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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1917年2月23—27日的五天时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一卷二月革命
第七章1917年2月23—27日的五天时光
2月23日是国际妇女节，社会民主工党各团体计划按照惯例纪念这个节日：举行集会、发表演讲、散发传单。在此之前，谁都没有想到妇女节可能成为革命的第一个日子，也没有任何一个组织号召在这一天举行罢工。不但如此，就连布尔什维克组织、包括最富战斗精神的维堡区委员会（它全由工人组成）也劝阻不要举行罢工。正如该区一位工人领袖卡尤罗夫所证实的，群众的情绪非常紧张，每一次罢工都有演变成公开冲突的危险。既然委员会认为开展战斗行动的时刻还没有到来，党组织还不太巩固，工人同士兵也很少有联系，于是决定不号召举行罢工，而是要为不太确定的将来的革命发动做准备。2月23日前一天，委员会采取的就是这种路线，而且好像大家都予以接受。可是到第二天早晨，有些工厂的纺织女工不顾任何指示举行了罢工，而且派代表去金属工人那里，呼吁他们支持自己的罢工行动。卡尤罗夫写道，布尔什维克“很勉强地”前去参加，跟在他们后面的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工人。但是既然发生了群众性罢工，那就必须号召大家上街，而且自己（布尔什维克）要站到最前列，卡尤罗夫提议做这样的决定。对此，维堡区委员会只得赞成。“发动的想法在工人中间早已成熟了，只是在那个时候谁也料想不到发动会带来什么结果。”我们要记住这位当事人的这一记述，它对于了解事件内幕是很重要的。
在举行游行示威时，士兵将会走出兵营对付工人，这种情况事先就被认为是亳无疑问的。那将会导致什么后果呢？战争时期当局可不愿意跟你开玩笑。不过另一方面，战争时期的一个“后备军”士兵并不是正规军的老兵。他真的就那么可怕吗？关于这个问题，在各革命团体里面尽管讨论过多次，但是都十分抽象，因为根据全部资料可以绝对有把握地说，无论谁，肯定无论谁当时都不曾料到，2月23日这一天将会成为向专制制度发起决定性进攻的开端。人们是怀着不确定的却无论如何是有限的前景来谈论游行示威的。
可见事实就是这样的：二月革命是从下层开始的，无产阶级中间受压迫与受摧残最深的部分，即女工——纺织女工（其中想必不少人是士兵的妻子）排除了自己的革命组织的阻挠，自发采取了主动行动。日益加剧的排长队买面包现象成了最终的推动力。当天参加罢工的男女工人达到了9万人左右。战斗的情绪以游行、集会乃至跟警察搏斗的形式表现出来了。运动首先在维堡区以及那里的大型企业开展起来，并且从那里向彼得格勒城区蔓延。据暗探局证实，在城市其余部分没有发生罢工和游行示威。这一天看来已经有为数不多的执勤部队奉命出动协助警察，不过没有人同他们发生冲突。包括女工在内的大群的妇女为要求供应面包向市杜马进发。这就好像要公山羊挤出奶来一样难。城里各处打出了红旗，写在上面的标语表明，劳动者想要面包，而不想要专制制度，也不想要战争。群情激愤的妇女节就这样平安地过去了，没有造成牺牲。不过这一天到底暗示着些什么，直到晚上也没有人猜想出来。
第二天，运动不仅没有平息下去，反而加倍高涨起来了。2月24日，约有半数的彼得格勒工人参加了罢工。工人们清早就来到工厂，不让任何人上班。他们纷纷举行集会，然后向市中心游行进发。其他一些城区和其他居民集团也紧跟着投入了运动。“要面包”的口号被“打倒专制制度”与“打倒战争”的口号取代或者淹没了。涅瓦大街的游行示威在接连不断地举行：起初是高唱革命歌曲的密集成群的工人，随后又涌来了各色各样的市民人群，其中有不少戴蓝帽子的大学生。“来往的行人对我们深表同情，而有些住院的士兵从窗口挥舞着手中的东西向我们致意。”伤兵们对示威者这种表示同情的挥手究竟意味着什么，有多少人明白呢？但是哥萨克接二连三地朝示威人群冲了过去，尽管不那么凶狠，他们的马都汗湿了。人们开始向两边闪开，然后又重新聚集起来。人群中并没有出现恐慌。“哥萨克答应不会开枪。”这样的说法一个接一个地传开了。显然，工人跟一部分哥萨克会谈过。不过后来有一批半醉的龙骑兵一边骂着脏话，一边冲进示威人群，开始用长矛击打人们的头部。示威者竭尽全力坚持下来了，始终没有逃散。“不会开枪的。”确实如此，没有开枪。
一位自由主义的元老院成员注视着街上开不动的电车，或许这是发生在第二天的事，是他记错了吗？“有些被砸碎了车窗玻璃，有些倒卧在轨道旁边，于是他回想起大战前夕1914年7月的那些日子。“看来早先的图谋正在复活。”元老的眼睛没有骗他，继承性是很明显的：历史抓起了被战争割断了的革命这条线的两头，并且打个结把它们连接起来了。
在这一整天里，大批人群不断地从一个城区涌向另一个城区，他们遭到警察强行驱散，遭到骑兵和部分步兵的拦截和逼退。与“打倒警察”的喊声同时响起的，是更多地对哥萨克高呼“乌拉”。这种现象意义重大。示威人群对警察表现出难以遏止的愤怒。他们打着唿哨，用石头和冰块追打城市骑警。工人对士兵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态度。营房周围以及哨兵、巡逻兵乃至散兵跟前总有小群的男女工人，他们不时友好地交谈着。这是一个新的阶段，一个从罢工高潮和工人与军队面对面交流之中诞生的新阶段。这样的阶段在每一次革命中都必定要出现，不过它永远都是新鲜的，每次的确都是以新的形式出现的，无论阅读过还是描述过这种阶段的人在重新面对它的时候都无法确认它。
当天，国家杜马一直在讨论局势，而整个旗帜广场，整条涅瓦，大街及其毗邻街道都被滚滚而来的庞大人流塞满了。杜马也在注视一种前所未有的现象：革命的而不是爱国主义的人群用高呼“乌拉”来欢送哥萨克和奏着军乐的其他团队。至于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杜马代表从街上遇见的第一个人那里得到回答：“警察用皮鞭抽打妇女，哥萨克出动以后赶走了警察。”事情到底是不是这样发生的，这是谁也无法验证的。也可能真的就是这样，示威人群深信事情就是这样的。这种信念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从以往的经验中得出来的，因此必定会成为胜利的保证。
埃里克松厂是维堡区技术先进的工厂之一，全厂有2500名工人，他们举行早间集会以后游行前往萨姆普索尼耶夫大街，在一处狭窄的地方同一支哥萨克部队迎面相遇。军官们骑着战马率先冲进示威人群，打开了一条通道，跟在他们后面疾驰而来的是堵满了整条大街的哥萨克士兵。决定性时刻到来了！骑士们排成长长的纵队小心翼翼地从刚刚由军官开辟的通道跑过去了。卡尤罗夫回忆说：“他们当中有些人还面带笑容……有一个人甚至友善地对工人使眼色。”哥萨克使眼色并不是无意的举动。工人们用友好的而不是敌对的勇气更加大胆地面对哥萨克，并且用它轻易地使后者受到了感染。一个使眼色的人找到了众多的仿效者。尽管军官们另有打算，哥萨克士兵还是做到了既没有公开破坏纪律，但也没有坚决驱散示威人群，而是单纯从他们中间通过。如此反复来回了三四次，这使得双方进一步靠近了。哥萨克还开始独自回答工人的问题，甚至进行很短暂的交谈。纪律只剩下一具最薄最透明的外壳，它很快就有遭到撕破的可能。军官赶紧把骑兵队与示威人群分开，放弃了驱散工人的念头，并且把哥萨克排成横列挡住街道，目的是不让示威者向市中心进发。这样做也于事无补了，哥萨克规规矩矩地勒马站在原处，但是他们没有阻止工人从马肚子下面“钻过去”。革命不是任意选择自己的道路的，它是在哥萨克的马肚子下面迈出走向胜利的最初步伐的。故事情节真是妙不可言！讲故事的人果然有非凡的目光，他把事件发展的全部曲折情景淋漓尽致地刻画出来了。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讲故事的人就是示威的领导者，跟在他身后的有两千多工人。由于担心敌人的皮鞭和子弹，这位指挥员的双眼始终在敏锐地注视着一切。
军队的转变似乎首先在历来的镇压者与讨伐者——哥萨克中间出现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哥萨克比其他部队更革命。相反，这些骑在属于自己的马上的坚定私有者很看重自己的哥萨克特性。他们轻视普通农民，也不相信工人，他们身上带有许多保守主义成分。不过正因为如此，战争在他们身上引起的变化也就特别明显。此外要知道，也正是这些变化在各方面搅扰着他们：给他们派遣差事，把他们推向与人民迎面相撞的境地，令他们焦躁不安，并且最先让他们经受考验。这一切使他们厌烦极了。他们只想回家，于是使着眼色说：假如你们能做的话，那就做你们的事好了，我们不会妨碍你们的。可是，所有这些仅仅是意义重大的征兆。军队毕竟是军队，它为纪律所约束，控制手段还掌握在专制王朝手里。工人群众还没有武装起来。领导人也还没有想到那有决定意义的结局。
在大臣会议当天举行的会议上，首都秩序混乱的问题只是诸多议题中的一个。罢工？示威游行？这又不是第一次。一切都在预料之中，命令也已经发出。于是会议径直转向目前急需办理的事情上去了。
究竟发出了哪些命令？尽管23日和24日有28名警察遭到殴打（博取同情的精确统计），差不多是独裁者的军区司令官哈巴洛夫将军还是没有下令开枪。这不是出于心肠软，因为任何情况他都已经预料到了，连什么时候开枪都事先标记好了。
单就时机来说，革命是突然爆发的。不过总体看来，两个极端——革命一端与政府一端都为革命做了精心准备，准备了多年，而且一直在准备。至于说到布尔什维克，1905年以来他们的全部活动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准备第二次革命。而政府的活动也有很大一部分是为镇压新的革命做准备。1916年秋，政府在这方面的工作显得特别周密、系统。以哈巴洛夫为主席的一个委员会到1917年1月中旬完成了为粉碎新的起义而制定的一份非常严密的计划：城市划分为6个警察局辖区，它们又分为若干小区；近卫军后备部队司令官切比金将军出任所有武装力量的首脑；各团部队分别部署在各个城区；6个警察局辖区的每一个辖区内的警察、宪兵与军队由特别任命的校官统一指挥。为了应付更大规模的行动，哥萨克骑兵单独留给切比金将军亲自统率。预先拟定的镇压程序是这样的：起初只是由某个警察局开始行动，然后让携带皮鞭的哥萨克出动，只有在确有必要的场合才动用荷枪实弹的部队。二月期间实施的正是这个由1905年的经验发展而成的计划。灾难的发生不是因为缺乏预见性，也不是计划本身的漏洞，而是人的素质，这里存在着枪炮不响的严重失算。
计划形式上依靠号称有15万士兵的全体卫戍部队，然而真正靠得住的总共不过万把人：除开3500名城市警士以外，寄予厚望的就是军校兵员。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就在于当时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性质，它几乎完全是由后备部队，首先是已经开赴前线的几个近卫团所辖的14个后备营组成的。此外卫戍部队还有一个后备步兵营，一个后备自行车营，一个后备装甲营，还有几支不大的工兵和炮兵部队，以及两个顿河哥萨克团。这已经够多了，可以说太多了。臃肿的后备部队人数众多，但这些人要么几乎没有经过训练，要么成功地免除了训练。不过要知道，整个军队的情况实际上也是如此。
哈巴洛夫确实是严格地按照他所制订的计划行事的。第一天，也就是23日，只有警察出来采取行动。24日，走上街头的多半是骑兵，不过他们只配备了皮鞭和长矛。是否出动步兵或开火还得取决于事态的发展。不过这种事态必定会出现。
25日，罢工在继续扩展。根据政府的资料，当天参加罢工的工人达到了24万人。比较落后的阶层也在努力追赶先进分子，大量的小企业也罢工了，电车停开，商店也关了门。就在这天，高等学校的学生也加入了罢课行列。正午时分，成千上万的人向喀山大教堂及其附近街道涌去。人群试图举行大型街道集会，因而跟警察发生了好几次武装冲突。演讲者在亚历山大三世纪念雕像旁边发表演说。骑警向人群开了枪，一个演讲者负伤倒下了。集会者开枪还击，一个警察所长被打死，另有一个警察局长以及几个警察负了伤。燃烧瓶、爆炸物、手榴弹纷纷朝宪兵飞了过去，战争教会了人们这类技能。士兵们的表现消极被动，有时还对警察流露出敌意。大伙激动地相互转告，说是当警察向亚历山大三世雕像附近的人群开枪时，哥萨克朝这些骑马的法老（这是对警察的蔑称。——托洛茨基）开火排射，后者不得不仓皇逃跑了。看来这并不是为了振奋自己的精神而传播开的消息，因为尽管其情节各不相同，然而从各方面可以得到证实。
工人布尔什维克卡尤罗夫在这些日子里是真正的领袖之一，他讲述了有个地方的示威者在骑警的皮鞭抽打下如何四散逃走的情形。同时说到，在一支哥萨克骑兵注视下，他卡尤罗夫以及与他在一起的几个工人没有跟着大家逃走，而是摘下帽子朝哥萨克走过去，边走边对他们说：“哥萨克兄弟，在工人要求和平的这场斗争中帮帮他们吧！你们也看见了，法老是如何对待我们这些饿着肚子的工人的。帮帮我们吧！”这种有意压低的语调，这些拿在手里的帽子——那是多么准确的心理揣测啊，简直是无与伦比的姿态！街头战斗和革命胜利的全部过程充满了这类即兴表演。但是它们往往会淹没在重大事件的汪洋之中而消失得无影无踪，留给历史学家的只有那些老生常谈的皮毛。卡尤罗夫继续讲述下去：“哥萨克互相使着有点特别的眼色，我们还没来得及离开，他们就冲进冲突现场中去了。”几分钟后，车站大门口有一群人抬起一个哥萨克往上抛，因为刚才他当着大家的面用马刀劈死了一个警察所长。警察很快就不知去向，也就是说它们又要开始偷偷地采取行动了。但这时有一队手里端着枪的士兵出现了。工人忐忑不安地责备他们：“同志们，难道你们真的要帮助警察吗？”回答是一句粗鲁的“走开”。再问一次，结果还是一样。士兵们郁闷不乐，烦心事在折磨着他们，当问题命中他们忧虑的焦点时，就会叫他们难以忍受。
解除法老的武装成了当时普遍的口号。警察是残暴的、不可调和的、遭人痛恨又仇恨他人的敌人。要把他们争取到自己这边来，那是根本谈不上的。所以才痛打警察，甚至打死他们。军队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各界示威民众都避免同士兵发生敌对冲突；相反，示威者在寻找使士兵对自己产生好感的途径，寻找说服他们、打动他们、亲近他们，以及使他们同自己打成一片的办法。尽管有关哥萨克行为良好的传闻也许有点夸张，示威人群还是小心翼翼地面对这些骑兵。骑兵坐在马背上，比示威者高出一截，他的心与示威者的心被四条马腿分隔开了。只能仰望的形象看上去总是显得更加高大和威严。同样在这里，旁边并排站立在马路上的步兵就显得更亲切和容易接近一些。群众尽量设法走过去靠近他们，注视他们的目光，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热烈的呼吸。以女工为主的妇女在工人与士兵的相互关系中起着重大的作用。她们在冲击散兵线时比男人更勇敢，她们用双手抓住士兵的步枪，恳求他们，几乎又是命令他们：“放下你们的刺刀，加入到我们的队伍里来吧！”士兵们感到不安与惭愧，他们焦躁地互相交换眼色，显得非常犹豫不决。有人下定了决心，把刺刀愧疚地高高举过冲击者肩膀的上方。警戒线被冲开了，兴奋和感激的“乌拉”声在空中荡漾。士兵被围住了，到处是争论、责备与请求——革命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尼古拉从大本营发给哈巴洛夫的电报诏令称“明天就要”制止无秩序状态。沙皇的意愿与“哈巴洛夫计划”的后续环节是一致的，所以电报只是一种辅助推动力。明天就该轮到军队说话了。这是不是太晚了？暂时还说不定。问题提出来了，但是远远没有解决。哥萨克方面的姑息默许，某些步兵警戒线的动摇——只不过是经过反应敏锐的街头民众千百遍重复的、别有深意的插曲罢了。对于激励革命民众这已经足够了，可是对于获取胜利还是远远不够的。何况还有性质相反的插曲。当天下午，好像是作为对由示威人群射出的左轮手枪子弹的回击，一个龙骑兵排第一次向综合商场外面的示威者开了枪。根据哈巴洛夫呈送给大本营的报告，有3人被打死，另有10人受伤。这是严重的警告！同时哈巴洛夫威胁说，清点出来的所有工人如果28日之前还不回去上工的话，那么就将当作应征者送到前线去。哈巴洛夫发出了为期3天的最后通牒，这等于给了革命比推翻哈巴洛夫以及顺势推翻专制王朝所需要的还多的时间。不过这种情况只是到了革命以后才变得清楚的。而在25日晚间谁也不知道明天究竟是否还属于自己。让我们尽情想象一下运动的内在逻辑吧。2月23日，酝酿和忍耐已久的彼得格勒工人群众在“妇女节”的旗帜下开始了起义。起义的第一步是罢工。3天时间里它不断扩展并且事实上演变成了全面总罢工。这给了群众充分的信心，推动他们继续前进。越来越具有进攻性质的罢工与导致革命群众跟军队发生冲突的游行示威结合起来了。这种现象从整体上把任务提升到了更高的层面，即采用武力来解决问题的层面。最初几天取得了一连串局部的胜利，不过还是征兆性质多于实际性质的胜利。
持续了数天的革命只有一步一步地向上攀爬和取得一个又一个新的成功才能胜利地向前发展。胜利的发展过程如果出现中断，那是很危险的，长时间原地踏步也将招致失败。可是，甚至光有胜利本身也是不够的，务必让群众及时认识它们与及时评价它们。即使在胜利在握的时刻，它也有可能失掉。这种事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开头3天是斗争不断高涨和不断激化的日子。然而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运动达到了这样一个水平，即征兆性质的胜利已经变得不能令人满意了。所有积极的群众都走上了街头。他们没有遇到多大困难就顺利地战胜了警察。最后两天军队也卷进了事件：第二天只出动了骑兵，第三天步兵也同样出动了。他们逼退和阻拦示威群众，有时则听之任之，不过几乎没有使用过枪炮。上层统治者之所以不急于中止原先的计划，部分是因为他们没有充分估计到将要发生的情况（反动派的错觉弥补了革命领导人的错误），部分是因为不再相信军队。然而恰好是在第三天，由于斗争发展的压力，以及沙皇命令的压力，迫使政府不得不根据业已出现的实际情况让军队出动了。工人特别是其先进阶层认清了这一点，何况前一天龙骑兵已经开了枪。现在问题毫无悬念地摆在了双方的面前。
2月25日深夜，城市各处有分属不同革命组织的大约100人遭到逮捕，其中包括布尔什维克党彼得格勒委员会的五名成员。这也算是表明政府要转入进攻了。今天的情况又将如何？昨天发生枪击以后工人将会釆取怎样的行动？而主要的问题是军队将如何行动？2月26日的朝霞在一片捉摸不定与强烈担忧的晨雾中冉冉升起。
由于彼得格勒委员会的成员被捕了，全部工作的领导就转到了维堡区委员会身上。这样或许更好一些。党的高层领导无法挽回地耽误了时机。直到25日清晨，布尔什维克中央国内局才最终做出印发号召举行全俄总罢工的传单的决定。可是在传单散发出去（如果说它不管怎样都要散发出去的话）之际，彼得格勒的总罢工已经在全面走向武装起义了。领导层坐在上面观察事态，还在犹豫不决，结果落在后面了，因而也就不能进行领导了。它只是勉强跟在运动后面蹒跚而行。
离工厂越近，起义者就越有决心。可是在今天，也就是26日，各区都弥漫着惶恐不安的气氛。饥肠辘辘、疲惫不堪、冻得浑身哆嗦的、可又肩负着重大历史责任的维堡区领导人在城外一处围墙里面聚会，就当天事态的发展交换想法，并且一起确定一个行动计划。什么计划？继续举行示威游行吗？可是，既然政府决心要走到底，没有武装的示威游行那会导致什么结果呢？这个问题搅得大家心神不宁。“结果看来只有一个：起义正在结束。”在这里，听到了我们已经熟悉的卡尤罗夫的声音，不过第一时间我们觉得这话不像是他说的。在暴风雨来临前夕，气压表就是降得这么低。
正当最接近群众的革命者也笼罩在犹豫动摇情绪之中的时候，运动自身实际上比其参加者所想象的要走得远得多。早在前一天即2月25日晚间，维堡地区就已经完全控制在起义者手中了。那里的各个警察所都被摧毁了，有的警官被杀，大多数已经逃跑、躲藏起来。市行政当局完全失去了跟城市大多数地方的联系。26日早晨，人们发觉不仅维堡方面，而且直到利捷伊内伊大街为止的佩斯卡方面也被起义者控制起来了。至少警察的报告是这样认定局势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信的，尽管参加起义的人自己未必完全看清楚这一点。在许多场合，警察无疑还在他们受到来自工人方面的威胁之前就逃离了自己的巢穴。不过撇开这点姑且不论，在工人心目中，把警察从工厂区清除出去的做法不可能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军队还没有最终表明态度。起义“正在结束”，起义队伍中的勇敢者都这么想。其实起义只不过是在改变方向。
2月26日适逢星期天，各家工厂都关门休息。因此早晨不可能用罢工的规模来衡量群众的压力。况且工人也不可能像前些日子那样在工厂里汇聚，这给游行示威带来了困难。清晨，涅瓦大街显得相当平静。此时皇后给沙皇发了一封电报，内称：“城市里是平静的。”然而平静没有持续多久。工人逐渐聚集起来并且从四郊向市中心进发。当局不让他们过桥，他们就涌向结冰的河面，要知道现在还是二月份，整条涅瓦河就是一座冰桥。即便朝冰面上的人群开枪扫射，也不足以拦住他们。城市的模样顿时改变了。到处都是巡逻队、检查哨卡与骑兵分队。通往涅瓦大街的各条道路特别加强了警戒。从隐蔽的埋伏地点不时传出阵阵枪声。伤亡人数在不断增加。救护马车在各条道路上不停地来回奔驰。到底是什么人从什么地方开的枪，可能永远也弄不清楚。无须怀疑的是，吸取了沉痛教训的警察决心不再让自己受到攻击。他们从窗口、从阳台的门缝、从廊柱后面、从阁楼里头向外开枪。各种假想都冒出来了，它们极易演变成传奇故事。有人说，为了恫吓示威者，许多士兵换上了警察外套。也有人说，普罗托波波夫在屋子里的阁楼上布置了大量机枪火力点。虽然革命胜利后成立的委员会并没有查出这样的火力点，但是不等于说它们从来没有存在过。不过那天警察退到幕后去了。军队最终卷入了事件。军队接到了开枪镇压的严厉命令，于是士兵，主要是教导队，也就是各团军士学校的学员开了枪。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当天有40人被打死，并且有同样多的人被打伤。这还没有把被示威者扶走和抬走的伤亡者计算在内。斗争进入了决定性阶段。在子弹面前，群众会退回到自己出发的远郊去吗？不，他们没有退走。他们要努力达到自己的目标。
官僚的、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彼得格勒陷入一片恐慌之中。国家杜马主席罗将柯当日要求从前线抽调可靠部队回来；然后又“改变了想法”，建议陆军大臣别利亚耶夫不要采用开枪，而是让消防队用水龙带喷射冷水驱散示威人群。别利亚耶夫跟哈巴洛夫商量后答复说，喷射冷水结果会适得其反，“因为这只会激怒他们”。自由主义者、高级官僚、警察的上层就这样讨论着该用冷水还是热水淋浴来对付人民起义。警察局当天的报告则证明仅用消防水龙带是不够的：“秩序混乱的时候出现了一种普遍现象，就是那些成群的肆无忌惮的暴徒对值勤部队进行严重挑衅，他们用石头和从街上砸来的冰块向部队扔去，以此来回敬要他们解散的命令。起初部队朝天开枪时，示威人群非但没有逃散，相反面对这种排射大笑起来。只有对密集的人群实行实弹射击，才能把这些成群结队的家伙驱散。不过这些参加示威的人大多会逃进附近房屋院子里躲藏起来。一旦枪声停止，他们又跑到街上来。”这份由警察写出的概述证明群众的情绪异常炽烈。说示威人群自己开始用石头与冰块袭击部队、哪怕是教导队实在是不可信的，因为这使起义者的心理与他们对待军队的明智策略显得太矛盾了。由于要为大量伤亡进行辩解而寻找补充理由，结果连报告的语气也不完全是那样，而且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但是主要的内容非常真实而鲜明地转述出来了：群众不愿意继续退让，他们带着明显乐观的情绪进行反抗，甚至在发生了造成伤亡的枪杀之后，仍然坚持留在大街上。他们不是抓紧生命不放，而是抓紧马路、抓紧石头、抓紧冰块不放。示威人群不是在单纯发泄仇恨，而是表现出了十足的勇气。这是因为尽管发生了开枪事件，示威者依然没有丧失对军队的信心。他们斯待胜利，而且渴望无论如何都要取得胜利。
面对当局对军队的压力，工人对军队的压力加强了。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最终成了时局演变的焦点。持续了将近三天的观望等待期到达了尽头，这期间卫戍部队的主体部分有机会对起义者保持友好的中立态度。“向敌人开火！”专制王朝这样命令。“不要对兄弟姐妹开火！”工人们这样呼吁。他们不仅仅限于这样，还要求：“和我们一道前进！”一场持续不断的、富于戏剧性的、时而高潮迭起的、时而难以觉察的、不过一直是冒险地争取士兵心灵的斗争就这样在大街、在广场、在桥头以及在营房门口展开了。政权、战争与国家的命运就在这场斗争中，也就是在男女工人和士兵的紧张接触中，在步枪与机枪连续不断的呼啸声中确定下来了。
向示威者开枪的现实强化了领导层的犹疑动摇态度。运动自身的规模似乎显现出危险的迹象。甚至到26日晚上，也就是离胜利只有12个小时的时候，在维堡区委员会的会议上，大家开始围绕是不是该号召暂停罢工的问题展开了讨论。这种做法使人觉得莫名其妙。然而问题就在于，第二天认清胜利要比头一天容易得多。话又说回来，在时局和消息的推动下，人们的情绪难免会时常发生改变。心情沮丧可以迅即变成精神奋发。卡尤罗夫和丘古林这些人有足够的个人勇气，可是对群众负责的想法时时刻刻都压在他们的心头。在普通工人中，犹豫动摇的情绪是比较少见的。一个在布尔什维克组织里起过重要作用的暗探局密探舒尔卡诺夫消息非常灵通，他在给上司的报告中谈到了工人的情绪。这个奸细这样写道：“因为军队没有制止示威人群，而在某些场合甚至采取了使警察无法行动的措施，民众于是深信自己能逍遥法外，所以在大街上肆意游走的两天过去以后，现在革命分子喊出了‘打倒战争’和‘打倒专制制度’的口号。人民从内心里相信：革命已经开始了，胜利将属于民众；由于军队袖手旁观，当局没有实力镇压运动；决定性胜利即将到来，因为军队必将公开地站在革命力量一边，尽管今天还没有，明天就会这样做。业已开始的运动不会平息下来，而会不断高涨，直至走向彻底的胜利和一场政变。”就其紧凑与鲜明而言，这是一份非常出色的评述！报告也是一份最有价值的历史文献。当然，这并不妨碍取得胜利的工人处死它的作者。
奸细（他们人数很多，在彼得格勒尤其如此）比其他任何人都害怕革命。他们玩弄手腕：在布尔什维克多次会议上，舒尔卡诺夫坚持采取最极端的行动，而在给暗探局的报告中他怂恿必须坚决采取武力措施。也许舒尔卡诺夫是带着这个目的去尽量夸大工人进攻的信心。不过他基本上是对的：事态很快就证实了他的估计。双方阵营的上层都在迟疑与揣测，因为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凭主观计算出力量对比。外部标志最终变成了标准，革命危机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在意识和社会关系的陈旧形式之间产生了尖锐矛盾。新的力量对比隐秘地潜伏在工人和士兵的意识里。正是因为政府转而采取攻势（它是由革命群众的前述攻势引起的），从而把新的力量对比从潜在状态转变为能起作用的状态。工人热切而坚定地注视着士兵的双眼，后者则不安又疑虑地把自己的目光移开，这仿佛表明士兵已经不能保证自己了。工人愈加勇敢地朝士兵走过去。士兵阴沉却不是敌对地，甚至相当愧疚地沉默不语，而有时——这情形越来越常见——是带着假装出的严厉态度来答话，借此来掩饰其惶惑的心脏在胸腔里是多么剧烈地跳动。转折就这样完成了。士兵也就摆脱了自己的士兵角色，只是他们自己还没有马上意识到这一点。上司说，是革命灌醉了士兵；在士兵看来刚好相反，是他们从兵营的鸦片中清醒过来了。决定性的那一天——2月27日就这样准备妥当了。
可是，前一天发生的一件事尽管带有偶然性，却还是按照新的方式给2月26日的整个局势染上了自己的色彩。入夜时分，巴甫洛夫团第四近卫连举行了暴动。警察总监的书面报告十分确定地指出了事件的原因：“该团教导队在涅瓦大街值勤时向示威人群开了枪，于是众怒全都指向了它。”是谁把这事告知第四连的呢？有关资料偶然保留下来了。大约下午两点的时候，一伙工人跑到巴甫洛夫团营房前，他们竞相抢着说话，讲述了发生在涅瓦大街的开火事件。“请告诉同志们，巴甫洛夫团的战士朝我们开枪了，我们在涅瓦大街看见的士兵都穿着你们的制服。”这既是严厉的责备，也是激昂的呼吁。“大家都显得非常难过，脸色惨白。”种子并不是落在了石头上。将近6点钟时，第四连在一名军士带领下擅自离开了营房。这名军士是谁？他的名字了无踪迹地淹没在成千成百同样的无名英雄中去了。连队旋即向涅瓦大街进发去清除本团的教导队。这不是因为吃了长蛆的咸肉而引起的士兵哗变，这是具有高度革命主动精神的举动。连队在途中跟一支骑警小分队发生了冲突，士兵开枪打死了一名警士和一匹马，打伤了另一名警士和另一匹马。在暴动士兵随后飓风般的街道行程中没有人去跟踪，因此详情无从知晓。连队回到了营房，一下子惊动了全团。但是武器被藏起来了，根据有些资料，士兵仍然握有30支步枪。很快他们就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的人包围了。有19名巴甫洛夫团的士兵被捕并且关进了要塞。其余人则表示屈服。另有资料说，上司当晚发现有21名士兵带枪逃跑了。真是一个危险的漏洞！这21名士兵一整夜都会去寻找同盟者和庇护人。唯有革命取得胜利才可以解救他们。工人无疑已经从他们那里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对于明天的战斗来说，这确实是个不错的兆头。
纳博科夫是自由主义著名领袖之一，他真实可信的回忆录有些地方像是他那个政党和阶级留下的日志。那天深夜1点钟，他从客人那里沿着漆黑一团和戒备森严的街道步行回家，当时他“带着惊恐的心情，并且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或许他是在某个十字路口碰见了一个逃亡的巴甫洛夫团士兵。两人都急于各自赶路，他们相互本来就没有什么可说。在工人街区和士兵营房里，有人在值班，或是在商量什么；另有一些人则半睡半醒地露宿在街头，连说梦话都像是在激昂地议论明天这个日子。逃亡士兵在那里找到了栖身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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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二月那些日子里发生的大量战斗的记载是十分缺乏的，甚至跟十月不太充分的记载相比也显得更为贫乏。十月，党日复一日领导着起义者，在党的各种文章、文告与记录里面记载了斗争的连续性，尽管这种连续性只是表面上的。二月则不是这样，几乎没有人从上面来领导群众。报纸也没有说出什么，因为报社到处也在罢工。群众没有左顾右盼，他们自己创造了历史。要还原大街上所发生事件的生动场景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能够重建这些事件的总体连续性和内在规律性，情况或许要好一些。
总的来说，还没有失掉权力部门的政府在观察评价事态方面甚至比——正如我们所知晓的——不那么称职的左翼政党还要糟糕。在26日“顺利”开枪以后，大臣们顿时精神振作起来了。27日拂晓，普罗托波波夫令人快慰地报告说，根据收到的情报，“有部分工人打算复工上班”。可是工人并不想现在回到机床旁边去。昨天的枪杀与失利并没有使群众失去勇气和信心。这怎么解释呢？显然是负面因素被某些正面因素克服了。起义群众塞满了各条街道，同敌人展开搏斗，摇晃士兵的肩膀，从马腹下面钴过去；他们有时进攻，有时逃散，把尸体留在十字路口，偶尔也夺取武器；他们传递着各种各样的消息，也传播各种各样的流言；他们逐渐变成了具有无数双眼睛、无数对耳朵、无数根触须的生命集体。晚上，群众从斗争舞台回到了自己的工厂宿舍，他们仔细回味白天的印象，去掉那些宵小与偶然的成分，进行自己颇有分量的总结。26日深夜做出的这份总结与奸细舒尔卡诺夫向当局报告的情况大体是一致的。
一大早工人便向工厂涌过去，他们在全体大会上做出继续斗争的决定。像往日一样，维堡人的情绪特别坚定。不过在其他地区，早间集会也是在情绪激昂的气氛中举行的。继续斗争！但是在今天这将会意味着什么呢？总罢工得到了大规模群众革命示威的结果，而游行示威引发了跟军队的冲突。继续斗争就意味着今天要号召举行武装起义。可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发出过这样的号召，它将不可避免地从事态发展过程中孕育出来，而革命政党根本没有把它提上议事日程。
在最紧急的关头，革命的领导艺术十之八九就是要善于暗中听取群众的意见，这有点像卡尤罗夫暗中观察哥萨克的行踪一样，只不过要在最广泛的范围内这样做。暗中听取群众意见的非凡本领乃是列宁的伟大力量所在。但是当时的彼得格勒没有列宁。合法的与半合法的“社会主义”司令部，克伦斯基们、齐赫泽们、斯科别列夫们以及围在他们身边打转的所有人都郑重地发出了警告，对运动表示反对。不过，由施里亚普尼柯夫、扎卢茨基、莫洛托夫组成的布尔什维克中央指挥部同样被软弱无力和消极被动压垮。事实上各区与各兵营都是自行做主的。直到26日，才由倾向布尔什维克的一个社会民主工党组织发表了第一份告军队书。从27日清晨起开始在各区散发的这个文告够犹豫软弱的，它甚至没有号召军队转到人民一边来的内容。该组织的领导人尤列涅夫做了这样的说明：“可是，革命事件发展的速度是如此之快，致使我们的口号已经落在它的后面了。在传单发到士兵的核心部分之前，他们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行动。”至于说到布尔什维克中心，施里亚普尼柯夫也是直到27日早晨才根据二月期间最优秀的工人领头人之一丘古林的要求起草了一份告士兵书。它是否付印了呢？充其量，它也只能在事情快要收场的时候出现。不管怎样，它都不能对27日发生的事情产生什么影响。必须指明的是。一般说来，在那几天里，领导人所处的位置越高，他就越发落后。
然而，没有任何人给它起名的起义自己走进了议事日程。工人的全部主意都是针对军队的。难道我们真的不能推动它吗？零敲碎打的宣传鼓动今天已经远远不够了。维堡人在莫斯科团的营房旁边举行了集会。事情的结果是不成功的：军官或者司务长要转动机关枪的把手还有什么困难吗？工人被猛烈的火力驱散了。在后备团营房旁边工人也做了同样的尝试。那里也出现了同样的情景：几个军官手提机枪出现在工人与士兵中间。工人的领头人要发狂了，他们到处寻找武器，并且要求党予以提供。可他们得到的回答是：武器在士兵手中，你们去他们那里拿吧。这个他们自己当然也知道，可是怎么去拿呢？今天会不会马上出事呢？斗争的临界点于是一步步逼近了。要么是机枪消灭起义，要么是起义夺取机枪。
施里亚普尼柯夫是当时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中心的主要人物，他在自己的回忆录当中讲述了他是如何拒绝工人提出的武器——哪怕是左轮手枪——要求的，同时他又派人到兵营去弄武器。他认为这样可以避免工人与士兵之间发生流血冲突，他把全部赌注押在宣传亦即押在用言语和榜样来争取士兵上面。我们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证据，它们能证明或驳倒这位著名领导人关于那些日子的记述，而这一记述与其说证实了他的先见之明，不如说暴露了他在敷衍塞责。老实承认领导人那里没有武器不是更好吗？每一场革命在一定阶段的命运取决于军队情绪的转变，这一点不用怀疑。面对人数众多、纪律严明、装备精良、指挥有方的武装力量，手无寸铁或者说几乎没有武器的人民群众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然而每一次深刻的全国性危机不可能不在这种或那种程度上影响到军队；如此一来，与真正人民革命的条件一起预备好的就是胜利的可能性——当然还不是胜利的保证。但是，军队转向起义者一边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也不是仅凭宣传的结果。军队是由各种成分组成的，其中相互对抗的分子是靠纪律的恐怖手段维系在一起的。革命士兵在决定性时刻到来之前还不知道他们究竟有多大的力量，以及他们可能有些什么影响。当然，工人群众也有各种不同成分。不过他们在准备决定性冲突过程中有多得多的机会来检验自己的队伍。罢工、集会、游行示威，既是斗争的行为，同时也是斗争的测试仪。不是所有的群众都参加了罢工，也不是所有的罢工者都准备去战斗。在最紧张的时刻，那些坚持上街的是最坚定的分子。动摇不定的、萎靡不振的和消极保守的人都待在家里了。在这里，革命中的淘汰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人们是经过时局的筛子筛选出来的。军队的处境则是另一种状况。革命的、同情革命的、犹豫不决的和敌视革命的士兵统统始终受到强制性纪律的约束，而维持纪律的手段直到最后时刻到来之前都集中控制在军官手里。士兵的队列每日照样按“第一列”、“第二列”……进行清点。可是怎样才能把他们按照叛乱和顺从来进行列队清点呢？
长期的微观过程为士兵转向革命一方准备好了心理因素，这个过程像所有的自然过程一样，也有它自己的临界点。可是怎样来确定这个临界点呢？部队完全有可能准备好了加入人民一方，但是还没有得到来自外部的必要推动。革命的领导层还不相信存在着军队站到自己一边来的可能性，因而与胜利失之交臂。在这次已经成熟但没有完成的起义过后，军队就可能会出现反动：士兵会丧失自内心深处激发出来的希望，重新伸长自己的脖子套上纪律的重轭。下次再跟工人相遇时就会反对起义者，特别是在射程之外的时候。在这一过程中会出现许多无须重视的或者难以估量的因素、互相交错的潮流以及集体的和自我的暗示。但是，从所有这一切物质力量与心理力量的复杂交织中会得出一个无法驳倒的明确结论：士兵的主体部分越是确认起义者真的起义了，就越能把刺刀丢在一边，或者带着它们去投奔人民。这起义不是那种完事以后不得已重新回到兵营并且要做出解释的游行示威，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如果士兵加入人民一方，人民就能取得胜利。这样不仅能保证士兵不受惩罚，而且能使他们的整个命运变得轻松起来。换句话说，只有在起义者自己确实准备不惜以任何代价直至流血的代价来争取胜利的情况下，他们才能唤起士兵的情绪发生转折。而这种高度坚强的决心从来都不可能也不愿意在赤手空拳的情况下获得。
坚持斗争的群众和堵住道路的士兵发生遭遇的紧急的一小时中有其万分紧急的一分钟：这就是阴森的警戒线还没有撤除，士兵们还在并排站着却又开始动摇，而军官在用尽最后一点气力下决心发出“开火”命令的那一刻。示威人群的叫喊、可怕的呼号与威胁盖住了命令的声音，不过只盖住了一半。枪口在摆动，人群在坚持。这时一个军官用左轮手枪的枪口对准一个最可疑的士兵。决定性的一分钟之中出现了其决定性的一秒，其他人都不由自主地回头看着这位最勇敢的士兵。他牺牲了，一名军士从死者身上取下步枪朝示威人群开火。警戒线于是连接起来了，还在不停地放枪，示威者被赶进了胡同和院落。可是从1905年以来也出现过若干次例外：在最紧急的那一瞬间，当军官准备扣动扳机的时候，人群中有人开枪警告他，原来那里面也有自己的卡尤罗夫和丘古林。这不仅决定了街头冲突的命运，而且决定了那一整天甚至整个起义的命运。
施里亚普尼柯夫给自己提出了这样的任务：保护工人以免他们跟军队发生敌对冲突，因此不把枪支交到起义者手里，这个任务总的来说没有得到执行。在事情发展到跟军队发生冲突之前，跟警察已经发生过很多次较小的冲突。街头斗争是从解除令人痛恨的“法老”的武装开始的，他们的左轮手枪落到了起义者手中。相对敌人的步枪、机枪与大炮而言，它本身是火力很弱的而且几乎是玩具一样的武器。可是那些火力强大的武器真的就掌握在敌人手中吗？为了检验这一点，工人们提出了要获得武器的要求。问题在心理学的范围内正在得到解决。然而起义期间心理过程与物质过程是不可分割的。通过夺取法老的左轮手枪，获取士兵步枪的途径便开辟出来了。
在那个时刻，士兵的心情不如工人活跃，但是与工人同样深刻。在这里我们再次提醒，卫戍部队是由预定要开去补充前线各团的数千名官兵的后备营为主组成的。这些人大多数是自己家庭的父亲，他们在战争已经失败而国家也已经破产的时候还要开到战壕里去。他们不愿打仗，他们只想回家，回到土地上去。他们十分清楚地知道宫廷里面出了些什么事，对君主制度没有丝毫的挂念。他们不愿跟德国人作战，更不愿跟彼得格勒的工人作战。他们痛恨战争时期在首都尽情享乐的统治阶级。他们中间也有过去参加过革命的工人，后者能把所有这些情绪综合表现出来。
把士兵从强烈的却还没有向外爆发的革命不满引向公开的哗变行动，或者在初期哪怕是引向哗变性的抗命行动——任务就是如此。在斗争的第三天，士兵们终于失去了对起义保持友善中立的可能。在工人和士兵相互遭遇时发生的事情，只有一些偶然的零碎细节为我们所知晓。前面我们已经听说过，工人是如何激动地向巴甫洛夫团的士兵诉说他们团的教导队的行为的。这样的情景、这样的交谈、责难和呼吁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都变得紧张激烈起来了。没有给士兵留下更多的时间让他们犹豫了。昨天晚上就强迫他们开了枪，今天还会强迫他们这样做。工人没有屈服，也没有退让，他们决心在铅弹下面实现自己的目的。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女工、妇女、母亲、姐妹和情人。不错，也正是这个时候，人们经常在各个角落这样低声谈论：“但愿大家在一起……”就在白昼来临之前那充满无以复加的痛苦和难以忍受的恐惧的时刻，就在对强行要士兵充当刽子手的那些人怀着令人窒息的仇恨的时刻，兵营里第一次响起了公开造反的声音，在这些一直都不知其姓名的人留下的声音中，整个兵营轻松又兴奋地认清了自己。摧毁罗曼诺夫王朝的那个白昼就这样升出了地平线。
在不知疲倦的卡尤罗夫家里举行的早间聚会共有近四十名来自各工厂的代表参加，与会者大多数表示赞成继续采取行动。注意是大多数，不是全部。遗憾的是，无法弄清楚这是一个怎样的大多数。不过那一刻谁也顾不上做记录。其实决定马上就过时了，因为聚会被发生了士兵起义和打开了监狱这类令人陶醉的消息中断了。“舒尔卡诺夫跟所有与会者一一贴面亲吻。”亲吻犹大吧，不过所幸这不是在耶稣受难的十字架前。
继前一天巴甫洛夫团第四连开始起义以后，各后备近卫营当天早晨在走出营房之前就一个接一个举行起义了。在各种文件、记录与回忆录当中，人类历史上的这一宏伟事件只留下了一些平淡无奇和晦暗不明的痕迹。被压迫群众即使在他们上升到创造历史的最高层级的时候，也很少谈论他们自己，记录下来的就更少了。而后来吸引了全部注意力的胜利庆典又冲掉了回忆工作。我们只能拿现有的资料来叙述。
沃伦斯基团的士兵第一个行动起来了。还是早晨7点钟的时候，一位营长就打电话惊动了哈巴洛夫，向他报告了一个严重的消息：团里的教导队，也就是专门指定担负镇压任务的部队拒绝出动，它的队长被打死了，也可能是在全队面前自杀的。不过第二种说法很快就被推翻了。破釜沉舟之后，沃伦斯基团的士兵赶紧去扩展起义的根据地，现在他们的唯一生路就在这里。他们急忙跑到附近的立陶宛团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团营地“召唤出”士兵，就像罢工者从一个工厂走到另一个工厂召唤出工人一样。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哈巴洛夫又收到一份报告，内称沃伦斯基团的士兵不仅没有照将军的命令交出武器，反而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团和立陶宛团的士兵联合起来了，还有更可怕的是他们“跟工人联合起来了”，并且捣毁了宪兵营的营房。这就证明，巴甫洛夫团昨天的经验没有失效，起义者找到了领路人，同时找到了行动计划。
在27日清早数小时内，工人们设想自己要解决的起义任务远远超过实际解决的任务。更确切地说，他们看见的任务差不多全在前面，而实际上它十之八九已经落在后面了。工人对兵营发起的革命冲击正好与士兵在街上准备就绪的革命行动同时发生了。一天之内，这两股强大的激流汇合起来了，结果不留痕迹地冲毁了旧建筑，从房顶开始，然后是墙体，最后是地基。
丘古林是首批手持步枪和肩披子弹带走进布尔什维克营地的人之一，“他全身脏兮兮的，但是容光焕发，充满胜利的喜悦”。能不容光焕发吗！士兵携带武器转向我们这一边来了！有些地方的工人已经与士兵成功地联合起来了，他们深入兵营之中，并且得到了步枪和子弹。维堡和最坚定的那部分士兵一道拟订了行动计划：攻占那些为武装警士所盘踞的警察所，解除所有警官的武装，解救关在各警察所里面的工人，释放监狱里的政治犯，击垮城里听命于政府的部队，跟那些尚未采取行动的部队以及其他各区的工人联合起来。
莫斯科团加入到起义方面并非没有经过内部斗争。令人惊异的是，这种斗争在各团一般说来竟然如此之少。保皇派上层分子感到束手无策，他们从士兵群众的身边走开了，要么乘机躲藏起来，要么急忙乔装打扮。“军械”工厂的工人科罗廖夫回忆说：“下午两点钟莫斯科团出发的时候，我们也武装起来了……我们拿着左轮手枪和步枪，挑选了一群合适的士兵，他们当中有几个人请求我们指挥他们，告诉他们该做些什么，然后我们一起去了齐赫文斯基街，向那里的警察开火。”就这样，工人没有片刻为难就告诉士兵“该做些什么”。
令人高兴的胜利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了：自己的装甲车出现了！它们插上红旗在各区行驶，威慑那些仍然没有降伏的人。现在再也不需要在哥萨克的马腹下爬行了。革命完全挺直了腰板！
临近中午12点的时候，彼得格勒重新变成了开展军事行动的场所：到处响起了步枪与机枪射击的声音。到底是什么人在什么地方开枪，恐怕永远也弄不清楚。可有一点是清楚的：这是过去跟未来的交火。其中有不少是在放空枪，有些少年拿意外得来的左轮手枪不停地连发射击。军火库被砸开了：“据说单是勃朗宁手枪一种武器就被抢走了好几万支。”由焚烧区法院与警察所建筑而产生的烟柱一直升上了天空。某些地方冲突和交火的紧张激烈程度不亚于一场真正的战役。一队自行车兵占据着萨姆普索尼耶夫大街上一排简易木房子，他们当中有些人聚集在门口，工人朝那里走过去。“同志们，干嘛就这样站着？”一个当事人证明，士兵们笑了，“很不自然的笑。”他们默不作声，军官粗鲁地命令工人走远一点。自行车兵像骑兵一样是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期间军队最保守的部分。工人和革命士兵迅速集结在板墙前面，必须消灭这支叫人放心不下的队伍。有人通报说，已经派人叫装甲车去了，大概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制伏这些自行车兵，他们已经架好了机关枪，阵地也因此得到了加强。可是群众很难再有耐心等下去，他们焦躁不安，极不耐烦，他们当时不耐烦是对的。双方都响起了第一拨枪声。然而竖立在士兵与革命之间高高的板墙妨碍了交火。进攻一方决心要推倒板墙，结果推倒了一段，其余的也用火点着了。大约20所木房子暴露出来了。自行车兵集中在两三所房子里。空房子立即又被点燃了。6年以后，卡尤罗夫回忆起了当时的情景：“熊熊燃烧的木屋及其四周被推倒的板墙，机枪以及步枪的激烈交火，围攻者异常激动的面孔，满载着全副武装的革命者飞驰而来的卡车，最后还有带着锃亮炮口的装甲车，这真是一幅极为壮丽与永远难忘的景象。”这是沙皇的、农奴制的、牧师—警察的旧俄国的木屋和板墙在熊熊燃烧，它因被包围在烈火与浓烟中而全身衰竭，最终在机枪扫射的呃逆中断气。这怎能不使卡尤罗夫本人以及成千上万的卡尤罗夫们感到兴高采烈呢！开过来的装甲车对准躲藏着自行车官兵的木屋开了几炮。指挥防守的长官被打死了，其余的军官摘下肩章和奖章，穿过紧挨着的木屋逃跑了，剩下的人举手投降。大概这就是充满冲突的一天中最大的一次冲突吧。
就在这时，武装起义带有了流行病的性质。那天没有起义的只有那些来不及举行起义的部队。入夜时分，以野蛮镇压1905年莫斯科起义而闻名的谢苗诺夫团的士兵也加入了起义的行列，11年的时光不是全无痕迹流逝过去的！谢苗诺夫团的士兵与猎骑兵一起当夜就已经完全解放了被上司关在营房里的伊兹梅洛夫团士兵。这个在1905年12月3日包围第一届彼得格勒苏维埃并逮捕其成员的团队现在仍旧被认为是最落后的团队之一。沙皇号称有15万人的首都卫戍部队就这样崩溃、解体与消失了。到当天深夜，它已经不复存在了。
早晨听到各团起义的消息以后，哈巴洛夫企图继续进行顽抗，他派出一支约一千人的混合部队去对付起义者，并且给它下达了最严厉的训令，然而这支队伍的命运却变得玄乎其玄了。独一无二的哈巴洛夫在革命以后讲到：“那一天发生了一件看似不可能的事情。部队在推进，跟随一位勇敢坚定的军官——我说的是团长库捷波夫向前推进。可是……没有结果。”紧随这支部队之后派出的几个连队同样不见了踪影。将军又开始在冬宫广场组建后备部队，可是“没有子弹而且没有地方能弄到它”。这些情节都是从哈巴洛夫后来对临时政府调查委员会所做的真实供词摘录出来的。执行镇压的部队到底藏到哪里去了呢？其实不难猜测，出发以后，它们很快就隐没在起义之中了。工人、妇女、青少年、起义士兵把哈巴洛夫从各处派来的部队团团围住，这些人要么把他们当作自己人，要么坚决做到使他们除非同一眼望不到边的示威人群站在一起之外，再也不能有其他作为了。跟这些密密麻麻的、现在什么都不怕的、源源而至的以及无处不在的群众拼杀就如同站在泥浆里比剑一样，是根本不可能的。
同时，随着一个又一个团队起义的报告送来，当局亟需可靠的部队来镇压起义者，守卫电话局、立陶宛古堡、玛丽亚宫以及其他更加神圣的地方。哈巴洛夫打电话要求喀琅施塔得派可靠的部队来。可是那里的指挥官回答说，他自己还在为要塞担忧呢。哈巴洛夫还不知道起义已经蔓延到了邻近的卫戍部队。将军试图或者说让人觉得他打算把冬宫变成最后的堡垒。但是计划因为无法实现旋即就放弃了，而最终少得可怜的“忠实可靠的”部队也转移到了海军大厦。在那里，这位独裁者终于筹划完成了最为重要的和刻不容缓的大事，印发了最后两项政府法令：一是普罗托波波夫“因病”去职，二是在彼得格勒实施特别戒严。后一项法令他不得不赶紧发布，因为几小时后哈巴洛夫的军队就已经替彼得格勒解除了“戒严”，官兵们从海军大厦跑出来便四散回家了。只是由于不知道该怎么做，到27日晚革命还没有逮捕这位由可怕权力支撑的却又根本不怎么可怕的将军。不过这事在第二天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就完成了。
难道这就是威严可怕的俄罗斯帝国在面临致命危险时所做出的全部抵抗吗？是的，差不多是全部抵抗，尽管它有镇压人民的丰富经验，并且制订了周密的计划。后来，清醒过来的保皇分子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特殊性质来解释人民轻易取得二月胜利的原因。但是革命发展的全部后续过程推翻了这样的解释。诚然，在这不祥的一年开始之际，宫廷佞臣向沙皇提出过必须更换首都卫戍部队的建议。沙皇并不难让自己相信，被认为特别忠诚的近卫骑兵“在火线待得够久了”，理应在彼得格勒自己的兵营里得到休息。不过，在收到前线恭敬的建议以后，沙皇同意用3个海军陆战队顶替4个近卫骑兵团。按照普罗托波波夫的说法，轮换似乎是在没有得到沙皇同意的情况下，由指挥部门居心叵测地蓄谋促成的，“水兵是从工人当中征募来的，他们代表军队里面最革命的成分”。然而这是一派胡言。近卫部队特别是近卫骑兵的高级军官在前线很容易得以高升，因此不急于回到后方去。此外，军官们不无恐惧地考虑过指定给他们的镇压职能，因为他们指挥的团队曾经在与首都练兵场情况根本不同的前线驻扎过。就如前线发生的事情很快证明的那样，到此刻近卫骑兵跟其他骑兵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而被调到首都的近卫水兵在二月革命中绝对没有起什么积极作用。全部问题就在于，制度的机体已经彻底腐烂了，连一丝活的成分也没有留下来……
2月27日一日之内，民众未经流血就把一批政治犯从首都多所监狱里释放出来了，其中有1月26日被捕的军事—工业委员会的几名爱国主义成员，以及40个小时前被哈巴洛夫抓走的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委员会的成员。在监狱的大门外，政治界线立刻划分得一清二楚：孟什维克爱国主义者旋即去了杜马，那里正在为他们分配角色与岗位；布尔什维克党员则来到了区里，来到了工人和士兵中间，以便同他们一起最终控制首都。不能给敌人以喘息之机，革命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加需要进行到底。
究竟是谁出的主意把起义各团带进塔夫里达宫的呢？这个问题无法回答。这样一种政治路线是从整个形势之中产生形成的。所有跟群众没有联系的激进主义分子都自然而然地向往作为反对派情报中心的塔夫里达宫。很有可能正是这些突然感受到27日涌现出来的有生力量的激进分子充当了起义近卫部队的领路人。充当这一角色是光荣的，而且已经没有任何危险了。依照自身的整体布局，波将金宫作为革命的中心是再适合不过的。把塔夫里达宫花园跟分布着许多兵营以及排列着一连串军事机关的整个军事城区分开的只有一条街道。多年以来这个城区的确一直既被政府也被革命者视为专制王朝的军事堡垒。以前的情况就是这样，但是如今一切都翻转过来了。近卫部队地盘里发生了士兵起义。起义部队只要横越街道，就能直抵与涅瓦河只相隔一个街区的塔夫里达宫花园。而涅瓦河对岸就是满布着革命蒸汽锅炉的维堡区。工人可以通过亚历山德罗夫桥，如果桥面被吊起，他们还可以越过结冰的涅瓦河面，然后就能到达近卫部队的营房或者塔夫里达宫。这就是彼得格勒东北部从建城起形成的如此丰富多样与相互矛盾的三角地带：近卫部队营地、波将金宫、巨大的工厂，它们坚固紧密地结合成革命的前进基地。
在塔夫里达宫的大厅里，各式各样的中心已经建立起来了，或者说形成了雏形，其中包括起义的战地司令部。要说它们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这话未必正确。“革命的”军官，也就是过去不论什么原因，哪怕是因误会而与革命有了联系的，却又平安无恙地错过了起义那些军官，起义胜利以后赶忙提醒人家注意自己或者听从他人的直接召唤出来“为革命服务”。他们冷静深思地观察局势，并且总是悲观地摇着头。须知，这些一群一群惊慌不安的士兵通常没有什么武器，也根本没有什么战斗力。他们既没有大炮，也没有机枪；既缺乏通信手段，也缺乏指挥人员。敌人只需一支厉害的部队就够了！现在大街上的革命人群的确会妨碍采取任何有计划的行动，但是到深夜，工人们离开大街回去了，居民们也安静下来了，城市变得空荡荡的。如果此刻哈巴洛夫调动一支坚强有力的部队攻打兵营，那他就有可能成为局势的主宰者。顺便指出，这种想法以各种不同的版本贯穿了后来革命的所有阶段。“给我一个坚强有力的团，我会立刻扫除所有这些垃圾。”一些胆大的团长在自己圈子里多次这样说过。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有人确实试图这样做。不过在这里完全有必要重复哈巴洛夫的话：“部队在推进，跟随一位勇敢坚定的军官向前推进。可是……没有结果。”
可是结果从哪儿得来呢？全部可以充数的部队中最坚定的部分是由警察和宪兵及某些团队的教导队组成的。可是他们在群众真正的进逼面前显得那么可怜巴巴，就像8个月以后的10月时乔治十字勋章营和士官学校显得无能为力一样。专制王朝从哪里去凑齐这么一支训练有素、有能力同一座有两百万人口的城市进行旷日持久而又毫无希望的单独决斗的救命军队呢？在那些口头上很有办法的团长看来，革命仿佛失去了自卫能力，因为它仍旧处在非常可怕的混乱之中：到处是漫无目的的行动，迎头相撞的各股激流，令人惊骇的人流旋涡，仿佛是突然间凋谢的神情惊异的大人物，被鞭子抽烂的军大衣，指手画脚的大学生，没有枪支的士兵以及没有士兵的枪支，朝天放枪的少年，成千上万张嗓子合成的喧闹，失去控制的流言旋风，假装出来的恐惧情绪，虚伪难辨的兴奋神情——仿佛只要把军刀高高地举在这一切混乱之上，那它们就将消失得无影无踪。然而这是视觉上的大错误。混乱只是表面上看起来如此，在混乱的表象下是群众按照新的准则不可阻遏的定型过程。这些多得数不清的人群还没有十分明确地确定自己想要的东西，不过他们对自己不想要的东西充满着刻骨仇恨。他们背后已经发生了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雪崩。回到从前去是不可能的，即便有人能够把他们驱散，可是过不了多久他们又会重新集结起来，而且第二排激浪那将是更加猛烈与更加血腥的。从二月那些日子开始，彼得格勒的空气是如此的灼热，以致陷进这个巨大的火炉或者仅仅是走近它就被热气烤焦了的敌方部队变了形。它们对自己失去了自信心，感到自己浑身麻木，最后是因没有进行战斗才得到了胜利者的宽恕。奉沙皇之命率领乔治十字勋章骑兵营从前线回来的伊万诺夫将军明天就将亲自证实这一点。5个月以后，同样的命运落到了科尔尼洛夫将军头上。8个月以后则轮到了克伦斯基。
以往几天里，哥萨克在街上表现得最为随和，这是因为他们最多也只是受到了打搅之故。但是当事情发展到直接的起义时，这些骑兵再次证明了自己的保守名声，他们落在了步兵的后面。27日，骑兵仍然保持观望式中立的外表。如果说哈巴洛夫已经不能指望他们的话，那么革命对他们还是有所顾忌。
彼得保罗要塞位于涅瓦河心面对冬宫与大公们的宫殿的一座小岛上，此刻它暂时还是一个谜团。在自己的堡墙之内，要塞的守卫部队是或者说好像是最能排除外界影响的小天地。如果不算每日正午向彼得格勒人报时的老式平射炮的话，要塞可以说没有常驻炮兵。可是今天搬出几门大炮安放在堡墙上瞄准大桥。这是什么意思？在塔夫里达宫的指挥部，人们深夜还在为怎样对付彼得保罗要塞绞尽脑汁，要塞里的人则因革命将会怎样对待他们的问题而备受折磨。到清晨谜团终于解开了：“在不侵犯全体军官的条件下”，要塞可以向塔夫里达宫投降。要塞的军官在权衡了不那么难以看清的形势以后，匆忙赶在了事件的必然发展过程的前面。
27日入夜之前，士兵、工人、大学生和其他居民一批接一批地来到塔夫里达宫。他们希望在这里能找到洞察一切的人，以便得到情报和指示。他们从四面八方把一捆捆的武器搬进宫来，堆放在变成了军火库的一间屋子里。同时，塔夫里达宫里的司令部于深夜开始办公。司令部派出许多小分队去守卫车站，或去各个地方侦察，看哪些地方预计有可能出现危险。尽管显得乱糟糟的，士兵们还是在十分乐意和毫无异议地执行新政权的决定。他们唯一的要求就是每一次行动都要有书面命令：这种要求大概是由各团剩下的指挥人员，或者是部队的文书提出来的。然而士兵这样做是对的，必须尽快地把秩序带进混乱状态中来。革命司令部就像刚刚诞生的苏维埃一样还没有任何印鉴，现时革命面临的只不过是筹办官僚制度的设施。可惜的是，久而久之它在这方面走过了头。
革命开始搜捕敌人了。全城都在抓人，自由主义者又会说这是“自发的”逮捕。然而所有的革命都是自然发生的。人们把被拘捕的人一批接一批带进了塔夫里达宫，国务会议主席、部分大臣、警士、暗探局的密探、“亲德的”伯爵夫人、宪兵军官通通被抓来了。有些高官如普罗托波波夫是到塔夫里达宫自首的，其实这样还安全一些。“从前回响着绝对皇权颂歌的大厅的墙壁如今只能听到叹息与痛哭”，不久获释的一位伯爵夫人后来这样叙说，“一位被捕的将军浑身无力地瘫坐在我旁边的椅子上。几位杜马成员客气地问我要不要一杯茶。内心深处受到震撼的将军激动地对我说：‘伯爵夫人，我们是在出席我们伟大国家的葬礼。’”
