇在夜间两点钟予以同意，他的随从们轻松地叹了口气。他们显然以为革命问题由此可以解决，所以同时发了一道命令，叫那些调向彼得格勒去镇压暴动的部队回返前线。罗斯士基在黎明时便赶紧将这个好消息告诉罗将柯。但是沙皇的钟走得太慢了。罗将柯，在陶立特宫中已被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士兵，工人代表们所重重压迫，回答罗斯士基写道：“你所提议的办法不够，皇朝的本身问题已经露骨地提出来了……到处的军队都站在国会与人民方面，要求逊位给皇子，由米哈依尔·亚历克山大洛维奇摄政。”当然，军队方面既不想要求皇子，也不要求米哈依尔·亚历克山大洛维奇。罗将柯只想把这个口号推在军队及人民的身上，国会还是希望将革命停止在这个口号上。不过这样也好，那样也好，沙皇的让步已经来得迟了，因为“无政府状态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罗将柯）不得不在今天夜间任命临时政府。遗憾得很，宣言来得晚了一些”。……这几句堂皇的话，证明国会议长为高利津而流的眼泪已经很快地干了。沙皇读了罗将柯与罗维斯士基的谈话，动摇了，再读一遍，等待着。但现在连军事长官都来发警告了：事情跟他们也有一点儿关系！在那一夜里，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在前线的各总司令间举行了一次特种的全体投票。现代革命的完成，因有电报参加，倒是一件好事，因为占有阶级执政者对于革命的最初刺激与反应，能在电报纸上替历史保留下来。3月1日至2日的夜里，沙皇的上将们的谈判本身，乃是一个无比的人类的文件。沙皇应该逊位呢，还是不逊位？西线总司令爱惠尔脱将军只当罗斯士基与勃罗西洛夫尔将军表示了意见之后，才肯作自己的结论。罗马尼亚前线总司令萨哈罗夫将军，要求把其他所有总司令的结论先告诉他。经过长期迟延之后，这个勇敢的军人表示：他对于皇帝的热爱，不允许他的灵魂接受那个“卑鄙的提议”；但虽然如此，他还是“号哭着”，谏请沙皇逊位，藉以避免“更卑鄙的强求”。侍从武官长爱惠尔脱很合理地解释屈服之必不可少：“我正采取一切方法，使关于首都现状的消息不透入军队，以便保证它不发生无疑的骚动。现在并无方法可以遏止首都的革命。”大公爵尼古拉·尼古拉也维奇从高加索前线跪求沙皇采取“最高办法”，逊去皇位；从阿列克谢耶夫，勃罗西洛夫尔将军与尼来甯提督那里，来了同样的祈求。罗斯士基自己在口头上也作同样的请愿。将军们恭敬地将七把手枪枪口对准神化皇帝的太阳穴。这几个军事领袖们怕失去了与新政权调和的时机，同样又怕自己的军队，于是那惯于放弃阵地的他们，便对这个沙皇与最高司令长官作一致的劝告：不要战斗便退出战场。这已经不是辽远的彼得格勒了，反对它，仿佛可以派军队去对付的；但现在的问题是关于前线，军队就得向这里去借的。听过了这个颇有深意而虚伪拘礼的报告之后，沙皇决定逊去那时早已不为他所有的皇位。一个适合于这时机打给罗将柯的电稿拟出来了：“在真实福利与挽救俄罗斯母国的名义之下，我不辞任何牺牲。因此。我准备逊位于我儿，为使他能在我的身边留至成年的起见，故由我弟米哈依尔·亚历克山大洛维奇大公爵摄政。尼古拉。”不过，这次电报也不曾发出，因为消息传来，说国会议员古契柯夫与苏尔根已离首都到泼斯可夫来。这给了一个新的理由来延迟决定。沙皇下旨将电报收回。他显然怕买卖做得太便宜，并且还在期待着令人宽慰的消息，更确实些说，他希望奇迹。尼古拉在3月2日至3日的夜间12点钟接见来到的议员。奇迹不曾发生，再推诿以属不能。沙皇突然声明，他不能跟儿子分别，——那时在他的头脑里游荡着何等样的糊涂希望呢？——并签发一个宣言，声明逊位给弟弟。同时又对参议院颁布一道敕令，任命李沃夫亲王为内阁总理大臣，尼古拉·尼古拉也维奇为最高总司令。沙后对于家属的猜疑心，仿佛已经证实了：可恨的“尼古拉夏”跟阴谋家们在一起，回来重掌政权。古契柯夫显然当真地以为革命是能和最显贵的军事首领调和的。而尼古拉大公也以纯洁的动机来接受这个任命。他甚至在几天之内还发布了某些命令，并号召人们完成爱国的责任。但是，革命却毫无痛苦地除去了他。为要保持自由决定的外貌起见，关于逊位的宣言便填了下午三点钟的日期，理由是沙皇最初决定逊位是在那个钟表点。然而白天的“决定”是逊位给儿子而不是给弟弟，并且事实上已经收回，因为期望着历史车轮的好转。不过关于这一层，没有人高声提起。沙皇在可恨的议员们之前，最后一次企图挽救面子，而议员们方面，则允许伪造文件，这就是欺骗民众。皇朝从舞台上退出的时候，也遵守着自己的仪式。而它的继承者们也还是忠于自己。他们大概把自己的默许，甚至还算是征服者对被征服者的一种大度吧。与平素自己日记上那种淡漠的文体稍稍不同，尼古拉在3月2日那天这样写着：“早晨，罗斯士基来，向我宣读他和罗将柯在电话中所讲的冗长谈话。根据他的话，彼得格勒的情形已到了这样的程度：由国会议员组成内阁，将不能有所作为，因为以工人委员会代表的社会民主党和他们斗争。必须我逊位。罗斯士基将这次谈话转告总司令部里的阿列克谢耶夫与全体司令们。12点钟来了回复。为了拯救俄国并使军队坚守前线起见，我决定采取这一步骤。我同意了，他们就从总司令部发出退位诏书。晚间古契柯夫与苏尔根自彼得格勒来，我跟他们谈话，将签了名的修正诏书交给他们。夜间一时我由泼斯可夫动身，怀着沉重的感觉；周围是叛逆，卑怯，欺骗。”我们应该承认，尼古拉的悲愤并不是没有根据的。还只在2月28日那天，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打电话给各线的全体总司令道：“在所有我们这几个人的身上，放着一个对国王与祖国的神圣责任，要忠于我们在作战军队的部队中所负的责任与所发的誓言。”可是过了两天，阿列克谢耶夫却号召就是这几位总司令们不要忠于“责任与誓言”。在军队的指挥官长中，我们找不到任何一人出来卫护自己的沙皇。大家都唯恐落后地转入到革命的船中去，都坚决地打算在那里找到了一个舒适的房舱。将军们与提督们一个个撕下了沙皇的字徽，打上了红色带子。后来只听说有一个义人，是什么军司令，在宣新的誓言时心碎而死。不过并没有证明，究竟他的心碎是否只因为沙皇制度之受凌辱，而不是为了别的原因。高等文官们由于地位使然，自没有比武官们表示更大勇气的必要。凡有办法的，都自寻生路去了。不过，皇朝的时钟决计不能与革命时钟相符合。3月3日黎明，罗斯士基又被召去听由首都直接打来的电话。罗将柯与李沃夫要求遏住沙皇的诏书，它又显得太晚了。新的执政者闪烁其词地说道：如果阿来克先衣登基，那也许能得人——谁呢？——同意，但米哈依尔接位却绝不能接受。罗斯士基并非不带恶意地对这问题表示遗憾，因为昨夜到来此的国会议员们，对于自己这次前来的目的与任务，并不曾得到充分的通知。但议员们方面也能找到辩解。“这样一种兵变的发生，对于一切人都是意外的，类似的事情我还不曾见过”，御前大臣（按即罗将柯——译者）用这话来对罗斯士基解释，仿佛他一生的作为，只在于观察兵变似的。“宣布米哈依尔作皇帝，简直是火上加油，人们会开始无情地消灭一切可以消灭的东西的。”革命怎样地使他们所有的人洄漩，腐败，震颤与痉挛呀！将军们把革命的这一点新的“卑鄙的强求”，哑口无言地吞了下去。只有阿列克谢耶夫在他给总司令的电讯报告中，轻轻地表明了这一点心迹：“各个左派政党与工人代表们对国会议长施行强大压力，在罗将柯的报告中没有坦白与真诚。”在那几个小时内，将军们所缺少的只有真诚！但在这一点上，沙皇又变了心思。从泼斯可夫来到毛奇略夫之后，他交给自己以前的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一个条子，要他转发彼得格勒，他同意将皇位传给自己儿子。显然这种作法，在他看来，最后是更有希望的。阿列克谢耶夫，据邓尼金说，拿了电报出去……可没有拍发。他以为业已对军队及全国发布的两种宣言，早就足够了。岔子是由这一事实发生的，即不仅沙皇和他的顾问们，便是国会里的自由派人士，思想都比革命进展缓慢。在3月8日，最后从毛奇略夫动身之前，那时沙皇形式上已经被捕，他写了一张告军队书，以如下的几句话作结：“谁现在想着和平，谁愿望和平——那他便是祖国的叛徒，是它的奸贼。”这其实是一种暗示的企图，想使自由派不能以亲德的罪名加在沙皇头上。企图不发生效果，因为人们竟已不敢印这张通告了。这样地，便结束了一个朝代，它乃是失败、不幸、贫乏与恶行之一个不断的铁链，从他加冕时的霍登加惨案[2]起，中经对罢工者与暴动农民的枪杀，日俄战争，对1905年革命之可怕的镇压，无数的杀戮，讨伐，与对小民族的屠杀，最后以俄国之狂妄而卑劣地参加于疯狂而卑鄙的世界大战为止。到了皇村，他与家属同被幽禁于宫中，据维罗博娃说，沙皇那时轻轻地说道：“人间没有公道。”但是恰好这几个字，确切地证明：历史的公道，纵然来得晚些，但还是存在着。***罗曼诺夫氏的末代帝后，与大革命时代法国帝后间的相似点，颇为明显。这一点已在文献上为人指出，不过是粗略地，且未由此得出结论，然而它绝不像初见之下所觉得的那样偶然，并且它给我们以可贵的材料来作结论。沙皇与法王两人在时间上相去虽有125年，但在某些方面，像是串演同一角色的两个戏子。消极的，忍耐的，但是具有报复心的那种恶意，成为两人共有的特性，所不同的只在于路易的恶意系由一种可疑的仁善所掩蔽，而尼古拉的则隐匿于殷勤之下。两人都在人民的心目中造成这样一个印象，仿佛他们为国事过分辛劳，但同时却不肯把自己的权力即令让出一小部分，他们对于这些权力是不能加以任何利用的。两人的日记，甚至在笔调上或在笔调的缺如上，都是相似的，都暴露出压抑着的精神的空虚。那个奥国女人与黑森邦的德国女人，也从各方面形成了一种明显的对称。两位皇后都不仅在体质上，而且在精神上都高于皇帝。马丽亚·安东内脱比亚历山大拉·费道罗扶娜较不信神些，且与后者不同，她热烈地欢喜享乐。但两人同样地轻视人民，不能容忍让步的思想，同样地不信任自己丈夫的勇气，卑视他们，不过安东内脱带一种轻蔑的影子，亚历山大则带着怜悯。当时接近彼得堡宫廷的一些回忆录的作者们，当他们开始叫我们相信：如果尼古拉第二只是一个平民，那他在身后定会遗留一个好纪念的，这时，他们只在重复着很久以前人们对路易十六所作善意批评的老调罢了，无论在我们对历史与对人性的了解，都不会增添了多大知识。我们已经听到过了，当李沃夫亲王在第一次革命的悲惨事件达到顶点时，因他所见的非但不是一个沮丧的沙皇，反而是“一个穿着深红色衬衫的很有点快乐而活泼的小伙子”，而怎样地生气。李沃夫亲王说这句话，只是不自知地重复着毛里斯省长于1790年在华盛顿所写关于路易的批评：“处在这样的地位，还能好好地吃、喝、睡、笑的人，这个比任何人都更加快乐的好小子，你能希望从他那里得到点什么呢？”当亚历山大拉·费道罗扶娜在皇朝倾倒之前三月，预言道：“一切都转向更好的方面去了，——我们朋友的梦竟有这样多的意义！”这时她只在重复着马丽亚·安东内脱的话，她在王权被推翻之前一月写道：“我感觉到精神的生气，又仿佛有某种东西对我说：我们不久就会幸福与得救了。”沉溺下去的时候，两人都看到了虹似的梦境。某些相似之点，当然具有偶然性质，且只有历史传说的旨趣。无比地较为重要的，乃是由环境的伟力以接种之法，或直接赋予人的那些特点；这些特点在个人与历史客观因素间的相互关系上，投射了显明的光辉。一个反动派的法国史家评论路易道：“他不会想望：这是他性格的主要特点。”这一句话仿佛是为尼古拉写的：两人都不会想望，但两人都会不想望。可是一个财富输尽的历史事业的最后代表们，究竟能“想望”些什么呢？“他常常听着，微笑着与少作决定。他的第一句话，通常是一个不字。”这是说谁呢？又是说卡贝脱（Capet，法王姓氏—译者）的。但在这样的情形中，尼古拉的行为方式却是一个十足的剽窃了。两人都“将皇冠推向前面，遮住眼睛”，向绝壑走去。但假使张开了眼睛，走向那同样不能避免的绝壑，难道还容易些吗？事实上，假使他们把皇冠推向后脑，会改变什么呢？所以应该向专门的心理学家推荐，要他在尼古拉与路易，亚历山大拉与安东内脱，以及他们近幸们的言语中选出那些相对称的，汇编一册。材料是不缺乏的，而结果还会得到一个最有教训意义的历史证明，有利于唯物论的心理学，即：同一种类的（当然决不是同样的）刺激，在同一种类的条件之下，会引起同一种类的反应。刺激的授予者愈有力，则它愈能克服个别的特点。人们对于呵痒的反应是各异的，但对于红铁的反应可就一样了。正和在汽锤的打击下，球形与正方形的铁块同样成为铁片一样，在太大与太难逃避的事件的重压下，一切反抗者都给摧毁了，“个性”的界限也消失了。路易与尼古拉是生活颇多波澜的一种朝代的两个末代君王。他们两人著名的内心的平衡，在艰难时期的平静与“快乐”，乃是内在能力贫乏，神经弹性软弱，精神资源贫瘠的表现。这两个在道德上阉割了的人，都绝对地失去了想像力与创造力，他们所有的智慧，刚足以感觉到自己的卑琐与养成一种对一切有才能者与有意识者之妒忌的仇恨。两人都恰巧在深刻的内部危机与民众的革命觉醒的条件中，来统治一个国家。两人都和新思想的侵入与敌对力量的潮浪作战。无决断，伪善与说谎，在两者都是较小部分由于个性的荏弱，较大部分由于他们之完全不能维持自己承继的地位。但关于他们妻子的情形是怎样的呢？亚历山大拉较之安东内脱，则更达到了一个公主的，尤其是一个像黑森邦那样偏僻的公主的梦想的顶点，因为她嫁给了一个强国之具有无限权力的君王。两人都极度地意识到自己崇高的使命：不过安东内脱比较更轻佻地，而亚历山大拉则带着那业已翻译成斯拉夫教会语言的清教徒式的伪善精神。统治的失败与民众不满的增长，无情地破坏了这个幻想世界，这世界是由那两个狂热的，但终于还是鸡脑一般的头脑所建造的。由此，发生了不断增长的怨恨，对那些不在她们之前倾倒的异邦人的刻骨铭心的敌视；对那些多少愿意顾虑一下敌对世界，即多少愿意顾虑一下国家的，大臣们之仇恨；由此，发生了她们甚至对于自己宫廷的疎远，与对丈夫的永远侮辱，因为他做新郎时在她心中所引起的期望，没有给以满足。心理学派的历史家与传记家们，时常在历史的伟力借个人而屈折透达的地方，去找寻与发见纯粹个人的与偶然的事物。这种同样的观察错误，亦为宫廷中人所同具，他们以为俄国的末代沙皇乃是一个天生的“不幸者”。便是沙皇本人也相信，他是在一个不幸星宿的光照之下诞生的。实际上，他的不幸乃由于祖先们传给他的旧目的与他所处的新的历史条件之间所发生的矛盾。古人说：当朱庇特大神[3]想毁灭一个人的时候，便先取去他的理性；这话乃是在迷信的形式中，表示出来深刻的历史观察的总结。在歌德论理性的话中，说它会变成无意识——VernunftwirdUnsinn（理性变成无意识）——也就包含着这个意思，即历史辩证法的非人格的朱庇特大神，从那些过时的历史制度中取去了理性，且使此等制度的保护人非归于失败不可。罗曼诺夫氏与卡贝脱氏的脚本，早已为历史伟剧的发展所写就。演员们所能做的一部分，不过略为解释罢了。尼古拉的不幸正和路易的不幸一样，并非植根于他们个人的生辰八字中，而是在等级官僚制皇朝的生辰八字中。首先，他们两人都是绝对主义的末代子孙。他们俩道德上之卑不足道，发源于他们这朝代的不肖，而道德堕落又使这末代气象具有特别恶毒的性质。人们也许会反驳道：如果亚历山大第三少喝一点酒，他能多活几年，那末革命所遇到的将是一个性格完全不同的沙皇，将与路易十六绝无对称之点了。不过这个反驳，一点都不能推翻我们上述的话。我们丝毫不想否认个人在历史演变的运动力学中所具有的意义，也不想否认偶然的与个人的意义。我们所要求的，只是不要把历史上的个人及其所有的特点，只当作心理特征的一个总目，而要把他当作系由确定的社会条件中生长，并对这些条件反应的一种活的真实。正如一朵蔷薇不会只因科学家指出了她赖于发长的土壤与空气的成分而失去了香味一样，人们暴露了一个人的社会根源，也不会除去他的香味或臭味的。上面提出关于亚历山大第三可能多活几年的那一种意见，恰巧能从另一方面来弄清楚这同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假定，亚历山大第三也许不会在1904年与日本作战。这会延迟第一次革命的到来。延迟到什么时候呢？也许这“1905年的革命”，即第一次力量的试验，亦即专制制度的第一个裂痕，会成为走向第二次共和革命，与第三次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简单的序幕吧。关于这，我们只能予以一些多少有点趣味的猜测。不过无论如何，革命并非导源于尼古拉第二的性格，且亚历山大第三并不会解决革命的任务，总是无可争论的。只叫记着这一点就够了：不论何时何地，由封建制度转入资产阶级制度从没有不经武力震动而能完成的。还只在昨天我们见之于中国，今天我们又将目睹于印度了。所以最多我们只能说：皇朝的这一或那一政策，皇帝的这一或那一个性，能加速或延迟革命的来到，且在革命的外表进程上盖下某一个记印罢了。当沙皇制度已临到最后几月，几星期与几日之时，当它的赌博已经绝望地输完的时候，它是以怎样恶毒与无力的坚决态度来企图自保呀。假使尼古拉本人缺乏意志，那末沙后已补足了他的缺点。拉斯布丁是疯狂地为自存而斗争的那一群人行动的工具。便是在这一个狭隘范围内，沙皇的个性就已经为群体所吞灭了，这群体代表着过去的凝结物及其最后的痉挛。在皇村住着的上层分子对于革命的“政策”，不过是一只被追迫的与精疲力竭的猛兽的反映罢了。假使坐在高速度的汽车中在大平原上追赶一只狼，那末这畜生最后便只有无力地喘息与躺卧着了。但当你企图把圈套戴上它的颈子时，它就想把你咬成碎块，或至少将你咬伤。其实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此外它又能怎么办呢？自由派以为此外还有办法。尼古拉非但不及时地与取得选举权的资产阶级谋取妥协，藉以阻遏革命，——这是自由派反对末代沙皇的控诉状，——他反而固执地避免让步，甚至在最后几天内，业已处在命运刀子的宰割之下时，那时每一分钟都得估计了，但他还是延迟着，与命运作买卖，以致错失了最后的可能。所有这些话听起来都能叫人首肯的，但是多么地遗憾呢，这样正确地知道如何挽救皇朝的自由派，却不能替自己找出挽救之法来！如果说沙皇制度在任何时候与任何条件之下都不曾让过步，那是荒谬的。它让过步，当它为了自存而不得不然的时候。在克里米战争溃败之后，亚历山大第二实行过农民的半解放，以及在地政，法庭，出版，教育机关等方面的许多自由主义的改良。当时沙皇本人表示自己改革的主要动机道：从上面来解放农民，为的不要从下面来解放他们。在第一次革命的打击之下，尼古拉第二曾给过半个宪法。斯托雷平让农民公社趋于破坏，为的要扩大资本主义力量的活动地域。不过所有这些改良，只因为部分让步可以保全整体，即能保全等级社会与皇朝本身的基础，才对沙皇制度具有意义。当改良的后果开始越出了这个界限时，皇朝便不可避免地要往后退。亚历山大第二在后一半的君临期间，偷盗着前半期的改良。亚历山大第三在反改良的路线上走得更远。尼古拉第二见革命当前，乃在1905年10月间让步，然后，他便解散了他亲自召集的国会，且一当革命刚减弱之时，便完成了国家政变。在七十五年——如果我们从亚历山大第二的改良算起——的过程中，发展着时而隐藏，时而公开的历史力量的斗争，它远超于每一沙皇的个人品格之上，且最后推翻了皇朝。只有在这一过程的历史范围内，才能替各个沙皇，他们的性格，他们的“传记”，找到位置。即令是最专制的暴君，也很少与“自由的”个人，即能随意规定事变形态者，相近似。他总是那些照自己形相来规定社会的特权阶级的代理人。当这些阶级还不曾完尽其使命时，皇朝是巩固而自信的。那时皇朝的手中操有政权之可靠机关，且能无限制地选择政权的执行者，因为最有才能的人，还不曾转变到敌对的营垒里去。那时的皇帝，或由本人，或由一个宠幸者作中介，能成为一个进步的大的历史任务的负担者。但当旧社会的太阳最后沉向西天时，情形就不同了：那些特权阶级由民族生活的组织者变成为寄生的赘瘤；他们失去了自己的领导作用之后，便丧失了对于自己使命的意识与对于自己力量的信心；他们把对自己的不满，转变成对皇朝的不满；朝廷孤立了；能对他至死矢忠的人数减少了；他们的水准降低了；同时危险增加了；新的力量压迫进来了；皇朝失去了任何创造发动的能力；它防卫着，逃避着，退却着，——它的行动带上了简单反拨的机械性质。这一个命运，便是那半亚细亚式的罗曼诺夫氏的专制也不曾逃避得了。假使在那所谓纵切面上来看痛苦挣扎的沙皇制度，那末尼古拉是一群败类的轴心，这群人根本已属于最后判决了的过去。如在历史悠久的皇朝的横断面上看，则尼古拉乃历朝接成的那个铁链的最后一环。与他最接近的几代祖先，他们在当时也参加于家属、等级与官僚的集团中，不过这些集团的范围较大罢了。他们曾经试行过各种各样的统治方法，想在旧社会制度的周围筑起城垣，借以防止向它进袭的运命，但是虽然如此，他们还是把一个混乱的、子宫内孕育着成熟革命的帝国，传给了尼古拉。如果他还有选择之余地的话，那只能在趋于灭亡的各条道路之间了。自由派梦想过一个不列颠式的君主政体。但泰晤士河畔所形成的国会制度，难道是和平进化所致，或是某一君王之“自由的”先见的结果吗？不是的，它之凝成，乃是斗争的结果，这斗争延长了一世纪，而且有一个国王在斗争中，还在十字路口失去了自己的头颅了哩。上面提到的罗曼诺夫氏与卡贝脱氏历史心理学上的对比，附带地，也很可以扩大到第一次革命时期不列颠国王夫妇的身上去。查理一世在根本上，也表示出传记家与历史家以较小的理由归之于路易十六与尼古拉第二的那些特点的综合。蒙德古[4]写道：“查理还是消极的，在不能表示反抗的地方，他便让步，虽然带着嫌恶之心，但仍旧欺骗；他享受不到民望，得不到信任。”另一个论这位查理·斯图亚特的史家写道：“他并不是笨人，但他缺少品格的坚决性……恶运这一个角色，是他的妻子替他串演的，这个法国妇人亨利爱达，是路易十三的姊妹，比查理本人，感染着更多的绝对主义思想。”我们不必详细地说明这被人民革命所摧毁的第三对——年代上说是第一对——国王夫妇的特性。我们只叫指出这一点就好了：在英国，人民的仇恨也首先集中于王后，她是法国人与天主教徒，人们指她与罗马进行阴谋，与暴动的爱尔兰人有秘密关系，且在法国宫廷中玩弄鬼计。但英国至少拥有几世纪的时间让它支配。它是资产阶级文明的先锋。它并不处于其他民族的压迫之下，反而愈来愈把他们放在自己的压迫之下。它剥削着全世界。这就缓和了内部的矛盾，积累了保守主义，促成了财富的丰饶与脂肪质沉淀物的稳定，此种脂肪质的沉淀物有如：地主的寄生层，皇朝，上议院与国教会。由于资产阶级英国发展的非常的历史特权，与弹性相结合的保守主义，便从制度转入于道德中。对于这一点，大陆上的各种俗子们，有如俄国的米留可夫教授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奥托·鲍威尔，甚至到今天还继续为之狂欢。但是恰恰在目前，英国在全世界受着压迫，在浪费着自己过去因特权而积聚的最后资源，它的保守主义在失去弹性，甚至以工党为代表，正转入于狂暴的反动。在印度的革命之前，“社会主义者”麦克唐纳除了尼古拉第二用以反对俄国革命的那些方法之外，找不到其他的方法来对付。不列颠如今正在走上前去迎接伟大的革命震动，它保守主义的残余，它的世界霸权与它目前的国家机构，都将在这震动中消灭得无影无踪；这一点只有瞎子才不能见到。麦克唐纳之准备这些震动，一点也不比尼古拉当年准备得更坏，而且也不会带有较少的盲目性。就是这一点，我们可以见到，也是对“自由”个人在历史上所起作用这一问题的一个不坏的图解！但是发展落后，居于一切欧洲国家的尾端，足下站着贫乏的经济基础的俄国，怎能形成一种社会形式的“弹性保守主义”呢？何况它显然又特别要合乎教授派自由主义及其左边的影子，即改良派社会主义的需要呢？俄国是落后得太远了，——且当世界帝国主义将它抓来放进压榨机之时，它已不得不在很短的时间内走完自己的政治史。如果尼古拉曾经走上前去迎接自由主义，以米留可夫替换史朵梅尔，则事变发展在形式上会有点两样，但本质上却不会各异。因为路易十六在革命的第二阶段上恰好走过这样的道路：招吉伦特派(Gironde)来执政。而这可不曾使路易本人免于断头台，其后也不曾使吉伦特派免于此厄。累积着的社会矛盾非爆发出来不可，既爆发了，那就得实行清除工作到底。在民众的压力面前，最后终于不得不把自己的不幸、贫穷、愤怒、热情、希望、幻想与目的提到公开舞台上来的皇朝与自由派间所玩弄的上层勾结，只具有插话性的意义了，它们固然也能对出场的程序发生一点影响，也许还能影响到幕数的多少，但绝不能影响到戏剧的一般发展，更不能影响它的严酷结局。[1]圣乔治的十字勋章，是用以奖励在战斗中有特殊功勋的人的。这种勋章的获得者，就自动地成为“圣乔治骑士”。在这个团体中占绝对优势的是些军国主义者。－C.R[2]1894年尼古拉第二举行加冕礼时，莫斯科霍登加场上的无组织群众，拥挤杂沓，继之以乱闯，以致死者数千。——译者[3]Jupiter古罗马的主神。——译者。[4]M.W.Montagn(1689－1762)，英国女作家。——译者。<<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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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宫廷革命的思想<<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第五章宫廷革命的思想统治阶级既然想避免革命，究竟为什么不企图除掉沙皇及其周围的人呢？他们曾经这样想过，但是不敢。他们既对自己的事业没有信心，而且也缺乏决心。宫廷中革命的思想悬在空中，一直等国家革命来把它淹没。只为要更明白地懂得在革命爆发的前夜，皇朝与贵族官僚及资产阶级的上层间的相互关系起见，我们就不得不研究一下这个问题了。占有阶级由于他们利益、习惯与卑怯使然，是十足的皇党。不过他们要一个没有拉斯布丁的皇朝。皇朝则回答他们道：接受我目前的样子。关于廉洁内阁的要求，沙后对他们的回答是从拉斯布丁的手里拿过一只苹果来，送给总司令部里的沙皇，要求沙皇吃这苹果，以便增强自己的意志。“记着吧，”她发誓地说，“甚至费列泼先生（一个法国骗子催眠术家）都说，不能答允宪法，因为这将是你与俄罗斯的同归于尽……”“你要做彼得大帝，做可怕的伊凡，做保罗皇帝——把一切践在脚下！”这是恐惧迷信与对于国家之恶毒的见外心的一种多么可憎的混合品呀！固然，至少在最上层，沙皇的家庭仿佛还不是那样孤单的，因为拉斯布丁总是被上流社会太太们的星宿所包围，而妖术也已普遍地统治了贵族。但这种恐惧的神秘主义并不是联络人，而是相反地分散人的。每一个人都依自己的方法来拯救自己。许多贵族家庭拥有各自竞争的圣者。甚至在彼得格勒最上层的社会中，沙皇家庭也恰好被看成是染上瘟疫似的，被用一种不信与仇恨的避疫隔离物所包围着。女官维罗博娃记忆道：“我深深地意识到与感觉到所有在我们周围的人，对于那些我尊之为神的那些人，怀有一种恶意，而且我觉得这种恶意具有同样可怕的广度。……”在战争的紫色背景里，在地下震动的明显的辚辚声中，特权者并不片刻拒绝生之欢乐，相反的，他们贪婪地吞咽着这些欢乐。但在他们的宴会里，却愈加经常地会出现一个骷髅，动着指头的小骨节来叫人害怕。那时，他们开始觉得，一切不幸都在于“亚里丝”[1]那种讨厌的性格，在于沙皇的阴险而缺乏意志，在于那个贪婪的傻瓜维罗博娃，在于那头盖骨上有一个伤疤的西伯利亚基督。预兆着不可忍受的潮浪冲过了统治阶级，痉挛地从周围紧逼到中心，愈来愈使那住在皇村里的可恨的最上层孤立起来了。维罗博娃在自己那本一般说来是极其虚伪的《回忆录》中，很明显地表示出这个最上层当时的感觉：“……我曾一百次地自问：彼得格勒的上流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他们都在精神上生了病吗？或者染上了在战时猖獗的某种瘟疫吗？难于了解，不过事实是如此：所有的人都陷于一种反常的兴奋状态中了。”罗曼诺夫氏广大的家族，所有这些贪婪、骄横与大众所仇视的这一群大公爵与大公主们，都属于这些神志颠倒者之列。害怕得要死，他们拼命想从那往自己身上紧迫拢来的圈子中解脱出去，他们在佛龙特（见注释[2]）化的贵族之前低头，窃窃私议着这对沙皇夫妇，他们相互鼓励着，并且还鼓励着自己周围的人。尊严的皇叔们给沙皇写了一些劝告的信，人们在尊敬的口吻里，听得到骂詈与切齿之声。已经在十月革命之后了，泼老讨包包夫虽然不很文学地，但是有声有色地描写着上流社会的情绪：“革命之前，甚至最上等的阶级都佛龙特化了。在上流社会的客厅与俱乐部里，对政府的政策作严厉的与非善意的批评；沙皇家庭中所形成的关系，被他们探究着与讨论着；关于国家元首的小故事，在他们中流传着；诗也写出来了；许多大公爵公然出席这些集会，他们的出席，在群众眼中，使这些讽刺的故事与恶毒的夸张具有特别的可信性，这种玩意的危险性，他们直到最后关头都还不曾意识到。”关于宫廷近幸党的谣言，又因人们指责它亲德，与甚至指责它直接通敌，而特别厉害了。这位喧哗的但不很可信的罗将柯干脆声明道：“气味之相投与他们中间的联系，就逻辑上的看来是那样清楚的，以致德国参谋部与拉斯布丁一群之间的相互关系，至少对于我是没有什么疑义的：因为这没有任何可疑的地方。”简单求助于“逻辑上的”清楚性，大大减弱了这一证词的坚决语气。就是革命之后，拉斯布丁党羽与德国参谋部间的关系也不曾发见任何证据。关于那所谓“亲德派”问题，事情却属相反。当然，事情并不关于那德国妇人——沙后，首相史朵梅尔，伯爵夫人克拉密黑尔，宫内的大臣弗里特立克斯伯爵，以及其他具有德国姓氏的人们的民族同情与反感。老的女阴谋家克拉因密黑尔的那本厚颜无耻的《回忆录》，特别清楚地告诉我们：欧洲各国的上层贵族具有怎样超民族的性质，他们因出生，承袭，对于一切较下等级的鄙视,以及“最后的但并非最不重要的”，由于在古旧的城堡中，时髦的避暑山庄中，与在欧洲的宫廷中那种国际性的通奸，结合在一起了。比较得更为真实的，倒还是宫廷婢仆们对于法兰西共和国的阿谀的律师所表示的反感，与反动家们——不管他们具条顿式或斯拉夫式的名字——对于柏林政制的真正俄罗斯精神所表示的同情；因为它老是以那些涂腊的胡须，伍长的姿势与自满的愚蠢叫俄国的反动家们感受到深刻的印象。但解决问题的并不是它。危险性是从局势的本身的逻辑中发生出来的，因为宫廷不能不从单独媾和中找到得救之道，所以局势愈危险，它就愈加坚决地要单独媾和。以后我们还会看到，自由主义以它自己的领袖为代表，曾企图保留单独媾和的机会，以便自己将来踏上政权。但正因为如此，它便进行猛烈的爱国主义的鼓动，用以欺骗民众与恐吓宫廷。宫廷近幸党在这样尖锐的问题上，不敢在时机未成熟之时表示出自己的真面目，甚至不得不伪装一般爱国主义的口吻，而同时则为单独媾和寻找根基。曾任警察厅长的柯尔洛夫将军，属于拉斯布丁的宫廷近幸党，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自然否认自家的主人与德国人联络或对他们同情，但他立刻又补充道：“史朵梅尔的意见以为对德作战乃是俄国的最大不幸，这战争并没有任何严重的政治理由，为了这意见，人们是不能责备他的。”但是人们不能忘记：具有这样有趣的“意见”的史朵梅尔，却是一个正与德国作战的国家的政府领袖呢。沙皇最后一任内务大臣泼老讨包包夫，当自己踏进政府的前夜，在斯德哥尔摩与德国外交家进行谈判，并将这些谈判报告给沙皇。拉斯布丁本人，就据那位柯尔洛夫将军说，“认为与德国作战对于俄国是一个很大的不幸。”最后，皇后在1916年4月5日写信给沙皇道：“……他们不敢说‘他’（指斯拉布丁——译者）与德国人有什么共通的东西，他像基督一样，对一切人都仁慈与宽大，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无论属于哪一宗教的人；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都应该如此。”当然，与这个永不脱离沉醉状态的真正基督徒沆瀣一气的，不仅是骗子，高利贷者与贵族的媒婆，而且还有真正的间谍，这是十分可能的。这样一种“关联”当然不能除外。但立于反对派地位的爱国家们却更广泛与更直接地提出问题：他们直接地说沙后叛国。邓尼金将军在其远在以后才写的《回忆录》中作证道：“在军队中，毫不顾时间或地点，人们高声谈论着皇后坚决要求单独媾和，又谈着她之出卖吉钦尼尔上将，仿佛她曾把上将来俄访问一事通知了德国人，以及诸如此类的话……这情形在军队的情绪上，在它对皇朝与革命的关系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就是这个邓尼金告诉我们说：已经在革命之后，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对于皇后叛国这一个直率的问题，“含糊与勉强地”回答道，当他在检查文件时，在沙后那里发见了一张地图，上面详细注明着全线军队的地点，又说这事情对他，阿列克谢耶夫，发生了一个痛苦的印象。……接着，邓尼金意味深长地加添一句道：“其他不再说一句话，他改变了话题。”不管沙后那里有没有这样一张神秘的地图，但不幸的将军们显然不反对把自己战败的一部分责任，转嫁于沙后身上。这个在军队中爬行着的关于宫廷叛国的责难，无疑地，主要是从上而下，即从无能的司令部里传下来的。但假使沙后本人把军事秘密，甚至把同盟军主将们的头颅，都出卖给德皇威廉，而沙皇则在一切事情上都服从着沙后，那末除了解决掉这对沙皇夫妇之外，还有别的办法吗？既然军队的与反德派的首领都算是尼古拉·尼古拉也维奇大公，那末仿佛由于职位之故，他会被推举出来作宫廷革命的最高维护者了。因此，在拉斯布丁与沙后的坚持之下，沙皇便撤了大公爵的职，将总司令的位置拿在自己手里。可是沙后甚至连职务移交时叔侄会面都觉得害怕。她给总司令部里的沙皇写信道：“亲爱的，你要竭力小心才好呢，别让尼古拉夏逼你答允什么，或逼你做别的什么事，——你要记得，这是格里高利将你从他以及他的恶人那里救出来的……你要凭俄罗斯之名记得：他们要干些什么；他们要撵掉你（这不是私议，奥尔洛夫那里已经有一切文件），要将我送进修道院。……”沙皇的兄弟米哈依尔对罗将柯说：“全家都知道亚历山大拉·费道罗扶娜是多么的有害。只有一些卖国贼包围着我的兄弟与她。一切有品格的人全走了。但是怎么办呢，在这样的情形中？”这就是问题之所在了：怎么办呢，在这样的情形中？大公主马丽亚·巴夫洛夫娜在自己儿子的面前，坚持要罗将柯发动“除去”沙后。罗将柯提议把这次谈话作为不曾有过，否则，他为誓言所拘束，必须报告沙皇说：大公主向国会议长提议毁灭皇后。这样一来，这位伶俐的侍从长官便把一个弑后的问题，变成可爱的上流社会的笑谑了。有时内阁本身也会立于沙皇之尖锐的反对地位。还在1915年，即在革命之前一年有半，在政府的会议中公然发表演说，这些演说便是目前看来，也仿佛是不可置信的。陆军大臣波立凡诺夫说：“只有与社会妥协的政策才能挽救局势。目前这种动摇的堤岸不能预防灾难。”海军大臣格里高老维奇说：“连军队都不相信我们，等待着变故，这不是秘密。”外交大臣沙尚诺夫说：“沙皇的民望与他在民众中的威信，大大地动摇了。”内政大臣谢巴刀夫说：“在这正在形成的局势中，所有我们这几个人都不适宜于统治俄国……需要一个独裁，或者是一个妥协的政策。”（1915年8月21日会议。）无论独裁，无论妥协，都已经不能有所帮助了；无论这，无论那，都已经不能实行了。沙皇不敢实行独裁，拒绝采用妥协政策，又不接受那些自然认为不合适的大臣们的辞呈。保管文件的那个最高官在大臣们的演词上加了一句按语道：显然我们都得吊死在街灯柱上了。在这样的自觉中，如果连官僚方面都说必须实行宫廷革命，把它当作预防日益增展的革命之唯一方法，也就不足怪了。有一个参加这样谈话的人回忆道：“假使我闭上了眼睛，那我会以为是处身在激烈革命者的社团之中。”一个宪兵上校，特别研究南俄的军队情形，在报告中描绘了一幅暗淡的图画：由于宣传之力，特别是说沙皇与沙后亲德的宣传，军队已能接受宫廷革命的思想了。“这种意义的谈话，在军官们的会议中是公开进行的，并不遭到最高指挥官方面的必然的反对。”泼老讨包包夫从他自己的一方面来证明道：“最高指挥官中有许多人同情宫廷革命；有些个别的人则与那所谓进步联盟的主要分子发生关系，或受他们的影响。”后来臭名洋溢的海军大将高尔却克，当他的军队被红军摧毁以后，在苏维埃的侦查委员会之前供述道：他同国会里的许多反对派分子有关系，他欢迎他们的讲演，因为“对那存在于革命以前的政权，他的态度是反对的。”不过高尔却克并没有说到宫廷革命的计划。当拉斯布丁被杀与接着因此而放逐了大公爵们之后，上流社会中特别高声地谈到宫廷革命的必不可少。尤苏博夫亲王讲述道：当大公爵地米脱里在宫中被捕，好多部队里的军官跑去见他，向他提议各种坚决的行动计划，“对于这些，他当然不同意。”同盟国的外交界，至少是英国大使，认为是参与这个阴谋的。英国大使在1917年1月间，无疑由于俄国自由派的唆使，曾企图去影响尼古拉。事先大使得到了本国政府的允许。尼古拉注意地与客气地听大使讲话，对他表示谢意，然后——谈到另外的事情上去了。泼老讨包包夫报告尼古拉说：布哈南（英驻俄大使——译者）与进步联盟最主要的人物有关系，提议派人监视英国大使。尼古拉仿佛不赞成这个提议，觉得监视大使，“与国际传统不符”。同时柯尔洛夫却毫不隐讳地说，“密探机关每天注意着立宪民主党领袖米留可夫与英国大使的关系。”因此，国际传统倒丝毫不会碍事。但破裂了国际传统并没有得到多大的帮助：便是这样也不会破获什么宫廷阴谋。事实上有这样的阴谋存在吗？没有东西能证明它。它太广泛了，这“阴谋”，包括着太多与太杂的方面，以致无法成为阴谋。它悬挂在空中，好像是彼得格勒社会上层分子的情绪，好像是一个模糊的赖此可以得救的思想，又好像是一个失望时的口号。但它不会能凝固到实际计划的程度。十八世纪上层贵族，曾不止一次地用囚禁或窒死不良皇帝的方法，来实地改正皇统继承的次序。这手术最后一次在1801年施用于保罗沙皇。因此，我们不能说宫廷革命违反了俄罗斯皇朝的传统：相反地，它已成为此种传统之固定的成分。可是贵族很久以来便已自觉到坐鞍不稳了。他们把窒死沙皇的荣誉让渡给自由资产阶级。但后者的领袖们却并不表示出较大的果敢。革命后，人们曾不止一次地把自由派的资本家——古契柯夫与德列钦可，与接近他们的将军克里木夫，当作阴谋家的核心。这位在当年反英的包尔人的军队中当过志愿兵，善于决断的古契柯夫，这位带有踢马刺的自由主义者，一般地在“社会舆论”方面看来，仿佛应该是一个最适宜的阴谋人物了。事实上也不会是那个唠叨的教授米留可夫！古契柯夫无疑地曾不止一次重温着那个便捷之一击的思想，即用一团禁卫的兵来代替革命与预防革命。维特早在他的《回忆录》中就谈到过古契柯夫，他恨他，把他说成为一个少年土耳其党对付不合适苏丹的那种方法的崇拜者。可是即使在年青时代也不会发挥出少年土耳其党勇敢的古契柯夫，却已大大地老成起来了。而重要的则在于这个斯托雷平的战友，竟不能不看到俄国环境中与古旧土耳其情形之间的差别，竟不能不自问：宫廷革命是否会既不能成为预防革命的方法，反而变作融化冰山的一个最后的推动力；并且这样一来，是否会弄成药物较疾病的本身更易致命呢？在论及二月革命的文献中，总是把宫廷革命的准备，当作一个确定的事实来谈。米留可夫是这样说的：“在二月间，已计划着实行它了。”邓尼金则把实行期挪至三月。二人都提起那个“计划”：要半路截留沙皇的火车，请求逊位，如遭拒绝，（他们认为一定拒绝的）就予沙皇以“肉体上的消除”。米留可夫又加添一句说因预见到革命的可能，进步联盟的领袖们（他们没有参加阴谋，没有“确切地”得到它准备的情报），便在狭隘范围内进行讨论：当政变胜利之时，如何加以较好的利用。近年来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作品，也相信那个政变已有实际准备的故事。由于这个例子，恰巧我们可以探究出：传说在历史科学中是多么容易地与巩固地取得一个地位。阴谋之重要的证明，乃是被人们常常提起的罗将柯那个颇有声色的故事，但这故事所证明的，恰恰就是此种阴谋之未曾存在。1917年1月，克里木夫将军从前线回到首都，在国会议员的面前抱怨道，目前的情形是不能继续的了：“假使你们决定采取这个极端办法（撤换沙皇），那我们会拥护你们。”假使你们决定！……十月党人希特洛夫斯基气愤地喊道：“当他正在毁灭俄罗斯时候，是不必怜悯与姑息他的。”在喧嚷的辩论中，不知是真还是假，据说勃罗西洛夫说了这样的话：“假使要我们在沙皇与俄国之间挑选一个——那我就追随俄国。”假使要！年青的百万富翁德列钦可的发言，有似一个不屈的弑君者。立宪民主党人兴格略夫说：“将军的话是对的：政变不能避免。……但是谁决定去干呢？”问题正在这里：谁决定去干？罗将柯陈述的要点就是它，所以他本人起来反对政变。在以后几星期的过程中，计划显然丝毫都不曾进行。关于截留沙皇火车的话不断地谈着，但是谁去实行却完全不知道。俄国的自由主义在比较年青之时，常用金钱与同情支持革命的恐怖主义者，希望借用他们的炸弹，将皇朝驱入它的怀抱。在这些可敬的先生们中，没有一个是惯于将自己的头颅来冒险的。不过起主要作用的终于还不是个人的恐惧而是阶级的恐惧，他们考虑着：现在固然不好，但也许还会更坏呢。无论如何，假使古契柯夫，德列钦可与克里木夫真正决心实行政变，即是说，他们动员了力量与手段，实际地准备了它，那末在革命之后，这事情一定会十分明确地大白于世，因为参加者，尤其是那些年青的实行者（这些人应该需要得不少），没有任何理由要把那“差不多”已经完成的事业保持沉默，因为在二月之后，这资格只能保证他们的宦业。然而，这样的表白却不曾有过。事情是十分明白的，古契柯夫与克里木夫的政变，只不过在饮酒抽烟时的一些爱国的慨叹罢了。思想轻浮的贵族佛龙特派，与身价重实的财阀反对派一样，都无心用行动来改正一个不利于己的天意的行程。1917年5月间，自由派中最会说漂亮话与最空洞的人们之一——麦克拉可夫，在国会（革命将把它和皇朝一起扫除，）的秘密会议上喊道：“假使子孙们将来要咒骂这次革命，那他们也要咒骂我们，因为我们不能及时地从上而下用政变来预防它！”再过一些时，克伦斯基已经亡命国外了，也将跟着麦克拉可夫悲叹道：“是的，俄国有选举权的公民，来不及实行及时的从上而下的政变，（关于这，人们说了这么多的话，做了这么多（？）的准备，）来不及预防国家之自发的爆裂。”这两种叹息完成了一幅图画，它表示出：便是在革命业已施展了它一切不可克制的力量之后，受过教育的俗子们却还在想着：当初如果“及时”掉换了一个皇朝的头目，还是能预防革命的！***要干“大的”宫廷革命虽缺乏决心。但由此却发生了一个小革命的计划。自由派的阴谋家不敢选择皇朝的主角；大公爵们便决定选择皇朝的后台提示人：他们把杀死拉斯布丁看作挽救皇朝的一个最后方法。娶罗曼诺夫氏一个女子为妻室的尤苏博夫亲王，牵涉于大公爵地米脱里·巴夫洛维奇与皇党议员卜立希开维奇的案件中。他们还想把自由派麦克拉可夫也牵涉在内，显然要使那次暗杀具有“全国民”的性质，这个著名的律师，很聪敏地拒绝了，却供给阴谋者以毒药。这是一个很时髦的细节！阴谋者倒不是没有理由的，他们觉得罗曼诺夫氏的汽车很容易把杀死了的尸体运走，所以大公爵的徽章找到用处了。其他的情形是照那种迎合低级趣味的电影剧本排演的。在12月16日至17日的那一个夜里，拉斯布丁被诱赴小宴，见杀于尤苏博夫的私室之中。统治阶级，除了狭小范围的宫廷近幸党与神秘主义崇拜者之外，都把拉斯布丁的被杀当作一种救命的行为来加以欢迎。在家中被捕的大公爵，——他的两手，据沙皇说，还染着农民（虽然是基督，也还是农民！）的血——得到一切居住在彼得堡的皇族的同情访问。沙后的同胞姊妹——大公爵塞尔的寡妇，来电说她替凶手们祈祷，祝福他们的爱国行动。报纸，在未被禁止提起拉斯布丁之时，登载着狂欢的文章。在戏院中，人们企图以示威的方式来对凶手们表示敬意。行人在街上相互道贺。尤苏博夫亲王回忆道：“在私人的住宅中，在官场的会议里，在酒楼中，人们都为我们的健康干杯；在工厂中，工人们为我们高呼万岁。”工人们得知了拉斯布丁被杀之后并没有表示不快，这是完全可以承认的。但他们的高呼“万岁”，与复兴皇朝的希望却毫无共同之点。拉斯布丁的宫廷近幸党隐匿起来了，待机而动。他们神秘地埋葬了拉斯布丁，隐瞒着全世界：沙皇，沙后，沙皇的女儿们与维罗博娃；如果围绕在这个被大公爵们所杀的、这个神圣的“朋友”、这个过去的偷马贼的尸体之旁，沙皇的家庭一定会觉得是自身之见弃于人的吧。但是，即使是埋葬了的拉斯布丁，也还不能得到平静。当罗曼诺夫氏的尼古拉与亚历山大拉算已被捕之时，驻扎皇村的士兵们就掘坟开棺。在被杀者的头旁，放着一个神像，上面有如下的签名：亚历山大拉、奥尔加、达将娜、马丽亚、安那斯达细亚、安娘。临时政府不知为了什么缘故，派一个特使去，要把尸体运到彼得格勒来。群众反对，特使便不得不就地焚烧了尸体。“朋友”被杀之后，皇朝一共还残存了十个星期。但这个短短时期仍旧是属于他的。拉斯布丁虽已不在，而他的影子却继续统治着。与阴谋者的一切期望相反，沙皇夫妇在暗杀案之后，竟以特别的决力来擢用拉布斯丁党羽中最可鄙的分子。为替拉斯布丁复仇，一个恶贯满盈的匪棍被任为司法大臣。好几个大公爵被逐出首都。谣传泼老讨包包夫施行精神术，召唤拉斯布丁的鬼魂。绝望的活索愈来愈拉得紧了。拉斯布丁的被杀起了很大的作用，但这绝不是那些暗杀的参加者与起意者所算到的作用。它不是减弱了危机，而是加剧了它。到处：在宫廷中，在司令部中，在工厂与农舍中，都谈论着这次暗杀。结论自然而然地得了出来：要反对患瘫病的宫廷近幸党，便是大公爵们也除了毒药与手枪之外别无他法了。诗人勃洛克关于拉斯布丁的被杀写道：“结果了他性命的那颗子弹，正落在统治皇朝的心坎。”***罗伯斯比尔有一次曾提醒立法会议道，贵族的反对派削弱了王朝，唤起了资产阶级，而在它的后面却跟着民众。同时罗伯斯比尔又预言过：在欧洲的其他部分，革命将不能像在法国那样地发展得快，因为其他国家的特权阶级，已经得了法国贵族的经验了，再不会发动革命了。罗伯斯比尔给我们做了一个出色的分析，但他的预想却弄错了，即他以为法国贵族反对派的轻率的主动，给其他国家的贵族以一个一劳永逸的教训。俄国在1905年，尤其在1917年又表示出反对专制与农奴制度的因而是反对贵族的革命。在它的初步，总得到不仅是普通贵族的，而且有上层贵族中最特权分子的，甚至有朝廷中人的无系统的、矛盾的但很真实的合作。这一个显著的历史现象，仿佛与社会的阶级学说相冲突。但实际上，它只与该学说庸俗了解相矛盾罢了。革命发生于社会的一切矛盾达到了最高度紧张的时候，但这时候所造成的局势，甚至对于旧社会的各阶级，即命定着要破灭的各阶级也是不能忍受的。我们虽不愿把生物学的比喻看得比它所应得的意义更重，但还是值得提起这一类比喻。分娩这个行为在某个时机，无论对于母亲的机体或它的产儿，都同样地不可避免，特权阶级的反对派，表示出他们的传统社会地位与社会继续存在的要求间之不能相容。一切都开始从占统治地位的贵族手中溜出去了。贵族自觉到处身于大众仇视的焦点，便把罪恶推卸给官僚，后者又责备贵族。然后，共同地或单独地，他们就把自己的不满向他们政权的皇冠发泄。有一时曾被召入阁，服务于贵族等级机关的谢巴刀夫亲王说道：“萨马林和我——都是省里贵族的领袖。自今以前，没有一个人把我们当作左派，我们也不曾把自己当作这样的人物。但我们两人都不能懂得国内这种情形：皇帝和他的政府竟会和一切理智健全的（革命的阴谋是不值得谈的）社会——即和贵族，商人，城市，‘地方自治会议’，甚至和军队，都发生激烈的不同意见。如果在上面的人不愿意考虑我们的意见，那我们的责任所在，只有告退。”贵族看出一切不幸的原因，在于皇朝之盲目或失去了理智。特权等级不相信已根本没有能调和新旧社会的政策；换句话说，贵族不肯自安于它的末运，于是把死前的苦恼，转变为反对旧制度最神圣的力量，即反对皇朝的一个反对派。贵族反对派的尖锐性与无责任性，原因在于历史对于上层贵族的溺爱，以及它之不能忍受自己在革命中所感觉到的恐惧。贵族佛龙特派之无系统性与矛盾性，要用这个理由来解释，即这一反对派的阶级是没有出路的。正和一盏灯相似，在它熄灭之前，发出一下光亮的、虽然带烟的火光，——贵族在消逝之前，也发出了反对派的闪光，它给自己的死敌帮了极大的忙。这样就是那个过程的辩证法，它不仅与社会的阶级学说相符合，而且也只有这学说才能加以解释。[1]即沙后亚历山大的呢称。——译者。[2]找不到译者的注释。英译本附录特殊名词注释中这一词条解释是：佛龙特(frondeurs)，译名投石党，本是17世纪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年幼未亲政时的贵族反对派的名称，后来泛指统治贵族中的反对派。－C.R<<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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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沙皇与沙后<<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第四章沙皇与沙后本书最不愿致力于那些无关的心理学上的探究，即人们现在往往企图用它来代表社会的与历史的分析。在我们的视野中，最先站立着那些伟大的历史动力，它们具有超乎个人的性质。皇朝乃是此种动力之一。但所有这些力量都经过了人而行动着。且皇朝由其原则使然，是与个人相联结的。所以但凭着这一点，就已经说明我们为什么应该注意那个皇帝的个性了，他被社会发展的过程所决定，竟遭遇到了革命。此外，我们还希望在以后的研究中，即令是部分地，也要指出在什么地方，个性不再成为个性而告完结，——完结得时常比人们所感觉到的快得多，——同时个人的“特征”，又怎样地常常只是为一种较高法则所刻划下来的个别的爪痕。祖先们留给尼古拉第二的遗产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帝国，而且还有革命。他们没有给他一种才能，使他能以之统治这帝国，甚至去统治一省或一县的才能也没有。历史洪流的波浪，愈来愈冲近宫廷之门，而这位罗曼诺夫朝的末代君王却以不闻不问的冷淡态度来对待它：在他的意识与他的时代之间，仿佛隔着一种透明的但是绝对不能通过的中介物。革命之后，接近过沙皇的人们曾经不止一次地回忆着：当他统治期间的最悲惨的时期，如旅顺口之降服与舰队在对马岛附近的沉没，十年后，当俄国军队从加里西亚败退，以及再过两年后，当他逊位的前几日，所有沙皇周围的人都沮丧，惊骇与震动了，只有尼古拉一人还保持着平静。当雷电在他头上鸣闪的时候，他仍旧会垂询他在俄国旅行过多少俄里，会记起他过去行猎的偶遇，官场会议的故事，而一般地会对自己日常生活的琐事发生兴趣。“究竟这是什么回事呢？”有一个接近于沙皇的军官自问过，“这种很大的，几乎不能叫人相信的自持力，是教养所致呢，是因为相信凡事皆由神之前定呢，还是因为知觉不够呢？”在这问题中已经包含了答案的一半。沙皇的所谓“教养”，与他在最非常时期中能够自制的那种力量，决计不能单单用外界的训练来解释的，因为这里的本质乃在于他内心中的浑噩，他心力的贫乏，他意志冲动的懦弱，那双不动声色的假面具，在某些人中间是被称为教养的，在尼古拉身上却成为他天性的一部分了。沙皇的日记是一切证物中最可贵的一种：一日一日地过去，一年一年地下来，他的册页里尽拉扯着心灵空洞的记录。“散了很久的步，射死两只乌鸦。在阳光中饮茶。”步行，划船。又是乌鸦，又是饮茶。一切都在生物学的境界上。关于教会仪式的回忆，是以记录酒宴所用的同样笔调写下来的。当国会召集的前几天，全国都在痉挛中震战，尼古拉写道：“4月14日。穿薄衬衣散步，又在皮舟中打桨。饮茶阳台。史丹娜和我们一起吃午饭，一同划船。读书。”关于读物，他没有写一个字，究竟是感伤主义的英国小说呢，还是警察厅的报告？“4月15日。接受维特[1]的辞呈。马丽与地米脱里同吃午饭，用车子送他们进宫。”当决定解散国会的那一天，显宦方面与自由派人士都经历着一种恐怖的感情亢进症，而沙皇在日记上写道：“7月7日。星期五。早晨很忙。比平时较迟半小时与军官们同进早餐……暴雨，闷热。一起散步。接见高连茂金签署解散国会的法令！与奥尔加及彼蒂同进午餐，整个黄昏读书。”关于行将解散国会的问题，加上一个惊叹号，这是他感情的最高表现。被解散的国会议员，号召人民拒缴赋税与停服军役。发生了许多次军事暴动：在斯维亚包格，喀琅施塔得，在战舰上与军队中。反对高级官员的革命恐怖，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复活起来。而沙皇写道：“7月9日。星期日。事情发生了！国会今天关门。做完弥撒，进早餐时，看见许多人摆着一副心事脸孔。……天气好极。散步时遇到米夏叔，他昨天才打喀琴那回来。午饭前与整个黄昏，都静静地忙着。在皮舟中打桨。”他之打桨是在皮舟中，那是告诉了我们的；但是忙些什么呢，没有说。他的日记老是如此。在同一的危急时期，稍后几日，他的日记是：“7月14日。穿好衣服，骑脚踏车到海滨浴场，海中游泳颇乐。”“7月15日。浴两次。很热。只有我们二人进午餐。阵雨。”“7月19日。晨浴。在田场上接见大臣。与夫拉地米尔叔及恰根同进早餐。”暴动与炸药的爆发，简直没有提到一笔，只写着：“可爱的事件！”这句话里含着的那种低级的淡漠之情。实在令人吃惊，此种淡漠从来不曾发展到自觉的厚颜无耻。“早晨九点半，我们坐车到里海团部去……散步很久。天气是怪好的。洗海水浴。茶后，接见李沃夫与古契柯夫。”这次很突然地接见两个自由主义者，是因为斯托雷平企图使反对派的政治家参加自己的内阁，而关于这，沙皇却没有提到一个字。这位未来临时政府的领袖，李沃夫亲王，当时也说起过那次沙皇的接见：“我料想行将见到的皇上，该是受着悲痛的打击的吧，但是并不如此，出来接见我的却是一个穿着深红色衬衫的很有点快乐而活泼的家伙。”沙皇的见识，不会比一个低级警官的见识来得宽广，他们之间所不同的，只是后者更懂得实际些，以及迷信比较的差些罢了。在许多年的过程中，尼古拉所阅读的，并由此获得他的思想的唯一报纸，乃是梅显尔斯基亲王用国帑来办的一种周刊，梅显尔斯基是官僚反动徒党中的一个卑贱与被收买的新闻记者，甚至为他自己的一伙所鄙视。沙皇的见识经历了两次战争与两次革命而不曾改变，因为在他的意识与事变之间，永远存在着淡漠这一个不能透过的中介物。称尼古拉为宿命论者并不是没有理由的。我们只需加添一句：他的宿命论绝不是积极地依赖自己的“星宿”。相反的，尼古拉自以为是一个不幸的人。他的宿命论只是对历史发展的一种消极自保的形式，而它又与专横手携手地并进着；此种专横就其心理的动机说是渺小的，但就其后果说却是骇人的。维特伯爵写道：“‘我要它如此，它就该如此，’这口号在这位懦弱统治者的一切行为中都表示出来，他只因懦弱之故，干了一切为他君临期间特有的事情——整批地叫那些多少有点无辜的人流血，而大部分又是全无目的的。……”人们有时把尼古拉与他那半疯狂的高祖父保罗相比；他是被近臣得到他自己儿子——“祝福的”亚历山大的同意而窒死的。实际上，这两个罗曼诺夫氏在下述的性质上也确相近似：因不信自己而对一切人的不信，全能小人的猜忌，背信的感情，还有那可以称之为加冕巴利亚[2]的意识。不过保罗要无比地更有光彩些，在他的疯狂举动中含有幻想成分，虽然是不负责的幻想。而在这位后辈的身上，却一切都是灰暗的，没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尼古拉非但没有定见，而且一无信义。谄媚者称他为可爱的人，为惑人者，因为他对宫廷近臣们的态度是温柔的。不过沙皇恰恰对于那些业已决定撵走的大臣们，表示出特殊的温柔，大臣在接见时迷惑于分外的恩泽，但回家来却发见了叫他辞职的书信。这是沙皇对自己渺小无能之一种特殊的复仇法。尼古拉在一切具有天才与大方的人们之前，总以仇恨的态度退缩着。他只当处身在全无才能与头脑空洞的人们中，在伪善者，在近乎白痴者，即在他不必仰首而望的人们中，才会觉得舒服。他具有自爱之心，甚至还是很强烈的自爱，但并非积极性的，它没有一点创意力，只是因为妒忌而用以防御的。他按照着每况愈下的原则来选择内阁大臣。具有智慧与品格的人，他只在最危急的情形中，当别无其它出路的时候，才召来任用，这和人们为救命而召请外科医生是一样的。当初之起用维特是如此，后来之对待斯托雷平也是如此。沙皇都用一种不甚掩饰的仇视态度来对付这两人。只叫局势的尖锐性一经过去，他便马上与这些顾问决裂，因为他们的身长太超过他了。裁汰的工作是那样有系统地进行了的，以至末届国会议长罗将柯，在1917年1月7日，当革命已敲着大门的时候，冒险启奏沙皇道：“在陛下的周围，已不剩一个可靠和诚实的人，一切好人都被撤职，或已退休，留着的只有一些臭名洋溢的人了。”自由资产阶级想与宫廷觅得妥协的一切努力，都归泡影。不倦而宣闹的罗将柯企图用自己的报告来动摇沙皇，仍劳而无功！沙皇不但对于论辩，就是对于冒渎，也都置之不理，他只是静静地在准备解散国会。过去曾为沙皇宠儿，后来参与杀死拉斯布丁的大公爵地米脱里，对自己的同僚尤苏博夫亲王怨诉道：沙皇在总司令部，对周围的一切，一天比一天地更表示得冷淡了。依地米脱里之见，人们在给沙皇服用某一种药物，能使他的精神机能麻痹起来的。自由派的历史家米留可夫写道：“谣言盛行，都说沙皇这种智慧的与精神的麻木状态，是拼命用酒精来维持着的。”这一切都是虚构，或是夸张。沙皇毋须乎乞灵于麻醉剂，因为致命的“药物”早已生在他的血液里。不过在战争与那导成革命的国内危机这些大事变的背境中，那些毒药的表现特别刺目些罢了。拉斯布丁倒是一个心理学家，他简单地评论沙皇道：他“内里的东西不够。”这个阴暗、平淡与“颇有教养”的人，却是残酷的。并非可怕的伊凡或彼得大帝那种积极的、为要追求历史目的而发挥出来的残酷——尼古拉第二的残酷与它有什么共同之点呢？——它乃是末代子孙为自己的末运所惊骇而发生的懦怯的残酷。早在本人统治的曙光期内，尼古拉就称赞法朗高利团的士兵为“好小子”，因为他们枪杀了工人。他老是“快意的读着”如何用鞭子抽打“剪发的”女学生，或在虐杀犹太人之时，人们如何打破了无防御力之人的脑盖的报告。这个戴着皇冠的痞子，全心全意地倾慕着社会的败类，与黑色百人团的流氓，他不仅慷国库之慨，给他们很多的钱，而且还爱跟他们谈论关于他们的事业，且当他们偶然杀害了反对派的议员时，还会原恕他们。维特，镇压第一次革命时那个政府的领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当这些队伍的官长从事于无益暴行的消息传到皇上的耳中时，总会得到他的赞许，而且无论如何他总加以袒护。”当波罗的省总督要求撤换一个名叫立希脱尔的中尉，因他“但凭己意不经审判而处决好些无抵抗的人”时，沙皇在他的报告上批复道：“呀，多么好的小子！”这样的怂恿是多到无量数的。这个“迷人者”，没有意志，没有目的，没有想象力，比古今史上的一切暴君都更加可怕。沙皇受着沙后的很大影响，这影响是随着年月之进展与困难之加大而增长着。他们两人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统一体。便是这个统一体，也已能表示出在环境的压力之下，个人要靠团体来补充到何种程度了。不过首先还得讲沙后本人。大战时法国驻彼得格勒的大使毛利斯·巴雷奥老格，是精通了法国学士院会员与女管门人的心理的，他给这位末代沙后绘了一帧仔细润饰过的小像：“道德上的不平和，间歇性的忧愁，无限的烦闷，精力盛衰的交替，关于彼岸与冥界之痛苦的思想，迷信——所有这些特点，那样清楚地表现于皇后的个性中的，难道不是俄罗斯民族的特点吗？”不管这话是怎样的希奇，但在这个稍带甜味的谎语中，也确有着真理的粒子。无怪俄国的讽刺家萨尔透可夫要称那些由波罗的省男爵出身的大臣与省长们为“具有俄国灵魂的德国人”了，因为无疑地，正是那些与人民绝无关系的外国人，造就了“真正俄国”行政家的最纯粹的文化。但依巴雷奥老格的话说来，沙后既那样彻底地把握着俄国人民的灵魂，那他们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公开地仇视她呢？回答很简单：为要替自己新的处境作辩解，这个德国妇人便以冷酷的愤怒之情，采取了俄国中世纪制度（所有中世纪制度中之最贫乏与最丑陋者）的一切传统与训诫，但在这个时期，人民却正用了很大的力气，要从自己中世纪式的野蛮中解放出来呢。专制魔鬼确实迷住了这个黑森邦[3]的公主：她从自己的穷乡僻壤高升到拜詹廷专制主义的顶点，自然无论如何都不愿把它放手了。在正统派宗教中她找到了能适合于她的新命运的神秘主义与魔道。她愈加不屈不挠地相信自己的使命，则旧制度的丑陋便愈加显得赤裸。沙后以强有力的性格，与坚峻的热情补充着那个没有意志的沙皇，并且统治着他。1916年3月17日，即在革命之前一年，那时这苦恼的国家已经在失败与破灭的挟榨机中压扁了，沙后给总司令部的丈夫写信道：“……你不应该施恩，组织责任内阁等等——不应该做他们所希望的一切事情。这一定得是你的战争与你的和平，光荣是你的与我们祖国的，决计不是国会的。他们在这些问题上，无论如何连说一句话的权利都没有。”这在无论哪一方面说来，都是一个完备的政纲。坚定地控制着这个经常动摇的沙皇的，正是她。自从尼古拉出宫，来到军中，担任虚有其名的总司令以后，沙后便公然处理着内部的事情。大臣们进奏于她，仿佛到一个摄政的女皇那里去一样。她和宫廷中小范围内的近幸们进行阴谋，反对国会，反对大臣们，反对总司令部的将军，反对全世界，而且部分地也反对沙皇。1916年12月6日，沙后写信给沙皇道：“……既然你说要保留泼劳讨包包夫，他（脱连包夫首相）怎么敢出来反对你？把你的拳头敲着桌子，别让步，要做主人，要听你坚决的小妻子与我们‘朋友’的话，相信我们。”三天后，又写道：“你知道你是对的。高高地抬起你的头。命令脱连包夫跟他共同工作……把你的拳头敲着桌子。”这几句话仿佛是虚构出来的。但它们却摘自原信。其实要虚构也不能虚构到这个样子。12月13日，沙后又唆使沙皇道：“只是不要答允责任内阁，所有的人都为它发狂。一切事都平静些与好些了，不过大家都要感到你的手腕。多么久了啊？已经整整几年了，人们对我说着同样的话：‘俄罗斯爱感受鞭子’，——这是他们的天性！”这个信奉正教的黑森邦女人，受温莎尔的（指英国王族。——译者）教育与头上戴着拜詹廷的皇冠，不仅是俄罗斯灵魂的“化身”，而且还有机地鄙视着这个灵魂：他们的天性需要鞭子，这是俄国沙后在皇朝崩落之前一月有半，给俄国沙皇写的信中论到俄国人民的一句话。沙后的性格虽然优越，但在知识上却并不高于丈夫，甚至还比他为低；她之渴望处身在傻瓜笨蛋们中间，比她的丈夫更甚。沙皇与沙后和女官维罗博娃间那种亲密的与长期的友谊，可使我们测量出这对专制夫妇的精神高度。维罗博娃自称笨人，这倒不是谦虚。维特，人们不能否认他具有正确的眼光，他批评她是一个“最普通的、愚蠢的彼得格勒的姑娘，不美丽，像是饼干粉中的水泡”。年老的显官们，大使们与财政家们，奴颜婢膝地和这个贵人勾搭，她的智慧仅足以不忘了自己的钱袋，然而沙皇与沙后却曾和这个人在一起度过长长的时间，曾同她讨论大事，曾与她通信，或在通信中谈到她。她比国会，甚至比内阁都更有势力。不过维罗博娃本人只是那个“朋友”与帝后之间的媒介罢了，“朋友”的权威超过了所有这三人，沙后给沙皇写信道：“……这是我私自的意见，我将弄清楚我们的‘朋友’的意见如何。”“朋友”的意见就不是私自的了，它能决定问题。“……我是坚决的”，几星期之后沙后坚持说：“不过听我的话，那意思也就是听我们的‘朋友’的话，以及在所有的事情上相信我们……我为你痛苦，像为一个柔弱与软心的小孩而痛苦一样，——小孩需要领导，但当上帝派了一个人来告诉他该做什么的时候，他却听从坏的顾问。”由上帝派来的“朋友”——就是格里高利·拉斯布丁。“……我们的‘朋友’给我们祈祷，又给我们帮助，那末万事皆好了。”“假使我们没有‘他’，那早已万事皆休，这一点我是完全相信的。”***在尼古拉与亚历山大拉（沙后名。——译者。）的整个君临期内，不仅从全俄国，而且还从各国输入了符咒师与女巫到宫廷里来。设立了一些专门探访巫师的大官，他们会依次围绕在某一个代神发言者的周围，在皇帝之前组成一个有力的上议院。其中不乏具有伯爵夫人名号的伪善的老妇，有终日无事颇觉疲倦的官员，也有雇佣着整个内阁的金融巨头。东正教的高级僧侣以忌嫉的眼光，看见了催眠术家与魔法家之间的未曾特许的竞争，于是急忙打道，升入到阴谋的中央圣殿里去。维特为要反对这个统治的小组，曾两次受挫，他称它为“生瘫病的宫廷狗党”。朝廷愈加孤立，皇帝愈觉没有保障，那他愈加需要彼岸世界的帮助。某些野蛮人为要求情，便用绳子缚住一小块板在空中摇动着。沙皇与沙后则利用小板来谋达许多极其不同的目的。在沙皇乘坐的车厢里，发见了一个完备的礼拜堂，其中有大小神像，与各式各样祭祝的物件，这些东西他最初用以对敌日本的，后来用以抵抗德国的炮火。宫廷中人的程度，本是代代相承，无有变化。在那个被称为“解放者”的亚历山大二世的治下，大公爵们是真心相信着家鬼与女巫的。在亚历山大三世的治下，并不见得好些，只是比较的平静些。“生瘫病的狗党”从来存在，不过分子变换着，方法更新着罢了。尼古拉第二并不曾创造，只是从他祖宗那里继承着野蛮中世纪的宫廷风气。可是，在这几十年中，国家却改变了，任务复杂了，文化提高了，而宫廷中人就显得落在很远的后面了。如果皇朝在鞭笞之下向新势力让了步，那它在内心里却是完全不能现代化的，它反而闭关起来，当它尚未成为笼罩全国的一种讨厌的恶梦时，中世纪制度的精神早在仇恨与恐怖的重压之下凝厚起来。将近1905年11月1日，即在第一次革命最紧急的时期，沙皇在日记上写道：“我们认识了一个神人，格里高利，来自土包尔斯克省”。这就是拉斯布丁，一个西伯利亚农民，头上有一个光光的创疤，是因为当年偷马给人打伤了的。这个“神人”在恰好的时期出来，很快便找到了达官们的帮手，更确切地说，倒毋宁是他们找到了他，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新的统治小团体，它紧紧地抓住了沙后，复经她而牢牢地抓住了沙皇。从1913年至1914年间的冬季起，在彼得堡的最高社会中已经公开谈论着：一切最高官员的任命，官职之设置与契约的订定，都惟拉斯布丁的一党是赖。“长老”本人逐渐变成国家的一种机关了。他很周密地由卫队保护着，而与他竞争的阁员们则以同样周密的态度追踪着他。警察厅的侦探们在日记上每小时都记着他的生活，而且也没有漏掉了这个报告：当他访问故村包克洛夫斯基时，拉斯布丁喝得多醉，且和自己的父亲怎样作流血的斗殴。在同一天，即在1915年9月9日，拉布斯丁打了两个亲善的电报：一个给住在皇村的沙后，另一个给那住在总司令部的沙皇。侦探们用史诗的笔调，每天登记着这位“朋友”的酒宴。“今天晨间五时回来，极醉。”“从25日至26日那个夜里，女伶V和拉斯布丁过夜。”“他同亲王夫人D.（沙皇宫中某侍从官之妻）来到亚斯多里亚旅馆……”，这里并列地又写着：“大约在晚间11时从皇村回家。”“拉斯布丁同亲王夫人Sh.回家，颇醉，不久又一共出去。”次日清晨或晚间，他旅行到皇村去。对于侦探所发那个具有怜惜之意的问题：为什么“长老”总是思索着？所得的回答是：“他决不定究竟召集国会呢，还是不召集。”以后记的又是：“晨间五时回家，醉得很。”这样地，在长年累月中，那调子总是在三个键上弹着：“醉得很”，“颇醉”，“极醉”。这些有关国家的重要报告汇编在一起，且由宪兵长官格洛巴乔夫将军签署作证。拉布斯丁势力的全盛时代延长了六年，即皇朝最后的几年。“他在彼得堡的生活”，尤苏博夫亲王（他在某种限度以内也是这种生活的一个参加人，后来他杀死了拉斯布丁）说道：“变成为一种永无间断的欢宴，变成为一个突然走运的囚犯的泥醉的纵乐。”国会议长罗将柯写道：“我手里有一大堆母亲们写来的信，她们的女儿给这个无耻的淫棍污辱了。”同时，彼得格勒区的大司教必脱里姆，与差不多目不识丁的大主教伐尔那伐，却是仗拉斯布丁的力量而得到这两个位置的。神圣宗教院的总检事萨勃来尔，长期间由拉斯布丁支持着，而拒绝接见“长老”的高高夫次夫首相，则是凭拉斯布丁的意志撵走的。拉斯布丁在任命史朵梅尔为内阁会议主席，泼老讨包包夫为内务大臣，拉也夫为宗教院新的总检事长，以及任命其它的许多人。法兰西共和国的大使巴雷奥老格设法跟拉斯布丁见到了面，同他接吻，并且喊道：Voilàunveritableilluminé（呀，这才是一个真正得天启的人！）他这样干，为的是要获得沙后的欢心，以期有利于法国的事业。“长老”的财政代办犹太人谢曼诺维奇——此人在秘密警察的记录上是一个俱乐部里的赌徒与重利盘剥者——经过拉斯布丁，把那个全无信义的家伙道勃罗伏尔斯基弄上去做司法大臣。关于新的任命，沙后给沙皇写信道：“你把这张小小的名单保留在身边，我们的‘朋友’请你关于所有这些人都和泼老讨包包夫讨论一下。”过了两天：“我们的‘朋友’说，史朵梅尔还可以当几天内阁会议的主席。”又说：“泼老讨包包夫在我们的‘朋友’之前表示尊敬，他将有福了。”在这几天中的一天，即当侦探们登记着酒瓶和女人的数目那几天中的一天，沙后在一封写给沙皇的信中悲叹着道：“人们责备拉布斯丁，说他吻抱女人等等。读读使徒们的行传好了，——他们吻抱所有的人作为敬礼的表示。”引证《使徒行传》也不见得能叫侦探们信服。在另一封信中，沙后走得更远，她写道：“在晚祷时，我那样的想起我们的‘朋友’：文人和法利赛人怎样地迫害基督，他们假装出是完人的样子……但是实际呢，在自己的国度里并没有先知。”将拉布斯丁与基督相比，在宫廷范围中是习以为常的，而且决非偶然。沙皇夫妇在历史的威力之前所感到的惊恐是太尖锐了，以致他们不能自满于非人格的神与福音书中基督那个若有若无的影子。应该让那个“人子”重新降临。在拉布斯丁的身上，这个被遗弃的和临终挣扎的皇朝，找到了一个按照自己形象做成的基督。旧朝的参议员塔庚崔夫说道：“如果不曾有拉布斯丁其人，那也得造出一个来的。”这几字所含有的意思，比写这几个字的人所想象的要多得多。假使我们把流氓主义这个名词的意义了解成社会下层一些反社会的寄生分子的极端表现，那我们能有十足的权利称拉布斯丁主义为戴上皇冠的登峰造极的流氓主义。[1]维特(1849～1915)，自由主义官僚。1905～1906年为沙俄立宪政府第一任首相。1905年10～12月，他一面建议沙皇发表《十月十七日宣言》，许诺给人民一定政治权利，同资产阶级的代表进行入阁的谈判；一面派兵镇压塞瓦斯托波尔、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和莫斯科十二月武装起义。－C.R[2]印度最下等的流氓。——译者[3]黑森邦属德，本为一公国。——译者。<<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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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无产阶级与农民<<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第三章无产阶级与农民俄国无产阶级在专制国家的政治条件中，完成了它自己最初的几步。被法律禁止的罢工，地下小组，非法传单，街道游行，与警军冲突——这些就是它的学校，这学校是由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与慢慢屈服的专制主义这两个条件综合而成的。工人之集中于大企业，国家压迫的集中性质，最后加以年青与新鲜的无产阶级之冲动性，便发生了这样的结果，即西欧颇为稀少的政治罢工，在俄国却成为基本的斗争方法了。年代政治罢工的参加人数（以千为单位）190387[1]190425[1]19051,843190665119075401908931909819104191181912550191350219141,059191515619163101917（1、2两月）575始于本世纪初的罢工工人的数字，乃是俄国政治史上一个最有教益的指数。所以我虽极不愿拿数字来重累本书，但也不能不引证自1903年至1917年这一期间的俄国政治罢工表。我们把数字弄成最简单的形式，它们只对那些在工厂监察处管辖之下的企业而言；凡铁路，矿业，手工业，以及一般小企业（更不必说农业了，）则因种种原因，并未计算在内。不过各种时期罢工曲线的变化，也不会因此而比较看不清楚的。我们看到了一条曲线，——这在曲线中是独一无二的——它是一个孕育着大革命的民族之政治体温的曲线。在一个落后的国家里，无产阶级为数甚少——在隶属于工厂监察处之下的企业中，1905年约有一百五十万工人，1917年约有两百五十万工人！——但罢工运动却发展到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未曾有的程度。当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荏弱无力，农民运动则分裂离散，且在政治上盲目无知，在这样条件中，工人的革命罢工就成为一种破城槌，让觉醒的民族用来攻击专制主义的城墙。在1905年这一年中，政治罢工的参加者达一百八十四万三千人，（有些工人是参加了好几次罢工的，这里当然是重复算上了，）只凭这个数目，即使我们对俄国政治日历不再知道其它东西，也足以使我们的指头在表上指出革命之年来了。在1904年，即在日俄战争第一年中，工厂监察处所发表的罢工人数，一共不过两万五千，1905年，政治罢工与经济罢工两者的参加人，一共有二百八十六万三千，比上年增加了一百十五倍。单凭这一个非常的事实，就足以叫人想到：无产阶级既为事变的进程所逼，仓促间酿成了这样空前的革命活动，那就该以任何代价，从自己的核心中发出一种能适应着斗争的范围与任务的伟大性的组织来了；这种组织就是苏维埃，它诞生于第一次革命中，成为总罢工与夺取政权的机关。无产阶级于1905年的12月暴动中遭受了失败，在以后两年中，仍旧英勇地奋斗，以图保持既得的地位。这两年，就罢工的数字看来，这是直接的衔接着革命的，不过已经是退潮之年了。再往后的四年（1908－1911），呈现在罢工统计这面镜子中的，乃是反革命胜利的几年。这时期恰巧又碰到了工业恐慌，于是更使那业已流尽了血的无产阶级精力耗竭。低潮的深处是与高潮的顶点相对称着的。民族的痉挛症在这些简单的数字中找到了反映。开始于1910年的工业活跃，使工人们站起足来，且予他们的力量以新的刺激。1912年至1914年的数字，差不多重复了1905年至1907年的数字，不过是在相反的程序中，即不是从高潮到低潮，而是从低潮到高潮了。现在是更多的工人，而且他们有更多的经验，在新的更高的历史基础上，展开着新的革命进攻。1914年上半年，在政治罢工者的数目上，显然已接近了第一次革命那年所达到的最高点。但战争发生，突兀地打断了这个过程。大战的头几个月，以工人阶级政治上的滞钝性为其特点。不过早在1915年的春天，这种麻痹情形就开始过去了。展开了政治罢工之新的循环，这循环在1917年二月中，以工人及士兵的暴动来解开了。群众斗争之急剧的进退，使俄国无产阶级在好几年中，仿佛是不可认识似的。这些工厂在两三年之前，曾因某一件警察的专横行动而一致罢工的，今天却完全失去了革命的色彩，并且对于当权者最可怕的罪刑，也曾毫无抵抗地加以接受了。大败曾使人们在长期间失却勇气。革命分子失去了驾御群众的力量。群众意识中，又升起了那些尚未焚毁的成见与迷信。在这些时候，从乡间出来的鄙野分子，使工人的队伍变得稀淡了。怀疑主义者便带着讥讽态度摇着头，这样就是1907年至1911年间的情形。可是群众中分子运动的过程，却医好了失败的心理创伤。一次新的事变，或一次隐藏着的经济的推动，便展开了一个新的政治循环。革命分子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听众。斗争在更高的阶段上复活转来了。为要懂得俄国工人阶级中两个主要派别，心目中必须看到下述的事实：孟什维克主义最后形成于反动及退潮诸年，主要依赖着与革命脱离关系的一薄层工人之上，至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则在反动时代遭受到残酷的摧残，迨至战前几年中，却迅速地高升到新的革命潮流的顶点。“最有力量、最勇敢、能不断从事于斗争、能抵抗且能经常进行组织的，那是团结在列宁周围的这些组织与人物。”——这几句话，乃是警察厅用以批评战前几年中布尔什维克的工作的。1914年7月间，当外交家们以最后一只钉子敲进准备用以钉死欧洲的那个十字架时，彼得格勒像一只革命的锅子似地沸腾着。法兰西共和国的总统庞加莱[2]去到亚历山大三世的坟上献放花圈，正在街头冲突的最后回声与爱国主义游行的最初呼声之中。1912年至1914年间攻势的群众运动，如果不被战争所打断，会不会直接就推翻沙皇制度？回答这个问题是很难用一种完全确定的态度的。那过程当然会一往不复地走上革命。但革命在这个情形下，得经过怎样的阶段呢？它不会再遭到一次失败吗？工人得以多久的时间来唤起农民与争取军队呢？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只能做一些猜度。战争无论如何，总是开始给这过程以一个后退的动向，而这只为在次一阶段上，可以更有力地加速这个过程，并保证它获得莫大的胜利。在第一通战鼓声中，革命运动死亡了。最活动的一批工人被动员去了。革命分子从工厂中被抛掷到前方。罢工要受严重的处罚。工人刊物一扫而尽。职工会都被窒死。作坊中注入了成千万的妇女，孩童与农民。战争——加以第二国际的破灭——在政治上大大地使群众误入了迷途，并使那当时刚抬起头来的工厂当局，能用工厂的名义来说些爱国主义的话，能吸引到大部分工人，且强迫那些比较勇敢与坚决的工人保持沉默与等待。革命思想简直只能在狭小的与低声说话的范围中，维持着光热。在工厂中，那几时没有一个人敢自称“布尔什维克”，这不仅害怕被捕，并且还怕挨那些落后工人的打。国会中的布尔什维克党团，人选本弱，一到了战争爆发，它就不能称职了。它和孟什维克派的议员们一起发表了一个宣言，答允“保卫民族的文化福利，反对从任何方面来的任何袭击。”国会用鼓掌来特别指出布尔什维克的放弃立场。在俄国的政党组织与派别中，没有一个采取了列宁在国外所宣布的公开失败主义的立场。不过布尔什维克中爱国主义者的百分比是很小的。与民粹派及孟什维克相反，布尔什维克早从1914年起，就开始在群众中以文字及口说的方法进行反战鼓动了。布尔什维克的国会议员们不久就从迷惘中恢复转来，重新进行革命工作；关于这，由于那详尽的奸细系统，当局是很密切地获得情报的。只叫指出这件事实就够了：当大战前夜彼得格勒党委员会的七个委员中，有三个原来是替秘密警察服务的。沙皇制度就是这样的与革命玩着迷藏之戏。11月间，布尔什维克的议员们被捕。在全国开始了一次扑灭该党的运动。1915年2月间，布尔什维克党团事件在法院中审讯。议员们的行径是很谨慎的。党团的理论教唆者——加米涅夫，和现在任乌克兰中执会主席彼脱洛夫斯基的态度一样，与列宁的失败主义观点离开。警察厅见到议员们之遭受严厉处分，并不曾在工人方面引起任何反抗运动，颇为满意。仿佛战争在暗地里更换了工人阶级的成分。这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实际本来如此：彼得格勒工人的成分差不多有百分之四十是新的。革命的传统突然破坏了。战前的一切事物，连布尔什维克的国会党团在内，一下子退到了后面，差不多完全给人忘却了。但在这种平静的，爱国主义的，一部分甚至还是在专制主义的无望的掩盖之下，群众中却正积聚了未来爆炸的情绪。1915年8月间，沙皇的大臣们奔走相告：工人们“到处在搜寻叛变卖国与有利于德国人的怠工事实，而且很热心地在寻求我们前方失利的负咎人。”实际上，这期间正在觉醒的群众的批评，一部分由于真心，一部分则只为了保护色，往往从“保卫祖国”的立场出发。但这种思想不过是一个出发点罢了。工人们的不满，给自己开拓着更深刻的道路，终于使厂主，使黑色百人团的工人，使厂方的走狗们不能作声，让布尔什维克的工人抬起头来。群众从批评转入到行动。愤怒之情最先发泄于粮食纷扰中，这种纷扰在某些地方采取了局部叛乱的形式。在市场上或广场上的妇女，老人，儿童，比那时在工厂中负有军事责任的工人，觉得更能自主些与勇敢些。在莫斯科，这种运动于5月间转变成反德国人的虐杀。虽然它的参加者主要是些城市里的流氓，并且在警察的保护之下武装起来的，但是在工业区的莫斯科竟能发生虐杀运动，这个可能性的本身，就已足以证明工人的觉醒所达到的程度，还不能以自己的口号与纪律，加在那些乱动的城市小民身上了。波及全国的粮食纷扰，破坏了战争的催眠状态，且开拓着罢工的道路。不熟练劳动力之流入工厂与对于军事利润之贪婪的追求，使各处的劳动条件都趋恶化，且发生了最残酷的剥削方法。生活费用的提高自动地减低了工资。经济罢工乃是群众的必然反映，这反映发生得愈迟，则其来势愈猛。与罢工相随而至的，则有露天大会，政治决议的提出，与警察冲突，时时开枪，打死了人。斗争首先发生在中心的纺织区域。6月5日，警察在考斯脱罗马枪击织工，四死九伤。8月10日军队向伊凡诺伏·伏士尼辛斯克的工人开枪，死十六人，伤三十人。在纺织工人的运动中，又牵涉进地方部队的士兵。全国各地都发生抗议罢工，反对伊凡诺伏·伏士尼辛斯克的枪杀案。经济斗争和它平行地泛滥着。纺织工人往往跑在前列。与1914年上半年相比，这次运动就其进攻的力量与口号的明确性来说，乃是后退了一大步。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在斗争中吸引进很多生的群众，而且它是在工人们的领导层完全解体这种情形之下发生的。虽然如此，在这战时第一次的罢工中，却已听得到大斗争临近的声音了。司法大臣黑伏斯刀夫在8月16日说道：“如果说现在还不曾发生工人们的武装示威，那完全因为他们没有组织的缘故。”高连茂金的意见表示得更确切：“工人领袖们的困难在于缺乏组织，它因国会五议员的被捕而破坏了。”内务大臣补充道：“国会议员（布尔什维克）决不能赦免，他们是一种最危险的工人运动的组织中心。”这班人至少对于真正敌人在哪里这个问题是不会弄错的。当内阁甚至在大纷乱与此同时准备对自由派让步之时，还以为必须依照旧法，从头部打击工人革命，即打击布尔什维克。大资产阶级努力与孟什维克取得合作。被罢工运动的宏大规模所骇住了的自由主义工业家，企图将爱国主义的纪律加在工人们身上，乃让工人推选出来的代表参加军事工业委员会。内务大臣抱怨道，要反对古契柯夫的计划很难：“整件事情是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之下，且以国防的名义进行的。”不过我们应该指出：就连警察也避不拘捕社会爱国主义者，将他们看作是反对罢工与革命“过火”行为的一些间接同盟者。秘密警察因为过分相信爱国社会主义的力量，所以深信在战争持续期间，暴动是不会发生的。当军事工业委员会进行选举时，以那强有力的五金工人格伏士吉夫——此人以后我们还会见到他，做革命混合政府的劳工部长——为首的祖国保卫派居于少数。不过他们不仅利用了自由资产阶级的援助，而且还利用了官僚们的助力，打败了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抵制派，强迫彼得格勒的无产阶级派代表参加爱国主义的工业机关。孟什维克的立场，清楚地表示于他们的一个代表后来在委员会中向工业家所作的一篇演说中，他说：“你们应该要求现存的官僚政权下台，把他们的地位让给你们，你们是现存制度的继承人。”年青的政治友谊并不是每日地，而是每小时地增长着。等到革命之后，这友谊将产生它成熟之果。战争使地下的秘密运动遭受到可怕的摧残。自从国会党团被捕之后，布尔什维克就不会有集中的党的组织。地方委员会的存在是插话性的，而且经常与工人区域没有联系。只有分散的团体、小组与个人，在干些工作。可是罢工斗争的开始活跃，使他们在工厂中赢得了精神与力量。逐渐地，他们相互间发见了，建立了区的联系。地下工作复活转来。后来警察厅里写着这样的话：“在俄国拥有最大多数秘密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列宁派，自从战争开始起，就在各大中心区域（例如，彼得格勒、莫斯科、哈尔可夫、基辅、土拉、考斯脱罗马、夫拉地米尔斯卡雅县、萨马拉）散发大量革命宣言：要求停战，推翻现存政府与建立共和国。并且这种工作在工人的罢工与扰乱中，已有了明显的结果。”工人游行到冬宫的那个传统纪念日，在一年之前差不多还是不声不响地过去了的，而在1916年1月9日却引起了普遍的罢工。罢工运动在这一年中增加了一倍。每次大的与坚决的罢工，总同时发生着与警察的冲突。对于军队，工人们表示出一种明显的友谊；秘密警察不止一次地记载着这个可怕事实。军事工业膨胀了，吞尽了它周围所有的资源，同时也掘毁了自身的基础。和平生产的部门开始衰亡。虽然有这么多的计划，但经济的调节不曾有丝毫成绩。官僚制度在有力的军事工业委员会的反抗之下，已不能把此事操在自己手里，同时却又不愿把调节的作用交给资产阶级。混乱滋长着。不熟练的工人代替着熟练工人。波兰的煤矿、作坊与工厂，很快就失去了：在大战的第一年中，约有全国工业能力的五分之一丧失了，全生产量的百分之五十，供应着军队与战争的需要，其中大约有百分之七十五是由国内的纺织工业生产的。载重过度的交通工具，已表示出无力供给各工厂以必需量的燃料。战争不仅吞去了本年度国民收入的全部，而且还开始大大地斫蚀了国家的固定资本。工业家愈来愈不愿对工人让步，而政府则仍旧以严厉的压迫来答复每一次罢工，这一切都推动工人的思想从部分走向一般，从经济走向政治：“该一下子全体罢工了。”这样产生了总罢工的思想。群众的激烈化，不能比罢工统计中所表示的更令人相信的了。1915年，参加政治罢工的人数比参加经济斗争的要少两倍半；1916年，前者比后者少两倍；但在1917年的头两个月中，政治罢工所包含的人数，比经济罢工的人数已经多到六倍。彼得格勒的作用可以由一个数字来决定：在战争的几年中，它一个地方的政治罢工者竟占全国的百分之七十二！在斗争火焰中，焚毁了不少古旧的信念。秘密警察“带着痛苦”报告道：如果依照法律的要求，对“一切无礼的与公开的侮辱圣上的事件”统统办理，“那末违犯第一百零三条的案子将达到空前未有的数目”。但群众的意识却还是落在他们自身运动的后面。战争的可怕压迫与国家的破灭，竟如此加速了斗争的过程，以致广大的群众一直到革命之时，也还不能自拔于许多从乡村或从城市小资产阶级家庭中带来的观点与成见。这件事实在二月革命头几个月中也还留着它的记印。在1916年岁尾，物价飞跃地增涨着。通货膨胀与运输解体之外，复加以商品的实际缺乏。那时间，人民的需求紧缩了一半有余。工人运动的曲线突然向上伸展了。自从十月以来，斗争进入到决定阶段，各式各样的不满合而为一：彼得格勒在作急奔之后之一顿，准备着明年二月间的跳跃。露天大会的潮浪飞快地波及到各个工厂。讨论的题目是：食粮，生活高昂，战争，政府。布尔什维克的传单分散着。政治罢工开展了。工厂的出口处举行着临时组成的示威。某些个工厂与士兵们表示亲善的事件也看到了；凶猛的罢工爆发出来，抗议法庭对于波罗的海舰队革命水兵的审判。法国大使请史朵梅尔首相注意一件他所知道的士兵枪击警察的事实。史朵梅尔宽慰大使说：“将予以无情镇压。”11月间，很多该服军役的工人被从彼得格勒工厂里弄出来送上前线。这一年在雷雨中告了终结。华里也夫把当时情形与1905年相比之后，得到了一个极不安的结论：“反对情绪达到了这样非常的程度，这在上述的纷乱时期（即1905年革命——译者）中，广大的群众远不会达到过的。”华西里也夫不信赖卫戍军。甚至连警官都觉得不完全可靠。秘密警察提出了报告，说到总罢工口号之复活以及关于恐怖行动再炽的危险。从前线回来的士兵与军官，谈起现状道：“还在那里观望什么？——把这班肮脏的奴才抓起来，杀死就得。假使我们在此地，我们可不会老是思想的”，以及诸如此类的话。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委员希里亚泼尼高夫，本人是五金工人出身，讲述那几天工人们神经紧张的情形道：“有几时，只叫一声汽笛，或者一点喧嚷，就够使工人们当作是停工的信号。”这件小事无论当作政治的象征，或当作心理的情调看，都同样是出色的；因为革命在没有跑上街去之前，已经踞坐在人们的神经中了。各省也经历着同样的阶段，不过比较慢些罢了。这种运动之愈加带有群众性，以及它战斗精神的增涨，使重心由纺织工人转入五金工人，由经济罢工转为政治罢工，由各省转到彼得格勒。在1917年的头两月中，一共有五十七万五千名政治罢工者，其中最大部分是在首都。当1月9日的前夜，警察虽然又搜捕革命者，但在血的纪念日，首都仍旧有十五万工人罢工。情绪是紧张的，五金工人走在前列，工人们愈来愈觉得退路是没有了。每一个工厂都形成了一个活动核心，常常团聚在布尔什维克的周围。当二月最初的两星期中，罢工与露天大会不断地进行着。8日那一天，普提洛夫工厂里的警察遭到了一阵“铁片与铁渣的冰雹”。14日，即国会开幕的日子，彼得格勒罢工者约达九万人。莫斯科也有几家工厂停工。16日，当局决定在彼得格勒采用面包券办法。这件新奇的事情袭击着神经。19日粮食店的四周聚集了许多民众，尤其是妇人，大家要求面包。一天之后，城中某几部分发生了抢劫面包店的事件。这已经是几天后就将来到的那次暴动的闪电了。***俄国无产阶级不仅在自身中汲取着革命勇气。它居于民族少数这一个事实，就已经说明：它如果不在人民大众中获得有力的支持，那就不能使自己的斗争具有这样规模，更不能起来作国家的首领了。而土地问题则给它保证了这样一个支持。迟至1861年才发生的农民的半解放，使乡村经济陷在与两百年前差不多同样的水准之上。旧有公社土地——当土地改革时相当遭受盗窃——的保存，再加上老式的耕作法，自然使乡村人口过剩的危机尖锐起来，而这危机同时也就是三田制的危机。农民之所以更加觉得落入圈套，因为那些过程并非发生于十七世纪，而是发生在十九世纪，即是在很先进的货币的条件之下，这种经济对木梨所提出的要求，只有曳引机才能予以满足了。在这里，我们又见到了历史过程中各个阶段的接近，以及它的结果，即矛盾之异常尖锐。有学问的农学家与经济学家曾宣说过这样的话：假如在合理耕作的条件之下，土地是完全足够的，这就是说，他们叫农民跳跃到更高的技术与文化阶段，可不必侵犯地主与乡村警官，也不必侵犯沙皇。但是没有一个经济制度，尤其是最滞缓的农业制度，曾经在尚未竭尽它可能性之前就下了台的。农民在没有发见他必须转入一种较为紧张的经济文化之前，他还得作最后一次尝试来扩大自己的三田制。这尝试如想成功，显然只有牺牲那些不属于农民的土地。窒息在自己窄狭的土地范围中，处在国赋与市场的急迫的鞭笞之下，农民们不得不企图一劳永逸地取消地主们的土地。在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欧俄境内所有可耕土地之总数共计二亿八千万俄亩[3]。其中公社领地约及一亿四千万，皇室领地五百余万，教会修道院的领地则约为五百五十万俄亩。在全部私有土地中，三万名大地主，共有七千万俄亩，每人各占五百余；其它土地则归一千万农户所有，他们所有的土地数目，也就等于三万名大地主的所有。这一个土地统计，构成了农民战争之现成的政纲。在第一次革命中，未能消灭地主。那时全体农民群众并不曾统统起来，乡村中的运动不曾与城市中的运动相配合。农民组成的军队表示动摇，最后还供给了足以扑灭工人运动的力量。当谢米诺夫斯基禁卫团刚解决好了莫斯科暴动之后，皇朝便立即抛去了一切关于削减地主土地，以及削减它自己专制权力的思想。不过，被打败的革命对于乡村却决不是毫无影踪地过去了的，政府取消了旧时的土地赎取金，且开启了更广大的移住西伯利亚的可能性。受了惊吓的地主们，不仅在田租方面作重大让步，并且还开始拼命出卖自己的产业。那些能租田与购买地主土地的富裕农民，很成功地利用了此等革命果实。不过1906年11月9日的法律，开启了最宽广的门户，让农民中分裂出资本主义的农民来，该项法律乃是胜利的反革命之一个主要改良。11月9日的法律，甚至给任何公社中的少数农民有违反大多数人的意志，从公社土地中割出一块来作为独立产业的权利，所以它是反对公社的一颗资本主义的爆炸弹。内阁会议主席斯托雷平[4]把政府这个农民问题中新政策的本质描写成“向强者下注”。这意思就是说：鼓励上层的农民用购买“解放了的”地块这个方法，来占领公社的土地，再转变新的资本主义农民为现存制度的支持。不过提出这样的一个任务是容易的，要解决它可就比较难了。企图将富农问题偷偷地代替农民问题，反革命是理该要折断自己的颈子的。至1916年1月1日之时，二百五十万名家主[5]据有一千七百万俄亩的私产。此外还有两百万名家主要求着他们该分派到的一千四百万俄亩。这仿佛是政府改良的巨大成功。但是分离出来的经济单位，大多数是完全不能自存的，它们不过成为自然淘汰的材料罢了。这时候，最后的地主与小农则拼命出卖，前者出卖自己的的领地，后者出卖自己的小土块，至于以买者资格出场的，则主要是那新兴的农民资产阶级。农村经济进入到一个确实是资本主义的兴旺阶段。俄国农业生产品的输出，五年内（1908－1912）自十亿增至十五亿卢布。这意思就是说：广大的农民群众业已无产阶级化，而乡村的上层分子则把愈来愈多的谷物抛售到市场上去。代替那强迫的公社联系，农民迅速地发展了一种自愿的合作，这在不多几年之内，竟能相当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同时它又马上成为自由派与民主主义者理想化的对象。不过在合作社中，只有那些富农有实际力量，而归根结蒂，这合作社也就是为富农服务的。民粹派知识分子把自己的主要力集中在农民合作社中，最后则将自己对于人民的爱，转换到殷实的资产阶级的轨道。这在特殊方面说，也就准备了“反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党将来与道地资本主义的立宪民主党缔结同盟的基础。自由主义在表面上，虽对反动的土地政策保持反对立场，但怀着很大希望，注视着公社之因资本主义的作用而解体。自由主义的特鲁别茨哥依亲王写道：“在乡村中发生着一种有力的小资产阶级，它那特自的性质与格调，无论对统一贵族（UnitedNobilty）的理想，或社会主义者的梦想，都同样是背弛的。”但这块可赞美的徽章还有它的反面。从公社中分裂出来的不仅是“有力的小资产阶级”，还有与他们相反的人呢。战争开始时，出卖那无以自活的一小块土地的农户，数目达到了一百万，这就表示有不下于五百万的无产阶级化的人。还有几百万赤贫的农民——他们除了保留着一块不能图得一饱的土地之外，别无他物，——也是颇具爆炸性的材料。结果则农民中再生产着此种矛盾，竟使俄国这么早就掘毁了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基础。新的乡村资产阶级，本应成为旧的与更有力的有产者之支持，但它与基本的农民群众如此敌对，竟和旧的有产者之敌对整个人民一样。在农民资产阶级能成为现存制度的支持之前，它本身先就需要一个坚强的制度来作支持，以便保持它业已取得的地位。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无怪乎土地问题要在历届国会中都成为极尖锐的问题了。谁都觉得最后一句话还不曾说出。农民议员彼得脱里钦可有一次在国会的演讲坛上说道：“凭你们辩论多少，——总不会造出另一个地球来的。这就是说，你们不会把土地给我们。”这个农民不是布尔什维克，也不是社会革命党人；相反的，他是右派议员，是一个皇党。土地运动与工人的罢工运动一样，至1907年末而渐趋沉静，自1908年起部分地复兴，在以后几年中愈益加强。诚然，斗争多半是在公社的内部扩展着的；而反动派的政治算盘也正打在这里。当分割公社土地时，常常发生农民的武装冲突。不过反对地主的斗争也不曾消逝。农民竭力焚烧贵族的庄园、收成物、干草堆，顺便也会占领那些违反公社众人意志而被割去的零碎土地。战争发生时，农民正处在这样的情形中。政府从农村中带走了大约有一千万劳动者与两百万匹马。贫弱的经济单位愈来愈贫弱。没有播种地的农民数目增大了。而在战争的第二年，连中农都开始破产。农民对战争的仇视逐月增强着。在1916年的10月间，彼得格勒宪兵总部报告道：乡村中已经不再相信战争的胜利了：根据保险掮客，教师，商人等的话，“一切人都等待着，并且焦急地问着，到底这可咒诅的战争几时才得完结？……”不但如此：“到处都讨论着政治问题，做着反对地主与商人的决议，建立各种团体的小组……统一的中心现在还没有，不过要知道农民是会经过合作社联合起来的，而合作社则每小时都在全俄生长着。”这儿有些话是夸大了的，宪兵在某些地方跑过了头，不过所指出来的基本点，却无疑是正确的。各有产阶级不能不预见到，乡村行将开出发票来和他们算账，不过他们一想道总有解救之法，这些阴暗思想便消散了。关于这一点，那位最爱寻根探源的法国大使巴雷奥老格，在战争期间，曾和前任农务大臣克利伏兴，前首相高高夫次夫，大地主抱勃林斯基伯爵，国会议长罗将柯，大工业家普地洛夫与其它的名人们谈过话。这就是当他谈话时所发见的人们的意见：要把激烈的土地改革实行出来，得有一支含有三十万测量员的常备队，进行十五年工作才行；不过在这时期中，家主的数目该达到三千万名了，因此，一切预见的估计都将不能适用。这样看来，土地改革在地主官僚与银行家的眼中，乃是求取与圆面积相等的正方形[6]。至于农民之完全不懂得这样微妙的数学，那是毋须说的。他们以为，首先得一阵烟熏走那些老爷们，然后再瞧。如果在战争期间，乡村里总还是比较平静的话，那就因为它的活动分子正在前方。士兵们不会忘记土地，至少当他们不想到死的时候；而战壕中农民们想到未来，那思想总渗入了火药气味。不过即使农民学会了拿枪，但是单凭他一已之力，也还从来不曾完成过民主的土地革命，亦即农民本身的革命的。它需要领导。农民们该在工人身上去寻找领导者，在世界史上还是第一次。俄国革命与所有过去革命间的基本的、也可以说是全部的不同点，即在于此。在英国，农奴制度实际消灭于十四世纪之末，即在俄国农奴制未发生前的两世纪，在它消灭前的四世纪有半。农民土地所有权之被剥夺，在英国经过了一次宗教改革与两次革命，一直拖到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既不是从外面逼入，因此它有足够的时间，能在无产阶级觉醒而走进政治生活之前很久，就消灭了独立的农民。在法国，资产阶级为要与国王的绝对专制、贵族制度与教会的王公斗争起见，它的各个阶层不得不用几种方法：在十八世纪末完成了激烈的土地革命。此后，独立的农民便在长时期内成为资产阶级制度的支持者，而在1871年，它帮助资产阶级镇压了巴黎公社。在德国，资产阶级表示出不能用革命方法来解决土地问题，它在1848年把农民出卖给地主，和三百余年前，当农民战争时，路德把农民出卖给他们的诸侯一样。另一方面，德国无产阶级在十九世纪中叶还是太弱，不足以握起对农民的领导权。因此，德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获得了一相当长（虽然没有英国资本主义所得到的那样长）的时间，还足以使那从未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出来的农村经济，从属于自己利益。俄国1861年的农民改革，乃是贵族与官僚的皇朝，在资产阶级社会要求的压迫下，但当资产阶级全无政治力量之时，实行出来的。农民解放的性质是如此：国家之被逼从事于资本主义的改造，便不得不转变土地问题为革命问题。俄国资产者曾梦想要照法国式，或丹麦式，或美国式——任何国家的形式都好，只是不要俄国式，来求得土地关系的发展，但他们没有看透，也没有及时地叫自己具备些法国历史或美国社会结构的知识。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虽然具有革命的历史，但当紧急关头，他们总是和自由资产阶级与地主在一起，而不是跟革命的农村在一起。只有工人阶级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才能成为农民革命的首领。落后国家的配合发展律——意即落后成分与最新因素之特殊的结合——在此地是以它最完全的形式呈现在我们之前，并且还给了我们一个钥匙，去猜破俄国革命基本的谜，如果作为旧俄历史的野蛮遗产的土地问题，已为资产阶级所解决，如果它能被资产阶级所解决，那末俄国无产阶级无论如何不能在1917年走上政权。为要实现苏维埃的国家，需要两个历史性质完全不同的因素的接近与相互错综；这就是说：必须农民战争，即为资产阶级发展的曙光期所特有的运动，与无产阶级暴动，即表示资产阶级社会夕照时的运动，相互参杂起来。1917年革命的本质就在于此。[1]1903年与1904年的数字，是对一般罢工而言，当然其中经济罢工的次数还比较多些。[2]RaymondPoincaré（1860—1934），法国政府首脑。曾任总理兼外交部长（1912－1913）、总统（1913—1920）。