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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情势已经无望了吗？<<托洛茨基：论德国法西斯主义>>第十五章情势已经无望了吗？立刻唤起德国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起来作进攻战，是一件艰难的工作。1919、1921与1923年的失败，使德国工人——他们除过受这些失败的打击外，原是被有力的保守派的组织所束缚着的——扩大了那些强大的障碍中心。但在另一方面，德国工人的组织团结，一直到现在，几乎还完全阻止着法西斯主义侵入它的行列，这种团结精神，开辟了防卫战的最大可能性。必须记着，联合战线的政策，一般地用于防卫战比用于进攻战更为有效。无产阶级的较落后与较保守部分之为保持已得的利益而参加斗争，比较它们为取得新利益而参加斗争，更为容易。在这种意义上，布吕宁的紧急令和希特勒方面的威胁，是采取联合战线政策之“理想的”警号。这是一个防卫问题，就这个字的最基本最明显的字义说。在这种情形下，联合战线可以围绕住工人阶级的最广大的群众。此外，斗争的目标，必然还要引起小资产阶级最下层的同情，一直到工人区域中的小贩。目前的德国情势，虽有许多困难和危险，但这情势的本身，对于革命政党还是无限便利的；客观情势急迫地需要一个明白的战略计划，一个以防卫开始而转向进攻的计划。共产党无须一分钟放弃它的夺取政权的基本目标，就可以取得防卫地位，以号召直接的和急迫的行动。“阶级对抗阶级”！把它的真正意义恢复到这个公式，现在正是千载一时的机会了！工人若击退了资本家和政府的进攻，不可免的要引起法西斯方面的加倍进攻。不管防卫的第一步是如何缓和，敌人的反动，一定要立刻熔结起联合战线的队伍，扩大它的任务，逼迫它采用更坚决的手段，从联合战线中逐出反动的官僚层，削弱工人内部的界限因而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并这样的准备从防卫战转变到进攻战。如果共产党在防卫战中得着了领导的地位——在正确政策之下，这是可以保证的——那么，当时机到来而须转上进攻战的时候，便不需要取得改良派和中派的上层领袖的同意了。群众是决定一切的人；一旦他们离开了改良派的领导，则与后者作任何协议便失掉一切意义。要永久保持联合战线，必然要误解革命斗争之辩证发展，并必然要把联合战线这一块跳板变成一道障碍。最困难的政治形势，在某种意义上说，反是最容易的；它只容许有一个解决法。一旦这任务明了地指出来了，那就是在原则上已经解决了，这任务是：从在防卫名义下的联合战线，走到在共产主义旗帜下夺取政权。这种任务能完成吗？情势是困难的。极左的最后通牒主义支持着改良主义。改良主义又拥护着资产阶级的官僚专政。而布吕宁的官僚专政则加剧着德国的经济苦痛并培养着法西斯主义。形势是十分困难、十分危险的，但决不是没有希望的。不管斯大林派的机关是怎样的有力，不管它如何具有篡窃而得的威权和十月革命的物质财源，然而它不是万能的。阶级战争辩证发展则更有力量。只要给它以及时的帮助就够了。正这样危急之秋，许多“左派”对于德国的命运表示悲观。他们说，在1923年，那时法西斯主义还很脆弱，而共产党在工会和委员会内有很大的势力，然而无产阶级还没有得着胜利；现在党已变得更弱，而法西斯主义则变得无比的强壮，怎能希望胜利呢？骤然一看，这种论据似乎很动听，其实是错误的。在1923年，形势还没有达到决战的阶段；党在法西斯主义的幻象之前避免战争。凡没有战争的地方，即不会有什么胜利。而现在则正是法西斯主义的力量和它的进攻，已使避免战争成为不可能的时候。战争必然要发生。如果德国工人阶级开始战争，它可以胜利。它必须胜利。就在昨天，最高领袖们还在说：“让法西斯取得政权，我们是不怕的，他们很快就会消竭他们的力量”。这个观念，已经统治了共产党的上层好几个月之久。如果这个观念已经绝对巩固了，这无异表示在希特勒砍断无产阶级的头颅以前，共产党已预先麻醉了它。最大的危险即在这里。现在不复听见有人背诵这个意见了。我们已经打胜了第一仗。工人阶级已经知道，在法西斯主义走上政权以前必须先打碎它。这是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我们必须借着这个胜利继续从事一切煽动。工人阶级的情绪是在重负之下的。他们为失业和穷困所苦。但是他们更为混乱的领导所苦。工人们知道不能让希特勒走上政权。但是怎样去阻止他呢？没有任何道路现出。从上面来的，不是帮助而是阻碍。但工人们是要战争的。黑尔希—唐克尔的煤矿工人决议道，必须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就我们从远处所能判断的说，这决议未为人们所重视，这实在是一件可惊奇的事！啊，这就是说明天他们就要建立苏维埃，作为整个阶级的机关。或者甚而今天他们就要建立了，人们只须充分知道怎样去扣问他们就够了！单是这个现象，已经比那些高傲的不喜欢群众的文学家和演讲家之印象主义的估量，千倍的重要和明确。虽然有党的机关的督促，但共产党的队伍，在表现上和事实上似乎都是消极的。但是，为什么这样呢？共产党员渐渐不去参加支部会议，在这种会议上他们所得到的只是些干燥的谷糠。上面所供给他们的意见，既不适用于工厂，又不适用于街道。工人党员觉得当他们面对群众的时候，他们所须向群众宣传的与他们从党的正式会议上所得到的，有不可调和的冲突。骄傲的不许有异议的官僚机关，已创造了一种虚伪的氛围，这氛围已使党员群众不可忍受了。因此，我们觉到了党的会议上的空虚和无力。但是，这并不是表示工人们不愿战斗，而是表示政治的混乱和群众对于有权力而无脑筋的领导机关之沉默的抗议。无产阶级队伍中的混乱，提高了法西斯的精神。他们的进攻扩大了。危险正在增长。但是，正是这法西斯危险的逼近，将特别惊醒先进工人的视听，并为简单明了而引向行动的提议，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拿布龙希魏格作例子，穆载堡在去年十一月写道，“在法西斯的威胁和进攻的压力下，这个联合战线将会立刻产生——关于这件事情，即使在今天也是无可怀疑的”。穆载堡没有向我们说明，为什么他自己是委员之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没有拿布龙希魏格事件作起点，而采行勇敢的联合战线政策呢？虽然这无异于他承认自己的缺点，但穆载堡的诊断还是正确的。法西斯危险的迫切，必然要引起社会民主党工人，有时甚至引起一部分改良派机关之左倾化。社会主义工人党内的革命的一翼，必然要前进一步。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的机关之转变更是不可避免的，甚而为了这种转变要引起内部的冲突与分裂。我们必须恰朝着这个发展方向前进。斯大林主义者的转变是必然的。征兆已经到处都可以看到，这显示了从下面来的压力；某些论据被别的论据所代替，辞令愈变愈不明显，口号更变得模棱两可；同时，凡是不留心去了解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当前工作的人都被开除出党了。所有这些，都是行将来到的转变之无误的征兆，但是他们仅仅是征兆而已。在过去，这样的事情曾不止发生过一次，即斯大林官僚们耗费了几百吨的纸张，著文以反对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而这样以后，又骤然转变，企图实行左派反对派的纲领——有时候，这种转变是在无希望的延迟以后。在中国，转变来得太迟，而且采取了那种完结革命的突转方式（广州暴动！）。在英国，“转变”则是由反对者那方面，即是由总委员会作成的，这个总委员会与斯大林派决裂，当它不复需要他们的时候。但是在苏联，转变得还合时机，从迫切的灾难中挽救了专政。在这三个重要的例子中，我们不难找出转变不同的理由。在中国，年幼的无经验的共产党，盲目地信从莫斯科的领导；俄国反对派的呼声，一般地说，甚而还未能达到那里。英国发生的事情几乎和中国相同。在苏联，左派反对派就在事情的当场，而且曾不断继续它那反富农政策的运动。在中国和英国，斯大林等人是在远处冒险，而在苏联，则事情直接关系着他们自己的头颅。德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的便利，在于一切问题被合时地公开地提出来；在于共产国际的领导权威已经大大削弱了；在于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派在德国以内活动着；而且在于在德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内，有几百几千有经验有眼光的个人，他们能使群众听到他们的呼声，而且正在开始使群众听到他们的呼声。在数量上，德国左派反对派是无力的。但是，在某个尖锐的历史转变中，它的政治影响可以起决定的作用。像扳道夫一样，适时的扳动轨闸，能把一列装满货物的火车转到另一条轨道上去；同样，弱小的反对派，在意识上的有力地坚定地扳闸，也能使德国共产党的火车和更重的德无产阶级的火车，转到另一个方向去。每经过一天，我们的立场之正确性，将在行动中变得更明显。当头上的天花板烧起来的时候，最顽固的官僚也必须忘记特权。甚至于真正的枢密顾问官，在这种情形中，也要穿着衬衫从窗子跳出来。事实的教训将帮助我们的批评。德国共产党是否会及时地转变呢？现在，我们可以照着惯例只说及时。如果没有“第三时期”的疯狂，德国无产阶级也许今天已经握住政权了。如果在上一次国会选举以后，共产党采取了反对派所提出的行动纲领，那么，胜利已经有了保证。现在，我们不能说什么有保证的胜利了。现在所需要的，是唤起及时的转变，这转变可以使德国工人阶级能在法西斯接收国家机关以前，向它开火。为着促成转变，必须把一切力量发挥出来。共产党的领导分子，党内的以及党外的，必须不要对行动表示畏缩。必须当着工人群众面前并在党内，公开的反对官僚们的沉默的最后通牒主义。“但是，这是破坏纪律”，动摇的共产党员将这样说。自然，这是破坏斯大林派的纪律。如果没有必须的理由，任何庄重的革命家都不愿意破坏纪律，即使是形式的。但是，谁如果在纪律的掩盖下，容忍那种在他看起来很明显的是灾祸的政策，也决不是革命家，而是无决断的下流的废物。如果在未曾努力奋斗以期老党改变路线以前，共产主义者反对派即像乌尔邦斯等人那样，采取创造新共产党的道路，那是罪恶的行动。创造一个小的独立的组织并不难。但创造一个新共产党则是巨大的工作。有担任这样任务的干部吗？如果有，那他们对于正式党内的几千几万的工人们，曾作过些什么有影响的事情呢？如果这些干部认为他们自己能够向工人们解释新党的需要，那他们就应该在复活现有的政党的工作中测验他们自己。在现在提出第三党的问题，不啻是在伟大的历史决定的前夜，使自己与几百万的共产主义工人对抗，这些工人虽不满意于现在的领导，然而从自己求生存的感觉出发，仍在紧贴着党。我们必须和这几百万共产主义工人发出同一的声调。必须不顾官僚们的毁谤和迫害，而找到达到这些工人们的觉悟之切近的道路；必须向工人表示，我们所要的东西正是他们所要的，我们除了共产主义的利益以外，没有别的利益，而我们所指出的道路正是唯一正确的道路。我们必须无情地暴露极左倾的投降者，并要求“领袖们”对于怎样办的问题作明白的答复，同时我们对于全国、对于每一省、每一城市、每一区和对于每一工厂，必须提出我们自己的答复来。必须在党内建立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支部。在他们的旗帜上必须写着：改变路线和改良党制。在任何地方，只要他们相信能得着真正的拥护时，必须在实际上运用出联合战线的政策，即使在很小的地方范围内。党的官僚们将开除我们吗？一定的。但是，在现在情形下，他们的威严是不会维持长久的。在共产主义的队伍和整个无产阶级以内，必须有自由的讨论，不要分裂会议，不要用虚伪的引证，不要作恶毒的诋毁——而要在无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基础上诚实地交换意见。在整个的一九一七年，我们就是这样地在自己党内并与其它各党进行辩论的。经过广大的讨论以后，必须筹备召集一个党的非常会议，其议事日程中的唯一问题，就是“以后怎么办？”左派反对派不是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媒介。他们是共产主义的士兵、煽动者、宣传家和组织者。一切眼睛都向着共产党！我们必须向它解释，我们必须说服它！如果共产党被迫而采用了联合战线的政策，那法西斯进攻之能被打退，几乎是确定的。对法西斯之真正胜利，将为无产阶级专政清除道路。但是，即使领导了革命，共产党自身仍存在着许多的矛盾。左派反对派的任务，一点也没有完结。在某种意义上，它只是开始。首先，德国无产阶级之胜利，即表示共产党对于斯大林官僚机关的依赖之消灭。在德国无产阶级胜利的次日，甚而就在这以前，即当夺取政权的斗争还在进行中的时候，那束缚共产国际的圈箍将会碎裂。官僚的中派主义之思想上的贫乏，它的观察之国家界限，它那统治之反无产阶级的性质——所有这些，将在德国革命的光辉中立刻暴露出来，这革命的光辉，比起十月革命来，将更为灿烂。马克思与列宁的思想，在德国无产阶级以内，必然会得着绝对的优势。<<托洛茨基：论德国法西斯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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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工人监督和与苏联的合作<<托洛茨基：论德国法西斯主义>>第十四章工人监督和与苏联的合作当我们一说到革命时期的口号时，我们不应把革命时期的意义解释得太狭隘。建立苏维埃只能在革命时期。但是革命时期在什么时候开始呢？任何人不能从日历上去知道。我们只能经过行动去探索自己的道路。在能够建立苏维埃的时候，必须建立苏维埃。[1]工人监督生产的口号，都是特别地和一般地关连着建立苏维埃的时期而提出的。但这也不该机械地理解。在某些特别的情形中，远在群众准备建立苏维埃以前，形势可以吸引他们趋向于监督生产。布兰德勒及其左的阴影——乌尔邦斯——曾经不顾政治的背景而滥用监督生产的口号。这毫无益处，不过玷污这个口号而已。但是在政治危机逐渐爆发的现在，如只因在表面上还没有群众的进攻战而拒绝这个口号的提出，那是不正确的。对于进攻战自身说，必须提出些口号，以指明运动的前途。在口号透入群众以前，必须有一个宣传时期。工人监督生产的运动，能够按照环境，从消费的角度得到发展，而不能从生产的角度去发展。布吕宁政府减低商品价格同时又减少工资的允诺，现在还没有实现。这个问题一定能吸引无产阶级中最落后的部分，虽然他们现在离夺取政权的思想还很远。工人监督产业的开支和营业的利润，是作降低物价斗争的唯一实在方式。在普遍不满的状况下，为制止奶酪价格上涨而组成的工人委员会（有工人家庭主妇参加）成为工人监督产业的明显基始。不用说，这不过是达到监督生产的可能方式之一，不过是个例子。在此地，还未涉及管理产业的问题；女工们还不能一次就走得那样远，她们的脑里还远没有这种思想。但是随着革命的一般发展，她们很容易从消费监督过渡到生产监督，又从生产监督过渡到直接管理。在目前的德国，在当前的恐慌的条件下，监督产业的意义不仅是监督全部开工的产业，而且是监督部分开工的和关闭的产业。这即是假定了工人们在未被开除以前，就监督了他们所工作的那些产业。因此，这里的任务，必须是在一个有经济计划作基础的工厂委员会的领导之下，使死的产业恢复活动。这样一定会走到政府管理产业的问题，即走到工人政府没收资本家的产业。这样，工人监督决不像工资比例协议或社会保险一样是“经常”的现象。在阶级斗争极度紧张情形下，它是过渡的办法，并且只有把它当着过渡到产业的革命国有的桥梁，才能想象它。布兰德勒派责难左派反对派在把监督生产的口号嘲笑了好几年以后，又偷偷的从他们那里窃取了这个口号。这种责难，真是奇怪得很！监督产业的口号，首先于一九一七年由布尔什维克党大规模地提出来。在彼得格勒，指导这个整个运动以及其它运动的权力，是在苏维埃手中的。我以一个注视这个工作和参加这个工作的人的资格，敢证明我们从没有向塔尔海默和布兰德勒领过什么教，也没有利用过他们的理论的启示。“剽窃”的责难，是极大的轻浮。但是，这还不是最讨厌的地方。他们的责难的第二部分则更其坏，他们说，此时以前“托洛茨基主义者”反对监督生产的运动，现在他们却出来赞助这个口号了。在布兰德勒派看来，这就是我们的前后矛盾！事实上，这只表现他们完全不懂得革命的辩证法，他们把工人监督生产的口号，降低为“动员群众”的一种技术方法，就足见他们的愚昧。当他们引述这个事实，即他们许多年来不断背诵这个只适合于革命时期的口号的时候，他们就是斥责了他们自己。那只一年到头在橡树上啄树皮的啄木鸟，在内心的深处，也很会怀着一种自信，即那用斧子砍断这棵树的樵夫，是可耻地效法了它这只啄木鸟。因此，在我们看来，监督的口号是与产业中的双重政权的时期紧相联系的，这个时期即是从资产阶级的统治到无产阶级的统治之过渡。塔尔海默会反对我们说：不然不然，双重政权的意义应当是“与业主的平等（！）”；而工人们此时则是正为取得产业的完全指挥权而斗争的。他们——布兰德勒派是不让革命口号被“阉割”的（那就是他们提出这个口号的方法！）。在他们看来，“监督生产的意义即是工人管理产业”（1932年1月17日）。但是，为什么把管理叫作监督呢？在一切人类的语言中，监督的意义都是了解作一个机关督察和审核另一机关的工作。监督可以是行动的、有主权的、包括一切的。但是它仍然是监督。这个口号的真正意义，是它是某一时期的产业中的过渡制度的表现，这时候，资本家及其职员若不得着工人的允许，即不复能行动一步；而且这时候，在另一方面，工人还没有提出国有化的政治先具条件，还没有取得技术的管理，也还没有建立起技术管理所必须的机关。我们不要忘记，此地所说的不仅包括了监督合作社，而且还包括了监督生产品的出售、工场的原料之供给、新设备以及信用活动，等等。工厂内势力的相互关系，决定于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社会的一般的打击力量如何。一般地说，只有在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确实超过资本主义的力量时，工人监督才是可以想象的。但是，如果认为革命中的一切问题都必须并是事实上也是由力量来解决，那就错了：工厂可以借赤卫军的帮助而得到；工厂的管理，却需要新的法律和行政的先具条件；并且比这还重要的，是需要知识、规程和机关。一个学徒时期是需要的。在这个时期，无产阶级感兴趣的是把管理责任交给一个有经验的行政机关之手，而强迫它公开一切账目，并广大而警觉地监察它的一切联系和行动。工人监督从个别的工作场开始。监督的机关是工厂委员会。各个工厂的监督机关，按照它们产业间的经济联系，相互结合起来。在这个阶段上，还没有总的经济计划。工人监督的实施，正是准备这个计划的各因素。反之，工人管理产业，即使在最初，在更大的程度上也是从上面进行的，因为它与国家政权和总的经济计划是不能分离的。管理的机关不是工厂委员会，而是集中的苏维埃。自然，工厂委员会的作用仍然是很重要的。但在管理产业上，它不复有领导的作用，而只有补助的作用。在俄国，技术的知识分子跟资产阶级相信，布尔什维克的试验只会支持几个礼拜，因此他们作出各种各样的怠工，拒绝缔结任何的协议，这样，俄国工人监督的阶段没有向前发达。此外，战争把工人变成兵士，又破坏了经济的结构。因此，在俄国的经验中，很少找到成为产业中一种特别制度的工人监督的经验。但是从反面的理由看来，俄国的这个经验是更可宝贵的：它显示了即在落后的国家中，不仅在业主而且还在行政技术人员的总怠工的打击下，幼稚的缺乏经验的和为敌人所包围的无产阶级，仍能组织产业的管理。那么，还有什么东西德国无产阶级不能完成呢！从私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过渡到国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再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这种过渡之完成，如果只经过最少的经济震动和最少的消耗国家财富，这如上所述，对于无产阶级是有利的。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无产阶级在经过最勇敢最决绝的斗争而接近政权之时，并且甚而在夺得政权以后，仍完全愿意在工厂和银行内建立一种过渡的制度。德国的革命时期的产业关系，是不是会与俄国的不同呢？答复这个问题，是不容易的，特别是从旁边来答复。阶级斗争的实际道路，也许会使工人监督没有机会成为一个特别阶段。在斗争进行到极其紧张的程度时，一方面是工人压力的继续增长，另一方面是业主和职员的怠工，这时候将没有缔结任何协议的余地，即使是暂时的。在这种情形下，无产阶级便不得不把产业的完全管理与政权一齐拿过来。目前工业的半瘫痪状况及大批失业军之存在，使这种“缩短”的道路成为十分可能。但是，另一方面，在工人阶级内部有强大组织的存在，并且德国工人是从系统活动的精神中教育起来的，而不是从临事乱来的精神中教育起来的，加之群众向革命移动得迟缓——这些情形，使工人阶级容易采行前一个道路（工人监督）。因此，预先排斥监督生产的口号，是不可饶恕的错误。无论如何，这是很明显的，即德国的工人监督的口号不带工人管理的意义，德国比较俄国更不带这意义。工人监督的口号像别的过渡的口号一样，在它在将来的事实上所实现的意义以外（如果能实现的话），还保存得有一种无限重大的意义。因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愿意建立工人监督的过渡形式，所以它能够吸引无产阶级的最保守的部分到它这方面来，并使小资产阶级的某些集团，特别是技术的、行政的和银行的职员守中立。如果资本家和职员的整个上层采取经济怠工的手段，对工人表现完全的不可调和的态度，那因此而引起的严酷的镇压手段，在全国人的眼中，其责任不在工人阶级而在敌人方面。在上述的经济的和行政的意义之外，工人监督的口号还有这样一个补助的意义。一个人在非革命的环境中而提出监督生产的口号，因此使这口号带了完全改良主义的性质，同时又因为我们不承认监督即是管理而责备我们有中派主义的二重性——无论如何，这样的事实已表明这人的政治犬儒主义已达到极端。凡要考虑产业管理问题的工人，不愿而且也不能为辞句所麻醉。他们在工厂内，习于处置比辞句较难处置的原料，他们之了解我们的思想要比官僚们更好些；真正的革命思想不在于在任何地方和任时候都运用暴力，更不是在于对暴力表示口头的热忱。凡是需要暴力的地方，便应该勇敢地、坚决地并尽量地运用它。但是，人们必须知道暴力的限度，人们必须知道在什么时候把暴力与计谋，把攻击与妥协联合起来。在列宁逝世的纪念日，斯大林派的官僚们反复背诵“革命的现实主义”的读熟了的句子，以使在其余三百六十四日更便当地嘲笑它。卑鄙的改良主义的理论家，企图在压迫工人的紧急令中发现社会主义的曙光。从霍亨索伦的“军事社会主义”到布吕宁的警察社会主义都是如此！左派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还梦想一种计划的资本主义经济。但是资本主义却早已表示，它只能有计划地为战争去消耗生产力。别的且不谈，只就德国之巨大数字的出入口贸易而论，它有什么办法能够摆脱它对于世界市场之依赖呢？在我们这一方面，我们提议从德俄关系的这个弧形开始，这即是说，在苏联与德国或之间，制定一种广大的经济合作计划，这计划是联系着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而且是补充它的。这样，几十几百个最大的工厂便能全力向前活动。德国的失业工人，不过两三年，即可以在经济计划的基础上完全消灭，而这个计划在各方面还只包含这两个国家。德国工业资本家的领袖们，显然不能作成这种计划，因为这计划是表示他们的社会自灭。但是苏维埃政府，借着德国工人组织的帮助，首先是工会和最进步的技术组织的帮助，则能够而且必需做成一个完全的实际计划，以开辟真正伟大的前途。把苏德两国国民经济之自然的技术的和组织的财源联合起来以后，其所能产生的伟大前途，若与赔款和几芬尼的补充税等“问题”相比较，那后者要显得多么微小啊！德国共产党员大规模地宣传苏联经济建设的成功。这个工作是必需的。但是他们加上了甜蜜的粉饰，这就完全多余了。更坏的，是他们不能把苏联经济的成功和困难，与德国无产阶级的直接利益、与失业、与减低工资和与德国的一般的经济无出路，联系起来。他们不能并且也不愿在极其实际的与有深刻革命意义的基础上提出苏德合作问题。两年以前，正当恐慌的第一阶段时，我们在刊物上提出了这个问题。斯大林主义者就立刻高声狂吠，说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可以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存，说我们企图挽救资本主义等。他们毫不能预见也不能了解这一点，即一个具体的经济合作计划，如果成为工会中、工厂会议上、在业工人和失业工人间的讨论题目，并且如果这个计划与工人监督生产的口号，并进而与夺取政权的口号联系起来，那它在社会主义的革命中，将是多么有力的一个因素。因为国际的有计划的经济合作，只有在德国的对外贸易受政府统制和生产工具国有化的条件之下，换句话说，即是在德国无产阶级专政之下才能实现。沿着这条路前进，我们能够重新吸引几百万的社会民主党的、无党派的、以及天主教的工人，参加夺取政权的斗争。泰诺这班人恐吓德国的工人说，革命的结果将引起可怕的混乱和饥馑，等等，因而将招致工业的崩溃。我们不要忘记，这些人们正是拥护帝国主义战争的人们，这战争所能给与无产阶级的除过痛苦、困难与衰退以外什么都没有。在霍亨索伦的旗帜之下因战争之苦痛而加重无产阶级的负担——对的！在社会主义旗帜之下会发生革命的牺牲吗？——不对，永远没有这回事！关于“我们德国工人”决不愿意受“这样牺牲”的问题的那些讨论，是谄媚德国工人而同时又是毁谤他们。不幸，德国工人太忍耐了。霍亨索伦、列帕特、威尔士所发动的大战，使德国无产阶级遭受了无限的牺牲；社会主义的革命，决不会要工人付出这种牺牲的百分之一。[1]让我们记着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吧，在革命高潮时期，斯大林派反对建立苏维埃，而在退潮的时候，他们则决定在广州举行暴动，他们要求群众在暴动的当日建立苏维埃！<<托洛茨基：论德国法西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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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罢工的战略<<托洛茨基：论德国法西斯主义>>第十三章罢工的战略在工会问题上，官僚的领导完全使党混乱。“第三时期”的一般路线本是向平行的工会发展。他们曾预先假定，群众运动将超过老的组织，而赤色工会反对派的机关报将成为经济斗争的初步委员会。这个计划所以未曾实现，只因缺少了一件小小的事：群众运动。在春天涨水的时候，水冲去许多篱垣。洛佐夫斯基决定道：让我们撤掉这些篱垣吧，春天的大水或许就要起来！改良派工会依然存在着。而共产党则依然把自己排斥到工厂以外。因此，工会政策开始了部分的改良。共产党拒绝号召无组织的工人参加改良派工会。但它又主张改良派工会内的工人不离开工会。当它创造平行组织的时候，它又提出在改良派工会以内扩大影响的口号。整个的结构，不过表示自己对自己怠工而已。《红旗报》埋怨说：许多共产党员认为参加改良派工会是无意义的事。“为什么我们要复活这辆旧的手车呢？”，他们这样宣布说。的确不错，为什么呢？如果一个人真的想要统制旧的工会，那他就应该号召无组织的工人参加这工会；因为正是这新的阶层才能给工会的左翼作后盾。既然这样，他就不能建立平行的工会，即是不能建立一个对立的机关以招揽工人。从上面提倡的那种在改良派工会内工作的政策，与官僚们的其它一切混乱政策同样不成东西。一月廿八日的《红旗报》，责骂都塞尔朵夫五金工会内的共产党会员，因为他们提出“无情地反对工会领袖之拥护布吕宁政府”的口号。在《红旗报》看来，这样的“机会主义的”要求是不允许的，因为这要求预先假定了（！）改良派分子能够拒绝支持布吕宁和他的紧急令。这实在太带有胡闹的气味了！《红旗报》认为只提出领袖的名字加以斥责就够了，不可以把他们交给群众去受政治试验。而且在此时，恰在改良派工会内部正展开着极有利的活动的机会。当社会民主党还仍旧用政治混淆的手段在愚弄工人的时候，而改良派工会却碰到了资本主义的死巷，恰如碰到无奈的监狱的墙壁。这时候，二三十万组织在独立赤色工会内的工人，若果放到改良派的同伙中去活动，那定然成为一种无价的酵母。一月底，全国各工厂委员会的共产党员大会曾在柏林举行。《红旗报》报告道，“各工厂委员会现在正与赤色工人战线进行熔合”（1932年2月2日）。但是，如果你想考察一下这大会的组织成分、所代表的产业数目和工人数目，那你是得不着任何消息的。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曾辛勤公开地注视着工人内部势力关系的每一变化；现在德国的斯大林派则完全与布尔什维克相反，它跟随在俄国斯大林派之后，玩捉迷藏的把戏。他们不愿承认共产党的工厂委员会只包含着不到百分之四的工人，而社会民主党则有百分之八十四的工人！这种势力的对比，就显示出“第三时期”的重量了。假如人们把共产党在产业中的孤立叫作“赤色联合战线”，这于事实有好处吗？资本主义经济恐慌之延长，使无产阶级内部发生最有害的和最危险的界限：在业工人和失业工人之间的界限。改良派占领着产业的中心，而共产党则吸收了失业工人，在这种状况下，无产阶级的这两部分都无力了。在业工人还能等待一下，而失业工人则是比较不能忍耐的。目前，他们的不能忍耐带着一种革命的性质。但是，如果共产党不能提出联合在业和失业工人来作斗争的方式和口号，以开辟革命的解决之前途，那么，失业工人的不能忍耐，不可避免地要转过来反对共产党。在1917年，虽然有布尔什维克的正确的政策，并且革命还正在急遽的发展中，但无产阶级中的比较贫穷和比较急躁的一部分，甚至于在彼得格勒，从九十月间开始，就从布尔什维克转向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方面去。如果十月暴动没有及时的爆发，无产阶级内部的分裂定会变得尖锐，以至于走上革命的毁灭。在德国，不需要有无政府主义者；国家社会党就可以代替他们的地位，它已经拿无政府主义者的阴谋与自觉的反革命目的结了婚。工人阶级决不是打一次防疫针，即可以永远避免法西斯主义的影响的。特别在目前的情形之下，当从产业后备军中不能不流出小商人和小贩，而从破产的小资产阶级则流出无产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的时候，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正是一对收容器。在过去，雇员、技术和行政人员、以及某阶层的职业者，是社会民主党的主要支柱之一。在现在，这些分子，已经转向或正在转向国家社会党。他们是能够拉曳（纵令他们现在还没有开始这样做）一部分工人贵族在他们后面的。这样国家社会党在从上面侵入无产阶级。但更危险的，是国家社会党有从下面经过失业工人而透入无产阶级内部之可能。任何阶级都不能没有前途和希望而长久生存。失业工人虽不代表一个阶级，但他们已形成了一个坚实的具体的阶层，正在凄苦的奋斗以图脱离不能忍受的地位。如果一般地说这话是正确的，即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挽救德国免于解体和毁灭，那么，就几百万的失业工人说，这话就更其正确。同着共产党在工厂和工会内之无力，党在数量上之增长是不能解决什么的。在充满着危机和矛盾的动摇的国家之中，一个极左的政党是能够得到成万的新的赞助者的，如果它的整个机关是在“竞争”的路线之下以猎取党员为唯一目的，那就更容易如此。一切的事情都靠党和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来决定。一个简单的在业的共产党员之被选进工厂委员会或工会的行政机关，比起那随地可以拾得，而且今天加入就是预备明天退去的一千个新党员，却具有更重大的意义。但个别的人之向党流入，决不会是继续不止的。如果共产党继续拖延斗争，一直到它已从工人中完全赶出改良派的时候，那么在某一限度以后，社会民主党就不会专让共产党去影响群众，而法西斯分子也要着手来分解那成为共产党主要支柱的失业工人。一个政党如不能利用它的力量去完成整个环境所提出的任务，那它就决不会平安地生长下去。为要替群众斗争清除道路，共产党努力激动部分的罢工。在这方面的成功，并不很大。于是像从前一样，斯大林派就致力于自我批评，“我们还没有组织能力”……“我们还没有学会怎样去吸引群众”……“我们还没有学会怎样去征服群众”……，这里凡所谓“我们”如何如何的，无例外的都是指着“你们”。那可咒骂的1921年3月的理论，现在又复活了，这理论提倡以少数人的进攻活动来“激励”无产阶级。可是工人阶级并不需要“激励”。他们所需要的，是给他们一个明晰的前途，和帮助他们建立群众运动的基础。曼努伊尔斯基和洛佐夫斯基从列宁引出孤立的引证，加以曲解，而共产党的罢工战术则为这些曲解的意见所支配。事实上，曾经有一个时期，孟什维克拼命反对“罢工狂”，而布尔什维克则相反，它尽力领导每一个新的罢工，并把数量不断增加的群众吸引到运动中去。这策略是适合于新的阶级层的觉醒时期的。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的策略；就是它在大战前几年产业兴旺时期的策略；也就是它在二月革命的头几个月中的策略。但正当十月暴动以前的时期里，即从1917年7月冲突开始，布尔什维克的策略采取了另外一种性质；他们阻止罢工，他们阻碍它的发展，因为每一个大的罢工都有转变为决定的战争之倾向，而决定的战争之政治前提还没有成熟。虽然如此，在这几个月，布尔什维克对于那些不顾他们的警告而依然爆发的罢工，还是继续站在领导地位，主要的是对于那些最落后的产业部门，如纺织工人和皮革工人等等的罢工。在某种条件之下，布尔什维克为革命的利益而勇敢地发动罢工，反之，在另一种情形之下，他们又为革命的利益而限制罢工。在这个问题上，与在其它问题一样，是没有现成公式的。但在每一固定时期，布尔什维克的罢工策略，当成为总策略之一部分，而且先进工人们总是明白懂得部分的策略和整个的策略之联系的。现在德国的情形怎样呢？在业工人不反抗减少工资，因为他们害怕失业。这是不足奇怪的；在几百万失业工人之面前，这样组成的工会通常罢工，显然不会得着什么。加之在业工人与失业工人之间又有政治的冲突，因而这罢工更不会得到什么。部分的罢工，特别是较落后的和较不集中的产业部门的罢工，自不能例外。但在这种环境中，倾向于听从改良派领袖的意见的，又正是较重要的产业部门的工人。所以无产阶级内部的一般形势若不改变，则共产党发动罢工斗争的企图，只能引向小的游击行动，这行动即使成功了也不会有什么出息。据共产党的工人的证明（参看DerRoteAufbau报），在工厂内曾经广大的谈论着罢工问题，大众认为部分的罢工在目前没有什么意义，只有总罢工才能引导工人脱离他们的痛苦。在这里“总罢工”指出了斗争的前途。工人们已不大容易为无希望的罢工所激动，他们必须直接与国家政权周旋；因为垄断资本家用布吕宁的紧急法令作语言向工人们说话。[1]在工人运动的黎明时期，为着吸引工人参加罢工，煽动者常常限制着不宣传革命的和社会主义的远景，以免吓走工人。但现在的情势恰恰具有相反的性质。德国工人的各领导层只要明了今后斗争的一般远景，就能下决心发动一个防卫的经济斗争。它们并不觉得这个远景会在共产党的领导机关中得到。关于德国1921年3月的策略（以“激励”无产阶级的少数，代替夺取它的大多数），本书的作者曾在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上这样说道：“当工人阶级的绝对大多数不注意这个运动，不同情它或者怀疑它的成功之可能性的时候，而工人中之少数则冲上前去，企图以机械的方法推动工人走上罢工，那么，这些在党的名义之下的激烈的少数，会与工人阶级冲突，并碰破他们自己的头。”这是不是表示应该放弃罢工斗争呢？不，决不应该放弃，而是应该创造罢工所需要的政治和组织的条件，以持续罢工的斗争。这些条件之一即是恢复工会的统一。改良派的官僚，自然不愿如此。直到现在，工会的分裂，都保持了官僚们的地位至可能的最好限度。但法西斯主义的直接威胁，正在改变工会内部的形势使不利于官僚们。统一的吸引力正在增涨。如果列帕特的党徒企图在目前情况之下禁止统一的恢复，这立刻会两三倍的增加共产党在工会内部的影响。如果统一实现了，那是再好没有的事；这给共产党开辟一个广大的活动舞台。现在所需要的，不是不热不冷的办法，而是一个勇敢的转变。若没有反对物价高涨、反对削减工资、以及争取缩短工作周的普遍运动；若不能吸引失业工人去与在业工人手携手的进行这种斗争；若不能成功的运用联合战线的政策；那么，临时爆发的小罢工决不会把运动引上康庄大道。社会民主党的左派高谈，“倘若法西斯走上政权”，那就有诉诸总罢工的必要。列帕特自己很会在四壁之中夸张这种威吓。《红旗报》认此为卢森堡主义。这是侮辱这位伟大的革命家。纵令卢森堡过分估量了总罢工在政权问题中的独立重要性，但她完全懂得决不能随意宣布总罢工，必须有工人运动的整个先行活动作预备，必须有党和工会的政策作准备。然而在左派社会民主党的口头上，则群众罢工不过是安慰实际忧愁的神话而已。许多年来，法兰西社会民主党自称，如果战争爆发，他们要诉诸总罢工。在1912年巴塞尔的大会上，他们甚至声言诉诸革命的暴动。但是在这些例子中所表现的总罢工和暴动的威胁，其性质不过是戏台上的雷声。这里所包含的问题不是罢工与暴动之对立，而是对于罢工和暴动之形式的和口头的态度。改良派以抽象的革命武装自己——这正是战前的一般倍倍尔式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态度。战后改良派之挥舞总罢工的恐吓武器，则又是一幅活的讽剌画。自然，共产党领导机关对于总罢工所表示的态度，是更带自觉性的。但是这个问题上，它也是缺乏明确的观念。而明确的观念恰是十分需要的。总罢工是一个很重要的斗争武器，但不是到处可用的武器。在某些情形之下，总罢工可以削弱工人阶级甚于他们的直接敌人。罢工必须计算成为革命战略中的一个重要成分，但不是淹没一切别的战略的万应药。一般地说，总罢工是弱者反对强者的斗争武器；或者更确切地说，当一个人在斗争之初，觉得自己软弱而反对他的人则较强，那总罢工就是他们的斗争武器；如果发觉我自己不能利用一个重要的武器，那我就要设法阻止敌人利用它；如果我不能用大炮射击，最低限度我要移去炮机以免敌人利用。这就是总罢工的“意义”。总罢工经常是反对强固的国家政权的斗争武器，这国家政权有铁路、电报、警察和军队等归它指挥。总罢工可以瘫痪政府的各机关，因此它或是“恐吓”了政府或是创造了政权的革命解决前提。当群众仅因革命的愤怒而团结，既无战争组织和指挥部，又不能预先估量到各种力量的关系或作出行动的计划；这时候，总罢工就是更有效的战争手段。所以我们可以设想，意大利的反法西斯革命，在个别的部分冲突开始以后，不可免的要经过总罢工的阶段。只有这样，那分离着的意大利无产阶级，才能重新觉得他们自己是一个联合着的阶级，和能匹敌他们所必须推翻的敌人的反抗力量。在德国如果必须用总罢工的方法来作反法西斯主义的战争，那只有在法西斯主义已经取得了政权，而且已牢固的占据了国家机关的时候。但是，只要斗争的问题还是在怎样阻止法西斯夺得政权，那总罢工的口号就很不适用。当科尔尼洛夫向彼得格勒进攻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和整个苏维埃，连想也没有想到宣布总罢工。那时在铁路上所发动的斗争的目的，是要使工人和铁路职员尽力运输革命军队，并阻碍科尔尼洛夫的军队。工厂之停工，仅只限于工人必须离办厂到前线去的部分。那些为革命战线服务的产业，且以几倍的力量加紧工作。十月暴动的时候，同样也没有谈到总罢工。绝对大多数的工厂和军队在暴动的前夜，已经承认布尔什维克苏维埃的领导。在这种情形之下号召工人罢工，那是削弱自己而不是削弱敌人。在铁路上，工人们奋力帮助暴动，而铁路职员则在中立的掩饰之下帮助反革命。像这样的情形，铁路工人的总罢工便没有任何意义：工人们的压倒职员的优势已决定了这问题。如果德国的斗争是经过法西斯所挑拨起来的部分的冲突而扩大的，那总罢工的口号也很难适应一般的情势。首先，总罢工是表示一个城市与另一城市隔绝，城市的这一部分与另一部分隔绝，甚至于一个工厂与另一工厂隔绝。这样，要找到并集合失业工人就更其困难了。在这种情形之下，并不缺乏参谋部的法西斯，可以利用它的集中领导，而得到一些优势。不错，法西斯的群众也是很分散的，即使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仍有打退它的企图之可能。但这已经是事情的另一面了。例如，处理铁路交通问题，决不可从“威风”的观点出发（威风要求每一个人都应该罢工），而应该从军事便利的观点着眼：在冲突时候一切交通道路为谁和反对谁而活动？因此，德国共产党现在不需要为总罢工去作准备，而需要为打败法西斯作准备。这就是说，在任何地方都应创造活动的基础，冲锋队、后备军、地方指挥部和中央指挥机关、便利的交通方法和最简捷的动员计划。在布鲁协尔和克林金特尔两个偏僻地方，共产党与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工会，虽然遭受了改良派上层官僚的抵制，但仍建立起来了防卫的组织；这两个地方组织所完成的，规模虽很小，然而却是全国的模范。啊，至高无上的领袖们啊！——如果一个人的声音能从此传出和能高喊的话——啊，战术的圣人们啊，从布鲁协尔和克林金特尔的工人们学习一点吧！仿效他们吧！扩大他们的经验的范围并研究他们的方式吧！从布鲁协尔和克林金特尔的工人们学习吧！德国的工人阶级，现在还有强有力的政治、经济和体育的组织在它的指挥之下。“布吕宁的统治”和“希特勒的统治”之不同的地方即在这里。这并不是布吕宁的功劳；软弱的官僚是不会有功劳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出事实之真相。主要的、基本和冠于一切的事实，是德国的工人阶级的各组织，就在今天，还是全副武装着的。如果他们是脆弱的话，那只是因为他们的组织力量被运用错了。但是，只要把布鲁协尔和克林金特尔的经验传布到全国，那整个德国的情势就要不同。在这种情形之下的工人阶级，一定会运用比较总罢工更有效更直接的斗争手段，去对付法西斯。但是，如果形势继续发展，而采取总罢工的需要仍然发生（若法西斯与政府机关之间成立了一定的关系，这种需要即发生），那么，在联合战线的基础上所成立的防卫委员会之制度，就能预先保障群众罢工的胜利。斗争决不会停止在这个阶段上。布鲁协尔和克林金特尔的防卫的组织，本质上是什么呢？我们要能从小处看出它的大处来；它是地方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它并没有这样称呼他自己；它也并没有这样感觉到，因为事情只限于一个偏僻的角落。在这里，数量也决定质量。把这个实验转移到柏林，那你就会得着柏林工人代表苏维埃！[1]某些极左派（例如意大利的波尔迪加派的集团）认为只有在经济斗争中，联合战线才可以允许。在我们的时代，企图把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分开，在现在比起从前来，更是不可能了。在德国，工资协定和工人的工资都为行政的法令所取消或削减，由这个实例，就是小孩子们也该会懂得这一真理。我们还要顺便说一说，斯大林主义者在他们现在的阶段上正复活着波尔迪加主义的许多早期的怪议论。“普洛美特阿集团”没有从革命中学得什么，也没有向前进过一步，现在，在共产国际向极左盘旋的时候，它之接近斯大林派而远离我们，是用不着惊奇的。<<托洛茨基：论德国法西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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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布兰德勒派和斯大林派的官僚制度<<托洛茨基：论德国法西斯主义>>第十二章布兰德勒派和斯大林派的官僚制度苏维埃国家的利益，与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之间，没有而且也不能有任何的矛盾。但是，如果把这个定律运用到斯大林派的官僚制度，那便是彻底的错误。官僚制度的统治与苏联的利益及革命的利益，已有绝大的和不可调和的冲突。乌尔邦斯不懂得共产主义官僚制度有无产阶级国家的社会基础。他同奥托·鲍威尔一样，也高谈超阶级的国家观念，但是与奥托·鲍威尔相反，他不是在奥地利而是在苏维埃共和国内找着它的例证。另一方面，塔尔海默说“托洛茨基主义者对于苏联的腐化，怀疑（？）苏维埃国家的无产阶级性（？）和经济建设的社会主义性”（《工人政治》，1932年1月10日），是带着“中派”的色彩的。其实，这不过是表示塔尔海默怎样的把工人政府与共产主义官僚制度看成一个东西罢了。他要求必须经过斯大林的小组织的眼镜，而不可以国际无产阶级的眼光来观察苏联。换句话说，他不是自居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家来推论，而是自居于斯大林派官僚的仆役在胡说。虽然被主人辱骂和申斥，然奴仆还是与以前一样，总是等待饶恕的。因此，当他立在“反对地位”的时候，还是不敢高声说及官僚制度：它，像耶和华一样，是不容许如此的，“你们不可妄渎我的圣名”。这就是共产主义各集团的两极：一个只看见树木而不能看见森林，而另一个为森林所遮掩而不能办别树木。虽然如此，下边的事实却绝对未出人意料之外，即塔尔海默和乌尔邦斯互在对方的身体中，找着了同类的灵魂，并作了实际的联合，以反对对于苏维埃国家之马克思主义的估量。近年以来，从旁边对于“俄罗斯的实验”加以总结（决不是义务的“拥护”），已经是普遍的和不值钱的商品。在世界各处，总不乏激进者或半激进者，人道主义者，和平家“兼社会主义者”，新闻记者，旅行家和女艺术家，他们对于苏联和斯大林，都同布兰德勒派一样地采取无条件的赞美态度。萧伯纳曾经凶猛地批评过列宁和本书的作者，现在却诚心诚意的赞助斯大林的政策。高尔基，当列宁在时，还是反对共产党的，现在也以其全力赞助斯大林。同法国社会民主党手携手的巴比塞，也拥护斯大林。美国的《新群众月刊》，一个激进的和次等新信徒的刊物，拥护斯大林而反对拉柯夫斯基。在德国，奥西蔡基虽然很同情的引证我对于法西斯主义的论文，但是他却必须指明我对于斯大林的批评是不公允的。老列德波尔说，“关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争论的主要问题，即是是否社会主义可以在一个国家以内开始而且能够愉快的完成的问题，我完全站在斯大林方面”。像这一类的人物，我们还可以找到无数的例子。所有这些苏联的“朋友”，他们研究苏维埃国家的问题，都是从旁边的，像一个观察者、同情者、有时像一个消遣者。自然，作一个苏联五年计划的朋友，比作纽约股票市场的朋友要光荣得多。虽然如此，消极的、左倾的中等阶级的同情，离开布尔什维克主义还是很远的。莫斯科的第一次巨大失败，即足以像大风扬尘一样的吹散这些人的大部分。布兰德勒派对于苏维埃国家的态度，较之这些“朋友”们的态度，不同之点究何在呢？或者就在于布兰德勒派更缺乏诚意吧。这种拥护，对于苏维埃共和国是不关痛痒的。当塔尔海默教训我们，即左派反对派，即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对于苏联应该采取什么态度的时候，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嫌恶之感。拉柯夫斯基曾经直接担任过保卫苏联边疆的责任；他参加过苏维埃国家经济的初步计划，和对于农民政策的决定；他是乌克兰贫农委员会的创造者，他曾经针对着乌克兰的特殊情形运用过新经济政策；他知道这个政策的每个曲折和转点，甚至现在，他还从巴纳尔以热烈的趣注视着它的发展，并一天一天的警告错误和提出正确的方法。在充军中死亡的老战士科捷·钦察泽，穆拉洛夫、克鲁恩斯坦、卡斯派洛华、索斯诺夫斯基、科西儿、亚色姆、爱尔金斯父子、丁格斯特、谢姆斯卡亚、索尔泽夫、斯托派洛夫、波兹兰恩斯基、色尔姆格斯，被斯大林枪毙的布拉姆金，被斯大林用酷刑打死在牢狱里的布托夫，以及许多成千成万被投入牢狱和充军的反对派——是的，这些都是十月暴动和内战中的战士，这些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参加者，他们不怕任何困难，只要听着第一次的信号，即准备在前线担负起他们的工作。是不是他们现在还需要进塔尔海默的学校，去学习对于工人国家的正确态度呢？凡是斯大林政策中的一切进步的东西，都是左派反对派所提出的，后来在官僚方面，为事实逼迫，才不能不尽力追上，为着提议开始计划经济、高速度的发展工业、反对富农和扩大集体农场，反对派所付过的代价是长期的监狱生活和流放，而现在还在付着这种代价。所有这些无条件的拥护者和同情的朋友们，连布兰德勒派也在内，究竟对于苏联的经济政策有过什么贡献呢？什么也没有！对于在苏联以内的一切事件，他们只有无批评的拥护和加以总结，而在这种拥护和总结背后，并未藏有国际的热忱，只是淡漠的同情而已；因为，啊，这些事情都是在他们祖国的边疆以外进行的。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心想，有时还公开宣布说，“对于我们德国人，斯大林的统治自然是不大好，然对于俄国人，他是太好了！”改良派把国际形势看成各国形势之总和，而马克思主义者则认国家政策为国际政策的一个函数。在这重要问题上，共产党反对派（布兰德勒派）的集团争取国家改良派的立场，即是在行动上（如果不是在言论上的话），它拒绝了国际的原则，和国家政策的标准。塔尔海默的最亲信的信徒和同伴罗易，为印度和中国所定的政纲，完全是从斯大林为东方所制定的“工农政党”的理论引申出来的。多年以来，罗易成为印度的国家民主政党的宣传家，换句话说，即不是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家，而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然而这并没有妨碍他成为布兰德勒派的中坚人物。[1]在对苏联的腐化上，布兰德勒派的国家机会主义，表现得最为粗鄙。按照他们的话，斯大林派官僚的行为在它那自身落后的国家中，是绝无错误的。但不知怎样，这同一斯大林小组织的领导，对于德意志却是有害的。如何会这样呢？事情不是由于斯大林个人因为不熟悉各国情形而发生的错误，而是由于一定的错误路线，一种整个倾向。台尔曼和雷梅勒之知道德国，正如斯大林之知道俄国，亦正如卡新、塞马德、左列兹之知道法国。他们联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国际小组织，而且为各个国家制定政策。但是，似乎这个政策在俄国是无可责备，而对于其它各国的革命却是有害的。布兰德勒的立场，若果搬到苏联境内去运用，就要特别表现其自欺性，因为在那里布兰德勒派的分子必须无条件拥护斯大林。拉狄克，在根本上之接近布兰德勒派远过于他之接近左派反对派，所以他投降斯大林了。布兰德勒自不得不赞助这种行动。但是在拉狄克投降以后，斯大林立即逼迫他宣布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是“社会法西斯”。然而，在柏林的斯大林统治的纯洁求婚者，甚至还不想从这种卑贱的矛盾之下爬出来。他们实际的目的，用不着解释，是非常明显的。布兰德勒向斯大林说，“如果你把我安置在德国党的领导地位，并允许我在德国问题上执行我自己的政策，那么我这方面，一定承认你对俄国问题的意见之绝对正确。”一个人对于这样的“革命家”还能有一点敬意吗？但是布兰德勒派也曾极片面地并且在理论上不忠实地批评过共产国际的斯大林派的官僚政策。据他们看来，共产国际的惟一罪过是“极左倾主义”。但是有谁能责备斯大林与蒋介石的四年联盟是“极左倾”吗？有谁能认为农民国际的产生是极左倾吗？有谁能认为与英国工贼的联盟，是由于盲动主义的错误吗？有谁能认为在亚洲的组织工农党和在美国的组织农民党，是“极左倾主义”吗？进一步说，斯大林派的极左倾主义的社会质是什么呢？它到底是什么呢？暂时的情绪吗？一场病吗？我们从理论家塔尔海默那里得不到一点答复。可是这个谜却久已为左派反对派所解答了：中派主义的极左的盘旋。但是，正是这个为最近九年的事变发展所证实的定义，不能为布兰德勒派所接受，因为它也要完结他们。他们支持斯大林小组织的一切右倾盘旋而反对它的左倾；因此，他们表现得他们是中派主义的右翼。他们像一枝枯树枝一样，从树的干向外分裂——这是很自然的；在中派主义之尖锐的变化中，某些集团和阶层不可免的会从右而和左面向外游离。以上所说的话，并不是认定布兰德勒派在一切事情上都是错误的。一点也不是这样。在反对台尔曼和雷梅勒的方面，他们在许多问题上在过去是对的，而且现在也是对的。这并没有什么稀奇。机会主义者在反冒险主义的斗争中，也许会站着正确的立场。相反的，极左派的倾向，也许曾正确地抓着从争取群众斗争到夺取政权斗争之转变的时机。在对于布兰德勒派的批评中，极左派在一九二三年底曾经说出许多正确的意见，但这并没有阻止他们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犯过最大的错误。在对于“第三时期”的猴跳的批评中，布兰德勒派重复了许多陈旧的但是正确的意见，然而这种情形并不能证明他们的一般立场是正确的。每个团体的政策，必须就各个阶段加以分析：在进攻战中和在防卫战中；在高潮中和在退潮中；在争取群众斗争的条件之下和在直接夺取政权的条件之下。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不会是单单擅长于处理某一问题的，如防卫的或进攻的问题；如联合战线或总罢工的问题。如果有能力去综合地估量整个环境；有能力去分析环境的各种动力，并划定建设和转点，并有能力根据于这种分析而制定一个既适合于当时环境又便利于下一阶段的行动步骤——这样，所有这些方法（指防卫和进攻等——译者）才会被正确地运用出来。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自认为是“争取群众斗争”的专家。这些绅士们，摆出一副庄严的面孔，坚持说左派反对派对于联合战线的论据，是抄袭他们——布兰德勒派的意见。我们不应该否认别人有权利存野心！但试想想看，这事情是多么有趣的，即当你向莱绮曼解释他的乘法错误时，忽然来了一位英勇的算术教员，说你抄袭了他的，因为他一年到头，正是这样去解释计算艺术的神秘的。虽然现在情势急迫非演喜剧的时候，但布兰德勒派的自夸，无论如何，却不能不引起我的好笑。这些先生们的战略上的智慧，还没有晓得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以前的事情。三次大会时，我正在解释夺取群众斗争的A.B.C.，以反对当时的“左”翼。在我那本《新阶段》的书中，我曾致力于联合战线的通俗解释，我曾从各方面着重说明那里所提出的许多观念之基本性质，这本书共产国际曾以各种文字发表过。在德文版第71页，有这样的一段话：“已经说过的一切，从严正的革命经验看起来，都是A.B.C.的真理。但是大会上的某些左派分子，却在这个策略中表现着向右的移动”……这里所指的某些分子之中，除了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拉狄克、马斯洛夫和台尔曼以外，还有塔尔海默。他们对我们的攻击，不仅仅说我们抄袭而止。在他们看来，反对派偷用了塔尔海默的精神财产以后，又将它加以机会主义的解释。这种鬼话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能使我们在讨论过程中，把法西斯政策的问题弄得更清楚。在以前我写的一本书中，我说明了希特勒不能经过议会的方法以取得政权；纵令我们假定他将来能够集合百分之五十一的票数，然而经济的生长和政治矛盾的尖锐，必然要在这时期到来以前，即引起公开的大斗争。关于这点，布兰德勒派则诬我认为“不必经过工人方面超议会的群众行动，国社党即可以离开政治舞台”。这比《红旗报》的伪造有什么高明呢？从国社党之不能“和平地”走上政权出发，我推论它不可免的要由别的道路去取得政权：或者直接推翻政府，或者先经过一个联合政府阶段然后再把政府推翻。只有在一个条件之下，法西斯主义自动的消灭才有可能：倘若希特勒在1932年采取布兰德勒派在1923年所采取的政策。我决不过分估量国社党的战略家，但我总认为他们比起布兰德勒这班角色，是比较有点眼光和比较严肃的人物。塔尔海默的第二个反驳更其深奥：照他看来，希特勒用议会方法或用其它方法取得政权的问题，没有一点意义，因为它并没有改变法西斯主义的“本质”，无论在二者之那一种情形之下，法西斯主义只有在工人组织的碎屑上才能巩固它的统治。“工人们尽可以平静的让《前进报》的编辑们去研究，希特勒是合法地取得政权好，还是非法地取得政权好”（《工人政治》，1月10日）。如果先进的工人们听从了塔尔海默的话，那希特勒一定会割断他们的喉管。在我们这位贤明的学校教师看来，只有法西斯主义的“本质”是重要的，而且他还让《前进报》的编辑去判定这个“本质”如何表现于事实。但整个问题的要点却在于法西斯主义的凶残的“本质”，只有在它取得政权以后才能明显。而我们在这里的任务就是不让它得着政权。因此我们必懂得敌人的战略，并向工人解释它。希特勒正竭力想在外表上把他的运动纳入宪法的轨道。只有自称是“唯物论者”的腐儒，才能认为希特勒这样行动不会影响到群众的政治意识。希特勒的宪法主义，不仅会向中派打开联盟之门，而且还要愚弄社会民主党，或者更正确地讲，要使社会民主党的领袖更容易愚弄工人。如果希特勒发誓说，他只经过宪法的道路才取政权，决不争取其它手段，那么在今日，法西斯主义的危险显然还不怎样大。无论如何，总还有充分时间，好在各种选举中再证验几次各种力量的相互关系。希特勒在宪法远景的掩蔽之下安慰他的敌人，他的目的在于抓住适当的时机来一个突然的攻击。这种军事的诡诈，不管其本身如何简单，但却暗藏着一种可怕的力量，因为这种诡诈不仅是依赖在那些希望和平地合法地解决问题的中派政党的心理之上，而且更危险的还是依赖群众的易欺性之上。此外，还必须说明希特勒的诡计是有两面刃的，他欺骗他的反对者，同时也愚弄他的拥护者。可是在斗争中，特别是在进攻战中，英勇的精神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叫自己的军队了解公开战争之不可避免，才能保持他们的英勇精神。这样的观察又可说明一件事实，即希特勒不能长久延续他与魏玛宪法的温柔的浪漫，而不败坏他的士气。他必须在适当的时候从衬衫下面抽出刀子来。只懂得法西斯主义的“本质”是不够的。必须把它看成一个活的政治现象，看成自觉的和狡滑的敌人去加以估量。我们的学校教员太带“社会学”学者的气味，而不是一个革命家。实际上，那不是很明白的吗？——塔尔海默的渊博对于希特勒的计算正是有利的条件；因为当一个人把《前进报》所散布的宪法幻想，和那建筑在这些幻想上的敌人的军事奸谋所加的暴露，混淆成含糊一团，皂白不分的时候，那这人就是帮助敌人。一个组织之有意义，或者是由于它包含了很多群众，或者是因为它有一些主张能够输进工人运动中去。这两个条件，布兰德勒派一无所有。虽然如此，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却以极大的轻蔑宣布社会主义工人党是中派的沼泽呵！实际上，如果把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布兰德勒派两个组织并列着看，那一切的优势都在前者一方面。社会主义工人党不是沼泽，而是一道活的河流。它的方向是从右向左，走向共产主义。这道河流并未澄清，它夹杂了许多垃圾和泥沙，但是它并不是沼泽。沼泽的名称，是更合于布兰德勒塔尔海默的组织，这个组织的特色，即是意识的完全停滞。在布兰德勒派以内，很久就存在了它自己的反对派，这个反对派对于它的领袖们主要不满意的地方，是他们不按照客观形势，而按照莫斯科斯大林参谋部的态度去决定政策。华尔迁、富罗利克等人的这个反对派，对于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的政策容忍了很多年（这些政策，特别是对于苏联的，不仅是错误而且带有自觉的虚伪和政治的不忠实的性质）。而且，自然地，也没有人相信和加入这个分裂出去的集团。虽然如此，最后华尔迁、富罗利克集团却认识了这个组织（布兰德勒派）的完全无望，和它的领袖对于他们的上司之奉命惟谨。华尔迁的少数派认为必须采取行动的和独立的政策——不是反对不幸的雷梅勒，而是反对在苏联和共产国际内的斯大林派官僚的统治和路线。如果我们根据十分贫乏的材料而观察得不错，那么华尔迁、富罗利克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中是前进了一步。但是，与一个明显的死的团体分裂以后，少数派现在正碰着一个新方向的问题，关于国家的特别是关于国际的。就我们所能判断的说，从布兰德勒派分裂的这少数派，知道它的主要工作在最近将来是集中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左翼，在征取了这个新党倾向共产主义以后，即以它的帮助，消灭共产党的官僚保守主义。对于这个一般的不定形的计划，我们还不能表示什么意见，因为少数派所根据的基本原则，及其为实现这些原则所欲运用的方法，至今还不明了。一个政纲是十分需要的！我们所指的，不是一个概括共产党的陈旧教条的文件，而是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些重大问题之明白的具体的答复，这些问题在过去的九年内分裂过共产主义的队伍，就在现在，它们还有急迫的重要性。没有这样的政纲，只会溶化在社会主义工人党以内，阻碍而不是帮助它向共产主义发展。我们左派反对派将留心地和不带成见地注视这个少数派的演进。一个无生气的组织之内部裂痕，会推动它的有生力的分子向前进步，这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如果这个定律在这次事件上，在少数派的命运上，重新证实一次，我们自然很欢喜。但只有将来能给问题以答复。[1]罗易不久以前，被麦克唐纳政府判决了长期的徒刑。然而共产国际的报纸，甚至于不觉得它们有提出抗议的义务：官僚们可以与蒋介石亲密的联盟，但是却绝对不能为印度布兰德勒派的罗易辩护。<<托洛茨基：论德国法西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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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苏联经济的成功与苏联政制的官僚化之间的矛盾<<托洛茨基：论德国法西斯主义>>第十一章苏联经济的成功与苏联政制的官僚化之间的矛盾我们不能在“一个国家”以内，构成革命政策的基础。目前德国革命的问题，与苏联的政治领导问题有不可分离的联系。这是我们必须确定地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对于有产阶级的反抗之答复。一般自由的限制，是从革命的军事政制，即是从阶级战争的情况中发生的。由这个观点出发来研究问题，那苏维埃共和国内部的稳定、它的经济生长、资产阶级的抵抗之削弱，特别是“消灭”最后的资本阶级富农之成功，其结果将是党、工会、和苏维埃的民主之发展，那是自明的。斯大林主义者总是不倦的重复的说，“我们已经进到社会主义了”；说现在集体化的本身，即表示富农阶级的消灭；说第二个五年计划将把这些进程发展到底。如果是这样，那么为什么这同一的进程，会使党、工会和苏维埃，都受到官僚机关的完全压制呢？而同时官僚机关又为什么会具有全民投票的波拿巴主义的性质呢？在饥馑和内战时期，为什么党的生活进行得那样的活泼呢？在那个时候，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想到是不是容许批评列宁和整个的中央呢？而且，为什么在现在只要与斯大林有极微的不同意见，即足以被党开除和招致行政的压迫呢？帝国主义战争的威吓，决不能解释官僚专制主义生长的理由，更不能证明这生长是正当的。如果在一个民族的社会主义的社会以内，阶级多少消灭了，那就表示国家衰亡的开始。社会主义社会也能够胜利地抵抗外来的敌人，不一定要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更不一定要官僚专政的国家。但是，我们现在并不是在讨论专政的衰亡，那是太早了，我们还没有“进到社会主义”。我们所说的是别的一些事。我们所要求知道的是：“如何解释专政的官僚化堕落呢？”个人独裁的政制（它依靠在一个非人格的机关之上，并且扼住了国家的统治阶级的咽喉）与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之间之可怕的和凶猛的矛盾，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怎样解释政治与经济向正相反对的方向发展的事实呢？经济的成功是很大的。即在现在，十月革命已充分在经济上证明它自身之正确。经济生长的高系数，是不可否认的表现一个事实，即社会主义的方法就在解决生产问题（这些问题，在西欧是以资本主义方法解决的）上也是无比的优越。那么，如果在先进的国家中，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将会是多么伟大呢？然而，十月革命所提出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加以解答，即使是大略的。斯大林派官僚从假定和倾向上把苏联经济称为“社会主义的”。这都还不够。苏联经济的成功，还是在低的经济水平上。国有工业所经过的各阶段，都是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早已经过了的。站成行列的女工（译者按：站成行列以购买食料），有她们自己的社会主义的标准，这种“消费者”的标准（如官僚们所轻蔑地说及的），在现在讨论的问题上，是决定性的准标。在官僚的观点与女工的观点发生冲突的当中，我们——左派反对派，与女工站在一起以反对官僚，他们夸大了经济的成就，掩饰其中的矛盾，而且扼住女工们的咽喉，怕她们有所批评。去年曾有一次尖锐的转变，从平等工资转到级差（计件工）工资，在低水平的生产力之上，和低水平的一般文化之中，平等的劳动报酬之决不能实现，是绝对无可争论的。但这正表示社会主义的问题，不是社会占有的形式所能解决的，而需要一定的社会的技术力量。同时，技术力量的生长，也自动的促进生产力超过国家的界限。回到计件工制以后（转移得太快了），官僚们就说平等工资制是“富农”的原则。这是百分之百的荒谬，而且表示斯大林派已经把他们自己驱进了伪善的虚假的愚昧中。事实上，他们应该说，“我们从前用平等工资的方法以偿付劳动，实在是太激进了太冲上前去了，我们离社会主义还很远，我们还很穷，我们必须回到半资本主义的或富农的偿付工资的方法”。我们再重复的说，在这里，并没有与社会主义目标有什么冲突。而只是与官僚所伪造的实际状况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有经济落后的障碍，所以退回到计件工制是必须的。这样的退却，将来还有很多，特别是在农村经济方面，因为在这里，曾经作过太大的行政的跳跃。工业化和集体化是官僚们片面的独断的向劳动群众发号施令而实行的。工会已经完全被剥夺到没有任何的办法，可以影响消费与积蓄间的相互关系。农民中间的差别之消灭，经济的远不如行政的。官僚们关于消灭阶级所用的社会办法，比较基本进程之发展，即生产力的发展要跑的远得多。这种情形引起了工业成本费的增高，生产品品质的降低，价格的上涨，日常消费品的缺乏。并且缺乏将继续延长，这表示将有回到失业的危险。国家政治空气的极端紧张，即是官僚经济政策与苏维埃经济的生长之间之矛盾的结果，官僚们不是可怕地落在经济需要之后（1923—1928年），即是看见他自己的落后而张皇起来，于是跳上前去，想以纯粹行政的办法补偿已经损失的时机（1928—1933年）。在这里也是在向右盘旋之后，即转而向左跳跃。在向右和向左的摇摆之中，官僚发现他们自己与经济的实际状况、因而也与工人阶级的情绪相抵触。不管他们是落在后面时或跳在前面时，他们总不能容许工人阶级有批评。官僚要向工人和农民施行压力，就不能不剥夺他们参加一切问题——关系到他们的劳动及他们的整个将来的问题之决定的权利。最大的危险就在这里！因为经常的害怕遇到群众的反对，所以在政治上便形成官僚们的“加倍团结”和个人独裁。这是不是说工业化和集体化的速度，应该降低呢？在某个时期内无疑的是应当的。但这个时期可以无须延长得很久。工人阶级自己之参加国家的领导机关，参加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对于官僚之实际的监督；以及上面的人对于下级的责任观念之增长；所有这些，无疑会有利地反映到生产方面：内部的磨擦必会减少，昂贵的经济盘旋将要减少到最低限度，力量分配和设备可以更健全，最后，生产系数必会增高。苏维埃的民主，是国家经济自身的最基本的首先的必需物。可是相反的官僚们却要在他们内部把悲惨的经济事变隐匿起来。我们若把苏联发展中不肖门徒成长的整个历史考察一下，我们不难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革命和内战的震动后，一般群众之感觉疲倦，是苏维埃政制官僚化之基本的政治前提。饥馑和瘟疫，笼罩了全国。政治问题已经退到幕后。一切思想都集中在一块面包上。在军事共产主义之下，每人都接受同样贫乏的一份食物。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带来第一次的经济成功。口粮比较丰富了，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分到。制造业的重新稳定，引起成本费的计算、初步的合理化、和从工厂内开除过多的工人。曾有一个长时期，经济的成功与失业的增长同时并行。我们一分钟也不能忘记，官僚机关的权力之加强是由失业而起的。在经过数年的饥饿以后，每个在业的工人都害怕沦入产业后备军。独立的和批评的工人在工厂里即不能立足，反对者的名字都列入黑名单之中。这在斯大林派官僚们的手中，成了最重要的和最有效的武器之一。若果没有这个条件，官僚们永不能把列宁的党绞杀成功。后来经济的成功，逐渐消灭了产业后备军（但是，为集体化所掩蔽的潜伏的农村人口之移动仍然盛行而没有稍衰）。产业工人已经不复害怕被逐出厂外了。从他自己日常的经验，他知道由于官僚们的专横和缺乏先见，很影响他的工作之执行。苏维埃的报纸宣扬在个别的合作社和企业中已允许工人有相当的提议的自由权，好像工人的提议权只能限于合作社以内，好像在党内、工会内、和苏维埃内的无产阶级受着完全压迫的条件之下，合作社能够成为工业民主的肥壤似的。无产阶级一般的情绪，现在已不复像1922—1923年那样了。无产阶级在数量上和文化上都有增长。因为已经完成了那恢复和提高国民经济的巨大工作，所以工人这时正在体验着他们的自信心的恢复和提高。这个日渐生长的内在的自信，已经开始变成对于官僚政制的不满。党的绞杀，个人统治和个人专横的滋长，骤然一看，很容易引起苏维埃政制是趋于衰弱的观念。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的。苏维埃政制已经变得强固多了；但同时苏维埃政制与官僚的铁的威权之间的矛盾，则变得极端尖锐，斯大林派的机关，很惊奇地觉到经济的成功，不是巩固而是阴损它的威权。为要保持它的地位，官僚机关不能不更加扭紧专横的螺旋，只许向领袖作拜占庭式（Byzantine）的阿谀，禁止一切形式的“自我批评”。经济的发展，与这发展所自生的政治条件发生冲突，这在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但我们必须明白了解，究竟是那些条件养成了不满。行将来临的反对浪潮，决不会是敌视社会主义任务、共产主义形式和共产党的。这种不满是直接反对官僚机关及其化身——斯大林。因此，官僚们现在感觉到有发动一个新的反对所谓“托洛茨基主义违禁品”的激烈的战争之必要。反对者有不能克服的危险；他无处不在，但又什么地方都找不到。他活动在合作社和学校里，它深入到历史记录和教科书中。这意思是说，事实和文件都批驳了官僚制度，暴露了它的动摇和错误。官僚们不能冷静地客观地回忆过去的日子，他们一定要改塑过去的日子，他们一定要弥缝一切的裂痕，因为这些裂痕会使工人们对于官僚机关和它的领袖之神圣发生怀疑。现在我们前面的这一切现象，便是失了头脑的统治阶层的现象。雅罗斯拉夫斯基自己已经成了不可信赖了！这些都不是偶然的插话，不是琐屑细事，不是个人的口角：事情的根源，即在于经济的成功，这成功虽然在其发展的第一阶段曾经加强了官僚制度，现在因为它的辩证的发展，变成反对官僚制度的了。这就是在最近一次的党的会议中，即在斯大林派的机关的会议中，那曾经消灭了和埋葬过三四次的“托洛茨基主义”，又被宣布为“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先锋队”的理由。这个愚蠢而政治上又不足震惊的决议案，揭破了斯大林个人复仇的“实际”计划。列宁对于党之任命斯大林为总书记提出警告，并不是没有理由的，他说，“这个厨子只会做出些辛辣的菜肴”……现在，这个厨子还没有完全用尽他的烹调的本领。但是，不管一切理论的和行政的螺旋如何的更加扭紧，斯大林的个人专政，很明显的正在走近它的没落。一切官僚机关满是裂缝。叫作雅罗斯拉夫斯基的这条裂缝，不过是几百条还没有名字的裂缝之一而已。新的政治危机，是在苏维埃经济之明显伟大的成功、无产阶级数量的增长、和集体农场的初步成功的基础之上准备的；这种情形充分保证了官僚专政主义的消灭，不是与苏维埃制度的崩溃（这是三四年以前的一种危险）同时发生的，正相反，而是与它的解放、上涨和兴旺同时发生的。但是，恰因为这个，恰因为它已到了最后阶段，所以斯大林派的官僚制度能造成许多罪恶。对于它，威权问题已经成了政治的中心问题。如果非政治的历史家之被党开除，只是因为他们不能把一九一七年斯大林的丰功伟业加以显赫地叙述，那么全民投票的政制肯承认它在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所犯的错误吗？它能抛弃它的社会法西斯的理论吗？斯大林估量德国形势说：让法西斯先来，然后我们再跟着走上政权——这种污点它能为斯大林洗刷吗？德国客观情势的本身已经这样迫切，如果德国共产党的领导还有必须的行动自由权，那他们会无疑的（甚至于现在）倾向到我们这方面来。但是他们是不自由的。当左派反对派提出那为一九一七年的胜利所证验过的理论和口号时，斯大林小组织为着避开真正问题，便用电报发出命令，发动一个反“托洛茨基主义”的国际运动。这个运动，不是在德国革命问题，即世界无产阶级的生死问题的基础上进行的，而是在斯大林关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历史的一篇可鄙的虚伪的论文的基础上进行的。时代的任务是如此的伟大，而正式领导的知识源泉又如彼之贫乏，两者之不相称之远，实难叫人想象！共产国际的地位竟是这样的卑贱和无价值，同时又是这样的深沉的悲惨。斯大林统治问题与德国革命问题是被一个绝对不能解开的结联系着的。即将来到的事变将解开或斩断这个结——为着俄国的同时又为着德国的革命利益。<<托洛茨基：论德国法西斯主义>> |
第十章“一般的”中派主义和斯大林派官僚的中派主义<<托洛茨基：论德国法西斯主义>>第十章“一般的”中派主义和斯大林派官僚的中派主义共产国际领导的错误和德国共产党的错误，若按照列宁所惯用的术语说来，是属于“极左派的愚蠢”的范畴的。聪明人有时也免不了作些愚蠢的事，尤其是在年青的时候。但如海涅所忠告我们的，这个特权却不应滥用。可是当某种政治上的愚蠢，在长期过程中系统地不断地重演，特别是关于最重要的问题的时候，那它们就不会再是简单的愚蠢而成为一种倾向。这是一种什么倾向呢？它是由于何种历史需要而产生的呢？它的社会根源是什么呢？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内，极左倾主义有不同的社会基础。我们可以在无政府主义和布朗基主义，以及在它们的各种结合中（无政府工团主义，即是这些结合中之最近的一种），找着极左倾主义的最完全的表现。这些倾向，大都流行于拉丁民族的国家中，其社会基础，可以在巴黎旧式的与古典的小工业中找到。这些小工业的稳定，使法兰西的各种各样的极端激进主义有了重大的意义，而且在某种限度以内，又使其在意识上影响别的国家的工人运动。随后，法兰西大工业的发展、战争和俄国的革命，都摧毁了无政府工团主义的脊梁。它一被打退以后，就变成了一种下贱的机会主义。法兰西的工团主义在其两个阶段中，都为那约霍克司一人所领导；然而，时候已经变迁，我们也随之而变迁了。西班牙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只在政治停滞的环境中，才保全了它那外表的革命性。革命把一切问题明白地提出来，迫使这班无政府工团主义的领袖们抛弃极端激进主义，而现了出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天性。我们可以确定地相信，西班牙的革命将把工团主义的偏见，从它那最后的拉丁的巢穴驱逐出来。无政府主义与布朗基主义的分子，参加一切其它形式的极左倾向和集团。在一个大革命运动的外围，当有盲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表现，它们的中坚分子，或是从落后的工人群中出来的分子，最普通是从半手艺的工人群中出来的分子，或是从知识分子的同路人中出来的分子。但是，这种形式的极左倾主义，并不当有独立的历史意义，在极大多数的史例中，它都带着插话的性质。历史上落后的国家，被迫在极发达的和国际范围的工人运动的环境中经过它们的资产阶级的革命，在这些国家中，左倾的知识分子，总是在小资产阶级占优势的半原始的群众运动中，提出一些极端的口号和方法。俄国的社会革命党所表示的盲动主义和个人恐怖主义等等的倾向，正是表现小资产阶级之这种天性。在西方，由于共产党之有力，独立的冒险主义的集团，很难达到像俄国社会革命党那样重要的地位。但是正因为如此，西方的幼年的共产党会在它们本身以内，包含有冒险主义的分子。至于俄国的社会革命党，在资产阶级社会进化的影响之下，曾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而且对于十月革命采取了反革命的立场。目前共产国际的极左倾主义，并不属于上列的任何历史种类，这是完全自明的。众所周知，共产国际的主要支都——苏联共产党，依靠工业无产阶级，而且无论好坏都是按照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革命传统在工作的。共产国际的大部分的支部，都是无产阶级的组织。正式共产主义的极左政策，在不同的条件和不同的国家中，都同时运用并同等运用，那么，是否这些条件和国家的不同，即表示在这种倾向下而没有共同的社会根源呢？“在原则”上是一样的极左路线，确曾在中国运用过，也曾运用于英国。如果这样，我们又将在什么地方去寻找这新的极左倾主义的锁匙呢？问题是非常复杂的，但同时却为另一极端重要的情形所澄清：极左倾主义决不是今日共产国际领导的不变的和基本的特质。这同一官僚机关，一直到1928年为止，基本上都顽固的保持着一个公开的机会主义政策，并且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又完全转走孟什维克的轨道。它认为从1924至1927年间与改良派的协议，不仅是必须的，甚至因此而放弃党的独立、党的批评自由、甚而党的无产阶级的基础，都是允许的[1]。因此，现在所讨论的，决不是某个特殊的极左倾向，而是一种倾向之继续地向极左盘旋，这种倾向在过去曾经尽可能地向极右盘旋过。这些虽然都是外表的征兆，但我们已可以由此知道现在所论的是中派主义。形式地和叙述地说起来，中派主义包含了无产阶级内部及其外围的一切倾向，这些倾向位于改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常是代表从改良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进化的各个阶段，或者相反而代表从马克思主义向改良主义堕落的各个阶段。改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都各有其具体的社会基础。马克思主义表示无产阶级的历史利益。改良主义则代表资本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官僚和贵族的特权地位。而中派主义，就我们由过去所知道的说，并没有而且也不能有独立的社会基础。无产阶级的各阶层以不同方式并在不同时期内向革命发展。在长期工业兴旺时期，或者在失败以后政治退潮时期，政治上从左向右移动的无产阶级的各阶层，将与正在开始向左进化的各阶层冲突。各个集团停滞在它们进化到的各个阶段上，它们寻找临时的领袖，创造纲领和组织。这样说起来，“中派主义”的内容之包括这样复杂的倾向，实不足为奇！不同的集团可以因为它们的来源，社会构成和进化方向的不同，而相互间发生激烈的斗争，但这并不取消它们那都属于中派主义的变种的性质。虽然一般的中派主义的寻常作用，是为改良主义作左的掩护，然某一个特定的中派主义究竟属于那一个基本营垒，改良派抑或马克思派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以现成的公式作一劳永逸的解答。这里，比别的任何地方尤其要紧，必须分析每个时期的具体过程的构成，和它的发展之各种内在的倾向。这样，罗莎·卢森堡的某些政治上的错误，有充分的理论根据可以认为是左倾的中派主义的错误。甚至于还可以进一步说，卢森堡与列宁之间的大部分分歧，是代表一种较强的或较弱的中派主义倾向的分歧。但只有共产国际的那班混蛋、笨伯和江湖客，才会把卢森堡主义看为一种走向中派主义的历史倾向。用不着说，现在共产国际的“领导者”，从斯大林起，无论在政治上理论上和道德上，都没有达到这位伟大的妇人和革命家的膝盖。那些没有想一想事情要点的批评家，近来不止一次地非难我，说我滥用“中派主义”的名词，把工人运动中各种复杂的倾向和集团都包括在这个名词之下。其实，如我们所已经说过的，各种中派主义发生于现象自身的本质，而绝不是发生于名词的滥用。我们只要稍微回忆一下，就可忆起人们之责难马克思主义者把最复杂的和矛盾的现象都归于小资产阶级，是如何得频繁。实际上，在“小资产阶级”的范畴内，包括了许多事实、倾向和观念，在起初看来，似乎它们都是完全矛盾的。农民运动和城市改良主义的激进倾向，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性质的：法兰西的雅各宾和俄国的民粹派，两者都是小资产阶级的；普鲁东派是小资产阶级的，而布朗基主义者也是如此；此外法兰西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救世军”和印度的甘地运动，等等，都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范畴。如果我们转向哲学和美术的范围，甚至于一张表现多色的图画也含有小资产阶级的性质。这是不是表示马克思主义玩弄术语呢？决不。这不过表示小资产阶级的特色正在于它的社会性质的复杂。在下层，它与无产阶级接合，而伸张到流氓无产阶级中去；在上层，它过渡到资产阶级中去。它可以依靠旧的生产形式，但是它也可以在最近代的工业基础之上极其迅速的发展（新“中间等级”）。小资产阶级在意识上之闪耀着虹霓的各种颜色，是用不着惊奇的。就某种意义上说，中派主义在工人运动中所演的作用，正等于各式小资产阶级意识对于整个资产阶级的社会所起的作用。中派主义反映无产阶级进化的过程，它的政治生长、它的革命地退挫、以及社会其它阶级对于它的影响。中派主义的调色版上之映出这样地耀眼的虹色，实不足为奇！然而，这并不是表示我们从此应放弃去企图了解中派主义，而只是表示必需就个别的事件，以具体的和历史的分析方法，去发现某种的变种的中派主义的真正性质。共产国际统治的派别，并不代表“一般的”中派主义，而是代表某种十分固定的历史形态，这形态有它的社会根源——虽然发生不久，然而是强有力的。首先，就要数到苏维埃的官僚。在斯大林派的理论家的著作中，这个社会阶层是完全不存在的。人们所告诉我们的，只是“列宁主义”、无实质的领导、意识的传统、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和轻浮的“总路线”；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见一个字涉及官僚，这些官僚是呼吸着和生活着的，他们运用总路线之巧妙有如救火员操纵他的水龙一样。同时，这些官僚一点也不像无定形的精灵。他们吃饭喝酒，他们生儿育女，他们养成可尊敬的大肚子的肥人。他们以高傲的声音发号施令，从下面选择忠实于他们的人，而他们自己又尽量忠实于他们的上司，禁止别人批评他们，他们从这一切看出了总路线的精义。像这一类的官僚，现在已经有了几百万人。几百万人！他们的数目，多于在十月革命时期的产业工人。官僚中的大多数，从来没有参加过需要牺牲、克己和危险的阶级斗争。这班人，大部分在政治上生来就合乎统治等级的资格。他们有国家权力为后盾，它保证他们的生活，提高他们超出那围绕他们的群众。如果他们有天赋的奴颜婢膝的本能，他们就永远不会知道失业的危险。在某种需要的时候，只要他们愿意作代罪的羔羊，以减轻他们直接上司的责任，则平时所作的任何最大的错误，也会得着饶恕的。那么，这个几百万人的统治阶层，在国家的生活中，是否有一些社会比重和政治影响呢？有还是没有呢？从过去的书籍中，我们知道工人官僚和工人贵族是机会主义的社会基础。在俄国，这个现象具有新的形式。在无产阶级专政——落后国家中的，并且是为资本主义所包围的——之基础上，第一次从工人阶级的上层之中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官僚机关，这个机关高居在群众之上，它向群众发号施令，它支配着巨大的财源，它由于内部的相互负责而团结到一处，它拿自己的利益、方法和规则，参入到工人政府的政策中。我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们懂得工人政府之需要，因此，我们也懂得过渡时期官僚主义之历史的不可避免性。但是，我们也同样地懂得这件事情之内在的危险，特别是对于一个落后的孤立的国家。把苏维埃的官僚制度加以理想化，那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所能作之最可耻的错误。列宁尽了他的一切力量，提高党成为在政府机关之上的工人阶级的自动的先锋队，以便能够监督、审查、指导和清洗政府机关，以便能置无产阶级——国际的，不仅民族的——的历史利益于统治官僚的利益之上。列宁把党的群众对于党的机关之监督，作为党对于政府的监督的先决条件。留心读读他在苏维埃时期，特别是在他的最后两年中的文章、演说和书信，那你对于他那不断注意于这个紧要问题，一定会觉得惊异。但是在继续而来的时期内发生了什么呢？那些参与过革命和内战的党与政府的全体领袖被代替了、撤换了和压倒了。他们的地位，被一些无名的官僚所占去。当列宁生时，官僚们还没有离开他们的摇篮，那时，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就带有极尖锐的性质，随后当官僚机关生长到天样高的时候，这个斗争却反而完全停止了。而且这时候究竟还有谁能作这种斗争呢？无产阶级自治的先锋队的党，现在不复存在了。党的机关已与行政机关混合了。政治侦探局成了党内总路线的最重要的工具。官僚制度不仅禁止从下对上的批评，而且禁止它的理论家说及它和注意它。左派反对派曾公开地讨论官僚制度，它的特别作用和它的利益，这样就揭破了总路线与新的国家主义的统治阶层之不可分离的秘密，这一新的统治阶层是绝不代表无产阶级；但这种讨论与揭破却首先引起了官僚们的疯狂的仇恨。从政府之无产阶级性，官僚们引申出他们那永无错误的权利来：工人国家的官僚制度如何会堕落呢？因此，国家和官僚制度不是成为历史进程，而成为永远不变的范畴：神圣教堂和它那受过圣灵感动的牧师如何会犯罪呢？可是，如果高居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作战的无产阶级之上的工人官僚制度，能堕落成诺斯克、谢德曼、艾伯特和威尔士的党，那么，高居到胜利的无产阶级之上的工人官僚制度，为什么不会堕落？苏维埃官僚之统治的不受管束的地位，发展成了一种心理，这种心理，在许多方面都直接与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心理相冲突。官僚们把他们在国内政策和国际政策上的目的和结合，放在群众的革命教育的任务之上，且与国际革命的任务无任何关联。在近许多年间，斯大林小组织的表现，证明它之接近和懂得“富农”、工程师、行政人员、中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英国工会官僚的心理，远超过它们对于不熟练的工人、贫农、中国的暴动群众、英国罢工工人的心理和需要之了解。但是，既然这样，为什么斯大林的小组织没有发展到它那民族机会主义路线之极端呢？因为它是工人国家内的官僚制度。虽然各国的社会民主党都保卫资产阶级统治的基础，但苏维埃官僚，只要他们还没有完成政府的倾覆，还不能不使它自身适合于十月革命所奠定的社会基础。斯大林派的官僚制度之二元心理和政策，即由此发生。中派主义——在工人国家基础上的中派主义，即是这种二元性之唯一可能的表现。在资本主义国家内，中派集团多半都有暂时的或过渡的性质，这性质反映工人某阶层之向右或向左的变化，而在苏维埃共和国的条件下中派主义具有几百万官僚所形成的更坚实和更有组织的基础。虽然官僚制度自身是产生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之自然环境，然而它不能不维持它与富农斗争中的威权的基础，同时也不能不顾虑到它在国际运动中的“布尔什维克”的威仪。在追逐过国民党和阿姆斯特丹的官僚（这在许多方面，与苏维埃官僚在精神上是接近的）以后，苏维埃官僚，就每时都与反映世界资产阶级对苏维埃国家之仇恨的社会民主党，发生尖锐的冲突。这就是现在它向左盘旋之根源。这种脱离中心的局势，不是起于苏联的官僚能不受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沾染，而是由于他们不能采取完完全全的民族改良派的立场，故而他们被迫而在民族改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左右盘旋。官僚中派主义的摆动，是适合着它的权力、它的财源和它自己立场中的严厉矛盾的，这摆动已达到前所未闻的程度：从在保加利亚和爱沙泥亚的冒险主义，到与蒋介石、拉狄吉和普色尔的联盟；从对英国罢工破坏者之可耻的亲昵，到完全否认与群众组织建立联合战线的政策。斯大林派官僚把它的方法和盘旋运用到各国，因为它不仅经过党的机关而领导共产国际，而且还向它发号施令。当斯大林拥护国民党的时候，台尔曼也跟着拥护。在一九二六年秋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会议上，国民党的代表和蒋介石的专使邵力子，与台尔曼、塞马德以及雷梅勒等人，很亲热地一道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同志”邵力子说，“我深信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国民党将完成它的历史任务”（俄文记录，第一卷，四五九页）。这是一个历史事件！如果你看看一九二六年的德文《红旗报》，你一定可以发现其中许多的论文，都弹着同一的调子，这些论文，一致认为，托洛茨基之要求与破坏罢工的英国总委员会决裂，是孟什维克主义的表现！而今天，“孟什维克主义”则又主张与群众组织联合战线，即是主张施行列宁领导下的第三和第四次共产国际所规定的政策（反对一切的台尔曼，塔尔海默，毕纳·孔和福洛塞德等人的）。如果各国共产党内，没有骄横的（即离开党而独立的）官僚层之存在，那么，这种折断颈骨的盘旋将是不可能的。那就是一切罪恶的根源！革命政党的力量即在于它的先锋队的独立，先锋队审查和选择党的干部，而同时又教育党的领袖，并逐渐地由党的信用去提高领袖。因此，在干部和群众之间，领袖和干部之间，产生了一种切不断的联系，这样，使他们自身对于整个领导有一种内在的信任。可是这种事情在现在各国共产党中一点都没有！领袖是指定的。他们选择他们的助手。群众被迫而承认这些指定的领袖，在领袖周围则建立了一层人工的广告空气。干部依靠上级的领袖，而不依靠下层的群众。因此，他们在群众以外，寻找他们的影响的来源及生活的来源。他们不从斗争经验，而从电报得出他们的政治口号。同时斯大林的案卷簿子中，又密藏一些构人于罪的文件，以应紧急时候的需要。每个领袖都知道，在任何时候他都可以像鸡毛一样的被吹开。于是，在整个共产国际中，一个关系密切的官僚层就这样的形成了，它本身即是中派主义细菌的策源地。虽然在组织上它是稳定的和坚实的，因为它有苏维埃国家的官僚为后盾，但雷梅勒、台尔曼等人的中派主义，在政治关系上则是极不稳定的。政治的确信，只能从与群众建立有机的联合中去取得，而台尔曼的神圣中央执行委员会是缺乏确信的，它所能作的只是可怕的盘旋。它愈不准备作严重的理论斗争，它愈易熟悉于谄媚和诽谤。列宁所描写之“粗暴”与“不忠实”的斯大林肖像，正是这个官僚层的化身。上述官僚中派主义的特性，决定左派反对派对于斯大林派官僚的态度：当官僚们还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土和十月革命的基础时，我们就完全和无条件地支持；当官僚以其政策的盘旋防碍革命的保卫和社会主义的建设时，我们就无忌惮地批评；当官僚们以其骄横的权威毁坏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时，我们就无情地抵抗。[1]共产国际之机会主义的政策，曾延长了好几年，在《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评》，《不断革命论》，《谁领导现在的共产国际》等书中，我们曾作过详细的分析。<<托洛茨基：论德国法西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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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德国社会主义工党<<托洛茨基：论德国法西斯主义>>第九章德国社会主义工党只有那些自信能有所作为的疯狂的官僚，或者那些背诵名词而实则不解其意的蠢笨得像鹦鹉一样的人，才会称社会主义工党是“社会法西斯”或“反革命”的政党。可是对于那与社会民主党虽曾决裂，但仍徘徊于改良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且其领导又比较接近于改良主义的那个组织，如果预先加以信任，那无疑地也是一种不可饶恕的轻率行动和无价值的乐观主义。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左派反对派对于乌尔邦斯的政策，同样的不负丝毫责任。社会主义工党并没有它的纲领。我们在此地所讨论的事情并不是关于一个形式上的文件。完善的纲领，只有当它的内容与党的革命经验以及从它的干部的血肉斗争中得到的教训结合起来，才有可能。这些都是社会主义工党所缺乏的。俄国的革命及其各个阶段，其各种小组织的斗争；一九二三年的德国危机；保加利亚的国内战争；中国革命中的事变；一九二六年英国无产阶级的大罢工；西班牙的革命危机——所有这些事件，都应该深植于一个革命家的意识中，成为政治道路中的领导的标志，然而这些对于社会主义工党的干部，却只是从报纸上搜集的模糊的回忆，而不是体验过的与融化了的革命经验。一个工人政党，不得已才运用联合战线的政策，这是不能否认的。但联合战线的政策有它的危险。只有有经验的和受过试验的革命党，才能成功的运用这个政策。但无论如何，它不能成为一个革命政党的纲领。可是，现在社会主义工党的整个活动，都建筑在联合战线上面。其结果，这个政策被运进党的自身，这就是说，它成了掩蔽不同倾向间的矛盾之工具。这正是中派主义的基本作用。社会主义工党的日报，渗透了衰老的精神。虽然有史特洛伯尔的脱离，这个报纸仍然是半和平主义的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单单几篇革命的论文，并没有改变它的政治面目，相反的，更加加强它原来的色彩。它对于寇士特致布吕宁的论军国主义的信，狂加赞扬，其实在精神上，这封信是彻头彻尾的小资产阶级的。它推崇一个丹麦的“社会主义者”（以前是皇帝的大臣），因为他嫌条件太低，不愿接受政府代表团的一个位置。中派主义满意于琐事。但革命却要求大量的东西。它要求一切——绝对的一切。社会主义工党非难共产党的工会政策：分裂工会和组织赤色工会反对派。无疑的，共产党在工会方面的政策，是极端错误的；洛佐夫斯基的领导，是国际无产阶级先锋队付了不便宜的代价购买来的。但是，社会主义工党的批评，却没有丝毫较为正确。共产党的错误，并不在于它“分裂”了无产阶级的队伍，和“削弱”了社会民主党的工会，那不是革命的批评标准，因为在现在领导之下，这些工会不是为工人服务，而是为资本家服务。共产党的罪过，是因为它削弱了它自己，而不是因为削弱了列帕特的组织。共产党人之参加反动工会，不是为了空洞的统一原则，而是为了要从这些组织内发动斗争，以肃清其内部的资本代办人这一个具体的需要。在社会主义工党的手里，这个活动的革命的和进攻的政策，帮助了资本代办人所领导的工会之赤裸裸的统一的原则。社会主义工党责难共产党倾向盲动主义。这种责难，也有某些事实和方法的建议；但是在社会主义工党有权作这种责难以前，它必须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许多基本问题，加以详细地证明和在行动上表示它的态度。孟什维克不断责难布尔什维克的布朗基主义和冒险主义，换句话说，即是责难它的盲动主义。其实，列宁的战术之远离盲动主义，正如天之离地。但是列宁自己却懂得同时并教训别人去懂得“暴动艺术”在无产阶级斗争中之意义。社会主义工党关于这方面的批评，在性质上愈是犹疑，则它愈是依靠保尔·列维的权威，那位保尔·列维因被共产党的幼稚病所惊吓，就更喜欢社会民主党之昏庸老朽的勾当。在讨论德国一九二一年三月事变的一次会议上，列宁曾经说及列维，他说，“这个人已经完全失掉了他的头脑”。随后列宁又很巧妙的补充说，“他，至少还有东西去损失，对于别人我们就不能这样的说”。所谓“别人”即是指毕纳·孔，塔尔海默等人。没有人能够否认保儿·列维曾经有一个头在他自己的肩上。但是一个人既然失掉了头，而且在那种情况之中，又从共产党的行列跳到改良派的队伍中，决没有资格来做无产阶级党的教员。列维之悲惨的结果：在混乱的心理状况中，他之跳窗而死，似乎是象征了他的政治轨道。对于群众，中派主义虽不过是从一个阶段达到另一个阶段之过渡，但对于个别的政客，中派主义能成为他们的第二天性。在社会主义工党的上层，站着一群无望的社会民主党的官僚、律师和新闻家——所有达到这样年龄的人都是政治教育已经完成了的人。一个无望的社会民主党人，仍然不会是一个革命家。这班人的代表——他们最好的代表——是乔治·列德波尔。不久以前，我偶然读到关于他的一九一九年审判的正式报告。当我读着的时候，我曾不止一次的赞美这位老战士，因为他的真诚、他的气质和他高贵的性情。但是，列德波尔一样没有越过中派主义的界限。当事情一触及到群众行动，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在群众斗争中政党应取得完全的领导权等问题的时候，列德波尔不过仍然是一个中派的最好的代表而已。这使他在过去不能与李卜克拉西和卢森堡合作，使他现在与我们隔离。斯大林责难德国老社会民主党的激进派对于被压迫民族的斗争之态度消极；对于这种责难，列德波尔愤慨地反驳说，他正是在民族问题上常常表示最大的关心。列德波尔个人，总是很动感情地反应老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爱国主义的声调，在这里他毫不隐藏他自己的强烈的民族情感。列德波尔常常是俄国的、波兰的以及其它的革命亡命客之好友，许多人至今还对于这位老革命家保存了怀念的回忆，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官僚们中间，说到他的时候，都善意地讽刺地呼他为“列德波洛夫”或“列德波尔斯基”。斯大林虽不熟悉那一时期的事实和文件，但他关于这一点的批评，最低限度是他所重复的列宁的一般评论，却是正确的。列德波尔之企图驳斥这种评论，只有愈发证明这评论之正确。他引证事实说，当麦克唐纳借助于轰炸机以解决印度的民族问题时，第二国际的各个政党都很满意地看着它们的伙伴的这种手法，但是他在他的文章中对于这种行径，以及其它与此类似的行径，却不止一次地加以愤怒的攻击。无可争辩地，他的这种愤怒和抗议，使他与奥托·鲍威尔之间有了光荣的区别，更不用说与希法亭和威尔士这班人了：这些绅士们，只恨自己缺乏一个印度，好去投掷民主主义的炸弹。虽然如此，列德波尔就在这个问题中的立场上，仍没有离开中派主义的范围。他要求发动反对压迫殖民地的斗争；他准备在议会投票反对殖民地的借款；他准备勇敢地保障那被压平的殖民地暴动的受难者。但是，列德波尔却不愿参加殖民地暴动的准备。这些工作，他认为是盲动主义，冒险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整个事情的焦点即在于此。布尔什维克主义关于民族问题之特色，即在于它对于被压迫的落后的民族态度，它认为他们不仅是政治的客体，而且是政治的主体。布尔什维克主义不限于主张民族自决权，不限于在议会内反对蹂躏这种权利。它进入被压迫民族的深处，它推动它们反对压迫者，它把殖民地的民族斗争与资本主义国家中阶级斗争联合一起，它教导被压迫的中国、印度和阿拉伯以暴动的艺术，它负起这些工作的完全责任以抵抗文明的刽子手。布尔什维克主义不过从这里开始，这即是说，在行动中的革命马克思主义从这里开始。凡没有超越过这个界限的一切，仍然是中派主义。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政策，永远不能单独的从民族标准上去估量。马克思主义者认此为不易之真理。那么，社会主义工党之国际的联系和同情，又是些什么呢？那些挪威的、瑞典的和荷兰的中派主义者、组织、集团或个人，因其消极和偏狭的特性，在共产主义与改良主义之间模棱两可——而所有这些人，就是社会主义工党最亲近的朋友。班娜巴诺瓦就是个典型的人物，可以表示社会主义工党的社会联系：她现在甚至还忙于企图把这个新党与破碎的第二半国际接合起来。史狄魏士的报纸，把里昂·勃鲁姆（他是赔款的保护者兼银行家奥斯托利克的社会主义教父）称为“同志”。这是什么呢，礼貌吗？不，没有原则，没有品性，没有骨骼！某些善应对的自作聪明者会答复道，“这是小小的俏皮话”。不，这些小事，比起那对于苏维埃国家之抽象的承认来，更正确更忠实的显露了那种政治暗流，这暗流还未被革命经验表明出来。说勃鲁姆是一个法西斯，固然是表示自己荒谬，太没意思，但是，谁个对于这类政客不觉得仇恨和厌恶，也不是个革命者。在阿德勒与“同志”奥托·鲍威尔决裂的范围内，社会主义工党也与后者决裂了。对于罗森费德和史狄魏士，鲍威尔仅是个理论的反对者，或者甚至只是暂时的反对者，而对于我们，他就是个不可调和的敌人，他曾经把奥国无产阶级引到可怕的泥坑中。阿德勒——这是一个感觉敏捷的中派的风雨表。我们不能否认这样的工具之有用，但是我们必须确定地知道，虽然它能够记录气候的变迁，然而却不能影响气候。在资本主义没落的压迫之下，阿德勒重新准备承认革命之不可避免，虽然并不是没有哲学意味的悲哀。但是，这是一种怎样的承认啊！是怎样的保留啊！是怎样的叹息啊！据他看来，若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合起来，那就是可能的最好的事情。社会主义若能在民主形式之中去实行，那所得的必定最多。但是，可叹啊，这个方法似乎是不可能的。不仅在野蛮国家，就是在文明国内，好像工人阶级也企图——嗳唷！天啊！——造成一个革命。但就是这样地对于革命之悲伤的承认，也只是在文字上的。那会使他说“钟点已经到了！”的形势，在历史上没有过，将来也不会有。像阿德勒这类的人，是能承认过去的革命的，能同意于将来革命之不可避免的，但要他们在现在号召一个革命，却永不可能。整个老社会民主党的左派，既没有为帝国主义大战所改变，又没有受一点俄国革命的影响，自然是没有什么希望了。把他们当着风雨表用则可。但认他们是革命的领袖却绝对不能。在九月底，社会主义工党向各工人组织发出了一个宣言，主张在全国召集各个集会，在这些会议上，各派的演讲者都有同等的说话时间。很明显的，这种方式是得不着什么结果的。布兰德勒、乌尔邦斯或其它的组织和集团的力量太不足道了，它们在运动中不能有什么特别的作用，共产党或社会民主党与这些组织的发言人以相等的条件共分讲坛，肴什么意义呢？联合战线是联合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群众，而不是与那些没有群众的组织缔结协议。人们也许曾这样说，与罗林费德、布兰德勒和乌尔邦斯之间的联盟，不过是实现联合战线的一个宣传的联盟。但是，正因为还在宣传的范围内，故不需要什么联盟。宣传必须基于严格的原则和确定的纲领。分别的进军，共同的攻打。联盟完全是为了实际的群众行动。没有重要基础的上层接洽，所带来的只会是混乱而不会是别的。那种主张凡参加联合战线的工人，应推举一个共同的候选总统的意见，是彻底错误的。推定候选者，只有在确定的政纲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党在选举中没有牺牲那动员它的同情者和检阅它的力量之权力。党的候选总统，虽与其它的候选者对抗，但这决不妨碍它与别的为着某种斗争的直接目的所成立的任何协议。凡共产主义者，不管他是正式党员与否，将尽其全力拥护台尔曼的候选总统。我们所关怀的，不是台尔曼个人，而是共产主义的旗帜。我们必须尽力保卫它以反抗别的政党。斯大林派的官僚，在共产主义者的队伍之中，种植偏狭的成见，左派反对派必须破坏这些成见，并向共产主义者的觉醒为自己开辟道路。[1]对于那些由左而或改良主义或中派主义发展而倾向于共产主义的工人组织，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怎样呢？1917年在彼得格勒，曾经有过一种中间的区联会的组织，包含有4000工人。当时，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的组织，领导了好几万的工人。然而布尔什维克的彼得格勒的委员会，在一切问题上，都与区联会成立协议，与它商量一切的计划，以此而加速两个组织完全的合并。人们也许会说，这只是因为区联会在政治上接近布尔什维克。但是，事情不只限于与区联会而已。当孟什维克的国际派（马尔托夫的小组织）起来反对社会爱国派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尽了它的一切力量，以取得与马尔托夫派的共同行动，如果在这些事件中没有得着什么结果，其罪过完全不在布尔什维克方面。此外，还不能忘记一事实，即孟什维克的国际派，在形式上仍然是与策烈铁里和唐恩在一个党的组织以内。这同一策略，也用到左派社会革命党，并且应用的规模大得多。布尔什维克甚至于吸引一部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暴动的机关——革命军事委员会，虽然，当时他们还与克伦斯基同隶属于一个政党，而暴动的目的又正是直接反对克伦斯基。自然，这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方面，不是十分自然的反对，而且在他们的头脑内，并不是一切事情都是顺当的。但是，如果等待一切事情在一切人的头脑中都认为是顺当的，然后再来行动，则在地球上永不会有胜利的革命了。随后，布尔什维克又与左派社会革命党（左倾的“科尔尼洛夫派”，或者左派“法西斯”——按照现在的新术语说）作政府的联盟，这联盟且延长了好几个月，直到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暴动以后才破裂。布尔什维克关于左倾的中派主义者的经验，列宁曾经这样的加以总结，“共产党之正确的策略，即在于利用这些动摇，但决不忽视这些动摇：为要利用它们，对于倾向无产阶级、愿意从今以后与无产阶级携手、以及只在反对倾向资产阶级分子的斗争中愿意这样作的人，必须作各种让步。……如果作这样浮躁的决定说，“排斥一切的妥协和拒绝在路线中转变方向”，那只有害于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力量之发展。……”在这个问题上，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同样与官僚的最后通牒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点。不很久之前，台尔曼与雷梅勒自身也曾侧身于一个独立党中。如果他们肯用他们的记忆力，或者他们不难回忆前几年他们自己的政治情感，那时他们已经与社会民主党决裂、参加一个独立的党并且推动它左倾。假若有人向他们说，“你们不过代表反革命的保皇党的左翼”。大概他们会断定诬蔑他们的人不是醉癫即是疯狂吧。然而，这正是现在他们认定社会主义工党的态度啊！我们且来回忆一下列宁对于一个独立党的发生所认定的态度：“在德国，工人阶级之从右向左的趋势，与一九一七年的俄国完全一样，为什么其结果不是共产党的直接巩固，而首先是“独立者的”中间的党的扩大呢？……很明显的，其中原因之一，即是德国共产党的错误的策略。共产党必须无忌惮地和忠实地承认它的错误，必须学习怎样去改正它……它的错误，导源于“左派”幼稚病的无数表现，而这种左派幼稚病，现在已经公开地爆发出来了，为着组织机体的利益，必须尽速尽善地给以医治”。是的，这里所写的，正是为着今日呵！现在的德国共产党，比当时的斯巴达克团要强固得多。但是，如果今日又重新发生一个独立的党，而且某些部分又是在同样的领导之下，那么，共产党对它所负的过失要严重得多。社会主义工党是一个矛盾的实体。自然，工人如果直接参加共产党，那是最好的事。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共产党必须要有另一种的政策和另一种的领导。我们不能从一个理想的共产党出发来估量社会主义工党，而应从现存的党的状况着眼。只要共产党还保持官僚的最后通牒主义的立场，抵抗社会民主党内部的离心力的作用，那社会主义工党的发生，就是一件不可避免的和进步的事情。但这件事情之进步的性质，却为中派的领导极端地削弱了。如果中派领导巩固了它的自身，它必然破坏社会主义工党。若因为社会主义工党之一般这进步作用，而与它的中派主义调和，那不啻因此而取消了它的进步作用。那些高踞党的上部的妥协分子，完全是一班阴谋诡计者，他们将企图缝合矛盾和延长危机。但是这些方法，只有在大事变未来到之前才能奏效。一旦革命的危机爆发，党内危机必立刻发展起来，它将削弱党的无产阶级的分子。共产党的任务，即在于及时地帮助社会主义工党的工人，肃清他们队伍中的中派主义，并脱离中派领袖的领导。要得着这些，必须不隐讳任何事情。不要把善意当作实惠去接受，一切的事情都要它们自己的名字去称呼。但只可用他们自己的名字，而不可用幻想造成的名字。我们必须批评，但是决不诽谤。我们要寻找统一的途径，而不应捏紧拳头准备去打散。关于独立党的左翼，列宁曾写道：“害怕与这一党的左翼妥协，那纯粹是滑稽的。相反的，寻找一个与他们妥协的适当方式，正是共产党的义务；这种妥协，一方面帮助和加速我们与他们之不可免的合并，另一方面，决不妨碍我们对独立党的右翼之政治意见的斗争”。即使在今天，对于这个策略的路线，也用不着增加什么。我们向社会主义工党的左倾分子说，“革命家不仅在罢工和巷战中得着锻炼，而且首先应该在自己的党内，为着正确政策而奋斗以得到锻炼。接受那些为新党加入共产国际而规定的‘二十一条’吧。近八年以来，左派反对派已经将‘二十一条’运用到实际的政治发展上，你们担负左派反对派的工作吧。借助于这些‘条件’，在你们的行列内，开辟一个有计划的反中派主义的斗争，并引导事变发展到它的结论。否则，你们所作的事情，只是为中派主义作左的掩护，这不能不是一个不大高尚的作用”。那么接着怎样呢？接着——向共产党走。革命家决不在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之间，骑墙两可；那是罗森费德和史狄魏士所喜欢干的勾当。社会民主党的领袖，是无产阶级内部的阶级敌人的代办者，至于共产党的领袖呢，他们虽然糊涂、可怜和无能，然而是革命者或是曾经从右而转过来的半革命者。两党领袖决不是一样的。社会民主党必须摧毁，共产党则必须改造。你们说这是不可能的吗？但是你们曾经认真地去试干过没有？正在此刻，当事变正从共产党的头上向下压时，我们必须以我们的批评，帮助事变的进展。共产党的工人一旦从行动中了解我们不是企图建立“第三”党，而是诚恳地帮助他们去把现在的共产党转变成工人阶级的真正领袖，那他们一定要愈加注意的听从我们。如果我们不成功那又怎样呢？如果我们不成功，那就差不多是确定地表示在现在的历史环境中，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定要到来。但是在大决斗的前夜，真正的革命家决不问如果他失败了以后会怎样，而问如何只去战斗以取得胜利。胜利是可能的，我们是能够战斗的——因此我们必须战斗。[1]不幸，在《不断革命》上曾经登载了一篇文章，虽然不是它的编辑意见，然而却是为了拥护一个简单的工人候选总统的。不容怀疑的，德国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将排斥那样的立场。<<托洛茨基：论德国法西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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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从联合战线到苏维埃——联合战线的最高机关<<托洛茨基：论德国法西斯主义>>第八章从联合战线到苏维埃——联合战线的最高机关在一些“左的”党派内，对于苏维埃之口头崇拜，与对于苏维埃的历史作用之误解，一样流行。苏维埃当被解释为夺取政权斗争的机关，暴动的机关，最后，专政的机关。形式上，这些定义都是正确的。但是，它们并没有完全表示出苏维埃的历史作用。首先，这些定义没有解释为什么单单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苏维埃是必须的。对于这个问题的答复是：在经济斗争中工会是联合战线之原始形式，同样，在无产阶级已踏进为获得政权而斗争的时期，苏维埃是联合战线之最高形式。苏维埃自身，并没有神奇的力量。它是无产阶级的阶级小照，具有无产阶级的一切优点和弱点。但是正因为而且仅仅因为如此，所以苏维埃能供给各种政治倾向的工人以组织的机会，使其能联合一切力量从事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在现在革命前期的环境中，明了地了解苏维埃这种联合战线机关之历史作用，实是最先进的德国工人之义务。在革命准备时代，如果共产党能胜利地从工人队伍中排除别的党派，团结绝对大多数的工人在它的旗帜之下，那么，苏维埃的什么需要都没有了。但历史的经验证明，在无产阶级翻身以前，毫无理由可以希望在任何国家内——在拥有老的资本主义文化的国家内较之在落后的国家内则希望更少——共产党能够胜利地在工人队伍中，占着那样绝对的无可争辩的指导地位。正在今日之德国，我们看见直接夺取政权的任务已摆在无产阶级的面前，但它还远没有完全团结在共产党旗帜之下。革命形势的本身——如果从政治方面去看这问题——产生于无产阶级的一切集团和等级，或至少是它们的绝大多数，都迫切地要联合他们的力量以改变现存的统治。但这并不是说他们都懂得怎样去联合，更不是说时候他们都已准备脱离他们的政党而参加共产党，阶级的政治觉悟之成熟，决不是这样有规律的和一致的；即在革命高潮时期，一切进程都是迅速的发展，但阶级之内的深刻分歧还依然存在。但是，正在这时期超政党的与包含整个阶级的组织之需要，成为十分迫切。苏维埃的历史意义，即在于把这种需要结成具体的形式。这就是它的伟大作用。在有革命形势的情形下，它发展成为无产阶级统一之最高的组织上的表现。谁不懂得这一点，即不会懂得与苏维埃问题有关的事情。台尔曼、莱绮曼和雷梅勒这班人，可以不断地写文章和演讲，讨论关于将来“苏维埃的德意志”的问题。但是由于他们的现行政策，他们正是阻止了苏维埃在德国的开始。作者离开实际活动舞台若是之远，既不能从群众方面集合直接的印象，又不能每天把自己的手放在工人阶级的脉搏上，这样，要想预见一种过渡的组织形式，而这种组织正是引向德国苏维埃之产生的，这诚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我可以假定德国的苏维埃将是工厂委员会之一种扩大的形式——这假定主要是从1923年的经验得到的。自然，这不是唯一的道路。一方面有穷困与失业的压迫，另一方面有法西斯的进攻，在这种情势之下，革命的联合之需要可以跳过工厂委员会，而一下爆发成苏维埃的形式。但是，不管苏维埃怎样产生，它总不能不是无产阶级的一切优点、弱点、内在的矛盾、以及克服这些矛盾的一般要求之组织上的表现；简言之，它不能不是联合战线的机关。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分享了对于德国工人阶级的影响。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尽力逼迫工人离开它。而共产党的领导，则尽力抵制工人倾向它。其结果，我们看到一个第三党的形成，而各种势力和互关系之有利于共产党的变化，也发展得较为迟慢。但是，即使在共产党最正确的政策之下，工人阶级之革命联合要求之生长，比共产党在阶级中的优势之生长，一定要快得多。因此，建立苏维埃的要求，仍然是充分地存在着。苏维埃建立之先，必须工人阶级内的各种政党和组织，从各工厂开始都同意于建立它的必要及组织它的时期和方法。这即是说，既然苏维埃本身代表革命时期的联合战线之最高形式，因此，在它开始以前的准备时期中，必须有联合战线的政策。在1917年的六个月的俄国苏维埃中，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占大多数，这六个月的经过，是不是有重新回忆之必要呢？布尔什维克虽然一分钟都不放弃它那党的革命的独立性，但它在苏维埃活动的结构内，还是遵守关联着大多数的纪律。在德国，从苏维埃形成的那一天起，共产党即可以在其中占着比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3月苏维埃中的更重要的地位，这是用不着丝毫怀疑的。并且，共产党也有在最短时期内，得着大多数的可能。但这并不取消苏维埃是联合战线机关的意义，因为社会民主党的、无党派的、和天主教党等等的工人，在开始时仍然占几百万人的大多数；并且自限于少数而不与多数接触的任何企图，都是在最有利的革命条件下折断自己颈骨的最好办法。但所有这些都是属于将来的事情。现在，共产党是少数。我们必须从这点出发。以上的话，自然不是说建立苏维埃的最好方法，是先同威尔士、希法亭、布莱特塞德等人成立协议。如果1918年希法亭曾绞尽他的脑汁企图把苏维埃包含在魏玛宪法以内而不损伤后者，那么，他现在一定考虑怎样把法西斯队伍包含到魏玛宪法以内而不损伤社会民主党的问题。……当无产阶级的一般条件已经有组织苏维埃的可能时，就必须着手组织苏维埃，即使这是违反着社会民主党上层领袖的意旨。但是，要这样做，必须拉社会民主党的群众离开他们的领袖；而作这件事的方法，就在于不要虚伪地认为它已经作成功了。为着使数百万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群众离开反动的领袖，我们必须开始向这些群众表示，我们甚至于愿意同这些“领袖”一道参加苏维埃。但我们不应该预先完全忽视社会民主党的上层，这些上层分子，为要企图重演1918至1919年艾伯特、谢德曼、哈西等人所演的权谋，有被迫而再度冒险跳进苏维埃的红热空气中之可能；在这里，事情不决定于这班绅士们的恶意，而决定于历史将以何种形式和程度在它的钳子里擒住他们。第一个重要地方的苏维埃之组成（在这苏维埃内的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工人，不是代表个人而是代表团体），对于整个德国工人阶级将发生伟大的影响。不仅社会民主党和无党派的工人，就是天主教党和自由派的工人，也不能长久抵抗苏维埃之向心力的吸引。一切适于组织和能够组织的德国工人之趋向苏维埃，将如铁屑之趋向于磁石一样。在苏维埃内部，共产党会得到一块新的特别便利的园地，帮助它争取到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领袖地位，我们可以无容疑虑的认为，即使在今天，如果共产党的领导不那样热诚地帮助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去削弱了群众的压力，那么绝对大多数的社会民主党工人，甚至不少部分的社会民主党机关，都会参加苏维埃的组织。如果共产党认为与社会民主党、工会以及其它的组织，在一个确定的实际任务的工作纲领上作任何协议都是不可允许的，那么，这不过表示它认为与社会民主党建立苏维埃也是不可允许的。既然世上不能有一种纯共产党的苏维埃；并且若果真有那样的苏维埃，则苏维埃本身的需要，也就不存在了，那么，共产党拒绝与工人阶级的其它党派缔结协议和采取共同行动，不啻是根本地拒绝建立苏维埃。无疑的，《红旗报》将以无数的咒骂来答复这种论断，它会像二乘二等于四那样准确地证明我确实是布吕宁的代辩人和威尔士的秘密同盟者，等等。我准备忍受一切的诬蔑，但有一个条件：就是《红旗报》必须负责向德国工人解释；如不接受与别的工人团体建立联合战线的政策，那么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状态中才能在德国组织苏维埃。在共产党的一个地方报纸《阶级斗争》上，曾刊载着讨论联合战线问题的意见，这意见正可以阐明苏维埃是联合战线的机关的问题，是极有教训意义的。这报纸讥诮地说，“一切工人的组织，具有现存的一切缺点和弱点，但必须团结成为一个庞大的反法西斯的自卫联盟。这是什么意思呢？用不着详细理论的解释，在这些问题上，历史自身对于德国工人阶级已是一个严肃的教员：一切工人组织之无定形的混杂的联合战线，已使德国工人阶级付了重大的代价，这即是1918至1919年的革命之失败”。实在说，这是一种绝顶肤浅的陈词烂调！在1918至1919年，联合战线主要是经过苏维埃而实现的。斯巴达克派究竟是应该参加苏维埃，抑或不应该参加呢？照上面所引的那段文章的严格意义，他们应该与苏维埃隔离。但是，既然斯巴达克派只代表工人阶级之最少数，既然他们不能以他们自己的苏维埃，代替社会民主党的苏维埃，那么，他们与苏维埃隔离之意义，就是简单地表示他们自外于革命。如果联合战线是“无定形的和混杂的”，其罪过并不在于联合战线机关的苏维埃，而是在于工人阶级本身的政治条件，在于斯巴达克团的脆弱和社会民主党的强而有力。一般地，联合战线决不是一个强有力的革命政党之代替物，它只能帮助后者使其更强。这情形可以完全适用于苏维埃。力弱的斯巴达克团因为害怕错过时机，被迫而采取极左派的路线和还未成熟的示威运动。如果他们那时脱离联合战线即苏维埃，那无疑的，这些负的特质将会更尖锐的表现出来。德国共产党的官僚们，果真没有从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革命经验中得到一点东西吗？这是可能的吗？最低限度他们也应读过《左派幼稚病》吧？真的，斯大林的统治所引起的精神上的破灭，实是可惊得很！把苏联的各级苏维埃官僚化了以后，不肖门徒即把它们看成在党的机关掌握之中的一种技术工具。他们忘记了苏维埃是工人阶级的议会，它之能够吸引群众，是因为它表现了有团结一切无产阶级的可能（不管党派的区别）：他们忘记了苏维埃之教育的和革命的力量，正在于它能团结各种的工人。一切都被遗忘，一切都被混乱和曲解。唉，不肖门徒主义是多么可诅咒啊！党与苏维埃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是革命政策的绝对重要的问题。德国共产党的现行政策，实际上是倾向于以党代替苏维埃，而在反一方面，乌尔邦斯却不愿放过增加混乱的机会，而企图以苏维埃代替党。据《社会主义劳动新闻》[1]的通信，乌尔邦斯于一月间在柏林一个会议上，驳斥共产党对工人的领导权说道：“领导权应该保持在苏维埃的手里，苏维埃是由群众自己选举的而不应该按照一个政党的愿望并任它操纵。（掌声如雷）”我们能很容易的了解，共产党以其最后通牒主义激怒了工人群众，因此他们易于赞成反对官僚专横的任何抗议。然而，这并没有改变乌尔邦斯在这个问题上与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点的事实。工人要“自己”去选举苏维埃，没有人会加以否认。但整个问题，在于他们将选举谁。我们必须与别的“具有其自身的弱点和缺点”的一切组织，共同参加苏维埃。但是，如果宣布苏维埃的“自身”，能够领导无产阶级作夺取政权的斗争，那不过是广播庸俗的苏维埃拜物教意识而已。一切的事情，都决定于领导苏维埃的党。因此，与乌尔邦斯相反，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决不否认共产党对于苏维埃的领导权，而且宣布说，“只有在联合战线的基础上，只有经过群众的组织，共产党才能在将来的苏维埃内取得领导的地位，和领导无产阶级取得政权”。[1]社会主义工党的中央机关报。<<托洛茨基：论德国法西斯主义>> |
第七章意大利经验的教训<<托洛茨基：论德国法西斯主义>>第七章意大利经验的教训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是改良派背叛意大利的无产阶级暴动之直接结果。大战停止以后，意大利的革命运动即向上涨，其结果在一九二○年九月，工人阶级夺取了工厂和企业。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是一件实际的事实，所缺乏的只是怎样地组织它和从它抽出一切必要的结论来。但是社会民主党害怕起来了，它向后跳跃。无产阶级在英勇的努力之后，被社会民主党抛弃到彷徨无主之中。革命运动的分裂，是法西斯主义生长之最重要的因素。革命高潮在九月已经停止，而在十一月就发生了法西斯第一次的大示威（夺取波罗格拿）。不错，就在九月事变之后，无产阶级还有可能进行防卫的战争。但是社会民主党人所关心的事情，只是接二连三地不断让步，从火在线（underfire）撤回战争的工人阶级。他们希望工人们温和的行动，能够恢复资产阶级反对法西斯的“舆论”。甚至他们还坚定的信赖维克特·爱曼纽的帮助。到最后一点钟，他们还尽其全力抑止工人阶级向墨索里尼的匪徒作战。然而社会民主党的这些行动，未能奏丝毫的效果。皇室和上层资产阶级都转向法西斯主义方面。最后一分钟，他们才知道法西斯主义不是驯服可以阻止的，于是乃号召工人举行总罢工。但是他们的号召，只得到可笑的失败。改良派很久以来就因害革命火药的爆发而浸湿了它，到最后一剎那，他们才用战栗的手接上引线，但火药却不燃了。法西斯在创始以后两年，就取得了政权。它的全盛的第一时期，正当1921至1922年的不景气之后的有利的经济转机，由于这一事实，它巩固了它的自身。法西斯以小资产阶级的冲锋队伍，压倒退却的无产阶级。但这也不是一下就成功的。墨索里尼就在取得政权以后，还是十分谨慎地进行——那时他还无既成的先例。在起初两年中，连宪法都没有变动。法西斯政府还带着联合政府的性质。同时，法西斯匪徒，则忙于棍棒、刀子和手枪的工作。法西斯政府就这样地慢慢建立起来，这就是说，荡平了一切独立的群众组织。墨索里尼之获得这种结果，是以官僚化法西斯党自身为代价的。法西斯主义利用了小资产阶级的冲锋队伍以后，就用资产阶级政府的铁钳来扼住他们。墨索里尼只能这样做，因他所团结的群众已经消除了幻想，正在急剧地变成面前的最紧急的危险。法西斯主义一成为官僚的，就十分接近于别种形式的军警独裁。它不复有它以前的社会帮助了。它的主要后备军（小资产阶级）已经用尽了。只有历史的堕性，才能使法西斯政府把无产阶级限制于一种分散的无办法的状态中。力量的相互关系，正自动地转变得有利于无产阶级。这种转变，必然引向革命。法西斯主义的倾覆，在欧洲的历史中，将成为最巨大的事变。但是这种进程，如事实所证明，是需要时间的。法西斯的政府已经维持了十年。它还能继续维持多久呢？用不着冒险去计算日期，但我们却敢确定地说，希特勒在德国的胜利，将是墨索里尼的命运之新的延长。而希特勒的崩溃，则是墨索里尼完结的开始。德国社会民主党对于希特勒的政策，没有一点新奇的地方：它的一切行动，不过是更笨拙地重复意大利改良派以更急性(greaterflightsoftemperament)成就的。意大利的社会民主党说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战后的精神病，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则说它是一种“凡尔赛的”或恐慌的精神病。在这两个例子之中，改良派都闭着眼睛，看不出法西斯主义的有机的性质，看不出它是从资本主义崩溃之中生长出来的群众运动。意大利改良派害怕工人群众之革命的动员，于是他们寄托其一切希望于“国家”。他们的口号是：“救命啊！维克特·爱曼纽，施用你的权力吧！”德国社会民主党没有忠于宪法的君王为民主屏障，于是他们不能不满意于一个大总统：“兴登堡，救命啊！施用你的权力吧！”在进行反墨索里尼战争的时候，事实上即在墨索里尼面前退却的时候，屠拉梯泄漏了他那光耀的格言：“一个心必须有作懦夫的气魄”。德国改良派提出口号没有这样的活泼。他们所需要的是：“在失去群众信仰之下讨生活的勇气”。二者是一个东西。由于自己之懦怯地迁就敌人致失掉群众的信仰，但这是不必害怕的。同样的原因自然产生同样的结果。如果事变的进展要依社会民主党的领导，那么，希特勒的事业就有保障了。然而德国共产党又怎样呢？不幸，它也没有从意大利的经验学得些什么。意大利共产党的产生，几乎与法西斯同时。但是这同一革命的退潮，推动了法西斯走上政权，却阻止了共产党的发展。它并没有打算彻底扫除法西斯的危险，它以革命的幻想安慰自己；它不可调和地反对联合战线的政策，一言以蔽之，它害着一切的幼稚病。这并不奇怪！它只有两岁。在它的眼中，法西斯主义只是“资本主义的反动”。法西斯主义是从动员小资产阶级以反对无产阶级的运动中生长出来的这种特质，它不能认识清楚。意大利的同志告诉我，除了葛兰西一个人以外，那时的共产党甚至不承认法西斯有夺取政权的可能。一旦无产阶级革命遭受了失败，资本主义保全了它的地盘，而反革命又得到了胜利，那么怎样还会有另一种反革命的政变呢？资产阶级怎会起来反对它自己呢！这些幻想，成了意大利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要点。此外，还不能忽略的，即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当时只是一种新的运动，正在形成的过程中；要认识它的特质，即在有经验的党，也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今日德国共产党的领导，几乎是完全重复了当时意大利共产党作为其出发点的立场：按照他们的意见，法西斯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反动；从无产阶级的观点看起来，在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反动之间划分区别，是完全无意义的。这种庸俗的激进主义之在今日，更是不可饶恕，因为德国共产党的历史比起当时意大利的党长得多，而意大利之悲惨的经验，又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坚持法西斯主义已经长成，或者否认它有走上政权的可能——这在政治上是相同的。不了解法西斯主义的特质，则反对他的意志便不可避免地要减弱。主要的罪过自然应由共产国际的领导来负担。首先，意大利的共产党员有提出警告的义务。但是斯大林和曼努伊尔斯基，却逼迫他们否认那使他们自己消灭的最重要的教训。我们已经看见爱科里极敏捷地转变到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立场，即是转变到消极地等待德国法西斯胜利的立场。国际社会民主党，长期地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只有在落后的国家中才可想象，他们常以这种观念安慰自己。后来对于法西斯主义，他们也在同一的安慰之中找着了避难所。现在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却不得不在自己身上体验这种安适的观念之虚伪：它那从小资产阶级来的同路人，已经转到或正转向法西斯的营垒，而工人则离开它而走向共产党。只有这两个集团正在德国发展：法西斯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虽然一方面俄国，另一方面意大利，都比德国很落后，但这两个国家，却成为帝国资本主义所派生的政治运动的发展之竞技场。先进的德国，必须研究俄国和意大利已经完成的过程，从它们中间取得经验。现在，德国发展的基本问题，可以这样的公式来提出：向那里去——走俄国的路抑走意大利的路？明显的，这并不是说，高度发展的社会结构对于布尔什维克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的命运之发展，没有重大意义。意大利与德国比较起来，是一个色彩浓厚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国家。在德国，有980万人从事于农作和森林，雇用于工商业的人则为1850万，几乎是两倍；而在意大利，有1030万人从事农业与森林，雇用于工商业的人则不过640万。仅仅这些数字，还远不能充分表示无产阶级在德国民族生活中占绝对优势；甚至失业工人的可惊的数目，也可从反而证明德国无产阶级的社会力量之大。整个的问题，即在于怎样把这种伟大的力量，变成革命的政治运动。德国共产党上一次的大失败发生于1923年，这失败可以与意大利的九月失败摆在同一历史平面上。从那时以来的这八年多中间，许多创伤已经痊愈，而且另一代的青年人物已经起来。现在的德国共产党，比起1922年意大利的党，力量已大得不能相比。无产阶级的比重；上次失败后的长期恢复；共产党的伟大力量——这三个优点，对于估计事变之背景与前途，且有重大的意义。但是，要想很好地利用自己的优点，必须先了解那些优点。然而这个条件，正是德国共产党所缺乏的。台尔曼在1932年的立场，正是波尔迪加在1922年的立场之复活。在这方面，包含了特别严重的危险。但是，这里还存在了一个补充的优点，这也是十年以前所没有的。在德国的革命队伍中，有马克思主义的反对派，它是基于前十年的经验而生长的。这个反对派在数量上虽然佷弱，而事变的进展，将无限地增加它号召的力量。在某种情形之下，轻微的震动即足以成就巨大的崩溃。左派反对派的批评，可以帮助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策之及时的改变。现在，我们的任务即在于此！<<托洛茨基：论德国法西斯主义>> |
第六章俄国经验的教训<<托洛茨基：论德国法西斯主义>>第六章俄国经验的教训在我以前写的某一本书中，曾说到布尔什维克反对科尔尼洛夫的斗争经验，引起了党官们愤怒的狂吠。为着更明白和更详细地说明斯大林学派怎样从过去取得经验，我们且在此地重新申述一下过去事变的要点。一九一七年七月，临时政府的首领克伦斯基，实际上是执行陆军总司令科尔尼洛夫的政纲，他在前线恢复了军事法庭和死刑。他剥夺了正式选举的苏维埃对于政府事务的权力；他镇压农民和增高面包价格（在国家食物贸易垄断之下）；得着科尔尼洛夫的同意，他向首都集中反革命的军队；他准备放弃革命的彼得格勒；他允诺协约国在前线作新的进攻。这就是一般的政治背景。因为克伦斯基的动摇，在八月廿六日，科尔尼洛夫与他决裂了，并率兵向彼得格勒进攻。当时布尔什维克的地位是半公开的。它的领袖们正被诬为与霍亨索伦的参谋部勾结，自列宁以下，或被迫隐藏起来，或在狱中。布尔什维克的报纸亦被禁止。这些都是从克伦斯基政府对于布尔什维克所施行的压迫，而克伦斯基又是从左面得着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代表之联合的拥护的。当时布尔什维克采取什么路线呢？它一刻也不犹疑地与它的狱吏——克伦斯基、策烈铁里、唐恩等人缔结实际的协议，以反对科尔尼洛夫。革命保卫委员会在各处都组织起来，布尔什维克也加入了，它虽然只占其中的少数，然而这并没有阻止它取得领导作用：在革命的群众行动之实际协议中，总是有利于最彻底的和最勇敢的革命政党。布尔什维克站在最前线，它压平一切将它与群众隔绝的垣篱，取得了孟什维克的工人特别是社会革命党的兵士。或者布尔什维克采取这种行动路线，只是因为他们是受着事变之突然的袭击吗？不，决不是的。以前的几个月，布尔什维克曾千百次要求与孟什维克共同行动，以反对反革命的动员。甚至于在五月廿七日，当时策烈铁里正主张压迫布尔什维克的水手，托洛茨基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会议上宣布说：“一旦时机到来，反革命的将军曾企图拿着绳圈套在革命的颈项上，立宪民主党将立刻起来帮助绞杀革命，而喀琅施塔得的水手则会与我们共同战争到底”。这些话完全证实了。在科尔尼洛夫的运动中，克伦斯基向阿芙尔乐号巡洋舰的水手求援，要求他们担任冬宫的防务。毫无例外的，这些水手都是布尔什维克。他们当然是仇恨克伦斯基的。然而他们的仇恨，并没有阻止他们去很周密地保卫冬宫。他们的代表来到克勒斯特监狱会晤托洛茨基，代表们问道：“为什么不逮捕克伦斯基呢？”但是，他们之提出这个问题，是半开玩笑的，他们了解首先需要打倒科尔尼洛夫，然后再来对付克伦斯基。感谢正确的领导，阿芙尔乐号巡洋舰的水手，比台尔曼的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更懂得多。《红旗报》说我们对于历史的研究是“欺骗的”。为什么？向他们提出这一类问题，真是枉然。我们怎能希望从这班人那里得到有理由一点的反驳呢？他们接受莫斯科的训令，生怕失掉他们的职业，只要一提到托洛茨基的名字，亦必高声怒骂以示忠实。命令一来，则必“恭行维谨”。按照他们的话，托洛茨基将一九一七年九月初布尔什维克反科尔尼洛夫的斗争——这个时候，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正在苏维埃内争取多数，正迫近剧烈的革命形势；这个时候，布尔什维克已经在反科尔尼洛夫的斗争中武装起来，届时又向克伦斯基作侧面的攻击——与现在布吕宁“反对”希特勒的“斗争”，作了一种“欺骗的比较”。这样子，托洛茨基认为对于布吕宁和普鲁士政府的支持是“较好”的（《红旗报》，一九三一年十月廿二日）。反对这种狂吠，实是一件重要的工作。所谓我将布尔什维克反科尔尼洛夫的斗争与布吕宁反希特勒的斗争作比较，纯然是官僚们的托辞。我一点也不过分估量《红旗报》的编辑们的知识限度，但是这些绅士们总不会蠢到这样的程度，蠢到连我的意思都不懂得。布吕宁反希特勒的斗争，来比拟克伦斯基的反对科尔尼洛夫，而以布尔什维克之反对科尔尼洛夫，比拟现在德国共产党反对希特勒的斗争。这个比拟在什么地方是欺骗的呢？《红旗报》说，那时候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正在苏维埃内争取多数。但是，现在德国共产党也是如此。九月最后的几天，科尔尼洛夫被压平了，实际上不是由于军事力量，而是由于群众的热诚的目的。九月三日以后，列宁立刻经过报纸，公开地向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提议妥协：你们在苏维埃内占大多数，他向他们说。你们可以取得国家，我们将帮助你们反对资产阶级。你们若保证我们煽动的完全自由，我们则保证你们在苏维埃内和平的夺取大多数。列宁是怎样的一个机会主义者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拒绝了这种妥协，亦即是拒绝了一个新的反对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然布尔什维克的手中，这种拒绝成为准备武装暴动有力的武器，几个星期以内，暴动即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扫荡无遗。一直到现在为止，世界上只有一次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我绝不是认为我们在走向胜利的路上，没有作过一点错误，但是，我总觉得我们的经验，对于德国共产党是有相当价值的。我引证了最切近的和最适当的历史比拟。而德国共产党的领袖怎样答复呢？一切都是胡说八道。只有极左派的集团，且有渊博的理论武装的《赤色战士》，企图“庄重地”反驳我们的比拟。他认为布尔什维克在八月所作的是正确的，“因为科尔尼洛夫是沙皇反革命的旗手，他正在进行封建的反动对抗资产阶级的革命之战争。在这种条件之下，工人与资产阶级及其社会革命党的孟什维克的工具之策略上的联合，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因为在击退封建的反革命之斗争中，两个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希特勒既不是代表封建的反革命，而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社会民主党是拥护资产阶级的，那它当然不能向希特勒开火。这就是联合战线问题在德国所以不存在，和托洛茨基的比拟是错误的理由。所有这些似乎都是堂皇的议论。但是，就实际的事实来看，差不多没有一句话不是虚伪的。在一九一七年的八月，俄国资产阶级一点也不反对封建的反动，一切地主拥护立宪民主党，而立宪民主党又为反对没收土地而斗争。科尔尼洛夫宣布自己是共和党人、“农民的儿子”、土地改良和立宪会议的拥护者。整个的资产阶级是支持科尔尼洛夫的。布尔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之间之所以能成立同盟，只是因为后两者暂时与资产阶级决裂；因为它们害怕科尔尼洛夫，被迫而与我们妥协。这两党的代表们都知道只要科尔尼洛夫胜利了，资产阶级即不需要他们，而且让科尔尼洛夫绞死他们。在这些范围以内，对于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看见一个完全的模拟。现在德国的形势与一九一七年的俄国形势是否有区别呢？当然有的，然而这些区别决不是《赤色战士》的理论家所能看见的。在俄国，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尤其是农民，是倾向左面而不是倾向右方的。科尔尼洛夫也并不是依小资产阶级。正因为如此，他的运动不是法西斯的。这个反革命决不是封建的，而是资产阶级与将军们共同的阴谋。它的弱点，即在于此。科尔尼洛夫依赖整个资产阶级精神上的帮助，以及军官和贵族之军事上的帮助，而这些贵族即是幼稚一代的资产阶级。所有这些都证明科尔尼洛夫反革命的力量之不充分。但是，如果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是虚伪的，科尔尼洛夫的胜利决不是不可能的。据我们看来，《赤色战士》反对联合战线的论据，不是基于别的事实，而正是由于它的理论家既不懂过去俄国的形势，又不懂现在德国的形势。[1]在俄国历史光滑的冰上，《红旗报》不敢相信它自己能够站得住脚，于是乃企图从相反的方向来处理问题。“在托洛茨基看来，国家社会党是法西斯。国家紧急令的宣布、工资之独断的削减、罢工的禁止……所有这些对于托洛茨基，都不是法西斯主义。所有这些，我们的党必须容忍。”这班人以其特有的下贱与无耻，几乎使人不欲与之辩论。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地方我向人提议“容忍”布吕宁的政府呢？而所谓“容忍”又是何所指呢？如果这是关于议会的或超议会的拥护布吕宁统治的事情，那你们应该觉得在共产党人内提出这一类问题讨论，实在是件羞耻的事情。但是就广泛的历史意义说，正是你们这班绅士们，你们这班狂吠的走狗不能不“容忍”布吕宁政府，因为你们缺乏推翻它的精神和气力。关于德国的形势，《红旗报》所搜集的一切反对我的论据，同样可以用来反对一九一七年的布尔什维克。人们可以说，“在布尔什维克看来，科尔尼洛夫主义不过是从科尔尼洛夫开始的。但是克伦斯基不是一个科尔尼洛夫主义者吗？他的一切政策不是以绞杀革命为目的吗？他不是以讨伐的手段压平农民暴动吗？他不是组织关厂以压迫工人的罢工吗？列宁不是被迫隐藏起来吗？所有这些，我们都必须‘容忍’吗？”就我所能回忆的，我不能想象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会轻率到提出这样的论据。但是如果可以找得着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可以以这样的方式答复他：“我们攻击克伦斯基准备和帮助科尔尼洛夫走上政权。但是这就解除我们立刻起来击退科尔尼洛夫的义务吗？我们责备守门的人为强盗半开着门，但是因此我们便可以耸一耸我们的肩膀，让门就是这样的开着吗？”因为社会民主党的容忍，布吕宁才能够逼迫无产阶级陷于向法西斯主义的投降，一直陷到了它的膝盖，但是你却由此得着结论，认为不管陷到膝盖，抑或陷到腰际甚至于陷到头上——那不都是一样的吗？不，这是有分别的。在烂泥中，陷到膝盖的人，他自己仍然能够挣扎出来。如果陷到头上，那就没有一点希望了。关于极左派的问题，列宁写道：“他们说了许多恭维我们布尔什维克的话。这使我们有时不能不向他们说，‘请你们少称赞一些，顶好你们自己多去研究一点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把它的历史多弄熟悉一点吧’”。[1]这个集团的一切别的观点，都是在这同一平面之上，不过是斯大林派的最大错误之再版而已，但带着更夸大的极左派的怪相。法西斯主义已经登了极；希特勒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危险；此外，工人阶级是不要战争的。如果事情是那样的话，如果还有许多充裕的时间，那么，《赤色战士》的这些理家，还是把他们的闲暇作别的用处吧：不要乱写什么文章，顶好去多读几本书。马克思早就向魏特林说过，愚昧无知是从来不会有利于任何人的。<<托洛茨基：论德国法西斯主义>> |
第五章联合战线之历史的回顾<<托洛茨基：论德国法西斯主义>>第五章联合战线之历史的回顾关于联合战线政策的争论，实导源于阶级对抗阶级的斗争（按照马克思主党者对于这些字义之了解，而不是就官僚们的了解）之基本的和坚决的需要，读到斯大林派官僚们对此政策之反驳，不能不令人觉得可耻和引起愤怒。向最落后的愚昧的工人和农民日复一日地不断地解释一些其粗浅的观念，这是一件事，可以令人不感到疲乏，因为这是一件启发新阶层的工作。但是，被迫面向那班为官僚制度的蒸汽辘轳毁灭了头脑的人们，解释和证明一些极其基本的原则，却是一种不幸！对于这些没有逻辑的论据可供自己使用而只知引用国际术语的百科辞典以资补救的领袖们，实在没有什么办法。他们只是反复地用一个“反革命”的形容词，来闪避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理论！官僚们至今还不能证明他们有什么能力去完成一个革命，在他们的口头上，“反革命”这几个字已经滥用得不值钱了。但是我们要问，共产国际前四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案，说了些什么呢？斯大林派的官僚接受它们，抑或不接受呢？这些文件直到今天还依然存在，而且尚保持它们原来的意义。在无数文件之中，我选择了第三次和第四次大会间我自己所起草的关于法国共产党的决议案，它曾为苏联共产党的政治局和共产国际的执委会所通过，并在当时各国共产党的刊物上发表过的。以下逐字逐句所引证的，便是那个解释和辩护联合战线的决议案之一部分：“……无产阶级的阶级生活，就是在革命的准备时代，也不会停止，那是很明白的。与实业家的冲突，与资产阶级和国家的冲突，不管是那一方面发动，总是经常不断地发生。在这些冲突之中，不论它们是包含整个工人阶级的基本利益，或大多数工人的、或工人中任何一部分的利益，工人阶级都会体验到有联合行动的需要……党如果以其自身机械地来对抗这种需要……将不可免地要在工人心目中失去信仰。“虽然，在一定时期以内，依靠工人阶级的各种政治组织之间，不可免地要发生分裂，然而反抗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工人阶级依然有联合行动的可能，联合战线问题，即导源于向工人阶级保证这种可能之急迫的需要。对于不懂得这一问题的人，以为党不过是个简单的宣传团体，而不是一个群众行动的组织。“共产党若不坚决地确定地与社会民主党决裂，它永远不会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党。然而在每一定的时候，共产党与非共产党的工人群众（包括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之间，有可能建立相互同意的共同行动，共产党若不为此目的而寻找一切组织上的方法，即无异表现它不能在群众行动的基础上取得大部分的工人阶级。“共产党人与改良主义分手以后，只以组织的纪律来束缚他们，是不够的；同时，使共产党的组织在一切活的斗争领域内，学习去领导无产阶级的集体活动，也是必要的。这是共产主义A.B.C.的第二个字母。“联合战线是否只包含工人阶级，抑或扩大到连机会主义的领袖们都包括在内呢？像这样的方式提出问题，已经是错误观念的结果。我们若能够简单地团结工人群众围绕着我们的旗帜周围……消灭改良主义的政党或工会的组织——那自然是再好没有的事。但如果情形果真如此，目前这种形式的联合战线问题已经不复存在了。“一点也用不着疑虑，我们是利于把改良主义者从他们的巢穴中拖出来，在斗争的群众之前反对他们。如有正确的策略，只有我们会因此有所获得。从前有位游泳者，虽然他满口称赞那些最好的游泳技术，可是他自己却不敢冒险跳下水去，共产党若怀疑或害怕联合战线的运用，其行动之愚蠢，正不亚于这位游泳者。“既与别的组织成立协议，我们自然不能不为某些行动的纪律所限制。但是，这些纪律决不可带有绝对的性质。如果改良派开始妨碍斗争，很明显的破坏运动，对抗客观局势和群众情绪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因为是独立的组织，无论如何不应顾及这些临时的半同盟者，要常常保持我们领导斗争到底的权利。“只有从新闻记者的眼光看起来，联合战线的政策，才是一种与改良派的和解，他们这班人方以自己是远离改良主义而沾沾自喜，因为他们在编辑室内用同一恰当的辞句批评过改良主义，但是他们却避免在工人群众眼前与改良派作公开的斗争，因此而使群众没有机会在同等的斗争条件之下去鉴别共产党和改良派。事实上，他们渴望保持事情的一定状况，以便使共产党和改良派各有严格的势力范围，各有其会议的听众和报纸，这是政治的消极——这一切将产生一种严重的政治斗争的幻想——可是，这种政治的消极，正隐藏在反对与改良派“和解”的那种表面的革命精神之后。“在联合战线问题上，当它被提出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一种用口头的激烈以遮掩对此政策之消极的和冷淡的倾向。立刻，党的右派分子，以其中派的与和平主义者的倾向……起来成为联合战线之最不可调和的反对者。而在另一方面，那些在最困难时坚定地站在第三国际立场上的分子，现在都走出来为联合战线的政策奋斗。真实的情形是这样，正是那些拥护消极和等待政策的人，现在在激烈的假面目之后前进”（托洛茨基，《共产国际的五年》，375—378页，俄文版）。难道这些话不好像今天写的用以反对斯大林、曼努伊尔斯基、台尔曼和莱绮曼的吗？其实，这是在十年以前写的，是用以反对福洛塞德、克钦、查礼斯·赖派卜德、丹尼尔·李洛尔以及其它以极左倾主义掩护自己的那些法国的机会主义者。我们可以很明白地把这个问题向斯大林派的官僚们提出：是不是我们在此地所引证的决议案，当它们说明共产国际的政策的时候，当它们代表列宁所领导的俄国政治局的策略的时候，就已经是“反革命”了吗？官僚们也许企图以情势已经变化为理由来答复我们，我们预先警告他们最好不要这样：事情不是关于某一时的问题，而是如文章本身所说明的，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A.B.C.。十年以前，共产国际是这样的解释联合战线政策之精义：共产党向工人群众和他们的组织证明，只要他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历史发展的路上，它是愿意与他们共同作战的，即使是为着极其微细的目的；共产党在这个斗争之中，必须计及每一时期之阶级的实际状况；它不仅向着群众，而且向着那些为群众所承认的组织；它以阶级斗争的实际问题，与改良派的组织在群众眼前公开对抗。联合战线的政策促进无产阶级之革命的发展，公开的向群众揭露，共同斗争是为社会民主党领袖们自觉的怠工所破坏，而不是由于共产党的分裂行动。这些观念，即在今日还是在生动的活跃着，这是绝对明了的。那么，怎样解释现在共产国际之拒绝联合战线这一政策呢？完全是由于过去对此政策之错误的应用和失败。这些失败的原因，不在政策的本身而在于运用它的政治家。如果当时曾加以考察、分析和研究，那德国共产党对于应付目前的局势，必然在战术上和策略上准备得很好了。在寓言中曾经有个近视的猴子，把眼镜放在自己的尾巴上较验，又用舌子去舐吮，看见没有效果以后，于是这猴子便断定这付眼镜是没有一点用处，把它在石头上一下打得粉碎；斯大林派的官僚的行动，正像这个聪明的猴子。随便你们怎么说，但是眼镜是没有过失的。在联合战线政策中所作的错误，可以分成两类。在最多的场合，共产党的领导机关总是提出一些既不合于客观情势又得不着群众回声的激烈口号，向改良派提议为此等口号而共同斗争。这些提议是带着放空炮的性质的。所以群众依然冷淡，改良派的领袖则把这些提议说成共产党破坏社会民主党的阴谋。联合战线的真正性质，只有在实际地估量客观情势和群众的状况之基础上，才能证明其效果，而官僚们则在每个场合中，对于联合战线，只有纯粹形式的和夸张的运用。“公开信”这一武器，因为常常滥用，已经成为陈旧，以后非放弃不可了。对于联合战线政策之第二种谬误的运用，更带罪恶的性质。在斯大林派官僚们的手里，它成追随在同盟者背后的摇旗呐喊，牺牲了党的独立。因为有莫斯科作后盾，共产国际的官僚认为自己是万能的，自负能够向无产阶级发号施令和指出他们的路线。他们阻止了中国的农民运动和罢工斗争；他们牺牲共产国际的独立政策以取得与蒋介石的联盟；他们在伦敦的宴会席上，或在高加索的休养所中，企图经过教育的路线重新教育英帝国主义的主要屏障——改良派的工会官僚；他们想转变像拉狄吉这种模型的乔其亚的资产阶级作共产党等等。自然，所有这些都是以最好的意向去进行的，是想为群众完成他们自己还未成熟到去完成的事情，以加速运动的发展。在许多国家以内，特别是在奥国，共产国际的官僚在过去的一个时期，曾尝试他们的身子以图人工地“从上面”创造一个“左派”社会民主党，作为到共产主义的桥梁，我们在此地顺便提及，大概不是多余的。自然，这种荒谬的愚行所产生的结果，不能不同样的又是一串失败。所有的实验和愚举，都是悲惨地结果的，全世界的革命运动因此而倒退了许多年。于是，曼努伊尔斯基才决定打碎那付眼镜；至于库西林，他为避免更大的错误起见，除了他自己和他的亲友以外，他宣布一切的人都是法西斯。官僚们的确相信事情会因此而明白些和简单些，再不会有什么错误了。怎么会有一种与“社会法西斯”联合以反对国家法西斯，或者与“左派社会法西斯”联合以反对“右派社会法西斯”的联合战线呢？这样，斯大林派的官僚在我们的头上画一道一百八十度的弧，他们却不能不因此而宣布共产国际前四次大会的决议是反革命的。<<托洛茨基：论德国法西斯主义>> |
第四章斯大林派在联合战线问题上的盘旋<<托洛茨基：论德国法西斯主义>>第四章斯大林派在联合战线问题上的盘旋前社会民主党的著名女党员托霍斯特，现已转变到共产党方面，一月中旬她以党的名义在法兰克福演讲。在她的正式报告中，她说：“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真面目已经充分地暴露了，如果我们还要在这方面与他们继续从上层合作，那只是白费精力”。法兰克福共产党的报纸，对这个报告大大的加以颂扬，上段文句我们即是从该报引证来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真面目已经充分地暴露了”。就托霍斯特本人而论，她从社会民主党转变到共产党（由于这种行动使她博得称赞），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真面目之对于她，当然是充分地暴露了；然而就几百万的工人群众而论，他们现在还选举社会民主党，他们还容忍工会改良派的官僚，对于他们却是不甚充分的啊！然而，引证一个孤立的报告是没有十分必要的。在达到我手中最近一期的（一九三二年一月廿八日出版的）《红旗报》，仍然争持只有反对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和撇开他们，联合战线才有建立之可能。唯一的证据就是：“那个活过最近十八年和经验过这些领袖们的工作的人，再没有人会相信他们”。那么，我们是否可以问，对于那些参加政治生活不到十八年，甚至不到十八个月的人，又怎样办呢？自从大战爆发以后，在政治上曾产生了几代的人，而后一代的人又必须综合前一代的经验，纵令是在极其狭小的范围以内。列宁教训极左派说：“事情的中心点，即在于我们不应该把对于我们是陈旧的，认为对于群众对于阶级也是陈旧的”。就是那些活过和经验过十八年的老的一代人们，现在也还没有与领袖决裂。相反的，正是社会民主党还保存了许多的“老顽固”，长远的固定的传统把这班人与它紧系起来。诚然，群众学习得太慢，是件令人愁苦的事，但其大部分的罪过，还是因为共产党的“学究们”没有能够明白地揭破改良主义的罪恶。最低限度，现在所能作的是要利用客观的情势，同时当工人群众的注意因为致命的危险而紧张到最高程度时，要立刻逼迫改良主义者经受一次新的或者是真正决定的试验。无论如何，用不着隐瞒或和缓我们对于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意见，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向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说：“一方面，你们既然愿意同我们一道战斗，在另一方面，你们尚不愿意同你们的领袖决裂，那么这就是我们向你们的提议：逼迫你们的领袖在某种形式上、为着某种具体的目的与我们共同斗争，至于我们共产党人是早已经准备好了”。还有比这更明白和更令人信服的吗？正是在这种意义之上，我曾经写过在反法西斯主义的战争中，我们准备与魔鬼及他的祖母[1]，乃至与诺斯克和左季伯尔缔结实际的军事同盟，其用意自然是企图唤起不了解法西斯危险的痴子们之真实的恐怖，和那些江湖骗子之虚伪的愤慨。正式党的自身，在每一步骤上破坏了它自己的短命政策。在它的“赤色联合战线”（与它自己联合）的宣言中，它不变地提出“无产阶级之无条件的出版自由，和示威、集会、组织的权利”的要求。这个口号是十分明白的。但是共产党既说到无产阶级而不单说共产党的出版和集会等，这在事实上，即是向出版工人报纸和召集会议的社会民主党提出联合战线的口号。在提出的政治口号本身中，即包含有与社会民主党联合战线的观念，而拒绝缔结实际协议为此等口号斗争，这岂非荒谬绝伦！穆载堡的健全的常识，有时总免不了与“总路线”相冲突，他在十一月的《红旗报》上写道，“的确的，国家社会主义是德国法西斯运动中之最反动的、极端爱国的和最恶毒的一翼；阻碍德国法西斯主义这一翼的影响和权利之生长，对于一切真正的左派（！）是生死攸关的”。如果希特勒的党是“最反动和最恶毒的”一翼，那么布吕宁的统治，最低限度是没有那样的恶毒和那样的反动。穆载堡在这里偷偷地玩弄着“较好”的理论，但他为了保持忠顺的外貌，接着就去区别法西斯主义的各个种类：温和的、中庸的、凶猛的，好像这是区别土耳其烟卷的种类问题一样。但是，如果一切“左派”（它们没有名字吗？）是利于克服法西斯主义，那么，使这些“左派”受一次实际的试验，不是必要的吗？这不是表示应该从自己的这一方面，提出具体的、详细的和实际的反法西斯主义的共同斗争的纲领；要求两党执行委员的联合会议，并要求独立的工会的执行委员参加这个会议吗？这不是表示应该用双手去抓住布莱特塞德的外交式的和模糊的提议吗？所有这些事情，不是自明的吗？同时这同一共同斗争纲领，应尽量推进到两党的各级组织和群众中去。一切的谈判，须在全民族之前公开地进行，日常工作的报告，应在报纸上无忌惮地忠实地发表。这种宣传，以其直接和锐利，比起关于“社会法西斯主义”的不断的喧嚷，对于工人阶级的效力要大得多。在这种情形之下，社会民主党在“铁的战线”的薄弱的行列之后，一天也不能掩藏。每个人都应该读一读《左派幼稚病》，现在，这是一本最合时宜的书。此地我们且逐字地引证列宁说的一段话吧：“对于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对于它的有阶级觉悟的部队，对于共产党，在它的路线中适合时机的转换方针，与各种无产阶级的集团和各个工人的小雇主的政党成立协议和妥协，是绝对必要的。……整个的事情即在于为提高而不是降低无产阶级之觉悟，提高其革命的自觉，提高其战斗的和胜利的能力，我们才运用这个策略”。这段话，正是适用于现在德国的情形。但是共产党采取什么步骤呢？日复一日地在报纸上反复申明它只能接受“直接反对布吕宁、塞维林、列帕特、希特勒及其伙伴们”的联合战线。无可否认的，在无产阶级暴动的面前，布吕宁、塞维林、列帕特与希特勒之间，是没有什么分别的。俄国的经验就是这样，为着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十月暴动，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同立宪民主党和科尔尼洛夫勾结起来；克伦斯基领导黑色百人团和克拉斯诺夫将军的哥萨克骑兵，进攻彼得格勒；孟什维克拥护克伦斯基和克拉斯诺夫；而社会革命党则在保皇党的军官领导之下，布置贵族的暴动。但是，这决不表示无论何时和在任何条件之下，布吕宁、塞维林、列帕特与希特勒都属于同一营垒。现在，它们的利益正在分歧。在一定的时候，摆在社会民主党面前的问题，不是保护资本主义社会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而是保护半议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制度以反对法西斯主义。拒绝利用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的这种冲突，将是最大的愚蠢。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上这样写道，“以推翻国际资产阶级为目的而发动战争，但是预先排斥在路程中转换方针和利用敌人间的利害冲突（不管怎样暂时），避免与可能的同盟者（不论怎样暂时、动摇和偶然）提携和妥协，那不是愚蠢而又滑稽的事吗？”在这里，我们仍然是逐字逐句的引证，我们在括号中加重的字也完全是列宁的。列宁继续说，“要克服最顽强的敌人。只有尽自己的一切力量，才有可能，而辛勤地、谨慎地和巧妙地利用敌人间的任何‘裂痕’，不管它是多么微细，也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曼努伊尔斯基指导之下，台尔曼和雷梅勒作些什么呢？以其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和对于联合战线的怠工，他们正竭其全力，拼命地接合这个裂痕——什么裂痕——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之间的裂痕。列宁教调我们利用“每个机会去取得群众的联盟，不管它是如何暂时、动摇和不可信赖，谁不能把这个记住在他的脑中，谁就不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和近代科学的社会主义”。斯大林新学派的先知们，竖起你们的耳朵吧：这里明明白白地写着你们是不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列宁所说的，正是你们这班人。答复吧，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但是，斯大林派反驳说，没有对社会民主党的胜利，克服法西斯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这是真实的吗？在某种意义上是如此。但是相反的定则也同样是真实的：没有对意大利的法西斯的胜利，对意大利的社会民主党的胜利也是不可能的。法西斯和社会民主党，都是资产阶级手中的工具。只要资本还继续统治，法西斯和社会民主党都会在各种结合中存在。因此，一切问题都约成同一的公分母：无产阶级必须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但是，现在正是这个资产阶级的统治在德国发生动摇的时候，法西斯起来维持它。现在正是需要把这个资产阶级统治的维持者束缚起来，而人们却告诉我们，必须首先结果社会民主党……这样我们就像一尾死鱼一样，为三段论法引入迷津。唯一可想象的出路，是在行动的范围以内。而行动的性质，不是决定于玩弄抽象的范畴，而是决定于各种活的历史力量间之真实的相互关系。“啊，不是的！”官僚们喋喋不休的说，“我们将‘首先’消灭社会民主党。怎样消灭呢？很简单的，我们可以命令党的组织在某一定的时期以内征收十万新党员”。官僚们以简单的宣传代替政治斗争，以部分的计划代替辩证法的战术。如果阶级斗争的真正发展，在此时已把法西斯主义问题提出，成为无产阶级当前的生死问题，那又怎样办呢？于是叫工人阶级把背转向着这个问题；使他们镇静；使他们相信反对法西斯的战争，只是一个次要的任务；这个任务可以等到以后让它自身去解决；法西斯实际上久已统治了德国；希特勒并没有什么新奇；没有惧怕他的任何理由；他不过简单地为共产党清除道路而已。或者，这是言过其实吗？决不，这正是推动共产党领袖们的确切的观念。但是，他们并不时常由此观念推出其最后的结论。一与群众接触，他们则常常从最后的结论退回；他们混合各种各样的政策，迷乱了自己和工人；但是工人是要反对法西斯的，当官僚们有时企图把工人的真实愿望与他们的结论从两端接合的时候，他们总是从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观点出发。德国共产党三个正式领袖之一的雷梅勒，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四日，在联邦议会说道：“布吕宁已经明白的指示了出来：一旦他们‘法西斯’掌握政权，那么无产阶级的联合战线就会建立起来，那时它将把一切作一次彻底的清除。（共产党员热烈的掌声）”布吕宁以这种远景警惕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那是很明白的：这样的他保卫了他自己的统治权。但是，雷梅勒之以这种前途来安慰工人阶级——却是不名誉的和愚蠢的：他这样的为希特勒的统治准备道路，因为这个前途是彻头彻尾的虚伪，并证明他完全误解群众心理和革命斗争的辩证法。在德国无产阶级之前，事变正在公开的发展着，如果它让法西斯走上政权，即是如果它表现致死的愚昧和消极，那么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假定在法西斯取得政权以后，这同—无产阶级将立刻摆脱它的消极而“作一次彻底的清除”。事情决不会这样，在意大利所发生的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十九世纪法兰西小资产阶级的辞令家，事实证明他们自己是完全不能领导群众，但是他们却坚信一旦路易·波拿巴统治共和国的时候，人民将立刻起来保卫自己，并“作一次彻底的清除”，雷梅勒的推理，正是按照这班辞令家的方式。事实上，人民既已经让冒险的路易·波拿巴夺取政权，这就充分的证明他们决不能事后去清除他。在人民能够清除他以前，还须发生新的大事变、历史的震动和战争。雷梅勒告诉我们，无产阶级的联合战线只有在希特勒取得政权以后才有可能。这不啻承认自己的无能，还有比这更悲痛的自白吗？因为我们雷梅勒这班人，不能团结无产阶级，我们就把这个工作的负担放在希特勒的肩上，在他为我们团结了无产阶级以后，我们再来现露我们的真颜色。雷梅勒随后即大吹牛皮地宣布说：“我们是明天的胜利者，问题已经不是谁将征服谁，这个问题已经解答过了（共产党鼓掌）。现在的问题只是我们将在什么时候推翻资产阶级？”对得很啊！有如我们在俄文中所说的，那是用自己的手指指着天一样。我们是明天的胜利者。我们今天所缺乏的只是联合战线。当希特勒取得政权的时候，他将以联合战线供给我们。可是，这仍然表示明天胜利者不是雷梅勒，而是希特勒。那么，你们又可以在你们的鼻子上刻着：共产党胜利的时期，不会来得那样快呀！雷梅勒自己也不能不感觉到他的乐观主义，有如一个残废了左足的跛子，总是不能自圆其说的，于是他设法支持它。他说，“我们并不害怕法西斯的绅士们，他们将比任何别的政府更快的消竭他们自己的精力。（从共产党的议席：对啊！）”他所持的证据是：法西斯需要通货膨胀，而那正是有害于大多数人民的事情，因此，一切的事情将会转变得最有利于革命。这样，雷梅勒的言辞膨胀，陷德国工人于迷津。这里，我们看到了党的正式领袖一篇纲领式的演讲，它散发了无数万份并且用在共产党征收党员的运动中，在演说稿以后并附着一张印就的空白纸，以备新党员的登记。事实上，这篇纲领的演讲的要素，即基于对法西斯主义的投降。“我们不怕”希特勒的夺取政权。这是什么，纵令这个懦怯的公式不暴露出它的真实内容。实际上是“我们”不相信我们自己能够阻止希特勒走上政权，甚至于更坏些，我们这班官僚们堕落到连想也不敢十分的想与希特勒战斗。因此，“我们不怕”。你们不怕什么：不怕与希特勒斗争吗？啊，不是的！他们不怕的……是希特勒的胜利。他们不怕拒绝斗争。他们不怕承认他们自己的懦怯。可耻啊！不要脸的东西！在我以前写的一个小册子中，我写着斯大林派的官僚正在为希特勒设下一陷阱，而这个陷阱不是别的，正是国家的政权。共产党的新闻记者，他们从穆载堡到亚尔斯茵[2]，又从摩色到穆载堡，立刻宣布了“托洛茨基诋毁共产党”。那不是很明白的吗，托洛茨基，由于他的对共产主义的厌恶，由于他的对德国无产阶级的怨恨，由于他的热诚的希望挽救德国资本主义——是的，托洛茨基伪造了一种投降的计划，以诬陷斯大林派的官僚们。但是，实际上我不过是简单的总括雷梅勒的纲领式的演讲，和台尔曼一篇理论文章的意见而已。所谓诋毁又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台尔曼和雷梅勒，其实都只是抱着斯大林的训令在打滚。且让我们再回忆一下斯大林在一九二三年的秋天提出些什么，那时的德国，正像现在一样，一切事情都是悬在刀锋之上。“共产党应不应该（在一定的场合）”，斯大林写给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道，“企图排斥社会民主党而单独的夺取政权呢？他们充分的成熟到这样吗？据我看来，这还是成问题的，如果德国政权在这时候落下来，而德国共产党人如果去握住它，其结果他们将一败涂地。这还是最好的，如果是最坏的——他们将被打得粉碎和退出舞台……自然，法西斯不是在睡觉，最好让他们首先进攻：那将团结整个工人阶级于共产党的周围。照我的意见，我们应该抑制而不应该鼓励德国共产党。”郎格在他的小册子《群众罢工》写道：“那种认为一九二三年十月的战争，其结果只能是‘决定的失败’的意见（布兰德勒的），不是别的，不过是掩饰机会主义的错误和不战而降企图而已”（一○一页）。这是绝对正确的。但是，谁个是“不战而降”的唆使者呢？谁个主张以“抑制”代替“鼓励”呢？在一九三一年，斯大林不过是扩大他一九二三年的公式：让法西斯取得政权，他们不过是为我们清除道路。自然，郎格十分懂得，攻击布兰德勒比攻击斯大林要安全得多。事实上，最近两个月内，曾经发生一些变更——然而这并不是没有受着左派抗议的影响的——共产党不复说希特勒之夺取政权是为着迅速地消耗他的精力。它现在着重于问题之反面了：在希特勒还没有取得政权以前，反法西斯主义的战争是再也不能延迟，要唤起工人反对布吕宁的法令，扩大和加深政治和经济的斗争。这是绝对正确的。凡共产党的代表在这方面所说的一切，是不容否认的。在这里我们没有任何的不同。但是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存在：如何从言论到实行呢？我们一点也不怀疑，共产党员的绝对大多数以及一部分官僚，是诚恳的愿意斗争。但是事实必须公开的去应付：过去并没有什么战争，现在也还看不出战争的象征。布吕宁的法令平安的通过了。圣诞节的休战并没有被破坏。号召部分的罢工的策略，从共产党自身的报告看来，还没有得着任何重要的成功。这些事情，工人们都看见的。只是空声怪叫，是不足以说服他们的。共产党把群众不能自动起来的责任，加在社会民主党的肩上。在历史的意义上，这当然是无容辩驳的。但是我们不是历史家，而是革命的政治家。我们的任何不在于作历史的考据，而在于找寻出路。社会主义工党在它存在的初期，就已经正式的提出了反法西斯主义斗争的问题，特别在罗森费德和史狄魏士的文章中，现在它又前进了一步，认为必须针对着希特勒的夺取政权，适合时机地反攻。它的报纸，要求击退法西斯主义的战争必须立刻开始，动员群众反对饥饿和警察。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工党的政策之变迁，是在共产党的批评的影响之下成就的，批评中派主义的二元倾向而推动它的前进，正是共产党的任务之一。但是仅仅这种批评还是不够的，必须在政治上利用自己批评的结果，要求社会主义工党从言论转到行动。只是分析孤立的引证是不够的，向它提议缔结一种协议，采取特别的实际的步骤，以反对共同的敌人，这样促使它临着公开的和明白的试验。如果社会主义工党暴露了它的无能，共产党的威权将愈益上涨，而这个中间的政党就愈会快些消灭。我们怕什么呢？认为社会主义工党不是认真的愿意斗争，无论如何，这是不正确的。在社会主义工党的行列以内，有各种不同的倾向。只要事情是限于联合战线的空洞宣传时，内部的矛盾是潜伏的。一旦战争开始，它们就明显的暴露了。只有共产党将因此有所获得。但是，这里还存在着关于社会民主党的最重要的问题。如果它拒绝了社会主义工党所接受的提议，将会发生一种新的形势。中派总想骑在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墙上，首先埋怨这党，随后则攻击那党，企图在两党损失之上发展它的力量（这是乌尔邦斯所提倡的哲学）——然而因为社会民主党对于革命斗争的怠工将立刻显露出来，这班中派的先生们不能不发现他们自己是悬在空中。这不是一个重要的获得吗？社会主义工党中的工人，从此一定会倾向到共产党方面来。此外，威尔士等人之拒绝接受社会主义工党所接受的共同行动的纲领，这事也决不会平安的过去和不影响到社会民主党的党员群众。《前进报》将立刻失掉了埋怨共产党消极的机会和口实。而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对联合战线的倾向，将随之增加，这就是等于他们倾向于共产党。那不是十分明白吗？在每个阶段和转点上，共产党取得新的力量。并不需要单调的千百次的在同一群众之前背诵现成的公式，共产党即能使新的群众行动起来，从实际的经验中教训他们，加强他们和在工人阶级中巩固它自己的权威。自然，共产党绝对不容许放弃它对罢工、示威和一切政治运动的独立领导，即使只是一分钟之久。它必须保留它自己行动的完全自由，它不等待任何人。但是，在新的活动基础上，对于与别的工人组织的关系，它成就了一种活动的政治运动；它摧毁了工人间的保守的界限；它驱使改良主义内部的和中派主义内部的矛盾公开地爆发出来：它促进无产阶级之革命的团结。[1]法文杂志《布尔什维克文库》，这是一切斯大林派的刊物中之最荒谬的和最愚蠢的，它贪图地攫住了关于魔鬼的祖母的这些字句，自然，它永不知道她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文件中已有过悠久的历史。革命的工人们将把他们这种愚蠢和鲁莽的教员们，送到上述的祖母那里过一过学徒的生活，这个时期，我们希望不久就会到来。[2]亚尔斯茵和摩色都是德国资产阶级的印刷所。——英译者<<托洛茨基：论德国法西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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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官僚的最后通牒主义<<托洛茨基：论德国法西斯主义>>第三章官僚的最后通牒主义德国新社会主义工党（S.A.P.）的报纸，批评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党派自私主义”，史狄魏士且向我们保证，就他个人而论，“阶级利益是先于党派利益的”；其实，他们不过是堕入政治的感情主义而已，或者更坏些，他们是企图在这些动情的辞句之中，隐藏他们自己政党的利益。这种手段并不高明。无论何时，当反动派要求“民族”的利益先于阶级的利益时，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尽力向群众解释：在“全民族”的掩饰之下，反动派正在贯彻剥削阶级的利益。民族利益之表现，只能从统治阶级或正在要求统治权的阶级的观点出发。而阶级的利益，没有政纲的形式即不能表示出来，保证政纲之实行，则不能不创造党。就阶级的本身而论，它是被剥削的唯一的实体。无产阶级发挥独立的作用，只有在它从一个自在的社会阶级变成一个自为的政治阶级的时候。而这个过程的发生，必须经过政党为中介。党正是一种历史机关，由于这个机关，阶级才能变成自觉的。说什么“阶级高于政党”，不啻是说未成熟的无产阶级高于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这不仅是不正确，而且是反动的。为证明联合战线之必要，一点也用不着这种浅薄的理论。一个阶级走向阶级觉悟之进步，也就是领导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之建立，是一个复杂而又矛盾的进程。阶级本身并不是同样的，它的各部分之达到阶级觉悟，是由不同的途径和在不同的时候。资产阶级当是积极地参加这一进程的。它在工人阶级内建立自己的机关或利用自己的机关，使工人的某一阶层去反对另一阶层。在无产阶级以内，总是有几个政党同时活动着，因此，在它大部分的历史行程中，它在政治上是分裂的。所谓联合战线问题（在某一时期内，这问题是最迫切的）即导源于此。无产阶级的历史利益能在共产党内找着它的表现——当共产党的政策是正确的时候。共产党的任务，在于征取大部分的无产阶级，只有如此社会主义革命才是可能的。如果共产党对于在工人阶级以内或以外的任何政党和组织，不能完全的和无条件的保持它自己政治的和组织的独立，它即不能完成它的使命。破坏这个马克思主义政策的基本原则。其罪恶之重大正等于反对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1925—1927年的中国革命之遭受着失败，正是因为在斯大林、布哈林领导之下的共产国际，强迫中国共产党加入中国资产阶级的政党──国民党，并服从其纪律。从斯大林派对于国民党的政策之运用所得到的经验，将永远是历史上一个革命怎样被它的领袖所破坏之最模范的例子。斯大林特为东方所创造的“两个阶级的工农党”的理论，即是与国民党的阶级混合政策在实际运用上之一般化和公认；这个理论在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和高丽之运用，毁损了共产国际的威信，并阻止了这些国家革命运动的发展至许多年之久。这同一的政策──本质上是虚伪的──甚至应用于美国、英国以及欧洲一切的国家，一直到1928年，虽然它在形式上没有像在东方那样的无耻。当斯大林与蒋介石、汪精卫、普色尔、拉狄吉、拉费勒特等人联合的时候，左派反对派要求在任何历史条件之下和在无产阶级发展的任何阶段之上，必须绝对保持共产党及其政策之完全的和无条件的独立；这种斗争，曾使反对派与斯大林小组织之间的关系，紧张到破裂的程度。在这个斗争之中，台尔曼和雷梅勒，以及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这班人，是完全站在斯大林方面以反对布尔什维克列宁派，这是无须去回忆的。因此，我们再也用不着去进学校，从斯大林和台尔曼学习共产党的独立政策！但是无产阶级之走向革命的自觉，不是经过学校的等级，而是经过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不容许任何阻碍的。起来斗争，无产阶级必须统一自己的行列。这对于单个工厂内之部分的经济斗争，固然正确，即对于像这样一个“民族”范围内的抵抗法西斯主义的政治斗争，也是同样正确的。因此，联合战线的策略，不是偶然的和人为的，更不是一种狡猾的奸谋，它完全导源于支配无产阶级的发展之客观条件。在共产党宣言中曾说明共产党与无产阶级并不相抵触，因为除了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以外，党没有别的利益，这就是说，党之努力征取阶级的大多数，决不违反工人在他们战斗的队伍以内维持一致的需要。关于“阶级利益必须高于党的利益”的争论，《红旗报》加以责难，这完全是正当的。实质上，正确地了解的阶级利益，与党所正确地表现出的问题，是相符合的。当讨论还限于历史哲学的范围时，《红旗报》的立场是无可批评的。但是它从此所抽出的政治结论，却只给马克思主义一种嘲笑而已。在原则上，无产阶级的利益与共产党的目标之一致，并不是指整个的无产阶级（即使在今天）都是觉悟到它自身的阶级利益，也不是说在任何条件之下，党都是正确地把阶级利益表现出来。无产阶级对于它的历史利益不是生来就了解的，政党的需要即导源于此。党的任务则在于从一切斗争中所得的经验，学习怎样向无产阶级证明其领导的权利。而斯大林派的官僚则恰恰相反，他们认为他们有权要求无产阶级明白的服从，简单的是因为他们持有盖了共产国际印章的党证。《红旗报》反复地说，每一次的联合战线，如开始不放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势必趋于反对无产阶级的利益。无论何人，若不承认共产党的领导，则他自身不能不是个反革命者。工人必须预先信任共产党的组织，服从它的命令。从党的目的和阶级的目的之原则上的一致出发，官僚们得出他们有权向无产阶级发号施令的结论来。团结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于共产党旗帜之下的历史任务，还有待于共产党去完成，然而官僚们却把它变成最后的通牒，变成指着工人阶级的太阳穴的手枪。形式的、行政的和官僚的思想方法，代替了辩证法。还有待于解决的历史问题，官僚们宣布已经解决了，有待于去征取的无产阶级的信仰，官僚们自认是已经得着了。用不着说，这是最容易的办法，但是这是得不着什么结果的。在政治上，必须从事实之客观的真相出发，不能从我们主观所愿望的或事变之未来的结果着眼。斯大林派官僚们之立场，其结果将趋于在事实上否认党。如果无产阶级必须预先接受台尔曼和雷梅勒的领导，那么，党的一切历史工作的结果是为着什么呢？对于希望加入共产党的工人们，党有权利要求：你们必须接受我们的政纲，服从我们的纪律和我们的选举制度的权力。但是，当为着一定目的之联合行动的问题发生时，向各种组织的工人群众提出这一类既定的要求，即或是提出其中的一部分，都是荒谬的罪恶。党的真正基础将因此而被掘毁，因为党只有与阶级维持正确的关系才能实现其任务。党不应发出这样片面的最后通牒以激怒和侮辱工人，而应提出共同行动的一定纲领：这是获得实际的领导之最可靠的方法。最后通牒主义，是不能说服工人阶级以后一种威吓的企图：工人们，接受台尔曼、雷梅勒和莱绮曼的领导，否则我们不允许你们建立联合战线。党的领袖们自陷于此种绝望的境地，这是任何毒辣的敌人所不能想出的诡计。这是趋向毁灭之最可靠的途径。德国共产党在它的宣言中，用一种诡辩的废话申明说，“我们不要求你们预先接受我们共产党的观点”，其实，这只有更加加强它的领导之最后通牒主义的色素。像这样的申明，不啻是对于无可辩护的政策之一种辩护而已。党宣布了拒绝与别的组织进行任何谈判，但表示愿意容纳那些要与他们自己的组织决裂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在它的领导之下，而不必一定要求他们转成共产党员，这正是官僚们所用的纯粹最后通牒主义的辞句。关于所谓“……我们共产党的观点”的保留条件，是绝对滑稽的和无意义的；当工人准备与他自己的党决裂，愿意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参加斗争的时候，事实上决不会害怕称自己为共产党人的。工人阶级不惯于欺骗和外交的权术，他们只就事实之真实状况去认识政治和组织，他们如果仍旧与社会民主党在一起，即表示他们还不信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可以确定地说，社会民主党的大多数工人直到今日还留在他们的党内，不是因为他们信任改良派的领导，而是因为他们还不相信共产党的领导。但是，即在现时，他们要与法西斯主义斗争，是确切的和自愿的。只要他们一开始表示参加共同的斗争时，他们即会逼迫他们的组织采取同样的步骤。如果他们的组织加以阻碍，他们就会走到与组织决裂的程度。但共产党的中央，不是帮助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经过经验找寻他们的出路，而是唆使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去反对工人群众。威尔士和希法亭这班人，正在引证共产党反对参加共同斗争来遮掩他们自己的不愿意战争，和他们的害怕与不能战争。在目前情况之下，共产党之坚决的顽强和愚蠢的拒绝联合战线的政策，正是供给社会民主党以最有力的政治上的武器。这也恰是本质上过着寄生生活的社会民主党，所以抓住我们对于斯大林—台尔曼的哀的美敦政策的批评之理由。共产国际的正式领导者，现在趾高气扬地说有提高党的理论水平和研究“布尔什维克主义历史”之必要。但实际上，“这个水平”是在经常地下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教训是被人遗忘、曲解和践踏。同时，在俄国党史上，却不难找出德国党中央的现行政策之先驱者：他就是已死的最后通牒主义或召回派的创造者波格丹诺夫。远在一九○五年，波格丹诺夫认为苏维埃如不预先承认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布尔什维克就不能参加彼得格勒的苏维埃。在他的影响之下，彼得格勒政治局（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五年十月通过了一个决议案：向彼得格勒的苏维埃提出承认党的领导的要求，如果要求被拒绝，社会民主党员就退出苏维埃。一个青年律师克拉西科夫，当时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之一，在苏维埃的全体会议上宣读这封最后通牒。当时，工人的代表们（布尔什维克也有内）都相顾失色，但随即按照议事日程进行会务，并没有一个人走出苏维埃。不久，列宁从国外回来后，他便无情地批评最后通牒派。他责备他们说：“你们不能够（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借助于最后通牒去逼迫群众跳过他们自己的政治发展之必须的阶段”。然而，波格丹诺夫并没有抛弃他的方法论，随后他创造了一个“最后通牒派”或“召回派”的小组织。他们之得着后一个混名，是因为他们主张从上面发出最后通牒：“首先你们必须接受我们的领导”，如果那一个组织拒绝接受，即从那个组织召回布尔什维克的代表，最后通牒派不仅企图运用他们的政策于苏维埃，而且企图运用到议会和工会以内，简言之，即企图运用到一切合法的和半合法的工人组织中。列宁反最后通牒主义的斗争，是为着保持党和阶级间之正确的相互关系。最后通牒派之在老布尔什维克的党内，从没有起过任何重要的作用，否则，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力量，即在于它与工人阶级有亲密的和灵活的关系。甚至于当列宁的意见居于党的最高统治的时候，他还继续与最后通牒主义斗争，特别是关于对工会的态度问题。他写道：“如果在现在的俄国，在对于俄国和协约国的资产阶级之空前的胜利二年半以后，我们向职工会把出以‘承认专政’作为加入我们方面的条件，那将是一种愚蠢的罪恶，将损伤我们对于群众的影响，而且帮助了孟什维克。共产党的任务，即在于能够说服落后的群众，知道如何在他们中间工作，而不以虚伪的幼稚的‘左倾’口号使群众与我们隔离。”（《左派幼稚病》）。对于西方只代表工人阶级中之少数的共产党，这些话尤其正确。然而在近几年内，苏联国内的情况是剧烈地改变了。共产党之得着统治权，即表示在先锋队和阶级间的相互关系中引进了一种新的因子──暴力的因子。列宁反对党和苏维埃的官僚之斗争，在本质上不是反对各部分不完善的组织，也不是反对部分的官僚习气和缺乏行政效率，而是反对向无产阶级发号施令的整个机关，和反对党的官僚们之转变成为新的“统治”的派别。列宁从他临死的床上提议组织一个离中央执行委员会而独立的无产阶级的监督委员会，和撤换斯大林并使他的小组织离开党的机关，其用意则在于防止党之官僚化的堕落。因为许多原因（在此地我们没有可能加以讨论），党把列宁的忠告置若罔闻。最近几年以来，党之官僚化的堕落，已经达到了极点。斯大林的机关只知发号施令。命令的辞句，正是最后通牒主义的辞句。每一个工人必须一定地和立刻地承认中央执行委员会一切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决议之绝对正确。官僚们的政策愈错误，则他们愈益要求群众承认他们是神圣的。斯大林的小组织集中共产国际一切机关于其掌握之后，很自然地将它的一切官僚方法也运输到外国的支部，即是运输到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德国领袖们的政策，正是莫斯科的领导政策之副本。台尔曼效法斯大林派的官僚如何地作威作福，他公然宣布那些不肯承认他们政策是神圣的人为反革命者。台尔曼不及斯大林的地方究竟何在呢？如果工人阶级不愿意把他们自己放置在他的领导之下，那只是因为工人阶级是反革命的。那么，那些指出最后通牒主义的谬误的人，更是双料的反革命者了。列宁全集被看成为最反动的出版物之一。所以斯大林有充足的理由施以严格的检查，特别当他们以外国文出版的时候。在一切情况之下，最后通牒主义都是有害的，如果在苏联它耗竭了党的精神资本，则对于西方那些还须开始积蓄精神资本的党，它产生了双倍的恶果。在苏联以内，在须要一个压力的机关之掩饰下，最低限度，胜利的革命为官僚的最后通牒主义创造了物质的基础。然而在资本主义国家内，包含德国，最后通牒主义只能变成无力的讽剌画，而且障碍共产党走上政权的运动。尤其台尔曼与雷梅勒的最后通牒主义是滑稽的。特别关于一个革命政党的事情，凡任何滑稽的又都是有害的。让我们暂时将问题移到英国，在这里由于斯大林派官僚之错误的结果，共产党现在还只包含无产阶级之极微弱的一部分。如果认为除了共产党以外，其它任何形式的联合战线都是反革命的，那么，很明显的，在共产党能够居于领导地位之前，英国无产阶级必须放弃它的革命斗争。可是共产党除了基于自己的革命斗争的经验以外，不能达到阶级的领导地位。而它的经验之能够具有革命的性质，只有吸收几百万的群众参加斗争。但是，那些非党的群众，尤其是那些有组织的，又除了经过联合战线的运用，不能被吸引来参加斗争。于是我们堕入到魔术的圈子里去了，官僚的最后通牒主义无论如何也不能从这里找得着出路。但是革命的辩证法却早已指出一条出路来了，并已从各方面用无数的例子证明了它：夺取政权的斗争必须与日常的改良斗争连系起来；维持党的完全独立同时又要保持工会的一致；为反对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斗争同时又要利用它的制度，从议会的讲坛上无情地批评议会主义；向改良主义进行惨酷的斗争，同时又与改良派在部分斗争中作实际的协议。在英国，因为共产党之极端软弱，最后通牒主义之无力是有目共睹的。在德国，最后通牒主义的祸害，却有些为党的数量上的伟大力量及其生长所掩蔽。但德国党的发展，乃是由于客观事变的推动，并非由于领导者的政策，更不是由于最后通牒主义的运用。而且党的数量上的增长不会演任何决定的作用，只有党和阶级中间之政治上的相互关系，才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因素。德国共产党在它自身与阶级之间筑了一道最后通牒主义的多剌的篱垣，因此沿着这条基本路线的局势，不能有所改良和进步。<<托洛茨基：论德国法西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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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民主与法西斯主义<<托洛茨基：论德国法西斯主义>>第二章民主与法西斯主义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扩大会议所得到的结论，认为必须结束那些错误的观点，即那些导源于“以自由主义去解释法西斯主义与资产阶级的民主及彻底的法西斯形式间之矛盾”的观点。……斯大林派哲学的精义是很明白的：从马克思主义者之否认绝对的矛盾，而走到一般地否认矛盾，甚至于否认相对的矛盾。这种错误，是一种典型的庸俗的激进主义。如果在民主与法西斯主义之间没有任何的矛盾——即使在资产阶级统治形式的范围内——那么，这两种政制必须明白地相等，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等于法西斯主义。不知怎样，社会民主主义却被赐以社会法西斯主义的雅号。至于与法西斯相连的“社会”这个名词的意义，一直到今天人们尚未加以何种解释[1]。只有天真烂漫的人，才期待着斯大林派对这个基本问题有诚实的严肃的答复：他们顶多不过说出一些选择好的形容词。然而东方革命的运命却与这个问题有不能分离的连系。但是，事实的本质，并不按照共产国际执委扩大会议的决议而变更。在民主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确存在着一种矛盾。这矛盾不是“绝对”的，或者就马克思主义者的用语来说，它并不是表示两个不可调和的阶级之统治，但它确是表示同一阶级的统治之不同的体系。这两种体系：其一是议会民主派的；另一是法西斯的（它从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各阶层之各种不同的结合中取得帮助）；这两种政制，不可避免地要走到相互的激烈斗争。现在，社会民主党是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主要代表，它从工人中取得帮助，而法西斯主义则为小资产阶级所拥护。没有工人群众的组织，社会民主党是不能有什么力量的。若不毁灭一切的工人组织，法西斯就不能巩固地握住政权。议会是社会民主党的主要竞技场，而法西斯主义的体系则建基在议会主义的毁灭之上。对于独占的资产阶级，议会的与法西斯的政制，都不过是统治的不同机关，它采用何种机关，完全决定于历史的条件。但是对于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何种机关之被选择却有独立的重大意义，不仅如此，这对于它们简直是政治的生死问题。当“正规”的警察与资产阶级专政的军事力量，及其议会的屏障，再也不足以维持社会于平衡状态时——向法西斯政制的转变便来了。经过法西斯的作用，资本主义使疯狂的小资产阶级，脱离阶级的和腐败的流氓无产阶级的队伍，以及无数为财政资本所驱使到失望和疯狂的人们蠢动起来。资产阶级所要求于法西斯的，是一种彻底的工作；一旦借助于国内战争的方法，它必须坚持下去以换取几年的和平时间。而法西斯则利用小资产阶级作冲锋车，压平它路上的一切障碍，来干这一种彻底的工作。法西斯主义胜利以后，财政资本将立刻地和直接地集中一切统治的机关和工具、国家行政的和教育的权力：整个国家机关和军队、市政厅、大学校、报纸、工会和合作社在它的手里，有如集中在铁钳里一样。当一个国家转变成法西斯的国家的时候，那不仅是表示政府的一切形式和方法，都要按照墨索里尼所安排的模型改变——在这个范围以内的改变，最后只演着极小的作用——而是表示：首先就是一切工人组织之被摧毁，无产阶级之被迫而陷于纷乱状况，一个深入群众的破坏无产阶级独立团结的行政制度之建立。法西斯主义的要点就在这里。以上所说的与下面的事实并不冲突，即在某一定的时期内，一种介乎民主制度与法西斯制度中间的过渡政制，有建立之可能。这种政制包含着两种制度的特点；一般说，这是一种社会制度为他种社会制度所代替时之一个规律，纵令它们是不可调和的相互冲突。有些时候，资产阶级依赖社会民主党同时又依赖法西斯主义，即是同时发挥它那选举的和恐怖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最后几个月存在期的克伦斯基政府，那时它一方面依赖苏维埃，同时又与科尔尼洛夫勾结。布吕宁政府也是如此，它恰似在两个敌对营垒中间的绳索上跳舞，以紧急令代替竹竿来维持其自身的平衡。但像这种国家的和行政的情况，在性质上只能是暂时的。这是表示过渡时期的特征，在这时期中社会民主党将近耗竭了它的一切作用，而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又还没有准备好夺取政权。意大利的共产党，对于法西斯主义问题曾经作过长时期的研究，他们不止一次反对过对于法西斯主义的概念之广泛的滥用。不久以前，在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上，爱科里对于法西斯主义问题之解释，正是现在人们所称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观点。在那时候，爱科里认定法西斯主义是最彻底的和顽强的反动制度，他解释道：“这种政制赖以维持其自身的，不是它那种恐怖行动的残酷，不是屠杀大批的工人和农民，不是大规模的运用各种苦刑，也不是它那法庭的森严，而是依靠着系统地灭绝一切群众的独立组织”。爱科里在这一点上，是完全正确的：法西斯主义的精神及其任务，即在于彻底压平一切工人的组织和阻止这些组织之复活。在一个资本主义发达的社会中，这个目的单靠运用警察的方法是不能达到的，要达到目的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以绝望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压力来直接对付无产阶级的压力。现在正是这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的反动制度，在法西斯主义的名义之下踏进了历史舞台。爱科里写道：“一切关于法西斯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间之关系问题，是属于这同一的‘法西斯主义与工人组织的存在不能调和’的范围内的。正是在这种关系之中，法西斯主义与资本主义世界一切同时代的其它反动政制截然不同。它排斥一切与社会民主党的妥协，无情地迫害它，剥夺它一切合法的存在，并使之流离逃亡。”在共产国际的机关报上，一篇文章就是这样写的！随后，曼努伊尔斯基挨近着莫洛托夫的耳朵，嗫嗫着那“第三时期”的伟大理想，把法国、德国和波兰都列入“革命进攻的第一线”，又宣布了夺取政权为当前的直接任务。于是，在无产阶级暴动之前，除了共产党以外，一切的政党都是反革命的，再也用不着去区别法西斯和社会民主党。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就这样地被建立起来了。于是共产国际的官僚们忙于重新排列他们自己。爱科里也迅速地起来证明那种理论对于他是宝贵的真理（莫洛托夫是更可宝贵），而且他……写就了一篇辩护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的报告。一九三○年二月，他宣布说：“意大利的社会民主党以最大的自愿转变成了法西斯”。但是，共产主义的官僚们却以更大的自愿变成为阿谀逢迎者了！我们对于“第三时期”的理论和运用之批评，被宣布为反革命，这是意料得到的。然而，无产阶级先锋队付了宝贵代价残酷的经验，迫着官僚们不能不在这方面再来一个转变。于是“第三时期”与莫洛托夫本人一道为共产国际所辞退了。但是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却依然保存着，好像是第三时期之唯一成熟的果子。在这里，任何变更都是不可能：莫洛托夫为第三时期所束缚，而斯大林自身则陷于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之中。德国《红旗报》以斯大林的辞句，开始它那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研究，它说：“法西斯主义是依靠社会民主党积极支持的资产阶级之军事组织，客观地说，社会民主党就是法西斯主义温和的一翼”。客观地说，这正是斯大林的习惯，当他归纳他的议论时，总是以他自己的第二句话来反对他自己的第一句，他的结论与他的前提总是不相关联的。资产阶级依靠社会民主党，而法西斯又是资产阶级的军事组织，这是无可辩驳的；很久以前就是这样认定了。从这里所能得出的结论，只能是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都是大资产阶级的工具。而社会民主党究如何因此而成为法西斯的“一翼”，便不可思议了。另外还有一种同样深刻的见解，即《红旗报》的同一作者认定法西斯和社会民主党不是敌人，而是双生兄弟。同盟者虽不必一定要在同一的日子和从同一的父母生产下来，但是，现在双生兄弟却变成最尖锐的仇敌了。斯大林的推理，连形式逻辑都缺乏，更不要说辩证法了。他们的力量即在于没有人敢驳斥他们。魏勒·赫尔希响应着斯大林说：“关于‘阶级内容’，在民主与法西斯主义之间，没有任何的差异。”（《国际报》，1932年1月）从民主过渡到法西斯主义，可以带着“有机进程”的性质，即可以“逐渐的”和“不流血的”发生。这种推理，本可以使任何人惊愕失色，但是不肖门徒的谬误是层出不穷的，已经引不起我们的骇异了。在民主与法西斯主义之间，没有任何“阶级的区别”。很明显的，这即是说民主与法西斯主义，在性质上同是资产阶级的。甚至于在一九三二年的一月以前，我们就料定官僚们的见解必然如此。然而统治阶级，不是在真空内生存的。它与其它的阶级有一定的关系。在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资产阶级在“民主”的政制中，首先是依赖为改良主义者所束缚的工人阶级之支持。当工党以及保守党执政的时候，这种政制以其最完成的形式，在英国得着最好的说明。在法西斯的政制之中，最低限度当它的初期，资本家是依靠在摧毁无产阶级的组织之小资产阶级的身上。意大利就是个例子。在这两种政制之间，果真没有不同的“阶级内容”吗？如果问题的提出，只是限于统治阶级，那是没有什么不同的。但是，如果从无产阶级的视角，计算到各阶级的立场和相互关系，那么不同之点就多得很。几十年以来，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以内，利用它和反对它以建立他们自己的坚固堡垒和无产阶级民主的基础：工会、政党、教育和运动的俱乐部，以及合作社等。但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不能在资产阶级民主的合法范围以内，只有采取革命的道路才能达到：这已为理论和经验两者所证明。而这些在资产阶级国家以内的工人民主的机关，对于工人阶级之采取革命的道路正是绝对需要的。当第二国际还在进行进步的历史事业的时候，它的工作即在于建立这些工人民主的机关。扫荡一切无产阶级民主的组织，这是法西斯基本的和唯一的任务。这对于无产阶级是有某种“阶级意义”，抑或没有呢？高明的理论家，顶好对此加以考虑。在宣布法西斯主义的政制是资产阶级的政制以后——这是毫无问题的——赫尔希与他的主人一样，忽略了一件小事：无产阶级在这种政制之中的地位。他们以赤裸裸的抽象的社会学，来代替历史的进程。但阶级斗争，是在历史的领土上，而不是在社会学上的同温层进行的。反法西斯主义斗争的出发点，不应是些关于民主国家的抽象观念，而应是无产阶级的一切活的组织，在这些组织中，曾集中了无产阶级过去的一切经验，这些组织并且为着将来而准备无产阶级。申言从民主到法西斯主义的转变，可以采取“有机的”和“逐渐的”性质，这不啻是说：不必需要斗争，也不必经过任何的骚乱，法西斯即可以不但剥夺无产阶级的一切物质胜利品——不但它的现有的生活标准，它的社会地位，它的文化的政治的权利——而且将剥夺它用以获得这些成果的基本工具，即它的组织。在这种辞令之下，所谓向法西斯主义之“不流血”的过渡，便包含了无产阶级之最可怕的投降。魏勒·赫尔希的理论的分析，不是偶然的；这是进一步发挥斯大林理论上的预言，同时又是总括了目前共产党全部的煽动。党的主要的力量，事实上只是用以去证明布吕宁的统治与希特勒的统治没有任何差异。台尔曼与雷梅勒，就从这里窥见了布尔什维克的政策的精义。其实，事情不只限于德国。在共产国际各国一切支部内，现时人们正热心在宣传一种意见：法西斯纵或胜利了，也不会引起什么新的事情。在法文杂志《布尔什维克文库》的一月号上，我们可以读到：“托洛茨基主义者在实际行动上像布莱特塞德一样；他们接受了社会民主党那有名的“较好”的理论，按照这理论，布吕宁没有像希特勒那样坏，按照这理论，在布吕宁统治之下挨饿，不像在希特勒统治之下挨饿的那样不痛快，并且被格洛纳枪毙较之被富利克枪毙要无限的好些。”这些话算是愚蠢得够受了，却还不是最愚蠢的一段。然而不幸得很，这段文章正是说明了共产国际领袖们之政治哲学的要点。事实上，斯大林主义者是从庸俗的民主观点出发来比较这两种统治制度的。不错，如果从“形式”民主的标准来考量布吕宁的统治，毫无疑问地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高傲的魏玛宪法，除骨骼与皮毛而外，没有剩下什么东西。但是这还没有解决与我们有关的问题。我们必须从无产阶级民主的视角去接近问题。在腐朽的资本主义之下，“正规”的反动的警察手段将在何时何地才为法西斯制度所代替，对这一问题的估量，无产阶级民主也是唯一可靠的标准。我们认为，布吕宁是否“较好”于希特勒（或者外表上好些？）的问题，对于我们没有一点兴趣。只要看看工人组织的名单，即可以知道法西斯主义在德国还没有得着胜利，在达到它的胜利的路上，还存在着巨大的障碍和力量。目前布吕宁的统治，是官僚专政的统治，或者更确定地说，是借助于军队和警察而实行的资产阶级专政。法西斯的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组织，看起来是势均力敌的。如果工人阶级已为苏维埃所团结，如果工厂委员会已为监督生产而奋斗，则有可能谈得上二重政权，但因为无产阶级内部的分裂因为它的先锋队之策略上的错误，二重政权至今尚未存在，但由于工人阶级之强有力的组织尚依然存在这一事实，在某种条件之下是有可能以压倒的力量压碎法西斯主义的，这些工人组织能够阻止希特勒踏上政权并赋与官僚机关以某种“独立”。布吕宁的专政，不过是波拿巴主义的一幅讽剌画。他的专政是动摇的，不可靠的和短命的。这专政不是表示一个新的社会平衡之开始，而是表示一个旧的社会平衡之初步的冲突。它仅为少数资产阶级所直接支持，它虽然为违反工人阶级意志的社会民主党所容忍，但又受着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布吕宁能发下一些纸上法令的雷鸣，但不是真正的雷电。布吕宁能够在得着议会的同意之下解散议会，他将公布一些反对工人阶级的法令，宣告圣诞节的休战而又在其掩护之下进行一些密谋，解散几百次的会议，封闭几十家报纸，同希特勒相互通些不重要的信——他所能作的尽在于此。对于更大点的事情，他的手是太短了。布吕宁不能不容忍工人阶级组织的存在，因为他直到今天还没有决定把政权交给希特勒，同时他自身又没有消灭这些组织的独立力量。布吕宁不能不容忍法西斯并袒护他们，因为他十分害怕工人阶级的胜利。布吕宁的统治是过渡和短命的统治，随着而来的将是大灾难。目前行政之能继续施行，仅因为主要的营垒还没有发动它们的力量。真正的战争还没有开始。它还是将来的事。在战斗之前，在各种力量公开地对敌以前，官僚专政的无力，充满了大风雨前寂静的一剎那。那些瞎吹牛皮的笨伯，不承认“在布吕宁与特勒之间”有任何的不同，实际上即等于说，不管我们的组织是存在或已经被摧毁，都是一样。在这种虚伪的激进辞句之中，隐藏着最卑鄙的怯懦；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免于失败！请留心读读从斯大林派法文杂志上所摘引的那一段妙文吧。他们把问题缩小成为：在布吕宁之下挨饿好些还是在希特勒之下挨饿好些。对于他们，问题只是在谁个之下挨饿。对于我们则恰恰相反，我们所提出的问题，不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去较好地死，而是怎样地去战斗和取得胜利。我们的结论是，较大的进攻战必须在官僚专政为法西斯政制所代替以前开始，即是在工人组织尚未被压碎以前开始。用展开、推进和加剧部分的冲突以准备着总的进攻。但为了这，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前途，首先就不应该在敌人离胜利还很遥远的时候，宣布敌人是胜利了。问题的焦点即在于此，适合背景的战术之钥亦在于此；而这里又是行动的基础，决死的战争必须从此基础上发动起来。每个有思想的工人，尤其是每个共产党员，必须给自己以适当的估量，同时对斯大林派官僚们所谓布吕宁与希特勒是一样的那种空洞和陈腐的辞句；必须彻底加以测验。我们答复说，你们胡说八道！你们无耻的胡说，因为你们害怕前面的困难，因为你们不敢迎向前面的巨大问题；战争还没有开始，你们就屈服了，你们就宣布：我们已经遭受失败。你们是在扯谎！工人阶级固然是分裂的，它为改良主义者所削弱，又为它自己的先锋队的动摇所混乱，但是它还没有被毁灭，它的力量还没有枯竭。不。德国无产阶级还依然是强有力的。倘一旦它的革命精力为它自身清除了向决斗场的道路，事变的进展将无限地超过那些最乐观的估计。布吕宁的统治是一种过渡的统治。向什么过渡呢？不是向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即向无产阶级的胜利。这个统治之所以是过渡的，因为双方营垒还只在为着决死的战争作准备。如果你们把布吕宁与希特勒等量齐观，这无异于把战争前的情形与战败后的情形看成一样，这表示你们预先承认失败，这表示你们不战而降。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特别是共产党员，是不愿这样不战而降的。自然，斯大林派的官僚也未尝心甘情愿如此。但是人们必须计及的不是自己的愿望（依据这些愿望，希特勒将向他的坟墓铺筑道路），而是自己的政策，自己的指导之客观意义，及其倾向。我们必须彻底揭破斯大林、曼努伊尔斯基、台尔曼和雷梅勒的政策之消极的、懦怯的、犹疑的、投降的和虚夸的性质。我们必须教革命的工人们去了解目前形势之钥是在共产党手里，但斯大林派的官僚们却企图拿这把钥匙去锁住向革命行动之门。[1]玄学家（即不以辩证法推理的人）常常把两个，三个甚至于更多的互相反对的意义加在同一的抽象的观念之上。人们这样告诉我们，一般的“民主”与一般的“法西斯主义”，彼此是没有什么分别的。但此外在世界上还必须有“工农专政”的存在（为适用于中国、印度和西班牙）。是无产阶级专政吗？不！或者，是资本家专政吗？不！那么，是什么呢？是一个民主的专政！好像在宇宙内的什么地方，会存在过一个纯粹的无阶级的民主似的。然而按照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扩大会议，民主之与法西斯主义，是决没有任何分别的。既然如此，“民主专政”与“法西斯专政”间的不同之点又何在呢？<<托洛茨基：论德国法西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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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社会民主党<<托洛茨基：论德国法西斯主义>>第一章社会民主党“铁的战线”，是数量上强有力的社会民主党工会与资产阶级“共和派”的脆弱集团之一个联合，这个共和派，已完全失去了人民的拥护和一切的自信心。当战斗来临的时候，死尸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但他们却能顺便阻碍活人去参加战争。社会民主党的资产阶级同盟者对于它的领袖们的效劳，有如围绕工人组织的颈项的一条缰绳。我们必须斗争！我们必须斗争！……但这只是一句空话。如果有上帝的帮助，一切事情就会不流血地得着最后的解决。法西斯能不能真正决定停止空谈，而实际的干他们的事业呢？在社会民主党人看来，他们自己是从来不会像这样的冒险，同时他们社会民主党人，觉得自己并不比别人更坏。倘若实际的危险来到，社会民主党不依靠“铁的战线”，而依靠普鲁士的警察。这是多么错误的计算啊！警察固然是大批地从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中招募来的，但这个事实，是绝无意义的。即在这个实例里，觉悟也是由环境所决定。一个工人，只要作了资本家政府机关的警察，它就是个资产阶级的警察而不是个工人了。近年以来，这些警察同革命工人们的斗争，比起同挺进军学生们的斗争要多得多。这样的训练，大概不会不留下它的影响。最重要的，是每个警察都知道政府虽然可以改变，但警察总是会留着的。在社会民主党理论的机关报《自由言论》（多么可鄙的刊物啊！）的新年号上，登载了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容忍”主义的政策是被解释到它的最高意义。它认为希特勒永远不能走上政权反对警察与国防军。可是，按照宪法，国防军是在共和国的大总统指挥之下的。因此，它接着认为只要忠于宪法的大总统仍旧为政府的元首，就不会有什么法西斯的危险。布吕宁的统治必须维持到总统的选举，于是经过与议会的资产阶级的联盟，宪法的总统又可以选举出来，那么希特勒达到政权之路，又将被阻碍到另一个七年后去了。以上便是登在《自由言论》上那篇文章的大意[1]。一个领导几百万群众（走向社会主义！）的政党，对于目前根本上发生动摇的德国，究竟是那一个阶级将走上政权的问题，认为不是决定于德国无产阶级的战斗力，不是决定于法西斯的挺进军，甚至不是决定于德国国防军的全体人员，而是决定于魏玛宪法的纯粹精神（及其所需要的防腐的樟脑和石脑油）是否将在总统府内建立起来。但是，假如在人所周知的情势之中，魏玛的精灵与柏特曼·霍尔维一道，认为“只知需要，不问法律”，那怎么办呢？或者，假定魏玛精神那种易于毁灭的体质，在最不顺利的关头粉粹了（不管有防腐的樟脑和石脑油），那又怎样呢？而且，如果……但对于这一类的问题，是永远得不着结果的。这班改良主义的政客们，这班熟练的拉线者、狡猾的私通者和趋炎附势者，这班议会的和内阁的阴谋家，他们只要一被事变的进程掷出他们习常范围外，他们只要一碰着重大的事变，马上就会显示他们自己是一些愚蠢之徒（我们再也找不出更温和的辞句）。信赖一个总统，不过是信赖政府而已！法西斯的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营垒，包含了德国民族之压倒的大多数，碰着这两个营垒间之迫切的冲突，这班马克思主义者（？）却从《前进报》高叫守夜的更夫来帮助他们：“救命！政府施行压迫啊！”这种呼声的意思，不啻是：“布吕宁，请你不要太逼迫我们，不要逼迫我们走到以工人组织的力量来保卫我们自己，因为这不但会唤起整个的无产阶级，而且这运动又将超过我们这班秃驴们或我们党的领导：以反法西斯开始，结果到来的将是共产党。”布吕宁若不甘于缄默，他以答复道：“纵令我愿以警察的力量来对付法西斯主义，然而我却不能；纵令我能以警察的力量来控制法西斯主义，我也不愿。使国防军行动起来，即使不是使它一齐来反对我们，也只是使它发生分裂。但最重要的是，转动官僚机关来反对法西斯，直等于解放了工人阶级的手足，恢复他们行动的完全自由：其结果将正是你们这班社会民主党人所害怕的，因此，又是我所加倍害怕的。”于是，社会民主党的申诉，对于国家机关、法官、国防军和警察所能产生的效果，不能不与其所预期的恰巧相反。最“忠实”的职员、最“中立”的和与社会民主党最少渊源的人们只能这样设想：“在社会民主党后面有几百万人，无数的财源是操在他们手里：新闻机关、议会和市政厅；现在，他们的皮囊正处于危险之境；在反法西斯的斗争中，他们本来定可以得着共产党的帮助的；可是这班有权力的绅士们，却要求我——一个小小的职员——来挽救他们免于被别一政党所攻击，而这一政党也是包含几百万人的，它的领袖也许明天会成为我的上司；事情之对于社会民主党的绅士们，一定非常的坏，大概是完全无希望了……现在正是需要我自己（一个小小的职员）顾虑自己的皮囊的时候。”结果，昨天还在动摇的“忠实”和“中立”的职员们，为着保障他们将来的安全，确定地与国家社会党联系起来了。这班早就应该死亡的改良主义者，在这种形式之中，沿着官僚的路线为法西斯服务。社会民主党——资产阶级的仆从，是命定地要过着可鄙的意识的寄生生活。有时候，它捉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一些观念，另一时候，则又企图利用某些马克思主义的断片。从我的小册子中，引用了我反对共产党参加希特勒的全民投票的理由以后，希法亭作结语道：“解释社会民主党对于布吕宁政府的策略，真的，除了以上几行以外，再没有什么意见可以增加了”。于是雷梅勒与塔尔海默跑出来说道：“请注意啊，希法亭信赖托洛茨基。”一个法西斯的煽动的报纸响应着叫道：“托洛茨基这个工作的报酬，是一张护照的允诺。”随后斯大林派的新闻家出场了，他把法西斯报纸的新闻，用电报拍到莫斯科，而新闻纸的编辑部（其中有不幸的拉狄克）即把这个电报登载出来。所有这些事情，不过只值得我们顺便提及而已。让我们回到更重大的问题去吧。如果希特勒能有余闲反对布吕宁，这不过因为整个资产阶级的统治，是依赖希法亭及其伙伴们所领导的一部分工人阶级的支持。如果社会民主党还没有贯彻它阶级叛变的政策，那么希特勒，不要说他永远不能得着他现在的权力，而且他将紧紧地抓住布吕宁政府有如握着救命的铁锚一般。如果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共同推翻了布吕宁，那将是一件有最大政治意义的事。其结果，无论如何，是要超出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的脑袋的。希法亭企图在我们的批评中，寻出他叛变的理由，而我们的批评则要求共产党人把希法亭的叛变认为一件完成的事实。虽然希法亭“没有什么增加”到托洛茨基的话上，可是，他仍然是增加了一些东西：他说，势力的相互关系是这样的，即使是社会民主党的与共产党的工人采取共同行动，也没有“加强斗争以推翻敌人和夺取政权”的可能。在这段轻描淡写的毫无根据的论说中，正是问题症结之所在。按照希法亭的意见，在今日之德国，虽然无产阶级形成人口之大多数且是社会的决定的生产力，而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之联合战线仍不能够使无产阶级掌握政权！那么，什么时候是政权能够过渡到无产阶级之手的确当时机呢？大战以前，是资本主义之自动的生长、无产阶级的生长和社会民主党之相应的发展。但是这种进程为大战所中断，世界上再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恢复它了。资本主义的衰落，其意即表示政权问题必须决定于现存的生产力基础之上。延长资本家的统治之痛苦，社会民主党只能领导着趋向于更进一步的经济衰落、无产阶级的破坏和社会的糜烂。前面没有任何别的远景，明天将比今天更坏，而后天又比明天更坏。但是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再也不敢展望将来了。他们一切的罪恶，都是反映命定要归于毁灭的统治阶级之一切罪恶；他们是轻躁的，他们的意志是麻痹的，他们是习于向事变号啕痛哭和希望着奇迹。试想想看，现在泰诺的经济调查所尽的作用，不是同过去拉斯普丁的安慰的启示一样吗？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联合一道也不能夺取政权，这个趋炎附势的、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这个从头到足都渗透了对于群众的不信任和轻视的懦夫，是这样说的。但是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共占选民百分之四十，虽然有社会民主党的叛变和共产党的错误，驱使几百万人消沉甚至于加入国家社会党的营垒，然而一旦两党共同行动的事实，在群众之前展开了新的前途，无产阶级的力量就会无限的增涨起来。且让我们自限于百分之四十吧。或者布吕宁或希特勒的选民比这更多吗？但是，能够统治今日之德国的，只有这三个集团：无产阶级、中央党或法西斯。一种卑贱的观念，总是深植于这班受过教育的小资产阶级的脑袋里。在他们看来，对于资本代表的统治，百分之二十的选民就够了，因为资产阶级有银行、托拉斯、辛狄加和铁路可供他们任意的指挥。诚然，我们的受过教育的小资产阶级，早在十二年以前，就准备把这一切东西“社会化”。但是，够受了！那是一个社会化的纲领吗？——是的；是剥夺剥削者吗？——不，若果如此，那就已经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了。我们曾经在议会的横截面上，计算过各种力量的相互关系，但那不是一面正确的镜子。被压迫阶级在议会的代表所表示的力量，远不及它的实际力量，相反的，资产阶级的代表，甚至于当它崩溃的前一天，依然还是它想象的力量之假面具。只有革命的斗争，才能够撕毁遮蔽着各种力量的实际关系之一切的假面具。在直接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如果不为内部的怠工所破坏，不为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它种种的叛变所削弱，无产阶级力量的发展，比起它在议会中的表现，将无比的优越些。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宝贵的历史教训吧。在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而且是稳固地夺取了政权以后，他们在立宪会议里的票数，甚至还不到三分之一，与左派社会革命党联合一起，也不到百分之四十。然而，不论有可怕的经济衰败和战争，不论欧洲的首先是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之叛变，不论战后的疲劳之反动和特尔米多倾向之生长，但第一个工人政府站在自己的立足点上已经有了十四年。经济落后的俄国尚且如此，关于德国我们能够说什么呢？只要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与共产党共同起来夺取了政权，工作就已经完成了十分之九。可是，希法亭说，如果社会民主党投票反对布吕宁政府，因此而推翻它，其结果将是法西斯走上政权。在议会的平面上，事情的表现或者将会如此，但是事情的本身，决不停留在议会平面上的。社会民主党只有决定了踏进革命斗争的道路，它才能拒绝对于布吕宁的支持。不支持布吕宁，即须为无产阶级专政奋斗，第三条路是没有的。社会民主党若投票反对布吕宁，立刻将改变各种势力的相互关系——不是在议会的棋盘上，这个棋盘的棋子，可以在桌子下面找得很多——而是在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决斗场上。在这样一种转变以后，无产阶级力量的增加，将不是两倍，而是十倍，因为在阶级斗争中，特别当大的历史变动时期，精神的因素决不会占着不重要的地位。在精神的推动之下，广大的群众将陆续地达到最高的激昂程度。无产阶级将确切地相信，只有它才能给这个伟大民族的生命以不同的和更高的方向。在决定的战争以前，希特勒军队内部的分裂和瓦解就会开始。战争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以最大的决心战争到底，勇猛地进攻，那么将来胜利的获得，比之极端的革命的乐观主义者所想象的要容易得多。达到上述的目的，只缺乏一件小事：即社会民主党回过脸来采取革命的路线。经过一九一四—一九二二年的经验以后，希望它的一部分领袖之自动的转变，那是最可笑的幻想。至于社会民主党的大多数工人群众——那是另外一回事；他们能够转变，而且他们愿意转变——仅仅需要我们帮助他们。工人群众的转变，不仅反对资产阶级的政府，并且要反对他们自己党的上层。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虽“没有什么意见增加”到我们的言论上，但企图从我们自己的书中摘举些引证来反对我们：我们不是很明白写过斯大林派官僚们的政策是一串错误吗？我们不是斥责过共产党参加希特勒的全民投票吗？我们的确写过，我们也斥责过。但是，我们向共产国际内斯大林派的领导进攻，正因为他们不能分裂社会民主党，不能使群众脱离它的影响，不能使历史的机车从腐朽的社会民主党的制动机之下解放出来。斯大林派的官僚以其特有的混乱、错误和官僚的最后通牒主义，保全了社会民主党，让它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得着立足之地。共产党纵令受了错误的领导，但还是无产阶级的反资产阶级的政党。至于社会民主党，虽然由于工人所组成，却完全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在“通常情况”之下，它是巧妙地尾随着资产阶级的观点，但在社会危机的情况中，则简直一文不值。就是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也不能不承认自己的政党之资产阶级的性质，虽然不是自愿的。一提到危机与失业的情况，泰诺便侈谈着关于“资本主义文化的耻辱”之陈腐辞句，有如新教徒的教士宣传着财富的罪恶一样；谈到社会主义，泰诺也以同样的态度像教士一样宣传着死后的报酬，但当具体问题到来的时候，他就取着完全不同的语调了：“如果在九月十四日，这个‘失业’的幽灵不在投票箱上徘徊，那么，这一天将在德国历史上放一异彩”（莱比锡大会上的报告）。由于危机，资本主义显露了它的真实面目，因之社会民主党失掉了许多票数和议席。经济的危机并没有加强“社会主义”的政党，却反面削弱了它，正等于它降低了莫拉可皇子的利润、商业的利息和银行的财源、沮丧了胡佛和福特的自信一样。现在，不是在资产阶级的报纸上，而是在社会民主党的刊物上，可以看见对于危机之最乐观的估计。还能找得着比这个政党的资产阶级性之更确凿的证据吗？如果资本主义的萎缩，产生了社会民主党的萎缩，那么，资本主义将近的死亡不能不象征社会民主党的早死。这个依靠工人而替资产阶级服务的党，在阶级斗争最尖锐的时期，不能不嗅到从坟墓里飘浮出来的气味。[1]这篇文章是用E.H.两个首写字母签署的。这两个字母应为后代的子孙们铭记着。几代工人们的劳动，不是徒然的。伟大的革命思想家和战士之走过地球，并不是没有留着他们的痕迹的。E.H.现在还活着，没有离开他的职务，并且给德国无产阶级指出道路。坏嘴的人也许会说E.H.是十分近似E．Heilmann，在大战中，他以其最下贱的沙文主义，是那样的污辱了他自己的声名。不曾是的！什么，这样一个清楚的头脑……？<<托洛茨基：论德国法西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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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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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俄国资本主义由于它的极端的落后，已证明其为帝国主义锁链中最薄弱之一环。在现在的危机中，德国资本主义，由于相反的理由：即由于它是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它的发展受了欧洲不能解决的困难所限制，亦显示其自身为最薄弱的一环。德国的生产力配置得愈高，它所结合的原动力愈多，它愈将窒息于欧洲的国家系统之中——而这一系统，正如一个荒凉僻壤的动物园中的鸟笼“系统”一样。在紧急时机的每一转点，德国资本主义当碰着那些它曾企图以战争方法来解决的许多问题。经过霍亨索伦政府，德国资产阶级曾准备自己来“组织欧罗巴”。经过布吕宁—寇蒂斯的统治，它又企图……与奥地利建立关税同盟。可是，它的问题、可能性与前途，竟陷于那样悲惨的程度！甚至连关税同盟都不能得到。正如神话中妖魔的房子一样，整个欧洲体系的基础，不过是母鸡的一对腿。若几百万奥地利人与德意志联合起来，法兰西伟大的健全的霸权即有颠覆的危险。
对于整个的欧洲，首先是对于德国，沿着资本主义的道路，再也不能前进了。资本主义自身各种力量之自动的相互作用，使目前的危机或能暂时得到解决——自然是在工人的骨骼之上进行的——但这不过表示一切矛盾，将在紧相连接的下一阶段重新复活，且其形式将更集中和更尖锐。
就世界经济范围来说，欧洲正日趋于衰落。它的前额已经贴上了难于移去的美国签条：道威斯计划、杨格计划和胡佛的延期付款。欧洲已经完全被放在美国的支配之下了。
资本主义的腐烂，其结果将是社会和文化的解体。在民族范围内之更有规律的阶级分化，和基于中间阶级减少而无产阶级愈益生长，这条道路已经被阻碍了。危机愈加延长，其所能带来的后果，仅仅是小资产阶级的贫穷化，和不断使工人群众更加转变为流氓无产阶级。现在，正是这种威吓，以其极其尖锐的形式，扼住了先进资本主义的德国之咽喉。
腐朽的资本主义的欧洲之最腐朽的部分，就是社会民主党的官僚制度。它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旗帜之下踏进了它的历史行程，而且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为其目标。但是，资本主义之强大的浪潮阻碍了它，并使它成为资本主义的随从。于是，社会民主党在改良的名义之下，首先从行动上随后则从言辞上以背叛革命。固然，考茨基在一个长时间内尚为革命的辞令辩护，想使它成为改良主义所需要的婢女。但在另一方面，伯恩斯坦则要求完全抛弃革命：因为资本主义正在走上没有危机和没有战争的和平发展时期了。好一个模范的先知！外表上，在考茨基与伯恩斯坦之间，还有许多不可调和的分歧，但实际上，他们正是改良主义足上的左右两只靴子，系统地相互补充。
战争来了。社会民主党在争取将来繁荣的美名下拥护战争。然而来的不是繁荣，而是资本主义的腐烂。于是问题自身的解决，不复在于从资本主义的衰弱来决定革命之不可免；也不是一个用改良方法来调和资本主义与工人的问题了。现在社会民主党的新政策，是以牺牲改良主义为代价来替资产阶级保持社会之安全。
但这还不是堕落的最后阶段。震动资本主义的目前危机，迫着社会民主党牺牲在长期的政治和经济斗争之后所获得的成果，因此而使德国工人阶级陷于他们的父亲、祖父乃至于曾祖父的生活水平。在它一切胜利和希望的残屑之中，改良主义是腐臭地分解了，从没有一种历史情景比这更其悲惨和更其可厌的。剧场正在急进地趋向于近代主义，让它常常表演豪普特曼（Hauptmann）的“职工们”（TheWeavers）吧：这是近代戏剧中之最近代的。不过，剧场的经理切不可忘记为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预定二层楼的包厢。
然而有时候，这些领袖们也没有光顾剧场的情趣：他们已经达到他们适应性的最大限度了。德国的工人阶级再也不能自愿地降到现在这种生活的水平以下，即令是很短的时期。而资产阶级的统治，则尽量为其自身的存在而奋斗，亦无意承认这种生活水平。布吕宁的紧急法令，不过在开始，只是试探地形的触须而已。布吕宁的统治系建筑在社会民主党官僚怯懦的狡猾的支持之上，而社会民主党的官僚，又转而依赖一部分无产阶级之沉默的冷淡的支持。基于官僚法令上的统治，是动摇的、不可信赖的和暂时的。资本主义需要一个更决定的政策。社会民主党的支持常常用一只眼睛睨视着它自己的工人群众，这对于资本主义的目的，不仅是不够，而且已经变得讨厌了。中庸政策的时期已经过去。为要寻求一条出路，资产阶级必须绝对地摆脱工人组织的压力，必须消灭、破坏和完全压碎这些组织。
于是法西斯主义之历史的作用，就在这个时机开始了，法西斯的基础，是建在那些直接高于无产阶级而又常常惧怕堕入无产阶级行列中的各阶级（即各样的小资产阶级——译者）之上；在正式政府的掩护之下，由财政资本出钱以组织他们，使之军事化，并领导他们去扑灭一切无产阶级的组织，从最革命的到最保守的。
法西斯主义不仅是一种报复、暴力和警察恐怖的制度，而且是一种特殊的政府制度，它以灭绝资产阶级社会内的一切无产阶级民主成份为其基础。它的任务，不只在摧毁共产党的前锋队，而且要扼住整个无产阶级，使之陷于分崩离析的状态。为达到这一目的，对于工人中最革命的部分之肉体上的摧残，是不够的。它还须击碎一切独立和自动的组织、毁灭无产阶级所有的防卫堡垒，铲除七十五年以来社会民主党与工会所已获得的一切成果。因为最后分析起来，共产党自身的基础亦是建立在这些成果之上的。
社会民主党已为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准备了一切必须的条件。但由于这同一事实，它又准备了其自身政治消灭的舞台。布吕宁的紧急立法以及迫切的法西斯的危险，这些都应由社会民主党负其全责，这是绝对正确的。然而若把社会民主主义者与法西斯主义等量齐观，那就荒谬绝伦了。
在一八四八年革命当中，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策，曾为反革命准备了胜利的舞名，但反革命的胜利却又转过来阉割了自由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攻击自由派资产阶级之激烈，绝不亚于拉萨尔，至于他们的批评则更为深刻。但当拉萨尔派把封建的反革命派与自由派的资产阶级同视为“一个反动集团”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为这种虚伪的极端激进主义所触怒。不管拉萨尔派的工作性质一般说来是进步的，比起自由主义的成就来，是更重要和更有结果的。但他们的错误立场，好几次曾使他们不自觉地帮助了君主专制。
现在的“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是在一个新的历史背景之上，重新生产了拉萨尔派的基本错误。在斯大林派的官僚们把国家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投进一个法西斯的堆垒以后，轻率地参加那援助希特勒全民投票的活动，而这种活动，在其自身的形式上，并没有比拉萨尔与俾斯麦的联盟更为聪明一点。
在目前局势中，德国共产主义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必须依据以下两个不可分离的事实：（一）法西斯主义之伸张，应由社会民主党负其政治上的责任；（二）法西斯主义与工人的组织间是绝对不可调和的，而社会民主党本身正是倚靠在这些工人的组织之上。
德国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目前已经达到如此紧张的状态，爆发是不可避免的。社会民主党的适应性已达到一种限度，超过这限度便是它自身的死亡。而斯大林派官僚的错误亦已达到一种限度，超过这限度便是大灾难之来临。这种三重的公式成为德国形势之特点，现在一切事情都已悬在刀锋之上。
当一个人必须经过报纸来注视德国的情况，而报纸的达到又几乎在一星期以后时；当一个人在他的原稿从君士坦丁堡达到柏林前，必须忍待着另一星期时；而此后又须经过几星期这本小册子才能达到它的读众之前，——当这个时候，他很自然地会发生这样的问题：“一切不已经太迟了吗？”他每次答复他自己说：不！为作战而编置的军队是太巨大了……他不能不顾虑到问题将会在极短的时期以内解决。但是德国无产阶级的力量还没有耗竭，它的威力还没有发挥。事实的逻辑将使它自身每经过一天，便要更紧迫地为人所注意。正因为这些理由，使作者企图增加他所应该说的，纵令这是迟了几个星期即一整个历史时期之久。
斯大林派的官僚，相信他们能够更平安的完成他们的工作，如果本书的作者在普林吉坡的话；他们从社会民主党的黑曼·穆勒的政府，得着拒绝签发护照给……“孟什维克”的允诺：在这件事情上，联合战线是毫不犹豫地和迅速地建立起来了。现在，斯大林派在苏维埃的官式刊物上广播一种消息，说我按照与社会民主党成立的协议，正在为布吕宁政府辩护，而社会民主党则以暗中允许我入居德境为报酬。对于这样卑鄙的造谣，已经用不着愤怒，我且让我自己去嘲笑官僚们的愚蠢吧，但是因为时机十分紧迫，我不能不中止我的笑声。
事变的进程，将证明我们的立场之正确，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历史究竟在何种方式中显示它的证验：经过斯大林派小组织的灾难，抑或经过马克思主义者政策的胜利呢？
目前，整个问题的症结即在于此。这个问题是德国整个民族命运所关的问题，而且不只是它一国的命运所关的问题。
这本小册子中所分析的问题，不是从昨天开始的。九年以来，共产国际的领导由于策略的混乱，忙于重新估量国际无产阶级的价值，并破坏其先锋队，而这种策略的混乱，就其整个说来，是隶属于所谓“总路线”的。俄国左派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派）之形成，不仅因为俄国问题，而且也因为国际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中，德国革命运动的诸问题，决不是占着不重要的地位。关于这个题目之激烈的争论，远在一九二三年就开始了的。在随后几年之中，本书作者在这些争论的问题上，曾不止一次发表过意见。我的带批评性的著作中之重要部分，均已在德文中出版了。这本小册子，仍旧是对于左派反对派的理论和政治工作之一种贡献。这里面许多顺便提及的问题，在过去是曾经作过详细的分析的。因此我必须向读者提及，特别去读一读我的其它著作：《国际纲领草案批评》，《世界革命的战术》，《不断革命论》等。现在，当这些争论在伟大的历史任务的光辉之中，呈现于每一个人之前的时候，使我们有可能更好地和更深刻地去估计它们的渊源。对于严正的革命家，对于真实的马克思主义者，这种研究是绝对必要的。折衷主义者，是依靠偶然的思想和在事变冲突下产生的仓卒行动来过活。能够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干部，却只有从不断的争论和连续的工作中训练出来。
普林吉坡，1932年1月27日
列夫·托洛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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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谢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1933-1935手稿——关于列宁，辩证法和进步主义
鸣谢
托洛茨基的手稿、补充和照片经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许可出版。
该项目的研究和写作是我1984-85学年在卫斯理大学的一次休假期间完成的。我特别感谢我在历史系的同事们给了我梅格斯基金的资助。哈佛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让我得以成为访问学者，为我的工作提供了便利，使我可以访问该中心和哈佛图书馆系统的资源。托洛茨基的大部分论文都存放在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那里的工作人员慷慨而高效地加快了我的研究；我非常感谢图书馆允许我出版这部分手稿。我还要感谢印第安纳大学莉莉图书馆的桑德拉·泰勒，感谢她对托洛茨基和马克斯·伊斯特曼手稿研究的帮助。
我向俄罗斯研究中心的历史学研讨会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斯拉夫历史与文化研讨会介绍了本书中的一些思想和材料。在那些鼓励我，在材料撰写期间发表评论或提出令人兴奋的问题的人中，我想特别感谢洛伦·格雷厄姆和道格·维纳，他们为我提供了有关进步主义的材料，还有保罗·阿弗里奇、亚伯·阿舍尔、丹·穆赫兰、奥利弗·W·霍姆斯和查尔斯·莱梅特。我还要就我们关于托洛茨基的长谈以及他对此项目的兴趣，感谢让·范·海耶·诺特。我很幸运在霍顿图书馆遇到了尤里·费尔什廷斯基。我很感激他花了几个小时和我一起破译托洛茨基的笔迹，翻看译文，准备俄文文本。
我非常感谢弗兰·沃伦和我的妻子爱丽丝为手稿所做的工作，还要特别感谢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的凯特·维滕伯格和安妮·麦考伊，他们提供了编辑方面的帮助，没有他们的帮助，课题永远不会以最佳的形式实现。
菲利普·庞珀
于康涅狄格州米德尔敦 |
中译者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1933-1935手稿——关于列宁，辩证法和进步主义
中译者序
“纯语言在外语中遭流放，在自身语言中被救赎，在作品中遭囚禁，在再创造中被解放，这正是译者的任务。”[1]
注：只翻译了鸣谢，作者所写的简介和附录，托洛茨基1933-1935手稿的两个笔记本。原注释未保留，由第一星际重新加注（尾注），可略过。
[1]译注：本雅明《译者的任务》参见《保罗·立科论翻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作者简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美〕法雷尔·多布斯《卡车司机的造反》（1972）
作者简介
法雷尔·多布斯（FarrellDobbs，1907年7月25日——1983年10月31日），1934年参加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CommunistLeagueofAmerica，CLA）（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WorkersParty，SWP]的前身），当时他在明尼阿波利斯的煤场工作。在1934年卡车司机罢工中，他是基层领导人之一，并积极参加了罢工的组织工作；此后他当选为574分会（后改为544分会）的书记兼司库。三十年代后期，在他和其他一些人的领导下，发动了一场横跨十一州的组织运动，把卡车运输业的数万工人发展为工会会员。1939年他被任命为国际卡车司机兄弟会（InternationalBrotherhoodofTeamsters，IBT）总组织者；1940年他辞去了这个职务，改任社会主义工人党分管工会工作的全国书记。
1941年，由于反对美帝国主义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和544分会及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另外十七名领导人被判决有罪。从1944年到1945年，他在联邦监狱中度过了十二个月。
多布斯从1943年至1948年任《战士报》（TheMilitant）编辑。他从1949年至1953年任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主席，从1953年至1972年任全国书记。他代表社会主义工人党参加了1948年、1952年、1956年和1960年大选，利用这几次大选积极反对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针对共产主义的疯狂镇压，并支持民权运动与古巴革命。
他撰写了关于三十年代卡车司机斗争的四卷史书（《卡车司机的造反》[TeamsterRebellion]、《卡车司机的力量》[TeamsterPower]、《卡车司机的政治》[TeamsterPolitics]、《卡车司机的官僚》[TeamsterBureaucracy]），还写了两卷《革命的传承：美国的马克思主义领导层》（RevolutionaryContinuity:MarxistLeadershipintheU.S.）。此外，他还写了《党的结构与组织原则》（TheStructureandOrganizationalPrinciplesoftheParty）、《反动员：同种族主义及法西斯主义的攻击作斗争的战略》（Counter-Mobilization:AStrategytoFightRacistandFascistAttacks）以及《工人运动文选》（SelectedArticlesontheLaborMovement）。
1972年6月，法雷尔·多布斯出席了庆祝本书出版的宴会，并在会上发表讲话。总共450人参加了这次宴会。 |
反对民族共产主义！——“红色全民公决”的教训（1931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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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xistsInternetArchiv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反对民族共产主义！
（“红色全民公决”的教训）
托洛茨基
1931年8月25日
当本文到达读者手中时，其中某些段落可能已经过时了。通过斯大林主义机构的努力和所有资产阶级政府的友好合作，本文作者现在处于这样一种环境，他只能延迟几周之后才能对政治事件作出反应。此外还必须加上一点，即作者被迫依靠远不完整的信息。读者应当牢记这一点。但即使在极端不利的环境中，我们也必须试着至少找出一些有利条件。由于不可能对每日事件的全部具体方面作出反应，作者被迫把注意力集中到基本要点和中心问题上。这篇文章的合理性即在于此。
一、所有事情是怎样被颠倒的
德国共产党在全民公决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日益明显，最后会被载入革命战略的教科书，作为一个范例来表明哪些事情是不应该做的。
在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行为中，所有的东西都是错误的：对局势的估量不正确，直接目的提得不正确，为实现这一目的所选用的手段同样不正确。在此期间，党的领导阶层成功地颠覆了它近些年来鼓吹的所有“原则”。
7月21日，中央委员会致力于要求普鲁士政府作出民主让步和社会妥协，否则就以全民公决相威胁。斯大林主义官僚阶层提出这些要求，事实上就是提议在特定条件下，同社会民主党上层建立反法西斯联合阵线。当社会民主党拒绝了这些条件后，斯大林主义者便同法西斯分子结成联合阵线，反对社会民主党。这意味着联合阵线政策不仅是“从下面”、而且也是“从上面”发起的。这意味着台尔曼被允许用“公开信”的方式，同布劳恩和泽韦林共同保卫民主和社会立法，使之免遭希特勒匪帮的侵袭。这样，这些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所作所为的人，使用只从上面建立联合阵线这种最愚蠢、最丢脸的实验，出乎群众的意料，违背他们的意志，抛弃了“只从下面”建立联合阵线这种形而上学。
如果社会民主党是法西斯主义的变种，那么怎么能够正式要求同社会法西斯分子共同保卫民主呢？一旦走上全民公决的道路，党官僚就未给民族社会主义者提出任何条件。为什么呢？如果社会民主党人和民族社会主义者都只是法西斯主义的不同色调，那么为什么能够只给社会民主党人、而不给民族社会主义者提条件呢？或者，这两个“变种”在社会基础和欺骗群众的手段方面可能存在某些非常重要的质的差别吧？但是这样就不要把它们都称作法西斯分子，因为在政治上，名称是用来区别事物的，而不是用来把所有事物都堆作一团。
然而，台尔曼真的同希特勒加入联合阵线了吗？共产党官僚把台尔曼的全民公决称作“红色的”，和希特勒的黑色的或褐色的全民公决相对照。事情牵涉到两个致命敌对的政党，这自然是毫无疑问的，而且社会民主党的所有谎言都不能迫使工人们忘掉它。但事实仍未改变：在一次特定的战斗中，斯大林主义官僚阶层使革命工人卷入了一条同民族社会主义者一起反对社会民主党的联合阵线。如果可以在选票上标出自己的党性，那么全民公决至少还存在合理性（在政治上绝对不充分的既定条件下），即它可以计算自己的力量，并将其与法西斯主义的力量区分开来。但是德国的“民主”并没有给全民公决的参加者提供这种权力，让他们标出自己的党派。所有选民都被融入不可分割的群众中，在一个明确的问题上给出完全一样的答案。在这个问题的限度内，同法西斯分子结成联合阵线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
这样，在午夜与黎明之际，所有事情都被颠倒了。
二、同谁建立“联合阵线”？
共产党领导阶层作出这种转变，追求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目的呢？你越是阅读那些官方文件和领袖的讲演，你就越难理解这个目的。我们被告知，普鲁士政府正在为法西斯主义铺平道路。这是绝对正确的。共产党的领袖们还说，勃鲁宁联邦政府事实上正在使共和国法西斯化，而且在这条道路上已经完成了很多工作。绝对正确，我们对此回答说。“但是你们瞧，没有普鲁士的布劳恩，联邦政府的勃鲁宁就自身难保！”斯大林分子说。这也是正确的，我们回答说。到现在为止我们是完全一致的。但是由此能得出什么样的政治结论呢？我们没有丝毫理由支持布劳恩政府，一点也不打算在群众面前为它负责，甚至一点也不打算减弱我们同勃鲁宁政府及其普鲁士代理人的政治斗争。但是我们更没有理由帮助法西斯分子取代勃鲁宁—布劳恩政府。因为如果说我们非常公正地谴责社会民主党在为法西斯主义铺平道路，那么我们任务决不在于为法西斯主义缩短这条道路。
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7月27日给各单位的通函最无情地暴露了领导阶层的前矛后盾，因为该信是对这一问题的集体策划的产物。撇开那些混乱不堪和自相矛盾的地方，可以把这封信的宗旨归结为，社会民主党人和法西斯分子归根结底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也就是说，在那些利用工人的耐性而欺骗背叛他们与干脆想要杀死他们这两类敌人之间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察觉到这种等量齐观的荒谬性之后，这份通函的作者突然调转笔头，把红色全民公决说成是“同社会民主党工人、基督教工人和无党派工人从下面（！）建立联合阵线这一政策的果断应用。”从何种意义上说，同法西斯分子一起干涉全民公决来反对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是同社会民主党工人和基督教工人建立联合阵线这一政策的应用呢？任何一个无产者的头脑都无法理解这一点。显然，说的只是那些与其党决裂而参加全民公决的社会民主党工人。他们有多少人呢？至少应当理解，联合阵线政策不是要求与已经脱离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而是与仍然留在该党队伍中的工人进行共同行动。不幸的是，这些人仍然非常多。
三、力量关系问题
在台尔曼7月24日的演讲中，唯一像是这次转变的严肃动机的一句话是：“红色全民公决利用了合法的、议会的群众行动的可能性，朝议会外动员群众的方向迈出了一步。”如果这句话还有点什么意思的话，那只能是这样：我们把国会选举当作我们进行革命总攻的出发点，以便通过合法手段推翻社会民主党政府和与之结盟的奉守中庸之道的那些党派，然后借助革命群众的压力推翻正在试图成为社会民主党继承人的法西斯主义。换言之：普鲁士全民公决只是扮演了革命跳跃的跳板的角色。是的，作为跳板，全民公决本来是完全合理的。当无产阶级通过自己的压力推翻法西斯分子、并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时候，法西斯分子是否曾和共产党人一起投票选举这一问题将失去全部意义。可以使用任何木板当跳板，包括公民公决这块木板。只是真正进行跳跃的可能性必须是存在的，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于是这个问题就归结为力量关系。当根据力量关系，现存政府只能被希特勒—休根堡政府取代的时候，喊着“打倒勃鲁宁—布劳恩政府”的口号走上街头，就是十足的冒险主义。然而，当同一个口号变成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直接斗争的序曲时，它将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在第一种场合下，共产党人在群众眼里就是反动派的帮手；在第二种场合下，法西斯分子在被无产阶级消灭之前是如何投票选举的这一问题便失去了全部政治意义。
因此，我们不是从某些抽象原则的角度，而是从阶级夺权的实际斗争、从这一斗争的既定阶段的力量关系的角度出发，来理解这次投票选举同法西斯分子的一致性的。
四、回顾俄国的经验
当无产阶级起义的时候，社会民主党官僚和法西斯分子之间的区别实际上即使不是归于消失，也会缩减到最小程度，这似乎是无可争辩的。十月革命时期，俄国的孟什维克分子和社会革命党人同立宪民主党人、科尔尼洛夫分子和君主主义者携手反对无产阶级。布尔什维克党人在十月份退出预备议会，走上街头号召群众举行武装起义。如果说当时一些君主主义集团也和布尔什维克党人同时退出了预备议会，那么这件事没有任何政治意义，因为君主派连同民主制度都被推翻了。
然而，党是经过一系列阶段后才走向十月起义的。1917年四月示威时，部分布尔什维克打出了“打倒临时政府”的口号。中央委员会立即纠正了这批极左派分子。我们当然应该使推翻临时政府的必要性深入人心；但我们不能号召无产阶级在这个口号下走上街头，因为我们在工人阶级中还居于少数。如果我们在这种条件下推翻了临时政府，我们并不能占据它的位置，结果我们会帮助反革命。在这个政府的丧钟敲响之前，我们必须耐心地向群众解释它的反人民性质。党的立场就是这样。
在下一阶段，党的口号是“打倒资本家部长”。这要求社会民主党决裂它与资产阶级的联合。七月，我们在“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下领导了一场工人士兵示威，当时这个口号意味着全部政权归孟什维克分子和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分子和社会革命党人同白卫队联合起来镇压我们。
两个月后，科尔尼洛夫起来反对临时政府。在反对科尔尼洛夫的斗争中，布尔什维克现在占据了前沿阵地。那时列宁还在隐藏之中。成千上万的布尔什维克被关在监狱里。工人、士兵和水兵要求释放他们的领袖和全部布尔什维克。临时政府拒绝了。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难道不应该向克伦斯基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释放布尔什维克、撤销他们为霍亨索伦王朝服务这一可耻指控——吗？万一遭到克伦斯基拒绝，难道不应该拒绝同科尔尼洛夫斗争吗？台尔曼—雷梅尔—诺伊曼的中央委员会大概会这么做的。但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并没有这样做。列宁当时写到：“如果以为革命的无产阶级会因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支持过残杀布尔什维克、支持过在前线进行枪杀和解除过工人的武装而要实行所谓‘报复’，‘拒绝’支持他们去反对反革命势力，那是极端错误的。这样提问题首先是把市侩的道德观念强加在无产阶级头上（为了事业的利益，无产阶级不仅一向支持动摇的小资产阶级，而且也支持大资产阶级）；其次（这是主要的）是象市侩那样企图用‘道德说教’来模糊问题的政治实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8—9页——译者注）
如果我们在八月没有击退科尔尼洛夫，从而方便了他取得胜利的话，那么他首先就会歼灭无产阶级的精华，因此阻挠我们在两个月后获得对妥协派的胜利，阻挠我们因其历史罪行而处罚他们（不是在语言上，而是在行动上）。
当台尔曼及其同伙为了替自己的转变辩护，开始罗列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犯下的无数恶行的时候，他们就是在从事“市侩的道德说教”。
五、挑着黑灯
历史类比只是类比而已。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条件和任务。但是在这种相关的类比语境中，我们也许会问：德国全民公决的时候，问题在于对抗科尔尼洛夫的危险呢，还是实际在于由无产阶级来推翻整个资产阶级的秩序？这个问题既不决定于光秃秃的原则，也不决定于大可争议的公式，而是决定于力量关系。在革命的每一个新阶段，布尔什维克在学习、计算、衡量力量关系时是多么小心和负责啊！德国共产党的领导阶层在投入斗争的时候，试图描绘诸斗争力量的初步平衡了吗？无论在文章中，还是在演讲中，我们都没有找到这种平衡。柏林的学生和他们的老师斯大林一样，都是挑着黑灯从事政治的。
台尔曼把他对力量关系这一决定性问题的思考，归结为两三个一般性的句子。“我们不再生活于1923年了，”他在报告中讲道，“现在共产党拥有数百万之众，并且还在飞速增长。”这就是全部！台尔曼再清楚不过地暴露出他是何等不理解1923年和1931年的局势差异！当时，社会民主党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那些没有成功地脱离社会民主党队伍的工人们满怀希望地把目光投向共产党。当时，法西斯主义在更大的程度上只是资产阶级田园中的一棵稻草人，而不是一种严肃的政治现实。与今天相比，1923年共产党在工会和工厂委员会中的影响要大得无可估量。工厂委员会当时事实上执行了苏维埃的基本职能。工会中的社会民主党官僚每天都在丧失自己脚下的根基。
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领导阶层没有利用1923年的局势，这个事实依然存在于各阶级和各政党的意识之中，存在于他们的相互关系之中。台尔曼说，共产党是一个拥有数百万之众的党。我们为此感到非常高兴，感到非常自豪。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社会民主党依然拥有数百万之众。我们不要忘记，由于不肖徒辈们从1923年到1931年所犯的一系列可怕的错误，现在的社会民主党比1923年的社会民主党呈现出一种更为强大的阻力。我们不要忘记，当今的法西斯主义被社会民主党的背叛和斯大林主义官僚的错误精心滋养着，成了无产阶级夺权之路上的一个巨大障碍。共产党是一个拥有数百万之众的党。但是由于之前的“第三时期”战略（一个极度的官僚主义愚蠢的时期），今天共产党在工会和工厂委员会中依然极端弱小。不能仅仅依靠全民公决的投票来领导夺权斗争。必须在工厂、车间、工会和工厂委员会中得到支持。所有这一切都被台尔曼忘之脑后，他用豪言壮语取代了对局势的分析。
只有从月球降落的人，才会断言在1931年七八月间，德国共产党足够强大，能够和资产阶级社会——体现为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主义这两翼——进行公开斗争。党官僚自己不会这样认为。如果它诉诸这一论据，那只是因为全民公决遭到了失败，因此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检验。正是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盲目行事和为见成效不讲道德之举，表现了斯大林中派主义灵魂的冒险主义那一半！
六、用“人民革命”代替无产阶级革命
（7月21日的）这一摇摆乍看起来“突如其来”，但根本不是晴天霹雳，而是由过去时期的整个路线准备好的。一种真诚而强烈的激情支配着德国共产党，它要征服法西斯分子，使群众脱离它的影响，推翻法西斯主义并消灭它——这些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毫无疑问的。糟糕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斯大林主义官僚阶层越来越努力地用法西斯主义自己的武器来反对法西斯主义，从它的政治调色板上借用了某些颜色，并试图在爱国主义的拍卖场上压倒对方。这不是有原则的阶级政治的手段，而是小资产阶级的竞争手段。
斯大林主义官僚阶层用人民革命的口号替换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口号，很难想象出比这一事实更可耻的原则性投降了。任何狡猾的花招、任何对引语的玩弄、任何对历史的伪造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即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背叛，目的是最好地模仿法西斯分子的骗术。这里我被迫重复以个月前关于这一问题所写的一段话：“可以理解，每次伟大的革命都是人民的或民族的革命，因为它把民族中所有生机勃勃的、富有创造力的力量都团结在革命阶级周围，并且围绕一个新的核心重建民族。但这不是一个口号，而是对革命的社会学描述，此外它还需要精确的、具体的诠释。作为一个口号，它是无聊的，是一种骗术，是同法西斯分子进行市场竞争，代价就是搞混了工人的头脑……法西斯分子施特拉塞说，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民都对革命感兴趣，因此这不是阶级的革命，而是人民的革命。台尔曼随声附和。实际上，工人—共产党员应当对法西斯工人说：当然，百分之九十五、甚至是百分之九十八的人口都遭到金融资本的剥削。但是这种剥削是按等级组织起来的：有上层剥削者，有中层剥削者，还有下层剥削者，如此等等。只是由于这种等级，超级剥削者才能制伏民族的大多数人口。为使民族事实上能够以一个新的阶级为核心重建自身，就必须进行思想重建，要实现这一目的，无产阶级就决不能把自己消融于‘人民’或‘民族’，而是相反，制定一个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纲领，迫使小资产阶级在两种制度之间作出选择。人民革命的口号麻痹了小资产阶级和广大工人群众，使他们接受了‘人民’这一资产阶级等级结构，阻碍了他们的解放。但是在德国当前的条件下，‘人民革命’的口号清除了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思想界线，使部分工人和小资产阶级接受了法西斯主义思想，使其觉得他们并没有被迫作出选择，因为在两个阵营中都是关于‘人民革命’的问题。”（出自《台尔曼与“人民革命”》（1931年4月14日）——译者注）
七、作为“民族解放”之手段的“人民革命”
思想有自己的逻辑。人民革命被当成了“民族解放”的从属手段。这样陈述问题，就为党扫清了一条纯粹沙文主义倾向的道路。可以理解，小资产阶级沙文主义阵营中的一些绝望的爱国派会走近无产阶级政党，这个事实并没有什么坏处：不同的分子是通过不同的道路和途径走向共产主义的。在近几个月来显然开始把脸转向共产主义的白卫队和黑色百人团的军官队伍当中无疑也能找到一些真诚的忠实分子（夹杂着一些根深蒂固的野心家和不讲道德的失败者）。党当然应该利用甚至是这样的个人蜕变来作为瓦解法西斯主义阵营的附属手段。然而斯大林主义官僚阶层的罪行——是的，不折不扣的罪行——就在于它把自身同这些分子混为一团，把他们的声音和党的声音等量齐观，拒绝揭露他们的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倾向，把施林格的那革彻头彻尾的小资产阶级的、反动乌托邦的、沙文主义的小册子转换成了革命无产阶级的新福音书。乍看起来，从这种同法西斯主义的不光彩的竞争中，突然涌出了7月21日的决议：你们有人民革命，我们也有；你们把民族解放作为最高准则，我们也是；你们要发动反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战争，我们也一样；你们有全民公决，我们也有，而且要更好一些，我们的是纯“红色”的。
事实是，前革命工人台尔曼今天用尽全力地挣扎，使自己不在施滕博克—费莫尔伯爵面前丢脸献丑。党的工作者会议——台尔曼在这次会议上宣布转向全民公决——的报告以《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这个自命不凡的标题登载在《红旗报》上。然而，在结论中最重要的地方，台尔曼提出了“今天的德国是协约国手中的一颗皮球”这一思想。因此，这首先是一个民族解放的问题。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国、意大利、甚至英国，都是美国手中的一颗“皮球”。欧洲对美国的依赖在胡佛建议中再次表现得极为明显（明天这种依赖将更尖锐、更残酷），和德国对协约国的依赖相比，它对欧洲革命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顺便说说，这就是为什么无产阶级要用欧洲苏维埃联邦的口号，而不是“打倒《凡尔赛和约》”这个光秃秃的口号，来回答欧洲大陆的震荡。
不过所有这些问题都居于次要位置。我们的政策不是决定于德国是协约国手中的一颗“皮球”这一事实，而首先决定于分裂的、软弱的、受压迫的德国无产阶级依然是德国资产阶级手中的一颗球这一事实。卡尔·李卜克内西某次教导我们说，“主要敌人在国内！”朋友们，也许你们已经把它忘了吗？或许这一教导已经没有好处了吗？对台尔曼来说，它显然过时了，施林格已经代替了李卜克内西。这就是为什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这一标题洋溢着如此苦涩的讽刺！
八、作为投降学派的官僚中派主义学派
几年以前，左派反对派警告说，“真正俄国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将不可避免地在共产国际的其他支部导致社会爱国主义倾向的发展。当时，这似乎是一种幻想，一种恶毒的虚构，一种“诽谤”。但是思想不仅有自己的逻辑，还有自己的爆炸力。在短短的一个时期内，德国共产党就在我们眼前被拖入了社会爱国主义的泥潭，也就是说，被拖入了共产国际建立时与之誓死敌对的那些情绪和口号之中。这难道不是令人震惊的吗？不是的，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
模仿对手和阶级敌人的思想的方法——一种与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与心理学彻底矛盾的方法——从中派主义的本质，从它的无原则性、自相矛盾和思想空洞中非常有机地涌现出来了。所以数年以来，斯大林主义官僚阶层一直贯彻热月政策，以挖掉热月党人的墙角。受到左派反对派的威胁之后，斯大林主义官僚阶层开始一点一点地模仿左派的政纲。为使英国工人摆脱工联主义的统治，斯大林分子用工联主义政策取代了马克思主义政策。为了帮助中国工人和农民采取独立道路，斯大林分子把他们推入了资产阶级国民党。这张清单可以永无休止地写下去。事无巨细，我们看到的都是同样的模仿精神，对敌人的一贯模仿，尽量不使用自己的武器——哎呀！他们没有这样的武器——而使用从敌人的武库中偷来的武器。
党目前的制度是朝同一个方向运作的。我们不止一次地写过和说过，机构的绝对主义会削弱共产国际的领导阶层，使先进工人颜面丧尽，剥夺他们的个性，摧毁和扭曲革命性格，最后不可避免使无产阶级先锋队在敌人面前脆弱不堪。作为一个革命战士，那些对上面的每一道命令都恭顺地俯首称道的人是没有任何益处的。
那些中派官吏，在季诺维也夫手下时是季诺维也夫分子，在布哈林手下时是布哈林分子，在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时刻到来时，他们就是斯大林分子和莫洛托夫分子。他们甚至在曼努伊尔斯基、库西宁和洛佐夫斯基面前俯首称道。在过去的每一个阶段，他们都重复着下一任“领袖”的语言、音调和手势；他们奉命行事，今天抛弃昨天的誓言，把两根手指头插在嘴里，向他们昨天还在依靠的退职领袖吹哨起哄。在这种灾难性的制度下，革命勇气被阉割了，理论意识被荒废了，脊梁骨被软化了。只有在季诺维也夫主义—斯大林主义学校进修过的官僚分子才会如此轻易地把无产阶级革命换成人民革命，把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称为叛徒，然后把施林格式的沙文主义者顶上肩头。
九、“革命战争”与和平主义
施林格们和施滕博克—费莫尔们满怀欣喜地把共产党的事业看作霍亨索伦战争的直接继续。对他们来说，恐怖的帝国主义屠杀的牺牲者，仍然是为德国人民的自由而倒下的英雄。他们准备把夺取阿尔萨斯—洛林和东普鲁士的新战争称作“革命的”战争。如果“人民革命”能够作为一种动员工人参加他们的“革命的”战争的手段的话，他们暂时是同意在口头上接受它的。他们的全部纲领就在于复仇思想：如果明天，他们发现同样的目的还可以通过别的道路实现，那么他们就会从背后枪杀革命无产阶级。不应该对这一点避而不谈，而应该把它揭露出来。不应该麻痹无产阶级的警惕，而应该唤醒它。党是怎样做的呢？
8月1日的共产党《号角报》带着对红色全民公决的热情鼓动，粘了一张施林格的照片，登载了他的一篇使徒般的新作。原文如下：“那些在世界战争中为自由德国而捐躯的死者的事业被背叛了，叛徒们现在跑出来反对人民革命，反对革命解放战争。”当你从自称为共产党的刊物上读到这些话时，你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而所有这一切都被李卜克内西和列宁的名字掩盖起来了！列宁将手执多长的鞭子来对这种共产主义进行论战性的挞伐啊。而且，他不会止步于一些论战性文章。他将召集一次特别的国际代表大会，以便无情地清除无产阶级先锋队伍身上的这种沙文主义坏疽。
“我们不是和平主义者，”台尔曼们、雷梅尔们和其他一些人骄傲地反驳道，“我们原则上是为了革命战争。”他们将引用一些马克思和列宁的语录作为证据，莫斯科的某些无知的“红色教授”已经为他们挑选好了。人们也许真的会认为马克思和列宁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代言者，而是民族战争的发言人！仿佛马克思和列宁的革命战争概念与法西斯军官和中派下士的民族主义思想真有什么相同之处似的！通过这些关于革命战争的廉价文章，斯大林主义官僚阶层吸引了几打冒险主义者，却将数十万、数百万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基督工人和无党派工人拒之门外。
“这意味着你建议我们模仿社会民主党的和平主义吗？”某个新方针的特别深奥的理论家反驳道。不，我们最不倾向于模仿，即使对工人阶级的情绪也不模仿；但是我们必须将其纳入考虑范围之内。只有正确估量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情绪，才能把他们带入革命。但是官僚阶层模仿着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辞藻，而不顾工人们的真实情绪，他们不要战争，不可能要战争，他们厌恶由台尔曼、施林格、施滕博克—费莫尔伯爵和海因兹·诺伊曼组成的新公司的军事吹嘘。
倘若无产阶级掌握着政权，那么马克思主义当然不能不把革命战争的可能性考虑在内。但是这远远不是把一种历史可能性——夺取政权以后，事变进程可能会把这种可能性强加在我们身上——转变成夺取政权之前的一个战斗的政治口号。作为无产阶级胜利的结果，作为在特定条件下强加在我们身上的革命战争，是一回事。作为革命战争之手段的“人民的”革命是与之大相径庭、甚至截然相反的另一回事。
尽管苏俄政府在原则上承认革命战争，但众所周知，它还是签订了最棘手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为什么呢？因为农民们和工人们，除了一小部分先进分子以外，都不想要战争。之后，同样的农民和工人英勇地保卫苏维埃革命免遭无数敌人的侵犯。但是当我们试图把皮尔苏茨基强加给我们的严酷的防御战转变成进攻战时，我们便遭到了失败，这一错误是由于不正确地估量各种力量而造成的，它沉重地打击了革命的发展。
红军已经存在了十四年。“我们不是和平主义者。”但苏维埃政府为什么到处宣布自己的和平政策？它为什么建议裁军，为什么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为什么它不把红军当作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而发动起来？显然，原则上为了革命战争是不够的。两个肩膀之间必须有头脑。必须考虑环境、力量关系和群众情绪。
如果对一个手中掌握着强有力的国家强制机器的工人政府来说，考虑工人和一般劳动群众的情绪是重要的，那么一个革命政党就更应该提高警惕，因为它只能通过说服、而不能通过强制来行动。对我们来说，革命不是反西方战争的一种附属手段，相反，它是避免战争、以便一劳永逸地结束战争的手段。我们不是通过嘲笑社会民主党力求和平（和平是每个劳动者的内在要求），而是通过揭露其和平主义的谬误，来同它斗争的；因为如果没有战争，社会民主党每天都在拯救的资本主义社会便是不可想象的。我们觉得，德国的“民族解放”不在于一场反西方的战争，而在于一场席卷中欧和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并通过苏维埃联邦的形式把它和东欧联合起来。只有这样陈述问题，才能把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并把它变成绝望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关注的中心。无产阶级要使现代社会执行自己的意志，它的政党就必定不能耻于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不能耻于讲自己的语言，不是民族复仇的语言，而是国际革命的语言。
十、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如何思考？
红色全民公决不是从天而降的：它来源于党的深层次的思想退化。但是它并不因此而不再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最恶毒的冒险。全民公决一点儿也没有变成革命夺权斗争的起点。它还完全停留在附属性的议会伎俩的框架内。在它的帮助下，党成功地使自己蒙受了多重失败。它加强了社会民主党，因此也加强了勃鲁宁政府；掩盖了法西斯分子的失败；把社会民主党工人和党的许多选民拒之门外；这样，党在全民公决之后要比之前弱小得多。没法更好地为德国和世界资本主义服务了。
在过去十五年里，资本主义社会，尤其在德国，已经有好几次处于崩溃的前夜；但每次它都从灾难中复活了。革命的经济前提和社会前提就其本身来说是不充分的。还需要政治前提，它实际上是这样一种力量关系：即使不能预先保证胜利——历史上不存在这样的局势——也至少应当使胜利变得可能。稍后，战略策划、胆识和毅力将把可能变成现实。但没有一种战略能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中央委员会有不容推卸的责任来精确指出目前在德国无产阶级、工会和工厂委员会中的力量关系如何，党同农业工人的联系如何，等等，而不要那些关于危机和“改变中的局势”正在深化的一般言论。这些资料应当公开进行精确研究，而不应当保密。如果台尔曼有勇气公开列举并衡量政治局势的所有因素，那么他会被迫作出这样的结论：尽管在过去一个时期内，资本主义遭受了巨大的危机，共产主义有了显著的增长，党还是很弱小，无法通过革命解决问题。相反，法西斯分子正在朝这个目努力。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党，包括社会民主党，都准备在这一点上帮助他们。因为他们都害怕共产党人甚于害怕法西斯分子。在普鲁士全民公决的帮助下，民族社会主义者打算颠覆这种极不稳定的国家平衡，以便在对工人作出血腥判决的过程中，强迫资产阶级的那些犹豫不定的阶层支持他们。对我们来说，支持法西斯分子是最愚蠢的行为。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反对法西斯主义全民公决。如果台尔曼还留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良心的话，他就应该这样结束他的报告。
之后，应当有序展开尽可能广泛和公开的讨论，因为即使像海因兹·诺伊曼和雷梅尔这样永不犯错的领袖，也需要在每个转折点上留心倾听群众的声音。不仅应当倾听一个共产党员有时讲出的那些官话，而且应当倾听隐藏在他的话语下的那些更深刻的、更大众化的观点。必须不能命令工人，而应当能够向他们学习。
如果讨论是公开进行的，那么某位参加者可能作出类似这样的演讲：“当台尔曼说，尽管局势无疑在转变，由于力量关系，我们绝对不能试图强行作出革命的结论，这时他是对的。但如我们所见，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最坚决最极端的敌人正在迫切推动爆发。在这种局势下，我们能够赢得所需要的时间，来影响力量关系的初步转变吗？也就是说，能够从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下抓住主要的无产阶级群众，尔后迫使绝望的小资产阶级低层面向无产阶级、背对法西斯主义吗？如果顺着这条路走，那就太好了。但如果事与愿违，法西斯分子在不久的将来举行起义，那该怎么办呢？无产阶级革命又将注定遭到严重的失败吗？”
如果台尔曼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大致会这样回答：“当然，决战时间的选择不仅取决于我们，而且也取决于我们的敌人。我们现在的战略任务是给敌人的强行爆发制造困难，而不是提供便利，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如果我们的敌人无论如何都要向我们宣战，那么我们当然必须应战，因为没有、也不可能有比不经过战斗就放弃伟大历史地位更沉重、更具毁灭性、更具灾难性、更沮丧的失败。如果法西斯分子在现在的情况下主动爆发——如果广大群众清楚这一点——他们将把劳动群众的广大阶层推到我们这一边。在那种情况下，我们今天越清楚地向千百万工人展示和证明我们绝不打算抛下他们、反对他们而完成革命，我们就越有更大的机会赢得胜利。因此我们必须公开向社会民主党工人、基督教工人和无党派工人说：‘一小撮法西斯分子想要推翻现政府，夺取政权。我们共产党人认为现政府是无产阶级的敌人，但这个政府是依靠你们的信赖和你们的选票支撑自身的；我们想和你们结盟推翻现政府，而不想和法西斯分子结盟反对你们。如果法西斯分子企图组织起义，那么我们共产党人将和你们携手战斗到最后一滴血——不是为了保卫布劳恩—勃鲁宁政府，而是为了拯救无产阶级的精华免遭扼杀和毁灭，为了拯救工人的组织和刊物，不仅是我们共产党的刊物，还有你们社会民主党的刊物。我们准备同你们一起保卫任何工人之家、任何工人刊物的印刷厂，使之免遭法西斯分子的侵袭。我们号召你们宣誓，当我们的组织遭到威胁时，你们能伸出援手。我们提议建立一条工人阶级的反法西斯联合阵线。我们越是稳固地、坚定地执行这一政策，把它应用于所有问题，法西斯分子就越难出其不意地抓住我们，在公开斗争中击败我们的机会就越少。’”我们假想的台尔曼本来应当这样答复。
但是这时，海因兹·诺伊曼这位浑身上下弥漫着伟大思想的演说家登上了讲台。“从这种政策中什么也得不到，”他说，“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会对工人们说，‘不要相信共产党人，他们对拯救工人组织毫不关心，他们只想夺取政权；他们认为我们是社会法西斯分子，他们不对我们和民族主义者作任何区别。’这就是为什么台尔曼提出的政策只会使社会民主党工人觉得我们荒唐可笑。”
对此，台尔曼应当这样回答：“把社会民主党人称作法西斯分子当然是愚蠢的，它使我们在每个关键时刻都迷惑不堪，阻止我们找到一条通往社会民主党工人的道路。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抛弃这种愚蠢行为。至于谴责我们借口保卫工人阶级及其组织，而只是渴望夺取政权，我们会这样对社会民主党工人讲：是的，我们共产党人努力夺取政权，但为此目的，就需要工人阶级的绝对大多数。企图在少数人支持下夺取政权是一种可鄙的冒险，我们与之毫无共同之处。我们不能强迫大多数工人阶级追随我们，我们只能试着说服他们。如果法西斯分子击败了工人阶级，那就甚至谈不上共产党人夺取政权。保卫工人阶级及其组织免遭法西斯分子的侵袭，意味着我们必须保证有可能说服工人阶级，把他们领导在我们身后。因此，如果我们不保卫——必要的时候手执武器——资本主义国家中所有的工人民主因素，我们就不能登上政权。”
台尔曼也许会增加说：“为了赢得大多数工人稳固的、不可消灭的信任，我们必须首先谨防向他们眼里挥撒灰土、夸大我们的力量、闭眼不看事实，或者更糟，歪曲事实，等等。必须实话实说。我们无法欺骗敌人，他们有成千上万的机构在进行考察。而欺骗工人就是欺骗自己。如果我们伪装强大，那只能削弱自己。朋友们，这里没有任何‘欺骗’，没有任何‘悲观情绪’。我们为什么会是悲观主义者呢？在我们面前有着巨大的可能性。我们前途无量。德国的命运、欧洲的命运、全世界的命运都取决于我们。但正是那些坚信革命的未来的人不需要任何幻想。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是革命乐观主义的前提。”
如果台尔曼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话，他会这样回答。但是很不幸，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十一、党为何沉默不语？
但是党怎么能够保持沉默呢？台尔曼的报告意味着在全民公决问题上进行了180度的大转弯，它没有经过讨论便被通过了。因此它是上面提议的，而提议就是命令。《红旗报》的全部文章都报告说，在党的所有会议上，全民公决被“全体一致地”接受了。这种“一致通过”被描绘成党异常强大的标志。在革命运动史上，何时何地存在过这种哑巴似的“铁板一块”呢？台尔曼们和雷梅尔们以布尔什维主义的名义起誓。但是布尔什维克的全部历史就是剧烈的内部斗争的历史，党通过斗争获得了自己的观点，锤炼了自己的方法。在1917年——党史上最伟大的一年——的编年史上充满了剧烈的内部斗争，当政前五年的历史也是这样；尽管如此，没有一次分裂、没有一次主要的驱逐是出于政治动机。但是你瞧，和台尔曼们、雷梅尔们、诺伊曼们相比，站在布尔什维克党前列的毕竟是另一种身高、另一种特质、另一种威望的领袖。当时，今天这种可怕的“铁板一块”、这种毁灭性的“一致通过”——它把不幸领袖的每一次转变都变成了一个大党的绝对法律——在哪里呢？
“拒绝讨论！”《红旗报》解释道，因为“在目前局势下我们需要行动，而不是演讲。”可恶的伪善！党必须采取“行动”，但事先不许讨论它。可我们现在说的是什么样的“行动”呢？在官方文件的方框里画上小十字，统计无产阶级小十字的数量，甚至没有可能弄清楚这些究竟是不是法西斯分子的十字。不用怀疑，不用思考，不用提问，甚至在眼中不要有焦虑之色，接受上天指定的领袖们的新的胡乱跳跃——不然你就是叛徒，就是反革命！国际斯大林主义官僚阶层把这种最后通牒当作一把左轮手枪，顶在每位斗士太阳穴上。
表面看来，群众似乎容忍了这种制度，一切进行得优哉美哉。但不是这样！群众绝不是可以被随意塑造的粘土。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慢慢地、但相当深刻地回应领导阶层的错误和荒唐行为。当无数人拒绝参加“红色之日”时，他们是在以自己的方式抵抗“第三时期”理论。当他们不能通过正常方式反对洛佐夫斯基—蒙穆索的试验时，他们就在法国抛弃红色工会。数十万、数百万的工人因为不接受红色全民公决的“思想”而拒绝参加它。这是对中派主义官僚阶层的罪行的惩罚，他们卑鄙地模仿阶级敌人，牢牢地扼住本党的喉咙，为敌人效力。
十二、斯大林是怎么说的？
斯大林确实事先批准了新的摇摆了吗？没有人知道，正如没有人知道斯大林关于西班牙革命的意见。斯大林保持沉默。更为谦虚的领袖，从列宁起，当他们想对兄弟党的政策施加影响的时候，他们会作演讲，写文章。因为他们有话要说。斯大林无话要说。他想欺骗历史进程，正如他欺骗个人一样。他考虑的不是如何帮助德国或西班牙无产阶级前进一步，而是如何事先为自己保证一条政治退路。
斯大林对世界革命基本问题的两面派态度的一个无法超越的例证，就是它对1923年德国事变的态度。让我们回忆一下他在同年8月写给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的那封信：“共产党人在现阶段应当抛开社会民主党人尽力夺取政权吗？为此他们是否已经成熟？在我看来，问题就在这里。我们在俄国夺取政权时候有这样一些后备力量：（1）和平，（2）土地归农民，（3）工人阶级绝大多数的支持，（4）农民的同情。现在德国共产党人没有这些东西。他们确实有一个苏维埃国家作邻居，我们当时却没有，但是现在我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可以说，如果现在德国政权倒台了，共产党人取得政权，他们也将以崩溃告终。这还是“最好的情况”。最坏的情况是，他们被击得粉碎，被抛回去。我认为应当抑制德国人，而不是鼓励他们。”斯大林在这里站在布兰德勒的右边，1923年8月到9月间布兰德勒的看法刚好相反，他认为在德国夺取政权不会遇到多大困难，困难将从夺取政权之后开始。现在共产国际的官方意见认为，布兰德勒分子在1923年秋季错过了一次绝佳的革命局势。布兰德勒分子的主要原告是……斯大林。然而，他向共产国际解释过他当年的立场这一问题吗？没有，因为完全没有必要：禁止共产国际的各个支部重提这个问题就足够了。
斯大林无疑会试图通过同样的方式玩弄全民公决的问题。台尔曼即使有胆量，他也是不会加以揭露的。[台尔曼是否反对这一转变，是否仅仅从属于雷梅尔和诺伊曼（他们得到了莫斯科的支持），这一问题我们在这里不予考虑，这完全是个人的和偶然的问题：问题在于制度。台尔曼不敢向党呼吁，因此他要承担全部责任。]斯大林通过他在德国中央委员会里的代理人进行工作，自己则暧昧地退居幕后。如果新路线得胜，那么所有的曼努伊尔斯基们和雷梅尔们就会宣布说，创始权是斯大林的。如果失败，那么斯大林完全可以找到替罪羊。斯大林战略的精髓就在这里。他在这一领域是充满力量的。
十三、《真理报》是怎么说的？
那么，共产国际的领导政党的领导报纸《真理报》是怎么说的呢？《真理报》未能登载一篇严肃的文章，根本没有尝试去分析德国的局势。它羞涩地从台尔曼的长篇纲领性演讲中摘取了半打空话。事实上，目前这份笨头笨脑、缺乏骨气、对官僚卑躬屈膝、在矛盾中乱作一团的《真理报》能说什么呢？在斯大林保持沉默的时候，《真理报》又能讲出什么呢？
7月24日的《真理报》这样解释柏林的转变：“不参加全民公决，就意味着共产党人支持目前的反动州议会。”在这里，全部问题被归结为简单的不信任投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共产党人不在全民公决中掌握主动权呢？为什么他们几个月来反对这种主动权呢？为什么他们7月21日突然在这种主动权面前屈膝了呢？《真理报》的论据是议会克汀病的一个为时已晚的论据，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
8月11日，全民公决举行以后，《真理报》改变了论调：“党参加全民公决的目的是在议会外动员群众。”但是8月1日这个日子不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即为了在议会外动员群众而被指定的吗？我们现在不会驻足批判日历上的“红色之日”。但是在8月1日，共产党在自己的口号和自己的领导下动员了群众。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在一周后需要一次新的动员，以使被动员者彼此不能见面，以使他们没有一人能够计算自己的人数，以使不管他们自己，还是他们的朋友，还是他们的敌人，都无法把他们同他们的死敌区分开来呢？
第二天，在8月12日的报纸上，《真理报》宣布说，“选举结果表明……工人阶级已经给了社会民主党以最大的打击。”一点也不多，一点儿也不少。我们不引用全民公决的统计数据。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些数据（《真理报》的读者除外），它将劈面打击《真理报》愚昧无知、恬不知耻的吹嘘。这些人认为，欺骗工人，向工人眼中撒灰，都是正当的事。
官方列宁主义在官僚不肖徒辈的脚下被摧毁了、踩碎了。但非官方的列宁主义还活着。请那些肆无忌惮的官吏不要以为一切都会不受惩罚地过去。科学建立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比机构、比任何金钱的力量、比最残暴的镇压都要强大。就机构、金钱和镇压而论，我们的阶级敌人要比现在的斯大林主义官僚阶层强大得多。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在俄国的土地上把他们击败了。我们证明，他们是可以被击败的。革命无产阶级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击败他们。为此就需要一个正确的政策。在反对斯大林主义机构的斗争中，无产阶级先锋队将赢回自己的权力，推行马克思和列宁的政策。
萧遥译
LeonTrotsky,TheStruggleagainstFascisminGermany,pp.93-114.