就在此刻，不打算被灭亡的伟大国家从那些失势的人身边走过，在靴子的踢打声中，在枪托的撞击声中，在激荡空气的高喊声中，一直朝前走去。革命总是带有无礼的特征，这大概是因为统治阶级自身的缘故，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创造条件让人民适时养成良好举止。
塔夫里达宫正在变成临时大本营、政府中心、军火库，以及还没把脸上的血迹与汗珠擦干净的革命者关押囚犯的场所。有些精明的敌人潜入这个旋涡。有人偶然发现一个乔装起来的宪兵上校藏在一个角落里写自己的笔记，他不是为历史做记录，而是为军事法庭搜集证据。士兵和工人打算就地结果他。但是“司令部”的人出面了，结果没费多大气力，就把这位宪兵军官从人群中带出来了。这个时候革命还是宽容的、轻信的和心软的。只是经历了长期的一系列背叛、欺骗与流血的教训以后，它才变得无情了。
革命取得胜利的第一夜充满了惊恐不安的气氛。车站和其他地方临时安排的委员大多来自凭借个人关系而走红的知识分子，他们是跟革命只有点头之交的投机钻营者，而军士，特别是工人出身的军士要比他们有用得多！这些委员开始神情不安，他们看到到处都有危险。他们也令士兵们感到神经紧张，并且没完没了地往塔夫里达宫打电话，要求给予增援。塔夫里达宫里的人同样焦躁不安，他们不停地接打电话，派出的援兵经常没有到达目的地。一个参与过塔夫里达宫夜间司令部工作的人说：“收到了命令，却没有执行命令；采取了行动，而行动是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釆取的……”
在没有接到命令的情况下，工人街区行动起来了。革命领头人把本厂工人带出来，占领了警察所，接着又使多个团的队伍撤走了，捣毁了反革命的避难所。嗣后他们并不急于去塔夫里达宫，去司令部，去那些领导中心，相反，他们只是带着讥讽与怀疑的神色朝那个方向点点头，说那班家伙蜂拥而至，争着要瓜分不是他们打死的或还没有打死的熊的熊皮。布尔什维克的工人以及其他左翼政党的优秀工人整个白天都在街道上，夜晚则回到各区指挥部，继续同兵营保持联系，并且为明天白天做好准备。在第一个胜利之夜，他们继续从事与拓展那些工作。他们成为新的革命骨干，不过也像第一阶段的所有革命一样，还是太脆弱了一点。
已经为我们所熟知的立宪民主党中央成员纳博科夫那时以合法逃避兵役者在总司令部工作。27日他像往常一样去上班，并且一直待在办公室里。直到下午3点之前，他对时局变化还一无所知。黄昏时分，海军大街响起了枪声。纳博科夫听见，这枪声是从自己住所那个方向传过来的。紧接着装甲车疾驰而至，有些士兵和水兵跑过来了，紧贴着墙壁——这位令人尊敬的自由主义者是从门厅侧面的窗口注视他们的。“电话继续在通话，记得好像是我的朋友把白天所发生事情的有关消息告诉了我。而平常这个时候我们已经躺下睡觉了。”此人很快就将成为革命的（！）临时政府的主使者之一，当上了它的办公厅主任。次日在街上就有一个陌生的老者，也许是任意一个办事员或者一个教员走到他跟前，而且对他说：“谢谢您为人民所做的一切。”纳博科夫本人带着谦恭的自豪感谈到了这一情节。 |
第六章君主制度的最后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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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君主制度的最后挣扎
专制王朝早在革命还没有解决自己最迫切的任务之前就像熟烂的果实一样被震落下来了。如果我们不努力阐明君主制是怎样迎接自己的最后时光的，那么旧的当权阶级的形象还是不可能完全描画出来。
沙皇到了莫吉廖夫的大本营，他去那里并不是因为那里真的需要他，而是为了躲避彼得格勒的烦扰。随从沙皇来到大本营的宫廷实录编纂官杜宾斯基将军在自己的日志里做了这样的记录：“平静的生活在这里开始了。一切都还是原样子，并没有因他的到来而发生任何事情。可能只有一些外部的偶然因素，使得情况有一点点变化……”2月24日，皇后像往常一样用英文写信给沙皇说：“我希望仅凭克德林斯基（指克伦斯基。——托洛茨基）在杜马演讲就该绞死他，——这是很有必要的（指战时法律？——托洛茨基），这也将是一个范例。大家都渴望并请求你表现出自己的强硬。”25日，大本营收到了陆军大臣发来的电报，内称在首都爆发了罢工，工人中间开始出现骚动。不过已经采取了措施，因此不会有什么严重的事件发生。总而言之，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总是训导沙皇不要退让的皇后现在就力图显示出强硬态度。26日，她打电报给尼古拉，其用意十分明显，就是要给她没多大指望的丈夫打气：“城里非常平静。”可是当天晚上的电报就不得不承认：“城里的情况的确很糟糕。”她还在信中写道：“必须直截了当地告诉工人，让他们不要举行罢工。如果他们硬要那样做，我就要把他们送到前线以示惩罚。完全不需要开枪，需要的只是秩序，不会让他们走过桥来的。”不错，需要的东西并不多，仅仅是秩序而已！主要的是不让工人走到市中心来，听凭他们憋死在根本无法动弹的郊区。
27日清晨，带着独裁者全权的伊万诺夫将军率领一个乔治十字勋章营从前线向首都进发，不过必须要到占领皇村时才能宣布行使独裁权力。“很难想象有更不合适的人选了。”后来自己实行过军事独裁的邓尼金将军回忆说，“他是一个根本认不清政治形势的、既没有力量也没有才能、既没有意志也没有威严的年迈体衰的老者。”之所以选中伊万诺夫，是依据对第一次革命的记忆：11年前正是他镇压了喀琅施塔得的水兵。然而这么多年不是了无痕迹消逝的，当年的镇压者已经衰老了，而被镇压者已经长大成人。北方战线和西方战线都接到了准备将部队开往彼得格勒的命令。显然，他们认为往后还有足够的时间。伊万诺夫本人就以为一切将会迅速而顺利地结束。他甚至没有忘记委托副官在莫吉廖夫为彼得格勒的熟人采购食品。
2月27日早晨，罗将柯给沙皇发去了一封新的电报，电文的最后一句话是：“决定祖国与王朝命运的最后时刻来临了。”沙皇对宫廷事务大臣弗列杰里克斯说：“罗将柯这个胖子又给我讲了一堆废话，对此我简直不想答复。”可是不行，这不是废话，而且必须答复！
大约2月27日中午时分，大本营收到了哈巴洛夫的报告，报告称巴甫洛夫团、沃伦斯基团、立陶宛团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暴动的消息，并且要求务必从前线抽调可靠的部队开赴首都。一小时以后，陆军大臣却发来了足以令人宽慰的电报：“某些部队从早晨开始的骚乱正在遭到忠于职守的几个连和营强硬而有效的镇压……我坚信平静很快就会来临……”可是晚上7点种以后，同是这个别利亚耶夫又报告说，“为数不多的几支仍然忠于光荣职责的部队没能成功地扑灭军队的叛乱”，而且“为了在城市各处同时开展行动”，他请求火速派来真正可靠而且数量充足的部队。
当天召开的大臣会议认为现在是依靠本身力量把全部灾难的假想祸根——像半个疯子一样的内务大臣普罗托波波夫从自己的成员之间排挤出去的大好时机。同时，哈巴洛夫将军发布了一道背着政府拟定的命令，声称根据皇上的谕旨在彼得格勒实行紧急戒严。于是，这里出现了试图以冷热两种形式配合开展的行动，尽管它不一定就是蓄意预谋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靠不住的。结果在全城连张贴紧急戒严的告示也做不到：原来市长巴尔克那里没有毛刷与浆糊。总之，事情在这些当权机关和人物那里很不顺利，因为它们已经属于一个阴影笼罩的帝国。
最后一届帝国大臣会议的主要阴影是七十高龄的戈利岑公爵，早先他替皇后管理一个慈善机构，战争与革命时期被她提拔到了政府首脑的岗位上。根据自由主义男爵诺尔德的评判，这是一个“软心肠的俄国贵族、智力有缺陷的老人”，当朋友们问他为什么接受如此麻烦的差事时，戈利岑回答说：“为的是留下一个比较令人惬意的回忆。”这个目标他无论如何都不曾达到过。下面由罗将柯讲述的这个情节证实了最后一届沙皇政府当时的自我感觉：当民众向大臣们正在开会的玛丽亚宫进发的第一道消息传来时，大厅里的灯火立即被全部熄灭了。这班掌权人考虑的只有一点：千万别让革命者发觉他们在这里。可是消息结果是假的，并没有什么进攻的事。当灯火重新亮起来的时候，有一个沙皇政府的成员“令自己也感到惊讶”，原来他藏在桌子下面了。到底他在那里留下了怎样的记忆，已经无法查证了。
不过罗将柯本人的自我感觉也不怎么好。杜马主席拨了很长时间的政府电话都是白费工夫，后来再打，终于跟戈利岑公爵通上了话。可对方回答他说：“请您什么也不要对我说了，我已经辞职了。”据罗将柯忠实的秘书说，听到这话以后，他重重地跌坐在圈椅里，用双手捂住脸……“我的天哪，多么可怕啊！权威没有了……无政府状态……流血……”接着便低声抽泣起来。在沙皇政权衰竭的怪影已经消散的情况下，罗将柯觉得自己成了一个被遗弃的不幸孤儿。此刻，他离明天自己不得不去“领导”革命的想法还很远呢！
戈利岑的电话回答表明，到27日晚大臣会议终于承认自己没有能力收拾业已形成的局面，于是向沙皇提议由一个深孚众望的人来出任政府首脑。沙皇是这样答复戈利岑的：“在目前形势下对政府成员哪怕是进行局部更换，我认为也是不能容许的。尼古拉。”到底还要等待什么样的形势出现？同时，沙皇要求采取“最坚决的措施”镇压叛乱。这事说起来比做起来容易得多。
第二天，28日，桀骜不驯的皇后精神上终于开始崩溃了，她打电报给尼古拉说：“让步是必需的。罢工在继续。许多部队转到革命那边去了。阿利斯。”所有近卫团队和全体卫戍部队的起义是起了作用的，它迫使从黑森来的专制制度狂热的女信徒承认“让步是必需的。”现在沙皇也开始醒悟，“罗将柯这个胖子”告诉他的并不是什么废话。尼古拉决定回家，很可能是感觉极不痛快的大本营将军们在轻轻地推他的后背。
沙皇的专用列车出发了，起初并没有出什么岔子，地方警察和省长们像往常一样出来迎接他。在远离革命漩涡的地方，在坐习惯了的车厢里，在熟悉的侍从中间，沙皇看来又失去了对即将到来的结局的知觉。28日下午3点，也就是他的命运已经为事态的发展决定下来的时候，他从维亚特马给皇后发了一封电报：“天气好极了。希望您感觉良好，保持平静。许多部队从前线出发了。爱您的温柔的尼基。”温情脉脉的沙皇非但不让步（就连皇后也坚持要做让步），还要从前线抽调军队。然而尽管“天气好极了”，几个小时后沙皇还是不得不跟革命风暴迎头相撞。列车到达维舍尔车站时，铁路工人不让它继续行驶。听说理由是“桥坏了”，很可能是侍从们自己想出了这个借口来缓和气氛。尼古拉打算自己或者说人们打算领着他沿着尼古拉耶夫铁路通过博洛戈耶，可是铁路工人也不让列车往那里开。这要比彼得格勒打来的全部电报都要明晰得多。沙皇脱离了大本营，却找不到自己回首都的道路。革命用铁路上的普通“小卒”将了国王一军！
陪伴沙皇在列车上的宫廷历史编纂官杜宾斯基在日志中记述：“人人都承认，在维舍尔发生的这次夜间转折是一个历史性之夜……我十分清楚，关于立宪的问题已经结束。宪法无疑会制定……大家都说，需要做的仅仅是同他们即临时政府的成员谈好条件。”面对被扳下来的铁路臂板信号机（致命的危险因它骤然加剧了），弗列杰里克斯伯爵、多尔戈鲁基公爵、莱赫滕贝尔格斯基公爵，所有人，所有高级贵族老爷们现在都在争取立宪。他们就是不去多想想斗争的事情。需要做的仅仅是谈好条件，也就是企图像1905年那样再欺骗一次。
列车一直在寻找，却找不到出路。皇后一封接一封地给沙皇发来电报，催促他尽快赶回去。可是所有的电报都从电报局退回给她，上面用蓝色铅笔写着：不知道收件人在何处。”电报局的官员竟然无法找到俄国的沙皇。
有几个团队奏着军乐高举旗帜向塔夫里达宫进发。这时，一支近卫部队在基里尔·弗拉基米洛维奇大公率领下出动了，但是正如克莱恩米赫尔伯爵夫人所证实的，大公身边很快就出现了革命场面，卫兵们纷纷离他而去，左右亲信也离开了塔夫里达宫。“凡能脱身的，都自寻生路去了。”维鲁博娃回忆说。小群的革命士兵在宫中四处走动，大家带着强烈的好奇心看来看去。在上层还没有决定该怎么办之前，下层民众就把沙皇的宫殿变成了博物馆。
人们不知道其身在何处的沙皇掉转方向到了普斯科夫，这是年老的鲁兹斯基将军指挥的北方战线司令部所在地。沙皇的随从不停地变换着提出新主意，而沙皇本人则犹疑不决。在革命的进展速度已经是在用分秒来计算的地方，他却仍然在用日和星期来计算。
诗人勃洛克描写沙皇在君主制最后几个月的状况时，用了这样一些特征鲜明的句子：“这是一个固执己见却又优柔寡断的人，一个对一切都神经过敏却又反应迟钝的人，一个对他人充满疑心的人，一个精神异常苦恼和说话小心谨慎的人，他已经成了一个不能自己做主的人。他不再去了解形势，也没有采取哪怕是一个明确的步骤。他把自己托付给了那些被他安排在权力高位的人。”优柔寡断、精神苦恼、谨小慎微、疑虑重重——所有这些特征在2月的最后几天和3月的最初几天必定是增强到了如此程度！
尼古拉终于打定主意给可恨的罗将柯发一封电报，然而电报看来终究没发出去。电报称为了拯救袓国，他委托罗将柯组织新政府，但是自己保留了对外交大臣、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的任命权。沙皇还想跟“他们”谈条件，因为“许多部队”正在向彼得格勒推进。
伊万诺夫将军确实毫无阻碍地进驻了皇村。显然，铁路工人没有下决心跟乔治十字勋章营发生正面冲突。晚些时候将军承认，沿途他不得不三番五次地对那些顶撞他的下属进行“慈父般的劝导”，才让他们顺从。“独裁者”的列车刚驶进皇村，地方长官马上就对他说，乔治十字勋章营跟守卫部队假若发生冲突就会威胁沙皇家眷的安全。这些人确实替自己担忧，于是建议镇压者不等卸下行装，马上打道回去。
伊万诺夫将军给另一个“独裁者”哈巴洛夫将军提了十个问题，他也得到了明确回答。我把这些问题全部抄录下来，因为它们值得我这样做。
伊万诺夫的问题如下：
一、哪些部队秩序井然？哪些部队不成体统？
二、哪些车站有人守卫？
三、哪些城区的秩序还得以维持？
四、什么机构在这些城区行使权力？
五、所有政府部门都在正常上班吗？
六、目前哪些警察局在您的掌握之中？
七、目前哪些军事部门的技术和经济机关在您的掌握之中？
八、您拥有多少粮食储备？
九、落入哗变者之手的武器、大炮和军用储备多不多？
十、目前哪些军事权力和指挥机关在您的掌握之中？
哈巴洛夫的答复如下：
一、处在我掌握之中的有海军部大楼里的4个近卫连、5个骑兵连和哥萨克骑兵连、两个炮兵连，其他部队都转到革命分子一方去了，或者同它们达成协议保持中立；有一些士兵和匪徒在城里到处游荡，解除军官的武装。
二、所有车站都处于革命分子控制之下，并且由他们严密把守。
三、全城也处于革命分子控制之下，这使得电话受到影响，与各个城区的联系中断了。
四、无法回答。
五、大臣都被革命分子逮捕了。
六、完全没有。
七、没有。
八、我没有掌握粮食。2月25日时全城有560万普特面粉储备。
九、全部炮兵机关都处在革命分子控制之下。
十、受我个人指挥的只有军区参谋长，与军区其他机关失去了联系。
得到对局势如此明确的说明以后，伊万诺夫将军“同意”把自己尚未卸载的军用列车开回德诺车站。大本营的主要成员之一卢科姆斯基将军下结论说：“就这样，拥有独裁全权的伊万诺夫将军这次差遣，除了丢失脸面以外，什么也没得到。”
其实，丢失脸面一事淹没在诸多事变的风波里以后就默默无闻了。当然，独裁者把食品送到了彼得格勒的熟人那里，并且跟皇后进行了长时间交谈。皇后反复强调自己在医院里忘我工作，同时指责军队和人民忘恩负义。
那时，通过莫吉廖夫传到普斯科夫的消息一个比一个令人沮丧。陛下的私人卫队留在了彼得格勒，那里面的每一个士兵他都叫得出名字，每个士兵都受到了沙皇一家的亲切对待。可是卫队来到国家杜马，请求准许他们逮捕那些拒绝参加革命的军官。海军中将库罗什报告说，采取措施镇压喀琅施塔得的起义是不可能的，因为他连一支部队也不能保证靠得住。海军上将涅佩宁打来电报，告知波罗的海舰队承认了杜马临时委员会。莫斯科军区司令姆罗佐夫斯基报告：“大多数拥有大炮的部队都投向革命分子一边去了，因此整座城市都处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市长及其助手离开了他们的辖区。”“离开”——在这里就是逃跑的代名词。
所有这些情况在3月1日晚上报告了沙皇。成立责任内阁的讨论和劝说一直持续到深夜。沙皇在凌晨两点钟终于同意了，他周围的人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既然革命的问题这样得以解决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为镇压起义而向彼得格勒进军的那些部队同时接到了返回前线的命令。拂晓时分，鲁兹斯基将军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罗将柯。但是沙皇的时钟走得太慢了。已经在塔夫里达宫遭到民主派人士、社会主义者、士兵和工人代表猛烈抨击的罗将柯回答鲁兹斯基说：“您打算做的还不够，皇位问题也直截了当地提出来了……各地的军队站到了杜马与人民一边，要求皇上让位给皇太子，并且由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大公摄政。”其实，军队真的既不想要他的儿子，也不想要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罗将柯随便就把这个主张说成是军队和人民的，而杜马到此刻还把阻止革命的希望寄托在这个主张上。然而无论哪种沙皇的让步都为时已晚。“无政府状态达到了这等地步，使得我（罗将柯。——托洛茨基）不得不于今晚任命了临时政府。很遗憾，上谕颁布得太迟了……”这些冠冕堂皇的话表明，杜马主席完全擦干了为戈利岑所流的眼泪。沙皇读了罗将柯与鲁兹斯基的交谈记录，他犹豫不决，反复地读，耐心等待。可是军事长官们已经拉响了警报，因为事情多少与他们有关！
晚上，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在各战线总司令中间举行了一次算是全体投票的活动。现代革命在电报局的参与下完成了，这倒是件好事，因为有产阶级政权最初的动机与反应都替历史凝固在电报纸条上了。3月1—2日晚间，帝国统帅们之间的谈判文件乃是无与伦比的人类文献。到底是要沙皇退位呢，还是不让他退位？西方战线总司令埃维尔特将军回答只有在鲁兹斯基将军和布鲁西洛夫将军表达意见以后才做出自己的结论，罗马尼亚战线总司令萨哈罗夫将军则要求先把其他所有总司令的意见告诉他。经过长时间迟疑以后，这位豪迈的军人宣布，他对皇上热烈的爱戴不允许他的心灵接受“卑鄙龌龊的建议”。然而，他又“号啕大哭着”劝沙皇退位，以摆脱“更加卑鄙得多的僭望”。步兵上将埃维尔特令人信服地解释了屈服的必要性：“我采取了一切措施不让有关首都事态现状的消息传到军队里去，以免让它受到确实存在的骚动影响。在首都任何制止革命的手段都没有。”从高加索战线赶回来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则下跪央求沙皇采取“超常行动”，让出皇位。提出同样恳求的还有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布鲁西洛夫将军和海军上将涅佩宁。鲁兹斯基口头上以自己的名义提出了同样的请求。将军们用七支革命的枪口恭恭敬敬地对准他们所爱戴的沙皇的太阳穴。这些习惯于放弃阵地的统帅们生怕错过与新政权言归于好的时机，以及不亚于此的害怕自己指挥的军队，于是全体一致向沙皇和最高总司令建议：不要格斗就退出舞台吧！这已经不是在遥远的彼得格勒还可以派军队去对付它；这是前线，是必须从这里借调所需军队的前线。
听罢这么庄严郑重的报告，沙皇决定让出已经不属于他的皇位。一份适宜在这种场合发给罗将柯的电文拟好了：“为了俄罗斯的真正福祉，为了挽救俄罗斯母亲，没有何种牺牲是我不能做出的。因此我准备退位，把皇位传给我的儿子，成年之前他仍然留在我的身边，并且由我的兄弟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大公摄政。尼古拉。”可是，这一次电报也没有发出去，因为有消息说杜马代表古契柯夫和舒尔根已经乘火车离开彼得格勒前往普斯科夫来了。这就给了延缓执行决定一个新的借口。沙皇命令把电报退还给他，显然他担心要价太低了，仍然在等待令人欣慰的消息，更确切地说是希望奇迹发生。3月2日午夜12点钟，尼古拉接见了刚刚到达的杜马代表。奇迹没有发生，也不可能继续推诿。于是沙皇急不可耐地宣布，他不能离开自己的儿子（此刻他头脑里究竟有些什么乱糟糟的盘算呢？），接着签署了把皇位让给兄弟的诏令。同时对枢密院签发命令，任命李沃夫公爵为大臣会议主席和任命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为最高总司令。皇后世代相传的疑心似乎得到了验证，可恨的“尼古拉什”同阴谋分子一道夺回了权力。看来古契柯夫真的以为革命与这位至尊的军事长官握手言和了。后者也把对自己的任命当作真有那么一回事。几天之内他甚至试着发出了一些命令，要求军队履行爱国主义职责。但是，革命毫无困难地排斥了他。
为了维护自由做出决定的表象，退位诏令注明的时间是午后1点钟，其根据就是沙皇是在这个时候公布退位的最初决定的。不过要知道，这个把皇位交给儿子而不是交给兄弟的“白昼决定”事实上已经收回，本意是指望车轮更加顺利地转动。不过谁也没有大声强调这一点：沙皇最后一次试图在可恨的杜马代表面前挽回面子，而杜马代表这一方容许了伪造历史因而也是欺骗人民的行径。君主制是在遵循自己的行事风格退出历史舞台的。但是它的后继者也始终没有改变。也许他们把自己的纵容姑息当成了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宽宏大量。
跟自己往常写的毫无个性风格的日记有些不同，3月2日尼古拉是这样记述的：“鲁兹斯基一大早就来了，向我宣读了他跟罗将柯就机构问题进行的冗长交谈记录。据他说，彼得格勒的情况是这样的：由国家杜马成员组成的大臣会议工作起来将会有点力不从心，因为代表工人委员会的社会革命党会跟他们斗争。我的退位是必要的。鲁兹斯基把这次谈话转告给了在大本营的阿列克谢耶夫以及所有战线的总司令。12点30分的时候送来了答复。为了挽救俄罗斯和让军队留在前线，我决定迈出这一步。我同意了，他们就从大本营发出诏令草案。晚上，古契柯夫和舒尔根从彼得格勒到了这里，我同他们交谈了一会，然后把修改后我签署的诏令交给他们。深夜1点钟带着沉重的心情离开普斯科夫，周围到处是背叛、怯懦和欺骗。”
应当承认，尼古拉的苦楚并非没有理由。也刚好是2月28日那天，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曾经致电各位战线总司令说：“在作战部队中维持忠于职守和誓言这种对国君和祖国的神圣责任落到了我们大家身上。”然而仅仅过了两天，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就要求同是那些总司令不必再履行对职守与誓言的忠诚。在指挥人员中间，谁也没有站出来为自己的皇上说话。大家都急忙转乘到革命的船上去，并且切实指望在那里找到舒适的舱位。陆海军将领们摘下由沙皇姓名头一个字母组成的字徽，换上红色的领结。后来只报道过一个品行端正的人，说是某个军长在举行新的宣誓时死于心力衰竭。不过没有证据表明心力衰竭是因君主制受到侮辱而不是别的什么原因引发的。文职高官按规定没有责任要显示出比军人更多的勇气。每个人都尽可能得到了救赎。
但是君主制的时钟绝不会与革命的时钟相符。3月3日拂晓，鲁兹斯基再次接到首都打来的直通电话。罗将柯和李沃夫公爵要求他扣下本来就已经被再次推迟发布的沙皇诏令。新执政者含糊其词地告诉他，阿列克塞继承皇位还可能得到人们（谁？）勉强同意，可是米哈伊尔即位是绝对不能接受的。鲁兹斯基因为前一天赶来的杜马代表没有说清楚自己此行的目的与任务而不无恶意地表示遗憾。但是杜马代表很快就有了辩白的理由，“发生了我们大家都没有预料到的士兵哗变，我还从来没有见过类似的哗变场面。”宫中高级侍从[1]对鲁兹斯基这样解释说。好像他一生就只做了观察士兵哗变这一件事。“让米哈伊尔统治帝国无异火上加油，因而会开始无情地毁灭一切可以毁灭的东西。”这令他们全体感到多么头晕、压抑、战栗与痉挛啊！
[1]指罗将柯。——译者
将官们默默地忍受着革命的这种新的“卑鄙僭望”。只有阿列克谢耶夫在给各战线总司令的电报通知中稍微吐露了一些自己内心的想法：“左翼政党和工人代表对杜马主席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因此罗将柯在通报中没有表现出坦率与真诚。”在这种时刻，只有真诚是将军们所缺乏的！
然而这时沙皇再一次改变了主意。从普斯科夫抵达莫吉廖夫以后，他把写有同意把皇位传给儿子字样的便条交给了自己原先的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让后者转发给彼得格勒。显然，他以为这种花招到头来还是比较有希望的。据邓尼金说，阿列克谢耶夫拿着电报稿走开了，而且……最终还是没有发出去。他认为有两个已经向军队和全国宣布了的诏令就够了。不仅沙皇及其左右那里出现了意见不一，而且杜马中自由主义者的反应也比革命的前进步伐要来得慢。
在最终离开莫吉廖夫之前的3月8日，形式上已遭到拘禁的沙皇写了一个告军队书，最后一句话是：“谁现在就想得到和平，谁祈愿它，——谁就是祖国的叛徒，谁就是卖国贼。”这里暗藏着某种不事声张的企图，那就是回击自由主义者对他提出的亲德主义指控。只不过这种企图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再也没有人敢把这个文告公布出来。
尼古拉二世的朝代就这样结束了，这是由一连串失败、不幸、灾祸与暴行组成的朝代。它从举行加冕礼的霍登惨案开始，中间经历了枪杀罢工工人和暴动农民、日俄战争、残酷镇压1905年革命、不计其数的处决、讨伐和民族虐杀，最后以俄国疯狂和无耻地参加疯狂和无耻的世界大战而告终。
沙皇到达皇村以后与他全家一起被软禁在宫中。根据维鲁博娃的回忆，沙皇低声说过这样的话：“民众中间没有公正审判可言。”不过恰恰是这句话不容置辩地证明了，历史的公正审判还是有的，尽管来得晚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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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曼诺夫王朝最后一对沙皇夫妇与大革命时代的法国国王夫妇的相似之处相当引人注目。这种相似之处在不少文献中已经指出过，但是还嫌粗略，而且没有由此做出结论。其实它根本不像我们第一眼所看见的那样偶然，它为我们做出结论提供了宝贵资料。前后相距125年的沙皇与国王在特定的时候却又是扮演同一角色的两位演员。消极的、有耐心的然而又是爱报复的险恶居心构成了他们二人容易识别的特征。不同的是，在路易那里它被令人怀疑的温存外表掩盖起来了，而在尼古拉那里则是被和蔼有礼的外表掩盖起来的。他们两个给那些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人因自己的职业而感到拖累，同时又不同意让出哪怕是一点点自己的权利，而且也不善于利用这些权利做任何有用的事。两个人的日记即使在风格或者说在没有风格这一点上是相似的，这些日记同样显露出苦恼不堪的精神空虚。
那个奥地利女人和那个黑森的女子从各自方面组成了相称的一对。皇后与王后不仅在身体上而且在精神上也比自己的国君要高出一筹。玛丽亚·安托瓦内特信教不如亚历山德拉·费多罗芙娜那么虔诚，还有与后者不同的是，她热烈地享受着生活的快乐。不过两人同样地鄙视人民，都极其厌恶让步的主张。她们同样地不相信自己的丈夫有勇气，都是居高临下注视着他们。安托瓦内特带点蔑视的态度，而亚历山德拉则带着怜悯的神色。
当那时接近过彼得格勒宫廷的传记作者开始让我们相信，假如尼古拉二世作为一个普通人就会为自己留下良好的记忆的时候，他们都是在简单地转述那些老版书籍对路易十六充满友善的评语，从而使我们无论在看待历史还是在看待人类天性方面均获益不多。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在第一次革命的悲剧性事件最紧张的时刻，李沃夫公爵在自己面前看见的不是苦恼抑郁的沙皇，而是“一个身着深红衬衫，神色略显愉快，乃至有点散漫的男子”。当时他是多么地气愤。公爵仅仅是不自知地重复了莫里斯州长对路易1790年访问华盛顿时所做的评论：“这个人在他那种处境中还吃得好，喝得好，睡得好，并且开心，还能指望从这个愉快的小伙子，这个比谁都快活的人那里得到什么呢？”
亚历山德拉·费多罗芙娜在君主制垮台前三个月曾经预言：“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转变，——我们朋友的梦意义非凡！”这时，她好像只是在重复玛丽亚·安托瓦内特的话。后者在国王的政权覆灭前一个月的时候写道：“我感到精神焕发，有某种迹象告诉我，我们很快就会交上好运并得到拯救。”正面临灭顶之灾的两个女人都看到了彩虹一般的梦境。
当然，相似的某些成分带有偶然的性质，而且只有历史奇闻轶事的意义。比这重要得多的是那些由环境的威力所造成的或直接强加给的特征，以及能清楚地阐明人的个性与历史客观事实之间相互关系的特征。
“他不善于思考——这就是他性格的主要特点。”一位反动的法国历史学家这样评论路易。这句话很像是描写尼古拉的。他们两个人都不善于思考。但是两个人都善于不思考。不过注定要遭到失败的历史事业的最后代表人物其实还能“思考”什么呢。
“他习惯聆听，总是微笑，却很少做出决定。他的头一句话通常是‘不’。”这是在说谁呢？还是在说卡佩。[2]不过在这种场合，尼古拉的行为方式却是十足的因袭。两人都是“戴着拉下来蒙住双眼的王冠”走向深渊的。不过反正这是逃脱不了的，睁开双眼走向深渊难道就轻松一些吗？假如他们把王冠推到后脑勺上，结局真的会发生变化吗？
[2]路易是法国波旁王朝的君主，因波旁家族出自卡佩王室，故有此称呼。——译者
应该建议职业心理学家把尼古拉和路易、亚历山德拉和安托瓦内特，以及他们的左右亲信说过的相对应的话选编成一部文集。假如不缺少资料，结果就会得到有利于唯物主义心理学的极为有益的历史证明：相同类型的（当然远非完全相同的）刺激在相同类型的条件下会引起相同类型的反应。刺激剂越强烈，它就会越快速地抑制个人特性。人们对挠胳肢窝会做出各种各样的反应，但是对烧红铁块的反应是相同的。就像蒸汽锤把不管是球状体还是立方体同样变成薄片一样，在极其重大而又不可避免的事件重压之下，抗拒者也会被压扁，也会失去自身“特性”的界线。
路易和尼古拉都是在风暴中生存的专制王朝的末代君主。两个人在艰难时刻显露出来的人所共知的沉着、平静与“快活”实际上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缺乏内在力量、神经系统虚弱和精神资源贫乏的表现。两个精神上已经去势的人绝对失去了想象力与创造性，他们的智力刚好使得他们能感觉到自己的庸俗，并且对所有才华横溢与出类拔萃人士怀有嫉妒性的敌意。又正是在出现国内深刻危机和人民革命觉醒的时候来让他们两人统治国家的。两个人都极力抵御新思想与敌对势力浪潮的侵袭。两人的优柔寡断、口是心非和虚伪欺骗与其说是个性弱点的表现，不如说是根本不可能维持继承下来的地位的反映。
与妻子们有关的情况又怎样呢？亚历山德拉比安托瓦内特在更大程度上被自己跟一个强大国家权力无限的统治者的婚姻抬到了梦想的顶峰，这是一个像黑森如此偏僻地方出来的公主所能达到的梦想顶峰。她们两人怀有的自己负有崇高使命的意识达到了极点。安托瓦内特显得更轻薄一些，亚历山德拉则处在已经转译成斯拉夫教会语言的新教伪善精神之中：王朝的失败和人民不满情绪的增长无情地破坏了那个虚幻的世界，而这个世界是由这两个痴迷的但归根结底是鸡头一样愚蠢的头脑为自己建造起来的。由此产生了日益滋长的冷酷无情，对不肯屈从自己的异邦人民怀有的难以释怀的敌意，对那些多少考虑了她们的敌对世界也就是考虑了国家的大臣的痛恨；甚至产生了对自己宫廷的疏远，对自己的丈夫持续不断的欺侮，因为丈夫没有证明作为新郎的他应该激起的希望。
偏重心理的历史学家与传记作者，往往在巨大的历史力量通过个人特性折射出来的地方，去寻找和发现某些纯系个人的和偶然出现的因素。这种错误看法在宫内官员那里同样存在，他们认为俄国末代沙皇生来就是“失败者”。他本人也相信自己是在不幸的命运星下面出生的。实际上他的失败是由先辈遗留给他的旧目标与他所处的新历史环境之间的矛盾造成的。古代人说过丘比特如果要毁灭某个人就让他丧失理性，那么此时他们是以迷信的形式反映出对深刻的历史考察所做的总结。歌德有一句谈论理智的名言：“VernuftwirdUnsinn”——理智变成无理智，这话里面有与关于没有个性的丘比特的含义相同的历史辩证法含义，正是丘比特让比自己还长寿的历史制度失去了理性，并且使其捍卫者遭受注定的失败。罗曼诺夫和卡佩扮演角色的台词已经由历史剧情的发展指定好了，只不过阐释的差别程度要符合演员的命运。尼古拉的失败与路易一样，根源不在于他们个人的星占表，而在于等级官僚君主制度的星占表。他们两人首先是绝对主义王朝的末代子孙，他们在道义上的灭亡是由他们因袭专制王朝的作风造成的，并且赋予后者特别不祥的性质。
有人可能提出这样的异议，亚历山大三世少喝些酒，他就能多活很长时间，革命就会碰上一个性格完全不一样的沙皇，他与路易十六毫无对应的地方。但是这样的异议一点也不能贬损前文已经提出的观点。我们完全无意否认个人在历史契机中的作用，哪怕是个人身上体现的偶然作用也一样。我们所需要的，乃是带有自己全部特性的历史人物不是作为单纯的心理学特征清单，而是作为从一定的社会条件中产生的并且对此做出反应的活生生的现实受到关注。仅仅因为博物学家指出了土壤和空气中哪些成分滋养它生长，玫瑰怎么会停止散发香气呢。同样的道理，把个人从社会根源中揭示出来，既不能祛除他个人的香气，也不能祛除他的臭气。
前面说到的有关亚历山大三世长寿的假设正好能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同样的问题。可以假定，亚历山大三世1904年不会同日本作战，这就可以推迟第一次革命的爆发。推迟到什么时候？很有可能，“1905年革命”也就是对各种力量的第一次检验、绝对主义专制的第一个缺口会导致径直走向革命的第二阶段即共和制阶段，乃至第三阶段即无产阶级革命阶段。关于这一点，只能提出一些多多少少令人感兴趣的猜想。但是，革命不是由于尼古拉二世的性格引发的，亚历山大三世也不能消除革命的任务，这无论如何都是不容置辩的。无论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从封建制度向资产阶级制度过渡不经过暴力震荡是不可能完成的，只要提醒这一点就够了。我们昨天刚在中国看到的这种现象，今天在印度也将看到。最多也只能说，君主制度这种或那种政策，君主这种或那种个性能够加速或推迟革命的爆发，给革命的外表打上一定的印记。
进行非常愤恨而徒劳的顽抗的沙皇制度在无可挽回地输掉赌局的最后几个月、几个星期乃至最后几天，还在企图让自己支撑下去。如果说沙皇本人没有足够的毅力，那么皇后就弥补了这一不足。拉斯普京就是疯狂地为自我保全而斗争的那个集团的有用工具。即使在这个狭小的圈子里，沙皇的个性也被代表过去时代的沉渣以及进行最后挣扎的集团泯灭了。直接面对革命的皇村上层的“政策”是由一只被围困的虚弱猛兽的反应组成的。如果驾驶高速行驶的汽车在草原上追捕一只狼，那只野兽最后就会气喘吁吁筋疲力尽地躺倒在地上。可是您如果试图给它套上项圈，那它就力图把您撕碎或者至少把您咬伤。在这种情况下，它还有别的什么反应吗？
自由主义者以为总会得到点什么。尼古拉不是及时同有选举资格的资产阶级达成协议并以此来预防革命（这就是自由主义对末代沙皇提出的控诉书），而是固执地拒绝做出让步，甚至在最后几天身处厄运刀口之下的时候，即每一分钟都是极其宝贵的时刻，他仍然在拖延，仍然跟命运讨价还价，以致错过了最后的机会。所有这一切听起来是多么恳切啊。然而很可惜，那么熟悉挽救君主制度正确方法的自由主义者却没有替自己找到这样的方法。
如果断言沙皇制度似乎在任何时候与任何条件下都不曾做出过让步，那当然是站不住脚的。它也做过一些让步，那是在自我保全的必要性要求它这样做的时候。克里米亚战争失败以后，亚历山大二世部分地解放了农奴，并且在地方自治、司法、出版、兴办学校等方面实行了一系列自由主义的改革。沙皇本人当时道出了自己改革的主导动机：自上而下解放农奴是为了防止他们自下而上地得到解放。在第一次革命的冲击之下，尼古拉二世恩赐了半部宪法。斯托雷平允许破坏农民的村社，以便为资本主义势力拓展活动范围。但是，只有在局部让步能维护整体即维护等级社会和君主制度本身的基础的界限内，所有这些改革对沙皇制度才有意义。一旦改革的后果开始越出上述界限，君主专制便不可避免出现倒退。亚历山大二世在其在位的后半期把前半期的改革抛弃了很多。亚历山大三世则沿着反改革的道路走得更远。1905年10月，尼古拉二世在革命面前退却了，后来他却解散了正是由他设立的杜马。革命刚刚出现衰退，他就发动了国家政变。如果从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算起，75年时间里各种历史力量的斗争时而在地下时而公开地进行。这些斗争远远高出个别沙皇的个人素质，并且以推翻君主专制而告终。只有在这一历史进程的范围内才能为各个沙皇及其性格与“传记”找到位置。
甚至最专制的暴君也很少能像类似“自由”个体那样任意给时局打上印记。他永远是那些按照自己的样式塑造社会的特权阶级的代理人。只要这些阶级还没有完成使命，君主专制就是牢固和自信的。它也就掌握着可靠的政权机关与没有限制地选择执行者，因为最有才干的人还没有转到敌对阵营去。君主也就可以亲自或者通过宠臣成为重大和进步的历史任务的贯彻者。可是当旧社会的太阳最终落下山去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特权阶级就从民族生活组织者变成了寄生的赘瘤。他们失去了自己的领导职能以后，也会丧失自己的使命意识和对自身力量的信心。他们把对自己的不满化作对君主制度的不满，于是专制王朝陷入了孤立：由完全忠于它的人组成的圈子缩小了，他们的水平也降低了。同时危险却在不断增长。新兴的力量也挤了进来。君主制度丧失了无论何种形式的主动创造精神，于是它防卫，它抵抗，它撤退，它的行为是最简单的无意识反应。半亚洲型的罗曼诺夫专制王朝也没有逃脱这祥的命运。
这样说吧，如果把濒临死亡的沙皇制度放进纵向剖面进行观察，就可以看出尼古拉是连根退入毫无希望和备受谴责的过去的那个集团的核心人物。而在历史悠久的君主制度的横向剖面上进行观察，尼古拉就是专制王朝链条上的最后一环。他最近的先人在当时也进入了家族—等级—官僚集团，只不过这个集团的范围要广一些。为了让旧的社会制度避免业已降临到它身上的命运，他们试验过各种各样的措施与手段，结果却把一个腹中已经怀上了革命胎儿的混乱无序的帝国传给了尼古拉。如果说留给他还有选择余地的话，那也是在各种不同道路之间选择毁灭罢了。
自由主义梦想英国式的君主制。可是，议会制度难道是经由和平的进化途径在泰晤士河上发育成熟的吗？或者说是个别君主的“自由”天性结出的果实吗？不是，它是作为历时几百年的斗争结果而出现的，而且在斗争中有一个国王把自己的脑袋留在了十字街头。
前面谈到过的罗曼诺夫一家与卡佩一家之间的历史—心理比较凑巧完全可以延伸到第一次革命时代的英国国王夫妇那里去。为传记作者和历史学家以或多或少的根据描绘出的路易十六和尼古拉二世的那些特点，在查理一世身上基本上体现出了它们的结合。蒙塔古写道：“查理一世总是显得萎靡不振，在无力进行反抗的情况下，尽管不情愿，但是为了欺骗，他还是会做出让步，结果既没有赢得声望，也没有赢得信任。”另一位历史学家评论查理·斯图亚特时说道：“他不是一个愚钝的人，但是缺乏坚强的性格……他的妻子，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的妹妹亨利埃塔，一个身上浸透的绝对专制思想比查理还要多的女人，替他扮演了厄运的角色。”我们不打算对这第三对（按年代顺序是第一对）被国民革命碾碎的国王夫妇进行详细的评述。我们只想指出，在英国，人们的仇恨首先集中在身为法国女人和天主教徒的王后身上，指控她同罗马进行勾结，与爱尔兰叛乱分子有秘密联系，而且在法国宫廷时就曾玩弄阴谋诡计。
但是，英国至少有好几个世纪让自己支配。它是资产阶级文明的先驱。它没有处在外族的压迫之下，相反它把越来越多的其他民族置于自己的压迫之下，它剥削整个世界。这种境况缓和了国内矛盾，滋长了保守主义，促使大量脂肪以大地主寄生阶层、君主政体、上院与国家教会的形式稳定地沉积下来了。由于英国资产阶级发展与众不同的历史特权，因此与弹性结合起来的保守主义也就从制度发展成了风尚。这种现象即使到了今天也仍然为如同俄国教授米留科夫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奥托·鲍威尔那样一些形形色色的大陆庸人所激赏。然而正好是在目前，即英国耗尽了自己昔日特权的最后资源，它在全世界感到憋闷发紧的时候，保守主义甚至是通过工党成员失去了自己的弹性，从而变成了寡廉鲜耻的反动派。面对印度革命，“社会主义者”麦克唐纳没有找到除了尼古拉二世反对俄国革命用过的手段之外的别的什么手段。只有瞎子才可能看不到，大不列颠正在迎面走向巨大的革命震荡。它残存的保守主义，它的世界统治，还有它现今的国家机器将在这场震荡中消失得无影无踪。麦克唐纳在准备革命震荡一事上所起的作用丝毫也不亚于当年的尼古拉二世，而且无论如何也不比后者更少一些盲目性。就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正是关于历史进程中“自由”个体作用问题的不错实例！
可是，在发展落后的俄国，在处于欧洲各民族尾端和立足于薄弱经济基础之上的俄国，制造出了明显是专门适应自由主义教授及其左翼影子即改良的社会主义要求的社会形态的“弹性保守主义”吗？俄国落后得太久了，致使世界帝国主义把它放进夹钳之中时，它不得不按照大大缩短的方针走过自己的政治历史。如果尼古拉迎合自由主义并且用米留科夫来取代施秋梅尔，那么事态的发展会在形式上显示出某些区别，但是在实质上没有什么不同。要知道路易正是通过让吉伦特派掌权这种途径经历革命的第二阶段的，这样做既没有让路易，后来也没有让吉伦特党人免却上断头台的命运。不断累积起来的社会矛盾必定会向外爆发，爆发以后就会把自己的清除工作进行到底。在终于把自己的苦难、贫困、屈辱、恐惧、希望、幻想与目标统统搬上露天舞台的人民群众的压力面前，君主政体与自由主义的上层结合仅仅具有插曲的意义。它也许可以影响到各个场次的顺序，也可能影响到幕数的多少，但是一点也不会影响剧情的总体演变，更不可能影响君主与自由主义可怕的结局。 |
第五章宫廷政变的念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一卷二月革命
第五章宫廷政变的念头
当权阶级在力求避免革命时，为什么不去尝试摆脱沙皇及其周围的人呢？他们这样想过，但是不敢这样做。他们对自己的事业既没有足够的信心，也没有足够的决心。宫廷政变的念头一直沉湎于空想，直到国家发生革命之际也没有消逝。为了更清晰地勾画出革命前夕专制王朝、贵族上层、官僚集团与资产阶级的相互关系，就很有必要研究这个问题。
有产阶级是彻头彻尾的君主主义者，这是利益、习惯与怯懦使然。不过他们想要的是没有拉斯普京的君主制。君主制很适合他们：我就是你们所要的那个样子。作为对建立体面的大臣会议提出的要求的答复，皇后带着从拉斯普京手里接过的苹果来到大本营面见沙皇。她请求沙皇吃掉苹果以增强自己的意志。她恳请说：你要记住，就连菲利浦先生（一个行骗的法国催眠师。——托洛茨基）都说过，不能答应什么宪法，因为那将是你的俄国的末日……”“成为彼得大帝、伊凡雷帝和帕维尔皇帝吧，——把所有人都压在自己下面！”
这是由恐惧、迷信和对国家的恶意疏离组成的无比丑陋的混合物！诚然，沙皇家庭至少在上层看起来似乎不是那么孤独，因为拉斯普京总是为上流社会贵夫人们的星座所环绕，而且巫术也向来支配着贵族阶层。但是这种可怕的神秘主义不是把人们联系起来；相反，它把他们分散开了。每一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拯救自己。许多贵族太太都有各自相互竞争的圣徒。甚至在彼得格勒上层，沙皇全家像是感染了鼠疫病菌似的，被猜疑与敌意的围墙隔离了起来。宫廷女官维鲁博娃回忆说：“在四周所有人中间，我强烈地意识与感觉到了对那个我视之为神灵的人的仇恨，而且感觉到这种仇恨达到了多么可怕的地步……”
在战争血红的背景下，在地下震动的轰鸣声中，特权阶层一刻也没有放弃享受生活的快乐；相反，他们在尽情纵酒狂欢。但是一具骷髅越来越频繁地光顾他们的盛宴，它用指骨吓唬他们。于是他们在阿利斯（皇后亚历山德拉的昵称。——译者）的恶劣本性和沙皇背信弃义的软弱中，在维鲁博娃这种贪得无厌的蠢货和颅骨上留着伤疤的西伯利亚基督身上感觉到了全部的不幸。让人无法忍受的预感像巨浪一样波及了整个统治阶级，它一阵紧似一阵地自四周向中心收缩，因而把令人痛恨的皇村上层越来越孤立起来了。在自己本来谎话连篇的回忆录里，维鲁博娃把这个上层当时的自我感觉说得够清楚了：“……我问了自己一百遍，彼得格勒上层社会究竟出了什么事？他们是不是全都在精神上出了毛病，或者是染上了战争时期变得猛烈起来的某种流行病。这一切很难说清楚，不过事实是大家都处在精神失常的紧张状态。”
庞大的罗曼诺夫家族，也就是一帮贪得无厌、厚颜无耻与人人痛恨的男女大公统统属于丧失理智者之列。害怕死亡的他们企图从日益令人窒息的围困中挣脱出来，他们在不肯驯服的贵族阶级面前讨好奉承，同时大讲沙皇夫妇的坏话，他们或者互相之间或者在自己周围的人中间进行挑唆。至尊的叔叔们向沙皇递交规劝的信件，透过其中表示敬意的词句可以听到切齿之声。
十月革命后的普罗托波波夫文理已经不太通顺了，可是他还是对上层的情绪做了生动的描述：“革命前甚至最高阶级也存在着不满和反对。在贵族沙龙和俱乐部里，政府的政策遭到了不怀好意的尖锐批评；沙皇家庭中形成的各种关系受到了挑剔和议论；关于国家元首的奇闻笑谈四处流传；讽刺诗歌也创作出来了；许多大公也参加这类聚会；而他们的出席在公众心目中大大增强了讽刺传闻与恶意夸张的特殊可信度。不过，这类玩笑的危机意识直到最后一刻也没有显现出来。”
以亲德主义甚至直接与敌人勾结的罪名对宫廷佞臣进行的指责，使有关他们的传闻变得特别耸人听闻。喜欢争吵却又不太可信的罗将柯坦率地说道：“勾结以及类似企图在逻辑上是如此明显，以致至少对我来说，在德国参谋部跟拉斯普京集团互相策应一事上没有什么疑问，这是毋庸置疑的。”单纯以“逻辑上的”明显性为由大大减弱了这份证词的绝对语气。革命以后，没有发现任何有关拉斯普京一伙跟德国参谋部进行勾结的证据。至于所谓的“亲德主义”，那是另外一回事。当然，问题并不在于对来自德国的皇后，以及大臣会议主席施秋梅尔、克莱恩米赫尔伯爵夫人、宫廷事务大臣弗列杰里克斯和其他具有德国姓氏的先生对德国产生的民族好感或反感。老阴谋家克莱恩米赫尔恬不知耻的回忆录非常清楚地表明，要靠什么样的超民族特征来识别所有欧洲国家贵族的上层，它是用血缘、遗产、对所有低于自己等级的人的蔑视。“lastbutnoleast”（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就是用存在于古老城堡、高级疗养地以及欧洲各国宫廷里的世界主义杂交物做纽带连接在一起的。真实得多的现象是宫廷仆役对法兰西共和国卑躬屈膝的律师本能的反感，对反动分子——无论他是条顿名字还是斯拉夫名字——以及对体现纯普鲁士精神的柏林制度的好感，这制度以其抹着油膏的胡须、粗鲁无礼的举动以及傲气十足的愚蠢，给人留下了十分长久的深刻印象。
可是这并不能解决问题。危险还是从事态本身的逻辑中产生了，因为宫廷不得不通过单独媾和来寻求救星。而且形势显得越危险，这种举动就越固执。就像我们将在后面要看到的那样，自由主义出于自己将来走向政权的考虑，企图通过其领袖把单独媾和的成功希望保存起来。然而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它疯狂地进行沙文主义宣传，以此欺骗人民和威吓宫廷。在这么尖锐的问题上，宫廷佞臣不敢过早地暴露出自己的真实面目，他们甚至被迫用通行的爱国主义语调伪装起来，同时又在试探单独媾和所必需的土壤。
依附拉斯普京奸党的前警察首脑库尔洛夫将军在自己的回忆录里面当然会否认同德国勾结一事，也否认对自己的靠山有好感，但是旋即就补充说：“不能因为施秋梅尔表达过跟德国的战争对于俄国来说是最大的不幸，以及战争没有任何重要的政治理由的意见，便谴责他。”但是不要忘了，怀有这种令人感兴趣的“意见”的施秋梅尔是一个正在与德国打仗的国家的政府首脑。沙皇政府最后一任内务大臣普罗托波波夫在进入政府前夕，还在斯德哥尔摩与德国外交官进行谈判，并且把谈判的情况报告了沙皇。同样，据库尔洛夫的说法，拉斯普京本人也“认为跟德国打仗对俄国来说是巨大的灾难”。最后还有，1916年4月5日皇后写信给沙皇说：“……他们不敢说他[1]与德国人有任何共同之处，但是他还是像基督一样，对任何人都是同样十分友善和宽宏大量的，无论对方属于何种宗教。真正的基督徒就应该这样做。”
[1]指拉斯普京。——译者
当然，完全有可能与赌棍、高利贷者和贵族皮条客一起混进这个几乎从未脱离醉态的真正基督徒行列的还有赤裸裸的密探。这样的勾结是不能排除的。但是反对派的爱国主义者提出的问题涉及得更广泛也更直接：他们公然指控皇后背叛。邓尼金将军在自己很晚才写出来的回忆录中证实：“军队里面议论纷纷，他们不论在什么时间地点都不感到难为情，说皇后顽固地要求单独媾和，说她出卖了基奇纳元帅，说她好像把元帅来访一事通报给了德国人，等等诸如此类的话……这些对军队的情绪，以及军队对皇朝与革命的态度产生了极大的影晌。”还是这个邓尼金说到一件已经是革命以后的事情，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在回答关于皇后背叛的坦率提问时“不明确与不经意地”提到，人们整理皇后的文件时发现有一张绘有各战线部队详细标记的地图，这事给他阿列克谢耶夫留下了令人不安的印象。接着邓尼金做了意味深长的补充：“此事他再没多说一句话，便改变了话题。”皇后那里或许有或许没有什么秘密地图，然而不走运的将军们显然不反对把自己失败的部分责任推给她。无疑，军队里流行的宫廷背叛的说法主要是从无能的司令部自上而下传播开的。
但是，假如让沙皇言听计从的皇后真的亲自把军事秘密乃至盟国统帅部的首脑出卖给威廉的话，那么除了审判沙皇夫妇以外，还有什么事可做呢？不过，由于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显然被认为是军队和反德政党的首领，因此根据职责好像应该被推举出来充当宫廷政变最高庇护人的角色。这乃是沙皇遵照拉斯普京与皇后的坚决要求，撤销大公总司令职务并且由自己取而代之的原因所在。可是皇后甚至害怕移交时让侄儿跟叔叔打照面。她给身在大本营的沙皇写信说：“美男子，尽量小心，不要让尼古拉什[2]说破你的任何承诺或其他什么——记住，是格里戈里把你从他以及他那些居心不良的左右那里解救出来的……为了俄罗斯，你回想一下吧，他们想把你赶走（这不是谣传，奥尔洛夫那里已经把文件准备好了），并把我送进修道院……”
[2]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的昵称。——译者
沙皇的兄弟米哈伊尔对罗将柯说过：“全家族的人都意识到了，亚历山大德拉·费多罗芙娜对我的兄弟是多么有害。在我兄弟和她周围只剩下叛徒，所有正直的人都已经离他们而去。可是在这种场合如何是好呢？”一点没错，在这种场合如何是好呢？
玛丽亚·帕夫洛芙娜女大公当着自己儿子的面坚决要求罗将柯发起“清除”皇后的行动。罗将柯提出就当这次谈话没有发生过，否则依据誓词，他应当把女大公向杜马主席提议清除皇后一事呈报沙皇。如此一来，这位机灵的宫廷高级侍从把谋杀沙皇的问题转移开了，使之成为上流社会一个小小的玩笑。
有时，大臣会议自身也站在激烈反对沙皇的立场上。早在1915年即革命爆发前一年半的时候，大臣们在政府会议上发表的公开言论，现在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陆军大臣波利瓦诺夫说：“能够挽救局势的唯有社会和解政策。现在摇摇晃晃的屏障不足以防止灾祸临头。”海军大臣格里戈罗维奇说：“军队不信任我们并且在等待变化发生，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外交大臣萨佐诺夫说：“沙皇的声望和权威在民众心目中大大动摇了。”内务大臣谢尔巴托夫公爵说：“在现有状况下，我们大家在管理俄国方面都是无能为力的……需要的要么是独裁，要么是和解政策。”（1915年8月21日会议记录）实际上无论独裁还是和解政策，都已经于事无补，也都已经不可能实现了。沙皇既没有下决心实行独裁，也拒绝了和解政策，也没有接受自认为无能为力的大臣们辞职。负责记录的重要官员给大臣们的发言做了简要的注释：他们显然都得被吊死在灯柱上。
在这种感觉支配下，甚至官僚圈子里也谈论起宫廷政变的必要性来了。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他们认为政变是防止日益临近的革命的唯一手段。一个政变计划的参与者回忆这类讨论时说道：一旦闭上眼睛，我就会想起，自己原来处在一个到处都是染上了革命癖的人的团体中，
一个专门负责监视南方军队的宪兵上校在自己的报告中描绘了一幅阴暗的图景：由于大肆的宣传，尤其是关于皇后和沙皇亲德立场的宣传，使得军队做好了宫廷政变的思想准备。“在军官聚会场合也公开出现了这类议论，而且从来没有遇到来自高级指挥官方面的必要制止。”普罗托波波夫自己也证实：“大多数高级指挥官同情政变，部分人还跟所谓进步联盟的主要活动家有联系并且处于后者的影响之下。”
后来，有名的海军上将高尔察克在红军击垮了他的部队以后向苏维埃侦查委员会供认，他跟很多杜马反对派成员有联系，他赞成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以否定的态度看待革命爆发前的现存政权”。然而没有人把有关宫廷政变的计划告诉高尔察克。
在拉斯普京遇刺身亡和与此事有干系的大公随之被放逐以后，上流社会谈起宫廷政变的必要性时声调特别响亮。尤苏波夫公爵讲过这样一个情节：有好几个团的军官走到已在宫中被捕的德米特里大公跟前，提出了采取各种坚决行动的计划，“他当然不会赞成他们的主张”。
有人认为盟国外交官至少是通过英国大使卷入了阴谋。无疑是根据俄国自由主义者的主动倡议，1917年1月间，英国大使在事先提请本国政府批准以后，企图对尼古拉施加影响。尼古拉非常认真和很有礼貌地听完了大使的意见，并且对他表示感谢，然后就把话题转到不相干的事情上去了。普罗托波波夫向尼古拉报告了布坎南与进步联盟最主要的活动家联络的情况，并且提议对英国大使馆进行监视。尼古拉似乎不太赞成这种做法，他觉得对大使实施监视“不符合国际惯例”。同时，库尔洛夫却毫不迟疑地报告说：“侦查机关每日都在注视立宪民主党领导人米留科夫跟英国大使馆的联系。”可见，国际惯例妨碍不了什么。但是破坏它们也帮不了多大的忙：即便如此，也没有破获什么宫廷阴谋。
宫廷阴谋实际上确有其事吗？无论什么都没能证明这一点。它涉及的面太宽了，这个“阴谋”牵扯到的各种各样的集团与人物实在太多了，以至难以成为阴谋。作为彼得格勒上流社会的一种情绪，作为纷乱不安的挽救主张或者作为绝望的口号，它一直悬在空中，不过始终没有浓缩到可以付诸实施的计划的程度。
在18世纪，高级贵族对皇位继承顺序不止一次地进行过符合实际需要的修正，他们监禁或勒死那些令人难堪的皇帝。最后一次这样的行动是1801年针对帕维尔的。所以不能说宫廷政变是违反俄国君主制度传统的。相反，它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成分进入了这些传统。但是，贵族阶级早已不再感到自己稳坐在马鞍上了。于是它把勒死沙皇和皇后的荣誉让给自由资产阶级。不过后者的领袖们也只是显示出稍微大一点的决心而已。
革命以后，自由主义资本家古契柯夫、捷列申柯以及接近他们的克雷莫夫将军多次被说成是阴谋分子的核心。曾在反对英国的布尔人军队里当过志愿兵的决斗士古契柯夫是一个带马刺的自由主义者。在“社会舆论”普遍看来，最适合实施阴谋的人物是古契柯夫，而不是喋喋不休的米留科夫教授，的确是这样！毫无疑问，古契柯夫不止一次重温实行猛烈和短促突击的想法，在这种行动中，一个近卫团就可以代替革命和预防革命。维特早在自己的《回忆录》里面就告发过他所痛恨的古契柯夫，说此人是一个迫害不合时宜的苏丹的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崇拜者。但是，青年时代还没来得及表现出青年土耳其党人无畏精神的古契柯夫，现在却明显衰老了。更主要的是，这位斯托雷平的战友不会看不到俄国的条件跟昔日土耳其条件的差别，也不会不反躬自问：用来预防革命手段的宫廷政变不会变成引发雪崩的最后震动吗？这样一来，用来预防的药物不是变得比疾病本身更致命吗？
在一些专门论述二月革命的著作里，谈到了预谋发动宫廷政变的话题，而且把它当作确凿无疑的事实。米留科夫做了这样的表述：“出现了实施政变的苗头。”邓尼金则把实施的时间推后到了3月。两个人都提到了这样的“计划”：在路上截住沙皇乘坐的专列，要求他退位，如果遭到他的拒绝（预料这是不可避免的），那就对沙皇实行“肉体消灭”。米留科夫补充说，在预见可能发生革命的情况下，没有参与阴谋也没有被“明确”告知阴谋准备情况的进步联盟的首领们在小范围里讨论过，政变一旦成功，怎样才能更好地利用它。近年来，有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同样采纳了相信政变实际上在准备之中的说法。顺便说一句，在这个事例中，可以透彻地看出，奇谈轶闻是如何轻易而牢固地在历史科学中为自己赢得地位的。
罗将柯讲述的那个有声有色的故事被说成是阴谋存在的最重要的证据，可是故事恰恰证明了所谓阴谋纯系子虚乌有。”17年1月，克雷莫夫将军从前线来到首都，在杜马成员面前抱怨说不能继续拖延下去了，“如果你们决定采取这种极端措施（指换掉沙皇。——托洛茨基），那我们会支持你们”。如果你们决定！……十月党人希德洛夫斯基愤恨地高喊起来：“当他在毁灭俄罗斯的时候，无论什么理由也不能宽恕和怜悯他。”在一片争吵声中，布鲁西洛夫将军说出了真假难辨的话：如果不得不在沙皇与俄罗斯之间做出选择的话，——我会跟着俄罗斯。”如果不得不！年轻的百万富翁捷列申柯像一个坚定的弑君者那样发了言。立宪民主党人申加廖夫说：“将军是对的，政变是必要的……然而由谁来做决定呢？”问题就在于由谁来做决定呢？表示反对政变的罗将柯本人提供的证词其实质就是这样的。在随后不多的几个星期里，计划看来一点进展都没有。关于拦截沙皇专列的谈论在继续，但是根本不清楚由谁来实施这样的行动。
俄国自由主义者在其较早时期曾经用金钱与同情支持过革命恐怖主义者，期望他们用炸弹把君主制度赶进自由主义者的怀抱。这些可敬的先生谁都不习惯拿自己的脑袋去冒险。不过起主要作用的毕竟不是个人的恐怖，而是阶级的恐怖。他们议论说，现在的情况是糟糕的，但是好像不会变得更加糟糕。不管怎样，假如古契柯夫—捷列申柯—克雷莫夫真的在走向政变，即实际上为它做了准备，动员了各种力量和手段，那么这事在革命成功后一定会非常明显和准确地广为人知，因为参加者特别是年轻的执行者（还真需要不少这样的人）没有任何理由闭口不谈他们“差点”就要实现的功绩，因为这在二月革命后只会保证他们得到升迁。可是这样的披露从未有过。显而易见，在古契柯夫与克雷莫夫那里，事情后来并没有进行到用红酒和雪茄庆祝爱国主义举动的地步。轻佻浮躁的贵族阶级投石党人也好，臃肿蹒跚的金融寡头反对派分子也好，都没有心思用行动来矫正不垂青他们的天意历程。