推行军国主义政策，极力策划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后是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的策划者之一。－C.R[3]俄亩，约及我国的十二亩强——译者。[4]斯托雷平（l862—1911），出身贵族。因镇压农民运动有功，1906年起任内务大臣和大臣会议主席。策划并发动1907年“六三政变”，开始斯托雷平反动时期（1907—1911）。镇压工农革命运动，大肆屠杀革命者，绞索遍及全国，被称为“斯托雷平的领带”。领导实施斯托雷平土地改革。1906年法令规定农民有权退出村社，随时可将份地确定为私产，以建立独立田庄（在村社某一地段内获得一块份地）和独家农场（完全脱离村社的土地），通过农民银行扶持“殷实”农民建立独立田庄和独家农场；1911年法令公布土地规划条例，规定凡进行土地规划的地方，村社份地均自动变为私产；推行向西伯利亚等边疆的移民政策。旨在摧毁村社，扶植富农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911年在基辅被社会革命党人暗杀。－C.R[5]即独立形成的自由农民——译者。[6]即不可能之事。——译者【此为三大几何作图问题之一：化圆为方。1882年被证明不可能。－C.R】<<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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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大战中的沙俄<<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第二章大战中的沙俄俄国之参战，在动机与目的上都是矛盾的。流血斗争之进行，本质上是为了争夺世界统治。但在这个意义上，俄国并无力量担负此种斗争。所谓俄国本身的战争目的（土耳其海峡、加里西亚、亚尔美尼亚，）则具有省份性质，并且此种目的之能否达到，还须视它们与主要参战者的利益符合到何种程度，只能在这种程度内，它们附带地获得解决。同时，俄国既是一个大国，便不能不参加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格斗之中，这好比在从前时候，它不能不采用作坊，工厂，铁路，快枪，与飞机一样。在最近一派俄国历史家中，时常争论着一个问题：沙俄对于现代帝国主义政策到底成熟到何种程度？不过在争论中，他们老是陷于经院主义，因为在国际舞台上，他们把俄国当成一个独立因素，加以孤立的观察。然而它不过是整个系统中的一环而已。印度无论就本质与形式来讲，都是以英国殖民地的资格参战的。中国的参战，在形式的意义上是“自愿的”，而实际上只是奴隶参加主人间的格斗。俄国的参战，则有些介于法国参战与中国参战之间。俄国以参战的代价，换得了它与先进国的同盟权利，由此可输入资本，支付利息，这就是说：在本质上，它参了战就可有权成为同盟国之特权殖民地了；不过在同时，它又可由此获得权利，去压迫与掠夺土耳其、波斯、加里西亚，以及一般比它自己更弱更落后的国家。俄国资产阶级这种两重性的帝国主义，在根本上，带有世界其他更大强国的代理人性质。中国的买办制度，乃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这是一种介于外国财政资本与本国经济之间的代理人。在世界的国家等级中，俄国在战前所占的位置比中国的要高得多。如果不发生革命，它在战后会占有怎样的位置，这是另一问题。不过一方面俄国皇朝，另方面俄国资产阶级，总都带上了愈加明显的买办特点：他们生活与营养在与外国帝国主义的联系上，他们为这联系服务，如果失去了这个依靠，他们就无法维持。诚然，他们即使在这个支持之下，终于也还是不能维持下去。半买办式的俄国资产阶级之具有世界帝国主义的利益，与那靠拿回扣藉主人利益来生活的经纪人，具有同样意识。战争的工具是军队。既然无论哪一个国的军队在民族神话中都认为是不败之师，那末俄国统治阶级也见不到什么理由要把沙皇的军队作为例外。事实上呢，它只当征讨半野蛮民族，弱小邻邦与腐朽国家时，才是一个严重的力量；在欧洲的竞技场上，它只有成为联军的一部分才能行动；在防御的情形中，只当它配合了幅员庞大，人口稀少与道路难行等条件，才能履行它的任务。苏伏劳夫[1]是指挥农奴军队的能手。但法国革命给新社会与新军事艺术开启了门户，给苏伏劳夫的军队判了死刑。农奴制的半取消，与普遍兵役制的采取，使军队的现代化到了这样的一种程度，即国家所已达到的程度，这就是说，把国家的一切矛盾带进军队中去了，而国家则还得完成它资产阶级性的革命。诚然，沙皇军队是照西欧的模型建立与武装起来的；但这是形式多于实质。农民士兵的文化水准与军事的技术水准并不相符。在军队的指挥部中，表现出俄国统治阶级的愚昧，懒惰与盗窃行为。工业与运输，在战时集中的要求之前，不断地暴露出自己的破产。在战争的第一天，军队仿佛还武装得不错，但很快就变成了不仅没有武器，甚至还没有皮鞋。在日俄战争中，沙皇军队曾表示出它有多大的价值。当反革命时期，皇朝得到了国会的帮助，充实了军事库藏，给军队补好了许多破绽，其中也补好了它无敌的声誉。1914年却来了一次新的，远较严重的试验。在军事给养与财政方面，——俄国在战时立刻发觉自己是奴隶般依赖着同盟者了，这不过是它对先进资本主义国之一般依赖，在军事上的表现罢了。然而同盟国的援助却无济于事。弹药的缺乏，生产军需品的工厂之稀少，运输此种物品的铁道网的疏落，就把俄国的落后性翻译成失败这一种无人不晓的言语，军事失败提醒了俄国的国家自由主义者：他们的祖先没有完成资产阶级性革命，因而后辈对历史负担着债务。战争的头几天也就是耻辱的头几天。在几次部分的失利之后，1915年春天便突然发生了总退却。将军们自己罪恶性的无用，遭致了溃败，却对和平的民众复仇。很大的地区被以武力夷成废墟。人们像蝗群一般地被用鞭子赶到后方。对外的溃败又用对内的歼灭来加以补充。在答复同僚们关于前线情势所发的惊恐的问题时，陆军大臣波立凡诺夫将军说过这样的话：“我信赖我们这不能深入的幅员，无法通过的泥泞与圣尼古拉·米里吉斯基这位神圣俄罗斯的保护人的慈悲。”（1915年8月4日会议。）一星期后，罗斯士基将军对同样这几位大臣承认：“军事技术的现代要求，我们是无力适应的。无论如何我们总不能追上德国人。”这不是一时间的情绪。军官史丹开维奇转述军队里工程师的话道：“跟德国人打仗没有希望，因为我们一点也不能有什么作为。甚至新的作战方法，也会变成我们的失败的原因。”这样的呼声是无数的。唯一事情，为俄国将军们所竭力从事的，就是把人肉从全国拉出来。人们对待牛肉与猪肉，要无比地珍惜些。参谋部中下贱的渺小的人物有如尼古拉·尼古拉也维奇手下的雅奴许开维奇与沙皇手下的阿列克谢耶夫，总是用新的动员来弥补一切破绽，且以数字的行列来安慰自己和同盟者，虽然那时所需要的是战斗员的行列。差不多有一千五百万人被动员了。他们充塞了军需处，营房，转送站；拥挤着，践踏着，各自践着脚，愤怒着，咒骂着。这些人群如果对于前线只是一些虚幻的巨数，那末他们对于后方的破坏却是很真实的因素。约计五百五十万人被杀，受伤与被俘。逃亡者的数目增加了。早在1915年7月间，大臣们就已经叹息道：“可怜的俄罗斯呀！甚至它的军队，以前曾以胜利的响雷震惊了世界的……现在都变成为完全由懦夫和逃亡者所组成的了。”大臣们自己以一种绞刑手的方式嘲笑着“将军们退却的勇敢”，同时讨论着如下的问题来消磨时间：要不要把圣者的骨头从基辅搬走？沙皇决定不需要，因为“德国人不敢冒险去触动它们，如果触动了——那末德国人就得更倒霉。”但宗教会议却已经决定了：“当我们出走的时候，就把最宝贵的带了走。”这事件并非发生于十字军时代，而是在二十世纪，当俄国失败的消息已经用无线电来传播的时候了。俄国之所以战胜奥匈联邦，较大的根源在于匈奥而不在于俄国。分崩离析的哈普士堡皇朝，久已在征求掘墓人了，而且这掘墓人还毋须有很高资格的。便是在从前，俄国也曾战胜过一些内部腐朽的国家，如土耳其，波兰或波斯。与匈奥敌对的西南线上的俄军，获得了巨大胜利，他们就和其他战线上的俄军不同。他们中间产生了一些将军，固然并没有证明出是什么军事上的天才，但至少他们并没有完全感染那些常败将军们的宿命主义。从这中间，后来产生了几个国内战争中的白军“英雄”。一切人都在寻找一个可以归罪的人。他们说所有的犹太人都是奸细。他们虐杀具有德国姓名的人。尼古拉·尼古拉也维奇大公的参谋部下令枪决宪兵大佐米亚索也道夫，罪名是德国奸细，但他显然不是奸细。他们逮捕了废物而且邋遢的陆军大臣苏洪姆林诺夫，罪名是叛国，这倒也许不是没有根据的。英国外相格雷对俄国国会代表团的主席说：你们的政府很勇敢，竟敢在战争时期控陆军大臣以叛国之罪。参谋部与国会指责宫廷亲德。大家统统妒忌同盟国，而且仇视他们。法国司令部为要节省自己的军队，把俄国士兵安插在队伍里。英国是慢慢地决了心的。在彼得格勒的会客室与前线的司令部里，人们可爱的开着玩笑：“英国发誓要战至最后一滴……俄国士兵的血。”这些玩笑漏到下面，直达前线。“一切都为了战争！”大臣，国会议员，将军，新闻记者都这样说。“是的，”士兵开始在战壕里思索起来了，“他们全都准备战至最后一滴血……我的血。”俄国军队在整个战争中，比其他任何参战国军队，丧失了更多的人，被杀者约二百五十万，或及协约国全体军队总损失的40%。在头几个月中，士兵们在交火之下未经思索地死去，或者思索得很少。但是一天天的过去，他们累积了经验，累积了下级士兵的痛苦经验，他们得不到能干的指挥。他们凭自己穿着无底靴而作的无目的行军的次数，与不吃午餐的次数，来测验将军们糊涂的程度。从人与物结成的血的混合物中，发生了一个一般化了的词：“乱七八糟”，这个词在士兵的用语中，则被另一个更丰富涵义的词代替了。农民组成的步兵解体得最快。含有很大百分数产业工人数的炮兵，一般地说，是最能接受革命思想的，这在1905年已经清楚地表示了出来。如果在1917年，炮兵反而比步兵暴露出更大的保守主义，那末原因便在于步兵部队和筛子一样，打那里漏过去的是愈加新来的与训练得愈少的人群。炮兵呢，则因所受损失要无比地小，还保持着老的干部。同样现象也能在其他专门化部队中观察得到。不过在最后，炮兵也还是屈服了。当军队从加里西亚撤退时，总司令部签发了一道秘密命令：凡逃亡与犯其他罪状的士兵，概施鞭笞。士兵比连衣可讲道：“他们开始为极小的罪状，好比自动离队数小时，就鞭笞士兵，有时只为了提高作战精神，也会鞭笞起来。”早在1915年9月17日，柯老派脱金就已引证了古契柯夫的话写道：“下级军官开始作战的情绪很高。现在可沮丧了，因为不断退却，失去了胜利的信心。”差不多在同时，内政部大臣论到莫斯科住着三万名伤愈的士兵，说道：“这一大批暴乱之徒不知道纪律，骚动着，与警察斗殴（不久有一个警察给士兵杀死了），夺回被捕的人，以及干其他的不法举动。无疑地，将来如果发生纷乱，所有这大批人都会参加在暴徒方面的。”就是那个士兵比连衣可写道：“一切人所关心的只是和平……谁得到胜利与如何和平，——军队对这问题最不关心：它要以任何代价取得和平，因为它厌倦了战争。”富于观察力的女人费道尔轻可，在部队里充当善心护士，她倾听着士兵们的谈话，差不多听到了他们的思想，且能在碎纸片上把他们记录下来。这样著成了那本小书：《战争中的人民》。它让我们看到见了一个实验室，在那里面，炸弹、铁丝网、窒息瓦斯与当权者的卑劣行为，在漫长岁月的过程中造成了数百万俄国农民的意识，而且在那里，几世纪来的成见与人们的骨头一起毁裂。在士兵们自编的许多警句中，早已包含着未来国内战争的一些口号。罗斯士基将军在1916年12月中抱怨道：里加是北线上的不幸之窠。这是“宣传的窠巢”，特温斯克也是如此。勃罗西洛夫将军证实这一点，他说：从里加区域调来的军队是士气沮丧的，士兵们拒不进攻，他们把一个连长挑在枪刺上举起来，必须枪毙几名才好；以及诸如此类的话。与军官有密切关系而且视察过前线的罗将柯承认道：“军队最后解体的基础，在革命之前很久就已经存在了。”最初分散着的革命分子，差不多毫无影踪地沉溺在军队中了。但随着普遍的不满情绪的高涨，他们便浮到水面上来，将罢工工人遣往前线，以示惩罚这个举动，又充实了鼓动家的队伍，而退却则给他们造成了有利的听众。一个秘密警察的报告说道：“后方的军队，而尤其是在前线的军队中，充满了这种分子，其中一部分为成为积极的暴动力量，另一部分则只能拒绝镇压暴动。”……彼得格勒省宪兵管理处在1916年10月间报告道：根据土地协会一个全权代表的报告，军队中的情绪叫人害怕，军官与士兵间的关系极度紧张，甚至发生流血冲突，到处能遇到几千的逃兵。“无论什么人只叫走近军队，他总会得到这样一个完全与深信的印象：军队的士气已经绝对丧失了。”为了谨慎起见，那报告又加添了几句说：虽然这些消息中有许多仿佛是未必然的，但总得相信，因为许多从作战部队中回来的医生，也做着同样精神的报告。后方的情绪呼应着前线的情绪。在1916年10月举行的立宪民主党大会上，大多数代表特别注意到“人民所有阶层，特别是乡村与城市贫民”的冷淡，与对于战争之结局失去信心。1916年10月13日，警察总监在一个总括报告中写道：“在无论什么地方，以及在无论哪一阶层的民众中，都可以观察到厌战情绪与对于尽速获得和平的渴望，他们绝不计较在怎样的条件中缔结和平。”然而，再过几个月，所有这些大人先生，议员与警官，将军与土地协会的全权代表，医生与过去的宪兵，却会异口同声地咬定革命杀死了军队中的爱国主义，并且说布尔什维克从他们的手里夺去了确有把握的战争胜利。在军事爱国主义的合唱队中起着指挥者作用的，无疑是立宪民主党人。自由主义早在1905年之末，就已跟革命断绝可疑的关系，在反革命时期之初，它便揭起了帝国主义的旗帜。一件事情是从另一件事情发生的：假使不能把封建渣滓从国家中清除，藉以保证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那只能和皇朝与贵族同盟，以便保证资本能在世界舞台上获得一个较好地位了。如果世界的巨灾真系在各个角落里准备而成，因之它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以内，即令对于那个巨灾最负责的组织者都仿佛是突然的，那末皇朝外交政策之操纵者——俄国自由派，在那次巨灾的准备中占有一个并非最后的地位，也同样是无疑的。俄国资产阶级的领袖具有充分权利，把1914年的大战当成自己的战争来欢迎。在1914年7月16日国会的一次庄严的会议上，立宪民主党的党团宣称：“我们不提出条件与要求，我们只简单地把我们克敌的决心投到这架天秤里去。”全国团结在俄国也成为正式教条。当莫斯科举行爱国主义的示威时，仪礼大臣盆肯道尔夫伯爵对外交官说道：“呀，这就是你们所能见到的革命，柏林人给我们预言过的革命了！”法国大使巴雷奥老格解释道：“同样思想显然抓住了所有的人。”人们觉得自己的责任，就是要在绝对不许有幻想的环境中，滋养与散布幻想。不必等到好久就可以得到使人清醒的教训。还在战争开始之后不久，最易感动的立宪民主党人之一，一个律师兼地主——劳及乔夫，在他本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叫喊道：“难道你们真以为用这些笨蛋作战可以得胜的吗？”事变证明：用这些笨蛋作战是不能取胜的。自由主义既对胜利失去了大半信心，便企图利用战争惰性来清除君侧的奸党与强迫皇朝妥协，为此目的所应用的主要武器，就是指宫廷党为亲德派，并说它准备单独媾和。1915年春天，当那些没有武器的军队从所有前线退下来时，政府方面，不是没有同盟国的压力的，提议叫私人工业为军队工作。为了这个目的，设立了一个专门评议会，其中除官僚之外，包含着最有势力的工业家。发生于战争初期的土地协会与城市协会，以及1915年春天设立的军事工业委员会，成了资产阶级为胜利与政权而斗争的一些据点。国会依靠着这些组织，自然以更大的信心，出来作资产阶级与皇朝之间的中介人了。不过宽广的政治远景，并没有把人们的视线从当前的重要任务上引开。特别评议会正像一个中央蓄水池，从那里，几千几百万的，乃至累积到几亿的金钱，经过分叉的输送道，大量灌溉着工业，并且附带还养成了许多贪欲。在1915至1916年期间，国会中与报章上曾经公布了几种军事利润；自由派略卜兴斯基一家在莫斯科开设的纺织公司，获得了百分之七十五的纯利润；脱威尔制造厂甚至获得百分之一百一十一；高尔曲根的铜厂，以一千万的底本，获得了一千二百万以上的利润。在这个部门里，爱国主义这美德得到了丰富的报偿，而且报偿得很快。各种投机与交易所的赌博，达到了亢进的痉挛症的地步。巨额财富从血的泡沫中发生出来。首都中面包与燃料之缺乏，并没有妨碍那宫廷珠宝商法贝尔奇夸口道：他从来没有做过这么好的买卖。女官维罗博娃说：从来没有一季，能像1915年至1916年的冬季中那样定制了这么多的贵重衣服，而且买了那么多的钻石。夜总会里挤满了后方的英雄：合法逃兵和体面的绅士们，他们的年纪上前线已经太老，但为享受人生的快乐却还很够年青。在此灾祸时期参加盛宴的人们中，大公爵们决不会落在最后。没有一个人害怕花费得太多。连绵的金雨从天而降。“社会”伸出了手和袋，贵族的太太们高高揭起了衣裙去承受，一切人——银行家，军需官，工业家，沙皇与大公爵的舞姬，希腊正教的各级僧侣，女官，自由派的代议士，前方与后方的将军，激进的律师，男女的皇亲国戚，无数的外甥，特别是侄女，都溅泼在这血的泥泞里。一切人都急忙地抢夺着与贪吃着，深怕那祝福的雨会停止下降，并且一切人都带着不满之情，排斥那早日媾和的可耻思想。共同的利益，国外的失败，国内的危险，使有产阶级的各个政党互相接近起来。大战前夜原本分裂着的国会，在1915年形成了一个爱国主义的站在反对派立场的多数派，它获得了“进步联盟”这个名称。“联盟”的官样目的，当然是要“满足由战争所引起的需要。”没有加入这“联盟”的，左边有社会民主主义者联盟与劳动派，右边则为各个臭名扬溢的黑色百人团。国会中所有的其他派别：立宪民主党人，进步党人，三派十月党人[2]，中央派与一部分国家主义派都参加了“联盟”，或附属于它；各个民族派别，例如：波兰人，立陶宛人，穆斯林，犹太人等，也是如此。为了不要拿责任内阁的公式来吓唬沙皇，“联盟”要求成立一个“由全国物望所归的人士所组织的统一政府。”内务大臣谢巴刀夫亲王当时批评进步联盟，说它是“由社会革命危险所引起暂时的联合。”要懂得这句话的意义，那是不需有很大的洞察力的。立宪民主党的首领，因而也是反对派联盟的首领米留可夫，在他本党的大会上说：“我们在火山上行走……紧张达到了极限……不小心丢开一梗火柴，就足以酿成可怕的大火……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有一个坚强的政权，不管是怎样的政权，无论它是好是坏。”在战争失败的重压下，沙皇许会表示让步，这种希望是很大的，甚至在八月间，一种自由派的报纸上登载了一张拟想的“物望内阁”的预备名单，它以国会的议长罗将柯为首相（依照另一种传说，首相一席是属之于土地协会的主席李沃夫亲王的），以古契柯夫为内务大臣，米留可夫为外交大臣等。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自以为要跟沙皇联盟来反对革命的，不料一年半以后，他们却成为“革命政府”的官员了。这样的滑稽事情，历史已经允许它出现过不止一次了。不过在这一次，那些玩笑至少是开得很短的。高连茂金内阁中的大多数阁员，并不曾比立宪民主党人被事件的进程惊吓得较差，因此他们也倾向与进步联盟进行妥协。“一个政府，在它背后既没有最高统治者的信任，也得不到军队、城市、地方自治会议[3]、贵族、商人、或工人的信任，它非但不能行动，而且也不能存在。这是一个显然不合理的东西。”这几句话是谢巴刀夫亲王在1915年8月间用以批评那个由他自己作内务大臣的政府的。外交大臣萨尚诺夫说道：“只要你把一切事情都布置妥当，还给他们做好一个逃遁的出路，那立宪民主党人首先就会妥协。米留可夫是一个最伟大的布尔乔亚，并且顶害怕社会革命。而大多数立宪民主党人，自然也都为自己的资本发抖。”至于米留可夫方面，那他也承认进步联盟是应该“让点步”的。因此，双方都准备从事买卖，而事情仿佛是完全顺利的。但是这位给年龄与尊荣的重负压坏了的官僚，这个一把年纪的无耻之徒，这个惯在两场叶子戏之间玩玩政治，且为了替自己辩解与反对一切责难起见而说战争与他“无关”的高连茂金首相，于8月29日到行营里报告沙皇，带一个上谕回来说：一切人事都应仍旧，唯有固执的国会应于9月3日解散。大家静听着沙皇解散国会的诏书，没有说出一个字的抗议：议员们向沙皇大呼“万岁”之后，四散走了。自认为得不到任何人支持的沙皇政府，此后怎样还能存在一年半有余呢？俄国军队的暂时胜利当然发生了影响，但又为可祝福的金雨的影响所加强了。前方的胜利固然很快就告停止，但后方的利润却还是继续着。不过皇朝在它被推翻之前的十二个月中之所以能趋于稳固，主要原因还在于民众不满情绪之激剧的分化。莫斯科秘密警察长报告道：资产阶级因为“害怕在战后有发生革命叛乱的可能，”故表示右倾。这样看来，人们还以为在战争的时候是不会发生革命的。工业家认为比革命更可怕的，乃是“军事工业委员会中某些领袖们之间同无产阶级卖弄风情。”宪兵上校马丁诺夫——他专攻过的马克思主义文献还留着痕迹——的一般结论说：政治形势相当改善的原因，是“社会阶级之更大分化，这分化掩盖着各种阶级利益的尖锐的矛盾，目前感觉得特别尖锐的那些矛盾。”1915年9月国会的解散，乃是对资产阶级而不是对工人的一个直接挑衅。但当自由派喊着“万岁”——固然不是很热烈地喊——而走散之时，彼得格勒与莫斯科的工人却以罢工来表示反抗。这就更使自由派冷淡起来了：他们最害怕那不速的第三者闯进他们与皇朝间的家庭争论。但是第二步应该做些什么呢？在左翼的轻微怨声的影响之下，自由主义还是选择那累验的方单：绝对站在合法的立场上，实行爱国行动，藉使官僚制度变成“仿佛是不必要的。”自由派内阁的名单，无论如何得暂时搁开了。那时局势自动地在恶化着。1916年5月，国会重新召集，但谁也不知道为了什么。号召革命，国会是无论如何都不愿意的。但除此之外它却什么都没有说。“在这一届议会中，”——罗将柯回忆道——“事情没有生气；议员们并不经常出席……不断的斗争仿佛没有结果，政府是什么都不愿意听，乱子愈来愈多，国家在走向毁灭。”在资产阶级对革命的恐惧中，以及在资产阶级因没有革命而形成的无力中，皇朝于1916年之际找到了一种类似社会支持的东西。交秋之时，局势更加尖锐化了。战争的无望已成为一切都明白的事，民众的愤慨随时都有越出界限的危险。自由派一方面照旧攻击宫廷党“亲德”，但同时又认为必须试探和平机会，准备自己的明天。只有这样，方能解释1916年秋，进步联盟的领袖之一——议员泼老讨包包夫何以在斯德哥尔摩与德国外交家华尔堡进行谈判。到法国人与英国人那里去作亲善访问的国会代表团，自不难在巴黎与伦敦得到这样的信心，即亲密的同盟者想在战争期间，从俄国榨出它所有的生命汁，以便战后使这落后国家成为自己经济剥削的主要地方。被击败的俄国，假使拖在得胜的协约国的后面，那意思就是说已经是殖民地的俄国了。俄国的有产阶级没有其他出路，只有企图从那过紧张的协约国的怀抱里解放出来，利用两个有力营垒间的矛盾，寻找走向和平的独立道路。国会代表团主席与德国外交家的会见，乃是这样道路上的第一步，它一方面是对同盟者的威吓，目的在于得到让步，另方面则在刺探与德国接近的实际可能性。泼老讨包包夫规划的行动不仅得到沙皇外交界的同意——这次会见是在俄国驻瑞典大使的面前举行的，——而且还得到了国会全体代表团的同意的。自由派利用这次侦察，顺便还追求着一个并非不重要的内政方面的目的。他们向沙皇暗示道：“信赖我们吧，我们能替你办到的单独和平，会比（拉斯布丁的党羽）史朵梅尔所能办的还要好，还要可靠。”按照泼老讨包包夫的计划，也就是按照他们的一些教唆者的计划，俄国政府应该“早几个月”通知同盟者：必须停战，如果同盟者拒绝进行和议，俄国应与德国单独签订和约。在他的自白——这已经在革命以后写的了——中，泼老讨包包夫说起一件仿佛是自明的事情道：“俄国一切有理性的人，连差不多‘人民自由党’（即立宪民主党）的全体领袖在内，都相信俄国不能继续作战了。”泼老讨包包夫回国后，把这次旅行与会谈的经过报告沙皇。沙皇对单独和平的意见表示充分同情。他不过只是没有见到有吸引自由派人士到这件事情中来的理由吧了。泼老讨包包夫本人之偶然加入了宫廷近幸党之列，他之与进步联盟决裂关系，那是要用这个花花公子的个性来解释的，据他自己的话说，他爱上了沙皇与沙后，同时——又爱上了内务大臣这只意外得来的皮包。不过泼老讨包包夫背叛自由主义这一段插话，一点也不能变更自由派外交政策的一般意义，即它是贪婪，懦怯与背信的混合物。11月1日国会重行召开。国家的紧张达到了难堪的地步。人们都希望国会能采取坚决步骤。得干出点事情来了，或者，至少也得有所说明。进步联盟又觉得非藉助于国会的暴露方法不可了。米留可夫从国会的讲台上列数出政府所采取和最主要的步骤，每数一事，他总是问着：“这是傻事呢还是背叛？”其他的议员们也唱着高调。政府差不多没有得到辩护的人，他以自己的惯用的方法答复：国会演说人的演辞不许在报上登载。因此，这些演辞便印成几百万分来分散。不仅后方的，而且前方的政府机关，也都传抄着这些演说辞，时常还依照着抄写人的情绪，添加一些东西进去。11月1日辩论的共呜，竟使那些举发人自己都感染到忧郁呢。一群极右派人物，受1905年革命的镇压者杜尔诺伏唆使的一些顽固官僚，那时向沙皇上了一本纲领式的奏章。这些有经验的，曾经受过严格警察学校训练的高官们，他们的眼光并不坏，而且还是相当远的，如果他们的药方并未应验，那末原因只在于他们所治的旧制度的毛病，一般说来是无药可医的了。上奏章的人反对向资产阶级反对派作任何让步，并非因为自由派会走得太远，像庸俗的黑色百人团所想的，显贵的反动家很看不起这些庸俗的人，所以原因不在此，只在于自由派是“那样地荏弱，那样的分散，而且直截了当地说，他们是那样的无能，以致他们的胜利将是暂时的而又不是巩固的。”反对党中最主要的政党——立宪民主党的弱点，在它的名称上就已经决定了：它称为民主主义的，可是在本质上它是资产阶级的；虽然在很大的程度以内，它是一个自由派地主的党，但他却在强制赎回土地的政纲上签了字。这些秘密顾问用他们惯说的赌经写道：“如果没有这些从别人桌子上弄来的赢牌，那末立宪民主党人不过是自由派的律师，教授与各部官吏的一个人数众多的集合体罢了——别的再没有什么。”而革命者则不同。奏章上一方面承认革命党的重要性。同时咬牙切齿地说道：“此等政党的危险与力量，乃在于他们之有思想，有金钱，（！）有现成的与组织完美的群众。”这些革命党“正确地期望着最大多数农民的同情，只要革命领袖们指头点着别人的土地，农民的同情立刻就会向着无产阶级。”在这些条件之下，一个责任内阁的建立能有什么贡献呢？结果是“右派的政党全被彻底摧毁，再逐渐并吞中间各党：中央派，自由主义保守派，十月党人与立宪民主党中的进步派，这些进步派在开始时会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的……但这同样命运也威胁着立宪民主党人……以后呢？以后就是革命的群众出场了，建立公社，摧毁皇朝，毁灭有产阶级，最后则是农民强盗。”我们不能否认，反动派警察的仇恨，这儿却高扬到特殊的历史预见的地步了。奏章中具有积极性的那一部分纲领并不新颖，但是彻底的，以对君主专制矢忠不渝的人组织政府，取消国会；两都宣布戒严；准备力量镇压叛乱。这纲领在实质上，也是革命前最后几月中政府政策的基础。不过要使这政策成功，首先得有力量，这力量在1905年的冬天操在杜尔诺伏的手里，但它在1916年的秋天却已经不复存在了。因此，皇朝企图偷偷地与逐步地把国家窒死。内阁更迭了，人选的原则是根据着“自己人”，即无条件效忠于沙皇与沙后的人。但是这些“自己人”，首先那个卖党者泼老讨包包夫，却是卑卑不足道与可怜的。国会不曾取消，但重被解散了。彼得格勒的戒严，一直到革命已取得胜利之时才被宣布。而军事力量之准备用以镇压叛乱者，却自身先给叛乱所控住了。不过所有这些事情，要过两三个月之后才得明显起来。此时自由派尽他们最后的努力来挽救局势。一切赋有选举权的资产阶级团体，发表了许多新宣言来拥护国会反对派在11月间的演说。此等宣言中之最大胆的一个，乃是在12月9日通过的城市协会的决议案：“不负责任的罪犯与狂人，准备着俄罗斯的失败、羞耻与奴属。”人们主张“国会在负责政府未成立之前，不要散会。”甚至那官僚与大产业者的机关——国家谘议院，也赞成请那些负有全国人望的人士来执政。同样的调解办法，连贵族联合大会都主张着：连蒙上青苔的石头都开始说话了。但局势则一点也没有变化。皇朝不能让残遗的政权从手里溜走。最后一届国会的最后一期会议，经过了动摇与拖延之后，终于在1917年2月14日召集了。这离革命的来临，已经不到两星期了。人们等待着示威。在立宪民主党机关报——《言语》上，与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哈巴洛夫将军禁止示威的告示并排地登载着米留可夫的一封信，他警告工人，要他们当心那些来自“黑暗泉源”的“不好的与危险的鼓动”。虽然发生了罢工，但国会的开幕却是进行得相当平静的。国会装着一种神气，仿佛它对政权问题，已再也不感到兴趣。国会所忙于处置的问题虽然是尖锐的，但完全是事务性的，即粮食供应问题。情绪不振——据事后罗将柯的回忆说——“我们感觉到国会的无力，从事于无益斗争的疲倦。”米留可夫老是重复着这句话：进步联盟“将以言语，而且只以言语来行动。”就是这样地，国会卷进到二月革命的漩涡中去。[1]苏伏劳夫（1729—1800）俄国名将——译者。[2]十月党（十月十七日同盟）代表和维护俄国大工商业资本家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地主的利益，属于自由派右翼。该党于1905年11月成立，名称取自沙皇1905年10月17日宣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曾号召支持政府，后来参加了军事工业委员会的活动，同立宪民主党等组成“进步同盟”，主张把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并通过温和的改革来阻止人民革命和维护君主制。二月革命后，该党参加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十月党人反对苏维埃政权，在白卫分子政府中担任要职。－C.R[3]地方自治机关是沙皇政府为使专制制度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于1864年颁布条例逐步设立的。按照这个条例，县地方自治会议议员由县地主、城市选民、村社代表三个选民团分别选举，以保证地主在地方自治机关中占优势。省地方自治会议的议员由县地方自治会议选举。地方自治会议的主席由贵族代表担任。地方自治局由地方自治会议选举产生，每届任期三年。地方自治机关在内务大臣和省长监督之下进行活动，他们有权停止它的任何一项决议的执行。沙皇政府只授权地方自治局管理当地经济事务。从19世纪90年代起，由于供职的知识分子（其中有自由派、民粹派以至社会民主党人）影响增大，地方自治局的活动趋于活跃。1917年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扩大了地方自治机关的权限，并在乡一级设立了地方自治机关。十月革命后，地方自治机关被撤销。－C.R<<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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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俄罗斯发展的特点<<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第一章俄罗斯发展的特点俄罗斯历史的基本的，最确定不易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发展的缓慢性以及由此发生的经济的落后性，社会形式的原始性，文化的低下水准。庞大与荒脊的平原，对东风与亚洲的移民都洞开着，它的居民由于自然的本身之故，是命定着要度长期落后生活的。与游牧民族所作的斗争，差不多延长到十七世纪之末。与那在隆冬带来严寒，盛夏送来亢旱的风所作的斗争，便是在目前也还不曾完结。一切发展的基础——农业，是以扩展方法来推进着：在北方砍伐与焚烧森林，在南方则开发原始的草原；人们对于自然的征服是向广的方面而不是向深的方面。当西欧的野蛮人定居在罗马文化的废墟上时，那里有许多古旧的石块可作他们的建筑材料，而东方的斯拉夫人在那荒芜的平原上，却没有找到任何遗产，因为他们祖先的程度，比他们自己的更低。西欧民族很快凭着各自天然的边界，建设起产业城市的经济与文化的雏形群体。东方平原的居民则当人口刚显得拥挤一点时，立刻就深入林中，或远走边区的荒地了。在西方，农民中最有创意力与最有企业心的分子，就成为市民，手工业者，商人。但是在东方，积极与勇敢的分子，却是一部分变成商贾，而大部分则成为哥萨克人，边疆居民与拓殖者了。社会分化的过程，在西方是紧张的，在东方则被扩张的过程所延迟与冲淡了。彼得大帝的同代人维可（Vico）[1]写道：“莫斯科维亚国的沙皇虽是一个基督教徒，却统治着一些心智懒惰的人民。”莫斯科维亚人的“心智懒惰”，反映着经济发展的缓慢速度，阶级关系的无定形，内部历史的贫乏。埃及、印度与中国的古代文明，具有一种颇能自足的性质，且享有足够的时间，能使各自的社会关系，不管生产力的低下，差不多达到这样一种精细的完成的地步，即各该国中的手工业者已能生产自己的工艺品了。俄罗斯不仅在地理上，即令在社会与历史的方面，也介于欧亚之间。它与西欧各异，但也与东亚不同，在各个不同的时代，它以各种不同的特点，或近于此，或近于彼。东方给它以鞑靼人的羁轭，这在俄国国家的结构上，成为一个重要成分。西方是一个更可怕的敌人，但同时也是一个教师。俄罗斯没有能依照东方的形式主义组织起来，因为它老是要适应于西方军事的与经济的压迫。俄罗斯封建关系的存在，曾为以前的历史家所否认，但最近的研究，可算已无条件证实了它。而且俄国封建制度的基本成分，还是与西方的一样；不过单是这一个事实，即封建时代的存在都得经长期科学争论才能加以确定，就已足以证明俄国封建制度的不完成，它的无定形性以及它的文化丰碑的贫乏了。落后国家消受着先进国家物质的与智慧的成就。但这意思并不是说：它奴颜婢膝地追随它们，重复着它们过去的一切阶段。维可及其在晚近的信徒们所说的历史循环复演论，乃是依据着对于古旧的，前资本主义文化的轨道的观察，一部分是依据着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经验而来的。在愈加新近的场合中，某种文化阶段的复演，其实是与整个过程的褊狭性与插话性相关联的。而资本主义的意义却就是要克服这些条件。它准备了，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实现了人类发展的普遍性与永久性。即此一点，就已排除了各国发展形式复演的可能性。落后国家虽不得不追随先进国家，但它并不遵守程序，历史的落后性的特权——这种特权是存在的——允许或更确切些说它强迫一个落后国家去采取一些比预定日期更早完成的事物，去跳过许多中间阶段。野蛮人放下了弓箭，立刻拿起了步枪，他们并不经历过去介于两种武器之间的旅程。移殖到美洲去的欧洲人，并不把历史从头做起。德国或美国在经济上之超过英国，恰巧由于它们资本主义发展的后起。反之不列颠煤业中那种保守的无政府状态，以及麦克唐纳[2]及其朋友们的头脑里的保守的昏乱思想，正是过去的报复，即英国在太久的时期中起着资本主义霸主的作用。就历史上说是落后的民族，他们的发展必然要把历史过程的各个阶段，加以特殊的结合。他们整个发展的历程，带有一种无计划的、复杂的、综合的性质。当然，跳过中间阶段的可能性，决计不是绝对的；此种可能性的大小，最后还是要由国家经济的文化的量能来决定。而且落后国家借来的现成的成就，常常会由于适应到自己更原始的文化而加以降低。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消受过程的本身就带有矛盾性质。这好像在彼得一世的时候，由于某些西欧的技术与教育，首先是军事的与工业的技术与教育之介绍，巩固了农奴制度，让它成为一种劳动组织的基本方式。西欧的军器与西欧的债款——两者无疑是较高文化的产物——加强了沙皇制度，回头又阻滞了国家的发展。历史的规律性与迂腐的图式主义绝无共同之点。发展的不平衡性，这个历史过程之最一般的规律，在后起国家的命运上暴露得最为明显与复杂。在外来必然性的鞭笞之下，落后性不得不从事跳跃。从不平衡这一个普遍的规律中，发生出另外一个规律，这因为缺乏更适当的名称时，可称之为配合的发展律，这意思是说：各阶段路程的接近，各个阶段的联合，古代形态与最现代形态的混合。没有这个规律，（当然要取其全部物质的内容，）就不能了解俄国的历史，也不能了解一般的，所有停留在第二，第三，乃至第十等文化品级上的国家的历史。在较富的欧洲的压迫之下，俄罗斯的国家比西欧的国家，吞占了人民财富之远较庞大的相对部分，这不仅使民众遭受着双倍的贫困，而且也减弱了占有阶级的基础。同时因为国家需要后者支持，它便强迫着与规定着它们的成长。结果则官僚化的特权阶级便从来不能充分长成，而俄罗斯的国家也更接近于亚洲式的专制。拜詹廷式的专制，乃是由莫斯科维亚国的诸沙皇在十六世纪之初采取了的，它得到贵族（Nobility）的帮助，臣服了封建的贵族诸侯（Boyars），更使农民成为贵族的奴隶，因此制服了贵族，从而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建成彼得堡皇帝的绝对主义。整个过程的落后性充分地表示在这一事实中，即农奴制发生于十六世纪之末，形成于十七世纪，极盛于十八世纪，而只在1861年才算在法理上加以取消。僧侣追随在贵族后面，在沙皇专制制度的形成中，也起着不小的作用，但完全是奴仆的作用。教会在俄罗斯从来不曾发达到像在西欧所达到的那种睥睨一切的高度，它自满于专制统治下一个精神婢仆的地位，并且把自己的顺从算是一种功绩。主教与大主教们只当他们为世俗权力的代表人时，才能拥有权力。总主教与沙皇同时更迭。当彼得堡时期，教会对国家的依存关系更为奴式。二十万教士与僧侣，实质上成为官僚的一部分，是一种在信仰方面的特种警察。为要酬报这一种功绩，正教僧侣在信仰、土地与收入诸事上的独占权，乃由一种常规警察来加以保护。斯拉夫本位主义，这种落后性的救世主义，把自己的哲学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上，即俄罗斯人及其教会是十分民主的，而俄国的政治则是彼得大帝强加于俄罗斯身上的德国的官僚制度。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批评道：“也正是以同样的方式，条顿族的蠢驴们把费烈特立希二世的专制等事，责备法国人，仿佛落后的奴隶不常需要开化的奴隶来给他们以必须的训练似的。”这个简短的批评，不仅彻底结果了斯拉夫本位派的旧哲学，而且也结果了“种族主义者”最新的发明。不仅是俄国封建制度的贫乏性，而且也是全部旧俄历史的那种贫乏性，最悲惨地表现于作为工商业中心的，真正中世纪式城市的缺乏。俄国的手工业不曾脱离农业而独立，且保持着家庭手工业的性质。旧时的俄国城市是商业的，行政的，军事的与地主的，因而是消费的而不是生产的中心。甚至那不受着鞑靼人羁轭的诺甫高老特（Novgorod），很近似于中世纪的同业公会（Hansa），但也只是一个商业的而不是工业的城市。诚然，农民手工业之分散于各个区域，发生了对于大规模商业媒介的需要。不过游牧式的商人，丝毫不能在社会生活中占有像西欧那些手工业行会的与兼营工商业的中小资产阶级所占有的地位，他们不可分解地与自己农民的环境相结合着。加以俄国人经商的大道是越过国境的，所以很古以来，就已确保了外国商业资本的领导权。且使整个过程带上了半殖民地的性质，即在这个过程中，俄国商人是西欧城市与俄国乡村之间的中介人。这种经济关系在俄国资本主义时代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在帝国主义战争中找到了它极端的表现。俄国城市的意义之不足道，最能促进亚洲式国家的形成，在特殊方面说，它排除了宗教改革的可能性，即不能以某种更适合于资产阶级社会要求的现代化的基督教，来代替封建的与官僚的东正教。反对国家教会的斗争，从来以农民教派创立为最高限度，而这些教派中最有势力的一派，却还是“旧信派”[3]呢。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十五年，俄国发生了一次哥萨克人、农民与乌拉尔省的奴工们的运动，那就是有名的普加乔夫叛乱。为要将这次可怖的民众暴动转变成革命，还缺少一点什么呢？缺少一个第三等级。没有城市的工业民主主义，农民战争便不能发展成革命，这和农民的教派不能达到宗教改革一样。普加乔夫叛乱的结果，反而巩固了官僚的绝对主义，它乃是贵族利益的保护人，这次又在困难的时候证明了他保护人的作用。国家的欧化，形式上开始于彼得时代，但在继起的一世纪中，它愈来愈成为统治阶级即贵族本身的要求了。1825年，贵族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普及了这个要求，以限制专制权力为目的，竟实行了军事阴谋。这是在西欧资产阶级发展的压迫之下，一些先进的贵族企图代替那尚未具备的第三等级。但他们还是要把自由主义的制度与自己阶层统治的基础结合起来，所以他们顶害怕唤起农民。那末那次阴谋始终只是一些光耀而孤立的军官的事业，且他们不经一战而即行服输，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这是十二月党暴动的意义。拥有工厂的地主，乃是地主等级上首先赞成以自由的雇佣劳动来代替农奴的。俄国谷物对外输出之不断增高也在这同一方面上给了一个推动。1861年，贵族的官僚依靠着自由派的地主，实行了自己的农民改良。在这次行动中，无力的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起了恭顺的合唱队的作用。这是毋须说的，沙皇制度之解决俄国的根本问题，即土地问题，比普鲁士皇朝在以后十年中之解决德国的根本问题，即它的国家统一，要更为丑恶与狡黠些。一个阶级的任务要借另一阶级的手来解决也是落后国家所特有的许多配合方法之一。不过在俄国工业的历史与性质上，配合发展律呈现得最为明确。俄国工业发生得晚，它并不重复先进国家的发展，而是将自己插入这个发展，把那发展中的最先成就，适应于自己的落后性。如果俄国的经济进化整个地说是跳过了行会手工业与家庭工业时期，那末在个别的工业部门中也完成了许多超越技术生产阶段的部门跳跃，而这些阶段在西欧却是以数十年来经历的。因此，在某几个时期中，俄国工业曾以极快的速度发展着。在第一次革命与大战之间，俄国的工业差不多增加了一倍。这在某些俄国史家看来，仿佛已足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即“关于落后性与缓慢生长的传说应该抛弃了[4]”。其实这样迅速生长的可能性，恰恰是这个落后性决定的，这个落后性，唉，不仅保持到旧俄罗斯消灭之时，而且还作为旧俄罗斯的遗产，一直保留到今天呢！一国经济水准的基本测量器，乃是劳动生产力，而生产力的本身，则又依工业在国家一般经济之中的相对比重而定。在大战前夜，当时沙皇治下的俄国达到了它富裕的最高点，每一个国民收入较北美合众国要低八至十倍，这事实假使你注意到另一个事实，也就不会惊奇了，即俄国五分之四的独立营生的人口从事于农业，而美国则一人从事农业，两人半从事于工业。还有，大战前夜，在一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中，俄国有0.4公里的铁路，德国有11.7，匈奥帝国有7.0。其他比较的系数也是同样。不过像我们上面说过的，正是在经济领域内，配合发展规律以最大的力量表现出来。当农民的土地耕作法，最大部分在革命前简直还停留在十七世纪的水准时，而那时俄国的工业，就自己的技术与资本结构来说却已站在先进国的水准上，而在某些方面，甚至已经超过了它们。小规模的企业，凡雇佣工人不到一百名的，在美国此类工人占全体产业工人数的35%；而在俄国则只占17.8%，雇佣一百至一千工人的中大企业，两国的比重几乎相等；至于最大企业，即每厂雇佣工人达一千人以上的，在美国占全体工人数的17.8%，而在俄国则占44.4%，如就最重要的工业区域而论则俄国的比数更高：在彼得格勒为44.4%，在莫斯科甚至是57.3%。假使以俄国工业和英国或德国的相比，可以得到同样的结果。这事实被我们最初确定于1908年，那些对经济落后性抱着庸俗见解的人，是难于相信这个事实的。不过这事实并不排斥落后性，而只是辩证式地补充了此种性质。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结合，在俄国所实行到的那种完备地步，又恐怕在其他任何国家中所不曾有过的。可是工业对银行的附从，同样也就表示它对西欧货币的市场的附从。重工业（五金、煤、石油）几乎完全受着外国财政资本的统治，它在俄国开设有一个辅助的与中介的银行系统。轻工业遵循着同一条道路走。如果外国人大约占了俄国全部股份资本的40%，那末就工业中占指导地位的部门而论，这个百分数还高出许多。我们可以毫不加以夸张地说：俄国银行、作坊与工厂的具有操纵作用的大部分股票，发在外国；而英、法、比三国所持有的资本额，要比德国所持有的为多。俄国工业发生的条件及其结构，决定了俄国资产阶级社会性质及其政治面目。工业的高度集中，其本身即已表示了在资本家的上层与民众之间，并无许多中间阶层。此外我们还得说明一点：最重要的工厂、银行与运输机关的所有人既然都是外国人，他们不仅从俄国吸取了利润，而且还因此在各个外国议会中获得了自己的政治势力；他们不仅不促进俄国议会制度的斗争，而且还时常表示反对；人们只叫记一记法国官方所起过的可耻作用就够了。这些就是俄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孤立与反民众性的基本的与不可消除的原因。如果在自己历史的曙光期，俄国资产阶级还太不成熟，不足以完成宗教改革，那末当它应该起来领导革命之时，却是过度成熟了。与国家发展这一个总的进程相符，俄国工人阶级所由形成的来源，不是行会的手工业，而是农村经济；不是城市，而是乡村。而且俄国无产阶级的结成，并不是逐渐地，经过几世纪的，像英国工人那样拖着过去的重负的，而是跳跃的，经历着环境、联系与关系的突变，且常与昨天截然相决裂。正是这——再加以沙皇制度的集中的压迫——使俄国工人乐于接受革命思想的最勇敢的结论，正犹之乎晚起的俄国工业，乐于接受最新式的资本主义组织一样。俄国无产阶级常常在复演他自己简短的发生史。一方面在五金工业中，特别是在彼得格勒，已经结晶了一层祖传的无产阶级，他们和乡村完全脱离了关系；但另方面在乌拉尔，却还多数是半无产阶级半农民的一种形态。每年新的劳动力从乡村流入一切工业区域，更新了无产阶级与其基本的社会泉源间的关系。资产阶级政治上的无能，直接决定于它对无产阶级与农民的关系的性质。它不能率领工人在自己后面，因为工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敌对着它，而且他们早已学会了将自己的任务综括起来了。但它表示出同样地不能领导农民在自己的后面，因为它和地主是以一只共同利益的网联结了的，它害怕在任何方式中财产权的震撼。这样看来，俄国革命的迟发性，不仅是一个历史纪年的问题，而且也是一切民族的社会结构问题。英国完成它的清教徒革命时，它的全人口还不曾超过五百五十万，其中五十万人在伦敦。法国当它自己的革命时代，巴黎也只有五十万人，而全国则为二千五百万人。俄国在二十世纪之初，约计人口为一亿五千万，其中三百万以上的人住在彼得格勒与莫斯科。在这些比较的数字后面，隐藏着好些最巨大的差异。非但十七世纪的英国，就是十八世纪的法国，都还不曾知道现代的无产阶级。可是在俄国，在城市与乡村的一切劳动部门中，工人阶级在1905年就已经不下于一千万了，如果连他们的家属计算在内，那末有二千五百万以上，即是说，比大革命时代的法国全人口还要多。自克伦威尔军队中坚强的手工业者与独立农民起——经过巴黎的无裤党——一直到彼得格勒的工业无产者，革命已深刻地改变了自己社会的结构，自己的方法，同样也改变了自己的目的。1905年事件，乃是1917年两次革命，即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的序幕。在序幕中，已经包含了全剧的一切要素，不过没有彻底演出罢了。日俄战争震撼了沙皇制度。在群众运动的背景中，自由派的资产阶级以自己的反对派立场来恐吓皇朝。工人们对资产阶级独立地组织起来，而且在首次实现的苏维埃的形式中，反对着资产阶级，农民在全国广大的地域中为土地而暴动着。不仅农民，连军队中的革命部分，也都被吸引到苏维埃方面去，苏维埃在革命最高涨的时期，已和皇朝公开争辩到政权问题。不过，那时的一切革命力量，都还是第一次出场，它们既没有经验，又不够自信。自由派正当这个时候，即革命暴露出不仅要震撼沙皇制度，而且还要摧毁它的时候，它们就示威式的退出了革命。资产阶级与民众之激剧决裂，加以它在那时，便已吸引到一大群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使皇朝更易分化军队，分离出效忠的部队，以及用流血的方法来对付工农。虽然也损折了几梗肋骨，但沙皇制度从1905年的事变中出来，还是活着，并且颇为强固了。在分隔序幕与本剧的十一年中，历史发展在力量的相互关系中究竟造成了怎样的变化？沙皇制度在这时期中愈来愈跟历史发展的要求相冲突了。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愈加有力，但正如我们所见过的，这种势力凭借着较高的工业集中，且依赖于外国资本的继长增高的作用。受到了1905年的教训之后，资产阶级愈加保守与愈加狐疑了。中小资产阶级的比重，早先本来就不足道的，如今更低微了。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一般说来并没有任何巩固的社会支持。它能具有过渡的政治影响，但不能起独立作用；他对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依赖性，极度地增大着。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能给农民以一个政纲的旗帜与领导的，只有那年青的无产阶级了。在它的面前既这样地升起了巨大的任务，那就迫切地需要有一个特殊的革命组织，以便一下子包括民众，使他们能在工人的领导之下实行革命行动。因此1905年的苏维埃，在1917年获得了伟大发展。这里我们还不妨提一提：苏维埃不仅发源于俄国史的后起性，而且也是配合发展的产物，这论断甚至可以用这个事实来证明，即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德国的无产阶级，在1918至1919年的革命高潮时期，除了苏维埃之外，也找不到其他的组织形式。1917年的革命还以推翻官僚主义的皇朝为它的直接任务。但与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同，现在以决定力量的资格出场的却是一个新的阶级了，它在集中化的工业基础上形成起来，武装着新的组织与新的斗争方法。在这里，配合发展律以其极端的方式出现在我们之前：革命以推翻中世纪式的腐败制度开始，在几个月的过程中，它竟使以共产党为首领的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这样看来，就它的出发点而论，俄国革命是民主主义的革命，不过它在一种新的方式中提出了政治的民主问题。当工人们已在全国遍设了苏维埃，将士兵与一部分农民包括在内的时候，资产阶级却还在继续讨价还价：要不要给俄国召集立宪会议？在我们将来叙述这些事件的进程时，这问题将以其极具体的方式呈现在我们之前。这里我们只想提到苏维埃在各种革命思想与形式的历史交替中的地位。十七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在宗教改革的外壳之下发展了的。为要依各自的祈祷书来作祈祷而从事的斗争，与反对国王、贵族、教会王公与罗马的斗争视同一体了。长老会派教徒与清教徒都深信他们把自己的俗世利益，置于天意之不可动摇的保护之下。各新兴阶级为之斗争的任务，在他们的意识中，是与圣经里的经文与教会礼拜的仪式不可分离地结合着的。移住到美洲去的人民，将这染着鲜血的传统带过了大洋。盎格鲁·撒克森人解释基督教时那种特殊的活泼气，即发生于此。我们看到：即令在今天，大不列颠的“社会主义者”大臣们，还是用这同样神秘的条文给自己懦弱作支持，而这些经文，十七世纪的人们却正用以辩护自己的勇敢的。在法国则跨过了宗教改革，天主教以国教的资格，一直存在到革命。革命并不曾在圣经的经文中，而是在民主主义的抽象理论中，替资产阶级社会的任务找到了它的表现与辩护。不管法国目前的统治者对雅可宾党表示着怎样的仇恨，但事实总是如此：他们现在所以还能用那一时曾籍以掘毁旧社会的一些公式来掩盖自己保守的统治，正该谢谢罗伯斯比尔的激烈工作呢。每一次伟大的革命，都划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个新阶段，及其各阶级意识的新形态。正犹法国之跳过宗教改革一样，俄国跳过了形式的民主主义。俄国的革命党得在整个时代上盖下它的烙印，它不在圣经里，也不在“纯粹”民主主义的世俗化的基督教中，而是在社会阶级的物质关系中，给革命任务寻到了表现。苏维埃制度给这些关系以一个最简单、最赤裸、最透明的表现形式。劳动者的统治，第一次实现在苏维埃制度中，不管它最近历史命运的如何激变，但它之一往不复地深入于群众的意识，却与当年宗教改革或纯粹民主的制度一样。「译者注」：伊斯脱曼所辑历史大事件年表[5]，起自1774年普加乔夫暴动，对于文章的了解似乎还嫌不够，所以我们不得不把俄罗斯建国经过，略加叙述。俄罗斯历史，约可分为四个时期：（1）神话与独立侯国时期；（2）蒙古或鞑靼人统治时期；（3）莫斯科维亚时期；（4）沙俄帝国。神话与传说，我们在这里不谈。关于俄罗斯民族的起源问题，直到现在，俄国史家还是聚讼未决。不过在第九世纪时，开始有了苏士达尔、脱威尔、梁尚、莫斯科、诺甫高老特等独立侯国，那是确定了的。这些小国互相争斗，永无宁岁，一直到1238年被东方来的蒙古人统治了为止。蒙古人的统治名义上是从1238年到1462年，但在1380年被莫斯科公国的亲王蒂米脱里联合各小邦击败Mamai汗之后，实际上钦察汗国已经完结。1462年伊凡第三之最后推翻了蒙古统治，并不费多大力气。莫斯科公国的伊凡第三既解脱了蒙古人的束缚，便并吞了其他侯国，且侵占乌拉尔与波兰，建立了莫斯科维亚皇国。这可说是统一的俄罗斯国家之始。故在十八世纪之前，人们总还以莫斯科维亚来称呼俄国。莫斯科维亚皇国形式上虽采取了拜詹廷式的专制，然社会及经济方面，各地大小诸侯仍旧保有很大的独立性；所以一到后来，纷争又起，终且引出外患，波兰人占领了莫斯科、瑞典人也来入侵。迨1617年，俄罗斯人暴动，逐出了侵略者，开国民大会，选举密契尔·罗曼诺夫为沙皇，是为罗曼诺夫朝皇统之始。不过真正将古旧的莫斯科维亚皇国，变成为现代俄罗斯帝国的，却不能不说是从十七世纪的彼得大帝开始了，因为他不仅在面积上扩大了领土，而且在社会方面，他也完成了很大功绩，譬如介绍西欧进步的生产技术，以及最后废除了残余的诸侯（Boyars）等等。——译者。[1]维可（1668——1774）意大利哲学家，始创历史哲学。——译者[2]MacDonald,JamesRamsay（1866—1937）——英国工党创建人和领袖之一。1906－1909年任独立工党主席。1911－1914年和1922－1931年任工党议会党团主席。推行机会主义政策，鼓吹阶级合作和资本主义逐渐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C.R[3]“旧信派”为俄国东正教中改革的一派。——译者[4]这个断语是包克洛夫斯教授所作的。参看附录一。[5]指英译本的大事年表。－C.R<<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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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序言1917年的头两个月中，俄国还是一个罗曼诺夫朝的君主国。八个月后，布尔什维克派已经执掌了政权。在那年岁首，他们还不很为任何人所知晓，而他们的领袖，则当他们踏上政权之时，也还被控着叛国罪呢。你在历史上再找不到其他这样激剧的一个转变了——尤其你假使记得，这是拥有一亿五千万人口的一个国家的转变。所以1917年间所发生的事件，不管你对它们怀着怎样感想，而它们之值得研究是显然的。革命的历史，和其他所有历史一样，首先应该说明发生了什么事，与它们是怎样发生的，不过这还不够。说明的本身，就该弄清楚为什么历史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地发生。事件既不能看成为一连串冒险故事，也不能视作贯穿在某一条先天道德的绳索上的。它们一定得服从其自己的规律，发现这些规律即是著者的任务。一种革命之最确实现象，就是群众的直接干涉历史事件。在平时，国家——不问它是君主的或民主的——总超出于人民之上，而历史则由这一行业的专门家：君王，大臣，官僚，议员，新闻记者所造成。但在这些紧急关头，即当群众再不能忍受旧制度之时，他们就打破那排斥他们于政治舞台之外的一些藩篱，扫清他们传统的代表，以他们自己的干预来替一种新制度创造最初的基地了。究竟这是好是坏，我们且让道德家去判断。我们自己则将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所呈现出来的事实，如其实地来加以处理。在我们看来，革命的历史，首先乃是群众强行踏进自己命运之主宰圈的一种历史。在一个被革命所笼罩的社会里，各个阶级在冲突着。不过在革命的开始与终结之间，发生于社会经济基础及诸阶级的社会本体中的许多变化，很显然是极不足以解释革命本身的过程的；革命能在短期间推翻年长月久的制度，创造新的，且再把它们推倒。革命事件的动力，直接决定于阶级心理上的急剧紧张与狂热的变化，而各个阶级则在革命之前就已经形成了的。问题的症结就在于：社会并不依需要而改变它的制度，好像机器匠之更换他的工具一样。相反地，社会确实把那些附属在它身上的制度，看成为一成不变之物。在数十年中，反对派的批评只能起安全活塞的作用：宣泄群众的不满之气，这批评倒是社会结构得以稳定的一个条件。例如社会民主党人的批评，在原则上就是获得了这种意义的。为要从不满者的身上解脱保守主义的桎梏，并使群众暴动起来，那就需要有与个人或政党的意志无关的、完全非常的一些条件。因此，革命时期群众见解与情绪之急剧改变并非由人心的易变性与活动性中发生，恰好相反，乃是从它深刻的保守性中发生的。思想与关系，老是慢慢地拖在新的客观环境之后，一直到那环境以灾难的形式溃塌在人们头上，这情形，在革命时期，就产生了思想与感情的飞跃运动。这在那些具有警察心理的人看来，仿佛只是“煽动家”活动的结果。群众之投入革命事业，并不怀有社会改造的预定计划，而是抱着一种他们再不能忍受旧制度的尖锐感觉。只有阶级的领导层才能有一个政治纲领，而即使这个纲领，也还得经过事件的证验，与群众的接纳。所以革命的基本政治过程，就在于一个阶级逐渐地了解那从社会危机中发生出来的各个问题，在于用一种连续接近的方法来积极地确定群众动向。革命过程的各个阶段，由各政党的交替来证明，只叫运动的开展还没有遇到过客观障碍，则比较激烈的政党常能代替那些比较不激烈的，这表示出群众继长增高地以压力把革命推向左边去。但当革命的趋势遇到了障碍，那就开始反动了，革命阶级的各阶层的失望，对革命的淡漠心的增长，且因此加强了反革命势力的地位。这情形，至少是过去历次革命的一般轮廓。只有根据着对于群众本身中所发生的政治过程的研究，我们才能理解政党与领袖的作用，我们对于领袖的作用是比谁都更不愿加以忽视的。领袖们在革命过程中，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但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没有一个领导组织，那末群众的力量将和不导入活塞箱去的蒸汽一样地消散。然而把事变向前推进的却毕竟不是活塞或箱子而是蒸汽。要研究革命时期群众意识的变迁，显然有些困难。被压迫的各阶级在工厂中，在军营中，在乡村中，在城市的街道上，创造历史。而且他们又比谁都不惯于把事变记述下来。在社会热情极度紧张时期，很少给人留下思索与反省的余地。所有的缪塞神[1]——便是那司新闻术的平民化的缪塞，虽然她生有强健的腿股——在革命时期也都有点步履维艰了。可是尽管如此，历史家的处境还决不是无望的。记录是不完全的，分散的，不成系统的。但在事件本身的鉴照之下，这些片段却常能让人们推测出那个潜伏过程的方向与节奏来。不问好或坏，而一个革命党的策略，却总是以群众意识变迁的估计作根据的。布尔什维克派的历史进程，表示出这样的一种估计，至少它粗疏的形态，是能够得到的。如果一位革命领袖能在斗争的漩涡中得到此种估计，那末为什么历史家不能在事后得到它呢？不过群众意识中发生的过程，并非不相联贯与独立的。不顾唯心论者与折衷主义者怎样生气，而意识总还是被环境所决定。无论二月革命或代之而兴的十月革命，它们的前提条件，我们都只能在形成了俄罗斯，形成了它的经济，它的阶级，与它的国家的那些历史环境中，以及在其他国家所加于它的行为中去寻找。因为最大的谜仍然在于这一件事实，即一个落后国家首先将无产阶级推上了政权，所以我们应该在这一落后国家的特点中去寻找这个谜底解法——这就是说，要在它和其他国家的不同点中去寻找谜底解法。俄罗斯的历史特点以及它们的比重，我们将在本书最初几章中加以评论，它将给俄国社会的发展及其内部各种力量以一个简短描写，我们冒昧地希望这几章中不可免的图式主义，不会使读者讨厌。在本书的继续发挥中，读者会在活生生的行动中遇到这些同样力量。这本著作绝不愿以个人回忆作依据。著者虽然是此等事件的一个参加人，但并不因此就使他不受一个义务所束缚，即把事件的叙述以严格证实了的文件为根据。凡遇事变行程需要说及著者之时，那他以第三人称来称述自己的，这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学形式，因为在自传或回忆录中不可避免的主格语调，在历史著作是不允许的。不过著者曾参加于此等斗争这一个事实，自然使他不仅较易了解各种行动者的力量——个别的集体的——的心理，而且还更易了解各事件内在的联系。这种便宜，只当他遵守着一个条件时，才能发生积极作用，即：无论对于琐碎的细节或重要事件，无论对于事实或动机与情绪，他都能不依赖他自己回忆的证明。对于这个条件，著者相信在他的本分中是遵守了的。还有一个问题应该提到，就是关于著者的政治立场问题，他现在站在历史家地位，与他过去站在这些事件的参加者地位时，保持着同样观点。读者自然没有同意著者政治观点的义务，但在著者方面，却也没有理由隐藏此种观点。不过读者当然有权要求一本历史著作不应该是一种政治立场的辩护，而应是革命实际过程之一幅内部结构完善的图画。只当事件依它们完全自然的必然性，开展在字里行间之时，一本历史著作才算充分完成了它的使命。为要做到这个地步，是否要具有那所谓历史家的“大公无私态度”呢？从来还没有一个人清楚地解释了这个大公无私的态度究竟包含着什么东西。那句常被引用的克里蒙梭[2]的话，即必须把革命看成为一个整体(enbloc)[3]，那最好也不过是一种巧妙的遁词。你怎么能把一件本质上是分裂的东西看成一个整体？克里蒙梭之所以说出这句格言，一部分乃由于他愧对他太坚决的祖先，一部分则由于他在祖先们的影子之前表示惶惑。现代法国史家中一个反动的，也因而是时髦的史家马台林（L.Madelin）用他那种会客室中的问谈方式，污蔑法国大革命——就是他本国的诞生——道：“历史家应该站立在危城的墙上，同时看着围城者与被围者，”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方式中，仿佛他才能得到一种“调和的公道”。不过马台林本人的话，表示出他爬上了那划分两个营垒的城墙，也只串演着反动派间谍的角色罢了，他只关心于过去的作战营垒，倒是好的，因为正当革命时，站在城墙上却是一个很大的危险呢。而且在惊恐之时，宣传“调和的公道”的牧师们，常常会被发见在四垛墙底里面，观望着哪一边将取得胜利。认真的与批判的读者，不会要求一种阴险恶毒的大公无私——他只能奉献读者一杯调和的酒，杯底里却沉淀着一种精调过的反动仇恨的毒药；他所要求的是一种科学的良心，这良心为了坦白的与不掩饰的同情与反感，要忠实地研究事实，要确定它们之间的真实关系，要揭发他们运动的因果规律，籍以寻找支持。这是唯一可能的历史客观主义，而且这是很够的了，因为它不是为历史家的善意所证明（历史家的善意只有他自己保证），而是为被他发现的历史过程的本身的自然法则来证明的。本书的来源是无数的定期刊物、报纸与杂志、回忆录、报告、与其他的材料，这些材料一部分是原稿，但较大部分是由莫斯科列宁格勒革命历史学院出版的。我们认为在书中个别地说明某处引自某种刊物，是多余的，因这只能叫读者弄得厌烦。在我们所利用的书籍中，有几种是具有集体性历史著作的性质的，其中我们又特别利用了那两册《十月革命史论》（莫斯科——列宁格勒，1927年版）。该书系由各个不同的作家所写，它各部分的价值并不相等，但它们总包含着许多事实材料。我们这本书中所提到的日期，到处都依照着旧历，即它们比国际的与目前苏维埃采用的日历较迟十三天。著者觉得非应用革命时所应用的历法不可。把这些日期翻译成新式历当然并不费力。不过用手术把这困难除去之后，却会造成更大困难。皇朝的推翻在历史上称为二月革命；但按西历说，它发生于三月间。反对临时政府帝国主义政策的武装示威，在历史上是以“四月事变”的名义记下来的，但照西历它发生于五月间。不必提其他当时所发生的事件与日期了，我们只叫指出这一点就够了：十月革命照西历说是发生于十一月间的。我们将会见到：历法本身就带着事变色采的，而历史家不能以简单的算术来处置革命日历。读者最好能记住：在推翻拜詹廷[4]制的日历以前，革命还得推翻一切附属于它的制度呀。里昂·托洛茨基1930年11月14日王子岛[1]muses，希腊神话中司文艺美术之女神。——译者。[2]G.E.B.Clemenceau，法国著作家兼政治家，第一次大战时曾任总理。——译者。[3]我认为这里的态度问题是，即对已经发生的革命采取“发生就发生了吧，你不照单收下又能如何？”，隐含着“无所谓对错，这是祖先的历史，父辈的旗帜”,都要继承的意思。这其实是国家认同的思想整合的一部分。－L.X[4]即东罗马帝国的。——译者。<<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 |
俄文版序言<<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俄文版序言二月革命算是道地的民主革命。政治上，它是在两个民主政党：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派的领导之下发展起来的。回到二月革命的“遗训”，即令在目前，也还是那民主主义的正式教条。所有这些仿佛会叫人想到：那些民主派的理论家定该急忙地把二月革命的经验，作一历史与理论的总结，去揭发他崩毁的原因，确定它的“遗训”究竟在何处，并指出如何实行“遗训”的方法了吧。这两个民主政党都已享受了十三年余的长期空闲，而每一政党都拥有一批文人作家，这些人在经验上，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不配的。然而尽管如此，我们始终还不曾见到民主主义者论民主革命的一本值得注意的著作。妥协派政党的领袖们，显然不敢把二月革命发展的进程重新叙述出来，虽然他们在这中间，偶尔是起过那样显著的作用的。这难道不奇怪吗？不，完全合乎事理。庸俗民主派的首领们愈加勇敢地对这空虚的遗训发誓，那他们对二月革命的实际就愈觉惶恐。他们自己在1917年几月中占着领导地位这一个事实，恰恰最使他们不愿正视当时的事变。因为他们孟什维克派与社会革命党人（现在这名称叫起来是一种怎样的讽刺！）的悲惨作用，不仅反映着领袖们的个别弱点，而且也表示出庸俗民主主义的历史堕落，以及民主主义性的二月革命之命定的厄运。整个的实质在于：二月革命只是一个外壳，其中暗藏着十月革命的核心——这也就是本书的主要结论。二月革命的历史是这样的一部历史，即：十月革命的核心怎样从它妥协派的硬壳中解脱出来。假使庸俗民主主义者胆敢客观地叙述事变的过程，那他们之不能使任何人回返到二月，也正犹不能使麦穗回到它所由产生的种子一样。这就说明了那些混血的二月统治的创造者，现在为什么不得不对自己历史的全盛时期，亦即他们无能的最高点，闭起眼睛来了。诚然，人们也许可以举出这件事来的，即由历史教授米留可夫代表的自由主义，还是企图过和“第二次俄国革命”算账的。但是米留可夫完全不掩盖这一点：他只能容忍二月革命。要把国家自由派帝制党人算入民主派，即令是庸俗民主派之列，总是不很可能的吧？事实上，当其他制度已完全不复存留时，他之与共和国相妥协，并非因为他相信了民主主义。不过，即使我们把政治的考虑放在一边，那末米留可夫关于二月革命的著作，无论在哪一种意义上说，也都不能算是科学的作品。自由派的领袖出现于自己的历史中，像是一个受屈者，一个原告，而不是一个历史家。他的三卷书，读起来像是科尔尼洛夫党徒溃败时他在《言语报》上写的冗长社论。米留可夫责备一切阶级与一切党派，说他们不曾帮助他的阶级与他的党把政权集中在自己手里。米留可夫抱怨民主主义者，因为他们不愿，或者不能，成为彻底的国家自由派。同时，他自己又不得不证明：民主主义者愈接近于国家自由派，他们就愈失去群众的支持。最后，他只有责备俄国民众了，说他们犯了一种叫做革命的罪。关于俄国叛乱的煽动者，当米留可夫写他自己的三卷社论时，还是要在鲁登道夫[1]的官衙里去寻找呢。立宪民主党人的爱国主义显然在于：要把俄国民族史上一桩最伟大的事件用德国奸细的导演来加以解释，而为了“俄国人民”的利益，拼命要把君士坦丁堡从土耳其人那里夺过来。米留可夫的历史著作，很有价值地完结了俄国“国家自由主义”的政治运行的轨道。要了解革命，正似要了解整个历史一样，只能把他当作一个客观决定的过程。各民族的发展提出了这样的一些任务，它们除了革命之外，是不能用其他方法来解决的。在某些时期，此等方法竟以如此力量来强人接受，以致全国都卷入了悲惨漩涡。把社会的巨变加以道德化，那是再可怜没有的了！这里最适宜的是斯宾诺莎的格言：不要哭，不要笑，但要理解。举凡经济，国家，政治，法律诸问题，连带着还有家庭，个性，艺术创作诸问题，都会被革命重新提出，且被自下而上地重新加以观察。人类创造活动的无论哪一个部门，都会被真正人民的革命所闯入，并留下伟大的里程碑。即此一点，让我们附带地说一下吧，已予历史发展的一元论以一个最可信的表示了。革命既暴露出社会的一切经纬，它在社会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上便投射了一道显明的光；原来社会学是最不幸的一门科学，他被学院式的思想用酸醋与践踏来饲养着的。但当巨大的社会变革时，凡关于经济与国家，阶级与民族，政党与阶级，个人与社会诸问题，都以极度紧张的力量提了出来。假使革命不能立刻解决它本身所由产生的任何一个问题，而只替它们的解决建立了新的前提，那它却把社会生活的一切问题加以彻底的暴露了。认识的艺术就是暴露的艺术，这句话在社会学中比在其他任何方面，具有更多的真确性。毋须说，我们的著作并不敢自认为完满无缺。这里贡献给读者的主要是一部革命的政治史。经济问题只当它们为要了解政治过程所必需的时候，才被涉及。文化问题则完全不在研究范围之内。不过我们不可忘记：革命的过程，即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直接的阶级斗争，本质上乃是一个政治的过程。第二卷（中译本分成二三两卷——译者）历史是关于十月革命的，著者希望它能在本年秋天问世。里昂·托洛茨基1931年2月25日王子岛[2][1]第一次大战时德军总参谋长。——译者。[2]Prinkipo，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附近，马尔马拉海上的一个群岛。1929－1933年流亡期间，托洛茨基在此居住。－C.R<<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 |
关于著者<<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关于著者[1]这是第一次：一个在一件大事变中起过显著作用的人，写下了一本关于那事变的科学的历史。这是第一次：一次革命能被它的领袖之一所回溯着与解释着。因著者写这本书所采取的是客观的方法，用第三人称说到自己，且除被别人所记录的一些之外，他并不谈起自己的行为与经验，所以在卷首让读者事先对他有一点认识，并稍稍知道一点他所起过的作用，仿佛是理当的。在《列宁全集》（这是革命后俄国苏维埃政府所从事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出版事业）中，凡列宁提到过的一切重要革命家，都附有一篇简单传记。这一人名字汇，是以加米涅夫（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分子之一）为总主编，由许多布尔什维克党的官方史家编著的。其中关于里昂·托落茨基的一节如下：“L.D.托洛茨基生于1881年（1879年——编者）。在尼古拉也夫组织工人团体，于1898年被流放至西伯利亚，不久脱逃出国，与《火星报》（该报由列宁及其他数人在伦敦编印——编者）合作。他以西伯利亚联合会的代表资格，参加党的第二次大会。党分裂后，他参加孟什维克派。1905年革命之前，他提出了自己特有的与现在特别有名的不断革命论，他断定1905年的革命将直接发展成社会主义的革命，这革命将证明是许多个国家的革命的第一次。他在孟什维克派的中央机关报——《开始》（该报在1905年11月至12月间发行于彼得堡）上辩护这个理论。在赫鲁斯塔廖夫－诺萨尔[2]被捕之后，托洛茨基被举为第一个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主席。1905年12月3日，他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一起被捕，被处终身流刑，放逐到奥勒特尔斯克的罪犯殖民地，他在途中脱逃，亡命国外。托洛茨基择居于维也纳，在那里出版一种通俗的工人报——《真理》，以备在俄国散发。他与孟什维克派决裂，企图组织一个超党派别。……从帝国主义大战开始之时起，他就采取一种明显的国际主义立场，参加巴黎出版的《我们的话》报编辑部，接受齐美尔瓦尔得大会[3]政纲。见逐于法，他前往美国。二月革命后从美国回来，被英人所执，只因彼得堡苏维埃压迫临时政府向英国提出要求，获得释放。在彼得堡，他参加“区际派”组织，于1917年7月底第六次大会上，在彼得堡与该组织一同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七月事件以后，他被克伦斯基政府所捕，罪名是“领导暴动”，但不久因彼得堡无产阶级的反对而获释。彼得堡苏维埃转向于布尔什维克派之后，更被举为主席，且以这一资格，组织并领导了10月25日的暴动。他自1917年后，即为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以及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委员，他担任外交人民委员长，一直到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签订之时，以后被任为军事人民委员长。”在这简单的传记中，托洛茨基在生活中三个最高点都给他说到了：第一，说他在1905年当圣彼得堡苏维埃主席，即说他是第一次俄国革命的首领（只叫那时确有一个首领的话）；又说他“组织与领导了1917年的十月暴动”——这意思就是说：在列宁的政治指导下（列宁本人那时躲藏着），他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中指挥着军队，关于这次革命，就是本书的主要部分所要写到的；最后则说他当苏维埃政府中的军事人民委员长。这意思就是说他给新的工人共和国组织了防御力量，创立了红军，进行了抵御反革命军队的战争，反革命得到全世界列强军火与给养的支持，战争在十四个前线上进行，战线延长达七千英里，这战争就在他的领导之下获得了胜利。托洛茨基在内战中当最高司令官，享有独立的权力，他独立的程度，可以由这一事实中表示出来，即布尔什维克党与政府的首领——列宁，给他一张白纸，上面签着自己的名，让托洛茨基填发任何在他认为适当的命令或指令。对于托洛茨基生活中的三个最高点，我们觉得与其我们自己来说什么话，还不如引那些在地位上足以批判他的人的评论，更加有益些。卢那察尔斯基——另一个出名的布尔什维克，在第一个苏维埃政府中做过教育委员长，关于托洛茨基在1905年革命中的工作，写过如下的话：“托洛茨基在彼得堡无产阶级中的声望，直至他被捕时为止，都是很大的，又因他在法庭上非常动人与英雄式的行为，他的声望更加大了。我应该说：在1905年与1906年的全体社会民主党领袖中，托洛茨基虽然年青，但无疑地表示他是最有充分的修养的；他比任何人都更少带有某种亡命者褊狭性的标记，这标记我已经说过，那时甚至也妨碍了列宁；他比任何人都懂得究竟夺取政权的广大斗争是什么回事。而他从革命中出来，获得了最大的声望。无论列宁或马尔托夫都没有很大获得。普列汉诺夫则因他半立宪民主党[4]倾向而颇失人心。从那时起，托洛茨基便站在前列了。……”这段话暴露出报纸上的神话，即是说托洛茨基自勃朗克斯[5]一个裁缝的低微地位跃上了俄国革命的领导机关，那是多么地荒谬。托洛茨基因为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的煽动家，被驱逐于瑞士，法国与西班牙之后，来到了纽约，受到当地斯拉夫族劳动民众的欢迎，把他当作他们过去革命的英雄，与未来革命中的一个必然领袖。他向许多大规模的群众大会演说过，其中一次，许多美国人还记得吧，就是在希泡屈劳姆大会场举行的，他当一家俄国革命日报——《新世界》的主笔，籍以维持生活。讲到托洛茨基生活中的第二个大成就——组织与领导1917年的十月暴动，那是毋需介绍别人对他的评论的，因事实已为全世界所熟知了。不过有一个人，后来成为他最大政敌的，对托洛茨基的领导所作如下的推崇，读者总会感觉兴趣的吧。在第二百四十一号《真理报》上，约瑟夫·斯大林论“最优秀的党领袖的作用”，用下面的话来证实官方关于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所起的作用的记载：“实际组织暴动的一切工作，是在彼得堡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的直接领导之下进行的。我们可以确定地声明：卫戍军之迅速转向于苏维埃方面，以及革命军事委员会工作之勇敢的执行，党应该主要地与首先地感谢托洛茨基同志。”托洛茨基的生活之第三个大成就，即他在内战中组织红军与指挥红军，也是人所熟知，毋需解释。不过在马克沁·高尔基的回忆录中，有一段话记载着列宁本人对于托洛茨基在军事方面的功绩的推崇，倒是值得摘引一下的。在高尔基与列宁的谈话中，读到了那谣传的关于列宁与托洛茨基的不睦问题，列宁叹道：“他们仿佛造了好多的谣，最多的是关于我和托洛茨基！”然后，拳头在桌子上敲了一下，接着说道：“请告诉我，另外还有谁，在仅仅一年中间，能组织起一支差不多是模范的军队啊！”我们相信，在托洛茨基的生活记录中——包括他在1905年革命中的年青的勇气，对十月暴动的组织与领导，对红军的创造与胜利的指挥，——这部《俄国革命史》将占据一个地位，这部著作乃是这个确乎多才的与有力的心智的几种最高成就之一。在这本书中，托洛茨基对于俄国革命中其他著名人物，都作了一个性格的素描，但他自然的略去了对自己的这样一幅素描。为要补足这个缺点，我们贡献读者以下面一段引文，这是从苏维埃教育委员长卢那察尔斯基所写的托洛茨基素描中摘出来的，我们在上面已经从这篇文章中引过了一节了。这篇文章搜集在一本叫《革命剪影》的小书中，1923年出版于莫斯科。“1905年1月事件[6]之后，第一次遇见托洛茨基。他来到日内瓦，我已忘记他来自何处，他将和我一起在一个大会上讲演，这大会是召集来讨论那天的惨剧的。那时托洛茨基非常漂亮，和我们所有的人不同，他很美丽。他的漂亮，特别是他那种不管和谁谈话都带有的高傲与随便的态度，很使我不快。我以大不赞成的心情看着这个纨绔子弟，他一只腿搁在另一只膝盖上，摇动着，用一支铅笔很快地在写他行将在大会上演说的一个大纲。但是托洛茨基演说得极好……“在1905年革命中我很少碰到他。他不仅和我们离开，而且也不跟孟什维克派在一起。他的工作主要是在工人代表苏维埃里。……“我记得有谁在列宁面前说起过这样的话：‘赫鲁斯塔廖夫的星已经殒落了，现在苏维埃中的有力人物是托洛茨基。’列宁的面色沉了一沉，然后说道：‘是的，托洛茨基用他不倦的与出色的工作获得了这个地位。……’“一种很大的傲慢气与一种不能或不愿以温柔与关切的态度来对人，没有列宁所常有的那种和蔼，使托洛茨基陷于某种孤寂之境。你要记得：甚至他的某几个私交颇厚的朋友（我说的自然只关于政治方面），后来也都成了他的死敌。……“在政治派别中工作，托洛茨基仿佛很不相宜，但是在历史事变的大洋中，他那些个人的特性失去了意义，只有他的优点显示出来。……“我常认为托洛茨基是一个大人物，是的，谁能怀疑这点呢？在巴黎（大战期间），他在我的眼中已是一个十分长成的政治家了，以后他还在不断地成长——这究竟是因为我知道他的更深，而他在历史提供的更广大的境界里更能显露出他的全部力量来呢，还是因为革命的真实经验及其诸问题扩大了他的心胸并增大了他翼翅的飞程呢？我可说不清了。“1917年春天的鼓动工作，并不属于这些剪影的任务，不过我应该说，在此种工作的伟大规模与眩人的胜利的影响之下，许多接近于托洛茨基的人，甚至要把他看成为俄国革命真正的第一个领袖了。就像M.C.乌利次基吧，他对托洛茨基怀有极大敬意，有一次对我与——仿佛是——马努易斯基说：‘你们看，大革命已经来了，不管列宁怎样有学问，但他在托洛茨基的天才之旁，已开始有点减色了。’这个估计后来证明是不正确的，这并不是因为他夸大了托洛茨基的天赋与才力，而是因为在那时，列宁政治天才的大小还不曾明显。……“托洛茨基形诸于外的主要天赋，乃是他的演说天才与著作才能。我以为托洛茨基也许是我们这时代中最伟大的一个演说家。我生平听过社会主义者中所有伟大的国会演说与民众演说家，还听过资产阶级中的许多名演说家，但是除了饶勒斯[7]之外，我却很难在其中举出一个名字来能和托洛茨基相并的。“动人的风采，美丽的宽广姿态，言语中很大的节奏，高吭与绝不疲倦的声浪，出奇的连接，言词的文学气，想象的丰富，啮人心腑的讽刺，横溢的热情，以及一种绝对异常的逻辑，真像钢一般的明晰——这些是托洛茨基演说的特性。他能以警句式的讲话，投射出一两下奇准的箭头，他又能宣讲巨大的政治论文，这样的宏论我只曾从饶勒斯那里听到过。我见过托洛茨基讲了两个半乃至三个钟头的话，听众绝对静寂，大家站立着，听着，仿佛给一篇政治的大文章迷惑住了。……“讲到托洛茨基的内在性情，如以领袖而论，我已经说过，在党组织的小范围之内，那是不合式与不巧妙的。在这里，他给个性轮廓的极度固执性所妨碍了。“托洛茨基对人总是命令式的，叫人刺痛。只有他和列宁合作后对于列宁的关系，常常表示出一种温柔的服从态度。他以一种真正伟人所同具的谦仰心情承认着列宁的优越。“以聪明的政治家而论，托洛茨基和他的演说家地位站得同样地高。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个最能干的演说家的演说词，如果不靠思想来发射光辉，那他不是别的，只是一个无聊的乐师，而他的演说只是一个叮噹的铙钹吧了。保罗使徒所说的爱，也许不是演说家所需；他也许可以充满着仇恨，但思想却是绝对必需的。……“人们时常说托洛茨基是具有个人野心的。这自然是一种纯粹的胡说。我记得当欠尔诺夫接受了临时政府中一个位置时托洛茨基所说的一句很重要的话：‘多么可鄙的野心呀——为了一任大官丢弃了他的历史地位！’在这句话里你看出了整个的托洛茨基。他心里没有一滴虚荣。……“列宁也绝无野心。我相信列宁永不看到自己，永不在历史的镜子里照面，永不想到后人会对他怀着怎样的感想，——只是做他的工作，他专横地做他的工作，并非因为他爱好权力，而是因为他确信自己是对的，不能忍受任何人破坏他的工作。他之爱好权力，乃出于他的绝大信心与他的原则的正确，以及（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由于他之不能从他敌人的观点来观察问题（这性格对于一个政治领袖是很有用的。）……“与列宁不同，托洛茨基常常看到自己。托洛茨基很看重他的历史作用，而且为要在人类的记忆中留下一个真正革命领袖的荣光，他无疑是准备作任何个人的牺牲的，连他的生命在内。他之爱好权力具有列宁的同样性质，所不同的只是他较常造成错误，没有列宁那种几乎无误的本能罢了；他是一个性情躁烈的人，所以虽然是暂时的，但能被热情所蒙蔽，至于列宁则平静的，常能自持，甚至从来不大发怒。“不过你决不要以为这个俄国革命的第二大首领在各方面都次于他的同事：在有些方面，托洛茨基无疑是超过了他的：他更显赫，他更明朗，他更活动。列宁完全适于坐在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主席椅子里，用他的天才领导着世界革命，但他显然不能胜任托洛茨基所肩负的巨大责任，那些闪电似的从这里到那里的旅行，那些庄严的演说，临时发令的鼓动，时时在减弱的军队的某一点上起着不断发电人的作用。在这些地方，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代替托洛茨基。“当一次伟大的革命来到之时，一个伟大的民族常能给每一个角色找到一个适当的演员，我们这次革命伟大标记之一，就是共产党能从它的队伍中，提出人来或从其他政党中采取优秀分子，籍以加强它的本身，结果能得到这么多的能人，各适合于政府中的某项工作。“一切人中最适合于自己的角色的，那是强者中的两个最强者——列宁与托洛茨基。”麦克斯·伊斯脱曼[1]这是英译者麦克斯·伊斯脱曼所辑，系搜集俄国革命中的诸大领袖关于托氏所说的评论而成。态度颇为客观，而体裁也很简洁，所以我们愿意把他译出，附于卷首——不管伊斯脱曼现在本人的思想是与托氏正相反对的。——译者[2]ХрусталевНοзарь，律师，维权名人。1905年革命时被选为彼得堡苏维埃第一任主席。－C.R[3]1915年9月5－8日，第二国际部分力量在瑞士的一个村庄「齐美尔瓦尔得」（Zimmerwald）举行会议，史称「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会议与公开支持本国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社会党人拉开一定的距离，有限揭露了战争的资产阶级性质，并号召各国工人团结起来争取无附加条件的和平。但这次会议未接受列宁的彻底阶级立场，即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主张。这次会议，是第二国际的左翼与骑墙派的妥协结果。－L.X[4]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于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局人士和自由派地主。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C.R[5]纽约的犹太人区。——译者[6]即加邦神父领导的流血的星期日。——译者[7]饶勒斯，法国社会主义者领袖，反对大战，致被暗杀。——译者。【JaurèsJean，1859－1914。饶勒斯的实际立场是（本国未参战前的）和平主义，没有，也不可能揭漏法资的本质。例如，1914年7月28日饶勒斯署名的《法国社会党宣言》里说：“法国的社会党人和工人号召全国人民对维护和平的事业给以全力支持。他们知道，在目前危急的时刻法国政府是在明显而真诚地关心防止和减轻发生冲突的危险。他们只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争取协商和调停的方法来解决冲突。”（粗体为注者标记。）7月31日饶勒斯被民族主义狂热分子暗杀。法国参战后，社会党中的饶勒斯派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公开支持帝国主义战争。－C.R】<<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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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自序<<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中文版自序得知我的《俄国革命史》要译成中文出版，这一日不异于是我的一个纪念日，现在我又听说，翻译工作加紧进行，第一卷明年就可印出来了。让我表示坚定的希望，希望这部书确实有益于中国的读者。我这部书无论有何缺点，但有一件事情我敢自信的，即是：书中事实的记载完全是出于“良心”，这话是说都有原本史料可以证验的；总之，其中没有一件事实曾经为了某种先定的理论原故而窜改过或歪曲过；更加没有为了个人声望原故而窜改过或歪曲过。世界各国，连中国在内，现时青年一代人的不幸就在于：世上有个大规模的工厂，贴着马克思主义的商标，专门伪造历史，伪造理论，伪造其他种种。这个工厂的名字就叫做“共产国际”。极权制度，即一切生活部门都须受官僚指挥的制度，——不可避免地也要扩张其统治权于过去时代。历史变成了原料，随统治的极权党派之需要而构造一切。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史也陷于此命运中了。最近的而且最完备的伪造和诬蔑，乃是不久之前在斯大林亲自指导下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史》。全人类图书馆中，我不知道——别人恐怕也不知道吧？——是否有过一本书，其中事实，文件，尤其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被人如此无耻地窜改过的，割裂过的或简单从事变进程中涂抹去的，如这本《苏联共产党史》一样，这样做只是为了荣耀一个人，即斯大林。为了伪造者手里操有无限的物质资源原故，这本粗暴而笨拙地伪造出来的东西，竟翻译为文明各国的语言，而且印成了几百万几千万本强迫流通于世界上。我们手里既没有那种财政资源，也没有那种庞大机关。但我们有着一些更伟大的东西，就是：对于历史真相之重视以及一个正确的科学方法。伪造的东西，即使是强有力的国家机关来伪造，也是经不起时间考验，有朝一日因为内在矛盾原故而被人揭穿。反之，由科学方法建立起来的历史真相，有其内在的说服力，总有一日为人所信服。官僚们为什么要修正，要重造，要窜改，——更恰切地说：要伪造——革命史呢？因为他们不得不要剪断那条联系他们于布尔什维克党的脐带，官僚们篡夺了革命，又不得不斩断了布尔什维克传统，于是更加迫切需要重造历史，即伪造历史。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本质，乃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独立*）政策，唯有这个政策能致使十月间夺得政权。在其历史的全过程中，布尔什维克主义都是毫不妥协地反对那与资产阶级合作政策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孟什维克主义之根本冲突就在此处。而且，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孟什维克主义未曾产生以前，工人运动内部的斗争，最后分析起来，也是围绕着这个中心问题的：与资产阶级合作呢，还是不妥协的阶级斗争？所谓“人民阵线”政策，除了这个好听而骗人的名称之外，毫无什么新奇的东西。无论哪种情形，都是要无产阶级在政治上隶属于左翼剥削者的，不管实行起来，是叫做“合作政府”呢，或“左翼联合”（如法国）呢，或如“共产国际”说的“人民阵线”呢。“人民阵线”政策产生了特别有害的果实，因为是在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腐败时代实行的。在中国革命中，斯大林居然将孟什维克派图谋在1917年革命时实行的政策，实行到底了。同样事情又在西班牙做一次。这两个大规模的革命之遭受惨败，是出于领导机关使用的方法：这是斯大林主义方法，即是最有害的孟什维克主义的方法。“人民阵线”政策，于五个年头中间迫令无产阶级屈服于资产阶级之下，以致反战争的阶级斗争成为不可能的。倘使中国革命因“共产国际”领导而失败，准备下日本侵略的条件；那么西班牙革命的失败以及法国的“人民阵线”的可鄙投降就准备下希特勒进攻及其空前的军事胜利之条件了。日本胜利以及希特勒胜利，绝非历史的最后之言。此次战争也要成为革命之母的。革命又是要提出和审查人类历史的一切问题，无论在先进国的或落后国的；革命也要开始排除先进和落后国之间的差别。改良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一切墨守旧规的人，都要被事变洪流涌倒的。唯有革命者，具有过去丰富经验的坚强的革命者，跟得上大事变。中国人民命定要在人类未来命运之中占据第一等位置。中国先进的革命者若从这部历史学得阶级（独立*）立场的若干基本法则，那我是很欣幸的，——这些法则将帮助他们避免未来致命的错误，1925—1927年革命便是葬送于那种错误手里……***娜塔丽亚·托洛茨基附注：以上文字是托洛茨基同志于1940年7月初写的，作为初稿。有许多事情妨害了他继续写下去；一个月之后，格别乌凶手就把他谋杀了，这篇稿子未曾写完。*原译文中并无“独立”二字。为了指出文中无产阶级阶级立场的实质——保持阶级独立性，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在政治立场上支持、赞助资产阶级政府（及其政策）——而添加。—C.R<<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 |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莫斯科流血的日子》和《莫斯科的政治罢工和街头斗争》两文的两个提纲（1905年9月27日和29日〔10月10日和12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莫斯科流血的日子》和《莫斯科的政治罢工和街头斗争》两文的两个提纲［注：两文见本卷第314—319、347—355页。——编者注］（1905年9月27日和29日〔10月10日和12日〕）1莫斯科事变公历1905年10月6日—7日—8日—9日—10日（9月27日）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星期一——星期二。排字工人的罢工＋面包工人的罢工＋总罢工的开始。＋大学生。莫斯科大学生的决议。《法兰克福报》的卑劣言论。[199]关闭大学。自由派的谈判和革命斗争。[外交和战争。]国家杜马和人民街头游行示威。同哥萨克的斗争。[哥萨克和警察当中有人被击毙]。郊区（faubourgs）的炮兵。“俄国的心脏”——（1）莫斯科的志愿兵殴打大学生（1887）（2）“街头”援助大学生（1901）（3）街头罢工开始武装斗争（1905）一下子爆发的起义和持久的起义。罢工和起义。顽强的斗争——游击斗争。它的意义：没有足够力量进行公开的、直接的武装斗争，即狭义的起义。准备力量。革命的演习。训练、培养人民的革命军队。动摇沙皇的军队。给我们时间作准备。（梯弗利斯的炸弹。）革命队伍的作用就在这里。参看《火星报》第14号关于武装游行示威，关于如何驱逐官长等等。现在已经显露出在俄国[目前]最常见的革命斗争形式的一种类型：罢工＋零散的武装冲突，使敌人疲于奔命等等。问题：（1）运动将停留在这个阶段上还是（2）将升到更高的阶段？[军队转过来？参看关于驻在满洲的军队的消息]。[违法动员哥萨克]。（与第2点有关）我们知道运动是怎样发展起来的：1885——1896——1901——1903——1905。[200]我们现在必须指出更高的阶段。同1905年相比，更高的阶段可能是什么呢？1906年将会怎样呢？更广泛的罢工＋更团结一致的、武装得更好的起义。没有别的。武装起义＋革命军队＋临时革命政府。如果是（1）——那么关键就在于延长这个斗争。而这个斗争有朝一日定会使沙皇制度不可能存在下去。“经常的无政府状态”。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418—419页2莫斯科的政治罢工和街头斗争俄国革命斗争现阶段的“类型”。1．莫斯科事变的“通常”过程……从经济上开始——罢工——起义。开始。——2．工会运动（是由祖巴托夫分子开始的）——迅速扩大。兽行。关于发展情况的消息。继续。——3．政治运动和革命运动。总罢工。——同大学的联系。4．关闭大学和开放街头。关于要求重新开放大学的议论。——自由派与革命运动。5．自由派先生们和特列波夫先生们“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安抚人心的传教士：比较国家杜马中的情况］——运动总的发展情况。6．全俄运动发展情况的比较：圣彼得堡。1月9日——波兰＋高加索——莫斯科。这是什么？7．莫斯科发生了什么事？——总排演还是结局的开始？——旧形式的结束还是新形式的开始？“使人感到了另一种情绪”［缺乏信心的人和……］议会制和革命。8．在革命火焰的照耀下准议会制十分孱弱。无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反对政府＋自由派。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420—421页注释：[199]指1905年9月28日（10月9日）《法兰克福报》就莫斯科大学生的决议发表的编辑部短评。莫斯科大学生提出由临时革命政府召开立宪会议的要求。关于这个问题，见列宁《关于特鲁别茨科伊之死》一文（本卷第336页）。——423。[200]对俄国工人运动发展的各个阶段的评述，见列宁的《最初的几点教训》一文（《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231—235页）。——424。 |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社会主义和农民》一文提纲（1905年9月26日〔10月9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社会主义和农民》一文提纲［注：该文见本卷第284—292页。——编者注］（1905年9月26日〔10月9日〕）社会主义和农民主题：当前的农民运动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它是民主主义性质的。但是，只要把它进行到底，它就是民主革命胜利的最大保证，从而也是（俄国和欧洲的）无产阶级最充分地利用它来进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最大保证。结论：（1）现在口号应当是革命民主主义的口号；（2）为了进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党应当是严格无产阶级的、阶级的政党。1.革命社会主义思想的混乱是民主革命时代的阶级矛盾不开展的反映。2.社会革命党人和波兰社会党——“从民粹主义到马克思主义”。波兰社会党的新草案在这方面是典型的。3.它的主要理论错误（1）集中尚未得到证实（2）不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把农民中的民主主义任务和社会主义任务混为一谈。4.草案的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最低纲领？？和第二部分最高纲领？？？5.第一部分。向马克思主义前进了几步：自由支配土地（＋劳役）。6.“国有化”＝不革命的空话或缥渺的迷雾。没有目前革命民主主义的基础的阶级斗争。7.资产阶级改良派，保险事业等等。不是我们的事情。8.最高纲领（第二部分）。结局。不是社会主义。┏┃┫┃┗在目前非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的）运动中这个纲领不是革命的，它的最终目的不是社会主义的。┓┃┣┃┛9.我们的土地纲领相反。它在理论上是唯一正确的。（1）农奴制；（2）阶级斗争；（3）革命民主委员会；（4）社会主义。明确而坚定的实际口号。革命进程必将证明这一口号是正确的。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416—417页 |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关于布里根杜马问题的报告提纲（不晚于9月8日〔21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关于布里根杜马问题的报告提纲（不晚于9月8日〔21日〕）报告提纲1．布里根杜马（国家杜马）和统一。对书刊上的阐述补充几点意见。2．第109号。[198]（α）刺激的言词和（β）实际的分歧。附于α）——①地方自治运动。参看第109号上帕尔乌斯的文章和马里乌波尔小组的决议：“失败的”。（α）——②独立的策略还是附和资产阶级民主派。（α）③消极等待起义和敖德萨的工人。（β）实际的分歧。［参看纲领］农民委员会β——（1）我们反对革命自治吗？（（“鄙视”？））——不，我们赞成，但问题的实质不在这里。我们反对解放派的一部分要求吗？（2）一样还是不一样。比较1871［自治和革命军队。］（3）重心——诱导人们离开杜马选举还是把人们吸引到人民方面来。（4）“母鸡与鸡蛋”。革命自治——革命军队。后面与前面部分与整体。║║║║║║║║║║║║║║║║║║注意错综复杂的生活的辩证法与摆脱困境的杆菌的逻辑。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412—413页注释：[198]指1905年8月29日出版的孟什维克《火星报》第109号。这号报纸载有费·伊·唐恩的《论国家杜马问题》一文。文中引用了顿涅茨联合会孟什维克马里乌波尔小组关于对待布里根杜马的态度问题的决议。关于马里乌波尔小组的立场，列宁写道：它同《火星报》不一致，“马里乌波尔小组主张抵制，但是弄糊涂了”（见《列宁文稿》第12卷第307页）。——419。 |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关于布里根杜马选举问题的笔记（1905年8月19日〔9月1日〕以后）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关于布里根杜马选举问题的笔记（1905年8月19日〔9月1日〕以后）（1）参加并且只选举专制制度的拥护者（《莫斯科新闻》）。（2）参加并且只选举自由派（《欧洲通报》[196]，《俄罗斯报》，《解放》杂志，等等，等等）。（3）参加并且只选举民主自由代表机关的坚决拥护者（《火星报》）。（4）参加并且只选举有限权委托书的人（基辅的律师们）。（5）参加并且只是在取得革命保证的条件下选举（《火星报》上的切列万宁）。（6）提出全民立宪会议的口号进行积极抵制（崩得）。（7）提出武装起义、革命军队、革命政府的口号进行积极抵制（《无产者报》）。┏┃┫┃┗另外：以自然发生的方式自己单独地选出全民立宪会议。（《火星报》，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崩得）。┓┃┣┃┛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409页注释：[196]《欧洲通报》杂志（《Весгник-Еъропы》）是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历史、政治和文学刊物，1866年3月—1918年3月在彼得堡出版，1866—1867年为季刊，后改为月刊。先后参加编辑出版工作的有米·马·斯塔秀列维奇、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等。——418。 |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关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对待布里根杜马的不同策略问题的要点（1905年8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关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对待布里根杜马的不同策略问题的要点（1905年8月）［（1）利用关于杜马的法令加强鼓动。］［注：方括号中的文字在手稿上已被勾掉。——俄文版编者注］（2）支持主张抵制杜马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左翼。（3）利用选举问题和在选举期间加强反对杜马的鼓动。（4）鼓动的中心口号：武装起义革命军队临时革命政府（六点）。［（1）同上］［注：方括号中的文字在手稿上已被勾掉。——俄文版编者注］（2）不支持（3）加强鼓动，主要不是反对杜马，而是争取选举出较坚决的拥护者。（4）鼓动口号：立宪会议人民鼓动委员会非法的代表机关革命自治。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408页 |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第二版某几页的意见和关于恐怖问题的短评（不早于1905年2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第二版某几页的意见和关于恐怖问题的短评（不早于1905年2月）1对第二版某几页的意见[189]“第一”和“第三”两个时期[190]的对照：三个主要革命团体和它们的活跃的气象：民意党人[191]（社会革命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和民权党人[192]（自由派）。《任务》第1页。[193]提到首位的正是实践任务……《任务》第2页。对非社会民主党人的实践活动的评语（《任务》第2页）几乎一字不差地也完全适用于社会革命党人和自由派——《任务》第2页。“始终坚持社会主义任务与民主主义任务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要是现在就不这样表述了）。《任务》第3页。《任务》第3页（而特别是第4页的开头）——“鼓动工作自然成为首要的工作”（迷恋于经济斗争的反映）（任务——“把自己的活动和……结合起来”）。第21页：过渡学说民权主义第5—6页。在工厂共当中进行鼓动，是噢醒整个俄国无产阶级的最好的途径。（（正在得到证实。））第6页。训练其他革命者的条件。注意：现在也适用（比较9—10页：局部的同盟）第6页（末尾）——“认为是错误”（好象这里指的是另外一些可能有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第7页——反对：“密切联系”……“因为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注意：要是现在就不这样说了！））。第8页。与民主派“是否应当联合起来”？（（当前的问题。））第12页。“推动激进派去坚决断绝关系”（比较“批评家们”[194]）。第13页。——“其他一切阶层（知识界）都与俄国官吏有亲属关系”（“批评家们”）。第19页。——同民意党人意见分歧的“细节”（（注意：时髦得很！））。2关于恐怖问题的短评[195]党认为，目前采用恐怖这种政治斗争手段在策略上是不适当的，因此向革命者的一切委员会、团体和小组建议：全力以赴建立一个坚强的全俄革命者组织。这个组织不仅能在工人阶级中间，而且能在各阶层人民中间始终不渝地继续扩大和加强反对专制政府的鼓动工作。这种鼓动工作可采用口头宣传、散发印刷品、示威、游行和对形形色色的沙皇奴仆进行抵制等等。党把准备反对专制政府的全民武装起义作为自己当前的实践任务。同时，党认为，在政府空前残酷的迫害下和（这是特别重要的）在它近来采取的各种镇压手段的凌辱下，居民用政治暗杀来回击，是十分自然的，是不可避免的。党因此声明：激起居民使用这种斗争手段的全部责任应由沙皇专制政府来负。在国际无产阶级大军面前，在早已享有政治自由的一切文明民族面前，党痛斥政府竟然在20世纪还使用中世纪的严酷刑讯。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8卷第21—23页注释：[189]列宁的小册子《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426—449页）是1897年底在西伯利亚流放地写的，1898年由劳动解放社在日内瓦首次出版。1902年，小册子在日内瓦出了第2版，列宁为它写了序言（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387—392页）。这里发表的材料，看来是列宁在准备出版这本小册子的第3版（1905年日内瓦版）时写的。列宁原打算为第3版写一篇有份量的序言。但由于这本小册子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之后才出版，所以他只写了一篇简短的序言（见本卷第206—207页）。——413。[190]这里所说的“时期”是指俄国社会民主党发展的阶段，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这本小册子第2版序言和这个序言的要点（《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387—392页和第424—426页）。——413。[191]民意党人是俄国土地和自由社分裂后产生的革命民粹派组织民意党的成员。民意党于1879年8月建立，主要领导人是安·伊·热里雅鲍夫、亚·德·米哈伊洛夫、米·费·弗罗连柯、尼·亚·莫罗佐夫、维·尼·菲格涅尔、亚·亚·克维亚特科夫斯基、索·李·佩罗夫斯卡娅等。该党主张推翻专制制度，在其纲领中提出了广泛的民主改革的要求，如召开立宪会议，实现普选权，设置常设人民代表机关，实行言论、信仰、出版、集会等自由和广泛的村社自治，给人民以土地，给被压迫民族以自决权，用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等。但是民意党人把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混为一谈，认为在俄国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经过农民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并且认为俄国主要革命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民意党人从积极的“英雄”和消极的“群氓”的错误理论出发，采取个人恐怖的活动方式，把暗杀沙皇政府的个别代表人物作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主要手段。他们在1881年3月1日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由于理论上、策略上和斗争方法上的错误，在沙皇政府的严重摧残下，民意党在1881年以后就瓦解了。——413。[192]民权党人指俄国民权党的成员。民权党是俄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秘密团体，1893年夏成立。参加创建的有前民意党人奥·瓦·阿普捷克曼、安·伊·波格丹诺维奇、亚·瓦·格杰奥诺夫斯基、马·安·纳坦松、尼·谢·丘特切夫等。民权党的宗旨是联合一切反沙皇制度的力量为实现政治改革而斗争。1894年春，民权党的组织被沙皇政府破坏。大多数民权党人后来加入了社会革命党。——413。[193]这里和以下所列页码都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这本小册子第2版的页码。——413。[194]这里所说的“批评家们”，看来是指那些批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修正主义者。——414。[195]《关于恐怖问题的短评》可能也是为了准备出版小册子《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的第3版而写的。——415。 |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做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尾巴，还是做革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领袖？》和《对最混乱的计划所作的最清楚的说明》两文材料（1905年8月11日和23日〔8月24日和9月5日〕之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做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尾巴，还是做革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领袖？》和《对最混乱的计划所作的最清楚的说明》两文材料［注：两文见本卷第188—199页和第200—202页。——编者注］（1905年8月11日和23日〔8月24日和9月5日〕之间）1做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尾巴，还是做革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领袖？（1）对待国家杜马的策略是首要问题。（2）《火星报》和《无产者报》的意见分歧应当弄请，以便使俄国国内地方上的工作尽可能互相接近并统一起来。（3）《无产者报》第12号［注：同上，第160—167页。——编者注］——（1）支持抵制思想；（2）积极抵制；（3）把“三项”任务的宣传口号[187]放在前面。在哪方面同《火星报》意见不一致？革命自治。┏┃┫┃┗《火星报》的渺小、卑劣的手法：缺席主义，袖手旁观，等等，直至造谣中伤说，有人想要参加临时政府。┓┃┣┃┛代替或者哪怕是排挤（4）《火星报》越来越混乱：一方面，它完全支持革命自治的口号，而不提出直接的和明确的口号（“三项”任务）。《火星报》第108号，特别是维也纳《工人报》另一方面，它开始倒退，开始糊涂起来；抵制是次要的问题（第12号）。组织革命自治也就是准备起义（！）。“采取积极战斗行动”（！）。（5）同《火星报》的论战是必要的，但［不是］为了“抓住”论敌（渺小），而是为了弄清问题。政治局势如何？？1．“协商”——专制。镇压造反。2．“妥协分子”＝“叛徒”3．革命无产阶级和能够支持它的农民。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动摇不定。他们的抵制思想的实质是什么？？参看《无产者报》第14号上的决议。（6）斯·斯·在《解放》第75期上所作的宝贵的说明。问题的“关键”。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妥协分子和革命者。沙皇同人民妥协还是人民……［注：手稿上有一个词没有辨认出来。——俄文版编者注］专制？？“不干预”？——提出“三项”任务？签订“革命的保证”？（7）我们策略的基本点：痛斥妥协分子，支持抵制思想，团结革命民主派。切列万宁的混乱观点（“排除了把国家杜马变成民主革命的工具的可能性”——胡说八道）。约翰·雅科比痛斥他们也就是推动他们。不——“取得革命的保证”！社会党人是石蕊试纸。哪个更容易些：提供“革命的保证”还是为“三项”革命民主主义的要求进行鼓动？实际上帮助武装等等？“逼迫”复选人选举“坚决的拥护者”。（8）“革命自治”的口号没有用处。（α）革命自治——和人民专制。管理和制度。革命自治——和革命军队。（β）1789年7月14日和“市政革命”。蒙彼利埃。1789年的和1905年的“流亡者”。｛10000｝（r）1905年8月2日的“斯摩棱斯克”。司徒卢威——赞成。我们——这不够。（δ）解放派和新火星派｛参看《无产者报》第12号｝（9）“灌输”口号。四条（选举权利）［注：见本卷第198页。——编者注］——六项（自由）——三项最近的革命任务。“运动的理想目的”。｛比较：和解｝（（明确的目的和明确的途径。））（10）结论：五点……（1）利用关于国家杜马的法令和杜马选举来加强鼓动。——（2）鼓动口号——“三项”任务：武装起义，革命军队，临时革命政府。——（3）联合革命民主派，即联合承认这三项任务的人来进行鼓动和斗争。——（4）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左翼和它的抵制思想，以便把他们吸引到革命民主派方面来。——（5）痛斥资产阶级“妥协分子”背叛革命的行为。五点：（1）加强鼓动。（2）口号：“三项”任务是对“四条”、对“六项”自由（言论、信仰、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的补充。（3）联合革命民主派。（4）支持并发展抵制思想，——即把资产阶级民主派左翼吸引到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方面来。（5）痛斥妥协分子。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402—405页2新《火星报》的新计划或当代的吉伦特派[188]空谈革命或新《火星报》的新计划。［注意：鼓动中的明确性］1．工人组织建立“人民鼓动委员会”？？2．“人民鼓动委员会”由一切不满意改革的居民来选举。怎么？由工人来选举？“选”进监狱？当选的大多数必然是解放派分子，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软弱，并不是由于解放派分子有力量，而是由于沙皇政府有力量。3．这些委员会对选民施加压力。［如何施加压力？很明显，通过散发传单，游行示威等等，等等。这很好。但是“人民鼓动委员会”做这项工作会比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委员会做得更好吗？］为何施加压力？（4）——为了选出“较坚定的民主分子”。原来如此！例如，在莫斯科——不是选出预定的哥利岑、穆罗姆采夫、舍普金和古契柯夫——而是选出马尔托夫和普列汉诺夫？？米留可夫？？司徒卢威？？——还有更坚定的？加尔德宁？？他更坚定。（5）“委员会”建立“非法的代表机关”……可见，（“人民鼓动”）委员会本身并不是“非法的代表机关”，而还要去“建立”这种机关！如何建立？？为什么“非法的代表机关”将比现有的非法组织更加广泛？？（6）再往下看。（α）工人组织促使人民鼓动委员会产生。（β）人民鼓动委员会建立非法的代表机关。（r）非法的代表机关在一定的时机作为表达人民意志的临时机关出现！……这意味着什么呢？“临时政府”？？［“由胜利的起义而产生出来的”？］不是作为起义的机关？？？（7）……无论如何……运动会产生“革命自治组织”……这种组织将能摧毁“沙皇的法律限制”。通过什么去摧毁？通过鼓动？？还是通过起义？？拿起武器还是不拿起武器？不要革命军队？（8）“革命未来胜利的基础”……什么时候“摧毁”了，也就奠定了未来胜利的基础！……但摧毁本身不是胜利吗？“革命自治”不是胜利吗？？为什么在组织革命自治之后这个胜利还是未来的呢？这个胜利究竟是什么呢？？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406—407页3各省7月14日及其后的情况（1）1789年7月的例子（在蒙彼利埃决定感谢行政长官服从人民。）1789年7月14日和1905年8月14日流亡的反动派流亡的革命家［注：同上，第197—198页。——编者注］。（2）斯摩棱斯克的例子［注：见本卷第197页。——编者注］。｛自治和军队。在一些国家里，存在着自治，但是并没有军队。｝反之？不┏┃┫┃┗如果没有革命军队和革命军队取得完全胜利直至成立临时革命政府，真正的革命自治是不可能实现的。胜利后，自治是不可避免的。┓┃┣┃┛A“灌输”口号：｛四条——民主共和制——教会同国家分离……｝（1）武装起义——（2）革命军队——（3）临时革命政府。《解放》第75期（注意）（1）专制制度（2）资产阶级妥协分子（3）革命无产阶级管理和制度？革命自治还是人民专制？司徒卢威主义和社会民主党。革命自治同妥协论不是不相容的。人民专制同它是绝对不相容的。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第356—357页注释：[187]指布尔什维克在号召工人和农民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时提出的三个基本口号：武装起义，革命军队，临时革命政府。——405。[188]《新〈火星报〉的新计划或当代的吉伦特派》是列宁对孟什维克尔•马尔托夫的《俄国无产阶级和杜马》一文的批注。马尔托夫的这篇文章发表在1905年8月24日维也纳《工人报》上，明显地表露了孟什维克对待布里根杜马的机会主义路线。列宁对它的批判，还见于《做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尾巴，还是做革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领袖？》和《对最混乱的计划所作的最清楚的说明》两文（见本卷第188—199页和第200—202页）。——409。 |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沙皇与人民和人民与沙皇的一致”》一文材料（1905年8月7日和16日〔20日和29日〕之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沙皇与人民和人民与沙皇的一致”》一文材料［注：该文见本卷第172—180页。——编者注］（1905年8月7日和16日〔20日和29日〕之间）1文章的提纲（A）抵制问题：（1）对于社会民主党（2）对于自由派┓┃┣┃┛《俄罗斯报》反对抵制。社会民主党人“没有掌握群众”，而自由派这里是罗得岛，就在这里跳吧！[185]（B）国家杜马和战争。对于“民族”战争。（C）1905年8月6日和1847年的“联合议会”。1847—1848。（国会）（D）起义的时间。（推迟有利。）（E）鼓动的中心点。（F）选举制度（1905年8月6日法令）：专为大地主和资产阶级。排斥城市工人。农民非直接选举。等级制度等等。（G）杜尔诺沃：禁止召开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不要再闲聊了”[186]以及沙拉波夫在《俄国事业报》上的言论。1905年8月7日（20日）逮捕自由派分子。1．国家杜马和战争。沙皇的策略。2．咨议性的。非直接的。非普遍的。嘲弄。3．杜尔诺沃＋逮捕＋沙拉波夫。嘲弄。4．三种理论。5．自由派的策略和革命无产阶级的策略。（1847或1863）1．布里根杜马和战争问题（B）。2．布里根杜马的实质（F和C）。3．反动势力（G）。4．三种理论（（很简要地））。5．我们的策略：积极抵制和起义（E＋D＋A）2笔记α沙皇和人民协商，β沙皇和人民妥协τ还是人民专制？α——国家杜马。β——解放派的草案。τ——社会民主党的纲领。α——人民什么也没有。β——沙皇掌握政权，立宪会议发表意见。τ——人民掌握政权。α——沙皇按自己的意愿召开。β——沙皇按人民的意愿召开。τ——人民按自己的意愿召开。α——完全保存专制制度。β——用宪法限制沙皇权力。τ——民主共和国。α——专制制度＝完整的权力。β——沙皇分出权力。τ——革命政府，人民起义。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399—401页注释：[185]“这里是罗得岛，就在这里跳吧！”一语出自伊索寓言中的《说大话的人》。这个说大话的人硬说自己曾在罗得岛跳得很远很远，别人于是用这句话揭穿了他。这句话经常被用来讽刺那些喜欢吹牛撒谎或借故推脱、回避问题的人。——401。[186]指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德·费·特列波夫关于即将于1905年5月25日（6月7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地方自治和城市活动家代表大会的报告上的批语：“望代表大会不要举行，不要再闲聊了。”——402。 |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抵制布里根杜马和起义》一文提纲（1905年7月和8月之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抵制布里根杜马和起义》一文提纲［注：该序言见本卷第160—167页。——编者注］（1905年7月和8月之间）自由派的马尼洛夫精神和革命派的马尼洛夫精神抵制布里根杜马和起义一、局势：┏┃┃┃┫┃┃┃┗（1）最近可能召开布里根杜马。（2）资产阶级民主派——左翼主张抵制，右翼反对抵制。（3）革命民主派——主张起义［特别是社会民主党］（反对《解放》）。┓┃┃┃┣┃┃┃┛二、我们的策略：支持抵制的思想并加强起义的鼓动＝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左翼并指出它同无产阶级民主派的对立。┏┃┃┃┫┃┃┃┗起义＝革命军队＋革命政府革命政府的六条纲领［注：见本卷第164页。——编者注］。我们的宪章。┓┃┃┃┣┃┃┃┛三、《火星报》［第106号］上的混乱：（1）批评抵制，又没有拿出什么来同它相对抗。对的。？？（2）指出抵制的缺点。（3）以起义来同它对抗这一点被掩盖了。（4）“组织人民的革命自治”。胡说八道（不提起义就是胡说八道）四、《解放》上批评起义思想＝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背叛。┏┃┃┃┃┗特别是第399页：“政权的和平过渡”┏┃┃┃┃┃┓┃┃┃┣┫┃┃┛┃┃┃┃┃┗<马尼洛夫精神注意：马尼洛夫式的田园诗：（α）自由派的（α）内心深处的思想（β）社会党人的（β）轻率（α）代表真正的利益和倾向（β）……［注：该文见本卷第160—167页。——编者注］［由于整个策略立场的错误］tdstyle="line-height:200%">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397—398页 |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工人论党内分裂》一书序言初稿（1905年7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工人论党内分裂》一书序言初稿［注：该序言见本卷第151—157页。——编者注］（1905年7月）封面：工人的呼声和党的分裂[184][工人论党内分裂]［注：方括号内的字在手稿上已被勾掉。——俄文版编者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出版目录：一、《无产者报》编辑部的序言。二、一个敖德萨工人的来信。三、答一个工人的来信。阿布拉莫夫。四、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给组织委员会的公开信。序言在《无产者报》第8号上，我们已经谈到要发表一个敖德萨工人的来信，我们认为，这个工人反映了相当多的工人的情绪。为了答复这封来信，我们发表两个文件：第一，《无产者报》撰稿人阿布拉莫夫同志的文章《答一个工人的来信》，第二，不久以前在俄国刊印并登载在《无产者报》第10号上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给组织委员会的公开信》。从我们方面来说，我们只想再一次强调指出，统一是必要的。这位工人同志坚持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仅仅坚持是不够的，还必须善于实现统一，必须有力量达到统一。退到一旁，成立第三党或中立集团，这是不困难的。但是这不是加速而是推迟统一的到来，不是澄清而是加深目前的混乱状况。少数派或新火星派的代表会议的决议没有直接而明确地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究竟应当怎样达到统一和怎样才能达到统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定作了答复，那就是在党章中规定充分保证少数派的权利。如果以为这一回答是毫无错误的、理想的，那是可笑的。但是谁想不只是谈论统一，而要采取实际的措施和建议来真正达到统一，那他就不要一味指责和非难，不要建立第三党来加深分裂，而要对统一的条件和形式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这件事情比起仅仅宣传和平和友爱要困难得多，但是也有益得多。《无产者报》编辑部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395—396页注释：[184]《工人的呼声和党的分裂》是《工人论党内分裂》这本小册子初拟的书名。这里提到的阿布拉莫夫的文章《答一个工人的来信》后来没有收入这本小册子。——397。 |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无产阶级在进行斗争，资产阶级在窃取政权》一文提纲（1905年7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无产阶级在进行斗争，资产阶级在窃取政权》一文提纲［注：该序言见本卷第141—150页。——编者注］（1905年7月）A┏┃┃┃┫┃┃┃┗自由派资产阶级和专制政府1工人的斗争——自由派的交易。2斗争前进一步——外交追上一步。31月9日——自由派的变动。4敖德萨事变——向左走了一小步。┓┃┃┃┣┃┃┃┛A戈洛文和立宪会议。B┏┃┃┃┫┃┃┃┗5三个代表大会：商业家的，地方自治人士的，知识界的。6商业家代表大会——可靠。合法。没有提出抵制问题。7地方自治人士的代表大会。半合法。自由贸易派的资产阶级。不清楚。8知识界的代表大会。激进。秘密。抵制。┓┃┃┃┣┃┃┃┛C┏┃┃┫┃┃┗9彼特龙凯维奇的发言。自由派和农民。对农民的背叛。10面向人民。消极抵抗。┓┃┃┣┃┃┛D┏┃┫┃┗1211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时报》）。1112“政府的对策”（《泰晤士报》）。13上面秩序混乱，下面——秩序井然。┓┃┣┃┛E┏┃┫┃┗14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对革命的背叛。15起义在发展：我们的指路明灯。┓┃┣┃┛各革命政党力量薄弱。革命者在狱中——自由派在前台。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393—394页 |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补充说明的提纲（1905年6月21日〔7月4日〕以后）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补充说明的提纲[182]（1905年6月21日〔7月4日〕以后）补充一节：《再论解放派，再论新火星派》。或《革命和专政》《革命的概念和专政的口号》。（1）新材料：《解放》第71—72期和《火星报》第102—103号。（2）自由派的“现实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现实主义。（第102号）司徒卢威的称赞［大受司徒卢威先生的夸奖］。┏━━━━━━┻━━━━━┓我们就要出版恩格斯的小册子。[183]（补2）马尔丁诺夫的遁词是不严肃的……没有攻击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3）“〈列宁〉调换革命和专政的概念”（第102号第3版第2栏）。（4）司徒卢威在第72期上论革命（“革命应当变为政府”）。（5）司徒卢威的落后性：希波夫主义——宪法——革命｛民主专政？？我们是社会主义专政。｝（6）马尔丁诺夫总是不明白解放派的口号和我们的口号之间的区别……不会领导革命和依靠（或：按照）专政这一口号把革命引向前进。（7）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论“专政”。革命政府和专政。庸俗的专政概念和马克思。一、自由派的现实主义者为什么称赞社会民主党内的“现实主义者”？二、马尔丁诺夫同志又来“加深问题”了。三、庸俗的专政观和马克思主义的专政观。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391—392页注释：[182]列宁写作《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的准备材料，只有很少几件保存了下来。除了本卷所载的这个文献之外，还有：书名方案、目录方案、《补充说明》第2章的简要提纲和关于某些问题的笔记（见《列宁文稿》第12卷第147—150、150、155—157页）。——393。[183]指《无产者报》的一批撰稿人所准备的恩格斯的小册子《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的俄译本。——393。 |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国外青年和俄国革命（1905年10月11日〔24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国外青年和俄国革命（1905年10月11日〔24日〕）偏僻地区的来信（《无产者报》第19号）号召一切人从国外回到俄国去，于是“革命者”同志从伯尔尼写了一封信给《无产者报》编辑部对此作了回答[181]。“革命者”同志坚持认为理论在运动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必须认真学习等等。我们在这方面当然完全同意他的看法，我们对偏僻地区的来信所持的保留意见也正是这样的。“革命者”同志建议党在某个地方，比如说在日内瓦开办某种大学，以使青年们能够认真学习。这种计划已经提出过不止一次，但是要实现它，实际困难却太多。载于1905年10月11日（24日）《无产者报》第22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388页注释：[181]1905年9月20日（10月3日）《无产者报》第19号刊载了一批在喀山、辛比尔斯克和下诺夫哥罗德等省工作的社会民主党人给国外同志的一封公开信。信中谈到俄国地下工作的艰苦条件、党的力量的不足，并号召青年留在俄国工作。《无产者报》编辑部刊登这封信时加了如下的按语：“我们刊登‘偏僻地区的同志’的声明，是为了让他们在中央机关报上表达他们的思想情绪和对党的工作的看法。我们不赞成作者那种认为在国外‘学习’没有用处的过激看法，但是我们认为，多提醒国外同志和全党注意俄国的偏僻地区是必要的。”“革命者”是哪个人的笔名，没有查明。——391。 |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无产阶级斗争报》（1905年10月11日〔24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无产阶级斗争报》[180]（1905年10月11日〔24日〕）在《答〈社会民主党人报〉》这篇文章里，我们看到对于“从外面灌输意识”这一著名问题的绝妙提法。作者把这个问题分成4个独立部分：（1）关于意识对存在的关系的哲学问题：存在决定意识。由于存在着两个阶级，所以也就创造出两种意识：资产阶级意识和社会主义意识。社会主义意识是适合于无产阶级地位的。（2）“谁能创造和谁在创造这种社会主义意识（科学社会主义）呢？”“现代社会主义意识，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考茨基），也就是说，创造这种意识“是几个具有为此所必需的财力和空闲时间的社会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事”。（3）这种意识怎样深入到无产阶级中去呢？“在这里也就出现了社会民主党（而不只是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它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4）社会民主党到无产阶级中去宣传社会主义时在无产阶级那里遇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本能的社会主义倾向。“与无产阶级产生的同时，无产者本身和那些领会无产阶级观点的人中间，必然也会产生社会主义倾向。社会主义倾向的产生，是应当这样解释的。”（考茨基）孟什维克却由此得出一个可笑的结论：“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并不是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的，恰恰相反，它是从无产阶级中间产生出来，然后灌输到那些领会无产阶级观点的人们头脑中去的！”载于1905年10月11日（24日）《无产者报》第22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386—387页注释：[180]这是1905年10月11日（24日）《无产者报》第22号刊登的一篇书评中列宁写的一段，写于10月4日和11日（17日和24日）之间。书评的这一段评论了斯大林写的《答〈社会民主党人报〉》一文（见《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143—154页）。整篇书评是评介高加索联合会机关报《无产阶级斗争报》俄文版第3号（1905年8月15日）的。——389。 |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莫斯科事变的教训（1905年10月11日〔24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莫斯科事变的教训[178]（1905年10月11日〔24日〕）十分鲜明地表现在政治罢工和街头斗争中的莫斯科无产阶级的革命高潮还没有平息下来。罢工还在继续。它已经部分地蔓延到彼得堡，那里的排字工人因同情他们的莫斯科同行而举行罢工。现在还不知道，当前的运动将会在下一个汹涌的浪潮到来之前就平息下去呢，还是会长久持续下去。但是，莫斯科事变的某些结果，而且是十分有教益的结果，已经显露出来了。这些结果是值得谈谈的。整个说来，莫斯科的运动还没有达到革命工人同沙皇制度的力量进行决战的程度。这不过是小规模的前哨战，部分说来也许是国内战争中的军事示威，但不是决定战争结局的战役之一。我们在一星期前所作的两种推测，得到证实的似乎是第一种，即我们面前所发生的不是决定性的冲击，而只是这个冲击的排演。但是排演还是把这出历史剧的全体登场人物都充分展现了出来，从而清楚地说明了这出戏本身的可能的——部分地甚至是必然的——发展。莫斯科事变是由那些初看起来纯属学院性质的事件引起的。政府赐给大学一部分“自治权”，或者所谓的自治权。教授先生们获得了自治的权利。大学生获得了集会的权利。这样，就在专制农奴制压迫的整个体系上打开了一个小小的缺口。新的革命激流立即以意想不到的力量奔向这个缺口。微小的让步和微不足道的改良，其目的是缓和政治矛盾和在掠夺者与被掠夺者之间进行“调解”，实际上却大大加剧了斗争，扩大了参加斗争的人数。工人大批涌向大学生的集会。结果这些集会竟成了革命的人民群众大会，在这些大会上占多数的是争取自由的斗争中的先进阶级——无产阶级。政府发怒了。获得教授自治权的“有名望的”自由派慌乱起来，他们离开了革命的大学生而跑向掌握警察和皮鞭的政府。自由派利用自由来背叛自由，利用自由来阻止大学生扩大和加强斗争，利用自由来鼓吹“秩序”——在杀人强盗和黑帮分子、特列波夫先生和罗曼诺夫先生的面前鼓吹“秩序”！自由派利用自治权来管理屠杀人民的刽子手的工作，利用自治权来关闭大学——这是为打手们所准许的“科学”的纯洁圣地，大学生却玷污了它，竟容许“下贱的庶民”到里面去讨论专制匪帮所“不准许讨论的”问题。获得自治的自由派出卖了人民，背叛了自由，因为他们害怕大学里发生流血惨剧。他们因为卑鄙的怯懦已被好好地惩罚了一顿。他们关闭了革命的大学，却开放了街头的革命。这些可怜的学究，他们本来已经要和格拉佐夫之流的恶棍们争先恐后地欢庆他们扑灭了学校中的火焰。实际上，他们不过是点燃了大工业城市的火焰。这些装腔作势的小人物，他们禁止工人接近大学生；他们这样做不过是把大学生推到革命的工人那里去。他们从自己那个充满了陈旧的官僚习气的鸡窝的角度，来估计一切政治问题；他们央求大学生珍惜这个鸡窝。第一阵清新的微风吹来，即自由的年青的革命自发势力的发动，已经足以使一切人甚至忘掉这个鸡窝，因为风刮得愈来愈大，它已经变成袭击一切官僚习气和一切凌辱俄国人民的现象的主要根源的风暴，即袭击沙皇专制制度的风暴。即使是在现在，当第一次危险已经过去、暴风雨显然已经停息的时候，专制制度的奴仆们仍然一想起在莫斯科流血的日子里在他们面前裂开的深渊就害怕得发抖。“目前这还不算是大火，但是火无疑地是点起来了”，缅施科夫先生在奴仆报纸《新时报》（9月30日）上嘟嘟哝哝地说道，“目前这还不算是革命……但已经是革命的序幕了。”“我〈缅施科夫先生〉在4月曾经证明‘它正在到来’，而从那时候起‘它’已经有了多么可怕的进展！……人民的自发势力已被煽动到深渊的边缘……”的确，特列波夫们和罗曼诺夫同叛变的自由派资产者一起陷入了妙不可言的进退维谷的境地。开放大学，就是为人民的革命集会提供讲坛，给社会民主党以无法估计的帮助。关闭大学，就是开放街头斗争。我们的皮鞭骑士们咬牙切齿地来回奔走，他们重新开放了莫斯科大学，装出要让大学生在街上游行时自己维持秩序的样子，他们假装没有看见大学生的革命自治，而这些大学生正在分成社会民主党、社会革命党等等，在大学生的“议会”中代表相应的政治派别（我们深信，大学生将不局限于革命自治，而会立即认真地去组织和武装革命军的队伍）。跟着特列波夫一起来回奔走的还有自由派的教授们，他们今天去劝大学生们谦恭一些，明天又去劝打手们温和一些。前者和后者的来回奔走使我们十分高兴；这就是说，既然政治上的发号施令者和政治上的倒戈者在上层甲板上跳得这么高，那就说明革命的风吹得很好。但是，除正当的自豪和正当的高兴外，真正的革命者还应当从莫斯科事变中吸取某些更重要的东西：弄明白在俄国革命中是哪些社会力量在活动和怎样活动，更清楚地了解这些力量的活动方式。想一想莫斯科事变的政治连贯性，你们就可以看到一幅在阶级关系方面非常典型和很有代表性的整个革命的图画。这种政治连贯性就是：在旧制度上打开了一个小小的缺口；政府用微小的让步、骗人的“改良”等等来修补缺口；结果不但没有平静下来，斗争反而更加尖锐和扩大了；自由派资产阶级摇来摆去，来回奔走，劝革命者不要革命，劝警察不要反动；革命的人民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登上了舞台，公开的斗争造成了新的政治局势；在已经夺得的更高、更广的战场上又在敌人的工事上打开了新的缺口，而运动以同样的方式在日益高涨。我们看到政府在全线退却——不久前《莫斯科新闻》公正地指出了这一点。而一家自由派报纸不算不机智地补充道：这是兼有后卫战斗的退却。[179]柏林自由派报纸《福斯报》驻彼得堡记者于10月3日（16日）发出了关于他同特列波夫的办公室主任谈话的电讯。这个小警棍对记者说道：“不要期待政府实行某种始终一贯的计划，因为每天都会发生无法预料的事变。政府不得不随机应变；用暴力是镇压不了目前的运动的，这个运动可能延续两个月，也可能延续两年。”的确，政府的策略已经说得十分清楚了。这无疑就是随机应变和兼有后卫战斗的退却。从专制制度的利益来看，这是完全正确的策略。革命者如果忘记了政府还可能相当长久地退却但却不失去它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极大的错误和危险的错觉。1848年德国的没有完成的虎头蛇尾的半截革命的例子（我们将在下一号《无产者报》上再来谈这个例子，并且我们将永远不厌其烦地提起这个例子）表明，政府甚至退却到召集立宪（口头上的）会议，也能保存足够的力量在最后的决战中战胜革命。正因为如此，我们在研究莫斯科事变这个我国内战许多战役中的最近一次战役时，应当冷静地观察事物的进程，应当以最大的毅力和最顽强的精神准备进行长期的你死我活的战争，应当提防那些爱倒戈的同盟者。只要决定性的东西还一点也没有争取到，只要敌人还有广阔的场地可以进一步实行有利而无危险的退却，只要更重大的战役还在进行，那么轻信这些同盟者，企图同他们订立协议或者在某些条件下干脆支持他们，这不仅是愚蠢，而且甚至是对无产阶级的背叛。自由派教授们在莫斯科事变发生之前和事变发生时所采取的行为真的是偶然的吗？这对整个立宪民主党来说是例外还是常规？这种行为表现了自由派资产阶级某个集团的部分特点呢，还是表现了这整个阶级的根本利益？社会主义者在这些问题上不能有两种意见，但是并非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一贯善于实行真正社会主义的策略。为了更清楚地把问题的实质摆出来，我们让自由派自己来说明自由派的策略吧。他们在俄国的报刊上避免直接说出反对社会民主党人的话，甚至避免直接谈到社会民主党人。但是柏林《福斯报》的有趣的报道无疑是比较坦率地表达了自由派的看法：“尽管已经赐予（确实是很迟才赐予）各大学和各高等学校自治权，但学年一开始，大学生的骚动就来势凶猛地在彼得堡和莫斯科重新出现了。在莫斯科，这些骚动还是和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同时发生的。这些骚动表明俄国革命运动新阶段的开始。大学生会议的进程和会议通过的决议表明，大学生接受了社会民主党领袖的下列口号：把大学变成人民集会的场所，从而向广大居民阶层灌输革命。莫斯科的大学生们已经表明他们在如何实现这个口号：他们邀请工人和其他同大学毫无关系的人到大学里来，并且人数非常之多，以至大学生本身倒成了少数。不言而喻，在现有条件下，这种现象是不会长久继续下去的。政府宁愿关闭大学也不容许召开这种会议。这是十分明显的，因此初看起来使人无法理解社会民主党领袖怎么会提出这种口号。他们十分清楚这会造成什么后果，他们正是竭力要政府关闭大学。这是为了什么呢？无非是因为他们竭力要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妨碍自由派的运动。他们意识到，他们靠自己本身的力量采取不了巨大的政治行动；所以让自由派和激进派也不敢做什么，因为看来自由派和激进派做的事情只会损害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自己去争得自己的权利。俄国社会民主党可以为这个‘刚毅不屈的’（“unbeugsame”——不屈不挠的）策略感到很骄傲，但是任何公正的观察者都必定认为这个策略是极端近视的，它未必会把俄国社会民主党引向胜利。十分令人不解的是：在继续实行这种策略而必然关闭大学的情况下，俄国社会民主党会得到好处。而且，大学和高等学校继续上课对所有进步的党派都是十分重要的。大学生长期罢课和教授长期罢教，已经给俄国的文化带来严重的危害。恢复大学的工作是极端必要的。自治权使教授有可能自由地进行教学工作。因此，所有大学和高等学校的教授都同意必须积极复课。教授们正在利用自己的一切影响，以便唤醒大学生们，使他们放弃社会民主党的口号。”这样，资产阶级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斗争就完全描绘出来了。不要妨碍自由派的运动！这就是上面所引的文章中冠冕堂皇地提出来的口号。这种自由派的运动是什么呢？这就是后退的运动，因为教授们利用和希望利用大学的自由，不是为了进行革命的宣传，而是为了进行反对革命的宣传，不是为了燃起火焰，而是为了熄灭火焰，不是为了扩大斗争场地，而是为了诱使人们离开坚决的斗争而转向同特列波夫们和平合作。在斗争尖锐化的情况下，“自由派的运动”就是（我们实际上看到了这一点）从革命者掉头转向反动派。自由派既然在特列波夫们和罗曼诺夫的其他仆从的队伍中引起了动摇，他们当然给我们带来了某些益处，但是，只有我们坚决同立宪民主党人划清界限，并且无情地痛斥他们的一切不坚定的步骤，这种益处才不会因为他们在我们队伍中引起动摇而被害处所压倒。自由派意识到或者常常感觉到自己在当前经济制度中的统治地位，于是也力图成为革命中的主人，把超出最普通的缝缝补补这样一个界限的革命的继续、扩展和加剧都称作对自由派运动的“阻碍”。他们担心特列波夫所准许的大学的所谓自由的命运，所以现在就反对革命的自由。他们担心政府明天会按警察所歪曲的形式给予的合法的“集会自由”，所以将阻止我们为了真正无产阶级的目的而利用这些会议。他们担心国家杜马的命运，所以在九月代表大会上就已表现出而且现在仍在表现出聪明的温和态度，同抵制的思想作战，他们说：不要妨碍我们在国家杜马中进行工作！应当承认，使社会民主党感到羞耻的是党内有机会主义者，这些人由于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僵死的教条而落入了这种圈套！他们议论说，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因此……因此应当随着资产阶级在取得沙皇制度让步方面的胜利而后退。新火星派直到现在还没有看到国家杜马的现实意义，正是因为他们自己后退了，当然也就看不见立宪民主党人的后退的运动。火星派从关于国家杜马的法令颁布时起就已经后退了，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在关于国家杜马的法令颁布以前，他们没有想到要把和立宪民主党人订立协议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在关于国家杜马的法令颁布以后，他们（帕尔乌斯、切列万宁和马尔托夫）不仅在理论上，而且用直接的实践形式提出了这个问题。在关于国家杜马的法令颁布以前，他们对民主派提出了相当严格的条件（直到协助武装人民等等）。在关于国家杜马的法令颁布以后，他们立刻降低了条件，只限于提出把黑帮的或自由派的杜马变成革命的杜马的诺言。在关于国家杜马的法令颁布以前，他们在自己的正式的决议中对应当由谁召集全民立宪会议的问题回答说：或者是临时革命政府，或者是一个代表机关。在关于国家杜马的法令颁布以后，他们根本不再提临时革命政府，他们说：或者是“人民的民主〈是立宪民主党人一类的吗？〉组织”（？！），或者……或者是国家杜马。因此，我们实际上看到，火星派是怎样遵循自己的堂而皇之的原则的：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同志们，当心些，可别让资产阶级退出呀！莫斯科事变在关于国家杜马的法令颁布以后第一次表明了立宪民主党人在严重的政治时刻的真正策略，也表明了我们所描述的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尾巴必然要变成资产阶级的普通的走卒。我们刚才说：黑帮的或自由派的国家杜马。这样的话在火星派看来可能是骇人听闻的，因为火星派认为黑帮的国家杜马和自由派的国家杜马有极其重大的区别。但是，正是莫斯科事变揭露了这种在议会制以前的时代不适当地提出来的“议会制”思想的虚伪性。正是莫斯科事变表明了自由派倒戈者事实上扮演了特列波夫的角色。也许昨天会由特列波夫发布的关闭大学的命令，今天由曼努伊洛夫和特鲁别茨科伊两位先生执行了。“杜马的”自由派也将在特列波夫和罗曼诺夫与革命人民之间来回奔走，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对自由派倒戈者的即使是最微小的支持，只有政治上的糊涂虫才干得出来，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在议会制度中支持自由主义色彩较多的政党而反对自由主义色彩较少的政党常常是必要的。而在争取议会制的革命斗争中支持那些“要”特列波夫和革命“和解”的自由派倒戈者，那就是背叛。莫斯科事变实际表明了《无产者报》屡次说过的社会力量的派别划分：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和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先进队伍进行了斗争。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进行了谈判。工人同志们，你们要学习莫斯科事变的教训，要非常认真地学习。在整个俄国革命中，事情也将是这样，而且一定会是这样。我们应当更紧密地团结成一个真正社会主义的党，这个党自觉地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不是自发地跟在群众后面转。我们应当在斗争中只寄希望于革命民主派，只允许同它订立协议，只是在同特列波夫们和罗曼诺夫作战的战场上实现这些协议。我们应当竭尽全力做到，除了发动革命民主派的先进队伍大学生以外，还要发动广大的人民群众，即农民群众，他们的运动不仅是一般的民主主义运动（现在任何倒戈者都自称为民主主义者），而且是真正革命的运动。我们应当记住，当自由派和立宪民主党人在专制者的队伍中引起动摇的时候，他们也必然会竭力以自己的每一个步骤引起我们队伍中的动摇。只有把一切自由派鸡窝和一切自由派杜马都抛进垃圾堆的公开的革命斗争，才会具有重大的意义和决定性的意义。要争分夺秒地准备进行新的和更新的战斗！武装起来，能用什么就用什么武装起来，立即把那些准备奋不顾身地同万恶的专制制度作战的战士编成队伍，要记住，明天或者后天，事变无论如何是一定会号召你们举行起义的，问题就在于你们能够做好准备，团结起来呢，还是惊慌失措，一盘散沙！莫斯科事变再一次和第一百次驳倒了缺乏信心的人。莫斯科事变表明，我们仍然有低估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的倾向。莫斯科事变将会说服那些已经开始动摇、在缔结和约和被赐予杜马以后已经对起义失去信心的人中的许多人。不，正是现在，起义正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发展壮大起来。同未来的革命爆发相比，1月9日事件和值得纪念的敖德萨事变只能算是一场游戏，让我们大家都站在自己的岗位上迎接未来的革命爆发吧！载于1905年10月11日（24日）《无产者报》第22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376—385页注释：[178]本卷《附录》里收有这篇文章的提纲（见第428—430页）。——380。[179]指发表在1905年9月13日（26日）《俄罗斯报》第218号上的通讯《在报刊上和在社会上》。——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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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十一卷——自由派对杜马的希望（10月9日〔22日〕以后）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自由派对杜马的希望（10月9日〔22日〕以后）自由派竭力向人们散布对杜马组成的乐观情绪。《法兰克福报》记者于公历10月14日从彼得堡报道说：“从目前正在进行的选举准备会议的结果来看，可以得出结论说，杜马的组成绝不会象当初想象的那么坏。现在已经可以有一定把握地预言，真正的保守分子未必能在杜马中占半数。当选机会最多的是温和自由派和自由派，而激进派的机会要差得多，尽管同他们在8月间就持有的对未来的悲观看法相比，情况要好一些。激进派在杜马中的力量将不会太弱，这一点恐怕也用不着怀疑。问题只是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使自由派和温和自由派跟他们走，因为只有这三种分子团结一致反对保守派核心，立宪会议才有保证。”所谓激进派无疑就是立宪民主党人。他们在彼得堡的候选人是纳波柯夫、克德林、维纳维尔。通讯作者对“温和自由派”没有作出比较明确的说明，但是在候选人名单中提到了费多罗夫（“真正的”保守分子，“但是自由派也会支持他”！）和尼基京（右派的候选人，同时也是温和自由派的候选人）。可见，立宪会议是在自由派和温和自由派都服从于“激进”解放派的领导的情况下得到“保证”的……请看，自由派的乐观主义者真正是抓到“一根救命的稻草”。但是最可笑的是，他们完全看不到，即使国家杜马的大多数代表投票赞成立宪会议，还不等于立宪会议事实上有了“保证”，而只是争取召集立宪会议的坚决的革命斗争有了保证。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是想吃两个娘的奶：既想吃专制制度的奶（合法杜马中的合法反对派），又想吃革命的奶（为立宪会议“我们出了力”）。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374—375页 |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评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册子《人民杜马和工人代表大会》（10月8日〔21日〕以后）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评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册子《人民杜马和工人代表大会》（10月8日〔21日〕以后）对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册子《人民杜马和工人代表大会》应当指出：这是火星派所做的全部蠢事——无论是平行的议会或者是同立宪民主党人的勾结——的典型。总的来悦，就是在各个方面玩议会游戏：无论是在人民杜马中，还是同立宪民主党人的勾结，或者是“援引拉萨尔”（拉萨尔是在有宪法的情况下、在革命争得宪法十多年以后活动的）的例子用议会来解释“工人代表大会”。笑话连篇：“我们党和自由派组织之间进行认真的谈判和达成协议的”“首要的和主要的基础”（第13页）……是行动。什么样的行动呢？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晚了三年！难道这是同一个政党的协议吗？这是效劳，首先是技术上效劳，这种效劳在三年以前是足够的。（1）经费……（2）场所……（3）武器“运送”（4）对公共机关的影响（5）利用官僚和军队关系为公开的政治行动服务。“学校教育学”：即使不能召集人民杜马和工人代表大会（第12页），——“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也不是徒劳无益的”。与起义作比较——在这件事上组织工作会是“徒劳无益”的吗？不会。鼓动工作呢？也不会，因为起义在进行，这是现实。而人民的杜马则是喜剧、幻影、空话。戏耍工人。第7页：“人民的立宪会议，也就是真正‘人民的杜马’”。{根本谈不上什么“也就是”，根本谈不上什么“真正”}（第7页）人民的杜马的“职责”Ⅰ°（1）“要求国家杜马召集立宪会议（2）～″～和宣布<？—И？>［注：这里“宣布”二字原文为οσοσБЯВЛенЯ（？-И），此外“И”字应为И，所以列宁加了括弧。——编者注］自已是不称职的，没有行使职能的权利”［！！哈哈！那么召集立宪会议的“权利”呢？］Ⅱ°（3）“成为居民中一切民主（第7页）阶层的中心及其意志的代表者，成为这些阶层为反对政府及其同盟者所采取的防御性和进攻性行动的组织者”把这种胡言乱语同作为起义机关的改时革命政府加以对照。滔滔不绝的废话和革命的现实。起义的困难＝登上勃朗峰的困难。在专制制度下建立“人民杜马”的困难＝腾云驾雾飞上勃朗峰的“困难”。指出，我们中央委员会在自己的传单中说《火星报》的计划纯粹是来自国外的空想，这一意见已得到证实。阿克雪里罗得想要改变自己的一个通讯员的看法，这个通讯员（α）（第6页）对人民杜马和工人代表大会的口号是否能够掌握广大群众表示怀疑；（ｂ）（第14页）论证了“积极抵制”的政策（第15页）（和第14页结尾）。阿克雪里罗得认为积极抵制的政策是“反动的和空想的”——反动？——社会民主党人代表会议＋《解放》杂志解决了这个问题。同黑帮联合？——害怕《莫斯科新闻》和《新时报》。——空想？两种“空想”：武装起义和玩议会游戏。哪一种正在实现——全俄的总罢工和街头斗争可以表明。“同自由主义民主派的中央组织”“勾结”、“妥协”（第7页）的思想，是极其混乱的。完全不会区别革命的民主派以及提出同他们达成政治协议的具体的口号。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只有一些解放派的口号。关于“工人代表大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利用公开的活动来建立党的基地[177]。（清晰而明确。）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什么也弄不清楚。关于全俄工人代表大会未置一词（第3页）——或者“空谈”？这算什么？最好是两个代表大会（1）“全国代表大会”（第4页）（2）“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由赞成我们纲领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加上我们党组织的代表参加来改造整个党。”第4页）。［同拉萨尔的活动作比较是荒谬的：（1）当时已经有了宪法。（2）当时人们公开地向拉萨尔提出问题，他也公开地作答。（3）当时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成立造成了恶意利用“工人的主动性”来反对社会民主工党的借口。］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424—427页注释：[177]指《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公开的政治活动问题的决议》。决议由列宁起草并被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147—148页和《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91—92页）。——376。 |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马·波里索夫《关于工会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文按语（1905年10月4日〔17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马·波里索夫《关于工会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文按语[175]（1905年10月4日〔17日〕）编者按：我们很高兴发表这篇在国内工作的同志写的文章，因为全面讨论工会问题现在已经提到日程上。只有不断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所阐明的全党经验，才能够帮助我们制定出最适合俄国条件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会的形式。同时还应当利用敌人给予我们的教训。全世界的资产阶级都因科隆代表大会的“行会”倾向而欢喜若狂，想要引诱工人离开社会主义而走上“纯粹的”即资产阶级的工联主义。在俄国连《莫斯科新闻》现在也学会唱这种调子了。如果资产阶级开始称赞我们当中的某个人在“理智的”工会运动方面“头脑清醒”或“勤奋努力”，那么，这就肯定无疑地说明我们的工作有了缺陷。马·波里索夫同志提出的问题正是要全面地履行我们的社会主义职责，绝不容许出现这类缺陷。载于1905年10月4日（17日）《无产者报》第21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373页注释：[175]这是列宁为《无产者报》第21号发表马·波里索夫的《关于工会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文而写的编者按语。波里索夫的文章还于1905年11月8日转载于在彼得堡出版的布尔什维克报纸《新生活报》第7号。波里索夫的文章说，在工人中间存在着联合为工会的愿望，进行着组织工会的尝试。因此，摆在社会民主党面前的任务就是积极协助组织工会，领导工会的工作，在工会会员中进行社会民主主义的鼓动，教育工人广泛理解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任务。列宁认为党对正在展开的工会运动的领导问题具有重大意义。在这篇文章发表的前几天，列宁于9月30日（10月13日）给谢·伊·古谢夫的信中就曾谈到这个问题（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5卷）。——373。 |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火星报》策略的最新发明：滑稽的选举是推动起义的新因素（10月4日〔17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火星报》策略的最新发明：滑稽的选举是推动起义的新因素（1905年10月4日〔17日〕）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说过，火星派在“杜马”运动中的策略是站不住脚的。这种策略有两个基本点站不住脚：一是力图在承担某些革命义务的基础上支持想参加杜马的解放派，一是宣布“公民革命自治”的口号，号召在专制制度下由全民选举立宪会议。现在我们终于看到，孟什维克的“南俄成立（？）代表会议”的决议试图确切地、正式地表述火星派的策略了。出席这个会议的代表都是俄国新火星派的优秀人物。决议试图认真地阐述向无产阶级提出的纯实践性的意见。正因为如此，认真地分析这个决议，无论从确定某种实践活动来看，还是从评价整个《火星报》的全部策略立场来说，都是绝对必要的。现在把决议全文引述如下：南俄组织成立代表会议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代表会议认为，摆脱目前困境的唯一符合全民利益的出路，就是在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的基础上召集立宪会议，来废除专制制度并建立民主共和制度；无产阶级为了反对资产阶级制度的一切基础和实现社会主义，首先必须建立民主共和制度，——同时，会议还注意到：（1）国家杜马的选举制度，不是使全体人民都能参加选举。而且由于对城市居民规定了严格的财产资格限制，无产阶级完全被剥夺了选举权，至于农民，只有一部分人能参加选举，选举方法是四级选举制，这种选举制度为当局对农民施加压力大开方便之门；（2）整个俄国依旧没有各种必不可少的公民自由，而没有这些自由就不可能进行竞选鼓动，从而也不可能进行稍微公正的选举，相反，行政当局的暴行目前在各地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严重，广大地区相继宣布戒严；最后，（3）正在为所有边疆地区制订更加滑稽可笑的代议制度；代表会议要求所有组织大力展开鼓动工作，揭露这个专制政府想用以欺骗人民的滑稽可笑的代议制。代表会议宣布，不论是谁，只要他想满足于国家杜马，而不给自己提出任务，不在目前决定关头用行动和策略来支持革命人民关于在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基础上召集立宪会议的要求，那他就是自觉的人民叛徒。为了尽快地实现上述要求，南俄代表会议建议各党组织采取如下策略：（1）在工人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中大力进行鼓动工作，借以建立广泛的民主组织，把它们联合成一个全俄性的组织，以便积极进行反对国家杜马和争取召集全民立宪会议的斗争，同时立即实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的自由。要建立这种全俄人民组织，应该先成立由各工厂工人选出的鼓动委员会并且把这些鼓动委员会联合起来；在农民中也建立相应的鼓动委员会；在市委员会和农民委员会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成立各省的委员会，并在它们之间建立联系。（2）如果这个组织有了足够的力量，工人群众的情绪达到了一定的程度，选举运动一开始就要着手组织立宪会议的全民选举，同时应当看到，以实现这种选举为目的的有组织的人民运动，会自然而然地转变成反对沙皇制度的全民起义，因为在进行选举的时候，必然要遇到沙皇制度的反抗，必然要同沙皇制度发生冲突，这样就会提供推动起义的新因素，而由于事先在人民中间进行了组织工作。起义将会普遍展开，步调一致。（3）此外，代表会议提议努力争取选举集会的自由，建议积极干预选举运动，使人民干预复选人会议，让复选人在人民中、在广泛的人民集会上讨论被选入国家杜马的代表所应担负的任务，而社会民主党则应该努力争取使有权选举国家杜马的各居民阶层走上革命的道路，而革命的道路可以表现为参加由人民的民主组织领导的起义，在没有起义的情况下也可以表现为努力把正在建立的国家杜马变成革命的会议，以便召集全民立宪会议，或者协助人民的民主组织来召集全民立宪会议。（4）如果到国家杜马最终召开的时候，人民运动还没有能够推翻专制制度并组织立宪会议，那么就要准备为了上述目的而对国家杜马施加压力。——要准备向国家杜马提出要求召集立宪会议的最后通牒，提出立刻实行言论、集会、出版、结社的自由和武装人民。——要准备以政治罢工和其他广泛的人民行动来支持这个最后通牒。（5）整个这一策略应当由无产阶级和农民在选举运动前和选举运动中所组织的广泛的人民会议通过。我们不去谈这个十分冗长的决议在行文方面的缺陷。现在直接来谈它的主要错误。1.决议一开头谈的是关于摆脱目前境况的唯一出路的问题。在这里，整个重点放在立宪会议这个概念上，而丝毫没有谈到，应当由谁来召集这个会议，以便使这个“出路”不致流于空谈，而成为实际的出路。不提这一点，就等于社会民主党人向解放派屈服。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指出，正是为了君主主义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利益，解放派才只要求召集全民立宪会议，而不谈由谁来召集它的问题。我们不止一次地指出，正是这个问题已经被蓬勃发展的革命提到首要地位，目前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妥协”）策略和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的根本区别正在于此。新火星派的决议现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文件证明：这一派人在策略的基本问题上害了不可救药的失明症，因而落到采用解放派的口号的地步。再往下看，决议把召集全民立宪会议的问题搞得更加混乱了。鼓吹什么在这方面要信赖国家杜马，这简直是一种反动的宣传，至于说由“人民的民主组织”来召集立宪会议，这无异于建议通过住在火星上的人民之友的委员会来召集立宪会议。新火星派在自己的全俄代表会议上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他们把由革命政府召集全民立宪会议和由一个代表机关召集全民立宪会议这两者等同起来了。现在，新火星派更倒退了，他们闭口不谈临时革命政府。为什么？理由是什么？他们的观点有哪些改变？——这一切现在还是个谜。孟什维克在自己的代表会议上不去阐发策略指示，而仅仅树立了一个忽而向左忽而向右跳跃和动摇的典型。2.宣布“不论是谁，只要他想满足于……他就是自觉的人民叛徒”等等，这正是那种似乎是向左的跳跃，不过不是跳向真正革命的道路，而是跳向空谈革命的词句。第一，“自觉的”（叛徒）这个尖锐的字眼讲的是什么呢？约翰·雅科比在1847年曾作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参加了国家杜马或联合议会，而在1870—1871年战争以后转到了社会民主党人方面，那他是不是自觉的人民叛徒呢？凡是想参加杜马并“想”满足于极其微小的利益的农民都是自觉的叛徒吗？第二，这里把谁想满足于……谁没有给自己提出任务等等作为叛变的标准，是否恰当呢？用什么来证明这种“想法”和“提出任务”呢，是用言论还是用行动？如果是用言论，那就应当要求那些想参加国家杜马的立宪民主党人（现在解放派自称为“立宪民主党人”）立下字据或承担革命义务（帕尔乌斯、切列万宁、马尔托夫）。果真是这样，那决议就应当清楚地说明这个思想，而不是施放烟幕。如果要用行动来证明“想法”，那为什么决议不公开地直截了当地说明，是什么样的“行动”在它看来可以证明想法呢？这是因为决议反映了新《火星报》的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它分不清革命民主派和君主主义自由主义民主派的界限。第三，一个进行斗争的政党，只是一般地讲某些人（“不论是谁”），而不具体谈哪些派别或政党，这是否恰当呢？对我们来说，目前特别重要的就是要在无产阶级面前揭穿一个派别，即立宪民主党，这个党已经用自己的“行动”向我们表明它所支持的要求是什么和怎样进行支持。以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名义向工人谈论想参加杜马的人，谈论杜马复选人等等，却丝毫不谈立宪民主党（或称解放派），这是卑鄙地支吾搪塞，玩弄花招（暗地里根据帕尔乌斯或切列万宁的条件同解放派达成支持解放派的协议），或者是毫无理智地向工人散布毒素，不去同立宪民主党人作斗争。除了同《解放》杂志、解放派、地方自治人士和其他立宪民主党人的活动有关的历史事实外，我们没有任何其他重要材料可以用来评论资产阶级民主派同人民一道进行斗争的“想法”。新火星派对这些材料避而不谈，却一味说空话。普列汉诺夫还尽力要我们相信，《火星报》只有组织观点是模糊的，策略观点则不模糊！火星派事实上不仅假装看不见立宪民主党人进行叛变的“想法”（从地方自治人士的七月代表大会到九月代表大会期间，他们那种明目张胆的、有目共睹的向右转的行动就是证明），甚至不惜以攻击抵制来帮助这些立宪民主党人！火星派对于假设的解放派（“不论是谁，只要他们”……）用“极其可怕的”字眼进行威吓，而对于现实的解放派却通过自己的策略给以帮助。这同立宪民主党的一位领袖罗季切夫先生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这位先生激昂慷慨地宣称：“我们不从沾满人民鲜血的手中接受自由！”（罗季切夫先生的这句话是在一次非正式会议上反对威·斯特德时说的，现在所有的国外报纸都在引用它）可他同时又要求通过这样的手来召集全民立宪会议。3.决议的另一个根本错误表现在“建立广泛的民主组织，把它们联合成一个全俄性的组织”这个口号中。社会民主党人居然提出这样的口号，其轻率态度简直令人吃惊。建立广泛的民主组织，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只能有两种理解，或者是把社会主义者的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淹没在民主主义者的组织中（这一点新火星派不会有意识地去做，因为这就等于完全背叛无产阶级），或者是社会民主党人同某些资产阶级民主派实行暂时的联合，二者必居其一。如果新火星派想宣传这种联合，他们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公开说出来？为什么要在“建立”这个字眼后面躲躲闪闪呢？为什么不明确指出，他们究竟号召社会民主党同资产阶级民主派中哪些派别或哪些团体联合起来呢？难道这不是一个不可宽恕的策略观点模糊的新典型吗？策略观点模糊，事实上必然会把工人阶级变成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附庸。决议只有一个地方明确地谈到这种“广泛的民主组织”的性质，这个地方指出，这种组织有两个目的：（1）进行反对国家杜马的斗争，（2）争取召集全民立宪会议。关于第二个目的火星派说得软弱无力，就是说，没有指出应当由谁来召集全民立宪会议，所以立宪民主党人完全赞成这个目的。这不是表明火星派在鼓吹社会民主党同立宪民主党联合，只是羞于直接讲明吗？？第一个目的讲得非常含混，只有在故意欺骗公众的俄国法律中我们才会经常看到这样含混的措辞。什么叫作反对国家杜马的斗争呢？假定拟订决议的人想毫不含糊地表达自己的意思，那么按字面来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抵制杜马，因为反对还不存在的机关，也就是不让这个机关产生。但是我们知道，火星派是反对抵制的，我们从这个决议中看到，他们接下去讲的已经不是进行反对国家杜马的斗争，而是对国家杜马施加压力，努力把国家杜马变成革命会议，等等。就是说，“进行反对国家杜马的斗争”这句话不应当从字面上来理解，不应当狭义地理解。既然如此，那应当怎样来理解呢？是不是象在讲课时批评国家杜马的马·柯瓦列夫斯基先生那样来理解呢？到底什么叫作反对国家杜马的斗争？？这还是一个谜。我们的这些头脑混乱的人对于这一点没有讲出一句明确的话。我们的新火星派知道，有觉悟的工人的情绪无疑是反对同立宪民主党人达成协议的策略的，是反对在某些条件下支持杜马的策略的，因此他们就胆怯地选了一条中间道路：一方面，重复受无产阶级欢迎的口号——“进行反对国家杜马的斗争”，另一方面，又抽去这个口号的真正含义，迷人眼目，把反对杜马解释为对杜马施加压力等等。正当解放派向全欧洲拍着胸脯大叫，说他们进入国家杜马只是为了斗争，完全是为了斗争，说他们“想”同政府彻底决裂的时候，火星派的这些最有威望的组织却提出这种可怜的糊涂观点！我们要问问读者：在社会民主党策略中，有谁在哪里看到过比这更可耻的动摇呢？鼓吹同解放派一起“建立广泛的民主组织”（因为立宪民主党人同意火星派所说的建立这些组织的目的）但又不直接说出解放派，对社会民主党来说，能够想象出比这更有害的事情来吗？？普列汉诺夫由于近两年来替火星派的“组织观点模糊”进行辩护，所以在全体革命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面前丧失了信誉，而现在他又来要我们相信，新火星派的策略是好的！……4.再往下看，把广泛的（和界限模糊的）民主组织的联合叫作“全俄人民组织”或“人民的民主组织”是极不恰当的。首先在理论上这是错误的。大家知道，“经济派”的过错就在于把党和阶级混为一谈。现在火星派重犯了过去的错误，把各种民主党派或民主组织的总和同人民的组织混为一谈。这种说法是空洞的，骗人的，有害的。说它空洞，是因为它没有任何特定的含义，没有指明是什么民主政党或民主派别。说它骗人，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甚至先进阶级，即无产阶级，也不能建立一个包括整个阶级的政党，更不用说包括全体人民了。说它有害，是因为它用响亮的字眼使人头昏目眩，而没有推进实际工作来解释真正民主党派的真正意义、它们的阶级基础、它们接近无产阶级的程度等等。正是现在，在民主革命，即按社会经济内容来说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时期，资产阶级民主派，从所有这些立宪民主党人等等直到社会革命党人，都特别热中于宣扬“广泛的民主组织”，总是直接地或间接地、公开地或隐蔽地鼓励非党性，就是说不严格划分民主派。无产阶级中有觉悟的人应当坚决地无情地同这种倾向作斗争，因为这实质上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倾向。我们应当把正确区别各党派的工作提到第一位，揭穿一切混乱观点，揭露充斥于我国各自由派报纸的所谓统一、团结、广泛的民主主义这类骗人的鬼话。为了完成一定的任务，我们建议同某些民主派联合，但是应当只选择革命的民主派（特别是在目前这样的时候），我们应当指出，“想”同专制制度作斗争的人（目前在革命队伍中的）和“想”同专制制度搞交易的人有什么极明显的不同的特征。为了更清楚地向火星派说明他们的错误，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的纲领谈到了农民委员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更确切地说明了农民委员会的意义，把它们叫作革命农民委员会（在这方面，新火星派的代表会议在实质上同第三次代表大会是一致的）。我们提出，农民委员会的任务是通过革命的途径实现一般的民主改革，包括直到没收地主土地的土地改革。现在，火星派在决议中又提出“在农民中”建立新的“鼓动委员会”。这不象是社会主义工人的建议，而是自由派资产者的建议。这样的“农民鼓动委员会”即使建立起来，也只会对解放派有利，因为这些委员会的革命性质将会被自由主义的性质所代替，我们已经指出，火星派所确定的这些鼓动委员会的鼓动内容（进行“反对”国家杜马和争取召集全民立宪会议的斗争），没有超出解放派纲领的范围。现在新火星派是否清楚，除了革命农民委员会的口号，他们又提出“农民鼓动委员会”的口号，就等于把社会民主党的口号变成解放派的口号？5.最后，我们来谈谈这个“全俄人民组织”的主要任务：组织立宪会议的全民选举。要在保存专制制度的情况下举行全民选举！同专制制度的“冲突”会提供“推动起义的新因素”……这个确实滑稽的选举，倒是推动起义的新因素！“革命自治”的口号和立宪会议“自然发生”的理论，必然产生这种会成为典型的荒谬论点。在特列波夫之流的统治下，就是说在起义胜利以前，在实际上推翻沙皇政权以前，就谈全民选举，这是一种最大的马尼洛夫精神，这只能使工人的思想受到不堪设想的政治毒害。只有被新《火星报》训练得习惯于到处讲空话的人，才会接受这些一遇到冷静的批判就会烟消云散的口号。只要稍微考虑一下全民选举这个词的真正意思是什么，只要想到它要求的是鼓动自由，是让全体居民知道情况，是使全体居民承认这个编制全体居民名册并且一无例外地对真正全体居民进行民意测验的中心组织或各地的中心组织，——只要稍微考虑一下这些问题，就可以肯定《火星报》所设计的“全民选举”不过是全民的滑稽剧或全民的骗局。任何一个多少能称得上是“全民选举的”议员，就是说，能得到人民真正自由地和自觉自愿地投给他5—10万张选票的议员，不论在俄国的哪个地方，“选举运动一开始”的时候无论如何是选不出来的。火星派的决议和无产阶级去演滑稽剧，不论什么样的保留和遁词都不能改变这个滑稽可笑的决议的本意。他们对我们说，只有“组织有了足够的力量”的时候，只有“由于事先进行了组织工作，它〈起义〉将会普遍展开，步调一致”的时候，才举行选举。我们回答说：力量应当用行动而不是用言论来证明。在起义胜利以前，即使谈什么有力量宣布“全民选举”而不遭到讥笑，这也是个笑话，而谈什么举行全民选举，就更是如此了。如果（1）这个组织不是由真正能够举行起义的人组成（而我们知道，决议鼓吹的只是“广泛的”组织，即事实上是解放派的组织，如果爆发起义，这些组织无疑会背叛起义），（2）没有力量取得起义的胜利（为了取得胜利，除了社会舆论、人民福利等等精神力量外，还需要有革命军队的物质力量），那么，这个组织不管怎样遍布各地，不管怎样步调一致，都不能“保证”起义的胜利。把这种精神力量，把这些关于“全民性”的响亮字眼提到首位，而在战斗的号召中不提直接的物质力量，就等于把无产阶级的革命口号降低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空话。滑稽的选举并不会“自然而然地”转变成起义，而是人为地转变成起义，这种转变是一小撮知识分子凭空想出来的。制造这种人为转变的做法，同以前纳杰日丁臆造“激发性的”恐怖手段的做法十分相似。新火星派也想人为地“激发”、推动人民起义，这种思想根本是骗人的。要建立真正全民的组织，我们是做不到的；如果我们打算在专制制度下举行选举，这种选举也必然会成为滑稽剧，而利用这类杜撰的理由来发动起义，就等于在人民中还缺乏真正的激昂情绪的时候下令举行起义。只有不相信无产阶级的革命积极性的人，只有喜欢使用尖锐字眼的知识分子，才会在1905年的9月杜撰什么“推动起义的新因素”。好象在我们俄国，很少有真正的而不是滑稽的起义的因素，很少有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伪造的群众的激昂情绪！滑稽的选举永远不会激发群众。但是罢工、游行示威、军队哗变、大学生的重大发动、饥饿、动员、国家杜马中的冲突等等诸如此类的事件，倒能经常不断每时每刻地真正激发群众。不仅虚构“推动起义的新因素”的想法是极其荒谬的，甚至事先指出只能是某一种因素而不能是其他因素能真正激发群众的想法也是不明智的。凡是稍许自重的人，稍许严肃对待自己言论的人，都绝对不会允许自己去臆造“推动起义的新因素”。可敬的马尼洛夫们，缺少的不是“新因素”，而是军事力量，革命人民（不是一般人民）的军事力量。构成这种力量的是：（1）武装的无产阶级和农民，（2）这些阶级的代表组成的有组织的先进部队，（3）愿意转到人民方面来的军队。所有这一切就组成了革命的军队。只讲起义、起义的力量、自然而然地转变成起义等，而不讲革命军队，这是荒谬的、糊涂的，在反革命军队愈是加紧动员的时候，就愈是如此。在高加索和黑海，波兰和里加爆发起义的时期，虚构“推动起义的新因素”，就等于有意闭关自守，逃避运动。我们看到，工人和农民处于群情激荡的状态。我们看到，从1月9日起爆发了一连串的起义，这些起义日益广阔地、有力地、顽强地以飞快的速度向前发展。谁也不能担保说，这些起义明天不会在任何大城市、任何军营、任何乡村重新爆发。相反，一切材料都证明，这种爆发是可能的，是即将来临的，是不可避免的。这些爆发能否胜利，第一，要看革命的鼓动和组织的成就如何，——这里是指革命的，而不是《火星报》所乐道的“广泛的民主的”，因为在民主主义者中有许多不革命的人。第二，要看革命军队的力量和准备程度。第一个条件早就为大家所公认，而且全体革命者在全国各地，可以说在每一次小组、团体的会议上，在每一次飞行集会、群众集会上，都在实现这个条件。第二个条件还很少被人所承认。自由派资产阶级由于自己的阶级地位，是不愿意而且也不可能承认它的。在革命者当中，只有死心塌地做君主派资产阶级尾巴的人才避而不谈第二个条件。起义是个很大的字眼。号召起义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情。社会制度愈复杂，国家政权组织愈高级，军事技术愈完善，就愈不能允许轻率地提出这种口号。我们不止一次地说过，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早就为提出这种口号做了准备，但是，只有到革命运动确实开展得非常猛烈，非常深广，问题确实需要彻底解决的时候，我们才提出这个口号作为直接的号召。对待大字眼必须持慎重态度。要把大字眼变成大行动是困难重重的。正因为如此，用讲空话来回避这些困难，用马尼洛夫式的臆造来逃避严重的任务，用所谓“自然而然地转变”到实现这些艰巨任务的美妙空想来蒙住眼睛，是不能宽恕的。革命军队也是一个很大的字眼。建立革命军队，这是一个艰巨、复杂和长期的过程。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个过程已经开始，在各地一块块地、一片片地发展起来的时候，当我们知道没有这种军队就不可能有革命的真正胜利的时候，我们应该提出坚决而明确的口号，宣传这个口号，使它成为当前政治任务的试金石。如果认为只要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使变革完全成熟了，革命的阶级就总会有足够的力量来实现这个变革，那是错误的。不，人类社会的安排对于先进分子来说并不是那样合适和那样“方便”的。变革可能成熟了，但这一变革的革命创造者可能还没有充分的力量来实现这一变革，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就会继续腐烂下去，有时能拖延数十年之久。至于民主变革在俄国已经成熟，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现在革命阶级实现这一变革的力量够不够，这还不知道。这要取决于斗争，如果许许多多直接的和间接的迹象没有使我们产生错觉的话，可以说这个斗争的紧要关头正在飞速地逼近。精神上的优势是肯定无疑的，精神力量已占压倒优势；没有这种力量，当然根本谈不上什么变革。这种力量是个必要的条件，但是这还不够。它会不会变成足以摧毁专制制度的极为顽强的（我们不能闭眼不看这一点）反抗的物质力量，斗争的结局将会告诉我们。起义的口号是用物质力量解决问题的口号，——按现代的欧洲文明来说，这种物质力量只能是军事力量。在变革的一般条件还没有成熟，群众的激昂情绪和采取行动的决心还没有明确地表露出来，外界情况还没有引起明显的危机的时候，这个口号是不能提出来的。但是，这个口号一经提出，如果再从这个口号退回去，再回到精神力量上面，即再回到发展起义基础的条件之一上面，再回到“可能的转变”之一上面等等，那简直是可耻。不，既然已经决定，就应当毫不退缩，就应当明确地公开地向最广大的群众讲清楚，目前胜利实现变革的实际条件是什么样的。我们还远远没有说完火星派决议的一切错误，在能够思考问题而不是一味“捕捉时机”的人看来，这个决议将永远是一个把社会民主党任务庸俗化的遗臭万年的历史文献。我们觉得，重要的是追究错误的基本根源，而不是列举根本错误的所有的、甚至比较小的表现。因此我们只是附带地指出，向杜马提出“最后通牒”（在缺乏有充分准备的军事力量的情况下，宣扬这个军事用语，是一种庸俗的吹嘘行为）的思想，努力把这个杜马变成革命会议［注：如果我们在即将到来的同沙皇政府的决战中表现强大，那么国家杜马必然会向左转（至少它里面那一部分自由派会这样，我们不讲反动派），但是不摧毁沙皇政权而想要对国家杜马发生重大影响，这是十分愚蠢的，就好象日本不摧毁俄国的军事力量便开始向中国提出“最后通牒”或认为中国的援助有重大意义一样。在1848年3月18日以后，普鲁士国家杜马（联合议会）立刻“匆忙签署”召集立宪会议的文件，而在这以前，革命者的一切“最后通牒”，他们为了影响国家杜马而作的一切“努力”，他们的一切恐吓，对于坐在国家杜马中的彼特龙凯维奇、罗季切夫、米留可夫之流来说，都不过是空话而已。］的思想，是荒谬的和反动的，——现在我们来谈谈“人民的革命自治”这一口号的一般意义。提出这个口号，更确切些说，把这个口号变成中心口号，这是《火星报》一切动摇行为的根源。《火星报》试着援引“辩证法”来为这个口号辩解，它援引的就是普列汉诺夫的那个辩证法，普列汉诺夫曾依靠这个辩证法对《火星报》的“组织上的含混不清”先是进行辩护，后来又进行揭发！我们说过，人民的革命自治不是起义的序幕，不会“自然而然地转变”成起义，而是起义的尾声。没有起义的胜利，就根本谈不上真正的和完全的自治。我们还补充说，把重心放在国家管理上而不放在国家制度上的思想是反动的，把革命自治和革命军队混为一谈是极为荒谬的，革命军队胜利后一定要实行革命自治，而革命自治还不一定包括革命军队。《火星报》企图用无意识的自发过程的“辩证法”来为自己这个有意识的口号的混乱辩解。它说，生活没有明显的界限。工人职业介绍所现在还存在着（《社会民主党人报》[174]第12号），这就是自治的要素。又说，序幕和尾声在发展的辩证过程中常常是互相交错的。后面这个说法完全正确。是的，实际发展过程永远是错综复杂的，尾声中的一些片断往往出现在真正的序幕之前。然而，是不是说，有觉悟的政党的领袖因此就可以搅乱斗争的任务，就可以混淆序幕和尾声了呢？是不是就可以用错综复杂的自发过程的辩证法来替有觉悟的社会民主党人的逻辑中的混乱开脱呢？难道这不是用普列汉诺夫的辩证法来代替马克思的辩证法吗？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我们的思想，我们举个例子。假定讲的不是民主革命，而是社会主义革命。危机日益成熟，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日益临近。这时，机会主义者把消费合作社的口号提到了首位，而革命者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口号提到首位。机会主义者争辩道：消费合作社是无产者的现实力量，是争取到的现实的经济阵地，是社会主义的真正的一部分；你们革命者不懂得辩证的发展，不懂得资本主义要长入社会主义，不懂得社会主义细胞要渗入资本主义的内部，不懂得用新的社会主义内容来代替资本主义。革命者回答说：是的，我们同意消费合作社在一定意义上是社会主义的一部分。第一，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为了消费而有计划地组织生产的大消费合作社；第二，没有强大的多方面的工人运动，社会主义就不能实现，而消费合作社必然是这许多方面的一个方面。但是问题不在这里。只要政权还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消费合作社就是可怜的一小部分，它保证不了任何重大的变动，引不起任何决定性的变化，有时甚至使人脱离争取变革的严重斗争。工人在消费合作社中获得的本领非常有用，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只有政权转入无产阶级手中以后，才能提供出充分发挥这些本领的天地。那时，剩余价值也将由消费合作社体系支配；而现在，由于工资微薄，运用这个有益的机构的范围也很狭窄。那时，将是真正自由的工作人员的消费合作社，而现在，是受资本压榨折磨的雇佣奴隶的合作社。总之，消费合作社是社会主义的一部分。辩证发展过程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确实就包含着新社会的因素，包含着它的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但是，社会主义者应当善于区分部分和整体，应当按整体提口号，而不是按部分提口号，应当提出真正变革的根本条件，而反对进行部分的缝缝补补，因为这往往使战士们脱离真正革命的道路。《火星报》认为在这场争论中谁是正确的呢？关于民主革命时期“革命自治”的口号也是如此。我们并不反对革命自治，关于这种自治我们早已在我们的最低纲领中的某个地方谈到了一下（见关于广泛的地方自治那一节），我们同意这是民主革命的一部分，这一点《无产者报》第15号［注：见本卷第197—198页。——编者注］在讲到斯摩棱斯克杜马的时候就曾经指出过。