NewYork,PathfinderPress,FirstEdition1971,ThirdPrinting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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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托洛茨基：论工人的生产监督（给同志们的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论工人的生产监督（给同志们的信）
列·托洛茨基
就工人监督生产的口号，本文尝试概述若干总体看法，以回答你方疑问并初步交换意见。
第一问：工人监督生产是否属于经常（虽非不朽，但很持久）制度？欲寻答案，先得更清晰确认本制度的阶级属性。工人手握监督权，说明资产与统辖权仍归老板控制。因此，工人监督具有矛盾特征（经济性「皇位虚置」）。
工人监督生产不求抽象宗旨，而希望影响企业的生产贸易。监督权必于一定限度并以某种形式过渡为直接管辖，方可干预经营。换句话说，深入开展的工人监督，等同工厂、银行、商号及其它企业涌现「经济双重政权」。
长期、稳固和「良性」监督，意味着工人参与生产管理应以劳资合作（而非阶级斗争）为基础。工会与雇主协会的上层，是主要合作渠道。德国（「经济民主」）、英国(mondizm[1])及其它地区，相关经验多多。上述体制与工人监督资本毫不沾边，而是工会官员对资本的效忠[2]。经验告诉我们：无产阶级的经久隐忍，能使这幕丑剧反复上演。
越贴近制造、厂区与车间，劳资合作越难兑现。与职工生存息息相关的直接利益，不容「双赢」鬼话唬人；基层「合作」的一举一动，群众看在眼中。尖锐抗争而非笑脸迎合的基础上，才可通过工厂委员会落实工人监督，亦即厂内、托拉斯、全工业部门及经济整体的双重政权。
工人监督生产对应何种国家制度？无产江山已非工人监督生产，而是工人政权监督生产（国有化为基础的国家生产制前奏）。显然，工人监督对应有产统治，受制资本主义框架。但老板一日自感稳操胜券，一日不容所辖地盘涌现双重政权。仅当力量对比使资产阶级及国家骤落下风，方可实施工人监督。向决战一刻——剥夺老板之政权及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行军路上，无产大众只能把监督制强加于资产阶级。工人监督本质属于临时性过渡制度，仅对应一个阶段：有产阶梯摇晃、工人冲锋而资本家后退的阶段。一句话：无产阶级革命（最宽泛意义）阶段。
当有产者已非厂内主宰（或曰十足主宰），他在国内必定也非十足主宰。这说明厂内双重政权契合国内双重政权体制。
然而，不必机械理解两者的对应。不应误认两者肯定同时降临。各国无产革命的一个极可能阶段，是蓬勃激荡的双重政权体制；但这一现象，由国情差异而或许各富特色[3]。比方说，若干条件下（深重漫长经济危机、厂内的工人高组织性、革命党相对弱小、国家机器坐拥强悍法西斯后备队而相对有力），工人监督生产也许远较国内双重政权体制早成气候。
以上大体勾勒的监督制诸条件，恰恰吻合德国现状。德境双重政权的涌现，或许以工人监督为主要源头。必须详加解说，肃清共产国际当权派广为散布的「苏维埃形式崇拜」流毒。
今日莫斯科声称：苏维埃（即代表会）是无产革命唯一实施途径，且以武装起义为直接创建宗旨。这根政治标签一无是处。代表会仅是组织形式，政治的阶级内涵——而非外在形式——起决定作用。德国有过捍卫阶级妥协的工人士兵代表会[4]。1917年7月，骑墙派把持的俄国工人士兵代表会向群众开枪。七四流血后，列宁一度估计我党将依靠工厂委员会——而非代表会——进行起义。事变进程打消了他的念头：起义前一个半月，我党争得一批主要代表会的支持。但它证明，我党远未视代表会为万能灵药。1923年秋中央辩论中，一方面力主德国革命转守为攻的必要[5]，我同时反对人为拼凑工人代表会，因为当地工厂委员会已发挥代表会的事实功能。
新一轮革命涨潮的众多迹象同样表明：自身活动的一定时期，德国工厂委员会或将担负代表会职责并取代后者。依据何在？来自对一九一七年二月至十月俄国工人士兵代表会以及次年十一月德奥相同机构创建条件的分析。受战时「民主革命」诸条件制约，我国骑墙左派与德国社民党被迫充任代表会的主要组织者。俄方先进工人最终控制了代表会，德国同志则落败而走，代表会也夭折。
1931年的今天，「苏维埃」一词迥异于1917-1918年间的含义。它已成「布尔什维专政」同义语，顺理成章地化为社民党渲染的「妖怪」。德国社民党必定坚拒倡导再次创建代表会，也不会主动靠拢类似倡议，相反将全力以赴左拦右阻。有产国家——尤其法西斯卫队——眼中，共产党人着手组建代表会等于无产大众的内战文告，导致德共未及定夺而决战过早引爆。
德国无产者夺权之前，能否创建确实涵盖多数工人的代表会？上述考虑令人深怀疑虑。德国苏维埃作为政权机构出现于起义胜利的次日，恐怕更具现实性。
工厂委员会别具一番景色。它是德共与社民党人均有份参建的既有机构。某种意义上，工委会落实着工人阶级统一战线。随着劳资对抗的加剧[6]，它将拓展深化统战功能。它的角色将日趋吃重，它对工厂、城市、工业部门、州及至国内生活的干预将越发有力。州、地区和全国工委会大会将提供基础，以创建近似苏维埃的机构（双重政权机构）。通过工委会把社民党工人引向双重政权体制，将比直楞楞呼吁大伙「某年某月某日踊跃出席苏维埃成立典礼逾期不候特此通知」，轻松许多。
1923年德国危机证明：工委会市级中心大可胜任本地代表会的职责。拓宽自身功能、向自己提出益发大胆的任务并成立全国机构，工委会能变为代表会，让各派觉悟工人紧密互联并化作起义的组织堡垒。无产胜利后，这一混合体理应自然分解，让本原色彩的工委会与工人专政意义的代表会各司其职。
以上分析，不等于抢先排除德国工人革命前出现代表会的任何几率。无法万事预测在先。假设有产国家的坍塌早于无产革命，假设法西斯主义的碰壁或瓦解早于工人举事，或能形成建立代表会——作为夺权机构——的条件。共产党人将及时顺水推舟高举代表会口号。这将是无产起义诸道路的最优方案。一旦机会敲门，就该利用到底。盼望幸运降临，却太不靠谱。先进工人必须顾及甚是强固的有产国家及法西斯后备军，所以工委会「小道」远较代表会「干线」可行。
莫斯科当权派纯机械理解「革命条件下方可落实工人监督（正如代表会）」的提法。假设当权派妄图把偏见乱麻理个头绪，或有大致如下高论：无国内双重政权，工人监督（一定意义的双重政权）没法存活。无代表会与当局的对峙，国内双重政权没法存活。由此推断：必须同时提出工人监督生产与建立苏维埃的口号。
行文至此，当权派「思维体系」的虚假、死气与生搬硬套，不言自明。实践中，它将变成针对工人的通牒：你们必须既争取工人监督又创设代表会，否则不准乱动。但这两件事大可不必一起操办。萧条、失业与资本家掠夺性投机冲击下，多数工人或许认不清夺权必要，却决意为消除商业秘密并监督银行、贸易和生产而战斗。
一朝投身监督生产，工人铁定倾向剥夺政权与生产资料。贷款、原料及销售难题，把监督从孤零零企业转瞬引入无穷外部。高工业化的德国，进出口一项就使工人监督迅即升至全国任务，并以中央机构对峙有产官方。随着舞台与任务的拓宽，工人监督内含本质矛盾注定迅猛尖锐化，且片刻难耐。或无产夺权（俄国），或法西斯逆乱拥立资本铁血统治（意大利），矛盾方得解决。拥有强大社民传统的德国，争取监督生产最可能化作工人革命统一战线的初级阶段，为下一步夺权铺路。
在德国，眼下可否打出监督口号？斗争火候是否「恰到妙处」？难以从旁作答。不存在快捷无误测量革命体温的仪器。只有凭借各色工具，在行动与战斗中检测它。监督口号，是既有条件下的一只重量级测量仪。
它的意义首先在于提供基础，一个德共、社民党、无党派直至基督教与其他工人统一战线的基础。社民党工人的表现具有决定意义。左翼工人统一战线的缺席，是德国直接革命形势姗姗来迟的主因[7]。强大法西斯确系工人取胜的大碍。但无产阶级分散软弱而没法引领大众的前提下，法西斯主义才「光芒四射」。工人革命统一战线本身，已是对法西斯的致命政治打击。
顺口一提：德共领导层的（萨克森）公决政策着实罪孽深重。它使社民党工人敌视共产党，让革命统战政策寸步难行。无产死敌也难比德共头脑干得更绝。必须拨乱反正。监督口号将有力帮助纠错进程。但正确态度必不可少。官气十足潦草提出它，能使口号沦为「空包弹」，于工人眼中更丑化德共并糟蹋基本群众的信任。正式喊响这一无比重大战斗口号前，得精心试探气候并摸索土壤。
应从基层、工厂与车间入手。挑选数家典型工业、银行和贸易企业，于日常经营中检测试行工人监督。抓住最醒目的投机、隐蔽歇业、恶意降利（或抬高成本）以便减薪等老板花招，作为出发点。在沦为类似骗局牺牲品的企业，通过工人共产党员了解职工（首先是社民党工人）情绪：他们是否准备响应取消商业秘密和工人监督生产的要求？准备度多高？应从问题的纯务实方面起头，从刺人的局部理由出发，顽强宣传以测试社民党保守主义的顽抗力度。这将是判定革命火候多大程度「已臻妙处」的一个较优方法。
预先摸索土壤，要求德共同时进行相关理论与宣传研究，向先进工人（工委会成员、工会骨干及其他）发出严肃务实的指导。惟有本准备事宜的进程（即成功度），能预告何时能从宣传转向深入鼓动及高举监督口号的直接行动。
至于我方相关政策，上述文字至少清晰勾画了基本特征。最初，应正确进行原则性宣传，并研究具体斗争条件。我方同志应量力而行，小范围低调参与上文总结的准备工作（即德共的最近任务）。以相关任务为基础，我方应在工委会和工会中与共产党人取得联系。应向他们解释自身全局观点，并学习如何把革命发展的正确理解与工厂车间的具体条件相结合。
PS
本应收笔，忽然想到莫斯科或将如此这般反驳：想当年托某对联共中央拒绝在华创建代表会而大肆抨击，如今在德国打退堂鼓。以上「驳斥」实属劣质诡辩，且继续患有「组织形式崇拜症」（即把阶级内涵混同组织形式）。1925-1927年中国革命时期，假设当权派明说在华落实工兵农代表会确有阻碍，并讲清故障何在；假设当权派提出了更贴近国情的群众性革命统战组织形式，我方自然重视这一提议。实情如何？实情是中央多数决定以国民党代替代表会，换句话说，让工人给资本家抬轿。那场争论的实质在于组织的阶级内涵，而非它的运作「机关」。再补两句：当时中国并无创建代表会的任何主观障碍，如果「主观」一词指群众觉悟而非斯大林的蒋汪盟友。中国工人全无社民党保守传统，对苏联无限热情。甚至今日中国农民运动也意图采取代表会形式，不必提1925-1927年间群众对代表会（苏维埃）的普遍向往。
1931年8月20日
反对派公报1931(总第24期)
[1]译者注：即孟德制。1929-1931年间英国大资本家Mond提出资方与主流工会上层合作的主张，换取劳资和谐。
[2]原文直译：而是工人官僚层对资本的效忠
[3]原文直译：在各国由不同元素构成并各自发展
[4]原文直译：德国有过艾伯特-施德曼的苏维埃
[5]原文直译：1923年秋，反对斯大林及其他人而坚持转入革命攻势的必要
[6]原文直译：随着革命的涨潮
[7]原文直译：共产党人与社民党人的革命统一战线，要知道这就是德国直接革命形势缺少的那个基本政治条件 |
列夫·托洛茨基《评苏联劳动政策：新转向与新危险》（1931年8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评苏联劳动政策：新转向与新危险[1]
列夫·托洛茨基（1931年8月）
今年6月23日召开了全国工业干部会议，斯大林的讲话足以引起高度兴趣。它并未包含深刻总结或广阔前景，也没给出精确结论和清晰实践指示。一如往常，总书记发言充斥着官僚萎靡的品性特征：狭小思维；模棱两可的蓄意提法（以便任意推敲）；丢卒保帅的智慧；前提与结论总隔着好几里地。但前言不搭后语的讲话，泄露了诸多瞒不下去的事实。宝贵的事实赋予了斯大林讲话真正的政治意义。扔掉糟粕外壳，本次讲话内容如下：「左翼反对派又说中了。它的全部警告得到证实。我们这些骂街打人的当权干部，又现了一回眼」。当然，总书记的当然有所不同。当然，他继续陈腔滥调死硬唾骂「托派思想」。我们关心的不是官僚逻辑，而是经济进程的辩证法，后者比任何强大「首长」的短视行为更有力。
五年计划四年完成
这篇讲话告诉我们，工业计划的进度「参差不齐」[2]。五个月里，某些工业部门比去年同期增长40%，某些部门增长20-30%，也有些部门仅增长6-10%（乃至更低）。斯大林貌似不经意提了一句：增长率最低的部门包括煤炭业和黑色冶金，即工业化的本元所在。国民经济各部分彼此关系如何？报告人不吭气。五年计划的命运，取决于这一悬念的真相。假如盘算不周，在建房屋可能于第三或第四层倒塌。假如计划有误，又或者计划落实中的调节有误（更要命），五年计划可能在最后关头迎来危机。爆响的危机，将使利用及拓展既有成就近乎无望。重工业的低增长事实（6%而非30-40%，有时「比这还少」），被当权者耍无赖似地一句「参差不齐」轻轻打发。
这篇讲话告诉我们：「在许多企业和经济组织中，计算、成本核算和可靠的收支平衡表的编制早已（！）停止了」。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以日益精确的尺度衡量和检验工业效率，谈何领导工业？接下来，我们得知「（企业内）节约制……生产合理化早已（！）成了过时的概念了」。发言者是否掂量过上述剖白的后果？上述言辞是否恶毒污蔑苏联经济的现状，并一马当先无情控诉最高层？斯大林继续说：「事实上，近来许多企业的生产成本已开始提高了」。我们知道，他口中的「某地」、「许多企业」等词语的含义。它们意味着畏惧事实，以及对后者的淡化遮掩。「许多企业」一语暗指重工业，低增长（6%而非40%）造成重工业的成本上涨，并破坏着持续增长的潜力基础。再加上成本核算已遭抛弃，而生产合理化成了过时概念。令人恐慌的结论呼之欲出：整体画面比描绘的冰山一角更可怕。
这一切如何发生？抛弃核算的原因在哪儿？斯大林不吭气。何时开始，经济计划的制订与执行放弃了精确手段，改走瞎蒙的路子[3]？斯大林带着特有准确性回答如下：「早已」。当领导的眼长哪儿了？斯大林不吭气。我们替他回答。苏维埃国家的成本核算一直不理想，因为它刚着手学习进行全国经济核算。当权派用一味的行政督促取代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与灵活调节，成本核算也被一脚踢开。增长率已成政绩工程。谁有心思核算？任何厂长或托拉斯主席想出人头地，必须把预算花个精光以便「完成并超额完成」计划，最后给协作部门埋一巨雷：劣质产品。假如某工业干部努力准确配置各生产要素，却冷落了「破记录」的神圣大事，一准挨罚。斯大林如今供认工业领域存在「纸上的成就」、「纸上的连续（生产制）」。「纸上」云云，无外是假汇报。《反对派公报》警告过，赤裸裸行政压力能使下属汇报向上峰命令看齐，却很难让生产制造这般听话：衙门报表比钢板煤块灵活许多。我们曾多次示警：斯大林正以盲人骑瞎马的抖擞精神把五年计划领上歧途。却给当成反革命造谣。莫斯科的蠢才和官迷一齐回骂：「托派失败主义」的一派胡言！一号首长的今日供词「（许多企业）的计算和成本核算早已停止」难道不是盲人骑瞎马？事态早已恶化，为何国家机器头号机师一直不吭气？我方两年来一直嚷嚷盲人骑瞎马的危险。再问斯大林：你能否鲜明一点、果决一点招认自己的萎靡无力？难道还不清楚，「五年计划四年完成」是最轻浮冒险行径？
对五年计划的执行积弊，国际反对派纲领草案已有准确基本结论：「制订合理（即最有利）的增长速度，取代以行政手段追求‘最高’速度。增长目的不是浮面落实一时一地的上级指令，而是动态均衡基础上的经济稳定。此外，必须实现内部资金的准确分配，以及对世界市场的有计划广泛利用」。
论劳动力的诸问题
讲话中，斯大林头一遭如此明白承认：计划的完成受到劳力短缺困扰。非但技工短缺，劳动力整体也短缺。乍听起来，这事邪门。俄国乡村——公开及隐蔽地——素来蕴藏着巨大的过剩人口，且每年新增数十万。国营农场的增加、农业的集体化与机械化，本应进一步推动进城农民的自然过程。这支挤破头的劳动后备大军，本应潜伏险情[4]。结果呢？农民进城的人流消失了。莫非已无城乡对立？要知道，五年计划的第三个年头，宣传干事们敲锣打鼓庆祝过苏联「进入社会主义」。本篇讲话闭口不提实现社会主义。首长语气谦卑许多，一带而过地谈了几句贫农有所改善。没人否定「有所改善」的事实。但这一理由完全没法解释农村人口外流停顿的原因。难道一亿多农民的生活条件大跃进，已让城市丧失对乡间的吸引？假设这是事实，它只能以另一假设为基础：城市工人的同期生活水准原地踏步乃至下滑。本篇讲话一步步导向上述沉重结论，却没点破窗户纸。通篇不厌其烦提醒听众：劳力盲目流动破坏工业发展；企业之间的「整体性」人员流动司空见惯；工业部门存在民工荒，又得面对铺天盖地的跳槽（或彻底离开生产领域）现象。讲话人声称，多数企业的职工构成毫不稳定，「工人成员在半年甚至一季中不至少变动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企业是很难找到的」。换个人说出这话，会给当庭拿下。近几年工会、党政官僚已协同压制盲流现象。考虑这个因素，以上数字更显恐怖。俗话说得好：「眼前有福享，何必远方寻」。盲流现象的增长，意味着五年计划第三年总体环境中的工人群众躁动不安。
官方认为盲流主因在于错误的过分平均主义工资制度。稍后，我们将谈到当权派的工资改革；但无论怎样，工资改革不能充分解决盲流问题。如果半年甚至一季中企业职工的刷新速度达到了「至少百分之三十至四十」，亦即全体职工——而非少数技术工人——统统处于永恒搬家状态。用斯大林的话说，一般工人的盘算是「稍微‘赚一点钱’，然后就跑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寻找幸福’」。这句貌似乐天实则惨痛的话，不经意地贴近揭示了五年计划的基本缺陷：以褫夺工人利益为代价，粗暴违反经济平衡。巨型的电站工厂拔地而起、无数汽车拖拉机陆续上道、乡村经济迈向集体化，无产者本应成为上述宏大进程的主轴，却四处颠簸「寻找幸福」。必须诚实、公开和清晰地说明真相。农民为何放弃进城？乡下日子太舒服了？错！因为近期工人的处境极大恶化了。
国际左翼反对派纲领草案指出：「工人生活水平与苏维埃国家的工人角色，是社会主义成就的最高范畴」。假如执政集团从这一视角出发审视经济计划及灵活调节，本可避免路线执行的频繁死火，不必被迫采取浪费低效的迂回政策，并面对政治危险。
五年前，俄国反对派警告过：「工人中的有产代理——孟什维克幸灾乐祸大谈我国工人的物质困境，企图制造无产者与苏维埃国家的政治对立，使工人接受‘回到资本主义’的有产孟派口号。妄自尊大的当权官员，则叫骂党内反对派就工人待遇的紧急质询‘纯属孟什维主义’。官僚蠢举给孟什维主义帮了大忙，明显推搡着工人倒向后者的工贼黄旗」。
自我欺骗掩盖不了下述可能：工人颠簸可能演化为政治震荡的前提。
社会主义热情与计件工资
新纲领十分之九归结为恢复计件工资。其余内容暂具极不确定特征，且部分程度仅替右转打掩护。斯大林照例搬出（要求「新方法」的）「新时代」与「新任务」，声称路线转向取决于上述新事物。真是粗劣的蒙事唬人。世界工运的系列话题，揭示了莫斯科历次转向绝非国际形势变迁的产物。相反，新主张通常逆流而动，衍生于执政者的以往失误。本次转向也不例外。官方宣布：五年计划的第三年，苏联进入了社会主义。假设这是真话，无疑将出现工资逐渐拉平的趋势。社会主义竞赛和生产突击，将进一步证明及支援这一趋势。如今当局指责我方不信任俄国工人的社会主义热情，好不荒唐。政治惯性与粉饰「伟光正中央」的需要[5]，让斯大林至今重复官僚唯心主义的空洞公式。他说：「不要忘记，绝大多数工人非常热情地接受了苏维埃政权的这些要求（纪律、紧张工作、竞赛、突击运动），并且英勇地实现着这些要求」。假设这是真话，假设进入了社会主义，假设「绝大多数」（注意：绝大多数！）工人「非常热情」且「英勇地」完成任务，请回答：为何「绝大多数」东奔西跑碰运气？为何取得如许成就，却又拾起资本主义压榨劳动力的一条至毒手段——计件工资？
我方纲领草案写道：「左翼反对派的原则是讲述实情」。无产阶级革命不需要唯心主义的官制代用品[6]。我们需要事实。当然，敌人会对事实的阴暗面幸灾乐祸。当然，敌人会利用我方批评的个别方面，正如利用斯大林自我揭露的个别段落。当敌人利用一点点事实以便与系统谎言相结合，这不可怕。当工人不晓真情且不知何处探询，可能导致致命结局。
相对较短的历史阶段中，英勇热情能感染群众。一小撮少数能在整个历史时代抱有热情：是为革命党——作为本阶级精华——理论的基础。社会主义建设是数十年的任务。惟有系统提高群众物质文化水平，方可确保完成任务。这一主要条件的重要性，高于德涅斯特水电站、中亚至西伯利亚运输线、库兹巴斯矿区一类短期成就。假设无产阶级身心干劲跌入低谷，诸般宏大开端可能难以完工。
讲话中，斯大林以光秃秃马列语录款待听众。语录似乎教导说，社会主义过渡必然存在非平均主义分化工资。明天他会援引马列论证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农民小商品生产者必定分化出富农。以上笼统真理无可辩驳。绵延至今的「冲昏头脑」时期，左翼反对派提及上述马列真言。为抗衡反对派，当权集团提出五年计划内清除富农（即农民分化现象）的实践任务，且提前一年收工。为抗衡反对派，当权集团断言已克服社会主义之路的基本难题，断言已进入社会主义，断言五年计划的完成将自动改善工人处境，断言可四年「超额完成」五年计划。每位有头脑的工人没法不扪心自问：五年计划第三年年底，计件工资一事为何变得如此尖锐？所来何处？
今年7月7日，《真理报》从劳动人民委员会机关刊物（《劳动问题》）转载下述段落：「技术的发展、运输角色的增长与电气化等因素，削减着计件工资或有用武之地的劳动领域」。十足马列真话。《真理报》却骂它是「托派谗言」。联共中央机关报与劳动人民委员会机关刊物的无稽冲突，自有起因：《劳动问题》N2出版于斯大林讲话前，而《真理报》N185出版于讲话两天后。《真理报》为何把工资领域的马克思主义真理斥为「托派邪说」？因为新转向非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产物，而来自当权派虚假路线与经济活生生需求的丛生矛盾。
计件制并非原则违反苏维埃过渡经济的条件。不可冬烘式地反对计件制。但1931年的盛夏今日（五年计划第三年年末），势如破竹「进入社会主义」之后，力推计件制并使劲深化它的资本主义特征，意味着对工人物质与精神的重击。不希奇，官方秀才[7]被迫放弃工资领域的基本马列原则，以勉强掩饰对舆论幻觉的重击。哪怕多掩饰一天也好。
劳动报酬旧方式各方面都糟糕透顶，我方早无疑问。无群众参与，无法制订理智进步及有生气的工资系统。工会官僚丝毫不比其它官僚更好。正如其它中央英明决策，集体合同和工资等级表拼凑于秘室强加给工人。无工人民主的复兴，无法实现正确工资政策。俄国反对派纲领写道：「集体合同应经受工人会议真切而非装门面的讨论。工会活动优劣的评价，应首先由工人物质文化利益（现有经济可能范围内）保护程度制约。工会履行职责，应以全部环节的真实选举、会务公开、向下汇报、承担责任为基础……《刑事法典》应增设一条：对提出批评、独立建议及自主投票的工人任何直接间接公开隐蔽的迫害，视为重大国事罪」。如今听来，以上言辞何其鞭挞入里！
无论如何，凶猛转向计件制并非旧工资体制缺陷的后果，而来自更深层原因：缺乏物质财富以满足工人需求。制订计划的谬误方法。计划执行中的倒错调节。无群众切实监督。无党。争抢达标孤立数字以求政绩。行政大棒。吹牛作假。压制批评。以上情况的总和，导致力量与经费的胡乱分配。当工人数目极快增长，工资实际总量缩水得再难忍受。这是工人焦躁不安的根源。这是工人跨厂流动的根源。上级压力层层加码与工会彻底抱残守缺，造成所谓「盲流」的自发反应。斯大林揭开了自发反应惊人规模的幕布一角：「工人成员在半年甚至一季中不至少变动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企业是很难找到的」。当权者长久压制生怕外露的社会病，已到这般田地！从一厂到另一厂，从一城到另一城的奔波，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创造力的巨大非生产浪费，劳动时间白白损失。流动中如此，适应新劳作环境的磨合期也如此。这是劳动生产率低下与高成本的一大主因。但流动——寻求幸福！——的最大危险，是无产阶级的精神伤耗。
深化计件制不是办法。它只会分化一组上层工人[8]。炮制工厂贵族的努力，极好地吻合今日莫斯科的路线趋向与统治手腕。这方面来讲，计件制纯是政治手段。以救急妙药的身份，它完成着官僚群蜕变的政治进化[9]。布尔什维主义的传统，是与工人贵族斗争的传统。无产专政以本传统为根基。当权派的纲领，注定使自己有必要依靠越发特权膨胀的工人贵族。这一现象隐藏着危及无产专政的直接政治危险！
以长官恍然大悟的方式[10]
与昨日旧政相同，官僚层以长官开眼青天作主的方式宣布新政。
斯大林告知我等，实施连续生产周「太仓促了，没有准备好相当的条件」。结果如何？最高长官被迫列举它们：「对工作缺乏责任感，不爱护机器，让机床大批毁坏，缺乏提高生产率的刺激」。他用一句话总结：「无人负责」。杀人致死的元凶供词。更确切说：自杀性供词。「无人负责」。当一人想替大家负责，莫不如此。
连续生产制的实施太仓促。谁是实施者？中央书记处。工人群众是否预先讨论？绝无。小圈子秘商决定一切。官方宣称群众「喜笑颜开」接受了连续生产制。难道如今不笑了？直至最高长官马后炮讲话前夜，媒体半句没提相关的生产乱像。我方多次连说带写地揭露：当权派永远一切俱佳，直到五分钟前猝然坍台。历数官式连续生产制的毁灭后果，斯大林似乎顺道触及最要害的危险话题。「毫无疑问，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对于这一切都是十分明白的。但是他们却默不作声。为什么呢？看来是因为害怕真理。但是，布尔什维克从什么时候开始害怕起真理来了呢？」。这几句话，包含着当权集团（从群体到总书记个人）的顶级无耻。总书记问：「布尔什维克从什么时候开始害怕起真理来了呢？」我们答：自从迟钝无脑的官僚机构窒息了党内马列力量。自那时起！首长说工业干部「害怕真理」。好不落井下石！干部们不是怕真理，而是怕为真理遭殃。因为成百上千的优秀阶级战士[11]，不怕真理并懂得为它而奋斗的人，正惨遭下狱、流放和驱逐。这就是问题的党内症结所在[12]！
粉碎左翼反对派，当权派也就窒息了党。一个活生生、敏感灵活富于弹性的党组织的职责，是与群众共同生活，是对周遭一切看见、观察、批评与总结，是及时注意险情并集体寻觅新路。国际左翼反对派纲领草案写道：「窒息了党（即让自己失去眼睛和耳朵），主流当权者摸着石头过河，于各阶级推搡下确认道路，在机会主义与冒险主义之间乱跑」。党政机关基层干部对上级的恐惧如此强烈，已无人敢正视事实并如实上报见闻。政权的基层环节附和迎合上级，上级把阿谀附和当作群众生活的本来面目。为了研究新政的实施路线，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全会。官方舆论试图赋予全会重大含义，强调中监委成员、区机关与系列基层党组织代表均出席会议。换句话说，高级干部在调集基层援兵。双方都由上峰任命，被媚上规则与彼此包庇的蛛网互联。本次官员集会也敢号称民主的最高体现。
官方政策的刚猛新转向，难道还不值得召开非常党代会？但英明领导体察下情的纠偏制（每次总要延误几年），与党内民主制不可妥协，甚至与党的存在都不可妥协。难道「布尔什维克害怕真理？」如今最怕真理的那个布尔什维克，名叫斯大林。否则的话，忙于新政的总书记不会畏惧党代会（即党）。
最近数月，我方接到一批来信。信中转述了系列谈话，谈话对象包括不同僵化程度的党内官员。多数情况下，他们吓得要死。他们深知实情也很懂事理，但意志垮了。他们的哲学是见风使舵。他们的反驳主旋律如下：「你们大谈党内制度。它确实糟烂。大家心知肚明，可没辙。无铁腕，我们不能克服眼下艰难。你们对斯大林犯错的抨击大体正确，事变最终证实着它。我们对斯大林压根没幻想。是的，他摸不着九天繁星，智力中等修养欠缺无宽广视野。对此，我们常有亲身感受。但他有不可替换的正面品质：坚定、顽强、固执。另外，他已与党政军机关联为一体。无论你们如何天花乱坠，现今官僚机构等于一切」。大批官员如是说。他们认定无论党的窒息有多痛苦，总归是现实需要。以后呢？以后，社会主义乐园将补偿一切。
根本大错尽在于此。社会主义并非某个大脑诞生的万事俱备之终极系统，哪怕这颗脑袋是旷世天才。只有以经常性批评检测和无产阶级各集团主张论争为基础，能正确分配生产力和生产资料。我们否定形式民主，因为有产围困中的形式民主意味着把钥匙交给富有孔武的敌人，但阶级民主缺席非但没法建成社会主义，也无法维持无产专政。斯大林的迂回所耗不菲，每次都更贵。惟有政治疯子与盲人以为能御赐一个官僚手段建成的社会主义。我方更加响亮地警告苏联及世界工人：最近一段时间无论如何开展新迂回路线，必将于最近阶段导致更尖锐新矛盾。必须以复兴无产民主为开端。这是全部链条的决定一环。需要让党和工会讨论全部经济难题。为此，必须让布尔什维克不再害怕真理。为此，必须给曾为真理斗争并仍在奋战的人们解除镣铐。必须恢复党内左翼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地位。必须就经济与政策的基本问题展开辩论。必须在民主基础上准备新的党代会！
反对派公报1931(总第23期)8月
[1]原文直译：新曲线与新危险
[2]译者注：本文所引斯大林讲话均来自中文版《斯大林全集》第13卷《新的环境和新的建设任务》（49页至72页）
[3]原文直译：经济计划的墙壁修建不按垂直线，而依靠目测
[4]原文直译：危险似乎本该来自劳动后备大军的形成线路
[5]原文直译：出于惯性，也为了与昨天保持连贯性
[6]原文直译：官僚人造奶油
[7]原文直译：报界泥鳅和变色龙
[8]原文直译：它只会分流一批得到较好供应的工人
[9]原文直译：它完成着斯大林主义的进化
[10]原文直译：以一长式恍然大悟的方式
[11]原文直译：因为拉科夫斯基、萨斯诺夫斯基、穆拉洛夫、艾里钦、格留宁施泰因、卡斯帕洛娃、科西奥尔及其他成百上千最优秀布尔什维克
[12]原文直译：这就是问题的政党之结所在 |
托洛茨基：围绕民主主义要求对普罗米特奥（PROMETEO）派决议的批判（1931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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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民主主义要求
对普罗米特奥（PROMETEO）派决议的批判
托洛茨基（1931年1月15日）
现在让我们谈谈博尔迪加主义者友人们的问题。如果抛开他们决议中与文无关完全机械的第2项，那么他们的观点如下：民主是剥削者的原理；可各革命政党至今还未理解它；1917年的俄国摇摆于民主与专政之间；博尔迪加主义者第一个发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真理。现在该真理已被发现，因此使用民主主义口号都是反动行为；换句话说，即社会发展的辩证法被宗派团体的形而上学所替代。博尔迪加主义者的思考方式与18世纪理性主义启蒙家完全一致：尽管社会一直被错误和偏见所支配着，但现在既然已发现了真正的社会规律，那么社会就必须依据这个规律而存在；现在我们这些启蒙思想家理解它了，因此其就只剩一个细节要完成——即重建社会。有趣的是正是这些启蒙思想家发现了民主主义原理，他们将其作为整个人类发展史的绝对开始。而博尔迪加主义者却什么也没有发现，他们只不过是从俄国革命中借来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并且抛弃了其历史现实将其作为绝对的正确以反对民主主义的绝对错误。这证明了他们对俄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完全没有理解，甚至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理解。他们并不打算说明自己对民主的理解。其显然认为那只是单纯的议会主义。但是例如印度从英国独立该当如何呢？那是纯粹的民主主义口号。它关系到一个民族从另一个民族中得到解放。（当然博尔迪加主义者会立即说明这是阶级性的民族，我们穷人绝不幻想它；但问题本质却是半殖民半封建的殖民地从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民族手中得到解放。）那么此时民族独立的民主主义口号如何呢？我们聪明的批评者对这一问题视而不见。
共产主义者面对警察的暴力与挑衅难道不应该为出版自由、罢工自由和集会自由而斗争吗？这样的斗争如果不是为了民主主义，那是为了什么？
同样在印度或匈牙利或其他国家的土地问题上该当如何呢？我们发现在如印度一样的落后国家里农民对土地的渴望能驱使他们支持无产阶级专政。可是为了实现这一可能性，必须有一系列具体的历史条件，其中包括正确理解土地和民主主义问题。印度农民不知道无产阶级专政，但他们的下意识将会对它逐渐产生认识并发现它。之所以我说下意识，是因为印度农民的政治见解还非常不明确。他们仍极有意识地渴望拥有自己的土地，并将这渴望归结为土地不属于地主而属于人民这一公式。尽管这不是一个纯粹的革命纲领但却意味着对一切封建残渣的清算。博尔迪加主义者将对农民说什么呢：你们的纲领是民主主义的因此是反动的；我们建议你们制定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纲领。毫无疑问农民们将给他们一顿印度土骂。但我们对农民应该说什么呢：你们的民主主义土地纲领是迈向社会进步的历史性一大步；尽管我们共产主义者追求更激进的历史目标，但我们全面支持你们的民主主义任务并在此时将它们纳入我们自己的任务之中。只有这样做才能使农民在其自身斗争中同意支持无产阶级专政。
可笑的是在这点上斯大林主义者和季诺维也夫主义者将博尔迪加主义者的创新又欺骗性的栽赃到我的不断革命论（说是跳过民主主义和忽视农民等等）。
正如前述博尔迪加主义者由于将民主主义问题贬低为一般的国民议会（nationalassembly）和议会（parliament）问题表明其患上了翻里做面的议会主义白痴病。但是即使是在议会框架内他们也是完全错误的。他们反民主主义的形而上学必然包含着抵制议会战术。尽管博尔迪加同志曾在第二次共产国际大会上持这一立场，但其随后就放弃了。（我总的认为，在争论时应该严格区分博尔迪加和博尔迪加主义者。因为博尔迪加被剥夺了阐述自己见解的机会，我们无法知道其观点。但是我确信博尔迪加几乎不应该为其弟子们拙劣的模仿负责）应该直截了当地问博尔迪加主义者是赞成抵制议会还是抵制议会。如果共产主义者议员因豁免权被侵害而被捕，那么博尔迪加主义者将会基于我们的民主主义权利号召工人们抗议吗？
这些教条主义者拒绝去理解在一定时期内我们为无产阶级专政开展的一半、四分之三甚至99%的准备都是基于民主主义并且我们捍卫我们脚下迈出的每一寸民主进程。如果应该拥护工人阶级的民主权利的话，难道不应该在没有民主权利时为这些权利而斗争吗？
民主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工具，我们的批判者对我们如是说。是的没错，但它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工具，正如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充满矛盾一样。民主主义为资产阶级服务，但在一定界限内它也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而服务。不幸的是博尔迪加主义者无法区分民主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历史制度代替的辩证性。他们只会此善则彼恶的抽象原理。
最后我想谈谈关于俄国的第5项。这真是令人无法相信的怪东西。在该项中其说布尔什维克仅在“从沙皇制度崩溃到资本主义尝试复活这一极短时期中”支持国民议会口号。而事实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其存在之初即从1883年起就提出了国民议会口号。该口号从本世纪初以来在教育无产阶级和党的方面上产生了巨大的作用。1905年的俄国革命正是基于该口号而发展。在两次革命中布尔什维克的全部活动也是基于以下口号进行的：
1.民主共和国
2.土地归农民所有（民主主义土地改革）
3.8小时工作制（工人民主的要求）
当然博尔迪加主义者会说它们都是完全错误的东西，并认为它们只属于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真理还未发现的黑暗时代。 |
托洛茨基：苏联的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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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xistsInternetArchiv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苏联的发展问题[1]
（国际左派反对派关于俄国问题的提纲草案）
托洛茨基
一、过渡时期的经济矛盾
二、党在专政制度中的地位
三、反革命动乱的危险和可能性
四、左派反对派和苏联
五、结论
一、过渡时期的经济矛盾
苏联的阶级性质
苏联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矛盾过程正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发展着。社会制度的性质首先是由所有制关系决定了的。土地以及工业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国有化，连同对外贸易垄断权的掌握在国家手里，构成苏联社会制度的基础。被十月革命剥夺的诸阶级以及正在开始形成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官僚集团中的资产阶级部分只有通过反革命颠覆活动，才能重新建立土地、银行、工厂、制造厂、铁路等等的私人所有制。苏联这一无产阶级国家的性质就是由这些作为阶级关系基础的所有制关系为我们决定了的。
保卫苏联使它不受外国干涉和不受国内敌人——从保皇党和以前的地主到“民主主义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攻击，是每一个革命工人、特别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基本的和不容推卸的职责。在这个问题上含糊其词和有所隐讳，本质上反映出小资产阶级极端过激主义在帝国主义世界和无产阶级革命世界之间的摇摆不定，因而是同坚持国际左派反对派的精神格格不入的。
高速度经济发展的世界性历史意义
苏联经济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这样真正巨大的成就，是用革命手段推翻了所有制关系从而为有计划地消灭市场无政府状态创造了先决条件的结果。资本主义从来没有、并且现在也不可能使经济发展取得目前在苏联领土上所出现的那种进度。不顾不肖门徒领导的预测和计划而自行开辟道路的工业化的史无前例的高速度，已经断然地证明了社会主义经济方法的全部威力。帝国主义者抵制所谓苏联“倾销”的疯狂斗争，表示他们不由自主地但因此格外真实地承认了苏联生产方式的优越性。在落后、分散和未开化状态有其最深远的根源的农业领域里，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也成功地显示出一种巨大的创造力。不论将来可能发生多么大的反冲和退却，只有在土地、信贷和工业国有化的基础上并以工人为领导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的目前高速度的集体化，表明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新时代，即消除“农村生活愚昧状态”的开始。
纵使在历史上可以设想的最坏的情况下，即如果封锁、干涉和国内战争竟然推翻了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教训还会对人类的进一步发展保留它全部的力量。暂时遭到挫折的十月革命将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被证明是完全正当的，因而必然会获得新生。但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最重要的任务是保卫和巩固十月革命，把它变成世界革命的序幕，借以防杜上面所说的那种最坏的历史演变。
过渡时期的基本矛盾
今天官方盛传着这样一种宿命论的乐观主义的学说，即认为工业化和集体化的不断迅速发展已预先有了保证，并自动地导致一国社会主义的建成，这种学说是绝对虚妄的。
如果说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只有做为一种和谐的、内部按比例的因而没有危机的经济才有可能实现，那么，相反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经济则充满着种种矛盾，而且以后的矛盾还会更加深刻，更加剧烈。苏联并没有像统治的斯大林派所教导的那样进入社会主义，而不过是进入了向社会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
在经济困难、连续的危机、整个苏维埃制度的极度紧张局面及其政治动荡的核心，存在着许多具有不同历史根源并以各种方式互相连结着的矛盾。让我们举出其中最重要的一些：
（甲）从旧沙皇资产阶级俄国遗留下来的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主要是城乡之间的矛盾。
（乙）俄国一般的文化和经济上的落后状态和从这种状态中辩证地产生出来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之间的矛盾。
（丙）工人国家和资本主义包围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对外贸易垄断和世界市场之间的矛盾。
这些矛盾绝不带有短期的插话式的性质；相反地，其中最重要的一些矛盾的意义将来还会有所增长。
过渡时期的矛盾：工业化
五年计划的实现，同无产阶级从剥削者手中夺取的少得可怜的遗产相比，将是前进一大步。但即使在计划方面取得最初的胜利以后，苏联还不会跳出过渡时期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这一不是为了市场而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进行生产的制度，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但是，根据以人口计算的平均商品量来看，甚至在五年计划结束时，苏联还仍旧是最落后的国家之一。想要真正赶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将需要若干个五年计划纲领。同时，近年所取得的工业成就本身并不能保证将来的不断发展。恰恰是工业发展的速度正在累积起不平衡现象，这种现象一部分是过去遗留下来的，一部分是从错综复杂的新任务中产生出来的，一部分则是由领导方面的方法论错误与直接怠工相结合而造成的。采用行政命令以代替经济指导的办法，同时又缺乏任何严肃认真的集体检验，其结果必然会使经济基础中也包含错误，并在经济过程内部层出不穷地制造“困境”。深入到内部的这些不平衡现象，在下一阶段必然会以生产资料和原料之间、运输业和工业之间、数量和质量之间的失调的形式以及最后在币制的混乱中重新出现。现今的国家领导愈是不能及时地预见所有这些危机，它们所隐藏的危险就愈大。
过渡时期的矛盾：集体化
“全盘”集体化，即使在今后两三年内真正贯彻实行了，也绝不会表示富农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了。生产合作社的形式如果缺乏技术和文化基础，是无法防止小商品生产者内部发生分化并在他们中间出现资本主义分子的。要想真正消灭富农，就必须在农业技术方面实行一次彻底的革命，并把农民同工业无产阶级一起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工人和无阶级社会的成员。但这是几十年以后的远景。由于个体农民的农具以及农具占有者的个人或集团的利益占优势，恰恰在农业集体化获得比较顺利的发展的时候，亦即随着农业生产的普遍增长，农民的分化就必然会重新发生并且加强起来。如果我们进一步假定，同新技术因素结合在一起的集体化将大大提高农业劳动的生产率（如果没有这种提高，集体化在经济上就没有什么道理，因而也就难以维持），那么这就会立即在现今已经人口过多的农村中造成一千万、两千万甚至更多的过剩工人，即使计划订得十分乐观的工业也无法加以吸收。随着过剩的、即在集体农庄找不到位置的半无产半贫民化的人口的增长，富裕集体农庄以及贫穷的和中等的集体农庄内部的富裕农民将在另一极端相应地增长起来。由于领导目光短浅，先验地宣布集体农庄是社会主义企业，资本主义农民分子就能把集体化当作自己最好的掩护，结果只有使无产阶级专政遭到更大的威胁。
因此，目前过渡时期的经济成就并没有消灭基本矛盾，而是为这些矛盾在一个新的、更高的历史基础上更深一层的再现做了准备。
过渡时期的矛盾：苏联与世界经济
资本主义的俄国，尽管有它落后的一面，却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这种部分依赖于整体的情况，是苏维埃共和国把它连同俄国整个地理的、人口的和经济的结构一并从过去接受下来的。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制定的一个自给自足的民族社会主义的理论，反映了战后经济恢复的最初的、极端低级的时期，那时它的世界性要求还没有来得及加以注意。现今争取扩大苏联输出额的紧张努力，已经十分生动地把这种民族社会主义的妄想驳倒了。对外贸易的数字就其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和速度来说，愈来愈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数字。与此同时，对外贸易问题、即苏联过渡时期的经济和世界市场的相互关系问题，正在初次开始显露出它的决定性的意义。
不难理解，从理论上说，你可以在苏联的疆土以内建设一种闭关自守的、内部取得平衡的社会主义经济；但是，走向这个“民族”理想的漫长的历史道路将经过许多巨大的经济变化、社会动荡和危机。仅仅把现在的收成翻上一翻，即接近欧洲的收成，就将使苏联的经济负起出售几千万吨剩余农产品的庞大任务。只有在经济各部门之间彻底地重新分配群众巨大的人力并完全消灭城乡的矛盾，上述的问题以及农村人口日益过剩的同样尖锐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但是这个任务——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之一——又将要求以空前的规模利用世界市场的资源。
归根到底，苏联发展过程中的一切矛盾就这样地造成孤立的工人国家和它的资本主义包围之间的矛盾。由于不可能在一国建成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经济，使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矛盾在每一个新的阶段以愈来愈大的规模和愈来愈深刻的程度重新出现。从这方面来看，如果世界其余部分的资本主义制度还能再维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毁灭。然而，只有相信资本主义基础牢固或寿命很长的人才会认为这种前途是不可避免的甚或是十分可能的。左派反对派同这种资本主义的乐观主义毫无共通之处。但是它同样不能赞成民族社会主义的理论，因为这个理论意味着向资本主义乐观主义投降。
世界危机和帝国主义者同苏联的经济“合作”
对外贸易问题变成现今这样异常尖锐，完全出乎苏联领导机关的意料之外，并且仅仅由于这一点，这个问题就成了经济计划紊乱的一个因素。在这个问题面前，共产国际的领导也证明是破产了。世界规模的失业现象使得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的经济关系问题，对于工人阶级广大群众来说成为非常重大的问题。在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的面前曾经出现一个非常罕有的机会，可以在一个切身而急迫的问题的基础上把社会民主党工人和无党派工人吸引过来，以便使他们了解苏联的五年计划和社会主义经济方法的优越性。如果在经济合作的口号下，并用一个具体的纲领武装起来，共产主义先锋队本来是可以领导一场远比重复千篇一律的空洞谴责更为地道的斗争来反对封锁和干涉的。欧洲和全世界的计划经济问题本来也可以被提到空前的高度，从而给世界革命的口号增加新的养料。共产国际在这方面却几乎什么也没有做。
当包括社会民主党报刊在内的全世界资产阶级报刊为了反对所谓苏联倾销的煽动运动而被突然动员起来的时候，各国共产党心里很踌躇，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当苏联政府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寻求国外市场和贷款时，共产国际的官僚集团却宣称同苏联实行经济合作的口号是一个“反革命的”口号。这种仿佛是为了使工人阶级陷于混乱而特意制造出来的可耻的愚蠢行为，乃是招致毁灭的一国社会主义论的直接后果。
二、党在专政制度中的地位
经济和政治之间的辩证的相互关系
过渡时期经济的经济矛盾并不是在真空中出现的。专政制度的政治矛盾即使归根到底是从经济矛盾中发展出来的，却具有一种独立的意义，并且对专政的命运来说还具有一种比经济危机更为直接的意义。
按照现今官方的说法，国有化工业和集体农庄的成长能自动地和不断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这种说法是庸俗“经济的”而不是辩证的唯物主义的产物。实际上，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关系带有远为复杂和矛盾，而在革命时期更是如此。从资产阶级社会关系中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的专政，在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以前的时期就显示了它的威力。后来，根据国内和世界阶级斗争进行的情况，专政经历了加强和削弱的阶段。经济上的成就往往是以政治上削弱无产阶级专政治制度的代价换来的。正是经济和政治的这种辩证的相互关系直接产生了政府经济政策上的急剧转向，即从新经济政策起到最近集体化运动的摇摆为止的一些转向。
党是武器同时也是衡量成就的尺度
像一切政治组织一样，党归根到底是社会的生产关系的产物，但它绝不是这些关系的种种变化的自动记录器。由于党是从无产阶级以及按某种意义来说从全人类的历史经验中提炼出来的精华，它超出于经济和政治条件方面临时的和插曲式的变化之上，这些变化只会给它那高瞻远瞩、进取精神和抵抗精神以必要的力量。
如果说俄国的专政获得了成就并在此后经受住了最严重时刻的考验，那是由于它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形式中具有自己的意识和意志的中心——这个结论可以被认为是完全颠扑不破的。形形色色的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前后矛盾，以及归根到底，它们的反动性质，恰恰在于它们并不懂得革命政党的特别是在阶级斗争的最高阶段、即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决定性意义。社会矛盾无疑地可以达到这种尖锐的程度，以致任何政党都找不到出路。由于党的削弱或蜕化变质，甚至经济方面一次可以避免的危机也会变成促使专政覆灭的原因。
苏维埃制度的经济矛盾和政治矛盾在这个领导党内彼此交叉着。以后接踵而至的每一次危机，其危险的尖锐程度都直接取决于党的状态。不管工业化和集体化的速度的意义本身多么巨大，它在下面这一问题的面前还只能是居第二位：党是否保持了马克思的透彻的见地、意识形态上的坚固、集体地得出一致意见的能力以及自我牺牲地为此而奋斗的精神？从这个角度来看，党的状态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状况的最有效的试金石，是其稳固性的综合的尺度。如果借口为了达到某种实际目的而用一种虚妄的理论态度来蒙骗党；如果党内的群众被迫失去政治领导；如果先锋队化为漫无组织的人群；如果国家镇压机器迫使党的干部唯命是从——那么这就意味着：尽管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就，专政的总的收支是有赤字的。
机构[2]代替了党
只有盲目的人、仆从或受骗的人才会否认，苏联的统治党、即共产国际的领导党已经被彻底粉碎并为机构所代替了。一九二三年的官僚主义和一九三一年的官僚主义之间的巨大差别取决于这样的事实：在这短短的几年期间，机构依靠党来安排人事办法的完全被废除；机构本身的全民公决的（plebiscitary）蜕化现象。
党内民主荡然无存。地方的党组织由书记挑选并专制地加以改组。新的党员按照中央的命令和采用政治征兵制的方法征募。地方党组织的书记由中央委员会任命，而中央委员会则正式地和公开地变成了总书记【斯大林】的一个咨询机关。代表大会被任意地延期召开，代表们是根据他们同那不能调换的领袖的团结一致的表现由上峰挑选的。下层对上面的监督已经是连一点影子也没有了。党员都受到消极服从精神的系统训练。独立、自信和坚定精神的每一星火花，即构成革命家的本质的那些特征的每一点表现，都受到摧残、迫害和践踏。
在机构中，无疑还有不少诚实的和忠心耿耿的革命家。但是，如果不是百依百顺的奴颜婢膝的官吏在机构中愈来愈占上风，列宁以后的时期的历史——一连串对马克思主义的日益下流的伪造、卑鄙的策略以及对党的无耻嘲弄——就不可能产生。
在假造的团结得像铁板一块这种说法的借口下，奸诈的风气弥漫着整个党的生活。官方的决议获得一致通过。与此同时，党的各个阶层都遭到那些力图转弯抹角地爆发出来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的侵蚀。别谢多夫斯基之流在投奔敌人阵营的前夕指挥了对付左派反对派的清洗。布鲁姆金一伙人被打倒而由阿加别科夫一伙人所代替了。接替“半叛徒”李可夫担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西尔佐夫，不久就被控犯有反党阴谋的罪行。党的最重要的科学研究机构的领导人梁赞诺夫，在人们隆重地为他庆祝五十寿诞之后被控参加一个反革命阴谋事件。为了使自己免除党的监督，官僚集团就丧失了控制党的可能性，除非是通过国家政治保卫局，阿加别科夫一伙人就是缅任斯基和雅戈达之辈在这个局里培养出来的。[3]
一个锅炉即使被使用得很粗暴，也能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完成有益的工作。但是，一个流体压力计是个精巧的工具，遭到碰撞就很快会损坏。装了一个不重用的流体压力计，就是最好的锅炉也可能会发生爆炸。即便党只是一种测定方位的工具，像一个流体压力计或一条船上的罗盘一样吧，它的失调也会带来巨大的不幸。但除此之外，党还是操纵机构的最重要的部分。十月革命锻制出来的苏维埃锅炉即使机件简陋，也能做巨大的工作。但流体压力计失调本身却意味着整个机器随时有爆炸的危险。
是党的社会主义消亡吗？
斯大林官僚集体的辩护士和代言人每每企图把官僚主义的清党说成是一种可以用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就来说明的、党溶解于阶级的前进过程。在这理论上的阵痛中，不学无术与招摇撞骗争相辉映。只有缓和阶级矛盾的过程即政治斗争的衰落、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的减少到极限，以及主要是社会关系中高压作用的缩小，只有这个反面过程，人们才可以说是党溶解于阶级。然而，在苏联国内和统治党党内所发生的过程却在许多方面带有截然相反的性质。高压的惩罚不但没有消退——在现阶段连抱有这种希望也是可笑的——而且恰恰相反，它在社会和个人生活的一切领域内正在假装成一种异常严肃的性质呢。有组织地参加党和阶级的政治斗争的可能性实际上已经等于零。官僚主义的放荡腐败是漫无止境的。在这些情况下，把斯大林主义机器的独裁说成是党的社会主义消亡，乃是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对党的嘲弄。
布兰德勒分子[4]为全民公决的官僚主义所做的辩护
中派的右翼走卒即布兰德勒分子力图利用劳动群众的“缺乏文化”来为斯大林官僚集团扼杀党的行径辩护，但是这种做法丝毫没有阻止他们同时给予俄国无产阶级以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憎的垄断权。
毫无疑问，俄国在经济和文化上一般都是落后的。但是，历史上受到阻滞的国家的发展具有一种混合的性质：为了克服它们的落后性，它们不得不多方面采取和求取最先进的方式。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理论是十九世纪中叶落后的德国的革命家们所创立的。由于德国的推迟的发展，它的资本主义后来就超出了英国和法国的资本主义。落后的资产阶级俄国的工业是全世界最集中的。年轻的俄国无产阶级首先在行动中表现了总罢工和起义的结合，首先建立了苏维埃，并首先取得了政权。俄国资本主义的落后性并没有妨碍历来最有远见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壮大。恰恰相反，这只有使它能够得到锻炼而壮大起来。
作为一个革命时代的革命阶级的出类拔萃的产物，布尔什维克党在其历史上最危险的时期度过了一段丰富而变动剧烈的内部生活。在十月革命以前或在革命之后的最初几年，谁敢侈谈俄国无产阶级的“落后性”而为党内的官僚主义而辩护呢！但是取得政权以后工人们的一般文化水平的确实的提高，并没有导致党内民主空气的活跃，反而是使它荡然无存。谈到工人们从农村大批涌来这一事实，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因为这个因素一向都在起着作用，何况革命以后农村的文化水平也已经大大地提高了。最后，党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它的先锋队：它不能降低它的政治水平来作为党员人数增加的代价。布兰德勒分子根据工会而不是布尔什维克对党的看法而为全民公决的官僚主义所做的辩护，实际上是一种自卫，因为在中派衰颓和堕落得十分严重的时期，右派是它最可靠的支柱。
为什么中派官僚集团获得了胜利？
要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解释为什么中派官僚集团获得了胜利，为什么它为了保持自己的胜利不得不扼杀党，你就不应当从无产阶级“缺乏文化”这一抽象概念出发，而要从各阶级的相互关系的变化以及每一阶级的情绪的变化着眼。
在革命和国内战争年代，即充满着希望和不可避免的幻想的时期的英勇奋斗以后，无产阶级不能不经历一段疲乏、精力衰退以及部分地对革命成绩直接感到希望破灭的漫长时期。在阶级斗争规律的作用下，无产阶级当中的这个反冲的结果就是，城乡小资产阶级阶层以及在新经济政策基础上实力陡增的国家官僚中的资产阶级分子产生了大量新的希望和信心。一九二三年保加利亚起义的崩溃，一九二三年德国无产阶级可耻的失败，一九二四年爱沙尼亚暴动的被扑灭，一九二六年英国总罢工在被叛卖的情况下遭受的挫折，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的倾覆，同所有这些灾难都有关的资本主义的稳定——这就是中派分子对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进行斗争时的世界环境。凌辱“不断”革命、即本质上凌辱国际革命，摒弃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豪迈政策，依靠富农，同殖民地“民族”资产阶级和宗主国的社会帝国主义者结成联盟——这就是拥有特米多尔力量的中派官僚集团的政治内容。由于依靠那力强胆壮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官僚为支柱，由于乘机利用倦乏而迷惘的无产阶级的消极情绪以及全世界革命的接二连三的失败，中派机器在几年之间就击败了左派、即党的革命派。
摇摆的路线是官僚集团在各阶级之间看风使舵的政策
斯大林主义机器在政治上摇摆，这不是偶然的。其中表现出官僚集团对各个极不兼容的阶级力量的适应。如果我们撇开偶然的动摇不谈，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八年的路线意味着官僚集团在国内对富农、在国外对世界资产阶级及其改良主义代理人的半投降。在感到无产阶级与日俱增的敌意并看见他们已经滑到其边缘的特米多尔深渊的黑洞洞的底以后，斯大林分子便一跳跳到了左边。这一跳的仓卒是符合于左派反对派的批评曾经予以揭发的他们自己的政策的后果在他们队伍中所造成恐慌的力量的。一九二八年——一九三一年的路线——如果我们仍旧撇开不可避免的动摇和后退不谈——代表着官僚集团想要适应无产阶级但并不放弃其政策的原则基础、特别是其无限权力的意图。斯大林主义的摇摆表明：官僚集团不是一个阶级，不是一个独立的历史因素，而是多阶级的一支服务力量或一个执行机关。左的摇摆证明了，不管以前的右的路线已经走的多远，它仍然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发展的。但与此同时，这个官僚集团并不是一个仅仅间接反映阶级愿望的消极的机关。统治的机器虽然并不具备许多官僚所幻想的那种绝对独立性，却享有很大程度的相对独立性。官僚集团直接握有国家政权，它凌驾于各阶级之上，给它们的发展盖上一个有利的官印，并且，即使它本身不能成为国家政权的基础，它也能利用它的政策，非常容易地使政权从一个阶级转移到另一个阶级的手里。
看风使舵的政策同无产阶级政党的自我能动性不相容
在官僚集团看来，首要的问题是自保的问题。它的一切转向都是直接从它力求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和权力这一点产生出来的。但是，需要完全行动自由的看风使舵的政策是同习惯于监督并要求说明的自我能动的党的存在极不兼容的。那个狂暴地破坏党的意识形态和有意识地散布混乱的体系就由此发生。
富农路线，孟什维克破坏分子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纲领，同柏塞尔、蒋介石、拉·福勒特、腊迪奇结成集团，农民“国际”的成立，两个阶级的党的口号——所有这一切都被宣布为列宁主义。相反地，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方针，对党内民主的要求，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口号，以无产阶级政党的名义反对两个阶级的政党的斗争，对农民国际、反帝联盟以及其它波爵姆金式模范村[5]的空洞和虚伪性的揭露——所有这些则被戴上“托洛茨基主义”的帽子。
从一九二八年的转向开始，假面具油漆一新，但是假面舞会并没有停止。在反革命胜利的时候宣布在中国发动武装起义和建立苏维埃，用行政命令的鞭子强迫在苏联实施冒险主义的经济速度，要在两年之内“消灭富农阶级”，不问时间和地点拒绝同改良主义者结成统一战线，拒绝让历史上落后的国家提出革命民主主义的口号，宣告一次经济的上升为“第三时期”——所有这些那些都被称为列宁主义。相反地，要求实行适应工人们的力量和需要的现实主义经济计划，拒绝根据农民财产登记进行消灭富农的纲领，拒绝那种诡称以马克思的方法分析全世界和每一国家的经济与政治过程后提出的“第三时期”的形而上学——所有这些那时都被宣布为“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
官僚集团假面舞会的两个时期之间的意识形态联系仍然是一国社会主义论，这是苏联官僚集团的基本宪章，它使苏联官僚集团凌驾于世界无产阶级先锋队之上，并预先批准这个集团的一切行动、转向、错误和罪行。党的意识的结构是慢慢建立起来的，并且需要通过以马克思的方法估价所经历的道路、分析局势的变化以及用革命的眼光预测未来等办法来不断地加以补充修订。如果没有党内不倦的批评的工作，党就势必要趋于衰退。然而，官僚集团争取自保的斗争排斥了公开地把今天的政策同昨天的政策进行比较，即以一个摇摆检验另一个摇摆的做法。统治的派别组织愈是昧了天良，问心有愧，它就愈加变成一伙先知，他们讲一种神秘的语言，并且要求人们承认那位老资格的先知是永远不会犯错误的。党和革命的全部历史都被用来迎合官僚集团自保的需要。荒唐无稽的传说层出不穷。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真理被污蔑为异端邪说。因此，在近八年来在各阶级之间摇摆前进的过程中，党的意识的基本结构已被愈来愈割裂和撕碎。剩下来的就是行政上的有组织的屠杀了。
党内的全民公决制度
在征服和扼杀了党以后，官僚集团不容它自己享有在它本身队伍内部发生意见分歧的奢侈，免得被迫要求群众来解决所争论的问题。它需要一个常设的裁决者、一个政治上的长辈。整个机器的人事选择是以“领袖”为中心而进行的。全民公决的机关制度就是如此产生的。
波拿巴主义是资产阶级击败人民群众起义的方式之一。像考茨基那样把现今苏联的制度看作跟波拿巴主义的社会制度是同一回事，无非是为了资产阶级利益而有意识地不让工人们知道两者之间有阶级基础的不同。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有充分的权利可以谈论斯大林主义机器或者那种把党当做国内建立波拿巴主义政权的先决条件之一而加以控制的波拿巴主义制度的已经完成的全民公决的蜕化堕落。一种新的政治体系并不是无中生有地产生的。掌握了政权的阶级总是利用进行革命或反革命颠覆时手头拥有的分子来建立自己的统治机器。孟什维克和社会党人所领导的苏维埃，是克伦斯基时期资产阶级政权最后的政治资本。与此同时，主要用布尔什维克的形式组织的苏维埃乃是当时在准备过程中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坩埚。今天苏联的机器是一个官僚主义的、受到全民公决的歪曲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但是，它同时也是波拿巴主义的潜在的工具。在这个机器的现有职能和它可能有的职能之间，也许还必须流洒内战的鲜血。然而，胜利的反革命恰恰会在这个全民公决的机器中找到为确立其统治所需要的非常宝贵的分子，正如倘使这个机器的举足轻重的部分不倒向资产阶级方面，反革命的胜利就会完全不可能一样。正因为如此，所以斯大林主义的全民公决制度已经变成威胁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
三、反革命动乱的危险和可能性
社会主义倾向和资本主义倾向的力量对比
由于经济成就和行政措施相结合而产生的效果，经济方面的资本主义成分的比重在最近几年已经大大地降低了，在工业和贸易部门尤其如此。农业集体化和非富农化运动已经大大地削弱了特定时期农村上层的剥削作用。社会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之间的力量对比已无疑地朝着有利于前者的方向转变。像极左派或庸俗的反对派那样不顾或者甚至否认这个事实而重复关于耐普曼和富农的一般说法，是完全不配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
然而，把各种力量目前的比例关系看做已有了保证，或者更糟的是用苏联国家经济和私人经济的比重来衡量实现社会主义的程度，乃是同样错误的。对国内资本主义成分的加速肃清，连同所使用的令人眼花撩乱的行政方法，是同苏联在世界市场上的加速出现相一致的。所以，苏联资本主义成分的比重问题不应当脱离苏联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问题而独立地提出来。
耐普曼、经纪人、富农无疑是世界帝国主义的天然代理人；前者的削弱同时意味着后者的削弱。然而，问题还不仅如此：除耐普曼以外，还存在着国家官吏。列宁在他参加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上提醒人们：历史上一个胜利的民族、至少它的上层，往往采用了它所征服的在文化上比较优越的民族的风俗习惯和信念[6]，相似的过程也可能在阶级斗争中出现。苏联的官僚集团是胜利的无产阶级的上层同被推翻的阶级的广泛阶层的混合物，它在本身的结构中包含世界资本的一个强大的代办处。
两面政权分子
两次审判——对进行破坏活动的专家和对孟什维克——给苏联各个阶级和政党的力量对比提供了一幅异常明显的图景。法院无可争辩地证明：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八年期间，资产阶级专家在同资产阶级的外国中心密切勾结下，指望重新确立资本主义的关系，曾经顺利地实现了一项故意放慢工业化速度的计划。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两面政权分子（elementsofthedualpower）获得了这样重要的地位，以致资本主义复辟的直接代理人连同他们的民主主义的代理人孟什维克，能够在苏维埃共和国的一切经济中心充当主要的角色！另一方面，当党的官方政策在若干年内能够为资本主义复辟的计划和方法起一种合法的掩护作用时，中派已经朝资产阶级的方向滑得更远。
斯大林的左倾的摇摆，是无产阶级专政具有使官僚集团环绕它自己的轴心旋转的强大生命力的客观明证，但这种摇摆无论怎样都制订不出一个始终一贯的无产阶级政策，也不能建立一种纯正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官僚机器内的第二政权分子（elementsofthesecondpower）并没有随着新方针的开始而销声匿迹，而是把自己的色彩和武器改变了。由于这个机器的全民公决的蜕化堕落逐渐有所发展，这些分子无疑地甚至已经变得更加强大。现在破坏分子使工业化速度带有冒险主义的规模，从而为凶险的危机铺平道路。官僚分子热心地拿出社会主义的盾牌来保护那些隐藏着富农的集体农庄。不仅是意识形态上的而且是组织上的反革命触角已经深入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由于官方政党的全部生活都是仰仗谎言与伪造，使这些东西格外容易着上一种保护色。备受压抑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愈是不能及时地揭发第二政权分子并把他们从自己的队伍中清洗出去，他们就愈加危险。
没有党，就不可能在过渡时期建设社会主义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专政的政治则是任何政治中最集中的。经济方面的远景计划不是在开头提出的一种武断的主张，而是一种作业假设。在执行计划的过程中必须对计划进行集体的检查，那时查对的重要项目不仅有会计数字，而且有工人的体力和组织以及农民的政治倾向。只有一个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办事的、自信的、积极主动的政党才能摸索道路，稽核、概括和归纳这一切。如果不能保证使经济过程的一切参加者、即一方面是工厂和托辣斯的经理人员另一方面是工厂委员会服从党的纪律，以及使非党工人不脱离党小组和工厂委员会的领导，五年计划将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现在党的纪律和行政的纪律完全融合在一起了。官僚机器曾经——甚至今天还仍旧—显得是全能的，以致于有可能去浪费布尔什维克党的基本资本。这个资本是庞大的，但不是无限的。官僚指挥部的过分紧张的努力在粉碎右派的时候已达到它的最高限度。不能在这条道路上再前进一步了。但这也就为行政纪律的破产准备了条件。
从某些人手里的党的传统以及其它一些人对这种传统的畏惧心理不再能够团结这个官方党的时候起，国有经济将突然感到政治矛盾的充分力量。每一个托辣斯和每一家工厂将取消从上面发下来的计划和指示，以便用它们自己的手段来保证它们的利益。单独的工厂瞒着国家同私人市场签订合同，将成为惯例而不是例外。工厂与工厂之间争夺劳动力、原料和销售市场的斗争，将自动地引起工人之间争取比较优越的工作条件的斗争。在这种情形下，计划原则势必被完全打破，这将不仅意味着国内市场的重新抬头，而且也意味着对外贸易垄断的瓦解。托辣斯的经理人员将很快地向外国资本的私人所有者或代理人的地位接近，因为其中很多人为了争取生存将不得不依赖这种地位。在农村里，不大有抵抗能力的各种集体农庄将无暇来吸收那些小商品生产者，那里的计划原则的崩溃将急转直下地把原始积累的成分释放出来。官僚机器将成为向外扩展的矛盾和离心倾向的第一个牺牲品，仅仅因为这一点，就足以使行政的压力无法挽救局势。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精神的和团结的力量，苏维埃国家和计划经济是必然要宣告破产的。
官方党的衰颓含有国内战争的危险
全民公决的纪律的崩溃将不仅波及党、行政、经济、工会和合作社等组织，而且将波及红军和国家政治保卫局；在某些情况下，爆发可能正好会从这一端开始。这已经可以证明，权力转入资产阶级手中这一件事，绝不会仅仅限于简单的腐化堕落，而是势必一定会采取公开的暴力颠覆的形式的。
这可能以什么样的政治形势发生呢？在这方面，我们只能指出一些主要的倾向。所谓特米多尔式的颠覆，左派反对派经常把它理解为权力从无产阶级到资产阶级的这样一种转移，这种转移本质上已经是明确了，但形式上还是在苏维埃制度的结构内、在官方党的一个派系反对另一个派系的旗帜下完成的。与此相反，波拿巴主义式的颠覆则看来是以那种为了资产阶级所有权而高举起来的锋芒毕露的马刀对整个苏维埃制度和布尔什维克党实行的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一个比较公开、“比较成熟的”形式。党内右派的溃散及其放弃自己的纲领，减少了逐步隐蔽起来的第一种颠覆活动、即特米多尔式颠覆活动的机会。党机器的全民公决的蜕化变质无疑地增加了波拿巴主义式颠覆活动的机会。但是，特米多尔和波拿巴主义并不是两种不可调和的类型，而不过是同一类型的两个发展阶段，在这些阶段里，活生生的历史过程在创造过渡的和复合的形式方面是无穷无尽的。有一件事情可以肯定：如果资产阶级胆敢公开地提出政权问题，它将在阶级力量进行殊死决斗时所做的相互考验中获得最后的答案。
国内战争的两个阵营
万一矛盾累积的分子过程导致一次爆发，敌方的阵营就将在昨天还是非法的那些政治中心周围的炮火下联合起来。中派作为发号施令的派别组织，连同行政机器一起，将立刻成为政治分化的牺牲品。它的组成分子将分裂开来而趋向防栅的两边。究竟谁将在反革命的阵营中最初占据主要地位，是图哈切夫斯基、布留赫尔和布琼尼式的古罗马禁卫军冒险主义分子，还是别谢多夫斯基式的真正的废物，还是腊姆晋和和奥萨奇式的更加重要一些的分子[7]——这将取决于反革命派转而采取攻势时的时间和条件。这个问题本身还只能具有插曲的意义。图哈切夫斯基和别谢多夫斯基之流只能成为腊姆晋和奥萨奇之流的一个台阶；而后者又只将成为帝国主义专政的一个台阶，因为帝国主义专政即使不能立刻跳过这两个台阶，也会很快就把它们抛弃掉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将同中派的禁卫军派结成集团，在革命急剧衰退时庇护帝国主义分子，正如一九一七年革命突然高涨时他们曾力图掩护这些分子一样。
在敌对的阵营里，一次力量的同样明确的重新集结将在为十月革命而奋斗的旗帜下发生。苏维埃、工会、合作社和军队中的革命分子，特别是工厂中的先进工人，面临着这种迫在眉睫的危险，将感到有必要在鲜明的口号下围绕着久经锻炼和考验的不会投降和叛变的革命干部紧密地团结起来。不仅是中派，而且还有党内的右派，将产生许多决心拿起武器来保卫十月革命的革命分子。但为了这一点，他们将需要在内部痛苦地划清界线，如果不经过这一个时期的混乱、犹豫和蹉跎，这是无法做到的。在这个决定性的形势下，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既然在它的历史上有过突出的表现并在困难的考验中受过磨练，就将被要求起一种浸入饱和溶液中的结晶体的作用。在整个左派反对派的周围，将发生革命阵营的团结一致和真正共产党的再生的过程。列宁主义派的存在将成倍地增加无产阶级在反对反革命颠覆力量的斗争中的取胜机会。
四、左派反对派和苏联
反对民族社会主义——主张不断革命
落后俄国的民主任务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上才能获得解决。但是，在领导农民群众取得政权以后，无产阶级不能仍旧停留在民主任务上面。民主革命是同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阶段直接交织在一起的。但后者非在国际舞台上不能结束。由列宁制定的布尔什维克党的纲领把十月起义看成这次起义与之密不可分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第一阶段。这也是不断革命理论的核心。
世界革命发展的异常迟缓，为苏联造成巨大的困难并产生特别的过渡方式，虽然如此，它却并没有改变那些起源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世界性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持久性的基本前景和任务。
国际左派反对派断然拒绝和谴责不肖门徒在一九二四年提出的一国社会主义论，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最恶劣的反动，是特米多尔的意识形态的主要成就。对于在共产国际纲领中表现出来的斯大林主义（或民族社会主义）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是在国际阶级斗争问题上以及苏联经济任务范围内制定正确的革命策略的必要条件。
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两面政权的或两面政权分子的制度
如果我们从苏联共产党已不再是一个政党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出发，我们是否因此不得不做出这样的结论，即因为没有一个统治的无产阶级政党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所以苏联现在已经不存在无产阶级专政呢？这个结论乍看起来固然完全无懈可击，却是对现实的一幅讽刺漫画，而且是一幅反动的讽刺漫画，因为它不顾制度的创造可能性和专政的隐藏的潜力。即使党作为一个政党、即作为先锋队的一个独立组织来说并不存在，这也不是意味着党从过去继承下来的一切分子都被清洗掉了。在工人阶级中，十月革命的传统是强烈的和生气勃勃的；阶级思想的习惯是根深蒂固的；革命斗争的教训和布尔什维克战略的结论在老的一倍中没有被忘记；在人民群众中，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中间，还燃烧着对以前的统治阶级及其政党的仇恨。所有这些倾向合在一起，不仅构成未来的潜力，而且也构成今天使苏联仍旧是一个工人国家的生动力量。
在革命的创造力和官僚集团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对立。如果说斯大林主义机器在某些限度内经常适可而止，如果说它感到甚至不得不急剧左倾，那么，这主要是在这个革命政党的无定型的、松散的但仍然强大的分子的压力下发生的。这个因素的实力不能用数字表现出来。总之，它现在力量非常强大，足以支持无产阶级专政的结构。忽视这一点，意味着完全置身于官僚主义的思想方法的基础之上，并在斯大林主义机器发号施令的地方而不是在任何其它地方去寻求党。
左派反对派坚决驳斥所谓苏维埃国家不但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而且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始终没有阶级统治者的“中立的”国家的这种估计。两面政权分子的存在，决不意味着阶级之间的政治平衡。在估计社会作用时，确定所达到的成熟程度和界限是特别重要的。从量变到质变的契机无论是在政治上和其它方面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种契机的决定是革命领导部门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困难的任务之一。把苏联估计为介于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国家（乌尔邦斯）[8]，在理论上是不合适的，在政治上等于是把世界无产阶级的最坚强的阵地完全或部分地拱手让与阶级敌人。左派反对派断然地拒绝和谴责这一观点，认为它是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格格不入的。
苏联的左派反对派的途径仍然是改革的途径
上述对一场反革命颠覆的可能性与机会的分析，决不应当被理解为现有的种种矛盾绝对地会导致国内战争的公开爆发。社会领域是有伸缩性的，并且——在某种限度内——按照互争雄长的力量所做的努力和渗透、按照取决于国际阶级斗争形式的国内的过程，而展现出各种可能性。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职责是在任何情况下彻底估计各种局势，并且还要为最坏的结果预作准备。对特米多尔式—波拿巴主义式的颠覆活动的可能性和机会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与悲观失望毫无共同之处，正如官僚集团的盲目无知和夜郎自大与革命乐观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一样。
承认现今的苏维埃国家是一个工人国家，这不仅意味着资产阶级除通过武装叛乱外绝不能夺取政权，而且也意味着苏联的无产阶级仍然有可能使官僚集团就范，恢复党的活力，改善专政的制度——毋需经过一次新的革命，而只是采取改革的方法并在改革的道路上迈进。
如果我们要来预先估计无产阶级改革以及资产阶级蠢动的机会如何，那将是得不到什么结果的学究气。认为前者唾手可得而后者毫无考虑之余地，那将是犯罪性的乐天态度。我们必须为一切可能的演变做好准备。为了在全民公决的制度不可避免地瓦解的时候迅即集合并推进无产阶级派的力量而不让阶级敌人有回旋余地，左派反对派绝对必须成为一个坚强的派系并求得发展，同时它绝对必须分析局势的一切变化，阐明发展的前途，及时地提出战斗口号，并且加强它同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联系。
左派反对派和布兰德勒分子
左派反对派对中派的态度决定了它对右派反对派的态度，因为右派反对派不过是从中派到社会民主党的一座没有完成的桥梁。
在俄国问题上，像在其它一切的问题上一样，国际右派过着一种寄生的生活，主要依靠对共产国际的实际的和次要的错误进行批评而使自己得到养料，对于共产国际的机会主义政策，它在基本问题上都是表示赞成的。布兰德勒分子的堕落行径在同苏联的命运密切相关的许多问题上十分露骨地和无耻地表现了出来。在政府对富农做孤注一掷的时候，布兰德勒分子完全支持官方的方针，竭力论证只有斯大林—李可夫—布哈林的政策才是切实可行的。在一九二八年的转向以后，布兰德勒分子转而采取了默不作声的观望态度。当他们所料想不到的工业化的成就显现出来时，布兰德勒分子不加批判地采纳了“五年计划四年完成”和“消灭富农阶级”的纲领。这些右派分子同时还挺身而出为苏联的斯大林主义政权摇旗呐喊，证明他们完全没有力量确定革命的方向和表现马克思主义的预见。机会主义的特征——匍伏于当今政权的面前——决定着布兰德勒分子对斯大林分子的整个态度：“我们准备无条件地认可你们在苏联的一切措施，让我们只是在我们的德国实行我们的政策吧。”美国的洛夫斯顿分子、捷克斯洛伐克的右派反对派以及其它国家同他们有联系的半社会民主主义的、半共产主义的团体等等的立场，带有类似的性质。
左派反对派特别地和主要地在俄国问题的基础上对中派的右派随军人员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同时力图把那些被中派的摇摆及其不足道的制度逼入右派反对派阵营的工人革命分子从布兰德勒派领导人的起分解作用的影响下释放出来。
左派反对派的原则：明言事实真相
小资产阶级追随者，苏联的“朋友”、即实际上是斯大林官僚集团的朋友，其中也包括各个国家内以共产国际为靠山的工作人员，对于苏联发展中的种种矛盾，置之不闻不问，以便以后在最初的严重危机发生时立即背弃苏联。
然而，政治上的和个人的冲突往往也把受了惊吓的中派或者更糟的是心怀不满的野心家推入了左派反对派的阵营。随着镇压的日趋严厉，或者相反地在官方路线获得成功的时刻，这些分子就变节投降，投奔到官方队伍中去，在那里组成流氓合唱队。季诺维也夫—皮达科夫—拉狄克之类的投降分子同格罗曼—苏汉诺夫之类的孟什维克投降分子或腊姆晋之类的资产阶级投降分子没有很大差别。尽管他们的出发点各有不同，所有这三类人物现今都聚在一起，承认目前“总路线”的正确，其目的不过是想在下次矛盾加剧时分道扬镳，各奔东西。
左派反对派感到自己是无产阶级专政和世界革命的队伍的组成部分，它不是从外部而是从内部来接近苏维埃制度的任务，大胆地撕破敌方的假面具和揭露真正的危险，以便用自我牺牲的精神同那些危险相对抗，并教导别人也这样做。
列宁逝世以后的整个时期的经验，证明左派反对派对苏联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无可争辩的影响。官方方针中曾经带有创造性的——并且始终带有创造性的——部分，都不过是左派反对派的思想和口号的过期的回声。右派—中派集团的不完全的决裂是在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压力下被迫造成的。斯大林为了想彻底破坏左派反对派而采取的左倾方针，陷入了“第三时期”理论和实践的荒谬。狂热的抨击导致共产国际的真正的灾难，而这种抨击的被放弃又是左派反对派批评的结果。尽管左派在数量上比较薄弱，但是一般说来，凡是有这种批评的力量的地方，就有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存在：善于分析、预见和指出正确的道路。因此，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派系今天已经成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发展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工人的生活水平及其再国家中所起的作用是衡量社会主义成就的最高标准
无产阶级不但是基本的生产力，而且是苏维埃制度和社会主义建设所依靠的阶级。如果专政的被歪曲的制度致使无产阶级对政治漠不关心，专政就会失掉抵抗的力量。如果工业化的高速度是依靠过分的劳动强度，从而使工人们精疲力竭，这种速度就不能长久维持下去。经常缺少最必需的生活数据和不断地处于行政管理的鞭笞下的惊慌状态，会威胁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苏联的《反对派纲领》[9]说，“党内民主的衰退导致工会以及其它一切非党群众组织中一般工人民主的衰退。”自从《纲领》发表以来，这一过程已经有了更具破坏性的发展。工会终于降为统治的官僚集团的附属机关。行政压力的体系已经以突击队伍的名义建立起来，仿佛这是一段短短的山隘而不是一个伟大历史时期的问题似的。尽管如此，在五年计划结束时，苏联的经济将面临一个新的更加陡峭的高坡。借助于“赶上并超过”这一公式，官僚集团在关于所达到的阶段问题上部分地使自己、但主要是使工人们产生错觉，并为一个严酷的失望危机准备着条件。
必须从有步骤地实际改善城乡工人阶级的物质和文化状况这一角度来考核经济计划。必须使工会恢复它们的基本任务，即起集体教育者的作用而不是起皮鞭的作用。苏联的和世界其余部分的无产阶级不要再受种种夸大已有成就和缩小任务和困难的说法的哄骗了。必须把提高无产阶级政治独立性以及它在各方面的主动精神的问题放在全盘政策的最显著的地位。要想真正达到这个目的，就不能不反对各个集团和阶层所享有的过多的特权，反对生活状况的极端不平等现象，特别是反对不受管束的官僚集团的庞大特权和特殊地位。
五、结论
1.尽管中派、右派、孟什维克和计划方面的破坏分子长期结成联盟，苏联的经济仍旧排除万难而取得种种成就，这些成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方法的最伟大的胜利和世界革命的一个强大因素。
2.保卫苏联这一世界无产阶级的主要堡垒，使它不受世界帝国主义和国内反革命势力的攻击，是每一个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的最重要的任务。
3.苏联经济发展中的危机起源于由过去遗留下来的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的矛盾，也起源于现代生产力的国际性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民族性之间的矛盾。
4.由于对后一种矛盾缺乏认识而产生的一国社会主义论，又成为引起危机和加深危机的一些实际错误的根源。
5.在苏联无产阶级在多年中发挥出最高威力之后政治积极性突然低落下来的基础上，由于国际革命的一系列失败，由于资本主义的稳定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力量的加深，苏联官僚集团的势力已有所扩展。
6.在国内阶级矛盾和国外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有远见的、积极主动的政党，作为计划经济和阶级调度的基本政治前提。
7.在得到敌视十月革命的社会力量的直接支持而掌握了政权以后，在击溃了党内革命的国际主义派以后，中派官僚集团仍然只有靠对党的监督、选举和工人阶级舆论实行压制才能继续维持自己的统治。
8.既然中派官僚集团已经扼杀了党，即已经丧失了耳目，它就只好摸索前进，在各阶级的直接推动下决定自己的道路，因而在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之间摇摆不定。
***
9.发展的进程已经完全证实了俄国反对派《纲领》的一切基本原理，无论是它们的批判性部份，还是它们的积极要求。
10.在过去的一段时期，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三个基本流派（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派和右派）的特征已经特别清楚地显现出来了。极左派的倾向或者表现为把中派摇摆路线某一阶段发展到顶点，或者出现在左派反对派的外围。
11.中派官僚集团的政策和体制成为威胁无产阶级专政的最严重、最直接的危险。对当权的中派进行有组织的斗争，是为复兴、加强和发展第一个工人国家所做的斗争的最基本的部分。
12.忽视工人阶级的物质状况和政治情绪，乃是这个官僚制度最基本的特征，因为这种制度企图依靠赤裸裸的命令和行政压力来建立民族社会主义的王国。
13.以错误的理论见解为根据而且没有经过党的集体思想审核的强迫加速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这种官僚主义的做法，意味着比例失调现象和矛盾的无情的累积，特别是在对世界经济的相互关系方面。
14.苏联的所有制关系，同各阶级的相互政治关系一样，无疑地证明了，尽管苏维埃制度已经被弄得面目全非，尽管中派官僚集团实行灾难性的政策，苏联仍然是一个工人国家。
15.资产阶级只有借助于反革命叛乱才能在苏联掌握政权。无产阶级先锋队仍然有可能使官僚集团适得其所、使它服从自己的监督并保证执行正确的政策，同时通过果断和勇敢的改革，使党、工会和苏维埃获得新生。
16.然而，在斯大林的统治保持不动的条件下，官方党内部日益积累起来的矛盾，特别是在经济困难十分严重的时刻，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可能重新有力地提出政权问题的政治危机。
17.无产阶级先锋队是否能及时地站起来，团结自己的队伍，抵抗凭借世界帝国主义支持的特米多尔—波拿巴主义势力集团，这对于苏维埃制度的命运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18.左派反对派只有不断地进行批判工作，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估计当前局势，指出苏联经济发展的正确道路和世界无产阶级的斗争道路，及时地提出生动的口号，毫不妥协地反对那种束缚工人阶级力量的全民公决制度，才能履行它对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责任。
19.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即在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加强自己的组织，打入官方党的一切重要支部和工人阶级的其它组织，同时又仍然作为国际左派反对派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这样的条件下，这些理论上和政治上的任务才有可能得到解决。
***
20.使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成为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范围内进行全面的、自由的研究和讨论的对象，是当前最迫切的任务之一。
21.讨论、制定和检验经济计划的标准是：（甲）有步骤地提高工人的实际工资；（乙）缩小工农业价格之间的剪刀差，即保证同农民的联合；（丙）缩小国内价格和国际价格之间的剪刀差，即保卫对外贸易的垄断以防止低廉价格的袭击；（丁）提高产品质量，应当既重视产品数量又重视产品质量；（戊）稳定切尔文[10]的国内购买力，因为币制的稳定连同计划原则，在今后长时期内将始终成为调节经济的一个必要因素。
22.用行政命令追求“最大限度”速度的办法，必须让位于拟定出一种最适当的（最有利的）速度的工作，这种速度虽然不能保证满足当时为了炫耀经济力量而提出的要求，但能保证经济在能动地保持平衡的基础上、在正确分配国内资财和有计划地广泛利用世界市场的情况下不断增长。
23.因此，首先必须抛弃从一国社会主义论引伸出来的关于发展一种完备的、自给自足的民族经济的错误希望。
24.苏联的对外贸易问题必须放在同世界经济关系日益密切的远景中作为一个关键问题来提出。
25.与此相适应，应当使各资本主义国家同苏联实行经济合作的问题成为共产国际所有支部的适时的口号之一，在世界危机和失业的时期尤其应当如此。
26.农户的集体化应当转到农业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实际采取主动以及他们同中农结合联盟的轨道上去。对集体农庄的经验进行认真的、全面的反复检验，应该成为工人和先进农民的任务。建立集体农庄的国家计划必须同经验的实际效果、同现有的技术手段和总的经济资源相适应。
27.应当拒绝根据农民占有的农具和牲口于两三年内“消灭富农阶级”的官僚主义空想。应当执行一个有步骤地限制富农剥削倾向的坚定政策。为此必须密切注意集体农庄内部以及集体农庄之间的不可避免的分化过程，并且绝不应当把集体农庄和社会主义企业等同起来。
28.在经济工作中，被对官僚集团的威势的顾虑所引导的状况应该停止。不要浮夸，不要掩饰，不要欺骗。不要把苏联目前生产力水平很低和组织结构很矛盾的过渡时期经济冒充社会主义。
29.一劳永逸地结束革命政党所不应有的、根据罗马天主教关于领导永不犯错误的教条而进行的那种足以招致毁灭的做法。
30.谴责斯大林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回到马克思的理论和列宁的革命的方法论上来。
31.重新建立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
***
尽管一方面是最伟大的经济成就，另一方面是共产国际的极端脆弱，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世界政治地图上的革命比重同苏联经济在世界市场上的比重比较起来要重要得无法估计。当此苏联的国有化和集体化经济由于用尽一切办法而得到提高和发展的时候，必须保持对前途的正确看法，一分钟也不能忘记在革命斗争中推翻世界资产阶级是一项比不越出苏联国境去“赶上和超过”世界经济要现实和迫切得多的任务。
资本主义经济当前的深刻危机为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创造着革命的可能性。劳动群众战斗积极性的必然高涨将再度鲜明地勾画出所有的革命问题，并将使中派官僚集团丧失其独裁统治的基础。左派反对派将用对于已走过的道路、已犯过的错误以及新任务和前途的清楚认识武装起来，进入一个革命的时期。
苏联将在世界无产阶级的胜利的革命舞台上，而且只有在这个舞台上，找到完全和最终地克服国内外矛盾的道路。
一九三一年四月四日
（马清槐译）
——选自《苏联的发展问题》，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1至33页
[1]原名《ProblemsoftheDevelopmentoftheU.S.S.R.（DraftoftheThesisoftheInternationalLeftOppositionontheRussianQuestion）》，译自CommunistLeagueofAmerica（Opposition）一九三一年在纽约出版的单行本。——译者注
[2]原文是apparatus，又译机器。——译者注
[3]别谢多夫斯基曾任苏联驻法大使，帮助“清洗”大使馆党小组内的左派反对派。他最近投奔反革命阵营，从而完全背弃了布尔什维克主义；他的这种行径曾轰动一时，变成国际上一件丑闻。雅可布·布鲁姆金是革命的内战时期的英雄，由于曾在君士坦丁堡访问托洛茨基，一九三〇年在莫斯科被国家政治保卫局枪决。他做过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特工人员，负责近东的情报工作。他的职位由一个名叫阿加别科夫的斯大林的佣仆接充，后着刚刚接任不久就公开抨击布尔什维克主义，参加了白卫军阵营。——原编者注
[4]布兰德勒是德国共产党内右倾机会主义集团的首领，在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曾参与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他所执行的叛变政策使德国工人阶级在一九二三年革命中遭到失败。——译者注
[5]波爵姆金是叶卡特琳娜女皇手下的首相。在女皇巡视一部分地区之前，波爵姆金责令在大路两旁建立“模范村”，以显示俄国农民仿佛享有非常优裕的生活条件。由此产生“波爵姆金式的模范村”这一流行的说法。——原编者注
[6]参看《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254页。——译者注
[7]布留赫尔（即加伦。——译者）在外国武装干涉期间曾领导西伯利亚游击队，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期间担任蒋介石军队的“军事顾问”。他现在是红军远东部队的司令员。布琼尼现在是红军骑兵的领导人。腊姆晋和奥萨奇在最近莫斯科审训被控犯有破坏活动阴谋的专家的案件中是主要的被告。——原编者注
[8]乌尔邦斯是德国共产党汉堡党组织领袖，曾参加共产国际工作，后来因参与马斯洛夫—费舍集团的叛徒活动，为共产国际开除。——译者注
[9]见托洛茨基：《俄国局势真相》，一九六三年三联书店版。——译者注
[10]苏联的十卢布纸币。——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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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龚义哲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论西班牙革命
（1930-1940）
作者：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
编辑：内奥米·艾伦乔治·布雷特曼
根据探路者出版社1973年第一版译出
译者：龚义哲
第一部从君主制到共和国
第二部从共和国到内战
第三部内战
附录托洛茨基与宁的通信
第一部从君主制到共和国
·西班牙共产主义者的任务
·西班牙法西斯主义
·成立苏维埃
·争取在西班牙成立苏维埃
·苏维埃与立宪国会
·西班牙革命
·实现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抵制的策略
·工人共和国与立宪国会
·贝伦盖尔的辞职
·士兵代表会与工人代表会
·直言不讳
第二部从共和国到内战
·西班牙共产主义者的“十诫”
·共和国政府的镇压措施
·加泰罗尼亚联盟
·力争实现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团结！
·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的进步性
·需要系统地报道当地动态
·西班牙革命与威胁它的险情
·关于西班牙革命的日常讨论
·无政府工团主义与加泰罗尼亚联盟
·评“工农同盟”政纲
·革命的性质
·“打倒萨莫拉—毛拉！”
·毛林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
·西班牙大选的结果及由此产生的策略
·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与加泰罗尼亚联盟
·加泰罗尼亚民族问题
·斯大林派的转变？
·罢工在革命中的作用
·再谈苏维埃与“巴尔干化”
·是要狭窄的还是广泛的派别组织？
·致《苏维埃》的贺信
·西班牙的领导层危机
·评西班牙支部的工作
·致西班牙左翼反对派大会
·西班牙支部的国际关系
·致西班牙青年
·西班牙的“科尔尼洛夫”与斯大林派
·左翼反对派的现状
·西班牙支部的问题
·致拉克鲁瓦同志
·致西班牙左翼反对派全体成员
·宁同志的所作所为是不可容忍的
·关于打入社会党
·议会改良主义的后果
·面临重大事件时的消极无为
·致一位同志
·统工党的叛卖
·第四国际在西班牙的任务
·能不能和宁重归于好？（1）
·能不能和宁重归于好？（2）
·统工党与人民阵线
第三部内战
·内战中的人民阵线
·致国际书记处
·人民阵线的反动的怯懦
·西班牙的教训
·致让·鲁
·争取在加泰罗尼亚进行合作
·答阿瓦斯通讯社记者
·制胜的战略
·关于即将召开的巴塞罗那大会
·致《工人斗争》编辑部
·内战中的革命战略
·西班牙革命还有胜算吗？
·巴塞罗那起义
·格伯乌特务杀害了安德列乌·宁
·西班牙内战
·用西班牙革命的经验来考验思想与个人
·简析西班牙形势
·致詹姆斯·帕·坎农
·普通的极左派与特别不可救药的极左派
·统工党与成立苏维埃的号召
·救援遭到斯大林—内格林迫害的西班牙革命者
·革命的日程表
·西班牙的教训：最后警告
·第五个轮子
·倒打一耙的叛徒
·西班牙的悲剧
·西班牙、斯大林与叶若夫
·帝国主义的秘诀
·再谈西班牙革命失败的原因
·左翼中派主义的罪过
·答西碧尔·文森特
·他们的朋友米亚哈
·逆流而上
·苏联当权派的反革命角色
·最大的罪过
·绝不能信任内格林政府
·阶级、先锋党与政治领导
附录托洛茨基与宁的通信
·代序
·托洛茨基写给宁的信
·宁写给托洛茨基的信 |
托洛茨基：法西斯主义——它是什么？如何来对付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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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主义
——它是什么？如何来对付它？
托洛茨基
简介（GeorgeLavanWeissman）
法西斯主义——它是什么
墨索里尼是如何胜利的
德国的法西斯隐患
一则寓言
德国警察和军队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资产阶级民主的崩溃
小资产阶级害怕革命吗？
工人武装及其敌人
展望美国
建立革命党！
注释
Thefirstcompilationunderthistitle["FASCISM--WhatItIsandHowToFightIt"]wasprintedbyPioneerPublishersinAugust1944andreprintedin1964.
ThisrevisedcompilationwaspublishedinApril1969.
Manufacturedinthe
UnitedStatesofAmerica
ISBN0-87348-106-2
SecondPrinting,
March1970
Thirdprinting,
January1972
Fourthprinting,June
1974
Fifthprinting,
February1976
Sixthprinting,
November1979 |
《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目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9卷（1920年5月—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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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前言
1920年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
·在卡·马克思纪念碑奠基典礼上的讲话（1920年5月1日）
·在劳动解放纪念碑奠基典礼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920年5月1日）
·在扎戈尔斯基工人宫开幕式上的讲话（1920年5月1日）
·从莫斯科—喀山铁路的第一次星期六义务劳动到五一节全俄星期六义务劳动（1920年5月2日）
·对开往波兰战线的红军战士的讲话（1920年5月5日）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工会和工厂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1920年5月5日）
·给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政府的电报（1920年5月5日）
·致印度革命协会（1920年5月10日）
·在莫斯科第一机枪训练班红色指挥员第十一届毕业典礼上的讲话（1920年5月12日）
·在罗戈日－西蒙诺沃区工人、红军战士扩大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20年5月13日）
·人民委员会关于收购原料的决定草案（1920年5月25日）
·对合理分配劳动居民住房的办法的法令草案的意见（1920年5月25日）
·给英国工人的信（1920年5月30日）
·同日本记者、《大阪朝日新闻》代表中平良的谈话（1920年6月3日）
·同日本记者、《大阪每日新闻》和《东京日日新闻》代表布施胜治的谈话（1920年6月3日或4日）
·《共产主义》（1920年6月12日）
·在全俄农村工作干部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20年6月12日）
·关于俄共（布）在土耳其斯坦的任务（1920年6月）
·关于处分哥尔克疗养院院长厄·雅·韦威尔的决定（1920年6月14日）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1920年6月19日）
·致全俄粮食工作会议主席团（1920年7月1日）
·援助红军伤员！（1920年7月2日）
·给英国共产党临时联合筹备委员会的回信（1920年7月8日）
·俄共（布）中央全会关于彼得格勒公社和彼得格勒苏维埃冲突问题的决定草案（1920年7月16日）
·在彼得格勒卡·李卜克内西和罗·卢森堡纪念碑奠基典礼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920年7月19日）
·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文件（1920年6—7月）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1920年7—8月）
·同一位外国记者的谈话（1920年7月20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共产国际》杂志登载的阿·马·高尔基的文章的决定草案（1920年7月31日）
·同霍华德·朗格塞特的谈话（1920年8月14日）
·给奥地利共产党人的信（1920年8月15日）
·关于军事问题的几条建议（不早于1920年8月20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的命令的决定（1920年8月20日和24日之间）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1920年8—9月）
·在全俄教育和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时局的报告的片断（1920年9月1日）
·答《每日新闻报》记者塞格鲁先生（1920年9月8日）
·对《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向波兰提出媾和建议问题的声明草案初稿》的修改和补充（不晚于1920年9月22日）
·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文献（1920年9月）
·给德国和法国工人的信（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讨论）（1920年9月24日）
·青年团的任务——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20年10月2日）
·在制革业职工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20年10月2日）
·告乌克兰贫苦农民书（1920年10月2日）
·同威廉·波尔的谈话（1920年10月6日）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1920年10月）
·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关于共和国国内外形势的报告（1920年10月9日）
·就亚美尼亚形势问题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建议（1920年10月12日或13日）
·同路易丝·布赖恩特的谈话（1920年10月13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俄共（布）在东方各民族聚居地区的任务问题的决定草案（1920年10月13日或14日）
·在莫斯科省的县、乡、村执行委员会主席会议上的讲话（1920年10月15日）
·给乌克兰苏维埃政府和南方面军司令部的电报（1920年10月16日）
·关于党的当前任务的意见（1920年10月19日）
·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1920年10月20日）
·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恢复波罗的海舰队问题的决定草案（1920年10月23日）
·人民委员会关于苏维埃职员的劳动口粮和粮食定量问题的决定草案（1920年10月23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的决定草案（1920年10月26日）
·关于建立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之间的联系（1920年10月和11月）
·同阿古尔斯基的谈话（1920年10月28日以前）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决定草案（1920年10月28日）
·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局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20年11月3日）
·论意大利社会党党内的斗争（1920年11月4日和12月11日）
附录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增补部分的要点（不晚于1920年5月12日）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材料（1920年6一7月）
·俄共(布)莫斯科组织党员重新登记表
·《列宁全集》第39卷年表（1920年5月1日—11月5日）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目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1921年6月—1922年3月）
目录
·凡例
·前言
1921年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献（6—7月）
1．关于俄共策略的报告提纲（6月13日）
1．俄罗斯联邦所面临的国际形势
2．国际范围内阶级力量的对比
3．俄国阶级力量的对比
4．俄国无产阶级和农民
5．俄罗斯联邦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军事联盟
6．向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正常经济关系过渡
7．苏维埃政权容许资主义和租让制存在的意义和条件
8．我国粮食政策的成就
9．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和俄罗斯电气化计划
10．资的同盟者“纯粹民主派”即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作用
2．对共产国际《关于策略问题的提纲》草案的意见
（1）给格·叶·季诺维也夫的信（6月10日）
（2）两点建议（7月6日）
3．对《关于各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工作方法和工作内容的提纲》草案的意见
（1）给奥·威·库西宁的信（6月10日）
（2）给奥·威·库西宁和威·克南的信（7月9日）
4．关于意大利问题的讲话（6月28日）
5．捍卫共产国际策略的讲话（7月1日）
6．关于俄共策略的报告（7月5日）
7．在有俄共（布）中央委员参加的德国代表团会议上的发言（7月9日）
8．在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意大利代表团联席会议上的讲话（7月11日）
·对人民委员会《关于苏维埃机关职员实行集体劳动报酬制的决定草案》的补充（1921年6月28日）
·人民委员会关于修缮大剧院的决定（1921年6月30日）
·关于国家经济“计划”的几点想法（1921年7月4日）
·就企业奖励问题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建议（1921年7月8日）
·关于战胜饥荒的措施和加强经济工作的意见（不晚于1921年7月9日）
·对人民委员会关于由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组织商品交换的决定草案的意见（1921年7月15日）
·给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代表大会的贺信（1921年7月16日）
·给革命职业工会和产业工会第一次国际代表大会的贺信（1921年7月18日）
·对《关于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提纲草案》的修改意见（1921年7月21日）
·就西伯利亚领导机构问题向俄共（布）中央提出的建议（1921年7月28日）
·告国际无产阶级书（1921年8月2日）
·告乌克兰农民书（1921年8月2日）
·关于“出版自由”给Г．米雅斯尼科夫的信（1921年8月5日）
·对费·埃·捷尔任斯基关于运输业问题的几点结论的意见（1921年8月8日）
·致托马斯·贝尔同志（1921年8月13日）
·给德国共产党员的一封信（1921年8月14日）
·新的时代和新形式的旧错误（1921年8月20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对外贸人民委员部进行调查的决定草案（1921年8月23日）
·就温格恩一案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建议（1921年8月26日）
·就生活服务项目收费问题给小人民委员会的信（1921年8月27日）
·给叶·萨·瓦尔加的便条并附关于建立国际工人运动问题情报所的提纲（1921年8月31日）
·给中央统计局的信（1921年8—9月）
1．给中央统计局局长的信和给秘书的指示（8月16日）
2．给中央统计局局长或副局长的信和给秘书的指示（9月1日）
·给《经济生活报》编辑部的信（1921年9月1日）
·关于欧洲工人的捐款（1921年9月）
1．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9月2日）
2．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9月3日）
·给维·米·莫洛托夫的便条并附俄共（布）中央政治关于复照努兰斯的决定草案（1921年9月4日）
·对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给粮食人民委员部的指示的决定草案的补充（1921年9月5日或6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动用黄金储备问题的决定草案（1921年9月）
1．9月7日草拟的决定
2．9月14日草拟的决定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自由出售莫斯科库存书籍的决定草案（1921年9月13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莫斯科联合企业公司的决定草案（1921年9月13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组建国营托拉斯的决定草案（1921年9月14日）
·关于推荐人问题给维·米·莫洛托夫的便条（1921年9月15日）
·关于清党（1921年9月20日）
·给瓦·弗·古比雪夫的信和美国来俄工人的保证书草稿（1921年9月22日）
·关于工农检查院的任务、对任务的理解和执行的问题（1921年9月27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远东共和国问题的决定草案（1921年10月7日或8日）
·关于考察党员负责干部的一条意见（1921年10月8日）
·致全俄电气技术人员第八次代表大会主席团（1921年10月8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乌克兰种植甜菜问题的指示草案（1921年10月10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社会保险的决定草案（1921年10月10日）
·关于拨给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口粮和资金问题的信（10月10日）
·就指派中东铁路谈判代表问题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提出的建议（10月11日）
·关于同鲁特格尔斯小组达成协议问题的信（10月12日）
·就鲁特格尔斯的建议给政治局委员的信（10月12日和15日之间）
·十月革命四周年（10月14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调派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去做粮食工作的决定草案（10月14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处理巴库和阿塞拜疆的派别斗争的决定草案（10月15日）
·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在全俄政治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0月17日）
苏维埃政权和俄国共产党的急剧转变
1918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论农民的作用
我们的错误
战略退却
新经济政策的含义
谁将取得胜利——是资本家还是苏维埃政权？
斗争还将更加残酷
是最后的斗争吗？
我们不应该指望直接采用共产主义的过渡办法
同个人利益结合和个人负责的原则
我们是否能为自己工作？
过时的方法
最大的奇迹1
政治育工作者的任务
三大敌人
第一个敌人——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
第二个敌人——文盲
第三个敌人——贪污受贿
军事任务和文化任务的区别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成立统一的租让事务委员会的决定草案（10月17日）
·给瓦·米·米哈伊洛夫的便条并附俄共（布）中央关于同鲁特格尔斯小组达成协议问题的决定草案（10月19日）
·对同美国救济署达成的关于向俄国寄送食物包裹的协议草案的意见（10月19日）
·给波兰共产党人的信（10月19日）
·关于物色货币流通问题的谘询人员（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草案）（10月20日）
·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福勒式犁的决定草案（10月21日）
·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向劳动国防委员会呈送报告和图表问题的决定（10月21日）
·给格·瓦·契切林的便条和在苏维埃政府关于承认外债的声明草案上的批注（10月24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纺织工业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10月27日）
·就吸收美国资建厂问题给瓦·米·米哈伊洛夫的便条（10月28日）
·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10月29日）
1．报告
2．总结发言
·《按商业原则办事》一文提纲（10—11月）
·一篇文章或讲话的两份纲要（10月和11月5日之间）
·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11月5日）
·人民委员会关于1922年财政计划和纸币发行计划的决定草案（11月5日和18日）
·同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谈话（11月5日）
·在普罗霍罗夫纺织厂工人庆祝十月革命四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1月6日）简要报道
·在哈莫夫尼基区工人、红军士兵和青年庆祝十月革命四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1月7日）
·在电力三厂（原“狄纳莫”厂）工人庆祝十月革命四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1月7日）简要报道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工会文化部同政治育委员会的相互关系问题的决定草案（11月8日）
·就对外贸易垄断问题给瓦·米·米哈伊洛夫的批示（11月9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乌克兰粮食工作的决定草案——给瓦·米·米哈伊洛夫的便条（11月9日）
·关于接受国联药品和防疫器材一事的批语（11月12日）
·关于党的机关同司法侦查机关的相互关系——给维·米·莫洛托夫的便条（11月）
1．11月14日的便条
2．11月19日的便条
·对关于对诬告的处分的法令草案的补充（11月14日和24日之间）
·对关于实行报纸收费的法令草案的意见（11月15日）
·《新经济政策问题（两篇老文章和一篇更老的跋）》一书序言（11月16日）
·一本有才气的书（11月22日）
·就同施泰因贝格签订合同问题给人民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的信（11月23日）
·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的两项建议——给维·米·莫洛托夫的便条（11月26日）
·关于劳动国防委员会增设副主席的问题——给亚·德·瞿鲁巴的信和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便条（11月28日和30日）
·对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成立外高加索共和国联邦的决定草案的修改意见——给斯大林的便条（11月28日）
·在莫斯科省第一次农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1月29日）
·对成立工资基金审定委员会的建议的修改意见（11月29日）
·对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关于经济政策的提纲的意见（11月29日）
·对资源利用委员会主席的报告的意见（11月30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决定草案初稿（12月1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的决定草案（12月1日）
·关于俄共历史的意见（12月1日）
·就批判“集体主义者”纲领问题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信（12月2日）
·关于“活的联系”的一封信（12月3日）
·关于同意大利契托－契涅马电影公司谈判的一封信（12月5日）
·对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磨粉厂问题的决定草案的补充（12月5日）
·对统一战线提纲的意见（12月6日）
·论法国共产党的土地问题提纲（12月11日）
·给东方各民族宣传及行动委员会的信（不早于12月17日）
·关于清党和入党条件给彼·安·扎卢茨基、亚·亚·索尔茨和全体政治局委员的信（12月19日）
·对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会议关于清党的决议草案的意见（12月22日）
·就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国际形势的决议问题给政治局的信（12月22日）
·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文献（12月）
1．关于共和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工作报告（12月23日）
2．在非党代表的会议上的讲话（12月26日）
3．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经济工作问题的指令（12月28日）
·关于英国工党的政策（12月27日）
·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提纲草案（12月30日—1922年1月4日）
草案
1．新经济政策和工会
2．无产阶级国家中的国家资主义和工会
3．改行所谓经济核算的国营企业和工会
4．无产阶级在承认土地工厂等的私有制、由资本家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中进行的阶级斗争同在不承认土地和多数大企业的私有制、由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中进行的阶级斗争之间的重大区别
5．恢复工会的自愿入会制
6．工会和企业管理
7．工会的作用和工会怎样参加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机关和国家机关
8．联系群众是工会一切工作的基本条件
9．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工会处境的矛盾
10．工会和专家
11．工会和小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影响
1922年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弗·瓦·奥登博格尔案件的决定草案（1月4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指示草案（1月9日和12日之间）
·关于给下诺夫哥罗德无线电实验室拨款问题的意见（1月12日）
·致达吉斯坦劳动者（1月12日）
·对电影事业的指示（1月17日）
·关于施泰因贝格在租让企业中行使职权问题给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1月）
1．1月17日的信
2．1月23日的信
·关于改革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和小人民委员会的工作问题给亚·德·瞿鲁巴的信（1—2月）
1．1月24日的信
2．2月15日的信
3．2月20日的信
4．2月20—21日的信
5．2月21日的信
6．2月27日的信
·为查对戛纳决议给格·瓦·契切林的信（1月26日）
·就委派米·伊·加里宁视察乌克兰问题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建议（1月27日）
·关于采纳“非党人士”的宣传计划的建议（1月27日）
·给热那亚会议代表团副团长和全体团员的指示草案（2月1日）
·关于参加三个国际的代表会议问题给尼·伊·布哈林和格·叶·季诺维也夫的信（2月1日）
·关于反对战争的问题（2月4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热那亚会议的决定草案（2月4日）
·关于登载介绍帕尔乌斯小册子的电讯（2—3月）
1．致莫洛托夫同志（并转政治局委员）（2月4日）
2．在格·瓦·契切林来信上写给尼·彼·哥尔布诺夫的批示（2月27日）
3．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3月11日）
·俄共（布）中央给出席热那亚会议的苏维埃代表团的指示草案（2月6日）
·就俄共（布）中央给出席热那亚会议的苏维埃代表团的指示给格·瓦·契切林的信（2月7日）
·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的两项建议给维·米·莫洛托夫的便条（2月11日）
·关于加强格鲁吉亚红军问题给格·康·奥尔忠尼启则同志的信（2月13日）
·在尼·列·美舍利亚科夫信上作的批注和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草案（2月14日）
·关于俄共（布）中央统计处和登记分配处的工作问题给维·米·莫洛托夫的信（2月14日）
·就热那亚会议问题给格·瓦·契切林的信（2月15日）
·关于对沙季洛沃燕麦托拉斯贷款问题给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信（2月17日）
·关于司法人民委员部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任务给德·伊·库尔斯基的信（2月20日）
·就俄罗斯联邦民法典问题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2月22日）
·关于批准拉姆津教授出国治疗的建议（2月23日）
·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全会关于参加三个国际的代表会议的决议草案的意见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信（2月23日）
·俄共（布）中央关于出席热那亚会议的苏维埃代表团的任务的决定草案（2月24日）
·给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便条和关于致意大利照会的决定草案（2月24日）
·关于热那亚会议问题的建议给约·维·斯大林和列·波·加米涅夫的便条（2月25日）
·给德·伊·库尔斯基的信并附对民法典草案的意见（2月28日）
·对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的决定草案的意见给约·维·斯大林的信（2月28日和3月16日之间）
·政论家札记（论攀登高山，论灰心的害处，论贸易的好处，论对孟什维克的态度等等）（2月底）
一打个比方
二不用比喻
三论捉狐狸；论莱维；论塞拉蒂
关于《政论家札记》一文的几点设想
·就民法典问题给亚·德·瞿鲁巴的信（3月1日）
·就财政人民委员部的提纲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3月3日）
·就对外贸易垄断制和外贸工作问题给列·波·加米涅夫的信（3月3日）
·就索柯里尼柯夫的建议写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意见（3月5日）
附录
·关于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材料（1921年6—7月）
1．对共产国际《关于策略问题的提纲》草案的初步意见（不晚于6月10日）
2．笔记和发言提纲（6月22日—7月12日）
3．《关于意大利问题的讲话》提纲（6月28日）
4．一篇拟写文章的提纲（不晚于7月11日）
5．《在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意大利代表团联席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不晚于7月11日）
6．在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意大利代表团联席会议上作的笔记（7月11日）
·论“丧失阶级特性”的小册子的提纲（6月）
·《关于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提纲草案》和列宁的修改意见（7月21日）
·粮食估算（9月）
·关于南方钢铁托拉斯的札记（不晚于10月11日）
·《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提纲（10月14日以前）
·《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报告提纲（10月17日以前）
·同阿·马·高尔基谈话时记的要点（10月17日以前）
·呈送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图表（10月21日）
·《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提纲（10月29日以前）
·对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会议关于巩固党的决议草案的修改意见（12月22日）
·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共和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的报告的提纲（不晚于12月23日）
·《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提纲草案》的要点（12月28—30日）
·《政论家札记》一文的两个提纲（1922年1—2月）
·对小人民委员会工作条例草案的意见（2月）
·俄共（布）党员全国统计调查表（2月13日）
·《列宁全集》第42卷年表（1921年6月—1922年3月）
插图
·弗·伊·列宁像（1921年）
·1921年10月14日列宁《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手稿第1页
·1921年12月列宁填写的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代表登记表
·1921年6月22日—7月12日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写的《笔记和发言提纲》手稿第5页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目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7卷（1919年6月—12月）
目录
·凡例
·前言
1919年
·伟大的创举（1919年6月28日）
·关于目前形势和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全俄工会理事会和莫斯科工厂委员会代表联席会议上的报告（1919年7月4日）
·大家都去同邓尼金作斗争！（1919年7月4日和7日之间）
·论国家（1919年7月11日）
·在俄共（布）莫斯科代表会议上关于国内外形势的报告（1919年7月12日）
·论第三国际的任务——拉姆赛·麦克唐纳论第三国际（1919年7月14日）
·在霍登卡卫戍部队非党红军战士代表会议上关于国内外形势的讲话（1919年7月15日）
·人民委员会关于拨给火灾保险局经费的决定（1919年7月18日）
·给人民委员会秘书处的指示（1919年7月19日）
·答美国记者问（1919年7月20日）
·关于粮食状况和军事形势——在工厂委员会、工会理事会代表、莫斯科中央工人合作社和“合作社”协会理事会代表的莫斯科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19年7月30日）
·在全俄教育工作者和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9年7月31日）
·在下房里（1919年7月）
·对农业人民委员部修改工作细则的指示（不晚于1919年8月5日）
·在非党工人红军战士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19年8月6日）
·致塞拉蒂同志和拉查理同志（1919年8月19日）
·为战胜高尔察克告工农书（1919年8月24日）
·给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的信1919年8月28日
·论粮食自由贸易（1919年8月）
·中央政治局关于同马蒙托夫作斗争的措施的决议草案（1919年9月初）
·在巴斯曼、列福尔托沃、阿列克谢耶夫、索科利尼基四个区非党工人红军战士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19年9月3日）
·人民委员会关于中央纺织工业委员会由集体管理制改行个人管理制的决定草案（1919年9月4日）
·资产阶级如何利用叛徒（1919年9月20日）
·格·季诺维也夫《论我党党员人数》一文序言（1919年9月21日）
·致美国工人（1919年9月23日）
·论苏维埃共和国女工运动的任务——在莫斯科市非党女工第四次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19年9月23日）
·人民委员会关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之间争执的决定草案（1919年9月30日）
·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俄共（布）党团和粮食人民委员部俄共（布）党团会议关于食品收购总结的决定草案（1919年10月2日）
·彼得格勒工人的榜样（1919年10月3日）
·答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问1919年10月5日
·合作社问题上的要求（1919年10月9日）
·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1919年10月10日）
·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1919年10月11日）
·同阿富汗特命大使穆罕默德·瓦利·汗的谈话（1919年10月14日）
·在莫斯科苏维埃大楼阳台上对应征入伍的工人共产党员的讲话（1919年10月16日）
·告彼得格勒工人和红军战士（1919年10月17日）
·人民委员会关于拨给莫斯科市执行委员会经费的决定（1919年10月18日）
·告红军战士同志们（1919年10月19日）
·莫斯科征收党员周的总结和我们的任务（1919年10月21日）
·对开赴前线的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工人共产党员的讲话（1919年10月24日）
·对开赴前线的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学员的讲话（1919年10月24日）
·给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指令1919年10月24日
·对开赴前线的社会教育训练班学员的讲话（1919年10月28日）
·致洛里欧同志和所有参加第三国际的法国朋友（1919年10月28日）
·就分裂问题给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致保尔·莱维、克拉拉·蔡特金、埃贝莱因三位同志和德国共产党全体中央委员（1919年10月28日）
·致加入过统一的“德国共产党”而现在组成新党的共产党员同志们（1919年10月28日）
·致塞拉蒂同志和全体意大利共产党员（1919年10月28日）
·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的提纲（1919年9—10月）
·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1919年10月30日）
·向彼得格勒工人致敬（1919年11月5日）
·苏维埃政权和妇女的地位（1919年11月6日）
·苏维埃政权成立两周年（1919年11月7日）
·十月革命两周年——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各工厂委员会联合庆祝大会上的讲话（1919年11月7日）
·致土耳其斯坦共产党员同志们（1919年11月7—10日）
·人民委员会关于火灾保险局经费问题的决定（1919年11月10日）
·关于统一林业机构问题的建议（1919年11月11日）
·与燃料危机作斗争——给各级党组织的通告信（1919年11月8日和13日之间）
·在全俄党的农村工作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919年11月18日）
·人民委员会关于收购马铃薯的决定草案（1919年11月18日）
·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19年11月22日）
·俄共（布）中央全会决定草案（1919年11月29日）
·俄共（布）中央全会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组成的决定草案（1919年11月29日）
·俄共（布）中央关于乌克兰苏维埃政权的决议（1919年11月29日）
·对人民委员会关于改善铁路运输管理的法令草案的补充（1919年12月2日）
·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文献（1919年12月）
·在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9年12月4日）
·关于粮食部门工作的决议草案（1919年12月6日）
·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文献（1919年12月）
附录
·《论第三国际的任务》一文提纲（1919年7月14日以前）
·《在全俄教育工作者和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的提纲（不早于1919年7月26日）
·《在下房里》一文提纲（1919年7月）
·《论粮食自由贸易》一文提纲（1919年8月）
·《彼得格勒工人的榜样》一文提纲
·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的几个提纲（1919年9—10月）
·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部分代表的会议上作的笔记（1919年11月21日）
·对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俄共（布）党团委员会条例草案的意见（不早于1919年12月4日）
·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材料（1919年12月）
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报告的提纲（不晚于12月5日）
总结发言的提纲（12月6日）
·人民委员会关于莫斯科食品供应的决定草案初稿（12月6日）
·《列宁全集》第37卷年表（1919年6月28日—12月15日） |
《列宁全集》第十四卷——目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4卷（1906年9月—1907年2月）
目录
·凡例
·前言
1906年
·游击战争（1906年9月30日〔10月13日〕）
·新的政变在酝酿中！（1906年9月30日〔10月13日〕）
·关于游击战争的问题（1906年9月30日〔10月13日〕）
·俄国政党分类尝试（1906年9月30日〔10月13日〕）
·评《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号（1906年10月初
·事后聪明的俄国激进派！（1906年10月18日〔31日〕）
·谈谈立宪民主党代表大会的结果（1906年10月29日〔11月11日〕）
·革命界的小市民习气（1906年10月29日〔11月11日〕）
·马尔托夫和切列万宁在资产阶级报刊上的言论（1906年10月）
·关于召开党的紧急代表大会（1906年11月10日〔23日〕）
·历史是怎样写的……（1906年11月10日〔23日〕）
·《社会民主党和选举运动》一文附言（1906年11月10日〔23日〕）
·社会民主党和选举协议（1906年11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会议（“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文献（1906年11月）
·告选民书草案（1906年11月23日〔12月6日〕）
·论同立宪民主党的联盟（1906年11月23日〔12月6日〕）
·同立宪民主党化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和党的纪律（1906年11月23日〔12月6日〕）
·阿尔马维尔社会民主党人是怎样进行选举运动的？（1906年11月23日〔12月6日〕）
·把谁选入国家杜马？（1906年11月23日〔12月6日〕）
·新的参议院说明（1906年12月7日〔20日〕）
·孟什维主义的危机（1906年12月7日〔20日〕）
·工人代表大会和同社会革命党的合并（1906年12月20日〔1907年1月2日〕）
·无产阶级及其在俄国革命中的同盟者（1906年12月20日〔1907年1月2日〕）
·谈谈崩得机关报上的一篇文章（1906年12月20日〔1907年1月2日〕）
·政府伪造杜马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906年12月20日〔1907年1月2日〕）
·政治形势和工人阶级的任务（1906年12月24日〔1907年1月6日〕）
·工人政党的任务和农民（1906年12月28日〔1907年1月10日〕）
·威·李卜克内西的小册子《不要任何妥协，不要任何选举协议！》的俄译本序言（1906年12月）
·卡·考茨基的小册子《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的俄译本序言（1906年12月）
·各资产阶级政党和工人政党是怎样对待杜马选举的？（1906年12月31日〔1907年1月13日〕）
1907年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上就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中达成选举协议问题的报告（1907年1月6日〔19日〕）
·普列汉诺夫和瓦西里耶夫（1907年1月7日〔20日〕）
·彼得堡工人政党的选举运动（1907年1月14日〔27日〕）
·社会民主党和杜马选举（1907年1月13—14日〔26—27日〕）
·“你会听到蠢人的评判……”（1907年1月15）
·彼得堡社会民主党的选举运动（1907年1月18）
·步步下降（1907年1月19日〔2月1日〕）
·31个孟什维克的抗议书（1907年1月19日或20日〔2月1日或2日〕）
·彼得堡的选举和31个孟什维克的伪善面目（1907年1月20日〔2月2日〕）
·在彼得堡选举中如何投票？（彼得堡的选举是否有黑帮胜利的危险？）（1907年1月25日〔2月7日〕)
·彼得堡的选举和机会主义的危机（1907年1月25日〔2月7日〕）
·彼得堡工人选民团的选举（1907年1月30日〔2月12日〕）
·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在圣彼得堡工人选民团选举中的斗争（1907年1月30日〔2月12日〕）
·在彼得堡选举中如何投票？（1907年2月4日〔17日〕）
·关于莫斯科选举的初步材料（1907年2月4日〔17日〕）
·政治上的利德瓦尔事件（1907年2月4日〔17日〕）
·彼得堡选举的意义（1907年2月4日[17日]）
·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1907年2月5日〔18日〕）
·第二届杜马和第二次革命浪潮（1907年2月7）
·彼得堡选举的总结（1907年2月9）
·彼得堡工人选民团的选举总结（1907年2月11日〔24日〕）
·谈谈彼得堡市莫斯科区第二届杜马选举的总结（1907年2月11日〔24日〕）
·关于南俄工人选民团选举的一些资料（1907年2月11日〔24日〕）
·在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上关于杜马运动和杜马策略问题的报告（1907年3月4日〔17日〕）
·列宁全集第14卷年表（1906年9月—1907年2月） |
〔苏〕列夫·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1930）（丁笃本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chm电子书下载
俄国革命史
〔苏〕列夫·托洛茨基著丁笃本译
报据纽约单子出版社1976年俄文版译出
商务印书馆2014年出版
出版说明
由纽约单子出版社出版的《俄国革命史》，是柏林出版的全部三卷本〈1930—1933年）合为一册的重印本。其中包括一份作为附录的文献，是托洛茨基的文学遗产之一。据作者说明，它是对第二卷第二部分第395页第16行的注释。附录是哈佛大学托洛茨基档案馆打印原稿的照相复制品，并经哈佛大学图书馆许可发表。现在这个版本还包括一份勘误表，它对柏林版本原勘误表做了增补。增补的勘误表是根据作者本人给《俄国革命史》所做的短注编成的。［注：译文按勘误表做了修正，因此原勘误表已经删除。——译者］
第一卷二月革命
俄文版前言
前言
第一章俄国发展的特殊性
第二章战争时期的沙皇俄国
第三章无产阶级和农民
第四章沙皇与皇后
第五章宫廷政变的念头
第六章君主制度的最后挣扎
第七章1917年2月23—27日的五天时光
第八章谁领导了二月起义？
第九章二月革命的离奇现象
第十章新政权
第十一章两个政权并存
第十二章苏维埃执行委员会
第十三章军队与战争
第十四章当权者与战争
第十五章布尔什维克和列宁
第十六章重新武装党
第十七章“四月危机”
第十八章第一届联合政府
第十九章进攻
第二十章农民
第二十一章群众的进展
第二十二章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六月示威
结语
—附录—
附录一第一章参考材料
附录二第十六章附录
附录三致加利福尼亚大学A．考恩教授的一封信
第二卷十月革命第一部分
前言
第一章“七月危机”：酝酿和开始
第二章“七月危机”：顶点与破灭
第三章布尔什维克能在7月夺取政权吗？
第四章大肆诬告的一个月
第五章反革命势力抬头
第六章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俄国革命中的波拿巴主义分子）
第七章莫斯科国务会议
第八章克伦斯基的阴谋
第九章科尔尼洛夫叛乱
第十章资产阶级与民主派的力量较量
第十一章处于打击之下的群众
第十二章巨浪翻腾
第十三章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
第十四章最后一届联合政府
第三卷十月革命第二部分
第一章十月革命前的农民
第二章民族问题
第三章退出预备国会和为苏维埃代表大会而斗争
第四章军事革命委员会
第五章列宁号召举行起义
第六章起义的艺术
第七章占领首都
第八章攻占冬宫
第九章十月起义
第十章苏维埃专政的代表大会
结语
—附录—
一官僚制度的传奇
二一国建设社会主义
三“不断革命”理论问题的历史问答
四1905年《总结与展望》一文摘录
五单子出版社的附件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新青年网站制作—— |
《列宁全集》第八卷——目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8卷（1903年9月—1904年7月）
目录
·凡例
·前言
1903年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事（1903年9月上半月）
·致记录委员会（9月21日〔10月4日〕）（1903年9月21日〔10月4日〕）
·致记录委员会（9月23日〔10月6日〕）（1903年9月23日〔10月6日〕）
·最高的无耻和最低的逻辑（1903年10月1日〔14日〕）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告反对派成员书草稿（1903年10月13日〔26日〕以前）
·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1903年10月）
·没有提交的声明（1903年10月29日）
·党总委员会的决定（1903年11月1日于日内瓦）
·关于辞去党总委员会委员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的职务的声明（1903年10月19日〔11月1日〕）
·崩得在党内的地位（1903年10月22日〔11月4日〕）
·民粹派化的资产阶级和惊慌失措的民粹派（1903年10月29日和11月5日〔11月11日和18日〕之间）
·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1903年11月5日〔18日〕）
·没有发表的声明（1903年11月14日〔27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给国外同盟领导机关、国外党的协助小组和全体党员的信（不早于1903年11月16日〔29日〕）
·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1903年11月25日〔12月8日〕）
·我为什么退出了《火星报》编辑部？（1903年11月25日和29日〔12月8日和12日〕之间）
·谈谈新《火星报》的立场（1903年12月下半月）
1904年
·《就我们的组织任务给一位同志的信》序言（1904年1月）
·《就我们的组织任务给一位同志的信》后记（1904年1月）
·告党员书（1904年1月4日和10日〔17日和23日〕之间）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总委员会文献（1月）（1904年1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按语（1904年1月16日〔29日〕）
·告全党书（不早于1月18日〔31日〕）（不早于1月18日〔31日〕）
·告俄国无产阶级书（1904年2月3日〔16日〕）
·关于退出《火星报》编辑部的一些情况（1904年2月20日于日内瓦）
·关于巴黎公社的报告的三个提纲（1904年3月9日〔22日〕以前）
·五一节（1904年4月2日〔15日〕）
·进一步，退两步（1904年2—5月）
·给中央委员的信（1904年5月13日〔26日〕）
·三个中央委员的声明（1904年5月13日〔26日〕）
·告全党书（1904年5月下半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总委员会文献（1904年5—6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国外代表关于移交权力的声明（1904年7月28日）
附录
·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材料（1903年9—10月）
·《民粹派化的资产阶级和惊慌失措的民粹派》一文材料（1903年10月29日和11月5日〔11月11日和18日〕之间）
·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的内容要点（1903年11月7日和19日〔11月—20日和12月2日〕之间）
·《进一步，退两步》一书材料（1904年1—2月）
·《关于退出〈火星报〉编辑部的一些情况》一信的片断异文（不晚于1904年2月7日〔20日〕）
·列宁全集第8卷年表（1903年9月—1904年7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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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到哪里去（托洛茨基，1930年11月1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左派反对派北方区委北京大学支部机关报《火星报》（1932）->第一期相关链接：托洛茨基
中国革命到哪里去
托洛茨基
（1930年11月10日）
（本篇乃托洛茨基前年冬季之作，丝毫尚未失去时间性，因其重要，故特转载。）
最近几个月以来，中国南方若干省又发生大规模的农民运动，不仅世界无产阶级的报纸充满了这个斗争的消息，而且敌人的报纸也是如此。被欺骗的、被打败的、被摧残的中国革命表明他还活着。我们希望领导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重新抬头之时期，不是好久以后的事情了。为准备这个时期起见，必须适合时机的提出中国革命诸问题于世界工人阶级的议事日程。
我们国际左派共产主义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派）认为我们的责任，现在即须大声疾呼以唤起一切共产党人以及一切前进的革命工人注意这个世界大国的解放任务，同时须预防共产国际中站在领导地位的一派小组织之错误政策，这个错误政策显然要危害未来的中国革命，正像以前葬送了一九二五—二七年的革命一样。
中国革命在乡村复兴之征兆，乃是中国革命具有内心势力和广大可能性之证明。但问题乃在于将这个可能性转变为实现性。中国革命胜利之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明白了解，现在发生些什么，换句话说，即要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来估定各种势力的作用，并要正确的估定革命斗争，究竟达到什么阶段。在这两方面，共产国际的领导机关都走错了。
斯大林派的报纸充满了“苏维埃政权”的消息，仿佛在红军保卫之下，中国一些广大省份已经成立“苏维埃”了。各国的工人热烈的庆祝这个消息。中国广大地域上苏维埃政权之成立以及中国红军之成立，自然是世界革命巨大成功。但我们应公开的和明白的说：没有这回事！
我们从幅员广阔的中国得来之消息，无论如何稀少，但我们根据马克思主义对于历史过程中内部势力之理解，都十分坚决的排斥斯大林派关于现时事变之估量，认为这个估量是错误的，而且极端有害于革命之未来发展的。
中国历史，好几世纪以来就是贫困而饥饿的农民大暴动史。二千年来，中国农民至少有五次达到完全的重新分配地权。但每次重分以后，不久又开始土地集中的过程，其结果复达到部分的或全般的暴动爆发。这种循环现象，乃是经济停滞和社会无出路之反映。
直到中国加入世界经济以后，中国民族才有新的前途。资本主义是由外面输入中国的，落后的中国资产阶级变成了外国资本和本国受残酷剥削的群众中间之媒介物。外国帝国主义者与中国资产阶级一起，将资本主义剥削方法与农奴制的强迫方法和高利贷的压制方法结合起来。斯大林派的根本观念，就在于使中国资产阶级成为国民革命领导者以反对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由此产生起来的战术，就葬送了中国革命。中国无产阶级耗费了高昂代价，才认识得一下真理，即说：中国资产阶级过去以及未来都是不能并不愿为反对所谓封建制度和帝国主义而斗争的——因为所谓“封建制度”，本身就是资产阶级剥削制度中一个极重要部分了，至于帝国主义，则资产阶级本是帝国主义的买办，而且也在帝国主义军事掩护之下的。
中国无产阶级一经明白以后，不管共产国际如何制止，立刻就趋向于独立的革命道路。资产阶级在外国帝国主义帮助之下，屠杀中国工人。首先就屠杀上海工人。资产阶级一经知道他与莫斯科的友谊也是不能麻醉农民暴动的，于是他也摧残农民运动。一九二七年的春天和夏天那几个月正是中国资产阶级惨无人道的横行时期。
斯大林派小组织惊怖于他们的错误所造成之效果，竟于一九二七年末企图一下挽救其多年所实行的错误政策，广州暴动就是这样组织起来的。领导者的出发点是说：革命仍旧高涨的，事实上革命进潮已经完全变成退潮了。广州前进工人的英勇精神，不能够补救领导者的盲动主义所造成的损失，广州暴动葬送于血海中了，中国第二次革命终于被打败了。
我们国际左派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代表，我们自始即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随后我们又以百折不挠的以无产阶级独立政策名义要求共产党退出国民党。革命高潮开始以来，我们已经要求组织工农兵苏维埃，我们要求工人领导农民暴动彻底实行土地革命。所有这些要求都被拒绝了。赞同我们意见诸同志受压迫并被开除出共产国际，而在苏联的同志则被拘禁和充军。为什么缘故呢？为便于与蒋介石同盟。
上海和武汉的反革命政变之后，我们左派共产党员曾经坚决的警告说：中国第二次革命告终，反革命暂时胜利时期到来了，此时在群众的衰败和疲劳之下，前进工人的暴动企图，必然将更有害的削弱革命势力。我们要求变攻为守，巩固党的秘密组织，参加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并以下列民主口号动员群众：中国独立、国民会议、没收土地、八小时工作制。这个政策一定能使共产党前进派逐渐医治其创伤并恢复其与工会和无组织群众的联系，以便随后全副武装的去迎接新的革命高潮。
斯大林派小组织宣布我们的政策为“取消派”的政策，而他们自己竟像历史上常有情形一样，从机会主义走到冒险主义。一九二八年二月中国革命已经是完全低落了，但那时开会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竟宣布在中国实行武装暴动。这种疯狂之结果，就是工人更加被摧残，良好的革命党人被杀戮，党陷于崩溃，工人群众失望消沉。
革命的衰落和军阀战争的暂时停顿，造成了国内某种经济活跃的可能性，工人罢工重新开始。但罢工是离党发展的，党不了解客观环境，因之完全不能够在群众面前开启新的前途，并用过渡时期的民主口号将群众联合起来。由于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之结果，现在共产党中只保留几千个工人。红色工会人数，据党自己的统计，也只有六万人，但在革命高潮那时几个月中，工会会员约在三百万人左右啊！
工人遭受反革命之打击，比农民更直接得多和悲惨得多，中国工人人数很是少的，并集中在工业中心。农民则在某种程度之下有人数众多和居住散漫二种情形足资保护。革命高潮那几年，乡村中有不少农民受到革命教育而反革命是不能杀尽这些农民的。无疑的有好多革命工人逃难隐藏在乡村里头。最近几十年来，民间也流落不少枪械，农民与地方政权或军队冲突时候，就将这些枪械拿出来，组成红色游击队。在资产阶级反革命军队中，也有部分的骚乱，甚至公然的哗变爆发，兵士各个的、成群的有时整连整营的，带着武器走到农民方面去。
因为革命被打败之后，农民运动波浪还能够蔓延于全国各省并至现在爆发为一种特殊力量，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农民的武装力量驱逐并屠杀当地所有的地主，尤其是所谓豪绅的统治阶级的地方代表，如官吏、高利贷者和富农。
当斯大林派说及农民在中国广大区域所创立的苏维埃政府时候，他们不仅表露出轻信和轻意，而且是隐蔽并曲解中国革命出路的根本问题。农民，甚至最革命的农民，不能够创立独立的政府的，农民不是跟着资产阶级走，便是跟着无产阶级走。所谓农民党不过暂时遮掩这个事实而已，但不能更改这个事实。苏维埃乃是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阶级之政权机关。这就是说农民不能够依靠自己力量来创立苏维埃政权。对于军队也是如此。农民在中国、俄国及其他国家曾经不止一次的创立了游击队，这些游击队作战时候是异常勇敢而顽强的。但这只是游击队而已，只是定着于一定省份而不能担负大规模的集中的战术行动的，必须等到无产阶级统治了国内诸重要的工业和政治中心，然后才有必要的前提来组织红军以及执行苏维埃制度于乡村里面。谁不明白这点，谁就是不懂革命。
中国无产阶级刚正开始从反革命的麻醉中脱离出来，农民运动的展开，目前大部分是对工人阶级独立而依照本身特殊规律和本身特殊步骤去进行的。可是中国革命的整个任务乃在如何将无产阶级的暴动与农民暴动在政治上结合起来并在组织上联系起来。谁要说在工业省份消沉之下，中国苏维埃革命能在南方农业省份一省或数省胜利，谁就是不明了中国革命之两大问题——工农合作问题和此合作中工人领导权问题。
农民暴动之广大涨潮无疑可以推动工业中心的政治斗争活跃起来，我们坚决的预料这个。但是无论若何不是说：无产阶级对革命兴醒将直接走到政权的夺取或争取政权的斗争。无产阶级之兴醒：初时可以带着部分经济的和政治的、防御的和进攻的斗争色彩，无产阶级，尤其他的共产党前锋队，究竟需要经过若干时日才能够成熟的成为革命的民族之领导者呢？这是不能预定的，但无论如何总不是几星期或几个月的事情。官僚的领导机关的命令，是不能代替阶级及其政党之独立生长的。
中国共产党员现在就需要一个适合于较远前途的政策。他们的任务并不在于分散其力量于农民暴动之散漫火焰里头——人数甚少力量甚弱的党总是不能笼罩这些区域的。共产党员的任务乃在于集中其力量于工厂、作坊、工人区域，向工人解释乡村事变的意义，提高疲累者和消沉者的精神，将他们团结起来为要经济要求，为民主口号并为土地革命而斗争。唯有走上这条道路，即唯有经过工人的兴醒和团结，共产党员方能够成为农民暴动的，即整个民族革命的领袖。
为助长冒险主义的幻想和掩饰无产阶级前锋队的弱点起见，斯大林就说：现在还是民主专政问题，在这个中心点上，冒险主义就完全建立在机会主义前提上面。有了国民党的教训还不够，斯大林派还假借“民主专政”名义为未来革命准备下麻醉并束缚无产阶级的新方法。
中国的前进工人提出苏维埃口号时候，曾说：我们是要照俄国工人那样去做的。斯大林派昨天还答复他们说：“不行，不行，你们有国民党，你们所要的，国民党都全可做到。”今天这些领袖则较和婉的答复他们说，“苏维埃是要组织的，但不是为无产阶级专政之用，而是为民主专政之用。”人们就拿这种话对无产阶级说，专政权将来并不操在无产阶级手里。这是说：仿佛另一种现尚未知明的力量，可以在中国实现革命的专政。民主专政的公式，就是这样大开门户让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进来重新欺骗工农。
为替“民主专政”清除道路起见，斯大林派就将中国的反革命说成为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反革命，他们以此在反革命营垒中将资产阶级除外了，换句话说：即照旧将资产阶级理想化了。事实上军阀所反映的正是中国资产阶级之利益，这种利益是不能与农奴制利益和农奴制关系分离的。中国资产阶级既与外国帝国主义发生联系。又仇视民众并惧怕革命，是不愿意或者能够拿议会制度方法来统治国家的，中国的军阀法西斯蒂正是反映中国资产阶级之反民族的和反革命的性质。中国的反革命并不是封建领主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反革命。而是一个私产者，尤其是资产阶级私产者，反对工农的反革命。
中国的无产阶级暴动，能够而且是直接反对资产阶级的暴动。中国的农民暴动比较俄国的更加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暴动。中国绝没有独立的地主阶级，土地领有者乃是资产阶级。农民暴动所直接反对的豪绅，正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及帝国主义的剥削制度之最末环节。俄国十月革命时候，最初阶段还激起整个的农民阶级起来反对地主阶级，过了几个月之后，才发生农民的内讧；在中国则每次农民暴动一开始便是贫农反对富农，即反对农村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
中国的中农是很少的，农民中百分之八十是贫农，唯有贫农能够发生革命的作用。工人不是与整个农民联盟，而只是与贫农联盟。工人和贫农的敌人是一样的——资产阶级。除开无产阶级以外，谁也不能领导贫农得到胜利。工人和贫农的共同胜利，其结果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而不会有别的政制。唯有这个政制，才能够建立苏维埃制度并组织红军——红军乃是贫农所赞助的无产阶级专政之军事上的反映。
斯大林派说：民主专政是革命的最近阶段，他随后将生长为无产阶级专政。现在这是共产国际的学说，不仅应用于中国而且应用于一切东方国家。这个学说完全离开了马克思的国家论和列宁的关于革命中国家作用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以外的民主专政，就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专政。可是要从资产阶级专政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是不能够经由和平生长的道路的。无产阶级专政唯有经由武装暴动道路，才能够推翻资产阶级的民主专政或法西斯蒂专政，取而代之。
唯有一个阶级专政之下即无产阶级专政之下，民主革命才能和平生长为社会主义革命。苏联由民主制度到社会主义制度之过渡，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进行的。在中国无产阶级专政之民主阶段到社会主义阶段之过渡，进行得较俄国还要快些，因为中国根本的民主任务比俄国还更多带有反资本主义的和反资产阶级的性质。
斯大林派显然还需要经过一次破裂，还需要再牺牲一次工人热血，才能够终于决定的宣布说：“革命已竟进至更高的阶段，其口号是无产阶级专政。”
现在谁也还不能说：在现在的农民暴动中，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回光与第三次革命的曙光结合至何种程度。谁也不能够预言：农民暴动的火焰是否能够在长久时间继续支持着直至无产阶级前锋队自己强固起来，领导工人阶级斗争，并使工人的争取政权之斗争与农民对其一切敌人的进攻相配合起来。
这次乡村运动之特点，就是农民倾向于使这次运动带上苏维埃的形式或至少苏维埃的名义，使游击队红军化。这是证明农民如何迫切的寻找一种政治形式，来帮助他们脱离以前的散漫无力的状态。共产党员可以根据这个基础而得到成效。
但必须预先明白了解：中国农民意识中笼统的苏维埃口号并非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一般说，农民是不会先天的赞成无产阶级专政。唯有斗争的经验，才能够使农民赞成无产阶级专政，斗争的经验从事实上对农民证明：农民的民主任务，除开无产阶级专政以外是不能解决的。
这便是中国共产党除非根据民主口号出发，否则不能领导无产阶级到夺取政权斗争之根本原因。
农民运动纵然挂上苏维埃的招牌，仍旧是散漫的、地方性的、省份性的，要使农民运动提高至全国规模必须使争取土地和反对军阀捐税压迫的斗争与中国独立和民族自主之观念联系起来。这种联系之民主的反映，就是全权的国民会议。在这个口号之下，共产党前锋队就可以在自己周围团结起工人、被压迫城市平民以及其中几万万贫农等广大群众，以为反对国内外压迫者之暴动。
必须等到城市革命高潮明显到来时候，才能够组织工人苏维埃。此时以前，我们只能够准备这个组织。准备就是积聚力量，现在我们只能够在彻底的勇敢的革命的民主口号之下来积聚力量。
同时我们应该向工人阶级前进分子解释，国民会议对于我们不过是革命道路上一个阶段。我们继续进行苏维埃制度形式之下的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不要忽视下一事实，即无产阶级专政将提出一些极困难的经验上和国际上问题于中国民族面前。中国无产阶级占全国人口中一小部分，比十月革命前俄国无产阶级还要大，中国资本主义比俄国的还要落后。但这困难不是拿幻想、拿冒险政策、拿对蒋介石或“民主专政”的希望所能克服的。唯有明了的思想和革命的意志，才能克服这种困难。
中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非为复建中国万里长城，在长城掩护之下建设民族的社会主义。中国无产阶级夺得了政权，就是替世界革命占夺得一座极重要关寨。中国的命运，像苏维埃的命运一样，不可看成为处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外。中国革命是极伟大希望之源泉，又是极高度的革命勇气的证验。
世界革命的事业是中国工人流血的事业！
中国革命的事业是世界无产阶级流血的事业！
一九三〇，一一，一〇。 |
共产国际的转变与德国局势（1930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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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的转变与德国局势
托洛茨基
1930年9月26日
一、最近一次转变的根源
在我们这个时代，策略转变——甚至重大转变——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其必要性根植于客观局势的突然转变（缺乏稳定的国际关系；事态剧烈的、不规则的波动；经济波动在政治领域的剧烈反映；群众在无助之感的影响下产生的冲动，等等）。与战前资本主义“有机”发展的时期相比，现在细致地观察客观局势的变化成了一项更为重要、同时也是无比困难的任务。党的领导阶层现在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位开着汽车走上崎岖的之字形山路的司机。使用错误的档位进行一次不合时宜的转弯，就会给乘客和汽车带来最严重的危险，甚至是灭顶之灾。
近些年来，共产国际的领导阶层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突然转向的例子。我们观察到的最新一例是在前几个月发生的。列宁逝世以后，促使共产国际转向的因素是什么呢？是客观局势的变化吗？不是的。可以有把握地说：从1923年开始，共产国际的策略转变没有一次是在正确估计客观条件之后及时作出的。恰恰相反：每次转变都是共产国际的路线与客观局势之间的矛盾无可容忍地尖锐化以后的产物。这次我们也在见证相同的事情。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第六次代表大会，特别是第十次全会，采纳了一条突然的、直接的革命高涨方针（即“第三时期”），而在英国和中国遭受了巨大的失败、世界各国共产党被削弱之后的客观局势下，特别是在一系列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业和工业繁荣的条件下，这一方针是绝对行不通的。因此，共产国际自1928年2月起实行的策略转变与历史道路的实际转变截然相反。从这些矛盾中产生了冒险主义倾向，党进一步孤立于群众，组织的被削弱，等等。只是在所有这些现象清楚地呈现出一种危险的特征之后，共产国际的领导阶层才在1930年2月作出一个新的转变，从“第三时期”策略向右退去。
共产国际的新策略转变在年代上是和客观条件的新转变同时发生的，这是命运的讽刺，也是对所有尾巴主义的无情。空前剧烈的国际危机无疑打开了群众激进化和社会动荡的前景。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而且应当作出一个向左的转变，也就是说向革命高涨的曲线大胆加速。如果在过去三年中，共产国际的领导阶层利用了——像它应该做的那样——经济恢复和革命退潮这段时期来加强党在群众组织、首先是在工会中的地位的话，那么这种转变就是绝对正确和必要的。在这种情况下，司机就可以而且应当在1930年把二档换为三档，或者至少为在不久的将来做出这种转变进行准备。实际发生的却是直接相反的过程。为了不致坠入悬崖，司机不得不将那个过早使用的档位降至二档，使速度慢下来。在什么时候呢？正是在正确的战略路线要求加速的情况下。
这就是横贯在策略必要性和战略前景之间的惊人的矛盾，由于领导阶层所犯错误的逻辑所致，一系列国家的共产党都发现自己处于这种矛盾之中。
我们发现德国的这种矛盾现在异常显著和危险，那里的最近一次选举显示出一种格外奇异的力量关系，这不仅产生于德国战后稳定化的两个时期，而且也产生于共产国际所犯错误的三个时期。
二、从革命任务看共产党的国会胜利
共产国际的官方刊物现在将德国的选举结果描绘成共产主义的一个巨大胜利，这一胜利把德国苏维埃的口号提上议程。官僚乐观主义者们不愿意思考选举统计数据揭露出来的力量关系的意义。他们孤立地衡量共产党增获选票的数量，而不顾局势造就的革命任务和设置的障碍。
共产党在1928年获得330万张选票，现在大约获得460万张。从“正常的”议会力学的角度来看，即使我们把选民总数有所增加这一情况考虑在内，增获130万张选票也是相当可观的。但是法西斯主义的选票从80万张一跃而至640万张，相形之下，党的增获便彻底黯然失色了。社会民主党尽管损失重大，却仍然保住了自己的基本干部，所获工人选票也比共产党多得多，这一事实对估量选举结果也是意义重大的。
与此同时，如果我们扪心自问，在什么样的国内和国际环境的结合下能以更快的速度把工人阶级转向共产主义，我们就会发现要做这样的转变，没有比当今的德国局势更为合适的环境了：扬格圈套，经济危机，统治集团的瓦解，议会主义的危机，执政的社会民主党的极度自我揭露。从这些具体的历史环境的角度来看，德国共产党尽管增获130万张选票，它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确切比重依然是相对很小的。
如果我们把共产党目前的社会分量同现在的历史环境给它提出的具体的、刻不容缓的任务加以对比的话，共产主义地位的虚弱——这与共产国际的政策与制度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便暴露得更加清楚。
共产党本身确实没有料到自己会增获这么多选票。但这证明了在许多错误和失败的打击下，共产党的领导阶层已不习惯于接受远大的目标和前景。如果说昨天它低估了自己的能力，那么今天它又低估了面临的困难。这样，一种危险被另一种危险加乘了。
在此期间，一个真正的革命政党的首要特征就是能够正视现实。
三、大资产阶级的犹豫
面对任何一次历史道路的转折，面对任何一次社会危机，我们都必须反复估量现代社会三大阶级的相互关系问题：金融资本领导的大资产阶级、徘徊于各基本阵营的小资产阶级，最后是无产阶级。
大资产阶级只占民族的极少数，如果没有城乡小资产阶级——即旧中等阶级的残余和新中等阶级的群众——的支持，他们是不能保住政权的。在当前时代，这种支持拥有两种基本形式，他们在政治上彼此对抗，却又在历史上互相补充：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主义。追随金融资本的小资产阶级以社会民主党的资格领导着数百万工人。
德国大资产阶级现在犹豫不决，它已陷入分裂。该阶级的分歧限定在这样一个问题之内：在下列这两种治疗社会危机方法中，现在应当采用谁呢？社会民主党的疗法赶走了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因为其结果并不确定，还有劳民伤财的危险（税收、社会立法、工资）。对另一部分资产阶级来说，法西斯主义的外科手术式的干预对现在的局势来说是不必要的，并且风险太大。换句话说，当社会民主党被法西斯主义无条件取代的时候，一般说来当它经受一个总的毁灭来作为其服务报酬的时候，整个金融资产阶级对局势的估量犹豫不决，还没有看到宣布自己“第三时期”攻势的充分基础。大资产阶级——其基本党派在日渐衰弱——在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犹豫不决是前革命局势的一个格外清晰的征候。随着真正的革命局势的逼近，这种犹豫不决当然会戛然而止。
四、小资产阶级与法西斯主义
为使社会危机导致无产阶级革命，除了其他一些条件，还必需让小资产阶级作出一个决定性的转变而走向无产阶级。这将为无产阶级提供一个机会，作为民族的领导而走在最前面。
最近一次选举显示的——这是其最重要的征候意义——却是相反方向的转变。在危机的冲击下，小资产阶级没有摆向无产阶级革命，而是摆向了最极端的帝国主义反动，还拖走了相当可观的一部分无产阶级。
民族社会主义的迅猛滋长是两种因素的表现：一是使小资产阶级群众失去平衡的深刻的社会危机，二是如今缺乏一个能被人民群众视为公认的革命领导者的革命政党。如果说共产党是代表革命希望的政党，那么作为一种群众运动的法西斯主义就是代表反革命绝望的政党。在革命希望抓住整个无产阶级群众的时候，它必然会把数量可观的、越来越多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带上革命道路。正是在这个方面，选举显示出一副相反的画面：反革命绝望如此有力地抓住了小资产阶级群众，还带走了很大一部分无产阶级。
怎样解释这种情况呢？过去我们（在意大利和德国）看到，在无产阶级先锋队暴露出自己无力走在民族之首并改变所有阶级（包括小资产阶级）的命运的革命危机结束以后，由于失去或错过了革命局势，法西斯主义迅猛加强，或者取得了胜利，或者至少构成了威胁。正是这种情况使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获得了独特的力量。但是现在德国的问题并非出现于革命危机之后，而是在革命危机逼近之时。共产党的领导官员——他们是理所当然的乐观主义者——由此得出结论，说法西斯主义来得“太迟了”，注定要不可避免地迅速走向失败。（《红旗报》）这些人不想学习任何东西。对旧的革命危机来说，法西斯主义是来得太晚了。但是对新的革命危机来说，它却出现得足够早（在黎明时分）。它能在革命时期的前夜而非末尾获得这样一种有力的起始位置，这个事实表明虚弱的并不是法西斯主义，而是共产主义。因此小资产阶级不会再等待新的失望，等待党来改善它的命运；它立足于过去的经验，想起了1923年的教训，马斯洛夫—台尔曼的极左路线的反复无常的跳跃，同一个台尔曼的机会主义之无能，关于“第三时期”的喧嚣，等等。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数百万社会民主党工人对共产党的不信任进一步滋养了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不信任。即便环境彻底把小资产阶级从保守道路上抛开，它也只能在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赞同社会革命时才能转向社会革命。正是这个最重要的条件现在德国还不具备，而且并非偶然。
选举之前，德国共产党的纲领性的宣言彻底地和绝对地指向法西斯主义，将其视为主要敌人。虽然如此，法西斯主义还是成了胜利者，不仅获得了几百万张半无产阶级分子的选票，而且获得了数十万张产业工人的选票。这表明了一个事实，尽管共产党在国会中取得了一点胜利，但整个无产阶级革命却在这次选举中遭到了严重失败——当然，这只是一次预演、一个警告，尚不具有决定性。但是，如果共产党不能联系全局革命失败的这一“预演”性质来估量它在国会中的局部胜利、并由此得出全部必要结论的话，那么它就可能会、而且不可避免地会变为决定性的。
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已经成了一个真正的危险，它尖锐地表现了资产阶级政权的无助地位，社会民主党在这个政权中扮演的保守角色，以及共产党日渐无力废除这个政权。否认这一点的人要么是瞎子，要么就是牛皮匠。
在1923年，尽管我们百般警告，布兰德勒还是荒谬地夸大了法西斯主义的力量。从对力量关系的错误估量中产生出一个犹豫观望的、逃避躲闪的、消极防御的、胆小懦弱的政策。这摧毁了革命。这些事件不会在国内各阶级的意识中不留痕迹地消失掉。共产党领导阶层对法西斯主义的高估为后者的进一步加强创造了一个条件。相反的错误，即当前的共产党领导阶层对法西斯主义的过分低估，会使革命在即将到来的许多年里走向更为严重的崩溃。
和发展速度——这并非仅仅取决于我们——这个问题联系起来观察的话，危险就尤为严重。选举暴露出来的政治曲线的疟疾般的特征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民族危机的发展速度将会变得异常迅速。换句话说，在不久的将来，事变进程将在德国把革命局势的成熟与革命政党的虚弱和战略无能之间的这个悲惨的旧矛盾在一个全新的历史平台上复活。必须把这一点清楚地、公开地、首先是及时地讲出来。
五、共产党与工人阶级
1917年4月，在列宁回国之后，当布尔什维克党第一次开始为夺取政权进行准备的时候，其党员人数还不到8万，它领导的工人——即使在彼得格勒——还没有超过三分之一，士兵更少；如果有人拿这一事实聊以自慰的话，那就是一个荒谬的错误。俄国的局势是截然不同的。革命政党在3月才走出地下，甚至战前存在的那种被扼制的政治生活也已中断了将近三年。工人阶级在战争时期更新了将近40%。绝大多数无产阶级群众根本不知道布尔什维克，甚至听也没听过。3月至6月给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所投之票只是觉醒之后的第一个犹豫阶段的表现。在这种投票里没有一丝对布尔什维克表示失望或日渐缺乏信任的意思，这种不信任只有在党犯下错误、并被群众在实践中加以检验之后才会出现。恰好相反。1917年每天的革命经验都在把群众从妥协派中推开，转向布尔什维克一边。正因为此，党的队伍、尤其是党的影响才暴风骤雨般地、不可阻挡地发展起来。
不管从这一方面还是其他方面来看，德国局势都有着根本不同的性质。德国共产党既不是昨天、也不是前天才出场的。在1923年，它公开地或以半隐蔽的形式领导了大多数工人阶级。在1924年的退潮中，它获得360万张选票，在工人阶级中的比重要比现在大得多。这意味着今天仍然留在社会民主党内和这次把选票投给民族社会主义者的那些工人并非纯属无知才这样做，并非因为他们昨天才刚刚觉醒，并非因为他们还没有机会了解共产党，而是因为他们立足于自己近些年来的经验，不信任共产党。
我们不要忘记，在1928年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发出一个信号，要对“社会法西斯主义”作激烈的、特别的、不调和的斗争。社会民主党在这个时期几乎一直掌握着政权，每走一步都在向群众暴露它所扮演的犯罪性的可耻角色。而巨大的经济危机又加剧了这一切。很难发明一种更合适的环境来削弱社会民主党。尽管如此，它还是保住了自己的基本地位。怎样解释这个惹人注目的事实呢？只有这一事实可以解释，即共产党的领导阶层以其全部政策帮助了社会民主党，从左面支持了它。
这根本不意味着五六百万男女工人通过把选票投给社会民主党而表达了他们对该党完全的和无限的信任。不能把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们想象成一群瞎子。他们根本没有如此幼稚地看待自己的领袖，但他们在既定局势下看不到自己有别的出路。当然，我们说的不是劳工贵族和官僚，而是普通工人。共产党的政策没有激起他们的信心，并非因为共产党不是一个革命政党，而是因为他们不相信该党有能力取得革命胜利，他们不想白白送死。这些工人勉强把选票投给社会民主党，他们表达的并不是对社会民主党的信任，而是对共产党缺乏信任。德国共产党目前的处境与俄国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的处境之间的最大差别就在这里。
但是困难还不限于此：在共产党自身内部，特别是在它的支持者和投它选票的工人当中，保留着一种对党领导阶层的模糊的、巨大的不信任。由此便产生了党的一般影响与其数量上的强大程度——特别是它在工会中的作用——之间的所谓“不相称”。毫无疑问，在德国，这种不相称是存在的。官方把这种不相称解释为党还不能有组织地“加强”自己的影响。在这里，群众被视作纯粹消极的材料，他们是否入党仅仅取决于书记是否能够扼住他们的喉咙。官僚无法了解，工人们拥有自己的头脑、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意志，他们能够用积极或消极的政策应付党。一个工人因为党的旗帜、因为十月革命、因为自己未来的革命而把选票投给党。但是他拒绝加入共产党，拒绝在工会斗争中追随党，以此来表达对党的日常政策的不信任。因此，这种“不相称”归根结底是群众对共产国际现任领导阶层缺乏信任的表现。群众从1923年至1930年经受的一系列错误、失败、幻想和直接欺骗造成并加强了这种缺乏信任，它是通往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路的最大障碍之一。
若没有党内信任，党就不能赢得阶级。不能赢得无产阶级就意味着不能把小资产阶级从法西斯主义身边抛开。这两个问题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六、返回“第二”时期还是再度走向“第三”时期？
如果我们使用中派主义这一正式术语，就应当用下列方式表述这一问题：在“第二时期”的特征——即资产阶级的稳定化和革命的退潮与衰落——最为清楚可见的时候（1928年），共产国际的领导阶层把“第三时期”策略，即直接的革命高涨的策略，强加给各国支部。1930年，从这里出发所做的转变意味着拒绝“第三时期”策略，转向“第二时期”策略。与此同时，官僚机构在作出这个转变时，最重要的征候已经开始清楚地表明“第三时期”的真正到来，无论如何在德国是这样。有必要从这一切出发，作出新的策略转变，走向最近被抛弃的“第三时期”策略吗？
我们使用这些名称，是为了使那些被中派主义官僚的方法论和术语堵住头脑的人们更容易接受这个问题的提法。但我们决不打算采纳这个暗中集斯大林式的官僚主义与布哈林式的形而上学于一身的术语。我们拒绝把“第三”时期这个启示录一样的概念当作是最后一个时期：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前还要经过多少个时期，这是一个力量关系和局势变化的问题；这一切只有通过行动才能得以检验。我们反对这种用数字表示时期的战略方案主义的实质；不能预先为“第二”或“第三”时期建立抽象的策略。没有武装起义我们就无法获得胜利或夺得政权，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应该如何走向这种起义呢？通过何种方式呢？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速度动员群众呢？这不仅取决于一般的客观局势，而首先取决于无产阶级遇到国内社会危机的到来之时所处的状态，取决于党与阶级、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关系，等等。无产阶级在迈向“第三时期”的门槛时的状态，反过来取决于党在前一时期所采取的策略。
根据目前德国的局势转变，正常的、自然的策略转变本来应当是加速前进，将斗争的口号和方式尖锐化。只有当昨天的斗争速度和口号同前一时期的条件相符时，这样的策略转变才会是正常的和自然的。但是这样的事情从未发生。极左政策与稳定化的局势之间的尖锐对立正是这次策略转变的原因。结果是，当客观局势出现的新转变和各派政治力量进行的不容乐观的一般重组使共产主义获得大量选票的时候，党却在战略和策略上更加迷失方向和陷入困境，比以前更加误入歧途。
为了弄清德国共产党陷入的矛盾——共产国际的其他支部大多也是一样，只是德国陷得更深——让我们做一个最简单的对比。为了跳过栅栏，就需要预跑。栅栏越高，就越需要按时起跑，不能太迟，也不能太早，以便在接近障碍物时保留必要的力气。然而，从1928年2月起，特别是从1929年7月起，德国共产党没有做别的，只是在起跑。毫不奇怪，德国共产党开始喘不过气来，故意拖沓。共产国际终于发出了命令：“齐步走！”但是气喘吁吁的党刚开始转向更为正常的步伐，就在它面前出现了一个并非假想的、而是真实的栅栏，可能得进行一次革命跳跃。还有足够的距离跑步吗？应当拒绝这次转变，朝相反方向转去吗？这些就是以其全部尖锐性呈现在德国党面前的策略和战略问题。
党的领导干部要想正确回答这些问题，他们就必须有机会联系过去几年的战略及其所产生的结果——像这次选举显示的那样——来判断下一段道路。与之相反，如果官僚阶层得以用胜利的喧嚣淹没政治自我批评的声音，那么这将不可避免地把无产阶级引向比1923年更为可怕的灾祸。
七、未来发展可能出现的几种变化
使无产阶级面临夺取政权这个直接问题的革命形势是由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构成的，二者紧密相关，在更大的程度上是互为条件的。但是这种相互依赖是相对的。不平衡发展规律对革命局势的诸因素也是完全适用的。其中一个因素的发展不足可能会产生一种情形，使得革命局势无法走向爆发而消耗殆尽，或虽得以爆发，却以革命工人阶级的失败告终。从这一方面来看，德国局势如何？
1、毫无疑问，一次深刻的民族危机（经济、国际局势）即将到来。在资产阶级议会制度这条正常道路上已无出路可寻。
2、统治阶级及其政府制度的政治危机是绝对不容置疑的。这不是议会危机，而是阶级统治的危机。
3、然而，革命阶级依然被内部矛盾弄得四分五裂。打击改良主义者、增强革命政党的力量这件事刚刚处于开始阶段，并且其前进之速度与危机之深刻远远不相符合。
4、危机伊始，小资产阶级就敌对当前的资本主义统治制度，但同时却极端敌视无产阶级革命。
换言之，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些基本客观条件正在来临。具备一个政治条件（统治阶级的状态）；另一个政治条件（无产阶级的状态）仅仅刚开始转向革命，而且由于过去的遗产，还不可能转变得很快；最后，第三个政治条件（小资产阶级的状态）还没有转向无产阶级革命，而是转向资产阶级反革命。如果无产阶级自身不能作一个根本转变，即不能在政治上消除社会民主党的话，那么第三个条件是不可能向有利方面转变的。
因此，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深刻矛盾的局势。其中一些因素把无产阶级革命提上日程；然而，如果各种力量的政治关系没有预先发生深刻转变的话，另一些因素又会使其在下一时期不可能取胜利。
从理论上讲，德国当前的局势在进一步发展中有几种变化可供考虑，这取决于各种客观因素——包括敌对阶级的政策——和共产党自身的行动。让我们用提纲式的方法记下四种可能出现的发展变化。
1、共产党被自己的“第三时期”战略弄得惊恐万状，极度谨慎地摸索前进，避免冒险行为，在毫无斗争的情况下错过革命局势。这意味着重演布兰德勒在1921—1923年的政策，只是形式稍有改变。在社会民主党之压力的影响下，党内外的布兰德勒分子和半布兰德勒分子将走上这个方向。
2、与之相反，党在选举胜利的影响下，朝着直接夺权斗争的方向做出一个新的、向左的剧烈转变，变成一个积极的少数派政党，最后遭到灾难性的失败。朝这一方向推动的力量有：法西斯主义；机构的那些喧闹而愚蠢的鼓动，这个机构不去权衡任何事物，不会给人启发，而只会使人神志不清；部分工人阶级——特别是失业青年——的绝望和急躁。
3、除此之外，领导阶层有可能不抛弃任何东西，经验主义地试图在前两种变化的危险之间寻求一条中间道路，就此而言，它将犯一系列新的错误，一般来说如此缓慢地消除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的不信任，以至到时候客观局势将会朝不利于革命的方向转变，让位于新的稳定化时期。莫斯科的斯大林主义高层主要就在把德国党推向这个集一般的尾巴主义和特别的冒险主义于一身的折衷方向，不敢采取清楚的立场，并预先为自己准备借口，以便有可能把责任推在“表演者”身上——至于从右边还是左边，这得取决于结果如何。我们相当熟悉的这种政策为了官僚高层的“威望”而牺牲无产阶级的国际—历史利益。9月16日的《真理报》已经对这种路线作出了暗示。
4、最后，最有利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唯一有利的变化是：德国党通过其最优秀的、最有觉悟的分子的努力，仔细地研究当前的整个矛盾局势。借助一个正确的、大胆的和灵活的政策，党在目前局势的基础上成功地团结起无产阶级的大多数，因此得以使半无产阶级和最受压迫的小资产阶级群众转变方向。无产阶级先锋队作为民族的劳动者和受压迫者的领袖，将取得胜利。帮助党把政策转向这条路线，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左派反对派）的任务。
想要猜测在下一个时期哪种变化更有机会出现，这是徒劳无功的。决定这些问题的不是猜测，而是斗争。
一个必要因素就是同共产国际的中派主义领导阶层作不调和的思想斗争。莫斯科已经发出了保护官僚威望的政策的信号，它通过虚伪叫嚣自己路线的新胜利，为昨天的错误打掩饰，为明天的错误做准备。荒谬地夸大党的胜利，荒谬地低估面临的困难，甚至把法西斯主义的胜利解释成无产阶级革命的有利因素，《真理报》必定要做出一个小小的保证。“党的胜利不会冲昏我们的头脑。”即使在这里，斯大林主义领导阶层的背叛性政策也是忠于自己的。对局势的分析屈从于不加批评的极左主义精神。党就这样被蓄意推上冒险主义道路。同时，斯大林在“冲昏头脑”这类仪式性的辞藻的帮助下预先为自己准备借口。正是这种目光短浅、敷衍塞责的政策将毁灭德国革命。
八、出路何在？
上面我们不加粉饰、不加装潢地分析了同政治方面和主观方面整体相关的困难和危险，它们主要产生于不肖徒辈领导阶层的错误和罪行，现在明确地对正在我们眼前展开的新革命局势构成了毁灭的威胁。官员们将或对我们的分析闭眼不看，或继续加以诽谤。但问题并不在于这些无可救药的官员们；这个问题关系着德国无产阶级的命运。在党内和机构内，有不少善于观察和思考的人，明天，尖锐的环境将强迫这些人双倍努力地思考问题。我们的分析和结论就是针对这些人做出的。
每种危机局势都包含着很多不确定的源泉。各种敌对的或友好的情绪、观点和力量，就是在危机进程中形成的。不能像数学般地预知它们。必须在斗争进程中、通过斗争来衡量它们；在这些鲜活的衡量的基础上，必须对政策作必要的修正。
能预先估计社会民主党工人的保守阻力吗？不能。从过去几年的事变看来，这种阻力是相当大的。但是最有力地帮助社会民主党保持团结的是共产党的错误政策，荒谬的社会法西斯主义是这种政策的最高体现，这是毫无疑问的。要想测量社会民主党队伍中的真实阻力，就需要不同的测量仪器，这就是共产党的正确策略。有了这个条件——这并非一个小条件——社会民主党的内部腐化就能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暴露出来。
把上面所说的换一种形式，也适用于法西斯主义：除了其他现存条件之外，法西斯主义是在季诺维也夫—斯大林战略的哆嗦中崛起的。它的进攻力量是什么？它的稳定性是什么？它像那些理所当然的乐观主义者告诉我们的那样，已经走到了顶点呢，还是刚刚走上第一个梯级？无法机械地预先回答这些问题。只能通过行动加以决定。正是在法西斯主义这把阶级敌人手中的利刃的问题上，共产国际的错误政策会在短时期内产生致命的结果。另一方面，一个正确的政策——当然并不是在如此短的一个时期内——就能削弱法西斯主义的地位。
在制度危机时期，一个革命政党在议会外的群众斗争中，要比在议会主义框架内的力量大得多。但是同样要有一个条件：正确理解局势，在实践中把群众的迫切需要和夺取政权的任务结合起来。现在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简化为这一问题。
因此，在目前的德国局势下，如果仅仅看到困难和危险，那就是最大的错误。不，这种局势也显示出了种种巨大的可能性，倘若能够清楚地、彻底地理解它，并能正确地加以利用的话。
为此需要些什么呢？
1、要在局势向左摆动的时候被迫向右转变，就需要对局势的全部因素的进一步转变进行细心的、诚实的、娴熟的的观察。
必须立即抛弃对第二时期和第三时期的方法进行的抽象对比。必须如实把握客观局势，包括它的所有矛盾和它发展过程中的鲜活动力。我们必须仔细地关注局势的真实转变，朝着它的真实发展方向施加影响，不要套用莫洛托夫或库西宁的方案。
适应局势是问题的最重要和最困难的部分。官僚的方法完全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统计数据就其本身来说虽然重要，但对这个目的来说却是不够的。必须摸清最深层的无产阶级和一般劳动者。我们不能只提出那些至关重要的、激动人心的口号，我们必须探索它们对群众的影响。只有通过一个充满活力的党，把成千上万的触须伸向各个领域，搜集证据，思考全部问题，积极地制定出集体观点，这个目的才能实现。
2、党的制度问题与此不可分隔地联系在一起。莫斯科指定的那些不被党信任或不信任党的人，没有能力领导群众向资本主义社会发起突击。目前这种制度越是虚伪，它在决定性时日陷入的危机就越是深刻。在所有的“转变”之中，最重要、最迫切的就是转变党的制度。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3、制度改变是路线改变及其结果改变的前提条件。二者的分离是无法想象的。党必须摆脱因循守旧、隐瞒真实问题和美化伪造成果的虚伪气氛——一句话，必须摆脱斯大林主义的灾难性气氛，这种并非产生于思想影响和政治影响，而是产生于机构的粗鄙的物质依赖和以此为基础的命令方式。
要把党从官僚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其中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全面检验德国领导阶层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开始于1923年，甚至是1921年三月事件。左派反对派在一系列文件和理论著作中已经对共产国际不幸的官方政策的所有阶段作出了评价。必须把这种批评变成党的财产。不可能对这一点避而不谈或保持沉默。党若不能自由地借鉴过去来评价现在，那么它就不能达到能担负其伟大任务的高度。
4、如果说尽管环境格外有利，共产党还是证明自己完全无力借助“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公式动摇社会民主党的结构，那么真正的法西斯主义现在威胁着这一结构，而且使用的不是伪激进主义的言词公式，而是炸药的化学公式。社会民主党以其全部政策为法西斯主义的繁荣准备了条件，不管这种说法多么真实，但同样真实的是，法西斯主义首先就给这个社会民主党以致命威胁，该党的全部辉煌之处都与国家的议会主义—民主主义—和平主义的形式和方法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在关键时刻会更喜欢法西斯主义的胜利，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胜利，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但正是这种选择的逼近使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在自己的工人中间产生了特别的困难。工人反法西斯主义联合阵线的政策就是从这整个局势中产生的。它为共产党打开了各种巨大的可能性。然而，胜利的条件之一就是抛弃“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在目前环境下，它的害处已经成了一种确凿的威胁。
社会危机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民主党内部的深刻分裂。在社会民主党工人不再是社会民主党人之前很久，群众的激进化就会影响到他们。我们将不可避免地同形形色色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和派别建立反法西斯主义协议，在群众面前与领袖们设定明确的条件。只有那些心惊胆颤的机会主义者，珀塞尔和库克、蒋介石和汪精卫的昨日盟友，才会事先用一些形式上的承诺束缚住自己，反对这样的协议。我们必须从官方关于联合阵线的空洞辞藻回到由列宁制定、且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一直采用的那种联合阵线政策上去。
5、失业问题是政治危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反对资本主义合理化和争取七小时工作日的斗争依然搁在日程表上。但只有同苏联进行广泛的、有计划的合作这一口号才能把这一斗争提升到革命任务的高度。德国党中央委员会在纲领性的选举宣言中讲道，取得政权以后，共产党人将同苏联建立经济合作。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不能把历史远景同当前的政治任务对立起来。必须现在就在同苏维埃共和国进行广泛的经济合作的口号下动员工人，首先是失业工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应当在德国共产党员和工会会员的帮助下制定一个经济合作计划，这个计划应以目前的失业问题为出发点，发展成为一个涵盖所有基本经济领域的包罗万象的合作。问题不在于承诺在夺取政权之后重建经济，问题在于夺取政权。问题并不是承诺苏维埃德国和苏联的合作，而是今天就为这种合作争取工人群众，把它同危机和失业紧密联系起来，进一步发展成为两国社会主义重建的宏伟计划。
6、德国的政治危机使得欧洲的凡尔赛体制成了问题。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布说，德国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将清除凡尔赛文件。仅此而已吗？把废除《凡尔赛和约》当作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高成就！用什么来取代它呢？对此只字未提。这种提出问题的消极方式把党和民族社会主义者拉得更近了。欧洲苏维埃联邦——这是能使欧洲摆脱分裂的唯一正确的口号，这种分裂不仅以彻底的经济文化衰落威胁着德国，而且威胁着整个欧洲。
欧洲无产阶级统一的口号同时也是同法西斯沙文主义的恶劣行径、法国的挑唆等进行斗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武器。最错误和最危险的政策莫过于用敌人的颜料涂染自己，以便消极适应敌人。必须用国际解放的口号对抗民族绝望和民族狂躁的口号。为此，党必须清除民族社会主义，其首要因素就是一国社会主义理论。
要把上述一切归结为一个简单的公式，让我们这样提出问题：在接下来的时期内，德国共产党的策略必须采取进攻路线呢，还是防御路线？我们回答说：防御路线。
如果由于共产党采取攻势而在今天爆发了冲突，无产阶级先锋队就会在反对国家和法西斯分子的联盟的斗争撞碎自己的脑袋，大多数无产阶级将保持惊恐万状的、令人困惑的中立，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将直接支持法西斯分子。
采取防御立场，意味着一种靠近德国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同社会民主党工人和无党派工人组建联合阵线以对抗法西斯主义威胁的政策。
否认或轻视这一威胁，不能严肃地看待这一威胁，就是今天所能犯下的反对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大罪行。
德国共产党要“保卫”什么呢？是魏玛宪法吗？不是的，我们会把这个任务留给布兰德勒。共产党必须呼吁保卫工人阶级已经在德国国家中赢得的物质地位和道德地位。这最直接地关系到工人的政治组织、工会、报纸、印刷厂、俱乐部和图书馆等等的命运。共产党工人必须对他们的社会民主党兄弟们说：“我们两党的政策处于不可调和的对立状态；但如果法西斯分子今夜去破坏你们组织的门厅，我们将手执武器，飞跑而来帮助你们。如果我们的组织受到威胁，你们能答应火速前来帮忙吗？”这就是当前时期我们的政策之精髓。所有的鼓动都必须以此为基调。
我们越是能够坚持不懈地、严肃认真地、深思熟虑地进行这种鼓动（而不要那些很快就会使工人厌烦的埋怨和吹嘘），我们就越能提出严肃措施来保卫每一个工厂、保卫工人阶级的每一块临近地段和区域，法西斯分子的突然进攻使我们惊慌失措的危险就越小，这样的进攻就越是能够巩固（而非分裂）工人的队伍。
事实上，法西斯分子由于其令人眩晕的成功，由于小资产阶级的不耐烦及其军队组织的无纪律性，在接下来的时期内将倾向于轻率地发起进攻。现在要从这条道路上与他们竞争，不仅毫无希望，而且极端危险。与之相反，法西斯分子越是在社会民主党工人和一般劳动阶级的眼中表现为侵略者，我们越是表现为防御的一方，我们击溃法西斯分子的进攻、并使自己处于攻势的机会就越大。这种防御必须不仅是警惕的和灵活的，而且是大胆的。参谋部必须研究整个战斗领域，考虑所有的变化，以便在需要发出总攻信号的时候，不要错失局势的任何转折点。
有些战略家不管环境如何，总是采取防御，比方说布兰德勒分子。今天他们说要采取防御，如果被这一事实弄糊涂了，那就太孩子气了：他们一直是这样做的。布兰德勒分子是社会民主党的喉舌之一。我们的任务是，同社会民主党工人在防御的基础上建立友好关系之后，推动他们进行决定性的进攻。布兰德勒分子绝对无法做到这一点。当力量关系发生根本转变而对无产阶级革命有利时，布兰德勒分子将再次变成压舱物和革命的制动器。这就是为什么虽然防御政策有赖于同社会民主党工人的友好关系，但绝不意味着缓和我们对布兰德勒分子的参谋部的敌视，在这个参谋部背后永远不会有任何群众运动。
联系上面描述的力量集团和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任务来看，德国和其他国家的斯大林主义官僚对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采用的肉体施暴的方法就显得格外意味深长。这是一种对社会民主党警察和法西斯主义突击队的直接效劳。这些前所未有的方法同革命无产阶级运动的传统是根本矛盾的，但却符合小资产阶级官僚的情绪，这些官僚领着上面保证的高额薪金，固执己见，害怕在党内民主的猛攻下丧失这些东西。要反对斯大林分子的恶劣行径，就需要进行广泛的解释工作，越具体越好，包括对官僚们在党机构中扮演的卑鄙角色的揭露。苏联和其他国家的经验证明，最愤怒地打击左派反对派的先生们，就是那些最需要在上司面前隐瞒自己的丑事和罪行的人，比如浪费公共基金、滥用职权，或者干脆是自己的百无一用。非常清楚，我们越是在上面勾勒的任务的基础上展开我们的一般鼓动，我们就越能成功地揭露斯大林主义机构对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施暴行为。
***
我们专门按照德国的局势检验了共产国际的策略转变，因为，首先，德国的危机再次把德国共产党置于全世界无产阶级锋队关注的中心，还因为在这次危机中，所有的问题都以最尖锐的方式凸显出来了。然而不难证明，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在这样或那样的程度上也适用于其他国家。
法国战后阶级斗争的所有形式都远不如德国那样尖锐和具有决定性质。但总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更不用说法国的命运直接依赖于德国的命运。无论如何，共产国际的转变都有一种普遍的性质。早在1928年就被莫洛托夫宣布为政权的第一候选人的法国共产党，在过去两年里执行着一种绝对自杀性的政策。它尤其忽视了经济的高涨。在法国宣布策略转变之日，正是危机开始取代工业复苏之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关于德国所讲的一切矛盾、困难和任务也在法国提上了日程。
共产国际的转变和局势的转变给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提出了一些格外重要的新任务。它的力量是弱小的。但是每一种趋势的增长都伴随着它的任务的增长。清楚地理解这些任务是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保证之一。
萧遥译
LeonTrotsky,TheStruggleagainstFascisminGermany,pp.55-74.
NewYork,PathfinderPress,FirstEdition1971,ThirdPrinting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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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理论家”的斯大林（一九三〇年七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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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家”的斯大林
托洛茨基（一九三〇年七月十五日）
农民的损益结算
在他向斯大林主义农学家大会（1929年12月27日）所作的纲领性报告中，斯大林详细地谈到了“托洛茨基──齐诺维也夫反对派”的观点──“十月革命没有给农民带来什么好处”。这个杜撰甚至于对毕恭毕敬的大会听众而言，似乎也太拙劣了。为了更清楚地表达他的意思，我们还是把他的话更完全地写在下面：“我想到的是：这个理论指称十月革命所带给农民的好处比二月革命还少，事实上这个理论是说，十月革命没有给农民带来什么好处。”斯大林说这个“理论”的创始人是苏联一位统计经验学家格鲁曼，他过去是孟塞维克。之后，斯大林加上一句话：“但是这个理论被托洛茨基──齐诺维也夫反对派抓住来反对党。”格鲁曼关于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的理论，我们不太清楚。但是，格鲁曼在这里并不重要；他只不过被用来做掩饰而已。
二月革命给农民的好处怎么会比十月革命多呢？二月革命除了在表面上而且毫不稳定地取消了帝制以外，到底给农民带来什么好处？官僚机构毫无改变。土地也没分给农民。它给农民的只是战争的继续与通货膨胀的增加。也许斯大林知道二月革命给农民的其它好处？我们不知道。二月革命之所以要让位给十月革命，就是因为前者完全欺骗了农民。
斯大林把这个二月革命被说成为比十月革命好的理论和有关“所谓剪刀差”的理论连接起来。这种做法完全暴露了他玩弄诡计的原由和目的。我即将会证明斯大林的目的就是要反对我的理论。他只是为了行动方便，以及掩饰他的拙劣的曲解，他才躱在格鲁曼和一般的无名的“托一齐反对派”的后面。
问题的真正本质是这样的。在1923年春天党第十二次大会上，我首次证明了工农产品价格之间出现愈来愈大的差距。在我的报告中，这个差距首次被称为“价格的剪刀差”。我当时警告说，工业产品继续缺乏，会使这把剪刀开得越来越大，结果会打断无产阶级同农民之间的丝线连系。
1927年2月的中全会上，为了价格政策的问题，我第一千零一次地企图证明像“面对农村”这种口号，只不过逃避了问题的本质，而且，从工农联盟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只能在建立工农产品价格的相互关系以后，才能基本解决。农民的毛病是不肯往远看。但是对目前的东西他倒看得很清楚，对昨天的事情他记得很清楚，而且他还会从与城市交换产品中得出他自己的损益结算表。对他来说，这就是革命的结算表。
没收了地主的土地以后，农民就不必付5至6亿卢布给地主。这无可争辩地就是农民从十月革命──不是从二月革命──中得到的好处。
但是十月革命除了带给农民这个巨大的好处以外，也带来了负面的东西。这负面的东西也包括工业产品价格过分高涨。比起战前，工业产品价格高了很多。众所周知，如果资本主义还在俄国存在的话，这个价格的剪刀差无疑也会存在──因为这是国际的现象。但是，第一，农民不懂这个情况。第二，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剪刀差是像苏联那样大。农民因工业品价格的高涨所遭受的巨大损失是暂时的，因为它反映国家工业的“原始积累”时期。这等于说，无产阶级国家向农民借了东西，以后一百倍地偿还。
但是以上这些讲法是属于理论考虑和历史预测的范围。农民的思想是经验主义的，而且建基在他当时看到的事实上。农民就会想到：“十月革命使我们免付5亿卢布的地租，我很感谢布尔塞维克。但是国家工业从我这里拿走的比资本主义拿去的还要多，这就是共产党人出毛病的地方。”换句话说，农民是以结合十月革命的两个基本阶段来得出它的损益结算表：一是农业──民主阶段（即“布尔塞维克”）；另一是工业──社会主义阶段（即“共产党人”）。根据第一个阶段，它是个独特的、无可否认的正面东西；根据第二个阶段，它到现在为止还只是个独特的负面东西，而且就现在而言这个负面远远大过正面。十月革命的负面东西就是农民对苏维埃政权发生误解的基本原因。这个负面东西反过来是与苏联在世界经济中的孤立地位紧密地连系在一起的。
在这个旧争论发生了差不多3年以后，斯大林又不幸地回到这个老问题。因为他注定要重复别人说过的东西，而且他急要保持他的“独立”，他就不得不翻翻过去的“托派反对派”的东西──来作掩饰。当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剪刀差”第一次被提出时，斯大林完全不明白这个问题；在1923－28这5年中，他认为工业方面的危险不是工业走得太慢，而是走得太快。为了要掩饰他在这方面的无知，他在报告中乱七八糟地胡说了一下“资产阶级对所谓剪刀差的偏见（！！！）”。为什么这是偏见？它在那个地方算是资产阶级？但是，斯大林并不需要回答这些问题，因为没有人敢问他。
如果二月革命已把土地分给农民，十月革命，由于它的价格剪刀差，就不可能维持两年。更正确地说：如果二月革命能够取消土地的私有权，因而解决了基本的农业──民主问题的话，十月革命就不会发生。
我们已经在上面提过这个事实，即在十月革命以后的头几年，农民顽固地把共产党人与布尔塞维克对比。他赞成后者──因为他们以前所未有的决心来领导革命，解决土地问题。但是同一农民却对共产党人不满，因为他们掌握了工厂与矿山以后，就以高价供应商品。换句话说，农民心甘情愿地赞成布尔塞维克的土地革命，但是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头的步骤却表示惊恐、怀疑、甚至公开的仇视。但是，总有一天农民会了解布尔塞维克和共产党人是同一物。
在1927年2月的中全会上，我用以下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消灭地主阶级，使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取得了农民的信任。但是这些信任不是永久性的，也不是源源不断的。这问题由价值的相互关系来决定。只有一方面加速工业化，另方面实施农民经济的集体化，才能为农村产生更有利的价格关系。否则，土地革命的好处只会全由富农取得，而剪刀差会使贫农受苦最深。中农内部的分化将会加速。这样就会产生唯一的结果：无产阶级专政的瓦解。我接着说：“今年只有80亿卢布（以零售价格计算）的商品供应给国内市场……农村将会购买少过一半（约40亿卢布）的商品。我们暂且接受零售工业指数为战前物价数字的两倍。正如米高扬所报告的……（农民所得出的）结算表是：‘农民──民主革命’除了其它事情以外，（通过地租的取消和税收的减低）替我带来了5亿卢布的利益。社会主义革命却使我每年亏本20亿卢布。所以结算表上的净亏蚀是15亿卢布。”
没有人在会上讲一句话来反驳我，但是雅可夫列夫，现今的农业人民委员，当时的特别统计任务的书记被授以反驳我的数字的工作。雅氏尽了最大能力来做这件工作。他用了种种合法的与不合法的方法来修正我的数字，在第二天，他不得不承认，整个而言，十月革命对农村的结算表还是个负数。让我们直接引他的话：
“与战前比起来，因直接税的减低所得的收益大约等于6亿3千万卢布。……去年，农民购买工业商品，不是按照农民收入指数，而是按照这些商品的零售指数的，所造成的损失约10亿卢布。因此结算表上的净亏损约等于4亿卢布。”
雅可夫列夫的数字在本质上证实了我的估计：农民经过了布尔塞维克的民主革命得到很大的收益，但是到今天为止他们所受的损失比收益多。我得出15亿卢布的亏损额；雅可夫也夫得出少于5亿的数字。虽然我不能说我的数字十分准确，但我仍然认为，我的数字比雅可夫列夫的数字更接近现实。这两个数字的差异很大，但是它并没有改变我的基本结论。征收谷物上遇到的极大困难，证明了我的比较使人不安的估计。说农村上层分子拒绝缴交谷物有其政治动机，或者是说富农敌视苏维埃政权，则是非常荒谬的。富农根本不可能有这种“理想主义”。如果富农不愿将谷物拿出来卖，那是因为价格的剪刀差使这个交换对他不利。这就是为什么富农能叫中农跟他走。
这些估计是综合的。结算表可以而且应该按照农民的三个层份，即富农、中农、贫农，而划分为三个部分的。但是在那个时期──1927年初──官方的统计，在雅可夫列夫的感召下，忽视或者故意低调处理农村的分化问题，而且斯大林──赖可夫──布哈林的政策是保护农民中的“强者能者”，打击“无计谋生”的贫农。这样，对低层的农民而言，结算表上的负数就更大了。
读者也许会问，斯大林从那里得到将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相比的观念？这是合情合理的问题。斯大林根本没有能力作理论的、亦即抽象的思考，他只能以他自己的方式，隐约地了解我所作的农业──民主革命和工业──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对比。他就简单地决定，民主革命就是指二月革命。
我们应该在这里暂停一下，先谈谈这个问题。斯大林及其同僚不了解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相互关系，由来已久。他们对不断革命论的全部斗争都建基在这个不了解上。这个不了解已经造成巨大的祸害，特别是在中国和印度，而且到今天为止，还是致命的错误的源由。斯大林主要是以民主派左派而不是以革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的身份，来迎接1927年的二月革命。他在列宁到达俄国以前的全部行为证明这一点。根据斯大林的观点，二月革命本是，而且看来还继续是，典型的“民主”革命。他主张支持第一个临时政府。这个临时政府的首脑是民族自由派的地主罗浮夫王子，战争部长是民族保守派的工业家古却可夫，外交部长是自由派的密留可夫。斯大林在1917年3月29日的党会议上对支持这个资产阶级──地主的临时政府的必要性作了如下解释：“政权已被两个机关所瓜分。没有一个机关有完全的控制权。任务已经被分开了，苏维埃已经实际上采取主动进行革命的转变；苏维埃是起义人民的革命领导机关，也就是建立临时政府的机关。临时政府已经在实际上负起巩固革命人民的成果的任务。……只要临时政府巩固革命的成果，我们就应该支持它。”
对于斯大林而言，“二月的”资产阶级、地主及彻底反革命的政府，不是阶级敌人，而是可以建立分工的合作者。工人和农民要产生“成果”，而资产阶级则要“巩固”这些成果。他们大家一起就凑成“民主革命”。孟塞维克的公式就是斯大林的公式。所有这些都是斯大林在二月革命之后一个月说的，在那时候，甚至瞎子都应能清楚临时政府的性质，因为这个判断不必建基在马克思主义的先见，而建基在政治事实上。
以后事件的演变昭示，列宁在1917年并没有真正地说服斯大林，而是把他推到一旁。斯大林日后的反对不断革命论的全部斗争，就建基在对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机械的分离上。斯大林还没有了解，十月革命首先是个民主革命，而且正是因为这点，它才能够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我在十月革命的民主成果与社会主义成果之间得出的结算表就被斯大林拿去适应他自己的观念。他然后就问“十月革命是不是真的对农民没有好处？”他又说了一大堆话，感谢十月革命“把农民从地主的枷锁之下解放出来”，然后作结论说：“经过这些以后，人们怎能说十月革命没有给农民带来好处？”
我们不禁要问，经过这样以后，人们怎能说他这个“理论家”脑中还有一丝理论的思维？
十月革命对农村不利的结算表当然是暂时的，而且是过渡性的。对农民来说，十月革命的主要意义在于它为农业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先决条件。但这是将来的事。在1927年，集体化还是个禁忌。还没有人想到“完全”的集体化。斯大林却把它包括在考虑之中。这位“理论家”这样把将来移植在过去上面：“今天，在集体农场运动加速地发展以后，农民用同样的劳动能够……生产比过去更多的东西。”“经过这些以后〔！〕，人们怎能说十月革命没有给农民带来了好处？明显地，揑造这些话的人不正是显然在诽谤党与苏维埃政权吗？”这里所指的“揑造”和“诽谤”倒很恰当。是的，是有人“显然在诽谤”时序及常识。
我们可以看到，斯大林真是很会“揑造”事实。他把反对派描述为不但以贬抑十月革命来夸大二月革命，而且否认十月革命在将来有改善农民生活条件的能力。我们要问，他这些话是讲给那个笨人听的？对不起，尊敬的朴洛夫斯基教授，得罪了！
1923年以来反对派不断重复提出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剪刀差问题，所追求的是一个现在没有人可以非议的目的：迫使官僚层了解，光靠“面对农村”这样的糖衣标语是不能克服工农分裂的危险的。这个斗争要靠工业发展有较快的步伐，和农村经济进行积极的集体化。换句话说，我们之所以提出剪刀差的问题，以及农民对十月革命的评价的问题，并不是要“破坏”十月革命的信誉（这个“名词”又有什么价值？）而是以反对派的鞭策来迫使自满的、保守的官僚层好好地利用十月革命所开启的无数经济发展的可能性。
官方的1923－28年的富农──官僚的路线，不但表现在日常的立法、行政的工作，以及新的理论上，而且首先表现在对反对派的迫害上。但反对派的路线则与官方的路线不同，它从1923年开始建议一条加速工业化的路线，而且从1927年开始，在工业方面有了初步成功以后，就建议农业的机械化与集体化。
让我们引一段反对派政纲（斯大林隐瞒了它，但又从中偷取一点智慧）：“农村中私有制的生长，必须以集体农业的更急速发展来抵销。我们必须有系统地而且经常地资助贫农组织集体农场。”（《俄国的真实情况》即《联共反对派政纲》，第68页。）〔译者按：这个文件中译本曾在《十月评论》总第78期至108期刊出。〕
“（国家）应该拨出更多经费来设立国营农场。对新成立的集体农场以及其它的集体化形式，（国家）应该给以最大的让步。被剥夺选举权的人不能成为集体农场的成员。合作社的整个工作应该集中在如何把小规模生产转变为大规模集体生产。……国家应该负担分配土地的全部费用，首先受到照顾的应该是集体农场和贫农的农场，他们的利益应该受到最大的维护。”（同上，71页）
如果官僚层并没有在小资产阶级的压力下动摇，而且从1923年起就实行反对派纲领的话，不但无产阶级、而且农民、对革命的结算表就会正面得多。
城乡联合的问题是城乡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它由两个部分构成，或者，更正确地说，它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1）工业与农业之间的相互关系；（2）无产阶级与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市场的基础上，这些关系采取了商品交换的形式，并以物价的波动来表达。面包、棉花、甜菜等的价格，和布料、煤油、耕犁等的价格之间的和谐，就是评价城乡之间、工农业之间、工农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决定性指标。因此，工业与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在目前以及在今后一段时期，将会是整个苏维埃制度的经济与社会的最重要问题。现在我们要问：在最近两次党大会之间，换句话说，在过去两年半之内，到底这个剪刀差有了什么变化？变小了，还是继续变大？
我们在斯大林在党大会所作的10小时报告[1]中，找不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斯大林提供了一大堆各部门所呈报的数字，而且使他这个报告成为官僚的参考书。但是他一点也不尝试从孤立零散的数字中作出马克思主义的总结评价。他只从各委员、各书记处、各办公室得到这些资格，但他完全没有消化它。
工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愈来愈小吗？换句话说，这个对于农民而言社会主义革命结算表上的负数开始减少吗？为了评价成功程度，为了检验经济计划和经济政策是否正确，在市场的情况下（我们还不能摆脱市场的束缚，而且在今后一段长时期内也不能做到）观察剪刀差减小抑或增大，是非常重要的。斯大林的报告一点也没有提到这点，这事情本身就使人非常诧异。如果前剪刀差愈来愈小的话，米高扬的部门的专家们就会毫无困难地用统计数字和图表来表达这个过程。斯大林只要在大会上给大家看一个图表显示两片剪刀向里合拢就可以了，报告的整个经济部分就有个轴心。但是，不幸地，这个轴心不在那边。斯大林避开了剪力差的问题。
国内价格的剪刀差还不是最后的指标。还有其它的、“更高”的指标：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之间的剪刀差。这些剪刀差就是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劳动生产力来测算苏联的劳动生产力。在这方面以及其它方面，我们接受了一大堆落后的东西。所以，今后几年的实际任务并不是立刻“超过某个国家”──我们离这还远──而是通过计划来削减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之间的剪刀差。这只能通过有系统地使苏联的劳动生产力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力接近才能达到。这就需要经济上最有利的计划，而不是统计数字最大的计划。官僚愈要常常重复那“超过某某国家”的大胆的公式，他们就愈顽固地忽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工业之间的实际数字的比较，换句话说，他们就愈顽强地忽略国内价格与世界价格的剪刀差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在报告中也只字未提。国内剪刀差问题只有在市场真正消逝的情况下才可视为消除了；而国外剪刀差的问题则只有在世界资本主义完全消灭以后才能消除。我们知道，斯大林打算在这个农业报告中把新经济政策送去“见鬼”，予以取消。但在他作报告后半年之内，他改变了主意。他在对党大会的报告中把他没有达到取消新经济政策的意向归咎于“托洛茨基主义者”。缝合这个手术的白色与黄色的线是如此赤裸地暴露出来，以致这段演说词的报告里，不敢记录有任何鼓掌声。
斯大林在市场和新经济政策上的变化，是经验主义者常有的变化。他把他心中因外来压力而起的急激的变化，看成为整个局势的急激的变化。当官僚一旦的决定与市场和富农进行决定性的冲突，而不是被动地适应市场和富农时，市场和富农就不再存在于统计数字和经济之中。经验主义通常是主观主义的先决条件；如果它是官僚主义的经验主义的话，它就必然变成周期性“转向”的先决条件。在这种情况中，“总”领导的高超技术就是把这些转向改换为较小型的转向，而把这些小型转向平均地分配给下属（所谓执行者）。如果总的转向到最后归因于“托洛茨基主义”，那末问题就解决了。但是这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新经济政策的“本质”，不管斯大林的思想中关于它的“本质”是如何改变，还跟上面所说的一样，是由城乡之间的市场关系所决定的。如果新经济政策仍旧存在的话，工农业产品价格之间的剪刀差仍旧是整个经济政策的最重要指标。
然而，在大会召开的半年以前，我们听到斯大林说剪刀的理论是“资产阶级偏见”。这是解决这个局面的最简单方法了。如果你告诉江湖医生温度曲线是诊断一个生物体有没有生病的最重要指标之一，他是不会相信你的。但是，如果他能够利用某些神圣的话语，或者，更坏地，他学会了说他的骗术是“无产阶级的医药”，他一定会说温度计是资产阶级的偏见。如果他手上有权的话，他为了要避免丑闻，就会把温度计掷在石头上把它打碎，或者，更坏地，敲在人家的头上把它打碎。
1925年，苏联农民的分化被宣布为大惊小怪者的偏见。雅可夫列夫被派到中央统计部去，把所有的温度计收集起来然后毁掉。但是，不幸的是，生物体的温度并不因此而维持不变。结果，江湖医生和病人都看不出内在的有机过程。这就是富农拒卖谷物等的情况，因为富农突然崛起为农村的主要人物，并且迫得斯大林在1928年2月15日（见该日的《真理报》）作180度的转变。价格温度计的重要性不亚于农民分化这个温度计的重要性。
当十二次党大会首次使用及解释“剪刀差”这个名词以后，大家都知道它的重要性。在那次大会以后的3年间，中全会及其它种种会议上都把剪刀差描述为农村的经济温度的基本曲线。但是，从此以后，慢慢地就没人提它了。最后，在1929年底，斯大林索性就宣布它为“资产阶级的偏见”。因为这温度计给及时击碎了，所以斯大林就不必在第十六次党大会上提出经济温度的曲线。
马列主义是思想的武器，不但要用来澄清过去、现在和将来所发生的事情，而且要决定工作任务。斯大林的理论却是替官僚层服务，用来在事后替其反复的做法辩护、掩饰过去的错误，因而也准备了明天会犯错误。斯大林的报告最显著的，就是对剪刀差保持缄默。这也许是矛盾的，因为缄默并不占有时空的位置。但是，这却是事实：在斯大林的报告中，有一个自觉地事先考虑好的大洞。
醒来吧！不要让人家用这个洞来伤害无产阶级专政。
地租──斯大林深化马克思和恩格斯
布哈林在开始向“总书记”斗争的时候，在某一场合宣布斯大林的主要野心就是迫使大家承认他是“理论家”。布哈林一方面对斯大林的了解很深，另方面懂得共产主义ABC，所以他懂得斯大林的这个意图的整个悲喜剧。斯大林是以理论家的姿态在马克思主义农业家大会上演说的。除了其它东西，斯大林也大谈地租。
就在最近（1925年），斯大林还极力主张农民可在几十年内拥有土地──换句话说，他主张在实际上及在法律上取消土地国有化。那时候，格鲁吉亚的农业人民委员──斯大林当然不是不知道的──提出一项法案，主张直接取消土地国有化。俄罗斯的农业人民委员也想同样做。反对派发出警号，在纲领上写道：“党应该拒绝及粉碎所有要废止或破坏土地国有化的倾向──土地国有化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基本支柱。”〔同上书，70页〕正如在1922年斯大林要放弃对外贸垄断的攻击一样，他在1926年也不得不放弃对土地国有化的攻击，他宣布说“他被人误解了”。
斯大林宣称推行左的路线以后，不但变成为土地国有化的杆卫者，而且还立即指责反对派不懂整个土地制度的重要性。昨天对国有化的否定主义，突然转变为拜物教式的崇拜。马克思的地租论被赋予一个新的行政任务：替斯大林的全面集体化辩护。
这里需要简单地谈一下这个理论。马克思在他对地租的尚未完成的分析中，分开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由于同样的人类劳动应用到不同的土地上产生不同的结果，较肥沃土地的剩余产物自然被该土地的地主所占有。这就是级差地租。但是，只要还有人需要某一块土地，即使这块土地最为瘦瘠，地主也不会免费让佃农耕种。换句话说，不管一块土地的质素如何，只要还存在土地私有制的话，一定会有最低限度的地租。这就叫做绝对地租。因此，从理论上讲，地租的实际的量等于绝对地租与级差地租的总和。
根据这个理论，取消土地私有制就会取消绝对地租。所剩下的地租是由土地的质素决定的，或者，更正确地说，是人类劳动应用到不同质素的土地所得的结果。我们不必去解释，级差地租并不是某块土地的固定的性质，而是因耕种方法的变异而改变的。这些简单的解释是要用来显示，斯大林闯入土地国有化的理论境界以后的全部狼狈不堪情景。
斯大林从纠正与深化恩格斯开始。这已不是第一次。早在1926年，斯大林对我们解释，恩格斯和马克思都不懂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的基本规律，正因如此，他们两人都反对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后一理论是由斯大林的理论先驱佛里玛所提倡的。[2]
骤眼看来，斯大林对于土地国有化问题的态度似乎比较谨慎，或者，更准确地说，斯大林对于恩格斯老头子有关这个问题的不足的了解采取比较严谨的态度。但事实上，他的态度绝不严谨。他从恩格斯关于农民问题的著作中引述有名的句子，即：我们不会违反小农的意志，相反地我们将从各方面帮助他“来加速他向协作生产的转变”，那就是说，向集体农业的转变。“我们将会尽可能给他充分的时间从他自己的那块土地的角度上来考虑这个问题。”
这些精彩的话是每个有修养的马克思主义者都熟悉的，它们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和农民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清楚的、简单的公式。
斯大林为了替他的狂热的全面集体化辩护，就说恩格斯关于领导小农走上农业社会主义化道路的话是特殊地，而且“初看起来有点过分”地谨慎小心。恩格斯为什么会“过份”地谨慎小心呢？斯大林的答复是：“显然，他〔恩格斯〕是从土地私有制的角度看问题，也即是从农民很难与‘他自己的小块土地’分离这个事实来看问题。这就是西方的农民。这就是土地私有制尚存在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民。在那里当然需要谨慎小心。那末我们能不能说这种情况也在我国，苏联，存在呢？不，不能这样说，因为在这里我们没有土地私有制把农民束缚在他自己的个别的农地上。”
这就是斯大林的辩词。我们能不能说在他的辩词中还有一点道理呢？不，不能这样说。斯大林说，恩格斯一定要“谨慎小心”，因为在资产阶级国家土地私有制还存在。但是斯大林自己就不需要谨慎小心，因为在苏联我们已经建立了土地国有化。但是土地私有制以及更原始的公有制，不是也在资产阶级的俄国存在吗？土地国有化不是现成的；它是我们夺取政权后才建立起来的。恩格斯所谈的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取政权以后所要采取的政策。斯大林带优越感地解释恩格斯的谨慎小心，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你看，这个老头子被迫在土地私有制还存在的资产阶级国家之内活动，但是我们却命中废除私有制的观念。但是恩格斯之所以推荐谨慎小心，正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因此也就是在废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以后。
斯大林将苏联的农民政策与恩格斯的主张对比，于是以最可笑的方法来混淆问题。恩格斯允许让小农在决定参加集体农场以前，有时间从他自己的土地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根据恩格斯的意见，在小农“考虑问题”的过渡时期，工人国家应该保护小农免受高利贷者和谷物商人等的侵犯，换言之，要限制富农的剥削倾向。苏维埃对于大多数的，亦即非从事剥削活动的农民的政策，虽然摇摆不定，但却正是有这个二重性。今天，在夺取政权以后的第十三年，集体化运动还是在初步阶段，虽然官方的统计吹嘘相反的情况。对绝大多数的农民来说，无产阶级专政已经给了他们十二年去考虑。恩格斯不会想到要用这么长的时间，而且在西方的先进国家不需要这么多的时间，因为有了高度发展的工业，无产阶级就很容易以行动向农民显示集体农业的所有优点。如果我们一定要等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第十二年才在苏联广泛地推动集体化运动──这个运动还是内容非常原始，而且非常不稳定──这个事实只能以我们的贫穷和落后来解释，尽管土地已经国有化，而关于这点，恩格斯似乎并无预见到，而当西方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他们也似乎不会面对着这个问题。这样以俄国与西方对比，以斯大林与恩格斯对比，充满了把国家的落后作理想化的解释的意味。
但是斯大林并不停留在这点上；他马上以理论上的语无伦次来补充经济论述方面的语无伦次。他向他的不幸的听众发问：我们怎样能够“在我们这个土地已经国有化的国家，这样容易地〔！！〕证明它们〔集体农场〕是比小农农场更优越？那就是苏联农业法的有伟大革命意义的地方，因为这个农业法不但废除绝对地租，……而且实施了土地的国有化。”斯大林带责备性地而又沾沾自喜地问道：“那末为什么这个新〔！？〕的论点没有被我们的农业理论家充分利用来与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理论斗争呢？”这里，斯大林引证了资本论第三卷和马克思的地租论（对于这个引证，马克思主义农业经济学家们最好不要面面相觑、不要在混乱中捏鼻子，不要把头藏在桌子底下）。天哪！这个“理论家”要爬到多高……才会带着他的“新理论”掉到泥坑里去？
据斯大林说，西方的农民仅是被“绝对地租”束缚在土地上。因为我们“废除”了这条毒蛇，这个奴役农民的“土地的威力”也就消失了；而关于这个奴役农民的“土地的威力”，俄国的尤斯潘斯基和法国的巴尔扎克及左拉，却是用扣人心弦的文字去描写的啊。
首先，让我们确定如下的论点：绝对地租在苏联并没有被废除，而是被收为国有，这两个情况不能等同为同一事情。纽马克在1914年评估俄国的国家财富为1千4百亿金卢布。这个估价首先包括所有土地的价格，亦即全国的资本化的地租。如果我们现在要确定苏联整个国家的财富在全人类财富中的比重，我们当然会包括资本化的地租（绝对地租以及级差地租）。
所有的经济尺度（包括绝对地租在内）能还原为人类劳动。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决定地租的是劳动加于土地上所产生的物品中被土地拥有者取去的分量。苏联的土地拥有者是国家。那就是说，国家是地租的承担人。至于绝对地租的取消，只能在全球的土地都社会主义化以后，也即是在世界革命胜利以后，才谈得上。但是这里无法不得罪斯大林，我们要说：在一国的范围之内，不但无法建设社会主义，而且连绝对地租也不能予以废除。
这个有趣的理论问题有其实际意义。地租在世界市场上是以农产品的价格表达出来的。只要苏联政府还输出农产品───而且随着农业的加强，谷物的输出将会大量增加──那么，苏联国家配备着对外贸的垄断，在世界市场上便以出产农业输出品的土地的拥有者姿态出现；那末，从这些产品的价格上，苏联国家就使集中在它手上的地租得以实现。假如我们的农业技术和对外贸易不比资本主义国家差，而是在同一水平，那末，绝对地租就会在苏联以最清楚的、最集中的形式出现。当将来有一天我们达到这个阶段时，这个时机就对有计划地指导农业与输出具有极大意义。斯大林不能在世界市场上将绝对地租实现，而只能吹嘘说我们“废除”了绝对地租，他能短时间内这样吹嘘，只因我们目前的农产品输出还很弱，我们的对外贸易还没有上轨道，因此，不但绝对地租而且其它许多东西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事物的这一面，虽然与农民经济的集体化没有直接关系，但还是再一次给我们一个例子，来证明斯大林如何把经济的孤立与经济的落后加以理想化；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社会主义哲学家的一个基本特性。
让我们回到集体化的问题上。据斯大林说，西方的小农是被绝对地租的锁链绑在他自己的那块土地上。每个农民的母鸡都会嘲笑这个“新论点”。绝对地租纯粹是资本主义的范畴。小农经济只有在特别有利的市场情况下，譬如在大战开始的那段时期，才能分享绝对地租。金融资本对分散的农村的经济独裁，是以市场上的不等价交换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总而言之，全世界的农民都逃不了“剪刀差”的统治。在谷物以及一般农产品的价格中，绝大部分的小农的工资（更何况地租）都不能获得实现。
但是，一方面，斯大林得意洋洋地“废除”的绝对地租与小农的思想和感情全无关系，另一方面，斯大林却慷慨地抹杀了级差地租对西方农民的重大意义。佃农和他的父亲越是花气力来提高土地的肥沃程度，就越要紧紧地保留着这块土地。这不但对西方的农民来说是如此，对东方的农民也是如此，譬如，中国的深耕细作的农民。因此，小农所有制有某种程度的保守性，并不是源于绝对地租这个抽象的范畴，而是源于在小块土地上深耕细作这种物质条件。如果俄国农民能够比较容易脱离某块土地的束缚，则并不是因为斯大林的“新论点”把它们从绝对地租中解放出来，而是因为在十月革命以前，土地常常重新分配。土地重分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农民并不采取深耕细作的方法，我们的农业实行三耕制，在土壤上是吃力的工作──换句话说，就是被斯大林所理想化了的落后性。
西方的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会不会比我们更难克服从小农所有制的深耕细作而来的保守主义？不会的。因为在西方，小农在土地上损失“级差地租”无产阶级国家由于有更高得多的工业与文化，能够更容易给过渡到集体劳动的农民以明显的、真正的补偿。毫无疑问地，德国、英国、或美国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十二年以后，他们的农业的集体化将会比我们今天的情况更无比地高、无比地坚实。
斯大林要在国有化以后的十二年才发现主张全部集体化的“新论点”，这不是奇怪吗？为什么在1923－28年时，尽管有国有化存在，但他们顽固地信赖强有力的个体商品生产者，而不信赖集体农场？明显地，土地国有化是社会主义农业的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条件。从狭隘的经济观点来看，换句话说，从斯大林考虑问题的观点来看，土地国有化只有第三等的重要性，因为合理的、大规模经营所需要的设备费用，要比绝对地租多很多倍。
毫无疑问地，土地国有化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极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政治与法律的先决条件。但是，国有化在任何时刻的直接的经济意义是由物质──生产的因素来决定的。这在农民对十月革命的损益结算中表露得很清楚。国家作为土地的拥有者，拥有收取地租的权利。国家能在目前的市场上从谷物、木材等产品的价格实现这个地租吗？不幸地，目前还不能。国家从农民手上能实现这个地租吗？由于国家与农民之间的经济关系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很难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并不自相矛盾地说，工农产品价格之间的“剪刀差”，用隐藏的方式包含了地租在内。随着土地、工业、运输的国有化，可以说，对农民而言，地租的问题并不具有经济的意义，而是具有簿记的意义。但是簿记是农民不太关心的技术；他是从他与城市和国家的关系中得出全盘的结算表的。
从另一方面来讨论这个问题会更正确些。由于土地、工厂、矿山实行国有化，由于取消了国外债务，由于实行计划经济，因此，工人国家能在一个短期内达到高度的工业化。这个过程无疑替集体化创造了最重要的前提。然而，这个前提并不是法律上的，而是物质──生产性的；它表达在一定数目的犁、收割机、联合收割机、拖拉机、谷物起卸机、农业专家等等上面。集体化计划应该从这些实在的东西着手进行。那就是计划变成事实的时候。但是在这些国有化的真正的果实上，我们不能老是加上国有化本身，就好像它是什么储备基金一样，可以包容“完全的”官僚冒险的所有过份的东西。这就好像一个人存了钱在银行以后马上就要同时用这笔钱和利息。
这就是一般的结论。但是特殊的、个别的结论也许更简单地可以用以下文字来表达：“儍瓜！笨蛋！你还是留在学校里吧！”，不要闯进深远的理论境界了！
马克思的公式和无知者的无耻
在资本论的第一卷和第三卷之间还有第二卷。我们的理论家斯大林认为滥用第二卷以方便其行政手段，是他的责任。斯大林必须赶紧使目前的强迫集体化政策避免受到批评。但是，由于他在经济的物质条件中找不到必需的证明，他就在权威著作中寻找，结果他每次都找错了书页。
大规模经济比小规模经济（包括农业在内）优越之处，已经被资本主义的全部经验所证明。大规模的集体经济比分散的小型经济的潜在优越处，甚至在马克思以前已被空想社会主义者说明了，他们的论点到现在还是基本上合理的。在这方面，空想主义者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者。只是在朝向集体化的历史道路这个问题上，他们才开始成为空想主义者。这里，正确的道路由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论和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批评所指出。
《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作了分析和综合。第二卷考察资本主义经济生长的内在结构。这一卷的代数公式显示了从一个同样的具创造力的原生质──抽象的人类劳动──怎样结晶了下面的经济范畴：生产资料以不变资本的形式；工资以可变资本的形式；以及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以后就变成创造更多的不变和可变资本的一个泉源。它又转过来使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成为可能。这就是扩大再生产的最普遍的、最抽象的形式。为了要证明这个经济过程的不同的物质元素（即商品）在这个不受规限的整体中互相发生关系，更准确地说，为了要证明在生产的一般的发展中，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如何在不同的工业部门达到必要的平衡，马克思把扩大再生产的过程分为两个互相依存的部门：一方面是制造生产资料的企业；另一方面是制造消费品的企业。第一类企业要向它们自己及第二类企业供应机器、原料和辅助材料。为了要满足它们自己以及第一类企业的需要，第二类企业就要供应消费品。马克思揭露了这两个部门之间的比例的一般规则。这就构成资本主义之下的动态的平衡的基础。[3]
农业及它与工业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则是不同的平面。斯大林显然简单地把消费品的生产与农业的生产搞混了。对马克思而言，制造原料的资本主义农业企业（而且只是资本主义的企业）才自然地属于第一类企业；制造消费品的企业则属于第二类企业。在这两个情况下，它们的归类是与工业企业一样的。关于农业生产有其与整体工业相反的特征，马克思只在第三卷才开始研究这些特征。
在现实中，扩大再生产能进行，不但是靠用了工人在工业本身以及在资本主义农业中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而且也有以下的外来的泉源：前资本主义的农村、落后国家、殖民地，等等。从农村和殖民地所得到的剩余价值是经过以下的途径的：不平等的交换，强迫的征收（主要是通过税收），或者是以信用的形式（储蓄银行、借款等等）。从历史上来看，所有这些形式的剥削是以不同的比例与榨取剩余价值的“纯粹”形式结合起来，而且前者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后者；资本主义剥消的深化总是与它的广化同时进行的。但是，马克思跟我们有关的公式，很小心地分析了活生生的发展过程，把资本主义的再生产与所有前资本主义的及过渡的形式分开；这些前资本主义的及过渡的形式不但陪伴和饲养资本主义再生产，而且以它们自己的消耗来使资本主义的再生产扩大。马克思的公式构造的是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这个资本主义在过去没有存在过，现在也不存在。正因为如此，这些公式显示了每个资本主义的基本倾向，而且显示的仅是资本主义的基本倾向。
任何读过《资本论》的人都会知道，在这三卷书中，是找不到无产阶级专政能够如何、何时及以何种速度实践农业集体化这个问题的答案的。这些问题以及其它许多问题，根本没有在任何书中解决过，而且正因为它们的本质使然，也不能在过去被人解决过[4]。事实上，斯大林就好像是一个商人，要从马克思的最简单公式M－C－M（货币──商品──货币）中寻找答案，指引他何时以及买卖什么东西来达到最大利润。斯大林根本把理论的概括弄混成为实际的处方──更不必说马克思的理论的概括是处理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
为什么斯大林要引用他很明显地是不懂的扩大再生产的公式？斯大林自己的解释是无与伦比的，所以我们要一个个字地引下来：“的确，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教导我们，近代〔？〕社会如果没有年年的积累，就不能够发展，而且除非年年都有扩大再生产，否则这个积累是不可能的。这是非常清楚和容易了解的。”这句子不能更清楚了。但是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教导；这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共同知识，是它的精华。“积累”作为“近代社会”发展的条件──这正是庸俗的政治经济学清除了劳动的价值论后所得出的重大观念，而劳动价值论早已包含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内。斯大林大声疾呼地说“从马克思主义的宝库中取出来”的理论是个平凡的事物，不但结合了亚当史密斯和巴斯梯亚特的观念，而且结合了后者与美国胡佛总统的观念。用“近代社会”──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近代社会”──是为了把马克思的公式扩张到“近代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是非常清楚和容易了解的。”斯大林继续说：“我们的大规模的、集中的社会主义工业正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扩大再生产〔！〕的理论而发展，因为〔！！〕它的量年年增大，它有它的积累，而且正大踏步地前进。”
工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发展──这真是不朽的公式！这就等于说燕麦根据黑格尔的辩证法而生长。对一个官僚来说，理论是方便行政手段的公式。但是，这还不是问题的中心。“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的理论”是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但是斯大林是在说苏联的工业，这个工业他毫无保留地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工业。因此斯大林是在说“社会主义工业”根据资本主义再生产理论而发展。你看，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的宝库”中偷东西是这么粗疏的！如果一个在无政府主义生产法则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再生产理论适用于两个经济过程：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另一个是有计划的，那末，计划经济这个社会主义的开始，就会被缩减到零。但是甚至于这些还只是花朵──果实还在后头。
斯大林从宝库中得出的最珍贵的宝石，就是那个小小的字──“因为”：社会主义工业根据资本主义工业的理论而发展，“因为它的量年年增大，它有它的积累，而且正大踏步前进。”可怜的理论！不幸的宝库！倒霉的马克思！难道创造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特别来证明有需要年年增长和大踏步前进？那末资本主义工业以“蜗牛速度”发展的时期又怎么样呢？好像在这些情况之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就用不到了。但是，所有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都有繁荣和危机的周期；这就是说，它不但大踏步前进，而且也有缓慢进展和后退的时期。虽然马克思之所以建立他的理论是为了了解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好像是只对社会主义的工业提供全部的答案，而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却是没有用了。这不是奇迹吗？斯大林不但不限于在土地（国有化问题）上开导恩格斯，而且还要忙着在基本的理论上纠正马克思。他真是……大踏步地前进。《资本论》的公式在他的铁蹄之下就像胡桃般被踏碎。
但是疑惑的读者会问：为什么斯大林需要所有这些呢？呀！我们不能跳过阶段，特别是我们跟都跟不上我们这个理论家。忍耐一点，一切的内幕将被揭露。
在我们刚刚讨论过的句子之后，斯大林继续说：“但是我们的大型工业并不是国民经济的全部。刚好相反，小农经济还占国民经济的主导部分。我们能够说我们的小农经济是根据扩大再生产的原则〔！〕而发展吗？不！我们不能。……我们小农经济……连简单再生产都几乎不能实现。当我们有像小农经济这样的农业基础，我们能够加速地推进我们的社会主义化的工业吗？……不！我们不能。”以后就是他的结论：完全集体化是必需的。
这段文句比上一段更妙。从他不时的平凡的、催眠的陈述，突然来了鲁莽的无知的爆炸声。农业经济，即简单的商品经济，是根据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发展的吗？我们的理论家恐惧地回答说：不！很清楚的：农村并不依据马克思而生活。这点必须要更正。斯大林企图在他的报告中就农民经济的稳定性反对小资产阶级的理论。同时他又卷在马克思主义的公式的网中，所以他就用最一般的方式来表达这些理论。事实上，根据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的理论讨论的是整个（不但是工业而且也是农业）资本主义经济的纯粹形式，即是说，不包括前资本主义的残余。但是，斯大林为了某个理由，把手工业者拨开在一边以后，就提出问题：“我们能够说我们的小农经济是根据扩大再生产的原则〔！〕而发展吗？”他回答说：“不！我们不能。”
换句话说，斯大林以最一般的形式重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断言，说农业并不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理论的“原则”而发展的。如果在这以后维持不动，不是更好吗？马克思主义农业家们毕竟是维持不动地倾听斯大林可耻地滥用马克思的教导的。但是，最礼貌的回答也应当是这样的：马上滚下讲台，你不懂，就不要乱讲！
但是，我们不要学马克思主义农业家那样维持不动。有权力的无知者是与拿着利刀的疯子一样危险的。《资本论》第二卷的公式并不代表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原则”，而代表资本主义过程的客观的概括化。这些从农业的特征中抽象来的公式，不但不和农业的发展矛盾，反而完全地把它作为资本主义的农业来分析。
从第二卷的公式的角度来讨论农业时，唯一可以讲的，就是这些公式事先假定一定量的农业原料和农业消费品已存在，足以保障扩大再生产。但是，农业与工业之间的关系应该怎样：像英国，还是像美国？这两个形式都同样地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公式。英国进口消费品与原料。美国则出口这些东西。这里跟扩大再生产的公式没有矛盾。这个扩大再生产并不受国界的限制，而且也不向一国的资本主义或者向一国的社会主义相适应。
假如人类发明了合成食物和合成原料，农业就会完全被否定，被化学工业的新部门所代替。到那时候，扩大再生产的公式会变得怎样呢？只要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分配的形式还存在，扩大再生产的公式还是有效的。
资产阶级俄国的农业经济，与其占主导的农民，不但满足日渐增大的工业的需要，而且创造了大规模输出的可能性。这些过程进行时，富农顶层不断强化，贫农底层不断削弱和无产阶级化。农业经济就是依照这个方式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在马克思研究了整个的资本主义经济──而且仅仅是资本主义经济──以后所得出的公式的范围之内，发展起来的，虽然农业经济有其一切的特征。
斯大林所希望得出的结论是，社会主义的建设不可能建基“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一个是最大型的、最集中的社会主义工业；另一个是最分散的、最落后的小商品农民经济。”事实上，他证明的却正是相反的东西。如果扩大再生产的公式同样可以应用在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的经济上──即一般的“近代社会”上──那么人们就绝对地不了解为什么在同样的城乡矛盾的基础上来继续发展经济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在这个矛盾的基础上，资本主义达到无可比拟的更高的阶段。在美国，巨大的工业托拉斯甚至在今天还跟建基在农场农民的农业经济并肩发展。农场经济创立了美国工业的基础。以斯大林为首的官僚层，在昨天以前还是公开以美国农业为其典范：大农场在底下，集中化的工业在上头。
理想的交换等价物是第二卷的抽象公式的基本前提。但是，过渡时期的计划经济，虽然建基在价值规律之上，但它不但在每个步骤上违反价值规律，而且使经济的不同部门之间的（特别是工业和农业之间的）不等价交换的关系固定化。强迫的积累和计划的分配的决定性杠杆，是政府的预算。随着今后必然的发展，政府预算的任务也一定会增大。只要市场还在起作用的话，信用货款就使预算的强迫积累的功能和市场的过程正规化。不管是用预算的方法来理财也好，还是用计划性的或半计划性的信用贷款也好，虽然这二者能够保证苏联的再生产的扩大，但是它们都不能被包括在《资本论》第二卷的公式之中。因为第二卷的公式的全部力量不但在于它们排除了预算、计划、关税以及一切形式的政府的计划的干涉，而且在于它们使市场的盲目力量在价值规律的束缚之下，带有规律性。假如苏联的国内市场“恢复自由”，假如对外贸易的垄断被废除，那么城乡之间的交换将会无可比拟地变成更平等，而且农村的积累──当然是富农和农民资本家的积累──将会走它自己的自然的道路，我们不久就会很清楚地看出，马克思的公式也应用到农业上了。在那条道路上走下去，俄国就会在短短的时间内被转变为殖民地，成为其它国家要发展工业的基础了。
为了要推动全面集体化，斯大林学派（世界上就有这样的东西）传开了一些粗糙的统计表，比较工业与农业的发展率。当然，照往常一样，这个工作还是莫洛托夫做得最粗野。在1929年2月的莫斯科地区的党会议上，莫洛托夫说：“在最近几年，农业的发展率很明显地落在工业之后，……在最近3年中，工业生产的产值增加了50％以上，而农业生产则只是增加了7％。”
将这两个发展率加以对比，就证明对经济学一无所知。所谓农业经济在实质上包括所有的经济部门。工业的发展，永远而且在任何国家都是以农业经济的比重的减低为代价的。我们只要回忆，美国的金属的生产差不多等于农业经济的生产，但是在苏联，金属的生产只有农业生产的十八分之一。这证明，不管最近几年的发展率多高，我们的工业还没有脱离幼童的阶段。要克服城乡之间由资产阶级的发展所造成的矛盾，苏联工业之超越农业的程度必须要比资产阶级俄国所达到的程度更高。
目前的农业与国家工业之间的差距的原因，并不是工业比农业发展得更快得多──工业所占的先锋的位置是世界的历史事实，是进步的必要条件──而是我们的工业太弱，换言之，工业进展得太少以致不能将农业提高到必要的水平。目前的目标当然是消除城乡之间的矛盾。但是消除的道路和消除的方法，与拉平工农业的发展率是毫无共通点的。刚好相反，农业的机械化和农业各部间的工业化，将会同时是农业比重的减低。实现这个工业化的速度决定于我们工业的生产力。对农业集体化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金属工业的百分比在过去几年中上升了几十点，而是全国人口平均的金属量仍微不足道。只有当集体化是建基在农业生产的技术革命上，集体化的增长才会等于农业经济的增长。但是这个技术革命的速度受制于目前的工业的比重。集体化的速度应该与工业的物质资源协调──不是与抽象的统计数字的速度协调。
为了在理论上更清晰地表达，我们还要再加几句话：城乡矛盾的消灭，那就是说，提高农业的生产到科学与工业的水平，并不是斯大林所想象的马克思的公式在农业上的务利，而且是相反地，是马克思主义在工业上的胜利的结束；因为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决不会按照《资本论》的公式进行──《资本论》的公式的主要动机是追求利润。但是所有这些对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是太复杂了。
总结来说，让我们重复说明：集体化是取消资本主义的实际工作，并不是扩张资本主义的理论工作。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公式在这里不适用。集体化的实际上的可能性一方面决定于大规模农业所能运用的生产与技术资源，另方面决定于农民是否有从个体经济进展到集体经济的准备程度。归根到底，这个主观因素还是由同样的物质与生产因素来决定：农民只能被基于先进技术的集体经济的优点吸引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但是斯大林，不用拖拉机，而希望把《资本论》第二卷的公式放在农民眼前。但是农民是诚实的，他不会跟人家争论他不懂的东西。
（兆立译自《托洛茨基文集1930年》，英文版第308－334页）
注释：
[1]斯大林1930年6月27日的《中央委员会向苏联共产党第十六次大会的政治报告》，刊登在《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
[2]佛里玛（1850－1922）是社会民主党人，1879年写了一篇文章《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主张“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作为改良主义者的先锋，他是伯恩斯坦的前辈。
[3]作者原注：《资本论》第二卷的公式排除了工业与商业危机，而这些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平衡的结构的一部分。这些公式的目的，就是证明，在有或者没有危机的情况之下，以及不管有没有危机的情况之下，资本主义仍是达到平衡的。
[4]作者原注：在十月革命以后的头几年，我们不止一次不得不要与天真的人发生争论，因为他们想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寻找马克思连提都不会提出来的问题的解答。列宁一直支持我的观点。我可以举出两个例子，因为这两个例子已由速记员记录下来：
列宁说：“我们并不怀疑我们应该做实验，正如托洛茨基同志所表达的。我们进行的工作，是世界上没有人曾经这么大规模地尝试过的。”〔1919年3月18日，《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
几个月后他说：“托洛茨基同志说得很对，这事情没有写在我们会认为是我们的指导的书上，它没有追循任何社会主义的世界观点，它也没有被任何人的实验所决定，所以将要被我们自己的实验来决定。”〔1919年12月8日，《列宁全集》，第三十卷〕 |
印度革命——其所面临的任务和危险（托洛茨基，1930年5月3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印度革命——其所面临的任务和危险
托洛茨基1930年5月30日
杨进译
按：本文原文写于1930年5月30日，英语版“TheRevolutioninIndia:ItsTASKSanditsDANGERS”于1930年7月12日发表于美国《战斗报》第三卷第26号第4至5页。此中译本以英语版作为原文。
印度是典型的殖民地国家，就像英国是典型的殖民宗主国一样。英帝国主义者在过去一个半世纪内如水蛭般牵占和吸吮这块巨大殖民地的血液之历史，最彻底、最骇人地总体呈现了统治阶级的一切恶行和资本主义对东方落后民族实行的一切压迫形式。英国资产阶级在当地孜孜不倦地扶植一切野蛮主义的残余，扶植一切有助于人压迫人的中古制度。它强迫它的封建买办们适应殖民资本主义的剥削，成为它联系群众的纽带、机关和镖队。英帝国主义者吹嘘他们在印度投资了近40亿金币[1]的铁路、运河和工业企业。帝国主义的辩护士们得意洋洋地把今天的印度比较于殖民占领前的印度。但是，谁又能怀疑，一个拥有3.2亿人口的金玉之邦，如果摆脱了有计划、有组织的掠夺，必定会发展得更快、更成功呢？只要回想一下英国在印度投资了40亿金币，就足以想象英国在短短五六年的时间里从印度榨取了多少财富。泰晤士河畔的债主们在仔细权衡后允许印度获得足以促进对该国财富掠夺的某些技术和文化，然而，他们无法阻止诉求经济和民族独立自由的思想越来越广泛地深入群众。
就像在旧资产阶级国家一样，存在于印度内部的各种族群只有通过有约束力的政治革命才能融合成一个民族。但与旧国家不同的是，印度的这场革命是一场反对外国压迫者的殖民地革命。除此之外，它还是一个落后于历史的民族之革命，在这个民族中，除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近来大大加剧的阶级对立之外，还存在着封建农奴制、种姓分化甚至奴隶制等关系。
印度的社会对立面
印度革命作为一股对抗世上最强大压迫者之一的殖民革命性质，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民族内部的社会对立，特别是在那些认为这种掩盖是有利的人看来。实际上，摆脱帝国主义压迫制度的必要性，会要求印度群众付出最大的革命奉献，而帝国主义压迫制度的所有根源都与印度的旧剥削交织在一起，这本身就保证了阶级斗争的巨大摆荡。英帝国主义不会主动放弃自己的阵地；在美国面前卑躬屈膝的同时，它将把剩余的精力和资源用于对付印度的叛乱。
印度革命甚至在它还没有摆脱民族资产阶级背信弃义的领导的现阶段，就被麦克唐纳的“社会主义”政府镇压了，这是多么有启发性的历史教训啊。这些许诺要在自己的祖国内和平地推行社会主义第二国际无赖们所执行的血腥镇压，跟英帝国主义未来将会对印度的算账比起来不值一提。关于调和资产阶级英国的利益和民主的印度的利益的甜蜜社会民主主义言辞，是对麦克唐纳的血腥镇压的必要补充。当然，在每一次（对殖民地革命者）处决执行之间，他们都开了不下千次的“和解委员会”。
英国资产阶级非常清楚，失去印度不仅意味着其已经腐朽不堪的世界权力的崩溃，更意味着其本国内部的社会崩溃。这是一场殊死搏斗。所有的力量都将被调动起来。这意味着革命必须动员不可抗拒的力量。数百万群众已经开始骚动。他们仅仅下意识地展现了他们的力量，就足以令于民族资产阶级不得不从被动中走出来，掌握运动的主动权，以让锐利的革命之剑变钝。甘地的消极抵抗是把不团结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天真和自暴自弃的盲目性同自由资产阶级的奸诈诡计结合起来的战术死结。印度立法议会（即与帝国主义勾结的官方机关）的主席放弃自己的职位来领导抵制英国商品的运动，这一事实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对泰晤士河畔的先生们说：“我们将向你们证明，我们对你们是不可或缺的，没有我们，你们就不能使群众平静下来；但是，为此我们将向你们提出我们自己的议案”。
甘地入狱的意义
作为回应，麦克唐纳（RamsayMacDonald）把甘地（MohandasGandhi）关进监狱。奴才有可能走到超出主子容许的范围，坚定地掠过理智，以证明自己的信仰是正确的。保守党作为严肃而有经验的帝国主义者，在现阶段可能不会采取如此过分的镇压行动。但另一方面，被动反对派的国家领导人本身也需要采取镇压，以稳住他们已大大动摇的声誉。麦克唐纳为他们提供了这种服务。他在射杀印度工人和农民的同时，事先充分的警告甘地他即将被捕，就像俄国临时政府逮捕科尔尼洛夫（LavrKornilov）和邓尼金（AntonDenikin）那样。
如果说印度是英国资产阶级国内统治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另一方面，英国资本对印度的帝国主义统治也是印度国内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驱逐几万外国剥削者的问题。他们不能与国内压迫者分离，国内压迫者越是困难，群众的压力越大，后者就越不想分离。正如在俄国，对沙皇制的清算及其对世界金融资本的负债之所以成为可能，完全是因为农民阶级废除了地主豪绅，君主制才得以废除。同样，在印度，同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也是在无数被压迫的和半贫困的农民群众中展开的，是在清算封建地主、他们的代理人和中介、官僚和地头蛇的必要性中展开的。
印度农民希望“公正”地分配土地。这是民主主义的基础。同时，这也是整个民主革命的社会基础。
在斗争的最初阶段，无知、无经验、不团结的农民在单个的村庄里反对可恨的政权的个别代表，他们总是采取消极抵抗的态度。他们不交租，不纳税，逃到森林里去，或者逃避兵役等等。托尔斯泰式的消极抵抗在某种意义上是农民群众革命觉醒的最初阶段。甘地对印度人民群众也是如此。他个人越是“真诚”，他作为约束群众的工具对有产者们就越有用。资产阶级对以和平抵抗来反对帝国主义路线的支持，只是它对革命群众进行血腥抵抗的初步条件。
在历史上，农民不止一次地从被动的斗争形式转入以最残酷、最血腥的战争来反对他们的直接敌人：土地所有者、官员和高利贷者。欧洲的中世纪充满了这样的农民战争；但中世纪也充满了对农民战争的无情镇压。农民的消极抵抗和流血起义只有在城市阶级的领导下才能转化为革命，城市阶级因此成为革命民族的领袖，并在胜利后成为革命政权的掌握者。在当今时代，这样的阶级只能是无产阶级，即使在东方也是如此。
诚然，印度无产阶级在人口构成中所占的数量地位甚至小于1905年和1917年前夕的俄国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这种相对较小的规模是所有的庸人、所有的马尔丁诺夫（AleksandrMartynov）们[2]、所有的孟什维克们反对不断革命观点的主要论据。他们认为，俄国无产阶级把资产阶级推到一边，将拾起农民的土地革命，将使它大胆地摇摆起来，并在它的浪潮中走向革命专政，这种想法是不可思议的。因此，他们认为自由派资产阶级依靠城市和乡村的群众完成民主革命的希望是现实的。但事实证明，他们对人口的社会统计远远不足以衡量每个阶级的经济或政治作用。十月革命的经验一劳永逸、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
“唯一”缺失的条件
如果说今天印度无产阶级在数量上比俄国无产阶级弱，这本身并不决定它的革命可能性的较小摆动力，正如俄国无产阶级在数量上比美国和英国无产阶级弱并不妨碍俄国无产阶级专政一样。相反，使十月革命成为可能和不可避免的一切社会特殊性，在印度以更加尖锐的形式出现了。在这个贫苦农民的国家里，城市的霸权比沙俄的霸权具有同样明显的特点。一方面，工业、商业和银行的权力集中在大资产阶级（主要是外国资产阶级）手中；另一方面，鲜明的无产阶级迅速发展起来，排除了城市小资产阶级发挥独立作用的可能性，并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知识分子发挥独立作用的可能性，从而使革命的政治机制转变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农民群众领导权的斗争。到目前为止，在当地造就社会革命成功所“唯一”缺失的条件，就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政党。这就是现在的问题症结。
我们亲眼目睹了斯大林和布哈林的领导层是如何在中国实现孟什维克民主革命构想的。有了强大的官僚机器，这个领导层才有可能把孟什维克的公式付诸实践，也只有这样，他们才不得不把这些公式付诸实践。为了最好地确保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地位（这是俄国孟什维克的基本思想），斯大林官僚集团把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变成了民族资产阶级政党的附庸。与此相关的是，根据斯大林和蒋介石（透过中介人和现任教育人民委员布勃诺夫）正式达成的协定，中国共产党人无权在国民党内占据超过三分之一的职位。在共产国际的背书下，无产阶级政党就这样以资产阶级的官方俘虏姿态进入革命战场。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斯大林官僚集团扼杀了中国革命。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严重的政治罪行。
对于印度，正如对于所有东方国家一样，斯大林于1924年在提出一国社会主义的反动主张的同时，还提出了“工农双重阶级成分政党”的同样反动主张。这同样是否定无产阶级独立政策和独立政党的另一个公式。不幸的罗易（M.N.Roy）[3]从那时起就成了跨阶级主张和跨阶级的“人民”党或“民主”党的使徒。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十九世纪的发展、俄国三次革命的经验——这一切对这些先生们来说都是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的过去。他们还不懂得，“工农党”只有在国民党的形式下才是可以想象的，也就是说，只有在资产阶级政党的形式下才是可以想象的，这个资产阶级政党把工人和农民领导在自己身后，以便后来背叛和压迫他们。历史还没有发明出另一种超越阶级内外的政党。毕竟，罗易作为斯大林在中国的代理人、反对“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先知、马尔丁诺夫主义“四个阶级联盟论”的执行者，在中国革命不可避免的失败之后，成为斯大林官僚集团罪行的祭祀式的替罪羊，并不是徒劳无功的。在印度，为了实现斯大林主义为工农两个阶级政党开出的药方，进行了六年的削弱和打击士气的试验。结果就在眼前：无能、短视的各个“工农政党”，它们摇摆不定，苟延残喘，或者干脆消亡，恰恰在它们应该行动的时候，也就是在革命浪潮涌动的时候，化为乌有。但是无产阶级政党却不存在。无产阶级政党还必须在革命的烈火中建立起来，而在这个过程中，首先必须清除领导官僚堆积起来的垃圾。情况就是这样！从1924年开始，共产国际的领导层想尽一切办法使印度无产阶级无能为力，削弱先锋队的意志，剪断它的翅膀。
当罗易和其他斯大林的学生们为了制定跨阶级政党的民主纲领而浪费宝贵的年华时，民族资产阶级却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颟顸无能来夺取工会。如果不是在政治上，那就是在工会中，印度的国民党确实已经实现了，不同的是，其创造者在此期间被自己的“杰作”吓坏了，跳到一边对“劊子手們”破口大骂。
中派向“左”跳的意义
众所周知，这一次中派跳到了“左派”一边，但情况并没有因此而好转。共产国际在印度革命问题上的官方立场是一团乱麻，它的目的显然是要使无产阶级先锋队脱轨并陷入绝望。不管怎么说，混乱的一半是因为领导层不断地、故意地掩盖自己昨天的错误。而另一半则必须归功于中派主义的无能本质。
我们现在想到的不是共产国际将殖民地资产阶级列为具有革命作用的纲领，其完全赞同布兰德勒（HeinrichBrandler）[4]和罗易的构想，他们仍然继续披着马尔丁诺夫-斯大林主张的外衣。我们也不谈斯大林主义的《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的无数版本，在这些版本中，用世界上所有的语言继续着关于工农政党双重阶级成分的论述。不，我们只谈现在，只谈今天最新提出的问题，它符合共产国际“第三时期论”在东方的错误。
斯大林主义者在印度和中国的中心口号仍然是工农民主专政。没有人知道，没有人解释，因为没有人明白，在1930年的今天，在过去十五年的经验之后，这个公式意味着什么。工农民主专政与屠杀工农的国民党专政有何区别？曼努伊尔斯基和库西宁们[5]也许会回答说，他们现在谈论的是三个阶级（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专政，而不是像在中国那样的四个阶级的专政，在中国，斯大林曾兴高采烈地为这个联盟招来了一位盟友——蒋介石。
如果是这样，我们回答说，那就请你们努力向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你们拒绝印度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就是你们在中国为了谄媚他们而把反对资本家的布尔什维克赶出中共，并他们关进监狱的资产阶级盟友？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中国没有强大的封建主和封建代理人。但印度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地国家，有强大的封建种姓制度遗产。如果说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作用是斯大林和马尔丁诺夫从中国存在外国压迫和封建残余推断出来的，那么对印度来说，这些理由中的每一条都应该加倍有力。这就是说，根据共产国际纲领的确切基础，印度资产阶级要求加入这种斯大林主义联盟的权利，要比拥“遗臭万年”的蒋介石和“原形毕露”的汪精卫所属的中国资产阶级大得多。如果不是这样，如果尽管有英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整个中世纪的遗产，印度资产阶级只能够扮演反革命的角色，而不是革命的角色——那么请无情地谴责你们在中国的背信弃义的政策，并立即纠正你们的纲领，因为这种政策留下了懦弱而险恶的痕迹！
谁将领导这个“联盟”？
但这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如果在印度建立一个没有资产阶级和反对资产阶级的联盟，那么该由谁来领导它呢？曼努伊尔斯基和库西宁们也许会以他们特有的温和热情回答：“当然是无产阶级！”很好，我们可以对此以赞美回应。但是，如果印度革命将在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联合的基础上发展；如果这个联合不仅要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而且要反对与一切基本问题上联系在一起的民族资产阶级；如果这个联盟的首领将是无产阶级，如果这个联盟只有通过武装起义扫荡敌人才能取得胜利，只有这样才能把无产阶级提高到真正的全国领袖的地位，那么问题就来了：胜利后的政权如果不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将掌握在谁的手中？在这种情况下，工农民主专政与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专政有何区别？换句话说：假想的工农专政在形式上如何会区别于十月革命建立的实际专政？
这个问题是无解的，因为他们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在这样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民主专政”不仅成了空洞的虚构，而且成了对无产阶级的险恶陷阱。这个口号是正确的，它承认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解释的可能性：一种是在国民党专政的意义上，另一种是在十月专政的意义上！除这两者之外没有其他可能。在中国，斯大林主义者对民主专政作了两次解释，起初是右派的国民党专政，后来是左派的专政。但他们在印度是怎么解释的呢？他们保持沉默。他们被迫保持沉默，因为他们害怕让他们的支持者看到他们的罪行。这种沉默的阴谋实际上是反对印度革命的阴谋。现在他们所有的“非常左”或极左的叫嚣都不能改善局势，因为革命的胜利不是靠叫嚣和喧闹来保证的，而是靠政治上的清醒来保证的。
但是，他们已经说过的话还不能解开乱麻。不，这里恰恰是新纠结的开始[6]。使革命具有抽象的〔民主的〕性质，允许革命只有在建立了某种神秘的或故弄玄虚的“民主专政”之后才〔追求〕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的战略家同时又拒绝接受每一个革命民主运动的核心政治口号，而这个口号恰恰就是要求召开立宪会议的口号。为什么？根据是什么？这是绝对不可理解的。民主革命意味着给予农民平等，首先是土地分配的平等。这是权利平等的基础。在立宪会议上，全体人民的代表在形式上算好所有旧账，各阶级在实际上相互取得平衡，这不仅在觉醒的农民群众的意识中，而且在工人阶级本身的意识中，都是革命的民主任务的自然和必然的结合。关于这一点，我们在谈到中国时已经讲得比较清楚了，在此无须重复。我们只想补充一点，印度各省的多样性、政府形式的多样性以及它们与封建种姓关系的联系的多样性，使在印度要求召开立宪会议的口号具有格外深刻的革命民主内容。
目前苏共的印度革命理论家是萨法罗夫（GeorgySafarov）[7]，他以欢天喜地向斯大林投降为代价，把自己的破坏活动转到了中派主义阵营。萨法罗夫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印度革命力量和任务的纲领性文章，他小心翼翼地围绕着立宪会议问题转来转去，就像有经验的老鼠围着钩子上的一块奶酪转来转去一样。他不假思索地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来反驳立宪会议主张：
“在为无产阶级霸权而斗争的基础上（！）新的革命上升的发展，导致了这样的结论（编者注：谁？怎么会？为什么？）：印度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只有在苏维埃形式下才能实现。”《布尔什维克》杂志，1930年，第5期，第100页）
令人惊叹的句子！萨法罗夫把马尔丁诺夫的主张放大了。我们认识马尔丁诺夫，而关于萨法罗夫，列宁曾不无温柔地评价道：“萨法罗夫将走向左派，萨法罗夫会弄巧成拙”。方才应用的萨法罗夫观点恰恰证实了列宁的评价。萨法罗夫已经相当左倾了，必须承认，他没有打乱列宁公式的后半部分。首先，人民群众的革命上升问题是在共产党人争取无产阶级霸权斗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整个过程是颠倒过来的。我们则认为，在新的革命上升的基础上，共产党人才进入或准备进入或应该进入争取霸权的斗争。萨法罗夫认为，斗争的前景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在这里，为了维持左派形象的缘故，“民主”一词被去掉了，但没有坦率地说这是什么样的二元专政：是国民党式的还是十月式的。但他向我们保证，这种专政“只有在苏维埃形式下”才能实现。这听起来很高尚。何必要提出立宪会议的口号呢？萨法罗夫只愿意认定苏维埃的“形式”。
附庸风雅的本质——其可鄙和险恶的本质——在于它从过去的实际过程及其教训中只抽象出简单的形式，并将其转化为一种拜物教。这就是苏维埃的遭遇。不谈专政的阶级性质——是像国民党那样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专政，还是像十月革命那样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萨法罗夫用苏维埃专政的形式来忽悠别人，主要是忽悠他自己。好像苏维埃不能成为欺骗工农的武器似的！1917年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苏维埃还能是什么？无非是支持资产阶级政权和准备资产阶级专政的武器。1918-1919年德国和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苏维埃是什么？是拯救资产阶级和欺骗工人的机关。随着印度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随着群众斗争的进一步高涨，随着共产党的软弱——后者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萨法洛夫主义在它的头脑中占了上风——印度民族资产阶级自己可能建立工农苏维埃，以便像它现在指挥工会那样指挥工农苏维埃，以便像德国社会民主党利用苏维埃的领导权屠杀革命那样血洗革命。民主专政口号的诡诈之处就在于它没有在敌人面前一劳永逸地把这种可能性的大门给紧紧关上。
混乱的神化
印度共产党的成立被推迟了六年，而这是多么意味深长的六年啊！现在，在革命民主浪潮上升的情况下，它被剥夺了动员群众的最重要的武器之一，那就是民主立宪会议的口号。与此相反，还没有迈出第一步的年轻的党，却被抽象的苏维埃口号作为抽象专政的一种形式，即不知道是什么阶级的专政。这真是混乱的神化！而所有这一切都一如既往地伴随着令人厌恶的口号糖衣渲染，把一个尚且困难重重、丝毫没有甜头的局面弄得面目全非。
苏联官方报刊，特别是这位萨法罗夫，把形势描绘得好像印度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已经是一具行尸走肉，好像共产主义已经或正在取得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无产阶级又几乎领导着农民。领导者和他们的社会学家以最无耻的方式把愿景说成现状，更确切地说，他们把过去六年来在正确政策下可能出现的情况说成是错误政策的实际结果。但是，当妄想和现实的不一致被揭露出来的时候，受到指责的将是印度共产党人，他们会为了试着执行从头到尾前后不一的整体路线而被关上“办事不力”的罪名。
印度无产阶级先锋队还处在完成其伟大任务的起点上，前方的道路还很漫长。一系列的失败不仅是对无产阶级和农民普遍落后的清算，也是对领导层罪恶的清算。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对革命内各个动力有一个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有一个正确的前瞻，有一个高瞻远瞩的，并反对陈腐的、官僚主义规定的政策，亦即在完成伟大的革命任务时，根据工人阶级的政治觉醒和革命发展的实际阶段来谨慎地自我调整的政策。
完笔于1930年5月30日
注释
[1]译者注：此处货币单位不详。英语原文为“fourbilliongolddollars”，但dollar并非当时英国使用的货币。根据资产阶级史学家NiallFerguson在2003年出版的著作《Empire:HowBritainMadeTheModernWorld》中呈现的数据，大不列颠帝国对印度的投资于1914年达到4亿英镑，这可能是托洛茨基引用的数据。
[2]译者注：马尔丁诺夫（AleksandrMartynov）曾是孟什维克主要理论家之一，并为列宁在《怎么办》内重点批判的改良主义者。十月革命后加入布尔什维克，但仍然提倡孟什维克的阶级合作和革命阶段论主张，并为斯大林所器重。
[3]译者注：罗易（M.N.Roy）为墨西哥共产党和印度共产党的创始人和第三国际主要领导之一，曾与列宁就殖民地问题和民族问题分析上作出积极贡献，但斯大林控制第三国际后遂投降于斯大林主义的观点并在多个国家革命问题上倡导此主张。
[4]译者注：亨利·布兰德勒（HeinrichBrandler）一度为德国共产党领袖，经常摇摆于极左主义和机会主义之间，其错误的中派主义领导也导致了1921年的错误起义和1923年德国革命的流产。而后与布哈林形成国际右翼反对派。
[5]译者注：马努伊尔斯基·库西宁：德米特里·曼努伊尔斯基（DmitryManuilsky）和奥托·库西宁（OttoWilleKuusinen）为共产国际国际执行委员会成员。
[6]译者注：英语版原编者在此注名原稿可能有漏字。
[7]译者注：萨法罗夫（GeorgySafarov）曾为布尔什维克革命家，起初是季诺维也夫的坚定支持者，并跟随季氏在不同时期同斯大林结盟或是反对他，在季诺维也夫对斯大林作出最后投降后不久，萨法罗夫也随即投降并成为斯大林主义的倡导者之一，直到在斯大林大清洗中被判处死刑。 |
致在苏联的志同道合者们（1930年5月2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致在苏联的志同道合者们[1]
（1930年5月23日）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当然不会忽略这一事实：《真理报》、《布尔什维克》半月刊以及其他所有官方报刊，目前又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反“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尽管很遗憾，这一变化的幕后情况我们并不知道，但恢复了长期禁止的辩论这个事实本身，却已经是我们最大的胜利。
半年以前，鉴于“托洛茨基主义”实际上已经肃清，莫洛托夫特地建议法国共产党人不同这个主义作任何辩论。大约就在那时候，我写信告诉法国共产党人，在我们迫使官方机构同我们辩论时，我们的胜利就得到了一半的保证，因为我们长期积累的思想优势必定会在这时全部表露出来，我们就会享受到七年来反对派在理论和政治方面的工作成果。这大概首先与西方国家有关，在那些国家，我们有自己的出版物，我们可以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在苏联，由于辩论具有单方面的性质，国家机构可以将思想斗争拖延下去久不收场。但这仅仅是拖延。混乱、谎言、矛盾、曲折、错误，过去曾多如牛毛，以至现在连最简单的结论，都要强加在党和工人阶级广大人士身上，好象是理所当然的。对于当今领导的这些基本结论，没有超出反对派的预料，国家机构出于无奈，只好先来个批判“托洛茨基主义”，企图以此把党内批判性的不满情绪同反对派的各种提法之间的联系剪断。无须怀疑，这种热陈菜的搞法也无济于事。最近出笼的一些文章，例如可怜巴巴的波克罗夫斯基[2]的文章，提出已过时的批“托洛茨基主义”的口号，就明明显得张皇失措。对这些征兆的意义不可估计过高。党内许多事都已有了变化，我们正面对着这些情况。
在西方，特别是罗曼语系国家，我们也取得了很大成绩。法共正式刊物断然拒绝了莫洛托夫的上述建议，连莫洛托夫本人后来也拒绝了这个建议。由于遭到“弗兰格尔将军”式的愚不可及的责怪，法共刊物试图转入原则性的辩论。我们需要的正是这一点！法国反对派更加积极地参加党内演说，他们记录下这些演说，批判并逐渐摧毁横亘于他们和党之间的大墙。反对派在工团主义运动中得到了支持，我们的志同道合者们也在这个运动中发表了自己的行动纲领，建立起自己的核心，当然，他们是在为争取一个联合法国总工会（C．G．T．U．）而继续斗争。在意大利共产党内，近来也有巨大进展，你们知道博尔蒂加同志[3]被开除出党的事情吗？他不久前才从流放地回来，即被加以同托洛茨基观点一致的罪名。意大利的同志们写信告诉我们，说博尔蒂加看了我们最近的刊物后，似乎确实说过观点相同。同时，酝酿已久的分裂在党内正式发生了。几位承担党内重大责任的中央委员，拒绝采取“第三时期”的理论和实践。他们被宣布为“右派”，然而他们实际上与塔斯克、布朗德勒之流毫无共同之处。对“第三时期”问题的分歧，迫使他们重新对待近年来的争论和异议。于是，他们便声明同国际左翼反对派完全团结一致。我们队伍的这种扩大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我过去在一封信中曾强调指出，去年是国际左翼反对派积极作好筹备的一年，现在可以等待它带来政治成果了。前面所列举的涉及两个国家的事实，证明这些成果已开始显露出来。难怪共产国际认为，他们尾随联共同我们作公开的“原则性”论争是迫不得已的。这场论争当然只对我们有利。
联共和共产国际这些明显的、无可争议的、意味深长的、然而仍属刚刚开始的分歧，十六次代表大会当然不会察觉。它将照旧是斯大林官僚分子们的代表大会。不过这些都是些心惊胆战、张皇失措、“疑虑重重”的官僚。斯大林必定要在代表大会上有组织地守住自己的前沿阵地。不仅如此，这次大会在形式上还将总结出斯大林击败对立面的一系列“胜利”，并给“一长制”戴上桂冠。虽然如此，说得确切些是正因为如此，便可断定：十六次代表大会将是斯大林官僚们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战胜左翼反对派告终，有力地促使了中偏右集团的瓦解；象那次代表大会一样，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应以粉碎右翼分子告终，促使中间派官僚瓦解。中间派官僚们靠粗暴、涣散的机关制度维持得越久，就应当瓦解得越快。这一切不仅使反对派面临新的机会，而且赋予了他们最大的职责。只有重建党本身，即加强党内和工人阶级内反对派坚持原则的理论和政治工作，才能是通向党的道路。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致以崇高的共产主义问候。
列夫·托洛茨基
1930年5月23日
普林吉坡
[1]第一次用俄文发表。载于1935年纽约英文版《1930年托洛茨基书信集》，第230—232页。这封信是托洛茨基写给他在苏联的志同道合者们的，称谓不用“尊敬的同志”或“亲爱的同志”或“亲爱的同志”，而用“亲爱的朋友们”，即可说明这一点。往苏联写信称“朋友们”，往国外写信称“朋友们”，这一原则是托洛茨基从列宁那里借用来的。在他所著的《斯大林传》一书的草稿中，我们发现有下面一段叙述：“列宁从国外给《真理报》编辑部写信，开头通常写‘亲爱的朋友’……列宁给在国外的党内同志写的所有信件，开头都是‘亲爱的同志’；他寄往俄国的所有信件都以‘亲爱的朋友’几个字开头。其他侨居国外的革命者都沿用了这种方式。”（引自托洛茨基档案，T-《斯大林传》。）托洛茨基侨居后也沿用了这一方式。
[2]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波克罗夫斯基（1868——1932），布尔什维克历史学家。死后遭到苏联当局批判，并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
[3]阿马德奥·博尔蒂加（1889——1970），1929年被控犯托洛茨基主义罪被开除共产国际。后领导意大利共产党一个反对派集团。
来源：《托洛茨基流亡日记与书信》（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译者：黄柱宇唐伯讷） |
走向资本主义还是走向社会主义？（列夫·托洛茨基，1930年4月2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ККАПИТАЛИЗМУИЛИКСОЦИАЛИЗМУ?