1917年5月，最能言善辩而又空话连篇的自由主义者马克拉科夫在杜马（此时革命正在把它连同君主制度一起踢开）私下举行的会议上大发感慨：“如果后人诅咒这场革命，那么他们也会诅咒我们，因为我们没有用政变从上面来防止它发生！”晚些时候，已经流亡国外的克伦斯基效仿马克拉科夫倾诉悲情：“确实，条件已经具备的俄国耽误了从上面——又是从上面（这个词组说了这么多，是不是也做了这么多准备？）——及时发动军事政变（copd’État），耽误了防止国家的自发爆炸。”
这两声叹息结束了剧情，同时也表明，当革命释放了自己全部不可阻遏的力量以后，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庸人们仍然在想，“及时”撤换专制王朝的首脑就能预防革命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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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足够的决心发动“大的”宫廷政变，但是从中派生出了小的政变计划。自由主义阴谋家不敢撤换君主制的主角，大公们却决心搬开他的台词提示人。他们认为杀掉拉斯普京是挽救专制制度的最后手段。
罗曼诺夫家族的姻亲之一尤苏波夫公爵把大公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和君主派杜马代表普里什凯维奇吸引到这桩事情中来了。他们还试图把自由主义者马克拉科夫也拉进来，这显然是为了给谋杀赋予“全民族”的性质。但是，这位著名律师把毒药交给密谋者以后就小心地避开了。这真是非常别具一格的细节！密谋人士不无根据地认为，谋杀完事以后，罗曼诺夫家的汽车能很轻易地把尸体运走：大公的纹章总算找到了用武之地。以后的情况是按照迎合品位低俗的电影剧本上演的。12月16—17日之间的夜晚，被诱骗前来参加酒宴的拉斯普京在尤苏波夫的独栋私邸被弄死了。
除了一小撮宫廷佞臣和神秘主义女崇拜者以外，当权阶级把处死拉斯普京作为拯救行动接受下来了。在彼得格勒的全体皇族成员都带着同情去看望了软禁在家的大公，按照沙皇的说法，他的双手结果被一个乡下人的鲜血弄脏了——要知道即便是基督，也是一个乡下人！皇后的同胞姐妹、谢尔盖大公的遗孀发来电报，她为行刺者进行祈祷，对他们的爱国举动表示感激。由于暂时还没有发布议论拉斯普京的禁令，报纸登载了很多拍手称快的文章。在剧场里，人们也纷纷对杀人犯表示敬意。大街上的行人互相道贺。尤苏波夫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在私宅里面，在军官的聚会上，在酒楼里人们为我们的健康举杯祝福，工人在工厂里对我们欢呼乌拉。”完全可以想得到，工人在得知拉斯普京被杀的消息后当然不会感到悲伤，可是他们高呼“乌拉”与复兴王朝的希望毫无共同之处。
拉斯普京奸党在等待时机，他们暂时隐匿起来了。沙皇、皇后、沙皇的女儿们和维鲁博娃在避开所有人的情况下，为拉斯普京举行了葬礼。围绕在神圣的朋友、被大公杀害的前盗马贼尸体四周的沙皇全家必定觉得自己完全无人理睬。然而，就是已经入土的拉斯普廷也得不到安宁。当尼古拉和亚历山德拉·罗曼诺娃被逮捕的时候，守卫皇村的士兵掘开了坟墓，撬开了棺材。发现在死者头颅旁边放着一尊圣像，上面有亚历山德拉、奥莉加、塔季扬娜、玛丽娅、安娜斯塔西娅和阿尼娅的签名。临时政府不知为什么派了一个特派员去皇村，要把尸体运到彼得格勒来。可是遭到老百姓的普遍反对，特派员于是只得就地焚烧了尸体。
那个朋友被杀以后，君主制还苟延残喘了10个星期，不过这段短暂的时光依旧是属于它的。拉斯普京没有了，但是他的阴影仍然继续笼罩着国家。与密谋者的全部愿望相反，谋杀事件之后，沙皇夫妇开始特别起劲地擢升拉斯普京党羽中最卑鄙的分子。为了报复对拉斯普京的谋杀，一个公认的恶棍被任命为司法大臣，有几个公爵则被驱逐出了首都。有报道说，普罗托波波夫在摆弄招魂术，以招回拉斯普京的亡灵。绞索无可挽回地一步步勒紧了。
处死拉斯普京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也完全不是事件的参加者和鼓动者所期望的那样。它并没有缓和危机，而是加剧了危机。宫廷、司令部、工厂和农村小木屋……到处都在谈论这次谋杀。结论是不言而喻的：即使对于大公们来说，除了毒药和左轮手枪外，也没有别的手段来对付这个患麻风病的宫廷佞臣。诗人勃洛克曾经就拉斯普京之死写下了这样的诗句：“结果他的那颗子弹，命中了专制王朝的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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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斯庇尔早就提醒立法会议注意，贵族反对派在削弱了君主制以后，便使资产阶级振作起来了，而跟在资产阶级后面的是人民群众。同时，罗伯斯庇尔预料，欧洲其他国家的革命不可能开展得像法国那么疾速，因为其他国家的特权阶级吸取了法国贵族的经验教训，不会主动发起革命。但是，罗伯斯庇尔在做出这一精彩分析的同时，自己进行推测时却犯了错误，他以为法国贵族用自己这次轻率的反对派行为给别国贵族留下了永久的教训。1905年特别是1917年，俄国再次证明，针对专制制度与半农奴制度，因而也是针对贵族的革命在迈出自己最初几步时，就会得到不仅来自普通贵族方面，而且来自其最有特权的上层，这里面甚至包括王室成员方面不成系统的、互相矛盾的然而又是十分有效的协助。这种非凡的历史现象也许使得社会阶级理论显得自相矛盾，不过事实上它只是在对这种现象的庸俗理解中才是矛盾的。
当社会各种对抗性矛盾达到高度紧张的时候，革命就会发生。不过这种状况也使局势变得难以忍受，即便对旧社会的统治阶级亦即注定要灭亡的阶级也是如此。我并不想让生物学的比喻超出它们应有的意义，不过还是要适当地提醒，到某个时刻，分娩这个行为无论对于母亲的机体还是对于胎儿都同样不可避免。特权阶级的反对立场渐渐表现为其传统的社会地位与该社会继续存在下去的需要之间的互不相容。在当权的官僚集团那里，所有人都开始显得无力应付。贵族阶级觉察到自己正处在普遍敌意的焦点，于是把一切过错都推给官僚集团，官僚集团则又把罪责推给贵族，然后它们或是一道或是单独把自己的不满指向君主的权力垄断。
原本在贵族等级机关里任职而暂时被调来任大臣的谢尔巴托夫公爵说：“无论萨马林还是我，原先都是省里的首席贵族。迄今为止，谁也不认为我们是左翼人士，我们自己也不这样认为。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也不明白，国家怎么落到了这步田地，致使陛下及他的政府陷入了与安分明理的（革命的阴谋就不用提了）社会各界——贵族、商人、城市、地方自治局甚至军队——极其尖锐的意见对立之中。如果上头不愿意考虑我们的意见，那我们的职责就是离职。”
贵族看到了灾祸的原因就在于君主制变成了睁眼瞎子或者说丧失了理智。但特权等级还不相信，能使旧社会和新社会相安无事的政策已经根本不可能存在了；换句话说，不能容忍自己注定要灭亡的命运的贵族要把自己临死前的痛苦化作反对旧制度最神圣的势力即君主制度的行为。贵族反对派这种紧张和不负责任的心态可以用历史对贵族上层的娇纵，以及令它难以忍受的对革命的本能恐惧来加以解释。贵族反抗的前后不一和自相矛盾的现象也可以用这是一个没有出路的阶级的反抗来加以解释。可是，就如油灯一样，在熄灭前的那一刻还会发出耀眼的火花，尽管它还带着烟炱——贵族也是一样，在消亡之前也能出现反对立场的火花闪耀，这会给它的殊死敌人以最大的帮助。这个过程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它不仅能与社会阶级理论协调起来，而且只有它才能把这种理论解释清楚。 |
第四章沙皇与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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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沙皇与皇后
本书完全无意去进行单独的心理方面的探究，而人们往往企图用它来代替社会和历史的分析。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是那些具有超越个人性质的巨大历史动力，君主制度也是其中之一。不过，所有这一切力量都要通过人来起作用，君主制度也正是因其原则而势必带有个人因素。这种情况本身就证明关注被历史发展进程令其与革命迎头相撞的君主的个性是正确的。此外，我希望在后面能说明，哪怕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个体在什么地方耗尽在个性当中——而且往往比感觉到的还要可靠得多，以及个别人物的“特殊表征”又怎么常常只是更高级的规律性在个体身上刻下的印迹。
先辈们给尼古拉二世留下的遗产不仅是一个庞大的帝国，而且还有革命。可是他们没有传给他丝毫适合治理帝国乃至一个省或者一个县的天赋。最后一位罗曼诺夫以其极度的冷漠来对抗一步一步地把惊涛骇浪推向皇宫大门的历史潮流。在他的意识与他的时代中间似乎充斥着一层透明可又无法渗过的介质。
革命以后，接近过沙皇的人士不止一次地回忆起，在王朝最危急的时刻，如旅顺口陷落及舰队在对马海峡沉没的时候，10年后俄国军队在加利西亚败退的时候，以及又过了两年，到退位之前的那些日子里，当时沙皇周围所有的人都感到十分苦闷、恐惧与震惊，唯有尼古拉一个人保持着平静。他照样询问自己周游俄国时所竖立的路碑数目，回想过去打猎期间出现的插曲，以及官方会见现场的笑闻，总之在头顶雷声隆隆和闪电飞驰之际，他关心的却是日常生活中鸡毛蒜皮一类的东西。沙皇的一名亲信将军这样问自己：“这是什么，这是由于有教养而显示出来的非凡却又近乎虚幻的镇静，还是对上苍注定时世的信仰，或是感觉迟钝呢？”答案已经有一半包含在问题里面了。无论如何都不能用一副驯服的外表来解释沙皇所谓的“教养”，以及他在最可怕的环境中做到的镇定自若；实质在于他内心的冷漠，精神力量的薄弱和意志冲动的衰竭。在某些人那里被称之为有教养的冷漠面具在尼古拉那里则与他的天性自然而然地融为一体了。
沙皇的日记比任何见证人的记述都更有价值。他在日记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延续的是一种内心空虚的烦闷记录。“长时间散步，打了两只乌鸦。在白日的阳光下喝茶。”散步，划船。接着又是乌鸦，又是喝茶。一切都在生理活动界限之内。谈论教会仪式时用的语调跟谈论喝酒没有两样。
在国家杜马会议开幕之前的日子里，全国正处于震荡之中，而尼古拉写道：“4月14日。身穿薄衬衫散步，乘坐新添置的划艇。在阳台上喝茶。斯坦娜和我们一起用午餐，一起游玩。阅读。”至于读了些什么，是拜读感伤的英国小说，还是审阅警察司的报告？一个字也没有提到。“4月15日。接受维特辞职。跟玛丽和德米特里一起用午餐，然后用车子把他们送进宫去。”
在决定解散杜马的那一天，高官圈子里像自由主义圈子里一样感到阵阵恐惧，沙皇在日记里写的是：“7月7日，星期五。早晨很忙。为军官们准备的早餐晚了半点钟……有雷雨而且异常闷热。大家一起散步。接见戈列梅金，签署解散杜马的命令！在奥莉加和彼得那里吃午饭。整个晚上都在读书。”由于即将解散杜马而打上的感叹号是他情绪的最高表达。
被驱散的杜马代表呼吁人民拒绝纳税和服兵役。在斯维亚堡和喀琅施塔得的军舰上和陆军部队里，发生了一系列军人暴动。针对高官要员的革命恐怖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恢复了。沙皇写道；“7月9日，星期天。事情完了！杜马今天关门了。做完弥撒进早餐时，看得出很多人都拉长着脸……天气很好。散步时遇见了昨天从加特契纳回来的米沙叔叔。午饭前以及整个晚上都在安静地工作。乘划艇游玩。”偏偏又说到乘划艇游玩，至于干了哪些工作，则不置一词。永远都是如此。
接下来同样是些不祥的日子，他却写道：“7月14日。穿好衣服后骑自行车去海滨浴场，痛痛快快地下海洗浴。”“7月15日。洗了两个澡。天气很热。两人一起吃午饭。打了雷。”“7月19日。早晨游泳。然后穿好制服见客人。同弗拉基米尔叔叔还有恰根一起进早餐。”只用一句评语勉强提了一下暴动和爆炸性局势：“小事一桩！”这话反映出来的卑劣的而又尚未发展为自觉的犬儒主义的冷漠真叫人大吃一惊。
“上午9点30分去了里海团……散步很久。天气好极了。下海游泳。喝完午茶以后接见李沃夫和古契柯夫。”对于因斯托雷平吸纳反对派政治家进入自己内阁的企图而导致的这次如此不同寻常地接见两位自由主义政治家一事，沙皇的日记没有多说一个字。李沃夫公爵，也就是未来临时政府的首脑，谈到沙皇那次接见的情形时说道：“我原本预料将见到备受不幸折磨的国君，可情况不是这样。向我走来的是一个身着深红衬衫，神色略显愉快，乃至有点散漫的男子。”
沙皇的眼界不会比一个警察局小官员的眼界更宽，不同的是，后者能更好地了解现实，更少地背负迷信的包袱。尼古拉多年来阅读的并且从中吸取思想的唯一报纸就是梅谢尔斯基公爵用国家经费出版的一份周报。公爵是一个卖身投靠的卑鄙小人，是一个甚至在自己的圈子里也被人瞧不起的反动官僚集团的记者。沙皇带着自己的见解毫无改变地经历了两次战争与两次革命。在他的意识与时局之间充斥着一层永远无法渗过的冷漠介质。
人们把尼古拉称为宿命论者不是没有道理的。只是需要补充一点，他的宿命论简直不是主动相信自己的“星座”。相反，尼古拉认为自己是一个倒霉的人。他的宿命论仅仅是对历史发展进行消极的自我防御的形式。它与专横携手同行，按照心理动机来看，这是无足轻重的专横；但是按照其后果来看，这又是极其可怕的专横。
维特伯爵写道：“‘我想怎样，然后就该怎样。’——这个口头禅是在这位软弱的统治者全部行为中体现出来的。仅仅因为软弱，他做了给自己统治时期下定论的一切——连绵不绝地流淌着或多或少是无辜的鲜血。而且其中大多数是漫无目的地流着……”
人们有时拿尼古拉跟他那半癫狂的高祖父帕维尔进行对比。后者是经他的亲生儿子、“幸运的”亚历山大同意被宫廷佞臣勒死的。由不相信自己而发展为怀疑一切，对地位至尊而实际上无足轻重的处境的过敏反应，被人蔑视的感觉，也可以说是帝王中不可接触者的意识确实使两个罗曼诺夫显得如此相似。不过帕维尔性格色调之鲜明无人能比，在他的乖僻行为中充满了尽管是无责任能力的却又是想入非非的成分。而在他的玄孙那里，一切都是那么暗淡呆滞，连一个闪光点都没有。
尼古拉不仅动摇不定，而且背信弃义。由于他对宫廷内侍态度和气，因此谄媚者把他称为可爱的人，让人着迷的人。可是沙皇对他决定要赶走的那些高官恰恰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温和：一个因受到超规格接见而被迷惑的大臣可能在自己家里发现叫他辞职的信件。这似乎是一种由于自己微不足道而进行的报复。
尼古拉总是怀着敌意防备一切有才能的和影响大的人物。只有在置身一群十足无能与弱智的人当中，在伪君子与大脑有缺陷的人当中，他才会感觉良好，因为在这种场合，他无须仰视他们。他有自尊，甚至是非常讲究的自尊，但不是积极的，没有一点主动性，那是一种满怀嫉妒的防守性质的自尊。他按照不断降低标准的原则来挑选大臣。只有在最极端的场合，在找不到其他出路的时候，在类似请外科医生救命的情况下，他才会起用有才智和有性格的人。维特，尔后还有斯托雷平的境遇就是如此。沙皇是带着没有掩饰好的敌意对待他们二人的。只要紧张局势刚一过去，他就赶紧摆脱这些顾问，因为他们高出他太多了。官员的遴选就是这样一成不变地进行的，以致最后一届杜马主席罗将柯于1917年1月7日，也就是革命已经在叩响大门之际向沙皇大胆进言：“我的陛下，在您周围没有剩下一个可靠与诚实的人了，所有优秀人物都被解职或者自行离开了，剩下的只有那些声名狼藉的人。”
自由资产阶级寻找与宫廷之间的共同语言的全部努力都付诸东流了。不安分并且爱争吵的罗将柯企图用自己的进谏刺激沙皇，谁知一切都是枉然！尼古拉不仅对进谏者所说的论据，而且对他的无礼举动也不加理睬，尼古拉正在平静地准备解散杜马。德米特里大公（沙皇以前的宠臣和后来行刺拉斯普京的参与者）对自己的行刺同谋尤苏波夫公爵抱怨说，身在大本营的沙皇对周围所有事物变得一天比一天漠不关心了。按照德米特里的说法，有人在让沙皇喝一种使他的精神能力变得更加迟钝的草药水。至于说自由主义历史学家的米留科夫，他写道：“有不少流言说，沙皇身上这种智力迟钝与道德冷漠是通过增加饮用酒精来保持的。”所有这切都是凭空杜撰和夸大其词。沙皇不需要服用麻醉剂，他的血液里本来就有致命的“草药”，只是它以战争中的重大事件与引发革命的国内危机为背景才令人特别吃惊地表现出来。拉斯普京是个善于揣摩他人心理的人，说到沙皇，他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声：“他内心非常空虚。”
这个沉闷、平静和“有教养”的人是残酷的。这不是伊凡雷帝与彼得大帝那种追求一定历史目的的积极的残酷，尼古拉二世的残酷是末代子孙对自己在劫难逃的命运感到恐惧的怯懦的残酷，尼古拉二世跟他们哪有什么共同之点呢？早在即位之初，尼古拉就曾称赞枪杀工人的法纳戈里团的士兵是“好小伙儿”。他在阅读怎样用马鞭抽打“剪短发的”高等女子学校学生，或者在反犹暴行中怎样砸破毫无自卫能力的犹太人头颅之类的报道时，总是流露出快感。这个背叛了加冕誓言的人竭尽心力去结交那些社会渣滓与黑帮暴徒，不仅不惜动用国库慷慨酬报他们，而且喜欢跟他们议论他们的功绩。当这些人偶尔因谋杀反对派代表而被逮住时，他便赦免他们。镇压第一次革命期间出任政府首脑的维特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每当这班家伙的头目毫无益处的残暴行为呈报到沙皇那里时，都会得到他的称赞，而且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会得到他的庇护。”有一次，波罗的海沿岸区总督呈报，要求制止一个名叫里希特的海军大尉“未经审讯擅自枪决没有反抗的人的行为”。沙皇却在报告上批示：“嘿。真是好样的！”类似这样的鼓励不计其数。这个没有意志、没有目标，也没有想象力的“让人着迷的人”比古今所有的暴君更为可怕。
沙皇一直处在皇后的强大影响之下，而且这种影响随着困境的发展而逐年增加。他们两人组成了某种整体，这种结合确实说明了，处于环境压力之下的个人会在多大程度上需要得到群体的补充。不过我们先得介绍一下皇后。
战争时期法国驻俄国大使莫里斯·巴列奥洛格是一个对从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到女看门人的心理都洞若观火的人，他给末代皇后描绘出了一幅精细入微的肖像：“精神焦虑，长期的慢性忧郁，无穷的苦恼，时而旺盛时而衰竭的精力，思索冥冥地府与彼岸世界的痛苦，还有就是迷信——所有这些在皇后个性中极为鲜明地体现出来的特征难道不正是俄罗斯人民的性格特征吗？”不论多么奇怪，在这不乏谄媚的谎话里还是含有一些真实成分的。怪不得讽刺作家萨尔蒂科夫把出身于波罗的海地区的男爵的那些大臣和省长称作“具有俄罗斯灵魂的德国人”。毫无疑问，正是这些与俄罗斯人民没有任何关联的外国人造就了“真正俄罗斯人的”行政长官最纯正的文化。
按照巴列奥洛格的说法，皇后既然完整地接受了俄罗斯人民的灵魂，那么人民为什么还是用如此露骨的仇恨来报答皇后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在人民为了从以前的中世纪野蛮中解放出来付出巨大努力的时候，这个德国女人为了自己的新地位而让自己逐渐习惯了伴随着冷酷暴行的俄国中世纪的传统与训诫，而俄国的中世纪又是各国同时期当中最贫乏和最愚昧的。这位黑森公主被专制制度的恶魔直接控制了：她从穷乡僻壤的故乡一举登上了拜占庭式专制的高位，无论如何她都不会愿意从这高位走下来。在东正教中间她找到了适合自己新的命运的神秘主义与魔力。旧制度的龌龊越是赤裸裸地显现出来，她就越固执地坚信自己的使命。凭着坚强的性格和病态的残酷，皇后弥补了沙皇意志方面的薄弱，并且牢牢地控制了他。
1916年3月17日，离革命爆发还有一年，这时纷乱扰攘的国家在失败与破坏的铁钳中痛苦地抽搐，皇后给身在大本营的丈夫写信说：“……你不应该纵容，不要成立责任内阁以及做他们想要做的任何事情。这应该是你的战争，你的和平，你和我们祖国的荣誉，绝对不是杜马的。在这些问题上他们没有权利说哪怕是一句话。”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完美的纲领，这个纲领始终凌驾在沙皇天生的优柔寡断之上。
当尼古拉作为徒有其名的总司令去了部队以后，皇后开始公开处理国内事务。大臣们揣着报告去见她，就像朝见摄政女皇一样。她跟一小撮反对杜马、反对大臣、反对大本营的将军、反对全世界，部分地也反对沙皇的佞臣沆瀣一气。1916年12月6日，皇后在致沙皇的信中写道：“……既然你说过想保留普罗托波波夫，他（指大臣会议主席特列波夫。——托洛茨基）怎么胆敢反对你呢，——要用拳头猛击桌子，绝不能退让，你是主人，听你坚强的妻子和我们朋友[1]的话吧，相信我们吧。”三天后她又重复说：“你知道你是对的，要傲然不屈，命令特列波夫同他一道工作……用手拍桌子吧。”这些语句看上去是凭空杜撰的，但它们确实是从信的原件中摘录出来的，想杜撰也杜撰不出这个样子。
[1]指拉斯普京。——译者
12月13日，皇后又劝导沙皇说：“只是别答应人们为之着迷的责任内阁。大家都变得更安静、更规矩了，不过都愿意感觉到你的管束。已经很久了，怕有好几年了吧，人们一直对我说同样的话：‘俄罗斯喜欢鞭子的感觉。’——这是他们的天性！”这个具有温莎教养和头戴拜占庭皇冠的东正教徒黑森女人不仅仅是俄罗斯灵魂的“化身”，而且本能地蔑视它：他们的天性需要鞭子——这是专制王朝在掉进深渊前两个半月时俄国皇后写给俄国沙皇关于俄国人民的评语。
在性格方面占优势的皇后在智力上其实并不比她的丈夫高，甚至比他还要低得多，不过她在追求由头脑简单者组成的上流社会方面比他强得多。维系沙皇、皇后与家庭教师维鲁博娃之间的多年亲密友谊为这对专制夫妇的精神成长设定了一个限度。维鲁博娃自称是一个糊涂虫，看来这并不是谦逊之词。谁也不能否认维特目光准确，他是这样描述她的：一个极其平庸以及并不漂亮的彼得格勒糊涂小姐，好像是奶油面团做成的皮囊。”可是年迈的高官、大使和银行家都奴颜婢膝地向她献殷勤，而她还有足够的智商，不至于忘记自己的钱包。沙皇和皇后在这个女人的社交圈子里消磨了大量时光，他们同她商量各种各样的事情，同她书信来往，也在信中谈论她。她比国家杜马甚至大臣会议更有影响力。
不过，维鲁博娃本人仅仅是“朋友”的中介人，“朋友”的权威比所有这三个人都要高。皇后写信给沙皇是这样说的：“……这是我个人的意见，我还要弄清我们的朋友的想法。”朋友的意见不是个人的，它决定一切。几个星期后皇后坚持自己的要求：“……我是坚强的，不过你还是听我的话吧，这就是等于听我们的朋友的话。各方面都相信我们吧……我替你担忧，就像替一个温情的和心肠软的孩子担忧一样。孩子需要指导，可是他却听从那些愚蠢的顾问。其实，作为上帝派来的人会告诉他应该干些什么。”
这位上帝派来的朋友就是格里戈里·拉斯普京。
“……在我们的朋友的祈祷和帮助下，一切都会好的。”
“假如我们没有这位朋友，一切都早已完蛋了，我完全相信这一点。”
※※※
在尼古拉和亚历山德拉整个在位期间，不仅从俄国，而且从其他国家将巫师与患歇斯底里症的女人送进了宫廷。俄国有一批特别显赫的供养者，他们聚集在眼下这位先知周围，于是在君主制度下形成了一个势力强大的集团。里面不乏拥有伯爵夫人称号的年迈伪善者，因卸职而苦闷的高官，以及把政府各部整个地租赁下来的银行家。东正教会的高层主教们在满怀醋意地跟催眠术士及巫师方面开展并不享有特权的竞争时，匆忙地使自己进入了互相倾轧的中心之地。曾经两次触犯这个当权小集团的维特把他们称为“得了麻风病的宫廷佞臣”。
专制王朝越是与世隔绝，以及专制君主越是觉得自己是无家可归的孤家寡人，他就越是需要来自冥界地府的扶助。有些野蛮人为了求得好天气，用绳索绑紧牌匾在空中旋转挥舞。沙皇和皇后为了达到各种完全不同的目的，也在利用各式各样的牌匾。在沙皇专列的车厢里，有一个放有大小神像以及举行宗教仪式所需全部物品的完整祈祷室。这些东西原先是用来抵挡日本、后来是抵挡德国大炮的。
至于宫廷圈子里人的水平，说实在的，一代又一代过去了，还真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在绰号为“解放者”的亚历山大二世的朝代，大公们真诚地相信家神和巫婆。到亚历山大三世的时候，情况并没有什么好转，只不过显得更宁静一些。“得了麻风病的宫廷佞臣”一直都存在，只是成员有所变化，形式也翻新了。尼古拉二世没有创立，而是从先辈那里继承了野蛮的中世纪宫廷氛围。可是国家在这几十年间发生了变化，任务变得更加复杂了，文化也向前发展了，结果宫廷里的人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如果说君主专制政体在大棒之下被迫对新生力量做了一些让步，那么它内心还是根本赶不上现代化的步伐。相反，它依然与世隔绝，在仇恨与恐惧的压力下，中世纪的气息更加浓烈了，只是暂时还不具有笼罩全国无法忍受的噩梦的性质罢了。
临近1905年11月1日，亦即第一次革命最紧急的关头之际，沙皇在日记中写道：“认识了上帝赐予的人格里戈里，他是从托博尔斯克来的。”此人就是拉斯普京，一个西伯利亚的农民，曾因盗马挨过痛打，头上还留着尚未完全愈合的伤疤。这位来得正是时候的“上帝赐予的人”很快在高官显贵中找到了帮手，不过说得准确些是他们发现了他。这样一来，新的当权小集团形成了。这个小集团不久便完全控制了皇后，并且通过皇后控制沙皇。
自1913—1914年冬季开始，彼得格勒上流社会就已经有公开传闻，说所有高层官员的任命、市场供应与工程承包都要由拉斯普京集团决定。“长老”本人逐渐变成了国家机关。那些相互竞争的部门精心地保护着他，至少在仔细留意他的一举一动。警察司的密探逐日逐时记录他的生活日志。连下面这样一件事也没有漏过：拉斯普京在探访自己出生的波克罗夫斯克村时，因酒醉而跟自己的父亲在街上打得头破血流。可就在同一天，1915年9月9日，拉斯普京发出了两封友善的电报：一封发给正在皇村的皇后，另一封发给身在大本营的沙皇。
密探们用一本正经的语气记录下了朋友日复一日狂饮作乐的情形：“今天清晨5点回来，酒气十足。”“25—26日晚间女演员В在拉斯普京那里过夜。”“与公爵夫人Д（沙皇宫廷一个低级侍从的妻子。——托洛茨基）一起去了阿斯托丽亚旅店……”类似的记载在日志里比比皆是：“晚上11点左右从皇村回家。”“拉斯普京与Ш公爵夫人大醉而归，现在又出门了。”第二天早晨或晚上又去了皇村。至于有个密探提出的观察入微的问题：长老为什么总是心事重重？答案就在下面：我不能决定杜马会议是开还是不开。”接着复又写道：“清晨5点回家，烂醉如泥。”就这样，曲调的演奏一年到头总是练习下面3个音阶：酒气十足、烂醉如泥、醉醺醺的。宪兵将军格洛巴切夫把这些对国家至关重要的报道编订成册并且在上面签字画押。
拉斯普京登峰造极的影响延续了6年之久，这也是君主制度的最后时光。在相当程度上参与过拉斯普京的生活，然后又参与了对他的谋杀的尤苏波夫公爵说：“他在彼得格勒的生活化作了从不间断的节日，化作了一个好运意外降临的苦役犯的纵酒行乐。”杜马主席罗将柯写道：“我手里有一大群母亲写来的信，诉说她们的女儿因那个厚颜无耻的色狼而蒙受的耻辱。”与此同时，彼得格勒大主教皮季里姆和几近文盲的大主教瓦尔纳瓦因为得到了自己的职位而对拉斯普京感激涕零。由于紧跟拉斯普京，萨布列尔得以长期保住至圣俄罗斯正教会圣教公会事务大臣的职务。正是出于他的强烈要求，不愿接受“长老”的大臣会议主席科科夫策夫被解除了职务。拉斯普京任命施秋梅尔当了大臣会议主席，普罗托波波夫当了内务大臣，还任命了新的东正教事务大臣拉耶夫与其他许多人。法兰西共和国大使巴列奥洛格设法同拉斯普京见了面，并且跟他面吻。他大发感慨：“Voilaunveritableillumine！（法语：你瞧，真是一个得到天启的人！——译者）以便通过这样的方式为法兰西事业赢得皇后的欢心。作为俱乐部赌徒与高利贷者已经列入秘密警察名册的犹太人西曼诺维奇是长老的财务代理人，他通过拉斯普京让一个十足的无耻之徒多布罗沃利斯基当上了司法大臣。
关于此类新的任命，皇后致信沙皇说：“把这个小副本放在自己面前吧。我们的朋友请你就所有这些和普罗托波波夫商量一下。”过了两天，皇后又来信说：“我们的朋友说，施秋梅尔还可以作为大臣会议主席待一段时间。”接着复又说道：“普罗托波波夫在我们的朋友面前显得十分恭敬，他将会交上好运。”
就在密探郑重其事地记录女人和酒瓶的数目的那些日子中的某一天，皇后在信中悲伤地告诉沙皇，人们指责拉斯普京“乱吻妇女等等，读读使徒行传吧，他们亲吻众人是为了祝福”。引用使徒行传对密探未必会有什么说服力吧。在另一封信当中，皇后更有甚者地写道：“在做晚祷的时候，对我们的朋友我想了很多。那些经师与法利赛人是怎样迫害基督的，他们把自己伪装得那么完美无瑕……啊，对啦，从来没有本乡本土的预言家。”
把拉斯普京与基督相提并论在这个圈子里已经习以为常，根本不是什么偶然现象。面对历史的可怕力量，恐惧确实太强烈了，以致沙皇夫妇能够在无形的上帝和福音派基督无形的灵魂中得到满足。需要“人类之子”再次降临。在拉斯普京身上，只剩下权力空壳和垂死挣扎的专制王朝找到了跟自己一模一样的基督。
“假如没有拉斯普京”，旧制度的仆役、枢密官塔甘采夫说，“他会被杜撰一个出来”。这话里边的内涵要比说话人所想到的要丰富得多。如果把流氓行为这个名称理解为社会底层的反社会寄生分子的极端反映，那么我们完全有权把拉斯普京现象叫作最上层的帝王流氓行为。 |
第三章无产阶级和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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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无产阶级和农民
俄国无产阶级在专制国家的政治条件下迈出了自己最初的步伐。法律禁止的罢工、地下小组、秘密传单、上街示威、同警察和军队发生冲突——这就是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与迟迟不肯退出自己阵地的专制政体二者结合创建的培训课堂。工人集中于大企业，承受无比沉重的国家压迫，最后还有青年和新近加入无产阶级队伍的那些人的冲动，这一切导致了在西方十分罕见，而在俄国却成了斗争基本形式的政治罢工。
年份参加政治罢工的人数
（单位：万人）
1903*………………………………………………………………………………………8.7
1904*………………………………………………………………………………………2.5
1905……………………………………………………………………………………184.3
1906………………………………………………………………………………………65.1
1907………………………………………………………………………………………54.0
1908………………………………………………………………………………………9.3
1909………………………………………………………………………………………0.8
1910………………………………………………………………………………………0.4
1911………………………………………………………………………………………0.8
1912………………………………………………………………………………………5.5
1913………………………………………………………………………………………50.2
1914（上半年）…………………………………………………………………………105.9
1915………………………………………………………………………………………15.6
1916………………………………………………………………………………………31.0
1917（1—2月）……………………………………………………………………………57.5
*1903年和1904年的数字是全部罢工的参加人数，其中无疑多数是经济性罢工。
从本世纪初算起的工人罢工数据是俄国政治历史上最有教益的指标。尽管大家希望不要在正文里塞满数字，我也不能放弃引用这份1903—1917年间俄国政治罢工情况的表格。这些把内容压缩到最简单地步的资料只涉及工厂检查局管辖的企业，至于铁路、采矿、手工业和全部小企业，更不用说农业，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统计在内。但是这一时期罢工曲线的变化并没有因此显得不那么清晰。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条国家的政治温度曲线，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唯一的曲线，正是在这个温度里孕育出伟大的革命。在这个无产阶级人数较少的落后国家，工厂检查局所辖企业1905年大约雇有150万工人，1917年约为200万！因此可以说罢工运动达到了世界各地前所未有的规模。鉴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软弱性，以及农民运动的分散性与政治上的盲目性，工人的革命罢工就成了攻城槌，觉醒中的民族用它去敲碎专制制度的城墙。1905年一年就有184.3万人参加了罢工。不用说，这里把多次参加罢工的工人重复统计在内了。即使我们对俄国的政治日历没有任何更多的了解，我们也能用手指指出表格上哪一年是革命的年份。
1904年，即日俄战争的第一年，工厂检查局告诉我们总共只有25000人参加罢工。而1905年参加政治罢工和经济罢工的人数一共达到了286.3万人，也就是说相当于上一年的115倍！这种惊人的罢工现象本身引起了一种想法，即为时局进程所迫突然爆发出空前未有的革命积极性的无产阶级，不管付出多大代价都必须产生与斗争的宏伟规模和任务相适应的组织：这就是在第一次革命中诞生的并且成长为总罢工和夺取政权斗争的机关——苏维埃。
1905年十二月起义中失败的无产阶级在随后两年间努力通过英勇不屈的奋斗守住部分争得的阵地。就如罢工统计表所显示的那样，这两年还是跟革命直接衔接起来了，不过确实是退潮的两年。接下来的四年（1908—1911）在罢工统计学镜子里反映出来的是反革命获胜的年代。伴随而来的工业危机仍然在进一步削弱本来已经失血过多的无产阶级。退潮的深度与上涨的高度是对称的。全国的抽搐在这些简单的数字里留下了自己的痕迹。
1910年开始的工业复苏让工人恢复了元气，并且给他们的能量提供了新的推动力。1912—1914年的数据几乎重复了1905—1907年的资料，但是在次序上显得相反：它不是从高涨走向低落，而是从低落走向高涨。在新的更高的基础上（现在工人人数更多，也更有经验）发起了新的革命攻势。就参加政治罢工的人数而言，1914年上半年的政治罢工次数明显接近第一次革命巅峰年份。但是战争突然爆发了，从而陡然中断了这一进程。战争最初几个月鲜明地体现出工人阶级政治上的静止状态，可是到1915年春，这种动弹不得的窘状已经在开始慢慢过去。政治罢工的新周期开始了。这个周期是由1917年2月工人和士兵的起义完结的。
群众斗争的剧烈高涨和低落使俄国无产阶级在好几年时间里显得难以辨认了。此前两三年间，由于警察的某些专横行为就会引发全体罢工的工厂，如今完全失去了革命的面貌，并且毫无抵抗地忍受着当局最骇人听闻的罪行。严重失败的后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再显现出来。革命人士失去了对群众的权威。尚未消亡的偏见和迷信在群众的意识里强化了。也就在这个时候，来自农村文化水平很低的移民冲淡了工人的队伍。怀疑论者讥讽地摇着脑袋。1907—1911年间的情况就是如此。可是群众中微小变化的过程渐渐治好了失败造成的心理创伤。时局的新转折与潜在的经济推动力开启了新的政治周期。革命人士重新赢得了自己的听众。斗争在更高的层次上复兴了。
为了理解俄国工人阶级两个主要的派别，指出孟什维主义是在反动和低潮年代最终形成的这一事实是相当重要的，它主要依靠与革命脱离关系的熟练工人阶层，而在反动时期遭到严酷打击的布尔什维主义在战前数年新的革命浪尖上迅速壮大起来。“聚集在列宁周围的那些成分、组织和人员是最有效率、最有朝气、最有能力从事不懈斗争，从事抵抗的坚强组织。”警察司就是这样评价战前几年间布尔什维克的工作的。
1914年7月，当外交官们把最后一颗钉子钉上为欧洲受难预备的十字架时，彼得格勒的革命洪炉一片沸腾。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普恩加莱向亚历山大三世的陵墓献花圈也不得不在街头斗争的最后余波和爱国主义游行示威的最初呼喊声中进行。
如果没有战争突然介入，1912—1914年进攻性群众运动可能直接导致推翻沙皇制度吗？未必有人能够满有把握地回答这个问题。时局的发展进程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革命，可是在这种情况下，要经历哪些阶段才能取得成功呢？还是不是有一种失败的结局在暗中等着它呢？为了唤起农民和争取军队，工人还需要等多久呢？对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只能进行推测。不管怎样，战争使时局的进程有了后续发展，因而更强有力地加速它进入最后阶段，保证它获得有毁灭能力的胜利。
随着第一声鼓角响起，革命运动渐渐平息下去了。工人当中最积极的阶层被征召入伍，革命分子被从工厂派往前线。很多人因为罢工遭到了无情处罚。工人报纸也被查封了。工会组织遭到取缔。成千上万的妇女、少年和农民被补充进了车间。战争，加上第二国际的破产，在政治上非常可怕地把群众引入了迷途，也为抬起了头的工厂管理人员以工厂的名义宣扬爱国主义提供了机会。他们迷惑了相当多的工人，使之追随自己，又迫使那些最勇敢和最坚定的工人在一边旁观不敢与人来往。革命思想只能在不大和沉默的圈子里勉强发出一些微弱的光线。这时，工厂里谁都不自称是“布尔什维克”，以免遭到逮捕，何况还会遭到落后工人的殴打呢。
由一批能力较弱的人组成的布尔什维克的杜马代表在战争爆发时表现很不称职。它与孟什维克的代表一道提交了一份声明，其中声称有责任“捍卫人民的文明财富，使之免遭无论来自何方的一切侵犯”。杜马用掌声强调了这种放弃立场的行为。党的国内组织和团体没有一个采纳公开的失败主义立场，而这个立场是列宁在国外郑重宣布的。不过，爱国主义者在布尔什维克中间并没有占多大比例。与民粹主义者和孟什维克相反，布尔什维克从1914年起就已经开始在群众中开展反战的书面和口头宣传。布尔什维克的杜马代表很快就从惊慌失措中恢复过来了，并且重新开始革命工作。可是由于有一个奸细网，因此当局对他们的工作情况了如指掌。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说，战争前夕党的彼得格勒委员会7个成员中有3个在为暗探局干事。沙皇统治者就是这样同革命玩捉迷藏游戏的。11月，布尔什维克全体杜马代表遭到逮捕。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对党组织的普遍破坏。1915年2月，杜马党团的案件在高等法院开庭审讯。代表们显得十分谨慎，党团理论方面的权威加米涅夫像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现任主席彼得罗夫斯基一样，表示要跟列宁的失败主义立场划清界限。警察司满意地指出，对代表们的严厉判决没有引发工人方面的任何抗议举动。
看来，是战争偷换了工人阶级，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彼得格勒的工人队伍更新了百分之四十，革命的继承性戛然中断了。战争爆发前的事物，包括布尔什维克党团在内，都在向后倒退，几乎陷入了沉迷状态。然而就在毫无希望的沉寂中，在爱国主义甚至一定程度上还有专制皇权的外表下，新的情绪爆发在群众中逐渐蓄积起来了。
1915年8月，沙皇政府的大臣们奔走相告，说工人“在到处寻找为德国人的利益而变节、背叛与怠工的行为，集中精力追查导致我们在前线失败的罪魁祸首”。的确是在这期间出现的日益觉醒的群众的批评，部分是出于真心诚意，部分是为了染上保护色，不过往往都是以“保卫祖国”为出发点的。可是这个想法仅仅是出发点。工人的不满为自己开辟了通向更深之处的道路，终于迫使工长、黑帮工人和厂方的仆从不再吭声，同时让工人布尔什维克抬起头来。
人民大众从批评转变为行动。愤怒情绪首先在因粮食供应问题而引发的骚乱中找到了发泄通道。在有些地方，骚乱带有地方性叛乱的形式。妇女、老人和孩子在集市与广场上感到自己比有服兵役义务的工人在工厂还要自主与勇敢。5月，莫斯科发生了针对德国人的严重暴力事件。尽管参加者多半是在警察庇护下胡作非为的市民渣滓，然而暴行能够在工业中心莫斯科发生这事本身就证明，工人的觉悟程度还不足以把自己的口号和纪律强加给心绪不宁的小市民。遍布全国的粮食骚乱破坏了战争的感召力，并且为罢工铺平了道路。
由于大量非熟练工人涌进工厂以及对军事工业利润的贪婪追逐，导致了劳动条件的不断恶化与最为野蛮的剥削方式的复活。物价上涨自然降低了劳动报酬。经济罢工于是成了群众不可避免的反应，而且罢工延续得越久，也就会变得越猛烈。伴随着罢工而来的是群众集会，集会一般会做出政治性决议，跟警察发生冲突，引起枪击和牺牲的事也不少见。
斗争首先在中央纺织工业区展开。6月5日，警察在科斯特罗马向织布工人开枪射击，结果造成4人死亡，9人受伤。8月10日，军队开枪镇压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的工人，导致16人丧生，30人受伤。当地驻军的部分士兵也加入了纺织工人的行动。全国各地普遍举行罢工，抗议发生在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的枪杀事件。经济斗争以同样的方式蔓延开来，往往也是纺织工人走在最前列。
与1914年上半年相比，运动在压力的强度与口号的鲜明方面后退了一大步。这并不奇怪，因为在工人领导阶层处于混乱的情况下，参加斗争的群众中间有相当多是生手。但是，从战时发生的首批罢工事件中，人们已经感觉到一场重大的战斗即将来临。8月16日，司法大臣赫沃斯托夫说：“如果说现在还没有发生工人的武装行动，那完全是因为他们还没有组织。”戈列梅金说得更明确：“工人领路人面临的问题是缺乏组织，它因逮捕5个杜马代表而被破坏。”内务大臣则补充说：（布尔什维克）杜马成员不能赦免，因为他们是工人运动最危险行为的组织核心。”在真正的敌人究竟在哪里一事上，这些人无论如何都不会犯错误。
与此同时，政府认为必须一如既往地打击工人革命的为首者即布尔什维克，甚至在最混乱的时刻和准备对自由主义做出让步的时候也是如此。同时，大资产阶级在力图实现同孟什维克的合作。被罢工规模吓坏了的自由主义工业家企图对工人，包括对他们选出的军事工业委员会代表强行实施爱国主义纪律。内务大臣抱怨说，要开展对付古契柯夫玩弄花样的斗争是很困难的，“所有事情都是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和以国防利益的名义干出来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警察自己也尽量避免拘捕社会爱国主义者，他们把后者视为反对罢工与革命“破坏行为”斗争的间接盟友。由于过于相信社会爱国主义的力量，暗探局确信在战争延续时不会发生暴动。
在选举军事工业委员会期间，以精力充沛的金属工人格沃兹杰夫（后面我们还会见到身为革命联合政府劳动部长的他）为首的护国主义分子本来处于少数，可是他们不仅得到了自由派资产阶级，而且得到了官僚集团的支持。它们这样做是为了排斥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抵制分子，从而把工业爱国主义机构中的代表硬塞给彼得格勒的无产阶级。孟什维克的立场在随后的一次演讲中清楚地表达出来，他们的一位代表向委员会里面的工业家提议：“你们应该提出这种要求，鉴于现存的官僚政府已经没有价值，必须把他们自己的位子让给作为现行制度继承人的你们。”新近出现的政治友谊的增长不是以日而是以小时计算的。革命以后，它结出了自己的成熟果实。
战争给地下工作造成了非常可怕的破坏。杜马党团被捕以后，布尔什维克失去了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的存在也是短暂的，而且并非总是与本地区保持联系。只有分散的团体、小组和个人仍然在活动。不过，开始活跃起来的罢工斗争使工厂里的布尔什维克获得了精神与力量。他们逐渐互相认识，建立地区性的联系。地下工作逐步复活了。晚些时候警察司写道：俄国还有绝大多数社会民主工党地下组织追随其后的列宁分子，从战争开始时起就在自己一些最大的中心（如彼得格勒、莫斯科、哈尔科夫、基辅、图拉、科斯特罗马、弗拉基米尔省、萨马拉）印发了大量要求停止战争、推翻现存政府与建立共和国的革命传单，而且这类工作以助长工人罢工和不守秩序作为自己相当可观的成果。”
工人向冬宫进发的传统纪念日游行（上一年几乎没有举行值得一提的纪念活动）引发了1916年1月9日的大范围罢工。这一年，罢工运动增加了一倍。每一次较大的和顽强的罢工都伴随着同警察的冲突。而工人对军队的态度是显得相当友善的，暗探局不止一次地指出过这一令人不安的事实。
军事工业膨胀起来了，它吞噬了周围的全部资源，同时也在挖自己的墙脚。民用部门的生产处于停滞状态。尽管一切都有计划，经济调整还是什么结果都没有。由于强大的军事工业委员会的对抗，官僚集团已经无力把事态掌控在自己手中了，可是它还是拒绝让资产阶级发挥调节经济的作用。混乱状况进一步加剧。代替技术娴熟工人的是手艺不行的工人。波兰的煤矿与工厂迅速显现出令人担忧的情形：在战争头一年间，境内的工业生产能力下降了大约1/5。供应军队和战争需要的产品却达到了总产量的50%，其中包括全境生产的75%左右的纺织品。超负荷运行的交通运输设施无法把必需数量的燃料和原料运到工厂去。战争不仅耗尽了本年度的国家预算，而且开始严重地侵蚀国家的固定资本。
工业家向工人所做的让步越来越少，政府照常用严厉的镇压来回答每一次罢工。所有这一切推动了工人的思想由只关心局部发展到关心全局，并且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大家必须立即举行罢工。”于是，总罢工的想法复活了。群众激进化的过程在罢工统计表中得到了再令人信服不过的反映。1915年，参加政治罢工的工人比参加经济冲突的工人少一倍半，1916年则少了一倍，而1917年头两个月，参加政治罢工的工人人数相当于参加经济罢工人数的6倍。下面这个数据确立了彼得格勒的地位：战争年代它的政治罢工的比重占到了72%！
斗争的烈火烧毁了不少陈旧的信仰。暗探局“痛苦地”报告说，如果按照法律的规定，“要对所有蛮横无理与明目张胆侮辱陛下的行为做出反应，那么依据第103条办理的起诉案件数目就会达到一个从未有过的数字”。不过，群众的意识仍然落后于他们自己的行动。战争与破坏的可怕压力使斗争进程之快达到了如此程度，以致广大工人群众还来不及摆脱源自农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家庭的众多想法与偏见，从而达到革命自身的要求。这种情况给二月革命开头几个月的时局打上了自己的烙印。
临近1916年年底的时候，由于罢工使得物价不断上涨。商品的直接匮乏伴随通货膨胀和运输混乱出现了。此时，居民的消费品供应减少了一半还多。反映工人运动动向的曲线急剧向上飙升。从10月起，积聚着不满的斗争以各种形式进入了决定性阶段：彼得格勒在为二月的奋起做准备。群众集会遍及了全市各个工厂。话题包括粮食供应、物价上涨、战争与政府。布尔什维克的传单四处散发。政治罢工蓬勃开展起来了。工厂大门口经常出现即兴的游行示威。个别工厂还与士兵建立了友好情谊。抗议法庭审判波罗的海舰队革命水兵的猛烈罢工也开始了。法国大使提请大臣会议主席施秋梅尔注意他听说的士兵向警察开枪的事实。施秋梅尔安慰大使说：“镇压将是无情的。”11月，大群预备役工人因被派往前线而离开了彼得格勒的工厂。这一年是在雷电与风暴中结束的。
警察司司长瓦西里耶夫在与1905年的局势进行对比以后得出了极为不快的结论：“广大民众中的敌对情绪达到了在前面提到的那个骚乱时期所远没有达到的突出地步。”瓦西里耶夫对卫戍部队并不抱什么希望。在他看来，就连警察守备队也是完全不可指望的。暗探局报告了总罢工口号的重新活跃以及发生恐怖事件的危险性。从战场回来的士兵和军官谈及当前形势时说：“还观望什么，不管三七二十一扎死那些个恶棍得了。要是我们处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就不会多想了。”以及诸如此类的话。
金属工人出身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施里亚普尼柯夫讲述了那些日子里工人情绪焦躁的情形：“有时打一声唿哨，或者发出一点喧闹，就足以让工人把这当作企业停工的信号。”这一细节无论当作政治征兆还是心理征兆都是同样突出的：革命在走上街头之前已经进入了躁动状态。
外省也经历了同样的阶段，只不过要迟缓一些。运动的群众性还有战斗精神的增强使得其重心由纺织工人向金属工人、由经济罢工向政治罢工、由外省向彼得格勒转移。1917年最初两个月共有57.5万人人参加了政治罢工，他们当中首都工人占了最大的一份。尽管在1月9日前夜警察再次进行了破坏，那一天首都仍有15万工人参加了流血纪念日的大罢工。情绪是紧张的，金属工人走在前面，工人越来越感觉到退路是没有的。每个工厂都形成了多半是围绕在布尔什维克周围的积极分子核心。在2月头两个星期，罢工与集会一直没有间断。8日那一天，警察在普梯洛夫工厂遭遇到了“冰雹般的铁块和炉渣”。14日，即杜马重新召开会议的那天，彼得格勒发生了约有9万人参加的罢工。莫斯科也有一些企业停工了。16日，当局决定在彼得格勒实行面包凭票供应，这种新奇的做法触痛了人们最敏感的神经。19日，食品店前聚集了大批人群尤其是妇女，大家都要求得到面包。一天以后，城里有些地方发生了捣毁面包店的事件。这乃是几天后行将爆发的起义之前的闪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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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无产阶级并非仅仅从自己身上汲取勇气。其实它的人数居于民族少数的处境表明，如果没有来自人民群众内心深处的强大支持，它就不能让自己的斗争达到让它成为国家主人的那种规模。土地问题则保证它得到这种支持。
农民迟至1861年才获得半解放的事实使得农业几乎停留在跟两百年前差不多的水平上。保留村社旧有的、实际上在改革中已经被掠夺殆尽的公共土地储备，加上古老的耕作形式，这种局面自动加剧了农村的人口过剩危机，这危机在当时也是土地三区轮作制的危机。农民尤其觉得自己掉进了一个陷阱，因为事情不是发生在17世纪，而是在19世纪，也就是在货币经济向前深入发展的条件下。这种货币经济向农民村社提出的也许仅仅是用得起拖拉机的要求。于是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了历史发展进程的某些阶段相互接近的现象，我们也看到了作为结果的异常尖锐的矛盾。
知识渊博的农学家和经济学家宣扬，只要合理耕作，土地是完全够用的。他们建议农民在技术和作物品种方面跃上更高的台阶，这样既不会触犯地主，也不会触犯县里的警官乃至沙皇。但是无论哪一种经济制度即便是最落后的农业制度在没有耗尽自己的全部可能性之前是不会丧失它的价值的。在认识自己被迫改用更加集约的经济方式以前，农民势必想进行扩大自己的三区轮作制的最后尝试。显而易见，只有在损害不属于农民的土地利益的条件下，这种尝试才可以成功。在国库与市场的猛烈打击下，农夫只能憋在狭小的土地上喘息，因此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力图永远摆脱地主。
第一次革命前夕，欧俄地区可耕地总面积估计有8亿俄亩。其中村社份地大约有1.4亿俄亩。皇室领地500多万俄亩，教会与修道院的土地约有250万俄亩。私有土地中，每户拥有500俄亩以上的三万名大地主共占有土地7000万俄亩，这大致等于几千万户农民的土地总和。这种土地统计数字便成了农民战争的现成纲领。
第一次革命没有消灭地主经济。并不是全体农民群众都起来斗争，农村的运动没有与城市的运动互相配合。由农民组成的军队虽然动摇不定，但最后还是派出了足够的兵力打垮了工人。谢苗诺夫近卫团刚一镇压莫斯科的起义，专制王朝就立即拋弃了削减地主土地以及自身专制权力的念头。
可是，遭到打击的革命在农村远不是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政府取消了先前的赎回金，并且允许更多地向西伯利亚移民。被吓坏了的地主不仅在租金方面做了相当大的让步，而且开始加紧出售自己的地产。最殷实的农民成功地享受了这些革命成果，他们有可能租种乃至购买地主的土地。
不过，1906年11月9日的法令为从农民中分化出资本主义农场主打开了最大的一扇门。它是业已获胜的反革命势力推行的主要改革措施。11月9日的法令甚至赋予无论哪一个村社都相当少的一部分农民违抗大多数农民意愿、从村社土地划分出来建立独立田庄的权利，因而法令也就成了反对村社的资本主义炸弹。大臣会议主席斯托雷平把政府在农民问题上的新政策的实质确定为“依靠强者”。这就是说，推动农民的上层分子通过购买“闲置”地块来占有村社土地，使之变成作为现存秩序支柱的新的资本主义农场主。不过，提出这样的任务比解决它要容易，在企图用扶植富农来悄悄取代解决农民问题一事上，反革命必定要遭到失败。
到1916年新年前夕，250万独立农户巩固了对自己1700万俄亩私有土地的所有权。另外还有200万农户要求把自己的1400万俄亩土地划分出来。这看起来像是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可是，从村社分离出来的农户大多数是根本没有生命力的，他们只是为自然选择提供了材料。最落后的地主以及小农在加紧出卖自己的财产，一方是卖自己的田庄，另一方是卖自己的那一小块土地，作为买主的主要是新生的农民资产阶级。农业无疑进入了无可怀疑的资本主义高涨阶段。1908—1912年的5年间，从俄国输出的农产品由10亿卢布增加到15亿卢布。这表明，广大农民群众在无产阶级化，而农村的上层分子把越来越多的粮食投放到市场上去了。
取代农民强制性村社关系的是迅速发展起来的自愿合作组织，它们在短短几年内就相当成功地深入到了农民群众之中，现在则已经成了自由主义者和民主派的理想化目标。但是在合作社里面，只有富裕农民才有实力，合作社归根结底是为他们服务的。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农民合作社身上的民粹主义知识分子到头来还是把自己对人民的热爱转移到牢固的资产阶级轨道上去了。这其中也为“反资本主义的”政党社会革命党与杰出的（parexcellence）资产阶级政党立宪民主党实行联合做了准备。
自由主义表面上坚持反对反动派的土地政策，然而实际上怀着极大的希望期待用资本主义方式摧毁村社。自由主义者特鲁别茨科伊公爵写道：“农村诞生了势力强大的小资产阶级，就其全部本性与性格而言，无论对于统一贵族的理想，还是社会主义的幻想，同样都是一种异己成分。”
但是这个硕大无比的奖章还有它的背面，从村社分离出来的不仅有“势力强大的小资产阶级”，而且有它的对跖人。战争爆发前，卖掉了自己赖以生存的份地的农民数量增加到了100万户，这等于出现了500万无产阶级化了的人口。提供足够爆炸物的还有数百万贫困农民，他们除了紧紧抱住难以填饱肚子的份地以外，什么也没剩下。因此在农民当中再次出现了这么早就在破坏资本主义社会在俄国整体发展的矛盾。新生的农村资产阶级必定会为原有的而且是更强大的私有者提供支持，他们对农民基本群众如同旧私有者对全体人民那样充满了敌意。在成为现存制度支柱以前，农民资产阶级自身需要稳定的秩序，以便保持他们已经争得的地位。如果考虑到在历届国家杜马里面土地问题一直保持其尖锐性质，那么上述情况的出现就不足为怪了。大家都觉得最后一句话还没有说出来。有一次农民代表彼得里琴科在杜马讲台上宣布：“你们讨论得太多了，你们又不能另造一个地球出来。也就是说，这土地你们必须要归还给我们。”这位农民既不是布尔什维克，也不是社会革命党人，正相反，他是一个右翼代表，一个保皇派。
农民运动也像工人的罢工斗争一样，到1907年年底的时候还比较沉寂，可是从1908年起开始部分恢复，并且在随后几年间发展壮大起来。斗争在村社内部确实发展到了相当大的规模，这里面还含有反动派政治报复的成分。在划分村社土地时，农民们发生武装冲突的事并非罕见。不过反对地主的斗争并没有停息下来。农民竭力焚毁贵族宅第、庄稼与草垛，沿途还捉拿违抗村社成员意愿分离出去的单独田庄主。
战争使农民突然陷入了如此不堪的境地：政府从农村征召了大约1000万名劳工与200万匹役马。本来就弱小的农户变得更加衰弱了。无地农户的数量在不断增加。而到战争的第二年连中农也开始走下坡路。农民对战争的敌视态度逐月强烈起来了。1916年10月，彼得格勒宪兵局的一份报告称，在农村已经没人相信战争会取得胜利，用保险代理人、教师、商人以及其他人士的话来说就是：“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这场该死的战争到底何时才能结束……”报告还写道：“到处都出现了政治问题，做出了反对地主和富农的决定，建立了各种组织的分支机构……暂时还没有统一的中心，但是必须要想到，农民正在通过合作社联合起来，而合作社在全俄国每时每刻都在增加。”这里说得有些过甚其词，宪兵局在有些地方说过了头，但是报告指出的根本问题无疑是对的。
有产阶级不会预料不到，农村将会提出清单进行清算，但是当他们寄希望无论如何都要避开它时，便打消了悲观念头。关于这一点，那位喜欢四处打探消息的法国大使巴列奥洛格在战争期间同前土地大臣克里沃舍因、前大臣会议主席科科夫策夫、大地主博布林斯基伯爵、国家杜马主席罗将柯、工业巨头普梯洛夫以及其他著名人物进行过讨论。下面就是这些人向他坦承的情况：为了贯彻激进的土地改革，需要30万专职土地测量员进行至少15年的工作，不过这期间独立农户的数目将达到3000万，因此任何事先的估算都是没有意义的。这样一来，土地改革在地主、高官和银行家心目中成为一个求与圆形面积相等的正方形的难题。无须说明，类似的数学精密问题与农夫们完全不相干。他们认为，首先必须赶走贵族老爷，然后一切都会一清二楚。但是，如果说战争年代的农村依然相当宁静，那是因为它的活跃分子到前线去了。士兵们不会忘记土地，至少在不是想到死亡时是这样，农夫们对未来的想法写在了弥漫着火药味的战壕里。然而即使全体农民，甚至那些学会了使用武器的农民任何时候都没有单凭自己的力量完成过他们本身的革命——土地—民主革命。他们需要有人领导。在世界历史上，农民第一次可以找到以工人为代表的领导者。可以说，俄国革命跟以往一切革命根本和最终的区别就在这里。