民主革命没有强大的多方面的民主运动是不可能实现的，而这许多方面中的一个方面就是争取自治的运动。不过，假如没有革命的学校，民主革命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这种革命学校就象不受警察管辖的工人职业介绍所一样，象僧侣中的风潮一样，象违法的地方自治等等一样，也是沙皇制度真正瓦解的无可怀疑的标志。从这里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火星报》的同志们，请想一想吧！是应当把所有这些起瓦解作用的部分综合为完整的起义口号呢？还是应当歪曲起义的口号，使这个口号只同其中一个部分，即同自治联系起来呢？勇敢的《火星报》（第109号第2版第1栏）写道：“组织革命自治，或者换一个说法，组织人民起义的力量”。这就等于说，组织革命学校就是组织起义力量，组织僧侣中的风潮就是组织起义力量，组织消费合作社就是组织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不，《火星报》的同志们，你们真是拙劣的辩证家。你们不会辩证地看问题，虽然你们象普列汉诺夫一样，非常善于在你们观点中关于组织上和策略上含混不清的问题上耍花招，兜圈子。你们没有看到，在起义胜利之后，所有这些变革的部分都必然会汇合成起义的完整统一的“尾声”，可是，没有起义的胜利，部分仍然是部分，仍然是什么也改变不了的、只有庸人才感到满足的可怜的部分。教训：（1）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者无论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夕，还是在民主革命的前夕，都有一种总是与伟大过程中的一个小部分纠缠不休的恶习，他们把这个部分当作整体，使整体从属于这个部分，以此歪曲整体，因而就变成不彻底的、懦弱的改良主义者的奴仆。（2）自发过程永远是而且必定是错综复杂的，但不能用这一过程的辩证法来为逻辑结论和政治口号的混乱开脱，尽管逻辑结论和政治口号常常是（但不必定是）混乱的。附言：当我们接到火星派在国外出版的南俄成立代表会议决议的时候，本文已经拼版了。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同我们前面转载的俄国出版的决议稍微有些不同。但这些不同之处都不是本质的，因而丝毫不影响我们的批判。载于1905年10月4日（17日）《无产者报》第21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354—372页注释：[174]《社会民主党人报》（《Социап-Демокраг》）是俄国孟什维克的通俗机关报，1904年10月1日（14日）—1905年10月14日（27日）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6号。该报的主编是费·伊·唐恩。——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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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十一卷——莫斯科的政治罢工和街头斗争（1905年10月4日〔17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莫斯科的政治罢工和街头斗争（1905年10月4日〔17日〕）莫斯科的革命事变，是暴风雨来临时的第一道闪电，它照亮了一个新的战场。国家杜马的法令的颁布和和约的签订，标志着俄国革命历史上的新阶段的开始。已经被工人的顽强斗争弄得疲惫不堪、被“不断革命”的怪影搅得心神不定的自由派资产阶级，轻松地喘了一口气，欢欢喜喜地紧紧抓住了抛给它的施舍物。向抵制思想展开了全线进攻，自由派开始明显地向右转。遗憾的是，甚至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也有不坚定的人（在新火星派阵营中），他们准备在一定条件下支持这些出卖革命的资产阶级叛徒，准备“认真对待”国家杜马。可以期望，莫斯科事变将会使缺乏信心的人感到惭愧，将会帮助怀疑的人正确估计新战场上的形势。无论是贫血的知识分子关于在专制制度下实行全民选举的梦想，或者是愚钝的自由派关于国家杜马具有重大作用的幻想，在无产阶级的第一次声势浩大的革命发动中都立即被粉碎了。我们所知道的关于莫斯科事变的消息，目前（公历10月12日）还很少。只有外国报纸上的一些简短的、往往是互相矛盾的报道，以及公开的报刊上的一些经书报检查机关审查过的关于运动开始的情况的报告。不过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莫斯科工人的斗争在开始的阶段是循着在最近一年的革命当中已成为通常过程的道路进行的。工人运动给整个俄国革命刻下了自己的印记。工人运动以零散的罢工开始，很快就发展壮大起来，一方面举行群众性的罢工，另一方面上街游行示威。在1905年已经完全形成的一种运动形式是政治罢工，这种罢工眼看着正在变成起义。俄国整个工人运动用了10年的时间才发展到目前这种程度（当然还远不是最后的），而现在在国内某些地区，运动在几天之内就由普通的罢工发展成了声势浩大的革命爆发。据报道，莫斯科排字工人的罢工是由尚未觉悟的工人发动的。但是，运动马上脱出他们之手，变成了广泛的工会运动。其他行业的工人也加入了这个运动。工人们不可避免地走上街头，虽然是为了把罢工的事告知还不知道消息的同志们，但这一行动却转变成了政治示威，他们唱着革命歌曲，发表革命演说。抑制已久的、对“人民”选举国家杜马这场丑恶的滑稽剧不满的怒火爆发出来了。群众性的罢工变成了对争取真正自由的战士的群众性的动员。舞台上出现了激进的大学生，不久以前他们也在莫斯科通过了一项完全和彼得堡决议类似的决议；这个决议用自由公民的语言而不是用趋炎附势的官吏的语言正言厉色地斥责国家杜马是侮辱人民的卑鄙勾当，号召为建立共和国而斗争，为由临时革命政府召集真正全民的和真正立宪的会议而斗争。无产阶级和革命民主派先进阶层反对沙皇军队和警察的街头斗争开始了。莫斯科运动的发展情况就是这样。9月24日（10月7日），星期六，除排字工人外，烟草工厂、电车都停了工；面包师的罢工也开始了。晚上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参加游行示威的除了工人和大学生以外，还有很多“局外”人（在公开的人民群众的发动中，革命的工人和激进的大学生相互之间已不再把对方当作局外人了）。哥萨克和宪兵不停地驱散示威者，但是示威者又不断地重新集合起来。人群向警察和哥萨克还击，响起了左轮手枪射击的声音，有许多警察受了伤。9月25日（10月8日），星期日，事变忽然急转直下。从上午11时起，工人开始聚集在街上。人群唱着《马赛曲》。纷纷举行革命集会。拒绝罢工的印刷所被捣毁了。人群抢劫了面包铺和枪械商店——工人要面包，为了活下去；要武器，为了争自由（完全和法国革命歌曲中唱的一样）。哥萨克在击退了极为顽强的反抗之后才把示威者驱散。在特维尔大街的总督府附近，发生了一场战斗。在菲力波夫面包铺旁边，聚集了一大群面包工人。正象后来该面包铺管事人所讲的那样，工人是和平地走上街头的，他们是为了声援全体罢工者才停止工作的。一队哥萨克向人群攻击。工人退入房屋，爬上屋顶和阁楼，向士兵抛掷石头。房屋被正规地包围起来。军队向工人开枪。一切交通都断绝了。两个精选连进行包抄，从后面冲进房屋，占领了敌人的阵地。有192个面包工人被捕，其中有8人受伤，两个工人被打死。军警方面也有受伤的，宪兵大尉受了重伤。当然，这些消息是很不完全的。根据某些外国报纸所引用的私人电报看来，哥萨克和士兵的兽行是令人发指的。菲力波夫面包铺的管事人抗议军队的这种无端的暴行。一家有声望的比利时报纸登载了一则看门人清洗街道上的血迹的消息，这家报纸写道，这个细小的情节比其他长篇的报告更能证明斗争的严重性。《前进报》[173]根据透露给报纸的私人消息报道说，在特维尔大街上有1万个罢工者同一个步兵营进行搏斗。军队进行了几次齐射。救护马车忙得不可开交。据估计被打死的大约不少于50人，受伤的近600人。据说，被捕的人被送到兵营，他们被驱赶着通过士兵的队列，遭到了残酷的、野蛮的毒打。据说，在街上发生战斗时，军官甚至对妇女也是惨无人道的（保守的资产阶级报纸《时报》的特派记者10月10日（9月27日）从彼得堡发出的电讯）。关于以后几天事变的情况，消息就愈来愈少了。工人怒火冲天，运动在发展着，政府采取一切措施封锁和删节一切消息。国外的报纸公开指出官方通讯社（曾一度被人们相信过）的抚慰人心的消息和由电话传到彼得堡的消息之间的矛盾。加斯东·勒鲁打电报给巴黎报纸《晨报》说，书报检查机关在制止稍微有些令人恐慌的消息的传播方面创造了奇迹。他写道，9月26日（10月9日）星期一，是俄国历史上流血最多的日子之一。在所有的主要街道上，甚至在总督府附近，都在搏斗。示威者举着红旗。有许多人被打死打伤。其他报纸的消息都是互相矛盾的。不过罢工在发展，这是无庸置疑的。大多数重工业工厂的工人，甚至轻工业工厂的工人都罢工了。铁路员工也罢工了。罢工正逐渐变为总罢工（10月10日（9月27日），星期二，及星期三）。情况极为严重。运动已波及彼得堡：圣加利工厂的工人已经停了工。目前我们的消息就是这些。当然，根据这些消息是谈不上对莫斯科事件作出全面评价的。现在还不能说，这些事件是无产阶级向专制制度实行决定性冲击的总排演，还是已经是这个冲击的开始；——这些事件仅仅是我们上面扼要谈到的“通常的”斗争方法向俄国中部新的地区的扩展，还是注定要成为一个更高的斗争形式和更坚决的起义的开端。看来，这些问题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有答案。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在我们面前，起义在不断发展，斗争在不断扩大，斗争的形式愈来愈尖锐。全国各地的无产阶级在奋勇地开辟道路，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确定武装起义可以而且一定会向哪个方向发展。目前这个由工人群众运动所造成的斗争形式，确实给了沙皇制度以极沉重的打击。内战采取了极为顽强的和遍布各地的游击战的形式。工人阶级没有给敌人以喘息的时机，他们使工业生产陷于停顿，使整个地方管理机器长期不能工作，造成全国的动荡不安局面，同时动员一批又一批的力量去参加斗争。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长久经受住这种冲击，更不用说这个众叛亲离、腐朽透顶的沙皇政府了。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时而感到斗争过于顽强，他们被内战和国家所处的这种令人恐慌的动荡不安的状态吓住了，但是，对于革命无产阶级来说，这种状态的延续，斗争的持久却是极其必要的。在资产阶级思想家中开始有人鼓吹和平的合法的进步，以扑灭革命的火焰，他们关心的是如何缓和政治危机，而不是使这种危机更加尖锐化，而觉悟的无产阶级，从来都认为资产阶级爱好自由具有变节本性，它将坚定不移地勇往直前，唤起农民阶级跟着自己前进，并促使沙皇军队内部发生瓦解。工人的顽强斗争、持久罢工、游行示威、局部起义，所有这一切所谓试探性的战斗和搏斗都必然会把军队卷入政治生活，从而也卷入革命问题的漩涡。斗争经验对人们的启发作用就速度和深度来说，要超过在其他条件下进行几年的宣传工作。对外战争结束了，但是政府显然害怕战俘回来，害怕驻在满洲的军队回来。关于满洲的军队怀有革命情绪的消息愈来愈多。打算在西伯利亚替满洲军的官兵建立农业移民区的计划不能不加剧骚动，——即使这种计划还只是个计划。虽然签订了和约，动员并未中止。需要军队完全是并且仅仅是为了反对革命，这一点是愈来愈清楚了。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革命者一点也不反对动员，我们甚至准备欢迎动员。政府不惜把一批批的军队投入斗争来拖延问题的解决，迫使愈来愈多的军队打内战，但是它并没有消除产生一切危机的根源，反而扩大了危机的基础。它达到了拖延的目的，但是不可避免地扩大了斗争的场地，使斗争更尖锐化。它促使最落后、最愚昧、最闭塞和政治上最不开展的人起来参加斗争，斗争将启发、唤醒和振奋他们。这种内战状态拖得愈久，反革命军队中就愈加不可避免地会分化出大批的中立者和革命战士的核心。最近几个月俄国革命的整个进程表明，现在已经达到的阶段不是也不可能是最高阶段。运动还要高涨，比1月9日以后所达到的高度还要高。当时我们第一次看到了震惊世界的运动，广大工人群众万众一心、团结一致地起来为政治要求而战。但是这个运动在革命性方面还是极不自觉的，在装备和军事准备方面还是很差的。波兰和高加索已经树立了进行更高形式的斗争的榜样，那里的无产阶级已经部分地武装起来，战争具有持久的形式。敖德萨起义的特点是增添了一个新的而又很重要的胜利条件：一部分军队转到人民这边来了。诚然，还没有马上取得胜利；“海军力量和陆军力量互相配合”这个困难的任务（甚至对于正规军来说，这也是最困难的任务之一）还没有得到解决。但是这个任务已经提出来了，而且一切迹象表明，敖德萨事变决不是唯一的意外的事变。莫斯科的罢工告诉我们，斗争已扩展到“真正的俄罗斯”地区，这个地区的稳定状态在很长时期内曾使反动派感到高兴。这个地区的革命发动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是因为接受战斗洗礼的是这样的无产阶级群众：他们最缺乏活动力，同时集中在一个比较小的地区内，而在数量方面则居全国第一。运动从彼得堡开始，扩展到了全俄各个边疆地区，动员了里加、波兰、敖德萨、高加索，现在烈火已经蔓延到俄国的“心脏”。国家杜马的可耻的滑稽剧面对决心进行斗争的真正先进阶级的真正革命发动，就显得更加可鄙了。我们不止一次地谈到的无产阶级和革命民主派的联合正在成为事实。在彼得堡和莫斯科都接受了革命社会民主党口号的激进的大学生是一切民主力量的先锋队，这些民主力量厌恶那些要进入国家杜马的“立宪民主”改良派的卑鄙行动，他们向往的是同俄国人民的万恶的敌人进行真正的决战，而不是向专制政府施展经纪人的本领。请看一下自由派教授、大学校长、校长助理以及特鲁别茨科伊和曼努伊洛夫们等等所有这一伙人。要知道，这些人都是自由派和立宪民主党的优秀人物，他们是最有思想、最有教养、最无私、最不受财主的利益和权势直接控制的人。这些优秀人物的所作所为又是怎样的呢？他们是如何利用自己所得到的第一次权力，即管理大学的权力，经过挑选而被授予的权力的呢？他们已经惧怕革命，他们害怕运动的尖锐和扩大，他们已经在扑灭火焰和努力安抚人心，并因此而受到了完全应得的羞辱，即美舍尔斯基公爵们的称赞。他们这些资产阶级学术界的庸人也被好好地惩罚了一顿。他们关闭了莫斯科大学，害怕大学里发生流血惨剧。他们这样做只是更快地在街头引起了更大得无比的流血惨剧。他们想扑灭大学的革命，结果却燃起了街头的革命。他们和特列波夫们和罗曼诺夫们这些先生一起陷入了妙不可言的进退维谷的境地，现在他们连忙跑去劝说特列波夫们和罗曼诺夫们，说集会自由是必要的，因为关闭大学就是开放街头斗争。开放大学，就是为人民的革命集会开放讲坛，而这种集会将会培养出更多的更坚决的自由战士。对于评价我国的国家杜马来说，这些自由派教授的例子是有无穷的教益的！从高等学校的经验来看，自由派和立宪民主党人也将会为“杜马的命运”担心，就象这些廉价科学的可怜骑士为“大学的命运”担心一样，这在现在难道还不清楚吗？自由派和立宪民主党人除了利用杜马更广泛地进行他们的和平合法进步这一臭气冲天的说教外，是不可能把它用于别的用途的，这在现在难道还不清楚吗？希望杜马变成革命的会议的想法是多么可笑，这在现在难道还不清楚吗？只有一种方法能够不单单只是“影响”杜马，也不单单只是“影响”大学，而是“影响”整个旧的专制制度，这就是莫斯科工人的方法，人民起义的方法，这难道还不清楚吗？只有人民起义不仅能迫使曼努伊洛夫们在大学里乞求集会自由，迫使彼特龙凯维奇们在杜马中为人民乞求自由，它还将为人民争得真正的自由。莫斯科事变表明了社会力量真正的派别划分：自由派从政府那里跑向激进派，劝他们放弃革命斗争。激进派则在无产阶级的队伍中进行斗争。我们不要忘记这一教训，它也完全适用于国家杜马。让彼特龙凯维奇们和其他的立宪民主党人在专制的俄国玩议会游戏吧，工人是要进行争取真正的人民专制的革命斗争的。不管莫斯科爆发的起义的结局如何，革命运动总是会变得更加强大，它将扩展到更广阔的地区，并且积蓄更多的力量。即使沙皇军队现在在莫斯科庆祝完全的胜利，即使再来几个这样的胜利，沙皇制度的全部崩溃也还是会成为事实。而到那时，就已经是农奴制度、专制制度和黑暗势力的全部遗产的实际的真正的覆灭，而不是自由派资产者为了迷惑自己和别人而对破烂衣衫所进行的软弱的、怯懦的和虚伪的缝补。即使明天邮局送来不幸的消息，说爆发的起义又被镇压下去了。那我们还是要高呼：再来一次，——起义万岁！载于1905年10月4日（17日）《无产者报》第21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345—353页注释：[173]《前进报》（《Ｖｏｒｗаｒｔｓ》）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1876年10月在莱比锡创刊，编辑是威·李卜克内西和威·哈森克莱维尔。1878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颁布后被查禁。1890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哈雷代表大会决定把1884年在柏林创办的《柏林人民报》改名为《前进报》（全称是《前进。柏林人民报》），从1891年1月起作为党中央机关报在柏林出版，由威·李卜克内西任主编。恩格斯曾为《前进报》撰稿，帮助它同机会主义的各种表现进行斗争。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前进报》编辑部逐渐转入党的右翼手中。它支持过俄国的经济派和孟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33年停刊。——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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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十一卷——关于所谓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工人组织（10月3日〔16日〕）以后）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关于所谓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工人组织（1905年10月3日〔16日〕）以后）我们接到中央委员会来信，信中说，“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工人组织”希望在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代表会议[172]通过的决议上签字。但是中央不同意接受他们的签字，因为中央曾经反对这个同国内缺乏真正联系的纯粹国外组织参加代表会议。我们想很快就在《无产者报》上登载一些更加详细的材料，来说明这个组织的真正性质。现在要指出的是，一切愿意真正帮助高加索亚美尼亚工人的社会民主运动的人，都应当只同那些在高加索而不是在日内瓦出版亚美尼亚文书刊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组织发生联系。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344页 |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革命军战斗队的任务（10月3日〔16日〕以后）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革命军战斗队的任务（1905年10月3日〔16日〕以后）（1）开展独立的军事行动。（2）领导群众。战斗队的人数不限，两三个人也行。战斗队应当自己武装起来，谁能找到什么就用什么（枪、左轮手枪、炸弹、刀、铁拳套、棍棒、纵火用的浸了煤油的布片、绳或绳梯、构筑街垒用的铁锨、炸药盒，有刺铁丝、钉子（对付骑兵用）及其他等等）。无论如何不要等待来自旁处、上面、外部的帮助，一切都要靠自己去弄到手。战斗队应当尽可能由住在邻近的人或者能经常按时会面的人组成（最好是两者兼有，因为按时会面可能会因起义而中断）。他们的任务是要做到在最紧急的时刻、在特别意外的情况下都能够集合在一起。因此，每支战斗队都应当预先规定出共同行动的手段和方法：在窗上做记号等等，以便彼此易于找到；约定呼号或哨音，以便在人群中辨认自己的同志；约定在夜间接头时的暗号等等。任何一个坚毅果敢的人再加上两三个同志都能制定出很多这样的规则和方法，应该规定好、记熟并且练习应用这些规则和方法。必须牢牢记住，百分之九十九的情况会是这样：事变出其不意地到来，因而需要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集合在一起。即使没有武器，战斗队也能起极其重大的作用：（1）领导群众；（2）在有利的场合袭击巡警，袭击偶然掉队的哥萨克（在莫斯科曾发生过）等等，并夺取武器；（3）在警察少的时候去营救被捕的人或受伤的人；（4）爬上屋顶、楼房上层等处，从那里向军队扔石块，泼开水等等。一支有组织的紧密团结的战斗队只要奋发起来，就是巨大的力量。无论如何都不应当借口缺少武器而拒绝组织战斗队或者推迟组织战斗队。各战斗队都应当尽可能预先分配任务，有时候要预先选举领导人，队长。如果陷入委任官职的儿戏，那当然是不对的，但是决不能忘记，统一的领导、迅速而坚决的行动是非常重要的。果断，进攻迅猛——就是四分之三的胜利。各战斗队应当一成立就马上着手，即毫不耽搁地着手从各方面进行工作，绝不只是进行理论工作，而且一定还要进行实际工作。我们所说的理论工作，是指研究军事科学、熟悉军事问题、作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请军人（军官、军士等等，直到曾经当过兵的工人）参加座谈会；阅读、研究和领会有关巷战的秘密小册子和报上的文章等等。我们再说一遍，应当马上开始进行实际工作。实际工作可以分为准备工作和军事行动。准备工作包括筹措各种武器和弹药，寻找便于进行巷战的房子（便于居高临下作战，便于存放炸弹、石块等等或者存放用来泼警察的镪水等等，便于设立指挥部，便于收集情报，便于掩藏被追捕的人和收容受伤的人等等）。其次，准备工作还包括各种迅速的刺探侦察工作：弄清监狱、警察局、内阁各部及其他机关的内部布局，弄清政府机关、银行等等内部的工作安排情况和警卫情况，设法和那些能够对工作有好处的人（警察局、银行、法庭、监狱、邮政局、电报局等机关内的职员）建立联系，弄清军火库和市内的一切枪械商店的情况等等。这里的工作很多，而且这些工作又是任何一个人，甚至根本不能参加街头斗争的人，甚至体力很弱的人，如妇女、儿童和老人等等，都能去做而且会带来极大好处的。必须努力立即把所有愿意参加起义的人都无条件地团结到战斗队里来，因为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愿意工作而不会带来很大好处的人，即使他没有武器，即使他不能够亲自参加战斗。其次，革命军战斗队绝不能只做准备工作，而应当尽快转入军事行动，以便：（1）使战斗力量得到锻炼；（2）侦察敌人的弱点；（3）给敌人以局部的打击；（4）救出被俘的人（被捕的人）；（5）弄到武器；（6）弄到供起义用的经费（没收政府的钱财）等等。各战斗队可以并且应当立刻抓住一切有利时机来进行实际工作，决不要把事情拖延到总起义，因为不在战火中锻炼就决不可能获得举行起义的能力。当然，任何极端都是不好的；一切好的有益的事情，如果走到极端，就可能成为、在超过一定界限时甚至一定会成为坏的有害的事情。无秩序无准备的小的恐怖行动走到极端，只会分散和消耗力量。这是千真万确的，当然不应当忘记这一点。但是，另一方面，无论如何也不应当忘记下面这一点：现在起义的口号已经发出了，起义已经开始了。在有利的条件下开始攻击，不仅是每一个革命者的权利，而且是他的直接的义务。打死特务、警察、宪兵，炸毁警察局，救出被捕者，夺取政府的钱财以供起义的需要，——一切爆发起义的地方都在采取这种行动，无论在波兰或高加索都是这样，而每支革命军战斗队都应当立刻准备去采取这样的行动。每支战斗队都应当记住，如果今天放过采取这种行动的有利时机，它就犯下了不可宽恕的无所作为和消极被动的过错，而这样的过错是革命者在起义时期的最大罪过，是一切不是空谈自由而是用实际行动争取自由的人的奇耻大辱。关于这些战斗队的组成可以作如下的说明。队员人数以多少为宜以及如何分配他们的任务，经验会告诉我们。必须自己去摸索创造这种经验，不要等待别人的指示。当然，应当请地方革命组织派遣革命军人来讲课、座谈和提建议，可是如果没有革命军人，战斗队就务必自己去做这些事情。至于说到党派的划分，那么同一个党的党员，自然是愿意结合在同一个战斗队中。但是不应当绝对阻止其他党的党员加入。正是在这里，我们应当实现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与革命民主派的联合和实际上的协作（当然，不应当有任何的党的合并）。谁愿意为自由而战并且以事实来证明其决心，谁就可以算是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必须力求与这样的人共同进行准备起义的工作（当然是在对这个人或这个团体完全信任的条件下）。必须把其他一切“民主主义者”当作假民主主义者，当作自由派的空谈家而严格地区分开来，对这些人绝对不能依靠，信任这些人对于革命者来说就是犯罪。各战斗队互相联合起来，当然很好。规定共同行动的方式和办法，非常有益。但是无论如何不要因此而走极端，去编制复杂的计划和笼统的方案，以及为了学究式的臆想而延误实际工作等等。起义中必然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无组织的分子比有组织的分子多几千倍；必然会遇到这样的场合：两个人甚至一个人就得立即就地采取行动，——所以必须准备自己独立负责地行动。迁延、争执、拖拉和犹豫不决，就会使起义事业遭到毁灭。最大的决心，最大的干劲，毫不迟延地运用每一个适当的时机，立即燃起群众的革命热情，指引他们更坚决、最坚决地去行动，这就是革命者的首要责任。同黑帮分子作斗争，是既能使革命军士兵受到训练和战斗洗礼，又能使革命获得巨大益处的绝好的军事行动。革命军战斗队应当马上进行调查，是什么人、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样的方式组织黑帮，然后不要仅限于宣传（宣传是有益处的，可是单靠宣传还不够），而且也要使用武力，痛击黑帮分子，打死他们，炸毁他们的总部，如此等等。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339—343页 |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致圣彼得堡委员会战斗委员会（1905年10月3日〔16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致圣彼得堡委员会战斗委员会（1905年10月3日〔16日〕）1905年10月16日亲爱的同志们！收到你们寄来的（1）战斗委员会的报告，（2）关于组织起义的准备工作问题的记录，（3）组织方案，非常感谢。我读了这些文件以后，认为有责任直接写信给战斗委员会，和你们同志式地交换意见。不用说，关于事情的实际安排我是不敢妄加评论的；在国内的困难条件下正在做一切可能做到的事情，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从文件来判断，很有可能会变成文牍主义。战斗委员会的所有这些组织方案、所有这些组织计划，给人一种只是纸上谈兵的印象，——请原谅我的坦率，但是我希望你们不至于怀疑我想吹毛求疵。在这种事情上，各种方案以及关于战斗委员会的职责和权力的争辩和议论是最没有用处的。这里需要的是猛烈的干劲，更大的干劲。我吃惊地看到，确实是吃惊地看到，谈论炸弹已半年有余，却连一颗炸弹也没有制造出来！而进行这种谈论的是最有学问的人……先生们，到青年中去吧！这是唯一的万应灵药。不然你们真要误事了（根据一切情况我看是这样），你们虽有“很有学术价值的”记录、计划、图样、方案和宏伟的蓝图，却缺少组织，缺少活生生的行动。到青年中去吧。马上在各个地方，在大学生中、特别是在工人中以及其他人中成立战斗义勇队。让3至10人以至30人等等的战斗队立即组织起来。让他们立即自己武装起来，谁能找到什么就用什么武装起来，用左轮手枪、用刀、用纵火用的浸了煤油的布片等等武装起来。让这些战斗队马上选出自己的领导人，并且尽可能同彼得堡委员会战斗委员会联系。不要要求任何形式，一定要唾弃一切框框，让一切“职责、权力和特权”通通见鬼去吧。不必要求一定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对武装起义来说是荒谬绝伦的要求。不要放弃同每个小组联系，哪怕它只有3个人，唯一的条件是它能安全地避开警察，并且决心和沙皇军队作战。让那些愿意加入的小组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或者靠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样非常好；但是我坚决认为要求这样做是错误的。彼得堡委员会战斗委员会的作用应当是：帮助革命大军的这些队伍，充当联络“办事处”等等。任何一个队伍都将乐于接受你们的帮助，但是，假如你们在这件事情上从方案以及从谈论战斗委员会的“权力”着手，你们就会葬送整个事业，我肯定地对你们说，你们会不可挽回地葬送整个事业。必须进行广泛的宣传。要派出5—10人在一星期内巡视几百个工人小组和大学生小组，潜入一切可以潜入的地方，并且在各地都提出一个明确的、简短的、直截了当的和简单的计划：马上组织队伍吧，能用什么就用什么武装起来吧，全力进行工作吧，我们会尽我们所能来帮助你们，但是你们不要等待我们的帮助，自己干起来吧。这件事情的关键就在于一大批零散小组的主动精神。它们会做好一切事情。没有它们，你们的整个战斗委员会将是微不足道的。我准备用战斗委员会所联系的战斗队的数目来衡量它的工作效能。假如过一两个月，在彼得堡战斗委员会的周围还没有起码200—300支战斗队，那就是一个僵死的战斗委员会。那就必须把它埋葬掉。在目前这种沸腾状态下还不能集合几百支战斗队，那就是站在现实生活之外。宣传员应当把一些简要的、最简便的制造炸弹的方法和各种最基本的工作方式告诉每一支战斗队，然后让他们自己去进行一切活动。这些战斗队应当立即行动起来，通过具体行动马上开始军事训练，应当马上开始。一部分战斗队立即去杀暗探，炸毁警察局，一部分去袭击银行，以便没收资金供起义用，一部分保持机动或测绘地形图等等。但是一定要立即开始在实际行动中学习，别害怕作这些试探性的进攻。当然，这种进攻可能走向极端，但这是明天的祸患，而今天的祸患却在于我们的因循保守，在于我们的学理主义，学究似的裹足不前，象老年人一样害怕主动。让每一支战斗队自己去学习，哪怕要以遭到警察杀害为代价：几十个人的牺牲将会由产生几百个有经验的战士而得到超额的补偿，这些战士明天将去带领几十万人前进。同志们，紧握你们的手，祝你们成功。我决不强求你们接受我的观点，但是，我认为有责任提出自己的建议。你们的列宁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336—338页 |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俄国的财政（1905年10月1日〔14日〕以后）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俄国的财政（1905年10月1日〔14日〕以后）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指出，专制政府把自己财政方面的事务（或者说勾当，这也许更确切些）搞得愈来愈乱了。财政必然破产变得愈来愈明显。请看证明这一点的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欧洲金融巨头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伦敦《经济学家》杂志[170]驻柏林记者在公历10月11日报道说：“门德尔森公司的代表本周曾到彼得堡参加俄国政府和法国银行家之间关于俄国发行新公债的谈判。关于这次公债，那里的人们已经谈论很多。从此间得到的来源看来可靠的消息断定，这次公债的发行总额为7500万英镑（约7亿卢布），其中法国将认购约半数，其余的将提供德国、荷兰、英国和合众国认购。消息还断言，所发行的很大一部分债券（oftheissue）必定是用来偿还国库券的（？？takinguptheTreasuryNotes？），这些国库券是战争期间投放在法国和德国的。目前所有的大金融中心正经受着异乎寻常的压力（areunderunusualpressure），俄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atjustthisjuncture）求助于各国货币市场，这被认为是它发生财政困难（straits）的明显证据。有一种说法：上述发行总额中只有不大的一部分马上就要求认购，而其余部分将在以后、大概明年年初才加以推销（willberaised）。但这只会更为加深人们对于俄国资金短缺的不良印象。恰恰是现在德国对俄国公债毫无热情，这是显而易见的。除了这里货币市场的情况之外，更重要的是，俄国继续发生政治动乱（tur-moil），政府威信即使不是完全扫地（breakdown）也是明显降低；所有这一切事实在德国都颇受重视（arebeingweighedinamanner），这对于将来认购俄国公债，乃是一种不祥之兆。”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334—335页注释：[170]《经济学家》杂志（《TheEconomist》）是英国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刊物（周刊），1843年在伦敦创刊。该刊是伦敦西蒂的喉舌。——337。 |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关于特鲁别茨科伊之死（1905年9月30日和10月11日〔10月13日和24日〕之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关于特鲁别茨科伊之死（1905年9月30日和10月11日〔10月13日和24日〕之间）自由派报纸《法兰克福报》对莫斯科大学生的彻底革命的决议感到非常恼火，这些大学生竟要求不由沙皇、不由国家杜马，甚至（新《火星报》的同志们不要生气！）也不由“人民的民主组织”，而由临时革命政府来召集立宪会议。德国的自由派交易所经纪人为此大喊大叫，说大学生“不成熟”等等。现在，该报（10月13日的下午版）在登载特鲁别茨科伊逝世的电讯时说：“也许，他（特鲁别茨科伊）在国民教育部吵架了吧。”可怜的特鲁别茨科伊！追求人民的自由，却在沙皇大臣的前厅中因“吵架”而死去……我们认为，这种惩罚即使对一个俄国的自由主义者来说也是太残酷了。但是先生们，对人民自由的拥护者来说，不同刽子手和暗探的政府发生任何关系不是更好、更体面一些吗？在同这些坏蛋（不消灭他们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进行的直接的、正当的、公开的、能够启发和教育人民的街头斗争中死去，比起同特列波夫们及其可鄙的走狗们谈话时因“吵架”而死去，不是更好一些吗？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333页 |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短评（1905年9月底）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短评（1905年9月底）解放派分子同社会民主党人的谈话[169]条目（1）在“波将金号”事件之后起义已不可能。——不可能的事正在变为（werden）可能的事。（2）过高估计力量。——“你又贫穷［注：从军事技术等观点来看是彻底“贫穷”。但是请看看运动和它的自发发展情况：1月9日——里加，——波兰——150万工人的罢工——敖德萨——高加索——莫斯科。1905年9月。]，你又富饶”。（3）卡•考茨基谈临时革命政府。——起义同临时革命政府相联系着。政府承认起义＝戒严。（4）抵制思想是不明智的：不利用工具。——如果你信不过朋友，那就去请教敌人吧。政府害怕抵制。（5）起义和“老”工人。工联主义。“阶级的政党”。——“非战斗员”。是的，利用他们搞工联主义，这是对的，但是他们将提供后卫。（6）议会规则：支持邻座，否则你就会帮助《莫斯科新闻》。——是的，当面临这种选择的时候，在议会中我们将支持你们反对《莫斯科新闻》，但是现在这不是主要问题。不是在议会中进行斗争，而是由于议会而进行斗争。你们——不是战士。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422—423页注释：[169]列宁的这篇对话体短评批判了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策略路线。这些人在《解放》杂志和其他刊物上激烈反对武装起义，坚决拒绝抵制布里根杜马的思想并号召参加布里根杜马。关于卡·考茨基在临时革命政府问题上的立场（第（3）条），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中作了批判（见本卷第91—93页）。关于利用“老”工人的问题（第（5）条），列宁在1905年9月30日（10月13日）给谢·伊·古谢夫的信中说：工人中有一个特殊阶层，如老人、家属等，他们现在在政治斗争中能做的事情少极了，但是在工会斗争中却能做很多事情。应当利用这个阶层，只要在这方面对他们的行动加以指导就行了（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5卷）。关于社会民主党人对待议会的态度问题（第（6）条），列宁在1905年9月28日（10月11日）给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的信中作了发挥（同上）。——334。 |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决不要撒谎！我们的力量在于说真话！（1905年9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决不要撒谎！我们的力量在于说真话！[168]给编辑部的信（1905年9月）“我们没有力量发动起义……因此就用不着把起义和杜马联系在一起……鼓动口号是立宪会议。”崩得是这样写的。本文作者在第16号上对崩得的回答是不够的。［注：见本卷第232—237页。——编者注］崩得的这番话绝妙地反映了社会民主党内的市侩精神，所谓市侩精神就是：庸俗、中庸、平凡、陈腐、平庸（崩得向来是这样的，大家知道，他们在1897—1900年、在1901—1903年、在1904年以及目前在1905年，都扮演了思想寄生虫的角色）。这是流行的看法，通常的观点，是“理智”（即《解放》杂志所说的“理智的胜利”和“省悟”）。这是天大的谎话。揭穿这套谎话，对俄国革命，对必胜的革命的唯一可能的缔造者觉悟的无产阶级来说，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们没有力量发动起义，所以就用不着去联系，所以口号不是武装起义，而是立宪会议。这就等于说：我们这些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孤苦伶仃、受尽折磨的人们，没有力量爬出将把我们活活困死的泥潭，没有力量登上阳光灿烂、空气清新、长满奇花异果的山峰。我们没有梯子，而没有梯子是无法登山的。我们没有力量弄到梯子。所以就用不着把登山的斗争同弄到（或制作）梯子的口号联系起来。所以我们的口号应当是：登上山去，登上山去，山上有幸福和生路，空气和阳光，赞许和支援。因为没有梯子，而没有梯子是登不了山的，所以就用不着提出弄到梯子的口号，用不着制作梯子，所以口号应当是：不知不觉地出现在山峰上，出现在山上吧，山上有幸福等等！马克思说过，“弱者总是靠相信奇迹求得解救”［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25页。——编者注］！现在是无产阶级软弱还是崩得和新《火星报》的头脑软弱，所以要靠相信奇迹求得解救？相信没有梯子可以登上山峰？相信没有起义可以产生立宪会议？疯子才会相信这些。没有武装起义，立宪会议只能是幻象、空话、谎言、法兰克福清谈馆。解放主义作为俄国第一个具有广泛政治形式、群众政治形式和人民形式的资产阶级口号，它的欺骗性和虚伪性就在于鼓励相信奇迹，鼓励撒谎。因为自由派资产阶级需要这种谎言，对它说来这不是谎言，而是最大的真理，是它的阶级利益的真理，是资产阶级自由的真理，是资本主义平等的真理，是生意人交情中神圣而又神圣的东西。这就是它的（资产阶级的）真理，因为它需要的不是人民胜利，不是群众登上山峰，而是群众陷入泥潭，是大亨们和财主们骑在老百姓头上，不是战胜敌人，而是同敌人勾结、妥协，也就是投靠敌人。这在资产阶级看来并不是“奇迹”，而是现实，是背叛革命的现实，而不是革命胜利的现实。……我们没有力量弄到梯子……我们没有力量发动起义……先生们，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那就请你们改变整个宣传鼓动的内容，对工人和全体人民发表新的、改变了的言论，重新想出的另一种言论。请你们对人民说：彼得堡、里加、华沙、敖德萨、梯弗利斯等等地方的工人们，我们没有力量发动起义并在起义中取得胜利。所以我们不用去想全民立宪会议，也用不着去空谈它。请你们不要用卑劣的遁词来玷污崇高的字眼。不要用相信奇迹来掩盖自己的软弱。对所有的人高声说出这种弱点吧，——认识了就等于改正了一半。吹牛撒谎是道义上的灭亡，也势必引向政治上的灭亡。工人们！我们软弱得不能发动起义和取得起义的胜利！所以你们要抛弃关于全民立宪会议的议论，赶走空谈全民立宪会议的撒谎家，揭穿解放派、“杜马派”、立宪民主党人以及其他卑鄙分子的叛变行为，因为他们只是口头上要全民立宪会议，而事实上要的是反人民的立宪会议，这种立宪会议不会确立新东西，只是补缀一下旧东西，不会给你们新衣服、新生活和进行新的伟大斗争的新武器，而只是在你们的破旧的衣服上加点装饰，只是幻景和骗局，是玩具而不是武器，是锁链而不是枪支。工人们！我们软弱得不能举行起义。所以就不要谈论革命，同时也不允许解放派卖淫妇、立宪民主党人和杜马派谈论革命，不允许这些资产阶级坏蛋用放荡语言来玷污这个伟大的人民的概念。我们软弱吗？这就是说，我们这里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革命。这不是人民的革命，这是彼特龙凯维奇们和沙皇的那帮自由派奴仆对人民的愚弄。这不是争取自由的斗争，这是解放派为换取一官半职而对人民自由的出卖。这不是新生活的开始，而是往日的饥馑、苦役、苟且偷安、腐化堕落的加强。工人同志们，我们没有力量发动起义！我们没有力量发动人民起来革命！我们没有力量争得自由……我们只有力量轻轻摇动敌人而不能把他们打垮，只能轻轻摇动敌人，好让彼特龙凯维奇去和他们坐在一起。一切关于革命、自由和人民代表机关的空话都去它的吧，——谁谈论这些东西，而不在实际上努力制作梯子以得到这些东西，不去发动起义以夺取这些东西，谁就是说谎家和轻浮的人，谁就是欺骗你们。工人同志们，我们是软弱的！拥护我们的只有无产阶级以及千百万已经开始进行分散的、渺茫的、非武装的、盲目的斗争的农民。反对我们的有整个宫廷集团和一切穿军装的工人和农民以及……［注：手稿上这句话没有写完。——俄文版编者注］最后。我们是软弱的。弱者靠相信奇迹求得解救。这是出自崩得之口、出自《火星报》计划的事实。但是，先生们，事实到底怎样呢？是全国无产阶级的力量软弱呢，还是崩得分子和新火星派的头脑软弱？？请你们说真话：（1）没有革命。有自由派资产阶级同沙皇的交易……（2）没有争取自由的斗争。有对人民自由的出卖。（3）没有争取人民代表机关的斗争。有财主的代表机关。我们是软弱的……由此不可避免地要产生种种叛变革命的行为。如果你们要革命、自由、人民代表机关……你们就应当坚强。你们软弱吗？革命是强者的事情！我们应当照旧穿破衣服。你们软弱吗？只有强者能得到自由。弱者将永远是奴隶。全部历史的经验。你们软弱吗？你们的代表机关要通过你们的奴隶主、剥削者来实现。“代表机关”要么是强者的战利品，要么是一纸空文，是骗局，是遮住弱者眼睛使他弄不清方向的绷带……从末尾开始（x）谁是软弱的？是无产阶级的力量软弱呢，还是火星派、崩得分子的头脑软弱？（v）想要革命吗？你们就应当坚强！（n）我们应当说真话，因为这是我们的力量所在，而群众，人民、大众将在事实上即在斗争后作出究竟有没有力量的解答。究竟有没有力量呢？或者我们是软弱的。（x）谁是软弱的。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328—332页注释：[168]在《决不要撒谎！我们的力量在于说真话！》这封给编辑部的信大约写于1905年9月1日（14日）以后，没有写完。《无产者报》也没有刊登。——329。 |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耶拿代表大会（1905年9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耶拿代表大会[164]（1905年9月）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历次代表大会的意义，早就远远超出了德国工人运动的范围。德国社会民主党按其组织性、按运动的严整性和团结、按马克思主义书刊的数量浩瀚和内容丰富等方面来说，都是走在各国党的前面的。自然，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历次代表大会的决定也就往往具有几乎是国际性的意义。关于社会主义运动中最新的机会主义流派（伯恩施坦主义）问题，就曾经是这样。社会民主党德累斯顿代表大会[165]的决定肯定了革命社会民主党的久经考验的旧策略，这项决定已为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所接受，而且现在成了全世界一切觉悟的无产阶级的共同决定。现在的情形也是这样。关于群众性的政治罢工问题，耶拿代表大会的这个主要问题，引起了整个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注意。最近在许多国家里，包括俄国在内，甚至可以说特别是在俄国，事变已经把这个问题提到了首位。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决定无疑将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产生不小的影响，将激励和加强斗争着的工人的革命士气。但是，我们先扼要谈一谈耶拿代表大会所讨论和解决的其他较为次要的问题。代表大会首先讨论了关于党的组织问题。我们在这里当然不想谈论德国党修改党章的细节。重要的是着重指出这次修改的一个非常突出的基本特点，这就是进一步地、更全面更严格地贯彻集中制的倾向，建立更坚固的组织的倾向。这种倾向表现在：第一，党章直接规定每一个社会民主党党员除特别重大原因无法做到外，都必须从属于一个党的组织。第二，以地方社会民主党组织制度代替受托人制度，以集体的、组织的联系的原则代替个人全权和信任个人的原则。第三，规定一切党组织必须把自己25％的收入上交党的中央会计处。总的说来，我们在这里清楚地看到，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发展和它的革命性的增强，必然地、不可避免地导致更加彻底地贯彻集中制。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这方面的进展，对我们俄国人是极有教益的。在我们这里，组织问题不久以前在党的生活的迫切问题中占有大得不相称的地位，从一定程度上说甚至现在也是这样。自从第三次代表大会以来，党内的两种组织倾向就完全形成了：一种倾向是要实行彻底的集中制和坚决扩大党组织内的民主制，这并不是为了蛊惑人心，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是要随着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自由的扩大切实地加以实现。另一种倾向是鼓吹组织界限模糊，“组织上的含混不清”，关于这种倾向的全部危害性，就连长期替它辩护的普列汉诺夫现在也懂得了（我们希望，事变很快也会使他认识到这种组织上的含混不清和策略上的含混不清的联系）。请回忆一下关于我们党章第1条的争论吧。新火星派从前曾激烈坚持自己的错误条文的“思想”，而现在，他们的代表会议干脆把整个条文和整个思想统统抛掉了。第三次代表大会肯定了集中制和组织联系的原则。新火星派马上就试图把关于每个党员从属于一个组织的问题提到一般原则的基础上来。现在我们看到，德国人（机会主义者和革命者都一样）甚至不怀疑这个要求的原则上的合理性。他们把这项要求（每个党员从属于一个党组织）直接写进了党章，他们在说明这项规定要允许有例外情况时，根本没有涉及到原则，而是说……由于在德国缺乏足够的自由！耶拿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报告人福尔马尔，在说明这项规定容许有例外情况时指出，象小官吏这样一些人是不可能公开参加社会民主党的。不言而喻，在我们俄国情况却不同：这里没有自由，一切组织都同样是秘密的。在有革命自由的情况下，特别重要的是严格划分党的界限，不容许在这方面存在“界限模糊”的情况。而适当加强组织联系的原则，始终都是不可动摇的。至于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现在已经取消了的受托人制度，那完全是为了对付反社会党人非常法[166]而采取的办法。这个法律愈是成为过去的东西，全党也就愈会自然地和必然地转到组织间的直接联系的制度上来，而不必再通过受托人进行联系。在耶拿讨论政治罢工问题之前所讨论的另一个问题，对俄国也是极有教益的。这就是关于五一节的问题，确切些说（如果就问题的实质，而不是就议事日程的讨论项目来说），就是关于工会运动同社会民主党的关系的问题。我们在《无产者报》上已经不止一次地谈到，工会科隆代表大会[167]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而且还不只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产生了多么深刻的影响。这次代表大会最清楚不过地表明，甚至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和影响最深的德国，工会（注意：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会）中的反社会主义倾向，即英国式的也就是绝对资产阶级式的“纯粹工联主义”的倾向，也正在发展起来。因此，在耶拿代表大会上，关于狭义的五一游行示威问题便不可避免地变成了关于工联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问题，如果针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的派别情况来说，那就是关于“经济主义”的问题。关于五一节问题的报告人费舍明确地指出，工会常常在这些或那些问题上丧失社会主义精神，无视这一事实就会犯极大的错误。事情竟发展到这种地步，例如粗木工工会的代表布林格曼竟讲出和发表了这样一段话：“五一罢工是人的机体中的异物”，“在当前条件下工会是争取改善工人状况的唯一手段”，等等。费舍说得很对，除了这些“症状”以外，还有一系列其他的“症状”。在德国，也象在俄国或者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狭隘工会主义或“经济主义”是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这个粗木工工会的报纸曾经大谈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已经破产了，危机论、灾变论不符合实际情况等等。修正主义者卡尔韦尔号召工人不要不满，不要增加需求，要俭朴，等等。李卜克内西的发言得到代表大会的赞许，他反对工会“中立”的思想，他指出：“诚然，倍倍尔也讲过有利于中立的话，但是我认为，这只是倍倍尔没有得到党内多数人赞同的不多几次情况中的一次。”倍倍尔本人否认他曾主张工会对社会民主党保持中立。倍倍尔断然认为狭隘工会主义是危险的。他接着说，他还知道这种糊涂的行会观念的更为糟糕的例子：工会的年轻领导者们甚至嘲笑整个党、整个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理论。倍倍尔的这些话在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引起一片愤怒的叫喊声。倍倍尔果断地宣告说：“同志们，你们应当坚守自己的岗位；想一想，你们到底在做什么；你们走的是一条毁灭的道路，它会把你们引向死亡！”大会对这番话报以热烈的掌声。可见，德国社会民主党能够正视危险，这是值得称赞的。它没有掩盖“经济主义”的极端表现，没有编造拙劣的借口和遁词（而我们的普列汉诺夫，例如，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已经编造了许许多多这样的借口和遁词）。它没有这样，而是尖锐地指出了病症，坚决地谴责了有害的倾向，直接地、公开地号召全体党员同这种倾向进行斗争。这一事件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是颇有教益的，因为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有些人竟因为在工会运动问题上“省悟”而博得了司徒卢威先生的夸奖！载于1924年《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第2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323—327页注释：[164]《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耶拿代表大会》一文是应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合会的请求为该联合会的机关报《无产阶级斗争报》写的，大约写于1905年9月10日（23日）以后，文章没有写完。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耶拿代表大会，见注149。——324。[165]德国社会民主党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于1903年9月13—20日举行。出席大会的有代表263人，党的执行委员会委员、帝国国会党团成员、监察委员会委员和党报编辑57人，外国来宾12人。大会议程：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关于议会活动的报告；党的策略，包括帝国国会选举、关于担任副议长的问题和关于修正主义的倾向问题。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党的策略和同修正主义作斗争的问题。大会批评了爱·伯恩施坦、保·格雷、爱·大卫、沃·海涅等人的修正主义观点，并以绝大多数票（288票对11票）通过了谴责修正主义者企图改变党的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策略的决议。但是代表大会没有把修正主义分子开除出党，他们在大会后继续宣传自己的修正主义观点。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1904年8月）在讨论社会党的策略问题时，同样通过了谴责修正主义的决议，但没有作出必须同修正主义决裂的坚定结论。——324。[166]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即《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是德国俾斯麦政府在1878年10月起实行的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动法令。这个法令规定取缔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一切进步工人组织，封闭工人刊物，没收社会主义书报，并可不经法律手续把革命者逮捕和驱逐出境。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实施期间，有1000多种书刊被查禁，300多个工人组织被解散。2000多人被监禁和驱逐。为适应非法存在的条件，德国社会民主党改造了自己的工作：党的中央报纸《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国外出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定期在国外举行，在国内则巩固和发展地下党组织，并利用一切合法机会加强同群众的联系。结果，党的影响进一步增长。在工人运动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1890年10月被废除。——326。[167]德国工会科隆代表大会于1905年5月举行，出席代表208人，来宾24人。大会议程包括：工会对总罢工的态度；工会和五一节；工会联合组织在工会建设中的任务等。中心议题是政治性的群众罢工。德国工会的改良主义首领们在代表大会上执行反社会主义的工联主义的路线，要求工会将自己的活动局限于为工人阶级日常利益而同资本家进行经济斗争，反对工会进行政治斗争。他们就政治性群众罢工的问题通过的决议说：“代表大会认为一切通过宣传政治性群众罢工而把某种策略固定下来的企图都是错误的，要求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坚决反对这一类企图。”机会主义领导人还提出一个决议案，建议将五一节纪念活动挪到晚上举行，借口是让工人们都能参加，实际是企图取消五一节的战斗性和国际性。但是代表大会的多数代表否决了这个决议案。1905年6月13日（26日）《无产者报》第5号刊登的《德国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一文，尖锐地批评了这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机会主义决议。——326。 |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信（9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信[163]（1905年9月）同志们！我们想提请你们注意中央机关报和地方出版机关在宣传鼓动工作中合作的一个方法。中央机关报时常受到责备，说它脱离运动、不够通俗，等等。当然，这些责备有正确的地方，而且我们清楚地知道，在这热火朝天的时期，我们从远处进行工作是非常不够的。但是，我们脱离运动，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央机关报同地方社会民主党人群众的联系太少和不经常，彼此间合作得不够。我们对你们的帮助不够，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你们对我们的帮助也不够。现在我们想以同志的态度提请你们注意克服这些缺点中的一个方面。地方工作人员在利用中央机关报进行宣传鼓动方面做得是不够的。中央机关报到得晚，份数少。因此，（1）必须在地方小报上经常转载文章和短评；（2）必须在地方小报上经常用更通俗的语言来改写或转述中央机关报的口号（和文章），并且你们可以作补充、修改和删节等等，因为你们在地方上看得更清楚，而党的一切出版物都是全党的财富；（3）必须在地方小报上经常摘引中央机关报上的东西，好让群众普遍知道中央机关报的名字，意识到中央机关报是自己的固定的报纸，知道它是自己的思想中心，知道能够随时向它求教，等等。必须抓住一切机会在小报上说明，某个思想正是在《无产者报》的某篇文章中提出来的，或者某个类似的消息曾经在该报的某篇通讯中报道过，诸如此类等等。为了使群众知道我们的中央机关报和扩大我们的整个影响范围，这样做是极其重要的。地方委员会过去经常挑选一些合乎它们口味的文章来转载。现在特别重要的是统一口号（在对待自由派、解放派以及他们的“妥协论”、他们的宪法草案等等的态度上；在关于革命军队、革命政府的纲领和抵制国家杜马等等问题上）。应当想方设法利用中央机关报进行地方的宣传鼓动工作，在小报上不但要转载而且要转述中央机关报的思想和口号，并且根据当地条件等等对它们加以发挥或者修改。这对于我们和你们之间在事实上进行合作，交换意见，修改我们的口号，使工人群众知道我们有一个固定的党中央机关报，是极其重要的。务请在党的一切组织和小组中，直到最基层为止，宣读和讨论这封信。《无产者报》编辑部载于1905年9月《工人报》第2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321—322页注释：[163]这封信发表于1905年9月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秘密通俗报纸《工人报》第2号。《工人报》是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创办的，1905年8—10月在莫斯科出版，共出了4号。——322。 |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沉睡的资产阶级和醒来的资产阶级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沉睡的资产阶级和醒来的资产阶级文章的提纲（1905年9月27日〔10月10日〕）请想想看，少数人同不能容忍的邪恶现象进行斗争，而多数沉睡者却没有觉察到这种邪恶现象，或者对它无动于衷。那斗争者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1）唤醒尽可能多的沉睡者。（2）向他们进行关于他们的斗争任务和斗争条件的教育。（3）把他们组织成为能够取得胜利的力量。（4）教会他们正确利用胜利的果实。自然，第1条应当比第2—4条先做到，离开第1条，后几条是不可能实现的。于是这少数人就来唤醒所有的人，推动每一个人。由于生活本身也在发展，他们的努力终于获得了成功。很多人被唤醒了。这时开始发现，其中一部分被唤醒的人热中于维护邪恶现象，他们或者是要自觉地支持它，或者是要保持其中对这批被唤醒的人有利的方面和部分。这时，战士们、战斗的号召者、启蒙者、革命的鸣钟人就来反对这些被他们自己唤醒的人，这不是很自然吗？这时战士们就不再花费力量去推醒“每一个人”，而是把重心转到下面这样一些人身上，他们能够（1）醒来，这是第一；（2）接受彻底斗争的思想，这是第二；（3）认真进行斗争并且斗争到底，这是第三；这不是很自然的吗？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同自由派的关系在1900—1902年（唤醒）、1902—1904年（区分被唤醒的人）和1905年（同醒来的……叛徒作斗争）就是这样。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319—320页 |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莫斯科流血的日子（1905年9月27日〔10月10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莫斯科流血的日子[157]（1905年9月27日〔10月10日〕）日内瓦，1905年10月10日（9月27日）工人起义又爆发了——在莫斯科发生了群众性的罢工和街头斗争。1月9日，首都响起了无产阶级革命发动的第一声霹雷。这隆隆的雷声响彻了俄国全境，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唤起百万以上的无产者去进行巨大的斗争。继彼得堡而起的是各边疆地区，那里的民族压迫使本来就难以忍受的政治压迫更加严重。里加、波兰、敖德萨和高加索先后成了逐月、逐周都在向深广发展的起义的策源地。现在起义已经蔓延到俄国中部，蔓延到“真正的俄罗斯”地区的中心，本来这些地区的稳定一直是使反动派感到高兴的。俄国中部的这种比较稳定的状态，即这种落后的状态，是由下面一系列情况造成的，这就是：大工业形式比较落后，虽然它包括很多工人群众，但是它只在很小的程度上使工人和土地断绝联系，使无产者集中于文化中心；它距离外国很远；没有民族纠纷。还在1885—1886年就在这个区域出现的蓬蓬勃勃的工人运动[158]，好象是很久地沉寂了，社会民主党人几十次、几百次的努力，都因碰到当地特别困难的工作条件而遭到失败。可是，中部地区也终于动起来了。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罢工[159]证明工人的政治成熟性已经达到出人意料的高度。在这次罢工以后，整个中部工业区的不满情绪已经不断地加强和扩大起来。现在这种不满情绪已经爆发出来，正在变成起义。毫无疑问，革命的莫斯科大学生进一步加强了这次爆发，他们刚刚通过了与彼得堡的决议完全相同的决议，痛斥国家杜马，号召为建立共和国，为成立临时革命政府而斗争。“自由派的”教授们刚刚选出鼎鼎大名的十足自由派的特鲁别茨科伊先生当校长，现在又在警察的威胁下将大学关闭了。据他们自己说，他们是怕在大学院内重演梯弗利斯的惨剧[160]。他们这样做，不过是加速了街头的、大学外面的流血惨剧的发生。我们根据外国报纸所载的简短的电讯来判断，莫斯科事变是按1月9日以后可说是已经成为惯例的“通常”过程发展的。开始是排字工人的罢工，罢工迅速扩大起来。9月24日（10月7日）星期六，各印刷所、电车、烟草工厂都停了工。报纸没有出版。眼看就会发生工厂工人和铁路工人的总罢工。晚上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参加游行的除排字工人外，还有其他行业的工人、大学生等等。哥萨克[161]和宪兵多次驱散示威群众，但是他们又重新集合起来。许多警察受了伤。示威群众抛掷石块，并用左轮手枪射击。指挥宪兵的一个军官受了重伤。一个哥萨克军官和一个宪兵被击毙等等。星期六，面包师也参加了罢工。9月25日（10月8日），星期日，事变忽然急转直下。从上午11时起，工人开始聚集在各条街道上——特别是在斯特拉斯特内林荫道上和其他地方。人群唱着马赛曲。几家拒绝罢工的印刷所被捣毁了。哥萨克在击退了极为顽强的反抗之后，才把示威群众驱散。在总督府附近的菲力波夫商店门前，聚集了大约400人，主要是面包工人。哥萨克向群众攻击。工人退入房屋，爬上屋顶，从那里向哥萨克抛掷石头。哥萨克朝屋顶开枪，但是无法赶走工人，只好采取正规的围攻办法。房屋被包围起来了，一队警察和两个精选连实行包抄，从后面冲进房屋，最后把屋顶占领了。有192个面包工人被捕，被捕者中有8人受伤，两个工人被打死（我们再说一遍，所有这些都是外国报纸电讯中的消息，当然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只能使我们对这次战斗的规模有个大致的概念）。据一家有声望的比利时报纸报道，有许多看门人在努力清洗街道上的血迹，这家报纸说，这个细小的情节比长篇的报告更能证明斗争的严重性。关于特维尔大街的流血惨剧，彼得堡的报纸大概曾得到准予报道的许可。但是第二天书报检查机关又害怕公之于众了。据9月26日（10月9日）星期一的官方公报说，莫斯科并未发生任何重大的风潮。然而彼得堡各报编辑部从电话中得到的消息却不是这样。原来，群众又聚集在总督府附近。发生了很激烈的冲突。哥萨克不止一次地开枪射击。当他们下马开枪射击时，他们的马踩倒了许多人。傍晚，林荫道上挤满了工人群众，他们高呼革命口号，挥舞着红旗。群众抢劫了面包铺和枪械商店。最后，人群被警察驱散了。有许多人受了伤。中央电报局由一个连的士兵保护。面包工人的罢工发展成了总罢工。大学生中的不满情绪更加强烈起来。参加集会的人愈来愈多，会议更加具有革命性质。《泰晤士报》驻彼得堡记者报道说，在彼得堡散发了号召进行斗争的传单，那里的面包工人情绪激昂，那里已决定在10月1日（14日）星期六举行游行示威，人心惶惶。尽管这些材料很不充分，但是，根据这些材料已经可以得出结论说，莫斯科起义的爆发和其他地方比较起来，不能说是运动的更高阶段。这里既没有事先受过训练的和装备精良的革命部队的发动，也没有哪怕是一部分军队转到人民方面来，也没有广泛使用“新式的”民间武器，如炸弹之类（9月26日〔10月9日〕，梯弗利斯人曾用炸弹把哥萨克和士兵们吓得魂不附体）。缺少这些条件中的任何一个，便不能指望武装大批工人，也不能指望起义胜利。我们已经说过，莫斯科事变的意义并不在这里，而在于它表明这个巨大的中心城市接受了战斗的洗礼，一个极大的工业区卷入了严重的斗争。俄国的起义的发展当然不是、也不可能是平稳地直线上升的。彼得堡1月9日事件的主要特征，是大批群众万众一心地迅速参加运动，他们没有携带武器，没有准备去作斗争，可是他们却在斗争中受到极大的教育。波兰和高加索的运动的特点是斗争非常顽强，民众使用武器和炸弹的情况比较多。敖德萨的斗争的特点是一部分军队转到起义者方面来。在所有这些事件中，运动始终基本上是无产阶级的，是同群众罢工融为一体的。莫斯科运动进展的情形，也和其他许多不大的工业中心城市一样。现在我们面前自然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革命运动将会停留在这个已经达到的、已经成为“通常的”和人们所熟悉的发展阶段上呢，还是会升到更高的阶段？如果我们敢于对俄国革命这种极为复杂和范围广阔的事变作一番估计，那我们必然会得出结论，认为第二种前途的可能性要大得多。确实，现有的这种可以说是已经学会的斗争形式——游击战争，连续不断的罢工，时而在国内的这个地方，时而在国内的那个地方用街头斗争来袭击敌人，把敌人弄得精疲力竭，——就已经产生了并且仍然在产生极大的效果。这种顽强斗争使工业停顿，使官僚机关和军队的士气完全沮丧，使全国各个居民阶层都对现状产生不满，任何国家都不能长期经受住这种顽强的斗争。俄国专制政府更经受不住这种斗争。我们可以完全相信，甚至单用工人运动已经创造出的这些形式把这个斗争坚持下去，也一定会使沙皇制度崩溃的。但是，在现代俄国，革命运动绝不可能停留在目前已经达到的阶段上。恰恰相反，所有的材料都非常清楚地说明，这只是斗争的最初阶段之一。祸国殃民的可耻战争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对于人民的影响，还远未充分表现出来。城市中的经济危机和乡村中的饥荒，正在激起人民更大的愤怒。根据一切消息看来，驻在满洲的军队怀有强烈的革命情绪，所以政府不敢把他们调回来，——可是不把这支军队调回来又不行，因为有可能举行新的、更严重的起义。在俄国工人和农民中间进行的政治鼓动，还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广泛，这样井井有条，这样深入。国家杜马的滑稽剧必然会使政府遭到新的失败，使人民更加愤怒。我们亲眼看到起义仅仅在10个月内就已经有了惊人的发展，所以我们得出结论说，起义即将升到新的、更高的阶段，那时一定会有革命者的战斗队或哗变的军队来支援群众，帮助他们获得武器，使“沙皇的”（现在还是沙皇的，但已远非完全是沙皇的）军队发生极大的动摇，那时起义就会取得沙皇制度所无法对付的重大胜利，——这并不是什么幻想，也不是什么良好愿望，而是直接从群众斗争的事实中得出的必然的结论。沙皇军队在莫斯科战胜了工人。但是这个胜利并没有削弱失败者的力量，而只是使他们更坚强地团结起来，激起了他们更深的仇恨，使他们更接近于严重斗争的实际任务。这个胜利是一种不能不使胜利者的队伍发生动摇的胜利。军队到现在才开始明白，现在动员他们，完全是为了同“内部的敌人”作斗争，这种认识不仅是根据法律，而且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得来的。对日战争已经结束。[162]但是动员工作仍在继续进行，这是为了反对革命而实行的动员。我们不怕这种动员，我们敢于去欢迎它，因为被动员来同人民进行不断的斗争的士兵人数愈多，这些士兵就会愈迅速地受到政治教育和革命教育。沙皇政府动员一批又一批的部队来与革命作战，以迁延总解决时刻的到来，但是这种迁延对我们最有利，因为在这种持久的游击战争中，无产者将学会作战，而军队将不可避免地卷入政治生活，政治生活的召唤，年轻俄罗斯的战斗呼声，甚至会传进紧闭着的营房，唤醒那些最愚昧、最落后、最受压制的人们。爆发的起义又一次被镇压下去了。让我们再一次高呼：起义万岁！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313—318页注释：[157]《莫斯科流血的日子》一文是就1905年9月19日（10月2日）爆发的莫斯科政治罢工而写的，当时没有发表。文章写成后过了两天，即9月29日（10月12日），列宁又写了《莫斯科的政治罢工和街头斗争》一文（见本卷第347—355页），发表于10月4日（17日）《无产者报》第21号。因此，《莫斯科流血的日子》实际上是《莫斯科的政治罢工和街头斗争》的初稿，本卷《附录》里还收有这两篇文章的提纲（见第423—427页）。莫斯科政治罢工是俄国革命运动新高涨的开端，在准备全俄十月政治罢工中起了重大作用。列宁密切注视莫斯科政治罢工的发展，从报上摘抄了大量资料（见《列宁文稿》第12卷第274—287页）。除了上述两篇文章外，他还利用这些资料写了《莫斯科事变的教训》一文（见本卷第380—388页）。9月底，列宁在日内瓦群众大会上发表了关于莫斯科事件的讲话。——314。[158]指1885—1886年莫斯科省、弗拉基米尔省和雅罗斯拉夫尔省的工人运动。在这个时期的罢工中，最著名的是1885年1月的莫罗佐夫工厂即尼科利斯科耶纺织厂的罢工。这次罢工是因厂主季·萨·莫罗佐夫对纺织工人残酷剥削以致工人经济状况恶化而引起的。罢工的领导者是先进工人彼·阿·莫伊谢延科、卢·伊·伊万诺夫和瓦·谢·沃尔柯夫。这次罢工遭到沙皇政府的武力镇压。罢工领导者及600多名工人被捕，其中33人受到审判。这次罢工以及相继发生的多次罢工终于迫使沙皇政府于1886年6月3日颁布了罚款法。——314。[159]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纺织工人在布尔什维克北方委员会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小组的领导下，从1905年5月12日（25日）起举行总罢工，提出了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提高工资，取消罚款，撤销工厂警察，实现言论、出版、结社、罢工自由，召开立宪会议等要求。5月15日（28日），工人们选出151名代表，建立了全权代表会议。这个代表会议事实上是俄国最早的全市性工人代表苏维埃，起了革命政权的作用。沙皇政府为了镇压这次罢工，向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及其附近地区调集了大批军警。6月2日（15日），副省长颁布了禁止集会的命令。6月3日（16日），哥萨克和军警对集会工人们发动攻击，残酷地屠杀工人。但是这场大屠杀并没有摧毁工人的斗志。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总罢工一直持续到7月22日（8月4日），而个别企业的局部罢工直到8月和9月仍在进行。——315。[160]梯弗利斯的惨剧是指沙皇警察屠杀梯弗利斯工人的事件。1905年8月29日（9月11日），梯弗利斯2000多名工人为了参加讨论国家杜马的选举问题在市政管理委员会大厅举行集会。警察和哥萨克按照沙皇当局的命令，包围了建筑物，冲入正在开会的大厅，对工人进行野蛮的镇压，有60人被打死，近300人被打伤。为了抗议沙皇政权的暴行，整个外高加索——梯弗利斯、库塔伊西、苏呼姆等城市举行了政治性的示威游行和罢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梯弗利斯委员会印发了传单，号召举行武装起义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关于梯弗利斯事件，1905年9月13日（26日）《无产者报》第18号刊印了高加索联合会委员会署名的特别公报。——315。[161]这里说的是被沙皇政府派来行使警察职能、镇压革命运动的哥萨克军队。哥萨克（原为突厥语，意思是好汉、自由人）原指莫斯科国边疆地区的受雇佣的自由人和服军役的人。15—16世纪，在俄国和波兰—立陶宛国家的边境（第聂伯河、顿河、伏尔加河、乌拉尔和捷列克河一带），出现了主要由逃亡农奴组成的所谓自由哥萨克的自治村社。它们有独特的武装组织，是16—17世纪乌克兰人民起义和17—18世纪俄国农民战争的主要动力之一。沙皇政府于18世纪把哥萨克降服，改哥萨克村社为哥萨克军，进而使之成为有特权的军人等级。按规定，男性哥萨克满18岁一律自备军服、装具、冷兵器和战马在主要由骑兵构成的哥萨克军队里服役，凡服役者均赐与土地约30俄亩供长期使用。至20世纪初，全俄国共有11个哥萨克军。1916年哥萨克居民共有443万多人，拥有土地6300万俄亩，服军役者285000人。哥萨克军队参加了18—20世纪俄国的历次战争。沙皇政府曾广泛地利用哥萨克军队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和革命运动。十月革命后，在国内战争时期，哥萨克的富裕阶层站在白卫军一边作战，贫穷的哥萨克则支持苏维埃政权。1920年，哥萨克这一等级被废除。——315。[162]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以沙皇俄国的失败而告终。1905年8月23日（9月5日）俄国和日本在美国朴次茅斯市签订了和约。根据条约，俄国把辽东半岛（包括旅顺口和大连）的租借权转让给日本，把南满铁路（长春至旅顺）无条件让与日本，把萨哈林岛（库页岛）南半部割让给日本。俄国并承认朝鲜为日本的势力范围。沙皇政府签订朴次茅斯和约，是为了腾出手来对付国内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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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十一卷——同读者谈话摘录（1905年9月27日〔10月10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同读者谈话摘录[156]（1905年9月27日〔10月10日〕）编者按：我们发表一位同志的来信摘要，他是我们党的一个委员会的委员。这位同志不但给中央机关报写通讯，而且还谈论自己对策略的理解，自己运用策略的情况。这样做的同志为数不多。没有这种完全不是专门供发表用的谈话，就不能够共同制定统一的党的策略。没有这种同实际工作者的交换意见，国外报纸的编辑部就永远不可能真正代表全党的呼声。所以，我们发表这位只熟悉一小部分最近出版的书刊的同志的意见，是想要鼓励尽可能多的做实际工作的同志也来就党的一切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交换交换意见。载于1905年9月27日（10月10日）《无产者报》第20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312页注释：[156]这是列宁为《无产者报》发表布尔什维克谢·伊·古谢夫给该报编辑部的信的摘录而写的编者按语。古谢夫在1905年下半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敖德萨委员会书记。他在信中谈论了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革命中的策略问题，讲述了在群众中解释这些问题的情况，并批评了孟什维克的日内瓦代表会议的决议。1905年9月7日（20日），列宁在给古谢夫的回信中称赞他做出了实际工作者同中央机关报就这些问题进行谈话的创举，表示编辑部准备把他的信的一部分刊印出来。——313。 |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问题（1905年9月27日〔10月10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问题（1905年9月27日〔10月10日〕）孟什维克的“南俄成立代表会议”就这个问题通过了如下的决议：“南俄各组织代表会议从文件中看到，列宁同志没有采取任何步骤来同‘少数派’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社会党国际局[154]的代表问题取得协议，而在那里把这个问题变成党的两个部分的斗争对象，把琐碎的派别意见分歧提到首要地位，代表会议对此深表遗憾，同时请普列汉诺夫同志继续代表我们这部分党参加国际局，建议‘多数派’各组织立刻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并委托普列汉诺夫同志为自己的代表，以实现我们力求达到的统一和在其他一切国家的其他一切社会主义政党面前维护我们大家都同样珍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威信。”这个决议迫使笔者对事情真相作如下说明：（1）孟什维克不可能不知道，任何协议都取决于设在国内的中央委员会。他们故意只谈“列宁同志”一个人，他们的话不符合真实情况。（2）在第三次代表大会闭幕以后，中央委员会两个在国内的委员就立刻亲自找普列汉诺夫谈，表示希望他既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国际局的代表，又担任学术机关报的编辑。但是普列汉诺夫拒绝了。所谓“没有采取任何步骤等等”的说法是违反真实情况的。（3）普列汉诺夫表示拒绝之后退出了《火星报》编辑部，他没有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征求意见就在报上发表声明（5月29日），说他同意只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两个部分，并且通过报纸要求承认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人对此表示同意。（4）《无产者报》编辑部立刻转载了（在6月26日（13日）第5号上）普列汉诺夫的声明，并且补充说，问题已经提交中央解决。（5）在中央委员会没有把问题解决以前，我一直以中央的名义和国际局进行联系，以便向国际局报告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情况和向中央报告国际局的工作，同时我曾经声明，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国际局的代表问题还没有解决［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216页。——编者注］。换句话说，在参加国际局的特派代表问题获得解决以前，中央一直是通过自己在国外的代表和国际局进行联系的。（6）我向国际局公开明确地声明过，我和它的联系是暂时性的，我没有提出任何关于“斗争”和“意见分歧”的问题，我只是介绍了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尽了我所应尽的责任。（7）普列汉诺夫于6月16日写信给国际局，在信中他（一）错误地硬说他已经受托担任两派的代表，（二）叙述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以来的分裂的历史，其中有许多地方违反真实情况，完全站在孟什维克的立场上，说中央委员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是“擅自行动”，说我们党内的调和派是“泥潭派”，说参加代表大会的只有“近似半数的‘享有全权的’组织”，说代表大会是“极端集中主义者和泥潭派的结合体”等等。（8）我在1905年7月24日致国际局的信中逐条驳斥了普列汉诺夫的这封信（普列汉诺夫的信我只是在他发信1个月以后，当国际局把这封信的抄件寄给我的时候，我才知道的）。关于“泥潭派”我在自己的信中写道：“的确，我们党内有一个‘泥潭派’。它的成员在党内斗争中经常从一方倒向另外一方。第一个这样的倒戈分子就是普列汉诺夫，他在1903年11月从多数派倒向少数派，而在1905年5月29日又脱离了少数派，退出了《火星报》编辑部。我们不赞成这种倒过来倒过去的行为，但是我们认为，不坚定分子即‘泥潭派’分子经过长期的动摇以后愿意追随我们，这不能算是我们的过错。”我在那封信里说，关于分裂以后的状况的问题，国际局必须掌握“代表会议各项决议的完整译文”。我补充说：“如果《火星报》不愿意把这种译文寄给国际局，我们愿意代劳。”现在让读者来判断一下，能够说普列汉诺夫的行为不偏不倚，而新的代表会议对事情的阐述符合真实情况吗？谁损害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威信呢？谁首先向国际局报告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以来的分裂的历史呢？谁提出了“派别的意见分歧”呢？？尼·列宁附言：为了满足南俄代表会议想要知道多数派组织的意见的愿望，下面公布1905年8月寄来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科斯特罗马委员会的决议[155]。编辑部没有收到有关这一问题的其他决议。载于1905年9月27日（10月10日）《无产者报》第20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309—311页注释：[154]社会党国际局是第二国际的常设的执行和通讯机关，根据1900年巴黎代表大会的决议成立。社会党国际局由各国社会党代表组成。执行主席是埃·王德威尔得，书记是卡·胡斯曼。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参加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是格·瓦·普列汉诺夫和波·尼·克里切夫斯基。从1905年10月起，列宁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社会党国际局。1914年6月，根据列宁的建议，马·马·李维诺夫被任命为社会党国际局的俄国代表。社会党国际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实际上不再存在。——310。[155]在列宁提到的决议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科斯特罗马委员会，站在布尔什维克的立场上，反对委派格·瓦·普列汉诺夫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社会党国际局。决议发表于1905年9月27日（10月10日）《无产者报》第20号。——312。 |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新的孟什维克代表会议（9月27日〔10月10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新的孟什维克代表会议（1905年9月27日〔10月10日〕）我们收到了孟什维克的“南俄成立（！？）代表会议”[152]的胶印决议。会议的最重要的决议（关于国家杜马的）我们以后还要谈。现在我们只是指出，代表会议从火星派的“杜马”策略的两大要点中抛弃了“为把坚定分子选入国家杜马而施加压力”（符合马尔托夫、切列万宁、帕尔乌斯的精神），但是接受了“组织立宪会议的全民选举”。关于《火星报》编辑部成员的问题通过了三项决议，但是问题仍旧没有解决。一项决议请阿克雪里罗得不要退出编辑部，另一项决议请普列汉诺夫回到编辑部来（而且代表会议——大概没有说俏皮话的意思——对普列汉诺夫的退出表示“困惑不解”），第三项决议向《火星报》致谢，对它表示完全信任等等，但是，关于编辑部成员的问题“将交给全俄成立代表会议最后决定”。大家知道，“第一次全俄代表会议”曾经把问题“交给”地方组织解决。现在地方组织又把它“交给”成立代表会议解决……这大概就是所谓消除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吧……事情还在研究讨论，《火星报》却继续使用中央机关报的称号，而这样的称号甚至连它的拥护者也并未赋予过它。多便当的立场，这还用说吗！南俄代表会议的组织章程是从大家都已知道的那个章程[153]中抄来的，但是有几处作了不大的修改；补充了这样一条：“党的最高机关是党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尽可能每年召开一次。”我们热烈欢迎这一改进。由于有了“中央委员会由代表大会选出”这样一个新的很好的条文，由于有了在代表大会上解决（即使是在将来）关于编辑部成员问题的良好愿望，这种改进就证明是向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定靠近了一步。我们希望，4个月以后，下一次的“成立”代表会议将把召开代表大会，即党的这些最高机关的程序也定出来……遗憾的是，关于统一问题，代表会议转来转去兜圈子，没有直截了当地说出：你们是否愿意在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基础上统一起来呢？如果不愿意，你们是否准备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召开两个代表大会呢？我们希望，下一次的“成立”代表会议（早一些召开吧，不要等到4个月以后了！）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载于1905年9月27日（10月10日）《无产者报》第20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307—308页注释：[152]孟什维克的南俄成立代表会议于1905年8月在基辅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孟什维克的各小组和委员会的12名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党的两个部分的统一、关于国家杜马、关于《火星报》编辑部的成员、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关于组织章程等决议，并成立了南方组织区域委员会。列宁在《新的孟什维克代表会议》、《〈火星报〉策略的最新发明：滑稽的选举是推动起义的新因素》两篇文章中（见本卷第308—309页和第356—372页）尖锐地批评了代表会议的决议。谈到代表会议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时，列宁写道：它“将永远是一个把社会民主党任务庸俗化的遗臭万年的历史文献。”（见本卷第368页）对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参加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的决议，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问题》一文中（见本卷第310—312页）说明了问题的事实真相，揭穿了代表会议这一决议的欺骗性。列宁在1905年9月25日（10月8日）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也谈到了这一问题（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5卷）。——308。[153]指1905年4月孟什维克的日内瓦代表会议通过的《组织章程》。——308。 |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生气的回答（1905年9月27日〔10月10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生气的回答（1905年9月27日〔10月10日〕）我们的《自然发生论》这篇文章（《无产者报》第16号）［注：见本卷第232—237页。——编者注］引起了崩得的极为生气的回答。崩得甚至连自己的生气字眼都不够用，还向著名的粗野论战的论敌普列汉诺夫去借用。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崩得为什么生气呢？原来是因为我们一方面说崩得称赞《火星报》可能是一种讽刺，另一方面又讥笑崩得和《火星报》在一系列问题上是一致的。崩得硬说我们是两面派，责骂我们变戏法等等，同时完全避而不谈我们对崩得的那些显然并非讽刺的和同样显然不正确的论据所作的全部分析。崩得为什么避而不谈我们对他们自己所提出的问题的实质所作的这种分析呢？因为从这一分析中可以看出崩得自己的立场的两面性，它一方面反对火星派的“杜马”策略，另一方面又极其严重地重复了火星派的一系列错误。生气的崩得说我们是两面派，实际上是由于崩得在下面这个问题上采取了两面派立场，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应当提出由临时革命政府或沙皇或国家杜马来召开立宪会议的口号呢，还是提出这个立宪会议自然发生的口号。我们已经说明，崩得在这个问题上弄糊涂了。崩得直到现在还没有对它作出直接的回答。既然崩得现在因为我们给了他们一面镜子而谩骂我们，那么我们就用一句谚语来回答他们：“既然……，就不要怪镜子”［注：俄罗斯谚语：脸丑不要怪镜子。——编者注］。载于1905年9月27日（10月10日）《无产者报》第20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305—306页 |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关于党的统一问题（1905年9月27日〔10月10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关于党的统一问题[151]（1905年9月27日〔10月10日〕）编者按：中央委员会极其明确而肯定地提出了问题，我们这方面只有对此表示欢迎。或者是在第三次代表大会各项决议的基础上同党合并，或者是召开统一的代表大会。组织委员会必须作出最后的抉择。如果它不赞成在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的基础上加入党，那就必须立刻为召开统一的代表大会进行准备和制定条件。为此，第一，双方必须正式地毫不含糊地声明，原则上承认必须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召开两个代表大会；第二，还必须正式规定，党的每个部分的一切组织都要无条件服从自己那部分的代表大会的决定。换句话说，两个代表大会对于各自那一部分的党组织来说，应当起决定问题的作用，而不是咨询的作用；第三，必须预先明确规定，究竟根据什么原则召开代表大会，就是说，由哪些组织选派多少个有表决权的代表参加代表大会（对于承认第三次代表大会的那一部分党组织来说，二、三两项已经在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章里规定了）；第四，应当立即开始磋商召开代表大会的时间和地点（关于两个代表大会合并为一的条件和时间，将由两个代表大会直接决定）；第五，极端重要的是，立即着手制订最确切、最详细的合并草案，提交两个代表大会决定。