走向资本主义还是走向社会主义？
列夫·托洛茨基（1930年4月25日）
Zveza翻译
〔说明〕原文作于普林基波岛，载于《反对派公报》第11期。
俄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russkij/trotsky/works/trotm273.html
1．自由主义者和孟什维克的观点
俄罗斯的自由主义在侨居海外的这些年里没有增长半点智慧，它把一切新的经济形式，特别是集体化，都看成是在回归农奴制。最近，司徒卢威在某个地方歇斯底里地叫嚷说，俄罗斯已经回到了17世纪，只不过没有上帝。哪怕司徒卢威的评价正确无误，革命也是正确的。在旧统治阶级开明的领导下，从17世纪到20世纪的农业并没有向前走多远，所以回归也不会退得太远。无论如何，把农民从上帝那里解放出来也就是让他摆脱了一个重大的障碍。上帝是17世纪农民财务清单上必不可少的补充，祂和破犁驽马一起，组成了庄稼人的三件套——这实在是不幸。只有借助机械发动机和电力才能战胜它们。这项任务还在前面，但它会得到解决的。
自由主义假装看不见苏维埃制度巨大的经济成就，看不见能够证明“社会主义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的实验证据。面对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工业发展速度，这些来自被打倒阶级的经济学大家们只能避而不谈。而孟什维克这群资产阶级的应声虫则拿“对农民的极度剥削”当借口，反对这种发展速度。而对另一些问题，比如说，为什么英国人在印度对农民进行的剥削达不到同样的效果，为什么印度本土和英国的工业发展速度都不曾达到过接近苏联的水平，他们则完全不做讨论。麦克唐纳[1]在印度枪杀了想要自主生活的工人和农民，为什么不去问问他怎么看印度的发展速度呢？不过，他们可要靠麦克唐纳和米勒来养活，恐怕不见得能“询问”这种问题……
自由派和孟什维克引用农奴制和阿拉克切耶夫制度[2]的举动是典型的反动论证，是在反对历史进程当中的一切新发展。对于这种臆想的“回归”过去，黑格尔老人在他的“三段式”中给出了一个哲学公式：正题、反题、合题。想要让反题（即资本主义）永远延续的阶级会不可避免地把合题的第一步（即社会主义）看成是单纯的回归正题（即农奴制）。刽子手加利费[3]队伍当中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就曾经指责巴黎公社有反动倾向，说它想让现代社会退回到中世纪的公社。对此，马克思这样写道：
“……新的历史创举通常遭到的命运就是被误认为是对旧的、甚至已经过时的社会生活形式的抄袭，只要它们稍微与这些形式有点相似。”（《法兰西内战》）今天的资产阶级批评家并没能想出什么新办法。况且要去哪里找新办法呢？俄罗斯自由主义和俄罗斯“民主制度”的“意识形态”不过是在剽窃，而且还来得极其迟缓。难怪司徒卢威32年前就这样写过：“越往东走，资产阶级就越虚弱、越卑鄙。”历史给这段话补充了一句：“它的民主制也是如此。”
司徒卢威正在重提他1893年的口号：“让我们向资本主义学习！”不同的是，这个口号在四十年前毕竟还是意味着向前走，而现在则是在向后退。要知道沙皇俄国向资本主义学习，主要的成果就是十月革命。和那个著名的俄罗斯谚语[4]相反，对于“老师”来说，学习的根是甜的，而果实却非常苦涩。那么，在恢复资本主义的时候，要怎样才能保证不结出这种“果实”呢？在这方面，俄罗斯的资产阶级发现，那些文明国家的“富足”非常有问题（而且完全无法持续），除此之外他们在国外就没有半点收获了。但问题就在于此：尽管新国家里充满了旧国家的罪恶，但它向资本主义学习却完全不是旧国家历史的重复。十月革命是世界资产阶级在其最薄弱环节发生的崩溃。他们幻想俄国能在十月革命之后回到和平的资本主义，这是最离奇、最愚钝的空想；确保资本主义在中国和印度和平发展都要“容易”得多。顺便说一下，现在后者的权力正由第二国际掌握着[5]。那就试试看吧，先生们！我们把话说在前面：你们办不到。正是因为短暂地向资本主义学习，中国和印度都在朝着各自的十月革命前进。这就是世界发展的辩证法，不可能从里面跳出来。
孟什维主义希望迅速“解决这个双重任务，让国家产业适应国家的实际经济发展水平，同时为这种适应创造政治和法律前提”。这种狡猾的说法是为了恢复资产阶级政权。“政治和法律”前提肯定指的是资产阶级民主制。资产阶级的孟什维主义说：“工厂归你们，而我们要像在德国和英国那样，有机会担任议员、市长、部长和策尔基贝尔[6]。”这就是“双重任务”。1917年，掌权的孟什维主义试图保护资产阶级、抵抗十月革命，资产阶级却不信任它的保护，去找科尔尼洛夫帮忙。现在，孟什维主义又提议用“民主的”方式清算十月革命，为资产阶级扫清道路。但是试图复辟资本主义的人明白，以“渐进”的方式回归资本主义是不切实际的。只有通过多年的内战、对这个由苏维埃政权从废墟里振兴起来的国家造成新的破坏，资产阶级反革命才能（如果真的能的话）实现它的目标。
第二版的俄罗斯资本主义绝不会简单地延续和发展革命前，或者更确切地说，战前的资本主义：这不仅是因为它们中间有漫长的间隔，里面充满了战争和革命，还因为世界资本主义，也就是俄罗斯资本主义的主人，在这个时期经历了最为深刻的崩溃和变革。金融资本变强了很多，而世界则狭窄了很多。现在俄罗斯的资本主义只能是亚洲式的、卖身为奴的殖民地资本主义。俄国的商业、工业和银行业资产阶级当时救出了自己的动产资本，所以在这些年里完全融入了外国的资本主义体系。对于“真正”“严肃”的复辟者来说，俄国资产阶级的复辟正是从外部对俄国进行殖民剥削的机会。在中国，外国资本通过买办，也就是中国的代理人来进行支配，买办们则倚靠世界帝国主义掠夺本国人民，从而大发横财。在俄国复辟资本主义会创造出一种化学意义上纯净的俄罗斯买办文化，它的“政治和法律”前提则会以邓尼金和蒋介石的模式为样板。当然，这一切会和上帝以及斯拉夫花体字[7]（也就是杀人犯们的“灵魂”所需要的各种东西）一起出现。
这种富丽堂皇能持续多久？将要摆在复辟面前的不仅有工人的问题，还有农民的问题。在斯托雷平的领导下，农场主阶层相当成功地分离了出来，与它相联系的则是极其严重的无产化、赤贫化，以及乡村各种社会症结的高度激化，从而让1917年农民战争的爆发规模不可阻挡。除了斯托雷平的办法以外，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找不出别的路，而且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也不可能有其他道路。只不过，他们现在面对的不是1200万到1500万户农民，而是2500万户。把资本主义阶层从他们中间分离出来就会引起无产化和赤贫化，规模之大足以让1917年之前的那些过程都黯然失色。即使反革命拒绝复辟地主阶级——它能拒绝吗？——土地问题这个死过两次的幽灵也会立刻出现在它面前。毕竟，就算是在几乎没有地主阶层的中国，土地问题所蕴含的爆炸性力量也不亚于印度的水平。再说一次：哪怕俄罗斯的资本主义处于一个稍高一些的阶段，它的发展也会是中国式的发展。要解决孟什维主义的“双重任务”，这就是唯一可能的办法。
结论很明确：除了它所开辟的社会主义前途以外，苏维埃制度还是唯一能在目前的世界条件下维持俄罗斯民族独立的制度，虽然它既没有萨罗夫的塞拉芬，也没有ѣ（ять）这个字母[8]。
2．新环境下的旧矛盾
要理解苏联所经历的主要困难有什么意义，就必须牢记：虽然十月革命带来的断裂造成了灾难性的深远影响，但目前的经济发展——哪怕它经历了深刻的改变——仍然是革命前和战前基本进程的延续。尽管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过去上（资本主义、二月革命、民主制度），但他们对当前经济制度的批判却完全以“忽略现在和过去的继承关系”为基础。他们描绘的情况让人感觉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矛盾好像是十月革命造成的，而实际上正是这种矛盾把无产阶级起义和土地变革结合起来，为革命的胜利创造了机会。
苏联的农村危机是落后小农经济的危机。为了让重要的农业繁荣、稳固、得到拯救，统治阶级使尽了浑身解数：1861年所谓的“解放”[9]，1905年革命中斯托雷平的反革命立法，最后还有1917年双重政权时期的政策。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
在全球金融资本的压力下，俄罗斯资本主义得以加速发展，而对于被带入市场环境的落后俄罗斯农民来说，这种发展极大地激化了他们扩大土地面积的渴望。正是资本主义自己让前资本主义农民“平分土地”的“梦想”壮大到不可遏止的地步。用资本主义农场主经济的路线来对抗农民的渴望，这类尝试从构思上来说很现实，但“仅仅”因为资本主义的总体发展速度和农民阶级向农场主演化的速度不协调，它便惨遭失败了。让沙皇俄国服从于世界市场和金融资本，以及随之而来的，把市场、财政和军事负担压在农民身上，这段路转瞬之间就走完了；而把可靠的户主分离出来、组成一个农场主阶层，这件事却是以“龟速”完成的。为了解决这种不协调，1907年到1917年间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反革命可谓是绞尽了脑汁。
总之，在过往的全部历史当中，各种盘根错节的混乱都落在了土地之上，要想把土地关系里的这些东西肃清干净，只有革命的土地国有化才是唯一可能的措施。国有化就是要把所有，或者说几乎所有的土地转给农民。但是，凭着从过去继承来的农业工具和方法，把土地转让给农民就意味着土地经济的进一步分化，因此也就是在为新的农业危机做准备。
过去遗留下来的城乡矛盾不可能在十几年以内消除。相反，工人国家击退了敌人，开始认真发展工业，此时这种矛盾还会变得更加激烈。由于总人口增长，以及年轻一代农民渴望独立自主，经济分化同时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工业和文化的发展要不可避免地牺牲农村，这种发展很快，快到激发了农民的新利益和新需求，但它又很慢，不足以满足全体农民的这些利益与需求。因此，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极其尖锐的新阶段。孤立而落后的小农经济看不到希望，这一点仍然是矛盾的基础。
那么，和革命前的状况相比，它有什么不同之处呢？可以说是天差地别。
首先，没有大土地私有制了，农民阶级不能通过吞并统治阶级的土地来扩大土地面积，从而在经济困境（或者更准确地说，2500万个经济困境）中找到出路。这条路线对国家未来的前途是最有好处的，但它已经到头了。因此，农民阶级被迫去找寻其它的道路。
其次——这个区别同样重要——领导国家的这个政府无论犯下过怎样的错误，都会尽其所能地提高农民的物质和精神水平。工人阶级的利益也是往这个方向走的，尽管革命社会的结构发生了种种变化，但它仍然是国家的统治阶级。
从这个广泛的、历史的，总而言之也是唯一正确的观点来看，自由主义者所声称的“整个集体化就是赤裸裸的暴力产物”是再纯粹不过的谬论。农民靠旧办法来利用革命的土地资源，这就导致了土地的高度分割，所以，对小块土地进行整合，也就是说把它们合并成更大的经济区划，成了关乎农民阶级生死存亡的问题。
在从前的历史时代里，农民反对土地压迫的斗争有几种方式：要么起义；要么涌向那些未开垦的土地，形成一股强大的殖民潮流；要么投向形形色色的教派，教派则用天堂的空旷奖赏农民，让他安于地上的逼仄。
马克思曾经说过，农民不只有偏见，也有理性。在他的整个历史当中，这两种品质以不同的组合方式出现。而一旦越过某条界限，农民那源于生活的现实主义就会被一些荒谬绝伦的迷信给困住。在农民经济走投无路的现实面前，“理性”显得越无能为力，“偏见”就越是蓬勃发展。
在更高的历史阶段上，农民阶级的理性和偏见也以一种崭新的形式和不同的比例在全盘集体化当中得到了体现。12年的革命当中，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以及新经济政策的个别阶段相互交替，这就促使农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要摆脱贫困和落后，就得走某些新的路；只不过这些路还没有经过检验，它们的好处还没有得到证明。1923-28年间，政府的政策让农村的上层专注于扩大和改进个体经济，下层则因此迷失了方向。这一次，城乡矛盾的性质是面包罢工[10]。政府突然改变方向，闩上了市场的大门，又把集体化的大门敞开了。农民一下子就冲了进去，他们怀揣新的希望，理性和偏见结合在一起；少数人怀有觉悟，但与此同时大多数人是盲从的，他们随大流加入运动。结果政府被打得措手不及，而且——唉！——就其本身来说，它在这次事件中引起的偏见要远远多过理性。“全联盟”层面显现出了可怕的冒进现象，而事后聪明的领导层则试图把这个“全联盟”的大冒进兑成地方的一连串小冒进，以此为自己开脱。为此，中央委员会的秘书处保存了一大批提前录好的唱片：从州级到区级单位的录音都有。
3．冒进的本质是什么？
斯大林写了一篇《答集体农庄庄员同志们》[11]，凭良心讲，这篇文章相当冗长而且无知得吓人。他在文中谈到，“有些人”错误地对待中农，“还有些人”没领会集体农庄的规章（顺便一说，这规章是在各种冒进现象之后颁布的）——然后又说明智的领导层因此感到多么痛心。他写的这些东西都很有意思，有些地方甚至显得令人感动。尽管如此，斯大林根本没有提到，那40%的农民（绝不“退却”！——结果三月的时候，斯大林就把60%集体化率的目标往下调了二十个百分点）要怎么管理这巨大的农产业——他不谈工具和器材，而只有这些东西才能让产业的大规模发挥应有的作用，对于它们的社会形式，他更是只字不提。
无论农民的“单干精神”多么伟大，他也会在无可争辩的经济事实面前退缩。哪怕是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农民合作社发展历史也能证明这一点。正是因为生产过程具有分散性，所以需要把贸易和信贷功能社会化。1905年革命之后，合作社吸引了沙皇俄国的几百万农户。但这种合作社的范围限于采购、销售、信贷和储蓄，而绝不包含生产职能。生产仍然保持分散的原因不在于农民的心理属性，而在于他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方法：它们正是单干作风的基础。
分散的农业经济毫无出路，所以筹备了集体化；但在官僚的三板斧催促下，集体化推进的速度快得出乎预料，暴露出了生产资料和集体化规模之间的巨大矛盾。此时他们创立了一种挽回局面的理论，说这些以原始农具为基础的大型集体农庄应该被看成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这听起来很深奥，但哪怕是死啃书本的呆子也知道，给一个东西重新取名字并不会改变它的本质。
要为农业“手工工场”辩护，集体农庄的“集体化”形式并不是理由，而只能说用工场手工业的办法耕作土地在生产方面还有利可图。我们仍然要问，那为什么过去的发展没发现这种好处？
当然，用抽象的统计计算不难证明：农具就算再简陋，集体化也能带来好处。然而，虽然现在这种想法千篇一律地在演讲、文章和通告中重复出现，它却仔细做好防备，避免和活生生的经验当面对质。在各类集体当中，农民的大家庭能最“自然”地匹配落后庄稼汉的农具，但恰恰是这种家庭在十月革命后经历了最为剧烈的瓦解。现在又认真地考虑在这同一种生产力基础上让一群彼此陌生的家庭组成一个稳固的集体，这怎么可能呢？
建立在简陋农具之上的大规模生产合作社已经经过了历史的检验：它们以劳役制[12]为基础，在地主的领地里开展。怎么样呢？总的来说，这些产业的水平甚至比个体农户还要低。1905年革命之后，这些“劳役制”的产业大量停办了，农民银行则把土地分成单独的小块并出售给农民。事实证明，地主土地和落后农具组合在一起，这种条件下的生产“合作社”在经济层面完全无法持续。相反，一些大产业建立在机械化和切合实际的轮作等基础之上，它们则撑过了1905年和接下来几年的动荡，直到十月革命它们才被收归国有。当然，那时的耕作是发生在地主的土地上，但是危险之处在于，现在是人为地，也就是过早地组建了大型集体农庄，几十、几百个农民用着同样的工具，单个农民的劳动淹没在其他农民的劳动当中；由于个体积极性的丧失，土地的耕作水平甚至可能会比个体农户还要低。
建立在简单农具组合之上的集体农庄也是一种社会主义形式的农产业，这就像是在说建立在劳役制之上的地主经济是一种资本主义形式的大产业一样。这就对“社会主义手工工场”的想法做出了无情的裁决。
布哈林在“理论”方面肆意添枝加叶，以此来代替集体农庄的物质基础，他解释说，由于农业发展速度大大落后于工业，“唯一可行的出路就是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由此可见，搞全盘集体化不是把它当成农业生产关系发展的物质准备阶段，而是把它看作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可以说，驱使他提出这个问题的是纯粹的行政目的论。
当然，布哈林说国内正在发生的进程不是简单地折返回“战时共产主义”形式，这一点是对的。它完全不是回到过去。毫无疑问，目前的转折中有着非常伟大的因素，能够为未来打下基础。但是一切的问题都在于比例，在于合乎实际的相互关系。除了为社会主义未来打下基础之外，转折中还包含着最为直接，而且是最为致命的危险。布哈林只不过顺便地谈了一下这些危险：“由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发展，对复杂机械、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以及人工化肥等物品的巨大需求正在超越供给水平，这里的‘剪刀差’还在增长，而且速度相当快。”这段惊人的字句仅仅是插在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里，没得出任何进一步的结论。而与此同时，地基和屋顶之间增长的“剪刀差”只能预示一件事情，那就是倾覆。
布哈林提出，为集体化农业准备一个有计划的开端非常重要，各区集体农庄同工业和地方苏维埃机构也有紧密的联系，此时他说道：“接下来克服官僚主义的过程中，我们要把它消灭在胚胎阶段。”是的，胚胎阶段。但要是把胚胎当成婴儿，或者把婴儿当成少年，那就麻烦了。由于其技术基础不合理，集体农庄正在不可避免地创造一群最为糟糕的、寄生虫式的经济官僚。尽管在国家管理方面，历史上的农民不止一次地充当过各种官僚主义的消极支持者，但他们完全无法忍受直接经济领域的官僚主义。不要忘记这一点。
布哈林重复说，集体化必然会改造农民的天性。这毫无疑问。但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的不是他们的“想法”，而是拖拉机、圆盘犁和联合收割机。在生产过程当中空谈理想和精神从来都没有成功过。当然，虽然现在拖拉机的数量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按照计划，这个数量一定会增长得越来越快；但是，不可能在未来的拖拉机上建起今天的集体农庄。何况拖拉机还需要燃料。要在大片幅员辽阔的地带合理地保障燃料供应，这对生产、组织和运输都是巨大的挑战。但是就算有了拖拉机和燃料，它们本身也毫无价值；最为重要的技术成果和总体素养水平环环相扣，组成一根完整的链条，而它们只有成为这链条的一部分，才能发挥力量。这一切可以实现，也会得到实现。但必须要正确地“计算时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军事行动就会失败，经济行动也是如此。如果国际国内环境有利，农业的物质技术条件就可以在大约10-15年内得到根本性的变革，并且为集体化提供稳固的生产基础。然而，我们和这种情况之间相差的这些年份或许都足够敌人推翻苏维埃政权好几次了……
但是——唉！——从布哈林那儿什么也得不到：他这次用左脚蹬开现实，一路狂奔，在形而上学和投机倒把的高空驰骋。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担心，恐怕布哈林又要为被斯大林砸烂的碗碟负责。不过，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布哈林。
世界资产阶级的报刊，至少是其中最有远见、能够深谋远虑地进行一些挑拨的报刊，它们在全盘集体化进行到最紧张的时候不停地重复说，这一次没有退路：要么把试验进行到底，要么苏维埃独裁政权就会覆灭，并且在它们看来，“把试验进行到底”就完全等同于覆灭。而另一边，苏联的官方报刊打从战役一开始就鼓吹说攻势连续不断，而不曾回头去检验一下。斯大林则直接号召贫农起来“无情地粉碎”富农……把它当成一个阶级那样。只有左翼反对派带来了不和谐的声音，它从去年秋天开始就警告说，速度不协调引起的风潮当中隐藏着危险的因素，会在不久的将来导致不可避免的危机。一系列事件很快就表明，只有大资本的报刊和共产主义左派报刊这对站在两极的对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农村战线上的攻势很快就暴露出了自身的矛盾，又一下子把这些矛盾激化到极其尖锐的地步。于是开始做这样的事：揭露冒进现象、放松退出集体农庄的限制、事实上中断了去富农化运动，等等。与此同时，又严厉禁止把这一切退却叫做退却。没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不过这个时候，做事还是必须要有始有终。如果执政的党不这么做，发展的自发过程就会踩着专政制度的背脊去完成它。对“计划”进行的修改来得越早、越广泛、越大胆——或者更确切地说，越早提出集体思考得出的计划，并且用它来应对危险的“成功”引起的混乱——纠正已经犯下的错误时痛苦就越少，缓解城乡发展中极其尖锐的失衡现象时成效就越可靠，同时也更能赢得新的期限，让它们接近逐渐成熟的欧洲革命“时刻”。
最糟糕的是，目前的退却杂乱无章，而且被官僚的胡扯和俏皮话掩盖了起来。党陷入了惊慌，但又保持着沉默。主要的危险就在于此。
4．只有党才能找到出路
从前的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在各种党派和潮流的不断斗争中掌管社会的前途，而这种斗争经常采取的形式则是内战。尽管无产阶级比起资产阶级要一致得多，但这种一致还远远算不上绝对。工人官僚不仅会成为无产阶级对其他阶级施加影响的工具，同时也会成为其他阶级对无产阶级施加影响的工具。错综复杂的世界关系在此处发挥着作用，而归根到底它才是决定性的因素。总的来说这就足以解释，为什么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上，执政党内可能出现而且确实出现了深刻的分歧，并且以派别的面貌将分歧呈现出来。单纯地禁止不能将其消除。
斗争不可避免，而因为它不仅要以专政制度为基础来进行，也是为了维护专政制度的利益，所以它的形式必须要能让培养出正确政治路线的成本降到最低。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曾试图完全摆脱党的存在所带来的政治成本，然而事实证明，官僚自己造成的政治曲折才带来了最大的成本。这种曲折同机关部门的制度密不可分，它不受党的监督，而且每次自己犯下错误都一下子跳到一边，不去处理后果。如果以为无产阶级专政就有权无数次地走上弯路，那就会非常致命。不，这种历史威望是有限的。
党的代表大会已经两年半没有召开了，在此期间政策却急剧转变了好几次——而且是在最根本的问题上。如今，召开代表大会成了违背上层意愿的事情，领导机关觉得它不是解决内部困境的办法，而是个烦人的障碍和明显的危险。在内战年代，代表大会每年都会召开，有时甚至一年召开两次，而现在，在和平时期，在社会主义工业取得毋庸置疑的成就之后，在领导层保证说“农民一定会转向社会主义一边”之后，党内生活的紧张气氛竟然到了如此难以忍受的地步，连代表大会都成了累赘、疑难和危险，这种情况要怎么解释呢？
当然可以反驳说，现在主要的敌人不是国内的资产阶级，而是在战后得到巩固的世界资产阶级。这说得没错。但是，国内的社会主义基础实际上也加强了，所以来自外部的危险完全不能解释制度的官僚化。有最广泛、最充分、最自由的民主制度做基础，社会主义社会能够同外敌作战。国内制度的不断恶化必然有国内的原因，外部压力只能与国内的阶级关系联系起来。
一些人用“有必要同内部的敌人作斗争”这样的理由来为党体制的恶化辩解开脱，而这样一来他们也就默认了“近年来力量对比的变化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不利”这种假设。但难不成现在的富农比内战期间包括富农的整个资产阶级还要危险吗？当时的旧统治阶级可还没有失去自信，它指望布尔什维主义会迅速垮台，而且还有自己的军队。这种假设好像和显而易见的事实相矛盾。无论如何，整个官方理论都完全不能容纳它，因为官方理论在四周看见的情况只有一个，那就是社会主义部门在不断加强并且取代资本主义部门。
人们越来越难解释，为什么现在只要与领导层，也就是与军事化的斯大林派别产生任何分歧，只要有任何进行批评的尝试、提出任何上层没预见到的建议，都会立刻导致有组织的大迫害，而且过程像哑剧一样静默；为什么之后还有“理论”层面的清算，搞得就像是红色教授学院来的懒惰执事和诵经士在办安魂弥撒。
如果认定，党目前的体制是唯一一个可能实现的体制，认定它的演变合情合理、无法抵抗，这就是认定党，还有革命，会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假如他们要完全把党的代表大会扔到一边去，并且宣布，比如说，大会将“在需要的时候”召开，这要费很大功夫吗？这会给现在的体制带来什么新麻烦吗？几乎完全不会。但这个机关被迫要寻求别人对自己的赞同，所以不能不摆起另一副面孔。官僚需要一个超级仲裁人，并且它推举的这个角色最符合它自我保护的本能。斯大林主义，这种在政党层面为波拿巴主义做准备的派别，其本质就在于此。
党内的两种极端倾向反映或者说表达了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两种路线，如果说官僚主义中派的生涯就是在它们之间随机应变，那么波拿巴主义的国家机器就是要公开地切断一切传统的联系，其中甚至包括党的联系，并且作为专权的“调停人”，“自由”地在阶级之间周旋。斯大林主义是在无意识地、但也更加危险地为波拿巴主义做准备。必须要理解这一点。也是时候理解这一点了。
是什么因素在经济取得成功的情况下依然让政治局势恶化，并且使得专政制度陷入过度紧张呢？这种因素有两类：其一根植在群众中，其二则根植在专政的机关中。
市侩的庸人经常说，十月革命是群众“幻想”的产物。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没能让群众养成用唯物主义思想理解历史的精神，如果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上面的说法是对的。但是幻想和幻想是不同的。如果没有爱国主义的幻想、没有社会民主党在维持这种幻想时所起的主要作用，掠夺人类、让人类流干鲜血的帝国主义战争就不可能发生。群众对十月革命的幻想是一种夸大的希望，想要迅速地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难道迄今为止的历史上有哪次伟大事件里没有这种创造性的幻想么？
然而毫无疑问的是，革命的实际进程磨灭了群众的幻想，从而降低了群众在1917年给予领导的党的额外信用。当然，作为回报，对历史进程真正力量的经验和理解也增进了。但不可忽视的是，幻想的丧失速度比理论认识的积累速度要快得多。从革命阶级本身发生的心理变化中寻找原因的话，这就是过去的反革命能够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另一个危险因素在于专政机器的蜕化。官僚已经养成了许多统治阶级的特征，而且这也是很大一部分劳动群众对他们的看法。官僚为了自保而进行的斗争压制群众的思想生活，故意把毫不革命的新幻想塞给他们，并且，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迟迟不用切合实际的理解来取代已经丧失的幻想。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苏联的官僚机构很明显不可能成为新的统治阶级。它的特殊化和它社会作用的上升（其形式是任意发号施令）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专政制度的危机，而危机的结果要么是让革命在更高的基础上复兴，要么是让资产阶级社会得以复辟。正是因为人人都能感觉到（尽管只有少数人清楚地理解）这二选一的抉择正在迫近，现在的制度才陷入了极度的紧张。
毫无疑问的是，“在单独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全部矛盾也会在官僚主义的发展中体现出来。换句话说，即便有正确的领导，官僚主义迟早也会造成威胁。然而，一切问题都在于期限和时间。允许世界资本主义，尤其是欧洲资本主义继续存在哪怕是几十年时间，就意味着接受了“苏维埃政权必然会垮台”这件事，而且，国家机器的前波拿巴主义蜕化将为公然推动反革命和发起政变做好准备，不管这政变是热月式的还是马上就是波拿巴式的。我们眼前必须始终保有这种预期，这样才能在正在发生的事件中正确地确定自己的方位。我重复一遍，全部的问题都在于期限，但是这个期限并不能预先知晓，因为它是由有生力量的斗争决定的。要是德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没有遭到可耻的灾难性失败，今天整个世界的情况就会是另一番面貌。可见，我们从客观条件出发，每次都会重新回到领导层的问题上。关键不在于一个人或者一群人（尽管他们的问题并非不重要），而在于领导层和党的相互关系，在于党和阶级的相互关系。
正是从这个视角出发，才有了联共和共产国际的制度问题。我们得知，反对派中的一些摇摆成员（奥库德扎瓦[13]等人）提出了一套新的理论：更健康的制度一定会自行从斯大林现在的“左翼”政策当中“长出来”。这种乐观主义的宿命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最恶劣的讽刺。现在的领导层不是白纸一张，它有它自己的历史，这历史又同它的“总路线”紧密相连、不可分割。斯大林主义领导层的历史就是犯下空前错误、并且因此造成国际无产阶级溃败的历史。目前领导层的“左”转完全是由它昨天右倾路线带来的后果造成的。转向越是猛烈，官僚的钳制就越是凶狠，这样一来才不会让党看清昨天和今天之间的矛盾。
党务机器毁灭性的僵化不只是客观矛盾的产物，还是这个领导层的具体历史的结果，而且上述的矛盾也是通过领导层折射出来的。通过对上下层人员的人为淘汰选择，这个领导层把过去所有的错误都定型下来，也为未来所有的错误打好了基础。而最重要的是，这个领导层已经为它自己向波拿巴主义的进一步蜕化埋下了伏笔。这条道路上隐藏着主要的、最直接的、最强烈的危险，威胁到十月革命的存亡。
折向左边绝对不代表中派领导层能够通过官僚的内部努力把自己转变成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层。折向左边的含义完全不是这样，而是：不管是在客观条件上，还是在工人阶级不敢明说的情绪当中，都暗含着对热月路线的深刻抵制——如果不公开掀起反革命动乱，过渡到这条路线就仍然是件不可想象的事情。虽然扼住了党的咽喉，但领导层还做不到不回头去看它，因为，尽管寂静无声、模糊不清，阶级力量的预警和提醒还是在党内流动着。问题讨论、思想斗争、会议和代表大会被党内的密探、电话监听和书信检查取代了，但是阶级压力也影响着这些秘密的“阴险”办法。这就是说，向左转的根源，以及转向力度如此强烈的原因都在领导层以外，后者不过是在让这转向显得考虑不周、保守落后和无法依靠。
领导层不承认、不了解自己犯下的错误和罪行，在事件的压力下绕着自己的轴心来回旋转，又在新的道路上堆砌新的错误，但仅仅因此就对它忍气吞声——那这就是连官僚的程度都达不到的庸人，而绝不是什么革命者。但也许真的像拉狄克、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加和其他退休的思想家们、这些懦弱的山羊们诉苦时说的那样，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他们的诉苦只有一个意思：革命——反正已经死了，那还不如和“人民”一起：众人在一起，死也不可怕（намируисмертькрасна）。而我们同这些腐朽的情绪没有半点关系。
现在这个党虽然并不是作为一个党而存在的，但还是能默默地让领导层扭转180度。没有任何地方说过，也没有任何人证明过这样一个观点：这样一个党，哪怕它具备必不可少的主动性，也不能对过去走过的路进行集体检验，由此进行深度的力量重组，进而让自己得到复兴。在历史上，比共产党笨拙得多、僵化得多的机关也能一次次地发现，深刻的内部危机让它们有能力得以恢复和更新。这一点，也只有这一点，才是我们在国内和国际层面面临的问题。
反对派的观点完全不同于奥库德扎瓦同志等人自负的形而上学，因为反对派的观点要以鲜活的方向斗争为前提，因而也就要求左翼反对派拿出最高的积极性。只有在政治上破产的人才会在关键时刻把责任推卸给事物的客观进程，并且在安慰的预言当中找寻出路。盲从心态和尾巴主义，要描绘堕落和蜕化时期的特点，可找不到比这两个词更好的形容了。布尔什维主义是从反对它们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左翼反对派则是在延续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路线。它的责任不是溶入中派，而是要在整个体系中更加积极主动。
[1]詹姆斯·拉姆齐·麦克唐纳（1866—1937），英国工党创建人和领袖之一。1906-1909年任独立工党主席。1911—1914年和1922—1931年任工党议会党团主席。推行机会主义政策，鼓吹阶级合作和将资本主义逐渐演化为社会主义的理论。后世的工党多把他批评为伙同敌对党派把工党拖入深渊的叛徒。——译注
[2]阿拉克切耶夫制度（Аракчеевщина）是1815—1825年俄国推行的警察专制政策和军屯制度，主要发起人是阿拉克切耶夫伯爵。在文献中，这个词经常用于负面描述，表现19世纪上半叶俄罗斯帝国平民自由受到的重大限制，以及国家行政的强势特征。——译注
[3]加斯东·亚历山大·奥古斯特，加利费侯爵（1830—1909）是一位法国将领，因参与镇压巴黎公社而闻名，被称为“公社的刽子手”。——译注
[4]“学习的根脉苦涩，但它的果实甜蜜。”（Кореньучениягорек,даплодегосладок.）——译注
[5]印度国民大会党是社会党国际的正式成员，同时麦克唐纳领导的英国工党正在执政。托洛茨基写作此文时，由甘地领导的食盐进军运动正在进行中。——译注
[6]卡尔·弗里德里希·策尔基贝尔（1878—1961）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政治家。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他先是担任科隆的警察局长（1922—1926），然后调往柏林（1926—1929），最后在多特蒙德（1930—1933）。策尔基贝尔对1929年暴力镇压柏林的五一示威活动负有政治责任，30余名示威者和无辜群众在警察行动中被杀，这一事件在历史上被称为“血腥五月”（Blutmai）。——译注
[7]斯拉夫花体字（вязь）是一种古代的装饰性西里尔字体，字母之间相互连接，形成连续的装饰。在13世纪的南斯拉夫纪念碑上就已经出现了这种字体，14世纪末到15世纪初在东斯拉夫和瓦拉几亚地区也出现了这种字体，在16世纪的俄罗斯，也就是伊凡四世统治时期，花体字得到了重大发展，但之后逐渐废弃。典型的使用场合是中世纪的圣像画题词和书面文献写作，也作为图书的装饰手段。——译注
[8]萨罗夫的塞拉芬（1794—1833），本名普罗霍尔·伊西多维奇·莫什宁，是俄罗斯正教会最富盛名的圣人之一，在正教会与公教会中都受敬拜。信徒普遍将他看做19世纪诸长老中最伟大者；ѣ（ять）是一个早期西里尔字母，在1917年的俄文正字法改革中被废除。——译注
[9]指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推行的废除农奴制改革。——译注
[10]1927年，农村生产者因为担心爆发战争而限制了粮食供应，导致1928年粮食和饲料价格多次上涨、农产品价格失衡、国营商业和集市贸易中的零售价格上涨；1929年2月起，城市的面包供应过渡到票证制度。面包罢工是苏联大规模集体化的动因之一。——译注
[11]参见诸夏怀斯社版《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47页。——译注
[12]劳役制（отработка）指1861年改革后的一种农业制度，农民为了偿付地租、债款或者欠粮，自带农具和牲畜为地主劳作。——译注
[13]可能指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奥库德扎瓦（1883—1937）或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奥库德扎瓦（1891—1937），格鲁吉亚族革命者。兄弟二人都长期参与反对派活动，并在大清洗中被枪决；他们的弟弟，沙夫拉·斯捷潘诺维奇·奥库德扎瓦也因此受牵连，于同年被枪决。——译注 |
托洛茨基：去耐心地解释（1930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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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耐心地解释
托洛茨基（一九三〇年一月十日）
译者按：
下面这封信，托洛茨基写于一九三〇年一月十日，是回答一群刚从奥国社会民主党分裂出来，自称为“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关于要求战术性劝告的。
一九三〇年代，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危机日益深刻化，法西斯主义蠢蠢欲动的时代，托洛茨基和当时左派反对派的全部战略的重心，就是在法西斯主义胜利前全力争取群众。
一九二九年，法西斯主义者在奥地利展开一个运动，企图通过终止若干民主权利，和将权力从立法机关手中转到行政机关中去，来“改革”奥国的宪法。但是，当时最有力量的奥国社会民主党，不单不动员工人去保卫它们的权利，反而答允与“改革”宪法的拥护者谈判。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七日，奥地利国会通过新宪法，但社会民主党却否认这是工人的挫败。终于，在一九三二年，基督教社会党成立一个半独裁的法西斯政体。一九三四年，政府军队开始打击所有工人组织。
这封信不久前才从俄文译成英文；现今是首次以中文发表（刊载于1975年12月的《十月评论》）。
亲爱的同志们：
承你们询问关于奥国社会民主党内革命分子所应追随的行动路线；但至为不幸，对于你们组织的方法、目的和成分，我知道得太少（我只收到你们的报纸——《革命社会民主党人》——费尔同志的信和你们的信来作为判断）。因此，毋宁要我提出严格意义的战术性“劝告”，我却感到有责任去详细讨论一些原则问题；因为没有这些原则问题的基本澄清，对实际问题的意见交换，只会证明出是在沙丘上架屋。
我用来形容奥国共产党人的基本任务的句子——“去耐心地解释”——在你们看来是很怀疑的。你们说，大约两年之前，去耐心解释可能是适当的，但在如今事变发展的那种暴风雨的形式下，再没有时间这样做了。你们反复地说：“现在是太迟了。”
我看到这里有点误解。在我论奥地利的危机的短文里，我特意用括号注解，指出“耐心地解释”这个公式是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提出来的。六个月之后，我们就已掌握了政权。这意味着，耐心解释与拖延战术、渐进主义和教派的远离群众毫无共通之处。去“耐心地解释”并不意味着，以一种混乱的形式，怠惰地，每日一茶匙地解释事物。但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四月以这个公式问他的党说：“明白到你们自己只是一小撮人，并且公开承认这一点，不要设计一些你自己没有力量做的任务，例如立即推翻临时政府；不要害怕将自己放在保卫主义者的反对派的位置上，今天，群众的大多数仍然追随着这些保卫主义者；尝试去了解那些诚恳的保卫主义者——工人和农民——的心理，并要耐心地向他们解释怎样从战祸中解脱出来。”换句话说，列宁的劝告的意思是说：“不要以为会有什么神奇的药方或能令你们突然变得强大，而无须要首先将群众的意识争取过来；以你全部的时间，全部的革命的焦虑，来作‘耐心的解释’吧！”这就是列宁所说的话的真正意义。
当然，人们不能走到另一个极端，以及将我的话的意思演绎成，我基本上假设奥国共产党人会在七个月内取得政权。这一点，最低来说，是很少可能的。但假如人们假设，事变真的会在未来一段日子里以迅雷般的速度来发展的话（这是不能被否定的），这只不过是说，从“耐心解释”中所得来的成果，将会更大而矣。
因此，“现在是太迟了”这几个字，在我看来完全是误解。无产阶级革命中能够有什么的其它方法呢？单纯的政治焦虑，希求在未耕耘时就收获，不是走向机会主义，就是走向冒险主义，或者是两者结合，在过去五、六年，在每个国家我们看到数以打记的例子，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的，企图人为地加强无产阶级的地位，而缺乏无产阶级自身的自觉参与。所有这些企图都以失败告终，并且只会削弱革命的阵营。
你写道，奥国社会民主党的群众正处于革命的情绪之中，但他们投身革命的准备却为奥国社会民主党的强大的架构所克制。你说，群众“单单缺乏一个适当的领导”。“单单！”但“单单”这个小小的字眼，至少包含了一个革命党的全部活动——从第一次宣传活动到政权的夺取。没有从斗争的经验中争取到群众的信任，就不会有革命的领导。在某些时期，赢取这些信任需要花上数十个年头。在革命时期，（在正确的政策下），几个月就能胜过几年和平时期。但党却永不能跳越这个基本的任务。这个任务横在所有奥国无产阶级革命者面前。“去耐心地解释”这句话即是这个任务：“争取工人的信任。”同时，它提醒，要反对那些官僚式的自我欺骗——那必然会走向冒险主义；也要反对那些欺蒙的方法，反对幕后的诡计——其目的是欺骗历史，并且将个人的意愿强加到阶级之上。
我现在不欲详细讨论一个事实，在我们的时代，“革命的社会民主党”这个观点本身是自相矛盾的。假如“革命社会民主党”并非意即共产主义者，那就很明显，它即是左倾的中派主义。从你们的信中或新刊物中，我都不能弄清楚你们的组织的社会基础或政治外貌。
刚好与社会民主党所指责你们的相反，你们的刊物宣称，你们的临时委员会正远离共产主义者（参看Leutner第一期的文章）。这样，你们与共产主义者的分歧是甚么呢？那里并无说明。你们是否有原则上的分歧使你们远离共产主义，还是那只不过是官方共产主义的错误呢？在我看来，社会法西斯主义这个公式的政治上的无能和理论上的破产，正代表了“耐心地解释”的任务，其中一个主要障碍。你们的组织同意这个公式与否？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清楚的回答是绝对必须的：特别是在奥地利，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决定了整个前瞻和所有的战术。虽则你们宣称你们正离开共产主义，但你们却无论如何不能从那个已经瘫痪了官方奥国共产主义的政治公式中解脱自己。
在同一期的另一篇文章中，你们说是奥国马克思主义（注）的基本的民主路向是错误的，并且那是一切罪恶的根据。我永远不会否认这一点，包括了一个事实，即它拒绝为民主而战斗，并且以纯粹的议会方法，向法西斯奉上民主。在我看来，社会民主党工人们的忿怒，现在就是依着这条路线表示出来的。而你们的报纸却常常以民主的一般的破产，这个一般的公式来回答这种忿怒感觉。
在你们的报纸中，并无原则的明确性。但人人都知道这种明确性在政治上是有极大便利的。在另一方面，我却不认为你们刊物的半吊子性，是带有反对思想的社会民主党群众的不坚决性的反映。一份真正能表达社会民主党内忠诚工人——他们对他们的领袖感到激忿——的反对派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将会有极大的象征性重要性（当然，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意味着排斥对它的不坚定性的无情斗争；恰相反，它已铺下了道路）不幸，你们报刊的第一期并无那种象征性的品质。它的不坚定性和混乱却有着一个小集团的特征。
除此之外，另一个事实是，我在你们的报刊上只见到一个名字，伟慈教授；我抱歉说，我并不认识他。临时委员会隐藏起名字来工作。假如这是由于警方的问题，那就无可厚非。但无论怎样，人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一个新的组织的无名无姓隐伏，是如何地阻碍它在斗争中争取群众的信任。
你们表示明白，奥国马克思主义派的官僚会刻意以间谍来充塞你们的临时委员会。是的，挑衅是与官僚层不可分割的。但无论如何，人们只能对它战斗，与及与下层群众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假如你们的组织代表了社会民主党工人的基层内的一个倾向，那通过你们的参与，而不是通过追逐那些隐藏起来的官僚，你就能赶走那些领袖，工人们很明白，在他们的行列里，谁是盲目地信任领导：谁批评他们，谁对他感到忿恨。在这种情况下，从下层挑选来的，是会比上层挑选出来的，来得千百倍地可以信任，当然，要做到这一点，人们就必须享有下层的支持。你们有这种支持吗？
自然，我并不能接纳最轻微的怀疑，认为这里所涉及的，只不过是一种掩蔽；即是说：是共产主义者企图以“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来现身，并因而人工地塑做一个独立的社会民主党，来作为到达共产主义的桥梁，乔装的方法永远不会在革命的无产阶级政治中获得任何的好结果。近年来已提供了足够的例子证明这一点。
（注）奥国马克思主义派那时是奥国社会民主党的主要倾向（tendency）。他们在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内与意大利的高度纲领派（Marximalist）和俄国的孟什维克派等组成了“左倾的流派”。——译者 |
托洛茨基：两种观念（《不断革命》德、英文版序言）(193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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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观念
（《不断革命》德、英文版序言）
托洛茨基
(1930.3.29)
现在，当本书的外文版付印的时候，国际工人阶级中整个善于思考的部分，在一定的意义上，整个“文明的”人类，都怀着极其强烈的兴趣倾听对前沙皇大部分疆域内目前正在发生的经济转变的反响。在这一方面农民经济的集体化问题引起了最大的注意。这是毫不足怪的，在这一领域同过去的决裂特别具有掠夺的性质。但是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一个总的观念，要对集体化作出正确评价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在这里再一次，但已是在更高的水平上确认，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领域中没有任何东西是同实践活动无关的。遥远的，似乎是“抽象的”意见分歧，只要是经过彻底的周密思考的，它们早晚要在实践中表现出来，而实践是不会原谅任何理论错误的。
农民经济的集体化自然是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的和根本的部分。但是集体化的规模和速度并不仅仅决定于政府的意志，而是归根到底决定于经济因素：国家经济水平的高度，工业和农业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还有农业本身的技术力量。
工业化是整个最新文化的推动力，因而也是社会主义的唯一的可以设想的基础。在苏联的条件下，工业化首先意味着加强作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的基础。同时它也为农业集体化创造物质技术前提。这两个进程的速度是相互依赖的。无产阶级希望这两个进程有更高的速度，因为这样就能使建设中的新社会防止外部的危险，创造不断提高劳动群众的物质水平的源泉。
然而，可以达到的速度是受国家总的物质和文化水平限制的，受城乡相互关系和群众的最迫切需要限制的，群众只会[b]在一定限度内[/b]才会为明天而牺牲今天。最适当，即最好的、最有利的速度是这样一种速度，它不仅能使工业和集体化在一定时期得到迅速发展，而且能保障专政的社会制度有必要的稳定性，即首先加强工农联盟，从而准备好今后取得成就的可能性。
从这一观点看来，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党和国家领导有计划地指导经济发展的总的历史标准。这里有两种基本方案：1.在国际无产阶级取得进一步胜利以前在单独一国从经济上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上述方针（左翼反对派的观点）2.建立一个孤立的民族社会主义社会的方针，并且是“在最短的历史时期之内”（目前官方的观点）。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归根到底互相对立的社会主义理论观念。从这里产生了不同的战略和不同的策略。
在本序言范围内我们不可能重新来论述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我们在别的著作，包括《共产国际纲领批判》中已论述过这一问题。我们在这里仅限于问题的最基本方面。首先提一下，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理论是斯大林在1924年秋第一次提出的，这不仅同马克思主义整个传统，同列宁学派，而且同斯大林本人在同年春天所写的东西完全矛盾。就原则深度而言，斯大林“学派”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其意义和彻底性一点也不亚于1914年秋，即斯大林转变的10年以前，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战争和爱国主义问题上同马克思主义的决裂。这一对比并不带偶然性质。斯大林的“错误”，正像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错误”一样，都是[b]民族社会主义[/b]。
马克思主义所依据的世界经济不是各民族部分的总和，而是由在目前时代专横地统治着各民族市场的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所建立起来的强有力的独立的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早就发展得越过了民族界限。帝国主义战争就是这一事实的表现之一。社会主义社会在生产技术方面应代表着比资本主义更高的阶段。如果把建立闭关自守的民族社会主义社会作为目标，尽管能暂时取得成就，也意味着把生产力拉回到比资本主义还落后的境地。不顾构成世界整体的一部分的国家发展的地理、文化和历史条件，而企图在民族市场内实现各经济部门独立自在的比例，那就意味着追求一种反动的乌托邦。如果说这种理论的预言家和拥护者还参加国际的革命斗争（取得什么样的成就是另一个问题），那是因为他们作为不可救药的折衷主义者把抽象的国际主义同反动的乌托邦民族社会主义机械地结合在一起了。这种折衷主义最完备地体现就是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纲领。
为了清楚地揭示作为民族社会主义观念基础的主要理论错误之一，引用不久前公布的斯大林就美国共产党内部问题发表的讲话是最好不过的了，斯大林在反对共产党的一个派别时说：“不考虑美国资本主义的特殊点是不对的。共产党在其工作中应考虑到这种特殊点。但是把共产党的活动建立在这些特殊点之上，那就更不对了，因为任何一个共产党，其中包括美国共产党，应作为其立足基础的活动的基础，是基本上[b]对所有国家都一样的[/b]资本主义的共同点，而不是该国的特殊点。[b]共产党的国际主义就是建立在这一点上的[/b]。特殊点只不过是共同点的补充。”（《布尔什维克》1930年第1期第8页，着重号是我们加的。）
这几句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斯大林在为国际主义提供经济根据的外衣下实际上是为民族社会主义提供根据。说世界经济似乎是同一类型的民族部分的简单总和，这是不正确的。说特殊点似乎“只是共同点的[b]补充[/b]”，犹如脸上的赘疣，也是不对的。实际上民族特点乃是世界进程的诸基本点的特殊结合。这种特殊点在许多年中会对革命战略具有决定性意义。只要提一下下列事实就够了：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比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早好多年取得了政权。单单这一历史教训就已表明，同斯大林所说的相反，把共产党的活动建立在某些“共同点”上,即抽象的民族资本主义类型上，是完全不正确的。认为“共产党的国际主义就是建立在”这一点上的，是根本错误的。实际上，它是建立在民族国家已站不住脚这一点上的,民族国家早已过时，成了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民族资本主义不仅不可能进行改造，并且只能把它看作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不能有别的理解。
不同国家的经济特点决不是次要的：只要把英国同印度,美国同巴西作一比较就够了。但是不管民族经济的特殊点有多大，它们正在成为，并且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叫作世界经济的更高的现实的组成部分，共产党的国际主义归根到底是建立在这种世界经济之上的。
斯大林把民族特点说成是对共同类型的简单“补充”，这种说法是同斯大林对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规律的理解（即不理解）极其矛盾的，并且这种矛盾不是偶然的。众所周知，这一规律被斯大林宣布为根本的、最重要的、万能的规律。斯大林企图借助于已被他变成抽象概念的不平衡发展规律揭示生活中所有的谜。但是令人惊异的是，他这样做的时候没有看到，[b]民族特点也就是历史发展不平衡的最共同的，可以说是最终的产物[/b]。只要需要正确理解这种不平衡性，从其整体上进行考察，也把它扩展到资本主义以前的历史中去。生产力较快或较慢发展；各历史时代，例如中世纪、行会制度、开明专制制度、议会制度等扩展或相反地缩小的性质；不同的经济部门、不同的阶级、不同的社会机构、文化的不同方面发展的不平衡性，所有这一切都是民族“特点”的基础。民族社会型式的特点是其形成的不平衡性的集中表现。
十月革命是作为历史进程不平衡性的所有表现中最宏伟的表现。预言了十月变革的不断革命论依据的就是历史发展的不平衡规律，不过不是该规律的抽象形式而是其物质形态，即俄国社会和政治特点的表现。
斯大林拿起不平衡发展规律不是为了及时预见到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是为了事后，在1924年，把建立民族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强加于已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但是这恰好同不平衡发展规律完全无关，因为它既没有代替，也没有废除世界经济的规律，相反地，是从属于世界经济的规律的。
斯大林把不平衡发展规律偶像化，宣称它是民族社会主义的充分根据，但这种民族主义不是典型的，即所有国家共同的，而是例外的、本民族救世主义的、纯俄罗斯的。按照斯大林的看法，只有俄国可以建成独立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样他就把俄国的民族特点不仅置于资本主义民族“共同点”之上，而且也是置于整个世界经济之上。正是在这里暴露了整个斯大林观念的致命点。苏联的特点是如此强有力，可以让它在其疆界之内建成自己的社会主义，而不管人类其它部分发生什么情况。至于没有打上本民族救世主义印记的其它国家，那么它们的特点只不过是对共同点的“补充”，只不过是脸上的赘疣。斯大林教训说：“把共产党的活动建立在这些特殊点之上是不对的。”这条教训适用于美国、英国、南非和塞尔维亚共产党，但……不适用于俄国共产党，它的活动不是建立在“共同点”，而是建立在“特殊点”上的。由此产生了共产国际的充满两面性的战略：在苏联“正在消灭阶级”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所有其它国家的无产阶级则完全不顾现实的民族条件，必须按照日历（8月1日、3月6日、等等）同时行动。救世主的民族主义是以官僚的抽象的国际主义作为补充的。这种两面性贯穿于共产国际的整个纲领，使它失去了任何原则意义。
如果把英国和印度当作截然相反的资本主义类型来看，那就不能不看到，英国和印度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决不是建立在条件、任务和方法的等同上，而是建立在它们不可分割的相互依靠上。印度解放运动的胜利要求有英国的革命运动，反之亦然。无论印度也好，英国也好，都不能建立独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它们两者都应当作为一个部分加入更高级的整体。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不可动摇的基础就是建立在并且只建立在这一点上。
最近，1930年3月8日，《真理报》重新解释斯大林的倒霉理论，大意是说，“社会主义作为社会经济形态”，即作为生产关系的一定制度，“在苏联的民族范围内”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在防止资本主义包围的干涉的保障意义上的社会主义[b]最终[/b]胜利则是另一回事”，社会主义的这种最后胜利“确实要求无产阶级革命在几个先进国家取得胜利”。在列宁党的中央机关报上摆出学识渊博的架式，阐述此类毫无价值的经院哲学，这要理论思想堕落到何等深的程度才干得出来！假如说，在苏联孤立的范围内有一分钟可能实现作为完备的社会体系的社会主义，那么这也就是“最终胜利”，因为在这以后还谈得上什么干涉呢?社会主义的前提是高度的技术、高度的文化和居民的高度团结一致。由于苏联到最终建成社会主义之时，可以设想将至少有两亿，甚至两亿五千万人口，试问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干涉可言呢?在这种条件下，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或者它们的联盟妄想进行干涉呢?唯一可以想象的干涉只会来自苏联。但有这种干涉的必要吗?未必。一个落后国家靠自己的力量在几个“五年计划”期间建立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一样板将意味着对世界资本主义的致命打击，也会使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所付的代价即使不是等于零，也要减至最低限度。这就是为什么斯大林的全部观念实际上在导致取消共产国际。如果社会主义的命运最终取决于……苏联的国家计划委员会，那么共产国际实际上还会有什么历史作用呢?在这种情况下，同臭名远扬的“苏联之友协会”一道，共产国际的任务就是保卫社会主义建设，防止干涉，即实质上归结为扮演边防军的角色。
我们提到的那篇文章用最新的经济论据来证明斯大林观念的正确性，《真理报》写道：“……正是在目前，在社会主义型的生产关系不仅在工业中，，而且通过日益增长的国营农场，通过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得到巨大发展的集体化运动和在全盘集体化基础上消灭作为阶级的富农，也在农业中越来越深地扎下根的时候，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失败主义的可悲破产就看得更清楚了，这种失败主义实质上意味着‘孟什维主义地否定十月革命的合理性’(斯大林语)。”《真理报》1930年3月8日)
这段话真是妙不可言，这并不仅仅是因为掩盖着张惶失措思想的那种放肆语调。作者同斯大林一道指责“托洛茨基观念”“否定十月革命的合理性”。但是本文作者恰恰依据这一观念，即不断革命论，在十月革命实现以前13年[b]预言过[/b]十月革命的[b]必然性[/b]。而斯大林呢?甚至在二月革命后，即十月变革前7一8个月，他的行动仍然象个庸俗的革命民主派，，要到列宁到达彼得格勒(1917年4月3日)并对当时被他大大嘲笑的妄自尊大的“老布尔什维克”展开无情斗争之后，斯大林才小心翼翼地、不声不响地从民主主义立场爬上社会主义立场。打从对俄国无产阶级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开始之前夺取政权的“合理性”作出论证以来已过去12年了，斯大林的这种内心“转变”，无论如何也不早于这第十二个年头，并且这种“转变”从来也没有进行到底。
但是在提出十月革命的理论预告的时候，我们决不认为俄国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之后会把原沙皇帝国排除出世界经济范围之外。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知道国家政权的作用和意义。它决不是经济进程的消极反映，象资产阶级国家社会民主党奴仆实际上
所作的宿命论描述那样。政权可以有巨大的意义，既有进步的，也有反动的意义，这要取决于哪个阶级掌握政权。但是国家政权毕竟是上层建筑的一种工具。政权从沙皇制度和资产阶级之手转入无产阶级手中，这既没有废除世界经济的进程，也没有废除世界经济的规律。诚然，十月革命后一段时期内苏联同世界市场的经济联系削弱了。但是，这一现象仅仅是辨证过程中的一个短暂阶段，如果把它普遍化，那是极大的错误。国际分工和现代生产力的超民族性质不仅保持其意义，并且随着苏联经济的高涨，其意义将双倍、十倍地增长。
进入资本主义的每一个落后国家都经历过不同的阶段，有时减少，有时增加对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的依赖，但是总的说来，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是世界联系的巨大增长，这表现于日益增长的对外贸易额，其中当然也包括用资本进行的交易。英国对印度的依赖当然同印度对英国的依赖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但是，这种区别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它们生产力发展水平上的差异，而不是它们经济上自给自足的程度。印度是殖民地，而英国是宗主国。但是，如果现在对因果实行经济封锁，那么它要比印度更快地毁灭。顺便说说，这也就是世界经济现实的一种有说服力的说明。
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根据[b]作为分析的一个阶段[/b]仍保持其全部意义的《资本论》第二卷的抽象公式来说，而是就历史实际而言——是，也不能不是通过不断扩大其基础的办法来实现的。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从而也是在同自身内部矛盾的斗争中，每一个民族资本主义都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求助于“外部市场”即世界经济的潜力。从资本主义不断的内部危机中产生出来的不可遏止的扩张，构成它的进步力量，直到成为它的致命力量为止。
十月革命从旧俄继承下来的，除了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外，还有整个资本主义同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形式之间的同样深刻的内部矛盾。这些矛盾过去和现在都具有物质的性质，也就是说，它们是基于城乡之间的物质关系、不同工业部门和整个国民经济的一定比例或比例失调等等之上的。这些矛盾中某些矛盾直接植根于国家的地理和人口条件之中，也就是说，某些矛盾是由这些或那些自然资源的丰富或贫乏、历史形成的人口的分布情况等等造成的。苏联经济的力量在于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和对它的计划领导。苏联经济的弱点，除了从过去继承下来的落后以外，是它目前那种十月革命后所处的孤立状态，也就是说，不仅不能在社会主义基础上，也不能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即在对落后国家起决定性作用的正常国际信贷和一般“提供资金”的基础上，利用世界经济的资源。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以前的矛盾不仅没有自行消失，反而从衰落和破坏的假死状态中复苏过来，随同苏联经济的发展而活跃和加剧，为了克服或哪怕是缓和这些矛盾，每走一步都要求运用世界市场的资源。
要想理解在被十月变革唤醒而进入新生活的广阔领土上目前所发生的事情，必须清楚地看到，除了由于目前经济成就而复活的旧矛盾外，又加上了新的最强有力的矛盾：苏联工业的集中性质同苏联经济的孤立状态之间的矛盾，工业的集中性质为空前的发展速度提供了可能，而孤立状态又排除了正常利用世界经济资源的可能性。旧矛盾加上新矛盾，造成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令人痛苦的困难。这些困难最直接最沉重地表现在每个工人和农民时刻都感觉得到的这样一个事实上，即劳动群众的状况并没有随着经济的普遍高涨而得到改善，反而由于现在粮食困难的增长而恶化。苏联经济的尖锐危机说明，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生产力不适应于民族市场，只有在国际范围内才能达到社会主义的协调一致。换句话说，苏联的经济危机不仅是成长中的毛病，某种小儿病，而且是一种极端严重的病症，这就是受国际市场的紧紧牵制，我们同此国际市场的关系，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从属于它，同它联结在一起，我们脱离不了它”。（1922年3月27日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
然而决不能由此得出否认十月革命的历史“合理性”的结论，这是可耻的市侩结论。国际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不可能是同时的行动。政治上层建筑——而革命属于“上层建筑”——有自己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权威地干预世界经济进程，但并不废除其较为深刻的规律性。十月革命作为[b]世界革命的第一个阶段[/b]是“合理的”，而世界革命必然要延续几十年。第一阶段同第二阶段之间的间隔要比我们所预期的长久得多。但它仍然是个间隔，而决没有变成建立民族社会主义社会的独立自在的时代。
从两种革命观众产生了经济问题上的两条指导路线。最初取得的经济成就是完全出乎斯大林的意料的，它促使斯大林在1924年秋提出单独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以加强建立鼓励的民族经济的实际远景。正是在这一时期布哈林提出其著名的公式，说用对外贸易垄断制同世界经济隔绝之后，我们“哪怕用乌龟速度”也可以建成社会主义。这是中派和右派联盟的共同公式。就在这时候，斯大林不停地证明，我国工业化的速度是我们的“内部事务”，同世界经济毫无关系。然而，这种民族的自满自足是不能持久的，因为它仅仅是经济恢复的第一个阶段，很短的一个阶段的反映，但是经济的恢复也必然恢复我们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国际依赖的第一个冲击，出乎民族社会主义者预料的冲击，造成了不安，而在县一阶段不安又变成了惊惶失措。要借助于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尽快速度去尽快地取得自身的经济“独立性”！——这就是民族社会主义最近两年经济政策所发生的变化。舍本逐末的做法被代之以全线的冒险主义。这两者的理论基础是一模一样的：民族社会主义观念。
如上所述，基本困难来自客观形势，首先来自苏联的孤立状态。我们在这里且不谈这种客观形势在多大程度上是领导的主观错误造成的（1923年在德国、1924年在保加利亚和爱沙尼亚、1926年在英国和波兰、1925-1927年在中国的错误政策，目前的“第三时期”错误战略，等等）。但是苏联经济上的最激烈痉挛是下列情况造成的：现领导企图把贫困变成一种德行，并从工人国家的孤立状态中引申出经济上孤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纲领。由此产生了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农具的基础上实行农民经济全盘社会主义集体化的企图，而这是极端危险的冒险主义，它有使无产阶级同农民合作的可能性遭到破坏的危险。
妙不可言的是，正是在这种危险表现非常尖锐之时，布哈林这位昨日“乌龟速度”的理论家却为今日工业化和集体化的“狂奔”编写赞歌。值得担心的是，这首赞美歌很快会被宣布为最大的异端。因为现在已出现另一种曲调。受经济实体抵制的影响，斯大林不得不发出收兵号。现在的危险在于，昨天由惊惶失措引起的冒险主义进攻也许会变成惊惶失措的退却。这种阶段的变换交替不可抗拒地来自民族社会主义的本性。
一个孤立的工人国家的现实主义纲领既不能把达到离世界经济而“独立”当作目标，更不能把在“最短期间”建成民族社会主义社会当作目标。任务不在于达到抽象的最高速度，而在于达到最适当的速度，即由国内和世界经济条件决定的速度，它将加强无产阶级阵地，准备好未来国际社会主义社会的[b]民族因素[/b]，同时并且首先系统地改善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加强它同农村非剥削群众的联盟。在整个准备时期，也就是直到各先进国家胜利的革命使苏联摆脱目前的孤立状态为止，其前景都是如此。
这里谈到的某些思想在作者的其它著作，包括《共产国际纲领批判》中有较详尽的发挥。我们打算最近出一本专门评述苏联目前经济发展阶段的小册子。我们不得不让希望进一步了解今天关于不断革命问题的提法的读者去看这些著作。但是我们希望，以上看法已足以揭示近年来所进行的原则斗争现在正以两种对立的理论的形式进行着，这就是[b]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b]和[b]不断革命[/b]。只有问题的这种现实意义才能说明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把这样一本书呈献给外国读者，这本书的很大一部分是批判地复述革命前的预见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的理论争论的。当然，也可以采用另一种形式来说明我们所关心的问题。但是，这种形式不是作者创造。甚至要了解科学中最抽象的数学的真理，最好也同其发现的历史联系起来考察。对于较为具体的，即受历史制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的真理，情况就更是这样了。我们认为，同脱离由以产生的战斗环境对政治思维作课堂式的和经院式的讲述比起来，在革命前俄国的条件下革命预见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能够引导读者更接近、更具体地认识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
写于1930年3月29日译自《反对派公报》（巴黎俄文版）第12-13期（1930年6-7月）第30-36页 |
托洛茨基：共产国际错误的“第三阶段”（1930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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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错误的“第三阶段”
托洛茨基
（1930年1月8日）
施用勤译
一、什么是群众激进化？
现在在共产国际中，群众“激进化”不是对过程的鉴定，而是赤裸裸的信念符号。《人道报》教导说，真正的共产党应该承认党的领导作用和群众的激进化。这样提出问题是毫无意义的。对每个党员来说，党的领导作用是不可动摇的原则。不受它的领导的人可能是无政府主义者或儒家信徒，而不是共产党员，即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激进化”不是原则，而只是现阶段的性质？这个问题是有关事实的问题。为了严肃地评价群众的状况，需要正确的标准。什么是激进化？它是怎么表现出来的？它的特点是什么？它以什么速度朝什么方向发展？令人失望的法国共产党领导甚至都没有提出这些问题。至多在官方文章或讲话中就算以罢工增长为依据，就是在这里，也只是提供单纯的数字，没有进行严肃的分析，甚至连与前几年的简单的比较都没有。
对问题的这种态度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的不幸的决议的结果，实质上是共产国际纲领本身的结果。在大纲中把群众的激进化说成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这意味着：今天的群众比昨天更革命，而明天将比今天更革命。这样机械的观念不符合无产阶级和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实际过程。但它却十分符合胆小如鼠的机会主义者加香、蒙穆索等人的智力结构。
特别是在战前，社会民主党人给自己描绘的未来是选票不断增加，直到完全掌握政权。对于那些庸俗的和假的革命者来说，这种前景实际上仍然有效，只是选票的不断增加被群众的不断激进化所取代而已。这个机械观念得到了布哈林-斯大林的共产国际纲领的确认。不言而喻，从我们整个时代的视角来看，无产阶级的发展是朝着革命的方向迈进。但这根本不像资本主义对抗激化这个客观直线性过程那样，它不是一个直线性的过程。修正主义者们看到的只是资本主义道路的上升。形式上的“革命者”看到的只是它的衰败。马克思主义者看的是在推测中有升有降的整个路线，同时一分钟也不失去它的基本方向——导致战争灾难，导致革命的爆发。
无产阶级的政治情绪根本就不是机械地、朝着一个方向一成不变地发展。阶级斗争的高涨和下降、涨潮和退潮根据国际和国内的物质和思想的复杂的结合而彼此交替。不及时地利用或错误地利用的群众的积极性会走到自己的反面，以衰退阶段而告终，然后群众才能仍是在新的客观推动的影响下或快或慢地从中恢复过来。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是个别阶段的特别迅猛的交替和局势的十分急剧的转折，因而在正确地确定方向方面让领导承担极其重大的责任。
对群众的积极性的确定即便是完全正确的，它也会根据条件不同而有各种表现。在一定时期，群众可能完全投身经济斗争，对政治问题没有多大兴趣。相反，在经济斗争的战场上经历了一系列沉重的失败后，群众可能一下子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政治领域。但即便在这里，也取决于一系列的条件和群众进入这些条件时的经验，群众的积极性或是转到议会道路上去，或是转到非议会斗争的道路上去。
我们只举能够说明无产阶级革命发展中的矛盾的极少量的例子。谁善于关注事实并理解它们的意义，那他就不难承认，我们在上面指出的不同方案不是理论构想，而是近几十年活生生的国际经验的表现。
根据上述一切，至少应该明白，当说到“激进化”时，应该要求具体地界定这个概念。这是马克思主义反对派的要求，当然是对它自己提出的。莫奈特、尚别兰等人否定激进化的声音，与肯定它的声音一样，都没有什么意义。需要的是对现状和即将形成的局面做出评价。
法国罢工的曲线
官方领袖在谈到法国工人阶级的激进化时，惟一指的就是罢工运动。罢工的增长无疑是以统计为依据的事实。我们将以这一事实为出发点。
法国对罢工的官方统计总是晚很多。劳工部最后一次有关罢工的报告写于1925年。据我所知，1926年没有任何资料。其后的3年中，有共产党报刊提供的资料。毫无疑问，从上述两个源头得到的数字是无法进行比较的。劳动部未必会充分登记所有的罢工。另一方面，《人道报》的表面的激进化显然有夸大数据的倾向。但是尽管如此，运动的总的趋势描绘得相当清楚。
在战后的头两年，法国的罢工运动达到了最高点。1919年共有2100次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总计120万人。1920年爆发了1900次罢工，卷入罢工的工人几乎达到150万人。就罢工者的人数来说，这一年是高峰。从1921年开始——除了下面将谈到的少数例外——连续下降，1926-1927年达到最低点。以万人计的数字：1921年罢工工人为45万人，即是上一年的1/3。1922年罢工工人是30万人。只是在1923年，罢工人数的曲线不仅没有下降，反而稍稍上升，共计36.5万人。这一无关紧要的上升无疑与占领鲁尔和德国革命运动有关的事件导致的。1924年，罢工人数下降为27.5万人。1925年为25万。如上所述，我们没有1926年的资料。1927年，我们只有罢工次数的数字：总共只有230次，而在1919-1925年间，年平均罢工次数在510至2100次之间波动。虽然罢工次数是粗陋的指标，但1921-1927年间罢工曲线总的来说是持续下降，这是勿庸置疑的。1927年第4季度，共计发生了93次罢工，参加人数为7万人。如果假设，一年中每次罢工的平均规模是一样的（这种假设显然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可以得出1927年参加罢工的人数约为17万人，这个数字与其说是缩小的，不如说是夸大的。
1928年，共产党的报纸统计约有800次罢工，其中约有600次是在下半年爆发的，参加罢工的人数约36.3万。1928年全年，罢工总人数因而可以假定为40-45万人。1929年，同一份报纸统计的罢工次数为1200次，参加人数与1928年大致持平（即40-45万人）。因而与过去的一年相比，没有提高。1928年和1929年的罢工人数几乎是1925年的两倍。它与1921年的罢工人数大致持平。它是1920年的1/3或2/7。
如上所说，所有这些数字不追求绝对准确，但它们对判断动态过程是足够的。在1919-1920年的罢工高潮以后直到1928年，罢工以等比级数持续递减，只有1923年是例外。1928和1929年，我们看到罢工运动无疑的、而且是重大的涨潮，不难理解（下面将证明这点），它是在货币稳定情况下工业高涨的结果。
可以完全肯定地说，1919-1927年这个阶段在法国无产阶级的生活中，形成了某种独特的周期，其中包括工人运动在战争刚刚结束后的迅猛的增长，它的失败和衰退，在1923年德国灾难性的失败之后格外急剧。在更一般的形式下，这个周期不仅是法国的特点，而且是欧洲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全世界的特点。对法国本身来说，典型的是这一在周期的最高点和最低点之间的摆动的相对平稳的振幅：战无不胜的法国没有经过真正的革命危机。俄国、德国、英国和其它国家展开的巨大事件，在法国罢工运动中只得到了微弱的反映。
其它资料说明了法国工人罢工运动的这种趋势的特点。从1922年起，每次罢工的平均罢工工人的人数和罢工的天数急剧减少。1921年，每次罢工平均有800人参加，持续14天以上。1925年，每次罢工平均只有不到300人，持续2天多一点。可以推测，1926-1927年，这些平均数字至少没有增加。1929年，每次罢工平均参加人数已经接近400人。
我们还要指出一个下面我们将用得着的重要的标志。在战后的头几年中，在罢工者中居于首位的主要是矿工、冶金工人、交通运输工人。近两年来，居首位的是纺织工人，即一般的轻工业工人。
罢工统计资料说明什么？
它们证明还是推翻了有关激进化的论题？首先我们回答说，在没有确定应该怎么理解激进化的情况下，它就被从它的抽象领域中引申出来：在这个领域中，蒙慕梭说是，而尚别兰则说否。上引有关罢工斗争的资料是对法国工人阶级中一定程度的进展的无可争议的证明。同时，它们为这些进展的量和质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评价。它们绘出了这个过程的总体动向，并在某种程度上为预见明天，更确切地说是预见明天可能出现的变化提供了机会。
我们首先确定，1928-1929年的数据与前一阶段相比，表明在法国无产阶级的生活中某个新阶段的开始。它们使人有权假定，在群众中已经和正在发生着深层的分子过程，其结果是下降的惯性开始被明显克服，目前仅仅是在经济战线上。
但是，这些材料也表明，罢工运动的增长还很微弱，绝没有提供使人可以得出革命阶段或哪怕是前革命阶段的结论的迅猛发展的画面。特别是1928年与1929年没有差别。像上面提到的那样，目前在罢工运动中居于首位的还是轻工业工人。从这个事实中，尚别兰得出笼统地反对一切“激进化”的结论。他说：“如果重工业和机器制造业的大型企业也参加了罢工，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换言之，他认为“激进化”是现成的，从天上掉下来的。事实上，数据不仅证明无产阶级斗争的新的一轮已经开始，还证明了这一轮才刚刚经历它的头几个阶段。在经历了失败和低潮之后，在没有重大事件的情况下，新的复苏只能从工业的边缘、即从轻工业、从次要的行业、从非大型的企业开始。罢工运动移向冶金工业、机器制造业和运输业，意味着它进入了更高的阶段，那证明的就不是开始的变化的征兆，而是工人阶级情绪决定性的转折的事实了。这还没有出现。但无论如何不应该只是因为第二第三或第四阶段还没有到来，就对运动的第一阶段视而不见。怀孕的第二个月也是怀孕，如果强行加速，就会导致流产。但如果忽视它，也会导致同样的结果。但并不妨碍对这个类似的理由补充一点，即在社会领域中的期限完全不像生物领域中的期限那样稳定。
事实与词句
在讨论群众激进化的问题时一分钟也不能忘记，无产阶级的团结一致只有在革命的最高潮的阶段中才能达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日常生活”中，无产阶级远不是同一的，而且在道路的转折点上，它的各阶层的不一致更强烈地表现出来。无产阶级中受压迫最重的、最少技能的、政治上最落后的阶层往往最先进入斗争的战场，在受到挫折的情况下也常常最先逃离战场。在新阶段中，更容易把那些在前一个阶段中未经历失败的工人集团吸引到运动中来，哪怕仅仅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参加过大规模的战斗。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出现的这些现象在法国都应该能够看到。
共产党官方报刊指出的有组织的工人的犹豫不决证明了这点。确实，在工人组织中，迟缓的中心根深蒂固。工人组织认为自己是无产阶级中的无足轻重的一部分，往往倾向于扮演保守的角色。这当然不是反对组织的论据，而是反对组织的弱点的论据，反对那些如蒙慕梭型的工团主义领袖的论据，他们不明白工会组织的实质，没有能力保障它在工人阶级中的应有的地位。但无论如何，在现在这个时刻，无组织的工人在罢工斗争中所起的先锋作用，证明了当前进行的不是革命斗争，而是行业经济斗争，而且还是刚刚开始。
外籍工人在罢工斗争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也证明了这一点，顺便指出，他们在法国所起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与美国黑人的作用相类似。但这是在以后。现在，那些不懂法语的外籍工人在罢工中所扮演的角色，再一次证明现在进行的不是政治斗争，而是行会斗争，推动它的是经济形势的变化。
甚至在纯经济战线上，也不能像蒙慕梭之流那样，说斗争是进攻性的。他们以大多数罢工都是为提高工资为基础做出这个判断。深思熟虑的领袖们忘记了，这种形式的要求一方面是生活用品价格上涨、另一方面是由于采用新的工业方法（合理化）而加强的对工人的生理压迫强加给工人的。工人被迫要求增加名义工资，以保持自己昨天的生活水平。只有从资本家的会计的角度才能说这样的罢工具有进攻性。从工会政治的角度，它们带有纯防御性质。每一个严肃的工团主义者都应该十分明白和全力强调的正是事情的这一方面。但蒙慕梭之流有权自认为是毫不中用的工团主义者，因为他们竟敢自称“革命领袖”。他们声嘶力竭地说这些纯防御性的经济罢工的进攻性、政治性和革命性，当然不能改变这些罢工的性质，也不能丝毫提高它们的意义，但他们却能因此最好地武装工厂主和国家政权以抗击工人。
我们的“领袖们”有关由于警察在罢工中的积极作用，罢工变成“政治罢工”的指证也不能使情况有丝毫改善。匪夷所思的论据！警察殴打罢工工人技巧的日臻完善竟然成了工人的革命进攻。法国历史上有不少因纯粹经济罢工而枪毙工人的事。在美国对罢工工人进行血腥镇压成了规则。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工人进行着最革命的斗争呢？对罢工工人进行镇压的本身，当然具有政治意义。但把它等同于工人群众的革命政治进攻，只有那些不自觉地被当权者和他们的警察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夸夸其谈的家伙。
当英国总委员会把1926年的革命的总罢工说成是和平宣言，它知道它在干什么：这是深思熟虑的叛变。当蒙慕梭之流把零星的经济罢工说成是对资产阶级国家的革命进攻时，则谁也不能指责他们是有意识地叛变：这些人未必能深思熟虑地办事。但工人并不会因此而好过一些。
在下文中我们将会看到，我们那些极端革命的英雄是如何为主子提供另一种效劳的，他们无视工商业的高涨，贬低它的意义，以此对工人的经济斗争釜底抽薪。
当然，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给“第三阶段”唱赞歌！
二、资本主义的行情危机和革命危机
在法国总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瓦萨尔做了反对尚别兰的长篇讲话，该讲话后来出了单行本，让·勃列科为它写了前言。瓦萨尔在他的讲话-小册子中试图捍卫革命前景，反对改良前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同情完全在他的一边。但他是以只能给改良主义者带来好处的理由来捍卫革命的前景的。在他的讲话中有一系列致命的理论和事实的错误。可以反驳说，世界上错误的还少吗？瓦萨尔还能学会许多东西。我本人也乐于这样看。但由于该讲话以宣传性的小册子的形式出版，使事情变得复杂了。它又增加了让·勃列科的前言，此人至少是蒙慕梭的表兄，他赋予这本小册子以纲领的性质。不仅是作者，就连出版该讲话的编辑都没有发现其中的如此严重的错误，这一情况证明今天法共领导的理论水平状况令人担忧。让·勃列科不断地猛烈抨击马克思主义反对派。同时，像我们马上要指出的那样，他需要老老实实从头学起。工人运动的领导不能容忍无知，像马克思曾对魏特林说过的那样。
尚别兰在代表大会上说出了除了讲话者的改良倾向之外绝对没有任何根据的思想，即资本主义的稳定还将持续30-40年，甚至连现在刚能站立的新一代无产阶级都别指望革命夺取政权。尚别兰没有用任何严肃的论据来论证这一天方夜谭式的期限。然而近二十年的历史经验和对今天的局势进行的理论分析却与尚别兰的前景截然对立。
但我们还是听听瓦萨尔是如何驳斥他的。瓦萨尔证明，首先，甚至在战前，资本主义制度就只能在震荡中生存。“从1850年到1910年，差不多每隔14年（！？）就发生一次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经济危机”（第14页）。他接着说：“如果在战前每隔14年就发生一次危机，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事实与尚别兰的断言之间的矛盾，后者预见在40年之内不可能有严重的危机”（第15页）。
不难理解，瓦萨尔的这一论据完全混淆了资本主义的市场危机和革命危机，只能加强尚别兰的错误立场。
首先令人惊讶的是对14年市场周期的界定。瓦萨尔从哪里得到的这个数字？我们是第一次听到。如此权威地（几乎像蒙慕梭本人一样权威）教训我们的让·勃列科怎么会没有发现这个最愚蠢的错误，而且是在这样一个对工会运动有着最直接的、最性命悠关的意义的问题上？战前，每个工团主义者都知道，危机、至少是衰退每隔7-8年重复一次。如果以150年为一个时期，则两次危机之间从没有超过11年。平均周期约为8.5年，而且，战前时期已经表明，形势变化的节奏不是趋缓，而是随着更为频繁的技术设备更新而加快。在战后的年代中，形势变化不大规范，但它在危机比战前更频繁的爆发中表现出来。法国工会领导人怎么会不知道这些基本的事实呢？特别是领导罢工运动，怎么能看不到经济形势变化的真实图景呢？每个严肃的共产党员都可以并应该向总工会的领导人、首先是蒙慕梭不断地提出这个问题。
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在方法上它也好不了哪儿去。瓦萨尔到底证明了什么？如果没有市场的矛盾，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根本无可思议的：在战前是这样，战后也一样。尚别兰也未必会否定这一共同之处。但由此还不能产生任何革命前景。毋宁说是相反：如果在近150年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18次危机，则没有理由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应该在第19或第20次危机中崩溃。事实上，市场周期在资本主义的生活中，大致起着血液循环在有机体生命中同样的作用。从危机周期中同样不能产生革命的必然性，就像脉搏节奏不能产生死亡的必然性一样。
在1921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那时的极左派（布哈林、季诺维也夫、拉狄克、台尔曼、塔尔海梅尔、珀佩尔、贝拉-库恩等）认为资本主义不可能再经历工业高涨，因为它已进入了它的最后（“第三”？）阶段，该阶段将在不断危机的基础上展开，直到革命爆发。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围绕着这一问题进行了一场重大的思想斗争。我的报告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旨在证明那一思想，即在帝国主义时代，决定工业周期变化的规律仍然有效，资本主义只要在世界上存在，它就离不开行情涨落：人死了脉搏才会停止。但根据脉搏的性质，联系其它症状，大夫可以判断他面对的机体是强壮的还是衰弱的、健康的还是有病的（我说的当然不是蒙慕梭学派的医生）。同时，瓦萨尔试图在每14年就会出现一次危机和高涨的基础上证明革命的不可避免和即将爆发。
只要瓦萨尔研究一下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争论，他很容易避免这些严重的错误。但可惜的是，前四次代表大会的最重要的文件，现在都已成为被禁文献，那时的共产国际是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为主导。对新一代的领袖来说，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从第五次代表大会开始，主要从幸灾乐祸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开始。愚钝、盲目的官僚机构的主要罪行之一就是机械地破坏理论传统。
经济形势和群众的激进化
如果瓦萨尔不知道工业周期的机制，不明白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市场危机和革命危机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他就同样不理解经济形势和工人阶级斗争之间的辩证的相互关系。瓦萨尔对这种相互依赖的看法像他的对手尚别兰一样机械，尽管他们的结论截然相反，而且同样的错误。
尚别兰说：“群众的激进化在一定程度上是晴雨表，使人可以判断资本主义在某个特定国家中的状况。如果资本主义处于衰落的状态，群众必然会激进化。”（第23页）。尚别兰由此得出结论，由于法国的罢工只有外围工人参加，冶金业、化学工业很少受波及，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尚未衰败，它还有40年的发展期。
瓦萨尔对此是怎么回答的呢？用他的话说，尚别兰“没有看到激进化，是因为他没有看到新的剥削方法”。（第30页）。瓦萨尔从各方面重复这一思想：如果承认剥削加剧，并明白它还会变本加厉，“仅这点就使你对群众激进化的问题做出肯定的答复”。（第31页）。
当你读了这一论战时，就会产生这样的印象，似乎两个人都蒙着眼睛在抓对方。在任何情况下危机都会使群众激进化的说法是错误的。例如意大利、西班牙、巴尔干等。说工人阶级的激进必然出现在资本主义的衰落时期是错误的。例如英国的宪章运动等。无论是尚别兰还是瓦萨尔都为了僵死的教条而忽视了活生生的工人运动史。尚别兰对当前的结论也是错误的：罢工尚未波及法国主要的工人群众，根据这一事实无论如何不能得出否定已经开始的激进化的结论；但可以对这种激进化的规模、深度和激烈程度进行具体评价。看来，只有在所有工人阶级都卷入进攻时，尚别兰才能相信群众的激进化。但是，这样想擎现成的领袖，工人群众是不需要的。应该善于看到最初的、虽然是很微弱的、暂时还只是在经济领域里的复苏的征兆，使自己的策略适应它们并认真关注过程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时刻都不忘记我们时代的总的性质，它已经不只一次地表明并将继续表明，从复苏的最初征兆到造成革命形势的暴风雨般的高潮不需要40年，可能只要5年或甚至是它的十分之一——4年。
瓦萨尔的情况一点儿也不比他好。他简单地把剥削和激进化机械地等同起来。瓦萨尔愤怒地问，如果剥削日甚一日，怎么能否定群众的激进化？这一幼稚的形而上学完全符合布哈林的特点。激进化不应该用演绎来证明，而是用事实。瓦萨尔的理由很容易就变成它的对立面。只要提出这个问题：如果群众真的已经激进化，资本家怎么能日甚一日地加重剥削呢？正是因为群众缺乏斗争精神，才导致剥削的加剧。诚然，这样的判断如果不做保留，同样也是片面的，尽管如此，它也仍比瓦萨尔的构想更接近生活。
不幸在于，根本不是在任何条件下剥削的加剧都能提高无产阶级的斗争精神。例如，在经济衰退、失业增加时，特别是斗争刚刚失败之后，剥削的加剧不仅不会产生激进化，而是相反，造成士气低落、混乱和解体。例如我们在1926年罢工之后的英国煤炭业中看到了这点。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在俄国以更大的规模上演，那时1907年的工商业危机与粉碎1905年革命联系在一起。如果近两年剥削的加剧在法国导致了罢工运动一定程度的增长，为其创造基础的恰恰是经济形势的高涨而不是它的衰落。
假革命者害怕经济过程
但共产国际领导下的“极左”的机会主义者害怕高涨，认为它是经济“反革命”。他们的激进主义建立在一脆弱的核心上。要知道工商业形势的进一步高涨，首先会给愚蠢透顶的“第三阶段和最后阶段”理论带来致命的一击。这些人不是从矛盾的现实过程中得出革命的前景，而是从错误的公式中。他们的致命的策略错误就是由此产生的。
在总工会的代表大会上，官方发言人最关注的是把法国资本主义的状况描绘成悲惨不堪的，这个事实令人完全不可思议。法国的斯大林分子声嘶力竭地夸大当今的罢工运动的规模，同时又对法国的经济状况做出这样的界定，它使今后的联合罢工变得根本没有可能。瓦萨尔就是其中的一个。因为正是瓦萨尔和蒙慕梭一起把资本主义的危机和经济形势危机等到同起来，认为（这次是和尚别兰一起）经济形势的高涨会把革命推迟几十年，他对工业的高涨怀着迷信般的恐惧。在其小册子的第21-24页上，他证明说，今天法国的工商业复苏是“人为的”、“转瞬即逝的”。（第24页）。在12月召开的民族委员会上，里舍塔把法国纺织业描绘成已经处于危机之中。如果情况真是这样，则它意味着目前作为激进化惟一表现的罢工运动并没有经济基础，或是马上就要失去基础。稍微提前点说，瓦萨尔和里舍塔为资本的代表反对向工人做经济让步提供了无可估价的论据，更严重的是，他们为改良主义者反对经济罢工提供了致关重要的论据，因为应该明白，在持续危机的前景中无论如何不会产生不断扩大的经济斗争的前景。
莫非这些不幸的工团主义者就不看经济报刊吗？他们可能会说，资本的报刊会有意识地炫耀乐观主义。但须知我们说的不是社论。须知这些报刊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公布交易所的指数、银行、工商企业和铁路的平衡。某些有关总数据已经在《真理》杂志第12期[1}上公布了。新数据仅仅证实了法国经济的上升趋势。例如，我收到的最近一期《经济周刊》（12月9日）刊登了有关法国北部和东部的冶金股东大会的报导。我们不知道居维列特先生如何对待“第三阶段”的哲学，老实说，我们对此也不感兴趣。但他认真地计算了利润和股息的分配。居维列特先生用下面一句话为下一年度做结论：“国内市场的情况极好。”我们希望这个公式与毫无根据的乐观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因为它得到去年的25法朗一股变为今年的40法朗一股的支持。我们要问，这一事实对冶金工人的经济斗争有意义吗？好象有。但是天啊，我们在居维列特的背后看到了瓦萨尔或勃列科，或是蒙慕梭本人，并听到了他们的声音：“别相信这个乐观的资本家的话，他还不知道，他已经齐耳朵陷进了第三阶段中！”还不清楚吗，如果工人犯错误，在这个问题上听信了蒙慕梭而不信居维列特，那他就应该得出结论，他脚下没有任何进行成功斗争的土壤，更别提什么进攻性的斗争了。
蒙慕梭学派——如果能把人们在其中不再敢思考、读书和写文章这样的机构称为学派的话——怕经济高涨。同时，应该坦率地说，对法国工人阶级来说，至少两次充实了自己的队伍：一次是在战争年代中，另一次是在战后；这样，使大量的青年、妇女、外国人进入自己的队伍，并且远未在自己的熔炉中把所有这些人力资源全部重新熔化，工业高涨的进一步发展将为法国工人阶级创造不可取代的课堂，团结它的队伍，向工人中最落后的阶层展示他们在资本主义机制中的意义和作用，并以此把整个阶级的自信心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两三年甚至一年的广泛成功的经济斗争就能使无产阶级得到新生。在正确地利用经济高涨之后，市场危机就可能大大地推动群众的真正的政治激进化。
同时，不能忘记，我们时代的战争和革命不是产生于市场危机，而是生产力的发展与资产阶级私有制、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达到极其尖锐的地步的产物。帝国主义战争和十月革命已经成功地证明了这些矛盾的紧张程度。美国的新角色更加深化了这些矛盾。在这一或那一国家中或是几个国家的生产力的发展越重大，新的高涨就会更快地遇上基本矛盾的障碍，就会更快地出现反动——经济的、政治的、国内的和国际的。对法国共产主义来说，工业的真正的增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是负面因素，而是极其巨大的正面因素，因为它能为政治进攻建立一个罢工的跳板。结论：不会有革命形势的不足。但很可能有利用这些形势的能力的不足。
但是，法国经济形势发展的进一步高涨有保障吗？我们不想对此下断言。这里存在着不同的可能性。至少这不取决于我们。但取决于我们的和我们必须要做的是，别为可怜的公式而闭眼不看事实，正视经济的实际发展进程，并在事实的基础上制定工团的策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说的是不同于战略的策略，战略当然不是由形势的变化，而是由发展的基本趋势决定的。但如果说策略服从于战略，从另一方面说，战略只有通过策略才能实现。
在共产国际和工会国际中，策略是由又一次摇摆构成的，而战略则是由各次摇摆的机械总合构成的。这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遭受一个又一个失败的原因。
三、群众的政治激进化的标志是什么？
但是，有关群众激进化的问题是不能仅仅用罢工运动来解答的。政治斗争的情况如何？首先是共产党的人数和它的影响如何？
值得注意的是，官方领袖在讲激进化时，以惊人的轻率忽视了自己的政党的问题。然而事实是这样的：从1925年起，党员的人数一年不如一年。1925年——8.3万人,1926年——6.5人，1927年——5.6万人，1928年——5.2万人，1929年——3.5万人。我们用的过去几年的官方数字是共产国际书记皮亚特尼茨基的，1929年用的是谢马尔的数字。无论怎么对待这些无疑是极端夸大的数据，它们总体上清晰地勾勒出一条党的衰落的曲线：5年内党员人数减少了一半多。人们对我们说，质量比数量更重要，现在留在党内的都是可靠的共产党员。就算是这样吧。但问题根本不在这里。群众的激进化无论如何不是在孤立干部中形成的，而是相反，是在大批不可靠的、半可靠的分子涌入党内并把他们改造成可靠分子的过程中形成的。以党员人数持续下降来衡量群众的政治激进化，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有可能，即党在工人的生活中就像大车的第5个轮子。事实胜于雄辩：不仅是在1925-1927年间，罢工浪潮衰退了，在最近两年中，当罢工次数开始增加，我们看到党仍在继续衰落。
官方共产主义的可敬的藩格洛斯们打断了我们，指出党的人员数量和它的影响之间的“不合比例”。现在，狡猾的人为傻瓜制定的共产国际的公式大体上就是这样。但是，这个神圣的公式不仅什么也没有说清，在某种程度上还使事情变得更糟。工人运动的经验证明，党的组织的规模和它的影响的规模之间的差别——在其它条件都一样的情况下——越大，该党的革命性就越小，它的“议会”性质就越大。机会主义者比马克思主义者更容易依靠分散的群众。这在将社会党与共产党做简单的比较中很容易看出来。[2}因而，在共产党党员人数下降的情况下，“不合比例”持续扩大除了意味着法国共产党从一个革命党变成一个议会和地方党外，什么也说明不了。在近几年中，这个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席之地，不久前的“政府”丑闻无可争议地证明了这点，可以担心随后还有“议会”丑闻。尽管如此，在现在这样的共产党和资产阶级代理人的社会党之间仍有巨大的差别。当领导者夸夸其谈什么法共的人数和它的影响之间的巨大的反差，他们简直就是在诬蔑法国共产党。不难表明，共产主义的政治影响——天啊！——在过去的5年中几乎没有增长。
议会和地方选举总是受到不利于革命倾向的极大的歪曲，折射出被压迫群众的真正的情绪，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不是什么秘密。尽管如此，政治发展的动力还是在议会选举中找到自己的反映：这就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们为什么积极参加议会和地方选举斗争的原因之一。选举统计的数字证明了什么？
在1924年的立法选举中，共产党得到87.5万票，稍稍多于全部参选人数的10/100。在1928年的选举中，党得到的选票略多于100万，占全部选票的11.3/100。这样，4年之内，党在国家选举中的比重上升了1.3/100。如果过程继续以这一速度发展，尚别兰有关30-40年的“社会和平”的前景就显得太革命了。
在1924年就已经“不复存在”（照季诺维也夫-洛佐夫斯基的说法）社会党在1928年得到170万张选票，占总数的18/100，或是共产党所得的选票的1.5倍。
地方选举基本上没有改变这一总的图景。在某些工业中心（巴黎和北方），本来投社会党的票现在改投共产党的事当然存在。例如在巴黎，共产党选票的比重4年内（1925-1929）从18.9上升到21.8，即增加了3/100，同时，社会党得票的比重从22.4下降到18.1，即下降了4/100。这类事实的象征意义是无可争议的；但目前它们还保持着地方性，而主要的是它们被反革命的“地方主义”严重地败坏了名誉，体现后者的是路易·谢利耶和类似于他的小资产阶级。一般来说，在立法选举第二年举行的地方选举不会给立法选举的结果带来重大的改变。
政治生活的其它指数也都表明不赞成有关似乎近两年内群众在政治上已经激进化了这一至少是过早的断言。据我们所知，《人道报》近两年来的印数绝对没有上升。《人道报》的资金捐助无疑是一个可喜的事实。但这样的资金捐助在反动派对报纸进行大张旗鼓的进攻时，即在一两或三年前也是可能的。
8月1日，党不仅不能动员那部分投它的票的无产者，甚至不能动员所有加入工会的工人，这个事实一分钟也不能忘记。据《人道报》无疑是夸大的统计，在巴黎参加8月1日示威游行约5万工人，即不到工会会员人数的一半。在外省情况要坏得多。我们顺便答复，这一事实证明，政治局在地方官员中的“领导作用”并不意味着党在工会工人中的领导作用。要知道后者是阶级的一小部分。如果革命高涨是无可争议的事实的话，那这样的党的领导有什么用，它在苏中冲突的关键时刻不能带领国内1/4（更准确地说，甚至是1/10）的自己的选民参加反对军国主义的游行？谁也不会对共产党的领导提出不可能的要求。阶级是不能强奸的。但赋予8月1日游行简直是失败的性质的，就是领导的胜利的喊叫和群众的实际回应之间的可怕的“比例失调”。
至于工会组织，根据官方数据判断，它在一年之后也重蹈了党的衰退的覆辙。1926年，总工会有47.5万成员，1927年——45.2万,1928年——37.5万。在国内罢工斗争增长时工会组织失去了10万成员，这是总工会没有反映发生在行业群众经济斗争领域中的过程，而只是党的扩大的影子的无可争议的证明，它在稍稍晚些时候也步了后者衰退的后尘。
在本评论中所引的资料以加倍的力量证实了我们在第一篇文章中以半先验的方式从对罢工斗争的分析中得出的结论。1919-1920年是法国无产阶级斗争的高潮。此后开始退潮，在6年之后，在经济领域内，它才被新的、暂时还是十分缓慢的涨潮所取代；在政治领域中，退潮和停滞现在仍在继续，至少是在无产阶级的主要群众中。这样，在经济斗争领域中，无产阶级的某些阶层的积极性的觉醒是无可争议的。但是，这一过程目前还处于第一阶段，这时参加斗争的主要是轻工业，无组织的工人明显地多于有组织的工人，外籍工人占很大比重。
经济形势的高涨，同时物价上涨，是推动罢工的动力。在其头几个阶段中，行业斗争的加强往往根本还会伴随着革命的高涨。现在也没有出现革命的高涨。相反，经济的高涨在一定的时间内甚至会削弱工人、至少是它的某些阶层的政治兴趣。
如果进一步关注法国工业高涨已经经过了两年；在工业的主要部门中根本没有失业，在某些部门中甚至可以看到严重的人手不足，则不难得出结论，在这些对工会斗争极端有利的条件下，应该承认今天的罢工运动的规模是十分有限的。这一有限性的主要标志是：从上一个阶段遗留下来的群众的消沉和工业本身高涨的缓慢。
近期的前景如何？
尽管市场变化有其节奏，但只能大实际预测周期的阶段更替。大这话对战前的资本主义而言，在当今的时代，市场预见的困难增加了好几倍。经历战争的震荡之后，世界市场尚未来得及建立统一的行情，虽然与战后头5年相比已与之接近了。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加倍急需提前确定世界市场的下一轮变化。
当前可以提供下面几种基本的不同走势：
1、纽约股市危机是美国工商业危机的前奏，它在近几个月内将达到非常严重的地步。美国资本主义被迫向外部市场进行重大的转移。疯狂竞争的时代已经开始。美国商品以低于自己成本的价格为其开路。欧洲商品在这一不可遏制的进攻面前节节败退。欧洲进入危机晚于美国，但欧洲的危机将极其尖锐。
2、股市的崩盘未直接引起工商业危机，其结果只是暂时的萧条。对股市投机的打击导致在货币价值牌价和工商业活动之间以及在后者和市场的实际购买力之间的更合理的相互关系。在萧条和一段适应期之后，工商业行情重新上升，尽管不像过去那个阶段那么急剧。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美国资本的储备是雄厚的。其中国家预算（订货、政府资助等）并非最后一位。
3、资金流出美国的投机业会使欧洲的工商业活动更加富有成果。而这一复苏今后的命运又取决于纯欧洲的、也取决于世界市场的因素。甚至在美国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中，欧洲尚能在一定的时期内保持上升的势头，无论多么不可思议，仍可以想象，美国的资本主义能够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内为在世界市场上的决定性的进攻重新调整自己。
4、最后，实际进程可能介乎于上面给出的几个方案之间，并提供一种以带有萎靡的上升和下降的、不断摆动的、若断若续的曲线的形式出现的合力。
整个资本主义历史中的工人运动、特别是罢工运动的发展都是与市场周期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当然不应该机械地想象这种联系。在超出工商业周期范围的一定条件下（世界经济和政治形势的剧烈变化，严重的社会危机、战争和革命），在罢工浪潮中找到的不是群众当前要求的反映，而是他们更深刻的革命性的历史任务的反映。例如战后法国的罢工没有行情的性质，而是表现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的危机，就是这样。如果从这些标准的角度对待法国今天罢工的复苏，则它目前对我们来说，首先是具有行业性质的运动。工人运动的进程和速度最直接地取决于市场的进一步的运动、行情各阶段的交替、它们的充分和紧张程度。在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这样转折的时刻，就更不允许倡导与经济生活的现实进程毫无关系的“第三阶段”。
无须解释，甚至在美国恢复有利的形势、欧洲工商业高涨发展的情况下，新的危机的来临也是不可避免的。无须怀疑，在危机真正来临时，今天的领导者将会声称他们的“预见”完全兑现，资本主义的稳定证明了它的不稳定性，阶级斗争带有更尖锐的性质。但是很清楚，这类的预见是廉价的。一个人每天都预言日蚀，他最终会等到他的预言的兑现。但我们未必会认为这样的预言家是一个严肃的天文学者。共产党员的任务不是每天都预言危机、革命和战争，而是让群众对战争和革命做好准备，清醒地估计在战争和革命中形成的局势。应该预见到在高涨之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应该向群众警告未来的危机。但只有群众在正确的领导之下更充分地利用高涨时期，才能更好地让他们对危机有准备。
在总工会民族委员会不久前（12月）的全会上也说出了完全健康的思想。例如，克利亚维里和多列尔抱怨说，最后一次总工会代表大会（1929年5月）回避了了工人群众的小团体要求的问题。但是演说者们没有深入思考，工会代表大会怎么能绕过应该成为它首位的、刻不容缓的任务呢？根据所谓的“自我批评”，这次上述演说者比当初的反对派更加毁灭性地谴责了总工会的领导。
但是，多列尔本人从他自己的一面为颂扬“第三阶段”在有关罢工的政治性的问题上制造了不小的混乱。多列尔要求革命的工会会员、即共产党人——现在在自然界没有其它革命的工会会员——在任何罢工中都要向工人揭示个别的剥削现象取决于整个当代制度，从而也就揭示了工人的局部要求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之间的联系。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要求。但不能用此来界定罢工本身的性质。不能把政治性的罢工理解为共产党在其中进行政治宣传的罢工，而是各个车间和各个企业的工人为一定的政治目的而斗争的罢工。在罢工基础上进行革命宣传是共产党在任何条件下都要履行的职责。工人参加政治性的、即革命的罢工是最尖锐的斗争形式之一，它只有在极其特殊的条件下才能实现，而这些条件无论是党还是工会都不能根据自己的愿望人为地引发的。
把团体罢工等同于政治性的罢工造成混乱，它显然妨碍工会领袖正确地对待经济罢工，策划它们并制定工人要求的合理的纲领。
一般经济导向方面的情况更糟。“第三阶段”哲学要求不管怎样都马上会爆发经济危机。我们聪明的工会领袖因此对法国近两年来经济形势不断改善视而不见。然而制定正确的要求并为之进行成功的斗争，不对形势做具体的评价是不行的。克拉维里和多列尔如果能把问题想透就好了。
如果法国经济高涨再持续两三年（这点不能排除），近期将首先出现经济斗争的发展和深化。善于适应这样的形势不仅仅是工会的任务，而且是党的任务。仅仅宣扬共产主义对领导角色的抽象权利是不够的；应该在实践中赢得它，而且不是在工会机关的狭窄的框框内，而是在整个阶级斗争的战场上。党应该以对工会的严肃的理论和政治帮助来对抗无政府主义的和商业自由党统一派的工会自治的公式，使它们更容易对经济和政治发展做出正确的定向，从而制定正确的斗争要求和方法。
高涨必将被危机所取代，这将改变任务，并使顺利的经济斗争失去基础。上面已经说过，危机的来临很可能成为群众政治积极性的推动力。这一推动力直接取决于两个因素：先前的高涨的深度和长度以及降临的危机的严重程度。转折越剧烈、越深刻，群众的反响就越激烈。其原因是不难理解的。罢工往往在经济高涨转入萧条的时刻由于惯性的力量而达到最大的规模。工人在奔跑中似乎撞在一堵墙上。此后经济罢工所能达到的已经不多了。资本家在已经开始的萧条中很容易采取同盟歇业。如果工人的提高的阶级意识为自己寻找其它道路，也是自然而然的。具体是哪条道路？这不仅取决于市场条件，而是取决于整个国家的局势。
预先断定，最近的市场危机将在法国造成直接的革命局势，现在还缺少资料。在一系列超出市场危机范围的条件的结合的条件下，这也是完全可能的。但目前这还只是理论推测。以未来的危机可能把群众推上革命斗争的道路为依据，今天就提出全面政治罢工的口号，意味着用明天的午饭来解今天的饿，何况明天可能还没有午饭。当莫洛托夫在第十次全会上声明，总罢工在法国已经实际提上了日程，他只是再一次表明，他既不懂法国，也不懂日程。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为贬损法国全面罢工的思想的本身已经做了许多工作。官方共产主义走的似乎正是那条道路，企图以冒险主义的山羊跳来取代系统的革命工作。
在采取更坚决的形式之前，群众的政治积极性的涨潮可能在一定的、而且是较长时间内，表现为更多地参加会议，共产党报刊的更广泛的散发，选票增加，党员人数增长等。领导能不顾一切地对迅猛的发展速度采取纯先验的定向吗？不行，无论对这种还是那种速度，领导应该放开手脚。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党才不会偏离革命方向，与阶级同步前进。
就上面阐述的观点，我已经听到了洋铁皮一样喋喋不休的悦耳的声音：一方面指责我是“经济主义”，另一方面指责我的资本主义乐观主义，不言而喻，也就是社会民主党倾向。对莫洛托夫们来说，所有他们理解不了的东西、即很多东西都被他们归入社会民主党倾向的范围之中，就像对野蛮人来说，99/100的宇宙都属于邪恶的精灵活动的领域。谢马尔们、蒙慕梭们将跟着莫洛托夫们教训我们，说问题不局限于市场的浮动，还有许多其它因素：如合理化和战争的迫近。这些人更愿意谈“很多”因素，却没有能力对其中的任何一个加以解释。我们回答他们说，毫无疑问，战争会推翻所有前景，并像所说的那样创立新的纪年法。但首先，我们今天既不知道战争何时来临，也不知道它将从哪扇门中进来。第二，为了睁着眼睛进入战争，应当仔细地研究导致战争的道路的所有拐弯之处。战争不是从天而降。有关战争和它的期限的问题与世界市场的问题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四、定方向的艺术
革命领导的艺术首先是正确的政治定向的艺术。共产主义在任何条件下都在使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并通过它使整个工人阶级为革命夺取政权做准备。
定向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确定群众的情绪、他们的积极性、他们的斗争意愿。但是群众的情绪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在群众心理的特殊规律的影响下不断变化，客观社会条件使这些规律起作用。阶级的政治状况在一定范围内可以量化（刊物的印数、参加集会和示威游行、罢工、选举的人数等等、等等）。为了理解动态的过程，应该确定，工人阶级的情绪在什么原因的影响下朝哪方面变化。将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结合起来，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得到运动的前景，即有科学依据的预见，没有这点严肃的革命斗争是根本无法思议的。但政治中的预见不是僵死的公式，而是工作假说。将斗争引向这一或那一方面时，必须注意运动的主客观因素的变化，以便及时对策略做相应的修改。尽管斗争的实际发展从来不会完全与预见吻合，但这不能免除我们求助于政治预见的必要性。只是不应该在预测时陶醉于现成的公式，而是不断地检验过程的历史方向，领会它的所有征兆。
今天指导共产国际的中派作为一个过渡的寄生派别，就其本质没有能力进行历史预见。在苏维埃共和国中，中派在十月革命的反动的条件下获得了优势，在革命衰退时，经验主义和折中派成了它的主要力量，使它可以顺流而下。而在这样做时，由于早就宣布，发展的进程自动地在一个国家中走向社会主义，所以这本身就足矣免除中派进行世界预测的必要性。
但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它们刚刚开始为夺取政权而斗争或是准备进行这种斗争，它们的生存却不能没有预测。正确的每日定向对它们来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但它们没有学习这个重要的艺术，因为它们被迫跟着斯大林官僚的指挥棒转。官僚中派能够相当长久地靠无产阶级夺取的政权的资本的利息为生，却无力培养年轻的共产党夺取政权。今天的共产国际的主要的、最致命的危险就在这里。
中派领导的历史是确定方向上的一个又一个致命的错误的历史。1923年，在追随者们错过了德国革命形势——这深刻地改变了整个欧洲的局面——后，共产国际走过了致命错误的三个阶段。
1924-1925年，是极左错误阶段：领导认为面临着直接的革命形势，事实上它已经过去了。在这个阶段中，把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称为“右派”、“取消派”。
1925-1927年，是公然的机会主义阶段，它正值英国工人运动迅猛高涨和中国革命时期。在这个阶段称我们为“极左派”。
最后在1928年宣布了第三阶段理论，它无非是在更高的历史基础上重复了季诺维也夫1924-1925年的错误。“第三阶段”还没有结束：相反，它还在甚嚣尘上，破坏组织，使头脑变得一片空白。
所有三个阶段的特点是领导的连续下降，这并非偶然。第一阶段：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斯大林。第二阶段：斯大林、布哈林。第三阶段：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从这里可以看到规律性。
下面，我们将进一步观察领导和“第三阶段”理论。
莫洛托夫“双脚跨入”
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一年后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会（1929年7月）不能简单重复第六次代表大会的话，应该唱更高的调子。在全会前夕，俄共理论机构就写道：
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罢工浪潮不断高涨。不仅席卷了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席卷了落后的殖民地的这一浪潮在某些地方与持续不断的革命和内战因素交织在一起。无组织的群众被不断地吸引到斗争中来，他们积极地加入斗争行列……群众不满的增长和左倾的加剧波及到数以百万计的农业工人和受压迫的农民大众。[3}
图景是不容置疑的。如果罢工浪潮真的席卷了全世界，甚至把“数以百万计的农业工人和受压迫的农民大众吸引到斗争中来”，并与“革命和内战因素交织在一起”的话，则十分清楚：革命形势来临了，为夺取政权进行直接斗争的任务提上了日程。称这种形势为“第三阶段”或是不称它为第几阶段，在这方面我们不打算争论。
众所周知，第十次全会的音叉掌握在莫洛托夫先生的手中。在其对共产国际领导人的纲领性的讲话中，莫洛托夫宣布：“在观察世界工人运动的事实时，只有愚钝的机会主义者（！）、可悲的自由主义者，才看不到我们已经双脚（！）跨入具有国际意义的最重大的革命事件的阶段中。”[4}“双脚跨入”，多么有力的论据啊！
根据莫洛托夫定下的调子，俄共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于1929年8月写道：
在对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斗争的分析的基础上，第十次全会确认了群众向左转和革命化过程的发展和深化如今已经变成革命高涨开始的（至少是在德国、法国、波兰这样的国家中）。
毋庸置疑，：如果不是莫洛托夫的脑袋的话，则是他的双脚最终决定了正在经历的阶段的革命的性质。因为谁也不想当“愚钝的机会主义者”、“可悲的自由主义者”，所以莫洛托夫的论据一下子就保证免除了全会的批评。莫洛托夫不愿意费力进行经济和政治的分析，应该承认，其原因是完全可以原谅的，他仅限于简单地罗列各国的罢工（鲁尔、罗兹、法国北部、孟买等），作为“我们已经双脚跨入最重大的革命事件的阶段中”的惟一论据。历史阶段就是这么制造出来的！
今后，各国际支部的中央委员会和机关报只能关注他们的双脚尽可能先于他们的脑袋尽快地陷入“最重大的革命事件”中。
这次完全无视“发展不平衡规律”，即至少在名称上是斯大林所知道的惟一的历史规律，革命形势在全世界、在宗主国和殖民地同时来临，这一事实难道不令人惊讶吗？事实上，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同时性。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那样，用罗列各个国家中由于不同的原因所引发的零星冲突来代替对世界局势的分析。在欧洲国家中，只有一个奥地利去年经历了危机，在有有影响的共产党的情况下，它可能直接发展为革命。但恰恰没有点奥地利的名。而点了法国、德国、波兰，据莫洛托夫所说，“它们是处于革命高涨前沿的国家”。为了确定罢工浪潮在法国无产阶级和国家发展中的真正地位，我们在一系列文章中对此进行了考察。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同样详尽地分析能够为德国工人阶级斗争定性的基本征兆。但我们以被第十次全会列入欧洲三个最革命的国家的法国为例得出的结论表明，莫洛托夫的分析是三种因素的结合：理论上的无知、政治上的不负责任和官僚冒险主义。但是，这些因素界定的不是“第三阶段”的特点，而是所有阶段中的中派官僚的特点。
经济罢工是危机和高涨引起的吗？
“这一革命高涨的基础是什么？”莫洛托夫试图思考一下，并马上说出了自己的思考结果：“高涨的基础只能是整个资本主义危机的加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的尖锐化。”
谁要是不同意，谁就是“可悲的自由主义者”。但经济罢工的基础“只能是”危机，这话是在哪儿说的？不对现实的经济局势做具体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为今天的罢工运动正确定位，莫洛托夫用的是相反的方法：列数了半打罢工，他就推断出资本主义危机的加剧——驴唇不对马嘴。
据我们所知，在许多国家中，罢工运动的增长是近两年经济形势改善的结果。首先法国就是如此。诚然，对整个欧洲来说并不普遍的工业复苏，迄今为止在法国仍十分缓慢，它的未来完全没有保障。但是对无产阶级的生活来说，哪怕是不大的经济形势向这方面或那方面的转变都不会不留痕迹。如果工厂仍继续每天解雇工人，则工人的自我感觉与招收新工人（即使数量有限）时所产生的自我感觉完全不同。经济形势对统治阶级的影响也不小。在总是使人产生进一步复苏希望的工商业复苏阶段，资本家为了保障有利的经济形势的发展，倾向于缓和国际矛盾。这就是“洛迦诺和日内瓦精神”。
不久前，我们看到了经济形势因素和基本因素的相互影响的极好的例证。
1896-1913年，是工商业迅猛增长的年代，其间只有短暂的中断。1913年，它被萧条所代替，对所有知情者来说，它显然开启了一场长久持续的危机。在空前的繁荣阶段之后，经济形势的致命转折，使统治阶级产生了烦躁不安的情绪，是战争的直接推动力。当然，帝国主义战争是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产生的。甚至连莫洛托夫都知道这个共同点。但在通往战争的路上还有矛盾时而加剧和时而缓和的一系列的阶段。对工人的阶级斗争来说也是如此。
在战前时代，无论是基本过程还是经济形势过程的发展，都比今天这个急剧变化、剧烈转折的时代更有计划，所以今天相对次要的经济摆动都会在政治上产生巨大的震荡。但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可以闭眼不看发展的实际进程并日复一日地重复三个咒语：“矛盾不断激化”，“工人群众越来越左倾”，“战争日益迫近”……如果我们的战略路线是由矛盾增长和群众革命激进化的最终不可避免性所决定的，我们的为这一战略服务的策略则是从对每一个时期、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时刻的实际评价出发，它们的特点可能是矛盾的暂时缓和，群众的暂时右倾，力量对比的变化对资产阶级有利等。如果群众不断地向左转，则每个傻瓜都能领导他们。不知是有幸还是不幸，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特别是在今天不稳定、摇摆不定、“任性”的局势中。
因此，所谓的总路线如果不与各国和国际条件的每一次转折结合起来，则仅是空话而已。共产国际的领导会怎么做？他们不去全面具体地评价局势，而是在每一个新阶段都碰得头破血流，然后为自己的又一次失败更换值勤的各国支部的中央委员会甚至开除他们来满足群众。我们反复告诫加香们、蒙慕梭们、台尔曼们和雷梅勒们，让他们对成为第三阶段的理论和实践的被清洗的牺牲品事先做好准备。这将在斯大林不得不纠正莫洛托夫的时候发生，当然是在事后。
苏联的崛起作为“第三阶段”的因素
莫洛托夫在他顺带着用演绎方式揭示的经济危机中看到的近两年来的“革命高涨”的第一个原因。他在苏联的经济成就中看到了第二个原因，他甚至责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五年计划的革命性的作用估计不足。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成就对世界工人运动有巨大的意义是无需证明的。但无论如何不能由此得出结论，五年计划能够先验地为欧洲和全世界的革命高涨创造条件。广大的工人群众不是靠苏联计划数字为生的。但甚至把五年计划放在一边，拿工业化实际成就的数字来说，也无论如何不能从中看到法国港口罢工和印度纺织业罢工的原因。数百万群众在其行动中受他们直接面对的条件的支配，更何况有关苏维埃经济的成就和失败，绝大多数工人都是通过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刊物的充满谎言的文章得知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能够直接抓住广大外国工人的不是抽象的数字，而是苏联工人状况大幅度的实际改善。很明显，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严重的粮食供应困难的条件是无法用革命激情感染资本主义世界的数千万工人的。不幸，事实就是这样，来听最后一个从苏联回来的法国代表团的隆重的报告的只有几百名工人。整个巴黎只来了几百人！但是那些夸夸其谈、妄自尊大的官僚不认为应该对这一危险的警告加以思考。
总罢工的口号
在如此顺利地进入“最重大的革命事件”之后，莫洛托夫没过五分钟又回到了那些罢工之上，并出乎预料地宣称：“但是，这些反对资本以及为它服务的改良主义的进攻仍带有分散零星的性质。”
原来，在各个国家中分散零星的罢工是由不同的原因导致的，但总的来说，是世界市场形势高涨的产物，正是因为它们的分散和零星的性质，它们无论如何也不是“最重大的革命事件”。但莫洛托夫想把零星的罢工联合起来。这是值得赞赏的任务，但目前还仅仅是任务而已，而不是已经达到的阶段。莫洛托夫教导说，可以通过群众性的政治罢工把零星的罢工联合起来。确实，在具备必要条件的情况下，革命性的群众罢工可以把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据莫洛托夫的说法，群众罢工问题是“当前共产党策略任务核心的新的、基本的和典型的任务”。我们的战略家继续说：“而这意味着我们已经十分接近（这次仅仅是‘接近’！列·托·）新的、最高形式的阶级斗争了。”为了使第十次全会皈依第三阶段宗教，莫洛托夫补充说：“如果我们不是处于高涨阶段，我们就不能提出大规模的政治罢工的口号。”这样的思路发展确实是空前的！首先是战略双足已经进入了最重大的革命事件中，后来表明，战略头脑面临的仅仅是总罢工的任务——而且不是总罢工的本身，仅仅是总罢工的口号。由此，由相反的方法得出我们“已经十分接近新的、最高形式的阶级斗争了”的结论。看见了吗，如果我们尚未接近，莫洛托夫怎么能提出总罢工的口号呢？所有结构都支撑在新出现的战略家的保证上。各国共产党的全权代表毕恭毕敬地聆听自信的蠢材，并在点名呼应时回答说：“确实如此！”
至少我们知道，以法国、德国和波兰为首的所有国家，从英国到中国，现在都已接近了总罢工的口号。我们最终确信，不幸的发展不平衡规律已踪迹全无。我们对此还勉强能够接受，如果对我们说，为了某些政治目的在每一个国家提出总罢工的口号。但无论如何不能忘记，工人根本不想为总罢工而进行总罢工。由于不明白这一点，无政府的工团主义碰得头破血流。有时，总罢工可以具有示威抗议的性质。一般来说，在某个鲜明的、意外的事件震撼了群众的想象力，产生了一致抗拒的要求的情况下，这样的罢工是可以实现的。但示威性的罢工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政治罢工，而仅仅是它的预备性的彩排之一。至于本意上的革命的政治罢工，则可以说是无产阶级夺权斗争的倒数第二次行动。总罢工使资本主义国家的正常功能瘫痪，尖锐地提出了了谁是国家的主人的问题。这个问题只能用武力解决。因此，革命罢工如果不导致武装起义，最终只能以无产阶级的失败而告终。由此看来，如果莫洛托夫有关革命的政治罢工和“斗争的最高形式”的话还有什么意义，则仅仅是这样的意义：全世界的革命形势同时或几乎同时成熟到这种程度，使西方、东方、北方和南方的共产党都面临着总罢工，即武装起义的序幕。
只要准确地阐述莫洛托夫的“第三阶段”战略，就足以暴露它荒谬。
“占领街道！”
与总罢工的同时提出了“占领街道”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至少在语言上，就不是事关捍卫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践踏的民主权力，而是事关在街垒上实现无产阶级权力的事了。实质上，七月全会一闭幕，官方共产党报刊的无数文章正是这样解释“占领街道”的。不是我们否认无产阶级通过街垒“占领街道”的权力。但需要搞清楚这意味着什么。首先需要让自己搞清楚无产阶级不会为街垒而走上街垒，就像他不会为罢工而罢工一样。需要能够把数百万工人联合起来并赋予先锋队牢固的支持的直接的政治目的。革命家是这样提问题的。疯狂的机会主义者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对待问题的。
为了革命地“占领街道”——为艺术而艺术——他们指定了特殊的日子。众所周知，最近一次是定在8月1日。凡夫俗子百思不解：为什么是8月1日，5月1日的失败已经预先决定了它的失败？官方战略家怒气冲冲地回答说，什么为什么？为占领街道。对这句话的本意应该怎样理解：是占领人行道还是占领马路？我们至今认为，革命党的任务是争取群众这一政策会越来越多地、越来越积极地动员群众，必然会使自己走上街道，无论它们怎样戒备森严，无论警察怎么封锁它们。为占领街道而进行的斗争不可能是脱离群众的政治斗争、服从于莫洛托夫的办公室的日程表的独立的任务。
而主要的是，历史是不能欺骗的。任务不在于显得更强大，而是变得更强大。夸夸其谈的假面舞会无济于事。在没有“第三阶段”时，当然可以把它臆想出来。可以制定几十个决议。但按照日程表在街道上制造第三阶段，是不可能的。各国共产党在这条路上只能找到失败，在某些情况下是悲剧性的，更多的干脆是愚蠢的、耻辱的。
“不能与改良主义者做任何形式的联合”
但“第三阶段”还有一个重要的策略结论，莫洛托夫用下述语言把它表述为：“革命组织与改良主义者的组织之间联合的策略，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不能接受，更加有害。”[5}
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不能”与改良主义者联合。意味着它们在以前也是不允许的？那么怎么解释1926-1928年间的政策？为什么根本就不允许的与改良主义者的联合现在变得更加不能允许？人们对我们解释说，我们进入了革命高涨阶段。但我们不能不回忆起，与英国工会结盟当时正是以英国进入革命高涨时期，英国工人群众的激进化推动改良主义者向左转为理由。出于什么原因，昨天斯大林主义的睿智的策略颠倒了180度？我们徒劳地企图寻找答案。中派经验主义者无非是在英俄委员会的试验中烫伤了，想用发毒誓来保证今后不再出丑。但赌咒发誓帮不了忙，因为我们的战略家们迄今没有汲取英俄委员会的教训。
错误不在于与那时（1926年）在群众的压力下真的“向左转”的总委员会签定阶段性的协议。首先根本的错误是联盟不是建立在工人阶级了解的具体实际任务之上，而是在泛泛的和平主义的词令上和虚伪的外交公式上。演变成巨大的历史罪行的主要错误，是在总委员会调转武器反对总罢工，即从不可靠的半盟友变成公开的敌人时，我们的战略家们不能当机立断、公然与它断绝关系。
群众激进化对改良主义者的影响与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对自由主义者的影响完全一样。在群众运动的头几个阶段中，改良主义者向左转，希望以此把领导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当运动超越了改良的界线并要求领袖们与资产阶级断然决裂时，在大多数情况下，改良主义者急剧改变他们的腔调，从群众的胆怯的同路人变成叛徒、敌人、公然的变节者。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中的完全由优秀分子级成的一小部分会投入到革命阵营中。当改良主义者在整个局势的影响下被迫向前迈出一步或半步时，与他们的阶段性的联合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事先要求，共产党员随时准备与改良主义者无情地决裂，当他们倒退时。改良主义者背叛并不是因为他们每时每刻、在他们的每一个行动中都在完成资产阶级的委托。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改良主义者就不会对工人有任何影响，因而资产阶级本身也就不需要他们了。正是为了要具备在关键时刻背叛工人的必要的权威，机会主义者在准备阶段被迫承担起领导工人斗争的任务，特别是在群众激进化过程的开始阶段。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就是由此而来的，为了更广泛地团结群众，我们不得不在其中与他们的改良主义的领袖达成具体协议。
必须理解整个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功能，以便一步一步地把他们从他们的阵地上排挤出去。在今天的领导中，这样的理解连影子也没有。它只知道两个方法：或是像跟在社会民主党屁股后面的布兰德勒分子（1926-1928年）一样，或是把社会民主党等同于法西斯主义，把革命政策变成无力的咒骂。最近六年的左右摇摆的结果是巩固了社会民主党，削弱了共产主义。三中全会的机械的指令只能恶化已经破坏得相当厉害的形势。
只有愚蠢透顶的傻瓜才会把事情看成这样，由于“第三阶段”的创造奇迹的力量，整个工人阶级一下子离开社会民主党，并把改良主义的官僚推进法西斯阵营。不，整个过程将沿着更复杂、更矛盾的途径发展。不断增长的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政府和英国工党政府的不满，从局部、零星的罢工转入规模更大的运动等（当所有这些现象真的出现时！）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我们建议所有的莫洛托夫们将此牢记在心！——是改良主义者阵营中的广大群众的向左转，正如苏联的国内形势引起莫洛托夫属于其中的中派阵营的向左转一样。
除了最自觉的右翼分子（托马斯们、盖尔曼·米勒们、列诺得尔们、若奥们等）之外，社会民主党党员和阿姆斯特丹工会会员在适当的条件下会被迫承担起领导群众进攻的责任，当然只是为了把这进攻限制在狭窄的框框内，或是当工人超越了这些框框时，从背后打击他们。虽然我们早就知道这一点，并对先锋队就此发出警告，但今后仍将有几十次、几百次乃致上千次的机会，共产党人不仅不能拒绝与与改良主义者达成具体协议，而且应当为达成这样的协议采取主动，以便掌握领导权，当改良主义者从摇摆的同盟者变成公然的敌人时，与他们决裂。这一政策必然首先是对左派社会民主党的，在群众真正激进化的时候，它被迫更坚决地与右翼对立，直至与它决裂。这一前景与那个事实——左派社会民主党的上层往往是由最腐败的、最危险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构成——一点也不矛盾。
当改良主义者领导罢工时，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拒绝与他们签定具体协议呢？如果现在这样的情况还不多，这是因为罢工运动本身还很弱，改良主义者还能忽视它，对它进行暗中破坏。为了吸引广大群众加入斗争，结盟对双方来说都是不可避免的。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同样不能切断与改良主义者达成具体协议的道路，不仅与社会民主党的群众，在很多情况下要与它的领袖们、更可能的是与它的部分领袖达成具体协议。这种前景不仅在奥地利、而且在德国都不那么遥远。第十次全会的指令完全是吓破了胆的机会主义者的心理产物。
斯大林们莫洛托夫们以及蒋介石、汪精卫、珀塞尔、库克、菲敏、拉福列特、拉迪奇的其它盟友们掀起喧嚣，说什么左派反对派赞成与第二国际结盟。但这些喧嚣并不妨碍工人群众真的向左转时再次让官僚措手不及，他们将宣称第四阶段或第三阶段的第二个时期的来临，所有莫洛托夫们将会在更小的程度上“双脚”进入类似英俄委员会和工农国民党的机会主义试验的时代。
不要忘记自己的昨天！
法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其它共产党的所有今天的领袖们回忆一下自己的仍完全新鲜的历史。除了年轻人之外，他们全都是在工人向左转的影响下脱离改良主义者的队伍的。这并不妨碍我们布尔什维克与这些向左转的改良主义者们结盟，当着群众给他们提出相当确切的条件。例如，齐美尔瓦尔德就是无数这类结盟的的例子之一。昨天的社会民主党党员不知从哪儿来的的自负和自信：当群众真的接近“革命高涨的前沿阵地”时，不会以新的一班人来取代加香们、蒙慕梭们、台尔曼们等（我们希望第二代比第一代强），我们不得不揪着这些先生的耳朵把他们拽到革命阵地上，在途中与他们结成阶段性的同盟，并在此后的阶段中给他们提出21或42个条件，或是当他们向后拽时，把他们扔入机会主义的泥潭。
官方理论家以内部的改良主义者们被群众的激进化吓破了胆来解释今天共产主义右翼的加强，是完全错误的。这是对政治心理的完全无知！机会主义具有巨大的弹性和适应性。如果感受到群众运动的浪潮，布兰德勒们、伊列克们、洛伏斯通们就会向左转，而不是向右转，特别是像塞利厄、赫歇尔之类最关心保住自己的委任状的老奸巨猾的钻营者。诚然，机会主义者向左转的能力不是无限的。当事情真的到了决定性的地步——到了决策和起义的关头——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会向后退。甚至像布尔什维克这样久经考验的党（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加里宁、托姆斯基、卢那察尔斯基等）的经验都证明了这点。革命胜利后，机会主义者又“向左”转，更确切地说，是转到政权一边（洛佐夫斯基、马尔退诺夫、库西宁等，珀别尔、加香、弗罗萨尔之类的英雄紧随其后）。但在法国，事情远未到决定性的关头。如果法国的机会主义分子现在没有向左转而是向右滑，这本身就是群众的革命压力尚未被感受到，党在削弱，地方官员和钻营者希望能保住自己的委任状而反对共产主义的可靠标志。[6}这类腐朽分子的背离本身对党来说是好事。但不幸在于，集错误、不负责任、冒险、自吹自擂、胆怯于一身的官方领导政策为了给叛徒提供有利的掩护，把理应站在共产主义者队伍中的无产阶级分子推到了他们的一边。
再论战争危险
为了加剧混乱，对直接革命形势的承认又加上了对同样直接的战争危险的承认。为了捍卫这一提纲，莫洛托夫出乎意料地把自己的全部学识力量用于反驳瓦尔加，著名的宫廷理论家，莎士比亚作品中的波洛尼亚，他一心想讨好每一位“亲王”，察言观色，左右逢源。但这一次波洛尼亚没有击中目标。单单是他阅读外国报纸、了解事实和数据妨碍了他及时把共产国际的子午线调到莫洛托夫左脚迈到的地方。瓦尔加对决议提出了下述毕恭毕敬的修正：
帝国主义的矛盾加剧，没有一个主要帝国主义强国认为现在通过战争途径来解决它们是合适的，不得不暂时缓和在战争赔偿问题范围内的矛盾。
看来，这句极端谨慎的话完全是无可争议的。但由于它毕竟要求再做一些思维努力，莫洛托夫就发火了。他吼道，怎么能认为没有一个主要帝国主义强国认为现在通过战争途径解决帝国主义矛盾是合适的呢？注意，注意，莫洛托夫说：“众所周知！众所周知，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危险每天都在增长。”然而瓦尔加那儿却“完全相反”。岂非咄咄怪事？瓦尔加怎么敢“否认矛盾必然加剧正是执行扬格战争赔偿计划的结果”……
所有这一切都是如此荒谬、粗陋、愚蠢，甚至连讽刺都失去作用。“众所周知，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危险每天都在增长”。多么强大的思维能力！众所周知？不幸的是，人类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知道这点，甚至连新出现的共产国际领导人都完全不知道战争危险的实际增长是怎样产生的。好象它“每天”都在增长，纯属无稽之谈，就像说群众每天都在向左转一样。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帝国主义之间的磨擦时而减弱，时而重新加剧。莫洛托夫可能听说过，甚至连资本主义所有过程中最主要的一个——生产力的发展，也不是“每天”都在完成的，而是通过危机和高涨，通过生产力的衰退甚至对它的大规模破坏（战争时期）各个阶段。政治过程也按这一类型展开，但摆动更加剧烈。
战争赔偿问题导致鲁尔在1923年被占领。这简直是战争小规模的再现。但这一规模足以在德国造成革命局势。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领导的第三国际和布兰德勒领导的德国共产党葬送了这一绝好的形势。带来道斯计划的1924年是德国革命削弱和法德之间矛盾缓和的一年。经济稳定的政治前提就是这样造成的。当我们说出这点，更确切地说，是我们在1923年底预言这一发展时，莫洛托夫们和其它聪明人就指责我们是取消派，他们的全部下肢都马上进入了革命高涨的时期。
稳定年代引发了新的矛盾，并加剧了一系列旧的矛盾。尖锐地提出了重新审查道斯计划的问题。如果法国拒绝扬格计划，如果德国也拒绝它，欧洲今天就面临着鲁尔被占领的重演，但其规模要大得多，和由其造成的直接后果。但恰恰没有发生这种情况。游戏的所有参加者都认为在当时更理智的是达成协议，而不是再次占领鲁尔，我们看到了从莱因河流域撤军。无知的特点是混淆事物，知识从区别它们开始。马克思主义对无知从不姑息。
我们的战略家喊到：“难道执行扬格赔偿计划的结果不应该是必不可免的矛盾进一步加剧的来临吗？”应该来临！但不是作为结果。应该搞清楚各种现象之间的先后顺序以及它们之间的动态的交替。资本主义经济形势高涨必然带来萧条，有时则是严重的危机。但这根本不意味着高涨的经济形势与低迷一样，危机“每天”都在增长。生命的“结果”是人要去见祖先，由此根本不会得出人在抵达死亡之门前不曾经历童年、生长、疾病、成年、老年等阶段。无知的特点是混淆事物。认识之苹果教人把它们区分开。但莫洛托夫从来没有品尝过这个果实。
今天的领导的可怜的公式化根本就不是无辜的；相反，它每一步都在实践中打击革命。苏中冲突造成必须马上动员群众反对战争危险、保卫苏联的形势。无须怀疑，即便在今天的条件下，各国共产党在这条路上也能取得重大的成绩。为此应该让最重要的事实替自己说话。但是好象故意作对似的，正好在热火朝天地筹备8月1日时，远东危机爆发了。官方宣传鼓动家和记者总是不断地狂喊一般的战争危险，而现实的国际冲突则被淹没在这些叫喊之中，很少能进入群众的意识之中。于是，在今天的共产国际的政策中，官僚公式的羸弱的牛吞食了现实的活生生的、肥胖的牛。
有关反对战争危险的问题必须回顾第二阶段的战略：那时提出共同反对战争危险的必要性作为支持与总委员会结盟的主要论据。在1927年中央委员会七月全会上，斯大林信誓旦旦地说，英国工会为帮助我们进行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斗争，这充分证明了与总委员会结盟是正确的，因此只有那些漠视苏联国防的人才会要求与工贼决裂。这样，不仅英国工人的向左转，而且连1926-1927年间的战争危险也作为支持与改良主义者结盟的主要论据。现在已经清楚，无论是群众的激进化还是战争危险的迫近，都要求坚决拒绝与他们建立任何联盟。所有问题的提出，都是为了尽可能地使先进工人产生混乱。
无疑，在战争或哪怕仅仅是其真的明显地迫近的情况下，改良主义者都将完全站在他们的资产阶级一边。为进行反对战争的斗争而和他们结盟是不可能的，就像为完成无产阶级革命与他们结盟一样。正因如此，像斯大林那样把英俄委员会说成是反帝斗争的武器，意味着罪恶地欺骗工人。但问题是，历史上既有战争与革命，也有战争与革命之间的阶段，即资产阶级准备战争和无产阶级准备革命的阶段。我们现在正处于这样的阶段。我们应当把群众从改良主义者那里争取过来，后者在近几年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但是，他们的加强使他们更加依赖其无产阶级基础的演变。统一战线的策略完全建立在这一依赖性之上。需要的只是不要像季诺维也夫、布兰德勒、斯大林、布哈林那样推行它。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回到列宁那里。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派别
左派反对派由于不附合“第三阶段”的胡言乱语，再次被蒙慕梭之类的浅薄之人指责为右倾倾向。在最近6年的经验之后，我们对这种指责完全可以泰然处之，在像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我和列宁被很多先生指责为右倾一样，他们后来有的转入社会民主党，有的还暂时留在布兰德勒阶段。在第五次代表大会期间，“托洛茨基主义”的主要揭发者之一是路易·塞利厄，只要回忆一下这点就足够了。
但是，右派分子无疑真的会企图利用我们批评中的各别成分。这是根本无法避免的。不应该认为，右派的指责都是错误的。往往右派对猛浪的左倾冒险的批评是十分有道理的。在这个范围内，他们非常倾向于利用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以便在它的掩护下用机会主义来反对冒险主义。
但是，需要补充一点，在不久前甚至现在还留在有充分理由认为自己是左派的反对派的队伍中的有这样的人，他们在1924年与我们联合并不是因为我们捍卫国际主义，而是因为我们反对季诺维也夫的冒险主义。那时，法国的许多潜在的机会主义者涂上了俄国反对派的保护人的色彩。他们中的某些人甚至在不久前还以他们毫无保留地赞成我们为荣。但当尖锐地提出为反对派的观点而斗争的现实问题时，则暴露出，这些“沙龙”反对派与我们有天壤之别。由于他们没有感到对革命形势有任何需要，因此更愿意否定它的存在。
很多善良的人真诚地为我们毫不留情地划分左派反对派和右派反对派而痛心。我们在今天的共产主义中区分出三个基本派别的作法被说成是随意的，并仅凭在法国似乎没有右翼，就断言它在那里不现实。但是在法国，最近几个月的事实以血肉充实了共产国际的“公式”。“工会联盟”最终打出了反对共产主义的旗帜，并在这点上找到与工会第二批反对派的共同基础。更具改良倾向的的分子同时脱党，他们利用反对官僚冒险主义的斗争，在新党的形式下为自己的委任状保险。很快，政策相似的力量将会使工会右派反对派与新的议会-地方自治“党”联系在一起。这样一来，一切都将逐渐各就各位。我们认为，《LaVerite》在这方面功不可没。
两点定一条直线。定一条曲线至少要三个点。政治路线非常复杂曲折。为了正确地评价各个不同的集团，应该考察它们在几个阶段中的行为：在革命涨潮和退潮的时刻。只有在纸上标出一系列关键点：对德国1923年事件的态度，1924年的稳定问题，对1923-1928年间俄国工业化和富农的态度，有关国民党和英俄委员会的问题，对广州起义的态度，对“第三阶段”理论与实践的评价等，才能正确地画出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革命轨迹。这些问题中的每一个的本身又含有一系列的策略问题。机关的投机商从思想和口号的复杂的系统中抽出个别的词句，并在此之上使左派和右派接近。马克思主义者整体地看问题，将统一的战略思想贯穿于各个不同的局势之中。这一方法不会立竿见影，但它是惟一可靠的方法。让投机商投机去吧，而我们是在为明天做准备。
托洛茨基
王子群岛1930年1月8日
必要的补充
1月7日的《人道报》刊登了在官方资料的基础上的1919-1928年罢工统计数据，这些数据比我们掌握的数据更新。我们完整地复制这份表格：
年份
1919
1920
1921
1922
1923
1924
1925
1926
1927
1928
罢工次数
2111
1911
570
694
1114
1083
931
1060
443
943
罢工人数
1211242
1462228
451854
300583
365868
274198
249198
349309
120551
222606
这张表对我们对最后三年的统计做了一些更正。但不难看出，这些更正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我们的结论。十年中法国罢工运动的最抵点是1927年。1928年又开始稍有提高。在共产党报刊提供的数据的基础上，我们确定1928年参加罢工的人数约为40-45万人。《人道报》提供1929年罢工人数为50万，该数字甚至未被它自己提供的资料证实，就由此得出与上一年相比，1929年罢工迅速增长的结论。这一点也不妨碍报纸声明，1928年的官方数字是极度缩小的。这样一来，从同一些数据得出了两个截然相反的结论。然而，若拿《人道报》提供的最近两年的数字，则可以发现，，1929年的罢工运动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有所减少。但这一出乎意料的结果可以简单地解释为《人道报》对1928年的数字比对1929年的夸大得更厉害。1929年的政府数字我们还没有得到，甚至连汇总数据也没有。因此有关去年罢工人数比前年增加一倍的结论，是建立在《人道报》的极端夸大的数字和政府的极端缩小的数字之间的根本不能允许的比较之上的。
根据上引的那张官方表格至少可以清楚，1928年被称为革命高涨的第一年，除1927年之外，参加罢工工人的人数是这10年中最少的一年。然而，把法国推上了所谓的“革命高涨的前沿阵地”的“第三阶段”的全部诊断主要（如果不是惟一的话）依据的是罢工运动的事实。结论仍是一个：以这样的武器，以这样方法，只能走向失败！
托洛茨基
[1]对《真理》杂志引入每月经济评论只能表示欢迎。（第12期）第一篇文章出色地论证了经济定向对每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无论是在党的工作中还是在工会工作中都是必须的。正是反对派成员应该在这方面努力，用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对事实和数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的真正革命的前景不仅反对加香和蒙慕梭之流的无聊的空话，而且反对那些误以为自己是左派反对派成员的沙龙先生的政治作品。
[2]在1924年立法选举前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向法国共产党发出特别号召，声称法国社会党“已不复存在”。号召出自轻率的洛佐夫斯基。我徒然地以主席团的名义写信抗议这一轻率的评价，我解释说，改良主义的议会政党尽管组织薄弱，甚至宣传也薄弱，但可能保持相当广泛的影响。这被说成是我的“悲观主义”。1924年的选举结果和后来的的整个发展进程在这一次也当然马上推翻了季诺维也夫-洛佐夫斯基的轻率的乐观。
[3]《布尔什么维克》杂志6月第12期第9页。
[4]《真理报》第177期。
[5]《真理报》第177期，1929年8月4日。
[6]顺便说说，不是创立无产阶级政党，而是“工农”党，路易·塞利厄之流这样就把斯大林为东方制定的总公式落实到了西方。 |
列夫·托洛茨基：怀念钦查泽同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怀念钦查泽同志
列夫·托洛茨基
（1930）
李星译
译者前言：
读过多伊彻《先知三部曲》的同志，对科捷·钦查泽的名字或有印象。多伊彻写道，流亡的托洛茨基「不能不感到，他必须用之工作的人力资源与革命前他或列宁的人力资源截然不同。那时，无论侨民政治多么可悲，但加入这一运动的人都是真正严肃的战士，他们全身心地忠于事业，为了事业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现在托洛茨基的西方支持者用完全不同的材料制成。他们当中的激情与英雄主义少得可怜，而这是改天换地的斗争所必需的」。应补充的是，除了英雄主义，帝俄革命工人运动还具备强烈的阶级直觉和对无产者历史利益——而非后来被极度抽象化的「党」——的无限忠诚。一九三零年病故于流放地的科捷·钦查泽，即是这类工人革命者的范例——「他们中最普通的人如今在托洛茨基眼中都成了更可贵的战士，几乎比所有的西方支持者更可亲」，多伊彻断言说。
21世纪初的中国泛左翼远谈不上「强烈的阶级直觉和对无产者历史利益的彻底忠诚」。某些左翼分子承继了毛时代过堂宣判般的官方「辩论」风格，迷信权谋而视群众为垫脚石，骨子里浸满「上智下愚」的秩序党心理。另一些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左翼分子太少历练，夹杂着过度的虚荣与想入非非的野心，开口即是「我想……」「我要……」「我将……」的豪言壮语。套用老托的话说，中国左翼「尚未训练出钦查泽一类的战士，他们的主要弱点正在于此。这一现象由诸多历史原因造成，但薄弱的本质无从回避」。显然，不能一相情愿地以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风」一类的唯心手法能消除左翼目前的思想贫乏与实践缺陷。我们是客观阶级环境的产物，亦会随着大气候的转变而转变；我们也不必妄自菲薄，只要清醒认识自己所处的位置，尽力克制坐井观天的狭隘心理，现阶段的左翼分子仍有诸多可能为马列文化的传播做出贡献。阶级斗争的广阔天地里，无产者会锻造新一代「钦查泽」。
科捷·钦查泽是一位出众的阶级战士。作为革命者，他形成于独特而具体的历史条件：沙皇专制、地下活动、监狱和流放；与孟什维主义的长期党内思想论争；三场俄国革命的洗礼。二十五年来，钦查泽始终是俄国革命运动的一分子，共同经历无产阶级起义的所有阶段——首批地下宣传小组；罢工工人的街垒；夺取政权。帝俄时代，专制打手们无休止地摧残工人组织，绞架的威胁时隐时现；但钦查泽从未失去地下斗争的韧性。十月革命后，他是外高加索肃反委员会（契卡）最高负责人，处于无产阶级专政英雄章节的权力中心。内战结束后，反动逆流对十月革命的侵蚀逐渐改变党机关的成分、特征与政策。一群资深老同志投入新的——与党内反布尔维主义倾向——的搏杀，钦查泽亦冲锋在前。列宁病重期间，暗流演变为公开的接触战（「格鲁吉亚案」）。捷尔任斯基的支持下，斯大林与奥尔忠尼启泽进行了一场事实政变，以浮上来的投机分子排挤格鲁吉亚苏维埃的老一辈布尔什维克核心。对此，列宁打算于党的十二大迎头痛击蜕变官僚集团。1923年3月6日列宁给一批格鲁吉亚老同志——其中一个核心人物正是钦查泽——的信中写道：「全身心地关注你们的事情。对奥尔忠尼启泽的粗野、斯大林及捷尔任斯基的推波助澜深感愤怒。我在为你们（的问题）草拟谈话稿和书面简述」。
后来的事变众所周知——列宁再度病发及去世，高加索的列宁派被击败。这是党内反动暗流的开场大胜，十月革命滑入新章节——退化与蜕变的章节。闯过数十年秘密斗争的磨难，如今身陷党官僚的跟踪监视，钦查泽身染结核肺病，却从未离开岗位。1928年他被流放，居住地的热风和灰尘加剧了肺病；稍后转至他处，当地的阴冷气候彻底毁掉了他的健康。朋友们竭力想把他安置到苏呼米，那里的疗养院几度让他挺过病症的大发作。奥尔忠尼启泽「保证」——他的「保证」不止这一件——帮忙，但骨子里懦弱的一面（粗野个性不妨碍懦弱的共生），使老奥难免沦为斯大林的盲目工具。钦查泽与死亡抗争，斯大林与挽救老同志的努力抗争（让这个家伙去黑海疗养？他活着就是麻烦。或许会与流亡的托洛茨基建立联系……不行！）
就这样，死神带走了布尔什维主义的一个传奇。让帝俄警察束手无策的「恐怖分子」科捷·钦查泽曾以胸膛迎接子弹，也深通惩治敌人之道；他的灵魂却极温和：高加索式的幽默（带点善意的狡黠）与近似女性的温柔交融一体。重病从未摧毁他的意志，也没让他的蓬勃心情与温和的处世态度蒙上暗色。
他不是理论家。无数人形式上接受了革命学说，但真实立场摇摆不定。他绝非这类人。清晰的政治思路、革命嗅觉与巨大的实践积累——三场革命在个人身上的活体现——对他的思想武装相当严肃可靠。莎剧《李尔王》赞美李尔「每个细胞[1]都是国王」；我们说，钦查泽每个细胞都是无产阶级革命者。或许，最近八年与迫近并扎根的官僚独断的斗争，恰好让他的全部性格得到最鲜明的体现。
钦查泽的心灵世界不包容任何无原则的妥协、投降或背叛。他理解（左翼反对派）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结盟的意义，但精神上难以接纳这群人。在信中，他指出某些原反对派成员与反官僚蜕变的立场划清界限，原因无外是想保住党员身份。第十一期《反对派日志》刊登了他给阿库扎瓦同志的信，一份充满坚定性、清晰思路与信念的绝佳文件。我们说过，钦查泽从不自诩理论家，很乐于让更合适的人去归纳革命、党和反对派的政治任务。但只要察觉到虚假的政治调子，他就会拿起笔来；没有哪个「权威」能阻止他表达自己的批驳或忧虑。写于五月二日的信（见《反对派日志》12-13期）再次证实了这一点——地下活动的实干家比许多「理论写手」更细心、更可靠地保卫着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纯粹性。他的来信常有下列词句：「这些（政治）动摇谈不上什么独出心裁」「不善于等待的人，他的政治未来好不到哪儿去」「孤独的环境很容易让动摇者受到各种妥协念头的侵袭」。永不动摇的心理浸透钦查泽的身心，也支持着与自身病痛的搏斗——另类的革命对决。用他的话说，与死亡较量同样得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暂时我占上风」，他乐天地写道。那时距离死亡还剩几个月。
一九二八年夏，科捷间接谈到自己的病症。他写道：「阴暗的结局等待着我们的许多同志和亲近的人们：在监狱或流放地终结生命。这一切最终会丰富无产者的革命史，后来者能学到新的东西。了解（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主义的反机会主义斗争史以后，无产青年会懂得真理位于何处」。
上述质朴而沉重的话，钦查泽只能写给最亲密的朋友。今天他已不在人间，这些话能够也应该公布于世——它们再好不过地显示了一个革命者的生命与精神。心向马克思主义的进步青年不仅从理论公式中认识革命，也应直接感受何谓布尔什维主义的坚定性。
欧美共运尚未训练出钦查泽一类的战士，他们的主要弱点正在于此。这一现象由诸多历史原因造成，但薄弱的本质无从回避。对此，欧美左翼反对派要有清醒认识。从钦查泽身上，反对派青年能够也应该发现诸多闪光之处。他的全部存在，是对各类政治投机——即牺牲原则、理想和任务以实现个人目标的能力——及投机分子的否定。但这不意味着对革命荣誉感及其合理性的片面排斥。政治自负是斗争的重要动机。但革命者所以是革命者，正因他把个人骄傲完全置于伟大的阶级事业之下，对后者自由地服从并达到彼此相融的境界。与理想调情却不忠贞，拿书本看来的一点皮毛为掩饰，按个人前程的需要变更立场——统统都是钦查泽以生命与死亡无情谴责的政治恶习。他的自负，是无限革命忠诚的自负。这便是无产青年需要学习的第一要素。
（1930年19期《反对派日志》）
[1]原文直译；李尔的每一俄寸 |
关于所谓“左翼作家”（托洛斯基，1930年之前，具体时期不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关于所谓“左翼作家”
托洛斯基（1930年之前，具体时期不详）
来源：《动力》杂志1930年第1卷第2期第18。录入者：阿芬
原编者注：我们觉得这篇文字不仅是西欧“左翼作家”的一面照妖镜；并且借来批评中国的左翼联盟亦十分洽当——自然，这些先生们比起西欧的“左翼作家”来更是“一蟹不如一蟹”了。——编者
亲爱的朋友：
我收到一期纽约的报纸《新群众》，其中有几篇论文关于我的自传和马野哥夫斯基（Mayakovsky）的自杀。我并不惋惜为领教美国左翼作家的这些言论而耗费了一刻钟时间。现在在许多国家都有这一类报纸出版。人们将“拥护”苏联当作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这本是一件十分值得褒奖的事情，——不管这些“拥护家”先生们实行时候永远是别有作用或根据于较不高明的动机。但如果夸大了这种“拥护”的意义，那将是一种可笑的错误。这一类集团包含很复杂的分子，他们一方面麇聚于资产阶级营垒，他方面又麇聚于无产阶级营垒，但他们从来不晓得他们的“明天”是怎样。大多数和平主义者只是在和平时代反对战争，同样这些左翼的苏联“拥护家”这些文氓（Labohöme）出身的苏联“朋友”，实行其使命至多也只能够到一个时期，过此时期以后人们就需要真正勇气和对革命的真正忠诚了，而这些，他们是没有的。实在说，他们怎能够有呢？他们的左倾是需要一种保护色的，所以这种左倾之主要表现就是“拥护”苏联，换一句话说即拥护一个具有实力和权威的政府。这里人们只是拥护那已经存在的，那已经获得的。实行这种拥护工作，并不需要革命家，甚至无政府派而兼保守派的人都可以做到；虽然如此，但人们还可以冒充革命家来欺骗别人，一部分并欺骗自已。这种情形，我们从巴比塞（Barbusse）及与《新群众》同类的法文报纸《世界》，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左倾，就时间而言，主要是朝向于过去的；就空间而言，则与政治事变舞台距离之平方成正比例。这些英雄对于他们的本国，比起对于别国尤其东方国家来，永远是聪明得多和油滑得多。
这类分子之最优秀的代表者，无疑是高尔基（MaximeGoski）；他的天才和品性比起其他分子都高明得多，他曾经好多年对多数派表同情，将多数派的敌人当作自己的敌人。这并不能阻止他当无产阶级革命时候跑到革命敌人营垒方面去，而且革命胜利以后他还长久站在那个营垒。一直到他自己也认为苏维埃共和国已经根基深厚不可动摇时候，即人们可以同这个国家调和而不至损害自己固有的保守性的世界观时候，——他才走过苏维埃国家方面来。
何等滑稽的事情！高尔基当列宁主义最伟大的创造时期拚命攻击列宁，而现在则与史大林妥协并亲善了。高尔基尚且如此，其他那些小高尔基，更可不言而喻。
这些资产阶级文氓的左翼分子之本性，只是在革命已经成功并表现根基深固以后，才能够拥护革命的。他们拥护革命的“过去”，同时又以保守性的仇恨对待一切为革命的“将来”开辟道路的人。人们只能够拿革命的方法去准备“将来”，但这种方法是这些保守派文氓所反对的，好像一九一七年前夜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和口号遭受他们仇视一样。这些先生们，可见是忠实于他们自己并忠实于产生并豢养他们的那些社会条件的。还有一层，这些“新群众”（！）形式上无论如何站在左翼，但事实上其保守性是一天比一天加增的，因为他们并不是依靠在十月革命之上——不是！——而是依靠在一个政府“机关”之上，且不管这个政府之主义和政策如何。他们拥护过列宁和托洛斯基（但非全数），随后又拥护过季诺维埃夫布哈林赖可夫，现在则拥护史大林。明天呢？他们必须等到“将来”变成“过去”以后，才能答复这个问题。他们每次接受新改的政治路线，好像爱国官吏每次接受新改的制服样式一样，——文氓中本来也包含有一些操持大权的官吏。这是苏维埃政府的倖臣，而非无产阶级的战士。
在偶然的情况之下，工人政府也可以需要这类分子，——虽然我总认为近视的不肖门徒们过于夸大了这类分子的作用，好像他们过于夸大斐塞尔（Purcell）的“拥护”和〔的〕“友谊”一样。至于这类分子本身，则我还是无条件认为他们充当苏维埃政府的倖臣，究竟比较充当煤油大王或“IntelligenceService”的倖臣还好些。但如果无产阶级革命可以使这类无希望而动摇的分子与自己行伍混杂起来，则将不成其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了。
※※※
当他们以“家庭的朋友”资格来干涉共产主义内部问题时候，他们精神上的轻薄性又带上了一重无耻的甚至令人恶心的形式。我收到的一期《新群众》就是一个新证据。（文氓的报纸用《新群众》为名，也是一件奇怪事情）。你试看，这些先生们认为我的自传是供给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的，而《新群众》《世界》及其他同类刊物则似乎是供给无产阶级来反对资产阶级的。这种胡说是完全可以解释的：各国的巴比塞派本来是麇聚在几个对敌阶级之界线上的，因此他们容易错认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各自立场。他们的判断是很简单的。左派反对派工作既然是严格批评苏联的国内政策和第三国际的世界政策，资产阶级的新闻记者既然含恶意的企图利用这种批评，问题于是自然而然的解决了：根据这个事实，倖臣们就是站在革命的营垒，而我们左派共产主义者就是站在革命敌人的营垒。这里，文氓的无聊和虚伪就达到古代滑稽戏所扮演的那样明显程度。
资产阶级如果不企图利用革命营垒内部纠纷，那将是很愚蠢的。但难道是我的自传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吗？
第三国际主席季诺维埃夫和苏维埃政府主席之一嘉门湼夫〔加米涅夫〕两人被开除出党这件事情，难道不是给资产阶级的一件礼物吗？托洛斯基的放逐及出国难道不给世界资产阶级报纸一个最好的宣传机会来反对十月革命吗？政府领袖赖可夫和第三国际领袖布哈林两人赞助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宣言，难道不给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利用去吗？这些世人所共知的事实，比起托洛斯基之理论分析和历史解释，对于资产阶级更有用得多。但无政府派兼保守派的文氓，对此又怎样呢？他们将以上那些经过官僚关防盖印的事实，都看作是确定无疑的。他们的账目是每天重新算起的。对于史大林政制之批评，在他们看来，是不能容许的，——这并非因为史大林主义不错，而是因为史大林派现在掌握着政权。我再说―遍：这是苏维埃制度的倖臣，而不是革命家。
因为在革命家看来，解决问题必须根据阶级的路线，思想的底基，理论的立场，历史的前途，每个政党在斗争中所用的政治方法。如果人们像我们所估量的一样，像我们根据最近六年来世界经验所证明的一样，认为史大林派小组织削弱了十月革命，葬送了中国革命，准备了印度革命的失败并腐蚀了第三国际，那么在这个情形之下——而且仅仅在这个情形之下——我们的政策就被证明是正确的了。资产阶级摭拾我们正确的和不可免的批评之唾余吗？自然。但这是否就改变了主要的历史问题之要点呢？革命的思想难道不是在反动派时时刻刻想利用的那种激烈的内部斗争中更加向前发展吗？我附带还指出一点，即一切资产阶级报纸从《新群众》起至奥国派马克思主义的《工人新闻》止，在其对于左派反对派斗争之政治估量上，都是站在史大林中派一边，而无可限量的更接近于中派而离远左派反对派。——这是他们所从来不隐瞒的。
由此可见，除开别的不说，革命的这些“朋友”和“拥护家”是无耻的遮掩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对中派和左派反对派斗争之真实态度的。造谣本是倖臣们之惯技。在《新群众》上一篇关于马野哥夫斯基的论文提到拉可夫斯基（Racovsky）名字。我读了十几行，虽然我已习见他们的技俩，但也使我吃惊不小：人们叙述马野哥夫斯基怎样“厌恶战争”，（“厌恶战争”是何等卑贱的辞句，竟用来表示革命家对战争的态度！）以及反之拉可夫斯基怎样在齐美瓦（Zimmervald）“捏着拳头去打”列宁和季诺维埃夫（因为他们的革命斗争）。这里提到拉可夫斯基，是没有一点理由的，除非为故意造出这个谣言。而这是要造谣的，因为拉可夫斯基正被充军，而他的充军必须拿种种理由证明是毫无冤枉。于此可见倖臣们怎样变成了可鄙的奴才。他们既然提到拉可夫斯基与战争问题，竟造出这么一个愚蠢谣言，而不肯叙说：拉可夫斯基以何等的革命勇气于报纸谣言和警察压迫之下拚命反对战争；就因为他这种奋斗，他才被罗马尼亚的寡头政治监禁于耶西（Jassy），直至俄国革命军队到来才使他避免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所走的命运。
现在不必从下说了。如果十月革命要依赖这些未来倖臣，则永远不会实现。如果十月革命未来命运要依赖他们，则也注定要破产。无产阶级惟有拿正确的政策，才能保障苏联的未来命运并替世界革命开辟道路。这个政策应该确定下来，应该从理论上锻炼起来，应该用种种力量去拥护，以反对一切，如不可免还要反对那建立在（或降落在）十月革命背上的“高等机关”。
……………………
托洛斯基 |
史大林与中国革命（托洛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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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大林与中国革命
托洛斯基
事件与文件
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是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以后，在近代史上占最重要地位的事件。在中国革命的许多问题上，共产主义的几个基本潮流发生了冲突。目前共产国际的正式领袖史大林，在中国革命的事变中，表现了他真实的全形。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文件，已经抛散、消失与遗忘了。有些则被人们严密地藏匿起来。
我们要借助于史大林及其亲近助手们的文章和演说，借助于他所授意的共产国际的许多议决案，来重描一下中国革命中几个重要阶段。为此我们要引用案卷处的原有文卷。我们特别要引用一个青年史大林主义者其塔罗夫（Chitarov），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大会上的演词，这个演说是被史大林藏匿起来不公诸于党的。读者们将会自己相信其塔罗夫的供词，有如何惊人的意义，他是一个年青的史大林官僚主义的肩客，一个中国事变的参加者，而现在正是少年共产国际的领袖之一。
为了使事实和引证更为明了，我们以为唤起读者注意一下中国革命中几个最重要的事变，是非常有用的。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在广州第一次政变。
一九二六年八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有一个从国民党派来的蒋介石的代表之参加。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蒋介石在上海举行政变。
一九二七年五月末——“左派”国民党在武汉〔长沙〕实行反革命的政变。
一九二七年五月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宣说：留在“左派”国民党内，是共产党员的责任。
一九二七年八月——中国共产党采取暴动路线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广州暴动
一九二八年二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宣布在中国采取武装暴动与苏维埃的路线。
一九二八年七月——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放弃把武装暴动作实行的口号。
（一）四个阶级的联盟
史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政策，是建筑在四个阶级联盟之上的。底下是孟雪维克柏林机关报对此种政策的赞扬：
“四月十日（一九二七）马尔丁诺夫在真理报上，极有力的并且……用十分孟雪维克的态度，表示了官方立场之正确，这种立场即是坚认有保持四个阶级联盟之必要；坚认不要急于打倒联盟政府，因为在这政府里面工人们与大资产阶级坐在一起；不能早熟地以‘社会主义的任务’放在它的前面。”（社会主义通信第八号第四页，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三）
与资产阶级联盟的政策，究竟像个什么东西呢？我们且摘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正式机关报中的一段吧：
“一九二七年一月五日，广州政府颁布了一个新的罢工法，在这法律当中，禁止工人携带武器作示威运动；禁止逮捕商人和企业家；禁止没收他们的商品；建立强迫的仲裁委员会，制裁劳资冲突。这个法律包含了许多项目是保护工人利益的……但是与这些项目并列的还有其它的项目，他们规定在革命战争的时代，只许为防卫的利益所必需的，才有罢工的自由”（共产国际一九二七年、三月一日、第九号第四百零八页）。
在资产阶级放在工人头上的绳索中，还可以找到一些有利于工人的纱线（“项目”）。这个绳圈的缺点，只是在于太紧了，竟超过了“为防卫的利益（中国资产阶级的）”所必需的程度了。这是在共产国际中央机关刊物上发表的。谁写的呢？马尔丁诺夫。什么时候写的呢？二月二十〔二十五〕日，离上海大流血仅仅只有六个星期。
（二）史大林心目中的革命前途
史大林对于他的同盟者蒋介石所领导的革命，是怎样估计它的前途呢？底下是他那不名誉的宣言中之最不丢丑的一部分（他那最丢丑的部分，是从未公开刊布过的）：
“中国的革命军（即是蒋介石的军队），是中国工人和农民在求自己的解放斗争中之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广东方面的进展，便表示给帝国主义一个打击，给它在中国的走狗一个打击，并且一般的说来，也就是表示中国一切革命分子得到集会、出版与组织的自由，特别是对于工人”（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第四十六页）。
蒋介石的军队就是工人和农民的军队，它给全体人民以自由，“特别是对于工人”。
那么，为便〔使〕革命成功，需要什么呢？很少：
“青年学生（革命的青年），青年工人，青年农民，假使都随从在国民党的意识和政治的影响之下，那么所有这些人都是推动革命飞速进展的力量”。（同书第五十五页）。
这样一来，共产国际的任务，不是把工人和农民，从资产阶级的影响之下解放出来，而是相反的，把他们附属于资产阶级的影响之下。这篇文章，是在蒋介石被史大林武装以后，跨在工农的前面，且“飞速的”走向上海大屠杀的日子写成的。
（三）史大林与蒋介石
自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在广州举行政变以后（那时我们的报纸竟默无一言），共产党便已减弱到国民党之可怜的附属品的地位，那时且签订了一个誓约，不批评孙中山主义；这样，蒋介石——这确乎是一件可注意的琐事——便出来主张共产国际容许国民党的加入，他为了准备自己作刽子手，他需要世界共产主义给他作遮饰，而他竟得到了。为蒋介石与胡汉民所领导的国民党，已被共产国际准许其加入（算是一个“同情”的政党）。蒋介石当准备作坚决的反革命行动之时（一九二七年四月），他同时还很小心的和史大林交换像片。这种友谊的加紧，是借布佈诺夫的旅行去拜望蒋介石完成的，他是中央委员会的分子之一，是史大林的一个代办人。另外一件“琐事”：即是布佈诺夫旅行到广州的时候，正与蒋介三月二十事变同时，布佈诺夫作了什么呢？他教中国共产党顺从并且要保持安静。
在上海的大屠杀之后，共产国际的许多委员会，都在史大林的命令之下，企图否认刽子手蒋介石仍为共产国际之一分子。他们忘记了在政治局里表决时，所有的人都反对那一票（托洛斯基的），而且用调协一致的口气，批准了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他们忘记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有国民党的代表邵力子“同志”之参加，而这次会议正是责难左派反对派的。在邵力子所说的许多事情中，有这么几句话：
“蒋介石同志在他对国民党党员的演说中，宣说，假使中国革命不能正确的解决土地问题亦即农民问题，那么革命将是不可思议的了。国民党奋斗的目的，不是在中国国民革命之后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统治，如同西欧所发生的一样，如同我们看见的一切的国家那样，只有苏联除外……我们都相信，在共产党及共产国际的领导之下，国民党将要完成它的历史的任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的纪录（德文版）、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三〇三到四〇四页）
这就是一九二六年秋天第七次全体会议里面的许多事情。跟随在共产国际的委员会之后，“蒋介石同志”，也曾允许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之下，解决一切的任务，可是他仅仅解决了一个：恰恰是用流血手段打碎革命。一九二七年五月第八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还竟有如下的决议：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一切事变，完全证明了第七次全体会议的预言之正确。”
“证明是正确的”，那真是正确得彻底哩！假使这是幽默的话，那无论如何的不是随意的幽默。我们决不可忘记，在这种幽默上面，深深的染了上海工人的血液。
（四）列宁的战略和史大林的战略
列宁规定共产国际对于落后国家的任务，是什么呢？
“我们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以反抗在落后的国家里，企图围绕在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的周围，而用共产主义的外衣。”
为了要实行这个战略，那曾经允诺在中国“不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国民党，竟被准许加入共产国际了。
很明显的，列宁也承认与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有作暂时联盟的需要，但是同样是很明显的，他主张的联盟，不是与资产阶级的政党联合，以欺骗、陷害小资产阶级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农民与城市小市民），而是与群众自己的组织和集团联盟，以反抗民族资产阶级。那么，列宁所想象的与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联盟，究竟是怎样的方式呢？对于这个，他也在为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所写的大纲上，予以答复：
“共产国际应当与殖民地及落后国家的民主资产阶级，作暂时的联盟，但是决不应当与它混合，并且一定要无条件的保持无产阶级运动之独立性，纵然无产阶级运动还非常稚弱”。
史大林教共产党与国民党联合，同时准许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其这似乎都是执行第二次大会的决议。所有这些，总括起来都被称为列宁主义。
（五）蒋介石政府好像是驳倒了马克斯的国家学说
苏联共产党的领袖们，在广州第一次政变（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后一年，对于蒋介石政府，是怎样的估计呢？这我们可以从政治局的委员们之公开言论中，看得很清楚。
这里是加里宁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在莫斯科高次纳克工厂的演说：
“中国的一切阶级，自无产阶级到资产阶级，都深恨外国资本的走狗——军阀；而中国一切阶级之视广东政府，则是全中国的国民政府”（新闻报、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
另一个政治局委员鲁兹塔克，几天以后，在电车工人的集会上，也有个演说。真理报的记载是这样：
“鲁兹塔克同志，对中国的情势深加考虑之后，他指出在革命政府的后面，有中国一切的阶级。”（真理报一九二七年三月九日）
伏洛细罗夫用同样的精神演说了不止一次。
列宁把马克斯关于国家的学说，从小资产阶级的污秽中清理出来，真是徒劳无功。不肖门徒们在很短的时期以内，竟拿双倍的污秽将它掩盖起来了。
一直到四月五号，史大林在棱柱厅里演说，还坚持共产党应保留在蒋介石的党内，而且他还否认他的同盟者有叛变的危险，他说：“有鲍罗庭在那里警卫着”。然而蒋介石的屠杀正发生在他演说后的一星期。
（六）上海政变是怎样举行的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得到了一个特别有价值的证据，那即是一个目睹并且参加中国革命的其塔罗夫的演辞，他是一个史大林派，他从中国回来正当联共第十五次大会的前夜，他参加了大会并且有一个报告。但他的演讲中许多最重要的部分，都被史大林从纪录中删去了，可是其塔罗夫本人自己是同意于这种举动的；真实的情形，自然不能公开发表，恐怕它将完全证明反对派对史大林的一切警告之正确啊。我们让其塔罗夫发言吧（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大会第十六次会议、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对中国革命所加的第一次伤害，便是四月十一到十二之上海工人被屠杀。
“关于这个政变，我将较详细地说一下，因为我知道我们党内很少人晓得它。在上海曾经有过二十一天的所谓人民政府的存在，在这政府里面，共产党人占多数。所以我们可以说，上海曾有过二十一天的共产党政府。这个共产党政府表现得十分消极，虽然事实上蒋介石的政变早已在准备着，每天都有爆发的可能。
“这个共产党政府，首先，在很长久的时间中，都没有开始工作，其口实：一方面是说，政府中之资产阶级部分不愿工作而且怠工；另一方面便说，武汉政府并没有承认上海市政府的组成。这个政府的活动，便是颁布了三个命令，而其中之一，说来就是，准备欢迎快到上海的蒋介石。
“在上海这时候，军队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尖锐。很显然的，军队（托洛斯基按：即蒋介石的军官们）已从容的准备了把工人敢上屠场。军队逼近了上海，但停止进军至数天之久，他们不到城里来，因为他们知道工人正与奉军作战，他们希望工人在这个斗争中战死，他们故意延迟进城。后来军队到了上海。但是在这些军队当中，有一师人是同情于工人的——那就是广东军的第一师。师长薛岳颇不见悦于蒋介石，蒋介石知道他同情于群众运动，因为薛岳自身，是来自下层的。他最初是一个连长，到后来才作师长。
“薛岳到我们上海同志那里来，告诉他们，一个军事的政变，已经准备好了，蒋介石把他召到司令部去，给了他一个极冷淡的招待，他决定再不到那里去了，因为他怕被蒋诱杀。蒋介石向薛岳提议，教他带了他的全师，离开上海开到前线去；而薛岳则向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议，希望我们同意他不服从蒋介石的命令。他已准备留在上海，并且打算与上海工人共同作战，以反抗已经准备了的军事政变。（那时黄埔军两个师长薛岳和严重都很动摇，而薛岳却没有这样的提议——译者注）对于这个提议，我们中国共产党的负责领袖们（陈独秀同志也在内）表示，他们已经知道政变业已准备了，但是他们不愿意与蒋介石作过早的冲突。这样，第一师便调出了上海，而城市即被第二师白崇禧占据了去，两天以后，上海工人便被大屠杀”。
为什么要把这种真实而且生动的陈述，从纪录中删去呢（三十二页）？因为它究竟不是中国共产党的问题，而是苏联共产党政治局的问题啊！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史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体会议上说：
“反对派是不满意的，因为上海的工人，未曾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作决死的战争。它不懂得，革命之在中国，不能够发展得很快。它不懂得，我们不能在不顺利的条件之下，进行决死的斗争。反对派之不懂得在不利的条件下避免决死的斗争（当它能避免的时候），就是表示使革命的敌人，更容易进行他们的工作……”
史大林这一段演说，题名为《反对派的错误》。在上海的悲剧中间，史大林竟找出反对派的错误来。实际上，反对派在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上海的具体形势，那即是说，还不知道三月到四月初，情势是仍然那样有利于工人，虽然共产国际的领导是作尽了一切的错误与罪恶。我们就从那纵然隐藏起来的其塔罗夫的报告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那时的情势，还是有救的。上海的工人，正取得了政权。他们的一部分已武装起来，而且还有一切的可能，更广大的武装他们。同时蒋介石的军队，一天天的不可靠，其中有一些部分，甚至高级军官，也倾向于工人方面来。但是每个事件和每个人，都被上级命令麻痹了。我们决不应准备决死的斗争反对蒋介石，而应开欢迎大会向他庆祝胜利。因为史大林从莫斯科下了他的绝对的训令：不仅不要抵抗那同盟者蒋介石，而且相反的，你们要向他表示忠诚。怎样表示呢？睡下来并且去死。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五月全会上，史大林在技术的和策略的立场上，仍然为他那不作一次斗争便作惊人投降的政策辩护，这种投降，引导了革命中的无产阶级走上了溃散的途程。半年以后，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大会上，史大林竟是默无一言。大会上的代表，延长了其塔罗夫发言的时间，让他有机会完结他的演讲，因为这个报告引起了他们深切的注意。但是史大林想出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其塔罗夫的演讲，从纪录中删去。我们在这里，第一次把这个真实的历史文件，发表出来。
让我们再注意一件有趣的事情：当尽可能把事变的进程涂抹，并把那实际的罪恶隐藏以后，其塔罗夫便挑出陈独秀的责任问题，直到那时为止，史大林派在任何一点上，都是拥护陈独秀以反对反对派的，因为他曾单纯地执行了他们的训令。但是就在那时候，事情已经很明显，陈独秀同志，已将不愿意作缄默的代罪人，他要公开地讨论上海事变之原因。共产国际的一切卑鄙汉，后来把他开除了，并不是因为对革命的错误，而是因他不愿欺骗工人，不愿作史大林的掩饰品。
（七）“注射工农血液”（于国民党）的组织者
共产国际的领导机关报，在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大约是上海政变三个星期以前写道：
“国民党的领导，现在正患着缺乏革命的工农血液之症候，中国共产党必定要帮助注射这种血液，那么，情势将急剧的转变。”
这是怎样一种胡言乱道啊！说国民党是正在“需要工农的血液”。这种“帮助”是用最完全的方法供给的：在四五月里，蒋介石与汪精卫，都得到了工农血液的满足的“注射”了。
论及史大林政策中关于蒋介石的一章时，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体执委会（一九二七年五月）宣说：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与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策略，在革命业已衰落的时代，是绝对正确的。仅就北伐而论（！），它已给了这个策略一个历史的证明……”
北伐尽了怎样的作用！？
这里是史大林所经过的道路。北伐竟意外的证明了是对无产阶级的讨伐，证明了他与蒋介石的友谊之正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了它一切能作的事情，使中国工人的流血，不能引为教训。
（八）史大林重复他的试验与“左派”国民党联合
其塔罗夫的演说，还删去了底下极可注意的一段：
“在上海政变以后，对于每个人都是很清楚的，中国革命正在开始一个新的时代，资产阶级正从革命中退出。这是人所公认，而且即刻都是这样说的。但是有一件事与此有关的，却没有看到，即是：虽然资产阶级正在退出革命，然而武汉政府，连想还未想到离开资产阶级。不幸我们同志中的大多数，还不明了这种情形，他们对于武汉政府存有许多幻想。他们把武汉政府，几乎当作偶像，以为它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模型”（这一段被删去的演说，在纪录中三十三页）
“在武汉政变以后，很显然的，资产阶级是退出革命了……”
假使事变不是那样悲惨的话，这是令人发噱的事。在蒋介石抛开革命，反对了被史大林解除了武装的工人以后，聪敏的战略家们，最后“懂得了”资产阶级是“退出”革命了。但是史大林既已承认他的朋友蒋介石已经退出，他还命令中国共产党附属于那同样的武汉政府，按照其塔罗夫在十五次大会上的报告，这武汉政府是“连想也没有想到离开资产阶级”的。不幸“我们的同志都未曾懂得这个”。什么同志呢？是胶贴在史大林电报上的鲍罗庭吗？其塔罗夫没有举出任何名字来。中国革命对他是很亲切的，但是他的自保，则对他更为亲切。
这里，我们听史大林怎样说吧：
“蒋介石的政变，表示现在南方将有两个营垒，两个政府，两个军队，两个中心。一个革命的中心在武汉，一个反革命的中心在南京”。
革命的中心之位于何处，不是很明显的吗？在武汉！
“这是表示武汉的革命的国民党，领导着坚决的斗争，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它将在实际上转变为革命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机关……”
现在，我们最后知道了工农民主专政究竟像个什么东西了！
史大林继续着说：“因此，在现阶段上，在国民党内部左派分子与共产党员之密切联合的政策，须以特殊的力量与特殊的注意来实行。……没有这样的联合，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中国革命问题一二五至一二七页）
没有与反革命的土匪们——“左派”国民党的联合，竟说“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史大林一步一步地——在广州、在上海、在汉口——保证革命胜利的方法。
（九）反对反对派，拥护国民党！
共产国际对于“左派”国民党，是怎样观察的呢？它的第八次全体执委会，在反对反对派的斗争中，对于这个问题，给了一个明白的答复。
“共产国际以最坚决的态度，拒绝那退出国民党的要求。……中国的国民党，正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组织，在这组织里面，无产阶级直接与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联合”。
在这样情形之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是十分正确的在国民党里面，看见了史大林的思想“工农两个阶级政党”之实现了。
雷夫斯（Pafes）并不是没有名的人，他最初是拍特鲁拉（Petlura）阁下一个阁员，后来在中国实行了史大林的训令，他于一九二七年五月，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理论机关报上写道：
“我们俄国的反对派，是大家知道的，也主张共产党员必须退出国民党。这种观点的拥护，将会引导赞成退出国民党政策的人，走到一九一七年托洛斯基所宣布的那有名的公式去：‘不要沙皇，要一个工人政府’，可是在中国它要改变一个形式才行：‘不要军阀，但要工人政府’。我们没有理由去注意这些坚决主张离开国民党的人”（无产阶级革命五十四页）
史大林——雷夫斯的口号是：“不要工人，但要蒋介石！”“不要农民，但要汪精卫！”“反对反对派，但要拥护国民党！”
（十）史大林再来解除中国工农的武装
在武汉时代，领导的政策是什么？我们且听史大林主义者其塔罗夫关于这个问题的说话吧。底下一段是我们在十五次大会纪录中读到的：
“当整个武汉时代，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策是什么呢？它的政策是在退却的口号之下进行的……
“在退却的口号（在革命时代的，在革命斗争的最紧张时期的）之下，共产党进行它的工作，并且在这个口号之下，向一个个的情势投降而不作一次斗争。以下一些事实都是属于这种投降的：同意把一切工会，一切农民协会及其他革命的组织，附属于国民党；不得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准许，不作独立的行动；决议自动解除汉口工人纠察队的武装；解散武汉童子团的组织（并无解散童子团的事——译者注）；在国民政府的领土以内，实际上冲毁了一切农民协会；诸如此类。”
这里把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描写得极其明白，它的领导，实际上是帮助“民族”资产阶级，冲散人民的暴动，并且消灭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最好战士。
但是这明白的描写，是很奸诈的，上面的引证之印在纪录上，是在用几行虚点代替删节的那段以后。底下是被史大林匿藏起来的一节：
“在这个时候，有一些负责同志，中国同志和非中国同志，发明了所谓退却理论。他们宣说：反动正从各方面向我们进迫，所以我们必须即刻退却，借以保留合法工作的可能；假使我们退却，我们将能保持此种可能，假使我们进行防卫斗争或企图进攻，那我们将失去一切。”
正当武汉的反革命，开始击破工人和农民的日子（一九二七年五月末），史大林当着左派国民党的面前，在共产国际全体执委会上说（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
“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和内容。汉口的国民党及汉口政府，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中心”（纪录德文版第七十一页）
一个工人，用书面提出问题，问为什么在武汉不建立苏维埃，史大林答复道：
“很明显的，谁要在现在，要求在武汉区域，即刻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那就是企图跳过（！）中国革命之国民党阶段，也就是冒险把中国革命放在一个极困难的地位”。
正是，在一个“极困难”的地位！史大林于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和学生谈话中说：
“在中国，一般的说来，工农代表苏维埃是不是应当建立呢？是的，应当的，绝对应当的。可是它的建立，要在武汉革命政府强固以后，要在土地革命展开了以后，要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土地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
在这样情形之下，史大林从没有想到，在武汉政府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没有加强他们的地位以前，可以经过苏维埃，加强工人和农民的地位。
俄国少数派的机关报，在那个时候，论及那有名的史大林大纲（这大纲是辩护他的武汉政策的）说：
“在本质上说，从史大林大纲中申引出来的“路线”，是很少可疵议的。尽可能的保留在国民党内黏贴在它的左翼和武汉政府之上到最后可能的一分钟；‘避免在不顺利的条件之下作决死的斗争’；不发出‘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因此不‘给中国人民的仇敌以新的武器，来反对革命，来制造新的谣言，说中国进行的革命不是民族革命，而是人工移植莫斯科的苏维埃’——实际上还有比这个更聪敏的政策吗？……”（社会主义的通信第九期（一五一）第一页）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于一九二七年五月底开会，就是当武汉已经开始摧毁工农组织的时候，关于中国部分，还作了如下的决议：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坚决的唤起中国共产党注意：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方法，加强和发展一切工农群众的组织……在这些组织里面，必须进行一种煽动，教他们加入国民党，要把国民党转变为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工人阶级之有力的群众组织”。
“加入国民党”，即是表示把自己的头，自愿的送上杀场。上海血的教训，竟没有留下一点痕迹，让它空空的过去。共产党员，如同从前一样，已经被驱使得变成赶牛人，天天为资产阶级刽子手的政党（国民党）赶牛，并且变成了汪精卫和他的伙伴们之“工农血液”的供给者。
（十一）史大林主义者试验内阁主义
虽然有俄国克伦斯基政府的经验和左派反对派的抗议，但是史大林还实行他的国民党政策，而且试验内阁主义：两个共产党员参加了资产阶级的政府，一个作工人部长，一个作农民部长——真是抵押品的典型的位置呀！——在共产国际的训令之下，为保全联合战线，竟破坏了阶级斗争。这样的指令，是经常的从莫斯科用电报拍到中国，一直到一九二七年八月。
我们且听其塔罗夫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大会上，于代表听众之前，怎样形容共产党的“内阁主义”，在实际中的情形吧：
“你们知道，在政府中有两个共产党员的部长”底下的演辞，便从纪录中删去了：
“后来，他们（共产党员的部长）便不与其它的一切部长们聚会了，他们不出头露面了，可是在他们的部里，位置了上百的官员。当这两个部长活动的时期，甚至连一个简单的法令，使工农地位较优的法令也没有颁布。这种应受责难的行动，还不算稀奇，还有更可责难更可耻的结束。这两个部长，一个说生病，一个说要到外国去，便以此等理由，请求免职。他们的辞职，竟没有一个政治的宣言，在这宣言里面，他们应该说：你们是反革命者，你们是奸贼，你们是叛徒，我们再不愿与你们在一起了。可是他们并没有这样作，一个宣说他确实病了；而谭平山则甚至写道，他无法纳广大的农民运动于正轨，所以他请求准许他辞职。我们能够想象还有比这个更大的羞耻吗？一个共产党员的部长，竟声明他不能纳农民运动于正轨，那么谁能呢？军人能够，没有别人。这是公开的承认武汉政府对农民运动之严酷的压迫”。
这就是有共产党员参加的工农“民主专政”的原形。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当史大林的演说和论文，在一切人的心中还非常新鲜的时候，其塔罗夫的报告，竟不能印出来，虽然其塔罗夫（年纪轻轻，但却非常伶俐！）为了他自己的福利，并没有对莫斯科的领袖们之领导中国的内阁主义说一句话，甚至说到鲍罗庭的时候，仅仅用“某些非中国同志”来代替。
谭平山抱怨说他无法把农民运动纳入正轨，其塔罗夫对这抱怨虚伪地发怒。可是其塔罗夫势必知道这正是史大林放在谭平山面前的工作。谭平山在一九二六年年底，来到莫斯科接受训令，并且向共产国际全体执委会报告，说他是怎样努力对付“托洛斯基主义者”，那即是说对付那些要求退出国民党而组织工农的共产党员们。史大林打电报给谭平山，训令他约束农民运动，其目的是在不要反抗蒋介石与资产阶级的军事参谋部。同时史大林却谴责反对派……说我们轻视农民。
第八次全体会议，甚至还通过了一个特别的决议，题名为“对于托洛斯基与乌岳维奇两同志在共产国际全体会议上演说之决议……
“托洛斯基同志……在全体会议上要求，用苏维埃的形式，立即建立两重政权，并即刻采取打倒左派国民党政府的路线。这种在形式上（！）是极左的（！！），可是在实际上是机会主义的（！！！）要求，不过是旧的托洛斯基主义的立场之重复！是要跳过革命中之小资产阶级的农民阶段”。
这里我们看见反托洛斯基主义之赤裸裸的本质了。它是：拥护资产阶级，反对工人与农民的革命。
（十二）领袖与群众
一切工人阶级的组织，都被“领袖们”利用，用它去约束、压制和破坏革命群众的斗争。底下是其塔罗夫的陈述：
“劳动大会（在武汉开的）一天天的拖延下去，并且当它最后集会的时候，也没有任何企图，想把它用作为抵抗的组织。反之，在大会最后的一天，它还决议在国民政府公署之前，举行群众游行，其目的是表示他们对于政府之忠诚。（罗佐夫斯基插言：我在那里用我的演说警告了他们）”
罗夫佐斯基简直不知羞耻，那时他在那里活动。他还“警告”中国的工会会员，其实中国的工会会员，就是被他用半生不熟的话语弄得混乱不堪的，罗佐夫斯基在这里算是成功了，他在中国看不见任何东西，不懂任何东西，不能预见任何东西。这个“领袖”从中国回来写道：
“无产阶级，在中国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已经变成支配的力量”（工人的中国第六页）
无产阶级的头，已经被挟在蒋介石的铁铐之上，罗佐夫斯基还说出这样的话。由此可见赤色职工国际的总书记，是怎样的欺骗了全世界的工人。在中国工人被冲散以后（由于各种“总书记”的帮助），罗佐夫斯基竟嘲弄中国工会的会员，说那些“卑怯者”受到警告了，你们知道，这种警告，就是那最勇敢的罗佐夫斯基之豪勇的演说。在这小小的插话里面，可以看出现在“领袖们”的技巧，看出他们的整个机构，及他们的全部道德！
群众的革命运动的力量，确实是无可匹比的。我们已经看见，虽然有了三年的错误，可是那时上海的情势，还是有救的，如果我们把蒋介石不当作人民的解放者，而当作势不两立的仇敌来迎接。更有进者，甚至在上海政变以后，共产党员还仍然能在各省加强自己的力量。不过他们是受命要服从“左派”国民党的。其塔罗夫对于左派国民党所举行的第二次反革命中之最辉煌的一页，加以如下的叙述：
“武汉方面的政变，发生于五月二十一到二十二日。……这个政变，是在不可信的情形之下发生的。在长沙，军队有一千七百人，而农民的武装队则占大多数，集合在长沙的周围，有两万人。虽然有这样的优势，可是军事领袖终究握住了政权，枪杀了所有活动的农民，解散了一切革命组织，并且建立了它的专政，这完全因为长沙和武汉的领袖们之懦怯、犹疑和退让的政策所致。农民们听到了长沙政变的消息，他们便自己准备起来，打算围攻长沙。这个进攻，是决定在五月二十一日。农民从各方面调动他们多数的队伍，向长沙进发。很明显的，他们不要很大的努力，便可取得长沙城。可是正当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来一封信，陈独秀在这封信上教他们或可避免公开的冲突，把问题转移到武汉来解决。（并没有这封信，事实上中央特派员及湖南省委书记，在马日事变突发前并未报告中央委员会，而逃走了。——译者注）湖南省委根据这封信，便下了一道命令，通知农民武装队退却，不要向前进展；但是这个命令，没有送到某两个分队，这两个分队，便向长沙进发，结果是被军队消灭了”（记录三十四页）。
事情的进展，在其它各省，都很相似。在鲍罗庭的领导之下——“鲍罗庭是在警卫着！”——中国共产党员，都奉命维谨地执行了史大林的训令：不与民主革命的上层领袖左派国民党决裂。长沙的投降，是于五月三十一日举行的，那就是说在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体执委会决议后几天以内举行的，中国共产党是完全遵从了这些决议。
领袖们确实尽了一切可能，毁灭了群众的兴起！
在同一演说当中，其塔罗夫说：
“我以为我有责任宣说，虽然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犯了很长久的空前的机会主义错误……可是我们决不应责备党的群众，教他们负机会主义之责……我深信（我曾看见过许多共产国际的支部）没有另一个支部，能像中国支部那样献身于共产主义，能像中国同志在为主义的斗争中那样英勇。任何国家的共产党员，都没有中国同志的英勇”（记录三十六页）
无疑的，革命的中国工人和农民，在斗争中已经表现了特别的自我牺牲。他们与革命一道，被机会主义的领导冲毁了。这种领导，不是广州、上海和武汉的领袖，而是那从莫斯科发号施令的人。这将是历史的定评！
（十三）广州暴动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国共产党开了非常会议，它惩责那以前执行莫斯科训令的领导，为机会主义政策，即是惩责它的一切过去，并且决定准备一个武装暴动。史大林的特派密使们，当苏联共产党开第十五次大会的时候，正在广州准备一个武装暴动，其目的是在表示史大林在中国策略上之政治的胜利，借以遮掩他对俄国反对派的放逐。
在革命潮流已退落，而城市群众还非常销沉的时候，广州“苏维埃”的暴动，竟急促的组成了，工人们的行动，是英勇的，但领导者的冒险主义是罪恶的。广州无产阶级之新的溃灭，消息传到之时，正是十五次大会开会之日。在同样的情形之下，当史大林击碎布尔塞维克列宁派之时，也正是他昨日的同盟者蒋介石打毁中国共产党员之日。
起草新的清单单，又是需要的了，这即是说要再一次把责任移转到执行者身上去。一九二八年二月七日真理报写道：
“许多省军，都一致的向红色广州进攻，这证明中国共产党之最大的最长久的缺点，正在于在反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即分化运动太不充分”
“最长久的缺点”！这是不是说，去分化国民党的军队，是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呢？若是的，要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共产国际的中央机关刊物，于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五，即上海流血的一个半月以前写道：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觉悟的工人，在任何情形之下，都不应进行分解革命军的策略，这〔因〕为资产阶级的影响，在那里还相当强固……”（共产国际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五日第十九页）
史大林于一九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在共产国际全体执委会上，有如下的演说——而这几句话是他在任何时机常常重复的——：
“在中国，不是徒手的人民，反对旧的统治的军队，而是武装的人民，用革命军形式反对后者。在中国，是一个武装的革命，反抗一个武装的反革命”
在一九二七年的夏天和秋天，国民党的军队，被描画为武装的人民。但是当这些军队击碎广州暴动的时候，真理报又宣说，中国共产党之“最长久（！）的缺点”，是在于他们的无能去分化“反动的军队”，在广州暴动的前夜，这同一的军队还被称为“革命的民众”。
真是一些无耻的骗子们！在真正的革命者当中，可曾见过像这类的事情吗？
（十四）盲动主义时期
共产国际第九次全体执委会，于一九二八年二月开会，那是在广州暴动一个多月以后。它是怎样估计中国的情势呢？这里是它的决议之确切的字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它的一切支部，应当把这个工作当作自己的责任，即：与那些诋毁中国革命业已经完结的社会民主党和托洛斯基主义者斗争”
这是怎样一种奸诈同时又是可怜的狡猾手段啊！社会民主党以为蒋介石的胜利，实际上就是民族革命的胜利（那昏乱的乌尔班士，也迷糊于这同样的立场）。左派反对派则认为蒋介石的胜利，即是民族革命的失败。
反对派从没有说过且也从不能说，中国革命是整个的完结了。那被消灭，被混乱，被欺骗和摧毁的，只是第二次中国革命（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仅仅这个，已足够表示领导绅士们之成就了！
我们曾确认从一九二七年秋天开始，革命的退潮，已摆在中国的面前，无产阶级是向后退却，而反革命则已奏凯旋。史大林的立场是怎样呢？
他于一九二八年二月七日，在真理报上写道：
“中国共产党正趋向于武装暴动，中国整个的情势，照事实说来，采取这个路线是正确的……经验的证明，中国共产党必须集中它一切努力于日常的工作，并且要广泛的好好的作武装暴动的准备”。
共产国际第九次全体执委会，在盲动主义上，作了含糊两可的官僚主义的保留，来批准这种冒险主义的路线。这种保留的目的是很明显的：预先掘些洞穴，让那些“领袖们”要作新的退却之时好爬进去。
第九次全体会议对于中国的决议，是轻浮而且罪恶的，它是：新的冒险，新的散战，打破党与群众的关系，失去地位，把最好的革命分子葬送在冒险主义的火坑里，摧毁党的尚存战士。从一九二七年中国党的八七会议，到一九二八年七月八日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在这整个时期，是彻底的渗透了盲动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这就是史大林派的领导，给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之最后的一些打击。
一直到第六次大会上，共产国际的领导者才承认：
“广州暴动，在客观上说来，已经是革命退潮时期之‘退兵一战’”（真理报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啊！是“客观的”！那么主观的呢？那暴动的自觉的制造者——领袖们呢？这是掩饰的承认广州暴动之冒险性质。不管怎样狡辩，共产国际在反对派的意见提出一年以后，尤其重要的是在连续的惨败以后，也不得不承认中国革命已与武汉时代同时终止，它不能经过冒险主义来恢复。在第六次大会上，中国代表张飞荣（译音）报告说：
“广州暴动的失败，给了中国无产阶级一个更重的打击，革命的第一个阶段，在这样连续败北的情形之下完结了。在工业的中心地，工人运动已经感觉到消沉的气象。”（真理报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七日第一百六十四号）
事实——是一个刚强的东西！这也不得不被第六次大会所承认了。武装暴动的口号，已经取消了。现在所剩下的事情，不过是“第二次中国革命”的名称（一九二五——一九二七），把所谓“第一阶段”与将来第二阶段，用一个无限定的时期来划分开。这是企图用术语，来拯救特权，最少也企图拯救一部分。
（十五）第六次大会以后
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苏（译音）某，在苏联共产党第十六次大会上说：
“只有托洛斯基主义的叛徒们和中国的陈独秀主义者，说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独立（？）发展（？）的前途和稳定（？）”
我们且不理这种谩骂，这些不幸的人，假使他们不从事辱骂反对派，便永不能住到洛格斯大厦里去（莫斯科的洛格斯旅馆，是共产国际的许多外国和俄国的官僚们的住所——托洛斯基注），这是他们唯一的财源。谭平山在他投降敌人以前，也曾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体执委会上，用同样态度，大骂过“托洛斯基主义者”。他们那罕有的赤裸裸的无耻，便是企图嫁罪于我们左派反对派，把“民族资产阶级”理想化，并认为它能“独立的发展”。史大林的仆从们，如同他们的领袖一样，都在怒不可遏了，因为第六次大会以后的时候，又显示了他们完全没有能力去了解环境的变迁和将来发展的方向。
在广州暴动失败以后，有一个时期，正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一九二八年二月，指导中国共产党，走向武装暴动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个路线，曾表示了相反的意见如下：
现在，情势将要转到相反的方向；工人群众将要从政治舞台上，暂时退却下来；党将要衰弱下去，纵然有农民暴动的持续。军阀战争之减弱与无产阶级罢工暴动等之减弱，同时将不可避免的把国家导入于经济生活之某种初步的进程，其结果，将要引起多多少少的商业与工业的活跃，纵然是非常微弱。这种活跃将要恢复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并且将容许共产党，在正确的策略之下，再来建立它的关系与影响，那么这种关系已经在更高的基础上建立了，则工人的暴动将与农民的战争连接起来。这就是我们被他们叫作“取消主义”的内容。
在谩骂以外，苏某对于中国最近两年来的事情，还说了什么呢？首先他说：
“一九二八年，在中国工业与商业上，可以看到一个相当的恢复”
他继续又说：
“在一九二八年，有四十万工人罢工；一九二九年，罢工的人数，已经达到七十五万；一九三〇年上半年，工人运动是更较巩固而且很快的发展”
很显然的，我们必须十分谨慎的去相信共产国际所发表的数字，自然苏某的数字也包含在内。我们且不管那夸张数字的可能，苏某的报告，正完全证实了我们在一九二七年与一九二八年初的预言。
不幸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却从正相反对的出发点，预计问题。武装暴动的口号，仅仅在第六次大会上，即是在一九二八年年中，才停止使用。但是在这种纯粹否定的决议以外，党没有得到任何新的指向。经济恢复的可能，从没有被党考虑一下。罢工运动发展到很大的范围，但它是与党分离的。假使共产国际的领导，不是那样愚蠢，说反对派是取消主义，并且能及时了解情势，如我们一样，那么中国共产党将显然的强固起来了，首先是在工会运动中，这还有一点怀疑吗？让我们回忆一下第二次革命中之最高潮时代吧，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在共产党影响之下，有两百八十万工人组织在工会里。但是现在，按照苏某的报告，共有六万人，这还是全中国的数目！
（十六）苏维埃与革命的阶级性
按照史大林的意见，苏维埃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是什么呢？在轮到苏维埃的阶段时，什么地方是指定给它的呢？它与哪一个阶级的统治有密切的关系呢？
当北伐的时候和武汉时代，我们听见史大林说，苏维埃只有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以后，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的起点，才可建立。正因为如此，政治局完全跟随在史大林之后，倔强的拒绝了反对派所提出的苏维埃口号。
“苏维埃的口号，不表示别的，只是要即刻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并且组织无产阶级的权力”。（摘引政治局对反对派政纲的书面答复、一九二七年四月）
在五月二十四日，那时正是上海政变之后，武汉叛变之时，史大林证明苏维埃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不能并立的，他这样说：
“但是假使他们有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则工人将不停留在这上面。他们将要向共产党说（而且他们将是对的），假使我们是苏维埃，而苏维埃是政权机关，那么我们不能压迫资产阶级一点吗？不能没收他们“一点”吗？假使有工农代表苏维埃的存在，而不采取没收资产阶级的路线，则共产党人将变成一些吹牛家。在现在，在革命的现阶段上，采取这种路线是可能与应该的吗？不，我们不应该”。
在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之后，国民党将变成什么呢？史大林对于这个，都计算好了。在他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向学生演讲中（我们已经引经过的），他回答说：
“我以为在建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并且准备中国的十月革命之时，中国共产党将要改变现在这种在国民党内的同盟，而变为与它作党外的同盟”。
我们这些伟大的战略家，预见了一切的事情——的确的，他们预见了一切的事情，可是除掉阶级斗争，——甚至关于过渡到无产阶级的革命，史大林还热心的供给了中国共产党一个同盟者，这同盟者即是那同一国民党。为了完成社会主义的革命，共产党还只准许与国民党作党外联合，而还不与他打破联盟。与资产阶级联盟，是为准备“中国的十月革命”之最好的条件。所有这些，都被称为列宁主义。
无论怎样，在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史大林对于苏维埃问题的立论，是非常确定的，他把建立苏维埃与即刻没收资产阶级财产连在一起。在那时候，他确实需要这种“急进主义”，他并不是拥护没收资产阶级的财产，反之正是保护资产阶级避免没收。这种有定见的立论，无论如何是很清楚的：苏维埃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唯一与独占的机关。这就是苏联共产党政治局的立场，这就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立场。
但是于一九二七年年底，在广州举行了一个武装暴动，这个暴动是被认为有苏维埃性质的。共产党员得到了政权，他们宣布了许多方法，都是带有纯粹社会主义性质的（土地、银行、房屋、工业企业概归国有等），这可以说我们是面对着无产阶级的革命了。然而不然，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体会议于一九二八年二月底，对于广州暴动曾作了一个综结。其结论是什么呢？
“今年的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期，这个革命还没有完成……若企图跳过革命中之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同时又估计中国革命是‘不断’革命，这种倾向，是错误的，它与一九〇五年托洛斯基所犯的错误一样”
但是在这个决议的十个月以前（一九二七年四月），政治局曾宣说这同一苏维埃的口号（不是托洛斯基主义，而是苏维埃口号！），是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阶段而不能允许的。可是现在，当用尽了国民党的一切变化以后，当需要批准苏维埃口号之时，我们又听说，只有托洛斯基主义者，才能把苏维埃口号与无产阶级专政联在一起。这表现了史大林当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之时，曾经是个“托洛斯基主义者”，虽然是绕了别的道路。
真的，共产国际的纲领，在这个问题上，也做了一个决然的转变，在殖民地的国家之最重要的任务中，纲领上说“建立工农民主专政，须在苏维埃的基础上”，这真是不可思议啊！昨天还认为不能与民主革命并立的苏维埃，今天却宣说苏维埃是民主革命的基础了。在这种翻筋斗的把戏当中，我们实在找不出任何一点理论的解释来，一切的事情，都是在严厉的行政方法之下进行的。
史大林在哪一方面是错的呢？是当他宣说苏维埃不能与民主革命并立的时候呢？还是当他宣说苏维埃是民主革命基础的时候呢？在这两个时候他都是错的。因为史大林不懂得民主专政的意义，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也不懂得它们相互间的关系，和苏维埃在它们相互关系中所起的作用。
他在苏联共产党第十六次大会上，对这个问题，虽然只说了几句话，可是这次表现得最为明显了。
（十七）在十六次大会上的中国问题
史大林在他那十点钟长报告当中，（不管他是怎样〔不〕愿意这样做）不能把中国革命问题完全置诸不理。可是他恰好对它只说了五句话。那几句话是什么！真如拉丁人所说的“言简而意骇”。他避免一切尖锐之点，不敢作一般的概论，更不作具体的预言。史大林在这五句话当中，完备了一切的错误留给他将来去完成。
史大林说：“若以为帝国主义者的恶行，就这样过去而没有受到处罚，那真是可笑的。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已经建立了苏维埃和红军，来答复了他们。听人说中国已经建立了一个苏维埃政府。我以为假使这是真的，那么这里面没有一点惊奇。毫无疑义的，只有苏维埃才能挽救中国免于完全的瓜分和衰亡”（真理报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若以为……那真是可笑的”，这就是后来一切结论的基础。假使帝国主义者的恶行，不可避免的激起了回答，而且这回答是用苏维埃和红军的形式，那么帝国主义者怎样还仍旧生存在世界上呢？
“听人说，中国已经成立了一个苏维埃政府”。这里“听人说”是表示什么呢？谁说的呢？并且最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个说了什么呢？它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呀，它的代表在大会上曾经发言的呀。这是不是说中国建立了“苏维埃政府”，与共产党无关而且连知道也不知道呢？那么谁在领导这个政府呢？谁是它里面的分子呢？是哪一个政党领有这个政权呢？史大林不仅不能给一个回答，而且他连提也不提这个问题。
“我以为假使（！）那是真的，那么（！）这里面没有一点惊奇”。中国建立了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还一点不知道，而中国革命的最高领袖，对于这个政府的政治面目，竟不能给我们一个报告，在这样事实之下，还说没有一点惊奇，那么世上还留下什么事情去教人惊奇啊！
“毫无疑问的，只有苏维埃才能挽救中国免于瓜分与衰亡”。是哪一种苏维埃呢？时至今日，我们已经看见各种各样的苏维埃了：一方面有蔡里特利的苏维埃，奥托·鲍威尔和谢德曼的苏维埃；另一方面则是布尔塞维克的苏维埃。蔡里特利的苏维埃，不能挽救俄国免于瓜分和衰亡。反之他们的全部政策，是向着转变俄国为协约国殖民地的方面走的。只有布尔塞维克党人，才把苏维埃变为一种武器，解放了劳动群众。中国的苏维埃是哪一种苏维埃呢？假使中国共产党对它不能说出什么来，那就是表示前者不是在领导后者。那么谁是领导者呢？它是与共产党隔离的，它的领导者，仅仅是一些偶然的中间分子和“第三党”的人们；总之，那些第二种与第三种的国民党残余分子，能来领导苏维埃，而且建立一个苏维埃政府。
仅仅在昨天，史大林还以为在民主革命完成之前，要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是“可笑的”。现在他似乎相信（假使他的五句话，究竟有一些意义的话）在民主革命当中，苏维埃甚至不要共产党的领导，也能挽救国家。
说到一个苏维埃政府，而不说无产阶级专政，那就是欺骗工人，而且是帮助资产阶级欺骗农民。可是说到无产阶级专政，而不说共产党的领导作用，那就是再一次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一个陷阱，来陷害无产阶级。无论怎样讲，中国共产党现在是极其微弱的。它的党员之工人成分，只有几千人了。在赤色工会里面的工人，大概有五万人。在这些情形之下，若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即刻的任务，那是显然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面，在中国的南部，广大的农民运动正自动的发展起来，这里面有许多游击队参加。十月革命的影响，虽然有了多年的不肖门徒领导，可是对于中国，还是非常之大的，所以农民们把他们的运动，叫做“苏维埃”，并且把他们的游击队叫作“红军”。这又表示了那时史大林的庸俗之深刻，当他出来反对苏维埃的时候，他说我们决不能用“人工的苏维埃化”，把中国人民群众吓走了。只有蒋介石能被苏维埃吓走，工人与农民是不怕苏维埃的，在一九一七年以后，苏维埃对于工人和农民，已经变成了他们解放的象征。中国的农民，很明显的，对于苏维埃的口号，寄托不少的幻想。他们是可恕的。但是那些领导的尾巴主义者，把自己限制在卑怯的含糊两可的概念中，而寄托许多幻想于中国的农民，不向无产阶级解释事变的真实意义，这是可恕的吗？
史大林说“这里面没有一点惊奇”，那意思即是中国农民，没有工业中心的参加，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也能建立一个苏维埃政府而没有一点惊奇。但是我们说，在这种情形之下，苏维埃政府之实现，是绝对不可能的。不仅布尔塞维克的苏维埃，就是崔勒特里的政府，或者半政权的苏维埃，也只有在城市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若以为农民能够独立地建立他们的苏维埃，那就是表示相信奇迹。要建立一个农民的红军，那是同样的奇迹。农民的游击队，在俄国革命中，起了伟大的革命作用，可是它是在城市中已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和有了集中的无产阶级的红军之下，完成它的作用的。因为现时中国工人运动之薄弱，而尤其薄弱的是中国共产党，所以若以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中国目前的任务，那是难以说到的。这是为什么史大林不顾他过去一切的言论，紧随在农民暴动之后，被迫的把农民苏维埃和农民红军，与资产阶级的民主专政接合起来的原因。这种专政的领导，对于共产党是一个太重的工作，它让给某些别的政党，或者可以说让给一个未知的革命党。因为史大林阻碍了中国工人和农民，不去引导他们的斗争到无产阶级专政，所以现在一定要有一些人，把苏维埃政府拿在手上，当作资产阶级民主专政的机关，以帮助史大林。史大林送给了我们五句话算是五个论证，作为这种新的前途之发动力。那就是：（一）“若以为……那真是可笑的”；（二）“听人说”；（三）“假使那是真的”；（四）“这里面没有一点惊奇”；（五）“毫无意义的”。这里就是那行政的论据之最权威与显赫的地方！我们预先警告：在这种整个的可耻的计谋之下，中国无产阶级将要再一次付出重大的牺牲。
（十八）史大林“错误”的性质
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错误。在人类思想的各种范畴内，有时会发生重大的错误，其来源或因考察对象之不足，或因事实材料不充足，或因事件的因素过于复杂难以思考，如此等等。在这些错误之中，我们可以说气象学家在预报天气上的许多错误，是政治范围里面一种整个的连续的错误之模型。一个有学问的敏于理解的气象学家的错误，比较一个经验的天气预测，对于科学是有用得多，纵然后者有时也偶然的被事实所证明。但若一个有学问的地理学家，一个极地探险队的领袖，他的出发点，是认为地球是位于三个鲸鱼上面的，那我们将要说他什么呢？然而史大林的许多错误，几乎完全属于这个范畴。史大林从没有昂扬到能把马克斯主义当作方法，他只是很条文式地利用一些“类似马克斯主义”的公式，他在实际行动上便以最粗鲁的经验主义的偏见作他的出发点。但这正是事情发展的辩证法：那许多偏见，在革命低落时代，却变成了史大林之主要的力量。也正是那些偏见，使他演出了他主观上不愿有的作用。那笨重的官僚制度，从取得了政权的革命阶级分离出来，它攀缘在史大林的经验主义之上，因为他是贪求权位的，因为他在原则方面是完全的犬儒主义，所以使他成为它的领袖，造成史大林的神话，而这神话正是官僚制度自身的节日传奇。这就是为什么和怎么样发生下面这种现象的解释：那些顽强而绝对中庸的人，在革命高涨时代，只占在三四等作用的地位，可是在革命退潮时代，在世界资产阶级稳定时代，在社会民主党复生时候，在共产国际之衰弱与苏维埃官僚制度在广大的范围内向保守方面堕落时候，却被聘来当主角了。
法国人常说一个人：“他的缺点乃是他的优点”。说到史大林，那正可以说：“他的缺点，证明了对他有利的”。阶级斗争的轮齿，陷进了他那理论的贫乏，政治的顺应性和他的精神的紊乱上面去，简言之即陷进了他的许多缺点中去，使他不能成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使他变成了小资产阶级从十月革命、马克斯主义和布尔塞维克主义脱离出去的时代的政治家。
中国革命是史大林的新作用之考验，可是从相反的方面，由于在苏联取得了政权，由于那些放弃国际革命的阶层之帮助，更由于间接的但是非常实际的敌人之帮助，史大林自动地变成了共产国际的领袖，并且也只有由于这些，又成了中国革命的领袖。官僚机构之幕后的保守的英雄，在大革命潮流的事变中，也必须表现出他的方法和性质。在这个潮流当中，史大林的作用，表现得悲惨的自相矛盾。他教中国工人附属于资产阶级，制止土地革命，拥护反动将军，解除工人武装，阻止苏维埃实现并且消灭那些已经实现的，作了这些以后，史大林还完成了蔡里特利仅仅企图在俄国完成的历史任务。其不同之点是：蔡里特利在公开的舞台上活动，他受到布尔塞维克的反对以后，就企图把被镣铐欺骗的工人阶级，贩卖给资产阶级，他必须即刻并且当场负担这种责任的。至于史大林在中国的活动，自始即是藏在幕后的，他被一个有权的机关所掩护，而且悬挂着布尔塞维克旗帜。蔡里特利借资产阶级来镇压布尔塞维克的权力以支持自己。而史大林则由自己把这种压迫施诸布尔塞维克列宁派（反对派）。资产阶级的镇压，被革命高潮所打碎。史大林的镇压，则被革命退潮所抚育。这就是为什么史大林能够用纯粹的孟塞维克政策，在中国革命中，一直试验到底的原因，亦即是说试验到最悲惨的失败之原因。
史大林的政策，最近有了一个左倾的突变，这是什么一回事呢？在这个阶段里面（这个向左盘旋和它所有的意义加起来，将构成历史上一个阶段），只有那些非常短视的人们，不了解人类觉悟的辩证法与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之关系，才会看出它与以前史大林的政策，有一种矛盾。革命的衰弱与它的上涨一样，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革命退落时的经验主义的领袖，在一定的时候，势必要惊恐自己之身临叛变的深渊，当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时候，他正是被他自己的政策，赶到这深渊边缘，而且他是被无产阶级的敌人和半敌人所利用的。哥德说“你以为你自己在动，其实你是被推着走了”，这里正是这样。因为官僚机关之走向退化，不是一个平衡的进程，因为群众当中的革命倾向还非常强固，所以从特尔米多政变的深渊之边缘，转变到左边来，即刻就有充足的拥护和保持的力量。这个转变，带有一种恐慌的跳跃性质，这正是因为这个经验主义者，不能预见任何事情，直等到他临近峭壁悬崖的时候，他才知道。这种向左跳跃的观念，还是左派反对派替他准备的。左派反对派被迫只能利他的一些零碎的工作，以适合于一个经验主义者。但是这种左倾主义之尖锐的爆发，并不改变官僚制度在演进上的基本进程，也不改变史大林自身的性质。
史大林之缺乏理论的准备，缺乏广大的观察力和创造的理想力——若没有这些特点，便不能在广大的范围上进行独立的工作——就完全解释了为什么列宁曾估计史大林是一个实际工作的助理人，并且他向党提议，把史大林从总书记位置除去，这已经是很明白的说，这个位置，一定要带有独立的重要意义。列宁从没有把史大林当作政治的领袖看。
史大林在一切重大的问题上，他自身是常常而且不变的保持着机会主义的立场。假使说史大林与列宁没有什么重大的理论或政治的冲突，如同布哈林、卡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甚至赖可夫那样，那不过是因为史大林从来不曾坚持他的原则的意见，并且在每次发生不同意见时候，总是保持静默，退到旁边，在那里等待。但是因为如此，列宁常常与史大林有实际的组织、道德上的冲突，这些冲突常常是很尖锐的，正因为史大林的那许多缺点；列宁对于那些缺点，在他的“遗嘱”上，虽然在形式上批评得很谨慎，可是在本质上是非常无情的。
在以上所述的以外，我们还要说明一个事实：列宁曾与一群共同工作者，手携着手的进行工作，那些共同工作者，每人对于工作，都增加了知识，都有个人的创造力，都有卓越的天才。可是史大林的周围，则围绕着一些十足的庸俗人物，特别是在他清除右派以后，他们缺乏任何一点国际的观察力，而且对于世界工人运动中之一个简单的问题，也不能产生一点独立的意见来。
同时，官僚机关的权威，自从列宁死后，就变得极其巨大。史大林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正是利用那巨大机关的权力，以造成那理论、政治、和民族限制的混合品之结果。史大林已经证明他自己不能学习了。他在第十六次大会上对中国问题所说的五句话，是澈头澈尾的渗透了他那系统的机会主义，这个机会主义，是在中国人民斗争以前的一切阶段上，统治着史大林政策的。中国第二次革命的负责人，现在正在我们眼前，准备绞杀中国第三次革命，当它开始的时候。
一九三〇年八月二十六日于普林基堡 |
托洛茨基：斯大林与中国革命（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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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与中国革命
托洛茨基（1930）
译者：赤军
事实与文件
一、四个阶级的联盟
二、斯大林心目中的革命前途
三、斯大林与蒋介石
四、列宁的战略和斯大林的战略
五、蒋介石政府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六、上海政变是怎样发生的
七、斯大林·国民党·“新鲜血液”
八、斯大林的新试验：与汪精卫合作
九、打倒左翼反对派，国民党万岁！
十、斯大林再度解除中国工农的武装
十一、斯大林与武汉的国共联合政府
十二、领袖与群众
十三、广州暴动
十四、盲动主义时期
十五、第六次大会以后
十六、苏维埃与革命的阶级性
十七、在联共第十六次大会上的中国问题
十八、斯大林「错误」的性质
事实与文件
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是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以后，在近代史上占最重要地位的事件。在中国革命的许多问题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几大流派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在中国革命事变中，目前共产国际的正式领袖斯大林，把他所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表现得淋漓尽致。由于人为的原因，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文件，已经散落，消失和被遗忘了。有些则被精心地封存起来，以防止被群众看到。
在这篇文章里，我们要藉助于斯大林及其亲密助手们的文章和讲话，藉助于他所授意的许多共产国际议决案，来重描一下中国革命中几个重要阶段。为此，我们要引用苏共党内反对派档案库中所藏的原始文件。我们特别要引用一个当权派干部其塔罗夫（注一）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大会上的发言。这篇发言后来也被当权派藏匿起来，以便不让党内更多的人看到。读者们会自己看到其塔罗夫的证词有如何惊人的意义，他是一个年青的职业官僚，跟着斯大林路线爬上来的投机分子。他曾是中国革命的参加者，现在已经是少年共产国际的领袖之一。
为了使事实和引证更为明了，我们以为重温一下中国革命中几个最重要的事变经过，对读者是非常有用的。
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日——蒋介石在广州第一次政变。
一九二六年秋天——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体会议，有一个从国民党派来的蒋介石代表参加。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举行政变。
一九二七年五月末——「左派」国民党在长沙实行反革命的政变。
一九二七年五月末——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宣布：留在「左派」国民党内，是中共党员的责任。
一九二七年八月──中国共产党采取暴动路线。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广州暴动。
一九二八年二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宣布在中国采取武装暴动与建立苏维埃的路线。
一九二九年七月──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放弃把武装暴动当作中共现阶段的主要口号。
一、四个阶级的联盟
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政策，是建筑在"四个阶级联盟"这一理论之上的。下面，是在柏林出版的流亡孟什维克[1]派机关报对这种政策的赞扬：
「四月十日（一九二七年）马丁诺夫[2]在「真理报」上，极有力地并且……十分"孟什维克"式地，论证了官方立场的正确。就是说，确认了保持四个阶级联盟的必要；确认不要急于打倒联合政府，因为在这个政府里，工人正与大资产阶级坐在一起主持工作；确认不能过早地把「实现社会主义」的任务放在联合政府的面前。」（「社会主义报道」第八号第四页，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与资产阶级联盟的政策，究竟像个什么东西呢？我们且摘引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央机关报中的一段吧：
「一九二七年一月五日，广州政府颁布了一个新的罢工法，在这条法律中，禁止工人示威游行时携带武器，禁止逮捕商人和企业家，禁止没收他们的商品，建立强迫的仲裁委员会，调节劳资冲突。这条法律中的许多条款是保护工人利益的……但是与这些条款并列的，还有其它的条款，比如限制罢工自由的条款。革命战争中为保卫革命的最高利益，工人阶级必需实行某些自我限制，但上述法律的某些条款就超过了自我限制的必要程度。」（「共产国际」一九二七年三月一日，第九号第四百零八页。）
在资产阶级放在工人脖子上的绞索中，还可以找到一些有利于工人的蜘丝马迹（「条款」）。这根绞索的缺点，只是在于太紧了，竟超过了[（为防卫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所必需的程度了。这就是共产国际中央机关刊物写的东西。谁写的呢？马丁诺夫。什么时候写的呢？二月二十五日，离上海大流血仅仅只有六个星期。
二、斯大林心目中的革命前途
蒋介石在领导革命，斯大林把他当盟友；革命的前途，在斯大林看来，是怎样的呢？底下是他那众多相关讲话中之最不丢人现眼的一部分（那最可耻的部分，从未公开发表过）：
「中国的革命军（即蒋介石的军队），是中国工人和农民解放斗争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广东军队的进展，意味着对帝国主义的打击，对它的中国走狗的打击，与此同时，中国一切革命分子，特别是工人，也因此会得到集会、罢工、出版与组织的自由。」（「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第四十六页）
蒋介石的军队，据斯大林说来，就是工人和农民的军队。它给全体人民以自由，「特别是对于工人」。
那么，为使革命成功，需要什么呢？很少：
「青年学生（革命的学生），青年工人，青年农民，假使能让他们都从属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影响之下，那么，所有这些人就会化作一股巨大力量，推动革命飞速发展。」（同书第五十五页）
这样说来，共产国际的任务，不是把工人和农民，从资产阶级的影响之下解放出来，相反，是怎么样更好地把他们附属于资产阶级影响之下。在斯大林这篇文章写成和发表的日子里，蒋介石正在用苏联援助的军火，率领着从属于他的工农，「飞速地」走向……上海大屠杀。
三、斯大林与蒋介石
自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在广州举行政变以后（那时我们的报纸对此避而不谈），共产党就沦为国民党彻头彻尾的附庸了，当时，中共还签订了一纸誓约，保证不批评三民主义。然后，蒋介石——好一个精彩的细节！——请求共产国际接纳国民党做它的正式支部。在准备作工农刽子手的同时，蒋介石需要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给他作掩护。他得到了这种掩护。蒋介石与胡汉民领导下的国民党，终于以列席的资格被共产国际批准加入了。当蒋介石紧锣密鼓地筹划反革命政变时，他也没有忘记和斯大林称兄道弟，比如说，互赠像片，以示友谊永固。作为这种友谊的象征，苏共中央委员，当权派的布勃诺夫（注二），曾专程来中国拜望蒋介石。顺便说一下：布勃诺夫到达广州的时候，正赶上蒋介石发动的三月二十日事变。布勃诺夫有什么反应呢？他要求中国共产党服从国民党，并且保持安静。
上海大屠杀之后，共产国际上上下下的负责干部，在斯大林的命令下，企图否认刽子手蒋介石曾是共产国际的一员。这些大人先生甚至脸红脖子粗地断言，国民党压根儿就没有加入过共产国际。他们忘记了，政治局就此事表决时，以压倒性多数（托洛次基一票反对）批准了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他们忘记了，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同志」参加过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体会议。那次会议正好谴责了左翼反对派，而在邵力子的与会发言中，却有这么几句话：
「蒋介石同志在对国民党党员的演说中指出，假使中国革命不能正确地解决土地问题亦即农民问题，那么革命成功一定是不可想象的。国民党奋斗的目标，不是在中国国民革命后建立资产阶级统治，如同西欧当年所建立的资产阶级统治一样，或是如同现在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统治那样（只有苏联除外）。……我们都相信，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之下，国民党一定会完成它的历史任务。」（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记录（德文版），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三○三到四○四页。）
这就是一九二六年秋天第七次全体会议的真实情况。在这以后，共产国际的一员，「蒋介石同志」，就是那个发誓要在共产国际领导下解决一切历史任务的蒋介石，真地解决了一个历史任务：血腥镇压革命的任务。一九二七年五月第八次全体会议上，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是这样说的：
「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第七次全体会议对中国革命进程的预测，已经被最近的一切事变，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证明了，并且是完全正确的。假使这是黑色幽默的话，发明它的人一定是个天才。不过我们决不可忘记，这种幽默浸满了上海工人的血。
四、列宁的战略和斯大林的战略
对共产国际对在落后国家的任务，列宁是如何看待的呢？
「在落后国家中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常常企图把共产主义的外衣披在自己身上。对类似的企图，我们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补注1]
列宁去世以后，国民党用「在中国不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空头允诺，竟也被准许加入共产国际了。莫非这就是在执行列宁战略？
显然，列宁也承认与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有作暂时联盟的需要。但是同样很明显的是，他主张的联盟，不是与资产阶级政党的上层联合，藉以欺骗和出卖革命性的小资产阶级（比如农民与城巿小巿民）民主运动，而是与聚集在形形色色组织和派别里的群众进行联盟，以反抗民族资产阶级。那么，与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联盟，照列宁看来，究竟是怎样一种方式呢？对于这个问题，他在为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所写的大纲上，做了答复：
「共产国际应当与殖民地及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作暂时的联盟，但是决不能与它混为一体。即使无产阶级运动还处于萌芽阶段，也一定要无条件地保持自身的政治独立性。」[补注2]
斯大林命令共产党与国民党合并，然后又批准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所有这些，都是打着执行列宁主义的的旗号干的。
五、蒋介石政府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苏联共产党的领袖们，在广州第一次政变（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一年后，对蒋介石政府是怎样占计的呢？从政治局委员们的公开言论里，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是一九二七年三月加里宁在莫斯科高次纳克工厂的演说：
「中国的各个阶级，自无产阶级到资产阶级，都深恨外国资本的走狗——军阀；对于中国的所有阶级来说，广州政府就是全中国的国民政府。」（「消息报」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
几天以后，在电车工人集会上，另一个政治局委员鲁祖塔克也有个演说。「真理报」的记载是这样：
「鲁祖塔克同志，在谈到中国形势的时侯，指出革命政府的后面，有中国所有阶级的通力支持。」（「真理报」一九二七年三月九日）
类似的话，伏洛希洛夫也公开讲了不止一次。列宁把马克思关于国家的学说，从小资产阶级"理论"垃圾中清理出来，真是徒劳无功。不肖门徒们在很短的时期内，竟拿双倍的垃圾把它掩盖起来了。
迟至四月五日，斯大林在莫斯科的圆柱厅里演说，还坚持共产党应留在国民党内，而且他还否认这个同盟者有什么叛变的危险。他说：「鲍罗庭在那儿干得不错，没啥可担心的」。他演说一星期后，四一二上海政变就发生了。
六、上海政变是怎样发生的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得到一份特别有价值的证词，那就是其塔罗夫在联共第十五次大会的发言。他支持斯大林的路线，同时也是中国革命的目覩者。从中国回来时，正赶上党代会，他参加了大会并且有一个报告。报告中最重要的部分，都在公开发表时被删掉了，其塔罗夫本人也同意这么做：真实情形自然不能公开发表，因为它证明了反对派对官方路线的一切警告是完全正确的。不管怎样，还是听听其塔罗夫的发言吧（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大会第十六次会议，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中国革命的第一道大伤口，便是四月十一到十二号对上海工人的屠杀。关于这个政变，我会较详细地说一下，因为我知道，我们党内很少有人晓得它。在上海，曾经有过二十一天的所谓人民政府的存在；在这个政府里面，共产党人占多数，所以我们可以说，上海曾有过二十一天的共产党政府。但是，这个共产党政府表现得十分消极，虽然蒋介石早已在准备政变，每天都有爆发的可能。
首先，在很长的时间中，这个共产党政府都没有开始工作。它一会儿说，政府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不愿工作而且怠工；另一会儿又说，武汉政府并没有承认上海巿政府的成员名单。这个政府的全部活动，便是颁布了三个命令，而其中之一，就是筹备盛大仪式欢迎快到上海的蒋介石。
这时候在上海，军队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尖锐。例如，大家知道，军队（托洛次基按：也就是蒋介石的军官们）眼看着工人流血牺牲，而不肯伸出援手。军队早就逼近了上海，但在市郊停了下来，坐山观虎斗，因为他们知道工人正在与鲁军作战。他们希望工人的力量在起义中被消耗掉，所以故意延迟进城。进城以后，在这些军队当中，有一个师是同情工人的左派——那就是广东军的第一师。师长薛岳与蒋介石的关系很糟，因为蒋介石知道他同情群众运动。薛岳出身于社会下层，他最初是一个排长，后来才作师长。
薛岳来找我们的上海同志，告诉他们，一个军事政变已经准备好了。他说，蒋介石把他召到司令部去，极冷淡地命令他带领全师离开上海，到前线去。薛岳决定不再到蒋的司令部去了，因为怕被诱杀。薛岳向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议，希望我们配合他反抗蒋介石的命令（注三）。他已准备留在上海，并且打算与上海工人共同作战，以对付酝酿中的军事政变。对于这个提议，中国共产党的负责领袖们（陈独秀同志也在内）表示，他们已经知道在准备政变，但是他们不愿意与蒋介石作过早的冲突。这样，第一师便调出了上海，他们的防地被白崇禧的第二师占据了。两天以后，上海工人便被大屠杀。」
为什么要把这种真实而且生动的陈述，从公开发表的记录中删去呢（三十二页）？因为刨根究底起来，该对这一后果负责的不应是中国共产党，而是苏联共产党政治局。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体会议上说：
「反对派是不满意的，因为上海工人没有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主动决一死战。反对派不懂得，中国革命是不能发展得太快的。它不懂得，我们不能在不利的条件下，盲目地投入到决定性的斗争中去。反对派不懂得在不利的条件下避免决战（当可以避免的时候），就等于是帮助革命的敌人……」
斯大林这一段演说，题名为「反对派的错误」。在上海的悲剧里，斯大林竟也能把"错误"的大帽子扣到反对派头上来。实际上，当时反对派还不知道上海的具体形势。就是说，还不知道三月到四月初，形势仍然对工人那样有利，虽然在这之前，共产国际的领导犯了那么多的错误与罪恶。从其塔罗夫的报告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即使那时的形势，还是有救的。上海工人取得了政权，他们的一部分已武装起来，而且有巨大的可能，更广泛地武装他们。同时，蒋介石的军队并不可靠，有一些部队，甚至高级军官，也倾向于工人。但是一切的一切，都被上面既定的方针路线束缚住了，动弹不得。中共党人不是准备与蒋介石作殊死的斗争，而是鸣锣打鼓开欢迎大会向他庆祝胜利。斯大林从莫斯科坚决要求中共：不仅不要抵抗“盟友”蒋介石，相反的，你们要向他表示忠诚。怎样表示呢？躺下来装死。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五月全会上，斯大林仍然为他让上海工人不战而降的政策狡辩，他说这是出于现实的战术考虑，不得已而为之。这种“投降战术”，已经让上海的无产阶级和革命运动被当头一棍砸得半死了。半年以后，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大会上，斯大林在上海问题上干脆一言不发。大会代表延长了其塔罗夫发言底时间，让他有机会做完对中国事件的报告，因为报告的内容引起了全体与会者的极大兴趣。不过，对付类似的小麻烦，史大林自有一定之规，就是把其塔罗夫报告中最关键的段落，从公开出版的大会记录中删去。我们在这里，第一次把这份堪称历史性的文件全文发表出来。
关于其塔罗夫的报告，还发生了另一件有趣的事情。他在发言中，尽可能把中国事变的进程说的含糊不清；实际该对失败负责的的最高决策者们，也被他掩盖得很好。一切安排妥当之后，其塔罗夫便挑出陈独秀的责任问题，大做文章。众所周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苏共中央的多数派一直在保护陈独秀，回击苏共党内反对派对陈的批评。为什么呢？因为那时陈在忠心耿耿地执行他们的指导方针。当陈独秀同志不再愿意作那缄默的替罪羊，而是渴望光明磊落地讨论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共产国际的一切写作班子，所有的秀才们，就全都扑上来围攻陈独秀。这并不是因为他对革命犯了致命的错误，而是因为他不愿继续欺骗工人，不愿再作斯大林的挡箭牌。
七、斯大林·国民党·“新鲜血液”
共产国际的中央机关报，在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大约是上海政变三个星期以前写道：
「国民党的领导层，由于缺乏带有革命性的工农热血，正在生病，中国共产党一定要帮助它得到这些新血。到那个时侯，形势就会有根本的不同。」
真是一语成谶！国民党需要「工农热血」，而中共的「帮助」是不遗余力的。1927年的几个月里，蒋介石与汪精卫，得到了太多太多的工农热血……
当谈及斯大林政策中对蒋介石的态度时，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体执委会（一九二七年五月）宣布：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与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策略，在中国革命上一个阶段，是绝对正确的。仅就北伐的成绩而论（！），它已给了这个策略一个历史性的证明……。」
北伐的成绩！斯大林很喜欢这类带血的幽默，不过，血通常是别人的。北伐的确成功了，只是有一个小仳漏：成功的北伐意外地变成了对无产阶级的讨伐，仅此而已。上海工人的头颅和热血，不能让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大人先生们，有任何的警醒。不仅如此，他们还费尽心机，想把别人的眼睛也蒙起来。
八、斯大林的新试验：与汪精卫合作
其塔罗夫的演说，还删去了下面一段极重要的文字：
「上海政变以后，每个人都很清楚，中国革命正在开始一个新的阶段，资产阶级正在背离革命。这一点所有的同志都承认了，并且立刻公开下了结论。但是有一件事，他们却没有看到。那就是，虽然资产阶级正在背离革命，然而武汉政府，连想都不想离开资产阶级。不幸，我们同志中的大多数，不了解这种情况，他们对于武汉政府存有许多幻想。他们把武汉政府几乎当作工农民主专政的典范、标准模式。」（这一段被删去的演说，在大会记录中三十三页）
「上海政变以后，很显然，资产阶级是在背离革命了……」。
假使事变不是那样悲惨的话，这倒是令人发笑的事。斯大林解除了工人的武装，然后蒋介石砍瓜切菜一般把他们屠杀了；再然后，我们党里的事后诸葛亮们，总算是「懂得了」资产阶级在「背离」革命。但是，斯大林虽已承认他的盟友蒋介石已经背离，他还照常命令中共依附于那个武汉政府，按照其塔罗夫的报告，武汉政府是「连想也没有想到离开资产阶级」的。不幸「我们的同志都不懂得这一点」。哪些同志呢？是不分日夜忙于阅读和执行斯大林电报指令的鲍罗庭吗？其塔罗夫没有举出任何名字来。他是个聪明人，懂得“革命诚可贵，乌纱价更高”的道理。
这里，让我们再听听斯大林怎样说吧：
「蒋介石的政变，表明现在南方会有两个营垒，两个政府，两支军队，两个中心。一个革命的中心在武汉，一个反革命的中心在南京。」
「这就是说，武汉革命的国民党，领导着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坚决斗争，它会在实质上转变为革命的工农民主专政……」
谢天谢地，我们终于知道，"工农民主专政"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了！
斯大林继续说：「因此，在现阶段，在国民党内部，推行左派分子与共产党员密切合作的政策，具有特殊力量与特殊意义。……没有这样的联合，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中国革命问题」一二五至一二七页）
不与反革命匪帮——「左派」国民党合作，「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斯大林一步步地——在广州、在上海、在汉口——"保证革命胜利"的方法。
九、打倒左翼反对派，国民党万岁！
共产国际对于汪精卫的「左派」国民党，是怎样看待的呢？它的第八次全体执委会，在弹压呵斥左翼反对派的百忙当中，对于这个问题，给了一个明白的答复。
「共产国际以最坚决的态度，驳斥那些要求中共退出国民党的要求。……中国国民党，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组织，在这个组织里面，无产阶级直接与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合作」。
如此这般，斯大林设想的「工农混合阶级政党」，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眼里，十分正确地在国民党身上实现了。
小有名气的拉菲斯，当年俄国内战时，在乌克兰一个白匪政府里作过部长，白匪败了，他来投奔革命。如今是斯大林的红人，在中国督导革命。一九二七年五月，他在苏共中央的理论刊物上写道：
「我们俄国的反对派，众所周知，也主张共产党员必须退出国民党。把这种观点贯彻到底的话，早早晚晚必然要拾起一九一七年托洛次基宣传的那个著名口号：「不要沙皇，要工人政府」。把这个口号用在中国，就成了：「不要军阀，要工人政府」。幸好，我们的反对派暂时还没走到这一步。」（「无产阶级革命」五十四页）
拉菲斯讨厌「不要军阀，要工人政府」的说法。分析他和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倒是可以替他们归纳出下面几条口号：「不要工人，要蒋介石！」「不要农民，要汪精卫！」「不要反对派，拥护国民党！」。
十、斯大林再度解除中国工农的武装
在中国革命的武汉阶段，我们的党和国际领导层是怎么"保证革命胜利"的？听听其塔罗夫吧。底下一段，是我们在公开发表的十五大记录中读到的：
「在整个武汉阶段，中共中央的政策是什么？它的政策归结为"后撤"两个字……
在革命中，在革命斗争最紧张的时期，共产党拿"后撤"两个字指引它的工作。在这个口号之下，中共先后放弃一个个阵地而无所作为。以下一些事实都是属于这种放弃的：
同意把中共掌握的所有工会、所有农民协会及其它革命组织，转交国民党领导；不得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准许，不单独行动；自动解除汉口工人纠察队的武装；解散武汉重子团（注四）；在国民政府的领土以内，基本上所有农民协会都被反革命势力摧毁了；诸如此类。」
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这里描写得极其明白：它的领导，实际上是帮助「民族」资产阶级，摧残人民起义，屠戮优秀的工农战士。
但是，这还不是全部的真象。底下是被删除的一节其塔罗夫发言：
「在这个时候，有一些负责同志，中国同志和非中国同志，发明了所谓后撤理论。他们说：反动派正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压过来，所以我们必须马上后撤，以保留合法工作的可能；假使我们后撤，我们是能保持这种可能的，假使我们起来自卫或者主动进攻，那一切就全完了。」
一九二七年五月末，在中国，武汉的"左派"国民党开始大规模地围剿、消灭工农运动。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全体执委会上说：「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和内容。汉口的国民党及汉口政府，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中心。」（记录（德文版）第七十一页）
一个工人，用书面提出问题，问为什么在武汉不建立苏维埃，斯大林答道：「很明显，谁现在要求在武汉地区即刻建立工人代表大会，那就是企图跳过（！）中国革命中的国民党阶段，就是冒险主义，就是给中国革命制造极大的困难。」。
但是，中国革命不是已经遇到极大的困难了吗？这又作何解释呢？
在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和学生的谈话中，斯大林说：
「在中国，一般地说来，工农代表大会是不是应当建立呢？是的，应当的，绝对应当的。可是它的建立，要在武汉革命政府巩固以后，要在土地革命深入开展了以后，要在土地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
原来如此。在武汉的资产阶级政府和反革命没有加强他们的地位以前，工农运动不能通过工农代表大会，加强他们的地位，为什么？
那些流亡的孟什维克，是这样评价史大林的武汉政策的：
「在本质上说，斯大林的路线，几乎是无可非议的。尽量争取留在国民党内，不到万不得已，不放弃与它的左翼合作。「时机不到，不冒然出击」。不提出「一切政权归工农代表大会」的口号，因为这种口号只能「给中国人民的敌人提供新的宣传材料来反对革命，来制造新的谣言，说中国进行的革命不是民族革命，而是莫斯科人为的输出革命」——还有比这更稳健睿智的政策吗？……」（「社会主义报道」第九期（一五一）第一页）。
一九二七年五月底，就是当武汉政府已经开始摧毁工农组织的时候，共产国际执委会招开了第八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部分，作了如下的决议：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坚决提请中国共产党注意：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方法，加强和发展一切工农群众组织，……在这些组织里面，必须动员广大群众加入国民党。只有这样，国民党才会转变为有力的群众组织，才会成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工人阶级的革命组织。」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加入国民党」等于是让工农去送死。上海的教训，还不够吗？中共在莫斯科的训导下，已经变成一个专司送羊入虎口的角色。天天为资产阶级刽子手的政党（国民党）供给「工农热血」。
十一、斯大林与武汉的国共联合政府
1917年的俄国，有过克伦斯基主持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府，被证明是烂泥扶不上墙。1927年左翼反对派警告斯大林，不要向中国输出克伦斯基的失败经验。斯大林不听。两个共产党员参加了武汉的资产阶级政府，一个作劳工部长，一个作土地部长——真是典型的政治人质——。为保全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共产国际不惜葬送阶级斗争的利益。直到一九二七年八月，共产国际一直在用这种方针从莫斯科直接指导中国革命。
其塔罗夫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大会上，于代表听众之前，是这样形容共产党员入阁的情形：
「你们知道，在政府中有两个共产党员底部长。」底下的话，从出版的大会记录中删去了：
「后来，他们（共产党的部长）干脆不来开会了，自己不出头露面，而是听任部里上百官员自行其是。这两个部长在任的时期，没有颁布过哪怕一个改善工农地位的法令。这还不算稀奇，他们的下台经过更加可耻。这两个部长，一个说生病，一个说要到外国去，便以此等理由请求免职。他们本来应该说：你们是反革命，你们是叛徒，我们不再与你们在一起了。这才是政治性的辞职。可是他们并没有这样作，一个说他确实病了；而谭平山甚至写道，他拿广大的农民运动没办法，所以请求准许他辞职。我们能够想象还有比这更大的羞耻吗？一个共产党员部长，竟说他拿农民运动没办法，那么谁能呢？看来，只有反革命军队的刺刀有办法了。这是公开承认，武汉政府对农民运动的残酷镇压是合情合理的。」
这就是共产党员参加联合政府的真实经过。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当斯大林的演说和论文，在许多人心中还记忆犹新的时候，其塔罗夫的报告，是不能发表的。虽然其塔罗夫（年纪虽轻，却非常伶俐！）为了他自己的官运，并没有对莫斯科的领袖们说一句坏话，甚至说到鲍罗庭的时候，仅仅用「某一非中国同志」来代替。
谭平山抱怨说他拿广大的农民运动没办法！其塔罗夫的指责是正确的，但也是虚伪的。其塔罗夫知道，正是斯大林决定了谭平山的表现。谭平山在一九二六年年底，来到莫斯科接受新的指令，并向共产国际全体执委会汇报工作，说他在对付「托洛次基主义者」方面，干得不坏。就是说，对付那些要求退出国民党藉以组织工农的共产党员们。斯大林打电报给谭平山，要他约束农民运动，不要惹恼蒋介石和北伐军里的反动军官。同时斯大林却谴责反对派……说我们轻视农民。
第八次全体会议，甚至通过了一个特别的决议，题名为「对于托洛次基与伏育维奇两同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演说之决议：」
「托洛次基同志……在全体会议上要求，用苏维埃的形式，在中国立即确立两重政权的形势，并立刻采取打倒左派国民党政府的路线。这种在形式上（！）极左的（！！），可是在实际上机会主义的（！！！）要求，不过是重复旧的托洛次基主义。托洛次基是要跳过革命中的小资产阶级土地革命阶段。」
这里，斯大林一班人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反托派运动的本质。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和资产阶级结盟，反对工人农民起来夺取政权。
十二、领袖与群众
所有中国的工人组织，都被莫斯科的「领袖们」利用，去约束、压制和破坏革命群众的斗争。
其塔罗夫继续他的陈述：
「原定在武汉开的工会大会一天天地拖延下去，当它终于招开的时候，也没有做出任何努力，以对反革命进行有组织的抵抗。反之，在大会最后的一天，它还决议在国民政府公署之前，举行群众游行，目的是表示他们对政府的忠诚。（洛佐夫斯基（注五）插言：「我在那里警告了他们」。）」
洛佐夫斯基这时候出来说话，简直不知羞耻。他「警告」了中国的工会干部；其实呢，中国的工会干部，就是被他们这号"领袖"的指示弄得昏头涨脑的。洛佐夫斯基跑到中国去，转了一圈打道回府，他没有帮助中国同志分析形势，预见革命和反革命的发展，没有做任何对革命有用的事。这个「领袖」从中国回来写道：「无产阶级，在中国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已经变成支配的力量。」（「工人底中国」第六页）。
无产阶级，已经被蒋介石的铁蹄踏在脚下了，洛佐夫斯基还说出这样的混帐话。他身为赤色职工国际总书记，这样欺骗全世界的工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正是由于各种不成器的「总书记」的破坏，中国工人遭受了历史性的失败。洛佐夫斯基竟嘲弄中国的工会干部，说那些「懦夫」受到提前警告了，所以后来受到屠杀，也是自作自受。这种"警告"，就是他在武汉的那次演说。在这小小的插话里面，可以看出现在的「共产主义领袖们」保住官位的手段，看出他们以势压人的权术，他们为了个人前程，置千百万人于不顾的卑鄙！
革命性群众运动的力量，确实是无可匹比的。我们已经看见，虽然犯下足足三年的错误，1927年春天上海的形势还是有救的，如果工人不把蒋介石当作解放者，而当作势不两立的敌人来"迎接"。更有甚者，甚至在上海政变以后，共产党仍然有机会在各省加强自己的力量。不过斯大林要他们服从「左派」国民党。
对于武汉国民党掀起的第二个反革命浪头中最"辉煌"的一页，其塔罗夫有如下的叙述：
「武汉方面的政变，发生于五月二十一到二十二日。……政变是在简直不可信的情形下发生的。在长沙的军队有一千七百人，集合在长沙周围的农民武装则有近二万人。虽然有这样的优势，反动军官还是夺取了政权，枪杀了所有的农民积极分子，解散了一切革命组织，建立了他们的独裁。这完全因为长沙和武汉领袖们的懦怯，犹疑和退让的政策所致。农民们听到了长沙政变的消息，他们便自己准备起来，打算围攻长沙。这进攻是五月二十二日决定的。农民从各方面调动他们的队伍，向长沙进发。很明显，他们不要很大的努力，便可取得长沙城。可是正当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来一封信，在这封信上，陈独秀教他们最好避免公开的冲突，把问题转到武汉来解决（注六）。湖南省委根据这封信，便下了一道命令，通知农民武装退却，不要向前进展。但是这个命令，没有送达到某两个分队，这两个分队，便向长沙进发，结果是被军队消灭了。」（记录三十四页）。
事情的进展，在其它各省，都很相似。在鲍罗庭的领导之下——「鲍罗庭在那里干得不错，没啥可担心的」——中国共产党奉命执行了莫斯科的训令：不要与"命中注定"要做民主革命领袖的左派国民党决裂。长沙的沦陷，是五月二十一日发生的，就是说，在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体执委会决议后几天以内发生的。中国共产党完全履行了这些决议。
领袖们确实尽了一切可能，去毁灭群众的事业！
在同一演说当中，其塔罗夫说：
「在这里，我有责任说，很长时间以来，中国共产党确实犯了空前的机会主义错误……可是我们决不应责备党的群众，让他们为这些错误负责……我深信（我曾见过许多共产国际底支部），没有哪一个支部能像中国支部那样献身于共产主义，能像中国同志在为理想的斗争中那样英勇。任何国家共产党员都没有中国同志英勇」（记录三十六页）。
无疑，中国的革命工农，在斗争中表现了巨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毁灭他们与革命的，是领导层的机会主义路线。然而这个领导层，不是广州，上海和武汉的中共领袖，而是从莫斯科发号施令的"总书记"们。这将是历史的定评！
十三、广州暴动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国共产党招开了非常会议。在莫斯科的授意下，会议谴责了原党中央的机会主义表现，并且决定转向武装暴动的方针。当苏联共产党开第十五次大会的时候，斯大林的特派密使们，正在广州筹划武装起义。暴动的首要目的，与中国革命无关：苏共当权派要用它在中国的"胜利"，掩盖对党内反对派的打击迫害。
当革命已退潮，城市群众非常消沉的时候，中共在广州伧促地成立了一个「苏维埃」政府。参加起义的工人英勇无比，作出了最大的牺牲，而领导层的冒险主义已不是什么"错误"，而是不折不扣的犯罪。广州无产阶级新的惨败消息传到之时，正是苏共十五次大会开幕之日。堕落蜕化的苏共当权派决定流放党内反对派之时，正是他们的昔日盟友蒋介石在广州穷追猛打共产党人之日。这绝非巧合。
开完十五大，对广州的惨败，也到了找几个替死鬼来承担责任的时侯了。一九二八年二月七日「真理报」写道："各省的许多反动军队，在向红色广州进攻时，步调一致，团结有力。这暴露了中国共产党由来以久的一个极大缺点，那就是忽略了在反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从内部分化国民革命军的运动，进行得太不充分。"。
由来以久的一个极大缺点！这是不是说，分化国民党军队，是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呢？如果是，要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即上海流血的一个半月以前，共产国际的中央机关刊物写道：「由于资产阶级在革命军的影响，还相当强大，中国共产党与一切觉悟的中国工人，在任何情形之下，都不应进行分化革命军的活动……」（「共产国际」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五日第十九页）。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史大林在共产国际全体执委会上，有如下的演说——这几句话是他在任何时侯都常常重复的──：
「在中国，北洋政府的军队面对的不是赤手空拳的人民，而是武装的人民，也就是革命军。在中国，武装的革命在与武装的反革命进行斗争。」
在一九二七年的夏天和秋天，国民党军队被说成是"武装的人民"。当这些"武装的人民"向广州暴动举起屠刀的时候，「真理报」又说，中国共产党「由来以久的一个极大缺点」，在于他们没能分化「反动军队」。
真是一些无耻的骗子！
十四、盲动主义时期
一九二八年二月，在广州暴动一个多月以后，共产国际第九次全体执委会招开全体会议。它怎样估计中国的形势呢？这里是有关决议的原文：
「社会民主党和托洛次基主义者正在诋毁中国革命，说什么中国革命已经彻底完蛋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它的一切支部，应当与这些毁谤坚决斗争，这是他们的责任。」
可怜的执委会，除了造谣歪曲的手法，一句反驳我们的话也说不上来！国际上的社会民主流派都声称蒋介石的胜利，就是民族革命的胜利（那个糊涂的乌尔班斯（注七），也这样以为）。左翼反对派却认为蒋介石的胜利，即是民族革命的失败。
我们左翼反对派从没有说过而且也不可能说，中国革命彻底完蛋了。被欺骗、被误导、被摧残和被消灭的，只是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第二次中国革命。当然，仅仅这一项"成就"，已足够说明，今天领导国际共运的绅士们犯了多么深重的政治罪行！
我们左翼反对派从一九二七年秋天起，就确认中国革命退潮已成事实，无产阶级在后退，而反革命则已暂时取胜，正在大肆庆祝。斯大林那伙人的立场是怎样的呢？
在一九二八年二月七日「真理报」上，斯大林写道：「中国共产党正走向全面的武装暴动。中国整体的形势证明这条路线是正确的……经验证明，中国共产党必须集中一切力量，每时每刻地、广泛地、审议周详地准备武装暴动。」
共产国际第九次全体执委会，在批准中共冒险主义路线的同时，作了些模棱两可的保留。这种保留的目的很明显：为自己留条后路，当形势不利的时侯，可以不用承担责任。
第九次全体会议的中国决议，是轻浮而且罪恶的。履行这个决议，只会造成新的冒险，新的毫无价值的牺牲，进一步破坏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使党丧失在群众中的地位，把尚存的优秀革命分子葬送在冒险主义火坑里，摧毁党还剩下的一点力量。从一九二七年的八七会议，到一九二八年七月八日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这个时期彻底浸透了盲动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斯大林领导的苏共和共产国际，就是这样帮助蒋介石把中国革命最后一点火种扑灭的。
一直到第六次大会上，共产国际的领袖才承认：
「客观上说来，广州暴动的性质，已经属于革命退潮时期的「且战且退」。」（「真理报」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啊！是「客观的」！那么主观的呢？暴动路线的自觉制造者——共产国际的领袖们呢？他们遮遮掩掩地承认广州暴动是冒险。不管怎样狡辩，共产国际在反对派的意见提出一年以后，尤其重要的，是在连续地惨败以后，也不得不承认中国革命已与武汉时代同时终止。无论怎样挣扎，中国革命是不能经过冒险主义来恢复的。在第六次大会上，中国代表张飞荣（译音——ChanFi-yun）报告说：
「广州暴动的失败，给了中国无产阶级一个更重的打击。革命的第一个阶段，在这样连续败北的情形之下完结了。在工业中心地区，工人运动已经感觉到消沉的气象。」（「真理报」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七日第一百六十四号）
事实就是事实！第六次大会也不得不在事实面前低头。武装暴动的口号，已经取消了。领导们所剩下的事情，不过是玩弄「第二次中国革命」这个字眼，把所谓的「革命第一阶段」与将来的"第二阶段"，用一个无限的时期来划分开来。这是企图在纸面上，来拯救自己的威信，或者说是残留下的那一部分"威信"。
十五、第六次大会以后
中国共产党的苏姓代表（译音——Siu），在苏联共产党第十六次大会上说：「只有托洛次基派和中国陈独秀派这些叛徒，才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独立（？）发展（？）的前途和稳定（？）。」。
我们且不理这种谩骂。这些可怜的家伙，假使他们不破口大骂左翼反对派，便不能再住到"豪华"旅馆（注八）里去。辱骂反对派是他们在共产国际唯一的生存之道。谭平山在投降敌人以前，也曾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体执委会上，用同样态度，大骂过「托洛次基主义者」。他们企图嫁罪于左翼反对派，说我们把「民族资产阶级」理想化，并认为它能「独立发展」。真是罕有的赤裸裸地无耻！斯大林在中共的追随者，现在如同他们的领袖一样，靠骂街来掩饰心里的慌乱，因为六大以后发生的事情，再一次显示了他们完全没有能力去了解政治环境的变化，以及将来发展的方向。
广州暴动失败以后的时期，正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一九二八年二月，指导中国共产党继续走向武装暴动的时候。我们对这条路线，曾表示过相反的意见。我们认为，现在中国的形势发展大体会这样：工人群众会暂时离开政治舞台；党的力量会被削弱，虽然不排除农民持续暴动的可能。与此同时，军阀混战趋向平息和无产阶级罢工运动的衰退，不可避免地意味着经济生活会出现初步的恢复，工商业也会因此多多少少活跃起来。这种活跃，又一定会带动工人罢工斗争的复兴。在大环境的转变之下，在正确的策略之下，共产党必然能够重建它与群众的血肉联系。新的革命高潮到来后，这样的党，是能够把工人暴动与农民战争有机结合起来的。这就是我们的立场，这就是被苏共当权派骂作「取消主义」的内容。
在漫骂以外，苏代表对中国最近两年的事情，还说了什么呢？首先他说：「一九二八年的中国工业与商业，可以看到相当的恢复迹象。」
他继续说：
「在一九二八年，有四十万工人罢工：一九二九年，罢工的人数，已经达到七十五万；一九三○年上半年，工人运动完全巩固了它的地位而且在很快地发展。」[3]。
很显然，我们必须十分谨慎地对待共产国际发表的资料，苏的资料也包含在内。但是，暂且不管那数字可能的夸大，苏的报告，完全证实了我们在一九二七年年底与一九二八年年初的预测。
不幸的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与中共中央，却完全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评估形势的。仅仅在第六次大会上，即是在一九二八年年中，才停止使用武装暴动的口号。但是，除了不断地否定过去，中共没有得到任何新的正面指导。经济恢复的可能性，从没有被党认真考虑。罢工运动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但党是游离于运动之外的。假使共产国际领导层，不是那样愚蠢地指责反对派是"取消主义"，而是如我们一样及时了解形势，那么中共一定会比现在强大得多，首先是在工人运动中！这还有一点怀疑吗？让我们回忆一下中国二次革命中最高潮时代吧。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共产党影响下的工会拥有二百八十万工人。但是现在，按照苏的报告，全中国的"赤色工会会员"只有六万人！这些可怜的「领袖」，已经犯了无数的错误，已经卡在死胡同里爬不出来，还厚着脸皮在乱骂什么「托派叛徒」。他们以为用这套整人的小伎俩，就可以挽救奄奄一息的政治组织。这就是"实干家"斯大林培养出来的好弟子！
十六、苏维埃与革命的阶级性
按照斯大林的意见，苏维埃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是什么呢？在中国革命各阶段的转换中，苏维埃会占有什么位置呢？它的命运，是与什么阶级的胜利息息相关呢？
北伐时期和武汉时期，斯大林说，只有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以后，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起动"以后，苏维埃才可建立。正因为如此，苏共政治局完全跟随在斯大林之后，顽固地拒绝了反对派提出的苏维埃口号。
「苏维埃的口号，不表示别的，而是要即刻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组织无产阶级的政权。」（摘引「政治局对反对派政纲的书面答复」，一九二七年四月）。
在五月二十四日，那时正是上海政变之后，武汉叛变之时，斯大林企图证明苏维埃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不能并立的。他这样说：
「但是假使无产阶级有了工人代表苏维埃，他们是不会以此为满足的。他们会向共产党说（而且他们将是对的）：我们有了苏维埃，而苏维埃是政权机关，为什么我们不能压资产阶级让步一点？不能没收他们一点？这时，假使工农代表苏维埃已经存在，而又不采取没收资产阶级的路线，在群众眼里共产党人就变成吹牛大王了。在革命的现阶段上，采取这种路线是可能与应该的吗？不，我们不应该。」。
在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之后，国民党会变成什么呢？斯大林对这个问题，也计算好了。在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向学生演讲中（我们已经摘引过的），他回答说：「我以为，在中国建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和准备自己的"十月革命"之时，中共会改变现在这种与国民党的同盟方式，改党内同盟为党外的同盟。」。
斯大林为代表的"伟大战略家"们，预见了一切的事情——的确，他们预见了一切，除了阶级斗争——。甚至在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后，斯大林还热心地为中共预备了一个同盟者，不是别人，还是那个国民党。为了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共产党仍然要与国民党作党外联合，而决不允许与他决裂。与资产阶级联盟，据说是准备"中国十月革命"最好的先决条件。所有这些，都被称为列宁主义。
无论怎样，在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斯大林对于苏维埃问题的立场，倒是非常明确的，他把建立苏维埃与即刻洝收资产阶级财产连在一起。当时，斯大林肯定苏维埃的社会主义革命性，并不是因为他拥护没收资产阶级财产，相反，是为了让资产阶级免于这种劫难。不管怎么样，斯大林说得很清楚：苏维埃是社会主义革命而且只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机关。这就是苏联共产党政治局的立场，这就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立场。
但是一九二七年年底，在广州举行了武装暴动，这个暴动是被认为有苏维埃性质的。共产党员得到了政权，宣布了许多措施，都是带有纯粹社会主义性质的（土地、银行、房屋、工业企业一律国有化等等），可以说，我们面对的，是一次无产阶级革命。然而不然。一九二八年二月底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对广州暴动作了总结。结论是什么呢？
「目前的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这个阶段还没有完成……企图跳过革命中的资产阶级民主阶段，估计中国革命是所谓「不断」革命，这种倾向，是错误的，它与一九○五年托洛次基所犯的错误一样。」。
但是在这个决议的十个月以前（一九二七年四月），政治局曾说苏维埃的口号（不是托洛次基主义，而是苏维埃的口号！），是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阶段而不能允许的。现在，国民党和大大小小地"原国民党"民主盟友，都欺骗了无产阶级，需要批准苏维埃口号之时，我们又听说，只有托洛次基主义者，才把苏维埃口号与无产阶级专政联在一起。莫非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之时，斯大林曾经是个「托洛次基主义者」？
当然，共产国际现有的纲领，在这个问题上，也做了根本性的转变。"在殖民地国家最重要的任务"一节，纲领上说「必须在苏维埃斯基础上，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真是不可思议！昨天还认为苏维埃不能与民主革命并立，今天却宣布说苏维埃是民主革命的基础了。在这种翻筋斗的把戏中，我们实在找不出任何一点合理的解释来：一切的一切，都是在不分青红皂白地行政命令下进行的。
斯大林在哪一方面是错的呢？是当他说苏维埃不能与民主革命并立的时候呢，还是当他说苏维埃是民主革命基础的时候呢？在这两个时候他都是错的。因为斯大林不懂得民主专政的意义，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也不懂得它们相互问的关系，以及苏维埃在它们相互关系中所起的作用。
在苏联共产党第十六次大会上，他对这个问题，虽然只说了几句话，可是这次表现得最为明显。
十七、在联共第十六次大会上的中国问题
斯大林在他十个小时的报告中，不管当时心里如何不愿意，总不能把中国革命问题完全置诸不理，于是他讲了五句话。不是平常话，而是如拉丁人所说的「multuminparvo」（言简而意赅）。他避免一切尖锐问题，不敢作一般的概括，更不作具体的预言，在这五句话里，斯大林把他过去的一切错误发挥得淋漓尽致。
斯大林说：「若以为帝国主义者的罪恶行径，就这样过去而不会受到惩罚，那真是可笑。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已经建立了苏维埃和红军，反抗着他们。听人说，中国已经建立了一个苏维埃政府。我以为假使这是真的，那一点也不奇怪。毫无疑问，只有苏维埃才能挽救中国免于完全的瓜分和衰亡。」（「真理报」一九三○年六月二十九日）
「若以为……那真是可笑的」，这就是后来一切结论的基础。假使帝国主义者的罪恶行径，不可避免地会激起反抗，而且这反抗是用苏维埃和红军的形式出现的，那么帝国主义者怎么仍旧好好地生存在世界上呢？
「听人说，中国已经成立了一个苏维埃政府。」这里「听人说」是表示什么呢？谁说的呢？并且最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个说了什么呢？它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呀，它的代表在大会上曾经发言的呀。这是不是说中国建立了「苏维埃政府」，与共产党无关而且连知道也不知道呢？那么谁在领导这个政府呢？谁是它里面的成员呢？是那个政党在领导这个政权呢？斯大林不仅不能给一个回答，而且他连提也不提这个问题。
「我以为假使（！）那是真的，那一点也不奇怪。」中国建立了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还一点不知道，而中国革命的最高领袖，对于这个政府的政治路线，竟不能给我们一点解释，事情搞成这个样子，还说一点也不奇怪，那么世上还有什么是值得奇怪的！
「毫无疑问，只有苏维埃才能挽救中国免于瓜分和衰亡。」是那一种苏维埃呢？时至今日，我们已经看见各种各样的苏维埃了：一方面，有1917年春夏时期俄国孟什维克领导的苏维埃，有191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的苏维埃；另一方面则是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苏维埃。孟什维克领导的苏维埃，不能挽救俄国免于瓜分和衰亡。反之，他们的全部政策，恰恰是朝着变俄国为协约国殖民地的方面走的。只有布尔什维克党人，才领导劳动群众把苏维埃变为一种解放自己的武器。中国的苏维埃是那一种呢？假使中国共产党对此说不出什么来，那就表示它不是共产党领导的。那么谁在领导它呢？既然不是共产党，就祇有那些投机的中间分子和「第三党」人，总之，那些二流和三流的国民党失意政客，在领导苏维埃，在建立苏维埃政府。
仅仅在昨天，史大林还说在民主革命完成之前，要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是「可笑的」。现在他似乎相信（假使他的五句话里有一点点真心）在民主革命当中，苏维埃甚至不要共产党的领导，也能挽救国家。
说到苏维埃政府，而不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欺骗工人，而且是帮助资产阶级欺骗农民。可是说到无产阶级专政，而不说共产党的领导作用，那就是再一次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一个陷阱，来陷害无产阶级。不过，中国共产党现在是极软弱的。它的工人党员，只有几千人了。在赤色工会里面的工人，大概有五万人。在这些情形之下，说无产阶级专政是马上要实现的任务，显然是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面，在中国南部，广大的农民运动正自发地高涨起来，这里面已经出现了许多的游击队。十月革命的影响，虽然被斯大林这班不肖门徒败坏得不成样子，可是对中国的影响还是非常深刻。以至于农民运动自称是苏维埃运动，游击队自称是红军。这又一次揭示了斯大林派的肤浅。
当斯大林出来反对苏维埃的时候，他说我们决不能用「人为的苏维埃化」吓走中国的群众。只有蒋介石能被苏维埃吓走，中国的工人与农民是不怕苏维埃的，在一九一七年以后，苏维埃对于工人和农民，已经成了他们解放的象征。很明显，中国底农民对于苏维埃的口号，寄托了不少的幻想。这是可以原谅的，但是那些尾巴主义的领导者，对中国农民的幻想加上了一顶含糊而不负责任的高帽子，更不向无产阶级解释事情的真实意义，这是可以原谅的吗？
斯大林说「一点也不奇怪」，那意思即是说中国农民，没有工业中心的参与，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也能建立一个苏维埃政府而不奇怪。但是我们说，在这种情形之下，苏维埃政府的实现是绝对不可能的。不仅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就是孟什维克的苏维埃，也只有在城巿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若以为农民能够独立地建立他们的苏维埃，那就是表示相信上帝的奇迹。要建立一个农民的红军[4]，那是同样的奇迹。农民游击队，在俄国革命中，起了巨大的革命作用，可是，它是在城巿中已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和有了集中的无产阶级红军之下，完成它的作用的。因为目前中国工人运动的薄弱，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薄弱，若以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中国目前的任务，那是难以说通的。这就是为什么斯大林不顾他过去一切的言论，紧随在农民暴动之后，被迫把农民"苏维埃"和农民"红军"，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凑合在一起的原因。领导这种"工农民主专政"，共产党是干不动的。所以，它让位给某些别的政党，或者可以说让给一个未知的革命党。因为斯大林阻碍了中国的工农大众争取无产阶级专政，所以现在一定要有一些人，把苏维埃政府拿在手上，当作资产阶级民主专政的机关，以帮助斯大林。斯大林送给了我们五句话，算是这种新前途的五个论证，那就是：（一）「若以为……那真是可笑的」；（二）「听人说」；（三）「假使那是真的」；（四）「一点也不奇怪」；（五）「毫无疑义的」。这就是整人专家斯大林最有说服力的论据！
我们预先警告：在这种绝对不负责任的路线指导下，再一次付出重大的牺牲的，还是中国无产阶级。
十八、斯大林「错误」的性质
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错误。在人类思想的各种范畴内，有时会发生重大的错误，其来源或因对考察对象还缺乏研究，或因事实材料的不足，或因事件的因素过于复杂难以面面俱到，如此等等。在这些错误中，我们可以说气象学家在预报天气上的许多错误，与政治家犯的许多错误，在错的过程上很相近。一个有理论根基、头脑机敏的气象学家的错误，比一个经验主义者对天气的猜测，对于科学是有用得多，虽然后者有时偶尔也有猜对的时候。但如果一个地理学家，一个极地探险队领袖，他的出发点，是认为地球是位于三条鲸鱼上面的，他的研究和勘察会有什么结果呢？然而斯大林的许多错误，几乎完全属于这个范畴。斯大林从没有上升到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方法论的高度，他只是在口头上利用一些「差不多马克思主义」的公式，在实际行动中，他从来是以最粗鲁的经验主义偏见作出发点。
但这正是社会发展的辩证法：斯大林的许多偏见，在革命低潮时代，却赋予了他无穷的力量。也正是那些偏见，使他扮演着他主观上并不想干的重要角色。那庞大笨重的官僚制度，从取得了政权的革命阶级分离出来，看中斯大林的，恰好就是他的经验主义，他的贪求权位，他对原则的满不在乎，所以他成为官僚制度的领袖。官僚制度炮制了斯大林的神话，这神话正是官僚制度自身的神话。这就是为什么和怎样发生下面这种现象的：那些顽强而绝对平庸的人，在革命高涨时代，只处在三四流的地位，可是在革命退潮的时代，在世界资产阶级稳定的时代，在社会民主党复活的时代，在共产国际被削弱、苏维埃官僚制度发生广泛的蜕化堕落时候，却被聘来当主角了。
法国人常说一个人：「他的缺点就是他的优点」。说到斯大林，正可以说：「他的缺点，帮了他的大忙」。阶级斗争的内在规律，使斯大林乘时而起，靠什么呢？靠理论上的贫乏，靠政治上的随波逐流，靠不讲原则。简单地说，他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许多缺点，在特定条件下，在苏联小资产阶级群众从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和列宁派政治传统"解放"出来的时代，使他变成了国家级大政治家。
中国革命检验了斯大林的新作用，当然，是用反证法来考验的。由于在苏联取得了政权，由于党内和社会上那些放弃国际革命的阶层的帮助，更由于国际资产阶级的（间接但非常实际）的帮助，斯大林自动变成了共产国际的领袖，并且因此变成了中国革命的领袖。官僚机构的幕后主角，在大革命潮流的事变中，也必须明确地把他的立场和方法展示出来。在这股潮流中，斯大林的作用，表现得悲惨而自相矛盾。他教中国工人附属于资产阶级，制止土地革命，拥护反动将军，解除工人武装，阻止苏维埃的实现并且消灭那些已经实现的。作了这些以后，斯大林还完成了孟什维克企图在俄国完成的历史任务。其不同之处是：孟什维克在公开的舞台上活动，他们受到列宁派攻击以后，就企图把被他们欺骗的工人阶级，出卖给资产阶级，对此，他们必须马上并且公开承担自己的政治责任。而斯大林在中国的活动，自始即是藏在幕后的，他被苏联政权所掩护，而且打着列宁的旗帜。1917年夏天，孟什维克藉资产阶级的手来镇压列宁派，以巩固自己在工农代表大会的地位。1927年的冬天，斯大林自己动手，迫害党内残存的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左翼反对派）。1917年资产阶级对列宁派的镇压，被革命高潮打的粉碎；斯大林的镇压，则从革命退潮中汲取力量。为什么斯大林能够用纯粹的孟什维克政策，在中国革命中，一直"试验"到底（也即是说试验到最悲惨的失败）？这就是原因。
最近，斯大林的政策有了一个左转弯的突变。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在这个小插曲里面（这个左转弯的意义虽大，仍只是历史上的一个小插曲），只有那些非常短视的人们，不了解人类意识的辩证法与历史发展辩证法的关系，才以为它与以前斯大林的政策，是绝对矛盾的。革命的衰落与它的高涨一样，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革命退潮时，经验主义的领袖，在一定的时候，势必要对自己踩在叛变深渊的边缘，感到惊恐。当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时候，斯大林正是被他自己的政策，赶到这深渊的边缘。前面是无产阶级形形色色的敌人，后面是不久前的无产阶级革命，斯大林在中间挣扎着。哥德说「你以为你自己在动，其实是外力推着你动」，这里正是这样。因为官僚机关的蜕化变质不是一个平衡的进程，因为群众中的革命倾向还根深蒂固，所以官僚机关从「热月」政变（注九）的深渊边缘，在政策上向左转，马上就获得了广大的拥护，和保持这种政策的力量。这个左转弯，带有一种恐慌的跳跃性质。正因为经验主义者斯大林不能预见任何事情，直等到他临近峭壁悬崖的时候，他才知道危机的严重。这种左转弯的理论，还是我们替他准备的。但是，他祇能够胡乱利用左翼反对派的一些零碎提议，一些个别的，与整体割裂开来的口号。这正合乎一个经验主义者的行径。但是这种剧烈的向左急转弯，并不改变官僚制度蜕化变质的基本演进过裎，也不改变斯大林自身的性质。
斯大林缺乏理论的准备，缺乏宏大的观察力和创造性的思想。一个人若没有这些特点，便不能在广大的范围上独立的工作。这是为什么列宁曾估计斯大林的理想位置，是当一个实际工作的助理，并且向党提议，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位置撤去，因为那时已经很清楚，这个位置已经在发挥独立的政治影响。列宁从没有把斯大林当作政治的领袖看待。
在1917年以前，要是没有党内一流的大哥大姐们提携，斯大林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通常总是采取机会主义的立场。假使说，列宁与斯大林从没有过什么重大的理论或政治冲突，如同他和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甚至李可夫那样，那不过是因为斯大林从不曾坚持他在原则问题上的意见。每次与列宁发生不同意见的时候，他总是保持沉默，暂时走开，等待时机。正因为如此，列宁常常与斯大林有组织上与精神上的冲突，这些冲突常常是很尖锐的。列宁对于斯大林的那些缺点，在他的「遗嘱」上，虽然在形式上批评得很谨慎，可是在本质上是非常无情的。
在以上所述的以外，我们还要说明一个事实：列宁曾与一群亲密战友，肩并肩地共同工作，对于这项共同的事业，那些人中的每一个都供献了自己独有的知识，都发挥了各自的创造力，都是卓越的天才。可是斯大林的周围，则围绕着一些十足的庸人，特别是在他清除布哈林的右派集团以后。他们缺乏任何一点对国际事物的观察力，对于世界工人运动中任何一个简单问题，都不能提出一点独立的意见来。
同时，自从列宁死后，官僚机关的重要性就变得无比巨大。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正是官僚机关的巨大权力，与他在理论、政治及民族意识上的狭隘性相结合的可怕产物。斯大林的所作所为，证明他是不可救药的。他在第十六次大会上对中国问题所说的五句话，澈头澈尾地渗透了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斯大林就是用这个机会主义政策，在过去几年里指挥中国人民的斗争。扼杀中国第二次革命的人，正在我们眼前，准备扼杀萌芽中的中国第三次革命。
一九三○年八月二十六日于普林基博
（注一）F.Chitarov——曾任青年共产国际书记。——原校者
（注二）A.Bubnov——斯大林派官僚，积极从事红军政治工作；一九一八年参加布哈林的「左翼共产主义派」，主张对德进行革命战争，曾继鲁那察尔斯基为教育人民委员。——原校者
（注三）据陈独秀说，根本不曾有过这件事。——原译者
（注四）据陈独秀说，并未解散童子团。——原译者
（注五）A.Losovsky——当初反对十月革命，后入布尔什维克党。从事职工运动，曾任赤色职工国际书记，以此资格于一九二七年来华参加五次劳动大会，后任苏联政府外次，拥护斯大林。——原校者
（注六）据陈独秀说，此非事实。事实上中央特派员及湖南省委书记在马日事变突发后，并未报告中央委员会就逃走了。——原译者
（注七）Urbahns——德国共产党左派领袖之一，被开除后成立「列宁同盟」，一度同意托派，后即在苏联国家性质问题上及中东路等问题上与托派决裂。——原校者
（注八）HotelLux——第三国际之多数外国代表与俄国官员居此。——原译者
（注九）Thermidor——法国大革命后，行革命历，「热月」相当于七月十九日至八月十七日。当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即「热月」九日，罗伯土比尔革命政权被推翻，开始反动。俄国左派反对派文件中习用此词，借以喻苏联斯大林派对左派的反动。——原校者
赤军注：
[1]孟什维克：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流派，1917年主张与“进步资产阶级”组成统一战线，反对列宁派建立工人政权的主张，认为这是冒险和自我孤立。
[2]马丁诺夫：原孟什维克，坚决反对十月革命，认为这是置民族利益于不顾的行为。1923年工人政权打赢内战后，加入苏共。后被斯大林当权派调去共产国际任理论主笔。
[3]1928-1929年的罢工运动确实有所恢复，但恢复程度远不象中共当时宣传的那么大。
[4]托洛茨基所指的红军，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武装力量。三十年代的“中国工农红军”，是中共在资产阶级统治下依靠农民发动内战的一个尝试，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经济上自始至终受到资本主义市场的支配。
补注：
[补注1]出自《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165页的译文为：“必须坚决反对把落后国家内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思潮涂上共产主义的色彩”——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补注2]出自《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165页的译文为：“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要绝对保持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即使这一运动还处在最初的萌芽状态也应如此”。——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崔继新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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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
列·托洛茨基
崔继新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12月，历史档案丛书
前言
第一卷
第一章亚诺夫卡
第二章邻居和启蒙学校
第三章家庭与学校
第四章书籍和早年的冲突
第五章乡村和城市
第六章转折
第七章我的第一个革命组织
第八章第一次坐牢
第九章第一次被流放
第十章第一次逃跑
第十一章第一次流亡国外
第十二章党的代表大会与分裂
第十三章回国
第十四章1905年
第十五章审判、流放、逃跑
第十六章第二次流亡国外与德国社会主义
第十七章酝酿新的革命
第十八章大战爆发
第十九章巴黎与齐美尔瓦尔德
第二十章被法国驱逐
第二十一章穿越西班牙
第二十二章在纽约
第二十三章集中营
第二卷
第二十四章在彼得格勒
第二十五章论造谣中伤者
第二十六章7月到10月
第二十七章决战之夜
第二十八章托洛茨基主义在1917年
第二十九章执掌政权
第三十章在莫斯科
第三十一章布列斯特和谈
第三十二章和平
第三十三章在斯维亚日斯克的一个月
第三十四章专列
第三十五章保卫彼得格勒
第三十六章军事反对派
第三十七章在军事战略问题上的分歧
第三十八章向新经济政策过渡及我与列宁的关系
第三十九章列宁患病
第四十章追随者们的阴谋
第四十一章列宁逝世与权力转移
第四十二章党内斗争的最后阶段
第四十三章流放
第四十四章被驱逐出国
第四十五章没有签证的星球 |
我的生平
MarxistsInternetArchiv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我的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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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前言
·前言
第一部：
·第一章亚诺夫卡
·第二章邻居和启蒙学校
·第三章家庭和学校
·第四章书籍和头几次冲突
·第五章农村与城市
·第六章转折
·第七章我的第一个革命组织
·第八章第一次入狱
·第九章第一次流放
·第十章第一次逃跑
·第十一章第一次流亡国外
·第十二章党的代表大会和分裂
·第十三章返回俄国
·第十四章1905年
·第十五章审判、流放、逃跑
·第十六章第二次流亡国外和德国社会主义
·第十七章酝酿新的革命
·第十八章大战爆发
·第十九章巴黎与齐美尔瓦尔德
·第二十章驱逐出法国
·第二十一章穿越西班牙
·第二十二章在纽约
·第二十三章集中营第二部：
·第二十四章在彼得格勒
·第二十五章谈造谣中伤者
·第二十六章从7月到10月
·第二十七章决战之夜
·第二十八章1917年的托洛茨基主义
·第二十九章执政
·第三十章在莫斯科
·第三十一章布列斯特和约
·第三十二章和平
·第三十三章斯维亚日斯克一月
·第三十四章专列
·第三十五章保卫彼得格勒
·第三十六章军事反对派
·第三十七章军事战略问题上的分歧
·第三十八章转入新经济政策阶段及我与列宁的关系
·第三十九章列宁在病中
·第四十章追随者的阴谋
·第四十一章列宁逝世与权力转移
·第四十二章党内斗争的最后阶段
·第四十三章流放
·第四十四章驱逐出国
·第四十五章没有签证的星球
·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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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危机与共产主义（列夫·托洛茨基，1929年11月1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АВСТРИЙСКИЙКРИЗИСИКОММУНИЗМ
奥地利危机与共产主义[1]
列夫·托洛茨基1929年11月13日
Zveza翻译
〔说明〕原文写于君士坦丁堡，载于《反对派公报》第7期。
〔译者注〕：施用勤曾译过此文，并将其收录至《托洛茨基论反法西斯斗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译者修补了施译文中的若干缺漏。
〔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russkij/trotsky/works/trotm263.html
奥地利的危机是民主制度遭遇危机，也就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基本形式遭遇危机的一个特殊表现。国际斗争和阶级斗争极其巨大的压力导致了专制式的短路，把民主制度的开关一个接一个地炸毁。这个过程从欧洲的边缘地带开始，从最落后的国家开始，从资本主义链条当中最薄弱的环节开始。但它正在稳步推进。所谓代议制的危机，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体系发生危机的政治表现。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同生共死。社会民主党捍卫已经过时的民主制度，由此把社会发展赶进了法西斯主义的死胡同。
奥地利资产阶级在大战和革命之后极度虚弱，因此奥地利在经济和政治上需要依赖外国，这两点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最重要的力量来源。它履行了挽救和巩固资产阶级政权的职能，同时又能够在鼓动工作中同本国或是外国（英国和美国）的资产阶级撇清关系。在革命之后，资产阶级政权稳定下来的第一个时期，社会民主党是外国资本的直接代理人。这不仅能让它把一切罪责都推给本国资产阶级，而且还能对其采取（至少在表面上）比任何其他国家（甚至包括德国）的社会民主党都更独立、更批判的立场。随着资产阶级政权不断巩固，社会民主党越来越多地谴责本国资产阶级，说他们只是在执行盎格鲁—撒克逊资本的命令。同时，它又为工人准备了一套支持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论据：“我们当然能战胜我国的资产阶级，但是问题不在于他们，而是在于英美资产阶级。”
奥地利的一众资产阶级政党更是轻易地失去了各自的特性，变得千篇一律，因为它们都得看盎格鲁—撒克逊主子的脸色行事。虽然社会民主党发挥的作用也基本一样，但它被迫要站在资产阶级政党集团的对立面，因为它依靠的是工人。只有这种“反对”才能让它挽救资产阶级。德国也发生了同样的过程和现象，而且它们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自保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德国资产阶级的力量和独立性都要强大得多，所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不得不更加明确而公开地去适应资产阶级，和他们结成同盟，当着工人群众的面担负起对他们的直接责任。这种情况为德国共产党创造了巨大的发展机会。
奥地利的情况是头大身子小。首都掌握在社会民主党手中，但这个党在国民议会中的席位不到一半（43%）。这种不稳定的平衡完全是由社会民主党的保守调和政策来维持的，但又大大改善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处境。在工人眼中，它在维也纳市政府做的事情已经足够把它同资产阶级政党区分开来。至于它没有做的事情——也就是最重要的事情——它总是可以把责任推给资产阶级政党。如上所述，通过在文章和演讲当中谴责资产阶级，奥地利马克思主义非常巧妙地利用了奥地利对国际的依赖，以此阻止工人起来反对他们的阶级敌人。“我们在维也纳很强大，但是在整个国内仍然很弱小。此外，我们头顶上还有个主子。我们必须要在民主制度内部坚持我们的立场，并且……等待。”这就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政策的主要思想。这一切让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至今能够在第二国际中扮演“左”翼的角色，并且坚持它反对共产党的各种立场，何况共产党还在继续错上加错。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曾帮助协约国对付匈牙利革命，帮助本国资产阶级走出战后危机，并且为动摇中的私有制创造了一座民主的庇护所。因此，在整个战后时期，它都是资产阶级统治工人阶级的主要工具。
但是，这个工具是一个独立的组织，它自己有数量众多的官僚和工人贵族，而且这些人各有自己的利益和要求。这些官僚和小资产阶级血肉相连，而在思想、习惯和生活方式上却又依靠真正的工人阶级，并且不断地因为他们的不满而受到威胁。这个事实是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之间，也就是老板和伙计之间发生摩擦和冲突的主要根源。