英国的农奴依附关系到14世纪末的时候事实上就已经消灭了，也就是说比俄国出现这种关系要早200年，比它取消这种关系则早了450年。在英国，剥夺农民的土地所有权的过程一直延续到了I9世纪，中间经历了一次宗教改革与两次革命。如此一来，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在外在形式上的发展——就有了充足的时间，以致在无产阶级觉醒过来走向政治生活之前很早就消灭了独立农民。
在18世纪末的法国，同国王的绝对专制、贵族和高级教士的斗争迫使资产阶级通过它的各个阶层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激进的土地革命。这以后，独立农民长期成为资产阶级制度的依靠力量，并且在1871年协助资产阶级战胜了巴黎公社。
在德国，资产阶级显得没有能力用革命方式解决土地问题，而且在1848年把农民出卖给了地主，就如300多年前农民战争时期马丁·路德把农民出卖给公爵们一样。另一方面，德国无产阶级在19世纪中叶还太弱小，致使它不能把对农民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正因为这样，德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尽管不是像在英国那样绵延了那么长的时间，不过它仍然有足够的时间使农业从属于自己。由未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造就的德国资本主义发展情况就是这样的。
俄国1861年的农民改革是在资产阶级社会需求的压力下，然而又是在资产阶级政治上十足无能的情况下，由贵族与官僚的王朝实施的。国家加速资本主义改造不可避免地使土地问题变成了革命问题，这就是农民解放的性质。俄国资产阶级时而幻想农业的发展按照法国类型，时而幻想按照丹麦或美国类型，随便哪个都行，就是不要俄国类型。不过他们也没有领悟到这样做需要及时预备好法国的历史与美国的社会结构。民主派知识分子尽管有革命的过去，然而在需要解决问题的关键时刻，却同自由派资产阶级以及地主站在一起，而不是同革命的农村站在一起。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工人阶级才能领导农民的革命。
在这里，后起国家发展的叠合规律——就落后成分与现代因素的特殊结合而言——在我们面前展现出自己最完备的形式，同时为解开俄国革命的主要疑团提供了一把钥匙。假如作为旧俄国历史的野蛮遗产的土地问题被资产阶级解决了，假如它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无论如何俄国无产阶级都不能在1917年夺得政权。为了让苏维埃国家成为事实，就需要分属截然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两个因素——农民战争亦即具有资产阶级发展早期特征的运动和无产阶级起义亦即象征资产阶级社会末日的运动相互接近和相互渗透。1917年正是处在这样的环境中。 |
第二章战争时期的沙皇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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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战争吋期的沙皇俄国
俄国参加世界大战在动机与目标两方面都是自相矛盾的。展开血腥搏斗实质上是为了争夺世界统治权，就这点来看，战争对俄国而言不是它力所能及的。俄国自己的所谓军事目标（土耳其海峡、加利西亚、亚美尼亚）只具有地域的性质，它们只能附带加以解决，而且要看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主要参战国的利益而定。
同时，俄国作为一个大国，又不得不参加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打斗，就像从前它不得不把工厂、铁路、速射步枪和飞机引进来一样。不久前，在最新学派的俄国历史学家中间经常就沙皇在推行现代帝国主义政策方面到底成熟到了什么程度的问题展开争论，可争论往往陷入了烦琐哲学，因为争论孤立地看待国际舞台上的俄国，把它当作一个独立的因素，而实际上它只不过是整个体系中的一环。
印度无论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是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卷入战争的。中国表面上是“自愿”介人的，但实际上是仆人参加主人的格斗。俄国的参战介于法国的参战与中国的参战之间。俄国以此来为得到与先进国家组成联盟、输入资本和按资本支付利息的权利付酬，也就是实际上为得到成为自己的盟国特别优待的殖民地的权利付酬，不过同时又为得到压迫和掠夺土耳其、波斯、加利西亚这些历来比俄国自己还要弱小和落后的国家和地区的权利付酬。从自己的地位来看，俄国资产阶级这种具有双重性的帝国主义带有世界上其他更强大势力国家的代理人的性质。
中国的买办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形式，后者在结构上属于外国财政资本与本国经济之间的代理中介类型。在全世界的国家等级中，直至战争爆发之际俄国的地位要比中国高得多。要是没有发生革命，它在战后究竟会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不过，一方面是俄国的专制制度，另一方面是俄国资产阶级自身，两者都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买办特征。两者都是靠与外国帝国主义的联系生存和发育的，都是为后者效劳的。离开了它，它们便无法维持下去。不过即便有外国帝国主义的支持，它们其实也没有坚持到最后。为提成而工作的经纪人要靠自己主人的利润过活，从这个意义上说，半买办性的俄国资产阶级也拥有世界帝国主义的利益分成。
军队是战争的工具。既然每一支军队在民族主义传奇中都被看作是不可战胜的，那么俄国统治阶级也没有理由把沙皇的军队当作例外。事实上这支军队只是在对半野蛮的民族、弱小的邻居以及处于分裂状态的国家作战时才显示出是一支厉害的力量。在欧洲舞台上，它所能起的仅仅是联盟的一个成员的作用。在防务方面，只有在地域辽阔、居民稀少和道路不畅的情况下才能执行自己的任务。苏沃洛夫是指挥农奴大老粗军队的能手，而打开了新社会和新军事艺术大门的法国革命使苏沃洛夫的军队遭到了灭顶之灾。
农奴制的半废除和全面义务兵役制的确立使军队实现了与在全国范围内程度相等的现代化。也就是说把国家的全部矛盾带进了军队，而这个国家仍然面临着要完成自己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不错，沙皇军队是按照西方的榜样建立起来的，但是这更多的是在形式上而不是在实质上。在农民士兵的文化水平与军事技术水平之间无法达到协调一致。俄国统治阶级的无知、惰性与狡诈在指挥机关里面得到了充分体现。在战争时期集中需求的面前，工业和交通经常显露出崩溃的迹象。仿佛是命该如此，开战的第一天，俄国军队很快就出现了不仅缺少武器弹药，而且缺乏长筒靴子的问题。在日俄战争中，沙皇军队已经暴露出它处在怎样一种状况。在反革命时期，专制王朝在杜马协助下充实了军需储备，给军队的漏洞打了许多补丁，其中也给它所向无敌的声誉补了不少破绽。1914年，严峻得多的新考验终于来临了。
在军队的供给和经费方面，战争时期的俄国很快就暴露出自己对盟国奴仆般的依附性。这不过是它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全面依附在军事领域的反映。可是来自盟国的援助并没有挽回局面。弹药匮乏、生产弹药的工厂太少以及运送弹药的铁路网过于稀疏等等弊病使俄国的落后性转译成了失败这样一种通俗语言。这失败提醒俄国的国家自由主义者，由于它们的先辈没有完成资产阶级革命，以致他们的后人因此对历史欠下了一笔债务。
战争的最初日子就是耻辱的开始。经历了一系列局部灾难以后，1915年春季，突然俄国发生了全线溃败。将军们把自己形同犯罪的无能发泄到和平居民身上，辽阔的国土遭到了暴力的蹂躏，望不到边的人群被鞭子赶往后方。对外战争的溃败被国内的混乱局势进一步加剧了。
在回答自己的同事提出的关于前线令人忧虑的局势的问题时，陆军大臣波利瓦诺夫将军一字一句地回答说：“我把希望寄托在难以通行的地带，无法走过的泥泞沼泽以及神圣的罗斯庇护者、圣徒尼古拉·米尔利基斯基的仁慈上面。”（在1915年8月4日会议上的讲话）过了一个星期以后，鲁兹斯基将军向那几位大臣承认：“现代军事技术的要求对我们来说是力所不及的。无论哪一方面我们都赶不上德国人。”这不是一时的情绪冲动。军官斯坦凯维奇把这段话转述为军事工程师的语言：“同德国人作战是毫无希望的，因为我们什么也没能做到。甚至新的作战手段也变成了我们失败的原因。”这样的批评真的是不胜枚举。
俄国的将军们唯一有魄力干的事情就是不断地从国内调取人肉，而他们动用牛肉和猪肉时却无比地吝啬。像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手下的雅努什凯维奇和沙皇麾下的阿列克谢耶夫这样一些司令部里毫无价值的庸人利用新动员掩盖所有的漏洞。每当需要一队队战士的时候，他们就用一串串数字来安慰自己和盟国。战争期间，大约有1500万人被动员上了前线，他们塞满了火车车库、营房和转运兵站，挤作一团，人们不停地跺脚，互相踩踏，互相敌视和互相咒骂。如果说，这些人对前线还不过是虚幻的数字，那么在后方他们则是极为有效的破坏因素。大约有550万人阵亡、负伤或做了俘虏。逃兵的人数一直在不断增加。早在1915年7月，大臣们就在诉苦：“可怜的俄罗斯啊，就连她的军队也一样可怜。昔日这支军队曾经用胜利的雷霆震撼过整个世界……同样是这支军队，如今看来却是由一群胆小鬼与逃兵组成的。”
与此同时，那些用绞刑行刑人的口气讥讽“将军们撤退的勇气”的大臣自己当时却花费大量时间来争论下面的问题：是不是要把圣徒的遗骨从基辅搬出来？沙皇认为这没有必要，因为“德国人不会冒险触犯它们的，如果这样做，那德国人就要倒大霉了”。可是正教院已经在做这样的结论：“我们撤出的时候，就得把最宝贵的带走。”这不是发生在十字军东征的时代，这是在20世纪，也就是在能通过无线电把俄军战败的消息播出去的时候。
说到俄国对奧匈帝国的胜利，其实基于奥匈帝国的原因比俄国更多。正在走向崩溃的哈布斯堡王朝早就提出了对掘墓人的需求，因此不必对掘墓人提出多高的要求。俄国过去也曾取得过对那些内部处于瓦解状态的国家，如土耳其、波兰或者波斯的胜利。跟奥匈帝国对阵的俄军西南战线取得过使其与其他战线相比显得特别不同的巨大胜利。在这个地方，战事是由几位将军推动的，虽然他们确实没有什么能证明自己的军事才能，但是他们至少没有从头到脚都浸透那些屡战屡败的军事指挥官身上的宿命论。在这批人当中，后来还出现了一些国内战争的白卫“英雄”。
大家都在寻找，该把罪责推给谁。有人总是把它归罪于从事间谍活动的犹太人。同时肆意攻讦那些带有德国姓氏的人。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的司令部就以充当德国间谍的罪名枪毙了宪兵上校米亚索耶多夫，可是看来他并不是一个间谍。陆军大臣苏霍姆林诺夫也被逮捕了，其实他只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而又不修边幅的人物。以叛国的罪名指控他可能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对俄国议会代表团团长说：既然在战时以叛国的罪名指控陆军大臣，看来你们的政府很有勇气。大本营和杜马用亲德主义来指责宫廷。大家都共同嫉妒盟国并且憎恨它们。法国的指挥机关很爱惜自己的军人，却让俄国士兵备受打击。英国也慢慢行动起来了。彼得格勒的客厅和前线司令部流行着一则中听的笑话：“英国发誓要坚持到流尽……俄国士兵的最后一滴血。”这类笑话散布到了下层民众中间，也传到了前线。“一切为了战争！”政府大臣、杜马代表、三军将领、新闻记者都在这样喊。“对啦，”士兵们在战壕里沉思，“他们仍然准备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我的血。”
俄国军队在战争期间阵亡的人大约有250万，比任何一个参战国都多，或者说占到了协约国军队损失总数的40%。最初几个月，士兵们还没来得及多想或者想得很少就死在了炮弹之下。但是他们在那里日复一日地积累着因没有良好指挥而给下面带来的痛苦经历。他们根据跟不上战斗步伐的、漫无目的的调动次数和难以下咽的饭菜数量测算将军们到底混乱到了何种程度。从人和物的血腥混杂中产生了一个综合性词汇：“荒谬。”士兵语言中的这个词汇后来被其他更富表现力的词汇取代了。
农民组成的步兵崩溃得最快。总的看来，工厂工人所占比例较高的炮兵具有更容易接受革命思想的特点，在1905年就鲜明地反映出来了。如果说1917年事情正好相反，炮兵显得比步兵更加保守，那么原因就在于一切新来的和一切训练较少的人就像过筛子一样从步兵队伍里流失了；而炮兵遭受的损失要小得多，因而保留了旧有的骨干，同样的现象在其他专业部队里也看得到。但是到最后，炮兵也出毛病了。
从加利西亚撤退的时候，俄军总司令发布了一道秘密命令：对犯有开小差和其他违法行为的士兵要施行用树枝抽打的刑罚。对此，士兵彼雷科是这样描述的：“对犯有最轻微的过失，比如擅自离开队伍只几个钟头的士兵也开始用树枝抽打，而有时简直是为了借助树枝来提振士气，随便采用鞭刑。”早在1915年9月17日库罗帕特金所写的笔记就引用了古契柯夫说过的一段话：“开始时，下级军官怀着满腔热情去投身战争，现在热情消退了，而且由于经常打败仗而丧失了胜利的信心。”就在这前后，内政大臣在批评有3万已经伤愈的士兵依旧滞留在莫斯科一事时说道：“这是一群暴躁无比的流民，他们不遵守任何纪律，四处胡闹，还向警士挑起冲突（不久前就有一名警士被士兵打死），甚至劫走被捕者，等等。在出现混乱的时候，这些暴徒全都会跑到民众一边去，这是毫无疑问的。”还是那位名叫彼雷科的士兵写道：“大家普遍关心的仅仅是和平……至于谁获得胜利，以及实现怎样的和平——这是军队很少关心的。不论什么样的和平都是它所需要的，因为它已经被战争弄得筋疲力尽了，
护士С.费多尔琴科是一个善于观察的女人，她暗中听到的士兵们的闲谈议论差不多就是他们的真实想法。她用纸把听到的如实记录下来了，后来据此写成了一本小册子：《战争中的人民》。这本书让人们看到了那样一个实验室，里面的炸弹、铁丝网、窒息性的瓦斯和政府的卑劣行为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促成了数以百万计俄国农民的觉醒。实验室里与累累白骨陈放在一起的古老偏见已经嘎吱作响了。在许多由士兵自己创作出来的格言里，已经出现了后来国内战争时期流行的口号。
1916年12月，鲁兹斯基将军抱怨说，里加是北方战线的灾难。像德文斯克一样，这里也是“进行成功鼓动的老巢”。布鲁西洛夫将军则证实，部队从里加地区撤出时纪律荡然无存，士兵拒绝向前冲锋，甚至把一个连长挑在刺刀上，为此只得枪毙了好几个人，等等。与军官团关系密切并且访问过前线的罗将柯也承认：“早在革命之前很久，军队彻底瓦解的土壤就已经存在了。”
本来，已经被拆散的革命危险分子在军队里几乎销声匿迹了。可是，随着不满情绪的普遍增长，他们又浮现出来了。作为惩罚，当局把罢工工人遣送到前线，结果增添了一大批宣传鼓动人员，而溃败为他们提供了难得的讲台。有一份密探报告写道：“后方特别是前线的军队充斥着这样的分子，他们当中有些人可能成为暴动的积极力量，而另外一些人可能只是拒绝参加镇压行动……”彼得格勒省宪兵局于1916年10月上呈的报告称，根据地方自治联合会特派员的报告，军队里弥漫着的恐慌情绪和官兵之间极度紧张的关系甚至引发了流血冲突，到处都可以遇到成千上万的逃兵。“凡是接近军队的人势必会留下完整与确凿无疑的印象：军队的士气绝对瓦解了。”出于谨慎，报告又补充说，尽管这些报道中似乎有很多不太可信的成分，可是又不得不叫人信以为真，因为许多从作战部队回来的医生也用同样的口气做了报道。
后方的情绪跟前线是一致的。在1916年10月举行的立宪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大多数代表指出，“在所有居民阶层尤其是农村以及城市的贫困阶层中”，笼罩着普遍的冷漠，无人相信战争会有胜利的结局。1916年10月30日，警察司司长在一份情报通报中写道：“在各地各个阶层中都观察到了类似的战争疲惫症和对尽快实现和平的渴望，无论缔结什么样的和约都没有关系……”
几个月后，所有这些老爷——代表和警察、将军和自治机构特派员、医生和前宪兵都将一致证实，革命消灭了军队中的爱国主义布尔什维克从他们手里夺得了实实在在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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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时爱国主义大合唱中，立宪民主党人无疑扮演了主角。还是在1905年年底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就割断了自己同革命的不可靠的联系，从反革命时期之初又开始举起帝国主义的旗帜。一件事是从另一件事当中产生的：既然不能通过肃清国家的封建主义残渣来保证资产阶级的优势地位，那么就只有与专制王朝及贵族结成联盟，以保证资本主义在世界舞台上占有更好的地位。如果世界灾难真的是由各个方面的因素酿成的，以及它在达到一定程度之前甚至对于它最称职的组织者来说也是不可预料的，那么丝毫也不要怀疑，俄国的自由主义作为专制王朝外交的怂恿者在促成这场灾难的过程中占据的位置并非是最末的。1914年，俄国资产阶级的领袖有充分理由欢迎这场作为自己的战争的战争。1914年7月26日，在国家杜马的庄严会议上，立宪民主党团的代表宣布：“我们不提出任何条件和要求，我们只不过在衡量战胜敌人的坚强意志。”于是在俄国，举国团结一致变成了官方的教条。在莫斯科举行爱国主义示威的日子里，首席礼仪官本肯多夫伯爵对各国外交官宣布：“这就是你们看到的革命；柏林方面向我们预言的革命。”对此，法国大使巴列奥洛格解释说：“类似的想法看来占据了所有人的心。”人们似乎在彻底排除了幻想的局势中把培养和播种幻想当成了自己的义务。
促人觉醒的教训势必不会等很长时间。战争打响以后不久，最沉不住气的立宪民主党人之一、律师兼地主罗季切夫就在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深有感慨地说：难道你们真的以为靠这帮傻瓜就可以取得胜利吗？”事实证明，靠傻瓜的确是不能取得胜利的。自由主义丧失了一半的胜利信心，它力图利用战争的惯性来清除宫廷佞臣，迫使专制王朝实行妥协。用来达到这个目标的主要武器就是指控宫廷党是亲德分子和单独媾和。
1915年春，即缺乏装备的部队全线败退之际，在并非没有盟国压力的情况下，政府圈子里的人做了一个决定：吸收私营企业主来参与为军队服务的工作，并且为此设立了一个特别会议。与政府官员一起参加这个会议的有最具影响力的工业活动家。战争初期出现的地方自治和城市联盟与1915年春成立的军事工业委员会成了资产阶级在争取胜利和权力的斗争中的立足阵地。依靠这些机构的国家杜马必定更有信心来充当资产阶级与专制王朝之间的调停者。
但是，广阔的政治前景并没有使人们把视线从沉重的时代任务上引开，从特别会议流出的足以构成天文数字的亿万财富如同从中央储水池流出的水一样，通过一条条分支渠道源源不断地滋养着工业部门，以及通过同样的路径喂饱了无数贪得无厌的胃口。1915—1916年某些军用工业部门的利润经由国家杜马的报刊张扬出来了：莫斯科的自由派纺织工厂主里亚普申斯基的公司获得了75%的纯利润，特维尔纺织厂的纯利甚至高达110%；科利丘金名下固定资金只有1000万卢布的轧铜工厂的利润却超过了1200万卢布。在这一部分的经济成分中，爱国主义美德得到了慷慨而又及时的奖赏。
各种类型的投机和交易所里的赌博都在亢奋发作。从血腥的泡沫里产生了巨额财富。首都面包和燃料的短缺并不妨碍宫廷首饰匠法布尔热夸耀他从来都没有现在这么红火的生意。皇室家庭教师维鲁博娃提到，无论哪个季节都没有像1915—1916年冬天那样定做了那么多的贵重服装，卖出了那么多的钻石。夜间活动场所快要被后方的英雄、合法的逃避兵役者和简直算得上是大人物的人挤破了。对于上前线来说，他们太老了；可是就享受生活的乐趣而言，他们还算是年轻的。在灾难年头宴饮作乐，大公们并不是最后到场的出席者。谁也不在乎一掷千金。连绵不绝的金雨从天上纷纷落下来。“上流社会”伸出了手臂和钱袋，贵夫人则把裙摆高高撩起。所有这些人——银行家、军需官、工业家、沙皇和大公的芭蕾舞演员、东正教主教、宫廷女官、自由派代表、前线和后方的军官、激进的律师、男女贵族伪君子以及他们为数众多的侄儿外甥尤其是侄女与外甥女都踏着血污噼啪作响。大家都在伸手掠取，大吃大喝，生怕上天赐予的甘霖会停止降落，而且大家都怒气冲冲地斥责过早实现和平的可耻想法。
共同的利益、对外作战的失败、国内的危机促使有产阶级各个政党彼此互相接近。战争前夕本已四分五裂的杜马在1915年就形成了一个名为“进步联盟”的爱国主义反对党多数派。联盟的正式目的，不用说就是它所宣布的：“满足战争带来的需要。”左边的社会民主工党成员和劳动派分子没有参加这个联盟，右边公开的黑帮团体也没有参加。杜马中其余所有派别——立宪民主党、进步分子、十月党三派、中央党和一部分民族主义者都加入了这个联盟，或者像波兰人、立陶宛人、穆斯林、犹太人等民族主义团体一样追随它。为了避免用责任内阁的模式来吓唬沙皇，联盟要求建立“由享有全国信赖的人士组成的统一政府”。内务大臣谢尔巴托夫公爵当时在说明进步联盟的性质时，便把它视为“因担心社会革命而出现的临时联合”。对于理解这一点来说，其实并不需要多大的智慧。立宪民主党的首领、因而也等于是反对派联盟的首领米留科夫在该党代表大会上说过：“我们正行走在火山上……紧张程度达到了极限……不小心丢下一根火柴就足以引发一场可怕的大火……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一个强硬的政权，不管它是怎样的政权，也不管是好是坏。”
在遭到惨重失败的压力之下，沙皇会做出让步的希望是如此之大，以至在8月份的自由主义报刊上登载了一份已经拟议好的“信任内阁”名单。由杜马主席罗将柯出任首相（据另一则消息报道，地方自治联合会主席李沃夫看中了这个职位），古契柯夫出任内务大臣，米留科夫则出任外交大臣，等等。一年半以后，这些命定要同沙皇联手反对革命的人物中大部分变成了“革命”政府的成员。历史允许出现这类偏离正轨的现象已经不止一次了，而这次开的玩笑结果至少是十分短暂的。
戈列梅金内阁的大多数大臣被事态发展所吓坏的程度并不亚于立宪民主党，于是同意与进步联盟达成协议。“政府没有为自己赢得任何信任，无论最高权力执掌者还是军队、无论城市还是地方自治联合会，无论贵族还是商人及工人，都不信任政府——它不仅无法正常开展工作，而且难以生存下去，这是尽人皆知的荒谬现象。”谢尔巴托夫公爵1915年8月用这段话来评价当时的政府，他本人就在这个政府中担任内务大臣。外交大臣萨佐诺夫则这样说道：“即使仅仅是做出更恰当的安排和找到摆脱困境的办法，那么立宪民主党也要首先走向妥协。米留科夫是最大的资产者，他比谁都害怕社会主义革命。大多数立宪民主党人的确在为自己的资产担忧。”至于米留科夫本人，他果然认为，进步联盟必须做出“某种让步”。因而双方准备讨价还价，而且事情看起来进展得相当顺利。可是，大臣会议主席戈列梅金，一个为年岁和荣耀所累的官僚，一个在两场牌局之间操弄政治的和用战争“与他无关”的遁词来推卸所有指责的年迈犬儒主义者，8月29日携带报告去大本营晋见了沙皇，并且带回消息说，一切人事安排一仍其旧，唯有固执的杜马除外，它必须于9月3日解散。杜马会议连一声抗议都没有发出，听完沙皇解散杜马的上谕以后，在全体代表向沙皇发出“乌拉”的欢呼声中散会了。
自认为可以不倚靠任何人的沙皇政府此后怎么又能维持了一年半以上的时间呢？俄国军队的暂时胜利无疑起到了自己的作用，这一作用又为丰沛的金雨的作用加强了。前线的胜利固然很快就消失了，可后方的盈利仍在继续。不过专制王朝直至它被推翻前的12个月之内仍然稳固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民间的不满发生了严重分化。莫斯科暗探局局长报告说，资产阶级的右倾是在“对战争结束以后可能发生的过激革命行为的恐惧”影响下出现的。如此看来，在战争时期，革命依然被认为是不可能发生的。此外，“有些军事工业委员会的领导人在向无产阶级献媚”使工业家惊恐不安。宪兵上校马丁诺夫（他攻读马克思主义文献并非没有留下痕迹）得出的总的结论声称，政治形势得到一定程度改善的原因乃是“社会阶级发生了越来越进步的分化，从而暴露出它们在利益方面的尖锐矛盾，这在情绪激动的时候尤其能敏锐地觉察到。”
1915年9月解散杜马是对资产阶级而不对工人阶级的直接挑衅，可是就在自由主义者的确不是很热烈高呼“乌拉”而散会的时候，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人则用抗议罢工予以回击。这令自由主义者更加冷淡了，他们最害怕的是不请自来的第三方会妨碍他们同专制王朝之间的家庭对话。可是下一步该怎么办呢？面对其左翼的温和抱怨，自由主义为自己选择了曾经应验过的做法：绝对站在合法的立足点上，并且通过履行爱国主义职能让官僚们成为“仿佛多余的人”。至于那份自由主义内阁的名单，无论如何也只好束之高阁了。
与此同时，形势自然而然地恶化起来了。1916年5月，杜马重新召开，但说实话，谁也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杜马无论什么时候都不打算号召革命，而除此之外，它什么都没有说。罗将柯后来回忆说：“在这个会期里，日常工作萎靡不振，代表们懒懒散散地前来开会……长期的奋斗毫无结果，政府什么都不愿听。混乱在滋长蔓延，国家也在一步步走向毁灭。”由于资产阶级对革命心存恐惧，加上没有经过革命的资产阶级软弱无力，以致君主制度在1916年期间似乎又得到了社会的支持。
临近秋季的时候，形势变得更加紧张起来了。战事毫无希望，对于大家来说，这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了，人民群众的愤怒眼看就有越过极限的危险。自由主义者像以往那样继续攻击宫廷党的“亲德主义”，同时也在为自己的明天盘算，此刻它认为有必要探索和平的可能性。只有这样才能解释清楚进步联盟的领袖之一、杜马代表普罗托波波夫于1916年秋在斯德哥尔摩与德国外交官瓦尔堡举行的斯德哥尔摩谈判。对法国人和英国人进行了友好拜访的杜马代表团在巴黎和伦敦不难亲身确认，亲爱的盟友算定要在战时榨尽俄国最后的油水，以便使这个落后国家成为自己从事经济剥削的主要场所。坐在获胜的协约国拖船上的伤痕累累的俄国就等于是殖民地的俄国。不会给俄国有产阶级留下别的出路，除非它利用两个强大阵营对抗的局面努力从协约国令人窒息的怀抱中挣脱出来，并且找到独自走向和平的道路。作为踏上这条道路的第一步，杜马代表团团长同德国外交官会晤就意味着对盟国的威胁，其目的是要争得让步，同时也是试探与德国互相接近的实际可能性。普罗托波波夫不仅是遵照沙皇外交界（会晤时有俄国驻瑞典大使在场），而且是遵照整个国家杜马代表团的意图行事的。自由主义者利用这种试探方式顺便追求相当重要的国内目标。他们向沙皇暗示：只要依靠我们，我们就会为您安排一个比施秋梅尔更好和更可靠的单独媾和局面。根据普罗托波波夫的同时也是其怂恿者的计划，俄国政府应当“提前几个月”知会盟国，我们将不得不停止战争，而且，如果盟国拒绝进行和平谈判，那么俄国势必会同德国单独缔结和约。在革命后撰写的自白当中，普罗托波波夫说到了这种仿佛什么也不用解释的情况：“在俄国，所有有理智的人，其中包括几乎全部‘人民自由党’（即立宪民主党。——托洛茨基）的领导人都确认，俄国不可能把战争继续进行下去。”
普罗托波波夫回国后向沙皇报告了自己的行程与谈判情况，沙皇对单独媾和的想法表示完全赞同。他只是还没有看到把自由主义者吸引到这项事业中来的理由是什么。于是，普罗托波波夫本人顺势断绝了跟进步联盟的关系，加入了宫廷佞臣的行列。至于这个事件，只要看看普罗托波波夫的花花公子个人性格就明白了。用他本人的话来说，他迷上了沙皇和皇后，顺便也迷上了意外得来的内务大臣职位。可是，普罗托波波夫背叛自由主义的插曲丝毫没有改变自由主义对外政策总的含义——贪婪、吝啬、怯懦与背信弃义的混合物。
11月1日，杜马重新复会，国家的紧张形势变得不堪忍受了。人们期待杜马采取坚决的步骤。必须做点什么，或者至少说点什么。进步联盟再次做出不得不采用议会式揭露手法的样子。米留科夫每次在讲台上列举政府最主要的措施时，每次都重复同一个问题：“这是愚蠢还是背叛？”其他代表也都在唱着高调。政府在这种场合几乎找不到替它辩护的人。于是它用自己的方式做出回答：禁止印发杜马那班雄辩家的演说辞。结果，它们竟因此散发出去了好几百万份。无论后方还是前线，没有政府的办事机构，那些附有洋溢着缮写员相应热情的附件的遭禁演说辞就不会在那里传抄。11月1日辩论的反响就是如此，以致令告发者自己也感到不安和恐惧。
就在这个时候，受到1905年革命的镇压者杜尔诺沃鼓动，一些顽固的极右官僚向沙皇呈上了一份纲领性简要报告。这些受过严格警察式教育和阅历丰富的高官大员眼光还算不错，也够长远的，看到了某种恶果，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开出的药方依然无效的话，那么原因就只能是旧制度的病症已经无药可医了。报告的作者明确反对向资产阶级反对派做出任何让步，这不是因为自由主义者如粗野的黑帮分子（高层反动分子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们）所认为的那样愿意走得太远，情况并非如此。不幸之处就在于，自由主义者是“如此衰弱和如此分裂，还必须直言不讳地说是如此无能，使得他们的胜利庆典也是如此短促，并且如此不牢靠”。主要的反对党“立宪民主党”的软弱已经由它的名称定下来了：它号称是民主政党，虽然按其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政党，不过在相当大程度上又是自由派地主的政党，所以它把强制赎回土地写进了自己的纲领。谋士们用他们惯用的方式写道：如果没有这些从别人那里拿来的王牌，而且不是他们自己一整副牌，那么立宪民主党除了作为自由主义律师、教授和机关吏员人数众多的团体以外，什么也不是。”至于革命者则是另外一回事。简要报告咬牙切齿地承认革命政党的重要性：“这些政党的危险和力量就在于它们有思想，也有金钱（！），有自愿追随和组织良好的群众。”革命政党“有权得到绝大多数农民的同情，这些农民现在紧跟着无产阶级，因为革命的领导人把别人的土地指定给他们”。在这样的条件下，建立责任内阁会带来些什么呢？——“无非是完全彻底摧毁右翼政党，逐步吞并中间政党人士，如中央党人、自由主义保守派、十月党人以及初期可能起主要作用的立宪民主党内的进步主义者。可是同样的命运也会威胁立宪民主党……然后呢？然后是革命的群氓出场，建立公社，推翻君主政体，蹂躏有产阶级，最终会出现一个大老粗暴君。”不可否认，反动警察的仇恨在这里上升到了与众不同的历史预见。
这份值得肯定的简要报告的纲领并不新鲜，可是很彻底：由残酷无情的专制制度拥护者组成政府，取消杜马，在两个首都实行特别戒严，为镇压暴动部署武力。这个纲领实质上在革命前最后几个月期间成了政府政策的基础。但是它的成效要以1905年冬季杜尔诺沃掌握的那些武力为前提，可是到1916年秋季，它们不复存在了。因此，专制王朝企图不事声张地一步步让国家窒息而死。内阁按照“自己人”原则，即无条件忠于沙皇和皇后的人的原则进行了改组。可是这班“自己人”，首先就是变节者普罗托波波夫是微不足道的可怜虫。杜马没有被取消，但是再次休会。宣布在彼得格勒实行特别戒严的做法一直在藏着，直到革命已经取得胜利之际也没有动用，而为镇压暴动预备的武装力量结果自身也被暴动者控制了。两三个月后，所有这一切都显现出来了。
那时，自由主义为挽回局势做了最后的努力。有选举资格的资产阶级所有组织通过了一系列新的声明支持杜马反对派的十一月演讲。12月9日，城市联盟做出的决议算是最果断的：“不负责任的罪犯和暴徒在为俄罗斯准备失败、耻辱和奴役。”国家杜马则召集会议予以响应：“在责任政府建立之前不会散会。”甚至国务会议这个官僚与大私有者的机构也赞成向享有全国信赖的当权人物发出呼吁。最后就连统一的贵族代表大会也提出了类似要求，这真是被苔藓封得严严实实的墓碑也开口说话了。然而什么变化也没有发生。专制王朝不愿意放弃手中剩余的权力。
经过反复犹豫和一再拖延以后，最后一届杜马的最后一期会议是从1917年2月14日开始的。此时距离革命的来临只剩下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了。人们在等待示威发生。在立宪民主党的机关报《言论报》上，与彼得格勒卫戍司令哈巴洛夫将军的禁止游行示威的布告一起刊登出来的是米留科夫的一封信，他警告工人要拒绝“来历不明的、恶劣的和危险的”建议。尽管发生了罢工，杜马的开幕会议还是相当平静地应付了下来。杜马摆出一副它对权力问题不感兴趣的样子，同时开始讨论一个虽说是尖锐然而又是纯事务性的问题——粮食供应问题。罗将柯后来回忆说：“无能为力的杜马在徒劳无益的斗争中感到疲惫不堪了。”米留科夫则重申，进步联盟“将用言语而且只用言语发挥影响”。在二月的旋涡中，杜马就是如此作为的。 |
第一章俄国发展的特殊性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一卷二月革命
第一章俄国发展的特殊性
俄国历史最基本也是最稳定的特点就是其发展的迟缓性，以及由此相伴产生的落后的经济状况、原始的社会形态和低下的文化水平。
俄国居民生活在东方强风与亚洲入侵者长驱直入的一望无际的寒冷大平原上。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他们注定要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他们跟游牧民族的斗争几乎持续到17世纪末，而他们跟导致冬季严寒和夏季干旱的强风的斗争直到今天也没有完结。作为整个发展基础的农业走上了粗放经营的道路：在北方，森林遭到砍伐和焚毁；在南方，亘古的草原被翻耕过来。一句话，对大自然的开发靠的是不断扩张规模，而不是深入挖掘潜力。
当年西方的野蛮人蜂拥踏进罗马文化的废墟，那里成堆的古老石块可以作为他们的建筑材料。与此同时，居住在东方单调大平原上的斯拉夫人却找不到任何文化遗产，因为他们的前辈一直处于比他们更低级的发展阶段。在自己的天然边界内迅速立住脚跟的西欧各民族创造出了工业城市的经济与文化结晶。东方大平原上的居民在人口刚显得有点稠密时就钻进了森林，或者迁徙到边远地区和草原地带去了。在西方，最富于进取精神和最精明能干的农民变成了市民、手工业者和商人；在东方，积极肯干和富有勇气的农民只有一部分变成了买卖人，而更多的则成了哥萨克、边疆戍卒和拓殖移民。在西方，出现了剧烈的社会分化过程；在东方，这一过程被扩张政策耽搁和冲淡了。彼得一世的同时代人维柯写道：“莫斯科的沙皇虽说是基督徒，却统治着一群惰性十足的臣民。”而“莫斯科人的惰性”恰恰是经济发展迟缓、社会关系原始以及国家历史贫乏的反映。
埃及、印度和中国的古代文明具有完全自给自足的性质，也延续了足够长的时间，以至尽管其生产力水平低下，却使其社会关系达到了如此完美的地步，就如这些国家的工匠使自己的产品所达到的那种完美程度一样。俄国不仅在地理上处于亚洲与欧洲中间，而且在社会与历史方面也是如此。它与西方欧洲国家固然有区别，但是与东方亚洲国家也不尽相同。在各个不同时期，它以各种不同的特征有时跟这一方相像，有时又跟另一方类似。东方带来了鞑靼人的压迫，从而给俄国的国家结构注入了一种重要成分。不过，西方仍然是对它威胁更大的敌人，却同时也是它的老师。俄国没有形成东方制度的可能，因为它总是不得不适应来自西方的军事和经济压力。
封建关系在俄国的存在素来被以前的历史学家所否认，但是却可以被后世的研究著作无可辩驳地予以证实。而且，俄国封建制度的基本成分与西欧是一样的，只不过俄国的封建时代不得不经过长期的学术争论才得以确立，这个事实足以证明俄国封建制度的先天不足，它的不成熟性以及它在文化遗产方面是多么地贫乏。
一个落后国家固然要吸收先进国家的物质和精神成果，可是这并不等于它盲目地模仿后者，复制后者以往所有的发展阶段。维柯及其后继者提出了历史周期不断重复的理论，该理论依据的就是对古老的前资本主义文明的考察，同时部分地依据了对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经验的考察。文明发展的各个阶段在一个又一个新的发源地出现的一定程度的重复是与全部发展过程中的地域性与偶然性有效地联系在一起的。但是，资本主义则意味着对这些限制条件的克服。是它提供了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人类发展的普遍性与持续性。这种现象本身使得重复某些国家发展方式的可能性被排除了。那些被迫力图赶上先进国家的落后国家不会遵循常规次序，历史发展滞后的特权——存在着这样的特权——允许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迫使它们在应定的期限之前吸收现成的文明成果，从而能跨越一系列过渡阶段。过去，野蛮人在没有走完连接两种武器所代表的不同时代的道路的情况下，就用步枪代替了弓箭。欧洲殖民者也不是在美洲从头重新复制历史的。德国和美国在经济上超过英国的事实正好是以它们的资本主义发展滞后为先决条件的。反之，英国煤炭工业出现的保守混乱状态恰似麦克唐纳及其朋友头脑里保守的混乱状态一样，都是对英国以往过于长久地充当资本主义盟主的惩罚。历史上起步较晚的国家的发展必然会导致历史进程中各个阶段的特殊叠合，其轨迹在整体上具有无序、复杂与混合的性质。
跨越过渡阶段的可能性当然不是绝对的，其程度归根结底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和文化容量。而且，落后民族在采用外部现成的文明成果以适应自己比较原始的文明的过程中，往往会降低这种做法的效能。如此一来，文明同化的过程本身就具有了矛盾的性质。因此，在彼得一世统治时期，对西方技术和训练的引进，首先是在军队和手工工场方面的引进却导致了作为劳动组织基本形式的农奴制的强化。欧洲的武器和欧洲的贷款两者无可争议都是更高级文明的产物，却同样巩固了阻碍国家发展的沙皇制度。
历史的规律性与学究迂腐的公式之间毫无共同之处。不平衡性即历史发展进程最普遍的规律在后起国家的命运中显得更加显眼和复杂。在外部必然性的鞭策下，落后国家被迫实现了跨越。于是，从不平衡性这个包罗万象的规律中派生出另一个规律，由于它还没有比较合适的名称，不妨称之为叠合规律，其含义是发展道路上各个时期的相似，某些阶段的相互结合，古老的形式与最现代的形式的混合。没有这个当然是在其全部物质内容中体现出来的规律，就不能理解俄国的历史，以及所有总的说来属于第二、第三乃至第十层次的文明国家的历史。
在比较富裕的欧洲的压力之下，俄国的国家机器耗费了比西方要多得多的国民财富。这样一来，它不仅会使人民群众陷入加倍的贫困，而且会削弱有产阶级的根基。同时，由于国家需要后者的支持，因此促使并规定了有产阶级的形成。由于官僚化的特权阶级任何时候都不能挺直腰板，因此在俄国，国家状态更加接近亚洲的专制制度。
从16世纪初开始就被沙皇正式釆用的拜占庭专制制度，依靠普通贵族的支持制伏了封建大贵族波雅尔，并且使前者依附自己，又让它去奴役农民，以致拜占庭制度在这种基础上演变成了彼得堡皇帝的绝对专制。整个过程的滞后性由农奴制的发展充分表现出来了，它是16世纪末产生的，在17世纪发育成形，18世纪达到鼎盛阶段，直到1861年才从法律上废除它。
跟在贵族后面的是宗教界，它在沙皇专制形成过程中起过不小的不过又是完全辅助性的作用。在俄国，教会从来都没有上升到西方天主教所达到的那种支配高位。它对在专制制度下充当精神仆人的地位感到满足，还认为这要归功于自己的恭顺。主教和总主教仅仅是作为世俗政权的走卒而享有权力的。大牧首与沙皇一起共进退。在定都彼得堡时期，教会对国家的依附变得更加像奴才对主子的依附。20万牧师和修道士实际上成了官僚队伍的一个组成部分，仿佛就是信仰领域的警察。由此得到的补偿是东正教获得了在信仰事务中的垄断地位，它的土地和财产得到了维护公共秩序的警察的保护。
信奉落后的救世主降临学说的斯拉夫主义的基础是：俄罗斯人民及其教会从头到脚都是民主的，而官方的俄罗斯——这是由彼得培植出来的德国官僚制度。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曾经指出：“条顿的蠢驴们也完全同样地把弗里德里希二世等的专制主义归罪于法国人，好像落后的奴隶始终用不着文明的奴隶来进行必要的训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289页）这段简短的评语不仅彻底终结了斯拉夫主义者的旧哲学，而且终结了“种族主义者”的最新启示。
不仅俄国封建主义的贫乏性，而且旧俄国的全部历史的贫乏性，在缺乏作为工商业中心的、真正中世纪城市的情况下，得到了更令人郁闷的反映。在俄国，手工业没有与农业成功地实现分离，仍旧保持着家庭手工业的性质。古时的俄国城市是贸易、行政、军事与领主生活的中心，因而也是消费中心，而不是生产中心。甚至靠近汉萨同盟而又没有经受鞑靼人统治的诺夫哥罗德也只是一座商业城市而非工业城市。诚然，分散于各地的农村手工业也经由大型贸易中介创造了需求。但是在社会生活中，俄国的行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拥有与自己的农民外围保持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的西方手工业行会和中小工商业资产阶级所拥有的那种地位。俄国贸易的主要商路要经过境外，它们从上古以来就保证让外国商业资本掌握了控制权，全部周转领域都带有半殖民地性质，俄国商人在其中只是充当了西方城市与俄罗斯乡村之间的中间人。这种类型的经济关系在俄国资本主义阶段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得到了更加极端的体现。
俄国城市的微不足道更有利于亚洲型国家的形成，这种情况同样排除了宗教改革的可能性，也就是排除了封建官僚式的东正教被任何一种适应资本主义社会要求的基督教现代变种所取代的可能性。反对国家教会的斗争没有超越农民的宗教派别，其中包括最强大的旧教徒派别分裂教派。
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15年左右，俄国爆发了以普加乔夫分子著称的哥萨克、农民和乌拉尔农奴工人的暴动。是什么原因没有让这次声势浩大的人民起义演变成一场革命呢？是没有第三阶层。没有城市的工业民主制，农民战争便不可能发展成革命，就像农民教派不可能上升到进行宗教改革一样。普加乔夫起义结果适得其反，作为贵族利益捍卫者的官僚专制制度得到了巩固，使得它在艰难时刻再次证明了自己存在的理由。
在彼得统治下正式开始的国家欧化在其后100年间越来越成为统治阶级即贵族自身的要求。1825年，贵族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总结这种要求，实施了旨在限制专制权力的军事密谋。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压力下，贵族中的进步人士企图代替国家所缺少的第三等级。然而他们终究只是打算把自由主义制度与自己那个等级的统治基础结合起来，因此他们极其害怕唤起农民。如果说密谋成了这些杰出却又孤立的、几乎未经战斗就已头破血流的军官永远值得纪念的事业，那是不足为怪的。十二月党人起义的意义就在这里。
拥有工厂的地主在本等级圈子里率先转向赞成用雇佣劳动取代农奴劳动。俄国谷物不断增长的对外输出也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趋势。1861年，贵族官僚依靠自由派地主实行了自己的农奴制改革，而软弱无力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仅仅是作为应声虫参与了这次行动。无须我们说明，沙皇在解决俄国的根本问题——土地问题一事上比普鲁士王朝随后10年间解决德国的根本问题——民族统一问题显得更为小气，也更为狡诈。一个阶级的任务经由另一个阶级之手去加以解决，这就是落后国家特有的叠合方式之一。
不过，叠合发展的规律在俄国工业的历史与性质当中得到了更加不容争辩的体现。它产生得比较晚，也未经重复先进国家的发展历程就进入了后者的行列，并且让先进国家的最新成就来适应自己的落后性。如果说俄国经济的进化就整体而言跳过了行会手工业时代和工场手工业时代，那么它的个别工业部门则实现了一系列机器生产阶段的部分跨越，这些阶段在西方算起来历时了好几十年。由此一来，俄国工业在某段时间里得到了异常迅速的发展。从第一次俄国革命到世界大战期间，俄国的工业产量大概增长了一倍。这一点在有些历史学家看来可以作为充分的论据来证明如下结论：“让人不得不抛弃落后与增长缓慢的奇谈。”[1]实际上超快增长的可能性恰恰是由落后性决定的，可叹惜的是，这种落后性不仅保持到了旧俄国消亡之际，而且作为后者的遗产一直保留至今。
[1]波克罗夫斯基教授的观点见本卷附录一。
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基本指标就是劳动生产率，不过它自身同样有赖于工业在国家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大战前夕，亦即沙皇俄国的繁荣到达顶点之际，按人均计算的国民收入比美国低了8—10倍，如果注意到俄国4/5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而当时美国从事农业生产与从事工业生产的劳动力之比是1：2.5，那么上述情况就不足为怪了。还要补充一点，大战前夕，俄国每一百平方公里面积上只有0.4公里铁路，而当时德国有11.7公里，奥匈帝国也有7公里。其他方面的比例也差不多如此。
然而正是在经济领域，就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叠合发展的规律得到了最有力的体现。到革命爆发之际，俄国农业的主体部分才刚刚达到17世纪的水平，工业按其技术水平和资本构成却达到了先进国家的水平，而在某些部门甚至超过了先进国家。1914年，人数在100人以下的小企业雇佣的工人在美国占全国工人总数的35%，而在俄国只占17.8%。雇佣100—1000人的中型企业和大型企业，两者的比例大致相当。在美国，超过1000人的特大型企业雇佣的工人只占工人总数的17.8%，而在俄国竟占到了41.45%！就最重要的工业地区而言，后者的百分比还要高：彼得格勒达到了44.4%，莫斯科甚至高达57.3%。如果拿俄国工业同英国工业或者德国工业进行比较，也会得出类似的结果。这个我们在1908年首次弄清的事实很难被塞进有关俄国经济落后性的陈腐概念里去。不过这个事实也没有完全否定落后性的理论，而仅仅是对它进行辨证的补充而已。
此外，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在俄国实现融合的完备程度恐怕是其他任何国家都比不上的。不过，俄国工业对银行的依附则意味着它对西方金融市场的依附。重工业（冶金、煤炭、石油）几乎整个地被外国财政资本控制了，它们在俄国为自己建立了银行的辅助与中介系统。轻工业也步上了同样的道路。如果说外国人大约掌握了俄国全部股本的40%，那么相对主要的工业部门而言，这个比例还要高得多。强调俄国银行、工厂的控股权操在外国人手里，可以说一点都没有夸张，其中英国、法国和比利时资本所持的股份差不多超过了德国的一倍。
俄国资产阶级的社会属性与政治面貌是由俄国工业产生的环境和工业的结构决定的。工业生产高度集中本身就已经表明，在资本主义上层和人民群众之间不存在什么属于中间阶层的等级。支撑这个观点的根据就是最重要的工业、银行和运输企业的所有者都是外国人。他们不仅要在国外兑现从俄国攫取的利润，而且在外国议会当中施加自己的政治影响。同时他们不仅不推动争取俄国议会制民主的斗争向前发展，相反还总是阻碍这一斗争：只要让人回想一下法国官方所起的可耻作用就够了。这就是俄国资产阶级政治上陷于孤立及其反人民性质的尽人皆知和无法消除的原因所在。假如说它在自己的历史萌芽阶段要实现宗教改革还显得不太成熟的话，那么当需要它领导革命的时刻到来之际，它又显得成熟过头了。
与国家总的发展进程相适应，输送俄国工人阶级的储备库不是行会手工业，而是农业，不是城市，而是乡村。在这种情况下，俄国无产阶级不是像英国无产阶级那样身后拖着往昔沉重的包袱，经历了好几百年时间才逐渐形成的，而是通过社会环境、各种联系与相互关系的急遽变化，通过跟昨天的剧烈决裂而突变形成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再加上与沙皇倍加沉重的压迫相结合，才使得俄国工人成了易于接受革命思想中最大胆的理论的人群，这与后起的俄国工业易于接受资本主义组织最新成就的情况非常相似。
俄国无产阶级总是反复再现自己简短的起源史。虽然在金属加工行业，尤其是彼得格勒金属加工行业中，最终脱离了农村的世代无产阶级这一阶层已经定型，可是在乌拉尔，多数还是半无产阶级半农民的类型。每年从农村涌进各个工业区的工人新鲜力量在不断修复无产阶级同它的基本社会储备库（农村）之间的联系。
资产阶级政治上的无能是直接由它与无产阶级以及农民的关系的性质决定的。它不能带领工人跟自己走，因为工人在日常的生活中对资产阶级充满了敌意，而且很早就学会了怎样总结自己的使命。俄国资产阶级同样也不能带领农民跟自己走，因为共同的利害关系把它跟地主捆在一起了，它害怕失去无论何种形式的财产。这样一来，俄国革命的后发性也由此可见，原来不单是时间顺序问题，而且是国民的社会结构问题。
英国在完成清教徒革命时，它的总人口没有超过550万，其中有50万人生活在伦敦。大革命时期的法国有2500万人口，其中巴黎也是50万人。据测算，20世纪初俄国的人口约为15000万，其中有300多万人住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在这些拿来进行比较的数据后面隐藏着非常巨大的社会差异。不仅17世纪的英国，就连18世纪的法国也还见不到现代无产阶级。可是到1905年的俄国，在所有劳动部门，在城市和乡村就业的工人，据统计已经不少于1000万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则超过了2500万人，也就是说比大革命时期法国的总人口还要多。从克伦威尔军队中忠实可靠的手工业者和独立农民，包括巴黎的无套裤汉，再到彼得堡的工业无产阶级，革命深刻地改变了自己的社会结构，改变了自己的社会方式，因而也改变了自己的社会目的。
1905年的事件是1917年两次革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序幕，但是正场演出中的全部角色都在这序幕中粉墨登场了，只不过没有坚持到最后。日俄战争动摇了沙皇制度，在群众运动蓬勃开展的背景下，自由资产阶级则利用自己的反对派立场来恐吓专制王朝。工人组织起来，不依附资产阶级，反而在当时第一次负有现实使命的苏维埃形式中与之对立。在国家十分广大的地域内，农民起来为土地而斗争。无论农民还是军队里的革命部队都倾向支持苏维埃，因为后者在革命走向高潮之际公开要从专制王朝手中夺取政权。但是，所有的革命力量都是首次登台，它们没有经验，也缺乏足够的信心。刚好在出现不足以撼动沙皇制度的形势，需要继续斗争推掘它的时刻，自由主义者示威性地疏远了革命。资产阶级——其实当时它已经把大部分民主知识分子吸引到了自己身边——跟人民突然分道扬镳使得专制制度得以比较容易地分化了军队，挑选出可靠的部队，并且血腥地镇压了工人和农民。虽然伤及了几根肋骨，但是沙皇制度还是完好无缺地从1905年的那场冲击中脱身了，而且还显得足够强壮。
在序幕和正场演出之间的11年时间里，历史的发展进程在力量对比方面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呢？沙皇制度进入了与历史发展要求愈加对抗的阶段。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变得更加强大了，不过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种强大倚靠的是工业的进一步高度集中和外国资本不断增强的作用。鉴于1905年教训的影响，资产阶级变得更加保守和多疑。中小资产阶级原先所占的不大的比例进一步降低。民主知识分子一般得不到任何稳定的社会支持。他们所能拥有的只是过渡性的政治影响，不能发挥独立的作用，因此他们对自由资产阶级的依附极大地增强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年轻的无产阶级才能给农民提供纲领、旗帜和领导。无产阶级面临的如此宏伟的任务产生了创建特殊革命组织的紧迫要求，该组织要能立即吸引人民群众，使他们成为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有能力开展革命行动的力量。于是，1905年建成的苏维埃在1917年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里我们还要指出，苏维埃不单纯是俄国历史滞后引发的产物，它还是叠合发展的产物。甚至下面这个事实也能证明这一点，即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德国的无产阶级，在1918—1919年革命高潮时期也找不到除苏维埃以外的其他任何组织形式。
1917年的革命仍然面临推翻官僚专制王朝的直接任务，但是它跟旧式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同，现在作为决定性力量出现的是一个新的阶级，这是一个在工业化高度集中的基础上形成的、用新的组织和新的斗争方式武装起来的阶级。在这里，叠合发展的规律在我们面前得到了极端的体现：革命从清除中世纪残余开始，在几个月时间里它就让以共产党为首的无产阶级夺得了政权。
可见，从自己的初级任务来看，俄国革命是民主革命，不过它是根据新的纲领提出民主任务的。尽管工人在全国普遍建立了包括士兵和部分农民在其中的苏维埃，资产阶级还在就是否召开立宪会议一事讨价还价。在叙述事态发展的过程中，这个问题十分具体地摆在了我们面前。这里作者只打算勾勒出在历史更替中苏维埃的革命的思想和形式的地位。
17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在宗教改革的外衣下开展起来的，为争取按照自己的祈祷书进行祈祷的权利的斗争被混淆为反对国王、贵族、教会长老以及罗马的斗争。长老会教徒和清教徒都坚信：他们要把自己的尘世利益置于神圣的上帝可靠的庇护之下。在他们的意识里，新阶级为之奋斗的任务与圣经信条以及教会惯常礼仪的形式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移民们还把这个用血缘凝结起来的传统随身带到了海外。对基督教的盎格鲁—撒克逊式诠释的特殊生命力就是由此产生的。我们看到，今日大英帝国的“社会主义”大臣们怎样利用那些最具魔法效力的经文替自己的怯懦寻找借口，而17世纪的英国人曾经在这些经文中替自己的勇气寻找合法依据。
在没有经历过宗教改革的法国，作为国教的天主教一直存续到大革命爆发。法国革命不是在圣经条文中，而是在民主的抽象概念中替资产阶级社会的任务找到了说法和根据。法国现今的当权人物，无论他们对雅各宾党人如何仇恨，但事实总归如此：正因为罗伯斯庇尔的冷酷行为，他们才有机会利用某些法则继续掩盖自己的保守统治，而在往昔的某个时候，人们正是利用这些法则把旧社会炸毁的。
上述每一次伟大的革命都打上了资产阶级新社会以及该社会各阶级意识新形式的印记。如同法国革命跨越了宗教改革一样，俄国革命也跨越了形式上的民主。需要在整个时代打上自己印记的俄国革命政党不是在圣经里面，也不是在“纯粹”民主的世俗化基督教当中，而是在社会各阶级的物质关系当中替革命任务寻找依据。苏维埃制度给了这些关系以最简单、最公开和最透明的依据。劳动人民的统治第一次在苏维埃制度中得到了实现。无论这个制度最近发生了怎样的历史性蜕变，它就像宗教改革和纯粹民主在自己的时代一样，深深地渗入了群众的意识。 |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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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17年开头两个月，俄国还是处于罗曼诺夫王朝的统治之下。可是8个月以后，年初人们还知之甚少的布尔什维克就已经掌握了政权。即使在走向政权的时刻，他们的领袖仍在受到叛国罪的指控。在历史上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发生如此急剧转变的革命了，假如没有忘记这里指的是一个拥有15000万人口的国家，那么情况尤其是这样。因此很明显，1917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不管世人怎样看待它们，都是值得研究的。
革命的历史就像所有的历史一样，首先应当叙述它是怎样发生的。不过这还不够。从叙述本身得出的结论应当是明确的：为什么它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发生。事件既不能看作一连串惊险故事，也不是穿在一根线上的、一连串充满偏见的说教。它们应该服从自己既有的规律。本书作者正是把揭示其规律看作自己的任务。
革命最不容争辩的特征就是群众对历史事件的直接干预。平时，君主制国家以及民主制国家都是凌驾于民族之上的；是这方面的专职人员——君主、大臣、官僚、议员、记者在支配历史。可是在那些转折关头，亦即当旧秩序根本不能为群众所忍受的时刻，他们就会摧毁把他们和政治舞台隔开的障碍，推翻自己的传统代表，用自己的干预为新制度建立出发阵地。这到底是坏还是好，让道德家去评判吧。我们自己则要把握事实，认清它们是怎样被客观发展进程赐予的。对于我们来说，革命的历史首先是群众对掌握他们自身命运的领域实行强有力干预的历史。
各个阶级都在笼罩着革命气氛的社会里进行战斗。但是非常‘明显，从革命开始到结束之间，在社会的经济基础方面，以及在阶级的社会基质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对于解释革命自身的进程是完全不够的，因为革命在这短暂的时间跨度里推翻了旧的国家机关，创建了新的机关，然后又再度推翻它。革命事件的进程直接取决于革命爆发前就已经形成的各个阶级的心理上迅速、紧张和剧烈的变化。