这是一件刻不容缓的工作。无论是其他党的经验或者是我们党的经验都清楚地表明，没有一个或几个预先准备好的、公布过的、并全面讨论过的统一草案，代表大会就根本不可能解决这样困难的问题。所以现在要看组织委员会怎样做了，一切拥护统一的人都迫切地等待它作出决定。载于1905年9月27日（10月10日）《无产者报》第20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303—304页注释：[151]1905年9月27日（10月10日）《无产者报》第20号以《关于党的统一问题》为标题发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和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代表第三次会谈的记录以及中央委员会对这个记录的注释。这里收载的是列宁为发表这些材料而写的编者按语。中央委员会对记录的注释指出：孟什维克的政策依旧是他们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前所奉行的政策，这种政策会“造成极大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使党真正陷于瓦解。”中央委员会代表和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代表头两次会谈的综合记录载于1905年7月22日（8月4日）《中央委员会快报》第3号。——304。 |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地主谈抵制杜马（1905年9月27日〔10月10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地主谈抵制杜马（1905年9月27日〔10月10日〕）《解放》杂志第76期刊登了地方自治人士七月代表大会的简短记录。现在，在关于对待国家杜马的策略的问题引起了普遍注意的时候，谈一谈这个能说明地方自治人士和解放派究竟怎样议论抵制的独特的材料，是极其重要的。当然，谁都不怀疑，在缔结和约以前，在关于杜马的法令颁布以前，他们是比现在革命一些或者是竭力装得比现在革命一些。但是，他们的论据的性质对于检验我们对问题的估计仍然是很有益处的。因为反对党和革命党同时讨论具体政治步骤，这在俄国政治史上恐怕还是第一次。自然，促使资产阶级民主派提出抵制问题来的，不是他们的总的斗争纲领，不是一定阶级的利益，而首先是他们因为处于矛盾的、尴尬的境地而感到有些难为情和羞愧。施什科夫先生问道：“怎么好去参与一件被我们狠狠地批评过的事情呢？人民会以为我们是赞成法案的。”可以看到，这个自由派一想到抵制，就联想到人民的问题，他本能地感觉到，参加杜马就是做了一件对人民不大说得过去的事情。他摆脱不掉和人民走在一起的那一丝良好愿望。另一位发言人拉耶夫斯基先生把问题提得更为抽象：“我们过去一直是站在原则立场上，而现在在策略方面走上了妥协的道路。结果是：我们谴责了布里根草案，可是我们又很想当人民代表。我们不走这条不可靠的道路。”这当然是拉耶夫斯基先生的小小的夸大，因为解放派从来就没有站在原则立场上。把问题归结为完全否定妥协也是不正确的，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一定会对这位发言人说，绝对否定现实生活所强加于我们的妥协，那是可笑的，问题的实质不在这里，而在于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清楚地认识到并且不屈不挠地去追求斗争的目的。但是，我们再说一遍，资产阶级民主派是根本不会产生对问题的唯物主义提法的。他的疑惑不过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各个阶层内部发生深刻分裂的征候而已。在拉耶夫斯基先生发言以后起来发言的空谈家罗季切夫先生解决问题很简单：“我们曾经反对过新的地方自治条例，但是我们又参加了地方自治机关……如果我们当时有力量实现抵制，就一定宣布抵制了”（最可敬的先生，难道不是因为私有者的利益和坚定不移地同专制制度作斗争是不相容的，和工人农民是相敌对的，所以才“没有力量”吗？）……“兵法的第一条：及时逃跑……”（千真万确，特维尔自由主义的骑士就是这样说的！可是，自由派还讥笑库罗帕特金呢）“这样就是抵制：如果我们在参加杜马以后就作出第一项决定：‘我们退出杜马。这不是真正的代表机关，而没有真正的代表机关你们总是不行的。请把真正的代表机关给我们吧。’这就是真正的‘抵制’”（当然该说“请给”！——对地方自治机关的巴拉莱金[150]说来还能有什么比这更为“真正的”呢？难怪当戈洛文先生告诉他们说他“毫不费力就说服了”莫斯科总督，使总督不再担心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会宣布自己为立宪会议的时候，他们竟这样高兴地笑了起来）。科柳巴金先生说：“前几位发言人是这样提问题的：‘或者参加布里根杜马，或者什么也不做。’（《火星报》提问题和君主派资产阶级右翼的这“前几位发言人”正好一样）应当面向人民，人民都会反对布里根杜马的……面向人民吧，真正实现言论和集会的自由吧。但是，参加这个毫无用处的机关，你们会毁掉自己。你们在那里将是少数，这个少数在人民面前是会毁掉自己的。”在这篇发言中又可以感觉到抵制思想和诉诸农民的做法是相联系的，抵制思想的内容就是离开沙皇走向人民。对科柳巴金先生的发言了解得非常深刻的舍普金先生赶忙极其坦率地反驳说：“如果在人民面前我们犯了错误，这不要紧，但是，我们要挽救事业”（……资产阶级的事业，如果工人出席了这次高贵的会议，他们也许会对这位发言人这样喊的）。“我并不否认，也许我们很快就要走上革命的道路。但是常务局的草案（反对抵制的决议草案）想要避免这一点，因为我们无论就所受教育或者就感情”（阶级的教育，阶级的感情）“来说都不是革命的。”舍普金先生的议论真是高明！把所有的新火星派分子加在一起，也还不如他那样懂得，这里的问题实质不在于选择手段，而在于目的的不同。应当“挽救”现制度的“事业”，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不应当冒险去走革命的道路，这会使工人和农民得到胜利。但是饶舌家兼废话家德·罗伯蒂先生发表了同新火星派分子完完全全一样的意见：“如果草案因为毫无用处而成了法律，那怎么办呢？拿起武器来起义吗？”（罗伯蒂先生，您怎么啦，怎么可以“把起义和杜马联在一起呢”！？多可惜啊，您不认识我们的崩得，否则他们会告诉您，不能这样联系。）“我认为，起义将来一定会到来。而现在，抵抗可能是纯消极的，或者是消极的但又随时可以转变成积极的。”（啊，多么可爱的激进派呀！他真该使用新《火星报》的“革命自治”的口号，——那他会唱起多么多么好的咏叹调啊……）“……代表委托书只能给那些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完成变革的人。”看我们的吧！我们说帕尔乌斯正是同这种解放派分子见了面，并且拥抱在一起，我们说新《火星报》上了能说会道的地主的漂亮话的当，难道说得不对吗？载于1905年9月27日（10月10日）《无产者报》第20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299—302页151注释：[150]巴拉莱金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讽刺作品《温和谨慎的人们》和《现代牧歌》中的人物，一个包揽词讼、颠倒黑白的律师，自由主义空谈家、冒险家和撒谎家。巴拉莱金这个名字后来成为空谈、撒谎、投机取巧、出卖原则的代名词。——301。 |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吃得饱饱的资产阶级和馋涎欲滴的资产阶级（1905年9月27日〔10月10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吃得饱饱的资产阶级和馋涎欲滴的资产阶级（1905年9月27日〔10月10日〕）《时报》是法国保守派资产阶级的最有影响的报刊之一。它拼命攻击社会主义，很难看到有哪一天它不指名道姓地对马克思、倍倍尔、盖得、饶勒斯进行极其恶毒的评论和攻击。一谈到社会主义，《时报》就要狂怒得全身发抖。该报极其注意俄国的“危机”（用好心的欧洲人的话来说），从不忘记对“友好的有同盟关系的国家”（lanationamieetalliée）提出有教益的忠告。现在它又就最近一次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发表了一篇社论。它追溯了上次七月代表大会，甚至事情已经过去，它还是忍不住要发泄自己的不满。它写道，这真是一个“思想极度混乱，意图极不明确的场面”：布里根草案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了，然而代表们仍旧只限于“热烈的发言”，而不能决定是抵制还是参加的问题。法国执政的资产阶级的机关报甚至气愤地提醒地方自治人士说，他们可没有委托书啊！但是现在，吃饱了政权的资产者笑得多么开心呀！他多么亲切地赶忙去握住自己同伴的高贵的手！这个同伴虽然还只是馋涎欲滴地望着政权，但是已经证明自己“成熟”了！抵制被否定了，没有委托书的事现在已经不提了。《时报》说，“地方自治人士的决定给自己增了光。这证明俄国人民中最有教养的分子的政治修养在不断提高，他们正在放弃耍政治把戏的模糊计划，勇敢地走上必然进化的道路。”吃饱了政权并深知人民即工人和农民在革命中取得真正胜利会造成什么结果的资产者，毫不犹豫地宣布自由派地主和商人的九月代表大会是演进对革命的胜利。他称赞代表大会的“温和”。他喜形于色地指出关于“分散土地”和关于妇女选举权的决议案没有被通过。“这些决定的英明和温和清楚地表明，极端党派的意见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没有占上风。他们一致同意的纲领相当民主，足以解除革命者的武装。而由于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希望仅仅通过合法手段来实现自己的计划，大会的纲领还能够联合那些不会因为个人争论而同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成员分裂的改良主义者。”吃得饱饱的资产者用鼓励的态度拍拍馋涎欲滴的资产者的肩膀说：你们提出的纲领“相当民主”，足以迷人眼目，解除革命者的武装，你们走上合法的道路——用简单明了的俄国话说，就是和特列波夫—罗曼诺夫们讲好价钱，可真是治国的英才。有眼力的资产者对头脑简单的革命者所抱的希望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我们的新《火星报》的聪明人就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放松了缰绳，向圈套奔去，抢着建议温和的资产者担负起民主责任，而这些资产者现在是满心愿意许下任何诺言，担负任何责任的。不仅在敌对政党之间的斗争中，而且在社会主义政党内部的斗争中（如我们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从经验里看清了的），只要稍微触及斗争者的根本利益，一切诺言都会成为泡影。英国的谚语说得好：Thepromiseslikepie-crustareleaventobebroken。“诺言好比馅饼皮，为了撕皮才做皮。”火星派在杜马问题上的策略是什么呢？就是从思想上和策略上解除革命者的武装。机会主义的《火星报》的聪明人做了这项解除武装的工作，他们痛骂积极抵制的思想，用消极抵制来代替（完全是按照《新时报》[148]的精神，用词也几乎一样）积极抵制，宣传对互相拥抱的米留可夫们和斯塔霍维奇们的信任和轻信，用解放派资产阶级的乌七八糟的东西，如“公民革命自治”，来代替起义这一革命口号。只有瞎子才会到现在还看不见《火星报》陷入了什么样的泥潭。《火星报》在秘密报刊中是完全孤立的，站在它那边的只有《解放》杂志。连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也不会怀疑崩得会同情“前进派的武器库”，但崩得却坚决主张积极抵制了。在合法报刊中，一切坏蛋和一切温和的自由派都联合起来，反对同情抵制的和对农民最友好的激进资产者。列宁在《两种策略》［注：参看本卷第1—124页。——编者注］一书中分析新火星派的决议时说，《火星报》把自己降低到自由派地主的水平，《无产者报》则竭力提高革命农民的水平，这难道说得不对吗？我们已经提到了《新时报》。不仅这家御用报纸，而且连《莫斯科新闻》也在拼命反对抵制的思想，这就向一切人表明了杜马的实际政治意义。现在我们举出《新时报》的一个非常典型的鬼把戏作为例子，我们所以特别愿意谈谈这件事，是因为它甚至能把《俄罗斯新闻》那样“可敬的”自由派机关报的资产阶级丑行彻底揭露出来。《俄罗斯新闻》驻柏林的名记者约洛斯先生在第247号上评论了耶拿代表大会[149]。这个市侩首先赞美的是发现了一个善良正直的自由派资产者富翁阿贝，他捐赠给耶拿市一所民众文化馆，供各党派（甚至包括社会民主党人在内）自由集会之用。于是，约洛斯先生就得出自己的教训：“在一定的政党范围之外，也可以给人民带来好处。”这当然是对的。但是，一个著作家在俄国正在进行激烈的政党斗争的时候去赞美非党性，我们该怎样评论这个著作家呢？难道约洛斯先生不懂得，他是在做一件莫大的政治蠢事，是在为新时派效劳吗？但是，约洛斯先生下面这句话却向读者表明了这个市侩喜欢非党性的真正用意是什么：“更不必说，在某些政治条件下，暂时收藏起最终的目的而记住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共同的最近任务是有益的。”真是够坦率的！约洛斯先生，真应该感谢你说得这样明白！我们现在应当做的只是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场合，在每次向工人讲话的时候，利用这些话来表明俄国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性质，来向工人说明建立一个同资产阶级（即使是最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势不两立的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但是，我们这位“民主派”的这些话还不算什么。厉害的还在后头哩。约洛斯先生不只是奉劝无产阶级“暂时收藏起最终的目的”，即放弃社会主义，不，他还奉劝他们不要把目前的政治革命进行到底。约洛斯先生援引了倍倍尔的演说，并且特别着重提出这篇演说中的一段话，在那段话里倍倍尔怀疑我们能够“这样迅速地”把俄国变成文明的国家，同时还说旧的专制制度再也不会回来了，“旧的俄国一去不复返了”。约洛斯先生就这段话写道：“我不认为倍倍尔是俄国问题的权威，但是我应当指出，他演说中的这一部分的看法胜过考茨基及其他一些主张不断革命（Revolutioninper-manenz）的学理主义者。倍倍尔是聪明人，是政治家，他知道经常的无政府状态在人民生活中采取哪些具体的形式，他认为胜利首先是实现文化方面的任务，从他的话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他没有在俄国知识分子和俄国无产阶级之间划出一条分界线，大概更不会在他们之间筑一堵墙，至少在实现起码的人权以前是这样。”第一，这是对倍倍尔的诬蔑，是纯粹新时报式的诬蔑。倍倍尔历来总是明确地在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之间划出一条“分界线”；约洛斯先生不会不知道这一点。倍倍尔最坚决地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社会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区别开来。硬要俄国读者相信倍倍尔由于为“文化”奋斗而曾经忽略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虚伪和变节以及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目的，这就是对革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的极大的诽谤。第二，从倍倍尔的演说中绝对不能得出倍倍尔对俄国革命的看法和考茨基不同的结论。倍倍尔在这方面“胜过”考茨基，那是约洛斯先生的捏造，他从倍倍尔的演说中断章取义地摘出一段话来，加以歪曲，而对倍倍尔完全赞成俄国革命和相信俄国革命会彻底胜利的一系列言论，却绝口不谈。第三，——这也是《俄罗斯新闻》的立场中最值得注意的特点——约洛斯先生的鬼把戏表明，他恰恰害怕俄国革命取得彻底的胜利。约洛斯先生把“经常的革命”叫作“经常的无政府状态”。这样说就是把革命叫作叛乱，这样说就是充当革命的叛徒。但愿那些爱说什么他们没有来自左边的敌人的《解放》杂志的外交家们，别对我们说这是《俄罗斯新闻》的偶尔失言吧。这样说是不对的。这是自由派地主和自由派厂主最深刻的感情和最根本的利益的表现。这也就是那位号召人们起来反对俄国革命走上1789年道路的维诺格拉多夫先生的论调。这也就是那位对沙皇说自己不同情叛乱的特鲁别茨科伊先生的奴才行为。这不是偶然的。这是我们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所干的无数可耻行为的唯一真实的文字叙述，他们厌倦“经常的无政府状态”，他们开始渴望安定和秩序，他们已经对“斗争”感到疲惫（虽然他们从来没有斗争过），他们一看到工人和农民真正起来进行真正的斗争，希望战斗而不愿意只是任人杀戮的时候，便要退出革命。民主派资产者对于特列波夫们的暴戾、对于屠杀手无寸铁的人的罪行，情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害怕的不是这种而是另一种“无政府状态”：那时将不是特列波夫，也不是彼特龙凯维奇和罗季切夫执政，而是工人和农民的起义取得胜利。民主派资产者所以这样乐意参加杜马，就是因为他们认为杜马能保证出卖革命，能保证防止革命这种可怕的“经常的无政府状态”取得完全的胜利。我们已正确地指出这种自由派的心理作用，《新时报》就证明了这一点。特列波夫们的这些老练的奴仆一眼便看出《俄罗斯新闻》的全部卑劣货色，赶忙亲热地拥抱自己的伙伴。9月13日（26日）的《新时报》恰恰以赞许的口吻引用了约洛斯先生的倍倍尔“胜过”考茨基这一谬论，并且说：“这样一来，我们的激进派－‘缺席主义者’就不得不认为倍倍尔也不再是自己的同盟者了。”结论是十分自然的。《新时报》的职业叛徒对《俄罗斯新闻》的“失言”的实质和意义估计得很正确。不仅如此，富有政治经验的《新时报》立刻作出了关于杜马的结论。虽然约洛斯先生只字未提倍倍尔对抵制的看法，但是《新时报》正是骂主张抵制的人是“缺席主义者”。《新时报》不仅诬蔑了倍倍尔，而且还诬蔑了“激进派”，但是却表明了这样一种十分正确的看法：指导着“激进派－缺席主义者”的策略的，正是革命完全胜利的思想、不断革命的思想，而支配那些正在奔向杜马的自由派的，则是害怕“经常的无政府状态”的心理。《新时报》说得对。特列波夫的奴仆完全有理由当场把约洛斯先生抓住，并且对他说：既然你不想要“经常的无政府状态”，那你就是我的同盟者，任何的民主高调都改变不了我的这种看法。我们的争吵是一家人之间的小小的争吵，但是反对“学理主义者”，反对“经常的无政府状态”的拥护者，我们将是一致的！难道《火星报》现在还不懂得它责备主张抵制的人是弃权，即缺席主义，就是和新时报说一样的话吗？难道它还不懂得它的口号同新时报的口号相吻合，就证明了它的立场有某种极为虚假的东西吗？吃得饱饱的欧洲资产阶级称赞馋涎欲滴地看着政权的俄国资产阶级的温和。特列波夫的奴仆们称赞《俄罗斯新闻》的约洛斯先生责备“经常的无政府状态”的思想。新时派和新火星派讥笑“缺席主义”……载于1905年9月27日（10月10日）《无产者报》第20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292—298页注释：[148]《新时报》（《Новое?Время》）是俄国报纸，1868—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出版人多次更换，政治方向也随之改变。1872—1873年采取进步自由主义的方针。1876—1912年由反动出版家阿·谢·苏沃林掌握，成为俄国最没有原则的报纸。1905年起是黑帮报纸。1917年二月革命后，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政策，攻击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列宁称《新时报》是卖身投靠的报纸的典型。——295。[149]德国社会民主党耶拿代表大会于1905年9月17—23日举行。出席大会的有代表251人。国会党团成员40人，党的执行委员会委员和监察委员会委员以及11名外国来宾也出席了大会。大会议程：党的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关于议会活动的报告；政治性群众罢工和社会民主党；五一节。这次代表大会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政治性群众罢工问题。大会通过的关于政治性群众罢工问题的决议指出，“广泛地运用群众罢工”是工人阶级行之有效的斗争手段之一。——296。 |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社会主义和农民（1905年9月26日〔10月9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社会主义和农民（1905年9月26日〔10月9日〕）俄国现在经历的革命是全民的革命。全体人民的利益同一小撮组成专制政府和维护这个政府的人的利益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在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中，虽然不同的阶级和居民集团的利益有极大的差别和矛盾，但是这一社会的存在本身，要求消灭专制制度、实现政治自由，要求在国家的机构和管理中，公开而直接地反映出占统治地位的那些阶级的利益。民主革命按其社会经济实质来说是资产阶级性的，它不可能不反映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需要。但是，这个在目前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中似乎是统一的、完整的社会，本身由于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鸿沟已经永远地分裂了。反对专制制度的人民不是统一的人民。业主和雇佣工人，少数（“一万个上层分子”）富人和千千万万的无产者和劳动者，他们就象一位有远见的英国人早在19世纪前半期所说的那样，真正是“两个民族”[145]。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在整个欧洲已经提上日程。这一斗争也早就扩展到俄国来了。在现代俄国，构成革命内容的不是两种斗争力量，而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战争：一种是在目前的专制农奴制度内部发生的，另一种是在未来的、正在我们面前诞生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内部发生的。一种是全体人民争取自由（争取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争取民主，即争取人民专制的斗争，另一种则是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而同资产阶级进行的阶级斗争。这样，社会主义者就肩负着一个艰巨而困难的任务，他们要同时进行两种战争，这两种战争按其性质、按其目的和按照能坚决参加这个或那个战争的社会力量成分来说，是完全不相同的。社会民主党明确地提出和坚定地解决了这个困难的任务，因为社会民主党的整个纲领是以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因为它作为一支队伍加入了国际社会民主党大军，而国际社会民主党根据欧洲各国多次的民主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已经检验、证实、解释并且较详细地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很早以来就一再指出，俄国的民主主义，从自由主义民粹派所表述的民主主义到“解放派”所表述的民主主义，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它总是指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不彻底性、局限性、狭隘性。它在民主革命时期向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提出的任务是：把农民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摧毁和粉碎专制制度。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只能是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但是，这个胜利实现得愈迅速愈完全，在完全民主化的资产阶级制度的基础上的新的矛盾和新的阶级斗争也就开展得愈迅速愈深刻。我们实现民主革命愈完整，我们就愈接近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的斗争也就愈激烈愈尖锐。对于不是这样提出无产阶级的革命民主主义任务和社会主义任务的一切偏向，社会民主党应当坚决加以反对。无视目前革命的民主主义的即实质上资产阶级的性质，是荒谬的，所以提出成立革命公社这样的口号也是荒谬的。贬低无产阶级参加民主革命并在革命中起领导作用的任务，回避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民主专政的口号，是荒谬的和反动的。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和条件也是荒谬的，因为这两种革命，我们再说一遍，无论按其性质来说，或者按照参加这两种革命的社会力量的成分来说，都是不相同的。现在我们打算详细谈谈最后这个错误。人民中间尤其是农民中间的阶级矛盾没有展开，是民主革命时代的必然现象，因为这个革命第一次为资本主义真正广泛的发展建立了基础。而这种经济的不发达会使落后形式的社会主义存在下去和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复活，这种社会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因为它把不超出小资产阶级关系范围的改造理想化。农民群众没有意识到也不可能意识到，最充分的“自由”和甚至全部土地的最“公平的”分配，不但不会消灭资本主义，反而会给资本主义特别广泛和有力的发展创造条件。社会民主党只是从农夫的这种愿望中选出革命民主主义的内容，并且给予支持，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则把农民的不觉悟性推崇为理论，把真正的民主革命和虚幻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和任务混为一谈或者合而为一。这种模糊不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社会革命党人”的纲领，确切些说，是纲领草案，“社会革命党人”愈是过早地匆忙宣布成立政党，他们那里党的形式和前提就愈不充分。我们在分析他们的纲领草案（见《前进报》第3号［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175—181页。——编者注］）的时候，已经指出社会革命党人的观点的根源是俄国的旧民粹主义。但是，因为俄国的整个经济发展情况，俄国革命的整个进程每日每时都在毫不留情地摧毁纯粹民粹主义的基础，所以社会革命党人的观点必然成为折中主义的观点。他们竭力用机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时髦“批评”的补钉来修补民粹主义的破洞，但是这件破衣衫并不因此而结实点。总的来说，他们的纲领是一种毫无生气的、充满内部矛盾的东西，在俄国社会主义历史上它只是表现了从农奴制俄国到资产阶级俄国、“从民粹主义到马克思主义”这条道路上的一个阶段。这个对现代革命思潮的许许多多细流具有典型意义的定义，也适用于发表在《黎明》杂志第6—8期上的波兰社会党的最新土地纲领草案[146]。草案把土地纲领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阐述“社会条件已经成熟、可以实行的改革”；第二部分是“说明第一部分所阐述的土地改革的结局和结果”。第一部分又分为三小部分：（1）劳动保护，这是为农业无产阶级提出的要求；（2）土地改革（狭义的改革，或者可以说，农民的要求）；（3）保护农村居民（自治等等）。这个纲领想把某种类似最低纲领的东西同最高纲领区分开来，其次，它完全独立地提出了纯粹无产阶级性质的要求，再次，纲领的引言认为“迁就农民群众的私有者的本能”对于社会主义者是根本不能容许的，这一切都是向马克思主义前进了一步。说实在的，假如缜密地思考一下最后这一论点所包含的真理，并且把这个真理贯彻到底，那必然会得出严谨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然而糟糕的是，波兰社会党不是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政党，它居然很乐意从机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这口水井中汲取思想养料。纲领的引言中有这样几句话：“鉴于地产集中的趋势尚未得到证实，要十分真诚地满有把握地维护这种经济，要使农民相信小经济必然要消灭，这是不可思议的。”这无非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回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尽一切力量向小农灌输资本主义同小私有者农民的安居乐业并不矛盾的思想。所以他们用地产集中这一局部问题遮盖了关于商品经济、关于资本的压迫、关于小农经济衰落和每况愈下的普遍问题。他们闭上眼睛不看：在特种商业性农业部门中大生产正在中小地产上发展起来，这种地产由于租佃的发展、抵押的压迫、高利贷的盘剥正在土崩瓦解。他们抹杀农业大经济在技术上的优越性以及农民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生活条件每况愈下这些无可争辩的事实。波兰社会党讲的话除了复述现代的大卫们重提的这些资产阶级偏见以外，就没有其他内容了。理论观点的不稳定也表现在实践纲领中。请看纲领的第一部分，即狭义的土地改革。一方面，你们会读到这样的条文：（5）“取消对购买份地的任何限制；（6）取消劳动和畜力运输义务制和运输差役（劳役）。”这纯粹是马克思主义的最低要求。波兰社会党提出这些要求（特别是第5条），就比我们那些社会革命党人前进了一步，后者还在同《莫斯科新闻》一起倾心于赫赫有名的“禁止转让份地”的主张。波兰社会党提出这些要求，也就接近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反农奴制残余的斗争是目前农民运动的基础和内容的思想。波兰社会党虽然接近了这个思想，但是它还远没有完全地和自觉地接受这一思想。我们所考察的这一最低纲领的主要条文就是：“（1）用没收的办法把皇族的、国家的、僧侣的土地收归国有；（2）把没有直接继承人的大地产收归国有；（3）把森林、河流、湖泊收归国有。”这几条要求反映了纲领的一切缺点，纲领在目前就把土地国有化的要求提到了首要地位。在充分的政治自由和人民专制还没有实现，民主共和国还没有建立以前，提出国有化的要求是为时过早的，是不明智的，因为国有化就是转由国家来掌握，而目前的国家是警察的和阶级的国家，明天的国家不管怎样将是阶级的国家。作为促进民主化的口号，这个要求尤其不适用，因为它不是把重心放在农民同地主的关系上（农民夺取地主的土地），而是放在地主同国家的关系上。目前农民为了土地正在用革命的方法同地主和地主的国家进行斗争，在这种时候，这样提出问题是根本错误的。为没收土地成立革命农民委员会，作为没收土地的工具，这是符合于目前形势的唯一口号，它将推动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向前发展，把这种斗争同用革命办法粉碎地主国家紧密地联系起来。波兰社会党纲领草案的最低土地纲领的其他条文如下：“（4）限制私有权，因为私有权对于任何农业改良（土壤改良）——如果多数有关者认为这些改良是必要的话——都是一种障碍；……（7）粮食防火、防雹和牲畜防疫的保险事业由国家经营；（8）国家从立法方面协助成立农业劳动组合和合作社；（9）农艺学校。”这些条文的精神是同社会革命党人完全一致的，或者说（这也一样）是同资产阶级改良派完全一致的。这里没有丝毫的革命气息。它们当然是进步的，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但是这种进步有利于私有者。社会主义者提出这些要求，正好就是迁就私有者的本能。提出这些要求，等于要求国家协助托拉斯、卡特尔、辛迪加、工业家协会，这些组织的“进步性”并不比农业中的合作社、保险事业等等差一些。这一切都是资本主义的进步。为它操心不是我们的事情，而是老板、企业家的事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不同，它让德·罗基尼伯爵们、地主－地方自治人士们以及诸如此类的人去为大小业主的合作社操心，而自己则以全部精力专门去关心建立雇佣工人的合作社以便跟业主进行斗争。现在来看看纲领的第二部分。这一部分就是下面这一条：“用没收的办法把大地产收归国有。人民由此得到的耕地和牧场应当划为份地，长期有保障地租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结局”好极了，没有什么可说了！一个标榜为社会主义的政党所提出的“土地改革的结局和结果”，竟然完全不是社会主义的社会结构，而是荒谬的小资产阶级空想。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把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完全混为一谈、对这两种革命的不同目的一无所知的最明显的例子。土地从地主手中转到农民手中，可以是——在欧洲各地已经是——民主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可以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阶段，但是只有资产阶级激进派才会把这一点叫作结局或者叫作终点。在这种或那种私有者中间、在这类或那类业主中间重新分配土地，对于争取民主的胜利，对于彻底消灭农奴制痕迹、提高群众生活水平、加速资本主义发展等等是有利的和必要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可能需要十分坚决地支持这一类措施，但是“结局和终点”只能是社会主义生产，而不是农民小生产。在保持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情况下，“保障”小农的租佃不过是小资产阶级反动的空想罢了。我们现在看到，波兰社会党的主要错误并不是它自己独有的，并不是个别的和偶然的。它用更清楚更明显的形式（同社会革命党人的臭名昭著的“社会化”主张相比，社会革命党人自己也不了解这个主张）表现了俄国整个民粹主义、俄国整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甚至包括地方自治人士在莫斯科召开的最近一次（九月）代表大会进行讨论时表现出来的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在土地问题上的根本错误。这个根本错误可以表述如下：波兰社会党的纲领对最近目的的提法不是革命的。这个纲领的最终目的不是社会主义的。或者换句话说：由于不了解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在民主主义任务中没有表现出它真正革命的一面，而在社会主义任务中又带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世界观的模糊性。这样得出的口号对于民主主义者来说是不够革命的，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是极其模糊的。与此相反，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既支持了真正革命的民主主义，又提出了明确的社会主义目标，满足了这两方面的一切要求。我们认为，目前的农民运动是反对农奴制的斗争，是反对地主和地主国家的斗争。对这一斗争我们要支持到底。支持这种斗争的唯一正确的口号是：通过革命农民委员会没收土地。至于如何处理没收来的土地，这是个次要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将不是我们，而是农民。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农民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将要发生斗争。正因为如此，我们或者把这个问题当作悬案（这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计划家所不喜欢的），或者仅仅指出道路的起点，即夺回割地[147]（一些不大动脑筋的人不听社会民主党多次的解释，而把这一点看作运动的障碍）。要使目前俄国的不可避免的土地改革起到革命民主主义的作用，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不顾地主和官吏的反对，不顾国家的反对，农民发挥自己的革命主动性来完成这一改革，也就是用革命的办法来完成改革。经过了这样的改革，土地的分配情况再坏，也要比现在的好，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都是这样。我们指出这条途径，是把建立革命农民委员会的要求放在首要地位的。但是，同时我们又对农村无产阶级说：“你们现在应当竭尽全力帮助农民取得最彻底的胜利，但是这种胜利并不能使你们摆脱贫困。要摆脱贫困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全体无产阶级——工业的和农业的——战胜整个资产阶级，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同农民－业主一起反对地主和地主国家，同城市无产阶级一起反对整个资产阶级和所有的农民－业主。这就是觉悟的农村无产阶级的口号。这个口号不会立刻为小业主所接受，甚至根本不会为他们所接受，但是它会成为工人的口号，它一定会被整个革命所证实，它会使我们摆脱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它会明确地向我们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目标。载于1905年9月27日（10月10日）《无产者报》第20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282—291页注释：[[145]《两个民族》是英国国务活动家和作家本·迪斯累里于19世纪写的小说《女巫》的副标题。——284。[146]列宁写《社会主义和农民》一文时，曾把波兰社会党的土地纲领草案作了详细摘录（这个纲领草案发表在1905年《黎明》杂志第6—8期上），并加了批注（见《列宁文稿》第12卷第288—290页）。批注中的意见在《社会主义和农民》一文的提纲中也有所反映（见本卷第421—422页）。波兰社会党是以波兰社会党人巴黎代表大会（1892年11月）确定的纲领方针为基础于1893年成立的。这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建立独立民主共和国、为争取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而斗争的口号，但是没有把这一斗争同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革命力量的斗争结合起来。该党右翼领导人约·皮尔苏茨基等认为恢复波兰国家的唯一道路是民族起义而不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全俄反对沙皇的革命。从1905年2月起，以马·亨·瓦列茨基、费·雅·柯恩等为首的左派逐步在党内占了优势。1906年11月召开的波兰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把皮尔苏茨基及其拥护者开除出党。该党遂分裂为两个党：波兰社会党—“左派”和所谓的波兰社会党—“革命派”。波兰社会党—“左派”逐步转到了革命的和国际主义的立场，于1918年12月同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一起建立了波兰共产党。波兰社会党—“革命派”于1909年重新使用波兰社会党的名称，强调通过武装斗争争取波兰独立，但把这一斗争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割裂开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起，该党的骨干分子参加了皮尔苏茨基站在奥德帝国主义一边搞的军事政治活动（成立波兰军团）。1918年波兰社会党参加创建独立的资产阶级波兰国家。该党不反对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波兰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并于1920年7月参加了所谓国防联合政府。1926年该党支持皮尔苏茨基发动的政变，同年11月，由于拒绝同推行“健全化”的当局合作而成为反对党。《黎明》杂志（《Рrzedswit》）是波兰政治刊物，由一些波兰社会主义者于1881年创办。1884年起是波兰第一个工人政党“无产阶级”党的机关刊物。1892年起《黎明》杂志被右翼社会党人和民族主义分子所掌握，但偶尔也刊登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1893—1899年该杂志是波兰社会党人国外联合会（波兰社会党的国外组织）的机关刊物，1900—1905年是波兰社会党的理论性和争论性机关刊物。1907年起，该杂志是右派波兰社会党（所谓波兰社会党—“革命派”）的机关刊物；1918—1920年是波兰社会党的机关刊物。1920年停刊。1881—1901年《黎明》杂志在国外（日内瓦、利普斯克、伦敦、巴黎）出版，后来在波兰（克拉科夫、华沙、利沃夫）出版。——287。[147]割地是指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中农民失去的土地。按照改革的法令，如地主农民占有的份地超过当地规定的最高标准，或者在保留现有农民份地的情况下地主占有的土地少于该田庄全部可耕地的1／3（草原地区为1／2），就从1861年2月19日以前地主农民享有的份地中割去多出的部分。份地也可以通过农民与地主间的特别协议而缩减。割地通常是最肥沃和收益最大的地块，或农民最不可缺少的地段（割草场、牧场等），这就迫使农民在受盘剥的条件下向地主租用割地。改革时，对皇族农民和国家农民也实行了割地，但割去的部分要小得多。要求归还割地是农民斗争的口号之一。——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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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社会民主主义的宝贝儿（1905年9月24日〔10月7日〕以后）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社会民主主义的宝贝儿（1905年9月24日〔10月7日〕以后）受到《解放》杂志欢迎的斯塔罗韦尔同志继续在新《火星报》上忏悔自己（因不理智）参加旧《火星报》的罪过。斯塔罗韦尔同志很象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宝贝儿》中的女主人公。起初宝贝儿和一个戏院老板同居，她说：我和万尼其卡要上演严肃的戏剧。后来她和一个木材商人同居，她说：我和华西其卡对木材税这样高感到气愤。最后她和一个兽医同居，她说：我和科利其卡要给马匹治病。斯塔罗韦尔同志也是这样。“我和列宁”责骂过马尔丁诺夫。“我和马尔丁诺夫”在责骂列宁。可爱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宝贝儿呀！明天你又将投入谁人的怀抱呢？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281页 |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1905年9月20日〔10月3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1905年9月20日〔10月3日〕）9月12日（25日）星期一，地方自治和城市活动家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讨论并且最后决定了对杜马的态度问题。这次大会也象历次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一样，标志着俄国资产阶级在政治发展和政治组织方面又前进了一步。因此，一切觉悟的工人都应当十分注意资产阶级立宪党的诞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作为两个阶级来说，它们的政治上的发展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从来都是同时并进的。但是，这次大会不但具有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的一般意义，而且对于我们对杜马的态度这一急需解决的问题，也具有重大意义。资产阶级是同沙皇制度妥协呢，还是更加坚决地同沙皇制度作斗争？——这就是这个问题的实质。大家知道，这个问题也引起了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上的意见分歧。首先我们要提一提，地方自治人士在上一次代表大会上，坚决谴责了布里根杜马，并且通过了有名的解放派宪法草案（君主制和两院制）。在抵制杜马的问题上，最初多数人采取了肯定的态度，但是后来又改变主意，决定留到下次代表大会去解决，下次代表大会应当在关于国家杜马的法令颁布后立即召集——甚至说要用电报形式召集。事实上，代表大会召开得很不及时。起初，正如我们在《无产者报》第14号［注：见本卷第187页。——编者注］上指出的，传闻地方自治人士取消了这次大会。后来又听说戈洛文先生同杜尔诺沃举行谈判，关于这次谈判我们已在《无产者报》前一号［注：同上，第238—246页。——编者注］上作了描述和评论。谈判的结果是警察局准许召开代表大会。于是，举行代表大会的基础就和前次大会迥然不同了：那一次警察禁止开会，威胁要驱散它，作了记录，并在会后提出要参议院进行调查。这一回地方自治人士和警察局预先就进行了磋商并且达成了协议。为了让读者更清楚地了解前后两次大会的这种区别的全部意义，我们提一提《解放》杂志最近一期上的一段话。“独立派”先生（所谓“独立”，也许是指不依赖警察而独立吧？）在第76期上写了一段同该期社论作者的意见完全一致的话：“根本不能谈任何妥协。仍然需要争取自由，而不是乞求自由……最重要不过的是，一分钟也不要放弃以前的斗争方法和已经占领的阵地。如果在这里也有妥协的可能性，那就应当立即坚决地予以排除。过去在组织解放力量方面所做的一切，今后要继续做下去……代表大会、协会、集会的活动应当继续遵循原来的精神和方向。”说得不能再清楚了。地方自治人士的政党或“立宪民主”党的机关刊物，在8月6日以后坚决地无条件地表示反对放弃以前的斗争方法。但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虚伪立场的实质就在于，它一方面希望自由，另一方面又同样强烈地希望同沙皇政府勾结。所以，它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要想“不放弃以前的斗争方法”，就应当抵制杜马。放弃抵制，在逻辑上就不可避免地要放弃某些“以前的斗争方法”。《解放》杂志开始抨击妥协的时候，正好是戈洛文和杜尔诺沃达成协议的时候。《解放》杂志大声疾呼“一分钟也不放弃”的时候，正好是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放弃自己过去的开会自由的时候。由于“赏赐”了杜马这个所谓的自由的基础，地方自治人士就同意开会少一点自由。的确如此：（1）代表大会的议程被杜尔诺沃先生即警察局删削了；（2）主席答应代表大会一旦讨论到警察局批准的议程以外的问题就结束代表大会；（3）代表大会同意在警方的即杜尔诺沃的代表（办公厅主任）的参加下举行会议，该代表有全权在戈洛文先生和杜尔诺沃先生的“契约”遭到破坏时结束代表大会；（4）警察局也以结束代表大会相要挟，禁止代表大会发出“叛逆性的叫喊”（保守派报纸《时报》特派记者的电讯，这位记者还说，所有这些条件都得到了切实的遵守）。不言而喻，我们的消息来自外国报纸，不能担保这些消息绝对真实和详尽无遗。但是怀疑这些消息的大体上的真实性，也是没有任何根据的。相反，戈洛文先生（当然，他和杜尔诺沃举行谈判不是为了给公众看的！）向警察局许下的关于地方自治人士效忠沙皇的诺言一定更多！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解放》杂志的言论和解放派的行动根本是背道而驰的。《解放》杂志的著作家们高谈阔论反对警察局，而实干家们却同警察局和和气气地搞交易。地方自治杜马选举运动的开始，正好也是地方自治资产阶级同专制制度妥协的开始。外国记者异口同声地评论说，地方自治人士的这次代表大会的性质比上次平和。主张抵制杜马的只有一人，另据报道是两人。大多数代表赞成参加杜马（早在关于杜马的法令颁布以前，我们就已经在《无产者报》第12号［注：见本卷第160—167页。——编者注］上说过，地方自治人士的右翼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已经很明确了）。大多数代表认为，不参加选举就是“怯懦的表示”。（我们知道，这种观点得到帕尔乌斯和新《火星报》的完全赞同。）而同警察局妥协倒反而显示了我们的地方自治人士的勇敢……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它不是斥责杜马而只是说（这就不知道是怯懦呢，还是勇敢？），“杜马不是名副其实的人民代表机关”。决议呼吁俄国公民在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以前通过的纲领下团结起来，在杜马的基地上进行斗争。关于在杜马以外和撇开杜马进行斗争，决议只字未提——这就是不依赖警察局而“独立的”解放派分子所说的“一分钟也不放弃以前的斗争方法”……地方自治人士抑制住他们旧日的不合时宜的“革命”狂热，而致力于杜马方面的“建设性的”工作。他们详细地拟订了政纲（我们还没有得到这个政纲的全文）；他们竭力重复温和立宪主义的基本论点，以此掩饰他们背弃民主的行为；他们详细研究了关于选举运动、关于组织地方和中央选举委员会和关于提出候选人名单等等问题。这样看来，地方自治人士和解放派的地主商人的自由主义究竟追求的是什么，难道还不明显吗？战斗性的民主要求，一切能够保障革命人民权利的东西，一切能够发展和扩大争取自由的斗争的东西，开始一个个地抛弃（在决议中不谈撇开杜马进行斗争等等）！一切仅仅使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权力（首先是杜马中的席位）得到保证的民主要求，却开始加强起来！少在人民中进行宣传，多在杜马中做实际工作吧！专制制度的昨天的崇拜者“自由主义者”威廉·斯特德说得好（见他发表在9月26日《泰晤士报》上的信）：要有外部的和平，就得有内部的和平，就得有8月6日法令所宣布的那种沙皇和自由派资产阶级之间的和平！地方自治人士以他们的行动证明他们在谋求和平，当然，他们决不会立刻，也决不会在一切方面订立和约。《时报》记者在9月27日写道：“希波夫的朋友和同事米哈伊尔·斯塔霍维奇先生，指望建立一个既拥护专制制度又拥护咨议性杜马的中派党；他断言各极端党派（！！这对解放派是多大的侮辱啊！——《无产者报》编辑部）的许多党员准备加入这个党。”斯塔霍维奇先生的断语不仅在许多合法报纸的言论中得到证实，而且更在地方自治人士先生们的行动中得到证实。据《泰晤士报》记者9月26日报道，米·斯塔霍维奇先生出席了代表大会。“他坚信温和分子一定胜利；的确，除了偶尔〈！！〉谈到高加索惨祸以外，几乎根本没有出现过通常的对政府的猛烈攻击（fierydenuncia-tions），这似乎证实了（ratherconfirms）他的预见（forecact）。”英国保守派报纸的这位记者在电讯中说：“本届代表大会的情绪同七月代表大会的主导情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时有一大批代表主张抵制杜马。”难道《火星报》直到现在还不放弃自己的错误看法，依旧认为主张抵制似乎就是想消极回避，而主张参加杜马的斯塔霍维奇们反倒是希望认真地斗争吗？解放派已经明显地开始同杜尔诺沃先生们妥协，难道《火星报》现在还要和帕尔乌斯一起主张同解放派妥协并且支持他们吗？附言：应当指出，愈来愈多的消息表明俄国新火星派同新《火星报》是不一致的。我们刚刚收到圣彼得堡小组（孟什维克）的一份传单：《国家杜马或者立宪会议》。传单不但批评了杜马，还提出了“打倒杜马！”的口号。它号召工人代表告诉自由派：“他们不应当承认国家杜马”，“他们应当放弃自己的杜马选举权（传单里此处印得不清楚）”，他们应当帮助工人“武装起来以便同黑帮和国家杜马作斗争”。由此可见，彼得堡孟什维克接受了积极抵制的口号。正象在有名的“地方自治运动计划”事件中所发生的情形一样，《火星报》同自己的国内拥护者发生了分歧。彼得堡孟什维克只是在下面这一点上同《火星报》接近：他们呼吁工人“象以前选举施德洛夫斯基委员会[144]那样，立即按工厂、作坊、车间”选出“代表”……“让我们的代表聚在一起同国家杜马作斗争，就象以前我们选入施德洛夫斯基委员会的代表同专制制度的这个狡猾圈套作斗争那样。”这个口号同火星派的“革命自治”口号非常相象，当然，圣彼得堡小组的同志们没有使用这个过分响亮的字眼。我们毫不怀疑，彼得堡的工人一定会懂得这个口号是不正确的，把它和施德洛夫斯基委员会相提并论是不正确的。那时是工人抵制委员会，现在则是杜马抵制工人。在沙皇保持政权条件下的革命自治，只能是一星半点的革命（斯摩棱斯克市杜马的决定等等）。把这个口号当作革命无产阶级的主要口号，就是制造混乱，为解放派帮忙。我们在发展、扩大、加强和推广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力量的组织的时候，不应把这种作战组织、起义组织同自治混为一谈。武装起义组织、革命军队组织，按其使命、产生方式和性质来说，同革命自治组织是没有任何相似之处的。自由派资产者、解放派愈是想方设法地削减、模糊、阉割彻底革命民主主义的口号，我们就应当愈加清楚愈加直接地提出这些口号：建立临时革命政府来召集全民立宪会议，组织武装起义和革命军队来推翻沙皇政权。载于1905年9月20日（10月3日）《无产者报》第19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274—280页注释：[144]施德洛夫斯基委员会是根据沙皇1905年1月29日（2月11日）的诏令成立的一个特别委员会，其任务是针对1月9日“流血星期日”以后展开的罢工运动，“迅即查清圣彼得堡市及其郊区工人不满的原因”。委员会主席是参议员兼国务会议成员尼·弗·施德洛夫斯基。参加委员会的除政府官员和官办工厂厂长外，还应有通过二级选举产生的工人代表。布尔什维克就工人代表的选举展开了大规模的解释工作，揭露沙皇政府成立这个委员会的真正目的是引诱工人离开革命斗争。当第一级选举产生的复选人向政府提出关于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等要求时，施德洛夫斯基于1905年2月18日（3月3日）声称这些要求不能满足。于是，多数复选人拒绝参加选举代表的第二级选举，并号召彼得堡工人用罢工来支持他们。1905年2月20日（3月5日），委员会还没有开始工作就被沙皇政府解散了。——281。 |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社会主义政治的主要任务》一文提纲（1905年9月18日〔10月1日〕以后）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社会主义政治的主要任务》一文提纲（1905年9月18日〔10月1日〕以后）社会主义政治的主要任务具有明确的社会主义纲领的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初次实际应用。“立宪民主党”。它的（客观的）任务。参看9月18日《我们的生活报》：吸引人民，加强人民的信任，等等，等等。参看同一报纸关于立宪民主党的成立以及《交易所新闻》[142]的反驳。是破坏这种信任还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支持这种信任？新火星派动摇不定（帕尔乌斯、切列万宁、马尔托夫：“选举坚定的拥护者”）。无条件地同立宪民主党人作斗争。“妥协分子”。背叛的开始。反驳意见：（1）“缺席主义”。诽谤。相反，最积极的鼓动。（2）“支持革命的资产阶级”。这要看情况。在议会中？是的。在我们选举保守分子和立宪民主党人的情况下？是的。但是现在两者都不是，因为还没有议会制。为争取议会制而斗争。斗争中的背叛。切实［注：两种可能性：（1）国家杜马只发怨言。（2）国家杜马为建立资产阶级政府而斗争。（第三种情况没有提出来。国家杜马不可能始终不渝地为革命而斗争。）无论第一或第二种情况都要由起义来解决问题。补充第（2）点——方便的借口，仅此而已。彼特龙凯维奇之流执政的危险性。］支持立宪民主党人在目前就是进行革命斗争，就是起义。在街头还是在议会中？（参看马克思关于赖德律－洛兰的话。1849。[143]）利用合法的和半合法的手段？毫无疑问，是的。工人代表大会？——是的。集会？是的。但是利用某种相近的东西，并不意味着与之融合起来，使自己的面貌模糊不清。为了利用，应该是独立的、完整的、团结一致的。新火星派策略的荒谬性：“妥协和支持”加上“滑稽的选举是推动起义的可能因素。”理由可能有1001条。不。现在是另一种策略：（1）同立宪民主党的妥协分子作无情的斗争。（2）对他们参加杜马一事进行攻击。（3）在同立宪民主党人作斗争和利用国家杜马问题进行鼓动的基础上发展独立的社会民主党。（4）准备起义，起义即将到来，当前局势的关键就在于起义，而不在于“议会制”。（5）利用一切半合法的和合法的手段来进行这种准备，来进行宣传鼓动。（6）集中在下列口号上：武装起义，革命军队，临时革命政府。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414—415页注释：[[142]《交易所新闻》（《ВиржевыеВедомости》）别称《交易所小报》《Биржёв-ка》），是俄国资产阶级温和自由派报纸，1880年在彼得堡创刊。起初每周出两次，后来出四次，从1885年起改为日刊，1902年11月起每天出两次。这个报纸的特点是看风使舵，趋炎附势，没有原则。1905年该报成为立宪民主党人的报纸，曾改用《自由人民报》和《人民自由报》的名称。从1906年起，它表面上是无党派的报纸，实际上继续代表资产阶级利益。1917年10月底因进行反苏维埃宣传被查封。——274。[143]指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9—125页）一书中多处讲到的关于亚·奥·赖德律－洛兰的话。——275。 |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时评（9月13日〔26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时评（1905年9月13日〔26日〕）在《无产者报》第15号上，指出了斯摩棱斯克杜马的坚决行动［注：见本卷第197—198页。——编者注］是所谓“革命自治”（《火星报》竟把这种自治同人民起义的口号混为一谈）的典型。斯摩棱斯克杜马认为哥萨克驻扎在城内是非法的，并且停止给他们拨款，组织了城市民兵来保卫居民，号召士兵反对用暴力对付公民。为了再举一个例子来证实这一思想，阐明目前时局的特征，我们把《人道报》登载的刻赤杜马就不久前城内发生的反犹大暴行通过的决议引述如下。杜马决定：（1）对遭受牺牲（伤亡）和物质损失的犹太居民表示同情；（2）为纪念在骚乱期间被杀害的学生，在当地中学设立两种奖学金；（3）鉴于地方当局无能力保护并不太愿意保护居民的生命财产，立即停止从市政基金中拨发警察补助津贴；（4）拨款1500卢布分发给在骚乱中受害最深的犹太贫民；（5）对地方官吏中唯一以极大的毅力和人道主义精神阻止了大规模屠杀继续扩展的港口长官表示嘉许；（6）向内务大臣报告地方当局在骚乱期间的违法行为，要求参议院进行调查。刻赤杜马既然擅自超越法律所赋予它的杜马职权范围，参与全国的整个革命生活，它也就走上了真正“革命自治”的道路。但是怎样才能保证这种自治成为“人民的”自治呢？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是应当把这“一星半点的革命”当作主要的宣传口号加以强调呢，还是应当宣传不举行起义革命就不可能取得完全的彻底的胜利？载于1905年9月13日（26日）《无产者报》第18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272—273页 |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由防御到进攻（1905年9月13日〔26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由防御到进攻（1905年9月13日〔26日〕）9月21日（8日），有影响的保守派报纸《时报》的特派记者从彼得堡向该报发出如下电讯：“前天夜里有70人袭击了里加中央监狱，他们割断电话线，架软梯爬进监狱院内，经过一场激烈战斗后，两名看守被击毙，三人受重伤，肇事者放走两名受军事法庭审判并将被判处死刑的政治犯。在追缉肇事者过程中，一名侦探毙命，几名警察受伤，肇事者除两名被捕外，其余全部逃匿。”这样看来，形势毕竟是在向前发展！武装事业尽管遇到难以想象的、非笔墨所能形容的困难，但是毕竟在前进。个人恐怖活动这种知识分子软弱无能的产物，正在成为过去。人们不再花费几万卢布和动用大批革命力量去刺杀某个谢尔盖[141]（他在使莫斯科革命化方面所起的作用未必比许多革命者差），不再去“以人民的名义”搞暗杀，他们已经开始同人民一起采取军事行动。现在武装斗争的先驱者不仅仅在口头上，而是在事实上同群众打成一片，成为无产阶级义勇队和战斗队的首领，用内战的火与剑培育出数十名人民领袖。到了明天，当工人起义的时候，这些人民领袖就会以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英雄行为去帮助成千上万的工人。向革命的里加战斗队的英雄们致敬！愿他们的胜利成为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工人的鼓舞力量和榜样。人民革命军的急先锋万岁！请看，甚至从纯军事的角度来说，里加人的行动也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敌方被击毙3人，击伤大约5—10人。我方的损失不过两人，他们大概是受了伤，才被敌人俘虏。我方的战果是夺回两名被敌人俘虏的革命领袖。这真是辉煌的胜利！这是同武装到牙齿的敌人搏斗后取得的真正胜利。这已不是采取密谋手段来对付某个可恨的人物，不是报复行动，不是绝望的挣扎，不是简单的“威吓”，——决不是的，这是革命军战斗队经过周密考虑和准备、根据力量对比而采取的初步的行动。这种由25—75人组成的战斗队，在每一个大城市里以及往往在大城市的郊区，都可以发展到几十个。工人将会成百地参加这种战斗队，只是必须立即着手广泛地宣传这一思想，成立这种战斗队，供给它们各式各样的武器，从刀子和左轮手枪到炸弹，并且对它们进行军事训练和军事教育。谢天谢地，由于没有革命民众而由单枪匹马的革命恐怖分子“制造”革命的时期终于过去了。炸弹已经不再是单枪匹马的“暗杀分子”的武器了。炸弹正在成为人民武装的不可缺少的东西。随着军事技术的变化，街头斗争的方式方法也在发生变化，而且也应当发生变化。我们大家现在都在研究（这样做是很好的）建筑街垒和守卫街垒的艺术。但是不能满足于这种有效的老办法而忘记军事技术的最新进步。使用炸药方面的进步使枪炮学发生了一系列的革新。日本人比俄国人强大的部分原因，就是他们在使用炸药方面比俄国人高明许多倍。广泛使用烈性炸药，是最近一次战争的非常显著的特征之一。现在全世界公认的打仗能手日本人，又进而采用了手榴弹，他们在攻打旅顺口时就成功地使用过。让我们向日本人学习吧！大规模地运送武器会遇到巨大挫折，但是我们不会因此灰心丧气。谁只要感觉到并且在事实上看到自己是同革命阶级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谁只要意识到现在的确是全体人民已经起来争取实现自己的最近斗争目的，谁就不会屈服于任何的挫折。炸弹到处都可以制造。现在在俄国，制造炸弹的规模比我们中间随便哪个人所知道的都要大得多（而每个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成员所知道的建立炸弹工厂的例子大概都不止一个）。制造炸弹的规模比警察所知道的要大得多得多（而警察知道的自然比个别组织中的革命者知道的要多）。当革命军战斗队用炸弹武装起来的时候，当它们能在某个夜晚一下子发动几起里加式的袭击的时候，当数十万没有忘记“和平的”1月9日和正在渴望着武装的1月9日的工人能够跟随着战斗队奋起斗争的时候（这是最后的也是最主要的条件），到了那时，就任何力量也抵挡不住革命军战斗队了。俄国的形势显然正在朝这个方向发展。仔细想想合法报纸登载的关于在轮船普通乘客的篮子里搜出炸弹这样一些报道吧。仔细读读关于最近两个月来军警遭到数百次袭击、数十人当场毙命、数十人受重伤这样一些消息吧。甚至叛卖性的资产阶级的《解放》杂志这个专事谴责“疯狂的”和“罪恶的”武装起义宣传的刊物的记者们也承认，悲惨的事件从来也没有象现在这样逼近过。同志们，着手工作吧！每个人都要坚守自己的岗位。每个工人小组都要记住，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事变就会要求它去以领导者的姿态参加最后的决战。载于1905年9月13日（26日）《无产者报》第18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268—271页注释：[141]指沙皇专制制度的最反动的代表人物之一——莫斯科总督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罗曼诺夫大公（尼古拉二世的叔父和亚历山大三世的弟弟）于1905年2月4日（17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被恐怖分子、社会革命党人伊·普·卡利亚耶夫暗杀。——269。 |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自由派协会和社会民主党（1905年9月13日〔26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自由派协会和社会民主党[140]（1905年9月13日〔26日〕）知识分子的“职业”协会对无产阶级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是不是应当加入这些协会以便进行反对模糊工人阶级意识的斗争呢？知识分子的“职业”协会和“协会联合会”是政治性组织。实际上这是自由派的协会。总的说来，这些协会是所谓立宪民主党即资产阶级自由派政党的核心。我们现在肩负着一项极其重大的责任，就是尽一切力量对无产阶级进行党的教育，把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团结成为一个真正的政党，一个完全不依赖其他一切政党的完全独立的政党。因此，对于一切可能模糊明确的政党关系的步骤，我们必须采取极其谨慎的态度。整个自由派资产阶级现在拼命阻挠无产阶级建立完全独立的阶级政党，拼命想把整个“解放”运动“统一”和“融合”成为一个民主主义潮流，以掩盖这种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性质。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加入自由派协会，就是犯大错误，就会使自己处于身兼两个不同的敌对政党的党员这样一种极其尴尬的地位。一个人不能敬奉两个上帝。一个人不能做两个党的党员。在没有政治自由的情况下，在黑暗的专制制度下，很容易混淆政党的界限。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这种混淆。无产阶级的利益则要求把各政党分得一清二楚。现在要找到一种实际的而不只是口头上的保证，保证社会民主党小组在加入知识分子的“职业”协会时仍能完全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仍然只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而不是任何其他党的党员，并且能向自己的党组织报告自己的每一个行动步骤，——这是办不到的。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是，这样的党员无法保持独立性，而只好去“耍花招”，这样做，从结果来说是无益的，从败坏工人刚刚形成的党的意识来说是有害的。载于1905年9月13日（26日）《无产者报》第18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266—267页注释：[140]这是列宁审阅瓦·瓦·沃罗夫斯基的一篇文章时加写的一段话。沃罗人斯基写这篇文章是因为各地提出下列问题要求解答：社会民主党应当怎样对待自由派组织——知识分子的“职业”协会（律师、工程师、教师等协会）以及它们的联合组织“协会联合会”；要不要加入这些组织以便进行反对模糊工人阶级意识的斗争。列宁加写的这段话，回答了这些问题。沃罗夫斯基的文章用《自由派协会和社会民主党》这一标题发表于1905年9月13日（26日）《无产者报》第18号。沃罗夫斯基文章的结尾原来有下面一句结论性的话：社会民主党不应该加入这些自由派协会，因为这会对群众产生涣散士气的影响。在手稿中，列宁对这最后一句话作了如下补充：“在开始公开活动的时代，社会民主党人要特别注意防止可能引起这种涣散士气的任何借口，应当公开明确地直接向工人阶级呼吁，用严格的党的精神教育工人阶级。”（见《列宁文稿》第12卷第254页）上述结论性的话和列宁的补充在手稿中被勾掉，没有在《无产者报》上发表。——267。 |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玩议会游戏（9月13日〔26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玩议会游戏（1905年9月13日〔26日〕）我们已经多次（关于国家杜马的法令公布前在《无产者报》第12号上，8月6日以后在《无产者报》第14—17号上）阐发了我们对国家杜马的策略，现在应当对照帕尔乌斯发表的新观点（《火星报》第110号的《社会民主党和国家杜马》一文的单行本）再作一次分析。我们先来一步一步地探讨帕尔乌斯的基本论断。“我们应当最坚决地同冒牌议会这个卑鄙和渺小的混合物作斗争”——他在文章的开头这样说，并且紧接着这个正确的论点，又提出了一个同样正确的论点：“推翻国家杜马……我们只有举行人民起义才能做到。迫使政府修改选举法和扩大杜马的权利，我们也只有举行人民起义才能做到。”说得好极了。请问，我们在国家杜马这个问题上的鼓动口号应该是什么呢？同这个卑鄙和渺小的混合物作斗争，我们的主要的和特别重要的组织形式是什么呢？帕尔乌斯实质上也是这样提问题的，他说：“为了准备起义，我们这方面能够做的，就是鼓动和组织。”请看他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第一部分，即对选举集会的态度问题的。帕尔乌斯写道：“如果我们去妨碍这种集会，去破坏这种集会，那就只会为政府效劳。”这样说来，帕尔乌斯是反对工人去妨碍一小撮地主和商人把选举集会上的讨论题目局限在卑鄙和渺小的国家杜马上吗？帕尔乌斯是反对工人利用选举集会来批评“卑鄙的”国家杜马和阐发自己的社会民主主义观点和自己的口号吗？看来是这样的，但是帕尔乌斯讲了上面这句话以后就改变了腔调。我们在他的文章中读到：“对于人家不肯自愿给予工人的东西，工人应当用强力去夺取。他们应当大批地参加选民集会，并把这种集会变成工人集会（引文中所有的黑体都是我们用的。——《无产者报》编辑部）。不要议论选举伊万·福米奇还是福马·伊万内奇[137]，而要把政治问题（帕尔乌斯大概是想说社会民主主义问题，因为选举福马还是伊万的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提上日程。在那里，我们可以讨论政府的政策、自由派的策略、阶级斗争以及国家杜马本身。这一切都会使群众革命化。”你们看，帕尔乌斯写的是什么。一方面，不应当妨碍特鲁别茨科伊们、彼特龙凯维奇们积斯塔霍维奇们的会议。帕尔乌斯在他文章的末尾明确地斥责了抵制的思想。另一方面，又应当参加集会：（1）用强力；（2）把彼特龙凯维奇们和斯塔霍维奇们的集会“变成”“工人集会”；（3）不要议论集会原来要谈的问题（选举福马还是伊万？），而要讨论我们社会民主主义的问题，即讨论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当然也要讨论人民起义的必要性，讨论起义的条件，起义的任务、手段、方式、工具，起义的机关，如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等等。我们说“当然”，是因为帕尔乌斯虽然一句话也没有谈到要在选举集会上宣传起义，但是他自己一开头就认为，我们应当最坚决地进行斗争，我们只有举行起义才能达到我们的最近目的。显然，帕尔乌斯弄糊涂了。他同抵制思想作战，他建议不要妨碍集会和破坏集会，可是马上又同时建议用强力打入集会（这不是“破坏”吗？），把集会变成工人集会（这不是“妨碍”彼特龙凯维奇们和斯塔霍维奇们吗？），不要讨论杜马的问题，而要讨论自己的、社会民主主义的、革命的问题，这种问题彼特龙凯维奇们不想认真讨论，而工人和觉悟的农民则是非常愿意讨论而且一定要讨论的。帕尔乌斯为什么弄糊涂了呢？因为他不了解争论的题目。他准备同抵制思想作战，认定抵制就是简单地丢开或放弃利用选举集会来进行我们的鼓动的想法。可是这种消极抵制不要说在秘密刊物上，就是在合法刊物上也是没有人宣传的。帕尔乌斯混淆了消极抵制和积极抵制，在谈论抵制时一点也不去分析第二种抵制，这就表明他对俄国的政治问题完全无知。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指出过“积极抵制”这一名词的相对意义，说明工人用不着抵制国家杜马，因为国家杜马本身就在抵制工人。不过这个相对的名词的真正内容，我们一开始就已经非常清楚地确定了，还在一个半月以前，在国家杜马法还没有颁布以前，我们就已经在《无产者报》第12号上写道：“和消极回避相反，积极抵制就是要十倍地加强鼓动，到处组织集会，利用选举集会，甚至用强力打入这些集会，组织游行示威和政治罢工，等等。”稍往下一点又写道：“积极抵制”（我们给这个名词加上引号，表明它是相对的名词）“就是以两倍的毅力、三倍的努力、更大规模地来鼓动、征集和组织革命力量。”［注：见本卷第163页。——编者注］这说得十分明白，只有完全不懂俄国政治问题的人，或者糊涂得不可救药的人，象德国人所说的Konfusionsrathe（“糊涂顾问”），才会弄不清楚。那么，帕尔乌斯到底希望怎样呢？他建议用强力闯进选民集会，把这种集会变成工人集会，讨论社会民主主义的问题和起义，而“不要议论选举伊万·福米奇还是福马·伊万内奇”（请注意：是“不要”，而不是同时，不是一起），这正是建议积极抵制。你们看，帕尔乌斯遇到了一个小小的不幸：他本来要进这个门，结果却跑进了那个门[138]。他向抵制思想宣战，而自己却主张（在选举集会的问题上）积极抵制，也就是主张俄国政治报刊上讨论的唯一的那种抵制。当然，帕尔乌斯可以反驳说他不一定要用相对的名词。这种反驳表面上好象很对，其实毫无用处。谈论的是什么，是一定要弄清楚的。我们不来争论字眼，但是在俄国，在采取行动的地方已经产生的政治名词，是一个既成事实，使人们不能不考虑。侨居国外的社会民主主义著作家，如果想不理睬这些在采取行动的地方产生的口号，那只是暴露出著作家的最狭隘、最顽固的自负罢了。我们再说一遍：除了积极抵制以外，在俄国谁也没有谈过，在革命报刊上谁也没有写过任何别的抵制。帕尔乌斯完全有权利批评这个名词，对它的相对意义表示不同意或者作不同的解释等等，但是不理睬这个名词，或者歪曲已经确定的意义，那就是把问题搞糊涂。我们在上面已经强调指出，帕尔乌斯说：不是同时，而是不要。帕尔乌斯所建议的，不是把选举福马还是伊万的问题同我们社会民主主义的问题和起义问题同时提出来，而是不要讨论选举的问题，只谈阶级斗争和起义的问题。这个“不是同时，而是不要”的区别非常重要；这个区别所以需要谈一谈，尤其是因为，从帕尔乌斯文章以下的内容可以看出，大概他自己想改正说：不是不要，而是同时。我们应当分析两个问题：（1）在选举集会上是不是可能“同时”既讨论选举伊万还是福马的问题，又讨论阶级斗争、社会主义、起义的问题？（2）如果可能，是应该同时讨论第一二两类问题呢，还是应该不讨论第一类问题而讨论第二类问题？知道俄国情况的人，恐怕不难回答这两个问题。要打入选举集会并把这种集会变成工人集会，就必须使用强力，也就是说，首先必须把警察和军队的反击压下去。在比较大的工人中心（只有在这些地方，工人社会民主党才能指望领导真正广泛的人民运动），警察和军队的反击将是极其猛烈的，从我们这方面来说，闭眼不看这种情况简直是愚蠢。帕尔乌斯自己说，“选举鼓动每分钟都可能变成革命的起义”。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必须正是根据起义的任务，而不是根据影响选举，即把福马而不把伊万选入国家杜马这一任务来估量和使用自己的力量。如果是这样，我们的整个杜马鼓动运动的主要的和中心的口号就应当是：武装起义，革命军队，革命政府。如果是这样，我们在各种各样的会议上就应当首先和主要宣传和解释这些口号。所以，帕尔乌斯又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一方面，他期待“每分钟”都发生起义，另一方面，关于宣传起义，关于分析起义的条件、手段和机关，即关于杜马运动的“神经”，他又只字不提。其次，我们看一看另一种可能在某些工人中心，特别是在不怎么大的工人中心发生的情况。假定用强力打入集会的试图并没有引起同政府的严重斗争，并没有发展为起义。假定这种试图在个别情况下成功了。那么，第一，不能忘记那个叫作戒严的制度。每当人民局部地战胜警察和军队的时候，政府总是以实行戒严作为对策，这一点恐怕连帕尔乌斯也不是不知道的。这个前景会不会把我们吓倒呢？不会，因为这个步骤会加速起义的到来，使整个斗争更加尖锐。这个前景会不会把地方自治人士和杜马复选人吓倒呢？无疑是会的，因为这会给逮捕米留可夫们造成方便，因为这会给政府提供借口去解散一部分选举集会，甚至可能解散所有的选举集会和整个杜马！这就是说，情况仍然是这样：一部分人希望起义，宣传起义，准备起义，鼓动起义，组织起义队伍等等，而另一部分人则不想起义，反对起义的主张，斥责鼓吹起义是发疯，是犯罪等等。这“另一部分人”就是所有的解放派，也就是说，甚至是能够参加杜马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中最左的分子，这一点难道帕尔乌斯不知道吗？？如果帕尔乌斯知道这一点，那他也应当知道下面这一点（这是第二）。对用强力打入选举集会并把这种集会变成工人集会的行动进行反击的，将不单是（有时甚至主要不是）警察和军队，而且是地方自治人士本身、解放派本身。只有小孩才可以闭眼不看这一点。地方自治人士和解放派提问题比某些社会民主党人还要明确，还要直接。要么是准备起义，把起义作为鼓动和全部工作的中心，要么是转到杜马的基地上去，把杜马作为整个政治斗争的基础。地方自治人士和解放派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我们从《无产者报》第12号起就已经不止一次地指出和强调过的。地方自治人士和解放派参加选举集会，正是为了而且也只是为了讨论选举福马还是伊万，选举彼特龙凯维奇还是斯塔霍维奇的问题，为了通过一个在杜马基地上进行的而绝不是靠起义进行的“斗争”（带引号的斗争，戴着奴仆的白手套进行的斗争）的纲领。地方自治人士和解放派（我们故意把他们连起来说，因为没有什么根据可以在政治上把他们区别开来）当然不会反对革命者和社会民主党人参加他们的集会（只有在不用比较大的强力就可以做到这一点的那种地方和那种时候！！），如果这些人当中有一些不聪明的人愿意答应“支持”福马反对伊万，“支持”彼特龙凯维奇反对斯塔霍维奇的话。但是，地方自治人士永远不会容忍把他们的集会“变成工人集会”，把他们的集会变成人民的革命集会，在他们的讲台上公开地直接地号召举行武装起义。翻来复去地讲这个明显的真理甚至有点不好意思，但是对帕尔乌斯和《火星报》只好这样做。地方自治人士和解放派必然会反对这样利用他们的集会，但是，这些资产阶级生意人当然也不会使用强力来反对，而是会采取比较安全的“和平的”迂回手段。除非答应不把他们的选举集会变成工人集会，除非答应不利用他们的讲台来号召举行起义，否则他们决不会同那些向他们许下诺言，说“人民”会支持彼特龙凯维奇反对斯塔霍维奇，支持斯塔霍维奇反对格林格穆特的人达成协议。如果他们知道工人要来参加他们的集会（而这一点他们几乎总是会知道的，因为群众性的示威是掩盖不住的），他们中间的一些人会直接向长官告发，另一些人会劝社会民主党人不要这样做，第三种人会跑去向省长担保，说那“不是他们的过错”，他们想要杜马，愿意参加杜马，他们经常通过“忠实的伙伴”司徒卢威先生之口来斥责鼓吹起义“是发疯，是犯罪”；第四种人会建议改变集会的时间和地点；第五种人，即那些最“勇敢的”、政治上最圆滑的人，会悄悄地说他们很喜欢听工人讲话，会感谢社会民主党的演讲人，会点头哈腰地奉承“人民”，会用美丽动听的、充满感情的言词叫所有的人相信，他们永远支持人民，全心全意地支持人民，他们不同沙皇在一起，而同人民在一起，“他们的”彼特龙凯维奇早就说过这一点，他们“完全同意”社会民主党演讲人的说法，国家杜马是“卑鄙和渺小”的，但是，用那位如此适时地把社会民主党人同天主教徒的福尔马尔式的联盟这种议会标本搬到没有议会的俄国来的最可尊敬的议员帕尔乌斯的美妙的话来说，应该“不妨碍选举鼓动，而扩大这种鼓动”；所谓扩大，就是不要愚蠢地拿国家杜马的命运去冒险，而要让全体人民“支持”选举福马而不选伊万，选举彼特龙凯维奇和罗季切夫而不选斯塔霍维奇，选举斯塔霍维奇而不选格林格穆特等等。总之，地方自治人士愈是愚蠢，愈是胆小，他们在自己的选举集会上听信帕尔乌斯高论的可能性就愈小。地方自治人士愈是聪明，愈是勇敢，这种可能性就愈大，而帕尔乌斯也就愈有可能充当支持福马反对伊万的角色，受人愚弄。不，好心的帕尔乌斯！在俄国还没有议会的时候，把议会制的策略搬到俄国来，就是很不光彩地玩议会游戏，就是从革命工人和觉悟农民的领袖变成地主的走狗。同罗季切夫和彼特龙凯维奇秘密勾结，支持他们，反对斯塔霍维奇，以此代替在我国不能公开存在的政党间的临时协议，就是在工人中间散播腐蚀剂。公开地在群众面前活动，社会民主党现在还不可能，而激进的民主党是部分地不可能，部分地不愿意，甚至更多地是不愿意，而不是不可能。针对地方自治人士－解放派所提出的直接而明确的口号：反对关于起义的罪恶鼓吹，主张在杜马中和通过杜马进行工作——我们应当回敬以另一个直接而明确的口号：打倒出卖自由的资产阶级叛徒解放派之流的先生们，打倒杜马，武装起义万岁！把起义的口号同“参加”选福马还是选伊万这件事结合起来，就只能是以鼓动的“广泛性”和“多面性”为借口，以口号的“灵活性”和“敏锐性”为借口来制造混乱，因为实际上这种结合就是马尼洛夫精神。实际上，帕尔乌斯和马尔托夫在地方自治人士面前发言，表示“支持”彼特龙凯维奇，反对斯塔霍维奇（假定有可以这样做的例外情况），这并不是向人民群众公开发言，而是一个受愚弄的工人领袖向一小撮出卖工人的叛徒作幕后发言。从理论上来看，或者说从我们的策略的一般原则来看，把这两个口号结合起来，在今天，在目前，就是一种变相的议会迷。对于我们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来说，起义不是绝对的口号，而是具体的口号。我们在1897年把这个口号放在一边，1902年我们提出这个口号也只是作为一般的准备，直到1905年1月9日以后，我们才把这个口号作为直接号召提出来。我们没有忘记，马克思在1848年是主张起义的，而在1850年则斥责关于起义的妄想和空谈[139]，李卜克内西在1870—1871年的战争以前痛斥参加联邦国会的行为，而战后自己也参加了帝国国会。我们在《无产者报》第12号上曾立即指出，如果发誓拒绝将来在杜马的基地上进行斗争，那是可笑的［注：参看本卷第162页。——编者注］。我们知道，在起义的条件不存在时，在根本谈不到人民起义的那一整个时期中，不仅议会，就是对议会的拙劣可笑的模仿，也能成为整个鼓动工作的主要中心。但是我们要求清楚明白地提出问题。如果你认为，对俄国来说，起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那就请你说出来，并且公开地维护自己的观点。我们将根据具体的条件全面地、平心静气地加以评价和讨论。但是，既然你自己说“每分钟”都可能发生起义，说起义是必要的，——那我们就要而且将来还要把各种各样反对积极抵制杜马的议论痛斥为可鄙的马尼洛夫精神。如果起义是可能的和必要的，我们就应当正是把起义当作我们围绕着杜马而进行的整个运动的中心口号：我们就应当揭露每一个回避这一起义口号的解放派分子身上的“法兰克福议会清谈家”的待价而沽的灵魂。如果起义是可能的和必要的，那就是说，现在没有任何合法的中心来进行合法的斗争以实现起义的目的，而马尼洛夫式的词句是不能代替这个中心的。如果起义是可能的和必要的，那就是说，政府“把刺刀提到议事日程的首位”，发动了内战，拿出了戒严作为对民主批评的反批评，在这种条件下还郑重其事地挂起国家杜马这块“准议会”招牌，开始暗地里偷偷摸摸地和彼特龙凯维奇们一起玩议会游戏，那就不是什么革命无产阶级的政策，而是扮演滑稽角色的知识分子的政客手腕了！上面我们指出了帕尔乌斯整个立场的主要的骗人之处，现在只要简单谈谈这种欺骗的某些最明显的表现就可以了。帕尔乌斯写道：“在选举以前或选举以后，由于国家杜马的关系，就为政党的存在建立了合法的基础。”不对。实际上现在是为政府伪造选举建立“合法的基础”。这一基础叫作：（1）地方官（农民的选举完全由他一手操纵）；（2）防卫措施（逮捕米留可夫）；（3）戒严。什么时候在事实上，而不是在著作家的口头上为“政党的存在”（包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建立起“合法的基础”，那我们一定会重新研究整个起义问题，因为对我们来说，为了争取一个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自由天地，起义只是一种重要的手段，但决不是永远必需的手段。“必须立刻进行活动，不要以个别社会团体的面目，不要以法学家、工程师、地方自治人士的面目，而要以自由主义的、民主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的面目，正式地、公开地进行活动。各个派别的代表可以在这方面达成协议，就象议会各党团达成协议那样。”是的，他们可以这样做，但不是公开的，而是秘密的，因为，如果说帕尔乌斯忘记了特列波夫，特列波夫却没有忘记帕尔乌斯。帕尔乌斯所谓的议会协议（这在议会制的国家中，有时对社会民主党人是必要的），在现今的俄国，在1905年9月，就是最卑鄙地玩议会游戏。革命的叛徒现在把解放派同革命者订立协议提到首位。革命的拥护者则把社会民主党人同所有的革命民主派即起义的拥护者订立协议提到首位。如果新《火星报》、帕尔乌斯和普列汉诺夫［附注：我们提到普列汉诺夫，是因为他写文章说，《火星报》的策略比《无产者报》的策略好。固然，普列汉诺夫在这里一个字也没谈到新火星派的决议和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但是这位社会民主主义著作家的躲闪和规避只是加重了而不是减轻了自己的过错。］现在同解放派（关于解放派建立政党的事情，请看前面的《朋友见面了》［见本卷第238—240页。——编者注］一文）订立“议会”协议，那我们就要公开宣布，这些社会民主党人失去了对现实的任何嗅觉，应当把他们抛弃。那时我们就要同革命民主派在共同鼓动起义、准备和举行起义的基础上订立协议。我们已经通过对新火星派决议的分析（列宁《两种策略》）指出《火星报》把自己降低到自由派地主的水平，而《无产者报》则在提高和激发革命的农民［同上，第28—29页。——编者注］。“必须使每一个党都组织自己的选举委员会，以便在全国进行选举。必须使这些党达成协议，采取实际措施来扩大选举期间的言论、集会等等的自由。必须使这些党基于共同的政治责任彼此联结在一起〈工人同志们，请注意，注意听！新火星派想把你们同彼特龙凯维奇们联结在一起！打倒彼特龙凯维奇们！打倒新火星派！〉，如果在这样的政党中有一个党的正式代表遭到警察的迫害或法庭的惩办，那么，所有其他的〈！〉党的代表就要对他表示声援，就要共同组织〈！〉人民的〈？？〉抗议，如果可能的话〈听吧！〉，组织人民的起义来保卫他。”亲爱的帕尔乌斯，请便吧！去同彼特龙凯维奇们（民主派）和斯塔霍维奇们（自由派）一起组织抗议和起义吧，——我们各走各的路。我们将同革命民主派一起来做这件事。不过，最可敬的“议会协议”英雄们，你们也该修改自己的口号了。不要用“起义是必要的”这个口号，而要说：“起义，如果可能的话，应当用来补充抗议的不足。”那时所有的解放派都会同意你们的意见了！不要用“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口号，而要提出这样的口号：“政府应当保证投票，如果可能的话，保证直接、平等、普遍和无记名投票。”先生们，请便吧！我们会耐心地等待帕尔乌斯、彼特龙凯维奇、斯塔霍维奇和马尔托夫“组织人民的抗议，如果可能的话，组织人民的起义”来保卫米留可夫。先生们，在我们这个“准议会制的”时代里，保卫米留可夫先生本来就比保卫千千万万个被逮捕被殴打的工人要切合时宜得多！……帕尔乌斯斩钉截铁地说：“我们根本不可能独立地把自己的代表送进杜马。”然而，他写道：“如果选举委员会不能建立，我们还是要尽一切努力，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帕尔乌斯认为，尽管有资格的限制，“在个别情况下，还是有可能提出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来的”。“一两个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会成为全国的政治口号。”谢谢你至少把问题说得这样明白了。不过，先生们，为什么就到此为止了呢？《俄罗斯报》早已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那就是所有这些经常向杜尔诺沃先生们苦苦求教的斯塔霍维奇们、彼特龙凯维奇们以及其他革命叛徒。《火星报》为什么保持沉默呢？为什么不从言论转向行动呢？为什么不把阿克雪里罗得、斯塔罗韦尔、帕尔乌斯和马尔托夫提出来作为国家杜马的候选人呢？试一试吧，先生们，做一次实验吧，experimentumincorporevili［拿无价值的生物体做实验。——编者注］。试一试吧，那时我们立刻就会看出我们当中谁是对的：是你们认为这些候选人会成为“全国的口号”对呢，还是我们认为这些候选人在目前只能扮演小丑的角色对？帕尔乌斯写道：“政府把选举管理全民大事的机关的权利给了一小群人。这就使得那些人为地挑选出来的选举人有责任在运用自己的特殊权利时不要个人”（而要阶级和政党？）“专断，而要重视人民群众的意见。提醒他们负起这个责任，迫使〈！！〉他们履行这个责任，这就是我们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应当不惜采取任何手段。”这种议论自然会引出一个论断，就是（积极）抵制的策略表明不相信“我国的革命力量”（原文如此！），这种议论是根本错误的。这是以温情的资产阶级方式提问题的典型例子，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都应当起来反对。帕尔乌斯的议论是资产阶级的议论，因为他看不到杜马的阶级实质，即资产阶级和专制制度的妥协。帕尔乌斯的议论是温情脉脉的空话，因为他（哪怕只是一刹那间）把解放派所说的愿意“重视人民群众的意见”这种谎言信以为真了。可敬的帕尔乌斯落后了大约三年。当自由派还没有机关刊物，没有秘密组织，而我们两者都有的时候，我们曾经帮助他们在政治上发展。历史是不会把这笔功劳从社会民主党的活动中勾销的。但是现在自由派已经从政治上的婴儿变成了政治上的主要生意人，他们在实际上已经表明自己叛变了革命。现在不集中主要注意力来揭露资产阶级“妥协分子”的叛变，而去提醒他们有“责任”管理（不是资产阶级的而是）全民的大事，——这就是变成解放派的走狗！只有解放派才会认真地在国家杜马中寻找“我国的革命力量”的表现。社会民主党知道，我们现在所能做到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制止和破坏资产阶级的叛变行为。地方自治人士和解放派并不是“我国的革命力量”，帕尔乌斯同志，不知道这一点是很难为情的。现在，在民主革命中，只有无产阶级和同地主作斗争的农民才是革命力量。帕尔乌斯那篇出色文章的妙论中的妙论，就是他关于无产阶级支持解放派的条件的说法。帕尔乌斯写道：“对于想要得到我们支持的反对派候选人，必须要他们承担一定的政治要求。”（这不是俄语，而是从德语译过来的蹩脚译文，但意思还是清楚的。）“这样的要求可以是，例如：（1）在杜马内部要求立即解散杜马，并在普遍……的选举制的基础上召集立宪会议；（2）在这个要求没有实现以前，拒绝给政府以任何军费和财政拨款。”真是一步不如一步了。谁滑了一脚，跌倒在斜坡上，就会身不由己地滑下去。我们那些站在党内两个部分以外的超人，如帕尔乌斯和普列汉诺夫，大模大样地无视他们在道义上和政治上都要对之负责的新火星派的决议。这些超人自以为比“多数派”和“少数派”都要高明，其实，他们比两者都不如，因为他们除了有多数派的一切缺点以外，还兼有少数派的一切缺点和变节者的一切缺点。拿帕尔乌斯来说吧。他一直是同《火星报》走在一起的，甚至在地方自治运动计划和1月9日事件使他暂时看清《火星报》的机会主义立场的时候，也是如此。然而，帕尔乌斯还希望自己被看作一个“调和派”，这大概是因为他在1月9日以后开始提出临时政府口号的时候，布尔什维克不得不来纠正他，指出他的口号中的空谈成分。不要沙皇，要工人政府！帕尔乌斯在1月9日事件的影响下这样喊道。不要人民，要自由派的杜马！这就是现在他在8月6日以后提出的“策略”的实质。