而另一方面，哪怕社会民主党用政治、职业、市政、文化和体育机构织成的网把奥地利工人阶级限制得再紧，单纯的改良主义与和平主义办法也不能让资产阶级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保证——1927年7月的事情[2]已经相当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上面所说的内容解释了奥地利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功能。它是资产阶级的第二个伙计，和第一个伙计截然不同，并且与之对立。社会民主党的基层是被无产阶级的本能（哪怕是伪造的）驱使着向前，法西斯的基层则是以小资产阶级和游民无产者（这样的人在奥地利相当多）的艰难处境为食。社会民主党的上层借助口号和民主机构来遏制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能，法西斯的上层则为腐朽小资产阶级的绝望情绪提供了发泄的办法，告诉他们在未来可以用一场政变获得救赎，在此之后“马克思主义者”就不再能妨碍耕作、手艺和买卖的良好发展了。
因此，奥地利的情况精彩地驳斥了“法西斯主义产生于革命的布尔什维主义”这种庸人的理论。法西斯主义开始在国内发挥的作用越大，身为群众政党的社会民主党所采取的政策和历史发展的迫切需要之间就越是暴露出明显、可恨和无法容忍的矛盾。和其他地方一样，奥地利的法西斯主义是社会民主党的必要补充，它因社会民主党而增强，并且利用社会民主党来取得政权。
法西斯主义是形式民主制在衰退时期的合法子嗣。在奥地利，事情相当明显，民主原则被发挥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社会民主党还差几个百分点就能获得多数，然而，却可以这么说——而且这不是悖论，是赤裸裸的事实——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稳定并不依赖于它所掌握的那43%选票，而是依赖于它离成为多数党所缺少的那7%选票。假如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赢得了多数，资本主义的基础还是会不可侵犯。但这样的胜利根本就没有保证，“所有问题都能靠宣传来解决”这种想法也是愚蠢的。如果奥地利将来的生活继续在民主制的范围内发展，那么根本没有任何条件能让人确信，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一定可以在未来25年或者50年之内赢得多数。整个资本主义欧洲的经济生活都正受到来自美国和其它海外国家的极大威胁。恰恰是从和平发展的角度来看，奥地利的经济衰败完全不可避免，这多半不会让社会民主党的选票增长，反而会减少。这样一来，按民主制的逻辑推断得到的结果就是：尽管资产阶级继续统治注定会让国家衰败、文化凋敝，尽管绝大多数无产阶级群众身为国家的脊梁已经完全准备好向社会主义过渡了——但是不能容许这种过渡，因为有几个百分点的选民——最蒙昧、最落后或者最腐化的选民，他们置身于斗争之外，愚昧无知、无所事事，而在关键时刻又情愿把选票和拳头[3]都献给法西斯主义。
民主制已经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国家不断发生阶级分化的时候，资本主义还能由此按计划实现有机发展，这个时代的民主制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其中也包括培养了无产阶级这个事实。它在欧洲发挥的作用最为重要。但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在欧洲则首先是资本主义正在腐朽的时代），民主制已经走进了死胡同。这就能够解释如下的现象：虽然奥地利的宪法是社会民主党创造的、虽然社会民主党控制了首都并且地位特别重要、虽然这些因素本应该能让我们最为完整地看到由民主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民主形式，我们实际上看到的却是——控制政治的其中一方，法西斯匪帮正在进军，而另外一方，社会民主党工人武装不足的队伍正在撤退，而哈布斯堡训练出来的老警察[4]则充当民主制度的总指挥。
法西斯主义是资产阶级的第二个全权代表。法西斯和社会民主党一样（甚至更甚于它），有自己的军队、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行动逻辑。我们知道，为了拯救和巩固资产阶级社会，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不仅必须要和社会民主党产生极其尖锐的矛盾，甚至同传统的资产阶级政党也是如此。波兰的情况也一样。我们不该认为资产阶级的所有政治机构都在齐心协力地运作，而且所幸情况也并非如此。经济上的无政府状态是由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加以补充的。由社会民主党滋养起来的法西斯主义必须要砸穿前者的颅骨才能掌握权力，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正在尽其所能地让法西斯的这台外科手术变得更加容易。
奥托·鲍威尔论断说，只有为了捍卫现行的民主制度才允许采取暴力——很难想出有哪段话比他的说法更卑鄙下流。如果把这个论断翻译成阶级语言，那就是说：可以采用暴力来保证以国家形式组织起来的资产阶级的利益，但是不能用暴力来建立无产阶级国家。
这个理论还附上了一项法律条文。鲍威尔反复地咀嚼拉萨尔讲权利和革命的老套说法，但是拉萨尔是在审判席上说的这些话，他的论据在那里是恰当的。试图把同检察长进行的法律决斗变成历史发展的哲学，这种做法就是懦弱的伎俩。在鲍威尔看来，只有已经发生政变的时候，只有“权利”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的时候，才允许用暴力来回应，但在政变之前的24小时却不允许用暴力来防止它发生。鲍威尔根据这条路线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之间划出了一道分水岭，就好像他讨论的是两种刑法学派。事实上区别在于，布尔什维主义试图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而社会民主党则试图让它江山永固。毫无疑问，当政变发生的时候，鲍威尔就会宣布说：“我们曾经拥有强大的组织、自由出版的刊物、43%的议员，以及维也纳的市政府，那个时候我们没有让工人起来反对法西斯分子，反对这些攻击宪法和法律秩序的匪帮；现在法西斯分子掌握了国家机器，并且可以依靠他们新制定的法律，我们则被剥夺了一切，遭到取缔，和群众没有任何合法联系，此外，群众显然也失望了、沮丧了，大量地转投到法西斯的旗下——只有罪恶的冒险分子或者布尔什维克才会在现在提议搞武装起义。”虽然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会把自己的哲学这样扭转180度，但他们只是完完全全地忠于自己的本色而已。
就反动的下贱程度来说，“解除国内武装”这个口号超越了我们迄今为止从社会民主党那里听到的一切政策。这些先生们竟然在武装的资产阶级国家面前乞求解除工人的武装。法西斯匪帮毕竟只是资产阶级的辅助部队：就算今天解散了，也可以随时恢复，而且手里的武器比现在还多一倍。然而，如果社会民主党借资产阶级国家的手解除了工人的武装，可没有人会再去武装工人。社会民主党当然害怕法西斯分子的武器，但它也几乎同等地害怕工人手里的武器。今天的资产阶级仍旧害怕内战，一是因为它对内战的结果没有把握，二是因为它不想让经济发生动荡。解除工人的武装为资产阶级避免内战提供了保障，从而也最大限度地增加了法西斯政变的机会。
要求奥地利国内解除武装是协约国提出来的，首先是法国，其次是英国。法国的半官方刊物《时代报》（LeTemps）向绍贝尔做了严肃的说明：为了外部世界和私有财产的利益，必须要解除国内武装。韩德森[5]在下议院的发言讲的也是同样的主题。在捍卫奥地利民主制度的时候，韩德森其实是在捍卫《凡尔赛条约》。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这里发挥的作用和在其他任何重要问题上的作用一样，只不过是战胜国资产阶级的传动装置。
社会民主党无力掌权，也不想掌权。然而，资产阶级发现，通过社会民主党约束工人所带来的亏损实在太大了。总的来说，资产阶级需要法西斯主义来严厉地约束社会民主党，或者在必要的时候把它完全丢到一边去。法西斯想要夺取权力，而且有能力做到。法西斯一旦夺取权力，就会立刻让金融资本来完全支配它。但这是一条动荡的道路，同样会带来巨大的亏损。这就能解释资产阶级为什么犹豫不决，为什么资产阶级内部的各个阶层相互斗争，它同时也决定了它在不久的将来最有可能实行的政策：利用法西斯主义迫使社会民主党帮助资产阶级修改宪法，从而把民主制和法西斯的好处结合起来——形式上搞民主制，实质上是法西斯——这样就可以摆脱“民主改革”这样不必要的亏损，同时尽可能避免法西斯政变带来的新亏损。
资产阶级的这条道路能走通吗？它不可能完全成功，也不可能长期维持。换句话说，资产阶级不可能建立一个完善的政权，让自己能同时和平地依靠工人以及破产的小资产阶级，而且既不用支付社会改革的支出，又不用引起内战的动乱。矛盾实在太大，它们必然会朝着某一个方向爆发出来。
无论如何，奥地利的“民主制”是注定要灭亡的。现在这阵中风过去之后，它当然还能康复，虽然拖着病腿，动动舌头也吃力，但是可以再坚持一段时间。或许还需要再来一次中风才能把它打倒，但它的命运已经注定了。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已经完全进入了因其历史罪行而遭到惩罚的时期。社会民主党把资产阶级从布尔什维主义那里拯救出来之后，如今又帮助资产阶级更容易从社会民主党自己手中解脱出来。如果法西斯取得胜利，不仅是数量不多的共产党员会被肉体消灭，社会民主党的一切组织和据点也会遭到无情摧毁——倘若对这样的事实视而不见，那真是荒谬透顶了。和在许多其他方面一样，社会民主主义，这个自由主义迟来的子嗣，在这一点上不过是在重复自由主义的历史。自由主义者在历史上不止一次地帮助封建反动派对付人民群众，之后反动派就把自由主义者自己给清算了。
历史似乎为自己提出了一项特别的任务：要以最有力的形式驳斥共产国际自1923年以来的预测和指示。1923年对德国革命形势的判断是这样；对美国在世界中的作用以及英美对抗的判断是这样；1924—1925年革命高涨时期的方针是这样；对中国革命（1925—1927）之动力和前景的判断是这样；对英国工会主义（1925—1927）的判断是这样；苏联的工业化和富农也是这样，诸如此类的情况比比皆是。而现在，对“第三时期”和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判断也在发生同样的事情。莫洛托夫说，“法国正处在革命高潮的最前沿”。而实际上，在所有欧洲国家当中，现在奥地利的形势才是最为革命的，而且潜在革命发展的出发阵地不是共产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斗争，而是社会民主党同法西斯之间的冲突——这一点是最值得注意的。面对这样的事实，可怜的奥地利共产党完全被赶进了死胡同。
是的，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的冲突现在是奥地利政治的基本事实。社会民主党在退却和让步，它匍匐在地、卑微恳求，把自己的阵地一个又一个地交出去。尽管如此，冲突还是非常现实，因为事情关系到社会民主党的脑袋。法西斯分子进一步的攻势可能会，而且也应该推动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乃至于一部分社会民主党的机关，让他们远远越过塞茨[6]们、奥托·鲍威尔们等人为自己划下的底线。正如自由主义和君主制的冲突中不止一次地发展出后来超越斗争双方的革命形势那样，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这两个相互对立的资产阶级全权代表之间的冲突也可能发展出会在未来超越这二者的革命形势。
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如果他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不能评价并且理解自由派和君主制之间的冲突，如果他不能革命地利用这场冲突，而是把两个对手混为一谈，那么这样的革命者就毫不中用。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他面对法西斯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冲突，只是用社会法西斯主义这样毫无内容的单纯套话来加以掩盖，那么这样的共产党员就毫不中用。
大喊大叫，空洞的“左”倾政策——这样的立场事先就阻断了共产党通向社会民主党工人的道路，给共产党阵营中的右派分子提供了相当完美的食粮。右派得以加强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的批评摸到了官方共产主义显而易见、无可置疑的症结。既然党无力为自己开辟一条通向社会民主党工人的道路，那么右翼反对派就会为自己开辟一条通向社会民主党机关的道路。
忽视或者不理解革命危机的本质，政治上搞最低纲领主义，描绘的前景永远是在做准备——这就是右派政策的基本特征。当共产国际的领导层试图以行政方式人为地制造革命形势时，右派们必然觉得自己是最为强硬的。在这种情况下，右派的批评表面上看起来很有说服力，但它同革命的战略毫无共同之处。右派在最革命的时刻（德国、中国、英国）都曾支持机会主义政策。他们批评官僚冒险主义，借此稍稍恢复一下自己的声誉，以便在关键时刻再度充当阻碍。
中派分子放肆蛮干的政策不仅滋养了右派，还给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带来了动力。近期之内，什么都不能挽救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什么都不能，官方共产主义的错误政策除外。
“社会法西斯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些一事无成的“理论家”们不管怎么故弄玄虚，也只能说“社会民主党准备好借助武装力量对抗工人，保卫资产阶级政权的基础和它自己在资产阶级政权当中的地位”，除此之外便说不出别的了。但这难道不是所有“民主”政党无一例外的共有特征么？我们难道什么时候想过或者觉得民主制是和平的社会制度么？克伦斯基和策烈铁里难道没在民主革命的蜜月期里击溃过农民和工人么？战前和战后的法国激进党人难道没动用武力对付罢工者么？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的统治史难道不也是血腥镇压罢工者的历史么？要是说这一切都是法西斯主义，那阶级社会的历史也就是法西斯主义的历史了。也就是说，这世界上有多少资产阶级政党，就有多少种法西斯主义：自由法西斯主义，激进法西斯主义，国家法西斯主义，等等。但这种界定本身有什么意义呢？没有任何意义。它不过是在大吹大擂，是阶级暴力的同义词。
1914年8月的时候，我们把民主社会主义称作社会帝国主义。我们以此表明，社会民主主义是一种适应工人阶级的特殊帝国主义。这种帝国主义把社会民主党同所有资产阶级政党一个不落地统一了起来；这种“社会主义”又使它与这些政党对立。社会帝国主义能够完整地对它进行定义。
但法西斯主义——如果不玩毫无意义的文字游戏——根本不是所有资产阶级政党的共同特征，而是一个特殊的资产阶级政党，它适合于专门的情况和任务，同其他资产阶级政党相对立，而它最激烈反对的正是社会民主党。
可以试着用“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敌意完全是相对的”这种说法来反驳上述论点。这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起码的常识，但是它不会把我们向前推动哪怕一步。从法西斯到社会民主党的所有资产阶级政党都明白捍卫资产阶级统治高于各自的纲领差异，但这个情况不会消除这些党派之间的差别，不会消除它们之间的斗争，也不会消除我们利用这种斗争的责任。
相较于第二国际内的任何其他政党，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同工人阶级更加一致。因此，国内革命危机的发展首先必须要以社会民主党内一系列深刻的危机为前提。在奥地利，分化虽然发生得晚，但并不排除从官方党里分离出一个“独立”党的可能性，这样的党可以立刻为共产党提供群众基础，就像在德国发生过的情况一样。这条路并非必然，但从整个情况来看，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社会民主党可能会在革命危机的直接压力下发生分裂，但这样的前景绝不能意味着共产党要以更缓和的态度对待未来的独立党人或者潜在的独立党人。必须无情地揭露像马克斯·阿德勒[7]这样的“左派”或者别的新鲜面孔，这一点是无需证明的。但是，在同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共产党必然会同社会民主党的广大工人群众相接近，哪怕他们这时仍然觉得自己属于社会民主党、把自己当成社会民主党人——如果不能预见到这个事实，那就会非常致命。在他们面前批判社会民主党的资产阶级性质，对他们证明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就是向法西斯主义投降的政策，这是共产党的分内职责。危机越是尖锐，共产党的批评就越会被群众的经验所证实。但是，在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对法西斯恨得要死、而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却对它怕得要死的这个时候，把社会民主党同法西斯混为一谈就是违背现实的政治关系，就是激起群众对共产主义的不信任，就是巩固这些群众同领袖之间的结合。
不难预见，当左派社会民主党同法西斯发生更加严重的冲突时，把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混为一谈就会产生危险，容易把左派社会民主党给理想化。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必须要想起这么一个事实：不幸的第五次代表大会首次宣布把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等同起来之后，这种等同就在向珀塞尔[8]、毕苏斯基、蒋介石、拉迪奇[9]和拉福莱特[10]投降的举动中找到了它所必要的反题。这一切完全符合规律。谁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极“左”派与它的极右派等同起来，也就是说把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同法西斯主义等同起来，谁就必然会埋下伏笔，让共产党在最为关键的时刻向左派社会民主党投降。[11]
这个问题同奥地利工人阶级充满希望的口号——工农代表苏维埃和无产阶级专政——极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般来说，这两个口号是紧密相连的。要出现革命形势、群众运动要蓬勃发展、共产党的重大作用要不断增长，也就是说，需要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前夕或者在这个过程当中，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有可能产生苏维埃。
然而，奥地利比起其他任何国家都更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苏维埃这个口号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口号不仅不一致，而且还截然对立，也就是说，苏维埃被变成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堡垒。由于徒辈们（季诺维也夫、斯大林等人）把苏维埃的口号变成了庸俗的偶像，用组织形式偷换了阶级内容，所以理解并且预料到这一点就更为重要了。
完全不能排除的一种可能性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会被迫号召总罢工（就像1926年英国工会联盟委员会所做的那样），甚至批准成立苏维埃，从而更可靠地把领导权把握在自己手上——哪怕斗争的这个阶段没发生这种事，下一个阶段也依然有可能。当然，这会和党内或大或小的危机联系在一起。党会不得不从预备队里起用弗里德里希·阿德勒[12]等人。马克斯·阿德勒或者哪个更“左”的人会再次论证：苏维埃加民主制会建成一个联合类型的国家，让我们不必夺取政权和建立专政。不只是社会民主党工人，还有已经习惯日复一日地听“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是一个东西”这种论断的共产党工人，都会因为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斗争发展到了这种阶段而措手不及。然而，这个阶段的来临只意味着社会民主党出卖无产阶级利益的体系变得更复杂、更综合了，因为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导下，苏维埃不会成为无产阶级争取权力的机关，而是会成为武器，阻碍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尝试。
在德国，至少大规模地铺开搞这种试验已经不可能了，因为那里的共产党力量太强。在奥地利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事件迅速发展，危机的高潮时刻可能会早在奥地利共产党摆脱孤立和软弱状态之前就到来了。苏维埃可能会落到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变成他们的圈套，给他们第二次从无产阶级那里窃取革命形势的机会，从而让他们第二次拯救资产阶级社会——而这种情况下，掌权的必然会是公开的法西斯主义。不用说，这样一来，社会民主党自己的肋骨也会被法西斯的皮靴踩到碎裂。政治可不懂感恩。
苏维埃口号和无产阶级专政在现在的奥地利只有纯粹的宣传意义。这不是因为奥地利远离革命形势，而是因为奥地利的资产阶级制度配备了社会民主党这个仍然很强大的安全阀系统。奥地利共产党现阶段的任务同那些夸夸其谈的饶舌之徒相反，不是要“武装”群众——用什么武装？是什么群众？——并且领导他们展开“最后的决战”，而是要“耐心地说明”（列宁在1917年4月是这么说的！）。共产党本身越好地理解它眼前所发生的事情，这种宣传工作的成功就来得越快、来得越有力。
因此，首先要做的就是把“将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等同起来”这样愚蠢的、空洞的、蛮干的做法丢进垃圾桶。
必须要让奥地利的共产党员回忆起1918—1919年间的经验，回忆起社会民主党在苏维埃制度中所起的作用。
必须用武装工人的口号来对抗“解除国内武装”。目前这个口号比苏维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更尖锐、更直接。说鲍威尔是法西斯分子，工人们理解不了；但是说鲍威尔想彻底解除工人的武装，拱手把他们出卖给法西斯分子——工人们就完全能理解了，因为这符合他们的政治经验。
不要认为高喊、尖叫和说些激进的话就能弥补自己力量的不足。不能再让发展的实际进程落进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那庸碌而呆板的公式里了。必须要明白，他们两个人什么都不懂。复苏道路上的第一步应该是恢复左翼反对派的党籍。但就像在其他地方那样，在共产主义走上正路之前，奥地利显然还需要再额外上几堂历史课。反对派的任务就是为这个转折做准备。尽管奥地利的左翼反对派人数很少，甚至是和共产党相比也是如此，但他们的职能是一样的：宣传，以及耐心的说明。只能希望，奥地利共产主义反对派能在近期内成功创办一份定期出版的机关报——如果可以的话就做成周报——进行宣传工作的时候就不会太落后于时事。
创办这样一份机关报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但这项任务相当紧急，刻不容缓。所以，必须要完成这项任务。
[1]这篇文章是托洛茨基同志即将出版的小册子中的一章，小册子的内容和“第三时期”有关。——原注
[2]1927年的七月事件是1927年7月15日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一次重大骚乱，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与包括富裕工业家和天主教会在内的右翼联盟之间发生冲突，导致维也纳发生大罢工。据官方记载，有89名示威者在警察的枪击中身亡，另有5名警察死亡。——译注
[3]指议会外的武力支持。——译注
[4]指约翰·绍贝尔（1874—1932），奥地利政治家，三次担任奥地利总理，同时多次出任警察总监。——译注
[5]内维尔·韩德森（1882—1942），英国外交官，于1928年至1929年期间担任驻法国大使，1929年至1935年期间担任驻南斯拉夫大使，1935年至1937年担任驻阿根廷大使，1937年至1939年担任英国驻德国大使，并且对纳粹德国采取了绥靖政策。——译注
[6]卡尔·塞茨（1869—1950）是奥地利第一共和国第一任总统（1919年—1920年）、维也纳市长（1923—1934)、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主席（1919—1934)。——译注
[7]马克斯·阿德勒（1873—1937）是奥地利的法学家、政治家和社会哲学家；他的理论以表面上的激进协助社会民主党掌握工人，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具有核心意义。——译注
[8]阿尔伯特·亚瑟·珀塞尔（1872—1935），英国工会活动家和工党党员，于1924年至1928年间任国际工会联合会主席，同时是英国议会议员。（补充：有关托洛茨基对珀塞尔的批判，参见《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第二部分，1928）——译注
[9]斯捷潘·拉迪奇（1871—1928），克罗地亚政治家，克罗地亚人民农民党的创始人，他在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进行政治活动。他因鼓励克罗地亚农民争取政治力量而闻名，是内战期克罗地亚政治的重要人物。1923年起，他在一次未经批准的海外旅行中访问了英国（5个月）、奥地利（5个月）和苏联（2个月），希望在国际上为克罗地亚问题寻求援助，并因此被贝尔格莱德政府逮捕。莫斯科方面则称他为“真正的人民领袖”。——译注
[10]老罗伯特·M·拉福莱特（1855—1925）是一位美国律师和政治家，曾任威斯康辛州州长和美国参议员与众议员。他反对美国两党的传统政策，领导所谓的进步运动，并主张限制垄断组织的权力。——译注
[11]我不再停下来赘述这个论点了，况且我在《共产国际纲领批判》当中已经足够详尽地论述了这个问题。——原注（译者补充：这份作品又名《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8b/index.htm）
[12]弗里德里希·阿德勒（1879—1960）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政治家，因1916年刺杀奥地利总理卡尔·冯·施图尔克而闻名。他于1921年参与成立了第二半国际，并在1925—1940年间担任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总书记。——译注 |
宁写给托洛茨基的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宁写给托洛茨基的信
我在法国只见了很少几个人。多亏了您的提醒，我开始熟悉左翼反对派的内部状况了。他们在跟我讨论这些情况时，说得很模糊，好像现在的不和只是私人性质似的。说到其它方面的话，他们都对工作很满意。
我们现在有：（1）正式党，它毫无实际力量，在群众当中毫无威信；（2）加泰罗尼亚共产主义者联盟与瓦伦西亚共产主义者联盟[1]，它们已被开除出党，实际上，它们与阿斯图里亚斯和其它一些地方的最有影响力的几个团体一起构成了一个事实上的独立政党；（3）加泰罗尼亚人共产党，它拥有一个优秀的精英领导层，在巴塞罗那码头工人中间有一定影响力，并掌握着雷里达的工人运动；（4）左翼反对派，它在加泰罗尼亚毫无力量。
1930年10月23日
法国的情况让我非常担忧。我们的队伍一旦发生分裂，就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希望您最近促成的协议能够长期维持，让双方能够合作下去。我个人对现有的分歧所知甚少。您的来信让我有了一点头绪。我希望法国同志跟我提起过的那些信件，能够让我对形势得出更全面的了解。
正式的共产党：在比斯开、阿斯图里亚斯和安达卢西亚有几个支部。它的威信为零。……
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不久前它还是正式党的一个地区组织。毛林是它最重要的领袖。毛林回到西班牙后，对他向来没有好评的中央委员会（这是因为，尽管他为人优柔寡断，却非常聪明，而且非常真诚）命令他发表声明，批判“托洛茨基主义”，并同他“以前的错误”一刀两断。他拒绝了，党就把他给开除了。加泰罗尼亚联盟宣布自己站在毛林一边，就被全体开除了。
加泰罗尼亚联盟有一份机关报，叫《战斗报》，每周出一期，发行量为8000份。这份报纸的思想混乱不堪。……因此，尽管它发表了斯大林那个糟糕的报告，但这并不值得重视。他们发表斯大林的报告，就跟发表其它东西一样稀松平常。也许他们是因为发行量太少才发表这个报告的。比方说，在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日的时候，他们印出了革命领袖的照片，其中就有您的。……
我们没有一个党，这给我们的任务造成了很多困难。……我们得从共产主义最基础的知识教起，我们还不能开展左翼反对派的宣传工作。……我重申一遍，在西班牙没有党。……在统一的党里面，或是在现有的各种集团里面，我们要争取获得为自己的立场辩护的权利。关于毛林，我再多写几句。恐怕您不知道，我跟他是老朋友。毛林与我们非常接近，我敢说，要不了多久，他就会宣布支持左翼反对派。这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真诚的人——这我前面已经讲过了。如果我们用错误的方式攻击他，我们就会把一切给搞砸。
1930年11月12日
我相信，西班牙无产阶级会撇开正式党（它实际上并不存在），不顾它的阻挠，建立自己的党。……
关于法国这边的情况，我还想多写几句，但是这封信已经太长了，我还是留到下次再写吧。
1930年12月3日
我们又说到关键问题了。在这里，党将在正式党之外组建起来。……
我还得补充一点：加泰罗尼亚联盟得到了西班牙全国的最优秀分子的同情，进行联合行动是完全有可能的。
在我看来，我要做的事情非常清楚（我对自己这么说，因为我是左翼反对派在这里的唯一一个正式成员）：我应当加入加泰罗尼亚联盟。安德拉德与拉克鲁瓦——我们在西班牙的最优秀分子——都同意我的意见。我已经着手开始谈判，我敢说他们肯定会接纳我，当然，我绝不会放弃自己的立场。……我们必须灵活行事。加泰罗尼亚联盟的大部分活动家都说他们不支持左翼反对派（毛林例外，只有他最聪明，而他真的站在我们一边）；但是（真是惊人！），尽管他们自己并没有觉察到，但他们其实是赞同我们的；每当我不跟他们谈反对派，而是向他们解释我们在事关战略、策略和组织的各种重大问题上的观点时，他们就会赞同我们。……这是一个惊人的例子。下个月统一大会就要召开了。毛林负责起草关于政治问题与党的任务的提纲。我们正巧是“邻居”（他住在我家隔壁），我们就利用了这一点，一起起草了提纲。……这个政治纲领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我们可以按照这个纲领进行联合行动，如果放弃联合行动的话，那我们就太愚蠢了。……
再写几句跟法国危机有关的事情。我完全同意您的提纲。但我得承认，我还是没有搞懂这次危机的真正原因。几周前罗斯默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在信中他跟我说，他在原则上并没有分歧，问题出在他们跟莫利尼耶有矛盾，他说莫利尼耶是一个“善变的”家伙，在法国工人运动中已经声名狼藉。我得告诉您，一些不属于左翼反对派的同志也向我表达了类似的意见。您对此有何看法呢？当然，这还没有触及到问题的关键，但这也是很重要的。另外，我不得不说，我恐怕不能赞同您对纳维尔的看法。他跟不少法国活动家都有同样的毛病，这种毛病的病因出在他们跟工人群众缺少直接联系上。
1931年1月17日
我说“基本上”同意，是因为我在一些细节问题上与您有不同意见。……就拿国会问题来说吧。……我们该不该抵制国会？不参加国会选举的主意，在共和派当中非常流行。……如果大多数反对党都抵制国会的话，我觉得共产主义者也应该这么做。……
您提到了我参选的问题。应当举行一次大会，同加泰罗尼亚共产主义者联盟（它已经脱离共产国际，它的领袖是毛林）合并，这样做不会太困难；并一同制定选举方针。巴塞罗那支部和临时执行委员会已经通过了毛林和我提交的政纲（我把它几乎彻底改写了一遍），并做出了决议：一旦反对党没有就是否抵制国会选举做出决定，我们就要在一些地方参选。还通过了一个决议：在文德雷伊[2]提名我为候选人。……
要想获胜，就得向各共和派政党发动无情的斗争。自从我回国后，我们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可观的进展。在我回国时，不仅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就连相当一部分共产主义者都在紧抱着“左派”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大腿。必须结束这种局面。
1931年1月26日
我们完全赞同总路线，我对此感到大喜过望。加泰罗尼亚联盟的政纲——记得我跟您讲过，这个政纲是由毛林和我改写的——也是根据同样的精神编写的。再补充两句：加泰罗尼亚联盟要在《战斗报》上发表文章，答复共产党的“政治声明”，他们让我来修订这个答复。这件事不是很有意思吗？
1931年2月5日
我本来应当同成立“工农党”的主张进行顽强的斗争。这个主张现在已被驳回。但是，他们还是打算成立一个“工农同盟”，而我没能阻止他们。不过我还是尽量争取到了一些必要的保证。“工农同盟”只是一个临时性的组织；它会采用跟党一样的纲领。……
加泰罗尼亚联盟认为，如果接纳我参加，可能会给它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造成麻烦。的确如此。但我们想出了一个办法：我会参加工农同盟，并以工农同盟成员的名义参加它的一切会议。另一方面，我每周都会给《战斗报》写文章，不过要用化名发表。一旦跟共产国际的关系彻底破裂（这是不可避免的），加泰罗尼亚联盟就会立即允许我加入。
在我们（西班牙左翼反对派的成员）当中，我完全没有发现任何分歧。谁也没有跟我讲过这些事情。这太奇怪了！如果有一些分歧的话，至少能表明左翼反对派是有活力的。
1931年3月7日
市政选举将会（或可能会）在四月举行。……我们会让共产主义者以工农同盟的名义参选（由于共产党还是非法的，所以当局恐怕不会允许“共产党”的候选人参选）。……尽管如此，工农同盟将会公开提出共产主义的政纲。……在考虑了一切可能性之后，我将会参选。……在候选人名单中，除了我之外，还有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联盟的成员，以及尚未与它合并的“加泰罗尼亚党”的成员。因此，这将是建立共产主义统一战线的首次尝试。我还建议邀请正式党一同参选。有不少人反对我这个建议，但它最后还是有可能获得通过的。……
最近我收到了您关于德国危机的信[3]，这让我非常感兴趣。我得承认，我对德国危机比较了解，而我对法国左翼反对派的危机就不那么了解了。
1931年3月15日
由于公开宣传左翼反对派的原则，我与加泰罗尼亚联盟的关系已经破裂，更准确地说，是同它的领导人的关系破裂了。工人的态度则非常不同，并对我表示出了明显的同情。
1931年4月4日
[致国际书记处的信]
如果我们不尽快采取有力措施的话，德国左翼反对派的危机就可能会对我们的运动的整个未来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我们可以利用民主集中制提供的各种方法，对这次危机的根源采取有效的措施。因此，托洛茨基同志在2月17日的信中提出的建议是完全正确的，我毫无保留地联名支持他的建议[4]。
1931年4月5日
关于我们同马德里的同志们的“众所周知”的分歧，还是谈一下为好。……有人声称我会无条件参加加泰罗尼亚联盟，这个问题似乎引发了最严重的分歧。由于马德里的同志们从来没有对这个问题表示过任何意见，我实在说不清这些分歧是怎么来的。
1931年4月10日
我认为，如果我们突然猛烈抨击加泰罗尼亚联盟，就会造成非常令人遗憾的后果。……我们应当打入加泰罗尼亚联盟，在里面开展系统的工作，并建立自己的派别组织。这样做一定行得通。我敢说，就算他们今天不接受我加入，顶多再过一个月，他们就会接受的。
1931年4月12日
加泰罗尼亚联盟来找我帮忙了。我不能拒绝他们，所以我立刻参加了他们的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实际上，我在很大程度上承担起了领导责任）。……我们出版了一份日报，我是编辑之一。
1931年4月15日
您过虑了，在加泰罗尼亚发生早产的行动的可能性并不大。……在加泰罗尼亚，工人运动被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把持着，他们的全部策略就是竭力阻挠无产阶级的行动。而共产主义者呢，加泰罗尼亚联盟（在加泰罗尼亚，只有它算得上共产主义力量）对工人运动有着很正确的理解（跟我们一样），它坚决反对一切冒险主义或盲动主义政策。
1931年5月25日
我既不会、也从来没有为加泰罗尼亚联盟的政策辩护，它并没有采取迎合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政策。
1931年6月25日
[加泰罗尼亚联盟的]路线总是摇摆不定、变来变去的。我同它的领袖的关系也是多变的：合作、破裂、再次合作、再次破裂。在统一大会之前……目前我们处在后一种情况[这一句里的省略号是宁加上的]。
1931年6月29日
直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没有进行任何连贯的、有组织的工作。……然而，要想开展工作，我们就必须这么做。最近左翼反对派的一个支部已经开始了工作，尽管它并没有正式成立或存在。
1931年7月7日
再过几天，巴塞罗那就要举行补选了。……（马西亚的）左派共和党[5]与毛林已经正式达成共识。左派共和党将会正式支持毛林，这样一来，毛林几乎肯定会当选。……左派共和党表示愿意支持我参选。我回答说，只有满足以下两个条件，我才会参选：一、我作为加泰罗尼亚联盟的候选人参选；二、左派共和党不用表态支持我。加泰罗尼亚联盟当然会提名毛林参选。在巴塞罗那省，还有三个议员席位要补选。加泰罗尼亚联盟还没有提名候选人。该省有几个朋友劝我以“独立共产主义者”的名义参选，但我明确地拒绝了。
1931年7月9日
在第三期[《共产主义》]上，我写了一篇文章，批评了毛林的错误。如果我们对他们的错误默不作声，就会对运动造成最严重的危害。工农同盟已在前几天开始了选举活动，它的选举活动中几乎没有一丝共产主义的性质。
1931年7月13日
在西班牙，我们依然只有一个人数很少的核心。……我们怀着一致的共识与高度的乐观，进行着工作。……国际书记处的同志当中，我只认识米尔。我对他印象很好。关于莫利尼耶和弗朗克，我听过截然相反的说法，我觉得我应当向您坦白：我比较倾向于名声不太好的那一方。但是，我得重复一遍：这些都不过是猜测、预感。我觉得，我得到的消息还不够多，不足以下定论，而我在德国问题上能下定论，是因为我了解那边的人，对那边的冲突看得很清楚。
有一件事我还得多写几句：您认为我的态度中有着“外交权谋”的因素，我觉得您是多虑了。我要说一下罗斯默的到访。我得告诉您，我确信我已经跟您说过这件事了。但是，这件事其实并不值得一提。他的意见很切合实际，在西班牙问题上，他并没有表现出您指出的那种倾向。他跟我讲了一些跟法国问题有关的事，而这些事我已经了解得很清楚了。我必须亲自去见莫利尼耶和弗朗克，跟他们好好谈一谈。
1931年7月15日
要是我们在巴塞罗那有一份周报就好了！它很快就会成为组织工作的中心。要是我有一千比塞塔，我马上就会用这笔钱去办报。
1931年7月20日
我现在得到了机会，可以在几个城市建立共产主义小组。这些小组应该参加工农同盟还是正式党呢？在这个问题上，我很是犹豫不决。要让它们参加正式党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正式党的加泰罗尼亚组织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另一方面，工农同盟目前的政治立场又是错误的，所以劝说这些小组参加工农同盟也同样困难。我现在比较倾向于第二种选择。……
对我们来说，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出版周报。莫利尼耶路过了这里，过两三天还会再来一趟。我、莫利尼耶还有拉克鲁瓦三个人会在巴塞罗那碰头，把工作计划定下来。他已经给了我们一些钱。……
关于法国的形势，我再写几句。也许我的意见写得很糟糕（这是很可能的，因为时间不够，我写得很草率），也许您误会了我。我绝对没有把个人问题置于政治问题之上（这样做是荒谬的）；我只是认为个人可以发挥重大的作用（我相信这也是您的看法）。我以前没有时间去认真研究有关法国问题的各种文件。我正在抽时间来研究，在这种情况下，我自然不可能对这个问题看得很清楚。总的来说，我认为您对工会问题的意见完全正确。但我还是不能肯定，您指出的那些错误，到底有多少确实存在。在这方面，个人问题可以会起到一些作用。我们有时候会把一些观点加给某些人，而这些观点他们从未有过。我这并不是要责怪您（我根本不打算这么做）；但在法国那边，可能有人是这么想的。我再重复一遍，这些都只是猜测。仔细研究这些文件后，我一定会得出明确的结论。另一方面，我见到了莫利尼耶（这种情形自有其重要性），我得跟您说，他给我的印象非常好。我一定会把我的最终意见告诉您。而我对罗斯默的看法，与您完全一致。
1931年8月25日
我还是认为，目前我们最紧要的任务，是在巴塞罗那出版一份日报，作为斗争的机关报。……
又及：您寄给我的那份清单上列出的信件，我已全部收到。
1931年9月6日
过去两周里，我仔细研究了跟法国问题有关的全部文件。关于这个问题，我跟莫利尼耶谈了很久，您也知道，莫利尼耶是我们的人。我的疑惑已经全部消失了。我现在相信罗斯默和纳维尔是不对的。（我这次没有见到罗斯默。）另外，能够了解莫利尼耶这个人，使我感到很高兴，我很赞赏他的献身精神，我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我得向您承认，罗斯默以前跟我讲过的一些关于莫利尼耶的话，曾对我产生了一些影响。但是，我得重复一遍，在这个问题上，我的疑惑已经全部消失了。我认为莫利尼耶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能够获得像他那样的活动家，对左翼反对派大有好处。……
对于应当让共产主义小组参加工农同盟还是正式党这个问题，我们跟巴塞罗那的一些同志，还有莫利尼耶和拉克鲁瓦一起商量了很久。从原则立场来看，您的意见当然是正确的；我们应当让这些小组参加正式党。但我们现在的处境非常复杂，要求我们采取灵活的办法。在巴塞罗那市，我们将让所有人都参加正式党。在加泰罗尼亚外省地区，我们将让他们参加工农同盟。目前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首先，让这些小组参加正式党是很困难的（他们并不想这么做）；其次——请不要忘记——正式党在加泰罗尼亚实际上并不存在。所有这些小组当中最优秀的分子都站在我们一边，在我们的领导下，他们将会积极地促成工农同盟的瓦解。
我们认为，要让这些小组先参加左翼反对派，再要求他们参加正式党，是不能容许的，也是办不到的。首先，这些小组并不是由左翼反对派分子组成的，而是由刚刚才成为共产主义者的人组成的，其中只有几个左翼反对派分子。就算我们能让它们全都参加左翼反对派（如果能做到，那当然是最好的），我们也不应该采用那种办法：正式党不会接受它们加入，而且这样一来，我们实际上就等于在建设一个新党了。如果能让这些小组参加工农同盟，它们将会给我们的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它们将会成为共运统一的先驱，并且将会最坚决地反对工农同盟领导层的政策。当然，为了落实您建议的策略，您认为必须在加泰罗尼亚建立左翼反对派的核心。您还写道：“您或许还记得，从您抵达加泰罗尼亚的第一天起，我就在强调这一点，却没有取得半点进展。”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这样一个核心。我始终坚信这样做是必要的。但我们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才做到了这一点。
1931年9月18日
我过几天就跟您写信，仔细谈一谈要建立“狭窄的”还是“广泛的”派别组织的问题。我已经把您的信给翻译好了，准备让整个组织都来讨论您这封信。我打算把所有同志的意见跟我的个人意见一并转发给您。但我不得不告诉您：我认为您对这里的情况不够了解，所以我不能赞同您的意见。
1931年10月7日
[致国际书记处的信]
由于政府对《苏维埃》的迫害，我们不得不宣布：《苏维埃》暂时“光荣”停刊。……
当然，我们早就预料到了自己将会面临种种困难。因此，我们并没有急于出版《苏维埃》。但是，莫利尼耶同志却以国际书记处的名义，向我们做出了庄重的承诺。……
然而这些承诺并没有得到落实，而我们的财政状况已经岌岌可危。莫利尼耶同志不可原谅的、不负责任的行为，是导致这种局面的直接原因之一。……
任何一个蓄意破坏左翼反对派的人，都不可能做得比莫利尼耶更好。
1931年11月7日
关于这个问题（《苏维埃》的停刊），我已经写了一封信，国际书记处一定已经把这封信的副本寄给您了。……我写这封信只是为了进一步说明：西班牙左翼反对派一致认为，莫利尼耶在法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国际左翼反对派当中起到了毁灭性的作用。我获得的一切信息（加上您的个人经验）都使我确信这一点。……
我们的工作进展非常顺利，在我们（西班牙支部）中间完全没有分歧。
在是否建立“广泛的”派别组织的问题上并没有分歧。这仅仅是我们中间的一个误会而已。
1931年11月24日
您认为，西班牙目前的政治制度相当于“克伦斯基制度”。……但我并不这么认为。“克伦斯基制度”是资产阶级的最后一张牌。它是十月革命的先声。阿萨尼亚则是雷鲁克斯的先声，而雷鲁克斯是西班牙的米留可夫，也就是大资产阶级的代表。
1931年12月7日
在以前的信里，我已经讨论过了引发您与我的分歧的那个问题，我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导致局面恶化的不是政治原因，而是个人原因。在法国问题上，个人原因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1932年2月7日
您5月29日那封来信的语气和内容让我大吃一惊。您与我的通信，对我们的运动具有无可争辩的益处，为了让您与我的通信能继续下去，我曾作出了诚挚的努力。但我却没有在您身上发现同样的善意。……您的直接合作对我们非常宝贵；然而，即使您不愿合作（因为您已经拒绝了），我们也要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献给在西班牙建立强大的共产主义左派力量这个任务。……
我仍要强调指出，您与我之间并不存在政治分歧，非常不幸的是，关于某位法国活动家（活动家？），我们不能赞同您的意见……这一事实导致了目前的破裂，而您应当为这种局面负全部责任。
1932年6月7日
无论是西班牙左翼反对派，还是我自己，都从来没有说过西班牙革命已经结束。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误。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与我们的政治立场截然相反，既然从来没有人指责我们支持这种观点，也就完全没有必要让中央委员会来就此发表决议。
1932年11月25日
[1]应为列万特共产主义者联盟（西班牙语：FederaciónComunistadeLevante；瓦伦西亚语：FederacióComunistadeLevante，FCL），它是西班牙共产党在瓦伦西亚及穆尔西亚地区的组织，1923年成立。1930年它发生了分裂，一部分人参加了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中译者注
[2]艾尔·文德雷伊是安德列乌·宁的出生地。——中译者注
[3]1931年2月17日，托洛茨基同志给国际左翼反对派所有支部写了一封长信，讨论了由库尔特·兰道为首的一部分德国左翼反对派领导人所引发的思想争论与组织争端，不久后，兰道集团就脱离了左翼反对派。这封信题为《德国左翼反对派的危机》（TheCrisisoftheGermanLeftOpposition），全文收录于《托洛茨基文集（1930—1931）》。——编注
[4]（托洛茨基与宁联名提出的）建议获得了通过。此后，宁又指责国际左翼反对派对兰道采取了错误的政策。——列·托
[5]加泰罗尼亚左派共和党（EsquerraRepublicanadeCatalunya，ERC）是当地主要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之一，1931年3月19日由马西亚的“加泰罗尼亚国”（EstatCatalà）、孔帕尼斯的“加泰罗尼亚共和党”（PartitRepublicàCatalà）等几个民族主义政党合并而成。——中译者注 |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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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主义——它是什么？如何来对付它？
注释
以下注释中，除了第14条外，其余均为原册子中的注释部分。
注1：法西斯主义暴力行动开始于1920年11月21日，Bologna。当在市选举中胜利当选的社会民主党议员出现在市政厅，并出席新任市长的就职典礼时，他们遭到了枪击，十人死亡、一百人受伤。法西斯主义者对农村实行“连坐制”，一种“红色联盟”的据点。由大地主提供车辆的黑衫党“行动队”在闪电式突袭种接管了乡村，打击和杀害左翼农民和劳工领袖，摧毁激进主义者的大本营，并对人民实行恐怖统治。受到他们轻易成功的鼓舞，法西斯主义者接着在大城市进行了大范围的袭击。
注2：《凡尔赛条约》是一战后强加于德国的；它最令人憎恨的特征是向获胜方以“赔款”支付战争损失的形式进行无休止的进贡。上述段落中提到的“危机”指的是1929年华尔街破产的时候，扫荡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
注3：菲尔德·马歇尔·保尔·冯·兴登堡（1847-1934），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其后成为魏玛共和国总统的过程中获得名声的德国贵族地主军官。社会民主党在1932年的改选中以“罪恶较轻”的理由支持了他。1933年1月，他任命希特勒为总理。
注4：安东尼奥·葛兰西（1891-1937）：意大利共产党的缔造者，1926年被墨索里尼政府逮捕入狱，11年后死于狱中。他从监狱中寄出一封信，以意大利党政治委员的名义，抗议斯大林镇压左派反对派的运动。时任的第三国际驻意大利代表Taglitti扣押了这封信。在整个斯大林时代，人们对葛兰西的记忆被刻意抹去。在后斯大林时期，他被意大利共产党“重新发掘”出来，并被正式地作为一个英雄和烈士来纪念。自那以后，他的理论著作在国际上获得相当高的评价，尤其是他的狱中笔记。
注5：狄密萃·马努易斯基（1883-1952）：1929到1934年共产国际领导人；他的观点从极左派摇摆到人民阵线时期的机会主义。后来作为驻联合国代表出现在外交舞台上。
注6：埃克里：帕米若·托格里第（1893-1964）在第三国际中的笔名。葛兰西入狱之后领导意大利共产党。他在第三国际的内部倾轧中得以幸免；但在斯大林死后，他和一些在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斯大林的继承人一起，批判斯大林的统治。
注7：“杨氏圈套”：参考“杨计划”。在1920年代德国赔款的总代办、美国巨贾欧文·D.杨之后。1929年夏季，他是“促进”德国的凡尔赛条约赔款支付谈判的主席，该谈判采纳了他的计划并取代了不成功的戴维斯计划。
注8：“里诺维耶夫－斯大林策略”：格雷戈里·Y·里诺维耶夫（1883-1936），在共产国际1919年成立直至1926年被斯大林免职之前的期间担任主席。列宁逝世后，里诺维耶夫、加米涅夫与斯大林组成集团（即“三驾马车”）对付托洛茨基，并且控制了苏维埃政党。在里诺维耶夫－斯大林统治共产国际的这段期间里，一个机会主义路线导致了一系列的失败和错失良机，最显著的例子就是1923年叫停德国的革命。在他与斯大林关系破裂之后，里诺维耶夫将他的追随者与托洛茨基左派反对派联合起来。但在1928年，被开除出联合反对派的政党之后，里诺维耶夫投降了斯大林。随后重新加入苏联共产党，在1932年再次被开除。他在拒绝所有的批评意见后又再次入党，但在1934年，他被开除并监禁。在第一次莫斯科大审判中，他“供认不讳”并于1936年被处决。
注9：“钢铁战线”：一个在群众中几乎没有追随者和声望的一个若干大型工会和资产阶级“共和”组织的集团。它是社会民主党于1931年底创建的。称作“钢铁战线”的战斗队是在工会内建立的，并且工人运动的组织被改编为“钢铁战线”。然而，在它第一次由上千的工人群众展示他们拳头的示威游行和群众大会中，高呼“自由”并宣誓要捍卫民主。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群众真诚地相信这一组织能够用来阻止希特勒，然而它没有。
注10：海因芮茨·布鲁宁，1930-1932年任德国总理。1930年3月正常的国会政府在德国终止。随后，一系列的波拿巴主义政权上台了——布鲁宁、冯·Papen、冯·施莱彻等等，总理行使统治权力不是以正常的议会程序进行，而是通过“紧急”法令。这些波拿巴主义人物使他们自己以这样一种身份登场：把国家从危机中解救出来的政治救星，因此他们得以凌驾于阶级和政党之上。他们不是依靠旧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党制度，而是依靠他们向警察、军队和政府官僚发出的命令来进行统治。
注11：1914年8月4日：第二国际解散。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在国会为帝国主义政府的战争预算投了票；当天，法国社会主义党的代表同样在国民会议的会场里这么做。
注12：约瑟夫·毕苏斯基（1876-1935）：起初是带有民族主义观点的社会主义者，1920年在波兰领导反抗苏联的武装；1926年，他发动军事政变并建立了法西斯独裁统治。瓦斯基：罗莎·卢森堡的朋友，他支持她与布尔什维克的观点上的不同之处。当共产国际迈出了“第三时期”的极左步伐时，瓦斯基从波兰共产党的领导层中被降职，但没有被驱逐出境。在1936年至1938年的大清洗期间，他从苏联消失了。罗莎·卢森堡（1870-1919）：伟大的革命理论家和领导人。原本投身于她的祖国波兰的社会主义运动，后来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领袖。她和卡尔·李卜克内西因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被囚禁。释放出狱后，他们领导着斯巴达克同盟。在1919年失败的革命中，他们两人都遭到监禁和暗杀。
注13：加斯顿·杜梅格：法国总理，波拿巴主义者，他战胜了爱德华·达拉。达拉政府在1934年2月6日法西斯主暴动后陷落。
注14：本丢·彼拉多（－36年），又译般雀·比拉多，是罗马帝国犹太行省的执政官（26年-36年）。根据新约圣经所述，曾多度审问耶稣基督又放走耶稣，结果耶稣最终在他的任内被判钉十字架。他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多次虐待犹太人，后来他因为屠杀撒马利亚人的罪名而被流放至高卢，并于今日的维也纳自焚身亡。（本条为译者注）
注15：“第三时期”：根据斯大林的说法，这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是资本主义立即灭亡并将由苏维埃取代的时期。这一时期共产党人推行明显的极左冒险政策，尤其是关于“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
——译者&整理者：布丁，2008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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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39卷——年表（1920年5月1日—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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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39卷
年表
（1920年5月1日—11月5日）
1920年
4月—5月
列宁写《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
不晚于5月1日
写《从莫斯科—喀山铁路的第一次星期六义务劳动到五一节全俄星期六义务劳动》一文。
5月1日
早晨，在克里姆林宫参加五一节全俄星期六义务劳动。当别人劝列宁别累着时，他回答：“我也是克里姆林宫的居民，这与我也有关系。”
下午2时，在斯维尔德洛夫广场卡·马克思纪念碑奠基典礼上讲话。
下午3时，在莫斯科河沿岸普列奇斯坚卡大街劳动解放纪念碑奠基典礼群众大会上讲话。
在美术博览馆（现国家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参观劳动解放纪念碑设计展览。
在莫斯科布拉古舍－列福尔托沃区扎戈尔斯基工人宫开幕式上讲话。
在巴乌曼区和莫斯科河南岸区工人群众大会上讲话。
在普列斯尼亚区普罗霍罗夫（现各三山）纺织厂工人群众大会上就国内外形势发表讲话，同工厂工人交谈。
5月3日
同消毒室的发明者、医助德·尼·叶罗申科夫谈话；要他持信去见卫生人民委员尼·亚·谢马什柯或副卫生人民委员季·彼·索洛维约夫，列宁在信中请求鉴定和利用叶罗申科夫的发明，并帮助他提高医术。
5月4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1920年5月5日开往波兰战线的红军战士阅兵式和在大剧院举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工会和工厂委员会代表联席会议的问题，决定委托列宁在阅兵式和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会议还讨论了关于阿·阿·布鲁西洛夫将军的信、关于格鲁吉亚、关于波兰战线形势的宣传、关于俄共（布）中央波兰局、关于同英德奥的关系、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关于英国工联和工党代表团、关于鞑靼共和国等问题，以及波兰共产党员代表会议关于动员波兰共产党员上前线的决定。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把自己起草的给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政府的电报稿提交会议审议（获通过）。会议讨论关于奖励种植长纤维亚麻、关于马铃薯薯种的采购和运送、关于1920年的种子运动、关于各个组织和机关采购非定量食品等决定草案，以及关于支援西方面军的措施等问题。
受党中央政治局的委托，致电高加索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格·康·奥尔忠尼启则，建议把军队从格鲁吉亚境内调出，因为有可能与格鲁吉亚媾和，并希望立即告知有关反对孟什维克政府的起义者的详细情况。
5月5日
致函副教育人民委员米·尼·波克罗夫斯基，请他检查和报告现代俄语辞典的编纂工作是否在进行。
由于写《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的《增补》，致函副外交人民委员列·米·卡拉汉，请他找一份1920年3月12日的《曼彻斯特卫报》，上面刊登了该报驻罗马记者对意大利社会党领袖菲·屠拉梯的一篇访问记。
签署给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政府的电报。
在斯维尔德洛夫广场对开往波兰战线的红军战士讲话；讲话后检阅莫斯科卫戍部队。
在大剧院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工党左翼领导人博胡米尔·什麦拉尔谈欧洲特别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形势、捷克和德国无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对波战争问题和民族问题。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工会和工厂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讲话。
5月5日和7日之间
签署人民委员会和中央统计局给各省执行委员会、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市执行委员会、各省革命委员会、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的电报，电报要求各地全力协助将在1920年8月进行的人口、职业和农业统计调查。
5月5日和12日之间
读公开讨论意大利社会党分裂可能性问题的意大利报纸《苏维埃报》第7、8号。
5月6日
写对亚·亚·波格丹诺夫《经济学简明教程》一书新版本的意见，指出它有严重缺点。
读苏维埃政府1920年5月6日关于德国工人、工程技术人员迁入苏维埃俄国参加工作的声明；指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弗·巴·米柳亭：必须让所有到俄国来的外国工人代表团具结证明，他们了解苏维埃政府1920年3月16日和5月6日关于俄国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都很艰苦的声明。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就亚·亚·波格丹诺夫的《经济学简明教程》一书同政治局委员们交换便条。会议讨论关于对英国外交大臣寇松的答复、关于顿河区哥萨克代表大会、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工作的程序、关于接收崩得加入俄共（布）的条件、关于国家出版社、关于分配应征入伍的共产党员、关于加速从高加索方面军抽调部队支援西方面军、关于顿涅茨克省省界等问题。
5月6日—31日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在彼得格勒第一国家印刷厂排印。
5月7日
致函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各委员，建议向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发一指示：把粮食工作人员的人数增加一倍，人员从除陆军人民委员部以外的各人民委员部抽调。
收到土耳其斯坦方面军红色公社战士第30团寄来的通心粉和面粉，把这些食品转送给莫斯科市的儿童，并致函土耳其斯坦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对第30团表示感谢。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签署关于给第2革命劳动军增加几个步兵团以加快亚历山德罗夫盖—恩巴铁路线建设工程、关于表彰车里雅宾斯克煤矿职工超额完成生产计划等决定。会议讨论关于每周报告防御波兰进攻的措施、关于供应北方边疆区煤炭、关于撤销中央反逃跑委员会、关于改善乌拉尔林业的措施等问题。
5月7日和12日之间
签署给格·康·奥尔忠尼启则的直达电报，电报坚决要求他执行俄共（布）中央关于禁止红军越过格鲁吉亚边境的决定。
5月10日
给印度革命协会发贺电。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出席全乌克兰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关于在前线地区成立俄共（布）中央临时局、关于审判高尔察克的部长等问题。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紧急会议。会议讨论西方面军各集团军弹药、武器、军服和鞋子的供应以及军事形势等问题。
5月10日和23日之间
校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的校样，并作修改。
5月11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克·格·拉柯夫斯基关于波兰战线形势的电报时，根据拉柯夫斯基的请求，提出拨给货币的申请。会议讨论关于小人民委员会工作、关于实行戒严和制定戒严地区法规的决定以及其他问题。
受党中央政治局的委托，致电正在伦敦的俄罗斯联邦贸易代表团团长列·波·克拉辛，解释先前寄给他的政治局的决定：签订用金币支付的协定应预先报政治局审批，必须尽量节省金卢布。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就小人民委员会的工作和从全俄调查大纲中删去宗教信仰这一项作说明。会议讨论关于采购和运送马铃薯薯种运动的情况，关于授权阿·阿·越飞和瓦·瓦·奥博连斯基与拉脱维亚进行谈判、缔结和签署和平条约问题，关于在俄罗斯联邦各工厂安排德国工人工作的通则，北方革命劳动军条例以及其他问题。
5月12日以前
莫斯科省工会理事会主席索·阿·洛佐夫斯基被任命为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接待英国工联和工党代表团的代表，在他去彼得格勒会见代表团之前，列宁同他谈话。
不晚于5月12日
写《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的《增补》部分的要点。
5月12日
写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的《增补》部分。
在莫斯科第一机枪训练班举行红色指挥员第十一届毕业典礼时检阅学员并讲话。
同车里雅宾斯克粮食列车的押车工人谢·弗·穆拉诺夫和贡达列夫谈话，感谢他们运来粮食；委托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致函西伯利亚同志，对他们赠送粮食表示感谢。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调度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军队服装和鞋子的供应状况、关于水路实行戒严的法令草案，以及延长劳动国防委员会1920年4月21日关于确保马铃薯薯种的措施的法令有效期等问题。
打电话给在彼得格勒的索·阿·洛佐夫斯基，询问他会见英国工联和工党代表团的情况、代表团团员的情况以及他们对苏维埃俄国的态度。
5月12日和23日之间
审阅和修改《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增补》部分的打字稿。
5月13日
在罗戈日－西蒙诺沃区工人、红军战士扩大代表会议上讲话。
5月14日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就铺设运输木柴的窄轨铁路线问题作说明；签署关于与走私作斗争的决定。会议讨论优先保证供应博戈罗茨克联合公司电站燃料的措施、西方面军服装供应、顿涅茨煤田的粮食状况、铺设亚历山德罗夫盖—恩巴铁路等问题。
5月15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关于改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和确定与巴什基尔的相互关系问题时，与列·波·加米涅夫就这一问题交换便条。会议讨论关于接见英国工联和工党代表团、关于苏维埃代表团去米兰、关于协约国进行新的干涉的危险、关于约·维·斯大林对西南战线和西方战线的视察、关于米·伊·加里宁乘鼓动列车视察、关于地方苏维埃在监督军需库方面的权利等问题。
指示各人民委员部作好接待英国工联和工党代表团的准备。
5月15日—16日
在离尼古拉（现名十月）铁路列舍特尼科沃车站5公里处的扎维多夫斯基森林打猎。
不晚于5月16日
同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阿·巴·哈拉托夫谈确保儿童公共伙食的粮食供应问题。
5月16日
致函彼得格勒劳动公社粮食委员阿·叶·巴达耶夫，请他确保米·安·沙特兰领导的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彼得格勒小组成员的口粮。
5月17日以后
同伯·罗素谈英国政治和经济发展的特点、苏维埃俄国共产主义建设的道路以及关于同资本主义各国建立贸易关系等问题。
5月18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反革命组织“战术中心”、关于接待英国工联和工党代表团工作的安排、关于成立卡累利阿劳动公社、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等事项，以及关于任命约·维·斯大林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并派他参加西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分别就以下三个问题作说明：关于任命约·维·斯大林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问题、关于雅·斯·加涅茨基参加中央消费合作总社问题、关于把顿河州以及苏维埃高加索全境划为高加索劳动军活动区域问题。会议讨论关于控制各组织和机关派自己的代表采购非定量食品和种子的措施、关于在国外订购除雪机、关于卡马河流域粮食区等问题。
5月19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列·波·克拉辛1920年5月16日关于雷瓦尔贸易业务的电报以及其他问题。
5月21日
从玛·伊·乌里扬诺娃那里得知作家亚·绥·绥拉菲莫维奇的儿子在前线牺牲，致函绥拉菲莫维奇表示深切同情，希望他坚强振作起来，强调大家都需要他的工作。
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工党左翼领导人博胡米尔·什麦拉尔谈关于建立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途径问题。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俄罗斯联邦的统计人员必须登记，关于确定弹药制造厂、枪械制造厂和机关枪制造厂的月产量，关于保证国防工厂工人的粮食、鞋子和服装并实行劳动报酬奖励制等决定。会议讨论关于巴库和阿斯特拉罕油田粮食供应、关于各苏维埃应对不利用夏季采伐附近森林木柴负责等问题，以及运输木材的窄轨铁路工程计划和实际进展情况。
5月22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交通人民委员部工作安排问题时，会议决定成立有列宁参加的专门委员会详细研究这一问题。在讨论补充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时，列宁与列·波·加米涅夫和列·达·托洛茨基就这个问题交换便条。会议还讨论了劳动纪律、土耳其斯坦等问题。
5月23日
看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的校样；把校样寄给国家出版社彼得格勒分社，并在附信中请出版社照改后把校样寄回，用电话告知负责检查和最后出版工作的同志的名字以及该书出版的日期。
5月24日—25日
同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雅·斯·加涅茨基、韦·米·斯维尔德洛夫、弗·巴·米柳亭、扬·埃·鲁祖塔克等19人座谈交通人民委员人选问题，并记下他们的意见。
5月25日
写对合理分配劳动居民住房的办法的法令草案的意见。
致电塔什干土耳其斯坦方面军司令员米·瓦·伏龙芝，询问石油开采及外运的情况。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波兰前线的形势、关于苏维埃代表团访问米兰、关于英国工联和工党代表团在伏尔加河流域考察、关于交通人民委员部、关于对国际联盟的答复、关于同瑞典的贸易协定、关于同立陶宛的谈判、关于建立白俄罗斯革命委员会、关于土耳其斯坦、关于阿塞拜疆、关于对北高加索党的工作的领导、关于在北高加索建立苏维埃政权等问题。会议还讨论了米·巴·托姆斯基和尼·尼·克列斯廷斯基开会迟到的问题。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第二次会议。会议讨论东方各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克里木军事形势、亚美尼亚等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讨论1920—1921年度收购原料问题时，起草人民委员会关于这一问题的决定；通报各人民委员没有执行1920年4月30日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每周报告支援西线情况的决定一事。会议讨论关于实际贯彻建立国营农场的措施、小人民委员会最近半年的工作、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条例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5月26日
写人民委员会关于粮食资源问题的决定草稿。
接见英国工联和工党代表团，同他们谈英国革命运动的前途、协约国反对苏维埃俄国的斗争、对波战争等问题。
5月26日以后
从П．多布龙拉沃夫来信得知，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参加者、哲学家和文艺学家柳·伊·阿克雪里罗得（正统派）生活困难，健康状况欠佳；委托人民委员会秘书玛·伊·格利亚谢尔与卫生人民委员尼·亚·谢马什柯联系，急速给予救济。
5月27日
签署《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条例》。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通过根据列宁的意见起草的关于粮食资源问题的决定。列宁写便条给人民委员会秘书莉·亚·福季耶娃，指示要莫斯科和彼得格勒苏维埃提出统计和征收市郊菜农剩余蔬菜的办法。会议还讨论了全俄人口调查、改组全俄铁路员工粮食管理处等问题，以及关于扩大劳动农户土地使用面积的法令草案。
5月28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在波兰前线缴获的英法产品、关于前往米兰访问的苏维埃代表团的成员、关于利用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的外国书刊建立图书馆、关于去英国访问的工会代表团的成员、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关于实行新的工资率的建议、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关于采用奖励制和建立联合工资定额局的方案以及其他问题。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听取工程师康·阿·阿尔费罗夫关于亚历山德罗夫盖—恩巴铁路线修建工程进展情况的汇报，并就这一问题作出决定。会议还讨论了关于保证供应全体教师粮食、关于各人民委员部每周汇报援助西线抗击波兰进攻的措施、关于抓紧地雷生产、关于修建和使用摩尔曼斯克铁路、关于博戈罗茨克联合公司各个电站燃料供应、关于批准卡希拉电站建筑工程职工的粮食和生活必需品的分配标准、关于护送粮食、关于建立调查军事供应机关非常委员会等问题。
5月30日
写《给英国工人的信》。
致函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要他利用约·维·斯大林在莫斯科逗留的机会向斯大林了解并收集英国援助弗兰格尔的材料，然后公布苏维埃政府向英国提出的抗议照会。
不晚于5月31日
同诺夫哥罗德省委书记尼·列·美舍利亚科夫谈该省旧俄县白卫分子闹事的危险性。
5月31日
同被任命为驻孟什维克格鲁吉亚全权代表的谢·米·基洛夫谈话，对他的工作给以指示。
写完对尼·伊·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
5月31日—6月1日
看《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的二校样。
6月初
阅读尤·约·马尔赫列夫斯基为《共产国际》杂志第12期写的《土地问题和世界革命》一文手稿。
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土地问题提纲初稿》。
就建立国际工会理事会问题同索·阿·洛佐夫斯基谈话。
6月1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关于卡累利阿、关于动员乌克兰铁路员工参加粮食工作、关于国家出版社等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就改善第三国际印刷厂工人的粮食供应问题发言。会议批准关于向西伯利亚派征粮队的决定草案。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制定国家簿记和表报条例、关于把顿河州以及苏维埃高加索全境划为高加索劳动军活动区域、关于在北高加索建立苏维埃政权、关于水运员工的粮食状况、关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奖励办法等问题，以及小人民委员会条例。
6月2日
致电在克列缅丘格的西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约·维·斯大林，谈西方面军和高加索方面军的状况，指出必须加强基辅方向的进攻并从克里木各师向那里派增援部队。
写便条给人民委员会秘书，请秘书用电话征求各人民委员的意见，他们是否同意对小人民委员会条例作如下补充：根据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建议，某些事情也可提交小人民委员会审议。
6月3日
复电在巴库的高加索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格·康·奥尔忠尼启则，指示必须采取果断行动，解除资产阶级和不可靠分子的武装。
在约·维·斯大林1920年6月3日建议或者与弗兰格尔停战或者向他进攻的电报上作批示，委托列·达·托洛茨基电告斯大林，此事需经政治局讨论，在得到答复前不采取任何行动。
同日本记者、《大阪朝日新闻》代表中平良谈话。
6月3日或4日
同日本记者、《大阪每日新闻》和《东京日日新闻》代表布施胜治谈话。
6月4日
同吉尔吉斯边疆区的工作人员谈话；写便条给国家出版社社长瓦·瓦·沃罗夫斯基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弗·巴·米柳亭，请他们接见这些工作人员，并尽力协助他们解决印刷设备和纸张问题。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通过铁路把鱼运往西线的问题，关于从雷宾斯克、下诺夫哥罗德和雅罗斯拉夫尔装运粮食的进展情况，关于制革业工人、运输业职工及其家属、恩巴油田、军队的粮食供应以及其他事项。
致函电气工程师、发明家斯·伊·博京，坦率地指出他的错误，希望他要完全相信作为专家被派去工作的无线电委员会主席阿·马·尼古拉耶夫，同他一起进行试验。
不晚于6月5日
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写《关于草拟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
6月5日
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
致函俄共（布）莫斯科河南岸区委员会，介绍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季·巴·克尔日扎诺夫斯卡娅。
从玛·伊·乌里扬诺娃那里得知弗·亚·奥布赫医生的儿子死去的消息以后，致函奥布赫，对他本人及其夫人所遭到的不幸表示同情，希望他们能经受住这个打击，坚强起来。
不早于6月5日
同负责接待英国工联和工党代表团的莫斯科省工会理事会主席索·阿·洛佐夫斯基谈话，向他询问英国工联和工党代表团到伏尔加河流域的城市和农村考察的情况，以及这次考察对代表团成员留下什么样的印象。
6月5日以后
阅读格·瓦·契切林、尼·尼·克列斯廷斯基、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帕·路·拉品斯基以及巴什基尔、吉尔吉斯和土耳其斯坦的领导人对《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的意见，就契切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意见写了批语，表示不赞成。
6月8日以前
同芬兰工人运动活动家、共产党人尤·西罗拉和爱·居林谈建立卡累利阿劳动公社问题，并详细了解卡累利阿的情况。
6月8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把莫斯科中央苏维埃和党的机关中的负责的共产党员派往西线、关于利用关闭的企业的工人补充西方面军、关于鼓动指导列车、关于鞑靼共和国和楚瓦什共和国、关于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副主席、关于外国工人移居俄国等问题，以及关于工资问题的报告。
致函中央统计局局长帕·伊·波波夫，请他把1907年德国农业统计资料汇编和1902年奥地利农业统计资料汇编寄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签署对外贸易委员会条例。会议讨论民警条例、关于外国工人移居俄国的手续的决定草案、关于调工人去西伯利亚做粮食工作等问题。
6月9日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调度会议。会议讨论关于红军补充兵员、关于免去尼·尼·苏汉诺夫第1革命劳动军委员会委员职务和留任农业人民委员部驻乌拉尔特派员等问题。
6月10日
接见匈牙利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马·拉科西和安·鲁德尼扬斯基。
致电伊尔库茨克省执行委员会或革命委员会（抄送鄂木斯克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伊·尼·斯米尔诺夫），请尽力帮助同列宁一起在西伯利亚流放过的伊·卢·普罗明斯基。
不早于6月10日
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转来的保加利亚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伊·涅杰尔科夫（H．沙布林）给《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提意见的信。
6月11日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会议讨论关于保证城市和工业中心冬季取暖木柴、关于把工人从民用工厂调到地雷工厂等决定草案，以及关于运输恢复工作的进展情况等问题。
苏维埃俄国驻伦敦贸易代表团团长列·波·克拉辛电告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声明英国与弗兰格尔的进攻没有关系。列宁读了这封电报以后，致函契切林，认为劳合－乔治是在撒谎，建议契切林电告克拉辛不能相信劳合－乔治，还建议致电英国外交大臣寇松，揭露弗兰格尔是在得到英国的武器、煤炭等物资后发动进攻的。
6月12日
撰文评论共产国际为东南欧国家办的《共产主义》杂志。
致函教育人民委员部全俄电影委员会主席德·伊·列先科，指示把在鄂木斯克审判高尔察克的部长们的照片和文件拍成影片广泛发行。
在党中央召开的全俄农村工作干部第二次会议上讲话。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出版。
6月12日以后
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约·维·斯大林1920年6月12日从克列缅丘格寄来的信。斯大林在信中对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提出意见，认为苏维埃自治共和国之间的联邦关系同独立共和国之间的联邦关系没有区别，联邦制的形式对于独立共和国不合适，各民族劳动人民接近的过渡形式除了联邦制以外，还要有邦联制，即独立国家的联盟。列宁在信上作了着重标记和如下批注：“联邦制可能有各种类型”。
6月13日
写对中央委员会关于俄共（布）在土耳其斯坦的任务的决定草案的意见。
6月14日
在莫斯科省波多利斯克县哥尔克休息。
就哥尔克疗养院院长厄·雅·韦威尔指使砍伐疗养院花园内云杉一事起草关于处分他的决定。
6月15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关于同俄共（布）中央指派的代表就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对波兰战争的实际问题进行谈判的建议。会议还讨论了关于波兰进攻使国民教育局代表大会推迟、关于派遣一个由拉脱维亚的工人和步兵组成的委员会去拉脱维亚、关于彼得格勒劳动军、关于党中央全会等问题，以及对波兰士兵的宣言。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就召开跨部门磋商会议和有关人员必须到会的问题作说明。会议讨论农业人民委员谢·帕·谢列达关于调整农民迁移流向的建议并就这个问题通过决定。会议还讨论了关于改善中小学生伙食的措施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6月16日
致函莫斯科苏维埃燃料局，指示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动员莫斯科居民把森林中的木柴运到铁路和窄轨铁路车站以保证首都燃料的供应，坚决不能容忍失职行为和疏忽懒散的作风。
签署告波兰工人、农民和士兵书。
6月18日
同阿·马·高尔基一起来到军械总局炮兵委员会，听彼得格勒防空检查员亚·米·伊格纳季耶夫介绍他发明的对空射击用的仪器。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直接向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地方组织发呼吁书、关于给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提供膳宿及通讯和交通工具、关于在彼得格勒举行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隆重的开幕式等建议。会议还讨论了政治局对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俄共（布）党团关于歉收问题的指示，关于在巴库举行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关于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等问题，并通过了关于北高加索问题的决定。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利用夏季为莫斯科供应木柴、关于燃料机关和企业中1894—1900年出生的工作人员加入红军、关于停止从红军中抽调专家、关于重新审查所有军事化企业的名单等决定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写便条给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委员扬·埃·鲁祖塔克，委托他召开有关部门会议，研究劳动力登记和调配工作的统一问题。
6月19日
指示第2苏维埃大厦管理员全力协助到莫斯科来的芬兰共产党人，安排好他们的生活。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讲话。
6月20日
读普尔科沃俄国总天文台台长亚·亚·伊万诺夫请求创造必要条件以保证天文台科学工作正常开展的信；把信批给副教育人民委员米·尼·波克罗夫斯基，征求他的意见。
6月21日和7月26日之间
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各犹太人支部中央局委员莫·格·拉费斯的信，拉费斯在信中对《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致函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各犹太人支部中央局委员阿·瑙·梅列任，认为必须根据拉费斯及其他人的材料对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作一点补充，用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地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说明，民族斗争接近于消失。
看《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的校样并根据其他同志的重要意见作某些补充。
6月22日
致函农业人民委员部和粮食人民委员部，建议农业人民委员谢·帕·谢列达和粮食人民委员亚·德·瞿鲁巴同当地省执行委员会协商，在物质上帮助原民意党人、刺杀亚历山大二世的三月事件的参加者阿·弗·梯尔柯夫，从他过去的庄园中拨给他两三俄亩土地并给他两头牛，供他家庭使用。
收到哥尔克疗养院院长厄·雅·韦威尔关于砍伐疗养院花园内云杉一事的补充说明以后，起草给波多利斯克县执行委员会的电话稿，重申关于处分厄·雅·韦威尔的决定仍然有效，而且必须执行。
致函雅·斯·加涅茨基，传达中央政治局6月15日关于任命他为对外贸易人民部部务委员会委员和让他休假一个月的决定。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中央政治局指定的委员会起草的关于俄共（布）在土耳其斯坦的任务的决定时发言，强调与当地干部密切合作的必要性，把自己起草的关于这一问题的决定草案提交政治局审批（经稍加修改后通过）。会议讨论关于纸张供应、关于建立楚瓦什自治州、关于充分保证烈属生活、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最高法庭的成员、关于高加索的政策等问题。会议还讨论了俄共（布）匈牙利组关于开展俄国工人——工会会员的抗议运动以声讨匈牙利政府的镇压的建议、爱沙尼亚共产党中央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通告。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签署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楚瓦什自治州的决定、关于在共和国内统一采购原料和食品的法令。会议讨论关于使用射击武器、关于结算业务等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6月25日
致函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格·叶·季诺维也夫，指示必须为生理学家伊·彼·巴甫洛夫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供给他超过正常标准的口粮，给他安排较舒适的环境。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动员俄罗斯联邦统计力量、关于保证顿巴斯煤矿企业马车运输等决定草案。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卡希拉电站粮食、饲料和纸币的供应，关于亚历山德罗夫盖—恩巴铁路工程的进展情况等问题。在讨论关于新建同美国通电的无线电台、关于修复儿童村无线电台和关于从技术上改进若干主要电台的问题时，列宁同无线电委员会主席阿·马·尼古拉耶夫交换便条。
6月26日
接见劳动国防委员会乌拉尔—西伯利亚委员会主席亚·瓦·绍特曼和来自塞米巴拉金斯克州巴甫洛达尔县乌尔柳秋布镇的哥萨克共产党员伊·丹·普京策夫；致函西伯利亚苏维埃机关，请大力协助普京策夫在当地创办幼儿园等设施；给普京策夫写证明信，同意他乘坐亚·瓦·绍特曼的车厢返回家乡。
接见荷兰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戴·怀恩科普，请他把《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转交荷兰代表团征求意见。
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编辑部转来的一个共产党员关于同投机倒把作斗争的措施的信；批示列·波·加米涅夫向中央委员宣读后把信退回，并说要同全俄肃反委员会会务委员瓦·亚·阿瓦涅索夫商量斗争的措施。
6月28日
读彼得格勒省执行委员会秘书达·阿·特里利谢尔的电话记录，得知该省执行委员会请求延期上报关于城郊菜园发展情况以及统计和征收剩余蔬菜的材料；委托秘书起草复电，对彼得格勒省执行委员会的这种不能容许的拖拉作风提出警告。
6月29日
看了电气工程师斯·伊·博京进行远距离爆炸试验的材料以后，致函参加这一试验的无线电委员会主席阿·马·尼古拉耶夫，对他的工作作指示。
签署秘书莉·亚·福季耶娃起草的给彼得格勒省执行委员会的复电；在电稿上批示司法人民委员德·伊·库尔斯基对办事拖拉者追究法律责任。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中央各部门与彼得格勒各机关相互关系研究小组成员变动问题时，转达米·伊·加里宁由于外出视察不参加该小组的请求；在讨论关于国家出版社问题时，写便条给中央委员会书记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建议出版英国经济学家约·梅·凯恩斯《和约的经济后果》的节本，组织翻译其他优秀的新的经济著作，出版17世纪和18世纪唯物主义者的著作；就用德文和其他文字出版《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同格·叶·季诺维也夫交换便条，表示打算写一篇新序言。会议讨论关于在巴库召开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关于巴什基尔、关于劳动人民委员部和普遍劳动义务制推行总委员会、关于合作社、关于党中央全会、关于土耳其斯坦的党的建设等问题，还讨论了关于党在土耳其斯坦的任务和关于在土耳其斯坦组织政权的决定草案，以及对土耳其斯坦委员会的指示。
致电在锡涅利尼科沃火车站的约·维·斯大林，向他通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建议1920年6月30日召开人民委员会专门会议，研究批准小人民委员会通过的各项决定；签署关于固定收购价格和出售价格、关于义务交售家禽和蜂蜜等项决定。会议讨论进口计划草案、关于由各有关部门代表组成专门机关来研究更有计划地利用西欧工人和技术人员的问题、关于提高1920年从郊区收购蔬菜数量的措施、关于农民迁移问题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以及其他问题。
致电格·康·奥尔忠尼启则，委托他筹备在巴库召开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告知中央决定由他负责指导阿塞拜疆整个对内对外政策。
6月30日
写给全俄粮食会议主席团的电话稿。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委员会关于工资政策的决定、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各犹太人支部中央局告共产国际书，以及关于国家出版社、关于合作社、关于米·伊·加里宁到乌拉尔视察等问题。
晚上10时，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批准小人民委员会通过的各项决定。
6月30日和7月8日之间
收到荷兰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戴·怀恩科普6月30日关于不是所有“论坛派”即荷兰共产党员都同意“左派”观点的信以后，在准备《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英文版时声明，把俄文本中所用的“荷兰论坛派”一词改为“荷兰共产党的某些党员”，并把这一声明和怀恩科普的信收入该书的《增补》部分。
7月1日
写便条给人民委员会秘书莉·亚·福季耶娃，托她给彼得格勒打电话，要求尽快把《土地问题提纲初稿》的校样寄来并了解这本小册子出版的日期。
7月2日
为《红军伤员》杂志创刊号撰写《援助红军伤员！》一文。
不早于7月2日
收到俄共（布）中央波兰局委员尤·约·马尔赫列夫斯基对《土地问题提纲初稿》提意见的信。
不晚于7月4日
写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的草稿（《关于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提纲》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的内容和反对对这个口号的“时髦”曲解的决议提纲》）。
7月4日
写《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
7月5日
写便条给人民委员会秘书莉·亚·福季耶娃，请她把《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复制一份，并于当天寄给彼得格勒格·叶·季诺维也夫。
读意大利社会党都灵支部给该党全国委员会的报告的译文（报告由安·葛兰西起草，发表在《新秩序》周刊，题为《为了社会党的革新》），在译文上批示必须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前在《共产国际》杂志上或以专页的形式发表这篇报告；修改译文并写批语：“译文差，但仍然要发表。”
7月6日
给《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的法文版和德文版写序言。
得知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司令部政委德·伊·库尔斯基关于第15集团军在西线进攻获得胜利的报告以后，致函库尔斯基，询问在解放区是否采取了迅速建立苏维埃政权、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驱逐地主和把地主土地分给贫苦农民等措施。
7月7日
致函彼得格勒的格·叶·季诺维也夫，并给他寄去《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的《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指示把1912年巴塞尔宣言作为这一版的附录。
同英国车间代表委员会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约·托·墨菲谈话，向他询问英国革命运动、南威尔士矿工斗争的情况。
同法国社会党代表、《人道报》主编马·加香和党的书记吕·弗罗萨尔谈话。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就俄英协议条件发表的最后通牒式的声明，对高加索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以及驻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土耳其的外交代表的指示，俄共（布）中央鼓动委员会关于组织“第三国际日”活动的建议，以及关于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俄国代表团等问题。
7月8日
给英国共产党临时联合筹备委员会写回信。
把戴·怀恩科普的信和自己关于纠正《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的个别提法的声明寄给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米·马·格鲁津贝格；在附函中请他检查一下该书的英译文的质量。
7月9日
看了费·阿·罗特施坦报告列·波·克拉辛率领的苏维埃代表团与英国政府成员在伦敦谈判进展情况的信以后，把信批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建议指示苏维埃代表团要强硬些，不要怕谈判暂时中断。
不晚于7月10日
致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建议委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卡·伯·拉狄克或帕·路·拉品斯基起草关于国际经济和政治形势的提纲。
7月10日
读尤·约·马尔赫列夫斯基关于请求解决与立陶宛签订条约问题的电话记录，得知马尔赫列夫斯基认为该条约是不能接受的；在电话记录上批示尼·尼·克列斯廷斯基和格·瓦·契切林把条约文本和契切林的意见一并寄来。
7月10日和19日之间
为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准备作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作准备，写报告的草稿、提纲初稿、提纲。
7月12日或13日
致函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埃·马·斯克良斯基，认为国际形势要求加速对波兰的进攻。
发出给在哈尔科夫的约·维·斯大林的电话稿，告知英国外交大臣寇松1920年7月11日建议俄国与波兰媾和的照会的具体内容，请斯大林下令加强在西南战线的攻势，并征求斯大林对照会的意见。列宁认为这一照会完全是一个骗局。
7月16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会议研究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确定列宁代表俄国代表团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主席团。列宁起草俄共（布）中央关于彼得格勒公社和彼得格勒苏维埃冲突问题的决定；起草关于答复寇松1920年6月11日照会的决定（略加修改后被通过）。会议还讨论了关于铁路工会代表大会、关于建立白俄罗斯革命委员会、关于赴英国的苏维埃代表团等问题。
不早于7月16日
指示发表波斯（伊朗）革命政府关于向莫斯科工人赠送15000普特大米的电报。
7月17日
电告西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约·维·斯大林和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伊·捷·斯米尔加，党中央全会已于1920年7月16日通过列宁提出的关于答复寇松7月11日照会的建议，并指示他们每周把前线战况报告两次。
从哥尔克打电话通知赴伦敦与英国政府进行谈判的列·波·加米涅夫，要他注意搜集英国出版的证明与各苏维埃共和国通商对英国资产阶级更有利的书刊、有关现代经济问题的出版物、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派别的期刊，以及地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最新参考资料和综合统计材料。
出席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远东共和国、关于赴英国的苏维埃工会代表团、关于俄共（布）中央定期向党的高级干部报告中央通过的最重要的决议、关于俄共（布）中央召开下届全会等问题，以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米·伊·加里宁关于废除对开小差者处死刑的建议。
不早于7月17日
收到远东共和国外交部长亚·米·克拉斯诺晓科夫1920年7月17日电话记录，克拉斯诺晓科夫在电话中报告远东共和国已于7月15日与日本签订了停战协定，同时提出关于召开边疆区代表大会、关于共和国宪法的原则和经济政策以及关于它与苏维埃俄国的相互关系等问题。列宁在每个问题后面写了答复。
不晚于7月18日
读1919年在曼彻斯特出版的詹·拉·麦克唐纳的《议会和革命》一书，在书上作批注和标记。
参加制定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
7月18日
同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一起从莫斯科前往彼得格勒，出席代表大会的开幕式。
7月19日
早晨，抵达彼得格勒，受到彼得格勒各工人代表团的热烈欢迎。
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被选为代表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作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结束以后（下午3时左右），同部分代表前往石岛，参观工人休养所，同在那里休息的工人谈话，询问他们的伙食等情况。
下午5时，从石岛乘车前往革命烈士广场（马尔斯校场），参加向革命烈士墓敬献花圈的仪式；瞻仰俄国革命活动家弗·沃洛达尔斯基墓。
在乌里茨基广场（皇宫广场）参加巴黎公社英雄纪念碑以及卡·李卜克内西和罗·卢森堡纪念碑奠基典礼，向成千上万的工人和陆海军士兵发表讲话。
晚上8时，离开彼得格勒前往莫斯科。
7月20日
早晨，抵达莫斯科。
就苏维埃俄国同英国建立和平关系的前景和协约国各国之间的关系问题同一位外国记者谈话。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收集西伯利亚余粮的决定；修改人民委员会就寇松的照会《告苏维埃俄国和苏维埃乌克兰工人、农民及全体正直公民书》，建议加上一句话：“我们早就希望同波兰工人和农民达成真正和平的协议，现在和平事业也主要取决于波兰工人和农民对本国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压力。”会议讨论关于1920年增加从市郊收购蔬菜数量的措施以及其他问题。
7月22日
致函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谈同德国的贸易谈判、答复英国外交大臣寇松以及关于同波兰签定和约的可能性等问题。
不早于7月22日
致函劳动国防委员会各委员，建议通过一项决定，责成高加索方面军的部队在通过乌克兰前往西线途中收集粮食和武器。
7月23日
主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以会议主席的身份两次发言；作关于共产党的作用的发言；在英国车间代表委员会代表杰·坦纳发言时作笔记。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土耳其斯坦的形势。会议讨论内务人民委员兼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费·埃·捷尔任斯基关于改组国内警卫部队的建议，以及关于与芬兰的谈判、关于与波兰和英国的谈判等问题。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就改组国内警卫部队问题发言；修改关于改善俄罗斯联邦铁路和水路客运条件两项决定草案。会议讨论关于各人民委员部支援西线工作的决定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7月24日
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俄共（布）代表团推选列宁参加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问题委员会、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土地问题委员会。列宁记下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成员的姓名、作记号和统计各国代表的人数。
7月24日和29之间
读波斯（伊朗）共产党代表阿·苏尔坦－扎德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关于东方社会革命前途的报告，写了对这个报告的意见。
7月25日
德国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保·莱维就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提出若干建议，列宁用德文写了对这些建议的意见。
写《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第二十条》。
主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列宁起草的提纲（稍加修改后被一致通过）。列宁用英文修改印度代表马·罗易提出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在讨论罗易的报告时发言；用法文写便条给扎·梅·塞拉蒂，询问意大利同志为什么不出席会议来捍卫他们不支持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主张。会议就落后国家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和落后国家能否避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
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列宁起草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提纲。在委员会会议上列宁提出《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第二十条》。
7月26日
与格拉斯哥（苏格兰）车间代表委员会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威·加拉赫相识，并与他谈话。
从7月26日晚8时至27日晨2时30分，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代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作报告。
7月27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同波兰的和平谈判、关于土耳其斯坦委员会的成员等问题。
不晚于7月28日
用法文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写意见。
7月28日
同过去在西伯利亚一起流放的波兰工人伊·卢·普罗明斯基谈话，并给他开介绍信，让他持信去俄共（布）中央波兰局；在信中要求给予普罗明斯基信任和协助。
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土地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列宁起草的提纲。列宁同德国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恩·迈耶尔谈话。
在法国社会党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人道报》主编马·加香和该党书记吕·弗罗萨尔返国之前，用法语同他们谈话，向他们询问法国工人运动情况，对拒绝装运英法帝国主义者支持波兰进攻苏维埃俄国的大炮和机枪的敦刻尔克码头工人表示热烈感谢。在谈话结束时，列宁希望尽快在法国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共产党。
7月29日
上午，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在法国社会党代表马·加香和法国第三国际委员会代表雷·勒弗夫尔发言时，写关于法国社会党和其他问题的意见，指出把社会党改造成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的途径。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选派党的负责工作人员去粮食部门工作、关于每个省委派10—20名党的工作人员归本省粮食委员会调遣、关于暂不动员粮食工作人员去做其他各种工作、关于已被动员脱离粮食工作的人员返回粮食机关等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签署人民委员会关于国家粮食资源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有计划使用西欧工人和技术人员的报告、关于从西伯利亚运出蛋和油的紧急措施以及其他问题。
从7月29日晚8时30分至30日晨1时，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会议继续就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问题进行辩论。
7月30日以前
同英国社会党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威·麦克莱恩和托·奎尔奇谈话。
不晚于7月30日
读1920年维也纳出版的叶·萨·瓦尔加《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政策问题》一书，在书上作批注。
7月30日
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上作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发言。
7月31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共产国际》杂志第12期刊出阿·马·高尔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一文和高尔基给赫·威尔斯的信提出抗议，严厉批评这两篇文章不恰当地歌颂列宁；起草中央政治局关于这一问题的决定。会议还讨论了格·瓦·契切林关于亚美尼亚、关于与德国恢复贸易关系谈判、关于与罗马尼亚共同成立边界委员会的建议，以及关于东南方面军劳动军委员会与高加索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之间的相互关系等问题。
8月2日
致电乌拉尔区域革命军事委员会和萨拉托夫省执行委员会，指示采取紧急措施，坚决镇压土耳其斯坦第2师前任师长、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萨波日科夫在布祖卢克区发动的反革命叛乱。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由于弗兰格尔的威胁增大，会议决定单独成立南方面军。列宁致电约·维·斯大林，告知中央的这一决定以及费·埃·捷尔任斯基和他的战友已建立波兰革命委员会等情况。
晚上，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第十次会议，作关于议会活动问题的发言。
8月2日和9月15日之间
接见伊·雅·伊林为首的切列姆霍沃煤矿工人代表团，伊林转交了6千名煤矿工人和技术人员给列宁的贺信。列宁向代表们询问矿井机械供应、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报酬和粮食供应等方面的情况，与他们谈煤矿的现状和远景，感谢他们为莫斯科工人运来粮食。
8月3日
收到西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约·维·斯大林报告西南战线局势吃紧并对中央单独成立南方面军的决定表示不满的来电；复电斯大林，对他不满意中央的决定表示不能理解，要他说明不满的原因。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卡累利阿劳动公社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巴库石油工人以及伐木工人的粮食供应、关于建立专门委员会解决俄罗斯和爱沙尼亚发展经济关系中出现的问题等事项。
8月4日
致电约·维·斯大林，请他在8月5日举行俄共（布）中央全会之前告知他对西南战线形势的看法，说这可能关系到极其重要的政治决策。
8月5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米·伊·加里宁乘鼓动列车去库班、关于同罗马尼亚的和谈、关于同德国的谈判、关于阿塞拜疆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之间的相互关系、关于同拉脱维亚和芬兰的谈判情况、关于拟将举行的讨论吉尔吉斯情况的会议、关于弗兰格尔战线和库班的形势、关于外国工人迁入苏维埃俄国问题以及约·维·斯大林关于南方战线和西南战线的电报等事项。
8月6日
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第十六次会议；作关于英国共产党加入英国工党问题的发言。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与共产国际新一届执行委员会即将举行的会议有关的问题，决定提名列宁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候选人。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签署关于先前应征入伍的粮食工作人员返回粮食机关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成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业复员和动员委员会、关于汽车工业的一批重点工厂在燃料、原料和半成品供应方面享受和国防重点企业同等待遇、关于保证车里雅宾斯克煤矿的劳动力、关于铁路的供应等问题，以及1920年8月3日人民委员会任命的巴库石油工人和伐木工人粮食供应委员会的报告、动员劳动力从事燃料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执行中央纺织工业委员会供应红军毛织品计划的必要措施的决定草案。
8月7日
致电约·维·斯大林，告知俄共（布）中央全会没有作出任何改变既定政策的决定；强调许多事情取决于对弗兰格尔和波兰的军事胜利。
出席共产国际新一届执行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
8月8日
致函国家出版社、俄共（布）中央书记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真理报》主编尼·伊·布哈林，建议成立一个委员会专门收集国内外报纸上有关协约国对外政策的材料，并按月出版小册子，把容易散失的极有价值的材料保存下来。
在苏维埃工会代表团访问英国之前，就这次访问的目的同代表团成员瑙·马·安采洛维奇、阿尔乔姆（费·安·谢尔盖耶夫）和索·阿·洛佐夫斯基谈话。
接见英国车间代表委员会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威·加拉赫，同他谈英国的形势、英国的工人运动、党的作用以及加拉赫和其他苏格兰同志加入英国共产党的问题。
8月9日
致电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伊·捷·斯米尔加、波兰临时革命委员会委员费·埃·捷尔任斯基和尤·约·马尔赫列夫斯基，请他们立即报告波兰雇农和华沙工人的情绪以及整个政治前景的详细情况。
8月10日
致电高加索劳动军委员会副主席亚·格·别洛博罗多夫，请他火速报告高加索和库班两地镇压反革命暴乱的情况。
致函彼得格勒苏维埃，建议出版一本教学用的俄罗斯联邦地图册。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在国外的外交人民委员部代表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代表之间的相互关系、关于召开党的代表会议、关于波兰等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收集粮食的进展情况以及图拉和莫斯科的粮食状况、关于供应铁路粮食的计划、关于供应伐木场饲料用粮的决定草案、关于调整手工业和非国有工业的决定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接见爱尔兰工党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帕·克温兰德。
8月11日
收到苏维埃代表团团长列·波·加米涅夫从伦敦发来的关于和平谈判的急电。加米涅夫在急电中报告，英国被总罢工吓坏了，所以劳合－乔治宣称要建议波兰接受苏维埃俄国提出的停战条件。列宁把这一情况电告西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约·维·斯大林，指示要尽一切努力，立即收复克里木，强调现在一切都决定于此。
写便条给俄共（布）中央书记尼·尼·克列斯廷斯基，请他安排有病的老党员亚·西·沙波瓦洛夫在克里姆林宫食堂就餐，在口粮等方面尽量给予照顾。
接见旅俄华工联合会会长刘泽荣（刘绍周）；写便条给尼·尼·克列斯廷斯基，说刘泽荣有一些问题需要同他商谈，请予接待。
不早于8月11日
全俄扫除文盲特设委员会主席Z．N．布里赫尼切夫来信请求提供必要的干部、办公用房、交通工具以及苏维埃工作人员的口粮。列宁把信批转给小人民委员会，请他们研究并尽量满足布里赫尼切夫的请求。
不晚于8月12日
写便条给司法人民委员德·伊·库尔斯基，指出1919年的法令汇编编得不好，建议单独出一本1920年现行主要法令汇编。
8月13日
得知亨·奥·格拉夫季奥教授住地的贫民住宅委员会主席要搜查他的住宅和没收其财产的消息后，致电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格·叶·季诺维也夫，指示必须保护格拉夫季奥教授，不准贫民住宅委员会主席胡作非为。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关于土耳其和亚美尼亚的建议、关于在明斯克同波兰和平谈判的建议以及关于远东共和国等问题。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向煤炭工业提供劳动力的决定和关于铺设红库特—亚历山德罗夫盖—恩巴军事专用铁路线的决定。会议讨论车里雅宾斯克煤矿的状况、更充分满足铁路员工粮食需要的措施、一批重点运输器材厂实行军事化、保证军工厂必要机械的措施以及关于向莫斯科运送木柴等问题。
8月14日
致函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指示把帝国主义者企图破坏苏维埃俄国与波兰谈判一事告诉在伦敦的苏维埃政府代表团团长列·波·加米涅夫；随信寄去给加米涅夫的复电。
分别接见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部分外国代表，他们是：法国五金工人和挖土工人工会代表路·莱珀蒂和马·韦尔扎；德意志奥地利共产党代表卡·施泰因加尔德（格鲁别尔）和卡·托曼；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赫·卡巴克奇耶夫：德国共产党代表保·莱维和恩·迈耶尔等；比利时瓦隆共产主义联盟代表万－奥韦尔斯特拉滕；匈牙利共产党代表库恩·贝拉；挪威工党代表霍·朗格塞特。
接见土耳其政府代表团，解释苏维埃政府对东方各民族的政策，强调支援被压迫民族是苏维埃政府政策的基本原则之一。
8月15日
写《给奥地利共产党人的信》。
8月17日
写便条给高加索疗养地和疗养院管理局，请求协助伊·费·阿尔曼德及其儿子前去治疗。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签署人民委员会关于俄国东南劳动军革命委员会的法令（条例）；在讨论财产保险问题时，向保险工作者提出若干问题，建议成立由有关部委和工会代表组成的专门委员会，以便向人民委员会提出切实的建议；草拟这些建议所应遵循的原则。会议讨论关于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法令草案、关于外国工人的迁入及有计划使用、关于奖励煤矿工人、关于各地的纸币分配、关于向粮食人民委员部提供纺织品供应居民等问题。
同美国新闻工作者约翰·里德谈话，里德请求列宁帮助曾为共产主义出版物撰稿的共产党人政论家路易·弗雷纳了解俄国的书刊。
致函各部人民委员和部务委员，请为路易·弗雷纳找几位英文好的翻译并通知秘书处。
8月17日以后
分别写便条给人民委员会几位秘书，请留心为路易·弗雷纳物色几位翻译，并分配好他们同弗雷纳一起工作的时间。
8月18日
致电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伊·捷·斯米尔加，指示必须竭尽全力制止敌人的进攻。
致函俄共（布）中央高加索局委员兼高加索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格·康·奥尔忠尼启则，请他协助伊·费·阿尔曼德及其儿子在基斯洛沃茨克治疗。
分别接见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部分外国代表，他们是：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马克思主义左派”代表米·瓦涅克和克拉德诺工人组织书记安·萨波托斯基；丹麦教师共产主义俱乐部代表玛·尼尔森；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波·雷恩施坦；英国社会主义工人联盟代表西·潘克赫斯特；英国车间代表委员会代表威·加拉赫。列宁同加拉赫谈到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党的作用，表示不赞成在苏格兰建立独立的共产党。
8月19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建议给在英国的苏维埃代表团发指示。会议讨论对波兰和弗兰格尔作战前线的军事形势、关于尽快调土耳其斯坦方面军司令员米·瓦·伏龙芝前往正在激战的前线、关于确定8月21日召开劳动国防委员会紧急会议研究修理运输工具问题等事项。
致电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卡·伯·拉狄克，要求更迅速、更有力地镇压波兰的地主和富农，把他们的土地和森林分给农民。
致电加里西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弗·彼·扎东斯基，要他详细报告发动农民的工作，指示无情镇压地主和富农，使广大农民感到急剧变革对他们是有利的。
签署俄共（布）中央致俄共（布）彼得格勒委员会的电报，要求集中人力和物力加强西方战线和西南方战线。
签署俄共（布）中央致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电报，指示红军必须再一次竭尽全力击败波兰军国主义者。
8月20日以前
同副教育人民委员米·尼·波克罗夫斯基谈话，指出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写出十月革命史或十月革命大事记。
不晚于8月20日
写便条给米·尼·波克罗夫斯基，询问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法律地位及其他情况。
8月20日
收到约·维·斯大林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斯大林在信中建议让格·康·奥尔忠尼启则立即离巴库去顿河畔罗斯托夫履行高加索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职责。列宁在信上批示：“我赞成”。
致电格·康·奥尔忠尼启则，告知政治局决定他离开巴库前往顿河畔罗斯托夫，参加围歼在库班和黑海沿岸登陆的白卫军。
致电卡·伯·拉狄克、费·埃·捷尔任斯基以及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指出波兰革命委员会必须颁布一项把地主的部分土地分给农民的命令。
致函国家第一地图绘制委员会，感谢给寄来《俄罗斯铁路路线图》，并建议出版标明新的行政区划的地图册。
致电在伦敦的苏维埃和平代表团团长列·波·加米涅夫，告知英国援助波兰对苏维埃俄国作战的情况，要求向工人揭露英国政府的政策。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授权卡希拉电站在自由市场购买必要材料、关于确定于8月21日召开劳动国防委员会研究修理运输工具问题的紧急会议、关于供应莫斯科木柴等问题。
不早于8月20日
写关于军事问题的几条建议即关于加强对弗兰格尔作战前线的建议。
8月20日和24日之间
起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的命令的决定。
8月21日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全体紧急会议。会议讨论关于修复运输工具的决定草案、关于派遣200名医生去顿巴斯防治霍乱等问题。
8月24日
读米·尼·波克罗夫斯基寄来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材料。材料中说，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是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监督下工作的自治组织。列宁在“监督”二字下面划了三条线，并在旁边写道：“如何实现监督？”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法令和关于建立和发展木船制造业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保证秋播作物种子的供应、关于各地的纸币分配、关于奖励基金的状况、关于按照爱沙尼亚政府的建议在爱沙尼亚的工厂用俄国原料生产各种商品的情况以及其他问题。
8月25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寇松的照会以及约·维·斯大林提出的关于建立战斗预备队等问题。
8月26日以前
同从喀山来莫斯科搜集十月革命史料的弗·维·阿多拉茨基谈话，委托他编译、出版俄文版马克思和恩格斯书信集。
8月26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波兰和西线形势等问题。
前往克里姆林宫医院看望在那里住院的瓦·瓦·沃罗夫斯基；同医生和病人谈话；请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了解沃罗夫斯基的家庭生活情况以便发给补助金。
不晚于8月27日
致函尼·伊·布哈林，建议用俄文出版美国社会主义者丹尼尔·德莱昂《古罗马历史片断》一书（路易·弗雷纳写序作注的1920年纽约版）。
8月27日
致函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美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出席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代表爱德华·马丁，对他生病表示慰问。
读俄共（布）中央给各省委的通告信。中央在信中指出，由于发生旱灾，必须特别重视粮食采购运动。列宁赞同信中提出的这个意见。
写便条给小人民委员会，请急速拨发一笔补助金，供身患重病的瓦·瓦·沃罗夫斯基治病和加强营养之用。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意大利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和全体党员以及意大利革命无产阶级的信上签名。
不早于8月27日
致函费·埃·捷尔任斯基，认为在库班发生反革命暴动的危险极大，指示采取紧急防范措施。
8月28日—30日
同德·伊·乌里扬诺夫、尼·瓦·克雷连柯、伊·巴·茹柯夫一起在斯摩棱斯克省别利斯克森林休息和打猎；同附近乡村的农民谈话。
8月31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讨论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安·马·列扎瓦关于该部的报告时，对人民委员会关于各人民委员部和中央机关派遣专家出国的决定草案作补充。会议讨论关于农民迁居西伯利亚、关于成立奥洛涅茨省等问题。
8月—9月
写《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一文。
9月1日
写便条给鲁勉采夫博物院图书馆，请求在夜间闭馆时借给他两本希腊语词典、几部较好的哲学词典和两本关于希腊哲学史的书（一本是爱·策勒的，一本是泰·龚佩茨的），答应次日早晨归还。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建议对军事和外交通讯采取更严格的保密措施。会议讨论粮食人民委员部关于免征粮食工作人员入伍的请示报告、关于同波兰进行谈判的新的苏维埃代表团的成员和谈判的地点、约·维·斯大林关于解除他的军事工作的请求、斯大林关于成立战斗预备队的草案、关于成立十月革命史研究委员会、关于军事形势，以及组织关于军队供应的专题讨论会等问题。
在全俄教育和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关于时局的报告。
9月2日以前
同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谈话，希望尽快出版《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第二版，并强调这在亚·亚·波格丹诺夫以“无产阶级文化”为幌子加紧宣传反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情况下尤其必要。
阅读并修改弗·伊·涅夫斯基《辩证唯物主义和僵死的反动派的哲学》一文。这篇文章是受列宁委托写的，是《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第二版的附录。
9月2日
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第二版序言。
收到国家纸币印刷厂管理局出版的小册子《关于修建国家专用造纸厂问题》，并把这一小册子转寄给尼·尼·克列斯廷斯基，在附信中建议把浪费纸张和经费出版这一无用小册子的人撤职、逮捕、送交法庭审判。
不早于9月2日
写便条给尼·伊·布哈林，谈亚·亚·波格丹诺夫的哲学观点以及弗·伊·涅夫斯基《辩证唯物主义和僵死的反动派的哲学》一文对这些哲学观点的批评。
9月3日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就红军无线电通讯问题作报告；签署关于防止火车装载不足的措施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尽快抓紧红军被服储备、关于红军补充年轻指挥员、关于乌拉尔矿区各个企业实行军事化、关于免征粮食工作人员入伍、关于派调查组了解顿巴斯采煤情况、关于向林业总委员会的重点工程供应粮食、饲料、资金和劳动力等问题。
9月5日以前
同旅俄华工联合会会长刘泽荣（刘绍周）谈话，刘泽荣请求允许已在下乌金斯克的以张斯麐将军为团长的中国军事外交使团前往莫斯科，而不必等中国政府对使团的目的和性质作出答复。
9月5日
访问莫斯科省波多利斯克县博格丹诺沃村，在附近森林打猎，并同当地农民谈话。农民向列宁反映村苏维埃征收余粮过头的情况，还递交了要求减少征粮的呈文。
9月6日
致电波多利斯克县粮食委员会，指示马上受理该县博格丹诺沃村农民的呈文，要求尽可能减少那里的征粮数，改善他们的困难处境。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格·瓦·契切林关于提请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批准对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和约的建议、外交人民委员部关于保证并正式公布卡累利阿公社在经济上和组织上完全自主、不再受奥洛涅茨省管辖的建议，以及关于与波兰进行和谈的苏维埃代表团的成员、关于军事形势的报告、关于尽快公布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定、关于伊朗形势等问题。
9月7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修改和补充小人民委员会提出的《俄罗斯联邦中央物质资源开发委员会条例》草案。会议讨论关于调整土耳其斯坦货币流通的提纲、关于莫斯科亚美尼亚研究所改组为中央东方现代语言研究所的决定草案，关于整顿手工业的决定草案、关于满足扫除文盲特设委员会的需要等问题。
9月8日
书面回答《每日新闻报》记者塞格鲁1920年9月3日来电提出的问题。
致函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列·达·托洛茨基，建议任命米·瓦·伏龙芝为南方面军司令员。
接见列·尼·托尔斯泰的朋友及其宗教学说的信徒弗·格·切尔特科夫，同他谈出版托尔斯泰全集的问题。在谈话时，切尔特科夫作为宗教团体联合委员会主席，还向列宁报告某些苏维埃负责人违反了人民委员会1919年1月4日关于因宗教信仰不能服兵役者可以经法院批准从事医务或其他工作的法令。
同青年共产国际书记威·明岑贝格谈青年共产国际面临的任务。同授权与波兰谈判和签署和约的苏维埃代表团团长阿·阿·越飞谈话。
同尼·伊·布哈林谈梁赞省、图拉省、坦波夫省的形势和农民的情绪等问题，并记下谈话的主要内容。
9月9日
致电格·康·奥尔忠尼启则，指示必须迅速地消灭高加索和库班的土匪和白卫军残部，并且要及时地准确地报告情况。
9月10日
同阿·马·高尔基谈话，了解到学者生活改善委员会缺乏木柴。
致函彼得格勒公社燃料局局长伊·格·鲁达科夫，请他给学者生活改善委员会供应一批木柴。
签署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阿·伊·李可夫和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安·马·列扎瓦的电话稿，其中指出苏维埃贸易代表团在伦敦签订的出口木材的合同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必须严格履行这项合同；建议制定关于加强出口木材采伐的措施的法令草案。
在莫斯科第一届机枪训练班第6连党员大会上讲话。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红军中的无线电通讯、关于向意大利发运粮食、关于通过铁路和水路从西伯利亚和北高加索运粮的计划等问题。
9月10和12日之间
致电各省执行委员会、各省革命军事委员会、第1劳动军委员会、高加索劳动军委员会、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土耳其斯坦革命委员会、巴什基尔革命委员会、鞑靼革命委员会和吉尔吉斯革命委员会，建议采取各种措施加速全俄人口职业统计和农业统计工作。
9月11日
签署《告弗兰格尔男爵军队军官书》，号召这些军官放下武器，保证赦免他们。
同卢森堡社会党代表E．赖兰德谈建立卢森堡共产党问题。
9月13日
批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阿·萨·叶努基泽，按照《真理报》编辑部的请求，为作家亚·绥·绥拉菲莫维奇安排膳宿。
9月14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约·维·斯大林关于清查国家贵重物品仓库的报告、革命共产党中央关于该党与俄共（布）合并时承认其党员的党龄和允许在地方党委中有该党代表的请求、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和《真理报》印刷厂的经济状况以及其他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收集球果燃料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在库班进行统计调查的法令草案、关于各地没有完成征粮数的报告、关于卡累利阿劳动公社的法令草案、关于土耳其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决定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9月15日
复函切列姆霍沃煤矿工人和技术人员，感谢他们的贺信，认为贺信中特别宝贵的是对苏维埃政权必将彻底战胜地主和资本家的信念以及克服一切困难的坚定意志和决心。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高加索的局势、顿河畔罗斯托夫党的工作状况，以及确定在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作党的工作的当前任务报告的报告人等问题。
9月16日
致电在里加参加对波和谈的俄罗斯和乌克兰代表团团长阿·阿·越飞，指示他在9月20日召开党中央全会之前报来他对与波兰媾和的可能性和条件的看法。
读关于成立十月革命和俄共（布）历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的决定草案，并修改这一决定草案的第6和第9条。
写便条给克里姆林宫总务部门负责人A．П．普拉东诺夫，要求立即给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安排住房。
同农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尼·伊·穆拉洛夫谈前线和军队的情况、农业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农业发展的前景等问题。
9月17日以前
听取人民委员会秘书莉·亚·福季耶娃的汇报，她曾同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儿子谈话，询问了萨拉托夫市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博物馆的情况。
9月17日
填写俄共（布）莫斯科组织党员重新登记表。
同从西伯利亚回来的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委员C．И．波罗斯昆谈话，记下他提出的援助西伯利亚农民的措施。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免征库尔斯克地磁异常带勘探工作所需的马匹、关于向居民征购全套马车供应西南方面军等项决定。会议讨论关于供应前线红军战士服装、鞋子和其他物品，关于为顿巴斯提供粮食，关于恢复铁路运输等问题。
9月17日以后
收到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左翼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布·古尔关于右翼分子弗·贝奈什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右翼7月12日布拉格代表会议上的发言内容的来信，以及随信寄来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右翼对捷克斯洛伐克工人的宣言，在宣言上批示送共产国际。
9月18日
签署人民委员会关于萨拉托夫市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博物馆实行国有化的决定。该决定的草案是由教育人民委员部提出、在小人民委员会9月17日会议上一致通过的。
9月20日
填写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代表登记表。
下午1时30分，同将被任命为南方面军司令员的米·瓦·伏龙芝谈话。
接见德意志奥地利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卡·施泰因加尔德和瑞士共产党员齐默尔曼。
9月20日和21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介绍他所准备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政治报告的内容。全会讨论外交人民委员部关于向意大利发运第二批粮食的建议、格·瓦·契切林关于加拿大几项贸易建议的报告、与阿塞拜疆签订的条约草案、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日程和主要报告的内容、教育人民委员部和交通人民委员部工作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中央机关和地方机关之间相互关系委员会的报告，以及关于同波兰进行和平谈判等问题。
9月20日和22日之间
接见约·里德和他的妻子路·布赖恩特。布赖恩特是作为主张承认苏维埃俄国的美国报刊的代表秘密来到苏维埃俄国的。
9月21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给严重歉收的梁赞省、卡卢加省、图拉省、布良斯克省和奥廖尔省粮食救济的决定。会议讨论人民委员会1920年8月24日关于各地纸币分配的决定的执行情况，以及关于向意大利出口粮食等问题。
不晚于9月22日
补充并修改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向波兰提出媾和建议问题的声明草案初稿。
9月22日
签署人民委员会关于成立十月革命和俄共（布）历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的决定。
上午，受党中央委员会的委托，主持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被选入代表会议主席团；在波兰共产党员弗·乌兰诺夫斯基作关于波兰的报告时，审阅并修改关于这一问题的决议草案；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报告以后，阅读递给他的字条。
晚上，出席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作关于政治报告的总结发言。
9月23日
上午，出席代表会议第三次会议。会议听取并讨论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和党史研究委员会的报告。会上，列宁会见刚刚抵达莫斯科的克·蔡特金。
出席党中央全会会议。会议讨论同波兰媾和建议的条文以及从国外订购机车等问题。
以中央全会的名义致电在里加参加和谈的苏维埃代表团团长阿·阿·越飞，指出代表团的任务就是要在短期内保证实现停战，如果波兰在苏维埃俄国让步的情况下仍然拒绝停战，那就要揭露他们拖延时间。
9月23日和27日之间
同克·蔡特金谈国际妇女和青年运动、苏维埃俄国妇女的状况以及关于道德等问题。
不晚于9月24日
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其他委员一起签署共产国际告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书，号召反对党内的机会主义派，争取加入共产国际。
9月24日
写《给德国和法国工人的信。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讨论》。
起草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
晚上，在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第五次会议上作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讲话。在会议期间，收到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来电的抄件，来电说波兰军队在西线发动全线进攻，请求或者尽快结束党代表会议或者让西线军人代表先走。列宁指示当夜结束会议，让西线军人代表立即返回。
通过直达电报同格·康·奥尔忠尼启则谈巴库的形势。
同美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施莱辛格谈美国两个共产党对推举尤·维·德布兹为副总统候选人的态度。
不早于9月24日
读格·瓦·契切林写来的报告，报告反映彼得格勒各报编辑部违反了刊登涉及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的材料的规定。列宁在报告上作批示，建议契切林向中央提出关于这一问题的决定草案，具体控告每一件违反制度的行为并通过中央任命一个负责人监督这些材料的发表。
9月25日
致电俄国红十字会驻布拉格全权代表索·伊·吉列尔松，请他立即在报刊上宣布并向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转告：弗·贝奈什引述的列宁关于捷克斯洛伐克是否可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谈话，是彻头彻尾的捏造；列宁从来没有见过贝奈什。
列宁审阅从《真理报》编辑部收到的他在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的政治报告的秘书记录稿，并对第二句话作了订正；在装这份记录稿的信封上写道：“存档。关于波兰。对我的讲话所作的不成功的记述。”
同谢斯特罗列茨克苏维埃主席尼·亚·叶梅利亚诺夫谈话。列宁1917年7—8月曾隐藏在他的家中，地点在拉兹利夫湖畔。
同西班牙共产党临时执行委员会书记梅·格拉西亚谈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分裂和建立西班牙共产党等问题。
写便条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阿·伊·李可夫和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安·马·列扎瓦，请他们作好准备，把向华·万德利普租让的问题提交人民委员会9月28日会议讨论。
致函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林业总委员会主席团委员Ｃ．Z．利别尔曼，指示他尽快把关于租让的材料准备好，因为人民委员会9月28日会议将要讨论这个问题。
9月28日
致函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伊·尼·斯米尔诺夫，向他转告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委员Ｃ．И．波罗斯昆在同列宁谈话时提出的帮助西伯利亚农民的各项措施，请革命委员会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
晚上，出席第七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阿·瓦·卢那察尔斯基报告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时作笔记。
9月27日
上午，继续出席第七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弗·伊·涅夫斯基代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教育人民委员部工作调查委员会作补充报告以及其他人发言时作笔记。
9月28日
同西伯利亚领导人伊·尼·斯米尔诺夫、П．Ｋ．卡冈诺维奇、亚·瓦·绍特曼和Ｃ．Ａ．库德里亚夫采夫谈话。
同俄罗斯联邦驻格鲁吉亚全权代表谢·米·基洛夫谈高加索的形势。
同远东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波·扎·舒米亚茨基谈远东共和国的问题。
写对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决议《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第13条和第14条的意见。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奖励物品采办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以及其他问题。
9月29日
就监察委员会的组成和人员调动问题，对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提出建议。这些建议为代表会议所接受。
接见萨马拉省布古鲁斯兰县苏尔坦洛沃乡农民武·沙施科夫。沙施科夫向列宁反映，他们那里歉收，如果要完成余粮收集任务，农民就没有种子播种。列宁委托秘书把沙施科夫带来的关于这一问题的信件送副粮食人民委员尼·巴·布留哈诺夫征求意见。
出席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在讨论党中央给南方党组织的通告信草稿时，审阅这一草稿并表示同意。全会在关于工资政策问题的决定中，委托列宁同副劳动人民委员列·彼·谢列布里亚科夫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瓦·弗·施米特一起提出劳动人民委员部关于工资问题的意见。会议还讨论了远东的军事形势，对法国以轰炸南方沿海港口相威胁提出强硬要求的答复，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决议《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格·瓦·契切林、沙·祖·埃利亚瓦和谢·米·基洛夫关于同亚美尼亚谈判的建议，契切林关于批准同希瓦签订的条约的建议，以及关于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等问题。
9月30日
致函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恩·奥新斯基，请他重视农民武·沙施科夫反映的情况，亲自同沙施科夫谈一谈。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讨论关于财产保险问题的报告时，主张对农民实行保险，提议成立研究保险问题的专门委员会，并口授人民委员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在讨论关于森林租让问题时，读林业总委员会关于这一问题的报告书，并在报告书上作批示；签署关于制糖业的决定和关于从全国的储备中向彼得格勒省、莫斯科省、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国民经济委员会提供原料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租让（美国万德利普辛迪加的建议）、关于收集球果燃料、关于战争和封锁对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影响的调查结果等问题。
10月1日
就歼灭弗兰格尔的作战计划问题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埃·马·斯克良斯基交换便条；致函列·达·托洛茨基，对推迟进攻克里木一事深表关切。
致函副交通人民委员韦·米·斯维尔德洛夫，请求给长期从事运输工作、积劳成疾的阿·安·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三个月假期，工资和口粮照发。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同芬兰和谈的进展情况。
同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派出国归来的B．A．杰戈季谈话，了解意大利和法国工人运动及其领导人的情况。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就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一批正在恢复生产的重点纺织厂的燃料和粮食供应问题作报告。会议讨论关于供应顿巴斯矿工衣服，关于查明铁路和水路运输装载不足的责任，关于从土耳其斯坦运出棉花、从顿巴斯运出煤炭、从格罗兹尼运出石油、从西伯利亚和乌克兰运出粮食，关于供应彼得格勒粮食等问题。
10月1日或2日
接见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团；听取团中央书记E．Ａ．沙茨金关于青年团状况的汇报；同意在代表大会上讲话。
10月2日
起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给阿·阿·越飞和扬·安·别尔津关于尽快与波兰和芬兰签订和约的指示。
写《告乌克兰贫苦农民书》。
上午，在全俄制革业职工第三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讲话。
晚上8时以后，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题为《青年团的任务》的讲话。讲话以后，回答代表们提出的各种问题。
10月3日
同高加索方面军特别部部长、驻顿河区和北高加索的全权代表卡·伊·兰德尔谈话，了解北高加索的局势、居民的情绪、采购粮食的情况、在库班提高征粮数的可能性，建议他向俄共（布）中央提出关于北高加索局势的报告。
10月3日或4日
起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建议接受波兰代表团提出的有关边界的条件，委托阿·阿·越飞在最近三、四天内同波兰草签条约。
10月4日
致电骑兵第1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指示他们必须尽快开往南线。
10月5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就奖金的分配问题发言；就组织法典编纂工作问题作报告。会议讨论高加索的内部运输、交通人民委员部的进口计划、支援国家建筑工程委员会一些紧迫工程的措施、根据各地歉收情况调整的征粮比例、各中央机关的口粮分配等问题。
10月6日
致函尼·尼·克列斯廷斯基，请他把改善病人伙食的问题提交中央组织局讨论。
同英国共产党党员威·波尔谈话。
同英国作家赫·威尔斯谈无产阶级专政、电气化、租让政策、俄国的未来和英国的当前状况。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两次会议；同列·达·托洛茨基一起提出派卫生人民委员尼·亚·谢马什柯暂时到南线去加强鼓动工作的建议。会议讨论格·康·奥尔忠尼启则关于就基马尔分子进攻亚美尼亚一事复照格鲁吉亚外交部长的汇报、谢·伊·古谢夫关于派教育人民委员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去南线的建议、党的彼得格勒委员会关于撤销中央组织局动员30名党内同志去南线的决定的请求、尼·伊·布哈林关于研究苏维埃俄国经济问题的建议、关于批准参加万国邮政联盟代表大会的代表团成员、关于批准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出的课本编写人员名单等问题。
10月7日
同教育人民委员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谈话，指示他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言时强调该协会必须服从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领导。
10月8日
写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决议草案，建议在中央通过后立即以中央的名义提交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代表大会。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急速向西伯利亚调运商品、关于向居民征收制作军服所需物品、关于提高毡靴、树皮鞋和马具采购效率等问题。
10月9日
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作关于共和国国内外形势的报告。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问题时多次发言；写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决议草稿要点。会议讨论关于俄国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的组成、关于同波兰和谈的进展情况、关于出席在巴库召开的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的代表团等问题。
10月9日深夜—10日凌晨
通过直达电报同在里加参加对波和谈的俄罗斯和乌克兰代表团团长阿·阿·越飞商谈同波兰签订停战协定的问题。
10月10日
列宁受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托，致电列·达·托洛茨基，通报波兰战线的局势、他同阿·阿·越飞商谈同波兰签订停战协定的情况、政治局为尽快消灭弗兰格尔把一些部队从西南战线调到南方战线的决定。
10月11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问题时，写便条给尼·伊·布哈林，指示他在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发言不必涉及分歧，只强调有关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的几条主要原则就够了。会议讨论格·瓦·契切林关于苏维埃俄国和罗马尼亚之间相互关系的信，以及关于召开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等问题。
10月12日
收到副财政人民委员谢·叶·丘茨卡耶夫关于国家珍宝库1920年9月16日至30日的工作简报，复函提出应该补充说明有关古董的清点和外销的几个问题。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一起在红场参加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伊·弗·阿尔曼德的葬礼；在阿尔曼德的墓前献了花圈。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扩大亚麻和大麻播种面积的措施的决定和关于省粮食委员会下设省工人粮食供应委员会的决定。会议讨论人民委员会1920年9月30日任命的委员会关于租让问题的报告、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条例草案以及其他问题。在会议期间，列宁同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交换便条，指示为从西伯利亚来莫斯科工作的伊·阿·泰奥多罗维奇及其家属解决膳宿问题。
10月12日以后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一起探望患病的克拉拉·蔡特金，询问她的伙食和护理情况，向她介绍对波战争、同波兰媾和以及南线局势等情况。
10月12日或13日
读格·瓦·契切林1920年10月12日就亚美尼亚形势问题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建议政治局批准契切林信中提出的三条建议。
10月13日
读总司令谢·谢·加米涅夫给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报告，加米涅夫在报告中建议利用同波兰停战这一时机尽快粉碎弗兰格尔白卫部队。列宁在报告上写批语，建议政治局同意总司令的报告。
就苏美关系问题同美国女记者路·布赖恩特谈话。
晚6时30分至11时，分别接见无线电委员会主席阿·马·尼古拉耶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人员米·马·格鲁津贝格、彼得格勒公社主席A．C．库克林、国家建筑工程总委员会主席兼小人民委员会委员康·阿·阿尔费罗夫、俄罗斯联邦驻英国全权代表马·马·李维诺夫、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财政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德·彼·博哥列波夫、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伊·捷·斯米尔加。
10月13日或14日
起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俄共（布）在东方各民族聚居地区的任务问题的决定。
10月13日和23日之间
审阅10月13日同美国女记者路·布赖恩特谈话记录稿，作修改和补充。
10月14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补充并通过列宁起草的关于俄共（布）在东方各民族聚居地区的任务问题的决定。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必须召开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批准对波和约、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关于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和该部机关报《民族生活报》等问题，以及格·瓦·契切林就亚美尼亚问题和寇松来照问题提出的两项建议。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批准小人民委员会通过的各项决定。
10月15日
致函红军通讯局局长英·安·哈列普斯基，指出莫斯科—哈尔科夫通话效果很差，要求立即检修，并警告说，如果不能修好，将追究责任。
读1920年10月14日跨部门磋商会议记录。会议认为有必要把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改组为工业人民委员部并在劳动国防委员会下设立超越部门的经济计划协调机关。列宁在记录上写批语，表示坚决不同意这个方案，建议在劳动国防委员会下面设立一个由列宁主持的跨部门常设委员会。
在莫斯科省的县、乡、村执行委员会主席会议上就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内外形势问题发表讲话并作总结发言。
10月16日
致电南方面军司令员米·瓦·伏龙芝，强调无论如何要紧追敌人，直抵克里木，并作好充分准备，拿下克里木。
致电乌克兰苏维埃政府和南方面军司令部，回答他们提出的对待贫苦农民的政策问题。
受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托，致函俄罗斯联邦驻爱沙尼亚代表伊·埃·古科夫斯基、格·亚·索洛蒙、季·伊·谢杰尔尼科夫和阿·斯·雅库波夫，谈俄罗斯联邦驻爱沙尼亚代表团的工作。
列宁致函《共产国际》杂志编辑部，表示来不及为该刊第14期写一篇新文章，建议转载他1906年写的《立宪民主党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这本小册子中有关专政的部分，并答应写一篇短序。
致函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印刷局，询问《真理报》印刷质量不好的原因，要求报告改进印刷质量的措施。
同红军通讯局局长英·安·哈列普斯基谈话，哈列普斯基向列宁汇报了为保证莫斯科—哈尔科夫电话线路正常工作所采取的措施。
致函休罗沃车站水泥厂全体职工，祝贺工厂开工，相信他们能够恢复并超过以前的生产水平，请他们过一两个月后汇报工厂工作的情况。
10月19日
写《关于党的当前任务的意见》。
致函国内警卫部队司令员瓦·斯·科尔涅夫，指示必须尽快平定坦波夫省的反革命叛乱，并请报告正在采取哪些措施。
写便条给农业人民委员谢·帕·谢列达，征求他对人民委员会收到的关于在农业中使用机械力量（拖拉机）的报告书的意见，指示必须尽快起草相应的计划。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原奇萨克居住地区的土地使用和土地规划、关于成立国立乌拉尔大学等法令草案、政府通告《工农俄国的敌人策划的新的流血阴谋》以及其他问题。
翻阅他1907年出版的《十二年来》文集第1卷，并在书上作批注。
10月20日
为《共产国际》杂志第14期写完《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一文并把它寄给杂志编辑部。
收到俄共（布）图拉省委员会主席团委员п．ф．阿尔先耶夫和м．я．捷利克曼1920年10月18日的来信，信中反映图拉省某些党员企图把经济任务和教育任务放在第一位而使军事任务受到损害。列宁致函图拉省的同志们，强调在没有彻底粉碎弗兰格尔和收复整个克里木之前，军事任务总是占首要地位。
同西伯利亚来的伊·阿·泰奥多罗维奇谈话。
在Ｅ．П．彼什科娃住所同阿·马·高尔基谈话；听钢琴家伊赛·多勃罗韦因演奏贝多芬的奏鸣曲以及其他音乐家的作品。
10月21日
接见斯塔夫罗波尔省农民代表团；感谢他们给挨饿的儿童运来粮食，询问他们的需要，听取他们关于发展农业的建议。农民代表反映，省粮食委员在完成余粮收集任务以前禁止合作社出售车轮润滑油、火柴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列宁致函副粮食人民委员尼·巴·布留哈诺夫，指示赶快研究此事，最晚在明天提出意见。
致函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安·马·列扎瓦和副教育人民委员米·尼·波克罗夫斯基，指示抓紧挑选可供出口的古董，尽快在国外出售。
阿·马·高尔基致函全俄学者生活改善委员会，反映彼得格勒发生的几起挤占科学工作者住房的事。列宁得知后，致函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团，指示必须保证学者办公室和试验室的用房。
写便条给彼得格勒《共产国际》杂志编辑部，告知昨天寄出了《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一文的手稿以及《十二年来》文集和《立宪民主党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一书，请他们用后归还。
10月23日
接见克拉拉·蔡特金，同她谈妇女和青年中的共产主义工作，建议她写一个关于妇女工作的提纲。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保证尼古拉铁路正常运营的紧急措施、关于加紧为红军生产罐头食品等项决定；在讨论关于恢复波罗的海舰队问题时，起草关于这一问题的决定。会议通过这一决定。会议还讨论了关于支援西线委员会的工作、关于装载煤炭和供应铁路燃料、关于采伐乌克兰第聂伯河右岸地区森林等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讨论苏维埃职员的劳动口粮和粮食定量问题时起草关于这一问题的决定。会议通过这一决定。会议还讨论了跨部门的奖励问题讨论会的报告、实物奖励暂行条例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10月24日
致电骑兵第1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和谢·谢·加米涅夫，指示采取最英勇的措施，集中力量加速粉碎弗兰格尔的军队。
10月25日
接见美国工业家华·万德利普，同他谈堪察加半岛的租让、美国与苏维埃俄国的经济关系等问题。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讨论南方铁路燃料供应问题的紧急会议；修改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这一问题的决定草案。
接见经济学教授彼·谢·奥萨德奇、乌克兰粮食人民委员米·康·弗拉基米罗夫、运输总委员会委员安·卢·柯列加耶夫以及财政人民委员部的几位部务委员。
10月26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党内情绪问题时，起草关于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的决定。列宁起草的这一文件稍加补充后被通过。会议还讨论了关于乌克兰党代表会议、关于召开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等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就在西伯利亚实行租让问题、协调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在制定统一经济计划方面的工作问题作报告；提出关于建立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之间的联系的决定草案。会议通过列宁提出的决定草案。会议还讨论了乌克兰劳动军委员会条例草案、关于向国外出售古董的决定草案，以及关于在德国和瑞典签订的合同等问题。
同《贫苦农民报》主编列·谢·索斯诺夫斯基谈罗·爱·克拉松工程师发明的泥炭水力开采法，介绍索斯诺夫斯基认识克拉松，并邀请他第二天到克里姆林宫来观看记录泥炭水力开采法的电影。
10月27日
接见弗拉基米尔省亚历山德罗夫县党代表会议代表团，他们向列宁反映特罗茨基军工厂营私舞弊的情况以及党员上访中央机关所遇到的重重困难。列宁致函弗拉基米尔省委，认为代表团同志向他反映情况是完全正确的，要省委汇报：对县级党组织成员上访作了哪些规定。致函俄共（布）监察委员会费·埃·捷尔任斯基、马·康·穆拉诺夫和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请他们务必亲自接见该代表团并尽快查处此案。
出席罗·爱·克拉松工程师介绍泥炭水力开采法的报告会，观看苏维埃俄国第一部反映生产的影片《泥炭水力开采法》，对影片给予肯定的评价，同时指出其中有几个镜头应重拍。
同泥炭总委员会和运输总委员会的代表就罗·爱·克拉松的发明交换意见，指出这一发明具有重大意义。
10月28日以前
同塞·阿古尔斯基谈美苏关系和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等问题。
10月28日
致函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阿·伊·李可夫（或者弗·巴·米柳亭）和泥炭总委员会伊·伊·拉德琴柯，告知昨天同泥炭总委员会和运输总委员会代表交换意见时提出的一系列建议，并征求他们对这些建议的意见。
收到南方面军司令员米·瓦·伏龙芝1920年10月26日来电，伏龙芝报告了攻占克里木半岛的措施，并相信一定会粉碎敌人的主力部队。列宁复电米·瓦·伏龙芝，警告他不要过分乐观，指示采取调运重炮兵、调给工兵等“紧急措施”，以保证红军在彼列科普战胜弗兰格尔的军队。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代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作关于俄罗斯联邦国内外形势的报告。在讨论关于政治教育总委员会问题时，列宁起草关于这一问题的决定。列宁的这一文件被全文写进政治局就该问题所通过的决定。
10月29日
收到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约·维·斯大林1920年10月26日关于高加索局势的来电；复电斯大林，认为协约国一定会进攻巴库，建议采取紧急措施，扼守巴库水路和陆路要冲，调派重炮兵等等。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就修改1920年10月27日劳动国防委员会调度会
议关于改善有外籍人员的工厂的供应的决定和各部门的协议、分歧和申请提交劳动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程序这两个问题作报告；签署关于从乌克兰运出食糖的决定、关于向居民强制收集军大衣的决定以及戒严地区条例。会议讨论关于供应顿巴斯马匹和马具、关于采购和运出马铃薯等问题。
10月30日
中央统计局局长帕·伊·波波夫向列宁请示在整理关于1920年莫斯科苏维埃职员的统计材料时应该回答哪些问题。列宁写便条给波波夫，提出要回答的问题。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莫斯科党组织的状况、关于米·伊·加里宁乘鼓动列车视察西伯利亚或库班、关于俄共（布）中央全会等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就利用泥炭水力开采法问题作报告；在讨论人民委员会关于黄金储备只能用于购买外国生产资料这一指示的执行情况时，对有关决定草案提出修改意见；签署关于妇女为红军缝制衣服的义务劳动、关于改善工厂工人的居住条件两项决定。会议通过根据列宁和有关部门代表提出的建议起草的关于推广泥炭水力开采法的决定草案。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各苏维埃自治共和国代表机关的决定草案、人民委员会1920年10月22日任命的委员会关于苏维埃职员的劳动定额和口粮标准问题的报告、关于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关于在西伯利亚的租让项目等问题。
11月1日
审阅副工农检查人民委员瓦·亚·阿瓦涅索夫为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准备的关于工农检查院工作经验的报告提纲草稿；致函阿瓦涅索夫，对提纲提出修改意见。
主持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组织联系问题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两次发言；写建议草稿。
读阿·马·高尔基的来信，高尔基对国家出版社委派萨·马·扎克斯在国外出版书籍有异议，担心这样会损害他所支持的格尔热宾出版社的信誉。列宁把来信转给俄共（布）中央书记、国家出版社社务委员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征求他的意见。
11月2日
致函罗·爱·克拉松，请他密切注意1920年10月30日人民委员会通过的关于泥炭水力开采法的决定的执行情况，如有违反决定的事就毫不留情地上告。
尼·亚·谢马什柯来电话反映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没有执行人民委员会1920年10月4日关于军事机关腾出所占的斯摩棱斯克大学校舍的决定，列宁批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埃·马·斯克良斯基，并致电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要求立即执行人民委员会的决定并报告执行情况。
接见第二天就要离开莫斯科回国的中国军事外交使团团长张斯麐将军，同他进行友好的谈话，认为中国军事外交使团的来访是与苏维埃俄国接近的一个步骤，相信这种关系会巩固起来，因为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共同目的把中国和俄罗斯联邦联结在一起。中国军事外交使团感谢列宁的接见，向列宁赠送一把中国古代军刀。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恢复棉花种植面积的决定和关于设立卡尔梅克族自治州、沃特族自治州、马里族自治州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统一管理拖拉机行业的法令草案和关于实行工人供给基本标准的决定草案、粮食人民委员部关于人民委员会1920年9月12日决定执行情况的报告和关于五省严重歉收情况的调查报告，以及关于美国人在苏维埃俄国租让地区用拖拉机垦荒的计划等问题。会议还原则通过了关于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决定草案。
11月3日
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局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讲话。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批准小人民委员会通过的各项决定。
签署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埃·马·斯克良斯基起草的给实物奖励委员会主席阿·季·哥尔茨曼、劳动国防委员会红军供给副特派员尼·博·埃斯蒙特和服装工业总管理局的指示，要他们把完成两万双猎人靴生产任务的奖励问题交奖励委员会研究，因为这个问题对于在南方的胜利具有重大意义。
不早于11月3日
1920年11月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决议，认为对于让·龙格及其一派在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上可以作些例外。列宁就这个问题写了自己的意见，指出这样做为时尚早，应具体说明作出例外的理由。
11月4日
写《论意大利社会党党内的斗争》一文
接见德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克·蔡特金，同她谈俄国劳动群众的境况，指出必须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和文化水平，相信人民是会摆脱贫困的。
11月5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与教育人民委员部合并的方式、西南战线的形势、专门委员会关于改组对外贸易委员会和关于黄金储备的报告、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米·巴·托姆斯基关于工会代表会议的报告，以及关于米·伊·加里宁乘鼓动列车视察西伯利亚等问题。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堪察加、关于中东铁路等远东事务。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运输总委员会关于修复运输工具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关于各地的运输情况以及对完成两万双猎人靴生产任务给予实物奖励等问题。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年表（1921年6月—192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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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表
（1921年6月—1922年3月）
1921年
6月22日以前
列宁领导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拟订《关于俄共策略的报告提纲》；以代表大会决议起草委员会委员的身分审阅主要决议的草案并提出意见；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发言；会见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并同他们谈话。
同《经济生活报》责任编辑加·伊·克鲁敏谈实行新经济政策后该报的任务；请他把该报的责任编辑和专家的名单寄来。
6月22日
致函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路·卡·马尔滕斯，说如果美国工人都能随身带来粮食、衣服和劳动工具，就全力支持吸收外国工人和专家建立工业侨民区的建议。
读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米·瓦·雷库诺夫6月21日的来信，信中建议派共产党员加强人民委员部机关、在部务委员会中增加两三名实际工作者、利用原出口商人在国外推销商品、允许从贸易额中按一定的百分比提成奖励对外贸易工作人员。列宁写便条给雷库诺夫，表示基本同意他的各项建议，特别是关于吸收原出口商人的建议。
同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谢·叶·丘茨卡耶夫谈话，听取他关于在西伯利亚实行新经济政策情况的汇报；建议他把中央机关处理西伯利亚问题时办事拖拉的事实写成书面材料。
同副教育人民委员叶·亚·利特肯斯谈关于中央出版物发行处、国家出版社、职业教育总局的工作。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省、沃洛格达省和北德维纳省建立区域经济会议，关于在国外购买粮食等问题，以及关于发展制盐工业的措施的决定草案和关于打击私贩粮食活动的报告。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列宁在第三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代表大会名誉主席。
6月23日
同阿·马·高尔基谈话，高尔基向列宁介绍艺术珍品选评专家委员会的工作的情况。
6月24日
致函全俄肃反委员会会务委员维·鲁·明仁斯基，请他尽量帮助阿·马·高尔基，拨给他艺术珍品选评专家委员会所需的两辆汽车。
主持人民委员会紧急会议。会议讨论关于苏维埃机关职员实行集体劳动报酬制的决定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打击私贩粮食活动、关于西伯利亚粮食工作队以及渔业和鱼品工业总管理局所属渔船煤炭供应等问题，以及关于无线电建设的决定草案。
同全俄矿工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阿尔乔姆（费·安·谢尔盖耶夫）谈话。
6月25日
函告粮食人民委员部驻对外贸易委员会的代表莫·伊·弗鲁姆金，已读了专门委员会关于从国外购买粮食的建议并表示同意，建议将这个问题提交中央政治局讨论。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农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伊·阿·泰奥多罗维奇关于同伏尔加河中下游地区的饥荒作斗争的措施的报告、关于清党问题的决定草案以及关于在国外购买粮食等问题。
审阅俄国教学地图集材料并作补充；致函地图绘制委员会主席B．．凯萨罗夫和国家出版社彼得格勒分社社长伊·约·约诺夫，请他们告知地图集完成的日期和委员会各委员的分工，并在付印前把地图集的文字说明和地图寄来。
签署给劳动人民委员部关于保证卡希拉电站工程劳动力的措施的公函。
6月26日和7月2日之间
读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列·波·克拉辛1921年6月20日从伦敦的来信，信中汇报同英国企业家兼金融家莱·厄克特谈判向该人提供矿藏开采租让项目的情况，请求于7月5日之前告知可以向厄克特提供租让项目的条件。列宁就租让条件问题起草给克拉辛的电报稿。
6月27日
分别签署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路·卡·马尔滕斯和莫斯科省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瓦·马·利哈乔夫的信，信中请他们对美国工人集资建立莫斯科第36缝纫厂给予全面有力的支持，消除各方面的拖拉作风。
6月28日
致函农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伊·阿·泰奥多罗维奇，说阿·马·高尔基送来了要在1921年6月29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的关于成立全俄赈济饥民委员会的草案。
对人民委员会《关于苏维埃机关职员实行集体劳动报酬制的决定草案》作补充。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审议关于苏维埃机关职员实行集体劳动报酬制的决定草案，接受列宁提出的补充意见，并通过该决定草案。会议还讨论了关于运送私人货物的铁路运价、关于是播种秋播地的决定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在意大利社会党书记康·拉查理发言时作笔记和起草讲话提纲，然后就意大利问题发表讲话，指出：“真正共产主义的首要条件就是跟机会主义一刀两断。”
6月29日
上午，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无政府主义者、关于中央居民疏散管理局等问题。
主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专门委员会会议。会议批准《劳动国防委员会给各地方苏维埃机关的指令》。
晚上，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同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工作有关的问题、列·达·托洛茨基关于特别任务部队的报告、阿·马·高尔基关于全俄赈济饥民委员会的建议以及其他问题。
6月30日
同国家建筑工程委员会副主席格·德·瞿鲁巴谈话，指示在柏林订购卡希拉电站工程所需的设备；请瞿鲁巴持信去找俄罗斯联邦驻德国商务代表波·斯·斯托莫尼亚科夫，列宁在信中请斯托莫尼亚科夫予以多方面帮助。
起草《人民委员会关于修缮大剧院的决定》。
6月
写《论“丧失阶级特性”的小册子的提纲》（小册子没有写成）。
7月初
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亚·阿·科罗斯捷廖夫谈设立经济部门促进委员会一事，支持他就这一问题在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团会议上作报告。
7月1日
上午，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第十一次会议，作捍卫共产国际策略的讲话。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按期供应运输部门工厂粮食、关于俄罗斯联邦歉收地区播种秋播地的决定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7月2日
致函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谈对他的《致我们的批评家们》一文第一稿的印象，并就如何向劳动国防委员会报告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提出建议。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批准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通过的负责工作人员的新工资表、关于国际工会代表大会等问题。会议在讨论向莱·厄克特提供租让项目问题时，基本通过列宁提出的决议草案。
7月3日
签署劳动国防委员会和俄共（布）中央给图拉、奥廖尔、库尔斯克、坦波夫等省省委的电报。鉴于产粮省歉收，电报指示这些省抓紧征收实物税。
7月4日
写《关于国家经济“计划”的几点想法》（给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信）。
致电在梯弗利斯的俄共（布）中央高加索局委员格·康·奥尔忠尼启则，请他报告他们为巴库以及为发展对外贸易做了些什么；建议不要打断民族事务人民委员约·维·斯大林的休养。
同俄罗斯联邦驻德国商务代表波·斯·斯托莫尼亚科夫谈为卡希拉电站订购货物问题。
7月5日
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第十七次会议上用德语作关于俄共策略的报告。
不晚于7月6日
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休息时遇见马克思主义宣传家瞿秋白，就他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交谈，并向他推荐几篇关于东方问题的材料。
7月6日
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策略问题委员会会议。会议修订共产国际关于策略问题的提纲，讨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列宁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博·什麦拉尔发言时作笔记；写发言提纲并在会上发言。
签署给在哈尔科夫的乌克兰粮食人民委员米·康·弗拉基米罗夫的电报，指示采取坚决措施为顿巴斯提供三个月的粮食并将此事通知乌克兰的全体粮食工作人员。
写对共产国际《关于策略问题的提纲》草案的两点建议。
7月7日
致函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策略问题委员会会议参加者，就自己7月
6日的发言向匈牙利共产党人作解释。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任命五人清党小组、关于出售珍宝、关于全俄赈济饥民委员会、关于顿巴斯状况等问题，以及剿匪委员会的报告。
7月8日
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关于企业奖励问题的建议。
根据医生的意见，向俄共（布）中央组织局请假一个月，假期内仍将出席政治局、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每周二至三次，每次二至三小时。
主持人民委员会紧急会议。会议讨论苏维埃机关职员实行集体劳动报酬制问题委员会的报告、关于对企业职工实行集体供应制、关于集中研究一个机关的财务问题等事项。
不晚于7月9日
写《关于战胜饥荒的措施和加强经济工作的意见》。
7月9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无政府主义者、关于加强粮食工作等问题，以及中央关于清党的通告信。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决定，准许列宁休假一个月，在休假期间只参加政治局会议，除经中央书记处决定的特殊情况外，不参加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
读奥·威·库西宁和威·克南起草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各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工作方法和工作内容的提纲》草案；用德文致函库西宁和克南，对草案提出两点补充意见。
出席有俄共（布）中央委员参加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德国代表团会议，并多次发言。
不早于7月9日
读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1921年7月9日的来信，信中说国际红十字会代表弗·南森来电建议，在外国代表参加监督分配的条件下向莫斯科居民寄运粮食。契切林认为应接受南森的建议。列宁把信批转给格·叶·季诺维也夫及其他政治局委员，表示可作为例外情况予以同意。
7月10日
致函副粮食人民委员尼·巴·布留哈诺夫，指示采取措施，抓紧粮食采购工作和商品交换工作，改善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粮食的供应。
对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关于在苏维埃俄国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提纲草案作补充。
不晚于7月11日
写关于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文章的提纲（文章没有写成）。
写《在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意大利代表团联席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7月11日
出席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意大利代表团联席会议，发表讲话；在会议进程中作笔记。
7月12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红色工会国际的某些国家代表请求释放被捕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关于建立全俄赈济饥民委员会等问题。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紧急会议。会议讨论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参照各人民委员部的申请分配2000万金卢布供各部在国外购买货物的报告以及其他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扩大大型国营企业权限的条例草案、关于监督进口货物实际利用情况的措施以及其他问题。
由莫斯科去哥尔克度假。
7月13日
致函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米·马·鲍罗廷，请他收集有关美国工农党的材料并就这个问题写一个简短报告。
7月15日
从哥尔克返回莫斯科。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俄共（布）中央例行全会、关于全俄赈济饥民委员会等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写对人民委员会关于由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组织商品交换的决定草案的意见。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在中国东北购买粮食等问题。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国家建筑工程委员会的建筑工人的粮食供应的决定草案、劳动国防委员会1921年7月12日任命的黄金分配方案审查委员会的报告以及其他问题。
7月16日
给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代表大会写贺信。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任命驻柏林全权代表、关于合作社会议、关于清党、关于出版格·瓦·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和为他建立纪念碑等问题，以及关于剿匪的声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关于经济政策的提纲。
7月17日
口授给俄共（布）中央高加索局委员格·康·奥尔忠尼启则的电报，询问约·维·斯大林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尼·亚·列斯克的健康情况，还指出非常需要向土耳其承租巴统南面的铜矿。
口授给列·波·克拉辛的电话稿，请他在俄罗斯联邦驻德国商务代表波·斯·斯托莫尼亚科夫动身赴柏林之前，同国家建筑工程委员会副主席格·德·瞿鲁巴商妥卡希拉电站工程所需物资鲜采购和运送问题。
签署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号召书《投入新的工作，新的战斗！致世界各国男女工人》。
7月18日
给革命职业工会和产业工会第一次国际代表大会写贺信。
7月19日
打电话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米·伊·加里宁和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列·波·加米涅夫，支持加里宁的建议：从收获的每一普特粮食中额外征收一俄磅用以救济伏尔加河流域的饥民。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发展燃料工业措施等问题。
7月20日以前
同代表德国统一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弗·黑克尔特谈话，就被德国工会开除的负责的共产党员和一些地方团体另建组织的问题交换意见。
7月20日
读原鞑靼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萨·赛德－加利耶夫1921年7月18日的来信，信中询问俄罗斯联邦中那些小的共和国有无存在的必要等问题。列宁在来信页边对所提的问题一一作了回答，认为小的共和国不但有必要存在，而且还要长期存在，过去的统治民族中的共产党员对小的共和国中的共产党员和劳动人民只能起助手作用。
用德文致函德国工会出席红色工会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团成员理·弥勒和亨·马尔察恩，告知同弗·黑克尔特的谈话内容，认为被德国工会开除的共产党活动家应当通过某种方式组织起来。
收到哥尔克农民邀请参加庆祝该村实现电气化大会的信；复信致贺，并说明由于健康原因无法应邀出席。
7月21日
用电话向秘书口授给列·波·加米涅夫的便条，对他的《关于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提纲草案》提出修改意见。
7月22日
致函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煤炭总委员会瓦·米·巴扎诺夫，或谢·阿·格佐夫，请他们设法尽快在国外为顿巴斯购买割煤机。
7月23日
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征求各委员意见时，表示赞成政治局关于拨款
1200万金卢布为饥荒省份购买种子等问题的决定草案。
7月25日
读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1921年7月24日给亚·李·舍印曼的信件副本，信中认为必须尽快出版揭露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活动的文集。列宁在信的下方给契切林写了回信，并为俄共（布）中央组织局起草相应的决定。
7月26日
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用电话征求各委员意见时，表示赞成批准副粮食人民委员尼·巴·布留哈诺夫提出的关于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两地粮食分配的建议。
7月27日
会见即将回国的克·蔡特金，同她就德国共产党一系列最重要的策略问题以及当前的任务交换意见。列宁强调指出，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是共产国际活动的转折点。
7月28日
写便条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同意中央统计局局长帕·伊·波波夫关于左乌克兰征收粮食税的数额的建议，提议把这一问题交政治局会议最后决定。
读《关于西伯利亚苏维埃机关和党的机构的组织形式》提纲，就西伯利亚领导机构问题向俄共（布）中央提出建议。
起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撤销对列·达·托洛茨基去乌克兰做粮食工作的任命、关于军队转向经济工作的决定。
致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格·叶·季诺维也夫，告知克·蔡特金谈话的内容；表示赞同她所说的共产党人应支持全体德国工人联合起来反对资本的进攻。
7月28日和8月2日之间
审阅在莫斯科用德文出版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提纲和决议。
7月29日以后
在哥尔克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谈实现国家电气化计划、电气化前景及其对国家将来发展的意义等问题。
7月30日
致函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费·埃·捷尔任斯基，询问斯维里河建筑工地的资产阶级专家多人被捕一案。
8月1日
致函．．米雅斯尼科夫，认为《伤脑筋的问题》一文有明显的错误，问他想要给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什么样的“出版自由”。
8月2日
写《告国际无产阶级书》，呼吁各国劳动者援助苏维埃共和国发生饥荒的省份。
写《告乌克兰农民书》，号召大力帮助伏尔加河流域挨饿的工人和农民。
致函中央档案局副局长弗·维·阿多拉茨基，谈对阿多拉茨基为《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集。马克思和恩格斯书信中的理论和政治》（阿多拉茨基受列宁委托编辑的书信集）写的序言的印象；建议阿多拉茨基在介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时，把书信摘录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著作、同《资本论》结合起来。
8月3日
同英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托马斯·贝尔谈话，详细询问关于英共的组成和英共在工人中的影响以及英国工人运动等情况。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会议讨论新粮收获前的粮食供应问题。
8月4日
致函副粮食人民委员莫·伊·弗鲁姆金，谈加速征收粮食税的措施，建议增调部队去征收粮食税，对迅速交齐者给予奖励，对拖欠粮食税的富裕农民给予严惩。
8月5日
致函．．米雅斯尼科夫，谈“出版自由”问题。
8月8日
上午，出席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会议讨论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克·格·拉柯夫斯基关于增加乌克兰货币数量的建议和关于同罗马尼亚的关系的建议。会议还讨论了中央委员亚·加·施略普尼柯夫违反党纪等问题。
晚上，继续出席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在讨论同饥荒作斗争的措施和粮食税问题时，提议召开在莫斯科的从事军事工作的中央委员会议，以便仔细研究如何贯彻粮食人民委员部关于采取果断措施同饥荒作斗争的各项建议；在讨论交通运输问题时，写《对费·埃·捷尔任斯基关于运输业问题的几点结论的意见》。会议还讨论了中央组织局的组成、米·伊·加里宁视察各饥荒省份等问题。
8月9日
上午，出席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这次全会会议有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列席。列宁就中央委员亚·加·施略普尼柯夫违反党纪问题发言，建议把施略普尼柯夫从党中央和党内清除出去。
上午，出席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提纲草案》。
读阿·马·高尔基的来信，得知高尔基身患重病。列宁复信高尔基，劝他动身去国外治疗，在那里既可以疗养，又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晚上，出席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建议抓紧把军队转到经济工作上去，并委托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拟订相应的措施。全会就列宁的建议通过决议。全会通过关于让列宁继续休息的决定。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军队的状况、关于米·瓦·伏龙芝作为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代表访问土耳其、关于改善苏维埃职员的生活，关于同饥荒作斗争的措施、关于任命亚·亚·索尔茨和瓦·弗·库拉耶夫为《真理报》编辑等问题。
8月12日
签署给西伯利亚各领导机关的电报，电报指示它们从1921年8月15日
起，每昼夜向莫斯科发出一趟有30车皮的直达运粮列车。
8月13日
读英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托马斯·贝尔8月7日的来信，信中通报了南威尔士罢工和南威尔士矿工联合会决定参加第三国际的消息。列宁用英文复信贝尔，感谢他来信报告这一消息，并建议在这一地区建立真正群众性的共产党，出版工人的日报。
8月14日
写《给德国共产党员的一封信》。
8月16日
致函中央统计局局长帕·伊·波波夫，对送来的日常工业统计材料表示不满，批评中央统计局是官僚主义机关，指示必须加速改造中央统计局的管理工作，并提出改进该局工作的具体措施。
8月20日
写《新的时代和新形式的旧错误》一文。
8月22日
打电话给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要他特别注意约·莱·厄克特承租克什特姆工厂以及其他许多铜矿的问题，认为重要的是要使这位承租者做到：首先，保证我们应得的提成，并在短期内交给我们；其次，使我们能从承租者那里得到发展我们自己的矿业所必需的设备。
打电话给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格·叶·季诺维也夫，请他找到并寄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的德文版序言；指示必须在国外报刊，特别是共产党报刊上广泛宣传救济苏维埃俄国饥民的事情。
8月23日
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打电话征求各委员意见时，表示赞成政治局关于全俄各省农业合作总社代表大会等问题的决议草案。
起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进行调查的决定。
8月24日
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打电话征求各委员意见时，表示赞成批准组织局1921年8月22日关于中央鼓动部工作的决定，赞成约·维·斯大林关于建立外高加索各共和国经济局的建议。
8月24日和27日之间
看《新的时代和新形式的旧错误》一文的校样，并作补充和修改，指示秘书赶快把校样寄给《真理报》编辑部。
8月25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鉴于美国救济署的工作人员即将抵达俄国，列宁建议成立专门委员会拟订相应措施，会议通过了这一建议。会议还讨论了列宁关于设立国际工人运动资料选编机构的建议，以及关于修改人民委员会关于手工业和农业合作社的法令、关于全俄赈济饥民委员会等问题。
8月26日以前
同国家建筑工程委员会副主席格·德·瞿鲁巴谈话，听取他关于委员会内部情况的汇报。
同建筑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季·弗·萨普龙诺夫谈话，要他们在工作中支援格·德·瞿鲁巴。
8月26日
就白卫军首领罗·费·温格恩男爵一案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建议：尽快公开审判并处以枪决。
8月27日
致函小人民委员会主席阿·谢·基谢廖夫或副主席，指示必须由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代表以及小人民委员会主席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制定相应法令，使劳务等等的收费制同工人的工资及其生活状况相适应。
8月29日
致函俄共（布）中央组织局，请组织局要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务必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列·波·克拉辛一起到里加去疗养一个月。
8月31日
读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工程师罗·爱·克拉松的来信，在信上作批注，画着重线，并要秘书将信抄送有关方面。复函克拉松，提出立即对泥炭脱水法进行技术鉴定，然后决定关于调拨粮食和外汇的问题。
致函共产国际工作人员叶·萨·瓦尔加并附关于建立国际工人运动问题情报所的提纲。
夏天
同从英国回来的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列·波·克拉辛谈在国外购买粮食的问题。
9月1日
致函《经济生活报》编辑部，谈该报成为劳动国防委员会机关报后的基本任务。
读中央统计局送来的工作计划，致函中央统计局局长帕·伊·波波夫或副局长，向他提出压缩此项计划的具体建议。
写信向赠送列宁绣像的波斯手工艺人致谢，并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秘书阿·萨·叶努基泽转寄。
9月2日以前
就试制扩音器和收音机的问题致函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尼·彼·哥尔布诺夫。
9月2日
致函邮电人民委员瓦·萨·多夫加列夫斯基，请他汇报莫斯科中央无线电台工作情况以及扩音器和收音机的制造情况。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列宁未出席）通过列宁起草的关于统计欧洲工人捐款的决定。
9月3日
致函司法人民委员德·伊·库尔斯基，谈同拖拉作风作斗争的措施。
致函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尼·彼·哥尔布诺夫，请他了解并汇报劳动国防委员会输出特别委员会和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的工作情况。
用电话向人民委员会秘书玛·伊·格利亚谢尔口授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的信，信中请他经常报告外国工人为援助俄国饥民而开展的捐款活动的确切消息。
9月4日
读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转来的国际赈济俄国饥民委员会主席约·努兰斯的照会，照会声称有权监督粮食分配，并要求准许考察组进入苏维埃俄国作实地考察，实际上是要干涉苏维埃国家的内政。列宁致函俄共（布）中央书记维·米·莫洛托夫，坚决拒绝努兰斯的这个要求，并起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复照努兰斯的决定。
9月5日以前
读中央统计局局长帕·伊·波波夫的便条，波波夫请求列宁接见他，并就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条件下中央统计局与共和国其他统计机关的关系、中央统计局的工作等问题交换意见。列宁在便条上批示同意。
9月5日
致函俄共（布）中央统计处处长H．H．索洛维约夫，请他统计各地共产党员担任苏维埃职务的较为详尽的材料。
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打电话征求各委员意见时，表示赞成中央政治局通过以下决议：批准西伯利亚局关于把在远东被俘的反革命头目之—罗·费·温格恩男爵留在西伯利亚受审的请示；成立专门委员会，审查俄共（布）党团1921年9月4日在全俄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全国工作会议上就交通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报告通过的决议。
9月5日或6日
写《对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给粮食人民委员部的指示的决定草案的补充》。
9月6日
签署给燃料总管理局的电话稿，指示采取措施供应卡希拉电站工程足够数量的煤炭。
9月7日
起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动用黄金储备问题的决定。
签署给利洛姆纳工厂的电报，指示火速完成卡希拉电站工程所需的全部订货。
9月8日
写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的电话稿，指示立即拨给沃尔霍夫水电站必要数量的现款，以保证工程进行。
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打电话征求各委员意见时，表示赞成政治局批准专门委员会关于改进交通人民委员部内部组织的决定。
9月11日和17日之间
接见里杰尔矿矿长．．多姆年科，在谈话中对该矿劳动生产率和修复E设备等问题表示关切。
9月12日
致电各区域、省经济会议，要求严格检查和缩减由国家供应的企业的数目。
致函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电力局局长尼·尼·瓦什科夫，指示尽最大努力按卡希拉电站工程规定的期限准确无误地供应该工程所需电工器材并将供应情况报告送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
签署给副粮食人民委员尼·巴·布留哈诺夫的电话稿，请他采取措施按时供应卡希拉电站工程粮食和饲料。
签署给吉尔吉斯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电报，指示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发布特别命令之前不得中断里杰尔矿的工作。
9月13日
致函卫生人民委员尼·亚·谢马什柯，说经常收到反映克里木和高加索疗养地的情况极为糟糕的材料，请他提供有关疗养地的详细准确的情况。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属莫斯科联合企业公司的问题时，提出由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同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团签订合同的建议；起草中央政治局关于自由出售莫斯科库存书籍的决定。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外债、关于例行党代表会议、关于例行中央全会、关于土耳其斯坦事务、关于调拨金卢布为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到国外购买货物、关于黄金储备等问题。
致函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驻土耳其斯坦、布哈拉和花拉子模特派员阿·阿·越飞，请他详报土耳其斯坦情况以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土耳其斯坦委员会主席米·巴·托姆斯基和俄共（布）中央土耳其斯坦局委员格·伊·萨法罗夫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要他特别注意保护当地民族的利益，并取得他们的信任。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人民委员会1921年9月9日任命的厄克特承租问题专门委员会的报告、工资政策提纲以及对人民委员会1921年8月23日关于国家食盐专卖的决定的第8条和第9条的修改等问题。
9月14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由里杰尔和埃基巴斯图兹的工厂和矿山以及其他厂矿组成托拉斯的提议，并起草关于这个问题和关于黄金储备的决定。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国家银行、关于国家纸币印刷厂管理局等问题。
9月15日
写便条给俄共（布）中央书记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中央政治局，建议就请党中推荐人问题作以下规定：“只有与被推荐人在某一党组织内一起工作、亲自观察其工作一年以上的人，才准许担任推荐人。”
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打电话征求各委员意见时，表示赞成政治局就外交人民委员部关于延期举行外债谈判的建议所作的决定。
9月16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政治局会议、关于黄金储备、关于俄罗斯联邦中央统计局和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中央统计局的协议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就国家珍品收藏工作列为紧要工作的问题作报告。会议讨论劳动国防委员会任命的出版事业委员会的报告、燃料总管理局关于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煤炭工业的状况和增产煤炭的措施的报告，以及关于组织社会劳动为伏尔加河流域饥民供应燃料、关于供应彼得格勒木材浮运员工的粮食、关于实行集体供应、关于沃尔霍夫水电站等问题。
9月17日
参加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代表的商品交换问题讨论会；在听取发言时作记录。
9月19日
接见到苏维埃俄国参加经济建设的美国工人和工程师小组代表塞·尤·鲁特格尔斯、赫·卡尔弗特、威·海伍德，同他们商谈把西伯利亚的纳杰日金斯基工厂和库兹涅茨克煤田的一部分交给他们经营的问题以及在该地建立工业侨民区问题。
致函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瓦·弗·古比雪夫，告知同美国工人和工程师小组代表谈话的内容以及他们提出的有关建议，请古比雪夫予以考虑。
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打电话征求各委员意见时，表示赞成政治局就专门委员会提出的裁减红军的办法所作的决定。
9月20日
为《真理报》写题为《关于清党》的社论。
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打电话征求各委员意见时，表示赞成政治局通过关于彼得格勒党组织状况问题的决定。
接见诺夫哥罗德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帕昆，同他谈该省的粮食
BP状况以及恢复工业等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人民委员会为研究整个财政政策问题而于1921年7月3日任命的专门委员会的报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建立粮食储备的决定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9月21日
同从彼得格勒回来的卡·伯·拉狄克谈话，听取他关于该市情况的汇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被选入彼得格勒党组织问题专门委员会。会议讨论关于政治局会议日期、关于波兰、关于在莫斯科创办法文非党报纸等问题。
9月22日
致函瓦·弗·古比雪夫，并附美国来俄工人的保证书草稿。
致函副交通人民委员瓦·瓦·佛敏、副粮食人民委员尼·巴·布留哈诺夫、乌共（布）中央书记费·雅·柯恩，请他们根据俄共（布）中央政治局1921年9月21日决议，召集交通人民委员部和粮食人民委员部代表开会，研究给乌克兰增加车皮数量和增加存放粮食的库房问题；请将会议结果向列宁作书面报告并抄送中央书记处。
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打电话征求各委员意见时，表示赞成政治局在波兰1921年9月18日发出最后通牒后通过关于军队暂停复员的决定。
上午11时，接见阿·马·高尔基，同他谈出版彼得格勒学者的学术著作问题；谈话时记下要点。
9月23日
致函副工农检查人民委员瓦·亚·阿瓦涅索夫，说每天都有来信反映对卡希拉电站工程的粮食供应时常中断，要求采取措施改变这种状况，查处有关负责人。
在中央档案局副局长弗·维·阿多拉茨基给正在德国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达·波·梁赞诺夫的信上写附言，支持阿多拉茨基关于在德国搜集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发表的书信的请求，认为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打电话征求各委员意见时，表示赞成政治局批准彼得格勒党组织问题专门委员会的决定。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民警的粮食供应办法、关于粮食公债的决定草案，以及关于运送复员军人、关于劳动部队、关于穆甘草原的灌溉等问题。
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彼·阿·波格丹诺夫谈关于用美国机器加快公路建设的问题。
9月24日
致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格·叶·季诺维也夫，认为需要以简表形式在《真理报》上报道国外工人募捐救济俄国饥民的情况。
分别同小人民委员会主席阿·谢·基谢廖夫、地理学家H．H．巴兰斯基、彼得格勒学者生活改善委员会副主席阿·彼·平克维奇等谈话。
9月26日以前
委托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尼·彼·哥尔布诺夫留心莫斯科大剧院修缮和改建工作的进展情况。
9月26日
致函俄共（布）中央高加索局委员格·康·奥尔忠尼启则，请他立即召集有泥炭总委员会主席伊·伊·拉德琴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伊·捷·斯米尔加、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莫·伊·弗鲁姆金参加的紧急会议，研究阿塞拜疆石油委员会关于保留在一定条件下独立进行对外贸易的权利的请示，并把研究结果于1921年9月30日上报劳动国防委员会。
9月27日
致函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中央供应管理局局长伊·卡·叶若夫，要他简要汇报仓库管理工作的改进情况以及同盗窃行为和拖拉作风作斗争的措施。
写《关于工农检查院的任务、对任务的理解和执行的问题》（给工农检查人民委员约·维·斯大林的信）。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教育人民委员部和省国民教育局的条例草案、关于伏尔加—里海运河移交给交通人民委员部管辖的决定草案以及关于小人民委员会组成人员、关于发行新卢布的办法和日期等问题。
9月28日
致函俄共（布）中央高加索局委员格·康·奥尔忠尼启则，请他同劳动国防委员会机关报《经济生活报》责任编辑加·伊·克鲁敏商定发表高加索通讯的问题。
分别接见副粮食人民委员莫·伊·弗鲁姆金、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费·埃·捷尔任斯基、全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约·斯·温什利赫特。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取消对货币流转和物资流转的事先监督，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粮食年度计划的报告，粮食人民委员部关于国家供应计划的报告，劳动国防委员会全权工作委员会关于恢复和发展巴库、格罗兹尼的石油工业和顿涅茨的煤炭工业的措施的报告，以及关于确定1921年9月30日召开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会议等问题。
9月29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加强出口工作的决定草案、关于军队、关于外交档案、关于对在波兰的原白卫军士兵实行大赦等问题。
致函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尼·彼·哥尔布诺夫，认为工业企业农场总管理局下属的一些国营农场的模范工作具有重大意义，要他抓紧此事，把支援国营农场的问题提交小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审议。
接见美国工会活动家悉·希尔曼，谈建立援助苏维埃俄国恢复经济的俄美工业公司的问题。
9月30日
致函林业总委员会主席卡·克·达尼舍夫斯基、俄共（布）中央书记维·米·莫洛托夫、小人民委员会主席阿·谢·基谢廖夫，说中央决定派15名负责工作人员去参加三周突击运送燃料的工作，要他们特别注意检查地方上对汇报制度执行的情况，研究在官僚主义者和承包人的掩护下的盗窃木柴的手法。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任命的铁路运输燃料供给委员会会议。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签署关于建立俄美工商联合会等决定。会议讨论关于1921—1922年度粮食分配计划，关于恢复和发展巴库、格罗兹尼的石油工业和顿涅茨的煤炭工业的措施，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业企业农场总管理局关于莫斯科省国营农场的土壤改良工作的报告以及其他问题。
致函人民委员会外文图书委员会，指出外文图书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争取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等大城市的专业图书馆各有一份1914—1921年外国出版的最新的科技杂志和书籍，并能按时收到所有期刊。
10月3日
致函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尼·彼·哥尔布诺夫，询问电工学家米·安·沙特兰是否来出席全俄电气技术人员第八次代表大会，成立研究莱·厄克特承租问题专门委员会一事是否在积极进行。
接见东南边疆区经济会议主席亚·格·别洛博罗多夫，同他谈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特派员在东南边疆区的工作条件问题。
10月4日
致函中央统计局局长帕·伊·波波夫，建议公布俄罗斯联邦人口与战前对比的调查材料，以便进行广泛的宣传。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人民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关于商品交换的报告、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建立俄罗斯联邦国家银行的法令草案、关于小人民委员会的条例草案以及关于国家收购原料的办法等问题。
10月5日
致函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克·格·拉柯夫斯基，指示他召集一次会议，研究给乌克兰空车皮和运输计划问题，要交通人民委员部、粮食人民委员部、燃料总管理局的代表以及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彼·阿·波格丹诺夫和乌克兰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弗·雅·丘巴尔参加。
10月7日
打电话给交通人民委员部，指示两天解决卡希拉—莫斯科输电线路通过奥卡河大桥的问题。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向莫斯科燃料委员会提供饲料粮和钱款、交通人民委员部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关于增加耐火砖生产的报告、关于动用黄金储备的程序等问题。
10月7日或8日
起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远东共和国问题的决定，决定中委托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起草给远东共和国的指示。
10月8日
写《致全俄电气技术人员第八次代表大会主席团》。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有关远东共和国的建议时5次发言；向会议提出关于远东共和国问题的决定草案（会议通过这一决定草案）。
上午，出席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莫斯科的财政状况，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理事会主席列·米·欣丘克、副粮食人民委员莫·伊·弗鲁姆金、财政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关于商品交换和合作社的提纲，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财政人民委员尼·尼·克列斯廷斯基关于财政政策的报告，以及关于确定军队员额等问题。
晚上，出席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在讨论中央书记维·米·莫洛托夫关于负责干部的登记以及分配办法的报告时，就干部考察问题提出意见，这一意见被全会所通过。会议讨论中央清党委员会委员彼·安·扎卢茨基等关于清党的报告、关于共产国际情况的报告、关于国际形势、关于全俄工会代表会议、关于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教育人民委员部等问题。
10月9日
接见土耳其斯坦共产党（布）中央书记阿·拉·拉希姆巴耶夫，同他谈土耳其斯坦的形势问题。
10月10日
致函小人民委员会主席阿·谢·基谢廖夫，说明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的大工业在经济上和在政治上都特别重要，必须尽力满足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经济会议每月拨给4万份口粮和40亿卢布的请求，指示召开有纺织企业总管理委员会、粮食人民委员部和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经济会议的代表参加的会议，以解决这个问题。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彼得格勒党组织问题专门委员会的建议。列宁起草中央政治局关于乌克兰种植甜菜问题的指示和关于社会保险的决定。这两项草案均被政治局会议通过。会议还讨论了关于乌克兰的出口储备、关于列·格·捷依奇到国外清理格·瓦·普列汉诺夫收藏的文献资料、关于格·瓦·契切林起草的给远东共和国的指示等问题。
读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1921年10月10日给中央政治局的来信，信中请求尽快派代表就中东铁路问题同中国进行谈判。列宁将信批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建议立即派代表同中国进行谈判并参加远东共和国和日本的会议。
读副外交人民委员马·马·李维诺夫1921年10月10日的来信，信中说在意大利政府认可的情况下意大利各银行愿意给苏维埃俄国贷款。列宁认为此事极为重要，因为意大利如不要求承认旧债就同意贷款，这可能意味着打破金融封锁。列宁建议中央政治局立即成立一个委员会来研究这个问题。
读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1921年10月10日关于同罗马尼亚进行谈判问题的建议，同意这个建议并起草中央政治局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动用黄金储备的程序的决定草案、关于小人民委员会及其组成人员的条例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不晚于10月11日
在1921年10月11日《南方冶金工作者报》第1号的页边作关于南方钢铁托拉斯的札记。
10月12日
就同塞·鲁特格尔斯小组达成协议问题写信给俄共（布）中央书记维·米·莫洛托夫。
10月12日和15日之间
就塞·鲁特格尔斯的建议写信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信中提出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草案。
10月13日
致函美国工会活动家悉·希尔曼，感谢他在组织美国工人援助苏维埃俄国恢复经济的事业中所给予的帮助。
10月13日以后
接见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和苏维埃俄国驻土耳其全权代表谢·伊·阿拉洛夫，同他们谈土耳其的局势和阿拉洛夫当前的工作。
10月14日以前
写《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提纲。
10月14日
写《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起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调派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去做粮食工作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陆海军粮食供应总部、关于塞·鲁特格尔斯的建议、关于木耳其斯坦问题、关于驻中国的全权代表、俄共（布）中央全会1921年10月8日任命的商品交换和合作社问题委员会的报告以及其他问题。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煤炭工业的报告、运输总委员会关于1921年6—8月的情况的报告、最高运输委员会关于从乌克兰运出粮食的进展情况的报告、燃料总管理局关于三周突击运送燃料运动的报告、关于改组燃料总管理局的决定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10月15日
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打电话征求各委员意见时，表示赞成政治局通过关于彼得格勒党组织的决议草案。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起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处理巴库和阿塞拜疆的派别斗争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对布鲁塞尔会议要求苏维埃俄国承认沙皇和临时政府的债务的决议的答复、关于减少舰队、关于乌克兰的出口储备、政治局任命的专门委员会关于黄金储备的书面报告以及其他问题。
10月中
接见工农红军供给管理局局长德·普·奥西金，同他谈关于恢复萨马拉省普加乔夫斯克县国营农场的问题。
10月17日以前
为在全俄政治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写题为《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报告提纲。
同阿·马·高尔基谈话并记下要点。
10月17日
致函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说玉米有许多优点，应该向农民作宣传并教会农民种植玉米，而且要保证1922年春播玉米种子的供应。
致函财政人民委员尼·尼·克列斯廷斯基，请他对恢复汇率和实行财政改革的问题提出意见。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介绍住宅问题（疏散莫斯科人口）的情况；在讨论中立国资本家建议把俄罗斯联邦的部分工厂和工业部门租让给他们的问题时，起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成立统一的租让事务委员会的决定。会议还讨论了高加索等问题。
在全俄政治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题为《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的报告。
在克里姆林宫接见红色工会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汤姆·曼等，向他们了解关于英国和英国工人运动的状况。
10月18日
读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1921年10月17日的来信，信中重新提出苏维埃政府宣布承认沙皇俄国的债务问题。列宁致函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不同意契切林的这个建议。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利用国营农场和按国家任务生产的集体农场的产品的决定草案、关于加强商品交换业务的措施、关于莫斯科实行劳动收费制、关于制止国家机关和企业非法销售的措施、关于任命．．派克斯为俄罗斯联邦驻
AK中国全权代表以及其他问题。
不晚于10月19日
回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卡·伯·拉狄克谈波兰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问题。
10月19日
读同美国救济署达成的关于向俄国寄送食物包裹的协议草案，同意这个协议草案。
写《给波兰共产党人的信》。
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打电话征求各委员意见时，表示赞成中央政治局批准同美国救济署达成的关于向俄国寄送食物包裹的协议草案。
写便条给俄共（布）中央书记瓦·米·米哈伊洛夫，并附俄共（布）中央关于同塞·鲁特格尔斯小组达成协议问题的决定草案。
收到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尼·尼·科洛季洛夫关于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地区电站工程管理不善的报告后，致函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要求尽快把关于工程的详细情况和资料送来。
接见彼得格勒学者生活改善委员会代理主席阿·彼·平克维奇，平克维奇把已出国的阿·马·高尔基的信交给列宁。列宁同平克维奇谈关于彼得格勒的高等学校和关于出版彼得格勒学者的著作等问题。
10月20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同塞·鲁特格尔斯小组达成协议问题提出建议；作关于同瑞典滚珠轴承股份公司签订租让合同的报告；在讨论延长费·埃·捷尔任斯基假期和关于纺织企业联合问题时发言；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物色货币流通问题的谘询人员的决定。会议还讨论了关于承认债务等问题。
10月21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向会议提出关于给予扬·埃·鲁祖塔克和伊·捷·斯米尔加假期的建议。会议讨论关于就中立国资本家的承租建议的决定、关于棉纺工业的管理机构等问题。
准备在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上作关于向劳动国防委员会呈送报告和图表问题的报告；起草呈送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图表；写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向劳动国防委员会呈送报告和图表问题的决定。
接见国营卡希拉电站工程总工程师格·德·瞿鲁巴、财政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谈瞿鲁巴关于电站发电日期的报告。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在会议进程中起草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福勒式犁的决定；作关于向劳动国防委员会呈送报告和图表问题的报告。会议讨论关于从国外购置拖拉机供饥荒地区耕作土地、关于调拨物资和经费改良阿塞拜疆穆甘草原土壤、关于种植玉米、关于摩尔曼斯克和彼得格勒两地港口等问题。
10月22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派代表去加拿大、关于为“林中旷地”国营农场申请外汇购买机床和锯等问题。
中午12时15分，接见美国药品和化学试剂联合公司代表阿·哈默，用英语同他谈话，问到他父亲朱·哈默的情况，关心美国承认苏维埃俄国的问题。列宁还谈到邀请美国人到俄国来帮助恢复俄国的工业，为此，俄国愿意付出代价，使美国人从承租的企业中能够赚到钱。
下午1时，接见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伊·伊·拉德琴柯和亨·格·亚戈达。
下午2时15分，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及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乘车到莫斯科高等畜牧学院（布特尔田庄）教学实习农场参观试用电犁。晚上7时，接见南方钢铁托拉斯管理委员会主席伊·伊·梅日劳克，同他谈大幅度增加钢产量的前景问题。
晚上9时，接见邮电人民委员瓦·萨·多夫加列夫斯基，同他就该人民委员部职员的劳动报酬问题和恢复彼得格勒电话局的问题进行交谈。
签署给苏维埃俄国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驻柏林全权代表波·斯·斯托莫尼亚科夫的电报，电报要求，卡希拉电站所需的各种器材务必按期运到。
10月24日
致函卫生人民委员尼·亚·谢马什柯，告知已签署小人民委员会关于拨给莫斯科20亿卢布清洁费的决定，认为莫斯科在清洁方面应成为模范，要求报告一周来工作的情况。
读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1921年10月23日的来信，信中谈到美国记者斯密在一则电讯中说，外国资本家不愿到俄国来承租，因为谣传苏维埃政府即将把从前属于外国企业家的工厂归还原主。列宁读信后，写便条给契切林，说对这种谣言，不值得由政府出面驳斥，建议把这件事交给报界，由他们去狠狠地讽刺那些信谣和传谣的人。
读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代拟的苏维埃政府对欧洲各大国的声明草稿，提出修改意见，在声明草案上写批注。
10月25日
致函司法人民委员德·伊·库尔斯基，要求更仔细地研究农业中的租赁和租让问题。
接见司法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帕·伊·罗伊兹曼，向他了解调查未执行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生产福勒式犁的决定一案的进展情况。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并批准劳动国防委员会和鲁特格尔斯小组关于库兹巴斯等企业的租让合同草案。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剥夺在国外的某几种人的公民权的法令草案、关于准许不享受国家供应的企业自由销售产品、关于国家收购原料的办法、关于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的条例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10月26日
写便条给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列·波·加米涅夫，要求人民委员会研究工资问题。
接见人民委员会负责向国外订购铁路器材的全权代表尤·弗·罗蒙诺索夫。
接见顿巴斯中央煤炭工业管理局局长．．比特克尔，听取他关于矿区情况的汇报。
10月27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议进程中起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纺织工业管理条例的决定；对人民委员会关于瑞典滚珠轴承股份公司承租问题的补充决定作说明。会议通过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起草的、经列宁修改的关于承认沙皇和临时政府债务的声明草案。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召开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等问题。
10月28日
致函财政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要求加快实施币制改革，认为拖拉作风是危险的。
就吸收美国资本建厂问题写便条给俄些（布）中央书记瓦·米·米哈伊洛夫。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在国外订购油罐车、关于提高布良斯克工厂农业机器的产量、关于歉收省份播种计划的报告，关于汇款购买中国东北的粮食，关于重点工厂粮食、原料和燃料保障委员会的报告以及其他问题。
10月29日以前
写《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提纲。
10月29日
出席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作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在讨论报告过程中作记录；在讨论结束后作总结发言。
读俄共（布）中央书记处随信送来的有关全俄赈济饥民委员会和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协议的决议草案材料，并在材料上签署表决意见，同意此项协议。
10月—11月
写《按商业原则办事》一文提纲。
10月和11月5日之间
拟订一篇文章或讲话的两份纲要。
11月1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为莫斯科医院增加口粮、关于劳动国防委员会下设国内商业调节委员会等问题，以及农业实行租赁和租让的条例草案。
11月2日
致函卡希拉电站工程总工程师格·德·瞿鲁巴，指示立即提取卡希拉电站从国外进口的设备，不许把进口设备闲置在莫斯科海关。
接见瑞士共产党创建人之一弗·普拉滕。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各部门向劳动国防委员会呈送月统计报表和图表的决定草案和关于冶金工业等问题。
11月3日
用英文写信给美国药品和化学试剂联合公司代表阿·哈默，感谢他给俄国工人送来粮食，对不能在他离开莫斯科以前同他再见一次面表示十分遗憾，并请他向所有被关在美国监狱的美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转达热烈的问候。
致函小人民委员会主席，委托他立即研究苏维埃俄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协定草案。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批准有关德国问题的决议、关于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之间的相互关系、关于大纺织工业管理的条例草案、关于波兰战线等问题。
11月4日
致函司法人民委员德·伊·库尔斯基，要求报告克服拖拉作风这一任务的执行情况。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会议讨论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俄国区划小组的工作报告、关于向阿姆斯特朗公司订购锅炉、关于从德国和瑞典运送机车、关于为沃尔霍夫水电站工程订购涡轮机、关于卡尔斯考察团、关于莫斯科铁路枢纽站的盗窃等问题。
11月4日—6日之间
接见“狄纳莫”厂工人代表团，代表团转达了“狄纳莫”厂工人对列宁的问候，并邀请他参加工人庆祝十月革命四周年的大会。
11月5日
写《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一文。
致函西伯利亚、乌拉尔和吉尔吉斯的党员同志们，要他们多方协助厄克特承租企业调查委员会主席。
接见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回答代表团团员提出的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会议进程中审阅人民委员会关于从乌克兰向中部地区运送粮食的进展情况的决定草案；在讨论1922年财政计划和纸币发行计划草案时，起草人民委员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签署人民委员会关于保障乌拉尔和西伯利亚铁路的矿物燃料的决定草案。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向国外购买种子等问题，以及人民委员会关于剥夺公民权的决定。
11月6日
在普罗霍罗夫纺织厂工人庆祝十月革命四周年大会上讲话。
11月7日
在哈莫夫尼基区工人、红军士兵和青年庆祝十月革命四周年大会上讲话。
在电力三厂（原“狄纳莫”厂）工人庆祝十月革命四周年大会上讲话。
参加在大剧院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四周年的音乐会。
11月8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中央政治局关于工会文化部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相互关系问题时起草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决定由政治局会议通过）。会议还讨论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米·伊·加里宁关于调查外国人服务局的报告、关于向蒙古调拨白银、关于冶金工业管理、关于同库尔斯克磁力异常区承租者的谈判、格·瓦·契切林关于债务问题的建议、关于批准黄金储备委员会的决议、关于工资等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集体供应制、关于粮食人民委员部向农业人民委员部增拨种子、关于工资政策等问题。
起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责成黄金储备委员会定期向政治局呈报有关黄金储备的综合资料。
11月9日
在格·瓦·契切林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上给俄共（布）中央书记瓦·米·米哈伊洛夫写关于对外贸易垄断问题的批语，不同意俄罗斯联邦代表团团长弗·巴·米柳亭在波罗的海经济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废除对外贸易国有化的计划。
致函俄共（布）中央书记瓦·米·米哈伊洛夫，请他把自己所拟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乌克兰粮食工作的决定草案送政治局委员传阅。
11月10日
写《新经济政策问题（两篇老文章和一篇更老的跋）》一书序言。
致函全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约·斯·温什利赫特，责成他召集一次会议，研究反走私问题。
接见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弗·黑克尔特和威·皮克，同他们交谈了一个小时，听他们谈德国共产党和德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派别的情况。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改善科学家生活和关于工资政策等问题。
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打电话征求各委员意见时，表示赞成政治局通过关于停止出版《国外报刊简介》、关于乌克兰的粮食工作等决定草案。
11月11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对波斯的政策问题发言；在讨论黄金储备委员会报告时，拟订向政治局汇报黄金储备情况的草表。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偿还波兰债务、关于清党等问题。
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打电话征求各委员意见时，表示赞成政治局通过关于信贷合作社合法化、关于建立合作银行和关于允许在莫斯科交易所公布黄金正式牌价等项决定。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作关于对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议程提出补充修改的程序问题的报告；起草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关于完成电犁生产任务的报告的决定。会议还讨论了关于供应彼得格勒燃料的决定草案，1921—1922年度肉、鱼、油收购和分配计划，以及关于自白俄罗斯调拨口粮、关于为运输业职工补充口粮等问题。
11月12日
签署给各级经济会议的电报，要求他们及时向劳动国防委员会送交工作报告。
接见芬兰共产党创建人之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尤·西罗拉。
接见巴伐利亚共产党创建人之一M．．列文，同他谈1919年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情况，谈共产党对农民的政策以及其他问题。
在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1921年11月10日给中央政治局的请示信上写批语，表示同意接受国联的药品和防疫器材。
11月14日
写便条给俄共（布）中央书记维·米·莫洛托夫，指出1921年6月16日
中央公布的关于党的机关同司法侦查机关的相互关系的通告信存在缺陷，规定党委有权干涉司法机关的工作是有害的。
11月14日和24日之间
审阅人民委员会关于对诬告的处分的法令草案，写关于加重处分的补充意见。
11月15日
写对人民委员会关于实行报纸收费的法令草案的意见。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交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关于继续同瑞典滚珠轴承股份公司流行租价谈判、关于把一切租让事务集中于特别委员会、关于从事雇佣劳动人员保险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11月16日
致函司法人民委员德·伊·库尔斯基，建议吸收国家计划委员会代表，斯·古·斯特卢米林和弗·米·斯米尔诺夫参加人民委员会成立的以库尔斯基为主席的研究新经济政策法令系统化等问题的专门委员会。
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俄罗斯联邦的经济问题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一书第1分册的详细提要；致函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赞扬他的这本书，并建议对新经济政策方面的内容作些必要的补充，说明新经济政策并不是要改变统一的国家经济计划，而是要改变实现这个计划的办法。
看《新经济政策问题（两篇老文章和一篇更老的跋）》一书序言的校样，并作修改和补充。在校样上写批语，请校对员和排字工人予以改正并再送一次校样。
11月17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接受国联防疫委员会的药品、关于土耳其斯坦问题、高加索局关于建立外高加索联邦的决定、中央清党委员会委员彼·安·扎卢茨基关于清党进展情况的报告以及其他问题。
11月17日和21日之间
签署给阿塞拜疆人民委员会主席纳·纳·纳里曼诺夫的电报，祝贺阿塞拜疆国家银行开业，希望银行成为新经济政策的坚强支柱。
不晚于11月18日
接见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驻劳动国防委员会代表M．波洛兹，听取关于乌克兰的清党、关于斗争派、关于在乌克兰工作的公职人员必须学习乌克兰语等情况和意见，并作记录。
11月18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会议、关于给格·瓦·普列汉诺夫家属发补助金、关于保卫西北边界、关于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儿童的口粮、关于国际借款等问题，以及黄金储备委员会的报告。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储备情况、关于批准国营卡希拉电站验收委员会、关于总结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特派员在1921年实行粮食税运动中的经验、关于石油工业改行经济核算的决定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会议讨论关于1922年财政计划和纸币发行计划的问题时，写对关于这一问题的决定草案的补充意见；签署人民委员会关于外汇和贵金属交易的法令草案。
11月19日
写便条给俄共（布）中央书记维·米·莫洛托夫，认为必须将党的机关同司法侦查机关的相互关系问题由组织局转交政治局审议，并提出若干修改意见。
11月20日
读全俄矿工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亚·格·列梅科寄来的小册子《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顿巴斯的工会和工人（报告书）》，作者列梅科在书中介绍了顿巴斯领导工作人员之间的分歧。列宁在作者附信上作批注，认为这是一篇关于纠纷的令人痛心的材料。
11月21日
致函俄共（布）中央书记维·米·莫洛托夫等人，认为顿巴斯领导工作人员之间的冲突是极其危险的，请他们提出解决冲突的措施。
在俄共（布）清党期间，为外交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雅·斯·加涅茨基写推荐信。
接见黑海舰队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A．B．巴拉诺夫、共和国海军副司令维·伊·佐夫、黑海和亚速海军港司令兼政委尼·费·伊兹迈洛夫，同他们谈舰队改组和加强南方海军力量的问题。
分别接见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书记费·雅·柯恩、副农业人民委员恩·奥新斯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彼·阿·波格丹诺夫。
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打电话征求各委员意见时，表示赞成政治局通过关于伊·阿·泰奥多罗维奇继续在农业人民委员部工作的决定和关于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会议日程的决定。
11月22日
列宁写的书评《一本有才气的书》在《真理报》第263号上发表。
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打电话征求各委员意见时，表示赞成政治局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关于《路标转换》周刊的出版等问题的决定。
致函工农检查人民委员约·维·斯大林和全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约·斯·温什利赫特，指示他们采取措施同租赁者盗窃国家财产现象作斗争。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会议讨论《关于在劳动和畜力运输税基础上实施定期劳动和畜力运输义务制》法令草案时，写关于出版宣传画向居民解释这项法令的建议；签署1922年1—9月国家财政计划的决定。会议还讨论了同．．施泰因贝格草签的租让合同以及调整贸易等问题。
11月23日
致函国家计划委员会，指示研究加速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地区鲁布湖电站的建设和开始发电的问题以及1922年国营电站建设计划的问题。
就同．．施泰因贝格签订合同问题致函人民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列·波·加米涅夫。
接见农业人民委员谢·帕·谢列达。
接见挪威工党党员O．利安等人，同他们谈党的活动情况。
晚上9时30分，乘车去牙科诊所治牙，11时10分回到克里姆林宫。
11月24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报告小人民委员会主席阿·谢·基谢廖夫请假和租让委员会人选问题；对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决定提出建议。会议讨论关于行政司法机关同党委的相互关系、关于出国的代表团、关于陆军人民委员部的预算、关于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儿童的口粮、关于向乌克兰拨款等问题，以及约·维·斯大林辞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职务的申请。
11月25日
收到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江亢虎1921年10月25日和11月25日两次要求接见的来信，信中请求列宁对他的工作作指示。列宁委托秘书复信，答应在工作允许的情况下接见他。
分别接见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埃·约·克维林、国际工人援助会书记威·明岑贝格、乌克兰粮食人民委员米·康·弗拉基米罗夫。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采矿工业总管理局关于金铂工业的报告、关于莫斯科附近煤田矿工粮食供应的决定草案，以及关于车里雅宾斯克矿井、关于从乌克兰运粮等问题。
11月26日
接见俄共（布）土耳其斯坦局主席兼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土耳其斯坦委员会主席格·雅·索柯里尼柯夫，同他谈即将调他到财政人民委员部工作的问题。
致函俄共（布）中央书记维·米·莫洛托夫，向中央提出关于调格·雅·索柯里尼柯夫到财政人民委员部工作等两项建议，并请他用电话征求政治局委员的意见。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国家物资和资金供应计划、关于俄共（布）中央全会召开日期等问题。
致函克里姆林宫警卫长P．A．彼得松，要他拟订克里姆林宫保卫工作守则，简化来访者进入人民委员会的手续。
11月27日
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打电话征求各委员意见时，表示赞成政治局通过关于延长人民委员会副主席阿·伊·李可夫的假期（因病）、关于任命格·雅·索柯里尼柯夫为财政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关于顿巴斯省经济会议同该省大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关于给俄罗斯联邦驻中国全权代表A．K．派克斯的指示等项决定。
晚上8时，接见国家建筑工程委员会副主席和卡希拉电站工程总工程师格·德·瞿鲁巴。
晚上8时30分，接见美国工农党代表帕·派·克里斯坦森，同他谈美国和俄罗斯联邦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及两个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
11月28日
就劳动国防委员会增设副主席的问题致函亚·德·瞿鲁巴。
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约·维·斯大林关于成立外高加索共和国联邦问题的建议；写便条给斯大林，表示基本上同意他的意见，但认为在措辞上应稍作变动。
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打电话征求各委员意见时，表示赞成政治局关于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就改进工会工作所提出的建议的决定。
第二次接见美国工农党代表帕·派·克里斯坦森。电影摄影师A．A．列维茨基拍摄了列宁谈话的镜头。
接见彼得格勒矿业学院院长德·伊·穆什凯托夫、彼得格勒综合技术学院院长B．．扎卢茨基、彼得格勒民用工程师学院院长K．．普拉夫德济克，他们向列宁提交了关于学校财政困难情况、关于地方当局干涉学校内部事务的报告书。谈话之后列宁打电话给财政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告知报告的主要内容。
接见朝鲜共产党人代表团。
11月29日
审阅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伊·捷·斯米尔加1921年11月28日
寄来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关于经济政策的提纲草稿，写对这个提纲的意见。
写对成立工资基金审定委员会的建议的修改意见。
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打电话征求各委员意见时，表示赞成政治局通过关于成立外高加索共和国联邦和关于副农业人民委员恩·奥新斯基请求免去他在农业人民委员部的工作的决定。
在莫斯科省第一次农业代表大会上讲话。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货币分配委员会关于1921年12月
的报告、关于学者生活调查和改善委员会的工作、工人供给委员会的报告、关于全俄肃反委员会和司法人民委员部相互关系的准则以及其他问题。
11月30日
接见亚·德·瞿鲁巴，谈关于劳动国防委员会增设副主席的问题。瞿鲁巴把列宁1921年11月28日给他的信退给列宁。谈话以后，列宁在这封信上给政治局委员们写了几句话，说瞿鲁巴同意列宁关于劳动国防委员会增设副主席的建议，这一问题拟交明天召开的政治局会议讨论。
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打电话征求各委员意见时，表示赞成政治局建立的专门委员会关于缩减供应定额的决定。
同从弗拉基米尔、切列波韦茨、雷宾斯克等省出差回来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伊·安·彼特鲁什金谈话。彼特鲁什金汇报农业机关和播种委员会的工作、农业状况、农民请求征收粮食税时考虑土地质量等情况。列宁表示，农民的请求将得到满足。
接见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兼劳动国防委员会俄罗斯联邦资源利用委员会主席列·纳·克里茨曼，听取他对撤销资源利用委员会并将其划归国家计划委员会或财政人民委员部这个计划的意见；收到克里茨曼关于把资源利用委员会划归国家计划委员会或财政人民委员部的计划的报告，写对这一报告的意见。
12月1日
上午，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在讨论共产国际对国际孟什维主义策略问题时，通过列宁起草的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的决定。会议还讨论了关于阿塞拜疆共产党人之间的分歧、关于建立最高经济委员会、关于军事工业状况、关于彼得格勒消费合作社等问题。
致函尼·伊·布哈林，谈关于俄共历史的意见。
晚上，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关于全俄肃反委员会同反革命作斗争的问题时，起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决定草案初稿；提出关于国外苏维埃报纸和关于解除亚·德·瞿鲁巴粮食人民委员的职务和任命他为劳动国防委员会第二副主席的建议（两项建议均被政治局会议通过）。会议讨论关于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驻波兰代表的相互关系、关于租让、关于彼得格勒组织的状况等问题。
12月2日
接见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化学教授弗·尼·伊帕季耶夫，同他谈恢复顿巴斯的问题。
接见外交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兼办公厅主任帕·彼·哥尔布诺夫，询问有关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的一些问题。
就批判“集体主义者”纲领问题致函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在讨论劳动国防委员会资源利用委员会条例时起草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按同阿·哈默签订的合同取得的100万普特粮食的分配、关于国营白金企业联合委员会的报告、关于制糖工业、关于购买冻马铃薯等问题。
12月3日
补充和签署按列宁的委托由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阿·阿·季维尔科夫斯基代拟的关于“活的联系”的一封信。
致函莫斯科省清党审查委员会，为被开除出党的原孟什维克、政治教育总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列·格·沙皮罗申辩。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用电话征求各委员意见的方式通过列宁关于出版揭露“集体主义者”纲领的小册子的建议。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在1921年12月2—17日期间给予列宁10天假期。
接见财政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格·雅·索柯里尼柯夫。
接见美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罗·迈纳（J．巴利斯特）和L．卡特尔费尔德（约翰·卡尔），同他们谈工人运动和美国共产党状况等问题。
接见美国女作家兼记者贝西·贝蒂，同她交谈了一个多小时。
致函正在德国治病的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阿·伊·李可夫；随信附上1921年12月1日中央政治局关于批准亚·德·瞿鲁巴为劳动国防委员会第二副主席的决定以及自己对他们两人的工作安排的初步计划。
12月5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研究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对劳动国防委员会改变磨粉厂隶属关系的决定提出的申诉时，起草对这个决定草案的补充。会议讨论关于卡累利阿、关于给格·瓦·契切林假期、关于穆斯林教界人士救济饥民的建议等问题。
用英文致函美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罗·迈纳（J．巴利斯特）和L．卡特尔费尔德（约翰·卡尔），征求他们对《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第一编。美国的资本主义和农业》（1917年彼得格勒版）一书的意见，并希望得到官方出版的1920年美国人口调查材料。
签署给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财政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信，建议同意大利契托－契涅马电影公司代表卡罗蒂签订租让合同，并委托全俄摄影和电影局局长彼·伊·沃耶沃金召开会议讨论谈判条件并代拟劳动国防委员会相应的决定草案。
接见意大利共产党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埃杰纳利。
接见副粮食人民委员尼巴布留哈诺夫和莫伊弗鲁姆金。
12月6日
致函在柏林的阿马高尔基，希望他给英国作家乔治肖伯纳和赫威尔斯写封信，请他们两人协助在美国为俄国饥民募捐。
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统一战线提纲草稿，写对这一提纲的意见，建议对涉及十月革命前布尔什维克历史和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斗争的段落进行补充或部分改写。
1921年12月6日—1922年1月13日
在哥尔克居住和工作。
12月7日
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打电话征求各委员意见时，表示赞成俄罗斯联邦驻德国代表尼尼克列斯廷斯基关于向出国代表团调查委员会提出更明确的任务的建议，赞成外交人民委员部关于同丹麦政府谈判的建议。
12月8日
致函俄共（布）中央书记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中央政治局委员，鉴于实行新经济政策，必须把关于中央工人生活改善委员会的问题再讨论一次。
12月9日以前
接见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小人民委员会委员A．．梅兰维尔。
12月9日
用电话口授给约维斯大林的便条，请斯大林接见．．梅兰维尔，梅A兰维尔认为在清党中开除他的党籍是错误的。
12月11日
应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请求，起草论法国共产党的土地问题提纲。
从俄罗斯联邦驻德国代表尼尼克列斯廷斯基的来信中得知，阿马高尔基的物质生活很困难；口授给俄共（布）中央书记维米莫洛托夫的信，建议通过一项决议，由党或国家负担高尔基在国外就医的费用。
12月13日
得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彼阿波格丹诺夫和金属工业总管理局局长路卡马尔滕斯建议撤销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查办延误福勒式犁生产的责任者的决定，用电话向秘书莉亚福季耶娃口授给瓦亚阿瓦涅索夫、德伊库尔斯基、亚米瞿鲁巴的信，要他们坚持劳动国防委员会的这一决定。
读俄共（布）中央乌拉尔局书记季弗萨普龙诺夫1921年12月2日的来信，信中建议针对新经济政策的条件，实行一系列加强苏维埃国家制度的措施，建议吸收农民参加苏维埃政权机关。列宁将信批转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建议把这个问题提交中央全会、党的第十一次代表会议和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讨论。
12月14日
填写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会议代表登记表。
12月16日
用电话向秘书莉亚福季耶娃口授给中央政治局的信，请求按医生意见把假期延长到两周。
签署给副教育人民委员叶亚利特肯斯的信，建议成立一个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彼阿波格丹诺夫、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安马列扎瓦、全俄摄影和电影局局长彼伊沃耶沃金参加的委员会，由利特肯斯任该委员会主席，专门研究发展俄国电影事业的问题。
12月17日
为起草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致函各人民委员部，请他们提供关于他们工作情况的材料。
12月17日以后
读东方各民族宣传及行动委员会1921年12月17日的来信，信中报告最近将出版《红色东方》周报并约列宁撰稿。列宁用电话向秘书莉亚福季耶娃口授给东方各民族宣传及行动委员会的回信。
12月17日—23日之间
写《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共和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的报告的提纲》。
12月18日
俄共（布）中央全会（列宁未出席）委托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作关于国内外形势的报告，提名列宁为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委员会委员候选人。
12月19日
用电话向秘书莉亚福季耶娃口授给中央清党委员会委员彼安扎卢茨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亚亚索尔茨和全体政治局委员的信，谈清党和入党条件的问题。
用电话向秘书莉亚福季耶娃口授给俄共（布）中央书记维米莫洛托夫的便条，建议把清剿卡累利阿的白卫匪徒的问题提交中央组织局，并指出务必加强红军。
列宁被选入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会议主席团。列宁没有出席代表会议。会议讨论和通过关于清党、发展工农业和合作社的初步总结等决议。
12月21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接受列宁1921年12月12日提出的关于拨款给阿－马高尔基在国外治病的建议，批准列宁1921年12月16日提出的按医生意见把假期延长到两周的申请。
委托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尼彼哥尔布诺夫把1921年12月21日人民委员会通过的关于俄罗斯电气化的决定提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以便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批准。
12月22日
就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国际形势的决议问题，用电话口授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信中建议由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专门决议，反对波兰、芬兰和罗马尼亚资产阶级政府的冒险政策。
打电话向副粮食人民委员阿伊斯维杰尔斯基了解粮食收购和粮食储备的进展情况。
读中央清党委员会委员彼安扎卢茨基起草的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会议《关于根据审查党员的经验巩固党的问题的决议草案》；在这一文件的结尾下面写修改意见；用电话向纳斯勒柏辛斯卡娅口授《对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会议关于清党的决议草案的意见》。
12月23日—28日
领导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工作。
12月23日
就必须公开审理延误福勒式犁生产一案的问题，复函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彼阿波格丹诺夫。
出席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被选入主席团；作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共和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的工作报告。
12月25日
起草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经济工作问题的指令。
读俄共（布）中央书记维米莫洛托夫送来的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关于恢复农业的两项决定草案，对决定草案进行修改，并在莫洛托夫的附信上写批语表示同意。
读《经济生活报》责任编辑加伊克鲁敏1921年12月25日的来信，信中反映中央统计局无视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决定，没有提供1921年第三季度关于农业和畜牧业的总结材料，从而使报纸的资料汇编专刊不能出版。列宁委托秘书把信转给亚德瞿鲁巴，请他查清中央统计局拖拉的原因。
12月26日
出席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非党代表的会议；记录代表们的发言和建议；3次发言。会议结束后，同特维尔省的代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伊安彼特鲁什金交谈。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用电话征求各委员意见的方式通过列宁1921年12月25日提出的关于从西伯利亚召回被任命为农业人民委员的瓦格雅科温科的建议，以及列宁起草的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苏维埃机关的经济工作的决议草案（即《关于经济工作问题的指令》）。
12月27日
用电话向秘书莉亚福季耶娃口授《关于英国工党的政策》（给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和全体政治局委员的信）。
12月28日
中午12时，出席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会议讨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的人选等问题。
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列宁起草的《关于经济工作问题的指令》。
晚上7时30分，出席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会议讨论工会问题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人选问题。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农业合作社和农村工作、关于顿巴斯的冲突、关于在国外为乌克兰购买种子、关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关于格鲁吉亚、关于土耳其斯坦等问题。
12月28日—30日
写《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提纲草案》的要点。
1921年12月30日—1922年1月4日
写《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提纲草案》。
12月31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列宁起草的关于恢复锡尔河州前书记弗格尤多夫斯基党籍的决定，批准给列宁6周假期（从1922年1月1日算起）。会议还讨论了关于购买种子、关于商船队、关于保障乌克兰的播种运动、关于格鲁吉亚、关于俄共（布）土耳其斯坦局新的领导成员等问题。
12月
签署给各中央苏维埃机关领导人的信，指示必须铲除机关里的拖拉作风和文牍主义。
不早于1921年
读英国作家赫伯特威尔斯《黑暗中的俄国》一书（1920年伦敦版），并在上面作记号。
1922年
1月3日
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报告说，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彼阿波格丹诺夫不通过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就写信给英国工业家兼金融家莱厄克特，建议恢复租让谈判。契切林请求宣布波格丹诺夫的信件无效。列宁口授给俄共（布）中央书记维米莫洛托夫的电话稿，认为不必宣布波格丹诺夫的信件无效，但要对这个问题进行调查。
1月4日
写完《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提纲草案》；在提纲初稿后面的附言中建议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一项决定，委托中央组织局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审查和更换工会运动的领导人。
鉴于莫斯科自来水厂总工程师弗瓦奥登博格尔自杀身亡，起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弗瓦奥登博格尔案件的决定。
口授给俄共（布）中央组织局的信，建议出版说明苏维埃国民经济状况的小册子，并提出吸收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人员斯古斯特卢米林参加这一工作。
1月4日和8日之间
委托秘书收集对《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提纲草案》的各种意见。
1月4日和12日之间
研究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安安安德列耶夫、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列波加米涅夫、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总书记扬埃鲁祖塔克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列达托洛茨基对《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提纲草案》的意见。
1月9日
打电话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秘书阿萨叶努基泽和列波加米涅夫，请协助萨马拉省阿拉卡耶夫卡村农民，供应他们粮食和春播种子。
1月9日和12日之间
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指示草案》。
1月12日
读邮电人民委员瓦萨多夫加列夫斯基关于给下诺夫哥罗德无线电实验室拨款5万金卢布的申请报告；用电话口授自己表示赞成拨款的意见，并请维米莫洛托夫将这个问题提交政治局表决。
致电达吉斯坦劳动者，感谢他们寄来礼物并祝他们在恢复共和国经济这一事业中获得成功。
打电话给俄共（布）中央书记维米莫洛托夫，建议中央政治局通过一项决定，派专人注意几位治疗归来的同志的身体状况，并督促他们严遵医嘱。
打电话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民族事务人民委员约维斯大林，同意俄共（布）中央关于土耳其斯坦共产党员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在民族政策方面的任务的指示草案。
不早于1月12日
俄共（布）中央通过列宁起草的《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决定。
1月13日
同伊克拉拉扬茨谈话；致函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阿，萨叶努基泽，指示要从物质上帮助拉拉扬茨一家。
1月16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列宁拟订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指示草案》。
1月17日
就中央统计局为劳动国防委员会和俄共（布）中央绘制的苏维埃俄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图表一事，致函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对图表提出意见，强调图表的意义在于一目了然，便于比较。
致函俄共（布）中央书记维米莫洛托夫，请中央书记处送革命前掩护过列宁的玛瓦福法诺娃的女儿去里加疗养、安排已故老布尔什维克伊阿萨美尔的女儿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办的模范学校学习。
致函司法人民委员德伊库尔斯基，谈同拖拉作风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问题。
就．．施泰因贝格在租让企业中行使职权问题，致函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向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尼彼哥尔布诺夫口授关于电影事业的指示，并托他转交教育人民委员部。
签署人民委员会和俄共（布）中央给各省执行委员会主席的电报，电报指示他们尽快向受灾省份运送种子粮。
1月17日—3月1日
居住在莫斯科郊区的科斯季诺村附近的国营农场，继续疗养。
1月18日以前
同副财政人民委员格雅索柯里尼柯夫谈苏维埃共和国的预算问题。
1月19日
致函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约维斯大林，请斯大林以政治局名义火速给苏维埃俄国驻英国全权代表兼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列波克拉辛发一封电报，要求他在1922年1—2月份购足1500万普特粮食。
致函在伦敦的列波克拉辛，认为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不能令人满意，要他在国外尽快购买粮食。
1月20日
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打电话征求各委员意见时，表示赞成政治局通过关于同意俄罗斯联邦驻意大利代表瓦瓦沃罗夫斯基去罗马的决议。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列宁关于在中央组织局下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审查和更换工会领导干部的建议。
不晚于1月21日
同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尼彼哥尔布诺夫、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中央政治局委员约维斯大林和列波加米涅夫谈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机关的工作，以及大力协助身体不好的副主席亚德瞿鲁巴工作等问题。
1月21日
致函亚德瞿鲁巴，要他遵守医生为他规定的作息制度。
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打电话征求各委员意见时，表示赞成政治局通过关于成立雅库特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等项决议。
致函列达托洛茨基，指出务必加强同孟什维克在新经济政策问题上的反苏维埃宣传的斗争，并说自己准备写一篇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文章。
1月21日和30日之间
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接见远东各国劳动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同他们谈远东各国的状况、各国民族解放斗争的任务，强调各国革命力量联合的必要性。
1月22日
就财政人民委员部和国家珍品库的工作问题，致函副财政人民委员格雅索柯里尼柯夫，强调现在一切的中心是发展贸易，在此基础上恢复卢布的币值，要求集中精力搞好这件事。
1月23日
就．．施泰因贝格在租让企业中行使职权问题致函俄共（布）中央书记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打电话征求各委员意见时，表示赞成政治局通过关于俄国驻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团、关于制订撤销全俄肃反委员会和成立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条例草案等项决议。
从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1922年1月20日和22日的来信得知，契切林建议对外国资本家在政治上作些让步，即修改苏维埃宪法，让资产阶级代表参加苏维埃，以便在热那亚会议上得到某些补偿。列宁口授给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中央政治局的信，表示不能同意契切林的建议，否则对谈判将是极大的威胁。
1月23日—25日
在莫斯科各工业企业职工大会上被选为莫斯科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委员。
1月24日
致函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亚德瞿鲁巴，谈改革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和小人民委员会的工作问题。
1月25日
同副财政人民委员格雅索柯里尼柯夫谈话，得知他反对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如下指示：凡是涉及俄罗斯联邦经济政策并需要提交政治局决定的问题，须先经格雅索柯里尼柯夫、亚米克拉斯诺晓科夫、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三人小组预先审查；致函列波加米涅夫和约维斯大林，告知同索柯里尼柯夫谈话的情况，对索柯里尼柯夫不执行政治局的指示表示吃惊，认为决不允许再出现类似的现象。
1月26日
用电话口授给副财政人民委员格雅索柯里尼柯夫的信，请他把黄金自由流通的建议形成文字上报。
致函人民委员会秘书玛伊格利亚谢尔，说要看政治局的所有记录以及每份记录所涉及的文件，要她及时完整地送来。
致函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询问有关孙中山1921年8月28日写给契切林的信的一些情况。
致函《贫苦农民报》编辑维阿卡尔宾斯基，询问农民给《贫苦农民报》写信的数量以及信中反映的重要的和新的情况。
打电话给亚德瞿鲁巴，要他了解一下人民委员会为在热那亚会议上进行债务谈判而设立的债务谈判实际问题研究委员会的工作。
为查对协约国最高会议的戛纳决议，打电话给格瓦契切林，请他把从意大利总理伊博诺米那里收到的戛纳决议的正式文本寄来。
致函格叶季诺维也夫，说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不能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会上作关于统一战线的报告，最多只能就此问题准备一个提纲或者对别人准备的提纲作些补充。
签署给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安马列扎瓦的信，要求火速为沃尔霍夫工程订购涡轮机。
1月26日或27日
建议让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总书记扬埃鲁祖塔克参加苏维埃俄国出席热那亚会议的代表团。列宁的建议在1月27日政治局会议上被通过。1月27日
打电话给俄共（布）中央书记维米莫洛托夫并转全体政治局委员，建议成立一个委员会，立即研究并迅速贯彻在农民中普遍宣传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农民问题的各项决议的计划。
打电话给俄共（布）中央书记维米莫洛托夫并转政治局委员，建议委派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米伊加里宁视察乌克兰，以便为饥民募捐。
打紧急电话给人民委员会负责向国外订购铁路器材的全权代表尤弗罗蒙诺索夫，请他按照劳动国防委员会1922年1月4日的决定，同国家计划委员会、交通人民委员部及热工学研究所共同商定征求内燃机车设计的条件，并将协商结果报告列宁。
第九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任命列宁为苏维埃俄国出席热那亚会议的代表团团长。
1月28日
读国营百货公司经理A．A．别洛夫1922年1月26日关于通过国营百货公司发展国营商业的近期计划和申请增加资金的报告书；批示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尼彼哥尔布诺夫，要支持和经常帮助别洛夫。
致函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对彼得格勒工学院教授亚亚哥列夫写的《法国的电气化》一书提出意见。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列宁关于普遍宣传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农民问题的各项决议的建议。
1月29日
收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局尤弗罗蒙诺索夫关于内燃机车生产问题研讨会的报告；批示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尼彼哥尔布诺夫，要专门关心这件事，把有关内燃机车的材料都收集起来。
1月31日
写关于征收和分配粮食的札记。
1月
致函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亚德瞿鲁巴，谈安排煤油销售问题。
1月—2月
写《政论家札记（论攀登高山，论灰心的害处，论贸易的好处，论对孟什维克的态度等等）》一文。
2月1日
起草给热那亚会议代表团副团长和全体团员的指示。
就参加三个国际的代表会议问题致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尼伊布哈林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格叶季诺维也夫，要他们事先考虑好，究竟由谁代表共产国际去出席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举行的代表会议，还要事先考虑好这次会上的策略和战略的基本问题。
致函副财政人民委员格雅索柯里尼柯夫，要财政人民委员部监督和检查实行经济核算制的托拉斯和企业，这些托拉斯和企业如有亏损，应受到惩罚。
2月2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定列宁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作中央政治报告。