问题就在于社会没有根据需要像工匠修复自己的工具那样来改变自己的机关。相反，社会实际上把凌驾于自己之上的机关作为某种一成不变的东西接受了。在数十年时间里，反对派的批评仅仅是防范群众不满的安全阀和维持社会制度稳定的条件。例如，社会民主工党的批评一开始就具有这种原则性的意义。不依赖个人和政党意志的异常特殊的环境是必需的，因为它会由于不满而冲破保守主义的束缚，并且引导群众走向起义。
可见，革命期间群众的意见和情绪的急遽改变不是源自人类心理的灵活性与善变性，而是相反，它源自这种心理深刻的保守性。思想和态度常常落后于新的客观环境，直至其后果以灾祸的形式猛烈撞击人们时为止，这会导致思想和激情的突飞猛进。此种情况在具有警察头脑的人看来似乎就是“巧言惑众者”活动的简单后果。
群众不是拿着现成的社会改造计划，而是带着不能忍受旧制度的强烈感受投入革命的。只有阶级的领导层才有政治纲领，不过这个纲领还需要得到时局的检验和群众的赞同。革命的基本政治过程就在于一个阶级要了解从社会危机中产生的那些任务，就要按照不断接近的方式积极为群众指明方向。革命过程中的某些阶段，因一些政党被另一些更加极端的政党所取代而趋于稳定，在运动的势头还没有遇到客观阻碍之前，它们一直在显示向左转的群众的持续增强的压力。到革命阶级中个别阶层感到失望，冷淡情绪不断增长，以及反革命势力地位得到加强的时候，反动就会开始出现。至少过去历次革命的情况大体是如此。
只有在研究群众自己的政治过程的基础上才能理解我们极少有意忽视的那些政党与领袖的作用。尽管这些政党与领袖并不是构成这一过程的独立成分，然而毕竟是非常重要的成分。没有领导组织，群众的能量就会慢慢消散，犹如没有装在带活塞的汽缸里的蒸汽一样。但是，毕竟不是汽缸也不是活塞，而是蒸汽起推动作用。在研究革命期间群众意识变化的道路上遇到的困难是十分明显的。被压迫阶级在工厂、兵营和乡村里，以及在城市的街道上创造历史。而且，他们极少有把历史记录下来的习惯。社会激情高度紧张的时期留给沉思和反省的余地总是很少的。所有的缪斯，甚至主司大众新闻的平民缪斯，尽管她有强壮的双翼，在革命时期也不得不陷于窘迫的境地。不过尽管如此，毕竟历史学家的处境绝不是毫无希望的。虽然记录是不完整的、零散的与带有偶然性的，但是从事件本身的角度来看，这些零碎的片段往往能让人推测出隐秘进程的演变趋势和节奏。无论是好还是坏，革命政党都要在考虑群众意识变化的基础上制定自己的策略。布尔什维克的历史道路证明，这样的考虑至少大体是行得通的。为什么在斗争旋涡中对革命政治家来说是行得通的东西，在事情过后的历史学家那里会行不通了呢？
可是，从群众意识中产生出来的过程既不是独立存在的，也不是能够自主的。无论唯心主义者和折中主义者多么生气，意识毕竟还是要由现实生活来决定。在形成俄国及其经济形态、阶级结构与国家形式的历史环境中，以及在别的国家对它的影响下，二月革命和它的后继者——十月革命的前提应该说已经具备了。一个落后国家首先让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既然这个事实仿佛是最令人费解的，那么这个事实的谜底就只能事先在这个落后国家的特殊性当中，也就是在它与别国的区别当中去寻找。
作者在本书开头几章里叙述了俄国历史的特殊性及其所占的比重，内容包括俄国社会及其内部各种力量发展演变的简短提要。作者希望这几章不可或缺的概括不会把读者吓跑。读者将在本书后面的部分会在活生生的运动中见到同样的社会力量。
本书绝对不是依赖个人回忆写成的。作者身为当事人的事实并不能使他摆脱在严格核实文献资料基础之上完成自己叙述的责任。本书作者既然同样为事件的过程所驱使，因此以第三人称来称呼自己。而且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写作形式问题：自传或者回忆录里面难以避免的主观色彩在历史学著作中是不能容许的。
然而，作者是斗争参与者这个事实自然不仅令他容易理解个人和集体当事人的心理，而且容易理解事件的内在联系。这种优势可以带来积极的结果，不过要遵守下面这个条件，那就是不指望单凭自己记忆的证据，不仅描述琐碎细节是如此，而且描述重大场面也是如此；不仅看待事实是这样，而且看待动机和情绪也是这样。作者认为他遵守了这个条件，尽管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本人。
剩下的问题是作者的政治立场。如今他作为历史学家坚持的观点就是他过去身为当事人所坚持的那些观点。当然，读者没有同意作者政治观点的义务，作者同样也没有任何理由隐瞒这些观点。但是读者有权利要求历史著作不要写成政治立场的赞美诗，而要描绘成有内在根据的革命真实过程的画卷。只有到了事件在字里行间展现出处于完全自然的必然性之中的时候，历史著作才是完參符合自己的使命的。
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需所谓历史学的“不偏不倚”？无论谁都还无法解释清楚，它应当包含些什么内容。那句广为引用的克里孟梭的话——必须enbloc即从整体上理解革命——即使最好也不过是个机敏的遁词。怎么可能宣布自己是整体的追随者呢？因为它的实质乃是分裂的。克里孟梭的格言部分是由于面对太坚毅的先辈感到惭愧，部分是由于这位后人在先辈的影子面前感到难堪。
当代法国反动的因而也是时髦的历史学家之一L.马德林是一个以沙龙聊天的形式大肆诽谤法国大革命，也就是诽谤法兰西民族诞生的人，他一口断定：“历史学家应当站在处于险境的城墙上，同时既看见包围者，又看见被包围者。”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宽容的正义”。但是马德林自己的著作表明，如果他真的爬上把两个营垒分开的城墙，那他就只能成为反动派的间谍。好在这里谈论的是过去的营垒，要是革命时期待在城墙上就会伴随着巨大的危险。其实，在警报拉响的时刻，那些号称为“宽容的正义”献身的人通常是足不出户的，静候结局：胜利到底属于哪一方。
严肃的和有批判眼光的读者需要的不是虚伪的不偏不倚，因为它献给读者的是在底部调有进行仇恨反应的强效毒药的酒杯。读者需要的是科学上的诚信，这诚信在对事实的忠实研究，建立它们之间的真实联系以及揭示它们的运动规律的过程中为自己公开的和毫不掩饰的好感和反感寻求支持。这是唯一可能的也是不折不扣的历史客观主义，因为它不是由历史学家的良好愿望（何况这愿望也是靠历史学家本人担保的），而是由他所发现的历史进程自身的规律性来检验与证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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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本书史料的是大量定期出版物、报纸杂志、回忆录、原始记录与其他文献资料，其中一部分是原稿，大部分还是由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革命史研究机构出版的。我认为在正文中一一说明个别资料引自何处是多余的，因为这只会给读者带来麻烦。在那些具有综合性历史著作特点的书籍当中，我利用了两卷本的《十月革命简史》（莫斯科—列宁格勒，1927年出版）。各位作者为这部《简史》撰写的各部分文字价值不尽相等，但是不管怎样，它还是包含着丰富的史实资料。
作者书中提到的日期全是按照旧历，也就是说比公历，包括现今的苏联历法晚了13天。作者之所以非得采用这种历法，是因为在革命期间它是实际采用的历法。当然，任何一部相关著作改用新历记载日期不会有什么困难。不过这样做在消除了一个障碍的同时又产生了另外一些更加重大的障碍。例如，推翻帝制的革命是以二月革命这个名称载入史册的，可是按照西方的历法它是3月发生的。反对临时政府帝国主义政策的武装示威是以“四月危机”这个名称写进历史的，可是按照西方的历法它发生在5月。不必多谈其他过渡性的事件和日期，我们只要指出十月革命按照欧洲的历法是发生在11月就够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历法本身染上了事件的色彩，因而历史学家不能凭借简单的计算来矫正革命的编年史。只不过读者最好要记住，在废除拜占庭历法之前，革命必须推翻使用这种历法的制度。
列夫·托洛茨基
1930年11月14日于普林基波 |
俄文版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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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文版前言
二月革命可算是地地道道的民主革命。从政治上看，革命是在两个政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领导下开展起来的。回到二月革命的“遗训”，直到如今还是所谓民主派的正式教条。所有这一切似乎为下面的想法提供了依据，即民主派的理论家应该抓紧对二月革命的经验进行历史和理论的总结，揭示其失败的原因，判定其“遗训”原本是由哪些成分构成的，以及经由什么样的途径来实现它们。何况，两个民主派政党有超过十三年的闲暇时光来做这件事，而且它们当中任何一个都拥有一群写作行家，有这些人无论如何也不能拒绝进行这样的尝试。然而我们始终还没有见到民主派作家撰写的任何一本值得注意的关于民主革命的论著。显然，妥协派政党的首领们不敢还原二月革命的发展进程，尽管在这次革命中他们也有机会扮演同样重要的角色。这会令人感到奇怪吗？不，一切都在意料之中。庸俗民主派的领袖越是大胆地以二月革命的无形遗训的名义发誓，他们对待真实的二月革命的态度就越小心谨慎。此外，他们自己在1917年好几个月时间里占据领导地位这一事实，恰恰是迫使他们不去正视当时时局的最主要的原因。原因就在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这个名称今天听起来多么富于讽刺意味！）的可悲角色不仅反映了其领袖的个人弱点，而且还反映了庸俗民主派的历史退化与二月革命作为民主革命注定要失败的命运。
全部实质就在于二月革命仅仅是一具外壳，而十月革命的内核蕴涵在其中，——这也是本书的主要结论。二月革命的历史就是十月革命的内核怎样从自己的妥协主义外壳中剥离出来的历史。假如庸俗民主派人士有勇气客观地分析时局的进程，那么他们就很少能要求任何人回到二月革命去，就像不能要求谷穗回到长成了它的种子中去一样。这就是虎头蛇尾的二月制度的倡导者如今只好闭眼不看自己曾经达到过的历史顶峰的缘故，而这顶峰同时也是他们无能的顶峰。
诚然，可以举出以历史学教授米留科夫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观点，因为它毕竟是试图要跟“第二次俄国革命”算账的。可是，米留科夫根本不掩盖他只不过是忍受了二月革命而已。大概不会有把国家自由主义保皇派算作民主派，哪怕是庸俗民主派的任何可能吧？事实上，当其他任何制度都不复存在时，它也不会基于同样的理由与共和国达成和解吧？但是，即便把政治考虑置于一旁，米留科夫关于二月革命的著作无论从哪种意义上来说都不能视为科学著作。这位自由主义领袖在自己写的《历史》一书中显得像一个受害者，像一个原告，可就是不像一个历史学家。他的三卷本著作读起来就像是科尔尼洛夫分子覆灭的那些日子《言论报》冗长的社论一样。米留科夫指责所有阶级和所有政党都没有帮助他那个阶级和他那个政党把政权集中在自己手中。米留科夫还猛烈抨击民主派人士不愿意或者说不能够成为彻底的国家自由主义者。同时，他自己又不得不道明，民主派人士跟国家自由主义者走得愈近，他们就愈会失去民众的支持。最后，除了指控俄国人民犯下了名为革命的那桩罪行以外，他什么也没有留下。在撰写自己的三卷本社论时，米留科夫还仍然力图在鲁登道夫的办公室里面寻找俄国内乱的罪魁祸首。众所周知，立宪民主党的爱国主义就是把俄国人民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说成是德国代理人一手导演的，不过为了“俄国人民”的利益，它还是要极力把君士坦丁堡从土耳其人那里夺过来。米留科夫的历史著作正在适当地终结俄国国家自由主义的政治轨迹。
理解革命如同理解整个历史一样，可以只把它当作客观条件制约的过程。民族的发展提出了这样的任务，不可能用除革命以外的手段来解决它们。在某些时代，这类手段是那些把整个民族都卷进悲剧旋涡的力量所强加的。没有什么比通过巨大的社会灾难来教训人更为可怜的事情了。把斯宾诺莎的格言用在这里是特别合适的：不要哭泣，也不要发笑，而要理解。
经济、国家、政治、法律等问题，但是与之并列的还有家庭、个性、艺术创作等问题，都要由革命重新提出，统统都要自下而上地重新审视。没有任何一个属于人类创造的领域是真正的民族革命经由伟大阶段不能进入的。这里顺便指出，这一点已经为历史发展的一元论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论据。在揭示社会全部结构的同时，革命会给社会学这个最倒霉的学科的基本问题投下一道清晰的亮光，而传统思想一直是用酸醋和践踏来供养这门学科的。经济和国家，阶级和民族，政党和阶级，个人和社会的问题在社会发生大变革时是带着极大限度的张力提出来的。如果说革命不能马上解决其自身产生的任何一个问题，而仅仅是创造解决这些问题的新的前提，那么它也会把社会生活中的全部问题彻底暴露出来。认识的方法就是暴露的方法，而这在社会学领域比在其他任何领域都用得更多。
无须说明，作者的这部著作并非十全十美的。读者面对的主要是一部革命的政治史。经济问题之所以被论及，那是因为它们对于理解政治问题是必不可少的。文化问题则完全不在研究范围之内。不过还是不能忘记，革命过程就是某些阶级为取得政权而进行的直接斗争，就其实质而言也是政治过程。
至于专门叙述十月革命的《俄国革命史》第二卷，作者希望今年秋季能够问世。
列夫·托洛茨基
1931年2月25日于普林基波 |
列宁全集第十四卷——在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上关于杜马运动和杜马策略问题的报告（1907年3月4日〔1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4卷
在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上关于杜马运动和杜马策略问题的报告[217]
（1907年3月4日〔17日〕）
简要报道
报告人指出，关于杜马策略的问题无疑是当前政治中的中心问题，因而也是代表大会运动将要反复讨论的要点。中央委员会在其代表大会议程草案（大家在报上已经看到）中拟订的两个问题也提到了首位，这就是：关于“当前政治任务”的问题和关于国家杜马的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提法很不明确。可能孟什维克的意思是指对立宪民主党内阁的支持，但不愿直说出来。无论如何，他们显然希望象在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那样，又回避社会民主党在俄国革命中的策略的几个基本原则问题。然而，现在经验已经表明，回避这些问题只会使社会民主党没有任何坚定的党的策略。不妨回忆一下：中央委员会在支持杜马内阁，即立宪民主党内阁（1906年6月）问题上的策略，不仅没有得到全党的支持，而且没有得到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支持。解散杜马以后，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局部性群众抗议”的著名建议也遭到同样的下场。目前在选举中，党内对待立宪民主党的态度十分游移不定，一些最有影响、最负责的孟什维克，如切列万宁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一月全国代表会议以前和普列汉诺夫（瓦西里耶夫就更不用说了）在代表会议以后的态度尤其突出。
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绝对必须利用第五次党代表大会全体代表出席的时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将第一次有波兰代表、拉脱维亚代表和崩得分子出席），提出关于社会民主党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策略的几个基本原则问题。如果不搞清楚无产阶级在我国整个革命中的任务，不搞清楚是否有使革命进一步发展的客观条件，不搞清楚当前各个阶级和各个政党的划分，特别是立宪民主党的阶级性质等基本问题，谈论“当前政治任务”就不会有什么用处。不搞清楚这些问题，就无法从原则上理智地解决关于立宪民主党内阁和解散第二届杜马时的策略等等问题，而第一届杜马的经验和第二届杜马选举的经验很丰富，有助于把这些问题搞清楚。
因此，报告人对他提出的问题作了简要的说明。毫无疑问，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状况证明，革命的基本任务还没有解决；发动直接的群众运动的客观基础是存在的。这一点在政治上的反映是：同黑帮地主组织日益接近的专制制度不仅同无产阶级群众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而且同农村贫苦农民（当然，除去工人选民团，农民选民团选出的左派复选人的比重量大！）和城市贫民（毫无疑问，在第二届杜马选举中，立宪民主党对城市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导权受到严重打击）群众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化。由此可见，正在发展和逼近的不是立宪危机，而是革命危机；由于客观条件，杜马斗争又一次在向杜马外的斗争过渡，而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在杜马内的活动开展得愈顺利，这一过渡就愈临近。无产阶级，作为民主革命的领袖，它的任务是提高群众的革命觉悟，坚定他们的决心，加强他们的组织性，把小资产阶级从自由派的领导下夺取过来。对于似乎是向杜马负责，而实际上是听命于沙皇黑帮的自由派内阁，根本谈不上支持二字。至于是否有可能利用这种内阁（如果这种内阁能成为事实，而不是用来作为欺骗立宪民主党的空洞诺言，象1907年1月斯托雷平为了引诱立宪民主党脱离左派联盟，而答应让他们合法化那样），这完全取决于革命阶级的力量、觉悟和团结。
至于说到各个政党的阶级内容，那么应该承认，在最近一年内，总的现象是上层阶级向右转，下层阶级向左转。中间力量，即中派削弱了，它受到了滚滚向前的革命巨流的冲刷。黑帮的力量加强了，并且组织起来了，他们同旧俄最大的一支经济力量和阶级力量，即农奴主－地主勾结起来了。十月党仍然是反革命大资产阶级的政党。立宪民主党来了一个向右大转弯。人们愈来愈清楚地看到，立宪民主党的社会支柱是自由派（中等）地主，中等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宪民主党靠传统关系使城市贫民跟着自己走，用“人民自由”这种空话欺骗他们。第二届杜马的选举一下子就表明，即使在最不利的条件下，左派一冲击，就使城市民主派的“下层”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立宪民主党。
立宪民主党向右转了，转向十月党了。城市的，尤其是农村的民主派小资产阶级空前壮大，并向左转了。报告人提示说，在1906年春天，这个小资产阶级在进行公开的政党组织方面还没有任何广泛的政治经验。而现在，从劳动派参加第一届杜马开始，到数量惊人的“左派”和“劳动派”选入第二届杜马为止，这种经验已经很多了。
布尔什维克认为，完成俄国革命的不可能是自由派，而只能是无产阶级，如果它能把农民群众争取到自己方面来的话。这种观点已由1906—1907年的经验出色地证实了。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杜马策略就完全是根据上述论据制定的。社会民主党应当把杜马看作是革命的工具之一，坚决地、公开地、鲜明地在群众面前举起自己彻底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旗帜，为发展革命而进行鼓动、宣传和组织工作，向群众说明在杜马外面爆发一场新的伟大斗争的不可避免性。立宪民主党说什么“爆破杜马”，这是自由派同斯托雷平幕后密谋出来的卑鄙挑拨。所谓不要“爆破”杜马，不要让杜马被解散，也就是说不要做任何会使斯托雷平及其同伙深感不快的事。社会民主党必须指出立宪民主党的这种警察式的口号的挑拨性，必须证明早在第一届杜马里，社会民主党（无论是孟什维克或布尔什维克）的行为就已排除了任何人为的革命“道路”和“号召”等等。立宪民主党是知道这一点的，而他们却纯粹按《新时报》的方式，偷偷地把发展群众性的人民革命的策略换成“爆破”策略。
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必须象我们在彼得堡选举中那样行事：举起自己的革命旗帜；迫使动摇的小资产阶级在我们和立宪民主党之间进行选择；在采取决定性行动的时刻，有时不要拒绝同那些拥护我们而反对黑帮和立宪民主党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达成局部性协议。于是报告人就杜马中运用“左派联盟”的意义和条件作了说明，并特别警告说，不要把这种联盟看作是一种永久性的、使社会民主党受到某些约束的协议，不要把它看作是预先签订的多少带点长期性的协定。如果彼得堡的社会民主党同那些与孟什维克一起向立宪民主党出卖民主的民粹派（包括“革命的”社会革命党人在内）达成永久性的协议，或者哪怕是初步的协定，从而束缚了自己，那么左派联盟在彼得堡的选举中就不会取胜！只有实行独立的、坚定的政策，而不是耍外交手腕，不是搞卑鄙勾当，社会民主党才能保证在必要的时刻得到那些真正有战斗力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的支持。
结束语
报告人在结束语中反对这样做[218]。一方面，即使在战斗关头，社会民主党应当始终是一个有自己组织的单独的独立政党，甚至在“共同的”工农代表苏维埃等内部也应当这样。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不应当重犯孟什维克的错误，把“政治联盟”同“战斗协议”对立起来，因为一切协议只容许在一定的政治路线范围之内订立。当然，如果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在某个问题上反对立宪民主党，而左派在这个问题上能够支持社会民主党，或者为了在议会中战胜立宪民主党（例如，修改法案，取消宣言、声明和决议中的某些肮脏的条文，等等）而必须同左派达成协议，社会民主党就不能拒绝达成这种协议。但是，如果无论同谁订立多少带点永久性的，对社会民主党多少有点限制的协议，从而束缚住自己的手脚，那就是不明智和犯罪。
载于1907年3月4日《无产者报》第14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4卷第406—410页
注释：
[217]这是《无产者报》关于列宁在彼得堡（市区和郊区）社会民主党组织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和总结发言的报道。
彼得堡（市区和郊区）社会民主党组织代表会议于1907年2月举行。出席代表会议的代表全是布尔什维克，其中有表决权的27人，有发言权的14人。代表会议的议程是：即将举行的彼得堡市国家杜马代表的选举和工人选民团；杜马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的杜马策略；代表大会运动，即党代表大会的筹备；彼得堡组织的改组；尼·列宁案的审判（指孟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就列宁发表自己的小册子《彼得堡的选举和31个孟什维克的伪善面目》一事对他追究责任）；对分裂出去的孟什维克的态度；彼得堡的书刊鼓动工作。
代表会议在讨论了第一个问题以后，指定了两名国家杜马代表候选人，并且选出了负责起草给工人初选人、复选人和代表的委托书的委员会。
列宁就第二个问题作了报告，代表会议同意了列宁的报告。代表会议还批准了彼得堡委员会草拟的彼得堡组织的组织结构基本原则。
关于孟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审判列宁的问题，代表会议完全支持列宁，认为孟什维克应对彼得堡社会民主党组织在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前夕的分裂负责，谴责了中央委员孟什维克费·伊·唐恩的分裂活动。代表会议决定组织一个监督党的刊物的委员会，并且派遣彼得堡组织的代表参加《无产者报》和《前进报》编辑部。会上还选出了出席一些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代表会议的代表，这个会议将制定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纲领。——409。
[218]在讨论列宁的报告的过程中，曾涉及到下述问题：社会民主党是否应当只在战斗关头（起义和罢工）同革命民主派达成协议，“在这种时候是否需要建立共同的统一的革命组织”。——413。 |
列宁全集第十四卷——关于南俄工人选民团选举的一些资料（1907年2月11日〔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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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南俄工人选民团选举的一些资料
（1907年2月11日〔24日〕）
我们曾经号召所有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组织搜集有关工人选民团选举的精确资料，这个号召不是没有效果的。我们发给彼得堡同志们的表格已有93份填好送来。这93份表格按区来分是：彼得堡区7份，瓦西里耶夫岛区22份，维堡区18份，莫斯科区18份，戈罗德区28份。希望同志们赶快把其余的表格送来，使有关材料、特别是各大工厂的材料能够凑齐。那时我们再印出资料的总结。
外省给我们送来的有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6个工厂的材料。我们把这些材料列成表格[表格见407页。——编者注］，使同志们可以看出，哪些资料是党感兴趣的，哪些结论是我们应当从工人选民团对各个政党候选人进行初选的经验中得出的。
工厂名称工人人数
初选人人数
初选人参加投票的工人人数
各党派获得的票数
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
社会革命党人无党派人士
右派政党
埃藻工厂3501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
130—112
15—3
机车制造厂27002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
800—650
—
机车库7001社会民主党
230230
———
钉子工厂7001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
250250—
———
轧管厂8501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
200—195
——5
布良斯克轧制铁轨工厂43504社会革命党人
1100—300
800——
6个工厂总计9650106个社会民主党人4个社会革命党人
2710250
1257
2301737
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些资料有多少典型性，从这些资料中得出的结论有多少可以运用到整个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去。应当搜集充分的资料来作出最后的结论。
目前只能指出两种情况。工人参加投票的百分比并不高。看来，社会民主党的工作还不够深入，对群众做工作的面还不够广。大体看来，参加选举的还不到工人总数1/3。轧管厂参加选举的百分比最低：850名工人中只有200名参加，不到1/4。百分比最高的是埃藻工厂：350名工人中有130名参加，占1/3强。
社会革命党在埃藻工厂和布良斯克工厂参加了竞选。在布良斯克工厂社会革命党战胜了孟什维克！在这个最大的工厂里，当选为初选人的是4名社会革命党人。
因此，关于南方的初步的（确实是非常局部的）资料证实了北方的结论：社会革命党击败了孟什维克——这正是给机会主义者的一个教训！正是给那些以不可饶恕的轻率态度离开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而追随自由主义君主主义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人们的一个教训！
社会革命党占初选人总数（10人）的40％，即2/5。但社会革命党获得的选票总数却不到1/3，即2710票中占815票。值得指出，社会革命党尽管在最大的工厂里取胜了，但他们获得的选票比例却小于他们获得的初选人名额的比例。这说明，彼得堡社会革命党深信他们获得选票的比例会大于他们获得初选人名额的比例的这种自命不凡的想法是毫无根据的。没有关于各工厂投票数字的确凿的统计材料，是不能下这样的断语的。
希望全俄同志按照上述式样继续搜集材料，以便全党能够清楚而准确地了解自己活动的结果并学会弄清自己相对失败的原因。
载于1907年2月11日《无产者报》第1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4卷第395—397页 |
列宁全集第十四卷——谈谈彼得堡市莫斯科区第二届杜马选举的总结（1907年2月11日〔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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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彼得堡市莫斯科区第二届杜马选举的总结
（1907年2月11日〔24日〕）
我们请读者注意，关于圣彼得堡工人选举初选人的资料愈来愈清楚地揭露出孟什维克是怎样为自己拼凑参加社会民主党代表会议的选票的。例如，他们从弗兰科－俄罗斯分区“拉到了”370张选举孟什维克当代表会议代表的选票。布尔什维克认为这些选票没有一张是真正的党的选票。事实究竟怎样呢？弗兰科－俄罗斯工厂选出的初选人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他现在已被选为复选人了！
这就把孟什维克从这方面出乎意料地揭穿了。
其次，孟什维克的周刊《我们的世界》（1月28日第1期）竟有……勇气这样叙述莫斯科区的情况：“在布尔什维克的涅瓦区和莫斯科区，当选为初选人的全是社会革命党人。”（第14页）这里所说的涅瓦区的情况，是彻头彻尾的谎话，在涅瓦区，社会革命党击败的正是孟什维克，这在《无产者报》第12号上已经证明过了。
我们再看一看莫斯科区。孟什维克要推卸失败的责任，他们现在就宣布莫斯科区是布尔什维克的区！但孟什维克不应当忘记，这一次是可以对他们进行查对的。我们可以看看31个孟什维克关于退出代表会议的原因致中央委员会的正式声明（印刷品。我们在《无产者报》第12号上已经对它作了分析［注：见本卷第305—309页。——编者注］）。在31人的签名中就有“莫斯科区代表5人”。
而代表会议确定的莫斯科区的代表名额是布尔什维克4人和孟什维克4人。
这不是很值得玩味吗？
当需要拼凑参加代表会议的孟什维克的选票时，孟什维克就宣布孟什维克有5人，布尔什维克只有3人或4人，这时孟什维克是希望占多数的！
而当需要推卸政治责任时，莫斯科区就被宣布为“布尔什维克的区”……
布尔什维克宣布自己在莫斯科区的选票是185票，而且孟什维克自己在他们的印刷品上也承认说，他们只是“有条件地”对这些选票提出异议，而这些选票事实上应当承认（该印刷品第7页）。
孟什维克宣布自己在莫斯科区的选票是48加98加97，总共是243票。其中195票是有异议的，但当时孟什维克自己坚持说（他们的印刷品第7页），所有243票都应当承认！
这就是说，孟什维克宣布自己在莫斯科区占压倒的优势：243票对185票。……可惜，《我们的世界》杂志说话太不慎重了，从它的话里应当得出结论说，孟什维克在代表会议上的行为是不正派的。
最后，我们提醒一下把莫斯科区的总结寄给我们的同志，希望他能按每一个工厂分别搜集关于初选人选举和各候选人所得选票数字的充分资料，这是非常重要的。
载于1907年2月11日《无产者报》第1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4卷第393—394页 |
列宁全集第十四卷——彼得堡工人选民团的选举总结（1907年2月11日〔2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4卷
彼得堡工人选民团的选举总结
（1907年2月11日〔24日〕）
尽管关于工人选民团选举进程的精确材料收集迟缓（布尔什维克已经印发了调查表），但是，选举的概貌还是清楚了。
毫无疑问，社会革命党的力量增大得出乎我们的意料。甚至孟什维克也承认了这一点（《我们的世界》杂志[215]第1期）。在省工人选民团里，社会革命党从10名复选人中取得4名。在市工人选民团里，他们被社会民主党击败了，社会民主党把14名复选人全部争取到手。但是，社会革命党的候选人获得的票数也相当可观（在269名投票者当中，有110—135票拥护社会革命党，有145—159票拥护社会民主党）。
其次，社会革命党特别是在一些最大的工厂里战胜了我们，这个事实同样谁也否认不了。
孟什维克否认下面一个说明我们失败原因的最重要的事实：社会革命党主要是战胜了孟什维克。
在《我们的世界》杂志第1期刊载的一篇关于工人选民团选举的专论中，孟什维克闭口不谈这个问题，假惺惺地说什么派别斗争削弱了社会民主党，并且掩饰正是孟什维克把这个派别斗争弄到分裂，弄到甚至在他们自己的策略中实行遭到先进工人唾弃的“立宪民主主义”。
但是，就是现在已收集到的资料也愈来愈证明我们最初的（《无产者报》第12号上的）结论即社会革命党人战胜了孟什维克是正确的［注：见本卷第342—343页。——编者注］。
在《无产者报》第12号上刊登的各个工厂的资料已经证明了涅瓦区的这种情况。《我们的世界》第1期上发表的颠倒是非的、无中生有的声明简直是笑话。
今天刊登的通讯[216]证明，莫斯科区的情况也是如此。
关于维堡区的情况，孟什维克自己（《我们的世界》杂志第1期）提供了这样的数字：在市区里（孟什维克）有17名社会民主党人，12名社会革命党人和2名未指明身分的人。在只有布尔什维克进行工作的省区里，有7名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一个也没有。
这些数字还不十分精确。但是，一般说来，这些数字完全证实了我们的结论：被社会革命党击败的正是孟什维克。《我们的世界》杂志提出，在维堡区的省区部分，社会革命党根本没有进行活动，“因此，没有发生任何竞争”。这种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第一，为什么社会革命党恰好在圣彼得堡的这一郊区不进行活动，而在其他地方进行活动呢？社会革命党的“竞争”被这里事前进行的各种工作所排除，这种情况难道不是起了作用吗？第二，孟什维克没有提供究竟谁是候选人的精确资料。他们也没有提供各工厂的资料。第三，我们从报纸上知道，正是在维堡区，社会革命党利用孟什维克的“立宪民主主义”在会议上击败了他们。
例如，1月24日的《言语报》报道了1月21日在诺贝尔文化馆（纽斯塔德街11号）召开的会议。据《言语报》报道，社会民主党人古尔维奇发了言，他责备极左的政党抵制杜马（《言语报》用黑体标出了在左派会议上给予立宪民主党的这种援助！）。古尔维奇责备民粹派搞的“小交易”，破坏了同立宪民主党的联盟。民粹派比克尔曼在回答古尔维奇的时候指出，“前一位发言人说什么搞小交易，这是诬蔑”。民粹派斯米尔诺夫证明，孟什维克古尔维奇“同立宪民主党人没有任何区别”。斯米尔诺夫的根据是，立宪民主党人格列杰斯库尔曾公开“赞扬”古尔维奇。
这就是《言语报》的报道。从这个报道中可以明显地看出，社会革命党所以在工人面前击败了孟什维克，就是因为孟什维克对立宪民主党的态度。
社会革命党在涅瓦区、莫斯科区和维堡区的胜利，特别引起大家的注意。现在正是从这几个区可以看出，他们获胜的原因，就是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者在先进的无产阶级面前败坏了社会民主党的威信。
但是，如果说右派社会民主党人使我们不得不在省工人选民团的10个席位中付出失掉4个席位的代价，那么，我们在市工人选民团里就已经扭转了这种局面。
从后面可以看出，我们扭转这种局面的办法，就是在全体初选人面前采取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而不是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
全市的工人初选人共有272名。其中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民主党的同情分子有147名，即占半数以上。其余的人一部分是坚定的社会革命党人（54名），一部分是不坚定的社会革命党人（55名），还有无党派人士（6名），右派1名，劳动派即“左派”9名（其中2名立宪民主党人），等等。
彼得堡委员会在初选人当中大力展开了工作。让大家来讨论一个共同关心的问题，即圣彼得堡选举的策略问题：究竟是联合立宪民主党，还是反对立宪民主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代表向初选人阐明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立场，孟什维克则维护他们自己的策略。
1月28日，各党派的初选人举行了一次决定性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200—250人。以多数票对10—12票通过了完全拥护布尔什维克的策略的决议，要求支持左派联盟，坚决反对孟什维克，反对“暗中”支持立宪民主党。
下面就是这个决议的全文：
“鉴于：
（1）社会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劳动派和人民社会党已提出的、同黑帮和立宪民主党的名单相抗衡的左派名单，在市选民团里获胜，具有特别重要的政治意义；
（2）要获得这样的胜利，只有一切左派政党都同心协力地支持左派名单，
各厂工人的初选人会议建议一切左派政党支持共同提出的左派名单，在彼得堡市的任何一个区，都不要单独提出名单，而且即使在暗中也不得支持立宪民主党。
初选人会议根据群众的意见，希望社会民主党的孟什维克同志们参加左派的协议，促使左派名单在彼得堡选举中获胜。”
总之，全体无产阶级的代表在彼得堡全市（孟什维克想把彼得堡市同省分开）谴责了孟什维克的策略！
同情布尔什维克策略的觉悟工人在彼得堡占优势的事实，在社会民主党代表会议上就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初选人的这个决定又彻底证明了这一点。
1月28日，工人群众的代表向孟什维克发出了最后的呼吁，要他们放弃“暗中”支持立宪民主党的策略，放弃用工贼行径来对待左派联盟的策略。
但是，直到现在孟什维克也没有服从无产阶级的意志。2月1日，《言语报》登载了孟什维克干扰左派联盟的宣言摘要。当左派联盟的全体代表向进步人士阐明了不能接受孟什维克的条件（复选人的“行动自由”，即投靠立宪民主党的自由！）以后，1月29日深夜，科洛姆纳区的非党进步人士便撕毁了他们同孟什维克缔结的书面协定。
1月30日，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和同情这个政党的工人初选人举行了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占这些初选人中的多数——98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代表沃·同志建议讨论关于社会民主党将来的复选人在选举国家杜马代表时必须服从彼得堡委员会的指示的问题。他指出，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个问题不会引起任何怀疑或分歧，因为彼得堡委员会的指示对于彼得堡组织的每一个成员来说，当然都是必须服从的。但是，现在有很大一部分组织，即大多数孟什维克，已经分裂出去，并且声明孟什维克复选人保持自己的行动自由。彼得堡委员会的代表指出，如果工人复选人服从非法的、分裂出去的部分组织的这个指示，就等于完成了孟什维克开始的分裂，就违背了在初选人大会上由压倒多数通过的在选举运动中支持左派联盟的决议。彼得堡委员会的孟什维克委员姆·同志和阿·同志反对这一点，他们坚持，工人复选人只应当考虑初选人的意见。会议以压倒多数通过了以彼得堡委员会的名义提出的有如下内容的决议：“会议认为，复选人在选举的时候必须服从彼得堡委员会的指示。”
孟什维克曾经用尽一切力量来反对这一决议。一些最有名的和最负责的孟什维克甚至在选举前夕这样的时刻也放肆地反对彼得堡委员会。他们提出了一个“修正案”：把彼得堡委员会改为“彼得堡组织”。
但是，工人们已经懂得了孟什维克的分裂政策是对立宪民主党人有利的。他们向孟什维克的演说家喊道：“够了！”。会议以压倒多数否决了暗中为分裂活动作辩护的修正案。
接着又讨论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复选人的候选人人选问题。彼得堡委员会提请会议讨论它提出的14位候选人的名单，这14位候选人是从各区的初选人会议上推举的21位候选人中挑选出来的。当时提出以这个名单作为基础进行讨论，尽管孟什维克表示反对，说这里面有“当权者的压力”，但这个提议还是由压倒多数通过了；当时彼得堡委员会的代表沃·同志解释说：这里没有任何当权者的压力；彼得堡委员会之所以有权威，只是由于得到有组织的彼得堡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信任，彼得堡委员会提出推荐名单，不过是执行它作为一个组织的领导核心所担负的义务而已。所有的候选人都经过了讨论，同时，根据彼得堡委员会一位代表的建议，在候选人当中还更换了一个人，然后才举行投票表决，结果，以绝大多数票数通过了彼得堡委员会的整个名单。
在选举前夕，各报都刊载了彼得堡委员会的名单。
选举（2月1日）使团结一致的社会民主党取胜了。彼得堡委员会的名单全部当选。14名复选人全都是社会民主党人！
在这14名复选人当中，有8名布尔什维克，4名孟什维克（其实，1名是工团主义者，不是孟什维克），和2名拥护左派联盟的无派别社会民主党人。
在市工人选民团中，布尔什维克弥补了社会民主党在省工人选民团中所受的损失。
现在，让《言语报》（见2月3日出版的一号）随便怎样去大发雷霆吧，让它去说布尔什维克连一定比例的少数都没有留给社会革命党吧！
我们从来没有答应过社会革命党有什么比例，也没有人证明过现在究竟是按什么比例，因为没有关于选票数字的资料。只有我们首先开始收集这些资料。
我们保留在工人选民团里有反对一切政党的完全自由。
由于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在彼得堡和彼得堡省全部工人复选人当中，只有4名社会革命党人，而有20名社会民主党人。
在下一届选举中，我们要为社会民主党争取到全部席位。
载于1907年2月11日《无产者报》第1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4卷第386—392页
注释：
[215]《我们的世界》杂志（《НашМир》）是俄国孟什维克的周刊，1907年1—2月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4期。——397。
[216]指1907年2月11日（24日）《无产者报》第13号刊登的彼得堡市莫斯科区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的总结报告。报告说：莫斯科区工人选民团初选人选举结果是：在22个工厂中选出了10名社会革命党人，3名社会民主党人，5名社会民主党的同情者，3名无党派人士，另有1名派别不详。在多数情况下，这种失败并不出乎意料，因为社会民主党在莫斯科区的工作基础较差，而社会革命党则认为该区是它的堡垒之一。“但是，社会民主党在某些工厂的失败，只能归咎于孟什维克关于要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鼓动。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在孟什维克影响特别大的列奇金工厂落选，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一些工人回答该厂社会民主党人为什么没有当选这个问题时直截了当地说，他们所以选社会革命党人，是因为不愿意选‘立宪民主党人’。尽管据孟什维克计算，这个工厂除同情者外，单是党员就有250名左右，但是孟什维克总共只得了94票（包括没有提出自己候选人的布尔什维克的10票），而社会革命党候选人却得了500票。”——398。 |
列宁全集第十四卷——彼得堡选举的总结（1907年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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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堡选举的总结
1907年2月9日于彼得堡
立宪民主党在彼得堡选举中取胜了。他们在11个区里当选复选人的有151人。左派联盟只在1个区，即维堡区取胜，160名复选人中只有9人。
彼得堡选举的基本特点是各个区投票者的百分比几乎都增加了，其次是右派削弱了。立宪民主党占第一位，得28798票（按他们候选人获得的最多票数计算）。左派联盟占第二位，得16703票。占第三位的是十月党人，16613票。占第四位的是君主派，5270票。
因此，同莫斯科相比，是进了一大步。赢得了一个区。左派在许多名单中从第三位跃居到第二位。在莫斯科，左派联盟只获得13％的选票。在彼得堡，几乎多了一倍，即获得25％。
当然，在这里，鼓动工作开展得比较广泛，普遍的杜马选举选出的左派代表大大超过预料所造成的政治影响，也起了作用。莫斯科没有一张日报登载过左派联盟复选人的名单。而彼得堡却有几家报纸登载过，据说，《同志报》在“左倾”后甚至大大提高了发行量。莫斯科没有设立左派名单问事处和填写处，彼得堡却有。莫斯科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居民还相信立宪民主党关于黑帮危险的鬼话。可是在彼得堡，已经明显地看出，小资产者和机会主义者已经不那么相信了。
下面是各选区的统计资料，按各区各个名单上候选人的最多票数计算（根据《言语报》的数字）：
彼得堡市各选区各党派获得的最多票数
立宪民主党和左派
之间选票的差数我们要从立宪民主党那里
夺取多少选票
才能取得胜利？
立宪民主党左派联盟
十月党人君主派
斯帕斯区………………33971644
1514624－1753
877
纳尔瓦区………………23771643
1326307－734
368
利季约区………………2776919
2153667－1857
929
科洛姆纳区……………13181122
1068236－196
99
瓦西里耶夫岛区………23131949
2102418－364
183
罗日杰斯特沃区………27841325
1195537－1459
730
喀山区…………………1749589
998201－1160
581
海军部区………………955246
725196－709
355
莫斯科区………………41001702
2233706－2398
1200
亚历山大－涅瓦区……27351421
799588－1314
658
彼得堡区………………32822754
1851541－528
265
维堡区…………………10121389
649249＋377
—
共计………2879816703
166135270
5个有希望的选区共1573票
从这些统计资料中可以得出许多有意义的结论。
首先，关于“黑帮危险”。选举证明，这种危险并不存在。我们的屡次声明以及全体布尔什维克，包括《艰苦劳动》周刊[212]和《观察周报》一再提出的警告，已经完全得到了证实。
不管在立宪民主党和左派之间怎样分选票，黑帮在彼得堡都不可能当选！
不仅如此，即使十月党人和君主派勾结起来（特别在彼得堡，这是不可能的，彼得堡的德意志人十月党人在瓦西里耶夫岛甚至差点儿同“十月十七日同盟”吵起来），黑帮在彼得堡也不可能取胜！任何人只要化点功夫计算一下上面那些并不复杂的数字，他就能看出这一点。立宪民主党和左派的选票总数（45500票）比十月党人和君主派的选票总数（22000票）多一倍以上。不管在这四个名单中间怎样分选票，不管右派采取什么“措施”，黑帮危险都不存在。
小资产者，即民粹派和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者跟着立宪民主党叫喊黑帮危险，他们欺骗了人民。这一点我们在选举前就说过。选举证明我们说对了。
彼得堡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小市民的无骨气和政治上的近视事实上已经暴露无遗。虽然彼得堡选举远不象莫斯科那样，但它毕竟是被立宪民主党吓倒了的和愚弄的小市民的选举。在彼得堡选举以前，所有的报刊，从《言语报》起到无可奈何地捍卫左派联盟（证明自己同情左派？）的《同志报》止，都发表过大量的资料，这些资料证明，立宪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的应声虫是怎样用他们所捏造的黑帮当选危险这个怪影来吓唬小市民的。
立宪民主党叫喊黑帮当选危险，是想借此摆脱从左面来的危险，而他们自己在这个时候却去晋谒斯托雷平，向他保证一定更聪明、更忠诚，一定与左派划清界限。根据《同志报》今天（2月9日）的报道，斯托雷平自己承认，他知道一点关于立宪民主党这种向右转的事情！
其次，彼得堡选举的结果可以回答这样的问题：这次选举给我们带来了些什么？我们直接的反立宪民主党的宣传能否唤醒一批新的、以前对什么都漠不关心的选民并吸引他们参加政治生活呢？我们从自由派那里争取过来多少跟自由派跑的小资产者并且把他们拉到了无产阶级一边呢？
为了对此作出判断，我们首先把1906年和1907年立宪民主党和左派的选票（仍然是按最多票数）作一个比较。
投票数（最多的）
彼得堡市选区1906年
1907年第一栏和第二栏的差数
立宪民主党人立宪民主党人
左派一共
斯帕斯区………………50093397
16445041＋32
纳尔瓦区………………35782377
16434020＋442
利季约区………………37672776
9393695－72
科洛姆纳区……………22431318
11222440＋197
瓦西里耶夫岛区………37772313
19494262＋485
罗日杰斯特沃区………33932784
13254109＋716
喀山区…………………22421749
5892338＋96
海军部区………………1553955
2461201－352
莫斯科区………………51244100
17025802＋678
亚历山大－涅瓦区……29912735
14214156＋1165
彼得堡区………………49463282
27546036＋1090
维堡区…………………19881012
13892401＋413
总计………4061128798
1670345501
＋4890
从这些统计资料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1906年和1907年选反对派和选革命派的票数的对比情形。我们得到的17000票（按整数计算）中，近12000票是从立宪民主党那里夺取来的，近5000票是从以前对选举漠不关心的（一部分是抵制选举的）群众那里争取来的。
同时，这里可以立即看出“没有希望的”区和有希望的区之间的差别。所谓“没有希望的”区就是我们竭尽全力显然也不可能在1907年取胜的那些区。“没有希望的”区主要有海军部区和利季约区。立宪民主党的选票超过我们很多。这是什么原因呢？
原因很清楚。前一个区居民的成分是官吏，后一个区是大资产阶级（《艰苦劳动》周刊在选举以前就指出了这一点[213]）。在没有工商业无产阶级而官吏占多数的地方，劳动派所支持的社会民主党不可能取胜。这些地方甚至投票的人数也减少了，因为不感兴趣！在这些地方，我们只为左派联盟夺取了1/4左右的立宪民主党选票。
另一种情况是有希望的区，在这些区里，劳动派所支持的社会民主党唤醒了大批新的分子，把城市贫民从冷漠和沉睡中唤起参加政治生活。亚历山大－涅瓦区和彼得堡区就是这样。这些地方反黑帮的票数增多了，在每一个区里，立宪民主党和左派的选票合在一起增加了1000多票。这些地方左派的选票大部分不是从立宪民主党那里夺取来的，而是新的。斗争的声音，社会民主党和劳动派的声音唤醒了立宪民主党的甜蜜歌喉所不能唤醒的人们。
在彼得堡区，我们一共只要从立宪民主党那里夺取265票，就能取胜。2754票加上265票，很明显，胜利是完全有可能的。同样很明显，这里远非无产阶级型的城市贫民——店员、车夫、小房客都拥护左派。很明显，得到劳动派支持的社会民主党的号召没有落空，这里比立宪民主党进步，比立宪民主党更左一些的居民人数是十分可观的。
在亚历山大－涅瓦区，斗争要困难得多。要从立宪民主党那里夺取658票，才能取胜。1421票要加上658票，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但是增加的数字仍旧不到原票数的一半。我们没有理由把那些只要使我们的选票增加一半就能取胜的区当作没有希望的区。
我们要在科洛姆纳区取胜是轻而易举的，我们只要从立宪民主党那里夺取99票就行了。在瓦西里耶夫岛区，立宪民主党、十月党和左派的三大名单的得票数几乎相等，只要从立宪民主党那里夺取183票，我们就能取胜。在纳尔瓦区，我们要从立宪民主党那里夺取368票才能取胜。
总之，左派联盟在彼得堡无疑吸引了店员和城市小资产者，发动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第一次参加政治生活，把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从立宪民主党那里争取过来了。
有人认为在劳动派支持社会党人的过渡阶段，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对于工商业职员来说是接受不了的，这种悲观失望的观点已经被彼得堡的选举彻底驳倒了。只要我们有愿望，并且有办法，我们就可以把首都每个区的数以千百计的城市贫民发动起来参加政治斗争，我们可以把每个区的数以百计的店员、办事员等等从那个同斯托雷平搞交易的自由派资产者政党那里争取过来。只要我们在这方面进行坚持不懈的工作，立宪民主党叛徒对城市贫民的领导权就一定会被摧毁。立宪民主党在彼得堡再同左派联盟打一场选举战，就一定支撑不住！在现行选举法的条件下，如果“斯托雷平的”鼓动和米留可夫的交易再搞上几个月后，立宪民主党再来作一次较量，他们就会被彻底击溃！
其实很容易看出，在这次选举中，左派联盟差一点就能取胜。没有希望的区只是海军部区、利季约区、斯帕斯区、罗日杰斯特沃区、喀山区和莫斯科区。在所有这6个区里，我们得把自己的选票增加一半以上，但是，即使我们尽力进行选举鼓动和散发书刊等等，这也未必可能办到（确切些说，可能办到，不过不是在斯托雷平战地法庭所允许的选举自由下！）。在这几个区中，前2个区由于社会成分方面的原因，社会民主党和劳动派不可能争取到。后4个区有可能争取到，可是我们在这些区的工商业职员中间的工作还非常非常薄弱。
在其余6个区中，有1个区我们在左派联盟一开始竞选时就取胜了。有4个区我们不从立宪民主党那里夺取99—368票就不能取胜。有1个区要夺取658票。在这5个区，左派联盟一共要从立宪民主党那里夺取1573票才能取胜，才能赢得整个彼得堡！
如果社会民主党人同心协力，如果同立宪民主党搞交易的机会主义分子不把订立左派联盟的时间拖得很久，如果分裂出去的那部分孟什维克对左派联盟不扮演工贼的角色，那么，未必有谁敢说，社会民主党不能在5个区内夺到1573票。
什么叫工贼呢？工贼就是同战斗的无产阶级有联系但在共同斗争的时刻却绊它腿的人。
这些特征是否适合分裂出去的孟什维克呢？当然适合，因为孟什维克破坏了彼得堡社会民主党组织的统一，造成了战斗队伍的涣散，在斗争最激烈的时候投靠了立宪民主党，最后，甚至在左派联盟订立后还直接扰乱我们。请回想一下，左派联盟是在1月25日订立的，而分裂出去的孟什维克1月28日竟在《同志报》上号召在5个区内弃权！2月1日这些孟什维克（在《言语报》上）又发表了宣言，以黑帮危险吓唬小市民！
不仅如此，在今天的《言语报》第3版上，我们在一篇关于彼得堡区选举的报道里看到，有一张选票上写着：“我弃权。一个孟什维克。”
请读者好好想一想这个例子的意义吧！
1月28日孟什维克在《同志报》上公布了分裂出去的那部分人的执行机关的决定。在这个决定的第6条中，彼得堡区是干脆排除在那些有黑帮危险的区之外的。
第6条直截了当地声明说，在彼得堡区同左派达成协议是合适的。第3条直接了当地写道，就是不能同左派达成协议，孟什维克也号召在没有“明显的”黑帮危险的地方投左派的票。可是，“孟什维克”仍然在彼得堡区弃权！！分裂出去的孟什维克在其他各选区又是怎样行事的呢？
既然如此，那怎么可以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在完全没有黑帮危险的情况下，正是一部分孟什维克的工贼行径破坏了左派联盟在彼得堡的选举胜利？