不，同志，我们制定自己的策略，不会根据一时的情绪，不会屈从于一时的东西！帕尔乌斯现在为自由派臆造出了“新的”条件。可怜的新火星派，他们为了臆造出同解放派达成协议的“条件”，是多么辛劳呀！斯塔罗韦尔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见他那被第三次代表大会撤销了的决议）臆造出了一些条件，但这些条件很快就无影无踪了，因为无论是在地方自治运动计划中，或是在现在，任何一个新火星派分子在写到同解放派的“协议”时都完全没有提出这些条件。新火星派代表会议在关于对自由派的态度的决议中，提出了另外一些更为严格的条件。新火星派分子帕尔乌斯在道义上要对这个决议负责，——但是超人的著作家们同无产阶级的重要代表参加下制定的某些决议有什么相干呢？超人们对党的决议是满不在乎的！在新火星派关于对反对派政党的态度的决议中写得清清楚楚，社会民主党“要求一切反对沙皇制度的人”：“（1）坚韧不拔地和毫不含糊地支持有组织的无产阶级旨在给予沙皇制度以新的打击的一切坚决行动。”帕尔乌斯建议同解放派达成“协议”和答应“支持”解放派，而根本没有提出这种要求。“（2）公开赞成和无条件支持在普遍……的投票的基础上产生全民立宪会议的要求，公开反对一切企图缩小人民权利的党派和团体，不管这些党派和团体用的是限制选举权的办法，还是以恩赐的君主立宪来代替立宪会议的办法。”这些条件的整个第二部分帕尔乌斯是不承认的。他甚至避而不谈解放派在杜马中应当向谁“要求召集”立宪会议的问题。当然是向沙皇要求了，不是吗？为什么不自己来召集立宪会议呢？为什么，最可敬的“议会协议”的英雄们？抑或是你们现在已经不反对“恩赐”了？“（3）坚决支持工人阶级为争取罢工和结社自由而同政府和资本巨头进行斗争。”帕尔乌斯把解放派从这一“条件”下解放出来，大概是因为要召集杜马和因为“愈坏愈好”的策略有害吧（但是，好象是在嘲弄读者，帕尔乌斯同时又说，如果杜马有了立法权，那就更坏，也就是说，好的一步，即解放派正在争取的一步，就是坏的一步！！）。“（4）公开反抗政府和贵族封建主用侵犯农民人身和财产的野蛮手段镇压农民革命运动的种种企图。”好心的帕尔乌斯，你为什么忘记了这个条件呢？难道你不同意现在向彼特龙凯维奇、向斯塔霍维奇、向罗季切夫、向米留可夫、向司徒卢威提出这个极好的要求吗？“（5）不支持任何想在自由的俄国把任何对个别民族权利的限制保留下来和把任何民族压迫的痕迹保留下来的措施；和（6）积极参加人民的自我武装的事业，以便同反动势力作斗争，支持社会民主党组织群众武装斗争的尝试。”好心的帕尔乌斯，你为什么忘记了这些条件呢？载于1905年9月13日（26日）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无产者报》第18号第11卷第249—265页注释：[137]伊万·福米奇还是福马·伊万内奇泛指任何人，相当于汉语中的“张三还是李四”。——251。[138]“本来要进这个门，结果却跑进了那个门”这句话源自俄国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第1幕第4场，意为主观上要做某一件事，结果却做了另外一件事。——253。[139]这里说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际述评（三）》和马克思的《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这两篇著作中的有关提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14页和第8卷第465页）。——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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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策略可以争论，但请提出明确的口号！（1905年9月13日〔26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策略可以争论，但请提出明确的口号！（1905年9月13日〔26日〕）关于对待国家杜马的策略问题的争论愈来愈激烈了。《火星报》和《无产者报》的分歧愈来愈深，特别是帕尔乌斯在《火星报》上发表文章以后。对策略进行争论是必要的。但是论点要力求十分明确。策略问题是党的政治行动问题。可以而且应当用理论、历史材料、对整个政治形势的分析等等来论证这样或那样的行动。但是，正在进行斗争的阶级的政党在进行所有这些争论时决不应当忘记，必须对我们的政治行动的具体问题作出极明确的、不容有两种解释的回答：是或者不是？现在，在目前，我们应当做这样一些事情还是不应当做？必须作出这种明确的回答，既是为了不把分歧夸大，不把分歧搞乱，也是为了让工人阶级极其明确地知道这些或那些社会民主党人目前究竟给他们提出了什么具体建议。为了使大家彻底弄清楚我们同《火星报》的争论，我们列出下面一张关于社会民主党在现在杜马鼓动运动中的政治行动的具体问题表。我们绝不认为这张表已经详尽无遗了，我们很欢迎大家指出表中什么地方需要补充、什么问题需要修改或需要再分成几个问题。不言而喻，对选举集会适用的，同样也适用于任何一般的集会。在对待国家杜马的态度问题上，社会民主党人给无产阶级提出了什么建议？《火星报》《无产者报》1．工人要不要打入选举集会？………………………………………………………………………………………要。要。2．工人要不要甚至用强力打入选举集会？…………………………………………………………………………要。要。3．在这些集会上要不要说明国家杜马毫无用处和社会民主党的整个目的、整个纲领？………………………要。要。4．在这些集会上要不要号召工人和全体人民举行武装起义、建立革命军队和临时革命政府？………………？要。5．要不要把这些（第4条）口号当作我们整个“杜马”运动的中心口号？……………………………………不要。要。6．要不要谴责去参加国家杜马的“解放派”（或称“立宪民主党人”）是同沙皇“妥协”的资产阶级叛变分子？…………………………………………………………………………………………………………………不要。要。7．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要不要向人民说究竟是把彼特龙凯维奇们选进国家杜马好，还是把斯塔霍维奇们等等选进国家杜马好？……………………………………………………………………………………………………要。不要。8．要不要和解放派就我们在某些条件、要求、义务等等的基础上支持他们的问题缔结某些协定？…………要。不要。9．要不要把“革命自治”的口号当作我们鼓动的中心口号？……………………………………………………要。不要。10．要不要号召人民现在就来举行全民投票，选举革命自治机关，并通过这些机关选举立宪会议？………要。不要。11．我们要不要选出社会民主党的选举委员会？我们要不要提出我们社会民主党的国家杜马候选人？……要。不要。载于1905年9月13日（26日）《无产者报》第18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246—248页 |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朋友见面了（1905年9月13日〔26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朋友见面了（1905年9月13日〔26日〕）最近，密切注视着俄国政治危机发展的外国报纸提供了许多关于地方自治人士和解放派的活动的很有意思的消息。下面就是这些消息。“在彼得堡召开的贵族代表会议经过两小时的讨论”，在国家杜马“选举问题上完全同意内务大臣的意见”。（9月16日的《福斯报》134）“根据俄国各省市传来的消息，大多数选民对给予他们的政治权利完全不感兴趣。”（同上）戈洛文（莫斯科省地方自治局主席）同杜尔诺沃（莫斯科总督）就准许地方自治人士召开代表大会一事进行谈判。杜尔诺沃对戈洛文说，他完全同情地方自治人士，但是他已经接到让他尽力阻止大会召开的命令。戈洛文援引教授代表大会的例子。杜尔诺沃回答说：“这完全是另一回事，因为无论如何应该规劝学生复课。”（9月17日的《法兰克福报》）“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已被批准于9月25日在莫斯科召开，以讨论选举纲领，但是大会必须严格地局限于这个问题。”（9月18日的《泰晤士报》，圣彼得堡电）“戈洛文先生今天为商谈即将举行的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一事谒见总督。总督阁下表示准许召开代表大会，但是大会议程应局限于以下三个问题：（1）地方自治机关和城市参加国家杜马选举的问题；（2）组织选举运动的问题；（3）地方自治机关和城市参加饥民救济工作的问题。”（同上，莫斯科电）朋友见面了，朋友谈妥了。戈洛文（地方自治派的领袖）和杜尔诺沃达成协议了。只有婴儿才会看不出协议是以双方让步，以我给你是为了你给我（doutdes）的原则为基础的。专制制度作了些什么让步，这很清楚：准许召开代表大会。地方自治派（还是解放派？天晓得他们有什么分别！难道值得把他们区别开来吗？）作了些什么让步，这一点谁也没有讲。资产阶级有一切理由把自己同专制制度的谈判隐瞒起来。但是，虽然我们不知道详情细节，我们却非常清楚资产阶级让步的实质。资产阶级向专制制度答应抑制自己的革命热情，——这种革命热情就在于彼特龙凯维奇在宫廷中被认为是一个过去的革命者……资产阶级答应以让价来回答让价[135]。让价多少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知道，资产阶级的“要价”有两种：在人民面前——两院制的君主立宪；在沙皇面前——召集人民代表，仅此而已（因为著名的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团不敢向尼古拉二世讲更多的东西）。资产阶级现在向专制制度答应在这两种要价上让价。资产阶级答应要效忠君主，诚实守法。［注：公历9月21日，国外的报纸发表了来自彼得堡的消息，说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接到许多拒绝参加9月25日的代表大会的声明，拒绝的理由是代表大会的议程让政府大大地削减了。我们不敢担保这个消息的真实性，但是，即使是传闻，也无疑证实了我们对戈洛文同杜尔诺沃谈判的意义的看法。］朋友见面了，朋友谈妥了。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另一些朋友也开始见面和商谈了。交易所界的报纸《法兰克福报》（9月15日）驻彼得堡记者报道说，“解放社”大概是在莫斯科举行了秘密代表大会[136]。“会上决定把‘解放社’改为立宪民主党。这个提案是属于‘解放社’的地方自治人士提出来的，代表大会（或者是代表会议？）一致通过了这项提案。随后选出了40名‘解放社’的成员来起草和审订党纲。该委员会不久就着手工作。”会上讨论了关于国家杜马的问题。经过热烈的辩论，决定参加选举。“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当选的党员参加国家杜马不是为了从事日常事务，而是为了在杜马内部继续进行斗争。”在辩论中指出，广泛的（或全面的，weitgehender）抵制是不可能的，可是只有这样的抵制才有意义。（先生们，难道在你们的大会上没有人叫喊说：不要说“我不能”，而要说“我不想”？——《无产者报》编辑部注）但是，大会认为国家杜马是宣传民主主义思想的好场所。在大会的记录中写道：“一切真正的人民之友，一切自由之友进入国家杜马，只是为了争取建立一个立宪国家。”（请回想一下解放派斯·斯·吧，他向大家解释说，对于激进的知识分子来说，重点在于扩大选举权，而对于地方自治人士来说，对于地主和资本家来说，重点在于扩大国家杜马的权利。——《无产者报》编辑部注）“同时大会指出，杜马中的民主派代表在这个斗争中应该记住同现政府完全决裂〈黑体是原有的〉，不应该害怕这种决裂。大会的这些决定当然要刊印散发。”（《无产者报》编辑部现在还没有从俄国得到这张印出来的决定，也没有得到关于此事的消息。）“‘解放派〈“解放社”的成员这样称呼自己〉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们之中有社会各界的代表人物，以地方自治活动家为首。因此他们的竞选鼓动在接近他们的、符合选举资格要求的社会各界中有很大的意义。毫无疑问，一旦国家杜马变成真正的人民代表机关，解放派的坚强核心就会进入国家杜马，成为杜马的左派。如果这些激进派能够把温和的地方自治机关的候选人和城市的候选人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那就甚至可能宣布召集立宪会议。这样，俄国各政党参加选举的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了，因为‘协会联合会’也终于赞成参加了。只有犹太崩得鼓吹反对杜马选举，还有工人在各城市中组织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坚决反对把他们排斥在外的国家杜马……”德国资产阶级报纸的记者就是这样写俄国革命的历史的。他的报道可能有个别的错误，但整个说来，无疑是接近真相的，——当然，这里指的是事实，而不是预言。他描述的事实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已经指出过几百次，俄国的资产阶级在沙皇和人民之间，在政权和革命之间充当经纪人，为了自己的阶级利益，想利用革命来保证自己取得政权。因此，在它还没有取得政权的时候，它势必力求一面同沙皇，一面又同革命保持“友好”。它现在正是这样做的。它把有名望的戈洛文派去同杜尔诺沃讲友好。把专写粗制滥造作品的匿名作家派去同“人民”，同革命讲友好。前一种情况是：朋友们见面了，谈妥了。后一种情况是：他们伸出手来，亲热地点头，答应要做真正的人民之友，自由之友，发誓说他们参加杜马仅仅是为了斗争，纯粹是为了斗争，赌咒说他们要同现政府完全决裂，彻底决裂，甚至还许下诺言，说将来要宣布成立立宪会议。他们激进起来了，在革命者面前跑来跑去，为了取得人民之友和自由之友的称号向革命者阿谀逢迎，他们准备不管什么要求都答应，——也许会有人上钩！果然有人上钩了。以帕尔乌斯为首的新《火星报》上钩了。朋友见面了，开始谈判订立协定。切列万宁叫道：应该要求参加杜马的解放派承担革命义务（《火星报》第108号）。解放派回答道：我们同意，完全同意，我们一定要宣布成立立宪会议。马尔托夫附和切列万宁说：应该施加压力，使大家只选坚决拥护自由民主代表机关的人（见维也纳《工人报》，译文载于《无产者报》第15号［注：见本卷200—201页。——编者注］）。解放派回答道：当然，当然，我们确实是最坚决的，我们要同现政府完全决裂。我们的赖德律－洛兰、帕尔乌斯大声吼道：应该提醒他们说，他们必须代表人民的利益，应该迫使他们代表人民的利益。解放派回答说：噢，是啊，我们甚至在会议记录中就写着我们是真正的人民之友，自由之友。帕尔乌斯要求说：应该成立政党。解放派回答说：准备好了，我们已经叫作立宪民主党了。帕尔乌斯坚决主张：应该有明确的纲领。解放派回答说：请你放心吧，我们已经让40个人去写纲领了，去多少人都可以，请放心吧！……最后，全体新火星派齐声说：应该签订社会民主党人支持解放派的协定。解放派流下了感动的眼泪。戈洛文到杜尔诺沃那里去登门致贺。是谁在这里当了滑稽演员，是谁受了别人愚弄？火星派在杜马问题上的策略的全部错误，现在已经造成了自然的不可避免的结局。《火星报》向积极抵制的思想开战所起的可耻作用，现在每一个人都看到了。火星派的策略对谁有利，——现在已经用不着怀疑了。积极抵制的思想被君主派资产阶级中的多数给埋葬了。火星派的策略必然要被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多数所埋葬。帕尔乌斯胡言乱语，甚至说要同解放派（“民主派”）签订正式协定，要用共同的政治责任把解放派和社会民主党人联结在一起，社会民主党人要根据明确的条件和要求去支持解放派，——这种荒谬的言论，这种可耻的言论，大概连新火星派都要竭力回避的。但是，帕尔乌斯只不过是较直率、较笨拙地表达了新火星派的基本思想。新《火星报》一直在精神上支持君主派资产阶级，斥责积极抵制杜马，为民主派参加杜马的主张进行辩解和辩护，在没有任何议会的条件下玩议会游戏。帕尔乌斯所提出的正式支持，不过是这种精神上的支持的必然结论而已。怪不得有人说：我们还没有议会，可是议会迷要多少有多少。新火星派的根本错误已经暴露出来了。他们总是闭眼不看妥协的理论，不看解放派的这个基本政治理论，不看俄国资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的这个最深刻最真实的表现。他们过去和现在一直强调问题的一个方面，强调资产阶级同专制制度的冲突，而不提问题的另一个方面：资产阶级同专制制度妥协，反对人民，反对无产阶级，反对革命。然而，正是问题的这第二个方面，随着俄国革命的每一步前进，随着现制度的资产阶级拥护者的难以忍受的处境的逐月拖延，愈来愈显得重要，愈来愈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新火星派的根本错误使得他们对于社会民主党利用资产阶级和专制制度之间的冲突的方法，对于通过我们的努力加剧这种冲突的方法，作了根本错误的估计。是的，没有杜马也好，杜马召开之前也好，杜马召开时在杜马里面也好，我们都绝对必须而且永远必须加剧这种冲突。但是加剧这种冲突的手段，新火星派根本没有找对。他们不是打破窗户，让工人起义的自由空气畅流进来，使火焰燃得更旺，而是满头大汗地制造一些玩具似的风箱，向解放派提出一些可笑的要求和条件，以此煽起解放派的革命热情。是的，在任何时候，只要资产阶级是革命的，我们都必须支持资产阶级。但是，对我们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来说，这种支持过去一直是（请回忆一下《曙光》杂志和旧《火星报》对《解放》杂志的态度），而且将来也永远是这样的：首先而且主要是无情地揭露和痛斥这个所谓“民主的”资产阶级的每一个虚伪的行动。如果说我们能够影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那么，只有使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工人面前，在觉悟的农民面前的每一个言行都成为对这个资产阶级的一切叛变行为、一切错误的惩罚，成为对没有履行的诺言、对已被实际生活和行动推翻的漂亮话的惩罚的时候，这种影响才是现实的。这个资产阶级昨天还向全欧洲叫嚷抵制杜马，今天就已经卑躬屈节，收回了自己的诺言，改变了自己的决定，重新作出了决议，和所有的杜尔诺沃谈妥了合法的行动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应该在精神上支持这些骗子手，这些专制制度的走狗，不应该让他们得以解脱，不应该让他们用新的诺言（当杜马由咨议的杜马变成立法的杜马时，这些诺言也一样会烟消云散）来纠缠工人。不，我们应该痛斥他们，应该使整个无产阶级都认识到这个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些把立宪同特列波夫调和起来、把社会民主党同解放派调和起来的妥协分子是必然还要叛变、一定还要叛变的。我们应该向所有的工人证明和说明，例如根据资产阶级在抵制问题上欺骗人民这一点向他们说明，所有这些彼特龙凯维奇和他们一伙人已经完全是羽毛丰满的卡芬雅克们和梯也尔们了。假定，我们完不成在这个杜马出现之前就把它破坏的任务。假定，杜马已经召开了。那时在杜马里也必然会发生立宪冲突，因为资产阶级是不会不力求取得政权的。那时候，我们也必须支持这种愿望，因为立宪制度也会给无产阶级一些东西，因为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统治会给我们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扫清基地。情况确实如此。但是我们同新《火星报》的根本分歧并不是到这里就结束了，而恰恰是从这里才开始。这个分歧不是要不要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问题，而是在革命时期用什么来支持它，如何对它施加压力的问题。替他们的叛变行为辩护，或者闭眼不看这种行为，急于同他们订立协议，忙着玩议会游戏，要求他们许下诺言，承担义务，这样，你们所得到的就只能是他们对你们施加压力，而不是你们对他们施加压力！我们已经活到了革命的时代。单靠文字来施加压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靠议会来施加压力的时代还没有到来。能够施加真正的、而不是儿戏般的压力的只有起义。当内战波及全国的时候，人们用军事力量，用直接战斗来施加压力，而任何用别的方式施加压力的试图都是可怜的空话。还没有那一个人敢肯定说，起义的时代在俄国已经过去了。既然这样，那么凡是回避起义任务，凡是托词否认起义任务的迫切性，凡是从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要求当中“让掉”要他们参加起义的要求，——凡是这样做的，都是向资产阶级缴械，都是把无产阶级变成资产阶级的仆从。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无产阶级还从来没有在严重斗争刚开始的时候就放下武器，还从来没有不和敌人较量一下就向压迫和剥削的可恨遗物让步。这就是目前我们施加压力的手段，这就是我们所希望的压力。谁也不能预言斗争结局如何。要是无产阶级战胜了，革命就得由工人和农民来完成，而不是由戈洛文们和司徒卢威们来完成。如果无产阶级被击败了，资产阶级就会因为在这一斗争中帮助了专制制度而得到新的立宪的奖励。那时候，也只有在那时候，才会开始新的时期，出现新的一代，重演欧洲的历史，议会制将暂时成为整个政治的真正的试金石。你们想现在就施加压力吗？那就准备起义，宣传起义，组织起义吧。只有起义才能使杜马滑稽剧不致成为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终结，而将成为燃起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火焰的彻底的民主革命的开端。只有起义才能保证我们的“联合议会”成为非法兰克福式的立宪会议的序幕，保证革命不会仅仅以3月18日（1848年）而结束，保证我国不但将有7月14日（1789年），而且还有8月10日（1792年）。只有举行起义，而不是要解放派签字具结，才能保证解放派当中会出现个别的约翰·雅科比，他们终将抛弃戈洛文式的奴颜婢膝的卑劣行为，在最后时刻加入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队伍，为革命而战斗。载于1905年9月13日（26日）《无产者报》第18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237—245页注释：[135]以让价来回答让价系引自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的诗《两名自由派》。这首诗发表于1905年9月1日（14日）《无产者报》第16号。——239。[136]指1905年8月23—25日在莫斯科举行的解放社第四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决定该社参加布里根杜马选举并同立宪派地方自治人士协会共同建立立宪民主党。1905年10月12—18日在莫斯科举行的立宪民主党成立代表大会批准了该党的纲领。——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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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十一卷——自然发生论（9月1日〔14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自然发生论（9月1日〔14日〕）“《火星报》指出立宪会议可以以自然发生的方式成立，不用任何政府，当然也不用临时政府来促进。从此，这个伤透脑筋的问题可以说已经解决，一切因这个问题而产生的争论都应当停止了。”崩得[132]在9月1日（8月19日）的《最新消息》第247号上就是这样写的。如果这不是讽刺，那就想象不出比这更好的对火星派观点的“发展”了。不管怎样，“自然发生”论是确立了，“伤透脑筋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争论“应当停止了”。真是太好了！现在我们在生活里可以爱抚地抱着这个刚刚发现的新的、简单的、象小孩的眼睛一样明亮的“自然发生”论，而不必争论这个伤透脑筋的问题了。诚然，这个自然发生论并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大家都看到的崩得和新《火星报》同居的产儿，——不过，重要的不是理论的来源，而是理论的价值！这些不幸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竟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和在新火星派的代表会议上讨论这个“伤透脑筋的问题”，他们是多么不机智啊。一些人老是说要由临时政府来产生立宪会议，而不是让立宪会议自然地发生。另一些人认为（代表会议的决议），“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也“可能表现为”“某个代表机关在人民的直接的革命压力下决定召开立宪会议”，而谁也没有，甚至同普列汉诺夫一起出席代表会议的新《火星报》所有的编辑，也没有想到现在“《火星报》所指出”而崩得用极好的字眼加以概述、肯定和称呼的东西。正象所有的天才发现一样，立宪会议自然发生论立刻给混沌状态带来了光明。现在一切都清楚了。用不着想什么临时革命政府了（请回忆一下《火星报》的意味深长的名言：不要把“政府”和“万岁”这两个词连在一起而弄脏你们的嘴！），用不着要求什么国家杜马的代表担负“把国家杜马变成革命会议”的“革命责任”了（切列万宁语，见《火星报》第108号）。立宪会议会自然产生的！！就是说，人民自己会贞洁地生产出立宪会议，完全不用“通过”政府来玷污自己，不管是临时政府还是革命政府。这种分娩将是“圣洁”的，将通过普选这样的干净办法，而不需要任何“雅各宾式的”夺取政权的斗争，神圣的事业也不会被资产阶级代表会议的叛变行为所亵渎，甚至也不需要什么粗鲁的接生婆，到目前为止，在这个被玷污了的、有罪的、肮脏的世界上，每当旧社会孕育着新社会的时候，这种粗鲁的接生婆总要准时出现在舞台上。自然发生万岁！但愿全俄各个革命民族现在都会认清自然发生是“可能的”，因而这样一条最合理、最简单易行的通向自由的道路对他们来说也是必要的！但愿人们快给自然发生论的自然父母崩得和新《火星报》竖立一座纪念碑！但是，不管新的科学发现的强烈光芒如何耀眼，我们还是应该稍微谈一下这个高尚的创造的几个卑劣的特点。如果说在汉堡做的月亮太糟糕[133]，那在《最新消息》编辑部里制造的新理论也很不精细。制法很简单，就是从来不犯一次小小的独立思考的过错的人一向最喜欢用的办法：拿来两个对立的观点，把它们混在一起，然后分成两半！从《无产者报》那里拿来对专制制度下的人民选举的批评，从《火星报》那里拿来对“伤透脑筋的问题”的斥责；从《无产者报》那里拿来积极抵制，从《火星报》那里拿来起义作口号不适当的说法……“就象蜜蜂在每朵花上采蜜一样”。于是，善良的崩得分子在那里扬扬得意地修饰打扮，为这个伤透脑筋的问题停止争论而高兴，在那里自我欣赏，觉得自己比争论双方高明，不象他们那样看问题狭隘片面！崩得的同志们，你们还是不能自圆其说。除了新火星派的“自然发生的方式”以外，你们并没有指出别的“自然发生的方式。至于新火星派的方式，你们自己本来就不得不承认，“在专制制度的环境下，违背掌握全部国家机器的政府的意志”去进行人民代表的选举，只能是滑稽可笑的选举。新理论的创造者啊，请你们不要向我们只说一半话，请告诉我们，除了新火星派的“方式”以外，你们“想象”的“自然发生”是什么样的“方式”？《无产者报》写文章反对《火星报》说，在专制制度下能够举行选举的只有解放派，解放派是很乐意把这种选举冒充为人民选举的［注：①见本卷第178页。——编者注］。崩得回答道：“这个论据经不起任何批评，因为毫无疑问，专制制度是不允许任何人，包括解放派在内，在法律规定范围之外举行选举的。”我们要恭恭敬敬地指出：地方自治人士、市议员和各“协会”的会员过去举行过选举，现在还在举行。这是事实。他们的许许多多执行机关就是证据。崩得写道：“根本〈！〉不能为了武装起义而进行反杜马的鼓动，因为起义只是完成政治变革的手段，在目前情况下不能〈不是“根本”不能？〉作为鼓动口号。为了对付杜马，可以而且应该扩大和加强政治鼓动，争取在普遍……投票的基础上召集立宪会议。”我们回答说：第一，如果崩得分子稍微想一想，或者干脆去查阅一下我们的党纲，就会看到立宪会议也只是一种“手段”。说一种“手段”能够作口号而另一种“根本”不能作口号，这是没有道理的。第二，我们早已而且多次地详细解释过，单是一个立宪会议的口号是毫无用处的，因为这个口号已成了解放派的口号，资产阶级“妥协分子”的口号（见《无产者报》第3号和第4号）［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251—252页和第258—264页。——编者注］。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避而不谈召集立宪会议的方式问题，这是十分自然的。革命无产阶级的代表这样做就完全不能容许了。自然发生论对前者是完全适合的。而对后者则只能使他们在觉悟的工人面前丢脸。崩得的最后一个论据是：“武装起义是必要的，应该准备，准备，再准备。但是，目前我们还没有力量发动起义，因此〈！！〉就用不着把起义和杜马联系在一起。”我们回答说：（1）承认举行起义和准备起义的必要性，同时又瞧不起“义勇队”的问题（崩得写道，这个问题是“从前进派的武器库里取来的”），那就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就是证明自己写东西未加思考。（2）临时革命政府是起义的机关。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直接表达的这一论点，实质上新火星派的代表会议也是接受了的，虽然我们觉得这一论点表达得并不那么恰当（“来自胜利的人民起义的”临时革命政府——无论是逻辑还是历史经验都表明，临时革命政府作为根本没有取得胜利或者没有完全取得胜利的起义的机关是可能建立起来的；而且，临时革命政府不仅是“来自”起义的，而且是领导起义的）。崩得分子并不打算驳斥这一论点，这也是驳斥不了的。承认举行起义和准备起义的必要性，同时又要求停止对临时政府这一“伤透脑筋的问题”进行争论，——这说明写的时候没动脑筋。（3）说成立立宪会议“不用任何政府，当然也不用临时政府来促进”，这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话。这同火星派所说的把“政府”和“万岁”这两个词连在一起就会“弄脏了”嘴的名言完全一样。这表明他们不懂得作为完成政治变革的最重大的和最高的“手段”之一的革命政权的意义。崩得跟着《火星报》在这里炫耀的廉价“自由主义”（说什么完全不要政府，就是临时政府也不要！），正是无政府主义的自由主义。成立立宪会议不用起义来促进，这是资产阶级庸人才有的想法，这一点崩得的同志们也是看到了的。不用临时革命政府来促进，起义就不能成为全民的起义，胜利的起义。我们要一次再次遗憾地指出，崩得分子完全不能自圆其说。（4）如果需要准备起义，就必须把宣传和解释人民武装起义、革命军队、临时革命政府这些口号列入这种准备工作。我们自己应该研究新的斗争方式，新的斗争方式的条件、形式，新的斗争方式有什么危险、实际上如何实现等等，并且还要让群众了解这一切。（5）“目前我们还没有力量发动起义”的论点是不对的。“波将金号”事件所表明的，倒是我们没有力量阻止还在准备中的起义过早爆发。“波将金号”上的水兵准备得不如别的军舰上的水兵那样好，因此起义的结局也不如本来可以达到的那样圆满。从这里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就是，防止还在准备中的或者几乎已经准备好的起义过早爆发，是准备起义的一项任务。结论就是，自发地成长起来的起义超过了我们有意识有计划的准备工作。我们现在没有力量阻止零星分散的、忽而这里忽而那里自发地爆发的起义。因此，我们更应该赶快宣传和解释，要完成什么政治任务和在什么政治条件下起义才能成功。因此，提议停止对临时政府这一“伤透脑筋的问题”进行争论，就更加愚蠢了。（6）“用不着把起义和杜马联系在一起”的看法对不对呢？不对。预先确定起义的时刻，那是荒谬的，特别是我们在这里，在国外，更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根本谈不上什么“联系”，这一点《无产者报》已经多次指出了。但是，鼓动起义，宣传起义必须同所有重要的和激动人心的政治事件“联系在一起”。我们现在的整个争论的焦点，就是该用什么鼓动口号来作为我们整个“杜马”鼓动运动的中心。杜马是不是这样的事件呢？无疑是的。工人和农民会不会问我们最好怎样对付杜马呢？一定会问，并且已经在问了。怎样回答这些问题呢？不能抬出什么自然发生来（这只会引人发笑），而是要解释起义的条件、形式、前提、任务和机关。我们通过这种解释争取到的东西愈多，就愈有可能使不可避免地要爆发的起义比较容易和迅速地发展为成功的、胜利的起义。载于1905年9月1日（14日）《无产者报》第16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231—236页注释：[132]崩得即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1897年9月在维尔诺成立。参加这个组织的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崩得在成立初期曾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后来在争取废除反犹太人特别法律的斗争过程中滑到了民族主义立场上。在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崩得作为只在专门涉及犹太无产阶级的问题上独立的“自治组织”，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要求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在代表大会否决了这个要求之后，崩得退出了党。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后崩得重新加入了党。从1901年起，崩得是俄国工人运动中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代表。它在党内一贯支持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孟什维克和取消派），反对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得分子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崩得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崩得的领导人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而一般的崩得分子则开始转变，主张同苏维埃政权合作。1921年3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232。[133]“在汉堡做的月亮太糟糕”出于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狂人日记》（1835年）。小说主人公波普里希钦是彼得堡的一个低级文官，由于天真的理想遭到破灭、精神上受到严重折磨而发疯。他写的日记中全是疯话，如说：“月亮普通都是在汉堡做的，而且做得太糟糕。”——233。 |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我国自由派资产者希望的是什么，害怕的是什么？（1905年9月1日〔14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我国自由派资产者希望的是什么，害怕的是什么？（1905年9月1日〔14日〕）在我们俄国，人民和知识分子受的政治教育还非常少。在我国，明确的政治信念和坚定的党的观点还几乎完全没有树立。在我国，人们对于任何对专制制度的抗议都太容易相信了，而对于任何对这种抗议的性质和实质的批评都怀着敌意，认为这是瓦解解放运动的有害行为。难怪在这面解放的总旗帜下，司徒卢威先生主编的《解放》也在形形色色的具有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中间广泛传播开来，这些知识分子是讨厌分析“解放派”自由主义的阶级内容的。要知道，解放派自由主义不过是更有系统地表现了（在不受书报检查机关束缚的情况下）全俄国自由主义的基本特点。革命愈向前发展，这种自由主义的面目就愈加暴露，不敢正视真理和不敢了解这种自由主义的真正实质的行为就愈加不可原谅。在这方面，有名的历史学家帕维尔·维诺格拉多夫先生发表在有名的自由派机关报《俄罗斯新闻》（8月5日）上的《政治书信》，最能说明问题了。自由派的其他报纸如《我们的生活报》，也转载了这部大作的摘录，而且连一句愤懑的话都没有讲，这也同样很能说明问题。帕维尔·维诺格拉多夫先生极其明白地道出了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的利益、策略和心理。他的这种坦率精神在某些比较圆滑的自由派看来可能是不妥当的，但是对觉悟的工人却很有价值。下面就是维诺格拉多夫先生的这篇文章的结束语，这两段话体现了该文的全部精华。“我不知道，俄国还能不能通过近似德国在1848年所经历的道路走向新制度，但是我毫不怀疑，必须竭尽全力走上这条道路，而不是走上法国在1789年选择的道路。对于不成熟的、很不齐心的、彼此充满敌意的俄国社会说来，走后一条道路将会带来空前的危险，甚至会招致灭亡。落到去听关于政权、秩序、国家统一、社会组织等题目的实物课的地步，是很糟糕的，何况，讲这些课的不是重新聚集力量的巡官，就是因俄国处于无政府状态而负有天赋使命的德国士官。”你看，1789年的“道路”是空前危险的，这就是俄国资产者所最关心的事情！资产者不反对1848年的德国的道路，不过他们要竭尽“全力”避免法国的道路。这是大有教益的名言。值得好好深思。这两条道路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呢？就在于，1789年在法国和1848年在德国进行的革命虽然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前者是彻底的，后者是不彻底的；前者成立了共和国并争得了完全的自由，后者半途而废，没有摧毁君主制和反动派；后者主要是在自由派资产者的领导下进行的，他们把不够强大的工人阶级拉了过去，前者是由积极革命的人民群众即工农群众进行的（虽然只是部分地），他们把有势力的、温和的资产阶级撇在一边（虽然只是短时期地）；后者很快就着手“安抚”全国，也就是镇压革命人民并使“巡官和士官”取得了胜利，前者使粉碎了“巡官和士官”反抗的革命人民在一定时期取得了统治。所以，俄国资产阶级的有学问的仆从就在“最有声望的”自由派机关报上警告人们不要走第一条道路，即“法国的”道路。这位有学问的历史学家向往的是“德国的”道路，他直言不讳地说出了这一点。他非常清楚，德国的道路没有能避免人民的武装起义。在1848年和1849年，德国爆发了一系列的起义，甚至出现了一些临时革命政府。但是，这些起义没有一次取得完全的胜利。最成功的一次是1848年3月18日的柏林起义，但是这次起义最后没有推翻王权，只是迫使保持政权的国王作了些让步，国王在局部失败后很快就恢复了元气，又夺回了所有这些让步。总之，这位有学问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并不害怕人民起义。他害怕的是人民胜利。他并不害怕人民把反动派和官僚，把他所仇视的官僚轻轻教训一顿。他害怕的是人民推翻反动政权。他仇视专制制度，一心希望它被推翻，但是他预料到使俄国招致灭亡的不是保存专制制度，不是人民机体由于没有死去的君主政权寄生虫慢慢腐烂而遭到的毒害，而是人民的完全胜利。这位精通廉价科学的大学者知道，革命的时期也就是给人民上实物课的时期，因此他不希望有消灭反动派的实物课，而拿消灭革命的实物课来吓唬我们。他甚至对革命取得短时期的完全胜利也感到害怕，害怕走这条道路比害怕火还要厉害，他一心向往德国式的结局，也就是反动派长久保持绝对胜利的结局。他不欢迎俄国发生革命，他只是在尽量设法减轻革命的罪过。他希望的不是胜利的革命，而是失败的革命。他认为反动是一种合理的和正当的、自然的和持久的、可靠的和有道理的现象。他认为革命是不合理的、虚幻的、不正当的现象，它最多只能是由于专制政府的不稳固、“软弱”、“无能为力”而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正确。这位“客观的”历史学家不认为革命是人民的完全合法的权利，而认为仅仅是纠正反动派极端行为的罪恶的和危险的手段。在他看来，完全胜利的革命是“无政府状态”，完全胜利的反动则不是无政府状态，而只不过是稍微夸大了国家的某些必要的职能。他只知道君主“政权”，不知道别的“政权”，只知道资产阶级的“秩序”和“社会组织”，不知道别的“秩序”和“社会组织”。在因俄国革命而“负有天赋使命”的欧洲力量当中，他只看到“德国士官”，却看不到而且也不想看到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他最反感的是那些“试图超越西方资产阶级”（教授先生给资产阶级这个字眼加上了表示讽刺的引号，他说人们竟拿如此荒谬的术语来说明欧洲的——欧—洲—的——文化！）的人物的“妄自尊大”。这位“客观的历史学家”自安自慰地闭起眼睛，故意不看下述事实：正是由于俄国专制制度卑鄙成性，欧洲在政治方面已经几十年停滞不前以至倒退了。他害怕“重新聚集力量的巡官”的实物课，因此——啊，人民的领袖！政治活动家！——他特别警告人们不要彻底粉碎现代巡官的全部“力量”。这是一个多么卑鄙的奴才！这是在所谓对问题进行学术研究和客观研究的幌子下干出的多么卑鄙的叛卖革命的勾当！拿破仑说过，去查一查俄罗斯人，就会找到鞑靼人。我们也要说，去查一查俄国的自由派资产者，就会找到穿上新制服的巡官，而且根据一个深奥的、“学术的”、“客观的”见解看来，应当让这些巡官保留9/10原有的力量，否则他们也许要“重新聚集力量”了！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思想家的灵魂，都是彻头彻尾的生意人的灵魂；他考虑的不是消灭反动派和“巡官”的力量，而是尽快地同巡官勾结起来，以便收买、笼络、软化他们。这位最有学问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绝妙地证实了我们在《无产者报》上屡次谈到的关于俄国自由主义的本质和性质的全部论断。欧洲资产阶级当时是革命阶级，过了几十年以后才走向反动，而我们自家的聪明人却不同，他们立刻就要跳过或者希望跳过革命，去建立反动资产阶级的温和谨慎的统治。资产阶级不希望革命，而且由于它所处的阶级地位也不可能希望革命。它希望的只是同君主制勾结在一起反对革命的人民，它希望的只是背着革命人民窃取政权。这位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聪明人给社会民主党的那些空论家上了多么富有教益的一课，这些人甚至谈起高加索新火星派所通过的、经《火星报》编辑部出专页特别赞许的那项决议来。那项决议（连同《火星报》的赞语）曾经全文转载在尼·列宁的《两种策略》（第68—69页）［注：见本卷第76—77页。——编者注］一书里，但是鉴于国内的同志们不大知道这项决议，鉴于《火星报》编辑部自己也不愿意在自己的报纸上转载这个他们认为“非常成功的”决议，我们就在这里把这个决议全文刊出，以教育全体社会民主党人，并让《火星报》丢丢脸：“代表会议（新火星派的高加索代表会议）认为自己的任务是要利用革命时机来加深无产阶级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而为了保证党对正在产生的资产阶级国家制度有最充分的批评自由，代表会议反对成立社会民主主义的临时政府，并反对参加这个政府，而认为最适宜的是从外面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施加压力，以使国家制度达到尽可能的民主化。代表会议认为，社会民主党人成立临时政府或加入这个政府，一方面会使无产阶级广大群众对社会民主党失望而离开这个党，因为社会民主党虽然夺得政权，但是不能满足工人阶级的迫切需要，直到包括实现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会迫使资产阶级退出革命，从而缩小革命的规模。”这是一个可耻的决议，因为它主张（不管走机会主义下坡路的人写这个决议时的意愿和认识怎样）把工人阶级的利益出卖给资产阶级。这个决议把在民主革命时期变无产阶级为资产阶级尾巴的行为神圣化。只要把这个决议同上面引证的维诺格拉多夫先生的话（任何人都可以在自由派的政论中发现几百处几千处类似的话）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到，新火星派已经陷进多么深的泥潭。维诺格拉多夫先生，这位最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已经退出了革命事业。新火星派先生们，难道他的这种举动没有缩小“革命的规模”吗？你们是不是应当向维诺格拉多夫之流的先生们请罪，不惜放弃对革命的领导来恳求他们不要“退出革命事业”呢？载于1905年9月1日（14日）《无产者报》第16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225—230页 |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1905年9月1日〔14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1905年9月1日〔14日〕）农民运动在俄国现今的民主革命中的巨大意义，所有的社会民主党报刊都已经阐述过很多次了。大家知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就这个问题通过了专门的决议，以便更加确切地规定和统一整个觉悟的无产阶级政党对目前农民运动所采取的行动。虽然这个决议是预先准备好了的（第一个草案刊登在今年3月10日（23日）《前进报》第11号上［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328—329页。——编者注］），虽然这个决议曾由力求把俄国社会民主党全党已经确定了的观点表述出来的党代表大会仔细修改过，它还是引起了在国内工作的许多同志的疑虑。萨拉托夫委员会一致认为这个决议不能接受（见《无产者报》第10号）。我们当时就表示希望他们能对这种看法作出解释，可惜这个愿望至今未能实现。我们只知道，萨拉托夫委员会认为新火星派代表会议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也是不能接受的，可见，它所不满意的是这两个决议共同的地方，而不是它们不同的地方。我们收到的莫斯科一位同志的来信（用胶版印成传单），是关于这个问题的新材料。现在把这封信全文转录如下：给中央委员会和在农村工作的同志的公开信同志们！莫斯科委员会的郊区组织已经在农民中间直接开始工作了。由于缺乏组织这种工作的经验，由于我国中部的农村有其特殊的条件，由于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对这一问题的指示不够明确，以及在定期刊物和一般刊物上几乎完全没有农村工作的参考材料，所以我们不得不请求中央给我们寄来原则性和实践性的详细指示，并请求各位从事同样工作的同志，把你们从经验中得到的实际材料告诉我们。我们认为有必要把我们阅读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对农民运动的态度》的决议时所产生的疑虑，以及我们已经开始在我们农村实行的组织计划告诉你们。“（一）在广泛的各阶层人民中间宣传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最坚决地支持农民所采取的能够改善他们状况的一切革命措施，包括没收地主、官府、教会、寺院和皇族的土地。”（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这一条首先就没有说清楚，党组织将要怎样进行和应该怎样进行宣传。为了进行宣传，首先就要有一个同宣传对象十分接近的组织。农村无产阶级所组成的委员会是否就是这样的组织，或者可能还有其他进行口头宣传和文字宣传的组织方法。这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关于坚决支持的诺言也是如此。支持，而且还是坚决支持，这也只有在当地有了组织以后才能办到。关于“坚决支持”的问题，我们总觉得是极其模糊的。社会民主党能不能支持没收那些用集约方法经营、采用机器和种植贵重作物的地主土地呢？把这样的土地转交给小资产阶级私有者——不管改善他们的状况是多么重要——就这种经济的资本主义发展来说，会是倒退一步。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既是社会民主党人，就应当在这个关于“支持”的条文里加上如下的保留条件：“如果把这些土地没收来交归农民（小资产阶级）所有的办法将是这些土地上的这种经济发展的更高形式的话。”其次：“（四）力求把农村无产阶级独立地组织起来，并使他们在社会民主党的旗帜下同城市无产阶级融合在一起，使他们的代表加入农民委员会。”引起怀疑的是本条中最后一句话。问题在于“农民协会”一类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组织和社会革命党人一类的反动的空想主义的组织，是在自己的旗帜下把农民中间的资产阶级分子和无产阶级分子一同组织起来的。我们使农村无产阶级组织的代表参加这样的“农民”委员会，就会自相矛盾，就会和我们对于联盟问题等等的观点相矛盾。我们觉得这里必须作些修正，而且是很重大的修正。这就是我们对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的一些共同的意见。希望尽可能迅速和尽可能详细地加以研究。至于说在我们郊区组织中建立“农村”组织的计划，我们则要在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根本没有提及的那种条件下进行工作。首先必须指出，我们活动的区域——莫斯科省以及与它接壤的邻省各县——主要是从事工业的区域，手工业不太发达，专门从事农业的居民为数甚少。这里有拥有10000—15000名工人的大工厂，也有散处于偏僻乡村的、拥有500—1000名工人的小工厂。有人会认为，在这样的条件下，社会民主党在这里一定能够为自己找到最适宜的基地，但是实际情况表明，这种肤浅的设想是经不起批评的。虽然某些工厂已存在了40—50年之久，但是直到现在，我们的“无产阶级”绝大多数还没有和土地断绝关系。“农村”把无产阶级束缚得很紧，以致“纯粹”无产阶级在集体劳动过程中所造成的一切心理条件和其他条件，在我们的无产阶级中间并未发展起来。我们的“无产者”的农业，是一种混杂的形式。工厂的织工雇用雇农去耕种他的一小块土地。他的妻子（如果她不在工厂中工作）、儿女、老人、残废人也在这块土地上工作，而当他自己老了，残废了或者因狂暴或可疑的行为而被逐出工厂的时候，也要到这里来工作。这样的“无产者”很难叫作无产者。他们按经济地位来说是赤贫者，按意识形态来说是小资产者。他们毫无知识，思想保守。“黑帮”分子就是从他们中间招募来的。但是最近他们也开始觉醒起来了。我们以“纯粹的”无产阶级为据点，把这些愚昧的群众从千百年的睡梦中唤醒，而且做得不是没有成绩的。据点正在增加，有的地方正在巩固起来，无论工厂或农村中的赤贫者都渐渐受到我们的影响，接受我们的思想。我们认为在非“纯粹”无产者群众中间建立组织，不会是不正统的。我们没有别的群众，如果我们坚持正统原则，只组织农村“无产阶级”，那我们就得解散我们的组织和我们邻区的组织。我们知道，我们对于那种渴望没收被地主荒废了的耕地和其他土地以及渴望没收僧侣们不能好好经营的土地的心理，是很难反对的。我们知道，资产阶级民主派，从“民主主义君主”派（在鲁扎县有这样的派别）起，直到“农民”协会止，都会和我们争着去影响“赤贫者”，但是我们要武装后者去反对前者。我们要利用郊区内所有的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无论是知识分子的或者是无产阶级工人的力量，来建立和巩固我们的由“赤贫者”组成的社会民主党委员会。我们将按下面的计划来进行工作。在每个县城或大的工业中心，我们都要建立直属郊区组织的县小组委员会。县委员会在它的辖区内，除建立工厂委员会外，还要建立“农民”委员会。为了保密起见，这种委员会的人数不应该很多，其成员应该是最富于革命精神和最能干的赤贫农民。在既有工厂又有农民的地方，必须把两者组织在一个分组委员会中。这样的委员会首先应当明确地认清当地的情形：（一）土地关系：1.农民份地、租地、土地占有形式（村社占有、个体农户占有等等）。2.周围的土地：（ａ）何人所有；（ｂ）多少土地；（ｃ）农民同这些土地的关系；（ｄ）使用这些土地的条件：（1）工役。（2）为租用“割地”而交纳过高的租金等等；（ｅ）欠富农和地主等等的债务。（二）各种赋税，农民土地和地主土地课税的高度。（三）外出做零工和手工业，身分证，有无冬季雇佣等等。（四）当地的工厂，那里的劳动条件：1.工资，2.工作时间，3.行政当局的态度，4.居住条件等等。（五）行政当局：地方官、乡长、录事、乡审判官、乡警官、神父。（六）地方自治机关：农民代表、自治机关所属的教员和医生、图书馆、学校、茶馆。（七）乡会：成分及其主管事宜。（八）组织：“农民协会”、社会革命党人、社会民主党人。社会民主党农民委员会了解到这些材料后，必须在乡会上根据各种不正常现象作出决议。同时，这种委员会还应该在群众中间加紧宣传社会民主党的思想，组织各种小组、飞行集会、群众集会，散发传单和书刊，给党募集经费，并通过县小组去和郊区组织取得联系。只要我们能够建立许多这样的委员会，社会民主党的成功就有了保证。郊区组织员我们当然不会去拟订这位同志所说的那种实践性的详细指示，这是当地工作人员和担任实际领导工作的俄国中央机关的事情。我们打算利用莫斯科同志的这封内容丰富的来信说明一下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党的迫切任务。从信里可以看到，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所引起的疑虑，只有一部分是由于理论上发生怀疑而引起的。引起这种疑虑的另一个原因，是一个新的、先前没有发生过的问题，即“革命农民委员会”和在农民中工作的“社会民主党委员会”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单是这一问题的提出，就证明社会民主党在农民中的工作已经前进了一大步。现在提到日程上来的，已经是一些比较细小的问题，是一些由于“农村”鼓动的实际需要而产生的问题——现在这种鼓动已开始加强并且具有固定的形式。写信人不止一次地忘记，他责备代表大会的决议不明确，其实他是在寻求党的代表大会没有提出而且也不能提出的那种问题的答案。例如，写信人说，“只有”在当地建立了组织，才能宣传我们的思想和支持农民运动，这个意见是不完全正确的。当然，这种组织是我们很希望有的，而且在工作扩大的情形下是必须有的，但是上面所讲的那种工作，即使在没有这种组织的地方，也是可以进行而且必须进行的。甚至我们只是在城市无产阶级中间进行活动时，我们也不应该忽视农民问题，而应该宣传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整个觉悟的无产阶级政党所作的声明，即我们支持农民起义。必须通过书刊，通过工人，通过特别的组织等等使农民知道这一点。必须使农民知道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坚决支持他们，直到没收土地（即无偿地剥夺私有者的土地）。写信人在这里提出了一个理论问题：是否应该用特别的保留条件来限制把没收来的大地产变为“农民的小资产阶级的财产”的做法。不过，写信人提出这个保留条件，就恣意缩小了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意义。决议没有一句话提到社会民主党应该支持把没收来的土地交归小资产阶级私有者掌握的问题。决议上说：我们支持农民，“直到没收土地”，即直到无偿地夺取土地，但是夺来的土地应该交给谁的问题，决议根本没有去解决。代表大会把这个问题留作悬案并不是偶然的：从《前进报》（第11、12、15号）的一些文章［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324—329、339—343和第10卷第42—56页。——编者注］中可以看到，事先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明智的。例如，在那里说过，在民主共和国的条件下，社会民主党不能发誓拒绝土地国有化从而在这个问题上束缚住自己的手脚。事实上，我们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党人不同，我们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农民起义的革命民主方面，以及把农村无产阶级单独组织成为阶级政党的问题。现在，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制定“土地平分”或土地国有化的空洞计划，而在于农民要认识到并且在实际上去用革命手段摧毁旧制度。因此，社会革命党人强调“社会化”等等，而我们则强调革命农民委员会，我们说，没有革命农民委员会，一切改革都是空的。有了它们，并且依靠它们，农民起义才能取得胜利。我们应当极力帮助农民起义，直到没收土地，——然而决不是直到制定种种小资产阶级的空洞计划。当农民运动是革命民主运动的时候，我们是支持它的。当它一旦变为反动的、反无产阶级的运动的时候，我们就准备（现在立刻就准备）同它作斗争。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实质就在于提出这一双重任务，只有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才会简化这一双重任务，或者把它压缩为单一的、简单的任务。让我们举个具体的例子。假定农民起义胜利了。革命农民委员会和临时革命政府（它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依靠这些委员会的）可以随便怎样没收大地产。我们是主张没收的，这一点我们已经声明过了。但是我们那时将主张把没收的土地交给谁呢？在这里我们并没有束缚住自己的手脚，而且永远也不会用写信人轻率地提出的那一类主张来束缚住自己的手脚。写信人忘记了，在第三次代表大会的那个决议中说的是“肃清农民运动的革命民主主义内容中的任何反动成分”，这是第一；第二，必须“在一切场合和一切情况下独立组织农村无产阶级”。这就是我们的指示。农民运动中任何时候都会有反动成分，我们要预先向这种成分宣战。农村无产阶级和农民资产阶级的阶级对抗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预先把它揭示出来，把它说清楚，并准备迎接这个对抗所引起的斗争。把没收的土地交给谁和怎样交给的问题，很可能成为引起这场斗争的一个缘由。我们并不掩盖这个问题，并不许诺什么平均分配、“社会化”等等，而是说，那时我们还要斗争，仍然要斗争，在新的战场上联合另一些同盟者去斗争，那时我们一定是和农村无产阶级，和整个工人阶级一起去反对农民资产阶级。在实践上，在奴役性的、农奴制的大地产占优势而实现大规模社会主义生产的物质条件尚未具备的地方，可能是把土地转归小私有农民阶级掌握；而在民主革命完全胜利的条件下，可能是实行国有化；也可能是把巨大的资本主义地产转交给工人协会，因为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正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我们不立即许下各种各样的“社会化”的诺言，正是因为我们知道实现这个任务的真正的条件，我们并不掩盖现在正在农民内部成熟起来的新的阶级斗争，而是要揭示这个斗争。我们起初是彻底地、用一切办法支持一般农民反对地主，直到没收地主的土地，然后（甚至不是然后，而是同时）我们支持无产阶级反对一般农民。现在就来计算革命（民主革命）后“第二天”农民内部力量的组合，那是无谓的空想。我们决不陷入冒险主义，决不违背自己的科学良心，决不追求廉价的声誉，我们能够说而且必须说的只有一点，就是我们将用全部力量去帮助全体农民实现民主革命，从而使我们无产阶级的党更容易尽快地过渡到新的更高的任务即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并不许诺从现在农民起义的胜利中会产生什么协调、什么均等、什么“社会化”；恰巧相反，我们“许诺”新的斗争、新的不平等，以及我们所力求实现的新的革命。我们的学说并不象社会革命党人的天花乱坠的话语那样“甜蜜”，谁要是希望别人只拿甜水给他喝，那就请他到社会革命党人那里去吧；我们会向这样的人说：请便吧。我们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观点也解答了关于委员会的问题。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的农民委员会是不应该有的，因为如果是社会民主党的，就不会只是农民的［注：手稿上接着有如下的话：“也绝不会专门是农民的”。——俄文版编者注］；如果是农民的，就不会纯粹是无产阶级的，不会是社会民主党的。很多人爱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我们可不是这样的人。凡是有可能的地方，我们都力求组织我们自己的委员会，社会民主工党的委员会。加入这些委员会的有农民，有赤贫者，有知识分子，有娼妓（不久前，一个工人写信来问我们，为什么不到娼妓中间去进行鼓动），有士兵，有教员，有工人，——总而言之，有全体社会民主党人，但没有一个不是社会民主党人的人。这些委员会将从各方面广泛开展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同时又力求把农村无产阶级专门和单独组织起来，因为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认为把没有完全清除各种旧残余的无产阶级组织起来是“不正统”的，那就是极大的错误，我们很希望是这样：信上谈到这个问题的地方只是出于误解。城市工业无产阶级必然是我们社会民主工党的基本核心，但是我们应当象我们党纲所说的那样，把一切被剥削劳动者：手工业者、赤贫者、乞丐、仆役、游民以及娼妓，都毫无例外地吸引到我们党的周围，教育他们，组织他们，——当然是在一个绝对必要的条件下，就是要他们归附社会民主党，而不是社会民主党归附他们，要他们转到无产阶级的观点上来，而不是无产阶级转到他们的观点上去。读者会问：那么革命农民委员还有什么用呢？是不是说不需要革命农民委员会呢？不，需要的。我们的理想是要在农村各地都成立纯社会民主党的委员会，然后让它们和农民中的一切革命民主主义分子、集团以及小组缔结协定来组织革命农民委员会。这和社会民主工党在城市中保持独立并为了起义而与一切革命民主主义分子结成联盟的情形完全相似。［注：手稿上接着有如下的话：“农民运动是农民起义的开端。”——俄文版编者注］我们主张农民起义。我们坚决反对把各种不同的阶级成员和各种不同的政党混淆起来，融合在一起。我们主张，为了起义，社会民主党应该推动全体革命民主派，帮助他们全体组织起来，和他们肩并肩地——但是不和他们融合在一起——在城市进行街垒战，在农村去反对地主和警察。城市和农村反对专制制度的起义万岁！当前革命中整个革命民主派的先进部队——革命社会民主党万岁！载于1905年9月1日（14日）《无产者报》第16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215—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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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十一卷——《普列汉诺夫和新〈火星报〉》小册子的三个提纲（1905年8—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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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列汉诺夫和新〈火星报〉》小册子的三个提纲[105]
（1905年8—9月）
1
序言
1．问题的迫切性。
2．起义——起义的条件和起义机关——这些问题产生的历史。
3．机会主义派：关于起义的密谋主义性质——反对组织革命的口号——反对临时革命政府的口号——关于用迫切的需要来自我武装——革命自治的口号。
4．中心点＝临时革命政府。
5．恩格斯。《无产者报》第3号上的论点[106]普列汉诺夫提出异议……
6．一般参加革命政府和作为少数派参加。
7．恩格斯的两个不同论点。普列汉诺夫含糊其辞。
他从《火星报》第97号[107]起开始转变。
参看新火星派的决议和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8．1894年。有删节。[108]
9问题与起义的联系（比较1873年）。
10．1848年和1894年欧洲的形势
与1905年俄国的形势。
11．领袖死亡了。
12．书呆子气。上升到更高阶段和新的更高阶段的新危险。
13．起义口号的具体性……
2
序言［注：手稿上方有列宁写的：“二、小品文：48×6＝288（行），每行60＝17280印刷字母。论点（“结论”）第1—5点。”——俄文版编者注］
（1）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争论。
问题与（α）立宪会议和（β）起义的联系。
崩得和自然发生。
（2）容许还是不容许？如果容许，在什么条件下？
？《火星报》。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中的准确答案。
没有什么可反对它。
（3）《无产者报》第3号上的论点或结论第1—5点。
（4）对于第1点。普列汉诺夫什么也没有。马尔丁诺夫只讲了联邦制。[109]遁词。
（5）对于第2点。
普列汉诺夫的遁词。
（6）对于第3点。普列汉诺夫——遁词。反对《曙光》第1期和《火星报》第74号。
（7）对于第4点。
与起义问题的联系。普列汉诺夫的遁词。
（8）对于第5点。
1848年和1789年。
3
普列汉诺夫和新《火星报》
一、代前言。对知识分子超人[110]的分析作一点小小的补充。
1论战小册子开头写的是团结一致。“超人”。这么回事！！
2毫无气节。聪明起来了。变节者——好吹牛。好战斗的人，“宝贝儿”[111]。变节者组成的派别。口是心非……
二、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问题。
（α）不必要的吹毛求疵。
1哲学：“漠不关心”。反对正统派。[112]
2——“粗暴”和口是心非。
3恩格斯的信发表在哪里？
4马尔丁诺夫和《怎么办？》。参看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113]
5列宁——“一个人”。对国外
恶毒诽谤。
6辩证家？“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114]
（β）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
（马克思）“超级庸人”[115]。
不容许这种思想，或者没有提出这个问题。
“形势”[116]（骗子手法[117]）。
（恩格斯）给屠拉梯的信，1848年和1894年。
饶勒斯主义（参看《前进报》第14号）。
偷换词句和区别开论点。是辩证法还是矫揉造作？
对辩证法的嘲弄。
客观任务＝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
（恩格斯）巴枯宁主义者。
总的问题，是否容许临时政府？
一般参加？“作为少数派”歪曲了我的意思
“力量对比”
“我们在什么地方反对过临时政府？”[118]（哈哈。）
从上面和从下面弄脏[119]
与起义的联系（比较1873年和1848年）
原则还是适当性？[120]
搞糊涂了：
不可思议——《日志》第2期。反对《曙光》第1期。
不能允许——同上。《火星报》第74—75号。
俄国当前状况。
起义？起义机关？
“想出了专政”[121]。仅仅如此？——问题的关键。
敖德萨的“占领”。[122]税？一个城市？
革命公社？
“领袖死亡了”（“书呆子”）。
反动的小资产阶级和革命的小资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和农民。
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混为一谈。
卡·考茨基论米勒兰。
卡·考茨基论俄国革命的“胜利”。
论无产阶级的统治。
代表大会的决议和超人的论战。
总的结论＝搞糊涂了。
三、普列汉诺夫同志是怎·样、什么时候和为什么搞糊涂的？
分裂经过。
（1）1901—1903年（5）1904年1—8月
（2）第二次代表大会（6）1904年8月—1905年5月
（3）1903年8—11月（7）1905年5月
（4）调解的企图（8）现在[123]
1第二次代表大会。第1条——和道义上的责任。
21903年10月6日的信[124]和对捷依奇的评语（同盟的记录）[125]。
3《不该这么办》[126]参看《进一步，退两步》。
4地方自治计划。“秘密小册子”。[127]
无政府主义
饶勒斯主义
5第85号和托洛茨基的小册子。[128]更正。
6“组织上的含混不清”。[129]是偏爱《火星报》还是同《火星报》一起搞糊涂了？
施放烟幕。
“密谋主义”。编辑部？
（《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2期）。第1条？
7策略上的模糊
一、组织上的虚伪和策略上的真实？？
二、党内的机会主义派？？
四、普列汉诺夫是怎样在新《火星·报》上写历史的？[130]
1《怎么办？》臆造。参看卡·考茨基。
2——蛊惑宣传的产物。
3纲领。[131]“不是列宁”。文件。
4给《前进报》的诺言。
纲领中的两个主要争论点。
5关于《无产者报》和“马尔丁诺夫主义”的信。
6总的结论＝谎言。
五、结束语。略论反对夸大分歧。
1重述《进一步，退两步》中关于阿克雪里罗得的话［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379—410页。——编者注］。
2小错误和大人物。
3比较倍倍尔和1895年布雷斯劳辩论。
4倍倍尔在布雷斯劳和卡·考茨基反对他的“腔调”。
5只要普列汉诺夫不从新《火星报》的遗产中解脱出来，他就会制造混乱和弄虚作假。
载于1931年和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6卷和第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57—462页
注释：
[105]这是列宁为回答格·瓦·普列汉诺夫对他和布尔什维克的攻击而打算写的一本小册子的提纲。列宁曾在《社会民主党和临时革命政府》、《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论临时革命政府》（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1—17、18—28、221—240页）等文中批评普列汉诺夫反对社会民主党人参加临时革命政府。针对这些批评，普列汉诺夫在他办的《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2期上发表了一封论战性书信：《与友人通信选录》。在这封信里以及在同期《社会民主党人日志》上发表的《相仇的兄弟》一文里，普列汉诺夫歪曲事实，颠倒黑白，竭力诬蔑和诽谤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列宁拟写这本小册子的想法，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要求他集中精力领导党的工作而未能实现，只留下了这三个提纲。列宁在1905年8月15—19日之间和8月底给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的两封信里谈到了这件事（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5卷）。
提纲中的许多论点，列宁后来写进了《玩议会游戏》、《〈火星报〉策略的最新发明：滑稽的选举是推动起义的新因素》（见本卷第250—266页和第356—372页）等文。——210。
[106]指列宁在《论临时革命政府》一文末尾概括的那几点结论（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239—240页）。——210。
[107]不是《火星报》第97号，应为1905年4月5日《火星报》第96号。这一号刊登了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文章：《论夺取政权问题》（见《普列汉诺夫全集》1925年俄文版第13卷第203—211页）。——210。
[108]指恩格斯1894年1月26日给菲·屠拉梯的信，即《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14—518页）。格·瓦·普列汉诺夫同列宁论战时曾援引这封信。列宁在《论临时革命政府》一文中写道：“……很遗憾，普列汉诺夫没有引用全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231页）这里说的“有删节”大概指此。——210。
[109]指1905年6月15日和21日《火星报》第102号和103号刊载的亚·马尔丁诺夫的文章《在背弃马克思主义良心的斗争中》。——211。
[110]格·瓦·普列汉诺夫在《相仇的兄弟》一文中谈到了知识分子超人的问题（见《普列汉诺夫全集》1925年俄文版第13卷第311页）。列宁在《玩议会游戏》一文中批评普列汉诺夫和亚·李·帕尔乌斯时，指出他们正是“站在党内两个部分以外的超人”（见本卷第263页）。——212。
[111]“宝贝儿”是俄国作家安·巴·契诃夫的同名短篇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列宁在他的短评《社会民主主义的宝贝儿》中曾使用过这个形象（见本卷第283页）。——212。
[112]格·瓦·普列汉诺夫在他的《相仇的兄弟》一文中指责列宁对哲学“漠不关心”。他提出这一指责，看来是以曾持马赫主义观点的亚·亚·波格丹诺夫一度和《前进报》编辑部关系密切为“根据”的。列宁大概打算用下面的事实来反驳普列汉诺夫的责难：还在1903年，他就曾建议柳·伊·阿克雪里罗得（笔名：正统派）在《火星报》上撰文批判波格丹诺夫的哲学著作（见柳·伊·阿克雪里罗得《修正主义的新变种》一文，载于1904年11月5日《火星报》第77号）。——212。
[113]指格·瓦·普列汉诺夫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为列宁的《怎么办？》一书作的辩护性发言。在讨论党纲草案时，这本书曾遭到亚·马尔丁诺夫的攻击（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903年7—8月。记录》1959年俄文版第124—125页）。——212。
[114]这句话是马克思针对一些法国人所标榜的“马克思主义”说的。1890年8月27日恩格斯给保·拉法格的信里引用了这句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46页）。——213。
[115]列宁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一文中说的“超级庸人”指亚·马尔丁诺夫（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26页）。然而格·瓦·普列汉诺夫在《论夺取政权问题》一文中却歪曲列宁的意思，硬说列宁称马克思和恩格斯为“超级庸人”。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报告中谈到了这件事，他说：“……这是在搞小小的掉包把戏。《前进报》曾特别指出，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总的观点是正确的。关于庸俗的一番话是针对马尔丁诺夫或尔·马尔托夫说的。……普列汉诺夫要给马尔丁诺夫主义打掩护是徒劳的。”（《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122页）——213。
[116]指列宁同格·瓦·普列汉诺夫之间争论中的一个问题，即恩格斯1894年给菲·屠拉梯的信的问题。列宁认为，应该结合具体的“形势”来理解恩格斯的这封信。普列汉诺夫则认为，信里讲的是一般原则，同写信时的“形势”无关。他写道：“这封信是在1894年，即在与1848年的形势迥然不同的‘形势’下写的；而且信里关于无产阶级参加小资产阶级政府是不能容许的这一思想是作为一般策略原则提出来的，对工人阶级尚未成熟到能建立本阶级专政的一切国家都同样适用。”（见《普列汉诺夫全集》1925年俄文版第13卷第289页）——213。
[117]格·瓦·普列汉诺夫写道：“结果他（指列宁。——编者）认为，我在论战中……采用了最不能容许的手法……没有比这再坏的了：我在他笔下成了耍笔杆的骗子一类的人物。”（见《普列汉诺夫全集》1925年俄文版第13卷第273页）——213。
[118]格·瓦·普列汉诺夫在1905年8月《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2期第28页上写道：“……难道我们什么时候说过，成立革命政府是对工人的欺骗和对工人事业的背叛吗？”（见《普列汉诺夫全集》1925年俄文版第13第298页）——213。
[119]指尔·马尔托夫在他的《当务之急。工人政党和作为我们当前任务的“夺取政权”》一文中说的话：“……把‘政府’和‘万岁’这两个词连在一起就会弄脏了嘴。”（见1905年3月17日《火星报》第93号）——213。
[120]列宁在这里指出，格·瓦·普列汉诺夫把参加政府的问题一会儿看作“原则”的问题，一会儿看作“适当性”的问题，自己都“搞胡涂了”。接着，列宁把普列汉诺夫的下面两种说法作了对比，以说明这一点。普列汉诺夫在《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2期上谈到参加革命政府的问题，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和“不能容许的”。可是他在1901年《曙光》杂志第1期上发表的文章《略论最近一次巴黎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中却说，他不能无条件地赞同完全禁止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内阁的决议，“我象考茨基一样过去和现在都认为，在某些例外的场合，这种参加对于保卫工人阶级的现实的利益可能是必需的。全部问题只在于，参加资产阶级内阁的社会党人不要象米勒兰那样用自己的行为和言论促进模糊工人的阶级自觉，而是要加深和发展它。”他在1904年10月5日《火星报》第75号上发表的《在阿姆斯特丹》一文中又说，“正如在文学中所有的体裁都是好的，除了枯燥乏味的以外那样，在政治中所有策略手段都是可以容许的，除了不适当的以外。不能把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内阁一成不变地宣布为同我们的目的不相符合。”——213。
[121]格·瓦·普列汉诺夫在《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2期的《相仇的兄弟》一文中声称《前进报》“想出了专政”，指责布尔什维克犯了密谋主义的即布朗基主义的错误。——214。
[122]指刊登在《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2期上的格·瓦·普列汉诺夫的短评《“塔夫利达公爵波将金号”》。——214。
[123]这里采用的划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历史各阶段的方案，是列宁在1905年8月15—19日之间给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的信中提出的。他在这封信里写道：“依我看这里需要两样东西：第一，‘分裂的简略经过’，要通俗。从头写起，从经济主义开始。要附上各种精确的文件。要划分阶段：1901—1903年；1903年（第二次代表大会）；1903年8月26日—1903年11月26日；1903年11月26日—1904年1月；1904年1—8月；1904年8月—1905年5月；1905年5月（第三次代表大会）。”（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5卷）在8月2日给卢那察尔斯基的另一封信中，列宁指出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新产生的分歧：“斗争很剧烈，第三次代表大会不用说根本没有结束这场斗争，而只是开辟了斗争的新阶段……”（同上）——214。
[124]指1903年10月6日列宁和格·瓦·普列汉诺夫给《火星报》编辑部四个原来的成员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维·伊·查苏利奇、尔·马尔托夫和亚·尼·波特列索夫的信。这封信是因为他们四人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拒绝为《火星报》撰稿而写的。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一书中曾引用过这封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352—353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给马尔托夫的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5卷。——214。
[125]指格·瓦·普列汉诺夫在1903年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对列·格·捷依奇的评语。——214。
[126]指格·瓦·普列汉诺夫在1903年11月7日《火星报》第52号上发表的《不该这么办》一文。——215。
[127]指1905年1月在日内瓦出版的格·瓦·普列汉诺夫的小册子《论我们对待自由派资产阶级反沙皇制度斗争的策略》。小册子的扉页上印着：“仅供党员阅读”。普列汉诺夫在小册子中为孟什维克《火星报》提出的地方自治运动计划辩护，并批评1904年出版的列宁的小册子《地方自治运动和〈火星报〉的计划》（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59—78页）。——215。
[128]指刊登在1905年1月27日《火星报》第85号上的尔·马尔托夫的文章《1月9日》和亚·李·帕尔乌斯的文章《总结与展望》以及列·达·托洛茨基的小册子《1月9日以前》和帕尔乌斯为小册子写的序言。——215。
[129]格·瓦·普列汉诺夫在讲到孟什维克的组织观念模糊时写道：“孟什维克的组织现在已陷于含混不清的人群所具有的那种分散化的状态。”（见《普列汉诺夫全集》1925年俄文版第13卷第318页）——215。
[130]这里和以下各点说的是刊登在1904年7月25日和8月1日《火星报》第70号和第71号上的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文章《工人阶级和社会民主主义知识分子》。普列汉诺夫在这篇攻击列宁《怎么办？》一书的文章中，还歪曲地叙述了《火星报》编辑部内部相互关系的历史，谈到了编辑部内关于纲领的争论等等。列宁在这一部分打算驳斥普列汉诺夫的歪曲。第一点是谈《怎么办？》一书。普列汉诺夫说，他不同意这本小册子的观点是他同列宁产生分歧的原因。其实分歧的真正原因是关于纲领的争论（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84—191、200—223、226—239页）。关于普列汉诺夫对《怎么办？》一书的批评的实质（即“自觉性和自发性”的问题），列宁在自己的答复中看来还打算引用考茨基的言论。考茨基有关这个问题的观点，在《怎么办？》一书和《我们的当前任务》一文中都引用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37—38页和第4卷第167页）。——215。