用电话口授给尼伊布哈林的信，对他不回答列宁昨天给他和格叶季诺维也夫的信感到奇怪和气愤；要他派人把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代表评论苏维埃政府现行新经济政策时常用的论据开列出来。
致函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说自己正在患病，不能在1922年2月1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作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
起草给英国企业家F．R．麦克唐纳上校的复信稿，说因病不能接见他，但答应派人对他提出的承租建议进行认真研究。
2月3日和8日之间
读供应卡希拉工程食品的国营农场职工实行奖励制度的报告；建议在报刊上发表这个报告并在劳动国防委员会讨论为实行这个制度需发放的奖金问题。
2月4日
致函尼伊布哈林、格叶季诺维也夫和维米莫洛托夫并转政治局委员，就反对战争的问题提出两点建议。
读1922年2月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刊登的介绍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亚李帕尔乌斯的小册子《挽救经济的道路》的内容的电讯，这本小册子是为德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辩护的。列宁打电话给维米莫洛托夫并转政治局委员，建议查处报纸刊登该电讯一事。
读路标转换派代表人物之一．．克柳奇尼科夫发表在《路标转换》杂志第13期上的文章《热那亚会议》，在文章上作批注；口授给维米莫洛托夫并转政治局委员的电话稿，要他们注意克柳奇尼科夫的文章，并建议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吸收他以专家身分参加热那亚会议代表团。
2月6日
写《俄共（布）中央给出席热那亚的苏维埃代表团的指示草案》，补充2月
1日写的《给热那亚会议代表团副团长和全体团员的指示草案》。
致函《真理报》编辑尼伊布哈林和俄共（布）中央书记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中央政治局，说《路标转换》杂志对热那亚会议的准备工作比《真理报》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好，建议从《路标转换》杂志上转载两篇文章，并就热那亚会议的各种问题发表若干篇水平相同或更高的文章。
从2月5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得知在莫斯科登记的私营出版社超过143家，就这个问题致函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尼彼哥尔布诺夫，要他检查一下，这些出版社是根据哪些法律和规定登记的，各出版社负责行政和编辑工作的是些什么人。
致函维米莫洛托夫，建议由列宁和莫洛托夫共同签署一份给各省、州国民教育局的通电，要各地把优秀教育工作者的材料寄来，以便吸收他们参加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
2月7日
收到出席热那亚会议的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列波克拉辛的来信，他们在信中对热那亚会议能否成功和会上能否同资本主义各国达成协议表示担心。列宁致函契切林（代行苏维埃代表团团长职务），批评他们对热那亚会议表现出来的那种惊慌失措情绪，指示在会议上务必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
2月8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列宁提出的《俄共（布）中央给出席热那亚会议的苏维埃代表团的指示草案》。
2月9日
致电纽约俄美工业公司董事长悉希尔曼，向所有积极援助苏维埃俄国恢复经济的工作人员致意，告知已采取一切措施保证美国工人的投资不受损失。
2月10日
读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局长罗爱克拉松1922年2月9日的请示报告，克拉松说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缺乏购买所需物资的资金，请求批准400万金卢布的预算。列宁致函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尼彼哥尔布诺夫，请他给予最大的重视，如数满足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的要求。
读列达托洛茨基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信中建议通过苏维埃报刊和工会坚决反对英国工党领导人阿韩德逊的政策，韩德逊建议英国政府向热那亚会议提出讨论格鲁吉亚问题。列宁致函政治局委员，表示不同意托洛茨基的意见，认为他们把格鲁吉亚问题列入热那亚会议议程会揭穿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政策，建议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赞扬工党分子的这种做法。政治局打电话征求各委员对列宁建议的意见。列宁的建议于当天被通过。
接见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向列宁汇报关于统一的粮食税额结算工作的进展情况。
2月11日
致函维米莫洛托夫，建议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再次讨论关于统一的粮食税和停止出版《合作事业报》问题。
致函财政人民委员格雅索柯里尼柯夫（抄送亚德瞿鲁巴），指示应该支持国营百货公司经理A．A．别洛夫这样的商业人员，惩处国家银行中那些作风拖拉和犯有官僚主义的人，认为新经济政策需要新的严惩办法。
2月13日
填写俄共（布）党员全国统计调查表。
致函副外交人民委员马马李维诺夫、司法人民委员德伊库尔斯基、全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约斯温什利赫特和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安马列扎瓦，询问由哪个部门、哪个部务委员负责管在国外的民事诉讼，如果对此事没有规定，就请他们在一周内共同研究这个问题，并向人民委员会提出相应的决定草案。
致函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秘书阿萨叶努基泽，要他注意消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作中存在的混乱现象。
就加强格鲁吉亚红军问题，致函俄共（布）中央高加索局委员格康奥尔忠尼启则，认为格鲁吉亚苏维埃代表大会必须通过一项加强红军的决定并认真付诸实施。
2月14日
读格瓦契切林1922年2月11日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契切林反对列达托洛茨基的意见，认为不应该在报刊上公开讨论要求各资本主义国家赔偿苏维埃俄国因它们的武装干涉和封锁所蒙受的损失的具体数额。列宁支持契切林的意见，起草政治局关于这一问题的决定，反对在报刊上讨论要求资本主义各国赔偿的具体数额；把决定草案送交维米莫洛托夫。
致函维·米·莫洛托夫，谈关于俄共（布）中央统计处和登记分配处的工作问题。
打电话给司法人民委员德·伊·库尔斯基，请他在最短期间内报一份材料，说明根据现行法律，工农检查院在检查私营企业方面有哪些权力。
在《合作事业报》主编尼列美舍利亚科夫来信上作批注，并就这个问题起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建议把《合作事业报》由日报改为周刊。
2月15日
就热那亚会议问题，致函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指出在邀请苏维埃俄国参加热那亚会议时并没有要求苏维埃俄国正式承认戛纳条件，苏维埃俄国也没有承认过，建议契切林把关于这一问题的全部材料收集起来，以便核对事实。
致函亚德瞿鲁巴，谈改革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和小人民委员会的工作问题。
致函司法人民委员德伊库尔斯基，说已收到司法人民委员部关于工农检查院监督私营企业方面有哪些权力的答复，对这个答复提出批评意见，强调不应忘记向苏维埃政权租赁的企业也是苏维埃的企业。
致函副财政人民委员格雅索柯里尼柯夫，要求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发展国内贸易和通过国家银行贸易部对贸易实行监督方面。
致函德伊库尔斯基，建议在关于期票和民事债务的法令草案中，明确规定苏维埃国家不仅有权对私营企业进行充分检查和监督，而且有权废除合同。
致函农业人民委员瓦格雅科温科，对由军事部门让给农业人民委员部的770台进口发动机闲置5年不用一事极为气愤，要求农业人民委员部写一份书面说明，查出办事拖拉、犯有官僚主义错误的人，并大张旗鼓地审判此案。
读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把扫除文盲作为1922年五一节的主要口号之一的决定草案，在草案上签署表示赞成的意见。
2月16日
致函俄罗斯联邦副教育人民委员叶亚利特肯斯（抄送小人民委员会），要他为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的电工系和电工学研究所提供房子。
2月17日
致函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谈关于对沙季洛沃燕麦托拉斯贷款问题。
2月18日
致函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亚德瞿鲁巴，谈国家银行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对发展国内商业的作用问题。
2月20日以前
指示给在国外按期完成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订货者发奖金。
2月20日
致函亚德瞿鲁巴，谈改革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和小人民委员会的工作问题。
致函德伊库尔斯基，谈司法人民委员部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任务。
用电话向秘书莉亚福季耶娃口授给俄共（布）中央书记维米莫洛托夫的信，询问党员负责干部统计调查情况。
2月20日—21日
读亚德瞿鲁巴拟订的关于小人民委员会的指示草案，在草案上写关于专门通过一项补充决定的建议；在瞿鲁巴的便条上写道：送上补充意见。建议在星期四以前征得全体人民委员和全体小人民委员会委员的简短回答。
2月21日
致函列波加米涅夫和约维斯大林，对工作提出一系列建议和指示，要他们无条件地把卡伯拉狄克调离外交工作岗位，仔细斟酌亚德瞿鲁巴所拟的关于小人民委员会的指示草案，认真修改关于工农检查院的法令草案，等等。
致函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尼彼哥尔布诺夫，对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呈送的关于拟向莱厄克特租让的地区的调查报告表示不满，要它们在最短期限内提出由负责人签署的结论性意见，委托哥尔布诺夫作深入调查。
2月22日
就俄罗斯联邦民法典问题致函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致函财政人民委员格雅索柯里尼柯夫，指出我们所有经济机关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对国家银行来说，最危险的就是变成官僚主义机关。现在中心环节在于迅速发展国营商业。
致函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谈改进各级计划机关的措施，提出要建立个人负责制。
小人民委员会会议在讨论亚德瞿鲁巴提出的改组小人民委员会的草案时采纳了列宁的建议。
2月23日
鉴于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否决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发给热工学专家列康拉姆津出国治疗和进行油田谈判的费用的申请，用电话向秘书莉亚福季耶娃口授给俄共（布）中央书记维米莫洛托夫的信，建议政治局批准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这一申请。政治局于当天采纳了列宁的这个建议。
致函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全会关于共产国际参加拟议中的三个国际的代表会议的决议草案提出一些修改意见。政治局当天采纳了列宁的意见。
2月24日
起草俄共（布）中央关于出席热那亚会议的苏维埃代表团的任务的决定。
写便条给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附关于致意大利照会的决定草案。
2月25日
就热那亚会议等问题用电话向秘书纳斯勒柏辛斯卡娅口授给约维斯大林和列波加米涅夫的便条。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列宁关于加强格鲁吉亚红军的建议。
2月27日
致函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亚德瞿鲁巴，宣布给在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这件事情上玩忽职守的人警告处分，并指示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研究执行人民委员会10月30日关于采用泥炭水力开采法的决定。
起草关于劳动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以及小人民委员会的工作的指示（给亚德瞿鲁巴的信）。
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主席团2月23日给列宁发来通知书，说1922年2月5日他被选为院部委员。列宁复函表示感谢，但请求不要把他列入委员名单中，因为自己有病无法履行委员的职责。
2月28日
致函司法人民委员德伊库尔斯基并附对民法典草案的意见，强调在民法典中要把西欧各国经验中一切保护劳动人民利益的东西吸收进来，要规定扩大国家对民事案件的干预。
口授给俄共（布）中央书记维米莫洛托夫并转政治局委员的电话稿，说为尽快解决中央委员会给出席热那亚会议的苏维埃代表团全体成员的指示问题，建议把列宁起草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出席热那亚会议的苏维埃代表团的任务的决定先交给格瓦契切林。政治局会议于当天通过了列宁的决定草案及建议。
2月28日和3月16日之间
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任务的决定草案并作批注；致函约维斯大林并附对决定草案的意见。
2月底
写关于《政论家札记》一文的几点设想。
2月
写对小人民委员会工作条例草案的意见。
3月初
同教育人民委员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谈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和发展国内电影事业的问题，认为电影是各种艺术中最重要的艺术。
3月1日
列宁从莫斯科郊区的科斯季诺村附近的国营农场返回莫斯科。
就民法典问题致函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亚德瞿鲁巴。
致函国家政治保卫局局务委员雅克彼得斯，指示必须加强同受贿现象作斗争。
复函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理事弗亚吉瞿米罗夫，谈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合作社的任务，提出要把全部注意力和全部力量集中在挑选人才和战胜私营商业上。
3月2日
签署给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的同志们的信，信中说，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还是给他们拨了巨款，希望他们工作取得成绩。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列宁关于苏维埃俄国民法典草案还需认真细致加工的建议。
3月3日
就财政人民委员部的提纲致函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建议切实地缩减各人民委员部的编制和教我们的官僚主义“商业机构”学会做生意。
致函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列波克拉辛或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安马列扎瓦，谈对外贸易垄断制问题。
致函列波加米涅夫，尖锐地批评格雅索柯里尼柯夫破坏对外贸易垄断制的立场，认为一定要坚持对外贸易垄断制，否则外国人就会把一切贵重物品都买走，无产阶级政权会被毁掉。
致函俄共（布）中央，请将附上的工业拨款问题会议的记录分送给政治局全体委员，并将该问题立即提交政治局。
3月4日
晚上10时45分左右，在克里姆林宫周围散步，路过哨所，发现警卫组织混乱，哨兵不知道自己的职责。
致函克里姆林宫警卫长P．A．彼得松，宣布给他警告处分，因他没有令人满意地执行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关于要向哨兵明确说明他们职责的指示。
3月5日
读副财政人民委员格雅索柯里尼柯夫1922年3月2日建议准许托拉斯、合作社和其他单位在国外采购粮食的信；就索柯里尼柯夫的建议致函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表示反对他的建议，因为无法保证不会把一切贵重物品运走。
致函燃料总管理局局长格列皮达可夫，指示拨出一部分资金，用来加速准备兴建的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区电站地区的泥炭开采工作。 |
列宁全集第37卷——年表（1919年6月28日—12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7卷
《列宁全集》第37卷
年表
（1919年6月28日—12月15日）
1919年
6月28日
列宁写完小册子《伟大的创举（论后方工人的英雄主义。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
6月30日
签署人民委员会关于允许工人组织和农民组织在辛比尔斯克省自行收购粮食的决定。
致电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约·维·斯大林，告知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已被邓尼金的军队攻占，指示尽量节省弹药及其他军用物资。
7月1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农具和农业机械由原来粮食人民委员部供应改为由农业人民委员部供应、关于降低莫斯科和彼得格勒房租、关于给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拨款等问题。
致电东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米·米·拉舍维奇和康·康·尤列涅夫，祝贺苏维埃军队攻占彼尔姆和昆古尔，并提出彻底解放乌拉尔的任务。
7月2日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征召兽医服兵役的法令草案、关于保卫军用仓库的措施的决定草案、关于为铁路提供燃料的实际措施、关于印刷厂军管、关于所有军工厂转归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管辖、关于从乌克兰运出粮食、关于征召萨拉托夫的铁路工人挖战壕等问题。
签署国防委员会关于把全俄肃反委员会所属部队的维亚特卡营和维亚特卡第8征粮团改建为两个步兵团的决定。
电令东方面军第4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瓦·弗·库拉耶夫、萨拉托夫省执行委员会主席维·阿·拉杜斯－曾科维奇和省委书记基·伊·普拉克辛要注意纯洁警备部队和巩固后方，肃清城乡的白卫军。
7月3日
签署人民委员会关于俄罗斯共和国电话通信国有化的法令。
出席俄共（布）中央全会。全会讨论由于帝国主义者发动新的进攻苏维埃俄国所面临的极其重要的问题。会议还讨论了批准关于中央苏维埃工作和党务工作学校同无产阶级大学合并为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的章程等问题。
7月4日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全俄工会理事会和莫斯科工厂委员会代表联席会议上作关于目前形势和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报告。
7月4日和7日之间
代表俄共（布）中央给各级党组织写《大家都去同邓尼金作斗争！》一信。
7月8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免去约·约·瓦采季斯共和国武装力量总司令职务和任命谢·谢·加米涅夫为共和国武装力量总司令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组成、关于莫斯科居民的粮食供应等问题。
致电萨拉托夫省执行委员会主席维·阿·拉杜斯－曾科维奇，要他在前线地区采取措施同富农、逃兵和匪盗作斗争。
7月9日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铁路实行戒严的指示。会议讨论泥炭工人的粮食状况和为他们发运粮食所采取的紧急措施、工会动员工作的情况以及其他问题。
7月10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批准和执行团队法庭条例的决定、吉尔吉斯边疆区革命管理委员会暂行条例。会议讨论关于卡尔梅克各界代表大会以及告卡尔梅克人民书等问题。
同应邀从彼得格勒来莫斯科的阿·马·高尔基谈话，询问彼得格勒的情况以及他本人的工作情况，答应给他帮助和支援；指示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通知彼得格勒苏维埃和粮食人民委员部，必须尽力协助高尔基做好对文学家和学者的救济工作。
7月11日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提出同军队中的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措施的决定草案；签署关于铁路燃料供应的决定。会议讨论动员工作的进程、保卫炮兵仓库的紧急措施、边防军转归陆军人民委员部管辖等问题。
在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作关于国家问题的讲演，并回答了学员提出的问题。
7月12日
同有关方面代表开会磋商解决莫斯科粮食困难的措施并拟订关于度假归来的工人可携带两普特定量食品和非定量食品的法令草案。
出席在第2苏维埃大厦召开的俄共（布）莫斯科代表会议；作关于国内外形势的报告。代表会议通过加强党和苏维埃的工作的决议，确定定期召开区的非党工人代表会议和非党红军战士代表会议。
7月14日以前
阅读昂利·巴比塞的小说《光明》。
写《论第三国际的任务》一文提纲。
7月14日
写《论第三国际的任务（拉姆赛·麦克唐纳论第三国际）》一文。
看望莫斯科机枪手训练班学员。
7月15日
晚上，同出席霍登卡卫戍部队非党红军战士代表会议的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书记弗·米·扎戈尔斯基和委员亚·费·米雅斯尼科夫谈工人和红军战士的情绪、莫斯科党组织以及粮食问题。
在霍登卡卫戍部队非党红军战士代表会议上作关于国内外形势的讲话。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人民银行管理委员会成员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兽力车运输、关于莫斯科粮食状况等问题。
7月16日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度假归来的工人可携带两普特定量食品和非定量食品的法令、关于在前线地区收割庄稼的紧急措施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中央纺织工业委员会、关于向交通人民委员部提供石油以便从阿斯特拉罕运出更多军用物资和粮食等问题。
7月17日
致电辛比尔斯克东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米·米·拉舍维奇和康·康·尤列涅夫，祝贺他们攻占兹拉托乌斯特市和叶卡捷琳堡市。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给中央战俘和难民事务委员会拨款、关于给消费合作社拨款、关于莫斯科的粮食状况以及其他问题。
7月18日
函请在彼得格勒的阿·马·高尔基来莫斯科，并答应安排他到哥尔克去休养。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在苏维埃机关中用妇女代替男子工作、关于利用停产的工厂工人从事田间劳动、关于伊热夫斯克工厂工人的动员、关于前线地区收割庄稼的紧急措施、关于南线地区和奔萨地区受雇修筑工事的工人享受红军口粮等问题。
写《人民委员会关于拨给火灾保险局经费的决定》。
7月19日
就迟迟不批准从军队邮寄粮食的实施细则一事草拟《给人民委员会秘书处的指示》，严肃批评这种不能容忍的拖拉作风。
电请东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他的名义向第2集团军和第5集团军祝贺胜利，并指示必须同政工人员一起商量加强纪律的具体措施。
7月20日
写《答美国记者问》一文。
7月22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面粉厂检修所引起的彼得格勒粮食紧张等问题。
签署人民委员会关于从1919年8月1日起给红军战士增加薪金的决定。
签署人民委员会告卡尔梅克人民书。
7月23日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作关于征粮军问题的报告；签署关于红军战士邮寄粮食的细则和关于批准这一细则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把停产的工厂工人送去从事田间劳动、关于运送休假工人、关于为国防工作的工厂工人享受粮食优待、关于通过工会进行动员的措施以及其他问题。
签署国防委员会关于嘉奖在乌拉尔斯克被困的两个月中坚守阵地的东方面军第4集团军指战员的决定。
7月24日
同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出席青年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阿·库列拉和Л．Ａ．沙茨金谈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任务和青年共产国际的纲领等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成立吉尔吉斯边疆区军事革命管理委员会以及该委员会人员组成的决定，关于对部分农户和全部国营农场、公社和劳动组合的播种面积、牲畜、工具和人口进行调查的决定，关于重新调整卡尔梅克人的土地关系的法令。会议讨论乌拉尔的冶金工业等问题。
7月25日
致电东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米·瓦·伏龙芝，对前线的失利表示担忧，指示必须修复通往乌拉尔斯克的铁路。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放弃维尔诺原因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关于用弹壳生产子弹、关于把受过训练的部队派往南线、关于充实征粮军的措施、关于为铁路运送燃料等问题。
7月26日
读孟什维克中央的宣言《怎么办》，并在上面作批注。列宁在全俄教育工作者和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和其他著作中揭露了孟什维克这个宣言的机会主义实质。
不早于7月26日
写《在全俄教育工作者和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的提纲。
7月29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减少汽车运输的决定草案以及莫斯科和莫斯科省的经济和政治形势等问题。
致函库恩·贝拉，强调苏维埃俄国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之间要团结一致。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为铁路运送燃料的决定草案，以及收割庄稼等问题。
致电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列·达·托洛茨基，询问乌克兰军队的情况，同邓尼金斗争所采取的措施以及在邓尼金占领区苏维埃的地下工作情况。
7月30日
在莫斯科工会大厦举行的工厂委员会、工会理事会代表、莫斯科中央工人合作社和“合作社”协会理事会代表的莫斯科代表会议上发表关于粮食状况和军事形势的讲话。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为铁路运送燃料以及关于整顿和集中管理医务汽车运输这两项决定。会议讨论关于泥炭开采的进展情况、关于彼得格勒枢纽站铁路员工的粮食供应、关于在莫斯科紧急修建功率强大的无线电报局、关于征粮军等问题，以及关于充实部队经济工作人员的决定草案。
7月31日
在全俄教育工作者和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讲话。
致函阿·马·高尔基，劝他改变生活环境，观察工农怎样以新的方式建设生活，克服某些不健康的思想情绪。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建立国家博物馆的统一基金、关于延长给中央军事采购局和地方军事采购局拨款的期限、关于西伯利亚苏维埃工作研讨委员会、关于食品和工业品的固定价格等问题。
7月
写《在下房里》一文（没有写完）及其提纲。
8月1日
致函彼得格勒苏维埃，谈彼得格勒有人策划新的反革命阴谋问题，并请他们尽快出版和寄来他的小册子《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
致电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约·维·斯大林，告知彼得格勒受到极严重的威胁，要求尽快派部队增援并采取保卫彼得格勒的非常措施。
致电西方面军第7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指示他们无论如何要守住彼得格勒。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就弹药制造厂增加工人一事作报告；签署关于嘉奖在察里津疏散时发扬自我牺牲精神的察里津区水运管理局工作人员和全体船员的决定、关于征集自行车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调派训练好的军队去南线、关于军事机关中能够转到军队的旧军官的数量、关于动员萨拉托夫铁路员工挖战壕、关于从乌拉尔运送金属、关于立即组织一批工人收割庄稼等问题。
8月5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修改和补充农业人民委员部关于省和区国营农场管理局的组织和工作的细则草案。会议在讨论这一文件和省国营农场同省农业局之间相互关系问题时，通过列宁起草的《对农业人民委员部修改工作细则的指示》。会议还讨论了告西伯利亚工人、农民、少数民族居民和哥萨克劳动者书草稿，关于实行硬性商品交换的决定草案、关于统一供应红军粮食的决定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执行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对议会制的态度等问题。
8月6日
在莫斯科普列斯尼亚、苏舍沃－玛丽亚、哈莫夫尼基和布特尔区非党工人红军战士代表会议上讲话。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联席会议。会议讨论南线形势、对哥萨克人政策、燃料危急状况、妇女工作细则，以及向军队派遣经济工作人员等问题。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吸收工人收割庄稼的措施的决定。会议讨论木材流送状况，向辛比尔斯克、科夫罗夫和波多利斯克等地的弹药制造厂派遣工人等问题。
8月7日
收到彼得格勒苏维埃出版的小册子《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致函格·叶·季诺维也夫，问为什么不把小册子的跋印出来，请他一定要找到这篇跋。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实行硬性商品交换的法令。会议讨论关于调节中央和地方的纸币分配、关于对在中央纺织工业委员会工作的专家实行监督等问题，以及关于人寿保险的法令草案。
8月8日
致电东方面军第5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祝贺集团军建立一周年，并对他们保卫伏尔加河流域和粉碎高尔察克军队的战功予以表彰和嘉奖。
得知各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委员生活困难，致函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建议中央指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给全体部务委员发一次补贴并提高他们的工资。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彼得格勒枢纽站铁路员工的粮食供应、关于整顿动员工作、关于暂停解散最高军事检查院等问题。
不早于8月8日
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校长弗·伊·涅夫斯基1919年8月8日致函教育人民委员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要求改善学员伙食；列宁在信上写批语，要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阿·伊·斯维杰尔斯基采取紧急措施予以解决。
8月9日
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名义指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列·达·托洛茨基和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克·格·拉柯夫斯基坚守敖德萨和基辅。
8月10日
就推迟沃罗涅日方面的进攻一事致函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埃·马·斯克良斯基，要求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说明推迟进攻的原因和告知开始进攻的日期。
8月13日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执行从军队邮寄粮食的法令、关于给下诺夫哥罗德港卸货的红军战士额外调拨1000普特粮食、关于在通往喀琅施塔得和彼得格勒的航道和入口设置障碍的计划、关于免除燃料装运工人挖战壕等问题。
致电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要他们尽快报告反击邓尼金的准备情况。
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名义致电乌克兰人民委员会，要求除陆军人民委员部、交通人民委员部和粮食人民委员部之外，各委员部都合并在一起，动员一切力量去作军事工作。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联席会议；介绍告哥萨克书。会议讨论乌克兰总的局势、关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高加索形势以及在西伯利亚的政策等问题。
8月14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签署告西伯利亚工人、农民、少数民族居民和哥萨克劳动者书，告顿河、库班、捷列克、阿斯特拉罕、乌拉尔、奥伦堡、西伯利亚、谢米列奇耶、外贝加尔、阿穆尔、伊尔库茨克和乌苏里斯克等地区哥萨克部队书，关于为莫斯科采购木柴的法令。会议讨论关于国家收购马铃薯、关于收购非定量食品等问题。
8月15日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修改关于尽快卸运萨拉托夫的粮食和其他货物的决定草案；签署关于红军粮食供给机关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关于缓召正在修复伏尔加河铁路桥的工人入伍等两项决定。会议讨论关于同逃跑现象作斗争、关于建立莫斯科近郊煤矿区管理局等问题。
8月16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联席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南线形势、关于前线卫生状况、关于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等问题。
8月19日
致函意大利社会党人扎·塞拉蒂和康·拉查理，感谢他们代表意大利社会党发来贺电。
8月20日
致电东方面军第10集团军和第4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指示他们在收割庄稼期间要做好护卫农民的工作。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额外供应红军战士家属食品的法令草案、关于莫斯科面粉厂工人实行军事化等问题。
用英语同来访的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威廉·古德教授谈话，说明苏维埃政府对美国代表团代表威·布利特在巴黎会议上提出的建议的态度、苏维埃共和国对宣布独立的小民族的态度。临别时，列宁在自己的照片上用俄文和英文题了词，把它送给古德。
8月21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建造兵营、关于给国防委员会红军供给特派员调拨特别经费等问题。
8月22日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调查放弃坦波夫一事以及把军事机关的军官派往前线等问题。
同出席莫斯科省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Д．М．贝武诺夫和Ｍ．И．洛金诺夫谈话。
指示列·波·加米涅夫把关于批准土耳其斯坦苏维埃共和国宪法的问题提交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
8月23日
致函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费·埃·捷尔任斯基，指示严重关注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部副部长И．П．巴甫卢诺夫斯基1919年8月22日关于揭露反革命组织“民族中心”的报告，指出《人民报》同右派社会党有密切的关系，要求对该报进行监视。
8月24日
写《为战胜高尔察克告工农书》。
8月26日
电请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格·叶·季诺维也夫火速把彼得格勒实行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材料寄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统一戏剧事业的法令。会议讨论关于奖励收购队、关于中央纺织工业委员会由集体管理制改行个人管理制、关于统计苏维埃职员人数等问题。
8月27日
收到英国工人运动女活动家西·埃·潘克赫斯特1919年7月16日的伦敦来信，信中介绍了英国各党派的情况，并请列宁就对议会制的态度问题发表意见。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介绍巴什基尔师从别列别伊调往彼得格勒和彼得格勒疏散的情况；签署关于征召男牙科医生服兵役和动员司机入伍这两项决定。会议讨论关于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拖延改组煤炭总委员会、关于用弹壳生产子弹、关于伊热夫斯克工厂工人的口粮转为红军口粮、关于缺少空车皮等问题，以及关于宣布梁赞省、图拉省、奥廖尔省、沃罗涅日省、坦波夫省和奔萨省实行戒严和关于统计有服兵役义务人员的数量这两项决定草案。
8月28日
致电南方面军革命军委委员会委员米·米·拉舍维奇，要求报告歼灭马蒙托夫骑兵的措施。
签署人民委员会关于国营农场管理工作的细则。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在东方战线和土耳其斯坦战线利用军事机构收购粮食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免费供应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儿童伙食的法令的执行情况、关于为莫斯科采购木柴、关于对粮食征收工作做得好的收购队的工人实行奖励等问题。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国营农场和省农业局关系问题委员会的报告。
致函西·埃·潘克赫斯特，答复她提出的关于对议会制的态度问题。
8月29日
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作第二次讲演，讲的还是国家问题。记录没有找到。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派旧军官上前线等问题。
8月30日
致电土耳其斯坦方面军司令员米·瓦·伏龙芝，指示务必把古里耶夫的石油拿到手，并采取一切措施不让哥萨克放火烧掉。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向图拉调派共产党员、关于土耳其斯坦、关于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军事交通部部长米·米·阿尔然诺夫的工作、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伊·捷·斯米尔加关于南线问题的报告、关于允许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工人自行采购马铃薯等问题。
8月底
致函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埃·马·斯克良斯基，对派遣没有战斗力的部队去同马蒙托夫作战一事表示愤慨，要求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
8月
写《论粮食自由贸易》一文。
夏天
致函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埃·马·斯克良斯基、委员伊·捷·斯米尔加，对著名革命家卡莫（谢·阿·捷尔－彼得罗相）给予肯定的评价，建议给他一个学习指挥作战的机会，责成他组织一个在敌后活动的特别支队。
起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同马蒙托夫作斗争的措施的决议。
9月2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给农业人民委员部拨款扶助军属户、关于给红军战士增加口粮、关于征粮队工人奖励条例等问题。
9月3日
在巴斯曼、列福尔托沃、阿列克谢耶夫、索科利尼基四个区非党工人红军战士代表会议上发表关于目前形势的讲话。
9月4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起草人民委员会关于中央纺织工业委员会由集体管理制改行个人管理制的决定；修改和补充关于科学丛书的决定草案。会议讨论关于莫斯科粮食供应等问题。
函请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埃·马·斯克良斯基征求学者、军事专家的意见，能否用飞机对付骑兵。
指示外交人民委员部同爱沙尼亚进行和平谈判。
签署人民委员会关于把前私人图书馆藏书转交鲁勉采夫博物院的法令。
指示埃·马·斯克良斯基利用和刊登英国军队即将撤离高加索并把物资器材交给邓尼金军队的消息。
9月5日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起草关于彼得格勒疏散问题的决定并在会上宣读。会议讨论关于堵住敌军在坦波夫附近的突破口、关于整顿伏尔加河航行的措施、关于莫斯科饲料供应、关于由卡马河运出木柴和食盐、关于提高图拉弹药制造厂职工劳动生产率的措施等问题。
致电乌法巴什基尔革命委员会，指示立即调派巴什基尔部队去保卫彼得格勒，并向巴什基尔红军战士们致敬。
9月6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让列宁休息一两个星期。
受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委托致电列·达·托洛茨基和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列·彼·谢列布里亚科夫和米·米·拉舍维奇，告知中央批准了总司令的意见，不同意他们改变既定的基本战略计划。
致函各人民委员和各部务委员会委员，要他们注意随信寄去的亚·格·哥伊赫巴尔格《执行苏维埃共和国的法律！》小册子中刊载的全俄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1918年11月8日通过的关于革命法制的决定，并提醒大家要严格予以执行。
9月6日—23日
在哥尔克度假。在此期间曾去莫斯科出席中央政治局、人民委员会和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
9月11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赞成立即向芬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政府提出媾和建议，并就提出这一建议的形式和时间问题发表意见。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给学生伙食拨款、关于减轻农户实物税、关于提高专家的工资等问题。
9月11日和15日之间
接见弗·尼·通科夫教授，同他谈关于逮捕亲立宪民主党的资产阶级专家问题。
9月12日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莫斯科近郊煤矿区工作总结以及关于给彼得格勒和喀琅施塔得从事特别重要的国防工作的工人调拨粮食等问题。
致函国家监察人民委员约·维·斯大林和副内务人民委员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基，指示他们查处斯莫尔尼职工委员会揭发的违法乱纪、侵吞公款一事。
9月15日
致函阿·马·高尔基，告知中央已采取措施审查亲立宪民主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捕案并释放可以释放的人，同时批评高尔基的不健康情绪，劝他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包围中挣脱出来。
9月16日
致函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谢·伊·古谢夫，严厉批评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在领导军事行动方面的严重失误。
9月18日—20日
为《共产国际》杂志第5期写《资产阶级如何利用叛徒》一文。
9月21日以前
收到格·季诺维也夫《论我党党员人数》一文，并为这篇文章写序言。
9月21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全会；建议把拉脱维亚步兵师和红色哥萨克骑兵旅从西线调往南线。会议讨论费·埃·捷尔任斯基关于取缔在莫斯科准备暴动的白卫分子组织的报告以及其他问题。
9月22日
签署人民委员会关于供应工人工作服的决定。
不晚于9月23日
在克里姆林宫自己办公室接见美国记者伊·马克布赖德，同他谈美国和其他国家工人运动的情况，并回答他提出的关于和平、租让和无产阶级专政方面的问题。
9月23日
写《致美国工人》一信。
在莫斯科市非党女工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发表关于苏维埃共和国女工运动的任务的讲话。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把批准瓦·亚·阿瓦涅索夫为副国家监察人民委员一事列入议程并提出自己就这个问题起草的决议。会议讨论关于土耳其斯坦委员会的组成及其工作情况、关于液体燃料、关于把对红军战士及其家属的优待扩大到红军指挥人员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9月23日和30日之间
审阅莫斯科和莫斯科省劳动局总会计处处长A．C．索洛维约夫关于乌赫塔石油的报告并在报告上作批示。
9月24日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埃·马·斯克良斯基关于加快巴什基尔师从别列别伊向前推进的措施的报告、关于派副司法人民委员尼·瓦·克雷连柯去巴什基尔革命委员会、关于组织普遍军训、关于“俄罗斯机器”工厂实行军事化、关于波多利斯克的弹药制造厂和光学仪器厂工人的口粮转为红军口粮等问题，以及关于征召国家建筑工程委员会职工服兵役和关于从居民中回收军大衣等决定草案。
签署国防委员会关于对劳动者实行普遍军训的决定、关于在莫斯科—维捷布斯克—切尔尼戈夫—沃罗涅日—坦波夫—沙茨克—莫斯科范围内建立牢固防御区和宣布该区实行戒严的决定。
签署人民委员会关于安排好儿童伙食的法令。
9月25日以后
同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委员和莫斯科河南岸区委员会委员米·斯·奥里明斯基谈话，指出必须同苏维埃机关中的拖拉作风和官僚主义作斗争。
9月26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恐怖手段、关于总司令的战略计划、关于加强南线的措施、关于任命约·维·斯大林为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关于建立莫斯科防卫委员会、关于第三国际、关于征收党员周、关于召开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时间、关于在11月初准备召开第八次全国党代表会议等问题。
不早于9月26日
请阿·马·高尔基致函协约国提出和平建议。
9月27日—28日
在莫斯科省执行委员会休养所休息两天。
9月30日
写便条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阿·洛莫夫或弗·巴·米柳亭，请他们向有关部门转交关于乌赫塔石油的报告，并汇报他们在这方面具体做了哪些工作。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提议建立讨论燃料问题委员会；起草人民委员会关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之间争执的决定。
不晚于9月
写便条给埃·马·斯克良斯基，谈帮助法国战俘问题以及法国社会党人新闻记者昂·吉尔波就这个问题提出的申诉。
9月—10月
写《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的提纲》。
10月1日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嘉奖解放奥尔斯克、阿克纠宾斯克、铁米尔的东方面军第1集团军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征用苏维埃机关、公有和私有企业手中的马匹的指示草案，关于索尔莫沃工人的食品供应等问题。
签署国防委员会关于授予南方面军第12集团军第45师和58师革命荣誉旗帜和奖励一个月工资的决定。
10月2日
主持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俄共（布）党团和粮食人民委员部俄共（布）党团磋商会议；起草这个会议关于食品收购总结的决定。
致电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格·叶·季诺维也夫，对他和彼得格勒工人努力进行动员工作表示热烈欢迎。
不晚于10月3日
写《彼得格勒工人的榜样》一文提纲。
10月3日
写《彼得格勒工人的榜样》一文。
10月4日
致电东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伊·捷·斯米尔加，指示必须采取支援南线的紧急措施。
10月5日
书面答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问。
10月6日
请亚·米·柯伦泰向俄罗斯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转达他的祝贺。
10月6日和13日之间
同从图拉回来的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代表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谈话，询问图拉的形势、工人的情绪、党组织的工作，建议他返回图拉继续在军队和居民中做工作。
10月7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成立铁路运输委员会、关于同投机活动作斗争、关于为莫斯科采购木柴等问题，以及关于保护和恢复卡尔梅克畜牧业和关于对农民征收实物税的优惠办法这两项法令草案。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马·马·李维诺夫关于增加同爱沙尼亚和谈代表团成员的报告、关于复查顿河骑兵军前指挥员菲·库·米龙诺夫等人因涉嫌策动叛乱被捕一案以及其他问题。
10月8日
签署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成立土耳其斯坦委员会的决定。
10月9日
主持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俄共（布）党团和粮食人民委员部俄共（布）党团第二次磋商会议。会议研究食品收购问题。
写《合作社问题上的要求》一文。
10月10日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地方机关和后方军事机关停止使用战地电话设施的法令；补充和修改关于提高国防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决定草案。会议讨论关于保卫炮兵仓库的措施、关于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战地联络、关于反逃跑斗争等问题。
写《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一文。
致电修复别拉亚河大桥的乌法工人，对他们提前完工表示敬意和感谢。
10月11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组织军需供应、关于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领导成员的调动、关于资助乌克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斗争派）和关于允许他们用俄文在俄罗斯出版杂志等问题。
写《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一文。
10月13日
致电东方面军第5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伊·尼·斯米尔诺夫和土耳其斯坦方面军司令员米·瓦·伏龙芝，向他们通告中央的指示：南线情况紧急，各线必须抽调兵力支援。
10月14日
接见阿富汗特命外交使团，同穆罕默德·瓦利·汗大使谈话。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卫生人民委员尼·亚·谢马什柯关于改善警卫部队营房卫生状况的措施的报告、关于同投机活动作斗争等问题。
致电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认为尤登尼奇进攻彼得格勒只是把红军从南线引开的手段，要继续支援南线，动员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集中一切力量去反击和粉碎敌人。
致函荷兰共产党人，说苏维埃俄国由于14国进攻处于困难境地，但坚信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必然胜利。
10月15日
致函埃·马·斯克良斯基，要他立即命令发给南方面军骑兵电台和轻型野战流动电台各50部。
致函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瓦·亚·阿瓦涅索夫、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埃·马·斯克良斯基、莫斯科苏维埃委员米·伊·罗戈夫、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费·费·瑟罗莫洛托夫、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弗·巴·米柳亭，向他们传达一项决定：由他们组成一个小组来起草关于重新查核军需物资领取凭单及其用途的法令。
致函埃·马·斯克良斯基、尼·亚·谢马什柯和列·波·加米涅夫，指示他们起草关于成立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伤病员救济委员会的法令。
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被选入起草关于精简非军事机构加强军事工作的法令和负责处理其他具体任务的专门委员会。会议讨论关于前线局势等问题。
10月16日
致电图拉省执行委员会主席格·瑙·卡敏斯基，对他和其他负责工作人员拖延骑兵运送工作表示愤慨，要求他们全力做好这一工作。
在莫斯科苏维埃大楼阳台上对雅罗斯拉夫尔和弗拉基米尔两省应征入伍的工人共产党员讲话。
10月16日至17日
出席工农国防委员会非常会议。会议讨论由于尤登尼奇军队在彼得格勒附近发起进攻而出现的严重军事形势；通过关于保卫彼得格勒的决定；委托列宁起草告彼得格勒工人和红军战士书。
10月17日
写告彼得格勒工人和红军战士书。
致电列·达·托洛茨基，告知国防委员会已通过一项关于保卫彼得格勒和与尤登尼奇军队斗争到底的决定。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修改关于提高国防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条例草案。会议讨论关于动员参加修工事的优待办法、关于收集各种军事器材、关于供应铁路员工工作服等问题。
收到东方面军第5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伊·尼·斯米尔诺夫关于汇报西伯利亚和东线形势的电报，在电报上批示发给3万套军装和立即将第5集团军调往南线。
10月18日
签署《人民委员会关于拨给莫斯科市执行委员会经费的决定》。
致电土耳其斯坦方面军司令员米·瓦·伏龙芝，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要他们首先彻底消灭乌拉尔的白卫哥萨克，并全力加速支援南线。
致电格·叶·季诺维也夫，告知粮食人民委员部给彼得格勒发运粮食和其他食品的情况。
10月19日
写告红军战士同志们书。
致电后备军司令员波·伊·戈尔德贝格，询问他们是否已得到足够人员来新建部队，工作是否顺利，地方工作人员是否热心帮助。
10月20日以前
同图拉负责工作人员谈图拉的形势和地方政权同图拉设防地区军事委员会的相互关系问题；在谈话中很关心军工厂的工作、工人的情绪、他们的供给情况等问题。
10月20日
致函图拉省执行委员会主席格·瑙·卡敏斯基、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瓦·伊·梅日劳克、政治委员德·普·奥西金，指示他们集中一切力量搞好军事工作和军需工作。
不早于10月20日
阅读中央统计局关于1918—1919年苏维埃俄国26省粮食生产与消费情况的统计材料；在自己的《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一文中利用了其中的部分材料。
10月21日
写《莫斯科征收党员周的总结和我们的任务》一文。
致电东方面军第5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伊·尼·斯米尔诺夫，请他准确地报告他们关于保留东方面军的意见以及他们能派往南线的部队的数量。
电请西方面军司令员弗·米·吉季斯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Ａ．И．波嘉耶夫核实波兰士兵同红军战士联欢的消息和了解波兰士兵的情绪。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讨论关于精简非军事机构的法令草案过程中拟定法令草案审查委员会人选。会议讨论关于同投机倒把、盗窃国家财物等违法乱纪现象作斗争的法令草案，关于发行新纸币和信用券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10月22日
致函列·达·托洛茨基，不同意他提出的关于把苏维埃军队开进爱沙尼亚领土的建议。
致函列·达·托洛茨基，指出击溃尤登尼奇十分重要，但继续从南线抽调部队非常危险，必须再动员2万名左右彼得格勒工人。
致电奥廖尔执行委员会主席，指示他把搜查作家伊·沃尔内时没收的全部手稿保存好并寄往莫斯科。
读总司令谢·谢·加米涅夫关于政府的作战指示草案应预先征求总司令部意见的请示报告，在报告上批示：应尊重总司令的意见。
10月23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关于释放因涉嫌策动叛乱被捕的顿河骑兵军前指挥员菲·库·米龙诺夫等人的决定。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建立军事卫生总局、关于任命莫斯科设防地区卫戍司令等问题。列宁赞成让米龙诺夫参加顿河执行委员会的建议。
10月24日
在开赴前线的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第一届毕业生的晚会上讲话。
在工会大厦兰色大厅对开赴前线的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工人共产党员发表讲话；同他们中的一些人交谈。
指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埃·马·斯克良斯基采取紧急措施，把部队调往南线并指定专人负责落实这些措施。
致函国家出版社社长瓦·瓦·沃罗夫斯基，严厉批评《1919年3月6—7日的第三国际》这本粗制滥造的小册子。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军队防治斑疹伤寒的措施、莫斯科近郊煤矿区的工作总结，以及关于加强对红军、运输业和其他企业的燃料供应等问题。
10月25日
同即将离开莫斯科赴前线地区的米·伊·加里宁谈话。
致函伊·捷·斯米尔加以及南方面军和各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其他委员，推荐斯·伊·纳扎罗夫同志及其他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工人共产党员，并请安排这些同志的工作。
10月25日以后
致函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格·叶·季诺维也夫，建议在韦马恩附近加紧开采油页岩，为此提出动员资产阶级、动员农民、实行三班制等措施。
10月26日
致电普加乔夫县粮食会议，要求立即准确报告哪些村和乡全部完成了余粮收集任务。
出席俄（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菲·库·米龙诺夫告顿河哥萨克书和派他去东线等问题。
10月27日
同莫斯科卫生局医生波·索·魏斯布罗德谈话，指出防治流行病具有头等重要意义。
指示各苏维埃机关和军事当局充分信任魏斯布罗德医生和大力协助他的工作。
10月28日
致函洛里欧同志和所有参加第三国际的法国朋友，指出共产党员必须反对任何形式的机会主义。得知德国共产党内发生分裂，就这一问题致函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共产党队伍必须恢复团结。
致函加入过统一的“德国共产党”而现在组成新党的共产党员同志们，深信在争取无产阶级专政和反对机会主义等根本问题上一致的共产党员是能够而且应当一致行动的。
致函意大利社会党领导人扎·梅·塞拉蒂和全体意大利共产党员，指出意大利无产阶级面临着艰巨的任务，但意大利无产阶级专政一定会取得胜利。
对开赴前线的社会教育训练班学员讲话。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修改关于同投机倒把作斗争的措施的决定草案。会议讨论东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允许萨拉托夫省粮食委员会给农民保留一部分饲料和粮食以完成运送木柴的紧急任务的请示报告，以及防治斑疹伤寒的措施等问题。
10月29日
同正在克里姆林宫训练班学习的红军战士格·伊·尼科尔斯基谈话，尼科尔斯基反映地方当局不帮助他的家属。列宁指示克里姆林宫警卫队长收下格·伊·尼科尔斯基将送来的材料并立即交给他本人。
10月30日
写《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一文。
就梁赞省学员格·伊·尼科尔斯基所反映的情况致电梁赞省执行委员会，要他们查清佩切尔尼基乡执行委员会对他的家属是否给予法定的帮助，并报告执行情况。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巴什基尔革命委员会和吉尔吉斯革命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关于给斗争派拨必要的经费出版杂志等问题。
10月31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收购马铃薯、关于各人民委员部和其他苏维埃机关提出的原则问题的讨论的程序、关于劳动人民委员部和社会保障人民委员部合并等问题。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动员大学生服兵役的决定草案。会议讨论关于从库斯塔奈和特罗伊茨科耶地区运出粮食的决定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发展乌拉尔煤炭生产的措施的报告以及其他问题。
10月
同米·瓦·伏龙芝谈派他去土耳其斯坦参加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土耳其斯坦委员会一事。
11月1日
电令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列·达·托洛茨基和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格·叶·季诺维也夫在彼得格勒附近集中重兵，彻底粉碎尤登尼奇。
致电东方面军第5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伊·尼·斯米尔诺夫，询问有多少师、哪几个师、何时可从东线调出。
11月4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大赦和关于精简非军事机构两项法令草案，以及劳动人民委员部和社会保障人民委员部合并的形式等问题。
11月5日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征召医助服兵役的法令。会议讨论关于在东方战线和土耳其斯坦战线防治斑疹伤寒的措施等问题。
签署国防委员会关于在东方战线和土耳其斯坦战线防治斑疹伤寒的措施的决定。
为苏维埃政权成立两周年写《向彼得格勒工人致敬》一文。
11月6日
写《苏维埃政权和妇女的地位》一文。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反革命的顿河政府和库班政府驻巴黎代表通过法国社会党人斐·洛里欧向苏维埃政府提出的和平建议。会议讨论关于召开全俄第八次党代表会议和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等问题。
11月7日以前
为《贫苦农民报》写《苏维埃政权成立两周年》一文。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各工厂委员会联合庆祝大会上发表关于十月革命两周年的讲话。
11月7日—10日
列宁《致土耳其斯坦共产党员同志们》一信在《土耳其斯坦共产党人报》、《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和《红色战线报》联合出版的纪念专刊上发表。
11月8日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为莫斯科运送燃料、关于动员五类年龄较大的人去采伐木材、关于成立全俄卫生状况改善委员会等问题。
签署国防委员会关于对沙图拉和卡希拉工地的全体职工实行军事化的决定。
11月8日和13日之间
受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托，给各级党组织写通告信《与燃料危机作斗争》。
11月10日
写《人民委员会关于火灾保险局经费问题的决定》。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彼得格勒“国营压缩瓦斯及润滑油工厂”实行军事化的决定草案，以及关于铺设窄轨铁路等问题。
11月11日
致电东方面军粮食特设委员会主席尼·巴·布留哈诺夫，指示务必做好乌拉尔工人的粮食供应工作。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讨论关于统一林业机构问题时，起草关于这一问题的建议。会议讨论关于动员苏维埃职员采伐木柴，关于保证特列季亚科夫绘画陈列馆、图书馆和其他文教机关的燃料供应，关于同志纪律审判会等问题。
致函泥炭总委员会，希望在《经济生活报》上刊登1919年泥炭开采运动工作报告。
11月12日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在军队中防治斑疹伤寒的措施、关于向莫斯科供应莫斯科近郊的泥炭、关于采购马铃薯等问题，以及燃料机关工作军事化条例草案。
11月13日和21日之间
接见俄国红十字会代表尤·马尔赫列夫斯基，听取他关于同波兰停战谈判的汇报。
11月14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乌克兰、关于高加索党组织等问题。
11月15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修改关于供应工人粮食的法令草案。会议讨论关于在苏维埃机关中限制用电的法令草案，以及关于收购马铃薯等问题。
同塞兹兰—维亚济马铁路政治部主任Ｂ．Ю．卡德兹利斯谈话，要他向图拉、卡卢加和塞兹兰等地党政工作人员转达中央关于动员一切力量与燃料恐慌作斗争的号召。
11月17日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征召牙科医生服兵役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对破坏供给莫斯科燃料委员会钢轨事件调查的结果、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粮食人民委员部关于军需物资领取凭单查核结果的报告、林业总委员会关于采伐工作的报告、燃料总委员会关于装运燃料的报告以及其他问题。
11月18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起草人民委员会关于收购马铃薯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建立专门的商品储备来交换亚麻、关于改进运输工作的措施、关于印刷业的危急状况等问题。
在全俄党的农村工作第一次会议上讲话；讲话后同参加会议的人合影留念，并同他们交谈。
11月19日
接见旅俄华工联合会会长刘绍周（刘泽荣），同他谈中国革命、中国工人生活和联合会的工作等问题；谈话时在外交人民委员部1919年10月7日给刘泽荣开的证明信上加了一句：“谨请各苏维埃机关和主管部门尽力协助刘绍周同志”，并在信上签名。
11月20日以前
接见莫斯科党的领导人、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和乌克兰苏维埃政府成员，同他们谈乌克兰的国家制度、土地问题。
起草关于乌克兰苏维埃政权的提纲。
11月20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联席会议。会议研究关于在乌克兰组织政权的问题。会议还讨论了列宁关于乌克兰苏维埃政权的提纲草稿。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清除积雪的义务劳动、关于电信机关燃料供应、关于增加运木柴车皮的紧急措施、关于梁赞—乌拉尔铁路的状况、关于建立领导全国窄轨运木铁路建设的联合机构等问题。
11月21日
致函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阿·萨·叶努基泽，请他给前来援助苏维埃共和国的美国工程师罗·安·基利和曾大力帮助过俄国工人阶级的芬兰社会民主党创建人之一尼·罗·乌尔辛增加食品供应。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精简非军事机构的法令草案、关于利用林业专家的决定草案、关于成立全国窄轨和宽轨运木铁路建设最高委员会的条例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召开俄共（布）中央委员和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部分代表的预备会议；作关于代表大会基本任务的笔记；三次发言，说明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的任务。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和通过列宁写的关于乌克兰苏维埃政权的提纲。
11月22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批准关于收购马铃薯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
11月25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供应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粮食等问题，以及关于精简非军事机构的法令草案。
收到卫生人民委员部防治斑疹伤寒特别委员会主席波·索·魏斯布罗德关于斑疹伤寒蔓延严重的电报，回电答应竭力采取一切措施。
11月26日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医学院五年级学生尽快毕业并应征入伍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铁路戒严特别委员会的工作、关于加快莫斯科近郊煤矿区的煤炭装运的措施、关于供应国营“输电”发电站职工的粮食、关于增加红军战士家属的口粮等问题。
11月27日
致电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弗·巴·米柳亭，请他们拟出供《经济生活报》发表的关于各经济部门或主要经济部门生产力发展情况的定期报表的格式。
11月28日以前
接见梁赞省执行委员会主席米·尼·沙布林，同他谈关于苏维埃建设的各种问题。
11月28日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清除积雪的义务劳动的法令草案、关于东部停止客运后同私贩粮食作斗争的规章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11月29日
参加俄共（布）中央全会。全会委托格·瓦·契切林草拟准备在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作的有关媾和问题的报告提纲和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声明，列宁起草中央的这项决定以及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组成的决定。全会通过关于乌克兰苏维埃政权的决议草案；全会委托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上作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和在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作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全会还讨论了关于工会、关于供应彼得格勒工人马铃薯、关于帮助红军战士家属等问题。
秋天
接见曾把他1918年8月20日写的《给美国工人的信》送往美国发表的П．и．特拉温。
同夫人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和卫生人民委员尼·亚·谢马什柯一起前往151军医医院看望红军伤病员，同他们谈话，了解他们在健康、营养和治疗方面的情况；向他们介绍前线的形势、粉碎尤登尼奇和邓尼金的胜利。
视察教育人民委员部职业教育总局的实验学校，同学校领导和学生谈话，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学习；观看他们的业余文艺演出。
参与编制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的教育大纲；两次接见大学校长弗·伊·涅夫斯基，同意他在大纲中加入自然科学的课程；强调不掌握自然科学的基本原理就不能成为一个好的唯物主义者。
12月1日
同出席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卡卢加省代表Д．П．科尔蓬科夫谈目前农村的若干问题。
用直达电报同阿·伊·李可夫谈阿斯特拉罕的军事形势，指示必须采取一切措施守住阿斯特拉罕，并把那里储存的鱼、布匹、金属、油脂和食盐等抢运出来。
12月2日—4日
领导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工作。
12月2日
上午，宣布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开幕，致开幕词；被选入代表会议主席团；主持第一次会议。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补充和修改《关于改善铁路运输搞好军运的法令》的草案。
晚上，在党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上作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作政治报告的总结发言；起草关于国际政策问题的决议。
12月3日
上午，在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上作关于乌克兰苏维埃政权问题的讲话。
晚上，在代表会议第四次会议上作关于乌克兰苏维埃政权问题的总结发言。
致函俄共（布）中央组织局，指出党章草案的编辑出版工作非常草率马虎，要派人进行调查。
12月4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邀请社会民主党人和民粹派分子参加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选出的苏维埃建设委员会的工作成果等问题。
在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讲话。
不早于12月4日
写《对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俄共（布）党团委员会条例草案的意见》。
不晚于12月5日
写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在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的提纲。
12月5日
在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入代表大会主席团；作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报告并宣读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国际政策的决议草案。
12月6日
出席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写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报告的总结发言的提纲；在讨论结束后作总结发言。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写《人民委员会关于莫斯科食品供应的决定草案初稿》。
写《关于粮食部门工作的决议草案》。
12月7日
签署人民委员会关于帮助被白卫军疏散到哈萨克草原的乌拉尔哥萨克返回家园的决定。
12月8日
在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组织小组第二次会议上参加关于苏维埃建设的报告的讨论并讲话。
12月9日
在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被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代表大会闭幕式上致闭幕词。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乌拉尔采矿工人食品供应问题。
12月9日以后
召开有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参加的民族问题会议。
12月10日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奖给东方面军第3集团军和第5集团军一个月工资和关于从西伯利亚和乌拉尔调运粮食的决定。
由于必须集中全力解放乌克兰，建议俄共（布）中央组织局拒绝土耳其斯坦方面军司令员米·瓦·伏龙芝关于派遣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到土耳其斯坦方面军去的请求。
12月11日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授权省反逃跑委员会审理屡教不改的逃兵的诉讼案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伐木工人食品供应、关于莫斯科工人食品供应、关于改善军队供应的措施、关于国防委员会红军供给特派员为征粮军的制服和装备所采取的措施以及其他问题。
同苏维埃代表团成员讨论代表团在同爱沙尼亚资产阶级政府和谈中的任务。
12月12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改善铁路运输搞好军运的法令》。会议讨论关于改变剧院的剧目等问题。
12月15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莫斯科工人食品供应，关于卫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委员的任命，关于乌拉尔各厂矿、林场和泥炭开采机构的食品和日用品供应等问题。
致电东方面军第5军团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伊·尼·斯米尔诺夫，祝贺东方面军攻克新尼古拉耶夫斯克，并要他们采取措施完整无损地拿下库兹涅茨克地区。 |
列宁全集第十四卷——年表（1906年9月—1907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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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14卷
年表
（1906年9月—1907年2月）
1906年
1906年9月—1907年2月
列宁侨居在芬兰库奥卡拉“瓦萨”别墅，领导布尔什维克的工作，经常会见布尔什维克的各机关刊物编辑部成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和其他委员会的代表。
编辑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报纸《无产者报》；审阅各地寄来的文章和通讯稿，并为发表这些稿件作准备工作。
领导群众性的工人报纸《前进报》的工作，这份报纸由《无产者报》编辑部在维堡秘密出版。
9月30日（10月13日）
列宁的文章《新的政变在酝酿中！》（社论）、《游击战争》、《俄国政党分类尝试》和短评《关于游击战争的问题》发表在《无产者报》第5号上。
9月30日（10月13日）以后
阅读劳动团成员向国家杜马提出的土地改革法案。
9月30日（10月13日）—12月初
在库奥卡拉“瓦萨”别墅同扬·安·别尔津－季耶美利斯相识。在同他谈话时，向他了解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和游击斗争的情况；请他翻译《斗争报》和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的其他刊物上的文章。
9月—1907年3月1日（14日）
阅读尼·安·鲍罗廷的小册子《从数字看国家杜马》，在《立宪民主党和劳动派》一文中引用了这本小册子中的材料。
10月初
写《评〈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号》一文。
10月11日和28日（10月24日和11月10日）之间
写《关于召开党的紧急代表大会》一文。
10月13日（28日）以后
写小册子《马尔托夫和切列万宁在资产阶级报刊上的言论》。
10月14日（27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库尔斯克委员会通过决议，支持列宁关于召开下一届党的代表大会的建议，反对格·瓦·普列汉诺夫关于召开非党工人代表大会的建议。
10月18日（31日）
列宁的《事后聪明的俄国激进派！》一文发表在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杂志《生活通报》第12期上。
10月18日（31日）以后
在萨·谢·扎克的《农民和土地国有化》一书上作批注。
10月29日（11月11日）
列宁的《谈谈立宪民主党代表大会的结果》（社论）和《革命界的小市民习气》两篇文章发表在《无产者报》第6号上。
10月底
写小册子《社会民主党和选举协议》。
10月
列宁的小册子《马尔托夫和切列万宁在资产阶级报刊上的言论》在彼得堡由无产阶级事业出版社出版。
11月2日（15日）
出席在塔墨尔福斯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会议（“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的预备会议，商定代表会议的工作程序。
11月3日（16日）以前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提出的选举纲领草案》的传单上作批注。该草案刊登在11月3日（16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6号上。
11月3日（16日）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会议（“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上被选入主席团；就代表会议的日程问题发言；支持费·埃·捷尔任斯基关于讨论在地方党组织中如何同崩得合并的问题的建议。列宁指出，实际上地方组织并没有进行合并，所有这一切给地方组织的工作带来了损害，对党不应隐瞒已经出现的情况。
11月3日—7日（16日—20日）
在代表会议体会期间主持布尔什维克派会议；同布尔什维克代表座谈各地方党组织的工作；在同伏尔加河流域代表、《萨马拉河湾报》编辑部撰稿人Ａ．波格丹诺夫（Ａ．伏尔加斯基）谈话时，了解布尔什维克在农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情况。
11月4日（17日）
在代表会议上作关于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运动问题的报告和总结发言。
11月6日（19日）
在代表会议上批判孟什维克提出的认为可以同立宪民主党结成选举联盟的选举纲领草案；不同意代表会议通过的孟什维克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选举运动中的策略》决议案，以波兰社会民主党、拉脱维亚边疆区、圣彼得堡、莫斯科、中部工业地区和伏尔加河流域的14名代表的名义，向代表会议提出特别意见——布尔什维克的选举纲领。列宁强调，党应当在选举运动中保持组织上和思想上的独立性，只有在非常必要的情况下，才允许同那些承认武装起义、为建立共和国而进行斗争的政党达成协议。
在代表会议上辩论时发言，主张召开党的紧急代表大会；批判崩得分子支持立宪民主党内阁和支持孟什维克策略的错误立场。
11月7日（20日）
就召开“工人代表大会”问题发言。
对《关于各地的选举运动的统一的决议》提出修正案，代表会议通过了这一修正案。
11月10日（23日）以前
读尔·马尔托夫的《关于准备选举运动问题》一信，并作批注；在《〈社会民主党和选举运动〉一文附言》中引用了马尔托夫的信。
11月10日（23日）
列宁的《关于召开党的紧急代表大会》、《历史是怎样写的……》和《〈社会民主党和选举运动〉一文附言》发表在《无产者报》第7号上。
11月15日（28日）和1907年1月15日（28日）之间
以《在西方和我国的选举协议》为题，向彼得堡涅瓦区谢米扬尼科夫分区的工人作演讲。
11月16日（29日）以前
分别同前来库奥卡拉看望他的叶·米·雅罗斯拉夫斯基和伊·克·拉拉扬茨谈话，他们参加了将在塔墨尔福斯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军事和战斗组织第一次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列宁在同他们谈话中赞扬了召开代表会议的想法，同他们讨论军事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并指示他们：在采取任何比较重大的措施时都必须让布尔什维克中央知道。
在布尔什维克军事和战斗组织第一次代表会议的筹备会议上说，军事战斗工作中存在某些脱离全党工作的倾向，建议组织局邀请党内较大的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代表同军事和战斗组织的代表一起参加第一次代表会议。
收到召开军事和战斗组织第一次代表会议的组织局的信，信中邀请列宁参加代表会议的工作。
致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军事和战斗组织第一次代表会议的组织者，感谢他们的邀请，说明自己对会议的肯定态度，认为代表会议非常重要，赞成代表会议的议事日程，同时提醒要避免通过背离布尔什维克基本路线的决议。
11月22日（12月5日）
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军事和战斗组织第一次代表会议的参加者马·尼·利亚多夫和伊·阿·萨美尔（柳比奇）谈代表会议的总结问题。
11月22日（12月5日）以后
委派马·尼·利亚多夫去乌拉尔，领导布尔什维克参加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运动的工作以及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
11月23日（12月6日）
列宁的《告选民书草案》（社论）、《论同立宪民主党的联盟》、《同立宪民主党化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和党的纪律》、《阿尔马维尔社会民主党人是怎样进行选举运动的？》等文章发表在《无产者报》第8号上。
列宁写的传单《把谁选入国家杜马？》作为《无产者报》第8号的附刊在维堡印发。
11月23日（12月6日）以后
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以传单形式用拉脱维亚文出版列宁的《告选民书草案》，题为《我们的选举纲领》。
11月29日（12月12日）
一些鼓动员向彼得堡委员会的布尔什维克成员提出成立鼓动员委员会的建议，并希望委托列宁领导这一委员会。
11月30日（12月13日）以前
参加编辑莫斯科枢纽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铁路局机关报《铁路员工报》第1号，该报在芬兰由《无产者报》印刷厂印出。第1号报纸刊登了列宁撰写的《以波兰社会民主党、拉脱维亚边疆区、圣彼得堡、莫斯科、中部工业地区和伏尔加河流域的代表名义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提出的特别意见》。
11月30日（12月13日）以后
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铁路区委员会委员л．г．哈宁交谈，了解党在莫斯科铁路工人中间的工作情况。
11月底—12月初
校阅卡·考茨基的《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小册子的俄译本，并为小册子写序言。小册子的俄译本于1906年12月底在莫斯科出版。
11月
列宁的小册子《社会民主党和选举协议》在彼得堡由前进出版社出版。
11月以后
阅读米·斯·奥里明斯基写的关于一些民意党人的回忆录。同作者谈话时，向他提出许多批评意见。
秋天
建议将阿·伊·斯维杰尔斯基派到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去工作，以便同拉脱维亚布尔什维克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这一建议被布尔什维克中央所接受。
在库奥卡拉“瓦萨”别墅同第一届国家杜马代表、劳动派分子季·伊·谢杰尔尼科夫就第二届国家杜马的选举运动问题进行谈话。
阅读1906年8月出版的马·尼·利亚多夫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历史》第1册并给予肯定的评价。
1906年秋天—1907年上半年
在“瓦萨”别墅居住期间，经常会见工人布尔什维克Ｃ．Ｂ．马尔柯夫，马尔柯夫受彼得堡委员会的委派，把报纸和必要的材料带给列宁，并把列宁的文章和信件带回彼得堡。
12月7日（20日）
列宁的《新的参议院说明》（社论）和《孟什维主义的危机》两篇文章发表在《无产者报》第9号上。
12月10日（23日）
写《无产阶级及其在俄国革命中的同盟者》一文。
12月14日（27日）
写《政府伪造杜马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文。
12月17日和31日（12月30日和1907年1月13日）之间
写《各资产阶级政党和工人政党是怎样对待杜马选举的？》一文。
12月20日（1907年1月2日）
列宁的《政府伪造杜马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社论）、《谈谈崩得机关报上的一篇文章》、《工人代表大会和同社会革命党的合并》（短评）、《无产阶级及其在俄国革命中的同盟者》等文章发表在《无产者报》第10号上。
12月24日（1907年1月6日）
列宁的《政治形势和工人阶级的任务》一文作为社论发表在布尔什维克的《艰苦劳动》周刊第1期上。
12月24日—1907年1月6日（1月6日—19日）
在彼得堡参加布尔什维克的合法刊物《艰苦劳动》周刊的出版工作。该刊共出版3期，均被警察没收。
12月27日（1907年1月9日）以后
列宁为威·李卜克内西的小册子《不要任何妥协，不要任何选举协议！》的俄译本写序言。该译本于1907年上半年在彼得堡出版。
12月28日（1907年1月10日）
列宁应萨马拉布尔什维克的请求，写《工人政党的任务和农民》一文，并将该文由彼得堡寄往萨马拉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萨马拉河湾报》编辑部。
12月31日（1907年1月13日）
列宁的《各资产阶级政党和工人政党是怎样对待杜马选举的？》一文作为社论发表在布尔什维克的《艰苦劳动》周刊第2期上。
12月底
列宁的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到库奥卡拉列宁这里度新年。
12月下半月—1907年初
列宁同列·波·克拉辛和亚·亚·波格丹诺夫一起签署1906年度党的经费收支情况的初步报告。
1906年底
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委员扬·安·别尔津－季耶美利斯交谈，询问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革命运动和里加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工作。
1906年
读马克思的小册子《论犹太人问题》，并在关于国家摆脱宗教和关于信仰自由等文字下面划标线。
读马克思的小册子《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重点标出下列各处：关于无产阶级在19世纪革命中的作用、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关于资产阶级自由的局限性、关于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
读卡·考茨基的小册子《爱国主义、战争和社会民主党》，重点标出下列各处：关于很难确定一个民族是否要进行进攻或防御战的问题、关于个人和民族必须服从无产阶级国际解放斗争的任务、关于只有在国家利益同无产阶级利益相一致的情况下保卫祖国才能成为社会民主党的义务。
校阅恩格斯的小册子《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的俄译本。
不早于1906年
读恩格斯的《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等文章，重点标出下列各处：关于对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文献的高度评价、关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俄国村社的意义，等等。
读亚·伊·丘普罗夫教授的小册子《论土地改革问题》并作批注。
读卡·考茨基的《天主教会和社会民主党》一书并作批注。
读罗莎·卢森堡的《总罢工、政党和工会》一书并作批注。
1906年—1907年上半年
对在国外购买武器的布尔什维克马·马·李维诺夫和亚·西·沙波瓦洛夫作指示。
1907年
年初
同来自彼得堡的扬·安·别尔津－季耶美利斯交谈，询问彼得堡市代表会议的筹备情况和彼得堡地下工作的条件。
1月6日（19日）
作为莫斯科区环形分区和萨波日内分区选出的代表，参加在维堡省泰里约基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
被选入代表会议主席团；在辩论关于批准委托书问题时，就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中达成选举协议问题作报告。代表会议反对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并根据列宁的提议通过决议：在选举期间向社会革命党人和劳动派建议订立协议，条件是他们拒绝同立宪民主党实行任何形式的联合。
1月6日和14日（19日和27日）之间
写《彼得堡工人政党的选举运动》一文。这篇文章作为社论发表在1907年1月14日（27日）布尔什维克的《通俗言语周报》第1号上。
1月7日（20日）
列宁的《普列汉诺夫和瓦西里耶夫》一文发表在《无产者报》第11号上。
1月13日—14日（26日—27日）
写小册子《社会民主党和杜马选举》。这一小册子于1907年1月在彼得堡由新杜马出版社出版。
1月15日（28日）
写小册子《“你会听到蠢人的评判……”（社会民主党政论家札记）》。
1月16日（29日）
警察司通知彼得堡保安处说，在库奥卡拉列宁的寓所经常举行有很多人参加的会议。
1月18日（31日）
写《彼得堡社会民主党的选举运动》一文。
1月19日（2月1日）以前
在孟什维克的传单《为什么我们要退出代表会议？（出席代表会议的31个代表致中央委员会的声明）》上作批注，并统计数字。
1月19日（2月1日）
写《步步下降》一文。
1月19日或20日（2月1日或2日）
写《31个孟什维克的抗议书》一文。
1月20日（2月2日）
写小册子《彼得堡的选举和31个孟什维克的伪善面目》。
1月20日和2月15日（2月2日和28日）之间
在库奥卡拉“瓦萨”别墅会见来自高加索的谢·阿·捷尔－彼得罗相（卡莫）。
1月21日（2月3日）
列宁的《彼得堡社会民主党的选举运动》一文发表在《通俗言语周报》第2号上。
1月23日和28日（2月5日和10日）之间
列宁的小册子《彼得堡的选举和31个孟什维克的伪善面目》在彼得堡由新杜马出版社出版。
由于列宁发表了小册子《彼得堡的选举和31个孟什维克的伪善面目》，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向党的法庭对列宁提出控告。孟什维克通过这种手段，千方百计破坏布尔什维克的威信，妄想将列宁开除出党。但是，2月上半月召开的、有234名布尔什维克参加的彼得堡组织会议完全支持列宁，并确认，彼得堡组织在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前夕出现分裂应归咎于孟什维克。
1月25日（2月7日）
列宁的《在彼得堡选举中如何投票？（彼得堡的选举是否有黑帮胜利的危险？）》一文作为社论发表在《观察周报》第1号上。
列宁的《彼得堡的选举和机会主义的危机》（社论）、《步步下降》和《31个孟什维克的抗议书》等三篇文章发表在《无产者报》第12号上。
1月30日（2月12日）
列宁的《彼得堡工人选民团的选举》和《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在圣彼得堡工人选民团选举中的斗争》两篇文章发表在《通俗言语周报》第3号上。
1月底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全市代表会议分裂部分（31个孟什维克）的执行机关签署的号召书《致全体工人和社会民主党选民书》上作批注。
1月下半月—2月上半月
同曾经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沃罗涅日委员会工作过的и．В．绍罗夫就筹备即将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问题和武装起义问题进行交谈。
1月
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和杜马选举》和《“你会听到蠢人的评判……”（社会民主党政论家札记）》两本小册子在彼得堡由新杜马出版社出版。
在“瓦萨”别墅同帕·格·达乌盖谈话，同意他用俄文出版约·狄慈根著作的计划。
1月—2月
在尼·亚·罗日柯夫的《俄国革命的命运》（1907年圣彼得堡版）一书中作批注，指出作者对于社会民主党历史无知。
2月初
起草在孟什维克策划的所谓党的法庭上的辩护词，揭露孟什维克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组织中的分裂活动。这一辩护词得到有234名布尔什维克参加的彼得堡组织会议、彼得堡（市区和郊区）社会民主党组织代表会议以及彼得堡布尔什维克的许多区的和工厂的会议的支持。
2月1日和11日（14日和24日）之间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印发的载有第二届国家杜马复选人候选名单的传单上写批语，在人名旁边加注“孟”和“布”字样，表明候选人所属的派别。列宁在《彼得堡工人选民团的选举总结》一文中使用了这一材料。
2月4日（17日）以前
写关于立宪民主党人同彼·阿·斯托雷平进行谈判的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在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劳动报》上（载有该文的报纸没有找到）。
2月4日（17日）
列宁的《在彼得堡选举中如何投票？（关于黑帮危险的鬼话对谁有利？）》、《关于莫斯科选举的初步材料》和《政治上的利德瓦尔事件》等文章发表在《观察周报》第2号上。
写《彼得堡选举的意义》一文。该文发表在1907年2月11日（24日）《无产者报》第13号上。
2月5日（18日）
写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这本小册子经列宁校订后于1907年在彼得堡出版。
2月7日（20日）
写《第二届杜马和第二次革命浪潮》一文。
2月9日（22日）
写《彼得堡选举的总结》一文。
当选为彼得堡市莫斯科区左翼党派联盟参加第二届国家杜马代表选举的复选人。
2月11日（24日）
列宁的《第二届杜马和第二次革命浪潮》（社论）、《彼得堡选举的意义》、《彼得堡工人选民团的选举总结》、《关于南俄工人选民团选举的一些资料》和《谈谈彼得堡市莫斯科区第二届杜马选举的总结》等文章发表在《无产者报》第13号上。
2月13日（26日）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会议上宣读孟什维克执行局的声明。声明中说，彼得堡委员会的孟什维克委员们认为，在对列宁进行审判之前，他们不能参加委员会的会议，因为彼得堡委员会宣布拥护列宁。为了回答这一声明，彼得堡委员会通过如下决议：“彼得堡委员会在听取了31个孟什维克的声明以后，提请中央委员会注意孟什维克进行的破坏活动，并认为中央委员会必须阻止这种破坏活动。如果中央委员会不采取措施，这将意味着它准许分裂。”
2月14日（27日）以前
在彼得堡（市区和郊区）社会民主党组织代表会议第三次会议上，作关于杜马运动和社会民主党杜马策略问题的报告和总结发言。 |
五单子出版社的附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三卷十月革命第二部分
五单子出版社的附件*
*说明：附录五在原书最末，没有延续第481页的页码，而是另标第4页。故未标出。
关于本附件的说明（单子出版社编辑部）
本附件是由托洛茨基给他写完《俄国革命史》以后收到的一份文献所做的注释构成的。这里指的是一本最稀有的小册子，里面公布了斯大林就1917年十月事变发表的谈话。托洛茨基在自己以“阿尔法”的笔名写的一篇题为《斯大林再次面对斯大林做证》（见《反对派公报》，1932年12月，第32期第29—31页）的文章中第一次谈到了这件事。一年以后的1933年12月，托洛茨基完成了《〈俄国革命史〉注释》，以缩写的形式提供了同样的题材。这份《注释》原件收藏在哈佛大学托洛茨基档案馆，（卷宗T3629号）根据作者本人指出，与它相关的内容在《俄国革命史》最后一部的第359页第16行，即属于题为“列宁号召起义”那一章。但是可以看出来，这份注释在最近无论哪个《俄国革命史》的版本里面都没有印出来。在档案馆后来的查找过程中，发现了托洛茨基后来于1936年重写的更完整和更全面的同样内容的材料（关于斯大林的谈话〉。（卷宗T3736号和T2727号）作者建议译者采用后面这种说法。我们在这里第一次用俄文出版的正是采用了这种说法，根据哈佛大学图书馆的决定由档案馆把它打印出来了。
十月革命实际上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众所周知，十月革命的大体面貌在官方的描绘中经历了不曾间断的改动，以适应当权集团的政治需要。最终确定的说法从此可以用下面的话简略地表达出来：列宁要求尽量加快发动起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起义。托洛茨基力图把起义问题拖延到10月25日（公历11月7日）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列宁毫不妥协地开展了反对托洛茨基“宪法幻想”的斗争，因为后者提出解决实现夺取政权的问题要取决于苏维埃代表大会。斯大林领导下的中央委员会支持列宁的立场，因而确保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
托洛茨基敢这样认为，在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一书中关于事变真实过程的叙述彻底摧毁了这个历史伪造品。现在应该说，如果在写作《俄国革命史》时我手中的文献是直到很迟才找到的，那么我是绝不会轻易着手论证的。
1920年4月23日，莫斯科党组织举行列宁50岁诞辰纪念会，列宁确实没有出席，因为他不喜欢这类举动。斯大林是庆祝会上的演讲人之一，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他错过了沉默的良好机会。莫斯科委员会把纪念会上的演说辞结集成一本灰纸小册子发行（1920年！）。从那时起，小册子就成了一本稀有的传记。大家忘记了这本小册子，而熟悉内情的人不敢提起它，因为不合时宜地提起它可能要付出掉脑袋的代价。
在这篇非常简短和漫无条理的演讲中，斯大林把指出“还没有人谈到的一个特点，就是列宁同志的谦虚和他勇于承认自己错误的精神”作为自己的任务。这位演讲人举了两个事例：第一个是关于抵制1905年国家杜马的；第二个是关于十月起义方法和日期的。我们就逐字逐句地引用斯大林谈论列宁第二个“错误”的原话：
“1917年7月，在克伦斯基执政时期，那时民主会议召开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成立了新机构——预备国会，以便走上向立宪会议过渡的轨道。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中央委员会决定沿着巩固苏维埃的道路前进，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始举行起义，以及宣布苏维埃代表大会是国家政权机关。伊里奇当时处在地下状态，他不同意上述决定，他写道，必须解散这群混蛋（民主会议）并把他们逮捕起来。我们觉得事情并不这样简单，因为我们知道，民主会议的半数代表，至少1/3的代表是从前线来的，逮捕和解散只会让我们把全部事情弄糟，把和前线的关系搞坏。我们道路上的一切小沟、泥坑和坎坷，我们看得更清些。但是伊里奇是伟大的（？），他不怕自己道路上的泥坑、坎坷或深沟（？！），他不怕危险（？），他说：‘站起来，一直往前走。’党团认为，当时这样做是不利的，应当绕过这些障碍，以便击中要害。于是，我们不顾伊里奇一切要求，沿着巩固（苏维埃）的道路继续前进，直到10月25日面对（？）起义场景（？）。伊里奇微笑着，狡黠地瞅着我们说：‘是的，你们是对的。’这又使我们感到非常惊讶。有时候列宁同志在极其重要的问题上坦白承认自己的缺点（？）……”（《В·И·乌里扬诺夫—列宁五十诞辰》，1920年，第27—28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斯大林选集》上册第137—138页收录了这篇演说，题目是《在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庆祝弗·伊·列宁50寿辰大会上的演说》，托洛茨基的引文略有出入，括号也是托洛茨基加的。——译者）
斯大林的演讲没有收进他的任何一本“著作”集子。其实，这篇演讲是极富教育意义的。首先，它彻底推翻了后来的奇谈：好像列宁领导下的中央委员会粉碎了托洛茨基在起义的日期和方法方面的“宪法幻想”。可见，根据斯大林的说法（即根据斯大林1920年的说法）则相反，在这个问题上中央委员会是支持托洛茨基反对列宁的。
托洛茨基在自己1924年的回忆文章中讲述了列宁来到斯莫尔尼宫的情形。24日深夜他对托洛茨基说：“好的，这样就可以了，只要能夺取政权。”“历史学家”雅罗斯拉夫斯基1930年满怀愤恨情绪驳斥这种说法的可靠性：“须知革命是中央委员会遵照反对托洛茨基的列宁的路线实现的；列宁怎么可能说：“‘这样就可以了？’”其实，我们从斯大林那里得知，中央委员会“不顾伊里奇所有要求”，实行自己的苏维埃代表大会路线，“10月25日便出现在起义场景的面前”。到达斯莫尔尼宫的列宁却宣布：“是的，你们是对的。”还能想象有对托洛茨基的叙述更加心悦诚服的、哪怕是迫不得已的承认和对后来所有臆造的更具毁灭性的驳斥吗？
可是，斯大林1920年说的“沿着巩固苏维埃的道路前进，决定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始准备起义，以及宣布苏维埃代表大会是国家政权机关”，并没有正确描述中央委员会的真实计划。须知这是最机械的提要，列宁指责它是“宪法幻想”并非没有根据，因为召开预定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仅仅是出于宣布起义的想法，目的是降低敌人在起义前对苏维埃代表大会实施打击的可能性。无意中产生了一个问题：列宁的担忧是不是他从斯大林那里得到的消息的结果呢？事实上，托洛茨基建议实际执行的计划是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机关的口号下动员群众的过程中，在这个合法举动的掩护下准备起义，在距苏维埃代表大会很近的关键时刻，但不一定是在代表大会开幕以后发起攻击。
谁要是仔细阅读我的《俄国革命史》里面有关评论党在十月革命之前的意见分歧那几章，那他就不难相信，斯大林在自己的演讲中谈论中央委员会跟列宁的分歧的话比我所说的要尖锐得多。那时的分歧与争论仅仅是局部的，并且是以间接的形式出现的，其原因在来往信件和其他文献中反映出来了。我在自己的叙述中小心回避个人记忆提供的证据，如果不能用其他资料充实它们的话。既然事情牵涉到与列宁那么大的策略分歧，我就得加倍的小心，在这里时局的发展过程证实了我的立场的正确性。我要指出，斯大林在1920年纪念集会上的演讲没有遭到，也不可能遭到来自不论什么人的驳斥。如果说基于演讲人总的智力的演讲使问题简单化了，那么它便是对后来在斯大林参与下制造出来的那些说法更为有力的驳斥。
列夫·托洛茨基 |
四1905年《总结与展望》一文摘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三卷十月革命第二部分
四1905年《总结与展望》一文摘录
（四）革命与无产阶级
随着资本主义的增长，无产阶级同时不断成长与壮大起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无产阶级向专政的发展。但是政权转到工人阶级手中的时日并不直接取决于生产力的水平，而是取决于阶级斗争的关系，取决于国际形势，最后还要取决于一系列主观因素：传统、首创精神、战斗准备……
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有可能比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更早地夺得政权……
那种关于无产阶级专政自动依赖于一个国家的技术力量和资源的观念，乃是简单化到了极点的“经济”唯物主义的偏见。这种观点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根据我们的观点，俄国革命创造了这样的条件，在这种条件下，政权有可能（在革命已经胜利的时候也应该）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客有机会充分施展其统治天才之前转移到无产阶级手中。
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种分析方法，——不是分析文句，而是分析社会关系。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软弱必然意味着工人运动的软弱，这对俄国来说就一定是正确的吗？
工业无产阶级的数量，它的集中程度，它的文化水平以及它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无疑都依赖于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程度。但是这种依赖性不是直接的。在每一个特定时刻，一个国家的生产力跟其各阶级政治力量之间混杂着各种不同的民族与国际性质的社会政治因素，这些因素可使经济关系的政治反映发生偏离甚至完全变形。尽管美国的生产力比我国高出十倍，然而俄国无产阶级的政治作用，以及它对政治的影响还是要比美国无产阶级的作用与意义大得无法比拟。
（五）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与农民
革命一旦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政权就会转移到在斗争中起领导作用的那个阶级的手中，换句话说，就是转移到无产阶级手中。当然，我们即刻就要说明，这根本不排斥让非无产阶级社会集团的革命代表参加政府……全部问题就在于由谁决定政府政策的内容，由谁在其中团结本质一致的多数？但是，当国民的民主阶层的代表参加工人政府（工人在其中占多数）的时候，是一回事；当无产阶级作为或多或少受尊敬的人质参加确定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的时候，则是另一回事。
不扩大革命的基础，无产阶级就不能巩固自己的政权。只有在作为革命先锋队的城市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以后，劳动群众，特别是农村的劳动群众的多个阶层才能第一次被吸引到革命中来，并且在政治上组织起来。
……我国的社会—历史关系把资产阶级革命的全部重负压在了无产阶级肩上，这些关系的特性不仅给工人政府制造巨大的困难，而且至少在其存在的初期也给它造成无法估量的优越性。这一点就表现在无产阶级跟农民的关系当中。
俄国革命现在不允许，而且将来长期也不会允许建立解决最简单的民主任务的资产阶级宪法秩序，不论它是什么样的……由于这一命运，革命把农民（甚至作为一个阶层的全体农民）最基本的革命利益同整个革命，也就是同无产阶级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执政的无产阶级是作为阶级的解放者出现在农民面前的。
但是，农民自己就不能挤走无产阶级并且占据后者的位置么？这是不可能的。全部历史经验都是跟这种假设对立的。历史经验表明，农民根本没有能力发挥独立的政治作用。
俄国资产阶级将把所有革命阵地让给无产阶级。它也不得不放弃对农民的革命领导权。在政权转给无产阶级所造成的形势下，农民只剩下追随工人民主制度这一条路。即使农民这样做，其觉悟也不比他们通常追随资产阶级制度时更高！但是在这样的时刻，即每一个资产阶级政党控制了农民的选票，赶紧利用政权来掠夺农民，并且用各种期望和许诺来欺骗农民，随后在对自己很不利的场合把位子让给另一个资本主义政党的时刻，无产阶级则依靠农民，动用全部力量来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和发展农民的政治意识。
（六）无产阶级政治制度
无产阶级只有依靠整个国家的热情高涨和全体人民的精神振奋才能取得政权。无产阶级将作为全民的革命代表，作为跟专制制度和农奴制野蛮进行斗争的公认的人民领袖进入政府。不过一旦掌握政权以后，无产阶级就将开辟一个新的时代——实行革命立法与积极政策的时代，在这里，绝无保证能为它保留全民公认的代言人角色。
每一个新的日子都将深化执政的无产阶级的政策，并且越来越明确它的阶级性质。与此同时，无产阶级与全民之间的革命关系将遭到破坏，农民的阶级分化将以政治的形式出现，随着工人政府自行决定政策，随着这政策由全民民主变成阶级民主，农民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对抗也将不断加强。
等级农奴制的废除能得到身为劳役阶层的全体农民的拥护……但是保护农业无产阶级的立法措施不仅不能得到多数农民的同样积极的同情，相反会遭到少数农民的积极抵制。无产阶级将被迫把阶级斗争带进农村，于是必将破坏无疑存在于全体农民之中（不过范围比较狭窄）的共同利益。无产阶级必须在自己统治的初期在农村的贫困阶层跟富裕阶层，即农业无产阶级跟农业资产阶级的对抗中寻找支持。
一旦政权掌握在社会主义者占多数的革命政府手上，那时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之间的差异就会既立即失去其原则意义，也会失去其直接实践的意义。无产阶级政府无论如何也不能在这个区别的范围内坚持不动。
无产阶级的代表不是以无能为力的人质身份，而是以领导力量的身份进入政府的，因而就会消除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之间的界线，也就是会把集体主义提上议事日程。无产阶级将在这个方向的哪一个点上停下来，这取决于力量的对比，不过不管怎样也不取决于无产阶级政党原先的打算。
这就是不能谈论什么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某种特殊形式，亦即无产阶级（或者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原因所在。工人阶级不可能在保证自己专政的民主性质的同时，又不让自己的民主纲领越出界限。对这一点抱有的各种幻想都是极其有害的。
无产阶级政党一旦夺得政权，它就将为政权斗争到底。如果说宣传和组织（特别在农村）是这种为保持和巩固政权的斗争的一个手段，那么集体主义政策就是另一个手段。集体主义不仅将成为由党的地位得出的必然结论，而且将成为依靠无产阶级来保住这种地位的一个手段。
伴随着日益增加的社会冲突、更多的群众阶层参加起义、无产阶级对统治阶级的政治与经济特权发起不停顿的攻击，不断革命的思想把专制制度和世俗农奴制的覆灭跟社会主义革命联系起来了。当社会主义报刊阐述这种不断革命的思想时，我们的“进步”报刊响起了一致的仇恨叫嚣。
同一个民主派的更加激进的代表……不仅认为俄国工人政府思想本身是离奇幻想，而且否认在当前历史时期欧洲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还不存在必要的“前提”。果真是这样吗？当然，关键不在于规定社会主义革命的期限，而在于为它确定现实的历史前景……
（接下来是对社会主义经济一般前景的分析，证明这种前景在今天即二十世纪初已经存在了，如果把这个问题放到欧洲和世界范围内来考察的话。）
……在单个国家闭塞的国界内已经不可能容纳得下社会主义生产力，——无论出于经济原因，还是政治原因。
（七）俄国的工人政府与社会主义
上面我们已经说明，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前提已经为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创造出来了。但是在这个方面，关于俄国又能说些什么呢？可否期望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里成为利用社会主义原则改造我国国民经济的开端吗？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巴黎工人并没有要求公社出现奇迹。现在也不能指望无产阶级专政出现瞬间的奇迹。国家政权不是万能的。无产阶级就该得到政权，以及它借助法令让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想法是荒谬的。经济制度不是国务活动的产物。为了使朝着集体主义方向的经济发展道路变得容易，为了缩短这条道路，无产阶级只能竭尽全力地运用政权。
生产的社会化将从那些面临的困难最小的部门开始。在第一个阶段，社会化的生产将是一座通过商品流通规律同私营经济企业联系起来的孤岛。社会化经济已经占据的领域越广阔，它的好处就越明显，新的政治制度就觉得自己越巩固，无产阶级后续的经济措施就越大胆。在实施这些措施时，它能够而且定将依靠的不仅有本国的生产力，而且有国际的技术，正如它在实施自己的革命政策时一样，不仅依靠国内的阶级关系经验，而且依靠国际无产阶级的全部历史经验。
无产阶级制度在初期就应该着手解决土地问题，居住在俄国的广大群众的命运问题跟这个问题息息相关。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如同解决其他所有问题一样，无产阶级将以自己的经济政策的基本倾向为出发点，即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占领尽可能大的领域。而且在土地问题上，该政策的形式与速度应该既由无产阶级所能占有的物质资源来决定，也由这样一种必要性来决定，那就是运用自己的影响不要把可能的盟友推到反革命队伍里去。
可是在俄国的经济条件下，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政策到底能走多远呢？有一点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它遇到政治障碍将比碰到国家技术落后还要早。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的直接国家援助，俄国工人阶级不可能保持政权，不可能把自己的暂时统治变成长久的社会主义专政。
政治上的“乐观主义”可能有两种：可能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实力和革命形势的有利方面，或者给自己提出现有的力量对比尚不容许解决的任务。但是，相反也可以把自己的革命任务乐观地限定在一个界线内，而我们的处境的逻辑却必定会把我们抛出这个界线之外。
可以用这样的论点限定革命全部要求的范围，那就是我们的革命就其自身客观目的，亦即就其自身的必然结果而言，它是资产阶级革命，因此也可以闭眼不看那样一个事实，即这次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活动家乃是为革命的全速所推动而奔向政权的无产阶级……
可以用俄国的社会条件还没有成熟到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程度来安慰自己，因此也可以不去思考下面的问题，即无产阶级执政以后，在自身处境的全部逻辑推动下，必将走上引导经济依靠国家的道路。
一般社会学概念的资产阶级革命根本解决不了本次资产阶级革命复杂结构提出的政策与策略任务，克服不了涌现出来的矛盾与困难。
18世纪末的资产阶级革命把资本统治树为自己的客观任务，在它的范围内出现了无套裤汉专政的可能性。20世纪初的革命就其直接的客观任务而言，同样是资产阶级革命，然而在它的最近前景中正在出现无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必然性，或者哪怕仅仅是可能性。为了不让这个统治如现实主义庸人所希望的那样，成为昙花一现的“插曲”，无产阶级自己就要注意这件事。但是现在马上就可以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一旦触动资产阶级革命的框框，就必定会失败吗？或者在现有的世界历史基础上，它打破这些限制性框框以后，能够给自己开辟胜利的前景吗？
（接下来发挥这样的思想：俄国革命现在能发动，将来也完全有可能发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同样也保证俄国社会主义的发展。
还要补充说明一点，上面援引的著作在共产国际存在的初期曾用多种外文正式出版，作为对十月革命的理论解释。） |
列宁全集第八卷——年表（1903年9月—1904年7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8卷
年表
（1903年9月—1904年7月）
1903年
1903年9月—1904年7月
列宁侨居日内瓦。
9月上半月
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事》。
9月15日（28日）以后
列宁在《火星报》第48号上注明《拆穿了！……》一文是他写的。
不早于9月16日（29日）
读波兰革命运动的参加者给《火星报》编辑部的来信，信中叙述对《火星报》的活动以及对犹太人等问题的看法。
9月16日和10月1日（9月29日和10月14日）之间
为在《火星报》上发表从敖德萨寄来的关于抵制选举工长的通讯做准备工作，并为这篇通讯写编者按语。这篇敖德萨通讯和列宁为它写的编者按语发表在1903年10月1日《火星报》第49号上。
9月17日
致函在德国德累斯顿的俄国女社会活动家亚·米·卡尔梅柯娃，讲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孟什维克所进行的破坏活动。
就一篇有关彼得罗夫斯基宪兵上校的通讯稿问题致函在维也纳的К.Л.富特米勒。
修改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的信，信中询问委员会的工作情况，对委员会工作的安排提出建议，并告知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的新闻。
9月18日（10月1日）
复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敖德萨委员会，解释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参加工长选举的决议，支持委员会提出的关于更经常地交换意见以避免分歧的建议，并答应写传单，说明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关系。
9月21日（10月4日）
同《火星报》编委格·瓦·普列汉诺夫及中央委员弗·威·林格尼克一起与尔·马尔托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亚·尼·波特列索夫和维·伊·查苏利奇就共同在中央机关报工作的条件问题举行谈判。谈判持续了3小时，毫无结果。
起草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委员会的声明，以自己和格·瓦·普列汉诺夫的名义表示同意在代表大会的记录中发表他们的姓名。
9月21日—23日（10月4日—6日）
起草中央机关报编辑部邀请尔·马尔托夫为《火星报》和《曙光》杂志撰稿的信。
9月22日（10月5日）
致函中央委员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弗·亚·诺斯科夫，要他们准备同孟什维克的破坏活动作斗争，提议在所有的委员会中加强自己的影响，把多数派列·叶·加尔佩林和彼·阿·克拉西科夫增补进中央委员会。
9月23日（10月6日）
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致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委员会，要求寄来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组织章程、全部决议和决定。
以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名义致函尔·马尔托夫和《火星报》原来的其他编辑，邀请他们为《火星报》和《曙光》杂志撰稿。
9月26日和10月13日（10月9日和26日）之间
起草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告孟什维克反对派成员书，号召他们履行党员义务并停止对中央机关的抵制；建议向全体党员说明原则上的分歧。
9月27日（10月10日）
致函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领导机关成员加·达·莱特伊仁，表示反对召开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
9月27日和10月13日（10月10日和26日）之间
为参加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做准备工作：起草在国外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的提纲；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给同盟成员的通告和同盟的原有章程上作记号和划着重线；写同盟成员名单，初步估计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这一组织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上的力量对比。
不晚于9月29日（10月12日）
表示允许马尔托夫派在服从中央机关报监督的条件下组成著作家小组，坚持在《火星报》第50号上公布马尔托夫派关于拒绝参加报纸任何工作的声明。
9月底—10月19日（11月1日）以前
以《火星报》编辑部名义致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顿河区委员会，要求他们解释所作的关于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总结的决议。
以《火星报》编辑部的名义致函矿区工人联合会，就联合会所通过的关于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总结的决议提出一系列质问，并要求在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讨论这些问题。
9月
列宁的《革命青年的任务。第一封信》一文在《大学生报》第2—3号上发表。
9月—10月
揭露孟什维克分裂破坏活动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事》，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以手抄本形式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流传。这一文件在同孟什维克的斗争中和在团结布尔什维克拥护者的事业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1903年9月—1904年2月
同在柏林的马·尼·利亚多夫通信，告知政治新闻，并就运送秘密书刊等问题提出具体建议。
不早于10月1日（14日）
读顿河革命组织号召对沙皇专制制度进行斗争的传单《哥萨克的愿望》，作摘录并在传单上注明自己想就这个问题写一篇短评。
10月1日（14日）
列宁的《最高的无耻和最低的逻辑》一文在《火星报》第49号上发表。
10月7日（20日）
致函中央委员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主张中央委员会采取更加坚决的行动，反对孟什维克的破坏活动；要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来日内瓦；反对弗·亚·诺斯科夫提出的关于把尔·马尔托夫增补进中央委员会的计划。
以自己和格·瓦·普列汉诺夫的名义致函高加索联合会委员会，同意联合会委员会关于撤销倒向孟什维克的季·亚·托普里泽职务的决定，并号召坚定不移地执行党内多数派的路线。
参加起草给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成员的公开信，并与同盟的12个布尔什维克成员一起签名。信中指出必须改组同盟和制定新的章程，还对同盟领导机关成员列·格·捷依奇粗暴破坏党纪的行为表示抗议。
10月13日（26日）
在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在讨论议事日程问题时和在对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作预先说明时多次发言；作关于讨论进程的笔记；对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代表大会上的力量对比作估计。
10月14日（27日）
在国外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就尔·马尔托夫的副报告作笔记。
10月15日（28日）
在国外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对尔·马尔托夫在副报告中所采取的卑鄙的斗争手段和粗暴的捏造表示坚决抗议，之后同多数派拥护者一起退出代表大会的会场。
10月16日（29日）
起草书面抗议（即《没有提交的声明》），反驳尔·马尔托夫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副报告中对布尔什维克所进行的诽谤性责难。
列宁在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发表声明说：鉴于马尔托夫的非党活动，拒绝参加讨论关于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和作总结发言。同盟的布尔什维克成员集体提出书面抗议，支持列宁的声明，并在提出抗议后退出代表大会的会场。
10月17日（30日）
在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列宁就关于同盟章程问题作了三次发言。他强调指出，同盟章程未经中央委员会批准不能生效。当代表大会通过了尔·马尔托夫提出的关于同盟章程无须经过中央委员会批准的提案以后，列宁代表多数派拥护者提出抗议，反对这一粗暴违反党章的行为。
晚上，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后，列宁出席同盟的布尔什维克成员和他们新提出的11名同盟成员候选人一起召开的非正式会议。会议是在日内瓦“兰多尔特”咖啡馆里举行的。
10月18日（31日）
晚上，国外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结束以后，出席同盟的布尔什维克成员会议。在会上格·瓦·普列汉诺夫表示要同孟什维克进行和谈。
10月19日（11月1日）以前
同弗·威·林格尼克一起要求召集党总委员会会议，以确认中央委员弗·威·林格尼克在国外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采取的行动是正确的。
10月中旬，不晚于19日（11月1日）
劝说弗·威·林格尼克留下来和孟什维克的《火星报》编辑部一起工作。
10月19日（11月1日）
清早，由弗·威·林格尼克和列·叶·加尔佩林陪同，再次同格·瓦·普列汉诺夫谈话，劝他不要向马尔托夫派让步，认为把旧编辑重新增补进中央机关报是不能容忍的。由于普列汉诺夫企图向孟什维克让步，列宁提出自己退出《火星报》编辑部的问题。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总委员会会议上参加拟订党总委员会关于国外同盟和中央委员会的冲突问题的决议。党总委员会认为中央委员林格尼克采取的行动是正确的，决定通过吸收新成员的办法改组同盟。
致函格·瓦·普列汉诺夫，劝他不要向马尔托夫派让步，同时指出这种让步将会给党带来极大的危害。
向党总委员会主席格·瓦·普列汉诺夫提出声明，辞去党总委员会委员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的职务。
10月21日（11月3日）
连续两次收到格·瓦·普列汉诺夫关于商谈孟什维克反对派提出的协议条件的来信。
同弗·威·林格尼克一起会见格·瓦·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声明要向马尔托夫派让步，对此列宁重申退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决定。列宁还告诉普列汉诺夫，如果得到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的同意，他决定进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
10月22日（11月4日）以前
在写《崩得在党内的地位》一文时，读崩得以同样的标题发表在《工人呼声报》1903年第34号上的一篇文章的译文，作批注并标出重点。
10月22日（11月4日）
同弗·威·林格尼克拜访格·瓦·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把马尔托夫分子提出的与孟什维克反对派讲和的条件告诉他们，坚持要中央委员会让步。列宁和林格尼克向普列汉诺夫声明，孟什维克的条件是不能接受的，并指出必须征求中央委员会其他委员的意见。
同弗·威·林格尼克委派伊·克·拉拉扬茨到俄国去向中央委员会介绍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和以后的事态的发展情况。
致函在基辅的中央委员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告诉他格·瓦·普列汉诺夫转向孟什维克一边，并要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弗·亚·诺斯科夫必须到日内瓦来。
致函中央委员会，把马尔托夫派提出的同孟什维克反对派讲和的条件告诉他们，建议中央委员会向孟什维克提出自己的条件。信中还谈到自己打算退出编辑部，进入中央委员会，并出版一本揭露孟什维克破坏活动的小册子。
列宁的《崩得在党内的地位》一文在《火星报》第51号上发表。
10月23日（11月5日）
致函在基辅的中央委员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弗·亚·诺斯科夫，指出中央委员会必须同马尔托夫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并请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诺斯科夫尽快到日内瓦来，以确定中央委员会在这场斗争中的路线。
同格·瓦·普列汉诺夫谈话，普列汉诺夫建议列宁劝告列·叶·加尔佩林退出党总委员会，同时声明，否则他——普列汉诺夫将保留“完全的行动自由”。这次谈话促使列宁最后作出退出编辑部的决定。
10月24日（11月6日）
致函格·瓦·普列汉诺夫，不同意他提出的关于要列·叶·加尔佩林退出总委员会的建议；提出要把全部编辑事务移交给普列汉诺夫，并把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材料寄给他。
10月24日或25日（11月6日或7日）
出席布尔什维克日内瓦小组会议，会议谴责格·瓦·普列汉诺夫背叛党内多数派的行为。
不早于10月26日（11月8日）
修改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给一位姓名不详者的信，信中介绍孟什维克在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和代表大会以后的行为，还谈到格·瓦·普列汉诺夫对孟什维克采取调和主义态度和列宁已退出《火星报》编辑部等情况。
致函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告知自己已完全退出了《火星报》编辑部，指出必须为捍卫中央委员会而斗争，反对孟什维克夺取中央委员会，认为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其他中央委员应到国外来一趟。
10月27日或28日（11月9日或10日）
格·瓦·普列汉诺夫1903年10月26日（11月8日）致函列宁约稿。列宁复函说，他打算为《火星报》写一篇论土地问题的文章，分析民粹派和自由派的观点。
10月28日（11月10日）
致函马·尼·利亚多夫，详细叙述了在同盟代表大会上以及代表大会以后同孟什维克斗争的过程，认为布尔什维克现在应该为捍卫中央委员会和争取迅速召开新的党代表大会而斗争。
10月29日和11月5日（11月11日和18日）之间
写《民粹派化的资产阶级和惊慌失措的民粹派》一文。
11月1日（14日）
格·瓦·普列汉诺夫1903年10月31日（11月13日）来函询问下一号《火星报》用的论土地问题一文的写作情况。列宁复函说，他已开始写这篇文章，预计在星期二即11月4日（17日）完稿。
11月5日（18日）
给格·瓦·普列汉诺夫寄去《民粹派化的资产阶级和惊慌失措的民粹派》一文，以便在《火星报》上发表。
给格·瓦·普列汉诺夫寄去关于自己于1903年10月19日（11月1日）退出中央机关报《火星报》编辑部的声明，并请将这一声明在《火星报》上发表。
11月上半月，不早于6日（19日）
同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多次进行谈话，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是为使列宁与孟什维克和解而从俄国来到日内瓦的。
11月6日—8日（19日—21日）
被增补进中央委员会。
11月7日和19日（11月20日和12月2日）之间
写《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评《火星报》第52号上发表的格·瓦·普列汉诺夫的《不该这么办》一文。
11月7日（20日）以后
在1900—1903年《火星报》第1—52号合订本上，标出文章作者，作记号和划出重点。
11月12日（25日）
在日内瓦出席中央委员会会议。根据列宁的提议，中央委员会草拟最后通牒，向孟什维克提出确立党内和平的条件。
11月13日和12月9日（11月26日和12月22日）之间
读孟什维克《火星报》编辑部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的信。
11月14日（27日）
向中央委员会会议提出关于反对格·瓦·普列汉诺夫把以前的孟什维克编辑增补进《火星报》编辑部的声明草案。
11月14日和22日（11月27日和12月5日）之间
以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名义致函《火星报》编辑部，说她本人同意继续担任编辑部秘书工作。
11月16日（29日）
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推荐，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参加党总委员会。
通过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尔·马尔托夫互相交换消除他们之间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出现的个人冲突的书面声明。
不早于11月16日（29日）
起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给国外同盟领导机关、国外党的协助小组和全体党员的信》。信中所制定的国外支持国内革命运动的计划成了中央委员会国外工作的基础。
11月17日和29日（11月30日和12月12日）之间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从1903年11月17日（30日）《世界政策问题小报》第48号上刊登的亚·李·帕尔乌斯的文章中作摘录。列宁在摘录上作批注，在《我为什么退出了〈火星报〉编辑部？》一信中使用了摘录的材料。
11月19日（12月2日）
费·伊·唐恩为出版国外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作准备工作，于1903年11月18日（12月1日）向列宁征求意见。列宁复函反对删节他本人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的记录以及尔·马尔托夫的副报告的记录。
不早于11月19日（12月2日）
收到费·伊·唐恩的复函，唐恩同意在国外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中不删节列宁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和尔·马尔托夫的副报告。
11月19日或20日（12月2日或3日）
把自己针对格·瓦·普列汉诺夫的《不该这么办》一文而写的《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寄给《火星报》；在这一文件的附信中表示愿意为报纸撰稿。
11月20日（12月3日）
由于维·伊·查苏利奇来函征询意见，两次致函中央机关报编辑部，要求把他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刊登在该报第53号上；重申他打算继续为《火星报》撰稿，告知给报纸写文章的计划；要求对他写的所有文章都署名：“尼·列宁”。
11月25日（12月8日）以前
对一个姓名不详的作者寄给《火星报》的关于在哈尔滨庆祝五一节以及在赤塔成立“外贝加尔工人联合会”的通讯进行编辑加工。这篇通讯刊登在《火星报》第53号上。
11月25日（12月8日）
《火星报》第53号发表了列宁退出编辑部的通告，并刊登他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评《火星报》第52号上的格·瓦·普列汉诺夫的《不该这么办》一文）。
11月25日和29日（12月8日和12日）之间
给孟什维克《火星报》编辑部写了一封公开信——《我为什么退出了〈火星报〉编辑部？》。该编辑部拒绝发表这封信。1903年12月这封信印成单页发行。
11月27日（12月10日）
在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中央委员的信中提出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要求。
11月29日（12月12日）
致函《火星报》编辑部，呼吁孟什维克停止派别斗争。
1903年秋天
致函马·尼·利亚多夫，建议他担任中央委员会驻柏林的代办员。
作关于土地问题的讲演。
12月1日（14日）
列宁的《民粹派化的资产阶级和惊慌失措的民粹派》一文在《火星报》第54号上发表。
12月4日（17日）
收到党内多数派、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委员尼·叶·维洛诺夫的来信，信中请求列宁阐述他对分裂后党内状况的看法。为再版《就我们的组织任务给一位同志的信》这本小册子而写后记时，引用了维洛诺夫的信。
12月4日和9日（17日和22日）之间
致函尼·叶·维洛诺夫，讲述党内斗争的重大事件以及孟什维克夺取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进行反对中央委员会的破坏活动。
12月5日（18日）
致函在基辅的中央委员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严厉批评个别中央委员在对待党的破坏分子——马尔托夫分子的态度问题上所表现出的调和主义情绪，并建议立即筹备召开党的代表大会。
12月6日（19日）
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复函尔·马尔托夫，谈有关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为教派信徒出版社会民主党小报《黎明报》的问题。
12月9日（22日）
在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声明反对中央委员会发给各委员会的通知，这份通知抹煞党内的尖锐斗争，鼓吹对孟什维克采取调和主义的政策。
12月11日—14日（24日—27日）
以中央委员会国外代表弗·威·林格尼克的名义致函《火星报》编辑部，抗议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就列宁的《我为什么退出了〈火星报〉编辑部？》这封信所通过的决议。
12月15日（28日）
应《火星报》编辑部秘书约·索·布柳缅费尔德的请求，答应为《火星报》写一篇文章答复刊登在波兰社会党机关刊物《黎明》杂志第9期上的关于波兰问题的文章。
12月17日（30日）和20日（1904年1月2日）
致函中央委员会，要求弄清楚各中央委员对召开党代表大会问题所持的态度，并号召同孟什维克展开积极的斗争。这封信是1903年12月23日（1904年1月5日）寄往俄国的。
12月22日（1904年1月4日）
收到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1903年12月18日（31日）从俄国寄来的信，信中说孟什维克《火星报》编辑部把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信件散发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列宁在1904年1月16日（29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总委员会的会议上就关于恢复党内和平的措施问题发言时引用了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来信。
致函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尖锐地批评俄国国内个别中央委员的调和主义行为，要求对孟什维克进行无情的斗争，要求尽快召开党的代表大会。
12月26日（1904年1月8日）以前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和弗·威·林格尼克到日内瓦附近的萨莱夫山旅游。
12月26日（1904年1月8日）
同弗·威·林格尼克一起致函《火星报》编辑部（这封信是以中央委员会国外代表林格尼克的名义发出的）。信中指出必须给全体党员以尽可能充分的自由来批评中央机关。
致函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谈自己在萨莱夫山旅游的感想，请她购买一本伊·米·谢切诺夫撰写的《思想的要素》和一本俄法辞典。
12月下半月
写《谈谈新〈火星报〉的立场》一文。
12月下半月—1904年1月
准备再版小册子《就我们的组织任务给一位同志的信》，写小册子的序言和后记。
12月底
收到1903年12月24日（1904年1月6日）从敖德萨寄来的信，信中反映孟什维克《火星报》编辑部背着中央委员会派维·尼·克罗赫马尔（扎戈尔斯基）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敖德萨委员会来进行有利于孟什维克的宣传活动。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总委员会1904年1月17日（30日）会议上就出版党的书刊问题发言时引用了这封信所提供的情况。
年底
致函在西伯利亚流放的约·维·斯大林，扼要地说明党在近期内的工作计划。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与朋友在一起欢度新年。
1903年
阅读弗·宇伯威格《哲学史概论》（1876—1880年柏林版，共3卷）和弗·保尔森《哲学引论》（1899年柏林版）两部书，并作笔记。
开列有关社会经济问题的英文、德文和法文书籍的目录，写《手工劳动和机器劳动》（第1—2卷，1899年华盛顿版。劳动特派员第13年度报告。1898年）一书的提要；从P.默里奥《现代欧洲的城市居民点》（1897年巴黎版）、《机器生产方法和手工生产方法一览表》、《工业及手工业普查（1896年10月31日）》（第1—2、4—5卷，1900—1901年布鲁塞尔版）等书中作摘录。
1903年下半年—1904年2月
经常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驻柏林代表马·尼·利亚多夫通信。
1903年—1904年
写亨利·赖德·哈格德《农业的英国。1901年及1902年作的关于农业和社会调查的报告》（两卷集，1902年伦敦版）一书的提要。
1904年
1月4日和10日（17日和23日）之间
针对尔·马尔托夫在《火星报》第56号上发表的《当务之急（是小团体，还是党？）》一文，起草告党员书。
1月7日（20日）
致函母亲，询问1904年1月在基辅被捕的姐姐安娜、妹妹玛丽亚和弟弟米嘉的健康情况。
1月10日（23日）
就即将召开党总委员会会议问题，起草给党总委员会主席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正式信稿。这封信是以中央委员会国外代表弗·威·林格尼克的名义寄给普列汉诺夫的。林格尼克对信稿作了很小的改动。
1月14日（27日）
致函党总委员会主席格·瓦·普列汉诺夫，反对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提议由费·伊·唐恩担任即将召开的党总委员会会议的秘书。
1月15日—17日（28日—30日）
在日内瓦出席由中央机关报召集的党总委员会会议，会议的目的是为了使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在出版党的书刊的工作方面步调一致。
1月15日（28日）
在党总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议讨论恢复党内和平的措施问题，就这一问题5次发言，并提出决议草案。
1月16日（29日）
在党总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就恢复党内和平问题4次发言，提出关于这一问题的新的决议草案，多次就议程和程序问题发言。
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按语》，恳求对日内瓦党的图书馆和档案库的组织者们给予帮助。
1月17日（30日）
在党总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以中央委员会几位代表的名义宣读保留意见，抗议总委员会通过格·瓦·普列汉诺夫关于增补孟什维克进入中央委员会的提案；建议讨论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问题，就这个问题3次发言并提出决议草案；就出版党的书刊、议程、程序等问题多次发言。
1月18日（31日）
致函中央委员会，报告党总委员会会议的结果：在一些重要问题上通过了孟什维克的决议；要求中央委员们要为迅速召开党的代表大会而坚决斗争。
不早于1月18日（31日）
起草告全党书。
1月20日和25日（2月2日和7日）之间
从来自俄国的中央委员玛·莫·埃森那里了解到有关俄国国内、党组织内和中央委员会内的情况。因此，致函在基辅的中央委员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坚持要他转入地下，并到各委员会去巡视，提醒他要注意孟什维克夺取中央委员会的危险，并且要求各地方委员会必须坚决反对孟什维克中央机关报的破坏活动。
1月25日（2月7日）
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请波兰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更详细地说明波兰社会党提出的关于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波兰社会党代表会议的建议。
1月26日（2月8日）
致函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建议他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发行部掌握到自己手里。
1月27日（2月9日）以后
在日内瓦群众集会上发表讲话，谈已经开始的日俄战争和未来的革命。
1月下半月—2月
为写作《进一步，退两步》一书作准备工作：研究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从中作摘录，标出大会代表发言中突出的地方，统计在表决各项问题时票数分配的情况等。
1月
同瓦·瓦·沃罗夫斯基、谢·伊·古谢夫和尼·瓦连廷诺夫就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创作进行谈话。
1月—2月
向日内瓦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图书馆和档案库的组织者们建议，在图书馆中设立文学作品部。
2月3日（16日）
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日俄战争的传单《告俄国无产阶级书》。
不晚于2月7日（20日）
写《关于退出〈火星报〉编辑部的一些情况》这一信件的草稿片断。
2月7日（20日）
写《关于退出〈火星报〉编辑部的一些情况》一信，并把信交给《对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的述评》这本小册子的编者们，要求把这封信作为附录收入《述评》。
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名义签署《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图书馆和档案库条例》。
2月13日（26日）
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写信给《火星报》编辑部，认为把中央委员会应收的信件转交给中央机关报是违法的无理的侵占行为。
2月上半月
同弗·威·林格尼克一起寄信给国内各中央委员，建议解决关于立即召开党代表大会的问题，建议增补彼·阿·克拉西科夫和潘·尼·勒柏辛斯基进入中央委员会和选举中央委员会执行小组。
2月29日（3月13日）
以中央委员会国外部的名义写信给国内各中央委员，说他和弗·威·林格尼克暂时退出党总委员会。
2月
致函国内各中央委员，严厉批评他们的调和主义立场，指出摆脱分裂状态和破坏活动的唯一出路是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号召中央委员会在党内政策上采取坚定方针并对孟什维克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同尼·瓦连廷诺夫谈话，尖锐批评他在哲学上的马赫主义观点，坚决反对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修正。
2月—3月
多次写信给党的地方工作者，说明必须尽快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
2月—5月6日（19日）
写《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一书。
3月1日（14日）
写书面声明给党总委员会主席，说他和弗·威·林格尼克暂时退出党总委员会。
3月5日（18日）
以中央委员会国外副代表的名义，要求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撤销它在《火星报》第61号上发表的关于要把《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经费寄交编辑部的通告。
3月5日和5月6日（3月18日和5月19日）之间
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沃罗涅日委员会论党内分裂的传单，准备在《进一步，退两步》一书中加以引用。
3月9日（22日）
在日内瓦举行的社会民主党人的集会上作关于巴黎公社的报告。
3月15日和5月6日（3月28日和5月19日）之间
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马·尼·利亚多夫和弗·菲·哥林印发的传单《仲裁法庭中的第四者》，在《进一步，退两步》一书的附录中提到这一传单。
3月
支持关于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南方局的设想，赞成敖德萨委员会关于必须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
3月—4月
领导社会民主党党章研究小组。
4月2日（15日）
起草五一节传单，该传单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签署印发。
5月6日（19日）以前
校订马·尼·利亚多夫为《新时代》杂志写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内分歧的文章。
5月6日（19日）
列宁的《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一书出版。
5月13日（26日）
致函各中央委员，谈中央委员会内部分歧尖锐化；告知自己的辞呈没有被通过，还继续留在总委员会。
起草《三个中央委员的声明》，其中规定只有在意见一致、共同署名的情况下才能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进行一切活动。这个声明经弗·亚·诺斯科夫、玛·莫·埃森（兹韦列夫）和列宁署名，并寄给国内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体中央委员。
致函弗·威·林格尼克，坚决要求林格尼克和罗·萨·捷姆利亚奇卡不要退出中央委员会，而要在中央委员会内为布尔什维克路线的胜利而斗争。
5月13日（26日）左右
同弗·亚·诺斯科夫一起委派从俄国各委员会巡视回来的马·尼·利亚多夫担任中央委员会国外出纳员和中央委员会国外部全权代表。
不早于5月13日（26日）
分别致函中央委员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列·波·克拉辛，要他们弄清在党内生活中发生的事件的实质，并在同孟什维克斗争中站稳立场。
5月中旬，不晚于19日（6月1日）
为自己在党总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准备材料，向中央委员会南方局成员询问尼古拉耶夫委员会内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冲突的情况。
不早于5月20日（6月2日）
读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写给玛·伊·乌里扬诺娃的信，信中告知党内状况，并表示相信布尔什维克一定能战胜孟什维克。
5月31日和6月5日（6月13日和18日）
出席党总委员会会议。
5月31日（6月13日）
在党总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就召开各党联席会议问题4次发言；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派代表参加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问题3次发言；就议程和讨论程序问题多次发言；就其他人的发言作笔记。
5月下半月
起草《告全党书》提纲。
5月—6月12日（25日）
同中央委员弗·亚·诺斯科夫订立关于在向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不提党内分歧的协议。
5月或6月
致函亚·亚·波格丹诺夫，批评他的《经验一元论》一书。
6月5日（18日）
在党总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就关于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召回驻党总委员会代表的权利、关于地方委员会增补委员和中央委员会有权向地方委员会增补新委员，关于决定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问题时的表决程序、关于公布党总委员会会议记录和关于《黎明报》等问题多次发言；其他人发言时作笔记。
6月6日（19日）
致函在俄国国内的中央委员弗·威·林格尼克和叶·德·斯塔索娃，询问有关拟定在国外召开中央委员会的情况，并请求采取防止调和派把持全会的措施。
6月7日（20日）
列宁同弗·亚·诺斯科夫一起通知《火星报》编辑部，他和诺斯科夫作为中央委员会的国外代表，指派马·尼·利亚多夫为中央委员会出纳员。
不晚于6月8日（21日）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和玛·莫·埃森一起郊游：坐船到蒙特勒，在那里参观希尔翁城堡，攀登一个山峰。
6月11日或12日（24日或25日）
拒绝调和派中央委员弗·亚·诺斯科夫提出的关于参加孟什维克《火星报》编辑部和同意增补两名孟什维克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建议。
6月12日（25日）以前
起草批判恩·马赫哲学观点的提纲。
6月12日或13日（25日或26日）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从日内瓦启程去洛桑，到瑞士各地旅行。
6月12日或13日至20日（6月25日或26日至7月3日）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一起在洛桑休息。
6月19日（7月2日）
在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写给在基辅的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的信中附言，谈自己休息的情况并邀请她夏天来。
6月20日（7月3日）—7月上半月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一起在瑞士各地旅行。
6月25日和7月1日（7月8日和14日）之间
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向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提出的报告草稿，建议报告起草人费·伊·唐恩或者完全不涉及党内分歧，或者在报告中让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各占同样多的篇幅。唐恩拒绝按这个建议进行修改。
6月底—7月初
以中央委员会名义向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巴黎支部询问伊尔库茨克委员会事件一事，起草复信稿。
7月3日（16日）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一起把印有布里恩茨湖上的伊塞尔特瓦尔德风景的明信片寄给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和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
不晚于7月6日（19日）
同意多数派向全党发表宣言，阐明多数派对当前局势的看法。
7月7日（20日）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一起把印有小沙伊德格山和少女峰风景的明信片寄给母亲。
7月13日（26日）
复函在日内瓦的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谈国外布尔什维克的今后工作任务，指出在同孟什维克的关系问题上必须遵循既定的策略。
7月15日（28日）
把关于中央委员会国外代表列宁和弗·亚·诺斯科夫不在时委托中央委员会国外代办员小组（潘·尼·勒柏辛斯基、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马·尼·利亚多夫）代行职权的正式声明，由布伦嫩寄往日内瓦。
7月中
同在国外的布尔什维克一起打算在国外召开布尔什维克会议，制定与掌握在孟什维克手中的党中央机关的政策进行坚决斗争的行动纲领。
不早于7月16日（29日）
在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领导机关致各协助小组的信的背面写多数派拥护者名单。
7月下半月，不晚于22日（8月4日）
读译成德文并由印刷所刊印出来的费·伊·唐恩起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向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提出的报告。由于这个报告从孟什维克的观点出发，有倾向地叙述了党内状况，列宁决定立即起草一份同孟什维克的报告相对立的布尔什维克派向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提出的报告。
7月22日和30日（8月4日和12日）之间
领导起草布尔什维克向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提出的报告的工作，拟订报告提纲，参加起草报告，并对报告作全面的修改。
7月28日（8月10日）
复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总委员会书记尔·马尔托夫，声明自己拒绝投票选举马尔托夫提出的出席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列·格·捷依奇、维·伊·查苏利奇、费·伊·唐恩；提醒说，党总委员会曾决定由总委员会全体委员作为代表出席大会；提议委派马·尼·利亚多夫和彼·阿·克拉西科夫代表自己出席大会。
7月31日（8月13日）
收到尔·马尔托夫的复信，这封信是回答列宁1904年7月28日（8月10日）关于出席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代表团组成问题的信的。 |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年表（1905年7月—10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列宁全集》第11卷年表（1905年7月—10月）1905年6月—7月列宁为了从理论上论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策略决议，彻底批判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策略，写《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在这一著作中，列宁阐明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点，论述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争取民主共和制的途径和方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等问题。7月—10月列宁侨居日内瓦，领导党中央委员会和党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的工作，为争取党的队伍的团结和贯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为反对孟什维克的策略路线和分裂行为而进行斗争。7月1日（14日）写便条给潘·尼·勒柏辛斯基，请他代为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伯尔尼协助小组为庆祝攻占巴士底狱纪念日而举行的晚会上发言。7月2日（15日）致函（或致电）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告知格·瓦·普列汉诺夫不再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驻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这封信没有找到）。7月3日（16日）以后得知格·瓦·普列汉诺夫曾于1905年6月3日（16日）去信给社会党国际局，信中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两派任命他担任驻这个机构的代表。7月4日（17日）以前对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的《巴黎公社和民主专政的任务》一文的原稿进行编辑加工，并写该文的结尾部分。这一材料发表在《无产者报》第8号上。对瓦·瓦·沃罗夫斯基的文章《工会运动和社会民主党》、弗·谢韦尔采夫（弗·弗·菲拉托夫）谈起义的军事教训的文章《塔夫利达的“波将金公爵号”装甲舰》进行编辑加工。这些文章发表在《无产者报》第8号上。7月4日和13日（17日和26日）之间写《革命教导着人们》一文。7月6日（19日）以后收到亚·亚·波格丹诺夫1905年7月6日（19日）从彼得堡寄来的信，信中告知给列宁寄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两个月的工作总结报告。7月7日（20日）以后读佩列斯1905年7月7日（20日）从敖德萨寄来的信，信中谈到沙皇政府在镇压“波将金号”装甲舰起义时，破坏了当地的布尔什维克组织，情况十分危急。7月11日（24日）以前收到社会党国际局1905年6月28日（公历）从比利时布鲁塞尔寄来的信和附来的奥·倍倍尔的信，以及格·瓦·普列汉诺夫6月3日（16日）给社会党国际局的信的抄件。7月11日（24日）致函布鲁塞尔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处，揭露孟什维克的分裂行径，驳斥普列汉诺夫6月3日（16日）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内情况写给社会党国际局的信；告知已将奥·倍倍尔关于“干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事务的建议信寄给党中央委员会；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刊物站在孟什维克一边，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队伍的分裂问题阐述得很片面，很不真实。7月11日和15日（24日和28日）之间委托马·尼·利亚多夫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报告格·瓦·普列汉诺夫的不体面的行为，普列汉诺夫在给社会党国际局的信中声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两派都授权他在社会党国际局内代表他们，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不晚于7月12日（25日）读从敖德萨寄来的信，信中报告了“波将金号”装甲舰起义期间当地资产阶级的活动。列宁在信上写要求立即付排的批语。这一信件发表在1905年7月13日（26日）《无产者报》第9号上。7月13日（26日）以前对加·达·莱特伊仁的文章《城市的革命》进行编辑加工。该文发表在《无产者报》第9号上。对一封来自彼得堡的信件进行编辑加工，信中说彼得堡工人的革命情绪在不断高涨。信件发表在1905年7月13日（26日）《无产者报》第9号上。写《色厉内荏》一文。就新火星派分子在法国《社会主义者报》上登载吹嘘他们在有组织的工人中间的拥护者比支持布尔什维克的人多得多的统计资料一事，写短评《我们的赫列斯塔科夫们》。7月13日（26日）列宁的文章《色厉内荏》和短评《我们的赫列斯塔科夫们》发表在《无产者报》第9号上。不早于7月13日（26）为《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写序言。7月13日—15日（26日—28日）写《工人论党内分裂》一书序言初稿。7月13日（26日）以后收到亚·亚·波格丹诺夫1905年7月13日（26日）自彼得堡寄来的信。信中告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决定暂时成立党的非正式的出版社，并组织出版合法的报纸。7月14日（27日）收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在《无产者报》上发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致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公开信》的说明。这封《公开信》的内容是谈同孟什维克统一的问题。7月15日（28日）致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告知已给社会党国际局去信批驳格·瓦·普列汉诺夫在给社会党国际局的信中所阐述的关于党内情况的不正确观点；认为不能任命普列汉诺夫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驻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建议在普列汉诺夫承认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各项决议的条件下可以让他主办党的一个学术刊物；主张同意社会党国际局关于召开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代表会议的建议，利用这次代表会议准备和制定同孟什维克合并的条件；提醒说这些条件只有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才能批准。7月15日（28日）以后写《工人论党内分裂》一书序言的最后定稿。7月16日和20日（7月29日和8月2日）之间对《俄国自由派会议》通讯稿进行编辑加工，并为它写了新标题：《自由派知识分子代表大会》。这篇材料发表在7月20日（8月2日）《无产者报》第10号上。摘录《泰晤士报》、《法兰克福报》、《福斯报》和《时报》上发表的关于地方自治和城市活动家在莫斯科举行的代表大会的文章，写《无产阶级在进行斗争，资产阶级在窃取政权》一文时使用了这些材料。7月18日（31日）为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写证明信，证明他被任命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日内瓦印刷所经理。致函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指出暂时不宜委派他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总务委员会。7月18日（31日）和8月3日（16日）之间写《抵制布里根杜马和起义》一文：用《自由派的马尼洛夫精神和革命派的马尼洛夫精神》为标题拟订文章提纲，写《关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对待布里根杜马的不同策略问题的要点》，并写文章正文。7月19日（8月1日）以前交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日内瓦图书馆400余册有关土地问题、农业统计和俄国手工业问题、哲学、法学等方面的书籍。7月19日（8月1日）致函在意大利维亚雷焦的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说自己打算写《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新言论》一文，以便专门论述格·瓦·普列汉诺夫为恩格斯的小册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写的序言；还告知自己的小册子《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记录即将出版。不早于7月19日（8月1日）收到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的来信，信中拒绝根据提出的条件掌管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印刷所。邦契—布鲁耶维奇认为，在困难的时候向列宁请教，对于他来说是最重要的。7月20日（8月2日）以前为萨拉托夫委员会就如何对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农民运动的决议问题作出的一项决议写编者按语。这些材料发表在1905年7月20日（8月2日）《无产者报》第10号上。7月20日（8月2日）列宁的《无产阶级在进行斗争，资产阶级在窃取政权》一文在《无产者报》第10号上发表。致函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同孟什维克的斗争已进入一个新阶段；指出国内外党的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缺点；强调要竭尽全力为维护党而斗争。7月20日和27日（8月2日和9日）之间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代表会议的决议写按语。7月20日和9月1日（8月2日和9月14日）之间写《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一文。7月24日或25日（8月6日或7日）写信给在彼得堡的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7月25日（8月7日）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在日内瓦出版。不晚于7月26日（8月8日）对瓦·瓦·沃罗夫斯基的《资产阶级和君主制度》和《工会运动的开始阶段》两篇文章以及维·阿·卡尔宾斯基的《农民运动》一文进行编辑加工。这些文章发表在1905年7月27日（8月9日）《无产者报》第11号上。7月30日和8月3日（8月12日和16日）之间致函托木斯克、里加、萨马拉、喀山和莫斯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地方委员会。7月31日（8月13日）以前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记录出版委员会关于代表大会的票数和表决程序的按语。7月底—8月3日（16日）对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的《群众政治罢工。文章之四》和《日本的胜利和社会民主党。文章之二》两篇文章的手稿进行编辑加工。这两篇文章发表在1905年8月3日（16日）《无产者报》第12号上。7月写《传单草稿》。校订马克思的小册子《法兰西内战》的俄译本。对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的小册子《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史文辑》进行编辑加工。8月1日（14日）尼·瓦·多罗申科对他由于在一个背叛了布尔什维克的人所写的《公开信》上签名而被解除党内职务一事提出申诉。列宁就此事致函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说多罗申科是一位好的党的工作者，他在《公开信》上签名是一个错误，但对一个不了解国外习气的人来说，这种错误是可以原谅的。致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批评中央委员会委员列·波·克拉辛、亚·亚·波格丹诺夫等人由于1905年7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举行会议而在同孟什维克统一问题上采取调和主义立场，认为解决同孟什维克统一的问题必须严格遵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合并的条件应由党的下一次代表大会批准的决议；请求告知原定的中央委员的会议是否召开。不早于8月2日（15日）读格·瓦·普列汉诺夫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2期并在上面划重点。8月2日和6日（15日和19日）之间鉴于出版了诺·饶尔丹尼亚的小册子《“多数派”还是“少数派”？》以及《火星报》发表了尔·马尔托夫和亚·尼·波特列索夫等孟什维克的文章，列宁写信给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建议写两篇文章来回答这些文章，一篇是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经过的概述，另一篇是对这些文章的剖析。列宁在信中说，他打算写第一个题目，并建议卢那察尔斯基写第二个题目。列宁在信中还说自己近期打算答复普列汉诺夫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2期上的《与友人通信选录》和准备写一本评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任务的通俗小册子《工人阶级和革命》。8月2日和10日（15日和23日）之间致函瓦·瓦·沃罗夫斯基，说自己打算答复格·瓦·普列汉诺夫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2期上的《与友人通信选录》。8月2日（15日）以后收到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的来信，信中表示同意写文章揭露孟什维克。为答复格·瓦·普列汉诺夫的《与友人通信选录》，写《普列汉诺夫和新〈火星报〉》一文（或小册子）的三个提纲。后来由于革命形势要求他集中精力领导党的工作，写这本小册子的想法未能实现。8月3日（16日）列宁的《抵制布里根杜马和起义》一文和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代表会议的决议加的按语发表在《无产者报》第12号上。8月3日（16日）以后收到亚·亚·波格丹诺夫从彼得堡寄来的信，信中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同意出席社会党国际局建议召开的同孟什维克和解的代表会议；还告知即将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党组织讨论对国家杜马的态度问题的代表会议。这封信是对列宁1905年7月15日（28日）的信的答复。不早于8月5日（18日）收到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的来信，信中称赞列宁的小册子《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不早于8月6日（19日）对·尼古拉耶夫的小册子《俄国革命》进行编辑加工，编写注释和拟订扉页的措辞。写《做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尾巴，还是做革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领袖？》一文的部分提纲的简要草稿。不早于8月7日（20日）写《我国自由派资产者希望的是什么，害怕的是什么？》一文。8月7日和16日（20日和29日）之间写《沙皇与人民和人民与沙皇的一致》一文。8月7日（20日）以后收到布勒宁1905年8月7日（20日）寄来的信，信中谈有关从国外得到武器的问题。8月9日（22日）以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列宁作序的《工人论党内分裂》小册子。对瓦·瓦·沃罗夫斯基的文章《欧洲革命和欧洲反动势力》和来自巴库、叶卡捷琳诺斯拉夫、下诺夫哥罗德、索尔莫沃的通讯稿进行编辑加工。这些文章和通讯稿发表在《无产者报》第13号上。8月9日（22日）列宁的《米·尼·波克罗夫斯基〈专业知识分子和社会民主党人〉一文按语》和《〈无产者报〉编辑部答“一个工人”同志问》发表在《无产者报》第13号上。8月9日和16日（22日和29日）之间写《黑帮分子和组织起义》和《“自由派”地方自治人士已经变卦了吗？》两篇文章。8月9日（22日）以后从《日内瓦日报》上摘录一个俄国高级官员反对大赦的言论，后来在《做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尾巴，还是做革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领袖？》一文中引用了这一材料。不晚于8月11日（24日）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列宁回铁锤出版社商谈再版自己的小册子《告农村贫民》。委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负责出版自己的著作。8月11日和23日（8月24日和9月5日）之间阅读并摘录1905年8月24日（公历）在维也纳出版的《工人报》上刊登的尔·马尔托夫的《俄国无产阶级和杜马》一文。这篇文章是专门阐述新《火星报》提出的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布里根杜马选举的计划的。列宁在阅读这篇文章时非常激动，认为新《火星报》的计划是完全荒谬的。列宁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革命派（《无产者报》）同机会主义派（新《火星报》）在对待国家杜马的策略问题上的分歧，写短评《对最混乱的计划所作的最清楚的说明》，尖锐地批判了马尔托夫的错误观点。然后就同一问题，开始写《做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尾巴，还是做革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领袖？》一文。8月12日（25日）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受列宁委托，告诉在敖德萨的谢·伊·古谢夫，列宁已将自己的著作《土地问题上的“批评家”先生们》交给海燕出版社再版，并为该社校订了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的译文。8月12日和23日（8月25日和9月5日）之间写《〈俄国的财政和革命〉一文按语》，在按语中引用鲁道夫·马丁的《俄国和日本的未来》一书中所得出的结论：俄国的财政状况，不管是继续战争还是缔结和约，都是免不了要宣告破产的。8月13日（26日）以后对1898年莱比锡出版的《四八年革命运动参加者斯特凡·波尔恩回忆录》第三版作摘录和写批语，还从其他材料中摘录关于斯特凡·波尔恩生平的资料。8月14日和20日（8月27日和9月2日）之间收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孟什维克的执行机关组织委员会关于双方分配国外各社会党和工人组织支援俄国革命的钱款的协议草案（法文本），对草案进行文字修改。8月15日（28日）以前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日内瓦协助小组成员作专题报告。8月15日（28日）列宁1905年6月2日（公历）给社会党国际局的信和7月24日（公历）给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处的信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南方省执行局印成传单发行。不早于8月15日（28日）致函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赞同他的小册子《三次革命》的提纲，阐明这一题材的基本思想和这本小册子所应包括的内容。8月16日（29日）以前为《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受高加索孟什维克的审判》一文写编者后记。审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敖德萨委员会市区组织员关于1905年6月7日（20日）至7月4日（17日）期间的报告，为这份报告写编者按语，在按语中提醒所有组织的全体同志，必须坚持不懈地努力执行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两周交一次报告的决定。这一材料发表在1905年8月16日（29日）《无产者报》第14号上。对瓦·瓦·沃罗夫斯基的《妥协还是革命？》一文的手稿进行编辑加工并写脚注。这篇文章发表在《无产者报》第14号上。对从敖德萨寄来的关于党的地方组织的工作的通讯稿进行编辑加工。这一稿件发表在《无产者报》第14号上。读原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敖德萨委员会驻起义的“波将金号”装甲舰的代表拉扎列夫给《无产者报》编辑部的来信，信中谈到社会民主党的地方组织曾试图领导“波将金号”的起义。8月16日（29日）列宁的《“沙皇与人民和人民与沙皇的一致”》（社论）、《黑帮分子和组织起义》、《“自由派”地方自治人士已经变卦了吗？》、《〈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受高加索孟什维克的审判〉一文编者后记》发表在《无产者报》第14号上。起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国外代表的决定，并把该决定寄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日内瓦小组代理书记潘·尼·勒柏辛斯基。列宁在这一文件中指出，消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日内瓦小组与党的发行部之间的冲突的唯一办法，就是在一切无谓争吵和搬弄是非的企图刚一出现的时候，立即毫不留情地加以制止。就中央委员会国外代表的决定致函潘·尼·勒柏辛斯基，建议在批评缺点或分析这些缺点时要合乎分寸。8月16日和23日（8月29日和9月5日）之间写《做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尾巴，还是做革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领袖？》一文。8月19日和26日（9月1日和8日）之间致函在瑞士达沃斯的阿·弗·布里特曼（阿·卡扎科夫），赞同他提出的为《无产者报》写一篇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耶拿代表大会的报告的建议；询问他是否有可能去耶拿。8月19日（9月1日）以后写《自然发生论》一文。写关于布里根杜马选举问题的笔记。写《论临时革命政府》论文集提纲。8月20日（9月2日）给布鲁塞尔社会党国际局寄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就国外组织赠给俄国革命的捐款问题所达成的协议全文。不晚于8月22日（9月4日）写《向国际社会民主党报告我们党内的情况》一文。8月23日（9月5日）列宁的《做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尾巴，还是做革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领袖？》（社论）、《对最混乱的计划所作的最清楚的说明》、《向国际社会民主党报告我们党内的情况》、《〈俄国的财政和革命〉一文按语》以及列宁作过编辑加工的未查明作者的《南方委员会代表会议》一文发表在《无产者报》第15号上。8月23日（9月5日）以后收到谢·伊·古谢夫从敖德萨寄来的信，信中说他读了列宁的小册子《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以及其他材料以后，他所关心的全部问题都找到了答案。不早于8月24日（9月6日）从1905年9月6日的《泰晤士报》上摘录有关在远东的俄军的材料。8月25日（9月7日）致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中央委员，坚决要求及时向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编辑部通报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情况；批判崩得和孟什维克在对待布里根杜马问题上的立场；从政治上尖锐地批评“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工人组织”是破坏者和崩得的走卒，建议不要允许他们的代表参加定于1905年9月份召开的俄国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代表会议。8月30日（9月12日）在日内瓦作专题报告。8月底写《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一文，以答复莫斯科的一位同志的来信。来信中要求解释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社会民主党人对农民运动态度的决议。对从敖德萨寄来的一篇通讯稿进行编辑加工，该稿件报道了当地孟什维克企图用欺骗方法吸引工人站到他们一边。对瓦·瓦·沃罗夫斯基的小品文《历史的一页》进行编辑加工，为该文写结尾的一段：“俄国革命的彻底胜利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得到完全保证，即无产阶级发动并联合农民群众，将革命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是艰巨而伟大的任务，工人们为完成这一任务将以十倍的精力去进行斗争，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这篇文章发表在《无产者报》第16号上。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科斯特罗马委员会《公报》第3号进行编辑加工，《公报》中报道了工厂主企图采取同工人中易于让步的（由工厂主选定的）代表进行谈判的办法来欺骗工人。8月草拟《工人阶级和革命》小册子的两个提纲。写《〈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第三版序言》。列宁校订的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1870—1871）》一书俄文第二版由敖德萨海燕出版社出版。列宁的《土地问题上的“批评家”先生们》小册子由敖德萨海燕出版社出版（前四章是再版，第一次载于1901年12月《曙光》杂志第2—3期合刊上）。8月—9月草拟《普列汉诺夫和新〈火星报〉》小册子的三个提纲（小册子没有写成）。夏天研究在国外购置武器运往俄国的问题。夏末写信给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表示相信不久会返回俄国。9月1日（14日）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我国自由派资产者希望的是什么，害怕的是什么？》和《自然发生论》等文章以及由列宁编辑加工的《积极抵抗的芬兰党》（作者不详）和从塔甘罗格寄来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地方组织工作情况的通讯稿，发表在《无产者报》第16号上。致函在彼得格勒的彼·阿·克拉西科夫，认为必须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各个地方委员会并把重点放到地方工作上；建议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和《无产者报》编辑部之间建立更加密切的事务联系；高度评价地下刊物《工人报》第1号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俄国出版的《快报》；建议更广泛地印发快报，很好地开展鼓动工作。9月1日（14日）以后摘录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的第一节。9月1日和13日（14日和26日）之间对瓦·瓦·沃罗夫斯基的《和平与反动势力》和弗·谢韦尔采夫（弗·弗·菲拉托夫）的《军队与人民》两篇文章的手稿进行编辑加工。这两篇文章发表在《无产者报》第17号上。9月2日（15日）致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祝贺秘密刊物《工人报》第1号出版；建议报纸多谈一些有关社会主义的问题，把战斗的政治口号同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以及同党的策略的总精神更密切地结合起来；提醒中央委员会在一些极其重要的政治问题上要及时向《无产者报》编辑部通报；阐述党在执行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策略时所面临的任务；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关于党的统一问题上给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的答复中所犯的错误；建议准备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不早于9月2日（15日）写《地主谈抵制杜马》一文。9月2日和13日（15日和26日）之间写《朋友见面了》一文。9月3日（16日）致函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同意社会党国际局关于召开代表会议解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分歧的建议，但有一个条件，就是这个会议的性质应该只是一次预备会议。9月5日（18日）在日内瓦作专题报告。9月5日和27日（9月18日和10月10日）之间写《生气的回答》一文。9月7日（20日）致函谢·伊·古谢夫，指出俄国国内党的实际工作者就布尔什维克的策略问题以及这一策略的实际贯彻问题向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编辑部提供情况非常重要。9月7日和13日（20日和26日）之间写《玩议会游戏》一文。不晚于9月8日（21日）草拟关于布尔什维克对待布里根杜马的策略问题的专题报告的提纲。9月8日（21日）在日内瓦作关于布尔什维克对待布里根杜马的策略问题的专题报告，记录对这一报告的讨论情况，作总结发言。9月9日和13日（22日和26日）之间致函在里加的马·马·李维诺夫，请他告知拉脱维亚革命者武装袭击里加中心监狱的详细情况。写《由防御到进攻》一文。9月10日（23日）收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合会书记致《无产者报》编辑部的信，信中请求寄去介绍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耶拿代表大会的文章。9月10日和13日（23日和26日）之间写《策略可以争论，但请提出明确的口号！》一文。9月10日（23日）以后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合会的要求，写《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耶拿代表大会》一文（文章没有写完）。9月12日和17日（25日和30日）之间列宁草拟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信》发表在《工人报》第2号上，这封信提出了改进宣传鼓动工作的办法。9月13日（26日）列宁的《朋友见面了》（社论）、《策略可以争论，但请提出明确的口号！》、《玩议会游戏》、《由防御到进攻》、《时评》以及在瓦·瓦·沃罗夫斯基的《自由派协会和社会民主党》一文中加的一段话，发表在《无产者报》第18号上。9月16日（29日）在日内瓦作专题报告。9月16日—20日（9月29日—10月3日）从《时报》、《法兰克福报》、《泰晤士报》和《前进报》等报刊上摘录关于地方自治人士对待国家杜马选举的态度的报道，草拟《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一文的提纲和撰写正文。该文发表在9月20日（10月3日）《无产者报》第19号上。9月17日（30日）收到亚·亚·波格丹诺夫1905年9月12日（25日）从彼得堡寄来的信，信中谈到关于积极抵制国家杜马的策略的意见；告知由于财政困难将缩小《工人报》的规模，以及伊·阿·萨美尔和伊·克·拉拉扬茨被增补进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致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告知已将同马蕾赫出版社订立的合同草案寄交中央委员会审批；要求尽快指派代表参加社会党国际局为解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分歧而建议召开的代表会议。9月18日（10月1日）以后草拟《社会主义政治的主要任务》一文提纲。不晚于9月19日（10月2日）对瓦·瓦·沃罗夫斯基的《革命和反革命》一文进行编辑加工。这篇文章发表在1905年9月20日（10月3日）《无产者报》第19号上。9月19日（10月2日）以后写《吃得饱饱的资产阶级和馋涎欲滴的资产阶级》一文，文章中利用了《俄罗斯新闻》、《新时报》和《时报》等报纸的资料。收到佩列斯的来信，信中谈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和敖德萨委员会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的情况。不晚于9月20日（10月3日）同刚从西伯利亚流放地来到日内瓦的布尔什维克伊·阿·泰奥多罗维奇会见并交谈，建议他担任《无产者报》编辑部秘书职务。委派瓦·瓦·沃罗夫斯基去柏林，同德国社会民主工党领导人讨论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以及协助向俄国运送书刊和武器等问题。9月20日（10月3日）致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告知已收到1905年6月24日《快报》第2号；指出政治书刊对于领导党的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建议每周出两次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简报。在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另一封信中，告知由于《无产者报》编辑人员不在，不能前往芬兰参加中央委员会的会议；提出加强各地党组织的任务；主张尽快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坚决反对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这两个部分混淆起来，必须准备真正的统一，增强党的布尔什维克部分的力量。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小册子第三版在日内瓦出版。列宁的《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一文发表在《无产者报》第19号上。9月20日—22日（10月3日—5日）会见从彼得堡来到日内瓦的叶·德·斯塔索娃，听取关于俄国局势、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情况的详细汇报。9月20日或21日（10月3日或4日）收到米·安·雷斯涅尔从柏林寄来的信，信中提出同自由派妥协的计划，条件是他们拒绝参加任何杜马选举，并立即同其他政党一起，在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组织立宪会议的选举。不早于9月20日（10月3日）帮助叶·德·斯塔索娃准备向在日内瓦的俄国侨民作关于俄国局势、关于俄国布尔什维克同自由派斗争情况的报告；主持斯塔索娃的报告会。9月20日（10月3日）以后收到马·马·李维诺夫1905年9月20日（10月3日）寄来的信，信中谈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以及获得武器的困难情况。9月20日和10月11日（10月3日和24日）之间写短评《国外青年和俄国革命》，谈青年的政治教育问题以及他们参加俄国国内革命工作问题。9月21日（10月4日）在日内瓦作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9月17日至23日（公历）在耶拿举行的代表大会的专题报告。致函在柏林的米·安·雷斯涅尔，告知俄国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已经于1905年9月7日—9日（20日—22日）在里加举行了代表会议，通过了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的策略。9月22日（10月5日）致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表示准备前往参加中央委员的会议，为了安全，建议这次会议不在原定的芬兰而在斯德哥尔摩举行；要求告知会议举行的日期。9月23日（10月6日）为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签署介绍信（俄文、德文、法文和英文），请求有关人员协助他办理平民出版社的事务。9月24日（10月7日）以前校订恩格斯的《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关于1873年夏天西班牙起义的札记》一文的俄译本。小册子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出版社于1905年9月24日（10月7日）在日内瓦印成单行本。9月24日（10月7日）以后写短评《社会民主主义的宝贝儿》，回答亚·尼·波特列索夫（斯塔罗韦尔）的小品文《我们的厄运》。9月25日（10月8日）致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说南俄孟什维克代表会议指派格·瓦·普列汉诺夫为孟什维克驻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建议指派瓦·瓦·沃罗夫斯基为布尔什维克驻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9月26日（10月9日）写《社会主义和农民》一文：拟定文章提纲，起草对波兰社会党土地纲领草案的评语，并写文章正文。写《关于党的统一问题》编者按语，这是为发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和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代表第三次会谈记录以及中央委员会对这一记录加的注释而写的。9月下半月，9月27日（10月10日）以前写《新的孟什维克代表会议》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问题》两篇文章。9月27日（10月10日）以前为《无产者报》发表布尔什维克谢·伊·古谢夫给该报编辑部的信的摘录而写编者按语，总标题为《同读者谈话摘录》。9月27日（10月10日）写《莫斯科流血的日子》一文的提纲和正文。列宁的《社会主义和农民》（社论）、《吃得饱饱的资产阶级和馋涎欲滴的资产阶级》、《地主谈抵制杜马》、《生气的回答》、《新的孟什维克代表会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问题》、《关于党的统一问题》和《同读者谈话摘录》等文章发表在《无产者报》第20号上。致函赫尔松的布尔什维克，告知自己的通信地址，指出与各地方组织进行直接联系具有重要意义。9月27日和30日（10月10日和13日）之间写《沉睡的资产阶级和醒来的资产阶级》一文的提纲（文章没有发表）。9月27日和10月4日（10月10日和17日）之间写《〈火星报〉策略的最新发明：滑稽的选举是推动起义新因素》一文。9月27日（10月10日）—10月初收到玛·伊·乌里扬诺娃1905年9月27日（10月10日）从彼得堡的来信，信中回答列宁提出的关于俄国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联席代表会议通过对待国家杜马态度的决议、关于南方技术局、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采取措施加强对地方党组织的领导等问题。9月28日（10月11日）致函阿·瓦·卢那察尔斯基，指出他的《议会及其意义》一文很有意义，非常及时，建议把这篇文章改写一下，要更尖锐地揭露孟什维克在革命斗争时代的议会幻想。9月28日和10月3日（10月11日和16日）之间担任彼得堡知识出版社编辑委员会委员。9月29日（10月12日）写《莫斯科的政治罢工和街头斗争》一文的提纲和正文。9月29日和10月3日（10月12日和16日）之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在日内瓦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出版，书中刊载了列宁在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发言和讲话以及他所起草的各项决议草案。9月30日（10月13日）致函在敖德萨的谢·伊·古谢夫，批判地分析敖德萨委员会关于工会斗争的决议，指出决议存在策略上和理论上的错误，认为必须加强党对工会的领导。不早于9月30日（10月13日）草拟《混乱的退却》一文的提纲（这篇文章没有写成）。9月30日和10月11日（10月13日和24日）之间写《关于特鲁别茨科伊之死》一文。9月底写短评《解放派分子同社会民主党人的谈话》，批判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策略路线。9月起草给编辑部的信《决不要撒谎！我们的力量在于说真话！》。9月—10月4日（17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委托列宁监督1905年9月在日内瓦成立的平民出版社。9月—10月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在俄国国内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莫斯科委员会分别翻印。同从西伯利亚流放地逃至日内瓦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格罗莫佐娃交谈。10月初收到尼·阿·斯克雷普尼克1905年9月30日（10月13日）从彼得堡寄来的信，信中报告武装起义的准备情况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工作情况。10月1日（14日）以后写短评《俄国的财政》。10月2日（15日）在日内瓦群众集会上作关于莫斯科政治罢工的专题报告。不晚于10月3日（16日）对从莫斯科寄来的关于印刷工人举行罢工的通讯稿进行编辑加工并写编者按，说发表这篇通讯是为了说明运动开始阶段的情况，这一运动已经不仅非常迅速地转变为政治运动，而且转变为纯粹的革命运动。收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战斗委员会寄来的关于起义准备工作的报告、记录和示意图。10月3日（16日）就公开出版布尔什维克书刊问题致函彼得堡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表示同意把自己的小册子《告贫苦农民》转交铁锤出版社出版。致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圣彼得堡委员会战斗委员会，告知收到关于武装起义准备工作的文件，建议迅速开展实际活动，克服文牍主义和空谈习气。10月3日（16日）以后拟订《怎样准备和组织起义？》一文或一信的提纲，以《革命军战斗队的任务》为标题写该文的正文。写短评《关于所谓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工人组织》。不晚于10月4日（17日）收到孟什维克南俄成立代表会议的各项决议的小册子。为《〈火星报〉策略的最新发明：滑稽的选举是推动起义的新因素》一文写附言。10月4日（17日）列宁的《莫斯科的政治罢工和街头斗争》（社论）和《〈火星报〉策略的最新发明：滑稽的选举是推动起义的新因素》两篇文章以及《马·波里索夫〈关于工会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文按语》发表在《无产者报》第21号上。致函在伦敦的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由于平民出版社工作出现问题，建议他迅速返回日内瓦。10月4日和11日（17日和24日）之间撰文评论约·维·斯大林的《答〈社会民主党人报〉》一文。写《莫斯科事变的教训》一文：从俄文和外文报刊上作摘录，拟订文章的提纲、要点，并写文章正文。10月5日（18日）致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告知收到了社会党国际局转来的爱·瓦扬的信。瓦扬在信中阐述了法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关于各有关国家的社会党采取第二国际所制定的防止战争发生的措施的建议。10月7日（20日）草拟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总务委员会章程草案。10月7日和18日（20日和31日）之间写《革命的里加的最后通牒》一文。写《俄国局势的尖锐化》一文。10月8日（21日）以前对奥·伊·维诺格拉多娃（叫花子）寄给《无产者报》编辑部的手稿进行编辑加工。列宁修改过的手稿最初以《敖德萨事件和“波将金号”》为题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单行本。10月8日（21日）以后写对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册子《人民杜马和工人代表大会》的批评意见，认为这本书是火星派全部蠢事的典型。10月9日（22日）以前准备公开出版《告贫苦农民》小册子，对小册子作修改和补充。小册子在1905年底在彼得堡由铁锤出版社出版，标题是《农村需要什么（告贫苦农民）》。10月9日（22日）以后写《自由派对杜马的希望》一文。10月10日（23日）致函在巴黎的加·达·莱特伊仁，告知已收到关于召开法国社会党代表大会的时间和地点的通知，建议他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法国社会党沙隆代表大会上致贺词。10月10日（23日）以后收到瓦·瓦·沃罗夫斯基从柏林寄来的信，信中报告他同卡·考茨基和罗·卢森堡就对待国家杜马和临时革命政府的态度问题所进行的谈话的情况。10月11日（24日）以前对《律师会议》和《决定性事变的前夕》两篇文章（作者不详）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9月26日（10月9日）印发的关于莫斯科总罢工情况的简报第2号进行编辑加工。文章和简报发表在《无产者报》第22号上。10月11日（24日）列宁的《莫斯科事变的教训》和《国外青年和俄国革命》两篇文章以及对约·维·斯大林刊载于《无产阶级斗争报》俄文版第3号的《答〈社会民主党人报〉》一文的评论发表在《无产者报》第22号上。10月11日和18日（24日和31日）之间写《失败者的歇斯底里》一文。写《对政治派别划分的初步总结》一文。写《小丑大臣的计划》一文。收到《火星报》第112号；特别注意报上刊载的《小集团主义的产物》一文，该文反对布尔什维克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的路线。10月11日和25日（10月24日和11月7日）之间编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报道莫斯科总罢工进程的第1、2、3、4号公报中的资料。这些资料发表在1905年10月25日（11月7日）《无产者报》第24号上。10月11日（24日）以后从1905年10月11日（24日）《俄罗斯报》上摘录有关俄国成立激进党的消息。10月12日（25日）在日内瓦作专题报告。致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告知已收到中央关于任命他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驻社会党国际局代表的决定；建议尽快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请求把1905年9月7日—9日（20日—22日）在里加举行的俄国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代表会议的记录寄来。10月12日（25日）以后以《旁观者清》为标题，从10月25日（公历）《福斯报》上摘录有关1905年10月俄国政治形势的报道，并为摘录写了前言和结束语，号召工人联合成社会主义政党，不仅为自由而且为社会主义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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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十一卷——《莫斯科事变的教训》一文提纲（1905年10月4日和11日〔17日和24日〕之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莫斯科事变的教训》一文提纲［注：该文见本卷第380—388页。——编者注］（1905年10月4日和11日〔17日和24日〕之间）莫斯科事变的教训大水冲击堤坝的时候，闸门（上游的闸门）之外的缺口就是决堤的开始，堤坝出现缺口：激流奔腾而出。1．事实。休战。休战？不。暂停。沈阳附近的沈旦堡。2．部分地准许集会——危机大大加剧——自由派的背叛——街头的革命。α由于部分地准许（在大学里）集会而引起的政治危机大大加剧。β自由派教授和激进的大学生。自由主义君主主义民主派和革命共和民主派。γ《福斯报》。“不要妨碍自由派”。安抚人心的传教士。δ（（工人＋革命民主派通过什么把政府逼入困境？通过起义（公开的反抗等等，参看《彼得堡报》201，《法兰克福报》10月12日的下午版曾引用过）。ε工人＋革命民主派。政府＋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者。政府的退却：开放大学。彼得堡在“担心”。ζ同上——利用准许集会的法令，利用工人代表大会等等：扩大缺口。为了将来的进攻而实行军事推进。参看维特的话（10月11日《福斯报》）：等待斗争的结局。η在国家杜马中情况也是这样：引起冲突和尖锐化的导火线。人民在议会外的斗争中解决问题。杜马象特鲁别茨科伊一样将会跑去请求已经争得的集会自由。在战争时期法令不起作用。θ特别要指出军事训练已经开始：（1）用左轮手枪抗击小股军队，面临大批军队时实行退却；（2）罗日杰斯特文卡的隐蔽街垒［在人群后面，几个被打落马的哥萨克。］10月15日星期日的《时报》。在彼得堡出现带有题词的花圈。其中有这样的题词：“献给战死于沙场的自由战士”。最新消息：注意10月12日电讯（载于10月13日各报）报道说：（1）莫斯科大学重新开放。（2）莫斯科的政治罢工在扩大。（3）圣彼得堡的大学生在大会上决定利用大学的自由在大学院内组织大型的政治集会。政府陷入困境，不敢禁止这些非法集会。（4）彼得堡、莫斯科、哈尔科夫、基辅的许多工人组织计划在莫斯科举行工人代表大会。关于独立的社会主义政策问题。《福斯报》：（大学生和社会民主党人）“不要妨碍自由派”。相反：他们把政府逼入困境。通过什么？通过莫斯科的起义。又一次向前“推进”［同上代表大会。］因为有了一点资产阶级的自由——你们在争取无产阶级的自由的斗争中就要谦恭一些（收敛一些）。不要利用大学的自治权来搞革命自治和宣传革命，扩大革命，而要利用它来诱使人们脱离革命而转向资产阶级的“科学”。〈〈因为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所以你们在自己的活动中要始终考虑到：可别让资产阶级退出呀。〉〉在关于国家杜马的法令颁布以前——没有提出要同立宪民主党人订立任何协议。在关于国家杜马的法令颁布以后——帕尔乌斯＋切列万宁＋马尔托夫。在关于国家杜马的法令颁布以前——或者是革命政府，或者是某一个代表机关的“决定”。在关于国家杜马的法令颁布以后——或者是“人民的民主组织”（立宪民主党人？＋社会民主党人？）或者是国家杜马。《解放》杂志一再说谎：即使在关于国家杜马的法令颁布以后也仍然是老一套的鼓动。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428—430页注释： |
电子版修订说明<<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电子版修订说明本电子版对原中文本的部分内容根据俄文原著进行了修订。主要是：1、误译处；2、漏译处；3、词义不明、含糊处；4、使用旧语，难以理解或易造成误解处；5、语句难懂处；6、部分人名、地名、机构名的旧译法。部分修订之处在注释中有标明。此外，还酌情增加了一些注释，末尾都有标注（L.X、辛达、C.R），以便和译者注释以及著者原注相区别。这些注释只代表注者个人看法，以供读者参考。虽经多次校勘，但电子版文字脱落和衍文一定在所难免，请读者谅解。如果您发现有错误的地方，请和文库联系，以便改正。本电子版打字、修订工作有赖各同志的热情支持，在此表示感谢。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2007年10月25日<<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 |
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之批评的批评——答《时代青年》派（亢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左派反对派北方区委北京大学支部机关报《火星报》（1932）->第一期
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之批评的批评
——答《时代青年》派
亢铁
（一）谁是“真正的取消派”？
现阶段的中国革命运动，正处在两种极大的障碍当中：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帮助帝国主义军阀地主等加紧对人民的剥削、压迫和掠夺；另方面，所谓“革命领导者”（实即革命的断送者！）犯了根本上的错误：他们认为中国第三次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他们认为“革命高潮近在眉睫”，现在已迫近“直接行动”的时候，他们认为农民革命运动，能够单独地获得所谓“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因此取消了那必需的与必然要开展的国民会议运动，而狂呼高叫一切最“漂亮”最“激烈”的革命名词，以发挥他们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
《时代青年》可以说是代表这一般糊涂的以及“官场”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居然说：全权的普选的国民会议是“腐臭不堪”的东西，而且指正确策略的运用者是“取消派”，是“叛徒”，是“托洛茨基主义”！
本篇就是要给这般“左倾机会主义”深入膏盲的人们一个初步的浅近的答复，并指出他们这些形式的革命家（即拘泥形式，不肯大胆尝试一切形式与方式，来驾驭革命），及真正的取消派（即取消必需的与“必然”要发展的国民会议运动）的错误焦点。
（二）斯大林派对革命“高潮”“高涨”的荒谬估计
只要稍稍留心一些中国革命状况的人，首先就可以感觉到：从共产国际的官僚领袖们一直到中国的一无所知的蠢才们，他们的根本错误之一，就是在不知道怎样去估计革命形势与革命高潮。他们自始至终只知道捡拾一些“经济恐慌”、“失业破产”、“军阀混战”、“红枪会”、“大刀会”等等的浮面现象，或“客观”现象，大吹大擂的去适合他们的“高潮”“高涨”的“决议案”，而根本不知道，也不愿意从那最主要、最根本、而有决定的意义的革命条件——即工农兵贫民群众本身的力量，本身的团结，本身的组织（即主观力量），去估计革命形势与革命高潮。他们在捡拾红枪会、大刀会、土匪、变兵或最最兴高采烈的（当然是应该的）南方数百县散漫的勇敢的农民斗争的统计时，从来不会亦不愿意去这样想一想：即如果全国广大的劳动者——尤其是产业无产阶级——的本身没有团结，没有组织，则休想有革命的力量，来和统治阶级决战，并彻底解放自己；如果全国的无产阶级及一切劳动者的本身是在无团结、无组织、无训练的涣散状态之下，则尽管经济恐慌、军阀混战、财政破产、国民党汪派领导工人武力接受蒋派的工会，或甚至“群众对统治阶级失去了最后的一丝信仰”（？！），尽管他们的“决议案”上贴满了“高潮”、“高涨”、“成熟”、“眉睫”……等等布哈林、斯大林对革命估计的“万灵膏药”，但革命高潮是始终不会从天上突然掉下来的！始终是“有待”于人们的努力！
因为他们不懂得主要地从无产阶级及劳动群众的本身即主观力量去估计革命形势，所以自从一九二七年无产阶级被打败以来，共产国际的官僚们竟没有一年，没有一月，甚至没有一天不是把“革命高潮近在眉睫”、“新的革命高潮已可窥见”等等一类的江湖术语来哄骗中国一些无知的孩子们！同时中国的孩子们，亦就呀呀学语，始终是莫明其妙！一当我们说：自从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失败以来，统治阶级本身虽不断的发生矛盾与动摇的现象，但整个劳动者——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团结力量、组织力量、斗争力量等等，在这一暂时期间相对的，或比较的说起来，是远及不上统治阶级，因此统治阶级是“相对的稳定”了（相对的即暂时的，与“两阶级间力量相比较”的意思），至于统治阶级的“绝对的稳定”，那只要有了阶级存在，是没有的事。然而这种估计，对于他们简直是和“对牛弹琴”一个样；甚至于报以轻率的讥骂态度与官僚腔调；这是多么可怜呵！
（三）一九二七年到现在中国革命形势的实质究竟怎么样？
如果革命形势之估计，主要的是看劳动阶级本身斗争的团结力量、组织力量和政治训练程度等等，而不是在马路上捡拾一些经济恐慌、失业破产的统计就算了事，那末中国目前的情形是怎样呢？
“农村破产”、“工厂倒闭”、“物价昂贵”、“失业普遍”、“军阀战争”、“财政竭蹶”、“红枪会”、“大刀会”以及灾民、土匪的盛行等等，这些大部分“客观”的作用，无疑的都要影响到革命的加速到来。
“统治阶级……已经在挣扎其动摇、破碎的统治”“中国客观革命形势已经成熟”（？），这些假装激烈的江湖烂调，我们为了便利解决国民会议问题起见，也不妨暂时不加以驳斥和争论。（因为说起来太羞死人了，例如小孩们假装“激烈”地说：“群众已失掉对统治阶级最后一丝的信仰”，而他们所举的事实则是：“即一般的（！！）富农（！！）地主（！！）商人（！？）对统治阶级（？！）亦不见得（？！）怎样赞助”。大概他们还可以和富农、地主重演“四个阶级”以上的联盟，推翻“失去最后一丝信仰”的“统治阶级”！！！）
可是只要我们不是瞎子或受“官僚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人，谁都可以看得出：自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止，全中国的广大劳动者、工人、农民、兵士、贫民等等革命队伍——尤其是城市无产阶级，并没有健强地广大地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行动起来；除了南方一二百县份里一起一伏的农民土地斗争外，全中国广大的劳动者到如今始终没有健强广大的赤色总工会与赤色工会细胞；始终还没有一个广大的、组织力量雄厚的无产阶级政党有力地号召并动员广大群众；始终还没有任何形式的全国工、农、兵、贫民的集合的政治运动，或公开的团结形式。除了南方农村区域内数百县份散漫的农民革命群众而外，全国广大的兵士群众、贫民群众，尤其是主要的革命领导者——工人阶级——，到现在止，并没有一个工农兵贫民等等团结在一个联合战线上的总的或集合的政治斗争，就连一个无产阶级单独方面的比较广大的同盟“性”的罢工斗争，亦尚未见到；所有的断断续续的罢工斗争，极大部分都是属于经济斗争的、防御性的、散漫的、自发的而且极大部分是在黄色领导之下。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问题与国民党的无耻无能及投降出卖刺激了全国劳动者，各地工人运动已多少带上一些“进攻”的倾向，但是因为民族革命的要求尚没有和劳动阶级生活问题在一个总的政治口号之下密切地配合起来、联系起来，所以全国广大的工农群众虽都酝酿着抬头，但实际上极大部分还没有积极起来；在全国的一般情形之下，大部分工人都还涣散着；现存的工会大都（几乎是百分之九十九）是在国民党蒋汪两派的手里；殴打工会领袖，武力接受工会，多还是蒋汪胡数派之间的把战；工人们常被蒙蔽着、愚弄着去拥护马占山，拥护蒋汪合作，拥护汪精卫所号召的“国民救国会议”，而不曾积极起来反对假的“民生”“民族”的口号。工人出版报纸及集会的自由，也是被严格的禁止着，从而无产阶级的训练与教育也就受了大大的限制。全国一般的广大的农民群众更是在涣散的、无组织的、无领导的状态之下；各地的农民协会则几乎完全是在国民党两派及当地的警察、民团及富农地主（即小官僚们的所谓“群众”！）等等之手。除了南方斗争区域以外，全国一般的贫民及兵士之团结、组织、领导，或任何集体的、持久的斗争，更是少见。九一八以来，群众运动的复兴虽有可能走向伟大的工农革命运动的前途，但到目前止，革命的主要队伍还没有充分脱去一九二七年来失败的创伤，还有待于积极的努力去领导、发动和开展。
因此我们看，主要的革命部队是在这般少团结、少组织与少集体行动的状态之下，而第三国际及中国的所谓“官僚领袖”们居然把“革命高潮近在眉睫”、“新的高潮已可窥见”等等的呓语从一九二七年起一直喊到今日！！！并且居然把“革命高潮时期”或“暴动时期”前后的行动纲领、“红军”、“苏维埃”等等，从一九二七年一直到现在，到处拿出来便硬装硬试！！！他们的左倾机会主义（或“冒充的激烈主义”）限定他们根本不知道用适合时机的政治口号，去团结广大群众，组织广大的群众，推动广大的群众，使革命高潮赶快的到来，使“苏维埃”“红军”的必需条件（即革命高潮，而革命高潮又必须先有群众本身广大团结与集体行动）赶快的成熟。这不仅仅是错误的估计而已，这简直在行动上是取消了当前“准备时期”（“或过渡时期”）的、总的高级的政治口号与政治斗争、国民会议，十足的尽了阻碍革命发展或断送革命的任务（李立三事件及“一二一七”南京惨案事件都是这个的具体事实）！！
（四）“全国的革命高潮”未到来前“总的高级的政治口号”应该是什么？
当然，真理是倔强的，不畏“权势”的，终要出头的。“官僚马克思主义者”在大吹大擂地假装“激烈”得非凡、“革命”得非凡以后，他们最后仍不得不感觉到革命高潮的主要条件尚未齐备，仍不得不承认革命高潮“尚须有待”于人们的努力——即努力用各种行动口号团结群众、组织群众、训练群众等等。因此，在满篇官气冲鼻的文章里面，他们也不得不写下一段自打自招的供状来：
“无产阶级的先锋在此时的迫切任务，乃是努力使革命主观条件与客观条件发生适当的配合，在日常斗争中领导各地的劳苦群众，训练他们，组织他们，使他们由部分的经济斗争，走向总的高级的政治斗争，以与现有的苏区联合起来，汇合而为全国的革命高潮。”
这一段话，如果不用官僚们的见解，而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说明，那是完全正确的！！
那就是说。目前中国尚没有“全国的革命高潮”，“尚须有待”于我们的“努力”，尚须有待于我们的团结他们、集合他们、“组织他们”，“使他们由部分的经济斗争走向总的高级的政治斗争”，以与现有的“苏区”联合起来，“汇合而为全国的革命高潮”；然后在革命高潮的开始时期及深入时期的实际行动当中，用“革命手段”成立苏维埃（在初期可作为罢工委员会，进而成为暴动机关，胜利以后即成为政权机关）成立红军。
也就是说：苏维埃以及红军等等的阶级口号或“革命手段”，只有在“真正的革命高潮时期”（斯大林还加上了一个“胜利有保障”的学究式的条件！）才能作为“行动口号”，都只有在大罢工、大骚动或暴动（及其以后）的过程当中，才能实现起来。前乎此（即前乎有广大团结，前乎有广大的集体行动之时），则“苏维埃”、“红军”最多只是一种宣传口号及宣传的作用，因为他既然没有大罢工、暴动及工农兵贫民此起彼伏的总政治斗争等的物质根据来借以实现，更不能在平时作为“和平的”“合法的”手段，像总工会、抗日会、市民大会、国民大会等等那样来团结群众、组织群众。因此在革命高潮未到来以前，如尚没有大罢工、大骚动，尤其是在还没有建设起健强广大的赤色工会与无产阶级政党，还没有广大劳动群众团结在无产阶级前锋周围等等的至少限度的形势以前，一切团结广大群众（工人、农民、兵士、贫民等）、组织广大群众、动员广大群众的主要任务，绝对无法由“苏维埃”、“红军”等“革命高潮时期”的口号来担任，而不得不是属于另一种的，“非革命高潮时期”的政治口号与行动口号，——（部分的以至于总的高级的政治口号或政治斗争）——来担任。
可是官僚马克思主义者只会搬出一些空洞的原则，再也不会进一步地了解或解说每一个口号与每一个所谓“斗争”的具体内容的，他们只会背几下“在日常斗争中领导各地的劳苦群众，训练他们，组织他们，使他们由部分的经济斗争走向总的高级的政治斗争，以与现在的苏区联系起来，汇合而为全国的革命高潮”，而不知道在革命高潮未曾到来或未曾“汇合”起来以前，这一“总的高级的政治斗争”，除了是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斗争，还有什么！！！？
让他们把糊涂的头脑静下来听我进一步地解说吧：很明显的，如果工人争取组织工会、争取集会、争取罢工等等部分的政治要求，而工人群众得因此在工会、罢工、集会中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如果农民争取组织农民协会、争取农民自卫军等等，而农民得因此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如果贫民争取组织贫民协会、争取一切集会等等，而贫民得以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如果兵士争取组织士兵委员会，参加一切市民大会或民众团体等等，而士兵群众得因之团结起来、组织起来；那末争取工农兵贫民都要有得参加的会议，即全权国民会议，就是说广大的工农兵贫民们就有机会在一个共同的团体之下，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因为争取普选的国民会议，就等于说：争取一切工、农、兵、贫民大团结的机会，大团结的政治自由！）
同样地，如果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最低限度工资额、劳动保护法等等部分的要求，而工人群众得能够在这些共同要求之下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如果农民争取没收土地、争取废除重税重租等部分的要求，而农民群众得以在共同的要求之下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如果兵士争取分配土地、废除肉刑等部分的斗争，而士兵群众得以在一个共同的要求之下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如果贫民作废除消费税（如油盐）、义务教育、普及教育部分之斗争，而贫民群众得以在一个共同要求之下团结起来、行动起来；那末争取全权的国民会议，就必然成为工人、农民、兵士、贫民等的共同斗争目标，他们得在这个共同斗争目标或要求之下，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因为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第一是要求将“全”部政“权”交还人民，每一个工农兵贫民都在内。他不是沙皇或蒋介石所要召集的国民会议，而是列宁或德国李卜克内西所要召集的“立宪会议”即“国民会议”，第二是他绝对地要解决民族一切及工农兵贫民的生活问题的）。
再则，如果争取反帝国主义自由、争取与苏联联合、争取中国境内各小民族有自决权等等偏于民族问题的斗争，那末，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就是汇合民族斗争与生活斗争促进“全国革命高潮”到来的一个总的政治斗争，因为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是摆明的要解决民族独立、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等等问题的。
再就地方性说，亦是这样：如果某地方民众起来争取召集市民大会、争取民众法庭等等，而作地方性的即部分的斗争（这些都是所谓“民主”的或“各阶级联合的”斗争！），那末，争取全部政权交给人民（每一个工农兵贫民都在内）及其代表（即普选全权的国民大会）又必然的成为革命高潮未到来前的总的高级的政治斗争！
总之，上面种种解说，绝对无辩难地指示出：在革命高潮未到来以前，所谓“总的高级的政治斗争”，不得不是那个“腐臭得不堪”的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
（五）解答对国民会议策略的几个通常的怀疑问题
上文已经把从国民会议到革命高潮的重要关系述说了一下，现在让我们来答复几个常有的怀疑问题吧：
A．在革命高潮未到来以前，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维埃”“红军”作为“总的高级的政治斗争”吗？
这在上面已经答复得很清楚明白了。这是绝对不能的；这是倒因为果，等于把车放在马的前面。“苏维埃”“红军”是大罢工、大骚动或暴动的开始及其深入的过程当中，才能实现，才能成为行动口号；前乎此，他们只好是一种宣传的口号，因为他们绝对不能在没有革命高潮条件之前，用来作为团结群众、组织群众、动员群众之用。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止，全中国广大劳苦群众——尤其是工人阶级——还极度的缺乏团结、组织与领导，更谈不上革命高潮的立刻到来；因此，在目前团结中国劳动阶级、组织中国劳动阶级、动员中国劳动阶级（以准备第三次中国革命之到来，并在革命高潮之开始及其深入的过程当中组织苏维埃与红军等等），不但必须也只有是争取组织工会自由、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归农民、反帝国主义、联合苏联等或大或小的然而都是所谓“部分的”斗争，而同时必须更加紧争取总的高级的要求，即召集普选全权的，包含解决八小时问题、土地问题、反帝国主义等问题的国民代表会议。至于宣传“苏维埃”“红军”的前途及其作用，那当然是可以而且应该加紧的。
B．中国南方已经有“五六省（！？）苏区与红军的存在与不平衡发展”（《时代青年》第七期），莫非我们还要去争取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吗？
这些话都是错误得严重，荒谬得刺目。目前全中国广大的劳动群众，尤其是产业无产阶级，在“专制”军阀与帝国主义的种种压迫与束缚之下，在散漫无团结的状态之下，革命高潮既然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显然的，现在他们极度地需要也只有是争取革命高潮的先决条件——即需要健强地广大地结合起来、组织起来、动员起来。他们不能像小孩们那样闲情逸致在墙壁上写一大堆“红军”“苏维埃”的粉笔字，来画饼充饥；他们更不能等待南方几百十县份的农民游击军队来代替他们——尤其是代替产业无产阶级——做救世军，攻打天下；恰恰相反，农民是绝对不能单独成功革命的，南方农村区域的一起一伏的革命火焰，只有在无产阶级本身从生产基础上挺身起来，准备或实行夺取中外资产阶级的工厂、银行、货栈、交通机关、军政机关及重要的宣传机关（如《中央日报》、《申报》、《新闻报》、《大公报》）等等，推翻旧社会（资本制度及封建残余）的主要基础的时候，才是说“与现有的苏区配合起来，汇合而为全国革命高潮”，才有广大的胜利的前途。
不然，在无产阶级尤其是城市无产阶级本身没有挺身起来以前，即没有挺身起来或没有充分在行动上准备实行夺取工厂、银行、交通机关、军政机关等等的情形以前，南方的农民革命游击队，与农民漂浮的薄弱的“苏维埃”幌子，除了能够刺激鼓励城市无产阶级及广大的工农兵贫民而外，永远也不要梦想南方一隅的农民军队会打下武汉、南昌、长沙等等重要城市或海口，“而得到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永远也不要梦想：农民革命游击队能把产业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动员起来，“汇合为全国的革命高潮”！！
让那些口号革命家去听听目前中国无产阶级的呼声吧；无产阶级正在说：“快快地把我们结合起来、组织起来吧！我们被束缚得太严紧了，被压迫得太涣散了！少叫些不合时机的口号，多做些实际工作呵！红军、苏维埃当然是我们唯一的救星，可是在现在他除了在南方有农民运动区域中能够‘试验’而外（‘红军’、‘苏维埃’策略的错误是另一回事），是无法来团结我们全国的劳苦群众，组织我们全国的劳苦群众，我们也没有方法忽地跳起来成立一个健全广大的总工会与无产阶级政党，忽地跳起来做到一个工农兵贫民群众的广大团结，忽地跳起来一致行动，爆发一个革命高潮，实行苏维埃、红军！假如你们说争取工会自由、罢工自由、召集市民大会等等以可“部分的”团结我们、动员我们，那末现在让我们来一个工农兵贫民学生都得参加的国民大会吧！任何形式、方式与名义，都没有关系，只要我们能够得到一个团结革命力量、推动革命力量的总斗争的实际效用就好了。”
（注：关于中国南方农民问题，他们的发展如何，前途如何？能不能有真正的红军、苏维埃，甚至是“五六省”的（？！）以及现在“红军”策略的错误等等，当另文述及）
C．“中国的劳苦群众对统治阶级已失去了最后一丝的信仰，他们不要什么国民会议，我们又为什么要把他们拉进宪法的阶段去走一遭呢。”
这完全是昏话。对统治阶级失去最后一丝（？）的信仰是一回事，争取工农兵贫民求得团结的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又是另一回事。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不是俄国沙皇的国民会议，而是列宁以及世界布尔塞维克所号召的彻底民主的国民会议，其功用与争取彻底民主的言论集会绝对自由一个样；争取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丝毫不妨碍同时打倒“统治阶级”。（俄国三次革命的经验充分的告诉了我们：一九〇五年大革命开始时主要的两个口号是八小时制与召集国民会议；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时各有十来个重要的口号，其中都有“召集国民会议”的口号！第二，小官僚们说中国一般群众已不要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那是蒋介石、汪精卫和我们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不要（也不敢要）这个！！可是广大的全国劳动者在无团结、无组织、无集体行动、无政治锻炼、无生活保障的今日，既然不能用从天上飞下一批红军、苏维埃来团结他们、组织他们，那末，如果有一个总的斗争目标、总的行动口号、总的团结方式，号召召集一个能够人人选举他们自己的代表，并有全权来解决反帝国主义、八小时制、没收土地、废止军人专权等民族问题与生活问题的国民大会，谁说不要！？第三，就使某部分劳动者（世界各国都有过，德国盲动主义者曾领导过几万工人！）受了盲动主义的冲动，急于要有苏维埃、红军，可是这种左倾幼稚病是绝端有损害的；我们绝对需要向他们解释革命的形势与前途及整个策略路线，指示出目前争取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这一类的运动的必要与必然。因此就使他们不要，他们也不得不要！
D．“殖民地中国是不会有国民会议的民主运动的”（瞿秋白在一九二八年就是如此，当时还得到斯大林等“大革命家”之默许！）
这种是什么“估计”？！
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是任何国家资产阶级统治下所不会有的，何待于中国，但是一般的国民会议运动，那是世界各国都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不用说，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国家如爱尔兰、印度、埃及、澳大利亚哪一个没有？！）自从瞿秋白“瞎说霸道”以后，恰恰相反，国民会议运动在中国已成为具体的事实，只有瞎子才不看见蒋介石御用的国民会议与国难会议，只有瞎子才看不见改组派国家主义派号召假民主的国民救国会议与国民代表会，才看不见第三党的号召普选的平民的国民会议等等事实！只有糊涂的官僚马克思主义者才会忽略了改组派、国家主义派、第三党等在工农及小资产阶级群众中的影响（例如上海、北平、天津各地几百个黄色工会领导下的工人直接间接的都受了改组派及第三党的欺骗，去拥护汪精卫、孙科等假的民主的国民救国会议等等）！我们预先断言：在不久的将来，群众运动愈向前发展，则不但一般中等资产阶级及上层小资产阶级为了解决矛盾（如应付各军阀专政等）起见必然要在国民会议运动里面奔跑，不但一般农民群众、贫民群众，必然要（注意：是不得不要！）热烈的参加这一运动，就是广大的工人阶级也必然的要（在散漫无团结等等的状态之下是不得不然的！）参加国民会议运动！同时统治阶级受各派在野政系及一般群众的压迫，也必然要迫得一步一步的（当然是不会彻底的）实现国民会议要求（如“五五”国民会议、国难会议、国民代表大会等），如果放弃了这一“总的高级的斗争”而不去设法参加并领导，那才是十足的取消派的行为！如果不放弃而更要领导这一必然到来的广大群众斗争，那末，无产阶级前卫必须提出“普选平等直接不记名投票的全权国民会议”的斗争口号；不放弃现阶段已经开始而且必然要发展的最广大的群众运动，揭破一切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对民主斗争的不彻底，夺取革命领导权，并准备在革命高潮一开始，就实现我们的苏维埃代表会议形式。
E．现在国民会议运动还没有广大开展，我们何必喊叫这个口号呢？
不，真正的布尔塞维克在很早很早就估计出运动发展的必然方向，并很早很早的就抓住这个发展的倾向；不然，等到运动来了，我们才手忙脚乱去参加，那是尾巴主义、机会主义、更是取消主义！谁见得远，做得早，谁就得到最后的胜利！
F．统治阶级只召集了一个打折扣的国民会议，那末我们也去参加吗？
当然要去参加！任何资产阶级统治者决不会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真正的立宪会议，只有在十月革命以后！无产阶级政党在资产阶级统治下所参加的国民会议没有一个不是打折扣的！我们要在国民会议运动中发动群众罢工示威等等争取选举时的宣传自由——争取无选举的人得到选举权，争取选举劳苦群众自己的代表，争取全部政权归普选的国民会议，争取（如果选上一些代表参加任何打折扣的国民会议）在国会内坚决提出普选平民直接不记名投票法的国民会议及彻底解决反帝国主义、没收土地、实行八小时制的问题，凡此种种，都不过是为了团结广大劳苦阶级，宣传并鼓动广大群众起来反抗“不执行民主任务的中国统治阶级”，因此走上十月革命的道路而已。
G．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是不可能的，岂不是空喊口号吗？
第一，为什么要顾到将来可能不可能的问题？我们只要问：今日无团结、无组织的广大劳动者需不需要有一个总的、集合的政治斗争，推动第三次革命加速的到来？在必需的与必然要来到的国民会议运动当中，需不需要用彻底的（百分之百的）民主纲领去争取革命领导权？如果说需要，如果说他能在现时期中，做到团结群众、领导群众的话，那末，将来在革命高潮时期，就成立了苏维埃，就是不去实现这个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是丝毫无足轻重的。
第二，为什么知道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是不可能？！如果无产阶级因号召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团结群众，推动群众在一个总的目标之下，而爆发了革命高潮，那末，在革命高潮中所成立的苏维埃临时政府，亦不妨如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以后（一九一八年一月五日）那样的由无产阶级临时苏维埃政府召集一下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当然召集了以后，仍得用武力或由到会多数工农的表决来解散他），显然的这不是不可能的事。但就是可能，我们终要比较好的制度，即苏维埃代表大会。
H．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是所谓“全民”的口号或是“各阶级联盟”的会议，因此那是“要不得”！
关于这点，叫他们问问自己：要求“言论集会绝对自由”不也是要求大家自由，不也是“各阶级”的和“全民的”吗？他们不免马上回答说：争取言论集会绝对自由，外表上虽似大家（包含资本家）有自由，谁都不许“非法的”侵犯谁，可是实际上用这个“全民的”“绝对自由”的口号只是为的争取劳苦群众的自由。那末，我们亦可以同样地答复这些昏虫们说：号召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外表虽似大家都有选举，都有政治活动之权利，是“各阶级的”，可是事实上，只是为的争取工农兵贫民的政治活动的权利与广大劳苦群众团结的机会！（如果这点还不明了，多读几遍列宁的《农民与革命》、《左倾幼稚病》、《两个策略》等书好了！）
I．“陈独秀们认为现在的资产阶级已经不革命，应该由无产阶级来完成革命任务，但他们居然喊出‘各阶级联合’的‘全权的革命的国民大会’的口号。”
这完全表示斯大林官僚教育的破产！国民会议口号是一种准备时期中暂时期间的战略或手段，“无产阶级革命”是整个历史中某一总阶段的关键。第三次中国工农革命高潮到来时，无疑的中国城乡资本家、军阀地主是必然要和帝国主义站在一起，极端反动地来阻碍中国革命之发展，因此在第三次中国革命高潮中必然只有同时推翻中国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统治一起，然后革命才能成功。国民会议口号只是汇合各种部分的斗争，成为全国的革命高潮或汇合革命力量的一种手段（即战略）。由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推动高潮的到来，在革命高潮中推翻资产阶级及帝国主义的统治并建立苏维埃红军，这完全是辩证的过程。德国、法国、英国的资产阶级都已经“不革命”了，但无产阶级政党也居然号召“各阶级联合”的国民会议，孩子们可以明白了吧？！
J．最糊涂的就是他们常把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与统治阶级欺骗民众的假“国民会议”在名义上与意义上混合起来，到处散布政客式的卑鄙的谣言！
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之应用，在名义上、在方式上、在形式上都可变通的用不着去死守，像死守斯大林、布哈林官僚决议案那样！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可以叫做普选的全权的国民大会，或国民代表会议，可以叫做国民代表大会，可以叫做“立宪会议”（即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前后所用的名词），可以叫做人民代表者会议或人民代表会议（列宁多年所用的），可以叫做人人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及解决中国一切根本问题的民众代表会议等等。当我们向民众演说：民众们，让全国工农兵贫民妇女设法团结起来呵！起来！要求一个全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工农兵贫民妇女都要有代表参加；打倒国民党政府，全部政权交给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反对“国难会议”，反对“国民救国会议”！这就是国民会议口号之一种运用。另一种运用就是：劳苦群众们！大家在国民大会口号之下总团结起来，准备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成立苏维埃红军！这是和蒋介石或第三党的“国民会议”相同吗？只有最卑鄙的小政客才是这么说！
K．形式主义者又以为在现在南方的“苏维埃区”里是不能也不准去号召国民会议的；如果去号召，就断定他是富农、AB团之流！
这除了以卑鄙辱骂代替政治理论之外，而且根本是淡薄的、形式的见解；要知道在“苏区”里号召“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不但不会给以任何损失，反而会加强并扩大“苏区”或农民土地斗争的范围。这就是因为农民的小生产经济的地位使得他们常常动摇于资产阶级及无产阶级之间，全世界的农民斗争史无例外的告诉我们：农民受了严厉的压迫及假的民主主义的麻醉是必然的要动摇到资产阶级那方面去的；因此，无产阶级要取得农民的巩固信仰与联盟，就必须切实的和农民一块儿号召彻底的民主主义（即百分之百的民主主义，如彻底废除苛捐杂税、没收土地归贫农、言论集会绝对自由、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等）才可以使农民不为资产阶级的威胁利诱所动摇。因此？无产阶级应该在“苏区”广大农民中间号召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要挟全国统治阶级立即召集，如果统治阶级坚决不肯召集，或只召集了一个打折扣的国民会议，或“苏区”农民代表在国民会议内所提出的“没收土地”及“追认已没收的土地”等问题得不到解决，则农民更会对资产阶级统治者增加愤恨与仇视，更会回过头来拥护现有的“苏区”与“红军”，更会拚命扩大土地斗争与农民武装。至于工农的总政治口号——国民会议——得因此一致起来，那更是扩大革命的必要前提。只有形式主义者才会拒绝布尔塞维克的正确策略！只有形式主义者才是真正削弱并断送南方革命农民应有的发展！
（六）俄国一九〇五年列宁为什么中途放弃国民会议口号？
最后我们又有明确了解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事实的必要，因为《时代青年》糊涂虫认为俄国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形势和目前中国革命形势一个样，至少是差不多；而当时列宁对国民会议口号是中途改变号召态度为反对态度的（列宁号召国民会议从十九世纪末年起，一直到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后，其间就只一九〇五年革命高潮到来时的这一次是停止号召国民会议的），因之中国的“官僚革命家”也要反对国民会议口号！可是，可怜的是：他们并不会（实是不敢）把一九〇五年的具体情形拿到太阳底下来给大家看看，而只会拿出一块一九〇五年列宁抵制国民会议的空洞招牌，胡说一顿！他们这种“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的鬼符，只好去欺骗开始“左倾”的青年，但在第二秒钟里，他们在“左倾青年”的面前，就要表示完全破产！我们看看当时的情形吧：
在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口号之下，一九〇五年由一月三日至□日，“几乎所有圣彼得堡的工人都罢工了，人数不下十五万”，“莫斯科在一月九日以后的十天罢工中，有百分之廿五的工人参加。罢工的范围几乎包括了俄国的大工业中心。很多的地方都发生了工人同警察及军队的冲突”。工人罢工“运动扩张到非常广大的范围”，“当时工人所提出来的要求与口号中，最主要的是有两个：一个是……八小时工作制，一个是……要求立宪会议（即国民会议）”。工人革命运动继续向前发展，一月九号的流血，不但没有镇压住，而且更扩大了他；白浮斯涅出斯基地方的夏季大罢工，参加了五万以上的工人，延长到六十九天。“当工人在城市中被禁止而不能开会的时候，他们全聚集到城外面去。好几万群众在那边聚集着，听他们的政治指导者社会民主党人（即列宁派）的演讲”。至十月时，革命更走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形势更为紧张，举行了全俄总同盟的罢工。仅铁路工人一部分就有七十五万多工人（没有一个工业中心、大企业，没有一个大工厂不来参加这一次十月全国总同盟罢工的）。（《俄国革命全史》）
大家看！在这种情形之下，在由号召八小时工作制及国民会议等要求出发而到了革命高潮的这种情形之下；沙皇的“国民会议当然不能阻止革命潮流之高涨”，无产阶级当然应该提出“苏维埃”口号，指挥同盟大罢工，指挥暴动，成立苏维埃政权。
可是观察观察目前中国无产阶级及广大的工、农、兵、贫民的本身！不用说没有全国政治同盟罢工，连部分的政治罢工亦绝少发生，至于健强的广大的赤色总工会及工会细胞，健强广大的、无产阶级基础雄厚的无产政党，以及工、农、兵、贫民共同结合或联合战线的团体与组织等等的缺少，更是不可讳言的事实。如果在这时候企图以“自己心理的愿望”，抵制那在革命高潮未到来前唯一能够（也只有是他才能够）团结全国群众、组织全国群众、动员全国群众的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政治斗争，而高喊不合时期的“苏维埃”、“红军”等口号？那不是真正的取消派还是什么？
真的！“愈无耻的叛徒，愈善于断章取义地旁行左证来拥护他们的骗局。但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光烛下，在群众斗争的实践上（应该具体的说：在明了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史实之后，在必然会证验的八小时制、没收土地、反帝国主义及国民会议这四个运动当中），一切的取消主义机会主义的魑魅魍魉终于要原形毕露的！”这就是小官僚们对斯大林、布哈林及自己判决了死刑！
七、结论：国民会议运动在中国目前之必要与必然
现在让我们来做一个结论：
1、中国第三次革命高潮到来时，只有用武装力量推翻资本家军阀地主及帝国主义一起，才能彻底完成民族革命及土地革命的任务；只有在革命高潮的开始及其深入的当中，才能成立苏维埃以至于红军；但要把各方面部分的斗争汇合而为总的政治斗争，那除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没有别的。
2、商品经济的向前发展，货币流通的扩大，中外资本在国内的日渐增加，军阀法西斯专政的强横，群众运动之抬头，……这种种必然的要使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国民会议运动逐渐地开展。广大的劳苦群众将要为了要求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而广大地集合起来、行动起来，像为了反帝国主义与争取一切自由运动那个样。谁的眼光远大，谁把这个总斗争发动得早，谁就是忠实的革命者，谁就是革命的最后的胜利者！
目前我们的总的政治任务，就应该是：
1、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统一中国！
2、普遍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3、没收土地归贫农！拥护南方土地革命！
4、立刻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大会，解决中国当前的重要问题：
a．保证民族完全独立——全国人民武装驱逐帝国主义军队出境，没收帝国主义财产等；
b．保证国家统一——撤废国民党专政，各派系军阀受国民会议制裁，言论集会等绝对自由；
c．确定八小时工作制、劳动保护法等；
d．没收土地归贫农，彻底废除苛捐杂税；
e．改善兵士待遇、军队民主化等；
f．改善贫民生活——救济灾民、难民、贫民，普及义务教育等；
g．联合苏联；中国各小民族平等自决。
世界革命及中国革命的领导已经逐渐回复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斯大林派革命理论的贫乏与政治路线的破产，一天一天成为彰明昭著的事实。同时，中国的工人运动及总政治斗争——国民会议运动也已逐渐开展，走向第三次革命，让我们中国广大劳动群众，在国民会议口号之下团结起来集合起来，准备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呵！ |
发刊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左派反对派北方区委北京大学支部机关报《火星报》（1932）->第一期
发刊词
《火星报》负有两种使命：第一种杀敌，第二种驱妖，但后者更属切要！
《火星报》估计到两种胜利：一种是今天的，一种是明天的，但后者更为伟大！
地球已经转到一九三二年的红色的五月，火星的爆发，就在眼前。一切敌人，一切妖魔，都要发抖的发抖，消灭的消灭。
独有客观真理，从容不迫地从淤泥里跑出来向我们握手说：劳你的驾！ |
中共左派反对派北方区委北京大学支部机关报《火星报》（1932）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中共左派反对派北方区委北京大学支部机关报《火星报》
相关：中国托派运动文献
火星报
（1932）
中共左派反对派北方区委北京大学支部机关报
《火星报》1932年5月9日创刊于北京。发刊期数、停刊时间不详。
第一期（1932年5月9日）
发刊词
中国革命到哪里去（托洛茨基）
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之批评的批评——答《时代青年》派（亢铁）
“马列学习团”的《认识》先生们怎样认识活的政治问题（不平）
短评
冷白舟先生们的国民会议公式！
《北方青年》与三个危机！
“封建军阀”还是“资产阶级军阀”？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打过了！
启事
感谢先知在1917收集、录入及校对 |
译者小记<<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译者小记为了不要“佛头着粪”，我们没有写“序”，为了不要“画蛇添足”，我们原也不想写什么后记；不过，关于译文所本，总不能不说几句，——这是译者的责任。第一卷是根据1931年版的俄文本译的，同时参看了MaxEastman的英译本。第二卷系根据英译本，第三卷则根据MauriceParijanine的法译本译的。第二第三两卷译文，曾以英法文互校，最后又都用1933年版的俄文本细细校读了一遍。我们二人曾相互校读了译稿，故主要的人名地名以及一般的译名，可说大体已统一了的。至于译文的本身，我们曾尽量求其忠实，我们希望能做到意义正确（当然不敢说全无错误）之外，还能相当保存原作者那种特殊的有力笔调。在这样艰难的环境里，我们竟译完了这部巨著，而且看见它出版，这欢喜，这满足，自然是不必说的。不过更使我们欢喜的，却还有一层意义：读者们读完了本书，大概还记得这个故事：1917年秋，列宁躲藏在芬兰，每天处在反动派的追缉与暗杀威胁之下，他那时写信给加米涅夫说：假使人们“收拾”了他，就要加米涅夫把他留在斯德哥尔摩的一本小练习簿，整理出来出版，那便是《国家与革命》一书的原稿。这表示什么呢？表示一个自觉到自己伟大历史使命的革命家，把思想的承续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重更高。现在，本书著者，也就是把这故事讲给我们听的人，已经给人家“收拾”掉了，但他那三大卷一百万字的最大著作——不是“小练习簿”呢！——甚至连落后的中国也翻译好出版了，这还不能保证他思想的承续，以及它的生根，滋长与发扬吗？难道还不够保证他生命的永在吗？这一点，我们是确信的。而且著者本人也是确信的，——虽然他已不能亲自感受到中文本出版的欣慰了！本书能够出版，经济上得力于Y与L两先生的同情援助；校对以及一切技术工作，则郭和与H二兄尽力最多。王凡西、郑超麟1941年5月1日<<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 |