让无产阶级从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和叛变中吸取教训吧。我们将永远坚定而勇敢地比别人更早地树起自己的旗帜。我们始终要号召小资产者离开自由派的庇护而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这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唯一革命的无产阶级策略，采取这种策略，只要群众性政治斗争一活跃，我们就能取胜。
萨拉托夫，下诺夫哥罗德——这是第一个胜利[214]，莫斯科，彼得堡——这是第一次冲击。够了，立宪民主党老爷们！该结束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律师对城市贫民的欺骗了。让斯托雷平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一起去咒骂“红抹布”吧。社会民主党将在一切被剥削的劳动群众面前高举红旗，坚守岗位。
载于1907年2月11日《无产者报》第1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4卷第398—405页
注释：
[212]《艰苦劳动》周刊（《ТернииТруда》）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刊物，1906年12月24日（1907年1月6日）—1907年1月6日（19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3期。头两期刊载了列宁的《政治形势和工人阶级的任务》和《各资产阶级政党和工人政党是怎样对待杜马选举的？》两篇文章（见本卷第201—207页和第227—231页）。根据彼得堡高等法院的决定，该刊被禁止出版。——390。
[213]指载于1907年1月6日（19日）《艰苦劳动》周刊第3期的《彼得堡存在着黑帮危险吗？》一文。该文对各选区的居民成分作了详细的分析。——393。
[214]萨拉托夫和下诺夫哥罗德是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第一阶段中左派联盟获得胜利的两个地方。萨拉托夫选出的80名复选人中，左派65人，立宪民主党15人；下诺夫哥罗德选出的80名复选人中，左派39人，立宪民主党38人，十月党3人。——396。 |
列宁全集第十四卷——第二届杜马和第二次革命浪潮（1907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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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杜马和第二次革命浪潮
1907年2月7日于彼得堡
事变以不能不称之为十足革命的速度发展着。四天以前，我们就彼得堡的选举运动［注：见本卷第367—372页。——编者注］写道：政治划分已经明朗，只有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单独断然地、自豪地举起了坚决反对反动派的暴力、反对自由派的伪善的旗帜。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包括工人政党内的小资产阶级部分）则动摇不定，时而转向自由派，时而转向革命的社会民主党。
今天彼得堡进行选举。选举的结果不会改变我们已经指出的社会力量的对比。昨天的杜马选举已经选出了524名代表中的217名，也就是已经选出了2/5强，它清楚地勾画出第二届杜马的成分，清楚地勾画出目前形成的政治形势。
根据《言语报》（它是倾向于立宪民主党的，当然把事情渲染得有利于立宪民主党）的资料[208]，已经选出的205名杜马代表分配如下：右派37名，民族自治派[209]24名，立宪民主党48名，进步人士和无党派人士16名，非党左派40名，民粹派20名（其中劳动派13名，社会革命党6名，人民社会党1名），社会民主党20名。
毫无疑问，我们面前的这届杜马比上届杜马更左。如果下一步的选举还是这样的结果，那么我们在500名杜马代表中将得出如下的粗略数字：右派90名，民族主义者50名，立宪民主党125名，进步人士35名，非党左派100名，民粹派和社会民主党各50名。当然，这只是为了说明问题而作的大体计算，但是现在未必可以怀疑大体的统计数字是正确的。
右派占1/5，温和的自由派（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者，包括民族主义者，立宪民主党人，以及如果不是全体也是部分进步人士）占2/5，左派占2/5（其中无党派人士占1/5，民粹派和社会民主党人数相等，共占1/5）。——这就是根据初步的统计资料描绘出来的第二届杜马的成分。
这表明什么呢？
这表明全欧洲最反动的黑帮政府所实行的暴政最野蛮最无耻；它所实行的选举法在全欧洲最反动；而最落后国家的人民代表机关的成员却是欧洲最革命的！
这种异常明显的矛盾极其清楚地反映出整个现代俄国生活的基本矛盾，反映出我们当前时期的全部革命性。
从1905年伟大的1月9日以来，革命已经过去两年了。我们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反动势力猖狂的时期。我们经历了短暂的自由的“光明间歇”。我们经历了罢工斗争和武装斗争两次伟大的人民爆发。我们经历了一届杜马和两次雷同的选举，这些选举最终形成了党派的划分，使得不久前对政党还没有任何概念的居民发生了极为明显的划分。
两年来，我们消除了一部分人由于幼稚，一部分人由于极端自私而产生的认为解放运动是统一的信念，消除了对和平的立宪道路所抱的一系列幻想，取得了群众斗争形式的经验，甚至采用了最激烈、最极端、最尖锐的斗争手段，即一部分居民反对另一部分居民的武装斗争。资产阶级和地主凶狠残暴。小市民精疲力竭。俄国知识分子灰心丧气。自由派空谈家和自由派叛卖者的政党立宪民主党趾高气扬，利用厌倦革命的情绪进行投机，把自己从事法穆索夫[210]式卑鄙勾当的本事冒充为自己的领导才干。
而在下层，在无产阶级群众和破产的饥饿的农民群众的最底层，革命在前进，在不声不响地挖掘旧制度的基石，用国内战争的惊雷唤醒沉睡的人们，促使形势瞬息万变，“自由”和凶残的暴力、沉寂和议会活动（选举、群众大会、热火朝天地搞“联盟”）迅速交替，使最不爱动的人们也动了起来。
结果产生了新的更左的杜马，发展下去就是新的更剧烈更明显的革命危机。
现在连瞎子也应该看到，我们面临的恰恰是革命危机，而不是立宪危机。这是毫无疑问的。俄国立宪的日子屈指可数了。新的搏斗肯定逼近了：或者是革命的人民取得胜利，或者是第二届杜马象第一届一样不光彩地夭折，随后是选举法被取消，黑帮专制制度卷土重来，如此而已。
我们不久前的“理论”争论，在现在正在升起的革命太阳的灿烂光芒的照耀下，突然显得多么微不足道！可怜的、恐慌的、胆怯的知识分子发出的在选举中有黑帮危险的哀鸣不是很可笑吗？我们在11月（《无产者报》第8号）发表的“立宪民主党人用黑帮危险的叫喊来愚弄孟什维克，以便摆脱从左面来的危险”［注：见本卷第114—115页。——编者注］这个精辟的见解不是得到证实了吗？
革命教育人。革命强迫那些由于意志薄弱或者智能低下而经常走入歧途的人回到革命的轨道。孟什维克希望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希望“反对派”团结一致，希望能够“利用整个杜马”。他们尽一切可能（甚至不择手段，象在彼得堡那样分裂党），来建立一个完全自由派的杜马。
希望落空了。革命比缺乏信心的机会主义者们想象的要强大。在立宪民主党掌握领导权时，革命只能被葬送，只有在布尔什维克社会民主党掌握领导权时，革命才能胜利。
杜马的情况正象我们在《无产者报》第8号（1906年11月）上同孟什维克争论时所描绘的那样。这是一个两极分明的杜马，是温和谨慎的中间派被革命洪流冲没的杜马，是克鲁舍万之流同革命人民对峙的杜马。布尔什维克社会民主党将在这个杜马中高举自己的旗帜，并且象在彼得堡选举中那样，向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群众说：请选择吧，是跟着立宪民主党去同斯托雷平之流搞交易，还是到人民群众的队伍里来进行共同的斗争！我们全俄国无产阶级正在进行这种斗争。凡是希望让人民得到自由、让农民得到土地的人都跟着我们走吧！
立宪民主党已经嗅出风向变了，政治晴雨计迅速下降了。难怪形形色色的米留可夫之流都神经紧张了，以至赤膊上阵，公开叫骂起“红抹布”来（在斯托雷平之流的办公室里，这些家伙总是暗地里骂“红抹布”！）。难怪今天的《言论报》（2月7日）大谈其政治晴雨计的“突变”，大谈其政府的动摇——一会儿“内阁要辞职，一会儿要实行某种军事政变，搞黑帮的军事大暴行，日期已经定在14日”。于是俄国自由派丧魂落魄地哭泣起来，伤心地说，难道“自发反应的政治……”又来了。
是的，可怜的不幸时代的可怜的英雄们！革命又来了。我们兴高采烈地迎接日益临近的人民的自发怒潮。但是我们将全力以赴，使这次新的斗争尽量少一些自发性，尽量多一些自觉性、坚定性、持久性。
政府早已开动了自己机器的所有轮子：镇压、暴行、残杀、欺骗和愚弄。但是现在所有这些轮子运转失灵了，什么手段都已试过，包括在乡村和城市动用大炮在内。可是，人民的力量不仅没有耗尽，现在反而愈来愈广泛、强大、公开和勇敢了。一面是黑帮专制制度，一面是左派的杜马。这毫无疑问是革命的形势。最尖锐的斗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
正因为斗争不可避免，我们才用不着推进它、加快它、催促它。这件事让克鲁舍万之流和斯托雷平之流去关心吧。我们所关心的是如何明确地、直接地、无情地、公开地向无产阶级和农民揭露真相，使他们看清即将来临的风暴的意义，帮助他们组织起来，象视死如归的勇士那样沉着迎敌，象伏在战壕里的士兵那样等枪声一响就马上去冲锋陷阵。
恩格斯在1894年针对德国资本说：“资产者老爷们，你们先开枪吧！”[211]现在我们要说：“克鲁舍万之流和斯托雷平之流的老爷们，奥尔洛夫之流和罗曼诺夫之流的老爷们，你们先开枪吧！”我们的任务就是，当黑帮专制制度自己扑向我们的时候，便帮助工人阶级和农民摧毁它。
因此，不需要任何过早的起义号召！不需要任何对人民的庄严宣言。不需要任何军事政变，不需要任何“宣告”。暴风雨自己会到我们这里来的。不需要炫耀武器。
应当准备武器。这句话既有直接的意思也有间接的意思。应当准备的首先是和主要是一支由于自己的觉悟和决心而团结一致和坚强无比的无产阶级军队。应当十倍地加强我们在农民中间的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就是这些农民正在乡村中忍饥挨饿，就是他们在去年秋天把自己的经历过伟大革命的一年的儿子送去当兵。应当消除各种掩盖和抹煞革命的思想障碍，应当克服各种怀疑和动摇。应当简单地、平心静气地、用人民最易了解的朴实方式最清晰响亮地说：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一定会应战。无产阶级一定会贡献出一切，会把自己的全部力量投入这次争取自由的战斗。让破产的农民知道，让士兵和水兵们知道，现在是决定俄国自由的命运的时候了。
载于1907年2月11日《无产者报》第1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4卷第380—385页
注释：
[208]指1907年2月7日（20日）《言语报》第31号刊登的短评《第二届国家杜马》。——383。
[209]民族自治派是指俄国第二届国家杜马中的波兰代表。——383。
[210]法穆索夫是俄国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中的人物，是一个位居要津的贵族官僚，极端仇视进步思想，为人专横暴虐而又卑感无耻。——385。
[211]引自恩格斯1891年写的《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92页）。恩格斯在1895年给马克思的《1843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的导言中再次提出了这一论点（同上，第610—611页）。——387。 |
列宁全集第十四卷——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1907年2月5日〔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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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
（1907年2月5日〔18日〕）
现在我们把德国社会民主党《新时代》周刊上发表的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信，全部汇集成册出版，目的是想使俄国读者更好地了解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在通信中对他自己的私事谈得很多，这是理所当然的。对于写传记的人来说，这些材料都是异常宝贵的。但是对于广大读者，特别是对于俄国工人阶级来说，这些书信内包含着理论和政治材料的那些地方，却更加重要得多。正是在我国，在目前的革命时代，细心研究马克思对工人运动和世界政治的各种问题的直接评论材料，是特别富有教益的。《新时代》杂志编辑部说得完全对：“认识那些在大变革时代形成其思想和意志的人物的面貌，就能提高我们自己。”在1907年，俄国社会党人更是加倍需要有这种认识，因为他们从这种认识中间可以得到许多极宝贵的指示，从而了解他们在本国所经历的一切革命中的直接任务。俄国现在正处于“大变革”的时代。马克思在相当动荡的19世纪60年代所采取的政策，在很多情况下是社会民主党人在目前俄国革命中采取的政策的直接榜样。
因此，我们现在只是简单地提一下马克思书信中理论上特别重要的地方，而比较详细地谈谈他作为无产阶级的代表所采取的革命政策。
从更全面和更深刻地弄懂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在1868年7月11日写的一封信（第42页及以下各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40—542页。——编者注］。马克思在这封信里通过反驳庸俗经济学家的方式，非常清晰地说明了自己对所谓“劳动”价值论的见解。马克思把素养较差的《资本论》读者会很自然产生、因而被庸俗的“教授式的”资产阶级“科学”的代表人物百般利用的那些反对马克思价值论的意见，作了一个简单扼要而又异常透彻的分析。这里马克思指出了他怎样说明和应当怎样说明价值规律。他以最通常的反对意见为例，说明了他自己所运用的方法。他阐明了价值论这样一个（似乎是）纯粹抽象的理论问题同那些要求“把缺乏思想的混乱永远保持下去”的“统治阶级利益”之间的联系。我希望，凡是开始研究马克思和阅读《资本论》的人，在钻研《资本论》最难懂的头几章的时候，能把我们上面提到的那封信反复地读一读。
书信中另外一些在理论上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马克思对于各个作家的评论。马克思的这些评论写得非常生动，充满热情，可以看到他对一切重大思潮都全神贯注地进行考察分析。当你读到这些评论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好象是在亲自聆听这位天才思想家讲话一样。除了那些顺便谈到的对于狄慈根的评论以外，特别值得读者注意的是他对蒲鲁东派[199]的评论（第17页）。只是轻轻几笔就把那些在社会大动荡时期投靠“无产阶级”，但不能领会工人阶级的观点，不能刻苦认真地在无产阶级组织“行列中间”进行工作的资产阶级的“优秀的”知识青年描绘得惟妙惟肖。［注：同上，第31卷第530—534页。——编者注］
对杜林的评论（第35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25—526页。——编者注］好象是预示了恩格斯（同马克思一起）在9年以后所写的有名的《反杜林论》一书的内容。这本书有策杰尔包姆的俄译本，可惜这个译本翻译得很糟，不仅有许多遗漏，而且有不少错误。信里还有对杜能的一段评论，其中也牵涉到李嘉图的地租论。［注：同上。——编者注］马克思早在1868年就坚决驳斥了“李嘉图的错误”，而在1894年出版的《资本论》第3卷中则已把这些错误彻底驳倒了。但是，直到现在，从我国十足资产阶级的、甚至是“黑帮”的布尔加柯夫先生起，直到“准正统派”马斯洛夫，所有这些修正主义者都仍然在重复这些错误。
还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毕希纳的评论，其中谈到他的庸俗唯物主义和从朗格著作（“教授式的”资产阶级哲学的正常的依据！）中抄来的“肤浅的废话”（第48页）［注：同上，第567页。——编者注］。
现在我们来谈谈马克思的革命政策。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居然流行着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市侩观念，以为具有特殊斗争方式和无产阶级的特殊任务的革命时期是变态，而“宪制”和“极端反对派”却是常规。当今世界上无论哪一个国家也没有象俄国那样发生这样深刻的革命危机，同时无论哪一个国家也没有对革命采取这样怀疑和庸俗态度的“马克思主义者”（降低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我们这里的人总是从革命内容是资产阶级的这一事实得出肤浅的结论，认为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而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则负担次要的、附属的任务，认为无产阶级不能领导这个革命！
马克思在他给库格曼的书信中是多么有力地揭穿了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肤浅看法呀！拿1866年4月6日写的一封信来说吧。马克思当时已经完成了他的主要著作。在他写这封信的14年前，他已经最后作出了对于德国1848年革命的估价。[200]1850年，他自己否定了自己在1848年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幻想［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12—514页。——编者注］。在1866年，他刚开始看见新的政治危机在日益增长的时候，便写道：
“我们的庸人〈指德国自由派资产者〉终究会了解到，如果没有一次推翻哈布斯堡和霍亨索伦王朝的革命，结果又会引起一场三十年战争……”（第13—14页）［注：同上，第31卷第518页。——编者注］
这里丝毫也没有幻想即将到来的革命（这次革命是从上面发生的，而不是象马克思所期待的那样从下面发生的）会推翻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这里十分明确地指出，这个革命只是推翻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君主制度。而他对这个资产阶级革命具有多么大的信心啊！这位了解资产阶级革命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有巨大作用的无产阶级战士充满着多么强烈的革命热情啊！
过了三年，在拿破仑帝国崩溃的前夜，马克思指出法国发生了“非常有趣的”社会运动，他非常高兴地说道，“巴黎人为了准备去从事即将到来的新的革命斗争，又在细心研究他们不久前的革命历史经验了”。马克思描写了在评价这段历史时揭示出来的阶级斗争以后，得出结论说（第56页）：“整个历史的魔女之锅就沸腾起来了！什么时候我们那里〈德国〉也会这样呢！”［注：同上，第32卷第584—585页。——编者注］
这正是俄国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向马克思学习的地方。他们因怀疑论而软弱无能，因书呆子气而麻木不仁，他们惯于念忏悔词，很快就厌倦革命，象盼望节日似的盼望葬送革命，渴望用宪法条文来代替革命。他们应该向无产者的这位理论家和领袖学习对革命的信心，学习号召工人阶级把自己的直接的革命任务坚持到底的本领，学习那种决不因革命暂时失利而灰心丧气的坚韧不拔的精神。
马克思主义的学究们以为这全是伦理的空谈，全是浪漫主义，缺乏现实主义！不，先生们，这是革命理论和革命政策的结合，不把这两者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就会变成布伦坦诺主义[201]、司徒卢威主义[202]和桑巴特主义[203]。马克思的学说把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谁把冷静地肯定客观情况的理论曲解为替现状辩护，以至于尽快地使自己去适应每次革命的暂时低潮，尽快地抛弃“革命幻想”而去从事“现实主义的”小事，那他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就是在那些仿佛最平静的、如他所形容的“田园诗般的”时期，或如《新时代》杂志编者所说的“死水一潭的沉闷”时期，也能够觉察到革命即将临近，而启发无产阶级去认识他们所担负的先进的革命任务。而我们俄国那些把马克思庸俗化的知识分子，却在最革命的时期教导无产阶级采取消极的政策，采取“随波逐流”、悄悄支持时髦的自由主义政党的最不稳定分子的政策！
马克思对公社的评价是他给库格曼的书信中的精华。拿这种评价来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右翼所采用的手段对照一下，是特别有益的。普列汉诺夫在1905年12月以后，灰心丧气地喊道：“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204]他居然还把自己同马克思相比，说马克思在1870年也曾阻止过革命。
是的，马克思也曾阻止过革命。但请看看，普列汉诺夫所作的这种比拟，正好表明普列汉诺夫和马克思有天渊之别。
在1905年11月，即第一次俄国革命高潮的一个月以前，普列汉诺夫不但没有坚决警告过无产阶级，反而公开说必须学会掌握武器，必须武装起来。[205]而一个月以后，当斗争已经爆发的时候，普列汉诺夫却又毫不分析这次斗争的意义、分析这次斗争在整个事变进程中的作用以及同以前斗争形式的联系，就马上扮作一个悔罪的知识分子说道：“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
1870年9月，即在公社成立半年以前，马克思已在有名的国际宣言[206]中直接警告过法国工人，说实行起义是蠢举。他事前就揭露了以为1792年的运动可能再现的民族主义幻想。他不是事后，而是好几个月以前就说过“用不着拿起武器”。
当他自己在九月声明中认为毫无希望的这件事情在1871年3月开始实现的时候，他又采取了怎样的态度呢？马克思是否利用这一点（象普列汉诺夫利用十二月事件那样）来专门“挖苦”自己的对手，即那些领导了公社的蒲鲁东派和布朗基派呢？他是否象一位女训导员那样唠叨说，我曾经讲过，我曾经警告过你们，而现在你们看，你们的浪漫主义，你们的革命狂想，搞出了什么名堂呢？他是否也象普列汉诺夫教训十二月起义的战士那样，用什么“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这类自鸣得意的庸人的说教来教训公社活动家呢？
不。马克思在1871年4月12日给库格曼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06—208页。——编者注］，我们希望每个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每个识字的俄国工人都把这封信当作座右铭。
马克思在1870年9月把起义说成是蠢举，但到了1871年4月，当他看见人民的群众运动已经起来的时候，他就以参加者的态度，对这个标志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运动前进一大步的伟大事变表示莫大的关切。
他当时说，这是要打破官僚军事机器的尝试，而不是简简单单把这个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他讴歌蒲鲁东派和布朗基派所领导的巴黎“英勇的”工人。他当时写道：“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第88页）……“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
马克思最重视的是群众的历史主动性。要是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从马克思身上学到怎样来估计俄国工人和农民在1905年10月和12月所表现的历史主动性，那该多好啊！
一方面是半年前就预见到失败的一位深思熟虑的思想家竭力推崇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另一方面是毫无生气的麻木不仁的迂腐说法：“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这岂不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吗？
马克思当时虽然流亡在伦敦，但他却以他特有的全部热情对待这一群众斗争，并且作为这一斗争的参加者来批评那些“奋不顾身的”、“冲天的”巴黎人所采取的直接步骤。
现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那些在1906—1907年大骂革命浪漫主义的“现实主义的”聪明才子们，在当时不知会怎样讥笑马克思！他们看到这位唯物主义者和经济学家，这位空想的敌人赞扬冲天的“尝试”时，不知会怎样嘲笑他呢！那些套中人[207]看到这种所谓暴动意图和空想主义等等，看到对冲天的运动所作的这种估价时，不知会怎样掉泪、冷笑或表示怜悯！
而马克思丝毫没有象绝顶聪明的鲍鱼那样害怕讨论革命斗争最高形式的技术问题。他讨论的正是起义的技术问题。是防御，还是进攻呢？——他写道。好象军事行动就在伦敦附近发生似的。接着他自己解答说：一定要进攻，“本来是应该立刻向凡尔赛进军的……”
这是在1871年4月，在伟大的流血的五月的几个星期前写的……
一个是当起义者开始了冲天的“蠢举”（这话是1870年9月说的）时说，“本来是应该立刻向凡尔赛进军的”。
另一个是当在1905年12月必须用武力来抵抗敌人夺取我们已经赢得的自由的初次侵犯时说：“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
是啊，难怪普列汉诺夫把自己同马克思相比！
马克思继续从技术上提出批评说：“第二个错误是中央委员会〈请注意，这是军事指挥机关，是指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过早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力……”
马克思善于警告领导者不要举行尚未成熟的起义。但他对待冲天的无产阶级，却是以实际的顾问，以群众斗争的参加者的姿态出现的，因为群众不管布朗基和蒲鲁东的荒谬理论和错误怎样，终究把整个运动提到了更高的阶段。
他当时写道：“不管怎样，即使巴黎的这次起义会被旧社会的豺狼、瘟猪和下贱的走狗们镇压下去，它还是我们党从巴黎六月起义以来最光荣的业绩。”
马克思没有向无产阶级隐讳公社所犯的任何一个错误，他为这一业绩而写的一部著作，至今还是“冲天的”斗争的最好的指南，同时也是自由派和激进派的“瘟猪”最害怕的东西。［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31—389页。——编者注］
普列汉诺夫为十二月事件写的一部“著作”，却几乎成了立宪民主党人的福音书。
是啊，难怪普列汉诺夫把自己同马克思相比。
库格曼在写给马克思的回信中，大概是表示怀疑，认为事情没有希望，说必须采取现实主义态度而不要采取浪漫主义态度，——至少他是拿公社，即拿起义同巴黎1849年6月13日的和平示威相比较。
马克思立刻（1871年4月17日）对库格曼作了严厉的驳斥。
他写道：“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
马克思在1870年9月把起义叫作蠢举。但一旦群众举行了起义，马克思就愿意同他们一起前进，同他们一起在斗争过程中学习，而不是打官腔，教训他们。他懂得，谁想事先绝对确切地估计成功的机会，谁就是有意欺骗，或者是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气。他最重视的是工人阶级英勇地奋不顾身地积极地创造世界历史。马克思观察世界历史，是从正在创造历史，但无法事先绝对准确地估计成功机会的那些人们的观点出发的，而不是从瞎说“本来容易预见到……本来就用不着拿起……”等等的小市民知识分子的观点出发的。
同时，马克思能够理解到历史上常有这种情形，即群众进行殊死的斗争甚至是为了一件没有胜利希望的事业，但对于进一步教育这些群众，对于训练这些群众去作下一次斗争却是必需的。
我们现在那些冒牌马克思主义者喜欢滥引马克思的话，只愿仿效他估计已往而不愿仿效他创造未来，他们完全不能理解，甚至根本反对问题的这种提法。普列汉诺夫在1905年12月后开始“阻止……”时，根本就没有想到问题的这种提法。
而马克思正是提出了这个问题，同时丝毫也没有忘记自己在1870年9月认为起义是蠢举这一事实。
他写道：“资产阶级的凡尔赛恶棍们要巴黎人抉择：或是接受挑战，或是不战而降。工人阶级在后一场合下的消沉，是比无论多少领导者遭到牺牲更严重得多的不幸。”［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10页。——编者注］
我们对于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教给我们的真正无产阶级政策的教训的简短介绍就到此结束。
俄国工人阶级已一度证明，并且还将不断证明，它有“冲天的”本领。
1907年2月5日
载于1907年由新杜马出版社在彼得堡出版的小册子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4卷第371—379页
注释：
[199]蒲鲁东派是以法国无政府主义者皮·约·蒲鲁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蒲鲁东主义的拥护者。蒲鲁东主义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它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批判资本主义所有制，把小商品生产和交换理想化，幻想使小资产阶级私有制永世长存。它主张建立“人民银行”和“交换银行”，认为它们能帮助工人购置生产资料，使之成为手工业者，并能保证他们“公平地”销售自己的产品。蒲鲁东主义反对任何国家和政府，否定任何权威和法律，宣扬阶级调和，反对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这部著作中，对蒲鲁东主义作了彻底的批判。列宁称蒲鲁东主义为不能领会工人阶级观点的市侩和庸人的痴想。蒲鲁东主义被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们广泛地利用来鼓吹阶级调和。——374。
[200]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对1848—1849年德国革命的一些最重大问题的观点，是在恩格斯的著作《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3—115页）中阐述的。这部著作以一组文章的形式发表于1851年10月25日—1852年10月23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署名卡·马克思，因此当时人们把它作为马克思的著作。直到1913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发表之后，才知道这部著作是恩格斯写的。列宁在这里说的就是这部著作。——376。
[201]布伦坦诺主义是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路·布伦坦诺所倡导的改良主义学说，布伦坦诺是德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的讲坛社会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鼓吹通过工厂立法和组织工会就可以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克服社会矛盾。列宁称布伦坦诺主义是一种承认无产阶级的非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学说。——377。
[202]司徒卢威主义即合法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90年代出现在俄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一种思想政治流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彼·伯·司徒卢威。司徒卢威主义利用马克思经济学说中能为资产阶级所接受的个别论点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作论证。在批判小生产的维护者民粹派的同时，司徒卢威赞美资本主义，号召人们“承认自己的不文明并向资本主义学习”，而抹杀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列宁锐敏地看出司徒卢威主义是国际修正主义的萌芽，它必然要发展成为资产阶级的民族自由主义。——377。
[203]桑巴特主义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一个思想流派，因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威·桑巴特得名。桑巴特在其活动初期是个涂上了薄薄一层马克思主义色彩的社会自由主义的活动家，后来成为资本主义的辩护士。列宁曾指出，桑巴特之流“利用马克思的术语，引证马克思的个别论点，伪造马克思主义，从而用布伦坦诺主义偷换了马克思主义”（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303页）。——377。
[204]这句话出自格·瓦·普列汉诺夫的《再论我们的处境（给Ⅹ．同志的信）》一文（载于1905年12月《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4期）。普列汉诺夫在这篇文章里说：“不合时宜地发动起来的政治罢工导致了莫斯科、索尔莫沃、巴赫穆特等地的武装起义。在这些起义中我们的无产阶级表现得强大、勇敢和具有献身精神。但是他们的力量总还不足以取得胜利。这种情况本来是不难预见到的。因此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见《普列汉诺夫全集》1926年俄文版第15卷第12页）——377。
[205]1905年11月，格·瓦·普列汉诺夫在《我们的处境》一文中写道：“只是得到左轮手枪或匕首是不够的，还需要学会使用它们。70年代的革命家们在这方面是行家，我们的同志们还远不及他们。我们必须尽快填补自己革命教育中的这一空白。善于使用武器应成为我们中间拥有武器者理所当然地自豪的事情和尚未得到武器者羡慕的事情。”（见《普列汉诺夫全集》1926年俄文版第13卷第352页）——378。
[206]指马克思在1870年9月6—9日写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285—294页）。——378。
[207]套中人是俄国作家安·巴·契诃夫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别利科夫的绰号，是因循守旧、害怕变革的典型。——379。 |
列宁全集第十四卷——彼得堡选举的意义（1907年2月4日[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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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堡选举的意义
（1907年2月4日[17日]）
彼得堡的竞选运动即将结束。离选举只有三天了，当读者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彼得堡的投票结果已经揭晓了。
在彼得堡选举揭晓以前，似乎不好谈论这次选举的意义。其实并非如此。彼得堡的竞选运动经历的时间这样长，这次运动提供的非常有教益的政治材料这样多，因此它的意义已经完全明确了。不论选举的结果怎样，1906—1907年彼得堡的运动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俄国革命史上一个重大的独立阶段。
革命在彼得堡竞选运动中所取得的不可磨灭的成果，首先在于弄清楚了各个政党的相互关系和各个阶级的情绪（从而也弄清楚了各个阶级的利益和整个政治形势），其次，在重大的公开的群众性事件中，对社会民主党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基本策略问题的各种答案作了实际的检验。
彼得堡竞选运动中的主要事件是以旋风般的速度发生的。在这一阵旋风中，人们不得不立即采取行动，于是各个政党和派别的真正性质和实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显露出来了。在这一阵旋风中，任何表面上的联系、任何党的传统都保持不住了，——组织分裂了，诺言背弃了，决议和立场改变了，每天都有极重大的新闻。不同政党和不同派别之间的冲突异乎寻常地尖锐，平时就很激烈的论战，这时转为格斗。而这种情况之产生，并不是由于俄国人不能自制，不是由于地下状态养成的怪癖，也不是由于我们没有教养，——只有庸人才会这样来解释问题。
不，尖锐冲突和激烈斗争的原因在于阶级差别的深刻性，在于社会倾向和政治倾向的对抗性；这些倾向在事变的影响下出乎意料地迅速地显现出来了，要求每个人立即采取“步骤”，使所有的人转入冲突，迫使他们用斗争来维护自己目前的地位、自己真正的路线。
彼得堡是各个政党的中央所在地。它是俄国政治生活的中心。这里的报刊不是地方性的，而是全国性的。所以结果必然是：彼得堡各个政党的竞选斗争，就是俄国革命今后发生的许多议会的或非议会的斗争和事件的最重要的征兆、标志和榜样。
最初提出来的似乎是一个小的、次要的“技术性”问题，即关于一切反对派政党和革命政党为防止黑帮危险而达成协议的问题。其实，在这个“简单的”问题的掩盖下，隐藏着主要的政治问题：（1）关于政府对自由派即立宪民主党的态度；（2）关于立宪民主党的真正倾向；（3）关于立宪民主党在俄国解放运动中的领导权；（4）关于劳动派即小资产阶级的政党的倾向；（5）关于温和的人民社会党人和革命的社会革命党人的阶级共性和政治上的亲密关系；（6）关于社会民主工党的小资产阶级部分或机会主义部分；（7）关于无产阶级在解放运动中的领导权；（8）关于俄国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看得见的即公开的和看不见的即隐蔽的分子和“潜在力量”的作用。
所有这许多政治问题都是由生活本身，即选举运动的进程本身提出的和解决的。这些问题的提出违背了许多政党的意志，并且不管它们是否意识到这些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是“强制性”的，甚至会破坏一切传统——而最终的结果对于参加运动的一大批政治家来说，也是完全出乎意料的。
小市民们一谈到所有这些意外事件，便摇着头说：布尔什维克总有办法。他们真走运！
这些话使我想起了不久以前发表的恩格斯致左尔格的那些信中的一段话。1884年3月7日恩格斯在致左尔格的信中写道：
“两个星期以前，我的侄子从巴门来看我。他是一个自由保守党人，我对他说：‘现在我们在德国已经处于这样的地位，我们简直可以坐享其成，而迫使我们的敌人为我们工作。不管你们废除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或者把它延期，不管你们把它修改得更残酷些或者稍微温和些，——反正都一样。无论你们做什么，总是对我们有利。’他答道：‘是啊，一切情况都对你们非常有利。’我说：‘当然罗，要是40年前我们没有正确地判断情况，没有根据这个正确的判断来进行自己的活动的话，那么情况就不会对我们有利了。’侄子什么也没有回答。”［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25—126页。——编者注］
布尔什维克当然可以不去引证40年前的情况——我们在这里是把不大的事情同很大的事情相比较——但是可以引证布尔什维克确定了社会民主党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策略以后的几个月和几年的情况。在彼得堡竞选运动的最重要的和决定性的时期，布尔什维克实际上是坐享其成了，——情况对我们有利。我们的一切敌人，从残酷无情的大敌斯托雷平开始，到挥舞纸剑的“敌人”修正主义者为止，都在为我们工作。
在彼得堡选举运动初期，一切反对派、一切左派都是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它们采取了一切可以采取的、一切想象得出的办法来反对我们。而结果正合我们的心意。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早以前（从1905年在日内瓦出版的《两种策略》［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1—124页。——编者注］一书起）就非常正确地估计到了政府对自由派的态度以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对无产阶级的态度。
什么原因使立宪民主党同除了布尔什维克以外的一切“左派”几乎结成的联盟破裂了呢？是米留可夫同斯托雷平的谈判。斯托雷平一招手，立宪民主党人就背弃了人民，象狗崽子一样爬到黑帮主子那里去了。
这是偶然的吗？不，这是必然的，因为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基本利益要求这个阶级在每个决定性关头都不同人民在一起进行革命斗争，而同反动派妥协。
什么原因使一切小资产阶级政党（民粹主义政党和劳动派政党）和工人政党的小资产阶级部分——孟什维克成为极不坚定的和无骨气的人呢？为什么他们动摇不定、反复无常、左右摇摆，为什么他们追随立宪民主党人并把立宪民主党人奉若神明呢？
不是由于某个西多尔或卡尔普的个人品质问题，而是由于小资产者必然步自由派的后尘，当自由派的尾巴，小资产者不相信自己，不能忍受暂时的“孤立”，不能沉着而坚定地对待资产阶级走狗的叫嚣，他们不相信群众即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独立的革命斗争，拒绝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起领导者的作用，放弃自己的口号，而去迎合和巴结米留可夫之流……
而米留可夫之流正在巴结斯托雷平！
布尔什维克独立地确定了自己的路线，并且早就在人民面前树起了自己的旗帜，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旗帜。
揭穿关于黑帮危险、关于通过晋谒斯托雷平之流的方法进行“斗争”的骗人的鬼话！谁愿意真正使人民得到自由，谁愿意真正使革命取得胜利，——就跟着我们走吧，既反对黑帮匪徒，也反对立宪民主党商贩。
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自己投入战斗。我们不怕使自己“孤立”，我们不参与你们的卑鄙下流的诡计和勾当。
和无产阶级一道搞革命，还是和自由派一道去同斯托雷平谈判，选民们，请你们选择吧！民粹派先生们，请你们选择吧！孟什维克同志们，请你们选择吧！
我们确定了自己的路线以后，便坐享其成了。我们等着瞧这场已经开始的格斗的结局。1月6日我们的代表会议树起了我们的旗帜。1月18日以前，米留可夫在斯托雷平跟前纠缠，而孟什维克、民粹派和无党派人士则在米留可夫跟前纠缠。
所有的人都纠缠在一起了。所有的人都玩弄手腕，所有的人都互相责骂，互相攻击，所以他们不可能走到一起。
我们没有玩弄手腕，而是为了维护我们所明确和公开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原则而痛斥过所有这些人。
一切能够投入斗争的人都跟我们走了。左派联盟成了事实。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成了事实。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了所有的劳动派和大部分孟什维克，甚至领导了知识分子。
在彼得堡的选举中已经树起了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旗帜。不管这回有所有政党参加的俄国第一次重要选举的结果如何，独立的、执行自己路线的无产阶级的旗帜已经树立起来了。这面旗帜将在杜马斗争以及引导革命走向胜利的其他一切形式的斗争中迎风飘扬。
通过自己的独立的、坚定的和不屈不挠的行动把被压迫被奴役的农民群众，把动摇不定的、反复无常的和意志薄弱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使他们同背叛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断绝关系，从而箝制这个资产阶级，领导人民的群众运动去推翻万恶的专制制度，——这就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任务。
载于1907年2月11日《无产者报》第1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4卷第365—370页
注释：
[17]十月党（十月十七日同盟）于1905年11月成立，名称取自沙皇1905年10月17日宣言。该党代表和维护大工商业资本家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地主的利益，属于俄国自由派的右翼。十月党的主要领导人是大工业家和莫斯科房产主亚·伊·古契柯夫和大地主米·弗·罗将柯，活动家有彼·亚·葛伊甸、德·尼·希波夫、米·亚·斯塔霍维奇、尼·阿·霍米亚科夫等。十月党完全拥护沙皇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13。 |
列宁全集第十四卷——政治上的利德瓦尔事件（1907年2月4日〔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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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的利德瓦尔事件
（1907年2月4日〔17日〕）
据《电讯报》[197]报道（1月26日），1月24日在土木工程师大厅里召开的会议上发生了下面一件事情。
“瓦·瓦·沃多沃佐夫走上讲台，提请会议注意涅梅季剧院事件。‘我当时在那里问，米留可夫背着选民同斯托雷平进行谈判是不是真的。回答我的是一片喊声：“胡说！诬蔑！”而格列杰斯库尔教授答复说，米留可夫是一位党可以绝对信任的正直的人。我决不怀疑米留可夫的为人正直，但是，这种谈判确实进行过。这一点连米留可夫也不否认。今天他在《言语报》上写道，他就人民自由党的合法化同斯托雷平谈判过，而斯托雷平向他提出了不能接受的建议。但是，米留可夫隐瞒了这些建议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如果这些建议是卑鄙的，就应当公布出来，让全民把它们钉上……耻辱柱！’
警察局长宣布：‘现在散会！’
听众吵吵嚷嚷吹着口哨拥向门口。会议主办人严厉地责备沃多沃佐夫，警察局长则派了两名巡警守在讲台旁边，以防意外。”
沃多沃佐夫先生企图揭露米留可夫同斯托雷平的谈判，不应当受到严厉责备，而应当受到赞赏。只有不了解公民义务的小市民，或者想向人民隐瞒立宪民主党的勾当的人，才会责备政治活动家的这种行动。我们不知道，由立宪民主党人纳波柯夫作报告的这次会议的主办人属于这两类人中的哪一类。
米留可夫同斯托雷平谈判这个问题具有重大意义。有意忽视和回避这个问题，声称这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丑闻的人，是极端错误的。谁怕提这件丑闻，谁就没有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公民有责任揭露政治上的利德瓦尔事件。
米留可夫同斯托雷平的谈判正是政治上的利德瓦尔事件的一小部分。不过，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应当受刑事处分的贪污和舞弊，而是一个盗用“人民自由”这一伟大字眼的政党所搞的政治上无耻的罪恶交易。
我们在《劳动报》[198]上已经指出：米留可夫向人民隐瞒了斯托雷平提出的“条件”，隐瞒了他晋谒的次数和时间。他还隐瞒了是斯托雷平召见他，还是他米留可夫自己求见的。最后，他还隐瞒了立宪民主党彼得堡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对这件事是否有决议，中央是否给省里发过通知。
不难看出，要对立宪民主党的祖巴托夫行为作出全面的评价，有待于这些材料的公布。向人民隐瞒的都是些坏事情。沃多沃佐夫先生说得对，应当把它们公布出来。如果沃多沃佐夫先生希望有政治责任感的公民们把他看成是一位正直、刚毅和坚定的政治家，而不是一个专门追求奇闻的新闻记者，他就应该继续进行揭露。如果问题牵涉到全民事业中的丑行，公民就有责任迫使隐瞒者说话。
无论是谁，只要稍微了解这些丑行并且愿意履行公民的责任，他就应该迫使米留可夫之流到法庭去控告他犯了诬蔑罪，然后他应该在法庭上揭露立宪民主党的领袖，揭露他们在人民同旧制度进行激烈的选举战的时候，却背着人民同旧制度的领袖进行幕后交易！
现在我们向米留可夫先生和立宪民主党公开提几个问题：
1、米留可夫(还有他的伙伴？)晋谒斯托雷平先生是在什么时候或者各次晋谒究竟是在什么时候？
2、是斯托雷平自己邀请米留可夫的吗？米留可夫一点也不知道斯托雷平想同他谈的那些“卑鄙的”(沃多沃佐夫先生语)条件吗？
3、立宪民主党彼得堡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讨论斯托雷平的建议而举行的会议(或两个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召开的？会上没有决定为响应这些建议采取某些步骤吗？关于这件事情没有给省里下达什么指示吗？
4、米留可夫晋谒斯托雷平以及这两位要人为了互相迎合而采取的其他某些步骤，同立宪民主党1月18日在与小资产阶级联盟举行的“代表会议”上的行为的性质有什么联系？
我们将来还要(大概不止一次)揭露立宪民主党人“晋谒”黑帮的问题。我们还要拿出易于使局外人了解的各种文献来证明：正是在立宪民主党同黑帮的这些谈判中，包含着“左派”同立宪民主党不能建立共同联盟的原因，这种联盟是许多人希望建立而我们始终反对的。
现在我们只是指出：
希望米留可夫先生和立宪民主党知道：不只是沃多沃佐夫一个人，而且还有许许多多的人，都会来全力揭露这个政治上的利德瓦尔事件！
载于1907年2月4日《观察周报》第2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4卷第362—364页
注释：
[197]《电讯报》（《Телеграф》）是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报纸（日报），1907年1月20日（2月2日）—2月18日（3月3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26号——364。
[198]《劳动报》（《Труд》）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周报），1907年在彼得堡出版。——365。 |
列宁全集第十四卷——关于莫斯科选举的初步材料（1907年2月4日〔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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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莫斯科选举的初步材料
（1907年2月4日〔17日〕）
自由派的报纸和为自由派效劳的报纸仍然在叫嚷莫斯科和彼得堡的黑帮危险。
为了说明这些叫嚷和论调虚伪到什么程度，我们下面列表举出彼得堡的报纸上现在已公布的有关莫斯科选举的全部材料。
为了对比，我们同时还引用了1906年3月28日《我们的生活报》上关于1906年莫斯科市选举的材料。
这些材料一次又一次地证明关于“黑帮危险”的神话完全是无稽之谈。关于这些材料的意义，我们在另外的地方再谈。
1907年莫斯科市选举中的得票数字是：
莫斯科市的选区立宪民主党十月党
君主派左派联盟
阿尔巴特区………………1348514
154214
巴斯曼区…………………934462
113155
戈罗德区…………………943266
10761
列福尔托沃区……………938631
244190
米亚斯尼茨区……………1331551
191191
普列奇斯坚卡区…………1183538
161175
普列斯尼亚区……………1196550
187458
罗戈日区…………………1565963
267286
谢尔普霍夫区……………469189
69101
斯列坚卡区………………1239403
106303
苏谢沃区…………………2061700
398841
哈莫夫尼基区……………1011647
197297
亚基曼卡区………………1153552
171241
特维尔区…………………1730680
189313
亚乌扎区…………………1117299
75162
梅先区……………………1839838
262689
16个选区总计……197578783
28914677
莫斯科市的选区立宪民主党十月党
君主派左派联盟
1906年
阿尔巴特区………………1269700
？—
苏谢沃区…………………2867930
193—
普列斯尼亚区……………1662646
150—
普列奇斯坚卡区…………1810734
？—
特维尔区…………………1810850
174—
戈罗德区…………………571362
50—
斯列坚卡区………………1368640
40—
亚乌扎区…………………600300
？—
巴斯曼区…………………1263507
83—
9个选区总计132005669
690—
1907年这9个选区总计114514412
14902682
可见，莫斯科的选举证明关于黑帮危险的鬼话是无稽之谈。再提醒一下，1906年彼得堡的选举材料也同样证明如此：
彼得堡第一届杜马选举的投票情况：
选区立宪民主党名单所得的最少票数该票数的一半
右派政党的名单所得的最多票数复选人数目[196]
海军部区………………1395697
668－5
亚历山大－涅阿区……29291464
1214－16
喀山区…………………21351067
985－9
纳尔瓦区………………31861743
1486－18
维堡区…………………1853926
652－6
彼得堡区………………47882394
1729－16
科洛姆纳区……………21411070
969－9
莫斯科区………………49372468
2174－20
斯帕斯区………………48732436
2320－15
利季约区………………34141707
2097＋15
罗日杰斯特沃区………32411620
2066＋14
瓦西里耶夫岛区………35401770
2250＋17
载于1907年2月4日《观察周报》第2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4卷第360—361页
注释：
[196]本栏中的“－”号表示在立宪民主党所得票数与左派联盟对半分的情况下，黑帮也不能得到的复选人名额，本栏中的“＋”号则表示在同样情况下有可能被黑帮夺得的复选人名额。——363。 |
列宁全集第十四卷——在彼得堡选举中如何投票？（关于黑帮危险的鬼话对谁有利？）（1907年2月4日〔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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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彼得堡选举中如何投票？
（关于黑帮危险的鬼话对谁有利？）
（1907年2月4日〔17日〕）
革命派的社会民主党人早已指出：关于黑帮危险的鬼话，是那些想摆脱从左面来的危险的立宪民主党人无中生有地散布出来的。