[131]指在旧《火星报》编辑部内制订党纲一事。有关这个问题，可参看《关于党纲的历史》（《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338页）。——215。 |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工人阶级和革命》小册子的两个提纲（1905年8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工人阶级和革命》小册子的两个提纲（1905年8月）工人阶级和革命1.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2.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3.无产阶级的独立的阶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的任务。4.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5.武装起义和革命军队。6.革命政府。它的任务。7.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1（α）工人阶级的目的。（β）社会民主党。我们的纲领。（γ）最高纲领和（δ）最低纲领。｛它的说明（参看6条［注：见本卷第164页。——编者注］）。}（ε）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2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α）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β）经济实质。（γ）立宪民主党，它的纲领和它的阶级本质。阶级的党。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知识分子协会。合法报刊。（δ）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建议：工会斗争等等。3综上所述得出的结论。独立的阶级的政党。组织——工会的和党的，鼓动的和军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4农民的特殊利益。农奴制的残余。为什么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特别重大？“土地平分”及其意义。农民是工人的天然的同盟者。农民的小资产阶性。5起义。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武装人民。军事组织（军事问题等等）。革命军队。（实例：下诺夫哥罗德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炸弹、武器））。6革命政府，起义的机关。革命政府和革命政权的意义。参加革命政府。革命政府的纲领：6条。燃起欧洲的火焰。7什么是专政？阶级专政和个人专政。民主专政。阶级。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410—411页 |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第三版序言（1905年8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第三版序言（1905年8月）当这本小册子出第三版的时候，俄国革命的发展正处在一个同小册子写作的年份1897年和小册子出第二版的年份1902年十分不同的时期。不言而喻，小册子只是提出社会民主党的一般任务的总的轮廓，而不是具体指出同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的目前状况以及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状况相适应的当前任务。关于我们党的当前任务，我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日内瓦版）一书中已经阐述过了。读者比较一下这两本小册子便可以作出判断：作者关于社会民主党的一般任务和目前时期的特定任务的观点是不是前后一致地发展起来的。不久以前我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领袖司徒卢威先生在《解放》杂志上对革命社会民主党（通过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进行了指责，说它对武装起义问题的提法[104]是骚乱主义的和抽象的革命主义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这种比较不是没有益处的。我们已经在《无产者报》（第9号，《革命教导着人们》）上指出过，只要把《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1897年）、《怎么办？》（1902年）和《无产者报》（1905年）比较一下，就可以驳倒解放派的指责，证明社会民主党对起义的观点的发展同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是有联系的。解放（P206）派的指责无非是自由主义君主派的拥护者的机会主义谬论，其目的是要掩盖自己出卖革命、出卖人民利益的行为，掩盖自己同沙皇政权进行勾结的意图。尼·列宁1905年8月载于1906年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日内瓦出版的小册子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卷第443—444页注释：[104]指彼·伯·司徒卢威在1905年6月8日（21日）《解放》杂志第72期上发表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分裂》一文。该文署名恩—奇。——206。 |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俄国的财政和革命》一文按语（1905年8月23日〔9月5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俄国的财政和革命》一文按语[103]（1905年8月23日〔9月5日〕）编者按：刚刚在柏林出版的鲁道夫·马丁《俄国和日本的未来》一书非常清楚地证实了作者的结论。我们还没有看到这本书，现在只是根据外国报纸的报道，指出该书的主要结论。作者持纯业务观点，没有任何政治倾向。他作为一个统计学家，周密地分析了俄国的财政状况，并得出结论说，不管是继续进行战争还是缔结和约，都是免不了要宣告破产的。俄国的农业已完全衰落，要振兴起来就需要500亿卢布的资金。今后10年中的预算赤字，每年将不少于3亿卢布。俄国的国债，据作者计算，现在已达到80亿卢布，5年以后就要增加到120亿。借款的利息无法偿付，因为现在谁也不会借钱给俄国。1905年的俄国和路易十六时代的法国惊人地相似。鲁道夫·马丁竭力劝德国把德国投资达15亿卢布的俄国公债尽快脱手（尽可能转给美国）。欧洲资产阶级预料到俄国必然破产，正在匆忙脱身。载于1905年8月23日（9月5日）《无产者报》第15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214页注释：[103]这是列宁为1905年8月23日（9月5日）《无产者报》第15号发表《俄国的财政和革命》一文写的编者按语。《俄国的财政和革命》一文指出沙皇俄国的财政状况非常严重。作者根据大量实际材料证明，由于国债的增加、巨大的军费开支，国家预算的赤字和国内人民群众贫困化的加深，沙皇政府将必然落到财政崩溃的地步。“只有革命尚能拯救俄国”——这就是文章的结论。列宁在按语中根据英国《泰晤士报》和德国《法兰克福报》的报道介绍了鲁·马丁的《俄国和日本的未来》一书。列宁从这两家报纸上摘抄的有关材料，见《列宁文稿》第12卷第202页。——205。 |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向国际社会民主党报告我们党内的情况（1905年8月23日〔9月5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向国际社会民主党报告我们党内的情况（1905年8月23日〔9月5日〕）向国际社会民主党报告我们党内的情况是所有侨居国外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一项重大职责。我们提醒同志们注意这一点并且号召同志们大力进行鼓动工作来捍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立场。应当坚持不懈地利用每一件事情、利用任何一个适当的机会向外国工人的一切小组和外国社会民主党的各个党员进行鼓动。鼓动应当采取同有觉悟的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人党党员身分相称的方法。鼓动的基本内容应当是全面介绍有关文件，首先是散发我们用法文（1905年6月25日《社会主义者报》[101]的附刊。法国社会主义者中央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的地址是巴黎科尔德里街16号）和用德文（小册子《关于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出版者地址是：比尔克印刷出版公司，慕尼黑维泰尔斯巴赫广场2号。定价20芬尼。）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决议的法译本和德译本也可以向我们党的发行部索取。除了这个基本材料以外还应当从我们的出版物中翻译些重要的文件和文章。同时应当不断揭露赫列斯塔科夫式的新《火星报》的那些不光彩的做法。它既没有用德文也没有用法文出版自己代表会议决议的全文（因为这会暴露它自封为中央机关报和僭用这一称号的事实）。《火星报》在欧洲社会民主党报刊上登载的关于有组织的工人的“统计资料”，只能使人发笑（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新《火星报》直到现在还不敢用俄文公布这个“统计资料”，它怕当众出丑，但是我们在《无产者报》第9号上全部转载了这一统计资料[102]）。《火星报》现在把一封由编辑部署名的信分发到国外所有的侨民区，这封信对少数派的力量也作了同样可笑的赫列斯塔科夫式的矜夸，不过直到现在还无颜向我们社会民主党报纸的俄国读者公布。对吹牛者的斗争应当全力进行，但是要得体，要向公众作全面介绍，阐明真相，不吹嘘，不浮夸，也绝不散布谣言和传播见不得人的小道消息。载于1905年8月23日（9月5日）《无产者报》第15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212—213页注释：[101]《社会主义者报》（《LeSocialiste》）是法国报纸（周报），1885年由茹·盖得在巴黎创办。最初是法国工人党的理论机关报，1902—1905年是法兰西社会党的机关报，1905年起成为法国社会党的机关报。1915年停刊。——203。[102]指1905年7月13日（26日）《无产者报》第9号上刊登的列宁摘编的资料：《我们的赫列斯塔科夫们》。资料照录了孟什维克《火星报》寄给法国社会党报纸的一则报道，其中虚报和夸大了他们在有组织的工人中间的拥护者的人数（见《列宁文稿》第12卷第176—177页）。——204。 |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对最混乱的计划所作的最清楚的说明（1905年8月23日〔9月5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对最混乱的计划所作的最清楚的说明（1905年8月23日〔9月5日〕）我们在社论［注：见本卷第188—199页。——编者注］中曾经指出，新《火星报》的新的“杜马运动”计划是个混乱的计划。下面是马尔托夫自己在维也纳《工人报》（公历8月24日）上对这个计划所作的最清楚的说明（引文中的黑体都是马尔托夫自己用的）。马尔托夫同志在指出“俄国的许多组织支持这个计划”以后说道，“这个计划如下：工人组织倡议建立应由一切不满意沙皇的改良的居民选出的人民鼓动委员会。这种委员会的任务首先是在全国展开争取建立真正的人民代表机关的鼓动工作。成立这些委员会形式上是为了使人民群众参加当前的选举。既然他们由于受到选举法的限制不能直接参加选举，那么全国公民可以间接参加选举，向范围比较小的享有特权的选民团来申诉自己的意见和要求。委员会要对选民团施加压力，使得选入杜马的人全是民主自由代表机关的坚决的拥护者。同时委员会竭力在‘合法的’代表机关以外建立非法的代表机关，而后者在一定的时机将会作为人民意志的临时机关出现在全国面前。委员会号召人民通过普遍的投票选出自己的代表；这些代表在一定的时机应当汇集在一个城市并宣布自己是立宪会议。这个运动的理想目的可以说就是如此。不论事情会不会发展到这个地步，运动沿这条道路向前发展必然会产生革命自治组织，这种组织将能摧毁沙皇的法律限制并为革命的未来胜利奠定基础。这种革命自治的因素正逐渐在全俄各地形成起来，例如，现在在两个高加索省中官方政权受到了全体居民的抵制，居民已经由自己选出的政权来管理。（附带说一下：古里亚的农民要求我们的委员会承认这种政权。）这种在各处公开行使职权的自治组织是一种消灭不肯自愿地开辟宪法时代的专制制度的形式。不言而喻，建立这种组织所以成为可能，是由于政府机构日益瓦解和人民中间的有效力量（wirkendenKraft）日益增长。”我们把这个无与伦比的计划介绍给同志们，这个计划是君主派（解放派）资产阶级的理想目的，是自由派地主消灭俄国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的理想目的。我们已经千百次地指出过，解放派即君主派资产阶级所希望的“消灭”，就是在不发生人民起义或者至少是人民起义不取得完全胜利的情况下政权转归资产阶级。这种要在保存专制政府的政权的条件下进行“选举”的马尼洛夫式计划完全对自由派资产阶级有利，只有自由派资产阶级才能干出近似这样的选举的事情。关于这个令人可笑的计划的细节我们只是简单地谈一谈。在高加索（不是在两个省，而是在若干个乡），自治是依靠武装起义成立的，忘记这一点不是太天真了吗？认为在遥远的边疆的山区几个村庄里可能做到的事情，在俄国的中部地区不经过人民战胜专制制度也可能做到，这不是很幼稚吗？这个要在保存专制政府的政权的条件下进行多级“选举”的计划，不是十足的迂腐表现吗？说什么“不满意的居民”（？）选举人民鼓动委员会（没有纲领，没有明确的口号）。说什么委员会建立“非法的代表机关”（它大概是用纯粹解放派的组织来代替非法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组织！）。用“人民意志的机关”这个不清楚的术语来代替“作为起义机关的临时政府”这个清楚的革命术语，完全有利于地方自治派资产阶级政党，这是很明显的。想在“非法的”委员会的倡议下和在保存特列波夫一伙的政权的条件下进行立宪会议的普选，这完全是一种幼稚的想法。在争论中，“恶魔的辩护人”——众人所反对的荒谬观点的维护者有时是有用处的。现在《火星报》就担任了这个角色。它的计划用来作为在小组中、在飞行集会和群众集会等等会议上驳斥谬论的教材，用来更加明确地把革命无产阶级的口号同君主主义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口号加以对照，是很合适的。载于1905年8月23日（9月5日）《无产者报》第15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209—211页 |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做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尾巴，还是做革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领袖？（1905年8月23日〔9月5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做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尾巴，还是做革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领袖？（1905年8月23日〔9月5日〕）社会民主党对待国家杜马的策略在当前的日程上仍旧是革命斗争的首要问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机会主义派（《火星报》）和革命派（《无产者报》）在这个策略上的意见分歧，应当非常仔细地加以分析，这不是为了进行吹毛求疵的论战（有时竟成了争吵），而是为了彻底弄清问题和帮助地方上的工作人员制定尽可能正确的、明确的和统一的口号。首先简单地谈一谈这些意见分歧产生的经过。还在关于国家杜马的法令公布以前，我们就在《无产者报》第12号上谈过我们的策略的基本点和我们同《火星报》的分歧的基本点。［注：见本卷第160—167页。——编者注］我们要求：（1）支持抵制思想，就是说，要加强鼓动和面向人民，无产阶级要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左翼并且不断揭露它的右翼的叛变行为；（2）必须积极抵制，而不是“消极回避”，就是说，要“十倍地加强鼓动”，直到“用强力打入选举集会”；最后，（3）提出“明确的、正确的和直接的鼓动口号”，即：武装起义、革命军队、临时革命政府。我们坚决地驳斥了《火星报》第106号提出的“组织革命自治”的口号，认为这是一个混乱的和有利于解放派即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口号。同时，我们好象预见到《火星报》又会“挑起更多的”意见分歧，所以我们立刻就预先声明同意《火星报》对消极抵制的思想的指责。所以，现在尽管《火星报》第108号含沙射影地谈论什么“不干预”、“缺席主义”、“弃权主义”、“袖手旁观”等等理论，我们还是先把这一类“反驳意见”搁在一旁，因为这不是论战，而不过是图谋“中伤”论敌。新《火星报》由于采用这种“论战”方法（最后竟造谣中伤说，某些领袖自己想要参加临时政府），早就使社会民主党的极广泛的成员对它表示了十分明确的态度。总之，意见分歧的实质在于，《火星报》不接受我们的鼓动口号（武装起义、革命军队、临时革命政府），而我们认为这是中心的鼓动口号。《无产者报》认为，“用组织革命自治的口号来代替或者哪怕是排挤起义的口号”，［注：见本卷第165页。——编者注］是绝对不能容许的（《无产者报》第12号）。其余各点意见分歧都是比较次要的。不过有一件事倒是特别重要的，就是《火星报》第108号已经开始（对它来说这已经不止一次了）倒退、转弯、脱身了：除了组织革命自治的口号以外，它又提出了“人民群众采取积极战斗行动”的口号（天晓得这和武装起义有什么不同）。《火星报》甚至还说，“组织革命自治是真正‘组织’全民起义的唯一方法”。《火星报》第108号是在8月13日（26日）出版的，而在公历8月24日，维也纳《工人报》[97]上登出了马尔托夫同志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完全是根据第106号的精神而不是根据第108号的“修正意见”的精神论述《火星报》“计划”的。马尔托夫同志这篇宝贵的文章是“社会民主党人马尼洛夫精神”的典型，我们把它的主要部分翻译出来登在下面［注：见本卷第200—202页。——编者注］。我们试对这些混乱观点作一分析。为了阐明问题，首先必须弄清楚，目前是什么力量和通过什么途径“创造”俄国革命的“历史”。专制政府接受了沙皇和人民“协商”的理论。专制政府一方面希望和那些在警察监视下筛选出的一小撮地主和商人进行协商，另一方面开始疯狂镇压革命。君主派资产阶级中有比较多的人赞成沙皇同人民妥协的理论（解放派或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宣传这个理论，就表明它背叛了革命，表明它准备先支持革命，然后再联合反动势力反对革命。革命无产阶级由于社会民主党的领导而要求人民专制，即要求彻底消灭反动势力，首先是实际上推翻沙皇政府，代之以临时革命政府。无产阶级不顾资产阶级的动摇和叛变，力求（常常是不自觉地，然而是始终不渝地、坚决地）把农民联合到自己方面来，在农民的帮助下把革命进行到彻底胜利。召开国家杜马无疑是对革命的让步，但是作这个让步是为了镇压革命和不给予宪法（这是更加无疑的）。资产阶级“妥协分子”想要取得宪法是为了镇压革命；维诺格拉多夫先生（在《俄罗斯新闻》上）就特别清楚地表明了自由派资产阶级这种因其阶级地位而必然产生的意图。现在试问：在这样的情况下，“协会联合会”这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最广泛的组织所作出的抵制杜马的决定（见《无产者报》第14号）有什么意义呢？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总的说来也想要“妥协”。所以，正象《无产者报》曾经多次指出的那样，这种知识分子也在反动势力和革命势力之间、在讨价还价和斗争之间、在勾结沙皇和举行起义反对沙皇之间动摇不定。这是必然的，这是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阶级地位决定的。但是，忘记下面一点就会犯错误，这就是：这种知识分子比较能够反映整个资产阶级的广义的根本利益，而这种利益同单纯是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的暂时的狭小的利益是不同的。知识分子比较能够反映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利益。所以，尽管它很不坚定，但是它比较能够同专制制度进行革命的斗争，它一旦接近了人民，就会成为这个斗争中的一支巨大的力量。它自己虽然软弱无力，但是能够给小资产者和农民的极广大阶层提供他们恰恰缺少的东西：知识、纲领、领导、组织。可见，“协会联合会”中产生的“抵制”思想的实质在于，大资产阶级同沙皇协商和妥协的第一步，必然会使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迈出同革命人民接近的第一步。地主和资本家向右转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即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则向左转了。前者在走向沙皇，虽然他们还会不止一次地拿人民的力量来威胁沙皇。后者在考虑他们是不是应该走向人民，虽然他们还没有彻底抛弃“妥协”论，还没有完全走上革命的道路。这就是我们在《无产者报》第12号上所指出的产生于资产阶级民主派内部的抵制思想的实质。只有目光短浅和一知半解的人才会把这种思想看成是不干预、缺席主义、弃权主义等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无权可弃的，因为严格的资格限制本身就把他们同国家杜马远远地隔开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他们关于抵制的决议中，把“动员国内一切民主分子”放到首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解放派即立宪“民主”党的最积极的、最坚决的、最富战斗性的分子。责备这种知识分子的抵制思想是弃权主义等等，或者甚至拒绝支持和发展他们的这种思想，这就是目光短浅，就是为君主派大资产阶级效劳。君主派大资产阶级的机关刊物《解放》杂志攻击抵制思想，决不是没有原因的。上述观点的正确性，不仅可以用一般的基本的观点来证明，而且可以用斯·斯·先生在《解放》杂志第75期上作的宝贵的自供[98]来证明。斯·斯·先生把抵制思想的拥护者算作“激进”派，而把反对者算作“温和”派，这是十分值得注意的。他责备前者具有“民意主义”，重犯了“积极的革命团体”的错误（对那些遭到《解放》杂志责备的人来说，这种责备是光荣的）；关于后者他直截了当地说，他们是处在专制制度和“社会〈原文如此！〉革命”这两堆火中间，同时可怜的斯·斯·先生竟吓得差一点把民主共和国同社会革命混为一谈！斯·斯·先生最宝贵的自供是他在对比“协会联合会”代表大会和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时所说的话，他说：对于激进派来说，“重心无疑地〈注意！〉是放在要求改变选举制度上，而对于比较温和的派别来说，主要的兴趣在于扩大杜马的权利”。真是一语道破！斯·斯·先生泄露了被我们几百次揭穿了的地主和资本家的隐秘的“杜马”［注：原文是Думы，在这里是双关语，同时有“思想”的意思。——编者注］。他们的“主要的兴趣”不是吸引人民参加选举（他们害怕这样做），而是扩大杜马的权力，即把大资产阶级的会议从立法咨议会议变成立法会议。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大资产阶级对“立法咨议的”杜马是永远不会感到满足的。因此，在国家杜马内部必然会在宪法问题上发生冲突。但是大资产阶级永远不会成为人民专制的忠实可靠的拥护者。它永远会一只手抓宪法（为了自己），一只手剥夺人民的权利或者阻碍扩大人民的权利。大资产阶级不可能不竭力争取保证大资产阶级特权的宪法。激进知识分子不可能不竭力反映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更广泛阶层的利益。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右翼由于得到了一点好处，立刻“变聪明”了，我们看到，他们已经不再开“秘密的”代表大会了。左翼看到，自己甚至一点好处也没有得到，地主和资本家利用了“第三种分子”[99]的服务（鼓动、宣传、组织出版等等）之后就准备出卖他们，在国家杜马中不是努力争取人民的权利，而是争取自己的反人民的权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感觉到叛变已经开始，于是便痛斥国家杜马是政府对俄国各族人民的“无礼挑衅”，宣布抵制杜马，主张“动员民主分子”。社会民主党人在这种情况下攻击抵制思想，就等于扮演了政治上的傻瓜的角色。革命无产阶级的正确的阶级本能促使大多数俄国同志产生了积极抵制的思想。这就是：支持左翼和争取左翼，尽量把革命民主派分子分化出来，以便同他们一起打击专制制度。激进知识分子向我们伸出一个手指头，那就抓住他的一只手！如果抵制不是吹牛，动员不是空话，对无礼挑衅的愤懑不是装模作样，那你们就应当和“妥协分子”决裂，拥护人民专制的理论，接受而且是在事实上接受革命民主派的唯一彻底的完整的口号：武装起义、革命军队、临时革命政府。团结一切实际上接受这些口号的人，在全国人民面前把一切继续站在“妥协分子”一边的人踢进污水坑，这就是革命无产阶级的唯一正确的策略。我们的新火星派忽略了抵制思想的阶级根源和现实政治意义，竟对空放了枪。切列万宁同志在第108号上写道：“从顿河区委员会和圣彼得堡小组的传单中可以看到，这两个组织〈注意：孟什维克的组织。——《无产者报》编辑部注〉都是主张抵制的。他们认为参加这种杜马的选举是可耻的，是背叛革命事业的行为，因此就预先痛斥那些将要参加选举的自由派。这样一来就排除了把国家杜马变成民主革命的工具的可能性，显然也就放弃了这方面的鼓动工作。”我们加了着重标记的这句话恰好表明了现在所提到的错误。［注：手稿上接着有下面一段已被勾掉的话：“不能也无须把国家杜马变成‘民主革命的工具’，因为国家杜马必然地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会部分地成为民主革命的工具。说是部分地，是因为在国家杜马内部大资产阶级同沙皇不可避免地要在宪法问题上发生冲突。不过我们的重心不应当放在它的身上，因为它必然要出卖无产阶级，而是要放在农民群众和能够同农民群众接近的激进的知识分子身上。到底什么重要，是阻碍地主同沙皇取得一致重要，还是促成农民同无产阶级取得一致重要？切列万宁同志会反驳说：虽然后者更重要，但前者也需要做。很好。那我们就看看怎么做吧。”——俄文版编者注］那些标榜反对“不干预”的人，只不过是要模糊干预的方法这个真正重要的问题。有两种干预的方法，两种口号。第一种方法是：“十倍地加强鼓动，到处组织集会，利用选举集会，甚至用强力打入这些集会，组织游行示威和政治罢工，等等。”（《无产者报》第12号）这种宣传运动的口号我们已经谈过了。另一种方法是：取得“参加国家杜马的革命的保证，以便把杜马变成推翻专制制度和召集立宪会议的革命会议”（《火星报》第108号上的切列万宁同志的文章），或者“逼迫复选人只把民主自由代表机关的坚决的拥护者选进杜马”（维也纳《工人报》上的马尔托夫同志的文章）。这两种方法的不同也反映了社会民主党的“两种策略”的不同。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派总是喜欢通过取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保证来“逼迫”资产阶级民主派。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派则通过痛斥资产阶级民主派向右转的行为，通过在群众中传播坚决革命的口号来“逼迫”资产阶级民主派，推动他们向左转。“取得保证”的理论是斯塔罗韦尔的著名的石蕊试纸理论，这种理论幼稚已极，只会在无产阶级中间造成混乱，腐蚀无产阶级。切列万宁同志让谁来兑现他所取得的“保证”呢？是不是让上帝呢？在阶级的物质利益的支配下，所有一切保证都会成为空话，这一点难道切列万宁同志不知道吗？切列万宁同志想用“限权委托书”把国家杜马的资产阶级代表同革命无产阶级联系起来，这种想法难道不是很幼稚吗？如果马尔托夫同志切实执行自己的计划，他就必须向工人阶级宣布，某次地主集会上的某某人或某某人是“自由民主代表机关的坚决的拥护者”！宣布这一点，就等于散布最有害的政治毒素！大家还要注意这样一点：彼特龙凯维奇先生们、罗季切夫先生们以及诸如此类的人物的所有这些“革命的保证”，所有这些“限权委托书”，所有这些关于“坚决支持民主自由的代表机关”（能找得出比这更笼统、更不清楚、更模糊的术语吗？）的字据，都可能是背着无产阶级以社会民主党的名义取得和给予的。因为公开这样做是不行的，甚至在自由国家里，政治家在从事公开的鼓动时与其说是受私人协议的约束，不如说是受政党纲领的约束，何况在我国的国家杜马选举中并没有而且也不会有确定的、定形的政党！新火星派同志们，请看，你们是怎样又一次陷入了泥潭：你们口头上总是“群众”、“在群众面前”、“在群众参加下”、“群众的主动精神”，但是事实上你们的“计划”不过是要求彼特龙凯维奇先生签订保证不做革命的叛徒而做革命的“坚决的”拥护者的秘密协定！新火星派自己把自己弄到了荒谬的地步。在俄国，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是什么人，甚至是他们的拥护者，都不会想签订这种荒谬的“革命的保证”。不，进行干预不应当采取这种办法，而应当毫不留情地痛斥妥协论和彼特龙凯维奇之流等等资产阶级妥协分子。揭露他们的资产阶级的背叛革命的行为，联合革命力量进行起义来反对专制制度（一旦需要也反对杜马）——这才是实际地“逼迫”杜马、实际地争取革命胜利的唯一可靠的方法。我们只应当在这一口号下干涉选举鼓动，目的不在于耍选举的手腕、取得协议和保证等，而是在于宣传起义。只有武装的人民的实际力量，才会使我们有可能利用国家杜马内部或国家杜马同沙皇之间将来可能发生的各种冲突来开展革命（而不是争取狭隘的资产阶级宪法）。先生们，请少相信一点国家杜马，多相信一点正在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吧！我们现在来谈谈组织革命自治这个口号。我们比较仔细地来分析一下这个口号。第一，把革命自治的口号提到首位来代替人民专制的口号，单纯从理论上来说也是不正确的。前者是指管理，后者是指国家制度。所以前者同资产阶级的背叛性的“妥协”论（沙皇领导自治的人民，沙皇“不管理，而统治”）是相容的，后者同它是绝对不相容的。前者是解放派可以接受的，后者是解放派不能接受的。第二，把组织革命自治和组织全民起义混为一谈是非常荒谬的。起义是国内战争，而战争要求有军队。但是，自治本身并不要求有军队。在一些国家里，存在着自治，但是并没有军队。有的地方，如果革命是按照挪威方式[100]进行的，即“辞退”国王和举行全民表决，那里的革命自治也不要求有革命军队。但是，当人民遭到以军队为支柱并挑起内战的专制制度的压迫的时候，把革命自治和革命军队混为一谈，提出前者而不提后者，这简直是难以形容的卑劣行为，这种行为要么是表明背叛革命，要么是表明极端的轻率。第三，历史也证明了这个不言而喻的真理，就是只有起义取得完全的彻底的胜利，才能保证有充分的可能来组织真正的自治。假如1789年7月14日巴黎武装起义没有打败皇室的军队，没有攻下巴士底狱，没有根本摧毁专制制度的反抗，那么同年7月法国的市政革命是可能的吗？也许新火星派在这里会拿蒙彼利埃市作例子吧，说蒙彼利埃市的市政革命，即组织革命自治，是和平地进行的，那里甚至通过决定感谢行政长官好心地帮助别人来推翻自己。新《火星报》是不是期待我们在进行杜马选举宣传运动的时候，将会感谢省长在俄国的巴士底狱还没有被攻下以前就自行引退呢？法国1789年市政革命的时期是一个反动派开始流亡的时期，而我国提出革命自治的口号以代替起义的口号则是在革命家还处于流亡的时候，这不是值得注意的吗？有人曾经问一个俄国高级官员，为什么8月6日不宣布大赦，他回答说：“我们何苦要释放那1万个好容易才逮捕到而明天又会同我们作殊死斗争的人呢？”这个高级官员的话说得很聪明，而那些在这1万个人还没有被释放以前谈论“革命自治”的人，他们的议论是不聪明的。第四，目前俄国的实际情况清楚地表明，只有“革命自治”这一口号是不够的，必须提出直接的明确的起义口号。请看一看俄历8月2日在斯摩梭斯克发生了什么事情。市杜马认为驻扎哥萨克是非法的，并且停止给他们拨款，组织了城市民兵来保卫居民，号召士兵反对用暴力对付公民。我们很想知道，我们的好心的新火星派是不是认为这就够了呢？是不是应当把这种民兵看成革命军队，看成不仅是防御机关，而且也是进攻机关呢？是不是应当把它看成不仅是进攻斯摩棱斯克哥萨克骑兵连，而且是进攻整个专制政府的机关呢？是不是应当宣传这种关于成立革命军队和明确革命军队任务的思想呢？在革命军队还没有取得对沙皇军队的彻底胜利以前，能不能认为斯摩棱斯克市的真正的人民自治已经有了保障呢？第五，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革命自治口号代替起义口号，或者作为（？）起义口号，不仅是解放派“可以接受的”，而且已经被他们接受了。请看《解放》杂志第74期。你们会看到，上面坚决斥责“鼓吹武装起义是发疯，是犯罪”，同时把维护城市民兵和建立地方自治机关当作未来临时政府的因素（参看《无产者报》第12号）。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问题，都一定会发现，新《火星报》的新口号是解放派的口号。提出组织革命自治的口号来代替或者排挤武装起义、革命军队、临时政府等口号的社会民主党人，不是在做革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领袖，而是在做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尾巴。有人责备我们，说我们在固执地“灌输”老一套的口号。我们认为这种责备是一种赞扬。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不但灌输社会民主党纲领的一般真理，而且要不倦地灌输迫切的政治口号。我们已经极其广泛地传播了自由派所仇视的“四条”要求（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投票）。我们已经使工人群众知道了“六项”政治自由（言论、信仰、出版、集会、结社、罢工自由）。我们现在应当几百万次几十亿次地重复“三项”迫切的革命任务（武装起义、革命军队、临时革命政府）。完成这些任务的人民力量正在自发地增长，不是一天天地而是每时每刻地在增长。起义的尝试日益增多，起义的组织日益加强，武装日益发展。在穿普通服装和穿军装的工人农民中间涌现了很多不知名的英雄人物，他们与群众血肉相连，他们具有愈来愈强烈的人民解放的崇高理想。我们的任务是使这些小溪汇成巨流，是使规定了我们迫切任务的自觉的、直接的、清楚的和正确的革命纲领发出光芒，照耀着群众的自发运动，使自发运动的力量十倍地加强。结论。我们对待国家杜马的策略可以归纳为五点：（1）利用关于国家杜马的法令和杜马选举来加强鼓动，举行集会，利用选举鼓动、游行示威等等等等；（2）围绕下列口号进行全部鼓动运动：武装起义、革命军队、临时革命政府；传播这个临时政府的纲领；（3）联合一切革命民主派分子来进行这种鼓动和武装斗争，而且仅仅联合这些人，就是说，仅仅联合那些真正接受上述口号的人；（4）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左翼中产生的抵制思想，使它成为积极的抵制，即进行上述的极其广泛的鼓动。争取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左派拥护革命民主纲领，并参加能使他们接近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活动；（5）在广大工农群众面前毫不留情地揭露和痛斥资产阶级“妥协”论和资产阶级“妥协分子”；公布和说明他们在参加杜马以前和在杜马内部的每一个叛变行为和不坚定行为；告诉工人阶级要警惕这些出卖革命的资产阶级叛徒。载于1905年8月23日（9月5日）《无产者报》第15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196—208页注释：[97]《工人报》（《ArbeiterZeitung》）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由维·阿德勒创办，1889年起在维也纳出版。1905年，奥匈帝国的工人和劳动群众在俄国第一次革命的影响下，为在本国实行普选制进行了斗争，《工人报》反映了他们的战斗情绪。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工人报》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1934年被查封。——189。[98]指帕·尼·米留可夫的《参加还是不参加国家杜马？》一文。该文在1905年8月6日（19日）《解放》杂志第75期上发表时署名“斯·斯·”。——192。[99]“第三种分子”是对在地方自治机关里受雇担任农艺师、统计人员、技术员、医生、兽医、教师等职务的平民知识分子的一种称呼，以区别于政府与行政当局的人员（第一种分子）和选举产生的地方自治机关的代表（第二种分子）。“第三种分子”这个词是俄国萨马拉省副省长B.Г.康多伊迪于1900年首次使用的，在20世纪最初10年里流行于俄国。据统计，19世纪末俄国34省共有65000—70000名地方自治机关职员。“第三种分子”的队伍中有不少资产阶级自由派人士和民粹派分子，也有社会民主党人。地方自治机关的文化经济活动，特别是医疗卫生和学校事业，靠着“第三种分子”而得到广泛发展。“第三种分子”作用的增强，遭到了沙皇行政机关和保守的贵族地方自治人士的反对。关于“第三种分子”，可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293—301页。——193。[100]挪威于1814年被丹麦割让给瑞典，同瑞典结成了瑞挪联盟，由瑞典国王兼挪威国王。1905年7月，挪威政府宣布不承认瑞典国王奥斯卡尔二世为挪威国王，脱离联盟，成为独立王国。——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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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十一卷——“自由派”地方自治人士已经变卦了吗？（1905年8月16日〔29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自由派”地方自治人士已经变卦了吗？（1905年8月16日〔29日〕）我们刚刚在8月8日（21日）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法兰克福报》上读到该报驻彼得堡记者的一篇报道，里面说根据七月代表大会的决定本应在布里根草案公布以后立即召开并且已经预定在8月底召开的地方自治和城市活动家代表大会将不举行了。你们想，这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沙皇于8月6日撤消了他1905年2月18日给参议院的诏令！记者补充说道：“地方自治人士这种莫名其妙的（？？——《无产者报》编辑部）怯懦行为引起此间政界人士的普遍惊异，因为在现在这种时候，人们没有料到地方自治人士会这样软弱。所以他们对于我所报道的消息还不十分相信，暂时还抱观望态度。”我们早就预言过，政府要把自由派资产阶级拉过去，迫使他们“离开革命事业”，是并不困难的。载于1905年8月16日（29日）《无产者报》第14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195页 |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受高加索孟什维克的审判》一文编者后记（1905年8月16日〔29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受高加索孟什维克的审判》一文编者后记（1905年8月16日〔29日〕）编者按：在转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合会机关报（《无产阶级斗争报》[96]俄文版第1号，亚美尼亚文版第6号，格鲁吉亚文版第9号）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们要指出，第一个在报刊上不仅毫无根据地责骂第三次代表大会（采取新《火星报》的态度），而且企图对明确规定的党委员会的代表资格提出异议的，恐怕就是高加索孟什维克。高加索联合会在自己的机关报上心平气和地详细地驳斥了孟什维克的论据，并且出色地证明，即使孟什维克有异议的5个代表资格被认为无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也是完全合法的。载于1905年8月16日（29日）《无产者报》第14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194页注释：[[96]《无产阶级斗争报》（《ПролегариагисБрдэола》，《ПролетариагиКрив》，《БорьбаПролегариага》）是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报纸，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合会的机关报。该报是根据高加索社会民主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定，由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机关报《无产阶级报》和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组织机关报《斗争报》合并而成的，1903年4—5月开始用格鲁吉亚文和亚美尼亚文出版（号数分别同上述两报相衔接），1905年7—8月增出俄文版，三种文字版内容完全相同。1905年10月停刊。格鲁吉亚文版和亚美尼亚文版各出了8号，俄文版出了3号。此外，该报还出了《〈无产阶级斗争报〉小报》共12号。该报先后在巴库和梯弗利斯的地下印刷所印刷。参加该报编辑部工作的有斯大林、米·格·茨哈卡雅、亚·格·楚卢基泽、斯·格·邵武勉、弗·谢·博勃罗夫斯基、米·尼·达维塔什维里、菲·耶·马哈拉泽等。该报编辑部同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国外中心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经常转载列宁的文章、列宁《火星报》的材料以及后来的布尔什维克报纸《前进报》和《无产者报》的材料。该报在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团结外高加索的布尔什维克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186。 |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黑帮分子和组织起义（1905年8月16日〔29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黑帮分子和组织起义（1905年8月16日〔29日〕）下诺夫哥罗德和巴拉绍夫的事件[94]引起了普遍的注意。本报上一号登载了关于下诺夫哥罗德流血事件的详细报道，今天这一号我们刊载一篇关于巴拉绍夫流血事件的报道。黑帮分子的业绩愈来愈多了。社会民主党应当注意到这种现象在革命发展的整个过程中的意义。除了萨马拉的通讯以外，下面这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博里索格列布斯克小组发出的传单，也是值得注意的：“博里索格列布斯克市的工人和居民们！在巴拉绍夫和下诺夫哥罗德的事件中，警察的行动表明，它是专会屠杀一切有异己思想的人的，这两个事件向你们表明，革命使我们面临着多么严重的局势。发表言论和进行柏拉图式的批评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政府迫使我们从言论走向行动。它看到，革命运动打破了一直只是由警察和宪兵来对付的局面。它感到，在同‘内部敌人’作斗争时，它的内务部正规军已经不够用了。俄罗斯帝国的全部居民都成了‘内部敌人’、‘叛乱者’，因此政府不得不招收志愿兵来补充正规军。但是，我们的政府一方面大量招收流浪汉、流氓、小行商以及诸如此类的不承认任何官僚制度约束的人担任‘国家职务’，一方面又不得不改变历来影响群众的方法和历来直接对付革命的秘密方法。于是便以毒攻毒。过去我们的政府一味地反对报刊上的言论，如今它自己也在《莫斯科新闻》、《俄国事业报》、《公民》、《日报》以及其他官方报刊上刊载各种公告了。过去我们的政府一味地搜捕鼓动员，如今它自己也在指挥主教、将军、沙拉波夫们、格林格穆特们以及自己的其他鼓动员在人民中进行鼓动了。过去我们的政府一味地摧残组织，如今它自己也组织俄罗斯人联合会、爱国者同盟、君主派联盟了。过去我们的政府一想到暴动就不寒而栗，如今它自己也组织黑帮的暴乱，自己也希望制造内战了。对即将到来的革命感到恐惧的政府，也采用了革命的武器：组织、宣传和鼓动。政府开始利用这种既能伤人也能害己的武器，利用黑帮来制造人民暴动的场面，制造反革命的场面。它在边疆地区已经‘初试笔锋’，现在开始在俄国中部地区到处搬演。不久前我们在下诺夫哥罗德和巴拉绍夫亲眼看到了这种场面；不能说专制制度在那里没有取得成绩。采取‘革命的’斗争方法，已产生了实际效果：专制制度的许多敌人被打死和打伤了，居民被我们政府的这种合法的恐怖手段吓唬住了。毫无疑问，以后还会进一步扩大这种试验。一些黑帮分子取得成就，另一些黑帮分子不试一试自己的力量是不会甘心的。哪里有革命，哪里就有反革命，因此，博里索格列布斯克应该准备亲身体验黑帮的杰出代表的组织才能。我们可以设想，在博里索格列布斯克也会发生蹂躏犹太人、蹂躏工人、蹂躏知识分子的暴行，因此，博里索格列布斯克小组正在准备对政府镇压革命运动的一切‘不合法手段’给以应有的回击，同时开始进行募捐，以便组织武装自卫，请求一切不同情政府和黑帮的人士都来用金钱和武器帮助我们成立自卫小组。”的确，内战是政府自己强加给居民的。的确，“流浪汉、流氓和小行商”都被招收来担任国家职务。在这种情况下，解放派说什么鼓吹起义是犯罪，是发疯，组织自卫是有害的做法（《解放》杂志第74期），这种资产阶级言论已不仅仅是极端庸俗的政治见解，不仅仅是为专制制度辩护和（事实上）对《莫斯科新闻》阿谀奉承了。不，除此以外，这些言论还逐渐成为解放派木乃伊发出的毫无生气的怨言；这些木乃伊正在被革命运动无情地抛出“生活之舷”，被送到对他们最合适的地方——藏珍馆。就起义的必要性进行理论上的争论是可以的，而且是应该的，有关这一问题的策略决议是应该加以周密考虑和研究的，但是，不能因此而忘记，不管如何卖弄聪明，事物的自发进程都会所向无前地为自己开辟道路。不能忘记，在俄国生活中许多世纪积留下来的一切重大矛盾都在以不可阻挡之势发展着，它们把人民大众推上了舞台，把僵死的、毫无生气的和平进步说教抛到垃圾堆里。一切机会主义者都爱向我们说：要向现实生活学习。遗憾的是，他们所说的现实生活不过是指和平时期即生活变动极慢的停滞时期的一潭死水状态。他们这些盲人，永远落在革命现实生活的教训后面。他们的僵死学说永远赶不上反映那些关系到人民群众最根本利益的现实生活最深刻的要求的革命激流。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叫嚣说，用密谋家的观点来看待起义是危险的，认为必须进行起义的看法是狭隘的“雅各宾主义的”观点，物质力量在行将来临的政治事件中的意义和作用被夸大了。请看，现在这些人的叫嚣在这些现实生活的教训面前显得多么可笑。发出这些叫嚣的时候恰好是起义成为人民的真正最迫切的需要的前夕，恰好是同一切“密谋”格格不入的群众由于黑帮分子的业绩而开始被卷入起义的前夕。坏的学说会被好的革命绝妙地纠正过来。在新《火星报》上你们可以看到许多无力的、纯粹布勒宁式的讥讽[95]（或粗野的嘲笑？），嘲笑别人在专门的军事小册子中分析革命的军事问题，以至白天进攻和夜间进攻的问题，或者嘲笑别人考虑起义司令部的问题，考虑指派组织中的“值班”人员，以便及时地了解“敌人”的一切暴行和一切行动，及时地向我们的战斗力量、向有组织的革命无产阶级发出相应的命令。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所看到的俄国国内的孟什维克的行动，简直是对国外孟什维克的僵死学说的一种嘲笑。我们读到一则关于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消息（见《无产者报》第13号），里面说，为了对付狂暴事件（人们都在提防黑帮分子的暴行！现在俄国有哪个城市或村镇不在提防这一类的事件呢？），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和崩得达成了协议：“共同募捐来购置武器，统一行动计划等等。”这是什么样的计划，从下面的例子就可以看出，在布良斯克工厂，社会民主党人在500人的工人集会上号召组织反击。“然后，布良斯克工厂组织起来的工人晚上分驻在几栋房子里；并且布置了巡逻队，指定了总司令部等等，——总之，我们已作好充分的战斗准备”（此外还互相通告上述三个“组织各自的总司令部所在地”）。新火星派的政论家们是在嘲笑……自己的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先生们，不管你们对夜间进攻以及诸如此类的狭隘战术性的军事问题如何嗤之以鼻，不管你们对指派组织中的值班秘书或一般值班人员以应付紧急军事行动的“计划”如何不以为然，但是现实生活毕竟是现实生活，革命教导着人们，它推动和激发着那些最顽固不化的学究。在内战时期，各种军事问题，以至其中最小的细节问题，都必须加以研究，因此工人关心这些问题，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是十分正常的现象。总司令部（或组织中的值班人员）是必须成立的。布置巡逻队，安排各支队驻地，——这都是纯粹的军事职能，这都是革命军队起码的军事行动，是武装起义的组织工作，是革命政权的组织工作。革命政权就是在这些细小的准备工作中，就是在这些微小的斗争中成长和巩固起来的，就是通过这些活动来考验自己的力量，学习作战，准备取得胜利的，——政治总危机愈严重，沙皇军队中的骚乱、不满和动摇愈强烈，这种胜利就愈接近，胜利的可能性也就愈大。全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同志们应当学习而且一定会愈来愈广泛地学习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和博里索格列布斯克的同志的榜样。号召捐钱和捐武器，是完全适合时宜的。从今以后会有愈来愈多的同任何“计划”、甚至同任何革命思想毫不相干的人，由于看到警察、哥萨克和黑帮分子这样残暴地蹂躏赤手空拳的老百姓，而认识到和感觉到必须进行武装斗争。没有选择的余地，其他道路是行不通的。不关心俄国目前发生的事情，不考虑战争和革命问题，那是不可能的，而任何一个关心、考虑和注意当前问题的人都不得不站到这个或那个武装阵营里。即使你们的行动极其温和，甚至在每个细节上都采取合法方式，你们也会遭到毒打、摧残和杀害。革命是不承认中立的。斗争的火焰已经燃烧起来。这是一场殊死的斗争，——这是奴隶制的、农奴制的、专制的旧俄国同年轻的、人民的新俄国即劳动群众的俄国之间的斗争。劳动群众现在正奔向光明和自由，他们今后还要为把人类从一切压迫和剥削下彻底解放出来不断地进行斗争。让武装的人民起义快快来临吧！载于1905年8月16日（29日）《无产者报》第14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189—193页注释：[94]指沙皇当局策划的黑帮分子袭击工人和知识分子的惨案。下诺夫哥罗德工人于1905年7月9日（22日）开始举行总罢工，以纪念彼得堡1月9日事件中牺牲的同志。7月10日（23日），黑帮匪徒、哥萨克和警察野蛮袭击举行集会的工人，15人被打死，约50人被打伤。在萨拉托夫省的巴拉绍夫，经省长同意，黑帮匪徒和哥萨克镇压了前来参加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的医生们。这样的大暴行也发生在俄国的其他城市。针对这种情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博里索格列布斯克小组印发传单，开展募集金钱和武器以组织武装自卫的活动。在萨马拉，当沙皇当局准备再次制造下诺夫哥罗德那样的流血事件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萨马拉委员会立即组织了自卫小组。他们印发的传单写道：“拿起武器来！武装自己和武装其他人！集资购买武器！”——181。[95]指刊登在1905年7月29日《火星报》第107号上的尔·马尔托夫的文章《当务之急。谈革命处方学》。作者在文中讥笑了弗·谢韦尔采夫（弗·弗·菲拉托夫）的小册子《战术和筑城术在人民起义中的运用》。这本小册子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于1905年在日内瓦出版的。布勒宁式的讥讽指卑劣的论战手法。维·彼·布勒宁是俄国政论家和作家，反动报纸《新时报》的撰稿人。他对一切进步社会思潮的代表人物肆意诽谤。——183。 |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沙皇与人民和人民与沙皇的一致”（1905年8月16日〔29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沙皇与人民和人民与沙皇的一致”（1905年8月16日〔29日〕）在8月3日（16日）出版的《无产者报》第12号上，我们讲过最近可能召开布里根杜马，并且分析了社会民主党对它的策略［注：见本卷第160—167页。——编者注］。现在，布里根草案已成为法律，8月6日（19日）的诏书宣布“不迟于1906年1月月中”召开“国家杜马”。恰好在1月9日事件快一周年的时候，恰好在彼得堡工人用自己的鲜血记录了俄国革命的开端并表明为革命胜利而不惜赴汤蹈火的决心的这个伟大日子快到一周年的时候，沙皇准备召开拙劣伪造的、经过警察局筛选的地主、资本家和极少数对当局奴颜婢膝的富裕农民的会议。沙皇打算把这个会议当作“人民”代表会议来同它协商。但是整个工人阶级，千百万劳动者和没有家产的人却根本不准参加“人民代表”的选举。过些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沙皇关于工人阶级力量软弱的估计是不是正确的……只要革命的无产阶级还没有武装起来，还没有战胜专制政府，那么，除了施舍给大资产阶级的这种对沙皇来说算不得什么而又不承担任何义务的小恩小惠之外，想得到其他东西是不可能的。如果不是战与和的问题迫在眉睫，恐怕就连这类小恩小惠，现在也不会施舍。现在，专制政府如果不同地主和资本家协商，就既不敢让人民承担疯狂地继续进行战争的重负，也不敢采取措施把军事开支的全部重担从富人肩上移到工人和农民的肩上。至于说关于国家杜马的法令的内容本身，那么，它完全证实了最坏的预料。这个杜马是否还真的召开，尚不得而知，因为这类施舍是不难收回的，各国的专制君主都曾无数次许过这类诺言，而过后又都违背了；如果这个杜马将来召开了，而没有成为泡影，它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对人民群众进行真正广泛的反对专制制度的政治鼓动的中心，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是关于国家杜马的新法令的内容本身给我们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材料，便于我们进行鼓动，阐明专制制度的实质，揭露它的阶级基础，揭示它的利益同人民利益的根本不可调和，广泛传播我们的革命民主主义的要求，这是毫无疑义的。可以毫不夸大地说，8月6日（19日）的诏书和法令现在应当成为每个政治鼓动员和每个觉悟工人的必读文件，因为这确实是反映浸透俄国整个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全部卑鄙、龌龊、野蛮、暴虐、压榨的一面“镜子”。这个诏书和这个法令的每一句话几乎都可以用作现成材料来撰写内容丰富而充实的政治评论，以激起民主主义思想和革命自觉。常言道：不摸狐狸不知臊。当你阅读关于国家杜马的诏书和法令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象有人在你鼻子底下翻腾着一堆积存了不知多久的脏东西。由于劳动人民世世代代遭受压迫，由于他们愚昧无知，备受压抑，由于经济和其他各方面的发展停滞不前，专制制度才得以维持下来。“沙皇与人民和人民与沙皇的完全一致”的谬论便在这个基础上毫无阻碍地发展起来，并以伪善的面目传播开来。这种谬论认为沙皇的专制政权是居于人民的一切等级和阶级之上、高于贫富之分的，它代表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现在我们看到，他们企图用最怯弱、最低级的形式，即通过同“俄国各地选出来的代表”简单协商的办法，使这种“一致”实际表现出来。可是，结果如何呢？一下子就可以发现，只有依靠大批把人民嘴上的笼套勒得紧紧的官吏和警察，“沙皇与人民的一致”才有可能。为了“一致”，需要使人民不敢开口。所谓“人民”只是指可以参加二级选举的地主和资本家（他们首先按县或市区选举复选人，然后再由复选人选举国家杜马的代表）。至于农民户主，只有在贵族代表、地方官和警官的监视、协助和训示之下经过四级选举的筛选，才能算作人民。首先是户主选举乡会代表；然后每个乡会选出两名乡初选人；接着乡的初选人再选举省复选人；最后，农民的省复选人才同地主和资本家（市民）的省复选人一起选出国家杜马代表！在全部省复选人中，几乎在全国各地，农民都占少数。他们得到的保证只是每省必须从农民当中选出一名国家杜马代表，就是说，在412席中农民有51席（俄国欧洲部分的51省）。整个的城市工人阶级、所有贫苦农民、雇农和无家可归的农民都根本不能参加任何选举。沙皇与人民的一致就是沙皇与地主、资本家，再加上一小撮富裕农民的一致，在所有选举都要服从警察局的严格监视的条件下的一致。根本谈不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而没有这种自由，选举纯粹是一出滑稽剧。国家杜马根本没有任何权力，因为它的一切决定都没有约束力，而只是咨议性的。它的一切决定都要呈交国务会议[88]，就是说要经过那些官吏的审核和批准。它只不过是官府和警察局大厦的装饰品而已。国家杜马会议公众不得出席。关于国家杜马会议的报道只有在会议没有宣布秘密进行时才能在报刊上公布，但是只要官员们下一道命令，也就是说，只要大臣把讨论的问题列为国家机密，就可以使会议秘密进行。新的国家杜马只不过是规模扩大了的俄国警察局而已。富有的地主和厂主资本家（有时还有富裕农民）可以在警察局（或地方官，或工厂视察员等）的“公开的”会议上进行“协商”。他们永远有权利提出自己的主张请皇帝陛下……不，请巡官“明断”。而“庶民”，即城市的工人和农村的穷人自然是永远不能参加任何“协商”的。所不同的仅仅是，警察局数目很多，它们的一切都十分秘密，而国家杜马只有一个，而且现在不得不公布它的选举程序和职权范围。我们再重复一句，这些东西一公布，本身就充分暴露了沙皇专制制度的整个丑恶面貌。从人民的利益来看，国家杜马是对“人民代表机关”的最无耻的嘲弄。好象是故意要使这种嘲弄更加突出，发生了这么几件事：杜尔诺沃先生发表演说，米留可夫先生等一伙人被捕，沙拉波夫先生言语乖常。受到反动报刊热烈欢迎的新的莫斯科总督杜尔诺沃在演说中道出了政府的真实计划。政府在8月6日颁布关于国家杜马的诏书和法令的当天，还颁布了关于废除1905年2月18日的“给参议院的诏令”的诏令。[89]2月18日的诏令允许个人提出改善国家组织的展望和设想。地方自治人士和知识界代表根据这一诏令召开过警察当局所容许的集会、会议和代表大会。现在这一诏令被废除了。现在一切“改善国家福祉的展望和设想”都必须“按照建立国家杜马所规定的程序”“呈给”专制政府！这就是说，不得进行鼓动了，不得召开集会和代表大会了。有了国家杜马，就再也不要讲什么话了。杜尔诺沃先生就是这么说的。他声明，他们再不容许召开任何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了。我们的“立宪民主”（应读作：君主）党的自由派又一次被愚弄了。他们指望制定宪法，可是人家现在借口“恩赐了”一个嘲弄宪法的机构而禁止他们进行任何立宪宣传！而沙拉波夫先生泄露的就更多了。他在他那接受政府津贴的报纸（《俄国事业报》[90]）上，直截了当地建议在将要召开杜马会议的宫殿里屯驻哥萨克……以防止这个杜马的“不恰当的”举动。为了沙皇与人民的一致，人民代表的言行都要符合沙皇的意愿。否则，哥萨克就会驱散杜马。否则，杜马代表甚至在进入杜马之前，用不着哥萨克就可以被逮捕起来。星期六（8月6日）颁布了关于沙皇与人民一致的诏书。星期日（8月7日）解放派即“立宪民主”（应读作：君主）党的温和派的领袖之一米留可夫先生和他的10名同党一起在彼得堡近郊被捕。当局企图以参加“协会联合会”的罪名迫害他们。他们大概很快就会获释，但是他们很容易被拒之于杜马门外，只要说一声他们是“受调查和受审讯的人”就行了！……俄国人民取得了最初的一点点立宪主义的教训。只要还没有实际争得人民专制，还没有充分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还没有能保障人身不受侵犯的公民武装，任何人民代表选举法都是一文不值的。我们在上面说过，国家杜马是对人民代表机关的嘲弄。从人民专制理论的观点看来，无疑是如此。但是无论专制政府也好，无论君主主义自由派资产阶级（解放派，即立宪君主党）也好，都不承认这个理论。在目前的俄国，我们可以看到三种政治理论（关于它们的含义我们还将不止一次地谈到）：（1）沙皇和人民协商（或者如8月6日的诏书所说的，“沙皇与人民和人民与沙皇的一致”）的理论。（2）沙皇和人民妥协的理论（解放派和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的纲领）。（3）人民专制的理论（社会民主党以及一般革命民主派的纲领）。从协商论的观点看，沙皇只和他所愿意的人，只采取他所愿意的方式进行协商，这是十分自然的。沙皇究竟愿意同谁协商和怎样协商，国家杜马以绝妙的实例作了说明。从妥协论的观点看，沙皇不必服从人民的意志，而只须重视他们的意志。但究竟怎样重视，重视到什么程度，这从“解放派的”“妥协”论中是得不出结论的。只要实际权力掌握在沙皇手中，“解放派”资产阶级必然要处于乞怜者或者企图利用人民的胜利来反对人民的经纪人的可鄙地位。从人民专制论的观点看，首先必须切实保障充分的鼓动自由和选举自由，然后召开真正全民的立宪会议，就是说，这个会议应当通过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产生，应当掌握全部权力，即完整的、统一的和不可分割的权力，应当真正体现人民专制。这样，我们就谈到我们关于国家杜马的鼓动口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口号）了。谁能切实保障选举自由和立宪会议的充分权力呢？只有组成革命大军；把沙皇军队中有生气的、正直的力量全部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战胜了沙皇势力，建立了临时革命政府以代替沙皇专制政府的武装人民才能做到这一点。建立国家杜马，一方面用所谓代议制的管理形式的思想“招引”人民，另一方面又是对人民代表机关的最拙劣的伪造，因而就成了向群众进行最广泛的革命鼓动的取之不尽的材料来源，成了举行集会、游行、政治罢工等等的最好的借口。整个这种鼓动的口号是：武装起义，立即建立义勇队和革命军战斗队，推翻沙皇政权，建立临时革命政府以召集全民立宪会议。起义时间的确定当然要看当地的条件。我们只能说，目前把起义时间稍为推迟一些整个来看对革命无产阶级是有利的，因为武装工人这一工作正在逐渐开展，军心愈来愈涣散，军事危机即将有个结局（要么是战争，要么是负担沉重的和平），在这种形势下，过早地举行起义可能会带来极大的害处。最后，我们还要把上面提到的策略口号同其他的口号简单地对比一下。在《无产者报》第12号上我们已经指出，我们的口号和在俄国工作的大多数同志所说的“积极抵制”的含义是一致的。《火星报》在第106号上建议立即组织革命自治，由人民选举自己的全权代表，作为起义的可能的序幕，这个策略是完全错误的。在还没有力量进行武装起义和取得起义胜利之前，谈什么人民革命自治，那是可笑的。这不是起义的序幕，而是起义的尾声。这种错误策略只会有利于“解放派”［注：手稿上接着有“君主派”一词。——俄文版编者注］资产阶级：第一，它用组织革命自治的口号排斥或者代替起义的口号；第二，它便于自由派资产者把他们自己的（地方自治和城市的）选举冒充为人民选举，因为在保存沙皇政权的条件下是不可能有人民选举的，而自由派倒还可以进行地方自治和城市的选举，尽管有杜尔诺沃先生们进行威胁。无产阶级被排斥于杜马选举之外。其实无产阶级用不着抵制杜马，因为这个沙皇杜马本身就以它的成立抵制了无产阶级。不过，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并不希望同沙皇讨价还价，而是希望采取革命行动，希望抵制杜马，希望在人民中加强反对这个杜马的鼓动工作；支持这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大谈抵制杜马（甚至在地方自治人士七月代表大会上最初投票时大多数人都赞成抵制杜马），讲什么面向人民而不面向沙皇的花言巧语（伊·彼特龙凯维奇先生在这个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实际上却打算对这种嘲弄人民要求的新勾当不进行真正的抗议，不进行广泛的鼓动，打算抛弃抵制的想法而参加杜马，这样，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民主派这种开始暴露的变节行为或不彻底性，就不应该置之不理。目前，竭力反对抵制思想的自由派合法报刊（如8月7日的《俄罗斯报》[91]）上的文章充满各种各样的谎言，无产阶级不能不加以驳斥。报界的自由派先生们用他们的论断腐蚀人民，硬说和平道路、“各种意见的和平斗争”是可能的（先生们，为什么米留可夫不能“和平地”同沙拉波夫斗争呢？）。报界的自由派先生们欺骗人民，说什么地方自治人士“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抑制〈！！〉地方官和一般地方行政当局显然即将对农民选民产生的影响”（同一号的《俄罗斯报》）。报界的自由派先生们从根本上歪曲国家杜马在俄国革命进程中的作用，竟把这个杜马和同俾斯麦发生预算冲突[92]时期（1863年）的普鲁士议院相提并论。其实，要对比的话，就应以争取宪法时期，即革命开始时期作例子，而不应以立宪时期作例子。否则，就是一下子从革命的资产阶级时期跳到同反动派妥协的资产阶级时期。（参看《无产者报》第5号上关于我们的彼特龙凯维奇先生们同“从前的革命者”而后来成了大臣的安德拉西的比较［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284—288页。——编者注］）国家杜马很象1847年2月3日即革命前一年成立的普鲁士“联合议会”（国会）。普鲁士的自由派当时本来也打算抵制这个咨议性的地主议院，可是没有打定主意，所以向人民问道：“接受还是拒绝？”（“Annehmenoderablehnen？”，这是1847年出版的资产阶级自由派亨利希·西蒙著的小册子的书名。）普鲁士联合议会召开了会议（第一届会议于1847年4月11日开幕，1847年6月26日闭幕），于是立宪派和专制政权之间发生了一连串的冲突。但是，在革命人民和领导人民的柏林无产阶级没有在1848年3月18日起义中战胜国王的军队以前，联合议会始终是个僵死的机构。在起义之后，国家杜马……不，联合议会也就垮台了。当时，在鼓动比较自由的情况下，在普选制的基础上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可惜不是由革命政府召开的，而是由“没有被”柏林的英勇工人“打死”的国王召开的）。让出卖革命的资产阶级叛徒参加这个已成为死胎的国家杜马吧。俄国无产阶级将要加强鼓动和准备我们俄国的1848年3月18日（最好是1792年8月10日[93]）。载于1905年8月16日（29日）《无产者报》第14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179—188页注释：[88]国务会议是俄罗斯帝国的最高咨议机关，于1810年设立，1917年二月革命后废除。国务会议审议各部大臣提出的法案，然后由沙皇批准；它本身不具有立法提案权。国务会议的主席和成员由沙皇从高级官员中任命。在沙皇亲自出席国务会议时，由沙皇担任主席。国家杜马设立以后，国务会议获得了除改变国家根本法律以外的立法提案权。国务会议成员半数改由正教、各省地方自治会议、各省和各州贵族组织、科学院院士和大学教授、工商业主组织、芬兰议会分别选举产生。国务会议讨论业经国家杜马审议的法案，然后由沙皇批准。——174。[89]按照1905年2月18日（3月3日）沙皇给参议院的诏令，大臣会议负责审议机关和个人就“完善国家和改善人民福利”提出的建议。同年8月6日（19日），因公布了建立国家杜马的诏书，这个诏令被撤销了。按照新的诏令，这些问题应由国家杜马预先审议。参议院（执政参议院）是俄国最高国家机关，从属于沙皇，参议员由沙皇任命。参议院是根据彼得一世的诏令于1711年开始设立的，当时是管辖立法和国家管理事务的最高机关。从19世纪上半叶起，随着政府各部的成立，参议院成为最高司法机关，并执行对国家机关和官吏的活动进行监察的职能。根据1864年的法院章程，参议院是最高上诉审级。参议院还负责颁布法令。十月革命后，1917年11月22日（12月5日），参议院被苏维埃政权撤销。——175。[90]《俄国事业报》（《РусскоеДепо》）是俄国反动报纸（周报），1886—1891年、1905—1907年和1909—1910年在莫斯科出版。出版人是谢·费·沙拉波夫。——176。[91]《俄罗斯报》（《Русв》）是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报纸（日报），1903年12月在彼得堡创刊。该报的编辑兼出版者是阿·阿·苏沃林。在1905年革命时期，《俄罗斯报》接近立宪民主党，但是采取更加温和的立场。1905年12月2日（15日）被查封。以后曾用《俄罗斯报》、《评论报》、《二十世纪报》、《眼睛报》和《新俄罗斯报》等名称断断续续地出版。1910年停刊。——179。[92]指19世纪60年代由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代表组成的普鲁士邦议会同普鲁士王国政府之间发生的预算冲突或所谓的宪法冲突。从1860年到1862年，邦议会多次拒绝批准政府提出的扩大军费开支以加强和改组军队的预算方案。这是由于资产阶级担心这一改革会加强王室和容克贵族的力量。1862年9月，普鲁士国王把奥·俾斯麦召来任首相。俾斯麦干脆不要议会同意国家预算，径自拨款实行军队的改组。自由派资产阶级认为这是违反宪法的。这样军队问题的争执便演变成为宪法的争执。1866年普鲁士战胜了奥地利以后，普鲁士邦议会以压倒多数批准了自宪法冲突以来俾斯麦政府的一切支出，普鲁士资产阶级终于同反动的贵族官僚政府完全和解，所谓的宪法冲突随之烟消云散。——179。[93]1792年8月10日是被称为“无套裤汉”的巴黎革命群众举行起义的日子。这一天起义者在革命市府领导下攻入王宫。在武装的人民的压力下，立法议会通过了废黜国王、召开普选产生的国民公会的决议。这次起义推翻了法国数百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也推翻了三年来的君主立宪政体，同时还废除了1791年的宪法。在这次起义中，维护君主政体的斐扬派大资产阶级统治被推倒。——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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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十一卷——《无产者报》编辑部答“一个工人”同志问（1905年8月9日〔22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无产者报》编辑部答“一个工人”同志问[87]（1905年8月9日〔22日〕）编辑部答：我们对这位同志的问题答复如下：（1）是的，在召集全民立宪会议以前既要领导国家又要管理国家；（2）在参加临时政府能保证“同一切反革命企图作无情的斗争，捍卫工人阶级的独立利益”（引自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的情况下可以参加；（3）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起义的决议直截了当地指出：必须“通过宣传和鼓动给无产阶级不仅讲清楚即将来临的武装起义的政治意义，而且讲清楚这一起义的组织实践方面的问题”。这就是说，必须提高群众的觉悟，向群众阐明起义的政治意义。但是这还不够。另外还必须号召群众进行武装斗争，立刻开始武装自己，组成革命军战斗队。其次，我们应当告诉来信人，尼·列宁写了一本小册子《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专门阐述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决议。最后，关于分裂的问题我们应当说，来信人表示愤慨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我们建议他尽力使党组织的统一准则受到普遍承认，在进行这项工作时，不要因为知识分子叫嚣什么从上面或从下面来的拳头而感到困惑，不要采取秘密的方式，不要通过密谋的途径，不要成立新的团体或新的党，而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个组织的范围内采取公开的、直接的方法。载于1905年8月9日（22日）《无产者报》第13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178页注释：[87]这篇短文是对一封署名为“一个工人”的德文斯克来信的答复。来信人要求《无产者报》编辑部答复以下这些涉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的问题：“（1）临时政府将起什么作用？它将领导国家，还是管理国家，还是既不领导国家也不管理国家？（2）在什么情况下无产阶级可以参加临时政府？（3）关于武装起义的鼓动和宣传是怎么一回事？仅此而已吗？那如何理解群众的觉悟呢？”来信人还写道，在地方上党的分裂是工作中的巨大障碍。——171。 |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米·尼·波克罗夫斯基《专业知识分子和社会民主党人》一文按语（1905年8月9日〔22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米·尼·波克罗夫斯基《专业知识分子和社会民主党人》一文按语[86]（1905年8月9日〔22日〕）编者按：我们觉得，《行动中的解放派》一文的作者和“教师”同志之间的意见分歧，不象“教师”同志所认为的那么大。谁长期参加革命运动，习惯于派别的政治斗争，自己形成了一定的观点，谁自然就会认为别人也有一定的观点，根据别人对个别问题的这种或那种意见（或者没有意见）而把他们列入这个或那个“党”。无疑，鼓动员在群众集会上除了注意“政治”观点以外，最好也注意“教育”观点，使自己处在自己听众的地位上，多解释，少“抨击”等等。走极端无论如何都是不好的，但是如果不得不进行选择的话，我们宁愿要狭隘的不容异见的明确态度，而不要温和的忍让的暧昧立场。对“暴虐”的恐惧只能使萎靡不振和软弱无能的人离开我们。谁只要有“一星智慧之光”，他自己很快就会看到，而生活也将告诉他，对“虚构的解放派”的明确而尖锐的政治批评是完全正确的，而他自己过去认为这个典型的解放派是“虚构的”，只是因为政治经验不足。由于“教师”同志熟悉环境，他的意见是很有用的，他自己也指出“领会痛苦的真理”是很快的。载于1905年8月9日（22日）《无产者报》第13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177页注释：[[86]这是列宁为《无产者报》发表米·尼·波克罗夫斯基的《专业知识分子和社会民主党人》一文而写的编者按语。波克罗夫斯基的这篇文章刊载于1905年8月9日（22日）《无产者报》第13号，署名“教师”。这篇文章是针对《无产者报》第8号刊载的一篇未署名的莫斯科来信《行动中的解放派》而写的。信的作者是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他在信中谈到在莫斯科举行的各职业协会的代表大会以及解放派如何努力使这些协会屈从于自己的影响。信中指出，社会民主党人既然出席这样的代表大会，就应当按照党纲提出政治要求，而不应当投票赞成不包括这些要求的其他任何政治决议，不管这些决议是如何激进。波克罗夫斯基在文章中同邦契－布鲁耶维奇论战。他认为，“解放派分子”这种自觉地敌视社会民主党的资产阶级自由派，乃是“我们的幻想造成的虚构的形象”。在解放社里有资产阶级民主派，但远非多数，最多的是不确定的“自由派”。他举出在莫斯科举行的教师代表大会作例子说，“在我们的演讲人面前其实是政治上无定形的群众”，然而人们却象对待“解放派分子”即属于一定资产阶级派别的人那样对他们讲话，象对待需要使之信服或者加以粉碎的敌人那样讲话。有些人责难社会民主党人“狭隘”、“不容异见”和“暴虐”，就是由此而来的。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社会民主党人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这样一开始就把一大批政治上不成熟的教师吓跑了。他指出，然而，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后过了几个星期，在领会了“痛苦的真理”之后，当社会民主党人就教师协会问题召开莫斯科教师大会时，有数以百计的教师还是出席了。这是社会民主党人的辉煌成就，是解放派的彻底失败。——170。 |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为П·尼古拉耶夫《俄国革命》小册子加的一条注释（不早于1905年8月6日〔19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为П·尼古拉耶夫《俄国革命》小册子加的一条注释[85]（不早于1905年8月6日〔19日〕）这本小册子是在8月6日以前写的。现在国家杜马已经成立了。工人阶级和一切没有财产的人完全没有选举杜马代表的权利。杜马代表是由富裕的地主和商人通过省复选人选举的。农民甚至连省复选人也不能直接选举，而必须通过在乡会上选举出来的县复选人。选举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根本谈不上。警察仍然具有无限的权力。杜马通过的决议只是咨议性的，对政府没有约束力，就是说杜马根本没有任何权力。载于1905年9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日内瓦出版的小册子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176页注释：[85]П.尼古拉耶夫的小册子《俄国革命》是1905年9月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日内瓦出版的。列宁在校阅这本小册子的手稿时，撰写了这条关于布里根杜马的注释，加在正文中“内务大臣布里根打算成立国家杜马”一语之后。此外，列宁还为小册子设计了扉页。——169。 |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代表会议决议加的按语（1905年8月3日〔16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代表会议决议加的按语[84]（1905年8月3日〔16日〕）编者按：从今天本报刊登的中央委员会给组织委员会的公开信中可以看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是在多么努力地争取党的统一。不过需要提醒一点：统一必须有共同的组织基础。据我们所知，到目前为止只有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完全保证少数派有合法权利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章程能作为这样的基础。载于1905年8月3日（16日）《无产者报》第12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175页注释：[84]这是列宁为《无产者报》第12号登载德国南部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代表会议决议而写的编者按语。按语中提到的中央委员会给组织委员会的公开信刊登在1905年7月27日（8月9日）《无产者报》第11号上，而不是第12号上。德国南部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代表会议于1905年夏天举行。参加会议的代表包括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会议的决议指出：必须召开党的统一代表大会来解决关于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出去的部分（孟什维克）实现统一的问题。——168。 |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抵制布里根杜马和起义（1905年8月3日〔16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抵制布里根杜马和起义（1905年8月3日〔16日〕）俄国目前的政治局势是这样的：最近可能召开布里根杜马，即地主和大资产阶级代表的咨议性会议。这些代表是在专制政府的奴仆监视和协助之下选出来的，而选举的方法是采取等级的、间接的、资格限制很严的选举制，这种选举制简直是对人民代表制思想的嘲弄。对这个杜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自由主义民主派对这个问题有两种回答：它的左翼——“协会联合会”，即主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主张抵制这个杜马，主张不参加选举和利用这个时机来加强宣传，以利于争取以普选制为基础的民主宪法。它的右翼——地方自治和城市活动家七月代表大会，确切些说，即这次大会的一部分人则反对抵制，主张参加选举，主张让尽可能多的自己的候选人选进杜马。不错，代表大会对于这个问题还没有通过任何决定，而把它留到应当在布里根“宪法”颁布后用电报形式召开的下一次代表大会上去解决。但是，自由主义民主派右翼的意见已经相当明确了。革命民主派，主要是指无产阶级和它的有觉悟的代表——社会民主党，总的说来，是完全主张起义的。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机关刊物《解放》杂志正确地理解了这种策略上的差别，它在最近一期（第74期）上一方面坚决斥责“公开鼓吹武装起义”“是发疯，是犯罪”，另一方面批评抵制的思想，说它“实际上是不会有结果的”，并且表示确信，不仅立宪“民主”（应读作：君主）党中的地方自治派，而且协会联合会也“会经受住国家的考试”，就是说，会拒绝抵制思想。试问，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对抵制思想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它在人民群众面前应当把什么样的策略口号提到首位呢？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必须回想一下布里根“宪法”的实质和根本作用是什么。它的实质和根本作用就是沙皇政府勾结地主和大资产者，通过无害的、完全无损于专制制度的所谓立宪的小恩小惠使他们逐渐同革命，即同起来斗争的人民分离，而同专制制度和解。既然我国的整个立宪“民主”党渴望保存君主制和参议院（就是先要在国家制度上保证“一万个上层”富翁享有政治特权和政治统治地位），那么勾结成功的可能性是不容置疑的。不但如此，这种勾结，至少是同一部分资产阶级的勾结，不论形式怎样，不论时间早晚，总是必不可免的，这是由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的阶级地位本身决定的。问题只是在于什么时候和怎样实行这种勾结，所以，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尽可能地推迟这种勾结，尽可能地分化资产阶级，尽可能地利用资产阶级暂时面向人民的态度为革命谋取最大的利益，在这个时期里，准备革命人民（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力量，以便用暴力推翻专制制度，抛开、中立叛变的资产阶级。其实，资产阶级政治地位的实质，正如我们屡次指出的，就在于它站在沙皇和人民中间，想扮演“诚实的经纪人”的角色，背着起来斗争的人民窃取政权。因此，资产阶级今天面向沙皇，明天面向人民，向前者提出“重大的切实的”在政治上投机的建议，向后者空谈自由（伊·彼特龙凯维奇先生在七月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使资产阶级面向人民，对我们有利，因为资产阶级这样做，就能为在政治上唤起和教育落后的、广大的群众提供材料，而目前要使所有这些群众接受社会民主主义的宣传，还不过是个空想。让资产阶级去激发最落后的人吧，让资产阶级去翻掘某个地方的土壤吧，而我们却要不屈不挠地在这片土壤上播下社会民主主义的种子。在西欧各国，资产阶级为了同专制制度作斗争曾经不得不唤起人民的政治自觉性，同时又力图在工人阶级中间散播资产阶级理论的种子。我们的任务就是：利用资产阶级对专制制度所进行的破坏工作，不断地教育工人阶级懂得自己的社会主义任务，懂得自己的利益和资产阶级的利益是绝对不可调和的。因此很明显，目前我们的策略首先应该是支持抵制的主张。这个抵制的问题本身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内部的问题。这同工人阶级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但是，支持较为革命的那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对工人阶级显然是有利的，扩大和加强政治鼓动，对工人阶级也是有利的。抵制杜马，就是资产阶级更加面向人民，就是加强它的鼓动，就是为我们的鼓动增加论据，就是加深政治危机，即革命运动的根源。自由派资产阶级参加杜马，就是削弱它目前的鼓动，就是它疏远了人民而更加面向沙皇，就是促成沙皇同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勾结。无疑，布里根杜马即使不被“搞垮”，它自己将来也必然会产生政治冲突，这些冲突一定会被无产阶级加以利用，但这是将来的问题。如果“发誓拒绝”利用这个资产阶级的官僚的杜马来进行鼓动和斗争，那是可笑的，但是，现在问题不在这里。现在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本身的左翼提出了用抵制来同杜马作公开直接斗争的问题，因此我们应当尽一切努力来支持这场比较坚决的进攻。我们应该抓住资产阶级民主派即解放派的话，尽量广泛地传布他们那些“彼特龙凯维奇式的”关于面向人民的词句，在人民面前揭露他们，指出对这些词句的第一个也是最小的实际考验正好是这样一个问题：是抵制杜马，即表示抗议，面向人民呢，还是接受杜马，即拒绝提出抗议，再一次走向沙皇，接受对人民代表制的嘲弄。其次，我们还应该尽一切努力使抵制实际上有利于扩大和加强鼓动，而不要成为单纯消极回避选举的行动。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这个思想在那些在俄国进行工作的同志中已经相当普遍，他们用积极抵制这几个字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消极回避相反，积极抵制就是要十倍地加强鼓动，到处组织集会，利用选举集会，甚至用强力打入这些集会，组织游行示威和政治罢工，等等。当然，为了在这方面进行鼓动和斗争，最适当的办法是，同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各个团体达成为我们党的许多决议一般所容许的暂时协议。同时，我们一方面应当坚决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特性，一时一刻也不放松根据社会民主主义原则对我们的资产阶级同盟者进行批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在目前民主革命时期不能在鼓动中提出先进的革命口号，那我们就不能履行先进阶级政党的职责。这是我们的第三个直接的最迫切的政治任务。我们已经说过，“积极抵制”就是以两倍的毅力、三倍的努力、更大规模地来鼓动、征集和组织革命力量。但是，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正确的和直接的［注：手稿上在“直接的”之后有：“能够团结它的、并表明当前任务的”。——俄文版编者注］口号，进行这种工作是不可想象的。这种口号只能是武装起义。政府召集伪造得很拙劣的“人民”代表会议，就给我们提供了极好的根据来鼓动人民争取召集真正的人民代表会议，来向最广大的群众说明，现在（在沙皇这样欺骗和嘲弄人民之后）只有临时革命政府才能召集这种真正的人民代表会议，而要建立临时革命政府，就必须取得武装起义的胜利并且真正推翻沙皇政权。比这更好的广泛宣传起义的时机是难以想象的，为了进行这种宣传，还必须有十分明确的临时革命政府的纲领。这种纲领应当是我们早先拟订的（《无产者报》第7号，《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322页。——编者注］）六条：（1）召集全民立宪会议；（2）武装人民；（3）政治自由——立即废除一切与之相抵触的法律；（4）一切被压迫的和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享有充分的文化和政治自由。俄罗斯人民如果不为其他民族的自由而斗争，就不可能争得自己的自由；（5）八小时工作制；（6）建立农民委员会，以支持和实行一切民主改革，包括直至没收地主土地的土地改革。总之——要最有力地支持抵制思想；揭露反对抵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右翼的背叛行为；把这种抵制变成积极的抵制，就是说，要展开最广泛的鼓动；宣传武装起义，号召立即组织义勇队和革命军战斗队，来推翻专制制度和建立临时革命政府；传播和解释这个临时革命政府的基本的和绝对必要的纲领，这个纲领应该成为起义的旗帜，成为即将重演的一切敖德萨事变的范例。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政党的策略应当是这样的。为了充分说明这个策略并达到策略上的一致，我们还应当谈谈《火星报》的策略。它的策略在《火星报》第106号的《是防御还是进攻》一文中得到了说明。我们不打算讲局部性的小分歧，这些分歧一当转入实际行动的时候就会自行消失，现在只谈根本的分歧。《火星报》正确地斥责了消极抵制，同时提出了立即“组织革命自治”作为“起义的可能的序幕”这样一种主张来同消极抵制相对抗。按照《火星报》的意见，我们应该“通过建立工人鼓动委员会来夺取进行选举鼓动的权利”。这些委员会“所应抱的目的是：冲破将在内阁草案中规定的‘法律’限制，组织人民选举自己的全权革命代表”，我们应该“使革命自治机关布满全国”。这种口号没有任何用处。从一般政治任务的角度来看，这是混乱观点，从目前政治局势来看，这是助长解放派的声势。组织革命自治，组织人民选举自己的代表，这不是起义的序幕，而是起义的尾声。现在，在起义之前，离开起义，把完成这种组织工作当作自己的目标，那就是给自己提出一个荒唐的目标，就是使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发生混乱。必须首先使起义胜利（哪怕是在个别的城市），建立起临时革命政府，才能通过这个起义的机关，通过这个革命人民公认的领袖来着手组织革命自治。用组织革命自治的口号来代替或者哪怕是排挤起义的口号，就等于劝别人先捉住苍蝇再撒上灭蝇粉。假如在发生著名的敖德萨事变的时候劝敖德萨的同志不要组织革命军队，而要组织敖德萨人民选举自己的代表，作为起义的序幕，那敖德萨的同志一定会讥笑这种建议。《火星报》重犯了“经济派”的错误，“经济派”曾想把“争取权利的斗争”看作同专制制度进行斗争的序幕。《火星报》重蹈了不幸的“地方自治运动计划”的复辙，这个计划曾以“高级形式的示威”的理论来排斥起义的口号。在这里不宜谈论《火星报》这个策略错误的根源，请关心这个问题的读者去看看尼·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注：见本卷第1—124页。——编者注］这本小册子。这里更重要的是要指出，新火星派的口号怎样落到了和解放派的口号相同的地步。实际上，试图在起义胜利之前组织人民选举自己的代表，这只会对解放派有利，这会使社会民主党人成为解放派的尾巴。专制制度只要还没有被临时革命政府代替，就不会让工人和人民进行任何稍微名符其实的人民选举（对于专制制度下表演的“人民”选举的滑稽剧，社会民主党是不会赞同的），——可是解放派、地方自治人士和议员们却一定会举行选举，毫不客气地把这些选举冒充为“人民”选举，冒充为“革命自治”。现在，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整个立场就是想回避起义，想不通过人民战胜沙皇制度而迫使专制制度承认地方自治选举是人民选举，想不通过真正的革命而把地方自治和城市自治变为“革命”（按彼特龙凯维奇的说法）“自治”。在《解放》杂志第74期上，这个立场表现得特别明显。怯懦的资产阶级的这位思想家硬说什么鼓吹起义会使军队和人民“士气沮丧”，比这更可恶的说法是难以想得出来的！他说这种话的时候，正好连瞎子都看得到，只有通过起义，俄国老百姓和士兵才能使自己免于士气完全沮丧，才能证明自己有做公民的权利！资产阶级的马尼洛夫为自己描绘出一幅阿尔卡迪亚的田园生活[83]美景，好象只要有“社会舆论”的压力，“政府就不得不步步退让，最后走投无路，只得象社会所要求的那样，把政权交给根据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原则选举出来的立宪会议……”（！设有参议院的吗？）“政权这样由现政府和平地〈！！〉转归全民立宪会议，全民立宪会议将根据新的原则组织国家和政府的权力机构，这根本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而卑躬屈节的资产阶级的这个天才哲学还增添了一个建议：把军队特别是军官争取过来，“不经官方许可”建立民兵，组织地方自治机关（应读作：地主和资本家的机关），以作为“未来临时政府的因素”。说这些鬼话是有用意的。资产阶级正是想使政权不经过人民起义就“和平地”转到它的手中，因为人民起义可能取得胜利，赢得共和制度和真正的自由，武装起无产阶级，唤起千万农民。替换掉起义口号，自己寻找借口抛弃这个口号，劝别人也抛弃这个口号，建议立刻组织自治（这里只有特鲁别茨科伊、彼特龙凯维奇、费多罗夫之流才能插足）作为“序幕”，——这正是资产阶级叛变革命所需要的活动，这正是勾结沙皇（君主制和参议院）反对“庶民”所需要的活动。可见，自由派的马尼洛夫精神表现了财主们的最隐秘的思想，代表了他们的最切身的利益。《火星报》的社会民主党人的马尼洛夫精神不过是表明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的轻率，表明他们不接受无产阶级的唯一革命的策略：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种种幻想，如沙皇政府可能和平地让步，不推翻专制制度就能实现自治，人民可能选举自己的代表作为起义的序幕等等。不，我们应该明确而坚决地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必须起义，应该直接号召起义（当然不预先确定起义的时间），号召立刻组织革命军队。只有最勇敢地、最广泛地组织这种军队，才是起义的序幕。只有起义才能实际保证革命的胜利，——当然，了解当地条件的人要经常注意避免过早举行起义的尝试。真正地组织真正人民的真正自治，只能是胜利的起义的尾声。载于1905年8月3日（16日）《无产者报》第12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166—174页注释：[83]阿尔卡迪亚的田园生活是人们用来描绘宁静、闲适的牧歌式生活的一种比喻，含有讥讽的意味。阿尔卡迪亚是古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中部的一个山区，居民主要从事牧畜，终年丰衣足食，生活无忧无虑。在古希腊的文学作品中，阿尔卡迪亚被描绘为世外桃源。——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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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十一卷——传单草稿（1905年7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传单草稿（1905年7月）告公民们！告俄罗斯人民并告俄国各族人民。2.全面战争——流血——1月9日的枪杀——街垒里加——高加索，波兰——敖德萨等等——农民起义。1.因为什么？立宪会议。给人民以自由。讨价还价3.政府的答复。地方自治人士受骗。政府在挑战。军队和舰队在动摇。4.怎么办？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5.一切有觉悟的工人，一切正直的民主派人士，一切准备进行斗争的农民，应当集结起来，组成革命军队的小组和队伍，搞到武器，选出自己的领导人，时刻准备为支援起义去做一切可能做的事情。6.应当把建立革命政府作为目的提出来。联合起义。集中人民的力量。自由和为自由而斗争的组织。7.革命政府的口号和目的。五项主要的——中心的，是人民管理形式的基础┏┃┃┃┃┃┫┃┃┃┃┃┗（1）立宪会议。[和局部选举]（2）武装人民。（3）自由。（4）农民委员会。（5）解放各被压迫民族。（6）八小时工作制。8.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工人们，组织起来！努力去领导群众！把农民吸引过来！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405—406页 |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工人论党内分裂》一书序言（1905年7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工人论党内分裂》一书序言[80]（1905年7月）我们在《无产者报》（第8号）上说过要全文刊载“许多工人中的一个工人”同志的来信，当时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工人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知道他所表达的确实是许多工人共同的思想，单凭这一点也就足以使我们决定发表他的来信了。现在看了《火星报》第105号，才知道来信者“从前曾自认是少数派中的人”，他“很早就是所谓多数派的激烈的反对者”。这就更好了。连这个从前的孟什维克也认为关于“无产阶级主动性”的良好愿望不过是些“漂亮话”，这对我们来说就更宝贵了。他坚决斥责知识分子的“马尼洛夫精神”[81]也就更加有意义了。这毫无疑义地标志着：孟什维克的蛊惑宣传，他们信口许下的关于自治、主动性、民主等等各种美妙的诺言，已经开始（这也是意料中的事）为有觉悟的工人所厌恶，开始在这些工人中间引起理所当然的不信任和批评。《火星报》还把“一个工人”的来信看作“从下面来的拳头”！这个事实也很说明问题。我们毫不怀疑，它一定会使更多的工人孟什维克变成“前孟什维克”。这个事实非常值得深思。其实，这里怎么谈得上“拳头”呢？这个被孟什维克滥用的“可怕字眼”所表现的是某种明确的组织概念呢，还是只是知识分子对任何使他们不能任性的牢固的组织所产生的烦恼、厌恶情绪呢？来信者要求什么？要求制止分裂。《火星报》同意这个目的吗？是的，它是直接这样宣布的。它认为现在就能实现这一点吗？是的，因为它说：“意见分歧（策略上的）并没有大到一定要分裂的地步。”既然这样，那么《火星报》为什么在回答“一个工人”的时候又重新搬出策略分歧，甚至追溯到那篇在“仅供党员阅读”的《火星报》小报和普列汉诺夫的“秘密的”小册子中已被埋葬的《地方自治运动计划》呢？这是为什么呢？“一个工人”并没有否定论战和争论的必要性，布尔什维克也没有否定这一点啊！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不是明确规定任何委员会都有出版书报的权利吗？问题不就是怎样才能使策略上的意见分歧不致引起分裂即不致破坏组织联系吗？《火星报》回避这个明摆着的问题，而毫不相干地去谈论策略分歧，这又是为什么呢？“一个工人”的“拳头”不就是不容许这种毫不相干的空谈吗？要制止分裂，单靠愿望是不够的。应当知道怎样制止。制止分裂，就是合并为一个组织。谁真的想要尽快制止分裂，他就不应当因为分裂而一味抱怨、指责、非难、感叹、唱高调（“一个工人”就只是做了这些，普列汉诺夫自从陷入泥潭以来做的也只是这些），而应当立刻着手研制出这个共同的统一组织的类型。“一个工人”来信的弱点正在于，他只是因分裂而感到痛苦，却没有直接建议采取哪种组织准则来制止分裂。《火星报》不但没有纠正这一缺点，反而助长了它，仅仅因为“一个工人”提出了必须承认共同的组织准则这个想法就“惊恐地”高喊：“拳头！”！！“一个工人”说，有意见分歧不一定要分裂。是的，《火星报》同意这个意见。这就是说，现在必须搓一条结实的绳子（哎哟哟！我说得可真机械啊！简直是“拳头的”思想！请耐心一些，《火星报》的同志们，先不要被“死结”和其他骇人现象吓得昏过去吧！），牢固地把两个部分捆在一起，使它们不能分开，而不顾它们的策略分歧。——“一个工人”接着这样说。《火星报》对这一点又报之以疯狂的喊叫：拳头！而我们对这一点回答说：“一个工人”同志，你说得对！你说得有道理。需要新的结实的绳子。但是你还要更加深入一步，想一想这条绳子究竟应当是什么样的，两部分人都必须服从的（救命啊！又是拳头！）共同的组织究竟应当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人”同志走得还不够远，就是说他在组织方面的建议提得还不够明确（因为制止分裂的问题完全是一个组织问题，如果双方认为有策略上的意见分歧不一定要分裂！），而《火星报》却认为他已经走得太远了，使它不得不再一次大叫：拳头！！我们再一次问问读者：这个轰动一时的可以说把新《火星报》吓得“惊厥”的拳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个拳头所表现的是明确的组织思想呢，还是只是知识分子对全体党员必须服从的一切组织的一切“束缚”所产生的盲目可笑的恐惧？让有觉悟的工人来解决这个问题吧。我们继续往下谈。假定双方都有合并的诚意，那么合并的真正困难是在下面两个问题上。第一，必须制定组织准则，制定所有人都必须无条件遵守的党章；第二，必须合并党的一切平行的、互相竞争的地方和中央的组织和机关。到现在为止，第一个任务，只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曾经试图加以解决，这次大会制定的党章从根本上保证了任何少数人的权利。