关于不断革命论问题之历史的回顾<<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下）>>关于不断革命论问题之历史的回顾在本书第一卷附录之中，我们摘录了很多著者于1917年3月间在纽约写的论文以及后来同包克洛夫斯基教授作论战时写的论文。这两类论文都是分析俄国革命、部分地也是分析国际革命发动力的。俄国革命家的营垒之中，从本世纪初年起，便是以此问题为基础而发生原则上分化的。跟着革命潮流增长起来，这个分化遂带着纲领性质，战略性质，后来还带着直接策略性质。1903－1906年乃是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党中政治倾向加紧形成的时期。我们的著作《总结与前瞻》就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它是零零碎碎地，而且是为了许多不同的目的而写的。1905年12月以后，著者被捕下狱，遂得更有系统地发挥他的意见，关于俄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这些文字集成一本书，用俄文出版于1906年。为的后面摘录的几段能令读者得到一个正确意见，我们还提醒一次，即是：1904—1905年间，没有一个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曾经辩护过或曾经提出过在一个国家尤其在俄国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的见解。这个见解第一次提出于印刷物上，是在二十年之后，即1924年秋天[1]。在第一次革命时期以及在两次革命之间那几个年头，讨论的问题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动力，而非围绕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机运和可能问题。所有现时拥护“一国建立社会主义”论的人，毫无例外地，在那时期，都是将俄国革命的前途限止于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且在1917年4月以前，他们也都认为：不仅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连较进步的国家未曾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前无产阶级在俄国夺取政权也是不可能的。1905年至1917年间，人们所谓“托洛茨基主义”，乃指一种革命观念而言，这观念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若非推送无产阶级走上政权便不会有结果。直至1924年秋天之后，人们才开始将另一种观念看作“托洛茨基主义”，即是说：俄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不能仅以自己的力量来建成一国社会主义制度。为方便读者起见，我们这里以对话形式重述过去的争论，其中T字代表“托洛茨基主义”观念，S字则代表俄国那些“实干家”之一，他们现在是苏维埃官僚首脑人物。从1905年到1917年T．——俄国革命若不推送工人阶级走上政权，便不能完成其民主的任务，首先不能解决土地问题。S．——但是，那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了？T．——当然的。S．——在落后的俄罗斯么？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尚未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前么？T．——正是这样说。S．——但你漠视了俄国农村，漠视了落后的俄国农民，他们至今还陷溺在半农奴制之中。T．——恰恰相反：正因为土地问题的深刻，俄国才有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直接前途。S．——因此，你否认资产阶级革命了？T．——不，我不过要证明资产阶级革命的势力关系引向无产阶级专政罢了。S．——但这话意思是说俄国建立社会主义条件已经成熟了么？T．——不，不是这个意思。历史的发展没有如此和谐而合乎规则的。无产阶级在落后的俄国夺得政权，乃是资产阶级革命中势力关系必然产生的结果。至于无产阶级专政以后能开启什么经济前途，则受决定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时国内的和世界的状况。俄国当然不能独立地走到社会主义，但俄国开辟了社会主义革命纪元，就能够给欧洲社会主义发展以一个推动，以此方式，追随先进国家之后而走到社会主义。从1917年到1923年S．——托洛茨基在“1905年革命以前就已提出那个新奇的和特别有名的不断革命论，认为1905年资产阶级革命将立即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成为一连串国家革命的第一个。”（摘录自列宁在世时出版的《列宁全集》一条小注。）从1924年到1932年S．——那么你否认我们的革命能够走到社会主义么？T．——同从前一样，我认为我们的革命，若是带上了国际的性质，则它能够而且必须走到社会主义。S．——那么你不相信俄国革命的内在力量么？T．——但很奇怪的：这并不能阻止我去预见和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当你们排斥无产阶级专政，认为是个乌托邦时候。S．——但你总是否认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T．——1917年4月以前，你骂我否认资产阶级革命。我们的理论冲突的秘密，就在于你很长久落在历史过程后面，而现在你要赶上它，而且超过它。顺便说一句，你们的经济错误的秘密，也是在这上头。读者应当时时刻刻记得俄国革命思想发展上这三个历史阶段，然后对于现时俄国共产主义中派别分化和斗争的真正内容才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摘录1905年写的《总结与前瞻》（四）革命与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增长，无产阶级也同时壮大而巩固起来。在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无产阶级向着专政的发展。但政权落于工人阶级之手的日子和时辰不是直接决定于生产力水平的，而是直接决定于阶级斗争关系，国际状况及若干主观因素：传统，首创精神，斗争决心……在一个经济落后国家，无产阶级可以比在资本主义更先进国家早些得到政权。……若把无产阶级专政设想为自动地决定于本国的技术力量和资源，那就是一种“经济的”唯物论成见之简单化至于极限了的。此种见解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点。我们认为俄国革命创造了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之中，政权可以（革命若是胜利的，那就必须）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治家尚未能完全发挥其统治才能以前，便落于无产阶级手里。马克思主义始终是一种分析方法，——不是分析文字的，而是分析社会关系的。就俄国来说，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势力软弱，果真是必然表示工人运动势力软弱么？工业无产阶级的人数，他们的集中，他们的文化程度，他们的政治重要性，毫无疑义地受资本主义工业程度发展所决定的。但这种决定不是直接的。一国的生产力和国内阶级各政治力量之间，时时刻刻都有种种国内的和国际的社会政治因素交互影响着；这些因素移动了甚至完全改变了经济关系的政治形态。美国工业生产力虽然比我们的大了十倍，但俄国无产阶级的政治作用，其对于政治的影响，则比美国无产阶级的作用和重要大得多多了。（五）无产阶级得到政权与农民革命若是得到决然的胜利，政权就要落于那个在斗争中起领导作用的阶级之手，换一句话说：即要落于无产阶级之手。当然，我们将立刻声明说：这并不排斥非无产阶级社会的革命的代表加入政府。……一切问题都在于：谁来决定政府政策的内容呢？谁构成政府中稳定的多数？民主进步阶层的代表参加工人控制的政府，这是一回事，无产阶级的代表以“可敬的政治人质”的身份参加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完全是另一回事。无产阶级，非扩大革命的基础，不能巩固它的政权。许多劳动群众阶层，尤其是农村中的劳动群众，只有在革命先锋队——城市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以后，才能第一次被吸收到革命中来，并在政治上组织起来。……我们的社会历史关系的性质，使得资产阶级革命的整个负担都落在无产阶级肩上，这对于将来的工人政府虽然要惹起很多的难题，但也要造就一些不可估价的便利，至少当工人政府存在初期是如此。这个将表现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关系里面。俄国革命现在不容许，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也不会容许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宪政制度，可以解决最起码的民主任务。……所以农民——甚至是作为一个阶层的全体农民——的最基本的革命利益的命运，是与整个革命命运，即无产阶级命运，相联系的。执政的无产阶级将作为解放农民的阶级出现在农民面前。但农民是否有可能把无产阶级推开并取而代之呢？不可能的。全部的历史经验都反对这个假设。历史经验表示：农民是绝对不能起一种独立的政治作用的。俄国资产阶级正在把所有革命阵地让给无产阶级，其中也包括对农民的革命领导权。在无产阶级得到政权以后造成的局面之中，农民除了结合于工人民主政制，便没有其他办法。农民之结合于工人民主政制，并不比往时结合于资产阶级政制，做得更有自觉些！但同时，每个资产阶级政党取得农民投票拥护之后，就赶紧利用政权去掠夺农民，取消一切许诺，欺骗一切希望，而最不好的还是（在情况不妙时把自己的位置）让位于另一个资本主义政党；——无产阶级则不然，它依靠于农民之上，将发动所有的力量，去提高农村的文化水平，并在农民之中发展政治意识。（六）无产阶级政制无产阶级只能在全国觉醒之上，依靠于全体人民的热情，而走到政权。无产阶级将以全国革命的代表资格，以反专制政治和反农奴制度的斗争中公认的民众领袖资格，加入政府。但取得政权之后，无产阶级将开启一个新时代，——革命立法时代，积极政策时代，——而此时，无产阶级的公认的全国代表资格是绝无保证能够维持不失的。有一件事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执政的无产阶级的政策将一天天地加深，其阶级性质也将愈来愈明确。这样一来，无产阶级和民族之间的革命关系将会破裂，农民的阶级分化会以政治形式表现出来，农民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对抗也将随着工人政府政策的明确化和由一般民主政策变为阶级政策而逐渐增长。农奴制之废除将获得担负徭役的全体农民的拥护。……但保护农业无产阶级的法律则既不能得到大多数人如此积极的同情，又要遭遇少数人积极的抵抗。无产阶级不得不将阶级斗争搬到农村里来，如此就打破了全体农民之中无疑存在的共同利益，——但此种共同利益范围本来是比较狭小的。无产阶级于其统治开始时就必须依靠贫农反对富农，依靠农村无产阶级反对经营农业的资产阶级，以此求得拥护。政权一经落入于一个社会主义者为多数的革命政府之中，则最低限度纲领和最高限度纲领之间的差异，便立刻丧失其原则上重要性及其直接的实际意义。无产阶级政府无论如何不能保持在如此限定的范围之内的。无产阶级的代表不是作为无权的人质，而是作为领导力量参加政府这一事实，将消除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之间的界限，即是说将把集体主义提出于议事日程。无产阶级在朝这个方向前进中将停止于哪一点呢？那要看将来的力量对比，而决不取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观意图。所以根本谈不到什么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特殊形式，即谈不到什么无产阶级的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工人阶级不可能在保持其专政的民主性质的同时又不越出其民主纲领的界限。对于这点存任何幻想都是绝对有害的。无产阶级政党一经取得政权，便要为彻底的保持政权而斗争。倘若为保持和巩固政权的斗争，所用的方法之一就是鼓动和组织，尤其在农村，那么另一个方法就是集体主义的政策了。集体主义不仅将成为从执政党地位继续前进的必然道路，而且是依靠于无产阶级的支持保持此地位的一个方法。***当社会主义报刊出现不断革命论的声音以后——不断革命论意味着把消灭君主制和农奴制同社会主义革命联系起来，并把后者同日益增长的社会冲突、无产阶级对统治阶级的经济和政治特权不断进攻联系起来——，我们的“进步”报刊齐声发出了忍无可忍的怒吼。“进步”人士一窝蜂地表态道：革命属于非常措施。人民解放运动的目的不是没完没了地干革命，而是要尽快地把革命引上建设性常规发展的道路，等等，等等。那个民主派的最激进的代表，……不仅认为在俄国能成立工人政府的观念是荒唐的，而且否认在当前的历史时期欧洲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必需的“前提”尚未存在。真的么？自然，问题并不在于规定社会主义革命的日期，但必须将社会主义革命纳入于真实的历史前途之中。……（接着分析社会主义经济的一般前提，以及举出证据，证明，在现时，即二十世纪，若是从欧洲和世界范围来看此问题，则那些前提业已存在了。）……在闭关孤立的国家范围内，社会主义生产是不能实行的，——一方面因为经济的理由，另一方面又因为政治的理由。（七）俄国工人政府与社会主义我们上面已经证明过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前提业已为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所造成。但在这个关系之下俄国可以怎样说呢？可否说俄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即成为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对全国经济进行改造的开端呢？马克思说过，巴黎工人并不要求公社施行奇迹。现在我们也不能期待无产阶级专政立即创造出奇迹来。国家政权并非全能的。若以为无产阶级一得政权，马上就能用几条法令拿社会主义去代替资本主义，——那是荒谬的思想。经济结构不是国家活动的产物。无产阶级只能以其整个的毅力利用国家政权来便利和缩短那向集体主义去的经济发展道路罢了。生产集体化将在那些最少遭到困难的部门开始。在第一时期，集体化的生产将是一些绿洲，经过商品流通法则同那些私有企业联系起来。集体经济所占的地盘愈扩大，则其便利处亦愈明显，——而新政制也跟着愈加觉得巩固，无产阶级往后的经济设施也就愈加大胆起来了。无产阶级在这些设施之中可以而且一定不仅依靠于本国生产力之上，而且依靠于国际技术之上，正如在它的革命政策方面，它不仅依靠于本国阶级关系的经验，而且依靠于国际无产阶级的整个历史经验一般。无产阶级政制，开始时期必须努力去解决土地问题，居住于俄国的广大群众的命运是与此问题有联系的。解决这个问题同解决其他一切问题一样，无产阶级将从它的经济政策的根本倾向出发：尽可能地获取广大的地盘来组织社会主义经济，——这个政策用于土地问题上的形式和速度，一面受决定于无产阶级所能操纵的物质资源，他面又受决定于一种需要，即必须调整其行为，免得驱迫可能的盟友于反革命营垒去。但在俄国经济条件底下，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政策能前进至哪一点上呢？有一点可以断定的，即是这个政策未曾碰到本国落后技术障碍以前早就碰到政治障碍了。若无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政权帮助，俄国工人阶级便不能保持政权，并转变其临时的统治为一种持久的社会主义专政。……***政治乐观主义可能有两种。我们可能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和革命形势的有利方面，并给自己提出一些在现有的力量对比关系下解决不了的任务。另一方面，我们也可能乐观地给我们的革命任务定下一个框框，而这个框框是现实斗争逻辑必然迫使我们打破的。我们可以给所有革命问题定下一个框框，硬说我国的革命就其客观目的、从而就其必然结果来说是资产阶级革命，我们也可以无视这一事实：这个具体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角是无产阶级，并将被革命的全部进程推动着去夺取政权。……我们可以安慰自己说，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内，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只会是偶然的插曲；同时忘记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不经过拼命抵抗，不到政权被武力夺走它就不放弃政权。我们还可以安慰自己说，俄国的社会条件没有成熟到可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同时不考虑这一事实：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就必然会在现实斗争的全部逻辑的逼迫下去组织国家管理的经济。一般社会学的定义——资产阶级革命——决不能解决某一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过程中所提出的政治策略任务、矛盾和困难。十八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其客观的任务乃是资本的统治，在此革命范围之内，无裤党的专政是可能的。这次专政并不单纯是一种偶然的插曲，它在随后整个世纪留下了痕迹，尽管这次专政由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局限很快就被粉碎了。20世纪初发生的这场（俄国）革命，就其直接客观任务而言也带有资产阶级性质，却出现了无产阶级在最近的将来取得政治统治地位的必然性，或至少是可能性。无产阶级的任务，是使这种统治地位不致如某些现实主义庸人所希望的那样，仅仅成为暂时的“插曲”。但从现在起，人们可以提出这个问题：无产阶级专政，在资产阶级革命范围内，必然要归于失败么？或者，在现在的世界历史条件之下，它可不可以给自己开辟一个在打破这些界限之后取胜的前景呢？我们面临着一个重大策略问题：我们是不是该在革命发展越接近建立工人政府的时候，自觉地为这个目标而斗争，或者我们应该把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工人政权当作一种不幸，因而加以回避的好呢？我们是否应该听信“现实主义”政客福尔马尔[2]的高见？在谈到1871年的公社社员时，福先生说“他们不该去接管政权，还是去睡觉好……”。（以后发挥这个观念，即说俄国革命可能而且十分可能要发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而西方革命又转过来保证俄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还须声明一点，即是当共产国际成立最初几年中，上面征引的著作是被正式译成外国文出版的，作为十月革命的理论解释。）[1]有个事后的企图，要在1915年列宁一篇论文中二行字里，发现出对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的肯定的回答，这丰富于人类误会的历史中最惊人的奇事之一。我们在《共产国际纲领批评》（见《列宁以后的共产国际》）说过这件事情。——著者原注[2]福尔马尔，格奥尔格·亨利希（Vollmar,GeorgHeinrich1850－1922），德国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领袖之一。－C.R<<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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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建立社会主义么？<<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下）>>一国建立社会主义么？“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给不太发达的国家所显示出的，只是后者自己未来的形象。”马克思这个断语，在方法论上说并非依据整体世界经济上面的，而是依据于某一取为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上面。资本主义发展愈波及于一切国家，不问各国的以往命运及其现时经济水平如何——则上面那个断语便愈加不能应用。英国当时显示了法国的未来形态，但较少显示了德国的未来形态，而且绝未显示俄国或印度的未来形态。然而俄国孟什维克派拿绝对的意义去理解马克思那个相对性的断语而推论说：落后的俄国不应当走上前去，应当柔顺地模拟一些现成的形态。这种“马克思主义”，连自由派也赞成。马克思另有一个同样流行的断语，即是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这个断语，恰好相反，不是依据于某一单独国家上面的，而是依据于普遍的社会制度的更替变化上面（奴隶社会，中古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可是孟什维克派以一个单独国家观点来看这个断语，而推论说：俄国资本主义还有很长道路可走，直至于走到欧洲或美洲水平。可是，生产力并非在真空内发展的！你不能谈论一国资本主义的潜力，而一方面忽视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又忽视它对国际条件的依赖性。俄国资产阶级被无产阶级推翻，是拜它与生俱来的种种矛盾所赐，这就一笔勾销了俄国资本主义的抽象经济潜力。俄国的经济结构及其阶级斗争性质，在一个有决定意义的程度上，受决定于国际条件。就世界范围说，资本主义已经达到了一种地步，再不能辩护——并非在商业意义上说，而是从社会学观点上说——其生产费用的合理性：关税，军备，危机，战争，外交会议及其他病象，吸收了和消耗了如此之多的创造精力，以致不管技术如何进步仍然没有余力去富裕生活和增进文化。替世界制度罪恶负咎的第一个牺牲者，竟是一个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这事实，表面上似乎是离奇难解的，而其实完全合乎法则，马克思在他那时代对此已有所解释了。“猛烈的爆炸先发生于资产阶级肌体的四肢，然后才及于心脏，因为在心脏处进行调节的可能性，比边缘部位大。”在帝国主义的重大负担之下，那个国家要比别国先塌台的，它尚未积累起一大宗民族资本，而世界的竞争又不宽假于它。俄国资本主义的塌台乃是世界社会结构中一个地方性的崩溃。列宁说：“惟有从国际观点出发才能恰切判断我们的革命。”归根结底说来，我们不是拿俄国的落后地位来解释十月革命的，而是拿配合发展的法则来解释。历史的辩证法不承认有什么纯粹而简单的落后性正如不承认有什么化学般纯粹的进步性一样。一切都在于具体的相互关系。当前人类历史充满了“离奇现象”，自然并非都像落后国家产生无产阶级专政一般的离奇，但仍属于同一类的历史性质。落后的中国，学生和工人拼命接受唯物论学说，而同时文明的英国工人领袖则相信教士的祈祷词含有魔力，——这个事实无疑证明了：在某些方面，中国超过了英国。但是中国工人之鄙视麦克唐纳的中古式的愚蠢，并不容许我们推论说：中国在其一般发展上超过了英国。恰好相反，英国在经济上和文化上之高于中国，是可以用正确数字表明出来的。但这些数字无论如何威风，却不能阻止中国工人能比英国工人早些走上政权。另一方面，中国无产阶级专政也绝非表示在万里长城界限以内建设社会主义之意。学究式的和迂腐片面的准则或太短视的民族准则不适用于我们这个时代。俄国之得以脱离其落后地位和亚洲式蛮性的，乃是出于世界发展之故，若是把它的发展道路的错综复杂撇开不论，我们便不能了解它的往后命运了。历次资产阶级革命既反对封建所有制关系，又反对地方割据的局面。解放的旗帜，除了自由主义以外还有民族主义。西方人好久以来就已穿破此类小孩子的鞋袜了。在我们的时代，生产力不仅超过了资产阶级的财产形式，而且超过了民族国家的限界。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同等地变成了世界经济的障碍物。无产阶级革命同等地反对生产机关之私有制和反对世界经济之民族的分割。东方人争取独立的斗争，插入于这个世界过程里面，为的以后同此过程混合为一。设立一个民族的社会主义社会，若是能实现的话，那就是表明人类的经济力是极端衰颓。但正为如此，这种社会才是不能实现的。国际主义并不是抽象原则，乃是经济事实的表现。正如自由主义是民族的一般，社会主义就是国际的。社会主义的任务是要从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出发，使国际间的货物交换和互相服务得到最高限度的发展。革命，无论何时何处都未曾完全符合于，也不能完全符合于，参加革命的人的设想。然而参加者的思想和目的，也是革命中很重要的因素。这话对十月革命说来尤其真切，因为自古以来革命者对于革命所设想的观念从未曾如1917年那般接近于事变实际的。关于十月革命之研究将是不完全的，倘若没有以尽可能的历史准确性来回答这个问题：在事变正热之中，党如何设想革命往后的发展呢？党期待于革命的又是什么呢？逝去的岁月愈是被新的利益所蒙蔽，这个问题所具有的意义也就愈加伟大。政治总是在过去找寻根据点的，若是寻不到根据点，则往往伪造一个。苏维埃联盟现时的官方政治，从“一国建立社会主义”理论出发，视此理论为布尔什维克党的传统观点。青年的几辈人，不仅是共产国际属下的，多半而且是其他一切党派属下的，都是在此信念之中养育起来，即信为：苏维埃政权，是以在俄国建立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之名，而争取来的。历史的真实，与此神话毫无共同之点。直至1917年以前，党一般地未曾承认：无产阶级革命未实现于西方以前能先在俄国成功之思想。“四月会议”，在极端明显的客观局势胁迫之下，党才第一次确认了夺取政权的任务。这个确认在布尔什维克主义史上开启了一个新生篇幅，但与独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前途毫无共同之点。恰好相反，布尔什维克派坚决拒绝排斥孟什维克派冤诬他们的那种漫画式的观念，即要在落后国家建立“农民社会主义”的观念。在布尔什维克派看来，俄国无产阶级专政乃是通到西方革命去的一座桥梁。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被宣布为本质上是国际性的。仅仅到了1924年，这个根本问题才发生一个转变。人们第一次宣布：不问其余人类的发展如何，在苏维埃联盟疆界之内是完全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只消苏维埃政权未被帝国主义者军事干涉所推翻就够了。这个新理论忽然有了追溯既往的效力。不肖门徒辈宣告说：如果1917年党不相信俄国能够建立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制度，那么党便没有权利夺取政权。1926年，共产国际正式判决那些不承认一国社会主义论的人为有罪，同时扩张这个判决于过去时代，直至于1905年。从此之后，有三类思想被认为敌视布尔什维克主义。这三类思想就是：第一，否任苏维埃共和国在资本主义包围中能无限期维持存在（军事干涉问题）；第二，否定能以本国疆界以内自己的力量来克服城市和农村的对立（落后经济问题和农民问题）；第三，否定能建立一个稳固的闭关自守的社会主义制度（世界分工问题）。根据新的学说：即使其他国家没有革命，亦能以“致使资产阶级中立”为手段来保障苏维埃共和国的安全；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合作应该认为已有保证了的；俄国对于世界经济之依赖，已因十月革命和苏维埃经济成功而消除了。若不承认这三点，便是“托洛茨基主义”，即是一种与布尔什维克主义不能相容的学说。在这里，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恢复一种思想体系的本来面目。他必须把一个革命政党的真正观点和目的，从后来的政治垃圾堆里挖掘出来。尽管这些时期彼此相隔很短，这个任务却很像辨读在刮过的羊皮纸上重写的古书一般。而且如果说为了伪造神学，七、八世纪的僧侣毁坏了用羊皮纸和草纸写成的古典著作，那么不肖后辈的手法，也并不高明到哪儿去。一般地说，我们在这本书中始终避免旁征博引。但是，现在这篇文章由于任务重大，不得不向读者提供很多原文，而且要大段大段地引用，以便消除认为它们是被人为地挑选过的那种成见。必须让布尔什维克主义能够以自己的语言说话：在斯大林官僚制之下，是没有这种可能的。布尔什维克党，从成立时候起，就是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党。但它不得不认为它的最切近的历史任务乃是推翻俄国专制政治和建立民主政制。革命的根本内容应是：以民主方法解决土地问题。于是社会主义革命便被移植于颇远的未来，总之被移植置于不确定的时间。人们认为，社会主义革命须待西方无产阶级胜利之后才能实际列入于议事日程，——这是无可争论的事情。这种议论乃是俄国马克思主义在反对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之中所铸成的，而且收入于党的武装库里面。由此产生一种假设即以为：民主革命若在俄国达到了强大的发展，则能直接推动西方社会主义革命使西方革命又转过来容许俄国无产阶级以加速的步骤走上政权。即使万事如意，总的历史前途仍然没有改变，只是发展进程加速了和期限提前了。1905年9月间，列宁正是以此精神写了如下的话：“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恰恰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奇怪得很，斯大林竟利用上面征引的一段话来证明：党对于1917年事变的真实进程早已有了诊断。既然如此，列宁的“四月提纲”又为什么对于党的干部有如晴天霹雳一样呢？事实上，照旧的观念说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须待土地问题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围内有个解决之后，才能开展。但不幸的，就在于农民满足其土地要求之后，就不肯拥护一个新革命了。俄国工人阶级既然明显地在国内处于少数地位，不能以自己的力量去夺取政权，所以列宁完全合于论理地估计：西方无产阶级未曾胜利以前，在俄国谈不到什么无产阶级专政。1905年列宁写道：“此次革命的完全胜利，将结束了民主革命，而开启那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坚决斗争。现时农民要求的满足，反动势力的完全瓦解，民主共和国的成立，——这一切将是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革命精神的终点，同时亦将是无产阶级真正为社会主义斗争的开端。……”这里所谓“小资产阶级”首先是指农民而言的。那么，在此条件之下，“不断”革命的口号是从哪里来的呢？列宁回答此点道：俄国革命家，依据于欧洲好几代革命家之上，有权利“梦想”能够“前所未闻地完全实现我们的整个最低限度政纲。……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时革命之火就要燃烧整个欧洲。……欧洲工人也将起来，并将指示我们‘该怎么办’。那时欧洲的革命也将反响于俄国，于是几年长久的革命时代就将变为几十年长久的革命时代了。”俄国革命的独立内容，即使发展至最高程度，也还没有超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限界的。惟有西方革命胜利，才能开启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斗争的时代。这个观念，在党内，原封不动地保存它的效力，直至于1917年4月。如果撇开那些插曲性的议论，论战时的夸张和单个的错误不谈，则1905－1917年间关于不断革命问题的辩论，其根本论点并不在于俄国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后能否建立一国社会主义社会（关于这点，一般说，俄国马克思主义者，1924年以前，未曾有一个人说过话），而是在于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还能否真正解决土地问题，或者要完成这个任务是否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在他的四月提纲里究竟修改了他早期观点的哪些部分呢？他一分钟未曾抛弃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学说，他也未曾抛弃落后的俄国须待西方立即援助才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观念。但列宁这里，第一次公布：俄国无产阶级正是为了民族条件落后之故，能够比先进国家无产阶级更早走到政权。二月革命既未能解决土地问题，也未能解决民族问题。俄国的农民和各被压迫民族在争取实现民主目标的斗争中，不能不支持十月革命。这仅仅因为俄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无力履行他们的西方前辈所已履行的历史使命，所以俄国无产阶级才能比西方无产阶级，更早些夺得政权。在1905年，布尔什维克主义等待民主任务完成之后才要去进行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在1917年，无产阶级专政则正是从民主任务未曾完成之事实发生出来的。俄国革命之配合性并不限止于此。工人阶级之夺取政权自然而然地消除了所谓“最低限度政纲”和所谓“最高限度政纲”之间的分界线。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但唯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革命的民主改革必然要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改革，尽管欧洲工人还没有来得及告诉我们“该怎么办”。东西方的革命浪潮在顺序上的变化，尽管对俄国和全世界的命运都具有非常大的重要性，毕竟带有历史局限性。不论俄国革命向前跃进得多么远，它对于世界革命的依赖地位仍然是未曾消灭的，也未曾减轻的。民主改革生长为社会主义改革，其可能性立即由内部条件配合之中表现出来，首先由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之中表现出来。但是最后分析起来，社会主义转变的界限是受决定于世界范围的经济和政治状态的。一国的突进力无论如何强大，却不能跳出星球以外。共产国际排斥“托洛茨基主义”时，特别猛烈攻击一种观点：——按这种观点说，俄国无产阶级拿到政权而未曾得到西方无产阶级赞助时候，“会和那些协助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冲突。……”即使承认托洛茨基在1905年——现在批评他的官方人士那时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是连想都不敢想的！——提出的这个诊断完全被历史经验所否定了，但仍有一件事实不能否认，即是：俄国所有马克思主义者，连列宁在内，都把农民看做不大靠得住的和有叛卖可能的同盟者。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真正传统，与那个工农利益先天和谐说毫无共同之点。恰好相反，对这种小资产阶级理论进行批判，在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民粹主义者的长期斗争中，一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1905年列宁写道：“俄国民主革命时代一旦过去了，那时来谈什么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意志统一’，就是很可笑的。……”“农民以土地私有者资格，在这个斗争（为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将起着带背叛性的不稳定作用，正如现时资产阶级在为民主的斗争中起的作用一般。忘记了这点，就是忘记了社会主义，就是在无产阶级真正的利益和任务上面欺骗自己和欺骗他人。”1905年末，列宁在拟订关于革命进程中各阶级相互关系的提纲中，曾以如下的话形容地主财产权消灭之后的局势：“为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俄国无产阶级开始进行保持民主主义成果的斗争。如果没有欧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对我们的帮助，那末，这场斗争对于孤军作战的俄国无产阶级，几乎是毫无希望的，而且必然要遭到失败……在这个阶段，自由派资产阶级和富农（还有一部分中农）将组织反革命。俄国无产阶级和欧洲无产阶级将联合组织革命。在这些条件下，事业已经不是没有希望的，俄国无产阶级能够取得第二次胜利。第二次胜利将是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欧洲的工人会告诉我们‘怎样干’，那时我们就与他们一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差不多正在这几天，托洛茨基写道：“一个落后国家，居民中农民占压倒的多数，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内在矛盾，只能在国际范围内求得解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求得解决。斯大林后来恰恰征引这一段话来证明“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论和托洛茨基的无产阶级专政论之间存在着一个不能逾越的鸿沟”。然而这段征引的话，恰好证明了：那时列宁和托洛茨基二人革命见解之间虽无疑有不同之点，但是关于农民有“背叛性的不稳定”作用问题，二人的观点，在那时，根本上就已经是一致的了。1906年2月，列宁写道：“我们赞助农民运动到底，但切勿忘记：这是另一个阶级的运动，而不是那个能够实现，并且定会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的运动。”1906年4月，他又说：“俄国革命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取得胜利，但是没有足够的力量保持胜利的果实……因为在一个小经济十分发达的国家里，在无产者从争取自由走向争取社会主义的时候，小商品生产者（包括农民在内）必然会掉过头来反对无产者……要防止复辟，俄国革命不能一味挖掘自身潜力，它必须有外来的帮助。世界上有这样的帮助吗？有的，就是西方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这些观念，经历了反动和战争的一切年头，其间虽有种种不同的配合，但根本上是没有改变的。无需乎多所征引。在革命事变高潮中，党的革命观点理应得到最完整和最明确的表现。布尔什维克主义理论家如果革命以前已经倾向于“一国社会主义论”，那末在直接夺取政权的斗争时期，这一理论就必然会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事实真是这样吗？一九一七年将作出回答！二月革命后回俄国来时，列宁在他的告别瑞士工人书中写道：“俄国无产阶级，仅仅以其自己的力量，不能胜利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它可以……促进局势改变，使得它的主要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欧洲和美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易于进入决战。”四月会议通过的列宁决议案，说：“俄国无产阶级是在欧洲最落后的几个国家之一、在小农的汪洋大海中进行活动的。因此，它不能抱定立即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决议案中开头这几行字虽然密切联系于党的理论传统，却在新道路上坚决地前进一步。它宣布：农民性的俄国虽不能实行独立的社会主义改革，我们仍没有权利不去夺取政权，——夺取政权不仅为了民主任务，而且为了“实行若干已经成熟的向社会主义迈进的步骤”，如国有土地，监督银行等等。而由于“在最发达的先进国家中……”已经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前提”，这些反资本主义措施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应该作为我们的出发点。列宁在报告时解释道：“仅仅说些俄国环境，那是错误的。……全世界运动的综合发展，将社会主义革命提出于我们面前时候，在此条件底下俄国无产阶级将遇着什么任务呢？——这便是本决议案所研究的主要问题。”显然，1917年4月间，在列宁战胜了“老布尔什维克”对民主革命的狭隘理解以后，党所采取的新出发点，同“一国社会主义论”有天渊之别！从此以后，不论是在首都的还是在外省的一切党组织中，我们都碰到关于这个问题的相同提法：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我们必须记住，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它未来的命运取决于各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胜利。这种提法没有遭到任何人的反对，相反，它是大家一致承认的主张，是进行一切争论的前提。7月16日，彼得格勒党会议上，哈里东诺夫——他同列宁一路坐在布尔什维克派“铅皮火车”里回俄国来——说：“我们处处都说，如果没有西方革命，我们就要失败的。”哈里东诺夫不是理论家；他是党的一个中等鼓动家。在同一会议的记录之中我们又可读到：“巴甫洛夫号召大家重视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原则性意见，即只有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持之下，而且只是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持之下，俄国革命才能蓬勃发展。”几十个几百个哈里东诺夫和巴弗洛夫，发挥了四月会议的根本思想。那时没有一个人想起来驳斥或更正他们说的话。7月末开的第六次党大会，把无产阶级专政确定为：工人和最贫苦的农民夺取政权。“唯有这些阶级，……才能事实上助成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之发展，而此革命不仅要消除战争，而且要消除资本主义奴隶制。”布哈林的报告正是以此观念为基础，即说：时局的唯一出路乃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如果革命尚未爆发于西方，却在俄国先得胜利，那么我们就应当……燃起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火焰。”那时斯大林也是被迫着差不多这样提出问题的，他说：“终究会有一天，工人阶级把贫苦农民阶层发动起来，并把他们团结在自己周围，高举起工人革命的旗帜，开辟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纪元。”8月初开的莫斯科地方会议，最能使我们看清党内思想状况。在那关于第六次大会决议的主要报告之中，中央委员索尼可夫说道：“必须明白叫人知道，俄国革命必须同世界帝国主义作战，否则有为此帝国主义所扑灭之危险。”好多代表也是以此精神说话的。维托林说：“我们应当准备社会革命，这革命将推动西欧社会革命的发展。”代表柏伦基说：“如果要在民族的范围内解决问题，那我们是没有出路的。索可尼可夫说得对，他说：俄国革命只能以国际革命资格获得胜利。……在俄国，社会主义条件尚未成熟，但如果欧洲开始了革命，我们也要跟着欧洲背后走的。”斯杜可夫说：“俄国革命只能以国际革命资格取得胜利，这条原则不能引起任何疑问。……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国际规模之下才是可能的。”所有的人都一致同意三个根本之点：帝国主义若未在西方被推翻，工人国家便不能维持在俄国；社会主义条件在俄国尚未成熟；社会主义革命任务根本上属于国际性的。这几个观点，七八年之后被人斥为邪说了，但如果当时除了这几个观点之外，党内还有其他的观点，即现时被认为正统的观点，那一定会在莫斯科会议上表现出来，也一定会在此会议前的党大会上表现出来。但无论报告者，或参加辩论者，或报纸论文，都没有一句话提到党内有一种正统观点是与上面提到的“托派”观点相对立的。党代表大会以前召开的基辅全市代表会议上，报告者哥罗维次说道：“保卫我们的革命之斗争，只能在国际规模上进行。我们面前摆着二个前途：革命如果胜利了，我们就要建立一个过渡的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去，否则我们就要在国际帝国主义进攻之下灭亡。”党大会之后，8月初，基辅再开会议时，毕亚大可夫说道：“革命一开始，我们就说俄国无产阶级命运完全依赖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进程。……我们便是如此进入不断革命阶段了。”关于毕亚大可夫的报告，上面提起过的哥罗维次说：“我是完全同意于毕亚大可夫把我们的革命说成为不断的。……”毕亚大可夫又说道：“俄国革命的唯一可能得救道路乃是一个世界革命！它将为社会变革奠定基础。”但也许这二个报告者代表少数人么？不，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没有一个人反驳他们；选举基辅委员会时这二个人都得到最多的票数。在4月间党全国会议上，在7月间党大会上，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基辅党会议上，人们发挥了而且投票拥护了那些后来被宣布为与布尔什维克主义不相容的观念，——以上一切可以认为绝对成立了的事实。还有一层：党内没有一个人曾经表示一点意见，可以让人解释为未来一国建立社会主义论之萌芽，哪伯就像在大卫王的圣诗中发现基督福音的预兆一样。8月13日，党中央机关报有如下的解释：“苏维埃的完全政权绝不是表示‘社会主义’实现，但无论如何将打破了资产阶级的抵抗，而且与现存生产力及西方局势相配合，又将领导并改变经济生活，使之合于劳动阶级的利益。革命排除了资本主义政权障碍之后，将变成不断的，将利用国家权力，不是为了巩固资本主义剥削制，反是为了消灭这个剥削制。革命在这条道路上的最后胜利，依赖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之成功。……这便是革命今后发展的唯一真实的前进。”这篇文章是托洛茨基在克列斯蒂监狱内写的。党报主笔是斯大林。这段征引，由以下事实就可显出它的重要了，即是：1917年以前，“不断革命”一词在布尔什维克党内本是专用来指示托洛茨基观点的。几年之后，斯大林宣布说：“列宁为了反对不断革命论而斗争，至死而后已。”无论如何，斯大林自己是未曾作此斗争的：那篇文章发表出来，编辑部毫未加以按语。十天之后，托洛茨基又在同一报纸上写道：“国际主义对于我们并非一个抽象观念。……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直接的指导原则。除了欧洲革命以外，我们不能想象一个稳固的确定的成功。”斯大林也是没有什么话反对的。并且二日之后，他自己还重复说：“他们（工人和士兵）要知道，惟有与西方工人联合，惟有掘坏西方资本主义基础之后，才能指望俄国革命的胜利！”这里说的“革命胜利”，并非指建立社会主义而言，——当时一般尚未曾提出这个问题，——而只是指夺取政权和维持政权而言。9月间，列宁写道：“资产阶级叫喊：俄国公社必然失败。这话意思是说：无产阶级若是夺取政权，必然要失败的。”我们不要害怕这种叫喊：“俄国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之后，完全可能把它保持住，并领导俄国直至于西方革命胜利。”这里，革命的前途是确定得非常清楚的：保持政权直到于欧洲社会主义革命开始。这个公式并非偶然说出来的；列宁时常重复它。那篇纲领式论文，《布尔什维克将保持政权么？》由列宁总括为底下几句话“……布尔什维克派若是不受人家所恐吓而晓得去夺取政权，则世界上就没有一种力量能够阻止他们去维持政权，直至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布尔什维克右派主张与妥协派合作，借口说布尔什维克派“单独”不能维持政权。11月1日，暴动已经胜利之后，列宁回答他们说：“有人说我们单独不能维持政权。但我们不是单独的。我们面前有整个的欧洲。我们必须走第一步。”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右派辩论之中，我们特别明显可以看出：辩论中无论哪一方面都未曾有个在俄国单独建立社会主义的观念。约翰·里德说起，彼得格勒奥布霍夫斯基工厂某次开会时，一个从罗马尼亚前线回来的士兵叫喊道：“全世界民众未曾崛起，未曾帮助我们以前，我们将要尽我们的一切力量支持着。”这种话不是凭空发生的，也不是这个无名士兵或里德自己想出来的，乃是布尔什维克派鼓动家注入于群众之中的。从罗马尼亚前线回来的士兵的声音，乃是党的声音，乃是十月革命的声音。《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这是以苏维埃政府名义向立宪会议提出的国家纲领——宣布新政制的任务乃是“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和造成各国社会主义的胜利。……苏维埃政府坚决地在这条路上走下去，直至那解除资本枷轭的国际工人革命的完全胜利。”这个《权利宣言》是列宁起草的，直至今日尚未被人正式废除，——其中不断革命论已转化为苏维埃共和国的一条根本大法了。罗莎·卢森堡在狱中非常留心布尔什维克派的行事和言论，她若是发现其中有某种一国社会主义的色彩，那她一定要立刻提出警告的。在那几天，她非常严厉地——根本上错误地——批评布尔什维克派政策。然而以下是她关于党的总路线说的话：“布尔什维克派把他们的政策完全放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方向上去，这一事实光辉地证明，他们具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坚定的原则性和豪迈的政治气魄。”正是那些观点；正是列宁所天天发挥的，正是以斯大林为主笔的党中央机关报所宣传的，正是大小鼓动家演说所根据的，正是远地前线士兵所复述的，正是罗莎·卢森堡所认为最有力地证明布尔什维克远大政治眼光——那些观点，1926年受了共产国际官僚机关所驳斥，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体执行委员会一个决议案中说：“关于我们的革命的性质和前途问题，托洛茨基及其信从者的观点，与我们的党的观点毫无共同之处，与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不肖门徒一辈便是如此清算了他们自己的过去。1917年，若是有人的确攻击过不断革命论：那就是立宪民主党人和妥协派。米留可夫和丹，宣布“托洛茨基主义的革命幻想”乃是致使1905年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齐赫泽在他的民主会议开幕辞中，痛骂那种企图，“用变（民主）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办法，来扑灭资本主义战火。”10月13日，克伦斯基在预备国会里说：“现在，革命的，民主的，以及一切自由胜利品的最危险的敌人，乃是那一些人，他们……企图使革命转化为不断的社会革命，以此来败坏群众，而且似乎已经败坏群众了。……”齐赫泽和克伦斯基反对不断革命，正因为他们是反对布尔什维克派的。第二次苏维埃大会上，即正当夺取政权之时，托洛茨基说道：“如果欧洲暴动的民众没有压死帝国主义，我们就要被压死的，——那是无可置疑的。或者俄国革命将激起了西方斗争怒潮或者各国资本主义者将窒死我们的革命……”当时会议席上有人喊道：“还有第三条道路！”也许，这是斯大林的喊声吧？不，那是一个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派须待以后若干年才发现了这“第三条道路”。由于斯大林派无量数次反复宣传，在全世界许多不同的政治圈子里，差不多已经形成了这样的看法：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问题的争论，是以二种意见冲突为基础的，一种意见认为靠俄国内部的力量不仅可以维持，而且可以建立社会主义，另一种则完全指望欧洲革命。事实上，把这二种意见对立起来乃是几年之后的事情，而主持其事的人甚至不耐烦拿这杜撰的对立至少在表面上去同历史文件调和一下哩。不错，这是很困难的：当布列斯特时代，所有的布尔什维克派毫无例外地都认为如果欧洲在尽可能近的将来不爆发革命，苏维埃共和国就要倒台的。这个尽可能近的将来，有些人估计为几个星期，有些人估计为几个月，但估计为几年的人压根儿没有。1918年1月28日，布哈林写道：“俄国革命一开始，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便宣布道：或者是俄国革命发动的国际革命扑灭了战争和资本，或者是国际资本扑灭了俄国革命。”当时，作为主张向德国进行革命战争的主战派，狂热的布哈林是不是有意无意把自己那一派的观点说成是全党观点呢？这种假定听上去有点像是真的，却被文献驳得体无完肤。1917年和1918年初的中央委员会记录，已经于1929年公布了，公布得虽不完全，而且有为小派别利益而窜改的地方，但对于这个问题仍有一些极可宝贵的指示。“1918年1月11日会议。塞尔格也夫（阿琛）同志指出所有演说者都同意于此点，即说：西方若不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则我们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就有灭亡的危险。”塞尔格也夫也赞成列宁的立场，即主张签订和约。没有人反驳塞尔格也夫。意见冲突的三派，都拼命引用一条共同的前提：没有世界革命，我们就没有办法。斯大林在辩论之中固然提出了一个特别的意见：他主张必须签订单独的和约，因为“西方并无革命运动：毫无事实可信，而只有一种可能性，我们不能依赖可能性！”这几句话离“一国社会主义论”还远得很，但已经清楚表明斯大林对于国际运动之有机的不信任了。“我们不能依赖可能性！”列宁立刻表明“在某几点上”与斯大林不一致。说西方革命尚未开始，这是对的，“然而为了这个理由去修改我们的策略，那就是背叛国际社会主义。”如果他，列宁，主张立即单独媾和，那并不是因为他不相信西方有革命运动，更不是因为他相信孤单的俄国革命的生存能力：“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在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出现以前撑下去，而我们只有缔结和约才能做到这一点。”布列斯特之屈服，列宁用如下的话总括其意义：“喘息片刻。”会议记录证明了，经过列宁警告之后，斯大林便找寻机会来自己纠正。“1918年2月23日会议。斯大林同志发言：……我们也是以革命为根据的，但你们估计几个星期，而（我们）则估计几个月。”斯大林这里照抄了列宁的公式。中央委员会关于世界革命问题的两个极端意见，其距离不过是在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之间而已。1918年3月，列宁在第七次大会上替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做辩护说：“绝对的真理乃是：若无德国革命，我们就要灭亡。也许我们不是灭亡在彼得堡，不是灭亡在莫斯科，而是灭亡在海参崴，或者在其他遥远的地方，我们是撤退到那些地方去的，……然而无论如何，德国革命若不起来，我们总要灭亡的。”但是事情并不限于德国哩。“国际帝国主义，……代表一个庞大的真实力量，……无论如何不容许苏维埃共和国做邻居。……这里，冲突是不能避免的。这里，最大的历史问题乃是……必须激起国际革命。”在当时通过的一个秘密决议案中，说道：“大会认为巩固那在俄国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稳妥的保证，惟有转变这个革命为国际的工人革命。”几天之后，列宁在苏维埃大会上作报告：“世界帝国主义和社会革命胜利进展，二者是不能并行的。”4月23日，他在莫斯科会议上说：“我们的落后地位推动我们走向前去；倘使我们不能支持到其他国家暴动的工人有力地走来援助我们的一天，我们就要灭亡的。”1918年5月间他写道：“……在帝国主义面前，我们甚至要做退却到乌拉尔去的准备，因为这是赢得时间等待西方革命成熟的唯一机会。……”列宁很明白，布雷斯特谈判拖延下去将使和平条件更加苛刻。但他将国际革命问题置于“民族的”问题之上。1918年6月28日，列宁在和约签字问题上虽与托洛茨基有插曲性的意见冲突，仍然在莫斯科工会会议上说：“布列斯特谈判时候，托洛茨基同志向全世界进行了揭露。……使敌对国家在战争期间爆发了规模巨大的革命运动，这难道不是我们实行这一政策的结果吗？”八天之后，人民委员会议向第五次苏维埃大会做报告中，他又说到这个问题：“经过我们派到布列斯特去的代表团之手，我们履行了对各国人民所负的义务，代表团负责人就是托洛茨基同志。……”一年之后，列宁又提起这件事情：“……当布列斯特和会时期，……苏维埃政府将世界无产阶级专政和世界革命置于一切民族的牺牲之上，无论这种牺牲是如何沉重。”后来，当时间已从他的记忆里抹去了这本来就不很明显的意见分歧时，斯大林却问道：“托洛茨基关于革命的俄罗斯不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的说法，意味着什么呢？只能有一个意义：托洛茨基感觉不到我国革命的内部力量。”事实上，全党都是一致确信，“在保守的欧洲面前”，苏维埃共和国支持不住的。但这不过是另一种信心的另一面，即说：在革命的俄国面前，保守的欧洲也支持不住。它通过一种否定的形式表现了对于俄国革命的国际后劲的坚定信心。整个说来，党并未曾想错。无论如何，保守的欧洲并未曾原封不动地支持着。德国革命虽然被社会民主党出卖了，却仍有充足的力量来削除鲁登道夫和霍夫曼的牙爪：若无此举，苏维埃共和国极有可能是不能免于灭亡的。即使在德国军国主义失败之后，对于国际局势的总估量也是未曾修改的。1918年7月底，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列宁说：“我们的努力必然地要引起世界革命。……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同这派帝国主义停了战之后，立即感觉到那派帝国主义来进攻。”8月间，正当捷克斯洛伐克战俘在伏尔加河流域发动叛乱，内战蔓延开来的时候，列宁在莫斯科某次会议上宣布说：“我们的革命表现为全世界的运动。……无产者群众将保证苏维埃共和国能战胜叛乱，能支持着直待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之爆发。”直待西方革命之爆发，——这便是党的公式，同以前一样的。就在那几天，列宁写给美国工人的信道：“我们置身于一个被围的要塞之内，等待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其他军队来救援我们。”11月间他说得更加坚决：“……世界历史事实证明了，我们的俄国革命之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并非一种冒险，而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因为没有其他道路可走，若无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若无世界布尔什维克主义胜利，英法美帝国主义就将必然地扑灭俄国的独立和自由。”拿斯大林的话来说，列宁显然感觉不到“我们的革命的内在力量”。十月革命的第一周年已经过去了，党有了充足的时间来看看周围形势。然而1919年3月间在第八次党大会上作报告时，列宁仍旧说：“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孤零零的国家里，而是生活在世界范围的国家系统里。苏维埃共和国在帝国主义诸国旁边长久生存，是不可想象的。归根到底，并存的结局不是它死就是我亡。”第三周年纪念时，白匪正全线溃败，列宁又回忆和推论道：“如果那天夜里（十月暴动夜里），有人对我们说：三年之后……我们就可以胜利了，——那时没有一个人肯相信的，连最乐观的人也不肯信的。那时，我们知道，须待我们的事业在全世界得胜之后，我们方能胜利，因为我们当初着手进行这个事业时，是完全指望着世界革命的。”再不能举出比这几句话更无可反驳的证言了：当十月暴动之际，“连最乐观的人”也不相信无外来的直接援助能保卫革命，更用不着说敢梦想建立一国社会主义了！“我们当初着手进行我们的事业时，是完全指望着世界革命的。”为了保证在三年的斗争中战胜敌人，无论是党或红军都不需要在单独一国建立社会主义的神话。世界形势表现得比人们原来预期的更好。为了梦想的新生活，群众表现出巨大的牺牲精神。在最初的和最困难的时期，革命领导层巧妙地利用了帝国主义的种种内部矛盾。结果，革命显示了“最乐观的人”所未曾希望的更大的稳定性。但是党仍旧全部保存着它以前的国际立场。1918年1月间，列宁解释道：“如果没有战争，全世界资本家一定要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我们。”他在第七次党大会上问道：“为什么，十月以后……几个星期和几个月之中，我们能够如此容易地节节取得胜利呢？……只是因为当时特殊的国际形势暂时帮我们抵挡了帝国主义。”4月间，列宁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上一次会议上说：“我们所以能喘息片刻，只因为帝国主义内部的厮杀还在西方继续进行，而在远东帝国主义的竞争日益激烈；苏维埃共和国之存在仅能如此解释的。”多种异乎寻常的客观因素的组合，并不能永久存在下去。1920年11月间，列宁说：“我们刚刚从战争走到和平，但切勿忘记战争还要来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时存在时，我们便不能和平生活：最后不是我们胜利，就是他们胜利。丧歌不是对着苏维埃共和国唱的，便是对着世界资本主义唱的。这只是战争之中一个暂时休战。”这个“喘息时机”本来很短，它之所以能够变成不稳定均衡的较长阶段，不仅是由于资本主义各集团之间的斗争，而且得益于国际革命运动。在德国十一月革命影响之下，德国军队不得不离开乌克兰，波罗的海沿岸，以及芬兰。反叛精神之深入于协约国军队，迫得法英美诸国政府不得不撤退其在俄国南北海滨的军队。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未曾得胜，但是在好几年的革命高涨时期掩护了苏维埃国家。1921年7月间，列宁做个结算。“我们到了一个均衡，这个均衡虽然很少巩固的，非常不稳定的，但仍不失其为均衡，使得社会主义共和国能够在资本主义包围中间，生存下去——自然是很少时间。”便是这样，从几个星期到几个月，从几个月到几年，党才接受了，但仅仅一步一步地接受了，这个观念，以为：工人国家能够在资本主义包围中和平地存在一个时期，——“自然是很少时间”。由以上引证的材料绝对无疑地可以推出一个并非不重要的结论：根据布尔什维克派一般的信念，西方无产阶级若不胜利，无产阶级国家便不能维持长久，那么仅仅这一事实，就一笔勾消了单独一国建立社会主义的纲领；这个问题甚至连想都不必去想。然而若是相信近几年来不肖门徒一辈所努力宣扬的话，那也是完全错误的，他们叫人相信：党一向将资本主义军队视为一国社会主义路上唯一的障碍物。军事干涉的威吓，实际上的确占据第一等位置。但战争危险本身也不过是资本主义诸国技术上和工业上优越处之最尖锐的表现而已。最后分析起来，问题还是归结于苏维埃共和国的孤立及其落后状态。社会主义就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而进行有计划的、和谐的社会生产的组织。生产机关的公有制还不是社会主义，不过是社会主义的法律前提而已。社会主义制度问题不能从生产力问题脱离出来，在人类发展现时阶段上生产力问题根本上是属于世界范围的问题。国家范围对于资本主义已经是狭小的了，更不用说以此为基础，建设完善的社会主义社会。一个革命国家的落后条件，更加有使得这个国家被人驱退至资本主义的危险。布尔什维克派排拒了一个孤立的社会主义革命前途时候，其所注目的并非机械地分离出来的军事干涉问题，而是那些与国际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有关的问题之总和。在第七次党大会上，列宁说道：“如果说俄国现在从‘蒂尔西特和约’[1]走向国家兴盛（俄国无疑是这样走的），……那么出路并不是在资产阶级国家方面，而是在国际社会主义革命方向。”二条路摆在面前：或者国际革命，或者退回到资本主义。没有位置留给一国社会主义。“还须经过多少过渡阶段才得到社会主义呢？我们不知道，也不能知道。一切须看欧洲社会主义革命以其真正规模爆发时候情形如何为定。”同年4月间，列宁要求为了实际工作改变次序，他写道：“对于西欧的因为种种原因而迟迟尚未爆发的社会主义革命，我们究竟能给予何种重大协助，全看我们解决面前的组织任务的程度如何而定。”经济建设的第一次尝试立即被纳入于国际图式之中：问题是在于“援助西方社会主义革命”，而非在东方建立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天国。关于饥荒的威吓，列宁对莫斯科工人宣布：“在我们的一切鼓动之中，……必须解释说：……我们遇着的灾难乃是一种国际的灾难，若非国际革命便无从解决。”列宁说：为了克服饥荒，必须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肖门徒辈则回答：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只消一国革命就够了。试看两方面差异到了什么程度！哪一方面是对的呢？总之不要忘记，无论工业化如何成功，饥荒至今尚未克服了的。1918年12月，国民经济委员会代表大会用以下的一段话，提出了一个社会主义建设计划书：“世界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为历史上不可能避免的。……由此就决定了世界整个社会的发展以及各国社会的发展。其他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制建立起来之后，各国之间就能够成立最密切的经济关系，在生产关系上的国际分工也有可能，最后还能够组织国际的经济管理机关。”这是政府机关的会议，解决着纯粹实际的任务，如煤炭，木材，甜萝卜等，而这种决议案居然能在此会议上通过，由此可见，那个时代，不断革命的前途紧紧地支配着党的意识。布哈林和普勒奥布拉准斯基同著的一本党义教科书《共产主义ABC》——这书印行了许多版数——之中写道：“共产主义革命只能以世界革命资格获得胜利。……工人如果仅在一个国家得到胜利，那么在此局势之下，经济建设要碰到很大的困难。……为了共产主义胜利，必须有世界革命胜利。”布哈林又以同样的精神和同样的思想，在一本通俗小册子中——这书，党也印行了好多次，而且译成外国文出版——写道：“……国际革命的任务比以前更活跃地提出于俄国无产阶级面前了。……俄国的不断革命，转变为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斯忒潘诺夫－斯克伏错夫那本名著《电气化》，是由列宁主编并且作序而出版的，——其中有一章，列宁很热情地介绍给读者，里面说：“俄国无产阶级从来不想建立一个孤独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自足的‘社会主义’国家乃是小资产阶级的理想。我们可以设想，国内经济和政治上若是小资产阶级占优势，则在相当限度之下可以接近于这样一种国家，它设法同外界隔离起来，以此巩固其经济形式，——在当代技术和当代经济之下，这些形式变成最不稳定的。”这几行极可注意的字，无疑是经过列宁之手的，它们投射了一种耀目的光辉于不肖门徒辈往后发展上面！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通过的《民族殖民地问题纲要》里面，列宁提出，超出民族斗争阶段后，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是：“这是要创立一个全世界的经济，按照总计划由各民族无产阶级共同来调整的，这个倾向已经完全明显表现于资本主义底下了，无疑将发展下去完成于社会主义底下。”对于这个自然和进步的趋势来说，单独一国建立社会主义的观念，本身就是一个反动。产生无产阶级专政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条件，并不是一致的，并不是类似的，有些情形之下甚至是相对立的。俄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得到政权，这个事实并非表示它将第一个走到社会主义。造成十月革命的那种矛盾的不匀衡的发展，并不因十月革命成功而消灭，反而做了第一个工人国家的基础之一。1918年3月，列宁说：“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革命的国家，其地位愈落后，则愈难从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这个观念贯穿在列宁历年的演说和文章里面。同年5月间，他说：“我们的革命是开头容易，继续困难；而西方的革命是开头困难，继续容易。”12月间，列宁发挥这个观念在一群农民听众前面，——农民最困难的就是把他们的眼光看到国境以外去，——他说：“那里（西方）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去，……将比我们更迅速些，更容易些。……俄国劳苦的农民与全世界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联合着，……将克服一切的障碍。……”1919年他又说：“同先进国家比较起来，俄国人更容易开始无产阶级大革命，但他们更困难继续并推行这个革命直至于最后的胜利，即直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全组织。”1920年4月27日，列宁又坚持说：“俄国……容易开始社会主义革命，但将比欧洲诸国更困难继续并推行这个革命到底。1918年初我已经指出这个形势了，二年来的经验证实了这个判断之正确。……”千百年来历史的发展，在当今世界各个不同的文化中保留了自己的遗迹。水平落后的文化要超越过去，是需要时间的，但是不需几百年，只需几十年就够了。1918年4月29日，列宁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说：“下一代人，比我们更进步些，但也不见得能完全走到社会主义。”差不多二年之后，在农业公社大会上，他把期限还移远一些：“我们不能立即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愿我们的儿子时代或者我们孙子时代，社会主义能建立于我们的国家。”俄国工人比他国工人先动身，但比他们更迟达到目的地，这并非什么悲观主义，这是历史的现实主义。1918年5月，列宁写道：“……我们，俄国无产阶级，以我们的政治制度超过了英国和德国，……然而在社会主义之物质的生产的准备上说，我们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都更落后些。”这个观念，他又在两个国家对比之中发挥出来：“德国和俄国，1918年，再明显不过地体现了实行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前者代表了经济、生产、社会经济等条件。后者代表了政治条件。”未来社会原素好像是分散于各国之间的。把那些原素集合起来，理成系统，——这便是一连串的各国革命的任务；各国革命累积为世界的革命。列宁预先嘲笑了那个关于苏维埃经济自足性的观念。1920年12月他在第八次苏维埃大会上说：“我们的苏维埃俄国尚处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中一个边区地位时候，要梦想我们的经济完全独立，那是绝对可笑的，那是幻想和乌托邦。”1922年3月27日，第十一次党的大会上，列宁提出这个警告，我们要经过“一个考验，俄国的和国际的市场来考验我们，我们受这个市场所支配，与这个市场有联系且脱离不了这个市场。这个考验是很严重的，因为我们在经济和政治二方面都可能会失败。”苏维埃经济之依赖于世界经济，这个观念现在被共产国际视为“反革命的”了：社会主义不会依赖于资本主义！不肖门徒辈很狡猾地忘记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立足在世界分工上面的，恰恰在社会主义底下，世界分工才达到其最完全的发展。在一个孤立的工人国家里，经济建设，无论其本身如何重要，仍旧是残缺狭隘的和矛盾的：不能达到一个和谐的新社会之高度。1922年，托洛茨基写道：“俄国社会主义经济之真正的猛进，须待欧洲最重要国家无产阶级胜利之后才有可能。”这几句话被人引入于起诉状里面，然而当时正是表示全党的共同思想。1919年，列宁说：“建设之事，完全依靠于欧洲主要国家胜利的速度。惟有这个胜利之后，我们才能认真从事建设。”这些话绝非轻视俄国革命，而是信任世界革命就要到来。但现在，苏维埃共和国经济上得到大成绩之后，仍然可以正确地说道：“社会主义经济之真正的猛进”，惟有在国际基础之上才是可能的。党以前是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农业集体化问题。农民在人口中占很大的一部分，在好多国家中占支配部分，而且在全世界上也居多数地位，无产阶级若不能引导农民经过一连串的中间阶段到社会主义来，便不能建设新社会。这个最困难的任务之解决，最后分析起来，乃依赖于工业和农业之间的量的和质的关系：农民从城市得来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物品愈丰富，则他们就会越自觉自愿地和成功地走上集体化道路。然而苏维埃共和国有一种工业存在足够改造农村么？列宁又将这个任务移置于国境以外。他在第九次苏维埃大会上说道：“如果在世界范围内来看这个问题，那么地球上的确有一个工业，足够繁盛，足够庞大，可以供给世界以一切生产品，……我们便是以此为我们的计算之基础。”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关系，在俄国比在西方国家更不顺利得多；这个关系至今仍是经济的和政治的危机之基础，有些时候，这些危机还威吓着苏维埃制度的稳定哩。根据以上所说，可以明白，所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绝非为了在国境之内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用场的：惟有孟什维克派才杜撰这样的计划来嘲笑苏维埃政权。在布尔什维克派看来，那因破产和内战而不得不施行的斯巴达式制度，其往后的命运是直接依赖于西方革命发展的。1919年1月，正当战时共产主义盛行时候，列宁说道：“我们的共产主义的粮食政策之基础，我们要维持着，要不可动摇地维持着，直至于世界共产主义完全胜利时候。”列宁和全党都想错了。必须修改粮食政策。现在我们可以断定说，即使十月革命之后二三年中，欧洲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俄国之后退至新经济政策仍然是不可避免的。可是如果回顾一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个时期，我们就很清楚地看见：战时共产主义的方法及其幻想，同不断革命的前途交织纠缠至于何等程度！三年内战结束后深刻的内部危机，指示无产阶级和农民有立即决裂的危险，党和无产阶级亦有立即决裂的危险。必须根本修正苏维埃政权的方法。列宁解释说：“……我们必须在经济方面满足中农的要求，并回到交换自由去；否则在俄国保持无产阶级政权就是不可能的，因为国际革命延缓了……”但是采取新经济政策时候，国内任务和国际任务之间不会有原则上的决裂么？列宁在他给第三次共产国际大会写的提纲中以如下的话估量那正在开始的整个时代：“……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整个过程观点看来，俄国现处时代的意义就是要在实际上考验和检验掌握着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考验它对待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政策。”他对新经济政策的轮廓所下的定义本身已经纯粹而简单地排除一国社会主义问题了。讨论和草拟新经济方法那几日，列宁为自己写的几行字，其教训意义亦不少逊：“只要在十年至二十年间与农民保持正确的关系，世界范围的胜利便有了保证（甚至在发展着的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有所延迟的情况下）。”目的指出了：顺应于新期限，于更长的期限，以待西方革命成熟。在这个意义下，且惟有在这个意义下，列宁才表示确信“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无须乎说，国际革命观念毫未经过修正。某种意义之下，这个观念现在反而得到更深刻的更简洁的表现。第十次党大会上解释新经济政策的历史地位时，列宁说：“在那些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存在着一个农业工人阶级，有了几十年历史。……这个阶级充分发展了的国家，从资本主义过到社会主义是可能的。我们在好多的著作中，在所有的宣言中，在整个出版物中，都声明过：俄国不是这样，在俄国产业工人占少数，而小农则占广大的多数。社会主义革命发生于这样一个国家，只有二个条件能保证其确定成功，一，一个或几个先进国社会革命及时地来援助它；二，操持政权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中大多数达成一个协作。……革命尚未曾爆发于其他国家之时，惟有与农民协作才能救得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问题的一切原素都集合在这里了。与农民联合，是维持苏维埃政权的存在本身所必需的；但这不能代替国际革命，惟有国际革命能够创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在同一第十次大会上又有一个特别报告：《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的苏维埃共和国》。这个报告是为了西方革命延迟而提出的。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报告者是加米涅夫。他好像说着一件无可争论的事情：“……我们从来未曾提出任务，要在一个孤独的国家内建立共产主义制度。然而我们处于一种局势之下，不得不维持共产主义制度基础，社会主义国家基础，即那各方面被资本主义关系包围着的无产阶级苏维埃共和国。我们能解决这个任务么？我想如此发问是学究气的。如此提出问题是不能回答的。问题应当这样提出：在现存关系之下如何去保持苏维埃政权直至于他国无产阶级起来援助我们的时候呢？”报告者的议论，无疑经过列宁检查几次了的，若是同布尔什维克主义传统发生冲突，大会怎么没有人提出抗议呢？怎么没有一个代表起来声明：加米涅夫关于革命的最根本问题上发挥了一些与布尔什维克主义“毫无共同之点”的意见呢？全党内又怎么没有一个人从中看出异端邪说来呢？斯大林说：“据列宁的意见，革命首先从俄国本身的工人和农民吸取力量。据托洛茨基的意见，则人们可以相信，不可缺少的力量只能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得到。”对于这种臆造出来的对立观念，正如对许多其它的“对立观念”一样，列宁曾预先作了回答。1918年5月14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列宁说：“与国际无产阶级其他部分相比较，俄国工人阶级的弱点，我们没有一分钟忘记了，而且永不会忘记。……但在我们的同盟者，国际无产阶级，未曾起来以前，我们必须留在这个岗位上。……”十月革命第三周年纪念时，列宁也说：“……我们指望着国际革命，而且我们的指望毫无疑义地是对的。……我们始终提醒人说：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不能在一国完成。……”1921年2月间，列宁在裁缝工人大会上说：“我们屡次对工人指示过：我们的胜利的主要的和根本的任务及其绝对的条件，乃是扩大革命于其他的国家，至少是几个最先进的国家。”不，列宁是太固执于在世界舞台上“吸取”力量了：不可能替他洗刷清白的！正如托洛茨基被人拿去同列宁对立一般，列宁自己也被人拿去同马克思对立。其理由是一个样的。马克思当时设想，无产阶级革命将开始于法国，而只能在英国完成；据斯大林说，这是因为马克思那时还不晓得不平衡发展律。其实，马克思拿开始革命的国家同完成社会革命的国家进行对比的这种预测，是完全立足于不平衡发展律上面的。列宁不容许在大问题上含糊其辞；关于革命国际性问题，他无论何时何处都未曾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二人有不同意见。恰恰相反！列宁在第三次苏维埃大会上说：如果“事情发生得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见的不同”，那仅仅是由于各国间历史相续地位关系：事变进程使得俄国无产阶级负起了“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前锋队的光荣职务；现在我们清楚看见革命以后将如何发展了：俄国开始之，德国，法国，英国完成之，社会主义就胜利了。……”还有一个论据等待我们，那就是国家威望问题：否认一国社会主义，据斯大林说，“那就要贬黜我们的国家”。仅仅这一句话，在马克思主义者听来是非常刺耳的，但恰好就暴露了他与布尔什维主义传统已经彻底决裂。列宁害怕的却不是什么“贬黜”，而是民族的虚夸。1918年4月，在莫斯科苏维埃某次会议上，列宁教训说：“我们是工人阶级革命军中一个队伍，我们之走向前去，并不是因为我们比其他的队伍好些，……不过因为我们是全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一。……惟有与其他国家工人一起，惟有与全世界工人一起，我们才能达到完全胜利。”号召作清醒的自我评价，成了列宁许多演说的主题。1918年6月4日，他说道：“俄国革命绝非俄国无产阶级的特殊功绩，而是由于历史事变的总进程，由于历史的意志，俄国无产阶级暂时地被安置于第一个位置，一个时候中做了世界革命的前锋队。”1918年7月23日，工厂委员会会议上，他说道：“俄国无产阶级在世界工人运动中占据的第一等作用，并非由于俄国经济的发展；恰好相反，乃是由于俄国的落后。……俄国无产阶级明白知道，它的胜利的必需条件和根本前提乃在于全世界工人联合进攻中，或在于资本主义关系下若干先进国家工人联合进攻中。”十月革命自然不仅是由于俄国的落后所引起的，这一点列宁懂得很清楚。但他有意于矫枉不妨过正。1918年5月26日国民经济委员会代表大会——这是负责建设社会主义的诸特别机关的会议——上列宁说道：“切勿忘记，我们单独……以自己的力量，并不能在一个国家里完全成就社会主义革命，即使这个国家比俄国少落后些也不能。”这里，列宁好像预见了未来官僚的议论一般，他添加几句说：“这样说，绝不会令人悲观，因为我们所担负的任务是世界历史上一种困难的任务。”11月8日，第六次苏维埃大会上，列宁说：“在一个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的完全胜利是不可想象的；这个胜利要求若干先进国的最积极合作，俄国却不能算在先进国之内。……”列宁不仅否认俄国有权关起门来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而且有意指出，在与其它国家一起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俄国只占一个次等的位置。如此“贬黜我们的国家”，是多么大的罪过呀！1919年3月，在党大会上，列宁谴责那些太性急的人：“在一个国家内破坏资本主义的初步工作，我们已经有了实际的经验，——在这国家里无产阶级和农民中间存在着一些特殊的关系。再没有别的了。我们如果要模仿那个同牛比大的蛤蟆，那么我们将为全世界所笑，我们将不过是简单的吹牛客而已。”也许有人听到这类的话会觉得难为情呢？1921年5月19日，列宁喊道：“只有所有的或者几个最主要的先进国家进行革命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最后胜利，难道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在什么时候否认过这一点吗？”1920年11月，莫斯科省党会议上，他又提醒人说：布尔什维克派既未期望也未梦想，“以俄罗斯一国之力改变全世界。……我们从来未曾有这种愚蠢的念头；我们始终说着，我们的革命须待各国工人援助才能胜利。”1922年初，他写道：“到目前为止，我们连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没有完成。资本主义在垂死挣扎，并且百般仇视我们，它的力量，还有可能把革命的成果夺回去。必须明确地认识到进一点，公开地承认这一点，因为再也没有什么比错觉（和冲昏头脑，而我们的事业已发展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更危险的了。承认这一痛苦的真理，根本没有什么‘可怕’，即使一点点灰心也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因为我们始终宣扬，并一再宣扬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起码真理，即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就必须几个先进国家的工人共同努力。”二年多之后，斯大林就要求人们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抛弃马克思主义了。为了什么理由呢？据说马克思不知道不平衡发展律，不知道自然界的和社会的辩证法的最基本法则。但据斯大林说，列宁根据帝国主义经验第一次“发现”了不平衡发展律，既然如此，列宁自己又为什么坚持这条“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起码真理”呢？我们无论如何得不到解释的。据共产国际的控诉状说，“托洛茨基主义从这个论点出发，即认为：我国的革命本身（！）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十月革命不过是西方社会革命的一个信号，一个推动力，一个出发点而已。”民族主义的蜕化，在这里以纯粹的烦琐哲学掩盖起来了。十月革命的“本身”是不存在的。若无欧洲整个历史发展，十月革命就是不可能的：若不在欧洲及全世界继续下去，十月革命又是无希望的。“……俄国革命仅仅是国际革命链条中的一环。”（列宁语）它的力量恰好在于不肖门徒辈认为是它的“贬黜”的地方。正是为了这个原故，而且仅仅为了这个原故，它才不是自足的整体，而是“一个信号”，“一个推动力”，“一个出发点”，“环节”，它也才带着社会主义性质。1918年1月，第三次苏维埃大会上，列宁说：“一国之内社会主义的确定胜利，自然是不可能的。”但反之，“做一个活的榜样，做一个起步，则是可能的；各国劳动群众就是为了这个才鼓舞起来。”7月间，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上，列宁又说：“目前，我们的任务乃是……维持这个社会主义火炬，使它不断地迸发出更多的火花，燃起社会主义革命的熊熊烈火。”一个月之后，在某次工人会议上，他又说：“（欧洲的）革命渐渐起来，……我们必须把苏维埃政权保持到西方革命开始的时候，我们的错误应当是西方无产阶级的一种教训。”几日之后，在教育劳动者大会上，他又说：“俄国革命不过是一个榜样，不过是一连串的革命的第一步……”1919年3月党大会上，他又说：“俄国革命根本上乃是世界无产阶级的……一个总演习。”这并不是什么“孤独自在的”革命，这是火炬，是教训。只是一个榜样，只是第一步，不过是一个环节！这并不是独立演奏的戏剧，这不过是一个总的演习！列宁何等固执，何等残忍，在这个“贬黜”工作之中！但列宁不停止于此。1918年11月8日，他说：“假使我们突然被消灭了……我们可以毫不掩饰错误地说：命运给我们的时间，已经被我们完全用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了。”在思想方法上和政治心理上说来，这几句话，列宁与那些自认为是地球的永恒中心的不肖后辈，是多么遥远！不是别的，而是小集团的既得利益，促使官僚层在根本性的问题上撒谎，并坚持这种谎言。而这种谎言又会连带出无数的其它错误，而且逐渐改变人的思想和思维能力。1926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斯大林说：“……我们的党没有权利欺骗工人阶级；它应当明白说：若无把握能在俄国建成社会主义，则我们就应当拒绝政权，而从当权者地位转到在野者地位去。……”共产国际以一个决议案承认了这个观点，决议案说：“反对派方面否认这个可能性（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不异于是否认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这样说来，“前提”并不在世界经济的一般状况里面，并不在帝国主义的内部矛盾里面，并不在俄国阶级关系里面，而是在一国能实现社会主义的预先保证里面！不肖门徒辈1926年秋天提出的这个目的论的议论，我们很可以拿我们1905年春天反对孟什维克派时所持的议论来回答。那时我们说：“阶级斗争的客观发展，于革命中某个时刻，既然提出了双岔路于无产阶级面前：或者自己担负起政权的权利和义务，或者放弃阶级立场，——那么社会民主党就负起了立刻夺取政权的任务。社会民主党这样做时，并不漠视更深刻的客观发展过程，生产的增长和集中过程；但社会民主党说，依靠在经济发展进程之上的阶级斗争逻辑，既然在资产阶级未曾完尽其经济使命以前，就推动无产阶级走上专政，……那么这不过表示历史将一些非常困难的任务加于无产阶级头上。在这斗争中，无产阶级也许要精疲力竭了，也许要被重担所压倒，——这是可能的。但不能因为害怕本阶级在斗争中的退化、害怕使全国处于内战和大破坏状态，无产阶级就拒绝这些任务。”上面一段话，我们现在也没有什么可添加的。1918年5月间，列宁写道：“……人们说，既然承认我们的经济力量和我们的政治力量不相配称，那就不当拿取政权，——这种说法是一个不可补救的错误。……那些墨守成规的人就是这样推断的，他们忘记了：无论在自然界发展上或在社会发展上，都没有什么配称可言的，惟有经过多次的尝试，才会由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合作中建设起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而这些尝试一个个分开来看，又都是片面的，参差不齐的。”国际革命的困难，靠消极的顺应，靠拒绝政权，靠一国坐等世界暴动，是不能克服的，只有拿积极的行动，拿对于矛盾的胜利，拿斗争的动力，拿扩大斗争范围来克服。如果认真重视不肖门徒辈的历史哲学，则布尔什维克派十月之前就应当预先知道：他们起初要抵御敌人的攻击，以后要从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最后要建立他们的一国社会主义；总而言之，未曾取得政权，他们就应当把算盘打得清清楚楚，保证稳赚不赔。可是，实际上发生的事情同这种小学生作文式的“理论”风马牛不相及。1919年3月在党大会报告中，列宁说道：“我们往往不得不摸索前进……当我们回顾过去时，这个事实最惹人注目。但甚至在1917年10月10日决议夺取政权问题的时候，这丝毫也没有使我们动摇过。我们没有怀疑，我们必须，用托洛茨基同志的话来说，进行试验，做实验。我们进行了世界上谁也没有这样大规模进行过的事业。”往下又说：“好像干一个最伟大的革命可以预先知道怎样把它进行到底似的！好像这种知识可以从书本上得来似的！不，我们的解决办法只能从群众的经验中产生。”能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把握，布尔什维克派从未去寻找过，他们也无需要这个把握，他们拿着这个把握也没有用处，这种保证是同他们从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学到的一切相矛盾的。列宁反对考茨基时写道：“布尔什维克策略……完完全全是国际主义的策略，因为它既不建立于对世界革命的怯懦态度之上，也不建立于市侩式的对世界革命怀疑之上。……”布尔什维克派“为了发展、援助和激起世界各国的革命，已经做了一个国家所能做到的一切”。拿着这样的策略，自然不能预先画好一条绝无错误的路线，更加没有把握一定能在一国之中保持胜利。但是布尔什维克派知道：危险乃是革命的一个原素，正如是战争的一个原素。他们睁开眼睛去迎接危险。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敢于大胆冒战争危险的态度，列宁拿来做例教训无产阶级。列宁痛骂那些社会主义者，他们“没有轻易胜利的保证就不敢进行斗争。”“如此思想的那些国际社会主义鼠辈，那些资产阶级道德奴仆，应当给以三倍的鄙视。”大家知道列宁气愤起来的时候什么话都骂得出来的。斯大林问道：“如果国际革命来迟了，我们应当怎样做好呢？那时我们的革命面前有什么出路呢？托洛茨基没有给人任何出路。”不肖门徒辈要求俄国无产阶级享有历史特权！应当有个现成的轨道在它面前，不间断地通到社会主义去，不管其他人类的事情如何。可惜历史没有制造这类的轨道！列宁在第七次党大会上说：“如果站在世界历史范围内来看，则在始终孤立情形之下，我们的革命无疑是没有希望能得到最后胜利的。”即使这样，俄国革命也不是徒劳无功的。1919年5月间，列宁在教育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说：“即使明天，布尔什维克政权被帝国主义者推翻了，我们也一秒钟不懊悔当初之夺取政权。凡有自觉的工人都不会懊悔的，都不会怀疑我们的革命仍曾胜利过。”因为列宁是这样来考虑胜利的：革命是在斗争中发展并将在国际上继续下去。“新社会……是一种抽象物，它只有一条取得血肉之躯的途径：通过一系列各具形态的、不完美的具体尝试去建立这样或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列宁引文中）对“新社会”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清晰界定、乃至某种意义上的对立，给了我们关键的破解钥匙：破解御用秀才对列宁文本的无数肆意歪曲的钥匙。[2]在夺取政权的五年之后，列宁非常简要地解释布尔什维克战略的意义说：“我们在这个时代开始了世界革命，并不是由于相信我们能够使国际革命提前发展，而是因为许许多多情况迫得我们非发动这个革命不可。我们想：或者国际革命起来援助我们，那时我们的胜利就有完全保证了；或者我们成就了我们的微薄的革命工作，明白即使失败了，它对革命事业还是有贡献的，而我们的经验亦将为其他的革命所利用。我们明白，没有国际革命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革命以前及以后，我们都想：立刻，或至少不久之后，革命就要爆发于其他的国家，于那些在资本主义观点上最发达的国家，——否则我们定要灭亡。我们虽然如此设想，但仍在任何情形之下不惜任何代价去救护苏维埃政制，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仅为了自己做工作而且为了国际革命做工作。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也不止一次表示过这个信念，在十月革命以前，在刚革命之后，以及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谈判和签约的时候。根本说来，这是正确的。”时过境迁，事态的发展在许多方面出乎原来的料想，但是基本方向仍旧没有改变。对于这些话还能添加什么呢？“我们开始……世界革命。”西方革命若不“立刻爆发或至少不久之后爆发”，布尔什维克派便估量“我们定要灭亡”。但即使在这个情形之下，夺取政权仍然是对的：这是牺牲者的经验，可以教训他人。“我们不仅为了自己做工作，而且为了国际革命做工作。列宁这些深深渗透了国际主义的观念，由他在共产国际大会发表出来。有人反驳他么？有人暗示一国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么？没有人曾说一句话！五年之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斯大林发挥了正相反对的议论。我们已经知道这些议论了：若无“把握能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则我们党就应当“从当权者地位转到在野者地位去”。如此说来，必须在夺取政权以前先有成功把握，而且在国境范围之内找寻这个把握，而且必须断定能够在农民性的俄国建立社会主义，——反之，世界无产阶级胜利这把握是完全可以置于脑后的。这种推理链条中每一个环节，都当面打着布尔什维克主义传统的耳光！为了掩饰那与过去决裂原故，斯大林派便图谋利用列宁的文字，——不可利用的文字之中似乎还勉强能被利用的几行字。1915年写的《论欧洲联邦》的文章里，顺带有几句话说：每个单独国家的工人阶级应当夺取政权并着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必等待别人。这几行无可置疑的文字背后若是隐藏着一国建立社会主义的观念，那么在以后几年中列宁何以如此健忘呢，而且时时固执地说着与此观念相反的话？但既然有了完全直接的证据，就无须求助于间接的证据。同在1915年，列宁在他起草的纲领式的提要中，恰切而直接地回答此问题说：“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乃是彻底实行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了燃起欧洲社会主义革命之火。这第二个任务，现在同第一个任务非常接近了，但仍旧是一个特别任务，仍旧是第二个任务，因为与俄国无产阶级合作的阶级，在此二任务中，各不相同：在第一个任务，合作者是俄国小资产阶级性的农民；在第二个任务，合作者则是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不能要求更明了的解释了。第二个利用列宁文字的企图，也没有更好的根据。他有一篇未完成的论合作社文章，说起苏维埃共和国内有“一切必需的和足够的东西”，即使没有新革命，亦能实现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原文表示得很明白：这里说的乃是关于政治和法律的前提。著者并未忘记叫人注意到生产的和文化的前提之不够。一般说来，列宁不止一次表示过这个思想。同一时代，即1923年初的另一篇论文中，他说道：“我们缺少的，正是一种能让我们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文化，虽然我们已经有了为这个过渡之用的政治前提。”在这里以及在所有其它情况下，列宁都是从这一点出发的，即说：还有西方无产阶级，在俄国无产阶级之外及在俄国无产阶级前面走向社会主义。论合作社文章，根本没有暗示不通过世界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对抗性的革命发展过程，苏维埃共和国就可以用改良主义的方法和谐地建立独门独户的一国社会主义。上面引的列宁两段文字，甚至被人纳入共产国际纲领里面了，其实早已在我们的《纲领批评》中解释清楚，敌人也从未曾图谋替他们的附会和他们的错误做过辩护的。这种图谋究竟也是徒劳无功的。1923年3月间，即在他的写作生涯的最后时期，列宁写道：“目前……我们碰到一个问题：在我国这种小农和小生产的情况下，在我国这种经济破坏的情况下，我们能够支持着直至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它们的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时候么？”我们这里又看见：期限推到更远去了，事变经纬改变了，但政策的国际基础仍然不动。对于国际革命的信心，——照斯大林的话说，应当是：对于俄国革命的内部力量“缺乏信心”，——陪伴着这个伟大的国际主义者直至他的坟墓。惟有把列宁压在一个陵寝底下之后，不肖后辈才能够硬把他的思想装进一国社会主义的箩筐里去。***由于世界的分工，由于各国发展的不平衡，由于各国经济上互相依赖，由于单个国家的内部各方面文化不平衡，由于当代生产力的动态结果，社会主义制度之建立，只能依靠一种经济螺旋体系统，依靠那将单独国家内部的矛盾移至一群国家上来，依靠各国之间相互服务及其经济上和文化上相互补充，——这就是说，最后分析起来，须在世界范围内才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1903年通过的旧党纲，以如下几句话开始：“交换的发展，在文明各国人民中间建立一种密切的联系，以致伟大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应当成为而且早已成为国际的事业。……”无产阶级之准备下次社会革命，这里定为“国际的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然而，“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那达到其最终的共同目的路上，……又不得不提出一些直接的任务，那是各国互不相同的。”在俄国，这种任务就是推翻帝制。民主的革命预先被认为走向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去的一个民族的阶段。同样的观念，也是夺取政权之后通过的新党纲的基础。在第七次党大会上讨论党纲草案时候，密柳亭提议添加一点于列宁原案之上，他说：“我提议添入‘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字样于说起‘社会革命时代业已开始’那一段里面。……我认为这个提议无需乎说明理由。……我们的社会革命只能以国际革命资格得到胜利，革命不能单单在俄国胜利而让资产阶级制度仍旧存在于周围国家。……我提议加入这些字样以免除一切误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说：“列宁同志接受这条修正，如此就用不着付表决了。”这类议会技术上的小字眼（如“无需乎说明理由”及“用不着付表决”）就打破了不肖门徒辈的篡改历史的手法，其力量也许比最细心的历史研究还更能说服人些！密柳亭自己，同上面说的斯克伏错夫－史忒潘诺夫一样，同其他几千人一样，不久之后也来责斥自己的意见，称之为“托洛茨基主义”，——这个事实丝毫不能改变事物的性质。历史的洪流比人类的脊梁更加有力。运动的涨潮把一辈辈的政治人物推上来，而退潮又把他们席卷而去。另一方面，即使传播思想的人肉体上或精神上死亡之后，其所以传播的思想仍能生存下去的。一年之后，在那通过新党纲的第八次大会上，这个问题又引起列宁和博德别尔斯基之间热烈的争论。这个莫斯科代表抗议人们于十月革命之后继续说着未来的社会革命。列宁说：“博德别尔斯基不赞成党纲内有一条说起下次的社会革命。——他这个意见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我们的党纲内说的是世界范围的社会革命。”实在说，党的历史未曾留下一个角落足为不肖门徒辈遁逃之所。1921年共产主义青年团通过的纲领中，这个问题又以一种特别通俗而简单的形式提出来。其中一条说：“俄国虽然具有丰富的天然资源，然而在工业上仍然是一个落后国家。其中小资产阶级人口又占支配地位。俄国只能经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而达到社会主义，我们现在已进入了发展世界革命的时代。”这个纲领当时经过政治局批准，参加批准的不仅有列宁和托洛茨基，而且有斯大林。这个纲领一直到1926年都保存着它的全部价值，这年秋天才失效了，因为此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正式宣布：凡拒绝承认一国社会主义的都是致命的罪过。以后二年之中，不肖门徒辈却不得不将列宁时代的纲领文件收到档案里去。一个杂凑而成的新文件被他们称为“共产国际纲领”。如果列宁时“俄国的”纲领内说的是国际革命；那么不肖门徒辈的国际纲领内说的就是“俄国”社会主义了。与革命传统的决裂，何时第一次公然显露出来呢？并怎样显露出来呢？这个历史的时日是容易查考的，因为它恰与斯大林生平中一个转变点相一致。1924年4月，即列宁死后三个月，斯大林很谦逊地发挥党的传统观点。他在他的《列宁主义问题》中写道：“……在一国之中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还不是说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已有了保证。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组织社会主义生产——还在我们前面未曾解决。若无几个先进国无产阶级的共同努力，我们可以解决这个任务么？我们可以达到一国之内社会主义的确定胜利么？不，不能够。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国的努力是够了，——这点，我们的革命史已经给我们证明了。为了社会主义的确定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则一个国家的努力，尤其像俄罗斯这般农业国家的努力，并不够用，——必须有几个先进国无产阶级的努力。……”斯大林以如下言辞结束这段话道：“以上，整个说来，是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论诸特点。”同一年秋天，在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影响之下，忽然发现，俄国与其他国家不同，若不受国外武装干涉所妨害，则能够以本国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制度。斯大林在同一著作的一个新版中说：“已经胜利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巩固了政权并领导着农民之后，能够而且应当建成社会主义制度。”能够而且应当！不过为了“完全保证国家不受干涉，……必须至少有几个国家革命胜利。……”这个新观念赋予世界无产阶级以防守边疆的职务，宣布这个新观念的一段话，也以如下言辞做结束：“……以上，整个说来，便是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论诸特点。”不到一年之内，斯大林赋予列宁以关于社会主义根本问题上二个绝对相反的观点。1927年，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托洛茨基论及斯大林这二个相反的观点说：“人家可以说斯大林起初想错了，以后改正过来。但在这样一个问题上，他怎么会想错至如此地步呢？他说列宁1915年就提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根本上没有此事），又说列宁以后巩固了和发展了这个观点（根本上没有此事），——这些话若是对的，则人们可以问道：“关于这个最重要的问题，斯大林当列宁在世时，当列宁生活的最后时期，何以能持有那表现于1924年4月间文字内的观点呢？由此可见，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斯大林一向干脆地是个托洛茨基主义者，1924年之后他才不是。……斯大林最好能够在他自己的文章里至少找到一段，证明他在1924年以前说过一国建立社会主义的。可是他找不到！”托洛茨基的这个挑战，未曾得到回答。然而我们不应当夸大斯大林有什么实在的深刻转变。同在战争问题，临时政府问题或民族问题一样，斯大林在革命总前途上也有二种立场：一种是独立的，出于他本性的，并非时时表示出来的，无论如何从未曾彻底表示过的。另一种则是仪式的，空言的，顺应于列宁的。就属于同一党的人来说，那分隔列宁和斯大林的鸿沟算是最深的了，不能想像比这更深的了，无论在革命观念的根本问题上或在政治心理上。斯大林的机会主义性被他依靠于一个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之上的事实所遮盖了。但是我们在1917年3月间见过了斯大林的独立立场：资产阶级革命已经成熟了之后，他提出“制止资产阶级分裂出去”为党的任务；即是说，他事实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如果说1917年的无产阶级革命还是成功了，那并不是他的过错。同全体官僚一样，斯大林也是立足在事实上面的。既然有个无产阶级专政，也应当有个社会主义。斯大林把孟什维克派反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诸论据，翻了一个面，便拿一国社会主义论来抵制国际革命。因为他从来未曾彻底思考原则问题，所以在他看来，情形就只能是，“基本上”他向来同一九二四年秋天的想法一样。又因为他从不同党内流行的意见相对立，所以在他看来，情形又只能是，“基本上”党也同他的想法一样。起初这种张冠李戴并非有意做的。那不是歪曲捏造的问题，而是理论浅薄问题。然而一国社会主义论碰到一个无可答辩的批评之后，就需要机关的有组织的，主要外科手术的，干涉了。一国社会主义论用命令颁布出来，它用势不两立的办法，即逮捕那些异议者的办法来加以证明，同时开辟了系统地篡改党的过去的时代。党的历史变成了刮后重写的羊皮书。刮羊皮的勾当仍在继续着，而且越来越肆无忌惮。然而有决定性意义的却不是压迫和伪造。适合于官僚地位和利益的新思想之胜利，有暂时性的但非常有力的客观局势为其根据。苏维埃共和国前途的可能性，无论在国外或国内政策上，比革命以前任何人所希望的大得多。孤立的工人国家，不仅在敌人包围之内维持存在，而且在经济上抬起头来。这些粗浅的事实形成了年青一代人的公共意见，他们还未学会历史地进行思考，即还未学会比较和预见。欧洲资产阶级在上次战争中吃了大亏，不肯轻易发动新战争，因为惧怕革命后果。那些军事干涉计划也麻痹了，直至于现在。但是惧怕因素不能持久。革命威吓尚未曾化为革命。一个危险迟迟不实现便失去了它的效力。同时，工人国家和帝国主义世界之间不可和解的对抗，正在寻路爆发。近时事变如此雄辩，要使世界资产阶级“中立化”，直至社会主义建设完成时为止的这种希望，现在也被当权政派所抛弃了；在某种意义之下，这些希望变成了它们的反面。和平几年中得到的工业上成功，终归是个证据证明了计划经济含有一些无比的便益。这事实，与革命的国际性毫无矛盾之处：各国若未曾准备下社会主义的原素和基础，则虽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也不能胜利的。反对一国社会主义论的人恰恰主张工业化，计划经济原则，五年计划，以及集体化，——这绝不是偶然的。拉可夫斯基以及其他几千个布尔什维克派，为了争取一个大胆的工业化蓝图，而受数年的流放和监禁。但另一方面也是他们首先起来反对过分重视已得的成果和反对民族自足。反之，那些怀疑的和近视的“实干家”，以前认为落后的俄国无产阶级不能夺取政权，既得政权之后又否认能大规模工业化和集体化，后来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极端立场。已获得的成就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为了“乘胜前进”，他们就胡乱地倍乘出一连串的五年计划来，以乘法表代替历史远景。这便是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事实上，目前苏维埃经济的增长仍然是一个矛盾的过程。经济的成绩巩固了工人国家，却不能自动地引到和谐社会之创立去。经济的成绩反而激成了在更高基础上孤独建立社会主义之矛盾新爆发。同过去一样，农村占优势的俄国需要一个与城市欧洲的共同工业计划。世界范围的分工超出于单独一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之上，而且不容反驳地指出它前进的道路。十月革命并未排除俄国于其他人类发展之外，反而将此二者更密切联系起来。俄国既不是未开化之邦，但也还不是社会主义乐土。俄国是我们这个过渡时代最含过渡性的国家。“俄国革命只不过是国际革命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世界经济的现状容许我们毫不迟疑地说：资本主义距离无产阶级革命，比较苏维埃共和国距离社会主义要近得多。第一个工人国家的命运不可分离地联系于西方和东方解放运动的命运。但这个大问题需要分别研究。我们希望以后有机会论到它。[1]译者按，蒂尔西特在东普鲁士，1807年拿破仑战胜俄国后与俄国皇帝亚历山大第一在此签订和约。也是一个屈辱的和约。[2]译文有修订。我的理解：列宁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尝试”，最终导致一个完善的无阶级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出现。在尝试的过程中，建立的“这样或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是过渡型的、很不完善和处于高度动态——不是前进就是复辟——中的。－L.X<<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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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传说<<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下）>>官僚传说本书对于十月革命的见解，著者在苏维埃制度初年就表出来了，固然只是粗枝大叶地发表。为了使他的思想更加明显起见，著者曾有一种数量上的解说。他写道：10月25日以前暴动任务就已经用“平静的”或“干燥的”[1]暴动方法解决去“四分之三了，即使没有解决去十分之九”。倘若人们不赋予数目字以此类情形下所能有的更大的意义，则此种观念本身仍是绝对无可非议的。可是自从价值重估以来，我们的观念在这一部分也受到一种严厉的批评了。加米涅夫写道：“倘若10月9日时，‘胜利的’暴动十分之九是既成事实了，那么布尔什维克派中央委员会那些人的智能应当如何估计呢？——他们10月10日还以热烈的辩论决定应否暴动，如应暴动又决定什么日子。对于那些人又将说什么话呢？——他们16日再开会，……三番四次地考虑暴动机运。……但是暴动已经于10月9日‘平静地’和‘合法地’实现了，如此平静，连党，连中央委员会，都不知觉！”这几句话仿佛是很有道理的，而且在不肖门徒辈的著作中的确成了一种最神圣的论据；写这几句话的人在政治上已经死了，而这几句话还生存着。然而事实上，这几句话不过是许多错误的迷人的累积罢了。10月9日，暴动还不能变为“十分之九的”既成事实的，因为这一天卫戍军调防问题才提到苏维埃来，没有人能晓得将发展成为什么样子。正是为了这个原故，第二天，10日，托洛茨基虽然坚持军队调防问题的重要，却尚无充足理由来要求将卫戍军和司令部的冲突作为整个计划的基础。直至做了两星期刻苦工作之后，暴动的主要任务，——政府军队坚定地转到民众方面来，——才算“若非十分之九，至少四分之三”，解决了。这不是10月10日的事，也不是16日的事，——16日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开会讨论暴动问题，克留连科也已经完全确定地将卫戍军问题当作根本问题提出来了。但即使在10月9日，暴动已经十分之九得到胜利了，如加米涅夫所误解我们的思想的；那也不能凭揣测来断定（这一十分之九的胜利），而只能凭行动来断定，即凭暴动来断定。即使在这个纯粹假定的情形之下，中央委员的“智能”也绝不会因为参加10月10日和16日的热烈辩论而有所减损的。而且即使中央委员10日时能够以先天的估计坚决断定胜利确已做到十分之九，但那时还有最后的十分之一待做，而且此十分之一需要以十分之十的小心来做。历史上有多少战争和暴动“差不多快胜利了”，结果归于失败，只因为未曾于恰当时机进行下去直至于完全击溃敌人！最后，加米涅夫居然忘记了：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活动范围仅及于彼得格勒。首都无论如何重要，仍有全国存在。由这方面看，中央委员会有充足的理由来仔细地考虑暴动机运，不仅在10日和16日考虑，连26日，即彼得格勒胜利之后，也要考虑哩。在我们分析的那个议论之中，加米涅夫是替列宁做辩护的，——所有的不肖门徒都称奉这个威严的笔名来辩护自己：暴动若是已经完成十分之九了，列宁又如何会如此热烈为主张暴动而奋斗呢？可是列宁自己在10月初写道：“很有可能地，我们现在就夺得政权无需暴动。……”换一句话说，列宁也承认“平静的”革命业于10月9日发生过了，不是十分之九，而是十分之十哩。然而，他明白，这个乐观的假设，只能拿行动来证验。所以在同一信中，列宁说：“倘若不暴动不能夺取政权，那就应当立即进行暴动”，这正是10月10日、16日以后诸日讨论的问题。近年来苏维埃的历史文献完全抹杀了十月革命中非常重要的而有教训意义的一章，即关于列宁与中央委员会的意见冲突，——在此冲突之中关于根本上的和原则上的诸点，列宁是对的，但在细节问题上，然而非常重要的细节问题上，则正确的意见属于中央委员会方面。根据新学说，无论中央委员会或列宁，都是不会错误的，因此二者之间不会有冲突。若有冲突不容否认，则依照一种总的训令，记到托洛茨基的账上去。然而事实说明完全是另一回事。在民主会议开会那几日，列宁就坚持必须暴动：没有一个中央委员赞成他。过了八天之后，列宁请史密尔卡在芬兰组织一个暴动司令部，从芬兰以舰队水兵的力量给政府一个打击。再过十天之后，他又要求北方大会作为暴动出发点。在大会上，没有人赞成这个意见。列宁于9月末估计：若是再延缓三个星期，直至苏维埃大会时候才来暴动，那必定要惨败的。可是，暴动直延缓至大会之前一日，而且正当大会开会时候才告结束。列宁又曾提议于莫斯科动手，认为那里事情可以不战而胜的。事实上，莫斯科暴动虽在彼得格勒已得胜利之后，亦延长了八天长久，而且牺牲了好多人。列宁不是一个机械人能制造毫不错误的办法。他“不过”是一个天才的人，凡属于人性都不见外，连做出错误的能力他也具有的。列宁论及不肖门徒对于革命伟人的态度说：“他们死后，人们就努力把他们变成无能为害的神像，即尊他们为圣者，给他们的名字以某种荣光，……”为的更有把握地背叛他们。不肖门徒们要求人家承认列宁是绝不会错误的，为的更加容易使人家也承认他们是不会错误的。[2]列宁在政治上的特性，就是推测前途的大胆，估量琐事和征兆的细心，——二者相配合。列宁的隐遁生活并不能阻止他无比深刻地来判定运动的主要阶段和关节，但使他失去了可能于适宜时机估量细节性的因素和临时性的变化。政治局势整个对于暴动是如此顺利的，容许人假定在若干种不同情况之下都能得到胜利。倘若列宁当时是在彼得格勒，10月初便通过了不待苏维埃大会而立即暴动起来的决议，那他一定会给他的计划以一种政治导火线使得不便利之处减少至最低限度的。但他自己转而赞成那实际施行的计划，也是有同样可能的。列宁在暴动总战略方面的作用，我们已经于一个专章估计过了。为了更确切说出我们关于列宁的策略提议的意见，我们补说几句如下：若无列宁方面的压力，若无他的坚持，他的催促，他的种种计划，则必须经过更大得多的困难，我们才能走上暴动道路；如果最危急的几个星期，列宁是在斯摩尼的话，则暴动的总领导，不仅在彼得格勒的，而且在莫斯科的，一定比较更高明些。但是“在亡命”的列宁，不能代替在斯摩尼的列宁。列宁自己最清楚感觉到他的策略定向的缺陷。9月24日，他在《工人之路》上写道：“十分显然，一个新的革命兴起来了，——我们不幸很少知道这个兴起的规模和速度。”这话是责备党的领导机关的，但也是感叹他个人所得消息之稀少。列宁在他的信中提出最重要的暴动规则时候，并不忘记添加说：“所有这些，当然都是举来只作例证用的。”10月8日，列宁写给北方苏维埃大会的信道：“当那彼得堡工人和士兵的行动……就要发生而尚未发生之时，我将图谋以一个隐遁的人的资格贡献我的意见。”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争论时，列宁开始写道：“一个政论家，被命运的意志推到历史主流旁边去，时常有落后或寡闻之危险，尤其当他的著作被稽迟发表的时候”，这里，他又是感叹做了一个隐遁的人，同时也是责备编辑部稽迟发表他的激烈的论文，或删去最严厉的段落。暴动以前八天，列宁在一封秘密的告党员的信内说道：“关于现在快到10月22日时的暴动问题，我从远处不能判断：事情被那些‘破坏罢工者’（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党外报纸上的活动破坏了至何种程度。”其中“从远处”几个字，是列宁自己在旁边加点的。那么不肖门徒们的学说如何解释列宁策略上的建议和彼得格勒暴动真实的进程之间不相融洽呢？这个学说或者是掩盖冲突，使其具有模糊不定的性质，或者是对分歧置若罔闻，而声明这是无关紧要的，或者努力推翻那些不可动摇的事实，或者将列宁说起中央委员会全体或其中反对暴动一部分人之处换上托洛茨基的名字，或者最后，这些手段都配合着使用而不管其间是否矛盾。斯大林写道：“十月暴动的实行可以视为（布尔什维克）战略的模范。违反了这个条件（正确选择时机），就要走到一种叫做‘紊乱节拍’的错误，因为那时党将落于事变之后或跑在事变之前，因而造成失败的危险。有若干同志，在1917年9月企图从逮捕民主会议代表来开始起义，可以说是这种‘紊乱节拍’的例子，不善于选择起义时机的例子。”所谓“若干同志”，就是列宁。除了他，没有一个人提议以逮捕民主会议代表来开始暴动，且也没有一个人赞成这个提议。列宁的策略计划被斯大林说做“没有很好的选择起义时机的例子”。这种不指名的方式，容许斯大林同时干脆地否认列宁和中央委员会之间有意见冲突。雅罗斯拉夫斯基解决那些困难还更干脆些，他写道：“自然，问题绝不是关于细节的，绝不是关于暴动开始于莫斯科或彼得格勒”，——一切都在于事变的全部进程显示了“列宁路线的正确，我们的党的路线的正确”。这位随机应变的历史学家极其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自己的难题。毫无疑问，十月革命检验了列宁的战略，尤其证明了他四月间之战胜“老布尔什维克”领袖们的重要意义，——这是无可争辩的。但如果问题根本不关于何处开始，何时开始及如何开始，则自然绝对谈不上什么与列宁的插曲性的冲突了，同时也谈不上一般的策略问题了。约翰·里德在他的书中说：10月21日，布尔什维克派领袖开了“第二个历史性会议”，据人家告诉他，开会时列宁曾说：“10月24日是太迫促了；为了暴动，必须在全俄国找到一个基础，24日，大会代表还未曾到齐哩。另一方面，26日又太迟了。……我们必须于25日，即大会开幕之日，动手。……”里德是个非常敏感的观察家，善于将革命中决胜负的那几日的感情和热情写在他的书里面。正是为了这个原故，列宁当时才希望里德这本无比的史书能印成几百万份传播于世界上各国。但在如火如荼的事变之中写出作品，在走廊内，街道上，火堆前写笔记，记下偶然听来谈话和残句，加以必须经过翻译，——这一切就使得部分的错误成为不可避免的。里德说的10月21日会议的故事就是他的书中最明显的错误之一。为了暴动“必需有个全俄国的苏维埃基础”，——这话绝不会是列宁说出来的，因为列宁不止一次骂过那些找寻这种基础的人，不多不少，正是“完全的白痴或完全的背叛”，列宁不曾说24日暴动是太早的，因为从9月底起他就认为暴动不容再迟延一天：过迟是可能的，但“这个关系之下，现在不会有什么过早的事情”。而且，除了这些自身有决定意义的政治理由之外，里德的记载还被这个简单事实所推翻，即是：21日根本没有什么“第二个历史性会议”，如有这种会议一定会留下痕迹于文件之中或参加人的回忆里面。列宁只参加过二次会议：10日和16日。里德不会知道这一点。后来发表的文件毫无位置留给10月21日的“历史性会议”。可是不肖门徒辈的历史著作毫不迟疑将里德这个显然错误的记载纳入所有的官方出版物之中，由此外表上，日期上，就可以使列宁的指示与事变的真实进程归于一致。自然，官方的史家们，在这件事情上，是强迫列宁陷于不能想象的不可解释的自相矛盾之中的。但根本上问题绝不关于列宁：不肖门徒辈简单地把“列宁”变成了自己的历史假称，躲在这个假称的后头发号施令，毫无顾忌地利用他来事后确定：他们自己是不会错误的。官方的史家们仍然继续硬把事实往事先拟定好的路子上套。譬如雅罗斯拉夫斯基在他的《党史》中写道：“列宁参加10月24日中央委员会会议，那是暴动之前最后一次会议。”正式公布的记录，详细列举到会人名，可以证明列宁没有到会。雅罗斯拉夫斯基又写道：“列宁和加米涅夫奉派去同社会革命党左派进行谈判。”记录说这个使命是委托给加米涅夫和倍尔精。但即使没有记录也可明白中央委员会绝不会委托列宁以这样一个次等的“外交”使命的。中央委员会这次有决定性意义的会议于早晨开会，列宁直至夜里才到斯摩尼来。斯卫希尼可夫，彼得格勒委员会委员，说起列宁“于（24日）晚上不见了，留下了一个字条在房里说：他走了。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很替伊里奇担忧。……”在区里，“晚上已经很迟”，人们才知道列宁是到革命军事委员会去。最可惊异的却是雅罗斯拉夫斯基把一个文件搁置旁边了，这个文件有第一等重要的政治的和人性的意义。暴动事实上业已公然发动那几个钟头之内，列宁写了一封信告各区领袖，信内说：“同志们，我写这几行字是在24日晚上，……我以所有的力量请求你们相信，千钧系于一发，目前提上日程的问题决不是会议或代表大会（即使是苏维埃代表大会）所能解决的，而只有各族人民，只有群众，只有武装起来的群众的斗争才能解决。……无论如何必须在今天晚上，今天夜里逮捕政府成员，解除士官生的武装（如果他们抵抗，就击败他们），如此等等。……”列宁害怕中央委员会动摇至于如此程度，使他努力于最后一分钟去发动下层的压力。他写道：“各区，各团，所有的力量都必须立刻动员起来，赶紧派代表到革命军事委员会去，到布尔什维克派中央委员会去，坚决地要求：无论如何不能让政权留在克伦斯基一伙人手里直至25日，——今天，今晚或今夜就要解决问题。”当列宁写这几行字时候，他号召动员起来去压迫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各团各区，其实已经被革命军事委员会动员起来去夺取全城和推翻政府。这封信，每一行字都充满了忧虑和热情，无论如何又可证明列宁绝不会于21日提议暴动改于25日举行，也不会参加24日早晨的会议，——在此会议中已经决定了立即进攻。然而这封信中发生了一个疑问：躲在维包格区的列宁，到了晚上为何还不知道如此异常重要的一个决议呢？根据同一斯卫希尼可夫的叙述，以及根据其他的材料，我们知道，这一天同列宁的联系是经过斯大林之手的。我们只能假设，斯大林自己早晨没有参加中央委员会会议，因之直至晚上也不知道会中的决议。能够引起列宁惊慌的，乃是那天从斯摩尼有意地和坚强地传出风声来：苏维埃大会未曾议决之前不进行任何进行重要的行动。同一天晚上，在彼得格勒苏维埃非常会议中，托洛茨基做报告，关于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行动；他说：“今天或明天的武装冲突并不在于我们的计划之内，——现在正是全俄苏维埃大会开会之前夜。我们认为大会将更有力量和更有威权来实行我们的口号。但若政府要利用那剩余给它的生存期限，——二十四个钟头，四十八个钟头，或七十二个钟头，——而进攻我们，那我们就要以反攻回答，以一击还一击，以钢还铁。”这是那日全日的中心论调。以自卫精神所作的声明，其目的乃在于打击之前最后的瞬间去麻醉敌人的警觉心，这个警觉心本来就不是很高的。多半正是这个诡计使得丹有把握，于24日夜里，向克伦斯基保证：布尔什维克派绝无立刻暴动之意。但另一方面，列宁如果辗转获悉斯摩尼这种宽慰人心的声明，在他所处的猜疑心境之下，他也会把这种军事诡计信以为真的。诡计在战争艺术之中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原素。然而诡计有时亦能欺骗自己的阵营，那就是不好的了。当时问题若在于号召广大的民众到街上来，则关于最近“七十二个钟头”一类的话就会发生一种招致大失败的影响。然而24日，暴动已经无需要一般地作革命的号召了。武装部队，指派去占领首都最重要地点的，已经束装待发，只等各自的指挥者的命令，而各指挥者又同邻近的革命司令部有电话相通。在此条件之下，革命司令部的两面可以伤人的诡计是用得其所的。那些官方的研究者，每逢遇到一个令人不愉快的文件时候，便要改变这文件所指的对象。譬如雅可弗列夫写道：“布尔什维克派不肯抱持‘法统幻想’，排斥了托洛茨基的必须配合暴动于第二次苏维埃大会的提议，而决定在大会未开以前夺取政权。”这里说的是托洛茨基哪一个提议呢，何时何处讨论此提议呢，哪几个布尔什维克派排斥此提议呢，——雅可弗列夫没有说，而这并不是偶然的：我们无论在会议记录或在个人回忆，都寻不到什么证据，表明托洛茨基曾经提议“必须配合暴动于第二次苏维埃大会”。雅可弗列夫的断语乃是以一种轻轻修饰过的误会为基础的，此误会好久以前就被人解释明白了，而且解释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列宁。根据早已发表的一些回忆录，人们可以看出，托洛茨基从9月底起就屡次向那些反对暴动的人说明：替苏维埃大会定一个日期，在布尔什维克派看来，不异于是定一个暴动日期，这当然不是说暴动非依照苏维埃大会的决议来举行不可，——如此幼稚的形式主义根本不值一谈。提出来的问题乃是关于限期的问题：不能推延暴动至大会以后一个不确定的时间。中央委员会这个争论，经过什么人，并在什么形式之下，传到列宁那里去，那是在文件里查考不出来的。托洛茨基太惹敌人注目，与托洛茨基会面，对于列宁是个太大的危险。列宁，以他当时的慎重，可以害怕托洛茨基把重点放在大会上，而非放在暴动上，或者害怕他没有给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法统幻想”以必需的驳斥。同样，新加入的中央委员亦能令列宁担忧，因为列宁不很认识他们，他们本来是区际派分子（或统一派）：越飞和乌里茨基。关于这点，有个直接的证据，在胜利后11月1日彼得格勒委员会开会时列宁的演说之中。“暴动问题在会议（10月10日）中提出。我害怕统一派国际主义者方面有机会主义的表现，但我的担心涣然冰释了。反而我们本党中（某些老）党员（中央委员）有不同的意见。这非常使我伤心。”据列宁自己说，10日，他确信了：不仅托洛茨基，而且直接在托洛茨基影响之下的越飞和乌里茨基，都是坚决赞成暴动的。规定日期问题，是在这个会议之中第一次提出来。“托洛茨基的提议”，主张不得苏维埃大会决议就不进行暴动，究竟于什么时候提出来呢，而且受了什么人排斥呢？好像是特意来扩大混乱的范围一般，官方的教科书，如我们指出过的，竟引据10月21日一个乌有的决议，把这个提议归到列宁头上去。这里，斯大林也插足讨论，带来一个新的说法，驳倒了雅可弗列夫以及其他好多人。据说，暴动推延至大会开幕时候，即25日，并不引起列宁反对；但事情被过早宣布暴动日期所弄坏了。让斯大林自己说罢：“彼得格勒苏维埃公然规定，并对外公布，暴动日期（10月25日），这个错误只能以此法定日期之前的事实上暴动来补救的。”这几句话是以其重重矛盾使人错愕的。好像同列宁辩论的，只是关于选择10月24日或25日的问题！事实上，暴动以前差不多一个月，列宁写道：“等待苏维埃大会，乃是完全的白痴，因为这就等于虚耗几个星期；但现在几个星期时间，或甚至几天时间，能够决定一切。”另一方面，苏维埃又于何时何处公布过暴动日期呢？甚至难得想象做如此荒谬事情的动机何在。预先公然规定25日的，其实并非暴动日期，而是苏维埃大会开幕日期；何况这件事情并非彼得格勒苏维埃做的，而是妥协派中央执行委员会做的。敌人们，并非从所谓苏维埃的鲁莽，而是从这个事实，推演出若干结论来：布尔什维克派若不愿退出舞台，则他们必定图谋于大会开会之时夺取政权。我们以后写道：“由于客观逻辑，我们便规定于10月25日暴动。资产阶级报纸正是如此了解事态的。”关于“客观逻辑”的空泛回忆，在斯大林脑子里就变成了“鲁莽地”宣布暴动日子。人家便是如此这般著作历史的！[3]暴动二周年纪念时，本书著者以刚才解释的意义说道：“十月暴动，可以说：是预先规定于一个确定的日子举行，即10月25日”，而且确于此日成功了的。他又说：我们在历史上总寻不到另一个暴动来做例子，它也是由于客观进程被人预见于确定的一日发生的。这个断语是错了的：1792年8月10日的暴动也是一星期以前定下准确日子的，而且绝不是由于鲁莽，而是由于客观逻辑定下来的。8月3日，立法议会决定，巴黎各区请愿废黜国王的，将于9月讨论。饶勒斯[4]（他注意了好多为以前历史家所忽略的事情）写道：“立法议会规定了讨论的日子，以此也规定了暴动日子。”各区的领袖，丹东，持自卫的论调。他坚决声明说：“若有一个新革命爆发，那将是……对于政府的叛国的回答。”各区将问题提交立法议会讨论，绝非为了“法统幻想”的；那不过是一种方法：一面暴动，一面准备维持合法的假面，大家知道，各区为了拥护他们的请愿书，遂以警钟为信号手拿武器，暴动起来。这二个暴动相隔一百零五年，其间相似之处绝不是偶然的。这二个暴动都不是发生于革命初期，而是发生于革命第二期，这在政治方面就使得暴动成为自觉得多的和有计划得多的。在此二者情形下，革命危机都已达到很高度的成熟。群众预先知道了暴动的临近和必然。一致行动之需要迫得群众集中其注意力于一个“合法”确定的日子，好像注意各种事变集结的焦点一般。领导者屈服于群众运动的这个逻辑。群众领导已经支配了政治局势，差不多胜利在手了，但在表面上仍占据自卫的阵势。向柔弱的敌人挑战，就预先将冲突责任嫁在敌人头上。“预先规定日子的暴动”就是这样发生的。斯大林的那些浅薄的议论，——以前几章已经引过一些了，——表明了他何等少思索1917年事变的内在联系，而事变在他记忆里又遗留了什么样的踪迹。如何解释这个呢？大家知道，人制造历史，并未曾认识历史的法则，正如消化食物时候未曾知道消化器官的生理学一般。但这话好像不适用于政治领袖，尤其不适用于一个党的诸领袖，——这个党依据于一个科学地确立的党纲之上。可是好多在运动中占重要地位的革命者，不久之后便表现他们无能认识他们直接参加的事变的内心意义。不肖门徒的非常丰富的文献，给了人一种印象，觉得巨大事变在他们头脑中滚过，压榨了他们的头脑，如同一个蒸汽滚路机压榨了手和脚一般。在某种限度之下的确是这样的：一种过度的心理紧张致使精力迅速损耗。然而更重要的还是另一种情形：革命胜利根本改变了昨日的革命家的地位，麻痹了他们的科学好奇心，使他们接受现成的图式，并在新利益影响之下去判断过去事情。所以，官僚传说的罗网愈来愈紧地束缚了事变的真实路线。1924年，本书著者在他的著作《十月教训》中曾企图解释：列宁领导党去暴动时候，为什么必须如此猛烈地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所代表的右派相斗争呢？斯大林回答道：“那时我们的党有意见冲突么？不错，有意见冲突。但不论托洛茨基如何断定，如何努力去发现一个‘右派’以别于党的‘左派’，那些意见冲突总是属于事情的技术方面。……”“托洛茨基说，十月时，以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为代表，我们党内有一个右派。……但为什么，与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意见冲突，只有几天就过去了呢？……并没有分裂，只冲突了几天长久；这仅仅因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是列宁主义的，是布尔什维克派。”七年之前，暴动以前五天，斯大林不是恰好这样控告列宁激烈过火么？他不是也断定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站在“布尔什维克主义”一般立场上的么？斯大林左右摇摆之中露出了一种连续性，并非从他的深思熟虑过的世界观产生出来的，而是从他的性格修养上产生出来的。暴动七年之后同临暴动以前一样，他对于党内意见冲突的深刻，是模糊不清的。对于一个革命的政治家的试金石，乃是国家问题。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10月11日写的反对暴动的信中，说道：“我们用正确的策略可以在立宪会议中得到三分之一的位置，也许还多些。……有了立宪会议，再加上苏维埃——这便是我们趋向的国家制度配合形态。”所谓“正确的策略”，便是无产阶级放弃了夺取政权。所谓国家“配合形态”，就是拿立宪会议和苏维埃相调和，——在立宪会议之中资产阶级党派占三分之二，在苏维埃之中则是无产阶级党统治着。这个国家配合形态，后来就成了的希法亭思想基础：将苏维埃包含于《魏玛宪法》里面。李心琴将军，“白朗登堡军区”司令，于1918年11月7日禁止组织苏维埃，理由是：这类组织是同现存国家制度相矛盾的。他无论如何总比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和德国独立党[5]更有远见得多。列宁四月间早已警告过，须将立宪会议置于第二等位置；但他自己和整个的党，在1917年，都未曾正式放弃了一种民主代表制观念：人们没有把握敢预先断言革命将进展到何种程度。人们设想苏维埃拿到政权之后能很快地征取军队和农民，使得立宪会议——尤其因为扩大了选举权结果（列宁提议十八岁即有选举权），——让布尔什维克派获得多数，而形式上仅仅替苏维埃政制加冕而已。在这意义上，列宁有时也说国家“配合形态”，即是配合立宪会议于苏维埃专政。事实上，事变发展走了另一个方向。无论列宁如何坚持，中央委员会仍不肯决议，于夺得政权之后延迟几个星期再召集立宪会议，如此就不能扩大选举权了，也不能给农民以机会，——这是更重要的，——重新决定他们对于社会革命党人和布尔什维克派之态度。立宪会议和苏维埃发生了冲突，而被解散了。立宪会议所代表的敌方营垒，发动了国内战争，迁延几年才解决。在苏维埃专政系统之内甚至没有第二等的位置留给民主代表制。“配合形态”问题，实际上被撇开了。但理论上这个问题还保存它的全部意义，如以后德国独立党经验所指示的。1924年，斯大林为了党内斗争需要，第一次企图给过去经验以个人的估价；他征引列宁来替季诺维也夫的“配合形态”国家做辩护，“托洛茨基不明白，……布尔什维克派策略的特殊应用，他讨厌那配合立宪会议于苏维埃之理论，如同讨厌希法亭的理论一般。……季诺维也夫虽被托洛茨基说做希法亭主义者，其实完完全全地站在列宁的观点上面。”这是证明，1917年理论的和政治的斗争过了七年之后，斯大林还完全不明白：对于季诺维也夫，同对于希法亭一样，问题乃是两个阶级间政权调和与妥协，——资产阶级经过立宪会议，无产阶级则经过苏维埃；至于列宁，则他说的乃是代表同一无产阶级政权的各种制度间的配合，季诺维也夫的思想，正如当时列宁解释的，乃是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基础相反对的。10月17日，列宁反驳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说：“只要政权操在苏维埃之手，……大家都可以赞成‘配合形态’的；但现在借口‘配合道路’来拒绝交付政权于苏维埃，……人们可以找到一句颇议会式的话来称呼这个行为么？”我们试看看：季诺维也夫的思想被斯大林估定为“布尔什维克策略的特殊应用”，非托洛茨基所了解的，但列宁当时甚至难得找到一句议会式的话来称呼它，虽然列宁在这一方面是并不过分苛刻的。一年多以后，列宁论德国事情写道：“……图谋配合资产阶级专政于无产阶级专政，这乃是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以及抛弃一般的社会主义……”列宁能够写别样的话么？季诺维也夫称为“配合形态”的，其实乃是一种企图，要永久延续双权政制，即是说要赋予新生命于孟什维克派所已完全做到的一种试验。如果1924年斯大林在此问题上仍然同从前一样与季诺维也夫共站一个立场，那就是表明：他虽然赞成列宁的提纲，却始终忠实于或半忠实于他自己在1917年3月29日报告中所发挥的双权哲学的；他说：“两者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苏维埃发动革命，……临时政府则巩固革命人民取得的政治成果。”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关系，这里定为政治上的一种简单分工。临暴动前一个星期内，斯大林显然在两方面耍手腕：一面是列宁、托洛茨基和斯维尔德洛夫，他面是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10月12日编辑部按语，替反对暴动的人做辩护来抵御列宁打击的，出于斯大林之手绝非偶然：在党内耍把戏，他的手腕是无人能与抗衡的。四月间列宁回国之后，斯大林很聪明地推动加米涅夫出面，而自己则站在旁边的不做声；同样，现在，临暴动之前要再来玩这个把戏时候，他准备着一条退路，以便失败之时退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方面去。斯大林在这条道路上已濒于绝境，再越出雷池一步，就须与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决裂了。这一可能使他不寒而栗。21日会议时，斯大林修理好那座半倒的通到中央委员会左翼的桥梁，他提议委托列宁起草关于苏维埃大会根本问题的纲要，并委托托洛茨基做政治报告。这二个提议，都一致通过了。捞到了一顶“左”派桂冠之后，为窥测时机，斯大林便于关键时刻躲入阴影里去。所有近时的历史家，从雅罗斯拉夫斯基开始，都挖空心思隐瞒这个事实，即是：斯大林并未曾到斯摩尼来参加24日中央委员会会议，也未曾在暴动组织之中担负任何职务！这个事实是无可争辩地被文件证明了的，它最足以表明斯大林的政治品格及其手段。从1924年起，人们作了无穷无尽的努力，来填补斯大林政治传记中的十月革命的空白。事情借二个假名来解决：“中央委员会”和“实行中心”。我们若不更详细地考查当时中央委员会的组成，那就无法理解十月起义领导过程的内情，也无法理解二十年代蜕变分子所播流言的内情。列宁是公认的领袖，在所有的人眼睛里都有威权；但如事实所证明的，他绝不是党内的“独裁者”，他在四个月当中没有直接参加中央委员会工作，而且在许许多多策略问题上与中央委员会激烈对立。布尔什维克派旧核心之中，最有名的领袖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他们距离列宁很远，距离拥护列宁的人也很远。季诺维也夫同列宁一样地躲藏起来。十月以前，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坚决地与列宁和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相对立：这就使得他们二人脱离了战阵。老布尔什维克派之中，斯维尔德洛夫很快地走上前来。但那时他在中央委员会里面还是一个新人。他的组织家才能，以后，在苏维埃国家建设那几年当中，才完全开展。捷尔任斯基不久之前才入党，以他的革命性格著称，但谈不到有独立的政治权威。布哈林、赖可夫和诺更，都住在莫斯科。布哈林被人视为有能力的理论家，但不很靠得住的。赖可夫和诺更反对暴动。洛莫夫、布卜诺夫和密柳亭，每逢决定重大问题时候，未曾被人家重视过的；此外，洛莫夫在莫斯科活动，密柳亭跑外省。越飞和乌里茨基，以其过去的亡命生活，密切联系于托洛茨基，行动与托洛茨基一致。年轻的史密尔卡在芬兰工作。中央委员会的组成及其内部状况，就颇明白解释了：党的总领导机关，在列宁未曾回来直接领导以前，为什么没有起着而且不能起着后来附会于它的那种作用，——连那种作用的很低的程度都没有起着。会议记录，表明了最重要的问题：苏维埃大会问题，卫戍军问题，革命军事委员会问题，——都未曾预先在中央委员会讨论过的，都不是由中央委员会起意的，而是从苏维埃实际活动之中在斯摩尼发生出来的，但常常有斯维尔德洛夫参加。斯大林，一般说，并未曾在斯摩尼露面。革命群众的压力愈加坚决，事变的规模愈加广大，斯大林就愈加惶恐不安，他的政治思想就愈加贫乏，他的首创精神也就愈加薄弱。1905年便是如此。1917年秋天也是如此。此后，每逢有历史性的大问题提出于世界范围时候，他都是这样的。1917年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的公布显然揭露了十月在斯大林传记上留下的空白，那些官僚历史家于是创立了那个关于所谓“实行中心”的传说。这个传说最近几年非常普遍，它的解释便成为批评的十月革命史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原素了。10月16日，在列斯诺伊区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提出来反对暴动诸理由之一便是说：“我们甚至没有中心。”根据列宁的提议，中央委员会马上在匆忙之中议决填补这个缺陷。记录说道：“中央委员会组织一个革命军事中心，由如下诸人组织之：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布卜诺夫，乌里茨基和捷尔任斯基。这个中心将为苏维埃革命委员会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被大家遗忘的决议，1924年第一次从档案之中发现出来了。人家把它当作最重要的历史文件来征引。譬如雅罗斯拉夫斯基写道：“这个机关（不是其他的机关）指导了所有参加暴动的组织（革命的军队，赤卫队）。”其中“不是其他的机关”这几个字，十分露骨地泄露了这一切事后发明品的目的何在。但斯大林写得还更明白些：“在负领导暴动责任的实行中心之内，很奇怪地竟没有……托洛茨基。”为了发挥这个题目之故，斯大林不得不删去决议案的第二部分：“这个中心为苏维埃革命委员会的一个组织部分。”若是注意到革命军事委员会是托洛茨基负总责的，那就不难明白中央委员会为什么只限于指定新的工作人员来帮助那些已经在工作中心的人员。此外，无论斯大林或雅罗斯拉夫斯基，都未解释人家为什么直至1924年才第一次记起“实行中心”的。10月16日至20日这几天中，我们早已知道，暴动确定地走上了苏维埃道路。革命军事委员会一成立便将卫戍军和赤卫队的直接领导权抓在手里，赤卫队在10月13日就已服从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指挥了。已经没有位置留给其他任何领导中心了。总之，无论在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里面，或在关于十月下半月事情的其他任何文件里面，人们都不能发现一点似乎如此重要的机关的活动踪迹。没有人提起它的工作，没有什么职务委托于它，它的名称甚至没有人提过，虽然它的组织分子参加中央委员会会议，而且共同议决那些理应直接属于“实行中心”管辖的问题。斯卫希尼可夫，彼得格勒党委员会委员，十月下半月差不多没有间断地担负那与斯摩尼联络的责任，他无论如何总会知道关于暴动问题应向什么机关领取实行训令的。底下是他的话：“一个革命军事委员会设立了。从它成立时候起，无产阶级的种种革命活动就有了一个领导中心。”加育劳夫这个人，我们从二月革命以来就认识了，他记载维包格区如何紧张地等待着斯摩尼的信号：“晚上（24日），革命军事委员会来了一个回音，——赤卫队准备作战。”加育劳夫根本不知道，公开发动进攻时候另有一个中心存在。我们有同样的理由征引萨多夫斯基，博德魏斯基，安东诺夫，梅洪诺兴，布拉贡拉伏夫，及其他直接参加暴动的人的回忆录：其中没有一个人曾经提到那个领导一切的组织——据雅罗斯拉夫斯基的意见，——“实行中心”。最后，雅罗斯拉夫斯基在他的历史中也只限于简单地记载有个中心成立，却无一个字关于这个中心的活动。由此必然得到一个结论：被领导者中既无一人知道有个领导中心存在，则此中心，在历史看来，是不存在的。但还可以拿出直接的证据，来证明这个实行中心的虚构性。在10月20日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斯维尔德洛夫宣读布尔什维克派“军事委员会”一篇声明稿子，从讨论中可以知道这篇声明含有要求召集“军事委员会”诸领袖来讨论暴动问题之意。越飞提议拒绝这个要求，因为“凡愿意做工作的人都可以加入苏维埃下设立的革命中心”。托洛茨基给越飞的提议以一种和缓的形式：“所有我们的组织都可加入革命中心，而在我们的党团里面讨论一切与之有关的问题。”照此意义的决议案，证明了革命中心只有在苏维埃底下的一个，即革命军事委员会。倘有另一个领导暴动的中心，则起码应该有人记起它的存在的。但没有人记起来，连斯维尔德洛夫也记不起来，他在这个“实行中心”名列第一。10月24日会议的记录，对这事情更有教育意义。临占领首都以前几个钟头内，不仅没有什么暴动的“实行中心”问题，而且设立这个中心的决议在最后八天漩涡之中被人忘记了到这个程度，以致根据托洛茨基提议，指定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和布卜诺夫三人“供革命军事委员会调遣”，——这三个中央委员，依照10月16日决议，本来应当参加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因而根本无需这第二次决议。之所以闹出这样的误会，可以拿底下事实来解释，即是：中央委员会刚刚从秘密存在中出来，它的组织和它的工作方法，还很少相似于后来几年那个全能的无所不包的官僚机关。中央委员会机关的主要部分，斯维尔德洛夫拿来装在他的口袋里面，带到这里或那里去。在这狂热时期，快散会时匆忙组织的机关，不久又被人忘记了，——本是数见不鲜的事情。10月7日，中央委员会开会时，成立了“一个与反革命作战的情报局”：这是解决暴动问题的第一个机关，但故意取此暗号式的名称。关于这个情报局的组成，记录说：“三个中央委员：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布卜诺夫，被推举为此局人员，他们并负有成立此局之责。”这第一个暴动的“实行中心”存在过么？显然没有存在，因为没有踪迹留下来。十月会议时设立的政治局，也是没有生气的，绝对无所表现：很难说曾否开过一次会。为了使彼得格勒党组织在各区直接进行工作时不致于同军事革命委员会失去联系，由列宁提议，托洛茨基遂于危急的几个星期之中加入彼得格勒委员会那个小领导群里面。列宁本来爱用两三重保障方法的。然而这个决议也是留在纸上而已，托洛茨基未曾参加开过一次会。所谓“实行中心”的命运也是这样。依照决议说来，它也不当以独立机关资格存在的，但连以辅助机关资格，它也未曾存在过。指定的五个“中心”委员之中，捷尔任斯基和乌里茨基直至暴动之后才完全担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工作。斯维尔德洛夫在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党中间的联络上尽过很重要的作用。斯大林未曾以任何形式担任过革命军事委员会工作，而且从来没有参加过它的会议。在无量数文件或证言之中，以及后来整个时代回忆录之中，未曾有一次提起过斯大林的名字。在官方编集的《革命史》中。有一专册关于十月事件的，其中逐日地根据报纸，会议记录，档案，工作人员回忆等等，搜集了所有的事实记载。这个集子虽然是窜改历史风气业已盛行的1925年出版的，但书末的索引，关于斯大林只列了一条页码；我们把这页翻出来看，则看见的仍旧是中央委员会关于“实行中心”的决议原文，其中提起斯大林为五个委员之一。我们在这本集子里，——如此丰富的文件，连第三等文件都有的集子里，——寻找斯大林事实上所做的工作，无论参加中心的或在中心以外的，我们都寻找不到。如果拿一个字来说出斯大林的政治面貌，那可以说他始终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内的“中间派”，换一句话说：他天然地努力站在那界于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的一个中间立场，但这个中间派害怕列宁。1924年以前，斯大林轨道上每一节都可分解为二种力：他自己本性上的中间主义和列宁的政治压力。中间主义之不值钱，在历史大事变考验之中表现得最完全。10月20日替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作辩护时，斯大林曾说：“我们的地位含有矛盾。”事实上是中间主义的矛盾本性不容许斯大林在革命中占据一个独立地位。可是使他在历史的大十字街头茫然无所适从的那些特点：观望的精神和经验的迂回，——反而能保障他占得许多重大的便宜，当群众运动开始退落，官僚走上第一等位置时候；官僚热心巩固已得的东西，首先热心保障自己的地位，免受新的变乱所损害。以革命之名来统治国家的官僚，需要革命家威望。斯大林以“老布尔什维克”资格成为这个威望的最适宜的化身。把群众推到旁边去之后，那个集体的官僚便对群众说：“这一切是我们替你们做出来的。”官僚于是自由行动起来，不仅任意处理现在，而且任意处理过去。历史官改作历史，修正传记，创造声望。斯大林能替革命加冕以前，革命必须经过一番官僚化。斯大林的个人经历是马克思主义分析的一个很有趣味的对象；我们在这经历之中看出了一切革命所含有的法则之一种新的折射：革命造成的制度，发展下去，必然要经过那些以月数计的进潮和退潮；在这个过程中，思想反动时期也必然推动那些人物走上第一等位置，他们以其一切根本性格，在进潮时候没有而且不能有什么领导的作用。官僚式的修改党史和革命史，是在斯大林直接指挥之下进行的。这个工作的几个步骤也很生动地标明了苏维埃机关发展上的各个阶段。1918年11月6日（新历），斯大林在《真理报》一篇纪念论文中写道：“暴动的灵魂自始至终都是以列宁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委员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时秘密住在彼得格勒维包格区。10月24日晚上，人家要他到斯摩尼去领导总的运动。暴动的一切实际组织工作，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直接指挥之下完成的。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卫戍军之迅速站到苏维埃方面来，革命军事委员会工作之灵巧的指挥，党主要地首先应当感谢托洛茨基同志。安东诺夫同志和博德魏斯基同志是托洛茨基同志的主要助手。”无论本书著者或——我们应当设想——列宁（因遭社会革命党人暗杀正在康复），那几日都没有注意到斯大林这种借追忆过去而谈各个领导人的作用和功劳的做法。这篇论文，直至好多年后，在一种新的亮光照射之下，才令人明白：原来，斯大林在1918年秋天艰苦的几个月中已经准备一个新说法关于党在十月暴动时的领导作用了，固然还是非常谨慎地准备着。“暴动的灵魂，自始至终，都是以列宁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委员会。”这几句话乃是一种论战文字，反对那些人，他们认为——很正确地——暴动的真正灵魂乃是那个与中央委员会相激烈冲突的列宁。在这时期，斯大林还只能借用那无名姓的中央委员会来掩饰他在十月间的动摇。以后几句话，说列宁秘密住在彼得格勒，24日晚上被请到斯摩尼去领导总的运动的，——其目的乃在减弱当时党内流行的意见，以为领导暴动的是托洛茨基。再以后几句话，关于托洛茨基的，则在现时的政治空气里好像是几句恭维的话，而其实这是斯大林为了掩饰他的论战真意而不得不做的最低限度的事情。这篇“纪念”文章，结构之复杂和掩护之小心，本身就很清楚反映了当时党内流行的意见。顺便说一说，那篇文章毫未提起“实行中心”。恰好相反，斯大林明明白白地说：“暴动的一切实际组织工作，是在……托洛茨基直接指挥之下完成的。”但托洛茨基不属于那个“实行中心”里面，“这个机关（不是其他的机关）指导了所有参加暴动的组织”，——雅罗斯拉夫斯基这几句话，我们刚刚已经听过了。这中间的矛盾解释起来很简单：1918年时，事变还是太新鲜印在所有的人的头脑里，要从会议记录之中找出一条决议，关于一个从未存在的“中心”的，那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到了1924年，那时好多事情已经被人忘记了，斯大林便以如下的话来解释托洛茨基为什么没有加入“实行中心”：“我们必须说：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没有而且不能有什么特殊的作用。”这一年，斯大林干脆宣布：历史家的任务乃在摧毁那关于“托洛茨基在十月暴动中有特殊作用的传说”。但是斯大林怎样拿他的新说法去调和他自己在1918年写的文章呢？很简单的：他禁止人家去征引他以前的文章。历史家中若有人图谋在1918年的斯大林和1924年的斯大林之间持中间态度，都要被立即开除出党。然而还有一些证据，比斯大林的第一篇纪念文章更有权威的。在政府出版的《列宁全集》附注中，“托洛茨基”一条下面，写道：“……当彼得格勒苏维埃落于布尔什维克派手里时候，他被举为主席，以此资格他组织了并领导了10月25日的暴动。”由此可见，“关于特殊作用的传说”，列宁在世时就已很稳固地生根于《列宁全集》里面了。我们可以根据官方出版物来追溯历史材料的变形过程。譬如1925年，当反托洛茨基运动正在盛行之时，一个官方年刊《共产主义者日历》还写道：“托洛茨基参与十月革命，最积极，最有领导作用。1917年10月，他被举为彼得格勒革命委员会主席，这个委员会组织了武装暴动。”1926年版中，这段文字就被几句貌似中立的话所代替了：“1917年10月，当列宁格勒革命委员会主席……”从1927年起，斯大林学派就提出一种新说法，并把它塞进了苏维埃一切教科书，即说：托洛茨基是反对“一国建立社会主义”的，根本上除了反对十月革命之外不能做别的事情。幸而有个“实行中心”能领导暴动至于胜利！随机应变的历史家们，不过忘记了解释：布尔什维克派为什么选托洛茨基做主席呢，这个受党领导的苏维埃又为什么选托洛茨基为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首脑呢？列宁是不轻易信任人的，尤其当问题是关于革命命运时候。口头的保证不能安慰他。他在远处，总是倾向于从最坏的方向去解释一切征兆。只有当他亲眼看见时候，即是说当他到了斯摩尼时候，他就确信事情做得很好了。托洛茨基在1924年发表的回忆中，说过如下故事：“我记得，列宁得到的印象是很强烈的，当我告诉他，我已用书面命令调立陶夫斯基团一连士兵来保护我们的党报和苏维埃报纸出版时候。……列宁高兴极了，他连声叫好，笑个不停，不时的搓手。以后他比较静默了，思索了一会，然后说：‘好的，可以这样做的，只要我们拿得政权！’据我的了解，他直至此时才确然同意了我们当初之不肯以阴谋夺取政权。他直至最后一点钟，还在害怕敌人会突然杀出来打我们个措手不及。直至现在……他才放下心来，并最终赞成了事实走上的道路。”这个故事，后来也被人否认了。然而这个故事在客观条件之中得到了不可动摇的支持。24日晚上，列宁最后一次爆发了忧虑，如此有力的忧虑迫得他过迟地图谋动员士兵和工人来向斯摩尼施行压力。几点钟之后，他在斯摩尼认识了真实局势时候，他的心境如何猛烈改变，是可想而知的！他之不能不至少以几句话，几个字，来结束他的忧虑，他的直接或间接对于斯摩尼的怪责，——这不是很明白的么？他无需要复杂的解释。两个对谈的人，见了面，互相望着眼睛，在这样一个不平常的时候，都明白了误会的根源。所有的误会从此都消除了。不值得再解释。几个字就够了：“可以这样做的！”这话意思是说：“我有时为了多疑也许超过了界限，但你总可以了解的罢？”……怎样会不了解呢？列宁是不爱动感情的。他的一句“可以这样做的”，以及说话时的微笑，就完全足够解除过去插曲性的误会，而增进相互的信任了。25日，列宁的心境，在他叫伏洛达斯基提出的决议案中表现得最清楚；这个决议案把暴动说做“罕有的纯净和罕有的成功”。列宁用这个话来称赞暴动，并非偶然的，——他只简单用了几个字，如他向来所做的，但含有很高的评价。正是他，以提出“旁观者的忠告”的人，认为最有资格能自由地不仅赞美群众的英勇，而且赞美领导者的功绩。人们绝不能怀疑这个事实，即列宁还有心理的动机：他时时害怕斯摩尼采取的路线过于迂缓，现在他急忙第一个出来承认这路线在事实上表现出的好处。列宁一到斯摩尼，当然负起了一切工作的领导责任，无论是政治工作，组织工作或技术工作。29日，彼得格勒发生了一次军官生暴动。克伦斯基带领好几连哥萨克兵来进攻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起防卫责任。这个工作由列宁领导。托洛茨基在回忆录中写道：“一个迅速的成功能解除武装，正如一个失败。不要迷失了事变的根本线索。每次成功之后都要对自己的说：还未曾得到什么，还未曾有什么保证。确实胜利以前五分钟，同战斗开始以前五分钟，一样警觉地，一样出力地，一样紧张地，进行事情。胜利以后五分钟，欢呼声音尚未发出以前，对自己说：胜利品还没有保证的，不当空耗一分钟。——这便是做事态度，这便是行动方式，这便是列宁方法，这便是他的政治性格，他的革命精神的有机的本质。”上面曾说起11月1日彼得格勒委员会会议，在此会议之中列宁声明他错疑了区际派代表，——这次会议本是专为讨论与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人成立合作政府问题的。胜利之后还赞成这个合作的，是那些右派：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赖可夫，卢那察尔斯基，梁赞诺夫，密柳亭等。列宁和托洛茨基则坚决反对任何超出第二次苏维埃大会范围外的合作。托洛茨基说：“中央委员会中和党内颇多的干部中，暴动以前，发生了颇深刻的意见冲突。……以前有人说，同现在胜利之后说的，是一样的话：我们将没有技术机关。以前有人把局势弄得很黑暗，为的令人害怕；同样现在有人也把局势弄得很黑暗，为的不去享受胜利。”托洛茨基同列宁手携手，与那些拥护合作的人相斗争，正如暴动以前与那些反对暴动的人相斗争一般。列宁在同一会议上说道：“一种协调么？——我甚至不能认真说起这件事。托洛茨基好久就说过：联合是不可能的。托洛茨基明白这个。自从那时起，世上就没有比他更好的布尔什维克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派，提出的最重要的协调条件，其中有一条要求他们最憎恨的二个人退出政府，便是：“十月暴动负责人，列宁和托洛茨基。”中央委员会和党，对于这条要求的态度，是如此样子，迫得那个非常赞成协调而且个人倾向于这个让步的加米涅夫，认为必须在11月2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宣布道：“有人提议排除列宁和托洛茨基；这个提议将使我们的党断了头，我们不能接受。”革命的观点，即主张暴动而反对与妥协派合作的观点，在各区里，叫做“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观点”。这个称呼，如文件和记录所证明，变成了很流行的。当中央委员会内部发生危机时，彼得格勒一个人数很多的女工会议一致通过这个决议案：“拥护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的本党中央委员会的政策。”布德柏格男爵，1917年11月，在他的日记中就说起“新二头统治：列宁和托洛茨基”。一群社会革命党人12月间决定“将布尔什维克主义斩头”时，据一个阴谋者波里斯·索可洛夫说，他们认为“显然，最危险的和最重要的布尔什维克派，是列宁和托洛茨基。必须先解决这二个人。”在国内战争那几年中，这二个名字总是被人不可分离地联在一起说出来的，好像是同一个人的名字。帕尔乌斯，以前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变为十月革命的死敌，他写道：“列宁和托洛茨基，这是一个集体的名字，代表所有那些为了理想主义而走上布尔什维克道路的人。……”严厉批评十月革命政策的卢森堡，同时批评列宁和托洛茨基。她写道：“列宁和托洛茨基，以及他们的朋友，是首先做榜样给世界无产阶级看的。亦唯有他们能够同胡腾[6]一样地高喊：我敢做这件事！”1918年10月，列宁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一次庄严会议上，征引外国资产阶级报纸的话：“意大利工人如此猖獗，好像可以允许列宁和托洛茨基到意大利作一次旅行的。”这一类的证据多到不可胜举，好像一条线索贯串于苏维埃政制和共产国际的最初几年。参加者和观察者，朋友们和仇敌，亲近者和疏远者，都用一条绳子把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的活动联结在一起，——联结得如此坚固，不肖门徒辈历史家万不能解开它或斩断它。[1]即不留血的。—L.X[2]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时，列宁为了缓和他对于某些“极左派”的打击起见，曾说他自己也曾犯了些“极左主义”的错误，尤其当亡命国外时候，更尤其当他最后，1917年，“亡命”在芬兰时候，当时他定了一个暴动计划没有后来实行的计划那么有用。我们若未曾记错的话，列宁写给大会附设的德国事件委员会的书面声明中，也曾提起他犯的这个错误。可惜，共产国际的文库不能让我们接近，而这里说的列宁声明显然也是未曾发表的。（原注）[3]本书已经写成了，且快以各种文字出版了，我才看到了一个新文件关于构成本章一个重要部分的那些争论的问题。这是公开的文件，而且不属于别人的，恰属于斯大林的，——这就更加是可宝贵的了。1920年4月23日，布尔什维克派莫斯科组织庆祝列宁五十岁诞辰，演说者之中有斯大林，他担任以一篇简短的演说“指出列宁的一个特性，为他本人未曾说过的，——即是他的谦逊，他的坦白承认自己的错误”。这里我们一字不改的抄下斯大林说的关于列宁的一个“错误”的话：“1917年7月间在克伦斯基统治底下，正当召集民主会议时候，……我们中央委员会决定加强苏维埃，召集苏维埃大会，发动暴动，并宣布苏维埃大会为国家政权机关。伊里奇此时在躲藏之中，他不同意这个路线，他写信来说：这些流氓（民主会议）必须解散而且逮捕起来。我们明白事情不是如此简单的，因为我们知道会议之中有半数，至少三分之一，是前线代表，若解散他们和逮捕他们，则只能败坏我们的事业，而使我们与前线的关系更加恶劣。……所以无论列宁如何要求，我们仍旧走上加强苏维埃的路线。10月25日，我们就走到暴动景况。列宁微笑着，很狡猾地对我们望着，说道：‘不错，你们是对的。’这话……感动了我们。列宁同志往往在很重大的问题上承认他的错误。”（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五十寿诞纪念集》，俄文，1920年莫斯科国家书局出版，第二十七——二十八页。）斯大林的演说彻底破坏了后来的传说，据那些传说，中央委员会在列宁领导下摧毁了托洛茨基的关于暴动期限和方法的“法统幻想”。但据斯大林说（即是说，据1920年的斯大林说）：恰恰相反，在这个问题上，中央委员会是拥护托洛茨基而反对列宁的。托洛茨基，在他的回忆录中，叙述24日夜里，列宁来到斯摩尼时候如何对他说：“好的，可以这样做的。只要我们拿得政权！”雅罗斯拉夫斯基，在1930年，否认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暴动既然是中央委员会依照列宁计划，而反对托洛茨基计划，来做成的，显然列宁没有任何理由于胜利之后说“可以这样做”的话，然而从斯大林的纪念演说里，我们知道了，列宁到斯摩尼时曾说：“不错，你们是对的。”还能找到另一个证据，更有力量地证实我们的记载和反驳后来的一切发明么？然而1920年时斯大林说的中央委员会的计划，其实并不恰是：“召集苏维埃大会，发动暴动，宣布苏维埃大会为国家政权机关。”这个机械路线正是列宁指为“法统幻想”的！列宁并非没有理由。事实上，革命军事委员会是借苏维埃大会口号：以合法手段动员群众，又借这个动员做掩护来准备暴动，并于适宜时机施行打击，——所谓适宜时机者是指临近苏维埃大会的时机绝非指大会开幕以后。后来实行的，正是这个办法。人们不得不自问道：列宁的恐惧岂非他与斯大林谈话之结果么？[4]饶勒斯（JeanJaures），法国社会党领袖，法国革命历史家。——译者。[5]指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1917年4月成立，代表人物是考茨基、希法亭。－C.R[6]UlrichvonHutton（1488-1523）德国宗教改革领袖之一，写了好多文章反对罗马教皇。——译者。<<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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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下）>>附录除了《不断革命论的历史回顾》之外，我们还将单独的二章书放在这个附录里面：《官僚传说》和《一国建立社会主义么？》。关于《传说》的一章是专为用批评手段恢复十月革命一连串的事实和插曲之真相的；这些事实和插曲被不肖门徒一辈的历史文献弄得模糊失真。这章书的次要目的之一，也是为着阻止那些懒惰精神：不去研究文件证据而静静地守着一个预先得到的没有价值的结论，即以为：真理多半是界在两方面的正中间的。那个题作《一国建立社会主义么？》的一章书，则专论布尔什维克党思想和纲领上最重要的问题。我们从历史上说明这个问题，在今日不仅保存着它的理论兴趣，而且近几年来尤其具有第一等的实际重要性。上述两章书本是正文的组成部分，我们所以从正文分开出来，唯一地是为了减轻那一类读者的辛劳，这类读者不大喜欢注意那次要性的争论或那些复杂的理论问题。但本书读者之中如果有十分之一或甚至百分之一，肯细心去读这个附录，著者便认为他的劳苦已完全得着报酬了。真理毕竟是假手于那些肯深思，能耐劳和具有批评精神的人而开辟一条道路向那更广大的人群去的。<<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下）>> |
结论<<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下）>>结论俄国革命，正因为是一个真实的民众革命，动员了几千万人民，所以我们在其发展之中可以看出各阶段有一种显著的相续性。事变先后继起着，好像遵守重力法则一般。势力的相互关系，在每个阶段都是以两种方式来证验的，起初群众表现其进攻的大力，然后有财产的阶级图谋报复，但只有更加表现其孤立。二月间，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暴动起来，不仅违反了一切有教养的阶级的爱国意志，而且违反了革命团体的计算。群众表现出不可征服的力量。群众自己若是明白了有这力量，那他们就要拿着政权，但是那时还没有一个有力量和威权的革命党在领导着群众。政权落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之手，他们拿社会主义颜色来掩护自己。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人，不能拿群众的信任去做他种用途，只能拿去征召自由派资产阶级来操持国家的大政，而自由派资产阶级又不能不将妥协派付托给他们的政权拿去替协约国的利益服务。四月事变时候，士兵和工人出来，——还没有什么党派号召他们，——反对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这个政府是妥协派强置于他们头上的。武装示威得到明显的成功。俄国帝国主义领袖米留可夫退出政府。妥协派加入政府，——表面上是代表民众权力加入的，而其实成了资产阶级的仆役。那些惹起革命的问题，合作政府一个也未曾解决，反而在六月间发动一个进攻，破坏了前方事实上的休战状态。群众对于妥协派的信任早已减退了，二月政制以此进攻给了自己一个致命的打击。于是开始了直接准备第二次革命的时期。七月初，政府背后有一切有财产的和受教育的阶级拥护着，压迫任何革命的行动，起诉这些革命行动是在背叛祖国和帮助敌军。正式的群众组织，——苏维埃及诸社会爱国党派，——都出全力反对示威。布尔什维克派为了策略上的顾虑，约束工人和士兵，不令他们上街来。然而群众行动起来。运动是普遍而不可抵御的。政府看不见了。妥协派隐藏起来。工人和士兵在首都成了时局的主人。然而因为外省和前线没有充分准备，群众此次进攻遂归于失败了。八月底，有财产的阶级所有的机关和组织，都赞成一个反革命的政变：协约国大使馆，银行，地主协会，工业家协会，立宪民主党，司令部，军官，大报纸。政变的组织者不是别人，正是指挥几百万人大军的总司令。从各前线特别挑选来的队伍，根据那与政府首脑的秘密协定，向着彼得格勒开来，说是为了战略上的理由。在首都，好像一切都准备好了，为了政变成功：工人被政府机关得到妥协派协助解除武装了；布尔什维克派不断地受打击；最革命的兵团调离了本城；挑选来的几百名军官集中着，编成突击队；他们同军官生和哥萨克一起定能构成一支强大的武力。结果怎样呢？似乎连神灵也保护着的阴谋，刚同革命的民众接触一下，就立刻化为灰尘了。这二个运动，七月初的和八月底的，其间有着“正定理”和“逆定理”的关系。七月事变表明了群众的自发运动的力量。八月事变则揭破统治集团的完全无力。这个势力关系指出新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此时候，外省和前线更加密切联系于首都。这就预先决定了十月的胜利。立宪民主党人纳博科夫写道：“列宁和托洛茨基之轻易推翻克伦斯基的最后一届合作政府，就是表明这个政府内在的无力。其无力的程度，连当时消息最灵通的人也为之吃惊的。”纳博科夫似乎想不到：这正是他自己的无力，他的阶级和他的社会制度的无力。正如曲线从七月武装示威上升至十月暴动一般，科尔尼洛夫运动也好像是十月底克伦斯基进行的反革命事业之预演。这位民主派总司令，在美国旗保护之下逃到前线去避免布尔什维克派逮捕之时，他所找到的唯一武力还是那个骑兵第三军，——二个月之前科尔尼洛夫曾准备以它推翻克伦斯基自己的。这军军长仍旧是那个哥萨克将军克拉斯诺夫，——一个有战斗精神的帝制派，由科尔尼洛夫委充此职的。找不到另一个军人比他更适宜于保卫民主的！这一军人究竟也只有名称留下来罢了：其中只剩下几连哥萨克兵，图谋向彼得格勒附近的红村进攻，但没有成功，却与革命的水兵联欢了，将克拉斯诺夫交付于布尔什维克派。克伦斯基不得不逃走了，一面害怕哥萨克捉他，一面害怕水兵捉他。帝制推翻之后八个月，工人便是如此变成国家的头脑了。他们很稳固地保持在这个地位。俄国将军柴连斯基气愤愤地议论此事道：“谁能相信呢，——一个法院差吏或门丁居然做了法院院长，一个医院看护居然做了医院院长，一个理发匠居然做了高官，一个准尉居然做了总司令，一个仆役或小工居然做了市长，一个车轮涂油工人居然做了段长或站长，一个锁匠居然做了工厂经理？”“谁能相信呢？”却非相信不可！既然准尉打败了将军，既然过去小工当市长教训了昨日的主人，既然车轮工人管理了交通，既然当经理的锁匠复兴了工业，——人们怎能不相信呢？政治制度的根本任务，据英国格言说，乃是“安置适当的人于适当的位置”。从这观点看来，1917年的经验是怎样呢？在最初二个月，俄国还是在世袭的专制政治之下，受了一个生来愚鲁的人所统治，他相信圣骨并服从拉斯布丁。以后八个月之中，自由派和民主派，在他们的政府高位上图谋向群众证明：革命成功，只为使一切事情仍旧同以前一样。毫无奇怪，这些人对于国家如同浮动的影子一般过去了，没有留下来痕迹。从10月25日起，领率俄罗斯的人是列宁，——俄国政治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他的身边有一群共事的人，连最恶毒的敌人也承认这些与列宁共事的人知道他们要的是什么，而且能够为达到他们的目的而奋斗，这三种制度，在具体的一定的条件之下，哪一种能够“安置适当的人于适当的位置”呢？人类历史的向上发展，整个拿来看，可以概括为意识对于盲力（blindforces）的重要胜利所构成的一串链条，——意识在自然界，在社会，在人本身中克服了盲力。批评的和创造的思想，直至今日能够在那对于自然界的斗争中夸耀自己伟大的胜利。理化科学已经进步到这个程度，使得人类显然可以成为物质的主人。但社会关系仍旧是同珊瑚岛一般累积起来的。议会制度仅仅照见社会的表皮，而且是拿一种很不自然的光亮去照的。同专制制度及其他食人生活和穴居生活的遗产比较来看，民主政制当然代表很大的进步。但它毫未克制人类社会相互关系中盲力的作用。正是在这个最深奥的非意识领域上，十月暴动第一次下了手。苏维埃制度将输入目的和计划于社会基础之上，——直至现在，此处唯有简单的累积效果支配着的。敌人们冷笑着指出：革命十五年后，苏维埃国家还不像一个普遍幸福的天堂。这个议论即使不拿因仇恨而引起盲目来解释，也只能说它是出于过分看重社会主义方法的魔力。资本主义需要好几个世纪才能够提高科学和技术至于一种高度而陷人类于战争和危机的地狱。敌人们只给社会主义以十五年限期，就要它在地上建立天国。我们并未曾夸下这个海口。我们也从未规定这样的限期。大变革之过程，应当拿适宜的尺度来计量的。但活人遭遇的灾难呢？国内战争的火和血呢？革命的效果能够替它造成的祸害做辩护么？这个问题是目的论的，因之是没有裨益的。同样，为了个人生活的困难和痛苦也可以说：是否值得生在世界上呢？然而这种忧郁的默想，直至现在，并不能阻止人们生产和诞生。即使是在现时不可忍受的灾祸时代，自杀的人也只占我们这星球上人口很小的百分比，而且人们正是将革命看做脱离不可忍受的痛苦之出路的。应当指出一点：关于社会革命下的牺牲，最常常气愤的恰是那一流人，他们即使不是直接制造世界战争的，至少也是赞美战争的牺牲者，或视之若无视。现在轮到我们来问：战争是应当的么？它给了我们什么呢？它教训了我们什么呢？那些丧失了权利的俄国私产主人，他们说的话更不值得回答。他们说，革命致使国家文化低落。被十月暴动推翻的贵族文化，根本上不过是较高的西方文化典型之肤浅的仿效而已，始终为俄国民众无法接近的，又未曾贡献什么重要的东西于人类宝藏。十月革命已经立下了一种新文化基础，一种为了一切人的文化；正是这个原故，它才立即具有国际的意义。即使苏维埃制度，在恶劣环境之中和敌人打击之下——我们姑且假定，——暂时地被推翻了，十月革命的不可磨灭的印记仍旧留在人类以后整个发展上面。文明民族的语言中清楚记着俄国发展的二个时代。如果贵族建立的文化将那些野蛮的字眼，如Czar（沙皇），pogrom（虐杀），nagaika（鞭子）等，输入于世界语言，那么十月革命就把另一些字眼如Bolshevik（布尔什维克），Soviet（苏维埃），piatiletka（五年计划）等，国际化了。[1]这就足够替无产阶级革命做辩护。倘若人们认为它需要辩护的话。[1]译者按，从此可见俄国贵族文化如何少影响于中国，而十月革命又如何多影响于中国，因为旧俄国诸名词，中文非意译不可（除了“沙皇”，但本书第二三两卷仍译“皇帝”），而新俄国诸名词，大多数则过去意译的（如“多数派”之类），不久就非采用音译不可了。<<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下）>> |
第十章苏维埃专政大会<<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下）>>第十章苏维埃专政大会10月25日原定在斯摩尼开始那世界上未曾有过的最民主的议会。谁晓得呢，也许兼是最重要的议会。各地苏维埃解除了妥协派知识分子影响之后，派来的代表主要是工人和士兵。他们大多数是不著名的人物，但在工作上经过了考验，又很得当地人民信任。前线军队冲破军团委员会和指挥部封锁而派来的代表，差不多完全是行伍士兵。大会代表之中大多数是革命以后才接触着政治生活的。他们被八个月的经验培养起来。他们知道的并不多，但这不多的事情他们知道的很透彻。大会的外貌足以表示成分。第一次大会时军官的马刺、知识分子的眼镜和领带，此次差不多全看不见了。支配一切的乃是灰的颜色：灰色的衣服和灰色的面孔。在战争期中，大家都把衣服穿破了。许多城市工人穿着士兵的大衣。战壕里来的士兵不会是很漂亮的：好久没有剃胡子，旧大衣也破烂不堪了，大皮帽戴在乱发之上，花絮从帽的破洞钻了出来。经过风霜的粗糙的面孔，长满冻疮的沉重的手，被劣质烟卷烧黄了的指头，脱落的钮扣，松松系着的皮带，好久未曾涂油的皱襞而赭黄的鞋子。全国平民第一次选派了他们的诚实而不加修饰的代表，恰合于他们的本相。暴动那几个钟头之内开的大会，它的统计是非常不完全的。开幕时计有六百五十个有表决权的代表。布尔什维克派代表占三百九十人；并非个个都是党员，却都是群众的血肉化身；群众除了布尔什维克主义道路以外没有其他道路可走了。有好多代表，来时还有疑惑，却在彼得格勒赤热的空气之中很快成熟了。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人何等容易地耗竭了二月革命的政治资本！六月间苏维埃大会时，妥协派在全体八百三十二个代表中占有六百票的多数。现在各种色彩的妥协派构成的反对派还占不到会场四分之一哩。孟什维克派和依附他们的各民族代表，没有超过八十人，其中约有半数属于“左派”。一百五十九个——一说一百九十个——社会革命党人之中，左派约占五分之三；此外右派在大会过程之中也很快地瓦解了。到了闭会时，据某些人统计，出席代表人数共达九百人；但这个数目包含许多发言权代表在内，另一方面又未曾完全包含表决权代表。代表登记时常中断，有些文件遗失了，关于所属党籍之记录也不完全。无论如何，布尔什维克派在大会上占的支配地位是不可争辩的。代表中间有一个调查，表明：五百零五个苏维埃主张全部政权交于苏维埃之手，八十六个苏维埃主张“民主”政权，五十五个苏维埃主张合作政府，二十一个苏维埃也主张合作政府但不要立宪民主党人参加。这些雄辩滔滔的数目字，即令是在这个形式之下，也给人以一种夸大的观念，关于妥协派所余势力的。事实上，主张民主政府和主张合作政府的，乃是那些最落后的和最不重要的区域的苏维埃。25日一清早，斯摩尼开着各党党团会议。至于布尔什维克派，则惟有不负作战任务的人才来开党团会议。大会开幕延迟了：布尔什维克派领导机关先要解决冬宫；但敌派各党团也是不急于开大会的，他们自己需要议决将如何行动，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几个钟头过去了。党团之内分化为若干小党团，互相斗争。社会革命党的分裂发生于那个退出大会的决议案被九十二票对六十票否决了以后。直至下午很迟，社会革命党右派和左派才在两个厅堂分别开会。八点钟时，孟什维克派要求大会再延迟：他们内部意见太复杂了。入夜了。冬宫前面的战事还在拖延不决。但是不能再等待了：必须在那警醒的全国人民之前说几句明白的话。革命教人以挤压法。代表、来宾、卫士，拥挤在以前贵族小姐的礼堂内，而且时时腾出空间来给那些新来的人。关于楼板有可能塌陷的警告，同请人少吸烟一般，没有什么效力。大家拥挤得加倍厉害，烟也吸得加倍多。约翰·里德辛辛苦苦才得开辟一条道路穿过那在礼堂门前喧嚷着的人群。礼堂里面没有烧火，但空气是沉浊而滚热的。代表们塞满了大门和小户，坐满了窗子的横板，耐耐心心地等待主席摇铃。主席台上没有策列铁里，没有齐赫泽，也没有欠尔诺夫。惟有次等领袖到场来参加他们自己的葬礼。一位小个子，穿着军医制服，于十点四十分钟，以执行委员会之名宣布开会。此次大会在“如此非常的情况之下”开会，使得他，丹，于履行中央执行委员会付托的使命时，避免作一个政治报告：他们的同志此时正在冬宫“以自我牺牲精神履行他们的部长职务”而受人家枪击。其实代表们绝未曾期待中央执行委员会给他们祝福。他们带着厌恶心情望望主席台：这些人即使还有一点政治生命，那他们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与我们的事业又有什么关系呢？莫斯科代表阿万涅索夫以布尔什维克派之名提议依照比例推举一个主席团：十四个布尔什维克派，七个社会革命党人，三个孟什维克派，一个国际主义派。右派的人立刻拒绝参加主席团。马尔托夫派此时无所表示：他们尚未曾决定。七个位置给了社会革命党左派。大会代表皱起眉头看着这些预备性质的冲突。阿万涅索夫宣读布尔什维克派主席名单：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赖可夫，诺更，斯克良斯基，克留连科，安东诺夫·奥夫先珂，梁赞诺夫，穆兰诺夫，卢那察尔斯基，柯伦泰和斯杜乞加。苏汉诺夫写道：“主席团由布尔什维克派主要领袖和六个（实是七个）社会革命党左派组成。”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二人名字在党内有权威，所以加入主席团，虽然他们是反对暴动的，赖可夫和诺更二人以莫斯科苏维埃代表资格加入；卢那察尔斯基和柯伦泰是这个时期深得民心的鼓动家；梁赞诺夫是工会代表；穆兰诺夫是老资格工人布尔什维克，他在旧国会议员审判案中表现得很勇敢；斯杜乞加是拉脱维亚组织领袖；克留连科和斯克良斯基是军队代表；安东诺夫·奥夫先珂则是彼得格勒指挥作战的领袖。斯维尔德洛夫名字不在内，显然因为这名单是他自己拟的，在慌忙之中没有人改正他。这是当时党内生活的特点：反对暴动的全体领袖人物都加入主席团之内：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诺更，赖可夫，卢那察尔斯基，梁赞诺夫。社会革命党左派中唯有一个人有全国共知的名望，就是纤小而勇敢的斯毕里东诺娃，她为了杀死坦波夫省一个虐待农民的人，被判做了好多年的苦役。社会革命党左派没有其他的“名人”。反之，这党右派，则除了名人之外，差不多什么都没有了。大会热烈地欢迎它的主席团。列宁没有在主席台上。正当那些党团开会讨论时候，列宁还在化装中，戴着假头发和大眼镜，同二三个布尔什维克派在一个侧厅内坐着说话。丹和史高倍列夫到他们的党团会议去，经过那些阴谋家坐的桌子，停下来，仔细看看列宁，显然认出了他。这是表示揭开假面具时候已经到了。然而列宁并不急忙露脸。他宁愿就近观察事情，把线索操在手里，而自己仍旧留在幕后。托洛茨基在1924年发表的回忆录中写道：“在斯摩尼开着第二次苏维埃大会的第一场会议。列宁没有露面。他留在斯摩尼一间房子之内，我记得其中没有或差不多没有家具。后来才有人放了几条毡子在地板上，而且放下二个枕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我，我们二人休息着，并头躺着。但几分钟之后，有人来叫我：‘丹[1]说话了，应当回答他。’我出去答复了之后回来，又躺在列宁身边，——他自然不想睡觉的。睡得成觉么？大约每隔五分钟或十分钟总有一个人从会场跑来，告诉我们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主席铃落于加米涅夫之手。他是一个冷静的人物，生来当主席的。他宣布，议事日程上有三个问题：组织政权；战争与和平；召集立宪会议。一个异乎寻常的吼声，沉重而惊人，从外面来冲破了会场的骚音：那是彼得·保罗堡垒用大炮叫人注意这个议事日程，一股高度紧张之流通过全会场，使代表们突然觉悟这个大会事实上是国内战争大会。反对暴动的洛佐夫斯基要求彼得格勒苏维埃做报告。但革命军事委员会来不及。隆隆炮声证明了报告还未曾准备好。暴动正在全力进行着。布尔什维克派领袖时时离开会场到革命军事委员会机关去，探听消息或发出命令。战斗回声如同火舌一般钻入会场内来。表决时，举起的手臂杂在高举的刺刀中间。劣等烟草喷出的淡蓝色的刺激人的烟雾，隐蔽了美丽的白柱和挂灯。大炮声中两个阵营的舌战，具有前所未闻的意义。马尔托夫请求发言。每逢天平二边还在摇动时候，正是他最得意的时候，——他是永久动摇的聪明的政治家。马尔托夫立即拿他的结核病者嘶嘎的声音去回答大炮的钢铁般的声音：“必须停止两方面的敌对行动。……人家用阴谋手段来解决政权问题。……所有的革命党派都将被人置于既成事实面前。……国内战争有爆发反革命的危险。设立一个所有民主派都承认的政权，就可以和平地解决危机。”会场中很大一部分人拍掌。苏汉诺夫用嘲谑的笔调记道：“显然可见，好多没有被列宁和托洛茨基学说精神所同化了的布尔什维克派，很愿意走上这条道路。”进行和平谈判之提议，得到社会革命党左派和一群国际主义联合派的赞助。右派，也许连最接近马尔托夫思想的人在内，都断定布尔什维克派要拒绝这个提议的。他们想错了。布尔什维克派推举卢那察尔斯基出来说话，他是布尔什维克派演说者之中最爱和平的，最温柔的。“布尔什维克派党团绝对没有什么反对马尔托夫提议的意见。”敌人们愕然了。苏汉诺夫评论此事道：“列宁和托洛茨基迎合着那本属于他们的群众，同时铲除了右派的立足地。”马尔托夫的提议一致通过了。“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人若是立刻退会，那他们不异于是自己宣布死刑”，——马尔托夫一派中有人这样推论。所以可以希望大会“走上正确道路，成立一个民主派联合战线”。徒然的希望！革命从来不走对角线[2]的。右派马上违背了刚刚通过的和平谈判动议。孟什维克哈拉施，第十二军团代表，挂着上尉肩章，——宣言：“一些政治上的伪善者提议由我们来解决政权问题，可是，这个问题在我们背后解决着。……对于冬宫的打击，不异于是在那个党的棺材上钉铁钉，这党竟敢从事于这样的冒险。……”会场以愤怒的咆哮答复这个上尉。中尉顾秦在莫斯科国政会议时以前线名义发言，此次仍想借军中组织威权来活动。“这次大会召集是不合时机的，组织也不合法定。”“你代表什么人说话呢？”——一些穿着破烂的兵大衣的人对他叫喊。这些褴褛士兵的代表证书还沾着战壕污泥哩。顾秦详细列举了十一个军团。但此地，这话不能拿来骗人。在前线同在后方一样，妥协派诸将帅手下并没有兵。这位孟什维克中尉接着说：“前线代表不负此次冒险效果的责任。”这话意思是要同革命决裂。“从此以后，斗争舞台就迁移到各地方去了。”这话意思又是要同反革命联盟来反对苏维埃。结论则说：“前线代表……退出这个大会。”右派代表一个跟着一个走上演说台。他们已经失去了他们的教区地盘，失去了他们的教堂，但还保存着他们的教堂钟，因为最后一次了，他们忙着敲响那些破烂的钟。那些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一向用尽种种正当的或无聊的手段去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合作，今日竟干脆拒绝同暴动的民众合作了。他们的政治计算是很明白的：布尔什维克派几天之后就要塌台的，必须赶快同他们分开，甚至帮助别人去推翻他们，以此尽可能地替自己保证未来的位置。兴楚克以孟什维克右派党团之名发表一个宣言，——他是以前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和以后苏维埃驻柏林大使。他说：“布尔什维克派的军事阴谋……将使国家陷于内战，破坏立宪会议，置前线于崩溃危险，并引致反革命的胜利。”唯一的出路就是“同临时政府开谈判，讨论成立一个立足于各层民主势力之上的政权”。这些人没有学得一点教训，竟向大会提议取消暴动而回到克伦斯基去。社会革命党右派代表在台上说的话，被喧嚷、叫喊和唿哨声所掩盖了，差不多听不出来。他的党宣言：与布尔什维克派“不能共同工作”，而这次由妥协派中央执行委员会召集和开幕的苏维埃大会乃是不合法定的。右派这个表示并不令人害怕，却令人厌恶和气愤。大多数代表被那些态度傲慢和思想狭隘的领袖弄得疲倦了：这些领袖起初对你说些空话，然后用压迫手段来恐吓你。丹、兴楚克、顾秦这一流人还能教训人和命令人么？一个拉脱维亚士兵彼得森，带着一副结核病者的粉红脸和一双燃烧着仇恨的眼睛，起来骂哈拉施和顾秦是冒充代表。“那些决议案和那些饶舌已经足够了！我们需要行动！政权应当拿在我们手里。冒充的滚出会场去罢，——军队不是同他们一路的！”这个激烈的声音使会场中松了一口气，——直至此时会场只听到辱骂的话。其他的前线代表急忙起来拥护彼得森。“顾秦一流人代表那些小派别意见，他们从四月以来就把持了军团委员会。士兵好久以来就要求改选这些委员会了。”“战壕上的人着急等待政权交付于苏维埃之手。”但是右派还保存几口钟哩。犹太工人同盟一个代表宣言：“彼得格勒发生一切，乃是不幸之事”，因之邀请代表们去同市政局那些委员联合，不带武装到冬宫去，与政府共存亡。苏汉诺夫写道：“在会场喧哗之中，人们听得出几声讥诮，有些是粗俗的，有些是恶毒的。”这位动感情的演说者显然看错了会场。“够了！逃脱者！”——在退出者背后，那些代表、来宾以及守卫的赤卫队和正规士兵这样叫喊着。“滚到科尔尼洛夫那里去罢！你们这些民众敌人！”右派之退出并不会使会场感觉空虚。士兵代表显然不肯同军官和军官生联合斗争来反对工人和士兵。右派各党团之中退出会场去的约共七十人，即约占这些党团半数多一点。那些犹豫者坐在各中间团体旁边，中间团体是决定不离开会场的。倘若开会以前社会革命党各种倾向合起来不多过于一百九十人，那么开幕后最初几个钟头仅仅社会革命党左派就增加至一百八十人了：那些尚未决定加入布尔什维克派，而又已有决心拥护布尔什维克派的人，都加入了社会革命党左派。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人，无论在什么情形之下都要留在临时政府或预备国会里面。难道可以同有教养的社会决裂么？但苏维埃终究是平民的团体，若是可以利用来同资产阶级做买卖，那苏维埃还是有用处的。可是苏维埃竟想变成国家主人，——这个还能够容忍么？后来社会革命党人秦情诺夫写道：“惟有布尔什维克留着，从此时起他们就单单依靠粗暴的物质力量了。”无疑，“精神原则”业已同丹和高次一起退出门外去了。“精神原则”加入了那个三百人队伍，由两盏灯笼引路，向冬宫走去，仍旧是为了倒毙于布尔什维克派的粗暴的物质力量之下，——但结果还是退回了来。大会通过的和平谈判建议，仍然没有着落。右派若是答应同胜利的无产阶级协调，那他们不会忙着与大会决裂的。马尔托夫不会不明白此点。但他紧抓着一个协调观念，他的整个政策本是与此观念共存亡的。他再说道：“一定要停止流血……”“那不过是谣传罢了”，有人对他叫喊。他答道：“这里听到的不仅是谣传哩，你试走近窗口听听，你还可以听到大炮声音！”这话确实不能否认的：会场一静下来，大炮声音就听见了，无须乎走近窗口去听。马尔托夫朗读的宣言，完全是敌视布尔什维克派的，而且理由很空洞。他攻击暴动，以为是“布尔什维克派一党用纯粹军事阴谋手段做出来的”，要求大会中止工作，等待与“所有社会主义党”协调了之后再开会。在革命之中要求得“合成意见”，是比捕捉自己的影子更糟糕些。此时未来的驻柏林第一任苏维埃大使越飞出现于会场了，他率领了市政局布尔什维克派党团来到，他们不肯到冬宫围墙底下寻死去。还在拥挤着的会场很快活地欢迎新来的朋友。但必须回答马尔托夫几句话。这个任务付托于托洛茨基。苏汉诺夫承认，“右派出走之后，托洛茨基地位巩固起来，正如马尔托夫地位削弱下去。”双方敌对的人都在演说台上，各方面由那些兴奋的代表围成一个狭小的圈子包绕着。托洛茨基说：“现在发生了的，乃是暴动，而非阴谋。民众的暴动无需要找理由来辩护。我们的暴动已经锻炼了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的革命毅力。我们已经公开铸成了群众的意志，去进行暴动，而非去进行阴谋。……我们的暴动已经胜利了，现在人家还向我们提议抛弃你们的胜利罢。成立一个协调罢。同谁呢，我问：我们应当同谁协调呢？同那刚从此地退出去的一些可怜的小派别协调么？……但我们已经看透了他们。全俄国没有人跟随他们走。这个大会，代表的几百万工人和农民，被他们不止一次地出卖给资产阶级，难道现在要同他们成立一个对等的协调么？不，这里，协调是不值钱的！对于那些从这里出去的人，以及那些提出此类提议的人，我们都要说：你们是可悲的光杆，你们都是破了产的人，你们的角色已经演完了，去罢，到你们的阶级此后应处的地位去罢，——那就是历史的垃圾桶！……”“那么我们就出去了！”——马尔托夫叫起来，没有等待大会表决。苏汉诺夫很惋惜地写道：“马尔托夫气愤填胸，从演说台上排开人群向门口走去。我则赶紧召集我的党团开一个非常会议。……”这并不是一时动气问题。民主社会主义的哈姆雷特[3]马尔托夫，遇到革命后退时他便前进，如同七月间情形；现在革命准备好同狮子般纵跳时候，他反而后退了。右派退出使他再不能耍议会手腕。他忽然不舒服起来。他急忙离开大会，为的同暴动决裂。苏汉诺夫尽他的力量去答辩。党团分为差不多人数相等的两派：以十四票对十二票，马尔托夫得到了胜利。托洛茨基向大会提出一个决议案，——一个起诉妥协派罪状的文件：6月18日那次造成灾祸的进攻是他们准备的；背叛民众的政府是他们维持的；在土地问题上欺骗农民是他们掩饰的；解除工人武装是他们做出来的；毫无目的继续战争是他们负责的；资产阶级增加经济混乱是他们促成的；召集苏维埃大会是他们失去群众信任之后来反对的；最后，处于少数地位了，他们便同苏维埃决裂。此时又有人来打断议事日程：布尔什维克派主席团的忍耐力确是没有限度的。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派人来此邀请农村代表退出这个“不合时的”大会而到冬宫去，“为了同那些人一道死，他们被派到冬宫去是为了实现我们的意志”。要人家到冬宫颓垣底下去死，这种邀请，为了太单调原故，渐渐令人生厌了。刚刚从曙光号上来开会的一个水兵用嘲笑口吻宣布说：不会有什么“颓垣”的，因为巡洋舰开的是空炮。“你们放心做你们的事情好了”，他说。大会在这黑胡子的水兵面前松了一口气，——他是简单而坚决的暴动意志之化身。马尔托夫同他的杂乱的思想和感情，已经属于另一个世界了：所以他同大会决裂。议事日程又被打断一次，这次却是半带友谊的，堪可夫说：“社会革命党右派走了，但我们左派还留在这里。”大会欢迎这些留着的人。然而这些人也认为必须实行革命的联合战线，他们反对托洛茨基那个激烈的决议案，因为这个决议案将关闭了与温和民主派协调之门户。这里，布尔什维克派又让了步。人家从来未曾看见他们如此肯让步的。这并不奇怪：他们是时局的主人，无需要坚持什么条件。卢那察尔斯基又上演说台来。“我们负担的责任之重大是无可置疑的。”民主派所有真正革命的分子之联合，是必要的。但我们布尔什维克派曾做了什么事情排挤其他党派么？我们不曾一致采纳马尔托夫的提议么？人家则用控告和威吓来回答我们。那些退出大会的人，不显然是“停止他们的妥协活动而公然站到科尔尼洛夫派营垒那边去了么？”布尔什维克派并不坚持必须立即表决托洛茨基的决议案，他们不愿妨害那些要在苏维埃基础之上成立一个协调之企图。以客观事实为教训的方法，应用得很成功，虽然有炮声陪伴着！同以前的采纳马尔托夫的提议一般，现在对于堪可夫的让步也不过是揭破妥协派企图之无力罢了。然而社会革命党左派，与孟什维克派左派不同，并不退出大会：他们太直接感觉到暴动的农村对于他们的压力了。人们互相试探着。初步的立场确定了。大会的发展中断了一下。要通过根本的法令和设立一个苏维埃政府么？不可能的；因为旧政府尚在冬宫一个朦胧的大殿内坐着，桌上只有一盏油灯，而且小心地用报纸遮着。早晨二点钟后，主席团宣布休息半个钟头。那几个红色统帅，利用人家给他们的这个短短期限，得到完全的成功。会再开时，会场空气之中含有一点新的东西。加米涅夫在主席台上宣读安东诺夫刚刚打来的电话：冬宫已被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军队所攻下了；除了克伦斯基之外，以独裁者起希金为首的全体临时政府都被逮捕了。这个消息虽已口口相传，但正式的报告仍然发生比大炮更响的效力，阻隔着无产阶级使之达不到政权的那条鸿沟，已经跳过去了。七月间布尔什维克派被人家赶出了克希辛斯该邸宅去，现在则走入冬宫做主人！在俄国除了大会政权之外，现在没有其他的政权。一种复杂的感情包含在掌声和喊声之中：胜利，希望，但有恐惧。然后再来了几阵更有把握的掌声。事业成就了！势力的关系，即使是最顺利的，也还包藏有一些意外的事情。但是敌军的总司令部既然被俘虏过来了，胜利就是无疑义的了。加米涅夫以一种引人注意的声音朗读被捕者的名单。最出名的人物惹起会场含敌意的或嘲弄的欢呼。人们一听到那个支配俄国外交命运的德列钦可名字，欢呼得更加厉害。但是克伦斯基呢？克伦斯基在哪里呢？据说，早晨十点钟时候，他在喀琴那卫戍军面前卖弄他的口才，但没有什么大效果。“后来他哪里去了呢？不很清楚：据传闻的话看来，他大概是到前线去的。”暴动的同路人觉得不很舒服。他们预感到，布尔什维克派态度从此要更加坚决的了。社会革命党左派中有人抗议逮捕诸社会主义部长。国际主义联合派代表警告道：农政部长马斯洛夫总不应当关在他于帝制时代关过的那个监房内的。托洛茨基回答道：“政治的逮捕并非报复，乃是出于……情势的必要。政府应当受一种法庭裁判，首先为了它与科尔尼洛夫的无疑的勾结。……社会主义部长，将要仅仅软禁在各人家中。”托洛茨基当马斯洛夫做部长时候亦曾关于克列斯蒂监狱，同当尼古拉做皇帝时候一样。可以更简单而恰切地说，旧政府被逮捕是出于一个尚未完结的斗争的必要。问题乃在于从政治上斩断敌方的头，而非为了惩罚以前的罪行。但是关于逮捕政府的议会式的质问，立即给另一件更重要得多的插曲所打消了：克伦斯基调到彼得格勒来的第三营脚踏车兵，站过革命民众一方面来了！这个太有利的消息，好像是不可信的；然而确实是这样：从前方挑选来的第一队兵，未曾开到首都，就加入暴动方面了。大会听到部长们被捕时，快乐之中还杂有一点节制，如今则是诚心诚意地热烈欢呼了。在皇村的布尔什维克派特派员陪伴脚踏车代表出现于演说台上：这二个人刚刚来到，为了向大会报告。“皇村卫戍军守卫着彼得格勒的门户。”祖国保卫派已经退出苏维埃了。“整个工作全归我们担负。”听到脚踏车兵开近来的消息，皇村苏维埃准备抵抗。但幸而是一场虚惊：“脚踏车兵当中没有敌视苏维埃大会的人。”不久还有一营人要开到皇村来：人们已经准备以友谊接待他们。大会听到这个报告，如喝一杯牛奶。脚踏车兵代表受了一阵飓风般的拍掌欢迎。据他说，第二营原在西南前线，忽然奉到电报命令开到北方来“保卫彼得格勒”。脚踏车兵开动了，“眼睛被蒙蔽着”，只模糊猜到为了什么事情。贝勒多尔车站，他们遇着第五营脚踏车兵，也是奉令开往首都来的。两营联合在车站开了一个大会，证明了“所有脚踏车兵之中没有一个人愿意来打他的兄弟的”。共同决议：不服从政府。这位脚踏车兵代表说：“我具体地向你们宣布，我们绝不肯将权力交付于一个由资产阶级和贵族地主领头的政府！”“具体地”这个字眼是因革命而变为通俗使用的，此时说着，发出了一种好听的声音。这个演说台上不久之前还有人拿前线刑罚来恐吓大会哩。现在前线自己“具体地”说出了它的话。听凭军团委员会对大会怠工罢，听凭士兵群众很难推举自己的代表来罢，听凭许多团和许多师里人们还不晓得区别布尔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人罢，——这有什么相干呢？从贝勒多尔来的声音乃是无可否认的真正的军队声音。再没地方去上诉控告这个判决了。布尔什维克派，且惟有布尔什维克派，及时地明白了：脚踏车营的火夫比较所有的哈拉施和所有的顾秦以及他们的陈旧的代表证，更加得多能代表前线的意见。会场代表情绪忽然发生了很有意义的改变。苏汉诺夫写道：“人们开始觉得：事情自然地进行着，而且进行得很顺利，右派宣称的危险似乎没有那么可怕的，而领袖们也许是做得对的，连其他的事情也做得对的。”那些可怜的孟什维克左派恰好选择这个时候来叫人注意他们的存在。好像他们还未曾退出去。他们刚才是在党团之内讨论着如何行动问题。卡别林斯基负责向大会宣布他们的决议，他努力要牵引那些动摇的派别，终于说出了他们同布尔什维克派决裂的最坦白的动机：“你们要记得军队正向着彼得格勒开来。我们处于大灾祸的危险之下了。”“什么？你们还在这里么？”——会场各方面都对他们叫喊。“但你们已经退出去一次了！”小小一群的孟什维克派向着门口走去，轻蔑的喊声送他们出去。苏汉诺夫用悲哀的声音写道：“我们出去了，完全放任了布尔什维克派去行动，将整个革命地盘都让给他们。”苏汉诺夫那些人即使不出去，也没有多少事情留下给他们做的。总之，他们渐渐沉下去了。事变的波涛无情地淹没了他们的头。此时大会应当发一个告民众书。但会场不断地在作着个别的宣言。事变本身简直不能入于议事日程。早晨五点十七分，克留连科，疲倦得几乎走不动路，爬上了演说台来，手里拿着一封电报：第十二军团向大会致敬，并通知大会以军团中成立一个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消息，负责监察北方前线。政府图谋取得武力援助，已因军队反抗而打破了。采勒弥索夫将军，北方前线司令，服从革命军事委员会。临时政府特派员魏廷斯基辞了职，正在等待接替人。调来彼得格勒的军队，一个个派代表向革命军事委员会声明：与彼得格勒卫戍军行动一致。里德写道：“发生了一件不能想像的事情：人们互相拥抱着，流着眼泪。”卢那察尔斯基终于有机会朗读一篇告工兵农的宣言了。但这不是一篇简单的宣言：这个匆忙中写成的文件，仅仅叙述发生过的和推测[4]到的事情，就表明有一个新的国家制度开始了。“妥协派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全部权力已经告终了。临时政府已经罢免了。大会将政权拿在手里。”苏维埃的政府将提议立即媾和，将拿土地给予农民，将在军队中实行民主制，将监督生产，将于适宜时机召集立宪会议，将保障俄国各民族有自决之权。“大会决定各地方全部政权都交付于苏维埃。”每读一句都引起一阵拍掌。“士兵们，当心守卫呀！铁路工人们，阻止克伦斯基调来进攻彼得格勒的军车呀！……革命的命运以及民主和平的命运，都操在你们手里！”听到说起土地时农民动摇了。依照章程，此次大会只代表工兵苏维埃；但也有若干农民苏维埃代表非正式参加：现在他们要求也在文件之内写上他们。人们立刻给他们表决权。彼得格勒农民苏维埃代表“用手和脚”[5]在宣言上签字。阿夫克森齐耶夫那个执行委员会的一个委员倍尔精，一向不说话，现在报告道：六十八个农民苏维埃回答电报调查，有半数赞成苏维埃政权，其他半数则赞成政权交付于立宪会议。半为官吏所组成的各省农民苏维埃既有此情绪，那么未来农民大会之拥护苏维埃政权还有疑问么？这个宣言虽然更加密切团结了下层代表，仍不免以其坚决性惊吓了若干同路人。又有零星的小党团代表走上演说台来。第三次发生了大会决裂之事：那是一小群孟什维克派，也许是最左的。他们退出去，好像只为着能够救护布尔什维克派：“不然你们要陷害自己的，也要陷害我们，也要陷害革命。”波兰社会党代表辣平斯基虽然留在大会内为了“彻底辩护他的立场”，根本上却是赞成马尔托夫宣言的：“布尔什维克派将拿着政权没有办法使用的。”犹太工人联合党放弃投票权。国际主义联合派亦然。然而所有这些“联合派”一共有几何票数呢？宣言全体通过了，除了二票反对和十二票弃权！代表们差不多没有气力来拍掌了。将近六点钟时终于散了会。一个灰色而寒冷的秋晨降临于全城之上。渐渐明亮了的街道上，守卫者那几堆热红的柴火已经淡然无光。拿着步枪的工人和士兵，他们的黯淡的面孔是沉默而非寻常的。那时若有占星术士在彼得格勒，他们一定会在天空中之中观察到重要的预兆。首都人民睡醒来时已换了一个政权。普通市民，官吏，知识分子，平时生活隔事变很远的，这天早晨起来就赶紧找报纸来看，看看昨夜的波涛把他们涌到什么地方来了。但昨夜发生的事情是不容易明白真相的。报纸固然说起了阴谋者攻占冬宫和部长们被逮捕之事，但好像说着一件完全临时性的插曲。克伦斯基到总司令部去了，政权命运将由前线来解决。关于大会，只登载些右派的宣言，列举那些退会的人，而指示那些留着的人的没有力量。冬宫未攻下以前写的政治论文，表现出一种毫无阴翳的乐观主义。街道上的传闻并不符合于报纸的声调。总而言之，部长们确实是关闭在堡垒里面了。克伦斯基方面，目前也未见有什么救兵派来。文武官员渐渐恐慌起来，私下议论着。新闻记者和律师，交换电话。编辑先生集合着他们的思想。上流客厅发出的“神谕”说：必须用公众的轻蔑来封锁那些篡窃者。商人们不知道做生意好呢，还是不做生意好呢。新政权命令做生意。饭馆开门。电车行驶。银行有了不良的预感，在暗中恐慌着。交易所的“地震仪”划着一条痉挛性的曲线。自然，布尔什维克派不会支持长久的；但在他们塌台以前，他们仍能够造成灾祸。法国反动的新闻记者克罗德·安涅，这一天写道：“胜利者唱着胜利之歌。他们有这权利来唱歌。在所有那些空谈家中间，惟有他们行动的。……今天他们收获了果实。好，这工作做得好！”孟什维克派估量时局则全不是这样。丹的机关报写道：“自从布尔什维克派‘得胜’之后，又过去二十四个钟头了；历史命运业已开始残酷地报复他们。……在他们的周围，是他们自己掘下的空虚。……他们被一切人所鄙弃。……所有管理和技术机关都拒绝替他们服务。……他们……正好在得意之时坠入于深渊里面。……”自由派和妥协派受了官吏怠工所鼓动，一面又因为自己太轻躁，竟很奇怪地以为无论做什么事都不会受处罚的。他们用七月间的口吻来说和写布尔什维克派：“威廉庸仆”；“赤卫队的人袋里装满了德国马克”；“德国军官指挥暴动”。……新政权应当向这些人显示有力的拳头，当他们尚未信有此拳头以前。最疯狂的报纸，25日夜里就被封闭了。若干其他的报纸26日也遭没收。社会主义派报纸暂时被宽容着；应当让社会革命党左派以及布尔什维克派内若干分子有可能觉悟：与官方民主派合作之希望是没有根据的。在怠工和纷乱之中，布尔什维克派发展他们的胜利。夜里组织了一个临时司令部，负责保卫彼得格勒以抵御克伦斯基之进攻。电话中枢开始罢工，但派了电话士兵接替。各军团奉命成立各自的革命军事委员会。胜利之后，鼓动者和组织者闲空下来，被大批派往前线和外省去。党的中央机关报写道：“彼得格勒苏维埃说过话了，——现在轮着其他的苏维埃说话。”26日传来一个消息，特别使士兵迷惘：科尔尼洛夫越狱了。这位特别犯人，软禁在俾霍夫地方，由他的忠实部下特克哥萨克兵看守着，克伦斯基的总司令部通知他以所有的事变消息；25日时局急转直下了，他于是决定离开那个虚幻的监狱，而这是毫无困难的事情。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相勾结，又在群众眼前显然证实了。革命军事委员会通电全国士兵和革命军官缉拿这二个旧时总司令，拿着后解到彼得格勒来。同二月间陶立特宫一般，现在斯摩尼也变成了首都和全国一切职能的中心。一切领导机关都设在那里。凡有决议都是从那里出来，或者人家到那里讨去。人家到那里要求枪械，从敌人缴来的长枪和短枪也是交到那里去的。被捕的人从全城四面八方解了来。被侵害的人已经来请求申雪了。资产阶级人物及其受了惊吓的马夫们，宁愿绕着大圈子，不敢在斯摩尼附近经过。拿汽车做现时政权的象征，比权杖和圆球更切实些。在双权政制之下，汽车分配于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私人三方面。现在所有没收来的汽车都归暴动营垒使用了。斯摩尼区域好像一个大车库。最好的汽车都发出下等汽油的恶臭。摩托脚踏车在朦胧之中很不耐烦地威吓人地响动着。装甲汽车掀着喇叭。斯摩尼好像暴动的工场，车站，动力站。邻近几条街道的人行道上列着长队的人群。里面的门和外面的门都燃烧柴火。在这摇晃的火光之下，武装工人和士兵细心检查通行证。院子里有几辆装甲汽车被自己的发动机震动着。无论是机器，无论是人都不肯停顿下来。每个出入口都架了机关枪，配着很多条子弹。无穷尽的闷人的走廊，在微弱灯光底下，响着步声，呼声，喊声。进来的人和出去的人同在大楼梯上走着，有些人上去，有些人下来。这一大堆人类熔岩，被那些急躁的人和施令的人所扰乱了，——那些在斯摩尼办事的人员，信差，特派员，或者手里拿着一个证明书或一个命令，或者肩上挂着一杆枪，或者臂下夹着一个皮包。革命军事委员会一分钟没有间断工作：接见代表，信差，自动报告消息的人，肯牺牲的朋友，或者流氓；派出特派员至全城各处；盖下无量数印章在命令和证明书上面；——这一切都是在嘈杂请求，紧急报告，电话叫唤和枪械碰撞声中做的。那些人精疲力竭了，好久没有睡觉，没有吃东西，没有剃胡子，衣服是污秽的，眼睛是火红的，用暗哑的声音叫喊，用怪异的样式做手势；他们如果没有睡倒地下不能动弹，那似乎只因为周围的纷乱旋转着他们，推动他们前进。流氓，骗子，旧制度产生的垃圾，嗅了又嗅，想要钻进斯摩尼里面来。其中有些人果真钻进来了。他们知道一点管理上的小秘密：谁执掌外交通信的钥匙呢？怎样书写付款章据呢？何处弄得到汽油或打字机呢？尤其何处储藏着皇宫最好的酒呢？他们并非一动手就被捉去坐牢或死于手枪之下。自从创造世界以来，从未曾发出那么多的命令：口说的，铅笔写的，机器打的，电线传的，这一个要追及那一个，几百千万个命令，——并非都是有权施令的人发的，也很少为能行令的人所接到。但奇怪得很，在这疯狂的漩涡之中存有一种深沉的意义，人们居然能够互相了解，最重要的和最必需的命令还是执行了。为了代替旧的行政网，一个新网的最初线索张起来了，革命的力量渐渐增大了。26日那一天，布尔什维克派中央委员会在斯摩尼开会：裁决俄国新政府问题。没有记录，或者有记录而未曾保存下来。没有人替未来的历史家操心，虽然正在准备下好多事情让他们操心去。今天晚上大会开会时要设立一个政府，要任命一些部长。“部长”么？这个名称多么难听！它散发着那高高的官僚品级或无比的议会野心的臭味。于是决定：政府称为“人民委员的会议”。这个名称总含有比较新鲜一点的意味。既然知道了“全体民主派”合作谈判至今未有结果，则政府的组成，无论就党派方面说或人物方面说，就化为简单了。社会革命党左派，摆架子，赌气；他们刚刚同克伦斯基的党决裂，自己还不明白要做什么事情。中央委员会采纳列宁的提议，认为是唯一可以采纳的，即是：成立一个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府。正在开会时，马尔托夫来叩门：他来替那些被捕的社会主义部长求情。不久之前他还请求过那些社会主义部长释放布尔什维克派哩。世事变化得太快了！中央委员会派了一个委员，多半是加米涅夫，做代表，去向马尔托夫说明，重申社会主义部长将在各人家中被软禁。显然大家忙于许许多多其他事情竟忘记了（释放）他们，不过也许他们自己也不肯接受这个特权，——坚持呆在特鲁别茨哥衣监房内，好遵守内阁大员一致行动的原则。晚上九点钟，大会又开会。“景象同昨夜差不许多。枪械少些，也没有那般拥挤”，——苏汉诺夫说，他此时已经不是代表，杂在旁听者之中，居然找着了坐位。这次会上应当决定和平问题，土地问题和政府问题。只有这三个问题：终止战争，拿土地给民众，成立社会主义专政。加米涅夫开始报告主席团白天做的工作：废除了克伦斯基在前线恢复的死刑；恢复鼓动完全自由；命令释放那些因政治信念而被监禁的士兵以及土地委员会委员；解除所有临时政府特派员的职权；通缉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归案讯办。大会都追认了。各种残余渣滓又在会场上表明他们存在了，——会场很不耐烦听他们的话。一些人声明他们退出大会，“在这暴动胜利时候而不在它失败的时候”；——另一些人则自夸留在这里。顿涅志矿工代表要求赶紧设法防止加雷定切断了煤炭运来北方的通路。必须再过好多时，革命才懂得采取这样的手段。最后，人们可以讨论第一项议事日程了。大会尚未曾见过的列宁，上台来演说和平问题。他到了演说台上，惹起无穷无尽的掌声。战壕代表现在拿自己的眼睛看着这个神秘人物；人家教他们恨他，他们却是未曾看见他就爱了他。“列宁紧紧抓着桌子边缘，用他的小眼睛细看群众；他等待着，显然对于那拍了几分钟长久的掌声没有兴趣。掌声停止时候，他简单地说道：‘现在我们要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了。’”大会记录没有保存下来。请来作记录的议会速记生，同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人一起退出斯摩尼去了：这是开始怠工之一幕。书记所记录的，又遗失于事变深渊里面，没有踪影可寻。剩下的只有报纸上匆忙的和有偏向的记载，那些记载本是在大炮隆隆声中或为政治斗争咬牙切齿之时写成的。列宁的演说尤其吃了这个局势的亏：他的演说，因为说得快以及句法复杂之故，即使在最有利局势之下，也是难于记录的。约翰·里德记的列宁开始说的那几句话，在各报记载之中都寻不着。但这几句话完全符合于演说者的精神。里德不能杜撰出来。列宁一定是如此开始他在苏维埃大会的演说的，——简单地，不动感情地，有坚定决心地：“现在我们要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了。”但要如此首先必须终止战争。自从他在瑞士亡命时候列宁就发出这个口号：转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现在必须转变已得胜利的国内战争为和平了。演说者立刻朗读一篇宣言草案，那是应该以不久将选出的政府名义公布的。原文没有发给代表们看：技术设备还很薄弱。大会倾耳细听这文件的每一个字。“10月24～25日革命所创立的依赖于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之上的工农政府，向所有交战国人民及其政府提议，立即进行谈判一个公正而民主的和平。”公正的条件排斥一切割地和赔款，所谓割地，乃是说强迫他族人民合并于本国或违反他们的意志保持他们于本国之内，在欧洲如此，在很远地方海洋以外亦然。“同时政府宣布，它不将上述的和平条件当作最后通牒。这意思是说：它愿意考虑其他一切条件”，不过要求尽可能早地进行谈判，在这谈判过程之中排除一切秘密。苏维埃政府方面要废除秘密外交，进行公布1917年10月25日以前签订的秘密条约。这些条约之中，凡目的在给予俄国地主和资本家以利益和特权的，或在保证大俄罗斯人压迫其他人民的，“政府都要宣布立即无条件地废除”。为了进行谈判，政府提议立即休战，至少休战三个月。工农政府的提议同时“向各交战国的政府和人民提出”，……尤其向最进步的三个民族中有自觉的工人提出，这三个民族就是英、法、德，深信正是这三个民族的工人“将帮助我们彻底完成和平事业，并同时解除劳动的和被剥削的群众于一切奴役和剥削之下”。列宁只限于简单解释宣言的文字。“我们不能漠视那些政府，因为那将稽迟了媾和的可能机会，……但同时我们也没有权利撇开民众。到处，政府和民众都发生着分歧；我们应当帮助民众起来干涉战争与和平问题。”“我们一定用尽所有的手段来坚持我们的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纲领”，但我们不应当把我们的条件当作最后通牒提出来，为的免给政府利用去拒绝谈判。我们将考虑其他一切的提议。“我们将考虑它，——这并不是说，我们将接受它。”3月14日妥协派发表的宣言，号召其他国家工人以和平之名推翻银行家；但妥协派自己不但不推翻自己的银行家，反而同他们联盟。“现在我们推翻银行家的政府了。”这就给了我们权利，去号召他国人民同我们一样做。我们有完全的希望能得胜利：“切勿忘记，我们并非住在非洲内地，而是住在欧洲，一切事情很快就要给公众知道的。”列宁始终以为胜利之保证乃是在于转变一国的革命为国际的革命。“工人运动将占据上风而开辟那和平和社会主义之道路。”社会革命党左派推举代表上台来，表示拥护刚才朗读的宣言：“在精神和意义上，它是很接近我们，而为我们所了解的。”国际主义联合派也表示赞成这个宣言，但以由全体民主派政府名义发出为条件。辣平斯基以波兰孟什维克左派之名，深深赞美这个文件的“健全的无产阶级现实主义”。捷尔任斯基以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之名，斯杜乞加以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之名，加卜苏加士以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之名，——表示毫无保留地拥护这个宣言。惟有布尔什维克耶勒美也夫提出异议，他要求和平条件应当采取最后通牒形式，否则“人家以为我们示弱，我们害怕”。列宁坚决地而且很激烈地反对用最后通牒形式提出和平条件：这样一来，我们只有让敌人能够假惜我们的不妥协态度来对民众隐瞒事实真相罢了。有人说“我们不提出最后通牒，将表明我们没有力量”。现在正是抛弃资产阶级式政治虚伪的时候。“我们毫不害怕说出实话，关于我们的疲惫，……”将来为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会问题的争论，已可从这件插曲看出萌芽来。加米涅夫请那些赞成宣言的人拿出代表证来。里德写道：“有一名代表竟敢举手反对，然而他周围的人顿时怒不可遏地痛加呵斥，逼得他又连忙把手放了下去。”告各国民众和政府宣言，全体一致通过了。这件事做成功了！这件事以其切近的和直接的伟大包罗了所有到会的人。苏汉诺夫虽怀偏见，却是一个细心的观察者，在第一场会议时他不止一次注意到大会的懈怠。毫无疑问，到会代表，同全体民众一般，都厌倦于会议，大会，演说，决议案，以及一般“在原地踏步”的事情。没有人向他们保证，此次大会能把事情做出好结果来。任务的重大和抵抗的强盛，这次又要迫得他们卷甲退守么？攻下冬宫的消息以及后来脚踏车兵参加暴动，使他们大大增加了把握。但这两件事主要属于起义事变的运动力学范畴。直至现在才真正发现了它的历史的意义。胜利了的暴动，在工人和士兵这个大会之下，建立了政权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代表们此次通过的，不是一个决议案了，不是一篇宣言书了，而是意义更大得多多的一种政府法令。听哪，各国人民！革命献给你们和平。人家要骂它破坏条约，但它以此自傲的。同那个血腥气的强盗联盟破裂，——这在历史上是一件伟业。布尔什维克派敢做这件事情。惟有他们敢做这件事情。大家心里发生了傲气。眼睛火红了。大家都站立起来。再没有人吸烟。似乎没有人呼吸了。主席团，代表，来宾，卫士，联合起来歌颂暴动和博爱。不久之后，约翰·里德——他是暴动的观察者和参加者，记述者和歌颂者——就要说：“由于一种共同冲动，我们忽然都站立起来，重唱《国际歌》。一个头发斑白的老战士感动得象小孩一样地呜咽着。亚历山德拉·柯伦泰很快地眨眨眼把眼泪收住。有力的歌声遍于全会场，冲出门窗外面去，一直高扬到天上。”到天上么？宁可说是到那些纵横于可怜的欧洲大陆的秋天战壕去，是到那些遭兵燹的城市和农村去，是到那些新居丧的妇人和母亲去。“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上的罪人！……”歌词已经脱去它的条件性，而同政府这个宣言混合起来了，所以有它这种直接影响力。这个时候每个人都自觉得更伟大些，更有意义些。革命的心扩大至于全世界。“我们定将得到解放……”独立，创意，勇敢等精神，以及幸福感情在平常情形下，被压迫者是没有具备的，——如今革命送来了这一切……“……全靠我们自己的手！”几百万人的大力的手已经推翻了君主专制和资产阶级，如今要来消灭战争了。维包格区的赤卫队，满身伤痕的前方士兵，做了好多年苦役的老革命家，曙光号上黑胡子的青年水兵，——这一切人宣誓要彻底实行这个“最后的决胜负的斗争”。“我们将建立我们的新世界！”我们将建立！从人的心坎迸发出来的这几句话，已经含有未来几年的内战和几次劳苦的五年计划。“莫要说我们一钱不值，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天下的主人！如果过去的世界的实事不止一次变成了颂歌，为什么颂歌不会变成明日的实事呢？战壕里的大衣已经不像囚徒衣服了。破烂的皮帽戴在闪光的眼睛之上，另有一种气象。“人类将复兴！”[6]人类没有从灾难和屈辱，污泥和血腥之下复兴起来，是办得到的么？“全体主席团，以列宁为首，都站起来，唱歌，面貌是激昂的，血奋的，眼睛如火一般热。”——一个怀疑主义者如此说，他以一种难堪的感情望着别人的祝贺胜利。苏汉诺夫自承说：“我自己也很愿意参加进去，同这些群众和这些领袖，混合为一种感情，一种心境。但我不能够。”最后的歌音消逝了，但会场上的人仍旧站立着，——这个人群被这个新经历的伟大感情所魅惑了。好多人眼睛望着一个人，矮而粗，站在主席台右边，脑壳与人不同，相貌简单，颊骨高耸，胡子新剃的显得面孔变了一点，有点蒙古式的小眼睛射出了锐利的眼光。四个月以来没有看见他了，他的名字几乎有时候要脱离他的活人。但不，他不是神话上人物，看哪，他在这里，在他的人中间，——现在“他的人”有多少！——手里拿着一束宣言稿子，献和平给世界上各国民众！连那些最接近于他的人，那些很知道他在党内地位的人，也是第一次完全感觉到：他对于革命，对于全国民众，对于全世界民众，是如何重要。是他教育人，是他唤醒人。会场深处有个声音喊出一声祝贺领袖的话。全场的人好像等待着这个信号。“列宁万岁！”过去经历了的感情，克服了的怀疑，创意的傲气，胜利，大希望，——一齐混合为感激，为热忱，如火山一般爆发出来。那个怀疑的旁观者冷淡地记道：“爆发了一阵无疑的情绪兴奋。……大家向列宁致敬，叫喊万岁，把帽子向空中抛去。大家唱丧歌追悼战争下的牺牲者。以后又是拍掌，叫喊，帽子抛上空中。”此时大会经历的感情，第二天全国民众也经历到了，虽然少了些激昂。史丹开维奇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应当说，布尔什维克派的勇敢举动，他们能够越出四年来隔离邻国民众的铁丝网外面去——自然给了人以深刻的印象。”布德柏格男爵在他的秘密日记之中也是这样说，说得更粗暴些，但仍不减其简洁：“列宁‘同志’的新生政府，开始即发表立即媾和命令。……这真是天才举动，为了拉拢士兵群众到另一方面去；我今日观察了许多团士兵的情绪，才做了这个结论；列宁的电报，关于立刻休战三个月及以后的和平的，到处造成了深刻的印象，惹起了快乐的爆发。现在我们已经失去保救我们前线的最后机运了。”这些人所谓保救前线，——前线本是被他们断送了的，——其实是保救他们自身的社会地位。三四月间，革命若有勇气越出铁丝网外面去，那它还能够团结军队至相当时候，虽然已经必须将军队减缩至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额数了；如此还可以建立一个特别力量的阵地，以为它的外交的后盾。但直到十月间才有这种勇敢的举动，此时已经谈不上保救军队，甚至保救一部分至于很短的期间也不能够。新政制不仅必须替帝制时的战争还债，而且必须替临时政府的轻率浪费还债，在如此可怕的局势之下，一切其他的政党都认为没有出路，惟有布尔什维克派能够领导国家走上良好的轨道，以十月革命开启了民众精力的无穷尽的泉源。列宁又到演说台上来了；这次手里拿着关于土地所有权的法令草案，写成几张小纸头的。他开始攻击那个被推翻的政府和那些妥协党派，他们拖延了土地问题，以此致全国陷于农民暴动。“他们说农村有什么抢劫和无政府，那是扯谎和无聊的欺骗。在合理的设施之下，何处何时有抢劫和无政府发生呢？……”这个草案未曾抄录多份散发给各代表看，报告人手里拿着唯一的稿子，写得这样坏，——据苏汉诺夫回忆，——“以致列宁读时，顿挫了，糊涂了，最后简直读不下去，拥挤在主席台边的人群中有个人上来帮助他，列宁很情愿地将他的位置和那些写不清楚的稿子让给他。”然而这些细节上的困难，丝毫不会在这庶民代表大会前面减轻那件事情的伟大。这个法令的要点包含在第一条两行字里面：“立即取消贵族的土地所有权，不加以任何赔偿。”贵族的土地，皇家的土地，修道院和教会的土地，以及其上的活的和死的物产，都交给镇土地委员会和县农民代表苏维埃管理，等待立宪会议裁决。没收来的财产视如公共财产付托于当地苏维埃保管；贫苦农民和哥萨克士兵的土地不没收。这个法令一共不过三十行字：这是在盘根错节处砍下一个斧头。正文之外还附了一些更繁长的“意见书”，完全从农民自己借来的。《农民苏维埃新闻报》上，8月19日，发表了选举者交付于第一次农民苏维埃大会代表的二百四十二份“意见书”的节要。虽然是社会革命党人节要的，列宁仍不迟疑将这文件完完全全附于这法令之内，“做实行土地大改革时的指导”。这些“意见书”要点说：“土地私有权永远废除了。”“土地使用权给予……凡欲以自己劳力耕种土地的人。”“不容许雇用劳动。”“使用土地必须是平等的，就是说根据当地条件依照一种劳动额或消费额为标准，由劳动的人分配土地。”如果资产阶级政制保存下来，即使没有同贵族地主合作的，那么这些为社会革命党人所节要的“意见书”始终只是无生气的乌托邦罢了，纵令不变为有意的欺骗。即使在无产阶级统治之下，这些“意见书”也不是所有部分都能实行的。但是自从新政权以新方式看待这个文件时候起，这个文件的命运就完全改观了。工人政府给农民阶级以一个期限，让农民自己从事实上去证验他们的矛盾的纲领。列宁在八月间写道：“农民要保持自己的小地产，要规定一种平均额，……要定期重分土地。……好的，就是这样办罢！在这一点上，没有一个有理性的社会主义者会同贫农冲突。土地若被没收了，银行统治就要塌台，牲畜和农具若被没收了，资本统治又要塌台，而……政权落于无产阶级之手，其余的……将由实践本身来提示。”很多人，不仅仇敌，且有朋友，不明白布尔什维克党对于农民阶级及其土地政纲的这个态度，——有远见的，在很大限度之下又有教育作用的一种态度，譬如罗莎·卢森堡反驳道：平均分配土地，与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点。但在这一点上，布尔什维克派当然也没有幻想的。恰好相反，法令的文字表明立法者如何有批评的警觉。“意见书”节要既然宣布，所有的土地，贵族地主的和农民的，“都成为全国的产业”，那个根本法令就一般地不提起土地所有权的新形式。即使是一个排除了迂腐习气的法理家，看到这个情形也一定会惊讶起来的，即是：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个新原则，土地国有，竟写在“意见书”里面作为根本法律的附录。然而这绝不是起草时的疏忽。列宁尤其不愿意在一个尚未曾测探的历史领域内预先拘束了党和苏维埃政权。这里，他也是以最大的谨慎来配合那从无先例的勇敢。农民自己怎样去了解土地“成为全国的产业”，这还须依靠经验来决定的。已经向前大跳一下之后，必须巩固已有的阵地，为了将来的或有不得不退守的时候：贵族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其本身自然不能防止资产阶级反革命，但无论如何总可以防止封建君主制的复辟。除非建立和维持无产阶级政权，便不能谈论什么社会主义前途。但要维持无产阶级政权，则必须在农民进行革命时候给他们以一个决然的协助。分配土地若能在政治上巩固社会主义政府，那么这个手段当作急切的手段来看，是完全妥当的。以农民为对象，必须以革命时候的农民为对象。他们只能在一个新制度之下重受教育，不是一下子，而须经过好多年，经过好多世代，依靠新的技术和新的经济组织的帮助。那个法令，配上了“意见书”节要，对于无产阶级专政不异于是表明：不仅必须注意农业劳动者的利益，而且必须宽容他们的小私有者的幻想。事先明白，土地革命之中本有不少阶段和转变。附录的“意见书”绝不是最终的话，不过是工人愿意占据的一个出发点而已，——工人由此出发，帮助农民去实现他们的进步要求，并防止他们走错了路。列宁在他的报告中说：“我们不能漠视下层民众的决定，即使我们不同意于此决定的。……我们必须让民众能完全自由从事创造的行动。……总之，一切都在于：农民必须得到坚定的保证，明白贵族地主已不存在于农村了；必须让农民自己去决定一切问题，自己去组织他们的生活。”（无原则的[7]）机会主义么？不，这是革命的现实主义。掌声尚未平息之前，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派来的专使，社会革命党右派毕扬尼赫，走上台来，提出气愤的抗议关于社会主义部长们被羁押的事情。演说者怒气填胸拍着桌子叫喊道：“这几天发生了一件事情，无论什么革命都未曾有过的事情：我们的同志，执行委员会二个委员，马斯洛夫和萨拉志金，被人关在牢里。我们要求立即释放他们！”“他们的头上若是掉了一根毫毛的话……”——另一个穿兵大衣的专使恐吓说。这二个人，在大会看来，好像鬼魂出现一般。在暴动时候，德文斯克监狱里，因布尔什维克主义罪名，关了八百人；在明斯克，关了六千人；在基辅，关了五百三十五人，其中大多数是士兵。国内各地方有多少农民委员会委员关在牢内呢？这个大会的代表，从主席团算起，七月之后也有好多人坐过克伦斯基的监狱。临时政府朋友的这个气愤没有感动大会，可见并不是奇怪的事情。他们尤其不幸的，就是有个代表从自己坐位上站起来，——一个脱威尔省来的农民，大家都不认识，头发长得很，穿着一套老羊皮。他很恭敬地向四面八方行了礼，以他的选举人之名恳求大会莫迟疑逮捕阿夫克森齐耶夫的执行委员会全体委员：“那并不是农民代表，那是立宪民主党人。……他们的位置是在监狱里面。”如此，两个人物面对着面：一个社会革命党人毕扬尼赫，老练的政客，有宠于部长，而痛恨布尔什维克派；另一个则是脱威尔省不知名农民，以其选举人之名，向列宁致热烈的敬礼。两层社会，两个革命：毕扬尼赫以二月革命之名说话，脱威尔农民则为十月革命而奋斗。大会向这穿羊皮的代表热烈拍掌。农民执行委员会那二个专使谩骂着走出去了。“社会革命党左派欢迎列宁的草案，认为是他们的思想的胜利”，——加列格也夫宣告说。但为了这个问题异常重要之故，必须先在各党团讨论过。一个最高限度派，代表那个在解体中的社会革命党的极左派，则要求立即表决：“我们应当尊重那个党，它第一天，不说空话，就实行这样的步骤。”列宁坚持，即使停会，时间也必须是极短的。“对于俄罗斯如此重要的消息必须于明天早晨公布出去。不可延迟！”因为土地问题法令不仅是新制度的基础，而且是那还要征服全国的暴动的武器哩。里德记载，此时有个命令式的呼唤冲破了会场的嘈杂声音：“十五个鼓动家到十号室来。马上来！要到前线去！”这并不是偶然的。早晨一点钟，马其顿一个俄国军队代表上来诉苦说：这支军队被彼得格勒新旧二政府忘记了。在马其顿的士兵一定拥护和平和土地！这是军队情绪的新证明，这支军队而且是驻在欧洲东南方偏僻的一角哩。加米涅夫接着报告说：第十营脚踏车兵，被政府从前线调来的，今天早晨开到彼得格勒，同先到的几营一样，也拥护苏维埃大会。热烈的拍掌证明了：不断报告大会增加力量之消息，对于大会并非是多余的。没有辩论，一致通过了一个决议案，宣布各地苏维埃负有荣誉的责任去取缔流氓分子对于犹太人及一切其他人物的虐杀事件。然后表决土地法令草案。大会除了一票反对和八票弃权都赞成这个法令，重新爆发一阵热狂。这个法令终止了农奴制，那是俄罗斯旧文化的基础之基础。从此之后土地革命变为合法的了。因之，无产阶级革命得到一个有力的支柱。最后还有一个问题：设立政府。加米涅夫宣读布尔什维克派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国家生活各种部门的管理付托于各种委员会，由它们负责实行苏维埃大会所宣布的纲领，——而且“与男女工人，海陆士兵，农民和雇员的群众团体，发生密切的联系”。政府权力集中于这些委员会主席所合成的一个机关之手，此机关名为“人民委员会议”。监察政府行动之权，属于苏维埃大会及其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七个委员被指定组成第一届“人民委员会议”：列宁为政府首脑，不专管各委员会事务；赖可夫为人民内政委员；密柳亭为农业领导人；诺更为工商业领导人；托洛茨基管理外交；洛莫夫管理司法；斯大林为民族委员会主席。陆军和海军付托于安东诺夫·奥夫先珂，克留连科和狄宾科三人合组的委员会；劳动委员会首脑拟由希里亚泼尼高夫担任；教育将给卢那察尔斯基主持；管理粮食的吃力不讨好工作付托于铁奥多罗维趣；邮政和电报交给工人格列包夫。暂时没有定什么人做交通委员：开着门，为了同铁路工人团体成立协调。这十五个指定的人中，有四个工人和十一个知识分子，他们过了好多年监禁，充军和亡命的生活；其中五个人在民主共和国政制下坐过牢；未来的“总理”昨日才从民主政制下的亡命生活钻出来。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没有加入人民委员会议：前者被选为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后者则为苏维埃正式机关报编辑。里德写道：“当加米涅夫宣读人民委员会名单时，每读一个人名之后都爆发一阵掌声，列宁和托洛茨基二个名字之后掌声特别响。”苏汉诺夫还添加卢那察尔斯基名字在这二个名字之后。反对这个政府名单的，有国际主义联合派代表阿维洛夫的一篇大演说；他以前是布尔什维克，现在则是高尔基报纸的编辑。他有意列举革命当前内政外交上种种困难。必须“明白一件事情：我们到哪里去？……新政府面前摆着旧问题：面包问题，和平问题。政府若不能解决这二个问题，要就被人推翻的”。国内没有面包。麦子藏在富农仓里。没有东西可以交换麦子：工业塌台，缺乏燃料和原料。用强迫手段去搜集麦子，是困难的，迟缓的和危险的。因此必须设立一个政府，使之不仅能得贫农同情，而且能得富农同情。为此之故必须设一个合作政府。“和平更加难于得到的。”大会立即休战的提议，协约国政府将不答复的。协约国诸大使已经准备回国了。新政府将陷于孤立，它的和平建议将没有着落。交战国的民众，目前离开革命还很远。两种结果摆在面前：或者霍享索伦军队扑灭革命，或者单独媾和。在这二个情形之下，和平条件对于俄国都是最不利的。惟有“民众多数”才能解决这一切困难。然而不幸的恰在于民主派的分裂，其中左的部分在斯摩尼设立一个纯粹布尔什维克派政府，右的部分则在市政局组织一个公安委员会。为了救护革命必须设立一个含有两派在内的政权。社会革命党左派代表加勒林也是拿这个精神说话。没有那些退出大会的党派参加，通过的纲领是不能实行的。固然，“他们的退出，布尔什维克派不能负责。”但是大会的纲领必须联合全体民主派。“我们不愿意走上那使布尔什维克派陷于孤立的道路，因为我们很明白整个革命命运联系于布尔什维克命运：他们的失败就是革命本身的失败。”如果他们，社会革命党左派，拒绝加入政府之提议，那他们的计划却是出于好意的：保持自由的手，在布尔什维克派和那些退出大会党派之间做调人。“这个调停，……社会革命党左派认为目前是他们的主要任务。”他们将以其力量支持新政权的活动，为了解决紧急问题。同时，他们投票反对提出的政府名单。总之，这个幼稚的党尽其所能以混乱一切。苏汉诺夫是完全同情于阿维洛夫的，他而且在幕后教唆加勒林；他记道：“托洛茨基上台替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派政府做辩护。他是很光耀的，很激烈的，在好多点上也是完全对的。但他不愿意明白他的论敌的议论中心究竟在那里……”议论中心乃在于一个理想的对角线。三月间，人们图谋在资产阶级和妥协派苏维埃之间划一对角线。现在苏汉诺夫一派人则梦想一条妥协派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中间的对角线。但革命并不是沿着对角线发展的。托洛茨基说：“人家屡次吓我们有陷于左派孤立的可能。几天以前，当暴动问题公开提出来时候，人家对我们说：我们将要失败的。不错，若是根据政治刊物来判断现存的势力关系，则暴动对于我们确有必然大失败的危险。反对我们的，不仅有反革命匪党，而且有种种色彩的保卫祖国派；惟有社会革命党左派，其中的一翼，有勇气，同我们一起在革命军事委员会做工作；其他的部分则采取观望的中立态度。然而即使在这些恶劣的条件之下，我们好像被大家所抛弃之时，暴动还是胜利了。……如果真实的力量确是反对我们，那么我们怎能差不多不流血而获得胜利呢？不，孤立的不是我们，而是政府和那些所谓民主派。由于他们的犹豫，由于他们的妥协，他们自己退出了真正民主队伍。我们以政党地位占得大便宜，乃在于我们已经用阶级力量成立了一种合作，我们创立了工人、士兵和最贫穷的农民的联盟。政治结合消灭了，但阶级的根本利益存在着。凡政党能揭示并满足阶级的根本要求的便得到胜利。……我们的卫戍军（主要是农民组织的），同工人阶级联盟，我们能够引以自傲的。这个联盟受过火的锻炼。彼得格勒卫戍军和无产阶级，携手进入一个大斗争；这个斗争将成为各国民众革命史中一个典型的先例。阿维洛夫说起了我们面前的许许多多困难；为了消除这些困难，他提议缔结一个合作。但他未曾给这个空洞公式以实在的意义，即未曾说是什么合作，——是党派的合作呢，是阶级的合作呢，或简单是报纸的合作呢？……人家说民主派的分裂是出于一种误会。当克伦斯基派突击队来进攻我们时候，当人家取得中央执行委员会同意，于我们与资产阶级斗争最激烈时，将我们的电话交通截断时候，当人家接二连三打击我们时候，——还能说这是出于误会么？……阿维洛夫对我们说：我们只有很少的麦子，——必须同那些保卫祖国派合作。但这个合作能增加麦子的数量么？麦子问题乃是一个行动纲领问题。同经济崩溃相斗争，需要使用下层的坚决手段，而不需要上层的政治的结合。阿维洛夫说起了同农民联盟，但再问一次：同哪层农民联盟呢？甚至此时此地，脱威尔省一个农民代表要求逮捕阿夫克森齐耶夫。阿夫克森齐耶夫把农村委员会委员捉来关满了监狱；必须在他和这个脱威尔省农民之间选择一个。我们坚决拒绝与农民之中的富农分子联盟而主张工人阶级与最贫穷的农民合作。我们赞助脱威尔省农民们而反对阿夫克森齐耶夫，我们与他们联合到底，不可分离地。凡是追求一种合作的影子的人，一定要离开生活。社会革命党左派若以为应当反对我们的党，那他们就要失去群众拥护的。无论哪个党派，凡反对农村贫穷分子所拥护的无产阶级的党的，就要离开革命。我们在全国群众面前公然举起了暴动旗帜。这个暴动的政治口号，就是：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经由苏维埃大会。人家对我们说：你们没有等待大会开时才举行你们的政变呀。我们本来要等待的，但是克伦斯基不肯等待；反革命派没有打瞌睡。我们以政党的资格认为我们的任务就在于替苏维埃大会造成真实的可能将政权拿在手里。大会如果被军官生包围住了，那它如何能夺取政权呢？为了履行这个任务，必须有个党从反革命手里夺得政权来，对你们说：政权在这里，你们的责任就是将它拿去罢！”（同风暴一般不间断的拍掌）“虽然那些保卫祖国派，各种各式的保卫祖国派，反对我们时候，什么手段都用得出来，但我们还是没有排斥他们，——我们向整个大会提议拿去政权。这一切事情过后，人家还抹杀事实，在这个演说台上说我们不肯妥协哩！我们的满身火药气的党，跑到他们面前，向他们说：我们大家把政权拿来罢，——这个时候他们反而跑到市政局去，在那里同真正的反革命联盟。这是革命的叛徒，我们绝不同他们联盟的。阿维洛夫说，为了争取和平，必须同妥协派合作。同时他又承认协约国不肯媾和。……阿维洛夫宣布道：协约国帝国主义者轻视史高倍列夫，这个冒充的民主派代表。但如果你同那些冒充的民主派联盟，和平事业就有保障了么？……在求取和平的斗争中，只有二条道路可走。一条：拿革命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力量去反对友邦和敌国的政府。另一条：与史高倍列夫联盟，这意思是说同德列钦可联盟，而且完全隶属于协约国帝国主义。在我们的和平宣言中，我们同时对政府和民众说话。但那是一种纯粹形式的对称。我们当然不指望用我们的宣言去影响帝国主义政府；然而当这些政府存在时候，我们也不能漠视它们，但是我们把所有我们的希望都安置在这一点上，即是：我们的革命将触发欧洲革命。如果欧洲暴动的民众没有压死帝国主义，我们就要被压死的，——那是无可置疑的。或者俄国革命激起了西方斗争的怒潮，或者各国资本主义窒死我们的革命。……”会场上有个人叫道：“还有第三条道路。”托洛茨基回答道：“第三条道路就是中央执行委员会道路，它一方面派代表到西欧工人那里去，另一方面又同起希金和康诺瓦诺夫一流人联盟。这是扯谎和虚伪之道路，我们永不走上这条道路！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惟有欧洲工人暴动那天才是和约签字日子。资产阶级看见被压迫者即将起来暴动，害怕了，赶紧媾和，这也是可能的。这里没有规定什么期限。具体形式上将如何表现，那是不能预见的。重要的和必需的，乃是规定斗争方法，无论在外交和内政，原则上都是一样的方法。无论何处被压迫者联合起来——这便是我们的道路。”里德写道：“大会代表用无数次的掌声向他致敬，代表们因这个保卫人类的勇敢观念而奋斗起来。”总之，当时没有一个布尔什维克有这个观念来提出抗议：反对在一篇以布尔什维克党之名作的正式演说中将苏维埃共和国命运直接隶属于国际革命的发展。这次大会有一种演戏般的规律，即是每逢一件重要事业成就之后或仅中断之时，都有一个敌方人物忽然走上台，提出抗议，恐吓，甚至最后通牒。“铁委”代表现在要求立即发言：他需要，未曾表决政权问题以前，在大会上抛一个炸弹。里德看出这个演说者面上露出一种不可和解的仇视神气，他开始控告：他的组织，“俄国最有势力的”，没有被请参加大会。——“那是中央执行委员会没有邀请你们呀！”各方面对他叫喊。——你们要知道：“铁委”原来决定拥护苏维埃大会的，现在取消这个决定了！演说者忙着宣读最后通牒，那是早已通电全国了的：“铁委”攻击一党夺取政权；政府应当对“全体革命的民主派”负责；在民主政权未曾成立以前，惟有“铁委”是铁路主人。演说者又说：反革命军队开不到彼得格勒来的；一般说，从此以后军队移动必须有旧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命令。铁路工人如果受压迫，“铁委”将拦阻彼得格勒的粮食供给。大会在这个打击之下跳了起来，铁路工会诸领袖竟想以对等资格同人民代表大会开谈判；工人、士兵和农民将国家大权拿在手里了，“铁委”竟要对工人、士兵和农民发号施令。它要将那业被推翻的双权政制兑换为小钱币。“铁委”那些民主派不是依靠他们的人数之上的，而是依靠铁路在全国经济和文化生活上占据的特别重要位置；他们以此暴露了形式的民主政治的准则在社会斗争的根本解决上之柔弱无力。革命的确不吝惜给人以宝贵教训的。妥协派选择这个时机来打击，总算是很聪明的。主席团上的人惴惴不安。幸而“铁委”并非铁路上的绝对主人。在许多地方，铁路工人加入城市苏维埃之内。这里，在大会上，“铁委”的最后通牒遇着了抵抗。塔什干代表宣布道：“我们那个区域，全体铁路工人都赞成政权交给苏维埃。”另一个铁路工人代表说：“铁委”是“一具政治死尸”。这话无疑是夸大了一点。“铁委”依靠在人数颇多的铁路上层职员之上，比较妥协派其他上层组织保存更多的活力。但它无疑与军团委员会或中央委员会属于同一个典型。它的轨道引着它急速下降。到处，工人脱离了职员，下层职员反对他们的上司。“铁委”的傲慢的最后通牒一定加速了这个过程。不，车站站长绝不能拦阻十月革命火车头的！加米涅夫很威严地宣布道：“本次大会之合法是不能成为问题来讨论的。大会代表资格不是我们定的，而是旧中央执行委员会定的。……本次大会乃是工人和士兵群众的最高机关。”人们于是干脆地回到议事日程来。“人民委员会议”以压倒的多数通过。根据苏汉诺夫的过于宽大的估计，阿维洛夫的提案共得一百五十票，大多数是社会革命党左派投的。大会然后一致通过新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组成：一百零一个委员之中，布尔什维克派占六十二个，社会革命党左派占二十九个。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后应以新选的农民苏维埃代表和军队组织代表补充之。退出大会诸党派亦有权利依照比例选派代表来加入中央执行委员会。大会的议事日程讨论完了。苏维埃政权创立起来了。它有它的纲领。可以开始工作了，而工作是不可缺少的。早晨五点十五分钟。这个苏维埃政制成立大会由加米涅夫宣布闭会。到车站去呀！回家去呀！到前线，工厂，兵营，矿山，以及遥远的农村去呀，代表们携着大会的法令，将输送无产阶级暴动酵素于全国一切角落里。这天早晨，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机关报，——它恢复了旧名称《真理报》，——写道：“人家要我们单独拿起政权，为的让我们单独去应付全国所遭遇的种种困难。……好的，我们就单独拿起政权；我们依靠在全国拥护之上，且指望能得欧洲无产阶级友谊的赞助。但一经拿起政权之后，我们就要用铁手腕对付那些敌视革命的人和对革命怠工的人了。他们梦想科尔尼洛夫独裁。……我们将给他们以无产阶级专政。……”[1]这里说的，显然是指马尔托夫的演说，托洛茨基出去回答他。——原注。[2]译者按：这里借用力学上术语。两种力之合力就是代表此两力之直线所构成的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3]Hamlet，莎士比亚剧中人物，临大事犹豫不决。——译者[4]译者按：“推测”，俄文本predpolagaetsya，恐系predlagaetsya之误，应译做“提议”。英文本即作“提议”。法文本与俄文本同。[5]即完全支持，非常支持的意思。－C.R[6]译者按，以上引号内的文字是从俄文《国际歌》摘下来的，与现在中国人唱的《国际歌》不符合。中文《国际歌》大体是法文原歌译下来的。[7]原文无此定语，我加上的，别于工人运动中最常用的“机会主义”含义。——辛达<<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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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十月暴动<<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下）>>第九章十月暴动自然界上的现象，被人拿来譬喻革命的，竟如此之恰当，以致其中有些已经成为惯用的譬喻了，譬如说：“火山般爆发”“新社会的诞生”“沸腾点”之类。这里，在简单的文字形态之下隐藏着一些直觉地抓取来的辩证法的法则，即发展逻辑的法则。武装暴动对于革命之关系，正是整个革命对于进化之关系；二者都是一种临界点，累积的量达到此点便爆发而成新质。但暴动本身并非一个匀称而不可分的行为，其中也有若干临界点，若干内部的危机和突进。临到“沸腾点”以前那个短时期，即临暴动时期，在政治上和理论上都是异常重要的。物理学上说：有规则增高的温度忽然停止增高了，液体在某一时间内保持着一种不变的温度，然后吸收了一定量的补充热才沸腾起来。俗语在这点上也来帮助我们；爆发以前那种假安静和凝注，俗语便称之为“暴风雨前的平静”。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大多数毫无疑问地站在布尔什维克派一边来时候，沸腾的温度好像已经达到了。恰在这个时候，列宁宣布必须立即暴动。然而令人惊讶的，乃是暴动此时还缺少一点什么东西。工人尤其士兵，还需要吸收一定量的革命能。在群众，并没有言行间的矛盾。但即使是一次简单的罢工，要从言到行，也不可避免地有内心的磨擦和分子的聚散，这些人走向前去，那些人退缩下来，——何况是暴动。一般说来，国内战争在其开始时候总要显露出非常缺乏决心的特性。两个阵营在同一国土之内胶黏着，不能自拔于自己的周遭，其中有中间阶层和妥协派的倾向。在下层群众之中的暴风雨前的平静，指示领导层方面有一种重大的惶惑。在比较和平的准备时期，——革命有其休憩的时期，正如战争有其休憩的日子一般，——成立起来的机关和组织，即使是最有锻炼的党的，也要表现不胜任于或不完全胜任于暴动任务：一种变动，一种调整，是最危急时期所不可避免的。彼得格勒苏维埃代表们虽然已投票赞成苏维埃政权，却非个个都渗透了这个思想，即认为：武装暴动已成目前的任务了。必须以最少可能的震动使得他们走上一条新的道路，为的转变苏维埃为暴动机关。在那业已成熟的危机条件之下，这件事情并不需要几个月，也不需要好多星期。但是恰当这最后几日，最危险的事情乃是脚步过于着急了，乃是于苏维埃尚未有决心之前下令大跳跃，乃是惹起自己内部的混乱，使党脱离了苏维埃，即令仅仅脱离了二十四个钟头。列宁三番四覆地说：群众比党左得多，党也比它的中央委员会左些，对于整个革命来说，这话是完全正确的。但即使在这种相互关系之中，也有深刻的内部摇动。在四月，在六月，尤其在七月初，工人和士兵不耐烦地推动党走上坚决行动道路。七月打击之后，群众谨慎得多了。群众同以前一样要一个暴动，甚至更甚于以前。但指头被火烧了一阵以后，群众害怕再来一个失败。在七八九三个月当中，党天天抑制工人和士兵，而科尔尼洛夫派反而用尽种种方法唆使他们上街来。最后几个月的政治经验，大大发展了制动中心，不仅在领导者方面，而且在被领导者方面。另一方面，这种鼓动的屡次成功也培植了倾向于观望的人的惰性。对于群众，新的政治转向已经不够用了；群众需要心理上的改造。革命党的领导愈加符合于客观局势的趋向，则暴动亦愈加广泛地吸引群众。从准备暴动的政策过渡到暴动的技术，这中间的困难问题在全国范围内以不同的形式提出来，但本质上到处是一个样的。穆拉洛夫记载，在布尔什维克派莫斯科军事委员会之中，大家一致认为需要夺取政权；然而“当具体解决如何夺取政权问题时候，则不能成立一个决议”。最后的关键一环，还没有。正当彼得格勒闹着撤退卫戍军那几天，莫斯科则在不断罢工冲突的空气之中过生活。由于工厂委员会起意，苏维埃中的布尔什维克派党团提出了一个计划：以苏维埃法令解决经济冲突。预备步骤费了不少时间。直至10月23日，莫斯科苏维埃机关才通过了“第一号革命法令”：工厂里工人和职员，从此非经工厂委员会同意不能招募或解雇。这是表示苏维埃开始以国家政权身份而行动了。照起意者的用意说，政府必然要抵抗，而此抵抗必然更加密切地团结群众于苏维埃周围，并造成一个公开冲突。这个计划没有实行出来，因为彼得格勒暴动给予莫斯科，如同给予全国各地，以一个更迫切得多的暴动理由；必须立即赞助那刚成立的苏维埃政府。采取攻势的一边差不多都爱装做采取守势的。一个革命党都爱作合法的掩饰。即将开会的苏维埃大会，事实上是一个暴动大会，但在全国民众眼中同时也是最高权力的主人，即使没有全部最高权力，至少也有一大半事情是：双重政权之中，这个权起来暴动反对那个权。革命军事委员会把大会当作政权所出的源泉，预先向之控诉政府准备谋害苏维埃。这个控诉是从局势本身产生出来的。政府既然不肯不战而降，就不能不准备自卫。但以此它就被告阴谋反对工兵农最高机关。政府反对那要推翻克伦斯基的苏维埃大会时候，就是侵害了克伦斯基所从出的权力源泉。若认为这里面是一些法理上的细节，是民众所不关心的，——那就大错特错了。恰恰相反，革命的根本事实正是以这个形态反映于群众意识之中的。必须彻底利用这条非常有利的链锁。革命的领导者，赋予那些不愿离开兵营到战壕去的士兵的很自然的愿望以一种政治上大意义，同时又动员卫戍军来保卫苏维埃大会；在此时候领导者绝不为了暴动日期而束缚自己的手脚。日和时的选择依赖于以后冲突的进行。行动自由是属于最强者方面的。“先打倒克伦斯基，然后召集大会，”列宁三番四次地说；他害怕人家拿一种宪政的把戏来代替暴动。列宁显然没有时间来估量一个新因素的价值，这个因素新入于暴动准备之中而改变其性质，——这就是：彼得格勒卫戍军和政府发生了一个严重的冲突。如果苏维埃大会要来解决政权问题，如果政府要分散卫戍军为了阻止大会变成政权，如果卫戍军不等待苏维埃大会就拒绝服从政府，——那根本上就表示暴动业已开始了，并未等待苏维埃大会，虽然在大会权威掩护之下。由此可见，政治上将暴动准备从苏维埃大会准备分开，是不对的。要明了十月暴动诸特点，最好拿它同二月暴动相比较。作此比较时，并不在于同他种情形一样，列举种种相类似条件；确实是相类似的，因为这二次都是发生于彼得格勒：同一斗争场，同一社会对比，同一无产阶级，同一卫戍军。二次胜利都是得自这个事实，即是卫戍军大多数走过工人方面来。但在这些根本的共同点范围以内，又有何等惊人的差异！这二次彼得格勒暴动，在相隔八个月时间，以其差异互相补充，好像是天造地设为了帮助人家更容易了解一般暴动的性质的。人们说二月暴动乃是自发的暴动。为这定义，我们已经在适宜的地方作一切必需的保留了。但无论如何，二月时确是没有人预先指示暴动道路的；工厂和兵营里面没有人表决革命问题，上面也没有人号召暴动。多年积累下来的怨恨突然爆发出来，在很大限度底下对于群众自己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十月时就完全不同了。八个月长久，群众经过了一种紧张的政治生活。群众不仅造成事变，而且学会了了解事变之间的联系，每次行动之后，群众都用批评的态度去估计行动结果。苏维埃议会制度变成了群众政治生活的日常机构。人们既然以投票手段解决罢工问题，示威问题，派遣军队往前线问题，那么群众肯不独立地来解决暴动问题么？然而从二月革命得来的这个不可估价的而且唯一的胜利品，却造成了新的困难。如果不在苏维埃之中正式提出暴动问题，即如果不公开讨论暴动，而且在敌营代表参加之下讨论暴动，——那便不能以苏维埃之名号召群众战斗。显然必须设立一个特别的苏维埃机关，尽可能戴上假面具，来指挥暴动。也需要走着民主的道路呀，——占了这条道路的一切便宜，同时也带着这条道路的一切迂缓。设立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议是10月9日通过的，直至20日才能确定施行。然而主要的困难还不在这里。利用苏维埃多数，并设立一个清一色布尔什维克委员会，——那一定要激起无党派分子的不满。不用说社会革命党左派和若干无政府主义团体的反对了。革命军事委员会中的布尔什维克派服从他们的党的决议，但并非所有的人都无异议的。至于无党分子和社会革命党左派，则更加不能遵守什么纪律，要求他们事先决议一定日子举行暴动，那是不可想象的；即使简单地在他们面前提出这个问题也是非常不谨慎的。经过革命军事委员会，只能一天比一天加重局势，使得冲突不能避免，以此拖着群众往暴动走去。在此情形之下，直接以党之名号召暴动，不是更简单些么？如此行动有重大的便宜，这是无可否认的，但其不便宜之处也是一样的明显。党很正确地倚靠的那几百万人中，必须区分为三个层次：一层人，无论遇到什么情形都是跟着布尔什维克派走的；另一层人，人数较多，只当布尔什维克派经过苏维埃而行动时候才拥护他们；第三层人则跟着苏维埃走，不管布尔什维克派在苏维埃之中占得多数。这三层人中间，不仅政治水平线不同，而且有一大部分连社会成分也不同。跟着布尔什维克党走的，首先是产业工人，——以彼得格勒世袭的无产阶级为首。布尔什维克派有了苏维埃合法保证，才跟着布尔什维克派走的，是大多数士兵。不管苏维埃之中是否布尔什维克派大占势力，总是跟着苏维埃走的，是工人阶级中最保守的部分，过去的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人，他们害怕脱离其余的群众；是军队中最保守的分子，连哥萨克在内；是脱离了社会革命党领导而依附于社会革命党左派的农民。将布尔什维克党的力量和这党领导的苏维埃的力量混为一谈，那是显然错误的，后者比前者大得多多。然而若无前者则后者变为毫无力量，这里是没有什么神秘可言的。党和苏维埃的关系，乃是从革命时代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巨大的政治影响和它的狭小的组织把手中间必然的不相配称里面产生出来的。一个配得恰好的杠杆使得一只手能够举一个超出人力很远的重量，但若无此活动的手，则杠杆不过是一根死木头而已。九月底，布尔什维克派莫斯科地方会议时，一个代表说道：“在耶里也夫斯克，布尔什维克派的影响是无人能与抗衡的，……可是党的组织本身则很弱，差不多没有人重视，没有经常的登记，也没有缴纳党费。”影响和组织之间不相配称虽非到处如此显著，却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广大群众知道了布尔什维克派口号和有了苏维埃组织。这种口号和组织直至九、十月间才被群众确定地接合一处了。人民等待着要知道苏维埃将指示于何时实行布尔什维克纲领及如何实行这个纲领。党自己有计划地以此精神教育群众。当基辅传播准备暴动的风声时，布尔什维克派执行委员会立即出来辟谣：“没有苏维埃号召不应作任何行动，……没有苏维埃切勿出来！”10月18日，托洛茨基否认22日暴动谣言时，也说：“苏维埃是个选举出来的机关，……不会有什么决议为工人和士兵所不知道的。……”这一类的论调每日重复着，而且被实际行动所证明了在民众意识之中生下了坚固的根。据少尉倍尔精所记载的，十月间布尔什维克派在莫斯科开军事人员会议时，代表们宣布道：“奉了布尔什维克派莫斯科委员会号召，军队是否肯出来，是很难说的。但若苏维埃来号召，则多半大家都会出来。”可是莫斯科卫戍军从九月起就有90%投票赞成布尔什维克派了。10月16日彼得格勒会议时，波基以党委员会之名报告：在莫斯科区，“人们得到苏维埃号召就要出来，但非得到党号召”。在尼夫斯基区，则“大家都将跟着苏维埃走”。伏洛达斯基立即以如下的话概括彼得格勒的情绪：“一般的印象是谁也不着急到街上来，但若苏维埃号召则大家都要出来的。”鄂尔嘉·辣维趣补充一句说：“有些人表示，党号召，他们也要出来的。”18日，彼得格勒卫戍军会议时，代表们报告：他们所代表的团等待苏维埃号召就要出来。没有人说起党，虽然许多的队伍是布尔什维克派领导着。在兵营之内为要维持一致，只有以苏维埃纪律将同情者、动摇者和半敌视者联系起来。手榴弹团甚至宣布他们只能依苏维埃大会命令而行动。鼓动者和组织者，在其估量群众情绪之时，每次都要分别苏维埃和党，——这个事实就已表明此问题从号召暴动观点来看是如何重要的了。汽车兵弥特列维趣记载，在一队运输汽车中，通不过赞助暴动的决议案，布尔什维克派于是作一个妥协的提议：“我们既不出来拥护布尔维克派，也不出来拥护孟什维克派，但……第二次苏维埃大会一切命令，我们毫不稽迟执行的。”运输汽车队里布尔什维克派，小规模地应用了革命军事委员会所用的那种遮饰策略。弥特列维趣并非说理，而是记事，——他的证言只有更加能使人相信的！以党直接领导暴动之尝试，没有一处有结果。现在保留有一个人的证言，非常之有意义的，关于在纺织工业要地金希马准备暴动的事情。当莫斯科地方暴动已经提出于议事日程时候，在金希马的党委员会便选举了三个人组织一个叫做“执政”——不很明白为什么取这个名称——特别机关，来审查武装暴动的军事力量，手段和准备。一个“执政”写道：“然而必须说，这选出的三个人似乎没有做出大事情。事变走上一条有点不同的道路。……地方的罢工完全把我们吸引了去，到了紧急时候，组织中心便移到罢工委员会和苏维埃去了。……”在外省运动小规模内也重复了彼得格勒同样的事情。党推动苏维埃，苏维埃则推动工人，士兵，甚至农民。得之于质量的，便失之于速度。倘若把这架传达机器设想为一些齿轮组成的系统，——在另一个机会和另一个时代，列宁曾使用这个譬喻——则人们可以说，若着急地图谋将党的轮子直接同群众大轮联结起来，则有打断党轮轮齿的危险，仍未能推动充足的群众前进。然而相反的危险仍是同样实在的，——即是因苏维埃系统内部磨擦结果而放过了一个有利的局势。理论上说，最有利于暴动的顷刻归结于时间上的某一点。问题自然并不在于实际上去捉住这个理想之点。暴动可以在一条上升曲线上，快升到理想的顶点时发展成功，但也可以在一条下降曲线上成功，倘若势力的对比尚未曾根本改变的。代替“一个顷刻”的，往往是一段时间，可以用几个星期或几个月来计量。七月初，布尔什维克派就可以在彼得格勒夺得政权。但是在此情形之下他们不能保持政权。从九月半起，他们已经可以希望不仅能夺得政权而且能保持政权了。倘若布尔什维克派延迟至十月末以后才暴动，那他们多半还可以于一定时间之内补救以往的过失，虽然远非一定能补救。在某种条件之下，人们可以假定暴动的政治前提存在于三个月或四个月中间，譬如说从九月至十二月：这些前提已经成熟了，但尚未至于脱落。确定这个范围，在事后比在行动当时更容易些。党在这个范围内有某种选择自由，因之造成那些不可避免的，有时很激烈的，属于实际性质的争论。列宁提议在民主会议那几日内就举行暴动。九月底，他认为凡有延缓都是危险的，甚至致命的。他在十月初写道：“等待苏维埃大会，这是幼稚的可耻的把戏，这是玩弄形式，背叛革命。”然而在布尔什维克派领袖之中似乎没有一个人对此问题作纯粹形式的顾虑。譬如季诺维也夫要求联合苏维埃大会的布尔什维克派党团开一个预备会议时候，他并非在形式上找寻一种认可，而是简单地希望外省代表能在政治上赞助他去反对中央委员会。但事实是这样：党依靠于苏维埃，而苏维埃又上告于苏维埃大会，因之在这个暴动日期问题上造成一种不确定因素，使得列宁非常担忧，而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何时号召问题，是同谁来号召问题密切联系着的。在列宁看来，以苏维埃名义来号召暴动，其便宜处是太明显了。但他比别人更先看出来这条路上能发生的困难。他身居远处更不能不害怕那些起障碍作用的分子，在苏维埃上层机关中所占的势力，远比在中央委员会中占的势力，更强大些，——他早已认为中央委员会的政策太不坚决的了。关于究竟由苏维埃或由党来开始的问题，列宁意见常常改变，但起初几个星期他是决然倾向于党的独立起义的。这中间毫无原则上不同之处：事情乃是在同一个基础，同一个目的之上以二种不同方式处理暴动问题。然而究竟是二种不同的处理方式。列宁的提议：包围亚历山大戏院和逮捕民主会议，——乃是以此事实为前提的，即：并非苏维埃领导暴动，而是党直接号召工人和士兵起来暴动。一定是这样的。若要苏维埃通过这个计划，那是绝对不能想像的。列宁完全明白，他的主张，即使在党的上层领袖当中也要遇着障碍。他预先教民主会议中布尔什维克党团“不必贪求人数”：上头若是坚决行动，则人数可以得到下层的保证。列宁这个大胆的计划，无疑占有迅速而突兀之便利。但太使党露面了，在某种限度之下党有同群众对立的危险。甚至彼得格勒苏维埃，突然加入暴动一遇挫折也能够丧失了其中布尔什维克派多数地位，——这地位还是不很稳固的。10月10日的决议案教党的各地组织凭暴动观点去实际解决一切问题：至于作为暴动机关的苏维埃，则中央委员会这个决议案毫未提起。16日会议时，列宁说：“事实证明了我们对于敌人占优势。为什么中央委员会不可以开始呢？”从列宁嘴里说出来，这个问题毫无修辞学的意义。他的本意乃是说：中央委员会既然能够立即发出信号，又为什么要空耗时间去适应苏维埃那架复杂的传达机器呢？然而列宁提出的决议案此次则以如下几句话做结束：“信任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能于适当时候指示行动的有利时机和合宜方法。”这里，在党之外提到苏维埃，而且关于暴动日期也说得更委婉些，——这乃是列宁经过党的上层领袖而感觉到群众抵抗力的结果。第二天，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作论争时候，列宁总括前一日的讨论说：“大家都同意于此点，即是得到苏维埃号召，而且为了保护苏维埃，工人一定要出来的如同一个人。”这话意思是说：虽然大家不是同他，列宁，一致，认为可以以党之名出来号召，但大家都同意了可以以苏维埃之名出来号召。24日晚上，列宁写道：“谁应当拿取政权呢？这个问题在目前是不重要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可以拿取政权，‘另一个机关’也可以拿取政权，它宣布它将来只能将政权交付于真正代表民众利益的人。……”这“另一个机关”，这几个字用谜样的括弧括起来，在阴谋者的用语说来，就是指：布尔什维克派中央委员会。列宁这里又提出他的九月间的建议：苏维埃的法制若阻止了革命军事委员会拿暴动的既成事实置于苏维埃大会之前时，则我们便以中央委员会之名直接行动。这个关于暴动日期和方法之斗争，虽然经过几个星期长久，但参加的人并非个个都明白这个斗争的意义和重要。斯大林在1924年写道：“列宁提议由苏维埃拿取政权，——由彼得格勒苏维埃或莫斯科苏维埃，——而非在苏维埃背后拿取政权。托洛茨基为什么需要这个关于列宁的传说呢，——这个更甚于怪异的传说？”又说：“党承认列宁为我们这时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与种种布朗基主义都无缘分。……”至于托洛茨基，则他代表的“并非伟人列宁，而是一种侏儒布朗基主义者。……”不仅是布朗基主义者，而且是侏儒！事实上，以谁之名举行暴动及于谁之手交付政权，——这个问题绝不能预先由某种学说来决定的。在暴动的一般条件之下，实行暴动问题就成了一种实际的艺术问题，可以用种种不同的手段来解决。中央委员会的争论，在这一部分上说，好像总参谋部那些军官间的争论，——他们同受一种军事学说的教育，对于整个战略局势的判断也是一样的，但为了解决最切近的问题，提出种种不同的意见，固然是异常重要的问题，但终究是属于部分的问题。这里若是缠到马克思主义和布朗基主义问题去，那不异于表示既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也不懂得布朗基主义。包克洛夫斯基教授甚至否认“苏维埃或党”问题的重要性。他以讽刺的口吻说道：士兵绝不是形式主义者，他们无需要一个苏维埃大会来推翻克伦斯基。如此提出问题虽是很俏皮的，但有一点未曾解释明白，即是：党既然够用了，为什么又来设立苏维埃呢？教授接着说：“很奇怪的，这样努力使得一切差不多都是依照法律而成就的，而其结果从苏维埃观点看来并不合法，——到了最后顷刻，政权并非由苏维埃拿去的，而是由一个特意成立的显然‘非法的’组织。”包克洛夫斯基引证：托洛茨基不得不以“革命军事委员会之名”，而非以苏维埃之名，宣布克伦斯基政府业已不存在。出人意料的议论！革命军事委员会乃是苏维埃的一个机关，由选举产生出来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暴动中占的领导地位绝不违反苏维埃的法制，——教授嘲笑这个法制，但群众则很重视它。人民委员会议也是特意成立的组织，但这并不能阻止它成为苏维埃政权的机关，连人民教育委员会助手包克洛夫斯基自己在内。暴动可以保持在苏维埃法制基础之上，甚至一大部分还可以保持在两重政权传统里面，主要地因为未曾暴动以前彼得格勒卫戍军就差不多全体服从苏维埃了。在好多回忆录，纪念论文和初期历史著作中，这个事实就被视为无可争辩的，而且被无数文件所证实了。“彼得格勒的冲突，为了卫戍军命运问题而展开着”，——关于十月暴动的第一本小册子就是这样说的。这本小册子，是本书著者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会馀暇时候根据新鲜的回忆写成的，好多年间被党视为一种历史教科书。暴动的直接组织者之一，萨多夫斯基，说得还更明白：“整个十月运动藉以发起和组织的那个根本问题，乃是彼得格勒卫戍军各团被调离首都开往北方前线去的问题。……”暴动的直接领导者，参加过集体谈话为了恢复事变进程真相的，没有一个想起要反对或纠正萨多夫斯基说的这几句话。直至1924年之后才有人忽然发现托洛茨基过于重视农民性的卫戍军，以此减轻了彼得格勒工人的意义。这个科学的发现很可以补充另一个控告，即说：托洛茨基轻视农民。几十个青年历史家，以包克洛夫斯基为首，最近几年向我们解释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重要性。他们气愤起来，看见我们在说起士兵的文字之中未曾说起工人；他们教训我们，说要分析事变的真实进程，而不要背诵教科书。这个批评结果，由包克洛夫斯基总括为如下几句话：“托洛茨基虽然明白知道武装行动是由党决定的，……为了行动而找出来的一切借口虽然显属于次要性质，然而他总是将彼得格勒卫戍军看作居于全幅书画的中心，……好像没有卫戍军便说不到暴动。”对于我们的历史家，重要的只是关于暴动问题的“党的决定”；至于暴动如何发生，则“属于次要性质”：总能找到一个借口的。包克洛夫斯基称为“借口”的，即是征取军队的手段，即是解决整个暴动命运所维系的问题的手段。毫无疑问，即使没有因撤退卫戍军而冲突，无产阶级革命仍是要发生的：这一点，教授是对的。但那将是另一个暴动了，那将要求一个不同的历史叙述。可是我们注目的却是实在发生的事变呀。赤卫队组织者之一，马辣霍夫斯基，——他后来成了赤卫队历史家，——在他那方面坚持此点，即以为武装工人与那半消极的卫戍军有别，正是武装的工人在事变之中表现创意力，果敢和顽强。他写道：“赤卫队，在十月暴动时候，占据了政府机关，邮政局和电报局；战斗时站在前列的，也是他们……”这一切是无可争论的。然而不难明白，如果赤卫队能够轻易地“占领”各机关那只因为卫戍军与他们一致，赞助他们或至少不反对他们。正是这个决定了暴动的命运。如果只问：对于暴动，究竟是工人重要呢，还是士兵重要呢？——那就是表示人家的理论水平如此可怜，简直没有讨论之余地。十月革命乃是无产阶级反资产阶级的斗争，为了夺取政权。但最后决定斗争胜负的，还是农民。这个一般的图式适用于全国范围，但在彼得格勒获得最完满的表现。在首都，这就给了暴动以一种性质：迅速一击，使得牺牲者数目最少。这是革命阴谋，无产阶级暴动和农民性卫戍军自救斗争，三者相配合。党领导暴动，主要动力是无产阶级；工人武装队构成打击的拳头：但斗争胜利，则取决于那个笨重的农民性卫戍军。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二月暴动和十月暴动的对照才是非做不可的。帝制被推翻之前，对于双方，卫戍军都是一个大未知数。士兵自己还不知道他们对于工人暴动将取什么态度。惟有总罢工才能建立一个必需的地盘，让工人和士兵群众相碰头，为了在行动上考验士兵，使士兵站到工人方面来。这便是二月间那五天之中戏剧般的内容。临时政府被推翻之前，卫戍军广大多数则已公然站在工人方面来了。政府觉得，在它的所在地，比在全国无论何处，都更孤立的：政府之图谋逃走，并非没有道理的。然而仇视政府的首都不放它走。政府无结果地尝试着，要将革命的各团调出首都去，以此确定地葬送了政府自己。若是单单拿克伦斯基个人的品性来解释他消极对待暴动的政策，那是非常肤浅的。克伦斯基不是孤独的。政府之中有些人物，如帕钦斯基，并不缺乏魄力。中央执行委员会诸领袖也很明白，布尔什维克派的胜利将断送了他们的政治生命。然而所有的人，无论分开的或合拢的，都麻痹了，都同克伦斯基一般陷于麻木不仁状况，——如同那样的人，虽然危险当前却不能举起手来救护自己。工人和士兵的联欢，十月时并非从公开的街道冲突之中产生出来的，如同二月时的情形，——乃是先暴动而发生。这次布尔什维克派所以没有号召总罢工并非因为遇着什么障碍，而是仅仅因为他们不见有罢工需要。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暴动之前就自觉是时局的操纵者了；它知道卫戍军各部队的景况，其情绪及其内部的结合；它每日接到报告：不是官样文章，而是表现真实事态的；它随时都可以遣派全权的特派员到任何一团去，叫脚踏车传达一个命令；它可以用电话将某团委员会召来，或命令某连出来服勤务。革命军事委员会，对于军队说来，处的是政府司令部地位，而非阴谋司令部地位。不错，国家的指挥机关仍旧操在政府手里。但这些机关物质基础已被侵夺了。各部机关和各司令部都是悬挂在空虚之上。电话和电报继续替政府服务。银行亦然。但政府已没有必需的军事力量来保持这些机关在它手里了。冬宫和斯摩尼学院好像掉换了地位。革命军事委员会迫得那个虚影政府处于这样的地位，使它非破坏卫戍军不能有所动作。可是克伦斯基图谋打击卫戍军，每次只有加速他的末日到来罢了。然而暴动任务还是未曾完成。钟表的发条和全部机件都落在革命军事委员会手里了，但还缺少字盘和指针。没有这些零件，整个钟表毫无用场。不能操纵电报电话，银行和司令部，革命军事委员会就不能统治。革命军事委员会操纵了政权的差不多一切的前提和因素，但没有操纵政权本身。二月间，工人并不想夺取银行和冬宫，只想打破军队的抵抗。他们并非为了争取某些指挥机关而斗争，而是为了争取士兵灵魂。在这方面已经得胜之后，所有其他问题便自然而然解决了：帝制政权一经失去了它的禁卫军，连它的宫殿和司令部都不想去防守。十月间，克伦斯基政府早已失去了士兵灵魂，无法挽回，但还紧紧抓住指挥机关。司令部，银行，电报，电话，在它手里不过是政权的招牌罢了。到苏维埃手里来，这些机关便可保证全部占有政权。这便是临暴动之前的局势，这个局势决定了最后二十四个钟头的行动形态。差不多没有示威，没有街道战斗，没有障碍物，没有一般认为暴动的事情：革命无需要解决一个业已解决了的问题。夺取政府机关，可以依照一个计划，靠相当少的武装队伍，由一个唯一中心来实行。兵营，营垒，仓库总之一切有工人和士兵活动的机关，都可以用各自的内部力量来夺取的。但是冬宫，预备国会，军区司令部，各部衙门，军官学校则不能由内部来夺取。电话，电报，邮政，银行亦然：这些机关的雇员，在一般势力配合之中虽不占重要地位，却是机关内部的主人，而机关之外防守得很坚固。这些高级官僚机关必须从外面侵进去的。这里，政治手段的夺取便让位于暴力的夺取。但因军事基础被人占去，使政府差不多不能抵抗，所以这些最后的政府机关之夺取，一般也是没有发生冲突的。不错，事情仍不是无须战斗就能解决的：必须攻占冬宫。但正因为政府抵抗仅限于防卫冬宫这个事实，就明白决定了10月25日在斗争发展上的位置。冬宫成为一个政制的最后堡垒，这个政制在其八个月生命之中政治上已经破产了，在最近二个星期内又确定地解除了武装。阴谋原素，——所谓阴谋乃是有计划及有集中领导之意，——在二月革命中占据一个微不足道的位置。这首先是由于各派革命组织在帝制和战争重压之下无力和散碎。如此只有更加重了群众的任务。暴动者并非一些蚱蜢[1]，他们有其政治的经验，有其传统，有其口号，有其无名的领袖。但是暴动之中散漫的领导分子即使足够推翻帝制的，但不足够给予胜利者以其自己胜利的果实。十月间，街道上平静，没有群众，没有战斗，——遂使敌人足以借口说起什么寥寥少数人的阴谋，什么几个布尔什维克派的冒险。自从暴动以后，几日，几月，甚至几年，人们三番四次说着这样的话。显然是为了替无产阶级暴动辩白，雅罗斯拉夫斯基关于10月25日写道：“彼得格勒很多的无产阶级群众，得到革命军事委员会号召，出来，在革命军事委员会旗帜之下拥挤着彼得格勒街道。”御用的历史家忘记了说明：革命军事委员会究竟为了什么目的号召群众到街上来，群众在街上又做了什么事情。二月革命由于强点和弱点相配合，遂被人理想化了，被人当作全国民的事业，拿来同十月暴动对比，——十月暴动则被人当作一个阴谋。事实上布尔什维克派到了最后顷刻能够使那夺取政权的斗争化为“一个阴谋”者，并非因为他们是寥寥几个人，反而因为他们背后，在工人区和兵营里面，有广大多数的群众，很有团结，组织和训练。必须莫将眼光限于最后一环上，才能恰切了解得十月暴动。二月底，那盘暴动之棋从第一着下至最后一着，即下至敌人溃败为止。十月底，主要部分棋局已经着过了，到了暴动那一日事情只限于解决颇为狭小的问题：二步杀将。所以必须将暴动时期从10月9日算起，那日开始了卫戍军的冲突，——或从12日算起，那日决议设立革命军事委员会。包围的行动足足有二个星期长久。最剧烈的部分延长了五天至六天，即从革命军事委员会诞生时候算起。在这全部时期中，几十万士兵和工人直接行动着，形式上是守势的，实质上是攻势的。最后的阶段，——在此阶段之中，暴动者决然抛弃了双重政权那些传统形式，及其可疑的合法性和守势的门面话，——恰恰占二十四个钟头：从25日早晨二点钟到26日早晨二点钟。在这一小段时间内，革命军事委员会公然使用武器，为了占领全城和逮捕政府。参加这个行动的，一共只有为实行一个有限的任务所需要的力量：至多不过二万五千至三万人。一位意大利作家著了好多的书，不仅有关于《太监之夜》的，而且有关于国政上最高明问题。他于1929年间，来游苏维埃的莫斯科，把他从道听途说得来的一点事情纠缠在一起，以此为基础构成了一本《论政变技术》的书。这位作家的姓，Malaparte（马拉巴特），使人很容易拿来同一个政变专家的姓相区别的，——这另一个专家的姓叫做Bonaparte（波拿巴特）。[2]据马拉巴特说：与那依据1917年俄国社会政治条件的“列宁战略”相反，“托洛茨基策略则与国内一般条件毫无联系的”。这位作家假冒托洛茨基的口回答列宁的关于暴动的政治前提之顾虑说：“你的战略太需要顺利环境了：暴动无需乎这一切。暴动自己就是足够的。”再难于设想比这话更荒谬了。马拉巴特屡次说：十月胜利并非出于列宁的战略，而是出于托洛茨基的策略。这个策略现在还威吓着欧洲诸国的安宁。“列宁的战略，可见对于欧洲诸政府并无直接的危险。欧洲政府的真实的——而且不断的——灾祸，乃是托洛茨基的策略。”以下的话还更具体些：“即使是庞加莱[3]立于克伦斯基的位置，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派政变还是要成功的。”如此说来，则那依据历史条件的列宁战略有甚用处呢，倘若托洛茨基策略不顾环境如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还须说一句：这本大著已经译成好多种文字出版了。有些政治家显然在这书中学习如何来扑灭革命。我们敬祝他们学习成功。直至现在还没有人来批评10月25日那些纯粹军事性的行动。苏维埃文献中为这问题而写的，并非属于批评的性质，而是属于纯粹恭维的性质。拿来同那些不肖门徒的著作相比较，甚至苏汉诺夫的批评也是以细心观察事实为其特长的，——虽然其中有种种的矛盾。苏汉诺夫判断十月暴动的组织，于相隔二年之间发表了二种意见——二种正相反对的意见。在关于二月革命的一本书中，他说：“将来，我要根据个人的回忆来描写那个照乐谱演奏的十月暴动。”雅罗斯拉夫斯基差不多照文字抄袭了苏汉诺夫这个判断，他说：“彼得格勒暴动准备得很好，党好像拿着一张曲谱来演奏的一般。”克罗德·安涅——这个怀敌意的观察者，观察得很细心，虽然不大深刻，——说得似乎还更坚决些：他大意说：“11月7日政变不能不令人钦佩。没有一个失策，没有一个破绽，政府来不及叫一声：‘哎呦！’就被推翻了。”反之，在关于十月革命的一本书中，苏汉诺夫则叙述斯摩尼如何“暗中摸索着，很谨慎地又很混乱地”进行肃清临时政府的工作。在第一个判断和第二个判断之中，都有夸大处。但从比较广大的观点看来，可以说，这二个观点，无论如何相反的，都有事实做根据，十月暴动的有计划性特别是出于客观的关系，出于全部革命的成熟，出于彼得格勒在全国占据的位置，出于政府在彼得格勒占据的位置，出于党以前的全部工作，最后出于正确的暴动政策。但还留着一个军事技术问题。在这问题上，有不少部分的谬误；如果整个凑合来看，人们就可以得到一种暗中摸索的印象。苏汉诺夫不止一次指出斯摩尼在军事方面之没有防卫，连暴动前最后几天也是没有防卫的。直至23日，暴动司令部也的确未曾比冬宫防守得更好些。革命军事委员会保证它的安全，首先在于巩固它与卫戍军的联系，以及经过卫戍军能够监察敌人一切的军事动作。从军事技术观点上看，革命军事委员只不过比政府提早二十四小时采取比较认真的步骤。苏汉诺夫很有把握地说：在23日白天以及23日至24日的夜里，政府若是先下手就可以占领革命军事委员会：“好好的五百名一队兵，就完全足够肃清斯摩尼及其整个内容。”这是可能的。但第一，政府要做这事情，必须有决心，有胆量，即必须有一种绝对与它的本质相反的性格。第二，又必须有“好好的五百名一队兵”。哪里有这样的一队兵呢？完全用军官编成的么？我们在八月底已经认识了那些军官，那些扮演阴谋者角色的军官：必须到那些夜总会去寻找他们。妥协派那些战斗队伍都瓦解了。在军官学校中，每遇重大问题都要发生分化和结合。哥萨克方面还更糟。若是从各方面选择来编成这个队伍，那就未曾编成以前早把计划泄露了。然而即使有这样的一队人存在，也是没有决胜负作用的。在斯摩尼面前第一枪一响，工人区和兵营里就要造成吓人的回声。那时，白天和黑夜，时时刻刻，都将有几万武装或半武装的人跑来援助那受威吓的革命中心。最后，即使革命军事委员会被攻下了，也不足以拯救政府。列宁在斯摩尼围墙以外，同他相联络的还有中央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委员会。彼得·保罗堡垒之中存在着第二个司令部，曙光号上有第三个司令部，其他司令部又存在于各工人区。群众不会没有人领导的。工人和士兵，无论行动如何迟缓，都是要不惜任何代价获得胜利的。毫无疑问，为军事上谨慎起见，若干辅助的实施，可以而且应该于几日之前采行。在这点上说，苏汉诺夫的批评是正确的。革命的军事机构，行动笨拙，迟缓和疏忽；而总的领导又太倾向于拿政治去代替技术。列宁的眼睛太少看看斯摩尼情形，别的人又还未曾学习好。苏汉诺夫也是对的，他说：二十四夜或二十五早晨去夺取冬宫，要比二十五日下半日以及夜里，无比地更容易得多了。冬宫及其旁边的司令部房屋，那时还是由军官生素常队伍防守着，出其不意地加以攻击，差不多一定会攻下来的。克伦斯基早上坐着汽车动身，并未遇着障碍，——这个事实就够证明冬宫并未曾被人认真监视着。这是一个明显的漏洞！监视临时政府之责，委托于斯维尔德洛夫，以辣舍维趣和布拉贡拉伏夫副之，——不错，这是太迟的决定：24日才决定！斯维尔德洛夫头脑早已忙糊涂了，他是否进行这个新职务，也成为疑问。这个决定虽然写在会议记录上面，在那狂热的几个钟头内也许被人忘记了。革命军事委员会方面，不顾一切事实表现，总是过分重视政府的军事资源的，尤其过分重视冬宫的防卫力。即使直接指挥围攻的人知道了冬宫内部力量也会害怕：冬宫一发警号，军官生，哥萨克，突击队等就要跑来援助。夺取冬宫计划是照广大行动规模拟成的：非军人或半军人来解决一个纯粹属于军事性问题时，总是倾向于战略上的过分细致。除了过分的迂腐以外，他们实行时又不免表现一种显著的无能。夺取冬宫时候各方面的不对头，——这也可以相当地拿主要领袖的个人性格来解释的。博德魏斯基，安东诺夫·奥夫先珂，楚诺夫斯基，都是英勇型人物。但总之，他们绝不是有系统的方法和经训练的思想的人物。博德魏斯基在七月事变中如火焰一般热烈，此时则变成谨慎得多了，甚至也对于临近的前途怀疑得多了。但根本上他还是那样一个人：无论遇到什么实际的任务，他自然而然地倾向于越出那些已定的界限，扩大计划，什么都牵连在一块，凡是最小限度足够之处总要拿出最大限度来。在这次计划的夸大性中，人们不难发现他的精神的印记。安东诺夫·奥夫先珂，在性格上是个容易冲动的乐观主义者，临机应变之才长于计划之才。以旧时下级军官资格他相当懂得军事学。大战中，他是个亡命者，在巴黎出版的《我们的话》上面担任军事栏编辑，不止一次表现战略上远见。他在这方面容易感受印象的玩票式精神，并不能对抗博德魏斯基的过分的夸大。第三个军事领袖楚诺夫斯基，曾在一个平静的前线过了几个月生活，做鼓动家：他的军人生活仅限于此。虽然倾向于右派，楚诺夫斯基却是第一个加入战斗，而且总是加入于战斗最激烈的地方。个人的勇敢和政治的大胆，大家知道，并非都能处于均衡的。暴动以后几日，楚诺夫斯基在彼得格勒城下受了伤，当他同克伦斯基领来的哥萨克作战时候；几个月之后，他在乌克兰被杀。热烈的易冲动的楚诺夫斯基，显然不能补救其他二领袖的缺点。其中没有一个人倾向于注意细节，简单因为他们并不曾领略这门行业的秘诀。这些红色统帅觉到了自己关于侦察，联络和调度方面的弱点，于是感有必要，以如此优势的力量来压迫冬宫，使得连实际指挥问题也不会提出来。计划的过于庞大的规模，差不多等于无计划。但以上所说的，其意并不是说：革命军事委员会内部或其外围，本能找到一些更有经验的军事领袖来担任；总之，再不能找到比他们更忠诚更肯牺牲的人物了。夺取冬宫的斗争，先从占据一个大范围的全区开始。既然领袖没有经验，联络松懈，赤卫队笨拙，正规军又不起劲，这个复杂的战役便发展得非常之迟缓。正当赤卫队渐渐紧缩了包围线，而在背后积聚后备力量之时，那几连军官生，哥萨克兵和圣乔治骑士，以及那个女子突击队，还是能够开辟道路进冬宫去的。防卫者的阵势和围攻者的阵势，同一时间形成起来。可以说，问题正是从那解决问题用的大迂回的手段之中产生出来的。一个大胆的夜袭或一个勇敢的日攻，将不会比此次拖延的行动造成更多的牺牲。曙光号大炮的精神上效力，无论如何，可以在十二个钟头甚至二十四个钟头以前，拿来证验的：巡洋舰在尼瓦河上已经准备好了作战，水兵们绝不会埋怨没有什么油来涂抹大炮的。但指挥作战的人希望事情能够不战解决，他们派代表去谈判，提出最后通牒，不理会原定的期限。他们没有想到于适宜时机检查一下彼得·保罗堡垒的大炮，这正因为他们以为可以不用大炮的。军事指导机关之缺乏准备，在莫斯科表现得还更明显些；——在莫斯科，势力关系被人认为如此有利于暴动，以致列宁还主张在莫斯科开始哩：“胜利已有保证了，没有人会来打仗。”事实上，恰在莫斯科，暴动带了一种久战不决的性质，连暂时休战在内共延长了八日。莫斯科暴动主要领导者之一，穆拉洛夫，写道：“在这工作的火热当中，我们非处处都是坚决的。我们的人数具有压倒敌人的优势，——比敌人多十倍，——我们却拖延战斗至于一个星期长久，……因为我们指挥群众作战时不很灵巧，因为群众缺乏军事训练，又因为领袖和士兵两方面都完全不懂得巷战策略。”穆拉洛夫惯于拿真名称呼实物，正为此故他现在才被流放于西伯利亚。然而为了避免将自己的责任归嫁于他人起见，穆拉洛夫此次是拿政治领导的最大错误放在军事指挥头上了。在莫斯科的政治领导，动摇得很，容易受妥协派方面影响。但不要忘记，老莫斯科的工人，纺织工人和皮革工人，本是非常落于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后面的。二月间，莫斯科并无需暴动：推翻帝制完全是彼得格勒的事情。七月间莫斯科又保持着它的安静。这个情况在十月间被人感觉到了：工人和士兵没有战斗经验。暴动技术完成了政治所未做的事情。布尔什维克主义大踏步发展无疑地减弱了人们对于暴动的军事方面的注意，列宁的热烈的警告是有充足理由的。军事的领导，比政治的领导，无比地弱得多。那能不是这样么？以后几个月之中，新的革命政权每逢必须诉诸武力时候，又都是表现极端的无能。然而政府方面的军事机关，在彼得格勒，给予暴动方面军事领导之评价又是非常恭维的。冬宫陷落不久之后，陆军部打给总司令部的直接电话说：“暴动者维持秩序和纪律，没有劫掠，没有虐杀；那些闲宕的士兵反而给暴动者巡逻队所逮捕了。……暴动计划无疑是事先拟好的，而且有条不紊地完全按着实行。”并非完全如苏汉诺夫和雅罗斯拉夫斯基写的，是“照着乐谱”演奏的，但仍没有苏汉诺夫后来说的那么多的“混乱”。此外，在最严厉的批评之前，还有事业成功可以做辩护的。[1]译者按：“蚱蜢”譬喻“乌合之众”。[2]译者按，即拿破仑。拿破仑是科西嘉岛人，出于意大利血统，姓意大利人的姓，Bonaparte。Bonaparte者，意文“好的（Bona）部分（Parte）”也。至于马拉巴特，则意译恰为“坏的（Mala）部分（Parte）”。[3]1917年时法国总统。－C.R<<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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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夺取冬宫<<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下）>>第八章夺取冬宫史丹开维奇从前线回来，有事报告；克伦斯基很兴奋的接见他；克伦斯基刚刚离开共和参议会，刚刚在那里确定地揭发布尔什维克派的暴动。——“暴动么？”“难道你不晓得我们这里发生着武装暴动么？”——史丹开维奇笑起来：“呵，街上是绝对安静的；真正的暴动是这样的么？但这种时时刻刻不得安宁的状态，仍须设法使之终止才好。”——这一点克伦斯基是完全同意的：他只等待着预备国会的决议。晚上九点钟，政府在冬宫孔雀石大殿开会，讨论如何“坚决而确定地肃清”布尔什维克派办法。史丹开维奇奉派到马林斯基宫去催促决议，回来气愤地报告说：那里通过一个近乎不信任的决议。依照预备国会的决议，连取缔暴动之责也不是付托于政府，而是付托于一个特别的公安委员会。克伦斯基最初的反应是宣布：在此条件之下，“他一分钟都不肯再做政府首脑了。”妥协派诸领袖立刻被电话召到冬宫去。克伦斯基有辞职可能，使他们愕然了，不减于他们的决议使克伦斯基愕然。阿夫克森齐耶夫表示他们的歉意：他们根本上认为那个决议是“纯粹理论的和偶然的，不以为能发生什么实际效果”。不错，他们现在自己也看出了，那个决议“措辞上也许不是完全妥当的”。这些人一有机会总要表现出他们的不值一文钱。在那正在展开的暴动背景之下，民主派领袖和国家首脑这次夜间谈话，似乎是难以相信的。丹，二月政制主要掘坟者之一，要求政府本夜立即在全城街道张贴布告宣布：它已向协约国提议进行媾和。克伦斯基回答：政府无需要人家献这计策。人们可以相信政府现在宁愿有一师强硬的军队。然而丹献不出来这个东西。克伦斯基自然是将暴动责任加于谈话对方头上。丹回答说：政府受了它的“反动的参谋部”影响，夸大了事变。无论如何不需辞职：那个不快意的决议案是需要的，为了转移群众情绪。政府若能实行丹的提议，“至迟明天”布尔什维克派就非解散他们的司令部不可的。克伦斯基以应分的嘲谑口气记载这次谈话道：“正在此时，政府机关，一个跟一个被赤卫队占据去了。”同左派朋友如此富于内容的谈话尚未结束，克伦斯基就去接见右派朋友了，——那是哥萨克军队代表会派来的一批代表。军官们冒充能代表驻在彼得格勒的三团哥萨克兵的行动，而向克伦斯基提出与丹完全相反的一些条件：不要对苏维埃让步，压迫布尔什维克派，这番应当进行到底，切不可同七月间那样，害得哥萨克枉然牺牲。克伦斯基自己正要这样做，他答应他们一切的要求，他道歉：为了谨慎之故此时尚未曾逮捕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代表们向他告别时，保证哥萨克一定要尽职。司令部立刻下了一个命令给诸团哥萨克兵：“为了母土的自由，荣誉和光辉之故，你们速即行动起来，援助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临时政府，并救护那陷于危险的俄罗斯。”这个高傲的政府，一向如此妒忌地保持着它的独立地位，不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拘束，如今为情势所迫，在这危险顷刻，不得不含羞带愧躲闪在中央执行委员会背后了。同时也发出一些祈求式的命令给彼得格勒及其附近的军官学校。铁路工人也奉到这个命令：“从前线向彼得格勒开来的军车尽先行驶，必要时可以停止客车。”政府尽能力所及做了之后，就于半夜后一点钟至二点钟之间散会了，冬宫里面只剩下克伦斯基和他的助手莫斯科自由派商人康诺瓦洛夫。军区司令溥尔可夫尼可夫来向他们二人建议，立刻以忠实队伍组成一支讨伐军去攻占斯摩尼。克伦斯基毫不迟疑采纳了这个绝纱的计划。可是，从司令说的话看来，人家不明白他想依靠的是什么队伍。克伦斯基自认：此时，他才觉悟了，溥尔可夫尼可夫的报告是“绝对没有根据的”，十一二日以来什么完全准备好了去同布尔什维克派作战一类的话竟是空牛皮。克伦斯基说这话，好像表明他没有别的材料可供估量政治的和军事的局势，除了依靠一个庸碌的上校的报告，——这个上校不知为了什么原故被他任为军区司令！正当政府首脑忧郁地沉思着时候，驻警察总局的特派员罗果夫斯基跑来报告消息了：波罗的海舰队好几只兵舰开进尼瓦河来，都预备好作战，其中有几只沿河上驶，直至尼古拉大桥而占领之。暴动军则向着宫殿大桥前进。罗果夫斯基特别要求克伦斯基注意于此事实，即是：“布尔什维克派完全稳妥的实行他们的计划，丝毫未曾遇着政府军队方面的抵抗。”他所谓政府军队，究竟指的是哪些队伍呢？报告之中无论如何是未曾明白说出来的。克伦斯基和康诺瓦洛夫急忙离开冬宫，到司令部去：“再不能浪费一分钟了。”司令部那座威严的红房子，挤满了军官。他们不是为了自己队伍的事情到这里来的，而是为了躲避自己的队伍。“在这些扰扰攘攘的军人中穿插着一些穿便衣的人，没有人认识他们。”溥尔可夫尼可夫的一个新报告，使得克伦斯基确定的相信了：不能依靠这位军区司令及他的那些军官。政府首脑于是决定团结“一切忠于职守的人”在他自己周围。忽然记起了他是社会革命党党员，——好像有些人到了临死挣扎时候才记起了教堂一般，——克伦斯基便打电话到他的党部去，要求立刻派党军到他这里来。然而这个出乎意外的向社会革命党请救兵，即使能有效果，那也必须，——借用米留可夫的话来说，——“先叫克伦斯基身旁那些比较右的分子都离开了他，——这些分子已经对他很不友好了。”科尔尼洛夫叛乱那几日，克伦斯基的孤立早已表现得很明显了，如今则带着更无可奈何的性质。“这一夜的钟点愈拖愈难过起来了，”——克伦斯基说，他重复着八月间说的一句话。无论哪方面都没有救兵开来。哥萨克兵在开会。各团代表说：行动是可以的——为什么不可以呢？——但要行动，必须有机关枪，有装甲汽车，尤其必须有步兵。克伦斯基毫不迟疑的答应给他们装甲汽车和步兵。装甲汽车正在准备抛弃他，至于步兵，则他没有得给的。人家回报他说：各团哥萨克兵就要决定这一切问题的，他们“已开始束鞍子了”。社会革命党党军毫无踪影。这些党军还存在么？一般说来，真实的和虚幻的中间的界限在哪里呢？集合在司令部的那些军官，对于总司令和政府首脑，渐渐采取一种忤逆的态度。克伦斯基甚至说，军官当中有人谈论：必须将他拘禁起来。司令部房屋，同以前一般，并没有人防守。正式的谈判，在不相干的第三者面前举行，中间杂以激昂的私人谈话。一种绝望和瓦解的情绪，从司令部发生，传到冬宫方面去。军官生气愤了，装甲汽车兵激动了，底下没有任何赞助，上面则头脑昏迷不清。在此情形之下，能免于灭亡么？早晨五点钟，克伦斯基召陆军部政务官到司令部来。马尼可夫斯基将军来到三一大桥附近，被巡逻队逮捕了，解到巴夫洛夫斯基团营盘去。但经过简单的解释，他从这营盘释放出来；这位将军，一定说服他们：他一被捕，整个的行政机构都要塌台，有害于前线的士兵。差不多同一时候，史丹开维奇的汽车也在冬宫前面被捕了，但团委员会也释放了他。史丹开维奇记道：“那是一些暴动的人，但他们行动很迟疑。在我家里，我打了电话到冬宫去，报告这件事情经过，但那里的人安慰我，说那不过是误会罢了。”事实上，误会的乃在于人们释放了史丹开维奇：几个钟头以后，如读者已经知道的，他还图谋从布尔什维克派手里将电话中枢夺过来哩。克伦斯基要求在毛奇略夫的总司令部和在泼斯可夫的北方前线司令部，立刻派遣忠实队伍来彼得格勒。杜霍宁从总司令部打直接电话来，说所有的步骤都采取了，为的派遣队伍到彼得格勒来，而且有些队伍应当开到了。然而队伍并未曾到，哥萨克兵还在“束马鞍子”。城内状况，一点钟一点钟地变坏。克伦斯基和康诺瓦洛夫回到冬宫歇歇气时候，一个差役送来了一个紧急消息：冬宫的电话交通已经被截断了。宫殿大桥，就在克伦斯基自己窗子下，已被水兵们占据了。宫殿前面广场仍旧阒然无人；“哥萨克毫无踪影”。克伦斯基又赶紧到司令部去。但在那里得到的消息也不是能令人放心的。军官生们得到布尔什维克派送来的最后通牒，要他们离开宫殿，他们是很纷扰的。装甲汽车不能使用：他们很凑巧地发现，车上有些要件“遗失”了。前线来的队伍，至今没有消息。冬宫和司令部的门户并没有人把守：布尔什维克派至今尚未冲进来者，只因他们消息欠灵通之故。司令部黄昏时候挤满了军官，现在则很快地变空虚了！要命的都逃走了。来了一群军官生代表：他们愿意履行他们的职守到底，“只要有能得救兵的希望”，但缺少的正是救兵呀！克伦斯基赶紧召集部长们到司令部开会。大多数部长已经没有汽车了：这种重要的交通工具给了现代的暴动以一种新的节奏，此时不是给布尔什维克派没收了，便是给暴动方面的哨兵拦阻，不许部长们使用。最先到会的是起希金，不久之后接着来的是马良托维趣。政府首脑现在能作什么事呢？——只有立刻去迎接前线开来的队伍，不顾一切障碍率领他们前进。没有人能提出其他的办法。克伦斯基命令把“他的美妙的无篷旅行车”开出来。但这里，在事实错综之中，又插了一个新的因素，表示协约国诸政府间不可分离的联系一致，无论在安乐之中或患难之中。“我不知道，我的出发消息怎样会被协约国大使馆所知悉的。”英国和美国的代表，立即表示他们希望政府首脑离开首都时候，“汽车上最好有一面美国旗”。克伦斯基自己认为这个建议是没有用处的，甚至有妨害的，但他接受了这个建议，视之为协约国联系一致的表示。美国大使大卫·佛朗西斯则另有一种说法，他的说法比克伦斯基的说法更少接近于圣诞节故事。据他说，有一辆汽车坐着一个俄国军官，跟在美国汽车背后直至大使馆来，要求这部外交官汽车借给克伦斯基坐到前线去。大使馆人员商议了之后，认为既然汽车事实上已被“扣押”了，——这话完全不合于事实，则他们除了屈服没有其他办法。那位俄国军官又不顾使馆人员之“抗议”，仍让那面美国旗插在汽车上，不肯拔下来。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这面旗帜保护了这辆汽车。佛郎西斯认可了大使馆人员的行为，但嘱咐他们“不要同别人说起此事”。这二种说法以不同的角度，与真相之线交叉起来，拿来对比看看，则可相当了然了：自然不是协约国送一辆汽车给克伦斯基的，而是克伦斯基自己要求的；但外交官必须保持不干涉内政的假面具，所以约好说：汽车是被“扣押”的，大使馆也曾“抗议过”滥用美国旗。这件微妙的事情办好了之后，克伦斯基便坐在自己的汽车里面，那部美国车跟在后头，作为后备车。克伦斯基接着记道：“不用说，整个的街道，行人和士兵，立刻认识了我，我同往常一般不经意地打招呼，微微笑着。”一幅绝妙的画图：二月政制便是这般不经意地微笑着走向阴影之国去了。城门口到处有武装工人守卫着和巡逻着。看见几辆汽车箭一般驶来，赤卫队立刻俯卧在街道上，但没有决定开枪。一般说来，人们还在避免开枪。也许那面美国旗发生了效力，汽车毫不遇障碍地飞驶了。“那么彼得格勒没有队伍肯来保卫临时政府么？”马良托维趣很吃惊的问道。他直至此时都是在永恒的法律真理国土之中过生活。“我不知道，”康诺瓦洛夫回答，说时举起了两臂；“看来大势是不好的。”“那么开来的是什么队伍呢？”马良托维趣追问道。“好像是一营脚踏车兵。”——部长们叹了一口气。彼得格勒和它的近郊共有20万军队。如果政府首脑需要靠美国旗保卫急急忙忙逃走了，去迎接一营脚踏车兵，这个政制的大势自然是不好的！部长们更加要从心坎深处叹气的，倘若他们知道了，前线派回来的第三营脚踏车兵，自动地停止在贝勒多尔车站，打电报问彼得格勒苏维埃，人家调他们来究竟为了什么目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向这营人致友爱的敬礼，请他们立刻派代表来。政府机关找来找去，但找不到脚踏车兵在什么地方，——他们的代表当天已经来到斯摩尼了。根据原来的计划，冬宫应于24夜里，与首都其他一切机关同时，占领过来。从23日，就成立一个三人机关，主持夺取冬宫的工作，其中主要负责人是博德魏斯基和安东诺夫。第三个是工兵军官萨多夫斯基，但他不久就抛下了工作，因为卫戍军事务忙不过来。楚诺夫斯基代替他。楚诺夫斯基五月间同托洛茨基一起从加拿大一个集中营回到俄国来，他曾在前线当兵，过了三个月生活。辣舍维趣也是最密切参加的，他是个老布尔什维克，当了多年军役，直升到准尉。三年之后，萨多夫斯基回忆：在斯摩尼他的小房间之内，博德魏斯基和楚诺夫斯基二人如何摊开彼得格勒地图激烈讨论进攻冬宫的最好计划。最后决定，以坚固的蛋形线包围冬宫区域，其主轴就是尼瓦码头。这包围线，在河岸方面，则由彼得·保罗保垒，曙光号巡洋舰及其他来自喀琅施塔得和波罗的海的兵舰结合起来。为了预防或麻痹哥萨克及军官生从背后进攻的企图，决定安置强大的掩护力，以革命的部队组成之。这计划，整个说来对于它所要解决的任务是太繁重了，太复杂了。原定的准备期限，是太短促了。每走一步都发现小的过失和疏忽，这本是可想而知的。这地方，方向指示得不正确；那地方，领导者来得太迟，看错了命令；第三地方，人们则等候一辆装甲汽车。把士兵调出营盘来，赤卫队相配合，占据战斗阵地，保持相互的联系及对于指挥部的联系，——这一切都需要更多的时间，多过于领导者们摊开彼得格勒地图而讨论时候所预想的。早晨十点钟，革命军事委员会宣布政府业已推倒之时，连最直接指挥进攻的人也还不了然于究将延缓多少时候。博德魏斯基答应“至迟中午”可以将冬宫攻下。此时以前，军事上一切都进行得如此顺利的，谁也没有理由致疑于这个时限。但是到了中午，人们发现围攻的军队尚未完全占好了阵地，喀琅施塔得的人尚未曾开到，而此时冬宫的防卫也加强了。时间丧失差不多都要引起新的延缓。在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紧急强迫之下，于是规定于三点钟夺得冬宫，而这次是“确定不易的”。以新定的钟点为根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报告人于苏维埃下午会议上表示希望冬宫可于几分钟之后攻下。然而又过了一点钟，仍旧不得解决。博德魏斯基自己也热狂起来，打电话来保证说：六点钟，冬宫一定可以攻下了，不论牺牲什么代价。但是起初的信念，已丧失无存了。事实上，六点钟敲了，消息还没有来。博德魏斯基和安东诺夫被斯摩尼来的催迫所激恼了，从此不肯再定什么期限。这就引起了一种严重的忧虑。从政治观点说来，人家认为，苏维埃大会开会时候整个首都应当落于革命军事委员会手里的：这样可以简单化了那个对付大会中反对派的任务，置他们于既成事实之前。然而大会开会钟点到了，宣布延迟，延迟之后又到了：冬宫仍旧是攻不下的。冬宫的围攻拖延下去，至少在12个钟头之中，成了暴动的中心问题。指挥暴动的总司令部，始终在斯摩尼里面，一切线索都在那里集中于辣舍维趣之手。作战指挥则设在彼得·保罗堡垒之内，负责人是布勒贡勒伏夫。其下又有三个指挥部：一个在曙光号上，一个在巴夫洛夫斯基团兵营里，第三个则在海军兵营里。在作战实地上，则是博德魏斯基和安东诺夫二人领导的，他们对于相互隶属问题显然没有一个清楚的观念。在政府司令部里面，此时也有三个人对着地图讨论：军区司令溥尔可夫尼可夫上校，他的参谋长巴格勒杜尼将军，此外还有阿列克谢耶夫将军，他是以最高权威资格被请来参加会议的。领袖们虽然如此高明，但防守计划更比围攻计划空泛些。那些没有经验的暴动主将，固然不晓得迅速集中暴动军，于必要之时施行一个打击。但暴动军是实有的。至于防守主将，则没有军队可供调遣，只有空泛的希望罢了。也许哥萨克会下决心罢，也许邻近的卫戍军中有些忠实的队伍罢，也许克伦斯基会率领前线军队回来罢。溥尔可夫尼可夫的心境，可以从他夜里致总司令部电报上看得出来：他认为大势已去了。阿列克谢耶夫更不会倾向于乐观主义，他不久就离开了这个无救之地。军官学校代表被召来同司令部相联络，在司令部里人们图谋振作他们的精神，向他们保证不久就有军队从喀琴那，皇村和前线开来了。然而人家并不相信这类空泛的许诺。军官学校之中散布了令人丧气的风声：“司令部惶张得很，大家束手无策。”事实确是这样的。一些哥萨克军官到司令部来，提议去夺取那些停在弥海罗夫斯基练马场的装甲汽车。他们看见溥尔可夫尼可夫靠在一个窗子上，狼狈不堪。占领练马场么？“去占领罢，我是没有人可调遣的，我一个人什么事都不能做。”正当如此无精打采地动员军官学校来保卫冬宫时候，部长们坐车来开会了。宫殿前面广场以及附近街道，尚未曾为暴动者所占据。在穆尔街和尼夫斯基大街转角之处，武装士兵拦阻了过路汽车，叫车上人下来。街上的人群自问道：这些士兵是服从政府呢，还是服众革命军事委员会。部长们，因为素来不为人知，这一次占得便宜了：没有人理采他们，也许街上没有人认识他们。大家都到了，除了卜罗可普维趣，他偶然在一辆马车内被捕了，但当天就释放出来。宫内，还有旧时的仆役，他们见过了许多的世面，他们什么都不稀奇，但他们惊魂尚未曾安定起来。这些旧时孑余，训练得很好，穿着一身蓝衣服，红领，金边，在这华丽宫殿之中，维持着一种秩序和稳固之空气。这一天令人惊恐的早晨也许只有这些仆役还能给部长们以政权幻觉罢？直至11点钟，政府才决定以其中一员负防守总责。马尼可夫斯基将军黎明时已经拒绝克伦斯基付托给他那个尊贵的任务了。政府之中另一个军人，海军上将凡德勒夫斯基，更少战斗情绪。防守总责不得已交给一个文人担负：公共救济部长起希金。他的委任状立刻由所有的人签字，而且写成参议院委任之形式：这些人还有闲情逸致来玩弄他们的官僚小把戏！反而没有一个人考虑到这事实，即是：起希金以其立宪民主党籍，是受后方和前线的士兵所厌弃的。另一方面，起希金又选任帕钦斯基和鲁胜伯格二人做他的助手。帕钦斯基代表资本家，而且袒护厂主关厂，本是工人仇愤的对象。工程师鲁腾伯格曾做萨文可夫的助手，连那个无所不包的社会革命党也把萨文可夫开除了，认他是个科尔尼洛夫派。溥尔可夫尼可夫被人怀疑叛逆，被免职了。巴格勒杜尼将军奉委接他的事，——这二个人毫无差异。冬宫和司令部在城内的电话交通虽被截断了，但冬宫仍可以其特别电话线，与最重要的机关相联络，尤其可以通到陆军部去，从陆军部又可以直接通到总司令部去。匆忙中，城里有些电话线似乎也未曾割断的。但从军事观点上看，电话交通毫无利于政府，而且在精神方面反而有害的，因为打破了政府人员的幻想。指挥防守的人，从早晨起便要求人家来冬宫增援，一面等待前线的救兵。城内有些个人图谋对此助一臂之力。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费衣特博士，很积极参加这个工作；他在几年之后，某次诉讼中，说起了“军队情绪的惊人的剧烈的变更”。他说，从最可靠的方面得来消息，某团某团人准备开来保卫政府，但只消直接打电话到兵营去问，则所有兵队一个个坚决拒绝前来了。这位老民粹派又说：“结果，你们已知道了，——没有人前来，冬宫逐被攻下了。”事实上，卫戍军情绪丝毫没有什么剧烈的变更。但政府方面剩余的幻想，的确是很急剧的崩塌下来的。冬宫的司令部特别指望的装甲汽车队，事实上分为二派，布尔什维克派和和平主义派；没有一辆装甲汽车是站在政府方面的。半连工兵学校学生，带着希望和恐惧到冬宫去的路上，遇着了二辆装甲汽车。是敌人呢还是朋友？结果，这二辆车是守中立的，它们出来只为的阻止双方冲突。停在冬宫的六辆装甲汽车之中，惟有一辆留下来保护宫殿里面的财宝，其他的都开走了，暴动渐渐成功，布尔什维克派装甲汽车数量也渐渐多起来，中立军瓦解了：一切严重的斗争之中和平主义的命运本来是这样的。中午快到了。冬宫前面宽阔的广场仍旧没有人。政府没有人来充塞这个广场。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军队尚未曾占领这个广场，因为忙着实行一个太复杂的计划。依照一个广大的总计划，兵队，工人武装队，装甲汽车队，尚在集合之中。宫殿区好像一个发生瘟役的地带，周围被隔离起来，愈远离传染中心愈好。通向广场去的冬宫院子，堆满了柴火，同斯摩尼院子一般。左边和右边，露出三寸口径大炮的黑影。有些地方，步枪成堆放着。人数不多的宫殿卫兵，紧贴着宫殿房屋。在院子和底层，奥兰宁堡和彼得霍夫两个军官学校的学生守卫着，自然不是全体的学生；此外还有君士坦丁炮兵学校的一队炮兵，连着六尊大炮。下午，到了一营卫兵学校学生，他们在路上损失了半连人。他们来时看见的景象，绝不能提高他们的战斗情绪的；据史丹开维奇作证，他们的情绪本来不很好。宫殿里，人们发现粮食缺乏：人们并未曾于适当时间关心到这个问题。一大车面包被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巡逻队截留去了。一部分军官生执行防卫职务，其他的则闲着无聊。前途渺茫和饥饿，……又不知道什么机关来领导。在宫殿前面广场上，以及后边码头上，出现了小队的行人，表面上是和平的，但走近时候忽然拿出手枪来恐吓，抢去了卫兵的步枪。军官生之中也发现了“鼓动家”。他们是从外面进来的么？不是的，那显然还是内部的捣乱分子。他们竟能在奥兰宁堡和彼得霍夫军官生之中惹起了一种骚动。这二个学校的委员会，在“白殿”召集会议，要求政府代表出席解释。所有的部长都到了。康诺瓦洛夫领头。会开了一个钟头。康诺瓦洛夫说话，被人打断好多次，终于不能作声。农政部长马斯洛夫以老革命家资格说话。起希金向军官生声明，政府决定抵抗至最后的可能性。据史丹开维奇作证，一个军官生要想表示愿为政府而牺牲，但“同伴们的显然冷淡阻止了他的热心”。其他的部长的演说激起了一种真正的气愤；军官生打断了他们的话，叫喊，甚至吹唿哨。贵族老爷们[1]拿低下的社会出身去解释大多数军官生的行为：“他们都是从犁头出身的，差不多不识字，无知的畜生，……老粗。”然而被围的宫殿内的会议，以妥协的调子告终：军官生答应留在宫内，只要人家给予他们以积极的领导和正确的消息。被任命为防守司令的工兵学校校长，在一张宫殿平面图上，写下了指定的部队的名称。现有的力量分布于战斗岗位。军官生中最大部分派在底层，负有从窗子向广场开枪的任务。但人家不许他们先开火。工兵学校那一营人，派在院子里掩护大炮。组成了小队，为了建立障碍物工作。由每个部队派出四个人成立一个交通队。那队炮兵负责于防线被突破时候防守大门。在院子里和在宫门前，堆起来柴火作为防御工程。一种表面的秩序建立起来了。守卫的人觉得放心了一点。国内战争，在起初诸阶段直至正规军队成立了而且锻炼了之时都是一种精神战。军官生方面的活动一经表现有点进步，他们一经在障碍物背后开火扫清了广场，围攻者方面便非常地过于估重了防守方面的力量和手段。不管赤卫队和士兵如何抱怨，领袖们仍决定暂缓进攻，等待后备军集中；人们特别等待喀琅施塔得水兵开到。如此延迟了几个钟头，使被围者获得若干小队的救兵。克伦斯基答应了哥萨克代表说要给他们步兵以后，哥萨克军队代表会，团委员会，各团大会等，都开会讨论。决议：七月间从前线调来镇压布尔什维克派的乌拉尔团出两连骑兵和一队机关枪兵立刻到冬宫去，其他的，则须待许诺的话已经实现时候，即步兵开到以后，才行动。但虽出二连人，也不是没有磨擦的。哥萨克之中的青年人实行抵抗；那些“老头子”甚至将青年人关在马厩，免得妨害他们准备行军装束。直至黄昏，人家已经不等待他们了，那些生胡子的乌拉尔团人才开到冬宫来。人家接待他们，如同救命恩人一般。但是他们自己带着忧郁的神气。他们不习惯于在宫殿作战。此外，他们又不十分明白哪一方面是对的。过了不久，出人意外地来了40名圣·乔治骑士，由一个上尉率领着，这人的一双足是木头做的。爱国的残废军人，乃是保卫民主的最后的力量。……但人们仍然振作了一点勇气。不久还添加了一连女子突击队。特别鼓起人们勇气的，乃是这些救兵来时路上都不曾打仗。围攻者的阵线不能或不敢阻止他们往冬宫来。事情是明白的：敌人力弱。“谢谢上帝，事情就要解决了！”——军官们说，一面安慰自己，一面安慰军官生。新来的人派定去守阵地，替代那些疲乏的队伍。然而乌拉尔团人不很满意的望望那些执枪的娘儿们。真正的步兵究竟在什么地方呢？围攻者显然浪费了时间。喀琅施塔得的人迟到了，这固然不是他们的过错：人家未曾及时的召他们来。经过很兴奋的夜间集合之后，他们于黎明时分上船。驱逐舰阿穆尔号和运输舰雅士特别卜号，笔直向彼得格勒开来。旧巡洋舰自由黎明号送一批水兵在奥兰宁堡登陆，去解除军官生武装之后，停泊于穆尔运河口，以便必要时用它的炮火去轰炸波罗的海铁路。五千名海陆士兵，从哥特林岛上船，为的来首都参加社会革命。在军官的房舱里面，忧郁的静默：人家把这些人带来，为了他们所鄙弃的事业而战斗。特派员，布尔什维克弗列洛夫斯基，向他们宣布：“我们并不希望你们的同情，但我们要求你们仍旧奉职，……我们将替你们节省任何无益的麻烦。”回答是一句简单的海军话：“知道了！”所有的人都执行各自的职务，舰长到舰台上去。到了尼瓦河口，胜利的欢呼声发出了。水兵们欢迎自己的伙伴。抛锚在河流正中的曙光号上，军乐齐鸣。安东诺夫作一短短的欢迎演说：“那里就是冬宫，……必须把它攻下。”最坚决的最勇敢的人，自动组成了喀琅施塔得队伍。这些穿黑军装的水兵，携带步枪和子弹，可以为革命赴汤蹈火的。在骑卫队街登陆，只费了很少时间。只有一队人在船上守卫。现在实力有多余了。尼夫斯基大街上有坚固的阵线，迦德邻运河桥和穆伊卡桥上有装甲汽车和高射炮，向着冬宫瞄准。穆伊卡桥那一边，工人在保护物背后架了机关枪。一辆装甲汽车在穆尔街上守卫。尼瓦河以及河上的桥梁都被围攻者占据了。楚诺夫斯基和少尉达希克维趣，奉令从禁卫军中派些队伍去守演武场。在堡垒中的布勒贡勒伏夫也奉令过桥来同巴夫洛夫斯基团士兵相联络。新来的喀琅施塔得的人，必须与堡垒和曙光号发生联系，大炮一响就要开始进攻了。此时，从波罗的海作战舰队又开来了五只兵舰：一只巡洋舰，二只大驱逐舰，二只小驱逐舰。弗列夫洛夫斯基写道：“我们拿本有的力量虽已有把握取得胜利，但作战海军送来的礼物仍能给大家很大的刺激。”海军上将凡德勒夫斯基多半能从“孔雀大殿”窗子高处看看这个威风凛凛的暴动的小舰队的：它不仅支配了冬宫及其近旁，连彼得格勒最重要的门户也给它把守住了。下午四点钟左右，康诺瓦洛夫从冬宫打电话召集那些接近于政府的政治家到冬宫来：被围的部长们至少需要一种精神上的赞助。所有奉召的人物，惟有纳博科夫来到；其他的人则宁愿借电话表示他们的同情。部长托勒谢可夫埋怨克伦斯基，又埋怨命运：政府首脑逃走了，害他的同僚们没有防卫。但是也许有救兵来罢？也许。然而为什么还不来呢？纳博科夫说了他的安慰的话，暗中看着他的表，急忙告辞。他出来得恰好。六点钟敲了不久，冬宫终于被革命军事委员会军队密密包围起来了：不仅救兵无法通过，连私人也通不过。从骑卫队大街，海军部码头，穆尔街，尼夫斯基大街，演武场，百万大街，宫殿码头各方面，那个蛋形包围线加强了，紧密了。威严的阵线，布置于冬宫花园的铁栏杆外面（那里已经落于包围者之手了），宫殿广场和穆尔街之间的凯旋门，隐修院附近的沟渠，宫殿近旁海军部和尼夫斯基大街交接之处。河的对岸，彼得·保罗堡垒在皱眉，吓人得很。在尼瓦河中，曙光号摆准了它的六寸口径大炮。驱逐舰巡逻着，开上来又开下去。在这几个钟头之中，暴动好像是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一般。宫殿广场上的人，三个钟头以前给军官生肃清了，现在又出现了装甲汽车，把守着一切的出入口。那些爱国派车名还可以在铁甲之上看得出来，虽然给那匆忙用红字写成的新车名所遮盖了。在这些钢铁怪物掩护之下，进攻者愈来愈有自信。一辆装甲汽车开近宫殿大门口，把守门的军官生武装解除之后又开走了，如入无人之境。虽然已经合围，被围的人仍能用电话同外界交通。不错，从五点钟起，克克斯洪斯基团一队士兵已经把陆军部衙门占据了，截断了冬宫和总司令部电话交通。但是占据之后，几个钟头内，似乎还有一个军官躲在部里一个顶楼上，守着休士式[2]电话机，胜利者当时疏忽了未曾去搜索一下。然而这个联系，同以前一样，不能产生什么效果。北方前线的回答愈来愈加支吾了，救兵没有到。神秘的脚踏车营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克伦斯基自己也好像泥牛入海一般。他的朋友在城里的，只限于表示同情，而同情的话愈来愈加简单。部长们愁眉不展。他们没有什么好说，没有什么好希望。他们中间互相赌气，而且同自己赌气。这些人坐着，好像麻木了一般，那些人则踱着方步，差不多是脚不从心的。那些晓得推论的人，回想着过去，找寻负咎的人。这是不难找到的：负咎者就是民主派。是民主派送他们到政府来，把这重担加在他们头上，到了危急关头又抛弃他们，不来扶助。这一回，立宪民主党人是完全同意于社会主义者的：不错，民主派应负其咎！组织合作政府时候两派固然是连那与他们如此接近的民主会议也不理会的。因为脱离民主派束缚，正构成合作政府的根本观念呀。但不相干：民主派若不来援救一个陷于灾难的资产阶级政府，那存在着做什么用呢？农政部长马斯洛夫，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写了一个条子，自称为遗嘱：他庄重约言，死时非咒诅民主派不可。这个遗嘱，他的同僚们赶快用电话通知市政局了。他的死，固然还是纸上的计划，但咒诅是不缺少的。在楼上，司令室旁边，有个饭厅，宫廷仆役在那里伺候军官老爷们“吃一顿美妙的酒菜”。那些不如意的事情可以如此暂时的忘记一下。军官们计算年资，怀着嫉妒心互相比较，因为升迁太慢咒骂新政府。人们尤其怨恨克伦斯基，昨天，他在预备国会演说，才宣誓要殉职，今天他就化装成女看护，弃职逃走了。一些军官努力向政府大员游说：继续抵抗不合事理。强硬的帕钦斯基说这些军官是布尔什维克派，图谋把他们逮捕起来。军官生们要知道即将发生什么事情，他们要求政府回答一些政府所不能回答的话。军官生们又同部长们开一次会议，正在开会时候，起希金从司令部回来了，携来彼得·保罗堡垒的一个最后通牒，那是一个骑脚踏车的人交付于副官长波勒德洛夫将军的，签名者是安东诺夫。最后通牒说投降，解除冬宫守兵武装，否则堡垒和兵舰都要开炮，限20分钟考虑。这个期限似乎太短了。波勒德洛夫恳求宽限十分钟。武人部长，马尼可夫斯基和凡德勒夫斯基，认为事情是很简单的：既然不能打，就应当想法投降，即是接受最后通牒。可是那些文人部长仍然不可动摇。最后决定不回答这最后通牒，而求助于市政局，那是首都唯一的合法机关。向市政局求助乃是最后的尝试，为了唤醒民主派的昏昏欲睡的良心。波勒德洛夫认为必需停止抵抗，于是提出一个呈文，请求解职。“他怀疑临时政府选取的道路是不是一条好道路。”他的辞职未得批准以前，他的忧虑已经得到解决了。半个钟头之后，赤卫队及海陆士兵组成的一队人马，由巴夫洛夫斯基团一个少尉率领着，就已占领了司令部。没有遇着抵抗，并逮捕了那个完全颓丧的副官长。实在说，司令部早就可以占领来了：内部绝对没有防守。但是装甲汽车未出现于广场以前，围攻者方面害怕军官生会从冬宫冲出来，截断了他们的后路。司令部失去之后，冬宫更觉得孤单。部长们从“孔雀石大殿”迁移到另一个大殿去，因为“孔雀石大殿”窗子是俯临尼瓦河的，足以招致曙光号的炮弹，而现在这个大殿窗子则是对着院子开的。电灯熄灭了。桌上只点一盏油灯，而且对着窗子一边的灯光用报纸遮起来。“曙光号如果开炮时，冬宫会怎样呢？”部长们问他们的海军同僚。“冬宫要变成一堆瓦砾的”，海军部长回答，说时很有神气，——他难免含有一种夸耀海军炮力的感情。凡德勒夫斯基宁愿投降，他颇想吓吓那些文人，为了他们不识时务来夸口。但曙光号没有开炮。堡垒也不作声。布尔什维克派也许没有决心实行他们恐吓的话吧？巴格勒杜尼将军，受委任接那个不够强硬的溥尔可夫尼可夫的差事，此时以为是个合宜的机会来宣布他再不肯担负军区司令的职务了。起希金下令革去这位将军之职，认为他“不能胜任”。人家要他立即离开冬宫，刚刚出门，这位革职司令便落入水兵手中了，水兵们把他解到波罗的海陆战队兵营去。他要倒霉的，倘若最后攻击以前巡视各战线的博德魏斯基未曾保护了这位不幸的将军。附近街道和码头，有好多的人注意到了，冬宫刚才还是几百只电灯照得光辉灿烂的，如今忽然沉入于黑暗之中。这些人群中也有政府的朋友。克伦斯基一个伙伴雷德迈斯忒记道：“冬宫沉入黑暗中，成了令人惊惶的疑迷。”政府的朋友们毫不想法去解决这个疑谜。然而我们也要承认，他们本没有多大办法可想的。军官生们躲在柴堆背后，非常注意地观察在广场上形成起来的阵线；他们用步枪和机关枪对付敌人的每一动作。人家以同样的礼物送还他们。入夜时枪声渐来渐多了。开始有人被杀和受伤。但死伤者屈指可数。在广场上，码头上，百万大街上，围攻者适应境地，躲在房屋凸出处，藏在低凹处，贴在墙边。在后备部队中，士兵和赤卫队围着柴堆烤火，夜降了，火烟往上冒。他们痛骂领导者做事如此迟疑。在宫内，军官生守卫着走廊，楼梯，门户，院子；外面的岗位紧贴着宫墙。屋子本可容纳几千人，但此时只有几百人。防守区以外的广阔地方，好像死了一般。宫中仆役，大多数躲藏了，或逃走了。许多军官到饭厅来避难，强迫那些来不及躲藏的仆役搬藏酒来给他喝。临死挣扎的冬宫内，军官们的豪饮，对于军官生，哥萨克兵，残废军人和女子突击队，并不是一件秘密事情。大收场，不仅在宫外准备着，宫内也在准备着的。一个炮兵军官忽然向防守司令报告，大炮已经驾上马了，炮兵学生要回学校去了，这是依照君士坦丁学校校长来的命令行事。这一下打击简直是背叛！防守司令解释：这里，除了我，谁也不能发命令的。军官生很明白此点，但他们宁愿服从校长的命令，而校长则在革命军事委员会特派员压力之下行事。大多数炮兵学生离开了冬宫，六尊大炮拖了四尊去。他们走到尼夫斯基大街被巡逻士兵拦阻前进，他们想反抗，但巴夫洛夫斯基团一队士兵刚刚带着一辆装甲汽车来了，把他们缴了械，连同二尊大炮解到巴夫洛夫斯基团兵营去，其他二尊大炮则架在尼夫斯基大街和穆伊卡桥上，炮口对准冬宫。二连乌拉尔团哥萨克兵，始终不见本团的人开来。萨文可夫同哥萨克军队代表会关系很密切，代表会甚至选他进预备国会去，——他现在与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共同努力，图谋使哥萨克兵开动。但是，米留可夫说得很对，哥萨克代表会诸上层领袖之“不能调遣哥萨克诸团，亦正如司令部之不能调遣卫戍军”。哥萨克诸团从一切方面讨论了事情之后，终于宣布没有步兵他们是不来的；他们又向革命军事委员会自荐，愿意出来保护公众物产。同时，乌拉尔团决定派代表到冬宫去召回在那里的二连人。这个办法最符合于乌拉尔团那些“老头子”的情绪。他们周围都是些陌生的分子：军官生——其中犹太人很多——残废军官，还有——妇女突击队。哥萨克兵绷着脸，皱着眉头，在收拾他们的行囊。无论如何劝说都没有效力。什么人留下来保卫克伦斯基呢？“犹太人和娘儿们，……但俄国人民是同列宁在一起的。”结果发现了，哥萨克兵竟同围攻者方面有勾结，他们经过一条道路自由通出去，防守者方面以前不知道有此道路。晚上九点钟左右，乌拉尔团人离开了冬宫。他们只答应丢下他们的机关枪给那些无望的防守者。以前，布尔什维克派经过这同一道路，百万大街方面道路，还能钻进宫内来，为了摇动敌人的军心。走廊里渐渐出现了神秘的人物，同军官生们并臂谈心：抵抗是没有用的，暴动者已经占领了全城和各车站，绝无救兵到冬宫来，简单“只因惰性作用，宫里继续着装腔作势的”。“怎么办好呢？”——军官生问道。政府不肯正式下令，部长们坚持以前的决议，至于其他的人，则他们最好自己想办法罢。这话就是说，无论何人，凡愿意出宫的，都可通行无阻。政府既无意志又无思想。部长们消极等待着命运摆布。马良托维趣后来说道：“在那个宽阔的老鼠笼内，我们走来走去，有时大家集合在一起，或三五成群的，为了简单的谈话，——我们这些定了罪的，孤立的，众所共弃的人。……空虚包围着我们，我们之内也是空虚。在这空虚之中遂长成了不经思虑的决心，要保持一种完全冷淡的态度。”安东诺夫·奥夫先坷同布勒贡勒伏夫有如下的约定：冬宫一经合围之后，堡垒的旗杆上就要挂着一盏红灯。曙光号见了这个信号，就要开一响空炮吓吓人。被围者仍旧负固不服时，堡垒就开始用轻炮轰击冬宫。冬宫再不降服时，曙光号就要实行开六寸口径大炮。定了这个顺序是为着减少牺牲和损失的，既然不能完全避免牺牲。但一个简单问题解决得太复杂，几乎要造成相反的结果。实行上不可避免的要遇到困难。红灯先有困难了：没有一盏现成的红灯。四处找寻，空耗时间，终于寻着了一只。然而拿它挂在旗杆上面，使得各方面都可以看到，却不很容易。尝试了又尝试，结果都不很好，而空耗的乃是可宝贵的时间。然而最大的困难还在开炮哩。据布勒贡勒伏夫报告，中午时起，一见信号就可以向冬宫开炮了。事实并非如此。堡垒之中本无常备的大炮，除了那尊报午炮，那是由炮口装弹药的。必须把野战炮抬到城垒上去。这部分的计划确于中午时实行过了。但开炮的人则很不好办。大家知道，炮兵连是不很可靠的，他们七月间并非站在布尔什维克派方面。昨日他们还服从司令部命令恭顺的守卫一座桥。他们不会背后捣乱，但他们不肯为了苏维埃去赴汤蹈火。行动的时辰到了，一个少尉报告道：炮生锈了，压缩机内没有油，开不响。大炮有点毛病，这是很可相信，但问题根本不在这里：炮兵简单的规避责任，欺负那个没有经验的特派员。安东诺夫气愤冲天地坐了快艇赶来查问：谁破坏了计划？布勒贡勒伏夫向他讲红灯的故事，缺油的故事，那个少尉的故事：二个人一齐去检查大炮。夜，黑暗，近日下过雨，院子凹处积了水。河对岸响着激烈的枪声和机关枪声。在黑暗之中，布勒贡勒伏夫走错了路。安东诺夫跟着这位特派员背后，在积水之中走着，急不可耐，脚步走不稳，跌倒泥泞地上。布勒贡勒伏夫记道：“在一盏微弱闪光的灯火前面，安东诺夫忽然停止脚步，一种探究的眼光越过人的眼境向我射来，眼镜几乎碰着我的脸。我在他的眼睛之中看出了一种掩饰着的忧虑心。”安东诺夫，一个时候，在那只是疏忽之处猜疑着背叛。炮位终于找着了。炮兵仍在执拗：生锈……压缩机，……油……。安东诺夫下令召海军炮手来开炮，同时立刻用古老的午炮发出一响信号。但那些炮兵还是很可疑地在信号炮旁边摸索。他们显然觉得指挥者没有坚定的决心来使用重炮，——指挥者现在并不在远处，并不在电话机旁，而正在他们身边。炮轰计划的复杂性，就给了人一个暗示，以为也许可以避免开炮的。……有个人穿过黑暗院子跑了来，快跑到了，脚步不稳，跌倒在泥泞里，咒了一声，但并不生气，而且很快活的用一种透不过气的声音叫喊道：“冬宫投降了，我们的人在里面！”大家狂热的互相拥抱。刚才的障碍未始非福。“我们正是这样想的……”压缩机马上被人忘记了。然而对岸为什么还在开枪呢？也许有几队军官生还在顽抗不肯投降罢？也许有什么误会罢？这误会是个好消息：并非冬宫，而是司令部被占领过来。冬宫还在围攻之中。根据与奥兰宁堡学校一群军官生的秘密协定，那个凶悍的楚诺夫斯基竟潜入冬宫谈判去：他虽反对暴动，却不放过机会加入战斗。帕钦斯基逮捕了这个大胆的人，但在奥兰宁堡学生压力之下不得不释放他以及一部分军官生。这些军官生又拉走了若干圣·乔治骑士。军官生们突然出现于广场上，使得围攻者阵线方面发生了一点纷乱；但知道那些人是来投降的时候快乐的叫喊就接连不停了。然而投降的只有很少数。其他的人继续在障碍物背后抵抗。围攻者的枪声愈来愈密了。院子里明亮的电灯光使人容易瞄准军官生。军官生费了很多力量把电灯熄灭了。但一只看不见的手又使电灯亮起来。军官生向电灯泡开枪，后来发现了电灯机师，迫他截断了电流。妇女突击队忽然声明她们要冲出去。据她们得到的消息，司令部那些职员站到列宁一边去了，解除了一部分军官的武装，逮捕了阿列克谢耶夫将军，那是唯一能救俄罗斯的人：无论如何牺牲，应当去拯救他。防守司令没有力量阻止她们，在这歇斯底里冲动之中。正当她们出去时候，忽然大门两边高悬的电灯又明亮了。为了寻找电灯机师，一个军官气愤的向宫殿仆役冲去：他认为帝制时代遗下来的这些仆役乃是革命方面的奸细。他尤其不信任宫里的电灯机师：“我早要送你回‘老家’去的，若不是需要你的话！”虽然在手枪威吓之下，机师仍无法可想：他的开关已经截断了，但电站被水兵占领着，灯火归他们操纵。娘子军们不能抵抗火力，大多数投降了。防守司令派一名副官报告政府，说：妇女突击队的突围，“毁灭了她们”，而宫殿之内充满了鼓动家。娘子军突围失败，给了一个休息时间，大约从十点钟至十一点钟。围攻者忙于准备开大炮。这个出人意外的休战，引起了被围者若干希望。部长们还想宽慰在本城和全国的他们的徒众：“除了卡罗可普维趣以外，全体政府都在执行职务。局势是有利的。……人们向宫殿开枪，但开的是步枪，没有损失。敌人显然力弱。”事实上敌人强大得很，但他们尚未决定拿他们的力量作不可避免的使用。政府发一个通告给全国，关于最后通牒，关于曙光号。通告中也说：政府只能将政权交付于立宪会议，而第一次对冬宫攻击已经打退了。“军民人等其答复之！”但部长们并未曾说明：用什么方法来答复。辣舍维趣此时派了二名海军炮手往堡垒去。这二个人实在说，炮术不很高明，但他们至少是布尔什维克派，肯开生锈的大炮，压缩机内没有油的大炮。人们要求于他们的只是这个。此时炮声比命中更重要些。安东诺夫下令开火。以前规定的顺序完全遵守了。弗列洛夫斯基记道：“堡垒发了一响信号炮之后，曙光号怒吼了。空炮的鸣声和光焰，比实弹炮威严得多。那些看热闹的人，赶紧从码头上花岗石矮墙上面跳了去。跌倒了，爬行着，……”楚诺夫斯基赶紧提出问题：不可以劝被围者投降么？安东诺夫立刻同意他。又来一个休战。一群妇女突击队和一群军官生来投降了。楚诺夫斯基不打算缴他们枪械。但安东诺夫及时的反对这个太过分的宽大。投降者把他们的枪放在人行道上，便由人护送着，沿着百万大街走去了。冬宫仍旧支持着，必须解决它！命令下了。炮开了，不很密，击中的更少。一点半钟头或二个钟头之内，共开35炮，只有2炮击中目标，但仅仅损害了墙面；其他的炮弹射得过高，幸而未曾在城中造成什么损失。果真是由于炮术不高明么？隔了一条尼瓦河直接向那如此巨大的靶子冬宫射击，并不需要很高明的炮术。设想辣舍维趣派来的炮手也故意瞄高了，希望事情可以无破坏和死亡而解决，——这个设想不是更合情理些么？很困难于现在时候探究这二个无名水兵的动机。他们自己也不作声：他们是沉没于广大的俄罗斯国土之中呢，还是同好多十月战士一般死于以后几月几年的国内战争里面？最初几响大炮开了以后，不久帕钦斯基便拿一个弹片给部长们看看。凡德勒夫斯基认得这个炮弹是他的海军，曙光号，发出来的。但这巡洋舰开的是空炮。原来是约定开空炮的，——弗列洛夫斯基如此说，后来一个水兵在苏维埃大会上亦如此作证。海军部长看错么？水兵记错了么？深夜里，一只暴动的兵舰，对着皇帝故宫开了一炮，其中住着奄奄一息的有财产阶级的最后政府，——这件事情谁耐烦去查考呢？冬宫守兵人数减少了很多。倘若乌拉尔团，残废军人和妇女突击队开到时候，守兵数目达到一千五百人，也许二千人，那么现在便减少至一千人了，也许还更少些。只靠奇迹才能得救。忽然，宫内绝望空气之中来了一个奇迹，——实在说并不是奇迹，而是奇迹预告。帕钦斯基报告道：市政局来了电话，一群公民准备从那里出发来拯救政府。帕钦斯基命令薛内古勃道：“告知所有的人：民众要到这里来了。”这军官在楼梯和走廊奔走，传播这个喜讯。路上，他遇着一些喝醉了酒的军官，在用剑决斗，但没有流血。军官生抬起头来。这消息口口相传，渐渐染上颜色，渐渐更加重要了。政治家，商人，民众，由教士领率着，已经前来给冬宫解围了！教士领率的民众：“这将是一种动人的美！”剩余的精力作个最后的迸发。“乌拉！俄罗斯万岁！”奥兰宁堡军官生早已准备脱逃了，现在改变了观念，留下来。但是教士领率的民众来得很慢。宫内的鼓动家愈来愈多了。“曙光号就要开炮”，他们在走廊里低声说；而此低语从这个嘴里传到那个嘴里去。忽然，二响爆炸声。有几个水兵潜入宫内，在一个走廊内掷下或落下二颗手榴弹，轻伤了二个军官生。水兵被捉住了。起希金本是医生，替伤者包扎。工人和水兵内心是很坚决的，但还未曾变为激昂。被围者势力弱得无限，不敢采取严厉手段对付那些潜入宫中的敌方奸细，因为不愿触怒了敌方。没有枪毙人。潜入者不仅一个个出现了，而且一群群出现了。宫殿渐渐像一个漏洞的篮子，军官生冲向那些闯进来的，这些人被他们缴械去。“无用的懦种！”——帕钦斯基带着轻蔑神气骂道。不，这些人并不是懦种。须有大勇气才敢进入这个满是军官和军官生的宫殿里面。在一个迷楼般生疏的屋子内，走廊是黑暗的，无数的门不知道通到哪里去，随时不知道能发生什么危险，这些大胆的人除了降服之外没有其他办法可想。俘虏数目渐渐增加了。又有几队人闯进来。再明白不过了，谁投降给谁，谁又缴谁的械。大炮不断的轰着。除了紧靠冬宫的区域，街道生活直至夜很深时还未停止。戏院和电影院还在开。首都有财产的和有教养的阶层，好像很不关心去探问他们的政府被轰击的消息。雷德迈斯忒遇着了从戏院方面回来的若干熟人，他们告诉他：在大炮声中，夏里亚平扮演董·嘉禄一角是无人可及的。此时部长们继续着在老鼠笼中着急。“围攻者显然力弱。”也许再坚持一个钟头，救兵就可开到呢？深夜时，起希金打电话给财政部次长霍鲁希塞夫，——也是立宪民主党人，——请他告诉党内诸领袖说，政府至少需要小小帮助，以支持到早晨，到克伦斯基终能率领军队回来的时刻。起希金气愤愤喊道：“这是什么党呢，连三百个武装的人也派不出来！”是呀，这是什么党呢？立宪民主党，选举时在彼得格勒能得几万张票，到了资产阶级政制陷于死亡危险时候却派不出三百个能作战的人。部长们若是想起来，在宫殿图书馆翻翻唯物论者霍布斯[3]的著作，那他们就可以在他关于国内战争的对话之中，读到了：“人们不应当等待或要求那些发财的商人能拿出什么勇气来，他们除了眼前利益之外，什么也没有看见，……他们一想到财产会被人夺去时，头脑就糊涂了。”但皇帝御用图书馆之中能否寻到霍布斯的著作，也是可疑的。何况部长们也没有心思去研究历史哲学。起希金这次电话是冬宫打出来的最后一次了。斯摩尼坚决要求结束此事。不能延长围攻直至早晨，令全城处于这个紧张之中，令大会神经兴奋，令一切胜利都打了一个疑问号。列宁寄发了气愤的纸条。革命军事委员会接连不断的打电话去。博德魏斯基怒吼和咒骂。本可以让群众去进攻，愿去的人不在少数。但那时将有多少牺牲者呢？部长们和军官生们将有几个人剩下来的呢？可是彻底解决之需要是太迫切了。现在只有让海军大炮说话了。一个水兵从彼得·保罗堡垒送来了一张纸条给曙光号：立刻向冬宫轰击。现在似乎一切都明白了！曙光号的炮弹不会耽误的。但指挥者还没有充足的决心。人们又图谋规避。弗列洛夫斯基写道：“我们决定再等待一刻钟，本能上觉得局势可以改变的。”所谓“本能”，其实就是固执希望能以简单的示威手段来了结此事之意。这一次，“本能”确未曾骗了人：一刻钟过后，又从冬宫直接来了一个信使：冬宫已经取得了！冬宫并非投降，而是攻下来的，但在被围者的抵抗力量确定耗竭之际攻下来的。百余敌人闯进一个走廊内来，这次他们不是从秘密门户进来的，乃是从防守着的院子进来的：那些颓丧的守兵误认他们为市政局代表，然而还来得及解除他们的武装。在大混乱之中，一群军官生抛弃阵地了。其他的，至少部分的，继续在守卫。但攻击者和防卫者之间刺刀和枪弹筑成的屏障，确然打破了。宫殿靠近隐修院的部分，已经充满了敌人。军官生们图谋从背后去夺回来。在走廊里发生了怪异的遭遇战。所有的人都全身武装着。手中执着手枪，带上挂着手榴弹。但没有人开枪，也没有人掼手榴弹，因为这里所有的人错杂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自己人谁是敌人。不相干！冬宫的命运已经决定了。工人，水兵，士兵，从外面涌进来，一排一排地，一群一群地，赶走了障碍物背后的军官生，涌进院子里去，在楼梯上遇着军官生，攻击他们，击倒他们，赶他们向里面退。背后，新的人群涌进来了，迫得前面的人前进。广场上的人涌进了院子，院子里的人涌进了宫殿，充塞于楼梯和走廊。污秽的，满铺垫褥和面包屑的地板之上，滚着人，枪和手榴弹。胜利者听说克伦斯基不在宫里，不由得快乐之中杂有失望苦味。安东诺夫和楚诺夫斯基此时也在宫内。政府在哪里呢？看哪，这里是个门，军官生坚守着，扮着最后抵抗神气。守卫队长赶紧到部长们那里去请示：他们命令抵抗到底么？不，不，部长们不下这个命令。总之宫殿已被占了。不要流血，必须屈服于暴力。部长们要光荣的投降；他们围坐在一张桌子前，扮做正在开会的样子。防守司令已经有时间将宫殿献出来了，但要求保全军官生生命为投降条件，——其实没有人要伤害军官生。至于政府的命运，则安东诺夫拒绝任何的谈判。守卫最后几重门的军官生被缴械了。胜利者拥进部长所在的大殿里去。“在人群前面走着一个小个子，图谋抑制着挤在他身边的人，他的外表是很寒伧的，服装凌乱不堪，宽边的帽子歪戴他的头上。鼻梁上箝着一副眼镜，摇摇欲坠。但那只小眼睛含着胜利光辉，及对于失败者的憎恨。”失败者便是拿这几句刻薄的话来形容安东诺夫。不难相信，他的服装和帽子是很难看的：只消记得他夜里在彼得·保罗堡垒的泥泞地上走过就够了。无疑，他的眼睛射出胜利光辉；但说他表示对于失败者的憎恨，则不见得很可靠。“我向你们临时政府各大员宣布，你们现在已经被捕了”，——安东诺夫以革命军事委员会之名如此宣告。此时挂钟上长短两针指的是二点十分，——从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夜里二点十分钟。康诺瓦洛夫回答道：“临时政府各员在暴行之前只好屈服和投降，为的避免流血。”仪式中不可避免的部分遵照着实行了。安东诺夫叫了二十五个携带武装的人，从最初冲进冬宫诸队伍挑选出来的，要他们负责看守诸位部长。做过笔录之后，这些被捕的人便被引到外面广场上去。含有牺牲者，死者或伤者的群众之中，果真爆发了一种憎恨，对于这些失败的人。“枪毙他们！杀死他们！”有些士兵图谋打那些部长。赤卫队劝告这些如疯如狂的人：不要玷污了无产阶级的胜利！武装的工人紧紧围护着那一队囚犯和解差。“向前走！”无须走很长的路：只消走完百万大街，过了三一大桥。但群众的激昂，使这短短的旅程变了很长，而且满布着危险。部长尼基丁后来写道：若无安东诺夫有力的干涉，结果将“不堪设想”。这话不是没有理由的。还有一件事情更使灾难完满，就是：到桥上时候这队人还受了偶然的排枪射击，囚犯和解差都俯卧在地上。但也没有一个死伤：大约是向天开枪，吓吓人的。到了堡垒，在守军俱乐部那个狭隘房间之内，——房内点着一盏恶臭的火油灯，因为这天电灯点不亮的，——拥挤着几十个人。安东诺夫在堡垒特派员面前拿部长们一个个点名。一共十八人，连次长在内。最后的仪式行过了，囚犯便被送入有历史意义的特鲁别茨哥衣棱堡的监房之内。防守冬宫的人没有一个被捕：军官和军官生都释放了，由他们口头上声明以后再不作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行动。其中能守信的，只有几个。冬宫夺取过来以后，不久，资产阶级各界便传播着风声，说军官生被枪毙了，妇女突击队被强奸了，冬宫的宝物被抢劫了。所有这些传闻，当米留可夫著作他的历史时候，早已证明不确了，但米留可夫还是写道：“妇女突击队中，那些没有死于枪弹下的，便被布尔什维克派捉了去，这一夜里受了士兵的可怕的糟蹋，强奸和枪毙。”事实上，没有枪毙一个人；而且照那个时候两方面的情绪，也不会有枪毙之事。尤其在冬宫之内施行强暴更加是不可想象的，因为那里除了一些从街上偶然混进来的分子以外，还有成百的革命工人，手里都有枪。抢劫图谋确然是有的，但这些图谋正好表现战胜者的纪律。约翰·里德没有放过一个戏剧般的革命场面，他跟着最初几队的人的新鲜足印进入冬宫去，他说起在某个地窖中，一群士兵如何用枪托敲开箱子的盖，从里面取出地毯，衣服，瓷器，玻璃等。这是可能的，真的强盗化装为士兵在这里行劫；他们在战争最后几年总是穿着灰色的兵大衣和戴着皮帽。抢劫刚刚开始，就有个人喊道：“同志们，什么东西都不要拿呀，这是人民的财产。”门口摆了一张桌子，一个士兵坐着，放着一支笔和一张纸；两个赤卫队手里拿着手枪，在他身边出去的人都要受搜查，凡是偷去的东西都要收回来而且登记。人们便是如此收回了雕刻像，水瓶，蜡烛，匕首，肥皂和驼鸟毛。军官生身上也受了仔细的检查，他们的袋里装满了偷来的细小物件。士兵对着军官生辱骂和恐吓，但只到这个地步而已。当此时候，冬宫成立了一个卫队，以水兵卡里霍特科为队长。到处派了岗位，外面进来的人出去了，几个钟头之后，楚诺夫斯基被任为冬宫司令。但是教士领率的民众来援救冬宫的，究竟哪里去了呢？必须说一说这个英勇的图谋，——当初有一个时候关于此事的消息是如此强烈感动了军官生的心。当时市政局乃是反布尔什维克势力的中心。在尼夫斯基大街上的市政厅，如汤一般沸腾。各党，各派，以及游离分子，以及有点影响力的人物，都在那里讨论着布尔什维克派的罪恶深重的冒险。人们每隔一个时候就要用电话通知那些在冬宫如坐针毡的部长们说：在众人谴责重压之下，暴动必然要被扑灭的。需要几个钟头来在精神上隔离布尔什维克派。当此时候，大炮发言了。部长卡罗可普维趣，早晨被人捕去，不久又释放自由，他现在用哀哭的声音在市政局诉苦道：他失去了分担他的同僚的命运的机会。人家向他热烈表示同情，但耗费了不少时间。从思想和演说的垒积之中终于在全会场暴风雨般的拍掌下产生了一个实际计划：市政局应当全体到冬宫去，必要时候与临时政府同死。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派和合作社分子，也下了决心，或者援救政府，或者与政府同归于尽。立宪民主党人往常是不喜欢冒险行动的，这次则有意同别人一起牺牲。偶然在此会场内的外省人，新闻记者，社会名流等，则以或多或少比较动人的话要求允许参加市政局的命运。人家允许了他们。布尔什维克派党团图谋进一清醒的忠告：与其到黑暗街道中去摸索，找死的机会，宁可用电话劝告部长们投降以避免流血更好些。但民主派生起气来：暴动派不仅要夺去他们的权力，而且要夺去他们英勇而死的权利！同时，市政局委员，为了历史利益，举行唱名表决。要去死总不会迟的，尤其光荣地去死。62名委员赞成了，他们果真写下他们的名字，要出发去死于冬宫瓦砾之下。14名布尔什维克派委员，反诘道：与斯摩尼同获胜利，不是比较与冬宫同归死亡更值价些么？布尔什维克派于是离开了市政局而到苏维埃大会会场去。只有三个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决定留在市政局围墙里面：他们不晓得到哪里去才好，也不明白为什么要去死的。市政局委员们已经准备好动身去受最后的试练了，忽然电话来说，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全体也要来参加他们了。无穷尽的拍掌。现在，画图是完全而明显的：一亿农民的代表和城市阶级民众代表，将走去让屈指可数的几个暴徒杀死。演说和拍掌都是应有尽有的。农民代表到了之后，全队的人终于出发了，沿着尼夫斯基大街走去。领头者是市长史莱德和部长卡罗可普维趣。约翰·里德发现在队伍之中也有农民执行委员会主席社会革命党人，阿夫克森齐耶夫和孟什维克派领袖兴楚克和阿布勒莫维奇，——前者被认为右派，而后者被认为左派。卡罗可普维趣和史莱德二人各提一个灯笼：原来同部长们约好了这个记号，免得军官们把朋友当作仇敌。卡罗可普维趣此外还拿着一把雨伞，——其他的人也有好多带伞的。并没有教士。教士是想像出来的，是军官生们贫乏的想像力根据“国史”中朦胧的片段想像出来的。但也没有民众。民众没有参加，这就决定了这整个事业的性质：有三百个或四百个“代表”，却没有一个他们所代表的人。社会革命党人秦情诺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记道：“这是一个黑暗的夜，尼夫斯基大街上的电灯没有亮，我们排成整齐的队伍前进，只听着我们自己的马赛歌。远处响着大炮：这是布尔什维克派继续轰击冬宫的。”到了迦德邻运河时，一条武装水兵的阵线横过尼夫斯基大街，截断这个民主派队伍的道路。那些自愿赴死的人宣告道：“我们要前进的，你们能怎样奈何我们呢？”水兵们毫不含糊回答：他们要使用武力，“回你们家里去罢。莫搅扰我们！”民主派队伍中有个人提议：就在这个地方牺牲了罢。但在市政局唱名表决时候，却未曾预见到这个情形。部长卡罗可普维趣爬到一个什么台子上面去，“摇动他的雨伞”——秋天彼得格勒常常下雨，——对示威者说话，请他们切勿招惹这些无知识而受欺骗的人，这些人确会使用武器的。“我们回到市政局去罢，在那里去讨论救国和救革命的方法。”这个邀请确是很识时务的。原定的计划固然未曾实行，但你能奈何这些武装的粗人么？——他们甚至不许民主派诸位领袖去英勇地死！史丹开维奇那夜也在这个队伍里，他后来忧郁的写道：“大家站着，冷，决定退回去。”队伍反身沿着尼夫斯基大街退回市政局，但已经没有唱马赛歌，而是在极度的沉默之中返回去的。在市政局里终归可以找到“救国和救革命的方法”的。夺得冬宫之后，整个首都就完全落入革命军事委员会手中了。但死人的指甲和头发能继续生长，同样已被推倒的政府也还能经过官报表现它的生命。临时政府公报24日才宣布枢密顾问退职，有权穿着制服，并有养老金；25日忽然没有踪影了，这事自然没有人留心到；但26日又出版了，好像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第一页上，说道“由于电气发生障碍，10月25日一期未印出来”。除了电流断了一点以外，国家生活仍照常进行，政府公报宣告新任命十几个参议员，虽然这个政府业已关在特鲁别茨哥衣棱堡监房之内。在“行政消息”栏内，有内政部长一个通令：尼基丁叫外省特派员“不要相信关于彼得格勒发生变故的谣言：彼得格勒是完全安静的。”部长并不十分错：暴动那天本是在相当安静之中经过的，倘若把大炮轰击除开不论，——而且这个轰击也只限于发生听觉上的影响。然而历史家将不会说错的，倘若他说：10月25日那一天，不仅政府印刷机关的电流断了，而且人类历史也开启了一个重要的篇幅。[1]原文直译：“白骨头”（上等人）。－L.X[2]译者按：此处法文本作Hugbes(英国物理学家，对于电气有所发明)。俄文本作uz，音同。英文本作“西南前线”，显然将俄文字母U和Z分开读了。今从法文本。[3]ThomasHobbes（1588－1679）英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C.R<<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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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占领首都<<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下）>>第七章占领首都一切都改变了，一切都照旧。革命动摇了全国，加深了分裂，使这部分人惊慌，使那部分人气愤，但是直至如今，革命尚未敢彻底推行什么事情，尚未曾代替了什么。辇毂之下的圣彼得堡，宁可说是昏迷过去的，尚未曾死亡。革命拿红旗插在帝国诸铜像手中。大红布彩飘扬于政府机关的门面。然而宫殿，内阁，司令部，过着自己的生活，不与红旗相干；那些红旗在秋雨之下也褪去颜色了。那个一脚执权杖，一脚踏圆球的双头鹰徽志，尽可能被铲除了，但大多数是用布遮盖着或者仅匆忙地涂抹了颜色。双头鹰好像是躲藏起来。整个的旧俄罗斯在躲藏着，暗中切齿痛恨。十字街头那些新警察的轻快姿态，最能使人忆起了革命：革命扫除了活铜像一般的旧“法老”。此外，已经两个月了，俄罗斯被宣布为共和国。皇帝一家人都拘禁在土包尔斯克。不，二月风暴并未曾不留痕迹而空过的。但是皇帝手下的将军仍旧做将军，参议员仍旧做参议员，枢密顾问仍旧保持其尊贵，官僚等级仍旧盛行，各级官吏有各色的袖章和帽章，而刻有一双鹰的黄钮扣则表明是学生。然而重要的还在于有财产者仍旧有财产，还在于战争没有结束的日子，而协约国外交家又更加傲慢地在俄国政府背后做提线人了。一切都照旧然而面目全改变了。贵族区的人觉得他们已被人置诸脑后。自由派资产阶级区的人则更加亲近于贵族。民众已由爱国的神话变成一种可怕的现实了。脚底下一切都动摇了，都要塌陷了。神秘主义蓬蓬勃勃地发生于那些人群当中，他们不久以前还在嘲笑着帝制下的迷信。交易所经纪人，律师，舞姬等在咒诅世道的衰微。人们一天比一天更加失去对于立宪会议的信念了。高尔基在他的报纸上预言文明要毁灭。七月事变以后，人们纷纷离开这个疯狂的和挨饿的彼得格勒，逃到较安静的和粮食较多的外省去，——这个现象如今更普遍化了。未能离开首都的富家，图谋躲在石墙和铁瓦之内，同现实相隔离，但不成功。暴风雨的声音从各方面传来：从小菜场传来，那里什么东西都比以前贵了，而且数量不足；从善良的报纸传来，这种报纸现在变成了仇恨和惊恐的呼号；又从沸腾的街道传来，有时还能听到一二响枪声，在窗子底下；最后又从仆婢方面传来，仆婢们再不唯命是听了。这里，革命也许击中了最要害的地方：家庭奴隶的反抗确定地摧毁了家庭制度的安定。然而日常习惯拼死命来自卫。小学生仍在按照老教科书在学校里念书；官吏仍在写些没有人需要的文件；诗人仍在吟些没有人读的诗歌；奶娘仍在讲述伊凡皇子的故事；贵族和富商的女儿，从外省来的，仍在学习音乐或者寻求婚姻对象。彼得·保罗堡垒墙上那尊旧炮每日报午；马丽戏院新演歌舞剧，外交部长，那位歌舞胜于外交的德列钦可，竟有闲情逸致来欣赏某舞女的钢一般的足趾，以此证明政制也是稳固的。旧时盛筵的残余还是很丰盛的，只要有钱什么都办得到。禁卫军军官们仍旧响着他们的马刺探求艳遇。在豪华酒馆的密室之中狂欢如故。电灯虽然夜半就熄灭了，但并不能阻止赌场的繁荣：那里面香槟酒映着蜡烛之光，贪官污吏和德国奸细同局，皇党阴谋者和犹太走私者对赌，天文学数字的赌注，一面表明极度阔绰，一面也表明通货膨胀。一辆简单的电车，破烂的，污秽的，迟缓的，装满了人的，果真能够从这个临危的圣彼得堡开往那个充满了新希望和热情的工人区域去么？斯摩尼学院那个装金的蓝圆顶，远远指示着暴动司令部：在旧城的边界，——电车线停止于此，尼瓦河也在此处突然转向南方，隔开了首都中心和工人区域，一个长条形房屋，淡灰色，共有三层，以前是贵族小姐的教育机关，如今则是苏维埃的堡垒了。无穷尽的多回声的走廊，好像是为教授透视法而筑成的。沿走廊好多大厅门上还挂着珐琅质牌子：“教授室”“第三班”“第四班”“学监室”。但在老牌子旁边，或贴在老牌子上面，现在却有一些字条，写着革命的“天书”，如什么“中委”“社革党”“社民孟派”“社民布派”“社革左派”“无政府－共产主义”“中执委收发处”之类。约翰·里德的留心观察的眼睛还看见了墙上有如下的字条：“同志们，为了自己的身体，请注意清洁。”可惜没有人注意清洁，连老天也不注意清洁。十月的彼得格勒连日下雨，街道，好久没有打扫了，污秽得很。在斯摩尼庭院里，一大潭泥水。士兵的鞋底将污泥搬到走廊和大厅来。但是这个时候，没有一个眼睛朝下看的，看他脚底下是什么；大家都是朝着前面看去。斯摩尼一天比一天更坚决而威严地发号施令了，群众的热烈同情抬高了它。然而中央的直接领导只及于革命体系诸上层齿轮，而成就暴动的乃是这整个体系。最重要的任务是在基层实行，而且是由基层自己来实行的。工厂和兵营，就是这几日几夜历史的洪炉。维包格区集中了革命的根本力量，如在二月间一般；有一点与二月不同的，即是现在有个组织，强大，公开，而且人人承认的。从工人住宅，工厂食堂，俱乐部，兵营，从各方面，都有线索集中于参孙尼也夫斯基大街33号，——那里设着布尔什维克派区委员会，维包格区苏维埃和司令部，区警察合并于赤卫队。这区完全操在工人手中了。政府若是攻陷了斯摩尼，维包格区就可以单独重建一个中心，而保证以后的进攻。总解决之期已经临近了，可是当权者仍以为无须乎大惊小怪，或装做很把稳的样子。英国大使馆本有理由来密切注视彼得格勒发生之事；据当时驻在伦敦的俄国大使说，英国大使馆得到可靠的情报，预知将有暴动发生。布哈南在某次不可避免的外交宴会上拿些令人忧虑的话去问德列钦可，德列钦可热烈保证说：“那种事情”绝不会发生的，政府手里紧握着缰绳。驻伦敦的俄国大使馆是从英国电讯机关的电报得知暴动消息。一位矿山业主奥尔巴黑那个时候有一天去拜会帕钦斯基次长，说了一些较重要的事情之后，装做不经意样子，问他对于“政治天际上的乌云”有什么意见。回答的话是最能令人放心的：再来一阵狂风罢了，这风就要停的，晴朗的天就要再来的。——“放心睡一觉罢！”帕钦斯基自己不过失眠了一二夜就被人捕去坐牢了。克伦斯基愈不恭敬对待那些妥协派领袖，则他愈有把握：这些领袖到了危险顷刻会出来替他排难解纷的。妥协派势力愈衰弱下去，他们也就愈加用心在自己周围维持一种幻想空气！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人，从彼得格勒高塔之上，与外省和前线那些上层组织互相交换鼓励的话；他们以此造成了一种假舆论；为了遮盖自己的无能之故，他们欺骗自己更多于欺骗敌人。笨重而又无用的国家机构，混合了三月间社会主义者和帝制时代官僚，——是最适宜于拿幻想欺骗自己的。新出茅芦的社会主义者害怕被官僚看做尚未成熟的政治家；官僚则害怕被人认为不很敬重新的思想。如此，官方谎言便交互错杂起来；在这中间，将军，检察官，新闻记者，特派员，副官等，都在扯谎，愈近政权泉源扯的谎亦愈大。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做了一些安慰人的报告，因为克伦斯基在那令人忧虑的现实之前，异常需要这类报告。双权政制的传统，也促成了这个效果。军区司令部的日常命令，有革命军事委员会副署的，奉行无阻。城中岗位同平时一样，仍是由卫戍军士兵守卫的；老实说，卫戍军守卫时好久以来都未曾像现在一般尽职哩。群众怨望么？“反叛的奴隶”，总是怨望的。