人们没有听社会民主党人的话。自由派的报刊过去和现在都齐声叫喊黑帮危险。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派即民粹派，天真地附和了自由派。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者也跟着自由派跑，有时（例如在彼得堡）竟堕落到公然用工贼行径来对待无产阶级。
请看一看吧，选举究竟说明了什么？
现在大家都看出，选民的情绪已经向左转了。黑帮在选举中遭到的失败比去年惨重得多。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是正确的。所谓投票中的黑帮危险，是那些背着人民同斯托雷平搞交易的立宪民主党人制造的鬼话。大家知道，去年在彼得堡投立宪民主党的票的沃多沃佐夫先生现在已经抛弃了他们，公开揭露了米留可夫晋谒斯托雷平的行径！米留可夫本来应当承认这个事实，可是他一直向人民隐瞒斯托雷平向他提出的立宪民主党合法化的条件！
现在，立宪民主党人在他们的报纸上拼命向斯托雷平表白他们的温和、谦虚、忠诚，表白他们不依赖“左派”并且有决心同“左派”作斗争。
你看，这岂不是一种既有利又方便的政策吗？在诱骗斯托雷平和他的伙伴即黑帮的时候，就唾弃“左派”，在报刊上、会议上和选举中反对左派。而在诱骗左派的时候，确切些说，在诱骗左派中头脑简单的人和左派中的工贼的时候，就叫嚷黑帮危险，说什么为了不分散选票，请投立宪民主党的票！
立宪民主党人在莫斯科执行的也正是这种政策。原杜马代表、最出名的立宪民主党人之一的科科什金先生选举那天在《俄罗斯新闻》上写道：
“每个人都知道：左派联盟不能争取那些在‘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之间动摇不定的无党派人士的选票；它不能夺取‘十月十七日同盟’任何一张选票。但是，它能夺取人民自由党的选票，从而促使反动派取得胜利。它的活动一旦成功，只会得到这样的实际结果。”
在选举当天的早上，科科什金先生就是这样写的。而选举已经证明，科科什金先生撒了弥天大谎。左派联盟活动的结果表明：不管我们夺取立宪民主党多少选票，右派在莫斯科取胜都是不可能的！
莫斯科的选举证明，黑帮危险这种鬼话是立宪民主党造的谣，今后只有左派中那些甘心充当工贼的人才会随声附和。
看看各选区的选票数字吧。我们把全部数字都列入了下面的一篇短评《关于莫斯科选举的初步材料》。这些数字表明，在16个选区［注：莫斯科共有17个选区。但是第17选区即皮亚特尼察区的材料不充分。在这个选区里，立宪民主党至少获得1488票，十月党人大概获得600票；左派联盟大概获得250票。］中的14个选区，十月党人所得的票数还不到立宪民主党和左派的总票数的一半。这就是说，在14个选区内，左派的单独竞选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促使反动派取胜”。
科科什金先生撒了慌，竟诬蔑左派联盟是反动派的帮凶！
科科什金先生用黑帮危险这种假话来吓唬选民，要选民不投左派联盟的票。
科科什金先生也象彼得堡的立宪民主党人一样，甚至在财产合格的选民面前不敢提出实质性问题：选民在原则上是同情斯托雷平的对话人的政党还是同情社会民主党和劳动派。科科什金之流的先生们也象彼得堡的立宪民主党人一样，他们利用的不是选民的觉悟，而是被自由派的仆从报刊关于黑帮危险的叫嚣所蒙蔽的小市民的胆怯。
莫斯科的选举，的确是被吓倒了的小市民的选举。这一点可以从已被公认为不同情“布尔什维克”的报刊上得到证明。
1月29日《交易所新闻》[194]刊登了该报特派记者报道《莫斯科选举复选人》的情况的来信。这位记者是这样写的：
“选民们投完了票，远远地走开，开始交谈观感。
——喂，怎么样，大概投了格林格穆特的票吧？——一个承包人问他的工长。
——哪儿的话，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我们投了立宪民主党人的票。——身子又矮又胖活象一只圆桶的工长回答说。
——为什么不投左派联盟？——承包人追问一句。
——危险，选票会分散。——工长回答说。”
这就是莫斯科大批小市民投立宪民主党的票的原因！小市民不投左派的票，并不是因为对他们反感，而是因为“危险，选票会分散”，也就是因为小市民相信了立宪民主党的谣言，造谣者利用他们垄断的每天出版的自由派报纸来愚弄小市民。
莫斯科1月28日的选举表明：在提出四个名单的情况下，选票不会分散到造成黑帮胜利的危险。
立宪民主党人在莫斯科愚弄了被吓倒了的小市民。应该让彼得堡的选民了解这一点，要他们不再落入那些同斯托雷平搞交易的立宪民主党人的圈套！
我们还请读者注意一下1906年和1907年的材料（莫斯科的9个选区的材料。可惜，我们手头没有更充分的材料）的对比。大家知道，所谓立宪民主党的应声虫和左派中的工贼都在叫嚷参议院说明。据他们说，参议院的说明证明：1906年的材料不能作为依据；1907年的选举一定会碰到糟糕的情况；现在有黑帮危险。
莫斯科的情况究竟说明了什么呢？1906年在9个选区内选立宪民主党人的有13220票，选右派的有5669票（十月党人）加690票（君主派），共6359票（或许还稍多一些，因为从我们列举的数字中可以看出，关于君主派在这9个选区中的某些选区获得的票数，一点材料也没有）。
1907年在这9个选区内不选黑帮的有14133票（其中11451票选立宪民主党人，2682票选左派），而选黑帮的有5902票（其中4412票选十月党人，1490票选君主派）。
总之，尽管有参议院的说明，1907年投票的人数比1906年还稍多一些（20025比19579）。不选黑帮的票数多于1906年（14133比13220）；选黑帮的票数少于1906年（5902比6359）。
莫斯科的经验实际证明：1906年的材料是完全可以信赖的，因为1907年的材料表明好转了一步。
而1906年彼得堡的选票数字说明什么呢？这些数字说明：在产生114名复选人的9个选区内，黑帮在1906年获得的最多票数不到立宪民主党获得的最少票数的一半。［注：《观察周报》[195]第1号全部发表了这些数字（见本卷第326页。——编者注）。为了让彼得堡的全体选民知道这些数字，我们在下面再转载一次。］
这就是说，即使把不选黑帮的票数分给立宪民主党和左派，右派在彼得堡取胜也是不可能的。
甚至1月29日彼得堡全县的城市选民选举复选人的情况也表明，黑帮危险是立宪民主党用来骗人的鬼话。甚至在这些见到名单和参加投票都非常困难的选民当中，黑帮获得的票数也寥寥无几，因而不管怎样分散选票，他们都不可能取胜。当时选立宪民主党人的最少有1099票，选社会民主党人的有603票，选十月党人的有652票，选“俄罗斯人民同盟”的有20票。不管我们当时从立宪民主党那里夺取多少选票，右派都不会当选！
因此，我们现在十分坚决地声明：凡是以黑帮危险为名，要求不分散选票而在彼得堡号召选举立宪民主党人的人，都是存心撒谎和欺骗选民。凡是以黑帮危险为名，放弃在彼得堡竞选，哪怕是放弃在一个选区竞选的人，都是存心撒谎和欺骗选民，掩饰自己对左派联盟的工贼行径。
彼得堡也象莫斯科一样，没有黑帮危险，而有立宪民主党危险。危险在于：愚昧无知的被吓倒了的小市民会去投立宪民主党人的票，并不是因为他们对左派联盟反感，对社会民主党人和劳动派反感，而是因为撒谎的立宪民主党报刊给他们灌输了担心选票分散的心理。
凡是希望选民在彼得堡按照自己的认识去投票的人，都应当竭力防止这种“危险”。
彼得堡没有黑帮危险，有立宪民主党危险。因此，在分散选票可能使黑帮取胜（根据1906年的材料推测）的3个选区（瓦西里耶夫岛区、罗日杰斯特沃区和利季约区）弃权，就是对左派的不可饶恕的工贼行径。在174名复选人总数（全市160名加上工人选民团14名）中，这3个选区产生46名。就是说，这些选区不可能影响选举的结果，却很可能影响左派或立宪民主党的胜利。假定说，社会民主党和劳动派在斯帕斯区、莫斯科区、彼得堡区和维堡区这4个选区取胜（随便举例），那时左派就会有74名复选人（60名由城市选出，14名由工人选出）。如果立宪民主党在其余所有选区取胜，他们就会拥有100名复选人，就会把他们的全部代表都搞到杜马里去！如果黑帮在上面所说的3个选区内当选（有46名复选人），立宪民主党就会只有54名复选人，因此立宪民主党要从六个杜马席位中弄到两个席位，就势必同左派联合。
这就是说，谁在彼得堡的3个“黑帮”选区弃权，谁就是在暗中为立宪民主党效劳，谁就是破坏左派联盟的工贼！
选民公民们！不要相信那些向你们宣扬在彼得堡分散选票有危险的骗子。不要相信在彼得堡有黑帮危险这种谎话。
在彼得堡没有黑帮危险。右派在彼得堡不可能因为在立宪民主党和左派之间分选票而取胜。
投票时不要担心那些暗中同斯托雷平进行幕后交易的造谣家立宪民主党人杜撰出来的“危险”。凭良知和信念投票吧。
选举那些要农民倾家荡产付出赎金、把农民的事业出卖给自由派地主、暗中同斯托雷平搞交易、同黑帮进行谈判的自由派资产者呢？
还是选举社会民主工党，选举得到所有劳动派政党支持的无产阶级的政党？
公民们，投左派联盟的票吧！
载于1907年2月4日《观察周报》第2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4卷第354—359页
注释：
[194]《交易所新闻》（《ВиржевыеВедомости》）是俄国资产阶级温和自由派报纸，1880年在彼得堡创刊。起初每周出两次，后来出四次，从1885年起改为日刊，1902年11月起每天出两次。这个报纸的特点是看风使舵，趋炎附势，没有原则。1905年该报成为立宪民主党人的报纸，曾改用《自由人民报》和《人民自由报》的名称。从1906年起，它表面上是无党派的报纸，实际上继续代表资产阶级利益。1917年二月革命后，它恶毒攻击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1917年10月底因进行反苏维埃宣传被查封。——356。
[195]《观察周报》（《Эрение》）是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1907年在俄国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运动时期于彼得堡出版。参加该报工作的有列宁和瓦·瓦·沃罗夫斯基。该报总共出了两号：1月25日（2月7日）出第1号，印数11000份；2月4日（17日）出第2号，印数25000份。两号共刊登了列宁的四篇文章。根据彼得堡出版委员会的命令，两号报纸均被没收。彼得堡高等法院勒令该报停刊。——358。 |
列宁全集第十四卷——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在圣彼得堡工人选民团选举中的斗争（1907年1月30日〔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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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在圣彼得堡工人选民团选举中的斗争
（1907年1月30日〔2月12日〕）
社会革命党在工人选民用选举中大奏成效，这使许多社会民主党人都泄气了。然而这一事实是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的，它表明社会民主党人犯了严重错误，因而也要求我们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不用泄气，不用悲伤，而要研究刚刚结束的选举，以便弄清选举相对失败的原因，保证正确安排社会民主党在工人中间下一步的工作。
对上面所说的研究工人初选人的选举情况来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1906年11月15日—1907年1月15日的《涅瓦区谢米扬尼科夫分区联合机构的工作报告》，是一份好材料。
我们不全部引用这个《报告》，只从中举出在彼得堡最大的（也是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个郊外工人区的23家工厂中，有关社会民主党的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同社会革命党竞选初选人的精确数字。
为了使每一个内行的工作人员能够核对和校正我们的资料，我们把这些数字按工厂——分别列出，同时把工厂分为提名布尔什维克为候选人和提名孟什维克为候选人两类。凡是最大的工厂，即产生多于一名初选人的大工厂，都用黑体标出：
选出的初选人人数
提名布尔什维克为候选人的工厂：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同情分子社会革命党
俄美机械厂…………………………1—
—
钢筋工厂……………………………1—
—
奥芬巴赫尔工厂……………………1—
—
乌佩内克工厂………………………1—
—
枕木防腐厂…………………………1—
—
前奥努弗里耶夫工厂………………1—
—
椽木工厂……………………………—1
—
帕尔工厂……………………………2—
1
维也纳工厂…………………………1—
—
阿特拉斯工厂………………………1—
—
亚历山德罗夫车辆制造厂…………1—
—
炼铁厂………………………………——
1
12个工厂共计…………111
2
提名孟什维克为候选人的工厂：
谢米扬尼科夫工厂…………………——
5
马克斯韦尔工厂……………………1—
1
托伦顿工厂…………………………1—
—
格罗莫夫工厂………………………1—
—
瑙曼工厂……………………………1—
—
格拉普工厂…………………………1—
—
阿列克谢耶夫工厂…………………1—
—
涅瓦硬脂工厂………………………——
1
瓦尔古宁工厂………………………——
1
从这些数字中首先可以看出，总的说来，社会民主党战胜了社会革命党。社会民主党有18名初选人（把1名社会民主党同情分子算作社会民主党人），而社会革命党只有14名。
其次，从这些数字中可以明显地看出：（1）在几个最大的工厂中，总的说来，社会革命党完全取胜了；（2）社会革命党总的说来战胜了社会民主党的孟什维克；（3）社会民主党的布尔什维克总的说来战胜了社会革命党。
事实上，从4个最大的工厂，即从产生1名以上初选人的工厂来看，结果是：4个厂共选出初选人14名（即代表14000名工人），其中社会革命党人11名，社会民主党人3名。在其余18个较小的工厂中，共选出社会民主党人15名，社会革命党人3名。这些工厂的工人总数我们不知道，可能在18000以上，因为不满2000名工人的产生初选人1名，但也可能不到18000，因为凡有50名以上工人的企业，也能产生初选人1名。
因此，关于在涅瓦区社会民主党战胜了社会革命党这个总的结论应当改为：在几个最大的工厂中，社会革命党战胜了社会民主党！根据初选人的数字还不足以得出确切的结论，必须有每个工厂的数字，此外，还必须有每个工厂工人人数以及每个工厂参加投票人数的资料。
其次，从引用的资料中可以明显地看出，社会革命党的胜利完全要归咎于孟什维克。孟什维克整整送掉了12个席位，即18个席位中的12个送给了社会革命党，而布尔什维克总共送掉了2个（14个中的2个）。
在布尔什维克的工厂（所谓布尔什维克的工厂，不是指一般有布尔什维克在其中工作的工厂，而是指提名布尔什维克为候选人来同社会革命党人竞选的工厂）中，社会革命党肯定地被击败了，其中包括最大的帕尔工厂，在这个厂的3名初选人中布尔什维克就占了2名。我们没有关于社会革命党提候选人的全部资料，而很有可能，社会革命党在俄美机械厂、亚历山德罗夫车辆制造厂和“阿特拉斯”工厂等单位都失败了，要是注意到这一点，那么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总的说来，布尔什维克战胜了社会革命党。
相反，在孟什维克的工厂中，社会民主党被击败了：社会革命党获得了12个席位，而社会民主党只有6个。毫无疑问，总的说来，社会革命党在无产阶级群众面前战胜了孟什维克。
从涅瓦区的资料中得出的结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适用于整个彼得堡，我们不能确切知道。但是，在“整个社会民主党的彼得堡”都说社会革命党在各大工厂中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胜利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党初选人的总数看来仍然大大超过社会革命党初选人的总数，根据这一点就可以设想，涅瓦区的资料是相当典型的。据报道，在瓦西里耶夫岛，在波罗的海工厂这个孟什维主义的中心，社会革命党以极大多数票战胜了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获得将近1600票，而孟什维克还不到100票。可是在规模宏大的制管工厂却相反，社会革命党也搜罗了将近1600票，但布尔什维克获得了1500票左右，而且布尔什维克对选举提出了异议，声明选举是不合法的，因为有一个票箱被捣毁了，因此要求宣布选举无效。再看另一个报道：在弗兰科－俄罗斯工厂，十分放肆的孟什维克知识分子，曾从这个工厂“拉到了”370张全部是选举孟什维克当社会民主党彼得堡代表会议代表的选票，可是在这里当选为初选人的却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和一个社会革命党人。在维堡区这个孟什维主义的堡垒，社会革命党战胜了社会民主党的孟什维克。等等，等等。
为了核实这些报道，为了得到精确的资料，无疑必须在对选举的印象尚未消失时就立即搜集所有选举初选人的工厂的资料。本市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人员把每个厂的数字分别搜集和记载下来并不费事。而总结这些数字，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却很需要，因为这样可以对选举完全做到心中有数，可以不畏首畏尾地掩盖自己的错误和缺点，而按照党的原则来批评这些错误和缺点，并用全力来克服这些缺点。
如果不密切注意工人群众投票选举无论哪一个政党的候选人的进程，我们就无法在圣彼得堡坚定不移地进行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对于资产阶级政党来说，要紧的只是得到多少多少代表名额，而对于我们来说，要紧的却是要让群众自己认清社会民主党的学说和策略同一切小资产阶级政党（即使它们自称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政党）的区别。因此我们必须搞到有关圣彼得堡工人选民团投票和选举的精确而充分的统计资料。
因此我们恳切要求圣彼得堡本市各区和各分区的社会民主党工作人员大致按照下列提纲提供一份精确的统计资料：（1）区；（2）工厂名称；（3）工人人数；（4）投票者人数；（5）参加竞选的候选人的党派：社会革命党，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其他党派；（6）每个候选人的得票数。汇总这些统计资料，对于评价社会民主党各方面的工作，对于判断我们下次选举的成败，就有了稳妥的根据。
载于1907年1月30日《通俗言语周报》第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4卷第349—353页 |
列宁全集第十四卷——彼得堡工人选民团的选举（1907年1月30日〔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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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堡工人选民团的选举[192]
（1907年1月30日〔2月12日〕）
工人初选人的选举，是俄国政治生活中和我国工人运动史上一个非常重大的、还远未得到正确评价的事件。
所有多少得到无产阶级支持的政党，第一次不是向工人群众提出总的纲领或口号，而是提出一个明确的实际问题：工人群众委托哪一个党的候选人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当然，大家知道，工人选民团的选举制度离真正的民主代表制度还很远很远。但工人群众毕竟在选举中登台了。于是政党之间，亦即已经定型的各个政党之间的斗争，第一次在俄国广大工人群众面前展开了。
工人初选人的选举，在俄国许多地方已经进行过了。但是，有关各政党在这些选举中的斗争情况的稍微充分和精确的资料，现在还没有。报上登的只是最一般的、而且是大概的、“凭印象”作出的结论。党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先进工人本身，如果不做一些必要的和非常重要的工作，研究工人选民团的选举进程和结果，那么，大概可以说，我们就会失去进一步开展党的工作和党的鼓动所必需的非常珍贵的材料。
所有报刊对俄国工人选民团选举的总印象是一致的，就是：极左派，首先是社会民主党，其次是社会革命党，大获全胜。
选举出色地证实了社会民主党的基本论点：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群众按其愿望和倾向来说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是俄国各个阶级中最革命的阶级。
所谓社会民主党在俄国不是工人政党的说法，事实上已被选举驳倒了。只有蓄意撒谎的自由派或者信口开河的机会主义者，才会到现在还对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群众性质、无产阶级性质表示怀疑。
如果要从这个总的结论进而作出比较具体的结论，那么首先必须声明，稍微充分一些的材料还没有。但是，我们认为作出一系列更进一步的结论不仅是容许的，而且是绝对必要的；这决不是为了强求解决问题，而是为了把极端重要的问题提交全体同志讨论，为了交换意见，收集材料，等等。
根据最早的报纸消息，一眼就能看出俄国本土同工业上、文化上和政治上发达得多的波兰之间的差别。在俄国，至少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得到无产阶级哪怕是一点点支持的十足的资产阶级政党，是没有的。占绝对优势的是社会民主党，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极左派即自称为社会主义政党的社会革命党的影响要小得多。立宪民主党在工人当中没有党员，就是有也为数极少。
在波兰有一个比立宪民主党更右的十足的资产阶级政党民族党（民族民主党）[193]，而且这个党在选举中引人注目。要说这种情况是警察的迫害和武力迫害造成的，那是讲不通的。波兰资产阶级老练地利用全体波兰人所受的民族压迫和全体天主教徒所受的宗教压迫来投机，在群众中寻找并且找到了某种支持。至于波兰农民，那就用不着说了。
但是不言而喻，如果根据这种差别得出结论，说俄国的落后具有独特的优越性，那就非常荒谬了。不是的，问题要更简单一些，问题在于历史的和经济的差别，而不在于民族的差别。在俄国的下层社会、农村和土地制度中，农奴制残余要多得多，因此在农民以及同农民有密切联系的工人阶级中间，原始的、直接的革命精神也更多些。无疑，在这种革命精神中，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性较少，而一般民主主义的（这就是说，在内容上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反抗性较多。其次，俄国资产阶级较不发达，自觉程度较差，在政治斗争方面不够老练。资产阶级忽视了在无产阶级中进行工作，并不是因为不可能从我们这里夺去任何一部分无产阶级，而是因为资产阶级根本没有这种依靠人民的需要（如象欧洲和波兰那样）；资产阶级在目前只要依靠特权、收买和暴力就够了。不过将来我们也会有一个时期，各种各样资产阶级出身的人要把民族主义、某种有基督教色彩的民主主义、反犹太主义和各种类似的卑鄙龌龊的东西带到工人群众中来！
现在我们来看看俄国本土的情况。首先彼得堡和莫斯科就有很大的差别。在莫斯科，社会民主党最彻底地战胜了社会革命党。根据某些报道（诚然尚未充分核实），莫斯科选出了约200名社会民主党人为初选人，而社会革命党人却只有区区20名！
彼得堡适得其反：社会革命党初选人出乎意料地占有很大的比例，这使大家都感到惊奇。社会民主党固然也占优势，但是没有绝对地压倒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人占了33％左右，甚至（虽然未必准确）40％左右。在收集到详细的资料以前，我们无论根据哪一个数字，都可以理解，为什么彼得堡的普通社会民主党人会有这样的感觉：好象在工人选民团中“我们被击败了”。如果拿我们在国内其他地方看到的情形来比较一下，如果拿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认为正常的和必需的结果来比较一下，那么即使社会革命党拥有三分之一的初选人，也确实已经等于社会民主党在首都失败了。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在彼得堡，社会党人在工人选民团的压倒优势被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极左派挤掉了！我们的首要职责，就是要给予这种现象最大的注意。全体社会民主党人应当认真研究这种现象，并且正确解释这种现象。
对1月7日和14日的选举感到惊讶的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人的总印象，可以归纳为下列两点：（1）正是在最大的工厂里，在这些最有觉悟的、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先进中心，“社会革命党人”使社会民主党人遭到了最明显的失败；（2）“社会革命党人”战胜的大半是而且主要是社会民主党的孟什维克。在社会革命党候选人同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候选人进行竞选的情况下，获得胜利的常常是、甚至多半是社会民主党。
显而易见，这两个结论的意义是极其重要的。因此我们务必使它们真正成为从精确的、经过核实的、不容许有两种解释的材料中得出的结论，而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印象。当然，圣彼得堡各个区的社会民主党工作人员的共同的意见大概很少有可能、甚至几乎不可能是错误的。当然，要求目前正担负着极繁忙的选举工作的革命者作出精确的统计，那是可笑的书呆子气，但是基本的材料、主要的数字和资料毕竟是可以而且应当收集的，因为从我们社会民主党在圣彼得堡的全部工作来看，这在将来很长一个时期都是必需的。
下面我们还要比较详细地谈谈这个问题（见《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在圣彼得堡工人选民团选举中的斗争》一文）［注：见本卷第348—353页。——编者注］。这里只评价一下社会民主党在圣彼得堡工人选民团选举中这一相对的失败的政治意义。
首先必须指出，社会民主党在初选人数量上所占的优势，清楚地表明有社会民主党基层组织的企业在数量上也占着优势。比较详细的资料大概可以证实社会民主党在自由的十月的日子里就曾作过的观察：社会革命党在无产阶级中间没有进行什么扎实的、长期的、认真的组织工作，而是（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搞突击，在群众大会上趁群情高涨的时候“骗取”决议，抓住任何一个群情激动的时机，用响亮而动听的“革命”词句来“骗取”代表资格。
社会革命党取胜的这种因素，大概一切善良的考察者在刚刚举行的圣彼得堡工人选民团的选举中也能看得出来。归根结底，这里的问题在于：“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政党没有能力在无产阶级中间踏实地、持久地进行工作，只要群众的情绪稍有变化，它就在郊外各工人区完全销声匿迹了。只是在个别情况下，它才得以利用群众在政治上缺少经验，而通过似乎是广泛地（实际上是含糊地、知识分子夸夸其谈地）提问题的办法来“迷惑”群众，利用阶级意识的不开展来投机，在同农村的联系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利用传统的“对土地的眷恋”来笼络人心，等等，等等。
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自然会使得一批批激进的、真心革命的资产阶级青年经常“光临”工人区，这些青年根本没有什么阶级依靠，而是一有革命新高涨、新浪潮的迹象，就本能地靠拢无产阶级，靠拢这些唯一能够为争取自由而进行坚决斗争的群众。社会革命党的发言人在工人群众大会上出现，就象海燕的出现一样表明无产阶级的情绪正在高涨，无产阶级已经稍稍歇息过来，已经在过去的失败之后又积聚了力量，现在正开始广泛而深刻地重新酝酿同旧制度作又一次搏斗。
把十月时期和“杜马”时期同现在的选举对照一下，把社会革命党的巩固的基层组织作一个简单统计，毫无疑问就能证实这种解释。
但是，如果仅仅局限于这一解释，而忽视了社会革命党正是在最大的、最有觉悟的和经住了斗争考验的工厂中战胜了社会民主党这一事实，那当然是太轻率了。不过很幸运，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事实上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极左派战胜的并不是社会民主党，而是把社会民主党庸俗化的机会主义者。
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在革命的社会民主党面前甘拜下风，它实际上只能战胜那些尾随不革命的资产者的人，即那些赞成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人。社会民主党工作人员关于社会革命党言论性质的证词以及说明社会革命党“战胜”孟什维克的情况的材料都十分肯定地证明了这一点。
彼得堡的选举是在1月7日和14日举行的。就在1月7日，工人的彼得堡得悉31个孟什维克为了同立宪民主党进行瓜分杜马席位的交易而退出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会议。之后，整整一个星期，圣彼得堡所有资产阶级报刊欢欣若狂，吵吵嚷嚷，他们称赞孟什维克，让孟什维克同立宪民主党人平起平坐，鼓励孟什维克背弃革命转而参加“反对派联盟”，变成“温和的社会主义政党”等等，等等。
孟什维克在大工厂中被击败，是无产阶级群众给予动摇的知识分子机会主义者的第一次警告！
孟什维克投靠了立宪民主党，于是彼得堡无产阶级屏弃了孟什维克。
社会革命党利用了社会民主党内发生分裂这一点，利用了工人对类似立宪民主党人的孟什维克的义愤，而且是敏捷地、毫不客气地加以利用的。在郊区，他们以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为由抨击了社会民主党（但只字未提布尔什维克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而在市内，他们自己却同立宪民主党搞交易！现在才明白，为什么他们过去和现在那样竭力地对公众隐瞒自己的观点，隐瞒自己所作的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决定，隐瞒自己同人民社会党结成联盟的行为，等等，等等。［注：他们在工人选民团选举之后才公布自己的彼得堡委员会的决议。］他们暗中干着孟什维主义的一切罪恶勾当，而当着工人的面却臭骂孟什维主义，以此骗取同情，骗取代表资格！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谢米扬尼科夫分区联合机构组织员（我们下面要用他的工作报告）在他关于规模宏大的谢米扬尼科夫工厂的选举情况的工作报告中写道：孟什维克不顾布尔什维克的抗议，提出Ｘ．同志为候选人。“在工厂竞选大会上，一位社会革命党知识分子起来发言，他无情地批评了Ｘ．同志赞成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的孟什维主义的论据，于是，这位Ｘ．同志，正如工人们所说的，陷入窘境了。”孟什维克在群众面前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在这个报告里还写道：“当群众知道社会民主党候选人赞成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而这些候选人就是孟什维克时，这里〈工厂里〉马上就公开表示：一定不投孟什维克的票。”
由此完全可以明白，为什么孟什维克在选举社会民主党代表会议的代表时反对按纲领进行投票，即反对群众自己就是否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问题直接投票。
“……在工厂分区的涅瓦硬脂工厂中，孟什维克有一个预定为初选人的工人Ｈ．Ｍ．，他坦率地声明：‘我已经听说社会民主党主张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现在我要投奔社会革命党了。’他真的投奔了社会革命党，而且被选为初选人！！”
请看，这些可怜的机会主义者为了同立宪民主党进行瓜分席位的交易，居然在选举前夕脱离工人政党，把社会民主党弄到了何等可耻的地步！
任何一个珍惜无产阶级政党的荣誉和光荣称号的社会民主党人，从这里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必须无情地同彼得堡的孟什维主义作战。我们应当让工人擦亮眼睛，认清这些人的面目，认清这些人是用立宪民主党式的政策迫使工人们放弃社会主义而投向革命的资产阶级的。
社会革命党从孟什维克手里夺走了一些最大的工厂。我们应当从社会革命党手里再把它们夺回来。我们应当把新的鼓动力量、新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书刊恰恰是送到最大的工厂里去，向工人们说明，他们是怎样从亲立宪民主党的孟什维克手里落到亲立宪民主党的社会革命党的手里的！
彼得堡选举运动的整个进程，关于孟什维克不断动摇和他们竭力参加（在脱离了工人政党之后）反革命的立宪民主党联盟，以及他们怎样和社会革命党一起同立宪民主党进行瓜分席位的交易的种种情况，给我们提供了在彼得堡大工厂中既同孟什维克又同社会革命党进行斗争的极其丰富的材料。
大工厂应当成为而且一定会成为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坚固堡垒，这个堡垒无论机会主义者，还是革命的小资产者，都是打不进去的。
载于1907年1月30日《通俗言语周报》第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4卷第341—348页
注释：
[192]《彼得堡工人选民团的选举》一文最初载于1907年1月25日（2月7日）《无产者报》第12号，后又发表于1907年1月30日（2月12日）《通俗言语周报》第3号。两个文本不尽相同，而以后者较完整。《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0卷按《通俗言语周报》刊印了这篇文章，同时在脚注中注明了一个文本的差异。——340。
[193]民族民主党是波兰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政党，成立于1897年，首领是罗·德莫夫斯基、济·巴利茨基、弗·格拉布斯基等。该党提出“阶级和谐”、“民族利益”的口号，力图使人民群众屈服于它的影响，并把人民群众拖进其反动政策的轨道。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期间，该党争取波兰王国自治，支持沙皇政府，反对革命。该党在波兰不择手段地打击革命无产阶级，直到告密、实行同盟歇业和进行暗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曾通过一个专门决议，强调必须揭露民族民主党人的反革命黑帮面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该党无条件支持协约国，期望波兰王国同德、奥两国占领的波兰领土合并，在俄罗斯帝国的范围内实现自治。1919年该党参加了波兰联合政府，主张波兰同西方列强结盟，反对苏维埃俄国。——341。 |
列宁全集第十四卷——彼得堡的选举和机会主义的危机（1907年1月25日〔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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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堡的选举和机会主义的危机
（1907年1月25日〔2月7日〕）
1月6日召开了彼得堡全市代表会议。代表会议要解决的问题是：在首都是不是要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
尽管普列汉诺夫在《同志报》上向“工人同志们”发出呼吁，尽管叶·库斯柯娃女士发表了歇斯底里的文章，尽管普列汉诺夫向工人们进行威胁说，要是他们想坚持独立的社会民主主义立场，就要把他们列为“自由之敌”，尽管立宪民主党提出了多少有点诱惑力的诺言，但是，彼得堡的有组织有觉悟的无产阶级却在政治上表现得十分成熟，通过讨论和投票可以看到，大多数都表示反对同立宪民主党达成任何协议。很明显，由有组织的工人选派代表出席的代表会议，经过讨论和按纲领进行投票［注：孟什维克的维堡区和弗兰科－俄罗斯分区例外，这两个区不是按纲领进行投票的。］，也会表示同样的态度。
在《无产者报》上我们没有篇幅来详细报道代表会议的开会经过，而且，不少报刊已经谈到了这方面的情况。但是，在这里重要的是指出一点：我们的机会主义者在推行自己的资产阶级妥协政策方面走得太远了，以至连代表会议的决定他们也接受不了。从代表会议一开幕就很清楚，在中央委员会支持下的彼得堡孟什维克，是不会服从代表会议的决定的。立宪民主党的朋友们只不过是在寻找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决裂的借口。不管是什么样的借口，但借口必须找到。孟什维克利用代表资格问题退出代表会议没有得逞，他们就拿中央委员会关于由直接有关的选举单位决定选举策略问题的建议做文章，借口应当把代表会议分成两部分，即分成市区代表会议和郊区代表会议，以达到退出代表会议的目的。这是用警察的行政管区代替党的区划。如果照孟什维克的意见去做，那就不仅要把郊区分出去单独召开代表会议，而且要把一向是统一的区，如涅瓦区、莫斯科区、纳尔瓦区都分成两部分，按照行政当局的需要，而不是按照党的需要来把党加以改组。
同样很清楚，不管把代表会议分开的问题怎样解决，大多数人还是会反对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的。孟什维克为了同资产阶级君主主义政党（“人民自由党”）达成协议，退出了代表会议，决定在彼得堡单独竞选，决定同自己党内的同志进行斗争，分裂彼得堡的无产阶级。他们的这种行为使所有的资产阶级报刊大为高兴。
资产阶级报刊哪能不高兴！低级趣味的报纸《今日报》在一篇专门的社论中郑重宣布，孟什维克的这一决定拯救了俄国。立宪民主党的正式机关报《言语报》为了犒赏孟什维克，答应把工人选民团中的席位给“孟什维克”，而无论如何也不给“布尔什维克”。
孟什维克采取单独行动的第一个结果，就是资产阶级开始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工人选民团。
但是，在孟什维克退出后继续开会的代表会议，鉴于彼得堡并不存在黑帮危险，同时为了打破立宪民主党的领导权，使民主的小资产阶级摆脱立宪民主党的影响，决定以一定的席位分配办法（工人选民团两席、社会民主党两席、社会革命党一席、劳动派一席）为条件同社会革命党和劳动派达成协议。
资产阶级报刊高兴了，因为劳动派和社会革命党同人民社会党结成了联盟，这个联盟是亲立宪民主党的；孟什维克分离出来了——布尔什维克孤立了！革命的策略受到谴责，“和平的手段”欢庆胜利。同君主制妥协万岁！打倒群众性人民斗争的道路！
立宪民主党在分裂了社会民主党，削弱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九头蛇之后，就无拘无束地去同斯托雷平先生达成……协议了。报载米留可夫日内将晋谒首席大臣，首席大臣将提出立宪民主党合法化的条件——不同左派结成任何联盟。立宪民主党从彼得堡六个代表席位中仅仅拿出两个席位给整个“左派”——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人民社会党、社会革命党、劳动派和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为了向“最贱楼座观众”让步，准备扔给这个纠缠不休的小资产阶级联盟两个席位。立宪民主党确信左派联盟不会同意，所以同黑帮首脑斯托雷平进行谈判。
情况在不断变化。选举运动开始了。到处在举行竞选大会。孟什维克很少很少在竞选大会上发言，他们只是羞羞答答嘟囔着要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布尔什维克在所有的竞选大会上发言，号召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参加统一的工人政党——社会民主党，号召一切革命派和民主派选民参加反对黑帮和立宪民主党的统一的革命联盟。群众不让立宪民主党人讲话，他们向布尔什维克鼓掌欢呼。城市民主派（工人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向左转了，他们正在摆脱立宪民主党套在他们身上的桎梏。
情况在不断变化。“妥协派”暴跳如雷。他们一提起布尔什维克就怒火万丈。打倒布尔什维克！《新时报》和《同志报》，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沃多沃佐夫之流和格罗曼之流，都情投意合地联合起来，开始对布尔什维主义这个赤色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如果布尔什维主义什么时候需要证明它的革命的阶级策略是正确的，那么，它可以从所有资产阶级报刊都向它进行疯狂攻击这一事实中得到这种证明。如果真正愿意实现自己的口号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需要一个实际的教训，那么，它可以从大中资产阶级对它采取蔑视态度，从立宪民主党背着人民实行妥协（同政府妥协）政策这些事实中找到这种教训。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对全体民主派的城乡贫民说：只有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只有摆脱立宪民主党的监护，只有同专制制度进行坚决彻底的斗争，你们才能拯救自己。如果你们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你们就会跟着无产阶级走。如果你们还认识不到这一点，你们就会继续受立宪民主党的监护；而无产阶级，不论选举运动的结局怎样，也不论你们之间的席位交易的结局怎样，现在和将来都要走自己特定的、阶级的、革命的道路。
孟什维主义正在经受严重的考验。选举运动成了它的机会主义策略的基石。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拜倒在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权威之下。资产阶级思想家薄情地鄙视孟什维克，称他们是永远可以指望的“温和的社会党人”（《言语报》语）。他们右面的朋友并不把他们放在眼里，而只是……指望他们忠实地为立宪民主党服务。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竟堕落到这样可耻的地步：自由派资产阶级把他们当作自己的驯服工具，而具有革命情绪的无产阶级则宁可选社会革命党人（在孟什维主义的堡垒——维堡区选举初选人时就是这样），也不愿选这样的社会民主党人。
机会主义的危机正在到来。同“妥协派”的妥协使孟什维主义遭到决定性的打击。瓦西里耶夫之流、马科舍夫斯基之流和拉林之流铺平了走向……坟墓的道路。孟什维克队伍里一片混乱，自相倾轧。马尔托夫正在把瓦西里耶夫之流和马利舍夫斯基之流驱逐出党。让工人们把孟什维主义的阴魂也驱逐出党吧！
载于1907年1月25日《无产者报》第12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4卷第336—340页 |
列宁全集第十四卷——在彼得堡选举中如何投票？（彼得堡的选举是否有黑帮胜利的危险？）（1907年1月25日〔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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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彼得堡选举中如何投票？
（1906年12月）
在彼得堡市，国家杜马的选举很快就要举行了。将近13万名的城市选民应当在全市选举160名复选人。这160名复选人再同工人选出的14名复选人一起选举6名杜马代表。
谁应该选进杜马呢？
在彼得堡选举中，竞选的有三个主要的政党：黑帮（右派各政党）、立宪民主党（所谓人民自由党）和社会民主党。
小党派（劳动派、无党派人士、人民社会党、激进派等等）可能有一部分参加立宪民主党的名单，有一部分参加社会民主党的名单。这一点还没有最后确定。
肯定无疑的是，彼得堡将有三个候选人名单：黑帮的名单、立宪民主党的名单和社会民主党的名单。
因此，全体选民都应当明白，自己要把谁选进杜马：
选黑帮吗？他们是支持设立战地法庭的政府，支持残杀和大暴行的右派政党。
选立宪民主党人吗？他们是到杜马里去立法，也就是去同既有立法权又有权解散不称心的杜马的古尔柯之流的先生们妥协的自由派资产者。
选社会民主党人吗？他们是领导全体人民为争取完全的自由和社会主义，为全体劳动者摆脱剥削和压迫而斗争的工人阶级的政党。
要让每个选民都知道，必须从三个政党中作出抉择。必须决定自己选谁：是选那些维护警察的横行霸道行为的人，还是选那些通过库特列尔之流的先生们而同古尔柯之流的先生们搞交易的自由派资本家，或者选维护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利益的人？
选民公民们！有人对你们说，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可以达成协议，可以拟定一个共同名单。
这不对。你们都知道，在彼得堡无论如何都会有三个名单，黑帮的名单、立宪民主党的名单和社会民主党的名单。
有人对你们说，如果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提出两个不同的名单，他们就会分散选票，这样自己就会帮助黑帮取胜。
这不对。我们马上就向你们证明，即使在选票分散得最糟糕的情况下，也就是即使在彼得堡所有选区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平分选票的情况下，黑帮在彼得堡选举中取胜也是不可能的。
大家知道，在彼得堡，第一届杜马选举中有两个主要的候选人名单，一个是立宪民主党的名单，另一个是黑帮（或所谓右派政党联盟或同盟）的名单。立宪民主党在彼得堡的所有选区都取胜了。
现在将有三个名单：黑帮的名单、立宪民主党的名单和社会民主党的名单。这就是说，社会民主党打算从立宪民主党那里夺取一部分选票，并且争取那些在第一届杜马选举中没有投票的人。
有人对你们说，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这样分选票会使黑帮取胜，因为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在一起，力量会比黑帮强些，而一分开，力量就会显得弱些，也就是说会被击败。
为了弄清是否有这种可能，我们就拿彼得堡所有选区在第一届杜马选举中的票数做例子。我们来看一看在各个不同的选区，立宪民主党和黑帮之间选票是怎样分的。同时我们还要拿各个选区最糟糕的情况，即立宪民主党所得的最少票数（因为不同的候选人得到不同的票数）和黑帮所得的最多票数做例子。
其次，我们再把立宪民主党所得的最少票数分成两半，假定社会民主党正好夺取到一半（这对我们来说，是最糟糕的情况，对黑帮来说，是最好的情况）。
现在，我们把各个选区立宪民主党所得的最少票数的这一半同黑帮所得的最多票数比较一下，就会得出这样的数字：
彼得堡第一届杜马选举的投票情况选区
选区立宪民主党名单所得的最少票数该票数的一半右派政党的名单所得的最多票数复选人数目
海军部区………………13956976685
亚历山大－涅阿区……29291464121416
喀山区…………………213510679859
纳尔瓦区………………31861743148618
维堡区…………………18539266526
彼得堡区………………47882394172916
科洛姆纳区……………214110709699
莫斯科区………………49372468217420
斯帕斯区………………48732436232015
利季约区………………34141707209715
罗日杰斯特沃区………32411620206614
瓦西里耶夫岛区………35401770225017
从这些数字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即使立宪民主党的选票按最糟糕的方案分成两部分，黑帮在1906年的选举中，也只能在12个选区中的3个选区取胜。他们在174名复选人（全市160名加上工人中的14名）中只占46名。这就是说，即使在所有的选区，立宪民主党的选票在立宪民主党的名单和社会民主党的名单之间平分，黑帮在第一届选举中也不可能进入杜马。
因此，谁恐吓选民说在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分选票，黑帮将可能取胜，谁就是欺骗人民。
黑帮不可能因为在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分选票而取胜。
立宪民主党故意散布“黑帮危险”之类的谣言，是要引诱选民不投社会党人的票。
选民公民们！不要相信所谓由于在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分选票，黑帮可能取胜的鬼话。请按照自己的信念自由而果断地投票吧：选黑帮还是选自由派资产者，或者选社会党人。
但是，通过《言语报》、《同志报》、《今日报》、《祖国土地报》、《俄罗斯报》[189]、《国家报》[190]以及其他报纸散布“黑帮危险”这种谣言的立宪民主党人，也许还会提出其他的论据、其他的遁词来吧？
让我们来看一看一切可能的论据。
也许不是在两个名单，而是在三个名单之间分立宪民主党的选票？这样黑帮岂不就会在所有选区取胜而进入杜马吗？
不会的。不会在三个名单之间分立宪民主党的选票，因为在彼得堡总共只会有三个名单。除了黑帮、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以外，没有一个有点份量的政党能够提出自己的独立名单。
俄国现有的所有政党在彼得堡都有自己的代表。所有政党和所有派别对于选举都已经发表了意见。除了上述三个主要政党以外，没有一个政党、一个集团想独立竞选。除了三个主要政党以外，所有小政党、所有派别都只是在这三个名单之间摇摆。所有进步的、向往自由的政党和集团只是在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摇摆。
任何一个“劳动派”政党，社会革命党也好，劳动团委员会也好，人民社会党也好，都没有表示要提出独立名单的愿望。相反，所有这些劳动派政党都在就参加立宪民主党的名单，或者参加社会民主党的名单进行谈判。
因此，谁说可能在三个名单之间分立宪民主党的选票，谁就是在欺骗人民。在彼得堡总共只会有三大名单：黑帮的名单、立宪民主党的名单和社会民主党的名单。
第二个可能的论据。有人说，参议院的说明已经使选民的人数，特别是贫民选民的人数减少了，因此，立宪民主党可能得不到第一届杜马选举中所得的票数。
这不对。在第一届杜马选举的时候，彼得堡的全部选民将近15万，而现在将近13万。去年参加投票的人数总共约有6—7万。这就是说，担心广大选民的情绪和观点发生变化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毫无疑问，在彼得堡13万选民当中，大多数都是属于财产不多的居民阶层，他们只是由于误解，由于缺乏知识，由于偏见才会认为资本家比工人好。如果所有的社会党人都尽到向市民群众进行鼓动和教育的职责，那么，他们在13万选民当中可以指望的大概不只是一万人，而是几万人。
第三个可能的论据。有人说，黑帮在今年的选举中可能得到加强，不能根据去年的数字来推断。
这不对。从所有报纸的报道中，从各个会议的全部进程中，从有关各政党情况的材料中可以看出，黑帮在彼得堡的势力同去年比较起来，不是更加强大了，而是大大削弱了。人民已经更加觉悟了，十月党人现在在每次会议上都遭到失败，而解散杜马和政府的暴力政策、古尔柯—利德瓦尔的政策正在使选民最终厌弃政府。在第一届选举中，黑帮还不甘示弱，而现在刚要开始投票，他们就已经无声无息了。
第四个可能的论据。有人说：政府不发给左派政党选票，不允许他们集会和出版报纸等等；因此，一切左派同立宪民主党联合提名是比较可靠和比较保险的。
这不对。如果政府诉诸暴力，破坏法律，侵犯选举自由，那就会使选民群众的情绪更加坚定。在选民心目中，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在会议上，从警察经常因我们发表演说而禁止开会的做法上不是有所失而是有所得。至于要同政府破坏法律的行为作斗争，那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对此能有什么帮助呢？这样的协议是无益而有害的，因为立宪民主党是最胆怯最喜欢叛变的反对派政党。难道同这个有维特和杜尔诺沃昨天的同僚、前大臣库特列尔参加的政党在一起，能够真正同大臣们破坏法律的行为作斗争吗？？相反，正因为库特列尔之流的先生们同杜尔诺沃之流和斯托雷平之流的先生们比同工人和店员群众亲近得多，正因为如此，我们为了争取自由应当不依赖库特列尔之流的先生们的政党，即不依赖立宪民主党。
假如政府决定逮捕左派复选人，难道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对事情就有所帮助吗？或者，社会党人真的应该指望立宪民主党人库特列尔在他昨天的同僚斯托雷平大臣和古尔柯大臣面前为革命者斡旋吗？
不久前报纸报道，立宪民主党的领袖米留可夫先生晋谒斯托雷平，就立宪民主党的合法化问题进行了谈判。［注：1月22日沃多沃佐夫先生在捷尼舍夫学校的竞选大会上说：米留可夫先生晋谒过斯托雷平并且同他达成协议；人民自由党对自己的领袖是负责的。格列杰斯库尔先生没有否认这个事实，他声明说，如果米留可夫先生晋谒过斯托雷平，这是为了国家和党的利益。］社会党人是不是应当指望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为劳动派的政党、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党“谋求”合法化呢？
一个知羞耻和有良心的社会党人，永远不会同库特列尔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一起出现在共同名单之中。
社会民主党在彼得堡选举中能不能取胜呢？
立宪民主党的报纸利用政府禁止社会民主党出版报纸的机会，喋喋不休地向读者宣扬：没有立宪民主党，就根本谈不上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取胜。
这不对。社会民主党在彼得堡击败黑帮和立宪民主党是完全可能的。
立宪民主党假装他们没有看到这一点，故意忘掉：选票分散可以使任何政党取胜，而决不仅仅是黑帮。在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平分选票的情况下，黑帮有可能在12个选区中的3个选区取胜。
如果在立宪民主党和黑帮之间分选票，社会民主党可能在12个选区都取胜。
只要看一看前面列举的数字，就足以相信这一点。这些数字表明，在每个选区只要比立宪民主党所得票数的一半（在上次的选举中）多一票，就可以在整个彼得堡取胜。
要做到这一点，在彼得堡9个“有把握的”选区（不算黑帮可能取胜的3个选区）应不少于14274张票。
难道社会民主党人在彼得堡获得15000—20000张选票是不可能的吗？
在彼得堡，单单享有选举权的店员和事务员就有3万名至5万名。店员的工会报纸《店员呼声报》[191]是根据社会民主党的精神进行宣传的。如果所有的社会党人都在店员中间同心协力地进行鼓动，同时也不拒绝劳动派参加自己的名单，那么，单是这些工商业职员就可以使社会民主党和劳动派的共同名单取胜。
要知道，此外还有许许多多穷房客，他们完全能够领会：社会党人比自由派房产主－地主、富有的律师和官员彼特龙凯维奇之流、罗季切夫之流、维纳维尔之流和库特列尔之流能够更好地维护他们的利益。
看一看彼得堡的竞选大会吧。甚至那些为了立宪民主党的利益对这些会议的报道大肆歪曲的立宪民主党报纸，也不得不承认：严重的斗争是在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党人之间进行，而决不是在右派和左派之间进行。彼得堡的竞选大会无可争辩地证明：在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人，特别是同劳动派联合起来以后，力量比立宪民主党人大。
有多少选民能参加竞选大会呢？稳重的人们估计，超不出全体选民人数的1/10。即使根据这个最小的数字，仍然有13000选民。其次，大概可以预料：每个参加大会的选民至少可以带动两个没有参加大会的选民去投票。根据一切材料和观察来判断，这39000选民中将有20000选民拥护同劳动派联合的社会民主党人。