第三次代表大会照顾到了承认纲领、策略和组织纪律的任何少数人在党内的地位（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布尔什维克也考虑了在一个统一的党内给孟什维克一定的地位。在孟什维克方面我们看不到这一点，他们的党章没有从根本上保证党内任何少数人的权利。不言而喻，没有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会认为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是理想的和完美无缺的。谁认为必须修改这个党章，谁就应当提出确切的修改草案，这才是制止分裂的切实的步骤，这比抱怨和指责要强多了。有人也许会对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自己对“代表会议”的党章不这样做呢？我们要回答说，我们已经开始这样做了，请看《无产者报》第6号上《倒退的第三步》［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299—308页。——编者注］这篇文章。我们要再一次重申我们认为实行合并所必须承认的基本的组织原则：（1）少数服从多数（不要同带引号的少数和多数混淆起来！这里说的是党的一般组织原则，而不是“少数派”和“多数派”的合并，关于这一点下面再谈。抽象地说，可以设想合并将采取“少数派”和“多数派”处于均势的形式，但是如果不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和义务，那么这种合并也是不可能实现的）。（2）党的最高机关应当是代表大会，即一切享有全权的组织的代表的会议，这些代表作出的决定应当是最后的决定（这是民主代表制度的原则，它同协商会议的原则和把会议决定交付各组织表决即举行“全民投票”的原则是相反的）。（3）党的中央机关（或党的各个中央机关）的选举必须是直接选举，必须在代表大会上进行。不在代表大会上进行的选举、二级选举等等都是不许可的。（4）党的一切出版物，不论是地方的或中央的，都必须绝对服从党代表大会，绝对服从相应的中央或地方党组织。不同党保持组织关系的党的出版物不得存在。（5）对党员资格的概念必须作出极其明确的规定。（6）对党内任何少数人的权利同样应在党章中作出明确的规定。我们认为，这就是必须无条件服从的组织原则，不承认这些原则，合并就不可能实现。我们希望听听“许多工人中的一个工人”同志和一切拥护合并的人对这个问题的意见。那么关于委员会同外层组织的关系、关于选举原则的问题呢？有人这样问我们。我们要回答说，既然没有提出要无条件执行选举原则，那就不能认为这个问题是基本的组织原则。孟什维克就没有提出这一点。在具有政治自由的条件下，选举原则将是必要的，但是现在连“代表会议”的章程也没有规定委员会必须实行这一原则。对外层组织的权利和全权作出什么规定，这不是原则问题（当然，如果真正实现所讲的一切，而不是进行蛊惑宣传，不是只说“漂亮话”的话）。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曾试图准确确定委员会和外层组织的概念，规定它们之间的关系。任何关于作某种修改、补充、删节的建议都会由每一个布尔什维克十分冷静地进行讨论。据我所知，在我们中间没有人对这个问题上的任何一点表示“不可调和”，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记录可以证明这一点。另外一个恐怕也是同样困难的问题就是究竟怎样合并一切平行的组织？在具有政治自由的条件下这是很容易办到的，因为各个党组织都会确切地知道有多少党员，谁是党员。但是在秘密组织中就不同了。人们有时愈是轻率地理解党员资格，愈是经常地进行蛊惑宣传，把没有觉悟的人有名无实地列入党内，那么确定党员资格也就愈加困难。我们认为，关于克服这些困难的办法问题，应当由地方上的同志来作最后的决定，因为他们非常了解实际情况。各组织的成员由于“出差”到监狱、流放地和国外去而暂时减少，这也是一个增加困难的情况，必须加以注意。其次，各中央机关的合并当然困难也不小。没有统一的领导中心，没有统一的中央机关报，党的真正统一是不可能的。这里问题在于：或者是觉悟的工人能够迫使党内真正的少数人（不怕任何关于“拳头”的号叫）在地方委员会的机关报上、在代表会议、代表大会、各种集会上表述自己的观点，而不是使工作遭到破坏。或者是觉悟的工人社会民主党员现在还不能完成这个任务（一般说，他们一定而且必然会完成这个任务的，俄国整个工人运动保证了这一点），那么在互相竞争的中央之间，在互相竞争的机关报之间就只能达成协议，而不能实现合并。最后我们再重复一遍：“一个工人”同志以及和他意见一致的人在争取实现自己的目的时不应当抱怨和责备，也不应当成立新的第三党或集团、小组等等（象普列汉诺夫现在在党外创办的新的党的出版社[82]之类的东西）。成立第三党或者新的集团只会把事情弄得更加复杂和混乱。应当着手拟订合并的具体条件，如果党的一切小组和组织，一切觉悟的工人都来做这件工作，他们就一定能拟出合理的条件，而且不仅是拟出，同时还会迫使党的上层人物（不怕关于拳头的号叫）服从这些条件。除了“一个工人”同志的信以外，我们还刊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给组织委员会的公开信，作为实际解决可能制止分裂问题的第一步。《无产者报》编辑部1905年7月载于1905年8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日内瓦出版的小册子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159—165页注释：[80]这是列宁以《无产者报》编辑部的名义为《工人论党内分裂》这本小册子写的序言。在本卷《附录》里收有这篇序言的初稿（见第397—398页）。《工人论党内分裂》这本小册子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于1905年8月在日内瓦出版。小册子收入署名为“许多工人中的一个工人”的一封信：《致全体觉悟工人同志！》。这封信曾在孟什维克的《火星报》第105号上同该报编辑部对这封信的答复一并刊出。列宁在序言中批评了这个答复。收入这本小册子的还有发表于1905年7月27日（8月9日）《无产者报》第11号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给组织委员会的公开信》。中央委员会在《公开信》中建议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以及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章的基础上同孟什维克的日内瓦代表会议选出的组织委员会就党的统一问题开始谈判。信中指出，这样的统一将使党能更有力地同无产阶级的敌人进行斗争，将会巩固党与广大无产者群众的联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和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的代表就党的统一问题举行了三次会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彼得堡出版的《中央委员会快报》公布了谈判结果。几次会议表明，孟什维克热中于推行分裂政策，千方百计地破坏党的统一事业。——151。[81]马尼洛夫精神意为耽于幻想，无所作为。马尼洛夫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地主，他生性怠惰，终日想入非非，崇尚空谈，刻意地讲究虚伪客套。——151。[82]指《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社会民主党人日志》（《ДневникСоциап-Демокрага》）是格·瓦·普列汉诺夫创办的不定期刊物，1905年3月—1912年4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6期。1916年在彼得格勒复刊，仅出了1期。在第1—8期（1905—1906年）中，普列汉诺夫宣扬极右的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观点，拥护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派资产阶级联盟，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谴责十二月武装起义。在第9—16期（1909—1912年）中，普列汉诺夫反对主张取消秘密党组织的孟什维克取消派，但在基本的策略问题上仍站在孟什维克立场上。1916年该杂志出版的第1期里则明显地表达了普列汉诺夫的社会沙文主义观点。——156。 |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无产阶级在进行斗争，资产阶级在窃取政权（1905年7月20日〔8月2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无产阶级在进行斗争，资产阶级在窃取政权（1905年7月20日〔8月2日〕）在战争时期，外交是无事可做的。在军事行动结束以后，外交家就跃居显要地位，他们进行总结，编造账目，施展诚实的经纪人的本领。在俄国革命中也有类似的情形。当人民同专制势力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自由派资产者躲在自己的洞穴里。他们既反对来自上面的暴力行动，又反对来自下面的暴力行动；既反对当局的逞凶肆虐，又反对庶民的无法无天。他们在军事行动结束以后登上舞台，他们的政治决定清楚地反映出军事行动在政局中引起的变化。自由派资产阶级在1月9日以后“变成了粉红色的”；现在，在标志着反对专制制度的人民起义在半年的革命中有了巨大发展的敖德萨事变（以及高加索、波兰等地的事变）以后，它开始“红起来”了。刚刚举行过的三个自由派代表大会在这方面是很有教益的。最保守的是工商业家代表大会[72]。他们是专制政府最信任的。没有警察去找他们的麻烦。他们批评布里根草案，斥责它，要求宪法，但是，就我们手头的不完全的材料来看，他们甚至没有提出抵制布里根选举的问题。最激进的是“协会联合会”[73]的代表大会。它已经秘密地在非俄罗斯的土地上（虽然是在靠近彼得堡的芬兰）召开。据说，代表大会的人员出于小心，隐藏了文件，因此边境上的警察搜查并没有给警察局提供任何材料。这次代表大会以多数票赞成（似乎有相当数量的少数票反对）坚决、彻底地抵制布里根选举，并开展广泛的鼓动来争取实现普选制。最“有影响的”、隆重而热闹的地方自治和城市活动家代表大会[74]采取了中间立场。它差不多是合法的：警察只是为了装样子才作作记录并向会议提出被报之以微笑的解散的要求。开始登载会议消息的报纸受到暂时停刊（《言论报》[75]）或警告（《俄罗斯新闻》）的处分。根据《泰晤士报》[76]登载的彼得·多尔戈鲁科夫先生的总结报告，参加这次大会的共有216名代表。外国报纸的记者把会议消息发往世界各个角落。关于主要的政治问题，即是否抵制布里根“宪法”的问题，代表大会没有发表任何意见。据英国报纸报道，大多数代表主张抵制，代表大会组织委员会反对抵制。结果实行了妥协：问题留待布里根草案公布以后解决，到那时再用电报形式召开新的代表大会。不用说，布里根草案受到了代表大会的坚决斥责，大会通过了“解放派的”宪法草案（君主制和两院制），否决了向沙皇的呼吁，并决定“向人民”呼吁。这个呼吁书的原文我们还没有得到。据外国报纸报道，这个呼吁书以审慎的语句概述了从地方自治人士十一月代表大会以来的事变，列举了政府毫无诚意地拖延时间、违背诺言、厚着脸皮对社会舆论的要求置之不理的种种事实。除了向人民呼吁以外，还几乎一致通过了反对政府一意孤行和非正义行动的决议。这一决议声明，“鉴于当局一意孤行和经常破坏社会权利，代表大会认为一切人都有责任用和平手段保卫人的天然权利，其中包括反对政府破坏这种权利的行动，即使这些行动是以法律文字为根据的”（摘自《泰晤士报》）。由此可见，我国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无疑是向左走了一步。革命在前进，资产阶级民主派也跟在后面蹒跚而行。虽然这个民主派正在“红起来”，有时还努力用“差不多是革命的”语言来讲话，但是这个民主派即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真正性质还是愈来愈明显地暴露了出来，他们代表有产阶级的利益，他们捍卫自由事业是不彻底的，是抱有自私目的的。延迟解决抵制布里根宪法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还想同专制政府做交易。这就是那个主张抵制的多数不相信自己。这就是默认地主和商人先生们在宪法方面要价过高，而价钱低些，他们大概也会成交的。连自由派资产者代表大会都下不了决心立刻同专制政府和布里根滑稽剧决裂，对于那个将要叫作布里根“杜马”的、在专制政府采用各种手段施加压力的情况下选举产生的（如果它能够选出来的话！）各种各样资产者的代表大会，又能指望些什么呢？专制政府就是这样看自由派的这一行动的，它认为这不过是资产阶级生意经中的一段插曲而已。一方面，专制政府看到自由派的不满情绪，稍微“多许了”一些诺言——外国报纸消息说，布里根草案作了一些新的“自由主义的”修改。另一方面，专制政府又以新的威胁来对付地方自治人士的不满情绪——《泰晤士报》记者的报道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它说，布里根和哥列梅金建议，为了对付地方自治人士的“激进主义”，可以以沙皇名义答应给农民补分土地并就实行等级制的或非等级制的选举问题举行（在地方官的帮助下）“人民”全体投票，以煽动农民反对“老爷们”。不言而喻，这篇报道只是一种传闻，也许是故意散布的。但是无可怀疑的是，政府并不怕最野蛮的、粗暴的、凶猛的蛊惑形式，不怕“变野了的群众”和居民中的败类起义，而自由派却害怕人民起义，怕他们起来反抗暴虐者，反抗那些以掠夺、抢劫和土耳其式暴行为能事的英雄们。政府早已开始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方式制造流血事件。而自由派却回答说，他们想要避免流血！难道在他们作出这样的回答以后不是任何一个雇用的杀人犯都有权利鄙视他们这些资产阶级生意人吗？难道在这以后作出呼吁人民对肆虐和暴力实行“和平抵抗”的决议不是可笑的吗？政府到处散发武器，什么样的人都收买，要他们去殴打和屠杀“犹太人”、“民主派”、亚美尼亚人、波兰人等等。而我们的“民主派”却认为宣传“和平抵抗”是“革命的”步骤！在我们刚收到的《解放》杂志第73期上，司徒卢威先生对苏沃林先生大发脾气，因为苏沃林先生带着鼓励的意思拍打伊万·彼特龙凯维奇先生的肩膀，建议把这些自由派安插到各个部和司局里去以安抚他们。司徒卢威先生感到生气，是因为他正好已经选定彼特龙凯维奇先生及其在地方自治机关中的同道者（“在历史和民族面前用纲领”——什么纲领？在哪里？——“约束自己”）参加将来的立宪民主党内阁。我们认为，照彼特龙凯维奇先生们在沙皇召见时和在7月6日（19日）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上的行为来说，连苏沃林之流也完全有权利鄙视这样的“民主派”。司徒卢威先生写道：“俄国任何一个真诚的有见解的自由派都有革命的要求。”我们要说，如果这种“革命的要求”在1905年7月表现为关于和平抵抗手段的决议，那么苏沃林之流是完全有权利鄙视和嘲笑这种“要求”和这些“革命家”的。司徒卢威先生也许会反驳说，事变在此以前已经使我国的自由派向左转，以后还会使他们继续前进。他在同一期即第73期上说：“只有专制君主制和组织成为人民代表机关的全国人民发生冲突时，才真正具备军队实际介入政治斗争的条件。那时军队将在政府和全国人民两者中间进行抉择，而且这种抉择是不困难的，不会发生错误的。”这一和平的田园诗话很象是要把革命延缓到希腊的卡连德日[77]。究竟谁把全国人民组织成为人民代表机关呢？专制政府吗？但是它只同意组织布里根杜马，这个杜马你们自己也反对，也不承认它是人民代表机关！或者是“全国人民”自己组织人民代表机关？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自由派对于只能以革命军队为依靠的临时革命政府连听也不想听到呢？为什么他们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以人民的名义发表演说时不提出表明他们要把全国人民组织成为人民代表机关的步骤呢？先生们，如果你们真是代表人民，而不是代表在革命中出卖人民利益的资产阶级，那你们为什么不向军队呼吁，为什么不宣布与专制君主制决裂呢？为什么你们闭眼不看革命军队和沙皇军队进行决战的必然性呢？这是因为，你们害怕革命的人民，你们对人民说一些空话，而实际上却和专制政府勾勾搭搭，讨价还价。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组织委员会主席戈洛文先生和莫斯科总督科兹洛夫的会谈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戈洛文先生要科兹洛夫相信，关于要把这次代表大会变成立宪会议的传说乃是无稽之谈。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有组织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向专制政府的代表保证它决不和专制政府决裂！只有政治上幼稚的人才会不懂得，答应不把代表大会宣布为立宪会议就等于答应不采取真正革命的措施。因为科兹洛夫害怕的自然不是立宪会议这几个字，而是能够促使冲突尖锐化和引起人民及军队同沙皇制度进行决战的行动！你们口头上称自己为革命者，说要向人民呼吁，说你们不对沙皇存任何希望，而事实上却向沙皇的奴仆表白心迹，进行安慰，这难道不是政治上的伪善吗？唉！这是多么华丽的自由主义词句啊！“立宪民主”党的领袖彼特龙凯维奇先生在代表大会上说了多少这样的词句呀！我们倒要看看，“他在历史和民族面前约束自己”究竟用的是什么声明。让我们从《泰晤士报》的通讯中引用一段话。德·罗伯蒂先生主张向沙皇呈递请愿书。彼特龙凯维奇、诺沃西尔采夫、沙霍夫斯科伊、罗季切夫表示反对。在表决时只有6票赞成递请愿书。彼特龙凯维奇先生的发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当我们在6月6日（19日）前往彼得戈夫时，我们还希望，沙皇会了解局势的严重危险性，而采取一些防范措施。现在，不要再抱任何这样的希望了。出路只有一条。在此以前，我们对自上而下的改良存有希望，从今以后，我们的唯一希望是人民。（热烈鼓掌）我们应当用简单明了的语言把真情告诉人民。政府的无能和软弱引起了革命。这是所有的人都必须承认的事实。我们的责任是尽一切努力来避免流血。我们当中有很多人为祖国服务过许多年。现在我们应当勇敢地走向人民，而不是走向沙皇。”第二天，彼特龙凯维奇先生继续说道：“我们应当打破我们的狭小的活动范围，走向农民。在此以前我们曾对自上而下的改良存有希望，但是，在我们等待的时候，时间完成了自己的工作。政府所促进的革命赶到我们前面去了。革命这个字眼昨天把我们的两个成员吓得退出了代表大会。但是我们应当勇敢地面对现实。我们不能等闲视之。有人对我们提出异议，说地方自治机关和杜马向人民发出呼吁将是鼓动骚乱。但是农村中难道是平静的吗？不是的，骚乱是既成的事实，而且采取了很坏的形式。我们不能阻止大风暴，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应当努力防止过大的动荡。我们应当告诉人民，破坏工厂和庄园是没有好处的。我们不应当把这种破坏行动看成是一般的野蛮行为。这是农民使用的一种助长祸害的盲目而愚昧的手段，这种祸害他们本能地感觉到了，但是不能理解它。让当局用皮鞭去对付他们吧。我们的责任仍然是走向人民。我们早就应当这样做。地方自治机关已经存在了40年，但是没有和农民发生过亲密无间的接触。我们要不失时机地纠正这个错误。我们应当告诉农民，我们是同他们在一起的。”彼特龙凯维奇先生，好得很哪！我们和农民在一起，我们和人民在一起，我们承认革命是事实，我们对沙皇不再抱任何希望……先生们，祝你们成功！只是……只是怎么会这样呢？不和沙皇在一起，而和人民在一起，因此就要向科兹洛夫总督保证代表大会将不作为立宪会议，也就是说，不作为真正人民的、确实是人民的代表机关进行活动吗？承认革命，因此就要用和平抵抗手段来对付政府奴仆的暴行、屠杀和掠夺吗？走向农民，和农民在一起，因此就要用一个只是约许在地主同意的情况下可以赎买土地的极不明确的纲领来敷衍了事！不同沙皇，而同人民一起前进，因此就要采用这样的宪法草案：第一，它给君主制以保障，继续维持沙皇政权对军队和官僚机关的统治，第二，它预先保证了地主和大资产阶级通过参议院来实行政治统治［注：见我报出版的传单《三种宪法》（《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311—313页。——编者注）。］。自由派资产阶级走向人民。这是事实。它不得不走向人民，因为离开人民它就没有力量同专制政府进行斗争。但是它又害怕革命的人民，它走向革命人民，并不是作为革命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和热情的新战友，而是作为在作战双方之间跑来跑去的小商人、经纪人。今天它跑到沙皇那里以“人民”的名义请求沙皇实行君主立宪，同时胆怯地背弃人民，逃避“骚乱”、“造反”和革命。明天它又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拿君主立宪和以和平抵抗手段对付刺刀来威胁沙皇。先生们，沙皇的奴仆已经看穿了你们那胆怯的和两面派的灵魂，你们还觉得奇怪吗？你们害怕没有沙皇。沙皇不怕没有你们。你们害怕决定性的斗争。沙皇不怕这种斗争，而是愿意进行斗争，他自己正在挑起和发动斗争，他希望在让步以前先较量一番。沙皇鄙视你们，这是十分自然的。沙皇的奴仆苏沃林先生们带着鼓励的意思拍打你们的彼特龙凯维奇的肩膀，以此来表示这种鄙视，这是十分自然的。你们是应当受到这种鄙视的，因为你们不是和人民一起进行斗争，而只是背着革命的人民窃取政权。外国的资产阶级记者和政论家有时能够非常准确地抓住问题的这个实质，虽然他们表达的方式非常独特。加斯东·勒鲁先生在《晨报》[78]上叙述了地方自治人士的观点。“上面和下面都秩序混乱，只有我们是秩序的代表。”地方自治人士的观点的确就是这样。而翻译成直截了当的语言就是：上面和下面都在准备斗争，而我们是“诚实的经纪人”，我们在窃取政权。我们等待着，说不定我国也会出现3月18日事件，说不定人民在街头战斗中也会取得一次对政府的胜利，说不定我们也会象德国自由派资产阶级那样，有可能在人民刚一取得胜利以后就把政权夺到自己手里。而那时，当我们成为反对专制政府的力量的时候，我们将转过头来反对革命的人民并且同沙皇勾结起来共同对付人民。我们的宪法草案就是实行这种勾结的现成的纲领。算盘打得很不错。对于革命的人民，有时候也要象罗马人对于汉尼拔那样，不得不说：你能取得胜利，但是不能利用胜利！起义的胜利如果不能导致革命的变革，导致完全推翻专制制度，导致抛开不彻底的和自私的资产阶级，导致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那还不是人民的胜利。法国保守派资产阶级的机关报《时报》[79]直接劝告地方自治人士赶快和沙皇实行妥协来结束冲突（公历7月24日社论）。该报认为，没有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的结合，改良是不可能的。唯一具有物质力量的是政府，而具有精神力量的是地方自治人士。真是妙不可言地表达了资产阶级的观点，妙不可言地证明了我们对地方自治人士政策的分析是正确的。资产者忘记了微不足道的人物，忘记了人民，忘记了千千万万的工人和农民，可这些工人和农民却用自己的劳动为资产阶级创造了全部财富，并且正在为了他们所需要的象阳光和空气一样的自由而进行斗争。资产者是有权利忘记他们的，因为他们还没有用对政府的胜利来证明自己的“物质力量”。历史上的任何一个重大问题不用“物质力量”都是解决不了的，而且，我们重说一遍，沙皇专制政府自己正在发动斗争，要同人民较量一番。法国资产阶级劝俄国资产阶级赶快同沙皇勾结起来。法国资产阶级害怕，它站在局外，却害怕决定性的斗争。一旦人民取得胜利，人民是否会允许彼特龙凯维奇先生们窃取政权，这还不得而知！预先估计胜利的彻底程度和它的结果怎样，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的胆怯完全可以由此得到解释。无产阶级正准备在全俄各地进行这一决定性的斗争。它聚集自己的力量，它从每一次新的搏斗中进行学习并加强自己的力量，这种搏斗在此以前总是以失败而告终，但是也总是导致新的更加有力的进攻。无产阶级正在走向胜利。它把农民发动起来，让他们跟随自己前进。它依靠农民，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和叛变性，推开资产阶级的政权觊觎者并且用武力击败专制政府，把万恶的农奴制的一切痕迹从俄国生活中连根铲除。那时我们为人民争取到的将不是保证资产阶级政治特权的君主立宪。我们为俄国争取到的将是一个一切被压迫民族享有完全自由、农民和工人享有完全自由的共和国。那时我们将利用无产阶级的全部革命力量来为社会主义、为使一切劳动者彻底摆脱任何剥削而进行最广泛最勇敢的斗争。载于1905年7月20日（8月2日）《无产者报》第10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149—158页注释：[72]工商业家代表大会于1905年7月4—6日（17—19日）在莫斯科举行。代表大会主张参加布里根杜马，并把阻止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作为它的首要任务。代表大会的决议指出，必须在国内建立“巩固的法制”。——141。[73]协会联合会是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治组织，在1905年5月于莫斯科举行的有律师、作家、医生、工程师、教师等14个专业和政治协会的代表参加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协会联合会的中央常务局的负责人是帕·尼·米留可夫。协会联合会提出在普选制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的要求。列宁指出，知识分子的职业协会和协会联合会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政治组织。“总的说来，这些协会是所谓立宪民主党即资产阶级自由派政党的核心。”（见本卷第267页）1905年7月1—3日（14—16日）在芬兰举行的协会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讨论了对布里根杜马的态度问题。虽然有个别协会反对，大会仍以多数（9个协会）通过了抵制布里根杜马的决定。联合会的代表参加群众性的政治罢工。联合会在一些场合曾支持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决议，并给予十二月武装起义参加者以物质支援。联合会还主张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在协会联合会内部，激进的一翼与自由派上层之间有斗争，后者力图利用协会联合会来左右解放运动，使它脱离革命道路。协会联合会于1906年底解散。——141。[74]地方自治和城市活动家代表大会于1905年7月6—8日（19—21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共有216名代表。关于是否抵制布里根杜马的问题，代表大会留作悬案，没有作出决定。——142。[75]《言论报》（《Слово》）是俄国资产阶级的报纸（日报），1903—1909年在彼得堡出版。起初是右翼地方自治人士的报纸，1905年11月起是十月党的机关报。1906年7月起停刊。1906年11月19日（12月2日）复刊后，是同十月党无实质区别的和平革新党的机关报。——142。[76]《泰晤士报》（《TheTimes》）是英国的一家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报纸（日报），1785年1月1日在伦敦创刊。原名《每日天下纪闻》，1788年1月改称《泰晤士报》。——142。[77]希腊的卡连德日意为没有限期。古罗马历法把每月初一称为卡连德日（亦译朔日）。罗马人偿还债务、履行契约等都以卡连德日为限期。希腊历法中根本没有卡连德日。因此，延缓到希腊的卡连德日，就等于说无限期地推迟，永无实现之日。——145。[78]《晨报》（《LeMatin》）是法国的一家资产阶级报纸（日报），1882年在巴黎创刊，1944年8月停刊。——148。[79]《时报》（《LeTemps》）是法国的一家资产阶级报纸（日报），1861—1942年在巴黎出版。该报反映法国统治集团的利益，实际上是法国外交部的机关报。——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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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十一卷——色厉内荏（1905年7月13日〔26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色厉内荏（1905年7月13日〔26日〕）《火星报》第104号登载了一篇短评，评论我们的杂文《倒退的第三步》［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299—308页。——编者注］（《无产者报》第6号）。在这篇杂文里我们心平气和地说，新火星派分子以党的名义占用了印刷所、库房和经费，而不愿意把党的财产交出来。这些话竟使得《火星报》勃然大怒，说出了一些崩得用来骂人的、令人难忘的“污秽的话”。《火星报》殷勤地把“肮脏的拖把”和“造谣中伤的懦夫”等等安在我们头上。这正象恩格斯以前形容某一类流亡者的论战那样：“每一个字，都是一把夜壶，而且不是空夜壶。”（JedesWort—einNachttopfundkeinleerer）[67]我们当然没有忘记法国的一句格言：骂人是没有道理的人的道理。现在就请公道的读者冷静地考虑一下：喧嚣是怎样引起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结束以后，中央委员会写信给新火星派，要他们交出党的财产，但是他们不回信。他们不承认第三次代表大会，不承认中央委员会已经转向了布尔什维克。就算是这样吧，但是从新火星派的这种不承认来看，也只能得出结论说，他们认为不应该交出党的全部财产，而应该交出其中的一部分。这一点是太明显了，甚至连《火星报》自己现在也在短评中谈到“分配党的全部财产的可能性”。我们亲爱的反对者，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这样回信给中央委员会呢？不然，无论你们的用语多么有力，事实总是事实：多数派公布了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记录，把一切全部公布出来，而你们没有向任何人作过关于你们动用党的财产的任何报告，没有公布过任何记录，只是一味谩骂。请你们在冷静的时候想一想，你们这种行为会给有思考能力的公众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其次，中央委员会转到代表大会这方面来，《火星报》是不高兴的。这很自然。但是中央委员会发生转变已不是第一次了。一年以前，即1904年8月，中央委员会曾经转到了少数派方面。一年以前我们曾公开发表书面声明，不承认中央委员会的行动是合法的。请问，我们那时对党的财产采取了什么态度呢？我们把印刷所、库房、经费都交给了孟什维克。《火星报》怎么骂都行，但是这个事实仍旧是事实。我们作了报告，把财产交给了我们的反对者，希望用党内方法进行斗争，争取召开代表大会。我们的反对者却躲避代表大会，不向任何人作任何报告（除了对自己的拥护者以外，而且对他们也不是公开的，因为，第一，没有“代表会议”的记录，第二，别人既不知道会议的议程，也不知道会议的权限，即它的决议对孟什维克本身的约束力）。我们党内斗争的结果造成了分裂；现在只是一个党同另一个处在组织－过程中的党的斗争。现在只要综览一下分裂以前的斗争历史，任何人（当然是指那些根据文件来研究自己党的历史，而不只是象许多来自俄国的人那样听信传闻的人）都会清楚地看到斗争的一般性质。被指责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等的多数派把全部形式主义的特权，把全部官僚主义的机构统统交给了自己的反对者：先交出了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接着交出了党总委员会，最后又交出了中央委员会。从来没有交出的只是代表大会。结果，布尔什维克又恢复了党（或者象新火星派自然会认为的那样，建立了自己的党），完全在党的工作者自己同意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全部党的机关——首先是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68]，其次是《前进报》，最后是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与此相反，我们的论敌抓住不放的却恰恰是我们出于怜悯心而赠送给他们的形式主义的特权和官僚主义的机构！的确，请大家看一看，难道“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不是列宁和普列汉诺夫赠送给他们的吗？《无产者报》称自己为“党中央机关报”是根据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这些决议孟什维克是不承认的，但是党内的多数派明确而肯定地表示认可，而多数派的成分是大家都知道的。《火星报》称自己为“党中央机关报”是根据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这些决议现在不仅布尔什维克不承认（我们已经用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代替了这些决议），而且孟什维克也不承认！！妙就妙在这里！孟什维克代表会议自己就推翻了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党章。新火星派现在死死抓住的那个名称就是已被他们自己的拥护者所推翻了的！普列汉诺夫本人虽然在原则上从来不能同新火星派取得完全的一致，但是他对他们作了无限的个人让步，对布尔什维克则进行了数不胜数的攻击，因而过去和现在新火星派总是对他感激不尽。现在甚至连他也公开说，代表会议给了各中央机关一个致命的打击，他要同这些机关永远断绝关系[69]。而新火星派继续自称为“中央机关报”，谩骂那些指出他们的整个党的立场不仅不正确而且极端不光彩的人。这种使我们不得不大费唇舌的谩骂，正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这种不光彩处境后心理上的必然反应。我们要提醒一点，甚至连那位多次表示在原则上同情［注：手稿上“同情”二字之后勾掉了托洛茨基的名字。——俄文版编者注］斯塔罗韦尔、阿基莫夫、马尔丁诺夫，同情新火星派的倾向，特别是同情他们的代表会议的司徒卢威先生，当时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立场不太成体统，或者正确些说，是太不成体统了（见《解放》杂志第57期）。我们知道得很清楚，广大的社会民主党人，尤其是工人，对分裂局面极其不满（谁能感到满意呢？）并且准备“随便在什么地方”寻求摆脱这种局面的出路。我们完全理解并且绝对尊重这种心情。但是我们要提醒他们每一个人，单有这种心情是不够的。“随便在什么地方”这种说法一点用处也没有，因为它缺乏主要内容：知道结束分裂局面的手段。任何痛切的言词，任何建立一种既非布尔什维主义又非孟什维主义的“第三派”的企图，都是无济于事的，这样做只会把事情弄得更乱。象普列汉诺夫这样一个强有力的人物的例子，已经用两年的经验实际地证明了这一点。卡·考茨基那样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对我们党的分裂情况的了解多半是根据一面之词，让他们用痛切的言词去搪塞吧。他们不了解真相还是情有可原的，——当然，硬要对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妄加议论是不可原谅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最后一定要学会鄙弃那些善于用痛切的言词来搪塞的、摇来摆去的、空谈“和平”而不能为和平做出一点实际事情来的人。能使党和平和统一的现实道路不是仓促达成协议，因为这样会引起新的冲突，会把事情搞得更糟，而是要切实地全面阐明两个部分的策略倾向和组织倾向。在这方面我们对新火星派代表会议是再满意不过了。它表明新火星派无可挽回的瓦解。革命粉碎了他们策略上的尾巴主义。他们的“组织－过程”成了大家的笑柄。同他们分裂的，一方面有普列汉诺夫，他显然是被代表会议“教育过来”了，他不仅认识了代表会议的组织意义，而且认识了新火星派的原则性。同他们分裂的，另一方面还有阿基莫夫，他宣称彼得堡孟什维克的诺言或者“原则”［注：“彼得堡孟什维克的诺言或者‘原则’”这句话在手稿上是“他们关于民主制、主动性等等等等的一切言论”。——俄文版编者注］都是“空话”（《最新消息》[70]第235号）。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更加紧密地团结了其中的一个方面，代表会议自己则瓦解了另一个方面。我们只想奉劝“调和派”：同志们，请研究一下分裂的历史，分析一下普列汉诺夫调和主义失败的原因，不要再做旧皮囊里装新酒[71]的事情了！载于1905年7月13日（26日）《无产者报》第9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144—148页注释：[67]这句话出自德国诗人亨·海涅的诗《宗教辩论》，恩格斯在《流亡者文献》的第2节《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中曾经引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82页）。列宁从恩格斯著作中摘录这句话时写道：“用这句话来形容马尔托夫派是再恰当不过！”（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6卷第127页）。——136。[68]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是布尔什维克为筹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而设的组织中心，根据列宁的倡议于1904年底成立。在这个时期，党经历了严重的危机。孟什维克把党的中央机关夺取到自己手中以后，又在各地党组织间进行瓦解分裂活动，破坏工人阶级的行动统一。与此同时，俄国国内的革命局势则要求把党的力量团结起来和实现无产阶级的战斗统一。客观形势提出必须尽快召开新的代表大会，但掌握在孟什维克手中的党的中央机关对此千方百计进行阻挠。布尔什维克在列宁的领导下，为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展开了斗争。1904年8月，根据列宁的倡议在日内瓦召开的22名布尔什维克会议起了重大作用。这次会议通过的由列宁起草的《告全党书》成了布尔什维克为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而奋斗的纲领。1904年9—12月，在俄国召开了南方、高加索和北方这3个区域的多数派委员会代表会议。在三个会议上，根据列宁在日内瓦初步拟订的名单，选出了由列宁、亚·亚·波格丹诺夫、马·尼·利亚多夫、彼·彼·鲁勉采夫、罗·萨·捷姆利亚奇卡、马·马·李维诺夫和谢·伊·古谢夫组成的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常务局在列宁领导下进行了筹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实际工作。——138。[69]指格·瓦·普列汉诺夫1905年5月29日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信中说：“代表会议给了我们党的中央机关以致命的打击，使我不能不辞掉中央机关报编辑和党总委员会第五名委员（由合法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选出）的职衔。”这封信载于1905年6月1日（14日）《火星报》第101号，1905年6月13日（26日）《无产者报》第5号予以转载。——138。[70]《最新消息》（《ПоследниеИэвестия》）是崩得国外委员会的公报，1901—1906年先后在伦敦和日内瓦出版，共出了256号。——140。[71]旧皮囊里装新酒意思是把新的内容硬塞在旧的形式中，或硬要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出典于圣经《新约全书·马太福音》。耶稣为说明新的规范不应受到旧的教规的限制，曾打譬喻说：“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囊里。若是这样，皮囊就会裂开，酒漏出来，连皮囊也坏了。惟独把新酒装在新皮囊里，两样就都保全了。”——140。 |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革命教导着人们（1905年7月13日〔26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革命教导着人们[66]（1905年7月13日〔26日〕）政党内部和政党之间的意见分歧往往不仅靠原则性的论战来解决，而且也会随着政治生活本身的发展得到解决，甚至更正确的说法也许是：与其说是靠前者解决，不如说是靠后者解决。特别是有关党的策略即党的政治行动的意见分歧，结果往往是持错误意见的人在实际生活教训的影响下和在事变进程本身的压力下实际转上了正确的斗争道路，因为事变进程本身常常迫使人们走上正确的道路，并把错误意见完全抛在一旁，使它们失去基础，变成毫无内容，枯燥无味、谁也不感兴趣的东西。当然，这并不是说，策略问题上的原则性的意见分歧不具有重大意义，不需要进行唯一能使党保持高度理论信念的原则性的解释。不是的，这只是说，必须尽可能经常地根据新的政治事变来检验以前通过的策略决议。这种检验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是必要的——从理论上来说，是为了通过事实，通过经验来证实已经通过的决议是否正确和正确的程度如何，决议通过以后发生的政治事变要求我们对决议作哪些修改；从实践上来说，是为了真正学会贯彻这些决议，学会把它们看作应立即直接运用到实际中去的指示。在革命时期，政局发展得很快，日益发展起来、暴露出来和不断解决的政治冲突十分尖锐，因此可以用来进行这种检验的材料也比其他任何时候都多。在革命时期，旧的“上层建筑”在崩溃，新的“上层建筑”通过各种社会力量的主动行动在众人面前建立起来，这样就在事实上表明了这些社会力量真正的本质。俄国革命也是几乎每星期都提供出极其丰富的政治材料，根据这些材料，我们可以检验我们以前作出的策略决议，为我们的整个实际活动吸取最有益的教训。拿敖德萨事变来说吧。一次起义没有成功。一支革命军队遭到了失败，不错，它不是被敌人消灭掉了，而是被敌人排挤到了中立国领土（就象1870—1871年战争期间德国人把一支法国军队排挤到了瑞士那样），并且被中立国解除了武装。失败是惨痛的，沉重的。但是这种斗争中的失败同希波夫先生们、特鲁别茨科伊先生们、彼特龙凯维奇先生们、司徒卢威先生们以及沙皇的一切资产阶级奴仆在讨价还价中的失败真是有天壤之别！恩格斯曾经这样说过：战败的军队会很好地学习。［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64页。——编者注］这句名言用于不断有先进阶级的代表补充进去的革命军队要比用于某个国家的军队更恰当得多。只要旧的、腐烂的、腐蚀全体人民的上层建筑还没有被摧毁，任何一次新的失败都会使愈来愈多的新战士奋起作战，使他们从他们同志的经验中受到教育，使他们学到新的更好的斗争方法。当然，在国际民主运动和国际社会民主运动的历史上，还有全人类的广泛得多的集体经验，这种经验已经被革命思想的先进代表所肯定。我们党从这种经验中吸取进行日常宣传鼓动的材料。但是在以千百万劳动者受压迫受剥削为基础的社会中，能够直接学习这种经验的只有少数人。群众主要是从亲身的经验中学习，而且每吸取一点教训，在解放的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要作出巨大的牺牲。1月9日的教训是惨痛的，但是它使得整个俄国无产阶级的思想革命化了。敖德萨起义的教训是惨痛的，但是，在已经革命化的思想的基础上，它现在不但能教会革命无产阶级如何进行斗争，而且能教会他们如何取得胜利。关于敖德萨事变我们要说：革命军队是失败了，——革命军队万岁！我们在本报第7号上已经指出，敖德萨起义又一次阐明了我们提出的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的口号［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316—324页。——编者注］。在前一号上我们讲了（弗·谢·同志的文章）起义的军事教训。在这一号上我们再谈谈它的若干政治教训（《城市的革命》一文）。现在还应当从我们上面谈到的两个方面——理论上是否正确，实践上是否适当——来检验我们不久前通过的策略决议。目前迫切的政治问题是起义问题和革命政府问题。这两个问题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谈得最多，争论得也最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及党内分裂出去的部分的代表会议所通过的主要决议，谈的都是这些问题。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在策略上的主要意见分歧都是围绕着这些问题。现在试问：在敖德萨起义以后这些意见分歧变得怎样了呢？谁现在只要用心读一下有关这一起义的评论和文章，再读一下党代表大会和新火星派代表会议关于起义和关于临时政府问题的四个决议，他立刻就会看到，新火星派在事变的影响下事实上已经开始转向自己的论敌方面，就是说，他们不再根据自己的决议而根据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来行动了。革命事变的进程是错误理论的最好的批评者。《火星报》编辑部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下向“俄国公民、工人和农民”发出了一份传单，题为《革命的第一个胜利》。现将传单最重要的部分引述如下：“采取勇敢的行动、全力支持士兵勇敢的起义的时刻到了。现在勇敢就会取得胜利！举行公开的人民集会，把沙皇制度的军事支柱崩溃的消息告诉人民！哪里有可能，就在哪里占领市政机关，把它们变成人民的革命自治的支柱！驱逐沙皇的官吏，举行全民选举来产生革命自治机关，委托这种机关在彻底战胜沙皇政府和建立新的国家制度以前临时管理社会事务。占领国家银行的分行，占领军火库，武装全体人民！建立城市和城市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联系，让武装的公民互相支援，哪里需要支援就火速到哪里支援。攻占监狱，释放那些为我们的事业而斗争的战士，——你们可以用他们加强自己的队伍！在各地宣布推翻沙皇君主政府，代之以自由民主的共和国！公民们！起来吧！解放的时刻到了！革命万岁！民主共和国万岁！革命军队万岁！打倒专制制度！”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坚决、公开、明确地号召全民武装起义。我们还看到同样坚决地，可惜是不公开地、吞吞吐吐地号召成立临时革命政府。我们先来考察一下起义问题。第三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有没有原则区别呢？无疑是有的。我们在《无产者报》第6号上已经谈过这一点（《倒退的第三步》［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299—308页。——编者注］），现在我们还可以引用一下《解放》杂志的颇有教益的证明。该杂志第72期写道，“多数派”堕入了“抽象的革命主义，骚乱主义，趋向于不择手段地在人民群众中发动起义并以人民群众的名义来立刻夺取政权”。“与此相反，少数派虽然固守着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但是同时也保存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现实主义成分。”经过马克思主义预备班训练并通晓伯恩施坦主义的自由派所发表的这段议论是极其宝贵的。自由派资产者历来就指责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派有“抽象的革命主义和骚乱主义”，历来就夸奖机会主义派提问题的“现实主义”。《火星报》自己也曾经不得不承认（见第73号的附注，这是为司徒卢威先生称赞阿基莫夫同志的小册子的“现实主义”而加的），解放派所谓的“现实主义”就是“机会主义”。解放派先生们除了爬行的现实主义以外，不知道其他的现实主义；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一窍不通，根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就是要强调先进阶级的战斗任务，就是要在现存事物中发现推翻这种事物的因素。所以《解放》杂志对社会民主党内两个派别的评论，再一次证实了我们的书刊已经证明了的事实，就是“多数派”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派，“少数派”是这个党的机会主义派。《解放》杂志断然肯定，和代表大会比较起来，“少数派代表会议是用完全不同的态度对待武装起义的”。事实的确是这样。第一，代表会议的决议自相矛盾，一会儿否认有计划的起义的可能性（第1条），一会儿又承认这种可能性（§4）；第二，决议只是列举了“准备起义”的一般条件，比如：（1）扩大鼓动；（2）巩固同群众运动的联系；（3）提高革命觉悟；（4）建立各地区之间的联系；（5）争取非无产阶级的团体支持无产阶级。与此相反，代表大会的决议直接提出了正面的口号，认为运动已经发展到了非起义不可的地步，号召组织无产阶级进行直接的斗争，采取最有力的措施来武装无产阶级，在宣传鼓动中“不仅”讲清楚起义的“政治意义”（代表会议的决议实质上仅限于此），而且讲清楚起义的组织实践方面的问题。为了更清楚地了解这两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有什么不同，我们回顾一下从群众性的工人运动产生以来社会民主党人对起义问题的看法的发展经过。第一个阶段是1897年。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一文中说，“现在来解决社会民主党将采用什么手段去直接推翻专制制度，是选定起义，还是群众性的政治罢工，或者其他进攻手段这个问题，这就好象将领们在尚未调集军队以前就召集军事会议一样”（第18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442页。——编者注］。我们看到，这里甚至连准备起义也没有谈到，而只是提出调集军队即进行一般的宣传鼓动和组织。第二个阶段是1902年。在列宁的《怎么办？》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再想一想人民起义。现在（1902年2月）大概所有的人都会同意：我们应当考虑起义并且准备起义。但是怎样准备呢？当然不能由中央委员会指定代办员到各地去准备起义！即使我们已经有了中央委员会，那它在俄国目前的条件下采用这种指定办法，也不会得到丝毫结果的。相反，在创办和发行共同的报纸的工作过程中自然形成起来的代办员网，却不需要‘坐待’起义的口号，而会进行那种保证它在起义时最可能获得成功的经常性工作。正是这种工作会巩固同最广大的工人群众及一切不满专制制度的阶层的联系，而这对于起义是十分重要的。正是在这种工作的基础上会培养出一种善于正确估计总的政治形势，因而也就善于选择起义的适当时机的能力。正是这种工作会使所有的地方组织都习惯于同时对那些激动整个俄国的同样的政治问题、事件和变故作出反应，并且尽可能有力地、尽可能一致地和适当地对这些‘变故’作出回答，而事实上起义也就是全体人民对政府的最有力、最一致和最适当的‘回答’。最后，正是这种工作会使全俄各地的所有革命组织都习惯于彼此发生一种能使党在实际上统一起来的最经常而又最秘密的联系，而没有这种联系，就不可能集体讨论起义计划，不可能在起义前夜采取应该严守秘密的必要的准备措施。”（第136—137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68—170页。——编者注］这段话就起义问题提出了哪些论点呢？（1）认为“准备”起义就是指定专门的代办员去“坐待”口号的想法是荒谬的。（2）进行经常性工作的个人和组织必须在共同的工作中形成联系。（3）必须在这种工作中巩固无产阶级（工人）阶层同非无产阶级（一切不满的）阶层的联系。（4）必须共同培养一种善于正确估计政治形势和对政治事件适当地“作出反应”的能力。（5）必须把一切地方革命组织在实际上统一起来。可见，这里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准备起义的口号，但是还没有直接号召起义，还没有认为运动“已经发展到了”非起义不可的地步，必须立即武装起来，组成战斗小组等等。这里所分析的恰恰是代表会议的决议（1905年！！）几乎一字不差地加以重复的那些准备起义的条件。第三阶段是1905年。在《前进报》上以及后来在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又向前迈进了一步：除了起义的一般政治准备以外，提出了立刻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进行起义、建立特种的（战斗）小组的直接口号，因为运动“已经发展到了非武装起义不可的地步”（代表大会决议第2条）。从这段简单的历史回顾中可以得出三个无庸置疑的结论：（1）自由派资产者、解放派硬说我们堕入了“抽象的革命主义，骚乱主义”，这完全是造谣。我们现在和过去对这个问题的提法都不是“抽象的”，而是以具体情况为基础的，我们在1897年、1902年和1905年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各不相同的。关于骚乱主义的指责，是自由派资产者先生们的机会主义论调，他们准备在同专制制度进行决战的时代出卖革命利益和背叛革命。（2）新火星派代表会议停留在起义问题发展过程的第二阶段上。它在1905年只是重复了仅仅适用于1902年的提法。它比革命的发展落后了三年。（3）在实际生活教训的影响下，也就是在敖德萨起义的影响下，新火星派事实上已经承认不能按照自己的决议而必须按照代表大会的决议来行动，也就是承认起义是刻不容缓的任务，承认立即公开号召直接组织起义和组织武装是绝对必要的。落后的社会民主主义教条一下子就被革命屏弃了。我们和新火星派在共同工作中达到实际统一的障碍又减少了一个，当然，这还不等于完全消除了原则性的意见分歧。我们不能满足于我们的策略口号跟在事变后面蹒跚而行，在事后才去适应事变。我们应当力求做到使这些口号能引导我们前进，照亮我们今后的道路，使我们能够看得比当前的迫切任务更远。为了进行彻底的坚定的斗争，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发生一个事件制定一种策略。它应当在自己的策略决议中把忠于马克思主义原则同正确估计革命阶级的先进任务结合起来。再拿另外一个迫切的政治问题——临时革命政府问题来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许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到，《火星报》编辑部在自己的传单中实际上抛弃了代表会议的口号而接受了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策略口号。“不应当抱定夺取政权”（在民主革命中）“或在临时政府中分掌政权的目的”，这种谬论已经被抛弃，因为传单直接号召“占领市政机关”，组织“临时管理社会事务”的工作。“始终如一地做一个持极端革命反对派态度的政党”这个荒谬口号（在革命时期是荒谬的，尽管在只能进行议会斗争的时期是非常正确的）实际上已经被送进档案馆，因为敖德萨事变迫使《火星报》懂得，在起义的时候只提这个口号是可笑的，应当积极号召起义，号召坚决果断地实行起义和利用革命政权。“革命公社”这个荒谬的口号也被抛弃了，因为敖德萨事变迫使《火星报》懂得，这个口号只会使人更容易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混为一谈。而把这两种极不相同的事情混淆起来完全是一种冒险主义，这说明理论思想模糊不清，这样，要实行十分必要的实际措施，使工人阶级能在民主共和国中为社会主义进行斗争，就会更加困难了。请回忆一下新《火星报》和《前进报》的论战，新《火星报》提出“仅仅从下面”行动的策略，而前进派提出“既从下面，又从上面”行动的策略，你们可以看到，《火星报》接受了我们的解决问题的办法，现在连它自己也号召从上面行动了。请回忆一下《火星报》的担忧，它怕我们担负起国库和财政等等的责任会损害自己的名誉，现在你们可以看到，即使我们的论据没有说服《火星报》，事变本身也已经使它相信我们的论据是正确的了，因为在上述传单中《火星报》直接建议“占领国家银行的分行”。那种认为实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由两者共同参加临时革命政府是“背叛无产阶级”或者说是“庸俗的饶勒斯主义（米勒兰主义）”的谬论，已经被新火星派忘得一干二净了，现在他们自己就在号召工人和农民占领市政机关、国家银行的分行、军火库，“武装全体人民”（显然，现在已经是用武器来武装，而不仅仅是用“自我武装的迫切需要”来武装了），宣布推翻沙皇君主政府，等等，总而言之，完全根据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中提出的纲领，根据革命民主专政和临时革命政府的口号来行动了。不错，这两个口号《火星报》在传单中都没有提到。它所列举和描绘的一切行动全都是临时革命政府的行动，但是它避免用这个字眼。这是枉然的。事实上它自己已经接受这个口号。没有明确的术语，只会在战士的头脑中造成摇摆、犹豫和混乱。害怕“革命政府”、“革命政权”这些字眼是马克思主义者不应有的纯粹无政府主义的恐惧心理。要“占领”机关和银行，“举行选举”，委托“临时管理事务”，“宣布推翻君主政府”，就一定要先实现和宣布成立临时革命政府，把革命人民的全部军事活动和政治活动统一起来，去实现同一个目的。没有这种统一，没有革命人民对临时政府的普遍承认，没有把全部政权转归这个政府掌握，无论怎么“占领”机关，怎么“宣布”成立共和国，都不过是无谓的骚乱。人民的革命力量如果不通过革命政府集中起来，在起义得到初次胜利以后就只会七零八落，失去全国性的规模，无法保持已经夺得的战果和实现已经宣布的主张。再说一遍：那些不承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的社会民主党人，在事变进程的影响下事实上不得不根据代表大会提出的口号来行动，而抛弃代表会议的口号。革命教导着人们。我们要做的就是吸取革命的全都教训，一点一滴也不放过，使我们的策略口号适应我们的行动，适应我们的当前任务，使群众正确了解当前的这些任务，着手在各地最广泛地组织工人去实现起义的战斗目标，去建立革命军队和成立临时革命政府！载于1905年7月13日（26日）《无产者报》第9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133—143页注释：[66]《革命教导着人们》一文最初在1905年7月13日（26日）《无产者报》第9号上发表时，第一部分有一些删节。《列宁全集》俄文第1—4版都是按照《无产者报》的文字刊印的，第5版第11卷首次按手稿全文刊印了这篇文章。——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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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十一卷——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巴黎公社和民主专政的任务》一文写的结尾（1905年7月4日〔17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巴黎公社和民主专政的任务》一文写的结尾[65]（1905年7月4日〔17日〕）首先，这段回顾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代表同小资产阶级一道参加革命政府，在原则上是完全允许的，在一定条件下简直是必需的。其次，这段回顾向我们表明，公社所必须完成的实际任务，首先是实行民主专政而不是社会主义专政，也就是实施我们的“最低纲领”。最后，这段回顾还提醒我们，吸取巴黎公社的教训时，我们不应该重犯它的错误（没有占领法国银行，没有进攻凡尔赛，没有明确的纲领等等），而应该学习它那些指出了正确道路的行之有效的步骤。我们要向1871年的伟大战士学习的不是“公社”这个字眼，不应当盲目重复他们的每一个口号，而应当明确地提出符合俄国情况的纲领性的和实际的口号，那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载于1905年7月4日（17日）《无产者报》第8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132页注释：[65]这是列宁审阅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的一篇文稿时写的。除加写这个结尾外，列宁还改动了该文的标题，并对正文作了多处修改。卢那察尔斯基的这篇文章发表于1905年7月4日（17日）《无产者报》第8号。文章对巴黎公社的活动及其政府的组成作了历史性的回顾。文章反对孟什维克否定社会民主党人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可能性的策略路线，指出当时工人社会主义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一道参加了巴黎公社政府。——125。 |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6—7月）序言1．一个迫切的政治问题2．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决议给了我们什么？3．什么是“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4．君主制度的铲除和共和制5．应当怎样“把革命推向前进”？6．无产阶级在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作斗争时被束缚住手脚的危险是从哪个方面来的？7．“把保守派排斥于政府之外”的策略8．解放派和新火星派9．什么是在革命时期做一个持极端反对派态度的政党？10．“革命公社”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11．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某些决议和“代表会议”某些决议的粗略比较12．民主革命的规模是否会因为资产阶级退出而缩小？13．结论。我们敢不敢胜利？补充说明再论解放派，再论新火星派一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现实主义者为什么称赞社会民主党内的“现实主义者”？二马尔丁诺夫同志又来“加深”问题了三庸俗的资产阶级专政观和马克思的专政观 |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前言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前言本卷收载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期间1905年7月至10月的列宁著作。以1905年彼得堡1月9日事件为开端的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日益向深广发展，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在这革命高涨时期，科学地分析政治局势，准确地估量阶级力量对比，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1905年4、5月间由布尔什维克倡议、在伦敦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党在这次革命中的策略。孟什维克拒绝参加这次代表大会，而单独在日内瓦召开了自己的代表会议，制定自己的策略。孟什维克代表会议关于策略问题的决议充满了机会主义观点。这些观点的传播必然导致工人阶级队伍的分裂，削弱革命力量，把革命引上歧途。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策略是无产阶级夺取革命胜利的严重障碍。布尔什维克为了贯彻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团结工人阶级队伍，集中全力准备全民武装起义，就必须深入工人群众开展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彻底揭露孟什维克的破坏行为和机会主义。本卷收载的文献主要反映了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列宁在党的策略问题上同孟什维克所进行的尖锐斗争。本卷首篇《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是为了从理论上论证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策略决议，彻底批判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策略而写的。这一著作对于教育无产阶级群众，团结和壮大布尔什维克党组织，把革命引上正确的道路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列宁在这一著作中阐明了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点，论述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争取民主共和制的途径和方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等问题。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这是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但是孟什维克不懂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俄国革命的本质特征，错误地认为象以往西欧的资产阶级革命一样，在俄国这次革命中起领导作用的应当是资产阶级。列宁对孟什维克这种僵死地理解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和动力，从而不承认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的说教作了有力的批驳。西欧发生资产阶级革命时，无产阶级远不如资产阶级强大。二十世纪的俄国则不然，无产阶级已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已先于资产阶级建立了自己的政党。无产阶级政党“比其他一切政党都先进，它有全党通过的精确的纲领”（本卷第4页）。列宁令人信服地证明，俄国无产阶级应当而且能够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他指出：“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是极其有利的。”（本卷第32页）在俄国，无产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愈充分，愈坚决，愈彻底，就愈能保证无产阶级和农民在民主革命中获得利益，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而同资产阶级进行的斗争就愈有保证。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使它成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资产阶级害怕人民革命，它需要借助旧时代的某些残余来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因此，它宁愿用改良的方法使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不坚决和不彻底。只要它的自私的狭隘利益得到满足，它就会同专制制度妥协、勾结，反对革命。它的阶级地位使它不可能同专制制度作坚决的斗争。基于这种分析，列宁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教导无产者不要避开资产阶级革命，不要对资产阶级革命漠不关心，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相反地，要尽最大的努力参加革命，最坚决地为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把革命进行到底而奋斗。”（本卷第34页）革命的结局将取决于无产阶级是成为资产阶级的助手，还是成为人民革命的领导者。布尔什维克策略的一个基本思想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的主要条件。孟什维克在可能的同盟者的问题上忘记了农民，否认农民的革命作用，而把希望寄托于自由派资产阶级，惟恐无产阶级的斗争会迫使资产阶级退出革命从而缩小革命的规模。列宁详细分析了无产阶级同盟军的问题。他指出，农民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派，但它能够成为完全而又极其彻底地拥护民主革命的力量，因为只有民主制度才能准确地体现农民的利益，“只有获得了完全胜利的革命才能使农民获得土地改革方面的一切，才能使农民获得他们所希望、所幻想而且是他们真正必需的一切”（本卷第81—82页）。因此，农民自然而然地和必不可免地要寻找革命共和派的领导。无产阶级要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就应当依靠农民，排挤和孤立想拿革命同沙皇制度做交易的自由派资产阶级。事实上只有当资产阶级退出，而农民群众以积极革命者的资格同无产阶级一起奋斗的时候，俄国革命才会有真正最广大的规模。也只有在农民群众加入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条件下，无产阶级才能成为战无不胜的民主战士。列宁指出，孟什维克的策略不是把革命农民提高到自己同盟者的地位，而是把自己降低到君主派资产阶级的水平。布尔什维克根据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和革命运动的发展状况，明确提出组织无产阶级举行武装起义反对专制制度是党的最主要的、刻不容缓的任务之一。孟什维克的策略决议却只泛泛地一般谈论起义，而回避了武装起义是否必要、是否刻不容缓的问题。列宁在批判孟什维克这种机会主义策略时指出，革命的胜利，革命专政的产生，必不可免地要依靠军事力量，依靠武装群众，依靠起义，而不是依靠某种用“合法的”、“和平的方法”建立起来的机关。当国内战争已经爆发，武装斗争已成为必要的时候，孟什维克对起义问题只局限于“一般宣传”而不肯行动起来，不把武装起义作为行动的直接口号，这就是说教，甚至是出卖革命、背叛革命。列宁在这一著作中详细阐明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思想。孟什维克认为“决定”召集立宪会议就是革命的彻底胜利。列宁指出，孟什维克的策略不是把革命推向前进，而是拉向后退，他们提出的口号事实上没有超过君主派资产阶级的民主口号。在布尔什维克看来，革命彻底战胜沙皇制度，应该是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革命的胜利和实行无产阶级和农民所迫切需要的改革，一定会引起地主、大资产者和沙皇制度的拼命反抗。没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就不可能摧毁这种反抗。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是从整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中必然产生出来的口号。它是关于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思想的具体体现。列宁指出，这种专政只能是民主主义的专政，而不是社会主义的专政。它不能触动资本主义的基础，它至多只能实行有利于农民的改革，实行彻底的和完全的民主主义。它反映了无产阶级和农民在民主主义问题上和争取共和制的斗争中的意志的统一，同时又能把民主革命推向前进，力求最大限度地利用民主革命，使无产阶级下一步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得以最顺利地进行。列宁写道：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表明现在这个革命的历史局限性，表明在新制度的基地上为争取工人阶级完全摆脱任何压迫和任何剥削而进行新斗争的必然性”，“这个口号既能确定新上层建筑的新‘建筑者’可能而且应当依靠哪些阶级，又能确定这一上层建筑是什么性质（和社会主义专政不同的“民主”专政）和采取什么建筑方式（实行专政，即用暴力镇压暴力的抵抗，武装人民中的革命阶级）”（本卷第113、112页）。列宁根据俄国的具体情况提出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的发展，它对民主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政权的性质作出了新的解答。从前西欧的民主革命导致了资产阶级专政。而现在，当俄国无产阶级已经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目标应当是建立人民政权即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是马克思主义中的一种新见解。它意味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取得了崭新的意义。而这正是按照教条重复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革命实质的原理的孟什维克所不能理解和不能接受的。对临时政府的态度是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的主要策略分歧之一，也是列宁在这一著作中着重论述的问题。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提出，临时革命政府可以成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机关，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原则上是容许的。列宁认为，从巴黎公社时期以来笼罩着欧洲的漫长的政治反动时代使无产阶级过分习惯于只考虑“从下面”行动，俄国革命是处于政治动荡的新时期，决不可把自己束缚在陈规旧套当中。在有利的条件下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就是要“从上面”行动。列宁认为这几乎是“前所未见的新斗争方式的政策”。同时列宁也强调指出，“从下面”影响临时革命政府仍然是在任何场合都必须做的。孟什维克借口避免无产阶级融化于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危险，反对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主张在起义胜利后马上放弃领导权，把一切果实统统奉送给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政党只应“始终如一地做一个持极端革命反对派态度的政党”。列宁彻底批判了孟什维克这种机会主义立场，指出他们的策略客观上正是为资产阶级民主派效劳的。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以及其后不久所写的《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和《社会主义和农民》两文中，还阐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不断革命的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于俄国的革命实践，明确区分了俄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性质不同的历史阶段，讲清了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认为：“在现代俄国，构成革命内容的不是两种斗争力量，而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战争：一种是在目前的专制农奴制度内部发生的，另一种是在未来的、正在我们面前诞生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内部发生的。一种是全体人民争取自由（争取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争取民主，即争取人民专制的斗争，另一种则是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而同资产阶级进行的阶级斗争。”（本卷第284—285页）贬低无产阶级参加并领导民主革命的意义是荒谬的，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混为一谈也是荒谬的。列宁指出，正在发生的革命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工人阶级的使命是领导全体人民特别是农民为争取共和制、实现党的最低纲领而斗争。只有经过政治民主的道路才能使无产阶级在同资产阶级的公开斗争中受到锻炼和教育，提高社会主义觉悟，才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列宁认为，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将为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扫清道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将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打好基础。他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视为一根链条上的两个环节，指出“现在这个革命的完全胜利就是民主革命的终结和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坚决斗争的开始”（本卷第113页）。列宁要求社会民主党人在为民主革命的胜利而斗争时一分钟也不要忘记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不要忘记为争取社会主义而必然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列宁写道：“无产阶级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就要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粉碎专制制度的反抗，并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无产阶级应当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无产者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摧毁资产阶级的反抗，并麻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本卷第83页）在《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一文中，列宁对不断革命的思想作了明确的表述。他说：“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正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本卷第223页）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中阐述的关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关于工农联盟，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以直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关于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无产阶级必须同半无产者结成联盟等一系列重要原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这些原理经受了俄国三次革命的检验，并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列宁正是依据这些原理，并根据他发现的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在1915年作出了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几个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天才结论。在《革命教导着人们》一文中，列宁指出，俄国革命所提供的极其丰富的政治材料，证明了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路线是正确的，也证明了孟什维克策略的失败。无产阶级应当在自己的策略决议中把忠于马克思主义原则同正确估计革命阶级的任务结合起来，必须经常地根据新的政治事变来检验自己的策略决议在理论上是否正确，在实践上是否适当，力求使自己的策略口号能够引导无产阶级前进，照亮革命发展的道路。本卷收载的《无产阶级在进行斗争，资产阶级在窃取政权》、《抵制布里根杜马和起义》、《“沙皇与人民和人民与沙皇的一致”》、《做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尾巴，还是做革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领袖？》、《玩议会游戏》、《朋友见面了》和《吃得饱饱的资产阶级和馋涎欲滴的资产阶级》等一批文章，围绕着布里根杜马问题，痛斥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背叛行为，并继续批判孟什维克的尾巴主义策略。蓬勃发展的革命运动迫使沙皇政府在加紧进行镇压的同时，又用空头许愿和无关紧要的让步来破坏人民的革命斗争。1905年8月6日沙皇政府颁布了选举国家杜马（布里根杜马）的宣言。按宣言的规定，杜马是咨议机构，没有任何权力。享有杜马选举权的只是大地主、资产阶级和富裕农民。布里根杜马一时成为俄国政治斗争的中心问题。列宁在上述文章中指出，布里根杜马的阶级实质是地主和大资产者同沙皇政府的妥协和勾结。沙皇政府想以完全无损于专制制度的所谓立宪的小恩小惠使地主资产阶级同人民分离而与专制制度妥协。站在沙皇和人民中间扮演经纪人角色的资产阶级则想背着正在斗争的人民窃取政权。列宁根据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既定路线和革命不断高涨的有利形势，为布尔什维克制定了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的方针。他指出，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应当是最坚决地支持资产阶级左翼对杜马的抵制，揭露反对抵制的资产阶级右翼的背叛行为。列宁要求把这种抵制变成积极的抵制，展开最广泛的宣传。中心的宣传口号是“武装起义，立即建立义勇队和革命军战斗队，推翻沙皇政权，建立临时革命政府以召集全民立宪会议”（本卷第177—178页）。孟什维克反对抵制布里根杜马，反对起义，而提出“组织革命的自治”的口号来取代武装起义的口号。他们不懂得，在俄国不以武装起义推翻专制制度就谈不上“革命自治”。列宁揭露了孟什维克关于杜马问题的策略的荒谬性和欺骗性。他指出，“用组织革命自治的口号来代替或者哪怕是排挤起义的口号，就等于劝别人先捉住苍蝇再撒上灭蝇粉”（本卷第165页）。实行这种策略就是做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尾巴，从思想上和策略上解除革命者的武装。1905年8月孟什维克在基辅召开南俄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国家杜马问题的决议。决议中明确肯定了“公民革命自治”的口号，号召在专制制度下全民选举立宪会议，宣称这种有组织的人民选举运动“会造成推动起义的新因素”，“会自然而然地转变成反对沙皇制度的全民起义”。列宁针对孟什维克这些谬论写了《〈火星报〉策略的最新发明：滑稽的选举是推动起义的新因素》一文，指出孟什维克所设计的“全民选举”不过是全民的滑稽剧或全民的骗局，滑稽的选举永远不会激发群众，起义的决定因素是革命人民的军事力量。起义能否胜利要看革命鼓动和组织的成就如何，要看革命军队的力量和准备程度如何。建立革命军队是一个艰巨、复杂和长期的过程。用臆造的“起义的新因素”或“自然而然地转变”这种空话来回避准备和组织武装起义这一困难任务是不能宽恕的。文章还指出，孟什维克的这个决议永远会成为使社会民主党任务庸俗化的糟糕的历史文献。革命的发展进程证明，列宁制定的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的策略是正确的。1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迫使沙皇政府的布里根杜马闹剧以失败告终。后来列宁谈到抵制布里根杜马时说，这是布尔什维克正确而且成功地采取抵制策略的范例。本卷中的《黑帮分子和组织起义》、《由防御到进攻》、《革命军战斗队的任务》等文和《致圣彼得堡委员会战斗委员会》一信论述了日益发展的群众性武装斗争问题。列宁高兴地指出，尽管机会主义者竭力反对，在现实斗争中武装起义已经逐渐成为人民真正的最迫切的需要，革命自会教训那些顽固不化的学究。列宁赞许一些城市的工人群众为回击政府的镇压而自发组织武装自卫的行动，号召社会民主党人学习他们的榜样，领导群众，筹集武器，研究军事问题，做好细致的组织工作和军事技术准备工作。在这些文献中，列宁还对武装起义的实际工作，从组织队伍的方法到起义时这些队伍如何行动，作了十分具体的指示。《莫斯科流血的日子》、《莫斯科的政治罢工和街头斗争》和《莫斯科事变的教训》等文评述了1905年9月19日在莫斯科开始的政治罢工。布尔什维克提出的抵制杜马、组织起义的号召在群众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沙皇政府于8月23日同日本签订了和约，腾出手来对付革命。工人和农民遭到了更残酷的压迫。这一切，激起了革命运动的新浪潮。地处“真正的俄罗斯”地区中心的莫斯科打破了长久的沉寂，爆发了很有声势的政治罢工。列宁把它喻为“暴风雨来临时的第一道闪电，它照亮了一个新的战场”（本卷第347页）。列宁同时指出，莫斯科罢工还不是运动的最高阶段，不是决定战争结局的战役之一，而只是小规模的前哨战。这次运动既没有事先受过训练的和装备精良的革命部队的发动，也没有哪怕是一部分军队转到人民方面来。但是，起义在不断发展，斗争在不断扩大，斗争形式愈来愈尖锐。列宁对此深信不疑。他认为，“起义即将升到新的、更高的阶段，那时一定会有革命者的战斗队或哗变的军队来援助群众”，“那时起义就会取得沙皇制度所无法对付的重大胜利”（本卷第318页）。列宁在同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进行原则性斗争的同时，没有放弃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实现统一的努力。本卷中的《色厉内荏》、《〈工人论党内分裂〉一书序言》和《关于党的统一的问题》等文表明了列宁在党的统一问题上的态度。列宁指出，广大的社会民主党人，尤其是工人，对分裂局面极其不满，要求统一，这是完全正确的，问题是怎样才能达到统一。列宁反对建立一种既非布尔什维主义又非孟什维主义的“第三党”，反对无原则的调和主义，而强调只有在正确的组织原则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同党内分裂出去的部分实现统一。这个基础就是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所指出的，在党章中规定了的充分保证少数人权利的原则。列宁在这些文献中提出了双方合并的具体条件，并明确表示：“或者是在第三次代表大会各项决议的基础上同党合并，或者是召开统一的代表大会”（本卷第304页）。本卷文献比《列宁全集》第1版相应时期所收的文献增加24篇。编入正文部分的有：《传单草稿》、《〈普列汉诺夫和新《火星报》〉小册子的三个提纲》、《〈社会主义政治的主要任务〉一文提纲》、《短评》和《俄国的财政》等7篇。《附录》中除了《〈工人论党内分裂〉一书序言初稿》外，都是新增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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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十一卷——凡例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列宁全集LIENINGQUANJI第十一卷1905年7—10月《列宁全集》第二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的。凡例1.正文和附录中的文献分别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编排。在个别情况下，为了保持一部著作或一组文献的完整性和有机联系，编排顺序则作变通处理。2.每篇文献标题下括号内的写作或发表日期是编者加的。文献本身在开头已注明日期的，标题下不另列日期。3.1918年2月14日以前俄国通用俄历，这以后改用公历。两种历法所标日期，在1900年2月以前相差12天（如俄历为1日，公历为13日），从1900年3月起相差13天。编者加的日期，公历和俄历并用时，俄历在前，公历在后。4.目录中凡标有星花*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5.在引文中尖括号〈?〉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列宁加的。6.未说明是编者加的脚注为列宁的原注。7.《人名索引》、《文献索引》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在《人名索引》条头括号内用黑体字排的是真姓名；在《文献索引》中，带方括号［?］的作者名、篇名、日期、地点等等，是编者加的。 |
列宁全集第八卷——《关于退出〈火星报〉编辑部的一些情况》一信的片断异文（不晚于1904年2月7日〔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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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退出〈火星报〉编辑部的一些情况》一信的片断异文
［注：该信见本卷第174—180页。——编者注］
（不晚于1904年2月7日〔20日〕）
既然普列汉诺夫同志做出向公众介绍他的私人谈话这种有趣而又有教益的事，他会继续把它做下去的，我们将拭目以待。他大概会详详细细地讲述自己的下面两次谈话。第一次，他谈到将军们的总罢工，谈到可怜的人们，他还以动人的语调引用了这样一句话：“他是男子汉，而她们是老太婆”，并且要人相信，他一定，是啊，一定要以《杯水中的热月政变》为题写一本小册子。第二次，他论证了受多数派委托的人对多数派所负的道义上的责任，还把那些认为党的机关的成员不能变更的人比作尾巴长在一起的一群老鼠。我们要提醒一下普列汉诺夫同志，两次谈话都是在他所引用的那些谈话之前一两天的事，都是在兰多尔特饭店当着几十个听众的面进行的。[252]
载于192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0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8卷第482页
注释：[252]这里指的是格·瓦·普列汉诺夫1903年10月17日（30日）在国外同盟布尔什维克成员和他们指定的同盟候补成员共同参加的非正式会议上的发言。——4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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