首都居民之中惟有那些渣滓才会参加扰乱治安。士兵部反对司令部么？但有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部拥护克伦斯基，足以抵偿。一切有组织的民主力量除了布尔什维克派以外，都是拥护政府的。如此一来，三月间的玫瑰色晕光就变成了一种深蓝色的烟雾，遮掩了事物的真实轮廓。直到斯摩尼与司令部决裂之后，政府才图谋更认真地去检查这次冲突：没有什么直接危险，但这次是个机会，必须利用来彻底解决布尔什维克派。此外，资产阶级出其全力来压迫冬宫。23日夜里，政府鼓起全身勇气，作了如下的决议：以司法手续控告革命军事委员会，禁止那些号召暴动的布尔什维克派报纸出版，从近郊和前线调来一些可靠的队伍。逮捕整个革命军事委员会那个提案，原则上通过了，但暂缓执行，因为如此重大的事情必须先得预备国会同意。关于政府决议的风声，立刻传遍全城了。23日夜里，冬宫旁边，司令部机关，是巴夫洛夫斯基团士兵守卫着，——这是最忠实于革命军事委员会诸部队之一，人们就在这些士兵面前讨论着如何调动军官生，如何截断桥梁，如何进行逮捕。凡是士兵听得着的和记得着的，都立刻传到工人区和斯摩尼去了。在革命中心的人并非随时都能利用这自动的间谍探访来的消息的，但这些消息仍发挥了难以估价的作用。全城的工人和士兵，因此知道了敌人的意向，于是加强决心来抵抗。次日一清早，当局方面就开始准备敌对行动。首都诸军官学校都奉令准备作战。巡洋舰曙光号，停在尼瓦河中，舰上水兵具有布尔什维克思想，——则奉令开出海去归队。近郊队伍调来了：皇村来了一营突击队，奥兰宁堡来了军官生，巴夫洛夫斯克来了炮兵。北方前线司令部也得到通知：立刻派遣可靠队伍到首都来。如下命令为军事警戒的紧急步骤：加强冬宫守卫，截断尼瓦河上桥梁，军官生检查汽车，断绝斯摩尼的电话交通。司法部长马良托维趣命令逮捕那些保释出狱又作反对活动的布尔什维克派：这命令首先是为托洛茨基而发的。这个事实使人不胜有今昔之感，即是：马良托维趣，同他的前任札鲁疑一般，1905年审判时都是替托洛茨基做辩护的律师，那时托洛茨基已经是为了领导彼得格勒苏维埃而受控告了。那时的控告同现在的控告，性质是一样的；不过那时的辩护者变成了现在的控告者之后，还添加了一项罪名上去，即是，领取德国金钱。军区司令部，在印刷工作方面，尤其是热烈活动。布告接二连三张贴出来：不容许任何示威，犯者应负重大责任，各卫戍军部队非奉司令部命令不得出兵营，“所有彼得格勒苏维埃特派员都须去职”，他们的不法行为将加以侦查，“由军事法庭审判”。这些吓人的命令却未曾说明将由何人来执行并怎样能执行的。军区司令饬令备有汽车的人，“为了免遭非法没收之故”，将他们的汽车交付于司令部使用，不从者治罪。但没有一个人理会他。中央执行委员会也是不惜多方劝告和恐吓的。跟着它做的，有：农民执行委员会，市政局，孟什维克派中央委员会和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所有这些机关都是富于文辞的。张贴在围墙和篱笆上的布告，都说到一小群疯子，说到流血冲突危险，说到必然要来一个反革命。早晨5点30分钟，一个政府特派员带了一队军官生到布尔什维克派印刷所来，将出入口把守了，拿出司令部一个命令：立刻封闭中央机关报和《士兵报》。什么？司令部？司令部还存在么？这里，没有革命军事委员会批准的命令是不发生效力的。但没有用：铅字版被敲破了，房屋上了封条。政府可以大书特书：第一个胜利。布尔什维克印刷厂一个男工和一个女工一口气奔到斯摩尼来，在那里找到博德魏斯基和托洛茨基：委员会若能派一队兵去保护他们免受军官生攻击，工人们就可以出报。回答政府进攻的办法找到了。一个命令发给立陶夫斯基团：立刻派一连人保护工人印刷厂。印刷厂代表要求兼把第六工兵营调来，这营兵驻的最近而且是最可靠的朋友。立刻打电话到这二个兵营去，立陶夫斯基团士兵和工兵营士兵，立刻动身。封条扯断了，字版重铸，工作很紧张地进行。被政府禁止的报纸又出版了，不过迟了几个钟头，——是在革命军事委员会派遣的军队保护之下出版的，委员会自己此时也是一张拘票的对象了。这已经是暴动了。暴动便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当此时候，巡洋舰曙光号向斯摩尼提出一个问题：应当出海去呢，还是留在尼瓦河里？那些水兵，八月间保护冬宫以抵御科尔尼洛夫的，如今则渴欲同克伦斯基算账。革命军事委员会立刻注销了政府的命令，并发了第一二一八号命令给舰上水兵：“彼得格勒卫戍军若被反革命势力攻击之时，巡洋舰曙光号应当指挥拖船，轮船和快艇以自卫。”巡洋舰非常热心执行着它所期待的这个使命。这二件反抗行为，本是工人和水兵起意的，得到卫戍军同情，居然实行了，没有遇着惩罚，——于是变成了最有重大意义的政治事件。权力崇拜的最后残余化为灰烬了。一个参加者说道：“这一下就明白了：事情已经解决。”事情即使尚未解决，至少也表明比昨天人家想像的简单得多了。图谋封闭报纸，审判革命军事委员会，解除特派员职权，截断斯摩尼电话交通，——这一切针刺已经足够令人控告政府在准备一个反革命政变了。暴动虽然只能在进攻形式之下得到胜利，但它愈像是自卫的，则它的发展也有愈多的成绩。政府涂点浆糊在布尔什维克派印刷所门上，在战争手段上说，这并不是什么大事情。但这个战斗信号是最妙不过了！一篇电话通告各区和各卫戍军队伍以刚刚发生的事情：“民众的仇敌昨天夜里采取了攻势，……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抵抗，反对阴谋者的攻击。”所谓阴谋者就是正式的权力机关。这个称呼，在革命的阴谋者笔下，有一种出人意外的意味，但完全适合于当时的状况和群众情绪。政府各方面受排挤，不得不走上一种过迟的自卫道路，却又不能调动必需的力量，甚至还不晓得有没有这个力量哩，——政府于是从事于一些散漫的，轻燥的，无条理的行动；在群众看来，这类行动自然是可恶的袭击。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电话，命令“各团准备战斗，等候训令。”这是政权机关说话口气了。已被政府解职了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特派员，继续着更有把握的排除去那些为他们所不乐意的人物。曙光号停在尼瓦河上，不仅是暴动方面一个优越的战斗力量而已，它还有一个现成的无线电广播台。难以估价的便宜！水兵顾尔可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道：“托洛茨基教我们以无线电广播……反革命业已开始进攻。”这里，自卫的口气还是掩饰着进攻号召，但此次是向全国号召的。曙光号电台命令那些防守彼得格勒门户的卫戍军部队：阻止反革命队伍移动，若不能以劝说阻止时，则使用武力。所有的革命组织，也从电台奉到命令：“经常开会，搜集一切可能的消息关于阴谋者的计划和活动。”可见革命军事委员会方面也是要出布告的，但在这方面言行是一致的，言不过是行的注解罢了。现在才进行更认真的防卫斯摩尼的工作，自然过迟了一点。约翰·里德于23日夜里三点钟离开斯摩尼学院时，注意到学院出入口架的机关枪，以及大门口和邻近十字街头守卫着的丰厚力量：从昨日就添加了一连立陶夫斯基团士兵和一连机关枪兵来做守卫职务，机关枪兵带来了24架机关枪。一整天里，卫兵不断增加起来。希里亚泼尼高夫写道：“在斯摩尼一带，人们看见了前曾见过的景象，不禁想起了二月革命头几日陶立特宫周围的情形：”同样的人群，士兵，工人，以及种种式式军器。院子里堆了无量数的柴火，本是为取暖用的，也能利用抵御炮火。大汽车运来粮食和军火。辣斯可尼可夫说道：“整个斯摩尼变成了一个战地营垒。外面，柱廊之前，安下大炮。大炮旁边还有机关枪。……差不多每级台阶都置了马克沁机关枪，同小孩子玩的大炮一般。在所有的走廊里，……海陆士兵，工人，鼓动家等走着轻快而响亮的脚步。”苏汉诺夫怪那些组织暴动的人缺少军事上的准备，他这话不是没有理由的，他写道：“直至24日白天和晚上才有武装的赤卫队和士兵布防于斯摩尼周围，保护这暴动司令部。……24日晚上，斯摩尼的防卫已经像样了。”这个问题并非不重要的，妥协派中央执行委员会已经偷偷从斯摩尼搬走了，搬到政府方面司令部衙门去；现在布尔什维克派领导的所有革命团体的头脑，通通集合在斯摩尼。这一天，党的中央委员会也在那里开会，为的在总解决之前做些最后决议。十一个中央委员到会。列宁还未曾从他的维包格区隐藏所出来。季诺维也夫也未到会，拿捷尔任斯基的动感情的话来说：“他躲起来，不参加党的工作。”反之，与季诺维也夫同主张的加米涅夫，在暴动司令部里则非常活跃。斯大林也未到会：他一般的不到斯摩尼来，他的时间都在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度过的。这次会议同平时一样，仍是斯维尔德洛夫当主席。正式的记录很简单；但要紧的都记下来了。要知道暴动领导者的性格以及其间职务的分配，再没有胜于这个记录的。讨论的问题是关于：在24个钟头之内必须确定占领彼得格勒。这意思是说：必须占领还在政府手里的那些政治的和技术的机关。苏维埃大会应当在苏维埃政权之下开会。今夜攻击的实际行动计划，已经由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布尔什维克派军事委员会拟定了，或正在草拟之中。中央委员会应加以最后的决定。首先通过加米涅夫的提案：“今天，若无特别决议，无论哪个中央委员都不许离开斯摩尼。”此外还决定党的彼得格勒委员会也应在斯摩尼里面常驻办事。记录接着又说：“托洛茨基提议调两个中央委员给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为了同邮电人员和铁路人员相联络；再调一个中央委员，为了监视临时政府。”决议：捷尔任斯基派到邮电方面去，布卜诺夫派到铁路方面去。起初，显然是斯维尔德洛夫提议，要博德魏斯基去监视临时政府。记录上写道：“多人反对博德魏斯基；派遣斯维尔德洛夫去履行这个职务。”密柳亭被视为经济学家，则担负给养职务。与社会革命党左派谈判之责，付托于加米涅夫，他是个有名的能干谈判家，虽然太妥协了一点：所谓妥协，自然是从布尔什维克主义观点来看的。记录又说：“托洛茨基提议在彼得·保罗堡垒里面设立一个后备司令部，并指定一个中央委员担负这个职务。”决议：“派辣舍维趣和布拉贡拉伏夫负总监视之责；斯维尔德洛夫担任与堡垒维持一种经常的联络。”“此外：所有的中央委员都应备有出入堡垒的通行证。”党内的组织脉络尽数握于斯维尔德洛夫之手，他对列宁派干部的熟悉无人能比。他把斯摩尼和党的机关联系起来，供给必需的工作人员于革命军事委员会，每逢危急时期革命军事委员会都要请他来商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组成分子既然太过于广泛，而且一部分是流动的，所以最秘密的步骤则由布尔什维克派军事委员会首脑部来实行，或归斯维尔德洛夫个人来实行。斯维尔德洛夫就是十月暴动的“总书记”——不是正式上的，正为如此才更加是真实的。来参加苏维埃大会的布尔什维克派代表，首先落在斯维尔德洛夫手里；他们没有一个钟头没有事做。24日，外省已经有二三百代表到彼得格勒了，其中大多数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投身于暴动。下午二点钟点左右他们在斯摩尼集会，开党团会议，听取党中央委员会报告。这些代表之中有些动摇的分子，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一样，宁愿采取一种观望政策；又有些新加入的分子，不很可靠。不能将整个暴动计划在这党团会议上披露出来的：凡是在多人会议上说的话，即使是秘密会议的，总要泄露出去。此时甚至还不能揭开那掩饰进攻用的自卫假面哩，因为如此一来将会激起卫戍军某些部队意识上的纷扰。但同时又必须使代表们明白：决胜负的斗争已经开始了，大会只要完成这斗争罢了。引证了列宁最近几篇文章之后，托洛茨基推论道：“阴谋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原则，”倘若客观关系已经使得暴动成为可能的而且不能避免的时候，“在政权路上的物质障碍，必须以猛烈的打击清除之，……”然而，直到现在，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政策，尚未曾超出自卫范围。自然应当从广义去了解这个自卫。布尔什维克报纸靠武装力量之助来维持出版，或曙光号仍然停留在尼瓦河上，——“同志们，这是自卫么？——这是自卫！”政府此次如果要逮捕我们，那么斯摩尼屋顶上架有机关枪。“这也是自卫，同志们！”台下一个字条递上来：“那么对于临时政府将怎么办呢？”托洛茨基回答：如果克伦斯基不肯服从苏维埃大会，则政府的抵抗便成为“属于警察解决的问题，而非政治问题。”根本上差不多是这样的。说到此时，托洛茨基被人请了去，同市政局一群代表说话，他们刚刚到斯摩尼来。实在说，此时首都全然安静，但引人惊慌的风声则散布得很厉害。市长来问些问题：苏维埃想举行一个暴动么？城里治安怎样维持呢？市政局若不承认暴动，将来会怎样呢？这些老爷要知道的事情太多了些。回答是：政权问题须待苏维埃大会决定。是否会为此诉诸武力呢？“则关系于苏维埃者还少些，关系于那些不顾一致民意而把持国政的人者就更多些。”大会若拒绝政权，彼得格勒苏维埃自当服从。但政府自己显然在寻衅。已有命令逮捕革命军事委员会。对此事情，工人和士兵只能以无情的抵抗来回答。盗匪的横行么？今天革命军事委员会发了一个命令说：“若有盗匪图谋在彼得格勒街上惹起纷乱，枪劫，动刀或开枪者，犯者杀无赦。”对于市政局，则遇有冲突之时可以使用合法手段：解散和改选。代表们走了，心里不满意。但说实在话，他们又能期待些什么？市政局诸位老爷之正式拜访暴动大本营，不异于是坦然表示当权者没有力量。托洛茨基回到布尔什维克派党团会议上时，说道：“同志们，不要忘记：几个星期以前，我们获得多数时候，我们不过只有空招牌而已，没有印刷机，没有经费，没有各部机关，如今市政局则派来代表请教于被政府通缉的革命军事委员会，询问‘本城和全国命运’问题了。”彼得·保罗堡垒昨天才从政治上夺取过来，今天则竭力整顿。最革命的机关枪兵准备好了作战。人们热烈擦亮高特式机关枪：共有80挺。其中几挺架在堡垒墙头上，为了监视码头和三一大桥。大门口卫兵也增加了。邻近区域也派了守卫岗位。但在清晨那几个钟头狂热之中，人们发现了，堡垒内部仍不能视为完全可靠的。那营脚踏车兵还在犹豫之中。同富农出身的骑兵一样，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的脚踏车兵，在军队之中也算是最保守的分子。唯心论的心理学家有个主题可供研究：一个人，只消骑在两个轮子上面，显得与众不同，他的骄心便涨得满满的，同他的橡皮轮胎一个样。——至少在穷苦的俄国是如此的，若在美国则必须有一辆汽车才会造成此种效果。这一营脚踏车兵，七月间从前线调回来镇压群众运动时候，有一时很热心地攻占了克希辛斯该雅邸宅，以后被人视为特别可靠的队伍。调去驻扎在彼得·保罗堡垒里面。昨天开会决定堡垒命运时，脚踏车兵并没有参加，这是后来才知道的：这营人还是如此守纪律，以致军官能够阻止士兵走出堡垒的院子中来。堡垒司令倚仗这些脚踏车兵，很傲慢，常常和克伦斯基的司令部通电话，甚至准备要逮捕布尔什维克特派员。这个犹豫不定的局面不能再忍受下去了！布拉贡拉伏夫奉了斯摩尼命令，截断敌人的退路：堡垒司令软禁起来，军官住室的电话线统统割断了。政府方面司令部在电话中以惊惶的声音质问：司令为什么不回答，以及堡垒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布拉贡拉伏夫用电话很客气的回答说：从此以后堡垒只执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以后政府有什么事情应当向革命军事委员会交涉去。司令被押，堡垒守兵都很满意。但脚踏车兵的态度是模糊的。他们保持缄默含有什么用意呢？是暗藏敌意呢，还是最后犹豫呢？布拉贡拉伏夫写道：“我们决定召集脚踏车兵开一个特别会议，请我们的最好的鼓动家来演说，尤其是托洛茨基，他在士兵群众中有很大的权威和影响。”下午四点钟，全营士兵都到邻近的“近代马戏场”中开会。波拉德洛夫将军以政府辩护人资格发言，他被人看做社会革命党人。他的反对的话说得如此谨慎，好像两方面都可以解释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代表的进攻因之更加有威力。此次为争取彼得·保罗堡垒的补充的舌战之结果，正如人们所预见的：脚踏车营全体对30票赞成托洛茨基提出的决议案。又一个可能的武装冲突，在战斗之前解决了，不流一滴血。这便是十月暴动。这便是它的作风。从此可以完全放心依靠这个堡垒了。兵工厂的军火没有困难地交付出来。在斯摩尼，工厂委员会办公室里，各工厂代表排成长列来领发枪证。战争那几年中，首都看见好多人排成长列为了得到什么东西，但为了领枪的，这是第一次看见。运货汽车从各区开向兵工厂去。工人斯可林科写道：“彼得·保罗堡垒景象全改观了，它的有名的寂静，被汽车声音和人群叫喊所打破了。堆栈前面尤其热闹，……第一批俘虏已经解到我们面前来了，——一些军官和军官生。”那一日，步兵第180团才领到枪械，这团人为了积极参加七月暴动被人缴械了的。“近代马戏场”会议还有其他的效果：脚踏车兵自从七月以来便在冬宫守卫，如今则自动的抛弃职务，宣布说他们再不愿保护政府了。这是严重的打击。必须调军官生来代替脚踏车兵。政府的军事力量渐渐减少，只剩下军官学校了，——这不仅消弱了政府，而且确然显露出政府的社会成分。普地洛夫码头工人向斯摩尼建议赶快解除军官生武装，——而且不仅仅他们有此建议哩。24日夜间，若是好好准备了一下，同学校中非正规的队伍合作，实行解除军官生武装，则夺取冬宫不会遇着什么困难。军官生武装即使是在夺取冬宫之后25日夜间解除的，那也不会发生10月29日的反暴动企图。但领袖们在许多点上还是表现“宽宏”，事实上即是过分乐观自信，并非时时刻刻都倾听下层清醒的声音：在这一点上，列宁不在场也是有关系的。疏忽的效果，仍旧由群众来矫正，但两方面都造成了许多无谓的牺牲。在严肃斗争之中，不合宜的“宽宏”是最误事的。那日预备国会开会，克伦斯基唱他的天鹅之歌。他说，近日来，俄国人民，尤其首都人民，发生惊慌，“布尔什维克派报纸上天天号召暴动。”演说者征引了几篇文章，那是受政府机关通辑的罪犯写的，一个名叫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列宁的人写的。征引得很扼要，毫无疑问地证明了上举的人在号召暴动。在什么时候呢？正当政府讨论拿土地给农民委员会问题及采取步骤终止战争的时候。政府当局直至今日尚未曾忙着打击这些阴谋分子，为的好让他们悔过。“这就错了，”——米留可夫领导的那部分人中有个人这样喊。但克伦斯基并不狼狈：“一般说，我宁愿政府行动更迟缓些，因之更有把握些，且在适宜时候也更坚决些。”这类话说在他的嘴里含有异样的声调！总之，“现在所有的宽容期限都越过了，”布尔什维克派不仅没有悔过，而且调动了二连士兵，又任意分发枪械和子弹。这回政府要彻底肃清贱民的扰乱。“我三思而后言：我说的是贱民。”右方暴风雨般拍掌，欢迎这句侮辱民众的话。他，克伦斯基，已经发了命令，进行必需的逮捕。“特别需要注意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勃朗施坦－托洛茨基的演说。”是的，大家要知道：政府操有超出需要以上的力量；前线不断的要求严厉取缔布尔什维克派。此时，康诺瓦洛夫递给演说者以革命军事委员会给卫戍军各部队的一篇电话通告：“各团准备作战，并等候训令。”克伦斯基庄重其事的做结论道：“拿法律的术语来说这叫做：暴动。”米留可夫作证道：“克伦斯基说这几句话时，用的是律师终于打败了对手时那种得意语调。”“无论何党何派，凡敢侵犯国家的，都要立刻被彻底歼灭。”全场，除了极左派，都热烈拍掌以为示威。演说结末提出一个要求：今天，在这个会议席上，必须决定，政府“有无把握得到这个最高会议之拥护而完尽它的责任。”没有等待投票结果，克伦斯基就回到司令部去了，他自己说，他有把握一点钟之内获得他所要求的决议，——至于这个决议为了什么用处，则无人知道。可是事情并不如他的意。从下午二点钟到六点钟，马林斯基宫开着各党团会议和各党团间的会议，讨论一个过渡的公式，参加会议的人似乎不明白，这回是讨论他们如何过渡到“不存在”去的。妥协派中没有一派肯混同于政府，丹说：“我们孟什维克派准备流最后一滴血来保卫临时政府，但临时政府必须给民主派以可能在它周围团结起来。”到了晚上，大家已经精疲力竭了，还是想不到一个妥当办法，于是左派各党团就共同采取一个公式，那是借用自马尔托夫的，即是：暴动的责任不仅应归布尔什维克派担负，而且应归政府担负，政府必须立刻将土地交付于土地委员会，必须对协约国有所动作，促成和平谈判等等。那些稳健使徒到了最后顷刻便是这样附和了他们昨天尚骂为煽惑和冒失的一些口号。合作社代表则答应无条件拥护政府，此外这样表示的只有立宪民主党人和哥萨克，——这二派一有可能就要推翻克伦斯基的。但他们占少数。预备国会的拥护不能帮助政府什么。但米留可夫说得对，拒绝拥护，就是取消了政府最后残余威权。可是预备国会的成分不是几个星期以前政府自己决定的么？正当马林斯基宫多方寻求一个得救的公式时候，彼得格勒苏维埃则在斯摩尼开会，听取事变消息。报告者还认为在这里仍须重提革命军事委员会并非“暴动机关，而是为了保卫革命。”委员会不容许克伦斯基将革命的队伍调离彼得格勒，委员会又保护工人报纸。“这是暴动么？”曙光号今天仍泊在昨夜的原位。“这是暴动么？”“我们有一个名不副实的政府，人民不相信它，它也不相信自己，因为它内里已经死了。这个政府等待一把历史扫帚，把它扫除出去，腾出地位来给一个革命民众的真实政权。”明天开苏维埃大会。卫戍军和工人的责任就是把他们所有的力量都交付于大会使用。“如果，政府在临终的24个钟头或48个钟头之内，图谋在革命背后暗刺一刀，那么我们再宣布一次：革命前锋队将要一刀还一刀的，将要以钢还铁。”这个公开的恐吓，同时也是从政治上掩饰今夜的进攻。托洛茨基做结论时又报告道：预备国会中社会革命党左派党团，今日听过克伦斯基演说和见过妥协派诸党团彷徨无措之后，派了一个代表团到斯摩尼来，声明情愿正式参加革命军事委员会。苏维埃就社会革命党左派转变中很快活地看出了更深刻的过程之反映；农民战争的扩大和彼得格勒暴动的进展。米留可夫评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的报告时，写道：“托洛茨基原来的计划多半是这样：准备斗争，迫得政府面对着由苏维埃大会表示的‘一致民意’，如此给新政权以一种法统的面貌。但政府实力比托洛茨基预见的还要弱些。大会尚未曾开，尚未曾表示意见，政权自己就落入于他的手里。”说是政府的无力超出一切人的预见以外，这话自然是对的；但计划，一开始就是要于大会之前夺得政权。米留可夫论及其他的事情时，最终也承认了此点。他写道：“暴动领导者的实在意向，超出托洛茨基那些正式声明很远。……他们是要拿既成事实放在苏维埃大会面前的。”纯粹军事计划起初要保持波罗的海水兵和维包格区武装工人的联系：原定水兵坐火车来，在芬兰车站下车，车站就在维包格区。从此根据地，联合了赤卫队和卫戍军，就将暴动展开于其他市区，并占领桥梁，钻入于城中心，以施行最后的打击。这个计划自然是依照局势拟成的，多半出于安东诺夫之手；其所根据的前提乃是：敌人尚能够拿出相当重大的抵抗力量来。正是这个前提不久就被人抛弃了：无需要从一隅的根据地出发；政府毫无遮拦，暴动者随地都可以打击它。战略计划在时间上也有了变动，两个不同方向的变动：暴动开始比原定的较早些，而结束则较迟些。政府早晨的进攻立刻惹起了革命军事委员会抵抗，自卫性的抵抗。那几件事情中表现出来政府的无力，遂推动斯摩尼于白天施行攻击，固然白天的攻击还保持着一种不彻底性，半掩饰性和准备性。主要的攻击，同以前一样，仍是准备于夜间施行的：在这方面说，计划并没有变动。但在实行中违反了计划，而且是照着相反的方面做去的。原定于夜里占据所有的统治机关，首先占据冬宫，那里是中央政权的避难地。但在暴动中，时间的计算，比在正规战争中还更困难。领导者稽迟了好几个钟头才去进行集中力量进攻冬宫的事请，此事夜里尚未开始哩。夺取冬宫遂成为暴动的一个专章，直至25日夜间才结束，即延迟了24个钟头。最光耀的胜利也难免有若干重大失策的！克伦斯基在预备国会演说之后，政府当局就扩大他们的进攻。几队军官生占据了火车站，重要的十字街头有小队人马奉令征发那些没有交付于司令部的私人汽车。下午三点钟，凡活动的桥都截断了，除了营殿大桥，这桥由军官生加紧防守着，仍任人行走。这步骤本是帝制时代每逢扰乱时使用的，二月那几日最后使用一次，——这是由于害怕工人区。断桥一事不异于向民众正式证实暴动已经开始。有关的各区革命司令部，立刻派遣武装队伍到桥上去，以此回答政府这个作战行动。斯摩尼不过发挥各区这个创意罢了。争夺桥梁含有测验双方力量的意义。武装工人和士兵向军官生和哥萨克施行压力，或用劝说，或用威吓，政府方面的人终于让步了，不敢冒险直接冲突危险。有几座桥，断了又接，接了又断，好多次。曙光号直接奉到革命军事委员会一个命令：“尽所有的力量去恢复尼古拉桥上的交通。”舰长起初图谋不执行这个命令，但他和所有的军官被人象征地拘押之后，他就柔顺的开了船。水兵列队在两岸前进。据顾尔可夫说，曙光号还未曾于桥前抛锚时候，军官生已无踪影了。水兵自己恢复了桥上交通，而且派了人守卫。惟有宫殿大桥还留在政府卫兵手里几个钟头长久。最初几个尝试虽然明显失败了，某些政府机关还是图谋进攻。一队警察，晚上，到了一家私有的大印刷厂，禁止彼得格勒苏维埃一个报纸《工人与士兵》出版。12个钟头以前，布尔什维克派印刷厂工人，遇着同样情形，跑去求救于斯摩尼。现在已无需要求救了。印刷工人，同着偶然在那里的二个水兵，立刻夺取那辆满装报纸的汽车；一些警察临阵倒戈，巡官逃走了。夺回来的报纸毫无困难地交到斯摩尼去。革命军事委员会派遣二排泼雷奥勃来顺斯基团士兵去保护出版。工厂经理处吓怕了，立刻将工厂管理之权交付于工人代表会议。司法机关不敢梦想进斯摩尼学院去捕人，因为十分明白：捕人就是国内战争信号，在此战争中，政府预先注定要失败的。反之，在一种行政的痉挛之中，却有人图谋在维包格区逮捕列宁，——这个工人区，政府最得意的时候，还不敢来招惹哩。一位上校带了十几个军官生，于晚上很迟时候，误闯入工人俱乐部去，他们本是来找布尔什维克编辑部的，编辑部与俱乐部同在一个屋子。这些军人不知为什么会设想列宁正在编辑部等待他们来捉拿。俱乐部的人立刻通知了赤卫队司令部。那位上校正在各层楼上乱闯时，——他们甚至闯入孟什维克派房子里去，——赤卫队开来了，捉住了他和那些军官生，解到维包格区司令部去，然后从那里解到彼得·保罗堡垒去。如此，那个张大其辞的讨伐布尔什维克派行动，每走一步都遇着不可克服的难关，变成了冒昧的行为，零星的举动，渐渐的烟消云散，化为乌有了。在此时候，革命军事委员会日夜办公。特派员仍旧在各部队办事。市民都得到特别通知，知道遇着反革命侵害或虐杀时应当向哪里求援：“人们立刻会来援救的。”只消克克斯洪斯基团特派员威风凛凛的到电话中枢走一趟，斯摩尼的电话交通就恢复了。电话交通是最迅速的交通，给了那正在开展的行动以胜利保证和步骤合拍。革命军事委员会，继续安插特派员于那些尚未曾受它管辖的机关，以此扩大和巩固了下次进攻的出发阵地。白天，捷尔任斯基交给老革命家配士特可夫斯基一张纸头，即任命他为电报中枢特派员。这位新特派员有点吃惊，问道：“我怎样去占领电报机关呢？”“电报中枢是克克斯洪斯基团守卫着的，是我们的人！”配士特可夫斯基无需要更多解释了。只消这团的两个士兵，手拿着枪，站在整流器旁边，就足够同怀敌意的电报职员成立一个临时的妥协，——这些职员之中没有一个布尔什维克派。晚上九点钟，革命军事委员会另一个特派员，史达克，带了一小队水兵，由旧时亡命客萨文——他也是水兵——指挥着，占据了政府的电报通信社。如此不仅决定了这个机关的命运，而且在某种限度下也决定了史达克个人的命运：他是苏维埃通信社第一任社长，直做至他成了驻阿富汗的苏维埃公使时候。这二个平淡的举动，究竟是暴动进攻呢，还是双重政权下的二件插曲呢？——现在双重政权固然轶出妥协主义轨道而走上布尔什维克主义轨道了。这个问题，人们若以为是毛细的问题，亦无不可。但为了掩饰暴动，这个问题此时还是很重要的。事实乃是：连武装水兵占据通信社机关，此时还含有一种两可的性质哩：形式上说，还不是夺取这个机关，而是实行检查电报。由此可见，直至24日夜里那条“合法”脐带尚未曾完全剪断，运动继续拿双权政制的残余传统来遮饰着。在草拟暴动计划时，斯摩尼寄托很大的希望于波罗的海水兵，——这些战斗队伍既有无产阶级的决心；又有娴熟的军事训练。水兵们原定于苏维埃大会开会时到彼得格勒的。叫波罗的海的人早点来，那就是公开走上暴动道路。由此发生了障碍，结果至于迟到。24日白天，喀琅施塔得苏维埃选派的二个大会代表来到斯摩尼：布尔什维克弗列洛夫斯基和无政府主义者雅楚克，他跟着布尔什维克派走。在斯摩尼一个大厅里，他们遇着了刚从前线归来的楚诺夫斯基，他以士兵情绪的证据，反对在最近期间实行暴动。弗列洛夫斯基回忆道：“正当辩论时候，托洛茨基走进大厅来，……把我拉到旁边说话，要我立刻回喀琅施塔得去：‘事变成熟得如此之快，使得每个人都应留在自己的岗位上，’……在这个简短的训令之中，我深深觉得了正在进行的暴动的纪律。”辩论中止了。那个易受感动的热烈的楚诺夫斯基，于是搁置了他的怀疑，而去参加草拟作战计划。跟着弗列洛夫斯基和雅楚克的脚踵，去了电话：“喀琅施塔得的武装力量，应于黎明时开来，为了保卫苏维埃大会。”经过斯维尔德洛夫之手，革命军事委员会夜里发了一个电报到赫尔辛基去，给芬兰地方苏维埃委员会主席史密尔卡：“送章程来。”这话意思是说：立刻从波罗的海水兵中选派1500名来，全副武装。波罗的海水兵虽然第二天才能开到，但没有理由再推延敌对行动了：城内力量已经足够了；而且也没有再推延的可能：行动已经开始了。如果前线有军队开来援救政府，则水兵开到仍来得及打击这支军队，或从侧面打击，或从背后打击。占领首都的策略计划，主要是布尔什维克派军事委员会草拟的。参谋部高级军官，在门外汉草拟的一个计划之中，自然寻得出好多缺点。但高级军事学家一般是不会来参加无产阶级暴动准备的。最紧要之点，总算是预见到了。全城分为若干战区，受最近旁的革命司令部指挥。赤卫队集中在最重要地点，和邻近卫戍军部队有联系，卫戍军部队中几连人警戒着，准备好战斗。每个特殊的战斗行动之目的，以及担负此行动的部队，都预先规定好了。所有参加暴动的人，从上至下都深信一定无须牺牲而得胜利的，——这是暴动的强点，但有时又是它的弱点。主要的作战行动开始于夜里两点钟。一小队一小队的军人，大多以武装工人或水兵为核心，由特派员领导着，同时或连续的占领火车站，照明供电站，兵工厂，粮食栈，自来水厂，宫殿大桥，电话局，国家银行，大印刷厂。电报局和邮政局也完全拿过来了。到处都派了可靠的力量去守卫。关于十月间这一夜事情的报告，是简短而平淡的，好像警察局的笔录。所有的参加者都兴奋得很。谁也没有工夫来观察和记录。指挥机关接到的消息，未曾录于纸上，或简单写了几句，而纸头随后又遗失了。后来人们写的回忆录也是干燥无味的，而且并非完全确凿，因为大部分是次要的见证人写的。主持其事的工人和海陆士兵不久就成了红军的领袖分子，大多数死于内战的各次战役。为要决定暴动中各个事件的性质和顺序，历史家就遇着一种大纷乱，报纸上的记载更增加了这个纷乱。有时令人觉得：1917年秋天之占领彼得格勒，比较15年后之记述此事的经过，反而更容易些！工兵营第一连，最有力的和最革命的一连，奉令占领邻近的尼古拉车站。一刻钟之后，这车站就被占领了，不发一弹：政府武力在黑暗中消失了。这寒冷的夜充满了可疑的风声和神秘的动作。为了压制心中的疑虑，常常放过了来往的人。但时间一点钟一点钟过去，他们渐渐有把握了。早晨六点钟，工兵逮捕了两大汽车的军官生，约60人，缴了械，解到斯摩尼去。同此一营工人又奉令派50人守卫粮食栈，派21人守卫发电站。命令来了一个又一个，从斯摩尼来的，从区来的。没有人提出异议，没有人发怒声。据一个特派员报告，命令执行得“迅速而准确”。士兵行动如此听命，这是好久以来未曾有的。卫戍军无论如何衰朽和解体，只值得放进垃圾桶去，但在这一夜旧的军事纪律活起来了，最后一次紧张了每条神经和筋肉，为了一个新事业服务。特派员乌辣洛夫奉了两个命令：一个委他去占领反动报纸《俄罗斯自由》的印刷厂，这个报纸是泼老讨包包夫做尼古拉第二底下最后一任内务大臣以前所创办的，另一个则委他调动一队谢米诺夫斯基团士兵——政府依照旧时纪念，仍旧将这团人看作是政府的武力。需要谢米诺夫斯基团士兵占领那个印刷厂，为了多量出版大张的布尔什维克报纸。士兵们已经睡到床上去了。特派员简单向他们说明所奉使命的目的，“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各方面就欢呼起来。士兵跳下床来。紧紧的包围着我。”一辆大汽车载满了谢米诺夫斯基团士兵开到那个印刷厂来。夜班工人立刻集合在机器房里。特派员说明他到这里来的原故，“这里也同兵营一样，工人们欢呼起来，叫喊：苏维埃万岁！”使命成就了。其他机关被占领也差不多是这样的。无需要行使暴力，因为并没有抵抗。暴动的群众举起了臂肘，把过去的主人排挤到外面去了。那夜，军区司令以军用特别电话通知总司令部和北方前线司令部说：“彼得格勒局势是很可怕的，没有示威，街上也没有纷扰。但他们有计划地占领了机关，车站，捕人。……军官生没有抵抗离开了职守。……毫无保证人们不会图谋逮捕临时政府的。”溥尔可夫尼可夫说得对：的确是毫无保证的。在军人方面曾有人以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人员从彼得格勒军区司令的桌子上窃取了“口令”。这并非不可能的；所有机关的下层人员中有不少的人欢迎暴动。但那种窃取“口令”的说法，则显然是杜撰出来，为了解释布尔什维克派占领全城时遇着的太令人惭愧的无抵抗。卫戍军各部队那夜都从斯摩尼得到一个命令：凡不承认革命军事委员会权力的军官都要逮捕，好几团的官长自动逃走了，藏匿在安全地方等待这不安的几日的结果。其他几团的军官则被驱走或被捕去。到处成立“革命委员会”或指挥部，与特派员和衷合作。这种临时成立的指挥部之不能克尽厥职，是完全可以明白的。但它是可靠的。这里，问题首先是在政治方面决定的。然而某些部队的指挥部无论如何无经验，仍旧表现很大的创意力。巴夫洛夫斯基团委员会派人到军区司令部去探听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化学后备营注意监视它的不安静的邻居：巴夫洛夫斯基和佛拉迪弥斯基两个军官学校的学生。化学兵常常在街上缴军官生的枪械。以此禁止他们嚣张。化学营的指挥部与巴夫洛夫斯基学校的卫队有联系，遂叫这些卫兵执掌学校军械库的钥匙。这个夜里直接参加占领首都的人究竟有多少，是很难确定的：不仅因为没有人去计算和登记，而且因为此次行动的本质是如此。第二线和第三线的后备军，差不多同整个卫戍军混杂起来。但人们只有偶然有求助于后备军的必要。几千赤卫队，二千至三千水兵，——次日喀琅施塔得和赫尔辛基的人来了之后，水兵数目差不多增加三倍了，——20连左右步兵，——以上便是第一线和第二线力量，暴动者以此力量占领了首都。凌晨三点二十分钟，陆军部政务长孟什维克雪尔直接打电话至高加索道：“中央执行委员会联合那些已报到的大会代表开会，其中布尔什维克派占压倒的多数。托洛茨基受人热烈欢呼。他宣布说：他希望暴动得到不流血的胜利，因为力量操在他们手里。布尔什维克派已经积极行动了。他们占领了尼古拉大桥，在那里安置了装甲汽车。巴夫洛夫斯基团在冬宫近旁百万大街派了哨岗，断绝交通，捕人，把捕来的人解到斯摩尼去。部长卡塔舍夫和临时政府秘书长哈培林，被捕了。波罗的车站也落在布尔什维克派手中。前线若不来干涉，政府以其所能调动的队伍便无力抵抗。”雪尔电话里说的两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于午夜之后在斯摩尼开会。苏维埃大会代表以旁听资格充塞了会场。门户和走廊有卫兵加紧防守着。灰色大衣，来福枪，机关枪架满了窗口。两执行委员会淹没于外省来的人群之中，淹没于万头攒动的仇人之中。“民主政治”的最高机关似乎已成暴动的俘虏了。主席台上没有出现齐赫泽主席的熟面孔。当然的报告者策列铁里也不在场。这二个人被事变的进程所吓怕了，于作战前几个星期抛弃了职守，向彼得格勒挥手告别，回他们的故乡乔治亚去。妥协派联盟的首领惟有丹留着。他既没有齐赫泽的阴险的笑脸，又没有策列铁里的动人的辩才，却以一种顽固的近视超过他们二人。社会革命党人高次，一个人在主席椅上宣布开会。丹起立，在会场寂静无声之中发言。苏汉诺夫认为这个寂静表明会场疲倦无生气，约翰·里德则以为是“差不多吓人的”。报告者报告的内容乃是预备国会的最近决议案，它图谋拿自己的口号的微弱回声来反对暴动。“你们若忽视这个决议案，那将悔之晚矣，”——丹说，拿不可避免的饥荒和群众颓丧来恐吓人。“反革命从来未曾如现在一般强大的。”“现在”，就是1917年10月24日夜里！小资产阶级在大事变之前吓怕了，只看见危险和障碍。他唯一的手段就是拿可怕的话吓人，“在工厂和兵营里面，黑色百人团的宣传，比社会主义者成功得多。”一些疯子将革命引到灭亡去，如同1905年一样，“那时同是托洛茨基当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但是不！中央执行委员会不容许人家走到暴动去：“交战的双方只能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尸首之上相交战。”有人叫喊：“那已经是一具尸首了！”全场的人都觉得这话喊得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已经拿刺刀在妥协派尸首之上相交战了。含敌意的喧哗声掩盖了报告者的声音。他的拍案没有效力，他的劝告不能感动，他的恐吓谁也不害怕。太迟了，太迟了。……是的，这是暴动！托洛茨基代表革命军事委员会，代表布尔什维克党，代表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起来回答；他终于抛弃了最后的仪式。不错，群众拥护我们，我们领他们去进攻！他越过中央执行委员会头上直接告诉大会代表说：“你们如果不退缩，那就不会有国内战争的，因为敌人立刻要投降了，你们从此占据了分所应有的位置，即是俄罗斯主人的位置。”那些中央执行委员吓了一跳，连抗议的力量都没有了。此时以前，斯摩尼的自卫论调还在这些委员老爷心里维持着一丝希望之火，不管一切客观事实如何。如今这火熄灭了。在这深夜时分，暴动已经高高地抬起头来了。此次会议，富于插曲，直至早晨四点钟才闭会。布尔什维克派演说者上台发言之后立刻回到革命军事委员会去，全城各处都有完全顺利的消息送到革命军事委员会来，街上守卫守得很好；各机关一个跟着一个占领了，到处敌人都没有抵抗。大家以为电话中枢很认真防守着。但早晨七点钟，克克斯洪斯基团一队士兵轻而易举的也占领了它。从此，暴动者无须担心他们的电话交通会被人截断了，他们反而可以操纵敌人的电话交通。冬宫和总司令部的交通线也立刻被切断了。差不多同时，有一队禁卫海军水兵，约40人，占据了迦德邻运河岸上的国家银行。银行一个雇员腊尔泽维趣在他的回忆中说起了“水兵们行动很敏捷”，立刻派了人看守各处电话，阻止外来可能的救援。银行的占领，“没有遇着丝毫抵抗，虽然有谢米诺夫斯基团一排人在那里守卫着。”在某种意义之下，大家认为占领银行有象征的作用。党的干部从马克思对1871年巴黎公社的批评学得了教训，——大家知道，巴黎公社领袖不敢侵犯法兰西银行。“不，我们决不会再犯这个错误了，”——10月25日以前好久，好多布尔什维克派都这样对自己说。资产阶级国家这个最神圣机关夺取过来的消息，立刻传遍各工人区，激发一种祝贺胜利的热狂。一早人们就占领了华沙车站，《交易所消息报》印刷厂，宫殿大桥，——这桥就在克伦斯基窗子底下。革命军事委员会特派员交付那守卫克列斯蒂监狱的伏伦斯基团士兵一个命令，要他们照苏维埃名单上开列的释放一批囚犯。监狱当局竭力去请示司法部长，但不得结果：部长忙于其他的事情。释放出来的布尔什维克派，立刻担负了作战的职务，喀琅施塔得青年领袖洛雪尔也是其中一个。早晨，工兵在尼古拉车站捕获的一群军官生被解到斯摩尼来；这些军官生是从冬宫坐大汽车出来备办粮食的。博德魏斯基记载此事道：“托洛茨基向他们宣布，他们可释放，只要答应以后不再反对苏维埃政权；此外他们还可以回学校去上课。这些孩子本以为要受血淋淋处罚的，听到这话说不出的惊愕。”立刻释放他们是否得当呢？还是很难说的。胜利尚未曾彻底，军官生构成了敌人的主力；另一方面为了军官学校之中还在动摇原故，用事实表示：军官生投降于胜利者，绝不会遭受什么惩罚，这一点也很重要。这两种理由似乎可以互相抵偿的。陆军部尚未被暴动者占据，利未次基将军早上用直接电话通知司令部杜霍宁将军说：“彼得格勒卫戍军某些部分……走过布尔什维克派方面去了。喀琅施塔得来了水兵和一支轻巡洋舰。截断的桥梁又被他们接起来了，全城充满了卫戍军岗位，但没有什么示威（！）。电话中枢落于卫戍军之手。在冬宫的兵队不过形式上保卫冬宫罢了，因为他们决定了不积极行动。一般的印象使人觉得：临时政府正置身在敌国的首都里，这个敌国已经完成动员了，但尚未开战。”极可宝贵的军事的和政治的证据文书！当然，这个将军将事变提早了，当他说有水兵从喀琅施塔得开到：喀琅施塔得水兵几点钟之后才到。桥墩上交通确实是由巡洋舰曙光号恢复的。这报告结末表示了天真希望，认为布尔什维克派“事实上好久以来就可以解决我们所有的人了，……但他们将不敢违背前线军队的舆论。”后方民主派和将军们所剩下的仅仅有这种对于前线的幻想了。反之，临时政府置身于“敌国首都”这个譬喻，从此永远写入历史上面，当作十月暴动的最好的解释。在斯摩尼，人们不间断开会。鼓动家，组织家，工厂，兵团以及各区领袖，来此一个钟头或二个钟头，有时只来几分钟，为的打听消息，证验自己的行动，然后又回到各自的岗位。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党团所在的第十八号室前面，说不出的拥挤。来此办交涉的人疲倦了，往往在厅内打瞌睡，沉重的头靠在白柱子上或走廊墙上，双手紧抱着枪，有时简直成群睡在潮湿而污秽的地面上去。辣舍维趣接见军事特派员并付给他们以最近的训令。在三楼革命军事委员的办公室里，各方面传来的报告转变为决议：那里跳荡着暴动的心。各区中心也是同斯摩尼一样的情况，不过规模小些而已。在维包格区，赤卫队指挥部前面，参孙尼也夫斯基大街上，形成了一个营盘：马路上塞满了马车和大小汽车。区内各机关熙攘着武装工人。苏维埃，区政局，工会，工厂委员会，都在替暴动做工作。在工厂，兵营以及各机关里面，小规模发生了同整个首都大规模发生的一样的事情：一部分人被压下去了，他部分人抬起头来，旧的联系截断了，新的联系巩固起来。落后者在通过服从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议案。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人，心惊胆怕的，跟着工厂管理人和军队长官，闪避在旁边。不间断的会议上，报告新发生的消息，维持战斗信念，巩固相互联系。人群在新的轴心周围团结起来。暴动正在完成之中。我们曾经努力一步一步地叙述十月暴动的准备：工人群众的怨望一天比一天增加起来，苏维埃走至布尔什维克主义旗帜之下，军队气愤，农民反对贵族地主，民族运动泛滥起来，有财产者和统治者渐渐害怕和糊涂了，最后布尔什维克党内发生斗争为了主张暴动，暴动完成了一切；但经过上面叙述之后似乎暴动太短促了，太平淡了，太例行公事了，好像不与事变的历史规模相配称。读者感觉一种失望。好像爬山运动家，以为还有最困难的路程在前面，谁知忽然到了山顶上，或差不多到了山顶上。暴动在哪里呢？并没有一幅暴动画图。事变没有构成一幅画图。事先计算好了的和准备了的小行动，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都是各自隔开的，虽然统一于目的和思想之下，却未曾为斗争所结合起来。广大群众并未曾行动。毫无戏剧式的同军队冲突之事件。凡是受了历史事实教育而设想一个暴动的，对此都应用不上。首都暴动的一般性质，后来给马萨里克[1]拿去——他以前已有好多人这样说——做根据，写道：“十月暴动……绝不是一个群众的运动。那是在上层幕后做工作的领袖的成绩。”事实上，这次乃是自有历史以来最大的群众暴动。工人无须走出广场来结合为一个群众：在政治上和精神上，工人已经形成一个整体了。士兵甚至奉令非经准许不得离开兵营，在这一点上，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是与军区司令溥尔可夫尼可夫的命令相一致的。但这些外面见不着的群众比平时更能与事变步伐相齐整。工厂和兵营没有一分钟与区司令部失去联系，各区也未曾与斯摩尼失去联系。赤卫队觉得后面有工厂工人拥护。服勤务的士兵回到军营来，看见替代的一班已经预备好了。正惟有广大的后备在背后，革命的队伍才能如此有达到目的的把握而前进的。反之散碎的政府武力，预先就为自己的孤立而颓丧了，甚至抛弃了抵抗念头。有财产的阶级，以为可以看见街道障碍物，看见放火和抢劫，看见流血。事实上是一种安静支配着，这安静是比世界上一切吼声都更吓人。社会地基不做声地移动着，如同能旋转的舞台面，将民众转到第一等位置来，而送昨日的主人到另一个世界去。25日，从早晨十点钟起，斯摩尼就认为可以在首都和全国广播一个捷报：“临时政府已被推翻了。国家政权落入于革命军事委员会之手。”在某种意义下，这个捷报未免太将后事提前来说。政府还存在着，至少存在于冬宫范围之内。总司令部始终存在。外省还没有表示意见。苏维埃大会还未开会。但是领导暴动的人并非历史家：为了预备事变供历史家去记载，暴动领导者就必须将后事提前来说。在首都，革命军事委员已经绝对居于控制地位。大会之能批准，不会有疑问。外省等候彼得格勒倡始。为的要抓住全盘政权，必须开始以政权资格而行动。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它的告前线和后方军事组织书中，教士兵们当心监视官长方面的行动，不赞成革命的军官应当拘押起来，若有人图谋派遣怀敌意的部队向彼得格勒开来，则不迟疑以武力对付之。驻总司令部的总特派员史丹开维奇，昨日刚从前线回来，不愿意在消极和躲避之中完全束手待毙，便于今早率领半连工兵学校军官生图谋去夺回那个被布尔什维克派占领的电话中枢。这个时候，军官生才知道电话中枢是落在谁人手里的。军官薛内古勃咬牙切齿叫喊道：“看哪，我们应当向这些人学习，学习他们的魄力！是些什么人指挥了他们呢？”占据电话局的水兵本可以从窗子开枪，毫不困难地歼灭这些军官生的。但暴动者尽所有的力量来避免流血。另一方面，史丹开维奇也严厉下令切勿开火：否则军官生要被告向民众开枪的。带兵的军官心里想道：“但是我们恢复了秩序之后，谁敢多嘴？”他结束他的思想，喊道：“可咒诅的小丑！”这句话很可表示军官对于政府的态度。薛内古勃自己作主派人向冬宫要求一些手榴弹和一些弹药。在等待期间，这个皇党中尉在电话局大门口同一个布尔什维克少尉辩论政治：好像荷马史诗里的英雄一般，未曾战斗以前互相骂詈。电话局那些接线小姐，夹在火线中间——虽然还是辩论火线——吓得神经错乱了。水兵们放她们回家去。“为什么？……一些女人！……”她们急急忙忙冲出门外去，发出歇斯底里的叫喊。薛内古勃记道：“无人行走的穆尔街忽然充满了花花绿绿的裙子和帽子，跳着，跑着。”水兵们勉强能运用电话接线机器。不久就有一辆装甲汽车开到电话局的院子来，车上坐着红党，但并不伤害那些受惊的军官。军官生方面也立刻夺得二辆大汽车，在电话局门外设下障碍物。从尼夫斯基大街方面又开来第二辆装甲汽车，然后第三辆。这一切都是操演性质，都是互相威吓性质。争夺电话局的斗争，无需用子弹就解决了：史丹开维奇解了围，但以自由放过他的军官生为交换条件。此时武器还不过是暴力表现于外的一种记号：差不多没有人拿武器来使用。回归冬宫去时，史丹开维奇那半连人遇着了一队水兵，水兵准备开枪。双方互相注视了一下。没有一方要打仗：这方面觉得自己力量太强，那方面觉得自己力量太弱。但一有机会，暴动者，尤其工人就急忙解除敌人武装的。工兵学校军官生其他半连人，被赤卫队和士兵包围着，靠着装甲汽车帮助，缴械了，变成了俘虏。然而那时也没有交战！军官生并不抵抗。根据倡始者史丹开维奇的见证，“我们知道的唯一的积极抵抗布尔什维克派之尝试，便是这样结束了。”史丹开维奇指的，自然是冬宫区域以外的军事行动。中午时分，马林斯基宫周围的街道都被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军队占据了。预备国会议员刚刚列席开会。主席团想要知道最近的消息。人家吓了一跳，知道了电话交通已被截断时候。长者会讨论：应当怎么办？议员们在各隅悄悄私语。阿夫克森齐耶夫安慰人说：克伦斯基到前线去了，不久就可回来，解决一切。一辆装甲汽车开来，停在大门口。立陶夫斯基团和克克斯洪斯基团士兵以及禁卫海军水兵，开进宫里来，楼梯排了队，占据了第一殿堂。带兵队长请议员们立刻离开马林斯基宫。纳博科夫说：“令人惊惶的印象。”预备国议员们决定散走，暂时中断他们的活动。惟有48个右派起来反对屈服于暴力：他们显然知道，他们一定是少数的。议员们和和平平地在两行长枪之间走下那个华丽的楼梯。一个目击证人证明道：“在这一切并没有发生什么戏剧式的情节。”“总是那几副平凡的，愚蠢的，笨拙的，凶恶的面孔，”——爱国自由派纳博科夫如此形容俄国的海陆士兵。楼梯下面，大门口，一些带兵的人检查议员们的证书，检查后通通放出去了。米留可夫当时是最后出去的几个人中之一。他写道：“大家以为预备国会议员之中会有几个人被捕去的，但革命司令部忙着其他的事情。”不是仅仅为了这个原故。革命司令部很少经验，发下的命令是说：若有临时政府阁员，则逮捕之。但其中没有一个阁员。预备国会议员很轻松的就被放走了，其中有些人不久就成了国内战争的组织者。这个杂种议会，比临时政府早灭亡12个钟头，它一共存在了18日；从布尔什维克派退出马林斯基宫到街上来起，直至街上武装的人侵入这个宫殿为止。历史上本有很多的代议制滑稽戏，但这一切滑稽之中，“俄罗斯共和国参议会”也许是最荒谬的。十月党人雪特洛夫斯基离开了这个不祥的宫殿之后，便在全城浏览，观战：老爷以为民众会起来拥护他们的。但他看不见一个冲突。据雪特洛夫斯基说，街上的人——即尼夫斯基大街上的行人——张口大笑。“你听说么，布尔什维克派拿到了政权？他们至多保持三日罢了，哈，哈，哈！”雪特洛夫斯基决定留在首都不走，“在这段市民估计布尔什维克派统治的时间之中。”大家知道，这三天过得颇为长久。但应当指出，尼夫斯基大街的行人须待黄昏时候才能大笑。早晨，风声如此紧急，资产阶级市区很少有人敢到街上来，早晨九点钟，新闻记者克尼志尼克出来在加门诺奥斯特洛夫大街上找寻报纸，但他找不到卖报人。一小堆人群中有人说着：昨夜布尔什维克派占领了电话局，电报局和银行。一队巡逻士兵经过，听了这话，劝告市民不要喧哗。“但即便无此劝告，所有的人还是异常安静的。”几队武装工人走过去。电车同平常一样行驶，即是慢慢地行驶。“我很难过，看见尼夫斯基大街上行人如此稀少，”——克尼志尼克写尼夫斯基大街景象。饭馆还是开门营业，但大家宁愿在里面后房吃饭。中午彼得·保罗堡垒墙头上的大炮，同平时一般报午，那里现在是布尔什维克派占据着。墙上和篱上贴满了布告劝告市民谨防暴动。但已有其他的布告出来宣布暴动胜利了。没有工夫张贴这种布告，只好用几辆汽车来分发。布告刚刚从印刷所拿出来。还有新鲜的油墨气味，正如事变本身一般新鲜。几队赤卫队从各区出来。工人携着枪，刺刀高举在他们的帽子之上，子弹带束着他们的平装大衣，——这个景象是同10月25日分不开的。武装的工人，小心地，尚在难为情地，在他们夺取过来的首都城里维持秩序。街道的安静令人放心。居民开始从家里走出来。黄昏时，有人看出甚至比前几日更安心些。固然，在政府机关和公共事业中，工作已经停止了；可是好多商店仍旧开门，有些关了门，但宁可说是为了谨慎而非为了需要。暴动么？暴动是这样么？仅仅是十月卫兵代替了二月卫兵而已。晚上，尼夫斯基大街上行人比平时还更多些，这些群众给布尔什维克派以三日限期。巴夫洛夫斯基团士兵，巡逻时，虽然有装甲汽车保护，且带了高射炮，已经不能惹人惊惶了。固然冬宫周围发生了一些严重事情，那里不许人众经过，但全部暴动不可能统统集中在宫殿广场上吧。一个美国新闻记者看见一些老头子，穿着豪华的大衣，举起戴手套的拳头去威吓巴夫洛夫斯团士兵，又有些时髦女人向士兵辱骂。“士兵们含着不自然的笑容，很少回答他们。”士兵们看见这条华丽的尼夫斯基夫街头显然有点眼花缭乱了，此时这条大街尚未改名为十月二十五日大街。克罗德·安涅，法国政府派到彼得格勒来的记者，诚心地惊讶得很：这些蠢笨的俄国人竟未依照旧书上说的方法去作革命。“城里是安静的！”安涅打电话探听消息，接见宾客，自己又从寓所走出门来。那些士兵，在摩衣卡街拦阻他的去路的，秩序很好，“同旧政制底下一般”。在百万大街上，好多巡逻士兵。没有一响枪声。冬宫大广场，在这中午时分，还是差不多没有人的。穆尔街和尼夫斯基大街上，有巡逻兵。士兵步伐很整齐，穿的衣服是无可非议的。骤然一看，这些无疑是政府军。在马林斯基广场上，安涅想走进预备国会去，但陆军和水兵阻止了他，“固然是很客气的”。通到马林斯基宫的二条街，汽车和货车阻塞起来。此处也有一辆装甲汽车。这一切都是服从斯摩尼命令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派出军队巡逻全城，设下守卫岗位，解散预备国会，成了首都的主人，它在首都建立的秩序是“自从革命开始以来未曾见过的”。晚上，看门女人来告诉法国房客，说苏维埃司令部已经通知了几个电话号码，无论何时遇有强徒攻击或可疑检查，都可以打电话到那里去请示武装力量来救援。“事实上，我们从未曾像此时这样好受人保护着的。”下午二点三十五分钟——外国记者们看看他们的表，俄国人是没有表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开紧急会议，由托洛茨基宣布开会，托洛茨基以革命军事委员会之名宣布：临时政府已经不存在了。“人家对我们说过，暴动将使革命溺死于血流之中，……然而我们未见一个牺牲者。”历史上未曾见过这样一个革命运动，有如此这多的群众参加，而流血如此之少的。“冬宫尚未曾夺取来，但它的命运几分钟之内就可以解决了。”接续下去的12个钟头将证明这个预言是太乐观了。托洛茨基报告：人们从前线调些队伍来攻击彼得格勒，必须立刻派苏维埃特派员到前线和外省去，报知那已成就的暴动。人数不多的右派叫喊道：“你们预定了苏维埃大会的意志。”报告者回答道：“大会的意志，事先由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大暴动事实预定出来了。现在我们应当做的只有扩展我们的胜利。”列宁从他的隐藏处出来，第一次在公众面前说话。他简单地列举革命的纲领：破坏旧的国家机构，依靠苏维埃创立一个新的政府制度，依靠其他国家革命运动设法立刻终止战争，取消贵族地主财产权以此取得农民信任，实行工人监督生产。他说：“第三次俄罗斯革命结果必然达到社会主义的胜利。”[1]Masaryk（1850—1930）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任总统，有名的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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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暴动艺术<<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下）>>第六章暴动艺术同战争一般，革命也不是人们情愿干的。不过有不同之点，这就是：战争时有决定意义的作用是强迫；至于革命时，则没有强迫，除非是环境所迫。没有其他道路可走之时才发生革命。暴动立于革命之上，如同众山的最高峰，是不可以任意激成的，正如整个革命不可以任意激成一般。群众在决心作一最后冲击以前，要进进退退好多次。阴谋之与暴动对立，通常总被比做少数人的有意行动与多数人的自发运动的对立。事实上，一个胜利的暴动，只能是这样一个阶级的事业，这个阶级是注定做全民族领导者的；暴动以其历史意义及其方法，深深有别于一个躲在群众背后的阴谋者政变。在阶级社会里，本有不少的矛盾，足够用来在夹缝中进行一个阴谋。然而历史的经验证明了，社会亦须有相当的病态，如在西班牙，葡萄牙，南美洲诸国，阴谋政策才经常有活动余地。阴谋就其纯粹的形态说，即使胜利，也只能以同一统治阶级中此派去代替彼派执掌政权，或甚至仅仅变换了当权的人物。一个社会政制之战胜另一个社会政制，在历史上，必须经过群众暴动才能做到的。周期性的阴谋往往只是表现社会衰颓和停滞，反之，民众暴动则一般是前期迅速发展打破了全国旧均衡的结果。南美洲诸共和国那种缠绵不休的“革命”，与不断革命毫无共同之点，反而是——在某种意义之下——与不断革命背道而驰的。但以上所说，并非表示：民众暴动和阴谋，无论在什么状况之下，都是互相排斥的。暴动之中差不多都含有某种阴谋因素，或多或少。就历史方面说，为革命发展的某一阶段所决定的群众暴动，从来未曾是纯然自发的。暴动之爆发，即使对于大多数参加者，是出乎意外之事，但也是由那些思想培植起来的，暴动群众在此思想之中看到了生存困难的一条出路。但群众暴动是可以预见的和预备的。它可以预先组织起来的。在此情形之下，阴谋是隶属于暴动替暴动服务，便利其进行，促成其胜利。革命运动的政治水平愈高，革命领导的态度愈严肃，——则民众暴动之中阴谋所占的位置亦愈大。必须确切明白暴动和阴谋之间的关系，无论是相反的关系或相成的关系——尤其因为“阴谋”一词，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之中，表面上含有矛盾的意义：有时指少数人起意进行一个独立的行动而言，有时又指少数人替多数人准备暴动而言。历史固然证明了，民众暴动在某些条件之下无需阴谋可以胜利的。一个暴动，由于普遍的愤怒，散漫的抗议，示威，罢工，街头冲突而“自发地”爆发出来，可以牵引一部分军队参加，麻痹敌人的力量而推翻旧政权。在相当意义之下，俄国1917年二月就是这样的。1918年秋天，德国和奥匈革命的发展，也差不多是这个情形。在这几个事变中，都没有深深渗透了暴动利益和目的的政党来领导暴动者，所以胜利之后政权必然落入于那些政党手里，它们本来反对暴动，直至于最后的顷刻。推翻旧政权，——这是一回事。把政权拿在手里，——这又是一回事。资产阶级在革命之中可以拿到政权，——并非因为它是革命的。而是因为它是资产阶级：它手里操有财产，教育，出版，无数据点，机关体系。无产阶级就不然：无产阶级本性上没有任何社会特权，暴动起来只能依靠它的人数，它的团结，它的干部，它的总参谋部。铁工不能光手拿着那个烧成白热的铁，同样无产阶级也不能光手拿着政权：它需要一个适合于执掌政权的组织。在配合群众暴动和阴谋时候，在阴谋隶属于暴动时候，在经过阴谋来组织暴动时候，这中间就藏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为“暴动艺术”的东西，——这是革命政策中复杂而负重大责任的部门。要做这个部门工作，就必须有个正确的领导，有个能随条件变化而巧妙转向的手段，有个深思熟虑的进攻计划，技术准备时需要谨慎，进行打击时需要果敢。历史家和政治家，习惯上把那种群众运动称为自发的暴动，当时群众为共同仇视旧制度而结合起来，没有明白的目标，没有精密的斗争手段，没有自觉的引到胜利的领导机关。这种自发的暴动，得到了御用的历史家，至少民主派历史家，所宽容，他们视之如不可避免的灾祸，其责任应归制度担负的。这个宽容的真正原因，乃在于“自发的”暴动不能超出于资产阶级政制范围之外。社会民主党走的也是这条道路：它并不否认一般的革命，那成为社会灾祸的革命，正如它并不否认地震，火山爆发，日月蚀和黑死病瘟疫。他所否认的，譬如“布朗基主义”或——更坏些——布尔什维克主义，——乃是自觉的准备革命，乃是计划，乃是阴谋。换一句话说，社会民主党愿意核准——固然是事后核准——那交付政权于资产阶级之手的革命，却同时毫不通融地攻击那些独能转移政权于无产阶级之手的方法。在这种虚假的客观性遮盖之下，隐藏着保卫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政策。奥古斯特·布朗基参加过或亲见过好多次暴动，他观察了和默想了这些暴动的失败而归纳出几条策略上的规则，若不遵守这些规则，暴动的胜利就是极端困难的，即使不是不可能的。布朗基要求于适宜时候创立正规的革命军队，集中其指挥权，好好配备军火，精密布置各处障碍物，确定地构造这些障碍物，而且要有系统地，而非随意应急地保卫着它们。所有这些规则是从暴动的军事任务之中产生出来的，当然不可避免地要随社会条件和军事技术变更而变更。但就其本身说，这些规则绝不是什么“布朗基主义”，绝不是一般人观念中的“布朗基主义”，——即近于盲动主义，[1]或革命的冒险主义。暴动是一种艺术。同所有艺术一样，暴动也有其法则。布朗基的规则乃是一种革命军事现实主义的要求。布朗基的错误并不在于他的正定理，而在于他的逆定理。布朗基从策略上无能力，必使暴动归于失败这个事实出发，便推论说：如果遵守暴动策略的规则，本身就可以保证胜利的。惟有从此出发，才有理由将布朗基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阴谋并不能代替暴动。无产阶级中积极的少数人，无论如何有好组织，总不能将全国总局势置诸不顾而夺取政权：在这点上，布朗基主义是受了历史惩罚的。但仅仅在这点上而已。那个正定理仍旧保持其全部力量。为了夺取政权，无产阶级仅用自发的暴动，还是不够的，必须有个合适的组织，有个计划，有个阴谋。列宁便是如此提出问题。恩格斯对障碍物迷信的批评和反对，乃是就一般技术以及军事技术之发展上立论。布朗基主义的暴动策略，适合于旧巴黎性质，当时巴黎无产阶级半属手工业工人性质，街道窄狭，路易·菲力浦[2]的军事制度又很腐败。原则上，布朗基主义的错误在于混同了革命和暴动，至于它的技术上的错误则在于混同了暴动和障碍物战争。马克思主义批评就是对此两错误而发的。恩格斯同意于布朗基主义，认为暴动是一种艺术，但同时指出了，不仅在革命之中暴动占次等位置，而且在暴动之中障碍物的作用是一天比一天更不重要了。恩格斯的批评，与那为了纯粹议会主义而放弃革命手段，毫无共同之点，——但德国社会民主党那些俗物，当时依靠霍亨索伦皇朝出版检查之帮助，就是企图那般解释的。在恩格斯看来，障碍物问题始终是关于暴动中诸技术原素之一的问题。可是改良主义者图谋从那否认障碍物有决定意义而推论出一般革命暴力的没有作用。这好像是根据战壕在未来战争中或将减少重要性为理由，而推论出军国主义要崩溃了一般。有一种组织，无产阶级拿来，不仅可以推翻旧制度，而且可以代替旧制度，——这就是苏维埃。后来成为历史经验的一种事情，在十月暴动以前不过是一种理论的预断而已，——这预断固然是以1905年初步经验为根据的。苏维埃是群众准备暴动的机关，是进行暴动的机关，又是胜利后政权的机关。然而苏维埃以其本身并不能解决问题。依照纲领和领导，苏维埃可以有种种不同的作用。纲领是政党给予苏维埃的。如果苏维埃在革命情况之下——革命以外苏维埃一般是不能存在的——包含了整个阶级，除了完全落后的消极的或颓丧的分子；那么革命党就是阶级的头脑。夺取政权问题，惟有依靠党和苏维埃相配合才能解决的，——或者党和那些多少与苏维埃相等的其他群众组织相配合。苏维埃有了一个革命党为其先导，就自觉地和及时地趋向于夺取政权。苏维埃随顺于政治局势和群众情绪的变化，以此准备下暴动的行动据点，用统一计划将各种突击队伍联系起来，预先定好进攻和最后冲锋的计划；——这正是表示输入有组织的阴谋于群众暴动之中。布尔什维克派，不止一次，而且在十月暴动以前好久，就必须驳斥他们的敌人对于他们的控告：敌人们诬他们在进行阴谋诡计，骂他们为布朗基主义者。可是没有一个人同列宁一样如此不可和解地攻击纯粹的阴谋。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者，不止一次庇护了社会革命党人对付帝制政府官吏的个人恐怖策略，而抵抗布尔什维克派的无情批评；布尔什维克派拿群众暴动路线来对抗知识分子的冒险性的个人主义。但列宁一面排斥各种布朗基主义和无政府行动，一面又一分钟也不肯低首于群众的“神圣的”自发力。他比别人都更早些和更深刻些思考了革命的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中间的关系，自发运动和党的政策中间的关系，人民群众和前进阶级中间的关系，无产阶级和它的前锋队中间的关系，苏维埃和党中间的关系，暴动和阴谋中间的关系。但如果暴动真是不可任意激起的，同时为要胜利又是必须及时加以组织的，那么在革命的领导者之前就提出了如何恰切诊断的问题：必须于适当的时机发觉出那正在增长的暴动，庶几能以阴谋补充之。助产婆干涉生产，这个譬喻虽然常常给人滥用了，仍是一个最生动的譬喻，说明自发的过程之中突来一个有意识的干涉。赫尔岑[3]有一次骂他的朋友巴枯宁，说巴枯宁在革命运动中老是拿第二个月胎期当作第九个月的。赫尔岑自己则宁愿在第九个月否认有胎的。在1917年二月间，生产日期问题简直没有人提出来，所以暴动之爆发是如此“出人意外的”而又无集中的领导。但正为此故，政权才没有入于那些成就暴动者的手里，而入于那些阻遏此暴动者手里呀。第二次暴动就是完全不同的了：那是布尔什维克党自觉地准备起来的。抓住适当的时机而发出进攻的信号这个任务，遂落于布尔什维克派干部头上。“时机”一词不可过于拘泥，以为是确定的一日和确定的一点钟：即使是生产，自然界也给予了颇大的时间期限，期限的上下不仅与助产婆行手术有关，且与遗产继承之判决有关。有个时候，激起一个暴动之企图必然表现是过早的，未成熟的，必然引致革命的流产；又有个时候，顺利的局势已经必须认为无可挽救的消逝了；——在这两个时候中间就存在着一种革命时期，也许是几个星期，也许是几个月，在此时期之中，暴动可以进行而具有或多或少的成功机运。辨别这个相当短的时期，而且在其中确定一个时机，某日某点钟，来施行致命的打击，——这对于革命的领导者方面是责任最重的任务呀。我们很可以称此任务为关键任务，因为它联系了革命政策和暴动技术。暴动同战争一般都是政治的继续，不过以其他手段行之而已，——这一点本是大家知道的。直觉和经验，对于革命领导都是必要的，正如对于有创造性活动的其他所有部门一般。但还不够用。江湖术士的艺术也是依靠于直觉和经验上面，且也有相当成功。然而江湖政客的艺术只能用于那受习惯支配的时期，历史大转变时期则不宽假江湖政客的办法。经验即使是受直觉启发了的，在此时期就不够用，必须有个综合的学理，笼括诸历史主导力量的相互影响；必须有个唯物的方法能在政纲和口号的常变的影子背后现出社会真形的实在动作。革命的根本前提就在于现存的社会制度无法解决全国发展的迫切问题。然而必须社会组成之中有个新阶级能够领率全国人民去解决历史提出的问题，然后才能发生革命。革命的准备过程就在于使得经济矛盾和阶级矛盾中所含有的客观任务能够钻入于活生生的人群意识之中，改变这个意识，造成政治势力的新关系。统治阶级由于实际上无法替国家找出路之结果，逐丧失了自信心；旧的政党解体了，各派各系之间发生激烈的斗争；人们寄托其希望于奇迹，或行奇迹者。这一切成了暴动诸政治前提之一，是消极的，却非常重要。深恶痛恨现存制度，决心以最英勇的努力，不惜牺牲，牵引全国走上兴盛道路，——这便是革命阶级的政治新意识，构成了暴动的主要的积极前提。两个主要营垒，大私产者阶级和无产阶级，并不曾包括全国人民。这二个营垒之间有好几层广大的小资产分子，由经济和政治的三棱镜反映出种种颜色。这些是中间层的怨望，他们对于统治阶级政策的幻灭，他们的不耐烦和气愤，他们的决心拥护无产阶级的勇敢革命的创意力，——这就是构成了暴动的第三个政治前提，一部分是消极的，因为它使得小资产阶级上层守中立，一部分是积极的，因为它推动小资产阶级下层去同工人手携着手直接斗争。这几个前提之间的相互决定，是显而易见的：无产阶级行动愈坚决，愈有自信心，则愈能够牵引中间层分子，则统治阶级就愈孤立，愈颓丧。另一方面，统治者的解体，也在革命阶级的水磨中添注了水力。无产阶级要有不可缺少的自信心去从事暴动，则必须面前发现一个明白的前途，有可能在行动中证验势力关系的变化于它有利，又觉得上头有个远见的，坚定而又可靠的领导。这就引我们到了夺取政权的最后前提；所谓“最后”者，是就列举次序而言，非就重要性而言，这就是革命党。它是革命阶级之中密切联合的和经过锻炼的先锋队。感谢国内的和国际的历史条件之有利的配合；俄国无产阶级头上遂有一个党，异乎寻常地具有明了的政治意识和坚强的革命气魄：正为此故，一个年轻而人数又不多的阶级才能履行这样一个前所未闻的伟大的历史任务。一般如历史所证明的——巴黎公社，1918年德奥革命，匈牙利和巴伐利亚苏维埃，1919年意大利革命，1923年德国危机，1925－1927年中国革命，1931年西班牙革命——各种条件构成的锁链中最薄弱的一环就是党：对于工人阶级最困难的就是创立一个革命组织能够担负其历史任务。在那些最古老的和最开化的国家中，有种种强大力量在进行着减弱和分解革命的先锋队。这工作中一个重大部分，就是社会民主党的反“布朗基主义”的斗争，——这里所谓“布朗基主义”，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精粹。社会和政治大危机虽然数见不鲜，但一个胜利而稳定的无产阶级暴动，其一切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会合，自有历史至今仅见一次：1917年10月，在俄罗斯。一个革命局势不是永久存在的。暴动的一切前提之中最不稳定的是小资产阶级情绪。在全国危机时候，小资产者跟在那个阶级背后走，这个阶级不仅以言论而且以行动取得小资产者信任。小资产者能够爆发行动的热情，甚至革命的发昏，但没有坚忍心，失败时候容易丧失勇气，热烈的希望顿归幻灭。正为小资产阶级情绪变动的剧烈和迅速，每个革命局势才会如此不稳定的。无产阶级党如果不够坚决，不能及时地转变民众的等待和希望为一种革命的行动，则进潮不久就要被退潮所代替：中间诸层将从革命移开眼睛，而到相反的营垒找寻救主去。进潮时候，无产阶级牵着小资产阶级走；同样，退潮时候，小资产阶级也牵着无产阶级的大部分走。这便是战后欧洲政治发展上共产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潮流的辩证法。马克思曾有一个警句说：“任何制度，未曾耗竭其一切可能性以前，是不会退出舞台的。”孟什维克派图谋利用此警句，来否认在落后的俄国可以进行无产阶级的专政斗争，因为资本主义在俄国远未曾完全耗竭了。这样推论含有二个错误，每个都是致命的错误。资本主义不是一国的制度，而是世界的制度。帝国主义战争及其后果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已经耗竭了。俄国革命就是世界资本主义制度中最弱的一环的破裂。但孟什维克派这个见解，从一国观点来看，也是错误的。若是抱持经济的抽象化观念，固然可以说资本主义在俄国尚未耗竭其可能性。但经济过程不是在以太真空之中发生的，乃是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之中发生的。资本主义不是一个抽象物：这是阶级关系的一个活生生系统，首先需要一个国家政权。俄国资本主义在帝制保护下形成起来，而帝制已经耗竭可能性了，——这一点，孟什维克派并不否认的。二月革命企图建立一个中间性的国家制度。我们一步一步追随着这个政制的历史：在八个月中间，这个政制完全耗竭了。在此条件之下，什么样的国家制度能够保证俄国资本主义往后发展呢？“资产阶级共和国，只能得到温和派社会主义者来拥护，他们没有群众基础，……这个政制是不能维持的。其中整个内容都已腐蚀了，惟有皮壳存在。”这个正确的判断是出于米留可夫手笔。照他的意见，这个腐蚀了的政体的命运，必然同于俄国帝制的命运：“二者都曾替革命准备基础，而到了革命时候二者也都得不到一个人拥护。”从七、八月间以来，米留可夫就认为时局只有二条出路：不是科尔尼洛夫便是列宁。但科尔尼洛夫已经尝试过了，结果是悲惨的失败。无论如何克伦斯基政制再没有存在余地了。苏汉诺夫证明道：无论当时人情绪如何千差万别，“这中间，仇恨克伦斯基政制是一致的。”俄国帝制，最后连上层贵族，甚至那些大公，都认为不能存在下去的；同样，克伦斯基政府那时也被直接发起人，也被妥协派上层那些“大公”所厌弃了。在这普遍的怨望之中，在这各阶级的剧烈的政治病态里面，就含有一个重要的征兆，表明革命局势已臻于成熟。一个大疮要破裂之前，人的每一筋肉，每一神经，每一纤维，都是不可忍受地紧张着的。布尔什维克派七月大会的决议案，警告工人避免未成熟的冲突，同时又指出那时应当接受斗争，“倘若全国危机和群众骚乱，造成了有利条件，使得城市和农村穷苦人民走到工人方面来时候。”这个时候，九、十两个月间已经到来了。从此暴动已有成功希望了，因为可以依赖于真正的多数民众了。这话，自然不应当形式上去了解。如果为了暴动问题，预先公开举行一次调查，则结果一定是非常之矛盾和摇动的。内心决定拥护暴动，和事先明白暴动必要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此外，答话，与问题提出形式，与主持调查机关，简言之即与当权的阶级，又有很大关系。民主方法有其极限。我们可以征求一列火车中所有旅客的意见，关于哪种形式的车辆是他们最喜欢的；但火车就要出轨了，我们不能征求所有旅客的意见：是否要把发动机制住。如果灵巧而及时的保障了安全，则一定可以获得旅客们赞成的。议会方法征求民意，每次都是同时征求的；然而在革命时期，各层民众之达到一致结论，必然前后不齐，有时虽然相隔时间不久。前锋队已经急不可耐了，落后的各层才开始站立起来。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所有的群众组织都在布尔什维克派领导之下；在坦波夫省，那里共有三百多万人口，即比两首都人口合起来稍微少了一点，那里直至十月暴动前不久，省苏维埃之中才有布尔什维克派党团产生。客观发展的逻辑，并非每日都与群众思想的逻辑相一致。事变进程之中，一个重大的实际问题提出来的，必须立刻裁决时候，绝不容许普遍征求民意。各层民众间水平和情绪之差异可以拿行动来克服的：前锋队拖引动摇者前进而使反抗者孤立。所谓多数，不是计算得来的，乃是争取得来的，到了惟有直接行动才能走出矛盾时候，暴动就兴起来了。农民，在他们对贵族地主的战争之中自己做不出来什么必需的政治结论来，但是土地暴动事实就预先使得农民来赞助城市暴动，号召之，要求之。农民不是拿白选票表示他们的意志，而是拿“红公鸡”（放火）表示他们的意志：这是更认真的民意表示。在非有农民赞助不能建立苏维埃专政的界限之内，农民赞助已经有了。列宁回答那些动摇者说：“这个专政将拿土地给农民，拿当地全部政权给农民委员会，如此除非是疯子才会怀疑农民不赞助这个专政的。”士兵，农民，被压迫民族等，在雪片般飞舞的选举票之中要能认识布尔什维克派事业，就必须布尔什维克派夺取政权。是什么势力关系，允许无产阶级去夺取政权呢？后来列宁解释十月暴动时说道：“在一个决胜负时机，一个决胜负要点，必须有一个压倒敌人的优势力量；这本是军事成功的法则，但也是政治成功的法则，尤其在这被称为革命的激烈的沸腾的阶级战争时候。两首都或一般工商业大中心，……决定了全国政治命运的一大部分，——自然在这条件之下，即这些中心是得到地方的农村的充足力量支持的，即使这支持不是立刻到来的。”列宁便是以这种动态的意义来论所谓民众多数。而这就是所谓多数的唯一真实的意义。那些民主派自己安慰说：跟随布尔什维克派走的民众，不过是些原料，是历史所用的陶土，制陶工人仍旧是他们那班与有教养的资产者合作的民主派。孟什维克派报纸问道：“那些人没有看见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卫戍军从来未曾像现在这般离开其他所有社会阶层而孤立么？”无产阶级和卫戍军的不幸，就在于他们是离开了那些要被他们夺去政权的阶级而“孤立”的。果然可以认真依赖于外省和前线那些无知群众的同情和赞助么？苏汉诺夫很藐视人地写道：他们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不是别的，只是仇视合作政府和贪求土地与和平而已。”好像这还不够！仇视合作政府，就是表明努力要从资产阶级那里夺取政权。贪求土地与和平，就是一个伟大的政纲，农民和士兵准备在工人领导之下实行的。民主派以及其中最左的分子，他们的无能就是由于他们以“有教养的”怀疑者资格不信任那些无知群众，——群众把握现象大体，并不理会其琐细和微妙之处。一种知识者假贵族的鄙视民众的态度，与布尔什维克主义无缘，违反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本性。布尔什维克派不是四体不勤的书生，不是书斋内的人民之友，不是迂夫子。他们并不害怕那些第一次出现于舞台上的落后的阶层。布尔什维克派将民众视为过去历史所造就的，视为注定要完成革命的。布尔什维克派认为他们的使命乃是站在这些民众的前列而领导之。除了布尔什维克派之外，“所有的人”都反对暴动。但布尔什维克派就是民众。十月暴动的根本的政治力量在于无产阶级身上，彼得格勒工人又在无产阶级之中占据第一个位置。另一方面，维包格区又是首都的前锋。暴动计划选取这个根本的无产阶级市区为发展进攻的出发点。各种色彩的妥协派，从马尔托夫起，暴动之后都企图把布尔什维克主义说成为一种简单士兵倾向。欧洲社会民主党很欢迎这个理论。于是人们闭起了眼睛不看根本的历史事实，这就是：无产阶级是首先站在布尔什维克派方面的；彼得格勒工人指示全国工人以道路；卫戍军和前线军队更长久继续拥护妥协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派在苏维埃制度之中给予士兵以种种特权而牺牲工人，反对工人武装，唆使士兵反对工人；惟有在工人影响之下军队情绪才发生转变；在决胜负时候，士兵的领导权是操在工人手里的；最后，一年之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学着俄国同道榜样，依赖士兵来反对工人。秋天时，右派妥协派已经全无可能在工厂和兵营说话了。但左派还图谋说服群众：暴动是疯狂。马尔托夫曾于七月间与反革命攻势作战过，因之寻得一条小路退到群众意识去；他现在又来做一件无成功希望的事业了。10月14日，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席上，他自己承认说：“我们不敢担保布尔什维克派肯听我们说话。”然而他认为有警告“群众”之责。可是群众要的是行动，而非道德教训。他们即使相当耐烦地肯听有名的警告者说话，但据姆斯迪斯拉夫斯基供认，“他们仍是依照自己的方式去思想，如以前一般的。”苏汉诺夫说起在某日蒙蒙细雨底下，他努力去说服普地洛夫工厂工人，告诉他们无需暴动就可以解决问题。不耐烦的声音打断他的话。人家听他二三分钟，又打断他的话。“经过几次尝试之后，我只好罢手了。这没用处，……细雨渐渐湿透我们。”在十月间不很佳妙的天气之下，可怜的民主左派，如他们所自白的，都像落水的公鸡了。反对暴动者之中“左派”爱用的政治理由——布尔什维克派里面也有人用这个理由——乃是指出：下层并没有战斗热情。10月11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写道：“劳动者和士兵群众的情绪，甚至于不及7月3日以前。”这话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彼得格勒无产阶级之中，由于等待得太长久原故，发生了某种烦闷情绪。人家甚至对布尔什维克派也绝望了：他们也是要骗人的么？10月16日，拉希亚——彼得格勒最有奋斗精神的布尔什维克之一，原是芬兰人——在中央委员会开会时说：“我们的口号显然已开始变为陈腐了，因为已有人怀疑我们是否要做我们所号召的事情。”然而因等待而起的烦闷，虽然好像是厌倦，但作战信号一发下来立刻就消失了的。凡暴动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拉拢军队。这工作主要是依靠总罢工，群众示威，街道冲突和障碍物战争等来做的。十月革命的特异点，从来未曾看见到如此地步的，就是在于：感谢环境的巧合，无产阶级前锋队在暴动未曾开始以前就把首都的卫戍军拉到自己方面来了：不仅拉过来，而且用卫戍军会议这个组织来巩固这个胜利品。十月暴动的内情是不能理解的，倘若没有完全明白：最重要的和最难预料的暴动任务，根本上，在彼得格勒，于武装斗争开始以前就已解决了。然而这并不是说暴动已变为多余的了。不错，卫戍军绝大多数站到工人方面来；但其中少数还是反对工人，反对暴动，反对布尔什维克派。这少数人是军队中最精锐的部分组成的：军官，军官学生，突击队，也许还有哥萨克骑兵队。不能用政治手段征服这些分子，必须战胜他们，历史上称为十月暴动的，其任务的最后部分便如此具有一种纯粹军事的性质，最后阶段之解决必须依靠步枪，刺刀，机关枪，甚至大炮的，布尔什维克党就是领率着走这条道路。准备冲突的是些什么军事力量呢？主持社会革命党军事工作的波里斯·索可洛夫说起暴动之前那个时候，“各党派在军队之中的一切组织，除了布尔什维克派的以外，都瓦解了，环境也绝不利于新的组织。士兵的情绪决然是倾向于布尔什维克派的，但士兵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是消极的，士兵绝无意义拿起武器积极动作。”索可洛夫没有忘记添加几句：“只消有一两团人，绝对可靠的和具有战斗力的，就可以使整个卫戍军慑然服从。”是的，所有的人，从帝制将军以至于“社会主义”知识分子，都只缺少“一两团人”来扑灭无产阶级革命。但说卫戍军广大多数深恶痛恨政府，却不能站在布尔什维克派方面作战，——这确是实情。其原因乃在军队中旧的军事机构和新的政治机构确然决裂了。军队战斗力的脊柱是指挥部。指挥部反对布尔什维克派。军队的政治脊柱是布尔什维克派。但布尔什维克派不仅不晓得指挥军队作战，大多数情形下还不晓得开枪哩。士兵群众成分不齐。积极的，有战斗精神的分子，总占少数，大多数士兵，同情于布尔什维克派，投他们的票选举他们，但也坐等他们解决问题。兵队中仇视布尔什维克派分子数量太少了，不敢发起什么动作。如此，卫戍军的政治情况是非常有利于暴动的，但从战斗观点来看，则卫戍军并无重大助力，——这是可以预想而知的。然而断不可因此将卫戍军排除于军事行动计划之外。几千个士兵决心站在革命方面作战的，是散布于更消极的士兵群众中间，正为如此就能够或多或少拖着群众前进。有些部分，成分更好的，则保持着纪律和作战能力。即使在瓦解的部队之中也有坚强的革命核心存在。在后备军第六营共有一万人左右，共分五连，第一连总是与众不同的，差不多从革命开始就被人指为布尔什维克派，这一连人在十月那几日打得很好。一般说，卫戍军各团，不以团资格存在了，指挥部机构散乱了，不能从事于较长久的军事动作；但这总是武装的人群，其中大多数也曾经过战阵。所有的部队都被同一情绪联系着：赶紧推翻克伦斯基，回家去，进行土地改革。如此，十月起义的日子里，已经完全涣散的首都卫戍区部队注定再次手持武器团结一心。那是他们四散回家前的最后亮相。从军事观点看，彼得格勒工人构成了什么力量呢？这就是提出赤卫队问题。现在是比较详细说说赤卫队的时候了：以后几天，赤卫队就要走上历史大舞台。由于1905年的传统，二月革命一开始工人自卫队就复活了；复活以后也就分担二月革命的命运。科尔尼洛夫那时是彼得格勒军区司令，他声明军械库在推翻帝制那几日中共丧失了三万只手枪和四万只长枪。此外，因警察缴械和军队同情而落于民间之手的枪械也不在少数。政府要求归还军火时没有人答应。革命教训人认识一只枪的价值。然而有组织的工人只得到这批失落的军火的很小部分。最初四个月间，暴动问题简直没有向工人提出来。民主的双权政制，使布尔什维克派有可能在苏维埃中征取多数。工人自卫队是民主警察之中一个成分。但这一切是形式的过于实质的。一只枪拿在工人手里，其历史意义是不同于拿在学生手里的。工人手里有枪这个事实，一开始就令有财产的阶级惊慌起来，因为如此一来，势力关系就急剧改变了，有利于工人。在彼得格勒，国家机关得到中央执行委员会拥护，开始时无疑是一个权力，工人自卫队那时还不如此令人害怕的。但在外省工业区，则工人自卫队的增强，就是表示改变一切关系，不仅产业内部的关系，而且产业外围的关系。武装的工人，革除了经理和工程师，有时还把他们扣押起来，往往由工厂大会决议，拿工厂的钱来供赤卫队开销。在富于1905年游击斗争传统的乌拉尔地方，工人自卫队在老战士指挥之下维持秩序。武装工人差不多不知不觉的清除了官方政权，而代之以苏维埃机关。工厂主和管理人实行的怠工，使工人负起了保护产业的责任，如机器，货栈，煤和原料的储藏。反串了角色：工人紧握着枪，来保护工厂，认为工厂是他们的力量的源泉。如此，工人专政原素，在整个无产阶级未曾夺得政权以前，就确立于产业和工人区之中了。妥协派总是反映业主的恐惧心，他们拼命地反对首都工人武装，务使之减少至极低限度。据弥尼乔夫说，那瓦区共有“15只左右长枪和几把手枪”。在此时候，城中盛行劫掠及暴力。各方面传播惊人的谣言，预告将有新变乱发生。七月示威前不久，大家以为工人区要被放火烧了。工人寻觅军器，到处敲门，甚至打破门进去。普地洛夫工厂工人从7月3日示威获得了胜利品：一架机关枪和五箱机关枪弹。“我们快活得同小孩子一般，”——弥尼乔夫说。有些工厂武装得更好些。据里乞可夫说，他的工厂的工人共有80只长枪和20把大手枪。一堆珍宝！他们又从赤卫队司令部得到两架机关枪：一架安在食堂，一架安在顶楼。里乞可夫说：“我们的队长是考采罗夫斯基，他的最亲密的助手是托姆恰克和耶非莫夫，前者于十月暴动中在皇村附近被白卫军杀死了，后者则在阎堡附近被白党强盗所枪毙。”这简单的几行字，足够令我们轻轻一瞥工厂内情，那里形成了十月革命和未来红军的干部，那些托姆恰克，那些耶非莫夫，那些成百成千的无名工人，就是在那里甄拔出来，养成指挥习惯，锻炼自己的气魄，后来，得到了政权，他们又奋勇去保卫这个政权，以至于死在战场里面。七月事变立刻改变了赤卫队地位。人们已经公开解除工人武装了，不是用劝说手段，而是行使暴力。但工人大多把些破铜烂铁缴出来当作枪械。凡是有价值的东西都小心埋藏着。长枪分发给最可靠的党员。机关枪则涂了油埋在地下。赤卫队转入地下，紧密拥护布尔什维克派。工人武装工作，起初是党的工厂支部和区委员会担任的。布尔什维克派军事委员会以前只在卫戍军和前线方面做工作，经过七月压迫再抬起头来之后，才第一次注意于组织赤卫队的工作，供给工人以军事教练，有时还拿枪械给工人。党指示的武装暴动前途，渐渐使得先进工人对于赤卫队怀抱一种新观念。这已经不是维持工厂和工人区治安的警察了，这是未来暴动军的干部。八月间，工厂被人放火的事情渐渐多了。每逢有危机要发生时候，集体的意识都要起了一次震动，激发一阵惊惶的波涛。工厂委员会紧张地工作，为了保护工厂免受危害。藏着的枪又拿出来了。科尔尼洛夫的暴动，确定地使赤卫队成为合法的组织。约有二万五千人报名加入赤卫队，领有步枪，一部分还有机关枪，但自然不是每人都有武装的。工人从希吕塞尔堡火药厂，由尼瓦河，运来一满船的手榴弹和炸药：为了反对科尔尼洛夫！妥协派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拒绝这宗“希腊人的礼物”[4]。维包格区赤卫队就在夜间拿这危险的礼物在全区分发了。工人斯可林科说道：“学习使用枪械法，以前是在房子里面做的，现在则在露天之下，在公园里和马路上举行了。”工人辣启托夫在回忆录中说道：“工厂变成了兵营。工人一面做工，一面挂着背囊，倚着步枪。”不久之后，那个制造炮弹的工厂，所有的人都报名加入赤卫队了，除了老社会革命党人和老孟什维克派。汽笛一叫，所有的人都在院子里排队，操练。“生胡子的工人和小学徒，站在一排，都小心听着教练说话，……”正当帝制旧军队趋于解体之时，在工厂里就立下了未来红军的基础。科尔尼洛夫的危险一经过去，妥协派就食言而肥：普地洛夫工厂共三万工人，只发了三百只枪。不久，完全不发枪了：现在危险不是从右边来了，而是从左边来；人家赶紧寻求保护，不是求无产阶级保护，而是求军官生保护。没有了眼前的直接目的，武器又不够，引起了工人纷纷退出赤卫队。但这不过是很短期间的事情。根本的干部已来得及在每个工厂团结起来了。赤卫队各队之间建立了巩固的联系。中心干部由于经验知道了他们有后备队，危险时候一到，立刻可以动员起来的。苏维埃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之后，赤卫队的地位又根本改变了：以前是被迫害的或勉强被宽容的，如今则成了苏维埃的一个正式机关，——苏维埃已经伸手要拿政权了。工人往往自己寻得武器，所求于苏维埃的不过一纸准许书而已。九月底以后，尤其10月10日以后，暴动准备公开提出于议事日程。暴动以前一个月，彼得格勒几十个工厂都在加紧操练，主要是练习开枪。十月中旬，使用武器的兴趣更加提高了。有些工厂，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加入了赤卫队。工人渐渐更迫切地向苏维埃要求枪械。但枪械比伸出来的手少得多多。工程师高子明说道：“我天天到斯摩尼学院来，我看见苏维埃开会前后，工人和水兵如何包围托洛茨基，或献出枪械，或索取枪械给工人，报告分配枪械情形，和提出问题：究竟什么时候动手呢？大家等得不耐烦了。……”形式上，赤卫队是离开党派而独立的。但愈近总解决时候，布尔什维克派愈占据重要位置：他们构成每队的核心，指挥部操在他们手里，与其他工厂及各区之联系也是经过他们。无党派的工人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跟着布尔什维克派走。然而，现在，暴动之前，赤卫队人数还是不多的。16日，乌里茨基，布尔什维克派中央委员，估计彼得格勒工人军共有四万武装。这数目宁可说夸大了的。武装的来源还是很有限的：无论政府如何儒弱，非走上暴动道路就不能去夺取兵工厂。22日，全城赤卫队举行会议：到会者约百人，共代表两万个战斗队员。这个数目，不必看得太认真：报名加入赤卫队的人，不见得都是积极的；反之，到了危险时候，工人们就将成群加入。这个会议，第二日通过的章程，确定赤卫队为“无产阶级武装力量的组织，为了同反革命作战，并保卫革命的胜利品”。注意这点，暴动以前24个钟头，赤卫队的任务还是以守势而非攻击的话来形容的。基础组织是十人为一班；四班为一排；三排为一连；三连为一营。合指挥部和特别队伍在内，每营约五百多人。一区中的各营构成一队。在大工厂之中，譬如普地洛夫工厂，则成立独立队。特别的技术队伍，如工程兵，脚踏车兵，电报兵，机关枪兵，炮兵等，则在相当的产业方面招募，而编入步兵之中，——或者是独立的，随着所负的任务而定。所有的官长都是选举出来的。这没有什么不便之处，因为大家都自愿入伍的，大家都互相认识。女工则编成救护队。在制造战时医院用品的工厂里，开办救护常识训练班。塔祥娜·格拉夫写道：“差不多所有工厂里面，都已有女工经常服务，做着看护工作，并备有必需的救伤用品。”组织，在金钱和技术方面，是非常之贫乏的。工厂委员会渐渐送材料来，给救护队和治疗所之用。后来暴动时候，这些薄弱的核心发展很快：忽然有多量的技术材料供其支配。24日，维包格区苏维埃命令：“立刻征发所有的汽车，登记所有救伤用的材料，并派遣看护至所有的治疗所服务。”没有党派的工人，一天多一天去练习开枪和作战。守卫岗位一天比一天加多了。工厂日夜都有巡哨。赤卫队的指挥部搬到比较宽敞的地方去。23日，在铁管制造厂进行检阅赤卫队。一个孟什维克发言反对暴动，但被暴风雨一般的气愤所拦阻了：够了，讨论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潮流是不可抵御的，连孟什维克派也卷入其中。塔祥娜·格拉夫说：“他们也加入赤卫队，在各部分服务，甚至有所建议。”斯可林科描写，23日，赤卫队里面，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派如何与布尔什维克派联欢，青年人如何与老年人联欢，他自己又如何温柔的吻他的父亲，——同厂的工人。工人佩斯可伏衣说起，在他的武装队之中，“有16岁的青年工人和50岁的老头子。”年龄参差不齐，更增加了“兴趣和战斗精神”。维包格区特别热心准备战斗。通往维包格区来的活动桥梁，钥匙都拿到手了，本区种种弱点都加以研究，本区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也选出来了，工厂委员会实行不断的值勤制度。加育劳夫得意得很——他合当得意——说起了维包格区工人：“他们是首先同帝制作战的，首先在本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首先拿着武器出来反对十个资本家部长，7月7日也是首先出来抗议人家对于本党之迫害的；在10月25日那个决胜负的日子，他们也未曾落于人后。”这都是实在的话！赤卫队的历史很可以当作双权政制的历史来看。双权政制以其内部的矛盾和冲突给了工人更大的便利，得以在暴动以前便造成了一个威严的武装势力。要确定在暴动时候全国工人自卫队究竟有多少人，——这却是一件差不多不能实行的任务，至少现在是办不到的。无论如何，总有几万武装工人构成暴动的干部。至于后备力量，则差不多是无究无尽的。赤卫队的组织显然是未能臻于完善的。一切都是在匆忙中做的，粗枝大叶的，并非样样做得灵巧。赤卫队分子，大部分没有训练得好，联络不好，武装不完备，救护部分也落了后。但以最能够牺牲的工人来主持，赤卫队此次是渴欲进行斗争到底的。这就决定了胜负。工人性质的赤卫队和农民性质的卫戍军其间的差异并非仅仅由二者社会成分来决定的。那些愚鲁的士兵，回到本乡，分了地主土地之后，好多人都能拼死命打仗，反对白卫军，——起初当游击队，后来加入红军。除了社会成分差异之外，二者中间还有更直接的差异：卫戍军是厌恶战争的旧式士兵，一种强迫性的结合体，至于赤卫队则是簇新编练的，经过一番个人的拣选，建立于新的基础之上，含有新的目的。革命军事委员会还有第三种武力：波罗的海水兵。就其社会成分来说，水兵们比陆上步兵更接近于工人。水兵之中有好多是彼得格勒工人。水兵的政治水平也比步兵高得多多。那些后备兵很少战斗精神，甚至忘记了如何开枪。水兵则没有间断实际服役。为了积极的军事行动，决然可以依靠于武装的布尔什维克派，赤卫队，水兵中先进队伍和卫戍军中保持得最好的诸团。这种种武力结合起来，互相补充。卫戍军人数虽多，但没有充分的作战意志。水兵人数不很多。赤卫队没有经验。工人和水兵携来了魄力，勇敢，热情。卫戍军诸团则构成不很活动的后备，以其人数发挥威力。布尔什维克派天天和工人，士兵，水兵等打在一起，很明白他们率领作战的这个大军，其中分子性质上有何种深刻的差异。暴动计划，一大部分就是建立在这个差异估计之上的。敌方的社会力量，是由那些有财产的阶级所构成。这就决定了它的军事上弱点。首都那些有地位的人，言论界和教育界那些人物，他们在哪里打过仗呢，何时打过仗呢？他们一向是依靠电话或电报去探听那决定他们命运的战斗之结果。青年一辈的，他们的子弟，学生们怎样呢？他们差不多都是仇视十月暴动的。但其中大多数，同父兄一起，躲在旁边，等待战斗结果；一部分后来加入军官生队伍中去，军官和军官生有好多本是学生出身的。没有民众拥护有财产的阶级。工人，士兵，农民，都是反对他们。妥协党派的破产，表示有财产的阶级是没有军队的了。如果在近代国家生活中，铁路占重要地位，那么铁路工人问题在敌对两营垒的政治计算之中自然也占重要位置了。铁路人员的等级制，使得其中政治倾向异常复杂，如此造成了有利于妥协派外交家的条件。成立很迟的“铁委”在职员中以及工人中的根基，比较军团委员会在前线士兵中的根基更加牢固些。在铁路上，只有少数人跟随布尔什维克派走，主要是堆栈和工场工人。据布尔什维克派做工会运动领袖之一史密特的报告，最接近于党的铁路工人，乃是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联络线上的工人。但即使是在妥协派的职员和工人群众之中，从九月的铁路罢工起，也突然发生了左倾。“铁委”空谈和延宕，引起了群众不满意，一天比一天更不满意。列宁指出“铁路和邮政雇员继续与政府发生激烈的冲突”。从暴动的直接任务观点看来，这差不多是足够的了。邮电方面没有如此顺利。据布尔什维克波基说，“电报机关之中有很多立宪民主党人。”但那里，小人物也是仇视大人物的；邮差之中有一群人准备于紧急时机夺取邮政局。仅仅拿言论去说服铁路雇员和邮政员，那是没有用的。布尔什维克派若是表现的不坚决，立宪民主党和妥协派上层仍旧要占据优势。如果革命的领导是坚决的，下层就必然带着中层走，而使上层“铁委”领袖陷于孤立。在革命的计算之中，仅仅统计数字是不够用的：必须补充以活的行动系数。反对暴动的人，甚至布尔什维克派内部分子，却也寻到了充足的理由，做出悲观的结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警告人切勿过轻估量敌人的势力。“彼得格勒决定一切，但在彼得格勒，敌人有……很大势力：五千名军官生，武装齐备，又晓得作战，此外还有司令部，还有突击队，还有哥萨克，还有一大部分卫戍军，还有很多大炮布置于彼得堡周围，成一个扇形。何况敌人依靠中央执行委员会援助，差不多一定的要从前线调兵回来哩。”……这里列举的是很吓人的，但不过限于列举而已。如果整个说来，军队是社会的缩影，那么社会公然裂为两半之后，则每一半的军队就是一个敌对营垒的缩影了。有产者的军队就带有孤立和解体的印记。集聚在旅馆，饭店和赌场的军官们，自从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决裂之后，就仇视政府了。然而他们仇视布尔什维克派还更厉害得多。一般说来，站在政府方面最积极活动的却是帝制派军官。“亲爱的科尔尼洛夫和克里木夫，你们当初做不成的事情，靠着上帝帮助，我们这次也许要成功了。……”这是军官薛内古勃许愿的话，他是暴动那天最勇敢保卫冬宫的一个。然而无论军官人数如何多，其中只有几个人真有决心作战。科尔尼洛夫事变已经显示了这些彻底堕落了的军官，不成为一个战斗力量。军官生的社会成分是不单纯的，其中意见不是一致。除了世袭的，如军官的子孙之外，还有不少的偶然分子，帝制时代因战争需要而入学的。工兵学校校长曾对一个军官说：“你和我非死不可，……我们是贵族，不能不死的。”这些大言不惭的贵族——他们后来居然逃避了贵族式的死！——谈起那些平民出身的军官生时总带着鄙视态度，仿佛谈起了下等人，乡下人，“面目可憎，语言无味”。军官学校里面，贵族和平民[5]之间分别得很清楚；而最热心拥护共和政府的也正是那些最留恋于帝制的人。民主派的军官生则宣布他们不是拥护克伦斯基，而是拥护中央执行委员会。革命第一次打开了军官学校的门，让犹太人进去。犹太资产阶级家庭子弟，为了表示与上层特权者平等之故，特别仇视布尔什维克派。可惜这并不够用，不仅不够拯救政制，而且不够保卫冬宫。军官学校成分复杂及其完全隔离军队，遂致到了危急时候，军官生自己也开起会来。他们问道：哥萨克将取什么态度呢？除了我们之外还有别人出来么？一般说来，值得替临时政府打仗么？据十月初博德魏斯基报告，彼得格勒诸军官学校中有120个社会主义者，其中42个或43个是布尔什维克派。“军官生说，学校当局都带着反革命精神，他们显然教导学生准备于乱事起时出去扑灭暴动。……”社会主义者数量，尤其布尔什维克派数量，显然是微不足道的。但他们使得斯摩尼学院有可能知道军官生之中发生了什么重要事情。此外，军官学校的地点也是异常不利的：军官生散处于兵营中间，他们说话时虽然鄙视士兵，却很害怕士兵。他们的害怕本是有充足理由的。从邻近的兵营和工人区域，几千只仇视的眼睛望着军官生。还有一种更有效的监察，就是每个学校里都有一队士兵，口头上说是守中立，但实际上则倾向于暴动方面。学校的枪械库握在非作战队伍的士兵手里。工兵学校一个军官写道：“那些混蛋不仅把仓库钥匙丢了，害得我破门进去，而且把机关枪要件拿走了，不知藏在什么地方。”在如此情形之下，很难指望军官生显示英雄奇迹。彼得格勒暴动会遭遇从外面，从邻近地方卫戍军来的攻击么？帝制国家，在其存在的最后几日，不断希望首都外围那个小圆圈的军队来拯救。这个希望落空了。但这次怎么样呢？若等待那些保证绝无危险的条件，然后暴动，则连暴动本身都不需要了：暴动的目的正是要打破那不能以政治手段排除的障碍。不能什么事都预先计算到的，但凡是能计算的都计算到了。十月初，在喀琅施塔得开了彼得格勒省苏维埃会议。首都近郊：喀琴那，皇村，红村，奥兰宁堡，以及喀琅施塔得本身——等处卫戍军的代表，都是激昂慷慨，同波罗的海水兵唱一个调子。彼得格勒省农民代表苏维埃也赞成这次会议的决议案：农民经过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而急剧转向于布尔什维克派。16日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省工作人员斯忒潘诺夫描述了彼得格勒省复杂的势力关系，但其中布尔什维克主义占优势是显而易见。在塞土特洛勒茨克和高平诺，工人武装起来，有战斗情绪。在新彼得霍夫，军队之中的工作停止了，军队瓦解了。在红村，第176团（本是布尔什维克派，就是7月4日在陶立特宫守卫的一团）和第172团，都是站在布尔什维克派方面；“但以外还有骑兵”。在鲁加，卫戍军中三万人转到布尔什维克派方面来，一部分迟疑，苏维埃还是保卫祖国的。在格独瓦，军队赞成布尔什维克派。在喀琅施塔得，群众情绪低落了，以前几个月情绪太过于高涨，水兵中最好的分子此时在作战的舰队里面。在距离彼得格勒60俄里的希吕塞尔堡，苏维埃好久就是唯一的政权了；火药厂工人准备随时都可为拥护首都而作战。以上关于第一线后备军的消息，同那在喀琅施塔得开的苏维埃会议结果配合起来，可以认为是完全能鼓起人勇气的。从二月暴动发出来的浪潮足够破坏首都周围军队的纪律。现在预先知道了最接近首都的卫戍军的情绪，人们对于他们就更有把握了。第二线后备军，就是芬兰前线和北方前线的军队。那里，事情更加顺利。史密尔卡，安东诺夫，狄宾科等人的活动，产生了难以估价的效果。舰队和赫尔辛基卫戍军一起，在芬兰土地上，成了最高权力。政府在那里没有一点威权了。调到芬兰来的两师哥萨克兵——科尔尼洛夫调来准备打击彼得格勒的——有了时间同水兵们亲密接近，而拥护布尔什维克派或社会革命党左派，——在波罗的海舰队之中，社会革命党左派渐渐的同布尔什维克派没有多少分别了。赫尔辛基插手（干预）勒瓦尔军港的水兵，那些人的态度当时有些含糊。北方苏维埃大会大约也是波罗的海舰队发起的，这个大会团结了彼得格勒周围卫戍军苏维埃为一个大圈子，连莫斯科和阿尔汉格尔斯克也划在这个圈子里面。安东诺夫写道：“以此手段实现了保卫革命首都以抵御克伦斯基军队的可能攻击之观念。”史密尔卡开完了大会回到赫尔辛基去，准备组织一个特别军，含有水兵，步兵，炮兵等，为的一见信号即开往彼得格勒来。彼得格勒暴动时芬兰的一翼是最有保证的。从那里不会有什么打击，只有重大帮助罢了。但在前线其他部分事情也进行得很好，总之比最乐观的布尔什维克派那几日所设想的还要好些。在十月这个月中间，军队里举行了新选举，选举出军队委员会；到处都有显然转变倾向于布尔什维克派。在驻扎于德文斯克附近的那一军人中，“明白事理的老士兵”，于选举团委员会和连委员会时，完全落选；他们的位置被“那些愚昧无知的分子”占据了，这些分子“眼睛冒火，发亮，嘴巴同狼一般”。其他地方也是一样。“到处都改选委员会，到处都只选出布尔什维克派和失败主义者。”政府特派员开始躲避，不敢巡视各团：“此时他们的地位并不比我们的好些。”这里我们引的是布德柏格男爵的话。他那一军中两团骑兵：轻骑兵和乌拉尔哥萨克，比其他各团更长久握在长官手里，从来未曾拒绝去镇压变兵，但此时忽然变卦了，要求“人家以后莫派他们负担讨伐军和宪兵工作”。这个警告的恐吓性，对于这位男爵，是比对于其他任何人，更加明白的。他写道：“你不能靠拉小提琴来指挥一大群豺狼、豪狗和绵羊，……惟有大规模使用红铁，才有得救希望。”底下是一个悲惨的告白：“铁就没有，且不晓得从何处去拿去。”我们如果没有提到其他各军各师的情形，那是因为他们的长官观察力没有布德柏格深刻，或者没有写什么笔记，或者写的笔记至今尚未发表。但驻扎在德文斯克附近那一军人，是没有什么要点与第五军团中其他各军不同的，除非是长官文采惊人这一点。另一方面，第五军团比其他军团也强不了多少。第五军团的军团委员会，妥协派，好久以来就是虚悬在空中的；它还不断地打电报到彼得格勒去，拿话恐吓人，说什么要拿刺刀来恢复后方治安。布德柏格写道：“这一切都是吹牛的，都是虚声恐吓的。”委员会在临死挣扎，23日改选了。新委员会是布尔什维克派的，主席是斯克良斯基博士，——一个优越的青年组织家，不久以后就在创立红军方面发挥他的才干，后来在美洲一个湖中划船时偶然丧命了。北方前线政府特派员助手，10月22日，报告陆军部长说：布尔什维克主义思想，在军队之中一天比一天得势，群众要求和平，连抵抗到最后顷刻的炮兵也“可以接受失败主义宣传了”。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征兆。“临时政府没有一点威权，”——这是暴动以前三日政府在军队中的直接官吏报告给政府的话。革命军事委员会，那时固然没有见着所有这些文件，但它知道的事情，已经绝对够用了。23日，前线各部队的代表们向彼得格勒苏维埃要求和平；否则军队要退回后方来，“杀尽所有想再打十年仗的寄生虫”。前线的人对苏维埃说：把政权拿去罢，“前线将拥护你们的”。在比较遥远的和落后的前线，西南前线和罗马尼亚前线，布尔什维克派还很少见，而且被人视为奇异人物。但那里，士兵的情绪仍是同别处一般。耶夫珍妮亚·宝希说道：在那驻扎于日梅林加附近的禁卫第二军中，六万个士兵之内只有一个青年共产党人和两个同情者；但这并不能阻止这军人于十月那几日出来拥护暴动。政府派人物，寄托其希望于哥萨克直至最后顷刻。然而较不盲目的右派政客，明白了，这方面事情也是很不妙的。哥萨克军官差不多都是科尔尼洛夫派。哥萨克兵则是渐渐倾向左方的。政府中人好久都不明白这点，总以为哥萨克诸团之对冬宫冷淡是由于加雷定受了委屈。但最后，连司法部长马良托维趣也明白了，加雷定“背后只有哥萨克军官，至于哥萨克士兵，同步兵一般，干脆地倾向于布尔什维克主义”。三月初旬那些前线，崇拜自由派祭司，拥护立宪民主党部长，欢迎克伦斯基演说并相信布尔什维克派为德国奸细的，——如今荡然无存了。玫瑰式的幻想被践踏在战壕污泥之中；士兵们如今再不肯穿着破鞋子在这污泥中过生活了。彼得格勒暴动那一天，布德柏格写道：“总解决之期临近了。结局如何，可以未卜而知的；在我们这边前线，已经没有一个部队……不在布尔什维克派权力之下了。”[1]Putschism，原是德文。——译者[2]LouisPhilippe（1773－1850），法国七月王朝国王(1830－1848)，1848年革命后逃亡英国。－C.R[3]Герцен,АлександрИванович（1812-1870）俄国启蒙运动重要分子之一。——译者。[4]译者按，即礼轻而求奢之意。【希腊人的礼物，Greekgift，指危险或害人的礼物。典出特洛伊战争。希腊人佯装撤退，留下木马。特洛伊祭司认为木马可疑，“希腊人就是送上礼物，也教人担心。”特洛伊人不听，把暗藏希腊士兵的木马运进城中，招致灭城之祸。－C.R】[5]原文直译：“白骨头”（上等人）和“黑骨头”（下等人）。现代俄语主要保留了“白骨头”的说法，“黑骨头”基本不再说了。－L.X<<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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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章没有签证的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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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章没有签证的星球
在君士坦丁堡，我们最初住在领事馆，后来搬进了私人住宅。下面是摘自我妻子笔记中关于最初阶段的几行文字：
在我们迁居君士坦丁堡过程中发生的小小意外，即那些卑劣的欺骗和暴行，不值得一提。我在此只指出一件小事。还是在前往敖德萨的火车上，当国家政治保安局全权代表布兰诺夫大谈有关保障托洛茨基在国外安全的种种毫无用处的设想时，列·达打断他说：“你们放了我的两个助手谢尔穆克斯和波兹南斯基，让他们和我一起去，这才是惟一有点实际用处的措施。”布兰诺夫立即就把这话传到了莫斯科。在后来的某一个车站上，他郑重其事地带来了专线的答复，说国家政治保安局同意了。列·达笑着对他说：“你们反正会骗我。”看来，布兰诺夫是真的受到刺激了，他喊道：“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您就骂我是恶棍！”列·达回答说：“我为什么要怪您呢？又不是您在欺骗，而是斯大林。”列·达一到君士坦丁堡就提起关于谢尔穆克斯和波兹南斯基的事。几天之后，领事馆的代表带来了莫斯科的电报答复：他们不会被释放。其他的事情也都和这件事情差不多。
一到君士坦丁堡，关于我们的命运的没完没了的传闻、推测和臆想立刻就通过报纸猛烈地向我们袭来。新闻界不能容忍自己的消息中存在空白点，于是就毫不吝惜地制造。为了使种子生根发芽，大自然把大量的种子抛到风中。新闻界也是这么干的，它随声附和地散布种种传闻，并漫无边际地给它们添枝加叶。可靠的说法一旦确立，就会有千百条报道不见了踪影。有时这要经过许多年，但真理永无出头之日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当社会舆论被一个活生生的话题吸引的时候，最令人吃惊的就是人类的欺骗性。我说这些丝毫没有道义上的愤慨，而更像是以自然科学家的口气，在描述事实。需要谎言，正如人们习惯了谎言一样，反映了我们生活中的矛盾。可以说，报纸讲真话倒是极其例外的情况。我丝毫没有想用这些话来埋怨记者们，他们与其他人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他们只是别人的传声筒。
左拉曾经写过关于法国经济刊物的文章。他把它们分成两类：一类是卖身投靠的；另一类是所谓的“不可收买的”，也就是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会出卖自己并且要价很高的那些。对于报纸说谎的事情大致也可以这么说。街头的黄色刊物随时都会撒谎，毫无顾忌，不假思索。而像《泰晤士报》和《时报》这样的报纸，它们对一些无关痛痒的次要问题如实报道，只是为了在需要时能以必要的威信欺骗舆论。
《泰晤士报》后来刊登的消息说，我到君士坦丁堡是和斯大林达成了协议，目的在于为军事占领近东各国做准备。我与追随者之间长达六年之久的斗争，被描绘成一出事先安排好角色的简单的喜剧。也许某个乐观主义者会问：“有谁会相信这些呢？”但是他错了。有很多人都会相信。丘吉尔可能不相信自己的报纸，但是克莱因斯对此会确信不疑，至少也相信一半。资本主义民主的机制就在于此，更确切地说，它最主要的一根发条就在于此。但这只是顺便说说。关于克莱因斯，我还要在后面说到。
到君士坦丁堡后不久，我就在一份柏林的报纸上看到国会议长为庆祝魏玛共和国国民议会十周年而发表的讲话。他在讲话的最后提到：“或许，我们甚至可以为托洛茨基提供政治避难，他在此将感到是完全自由的(会场上骚动起来，多数与会者报之以掌声)”。赖柏先生的这番话，完全令我感到十分意外，因为之前的事情使我有理由认为，对于我前往德国的问题，德国政府给予了否定的答复。至少苏联政府的代理人是这样确凿无疑地肯定了的。2月15日，我把同我一起到君士坦丁堡来的国家政治保安局代表叫来，对他说：“我应该得出结论，认为你们又向我提供了虚假的消息。赖柏的讲话是在2月6日，我和你们离开敖德萨来土耳其是在2月10日的夜间，因此，在此之前，莫斯科是知道赖柏的讲话的。我建议您立即电告莫斯科，请他们根据赖柏的讲话，向柏林方面提出给我签证的要求。这是消除斯大林在我前往德国问题上所施展的阴谋的最体面的途径。”过了两天，国家政治保安局的全权代表给我带来如下答复：“莫斯科就我发去的电报再次证实，早在2月初，德国政府就已经拒绝签证，再次申请是毫无意义的。赖柏的讲话是不负责任的。如果您想核实这个问题，可以自己去申请签证。”
我不能相信他的这个说法。我认为，国会议长应该比国家政治保安局的人员更清楚自己的政党和政府的意图。当天，我就给赖柏发了一封电报，要求根据他的讲话向德国领事馆申请签证。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不无幸灾乐祸地对此大加渲染：革命专政的拥护者不得不在民主国家寻找避难所。有些人甚至希望这一课教会我更高地评价民主制度，而我只能等着看这一课究竟如何来上。
当然，民主的避难权，并不是政府对与自己见解一致的人的殷勤招待(就连阿布杜尔·哈米德苏丹都是这样做的)，而且也不是民主国家放被驱逐者入境要得到驱逐他们的政府的同意。避难权(在字面上)是政府也为其敌人在遵守该国法令的条件下提供栖身之处。当然，我只能以社会民主党政府的不可调和的敌人的身份进入德国。为此，我对前来采访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报刊驻君士坦丁堡的代表做了必要的说明。下面，我把这段在谈话之后很快就记录下来的说明原封不动地附在这里：
由于我现在申请允许我进入德国，而在该国政府中社会民主党人占有多数，因此我首先认为，有必要明确界定我对社会民主党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不曾发生任何变化，我对社会民主党的态度还是一如既往。而且，我与斯大林宗派集团的斗争，就是我与社会民主党总的斗争的一种反映。无论是我还是你们都不必对此含糊其辞或者吞吞吐吐。
某些社会民主党的刊物试图在我的民主问题的原则立场和我申请进入德国这件事情之间找到矛盾。这里没有任何的矛盾。我们根本就不“否定”民主制，不像无政府主义者那样(在口头上)“否定”民主制。资产阶级民主制与之前的各种国家形式相比，有其自身的优越性，但它并不是永恒的，它必须让位给社会主义社会。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桥梁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共产党人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里都参加议会斗争。从原则上来说，行使避难权与行使选举权、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等毫无区别。
据我所知，这次采访并没有被刊登出来。这并不奇怪，因为当时在社会民主党人的报刊上，关于为我提供避难权的必要性的呼声正在高涨。社会民主党律师K．罗森菲尔德博士自愿承担起了为保证让我获得人德的权利而斡旋的事情，不过他立即就遇到了障碍，因为没过几天我就收到了他的电报，他问我，在留居德国期间愿意接受哪些限制。我回答说：“打算过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不住在柏林，任何情况下都不在群众集会上演讲，仅限于在德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从事写作活动。”
这样，事情已经不再是民主制度中的避难权问题，而是关于特定条件下在德国的居留权问题了。我的对手们打算给我上的民主一课，马上就得到了限制性的解释。但是，这件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过了几天我又收到电报，问我是否同意仅以就医为目的进入德国。我发电报回复说：“我至少请求使我有可能在德国度过绝对必要的治疗时间。”
就这样，避难权在这个阶段就又降格为就医权。我说出了一长串近十年来为我看过病的那些著名德国医生的姓名。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他们的帮助。
复活节前，德国报纸上又出现了新的论调：政界人士认为，托洛茨基还没有病到必须到德国由德国医生治疗的地步。3月31日，我给罗森菲尔德博士发电报说：
据报纸报道，我的病还远没有严重到病入膏盲以至于必须到德国就医的地步。我倒要问一问：赖柏给我的是避难权还是进入坟墓的权利？我同意接受任何医疗机构的任何检查，并保证，在治疗期结束后离开德国。
就这样，在短短的几个星期之内，民主制原则就打了三次折扣。避难权先是变成了特定条件下的居留权，后来又变成了就医权，最后变成了进入坟墓的权利。这意味着，我只有在进入坟墓以后才能充分评价民主制度的优越性。
我的电报没有得到回复。等了几天之后，我再次往柏林发了电报：“在我看来，避而不答是不合法的拒绝形式。”
只是在这封电报之后我才在4月12日，也就是两个月之后，得到通知，说德国政府对我的入境申请不予受理。我惟一能做的，也就是给他们的议长赖柏发了封电报：
非常遗憾，我不能在现实中领教民主避难权的优越性。
托洛茨基
这就是我第一次试图在欧洲寻找“民主”签证的短暂却颇受教益的经验。
当然，即使是给了我避难权，这也不意味着推翻了马克思的阶级国家理论。在自身内在逻辑力量的作用下，并非出自孤立原则而是源于统治阶级现实需要的民主制度，把避难权也收人其中。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提供避难所，与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并无矛盾之处。但是，现在已经不必对此再做论证了，因为在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的德国，根本就没有避难权可言。
12月16日，斯大林曾通过国家政治保安局提议我放弃政治活动。德国方面也提出了同样的条件，这在报刊上讨论我的避难权的时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就意味着，米勒一斯特莱斯曼政府也认为，斯大林和台尔曼们反对的那些思想是危险有害的。斯大林通过外交手段、台尔曼通过宣传手段要求社会民主党政府不把我放人德国，这大概是出于为无产阶级利益着想的考虑吧。另一方面，张伯伦和韦斯塔普伯爵之流则是出于维护资本主义秩序的利益而拒绝给我签证。于是，赫尔曼·米勒就能同时让右翼伙伴和左翼同盟者满意。社会民主党政府成了反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国际统一战线的联结环节。只要读一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的头几行，就能够看到这样的一条统一战线：“为了对这个幽灵(共产主义)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虽然名字不同了，但实质还是一样的。今天的社会民主党人变成了德国的警察，这并没有使事情发生什么变化。事实上，他们所维护的与霍亨索伦王朝的警察所维护的是同一种东西。
各个民主国家拒绝给我签证的原因，可谓是五花八门、不胜枚举。看来，挪威政府完全是为我的人身安全着想。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在奥斯陆那些地位显赫的先生们中间，还有如此关心我的朋友。当然，挪威政府同德国、法国、英国以及其他国家一样是完全赞成避难权的。众所周知，避难权是神圣不可动摇的原则。但是被驱逐者必须先向奥斯陆提交他不会被任何人杀害的证明，然后才能受到招待……当然，还要再找不出其他的障碍。
挪威国会还就我的签证问题，进行了异常激烈的辩论，它是一份难得的政治文件。看了这份文件，至少也能够部分地补偿对拒绝我签证的理由，是我的挪威朋友们争取到对我的签证的。
关于我的签证的问题，挪威总理首先当然要同密探头子商量。在民主原则中，这个机关的权威性是无可争议的，这一点我早就领教过了。据莫文克尔先生说，密探头子提出的意见是：最明智的办法是，不要让托洛茨基的敌人们在挪威境内把他干掉。这样说可能不太确切，但意思就是这样。司法部长从他的立场向挪威议会解释说，保护托洛茨基，将给挪威的预算带来不必要的沉重负担。国家的经济原则当然也是无可争议的一个民主原则，但这一次它却与避难权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至少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最需要避难权的人，得到它的机会最少。
法国政府的做法要聪明得多。它干脆就用马尔维签发的将我驱逐出法国的命令尚未撤销作为借口。通向民主制道路上的阻碍根本就没法克服！我前面已经讲过，尽管马尔维的命令尚未被撤销，法国政府在驱逐我之后，还把它的一些军官派到我的手下任我差遣；法国议员、大使以及一位内阁总理还曾经来拜会我。但是，显然这些事情，是与马尔维签发的命令毫不相干的。而现在的情况是：要是法国警察局的档案里没有那份根据沙皇外交部的要求下达驱逐我出境的命令，法国政府一定会向我提供避难权。由此看来，警察局的命令就像北极星一样，是无论如何都既不能废除又不能移动的。
不管怎么说，避难权在法国已经被驱逐出境了。那么，能够在其中为这项权利找到避难所的国家在哪里呢？莫非是英国吗？
1929年6月5日，独立工人党的成员麦克唐纳主动正式邀请我去英国为党校做报告。由该党书记签署的请柬上写道：“这里正在组成工人政府。我们不认为阁下为此目的来英国会遇到什么困难。”然而，困难还是出现了。我不仅未能为麦克唐纳及其同志们做报告，而且还未能得到英国医生的治疗。我的签证要求被彻底拒绝了。工党的警务大臣克莱因斯在议会里，为拒绝给我签证做了坚决的辩护。他对民主制的哲学本质所做的解释，露骨得足以与查理二世的任何一位大臣相媲美。按照克莱因斯的说法，避难权并不是被驱逐者要求得到避难所的权利，而是国家拒绝提供避难所的权利。克莱因斯所下定义的妙处在于，他把所谓民主制的最重要的基础一笔勾销了。克莱因斯心目中的避难权在沙皇俄国都是有的。当波斯王没有能够把革命者统统绞死从而自己却不得不放弃他那可爱的祖国时，尼古拉二世不仅向他提供避难权，而且还在敖德萨为他安排了相当舒适的宅邸。但是没有一个伊朗革命者的头脑里会闪过，到沙皇俄国去寻找避难所的念头，这是因为，沙俄的宪法完全采纳了克莱因斯的原则：老百姓应该对国家政权赐予他们的以及从他们身上掠夺的一切感到心满意足。最近，墨索里尼向阿富汗国王提供避难权也是完全符合这一原则的。
虔诚的宗教信徒克莱因斯先生至少应该知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避难权是民主制从基督教那里继承来的。当然，基督教的避难权以及许多其他东西又是从异教中继承来的。被追捕的逃犯只要进入教堂，有时甚至只要摸到教堂的门环，就可以免遭逮捕。如此看来，避难权应当理解为宗教的避难权，是被追捕者寻求庇护的权利，而非异教或基督教的祭司们的恣意妄为。我从前一直都认为，对社会主义鲜有了解的虔诚的工党党徒们至少应该是通晓宗教传统的行家。现在我确信，他们连这一点都做不到。
不过，为什么克莱因斯只停留在叙述其国家权力理论的最初几行呢？其实大可不必。避难权仅仅是民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论是从历史起源还是从法律本质来说，它与言论、集会等自由权利都毫无差别。可以设想，克莱因斯先生很快就可以得出结论：言论自由不是公民表达自己这种或是那种思想的权利，而是国家禁止自己统治下的臣民表达他们的思想的权利。英国立法机构实际上早就在对待罢工自由的问题上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克莱因斯的不幸在于，他必须公开用语言来解释他的行为。因为在议会里，工党党团中有些议员向大臣提出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尽管是毕恭毕敬的，但毕竟也是令人不太舒服的。挪威的首相也陷人了这种不太舒服的局面中。德国内阁免于落人这种难堪的局面，那是因为在德国议会里，竟然没有一个代表对避难权的问题感兴趣。如果联想到当我还不曾申请避难权的时候，国会议长在多数人的掌声中许诺给我避难权，这个事实就有了特殊的意义。
十月革命从来没有宣扬过抽象的民主原则，其中也包括避难权，因为苏维埃政权公开宣称，它是建立在革命专政的基础之上的。但是这并没有妨碍王德威尔德以及其他社会民主党人来到苏维埃共和国，甚至在莫斯科以辩护人的身份，为那些用恐怖手段谋杀十月革命领导人的凶手进行辩护。
如今，当政的英国大臣们也曾经访问过我们国家。我记不起所有来访的人了，手头也没有这方面的资料，但是我还记得在来访者中有斯诺登夫妇。这大概是1920年的事情。我们没有简单地把他们作为旅游者来接待，而是作为客人甚至是贵客来招待的。现在看来，这实在是多此一举。在大剧院里，为他们开了包厢。我记得，这件与另外一件小事还有些联系，在此不妨说一说。当时，我刚从前线回到莫斯科，脑子里根本就没想到那些英国客人，因为有许多其他事务要处理，我几乎没有看报，所以甚至都不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有一个接待组负责招待斯诺登夫妇，好像还有伯特兰·雷塞尔和威廉姆斯以及其他一些人，接待组的负责人是洛佐夫斯基。他打电话通知我，英国贵宾去了剧院，要求我也到场。我本想推辞，但是洛佐夫斯基却坚持说，他的小组是根据政治局授予的全权行事的，还说我应该为其他人做出遵守纪律的榜样。我没办法就只好去了。包厢里大概有十几个英国客人，剧院里挤得满满的。我们刚在前线打了胜仗，整个剧院里都热烈鼓掌欢庆胜利。英国客人把我团团围住，也一起鼓掌，其中就有斯诺登先生。现在他一定是羞于提起这件意外的事情，但这无论如何也是不能一笔勾销的。当然，我也乐于抹掉它，因为我与工党的“兄弟般的情谊”不仅是误会，而且还是政治上的错误。我尽快摆脱客人到了列宁那里。他很生气地问我：您是不是真的同那些老爷们(当时列宁用的是另外一个词)一起在包厢里露面了？我把这件事归咎于洛佐夫斯基、中央委员会的接待组以及纪律等，更主要的是，我根本就不知道那些客人是些什么人。列宁对洛佐夫斯基和整个接待组都十分恼火，我也在很长时间里都不能原谅自己的疏忽大意。
一位现任的英国大臣，当时好像也多次去过莫斯科，他至少曾经在苏维埃共和国境内度假，在高加索住过一段时间，而且还拜访过我。他就是兰斯伯里先生。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基斯洛沃茨克。人们坚持要求我到住着我党党员和几位外国客人的疗养院去，哪怕是去坐一刻钟也好。在一张大桌子旁坐着几十个人，他们好像正在举行非正式宴会，坐在首席上的就是兰斯伯里。我到那里后，客人致词，然后唱起“歌唱他这位大好人”。这就是兰斯伯里先生在高加索时向我表示的自己的感受。今天他大概也不会反对把这一切都忘得一干二净吧……
需要说明的是，我在申请签证的时候，曾经特意给斯诺登和兰斯伯里先生发电报，提醒他们曾受到过苏维埃的礼遇，当然这其中也包括我的了。我的电报未必会对他们起到多大的作用。在政治上，回忆也像民主原则一样只占很小的分量。
不久以前，也就是在1929年5月初，西德尼·韦布先生和贝阿特丽莎·韦布夫人在普林吉坡极其客气地拜访了我。我们谈到了工党掌权的可能性。我顺便说起麦克唐纳一旦组阁，我就立即申请前往英国的签证。韦布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大概是：政府可能不够强有力，并且因为受到自由党的制约而没有足够的自由。我回答他说：如果一个政党没有强大到能够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话，它就没有权利掌握政权。不过，我们之间的这种难以消除的分歧不需要另外的检验了。韦布上了台，我也申请了签证，但是，麦克唐纳政府拒绝了我，不过，这并不是因为自由党人妨碍它表现自己的民主主义，恰恰相反，工党政府不顾自由党人的反对而拒绝签证。这种变数是韦布先生当时所没有预料到的。然而有必要指出，那时他也还没有被封为帕斯菲尔德男爵。
在这些人当中，有几个我是了解他们本人的，其他的人我可以根据类推法做出判断。我认为，自己对他们的判断相当准确。由于工人组织的自发成长，尤其是在战后阶段的成长，再加上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的衰落，这些人物就登上了权力的宝座。他们已经彻底丧失了自己在25—30年前的天真的理想主义，取而代之的是新添的政治上的因循守旧和不择手段。他们的视野仍是过去那种怯懦的小资产阶级的视野，他们的思维方式也远远落后于英国煤炭工业的生产方式。今天，他们最怕的是宫廷的达官贵人和大资本家们瞧不起他们。当他们登上权力的宝座的时候，就更加直接地感觉到自己的虚弱，这也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他们身上没有，也不可能有老派执政集团的素质。在那些集团中，执政的传统和技巧代代相传，往往能够代替智慧和才干。而他们还不具备能构成自己的真正力量的东西，也就是没有对群众和自立能力的信心。他们既害怕把他们高高捧起的群众，也害怕保守派集团，而后者的雄厚力量震撼着他们那可怜的想像力。为了证明自己的执政是理所应当的，他们必须向旧的统治阶级表明，他们不是什么革命暴发户，决不是这样！不，他们是完全值得信赖的。他们对教会、皇帝、上议院和爵位忠贞不渝，也就是说，他们不仅忠于神圣的私有财产，而且还忠于一切中世纪的垃圾。对他们而言，拒绝给革命者签证，实质上是再一次显示自己的威风的难得机遇。我很荣幸能为他们提供这样的机遇。届时，它会得到赏识的，因为在政治上也像在自然界一样，不会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并不需要太多的想像力就能够想到，克莱因斯先生是如何向他手下的政治警察头子做出解释的。在这场对话中，克莱因斯先生感到自己就像是在考场上，他生怕考官觉得自己不够坚定、不是治理国家的料、不够保守。政治警察的头子也不需要有太多的智慧就能够暗示克莱因斯先生，哪种答案能在明天得到保守派报刊的全面支持。但是，保守派的报刊并不是一般地称赞，它的称赞可是致命的，实际上是在挖苦。它毫不掩饰他对一些人的蔑视，这些人在低三下四地乞求它的赞许。比如，没有人会说《每日快报》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机构之一。但是，在赞扬工党政府是那么悉心呵护“心胸狭隘的麦克唐纳”，而拒绝一位革命观察员参与时，就连这家报纸也用上了最恶毒的语言。
这些人也赋有为新的人类社会奠定基础的使命吗？不，他们仅仅是旧社会的倒数第二位的手段。我之所以说它是倒数第二位的，是因为倒数第一位的手段是物质镇压。
我不得不承认，西欧各民主制国家在避难权问题上的遥相呼应也给我带来了不少欢乐的瞬间。有时，我觉得是在观看以民主制原则为主题的“全欧”独幕喜剧汇演。如果在萧伯纳的血管里流动的费边主义血液里，注入哪怕是百分之五的乔纳森·斯威夫特的血液的话，这个剧本可能就是他写的。但是不管这个剧本是谁写的，这出戏都是一部难得的极寓教益的戏剧，即没有签证的欧洲。至于美洲就更没什么可说的了。合众国不只是最强大的，而且也是最胆小的国家。前不久，胡佛还用捕鱼活动所具有的民主性质来解释自己的这一嗜好。假如果真如此的话，我对此表示怀疑，那么，这无论如何也算得上是在美国遗留下来的可怜的民主残迹之一，那里早就没有避难权了。在欧洲和美洲没有签证，而这两个大陆又支配其余的三个洲，这就意味着在这个星球上没有签证。
人们从各方面向我说明，不相信民主是我的最主要的罪状。我围绕这个题目不知道写了多少篇文章，甚至还包括几本专著！但是，当我请求给我上一堂小小的民主制实验课的时候，竟找不到一个愿意教我的人。这个星球是没有签证的。我为什么要相信这无比巨大的问题，即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纠纷是能够通过严格遵守民主的形式和仪式来加以解决的呢？
我常常听到这样的问题：难道革命专政带来了我们从前寄望于它的那些结果了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总结十月革命的经验，而且还要展望它今后的发展前景。但是在本书中没有它的位置。我将努力在另一本专著中回答这个问题，那本书的写作工作早在我被流放中亚期间就已经开始了。然而，在结束这本记述我的生平的著作之前，我不能不说一说自己为什么要坚定不移地沿着从前的道路继续前进，哪怕是写上几十行也好。
在我们这一代如今已经成熟或者接近老年的人的记忆中所发生的一切，可以简单地做如下描述：从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这几十年中，欧洲的居民已经在工业社会中养成了遵守纪律的习惯。社会教育的方方面面都服从于劳动生产率的规则，这些带来了辉煌的成果，并且在人们面前展示了新的可能性。而事实上，这一切只能导致战争。诚然，通过战争的方式，人类确信自己并没有退化，并不像贫血的哲学所表现出来的那些不祥之兆一样，恰恰相反，仍然充满了生机、力量、勇气和进取精神。通过这次战争，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自己强大的技术力量。这就犹如一个人，为了验证自己的呼吸道和食道是否正常，就要站到镜子前面用剃刀割开自己的喉咙一样。
在1914—1918年间的手术结束之后，医治创伤被宣布为今后最高的道义责任，而在过去的四年中，制造这些创伤曾被宣布为最高的道义责任。勤劳和节俭不仅被重新恢复了权利，而且还被拿来作为合理化的钢背心。那些领导所谓的“恢复工作”的阶级、政党乃至个人，还是当初那些领导破坏工作的阶级、政党乃至个人。在那些发生了政治制度更替的国家，例如德国，如今领导恢复工作的一把手，就是当初领导破坏工作的二把手、三把手们。老实说，这就是所谓变革的全部内容。
战争吞没了整整一代人，就像是专门为了在各国人民的记忆中造成一个断层，以免新一代过分直接地发现他们实质上是在重复以前的老路，只不过是在更高的历史阶段上重复，因而其后果也就更可怕而已。
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俄国的工人阶级试图以截然不同的方式重建自己的生活，以便消除人类躁狂性精神病周期发作的可能，并为人类更高的文明奠定基础。十月革命的意义就在于此。当然，它制定的这一任务并未完成，而实际上这一任务是要经过几十年才能够完成的。此外，应该把十月革命看做是全人类历史的新起点。
在30年战争结束之前，德国宗教改革被当成是从疯人院里跑出来的人们干的事情。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在历史上已经有过先例，欧洲人就是从中世纪的修道院里冲出来的。如果没有改革及其导致的无数牺牲的话，当代的德国、英国、美国以及整个人类都是不存在的。如果允许有牺牲者的话——不过又能向谁去征得这种许可呢？——那么牺牲者恰恰是那些推动人类进步的人。
这里还需要谈一谈法国革命。狭隘的反动学者泰纳证实——天晓得他是如何做出这个惊人的发现的——在路易十四被砍头后的几年内，法国人民的生活要比在旧制度下更贫苦、更不幸。问题在于，像法国大革命这样伟大的事件，是不能够用“几年”的尺度来衡量的。如果没有这次大革命，就不可能有新的法国。而泰纳本人也将继续当他那旧制度下包税人的办事员，那么他也就不能给为他开辟了新的前程的革命抹黑了。
十月革命则要求有更长的历史间隔。只有那些不可救药的蠢人才会指责它在12年的时间里没有能够实现普遍的和解和幸福。假如把相隔近三百年的德国宗教改革和法国革命看做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两个阶段，那么以此为尺度，就应该对落后孤立的俄国，在革命后的12年中能保证人民群众生活不低于战前的水平这个成绩感到吃惊了。仅此一件事情就足以说明，它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但是，十月革命的意义当然不在于此，它是新的社会制度的实验。这个实验本身也将会发生变化，甚至有可能从基础的地方重新做起，它将在最新技术的基础上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但是到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之后，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将像资本主义制度回顾德国宗教改革或者法国大革命一样，回顾十月革命。这是确定无疑、无可辩驳、不可动摇的，就连历史学教授也一定会明白这一点，不过当然是要在许多年之后。
那么，您个人的命运又将如何呢？我从人们向我提的这个问题中听出了好奇间或嘲讽的意味。关于这个问题，我可以对本书中业已讲过的东西再稍做补充。我不以个人命运的尺度来衡量历史的过程，相反，我不仅客观地评价自己的命运，而且还总是联系社会发展的进程从主观上体验它。
从被驱逐的那一刻起，我不止一次地在报纸上看到以我的“悲剧”为题的文章。我不懂得个人的悲剧，只知道革命两个篇章之间的更迭。有一份美国报纸曾经刊登了我的一篇文章，并为其附上了有着深刻思想内涵的按语。那篇按语的大意是说，尽管作者经历了多次打击，从文章中可以看出，他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我只能对那些试图在判断能力和政府职位、心理平衡与今天的局势之间建立联系的庸俗企图感到惊奇，我过去不知道这种联系，现在依然不知道。只要手头有书和笔，我在监狱里体验到的最高满足的时刻，就像在革命的群众集会上一样。对我而言，权力机器与其说是精神上的满足，不如说是不可逃避的重担。关于这个问题，我最好还是借用别人精彩的语言来简单地加以说明吧。
1917年1月26日，罗莎·卢森堡从狱中给她的女友写信说：
对我来说，就这样完全淹没在平庸的日常生活中简直是难以理解和无法忍受的。你看，比如歌德，他以一种难以企及的平和超然于物外。只要想想他不得不经历的一切：那场从近距离看似乎是一出血腥、盲目的闹剧的法国大革命，然后是1793年至1815年间的兵连祸结……我不要求你像歌德那样写诗，但他的生活观——无所不包的兴趣以及内心的和谐——却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或者至少是可以追求的。你可能会说，歌德可不是一个政治上的战士啊。但是我想，恰恰是战士应该努力追求超然于物外，否则，他就被那些全然无用的东西牵着鼻子走。当然，我在这里所指的是高品格的战士。
多么精彩的话啁！直到最近几天我才第一次看到它，立刻就感到罗莎·卢森堡的形象在我的心目中变得比过去更加亲切和可贵了。
从观点、性格和处世态度上来说，普鲁东这个社会主义的鲁滨逊与我是截然不同的。但普鲁东的身上有着战士的品格：他在精神上是无私的，他敢于蔑视官方的社会舆论，他的身上始终燃烧着广泛的求知欲的火焰。这使他能够超越个人生活的起伏，而超然于那个时代的现实之上。
1852年4月26日，普鲁东从狱中给一个朋友写信说：
毫无疑问，运动既不是规则的也不是直线的，但其趋势却是永恒的。各个政府轮流做的那些有利于革命的事情是不可避免的；试图反对革命的东西会像云烟一样消散；我欣赏这样的场景，能够理解其中的每一幅画面；我亲历世界生活中的这些变化，就好像是从上天那里获得了对它们的解释。那些压倒众人的东西越来越使我变得高尚，它鼓舞我，并使我变得更加坚强。你们怎么能指望我怨天尤人和诅咒他们呢？命运，我嘲笑它；至于人，他们太无知，有太强的奴性，我不能怨他们。
这几句话尽管带有几分宗教的意味，却相当精辟。我在它们下面签上自己的名字。 |
第四十四章被驱逐出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崔继新译本）
第四十四章被驱逐出国
从10月份起我们的处境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我们与同志们、朋友们甚至与在莫斯科的亲人们之间的联系突然中断了，信件和电报再也到不了我们的手里。我们通过特别途径得知，在莫斯科电报局扣押了数百封我的电报，在十月革命纪念日那天尤为多。对我们的包围圈越收越紧了。
1928年，反对派虽然受到疯狂的迫害，但仍然显著增强，在大型工业企业中尤其明显。而这又导致了对我们的镇压的进一步增强，其中包括完全禁止被流放人员的书信往来，甚至就连他们之间的通信也是不允许的。我们等着在此之后还会采取其他类似的措施，事情果然正如我们所料。
12月16日，从莫斯科来了一位国家政治保安局的特派全权代表。他以该机构的名义向我发出最后通牒：立即停止领导反对派的斗争，否则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使我与“政治生活隔绝”。当时，还没有提出把我驱逐出国的问题。据我理解，他这番话是指采取内部方式。我给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主席团写了信，作为对这一最后通牒的答复。我认为有必要把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摘录于此：
今天，12月16日，国家政治保安局委员会特派全权代表沃伦斯基以该委员会的名义口头向我提出如下最后通牒：
“您的国内的同谋者的活动，”这几乎是他的原话，“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显然有了反革命的性质。我们在阿拉木图为您提供的条件使您完全有可能领导这些活动，有鉴于此，国家政治保安局委员会决定，要求您彻底终止您的活动。否则，委员会将不得不改变您的生活条件，以使您完全脱离政治生活，并相应地考虑改变您的居住地点的问题。”
我对国家政治保安局的全权特派员声明，只有在接到国家政治保安局的书面最后通牒之后，才能做出书面答复。我拒绝做出口头答复，因为根据以往的全部经验，我坚信他们将恶意歪曲我的话，以误导苏联和全世界的劳动人民。
但是，不管国家政治保安局委员会——它在这一问题上并未扮演独立的角色，而仅仅是在机械地执行我早就清楚的狭隘的斯大林派的老一套决定——今后将会如何行动，我认为有必要让全苏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知悉以下的情况：
要求我放弃政治活动，就意味着要求我停止为全世界无产者的利益而斗争，而这一斗争我从未间断过，已从事了32年之久，也就是占用了我的自觉生活的全部时间。对于那些企图把我的这项活动说成是“反革命活动”的人，我要在全世界无产者面前控诉他们践踏马克思和列宁学说的基础，损害世界革命的历史的利益，背叛十月革命的传统和教导，无意识但又更加危险地酝酿了热月政变的罪行。
放弃政治活动，意味着停止为反对苏联共产党现行领导的盲目性而斗争，这种领导为本已十分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增加了越来越多的政治障碍，而政治上的障碍正是由于机会主义无力执行巨大历史规模的无产阶级政策而引起的。
放弃政治活动，意味着放弃反对令人窒息的党的制度的斗争，这一制度反映了敌对阶级对无产阶级先锋队不断增强的压
放弃政治活动，还意味着消极地与机会主义的经济政策妥协，这种政策正在破坏和动摇无产阶级专政的根基，阻碍无产阶级的物质与文化的发展，同时沉重地打击工农联盟这一苏维埃政权的基础。
党内的列宁一翼从1923年起，也就是从德国革命遭遇空前的失败那时起，就屡受打击。打击力量的不断增长与机会主义领导所导致的国际和苏联无产阶级后来的一系列失败是同时发生的。
理论的智慧和政治的经验同时证明，历史的倒退和反冲时期，也就是反动时期，不仅会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出现，也会在无产阶级革命之后产生。在苏联、在对十月革命的反动不断增强从而为热月政变铺平道路的条件下，我们生活了六年。在党内，这种反动最明显、最彻底的表现就是对左翼的野蛮诽谤和有组织的迫害。
在最近几次反击赤裸裸的热月分子的尝试中，斯大林是靠着从反对派那里剽窃来的思想碎片生活的。他们自己无力创造。向左转的斗争使他们彻底丧失了稳定性，他们的实际政策没有坚强的核心，是虚假、自相矛盾和靠不住的。在这场虚张声势的反对右倾的危险战役中，有四分之三是做表面文章，这么做首先是为了在群众面前掩盖自己歼灭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真正的战争。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和盂什维主义者一致美化这场战争，因为这些法官们早就认定，“历史的真理”站在斯大林的一边。
要不是因为迎合官僚和小市民的盲目、怯懦而且无能的政策的话，在专政建立了12年之时，广大劳动群众的生活条件无疑要好得多，国防也会更强大、更稳固；共产国际也会站在另一个更高的水平上，而不至于在社会民主党的叛变和出卖之下步步退却。
貌似强大的反动机关无法治愈的虚弱性在于，它不知道自己在于什么，不知道自己正在执行着敌对阶级的命令。对于那些来自革命阵营的破坏革命的派别，无论什么样的历史的惩罚都不为过。
反对派尽管目前貌似弱小，它的伟大的历史力量源于，它把握了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脉搏，清楚地预见到了阶级力量的发展变化，能够预见明天并自觉地为它做准备。放弃政治活动，就意味着放弃为明天做准备。
他们那改变我的生活条件和使我彻底脱离政治活动的威胁，听上去好像根本就没有把我发配到这个离莫斯科4000公里、离铁路线和中国西部最荒凉省份的边界大约都有250公里、被最凶猛的疟疾和麻风病以及鼠疫联合肆虐的地方；好像斯大林集团——国家政治保安局是其直接工具——根本就没有无所不用其极地干他所能干的一切勾当，以便把我不仅与政治生活，而且与其他一切生活隔绝开。莫斯科的报纸要经过十天到一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收到。来信在国家政治保安局和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抽屉里放上一两个月，甚至三个月之后能到我的手里，已经成了罕见的例外。
谢尔穆克斯和波兹南斯基从国内战争时期开始就是我的最亲密的战友，他们自愿陪我到流放地，可是在到达后即遭逮捕，与刑事犯一起关在地牢里，然后又被分别流放到了遥远偏僻的北方。我那身患绝症的女儿，被你们开除出党并解除工作。她从莫斯科医院写给我的信，在路上走了73天，以至于她在去世之前，都未能见到我的回信。关于我那同样被你们开除出党、并解除工作的另一个女儿病重的来信，也在路上走了43天之后才于一个月前从莫斯科到了我的手里。询问健康状况的电报，常常到不了收报人的手中。几千名无可指责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就是处在这样甚至更恶劣的条件下，而他们对十月革命和国际无产者做出的贡献，远远大于那些监禁和流放他们的人。
列宁在“遗嘱”中所说的那个“粗暴而不忠诚”的斯大林，在当时还没有暴露出他今天这些品性的百分之一。如今，狭隘的斯大林集团又在策划对反对派进行更为残酷的镇压，它总是试图假借国家政治保安局给反对派罗织“通敌”的罪名。现行当权派们在他们的小圈子里扬言：“这是为了群众的需要。”有时，他们会更加恬不知耻地说：“这是为了蒙骗傻瓜。”在整个国内战争时期主管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处工作的、我的亲密助手格奥尔吉·瓦西里耶维奇·布托夫被他们逮捕。他们把他关押在骇人听闻的环境里，对这位纯洁、谦逊的人和无可指责的共产党员用尽一切非人的手段，逼他证实那些按照热月政变集团的旨意编造的纯属谎言的指控。布托夫以英勇的绝食作为回答，他绝食长达50天，最后于9月份死在狱中。他们使用暴力对那些忠于十月革命传统的优秀的工人—布尔什维克，从肉体和精神上进行摧残和折磨。这样的情况，今天在国家政治保安局委员会的口中竟然成了“没妨碍”包括我在内的反对派的政治活动。
为进一步隔绝而改变这些条件的可怜的威胁，无非是斯大林集团打算以监狱来代替流放而已。正如前面所说的，这一决定对我而言并不新鲜。它早在1924年就被列入了他们的远景规划之中，且经过几个步骤逐步变为现实，以便使被压迫受欺骗的党，逐渐适应斯大林的手段，这些手段当中所蕴含的粗暴和不忠诚，如今已演变为恶毒的官僚主义的厚颜无耻。
在提交给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声明”中，我们好像就预见到今天对我宣布的最后，通牒：“只有腐朽透顶的官僚才会向革命者提出这样的要求(即放弃政治活动，也就是放弃为党和国际革命服务)。只有卑鄙的叛徒才会承担这样的义务。”
今天，我对这几句不能做任何改动。
人各有志。你们想继续纵容与无产阶级为敌的阶级力量，而我们清楚自己的使命，我们要把自己的使命进行到底。
列·托洛茨基
1928年12月16日于阿拉木图
在这个答复做出之后的——个月里，情况没有发生变化。我们与外界的联系彻底断绝了，其中包括与莫斯科的秘密联系。在整个1月份我们收到的只有莫斯科的报纸。报纸上关于反右斗争的报道越多，我们就越加确信对左派的打击马上就要临头了。这是斯大林政策的惯用手腕。
莫斯科来的国家政治保安局特派员沃伦斯基一直留在阿拉木图等待指示，1月20日，他带着许多全副武装的国家政治保安局人员到了我的住处。他们把住所有的进出口，并向我出示了国家政治保安局于1929年1月18日所下达文件的摘要：
经审理：根据刑法第五十八条第十款，公民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一案被定为反革命案件，该犯犯有组织反苏维埃非法政党的罪行。该非法组织的近期活动旨在挑起反苏行动，并策划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判决如下：将公民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驱逐出苏联国境。
当他们要求我签字表示收到这一判决时，我写道：
1929年1月20日，国家政治保安局对我宣读了判决，该判决在实质上是犯罪的，在形式上是非法的。托洛茨基。
我之所以把这一判决称为是犯罪的，是因为它说我在策划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这显然是一派谎言。斯大林需要以这种谎言为借口把我驱逐出国，而这本身就是对苏维埃政权根基的最恶毒的破坏。如果如他们所说的，反对派真的是在十月革命的组织者、苏维埃共和国和红军的缔造者的领导下，策划武装推翻苏维埃政权的行动，那么这本身就说明国家正处于危急的关头。所幸的是，国家政治保安局的这种说法纯属一派胡言。反对派的政策与策划武装斗争毫不相干，我们完全坚信，苏维埃制度顽强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应变能力。我们的路线是内部改革的路线。
当我要求他们告诉我，打算以何种方式把我驱逐到哪个国家的时候，我得到的答复是，到了俄罗斯的欧洲地界将由国家政治保安局的代表前来通知我们。第二天我们开始忙着收拾东西，几乎全都是笔记和书籍。我在这里需要顺便说明的是，国家政治保安局的工作人员对我们没有丝毫的敌意。22日凌晨，我和妻子、儿子以及押送人员坐上了大客车，沿着被轧平的雪路到了库尔达依山口。雪下得很大，被狂风吹起的积雪阻塞了山口。拖我们过山的大马力拖拉机连同它拖着的七辆汽车全部陷在了深深的积雪中。在山口的暴风雪中冻坏了七个人和不少马匹。我们不得不换成农用雪橇。三十来公里的路走了七个多小时。沿着被大雪吞没的道路散落着许多车辕高高翘起的雪橇、用来修建突厥斯坦一西伯利亚公路的物资以及煤油桶，它们都被厚厚的积雪掩埋了，而人和马匹都到附近吉尔吉斯人过冬的地方去躲避暴风雪了。过了山口，我们重新坐上了汽车，在皮什彼克换乘火车。沿途收到的莫斯科的报纸证实，他们正在为把反对派的领导人驱逐出境制造舆论。在阿克纠宾斯克区接到通过专线发来的通知，说我们被驱逐的目的地定在了君士坦丁堡。我要求与在莫斯科的两位家庭成员二儿子和大儿媳妇会面。他们被送到里亚日斯克火车站，在那里陷入了同我们一样的境地。国家政治保安局的新代表布兰诺夫一再劝说我，让我相信被驱逐到君士坦丁堡的诸多好处。我断然拒绝听他的种种说辞。布兰诺夫不断通过专线与莫斯科商量。莫斯科除了因为我拒绝承认自愿出国而引起的困难之外，几乎预料到其他所有的情况。我们的列车掉转方向沿着铁路缓慢地行使，后来停在一个几乎荒废了的小站的偏僻道岔上，两旁是小树林。就这样，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列车两旁的空罐头盒子越来越多，乌鸦和喜鹊聚到那里找吃的。那里偏僻、荒凉，就连只野兔都没有，是因为秋季异常严重的瘟疫把它们消灭光了。不过，狐狸的诡秘行踪一直到了列车跟前。火车头每天拉着一节车厢到大站去置办报纸和吃的。我们车厢里的人都得了流行性感冒。我们一遍又一遍阅读阿纳托里·法朗士的作品以及克柳切夫斯基的俄国史教科书。我第一次看到了伊斯特拉季的作品。气温降到列氏零下38度。我们的火车头不时地在铁轨上来回开动，以免被冻住。空中的电波往来不断，询问我们在哪里。我们听不到这些，只是在下象棋。不过即使我们听到了也无法回答，因为我们是在深夜被拉到这里的，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什么地方。
就这样过了12个昼夜。在那里，我们从报纸上得知又有数百人被捕的消息，其中有150人是所谓的“托派核心”。公布的名单里，有前格鲁吉亚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塔拉泽、前苏联驻巴黎贸易代表姆季瓦尼、我们的优秀的文学评论家沃隆斯基以及其他一些人。所有这些人都是党的重要活动家，都是十月革命的组织者。
2月8日，布兰诺夫宣布：尽管莫斯科方面多方努力，德国政府仍然坚决拒绝放你们去德国，现在接到了把你们送往君士坦丁堡的最终命令。“但我不会自愿去那里的，而且还要在土耳其边境声明这一点。”“这也没什么用，反正你们会被送到土耳其去。”“这么说，你们已经与土耳其警方串通好了，要强行把我送到土耳其？”他做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手势，似乎是在说：我们只是在执行命令。
我们的车厢在经过12昼夜的停留之后，又开动了起来。这趟短短的列车随着押送人员的增加而不断地变长。从皮什彼克开始，在整个途中都不准许我们走出车厢。现在列车开足马力向南方行驶，沿途只在小站加水和燃料。他们之所以采取这些极端防范措施，是因为他们还记得，1928年1月因为我被流放而引起的莫斯科的游行示威。沿途我们从报纸上得知一场新的反托洛茨基分子的大战役正在展开。从报纸的字里行间透露出高层围绕着把我驱逐出国的问题展开的斗争。斯大林一伙忙得不可开交，他们之所以这么忙是有原因的，那就是不仅必须克服政治上的阻力，而且还要克服自然的障碍。他们原打算用“加里宁号”把我从敖德萨运走，但是它却被冰冻住了。破冰船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莫斯科方面守在电话机旁不断催促，“伊里奇号”紧急升火起航。我们的列车在10日夜间到达敖德萨。我透过车窗望着那些熟悉的地方，在那座城市里，我度过了自己七年的学生生活。我们的火车一直开到了轮船的旁边。天气十分寒冷。尽管是在深夜，码头仍然被国家政治保安局的密探和武装人员团团围住了。我们在这里与小儿子和大儿媳妇告别，他们陪着我们过了那两周的监禁生活。我透过车窗看着那艘指定给我们乘坐的轮船，回想起了另外一艘同样强行把我们带走的轮船。那是于1917年3月发生在哈利法克斯附近的事情了，当时英国水兵在无数乘客的面前，从挪威邮轮“赫里斯蒂安尼亚峡湾号”上把我架走。那时，我的家庭也是由这些成员组成的，只是都比现在年轻12岁。
既没载货也没载乘客的“伊里奇”号，在深夜一点左右起锚离港。靠近岸边60海里的航程需要用破冰船开路。我们只感受到了刚刚还在那里肆虐的风暴的余威。2月12日，我们摆脱风暴，驶进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在比尤克—戴尔，土耳其的警察上船来检查旅客。除了我们一家人和国家政治保安局的工作人员之外，船上并没有其他的乘客。我把如下声明交给警察，请他转交土耳其共和国总统凯末尔—巴沙：
总统阁下：在君士坦丁堡的大门口，我有幸通知阁下，我之所以来到土耳其边境，并非根据我本人的选择。我是在暴力胁迫下跨越这条边境的。
敬请总统阁下接受我的敬意。
列·托洛茨基
1929年2月12日
这项声明没有引起什么后果。轮船继续朝着目的地驶去。我们在路上走了22天，跨越了6000公里，最后来到了君士坦丁堡。 |
大事年表大事年表列．达．托洛茨基生活创作大事记（从1929年《我的生平》一书问世起到他1940年遇刺身亡止）。流亡土耳其时期1929年7月出版第一期俄文版《反对派通讯》（开始在巴黎出版，后来在柏林、巴黎和美国出版）；它促进了国际左翼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力量的联合；左翼反对派宣称自己是共产国际中的一个派别，其目的是使共产国际回到列宁的原则和实践上来。11月专著《不断革命论》脱稿。1930年4月国际左翼反对派第一次国际会议。5月几乎在西班牙君主专制政体倾覆和西班牙共和国建立的一年前，托洛茨基开始就西班牙革命课题写系列文章、抨击性文章和信函，并一直继续写下去，直到死亡之日（这些笔记于1973年汇编成书出版，书名是《西班牙革命》）。9月在希特勒上台两年前，托洛茨基开始撰写系列抨击性文章，他警告说，德国的斯大林分子和社会民主党党徒为纳粹获胜开路（这些手稿于1971年汇编成书出版，书名是《为反对德国法西斯主义而斗争》）。1931年三卷本《俄国革命史》第一卷出版。1932年出版《斯大林伪造学派》。2月20日被斯大林政府剥夺苏联公民权。6月《中国革命的课题》脱稿。11月获准赴哥本哈根讲学，讲演稿以《捍卫俄国革命》为题发表。1933年1月女儿济娜在柏林自杀身亡。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3月在德国共产党未发一枪就向希特勒投降，而共产国际却对它的政策表示赞许后，托洛茨基声明，德国的斯大林党已无法改造，应以新的列宁党取而代之。7月托洛茨基得出结论，共产国际也同样无可救药，需要新的共产国际，建立共产国际同盟（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7月17日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获得法国政府签证，离开了土耳其。流亡法国时期1933年7月24日抵达法国，在这里，政府、斯大林分子、法西斯党徒和疾病使他不得安宁。10月l日宣布必须进行政治革命，才能在苏联恢复工人民主制。1934年2月俄国反对派最后一个领袖，他过去的朋友赫里斯季安·拉科夫斯基向斯大林投降。11月撰写以《法国向何处去》为题的文集的第一部分。12月苏联领导人之一谢尔盖·基洛夫遇刺身亡。斯大林借机进行新的党内清洗，指控反对派分子（包括托洛茨基）搞恐怖活动。托洛茨基撰写《斯大林的官僚体制和基洛夫遇刺》一文作答。1935年撰写列宁传记的第一部分（1972年英文本问世，书名是《青年时代的列宁》）。6月获得挪威政府签证，携同娜塔丽娅离开法国。流亡挪威时期1935年6月18日抵达挪威。挪威工人党政府给他提供了避难权。1936年春法国发生了声势浩大的罢工浪潮。当时执政的是列昂·布留姆和人民阵线。7月在共产国际同盟的倡议下，在欧洲召开了第一次第四国际筹备会。8月《苏联是什么，它向何处去》一书完稿。以少校克维斯林格为首的挪威法西斯政党的党徒趁托洛茨基外出时闯入他的住宅，搜寻可供他们利用的证据，以便把托洛茨基驱逐出挪威。在莫斯科举行第一次公审，审判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16名被告。在审判中指控托洛茨基和他的儿子列夫·谢多夫从事旨在推翻苏维埃制度的阴谋活动。托洛茨基开始揭露审判是彻头彻尾的骗局。这时，挪威政府在莫斯科的压力下企图强迫他沉默，没有达到目的，便把他软禁在家中。司法部长特里格维·李切断了他与外界的联系。12月11日托洛茨基终于获准在法庭上为自己申辩。但特里格维·李用尽种种手段不让新闻界和各社会团体出席旁听。12月19日挪威政府安排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乘上一艘驶往墨西哥的油轮。流亡墨西哥时期1937年1月9日抵达墨西哥。拉萨罗·卡尔德南斯政府为他提供在墨西哥的避难权。1月在莫斯科举行第二次公审，审判以拉狄克和皮达可夫为首的17名被告。在这次审判中，托洛茨基和他的儿子列夫·谢多夫被指控为法西斯的代理人。托洛茨基成功地对全世界新闻界推翻了指控。他的另一个儿子谢尔盖在苏联被捕，后来死在集中营里。2月9日准备在纽约大会上的电话发言，建议如果国际调查委员会确认他在莫斯科公审指控中的任何一点上有罪，他甘愿听凭莫斯科的发落。但由于电话线路没有接好，他没能发言。发言稿以《我用我的生命担保》为标题，作为论战性文章发表。4月10—17日在约翰·杜威主持的调查委员会中作证。案情摘录以《列夫·托洛茨基案》为题用英文发表。12月杜威主持的委员会确认托洛茨基及其儿子无罪。莫斯科两次公审中的指控皆系不实之词，并宣布两次公审都是彻头彻尾的骗局。1938年2月16日列夫·谢多夫在巴黎一家医院中去世，情况十分可疑。有足够证据表明暗杀系格别乌所为。托洛茨基撰写悼文《列夫·谢多夫，儿子，朋友，战士》，并将《他们的道德和我们的道德》一书献给儿子。3月第三次莫斯科公审开始。审判以布哈林、李可夫和拉科夫斯基为首的21名被告。托洛茨基再次揭露审判的骗局（参见《反对派通讯》）。4—5月为墨西哥政府没收帝国主义国家开发的油田辩护。与美国同志就第四国际纲领进行磋商，结果出版了《垂死的资本主义，与第四国际的任务（过渡纲领）》一书。7月托洛茨基的秘书、协助组织第四国际成立大会的鲁道夫·克列蒙在巴黎被格别乌的特工绑架并杀害。9月第四国际成立大会在欧洲召开。由于签署了慕尼黑协议，希特勒在英法两国同意下肢解了捷克斯洛伐克。托洛茨基在《新的教训》（参见《反动派通讯》）一文中分析了这次危机以及面临的这场战争的性质。1939年3月撰写《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一文，作为《卡尔·马克思思想万岁》一书的前言载入该书。4月参加了就美非战争为题的3次辩论。他的发言后来汇编成书，书名是《托洛茨基论黑人的民族主义和民族自决权》。8月22日斯大林和希特勒签署苏德和约，正如托洛茨基所预言的那样。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第四国际是否应该继续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在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围绕着这一问题展开了斗争。托洛茨基就这一问题以及与其相关的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发表演讲。演讲稿汇编成书，书名是《捍卫马克思主义》（英文版）。1940年5月24日艺术家达维德·阿尔瓦罗·西克耶罗斯率领格别乌特务深夜闯入托洛茨基的住宅，企图用机枪打死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但没有打中，他们绑架并打死了警卫人员罗伯特·希尔顿·哈特（美国人）。5月在西半球某处召开了第四国际紧急会议。会上通过了托洛茨基撰写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宣言，再次确认了第四国际对苏联的态度（参见《反对派通讯》）。8月20日格别乌特务用冰镐击中托洛茨基的头部。8月21日托洛茨基逝世。重要的未完成著作有《斯大林——对他个人的评价及他的影响》《波拿巴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战争》《帝国主义时代的工会》《阶级、政党和领导人》。 |
第四十五章没有签证的星球第四十五章没有签证的星球我们在君士坦丁堡先是住在领事馆，后来搬进私人住宅。下面是我妻子有关最初阶段的几行札记：“关于我们迁居君士坦丁堡途中的小小麻烦（一些卑劣的欺骗和卑劣的暴行）都不值一谈，在这里只记下一件小事。还是在到敖德萨去的火车里，当格别乌专员布兰诺夫叙述有关保障托洛茨基在国外安全的种种毫无用处的设想时，列．达．打断他说：‘你们放我的助手谢尔穆克斯和波兹南斯基和我一起去，这才是唯一有点作用的措施。’布兰诺夫立即把这话转告莫斯科。在其后的某一个车站上，他得意洋洋地拿来了专线传来的答复，说格别乌即政治局同意了。列．达．笑着说：‘反正你们是在骗我。’看来，布兰诺夫真是被刺痛了，喊道：‘我要是骗您，您可以骂我是恶棍！’列．达．回答说：‘我干什么要怪您呢？这不是您在欺骗，而是斯大林。’到君士坦丁堡后，列．达．打听谢尔穆克斯和波兹南斯基的事。几天之后，领事馆的代表拿来了莫斯科的回电：他们不会获释。其他的事也都与此类似。”当我们到达君士坦丁堡后，有关我们命运的无穷无尽的传闻、推测和臆想通过报纸铺天盖地地朝我们压来。新闻界不能容忍自己的信息中有空白点，因此毫不吝惜地大量制造。大自然为了使种子生根发芽而把大量种子抛给大风。新闻界也是这么办的，它捕风捉影、散布种种传闻，并无限地给它们添枝加叶。当可靠的说法树立起来之前，已有千百条报导销声匿迹了。有时这要经过许多年，但真理永无出头之日的情况也不少见。在舆论抓到一个热门的话题的情况下，最令人吃惊的是人的欺骗性。这么说丝毫没有道义上的愤怒，而是以正在确定事实的自然科学家的口气说话而已。对欺骗的需要正像对它的习惯一样反映了我们生活中的矛盾。可以说，报纸说真话倒成了罕见的例外。我一点也没有用此话来侮蔑记者的意图，他们与其他人并没有多大区别，他们是后者的传声筒。左拉写过关于法国经济刊物的文章。他把刊物分为两类：一类是卖身投靠的，另一类是所谓“不可收买的”。后者实质上只是在特殊的情况下才出卖自己，并且要价极高。对报纸的弄虚作假一般也可以这么说。街头巷尾的黄色刊物随口扯谎，既不犹豫，也不瞻前顾后。而像《泰晤士报》和法国的《时报》之类的报刊，对一些无关痛痒的次要题如实报道，为在必要的情况下欺骗舆论奠定基础。《泰晤士报》后来报道说，我来君士坦丁堡是与斯大林达成了协议，为了对近东各国进行军事占领做准备。我与追随者长达6年之久的斗争，被描绘成事先分配好角色的一场简单的喜剧。某个乐观主义者会问：“谁能相信它？”他错了。许多人都会相信。邱吉尔可能不相信自己的报纸，但是克莱因却必信无疑，最起码也要相信一半。资本主义民主的机制就在于此，更准确点说，它最主要的发条就在于此。但这只是顺便说说而已。关于克莱因以后再谈。到达君士坦丁堡后，很快就在一份柏林报纸中读到国会议长庆祝魏玛国民议会10周年的讲话。他在讲话结束时说：“Vielleichtkommenwirsogardazu,HerrnTrotskydasfreiheitlicheAsylzugeben(Lebh:BeifallbeiderMehrheit）①。”对我来说，赖柏先生的这番话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因为上述一切使人有理由认为，德国政府否定了我去德国问题。这最起码是苏联政府代理人确凿肯定了的。我在2月25日把送我到君士坦丁堡来的格别乌代表叫来，对他说：“我应该得出结论，你们给我的消息又是假的。赖柏讲话是2月6日，我和你们是在2月10日夜间才离开敖德萨来土耳其的，因此，莫斯科是知道赖柏的讲话的。我建议您立即电告莫斯科，请他们根据赖柏的讲话真正要求柏林给我签证。这是为了清除斯大林为进入德国问题设置的阴谋的最体面的途径。”两天之后，格别乌代表给我带来答复称：“莫斯科就我打去的电报再次证实，还是在2月初德国政府就已拒绝签证，再行申请是没有意义的。赖柏的言论是不负责任的。您如果想核对这问题，请自己去申请签证。”①德文：也许，我们甚至还会给托洛茨基自由地在德国政治避难的权利（多数人报以热烈的掌声）。——译注我不能相信他的说法。我认为，国会议长比格别乌人员更清楚自己的党和政府的意图。在这些日子里，我发电报给赖柏，内容是根据他的话，我向德国领事馆申请签证。民主党的报刊和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不无幸灾乐祸地大肆渲染这一情况，即拥护革命专政的人被迫在民主国家内寻找避难所。有些人甚至表示希望这一课能教会我更高地评价民主制度。我只等着看看这一课究竟怎样上。民主的避难权当然不是政府对与自己见解一致者的殷勤招待——阿勃杜尔·哈米德苏丹①是这样做的，同样也不是民主制度接受被放逐者入境要经过驱逐国家的准许。避难权在书面上的内容是政府在其敌人遵守国家法令的条件下给与庇护。当然，我只能作为社会民主党政府的不可调和的敌人进入德国。我对前来采访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报刊驻君士坦丁堡的代表作了必要的说明。下面附上我所作的说明，它们是在谈话后立刻记下来的：①阿勃杜尔·哈米德二世系土耳其苏丹（1876—1907）他在位期间土耳其沦为半殖民地。——译注“因为我现在请求允许我进入德国，而政府中大多数人是社会民主党人，所以我首先应该明确界定我对待社会民主党的态度，我对社会民主党仍然和从前一样，在这方面没有任何变化。而且，我与斯大林宗派集团的斗争仅仅是我与社会民主党总的斗争的反映。含糊其词或者吞吞吐吐的话，不论是我，还是你们都是不需要的。”某些社会民主党的出版物企图就我在民主制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和我申请进入德国一事之间寻找矛盾。这里面没有任何矛盾。我们根本不“否定”民主制，像无政府主义者在口头上“否定”民主制那样。资产阶级民主制比它之前的各种国家形式优越，但它不是永恒的。它必须让位给社会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的桥梁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共产党人都参加议会斗争。行使避难权，原则上与行使选举权、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等毫无区别。”据我所知，这次采访并没有发表，这不足为奇。这时在社会民主党的刊物上必须给我避难权的呼声正高。一位社会民主党律师K·罗森菲尔德博士自愿承担为保证让我获得进入德国的权利而斡旋，但是他立即遇到了阻力。因为在几天后我收到他的电报，询问我在德国居留期间愿意接受哪些限制。我回答：“打算完全与世隔绝，住在柏林之外，绝对不在群众集会上演讲，仅限于在德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从事写作活动。”这样，问题已经不是民主制中的避难权，而是在特殊情况下在德国的居留权了。敌人准备给我上的一堂民主课立刻就得到了限制性的解释。但是，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过了几天，我又接得电报询问，问我是否同意只以来德国就医为限。我打电报答复：“我至少请求让我在德国度过绝对必要的医疗时间。”就是这样，避难权在这个阶段上又压缩成就医权。我提了许多在近10年来为我治病的那些德国名医的姓名。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他们的帮助。在复活节前，德国报纸上又出现了新的调子：政府人士认为托洛茨基还没有病到非德国医生的治疗和德国疗养院不可的程度。3月31日我给罗森菲尔德博士打了封电报：“根据报纸报道我还没有病到不可救药的程度，因此不能去德国就医。请问赖柏给我的是避难权还是入墓权？我愿意接受任何医疗机构的任何检验，并保证在治疗结束后离开德国。”在3个星期内民主制原则就打了3次折扣。避难权先是变成了特殊情况下的居留权，后来变成就医权，最后变成了入墓权。这意味着我只有在死亡之后才能充分评价民主制度的优越性。我的电报没有回音。等了几天我再往柏林打电报：“我认为不作答复是不合法的拒绝形式。”只是在这封电报之后，我才在4月12日，即在两个月之后，得到通知说，德国政府不受理我的入境申请。我只好给赖柏拍了封电报：“我非常遗憾不能在实践中领教民主避难权的优越性。托洛茨基”这就是我想在欧洲寻找“民主”签证的第一次尝试的简短而有教益的经历。当然，即便给了我避难权，这也不意味着推翻了马克思的阶级国家理论。民主制度不是来自独立的原则，而是来自统治阶级的现实需要。由于内在逻辑的力量，民主制把避难权也包括在其中。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提供避难所，与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毫不矛盾。但是现在已没有必要再作论证，因为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的德国根本就没有避难权。12月16日，斯大林通过格别乌提议我停止政治活动，德国政府方面也提出了同样的条件，在报刊上讨论我的避难权时，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这就是说，米勒—斯特莱斯曼政府认为危险有害的思想，正是斯大林和台尔曼们反对的那些思想。斯大林通过外交途径，台尔曼通过宣传要求社会民主党政府不允许我进入德国——大概是出于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着想吧。张伯伦、韦斯塔普伯爵和与他们同类的人则从另一个侧面要求拒绝给我发签证——是出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利益。这样，赫尔曼·米勒就能够同时既满足右翼的伙伴，又满足左翼同盟者。社会民主党政府成了反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统一国际阵线的联结环节。为了找到这统一阵线的模式，只要读一下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一书的头几行，就能看到这条统一战线的形象：“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察，都为驱逐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名称换了，但实质仍旧是一样的。今天的社会民主党人成了德国警察，这一事实没使事情发生任何变化。实质上，他们所维护的与霍亨索伦王朝警察维护的是同一个制度。各民主制国家拒发签证的原因五花八门、不一而足。瞧，挪威政府完全是出于为我的人身安全着想。我从没料到，在奥斯陆的地位如此显赫的大人物中居然还有关心着我的朋友。显然，挪威政府同德国、法国、英国以及其他国家一样，是完全赞成避难权的。众所周知，避难权是神圣而不可动摇的原则。但是被驱逐者必须先行向奥斯陆提交他不会被任何人杀害的证明，然后才能受到接待……当然还要在找不到其他障碍（借口）的情况下。就我的签证问题在挪威国会进行了一场格外激烈的辩论，它是一份无与伦比的政治文件。阅读这份文件，至少补偿了一半由我的挪威朋友们争取到的拒绝签证。就我签证的问题，挪威总理首先当然要同密探头子商谈。在民主原则中，这个机关的权威性是无可争议的，这点我早就承认了。据莫文克尔先生说，密探头子提出他的看法：最明智的办法是别让托洛茨基的敌人在挪威境内干掉他。这话表述得不大确切，但意思就是这样。司法部长从他的角度对挪威议会解释，保护托洛茨基将给挪威预算造成十分沉重的负担。国家经济原则也是无可争议的民主制原则之一，但在这一次却与避难权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至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最需要避难机会的人得到它的机会最少。法国政府的做法要圆滑得多。它干脆以马尔维签发的将我驱逐出法国的命令尚未撤销为借口，拒绝为我签证。通向民主制道路上的障碍根本无法克服！我前面已经讲过，尽管马尔维的命令没有失效，法国政府在我被驱逐后，还派它的一些军官让我差遣。法国议员、大使以及一位内阁总理还曾来拜会过我。显然这些现象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而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法国警察局的档案里，如果没有那份应沙皇外交部的要求而下的驱逐我出境的命令，那么法国政府肯定会给我提供避难所的。看来，警察局的命令好像北极星一样，既不能废除，又不能移动。无论如何，避难权反正已经被驱逐出法国国境了。这项权利能在那个国家中找到它的避难所呢？莫非是英国？1929年6月5日独立工人党的成员麦克唐纳据他本人倡议正式邀请我到英国去为党校作报告。由该党总书记签署的请柬上写着：“这里正在组成工人政府。估计阁下为此目的赴英国不会发生困难。”然而，困难还是发生了。我不但未能为麦克唐纳及其同志们作报告，而且未能得到英国医生的治疗。英国干脆拒绝给我签证。工党的警务大臣克莱因在议院里坚决捍卫拒绝为我签证。他对民主制的哲学本质所作的解释是如此坦率，与查理二世①的任何一位大臣相比都毫不逊色。照克莱因的说法，避难权不是被驱逐者申请避难所的权力，而是国家拒绝提供避难所的权力。克莱因所下的定义，妙就妙在他一笔勾销了所谓民主制的基础。克莱因式的避难权在沙皇俄国早已有之。波斯王不能把革命者统统绞死，自己却不得不放弃他那可爱的祖国时，尼古拉二世不仅给他避难权，而且还在敖德萨为他安排了相当舒适的宅邸。但是没有一个伊朗革命者会想到在沙皇俄国找避难所。因为沙俄宪法完全汲取了克莱因的原则：老百姓应该满足于国家政权对他们的恩赐和掠夺。墨索里尼最近给阿富汗国王以避难权，也是完全符合这个原则的。①查理二世（1630—1685）英国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他的登基标志着英国君主制的复辟。——译注虔诚的宗教信徒克莱因先生最起码应该知道，在某种意义上说避难权是民主制从基督教那里继承过来的。当然基督教的避难权以及许多其他东西又是从异教中继承过来的。被追捕的罪犯只要进入教堂，有时甚至只要手触教堂的门环，就可免遭逮捕。因此，避难权应理解为宗教的避难权，是被追捕者寻求避难的权力，而不是异教的祭司，或基督教的祭司们的恣意妄为。迄今为止，我一直认为很少了解社会主义的虔诚工党党徒至少应该是通晓宗教传统的行家。现在我确信，他们连这点也没做到。。但是为什么克莱因只停留在叙述其国家权力理论的最初几行呢？其实大可不必。避难权仅仅是民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历史起源和法律实质上来说，它与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毫无区别。克莱因先生大概是希望很快就得出结论：言论自由不是公民表达自己这种或是那种思想的权利，而是国家禁止自己的臣民表达自己思想的权力。在对待罢工自由的问题上，英国立法家实际上早已得出了这个结论。克莱因的灾难在于他必须用语言来解释他的行为。因为在议院工党党团中有些议员向大臣提出了一些问题，尽管是毕恭毕敬的，但毕竟是棘手的问题。挪威首相也处在这种尴尬的局面之中。德国内阁没有落入这种难堪的局面，在德国国会竟没有一个代表关心到避难权问题。如果回忆起当我还不曾申请避难权时，国会议长在多数人的掌声中答应给我避难权，这个事实就获得了特殊的意义。十月革命没有宣扬过抽象的民主原则，避难权也包括在内，苏维埃国家毫不掩饰它是建立在革命专政基础上的。但是这没有妨碍王德威尔德以及其他社会民主党人来到苏维埃共和国，甚至在莫斯科以辩护人的身份为那些用恐怖手段谋杀十月革命领导人物的凶手进行辩护。当今的英国大臣们曾访问过我国。我记不起所有来访的人，手头没有这方面的材料，但还记得在来访者之中有斯诺登夫妇。这大概是1920年的事。我们不是简单地把他们作为旅游者来接待，而是作为贵宾招待的。现在看来，实在是多此一举。在大戏院里为他们开了包厢。我之所以能记起这件事，是因为它与另一件小事情有些瓜葛，现在不妨说一说。当时，我刚从前线来到莫斯科，脑子里根本就没有英国客人。因为种种事务缠身，几乎没有看报，所以我甚至不知道他们是何许人。有一个接待组负责接待斯诺登夫妇、好像还有伯特兰·雷赛尔和威廉姆斯以及其他一些人，它的负责人是洛佐夫斯基。他用电话通知我英国贵宾莅临剧院，要求我也到场。我想推辞，但是洛佐夫斯基坚持说，他的小组得到政治局赋予的全权，还说我应该给别人作遵守纪律的榜样。我不得已，只好去了。在包厢里约有十来个英国客人，戏院里挤满了人。我们在前线打了胜仗，整个戏院热烈鼓掌欢庆胜利。英国客人团团围住我，也一起鼓掌，其中就有斯诺登先生。现在他对这段奇遇当然会感到不好意思，但这是抹不掉的。当然我也乐于抹掉它，因为我与工党的“兄弟友谊”，不仅是误会，而且是政治上的失误。我尽快摆脱了客人，到了列宁那里。他很生气地说，是不是您同那些老爷们（列宁用的是另一个词）一起在包厢里露面啦？我把这事归咎于洛佐夫斯基、中央委员会的接待组、纪律等，更主要的是，我根本不知道那些客人是些什么人。列宁对洛佐夫斯基和整个接待组十分愤慨，我也久久不能原谅自己的疏忽。一位现任的英国大臣，当时好像到过莫斯科多次，他至少曾在苏维埃共和国休养过，在高加索居住过一段时间，曾拜会过我。他是兰斯伯里先生。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基斯洛沃茨克。人们坚持要求我到住着我党党员和几位外宾的疗养所去，那怕去坐一刻钟也好。在一张大桌子旁坐着几十个人，好像在举行便宴，首席上坐的是兰斯伯里。在我到来后，客人致了欢迎词，然后唱起：“forhe’sajollygoodfellow”(“歌唱他这位大好人”）。这就是兰斯伯里先生在高加索时对我表示的感情。到今天他大概也不会反对把这一切忘到九霄云外去吧……应该说说，在我申请签证时，曾特地打电报给斯诺登和兰斯伯里，提醒他们曾受到苏联，其中也有我的礼遇。我的电报对他们不见得会起多大作用。在政治上，回忆也像民主制原则一样，只占很小的比重。不久以前，在1929年5月初，西德尼·韦布先生和皮阿特丽斯·韦布夫人在普林吉坡极其客气地拜会了我。我们谈到了工党掌权的可能性。我顺便提起麦克唐纳一旦组阁，我将立即申请签证。韦布先生的话大意是：政府可能不够坚强有力，并因受制于自由党人而不够自由。我回答说：如果一个政党没有强大到能对自己的行动负责时，那么它就没有权力掌握政权。不过，我们之间这种不可调和的分歧是不须要新的检验的。韦布上了台，我申请签证却遭到麦克唐纳政府的拒绝。但决不是因为自由党人妨碍它表现其民主主义，而是相反，工党政府不顾自由党人的反对，拒绝签证。韦布先生当时没有预料到这种变化。有必要提一下，那时他没有被封为帕斯菲尔德男爵。在这些人中，有几个我对他们本人有所了解，其余的人我可以根据类推法判断。我认为我对他们的看法相当正确。这些人物由于工人组织的自发成长，尤其在战后阶段的成长和自由党在政治上的削弱而登上了权力的宝座。他们已经完全丧失了他们在25或30年前的天真的理想主义，而代之以新添的政治上的因循守旧和不择手段。但在视野上却仍和过去一样，是怯懦的小资产者。他们的思维方式远远落后于英国煤炭工业的生产方式，今天他们最怕的是宫廷显贵和大资本家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当他们登上权力的顶峰时，更直接地感到自己软弱，这也不足为奇。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有像老牌执政集团的素质。在这些集团中，统治的传统和技巧代代相传，往往取代了智慧和才干。他们还没有能构成他们的真正力量的东西，即没有对群众和自立能力的信心。他们害怕那些把他们抬上权力高峰的群众，就像怕保守派俱乐部一样，后者的高贵气概震惊着他们的贫乏的想象力，为了证明自己应该掌权，他们必须向老牌的统治阶级表明他们不是革命暴发户，没有的事！不，他们完全值得信赖。他们忠于教会、皇帝、上议院、爵位，也就是说，他们不仅忠于神圣的私有财产，而且忠于一切中世纪的垃圾。对他们来说，拒绝给革命者发签证，实质上是再一次显示自己威风的千载难逢的良机。我为他们能得到这次机会而高兴。到时候它是会得到重视的，因为在政治上，也像在自然界一样，什么都不会白费的……不需要多大的想象力就能设想到克莱因先生对他的下属政治警察头子所做的解释。在这次谈话时克莱因感到自己是在考场上，生怕主考官觉得他不够坚定、不是治国之才、不够保守。政治警察的头子不须有多机敏、就能暗示克莱因，哪种决定能在明天得到保守派报纸的全面支持。但是保守党报纸不是一般地称赞，它的称赞是致命的，实际是在挖苦。它不愿掩饰对如此奴颜婢膝地求它赞许的人的蔑视：譬如没有人会说，《每日快报》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机构之一。但是连这家报纸在赞扬工党政府那么热心于保护“胸襟狭窄的麦克唐纳”，不让一个革命观察员站在他背后时，都找到了极其恶毒的语言。这些人物的使命是为新的人类社会奠基吗？不，他们只是旧社会的倒数第二位的手段。我说它是倒数第二位，是因为最后的手段是物质镇压。我不能否认西欧各民主制度在避难权问题上的彼此呼应也给我带来了不少欢乐时刻。有时觉得是在看以民主制原则为题的独幕喜剧的“全欧”大汇演。剧本可能是肖伯纳写的。如果在他的血管里流动着的费边社①血液中注入哪怕是百分之五的乔纳森·斯威夫特②的血液。不管这剧本是谁写的，这出戏终归不失为极有教益的戏剧，即没有签证的欧洲。至于美洲，就更没话可说了。美利坚合众国不仅是最强大的，而且还是最胆小的国家。不久之前，胡佛用捕鱼活动的民主性质来解释自己的捕鱼嗜好。如果的确如此（我对此颇有怀疑），那么，无论如何这也算是在美国遗留下来的可怜的民主残余之一，避难权在那里早已不复存在。欧洲和美洲没有签证。这两个大陆主宰着其他3个大陆。这就意味着在这个星球上没有签证。①费边社系英国知识分子组织，于1884年创立，宣传通过改革资本主义社会逐步改造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改良主义思想。后并入工党。——译注②乔纳森·斯威夫特（1667—1745）英作家、政治活动家。其作品辛辣讽刺社会制度和统治阶级政策，而且饱含人道主义激情。——译注人们从各个方面对我讲解说，我不相信民主是我主要罪孽。就这个题目不知写了多少文章，甚至还出了几本书！但当我提出申请，要求给我上一堂小小的民主制实物教学课时，竟找不到一个愿意教课的人。星球竟是没有签证的。为什么我应该相信这大得多的问题——即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纠纷能靠遵循民主的形式和仪式来解决呢？**我常常听到这样的问题，难道革命专政带来了从前期望于它的成果吗？要回答这问题，只能是总结十月革命的经验，试图描绘它今后发展的远景。但是在自传中不适于进行这种工作，我力求在另一本书中回答这个问题，这本书我还在流放中亚时已经动笔了。在结束描写自己生平的书之前，我必须要说说我为什么仍矢志不移地沿着从前的道路走下去，哪怕写几十行也好。在我们这一辈（今天已经成熟或已经接近老年）人的记忆中所发生的一切，可以简略地概述如下：几十年来，也就是从上世纪末以来到本世纪初，欧洲居民已被工业养成了严格遵守纪律的习惯。社会教育的所有方面都服从于劳动生产率的原则，这些带来了辉煌成果，并且似乎为人们展示了新的可能性。但实际上，这只能引向战争。确实，通过战争方式人们违背贫血的哲学的不祥预兆，确信自己没有退化，而是充满生机、力量、勇气和进取精神。通过这次战争，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信自己强大的技术力量。结果就好像是一个人为了检验自己呼吸道和食道是否正常，而站到镜前用剃刀割自己的喉咙一样。1914—1918年间的大小战役结束后，宣称今后最高的道义责任就是医治那些创伤。而在过去的4年中，宣称制造这些创伤是最高的道义责任。勤劳和节俭不仅重新恢复了权利，而且被当作是合理化的钢背心①。那个领导所谓的“恢复”的阶级、党，乃至个人，正是那些当初领导破坏的原班人马。在那些发生了政治制度交替的国家，例如德国，领导恢复工作的第一把手必定是领导过破坏工作的第二、第三把手。整个变化大致如此。①钢背心是一种矫正畸形的医疗器械。——译注战争毁灭了整整一代人，好像专门为了在各国人民的记忆中造成一个断裂带，以免新的一代过分直接地发现他们实质上是在重蹈覆辙。其差别只不过是在更高的历史阶段，因而后果也就更加可怕而已。俄国的工人阶级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试图重建生活，以便消除人类的躁狂性精神病周期性发作的可能，并为更高的文化奠定基础。十月革命的意义就在于此。显然，它所制定的任务没有完成。但是，实质上这个任务要经过几十年才能完成。此外，应把十月革命看成全人类历史的新起点。在30年战争结束时，德国的改革工作应该是从疯人院里冲出来的人们的事。在一定程度上，历史上已有过先例，欧洲人就是从中世纪教会的桎梏中挣脱出来的。当代的德国、英国、美国以及整个人类没有改革及改革所产生的无数牺牲者是不行的。如果确实允许有牺牲者的话——不过从谁那儿征得许可呢？——那么牺牲者恰恰就是那些推动人类前进的人。也应该谈谈法国革命。心胸狭隘的反动学究泰纳证实，路易十四被砍头以后的几年内，法国人民的生活要比在旧制度下更贫苦、更不幸，就自以为做出了（天晓得）重大的发现。问题就在于像法国大革命这样的事件，是不能以“几年”的尺度来衡量的。如果没有这次大革命，就不可能有新法国。而泰纳本人也将仍旧当他那旧制度下一个包税人的办事员，那他也就不能给为他开辟了新前程的革命抹黑了。十月革命则要求有更大的历史间隔。只有那些不可救药的蠢人才会揭发它在12年的期间内没有能实现普遍的和解和幸福。德国宗教改革和法国革命是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两个阶段，彼此相隔约300余年，如果拿它们做参照系，就应该对落后孤立的俄国在革命后的12年中能保证人民群众的生活不低于战前的水平这个成绩表示惊讶了。只此一件就已经是奇迹了。但是，十月革命的意义当然不在于此，它是新社会制度的实验。这个实验的本身也将会发生变化，可能会从根上重新做起，它将在最新技术的基础上有完全另一种性质。但是经过几十年、几百年之后，新的社会制度将像资产阶级制度回顾德国宗教改革和法国大革命一样地回顾十月革命。这是如此清晰、无可争议，不可动摇的事实，就连历史教授也一定会理解的，诚然要经过许多年之后。那么您个人的命运又将如何呢？人们对我提出的这个问题中好奇和讥讽兼而有之。在这个问题上，我可以对本书中已叙述过的东西稍加补充。我不用个人命运的尺度衡量历史过程，与此相反，我不仅客观地评价我个人的命运，而且永远联系着社会发展进程主观地体验它。从我被驱逐时起，不只一次在报纸上看到就我的“悲剧”为题的文章。我不知道什么个人的悲剧，我只知道革命的两个篇章的交替。一份美国报纸刊载过我的文章，并为它加上了高深的按语。大意是说，尽管作者遭受到多次打击，从文章中可以看出他仍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在判断力和政府职务之间，精神平衡与当前局势之间建立联系的庸俗企图只能令我惊奇，我过去和现在都不知道有这种连带关系。我只要手头有书有笔，我在监狱里也曾体验过最高满足的时刻，好像在革命的群众大会上一样。我觉得政权机构与其说是精神上的满足，不如说是不可规避的重担。关于这问题还是用别人的精彩的话来扼要地加以说明。1917年l月26日罗莎·卢森堡写信给她的女友：“像这样完全沉浸在平庸的日常生活之中，对我来说是根本不能理解和忍受的。你看歌德，他安详高雅、超然物外，只要想一想他所经历的一切：法国大革命（从近距离看，它似乎是一出血腥的、盲无目的的闹剧。），尔后是从1793年到1815年间连绵不断的战争……我不要求你像歌德那样写诗，但他的生活观……包罗万象的兴趣、内心和谐，却是每个人都可以掌握或者至少是可以追求的。你可能会说歌德可不是政治战士啊。但是我认为，战士恰恰应该力求超然物外，否则他会完全陷入俗物之中。当然，我这里所指的是高格调的战士”(192—193页）。多精彩的话啊！我直到近几天才第一次读到，我顿时感到罗莎，卢森堡的形象对我变得比过去更亲切、更可贵了。就观点、性格和处世态度来说，普鲁东这个社会主义的鲁滨逊与我是格格不入的。但是普鲁东有战士的性格：他有无私的精神，他敢于蔑视官方舆论，还有广泛的求知欲之火始终在他身上燃烧。这一点使他能够超越他个人的起落兴衰，就像他凌驾于他那个时代的现实之上一样。1852年4月26日普鲁东从监狱中写信给一个朋友说：“无疑，运动既不是规则的，也不是笔直的，但其趋势是永恒的。各个政府轮流做着有利于革命的事，是不可避免的；它们在各国所做的反对革命的事都像烟云一样地消散；我欣赏这种场面，我理解其中的每个画面。我是世界生活的这些变化的见证人，好像我获得了对它们的天赐解释一般。那些压倒别人的东西，却能抬高、鼓舞、加强我。你们怎么能指望我怨天尤人，诅咒他们呢？我嘲笑命运，至于人，他们太无知，奴性十足。我不能埋怨他们”（格拉塞，149页）。这几句话尽管有几分宗教意味，却讲得相当精彩。我愿意在这几句话下面签上我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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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章驱逐出国第四十四章驱逐出国从10月份起我们的处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们与同志们、朋友们、甚至与在莫斯科的亲人之间的联系被骤然切断了，信件和电报根本寄不到我们的手里。我们通过特别渠道得知，在莫斯科电报局积压了打给我的电报达几百封之多。在十月革命纪念日的那天更多。对我们的包围圈越收越紧了。1928年间，反对派尽管受到疯狂迫害，力量仍明显地增强了，在大型工业企业中更为明显。这又导致了镇压的加剧，其中包括完全禁止流放人员的书信往来，即使在他们之间也不允许。我们预料在这一招之后还会采取其他类似的措施。我们果然没有猜错。12月16日从莫斯科来了一位格别乌部务委员会的特派员。他以这个机关的名义向我提出最后通牒：立即停止领导反对派斗争的活动，否则将采取措施使我与“政治生活隔绝”。当时没有提出驱逐出境的问题。据我理解，他指的是内部措施。我致函党中央和共产国际主席团对最后通牒作了答复。我认为有必要把这信的主要部分录在这里：“今天，12月16日，格别乌部务委员会特派员沃伦斯基以该委员会的名义向我提出口头最后通牒如下：“‘你国内的同谋者的活动，’这几乎是他的原话，‘最近具有明显的反革命性质。你在阿拉木图的条件使你有充分可能领导这种活动，因此格别乌部务委员会勒令你彻底停止一切活动。否则部务委员会将不得不改变你的生活条件，旨在使你完全脱离政治生活。与此相关的还有改变你居住地点的问题。’”我对格别乌特派员声明，只有在接到格别乌的书面最后通牒之后才能作书面答复。我拒绝做口头回答，因为据以往的全部经验，坚信我的话将被恶意歪曲，以便把苏联和全世界的劳动群众引入迷途。但是，不管格别乌总局的部务委员会今后会怎么办（它在这件事上不是独立的角色，只不过是机械地执行我早就领教过的狭隘的斯大林集团的老一套决定而已），我认为必须让全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了解下列情况：“要求我放弃政治活动，意味着要求我停止为国际无产者的利益而斗争。而这一斗争我已孜孜不倦地进行了32年，也就是我的自觉生活的全部时间。企图把这项活动视为反革命活动的正是那些人，我曾当着国际无产阶级的面指控他们践踏马克思和列宁学说的基础、破坏世界革命的历史利益、背离十月革命的传统和教导，指责他们不自觉地酝酿着热月政变，因而也更加危险。“放弃政治活动将意味着停止为反对联共现行领导的盲目性而斗争。它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客观困难又增添了越来越多的政治障碍，后者是由于机会主义没有能力贯彻宏大的历史规模的无产阶级政策而引起的。“这将意味着放弃反对窒息着党的制度的斗争。这种制度反映了敌对阶级对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日益增强的压力。“这也意味着消极地与机会主义的经济政策妥协。它在挖无产阶级专政的墙脚。它妨碍无产阶级物质和文化的成长，沉重地打击着苏维埃政权的基础——工农联盟。“党内的列宁派从23年起（即从德国革命空前的惨败起）就屡屡遭受打击。打击力量的不断加强与由于机会主义领导而引起的国际和苏联无产阶级后来的一系列失败同步。“理论的睿智和政治的经验都证明历史的倒退和反冲，即反动时期，不仅会在资产阶级革命后出现，也会在无产阶级革命后发生。我们在苏联、在不断加强的对十月革命的反动的条件下生活了6年。对十月革命的反动为热月政变扫清了道路。反动在党内的最明显、充分的表现就是野蛮地迫害左翼、并从组织上破坏左派。“斯大林派在其最近几次抵制赤裸裸的热月分子的尝试中，靠的是支离破碎的从反对派那里剽窃来的思想。他们没有创造能力。向左转的斗争使他们丧失了稳定性，他们的实际政策没有中流砥柱，是虚假、矛盾的，而且是不可信的。如此的反右倾危险的战役，有四分之三是虚张声势、装模做样，它首先是为了在群众面前掩盖自己歼灭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真正的斗争。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和孟什维主义同样把这场战争神圣化，因为这些法官早就承认‘历史的正义性’在斯大林一边。“如果不是这一迎合官僚和市民的盲目怯儒而且平庸的政策的话，在专政建立12年时广大劳动群众生活状况无疑要好得多，国防也会更强大、更可靠；共产国际也会站在另一个高度，不至于在社会民主党的叛变和出卖下步步退让。“貌似强大的反动机关的不治之症在于它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它按照敌对阶级的命令行事。对来自革命阵营的破坏革命的派别来说，这是最严厉的历史惩罚。“反对派尽管目前表面软弱。它的伟大历史力量在于它把握了历史进程的脉搏，清楚地看到了阶级力量的发展变化。能预见到明天并自觉地为它做准备。放弃政治活动，无异于放弃为明天做准备。“以改变我的生活条件和强行使我脱离政治活动来威胁，好像我没有被流放到远离莫斯科四千公里的地方。它离铁路线250公里，离荒凉不已的中国西部省分大约也有同样的距离，这地方是凶恶的疟疾，麻疯病和鼠疫共同主宰的天下。好像斯大林集团（它的直接工具是格别乌）不曾为了把我不仅与政治生活隔离，而且把我与一切其他生活隔离开而无所不用其极。事实是：莫斯科报纸要过10天到一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到手。来信能到我手中已成了罕见的例外，而且要先在格别乌和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抽屉里放上1到3个月之后才能给我。谢尔穆克斯和波兹南斯基从内战时期开始就是我的最亲密的战友，他们自觉自愿地送我到流放地，在到达后立即被捕，与刑事犯一同关在地牢，后来又被发配到遥远的北方。我身患绝症的女儿被你们开除出党、解除职务。她从莫斯科医院寄给我的信走了73天，以致她在去世以前不能见到我的回信。同样被你们开除出党和解除职务的另一个女儿，关于她患重病的来信，从莫斯科到达我手时已经过了43天。询问健康的电报往往到不了收报人的手中。几千名完美无瑕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就是处在这样的、甚至比这更恶劣的环境中，而他们对十月革命和国际无产者的贡献远远胜过那些监禁、流放他们的人。“列宁在‘遗嘱’中称之为‘粗暴而不忠诚’的斯大林，当时他的这些特征还没有暴露出今天的百分之一。如今，狭隘的斯大林集团又在策划对反对派进行更残酷的镇压，它总想借助格别乌给反对派栽上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勾结’的罪证。当今的领导者在小圈子里说：‘这是为了群众的需要’，有时则更无耻地说：‘这是为了蒙骗傻瓜’。我最亲密的助手，曾在整个国内战争时期主管革命军事会议秘书处工作的格奥尔吉·瓦西里耶维奇·布托夫被捕了。把他拘押在骇人听闻的条件中，百般强迫这位纯洁、谦逊、无可指摘的党员证实那些按热月政变集团旨意炮制的彻头彻尾虚假的指控。布托夫以英勇的绝食作为答复，他绝食约50天，于今年9月死于狱中。为了优秀工人—布尔什维克忠于十月革命的传统而对他们严刑拷打，进行肉体和精神上的摧残折磨，总的情况就是如此。格别乌部务委员会竟说它们‘不妨碍’包括我在内的反对派的政治活动。“为进一步隔绝而改变这些条件的可怜的威胁，无非是斯大林集团打算以监狱代替流放而已。如上所述，这一决定对我来说并不新鲜。它早在1924年就被列入远景规划中，并循序渐进地逐步落实，以便使被压迫受蒙蔽的党不知不觉地适应斯大林的方法，其中的粗暴和不忠诚如今已恶性膨胀为不可救药的无耻的官僚主义。“在递交给六届大会的‘声明’中，我们好像预见到今天对我提出的最后通牒似的这样写道：“只有腐朽透顶的官僚才会要求革命者放弃政治活动，即放弃为党和国际革命服务。只有卑鄙的叛徒才会承担这类义务。’“我今天也不能对这几句话做任何改动。“人各有志。你们要继续怂恿仇视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我们知道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尽职到底。列．托洛茨基1925年12月16日于阿拉木图”。在这封复信发出之后过去了一个月没有发生变化。我们与外界的联络，包括与莫斯科的非常联络在内已完全断绝。整个1月份我们只收到莫斯科的报纸。在报上关于反右斗争写得越多的时候，我们越加坚信会对左派进行打击。这是斯大林政策的惯用伎俩。格别乌的莫斯科专使沃伦斯基一直留在阿拉木图等待指示，1月20日他带着许多全副武装的格别乌特务来到我这里。他们把守住所有进出口，并向我出示了格别乌1929年1月18日草案的摘要：“经审理公民托洛茨基，列夫·达维多维奇一案，据刑法五十八条十款，被定为反革命案，该犯犯有组织反苏维埃非法政党的罪行。该党近期活动旨在挑起反苏活动，并策划反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判决将公民托洛茨基，列夫·达维多维奇驱逐出苏联国境。”当要求我出具表示知道这一判决的字据时，我写道：“1929年l月20日格别乌对我宣读了判决。其实质是犯罪的，其形式是不合法的，托洛茨基”。我把这判决称为犯罪的，是因为它凭空虚构说我策划反苏维埃的武装斗争。斯大林需要这种不实之词，为其将我驱逐出国做辩解，而它的本身就是挖苏维埃墙脚的最恶毒的举动。如果说，反对派在十月革命的组织者、苏维埃共和国红军的缔造者的领导下策划以武力推翻苏维埃政权的说法是真的，那么，这本身就说明国家正处在危难之中。幸亏，格别乌的这种说法纯系无耻谰言。反对派的政策与策划武装斗争毫无共同之处，我们完全以确信苏维埃制度的深厚的生命力和可变性为出发点。我们的路线是内部改革的路线。我要求告诉我，如何以及把我驱逐到哪个国家时，他们回答我说，将在俄国欧洲部分由格别乌派一名代表前来通知我们。第二天开始包装行李（几乎都是札记和书籍）的忙乱工作。我顺便指出格别乌人员没有丝毫敌意，而且恰恰相反。22日黎明，我和妻子、儿子以及押送人员坐上了大客车，在压平的雪路上来到了库达伊山口。山上大雪纷飞，山口覆盖着厚厚的积雪。拖我们过山口的大马力拖拉机连同它拖着的7辆汽车一齐陷在深深的积雪之中。在山口的大风雪中冻坏了7个人和不少马匹。只好把行李都搬到雪橇上。用了7个多小时才走了30公里的山路。沿着积雪的山路边上到处都是雪橇，车辕高高翘起，到处是修建突厥斯坦—西伯利亚公路的材料。许多煤油桶都埋在雪里，人和马匹都躲到近处吉尔吉斯人的过冬住处去躲避暴风雪。过了山口我们重又坐上汽车，在皮什佩克换乘火车。路上收到从莫斯科来的报纸，证明正在为将反对派领导人驱逐出境制造舆论。我们在阿克纠宾斯克区接到专线电话通知，我们将被放逐到君士坦丁堡。我要求与在莫斯科的两个家庭成员：二儿子和大儿媳见面。他们被送到里亚日斯克火车站，在那里受到与我们一样的对待。格别乌的新代表布兰诺夫一再要我相信，君士坦丁堡的许多优点。我连听都不听。布兰诺夫通过专线与莫斯科通话。莫斯科除了因我拒绝承认主动出国而发生的困难之外，其他的一切都预料到了。我们的列车调转方向沿铁路慢慢地行驶。后来在一个空荡荡的小站旁的道岔上，停在两行小树间不动了。这样过了一天又一天，列车两旁空罐头盒越来越多，大群大群的乌鸦和喜鹊聚到这里来找食。一片荒凉，渺无人烟。这里连野兔都没有，秋季一场严重的瘟疫把它们一扫而光。不过狐狸的诡秘行踪一直到了列车近旁。火车头带3个车厢每天都到火车站去置办午餐和报纸。我们车厢里的人都得了流感。我们翻来复去地阅读阿纳托尔·法朗士①的作品和克柳切夫斯基②的俄国史教科书。我第一次阅读了伊斯特拉季③的作品。气温降到列氏零下38度。我们的车头缓慢地在铁轨上来回开动，以免冻住。在空中传播着无线电台之间互相呼叫声，问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听不到这些问话，自顾下象棋。不过，即使听到了也不能答复：我们是在深夜到达这里的，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我们到底在什么地方。①法朗士，阿纳托尔（1844—1924）法国著名小说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译注②克柳切夫斯基，瓦西里·奥西波维奇（1841—1911）俄国历史学家，俄国历史编篡学最主要代表。——译注③伊斯特拉季，帕那特（l884—1935）罗马尼亚作家。——译注就是这样度过了12个昼夜。在这里我们从报纸上得知新近又逮捕了几百人，其中有150人是所谓“托派核心”。公布的名单里有前格鲁吉亚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卡夫塔拉泽①，前苏联驻巴黎贸易代表姆季瓦尼，我们的优秀文学评论家沃隆斯基②以及其他一些人。所有这些人都是党的主要活动家，十月革命的组织者。①卡夫塔拉泽，谢尔盖·伊万诺维奇（1885—1971）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历任格鲁吉亚人民委员会主席，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等职。——译注②沃隆斯基，亚历山大·康斯坦丁诺维奇（1884—1943）苏联文艺评论家，作家，《红色处女地》杂志主编。——译注2月8日，布兰诺夫宣布：尽管莫斯科方面多方努力，德国政府坚持拒绝你们前往德国。现在接到最后命令送你们去君士坦丁堡。“但我不是自愿去的。我将在土耳其边境声明这点。”“这与事无补。反正得把你们送到土耳其去。”“这么说，你们与土耳其警方已经串通好了，强行把我迁往土耳其？”一个模棱两可的手势：表示我们不过是执行命令而已。车厢在经过12昼夜的停顿后又开动起来。我们这趟短短的列车随着押送人员的增加而加长。从皮什佩克起，在整个路途中都不准许我们走出车厢。现在我们是全速向南行驶。沿途只在小站加水和上燃料。采取这些紧急防范措施，是因为他们对1928年1月因我被流放而引起的莫斯科示威活动记忆犹新。沿途的报纸给我们带来了有关新的反托洛茨基分子大战役的消息。字里行间透露出最高阶层中围绕着把我驱逐出国问题的斗争。斯大林集团忙得团团转，他们之所以忙碌是事出有因的，因为他们必须克服的不仅是政治上的障碍，还要克服大自然的障碍。原指定我们搭乘“加里宁号”船离开敖德萨，但它冻在冰中。破冰船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莫斯科方面守在电话机旁不断催促，“伊里奇号”紧急点火。我们的列车在10日夜间抵达敖德萨。我隔窗遥望这熟悉的地方，我在这座城里度过了7年的学生生活。我们的车厢一直靠到轮船旁边。天气十分寒冷。尽管是在深更半夜，码头仍被格别乌特务和它的军队团团围住。我们在这里与小儿子和大儿媳告别，他们和我们一起度过了这两个星期的监禁生活。我隔着车窗望着那艘指定给我们乘坐的轮船，不由得回起想那艘同样是强行将我们送走的船只。那是1917年3月发生在哈利法克斯的事，英国水兵在无数旅客的睽睽众目下，从挪威邮轮“赫里斯蒂安尼亚峡湾号”上把我架走。当时我全家还是这些人，不过都比现在小12岁。“伊里奇”号没载货，也没载旅客，在凌晨一点左右起锚离港。有60海里要由破冰船开路。我们只赶上疯狂肆虐的风暴的尾巴。2月12日我们驶进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土耳其警察在尤克—戴尔登船检查旅客。船上除了我的一家和格别乌特务之外，没有其他旅客。我把一份声明交给警察请他转交土耳其共和国总统穆斯塔法·基马尔·阿塔土克，其内容如下：“总统先生阁下：在君士坦丁堡大门口我有幸通知阁下，我之所以来到土耳其，实非出自本人选择。我是在暴力胁迫下跨越这条疆界的。敬请总统先生阁下接受我的敬意。列·托洛茨基1929年2月12日”这项声明没有引起后果。轮船继续它的航程。经过22天的航行，行驶了六千公里，我们来到了君士坦丁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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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章流放第四十三章流放关于流放中亚的情况，我完全引用妻子的记述。“1928年1月16日从清晨起就包装东西。我发着高烧，在刚刚从克里姆林官运来的无数乱七八糟的东西中头晕目眩，这些东西也要打包随我们一同运走。到处是家具、箱子、内衣、书籍。前来告别的朋友络绎不绝。费．亚．格季耶，我们的医生、朋友，天真地建议以我感冒为由请求推迟出发。他不理解，我们此行意味着什么，现在推迟又意味着什么。我们只希望我能在火车上快点痊愈。因为在家里，在临行前的‘最后日子’的条件下是不能很快痊愈的。眼前闪动着无数陌生的面孔，许多人是第一次见到。拥抱、握手、表示同情的祝愿……人们送来的鲜花、书籍、糖果、防寒服等更增加了混乱。到了最后一天，忙碌、紧张、激动都已接近尾声，行李都已经运往车站，朋友也都到那里去了。我们全家坐在餐厅里等待格别乌的人员。看着钟……九点……九点半……一个人也没有来。十点钟，已经到了开车时间。出了什么事？难道取消了？电话铃响了。格别乌通知说，我们的出发推迟了，没有说明原因。列．达．问：‘推迟多久？’回答说：‘两天，后天出发。’过了半小时从车站跑来了报信的人，先是几个年轻人，随后是拉科夫斯基和其他人。原来，车站上出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示威。人们一边等待，一边高呼：‘托洛茨基万岁。’但是托洛茨基没有露面。他在哪儿？在指定给我们乘坐的车厢旁边人如潮涌。年轻的朋友们在车厢顶上竖起一幅列．达．的巨幅肖像，人们对着它激动地高呼‘乌拉’。列车动了一下，又动了一下……开始向前行驶，突然又停了下来。示威的人们跑到火车头前，有的人抓住车厢，拦住了火车。他们要见托洛茨基。群众中传说，格别乌把托洛茨基秘密送进车厢，不让他与送别的人见面。车站上一片无法形容的骚乱。示威者与警察和格别乌发生冲突，双方都有损失，并有一些人被捕。火车被阻了一个半小时。过了不久，我们的行李又被从车站运了回来。朋友们纷纷打来的电话，铃声此起彼伏，久久不断，他们都想证实我们是否的确在家，并且告诉我们在车站上发生的一切。午夜过了很久我们才能就寝。经过连日来的激动我们直到上午11点才醒过来。没有铃声，万籁俱寂。大儿媳已去上班：因为还要等两天！但是，刚刚吃完早饭门铃就响了起来。Х．В．别洛博罗多娃夫人，……然后是М．М．越飞夫人。再次响起门铃——整个房间都挤满了穿制服的和穿便服的格别乌工作人员。他们向列．达．出示了逮捕证并宣布立即押往阿拉木图。昨天晚上格别乌不是说还有两天吗？又是骗局！这是兵不厌诈，以免出发时再发生示威活动。电话铃声不断，然而一位格别乌人员守在电话机旁，相当和气地不让接电话。只是一次偶然得到的机会我们才得以通知别洛博罗多夫，告诉他：我们已被困，要用武力把我们押解走。过一些时候，有人告诉我们说，押解列．达．‘的政治指挥’由布哈林担负。这完全符合斯大林的狡诈手段……看得出格别乌人员开始不安了。因为列．达．以情况不明为由拒绝自愿出发。原来政治局力求把流放搞成看起来像是自愿同意的，起码对最主要的反对派人物是这样，以便愚弄工人群众。必须打破这种神话，揭穿事实真相，而且要以使他们既不能沉默不语，又无法歪曲事实的形式。因而列．达．决定迫使对手公开使用武力。我们连同两位来客将自己反锁在屋子里，与格别乌隔着门谈判。他们不知如何是好，犹豫了一阵之后，打电话向他们的上司请示。得到命令后，宣称为执行命令将破门而入。列．达．在这时口授了关于反对派今后行动的指示。我们没有开门。一声锤击，门上的玻璃应声被打得粉碎，一只手连同制服袖子一起伸了进来。‘朝我开枪吧，托洛茨基同志，开枪吧！’基什金慌张激动地重复着。他是旧军官，曾多次陪伴列．达．在前线视察。列．达．平静地回答说：‘别胡说，基什金，谁也不想朝您开枪，干您自己的事吧！’门打开了，一群激动慌乱的人闯了进来。他们看到列．达．只穿着便鞋，便找出他的皮鞋帮他穿到脚上，又找出了皮大衣、皮帽子……给他穿戴上。列．达．不走。他们就抓住他的两臂把他架走，我们赶紧跟上去，我匆匆披上皮大衣，穿上高靿靴……门在我身后砰的一声关上了。门后面一阵喧闹声。我喊住了架着列．达．下楼的人，要求他们把孩子放出来。大儿子应该同我们一起流放。门开了，两个儿子先从屋里跳了出来。两位客人：别洛博罗多娃夫人和越飞夫人紧随其后，他们都是强行冲出来的。谢辽沙运用了他那运动员的技巧。下楼梯时，廖瓦按响了所有的门玲，并大声喊道：‘托洛茨基同志被抓走了。’一张张惊恐的面孔在楼道门口闪动着，在这栋楼房里住的都是苏维埃高级工作人员。汽车里装满了人，谢辽沙勉强把两条腿伸进车子挤了进来。别洛博罗多娃同我们一起走。我们坐车在莫斯科街道上疾驰。正值隆冬严寒，谢辽沙没有戴帽子，他在匆忙中来不及拿帽子。大家都没穿皮鞋，没戴手套，没有一只箱子，连手提包都没有带。大家都是轻装上路的。不是把我们送到喀山火车站，汽车开往别的方向。原来是送往雅罗斯拉夫火车站。谢辽沙想跳出车子，到工作单位去找他嫂子通知我们被送走的事。格别乌人员紧紧抓住他的手，叫列．达．劝他不要跳车。我们来到了空无一人的火车站，工作人员仍然像从家里出来那样架着列．达．。廖瓦朝着零星几位铁路工人们喊道：‘同志们看啊，把托洛茨基带走啦！’一个曾陪同列．达．打猎的格别乌人员抓住廖瓦的衣领，粗野地骂道：‘你这小兔崽子。’谢辽沙这有经验的中学生打了他一记耳光。我们走进了车厢。我们包房的门前、窗口都站着岗。其余包房里都坐着格别乌人员。到哪儿去，我们不知道，也没有把我们的东西送来。机车只拖着我们一个车厢行驶。已是下午两点钟了。原来我们是沿着环城铁路驶向一个偏僻小站，应在那里挂到一列从莫斯科喀山火车站发出的开往塔什干的邮政列车上。5点钟我们同谢辽沙和别洛博罗多娃告别，他们要坐对面来的车回莫斯科去。我们则继续我们的旅程。我在发疟疾。列．达．却精神饱满，几乎可以说有几分快乐。局面已定，总的气氛开始转为安定。押送人员对我们殷勤客气。人们通知我们说，我们的行李由下一班车带来，在伏龙芝（我们铁路行程的终点）赶上我们，这意味着要在上路的第9天才能拿到行李。我们一路上没有内衣和书籍。当初，谢尔穆克斯和波兹南斯基满怀着深情认真地把书籍装箱，他们那么精心挑选：一些书是路上读的，另一些是供初期工作使用的。谢尔穆克斯把列．达．的文具放得整整齐齐。因为他十分了解列．达．的爱好和习惯。在革命年代里，他作为速记员和秘书一直跟着列．达．东奔西走。在路上由于没有电话和来客，列．达．总是以3倍的精力工作，而工作的主要重担开始是压在格拉兹曼，后来就压在谢尔穆克斯身上。我们这次长途旅行却处在没有一本书，没有一支铅笔和没有一张纸的境地。谢辽沙在出发前为我们找到了谢苗诺夫—天山斯基①关于突厥斯坦地区的学术著作。在路上我们准备了解一下自己未来的居住地的情况。对于那地方我们只有一些粗浅的认识。可惜的是谢苗诺夫—天山斯基的著作也放在箱子里，同其他东西一起留在莫斯科了。我们就这样没带任何东西坐在车厢里，好像在城里坐车一样。夜里，我们就头倚着扶手挺直身体躺在长凳上。虚掩着的包房门口有哨兵在看守。①谢苗诺夫—天山斯基，彼得·彼得罗维奇（1827—1914）俄国地理学家。1856年考察了天山，绘制了天山山势和垂直地带性的第一张略图。——译注日后等待着我们的是什么？我们这次旅行是什么性质的？是流放吗？我们会碰到什么样的条件？事件的开始没有预示什么好兆头。尽管如此，我们却感到非常平静。车厢在轻轻地晃动着，我们挺直身子躺在板凳上，虚掩的门使我想起监狱的环境。最近几天来的种种意外，不确定性和紧张使我们疲惫不堪，现在正好休息。车厢里很安静，押送人员沉默不语。我不舒服，列．达．千方百计改善我的处境，但他除了蓬勃的朝气和温柔的感情外什么也没有，他的精神和感情感染了我。我们不再理采周围环境，沉浸在对平静的享受之中。廖瓦在隔壁的包房里。在莫斯科时，他一心扑在反对派的工作上。现在他主动同我们一起到流放地去，以便缓和我们的困难处境，甚至没有和他的妻子告别。从这时起，他成了我们同外界的唯一联系。车厢里几乎是一片漆黑，门上的蜡烛发出昏暗如豆的灯光。我们向着东方驶去。离莫斯科越远，押送人员对我们就越客气。在萨马拉给我们买了换洗的内衣、肥皂、牙粉、牙刷等等，午饭是为我们和押运人员在沿途各车站餐厅里订的。列．达．平时总是不得不遵守严格的禁食制度，现在不论给他什么，他总是快活地一扫而光，而且还鼓励我和廖瓦多吃。我惊奇而且害怕地观察着他。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把在萨马拉为我们买的日用品起了一些别开生面的名字：毛巾叫明仁斯基；袜子叫亚戈达①（他是明仁斯基的副手）等等。带有这些名字的东西令人感到挺开心。因为暴风雪火车误点很长时间，但是我们还是一天比一天深入亚洲腹地。①亚戈达，享利希·格里戈里耶维奇（1891—1938）1934至1936年任内务人民委员，积极参与清洗活动，后被撤职并枪毙。——译注列．达．在出发前曾要求准许带两个前工作人员，遭到拒绝。于是谢尔穆克斯和波兹南斯基决定自行与我们乘同一列火车前往，他们坐在另一节车厢里，看到了示威活动，由于以为我们乘这趟车走，所以他们就没下车。过了些时候，他们发现我们不在车上，就在阿雷西站下了车等候我们。就是在这里我们赶上了他们，只有享受一定自由活动权的廖瓦见到了他们。我们大家都为此欣喜若狂。我儿子当时是这么写的：‘清晨我到站台上去走走，或许能碰上个同志。我们一路上常常谈起他们，为他们的命运深感不安。果不其然他们俩就在这里，坐在小吃部的小桌子旁下棋呢！简直没法形容我有多高兴了。我设法让他们明白不要走近我，因为我一进小吃部特务们就像往常一样特别忙碌起来。我赶忙跑进车厢报告了新发现，大家都兴高彩烈，连列．达．也难于为他们违反了指示而生气；指示他们远走高飞，他们非但不走，反而在睽睽众目之下坐等。这完全是无谓的冒险。我同列．达．商量过后，写了一个纸条，想在天黑后交给他们。给他们的指示如下：波兹南斯基马上离开，去塔什干待命。谢尔穆克斯到阿拉木图，沿途不要与我们接触。我匆匆与谢尔穆克斯约定，在车站后面没有灯光的僻静地方会面。到时候，波兹南斯基去了。起初，我们因彼此没有找到都很着急，等一见面急急忙忙抢着说话。我说：‘他们破门而入，抓着胳膊拽走的。’他莫明其妙：谁打破了门？为什么要拽！可是没有时间详细解释，怕别人发现我们。总之，这次约会没有得到什么结果……自从儿子在阿雷西的发现之后，再往前走，我们就感到在这趟列车上有我们的忠实朋友，这是可喜的事。到第10天，我们收到了自己的行李。赶忙找出了谢苗诺夫—天山斯基，兴致勃勃地读着关于大自然、老百姓、苹果园等等的描写，更主要的是，那地方是一片上好的狩猎场。列．达．心满意足地打开了谢尔穆克斯为他收拾的那套文具。我们一大早就到了伏龙芝（即皮什佩克）。这是我们在铁路线上的最后一站。天气寒冷，洁白悦人的积雪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给我们拿来了毡靴、皮袄。我被沉重的皮袄压得气喘吁吁，尽管如此，在路上还是觉得很冷！大轿车在轧轧作响的压平的雪路上缓慢地行驶。寒风割面。走了30公里，车停了，天已黑了，好像站在空旷的雪原上一样。两个押送人员（他们约有12到15个人）走到我面前不好意思地说：今晚住宿条件‘不怎么样！’我们艰难地下了车，摸着黑跨进了邮局的门坎和矮矮的门。走进了屋里我们高兴地摆脱了皮袄之累。但在木屋里没有生火，很冷，小小的窗户挂满了冰花，角落里有只俄式火炉，冷得像冰块一样。我们喝茶取暖，吃些东西。我们和邮局的女主人，一个哈萨克妇女聊了一会儿。列．达．详细地打听了此地的生活情况，还顺便问了问有关打猎的事。一切都挺新鲜有趣，简直不知道怎么结束这次谈话。开始打点睡觉。押送人员住在隔壁房间里，廖瓦睡在长凳上，我和列．达．垫着皮袄睡在大桌子上。当我们在又黑又冷、低低的天花板下躺好后，我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完全不像克里姆林宫的寓所，相去多远啊！’列．达．和廖瓦也随着我一齐笑了起来。天刚蒙蒙亮我们又上了路。前面是旅途中最艰难的一段路：翻越库尔达依岭。天寒地冻，皮袄重得令人难以忍受，就像一堵墙压在身上一样。在到达一个新停车地点喝茶时，我们同从阿拉木图来迎我们的司机和格别乌工作人员谈了起来。我们所不了解的生活一点一点地逐渐展现在我们面前。这是一条汽车很难行驶的路，被压平的雪路常常被一条条的积雪挡住。司机灵巧驾驶着车子，他很熟悉道路的特点，喝着伏特加暖和身体。夜间，天气越来越冷。司机意识在这片空旷的雪原里，大家都要依赖他，便毫无顾忌地发泄怨气，不客气地批评长官和秩序……阿拉木图的首长同他并排坐着，甚至还讨好他，只求能把我们送到就好。深夜两点多钟，汽车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停了下来。到了！什么地方？我们到了果戈里大街上的杰特西旅馆。带家具的房间的确是果戈里时代的产物。给我们开了两个房间，相邻的几个房间由押送人员和当地的格别乌人员占用。廖瓦检查了行李，发现少了两只装内衣和书籍的箱子。大概是把它们丢在雪地里的某个地方了。哎！我们又失掉了谢苗诺夫—天山斯基，丢了地图和列．达．的那些关于中国、印度的书籍和文具……15双眼睛竟没有看住箱子。廖瓦从早晨就出去了解情况，熟悉一下城市，首先是邮局和电报局的所在地，因为它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始终占着主要的地位，也找到了药店。他不辞辛苦地寻找一切我们需用的日用杂物：钢笔、铅笔、面包、黄油、蜡烛等等……不论是我，还是列．达．，在头几天都寸步不离房间，后来，每天傍晚出去散一会步。我们和外界的联系完全通过儿子进行。午饭从近处的食堂给我们送来。廖瓦整天不着家，我们焦急地盼他回来。他给我们带来了报纸和一些关于城里生活、风俗习惯的趣闻。我们还因谢尔穆克斯的到来而激动。在我们来到旅馆的第四天，清晨忽然听到在走廊里响起了熟悉的声音。这声音对我们来说是多么可贵啊！我们隔着门听着谢尔穆克斯的话语、声调和步履声。这一切给我们展示了新的前景。他的房间和我们的房间正好门对门，我走到走廊里，他在远处朝我鞠躬致意……我们暂时不敢交谈，心中为他近在咫尺而默默地高兴。第二天，我偷着把他放进我们的房间。匆忙地谈着一切往事，并商量好我们共同的未来。但这未来过于短暂了，当天晚上10点钟就有了结局。这时候旅馆里寂静无声，我和列．达．正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因为屋里的铁炉子烧得过热，而把朝寒冷的走廊的门打开一半。廖瓦在他自己的房间里。我们听见在走廊里有毡靴发出的小心翼翼的轻微的脚步声。我们3人立刻警觉起来（原来廖瓦也在听着，并且猜到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来了！’我们的脑子里闪过了这个念头。我们听见他们没有敲门就进了谢尔穆克斯的房间，说：‘快点’。谢尔穆克斯回答说：‘能让我穿上毡靴吗？’他穿的是便鞋。又是一阵勉强能听到的轻微的脚步声之后，一切又重归寂静。后来服务员锁上了谢尔穆克斯的房门，我们再也没有见到他。阿拉木图的格别乌把他在地牢里关了几个星期，和刑事犯关押在一起，给他吃填不饱肚子的份饭，然后把他押送回莫斯科，每天发25戈比的伙食费，这点钱还不够买面包的。后来得知，波兹南斯基同时在塔什干被捕，也被押送回莫斯科。3个月后，我们得到了他们的消息，不过已经是从流放地来的了。由于偶然的巧合，他们在从莫斯科押往远东的途中正好在一个车厢里，面对面地坐在一起。他们在分离了一个时期后又重逢了，但这次相聚只是为了再次分离，他们两个被流放到不同的地方。这样，列．达．就失去了自己的助手。敌人为了他们与列．达．共同忠诚地为革命服务而残酷无情地予以报复。和蔼可亲而谦虚的格拉兹曼早就在1924年被迫自杀了；谢尔穆克斯和波兹南斯基被流放了；恬静而勤劳的布托夫被捕了，他们要他作伪证，迫使他长期绝食而死在监狱医院里。这样一来，列．达．的敌人向来视作万恶渊薮而恨之入骨的‘秘书处’终于被粉碎了。敌人认为列．达．在遥远的阿拉木图被彻底解除了武装。伏罗希洛夫公开夸口说：‘他如果死在那里，我们也不会立刻知道。’但是列．达．不曾被解除武装。我们3人紧密合作，儿子主要负责我们与外界的联系工作，管理我们信件来往事宜。所以列．达．有时叫他外交部长，有时又叫他邮电部长。我们的通信很快就达到很大的规模，大部分通信工作压在廖瓦肩上。他还负责保卫工作，他为列．达．收集工作所需要的材料，在图书馆的书堆里翻出旧报纸，作摘录。他同当地首长谈判，组织狩猎，物色猎狗和猎枪等等，除此之外，他还自学经济地理学和各种语言。在我们到达这里的几个星期之后，列．达．的学术和政治工作已经全速进行了。稍晚一些时候，廖瓦找到了一位女打字员。格别乌没有碰她，但显然是责成她报告有关她为我们抄录的一切。如果能听听这位没有与托洛茨基作斗争经验的姑娘的报告内容是很有趣的。阿拉木图的雪很好，是洁白晶莹的干雪。行人和车辆很少，所以在整个冬天雪总是那么洁白、清新，直到春季，红色的罂粟花才取代了它的位置。那里到处开满罂粟花，草原上铺满了长达数公里的一片片的罂粟花，简直像一张巨大的地毯，到处一片红花。夏天盛产苹果，是著名的阿拉木图的阿泡特苹果，又大又红。城里没有自来水、电灯和马路。在市中心的市场上、在泥泞中、在商店的台阶上，到处都有吉尔吉斯人边晒太阳边抓身上的虱子，疟疾横行，还有鼠疫，在夏季的几个月里疯狗多得异常，报纸还常常报道这地方经常有的麻疯病例……尽管如此，夏天我们过得还是不错的。我们向果园主人租了一间木屋子，它在山脚下，面对着覆盖皑皑白雪的天山支脉。我们和果园主人一家照管着逐渐成熟的果子，而且和他们一起采摘。果园一年之中几经变化；先是满园一片白花，然后挂满累累硕果的枝条低垂到支撑架上。再往后，果子像色彩斑斓的毯子铺在树下的草垫子上，而果树在卸去了重负之后重新挺起了它的枝条。这时候，果园一阵阵苹果香、梨香扑鼻，招来了无数蜜蜂和黄蜂。我们煮了果酱。6、7月间，在苹果园里、盖着苇箔的小房子里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紧张的工作，打字机不停地敲打着。这在当地是没有见过的现象。列．达．口授着对共产国际提纲的批判，经过修改后，交付重抄。邮件很多，一天要有10到15封信。其中有许多是提纲、批判、国内论战、莫斯科的新闻、大量关于政治问题和询问健康的电报。重大的世界性问题和地方性的琐碎问题混杂在一起，使它们也像重大事件了。索斯诺夫斯基的来信总是以他素有的亢奋尖锐谈论重大的时事，我们把拉科夫斯基写得十分精彩的信件打印多份寄给其他人。这间顶棚低矮的小房间里塞满了桌子，桌上摆着一叠叠的手稿、纸夹、报纸、书籍、摘录、剪报等等。廖瓦整天在挨着马厩的房间里一步不出，打字、校对打字员打的稿件、收发信件、寻找需要的引文。邮件是由一个残废人骑马从城里给我们送来的。列．达．经常在傍晚时带着猎枪和狗，由我和廖瓦轮流陪着上山。回来时总是带着鹌鹑、鸽子、山鸡或野鸡等猎物。直到疟疾再次发作前，一切都很好。我们就这样，在书籍、信件和大自然的陪伴下，在地震和水灾之城阿拉木图生活了1年。它在天山脚下，临近中国边界，离铁路线二百五十公里，离莫斯科四千公里。尽管我们的每一步都要碰到隐蔽的朋友（现在谈这点还为时过早），表面上看来我们与周围居民完全隔绝。因为所有企图与我们接触的人都会受到惩罚，有时甚至是很严厉的惩罚……”**对妻子的叙述我还要补充一些当时书信往来中的摘录。2月28日，即刚到此地后，我立即写信给几个流放中的朋友：“鉴于哈萨克州政府即将迁到此地，所有房屋已经注册登记。只是经我给莫斯科最高当局发了几封电报，我们才在旅馆住了3个星期之后，得到了一套住宅。还必须买些家具，修理坏了的火炉，还干点建筑活，当然，这是计划之外的。这项工作由娜塔利娅·伊万诺夫娜和廖瓦干。不过建筑至今还没有结束，因为火炉不大好烧……”我在大量研究亚洲问题：地理、经济、历史等……外文报纸奇缺。我已经向一些地方要求寄一些来，哪怕是过期的也行。邮件来得太迟。看来还没有走上正轨……印度共产党的作用很暖昧。报纸上刊登着有关各省“工农党”行动的电讯，这个名称本身就能引起理所当然的担心，国民党当初不是也自称是工农党吗。千万别重蹈覆辙！英、美的对抗性质终于明显地暴露出来，现在连斯大林和布哈林也好像开始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但我们的报纸把问题过于简单化了。它们把英、美对抗描绘成日趋尖锐、并能直接导致战争的矛盾。无疑在这个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转折。战争对于这两个伙计来说，是十分可怕的事，它们还会一再努力达成妥协或和解。但是总的发展趋势是大踏步地走向流血的结局。我在旅途中初次读到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①先生》，为了驳倒卡尔·福格特的成打诋毁性的断言，马克思写下了200页密排铅字的书。其中收集了文件、证人证词、分析直接或间接的罪证……如果我们也用同样的规模来驳斥斯大林一伙人的造谣诽谤会怎么样呢？那么想必要印一套千卷的百科全书了……”①福格特，卡尔（1817—1895）德国哲学家和博物学家，庸俗唯物主义代表人物。1848年德国革命失败后，沦为拿破仑三世密探，大肆攻击马克思、恩格斯。——译注在4月里我与“知情者”分享了打猎的甘苦：“我和儿子前往伊犁河畔，打算充分享受春季。这次我们带着帐篷、毡子、皮大衣等，以免去牧民的帐篷里借宿。但是又下起了雪，严寒再度降临。那些日子真可谓是重大的考验。每夜气温降到零下8至10度。尽管如此，我们9个昼夜没有进过屋子。因为我们有防寒内衣和相当多的厚外衣，我们几乎没有挨冻。靴子在夜里冻得梆硬，必须在火上烤，不然脚就伸不进去。头几天是在沼泽地打猎，后来就到开阔的湖面去打。我在土墩子上搭了个窝棚，一昼夜要在里面过12至14小时。廖瓦干脆就站在树底下的芦苇丛里。因为天气恶劣和野禽不是成群结队的迁徙，这一次作为打猎来说，是失败的。我们带回来40多只野鸭和一对雁。但是，这次出猎仍使我们非常快活，这是因为过了一段短期的原始生活：露天睡觉、露天吃用水桶煮的羊肉、不洗脸、不脱衣服，因而也不用穿衣，一次从马背上掉到河里（才不得不在中午的烈日下把衣服脱下来，这也是唯一的一次脱衣服），在芦苇塘里一小块木板上整整过了一昼夜。所有这一切都是难得经历的。回家时，一点感冒的征兆也没有。到家的第二天就感冒了，整整躺了一个星期……现在已经能从莫斯科和阿斯特拉罕收到拉科夫斯基寄来的外国报纸了。今天收到了他的信，他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深入研究圣西门主义的题目。除此之外，他还撰了他的回忆录，有谁哪怕对拉科夫斯基稍有了解，就不难想象到他的回忆录是多么有趣。5月24日我写信给普列奥布拉仁斯基，他这时已经开始左右动摇不定了。“收到您的提纲。对此，我在给所有人的信中都只字未提。前天我收到从卡尔巴绍夫来的电报说：‘我们坚决反对普列奥布拉仁斯基的建议和他的评价。请您立即答复。斯米尔加、阿尔斯基、涅恰耶夫。’昨天收到从乌斯季库洛姆来的电报：‘我们认为普列奥布拉仁斯基的建议是错误的。别洛博罗多夫、瓦连廷诺夫。’昨天又收到拉科夫斯基的信，他在信里没有夸奖您，而他对斯大林的‘左的方针’持英国式的‘等着瞧和警惕’的态度。别洛博罗多夫和瓦连廷诺夫的信也是在昨天收到的，他们俩对拉狄克寄到莫斯科的一封充满了酸溜溜情绪的信件感到十分不安，他们大发雷霆。如果他们正确地转达了拉狄克信的内容，我就完全拥护他们。我不愿意怂恿印象主义者。“从打猎回来之后，也就是从3月最后几天起，我就一直坐在家里没有出去过，整天不是看书就是写作。每天大约从早上7、8点钟一直干到晚上10点钟。我打算休息几天。现在没有猎物可打，所以想同娜塔利娅·伊万诺夫娜和谢辽沙（他现在正在这里）到伊犁河去捕鱼。关于这事的结果将及时通知您。“您了解法国选举的情况吗？我目前是一无所知。《真理报》上连参加本届选举与上届选举的总人数的对比也没有，所以不知道共产党员的比率是升高了还是降低了。我准备通过外国报纸研究这个问题。到那时再给您写信。”5月26日我写信给一位格鲁吉亚的老布尔什维克，米哈伊尔·奥库贾瓦：“既然斯大林的新方针在制定任务，它必然企图接近我们的决议的。不过，在政治中起决定作用的不仅是什么，而且要看谁和如何决定。解决革命命运的主要战斗还在前面……“我们一直认为，而且不只一次讲过，不能把当权派政治堕落的过程设想为连续下降的曲线。它的堕落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在具有深重的内部磨擦的阶级社会里进行的。党的基本群众完全不是铁板一块，它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政治原料。在来自左和右的阶级冲击的压力下，它的分解过程是不可避免的。党内近期所发生的尖锐冲突（它的后果我和您正在承担）不过是事件继续发展的前奏而已。它也像歌剧中的前奏一样，预先奏出了整出歌剧的全部音乐主题，并极其扼要地把它们演奏出来。我们的政治‘前奏’奏出的旋律仅仅是下面要充分展开的旋律，即是用严肃的阶级音乐的铜管乐器、大提琴、鼓和其他乐器齐奏出旋律。事件的发展无可辩驳地证实我们不仅在与游手好闲的和反复无常的人，即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之流的斗争中，过去和现在始终是正确的，而且在反对可敬的‘左翼’朋友和极左的糊涂虫的斗争中也是正确的。因为后者惯于把前奏当作歌剧本身，也就是说，把党和国家的所有过程都认为已经完成了的，并且把热月政变（最初还是从我们这里听来的）当作既成事实……不要激动、不要总是无谓地给自己和别人找麻烦，要学习、要等待、要敏锐地注意观察、不要让自己的政治路线蒙上个人愤懑的锈斑，这才是我们应有的态度。”6月9日，我的女儿，我那赤诚的同志尼娜在莫斯科去世了。她只有26岁。她的丈夫在我流放前被捕了。她在没有倒下来之前一直从事反对派的工作。她患了百日肺痨，在几个星期中病魔就夺去了她的生命。她从医院里寄给我的信走了73天，在她死后我才收到。拉科夫斯基6月16日给我打来电报：“昨天我收到你的关于尼娜病重的信。马上打电报通知在莫斯科的亚历山德拉·格奥尔吉耶夫娜（拉科夫斯基的妻子）。今天从报纸上得知尼娜已经结束了她那短暂的生命和革命的旅程。我的整个身心都和你在一起，我的朋友，因和你相距如此遥远，我心情格外沉重。无数次紧紧地拥抱你。赫里斯季安。”两个星期后收到了拉科夫斯基的信。“亲爱的朋友，我为尼诺奇卡①，为你，也为你全家感到十分难过。你早就背负着沉重的革命者—马克思主义者的十字架，现在又第一次尝到了作父亲的无限痛苦。我的心和你在一起，也为离你这么远而悲伤……①尼诺奇卡是尼娜的小名。——译注“谢辽沙大概已经对你讲过，在莫斯科如此无理地处理你之后，又对你的朋友所采取的种种荒唐手段吧。你走后半小时我到了你家。在客厅里有很多同志，大多数是妇女。穆拉洛夫也在其中。这里哪一位是公民拉科夫斯基？我听见有人问。‘是我，您有什么事？'‘跟我走！’把我带过走廊到一个小房间里。在房间前命令我‘举起手来’，搜查了我衣袋后把我逮捕了，到5点钟才把我放了。穆拉洛夫继我之后也遭到同样的处置，他一直被拘留到半夜……‘简直是昏了头’我自言自语地说，所感到的不是仇恨，而是替他们感到羞愧，他们毕竟曾是我的同志。”7月14日我写信给拉科夫斯基：“亲爱的赫里斯季安·格奥尔吉耶维奇，我很久没有给你和别的朋友写信，仅限于给你们寄了些材料。我在伊犁河初次得知尼娜病重的消息，回来后我们立刻搬到乡下。几天之后就得到尼娜去世的消息。你是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是，应该不失时机地准备我们在第六次共产国际大会上的文件，这是很困难的。但从另一方面说，无论如何也必须完成这项工作。它会成为减轻痛苦的一剂膏药，帮助我们熬过最困难的头几个星期。“在整个7月中，我们都等待着济努什卡①（大女儿）的到来。唉，可惜不得不放弃这个希望。格季耶坚决地要求她立即住进结核病疗养院中，她患病已经很久。当尼努什卡②被医生宣判死刑之后的3个月中，她一直照料尼娜，这严重地损害了她的健康。①济努什卡是季娜伊达的小名。——译注②尼努什卡是尼娜的小名。——译注“现在谈谈为大会作准备工作的事。我决定从批判纲领草案开始，并把它与一切使我们和官方领导对立的问题联系起来，结果是写成了一本11印张的书：我全面地总结了在列宁离开领导岗位后的近5年中，我们‘集体’工作的成果。这期间，党内摹仿之风盛行一时，是追随者们先是吃老本的利息，很快就会落到把老本吃光的地步。“就对待大会的态度问题，我收到几十封信和电报，票数还没有统计出来。但是在100多票中赞成普列奥布拉仁斯基提纲的只有3票。“很可能斯大林、布哈林、李可夫集团在这次大会上还能维持表面上的团结一致，以便做最后一次把我们彻底埋葬的绝望的尝试。但就是这一新的努力和不可避免的失败只能急剧加快集团内部的分化过程，因为在会后的第一天，‘今后怎么办’的问题会更尖锐地摆在面前。怎么回答这问题？在1923年德国错过了革命形势之后，作为补偿，我们在1924—1925年走了一段很严重的极左的弯路。季诺维也夫的极左方针是在右倾酵母上发育起来的：一方面与工业化者做斗争，一方面又与拉迪奇①、拉福莱特②、农民国际③、国民党等眉来眼去。当极左路线到处碰壁之后，还是在那块右倾酵母上又发育起了右倾方针。但这决不排除这一切在新阶段中以更大的规模重演，即以同样的机会主义前提为根据的极左路线的新阶段。但是潜在的经济力量可以打破这条极左路线，使方针彻底向右转。”①拉迪奇，斯捷潘（1871—1928）克罗地亚地区（今南斯拉夫）的政治活动家，农民党创始人之一。提倡“农民权利”理论。1924年加人农民国际。——译注②拉福莱特，罗伯特·马里恩（1855—1925）美国反对共和党和民主党传统的所谓进步政治运动的领导人。——译注③农民国际于1923年在莫斯科成立，参加者有苏联、波兰、德国、法国、美国、瑞士、芬兰、日本等国。其任务是保护农民利益、组织农民参加革命斗争。1933年停止活动。——译注8月，我给许多朋友写了信。“您当然已经注意到，我们的报纸对欧美报刊有关我们党内事件的报导保持沉默。仅此一点就使人想到那答复不符合‘新方针’的需要。现在这已不是我的猜测，我已经从刊物上得到了极其明确的证明。安得烈钦同志寄给我一张从美国《国民》杂志2月号上剪下来的一页材料。这家最有名的左翼民主派杂志在扼要地叙述了我们近期的事件后，说：“‘所有这一切使一个问题变得格外尖锐：谁代表俄国布尔什维克纲领的继续和谁代表对它的不可避免的反动。美国读者一直认为列宁和托洛茨基是同一事业的代表。保守派报纸和国家要员也都得出同样的结论。《纽约时报》认为，在新年元旦之日顺利地将托洛茨基清除出共产党是喜庆的主要原因。该报同时毫不隐讳地声称，被驱赶出党的反对派坚持使割断俄国和西欧文明联系的思想和条件固定不变，万世流传。’大多数欧洲大报都持类似的论调。据说，奥斯汀·张伯仑爵士①在日内瓦大会上说过，英国不会同俄国进行谈判，就是因为‘迄今还没有把托洛茨基枪毙’。现在张伯仑爵士该为驱逐托洛茨基而高兴了吧……反正欧洲反动派的代表都得出一致结论：他们主要的共产党敌人是托洛茨基，而不是斯大林。’相当雄辩地说明了问题，不对吗？……”①张伯仑，奥斯汀（1854—1924）英外交家，1910—1918任驻俄大使，他支持临时政府，接近克伦斯基。——译注儿子的札记里有一些统计数字。1928年4至10月我们从阿拉木图发出800封政治性的信件，其中有许多是相当大型的著作，发电报约550封；收到长短政治信件1000多封，电报约700封，大部分是联名打来的。所有这些主要是在流放区范围内进行的，但也从流放区渗入全国。能够到达我们手里的信件，在最好的月份里也不会超过半数。此外，我们收到了从莫斯科发来的8、9封密件，即秘密活动的材料和信件，都是由专人亲自带来的。我们也向莫斯科寄去同样数量的秘密信件。秘密信件使我们能够了解一切事件，并且使我们能够对重大事件作出反应，尽管晚了一些。秋季来临时我的健康情况恶化了。消息传到了莫斯科，工人们在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官方的报告人除了用最乐观的色彩描绘我的健康情况之外，找不到更好的答复。9月20日妻子给当时的莫斯科党组织的书记乌格兰诺夫发了封电报：“您在莫斯科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我丈夫列．达．托洛茨基装病。由于大多数同志们的不安和抗议。您曾愤怒地声称：‘他居然采用这种手段。’您指的采取这种不光彩手段的人，不是那些把列宁的战友流放，并使他们遭受病魔折磨的人，而是那些抗议这样做的人。您有什么理由，又有什么权力对全党、全体劳动人民、全世界说，有关列．达．病情的消息是假的？须知您这么做是欺骗党。在中央委员会的档案里存放着我们最好的医生对列．达．健康状况的结论。这些医生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倡议对列．达．进行了多次会诊，他对列．达．的健康关怀备至。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逝世之后，也进行了多次会诊。确诊列．达．患结肠炎和由新陈代谢不良而引起的痛风。您也许知道，1926年5月列．达．为摆脱折磨他多年的高烧曾在柏林动了手术，但未曾收效。结肠炎和痛风不是很容易治好的病。尤其在阿拉木图，病情逐年加剧。为了把健康维持在一定水平上，必须有正规的医疗制度和正确的治疗。但在阿拉木图这两者都不具备。关于必要的医疗制度和治疗您可以向卫生人民委员谢马什科了解，他曾多次参加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委托组织的会诊。列．达．在这里除上述病情外，还饱受疟疾的折磨。疟疾又加重了结肠炎和痛风，引起了周期性的剧烈头痛。有几个星期或几个月身体状况稍好一些，但接下来就是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重病。事实真相就是这样。您根据五十八条，把列．达．当做‘反革命’流放。如果您声称，您对列．达．的健康不感兴趣，这是可以理解的。在这种情况下您这么做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如果不制止这要命的逻辑性，那么不但会断送杰出的革命家，而且断送党和革命。看来，您现在似乎在工人群众的舆论压力之下没有勇气坚持到底。您不敢说列．达．的病对你们有利，因为它妨碍他思考和写作。加里宁、莫洛托夫等其他人在讲话中也是这么说的。您必须就这个问题向群众作出答复。如此不光彩地躲躲闪闪这一事实足以说明：工人阶级不相信对托洛茨基的政治诽谤，也不会相信你们关于列．达．健康状况的谎言。娜．伊．谢多娃—托洛茨卡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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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章党内斗争的最后阶段第四十二章党内斗争的最后阶段1925年1月，我被解除了军事人民委员的职务，前面的斗争为这个决定作了周密的准备。追随者们更害怕国内战争的传统和我与军队的联系，如同他们害怕十月革命的传统一样。我毫不反抗，甚至怀着宽慰的心情交出了我的军事职务，因为这样可以夺去敌人散布我搞军事阴谋等流言蜚语的口实。追随者们为了证明自己行动的正确性，开始虚构出种种荒诞不经的阴谋，后来甚至他们自己对此也将信将疑了。我个人的兴趣从1921年起已转到其他领域。战争结束了，军队从五百三十万人缩编为六十万人，军事工作已进入官僚主义的轨道。国内经济问题是首要问题，从停战时起，这些问题所占用我的时间和精力远远超过军事问题。1925年5月，我被任命为租让委员会主席，电业技术管理局局长和工业科技管理局局长。这3个部门之间没有任何联系，这些单位的选择是背着我搞的，并由一些特殊的考虑所决定的：即要把我与党隔绝，把日常工作压到我的身上，把我置于特殊的监督之下等等。但我仍诚心诚意地试图在新基础上发挥作用。刚刚在3个我所不熟悉的机构中着手工作时，我就全力以赴。我对科学技术研究所最感兴趣。由于工业的集中性，这些研究所在我国可以有广阔的发展前途。我热心地参观了很多试验室，怀着极大的兴趣观看试验，聆听著名学者的解说。在空闲时间钻研化学、流体力学教材，感到自己已经一分为二：一半是行政官员，一半是大学生。难怪我在青年时代打算进数理系学习。我好像是摆脱了政治，在自然科学和工艺学问题上休息一样。作为电力技术管理局局长，我视察了所有建设中的电站。我去了趟第聂伯河，那里为即将建设的水电站进行着巨大的筹备工作。两名船工驾着一条小渔船载着我沿着扎波罗热哥萨克人的老路，在激流险滩和漩涡之间顺流而下，当然，这纯粹是出于对体育运动的兴趣。但是，我从经济角度和技术角度这两方面对第聂伯河的工程十分关注。为了保证水电站避免计算上的失误，我组织了美国专家进行技术鉴定，随后又组织德国专家进行再次鉴定。我不仅试图把新工作与日常经济任务联系起来，而且要与社会主义的基本课题联系起来。在反对以迟钝的民族主义方式处理经济问题（以自给自足、与世隔绝的途径来获得“独立”）的斗争中，我提出了制定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系数比较系统的课题。我之所以提出这个课题，是出于正确判断世界市场的动向的必要性，这也能为我们的进出口及租让政策的任务服务。实质上，系数比较课题本身就来源于承认世界生产力对民族生产力的统治权，因而它意味着对在个别国家里建成社会主义这个反动理论的进攻。我就自己新工作中的问题宣读报告，出版书籍和小册子。敌人不可能，也不愿意在这方面应战。他们为自己得出的结论是托洛茨基又建立了新的据点。现在电力技术管理局和科学技术研究所开始使他们坐立不安。其程度不亚于当年的军事部门和红军。斯大林的机关跟踪我，我的每一个实践活动都成了复杂的幕后阴谋的口实，每一次理论总结都为“托洛茨基主义”的无知神话提供原料。我的实际工作条件已经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斯大林和他的助手莫洛托夫的绝大部份创作，就是在我周围组织公然的怠工。我的下属机构领取必需的经费已成为无法完成的任务。在这些机构里工作的人都为自己的命运，或至少是为自己的前途而担惊受怕。在这种情况下，争取我的政治休假的尝试显然没有成功。追随者不能半途而废，他们对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怕得要命。昨天的造谣诽谤威胁着他们，要求他们在今天加倍地背信弃义。最后我要求解除我电力技术管理局长和科技管理局长的职务。在租让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上毕竟没有多少搞阴谋活动的余地，因为每一次租让的命运都要由政治局来决定。在这一段时间内党的生活面临着新的危机，在斗争的第一阶段“三驾马车”与我对立，但是它本身就远非铁板一块。无论是季诺维也夫还是加米涅夫，他们在理论上或政治上都比斯大林高出一筹。但他们两人都有一个小小的缺陷，即没有性格。他们侨居国外时，在列宁指导下所得到的高过于斯大林的国际视野，非但没有使他们更强大，反而使他们更软弱。自给自足的民族主义发展方针，俄国护国主义的公式“一拳就可以打倒敌人”，现在已成了新社会主义的语言。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企图部分地捍卫国际主义观点，在官僚主义者眼里他们已经成了二流的“托洛茨基分子”。于是他们更加疯狂地对我作战，企图以此巩固斯大林机关对他们的信任。但他们的努力枉费心机，机关越来越清楚地显示出斯大林是它的脊柱。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很快就与斯大林反目为仇，等他们想把争论从三驾马车移到中央委员会去时，才发现斯大林已拥有牢固的多数了。加米涅夫算是莫斯科的正式领导人。但1923年（当时莫斯科党组织机构中大多数都支持反对派），在加米涅夫参与下彻底破坏了这一机构后，一般莫斯科党员群众忧郁地保持沉默。加米涅夫刚开始试图与斯大林对抗就被挂了起来。列宁格勒的情况有所不同。1923年，列宁格勒共产党员在季诺维也夫庞大的机关重压下没有参与反对派的活动，但现在轮到了他们。对富农和在一个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使列宁格勒工人感到不安，工人群众的阶级抗议与季诺维也夫的权力斗争正好一致，于是就产生了“新反对派”。在最初阶段连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也加入其中。但是，使大家，尤其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本人惊异不已的是：他们两人被迫重复部分旧反对派的批评，很快就被划入“托洛茨基分子”阵营。如果在我们的人中认为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接近，最起码也是荒诞不经的，这并不足为奇。在反对派中有不少人是反对这一联盟的。甚至还有这样的人（虽然为数不多）认为可以与斯大林结盟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我的一个近友姆拉奇科夫斯基，一位老革命家、国内战争中优秀的军事首长，他表示反对与任何人结盟，并为自己的立场作了一个经典式的论证：“斯大林会欺骗，季诺维也夫会临阵脱逃。”但最终这类问题不是由心理考虑，而由政治考虑来解决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公开承认，1923年以来“托洛茨基分子”反对他们的斗争是正确的，他们接受了我们的立场。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不同他们结盟，何况在他们背后还有成千上万列宁格勒的工人革命者。在正式会议的场合之外，我已有3年没有与加米涅夫见面了。也就是说，自从他要去格鲁吉亚的那个晚上，当时他曾答应支持列宁和我的立场，但在得知列宁病重后，又站到斯大林一边去了。加米涅夫与我第一次见面时就说：“只要您和季诺维也夫出现在同一个讲坛上，党就一定能找到真正的中央委员会”。我只能对这种官僚主义的乐观主义一笑置之。显然，加米涅夫对“三驾马车”经营了3年之久的瓦解党的工作估计不足。我毫不客气地对他指出了这一点。从1923年，也就是德国革命运动失败之后开始的革命低潮具有国际规模，在俄国反对十月革命的反动也在全速进行，党的机关越来越向右转。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这么想：只要我们联合起来，胜利就会像熟透的果子那样掉到我们的脚边，那就未免太幼稚了。“我们应该做长远打算，”我几十次叮嘱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需要认真长期地做斗争准备工作。”在一时的狂热中新盟友勇敢地接受了我的提法。但是他们坚持不了多久，他们不是一天天地，而是一小时一小时地萎靡下来。姆拉奇科夫斯基对他们的评价是完全正确的：季诺维也夫最后终于逃跑了。但他远没有把他的所有同志都带走。无论如何，季诺维也夫的双重转变给托洛茨基主义的神话带来了无法医治的创伤。**1926年春季，我和妻子到柏林去了一趟。莫斯科的医生对我连续不断的高烧束手无策。为了怕承担责任，早就竭力劝我出国。我也想找到摆脱绝境的办法。在最危急的时候，发烧使我瘫痪，成了我的对手的可靠同盟军。政治局对我出国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它的意见是：根据它所掌握的材料和政治形势来看，我出国是非常危险的，但把最后决定权交给我。它的决议附有一份格别乌的资料，无非是证明我不该出国。政治局无疑是怕我万一在国外发生什么意外，党会让它承担责任。当时在斯大林的警察头脑中还没有想到要将我流放国外，而且是流放到君士坦丁堡。很可能政治局还担心我在国外搞某些活动，把外国反对派团结起来。无论如何，我在同朋友商量之后，还是决定出国。没费周折就得到了德国大使馆的同意。于是4月中旬我就和妻子一同上路了，我拿的外交部护照上用的是乌克兰教育人民委员会负责人库兹缅科的名字。陪送我们的是谢尔穆克斯。（他曾是我专列的列车长）和一位格别乌的全权代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与我告别时显得极为动情：他们不愿意单独和斯大林留在一起。在战前那几年，我对霍亨索伦王朝的柏林相当熟悉。它有它自己的风貌、谁也不能说它是令人愉快的，尽管有许多人认为它令人肃然起敬。柏林变样了，它现在已经没有什么风貌可言了，至少是我看不出来。城市在长期重病之后，经过一系列外科手术，正在慢慢地恢复。通货膨胀已经消除，而硬马克只不过成了测量普遍贫困的工具。在街头、商店、行人的脸上看得出贫穷和不耐烦，有时甚至还有东山再起的强烈愿望。德国人的认真和清洁，在苦难的战争、失败和凡尔赛掠夺的年代中已被赤贫所战胜。密密麻麻的人群顽强惨淡地修复那些被战争之靴踏平的道路、走廊和仓库。从街道的节奏、行人的动作和手势中都能感受到宿命论的悲剧色彩：毫无办法，生活就是无期的苦役，应当从头做起。在几星期里我一直是柏林一家私人诊所的医学观察对象。为了寻找神秘的发烧的根源，医生们轮流为我检查。最后一位喉科医生提出了一个假说，认为发烧的根源在于扁桃腺，建议我把它割去，以防万一。诊断医生、内科医生犹豫不决：他们都是上了年纪的后方人员。外科医生有战争经验，他对他们极端蔑视，他说，目前摘除扁桃腺就像刮胡子一样简单。只好听他的。助力们准备捆扎我的双手，但手术师满足于我的精神保证。在外科医生鼓励性的俏皮话中，看得出他内心的紧张和努力克制的激动。最不舒服的是必须一动不动地仰面躺着，被自己的血呛得喘不上气来。整个手术用了40—50分钟。如果不把手术无效这一点考虑在内的话，可以说一切都很顺利。因为在手术后不久，体温又再度升高了。在柏林，更确切点说，在诊所里的时间并没有白过，我一头扎进了德国报纸堆里。我从1914年8月起几乎根本没有读过德国报纸。每天人们给我送来20来份德国的和几份外文刊物，我边看边把它们随手扔在地板上。来给我看病的教授们必须在各种倾向的报纸铺成的地毯上行走。实际上我是第一次听到德国共和政体政治的全部音阶，说实话，我看不出其中有什么出乎意料之外的东西。共和国是军事溃败的弃婴，共和党人出头是由于凡尔赛和约的需要，社会民主党人成了被他们所扼杀的十一月革命的遗嘱执行人，兴登堡是民主党的总统。这些我大致都已料到，但从近处看这一切，仍很有教益……在五·一那天，我同妻子坐汽车走遍全城，到了所有主要地区，挤在人群里观看游行、宣传画、听演讲，乘车穿过亚历山大练兵场。我见过很多次规模更大、人数更多、更富有示威性的五·一游行，但已很久没有可能在群众中走动而不引起别人的注意，能感到自己是无名的整体中的普通一分子，只是听和看。只有一次陪伴我们的同事小心地对我说：“这里正卖您照片呢。”但是凭这些照片是没人能认出教育人民委员会成员库兹缅科来的。如果这几行字落入维斯塔堡公爵、赫尔曼·米勒①、斯特莱斯曼②、列文特洛夫伯爵、格里费尔丁格或反对我进德国国境的诸公眼中，我有必要让他们知道：我没有喊过任何违禁的口号，没有张贴过任何蛊惑性的宣传品，仅仅是一位道地的观察者，他在几天后就要接受手术治疗。①米勒，赫尔曼（1876—1931）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之一，1928—1930年任德国总理。——译注②斯特莱斯曼，古斯塔夫（1878—1929）于1923年8—11月任德国总理兼外长。——译注我们也参加了城外的“饮酒节”。这里人山人海，尽管洋溢着春天般欢乐的情绪，更有阳光和美酒的助兴，但过去这几年的阴影仍旧笼罩在尽情狂饮者、寻欢作乐者和准备寻欢作乐者的身上。只要细心注视一下，大家都像久病初愈的人：欢乐要求他们付出巨大努力。我们在人群中呆了几个小时，我们观察并和他们交谈，用小盘子盛了小灌肠吃，甚至还喝了啤酒。从1917年起我连啤酒是什么味道都忘了。手术后，我恢复得很快。我开始拟定起程的日期。但这时又发生了一件我至今还不完全明白的意外事故。大约在我动身回国前的一星期左右，诊所走廊里来了两个穿便衣的先生，从外表上无法判断他们的职业，而恰恰是这点证明了他们的警察身份。我从窗里看见院子里还有6、7个同样的先生，他们既彼此截然不同，但同时又完全相似。我告诉站在我身旁的克列斯京斯基，叫他注意这一点。过了几分钟后，一位助理医生来敲我房门，激动地说，教授吩咐他来通知：有人要谋杀我。我指着那些便衣们问：希望不是警察吧？医生设想这些警察是来防止谋杀的。又过了两、三分钟，一位警察局官员前来通知克列斯京斯基说，警察局确实得到有关策划谋杀我的消息，所以采取了紧急保护措施。整个诊所动起来了，护士们彼此互相转告、还告诉病人说托洛茨基住在诊所里，因此有人要往这里扔炸弹。气氛顿时大变，与医疗单位很不协调。我与克列斯京斯基商议好立即搬到苏联大使馆。诊所前面的街道已被警察围住，在我迁居时警察局派了几辆汽车护送。官方的说法大致如此：一些因新近的阴谋败露而被捕的德国保皇党徒中，有一人向侦察人员揭发俄国白卫军密谋近日内刺杀现在柏林的托洛茨基。应该说明，德国外交部（我去德国一事是和它达成协议的）因为警察局里保皇党分子太多，所以有意没有把此事通知警察局。警方不相信这被捕的保皇党分子的口供，但仍然对有关我在诊所的供词进行调查。当这事被证实后，他们大吃一惊。因为教授们曾被询问，所以我从助理医生和警察局高级官员方面同时得到两个警告。是否真的有人准备行刺，警察局是否真是从被捕的保皇党徒处得知我在柏林，我至今仍不知道。但我总怀疑事实应该简单得多。应该设想为，外交部没有能保住“秘密”，而警察局为它不受信任而恼火，决定给点颜色看看，不知道是冲着斯特莱斯曼，还是冲着我，反正是要让我们知道，没有它的参与就不能顺利地摘除扁桃腺。不管真相如何，反正诊所已闹得天翻地覆，而我在强大的保护下逃脱了颇成问题的敌人，搬进了大使馆。过了一些时候，在德国报纸上才出现了对这一事件的零星、迟疑的反应，看来谁也不愿意相信它。我在柏林时正值欧洲发生两个重大事件：英国总罢工和波兰毕苏斯基的政变。这两个事件进一步加剧了我与追随者的分歧，并且预示了日后斗争将变得更加激烈。关于这问题应该略加说明：斯大林、布哈林，第一阶段中还有季诺维也夫，他们把苏联工会的上层人物与英国工联总委员会的外交联盟看作是他们政策上的一张王牌。斯大林由于受其孤陋寡闻的局限，认为珀西尔和英国工联的其他领导人已经准备好，能够在困难时刻帮助苏联政府与英国资产者进行斗争。至于英国工联的头头们，则不无根据地认为，考虑到英国资本主义危机和群众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以不承担任何责任和苏联工会首脑建立正式友好关系的形式来从左面得到掩护对他们是利的。双方小心翼翼地绕来绕去地兜圈子，惟恐道出他们各自的真实意图。腐朽的政策已经屡次在重大事件中碰得头破血流。1926年5月的总罢工，不仅是英国生活中的大事，也是我们党内生活中的大事。英国在世界大战后的命运格外重要。它的世界地位发生了剧烈变化，在内部力量的对比上不能不引起同样剧烈的变化。十分清楚：如果欧洲（包括英国在内）重新达到一定程度上的相对长期的社会平衡，英国只能通过一系列冲突和震荡才能达到这种平衡。我认为煤炭工业的冲突恰恰是在英国有可能导致总罢工，由此我得出结论：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形式及其新的历史使命之间的矛盾必然在近期内暴露。1925年冬春之交，我曾在高加索就此为题写了一本小册子（《英国往何处去》）。实际上这本小册子是反对政治局官方概念的。后者指望总委员会的左倾化会使共产主义能逐渐渗入工人政党的队伍和工联中去。一方面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复杂化，另一方面为了检验对手的态度，我把手稿送交政治局审查。因为这是对问题的事先预测，而不是事后的评论，所以政治局成员中没有人出来说话。小册子顺利地通过了书刊检查机关，未经修改就付印了。它很快就有了英译本。英国社会主义者的首脑们把它看做是一个外国人因为不了解英国具体条件，而想把“俄国”总罢工搬到英伦三岛土地上来的幻想。持这种论调的人，从那个政治平庸竞赛的绝对冠军麦克唐纳开始，没有几百人也有几十人。但是没过几个月，煤炭业的罢工就变成了总罢工。我的预测这么快就得到了证实是我始料不及的。如果说，总罢工证明了马克思主义预见的正确性，推翻了英国改良主义者自制的评价，那么总委员会在总罢工期间的行为，就意味着斯大林寄于珀西尔的希望的破产。我在诊所里贪婪地收集并汇总了所有关于介绍总罢工进展的消息，尤其是关于群众与领袖们相互关系的消息。最使人愤怒的是莫斯科《真理报》上一些文章的性质，它们的目的就是要掩饰破产和保全面子，为达到这个目的只能靠无耻地歪曲事实。对于革命政治家来说，最大的思想堕落就是蒙蔽群众。我回到莫斯科后，要求立即断绝与总委员会的联盟关系。季诺维也夫经过不可免的摇摆之后与我站到了一起，拉狄克反对，斯大林用尽全力抓住联盟，甚至抓住它的表象不放。英国工联主义者们等到尖锐的内部危机结束，就毫不客气地把自己那慷慨而糊涂的盟友一脚踢开。同一时期，在波兰也发生了些同样重大的事件。小资产者为了寻找出路而团团乱转，最后铤而走险举行暴动，并不遗余力地吹捧毕苏斯基。共产党领袖瓦尔斯基①断定，这是“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民主专政”在他眼前展开，并号召共产党员支持毕苏斯基。我很早就认识瓦尔斯基了。罗莎·卢森堡在世时，瓦尔斯基还能在革命队伍中有一席之地，至于他本人，从来就是个微不足道的人。1924年瓦尔斯基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动摇后，声称他终于认清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危害，即对农民和民主专政的意义估计不足。他的驯顺得到奖励，他登上了领袖的高位，于是他焦急地等待着能够使用其过晚得到的马刺的适当机会，1926年5月他不失时机地利用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来玷污自己和党的旗帜。他当然没有受到惩罚：尽管波兰工人十分愤怒，但斯大林的机关庇护了他。①瓦尔斯基，阿道夫·杰吉（1868—1937）波兰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波兰共产党的组织者之一。曾任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译注1926年间，斗争更加尖锐了。初秋时反对派在党小组会议上公然出击，机关进行了疯狂的回击。思想斗争被行政手段所取代，每当反对派登上讲台，党的官僚们用电话把工人小组召上会场，疯狂地集中汽车，喇叭轰鸣，有组织地吹口哨吼叫。执政掌权的一派以机械地集中自己的力量来压制，并以镇压相威胁。广大党员群众在什么也没有听到、没有理解、也没有说出自己的看法，就担心党的分裂和大难临头。反对派被迫撤退了。我们在10月16日提出声明，大意是：我们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在党的范围内保留捍卫自己观点的权利，并且拒绝一切可以导致分裂危险的行动。10月16日宣言所期望的不是机关，而是广大的党员群众，它表达了我们要求留在党内为党服务的愿望。虽然斯大林派在第二天就开始撕破停战协议，我们仍然赢得了时间。1926—27年的冬季给了相当的喘息机会，使我们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理论研究更为深入。1927年初季诺维也夫已经准备投降了。如果说不是一下子投降的话，也是分几个步骤进行的。但这时正好在中国又发生震撼人心的事件，使斯大林政策的罪恶昭然若揭。这事使季诺维也夫和追随他的人们推迟了投降。追随者在中国的指导意味着对布尔什维克所有传统的践踏。中国共产党在违背自己意志的情况下被并入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并服从其军队纪律，建立苏维埃政权已被禁止。追随者建议共产党员停止土地革命，没有得到资产阶级准许不得武装工人。在蒋介石破坏上海工人运动、把政权集中到军事集团手中之前很久，我们已经对这种不可避免的结局提出了警告。自从1925年我就要求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而斯大林—布哈林的政策不仅为破坏革命做了准备、为它铺平了道路，而且动用了国家镇压机器使蒋介石的反革命工作免于遭到我们的批评。1927年4月斯大林在圆柱大厅内党的会议上还在捍卫与蒋介石联合的政策，号召对他予以信任。5、6天之后蒋介石就把上海工人和共产党员淹没在血泊之中。党内掀起一股不满的浪潮，反对派抬起了头。反对派成员违反一切秘密活动的规则（在这时我们已被迫在莫斯科以秘密工作方式保卫中国工人的反蒋介石运动）数十人一起到总租让委员会的所在地来会见我。许多年轻的同志们觉得，斯大林政策的破产是如此明显，必定会加速反对派胜利的到来。在蒋介石进行国内政变的头几天之后，我对年轻的朋友们（当然不只是年轻的朋友）过分发热的头脑浇了不只一桶冷水。我告诉他们：反对派绝不能由于中国革命失败而兴盛起来。我们的预见的证实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新同志，但对于几百万人来说，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我们的预见，而是中国无产阶级被击溃这个事实的本身。继1923年德国革命失败和1925年英国总罢工遭受挫折之后，在中国发生的新失败只能加剧群众对国际革命的失望情绪。而这种失望情绪正是斯大林民族改良主义政策的基本心理根源。很快就发现，作为一个派系，我们的确强大起来了，即思想上更一致、人数也壮大了。但是我们与政权联接的脐带被蒋介石的利剑切断了。他的名声扫地的俄国盟友斯大林只能以摧毁反对派来补充上海摧毁工人组织的事件。反对派的核心是由一批老革命者组成的。但我们并不孤立，在我们周围团聚着数百乃至数千名新一代的革命者。他们最初被十月革命唤醒投入了政治生活，参加了国内战争，对以列宁为首的中央委员会的巨大权威心悦诚服，直到1923年才开始独立思考、批判，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研究发展中的新的转折点，更艰难的是学会担起革命首创精神的责任。现在数以千计这样的青年革命者正在斯大林体制的流放地或监狱中研究理论，以深化自己的政治经验。反对派的基本力量是清醒地走向这一结局的。我们十分清楚地知道，要想把我们的思想变成新一代工人的财富，不能依靠外交手腕或影响，只能依靠斗争，不顾及任何实际后果的斗争。我们坚定地为我们遥远的未来思想胜利作准备，无畏地迎着眼前的毁灭前进。在人类历史上使用物质力量曾起过重大的作用。今天仍是如此：有时起进步作用，更多的是起反动作用，问题在于什么阶级和为了什么目的使用暴力。但是从这里要得出结论，好像暴力能解决一切问题，扫除一切障碍，就未免太过头了。可以用武器减缓进步的历史趋势发展的速度。但不能永远挡住进步思想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当牵涉到重要的原则斗争时，革命者只能遵循一条准则：faiscequedois,adviennequepourra①。①法文：干该干的事，不计后果。——译注**十五大预定在27年底召开。随着会期的临近党越来越感到自己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广大党员都深感忧虑。尽管在骇人听闻的恐怖笼罩下，党内还是出现了听听反对派意见的愿望。但这只能通过非法途径实现。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各个角落里，男女工人、大学生举行秘密集会。集会的规模从二十人到一、二百人不等，他们聚在一起，是为了听一位反对派代表的讲演。我在一天内参加了两、三个、有时甚至4个类似的集会。它一般设在工人家里，两间小小的屋子里人挤得满满的，讲演者站在两间房子的中间。有时候，人们坐在地板上，更多的是因为地方狭小，不得不站着谈话。监察委员会派来的人常常出现在这类集会上，要求人们解散，而人们则建议他们参加辩论，如果他们扰乱秩序就把他们关到门外。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参加这类集会的总人数超过两万人。人流不断增长。反对派巧妙地筹备在高等技术学校大礼堂里举行了一次大会，这会场被我们从内部控制了。这里一下子挤进了两千多人，还有成批成批的群众站在马路上。企图用行政手段阻挠我们是无能为力的。我和加米涅夫讲了大约两个小时。结果，中央委员会号召工人必须用武力来驱散反对派的集会，这个号召无非是为精心策划的、在格别乌指挥下的部队攻击反对派作掩护。斯大林要用血腥镇压来解决问题了。我们发出暂时停止大型集会的信号，但这已是11月7日示威之后的事了。1927年10月，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例会在列宁格勒召开。为庆祝大会召开举行群众游行。在各种情况的偶合下，这次游行得到完全出乎意料的效果。我和季诺维也夫以及其他几个人乘汽车环城一周观看游行的规模和情绪。最后我们经过塔夫利达宫，在这地方停着几辆卡车，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当观礼台。我们的汽车开到纠察线前停住过不去了，还没有容我们考虑出怎样摆脱困境时，卫队长已跳到我们车前，诚恳地邀请我们上观礼台。我们还在迟疑未决时，两队民警已经为我们清出了通往最后一辆空卡车的道路。群众一发现我们在最后一个观礼台上时，游行的性质立刻发生了变化。群众冷淡地走过前面的卡车，不理采看台上的人对他们的致意而径直匆匆地向我们走来。我们的卡车立刻被成千上万的人围得水泄不通，工人和红军战士都停下脚步，仰头高声欢呼，在后面人群焦急的推挤下才慢慢向前移动。有一队民警奉命到我们卡车前来维持秩序，他们自己也被整个气氛所感染，没有表现出他们的积极性。布置在群众中的几百名最忠诚的机关特工人员试图把我们轰下台。但他们孤立的嘘声淹没在群众支持的欢呼声中。时间越久，游行的官方领导对这种情况就越不能容忍。最后，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它的几个最显赫的成员从四周空无一人的第一观礼台上爬下来，到我们那个排在最后，为最次要的来宾准备的看台上来。但是这勇敢的一着也没有能挽救局面：群众不住地高呼名字，但不是官方主持者们的名字。季诺维也夫立刻充满乐观情绪，他期望示威游行的重大后果。而我却不同意他那冲动的评价。列宁格勒工人群众对反对派领袖表达精神支持借以发泄自己的不满情绪，但它还不能阻止机关迫害我们。我在这方面不抱任何幻想。另一方面，示威游行会暗示当权派必须加速整垮反对派，使群众面对既成事实。下一个里程碑是纪念十月革命10周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群众游行。作为游行组织者和纪念文章作者以及演说者往往都是这样的人，在十月革命时，他们或是站在街垒的另一边，或是干脆躲到家里去静候结局，他们是在革命确已胜利时才参加革命的。当我在文章或广播里看到或听到这批专事趋附逢迎的食客指责我背叛了十月革命时，我与其说感到痛苦，不如说感到可笑。如果你理解历史发展的动力，看到你的对手被一只他本人也不知道的手牵线操纵着时，那么最令人嫌恶的卑鄙无耻和背叛行径在你面前都失去了作用。反对派决定带着自己的标语牌参加游行。标语牌上的标语无论如何也不是反党的：“枪口向右转——反对富农、反对耐普曼①、反对官僚”“坚决执行列宁的遗嘱”“反对机会主义、反对分裂——维护列宁党的团结”。今天这些口号是斯大林派与右派斗争的官方信条。但是在1927年11月7日那天，反对派的标语牌被夺走，撕得粉碎，而扛标语牌的人则遭到专门组织起来的打手的毒打。列宁格勒示威游行的经验成了这里官方领导人的前车之鉴，这一次他们准备工作做得很好。群众却感到不舒服，它心惊胆战地参加了游行。在大群惊慌失措、惶恐不安的群众之上是交战的双方：反对派和机关。主动帮助机关和反“托洛茨基者”斗争的志愿人员显然都不是革命者，一部分甚至是莫斯科街头的法西斯分子。一个民警假装鸣枪示警，公然朝我的汽车开火，另一个人为他指点目标。一个醉醺醺的消防官员嘴里骂着肮脏的下流话，跳上我汽车的踏板打碎了玻璃。对善于观察的人来说，27年11月7日的莫斯科街头的一幕，就是热月政变的彩排。①新经济政策期间的资本主义分子。——译注在列宁格勒也举行了这种游行。专程到那里去的季诺维也夫和拉狄克遭到了专门布置的一队人马的攻击。在防范人群的口实下，在整个游行期间一直把他们关在一栋房子里。季诺维也夫当天就给我们往莫斯科写了封信：“一切情况表明，这种无耻行径对我们的事业极为有利。我们不知道你们那边怎么样，为你们担心。‘接头’（即非法与工人交谈）我们进行得很顺利，出现了对我们有利的大转折。我们暂时还不准备离开这里。”这是季诺维也夫的反对派毅力的最后一次迸发。仅一天之后，他已经来到莫斯科主张投降了。11月16日越飞自杀了。他的死使正在开展的斗争变得更加激烈。越飞身患重病。他曾任驻日本大使，因病重从日本被护送回国。他费了好大的劲才被派往国外，但在国外时间太短，虽然取得了良好的疗效，但没有彻底治愈。后来越飞成了我的总租让委员会的副手，所有的日常工作都落在他的肩上。党的危机使他十分痛苦，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径格外使他震惊。他多次力图真正投身到斗争中去，我担心他的健康，劝阻了他。最令越飞愤慨的是对不断革命论的讨伐，他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目前这种状况：那些坐享革命成果的人无耻地诽谤那些高瞻远瞩地预见了革命进程和性质的人。越飞告诉我，他与列宁就不断革命论为题谈过一次（大概是在1919年），列宁对他说：“是的，看来托洛茨基是正确的。”越飞想公布这次谈话，我千方百计地阻止了他。我早就想到卑鄙无耻的浊流定会排山倒海地向他压来。越飞特别顽强，他外表软弱而内心却是个不屈不挠、刚毅坚强的男子汉。每发生一次无礼的挑畔或政治上的背信弃义，他都会来见我，沉着脸忿忿不平地重复说：“不行，一定要把这事公布出来。”我只好再次向他证明：这种旁证词于事无补，应当对党的新一代进行再教育，应当把目标放远一点。由于越飞的病在国外未曾彻底治愈，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到了秋季他不得不停止工作，此后，他就卧床不起了。朋友们再次提出送他出国的问题，这一次中央委员会断然拒绝。斯大林一伙人现在打算把反对派送到另一种地方去。把我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然后又开除出党一事，对越飞的震动比其他任何人都大。他的政治和个人的义愤，再加上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已病入膏肓。他准确无误地感觉到，现已到了革命生死存亡的关头，但他却无力进行斗争。置身于斗争之外的生命，对他来说毫无意义，于是他给自己找了一条最后的出路。这时我已经搬出了克里姆林宫，住在我的朋友别洛博罗多夫的寓所里。尽管他名义上还是内务人民委员会委员，但已处在格别乌特务的监视之下。那时，别洛博罗多夫正在乌拉尔家乡，试图在与机关的斗争中找到走向工人的道路。我往越飞家打了个电话询问他的健康情况。他自己接的电话，因为电话机就放在他的床头。他的声音有些异常、紧张和不安，可惜我事后才悟到这点。他要求我到他家去一趟，有点什么事耽误了我立刻满足他的要求。在那些狂风暴雨般的日子里，不断有人到别洛博罗多夫的住宅里来商量紧要问题。一两个小时之后，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打电话通知我：“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开枪自杀了。小桌子上有一封给您的信。”别洛博罗多夫寓所总有几个军人反对派值勤。我在城里走动时，总是由他们陪同。我们立即赶往越飞家。我们按门铃，敲门。门后有人盘问了我们的名字，但没有立即开门，在门后不知道搞了些什么名堂。沾满血渍的枕头映衬着平静的、极其温柔的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的面庞。格别乌的成员Б某大模大样地坐在越飞的写字台旁。小桌子上没有信。我要求立即把信交给我，Б某嘟嚷说，什么信也没有，他的表情和音调无疑暴露出他在撒谎。几分钟后，朋友们从全城各处来到这里。外交人民委员会和党的机构的官方代表在大批的反对派中感到孤立。一夜之间有几千人到这里和越飞的遗体告别，信件被盗的消息传遍全城，外国记者们通过电报把这条消息发到各处。继续隐瞒信件似乎已经不可能了，最后他们把信的影印件交给了拉科夫斯基。信是越飞写给我的，他亲手把它封进写着我名字的信封，不知为什么却要交给拉科夫斯基，并且不是原件，而是影印件，我在这里不作解释。越飞的信反映了我这位亡友的整个一生，直到生命结束前半小时。他了解我对他的态度，对我抱有极大的精神信赖。他授权给我在公布此信时，可以把信中不必要的或不恰当的地方删去。后来，当无法再对全世界隐瞒这封信时，无耻的敌人枉费心机地企图利用信中的那几行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这些片断正好不是为发表用的。越飞力求让自己的死亡仍为他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服务。他亲手写下了最后的证词和给朋友们的最后忠告，就是这只手在半小时后扣动了对准太阳穴的手枪的扳机。下面就是越飞写给我的诀别信：“尊敬的列夫·达维多维奇，我们俩和衷共济，在一起工作了几十年，我希望我们的友谊也同样长久。这使我有权在诀别时对您直言我认为是您的不足之处。您知道从您提出‘不断革命论’时起，至今我与您一起工作了20多年，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您所制定的路线的正确性。但我总觉得您缺少列宁那种在原则问题上不屈不挠、寸步不让的精神。他认定是正确的路线，即使只剩下他一个人也要坚持下去，并预见到将来会获得多数，将来所有的人都会承认这条路线的正确性。从1905年起，您在政治上始终是正确的。我曾不只一次向您提起过我亲耳听列宁说，在1905年正确的不是他，而是您。人之将死，其言也真，现在我再一次重复这句话。……但是您为了满足您过高评价的协议、妥协的需要，而经常放弃您的正确立场，这就是错误。我再重复一遍，政治上您过去一直是正确的，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正确。党早晚会认识到这点，历史一定会做出高度的评价。所以现在如果有人离开您，您千万不要害怕，或者来支持您的人不如所期望的那样多、那样快，您更不用害怕，因为您是正确的。但作为您正确性的胜利保证就是针锋相对，寸步不让，沿着直线勇往直前，决不妥协。伊里奇获胜的秘密就在这时里。多少次我都想对您讲这些话，但直到现在，在诀别时，我才下了这个决心。”为了阻止莫斯科工人参加越飞的葬礼，把葬礼定于工作日上班的时候举行。但是参加的工人仍然不下万余人，葬礼变成了声势浩大的反对派的示威。这时斯大林派正在筹备召开党代会，急于在大会前造成分裂的既成事实。为派代表参加党代会而召开的地方会议上的所谓的选举，在正式宣布“辩论”开始之前就开始了。这场辩论是彻头彻尾的骗局。在辩论时，按军队方式组织起来的二流子队伍，用纯法西斯手段破坏会议。总之，很难想象出有什么比十五次党代会筹备会更寡廉鲜耻的事了。季诺维也夫和他的集团不难猜到，这次大会只不过是为了从政治上彻底完成在十月革命10周年纪念大会时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街头上开始的肉体打击。现在季诺维也夫和他的朋友们唯一要办的事就是及时投降。他们十分清楚，斯大林官僚主义的真正敌人，显然不是他们这些第二批反对派，而是与我有联系的反对派核心。他们希望趁十五次代表大会之际示威性地与我决裂，即使不能赢得赏识，至少也能得到宽恕。他并没有认识到：双重的背叛是政治上的自我毁灭。如果他们对我们这一派的背后打击只是暂时削弱我们，但却注定了他们自己在政治上的必然灭亡。十五次代表大会决定开除所有反对派分子，被开除的人由格别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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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章列宁逝世与权力转移第四十一章列宁逝世与权力转移人们曾不只一次地问过我，甚至现在还有人问：您怎么会失掉了政权！在这个问题的后面隐藏着丢失具体东西这样一种相当天真的概念，即认为失掉政权和丢一只表或笔记本是一回事。实际上，一些领导夺取政权的革命者在一定阶段上开始“和平地”或者灾难性地失掉政权，这事件本身就标志着在革命的领导层内一定理想和情绪影响的衰退，或是群众中的革命情绪的衰退，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摆脱了地下状态的党的领导干部受到革命趋势的鼓舞，朝气蓬勃。革命第一阶段的领袖们更明确、更好地表述了这些倾向，并十分成功地引导干部进入实践。正是这点使他们成为党的领袖，通过党成为工人阶级的领袖，通过工人阶级成为全国的领袖。特定的人物通过这种方式把政权集中在自己手中。但是，革命第一阶段的思想不知不觉地失去了对党内直接支配国家的那一层的意识的支配权。于是在国家中就出现了可以统称为反动的一些过程。这些过程在不同程度上波及到工人阶级及工人党员。形成政权机构的那一层有了独立的目的，并力图使革命服从这些目的。于是在善于超越机关高瞻远瞩的领袖们和这一机构（它庞大臃肿、成分复杂，很容易吸引一般共产党员）之间，开始出现分裂。起初它的心理性大于政治性。昨天的一切还是那样清晰，十月革命的口号还记忆犹新，第一阶段领袖的个人威望还那样高。但在传统形式的掩盖下已经形成了另一种心理。国际革命的前景暗淡无光，人们被日常工作彻底吞噬。应该为旧目的服务的新方法却创造了新的目的，首先是新的心理，临时局面对越来越多的人来说变成了终点站。于是造就了一类新人。革命者归根到底是用与别人一样的社会材料塑造成的。但是他们应该具备某些鲜明的个性特征，使历史过程能够把他们与一般人区分开，并使他们成为一个特殊的团体。他们彼此的交往、共同展开理论的工作、在同一面旗帜下进行的斗争、集体的纪律、在危险之火中的锻炼，逐渐形成了革命家的类型。说布尔什维克的心理类型与孟什维克的心理类型是对立的，并非没有根据，一双有经验的眼睛可以单凭外表来区分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而且失误率极小。但这不是说，布尔什维克中的所有人永远都是布尔什维克。使一定的世界观在头脑中扎根，使自己各方面的意识都服从它，并使自己的感情世界和它相一致——这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达到的境界，而只有少数人才能达到。这点在工人群众中被阶级本能取代，它能在危急时期变得极其敏感。但是在党和国家里也有一批革命者，他们之中大部分虽然也是出身于劳动群众，但早已脱离了它，而且他们的地位已使他们和它对立起来，他们的阶级本能早已丧失殆尽。从另一方面说，他们缺少理论上的坚定性和理论视野，不能把握整个过程，在心理上他们还有不少未设防区，一旦局势有所变化，异已或敌对的思想影响便会乘虚而入。在地下斗争、起义、国内战争时期中，这些人还不过是党的普通一兵。那时在他们的思想意识里几乎只有一根弦，而这根弦是由党这根音叉来定音的。紧张时期一旦过去，革命的游牧生活转入定居生活之后，这时自负的官吏身上的庸俗特征、好恶和情趣又会在他们之间复苏、活跃起来并且逐步发展。一些值得令人警惕的见解常常从加里宁、伏罗希洛夫、斯大林、李可夫等人的口中脱口而出。这是从哪里来的？我暗自思量。这是从哪根管道里冒出来的？当我参加什么会议时，见到3、5成群的人在一起交谈，他们一见到我就停止交谈。在谈话里没有任何反对我的东西，也没有什么与党的原则对立的言论。但是其中却有精神上的怡然自得、自满陈腐的情绪，人们产生了相互交换这些新的思想情绪的要求。顺便提一下，小市民的播弄是非在其中占了相当的比例。从前他们不仅在列宁和我面前为此感到难为情，就是自己心中也感到羞愧。如果有人，譬如说斯大林，口中流露出庸俗思想，列宁那低低俯在纸面上的头抬也不抬，他只用眼光扫向两旁。似乎是在验证是否还有人发觉这种难以容忍的言论。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只要匆匆的一瞥或语调，我们就可以确凿无疑地发现，我们在这类心理评价上是完全一致的。我之所以没有参加这种在新的领导阶层中逐渐成风的娱乐消遣，绝不是由于精神原则，而是出自不愿体验这类极端的无聊。他们彼此来往作客，热衷于欣赏芭蕾舞，议论不在场者是非的集体酒宴，这一切无论如何也引不起我的兴趣。新的上层人物认为我不适于这种生活方式，所以也不想邀请我参加。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一出现，交谈的人们就停止谈话，带着几分羞愧、几分对我的仇恨散开了。这也可以说是我开始丧失政权的标志吧。我在这里只谈了事情的心理方面，把社会底蕴，也就是革命社会剖析中的变化放在一边。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当然是这些变化。但直接接触的却是它们的心理反映。内部事件的发展相对比较缓慢，有助于上层分子蜕化的分子过程，几乎没有给在广大群众面前展示两种不可调和的立场留下余地。此外还应补充一点，即新情绪长期处于，至今仍在传统形式的掩护之下。这就更加难于确定蜕化过程走得到底有多远。先前的革命进程酝酿了18世纪末的热月政变阴谋，它骤然爆发，以流血的方式结束。我们的热月则是缓慢的，诽谤起码在一定的时间内可以代替断头台。用连续方式组织起来的系统地伪造历史成为从思想上更新党的一件武器。列宁的病，以及等待他的康复回到领导岗位上来，使不确定的临时局面长达两年之久。如果革命发展处在上升阶段，则这个拖延对于反对派将是有利的。但当时革命正在国际舞台上遭到一个又一个的失败，这样拖延只能是对民族改良主义有利，自然而然地巩固了斯大林官僚主义，而对我和我的政治朋友不利。以彻头彻尾的庸人眼光看待不断革命论、对它一无所知甚至是愚蠢地造谣攻击，就是从这些心理源泉中产生出来的。一个自以为是的官员在酒后或是看完芭蕾舞归来的路上对另一个自以为是的官员造我的谣：“他脑子只有一个不断革命。”谴责我不太合群、个人主义、贵族习气等等，都与此紧密相关。“不能时时事事都为革命，也应该为自己。”这种思想情绪可以译成：“打倒不断革命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严格要求和政治严格要求的斗争，在这些人手中逐渐采用了反“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形式。在这面旗帜下进行着布尔什维克中的市民解放。这就是我丧失权力的原因，就是它决定了丧失权力发生的形式。我说过，列宁在临死之际对斯大林和他的盟友捷尔任斯基和奥尔忠尼启则发动攻击。列宁本来是很器重捷尔任斯基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开始冷漠，是由于捷尔任斯基明白列宁不认为他能够领导经济工作。这把捷尔任斯基推向斯大林一边。现在列宁认为有必要把捷尔任斯基作为斯大林的支柱加以打击。由于奥尔忠尼启则表现出总督品质，列宁想把他开除出党。列宁在一封写给穆迪瓦尼的短笺里，答应完全支持格鲁吉亚的布尔什维克反对斯大林、捷尔任斯基和奥尔忠尼启则。党内斯大林派所制造的政变鲜明地表现在这4个人的命运上。捷尔任斯基在列宁逝世后被任命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即全国工业的首脑。准备开除出党的奥尔忠尼启则被任命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斯大林不仅违反列宁的意愿继续当总书记，并从机关中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全部大权。最后，与列宁一起反对斯大林的布杜·穆迪瓦尼现被关在托博尔斯克监狱中。在党的所有领导机构中自上而下地进行了这类的“改组”。此外还在共产国际的所有各国共产党中进行了这种改组。追随者时代与列宁时代之间不仅有思想鸿沟，而且还有组织上的彻底转变为分野。斯大林是这次政变的主要工具。他有注重实际的才能和坚毅顽强追求达到既定目标的天赋。他的政治目光短浅，理论水平非常低下。他的编篡抄袭之作《列宁主义基础》，本想为党的理论传统作出贡献，但其中错误百出。因为他不懂外语，他要了解外国的政治生活只能靠别人介绍。从智力结构来看，他是个毫无创造性想象力的顽固的经验主义者。对党的最高领导层的人士（在较大范围内几乎没有人知道他）来说，他永远是一个二、三流的角色。而现在他居然当了一把手，这事实与其说是说明了他的特点，倒不如说是说明了在转变时期中政治衰退这一过渡阶段的特色。爱尔维修①曾说过：“每个时代都有它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它就会虚构出几个来。”斯大林主义首先是革命衰退时期无人性机关的产物。①爱尔维修（1715—1771）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革命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他认为人的意识和激情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他赞同环境对一个人的性格形成有决定性的观点。其主要著作有《论精神》（l758)《论人》(1773）等。——译注**列宁于1924年1月21日逝世。他的去世对他本人来说，不过是摆脱了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而已。在头脑完全清醒的情况下，列宁对自己的无助情况、首先是丧失语言能力不能不感到是无法忍受的屈辱。他对医生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他不能忍受他们的庇护性语调、他们的庸俗的玩笑、他们的虚假的安慰话。当他还能说话时，他假装顺便地向医生提些验证性的问题，在他们未察觉的情况下抓住了他们的矛盾，由此得到一些补充解释。并且自己看医书，像他对其他事情一样，他就是在这里也首先要把问题搞清楚。医生中列宁唯一可以容忍的人就是费奥多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格季耶。他是个好医生，也是一个好人，没有一点廷臣习气。格季耶以真正人类眷恋之情爱着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在列宁已经不让别的医生来看他时，格季耶仍然能照常来看望他。格季耶同时又是我在整个革命年代里的至交好友和我的家庭医生。正因如此，我们总能得到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病情的更严谨、更深思熟虑的看法，它们补充、纠正那模糊不清的公报的不足。我曾多次追问格季耶：列宁在病愈后是否还能保持他的智力。格季耶的答复大致是这样的：疲劳感会加重，工作不能像原来那样细致，但是能手终归还是能手。经过第一次和第二次中风期间的情况，完全证实了这个诊断。列宁在政治局会议临近结束时，给人的印象完全是一个疲惫已极的人。脸上的肌肉松弛下来，目光暗淡，甚至连他那巨大的额头也萎缩了，双肩无力地下垂。他的面部表情和整个体态可以用疲劳过度一词来概括。在这可怕的时刻，我感到列宁的生命危在旦夕。但是只要好好地休息一夜，他又重新得到了思维的力量。在他两次中风期间所写的文章仍能达到优秀著作的水平。泉源里的水，还是那种水，不过越来越少了。格季耶在他第二次中风后，仍没有完全放弃希望，但是他的估价却越来越悲观了。病在拖下去。大自然的盲目力量既没有仇恨，也没有遗憾，它们使伟大的病人陷入虚弱无力又没有出路的境地。列宁不能也不应该作为残疾人生活，但是我们对他的康复仍抱有希望。我的病在这时也出现了慢性病的症状。娜．伊．谢多娃写道：“在医生的坚持下列.达.被送到乡间。格季耶常去那里看望病人。他真诚关心这位病人，对他十分温柔亲切。格季耶对政治不感兴趣，但深深地为我们难过，而又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同情心。造谣中伤突然落到他的头上，他不理解、等待着、苦恼不堪。在阿尔汉格尔斯科耶庄园他激动地告诉我，必须把列．达．送到苏呼米去。最终我们还是照办了。这次旅程相当遥远：要经过巴库、梯弗里斯、巴统，积雪使旅行时间拖得更长。尽管如此，旅途使人感到安慰。随着离开莫斯科越来越远，我们逐渐感到摆脱了近期局势的压力。但是我的感觉仍是在护送一个重病号，并且还因不了解未来的命运而心烦意乱：究竟在苏呼米的生活会怎么样？在我们周围的究竟是朋友，还是敌人？”1月21日那天，我们正在去苏呼米的途中，停在梯弗里斯火车站上。我和妻子坐在我那节车厢的工作间里，像那阶段每天的情况一样发着高烧，我忠实的助手谢尔穆克斯敲敲门走了进来。他陪送我去苏呼米。他递给我一张纸条。从他进来的姿势、铁青的脸色、呆滞无表情的双眼不敢正眼看我，我预感到了灾难。这是斯大林打来的电报译文，通知列宁逝世的消息。我把纸条传给妻子。她已经明白了一切……梯弗里斯当局很快也收到了同样的电报，列宁去世的噩耗迅速传遍各地。我给克里姆林宫打了直线电话，他们对我的询问答复是：“葬礼在星期六举行。反正您赶不上了。建议您继续治疗。”因此，我没有选择的余地。但实际上葬礼是在星期日举行的，我完全能赶回莫斯科。不管这事看起来多么不可思议，但他们确实在葬礼日期上欺编了我。阴谋家准确地估计到我不会去验证，而且在日后总能想出解释的理由。我要提醒一下，关于列宁初次发病是在第3天才通知我的。这是一个策略。目的是赢得时间。梯弗里斯的同志要求我就列宁去世事件作出反应。但我只有一个需要：让我单独留下来，我抬不起手来拿钢笔。莫斯科发来的短短的电文在我头脑里轰轰作响。人们围在我身边等待着反应。他们是对的。列车滞留了大约半个小时。我写了一篇告别词：“列宁去世了，列宁一去不复返了……”我把几页手写的稿子经直达线发了出去。妻子写道：“我们终于到了目的地，都累得筋疲力尽。我们是第一次见到苏呼米。含羞草正在开花，这里含羞草遍地都是。还有秀丽挺拔的棕桐树、山茶花。现在是1月，莫斯科正值隆冬。阿布哈兹人友好地接待了我们。在疗养所的墙上并排挂着两张肖像：一张是带黑框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另一张是列．达．的。我们想把列．达．的那一张取下来，但又下不了决心，怕这样做有示威之嫌。”在苏呼米我整天面对着大海躺在阳台上。虽然是在1月里，阳光却温暖明媚如春。在阳台和波光粼粼的大海之间高高耸立着棕榈树。经常不退的高烧使我感到眩晕，对列宁逝世的思绪使我的头脑嗡嗡作响。我回顾了自己生活中各个阶段，同列宁的会晤、分歧、论战、接近、共同工作，个别情节异常鲜明地浮现在我眼前，逐渐地，整个轮廓也越来越清晰地勾勒出来。我对那些“学生们”认得更清了。他们只在小事上忠于导师，但不是在大事上。随着大海的起伏，我的整个身心都化为一个信念：坚信自己反对追随者的历史正确性……1924年1月27日，在蓝色苍穹下面和棕榈树及大海上面一片寂静。突然一阵炮声轰鸣划破了宁静，从下面、从海边上连续传来阵阵的射击声，这是苏呼米在向领袖致哀。此刻莫斯科正在为列宁举行葬礼。我心里怀念着他和他的终身伴侣。她通过他接受了整个世界，而现在在安葬他时，即使在百万人中她也不能不感到孤独。他们同她一起悲痛，但他们的悲哀与她的悲哀是不同的。我思念着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我想从这里向她致意，表示同情和慰问。但是我下不了决心：在沉痛的既成事实面前，任何言词都显得过于浅薄，我惟恐道出些陈词滥调。在几天后意外地接到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来信时，感激之情震撼着我的全身，使我浑身颤动。来信的内容如下：“尊敬的列夫·达维多维奇：我写这封信是要告诉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临终前的一个月左右拜读了您的大作。他对您对马克思和列宁的评价十分注意。他要求我为他重读这一段。他听得很注意。之后，他自己又重读了一次。我还想告诉您：当您从西伯利亚到伦敦我家来时，弗．伊．形成的对您的态度直到临终也没有改变。列夫·达维多维奇，祝您身强体健，紧紧地拥抱您。娜．克鲁普斯卡娅。”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临终前一个月所阅读的那本书里，我把列宁与马克思作了比较。我很了解列宁对待马克思的态度，充满了学生的感激和景仰之情。历史的进程使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成了理论先驱和第一个实施者的关系，我在我的文章中打破了拉开距离的传统的景仰之情。马克思和列宁在历史上如此紧密相联，同时又是如此不相同。对我来说，他们是人类精神伟力的两座巅峰。我非常高兴列宁能在临终前不久注意地、可能还有几分激动地阅读我所写的有关他的几行字，因为在他眼中，马克思的尺度是度量人类个性最高的尺度。我同样激动地读了克鲁普斯卡娅的来信。她的信中提到我与列宁来往的起点和终点：在1902年10月，那时我从西伯利亚逃到伦敦，一清早就把列宁从他的硬床上叫了起来；和1923年12月底，那时列宁两次阅读我对他生平事业的评价。在这两点之间整整经过了20年。起初是合作，随后是残酷的派别斗争，往后又是在更高历史基础上的合作。按黑格尔说法则是：正题、反题、合题。克鲁普斯卡娅也证明即使有过漫长的反题阶段，列宁对我的态度也仍然是“伦敦时”的，即热情的支持和友谊、好感，但已在更高的历史基础上了。甚至即使除此之外别无他物，伪造者都不能超过这张短笺，它是克鲁普斯卡娅在列宁逝世几天之后写下的。“因为积雪的原故，报纸来得过迟，过了好长时间才给我们送来了悼词、祭文和文章。朋友们都在等待列．达．回莫斯科，以为他一定会中途而返的。没有一个人会想到斯大林竟用电报切断了他返回莫斯科的道路。我记得我们在苏呼米接到儿子的一封信。列宁的逝世使他感到震惊。他只穿一件薄薄的上衣在圆柱大厅里走来走去，等着与列宁的遗体告别。他正患感冒，发烧高达40度，他焦急地盼着我们的到来。在他的信里可以听到痛苦的疑虑和犹豫不决的谴责。”这段还是我摘自妻子札记里的片断。中央委员会派由托姆斯基、伏龙芝、皮达可夫和古谢夫组成的代表团来苏呼米见我，以便和我在军事部门人事变动的问题上达成协议。其实这纯粹是一出喜剧。军事部门的人员更动早就背着我全速完成了，现在不过只是为了做做表面文章而已。在军事部门内部的第一个打击对象是斯克良斯基。斯大林把自己在察里津的失败、在南线的崩溃、在利沃夫的冒险统统迁怒于他。造谣诽谤的蛇头高高昂起。为了拆斯克良斯基的墙脚，以便进而反对我，在此前几个月就把温什里希特安插进军事部门，他是个傲慢自负而无能的阴谋家。斯克良斯基被免职，派伏龙芝接替他的位置。伏龙芝在此之前是乌克兰部队的统帅，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他在党内的威望由于过去曾服过苦役而高过于刚露头角的斯克良斯基。此外，伏龙芝在战时表现出毋庸置疑的统率才能，但作为军事行政人员则远不如斯克良斯基。他喜欢抽象的刻板公式，而且不会看人，很容易受专家，主要是二流专家的影响。但我还是要继续把斯克良斯基的事讲完。人们粗暴地，即用纯斯大林的方式把他调到经济部门工作，甚至没有经过谈话。捷尔任斯基却为此大为高兴：一方面他摆脱了他在格别乌的副手温什里希特，另一方面工业部门得到了像斯克良斯基这样一个第一流的行政人员。捷尔任斯基立刻把他安排到毛纺托拉斯去当一把手，他耸耸双肩就一头扎进新工作中去了。过几个月后，他决定去美国参观学习和购置设备，在出发前向我辞行、讨教。国内战争的岁月里，我们携手共同工作，但我们之间就增补连队、军事条令、加速培训指挥员、为兵工厂储备铜和铅、军服以及伙食等问题的谈话，远比单纯的党务工作问题的谈话为多。我们两人都忙得不可开交。列宁卧病之后，当追随者的触角伸进军事部门之时，我力求避免有关党内问题的话题，尤其是同军事部门工作人员谈话。局势很不明朗，分歧已初露端倪，在军队中拉帮结派蕴藏着巨大危险。后来，我病倒了。与斯克良斯基这次会晤是在1925年夏，当时我已不是军事部门的一把手了。我们无所不谈，几乎涉及到了所有的问题。“请您告诉我，斯大林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斯克良斯基问我。斯克良斯基本人相当了解斯大林，他不过是想通过我得到对斯大林个性的界定，同时说明他成功的原因。我沉思了片刻。我说：“斯大林是党内最突出的平庸之辈。”在我们的谈话中，这个评价的全部意义——不仅是心理意义，还有社会意义——第一次展现在我面前。我立刻从斯克良斯基的脸上看到，我帮助他摸索到了某种重要的东西。他说：“您可知道，最近一个阶段，中庸之道、自满的庸才在一切部门中加官进爵，令人不胜惊讶，而这一切都奉斯大林为领袖。这是怎么回事？”“这是革命头几年中社会和心理极度紧张之后的反动。获胜的反革命可能有自己的大人物，但它的第一阶段，即热月政变需要的是尽目寸光的平庸之徒。他们的力量存在于其政治盲目之中，正如同磨房中的马一样，它自以为是在向上攀登，而实际上只不过是把倾斜的水轮往下推而已。不蒙上眼睛的马是干不了这种活的。”在这次谈话中，我第一次十分明确地（而我更想说是深信不疑地）接触到了热月问题。我和斯克良斯基约好：在他从美国回来之后再继续讨论这问题。几个星期之后却接到电报，通知斯克良斯基在美国一个湖里划船时淹死了。生活中的恶作剧真是层出不穷！斯克良斯基的骨灰盒运到了莫斯科。没有人怀疑他的骨灰盒将会安葬在克里姆林宫墙下，安葬在现在已成为革命先贤祠的红场上。但是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决定把斯克良斯基葬在郊外。斯克良斯基与我告别的事，看来已被记录在案，并引起了注意。仇恨转向了骨灰盒。除此之外，贬低斯克良斯基已列入了一项斗争的全盘计划之中，其矛头直指保障国内战争取得胜利的领导者。我不认为斯克良斯基在世时会关心到自己将安葬在何处的问题。但是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却表明了它在政治上和人格上的卑鄙无耻。我压制着嫌恶的心情给莫洛托夫打了电话，但决定依然如故。历史必将用自己的方法重新解决这个问题。**1924年秋，我的体温再度升高：也就在这时大辩论再度爆发。这一次是从上面按照预定的计划发动的。在列宁格勒、莫斯科以及各州预先举行了数百次、数千次所谓的“辩论”秘密筹备会议，即系统地、有计划地诬陷。但这次不是针对反对派，而是针对我个人的。当秘密筹备工作完毕，由《真理报》一声号令，各个地方、各种刊物和每面每栏、各个角落、各条缝隙同时发起反托洛茨基主义的战役，就这点来说，也可谓十分壮观。谣言之势一如火山爆发，广大党员群众为之震惊。我发着高烧躺在床上默然无语。报纸和演说家除揭露托洛茨基主义之外，什么其他事也不干。没有人能准确地说出托洛茨基主义到底意味着什么。日复一日地不断提供过去的一些细节，摘引列宁在20年前所写论战文章的片段。他们混淆是非、移花接木、肆意歪曲，而主要目的在于把这一切都说成似乎是昨天刚刚发生的事。人人对此都茫然不解。如果这些都是真的，那么列宁是应该知道的。须知十月革命是在这一切之后成功的。须知在十月革命之后还有国内战争。须知是托洛茨基与列宁一起建立了共产国际。须知托洛茨基的肖像和列宁的肖像到处都并排悬挂在一起。须知……须知……但造谣诽谤还是像冷酷的熔岩般喷射出来，它机械地压制着意识，并且更加摧毁意志。本应以对待革命领袖的态度对待列宁，却被偷换成对待宗教等级首领的态度。置我的多次抗议于不顾，在红场上建立起了有损革命意识的侮辱性的陵墓。官方论述列宁的书籍也变成了这样的陵墓，他的思想被断章取义地用来进行蛊惑宣传，用涂了防腐剂的列宁遗体来反对活的列宁和托洛茨基。群众对之茫然若失，他们被弄糊涂了，也被吓坏了。不学无术的胡编乱造之作依仗其数量而取得了政治的效力，它们堵塞视听、压制意见、败坏道德。党则落到注定保持缄默的地步。纯粹的机关专政制度凌驾于党之上，换句话说，党已不成其为党了。每天早晨，人们把报纸送到我病榻前，我只看看电报目录、文章的标题和署名，我相当了解这些人，我知道他们心里想些什么，他们能说什么和命令他们说什么。他们之间的大多数人已经是被革命所淘汰的人：有一些是目光短浅的宗教狂，甘愿上当受骗；有一些是年轻的钻营名利之徒，急于证明自己是不可取代的人。所有的一切不仅彼此矛盾，而且不能自圆其说。尽管如此，永无休止的谣言仍在报纸上疯狂地大喊大叫，震耳欲聋，籍以掩盖其间的矛盾和空虚。谣言是以数量取胜的。娜．伊．谢多娃写道：“列．达．第二次发病正值对他进行骇人听闻的诽谤之际。我们听着这些诽谤中伤就像生了重病一样。《真理报》好像其大无比、无边无际，它的行行字字都在撒谎。列．达．却缄默不语。但他为这缄默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啊，朋友们整天来看望他，有时夜间也来。记得有谁曾问过列．达．看没看今天的报纸？他回答说，他根本就不看报。的确，他拿着报纸刚扫上一眼，就扔到一边。看来，他只要看一眼就足以了解它们的内容了。他对那些做菜的大师傅们了解得太清楚了，而且每天都一个样，连花样都不变。他曾说过，看那时的报纸就像‘骨鲠在喉’一样。如果列．达．决定回击的话，他是能够强迫自己读报的，但是他仍然默不作声。由于沉重的精神状态，感冒总是不好。他异常消瘦，脸色苍白。在我们家里大家都避免谈到诽谤的问题。但是关于别的事，我们也不能提。我记得，我每天到教育人民委员会去上班时的感觉，简直像在队列里穿行似的。不过没有人敢于攻击我或做令人不快的暗示。与一小撮头头们敌意的沉默相对的是大多数工作人员毫无疑义的同情。在党内好像存在着两种生活。内部生活是隐蔽的，而外部生活是摆样子的，而且彼此完全矛盾的。只有极少数大胆的人敢于揭示绝大多数群众的感受和想法，后者在‘一致’赞同下掩盖了自己的同情心。”就在这时候公布了我给奇赫伊泽的反列宁的信件。这件事发生在1913年春，与彼得堡的一份合法布尔什维克报纸使用了我在维也纳出版的《工人真理报》的报名有关。这事件造成了当时侨民生活中众多的尖锐冲突之一。我写信给一度曾站在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的奇赫伊泽，在信中我曾在一时愤怒之下纵情发泄了对布尔什维克中央和列宁的愤懑。如果再晚两、三个星期的话，我自己一定会成为该信的书刊检查官，再过一、两年的话，我索性会把它看作笑谈。但是这信件的命运却不同寻常。警察厅把它截获了，在警察厅的档案中一直存放到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后转到了党史研究院档案中。列宁对这封信完全清楚，他和我一样，把它看做‘去年的皇历’，仅此而已。在侨居国外期间，什么样的信没写过啊！1924年追随者们把这封信挖了出来扔到党的头上，此时，党的成员已有四分之三是新人了。把时机选在列宁刚刚逝世那几个月决非偶然。这个条件有双重的必要性：第一，列宁已不能站起身来戳穿这些老爷们的真相；第二，人民群众因领袖去世悲痛万分。群众因为对党的以往历史毫不了解，读到了托洛茨基敌视列宁的评语，便会十分震惊。诚然，评语是在12年前写的，但光凭引文看不出事件的年代关系。追随者们利用我给奇赫伊泽的信件是世界史上的最大骗局之一。法国反动派在德雷福斯案中的伪造文件比起斯大林及其同伙们的政治伪造真是小巫见大巫了。造谣诽谤只有在符合某种历史要求的情况下才能发挥力量。我心中暗想，如果造谣诽谤还能找到这么大的市场，这意味着社会关系和政治情绪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应该分析一下这些诽谤的内容。我当时卧病在床，有足够时间来做此事。对托洛茨基企图“掠夺乡下人”的指控——这个反动的大地主、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用来反对社会主义者，尤其是反对共产党人的公式是从哪里来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思想的恶毒诽谤是从哪里来的？许诺在本国建立社会主义的民族自大狂是从哪里来的？是哪一些阶层提出这种反动庸俗的要求的？最后，这种理论水平的降低和政治的愚昧是怎么引起的？其原因是什么？我在病榻上时翻阅我旧日写的文章，看到我于1909年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高潮时所写的几行文字：“当历史发展的曲线上升时，社会思维就会更敏锐、更勇敢、更聪明。它轻而易举地抓住事实，毫不费力地用概括的线索把它们联系起来……当政治曲线下降时，愚昧就支配着社会思维，宝贵的政治总结才干消失得无影无踪。愚昧越来越无耻，它咬牙切齿地挖苦所有严肃总结的尝试。一旦它感到有了市场，它就开始运用它自己的手段了。”它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就是造谣。我对自己说：我们正在经历反动时期，各阶级发生了政治变动，各阶级的意识也发生着变化。在极度紧张之后发生了倒退。退到什么地步呢？无论如何也不会退到出发点。不过，谁也不能预先指出究竟会退到什么地步，它要由内部力量的斗争来决定。首先必须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反动的深层分子过程已经外露，它们力求消除或者减弱社会意识与十月革命的思想、口号和活着的人物的从属关系。这就是所发生的一切的意义。我们不会陷入主观主义，也不会指责或抱怨历史，它通过错综复杂的途径进行着它的工作。理解所发生的一切，就意味着已经取得了一半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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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章追随者的阴谋第四十章追随者的阴谋1923年的头几个星期，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列宁已经没有参加大会的希望了。于是产生了由谁来宣读政治报告的问题，斯大林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当然是托洛茨基。”加里宁、李可夫和显然是违心的加米涅夫立即表示同意。我反对。我认为，如果我们之中有谁图谋以个人身份代替病中的列宁，对党是很不合适的。我们这一次可以不用政治报告作开场白，按照议事日程就各个问题分别讲必要的东西。我补充说，何况我们之间在经济问题上存在着许多分歧。“有什么分歧？”斯大林反问了一句，加里宁加上一句：“几乎在所有问题上在政治局通过的都是您的决定。”季诺维也夫休假去了高加索。问题悬而未决。不过，我答应了作有关工业问题的报告。斯大林知道列宁酝酿的一场雷雨向他压来，因而处处讨好我。他一再重复说，政治报告应该由中央委员会委员中仅次于列宁的、最有影响和最有威望的人，即托洛茨基来作。还说，这是全党的人心所向。他这种虚假的友好手法比公开表示仇恨更令我反感。何况他的动机也过于露骨。季诺维也夫从高加索回来了。在我背后不断地召开的宗派会议，当时的范围还十分有限。季诺维也夫要求作政治报告。加米涅夫普遍地征询最受信任的“老布尔什维克”的意见。其中大部分脱党已达10至15年了。“莫非我们能让托洛茨基成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者吗？”在越来越多的角落里嘀咕陈年旧帐，提起我和列宁已往的分歧。这成了季诺维也夫的拿手好戏。在这时候，列宁的病情急剧恶化。在这方面已经没有什么“危险”了。“三驾马车”决定由季诺维也夫作政治报告。我没有反对。于是在经过一番幕后准备后，问题被提交到政治局。这一切都带有随机应变的印记，没有明显的分歧，正如“三驾马车”没有任何自己的路线一样。我的工业的提纲，起初未经讨论就通过了。但是，列宁不能重新工作已成定局，三驾马车立即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因为三驾马车害怕过于和平地筹备党的代表大会，现在，他们已经在党的领导层中寻找与我对立的机会。在代表大会即将召开的最后时刻，加米涅夫对我那已经通过了的决议作了一些关于农民方面的补充。在这里谈修正案的实质毫无意义，因为它既不具理论性，也没有政治性，而只有挑拨性。它旨在为指责我（当时还在幕后）“对农民估计不足”提供证据。3年之后，当加米涅夫与斯大林的关系破裂时，他以他特有的温和、无耻的态度告诉我，他们是如何在幕后炮制这个指控的。这个罪名炮制者自然也没有把它当真。在政治中运用抽象的道德标准，显然是没有希望的事。政治道德来源于政治本身，是后者的功能。只有为伟大历史使命服务的政治，才能保证在道德上无可指责的行动方法。反之，降低政治使命的水平，则必然会导致道德的堕落。我们都知道费加罗总是拒绝区分政治与阴谋。须知他生活在议会制时代到来之前！当资产阶级民主制的道学家把革命专政本身看作是恶劣的政治道德的渊蔽时，只能叫人啼笑皆非。如果把现代议会制拍成电影，即使只拍一年，我们将受益匪浅。不过照相机的位置不是摆在议院议长的坐席旁边，不是拍摄提出爱国主义的决议时的情景，而应该摆在完全不同的地方，也就是摆在银行巨子和工业巨头的办公室、编辑部的阴暗角落、教会主教的宅邸中、政界贵妇的沙龙里、各个部里，同时还应该拍摄各党首领们彼此之间的秘密信函往来情况……然而，说革命专政的政治道德有别于议会制道德，应该对它们提出完全不同的要求，这是完全正确的。专政武器的锐利和运用方式的残酷需要警觉的防腐法。鞋脏了并不可怕，保管得不整洁的剃刀才是最危险的。“三驾马车”的方法的本身，在我看来，就标志着政治的堕落。阴谋家的主要困难在于当众公开反对我。工人们熟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并乐意听他们讲话。但是所有人对他们在1917年的行为也还记忆犹新，他们在党内没有任何道德上的威信。斯大林在老布尔什维克狭窄的圈子之外几乎没有人知道。我的朋友中有人说：“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敢公开出来反对您。在人民的心目中，您的大名与列宁的名字联在一起，密不可分。不论是十月革命，还是红军，或是国内战争都是不能抹煞的”。我并不同意这点。在政治中，尤其是在革命政治中，个人威信起着重大的，甚至是巨大的作用，但毕竟不是决定性的作用。最后决定个人威信命运的是更深层的时势。在革命的高潮中，对布尔什维克领袖们的造谣污蔑，只能使布尔什维克更加巩固，而在革命的低潮中，对这些人的造谣中伤，就能成为反动的热月政变的战无不胜的法宝。国内和世界舞台上的客观过程都有助于我们的对手。但他们还不能轻易得手。党的文献、出版物、宣传家们还生活在以列宁—托洛茨基为标志的昨天的环境里。应该把它翻转180度，当然不能是一蹴而就，需要分几步进行。为了说明转变的程度，必须举几个党报中对待革命领导人的态度的主导腔调为例。1922年10月14日，即列宁第一次发病后已经恢复工作时，拉狄克在《真理报》上写了篇文章：“如果能把列宁同志称作通过意志传导的最高的革命理智，那么托洛茨基同志就是受这种理智控制的钢铁意志。托洛茨基的演说就像召唤人们工作的钟声一样。他演说的全部意义，它的全部涵义及我们近年来工作的全部涵义都已经清晰地表现出来了……”等等。当然，拉狄克好感情用事，正是俗话所说的那种“墙头草”。更重要的是，这些话是列宁在世时白纸黑字地刊登在党中央机关报上的，并且当时没有任何人觉得他说得过分。1923年，当三驾马车的阴谋已经出笼时，卢那察尔斯基头一个跳出来抬高季诺维也夫的威望。他是怎么着手这种工作的呢？他在其一篇评价季诺维也夫的文章中写道：“当然，列宁和托洛茨基是当代举世闻名（受爱戴或是被仇恨）的人物，季诺维也夫比他们要稍逊一筹。但须知，列宁和托洛茨基在我们的队伍中早已是公认的伟大天才、无可争议的领袖，他们在革命时期巨大的成长，任何人也不会对此感到惊异。”我之所以列举这些用心可疑的过分吹捧之词，无非是因为它们是我描绘整个画面时所需要的成分。如果愿意，也可以说是诉讼程序中的物证。我怀着极其厌恶的心情，还要摘引第三个证人、雅罗斯拉夫斯基的几句话。他肉麻的吹捧比他的造谣诽谤更加令人难以忍受。现在这个人在党内起着重大的作用，通过他那卑微的精神境界可以看到它的领导集团堕落到何等地步。雅罗斯拉夫斯基就是踏着对我造谣诽谤的阶梯逐步升到今天的地位的。作为官方的党史伪造者，他把党史描写成托洛茨基不断地反对列宁的斗争。至于托洛茨基对农民“估计不足”“忽视”农民问题，对它“不予理采”，就更不用说了。可是，在1923年2月，也就是当雅罗斯拉夫斯基对我和列宁的关系以及关于我对农民问题的观点了解得相当清楚之时，他在一篇大块文章中用下述词句来描述我最初的写作活动（1900—1902年）。“托洛茨基同志辉煌的政治写作活动使他赢得了‘抨击文之王’的世界性声誉。英国作家肖伯纳就是这样称呼他的。凡是在这四分之一世纪中注意到这一活动的人，就应该承认他是一位特别辉煌的天才……”等等，等等。“大概有许多人看见过广为流传的托洛茨基少年时代的照片……（等等）。还在那时，种种形象、思维、情感就在他那高高的额头下沸腾。有时它们使托洛茨基稍稍偏离历史的大道，有时使他走一段弯路，或者，相反地，以大无畏精神去闯那根本走不通的路。但在所有这些探索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极其忠于革命事业的人，是一位天生的演说家，以他那犀利、柔韧如钢的语言无情地抨击对手。”雅罗斯拉夫斯基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西伯利亚人着迷地阅读着这些光辉的文章，迫不及待地等着文章的到来。只有少数人知道它们的作者是谁。而知道托洛茨基的人，在那时谁也没有想到他将成为革命的军队，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的公认领袖。”可能，我“忽视”农民的公案在雅罗斯拉夫斯基手中还要糟糕。我最初的写作活动写的都是农村问题。对此他是这么说的：“托洛茨基久住农村，对农村生活的一切细节都了如指掌，他首先关心到的是西伯利亚农村的行政机构。他在一系列新闻报导中出色地评价了这些机构……”他继续说：“托洛茨基在他的周围见到的只是农村。他关心它的疾苦，农村的备受压迫和无权状态使他深感痛心。”雅罗斯拉夫斯基要求把我有关农村问题的文章收入文选。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1923年2月间，也就是在这个月里编造我不关心农村的说法初次出笼。但雅罗斯拉夫斯基当时在西伯利亚，因此对“列宁主义”尚不了解。我所要举的最后一个实例是斯大林本人的。他在十月革命一周年纪念日写下一篇隐蔽地反对我的文章。为了解释明白这个问题，有必要提到：在十月革命的准备阶段中，列宁躲在芬兰。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李可夫、加里宁都反对起义。关于斯大林的情况谁也不知道。结果党把十月革命主要和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在十月革命一周年纪念日里，斯大林为了削弱这种看法：他把中央委员会共同领导与我对立起来。但是为了使自己的叙述好歹能被人接受，他不得不这么写：“起义的全部实际组织工作都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可以肯定地说，卫戍部队之所以能迅速转向苏维埃一方以及革命军事委员会巧妙的工作安排，党首先要感谢托洛茨基同志。”斯大林当时之所以那么写，是因为在那个时期他只能这么写。在斯大林敢于公开宣称：“托洛茨基同志在党内、在十月革命中从未起过，也不可能起特殊的作用……”之前，还需要经过几年肆无忌惮的陷害和中伤才行。当有人指出他的前后矛盾时，斯大林只能以双倍的粗暴来回答，也只能如此。“三驾马车”无论如何也不能拿自己与我对立，它只能使列宁和我对立。但要做到这点，必须使列宁丧失与三驾马车对立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就是三驾马车为了取得战役的胜利，它需要的或是病得不可救药的列宁，或是安放在陵墓里涂上防腐剂的列宁的遗体。但这还不够，还需要我在战役进行时丧失战斗力。这些终于在1923年秋季发生了。我在这里不是搞历史哲学，而是在与我相关的事件背景之下叙述自己的生平。但不能不顺便指出，偶然性是多么热心地为必然性服务。更广义地说，整个历史过程就是通过偶然性折射必然性。如果用生物学家的语言来说，则可以表述为：历史的必然性是通过对偶然性的自然选择实现的。使偶然性受到人工选择……人类的自觉活动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在这里我应该打断我的叙述，谈谈我的好友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扎伊采夫。他是杜布纳河边卡洛申村人。那个地方叫扎博洛奇耶。这个地名就说明了它盛产水禽。杜布纳河在这里泛滥，周围长满芦苇的沼泽、湖泊、深水道像一条带子一样绵延不下40公里。春天，这地方来了各种野雁、仙鹤、野鸭、麻鹬、大鹬、流苏鹬以及其他各种水禽。在两公里方圆内，在小树林和苔藓丛间、在越桔树上黑琴鸡鸣叫着求偶。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用短桨把自己凿出来的小独木舟顺沼泽边窄河沟划出去。这条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通的，也许已有二、三百年，或许更多一些，所以现在每年都要疏浚一下，以免淤塞。必须在半夜从卡洛申出发才能赶在天明前躲进一间窝棚。坐在泥碳沼泽里每跨出一步水就把颤抖的肚子顶上来。我起初有些害怕。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在我第一次来作客时就说过：大胆地走，在湖里淹死过人，可在沼泽里还没有死过人。独木舟很轻巧，但不稳。所以最好仰卧在船里不动。尤其在刮风天，划船人为了保险起见一般都跪着划。只有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虽然他瘸了一条腿）总是挺着身子站在船里。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是这地方的野鸭大王。他父亲、祖父、曾祖父都是猎鸭能手，可以想象是他的远祖把野鸭、野雁、天鹅进贡到伊万雷帝的餐桌上。扎伊采夫不喜欢打雷鸟、黑琴鸡、麻鹬等，他简单地说一句：“我不干这个。”可他对野鸭的一切：它的羽毛、它的叫声、甚至于它的习性都摸得一清二楚。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站在小船上，在行进中从水面捞起一片鸭毛，又一片，第三片，他看了一下说：“我们上古申诺去，鸭子在那里过夜。……”“你怎么知道？”“你瞧，这毛片浮在水面上，没浸透水，这是新掉的毛，是昨天晚上飞过去的。在这里它们除了古申诺，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当别的猎手打到一对或两对猎物时，我和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往往能打到10或15对。他的功劳，我的荣誉，这在生活里是经常有的事。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在芦苇窝棚里把粗糙的手掌放在嘴边，发出柔和的雌鸭的嘎嘎声，连那最胆小的雄鸭也经受不起这种叫声的诱惑，它围着窝棚在水面上兜圈子，有时竟会在离窝棚5步远的地方啪地一声落在水面上，我都不好意思向它开枪。扎伊采夫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没有一只鸭子能逃过他的视觉、听觉、嗅觉。“准备好！”他轻声说，“鸭子正往你这儿飞呢。”我只看见远处树梢上两个小小的黑点，但是要识破这就是雄野鸭可不行，这只有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这位猎鸭大师才能办到。但野鸭子直奔我飞来。当我没有打中时，伊万·瓦西里耶维奇默默地，只是客气地低声呼哧。但是，与其听到脑勺后面这种呼哧声，还不如干脆别来到这个世界上。扎伊采夫战前在纺织厂工作。现在他每年冬天去莫斯科，不是当锅炉工，就是去电厂工作。革命后的最初几年，国内到处战火连绵不断，树林和泥炭沼泽在燃烧，到处是光秃秃的土地，野鸭子也绝迹了。扎伊采夫对新制度怀疑起来。但从1920年起，野鸭子又回来了，更准确地说，是成群地飞回来。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完全承认了苏维埃政权。离这里约两公里的地方，有一座苏维埃的灯芯工厂，整整开工了一年。厂长是我原来军用专列的驾驶员。扎伊采夫的妻子和女儿每月从工厂领到30卢布，这是笔很了不起的财富。但很快工厂生产的灯芯就满足了全区的需要，工厂关门了。于是野鸭子又成了一家人的财源。五·一节那天，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来到了莫斯科大剧院。前台是贵宾席，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坐在前排，蜷起了那条瘸腿，微微有些腼腆，但像平时一样，不失尊严地听我的报告。扎伊采夫是穆拉洛夫带来的。我们俩经常同穆拉洛夫一起共享打猎的乐趣和痛苦。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对报告非常满意，他理解其中涉及的所有问题，并在卡洛申复述了一遍，这更加深了我们3个人之间的信任。必须指出，那些老猎手，尤其是莫斯科近郊的老猎手，都是一些品格不太好的人。他们经常围着大老爷转，成了溜须拍马、吹牛扯谎的行家。但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不是那种人，他十分质朴，善于观察，保持着人格的尊严。因为就其灵魂来说，他不是一个匠人，而是本行中的艺术家。列宁也到扎伊采夫这儿来打过猎。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时常给人指点那间木板房里列宁睡过的干草铺的地方。列宁酷爱打猎，但很少去。他尽管在大事上具有极大的克制力，但在打猎时却很急躁。正像一个伟大的战略家，往往是一个不太高明的棋手，具有天才的政治谋略的人往往是一个平庸的猎手一样。我记得，列宁像意识到什么永远无法挽回的事似的带着几分绝望地对我诉说，他在一次猎狐时，竟没有打中近在25步处的目标。我能理解他，对他十分同情。我和列宁尽管多次约好，甚至订死了要一同去打猎，但始终没能如愿。在十月革命之后的那几年根本就顾不上。那时列宁还偶尔离开莫斯科到郊外去，而我几乎寸步不离我的专列、各司令部、汽车，一次也没有摸过我的猎枪。国内战争结束后的这几年，也常常有些料想不到的事，不是妨碍他去，就是妨碍我去。再往后，列宁病了。在他病倒前不久，我们原约好一同到特维尔州的绍沙河去。但列宁的车子在乡间小路上出了毛病，我没有等到他。当列宁在第一次中风康复后，他坚决争取打猎权。最后医生们以不得过分劳累为条件让了步。好像是在一次农业会议上，列宁坐到穆拉洛夫身旁问：“您经常和托洛茨基一同打猎吗？”“有时去。”“怎么样，顺利吗？”“有时还可以。”“带我去好吗？”“可您能行吗？”穆拉洛夫慎重地问。“行，行，准我去打猎了。带我去吗？”“怎么能不带您去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么我打电话约你们。”“好，我们等着。”但是，伊里奇没有打来电话，却传来了他第二次中风的消息以及后来死亡的噩耗。我之所以写这段插曲，只是为了说明怎样和为什么我在1923年10月的一个星期天到扎博洛奇耶芦苇丛中的沼泽去的。夜间寒冷，我穿着毡靴子坐在窝棚里。早晨的阳光很温暖，薄冰化冻了。汽车在坡道上等着我。驾驶员达维多夫在整个内战期间一直和我并肩战斗，他像往常一样急不可耐地想知道打猎的收获怎样。从小船到汽车不超过100步远。我的毡靴刚踩进沼泽里，我的双脚就浸入冰冷的水中、我连蹦带跳钻进了汽车，两脚已经冻透了。我和达维多夫并肩坐着，脱了毡靴用汽车马达的热气烤我的双脚，但感冒还是使我病倒了。流行性感冒之后，继而出现了病因不明的高热。医生禁止我起床。就这样，秋季的其余时间和整个冬季我都病卧在床。这就意味着我因生病错过了1923年反“托洛茨基主义”大论战。我能够预见革命和战争，却不能预见秋季猎鸭之行的后果。**列宁病倒在哥尔克，我则病倒在克里姆林宫。追随者扩大了阴谋活动的范围。他们的出场，起初是小心翼翼、偷偷摸摸，在褒词中掺进逐渐加大剂量的毒药。甚至在他们中最急不可耐的季诺维也夫也要用数十条附加说明来修饰一条诽谤言论。1923年12月15日季诺维也夫在彼得格勒一次党的会议上说：“托洛茨基的威望也同他的功绩一样是众所周知的。关于这一点，在我们之间可以不必再多谈了。但是错误也不能因之而不成为错误。当我犯错误的时候，党曾相当严厉地批评过我……”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种怯懦的攻击语调在很长时期里一直是阴谋家们的基本语调。只是随着根基的不断稳固和阵地的占领，他们才越来越放肆。一整套学问被创造了出来：制造人为的声誉、编造离奇的传记、按指令宣传领袖。在名誉主席团上搞的名堂是一门特殊的小学问。从十月革命起，无数会议都把列宁和托洛茨基选入主席团，已成为惯例。这两个姓氏的组合已进入了日常交谈、文章、诗篇、民谣之中。现在应该把它们分开，哪怕是机械地分开也在所不惜，以便日后使它们在政治上对立起来。当前已经把政治局全体成员都选进主席团里，后来就把主席团名单按字母顺序排列，再往后为了适应领袖人物新的职务等级，又打破了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做法，开始把季诺维也夫排在首位。在这方面彼得格勒率先做出榜样。再过一些时候，名誉主席团名单之中托洛茨基的名字不见了。在大会上总是为此发出强烈抗议，大会主席往往不得不解释：漏掉我的名字是误会所致。但是，报纸的报道却对此不置一词。后来首席的位置让给了斯大林。在这方面如果会议主席没有悟到主持应作的事，报纸报道后来就会予以纠正。升迁的成败取决于姓名在名誉主席团名单中的排列。排座次的工作是所有工作中最经常、最系统的工作，其原因是与“领袖崇拜”作斗争的必要性。1924年1月在莫斯科会议上，普列奥布拉仁斯基对追随者们说：“是的，我们反对领袖崇拜。但是我们也反对以反对崇拜一个领袖之名，行崇拜其他领袖之实，后者不过是声望要低一些罢了。”我的妻子在她的日记中写道：“这是非常沉重的日子，这是列．达．在政治局与它的成员作紧张斗争的日子。他单枪匹马抱病与所有其他人作斗争。因为列．达．有病，会议就在我们家开。我坐在隔壁卧室里听他的发言。他在用他全部身心说话，我感到这样的话他每讲一次都会失去一部分力量。他对他们肝胆相照，推心置腹。但我听到的却是对此报以冷漠的回答。须知一切都是事先定好了的。他们为什么要激动呢？在每一次这样的会议之后，列．达．的体温总要急剧上升。他从书房出来时浑身湿透。脱衣服睡进被子，内衣和外衣都像淋透了雨一样，必须烤干。那时候会议经常在列．达．那间铺着失去光泽的地毯的房间里开。我夜夜都梦见它变成活的豹子：白天的会议到夜间变成梦魇。斗争的第一阶段，即斗争还未公开化之前，就是这个样子。”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与斯大林的近来的斗争中，这一阶段的秘密被参与这个阴谋活动的阴谋家自己揭露了，这是个货真价实的阴谋。一个秘密的政治局组成了（7人集团），其中有除我之外的全部正式政治局成员，再加上一个古比雪夫，今天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一切问题都预先在这个秘密核心中作出决定。所有参与者订立了攻守同盟，他们保证彼此不进行争论，同时必须共同寻找攻击我的根据。在地方组织里也有类似的秘密核心，以严密的纪律与莫斯科的“7人集团”联系，他们用特殊的密码进行联络。这是一个严密的党内非法组织，在开始时其锋芒只指向一个人。党和国家的负责干部的任用都要经过系统地选择，标准只有一个，即要反对托洛茨基。在因列宁生病而造成的长时期“空位期”中，这项工作不断地进行着，但同时又是小心翼翼、遮遮掩掩，以便在列宁万一能够康复时也能使布雷桥完整地保存下来。阴谋者以极其诡秘的方式行动，某一职务的候选人必须能“猜到”上面对他们的要求是什么，谁能“猜中”，谁就能步步高升。由此，形成了个人名利主义的一个特殊品种，它后来被公开地称作“反托洛茨基主义”。直到列宁逝世以后，阴谋活动才放开了手脚，得以公然进行。人员的选择程序波及到了基层。凡属不能表现出自己是反托洛茨基的人，不得担任工厂厂长、车间党小组书记、区执行委员会主席、会计以及缮写员等职务。党员中凡是曾对这种阴谋活动提过抗议的，统统成了背信弃义的攻击的牺牲品，攻击的借口往往牵强附会，甚至还有不少凭空捏造、无中生有之事。那些在苏维埃政权头5年中被无情驱逐出党的道德败坏分子，现在只要他能充满仇恨地回答一句：反对托洛茨基，就可以得到保险。从1923年底以来，在共产国际所属的各党之中一直就进行着这种工作：一些领袖下来了，任命另一些人接替他们的位置，这一切全取决于他们如何对待托洛茨基。紧张地进行着人为的选拔工作，不是选出色的人，而是选更会看风使舵的人。总的方针是用那些由机关一手提拔起来而因此对机关感恩戴德的平庸之辈来取代有独立见解和有才干的人。于是斯大林就作为平庸机关的最高体现登上了权力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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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章列宁在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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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章列宁在病中
我的第一次休假是在1920年春天，在共产国际大会召开前夕。我在莫斯科郊外度过了大约两个月，全部时间都用在治疗——在此前后我才开始真正就医治病——和认真撰写作为今后几年共产国际大纲的宣言稿和打猎。在连续几年的紧张工作后，非常需要休息一下，但又没有休息的习惯。散步对于我不是休息，直到现在仍不是。打猎的魅力在于它对我的意识的作用好像在病痛处贴的一帖膏药……
1922年6月初的一个星期天，我在莫斯科河的旧河床上散网捕鱼。那天下着雨，草地上湿漉漉的，我在河岸的斜坡上滑了一跤，扭伤了脚筋。虽然并不严重，但是需要卧床几天。第3天布哈林来了，他惊恐地喊道：“你也病倒了！”我问：“除了我还有谁？”“伊里奇情况不好，中风了：不能走动，也不能说话。医生们对病情也揣摸不透。”
列宁一向关注同事们的健康，并且时常提到一个流亡者的话：老人一死光，年轻人就投降。列宁一再说：“我们有多少人懂得什么是欧洲，什么是国际工人运动？目前搞革命的就我们一家，我党领导层的国际经验是无法取代的。”一般认为列宁是健康的人，他的身体好像是一块坚不可摧的革命砥柱。他永远是那样积极、警觉、平静而且快活。我只是偶尔在他身上发现一些令人不安的征兆。在共产国际一大期间，他那疲惫的面容、颤颤悠悠的声音、病态的微笑使我吃惊。我不止一次地说他在次要问题上消耗精力过多，他同意我的意见，但不予改正。有时他也抱怨头痛，但总是带着几分腼腆地随口提提，但经过两三个星期的休息后就恢复如常了。好像列宁是永远垮不下来的。
1921年底，他的健康状况恶化。12月3日他写条子通知政治局成员：“我今天就走。尽管我近日来减少了工作量，增加了休息时间，但是失眠还是越来越严重。我担心不能在党代表大会和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报告了。”列宁在莫斯科郊外农村住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他仍然关注着事业的进程。当时正为热那亚会议①做准备工作。1月23日(1922年），列宁写信给政治局成员：“我刚收到契切林的两封来信（20日和22日），他提出了问题：在获得可观的赔偿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对我们的宪法作些小小的修改，如寄生分子在苏维埃的代表权，以迎合美国人的要求。我认为契切林的建议表明应该立即把他送到疗养院去，对此要做任何让步，或允许延期等，我认为都是对一切谈判的最大威胁。”在这张便笺中，列宁的形象跃然纸上，政治上的严厉无情和善意的谐谑结合在一起。
①热那亚会议系1922年4—5月间召开的国际会议，讨论国际经济和财政问题，参加者有28个资本主义国家代表和苏维埃国家代表。——译注
他的健康情况继续恶化。3月间头痛加剧，但是医生找不到任何器质性病变，只好嘱咐他长期静养。列宁在莫斯科郊外的农村居住下来，不再外出。5月初他在这里第一次中风。
原来，列宁在前天就发病了，为什么当时没有立即告诉我呢？不过那时候我头脑中没有丝毫怀疑。布哈林说话非常诚恳，一再重复说着“大人物”授意给他的话。在那时候，布哈林是以纯布哈林式的方式对待我，即半歇斯底里、半孩子气地依恋着我。布哈林对我讲完了列宁的病情，躺到我的床上隔着被子抱住我，拖着哭腔说：“您可别生病，求求您，千万别生病……只有两个人的死最叫我害怕……这就是伊里奇和您。”我友好地说了他几句，以便使他恢复镇定。他妨碍我把精力集中到由他所带来的消息而产生的担忧上。这个打击是难以忍受的，似乎革命本身也屏住了呼吸。
娜．伊．谢多娃在其札记中写道：“开始时，列宁生病的消息是私下传开的。好像从来没有人想到过列宁会生病。许多人都知道列宁最关心别人的身体健康，他自己似乎从来没有生过病。几乎所有老一辈革命家的心脏都由于负荷过重而疲劳，都出了毛病。医生们抱怨说：‘几乎每个人的马达都有间歇。’格季耶教授对列夫·达维多维奇说：‘只有两颗心脏是正常的，那就是列宁的和您的心脏。有这样的心脏的人可以长命百岁。’外国医生的检查认定：在他们听诊过的莫斯科人的心脏中，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两颗心脏工作好得出奇。当列宁的健康状况发生了出乎广大各界人士意外的变化时，必然会被当成革命本身的变化。难道列宁能像一般人那样地生病或死去吗？列宁丧失活动和说话能力，这是令人无法接受的。坚信他能战胜疾病，他必将痊愈起床……”当时全党的心情就是这样。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在回顾往事时，我回忆起人们直到列宁病倒后的第3天才把病情通知我的那件怪事，惊讶初次袭上我的心头。不过当时我并没有在这件事上多想。但事情不会是出于偶然，那些早就准备与我为敌的人，首先是斯大林，力求赢得时间。列宁的病是属于随时可能产生悲惨结局的那类病。明天，甚至是今天就可能尖锐地提出领导权的问题。我的对手们认为最要紧的就是赢得准备时间，哪怕一天也是好的。他们彼此交头接耳，窃窃私语，摸索斗争的道路和手段。可以假定，预期用来与我对抗的“三驾马车”（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想法那时就已经产生了。但是，列宁的病有了好转。机体在顽强的意志的驱使下做出巨大的努力，由于供血不足而缺氧致使丧失了组织声音与字母结合能力的大脑，突然又复苏了。
5月底，我到离莫斯科80俄里的地方去捕鱼。那里有一所列宁儿童疗养院。孩子们簇拥着我在湖边散步，询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健康情况，并托我把一束野花和一封信转送给列宁。那时，列宁还不能动笔写字，经他口授，秘书给我写了封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嘱托我告诉您，您建议给波德索尔涅奇纳雅车站的儿童疗养院的孩子送一份礼物，他赞成您的主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请您转告孩子们，说他十分感谢他们的热情来信和鲜花。他很遗憾不能接受他们的邀请，他深信如果和他们在一起，他一定能康复。”
7月，列宁已经能下床了，尽管他在10月以前没有正式办公，但已注意并且研究一切问题了。在康复的几个月里，在许许多多问题中，审理社会革命党人一案使他格外注意。社会革命党刺杀沃洛达尔斯基、乌利茨基，刺伤了列宁，两次图谋炸毁我的专列。对此我们是不会轻易放过的。我们虽不像敌人那样从唯心主义角度来看问题，但我们会评价“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如果我们听任敌人将我们的高级领导人统统杀害，将对革命造成多大的危害，对此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我们那些性子不紧不慢的人道主义朋友们不止一次地声明他们理解一般的镇压的必要性，但是认为枪毙罪犯则超越了必要的自卫界限。他们要求我们“宽大为怀”。克拉拉·蔡特金①和当时还敢畅所欲言的其他一些欧洲共产党人与列宁和我对立，坚持要我们饶恕这些被告的生命，他们建议我们以将这些人判处监禁为限，这看来是最简单不过的解决办法了。但是镇压个别人的问题在革命时期具有完全特殊的性质，正是由于这种性质，那些人道主义的老生常谈没有丝毫效力。直接为争取权力的斗争是生死存亡的斗争，这就是革命。在这种条件下，对于那些期望在几星期内夺取政权，把今天的当权者投入监狱，或把他们从肉体上消灭的人来说，判处监禁又有什么意义呢？从所谓的个人的绝对价值观点来说，革命如同战争一样，还有整个人类历史，都应该受到谴责。但是，个人概念本身的形成只能是革命的结果。目前这个过程还远未结束。为了使“个人”这个概念成为真实的，为了使“群众”这个颇受鄙薄的概念不再是哲学上享有特权的“个人”这一概念的反题，必须使群众本身借助革命的，更确切地说是一系列革命的起重机，把自己提高到新的历史水平上。从规范哲学的观点来说，这一途径是好是坏，我不知道，而且我并不讳言，我对此毫不介意。但我知道，这是人类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途径。
①蔡特金，克拉拉（1857—1933）德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译注
以上的说法，无论如何也不是试图为革命恐怖做辩解。因为，试图为之辩解就意味着尊重指责者。但他们是什么人？是那些组织世界性大屠杀并从中渔利的人吗？是那些向“无名战士”供奉其饭后雪茄的馥芬的新暴发户吗？是那些在战争还没有发生时拼命反对战争，并随时准备再次表演那令人作呕的假面舞会的和平主义者吗？是由于霍亨索伦王朝（以及他们自己）所犯的罪行而认为自己有权让德国儿童挨饿的劳合·乔治、威尔逊、彭加勒吗？是从旁点燃了俄国国内战争的战火、自己却安然地坐收渔人之利的英国保守党和法国共和党吗？这样的点名可以无休止地进行下去。我在这里不是要进行哲学辩解，而是要作政治说明。革命之所以是革命，就是因为它把发展中的矛盾都归结为生与死的抉择。怎么能够设想，那些每隔半个世纪就要用堆积如山的尸骨来解决阿尔萨斯省①和洛林②归属问题的人，能够单单凭着议会交易来改造他们的社会关系吗？至少，目前还没有人给我们示范一下，怎样才能做到这点。我们用钢铁和炸药摧毁了名门望族的反抗。当敌人用最文明、最民主的国家提供的枪支向我们射击的时候，我们只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肖伯纳翘着大胡子，对二者都不以为然。但是，谁也没有指出这个神圣的论据。
①阿尔萨斯省系法国东部的历史行省，位于莱茵河流域。10世纪前为公国，10世纪并入神圣罗马帝国。1648年大部分归属法国，1871年大部分被德国占领。——译注
②洛林系法国东部历史省份，即今默尔特、默兹、摩泽尔、孚日等省。10至l8世纪为公国。1776年归属法国，后来成为法国的一个省。1871年洛林东部被割让给德国，1919年归还给法国。——译注
1922年夏天，镇压的问题更加尖锐化了。因为这次事关一个政党的领袖人物。该党当时曾同我们并肩进行过反沙皇的革命斗争，但在十月革命以后却调转暗杀的枪口反对我们。从社会革命党阵营里投奔过来的人向我们揭露，最严酷的恐怖行动不像我们最初想象的那样是个别人组织的，而是该党组织的，尽管它不敢为其所进行的谋杀活动正式承担责任。现在，就法庭审理来说，必然要宣判死刑，执行死刑必将受到猖狂的恐怖手段的报复。但是，如果判处监禁，哪怕是长期监禁也只能是对恐怖主义者的鼓励，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相信苏维埃政权能够长久存在。现在只有让死刑的执行与否取决于该党是否继续进行恐怖斗争，舍此，别无其他出路。换句话说，就是把该党的领导人作为人质。
列宁恢复健康后同我第一次见面，正是在对社会革命党人进行审判的那几天，他立刻同意了我的建议，松了一口气：“完全正确，没有其他出路。”
健康的恢复使列宁振作起来，但他还有一些内心的忧虑。他困惑不解地说：“您可知道，我一度既不会说话也不会写字，只好从头学起……”他询问似的迅速看了我几眼。
10月，列宁正式恢复工作。他主持了政治局和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工作。11月，他发表了施政纲领演说。显然，这些活动大大地影响了他的血液循环系统。
列宁感觉到，由于他的患病，一些暂时还难以察觉的阴谋线索在他和我的背后编织起来。追随者目前还没有烧掉或炸毁桥梁，但是，他们已经开始在锯桥桩，并悄悄地安上炸药包了。他们一遇到适当的时机就反对我的建议，好像是在操练他们的独立性，并且精心地筹划着这类的示威。列宁在工作中注意到10个月来发生的种种变化，他的不安日益加深。但是列宁暂时没有点出这些变化，他担心会使矛盾关系变得更为紧张。但是他准备回击“三驾马车”，并从具体的局部问题上入手。
在我领导的其他几种不公开、非正式担任的党内工作中，有一项是反宗教宣传工作，列宁对此非常关注。他再三强调要我特别注意这个领域。在他刚恢复健康的那几个星期里，不知他怎么得知了斯大林在这方面耍手腕反对我，把反宗教机构改组并使它脱离我的领导。列宁在乡间给政治局写了一封信，信里引证了我批判考茨基的那本著作，并且盛赞该书的作者（乍看起来并没有特殊的必要），但是既不提作者的姓名，也没提书名。我应该承认当时没有立即悟到：这是列宁在间接地谴责斯大林针对我耍的种种手腕。那时候雅罗斯拉夫斯基被推上了反宗教宣传的领导岗位，名义上是我的副手。列宁重新工作后了解到这一情况，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他激烈地抨击莫洛托夫，实际上是在抨击斯大林：“雅—罗—斯拉夫—斯基？难道您不了解雅—罗—斯拉夫—斯基？真是荒唐之至！他怎么能胜任这项工作？”那些不知内情的人可能会觉得列宁的语气过于激烈了。但问题不在于雅罗斯拉夫斯基本人（尽管列宁的确不能容忍他），而是关系到党的领导问题。这样的事并不少见。
实际上，斯大林自从和列宁关系密切以来，尤其在十月革命以后，一直暗中反对列宁，但是力不从心，因而恼羞成怒。斯大林的虚荣心极强，所以他每走一步都感到自己智力上和道德上都低人一等。显然，他一度曾试图与我接近。只是后来我才意识到他企图与我建立一种密切的关系。使我反感的是在日后迅速堕落中那些构成他的力量的特征：狭隘的趣味，经验主义，心理上的粗暴，以及乡下佬式的厚颜无耻。马克思主义尽管使他摆脱了许多偏见，但没有以成熟的、进入人的心灵深处的世界观来完全取代它们。据斯大林某些零星的见解（我起初认为它们是偶然的，而事实上却未必如此）来看，他想得到我的支持来反对列宁，他不能忍受列宁的监督。每当他企图这样做时，我本能地后退一步，不予理会。我想，这正是斯大林怯懦（在开始阶段）和阴险，直至完全背信弃义地仇恨我的原因之所在。他有计划地把一批人网罗在他周围，这些人或是一些与他气味相投的人，或是一些力求老老实实过日子的呆子，再不就是那受了委屈的人。这3类人哪类都不少。
列宁在处理常务工作中，依靠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往往要比依靠我更方便，这是毫无疑义的，列宁一贯尽量节约自己和别人的时间，他试图用最小的力量克服内部摩擦。我有我自己的观点，有自己的工作方法以及实行决定的手段。对此列宁相当了解，并很尊重。也正因如此，他十分清楚我不适于执行别人的委托。凡是他需要单纯执行任务的人时，他就去找别人。这样，在某些阶段里，尤其是我同列宁有分歧时，他的助手们觉得他们与列宁特别接近。列宁最初起用李可夫和秋鲁帕，后来又增加了加米涅夫作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我认为这样的选择是正确的。列宁所需要的是听话的、做实际工作的助手，我是不适宜充当这种角色的。我为列宁没有叫我作他的副手而非常感激他。我决不认为他这样做是不信任我，恰恰相反，我认为这是他对我的性格和对我们之间关系明确的高度评价，我对此没有丝毫的不快。后来，我有可能更加清楚地证实这点。列宁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中风之间，只能以过去一半的精力从事工作。血液循环系统中微小而可怕的冲击经常发生。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他站起来想给某个人递纸条（列宁一向用传纸条的方式加速工作的进程）时，微微地晃了一下。我发觉了这情况，是因为见他的面色霎时变了，这是生命中枢传来的许多凶兆之一。列宁对此不抱幻想，他全面慎密地考虑在他不在时或在他身后工作将如何进行的问题。这时，在他的头脑里已经形成了后来以“遗嘱”而闻名的文件内容。就在这个阶段中（第二次发病之前的几个星期）列宁就我日后工作的问题和我作了一次长谈。因为这次谈话的政治意义重大，我立即把它转告给许多人（拉科夫斯基、И.Η．斯米尔诺夫、索斯诺夫斯基、普列奥布拉仁斯基和其他一些人），就因为这一点，这次谈话特别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事情是这样的：教育工会中央委员会派代表团来见我和列宁，要求我兼负责教育委员会的工作，就像我曾领导过一年运输委员会一样。列宁征求我的意见，我回答说：教育事业的困难像其他领域一样，困难来自行政机关。列宁接口说：“是啊，我们的官僚主义非常严重。我回来工作后，对此感到十分震惊……但正因为这一点，我认为除了军事部门以外，您不该再陷进个别部门里了。”列宁显然有些激动，他热烈而坚决地阐述他的计划。他能用在领导工作上的力量有限，他有3个副手。“您是了解他们的，加米涅夫固然是个精明的政治家，但他哪能算是行政领导人呢？秋鲁帕病了。李可夫也许能算是个行政官员，但是还得回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去。您必须就任我的副手。形势要求我们做一次彻底的人事变动。”我再次指出“机关”问题，它甚至使我在军事部门里的工作无法进行。“您可以把机关甩掉嘛！”列宁用我在什么时候说过的话马上接口说。我回答说：我指的不仅是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而且还有党内的官僚主义。一切困难的实质在于两个机关的结合，在于围绕在党的书记处周围的权势集团互相包庇上。列宁很注意地听着，并用深沉的胸音表示他赞成我的看法，当他确信对话人能彻底理解他，而且抛开谈话中惯常用的客套，毫不避讳地涉及最重要最紧急的问题时，就会发出这种声音。列宁稍加考虑之后，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说：“您的意见是不仅要求对国家机关中官僚主义宣战，而且还要对中央组织局的官僚主义宣战？”我由于问题的意外而笑了起来，中央组织局是斯大林机关的核心。“好像是这样。”列宁显然为我们接触到了问题的实质而满意，他继续说：“好吧，我建议我们联合起来，反对一切官僚主义，其中包括反对组织局的官僚主义。”“很荣幸同好人结成良好的联盟，”我回答说。我们约好过一段时间后再接着谈。列宁建议好好地考虑一下斗争的组织方面工作，他拟定建立直属中央的反官僚主义斗争委员会，我们两人都应参加。实质上，这个委员会应该成为摧毁作为官僚主义脊柱的斯大林派系的杠杆，并且在党内创造条件，使我能成为列宁的副手。照列宁的想法是要使我成为苏维埃中央委员会主席的继承人。
只有联系到这点才能彻底理解所谓遗嘱的涵意。列宁在这里只提了6个人，并字斟句酌地为每个人做了鉴定。毫无疑问，立遗嘱的目的是为了减轻我领导工作的困难。当然，列宁打算以最小的人事磨擦来达到这个目的。他谈到每个人都极其慎重小心。他给那些实质上是毁灭性的结论蒙上柔和的色彩。同时，十分明确地指出谁是第一把手的人选，同时又用一些限定词来加以缓和，只是在对斯大林的鉴定中，可以听到另一种语调，它在遗嘱最后增补的一节中，完全是毁灭性的。
对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列宁好像是顺便提到了他们在1917年的投降“不是偶然的”，换而言之，是由于他们的天性。显然，这种人是不能领导革命的，但对他们也不必总是抓住过去的事不放。布哈林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繁琐哲学家，但他是讨人喜欢的人。皮可达夫是一个有才干的行政领导人，却不是一位合格的政治家。不过，这两人，布哈林和皮达可夫还能学出来。最有才干的是托洛茨基，他的缺点是过分地自信。斯大林粗暴、不忠诚，惯于滥用党的机构所赋予他的权力。斯大林应该罢免，以避免发生分裂。这就是遗嘱的真正意图。它为列宁在最近一次谈话中对我提的建议作了补充和说明。
列宁真正了解斯大林是在十月革命以后。他器重斯大林的坚定的品格和讲究实际的头脑，尽管其中有四分之二是狡诈。与此同时，列宁又处处碰到斯大林的无知、极其狭窄的政治视野、极端粗暴的性格以及低下的精神趣味。选举斯大林担任党的总书记一职是违背列宁意愿的，他之所以容忍此事是因为他还领导着党。但在第一次中风后恢复工作以来，他的健康已大受损伤，因而他把整个领导工作的问题提上了日程。也正是因此，他同我谈话，立下遗嘱。遗嘱的最后几行字是1月4日写的。以后又过了两个月，在这段时期内局势已彻底明朗。现在，列宁不仅准备撤掉斯大林总书记的职务，而且要取消他的党员资格。就对外贸易垄断权问题、民族问题、党内制度问题，关于工、农检查院问题以及关于监察委员会问题，列宁系统地、不懈地把事情引向一点，即在十二次大会上，给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官僚主义、官官相护、刚愎自用、专横粗暴等最无情的打击。
列宁是否能完成他制定的改组党的领导班子的计划呢？当时是完全可能的。在这方面有不少先例，其中一件我至今记忆犹新，很能说明问题。那时候列宁大病初愈，仍住在乡间，而我不在莫斯科。中央委员会在1922年11月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使对外贸易垄断受到无法挽回的打击。我和列宁在未经联系的情况下分头发出警报，随后我们相互通信协调行动步伐。几个星期后，中央委员会一致同意撤消该决议，如当时一致通过时一样。列宁欣喜地写信给我说：“托洛茨基同志，看来我们仅仅调动了一下兵力就一枪不发地拿下了阵地。我建议不要停顿，要继续进攻。”①如果在1923年初我们联合起来向中央委员会发动进攻无疑会确保我们获胜。不仅如此，毫不怀疑，如果我能在十二大前夕以“列宁—托洛茨基联盟”的精神来反对斯大林的官僚主义，即使没有列宁的直接参与我也能取得胜利。至于这个胜利的牢固程度如何，则另当别论了。这取决于国内、工人阶级内和党内的一系列客观过程。这是一个独立的大题目。1927年克鲁普斯卡娅曾说过，如果列宁仍然在世，他恐怕也会成为斯大林的阶下囚。我想，她是对的。因为问题不在于斯大林本身，而在于斯大林所代表的连他自己也不明白的那种势力。但在1922年—1923年间，还是能够夺取统帅地位的，对由国家社会主义的官僚、机关中的篡权者、不合法的十月革命的继承者以及布尔什维克中的追随者结成的帮派迅速发动公开进攻。在这条路线上的主要障碍是列宁的健康情况。大家都期待着他像第一次中风后那样再次康复，能像参加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那样参加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他本人也这样希望，尽管医生的信心越来越小，他们仍给他以希望。当时，能全部了解反对机关权势分子、官僚主义分子的“列宁—托洛茨基联盟”计划的只有我和列宁两人，政治局的其他成员只有些模糊的猜测而已。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一些文件和他的遗嘱，谁也不了解。我的出击很容易使人理解为，或更确切地说，是被人描绘成我个人为争夺列宁在党和国家的地位的斗争。我一想到这点就胆战心惊。我认为，这将使我们队伍军心涣散，即使获得胜利也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在所有的计划和推测中，都有一个未定的决定因素：这就是列宁本人和他的身体状况，他能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能来得及吗？党能否理解列宁和托洛茨基发起的这场斗争是事关革命前途、而不是为了托洛茨基争取接替病中的列宁的地位的斗争？因为列宁在党内占着特殊地位，所以他的个人状况的不确定就成了全党的不确定状况。预备会议一拖再拖，而拖延的大权完全操在追随者手里，因为斯大林作为总书记，自然而然地成了整个“空位期”这个阶段的机关大总管。
①见《列宁文稿》中文版第10卷第312页。——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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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3月初，列宁卧病在宏伟的法院大厦的房间里，在几次轻度休克的前导下第二次中风即将爆发。当时我也因腰痛病连续几个星期困卧榻上。我躺在前“骑士”大厦自己的住宅里。我的住宅与列宁的住宅之间隔着巨大的克里姆林庭院。我和列宁都没法走到电话机旁，况且医生还严禁列宁打电话。列宁的两位秘书福季耶娃和戈拉赛尔负责联络工作。下面的事就是她们向我转达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为斯大林筹备党的代表大会一事，尤其对他在格鲁吉亚的派别活动感到极度焦虑不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准备在大会上向斯大林投一颗炸弹。”这是福季耶娃的原话，“炸弹”一词是列宁的，不是她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请您亲自处理格鲁吉亚的事件，他才放心。”3月5日，列宁口授了一封短笺给我。
“尊敬的托洛茨基同志：
我请您务必在党中央为格鲁吉亚事件进行辩护。这一事件现在正由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审理’，但是我不能指望他们秉公处理，甚至完全相反。如果您同意为这一事件进行辩护，那我就放心了。要是您因某种原因不同意，就请把全部案卷交还给我。我认为那就表示您拒绝了。
致最诚挚的同志的敬礼！
列宁”①
①见《列宁文稿》中文版第10卷第315页。——译注
我问，为什么问题变得这么尖锐？原来是斯大林欺骗了列宁，辜负了他的信任。为了保住自己在格鲁吉亚的基地，斯大林背着列宁和中央委员会，在奥尔忠尼启则的帮助和捷尔任斯基的支持下，假借中央委员会的威信作掩护，完成了反对党内最优秀部分的有组织的政变。他利用列宁在病中不能和同志们会面这个机会，力图用各种假信息蒙骗列宁。列宁委托他的秘书室收集了一份有关格鲁吉亚问题的完整资料。并且决定公开进攻。在这件事上是什么对列宁震动更厉害？是斯大林的不忠，抑或是他在民族问题上的粗暴的官僚主义政策？这是很难说清楚的，最可能的是二者兼而有之。列宁准备进行战斗，但又担心不能亲自出席大会，这问题使他十分烦恼。“是不是跟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谈谈呢？”秘书们提示他说。列宁懊丧地摆了摆手。他很清楚地预见到，一旦他脱离工作，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就会同斯大林组成“三驾马车”,一同起来反对我，从而背叛他。
“你们都不知道托洛茨基对格鲁吉亚问题持什么态度？”列宁问。
“托洛茨基在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和您的精神完全一致。”戈拉赛尔说，她是全体会议的秘书。
“您不会弄错吗？”
“不会的，托洛茨基还谴责奥尔忠尼启则、伏罗希洛夫和加里宁不理解民族问题呢。”
“再核实一下！”列宁吩咐说。第二天，戈拉赛尔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也就是在我家里，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昨天发言的提要，最后提出问题：
“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您为什么要问我呢？”我问。
“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让问的，”戈拉赛尔回答说。
“正确。”我说。
斯大林这时不安地注意着我们的纸条，但我在这时还没有猜到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戈拉赛尔告诉我：“看过了我们俩的纸条后，列宁兴高采烈地说：现在就大不一样了！他指示我把全部手稿转交给您。这批手稿应是他为十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炸弹的组成部分。”到现在我才完全明白列宁的意图，他想以斯大林的政策为例，向党揭露，而且是毫不留情地揭露专政是如何蜕变为官僚主义的。
“加米涅夫明天去格鲁吉亚参加党代会，”我对福季耶娃说，“我可以给他看看列宁的手稿，以便让他在格鲁吉亚按应有的精神行事。请您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请示一下。”一刻钟后，福季耶娃气喘吁吁地跑回来说：
“绝对不行。”
“为什么？”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加米涅夫会立即把一切都告诉给斯大林，而斯大林就会做出靠不住的妥协，而且必将食言。’”
“这么说，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伊里奇已不相信能与斯大林达成妥协，即使在正确路线下也不行吗？”
“对，伊里奇不相信斯大林，他要在全党面前公开反对斯大林。他正在准备炸弹。”
在这次谈话之后，大约又过了一个小时，福季耶娃又给我带来一封列宁写的短笺。信是写给老革命家穆迪瓦尼和格鲁吉亚其他的斯大林格鲁吉亚政策的反对者的。列宁写道：
“我全心关注着你们的事。对奥尔忠尼启则的粗暴、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的纵容姑息我感到愤慨。我正为你们准备信件和发言稿。”①
①见《列宁文稿》中文版第10卷第315页。——译注
这便笺的副本不只给了我，还给了加米涅夫，我感到意外惊奇，我问道：
“这么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改变主意了？”
“是的，他的身体状况时时在恶化。不要相信医生的安慰话，伊里奇连说话都很吃力……格鲁吉亚问题使他极度不安，他担心来不及采取任何措施就彻底病倒。他把信交给我时说：‘为了抢时间，只好提前公开进攻。’”
“这么说，我现在可以跟加米涅夫谈一谈了？”
“看来可以。”
“您叫他来见我。”
一小时后加米涅夫来了。他已经完全走入歧途了，三驾马车（由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组成）的思想早已形成，它的矛头直指向我。阴谋家们的全部任务是：准备好牢固的组织基础后，就为三驾马车加冕，给它戴上列宁合法继承者的桂冠。这封短笺像锐利的楔子打进这个计划，使之无法实施。加米涅夫不知所措，而且相当坦白地承认了这个事实。我让他看了列宁的手稿。加米涅夫是个相当老练的政治家，他立刻明白了，对列宁来说，问题不是关系到格鲁吉亚事件本身，而是关系到斯大林在党内的地位。加米涅夫又给我提供了一些新情况。他刚才应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之请去看望过她。她极其不安地告诉他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刚刚对速记员口授了一封给斯大林的信，要与他断绝一切关系。”断交的直接原因是半私人关系性质的。斯大林千方百计割断列宁的消息来源，并为达到此目的对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特别粗暴。克鲁普斯卡娅接着说：“您是了解伊里奇的，他如果不是认为必须在政治上搞垮斯大林的话，是不会和他断绝私人关系的。”加米涅夫异常激动，面色惨白。他失去了立足点，不知如何是好，不知该转到哪一边。可能，他是害怕我会对他个人有些恶感的举动。我对他阐述了我对局势的看法，我说：“有时，人们由于对想象的危险的恐惧，倒会招致真正的危险。请你记住并转告别人，我根本无意为改组在代表大会上掀起斗争，我主张维持现状。如果列宁在代表大会前能够起床，可惜，可能性很小，我将和他一起重新讨论这个问题。我反对清除斯大林，反对开除奥尔忠尼启则，反对解除捷尔任斯基运输人民委员的职务。其实我是同意列宁的意见的，我希望根本改革民族政策，停止对格鲁吉亚的斯大林反对派的迫害，停止对党的行政压迫；我要在工业化问题上推行更坚定的方针政策；要求最高领导人之间的真诚合作。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是行不通的，在这个决议里他把蛮横粗暴的大国主义压迫与弱小落后的少数民族的抗议和反抗混为一谈。我以修正斯大林决议的方式提出了我的议案，以便他在方针上做出必要的改变，但必须做出彻底的转变。此外，斯大林必须立即写信给克鲁普斯卡娅，为他的粗暴态度道歉，并要求他真正改变他的行为，叫他不必再躲在幕后，不要搞阴谋诡计，要真诚地合作。”我还对加米涅夫说：“至于你，应该在梯弗里斯大会上争取彻底改变对支持列宁民族政策的格鲁吉亚人的方针。”
加米涅夫松了一口气，他接受了我的全部建议。他只担心斯大林固执己见：“他又粗暴又任性。”我回答说：“我不这么看，斯大林现在未必还有其他出路。”深夜里加米涅夫通知我说，已经到乡间见过了斯大林，他接受了全部条件。克鲁普斯卡娅已经收到了他的道歉信。但她不能把这信给列宁看，因为他的病情已进一步恶化。但我感到加米涅夫的声调与几小时前和我分手时不同。只是到后来我才明白，这个变化是随列宁病情恶化而来的。加米涅夫在路上或是刚到梯弗里斯就收到了斯大林的密电，告诉他列宁再度瘫痪、不能说话、不能写字的情况。在格鲁吉亚大会上，加米涅夫执行了斯大林的政治路线，对抗列宁。共同的背信弃义巩固了三驾马车，使它成了现实。
列宁的进攻不仅针对斯大林个人，而且是针对着他的司令部，首先是他的助手捷尔任斯基和奥尔忠尼启则。在列宁关于格鲁吉亚问题的往来信函中总要提到这两个人。
捷尔任斯基是一个充满了激情的人。他那高度的能量依靠经常不断的放电来维持。他在每个问题上，甚至在次要的问题上都十分冲动。他那薄薄的鼻翼翕动着、目光炯炯、声音高亢，到声嘶力竭的地步。尽管在这样高强度的负荷下，捷尔任斯基从来没有情绪低落或消沉的时候，他好像永远处在高度亢奋状态之中。列宁曾把他比作一匹纯种烈马。捷尔任斯基狂热地爱着他所完成的每一件工作。热烈、坚决、狂热地保护他的部下，使他们免受干扰和批评，但这里没有任何个人考虑，因为他整个身心都在事业上。
捷尔任斯基没有独立见解。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政治家，至少在列宁在世时是这样。出于种种理由，他曾多次对我说：“我可能是个不坏的革命者，但我不是领袖，不是治国之才，不是政治家。”这样说不仅是出于谦虚，他的自我评价基本是正确的。捷尔任斯基在政治上永远需要一些直接的指导。他曾追随罗莎·卢森堡多年，在她对波兰爱国主义和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中他也出过力。到1917年他加入了布尔什维克的队伍。列宁高兴地对我说：“旧日斗争的痕迹一点也没留下。”大约有两、三年的时间捷尔任斯基靠近我。到近几年他转而支持斯大林。在经济工作中，他以其气质获得了成功：他不断地号召、鞭策、鼓动，但他对经济工作的发展却没有深思熟虑的构想。他分担了斯大林的所有错误，并且用全部热情捍卫这些错误。他几乎是站着死去的。他是在猛烈地抨击完反对派、刚刚走下讲台时死去的。
斯大林的另一个盟友奥尔忠尼启则，列宁认为由于高加索官僚主义的独断专行，必须把他开除出党。我表示反对。列宁通过秘书回答说：“至少开除两年。”当时，列宁根本想象不到奥尔忠尼启则会成为监察委员会主席。列宁筹划建立监察委员会是为了与斯大林的官僚主义作斗争，它应该体现党的良知。
列宁所发动的这场战役，除了要达到总的政治任务之外，还有一个直接的目的，即为我的领导工作（如果他能康复的话，与他一起工作，如果病魔夺走了他的生命，就由我接替他的位置）创造最有利条件。但是，这场没有进行到底、甚至还没有进行到一半的斗争却造成了完全相反的结果。列宁在事实上只来得及对斯大林及其同伙们宣战，况且知情者只是一些有关人员，而不是全党。斯大林派——当时是“三驾马车”派——经过第一次警告后，更紧密地抱在一起。临时委员会保留下来了。斯大林把持机关大权。机关中的人为选择工作疯狂地进行着。“三驾马车”越感到自己思想上虚弱，越是怕我（它之所以怕我，是因为想整倒我），它就把党和国家的权力抓得越紧。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后，1925年，布哈林在私下谈话中回答我对党的行政压迫的批评时说；“我们没有民主，因此我们都怕你。”我建议说：“请你们不要害怕，让我们一起好好工作吧。”但我的劝告只是徒劳。
1923年是紧张、但悄然无声地扼杀和粉碎布尔什维克党的第一年。列宁与可怕的病魔搏斗。三驾马车则与党作斗争。气氛既沉重又紧张。其结局是秋天展开的反对反对派的“辩论”。开始了第二次革命，即反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实质上是一场反列宁思想遗产的斗争。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上一页|下一页 |
第三十八章转入新经济政策阶段及我与列宁的关系第三十八章转入新经济政策阶段及我与列宁的关系我与列宁的共同工作接近了最后阶段。这个阶段的重要性在于这里已经伏下了列宁之后追随者获胜的因素。列宁逝世后出来了一个复杂的历史文献的分支机构，它专门从事歪曲我们之间的关系，它的主要手法是把我们有分歧的时刻从往事中孤立地摘出来、断章取义地利用辩论中的词句、更多的是依靠凭空捏造，制造出两种“原则”之间不断斗争的假象。中世纪辩护士笔下的教会史，与这些追随者学派的历史研究相比，成了科学性的典范。后者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一情况而变得更加容易：因为我在与列宁有分歧时，往往把问题公开摆出来，在必要时还会诉诸于党。至于当前的这些追随者，他们与列宁发生意见分歧（他们与列宁的分歧比我多得多）时，通常总是默不作声，或者像斯大林那样，生闷气，或者干脆跑到莫斯科郊外的乡村里去躲上几天。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我和列宁分头作出的决定基本上都是相吻合的。我们通过只言片语就能彼此互相理解。有时我觉得政治局或人民委员会可能作出不正确的决定，我就用一小块纸给列宁写个条子。他回答说：“完全正确！您提个建议吧。”有时候他写条询问我是否同意他的建议，并要求我讲话支持他。他经常在电话里同我商谈公事的处理问题，如果问题至关重要，他就反复要求：“请您务必、务必来一趟。”在我们意见一致的情况下——原则问题上一般都是如此——那些不满意决议的人，其中包括现在的追随者都保持沉默。不知多少次斯大林、季诺维也夫或加米涅夫在重要的问题上不同意我的意见，但只要一发觉列宁与我的意见一致，就立即不作声了。“学生们”为迎合列宁的见解而放弃自己的见解，对此怎么看都行。但这种情愿决不能保证他们在列宁不在场时能够做出列宁的决策。这本书中同列宁的分歧所占的地位，是它们在实际生活中从来没有占过的。这可以用两个原因来解释，分歧是例外的，正因如此它们才引起人们的注意；列宁逝世后，这种分歧被追随者夸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成了独立的政治因素，它们既与列宁毫无瓜葛，也与我无关。我专门用一章的篇幅特别详细地叙述了我与列宁在布列斯特和约上的分歧内容和发展。现在应该谈谈另一个分歧，它使我们在1920年—1921年之交，即转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的前夕，对立约达两个月之久。无疑，所谓的工会辩论在一段时间内给我们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我们两人都是彻底的革命者和彻底的政治家，所以不能也不愿意把个人和事业分开。在这场争论期间，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得到所谓合法的机会把他们反对我的斗争从幕后推到前台，他们全力以赴，尽量利用这个局面。这对他们来说，是日后反“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一次演习。使列宁最担心的恰恰就是这点，他采取一切措施使这个斗争无法进行。这次争论的政治内容被深深地埋进了垃圾里，我不禁要可怜起那些想挖掘事件根源的未来的史学家来了。多年以后，即在列宁去世之后，追随者们又揭发我那时“低估农民”的立场和对新经济政策几乎是敌视的态度，后来的全部斗争实质上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但实际上引起这场争论的根源却完全相反。为了说明问题，应当回顾一下往事。1919年秋季，当时因有毛病而瘫痪的火车头达到了百分之六十。到1920年春天，不能行驶的火车头肯定会达到百分之七十五。优秀的专家们也这样断言。在这种情况下，到那时铁路运输将丧失全部意义，因为依靠百分之二十五不太完好的机车只能满足靠大量木柴为燃料的铁路本身的需要。在那几个月里实际负责交通运输的罗蒙诺索夫工程师出示了机车流行病图。他指着1920年期间的精确的一点说：“到这里就完蛋了。”列宁问：“那应当怎么办呢？”罗蒙诺索夫回答说：“世界上没有奇迹，布尔什维克也不能创造奇迹。”我们对视了一下，由于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懂得运输技术和如此令人沮丧的计算技术，所以情绪更加沮丧。列宁透过牙缝冷冷地说：“但我们就是要争取创造奇迹。”在后来的几个月里，情况仍然继续恶化。造成这种局面有足够的客观原因，但是有某些工程师人为地使运输状况适应他自己的图表，这种可能性也不能排除。1919至1920年冬季的几个月我是在乌拉尔度过的，我在那里领导经济工作。列宁打来电话，建议我担负起领导运输的任务，并采取紧急措施改善交通运输状况。我在旅途中回电，接受了他的建议。从乌拉尔我带回了大量经济考查材料，从中可以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必须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我从实际工作中完全清楚，战时共产主义的方法是国内战争的局势迫使我们采取的，它们已经失去了意义。为了经济的振兴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引入个人利益的因素，即在某种程度上恢复国内市场。我向中央委员会建议以征收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并建立商品交换制度。“……按固定的粮食价格平均摊派收购粮食的连环保和平均分配工业产品的现行政策导致削弱农业，涣散工业无产者，并使国家经济生活有彻底崩溃的危险。”我在1920年1月递交给中央委员会的声明中是这样写的。声明中还说：“……粮食来源濒临枯竭，无论怎样改善粮食征收机关也于事无补。与经济衰退作斗争有如下可行的方法：1．用按一定的百分比征收（是某种累进实物所得税）的办法取代余粮收集制，旨在使大量耕种土地或辛勤耕作的农民有利可图。2．制定向农民提供工业品与农民交纳谷物数量之间彼此更相应的制度。这不仅适用于区和乡镇，而且适用于农户。”可以看到这些建议是非常谨慎的。但不要忘记，一年之后通过的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也没有超出这些建议。1920年初，列宁坚决反对我的提案。中央委员会以11票对4票否决了这一提案。事态的继续发展证明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是错误的，但我没有把问题交到代表大会，因为那次大会完全是在战时共产主义的标志下进行的。国民经济又在绝境中挣扎了整整一年，这种绝境加剧了我和列宁之间的分歧。既然转入市场机制的建议已被否决，我就要求正确地、系统地实行“战时”方法，以求取得实际的经济成果。在战时共产主义制度中，所有的物资至少在原则上都国有化，并根据国家命令分配。因此我看不到其中有工会的独立作用的余地。既然工业生产是有赖于国家保证工人得到必需的产品，那么工会应该被纳入国家工业管理系统和产品分配系统之内。工会国家机构化问题的实质就在于此，而且是战时共产主义体制的必然产物。我是在这种意义上坚持工会国家机构化的。我把第九届代表大会上赞同的战时共产主义原则作为我在运输工作中的依据。铁路工人工会与行政机关部门的联系相当紧密，军事管制推行到整个运输工作中。我又把当时最强有力和最守纪律的行政组织——军事行政组织与运输行政组织紧密地结合起来。这个措施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况且，在波兰战争爆发后，军事运输重新成了交通运输中的首要工作。我每天在国防人民委员会和运输人民委员会之间往来穿梭；前者常常在工作中破坏铁路，后者不仅试图把铁路从彻底崩溃中挽救出来，而且还要使它振兴。对我个人来说，在运输部门工作的一年是学习的一年，组织社会主义经济的一切原则问题集中地体现在运输领域里。大量各种型号的机车和车厢停在铁路上和修理厂中，我们开始为使运输经济正常化（它在革命以前一半是国营的，一半是私营的）进行大量的准备工作：机车都按型号集中，加强了维修工作的计划性，修理工厂根据它的设备条件得到明确的任务。预计在四年半内可以使运输工作恢复到革命以前的水平。我们所采用的措施取得了毫无疑义的成就。1920年春夏间，运输工作已经摆脱了瘫痪状态，列宁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表彰铁路运输的恢复。如果说，毕苏斯基敢于发动战争，首先把赌注押在我们铁路运输的瘫痪上，那么它没有给波兰带来预期的效果。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瘸腿的铁路运输站稳了脚跟的原故。这些成果是通过非常的行政措施取得的，而这些措施是运输的艰难状况和战时共产主义体系本身的必然产物。同时，广大工人群众经过3年国内战争之后，越发不能忍受战时的命令方式。列宁的准确无误的政治本能使他嗅到了这个危机时刻的来临。当我完全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在战时共产主义的基础上使工会做出进一步努力时，列宁则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主张削弱战时压力。在第十次代表大会前夕，我们的路线交汇起来。党内爆发了辩论，但是辩论题目却不合时宜。当需要讨论如糊口之粮和工业所需的燃料、原料等刻不容缓的问题时，党内却在讨论应该以什么进度实行工会国家机构化；当经济崩溃已迫在眉睫时，党内却在热烈地争论“共产主义学派”的问题。喀琅施塔德和坦波夫州的暴动这两个新近发出的警告打断了辩论。列宁起草了头几个关于转入新经济政策阶段的非常谨慎的提纲，我立刻站到了他的一边。在我看来，它们不过是我在一年前提出的建议的翻版。关于工会的争辩即刻就变得毫无意义了。在代表大会上，列宁根本没有参与这次辩论，让季诺维也夫以夸夸其谈的空话聊以自娱。在代表大会辩论中，我警告说：“由多数人所通过的关于工会决议的有效期绝拖不到下次大会。因为新经济方针要求彻底审查我们的工会战略。”果然，几个月后列宁在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制定了一个有关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的全新规定。我完全赞同他的决议案，于是我们之间又恢复了团结一致。列宁担心这次长达两个多月之久的辩论会在党内形成牢固的小集团，而它们将毒害党内关系，增加工作的困难。但我在代表大会期间，就排除了在工会问题上与意见一致者私下商议。代表大会之后过了几个星期，列宁看出了我和他一样，关心消灭这些临时派别集团。因为形成集团的原则基础已丧失殆尽。于是列宁也就放心了。他利用新选入中央委员会的莫洛托夫对我进行无耻攻击之机，指责他热心得过头了，并且当即补充一句说：“托洛茨基同志在党内关系上的忠诚是无可指责的。”他反复强调这句话。显然，他回击的不只是莫洛托夫，还有某些别的人。因为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企图人为地把辩论局面拖延下去。斯大林正好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被任命为总书记（这是由季诺维也夫违背列宁的意愿倡议的）。大会误认为这是中央委员会全体提名的候选人。没有人重视这个职务的人选，由十大初次设立的总书记一职，在列宁在世时，它只能是属于技术性的、非政治性的职务。尽管如此，列宁仍在担心：“这位厨师就会做辣菜”，他就是这样评价斯大林的。也就是因为这一点，列宁在代表大会以后的某次中央全会上再次反复强调“托洛茨基的忠诚”，旨在回击迫不急待的阴谋活动。列宁的话不是无的放矢的。在国内战争时期，有一次列宁不是用语言，而是用行动表示他对我最高度的内心信任。一般说来，超过这种程度的信任既不可要求得到也无法给予别人。这件事的根源还是斯大林幕后操纵的军事反对派。在战争岁月里，我手里集中的权力确实可以称为无限的大权。在我的专列上设有军事法庭，前方条条战线统统服从我的指挥，后方则服从前线，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几乎全部未被白军占领的共和国领土都成了战地的后方和防区。那些曾被战车的车轮碾过的人都有一些亲友在为他们奔走，千方百计地争取减轻他们的罪责。各种求情信、诉讼状、抗议书经过不向的渠道汇集到莫斯科，主要是汇集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这一主题的头几段插曲还是斯维亚日斯克之月的事件所引起的。我在前面讲过，我把拉脱维亚第四团团长送交军事法庭，因为他威胁要把他团从阵地上撤下。军事法庭判处他5年监禁，但没有几个月就有人求情要求释放他。斯维尔德洛夫受到的压力格外大，他把问题提交到政治局。我简单地陈述了那个团长用“危及革命的后果”威胁我时的战场形势。在我说话时，列宁的面色越来越阴沉。我刚刚把话讲完，他已声音低沉沙哑地喊起来（这意味着他已经激动到了极点：“把他继续关下去，把他继续关下去！”……斯维德洛夫看了看列宁，又看了看我，说：“我也同意。”第二段插曲比第一段严重得多，是由枪毙一名团长和政委的判决而引起的。他们擅自把部队撤离阵地，并武装劫持汽船企图驶往下诺夫戈罗德。这个团是在斯摩棱斯克组建起来的，那地方的工作由反对我的军事政策的人们领导，后来他们又成了这一军事政策的热烈拥护者，但在当时他们却掀起了轩然大波。应我的要求指派的中央委员会调查组一致认为军事当局的所作所为是完全正确的，即是形势的产物。然而一些含义不清、模棱两可的流言仍没停止，我多次感到它的源头就在政治局附近，但我无暇追查并搞清阴谋的来龙去脉。我仅有一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到：如果当时我在斯维亚日斯克没有采取严厉措施的话，今天我们大概就不能在这里开会了。我的话音刚落，列宁马上接了一句：“绝对正确！”立刻就像往常一样，在一张印有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字样的公文纸下方用红墨水笔飞快地写了起来。会议暂时中断了，因为会议由列宁主持。两分钟以后，他把那张纸交给了我，上面有这样几行字：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斯科，克里姆林……1919年7月同志们！鉴定托洛茨基同志命令的严肃性，我完全相信并绝对相信托洛茨基同志的命令的正确性、合理性、对革命事业胜利的必要性，因此我完全支持这一命令。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列宁说：“这样的信任状您要多少我就给多少。”在国内战争最艰苦的环境下，所有的决定都是匆匆作出来的，并且没有改变的余地，其中可能会有错误的决定。列宁能预先为我今后认为有必要作出的决定签字，而且，这些决定关系到人们的生死存亡，还能有比这更高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吗？签署这种不寻常的文件的想法本身，只能是因为列宁比我更深刻地了解或者猜到阴谋的源头，并认为必须予以最猛烈的回击。但是决定走出这一步，只能说明他对我所具有的忠诚、不会滥用权力深信不疑。寥寥数行字充分表达了他对我的信任。追随者们要想在自己身边寻找任何类似的信任状，只能是徒劳。斯大林在自己的档案里只能找到他对党隐瞒的列宁遗嘱，其中指出斯大林的不忠实和滥用权力。列宁给我的是无限的道德信任状，而发给斯大林的却是道德墨藉证①，只要把这两份文本对照一下，就可以充分了解列宁对我和斯大林的态度了。①帝俄时对革命志士发的身份证，持有者不得任公职或进学校读书。——译注 |
第三十七章军事战略问题上的分歧第三十七章军事战略问题上的分歧在这里我不想写红军的历史和它的战斗史。这两个主题与革命史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远远地超出了自传的范围，也许能成为另一本书的内容。但在这里我不能不对在国内战争过程中产生的那些政治战略方面的意见分歧避而不谈。革命的命运取决于军事行动的进程，中央委员会对军事问题（战略问题也包括在内）越来越关注。主要的指挥岗位差不多都由旧学校的军事专家们占据着，这些人缺乏对社会和政治情况的理解。而富有革命政治经验、组成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家们又缺少军事知识。因此，大规模战略构想往往是集体工作的成果，并产生了在这种情况下总是难免的分歧和斗争。扩展到中央委员会的战略分歧共有4次，换句话说，有几条主要战线，就有多少分歧。我在这里只能简明扼要地讲述这些分歧，使读者能了解军事领导面临的问题的实质。同时，也顺便澄清后来传播的有关我个人的谣言。1919年夏，在中央委员会就东线局势问题爆发了第一次尖锐争论。那时候东线司令还是瓦采季斯，关于这个人我在斯维亚日斯克的那一章里曾提到过。我所关心的是增强瓦采季斯的信心和对自己权力和威信的信心，没有这些指挥就无从谈起。瓦采季斯认为：在取得抗击高尔察克头几个重大胜利后，我们不应该再过分深入地向东挺进到乌拉尔山脉以东地区，他希望整个冬季东部战线停留在乌拉尔山脉。这样就可以从东线抽调几个师去支援南线，因为南方的邓尼金成了更严重的危险。我支持这个计划。但是这个计划却遭到东线司令、前沙皇总参谋部上校参谋加米涅夫①、军事委员会成员斯米尔加和拉舍维奇（他们都是老布尔什维克）的坚决反对。他们声称：高尔察克已被打得落花流水，追击他只需要投入少量兵力。主要的是不给他喘息机会，否则他会在冬季恢复元气，到了来年春天，我们将不得不重新开始东线的战斗。由此可见，全部问题在于对高尔察克部队和他的后方情况的正确判断。我那时则认为南线的局面要比东线严重危险得多。事后说明，我对南线的估计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对高尔察克部队估计的正确性却在东线司令部一边。中央委员会根据在这个战略等式里有几个未知数，必须支持总司令的还很脆弱的威信这个因素又占了太大的比重，从而做出决议反对总司令，同时也是反对我，因为我是支持瓦采季斯的。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是正确的。东线抽调了一部分兵力支援南线，同时乘胜向西伯利亚纵深挺进，追击高尔察克。这次冲突导致总司令部改组，瓦采季斯被撤职，加米涅夫接替了他的位置。①加米涅夫，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1881—1936）苏军将领。历任东方面军司令、共和国武装力量总司令、陆海军副人民委员、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译注分歧本身纯粹是军务性的，分歧对我和列宁的关系没有丝毫影响。但是阴谋家却抓住了这样细节的分歧设下圈套。1919年6月4日，斯大林在南方以导致毁灭的军事指挥来吓唬列宁，他写道：“现在整个问题在于中央委员会应有勇气得出相应的结论。中央委员会是否有足够的毅力和决心？”这几句话的涵意十分明显。其语气说明了斯大林已不只一次地提出问题，并不只一次地遭到列宁的反对。这些事我当时并不知道，但能感觉到某种纠缠不休的阴谋。由于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把阴谋搞个水落石出。我为了彻底解决问题，就向中央委员会递交了辞呈。7月5日中央委员会作出如下决议：“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审查了托洛茨基同志的辞呈，经充分讨论一致认为绝对不能接受托洛茨基同志的辞呈，不能满足他的请求。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将竭尽全力为托洛茨基同志在南线的工作提供最大的方便，使托洛茨基同志能使他亲自选择的在当前最艰难、最危险、最主要的南方前线上的工作对共和国更有成效。托洛茨基同志身为军事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完全可以以南线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的身分和由他亲自任命，由中央委员会批准的南线总司令共同工作。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将为托洛茨基提供条件，使他能够用一切手段实现他认为应该的对军事路线的纠正；并且（如果他愿意）力争提前召开党代会。列宁、加米涅夫、克列斯京斯基、加里宁、谢列布里亚科夫、斯大林、斯塔索娃①”。①斯塔索娃，叶莲娜·德米特里耶夫娜（1873—1966）苏联党的活动家。历任党中央书记、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等职。——译注在这个决议上有斯大林的签名。虽然斯大林在幕后搞阴谋，并谴责列宁缺乏勇气和毅力，但他还不敢公然与中央委员会对立。前面已经说过南线在国内战争中举足轻重。敌方的兵力由两个独立的部队组成：哥萨克，主要是库班哥萨克和由全国招募来的白军志愿军。哥萨克只想在工农红军的强大攻势下保卫自己的疆界；志愿军则企图占领莫斯科。当志愿军在北高加索与库班人组织共同阵线时，这两条路线才融合在一起。但是把库班人从库班境内拉出来，对邓尼金来说是很困难的，更确切地说，是不能胜任的任务。我们的总司令部着手解决南方前线问题，在忽视战略任务的社会基础的情况下拟定了抽象的战略任务。库班是志愿军的主要基地，因此大本营决定把主攻方向从伏尔加河直指这个基地。任凭邓尼金拼命地往莫斯科赶，此时我们却在背后扫平了库班基地。这样，邓尼金就失去根基，我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把他抓住。这就是总的战略方案。如果不是在国内战争的条件下，它是正确的。但对南方前线的实际情况来说，这个方案是纯学院式的，并帮了敌人的大忙。如果邓尼金不能鼓动哥萨克远征北方，那么我们从南方攻打哥萨克的老巢，就帮了邓尼金的忙。从此哥萨克再不能只在自己的土地上自卫。我们自己把哥萨克的命运与志愿军的命运结合起来。尽管我们对整个战役作了周密的部署，集中了相当的兵力和物力，我们仍没有取得成功。哥萨克在邓尼金的后方组织了坚固的堡垒，他们深深地在自己的土地上扎下了根，牢牢地保卫着家园。我们的攻击使全体哥萨克居民挺身而起，我们损失了力量、消耗了时间，结果却是把所有能使用武器的人推到白军队伍中。此时，邓尼金横扫了乌克兰，补充了自己的队伍，继续北进：他拿下了库尔斯克，占领了奥廖尔，进而威胁着图拉。我们如丢了图拉将酿成灾难，因为这意味着失去最重要的枪械弹药工厂。我最初提出的计划与上述计划完全相反。我要求，我们的第一个打击必须切断志愿军与哥萨克的联系。然后，放弃哥萨克不管，集中全部主要力量攻击志愿军。照这个计划，主攻方向不应从伏尔加河攻向库班，而是从沃罗涅日指向哈尔科夫和顿涅茨河流域。这条地带把北高加索和乌克兰隔开，那里的工人农民全都站到红军一边。红军沿这条路线进军，必然势如破竹无往不胜。哥萨克也会留在原地，保卫自己的疆土，免受外人侵犯。而我们也不去触动他们。哥萨克的问题应成为一个独立的任务，它与其说是军事的，不如说是政治的。但首先应该在战略上把这项任务与击溃邓尼金志愿军的任务区分开来。最后被采纳的就是这个计划，但只是在邓尼金开始威胁到图拉之后才被采纳的，它得以实施是因为丢掉图拉比丢掉莫斯科更危险。我们白白损失了几个月的时间，遭受到许多不必要的牺牲，经历了最危险的几个星期。顺便指出，南线战略的分歧与对农民的评价或“估计不足”的问题直接相关。我从工人、农民（为一方）和哥萨克（为另一方）之间的相互关系出发，拟定了整个方案。正是根据这条路线我提出了与总司令部学院式的抽象意图相对立的方案，而总司令部的意图是得到中央委员会大多数成员支持的。如果拿出人们为证明我对农民“估计不足”上所耗费的精力的千分之一，以我们在南线上的分歧为依据，我能提出同样的、也是同样荒谬的指责，不仅指责季诺维也夫、斯大林等人，而且还指责列宁。第三次战略性的冲突是在尤登尼奇向彼得格勒进军时产生的。关于此事前面已经叙述过，没有必要重复，只需要提起一点，就是在南线——主要的威胁来自那里——极其严重局势的影响下，以及在从彼得格勒方面传来关于尤登尼奇部队的武器装备异常精良等说法的作用下，列宁产生了必须通过放弃彼得格勒来缩短战线的想法。这是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支持我反对列宁的唯一一次。几天之后，列宁自己也认识到他的计划显然是错误的。最后一次分歧无疑是最重大的一次分歧，它涉及到1920年夏波兰前线的命运。当时的不列颠首相博纳·洛伊在下议院摘引了我致法国共产党的信件，作为我们准备在1920年秋季粉碎波兰的证据。在波兰前军事部长西科尔斯基①撰写的书中也有类似的断言，不过他援引的是我于1920年元月在国际会议上的演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彻头彻尾的无稽之谈。很明显，我在任何地方都未曾对毕苏斯基的波兰，即在爱国主义语言和自吹自擂的英雄主义掩饰下而倍受压迫的波兰表示过自己的同情。不用费多少力气，就可以找到许多我发表过的声明：如果毕苏斯基把战争强加给我们，我们坚决把战争进行到底。这类声明是当时形势的产物。但是，以此得出结论说什么我们要同波兰打仗，或准备和波兰打仗，那实在是不顾事实和丧失起码理智的弥天大谎。我们希望全力避免这场战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已经采用了一切可能的措施。西科尔斯基承认我们过分“灵活”地进行和平宣传。他却不理解，或许是假装不理解，这种灵活性的秘密是很简单的：我们竭尽全力来争取和平，甚至不惜作出重大让步。可能我比别人更不愿意打这场战争，因为我非常清楚，经过3年的国内战争之后，打这场战争我们将会多么困难！我们还是从这个西科尔斯基的书里清楚地看到，波兰政府主动地、有预谋地发动了战争，应该知道，置我们为维护和平所做的不倦努力于不顾，这些努力把我们的外交政策转变为耐心与坚持不懈的教育相结合的政策。我们诚挚地希望和平，而毕苏斯基把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之所以能进行这次战争，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每日注视着我们与波兰的政治斗争，并完全相信这场战争是强加在我们头上的。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是完全正确的。①西科尔斯基，弗拉吉斯拉夫（1881—1943）波兰总理兼军事部长（1922—1923),1939—1943年任波兰流亡政府总理。——译注祖国又一次完成了真正的英雄主义壮举。基辅被波兰人占领，这种占领自然而然地丧失了它的军事意义，相反却帮了我们的大忙：全国为此振作起来了。我再一次视察了全军和各城市，动员了一切人力和物力。我们夺回了基辅，我方开始连连告捷。波兰人溃败的速度之快是我们始料不及的，因为我想不到毕苏斯基的进军竟轻率到这种程度。但是在我们这一方，随着最初的几次重大胜利，也流露出了对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可能性的过高估计，认为从防御战开始的战争应转变为进攻的革命战争。这种情绪逐渐形成，并不断地增强，原则上我显然没有任何理由来反对它。问题是在于力量的对比。波兰工人、农民的情绪还是一个未知数，某些波兰同志，如罗莎·卢森堡的战友、已故的尤·马尔赫列夫斯基①曾清醒地估计了当时形势，他的估计成了我力求尽快退出战场的重要因素。但是还存在着其他意见：有人热切地期望波兰工人起义。最起码列宁已形成了坚定的计划：把战争进行到底，也就是直捣华沙，帮助波兰工人群众推翻毕苏斯基政府，夺取政权。政府作出的决定轻而易举地赢得了统帅部和西线司令部的同意。当我再次回到莫斯科时，发现中央倾向于将战争进行“到底”的情绪十分坚定，我坚决反对这种情绪。当时波兰人已经求和。我认为当我们已达到了胜利的巅峰，如不考虑自己的实力，继续前进，就很可能丧失已到手的胜利，走向失败。第四军在极度紧张中，5个星期推进了650公里，现在他们只能靠惯性前进。一切取决于精神，而这根弦却过于脆弱。只要有一个比较强烈的冲击，就足以震垮我们整个前线，把闻所未闻的空前的进攻冲劲变成灾难性的撤退。这点连福煦②也不得不承认。我要求趁军队还没有垮下来之前，立即尽快签订和约。记得只有李可夫一人支持我的意见，其余的人是当我不在莫斯科时都被列宁争取到他那边的。决定进攻。与布列斯特时期相比，角色彻底变了：那时候我要求不惜以丧失领土为代价，尽量拖延签署和约，以便使德国无产者有时间了解形势和表示自己的态度。现在列宁要求我们的部队继续进攻，从而使波兰的无产者有时间估计形势并揭竿而起。波兰战场从另一个极端证明了布列斯特战场所揭示的事实：衡量战争和革命群众运动的进程的比例尺是不同的。在作战部队用天和星期来计算的地方，群众运动往往是以月和年计算的。如果不正确地估计这种速度的差异，则战争的齿轮只能打碎革命齿轮上的齿，而不是带动它运转。无论如何，在短暂的布列斯特战争中是这样，在大规模的波兰战争中也同样如此。我们错过了自己的胜利，而走向严重的失败。①马尔赫列夫斯基，尤利安·尤素福维奇（1866—1925）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1907年被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候补中央委员。德国“斯巴达克派”的组织者之一。1920年担任波兰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译注②福煦（1851—1929）法国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任集团军司令、集团军群司令，1917—1918年任总参谋长。从1918年4月起任协约国最高军事统帅。——译注不能不指出，在华沙城下遭到规模空前的灾难的原因之一是攻向利沃夫（伦贝格①）的苏军南方面军指挥部的所作所为，这个方面军的革命军事委员会里的主要政治人物就是斯大林。当斯米尔加和图哈切夫斯基将开进华沙时，斯大林无论如何也要打进利沃夫。人们往往会有这样的野心！当图哈切夫斯基部队的危机已经完全暴露出来时，总指挥部命令西南方面军立即转变攻击方向，攻击华沙波兰军队的侧翼。然而西南方面军司令部却在斯大林的鼓动下继续向西挺进：难道自己攻克利沃夫不比帮别人去取华沙更重要吗？经过再三的命令和威胁，西南方面军司令部才改变主攻方向。但是几天的耽搁造成了致命的后果。①伦贝格系利沃夫市在1772—1918年的正式名称。——译注我们的部队后退了400多公里，在昨天的辉煌战绩之下谁也不肯接受失败的事实。我从抗击弗兰格尔的前线回来，发现莫斯科的情绪倾向于发动第二次波兰战争。这时候就连李可夫也转到另一阵营之中，他说：“既然已经开始了，就应该打到底。”西线司令部使人产生希望：得到了充分的补充，炮兵也已经更新等等。愿望是思想之父。“但是我们在西线战场上还有些什么呢？”我反驳说。只有精神上被打垮的干部和补充的未经训练的兵员。用这样的军队是不能作战的。更确切地说，用这样的军队只能勉强地防卫一下。我们只能一面退却，一面在后方组建新的部队。但是设想这支队伍能振作起来，在它曾丢盔弃甲的道路上胜利进军，纯属异想天开。我声明：再重复已经犯过的错误，我们必将付出十倍的代价，并且声明我不服从这个计划的决定，还将向党提出申诉。虽然列宁表面上同意作战，但已没有上一次那样的信心和固执了。我对于议和——尽管是难堪的——的必要性的信心是不可动摇的，这点对他产生了应有的影响。他建议把这一问题的解决推迟到待我视察西线并得到有关我军在退却后现状的直接印象之后。对我来说，这意味着列宁实质上已经同意了我的立场。在前线的司令部里，我看到了也是倾向发动第二次战争的情绪，但这种情绪却毫无信心，它只是莫斯科情绪的反映。我越深入基层——从军到师、团、连，就越清楚进攻战是不可能的。我就这个问题动笔写了封信寄给列宁，甚至没有给自己留下副本，我本人继续视察。在前方巡视了两三天后，已经完全可以证实我来前线之前得出的结论的正确性了。我回到莫斯科，政治局几乎一致作出立即议和的决议。对波兰战争的战略预测上的错误造成了严重的历史后果。毕苏斯基的波兰经过战争后意外地得到加强。与此相反，波兰革命的发展却遭到残酷的打击。据里加和约①划定的国界把苏维埃共和国与德国隔开，这一点在日后对两国的生存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很显然，列宁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华沙”错误的意义，他后来不只一次地想到和谈到它。①里加和约系1921年3月18日签定的苏俄—波兰条约，结束了1920年的苏波战争，确定了苏波边界（把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划归波兰），决定两国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译注在那些追随者的文献中，列宁几乎被描绘成苏兹达利①圣像画匠笔下的圣徒和基督，这非但不是理想的形象，反而成了一幅漫画。不管那些蹩脚的圣像画匠如何努力于超越自己，但最终反映在画板上的不过是他们自己的鉴赏力，因此画出的是自己本人的肖像，只不过是理想化了的而已。因为追随者的领导权威是依靠禁止怀疑他的绝对正确来维持的，于是列宁在追随者的文献中不是作为天才地审时度势的革命战略家，而是永远没有错误的自动计算器。第一个称列宁为天才的是我，当时其他人还未决定把这个词加到他身上。的确，列宁是个天才，但他完全是人间的天才，而不是不会出错的计算器。不过他犯的错误要比任何一个处在他的地位的其他人少得多。但是列宁也犯过与他的巨大规模的工作相应的重大错误。①苏兹达利系苏联弗拉基米尔州的城市。12世纪时为罗斯托夫—苏兹达利公国的首都。在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利的历史艺术与建筑的保区中，保存有众多的教堂和修道院建筑群。——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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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章军事反对派第三十六章军事反对派摆正国家中工人和农民的相互关系的问题，是顺利建设红军的基本问题。后来，在1923年有人想出了一个无比愚蠢的神话，说我对农民“估计不足”。实际上，在1918—1921年间，我比任何人都更密切、更直接地实际接触到苏维埃农村的问题。我们军队的主要兵源来自农民，军队的活动范围主要也是在农村。我不能在这里过多地谈论这个大问题，只能举出两、三个但却是相当鲜明的例证。在1919年3月22日，我通过专线要求中央委员会“解决有关审查伏尔加沿岸地区中央执行委员的问题并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任命权威性调查委员会的问题。该委员会的任务是维护伏尔加沿岸地区农民对中央苏维埃政权的信仰，消除地方上最严重的违法行为，惩罚那些犯重大错误的苏维埃地方政权代表，收集那些可以充作有利于中农的示范性法令基础的投诉和材料。”有意思的是，这个直达电话是斯大林接的。我和他进行了交谈，并且对他说明了中农问题的重要性。就在1919年，加里宁在我的提议下，作为接近中农并较了解他们疾苦的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但是重要得多的是这一事实：1920年2月，在我对乌拉尔农民生活观察的影响下，我顽强地争取实行新经济政策①。在中央委员会里我只得到4票，11票反对。列宁那时反对取消余粮收集制②，而且毫不妥协。斯大林当然是投了反对票。在一年之后才转入新经济政策，这次诚然是一致通过的，但却是在喀琅施塔德暴动的轰鸣声中和全军令人不安的情绪下通过并实施的。①新经济政策系在1921—1936年实行的经济政策。称之为新经济政策，主要是为了有别于“军事共产主义”政策。主要措施是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大力发展商业、在一定限度内允许私营经济存在，并以租让、租赁等形式发展国家资本主义。——译注②余粮收集制系苏联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1918—1920）所实行的农产品收购制度。当时由于战事和粮食严重困难，1910年l月苏维埃政权通过法令，规定农业生产者超过个人消费、种籽和饲料规定额的全部余粮和饲料，由国家按固定价格收购。——译注在那几年中，苏维埃建设的几乎所有的（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原则性问题和难题，首先集中在军事领域中。延期，一般来说是不允许的，失误很快就遭到惩罚。反对这些决议的反对派在决议的实施中就地检验自己。大体来说，就是由于红军建设中的内在逻辑性，没有在两个体系之间的摇摆不定。如果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来讨论、辩论，我们肯定会犯更大的错误。然而党的内部斗争有时是很残酷的。但是又怎能不这样呢？我们的事业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又困难重重。旧军队还分散在全国各地，他们发泄着对战争的仇恨。而我们已经着手筹建一支新军队了。我们把沙皇的军官从旧军队中赶了出去，有些地方对他们进行了无情的镇压，然而我们却有必要请沙皇军官来担任新军队的教官。在旧军队的每个团里，士兵委员会的产生是革命本身的体现，最起码是革命第一阶段的体现，而新军队却不能容忍士兵委员会，因为这是瓦解军队的因素。对旧纪律的咒骂声还没有消失，我们已开始实行新纪律。必须在短期内从志愿兵制转入义务兵制，从游击队转入正规军编制。我们每天不断地与游击习气作斗争，这一斗争要求坚持不懈、毫不妥协，有时还需要采取严厉措施。各行其是、不守纪律的游击习气是革命同盟军农民的表现。因此，反游击习气的斗争，就是为建设无产阶级国家制度，反对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自发势力对它的侵袭的斗争。游击方式和习惯在党的队伍里也有所反映。在军事问题上的反对派，从组建红军的最初几个月里就已经开始形成。它的基本原则可以归结为：坚持选举原则；反对吸收军事专家；反对建立铁的纪律；反对军队的集中领导等等。反对派分子力图为自己总结了一条概括性的理论公式，他们断言集中领导的军队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革命不但应该废除阵地战，而且还应该废除军队的集中领导。革命完全建立在灵活性、勇于出击和机动性上。它的战斗力是数量不大、能独立作战、配有各种武器的小部队，它不需要固定的基地，只靠老百姓的支持，能够自由出入敌人的后方等等。总而言之，就是硬把小型战争的战术说成是革命的战术。这一切都极端抽象，实质上，是把我们的弱点理想化。国内战争的严酷经验很快就推翻了这些成见，集中化的组织和统一的战略与地方的随机应变、军事分立以及军事联邦制相比，前者的优势很快就在战斗实践中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在红军中任职的旧军官足有几千人，后来则达到数万名。他们之中有许多人，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在两年前还认为那些温和的自由派是极端的革命者。对他们来说，布尔什维克是属于四维空间的。我著文驳斥当时的反对派：“如果我们认为我们不能把成千上万名专家，其中包括军事专家争取到我们这边，那实在是对我们自己、我们的党、我们思想的精神力量以及我们革命道义的感召力的估计太低了。”虽然经历了不少困难和磨擦，但最终我们无疑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共产党员掌握军事工作并非是轻而易举的事，须要经过筛选和培养。1918年8月我从喀山城下电告列宁：“把能服从命令、吃苦耐劳、甚至是视死如归的共产党员派到前线来。这里不需要浅薄的宣传员。”一年后，乌克兰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泛滥，甚至在党的队伍中也十分严重。我对第十四军发布的命令说：“我告诫大家：共产党员一经党派遣到军队后，就是一名红军战士，享有每一名红军战士所享有的权利与义务。共产党员犯有违反革命军人职责的错误和罪行，一旦揭发，将受到加倍的惩罚，因为同一件事，对一个愚昧而没有觉悟的人来说可以宽恕，而对站在全世界工人阶级最前列的共产党员是决不能宽恕的。”很明显，在这方面发生了许多磨擦，心怀不满的大有人在。如皮达可夫①就是军事反对派的一员。他现在是国家银行行长。为了能谋个一官半职，他可以依附于任何人和任何反对派，以便终身受禄。在3、4年前，当他和我还属于同一个集团的时候，我曾开玩笑地预言说，如果发生波拿巴政变，他第二天就会拿着公文包去办公室上班。现在应该更郑重地补充一句：如果这事没有发生，只是因为不曾发生波拿巴的政变，无论如何也不是皮达可夫的过错。皮达可夫在乌克兰有很大的影响，这并不是偶然的：他是一位相当有教养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经济领域造诣尤深。他无疑是位意志坚强的行政人员。在最初的几年里，皮达可夫表现了很高的革命干劲，但很快就蜕化为官僚保守主义。在建军工作中，我以这种方法和皮达可夫的半无政府主义作斗争：立即委他以重任，迫使他从空谈转入实际工作。这方法虽不新鲜，但在许多场合下是无法取代的。他的行政才能很快就使他领悟到：恰恰应该采用他过去在论战中反对过的方法。类似这样的变化很多，军事反对派中的优秀分子很快都投入到工作之中。与此同时，我建议更加固执的人按他们的原则建立几个团，并答应供给他们所需要的一切物资。结果，只有伏尔加流域的一个县里的一群反对派接受的挑战，建立了一个团，但它丝毫不比其他的团出色。红军在所有战线上节节胜利，反对派最终化为乌有。①皮达可夫，格奥尔格·列昂尼多维奇（1890—1937）苏联重要领导人和经济学家。由列宁推荐出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27年因托洛茨基主义罪名被开除出党。他在恢复党籍后充任奥尔忠尼启则的重工业人民委员会副手，在大清洗中被消灭。——译注察里津对红军和军事反对派都有特殊的地位。这个地方的军事干部都聚集在伏罗希洛夫周围。这里的革命部队大都是由北高加索农民出身的过去的军士率领。哥萨克和农民之间严重的对抗性矛盾，使国内战争在南方草原上变得格外凶残，内战在这里深入到每个村落，有时甚至导致整个整个家族的彻底消灭。这是纯粹的农民战争，它深深地植根于当地土壤中，在凶残方面远远超过全国其他地区的革命战争。这种战争推出了许多坚强的游击队员，他们在地方范围内的小冲突中游刃有余，但在完成较大规模的战斗任务时，他们就无能为力了。伏罗希洛夫的传记证明了这位工人革命家的生平：领导罢工、地下工作、监狱、流放。但和当今领导层中的许多人一样，伏罗希洛夫不过是位民族民主主义革命者，仅此而已。这一点首先特别鲜明地表现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和嗣后的二月革命中。在官方的伏罗希洛夫传记里，1914年到1917年这个阶段是个空白。不过，对目前的大多数领导人来说，这是普遍现象。产生空白的秘密在于：这些人在战争中大都是护国主义者，并中断了所有革命工作。在二月革命里伏罗希洛夫同斯大林一样，从左面支持古奇科夫—米留可夫政府。他们是些极端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决不是国际主义者。可以确认这么一条规律：凡是战时是护国主义者，在二月革命后是民主主义者的布尔什维克，现在都是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追随者。伏罗希洛夫也不例外。伏罗希洛夫是卢甘斯克的一个工人，来自享有较多特权的上层工人。但从他的秉性和爱好来看，与其说他像个无产者，倒不如说他更像个小业主。十月革命后，伏罗希洛夫自然地成了由下级军官和游击队员组成的反对派的核心，他们反对需要军事知识和更广阔视野的集中军事组织。察里津的军事反对派就是这样形成的。伏罗希洛夫圈子里的人谈起专家、军事院校、最高司令部和莫斯科就咬牙切齿、愤懑不已。因为游击队长们自己没有军事知识，所以他们每人手下都有他们自己的“专家”，只不过在档次上要低些。他们紧紧抓住自己的位置不放，对能力较强、学识渊博的人严加防范。察里津军事首长们对待苏维埃南线司令部的态度并不比对待白军的态度更好，他们与莫斯科中央的关系仅限于经常不断地要求补给。我们的军需品只能勉强够用，工厂里生产的一切马上发往各部队。当时全国部队没有一个能像察里津军团那样吞掉那么多的武器弹药。他们的要求一旦遭到拒绝，察里津就大喊大叫，说什么莫斯科的专家叛变了。察里津军方代表，水兵日沃杰尔长驻莫斯科，专门勒索补给。当我们加强纪律之后，日沃杰尔当了土匪。嗣后，他好像被捕并被枪毙了。斯大林在察里津住了3个月。他反对我的斗争在那时就成了他活动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他把不太高明的伏罗希洛夫反对派和他最亲近的战友们结合起来。但斯大林做得相当圆滑，以便自己随时能够脱身。总司令部和方面军司令部对察里津的控告每天不断：没法让他们执行命令；无法了解他们在那里作什么；甚至连质询都得不到答复。列宁不安地注视着冲突的发展。他比我更了解斯大林，显然他也怀疑到察里津人的顽固是由于斯大林在幕后操纵。局势已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我下定决心整顿察里津。在司令部与察里津又一次冲突之后，我坚决主张召回斯大林。这是斯维尔德洛夫经办的。他亲自乘紧急专列前往察里津。列宁希望尽可能地消除冲突，这当然是对的。当时我根本就没把斯大林放在心上。在1917年，他像一条不易察觉的影子在我眼前闪过，在战火纷飞时我干脆忘记了他的存在。我心中所想的只是察里津军队的问题，我需要的是南方战线有一个可靠的左翼。我亲自赶赴察里津，为达到这目的不惜付出任何代价。我在半路上遇到了斯维尔德洛夫，他小心地问了我有什么打算，然后建议我同斯大林谈谈。原来斯大林在他的车厢里一起回莫斯科。“您莫非想把他们全部赶走？”斯大林用特别引人注目的温和口气问我，“他们都是好小伙子！”“这些好小伙子会毁掉革命。革命不能等他们慢慢地度过他们的青春岁月。我只要求一点，就是把察里津纳入苏维埃俄国之中。”几个小时之后，我见到了伏罗希洛夫。惊慌的气氛笼罩着司令部。有人放出风来，说什么托洛茨基来时带着一把大扫帚，还带了20个沙皇将军来替换游击队长。顺便说说，在我到达这里以前，他们匆匆地改称为团长、旅长、师长……我问伏罗希洛夫，他是怎么对待方面军司令部和总司令部的命令的。他毫无顾忌地说，察里津只执行它认为是正确的命令。这太过分了！我声明，如果他不保证准确而无条件地执行命令和完成战斗任务，我将立即把他武装押解到莫斯科送交军事法庭。在得到服从的正式保证后，我没有撤换任何人。大多数察里津的共产党员支持我。他们凭的是良心，而不是出于惧怕。我视察了所有的部队，也慰问了游击队员。在他们之中有不少非常优秀的战士，他们需要的只是正确的领导。我就这样回到了莫斯科。从我这方面说，在整个这件事中，我没有丝毫偏见和不良用心。我认为我有权说，在我的政治活动中，个人因素从来没有起过任何作用。但是在我们所进行的伟大斗争中，赌注下得如此巨大，因而我无暇四顾。因此，我时常是几乎每走一步都要和个人癖好、自尊心或违法乱纪者们的亲朋好友发生冲突。斯大林煞费苦心地把这些被踩过鸡眼的人网罗起来，他有足够的时间和个人动机来做此事。察里津的上层分子从这时候起就成了他主要武器之一。列宁刚刚一病，斯大林就通过他的盟友把察里津改名为斯大林格勒，当地的居民群众完全不明白这个名字有什么意义。今天伏罗希洛夫成为政治局委员，那么唯一的理由（我看不出有什么其他理由）就是1918年，我曾用将他押送回莫斯科的威胁，强迫他服从命令。我觉得，对前面所叙述的军事工作一章，更确切地说是与它相关的党内斗争的一章，用迄今尚未发表的党内通信的摘录来加以说明，并非没有意义。1918年10月4日，我从坦波夫通过专线电告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我坚决主张召回斯大林。在察里津前线虽然兵力不少，但情况不妙。我以服从南线司令部为条件保留他（伏罗希洛夫）第十军（察里津军）军长的职务。迄今为止察里津人甚至未曾向科兹洛夫送交战报，我责令他们一天两次呈报战况和侦察报告。如果明天他们还不执行，我将把伏罗希洛夫送交法庭，并通报全军。离进攻的时间所剩无几。要赶在秋季道路泥泞时期以前，否则，那时这里步兵、骑兵都无法行动。没有时间进行外交谈判了。”斯大林是被召回来了。列宁深知我一心为我们的事业着想。但与此同时，他自然为冲突担忧，并努力改善我们之间的关系。10月23日列宁往巴拉绍夫给我写了封信说：“今天斯大林来了，带来了我军在察里津城下3次大捷的战报（这3次“大捷”的意义是无足轻重的——托洛茨基注）。斯大林说服了伏罗希洛夫和米宁①，劝他们不要离开部队，并且完全服从中央的命令。斯大林认为这两人是非常宝贵、不可取代的干部。据他说，他们之所以不满的唯一原因，是军火经常迟迟不到。二十万斗志昂扬的高加索军队会因此而毁灭。（很快，这支游击大军就被一击而溃，暴露出它根本没有战斗力——托洛茨基注）。“斯大林很想到南线工作……他希望能在工作中证实他的观点的正确性……列夫·达维多维奇，我把斯大林的要求通知您，并请您考虑答复：第一，您是否能与斯大林面谈一次。他同意为此专程前往；第二，您是否认为可能在一定具体条件下消除过去的磨擦，搞好共同的工作，这是斯大林一心希望的。至于我个人，我认为必须尽一切努力搞好和斯大林的共同工作。列宁”①米宁，谢尔盖·康斯坦丁诺维奇（l882—1962）苏联国务活动家。曾历任察里津苏维埃和党委会主席、北高加索军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内务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等职。——译注我答复表示完全同意列宁的意见，于是斯大林被任命为南线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可惜妥协没有得到效果，察里津的工作没有推动一步。12月4日我从库尔斯克打电报给列宁：“鉴于伏罗希洛夫把一切妥协都变得毫无意义，继续留任他已不可能。必须派新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新的指挥官来察里津。伏罗希洛夫应调往乌克兰。”建议被一致通过。但乌克兰的工作却没有起色。而且占统治地位的无政府主义者本来已经给正确的军事工作造成了种种困难。再加上身后仍有斯大林撑腰的伏罗希洛夫的反对派，军事工作就完全无法进行了。在1919年1月10日，我从格里亚济车站发电报给当时的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我坚决声明：决不允许导致察里津军队溃败的察里津路线再在乌克兰重演……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和他们一伙人的路线将导致整个事业的灭亡。托洛茨基”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从远处注视着“察里津人”的工作，还试图达成妥协。可惜，我现在没有他们的电报。1月11日，我答复列宁说：“妥协当然是需要的，但不是靠不住的妥协。事实上，所有察里津人都聚集在哈尔科夫……我认为斯大林对察里津的庇护是最危险的祸根，比军事专家的所有叛变和出卖更坏……托洛茨基”“妥协是需要的，但不是靠不住的妥协”。4年之后，还是为了斯大林的事，列宁几乎原封不动地把我的话还给我。这是在党的十二大召开前夕，列宁准备粉碎斯大林集团，并就民族问题展开进攻。当我建议妥协时，列宁回答说：“斯大林会作靠不住的妥协，而随后就自食其言。”1919年3月我给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信中反对季诺维也夫轻薄地向军事反对派献媚。我反驳他说：“我不想作个性心理学调查来确定伏罗希洛夫属于军事反对派中的哪一个集团。但要指出，在我对待他的问题上，唯一的一个错误就是在为了事业的利益应该采取强硬措施时，过分长久地（长达两至三个月）试图通过谈判、规劝或个人间的默契来起作用。因为最终与第十军关系的课题，不是说服伏罗希洛夫，而是在短期内取得军事上的胜利。”5月30日列宁收到从哈尔科夫打来的电报，坚决要求组成由伏罗希洛夫指挥的独立乌克兰集团军。列宁通过专线把这个要求转到坎捷米罗夫卡车站征求我的意见。6月1日我答复列宁说：“某些乌克兰人强求把第二、第十三、第八军集中到伏罗希洛夫手中，这是毫无道理的。我们需要的不是顿涅茨克地区的军事行动的统一，而是抗击邓尼金的全面统一……伏罗希洛夫独揽乌克兰的军权与粮食的想法，是旨在反对基辅（乌克兰政府）和南方战线的顿涅茨克地区乌克兰民族自决运动的结果……我毫不怀疑，这一计划的实施只能加剧混乱，并彻底破坏军事行动的领导。请您要求伏罗希洛夫和梅日劳克①完成交给他们的具体任务。托洛茨基”①梅日劳克，瓦列里·伊万诺维奇（1873—1938）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历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劳动与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苏联计划委员会主席等职。——译注6月1日列宁致电伏罗希洛夫：“务必停止一切空谈，全力做好军事工作。切勿把时间用在幻想成立什么独立兵团，以隐蔽手法恢复乌克兰战线的空想计划上。列宁”①①参见《列宁文稿》，中文版第七卷第426页。——译注列宁确信很难控制无组织、无纪律的乌克兰民族自决者，他在当天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并作出决议，立即下达伏罗希洛夫和其他有关人员：“中央政治局于6月1日举行会议，完全同意托洛茨基的意见，断然拒绝乌克兰人关于合并第二、第八和第十三集团军，建立顿涅茨克独立兵团的计划。我们要求伏罗希洛夫和梅日劳克完成自己直接承担的任务”……明后天托洛茨基将把你们召到伊久姆做更详细的安排。列宁，受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托”①①参见《列宁文稿》，中文版第七卷第427页。——译注次日，中央委员会研究了关于伏罗希洛夫的问题，因为他擅自将大部份缴获的军用物资拨给其下属部队。中央作出决议：“兹责成拉科夫斯基同志将有关情况电报通知在伊久姆的托洛茨基同志，并请托洛茨基同志采取有力措施，将该项军用物资移交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处理。”列宁在同一天通过专线电话通知我：“德边科①和伏罗希洛夫私自动用军用物资，混乱已极，他们不认真援助顿巴斯。列宁”①德边科，巴威尔·叶菲莫维奇（1889—1938）苏军将领。历任陆海军人民委员部委员、海军人民委员、国内战争期间曾任苏军集团军司令、克里木集团军司令等职。1928年起曾先后任几外军区司令之职。——译注换句话说，在乌克兰又出现了我在察里津所反对的局面。如果军事工作给我制造了很多敌人，这并不奇怪。我无暇四顾，用胳膊肘推开了哪些妨碍军事胜利的人，或匆忙中踩痛了那些游手好闲的人的鸡眼，也没有来得及道歉。有些人把这一切牢牢地记在心里。不满意的和受委屈的人找到了斯大林，还有一部分人找到了季诺维也夫。须知这两人同样也以为受了委屈。前方的每次失利都会引起不满意的人们对列宁的攻讦。那时，在幕后指挥这些阴谋活动的就是斯大林。人们纷纷递来书面材料，汇报军事政策失当、我庇护军事专家、对待共产党员过分严厉的措施等等。被撤职的高级军官，没有能实现当红军元帅宿愿的人纷纷打报告指责战略方案的致命危险、司令部的怠工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列宁担负着全面领导工作，日理万机、工作繁忙。他无暇视察前线或深入日常军务工作。我大多数时间都在各条战线上奔波，给在莫斯科打小报告人的幕后活动制造了机会。他们不断地吹风，有时也引起列宁的不安。每当我再一次回到莫斯科时，他心里已经积累了许多疑虑和问题。但只要半个小时的谈话，就足以重新建立起相互的理解和完全的一致。当我们在东线战场频频失利、高尔察克逼近伏尔加河的时候，列宁在人民委员会的会议上（我迳直从火车上来到会场）给了我一张条子：“赶走全部军事专家，任命拉舍维奇为总司令，你看如何？”拉舍维奇是位老布尔什维克，他在对“德”战争中获得军士头衔。我就在那张纸条上回答：“胡闹。”列宁蹙着眉头，狡黠地望着我，脸部表情格外意味深长。这种表情大致是说：“您对我太严厉了。”事实上，他很喜欢这样直截了当、不留怀疑余地的回答的。会后我们聚到了一起。列宁询问前方的情况。我说：“您问把旧军官都赶走不好吗？可您是否知道在我们军队里有多少旧军官呢？”“不知道。”“大概有多少？”“不下三万。”“什……么？”“不下三万。出一个叛徒就赶去上百个可靠的人，出一个逃兵就枪毙两、三个人。我们用谁来把他们全部顶替下来呢？"几天以后，列宁就社会主义建设任务为题发表演讲。他顺便提到：“不久前，当托洛茨基同志告诉我，说我们军事部门里有几万名旧军官时，我就得出了一个具体的概念：利用我们敌人的秘密何在……如何用原来是资本家用来对付我们的砖块来建设共产主义。”在差不多同时举行的党的代表大会上，在我不在场的情况下（我那时留在前线）列宁发言，热情洋溢地捍卫了我所提出的军事政策，反驳了反对派的批评。就是因为这一点，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有关军事部分的会议记录迄今不得发表。**一天，明仁斯基到南线来见我，此人我早就认识了。在反动统治时期，他参加了极左派，或者按他们（波格丹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杂志名称，自称为前进派。明仁斯基本人则又倾向于法国工团主义。1910年，前进派分子在博洛尼亚为非法越境来意大利的10—15名俄国工人办了马克思主义学校。我在这学校里讲了两个星期左右的办报课，并和学员就党的战术问题进行交谈。就在那里我认识了从巴黎来的明仁斯基。如果我说他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这最准确表达出来他所留给我的印象。他好像是某一个并不存在的人的影子，或者是一幅未完成的肖像的拙劣画稿。这样的人是有的。有时只有曲意逢迎的笑容和隐蔽的眼神证明这个人正为急于摆脱其卑微的地位而倍受煎熬。我不了解他在革命期间的表现如何，或是否有所表现。但在取得政权后，人们匆匆地把他送进了财政部。他没有表现出任何积极性，或者说，他所表现的积极性仅暴露了他的无能。后来捷尔任斯基收留了他。捷尔任斯基是一个意志坚定、热情而道德高尚的人，他的形象遮盖了“契卡”（全俄肃反委员会）。没有任何人注意到这个在角落里辛辛苦苦整理文件的明仁斯基。只是当捷尔任斯基同他的副手温什里希特①分手之后（这已是契卡的最后阶段了），他因为找不到别的人，就提明仁斯基为候选人。大家都摇头。“还有什么人呢？”捷尔任斯基自我辩解说，“没有人啊！”但斯大林支持明仁斯基，斯大林一般总是支持那些在政治上只能倚赖机关的恩惠而生存的人。于是明仁斯基就成了斯大林在格别乌②里的忠实影子。捷尔任斯基死后，明仁斯基不仅当了格别乌的头头，还当上了中央委员。在官僚主义的银幕上，一个无能人的影子可以被当作人来用。①温什里希特，约瑟夫·斯坦尼斯拉沃维奇（1879—1938）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革命后历任立陶宛—白俄罗斯共和国军事人民委员、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局副主席。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译注②格别乌系国家政治保安局的缩写。——译注但是在10年前，明仁斯基却想给自己找另一个靠山。他来到我的车厢里汇报军队中特务处的工作情况。公事完毕后，他开始吞吞吐吐、犹豫不决，脸上露出一副讨好的笑容，使人既警觉又莫名其妙。最后他问我是否知道斯大林在搞复杂的阴谋反对我。“什……么？”我十分困惑地问，因为当时我丝毫没有这种想法和担心。“他总对列宁，还有其他什么人吹风，说您为了反对列宁，在自己周围网罗了一批人……”“您不是疯了吧，明仁斯基！请您回去睡一觉。我不想再谈这事。”明仁斯基耷拉着肩膀，咳嗽着走了。我想他就是从这天开始寻找其他的靠山了。工作了一、两个小时后，我觉得有些不对头。这个人和他那模糊的低声细语引起了我的不安，好像吃饭时吞下了一小块玻璃一样。我回忆起了一些事，并加以对比，于是我看到了斯大林的另一副面孔。过了相当长时间以后，克列斯京斯基对我谈起斯大林时说：“斯大林是个长着一对黄眼珠的坏蛋。”明仁斯基来过之后，斯大林的黄色的眼睛初次在我的意识中闪现。此后，我在一次短期回到莫斯科的时候，仍旧像往常一样，头一件事就是去见列宁。我们谈起了前方的问题。列宁很喜欢谈论生活细节、事实和特征，这些可以使他直截了当地了解事情的实质。他不能容忍以蜻蜓点水的方式对待活生生的生活。他在每个环节上都提出一些独特的问题，我一一作了回答，一边欣赏着他那善于深入问题实质的本领。我们都大笑起来。列宁总是愉快的，我也不认为自己是个郁郁寡欢的人。最后，我对他谈了明仁斯基在南方前线见我的情况。“难道这里面有些真实的成分？”我立刻就看出列宁激动起来，甚至血都涌上他的面颊。“纯属无稽之谈。”他反复地说，但语气并不坚决。我说：“我只想知道：您哪怕有片刻能相信这种奇谈怪论，认为我在网罗人马反对您吗？”“无稽之谈！”列宁这次说得斩钉截铁。我立刻放心了，仿佛是笼罩在头上的乌云消散了一样。我们道别时分外热情。但是我相信明仁斯基的话不是空穴来风。列宁之所以只作了否定，而没有把问题说透，无非是担心产生冲突、不和或个人斗争。在这方面我完全支持列宁。但是斯大林显然播下了罪恶的种子。只是在很久以后，我才清楚他是怎样有计划、有步骤地搞这种勾当的。他差不多专搞这种勾当，因为他从没有做过一件严肃的工作。有一次布哈林曾开导我说：“斯大林首要的品质是懒惰，其次是忌妒，对那些比他渊博、比他能干的人忌妒得要命。他甚至暗地里拆伊里奇的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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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章保卫彼得格勒第三十五章保卫彼得格勒在苏维埃共和国的各条战线上战斗的革命部队共有16个军。法国大革命也拥有差不多的兵力，约有14个军。16个军中每一个都有它自己的虽不久远但却非常辉煌的历史。只要叫出某个军的番号，立刻就能回想起几十件鲜明独特事迹。每个军的面貌尽管不是固定不变的，但却是生动而光辉的面貌。扼守彼得格勒西部要道的是第七军。长时期扼守一处，对它产生了不良的影响。警惕性减弱了。军里的一些优秀干部，甚至还有整营、整连被抽调到前线战事频繁的地段去了。对革命军队来说，需要不断激发它们的热情，原地踏步不前，只能导致失败，有时甚至是以灾难告终的。这次也不例外。1919年6月间芬兰湾的要塞“红山”炮台被一队白军占领，几天之后又被红色水兵夺回。结果发现第七军参谋长伦德克维斯特上校把全部机密情报交给了白军，跟他合谋的还有一些阴谋分子。这件事震动了全军。7月间，尤登尼奇①将军作为高尔察克②认可的私人代表，当了白军西北军的总司令。在英国和爱沙尼亚的支持下，在8月间成立了俄国“西北政府”。驻芬兰湾的英国舰队许诺支持尤登尼奇。①尤登尼奇，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1862—1933）沙俄将军，1919年任白卫军西北集团军总司令。——译注②高尔察克，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1873—1920）沙俄海军上将，1917年任黑海舰队总司令。国内战争期间自封为俄国最高执政者，被伊尔库茨克革命军事委员会枪决。——译注尤登尼奇在我们即使没有他们的进攻也已到了性命攸关的时刻发动了进攻。邓尼金占领奥廖尔，威胁着军事工业中心图拉。再往后通向莫斯科的道路就不长了。南线吸引了我们的全部注意力。从西面来的第一次有力的打击，使第七军彻底地失去了平衡。它几乎未曾抵抗就撤退下来，抛弃了武器、辎重。彼得堡领导人，首先是季诺维也夫向列宁报告了敌方武器装备精良：自动步枪、坦克、飞机、在侧翼的英国重炮舰等的全面优势。列宁得出结论，如果要击败尤登尼奇用最新技术武装起来的军官队伍，我们只能削弱或牺牲其他前方阵线，首先是南方前线的兵力，但这样做是绝对不行的。他认为，只有一条出路，就是放弃彼得格勒缩短战线。列宁在得出这惨痛退却是必要的结论后，就着手争取支持者。我从南线回到莫斯科后，就坚决反对这个计划。彼得格勒不能满足尤登尼奇及其主子的欲望：他们想与邓尼金在莫斯科会师。尤登尼奇能在彼得格勒得到大量的工业物资和人力资源。此外，彼得堡和莫斯科之间并没有什么险要的屏障。我由此得出结论：我们应誓死保卫彼得格勒。我首先得到的当然是彼得格勒人的支持，当时是政治局委员的克列斯京斯基①站到了我这一边，好像斯大林也同意我的意见。我在一昼夜里多次评击列宁。最后他说：“那就让我们试试吧”。10月15日政治局通过了我的关于前线形势的决议案：“鉴于存在着严峻的军事危险，必须真正把苏维埃俄国变为军营。在党组织和工会机构中对每一个党员、苏维埃工作人员和工会的工作人员进行普遍登记，做好应征入伍的准备”。后面列举了全部具体措施。对彼得格勒来说是：“决不放弃”。我在当天向国防委员会提交一份草案：“寸土不让；在城内进行巷战，誓死保卫彼得格勒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白军只有二万五千士兵，即使都能攻入这座拥有百万人口的城市，在遇到组织得当的有力的巷战抗击之下，他们必定会陷入灭顶之灾，我对此毫不怀疑。此外，我认为有必要（尤其在爱沙尼亚和芬兰出兵时）事先拟订把军队和工人向东南方向撤退的计划：这是挽救彼得堡工人优秀分子免遭全歼的唯一出路。①克列斯京斯基，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1883—1938）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历任俄罗斯联邦财政人民委员、苏联驻德全权代表、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同情托洛茨基派，1927—1928参加“新反对派”。——译注16日我来到了彼得格勒，第二天我接到列宁的信：“托洛茨基同志：国防委员会的决议已经通过。昨夜用密码给您发去……您可以看到，您的计划已经采纳。至于把彼得堡工人南撤一事，当然不会否决（据说，您对克拉斯诺夫和李可夫谈过此事）；但过早谈可能会影响斗争到底的决心。如果敌人企图包抄和切断彼得堡，您当然可以当机立断，做出相应的调整……附上国防委员会委托我写的告人民书，因为太匆促，写得不好、最好把我的署名放在您的署名下面。此致敬礼！列宁”①①参见《列宁文稿》第七卷第562—563页。——译注我想，这封信相当清楚地表明了在我与列宁之间像这类尖锐的局部性的意见分歧（在这样规模的工作中，这是在所难免的）在实践中得到克服，对我们的私人关系和共同工作没有丝毫的影响。我还想到：如果在1919年10月里不是我反对列宁，而是列宁反对我；假如不是列宁，而是我坚持放弃彼得格勒的意见，那么今天不知会有多少文章，用全世界各种语言来揭发“托洛茨基主义”危害革命的罪证呢。1918年，协约国把内战强加给我们，是为了能战胜德皇威廉。但现在已是1919年，德国已被击溃。协约国却依然耗费几亿巨资在革命的国土上散布死亡、饥谨和瘟疫。尤登尼奇是英、法两国豢养的雇佣兵队长，背后有爱沙尼亚为他撑腰，左翼有芬兰掩护。协约国要求这两个被革命解放了的国家来帮助宰割革命。在赫尔辛基也像在雷瓦尔一样，进行着无休止的讨价还价。天平时而倒向这边，时而倒向那边，在这二者之间摆动不定。我们警惕地注视着这两个对彼得格勒形成钳形包围的小国。9月l日我在《真理报》上写了一篇警告敌人的文章：“当前我们调到彼得格勒前线的师团中，巴什基尔骑兵师不是一支末流的部队。如资本主义芬兰胆敢进犯彼得格勒，红色巴什基尔人将在‘向赫尔辛基进军’的口号下挺进。”巴什基尔骑兵师是刚刚组建起来的。我从一开始就打算把它调到彼得格勒，让草原健儿能在城市文化环境中生活一段时间，以便他们接近工人群众、逛逛俱乐部和剧院，参加群众集会。现在又有了一种新的更为紧迫的用意：用巴什基尔人的进军来恐吓芬兰资产阶级。但是我们的警告远不如尤登尼奇进展的速度有分量。10月13日他占领了卢加，16日拿下了红村和加特契纳，进攻的矛头直指彼得格勒，并准备切断彼得格勒—莫斯科铁路线。尤登尼奇在发动进攻的第10天已经到了皇村（儿童村）。他的骑兵侦察队在高处已能看见伊萨基辅大教堂①的镀金圆顶了。①伊萨基辅大教堂位于彼得格勒，俄国古典主义晚期的建筑古迹。建于1818—1858年，是彼得格勒主要建筑之一。现辟为博物馆。——译注芬兰电台抢在事件发生之前就报导了尤登尼奇部队攻占了彼得格勒的消息。协约国驻赫尔辛基的大使们正式向各国政府报告了这一消息，在整个欧洲、整个世界传遍了红色彼得格勒陷落的消息。瑞典一家报纸发表了题为《彼得格勒热世界周》的文章。芬兰的统治集团格外狂热，现在不仅军界，连政界也赞同进行干涉。谁也不肯放过到手的猎物。芬兰社会革命党答应保守“中立”。一个白党历史学家写道：“对武装干涉问题的辩论完全是经济方面的辩论”,只要得到五千万法郎的保证金就行了。这就是协约国交易所中彼得格勒鲜血的价格。爱沙尼亚方面的问题也同样棘手。10月17日我在给列宁的信中写道：“如果我们能如愿地保住彼得格勒，我们就有可能全歼尤登尼奇。障碍是尤登尼奇在爱沙尼亚的避难权。必须要求爱沙尼亚保卫边界以防他的部队闯入。否则，我们就有进入爱沙尼亚追剿尤登尼奇的权力。”这个建议是在我们的军队赶走了尤登尼奇之后才通过的。但他不是一下子就赶走的。我在彼得格勒见到了极端的惊慌失措。一切都完了，部队节节败退、溃不成军。指挥员看着共产党员，共产党员看着季诺维也夫。季诺维也夫是造成惊惶失措的罪魁。斯维尔德洛夫曾对我说过：“季诺维也夫就是惊慌失措。”斯维尔德洛夫看人看得很准。也确实如此：在一帆风顺的阶段，用列宁的说法是：“平安无事”的阶段，季诺维也夫就趾高气扬，风头出尽。一旦情况不好，季诺维也夫就躺在沙发上（这不是比喻，而是事实）长吁短叹。从1917年以来，我可以肯定，季诺维也夫不是趾高气扬，就是躺在沙发上，他的情绪总是处于这两个极端，没有中间状况。这一次我见到他躺在沙发上。在他周围也有些像拉舍维奇①那样的英勇无畏的人，但他们也都心灰意懒、无所作为。所有的人都有这种感觉，这在各方面都有所反映。我从斯莫尔尼宫打电话给军车库要汽车，汽车没按时来。从调度员的声音里我听出了无动于衷、悲观、失望、坐以待毙的情绪，它已经侵入到行政机关的下层。必须采取严厉措施，因为敌人已经到了大门口。像往常遇到这种情况时一样，我倚靠专列的队伍，在最困难的条件下都可以信赖这些人。他们进行了核查、施加了压力、建立了联系、撤换了不称职的人、堵住了漏洞。我不理采名声扫地的彼得堡市委机关，越过了二、三级，一直下到基层机关：区党组织、工厂、兵营。在坐等近期内就把城市交给白军时，没有人愿意过分出头露面。但下面一旦感到城市不会被交出，必要时将在城内（街头和广场上）进行抵抗，情绪立刻彻底改观。最勇敢的和勇于自我牺牲的人都抬起了头。一队队男女工人带着工兵器械从各家工厂里走了出来。那时，彼得格勒工人的外貌是很惨的：由于吃不饱而面带土色、衣衫褴褛、鞋子破旧，往往还不成对。——同志们！我们能放弃彼得堡吗？“不，决不放弃！”激情在妇女们的眼睛里燃烧，母亲、妻子、女儿们不愿意离开那虽然不惹人爱，但却是温暖的窝。她们高亢地回答：“决不放弃。”手像握枪一样地紧握着铁锹，不少妇女拿着真正的步枪，或者守在机枪旁边。全城划分成几个区，由工人指挥部领导。重要的地段拉上铁丝网，选好了一些炮兵阵地，并预定了射击区域。在广场和最重要的交叉路口布署了约60门炮，盖着掩蔽物。渠道、街心公园、高墙、栅栏、房屋都成了工事，在郊区和沿涅瓦河岸挖了战壕。整个城市的南部变成了堡垒，在许多街道和广场上建起了街垒。在工人住宅区散发出的新气息传到了军营、后方、野战部队。①拉舍维奇，米哈伊尔·米哈伊诺维奇，(1884—1928）苏联党的活动家和军事活动家。历任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第三集团军司令、东方面军和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海陆军副人民委员、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曾参加托洛茨基派。——译注已经打到普尔科夫的尤登尼奇，离彼得格勒只有10到15俄里了。我在两年前曾到过那里。那时革命刚刚胜利，为捍卫自己的生存而与克伦斯基和克拉斯诺夫的队伍作战。彼得格勒的命运目前到了千钧一发的关头。必须用一切方法立即制止退却的惯性。我在10月18日发布的命令中要求：“在极度惊慌失措的地方不准写关于残酷战斗的假情况。谎报军情以叛国罪论处。军事上允许犯错误，但不得说谎、不允许自欺欺人。”像往常最危急的关头一样，我认为首先必须对全军、全国讲明残酷的事实真相。我公布了当天发生的一次毫无意义的退却事件。“某步兵团的一个连，因为在自己侧翼发现敌散兵而惊恐不安。团长下令退却，全团奔跑了8—10俄里退到亚历山得罗夫卡。经过侦查，知道在侧翼的是自己部队……向后方逃窜的团队表现得并不太坏，刚刚恢复了信心之后立即转回防地，一路急行军，虽然天气寒冷可还是跑得汗流浃背，在一小时内跑了8俄里，以很小的代价打退了少量的敌人，夺回了原有阵地。”在这段小插曲中，我不得不充当了团长的角色。在整个战争期间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当退却的部队几乎涌进驻扎在亚历山得罗夫卡的师司令部时，我随便骑上一匹马东奔西跑，让部队向后转。这在开始时引起了一阵混乱，并不是所有人都明白出了什么事，有些人继续后退。我骑着马把他们一个个地追回来，到这时我才发现我的传令兵科兹洛夫紧跟我在后面疾驰而来。他是莫斯科近郊的农民，是旧军队的士兵。他完全陶醉了，他手拿纳干手枪在后退的战士中跑来跑去，一再重复我的命令。他舞动着手枪扯着嗓子高声喊叫：“弟兄们，别害怕，现在率领你们的是托洛茨基同志……”现在进攻正以刚才撤退的速度进行。没有一名红军战士掉队。大约走了两俄里开始响起了可憎的子弹呼啸声。第一批伤员倒下了。团长完全变了一个人，他总是出现在最危险的地方。在全团收复刚才放弃的阵地时，团长双腿受伤。我坐卡车回司令部，沿途我们收容了伤员。推动力已经给了，我深深感到我们能够保住彼得格勒。这里我们应该谈谈读者们可能已经两次油然产生的疑问：作为一个统率全军的领导人是否有权冒着生命危险参加局部战斗？我要这样答复你们：无论在和平时期或战争时期，绝对不变的行为准则是没有的。一切都取决于具体情况。伴随我在前沿奔驰的军官们不止一次地说：“这样的地方连旧军队的师长都不肯来。”资产阶级记者说我这样做是为了沽名钓誉，追求“宣传”效果，这无非是用他们所熟悉的语言来表达超出他们理解水平的事物的结果而已。实际上，产生红军的条件、人员的组成和国内战争本身的性质都要求这样做，别无他法。须知一切都在重新建立：军纪、战斗素养以及军事权威。当时，尤其是在第一阶段，我们既没有力量由中央按计划给部队提供它所必需的一切，也不能以革命激情借助通令和半匿名的号召感染这在炮火下组织起来的军队。首先应该以身作则，在战士面前赢得权威，然后才能使上级领导的严格要求得到战士的拥护。在没有传统的地方特别需要鲜明的榜样，个人的冒险是通往胜利之路的必不可少的学费。必须彻底改组、更新和充实屡屡失利的指挥班子，政委班子的调整更大。所有部队增加了共产党员，从内部得到了加强。调来一些新的部队，把军事学校的学生投到前线阵地。所有很松垮的后勤机关在两、三天内紧张起来。红军战士吃得饱一些，换上新内衣、靴子，听了报告，于是精神抖擞、士气陡增，面貌焕然一新。10月21日这一天是决定性的一天。我们的部队退到了普尔科夫高地，再往后退就意味着战斗将在城里进行。在此之前，白军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21日我军在普尔科夫一线设防固守，开始反击，敌人的进攻受挫。22日红军转入了进攻。尤登尼奇及时地调上了预备队，充实了防线。战斗空前激烈。23日傍晚我们攻占了皇村和巴甫洛夫斯克市。与此同时，邻近阵线上的第十五军从南面压上来，严重地威胁着白军的后方和右翼。转折开始了。开始时被敌人打得措手不及，后来又节节失利的部队开始在自我牺牲和英雄主义方面展开竞赛，一心洗去耻辱，牺牲是重大的。白军司令部断言，我方的损失较大。这是很可能的，因为他们有较丰富的作战经验和较多的武器。我方在自我牺牲精神上占了优势，年轻的工人、农民、莫斯科和彼得堡军校的学员都不怕牺牲，他们冒着枪林弹雨进攻，手持手枪扑上敌人的坦克。白军司令部曾报道过关于赤色分子的“蛮勇”。在过去的几天里几乎没有抓到过俘虏；投诚过来的人屈指可数。现在投诚的和俘虏的人数激增。考虑到战争的严酷性，我在10月24日下命令：“不准杀害放下武器的俘虏和投诚者，如有违者严惩不贷。”我们开始进攻，无论是爱沙尼亚人或是芬兰人都再也不想干涉了。被击败的敌人在两星期内到达爱沙尼亚国境时，已经溃不成军。爱沙尼亚政府解除了他们的武装。伦敦、巴黎没有人再关心他们。昔日的协约国的“西北军团”竟在饥寒交迫中灭亡了。约有一万四千名伤寒病患者送进了野战医院的病房。所谓的“彼得格勒热世界周”就这样收场了。后来白军头目抱怨英国海军上将考文，说他违背了诺言，没有从芬兰湾方面给予足够的支援。这样的抱怨最起码是有些夸张的。我们的3艘鱼雷艇在夜航中触雷，550名年轻海员葬身海底。这笔帐无论如何也要记在英国海军上将身上。我在当天向陆海军官兵发布了哀悼令：“红军将士们！你们在各条战线上都能遇上怀有敌意的英国人的阴谋诡计，反革命军队用英国武器向你们开火。在申库尔斯克和奥涅格两地、南线和西线战场上的仓库里你们还可以找到英国制造的军需品，被你们抓获的俘虏穿的是英国的制服。阿尔汉格尔斯克和阿斯特拉罕的妇女和儿童被英国飞行员用英国炸弹炸死或炸残，英国的军舰炮轰我们的沿海各地……“就是在今天，在我们与英国雇佣军尤登尼奇激战的时刻，我要求你们永远不要忘记存在着两个英国。除了唯利是图、横行霸道、行贿受贿和嗜血成性的英国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勤劳、精神伟大、具有国际团结伟大理想的英国。反对我们的是卑鄙无耻的、交易所的英国，拥护我们的是勤劳的人民的英国。“（见1919年10月24日致陆海军将士第一百五十九号命令）在我们这里社会主义教育任务与战斗任务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在战火洗礼中进入意识的思想是牢固永恒的。**在莎士比亚的剧本里，悲剧情节与喜剧情节之所以总是交替出现，与在人类的生活中伟大的往往与渺小的和卑鄙的混在一起是出于同一个原因。这时，季诺维也夫已经从沙发上爬了起来，又有了几分得意。他以共产国际名义给我颁发奖状：“保卫红色彼得格勒是对全世界无产阶级，从而也是对共产国际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为彼得格勒而战的首功应归于您，尊敬的托洛茨基同志。我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向您赠送锦旗，请您将它们授予在您领导下的光荣红军中功勋卓著的部队。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格·季诺维也夫。”从彼得格勒苏维埃、工会以及其他机构我也得到了类似的奖状。我把锦旗转交给各团，奖状交由秘书保存在档案里。经过很久以后，它们被清除了出来。到那时候季诺维也夫也已经彻底改变了腔调。现在很难再形容，甚至回忆起当时因彼得格勒城下的胜利所引起的若狂的欢欣。此外，这胜利与南方战线的头几次决定性胜利正巧同时发生，真是双喜临门。革命再次昂起了头。由于列宁在10月中旬认为战胜尤登尼奇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这一胜利在他眼里获得了更大的意义。政治局决定授予我一枚红旗勋章以表彰保卫彼得格勒的功绩。这一决定使我非常尴尬。在推行颁发革命勋章制度的问题上，我是几经犹豫后才同意的：就在不久以前我们刚刚废除了旧的授勋制度。实行授勋制，我想把它作为对那些革命责任感不强的人的进一步鞭策因素。列宁支持我的看法。授勋制度建立起来了。起码是在那几年里，勋章颁发给在炮火下出生入死建立战功的人。现在把勋章颁发给我，如不否定勋章是战功的证章资格，我是不能拒绝的，因为我自己也曾多次颁发过这种证章。我除了服从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一段插曲，其真正的意义我事后才明白。在政治局会议快结束时，加米涅夫不好意思地提议给斯大林授勋。“为什么？”加里宁愤怒地问，“为什么给斯大林，我不明白？”人们用开玩笑的方式制止了他，通过了提案。布哈林在休息时责备加里宁说：“您怎么能不明白？这是列宁的意思。别人有的斯大林如果没有，他就活不下去。他会永远耿耿于怀。”我完全理解列宁的用心，由衷地赞成他的主意。颁奖仪式在大剧院里隆重举行。我先在苏维埃党政机关联席会议上做了军事形势报告。当主席最后点到斯大林的名字时，我带头鼓掌祝贺，但响应的掌声却寥寥无几。全场由于不解而产生的冷场，与前面的热烈欢呼声形成鲜明的对照。斯大林还算知趣，没有出席授勋仪式。我更满意的是我的专列集体荣获红旗勋章。11月4日颁布的嘉奖令上宣布：“我们专列全体工作人员在第七军10月17日到11月3日的英勇战斗中发挥了良好的作用。克利格尔、伊万诺夫和查斯塔尔等同志在战斗中牺牲；普列杰、德劳金、普林、切尔尼亚夫采夫、库普里也维奇、特斯纳等同志受伤；亚当逊、普林、基谢利斯被震伤……其他人的名字我不再列举，否则将一一点到。在前线上发生的这次转折，我们专列的同志们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几个月之后，有一天列宁给我打电话问：“您读过基尔杰措夫的书吗？”我对这名字一无所知。“这是一位白俄、是个敌人，他的书描写了尤登尼奇进攻彼得格勒的经过。”应该指出，列宁一般比我更注意白俄的刊物。过了一天他又问我：“读过了吗？”“没读。”“要不要我把我的书给您送过去？”但我应该也有这本书。我和列宁都能得到从柏林寄来的新书。“务必读一读最后的那一章，这是敌人作出的评价，也谈到了您……”但我始终抽不出时间来读它。不久前，在君士坦丁堡，这本书不知怎么落到了我的手里。我想起了列宁曾坚持要我读最后的那一章。下面就是使列宁十分感兴趣的评价，它是尤登尼奇的一位部长写的：“10月16日托洛茨基匆匆忙忙地来到彼得格勒前线，红色司令部的惊惶失措，很快被他那旺盛的精力一扫而光。离加特契纳陷落前几个小时，他还想在这里阻止白军的进攻。直到发觉实在不行时，才匆匆离开城市赶去部署皇村的防务。大批的增援部队还没有赶到，他迅速地集中了彼得格勒的军校学生，动员全城男性居民，用机枪（？!）把所有的红军部队赶回阵地，用他那得力的措施使一切彼得格勒的关口进入防卫状态……”“托洛茨基成功地在彼得格勒就地组织起精神上强大的工人共产党部队并把它投入到最激烈的战场。尤登尼奇司令部证明是这些队伍，而不是(？）红军部队，还有水兵营和军校学生，他们像雄狮一样勇猛地战斗。他们主要凭借刺刀对付坦克，虽然成排成排地倒在钢铁怪物的致命火力之下，但仍然坚守着自己的阵地。”当然，我们从来没有用机枪督战。但是我们确实守住了彼得格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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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章专列第三十四章专列现在应该谈谈那辆“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专列”了。在革命最危急的年月里，我的个人生活始终与这辆专列联系在一起。从另一方面说，红军的命运也与专列息息相关。专列联系着前方和后方，就地解决一些刻不容缓的紧迫问题，从事对官兵进行教育、号召、供应军需品、惩罚和嘉奖等工作。没有惩罚就不能建立军队。在统治者的武库里没有死刑，就无法强迫广大群众去为他们送死。迄今为上，只要那些为其技术而自豪的，被称为人的凶恶的秃尾猴要建立军队进行战争，统治者必定要把士兵置于背水一战的地步：前进还有生的希望，后退则必死无疑。但是军队毕竟不能仅依靠惩罚来维持。沙皇军队的溃败不是因为缺乏惩罚手段。克伦斯基企图以恢复死刑来挽救这支军队，结果却适得其反。布尔什维克在世界大战的废墟上创立了全新的军队。谁只要稍懂一点历史语言，这些事实就无需再对他做任何解释。十月革命的思想是筑成新军队的最结实的水泥，专列为前线输送的就是这种水泥。卡鲁加、沃罗涅日和梁赞等州的数以万计的青年农民没有响应苏维埃政府的头几次征兵号召。战争在远离他们家园的地方进行，因而应征入伍者寥寥无几，人们对征兵号召置之不理。这些州对这种现象进行了严肃的斗争，逃避兵役者一律按逃兵论处。梁赞兵役委员会抓了这种逃兵约一万五千人。我路过梁赞时，决定去看看他们。人们劝阻我说：“怕会出事的。”结果却非常顺利。人们把逃兵们从木板房里叫出来：“逃兵同志们，开会啦，托洛茨基同志看你们来啦！”他们激动地跑了出来，吵吵嚷嚷、十分好奇，像一群小学生一样。此前，我把他们想得坏了一些，而他们又把我想得太可怕了一些。几分钟内，一群没有腰带、无组织无纪律、毫无敌意的弟兄们把我团团围住。“逃兵同志们”瞪大了眼睛看着我，有些人的眼珠似乎都要瞪出来了。我跳上一张桌子，就在院子里对他们演讲了约一个半钟头。这是收效甚大的一堂课。我努力提高他们的自我认识，最后要求他们举手表示忠于革命。我眼看着新思想感染了他们，真正的热情主宰了他们。他们簇拥着把我送上汽车，全神贯注地看着我，不过目光里已经没有恐惧，而是充满了激情。他们扯着嗓子叫喊，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让我离去。事后，我不无骄傲地知道，教育他们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提醒他们：“你对托洛茨基下过什么保证？”由梁赞逃兵组成的团在前线上战功卓著。我不由得回忆起敖德萨圣保罗实科中学二年级时的事。这40个男孩子一点也不比另外40个男孩子强。但当脑门上带有神秘的爱克斯形伤痕的比尔南德、班主任迈尔、班主任威廉、学监卡明斯基和校长什瓦涅巴赫全力打击更富有批判精神、更大胆的那伙学生时，那些好打小报告的、妒忌心强的笨孩子们就抬起了头，成了班上的主宰。每个团、每个连都是由品质不同的人组成的。自觉的、勇于自我牺牲的人只占少数，另一极上是道德败坏者、损人利己者或自觉的敌人，他们的数量也微不足道。在这两极之间是人数众多、摇摆不定的中间分子。一支部队崩溃往往是在优秀分子牺牲或被排斥，而那些损人利己者或敌人占了上风的时候，中间分子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无所适从，到危急时刻就惊慌失措。1919年2月24日，我在莫斯科的圆柱大厅里对一群年轻的指挥官讲演时说：“给我三千名逃兵组成一个团，我给他们派一名英勇善战的团长和一位优秀的政委，再给他们配上合适的营长、连长、排长。4个星期之内，这三千名逃兵就可以成为我们这个革命国家中最优秀的团队……”，我接下来补充说，“在最近几个星期中，我们在纳瓦尔和普斯科夫这两段前沿阵地的经验上再次验证了这点，我们在那里把散兵游勇变成了精锐的战斗部队。”在长达两年半的时间里，除了几次相对短暂的间断外，我一直生活在火车车厢里。它原来是交通大臣的专用车厢，它是为大臣的舒适方便设计的，根本就不适于工作。我要在车厢里沿途听取下级汇报，与各地方军事、行政当局商讨问题；在这里分析研究电传情报；口授命令和文章；我和我的助手们从这里乘汽车沿前线长途跋涉。空闲时我还在车厢里口授一本驳斥考茨基的书和许多其他著作。在这几年里，我似乎完全习惯了在普尔门式弹簧和车轮的伴奏下写作和思考了。我的这辆专列是在1918年8月7日夜间到8日凌晨之间在莫斯科仓促编成的。清晨，我已乘着它出发，奔赴斯维亚日斯克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叛乱的前线。此后列车几经改装、日趋复杂完善。早在1918年，它就是流动指挥机关了。专列上设有秘书室、印刷所、电报台、无线电台、电站、图书室、车库和浴室等。专列超重，必须用两辆机车驱动。后来不得不把它一分为二。当战况要求在前线某一地段做较长时间的停留时，一辆机车就担负联络任务，另一辆则永远处于升火待发的状态。前线是随时移动的，对它可不能掉以轻心。我手头没有有关这辆专列的史料。它们被封存在军事当局的档案中。这些资料是在当时由我的年轻助手们精心整理的。国内战争展览会上曾展出过一份专列运行路线图，据报纸报导，运行图吸引了许多观众。此后它被移交到国内战争展览馆保存。现在，它不知在哪个僻静的角落里与千百件其他陈列品——宣传画、号召书、命令、旗帜、照片、电影片、讲演稿等堆放在一起，它们反映了国内战争的各个最紧要的关头，并与我在内战中的活动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在1921—1924年间，即在镇压反对派之前，军事出版社出版了我有关军队建设和国内战争的论著共5卷。专列史料没有收入其中。它的运行轨迹我只能根据专列报纸《路途报》社论上的附注回忆起一部分：萨马拉、车里雅宾斯克、维亚特卡、彼得格勒、巴拉绍夫、斯摩棱斯克，又是萨马拉、罗斯托夫、新切尔卡斯克、基辅、日托米尔，等等、等等。我手头甚至连专列在国内战争期间行驶总里程的确切数字也没有。我的军事著作中有一条注释提到，专列共出巡36次，总里程超过十万零五千公里。一位曾与我一起在专列上工作的同志写信给我说，据他的回忆，好像我们在这3年中的行程相当于绕地球五圈半，也就是前面数字的两倍，其中还不包括从铁路线乘汽车深入前线的数万公里的行程。因为专列所去的地方往往是最危急的地方，所以专列运行图可以提供各条战线相对重要性的相当准确而直观的情况。出巡次数最多的一年是1920年，也就是国内战争的最后一年，其中绝大部分是去南线，这条战线始终是打得最激烈、最危险和时间拖得最长的一条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专列”在国内战争前线上寻找什么？总的答案是很明确的，它在寻找胜利。它给前线带去了什么？是以什么方式工作的呢？它不停地在祖国大地上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地穿梭往来的直接目的又是什么呢？这决不是一般的乘火车视察。不，专列的工作与军队建设、军队教育、管理和后勤工作紧密相关。我们在炮火下重新组建军队，不仅在斯维亚日斯克是如此（专列在这里写下了它头一个月的历史），在其他各条战线上也都是如此。把游击队，从白区逃来的群众、从邻近州县征来的农民、工业中心派来的工人队伍、共产党员以及工会干部小组等等当即在前线就地组成连、营、团，甚至整个师，并且在两三个星期内就把它们变成有战斗力的队伍。要做到这点需要什么呢？可以说很多，也可以说很少。只需要配备几名优秀的指挥员、几十名有经验的战士、十来位勇于牺牲的共产党员，给光脚的穿上鞋、让他们洗上澡、吃饱肚子、给他们内衣、烟叶和火柴，展开强有力的宣传活动。所有这些事专列都管。我们专列随时可以派出几名能独当一面的共产党员去填补缺口，有二百来名优秀战士、数量不多的靴子、皮夹克、药品、机枪、望远镜、地图、手表以及其他慰劳品。与军队的需要相比，专列直接掌握的物资显然太少了，但它们可以不断得到充实。最主要的是它们几十几百次地起了雪里送炭的作用，就像为了不让壁炉熄灭而必不可少的那一锨煤。专列上有一台电报机，我们与莫斯科保持直线联系。我的副手斯克良斯基根据我的要求为军、师，有时甚至为个别团提供最急需的军需物资。这些补给品能及时运到，没有我的干预是绝对不行的。当然，这种方法并不合适。迂腐的人会说，后勤工作也同一般的军事工作一样，最重要的是制度。这一点没错。我个人也倾向于严守规则。但是，我们不愿意在建成健全的制度之前就被消灭。我们之所以用随机应变的措施来代替制度（这在第一阶段中尤甚），为的是今后能在这些措施的基础上建立起可依靠的制度。我的每一次出巡都有军队的主要部门、特别是军需部门的领导干部随行。我们的军需人员都是旧军队的留用人员，他们试图仍像过去一样工作，甚至干得还不如过去，因为现在的条件要困难得多。许多旧军队的专家在这些旅途中学会了用新方式工作，并在生动的经验中学到了新的东西。我在视察一个师的过程中就地了解它的需要，然后在司令部或在专列的餐车里召集会议，尽量广泛地让当地党政机关和工会的代表参加。这样我就可以了解到实实在在的真实情况。此外，会议总能得到实际结果。不管当地政府机关多么贫困，他们总能勒紧裤腰带为军队做出奉献。尤其重要的是能为部队输送共产党员。新从机关里抽调出来的十几名干部立即被分配到不太稳定的团队里。军队得到了做衣服和裹脚布的布料、做鞋掌的皮子、再添100公斤的油脂。仅靠地方提供的物资当然是不够的。会后，我通过专线把我的在中央物资所能承受限度内的确切定单传到莫斯科，于是，该师得到了它急需的物资，而且还很及时。前线的指挥员和政委们也从专列的经验中学会了工作方法，即指挥、教育、后勤和司法方面的工作方法。不是从上面，从高高在上的司令部抓起，而是从下面，从连、排，从年轻的没有经验的新兵抓起。一个有一定效能的统一供给前线和全军的军需机构逐渐建立起来了。但是仅靠它们还不够，还不能解决问题。即使最理想的机构在作战时也难免运转不灵，尤其是在变幻莫测的运动战中。同时切不可忘记，我们是在没有物资储备的情况下作战的。早在1919年，中央仓库已经告罄。军衬衣刚刚缝好就送上前线，枪支弹药的情况更糟。图拉的几家兵工厂的产品都是现产现运，没有总司令的签字，一车皮的弹药也不能动用。弹药和枪支的补给一直像一根绷得紧紧的弦一样，有时这根弦难免会绷断，那时我们就会人地两失。在所有一切领域中，如果没有不断翻新的随机应变的措施，我们就无法作战。专列就是这些随机应变措施的倡导者和协调者。我们一方面推动前线和相邻后方的首创精神，一方面还考虑如何把这种精神汇入到整个系统的渠道中去。我不想说我们总能做到这点，但是，正如国内战争的结局所表明的，我们获得了最主要的东西，那就是胜利。几次奔赴那些发生指挥人员集体叛变的前沿阵地之行格外重要，这类叛变往往导致灾难性的后果。1918年8月23日，在喀山城下最危急的时刻，我收到了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的密电：斯维亚日斯克托洛茨基萨拉托夫前线的叛变虽已及时发觉，但仍引起了极其危险的波动。我们认为您必须立即前往。您出现在前方将对士兵和整个部队起积极影响。我们将共同商量您对其他战线的视察。望电复并告知动身日期。列宁、斯维尔德洛夫1918年8月22日第八十号我认为马上离开斯维亚日斯克是绝对不行的，专列离去会动摇本来就十分危急的战线的军心，而且从各方面来说，喀山都比萨拉托夫重要。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本人很快就同意了我的意见。我在喀山收复后才去萨拉托夫。专列在日后的行程中也不断地收到类似的电报，基辅和维亚特卡、西伯利亚和克里木纷纷告急，要求依次甚至同时赶去帮助他们。战争在全国的边境地区，往往是在最偏僻的地方进行着，战线长达八千公里。许多师、团常常一连几个月都处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之中，他们感染了绝望情绪。通讯器材往往不能满足内部联络需要。专列对他们来说是外部世界的信使，我们专列上总备有电话机和电话线等物资。在通讯专用车厢上架有天线，它使我们可以在路上收听埃菲尔和纳温等13家电台（首先当然是莫斯科）的广播。专列永远对全世界各地的动态了如指掌，最重要的电讯在专列报纸上刊登，并在行进中用写文章、传单和命令等方式加以评论。卡普的冒险行为、国内的阴谋、英国的选举、谷物征收的进程、意大利法西斯的劣迹等消息都不失时机地加以报道，并把它们与我们的阿斯特拉罕或阿尔汉格尔斯克前线的命运联系起来。文章同时用直线传到莫斯科，并从那里通过无线电传到全国的新闻界。专列的出现，把与世隔绝的部队与全军、全国和全世界连接在一起。吓人的流言和疑虑烟消云散，情绪稳定下来。这种精神道义上的充电可以维持几个星期，有时可以维持到专列下一次到来。在间隙期间，前线革命军事委员会或军部的成员也照这种模式亲临前线，只不过规模要小得多。如果没有助手—速记员们：格拉兹曼、谢尔穆克斯和更年轻的涅恰耶夫的帮助，我在专列中的全部工作，不管是文字工作还是其他工作，都是无法完成的。他们日以继夜地在专列运行中工作。在战争激烈时专列往往违背一切安全规定，以每小时70多公里的速度在破碎的枕木上疾驰，悬挂在车厢顶上的地图像秋千般地晃来晃去。我时常以惊讶和感激的心情看着那些巧手的动作。不管车厢怎样晃动和颠簸，它们仍然信心十足地写出清晰的字迹来。半小时之后，递上来写好的文本，它根本用不着修改。这不是一般的工作，而是功勋。格拉兹曼和谢尔穆克斯后来为他们在革命中的献身精神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格拉兹曼在斯大林分子的淫威下自杀；谢尔穆克斯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人烟稀少的地区。专列上有一个车库，里面载着几辆汽车和大汽油罐，它能使我们离开铁路到几百俄里外的地方。为载重汽车和小轿车配备着一队精选的神枪手和机枪兵约二、三十人，在我的汽车上也配有两挺轻机枪。运动战中充满了意外，在草原上我们随时有与哥萨克骑兵侦察班遭遇的危险。配备机枪的小汽车是可靠的安全保障，至少在草原变成泥泞的海洋以前是这样的。1919年秋天，一次在伏罗涅日州我们一小时只能前进3公里，汽车不停地深深陷在渗透水的黑土里，车上的30人每次都跳下车来用肩膀扛车。在涉浅滩过河时车子陷在河床中间，我着急地埋怨那辆深深地陷在河床里的汽车，我那优秀的司机、爱沙尼亚人皮尤维却认为它是世界上最好的汽车。他转身面对着我匆匆地行了个军礼，用生硬的俄语报告说：“报告，工程师不能预见到我们将驾车在水面上航行。”尽管情况如此困难，我仍想为他那冷峻而恰当的讽刺而拥抱他。专列不仅仅是军事行政机构和政治机构，而且还是战斗机构。从它的许多特点上看，与其说它像设在列车上的司令部，不如说它更像一列装甲车。事实上它是装甲的，至少机车和机关枪车厢是装甲的。专列上所有工作人员没有一个不会使用武器，大家都穿皮制服装，这使他们更加威武雄壮，左臂上佩带着一枚铸币厂精制的大金属徽章，它在全军中颇有声望。各车厢之间都有电话联系和信号设备，把整个专列结为一体。为了保持行车时的警惕性，白天黑夜都经常布置警报。武装部队经常需要跳下专列进行“登陆”战，当上百名身穿皮制服的队伍出现在危急的地段时，每次都会产生不可抗拒的作用。当知道专列就在离火线几公里的地方时，即使那些情绪最低落的部队，首先是它们的指挥干部，立即就会奋力作战。我们知道，当天平处在不稳定的平衡中时，只要一小颗砝码就能决定天平向哪一边倾斜。专列和它的部队在这两年半的时间里就曾几十次，甚至上百次地充当了这样的砝码。“登陆兵”在返回专列时，有时也会发生个别减员情况。专列的伤亡总数约15人。那些转到野战部队、以这种方式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的人还不计算在内。例如，曾从专列的成员中抽调出一个班编入列宁号模范装甲车；另一个班抽调到列宁格勒外围的野战部队。专列因参加对尤登尼奇的战斗而集体荣获一枚红旗勋章。专列也曾遇到过被截断、遭到射击、空袭的危险。因此，专列笼罩在由所取得的胜利和想象、臆测所编织的传奇中，就不足为奇了。不时有师长、旅长，甚至还有团长来专列要求到他们的指挥部去坐上半个小时，或者同他们乘汽车或骑马去视察他们最远的防区，哪怕派几个人的小分队带些补给品或慰劳品到那里去也好。目的只是为了让专列到达前线的消息传得更广。军长们说：“这顶得上一个预备师。”专列到来的消息显然也传到了敌方，专列在他们的想象中要比实际上可怕得多。这更增强了它的精神意义。专列由于受到敌人的仇恨而自豪。社会革命党人曾几次图谋炸毁列车。社会革命党人谢苗诺夫在出庭受审时曾详细地交待了这些阴谋。他是杀害沃洛达尔斯基和谋杀列宁的策划者，他也是袭击专列的参与者。老实说，搞这种勾当并不很困难，但那时社会革命党人在政治上大大地削弱了，丧失了自信心，失去了对青年人的影响，所以没有得手。在一次南方之行的途中，专列在戈尔基火车站出轨了。在黑夜里我被抛了起来，像在地震时产生的极度恐惧慑住了我：土地从脚下滑走，支点没有了。在朦胧中我横在铺上，拚命地抓住床。习惯了的轰隆轰隆声嘎然而止，车厢横了过来一动不动。寂静的黑夜里只能听到一个微弱可怜的呜呜声。笨重的车厢门由于扭曲变形而没法打开，没法出去。没有一个人过来，这引起了我的警觉。莫非有敌人？我拿了左轮枪从窗口跳了出来。撞上一个手里拿着灯的人，他正是专列车长，他无法爬进我的车厢。车厢担在路基的斜坡上，3个车轮深深陷在路基里，另外3个车轮悬在铁轨上。车厢前后两个车台变了形，前面铁栏杆把哨兵压在车台上。在黑暗中发出像婴儿哭啼一样的可怜声音的正是这位哨兵。要从牢牢压在他身上的铁栅栏下把他弄出来却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使人惊讶的是这位哨兵只是受了点惊吓，身上留下几块青斑而已。总共损坏了8节车厢，充当专列俱乐部的餐车成了一堆碎片。等着换班的人们在餐车里看书、下棋，正好到午夜就都离开了餐车，即在翻车前10分钟。还有那装着送往前线的书籍、制服和慰劳品的货车厢也破损得十分厉害。可是没有一个人受伤。事故的原因是道岔没扳好，是因为工作马虎，还是故意破坏，始终没有查清。幸运的是，当时专列正经过站台，时速只有30公里。在饥荒、流行病、宣传运动或国际会议时，专列上的队伍还要完成许多份外的任务，专列成了乡镇和少年宫的辅导员。专列党小组出版了《捍卫报》，那上边刊登了惊险的战斗故事。可惜这方面的材料也像许多其他东西一样，在我今日的行军档案中也没有了。在前去筹划向盘踞在克里木的弗兰格尔①发起进攻时，我在1920年10月27日的行军报《路途报》写道：“我们的列车再次登上开赴前线的征程。①弗兰格尔，彼得·尼古拉耶维奇（1878—1828）俄国国内战争中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策划人之一，男爵，中将。曾在邓尼金志愿军和俄国南方军队中任职。1920年在克里木任俄军总司令官。——译注在1918年最艰难的几个星期中，我们列车上的战士参加了喀山城下的伏尔加河争夺战。这场战斗早已结束，如今苏维埃政权已接近了太平洋。我们列车的战士在彼得格勒城下英勇作战……彼得格勒保住了。近年来世界各国的很多无产阶级代表先后来到这座城里。我们列车屡次开赴西线，现在已与波兰签署了初步的和约。当克拉斯诺夫和后来的邓尼金从南方进攻苏维埃俄国时，我们列车的战士们曾转战在顿河流域的草原上。克拉斯诺夫和邓尼金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如今只剩下克里木了。法国政府把它作为自己的堡垒。这座法国堡垒里的白卫驻防军由受雇佣的德裔俄国将军弗兰格尔男爵指挥。我们列车这个友爱家庭踏上了新的征程。愿这次行军是我们最后一次出征吧。”出征克里木果然成了国内战争中最后一次出征。几个月后专列就解体了。我借这几页文字向我过去的战友致以兄弟般的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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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章斯维亚日斯克一月第三十三章斯维亚日斯克一月1918年春季和夏季是极其困难的时期，直到这时战争的一切后果才暴露出来。常常会有这样的感觉，好像一切都在崩溃瓦解，什么也抓不到，也无处依靠。一个问题摆在面前：在我们这个消耗殆尽、经济破产、濒于绝望的国家里是否能找到生命的源泉来支撑新制度并保卫它的独立呢？没有粮食、没有军队、铁路完全瘫痪、国家机关刚刚开始建立、到处都是阴谋。在西部，德国人占领了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大部分土地，普斯科夫也落到德国人手里，乌克兰成了奥、德的殖民地。1918年夏，英、法两国的代理人在伏尔加河策动由过去的战俘组成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暴动。德国统帅部通过他们的军事代表向我透露：如果白军从东面逼近莫斯科，那德军将从西面，具体地说，就是从奥尔沙和普斯科夫逼近莫斯科，使我们不能组成新的东部防线。我们真是腹背受敌。在北方，英国人和法国人占领了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并威胁要向沃洛格达挺进。在雅罗斯拉夫爆发了白卫军暴动，暴动是萨温科夫①在法国大使努兰和英国全权大使洛克哈特的直接干预下组织的，旨在通过沃洛格达和雅罗斯拉夫使北方部队与在伏尔加河一带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联合起来。在乌拉尔，杜托夫②匪帮十分猖獗。南方，在顿河，有克拉斯诺夫搞的暴动，那时他与德国人有直接勾结。7月，社会革命党左派阴谋杀害了米尔巴赫伯爵③，企图在东部战线上发起暴动。他们想迫使我们对德开战。国内战争的战线逐步形成一个把莫斯科勒得越来越紧的绞索。①萨温科夫，鲍里斯·维克多罗维奇（1879—1925)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革命党，临时政府陆军部副部长。组织反苏维埃的阴谋活动和反革命暴动，失败后逃往国外。——译注②杜托夫，亚历山大·伊里奇（1879—1921）中将（1919），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反革命活动的策划人之一。1917年11月领导奥伦堡的反苏维埃叛乱。高尔察克叛乱时期指挥奥伦堡独立军。后逃到中国，被杀。——译注③米尔巴赫，威廉（1871—1918）德国外交官。1918年4月任德国驻俄国大使。被左派社会革命党人Я．T．布柳姆金刺死，该事件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莫斯科暴动的信号。——译注辛比尔斯克①陷落后，中央决定派我前往伏尔加河。因为主要的危险来自这里。于是我开始筹备出发事宜。在当时做这项工作并不简单，什么东西也没有，更确切地说，是没有一个人能说出在什么地方能找到什么东西。本来是很简单的事，现在竟变成了非常复杂的即兴创作。那时，我不曾料到我竟会在这辆列车上生活长达两年之久。8月7日我从莫斯科出发时，还不知道喀山已在前一天沦陷这个可怕的消息，这个消息我是在路上听到的。仓猝组成的红军部队不战而退，把喀山拱手让给了敌人，参谋部的一部分人是阴谋分子，另一部分人在敌人的枪弹下惊慌失措或分头逃窜。总司令和部队其他领导在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我的火车停在离喀山最近的大站斯维亚日斯克，就是在这里的一个月重新决定了革命的命运。对我来说，这一个月也是一次极大的锻炼。驻守斯维亚日斯克的军队是由从辛比尔斯克和喀山撤下的部队以及从各地前来增援的部队组成的，各个部队各自为政，它们唯一的共同之处是都想撤退。因为敌人在组织上和经验上都远比我们优越，有个别白军连队完全由军官组成，创造过许多奇迹。似乎这里的土地都感染上了惊慌失措症；新组建的红军部队士气高昂地开到这里，很快就被退却的惯性所控制。在农民中间散布着苏维埃存在不下去的流言，神甫和富人们又重新抬头。农村里的革命分子躲起来了，一切都在崩溃，什么都靠不上，局势看来是无可挽回的了。①乌里扬诺夫斯克的旧称。——译注这里，在喀山城下一块不大的空间里能观察到多种多样人类历史的因素，并可找到一些论据来反驳怯懦的历史宿命论思想。宿命论者在观察一切具体、个别问题时，只看到消极的因果规律，却忽视了历史最主要的动力，即活生生的行动着的人。在那些日子里，颠覆这场革命难道还缺少很多力量吗？它的领土已经缩小到古代莫斯科大公国的大小，它几乎完全没有军队而又被敌人团团包围。在喀山陷落之后，就该轮到下诺夫戈罗德了，此后就是一条直通莫斯科的几乎毫无屏障的道路。这一次，革命的命运是在斯维亚日斯克附近决定的。在最危急的关头，革命的命运往往只取决于一个营、一个连、一个政委的坚定性，这真是千钧一发的关头。每天的情况都是如此。革命最终还是得救了。为此需要些什么呢？不多，只需要群众中的先进阶层了解致命的危险所在。取胜的主要条件是毫不隐瞒真相，主要是不隐瞒自己的弱点，不欺骗群众，把一切如实地告诉他们。革命过于仓促，十月革命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胜利，却没有把引起革命的一切灾难一举清除。自发的冲力减弱了，而敌人却靠着我们所缺少的军事组织能力取胜。革命就是在喀山城下才学会了军事组织能力的艺术。全国各地的宣传工作靠的都是斯维亚日斯克的电讯。各地苏维埃、党、工会创立了一支支新的部队，把数千名共产党员派到喀山城下。大多数年轻党员还不会使用武器，但是他们有不惜一切争取胜利的愿望，这就是最主要的。正是他们使虚弱的军队挺起了胸膛。东线的总司令是瓦采季斯①上校，在这之前他指挥过一个拉脱维亚步兵师。这是从旧军队里保留下来的唯一一支队伍。拉脱维亚农场雇工、工人、贫农痛恨波罗的海沿岸的贵族。沙皇就利用他们这种社会仇恨对德国作战，所以拉脱维亚步兵团是沙皇军队中最精锐的部队。二月革命后，他们几乎全部布尔什维克化了，在十月革命中他们起了重大作用。瓦采季斯精明强干，积极，足智多谋。他在粉碎左派社会革命党暴动时大显身手，在他的指挥下，把几门小炮布置在阴谋者司令部对面，只用了两、三发直射——为的是威慑而不要杀伤——就把暴徒吓得四散奔逃。冒险之徒穆拉维约夫②在东线叛变后，瓦采季斯接替了他的位置。与别的出身于军事院校的军官不同，他没有在革命的漩涡中惊慌失措，即使身处困境，他也朝气蓬勃地努力奋斗。他不断地号召、鼓励、下命令，甚至在没有完成命令的希望时也仍下命令。那时，其他“专家”最怕逾越自己权限，而瓦采季斯则相反，他在心血来潮时竟发布法令，忘记了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委员会的存在。大约在一年之后，瓦采季斯受到指控，说他居心叵测、关系复杂，不得不撤换他。但在这些指控中没有任何重要的罪证。可能是因为他在睡前读了拿破伦传记后对两、三个青年军官讲了些雄心勃勃的话吧。现在瓦采季斯是某军事学院的教授……①瓦采季斯，约阿基姆·约阿基莫维奇（1873—1938）苏军将领，历任东方面军司令、共和国武装力量总司令等职。——译注②穆拉维约夫，米哈伊尔·阿尔捷米耶维奇（1880—1918）左派革命党人，中校，参加过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1917年克伦斯基—克拉斯诺夫叛乱时任彼得格勒城防司令。1918年任东线部队司令员时背叛苏维埃政权，后被击毙。——译注8月6日晚，当白军已经占领了我喀山司令部时，他是最后撤离这座建筑的人员中的一个。他顺利地跑了出来，绕道来到了斯维亚日斯克。虽然失掉了喀山，却仍保持着以往的乐观情绪。我们一起研究最重要的问题，任命了拉脱维亚军官斯拉文为第五军军长后，我们互相道别。瓦采季斯回他的司令部，我留在斯维亚日斯克。在火车中同我在一起的人中还有古谢夫，他被称为“老布尔什维克”，因为他曾参加过1905年革命运动。此后他过了大约10年的资产阶级生活，不过，也像其他人一样，在1917年革命前又回到了革命阵营中来。后来由于他爱搞小动作，被列宁和我清除出了军事部门，但立即被斯大林网罗过去。现在，他的专业是伪造国内战争的历史。在这方面，他的主要专长是冷漠和厚颜无耻。他也像所有斯大林派的人一样，从来不顾忌昨天写过或说过些什么。1924年初，当对我们造谣中伤已经公开化的时候，古谢夫在其中扮演的是一个迟钝的诬陷诽谤的角色。斯维亚日斯克的日日夜夜尽管已过去6年，但人们对它们还是记忆犹新，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与古谢夫有关。他曾经这样讲述喀山城下事件：“托洛茨基同志的到来使局势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在偏僻的斯维亚日斯克车站上的托洛茨基的专列带来了必胜的信心、首倡精神和对军队各方面工作的有力督促。从最初的几天起，在堆满各团后勤给养的车站上（政治部和后勤部就设在这里），还有那些驻扎在周围15俄里左右的前方部队里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变化首先表现在纪律方面。托洛茨基同志的那些硬性规定，对游击作风和无组织、无纪律成风的时期是最恰当、最必要的。因为当时不可能进行说服教育工作，何况也没有时间去做。托洛茨基在斯维亚日斯克逗留的25天之中，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把士气低落和松松垮垮的第五军所属各部变成了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并为他们收复喀山打下了基础。”叛变分子盘踞在参谋部里，各级指挥机构中几乎处处都有他们的人。所以敌人很清楚应该往什么地方打，几乎总是能得手。这大大地挫伤了我军的锐气。我来到这里后，立即到前沿炮兵阵地视察。一位有经验的炮兵军官带我视察炮位的部署。他有一张饱经风霜的脸和深不可测的目光。后来他要求允许他出去一会儿，说要打电话下达命令。几分钟后，突然有两发夹叉射击的炮弹落在离我约50步远的地方，第三发炮弹几乎就落在我的身旁，我赶紧卧倒，泥土盖了一身。炮兵军官一动不动地站在一旁，晒黑的面庞刹时变得惨白。奇怪的是我当时没有产生丝毫怀疑，认为这纯属偶然。直到两年之后，我忽然回想起了当时的一切细节，才恍然大悟：这军官是敌人，他用电话通过某个中间站给敌炮兵指示方位。他冒着双重危险：不是和我一同在白军的炮弹下丧生，就是被红军枪毙。我不知道后来他的下落如何。我刚刚回到自己的车厢，就听到四面八方响起了哒哒的枪声。我跳到站台上，只见一架白军飞机在上空盘旋。它显然是以列车为猎取目标的。接连3颗炸弹划着弧线落下来，没有造成什么损失。车厢顶上，步枪、机枪一齐向敌机开火。飞机已远离火力网，可所有的人都像喝醉了一般地打个不停。我费了很大力气才制止了射击。很可能，我回到列车的时间也是由那个炮兵军官向敌人提供的，也许还有其他渠道。革命的军事局势越危难，叛变活动就越猖獗。当人们还不相信有停下来，原地转身给敌人以迎头痛击的可能性的时候，应该不惜一切尽快制止这种机械的退却。我随身带来了50名莫斯科的年轻党员，他们分散到各个部队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填补各处的漏洞。他们英勇而冒失，由于缺乏经验而无谓地挨打，我眼看着他们一个个地牺牲了。和他们在一起的是拉脱维亚第四团，这是已经被拆散的拉脱维亚师的各团中最坏的一个团。战士们冒雨露宿在泥泞中，要求换防，但没有换防的队伍。团长和团士兵委员会向我递交声明，说如果再不换防就会发生“危及革命的后果”。这是威胁。我把团长和团士兵委员会主席召到我的车厢来，他们沉着脸，还是坚持自己的主张。我宣布逮捕他们，列车联络员（现任克里姆林宫卫队司令）就在我的车厢里解除了他们的武装。车厢里除了我们两人外别无他人，我的全部人马都在前方阵地上，如果被捕者进行反抗，或者，如果该团为保护被捕者而从前方撤下来，则局势将不堪设想。我们可能会失去斯维亚日斯克和伏尔加大桥，我的列车被缴获势必影响全军，而通往莫斯科的道路就会敞开。然而，逮捕进行得很顺利。我在通告全军的命令里宣布将团长送交军事法庭。全团没有撤离阵地，团长仅被判处监禁。共产党员必须进行说服、解释工作，以身作则。但很清楚，仅靠宣传不能改变情绪，况且，形势也不给我们时间，必须采取严厉的措施。我的专列上的印刷所印发了我对全军的命令：“我警告全军：凡有擅自撤退的部队，首先枪毙该部队政委，其次是部队指挥员。他们的职务将由该部队中英勇善战的军人担任。懦夫、损人利己者和叛徒一律处决。我将亲自监督本命令的实施，特此告示全军。”转折当然不是一下子出现的，个别部队仍有无故退却或一触即溃的情况。斯维亚日斯克正处在敌人的攻击之下。伏尔加河上有一艘随时待发的司令部专用客轮，我的专列上有十来人组成的自行车队，守卫从司令部通往登船处的小路。第五军军委建议我转移上轮船，这办法无疑是很明智的，但我恐怕此举会对精神经紧张、缺乏自信心的军队产生不良影响。正在这时候前方形势突然恶化。我们对之寄以厚望的一个新团队，在其政委和团长的带领下从前线撤下来，以绝对优势武装夺取了客轮，并登船企图驶往下诺夫戈罗德。这在前线上引起了一片惊慌，所有的人都注视着河面。局面几乎到了无可挽救的地步。但是，尽管敌人离司令部只有两公里之遥，炮弹在我们附近爆炸，司令部仍然巍然屹立原地寸步不移。我与忠诚的马尔金交换意见，他率领20名敢死队员乘一艘临时搞到的炮艇，靠拢了满载逃兵的客轮，并在炮口下要求他们投降。当时的一切都取决于这次内部冲突的结局，只要一发子弹，就可以酿成大祸。然而逃兵竟没有抵抗就投降了。客轮靠拢了码头，逃兵全部下了船。我任命了军事法庭，它把政委、团长和一些士兵判处死刑。这是极其严厉的措施，等于用热烙铁来烫脓疮一样。我对全团如实地讲明了整个形势，既不隐瞒，也不轻描淡写。在士兵中增派了一定数量的共产党员，在新的指挥官的领导下和新的自我感觉中全团回到了阵地上。一切进行得如此迅速，致使敌人没有来得及利用这次良机。应当建立起我们的空军。我把航空工程师阿卡舍夫召来。就其观点来说，他是无政府主义者，但却在为我们工作。阿卡舍夫表现出首创精神，迅速地建立了一支航空部队。我们就是依靠它终于取得了敌方阵地的部署全貌，使第五军的指挥部如同走出了迷宫，对敌方了如指掌。飞行员开始每日空袭喀山，使城里一片惊慌。在收复喀山后，我得到的文件中有一本日记，这是一位经历了喀山围城战的贵族小姐的日记，日记中描写我方飞行员所造成的恐怖情景的那几页夹杂在风流韵事的记载之中。城里的生活并没有中断，捷克军官与俄国军官互相争风吃醋。在喀山客厅里发生的浪漫史，在躲避轰炸的地下室里得到了发展或有了结局。8月28日白军进行了迂回战。后来成为白军将领的卡佩尔上校率领一支强悍的部队在夜色掩护下迂回到我军后方，占领了最近的一个小车站，破坏了铁路路基，推倒了电线杆。在以这种手段截断了我军的退路后，就对斯维亚日斯克发起了攻击。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萨温科夫当时在卡佩尔的参谋部里。我们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因为怕惊动本来就不稳固的前线，我们只抽下来两、三个连。列车指挥员再次动员了专列上和站台上所有可动员的兵力，甚至连厨师也动员上阵。我们有足够的步枪、机枪、手榴弹。我们的专列小分队是由出色的战士组成的，防线布置在离列车约一俄里处。战斗持续了11个小时之久，双方都有伤亡，最后敌人筋疲力尽，只好撤退了。这时候，与斯维亚日斯克联络中断一事在莫斯科和整个前沿阵地引起了极大恐慌，几支人数不多的队伍匆匆赶来增援。道路很快被修复，部队得到补充。此时，喀山报纸纷纷报导说已经截断了我和部队的联系、我已被俘、被击毙，或是我坐飞机逃走了，但我的狗却被抓获、成了战利品，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此后，这只忠实的畜生在国内战争的所有战线上屡次沦为俘虏，通常说它是一条巧克力色的狗，有时说是圣伯纳狗。其实，我的脱身还要便宜，因为我从来没有养过狗。在斯维亚日斯克最危急的一夜凌晨3点钟，我在参谋部周围巡查，我在作战处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一再重复说：“他早晚把自己搞到当俘虏的地步，毁了他自己，也毁了我们，等着瞧吧！”我在门前站下，在我对面，两位十分年轻的参谋部军官站在地图前。说话的人背对着我隔着桌子朝他们探过身去，大概他从同伴的脸上看出了什么意外的东西，猛地朝门转过身来。原来他是布拉贡拉沃夫，沙皇军队的中尉，年轻的布尔什维克。他满脸惶恐和羞愧的神情。他身为政委，负责激励军事专家的士气，他非但不这么做，还在这紧急关头鼓动别人反对我，实质上是怂恿别人临阵脱逃。他被我当场抓获。竟然是他，我简直不相信我的眼睛和耳朵。在1917年中，布拉贡拉沃夫表现出革命战士的气概。在革命时期任彼得保罗要塞的政委，以后又参加了平息士官生暴动的战斗。在斯莫尔尼宫时期我总把重要任务交给他，他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一次我对列宁说：“像这样的中尉可以成为拿破仑，而且他的姓也合适：布拉贡—拉沃夫几乎同波拿—巴特①一样。”起初听到这新奇别致的比喻，列宁哈哈大笑，后来他沉思了片刻，颧骨更加突出，几乎是威胁似的严肃地说：“我们应付得了这些波拿巴特吗？”我半开玩笑地回答：“听上帝的安排吧。”就这样，我把这位布拉贡拉沃夫派到东线，当时那里发生了穆拉维约夫叛变。在克里姆林宫列宁的接待室里，我向他交待了任务。他忧郁地说：“问题的关键在于革命已经走下坡路了。”这是1918年年中的事。“难道你这么快就心灰意懒了？”我生气地问。布拉贡拉沃夫挺直了身子，换了口气，答应一切都按要求办到。我这才放下心来。不料，我竟在最危急的时刻，在他滑到直接叛变的边缘时抓住了他。为了不当着其他军官的面解释，我与他一同到走廊上。布拉贡拉沃夫全身战栗，面色苍白，举手敬礼。“千万别把我送交军事法庭，”他绝望地一再重复说，“我要将功折罪，请把我送到前线当兵去吧。”我的预言没有实现，这位候补拿破仑像落汤鸡一样站在我面前。我把他撤了下来，派到较次要的工作岗位上去了。革命是一个庞大的吞噬人与人格的怪物，它把最刚毅果敢的人引向灭亡，使不够坚定的人变得精神空虚。现在布拉贡拉沃夫是国家政治保安局负责人之一，是这个制度的台柱子。想必他还是在斯维亚日斯克时就对“不断革命论”充满了仇恨。①在俄文中布拉贡（благо）和法文中波拿（bon）都有好的意思。——译注革命的命运系于斯维亚日斯克和喀山之间的决战。没有退路，除非退到伏尔加河里去。军革命委员会宣称，我在斯维亚日斯克的安全问题妨碍了它的行动自由，坚决要求我转移到船上去。这是它的权力。但我从一开始就给自己立下了这样的规则：我在斯维亚日斯克决不妨碍或限制军司令部。我每次到前线去，都恪守这一准则。我服从了他们的要求，转移到船上。不过不是乘坐那艘供我使用的客轮，而是乘上了小鱼雷艇。4艘鱼雷艇是经历了很多困难才从马林水系①来到伏尔加河的。有几艘河运汽船此时已经装备了炮和机枪。在拉斯柯尔尼科夫率领下的舰队企图在这天夜里袭击喀山。路上要过设有几个白军炮台的很高的陡岸，河在陡岸后面转个弯，河面立刻就宽阔了，在这地方停泊着敌人的舰队，对岸就是喀山城。我们计划趁黑夜偷偷驶过陡岸，摧毁敌人舰队和岸上炮台，然后炮轰喀山城。舰队熄了灯，成单行前进，像黑夜中的强盗一样。两个年长的伏尔加河领航员站在船长身旁，他们都长稀疏暗淡的络腮胡子。他们都是被迫来的，害怕得要命，他们恨我们，诅咒自己的命运，浑身像筛糠般颤抖。现在一切都仰仗他们了。船长不时地提醒他们：如果他们使船搁浅，就把他们就地枪决。我们行驶过耸立在黑暗中的陡岸旁时，岸上一阵机枪射击像鞭子一般横扫河面，随后山上响起了隆隆的炮声。我们还是悄悄地前进，我们身后的舰只开始还击。有几发子弹打在舰桥上齐腰高的防护铁甲上，打得铁屑纷飞，我们都蹲了下来。水手长们开始行动了，他们那山猫般的眼睛在黑暗中搜寻，并压低声音与船长交换意见。驶过陡岸后，我们立即进入广阔的深水域。对岸上的喀山城也在开火。我们背后上下火力齐发，交织成一道密集的火力网。在我们右边二百来步远的地方，在高高的河岸的掩护下停泊着敌人的舰队，舰只看上去只是黑糊糊的一片。拉斯柯尔尼科夫命令向敌舰开火。我们鱼雷艇的金属船身在自己火炮初次发射下铿锵作响。我们的小艇窜动前进，钢铁的肚子像分娩一样痛苦地咯咯作响，发出一颗颗炮弹。突然，熊熊的烈火照亮了夜幕，原来是我们的炮弹击中了敌人的一艘满载石油的驳船。这意外的、不受欢迎但又是非常壮观的火炬升起在伏尔加河上。现在我们朝码头射击，我们清清楚楚见到码头上有大炮，但它们并不还击，看来敌炮手们早已逃之夭夭了。整个河面被照得通明，在我们后面没有一条船跟上来，现在只有我们一条船在孤军作战。显然，敌人炮火截断了我方舰队其余船只的前进道路。我们的鱼雷艇孤零零地在被照亮的水面上，就像苍蝇落在光洁的盘子上一样显眼。现在我们正处在码头与陡岸之间的炮火交叉射击的射程之内，这是可怕的。此外，我们的船失控了，舵轮的链条断了，大概是被炮弹炸断的。我们改用手操纵，但舵轮被断舵链缠住不能转动。不得已只好停机。河水悄悄地把我们的船冲到喀山城那一侧的岸边，直到鱼雷艇船舷碰到一艘半沉的破驳船才停了下来。这时候射击已经完全停止了，水面上亮得像白昼，静得像深夜。我们像落进了捕鼠笼里，只是不知道敌人为什么不趁机把我们干掉。这是因为我们当时没充分估计到我们的突然袭击所造成的破坏和恐慌。最后，年轻的军官们决定离开驳船，用轮流开左机和右机的办法来调整航向。成功了。石油火炬还在燃烧。我们驶向陡岸，没有人向我们开火。驶过陡岸我们终于又钻进了黑暗之中。从机舱里把一位昏迷的水兵抬了出来，设置在陡岸上的敌炮台没发一炮，显然他们并没有监视着我们，也可能他们已经没有人能监视了。我们总算是死里逃生，死里逃生这几个字写起来倒不难。又出现了纸烟的亮光。一艘我们临时组装的炮艇烧焦的残骸令人痛心地躺在岸上，别的船只上也有几个伤员。只是在这时候我们才发现鱼雷艇的船头上端端正正地被3英寸的炮弹钻了一个洞。这是拂晓时光，所有人都感到仿佛又一次降生到人间。①系连接伏尔加河和波罗的海的人工水路。——译注好事一件接着一件。人们引着刚着陆的飞行员来见我，他带来了好消息：哥萨克阿津率领的第二军的一支队伍从东北方向逼向喀山，他们缴获了两辆装甲车，击毁了两门大炮，击溃了一支敌军，并占领了离喀山20俄里的两个村庄。飞行员带着指示和号召书立即飞了回去。喀山已陷入钳形攻势之中。后来据我们的侦察报告，这次夜袭重创白军的防御力量：敌人舰队几乎全部被歼，岸上炮队也被打哑。在伏尔加河上“鱼雷艇”一词对白军引起的恐惧，正像日后在彼得格勒城下“坦克”一词对年轻的红军所起的作用一样。德国人与布尔什维克并肩作战的传闻不胫而走。喀山城里的有钱阶层纷纷逃走，工人区又抬起头来，火药厂发生暴动。我军军威大振，士气高昂。在斯维亚日斯克的一个月里充满了令人不安的事件。每天都要发生些事端，往往夜里也不亚于白天。我初次亲临前线。但这不过是一场小型的战争，我方投入的兵力不过二点五一三万人。然而小型战争与大型战争的区别仅仅是规模上的。这一次仿佛是活生生的战争模型，正因如此，它的每一个摇摆和意外都使我们惊心动魄，小型战争是一个大课堂。此时，喀山城下的局势已经彻底改观。杂牌队伍成了正规部队，来自彼得格勒、莫斯科和其他地方的工人党员加入了这些部队。各个团得到了加强，经受了锻炼，政委们在各部分中起着革命领袖、专政的直接代表的作用。军事法庭证明革命还处在致命的危险之中，需要最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我们通过把宣传、组织、树立革命榜样以及镇压等项工作结合在一起的方法，在几个星期的时间就达到了必要的转变。松松垮垮、动摇不定、一盘散沙似的乌合之众被改造成为一支真正的军队。我们炮兵占有明显的优势，我们的舰队控制了河面，我们的空军掌握了制空权，我对收复喀山已深信不疑。9月1日我忽然收到莫斯科发来的密电：“速归，伊里奇受伤，伤势尚未查清。请放心。斯维尔德洛夫，1918年8月31日。”我马上动身。莫斯科党内情绪是焦虑阴沉的，但却是坚定不移的。斯维尔德洛夫是这种坚定性的最好的体现。医生认为，列宁没有生命危险，并将很快痊愈。我向党汇报了当前东线上胜利在望，以此鼓舞大家，随后我又重返斯维亚日斯克。9月10日收复了喀山。两天后，在附近作战的第一军收复了辛比尔斯克。这不是意外之事，第一军军长图哈切夫斯基在8月底曾答应最迟在9月12日把它拿下来。他用电报通知我该城市已被收复的消息：“命令已执行，辛比尔斯克业已收复。”同时列宁也已康复，他发来了热烈祝贺的电报。整个前线的情况也有了转机。伊万·尼基季奇·斯米尔诺夫成了第五军军长这个事实有着重大的意义。斯米尔诺夫是一个最完全、最彻底的革命者，他是在30多年前入伍的，从那时起就没有想调离也没有设法调离军队。在最艰难的反动岁月里，斯米尔诺夫继续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当地下组织遭到破坏后，他毫不气馁，振作精神再从头干起。伊万·尼基季奇永远是个忠于职守的人，在这一点上，一个革命者接近于一个优秀军人，因而革命者可以成为一名优秀军人。伊万·尼基季奇只服从他的本性，他永远是勇敢、坚强的典范。却没有那种常常随之而来的生硬严厉。军队里所有最优秀的干部都开始向这个榜样看齐。拉里莎·赖丝纳描写围攻喀山战役时这样写道：“伊万·尼基季奇最受人们尊敬，因为大家都感觉到，在最危急的时刻，最沉着无畏的就是他。”在斯米尔诺夫身上没有一点书生气，他是一个平易近人、乐观开朗、机敏的人。虽然他的声望是无可争议的，但他却不炫耀和盛气凌人，这就使人更容易接受。第五军的共产党员团结在斯米尔诺夫周围，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政治家庭，即使到现在，在第五军被取消了多年之后，它仍在国家生活中起着一定的作用。“五军将士”这个词在革命词典中有其特殊的意义，它意味着真正的革命者、克尽职守的人，更主要的是纯洁的人。国内战争结束后，五军将士同伊万·尼基季奇一起把他们的英雄主义转移到经济建设领域。后来，几乎无一例外全成了反对派的成员。斯米尔诺夫先领导国防工业，后来任邮电人民委员，现在他被流放到高加索，在监狱里和在西伯利亚有不少和他共同建功立业的第五军战友。但革命是一个庞大的吞噬人和性格的怪物。最近有消息说，斯米尔诺夫已被斗争摧毁，还说他在宣传投降论调。拉里莎·赖丝纳把伊万·尼基季奇叫作“斯维亚日斯克的良心”,她本人在第五军和整个革命事业中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位使很多人目眩的年轻貌美的女人像一颗炽热的流星在革命的天幕上一闪而过，她的聪明好像奥林波斯山的女神，集睥睨一切的睿智和战士的英勇于一身。喀山被白军占领后，她装扮成农妇潜入敌人的营地去侦察，但由于她的外表过分特殊而被捕。日本的间谍军官审讯她，在审讯的间隙中她溜出了防卫不严的大门，扬长而去。此后她搞了一段时间的侦察工作。再往后，她在军舰上工作并参加了不少战斗。她为纪念国内战争写的几篇特写至今仍是珍贵的文献。她是那么生动地描写了乌拉尔的工业和鲁尔工人的暴动。她什么都想亲眼看看，什么都想了解，什么都想亲自尝试。在短短的几年里，她成长为一位第一流的作家。这位赴汤蹈火都安然无恙的革命帕拉斯①，竟然在莫斯科的安宁环境中突然被伤寒夺去了生命，去世时还不满30岁。①雅典娜·帕拉斯系希腊神话中智慧、战争女神和城市保护神。——译注领导干部逐渐配套，在战火中，人们一个星期就学会了打仗，一支出色的军队组织起来了。革命的最低点——喀山沦陷时期——早已过去。与此同时，在农民中也出现了巨大转变，白军给村民们上了一堂政治课。在此后的7个月里红军肃清了约一百万平方公里土地，解放了这些地方的四千万居民。革命重新转入进攻，白军从喀山逃窜时带走了霍夫曼从2月进攻以来保存在喀山的共和国黄金储备。很久以后这批黄金连同高尔察克被我们一同缴获。当我有机会把注意力从斯维亚日斯克转到别处去时，发现在欧洲发生了一些变化。德国军队已经陷入绝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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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章和平第三十二章和平整个秋季，每天都有前线的代表来到彼得格勒苏维埃。他们声称，如在11月1日以前不能签订和约，士兵将自行回到后方，用自己的方式争取和平。这已经成了前线上的口号。士兵们成群结队地离开战壕。十月革命在某种程度上制止了这种行动，但为时不久。由于二月革命，士兵们知道了是拉斯普京匪帮统治着他们，并且知道了正是这个匪帮把他们拖进了这场毫无意义的卑鄙的战争中，他们看不到继续进行战争的理由，这完全是因为年轻的律师克伦斯基强烈要求他们这样做。他们想回家，回到自己亲属身边，回到自己的土地上，走向革命，因为它允诺给他们土地和自由。但是目前它仍旧把他们留在前线的饥饿和虱子的泥坑里。对士兵、工人、农民感到恼火的克伦斯基把他们叫做“造反的奴隶”。他一点也不懂：革命正是不愿意当奴隶的奴隶的暴动。克伦斯基的庇护者和鼓舞者布坎南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不慎向我们透露：对他和他的同伙们来说，战争与革命到底是什么。十月革命过了好几个月后，布坎南用下述词句描绘了俄国的1916年，这是沙皇军队的溃败、经济和追随者的解体，在拉斯普京摆布下的政府频频更迭的可怕的一年。布坎南曾这样叙述自己1916年的克里木之行：“在我们访问过的一座最美丽的庄园里，我们不仅仅受到盛在银盘里的面包和盐的热情款待，并且在临行时在汽车里见到一大箱12瓶陈年布尔冈红酒。在午餐时品尝之后，我对其味道佳美称颂不已。今天回顾到那一去不复返的幸福（!）的日子，想到落在这些盛情款待我们的人头上的贫穷和灾难，令人无比忧伤”（俄文版160页）。布坎南想到的不是战壕里的士兵们和在饥寒交迫中排着长队的母亲们的痛苦，而是过去的克里木美丽庄园的主人的苦难，是银餐盘和布尔冈红酒。当你读到这些无耻的闲适语句时，就会情不自禁地说：难怪在世界上会发生十月革命！难怪它不仅清除了罗曼诺夫家族，还清除了布坎南和克伦斯基。我第一次穿过我军前方阵地前往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时，我们战壕里的同志们已经不可能对德国狂妄的要求作什么有效的抗议了。战壕几乎空了。在布坎南和克伦斯基的实验之后，没有一个人敢讲继续作战的话，即便是有条件的也不行。和平，无论如何也要和平！后来在一次从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回莫斯科时，我劝说一位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驻前线代表，要求他用有力的语言支持我们的代表团。“不行啊，”他回答说，“根本不行，我们不可能再回战壕里，他们不会理解我们。还会说我们像克伦斯基一样继续欺骗他们……”战争已不能继续下去是显而易见的。在这方面我同列宁一点分歧也没有。我们以同样不理解的眼光看着布哈林以及其他一些“革命战争论”的信徒。但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就是霍亨索伦王朝的政府在反对我们的战争中究竟能走多远？在那些天里，切尔宁伯爵在给他好友的一封信中写到只要有足够的力量，就不应该同布尔什维克谈判，而是进军彼得堡，并在那里建立秩序。这种凶恶的意愿是够强烈的。但是否有足够的力量？霍亨索伦王朝是否能够调动军队反对要求和平的革命？二月革命以及后来的十月革命到底对德国军队有什么影响？这一影响是否很快就能显示？当时这些问题都还没有答案。正应该在谈判过程中试图找到它，为此必须尽可能地拖长谈判时间，应该让欧洲工人有时间来很好领会一下苏维埃革命事实的本身，还有它的和平政策。更主要的是协约国刊物连同俄国妥协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的报刊预先把和谈说成是一出精心安排好角色的喜剧。甚至在德国、在当时社会民主党中的反对派也不反对把自己的软弱转嫁给我们。在他们之中也谈论布尔什维克同德国政府达成一致的话题。尽管这一说法应该在法国或英国才是可信的。事情很清楚，如果协约国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成功地引起工人群众对我们的不安，则必将极大地减轻协约国今后对我国进行军事干涉的困难。因此，我认为在签署单独媾和（如果这对我们是不可避免的话）之前，无论如何也必须要使欧洲工人得到明确的、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我们和德国统治阶级是死对头。我就是在这些想法的影响下想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进行政治示威，它可用如下公式表达：我们停止战争，复员军队，但不签署和约。我这样推论：如果德国帝国主义不能出动军队进攻我们，这就意味着我们已取得具有无限结果的巨大胜利。如果霍亨索伦王朝还有可能对我们进行打击时，我们总还来得及早早地投降的。我同包括加米涅夫在内的其他代表团成员商议并取得他们的同意后，就给列宁发了封信。他答复说：“待您回莫斯科后面谈。”列宁答复我提出的理由时说：“如果霍夫曼无力调动军队进攻我们，那真是再好不过了。但这个可能性很小。他可以专门为此从巴伐利亚突击军团中抽调部队。难道进攻我们需要很多人吗？您自己说过战壕已经空了。可是德国再度开战怎么办？”“那时我们将被迫签署和约。但到那时全世界都知道我们别无出路了，单凭这一点就可以彻底粉碎我们与霍享索伦王朝有幕后勾结的谣言。”“当然，这样做自有其优点，不过毕竟太冒险了。如果德国革命的胜利需要我们灭亡，我们一定会这么做的。因为德国革命比我们的革命重要得多。但是德国革命什么时候到来？不知道。目前，世界上再没有比我们的革命更重要的了。所以我们无论如何也要保证它的安全。”除了这个问题本身的困难之外，还加上更严重的党内困难。在党内，至少在它的领导者中，坚决反对签署布列斯特和约的态度占主导地位。在我们报刊上公布的有关布列斯特谈判的速记汇编助长并加剧了这种情绪。提出革命战争口号的左派共产主义集团是这种情绪最鲜明的表现。党内斗争日益激烈。与新近的神话相反，它不是发生在我与列宁之间，而是在列宁与党的绝大多数居领导地位的组织之间。斗争的基本问题是：我们今天能否进行革命战争？一般来说，一个革命政权是否可以与帝国主义签订协定？我完全站在列宁一边，和他一样对第一个问题的答复是否定的，对第二个问题的答复是肯定的。在1月21日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第一次公开地对分歧进行了讨论。会上有3种观点：列宁主张拖延谈判，到对方提出最后通牒时立即投降；我认为应该不惜冒德国发动新的进攻的危险，把谈判引向破裂的边缘。这样，如果不得不投降，就能在对方公然使用武力时再投降，如果真有必要的话；布哈林为了扩展革命的舞台而主张战争。列宁在这次会议上对革命战争论者们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对我的意见只不过作了寥寥数语的批评而已。革命战争论者得了32票，列宁得了15票，而我得了16票。投票的结果还不足以鲜明地表示出党内的主导情绪。如果不是在群众中，就是在党的领导层中，党的“左翼”要比在这次会议上更强大。这就能保证我的意见取得暂时的胜利。布哈林的支持者们认为，我的建议是朝他们的一方靠近了一步。列宁则相反，认为（而且是完全有根据的）推迟作出最后决定，能保证他的观点取得胜利。在这个阶段，对我们党揭示真实状况的必要性，不亚于对西欧工人的必要性。在党和国家的所有领导机构中列宁只是少数。人民委员会建议各地方苏维埃说出它们对战争与和平的意见。到3月5日止共收到二百多个苏维埃的答复。其中只有彼得格勒和塞瓦斯托波尔这两个苏维埃有保留地赞成和平。与此相反，许多大型工业中心和莫斯科、叶卡捷琳堡、哈尔科夫、叶卡捷琳诺斯拉夫、伊万诺伏—沃兹涅先斯克、喀琅施塔德等等以压倒多数赞成中止谈判。这就是我们党的各个组织的情绪。而左派社会革命党就更不用说了。在这个时期如要实现列宁的观点，必然会导致党的分裂和国家政变，只能如此。但是，每延长一天，列宁支持者的人数都会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不战不和”的方案客观上是一座通向列宁立场的桥梁。党的大多数人，至少它的领导者们走过了这座桥梁。“好吧，我们假设，我们拒绝签署和约，而德国转入进攻，那时您将怎么办？”列宁追问我。“就在刺刀下签署和约。那时，情况就会举世皆知。”“您那时也不会支持革命战争的口号？”“决不支持。”“既然如此，试验就不那么危险了。不过我们将冒失去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危险。”列宁还狡黠地笑着说：“为了能和托洛茨基保持良好的和平，就是失去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也是值得的。”这句话他在以后的几天里屡屡提到。1月22日在中央委员会的一次决定性会议上通过了我的建议：拖延和谈，如德国提出最后通牒则宣布停战，但不签署和约。以后的行动将视当时情况而定。1月25日深夜举行了布尔什维克和当时我们的盟友——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我的建议。由两个中央委员会作出的决定，在当时通常被认为是人民委员会的决议。1月31日我从布列斯特通过专线向斯莫尔尼宫的列宁报告：“在德国报刊上充斥着流言蜚语，其中有一则荒诞的报导，说我们准备示威性地不签署和约，似乎是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党员中发生分歧等等。我指的是他们援引的《政治家报》斯德哥尔摩电讯。如果我没搞错，那么《政治家报》是霍格伦①的机关报，如果在这家报纸上的确登载了类似的报导，我倒要请教他的编辑部怎么竟能刊登如此骇人听闻的胡言乱语。由于资产阶级报纸上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谣言，德国人不见得重视。但这里说的是一家左翼报纸，这家报纸的一个编辑驻在彼得格勒。这就使它的报导有了相当的权威性。而实际上，它只能给我们的对手造成思想上的混乱。①霍格伦，泽茨（1889—1956）瑞典社会民主运动的左翼领袖。1917和1919—1924年为瑞典共产党主席。——译注“奥、德报纸连篇累犊地报导彼得格勒、莫斯科以及俄国各地一片惊慌，恐怖万状的情况，成千成万人无辜丧命，机枪声哒哒不绝于耳等的报导，有必要委派一个干练的人向彼得格勒通讯社和广播台提供有关国家状况的每日报导。如果季诺维也夫能把这项工作担负起来的话就太好了，这将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主要的是，这类报导应该寄给沃罗夫斯基①和李维诺夫②。这可以通过契切林办。①沃罗夫斯基，瓦茨拉夫·瓦茨拉沃维奇（1871—1923）苏联国家和党的活动家。参加过《火星报》《真理报》的编辑工作，1917年起曾任驻斯堪地纳维亚国家大使，1921年任驻意大利全权代表。——译注②李维诺夫，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1876—1951）苏联党务和国务活动家。历任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驻爱沙尼亚全权代表、外交副人民委员、外交人民委员等职。——译注“我们这里的会纯粹是走形式。德国人尽力拖延谈判，显然是由于国内危机。德国刊物开始散布说我们根本不想要和平，一心想把革命输入到其他国家。这些蠢驴不能理解，只有从欧洲革命发展的角度看，尽快实现和平对我们才有重大的意义。“是否可以采取措施把罗马尼亚大使馆驱逐。我认为，罗马尼亚国王现在奥地利。据一家德国报纸的报导说，在莫斯科存有的不是罗马尼亚基金，而是罗马尼亚国家银行的黄金储备。德国政府当然完全同情罗马尼亚一方。您的托洛茨基”这封短笺需要加以解释。公认用休斯式电报机发报可以防止窃听或截收。但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德国人对我们之间的直接发送电文是一清二楚的。我们对他们的技术相当推崇，把来往的通信全部译成密码是不可能的，同时我们也不太信任密码。其实霍格伦的《政治家报》，以其那些不合时宜的第一手信息给我们帮了倒忙。所以我这分报告，与其说是为了警告列宁，让他知道我们的决议的秘密已在国外到处传扬，倒不如说是为了把德国人引入歧途。我使用那很不礼貌的“蠢驴”来称呼报界人士，只是为了尽量赋予文本以更大的“真实感”。我说不清楚这个圈套在多大程度上骗过了屈尔曼，但我的2月10日的声明却使敌人感到出乎预料。2月11日切尔宁在日记中写道：“托洛茨基拒绝签字。战争结束了，却没有和平”(337页)。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斯大林—季诺维也夫派在1924年企图把事情说成这样，好像我在布列斯特的所作所为与党和政府的决议背道而驰。这些倒霉的伪造者不愿意花点气力去浏览一下旧记录或重读一下自己发表的声明。2月11日，即我在布列斯特发表声明后的第二天，季诺维也夫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发表演说。他声明说：“我们的代表团所找到的摆脱困境的出路，是唯一正确的出路。”由季诺维也夫本人提出的赞同拒绝签署和约的决议案，以多数赞成，一票反对通过。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放弃了投票。2月14日斯维尔德洛夫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上就我的报告提出了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决议案，它的头几句话是：“听取了和谈代表团的报告经过讨论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完全赞同我们布列斯特代表团的做法。”所有地方党和苏维埃组织在2月11日到15日期间都一致赞同苏维埃代表团的行动。1918年3月季诺维也夫在党的大会上声明：“托洛茨基说，他是根据中央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的决定而行动的，这完全符合事实。没有人对此持有异议……”最后，连列宁也在同一次大会上说：“中央委员会……接受了不签署和约的建议。”但所有这些都不能妨碍共产国际制定一个新的教条，似乎拒绝签署布列斯特和约完全是托洛茨基一个人的问题。在德国和奥地利的10月罢工之后，对于德国政府是否会悍然发动进攻的问题，不论是我们，还是德国政府都不像现在这些事后诸葛亮看得那样清楚。2月10日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布列斯特代表团得出结论说：“托洛茨基的声明所表达的状况是应该接受的。”只有霍夫曼将军一人表示反对。在第二天，照切尔宁的说法，屈尔曼在布列斯特闭幕会上信心十足地指出，必须事实上接受和平。这种情绪很快就传到我们的耳朵里。我们代表团从布列斯特返抵莫斯科时，我们的印象都是德国人不会发动进攻。列宁对所取得的结果感到十分满意。“可是他们会不会骗我们呢？”他还是问了一句。我们摊开双手，表示好像不会。列宁说：“嗯，要真是这样就再好不过了。既保住了体面，又摆脱了战争。”但是，在离一个星期的期限还差两天的时候，我们收到留在布列斯特的萨莫伊洛将军的电报通知：霍夫曼声称，将从2月18日12时起对我们进入战争状态，并建议他撤离布列斯特。列宁最先把电报拿到手里。那时我和他正在他的办公室里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谈话。列宁默默无语地把电报交给我，他的目光使我感到事情不妙。列宁匆忙地结束了与社会革命党人的谈话，以便我们单独讨论当前的困境。“看来他们到底是把我们骗了。我们只赢得了5天的时间。这只野兽什么也不肯放过。现在看来，只要德国人同意保留过去的条约的话，除了签署和约，别无出路。我仍然主张等待霍夫曼真正发动进攻。这样德国和各协约国的工人就都会知道进攻的事实，而不是空洞的威胁。列宁反驳说：“不行。现在连一个小时也不能多耽搁了。试验已经做过了。霍夫曼要打仗，也能打仗。不能再拖了。这只野兽跳得飞快。”列宁在3月里党的全会上说：“我们之间（指他与我之间）有过协定，我们坚持到德国发出最后通牒。德国人一发最后通牒，我们就投降。”前面我曾讲到过这点。列宁之所以同意不在党内公开反对我的方案，仅仅是因为我答应他：决不支持革命战争论者。这个团体的正式代表乌利茨基、拉狄克，还有好像是奥辛斯基曾来见我，建议与我结成“统一战线”。我使他们明白，在我们的立场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当德国统帅部警告要中止和谈时，列宁曾对我提起我们之间的协定。我回答说，我指的不是口头上的最后通牒，而是使人对德国人与我们的真实关系没有丝毫怀疑余地的实际进攻。列宁在2月17日中央全会上要求对一个假设问题进行表决：“如果我们遭到德军实际进攻，而德国的革命高潮又没有到来，这时，我们是否签署和约？”布哈林和他的同志们在这根本问题上弃权，克列斯京斯基同意他们的立场，越飞投反对票，列宁和我投了赞成票。第二天早晨我对列宁的建议（立即发电通知德国人我们已准备签署和约）投了反对票。但是，在这一天里我们不断收到电报，汇报关于德国人转入进攻，夺取我们的军需品和向德文斯克推进等情况。晚上，我对列宁签署和约的建议报了赞成票。现在，已毫无疑问，德军入侵的事实将会举世皆知。2月21日收到了德国提出的旨在使和约不能签署的新条件。众所周知，当我们的代表团来到布列斯特时，条件变得更苛刻了。我们所有的人，在一定程度上，连列宁在内，产生了印象，认为德国人已经同协约国达成了粉碎苏维埃的协议，并在俄国革命的遗骸上商讨西线停战的问题。如果事情真是这样，显然，我方作出什么样的让步也无济于事了。在乌克兰和芬兰的事件进程有力地使天平倒向战争的一端。每小时都要传来一些坏消息。有消息说，德军在芬兰登陆，芬兰工人已开始溃散。我在走廊里，离列宁的办公室不远的地方碰见了他。他激动万分，无论是在此前，或是此后，我从来没有见他这么激动过。他说：“是的，尽管我们无以应战，也不得不打了。看来，没有别的出路了。”但是，10至15分钟后，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他说：“不，不能改变政策。我们出兵不能挽救芬兰革命，而且无疑会毁了我们自己。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支援芬兰工人，但不离开和平的立场。不知道这是否能挽救我们。但总而言之这是唯一可能得救的道路。即使付出彻底投降的代价是否能得到和平，我对此表示怀疑。但列宁决定在谋求投降的道路上走到底。因为他在中央委员会不占多数，投票结果就取决于我的1票。我决定弃权为保证列宁能以1票的优势取得胜利。我正是这样说明弃权理由的。我考虑，如果投降仍不能求得和平，我们则使党的阵线变为敌人强加给我们的武装保卫革命的战争。在和列宁私下谈话时，我对他说：“我觉得，如果我申请辞去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从政治上说是明智的。”“为什么？我希望我们不使用这种议会制的手法。”“但我的辞职对德国人来说，意味着我们的政策的根本转变，增强他们对我们在这一次是真正准备签订和约的诚意的信任。”列宁想了一下说：“也许这是一条有份量的政治理由。”,2月22日我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作报告说，法国军事代表团对我建议，法国和英国将在我们对德战争中给我们提供援助。我表示可以接受这项建议，当然，是在我们保持对外政策完全独立的先决条件下。布哈林坚持不能与任何帝国主义达成任何协议，列宁坚决地支持了我。中央委员会以6票对5票通过了我的建议。记得列宁口授的决议案是：“全权委托托洛茨基同志接受法国帝国主义强盗的援助以抗击德国强盗。”他永远偏爱不留怀疑余地的表达方式。散会后，布哈林在斯莫尔尼宫长长的走廊里赶上了我，他双手抱住了我，失声痛哭，他说：“我们搞的是什么名堂啊！我们把党搞成了一堆臭大粪。”布哈林向来容易流泪，喜欢流露自然表情。但这一次，情况的确是悲剧性的。革命当时真是处在腹背受敌的绝境之中！3月3日我们的代表团连看也没有看和平条约就签了字。正如克列孟梭事先料到的那样，布列斯特和约就像刽子手的绞索。3月22日德国国会通过了条约。德国社会民主党预先对未来的凡尔赛原则投了赞成票，而独立分子则投了反对票：他们才刚刚开始划那根一无成效的曲线，最终它仍会把他们送回原来的出发点上。回顾走过的道路，我于1918年3月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相当清楚而充分地描述了自己的立场，我说：“如果我们真是要求得到最好的和约条件，那在11月就该同意签署和约。但是没有人（除季诺维也夫外）表示赞成。我们都主张进行宣传，寄希望于德国、奥匈帝国和全欧洲的工人阶级的革命化。但是我们以前同德国人进行的所有谈判只有在人们对它们信以为真时才有革命化的意义。我已经在第三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时对党团通报了关于奥匈帝国前部长格拉茨曾说过：德国只需要随便找点儿借口以便对我们提出最后通牒。他们认为，我们自己硬要授人以提出最后通牒之柄……我们应该尽早签署一切条约，他还说，我们在演一场革命的喜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不签署和约，就会冒失掉雷瓦尔①和其他领土的危险。但签得过早，又会冒失掉全世界无产阶级或其大部分人的同情的危险。我是那些认为德国人大概不会发动进攻的人中的一员，但又认为，如果他们终于悍然出兵，尽管是在更加苛刻的条件下，我们总还来得及签署和约的。”我说：“随着时间的流逝，大家都会相信，我们没有别的出路。”①雷瓦尔是爱沙尼亚首都塔林的旧称。——译注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时李卜克内西在监狱里写道：“无论如何不能认为今天的结局对于日后的发展，要比于2月初在布列斯特投降要更糟。正好相反，这样的投降，最起码说明了先前的所有反抗都是最糟糕的，并且表明这最后的屈服是‘Vishundingrata（出于无奈）’。德国人最后进攻的令人发指的无耻及兽性把一切怀疑彻底排除”(51页)。李卜克内西在战时，当他最终学会在他自己与可敬的、无主见的哈阿兹之间划出一道鸿沟时，异常迅速成长起来。无须说李卜克内西是一位具有忘我的英雄气概的革命者，但是他仅仅把自己造就成一位战略家。这点在个人命运和革命策略的问题上反映出来。他根本不知道考虑个人安全。在他被逮捕后，许多朋友都为他那种忘我的“轻率”而摇头叹息。相反，列宁则永远最最重视领导权的不可侵犯性，他是总参谋部的首长，他永远记得，在整个战争期间，他应该保障统帅部的安全。而李卜克内西是一个亲自率领部队冲锋陷阵的军事首领。部分地出于这个原因他很难理解我们的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战略。他起初希望我们干脆向命运挑战，迎头而上。在那个阶段里，他不只一次地批评了“列宁—托洛茨基政策”，并且对这个根本问题上的列宁路线和我的路线不加任何区分，他这样做是完全有理由的。但在后来，李卜克内西又对布列斯特策略作了另一种评价。在5月初他已经写道：“俄国苏维埃最需要的不是示威、宣言，而是强硬严酷的实力。为此，无论如何，除毅力外还需要智慧和时间。智慧同样是为了赢得时间，即使是最高，最明智的毅力也离不开时间”(102页）。这是对列宁的布列斯特策略正确性的完全肯定。因为它完全是为了赢得时间。真理为自己铺平了道路。但胡说八道也能经久不衰。美国教授费舍尔在他的一本研究介绍苏维埃俄国最初几年的巨著《ThefamineinSovietRussia（苏维埃俄国的饥荒）》里，把苏维埃永远不再进行战争，并且永远不同资产阶级国家签订和约的思想强加给我。这一荒唐方案，费舍尔也同其他人一样，是从季诺维也夫以及他的追随者那里抄袭来的，并且加上了一些他自己也不能理解的东西。我的那些过时的批评家们早就把我的布列斯特建议与一定的时间和地点条件隔裂开来，把它们变成是万能公式，以便更容易把它变为荒谬绝伦的公式。与此同时，他们没有注意到“不战不和”，更正确点说，即不签和约，不进行战争的状态本身并不包含任何反常的东西。今天，我们与美英这两个世界上最大国家的关系也正是这样的关系。当然，这种关系是违反我们意愿的，但这不能使事态有所改变。不过，也有由于我们自己的意志而与之保持不战不和状态的国家，这就是罗马尼亚。我的批评者们把他们认为是荒谬绝伦的万能公式归咎于我时，令人惊讶地对下述事实视而不见，即苏联与许多国家的实际关系仅是这种“荒谬”公式的翻版。列宁本人怎样看待那已成为过去的布列斯特阶段的呢？他总是认为，我们之间的分歧纯属细节，根本不值得一提。他倒是不只一次地谈到关于“布列斯特谈判的重大的鼓动意义（参见1918年5月17日列宁的讲话）。布列斯特和约签署一年之后，列宁在党代表大会上指出：“与西欧以及其他国家的完全隔绝，使我们在判断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可能的速度和形式时，得不到任何客观的材料。由于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导致布列斯特和约的问题在我们党内引起了不少分歧”(1919年3月18日讲话)。还需要问一下，在那些日子里我的那些事后批评者和揭发者又表现如何呢？布哈林与列宁（和我）进行了将近一年的激烈斗争并以党的分裂来要挟。站在他那一边的有古比雪夫①、雅罗斯拉夫斯基、布勃诺夫②以及许多当前斯大林主义的台柱子。季诺维也夫则相反，他要求立即签订和约，放弃布列斯特宣传讲坛。我和列宁一致反对这种立场。加米涅夫在布列斯特时同意我的方案，而到莫斯科之后立即转到列宁一边。李可夫那时还不是中央委员会成员，所以没有参加决定性的会议。捷尔任斯基原是反对列宁的，但在最后投票时站到了他的一边。斯大林持什么立场呢？他还像往常一样，没有任何立场。他在等待，在耍手腕。“老头子还希望和平，”他把头朝列宁那边一点，对我说，“他得不到和平。”然后，他又走向列宁，大概，是对列宁用同样的话说我。他从来不发言，也没有什么人对他的自相矛盾特别感兴趣。我所主要关心的事，就是使我们在和平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尽可能地让全世界无产者了解清楚。毫无疑问，这对斯大林来说，完全是次要的。他感兴趣的是“在一个国家里实现和平”，像后来的“在一个国家里实现社会主义”一样。在最后表决时，他站到了列宁一边。只是在几年之后，出于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需要，他才为自己编造了对布列斯特事件的几个类似于“观点”的东西。①古比雪夫（1888—1935）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历任工农检查人民委员、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最高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1922—23及1927任中央委员，1927年起为政治局委员。——译注②布勃诺夫，安得烈·谢尔盖耶维奇（1884—1940）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历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军事委员会委员、工农红军政治部主任、苏联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译注不值得再谈这些问题了。关于布列斯特和约的分歧我已经讲得够多，不成比例了。但我认为至少还有必要充分揭示一个有争议的事情，以便人们能够看到事情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事后又是如何描述的。我的附带任务之一就是使这些追随者放老实点儿。至于说到列宁，任何一个严肃的人都不会相信，我对他的态度是以德国人所谓的Rechthaberei（固执己见）的情绪为主导的。对于列宁在布列斯特期间的作用，我曾公开评价，并且比任何人都写得多。1918年10月3日我在苏维埃政权高级机构特别联席会议上谈到：“我认为在这权威性的会议上有责任声明，在我们之中的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在怀疑是否需要，或是否允许签署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条约的时刻，唯独列宁同志一个人力排众议，坚定、高瞻远瞩地断言我们应该度过这一关，才能坚持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现在我们应该承认，正确的不是我们。”我用不着等追随者过迟的发现，就承认了列宁政治上的雄才大略在布列斯特和谈的日子里拯救了无产者专政。其实在上面所引的话中，我为别人的错误承担了大部分责任，远比我所应当承担的要多。我这么做，只是为给别人做出榜样。记录员在这地方注上了“长时间的欢呼”几个字。党是想以此来表示理解我与列宁的关系。这种关系与心胸狭窄和妒忌是格格不入的。我十分清楚地意识到列宁对革命、对历史以及对我个人的意义。他是我的导师，这并不意味着我鹦鹉学舌地重复他的话、模仿他的手势。但我跟他学到了独立做出他所做出的决定的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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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章布列斯特和约第三十一章布列斯特和约10月26日，苏维埃大会通过了进行和谈的法令。当时只有彼得格勒还在我们手里。11月7日我通过无线电广播向协约国和同盟国建议缔结全面和约。协约国政府通过各自的代表向总司令杜鹤宁①将军表示，进一步单独媾和将导致“严重的后果”。针对这种威胁，我发表了告全体工人、士兵、农民书，其意义是不容置疑的：我们推翻了本国的资产阶级政权不是为了使我们的军队在外国资产阶级的指挥棒下流血。11月22日，我们签署了从波罗的海到黑海全线中止军事行动的协定。我们再一次向协约国呼吁，请他们和我们一起进行和平谈判。我们没有得到回音，但也没再受到威胁。协约国政府已经有些开窍，了解到点什么了。和谈是从12月9日开始的，即在通过和约法令的半个月之后。这段时间足够协约国政府确定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了。我们的代表团从一开始就提出了关于民主和平基础的纲领性声明。对方要求休会。复会的工作一拖再拖。四国同盟②在起草对我们宣言的复信中经受了重重的内部困难，终于在12月25日做出了答复。四国同盟政府同意了民主和平的方式，即在民族自决的基础上缔结和约，不割地、不赔款。12月28日，在彼得格勒举行了盛大游行，欢迎民主和平。虽然不相信德国人的答复，但仍然把它当作革命在道义上的伟大胜利。第二天早晨，我们的代表团从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给我们带来了苛刻的条件，这是屈尔曼以同盟国的名义提出的要求。列宁说：“为了拖延谈判，必须有拖延的人。”在他的坚持下，我动身前往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应该承认，我一路上简直像是在受刑。陌生的环境和陌生的人总是使我害怕，这里尤甚。我完全不理解那些革命家，他们喜欢担当使臣，并能在新的环境中如鱼得水。①杜鹤宁（1876—1917）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策划人。1917年升任中将。俄历11月3日任最高总司令。11月9日人民委员会决定撤销其职务。革命军队占领司令部后他被打死。——译注②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奥匈、土耳其、保加利亚4国的同盟。——译注以越飞为首的第一个代表团受到了各方面的接待。巴伐利亚的皇太子利奥波德以“贵宾”的规格接待他们。所有代表团都在一起共进午餐和晚餐。霍夫曼将军饶有兴趣地看着那毕岑柯的名字，她曾击毙了萨哈罗夫将军。德国人和我们的代表花插着坐在一起，力图“友好地”套出他们所要知道的东西。第一批代表团成员中有工人、农民、士兵。这是一些临时拼凑起来的人，他们对这种阴谋没有充足的思想准备。有一位农民老大爷在午餐时甚至喝得烂醉。霍夫曼的司令部为战俘出版了一份《俄国信使报》。开始阶段它对布尔什维克非常同情。霍夫曼对俄国战俘说：“我们的读者问我，托洛茨基是个什么人物？”他深情地向他们介绍了我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还介绍了我的德文著作《RusslandinderRevolution（革命中的俄国）》。“整个革命阵营都为他成功的逃跑而欢欣鼓舞！”他继续说：“当沙皇被推翻后，托洛茨基长年流亡刚刚归来不久，就被沙皇的秘密朋友投入监狱。”一句话，再没有比巴伐利亚的利奥波德和普鲁士的霍夫曼那样热情的革命者了。但这段田园诗般的光景没有维持多久，2月7日的布列斯特和谈会议上，田园气氛已经荡然无存。我回顾过去并指出：“德国和奥匈帝国官方报刊所做的过早的恭维，我们表示遗憾，而顺利地进行和谈完全不需要这些。”社会民主党就是在这问题上也成了霍亨索伦和哈布斯堡①政府的傀儡。谢德曼，艾伯特和其他一些人起初试图像保护人似地拍拍我们的肩膀。维也纳的《ArbeiterZeitung（劳动者报）》12月15日充满激情地写道：托洛茨基和布坎南的“决斗”，是当代的一场伟大斗争，它是“无产阶级与资本家斗争的象征”。当屈尔曼和切尔宁在布列斯特狠毒地卡俄国革命的脖子的日子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看到的只是托洛茨基和……布坎南的“决斗”。至今回想起这种伪善仍然令人作呕。哈布斯堡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样写道：“托洛茨基是俄国工人阶级和平意志的全权代表，它正努力挣断英国资本强加在它身上的钢铁—黄金锁链”。而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们却自愿骑在德、奥资本的锁链上协助他们的政府用武力把这锁链强套在俄国革命的身上。在布列斯特最艰难的日子里，当柏林报纸《Vorw?rt's（前进报）》或维也纳的《ArbeiterZeitung》落入我和列宁的眼帘时，我们默默相互指着彩色铅笔勾出的字句，彼此相望一眼，就马上错开了目光，心里为那些先生们感到羞愧，因为无论如何他们在昨天还是我们共产国际的同志啊。谁能自觉地经历这段时期，他就会永远知道，无论政治局势怎样动荡，历史宣告社会民主党已经寿终正寝了。①哈布斯堡王朝于1867—1918年统治奥匈帝国。——译注为了结束这场不伦不类的假面舞会，我在我们的刊物上提出问题：德国参谋部是否对德国士兵们讲了有关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情况呢？我们就这个问题对德国士兵发了号召书。霍夫曼的《信使报》哑口无言。霍夫曼在我到达布列斯特后立即对我们在德国军队中进行宣传提出抗议。我没有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只是建议将军可以继续在俄国军队中作宣传。条件是对等的，其差异仅仅在于宣传的性质。我并且同时提醒他：对一些重要问题我们双方的观点不同，这早已是众所周知了的事，并得到一个德国法院的证明，它在战时把我缺席判处监禁。如此不合时宜的提法，造成了非常尴尬的局面。许多官员都紧张得屏住了呼吸。屈尔曼对霍夫曼说：“您想要发言吗？”霍夫曼道：“不，不必了。”作为苏维埃代表团团长，我决定无情地撕破这最初不知不觉地形成的温情脉脉的关系。通过我们的军事代表告诉他们，我无意拜见他们的巴伐利亚皇太子，并将这点备了案。我以我们要在休息时间开会为借口，要求单独进午、晚两餐。这也被默然接受了。1月27日切尔宁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在午餐前俄国人在托洛茨基的率领下都来了，他们为今后不再一同进餐表示歉意。平时根本就见不到他们了。这次的风向似乎与上次明显不同”(316页）。虚假的友好关系被干巴巴的公事关系所取代。由于当时应该从没有实际意义的初步谈判转到和平谈判的具体问题上来，这样的措施就更为及时。屈尔曼比切尔宁高明，恐怕也比我近年来所接触到的所有其他外交官都要高明。他性格刚强，具有杰出务实的头脑和满肚子的仇恨。这些仇恨他不只是用来朝我们发泄（在我们这里他碰了钉子），也朝他那些尊贵的盟友们发泄。当讨论到被占领土时，屈尔曼挺了挺身子，趾高气扬地说：“感谢上帝，我们德国领土没有一处被任何人占领。”这时，切尔宁伯爵立刻缩成一团、脸色铁青、屈尔曼这番话就是冲着他去的。他们之间的关系根本就不是那种和谐的友谊关系。往后，当问题转到了波斯，它的领土从两面被外国军队所占领。我指出，正因为它不像奥—匈帝国不同，没有与任何一方结成同盟，所以谁也没有理由因为被占领的是波斯领土，不是我们自己的而幸灾乐祸。切尔宁甚至跳了起来喊道：“Unerh?rt（岂有此理）”。这话表面上是冲我来的，而实质是针对屈尔曼的。类似的情况并不少见。正如一个好棋手经常与弱的对手下棋，自己的棋艺也会下降一样。屈尔曼在战时专门在奥—匈、土耳其、保加利亚和中立国的外交仆从的圈子里周旋惯了，一开始就对自己的革命对手估计不足、漫不经心地和对手们打交道。在不少地方，尤其在开始阶段，他那种粗陋的手法和对于对手心理上的无知使我惊讶不已。我初次去会见外交家时，心里感到忐忑不安。我在前厅的衣架旁碰见了屈尔曼。我不认识他，他作了自我介绍，接着加上一句：对我的光临“十分荣幸”，因为同主子打交道，总比同他的使臣打交道要好一些。从他的面部表情看来，他似乎很满意自己专投爱出风头的人之所好的“微妙”一招。我却有这样的感觉，好像是踩上了什么脏东西一样，不由得向后退了一步。屈尔曼明白了自己的失误，谨慎起来，他的语调也变得干涩了一些。不过这并没有妨碍他当着我的面用类似的手法对待土耳其代表团首脑、一位老宫廷外交官。屈尔曼在给我介绍他的同事时，等到土耳其代表团退下的当儿，他机密地低声耳语，但显然是用存心使对方听到的声音说：“这是欧洲最好的外交家。”我把这事告诉越飞。他笑着说：“屈尔曼初次和我见面时搞的也是这种名堂。”屈尔曼给他“最好的外交家”的虚名来补偿实际上的勒索。也许屈尔曼想以此达到次要的目的，要让切尔宁知道，他决不认为切尔宁是仅次于他的最好的外交家。据切尔宁说，12月23日屈尔曼曾告诉他：“皇帝陛下是德国最英明的君主。”应该假定，这句话与其说是说给切尔宁听的，还不如说是说给皇帝听的。在把阿谀之词转达给被阿谀者时，外交家们无疑是在彼此相互效劳的。Flattez,flattez,ilenresteratoujoursquelquechose（阿谀奉承的人总有便宜可占）。我还是第一次同这个圈子里的人物直接接触。无须赘述，我从来没有对他们抱有幻想。尽管我已猜到他们并非出类拔萃之辈，但应该承认，我还是把他们的水平看高了。我从第一次会见时所得到的印象，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他们小看别人，对自己也看得不重。说到这里，讲下面一段情节也许不算多余。在维克多·阿德勒（在那些日子里他千方百计地向我表示他的同情）的倡议下，切尔宁伯爵建议顺便把我的藏书运回俄国去。我的这批藏书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留在维也纳的。它是我在侨居中收集到的大量俄国革命文献，有一定的价值。我还没有来得及向外交官表示有分寸的谢意，他立即要求我关照一下两个奥地利战俘，似乎他们在我们那里受到虐待。从藏书这样直截了当、要我说则是露骨地转到俘虏——需要指出当然不是什么士兵，而是接近切尔宁那个圈子里的军官——实在是无礼。我冷淡地回答说，如果切尔宁所提供有关俘虏的情况是属实的话，我自有责任做我应做的一切，但这个问题与我的藏书问题毫无瓜葛。切尔宁在他的回忆录里相当正确地转述了这段情节。他绝不否认企图把俘虏和藏书问题联系起来。相反，他认为这样做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他用一句双关语结束他的故事：“他想得到他的这批藏书”(320页)。我只需加上一句，在我收到藏书之后，立即把它们转交给莫斯科的一所学术机构了。历史环境造成了这样的情况，有史以来人类最革命制度的代表团不得不与统治阶级中最反动的集团共坐在同一张外交谈判桌前谈判。我们的对手对同布尔什维克谈判的爆炸性力量是如何害怕，下述事实可资佐证：他们宁愿中断谈判，也不愿意把谈判转移到中立国去。切尔宁在他的回忆录中直言不讳地说：布尔什维克在中立国家能得到国际友人的帮助，肯定会把主动权抓到他们手里。他以在中立国中英、法两国立刻会展开“或公开的，或幕后的”阴谋活动为借口，正式予以拒绝。我回答他说，我们的政治根本无须幕后活动。因为这种老式外交武器连同许多其他东西早就在10月25日胜利的起义中被俄国人民彻底抛弃了。但是我们不得不向最后通牒妥协，并留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除去在老城一侧被德军司令部占用的几座建筑物外，几乎没有其他建筑物了。整座城市被沙皇军队撤退时在孱弱的愤懑下一把火烧光了。大概就是因为这点，霍夫曼把自己的司令部设在这里，以便容易控制这座城市。生活条件也像食物一样特别简单。做招待工作的是德国兵。对他们而言，我们是和平使者，他们对我们满怀希望。司令部所在地的周围有高高的铁丝网通向各方。在早晨散步时，我见到一个告示牌上写着：“俄国人到此格杀勿论”。这是对俘虏而言的。我自己问自己，这告示是否也是针对我的；我们不是也处在半俘虏状态中吗！于是，就转身回去了。一条很好的战略公路穿过布列斯特。在头几天我们乘坐司令部的汽车出去兜风。代表团中一个成员在兜风中与德军士兵发生了冲突，霍夫曼写信对我诉说这事。我答复说，我们今后谢绝使用提供给我们的车辆。谈判继续拖延。我和我的对手们都用直通线路与各自的政府联系。线路时常发生故障，这些故障是由于自然因素，还是对手为了力求赢得时间而引起的人为损害，我们无法验证。会谈经常中止，有时长达数天之久。我在一次休会期去了一趟华沙。城市生活在德军刺刀下，居民们对苏维埃外交人员的兴趣很大。但表现得很谨慎；谁也不知道这会招致什么结果。谈判的拖延对我方有利，为了这个目的我才亲自来布列斯特的。但我不把这方面的任何功劳归于自己，我的对手们尽一切可能帮助了我。切尔宁在他的日记中笔调低沉地写道：“时间有的是，不是土耳其没有作好准备，就是保加利亚，再不就是俄国人拖拖拉拉——于是，会议一再推迟，或是刚刚开始就再次中断。”当奥地利在与乌克兰代表团谈判中遇到了难题时，它又把谈判拖延下去。当然，这一切并不妨碍屈尔曼和切尔宁在公开发言中一味谴责俄国代表团拖延谈判。我对此提出了坚决的抗议，但毫无效果。半官方报纸（那时候除一些非法传单外，所有报刊都是半官方性的）对布尔什维克的拙劣恭维，在谈判结束时已踪迹皆无。例如((T?glicheRundschau（每日观察报）)不仅抱怨说：“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为自己设立了讲坛，他的声音从那里传遍世界”，要求尽快结束这种现象，并且公然宣称，“无论是列宁，还是托洛茨基都不希望和平。显然，对他们来说，和平预示的不是绞架就是监狱。”社会民主党刊物的调子大致也是如此。谢德曼们、艾伯特们和司坦姆费尔们认为我们的主要罪责在于把希望寄托在德国革命上。这些老爷们做梦也想不到，几个月后革命揪住他们的脖领子把他们拖上了权力的宝座。在长期不看德文报纸后，我在布列斯特兴致勃勃地阅读德国报纸。这些报纸对布列斯特谈判的报导煞费苦心，别有用意。单靠这些报纸不能占满全部时间，我决定更充分地利用这一点不得已的闲暇。可以预料到，这在短期内是不会再度得到的。我们代表团中有几个很好的沙俄国家杜马的速记员。我开始凭记忆口授十月革命的历史概述。这样口授几次之后，竟集成了一本首先为外国工人写的小册子。它对他们说明所发生的一切事件是绝对必要的。我和列宁不只一次谈到这问题，但我们都没有时间去做这项工作。我根本未曾料到，布列斯特竟会成为我写作的地方。当我把写好的有关十月革命的手稿带回来时，列宁确实欣喜异常。我们一致认为该书是今后对这个苛刻的和约进行革命复仇的朴实保证之一。这本小册子很快就译成十几种欧亚文字。尽管共产国际所有各党（从俄国共产党起）都将此书一版再版，但仍不妨碍在1923年后，追随者们宣布它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大毒草。目前它被列在斯大林的禁书目录之中。热月政变的思想准备可以在这个次要的事件上部分地表现出来；要使热月政变获得成功，必须首先切断十月革命继承性的脐带……对方的外交官员同样也在寻找充实他们过于长久的布列斯特闲暇的方式。我们从切尔宁伯爵的日记中知道，他不仅打猎，还为了扩大视野阅读了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回忆录。他拿布尔什维克与雅各宾派对比，希望从中得出令人欣慰的结论。这位哈布斯堡外交官写道：“夏洛特·科尔黛①说：‘我杀的不是人，而是野兽’。这些布尔什维克也将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可是谁能知道，会不会再出来一个托洛茨基的克星科尔黛呢？”(310页）。当然，我不可能知道在那些天里这位笃信宗教的伯爵为拯救灵魂所做的思考，但我乐于相信它们的诚意。①夏洛特·科尔黛（1768—1793）法国女贵族。吉伦特党的狂热拥护者。她潜入马拉的寓所，将他刺死，因此被判死刑。——译注德国人的外交活动，乍看起来简直令人莫明其妙，不知道它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它在12月25日提出了自己的民主原则，难道就是为了在几天之后显示出它的豺狼胃口吗？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屈尔曼倡议的关于民族自决问题的理论争议，对德国政府而言，至少也是危险的。霍亨索伦王朝的外交官在这条路上不可能获得多大的声望，这是它自己早就该清楚的。因此，屈尔曼就必须千方百计证明：占领波兰、立陶宛、波罗地海沿岸各国和芬兰，对德国来说，就是这些民族的“民族自决”形式，因为它们的意志是通过德国占领当局建立的“民族”机构来表达的。想证明这点并不容易。但屈尔曼不肯认输，他纠缠不休地问我，难道我不承认海得拉巴德的尼赞①是印度人意志的表达者吗？我回答说，在印度最重要的事就是英国军队滚出去，此后，这位尊贵的尼赞连24小时都未必能维持下去。屈尔曼不礼貌地耸了耸双肩，霍夫曼将军不满地哼哼了几声，声音响得整个大厅都能听到。译员在翻译，速记员们在记录。争论无止无休地继续着。①尼赞系公元1724—1750年印度海得拉巴德公国的世袭君主的称号。——译注德国外交行动的秘密在于屈尔曼大概早已料定我们准备同他合作。他的如意算盘大致是这么打的：布尔什维克通过争取和平而夺得政权，而只有在签订和约的条件下才能保住政权。当然，他们将被民主规则束缚手脚。但是，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外交家的存在呢？他，屈尔曼将把经过得体的外交翻译的革命公式还给布尔什维克，而布尔什维克使他有可能在改头换面的形式下占领一些外省土地和民族。于是世人将认为德国的侵略得到了俄国革命的赞成。布尔什维克则得到和平。毫无疑问，屈尔曼的失误是我们的自由派、孟什维克和民粹党促成的。他们事先把布列斯特和谈描绘成一出预先分配好角色的喜剧。当我们明确地向布列斯特谈判对手表示我们的立场是各民族之间共同生存的原则，而不是做什么伪善的幕后交易。而陷于自己原来立场不能自拔的屈尔曼几乎把我们的行为看成是破坏他想象中的默契，他无论如何也不愿放弃他12月25日的民主原则的基础。他打算用自己出类拔萃的诡辩术硬要在世人面前证明：白与黑二者之间并无不同之处。切尔宁笨拙地辅助屈尔曼，按照后者的要求在紧急关头提出一些生硬的、厚颜无耻的声明，借以掩饰自己的虚弱。但是霍夫曼将军却为谈判引进了新鲜的调子。他对外交手腕毫无好感，好几次把他的军靴放到人们正围在四周展开辩论的那张长桌面上。我们一分钟也没有怀疑过，这些谈判中唯一严肃而现实的就是霍夫曼的靴子。但是，有时候将军也参与到纯政治的辩论中去。不过他有他自己的作法。一天早晨，1月14日，这位被关于民族自决问题冗长的夸夸其谈激怒了的将军拿着公文包来到会场。包里面装满了俄文报纸，其中大部分是具有社会革命党倾向的报纸。霍夫曼能熟练地阅读俄文。他用简短而生硬的语调，又像申斥又像下命令地谴责布尔什维克压制言论和集会自由，破坏民主原则，并以完全赞许的口吻援引了俄国恐怖主义政党的文章，该党从1902年起曾把不少霍夫曼的俄国同志送进了另一个世界，将军愤怒地揭露我们的政府依靠的是暴力。这些话能从他的嘴里说出来，真可以说是妙不可言。切尔宁在他的日记里作了如下的记载：“霍夫曼发表了他那不幸的演说，他曾为此准备了好几天，并为它的成功沾沾自喜”(322页）。我答复霍夫曼说：“在阶级社会里一切政府都依靠暴力。区别仅仅在于霍夫曼将军使用镇压手段是为了保护大私有财产者，而我们是为了保护劳动者。和谈会议在几分钟的时间内变成了对初学者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小组。我说：“在我们的活动中使其他国家政府害怕并反感的是，我们逮捕的不是罢工者，而是那些搞联合停业使大量工人失业的资本家。还有这一事实，我们不是枪毙那些要求土地的农民，而是逮捕那些企图枪杀农民的地主和军官。”霍夫曼的脸色涨得发紫。每逢出现这种情况时，屈尔曼总是幸灾乐祸、殷勤地问霍夫曼是否就这问题再说几句话，将军则断然拒绝说：“不，够了”，并愤怒地望着窗口。和霍亨索伦王朝、哈布斯堡、苏丹①和科堡王朝②的外交官以及海陆军将领们一起讨论革命暴力的作用，的确是别有风味。一些佩带勋章的勋爵老爷们在谈判中只会不解地用眼睛一会儿看看我，一会儿看看屈尔曼或切尔宁。他们只求有什么人看在上帝的面上，给他们解释一下这一切到底应该怎样理解。显然，屈尔曼在背地里曾开导他们，说我们的存在不过只是几个星期的事。应该利用这短短的时机来签好“德国的”和约，而它的后果将由布尔什维克的继承人来承担。①苏丹系某些伊斯兰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称号。这里指土耳其统治者。——译注②科堡王朝（萨克森—科堡—哥达）1908年起为保加利亚沙皇的王朝。——译注在原则性的讨论方面，我的立场比屈尔曼的立场有利；而在军事方面，则霍夫曼比我有利。这就是为什么当屈尔曼徒劳地企图赋予建立在军用地图的和平以建立在某些原则上的和平的假象时，霍夫曼不耐烦地竭力把问题引向实力对比方面的原因。屈尔曼为了缓和霍夫曼声明的意义，他说，军人说话必然要比外交官说话更强硬一些。我回答说：“我们俄国代表团的成员都不属于外交学派的，算作革命的战士更恰当些。”因此，我们更喜欢军人的粗鲁语言。不过需要说明一点，屈尔曼本人的外交礼节也相当有限。他为他自己制定的任务，没有我方的合作……显然是无法解决的，可我们就是不合作。我对屈尔曼解释说：“我们是革命者，但也是现实主义者。我们喜欢直接使用吞并这个词，而不愿意用其他什么词来替换这个名符其实的称呼。”如果屈尔曼偶然丢开他的外交假面具，而恶毒地咒骂起来，这是不足为奇的。他说：德国真诚地为恢复与强大的东方邻国的友好关系。他说这话时的语气我至今仍记得，“强大的”这个词是用挑衅、讥讽的语调说出来的，以致使他的盟友们都为之颤抖。切尔宁尤其害怕谈判破裂。我接受了他的挑战，重提我在第一次发言中所讲过的话，我在1月10日说过，“我们没有可能，也不愿意来争论这一状况，即我们的国家被不久前才被推翻的统治阶级的政策搞得虚弱不堪。但是一个国家的世界地位不仅仅凭今天的技术机构的状态来决定，还应该看到它的内在的可能性，正好像德国的经济实力，不能单单根据其粮食生产工具今天的状况来衡量一样。一项远见卓识的政策以发展趋势和内在力量为依据，这种力量一旦觉醒，迟早有一天会显示出自己强大的力量。”此后，不到9个月，1918年10月3日，我在全俄中共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提到了屈尔曼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的挑衅，我说：“对当前德国正在遭受的巨大灾祸，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感到幸灾乐祸。”无须论证，这次灾难的祸根大部分是德国的文武外交官在布列斯特种下的。我们提出的问题越准确，霍夫曼对屈尔曼就越占有优势。他们俩，尤其是将军已不再掩饰彼此之间的对立。在一次答复他的又一次攻击时，我别无用心地提到了德国政府。霍夫曼立即用由于仇恨而嘶哑的声音打断了我说：“我在这里代表的不是德国政府，而是德国最高统帅部。”他的话音很像石块打碎玻璃的声响。我用眼睛扫了一下桌子对面的对手们。屈尔曼坐在那里脸都气歪了，两眼看着桌布下面。切尔宁的脸上窘困和幸灾乐祸交替出现。我回答说：我不认为自己是来裁定德意志帝国的政府与其最高统帅部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但我受全权只同德国政府进行和谈。屈尔曼咬牙切齿地将我的声明备了案，并表示同意。夸大外交与统帅部之间的分歧当然是太天真了。屈尔曼证明占领区通过自己享有全权的民族机关已经做出了有利于德国的“自决”。霍夫曼则从他那方面解释，在这些地区缺少全权机关就谈不到德军撤出的问题。理由虽然各异，然而实际结论却是一致的。在这个问题上屈尔曼耍了些乍看起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手腕。在冯·卢森堡宣读的对我们所提的一系列问题的复信中说：德军在西部战线停战以前是不会从占领区撤军的。据此我得出结论，德军要在战后撤军，并要求确定日期。屈尔曼进入了极度亢奋的状态。显然，他是指望他的外交辞令能起麻痹作用。换句话说，他企图用一句双关语来掩饰吞并的目的。当达不到这目的时，他在霍夫曼的协助下宣称不问停战之前或之后军队概不撤退。我见到没有希望取得成就，在1月底试图得到奥匈帝国政府的同意，前往维也纳与奥地利无产阶级的代表进行磋商。可以想象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对这次旅行有多么害怕。当然，我的要求被拒绝了。理由是那么不可思议，即我没有受全权进行这种谈判。我给切尔宁写了如下信件作为答复：“部长先生阁下！兹附上贵国宫廷枢密官查克伯爵本月26日来函的副本，该函当系阁下对我于本月27日电报的复文。为此我谨通知阁下，尊函拒绝批准我为实现民主和平前往维也纳与奥地利无产阶级代表谈判，我已将其备案。我不得不明确指出：复函以表面理由掩饰其不愿让俄国工农政府代表与奥地利无产者直接进行谈判之实。至于函件声称我没有进行此项谈判之全权。这一借口无论形式上还是实质上均属不当。为此我请部长先生阁下注意，有关我的权限内容及性质完全应由敝国政府决定。”谈判的最后时期，屈尔曼和切尔宁手中掌握的王牌是独立的并仇视莫斯科的基辅拉达①的出场。它的首领是克伦斯基分子的乌克兰变种，他们丝毫不逊色于他们的大俄罗斯的典范人物，只不过更土气一些罢了。拉达的布列斯特代表天生就是任凭资产阶级外交官任意牵着鼻子走的。不仅是屈尔曼，连切尔宁都俯就嫌恶地搞这套勾当。民主党中头脑简单的人见到霍亨索伦和哈布斯堡的殷实公司这么看重他们，就感到有些飘飘然了。乌克兰代表团首领卢博维奇依次说了他的简短答话，就小心翼翼地把黑色大礼服长长的前襟撩到两侧坐到椅子上，不由得担心可别被自己的心中沸腾的喜悦之情所融化。①拉达系1917—1918年间乌克兰的一些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的名称。——译注切尔宁在他的日记里说，他鼓动乌克兰人向苏维埃代表团发表公然敌对的声明。乌克兰人却做过头了，在短短的一刻钟的时间里，他们的发言人喷出了一大堆粗鲁、蛮横无礼的言词，使认真的德国译员陷入困境，他很难按照这个音叉调整自己。哈布斯堡的伯爵在描写这个场面时对我惊慌失措加以渲染：面色苍白、颤抖不止、渗出滴滴冷汗。如果抛开那些夸张之词，则应该承认这场面确实是很沉痛的。不过沉痛完全不在于切尔宁所设想的那种，即我们的同胞当着外国人的面羞辱我们。不，不可容忍的是，不管怎么说，他们总还是革命代表，竟会在蔑视他们的骄横贵族面前如此疯狂地自作自贱。华丽词藻掩饰的卑下行径，受宠若惊的奴婢态度从这些一瞬间附在政权上的不幸的民族民主主义者嘴里喷涌而出。屈尔曼、切尔宁、霍夫曼以及其他一些人贪婪地喘着气，活像跑马场上把赌注下在看好的马上的赌徒一样。乌克兰代表团的人每说一句话都要看看自己的保护人，为了得到鼓励，他们逐字读着经他们集体劳动了24小时才准备好的充满了谩骂的纸片。的确，这是我不得不忍受的一个最难堪的场面。但在侮辱和幸灾乐祸的眼光交叉扫射下，我毫不怀疑这批过分忠心的仆从们马上就会被得意洋洋的老爷们踢出们外，而后者自己也将很快从他们盘据了几百年的地位上被清除出去……在这时期，苏维埃革命军队胜利地在乌克兰向前推进，打开一条通往第聂伯河的道路。正好在这一天，当脓包彻底熟透，并在了解到乌克兰代表与屈尔曼和切尔宁达成出卖乌克兰的协议时，苏维埃军队占领了基辅。拉达委员会打直通电话询问有关乌克兰首府的情况，在中继站上的德国话务员分不清谁在问话，就回答：“基辅完了。”2月7日我把列宁发来的电报通知同盟国的代表团。电报内容如下：苏军在1月27日开进基辅；众叛亲离的拉达政府逃之夭夭；乌克兰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已迁入基辅；乌克兰政府已同意与俄国结成联邦，并在内政与外交政策方面保持完全一致。在最近一次会议上我对屈尔曼和切尔宁说：与他们达成协议的代表团的政府，其全部领土只限于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根据条约这个城划归乌克兰）。但德国政府，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德军统帅部此时已决定派军队占领乌克兰。同盟国的外交只须要为德军准备好通行证。而鲁登道夫为霍亨索伦王朝的军队进行垂死挣扎做了非常出色的准备工作。在那些日子里，一所德国监狱关着一个人。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家指控他是个疯狂的乌托邦主义者，而霍亨索伦王朝的法官则指控他叛国。这个被逮捕的人写道：“即使到了以屈辱的投降谋得和平的地步，布列斯特的结果也不会等于零。由于俄国代表团，布列斯特成了声传遐迩的革命讲坛。它揭穿了同盟国，揭露了德国的贪婪、欺骗、狡诈和伪善。它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大多数的和平政策（它与其说是伪善的，不如说是卑鄙无耻的）宣判了死刑，它有力量解放各个国家的群众运动。这出悲剧的最后一幕——反革命的武装干涉，将使社会主义的每一根纤维震颤。时间会揭示，对目前的胜利者来说，这次播种正在酝酿成熟的是什么样的收获。这样的收成他们是不会喜欢的”（卡尔·李卜克内西：《政治札记》，行动出版社1921年版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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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在莫斯科第三十章在莫斯科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使我离开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声明失去了政治意义。这时候契切林①从伦敦回来做了我的副手。我和契切林早就认识了。在第一次革命的年代里，他放弃了外交官加入社会民主党。他是孟什维克，全心全意投入到党在国外的“支援团体”工作之中。在战事开始时，他持护国主义立场，并试图用他的大量伦敦信简论证这一立场，其中有一、二封信是针对我的。他很快就转到国际主义者方面来，成了我在巴黎办的《我们的言论报》的积极撰稿人。后来他被关进英国监狱。我曾要求释放他，由于谈判一拖再拖，我以镇压英国人相威胁。对此，英国大使布坎南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在托洛茨基的论据中毕竟也能找到一些公允之处。如果我们认为有权逮捕在决心继续作战的国家里进行和平宣传的俄国人，那么，他当然也有权逮捕那些在希望和平的国家中进行战争宣传的不列颠臣民。”契切林终于获释了。他来到莫斯科的时机再巧也没有了。我如释重负地把外交的舵轮交到他手里，就不再到那里去了。契切林偶尔也给我打电话商讨问题。直到3月13日才公布了我辞去外交人民委员的公告，同时发布了任命我为军事人民委员并担任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公告。最高军事委员会是不久前根据我的提议建立的。①契切林，格奥尔吉·瓦西里耶维奇（1872—1936）苏联国务活动家。1918—1930年间任外交人民委员。——译注这样一来，列宁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我因为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的分歧而提出辞呈。他只是利用它来实现他最初的意图，只不过根据局势的需要稍加变通而已。由于国内敌人已经从阴谋活动转向组织部队并拉开战线，列宁希望我出面主管军事。现在他争取到斯维尔德洛夫的支持。我想推辞。列宁进攻了：“让谁当，你提个人！”我思考了一阵，只好同意了。我是否有军事方面的素养呢？当然没有。我当年连在沙皇军队中任职的机会也没有，应服军役的那几年我是在监狱、流放和流亡国外中度过的。1906年法院褫夺了我的公民权和服役权。在巴尔干战争中我先后在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后来在罗马尼亚过了几个月，那时我才稍稍接触到军事问题，但这种研究仍是政治性的，而不是纯军事性的。世界大战迫使全世界（我也包括在内）都去研究军国主义问题。在《我们的言论报》的日常工作和为《基辅思想报》撰稿，促使我把新知识和新的观察所得系统化。但问题首先在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而军队则是政治的工具。军事的组织问题和技术问题，对我来说，仍是次要的。但是我对军队在军营、交通壕、战场、野战医院中的心理学却非常感兴趣。这在后来非常有用。在议会制国家里，有不少律师、记者担任陆海军部长之职。他们也像我一样，在此之前只是从编辑部（只不过比我的编辑部舒适些）的窗口里观察军队。但是两者之间的差别仍是很明显的，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问题只是维持现成的军队，也就是说，其实质是仅仅在于对独立的军国主义体系进行政治掩护。而我们的工作是彻底清除旧军队的残余，并在烈火的考验中创立一个崭新的军队取而代之。这支军队的组建方案，当时在任何一本书中都找不着可供参考的材料。这一点足以说明我为什么对领导军事工作信心不足。我之所以同意担任此职，也只是因为否则就没人能够胜任。我并不认为自己是战略家，并对党内因革命引起的对战略不求甚解的态度的泛滥毫不宽容。在三大战役：与邓尼金①作战；保卫彼得格勒；与毕苏斯基②作战中我曾采取独立的战略观点并为之与司令部和中央委员会中大多数人发生分歧。但在这些场合中我的战略思想主要还是由政治和经济因素决定的，而不是从纯战略角度决定的。但需要说明一点，大的战略问题，非如此是无法解决的。①邓尼金，安东·伊万诺维奇（1872—1924）国内战争中反革命武装的主要组织者之一。曾任“志愿军”司令，总司令等职。——译注。②毕苏斯基（1867—1935）波兰独裁者、元帅，后又为国家“元首”。1920年领导反苏军事行动，1926—1928和1936年担任总理。——译注。我职务上的变动正好在政府所在地迁移的时候。中央政权迁往莫斯科，无疑是对彼得格勒的一个打击。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迁都，带头的是此前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的季诺维也夫。卢那察尔斯基也支持他。卢那察尔斯基在十月革命几天之后，因不愿承担（虚构的）破坏（臆想的）莫斯科圣瓦西里教堂的责任而退职。复职后，却再也不愿意离开这作为“革命象征”的斯莫尔尼宫。其他一些人提出了较为实际的理由，而大多数人主要是怕因此给彼得格勒的工人留下不良印象。敌人散布谣言，说我们要把彼得格勒交给威廉皇帝。而我和列宁则认为政府迁往莫斯科，不仅是为了确保政府的安全，也保障了彼得格勒的安全。一举歼灭革命的首都和它的政府，对德国或协约国来说，不能不是非常大的诱惑。如果政府迁出，单单夺取一个饥饿的彼得格勒则另当别论。最后，一切反对意见都被说服，中央委员会大多数人都赞成迁都。1918年3月12日政府向莫斯科出发。为了缓和贬低十月革命的首都的印象，我在彼得格勒又逗留了一星期或10天。在我动身时，铁路行政机构又使我在车站上多耽搁了几个小时。那时怠工现象有所减少，但仍很厉害。我在任命我为军事人民委员的第二天到达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中世纪的城墙和无数镀金的弯顶，使它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堡垒显得有些不伦不类。诚然，贵族女子中学的校址斯莫尔尼宫也不是为工人、士兵、农民代表而修建的。在1918年3月以前我从没有到过克里姆林宫，对莫斯科也不熟悉。只有一栋建筑物——布特尔羁押解送监狱除外，1898—99年寒冷的冬季我在它的塔楼里度过了6个月。作为参观者我可以静观欣赏克里姆林宫的古风，伊万雷帝宫和多棱宫等等。但我们却是要在这里长期居住。历史上的两极，两种不调和的文化如此密切地朝夕接触，使人感到既惊奇，又好笑。坐车沿着木块铺的路面驰过尼古拉宫时，我不止一次斜视那炮王和钟王。莫斯科的阴沉和野蛮从钟王的缺口和炮王的炮口中呈现出来。哈姆雷特王子如果来到此地也会再次吟诵：“时间之链既断，何必生我将它连接。”但我们身上没有丝毫的哈姆雷特气质。甚至在讨论颇为重要的问题时，列宁往往只给每个发言人两分钟的时间。而思考这个落后国家发展的矛盾只能有一分半钟，决不会更多，那是当你沿着与克里姆林宫的过去相交的路从一个会场赶去参加另一个会议的时候。娱乐宫对面的骑士楼在革命前是克里姆林宫宫廷官员的住所。这座楼的整个底层都被宫庭警卫长占用。现在他的住房已被分割成若干份。我和列宁住在走廊两边的屋子里，合用一个餐厅。那时，克里姆林的伙食非常糟糕，面粉和糁子都是带砂子的，没有鲜肉，只能吃腌肉，只有红鱼子酱因为停止出口而供应很充足。这从来不缺少的鱼子酱，不仅仅在我一个人的记忆中点缀着革命后的头几个年头。圣救世主塔楼上的音乐钟已被改装。现在老钟楼每隔15分钟奏一次缓慢而低沉的《国际歌》，不再是《上帝保佑沙皇》了。圣救世主钟楼下的汽车通道是一条拱顶的隧道，隧道顶上有一尊古老的圣像，像框上的玻璃已被打碎，圣像前的长明灯也早已熄灭。每当乘车从克里姆林宫出来，眼睛总要看到那圣像，耳朵却听着上面奏出的《国际歌》声。在钟楼顶上依然高高矗立着镀金的双头鹰，只是它头上的皇冠已被摘下。我建议在鹰的上面加上锤子和镰刀，以便在高高的钟楼上能看出时代的断裂，但总是没有时间去完成。我和列宁每天要在走廊里碰头十几次，还彼此到对方的房间里讨论问题、交换意见。一次交换意见要用上10分钟左右，有时甚至长达一刻钟。这对我们两人来说，已经是一个很长的时间了。列宁在那段时间里十分健谈，当然这是与列宁本人平日相比而言的。那么多的新事物，面临着那么多我们对之一无所知的东西，不得不调整自己和别人以求适应新的环境。因此，有必要从特殊到一般，再从一般到特殊。由于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和约而发生的矛盾的乌云已经消散得无影无踪，列宁对我本人和我的家属特别亲切，他经常在走廊里拉住我的孩子们一同玩耍。我房间里摆着一套卡累利阿桦木①家具。在壁炉上方挂着一只雕着爱神阿摩尔和普绪刻的自鸣钟，发出银铃般的报时声，从每张扶手椅上都散发出贵族老爷的悠闲气息，对工作来说很不合适。好在我回寓所的时问有限，尤其在头几年里，我只是从前线回莫斯科的短暂时间里才在这里住上几夜。①一种花纹极美的名贵桦木。——译注几乎是从彼得格勒到达莫斯科的第一天，我和列宁站在卡累利阿桦木家具间谈活。阿摩尔和普绪刻的一阵锐耳歌声扫断了我们，我们彼此相视，似乎有着同样的感受：过去的幽灵隐藏在角落里偷听我们的谈话。我们在它的包围之中，而我们对它毫无敬意，也没有敌意，只是有些揶揄罢了。当然说我们已经习惯了克里姆林宫的陈设是不正确的。因为在我们生存条件中的变动过于迅速剧烈，根本没有时间去“习惯”。我们斜眼望着这些陈设，暗自揶揄、鼓励地对阿摩尔和普绪刻说：你们料不到我们会来吧？没办法，只好习惯我们吧！我们要使环境习惯我们。低级服务人员全部都留用了。他们看到我们有点害怕。这里的制度很严格，完全是农奴式的。仆役的职务也是世代相传的。在无数克里姆林宫仆役和各种勤杂工中有不少是伺候过几代沙皇的老仆役。斯图皮申老头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身材不高，脸刮得光光的，是个忠于职守的人，当时，所有的仆役都怕他。目前年轻的一辈对他的态度中既有往日的尊重，又带有新时代的挑战。他不知道疲倦地在走廊里忙来忙去，摆正坐椅，掸掉灰尘，努力维持旧日的秩序。午餐总是盛在宫庭专用的双头鹰盘子里的稀菜汤和夹杂着壳的荞麦粥。谢辽沙轻声对母亲说：“你瞧，他在干什么？”小老头像影子似地在座椅后面走来走去，把每只盘子都要稍稍转动一下。谢辽沙首先猜出：他是把盘子边上的双头鹰正对着客人的脸。“您注意到斯图皮申老头了吗？”我问列宁。“怎么会没注意到，”他微带嘲讽地回答道。这些被连根拔起来的老头有时很叫人可怜。斯图皮申很快就对列宁十分依恋。后来当列宁搬到离人民委员会更近的住处去后，他转而依恋我和我的妻子，因为他注意到我们很珍视秩序和尊重他的操劳。服务人员很快就被全部解散。年轻一辈迅速地适应了新秩序。斯图皮申不愿意退休，就在改为博物馆的大宫殿里当管理员。他还是常到骑士楼来“探亲”。后来，每当召开代表大会或国际会议时，斯图皮申在安得烈大厅前的宫里值班，他把周围又搞得井井有条。他完成的是沙皇或王公接见仪式的老一套工作，不过现在是为共产国际服务罢了。他和圣救世主钟楼的命运一样，从奏沙皇颂歌改为奏革命颂歌。那时，妻子经常给他送去一些小礼品。他为此感激涕零。1926年老头在医院里安详辞世。苏维埃莫斯科以一片混乱迎接我们的到来。原来这地方有它自己的人民委员会，主席是历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他是世上所有人之中最不能胜任这项工作的人。莫斯科人民委员会的政权管辖着整个莫斯科区。但它的边境谁也无法确定：北至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南到库尔斯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莫斯科发现了一个政府，其权力（不过是相当成问题的权力）扩展到苏维埃领土的主要地区。莫斯科与彼得格勒的历史性对抗延续到十月革命之后：莫斯科一度是个大庄园，而彼得格勒则是一个城市；莫斯科是地主—商人的城市，彼得格勒是文武官员的城市；莫斯科是慷慨好客的、斯拉夫气派的道地的俄国城市，它是俄国的心脏，而彼得堡则是无个性的、自私自利的西欧派城市，它是官僚主义国家的神经中枢；莫斯科是纺织业发达的城市，而彼得格勒则是冶金城。这样的对比是它们之间实际差别的文学性夸张。我们立刻感觉到了这点。地方主义在莫斯科本地的布尔什维克中蔓延。为了调和与莫斯科人民委员会的相互关系，组织了一个以我为领导的委员会。这是一项有趣而奇特的工作。我们耐心地把一个州一个州的委员会分开，把属于中央的权力收回。随着这项工作的进展，发现第二个莫斯科政府没有存在的必要。莫斯科人自己也承认必须消除他们的人民委员会。莫斯科时期是继续建立国家并组建国家管理机构的时期，这在俄国历史上是第二次。现在对那些仍继续用一般性宣传大纲来回答一切问题的人，列宁已失去耐心。他把他们撇在一边，挖苦甚至嘲笑他们：“老兄，您怎么啦，莫非还留在斯莫尔尼宫吧吗？”列宁责怪的话中严厉和温厚各参其半。他又打断言不对题的发言人说：“还是斯莫尔尼宫的那一套。请您记住，我们已经不在斯莫尔尼宫了。我们已经前进了。”在需要为明天作准备时，列宁从不吝惜用过激的言词驱赶昨天。在这件工作上我和他携手共进。列宁是一丝不苟的，而我则更加刻板。我们对懒散、不守纪律、放任自流进行了不倦的斗争。为了根除迟到早退、不能按时开会的现象，我制订了严格的规则。我们就这样一步步地由混乱走上了秩序的轨道。在解决原则问题或由于有关部门之间冲突而变得重要的问题的会议召开之前，列宁总是在电话里坚持要我事先把问题了解一下。当前有关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分歧问题的书籍中充斥着不足凭信的记载。当然也有过分歧，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是经过我们在电话里谈上三言两语，或在彼此不通气的情况下得出一致的结论。当搞清我和他对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时候，不论是他还是我都不怀疑我们的决议定能通过。当列宁担心他的方案可能会遭到某人强烈的反对时，往往用电话通知我说：“务必到场开会，我让你首先发言。”我发言几分钟，列宁在我发言时说两、三个“对”字。这样，就解决了问题。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使别人不敢出面反对。在那几年中，类似今天这样的唯首长之命是从、惟恐说话表态不当而身败名裂的恐惧等令人作呕的现象根本就不存在。实际上，官僚主义的奴颜婢膝越少，领导的威信就越高。在我和列宁有分歧的时候辩论就不可避免了。在我们意见一致时，讨论总是很快就结束。如果我们不能在事先进行协商，往往就在会场上交换条子。如果这时发现了分歧的话，列宁总是把辩论引向使问题延期讨论。与他持不同意见的条子我往往是以玩笑的口气写的。列宁在阅读条子时，不知怎么的，总是全身晃动。他很爱笑，尤其在疲倦的时候更是这样。这是他身上的孩子气，在这个男子汉气质最强的人身上有许多儿童的特点。我高兴地看到他那么滑稽地努力忍住笑，继续严肃地主持会议。这时，由于紧张他的颧骨比平时更加突出了。我把我的工作都放到军事人民委员会做，但不只限于军事工作，还有党务、文学以及其他方面的工作。军事人民委员会在克里姆林宫外。在骑士楼里我只留下一套住房，没有人到这里来找我。谈公事的都到军事人民委员会去，谁也不会想到我家来“作客”，因为我们都太忙了。下班后从办公室回到家里已经大约5点钟了，7点钟我又已到了军事人民委员会参加晚间举行的会议。当革命站稳了脚跟后，也就是在过了很长时间以后，我一般利用夜晚这段时间从事理论研究和写作。妻子进了教育人民委员会，在那里主管博物馆和文物工作。她的职责是在国内战争的烽火中保护古老的文物。这是很困难的工作。不论是白军还是红军都不大关心那些有历史意义的庄园、外省的内城或古老的教堂。这样，军事当局和博物馆管理局就常常处在不断的磨擦中。宫殿、教堂的保卫者抱怨军队不够尊重文化遗产，而军事委员则谴责文物保护者重死物不重活人。表面的结果是我和妻子处在不断的部门冲突之中。在这问题上发生了不少笑话。这时候，我和列宁的联系主要通过电话。我们之间互相打电话非常频繁，内容涉及到各方面的问题。有些部门常常向他抱怨红军，这使他很恼火，他立即给我打电话，5分钟后他又问我是否能见见一位新来的农业人民委员或检查人民委员的候选人，以便作出自己的评价。一小时后，他又问我是否注视着有关阶级文化理论的论战，是否准备反驳布哈林。然后，他又问我，南线军区是否能拨出一些卡车往车站运送粮食？又过了半小时，列宁来电话打听我是否了解瑞典共产党的内部分歧。我在莫斯科时天天都是如此。从德军发动进攻时起，法国人，至少是更明智的法国人的行为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他们明白了有关我们和霍亨索伦王朝之间的秘密协定纯属子虚乌有。他们也很清楚，我们无力作战。有一些法国军官自己也坚持让我们签订和约以便赢得时间。最热心地捍卫这种想法的是一位法国情报员，此人有一只假眼珠，是一名贵族—保皇分子。他愿完成最危险的委托为我效劳。接替尼塞尔的拉维涅将军给我提了一些谨慎委婉的建议，它们表面友好，但实际上没有什么用处。他说，法国政府鉴于现在布列斯特和约业已缔结，愿意在军队建设方面为我提供无私的援助。他答应派遣从罗马尼亚回来的庞大的法国代表团的军官归我指挥。让其中两个人（一个上校，一个上尉）住在军事委员会的对面，以便随时供我差遣。老实说，我怀疑他们搞军事情报要比搞军事行政更内行。他们虽然向我提供了一些书面报告，但在那些忙碌的日子里，我根本没有时间去拜读。在这短暂的“休战”中还有一段插曲，就是协约国的军事代表团来拜会我。协约国的军事代表团很多，每个代表团都阵容庞大，有20来个人一下子挤进了我那小小的办公室。拉维涅把他们一一介绍给我。其中有些人说了些恭维话。一个意大利臃肿的军官特别突出，他祝贺我成功地肃清了莫斯科的匪徒，笑容可掬地说：“现在可以像在所有国家的首都一样地在莫斯科安居乐业了。”我认为这么说未免有些过奖了。再往下我们都不知道彼此还应该谈些什么。但客人们还下不了决心起身告辞，我也不知道怎样才能摆脱他们。最后，拉维涅将军为我解了围，他说：军事代表们不打算再多耽搁我的时间，问我意下如何。我表示：尽管我不愿同诸位分手，但也只好听便。每人在他的一生中都有一些回忆起来只能尴尬地一笑的场面。我与协约国军事代表团的会晤就属于这种场面。军事吞噬了我的主要的时间，并且还在逐渐增加。何况在军事方面我还要从头学起。在技术和战术方面，我认为我的任务首先在于解决如何把适当的人安置到适当的位置上去，使他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我在创建军队的过程中把政治组织工作和党的工作完全结合在一起。只有走这条路才有可能获得成功。我在军事部门许多党的干部中发现了军医斯克良斯基。尽管他年纪轻轻，1918年他才刚满26岁，却已突出地表现出他的干练，埋头苦干精神和出色的判断人和环境的能力，即具备了一个行政人员所应具备的素质。我和斯维尔德洛夫（在这类事情上他是不可取代的人物）商议之后，选择斯克良斯基做我的助手。此后，我从不曾为此事感到后悔。由于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前线，助手这个岗位的责任就更加重大。斯克良斯基在我外出时代我主持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会议；领导委员会日常工作，其内容主要是为前方服务，代表军事部门出席列宁主持召开的国防会议。如果说有谁能与法国大革命中的拉札尔·卡诺①相媲美，那就是斯克良斯基。他永远正确无误、孜孜不倦、警惕性极高、事事都了如指掌、胸有成竹。军事部门中大部分命令都由斯克良斯基签署，由于命令是在中央机关报和地方刊物印发的，所以斯克良斯基的名字家喻户晓。像所有严肃而果断的行政官员一样，年轻的干才激恼了不少年纪大的庸才。斯大林在幕后给他们煽风点火。他们在背地里攻击斯克良斯基，当我不在时更加猖狂。列宁则通过国防会议对他十分了解，每次都出面维护他，一再地重复：“出色的干部！出类拔萃的干部！”斯克良斯基本人对这些阴谋技俩置之不理，只顾埋头工作：听取工作人员的汇报；搜集工业情况；统计那永不敷用的弹药数量。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烟，通过专线电话召集各部队首长了解情况，并为国防会议准备资料。可以在深夜两、三点钟到委员会去找他，他仍坐在办公桌前。我问他：“您什么时候睡觉？”他总是开句玩笑搪塞过去。①卡诺，拉札尔—尼古拉（1753—1823）法国数学家，法国大革命时期任立法议会会员，法国反对干涉者和保皇派的革命斗争的军事组织者。——译注在其他部门里严重干扰日常工作的派系斗争和勾心斗角的现象，在军事部门里几乎完全没有，我回想起这点总是感到满意。紧张的工作、领导的威信、准确地选用人才、杜绝个人关系、不徇私情、忠诚的精神等等，正是这一切保证了我们这个臃肿、不够配套、成分复杂的机构能够正常运转。而这一切主要归功于斯克良斯基。国内战争使我脱离了人民委员会的工作。我生活在列车车厢或汽车里，连续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四处奔波驰骋使我完全脱离了政府的日常工作，在回莫斯科的短期内也无法熟悉。但是，最紧要的问题是预先在政治局解决的。有时我应列宁的召唤专程回来参加政治局的会议，有时相反，是我从前方带回许多原则性问题，通过斯维尔德洛夫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在这几年里我同列宁的来往信函主要是关于国内战争的问题，其中有短笺也有长篇电报，它们补充了先前的谈话或为下一次谈话作准备。这些文件虽然务实简短，但最好地揭示了布尔什维克领导集团内部关系的真实情况。近期内我将把这些内容丰富的书简加以必要的注释予以公布，它正是对斯大林学派历史学家著作的致命驳斥。当威尔逊在他教授式不着边际的幻想中又异想天开地要召开“所有俄国政府”的和平会议时，列宁在1919年1月24日往南部战线给我发了封密电：“威尔逊建议休战，并号召所有俄国各政府坐下协商……看来只好由您去见威尔逊了。”由此看出布列斯特时的分歧丝毫没有影响列宁在面临重大外交任务时立即找我磋商，尽管当时我已完全投入到军事工作之中。显然，威尔逊的和平倡议也像他的其他计划一样落空了。因此我也就没有成行。至于列宁如何看待我的军事工作问题，除了列宁本人的数万件证明之外，还有马克西姆·高尔基的一段绘声绘色的描述：“他（列宁）拍了一下桌子说：‘请你指出另一个人，他能在一年内组成这么一支堪称楷模的军队，而且还赢了军事专家的尊敬。可我们就有这样的人。我们拥有一切，奇迹就会出现。’据高尔基说，列宁就在那次谈话中还说：“是的，是的，我知道有人在我和他的关系上造了不少谣。尤其是关于我和托洛茨基本人的谣言很多。”今天，在我和他的关系问题上的如此不顾事实、文件、毫无逻辑的谎言竟成为国家信条。如果列宁在世的话，他将会说些什么呢？革命胜利的第二天，我曾借口民族因素拒绝了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工作。然而在军事工作中，这个因素显然要比民政机关更加复杂。列宁显然是正确的，在革命高涨的年代里，这问题是无足轻重的。白军固然企图在红军内部煽起反犹太主义，但却是徒劳。在他们自己的报纸上有不少证据证明了这点。在柏林出版的《俄国革命档案》中，白军作者讲了下面一段生动的故事：“一个哥萨克来见我们，诉说他感到受了侮辱，有人挖苦他，说他在犹太佬托洛茨基军队中服役，并在他的指挥下作战。他激烈地断然反驳说：‘没有那回事！托洛茨基不是犹太佬。托洛茨基是军人……是我们的……俄国人……，列宁这个共产党才是犹太佬，可托洛茨基是我们的……俄国人……是我们的。’”类似的题材，在我们最有天分的年轻作家巴别尔的《骑兵军》一书中也可以找到。关于我的犹太籍问题，从对我进行政治诬陷开始之后才获得了意义。反犹太主义和反托洛茨基主义是同时抬头的。这二者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小资产阶级对十月革命的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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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列学习团”的《认识》先生们怎样认识活的政治问题（不平）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左派反对派北方区委北京大学支部机关报《火星报》（1932）->第一期
“马列学习团”的《认识》先生们怎样认识活的政治问题
不平
（一）
的确不错！“全世界资产阶级和地主政府的经验产生了二种束缚人民于压迫中的方法：第一种武力，第二种欺骗。”但死活问题摆在前面，“武力”终究不是办法，于是“欺骗”便不得不加紧。这儿我们“认识”：统治阶级固然“用尽了种种黄色欺骗”，而他的最后拥护者上层小资产阶级或带有上层小资产阶级意味的人们，也用尽了种种“准黄色”的欺骗造谣，企图混乱无产阶级的旗帜，加紧更恶毒、更卑鄙的分化与破坏！
一个真正的革命队伍，只要根本的政治纲领相同，一切部分的策略上的不同意见，绝对不容许分门立户，甚至站在外边公然诬蔑中伤那原有的从艰难奋斗中建立起来的基本队伍，来破坏革命的力量。谁要是这么做，谁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集团与反动性的集团，在大革命运动开展的当中，他们必然的要被淘汰和被消灭得干干净净！
所谓“马列学习团”的《认识》先生们，乘着斯大林派“左倾机会主义”不能起广大领导作用的隙缝，不肯以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忠诚态度，在一条国际战线上去担负起种种方面的必不可免的艰难斗争，而居然竭尽全力分散群众队伍，到处实行其反“左”反“中”反“右”（尤其是前二者）的“反共”意味的任务。这是为的什么呢？为的是造成他们小领袖们的幻想，即“中国革命将由我们一派来领导”！！
可是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观念与组织观念和诬蔑中伤的“斗争策略”，是绝对不用梦想会“领导”什么革命的！“十六立方尺的小屋子里，聚集了一些人儿，做一些小小的活动，出版了一个刊物（例如‘马列学习团’的《认识》——本文作者），斤斤自得，这是做不出什么事来的！”——托洛茨基。“马列学习团”的《认识》先生们的许多罪恶，或迟或早当然会暴露出来，但此刻单就他们的《认识》旬刊上说，已经暴露了他们的造谣诬蔑和卑鄙无耻。听他们说吧：
“关于参加国难会议的问题，在现在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其主要者（？）即：（一）认为参加资产阶级所召集的会议根本就是反动（指普罗“中右”派）；（二）参加资产阶级所召集的会议在目前形势下是对的，不过因为这会议是资产阶级所包办的（？），所以不再参加了（？），于是自己提出一个本质相同的东西来与之对立（！！）（指普罗左派）。
关于第二种意见……在策略的运用上仍犯了严重的错误（？？）。因为所谓真正民主在资产阶级专政尤其是殖民地中国是不会实现的。……不应当将资产阶级用来欺骗群众的国难会议，因为是国民党所包办，于是就取消了不理（？！），而自己提出本质相同形式不同的东西以与之对立（？！），这种盲动的行动（？）和斯大林派为对抗资产阶级国民党领导下的抗日会而提出的反日大同盟同样（？！）是取消革命（好利嘴！）。……不但是形式的革命者（好利嘴！），而且是革命的罪人（好利嘴！）。”（《认识》第二期《论国难会议》）
（二）
第一，《认识》先生们含沙射影的指普罗左派在“国难会议”期间完全没有去号召“普选全权的国难会议”。这是多么卑鄙无耻的造谣呵！！
就我们所知道的：在四五个月前，我们早就见到了一种号召“参加国难会议大纲”的文字；并且早就在群众团体当中听到了“召集工农商学兵贫民全体民众都有参加的国难会议”的声浪（《认识》先生们当时还是国难会议的取消主义者吧？）。
在国难会议开幕前十天的光景，我们又见到了第二次“关于国难会议问题”的大纲，对参加国难会议运动规定了几种活用的方式（听着：不只是一种！！）：
a．“名字上不对立”的参加——把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内容充实在“国难会议”名义之下去号召。
b．“名字上对立”的参加——民众一致起来通电、集会、罢工、罢课反对军阀政客包办的国难会议，号召普选全权的国民大会。
c．为了顾到斯大林派盲动主义及“官僚权威”在群众中的暂时的阻碍力量，应活用各种方式与形式，但不减低全权国民会议的内容。
在“国难会议”开幕前几天，某大工会通电“全国民众咸得直接推选代表参加国难会议”，并提出九项“救国提案”，又告诉了我们。
这些铁般的事实（即“本质相同而形式也相同”的参加国难会议运动的事实，而且都是《认识》旬刊第二期出版以前的事实），完全排斥了《认识》先生的造谣中伤的鬼蜮技俩，完全暴露了他们对革命战线的存心破坏！
（三）
第二，《认识》先生们自命得意地以为号召“普选平等不记名投票的国难会议”是“国难会议”前后启发群众的唯一方式。这只是证明：他们的昏庸“取消”，达到极点！
井底之蛙，以为天不过是像井圈那么大，《认识》先生们以为发动国民会议运动，启发群众，就只是号召“普选平等不记名投票的国难会议”这一种方式！
第三党、国家主义派、“研究系”、“新月派”、资产阶级报纸——《申报》、《大公报》、《世界日报》等早就比《认识》先生取消主义之徒走上前去！他们在“国难会议”未开幕以前就已经大声疾呼的“反对无选举权、无发言权的国难会议，号召国民代表大会，实行宪政”了，而我们的小资产阶级“左倾”集团的《认识》先生们还摇头摆尾的恋恋做“参加”国难会议运动，“启发”群众，不然，用旁的名词，旁的“形式”，就是在“策略运用上犯了严重错误”，就叫做“形式革命家”，甚至是“取消革命的命”，及成为“革命的罪人”！
小政客们！谩骂造谣终比理论分析容易得多，猴子什么都没有学好，但是把斯大林派的官僚恶习都已经学了过来！
告诉你们吧：布尔塞维克观察群众运动的曲折上升的发展，是很分明的。“把全权国民会议的内容充实在国难会议名义之下去号召”，那只是灵活运用之一种方式而已，在某种群众当然可以用来“启发”他们，可是在其他广大的群众及群众团体当中，我们就绝对的正确的估计到许多其他的客观情形了：第一，反日运动进展到国难会议将开幕的期间，“国难会议”这个东西在许多宪法思想比较浓厚的群众心目中已经感觉出只是一种偏重于民族问题即部分的民主问题的会议（虽然在我们是可以或多或少勉强地把“国难”解释或扩充为对内及对外的“国难”），而现在（指九一八以后进展到“国难会议”期间）他们所要求的已经进步到那个旗帜显明的、解决全部民主问题的国民代表大会（包含内容与“形式”一起！）；第二，国难会议在许多群众的心目中，不但只是偏重于民族问题，而且只是一种极暂时性质的会议（即应付所谓“国难临头”），而现在他们已经进一步的迫切地需要一个“形式”上、内容上都是经常的人民最高机关——即国民代表会议；第三，许多群众在当时又以为如果用九牛二虎之力要求把丝毫无选举权、无经常性的国难会议转变为一个“普选平等直接不记名投票的国难会议”，那还不如直截了当地争取一个普选全权的国民大会的好，在这种种情形之下（如当时的某某大学学生等，就已如此），同样地，甚至更好地，可以发动群众起来通电、集会，以至游行、示威、反对“包办的国难会议”，要求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代表大会”（听着！即所谓“本质相同形式不相同”的“参加”斗争！）。革命前卫的任务是推动群众运动。群众运动如果能够推动了起来，“本质相同形式不相同”，打什么鸟紧？这儿有没有损失呢？丝毫没有！是谁在“取消革命”，是谁“犯了严重错误”？恐怕就是那些善于骂“新杀千刀”的泼妇们自己！
很显然的，现在“国难会议”已经开过，昨天还是在蠢笨地集中全力在号召“普选平等不记名投票的国难会议”的“形式革命家”，现在已陷于窘态中了（前后只几天工夫！）：继续号召“普选……的国难会议”吗？好像国难会议运动的发展方向，确是如人们所料，现在确是好像已经没有生气！号召“屡次被奸污”的“普选全权的国民大会或人民代表大会”吗？那岂不是“机会主义者”及“革命的罪人”之所为！结果，还是暂时不用这个总政治口号，暂时把“革命”“取消”一下子再说吧；或者用等待主义一直等待汪精卫、孙科等号召“国民救国会议”、“国民代表会”的时候，再来一套“普选平等不记名投票的国民救国会议或国民代表会”的尾巴主义的把戏？！
（四）
尤其荒谬、恶毒与带有反动性的，就是他们说：“还有有一些‘门塞维克’之倾向”的机会主义者，他们想以抗日会、市民大会这样民众的临时组织来代替‘人民代表大会’，而且在这样的会议中来产生‘民众政权’；这不是意味十足的主义考茨基主义工人阶级的叛徒吗？”
佩服佩服！一气呵成的娇滴滴的“新八股”骂街！可是大家要知道：这里面的造谣中伤与庸愚无耻简直和俄国沙皇婢妾指骂列宁为“德国奸细”一样的可恨！
第一，是谁把“抗日会”、“市民大会”来代替了“人民代表大会”？是谁企图“在这样的会议中来产生‘民众政权’？”（大概指“和平地”不经过暴力而产生政权）
通常人们说：“经过全国抗日救国会、国民会议（即人民代表大会）或苏维埃而产生民众政权”，与“民众们！在抗日会、市民大会、国民大会等口号之下团结起来，集合起来，准备建立苏维埃政权呵！”这都是完全正确的！这就等于说：“经过真正代表人民的全国抗日救国会或人民代表大会或苏维埃（罢工委员会）等斗争之集合群众，动员群众，用武装力量产生民众政权”。同样的说：“民众们！在抗日会市民大会（等群众大会）及国民大会（等形式德谟克拉西）口号之下，团结起来，集合起来，准备（用武装力量）建立苏维埃政权呵！”
为什么不责备自己不会“认识”活的政治问题，不责备自己的蠢脑袋，而很轻率地，很卑鄙地出以造谣中伤的“战术”？
第二，《认识》先生们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在市民大会，或人民代表大会为什么不能“产生”政权！一九二七年上海工人阶级英勇的斗争的结果，打败了统治者，开了一个市民大会，“产生”了当时的“民众政权”（即“市民政府”）。巴黎公社的情形又怎么样？一般的说来：武装暴动胜利以后所召集的普选全权的国民代表大会或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都可以决定政权，可以产生政权（但要不要产生，是另一问题）；这又是指的什么！（工农武装暴动胜利以后还有某种必要召集普选全权的人民代表大会，这是《认识》先生做梦也不会“认识”的吧？！他们居然还敢于说：“所谓真正的民主……在殖民地中国是不会实现”，这完全是把列宁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及俄国十月革命后即一九一八年正月五日所召集的“国民会议”，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一九一八年七月间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民主”阶段等事实全都忘掉了！）
第三，《认识》先生们还有一点没有“认识”到：一般的说，不经过暴力的会议形式当然不能产生什么“民众政权”，但绝不是“部分的政权”不能产生：九一八以来，“民众法庭”曾经在市民大会或群众示威运动当中产生过，这是鲜明活泼的事实。时代的开展，民选政府官吏及省市人民代表会议等运动，有可能成为当前某种方式的政权斗争。但所有这些，《认识》先生们“认”为不足道，都“取消”了！
最后，我们要在中国工人阶级及革命青年前面宣布《认识》先生们的模糊的阶级观点及极错误的政治“认识”：原来他们在“普选平等……的国难会议”中对于当前万分严重的民族解放问题，根本不主张武装全国民众，组织全国义勇军自卫军，成立义勇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部，对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直接作战，实行民族独立战争；而仅仅主张：“在普选全权的国难会议”中确定迫令资产阶级的军事当局（！！！）马上以武力收回失地……”。这表示的什么？这完全表示：《认识》先生们甘愿将领导权仍旧交给资产阶级手里，好使他们于必要时回过头来屠杀革命民众及出卖军阀领导下的兵士弟兄！这完全表示：《认识》先生们对资产阶级远存有某种幻想与某种畏惧（怕敢撤销他们的领袖地位！），而对于工农劳苦群众则不相信自己的武装，不相信自己的力量，不相信自己的领导！！
（六）
总之，不肯以革命战士的忠诚负责态度，站在国际的战线上去担负一切艰苦斗争，不惜用卑鄙的政客式造谣诬蔑的手段来破坏革命基本队伍，不懂得活用（实际上近乎完全取消）国民会议策略，不了解“国难会议”及国民会议运动发展的方向与程度，不明了“政权”问题，不抛弃对资产阶级及其军事领袖（即军阀！）的幻想与畏惧，不相信工农群众本身的力量与自己的领导……这种种情形宣布了马列学习团《认识》先生领袖们的不可饶恕的罪恶及错误“认识”。
托洛茨基说：闹鬼把戏的小集团，应该用我们的“二十一条”严厉的限制他们，绝对不允许他们污蔑我们的旗帜。
我们怀疑：从这一秒钟起，《认识》先生们及其蒙蔽下的“马列学习团”能不能够勇敢的大胆的纠正一切政治上及组织上的错误？要知道：迟延就是罪恶，离间就是反动！让一切纯洁的“顽强”的战士去团结在国际“马列”主义的旗帜之下，让一切坏蛋们埋葬在十六立方尺的小屋里！ |
第二十九章执政第二十九章执政那些日子不论在国家的生活中还是在个人生活中都是不平凡的日子。社会激情的应力和个人力量一样达到了极限。群众创造了时代，领导者们感到他们的步伐与历史的步伐交融在一起。在那些日子里所做出的决策、所颁布的命令都关系着整个历史时代中的人民的命运。这些决策几乎都不曾经过讨论。我不敢说它们是经过仔细斟酌和周密考虑的，它们都是即兴之作。但它们并未因此而变糟。事件的压力是这样强，而任务又是如此明确。最重要的决定轻而易举地迅速做出，好像是某种理所当然的东西，也是这样被领会的。道路是事先决定的，需要的只是叫出任务的名称，不需要论证，几乎也用不着号召。群众毫不犹豫、毫不怀疑地响应局势对他们提出的要求。在事件的重压下，“领袖们”说出的全是符合群众需要和历史要求的话。马克思主义认为自己是无意识历史过程的自觉的表现。但无意识——是历史—哲学意义上的——过程只有在其最高峰上，即群众的自发反抗打破了社会陈规陋习的大门，使历史发展的深层要求胜利地表现出来时，才能与其自觉的表现合拍。此时，时代最高的理论意识和其最深远的根源——根本不懂理论的群众的直接行动融为一体。意识和无意识的创造性的结合，就是那通常被称为灵感的东西。革命是历史最强的灵感。每一位真正的作家都知道创作中有这样的时刻，似乎另外一个更有力的人在驱动着他手中的笔。每一个真正的演说家都经历过这样的瞬间，那时他的嘴里讲出比他在平时讲的更强有力的语言。这就是“灵感”。它在充分发挥全部创造力量时产生。无意识从其深深的洞穴中升起，使自觉的思维工作服从自己，在一个高度的统一体中把后者和自己融为一体。充分发挥精神力量的时刻，在一定的瞬间囊括了与群众运动相关的个人活动的所有方面。十月革命的日日夜夜对“领袖们”来说，就是这样的日子。机体内潜藏的力量，它的深刻的本能，从其动物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嗅觉，所有这一切都积极地活动起来，拆毁了心理陈规的大门，与最高的历史—哲学的概括一起为革命服务。这两个过程，个人的和群众的，都是以意识和无意识的结合，构成意志动力的本能和最高的概括思维的结合为基础的。表面上看来，情况并不是太振奋人心的；人们疲惫不堪，饥肠辘辘，无暇洗澡刮脸，两眼布满血丝。事后，关于最危急的日夜和时刻，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讲不出多少来。这里是我妻子在经过了很长时间之后所写的记述中的一个片断：“在策划十月革命的最后几天里，我们住在塔夫利达街。列．达．整天都在斯莫尔尼宫。我仍在细木工工会工作，那是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单位，气氛非常紧张。所有上班时间都在进行有关起义的辩论。工会主席坚持列宁—托洛茨基的观点（那时是这样称呼的）。我曾和他一起搞过宣传工作。到处都在谈论起义：在街头、在食堂、在斯莫尔尼宫楼梯上相遇时也谈。吃不好、睡得少，一昼夜差不多要工作24小时。我们已经与孩子们隔绝了。10月初的日子，对我来说，也是为他们的命运担惊受怕的日子。在他们学习的学校里，一共只有两个‘布尔什维克’：廖瓦和谢辽沙，还有第三个，照他们的说法是‘同情派’。当权派——民主党人、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的子弟紧紧地抱成团对付这3个人。每逢有严重分歧时，批评往往以武力的‘论据’来补充。校长不只一次地把我的儿子们从压在他们身上的‘民主派’人堆下面拖出来。实质上，孩子们的所作所为与他们父辈的所作所为是完全一样的。校长是立宪民主党人，因此他总是惩罚我的孩子。‘拿着你们的帽子，回家吧！’革命后继续留在这所学校里已经完全没有意义了。孩子们转到一所平民学校就读。那里的各方面都较为简陋粗糙，但心情却舒畅多了。“我和列．达．根本不着家，孩子们放学回家，见不到我们，认为也没有必要关在家里。在示威、冲突、经常不断的枪击的日子里，我们真为他们的安全感到担忧：他们的情绪是最革命的……在匆匆的团聚中，他们高兴地对我讲：今天在电车上看见几个哥萨克在读爸爸写的《告哥萨克同胞书》。‘还有呢？’我问。他们读了一遍，还彼此传阅，不错吧……？‘很好！’列．达．的熟人，工程师Κ某有一个大家庭：各个年龄的孩子都有，还雇了保姆等等。他建议暂时让两个孩子住到他家去，这样他们可以得到照顾。看来必须抓住这个救命的机会。受列．达．的种种委托我差不多每天都要到斯莫尔尼宫去4、5次。深夜我们回到塔夫利达街，第二天清晨又各自东西，列．达．去斯莫尔尼宫，我去工会。随着局势的紧张，列．达．几乎不能离开斯莫尔尼宫，一连几天不能回家睡觉。我也时常留在斯莫尔尼宫过夜，和衣睡在长沙发或靠椅上。当时正值秋季，天气虽不暖和，但却干爽、阴沉，还刮着阵阵寒风。市中心的大街上空旷寂静，但在这寂静中却令人产生高度的警惕。可是，斯莫尔尼宫内却在沸腾。在大礼堂里，华丽的吊灯的千百只灯把大厅照得通明。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这里都挤得水泄不通。各工厂里的生活也同样紧张沸腾。但是街道却静了下来，停止了喧哗，好像整个城市恐惧地把头缩进双肩……“记得革命后的第二天，也许是第三天早晨，我走进斯莫尔尼宫的房间，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夫·达维多维奇，还有好像是捷尔任斯基、越飞和其他许多人。由于睡眠不足每个人的脸容都是青灰色的，两眼通红，衣领肮脏。屋子里烟气迷漫……有个人坐在桌旁，围着桌子旁边站了一群人在等待命令。列宁和托洛茨基被人们团团围住。我感觉到他们好像在睡梦中下达命令。在他们的动作和言谈中带着梦游症的味道。在一瞬间，我觉得我眼见的一切都不是真的，还感到：如果‘他们’不睡足觉，不换上干净衬领的话，革命就会失败，因为梦与这些脏衣领紧密地联在一起。记得第二天我遇见列宁的妹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时，匆匆地提醒她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该换衬领了。她笑着回答我说：‘对，对，’但在我的眼中，干净衬衣领的问题已经失去了它的可怕的意义了。”政权已经夺到手，至少彼得格勒的政权已经到手。但列宁还是没能换上衬领。在列宁那张疲惫的脸上那双眼睛仍炯炯有神。他带着拙朴的腼腆神情，表达他发自内心的亲切，他犹豫地说，“您知道吗，从受迫害、从地下状态一下子夺取了政权……”，他停顿了一下，在寻找恰当的词，“esschwindelt（真叫人头晕目眩）,”他突然改用德语说，用手在头上绕了一圈。我们彼此相视而笑。所有这些持续了没有一、两分钟，随后就转入日常工作。应当组成政府。我们几个中央委员会成员在房间的一角开了一个紧急会议。“怎么称呼他们呢？”列宁边思索边问，“就是不能叫部长。这个名称令人恶心、陈腐不堪。”“可以叫委员，”我提议说“只不过我们现在的委员太多了，可以用最高委员？……不好，最高这个词不太顺耳。用‘人民’行不行？”“人民委员？好，我看不错，”列宁表示同意，“整个政府怎么称呼呢？”“委员会，当然是委员会啦……人民委员会，怎么样？”“人民？”列宁接着说，“好极了，这个名称的革命气息特别浓！……”列宁不大喜欢研究革命美学或欣赏它的“浪漫色彩”，但他越深刻地感受到整个革命，就越准确无误地判断出它的“味道”。就是在革命后的最初那几天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突然问我：“假如白卫军把你我都打死了，斯维尔德洛夫和布哈林能把这副担子担起来吗？”“也许打不死吧。”我笑着说。“鬼才知道他们，”列宁说着，自己也哈哈大笑起来。以上这段情节我在1924年撰写的回忆列宁的文章中初次提到。后来才知道，当时的“三驾马车”：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看了我提供的资料恼羞成怒，但他们不敢争辩内容的正确性。但是事实终归是事实，列宁当时的确只提到了斯维尔德洛夫和布哈林，其他的名字他连想都没有想过。列宁两次侨居国外，前后共15年，其中只有很短的间断。他对国内党的主要干部的了解只是靠通信或在国外很少几次会晤。直到革命胜利之后，他才能在近处于工作中观察他们，从而重新形成自己的看法或者修正由别人的介绍而形成的见解。作为一个伟大的、有巨大的道德激情的人，列宁从不以漠然的态度对待人。对人抱有强烈的兴趣是这位思想家、观察家和战略家固有的品质。克鲁普斯卡娅在她的回忆录中也谈到过这点。列宁从来不能一眼就对一个人形成仔细斟酌的适中的概念，他的眼睛好像一架显微镜，能把在特定时间和环境中落入他视野中的特征放大许多倍。列宁经常爱（在这个词的本义上）上某个人。这时我就打趣他说：“我知道，知道你又有了新的浪漫史。”列宁自己也知道他的这一特点，对此报以一笑，略带几分窘态，略带着几分恼火。在1917年里，列宁对我的态度发生过几次变化：起初他对我持谨慎和观望的态度，7月事件一下子使我们接近了起来。当我不顾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反对，提出抵制预备国会①的口号时，列宁在他的避难所里写道：“好样的，托洛茨基同志！”后来由于某一些偶然和错误的迹象，他认为我在武装起义问题上执行了过于观望的路线，这种顾虑反映在列宁10月间写的几封信里。因此在革命那天，当我们俩在阴暗的空房间里躺在地板上休息时，他流露出对我的态度就更加鲜明、更热烈、更诚恳。第二天，他在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建议我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我从座位上跳起来抗议，因为我觉得这条建议太突然、太不合适了。“为什么不行？”列宁坚持着说，“您是彼得堡苏维埃的首脑，是它夺取了政权。”我提议不经辩论否决这项建议。这项建议就这样被否决了。11月1日在彼得格勒党委员的激烈辩论中，列宁赞叹说：“再没有比托洛茨基更好的布尔什维克了。”这句话出自列宁之口，意味极其深长。难怪记载着这句话的这次会议的记录至今仍没有公布。①预备国会的正式名称是俄罗斯共和国临时议会，存在于1917年1O月3日至11月7日。预备国会是立宪会议召开前俄国各政党的“代表机关”，由民主会议产生，只拥有咨议职能。——译注夺取了政权之后，发生了我在政府中任职的问题。真奇怪：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问题，尽管我有1905年的经验，却一次也没有想到过把自己的前途问题和政权问题联系起来。在相当早的时候，更确切地说，是在童年时代我就想当一名作家。在以后的年月里，我使写作像所有其他活动一样服从于革命目标。我念念不忘党的夺取政权问题。我在文章和演讲中数十次乃至数百次地阐述过革命政府的纲领，但我从未想过在取得政权之后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因此它使我感到极其意外。革命后，我打算留在政府之外，建议担任党的出版事业的领导工作。在这个要求里，胜利后的神经反应可能也有一席之地。在过去几个月我直接参与了革命的准备工作，每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卢那察尔斯基在某一个刊物上说过：托洛茨基简直是个莱顿蓄电瓶，一碰他，就会放电。到11月7日有了结局。我那时的心情正像作完一个艰难而危险的手术之后的医生一样：洗净双手，脱下白大褂，好好地休息一下。列宁则不同。他刚从他的避难所回来，在那里的三个半月中他为不能直接参加实际领导工作而苦闷不堪。二者正好吻合。这更使我强烈地要求转入幕后，即使短期也好。但是列宁却连听也不想听。他要求我主管内政：与反革命的斗争是当前主要的任务。我提出一系列理由反驳他，甚至还提到了我的民族问题。我说：“值得把我那犹太血统作为附加武器交到敌人手里吗？”列宁几乎是怒不可遏地说：“我们进行的是伟大的国际主义革命，这种小事能有什么意义？”就在这问题上我们之间发生了半戏谑性的争执。“革命是伟大的，”我回答说，“但糊涂人还是不少。”“莫非要我们向傻瓜看齐？”“看齐，我们倒用不着向他们看齐，但有时我们也不得不对愚蠢做些小小的让步。何必在一开始就给自己增加一些额外的麻烦呢？……”我已经提到过，在俄国生活里是那么重要的民族因素，但在我个人的生活中却没起任何作用。还是在少年时代，民族间的倾辄和成见引起了我纯理性的迷惘，它在一定条件下转变为厌恶，甚至变为道义上的反感。马克思主义教育加深了这种情绪，并把它们变为积极的国际主义。在不同的国家里生活、对他们的语言、政治和文化的了解有助于国际主义渗入到我的躯体和血液中。如果说在1917年以及此后，我有时以自己的犹太血统为理由拒绝某项任命，那纯粹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我争取斯维尔德洛夫，还有一些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站到我一边来，列宁成了少数。他耸了耸双肩，叹息着，责备地摇了摇头，只好以此自慰：不管在哪个部门，反正都得对反革命进行斗争。至于我去报刊部门工作一事，连斯维尔德洛夫也坚决反对。他说：“应该让布哈林干这个工作。列夫·达维多维奇应该去对付欧洲，让他从事外交工作吧。”“我们现在哪儿还有什么外交？”列宁反问，但最后他还是勉强同意了。我也勉强地同意了。就这样，根据斯维尔德洛夫的建议，我当了3个月的苏维埃外交首脑。外交人民委员会，对我来说，实质上是解除了我的机关事务工作。对那些愿意协助我工作的同志，我总是劝他们还是去另找一个更有利于他们施展自己才能的领域。其中有一个人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相当生动地叙述了在刚刚组成苏维埃政府之后，他与我之间的一段谈话：“我们有什么外交工作啊！’照他的说法，我当时是这么对他讲的，“我们对世界各国发几篇革命宣言，然后就关门大吉。”我的对话人为我如此缺乏外交自觉性而由衷地感到痛心。我显然是故意夸大了我的观点，借以强调当前工作重心决不在于外交。我们主要的工作是使十月革命继续向前发展，把它扩展到全国；打退克伦斯基和彼得格勒的克拉斯诺夫将军①对彼得格勒的进攻；和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我们是在机关部门之外解决这类问题的，我和列宁始终紧密合作。①克拉斯诺夫，彼得·尼古拉耶维奇（1869—1947）国内战争时期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1917年10月与克伦斯基一起发动反苏维埃政权的叛乱，后任顿河军统领。——译注列宁的办公室和我的办公室分别在斯莫尔尼宫这幢建筑物的两端。一条走廊把我们的办公室连接起来，更正确点说，是把我们分开。这条走廊如此之长，列宁甚至开玩笑地提议在两个办公室之间建立自行车联络。我们经常用电话联系。我在一天中要好几次走过这条像蚂蚁窝一样没有尽头的长廊到列宁办公室去与他商量问题。一个被称为列宁的秘书的年轻水兵在我们之间穿梭似地来回跑动，把列宁的便条传递给我。条子上重要的词下打着两三根杠杠；这样关键的问题就格外醒目。便条经常还附有法令草案，要求马上对它们提出意见。在人民委员会的档案里保存着那时期的大量文件，其中部分是列宁写的，部分是我写的。有经我修正的列宁文本，或是由列宁作了补充的我写的建议。在第一阶段，约在1918年8月以前，我积极地参加了人民委员会总的工作。在斯莫尔尼宫的那个阶段，列宁迫不及待地用法令来处理经济、政治、行政、文化生活等各方面的问题。主导他的绝不是对官僚主义繁文缛节的热情，而是力求用权威的语言来详尽阐述党的纲领。他明知暂时只有很小一部分革命的法令能被执行。要保证法令的执行和检验，必须要有正常运转的机构、经验和时间。然而没有人能断定有多少时间供我们使用。第一阶段里法令的宣传意义多于行政意义。列宁急于告诉人民，新政权是什么样的政权，它要干些什么以及如何实现它的目的。他从一个问题转到另一问题，孜孜不倦地召集小型会议，向专家咨询，亲自翻阅大量书籍。我则协助他工作。列宁强烈地感受到自己所进行的事业的继承性。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他懂得历史传统的意义。我们能否保住政权，目前尚无法预料。无论如何应该尽可能地使人类的革命经验变得更明确。使后来的人能依据我们所开创的工作再向前跨出新的一步。这就是第一阶段立法工作的意义。列宁在这个思想的推动下急不可待地要求尽快出版有关社会主义和唯物主义经典著作的俄文版。他争取在所有的城市里，如有可能，还要在村镇中尽可能多地建立革命纪念碑（即使是最简单的也好）,半身像或是纪念牌，以便使所发生的一切能长久地留在人们脑海中，铭刻在他们记忆中，留下尽可能深的痕迹。开始时人民委员会的局部更动十分频繁，它的每一次会议都是一幅它即兴立法的最宏伟的画面。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历史上没有“先例”，我们找不到借鉴。列宁连续5、6个小时不知疲倦地主持会议。而那时人民委员会每天都有会。讨论的问题，一般都没有经过预先酝酿，几乎每件都是紧急问题，常常是事情的实质在会议开始前无论是人民委员会的委员还是主席事先都不知道。辩论一般是很紧凑的。开场报告只给10分钟左右。尽管如此，列宁总能摸索到事情发展的轨道。为了节约时间，他通过向与会的人递便条，以此得到某方面的资料。这些便条是列宁在人民委员会立法技术中的书信成分，它们涉及面广泛，非常有趣。可惜的是，大部分便条都没有保存下来。因为答复经常写在便条背面，并且往往当即被主席销毁。列宁选准适当的时机，故意生硬地宣布自己的决议要点。以后，讨论或是停止，或是转入实际建议的具体轨道。列宁的“要点”总是法令的基础。为了能够领导这项工作，除了其他品质外，还需要有强大的创造性想象力。这种想象力中最宝贵之处就是善于想象人、事物以及现象的真实状况，甚至在从未见过它们的情况下，也能想象；利用自己所有的生活经验和理论观点，把在一瞬间抓住的个别细枝末节统一起来，根据尚未发现的协调和逼真的规律对它们加以补充，并通过这种途径具体地再现人类生活的某一领域。这就是立法者、行政首脑、领袖应该具备的想象力，在革命时期尤其是这样。列宁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是现实的想象力。在紧张狂热的立法创造中有不少失误和自相矛盾的地方，这是毋庸讳言的。总的说来，在斯莫尔尼宫时期，即最动荡、最混乱的革命阶段，列宁制定的法令将作为新世界的宣言永远载入史册。不仅是未来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连未来的立法家也将从这一源泉中汲取养料。当时，实际任务占据了首位并越来越突出。最主要的是国内战争、粮食供应和交通运输任务。为解决这些问题设立了特别委员会。它们首先必须了解新任务，把那些软弱无力、在原地踏步不前的主管部门搬开。我在那几个月里领导了几个这样的委员会：食品供应委员会（那时刚参加工作的秋鲁帕加入了这个委员会）、运输委员会、出版委员会以及其他一些委员会。至于外交部门，除了布列斯特谈判之外，没有占用我多少时间，但任务还是比我预计的要复杂得多。从一开始我就不得不意外地与……艾菲尔铁塔①进行谈判。①艾菲尔铁塔系巴黎最高的铁塔。法国官方广播台设在其上。——译注在起义的那些日子里，我们根本顾不上注意外国广播。但是现在，作为外交人民委员，我有责任注意资本主义世界是如何看待革命的。那时不曾从任何地方听到对革命的欢迎，这是毋庸赘言的。无论柏林政府多么愿意和布尔什维克调情，但是当我们皇村电台转播我们电台宣布的战胜克伦斯基军队的消息时，德国政府竟从纳恩电台发出了敌意的电波。如果说，柏林和维也纳仍然在敌视革命和希望得到有利可图的和平之间徘徊，那么，其余的国家，不仅是参战国，甚至连中立国也纷纷用各种语言播放被我们推翻了的旧俄国统治阶级的思想感情。在这场大合唱中艾菲尔铁塔格外卖力，在那些日子里它竟用俄语播音。显然是想直接对俄国人民进行煽动。在听巴黎的广播时，我有时觉得是克列孟梭亲自坐在塔顶上。我对作为新闻记者的克列孟梭相当熟悉，所以能听出这即便不是他的风格，至少也是他的精神。在这些广播中充满了对革命的极端仇恨，并由于仇恨过于强烈而显得气急败坏，有时使人觉得这家广播台就像一只蝎子在艾菲尔铁塔上拼命用尾巴蛰自己的头。我们手里有皇村电台，没有理由对此保持沉默。连续几天我口授了对克列孟梭的谩骂的答复。我对法国的政治历史有足够的知识，可以对他们那些主要的人物作出一些不太光采的鉴定，并且从巴拿马丑闻①开始，提请他们注意传记中的遗漏之处。在几天之内巴黎和皇村电台之间展开了一场紧张的决斗。太空作为中介物认真负责地传达了双方的论点。结果怎样呢？我自己也没有料到能这么快地收到效果，巴黎急剧地改变了腔调，后来，它所表达的思想仍是敌对的，但却是彬彬有礼了。后来，我常常满意地回忆起我的外交活动是从教导艾菲尔铁塔学会良好的风度开始的。①巴拿马丑闻系19世纪90年代法国的大贿赂案。1878年法国一家公司从哥伦比亚政府取得了巴拿马运河的开凿权。1881年开工，因贪污舞弊等原因，造成了资金困难。公司负责人贿赂政府和有关人员，进行公司股票投机。1888年公司破产，持有公司股票的受害人达五十万人。1892年贿赂事件被揭发，受贿者有部长、议员、官吏多人，引起一场法国政治风潮——译注11月18日美国使团团长贾德森将军突然到斯莫尔尼宫拜会我。他事先声明说目前不能代表美国政府说话，但希望今后一切顺利。他问我苏维埃政府是否准备和同盟国共同结束战争？我回答说，由于将举行的谈判的公开性，同盟国可以观察谈判的发展，并在任何阶段可以参加谈判。这位酷爱和平的将军在会见结束时声称：“如果存在过抗议和威胁苏维埃政权的时期的话，那么现在这个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众所周知，孤燕不成春，即使这只燕子有将军的头衔也无济于事。12月初，我会晤了法国大使努兰。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位前激进党的议员受命来与二月革命建立密切关系，他接替露骨的保皇党分子巴列奥略格，后者不仅从姓名上看是一位拜占庭人，共和国利用他保持与沙皇的友谊。为什么单单选中了努兰，而不是别人呢，我不清楚。但他没能提高我对人类命运的主宰者的看法。谈话在努兰的倡议下进行的，但没有得到任何结果。于是克列孟梭经过短暂的摇摆之后，决心采取封锁政策。我和法国使团团长尼塞尔将军在斯莫尔尼宫内的谈话决不是友好的，这位将军在后方的行动中仍在锻炼他的进攻精神。在克伦斯基执政时，他习惯于颐指气使、发号施令，至今还不肯放弃他的恶习。开始时我不得不请他离开斯莫尔尼宫。很快我们和法国军事使团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使团设有情报处，它是中伤革命的极其卑劣的谣言工厂。在所有敌对的报纸上每天都刊载的所谓“斯德哥尔摩”来电，一个比一个离奇、一个比一个恶毒、一个比一个愚蠢。向报纸主编追问“斯德哥尔摩”电讯的来源。他们指出了法国军事使团。我正式质问尼塞尔将军。12月22日，他交给我一份确实很妙的文件，对此作了答复：将军写道：“许多倾向不同记者来我军事使团采访消息。我受命为他们提供发布有关西部战场、萨洛尼卡①、亚洲的战事及有关法国局势的消息。在某一次（？）采访中，有一位（？）年轻军官不慎把在城（？）中广为流传的消息告诉记者，许说消息来源是斯德哥尔摩……”将军在结束语中闪烁其词地允诺：“将采取措施，防止类似疏忽（？）今后再度发生。”这简直太岂有此理了。我们教巴黎电台的广播塔举止端正，决不是为了让尼塞尔之流在莫斯科建立辅助的造谣电台。我当天就写信给尼塞尔：“1，由于法国军事使团所属宣传处，即所谓的“情报处”已成为散布谎言的中心，旨在混淆视听、制造混乱。鉴于这一事实，该处应立即关闭。2，制造假情报的‘青年军官’应立即离开俄国本土。请将该军官姓名立即通知我。3，使团的无线电接收机应予拆除。4，在内战战区内的法国军官必须立即召回彼得格勒，命令应在报上公布。5，我要求使团将因此函所采取的一切步骤通知本人。外交人民委员列．托洛茨基。”①即塞萨洛尼卡，希腊的州首府。——译注这位“年轻军官”不再隐姓埋名，他作为替罪羊离开了俄国，无线电收报机被拆除了，情报处被关闭了，分散在各地的军官们都被召回首都。这一切都不过是小小的前哨战。在我转到军事部门之后，出现了短期的不稳定的停战状态。过于僵硬的尼塞尔将军由善于逢迎的拉维涅将军接替。休战状态虽继续存在。但为时并不长久。法国军事使团也像外交机构一样，很快就成了反苏维埃政权的一切阴谋和武装行动的中心。但这是在1918年春夏之交才公然展开，那是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之后，苏维埃政权已进入莫斯科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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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左派反对派北方区委北京大学支部机关报《火星报》（1932）->第一期
启事
一，一切战士，如有讨论疑难及询问之处，欢迎通讯交换意见。
二，本刊每期至少发表托洛茨基重要文字一篇，下期将译载《对苏联诸问题之纲领草案》及《无产阶级应该怎样反对德国法西斯蒂？》。
三，本刊经费极为缺乏，盼读者热烈输助！ |
短评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左派反对派北方区委北京大学支部机关报《火星报》（1932）->第一期
短评
冷白舟先生的国民会议公式！
形式主义者跑来跑去总想用几个公式来解决问题，可是死的公式是没有的！《中国论坛》第二期上有一篇冷白舟先生的《国民会议问题之研究》，据他说，是“愿意抛弃一切感情的派别的成见（这是布尔乔亚学者的常套！！），从学理上来检讨”。谢谢他的“检讨”给我们定下了这么一个闻所未闻的国民会议公式：
一，大前提：反封建势力时，国民会议口号是进步的，反资产阶级时，国民会议口号是反动的；
二，小前提：一九二七年后中国革命已是反资产阶级的了；
三，结论：因此，“如若我们要说‘打倒现政府，要求国民会议’，这便是承认打倒现政府之后，资产阶级还应当保留其政权”，而且“是与中国苏维埃政权相对立”，所以这是“反动的口号”。
冷先生！大前提就错了！反资产阶级时，国民会议仍旧可以是一种进步的口号！！德、法、英、美等国的革命都是反资产阶级的，但无产政党都在号召国民会议！俄国十月革命（即反资产阶级的革命！）及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坚决的勇敢的用国民会议口号（即立宪会议）作为反资产阶级（克伦斯基政府）之用，这是“反动”吗？第二，你说中国第三次革命是反资产阶级的了，这点我们同意；可是你得留神点：斯大林先生及“十大政纲”上说，中国第三次革命不是反“资”，而是反“帝”反“封”，“资”还是“守中立”的！第三，你的结论是“荒谬”之极了，听十月革命时列宁的口号吧：“打倒现政府（资产阶级克伦斯基临时政府），要求国民会议（即立宪会议）”！这是替资产阶级“保留政权”吗？再听吧：“拥护彼得堡工兵苏维埃，打破二重政权，立即召集国民会议！”这是把国民会议与彼得堡工兵苏维埃“对立”起来吗？这是“矛盾”吗？是“反动的口号”吗？
算了吧，糊涂虫！国民会议只是一种“空洞的”会议形式，是“形式政权”，而不是握有枪杆儿及生产机关的“实质政权”，他可以发动群众集合群众去夺取“实质政权”，两者是并行不悖的！《左倾幼稚病》里说得很明了：无产阶级应该利用一切“形式”去驾驭革命；十月革命的事实更摆在你的眼前；连这些都不知道，谈什么假的“学理”，写什么死的公式？！
《北方青年》与三个危机！
《北方青年》第三期第一篇论文上说：“两个危机摆在我们的面前：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与进攻中国革命”。他的结语是：“为武装拥护无产阶级祖国苏联，为争取中国革命之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前途，让我们……努力！斗争！”
我说，现在不只两个危机，而有三个危机：一个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一个是进攻中国革命，还有一个就是那专喊不合时机的空洞口号“武装拥护苏联”、“武装暴动”，与幻想农民会代替工人阶级的任务，争得“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机会主义与布郎基主义！前两者是“天作孽，犹可活”，后者是“自作孽，不可活”；因此，我们更要为了后者而“努力！斗争！”
“封建军阀”还是“资产阶级军阀”？
“革命”是历史上一个先进阶级打倒旧有的统治阶级的意思。如果“蒋介石、冯玉祥是代表封建军阀”（《时代青年》：《显微镜下的南京政府》！）而“黄汉梁、陈友仁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那末陈友仁、黄汉梁之反对蒋介石，或汪精卫改组派军队之武装向蒋介石进攻，岂不是一个革命或至少是一个革命行动吗？！
军阀，以及所谓豪绅，只是社会上的“身份”，他们终得属于某一个“阶级”！离开“阶级”而谈“身份”，那是陶希圣与布哈林的混乱观点（称中国的统治阶级是什么“士大夫阶级”或“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现在的日本军阀和中国军阀究竟属于哪一个“阶级”？说明白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打过了！
大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二月廿八日，北平最澜污的“左倾”刊物——《联友》——分析世界大战的性质时说：“现在二次大战正开始了，日本进攻上海……”！！
好了！现在“二次世界大战”已经从“开始”走到终结了！上海的停战会议大概就是巴黎和会；英国的调停，大概就是威尔逊的“十四条”；中国最终签字接受的条件，大概就是束缚德国的凡尔塞条约？！但无论如何，世界第二次大战是已经打过了，我们当下努力反对第三次世界大战吧！ |
第二十八章1917年的托洛茨基主义第二十八章1917年的托洛茨基主义1904年以来，我游离在两个社会民主党派之外。在1905年到1917年的革命中我同布尔什维克并肩战斗，在反动的年代里，我在国际马克思主义的报刊上捍卫革命方式、反对孟什维克。但我还没有对孟什维克向左转丧失希望，作了许多统一的尝试。直到战时，我才认识到孟什维克已无可救药。在纽约，我于3月初写了一系列文章论述阶级力量和俄国革命前景的问题。就在那些日子里，列宁从日内瓦给彼得格勒寄去了他的《远方来信》。我们虽然身在大洋两岸，但写下的文章却作出了同样的分析、同样的预测。在所有的基本问题（对农民、对资产阶级、对临时政府、对战争、对国际革命的态度）上我们的观点完全一致。历史的试金石检验了“托洛茨基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关系。这个检验是在高纯度的化学试验条件下进行的。我并不知道列宁的目标，我只是从自己的前提、自己的革命经验为出发点，指出了同样的前景、同样的战略路线、与列宁完全一致。也许在那时期，对所有的人来说，问题已经相当明朗，并普遍地接受了它的答案了吧？不，正好相反，1917年4月4日以前的这段时间内，也就是列宁第一次出现在彼得格勒的舞台上之前，列宁的目标是他自己一个人的目标。在俄国国内的党的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人想过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在列宁回来前夕召集的由几十位布尔什维克参加的党的会议表明，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超越民主革命的水平。难怪这一次会议的记录一直被隐瞒至今。斯大林的方针是支持古奇科夫—米留可夫的临时政府、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合并。持这种或更加机会主义立场的有李可夫、加米涅夫、莫洛托夫、托姆斯基、加里宁和所有现领导者和半领导者。在二月革命中，雅罗斯拉夫斯基、奥尔忠尼启则、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彼得罗夫斯基以及其他一些人在雅库茨克伙同孟什维克发行《社会民主党人报》，在这份报上发挥最庸俗的地方机会主义观点。现在重印雅罗斯拉夫斯基主编的雅库茨克《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文章是意味着从思想上杀死他，如果他这个人还能有思想死亡的话。当今的“列宁主义”卫道士就是一批这样的人。我固然知道，他们在自己生命的不同阶段里，跟随在列宁身后、重复他的言论和手势。但在1917年之初，他们却表现了自己。环境非常艰苦，应该在列宁不在的时候表现他们自己从列宁学说中学到了一些什么和在列宁不在的时候他们能干些什么。让他们从自己行列中指出一个，那怕是唯一的一个人，他能独立地站到在日内瓦的列宁和在纽约的我一致表述的立场上来。他们连一个也指不出来。在列宁回来以前，由斯大林和加米涅夫主编的彼得格勒《真理报》永远是故步自封、盲目和机会主义的证明。然而广大党员和整个工人阶级自发地投入到夺取政权的斗争之中，不管是对党，还是对国家来说，根本就没有其他道路。为了在反动年代里捍卫不断革命的前景，应该具备理论的预见性。为了在1917年3月提出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口号，应有相当灵敏的政治嗅觉。但在今天的领导人之中，不但没有一个人表现出具备预见能力，连表现出有嗅觉的人也一个没有。在1917年3月时，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比左翼小资产阶级民主党人的立场走得更远，没有一个人能经受住历史的考验。我比列宁迟一个月到彼得格勒，劳合·乔治把我在加拿大整整扣了一个月。我回国时党内的情况已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列宁呼吁党员群众反对无能的领导者。他领导了系统的斗争反对那些“老布尔什维克”。在那些日子里，他就是这样描写他们的，“他们在我党历史上不只一次地扮演了可悲的角色；他们不去研究新的、活生生的现实的特殊性，只会不求甚解的重复背熟的公式。”加米涅夫和李可夫试图反抗，斯大林却默默地退到一旁。在那时期，斯大林没有写过一篇文章来评价自己昨天的政策，为靠拢列宁的立场铺平道路，他只是沉默着。他在革命第一个月中的可悲的领导工作搞得他声望扫地，他宁愿遁入阴影之中。他没有公开出来捍卫列宁的观点，他回避表态，等待时机。在为起义做理论和政治准备工作的最紧要关头的那几个月里，斯大林在政治上干脆就是个零。在我回国之前，还有很多社会民主党组织中兼有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这是斯大林、加米涅夫以及其他人在革命前期和战时所持的立场的必然结果。尽管我应该承认，斯大林在战时的立场是任何人都不了解的。他不曾就这个不算不重要的问题写过一行字。目前，全世界共产国际的教科书，斯堪的纳维亚共青团、澳大利亚少年先锋队再三重复牢记：托洛茨基在1912年8月试图统一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但从来没有什么地方说过一句有关斯大林在1917年3月间鼓吹与采列捷利的党统一的事，以及实际上到1917年中期列宁仍不能使党彻底离开这个泥坑。正是当时的临时领导人、今天的追随者把它拖入这个泥坑的。在革命开始时，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理解革命的意义及其方向的情况，到现在被描绘成特殊的辩证的深刻性，与托洛茨基主义邪说相对照，该邪说竟敢自称不仅认识过去，而且能预见未来。列宁著名的《四月提纲》决定了党的新方针。当我来到彼得格勒后，曾对加米涅夫表示：没有什么力量能使我背离列宁的《四月提纲》。加米涅夫只简单地回答：“那还用说！”我正式入党以前曾参与了起草最重要的布尔什维克的文件。当时，谁也没有想过问我是否放弃了“托洛茨基主义”，而在追随者堕落阶段，加香①、台尔曼②之流以及其他十月革命的食客们千百次地盘问过我。如果那时能够发生托洛茨基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对立，那么，党的领导阶层在4月间只能把列宁指责为托洛茨基主义。加米涅夫就公然、固执地这么说，其他人则将小心翼翼地在背后搞。几十个“老布尔什维克”在我回到俄国之后对我说：“现在你是交上好运了。”我不得不对他们证明，不是列宁在新时期“转到”我的立场上来，他只是发展了他自己的观点。发展的进程以算数替换代数学，揭示了我们观点的基本一致。事实也的确如此。①加香，马赛尔（1869—1958）法国和国际共运活动家，法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历任法共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等职。——译注②台尔曼，恩斯特（1886—1944）德国和国际共运活动家，德国共产党主席，1944年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被杀。——译注在我们最初的会晤中，在7月以后更多的会晤中，列宁给人的印象是在安详和平凡的表象下，隐藏着高度集中的精力和极其专注的内在力量。那时，克伦斯基集团好像无所不能，而布尔什维主义则被视为“微不足道的一小撮”。官方当时就是这样蔑视它的。党本身也还不能认清自己在日后的力量。就是在这时候，列宁却信心十足地率领它去完成最伟大的任务。我全力以赴地协助他工作。在十月革命前两个月，我写道：“国际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一种可以随便出卖的抽象思想（像采列捷利和切尔诺夫所认为的那样），而是真正的指南和切实可行的实践原则。对于我们来说，没有欧洲革命，持久的、决定性的胜利是不可思议的。”在那时我还不能把斯大林——这位社会主义能在一国建成的哲学家——的名字和采列捷利、切尔诺夫并列在一起。我用下面这段文字结束了文章：“用不断革命来对抗不断屠杀！这就是斗争的实质。人类命运的最后希望就寄托在这场斗争上！"这篇文章于9月7日在党的中央机关报上发表，后来印成单行本。为什么不断革命这一异端口号的今天的批评家们当初却默不作声呢？他们哪里去了？他们之中有一些人在谨慎地等待时机、左顾右盼，如斯大林；另一些人藏在桌子底下，像季诺维也夫。但更重要的另一个问题是：列宁怎么能容忍我那些异端宣传呢？在理论问题上他从来不肯放纵与迁就。他怎么能容忍在党中央的机关报上鼓吹“托洛茨基主义”呢？1917年11月1日彼得格勒委员会的会议上——这次在一切方面来说都是历史性的会议的记录迄今秘而不宣——列宁说，在托洛茨基确信不可能与孟什维克统一之后，“不曾有过比他更出色的布尔什维克。”他以此清楚地表明（而且不是第一次）；不是不断革命的理论把我们隔离了，而是更局部的问题（尽管十分重要），即如何对待孟什维克的问题。革命两年之后，列宁回顾道：“在夺取政权和建立苏维埃共和国时，布尔什维主义吸收了社会主义思潮中与它接近的各流派的全部精华。”如此强调最接近布尔什维主义流派的优秀代表，列宁首先指的就是现在被称为“历史上的托洛茨基主义”，对此不应有丝毫的怀疑。难道还有哪一个别的流派能比我所代表的更接近布尔什维主义呢？列宁指的还能是哪一个呢？是马赛尔·加香吗？或是台尔曼？列宁在全面地考察了党的发展过程之后，认为托洛茨基主义不是敌对的和异己的、而是最接近布尔什维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流派。我们看到，思想发展的真实进程和追随者们利用列宁逝世和反动的浪潮所制作的欺骗性漫画毫无共同之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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