这样，根据这些数字也可以看出，社会民主党人在彼得堡击败立宪民主党人和黑帮是完全可能的。
要让彼得堡的全体选民都知道：是立宪民主党人取胜还是社会民主党人取胜，这完全取决于他们。
社会党人在彼得堡从事竞选运动，首先是并且主要是为了教育和团结群众。社会党人要使群众自己完全弄清目前人民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所面临的任务。而自由派并不关心怎样让选民自己有明确的认识，它操心的只是杜马席位。
自由派即立宪民主党人以及跟着他们走的动摇分子，往往在竞选大会上举行表决，并且在某些会议上以压倒多数通过决定，要求一切左派必须达成协议，同意让立宪民主党从六个席位中得到两个席位。
无论是提出这种决定的人还是在表决时赞成这种决定的人，对彼得堡的选举都是没有什么认识的。彼得堡不会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一切左派”的协议。彼得堡将有三个名单：黑帮的名单、立宪民主党的名单和社会民主党的名单。
其次，可笑的是，甚至举行表决让立宪民主党从六个席位中得到两个席位。谁真正想取得这样的结果，谁就应当懂得：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决不能取得这样的结果。只有投票选社会民主党人，才能取得这样的结果。
其实，如果社会民主党人在彼得堡取得的胜利是局部的，那时，而且只有那时，才能获得某些人所期望的结果（左派六个席位，其中立宪民主党占两个）。例如，假设社会民主党人只是在斯帕斯区、莫斯科区、彼得堡区和维堡区这4个区取胜，这时社会民主党人有60名复选人，而同工人选民团加在一起就有74名复选人。黑帮有（拿很少很少有可能出现的最糟糕的情况来说）46名复选人（利季约区、罗日杰斯特沃区和瓦西里耶夫岛区）。其余54名复选人则是立宪民主党人。这就是真正能够使彼得堡选出的左派代表参加杜马并且让比立宪民主党更左的人占优势的办法。靠那些没有头脑的动摇不定的人同立宪民主党人搞交易，是不可能达到这一点的。
让我们简短地重复一下我们的结论。
在彼得堡，参加竞选的只有三个主要的政党，向选民提出的将有三个候选人名单：黑帮的名单、立宪民主党的名单和社会民主党的名单。
黑帮在彼得堡取胜的危险，是荒唐的和骗人的鬼话。
即使立宪民主党的选票按最糟糕的方案分给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黑帮取胜也是不可能的。
立宪民主党人故意在彼得堡宣扬“黑帮危险”的鬼话，是为了摆脱真正威胁他们的社会党人取胜的危险。
劳动派、社会革命党和某些小集团尚未决定是跟立宪民主党人走还是跟社会民主党人走。
社会民主党人在彼得堡既把黑帮又把立宪民主党人彻底击败是完全可能的。
选民们应当按照自己的信念和同情，而不是出于对臆造的黑帮危险的担心来投票。
是拥护政府，拥护自由派资产者呢，还是拥护社会民主党人？
公民们，你们选择吧！
载于1907年1月25日《观察周报》第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4卷第323—335页
注释：
[189]《俄罗斯报》（《Русь》）是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日报，1903年12月在彼得堡创刊。该报的编辑兼出版者是阿·阿·苏沃林。在1905年革命时期，《俄罗斯报》接近立宪民主党，但是采取更加温和的立场。1905年12月2日（15日）被查封，以后曾用《俄罗斯报》、《评论报》、《二十世纪报》、《眼睛报》、《新俄罗斯报》等名称断断续续地出版。——327。
[190]《国家报》（《Страна》）是俄国民主改革党的机关报（日报）；1906年2月19日（3月4日）—1907年在彼得堡出版。——327。
[191]《店员呼声报》（《ГолосПрикаэчика》是俄国店员工会的报纸（周报），1906年4—10月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14号，其中第3、6、12号被没收。该报把团结工商业职员的力量、争取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和政治地位作为自己的任务，号召职员支持工人反对企业主的斗争，对立宪民主党持批评态度。1906年11月彼得堡高等法院判决该报停刊。——331。 |
列宁全集第十四卷——彼得堡的选举和31个孟什维克的伪善面目（1907年1月20日〔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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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堡的选举和31个孟什维克的伪善面目[188]
（1907年1月20日〔2月2日〕）
《同志报》今天（1月20日）刊载了圣彼得堡选举前夕从社会党组织分裂出去的31个孟什维克的宣言的详细摘要。
我们先扼要地回忆一下事实经过，看看从社会民主党分裂出去的孟什维克在退出代表会议之后干了些什么。
（1）他们从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当中分裂出去之后，同小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人、劳动派和人民社会党人）结成了联盟，以便共同去跟立宪民主党人进行席位交易。关于分裂出去的社会民主党人加入小资产阶级联盟的书面协定，他们向工人和公众隐瞒了。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这个协定终究会公布，秘密一定会公开。
（2）分裂出去的孟什维克作为小资产阶级联盟（报上称为“左派联盟”是不正确的）的一个组成部分，同立宪民主党人搞交易，要求从六个席位中让三个给这个联盟。立宪民主党人给了两个席位。交易没有搞成。小资产阶级“代表会议”（这个叫法不是我们的，是从报上借来的）同立宪民主党人举行的一次会议是1月18日开的。《言语报》和《同志报》都发了消息。《言语报》今天宣称没有达成协议（当然，我们应当估计到他们仍在幕后进行谈判）。
孟什维克现在还没有在报刊上报道关于自己把工人选票出卖给立宪民主党的“行动”。
他们大概会向小资产阶级联盟提出报告，而不会向工人政党提出报告，因为在谈判期间，他们是小资产阶级联盟的一部分！
他们大概不愿意说明为什么唐恩同志既没有受31人集团委托，也没有受任何其他党组织委托，却参加了谈判。
31个孟什维克的行为就是如此。
他们的言论如何呢？
他们第一个论断是，布尔什维克既然否定了圣彼得堡有黑帮危险，就无权主张同社会革命党和劳动派达成协议，提出这样的主张，就违背了全俄代表会议要求社会民主党在没有黑帮危险的情况下独立进行活动的决定。
这是彻头彻尾的胡说。
31个分裂出去的孟什维克在欺骗读者。党的任何机关从来没有发布过什么正式的禁令，说在没有黑帮危险的情况下，不得同社会革命党和劳动派达成协议。这样的协议是存在的，例如在莫斯科就有，而中央委员会并没有对此表示异议。
不仅如此，31个孟什维克在引证社会民主党全俄代表会议的决定时，对真相歪曲到了何种程度，可以从下列事实看出。大家知道，这次（咨议性的）代表会议的决定是孟什维克和崩得分子在布尔什维克、波兰代表和拉脱维亚代表反对的情况下通过的。而正是这些崩得分子，在通过了社会民主党全俄代表会议的决定之后，自己又正式承认在没有黑帮危险但存在着立宪民主党危险的情况下，可以同社会革命党以及整个革命民主派结成联盟。这一点，崩得中央委员会曾作过决定，而且没有人表示异议。这一点，崩得在俄国国内的机关刊物《我们的论坛》周刊上也曾经谈过，而且所有识字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都知道这件事情。
31个孟什维克在欺骗工人和所有的读者。
我们还解释过：社会民主党全俄代表会议曾授权中央委员会在各地把非社会民主党人从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名单中排除出去，就是说，要求社会民主党绝对独立地进行活动。中央委员会还没有在任何地方使用过这种权利，实际上承认崩得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所有其他组织的自治权。
其次，31个孟什维克不满意代表会议把人民社会党人（人民社会党人或社会人民党人）从劳动派联盟中排除出去。31个孟什维克写道：“大家知道，这三个政党〈社会革命党、人民社会党和劳动派，后者没有组成什么政党〉在圣彼得堡早就结成了紧密的联盟，而且正在一致行动。”
这又是胡说。第一，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没有正式宣布过，说这个联盟已经结成，说它的条件确实能使它成为一个“紧密的”联盟。只是在报上发表过非常含糊的短评，既然各政党有正式的往来，在重大事情上就不能以这种短评为依据。第二，社会革命党和劳动团委员会接受了社会民主党代表会议的意见，在开始同它谈判的时候没有人民社会党参加，这一点证明三个劳动派的政党和集团的联盟并不是特别“紧密的”联盟。如果联盟中一部分联盟者可以撇开另一部分联盟者而独立地进行谈判，就不能叫作紧密的联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社会革命党的任何正式答复，要求我们也同人民社会党达成协议。第三，在《同志报》转载31个孟什维克的声明的同一版上，刊登了“1月16日社会革命党彼得堡委员会的决议”。在这个决议的说明中写道：“人民社会党集团退出协议〈即退出社会革命党、劳动派和人民社会党达成的协议〉并不会瓦解协议。而其他社会主义集团或政党退出协议就会瓦解协议。”
因此，事实证明：31个孟什维克把劳动派的联盟称为紧密的联盟，这是胡说。
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代表会议把人民社会党划分出去，这样做是正确的。首先，代表会议在原则上是正确的，因为无庸怀疑，人民社会党是最右的、最不可靠的、最接近立宪民主党的劳动派政党。其次，代表会议在政治实践方面是正确的，因为代表会议正确地指出了在政治运动进程中必然显露出来的各个劳动派政党之间的分界线。现在每个人都很清楚，如果劳动派硬要我们接受人民社会党人（当然，为了战胜彼得堡的立宪民主党人，害怕人民社会党人参加劳动派联盟是可笑的），那么，对不可靠的劳动派负全部责任的是社会革命党人，而不是社会民主党人。工人政党所关心的是使全体工人和全体公民知道较可靠的劳动派和不太可靠的劳动派之间的真正差别，所关心的是要社会革命党人，而不是无产阶级的党对糟糕的劳动派负责。
从人民社会党的这场风波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
结论是：孟什维克办事无原则，不作什么分析就加入了小资产阶级联盟，不善于做社会民主党人在选举运动中应该做的事情，即教导群众严格地和正确地区别各种政党。孟什维克太急于同人民社会党人即半立宪民主党集团结成一个小资产阶级联盟了！
布尔什维克办事在原则上是坚定的。他们一开始就用正式的社会民主党机关在各地公开发表的决议向所有的人揭露人民社会党这个政党是不可靠的。现在布尔什维克已经做到使最革命的劳动派（即社会革命党）自己宣布，人民社会党可以退出劳动派联盟，而不致瓦解这个联盟！
布尔什维克已经做到把革命的劳动派和机会主义的劳动派区分开来。孟什维克自己却一头钻进了机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联盟。
布尔什维克大声疾呼地公开号召劳动派跟随自己去同立宪民主党作斗争，现在已经取得了无可怀疑的政治效果，尽管他们没有同谁结成什么联盟。孟什维克为了同立宪民主党搞交易，背着工人无原则地钻进了小资产阶级联盟。
工人们可以根据这一点来判断一下，孟什维克到底要把他们引向何处。
31个孟什维克的第三个即最后一个论断是：社会民主党在彼得堡同劳动派达成协议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黑帮危险。这种论断如此荒谬，如此伪善，以至我们不得不把孟什维克的论据全部举出来：
“社会民主党和民粹派的共同名单得人心的程度将足以从立宪民主党那里夺走许多选票，但是，这个名单还不足以在整个彼得堡取胜。如果在广大选民看来，所有的革命政党和反对派政党未能达成协议应归罪于社会民主党及其同盟者，那么，这个名单就尤其不足了。而在这种情况下，拼命夺取立宪民主党的选票就完全有利于已经联合起来的黑帮。使他们既能打败立宪民主党的名单，又能打败左派的名单。”
这是十足的伪善，其目的是要掩饰孟什维克同立宪民主党的席位交易。
的确是这样，只消想一想孟什维克说了些什么吧：社会民主党同劳动派的协议增加了黑帮危险，因为它夺走了立宪民主党许多选票！太妙了，最可爱的同志们！那么，照你们看来，什么时候黑帮胜利的危险更大呢？是在所有的非黑帮的选票分投给两个名单的时候呢，还是在分投给三个名单的时候？假定说，黑帮有1000张选票，其余各政党有2100张选票。什么时候黑帮胜利的危险更大呢？是把2100张选票分投给两个名单的时候呢，还是把它们分投给三个名单的时候？
为了解答这个令人绞脑汁的习题，31个孟什维克可以去请教一下中学一年级的学生。
让我们继续谈下去。31个孟什维克不仅仅是胡说八道，不仅仅是假装不懂得社会民主党同劳动派在彼得堡达成协议一共只会有两个反黑帮的名单，而没有这个协议就会有三个反黑帮的名单。不仅仅如此。
除此以外，31个孟什维克对第一次选举的历史居然还如此无知，竟不知道在第一届杜马选举时彼得堡黑帮的选票和立宪民主党的选票的对比。我们刚才举出黑帮有1000票，其余各政党有2100票的例子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个例子对于第一届杜马选举时彼得堡12个选区中的9个选区来说，是典型的！
在160名复选人中共占114名的9个选区里，立宪民主党获得的最少票数比黑帮或所谓右派联盟获得的最多票数多出一倍以上。
这一点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如果在彼得堡有两个“左派的”（即非黑帮的）名单，那么，在两个左派之间随便怎样分选票都不会使黑帮取胜。
既然31个孟什维克看来连初小的算术都没有学好，那就让我们来给他们指点一下吧：请他们试把2100张选票分成两部分，使1000张黑帮选票既压倒这两部分中的这一部分，又压倒那一部分。
让孟什维克在这个习题上绞一绞脑汁吧，就象他们在提出三个名单代替两个名单是增加黑帮危险还是减少黑帮危险的问题上绞脑汁一样。
认为黑帮在今年彼得堡的选举中会比去年更得势，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任何一个头脑健全的政治家都不敢这样断言。人们都看到，在利德瓦尔案件被揭发和发生赫尔岑施坦被杀事件等等之后，黑帮已经完全败坏了自己的声誉。人们都知道，左派在选举中获胜的消息现在正从俄国各个角落传来。
在这种情况下叫喊黑帮危险，不是完全无知，就是伪善。而伪善是那些隐瞒自己的真正目的和偷偷摸摸地进行活动的人所需要的。孟什维克叫喊黑帮危险，是为了使工人不去注意他们正在干的或者昨天已经干过的勾当：参加小资产阶级联盟并且同立宪民主党搞交易。
如果黑帮的选票不会比上次选举时增多（一切迹象说明黑帮的选票只会减少，不会增多），那么在有两个左派名单的情况下，随便怎样分选票，都不可能使黑帮在彼得堡取胜。
这就是说，孟什维克加入小资产阶级联盟并且同立宪民主党搞交易，完全不是为了防止黑帮危险，——这是幼稚的谎话，它只能欺骗极其愚昧或极其蠢笨的人。
孟什维克同立宪民主党搞交易，是为了在立宪民主党的帮助下，违背工人的意志而把自己的人塞进杜马，这就是他们从社会民主党跑到小资产阶级联盟，又从小资产阶级联盟跑到立宪民主党那里的简单原因。
只有十分天真的人才看不到孟什维克在叫喊黑帮危险的掩饰下所进行的活动的这个内幕。
因此加入了小资产阶级联盟的孟什维克一再坚持三个杜马席位，是为了给自己确保一个席位。如果立宪民主党只给两个席位，孟什维克就可能一个也得不到。一个席位立宪民主党直接给了民粹派（人民社会党），另一个席位立宪民主党还不敢从工人选民团那里夺过来，在工人选民团中，还不知道谁会取胜。
正因为如此，孟什维克才向公众隐瞒了下列问题：唐恩同志是根据哪一项授权进行活动的？孟什维克加入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条件是什么？在小资产阶级联盟与立宪民主党举行的“代表会议”上到底争论了些什么？如此等等。由于孟什维克的这种行为，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他们遭到立宪民主党拒绝后将要往何处去。是不是人民社会党会同孟什维克联合起来，用牺牲工人选民团的办法向立宪民主党乞求两个席位呢（《言语报》的一篇社论曾经谈到这样解决是可能的）？或者孟什维克将独立提出社会民主党的名单，也就是说在彼得堡将要提出三个左派的名单，而不是两个名单？或者他们在小资产者的客厅和立宪民主党的前厅里一无所获地兜了一圈之后又会回到社会民主工党那里，接受它的决定？
如果孟什维克真正担忧黑帮危险，而不是热中于向立宪民主党要一个杜马席位，难道他们会由于席位的数量问题而同立宪民主党闹翻吗？
社会党人要是真正相信有黑帮危险而且真心要防止这种危险，他们就会不经过交易而把自己的选票投给自由派，不会因为只给他们两个席位不给他们三个席位而中断谈判。例如，在欧洲举行复选时，如果自由派已经得到比如说8000票，黑帮或者说反动分子10000票，而社会党人3000票，那么黑帮危险就是存在的。如果社会党人相信黑帮危险对于工人阶级说来是实在的危险，那么他们就会把票投给自由派。我们俄国没有复选，但是在第二级选举时可能有类似复选的情形。假定174个复选人中有86个黑帮，84个立宪民主党人和4个社会党人，那么社会党人就应该把自己的票投给立宪民主党候选人，这样的做法，在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表示过反对。
可是孟什维克硬说，他们担忧圣彼得堡的黑帮危险，同时他们却为了是两个还是三个席位的问题同立宪民主党闹翻了！
这显然是伪善，其目的是要掩盖工人政党中的小资产阶级部分为了向立宪民主党乞讨一个杜马席位而进行的交易。
目前孟什维克谈论什么彼得堡的社会民主党撇开劳动派而独立竞选，也完全是这样的伪善。例如，据《同志报》报道，列维茨基先生——孟什维克——1月19日在涅梅季剧院说道：“社会民主党放弃独立竞选，只是为了防止黑帮危险。既然这一点没有做到，那么社会民主党至少应该大力开展广泛的鼓动，所以，本人主张社会民主党独立进行活动。”
试问，如果这个列维茨基头脑健全、神志清醒，他这不是伪善者的表现吗？既然包括立宪民主党在内的所有左派制定一个共同的名单来“防止黑帮危险”没有成功，——因此，列维茨基才希望三个左派名单，即立宪民主党的名单、社会民主党的名单和劳动派的名单！
这无非是一个完全丧失了立足点的机会主义者摇摆不定的表现！他想迫使我们忘记，孟什维克前天还在小资产阶级联盟里开会，而昨天又去同立宪民主党搞交易！
孟什维克背叛了工人，投靠了立宪民主党，现在，这种卑劣的诡计不能得逞了，就想用社会民主党应该进行独立活动的空话来洗刷自己！这种空话只不过是为了转移视线，因为在有三个左派名单的情况下，仅仅由于左派分散，黑帮就真会在圣彼得堡当选，而孟什维克自己却加强了小资产阶级联盟的阵地，因为他们离开无产阶级政党，加入这个联盟，去共同和立宪民主党搞交易。
孟什维克现在的确有东西要“洗刷”，——因为他们在圣彼得堡选举运动中的所作所为把他们的声誉败坏到了这种地步。孟什维克现在的确一无所有，剩下的只是一些响亮的空话，因为他们自己也不会真的相信现在彼得堡有可能提出清一色的社会民主党名单。
至于布尔什维克，我们正在尽一切力量警告他们不要相信这些响亮而虚伪的空话。
布尔什维克没有什么要“洗刷”的，他们没有什么可后悔的。我们的政治路线，从一开始就受到首都所有的资产阶级报刊的讥笑，现在已为事变的整个进程出色而有力地证实了。现在愈来愈清楚，所谓黑帮危险不过是一种无稽的谎话。现在愈来愈明显，立宪民主党危险倒是存在的。立宪民主党的一位领袖现在正去晋谒（或者已经晋谒了？）斯托雷平，他们的政策开始露出马脚了。
布尔什维克没有背着工人政党偷偷摸摸地加入小资产阶级联盟。他们没有准许劳动派当中的人民社会党这个半立宪民主党参加而使这个联盟得到加强。他们没有做过一件事或说过一句话可以被小资产阶级政党解释为社会民主党放弃独立活动。
当米留可夫在斯托雷平跟前纠缠的时候，当孟什维克和各色各样的劳动派在米留可夫跟前纠缠的时候，——只有布尔什维克立场非常坚定，一分钟也没有停止去做列维茨基同志及其同伙现在由于生立宪民主党的气才想起来的事情。
因此，我们决不应该在现在去做那些惊慌失措的和伪善的孟什维克所津津乐道的蠢事，决不应该拒绝革命联盟，拒绝由小资产阶级支持社会党人去反对立宪民主党。
正因为布尔什维克一下子就采取了正确的路线，不左右摇摆，所以使所有的人现在从事实中看清了劳动派的动摇性和工人政党（它的机会主义渣滓当然除外）的坚定性。事实已经很明显，正是社会民主党的无产阶级独立地走着自己的路，引导所有其他的力量去反对黑帮和反对自由派，使一切小资产阶级政党和派别摆脱立宪民主党的思想影响和政治影响，使所有的人看清劳动派中革命集团和机会主义集团的可靠程度和有用程度。
而现在，当所有的劳动派都已尝过了立宪民主党的好心肠的苦头并决心同立宪民主党斗争的时候，如果不敢去领导他们，那就是一种不可容忍的幼稚和政治上无骨气的表现。
陷入了同立宪民主党搞交易的泥坑的31个孟什维克，自己也不得不违心地承认：“社会民主党和劳动派的共同名单得人心的程度将足以从立宪民主党那里夺走许多选票！”……是啊，正是这样！也正因为这样，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任务，即粉碎立宪民主党在全俄瞩目的首都所拥有的领导权。
只要我们在几个选区从立宪民主党那里夺取的选票达到半数加一票，我们就胜利了，因为我们可以利用黑帮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妥协派资产阶级之间分选票的一切有利条件（这里没有危险，因为在九个选区里立宪民主党的选票都比黑帮多一倍以上）。
一天比一天清楚，孟什维克叫喊黑帮危险，是采取了错误的政治方针。事实表明，初选人和复选人中的左派名额比去年多了。我们不做自由派地主的可笑而可耻的帮凶（借口有黑帮危险是不行的，因为这种危险并不存在），我们要发挥有益的和重大的作用：在反对把不开展的群众置于自由派领导之下的斗争中实现无产阶级对民主派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
第一届杜马选举是立宪民主党胜利了，这些自由派资产者竭力想使自己建立在群众愚昧无知和没有独立主张、独立政见基础上的领导权固定下来，并使之永久化。
我们的首要职责，就是尽一切努力在彼得堡把所有能够同黑帮和立宪民主党作斗争的人都集合到自己周围，来实现人民革命的任务，来发挥千百万人民群众的主动性。
我们将做到这一点，我们丝毫不会牺牲自己的社会民主党鼓动工作在思想上的充分独立性，丝毫不会放弃自己的社会主义的目的和对这些目的作充分的阐述，一分钟也不停止揭露小资产阶级的一切动摇和叛变行为。
唯有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坚定不移地站在为自由而斗争和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不可动摇的牢固立场上。
1907年1月由新杜马出版社在彼得堡印成单行本
注释：
[188]《彼得堡的选举和31个孟什维克的伪善面目》这本小册子写于1907年1月20日（2月2日），由新杜马出版社在彼得堡刊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分发，印数3000册。因为这本小册子的出版，孟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决定成立党的法庭来审判列宁。这一决定引起了一些党组织的强烈反对。1907年2月上半月召开的彼得堡组织234名布尔什维克会议和此后不久召开的彼得堡（市区和郊区）党代表会议第三次会议一致支持列宁。3月底，党的法庭第一次开庭，列宁在法庭上宣读了辩护词，揭露了孟什维克的分裂活动和机会主义政策，把对自己的审判变成了对孟什维克的审判（见《就彼得堡的分裂以及因此设立党的法庭问题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报告》，载于《列宁全集》第2版第15卷）。中央委员会不得不认输而停止审判。——310。 |
列宁全集第十四卷——31个孟什维克的抗议书（1907年1月19日或20日〔2月1日或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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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个孟什维克的抗议书
（1907年1月19日或20日〔2月1日或2日〕）
我们刚才接到一份印刷品：《为什么我们要退出代表会议？（出席代表会议的31个代表致中央委员会的声明）》。
孟什维克在这里对于事情的原则方面只字未提！从工人政党转入小资产阶级联盟（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劳动派和人民社会党），又从后者转向立宪民主党，——看来，这一切对无产阶级来说，都是无所谓的。抗议者们不愿意从本质上说明问题，而只是从形式方面来谈问题。
让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形式方面的论据吧。论据有三：（1）彼得堡委员会的历史以及它的组成不民主。（2）代表会议确定代表资格的办法不正确。（3）代表会议拒绝分成市代表会议和省代表会议。
关于第一个论据，我们要问：这同彼得堡委员会有什么相干？代表会议的代表难道不是由专门的选举产生的吗？
孟什维克对彼得堡委员会历史的说明和所谓彼得堡委员会的组成不民主的说法，实质上是惊人的谎言。只要指出一个事实，就能看出这种说法滑稽可笑，例如：拉脱维亚区早在统一代表大会以前就已经合并进来（孟什维克对于这个区的合并表示不满），当时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彼得堡委员会里的人数是相等的。这就是说，在半年多以前，孟什维克自己就自动地承认了把拉脱维亚人合并进来是正确的！此外，孟什维克对彼得堡委员会增补一定数量的委员表示不满。但是他们忘了补充一句话：同意增补的正是孟什维克自己！大家可以根据这些例子来判断一下对彼得堡委员会的组成所作的事后批评是否公正。
第二个论据。瞧，代表会议确定代表资格的办法不正确。孟什维克不愿意承认店员的选票，并且提出自己认为唯一正确的选票分配办法：布尔什维克1560票，加上拥护革命联盟纲领的180票，共计1740票；孟什维克1589票。或者按四舍五入的方法折算代表名额，布尔什维克是35人，孟什维克是32人（见孟什维克印刷品第8页）。
我们只须着重指出一点：即使按照我们严厉的批评家的意见，布尔什维克在代表会议上也占有而且本来应当占有优势！
同志们，大家都知道，“异端派”（革命联盟纲领派）也是布尔什维克。既然你们自己承认，即使在孟什维克确定代表资格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还有35人，而孟什维克只有32人，那又何必吵吵嚷嚷呢？
你们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彼得堡的社会民主党是布尔什维克的社会民主党。
但是，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孟什维克是怎样批评代表会议对代表资格的审查的。
他们根本不愿意承认店员的选票。为什么呢？印刷品上说：“店员领导机构借口不能召集会议，用征求店员意见的方式只得到了将近100张选票，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彼得堡委员会却允许它按每60人选代表1人的比例在全部313名有组织的店员中选了5名代表……”（第4页）
召开店员大会的困难是大家都知道的。根据什么把这一点叫作“借口”呢？根据什么把313个有组织的店员（即党员）排除在外呢？你们不是自己承认已经征求了意见，即店员领导机构已经设法使全体党员发表了意见吗？
彼得堡委员会把产生代表名额的比例由50人选举1人提高为60人选举1人，就是承认代表名额的产生并不十分民主。
莫斯科区。孟什维克认为在有异议的选票中有185票是布尔什维克的。同时，印刷品的作者自己在“对选举提出异议的原因”项下这样写道：“提出异议是有条件的，这是在布尔什维克不承认其他区的这种选举的情况下才提出的。”
你看这不是很妙吗？孟什维克对布尔什维克的代表资格提出异议是有条件的，是要看情况的！！他们自己在总结时说，布尔什维克的“确实不能承认的选票”不是300张，而是115张，这就是说，他们自己承认，有185票是应当承认的！
总之，对确实应当承认的选票“有条件地”提出异议，——这就是孟什维克的手法！
而这些人竟然还敢说代表会议产生代表名额的办法不正确……
在无异议的选票中孟什维克自己认为布尔什维克有1376票，孟什维克有795票。可爱的同志们，这就是说，即使使用“有条件地提出异议”这一种空前未有的新奇手法，你们也不能用异议搞掉布尔什维克占压倒多数的选票！
在布尔什维克提出异议的（据印刷品的统计）789张孟什维克的选票中，维堡区的234张显得特别突出。“提出异议的原因”这一项写道：“虽然经过讨论，但选举未按纲领进行。”讨论丝毫不能证明投票者本人主张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因此，代表会议拒绝把没有直截了当主张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那些选票算到拥护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人那一类里去，这样做是正确的。代表会议把这234票产生代表名额的比例提高了。
其次，布尔什维克对弗兰科－俄罗斯分区（戈罗德区）的370张选票提出了异议。“提出异议的原因”这一项写道：“未按纲领投票的有100票，其余部分（270票）虽然经过讨论，但是采用了二级选举。”
大家看到：尽管店员的选票是“用征求意见的方式”产生的，却不能算数。尽管孟什维克的选票是通过二级选举得到的，同店员选派代表的方法实际上没有什么区别，却仍然必须承认！不，孟什维克同志们，你们为孟什维克代表资格辩护的手法太恶劣了！
关于把代表会议分开的问题，孟什维克说得极其简短：“虽然这种建议是非常合理的……”，代表会议却把它否决了（第5页）。可是在下一页却不小心地暴露了这种“合理性”的秘密：“在本市范围内，绝对多数〈？！〉是属于孟什维克的。”（如果按照孟什维克的方法来计算选票的话，就是说，把所有店员的选票排除在外，而把弗兰科－俄罗斯分区和维堡区的所有选票加进来！）
问题就在这里！为了假造孟什维克的优势，就把代表会议分开说成是合理的。拙劣的把戏。同志们，你们为什么忘了谈谈例如怎样把铁路区“合理地”分开呢？或者中央委员会为什么不提出合理的建议把维尔纳、敖德萨等地的代表会议也都分开呢？？
孟什维克就形式方面提出的抗议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轻率的指摘。他们决定投靠立宪民主党倒是慎重的。这一点，31个抗议者却完全闭口不谈。
载于1907年1月25日《无产者报》第12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4卷第307—310页 |
列宁全集第十四卷——步步下降（1907年1月19日〔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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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步下降
（1907年1月19日〔2月1日〕）
彼得堡的选举，对于实际研究各个不同政党的性质及其政策的阶级倾向或阶级意义，提供了非常有教益的材料。
在这方面最引人注意的有两件事：一件是立宪民主党同黑帮政府首领斯托雷平的谈判，另一件是小资产阶级政党同自由派地主即立宪民主党人的谈判。
关于立宪民主党人同黑帮的谈判，我们现在知道的还不多，只知道米留可夫晋谒斯托雷平，——企图以拒绝同左派联盟的代价来使立宪民主党合法化。这种谈判完全是秘密进行的，所以还有待于将来揭发。
另一种谈判差不多是在众目睽睽下进行的。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者在这里所起的作用特别明显。
他们为什么要从彼得堡社会民主党分裂出去呢？
是为了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
但是，立宪民主党人却不愿只同孟什维克达成协议。
因此，孟什维克就同所有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即同社会革命党、劳动派和人民社会党结成联盟。
从社会民主党分裂出去的机会主义者跑到小资产阶级方面去了！
结成联盟的条件是什么呢？
就是共同去和立宪民主党人达成协议，把六个杜马席位中的三个给左派联盟。
我们知道，孟什维克同小资产阶级政党签订了书面协定，——至少是一个共同的决议。看来，新的同盟者们不愿意或者不急于把这个决议公之于众。
我们也知道，唐恩同志参与了建立这个联盟的谈判，然而，无论是分裂出去的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人（31人）集团，还是任何其他的党组织，都没有授权他这样做。
我们没有想到，政治事变的进程会这样确凿地证实了我们一直坚持的一个看法——孟什维克是工人政党里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部分，也象所有小资产阶级一样，它的特点是无原则和摇摆不定。
请大家认真地想一想孟什维克的所作所为吧！不正是他们，曾向全世界大喊大叫，说他们在维护社会民主党的阶级纯洁性，不让似乎倾向于小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的布尔什维克所玷污。
现在事变却揭露了他们。布尔什维克公开号召小资产阶级跟着无产阶级一起去反对自由派资产者。
孟什维克拒绝了，并且秘密地（因为他们这一联盟的条件，谁也不知道，而且谁也没有授权唐恩同志）同所有的、甚至最右的小资产者（人民社会党人）给成联盟，以便共同把受他们影响的工人交由自由派资产阶级去领导！
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包括孟什维克在内（难怪《言语报》把他们列入脱离革命的“反对派联盟”，并且把人民社会党和孟什维克称为“温和的社会主义政党”），宁肯同自由派搞交易，也不愿同无产阶级一起进行斗争。
希望彼得堡的一切觉悟的工人好好地想一想，孟什维克在把工人政党引向何处！
试问：小资产者同自由派进行的这些谈判，会有什么结果呢？
我们现在只是从今天（1月19日）的报纸上得知，社会革命党、劳动团、人民社会党和孟什维克的代表（即整个新的小资产阶级联盟）同立宪民主党人昨天在彼得堡举行了会议。据报道，立宪民主党人坚决拒绝给“左派联盟”三个席位，而“左派”联盟则拒绝接受两个席位。
《言语报》就这一事件指出：“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代表没有出席会议。”是的，我们不愿意同小资产者一起把工人政党出卖给自由派！
以后究竟会怎样呢？不知道。看来，小资产阶级联盟同立宪民主党的交易还要继续搞下去。
但是，传说社会革命党内有一个坚决谴责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工人委员会。这个消息的真实程度如何，我们不了解，因为社会革命党人故意向公众隐瞒自己同人民社会党结成联盟的条件（甚至谁也不知道，这个联盟究竟是在什么时候，由什么人订立的！），同时还隐瞒他们自己党内在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这一问题上的各种派别。
《言语报》今天（1月19日）报道了社会革命党彼得堡委员会的决议。这个决议证实了社会革命党的工人部分不赞成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传说。下面是《言语报》的报道：
“社会革命党彼得堡委员会在同劳动团和人民社会党这两个集团达成协议〈什么协议？何时达成的？条件怎样？〉的同时，决定向社会民主党的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派建议达成建立各个社会主义〈？〉集团的协议，以便最适当地进行投票前〈？〉的选举运动，——而如果不能同这两派都达成协议，那么，就同布尔什维克派达成协议。在达成共同的社会主义协议以后，社会革命党的代表应当坚持〈？！？〉不允许同立宪民主党人达成协议，坚持达成协议的社会主义集团可以独立行动。
但是，如果多数集团〈？〉认为，比较适当的不是独立行动，而是在技术上〈！？〉同立宪民主党人达成协议，那么，社会革命党彼得堡委员会可以服从〈！〉多数〈其他党派的多数！〉的决定，同时认为达成这种协议的必要条件是：把社会主义集团应得的全部席位都给工人选民团。”
谁能看懂这些莫名其妙的话，可以奖给他100万卢布！既坚持不允许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又预先同完全拥护立宪民主党的人民社会党结成联盟！既要把向立宪民主党要求的三个席位都给工人选民团，同时又与没有提出这一条件的人民社会党和劳动派一起同立宪民主党举行“代表会议”！既吹嘘自己是有别于各个“集团”的政党，有自己的独立性，同时又可以服从“多数”，即服从三个集团（劳动派、人民社会党和孟什维克）！聪明的俄狄浦斯[187]，你来解答吧！
社会革命党（莫斯科区）的工人初选人居然也赞同这些掩饰向自由派出卖他们利益的小资产阶级动摇分子！但这些工人又“对社会民主党的孟什维克派对其他社会主义集团和党派采取捣乱态度表示极端不满”。
啊，天真的社会革命党的无产者！
既然你们对孟什维克表示不满，为什么你们不对社会革命党彼得堡委员会表示不满呢？他们两家都同样在拉你们到自由派的卵翼之下。
小资产阶级联盟内部的这些纠纷的内因是很明显的。有同立宪民主党决裂的危险。看来，人民社会党和孟什维克想从立宪民主党手里给自己弄到两个席位，并出卖其他小资产阶级，就象孟什维克出卖了无产阶级一样！
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
步步下降。先出卖工人政党而参加小资产阶级联盟，又出卖小资产阶级的民主联盟而投靠立宪民主党！那就请便吧！
米留可夫在晋谒斯托雷平时说：“阁下，请看，我已经分裂了革命，使温和派离开了革命！请您老人家开赏吧……”斯托雷平说：“好吧，我要设法让你们合法化。帕维尔·尼古拉伊奇，你知道，你是用软的一手来分裂这帮工人坏蛋的，而我要用大棒。咱们就从两面夹攻……帕维尔·尼古拉伊奇，一言为定啦！”
载于1907年1月25日《无产者报》第12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4卷第302—306页
注释：
[187]俄狄浦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他猜中了狮身人面怪物斯芬克斯出的谜语，使之跳崖而死。——303。 |
列宁全集第十四卷——彼得堡社会民主党的选举运动（1907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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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堡社会民主党的选举运动
1907年1月18日于彼得堡
彼得堡的选举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决定性的关头临近了：第一，各政党在选举中究竟怎样组合，谁联合谁，谁反对谁，近几天就将见分晓。第二，选举本身也马上就要开始了。
首都选举的意义是重大的。现在全国都注视着彼得堡。这里有最活跃的政治生活，政府的势力在这里最强大。这里有各个政党的中央，有各种派别和各种色彩的最出色的机关报，有竞选大会上最出色的演说家。
现在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彼得堡已经起了应起的作用。彼得堡的选举运动已经提供并且每天还在继续提供异常丰富的政治教育材料。要反复地研究这些材料。要系统汇集这些材料，要用这些材料尽可能突出地阐明各个不同政党的阶级基础，而且，要把这种大家都感兴趣的、激动人心的、直接的、活的知识传播到最广大的工人群众中去，传播到最偏僻的农村中去。
我们试着开始汇集这种材料，——当然是采取简明扼要的形式。让读者回顾一下，想一想圣彼得堡选举运动的全部进程，以便对社会民主党的作用在思想上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以免为每天发生的小事和政客们千变万化的喧嚣所困扰。
第一阶段。社会民主党为选举作理论上的准备。右翼和左翼最知名的代表人物纷纷发表意见。孟什维克一开始就动摇不定：（1）切列万宁主张同立宪民主党人达成协议；（2）立宪民主党的报刊兴高采烈，并把这个消息传遍俄国各个角落；（3）马尔托夫在《同志报》上抗议，主张提出清一色的社会民主党名单，他甚至因布尔什维克一般认可同劳动派达成协议以反对立宪民主党而斥责他们（《无产者报》第1号）；（4）布尔什维克主张提出清一色的社会民主党名单，但不排除同革命民主派达成协议；（5）普列汉诺夫在资产阶级报刊上主张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6）孟什维克内部十分动摇：拉林怒斥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认为这是社会民主党的耻辱。尼古·约—斯基认为可以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不过同劳动派结成联盟反对立宪民主党更好；（7）马尔托夫和所有的孟什维克转了个180度的弯，都转到普列汉诺夫方面去了。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形成了两派：孟什维克和崩得分子主张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布尔什维克、波兰代表和拉脱维亚代表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可以同革命民主派达成协议。
第二阶段。报刊上宣扬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主张。普列汉诺夫竟然谈到了“全权杜马”。这样，他就可以把孟什维主义发展到荒谬的地步。他原想使孟什维克同立宪民主党接近，结果（由于对政治形势完全无知）事与愿违，竟使孟什维克远离了立宪民主党。一方面，立宪民主党正式地郑重其事地拒绝了“全权杜马”这种革命幻想，并且嘲笑了普列汉诺夫。很清楚，立宪民主党所希望所要求的是思想上的联盟，是使各左派服从立宪民主党的领导，服从立宪民主党的妥协的、反革命的策略。另一方面，普列汉诺夫的过分热心搅乱了孟什维克的队伍：崩得分子和高加索的孟什维克都在报刊上公开指责普列汉诺夫的言论。孟什维克占多数的中央委员会则默不作声，很尴尬，不知所措。普列汉诺夫陷入孤立，也一声不响了。
第三阶段。群众性发动的开始。莫斯科和彼得堡的竞选大会。外界的一股新鲜空气冲入知识分子政客们的恶浊气氛。关于黑帮危险的无稽之谈立即澄清了，外界证实了布尔什维克的看法：立宪民主党人愚弄机会主义者，他们叫嚷黑帮危险，是想借此摆脱来自左面的危险。两个首都竞选大会上的斗争，实际上是立宪民主党同社会民主党，主要是同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立宪民主党想把所有的人，——市井小民、老百姓、群众拖向右边，他们反对革命的要求，在“和平的议会道路”的幌子下宣扬同反动派达成协议。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号召群众向左边走，揭穿了所谓和平道路的奇谈的全部虚伪性，及其全部自私自利的阶级性质。孟什维克退缩了（对孟什维克无限好感的立宪民主党报刊这样承认）；他们不象社会党人而象左派立宪民主党人那样畏畏缩缩地批评立宪民主党，同样畏畏缩缩地谈论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的必要性。
第四阶段。召开社会民主党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这次代表会议的代表是由社会民主党全体党员在辩论的基础上，即在征询全体党员赞成还是反对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的基础上选出的，布尔什维克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占了绝对优势，——无论是把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有异议的选票计算在内，还是一概不计算，还是按特殊的比例计算都一样。孟什维克退出代表会议，开始搞分裂活动。他们表面上用一些既可笑又可怜的组织上的无端指摘来掩饰自己（他们说布尔什维克确定代表资格的办法不正确，——实际上不管怎样折算，布尔什维克都占优势；他们说代表会议拒绝分成市代表会议和省代表会议，——实际上根据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不能提出这种要求，它对维尔纳、敖德萨和其他城市都没有提出这种要求）。
实际上孟什维克制造分裂的原因大家都很清楚：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者离开无产阶级而投靠自由派资产阶级，离开工人的社会民主党组织而投靠未定型的非党的选民团体。
代表会议对孟什维克的退出根本不予理会，它继续进行自己的工作。彼得堡的布尔什维克当中也发生过争论：所谓的纯布尔什维克主张不同其他任何政党达成任何协议。所谓的异端派则主张同革命民主派，同劳动派达成协议，以便在俄国的首都摧毁立宪民主党人对不开展的劳动群众的领导权。“纯”布尔什维克和“异端派”之间的争论，在个别场合显得很激烈，但是，实际上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都十分了解，这种分歧并没有从根本上分裂他们，而只是帮助他们全面地实事求是地探讨选举的各种可能和各种前景。
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不能拒绝非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群众跟着自己走，以便使他们摆脱立宪民主党的影响。代表会议在详细讨论以后，决定向社会革命党和劳动团委员会提出在下述基础上达成协议，即工人选民团、社会民主党和劳动派各占两个杜马席位。
这在彼得堡是唯一正确和唯一可行的决定，因为决不能忽视击败立宪民主党的任务；如果有两个左派名单，就不会发生黑帮危险，但是如果左派发生分裂，这一危险就可能发生，也就不可能争取到选民群众。代表会议的建议使社会民主党保持了绝对优势；社会民主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领导权，在它的原则完整无损的情况下得到了巩固。
关于人民社会党，代表会议决定排斥它，因为它是半立宪民主党，它在杜马外的斗争的一些基本问题上态度模棱两可。大家知道，解散杜马之后，这个党便离开了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并且开始在合法刊物上宣扬谨慎和温和。
显然，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必须要求社会革命党对这样的政党采取明确的态度，要么坚决予以排斥（如果孟什维克在关键时刻没有从社会党方面转到立宪民主党方面去，这大概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要么至少使自己对这样的“劳动派”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五阶段。孟什维克制造的分裂给整个自由派资产阶级带来了希望。立宪民主党的报刊都欢呼起来，欢呼它们所仇恨的布尔什维克“遭到孤立”，欢呼孟什维克由革命“勇敢地”转入“反对派联盟”。提出“反对派联盟”一词的《言语报》已经直言不讳地把孟什维克和人民社会党称作“温和的社会主义政党”。确实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似乎立宪民主党就要把所有的小资产阶级（即包括社会革命党在内的全体劳动派）和工人政党内的整个小资产阶级部分即孟什维克都拉走了。
布尔什维克泰然自若地继续从事自己的独立的工作。他们说，我们不搞卑鄙勾当，我们同小资产阶级的变节和动摇无关，这样的孤立我们感到高兴。我们不能使自己的策略服从于追求席位。我们宣布，无论如何彼得堡将有三个名单：黑帮的名单、立宪民主党的名单和社会民主党的名单。
第六阶段。工人选民团的选举和对劳动派两面手法的彻底揭露。
在工人选民团里社会民主党获得了胜利，但是，社会革命党所占的比重要比我们预料的大得多。显然，社会革命党在工人选民团里所击败的主要是孟什维克。有消息说，在维堡区这个孟什维主义的堡垒里，当选的社会革命党人多于社会民主党人！
由此看来，在其他国家早已出现过的现象也在我们国内出现了。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使该党严重地脱离工人群众，以至工人群众转向革命的资产阶级方面去了。孟什维克的极不坚定和十分动摇的政策大大地削弱了社会民主党，在城市选民团里帮助了立宪民主党，在工人选民团里帮助了社会革命党。
只有革命的社会民主党能够满足无产阶级群众的需要，并且使他们坚决同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划清界限。
但是另一方面，事变也彻底揭露了劳动派的两面手法。在工人选民团里，他们（社会革命党）猛烈打击主张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孟什维克，以此来攻击我们。同时他们又在选举运动中玩弄毫无原则的手法。他们不以党的名义发表任何声明，不独立公布任何组织决定，不公开讨论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问题。他们就象一些想在黑暗中做坏事的人，故意吹灭一切灯火。
有人说，社会革命党同人民社会党结成了联盟。谁也不知道结成联盟的条件和这个联盟的性质。活动是暗中进行的。有人说（见1月15日《祖国土地报》，为该报撰稿的有坦先生），社会革命党赞成同立宪民主党联盟。谁也不明真相。活动是暗中进行的。竞选大会上也表现出各行其是：一个社会革命党人跟人民社会党人一起呼吁同立宪民主党联盟，另一个社会革命党人则要通过决议，反对同立宪民主党联盟，赞成一切左派联盟反对立宪民主党。
一切小资产阶级的，甚至最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极端不坚定性和两面性明显地暴露在群众面前。如果我们社会民主党内没有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部分，我们就会有很好的机会来向全体工人群众说明：为什么只有社会民主党能够忠诚而一贯地捍卫他们的利益。
布尔什维克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鼓动的。布尔什维克坚定不移地执行自己的路线：彼得堡要有立宪民主党的名单和社会民主党的名单。我们的决定不以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为转移，如果小资产阶级愿意响应我们的号召，跟随无产阶级反对自由派，那对它就再好没有了；如果它不愿意这样做，那对它只有更坏，而我们是无论如何要走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的。
第七阶段。分裂。立宪民主党陷在同黑帮谈判的泥坑中。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者陷在同立宪民主党谈判的泥坑中。布尔什维克则坚定不移地执行自己的路线。
报纸消息说：（1）米留可夫先生晋谒了斯托雷平先生；（2）国外报纸报道，政府准备让立宪民主党合法化，条件是该党不同左派联盟。
自由派叛徒们的政党的幕后勾当暴露了。立宪民主党不敢拒绝黑帮的建议，因为黑帮用解散杜马来威胁他们。
立宪民主党在关于协议的问题上忽然变得“坚如磐石”，而使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大吃一惊，其真正原因就在这里。
立宪民主党固执起来了。所有的左派，只给两个席位，一个也不多给！立宪民主党的《言语报》一号接着一号用十分清晰的语调和教训的口吻说，它同意带领温和的社会党人（六个席位中分两个席位）同“革命的幻想”作斗争，同革命作斗争。但是，永远不同革命一道前进！
机会主义者陷于悲观绝望的境地。《同志报》上针对《言语报》的文章发出了简直是歇斯底里的声调。社会民主党的叛徒鲍古查尔斯基先生拐弯抹角、闪烁其词地责备《言语报》，请求它——和《同志报》的其他作者一起——回心转意，等等。无聊的争吵和对骂取代了不久前《言语报》和《同志报》为布尔什维克遭到孤立和温和的社会党人顺从了自由派而一致发出的欢呼。彼得堡于1月7日获悉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代表会议的决定。今天是1月18日。直到现在，立宪民主党人和机会主义者没有作出任何明确决定！今天《言语报》反对《同志报》的调子特别不可调和；今天《同志报》在一篇反对《言语报》的短评中的调子，也特别尖锐，而且不知所云。
布尔什维克坚定不移地执行自己的路线。彼得堡将有三个名单。小资产者将把自己列入哪个名单，这是他们的事情，而革命的无产阶级无论如何要履行自己的职责。
第八阶段会怎么样，我们还不知道。归根到底，这要取决于立宪民主党和黑帮政府之间的谈判，取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如果他们在立宪民主党立即合法化方面或其他方面“和解”，小资产者就会陷于孤立。如果立宪民主党和黑帮眼下发生意见分歧，立宪民主党也可能给小资产者三个席位。社会民主党决不根据这些来决定自己的政策。
彼得堡选举运动中的事变进程给我们提供了一幅不大的但很好的图画，描绘出黑帮、立宪民主党和革命无产阶级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个事变的进程极好地证实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久经考验的和毫不妥协的老策略。
方针明确的政策是最好的政策。原则明确的政策是最实际的政策。只有这样的政策才能真正地牢固地赢得群众对社会民主党的同情和信任。只有这样的政策才能使工人政党免于对斯托雷平同米留可夫的谈判，以及米留可夫同安年斯基、唐恩或切尔诺夫的谈判负责。
而社会民主党和“劳动派政党”的机会主义者今后却要永远对此负责。
动摇的孟什维克已经玩起伪善的手法以图挽救自己，这是不无原因的。退出代表会议的社会民主党人声称：我们不是赞成同黑帮危险作斗争，就是赞成清一色的社会民主党名单（如果相信今天的报纸报道）。可笑的遁词，只有天真透顶的人才会相信！事实证明，在圣彼得堡有两个左派名单的情况下，并没有黑帮危险，然而有三个名单，会怎么样呢？孟什维克不想这样试一试吗？！不，他们纯粹是想抓住一根稻草来救命，因为事变进程逼得他们走投无路：或者承认立宪民主党全面的思想政治领导而跑到立宪民主党方面去；或者跟着布尔什维克走，赞成包括劳动派在内的社会民主党名单。
这样的名单在彼得堡一定会战胜黑帮又战胜立宪民主党。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从一开始就采取了正确的路线，将坚定不移地遵循这条路线（不怕一旦小资产者投靠自由派而会遭到暂时的失利），从机会主义的犹豫和动摇当中吸取新的力量和决心。
圣彼得堡要有三个名单：黑帮的名单、立宪民主党的名单和社会民主党的名单。
公民们，你们选择吧！
载于1907年1月21日《通俗言语周报》第2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4卷第293—301页 |
列宁全集第十四卷——“你会听到蠢人的评判……”（社会民主党政论家札记）（1907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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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听到蠢人的评判……”1907年1月15日
（社会民主党政论家札记）[176]
1907年1月15日于彼得堡
资产阶级报刊对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代表会议的决定议论纷纷。从迂腐的御用《言语报》到街头小报《今日报》[177]，组成了一个自由派大合唱，欢呼孟什维克制造的分裂，庆祝这些“社会”浪子回到“反对派联盟”的怀抱，庆祝他们摆脱了“革命幻想”的影响。
真正站在革命无产阶级方面的社会民主党人不妨提一个问题：
可是评判者是些什么人呢？[178]
让我们拿1月15日的《祖国土地报》[179]这个几乎是最好的评判者为例。这家报纸的倾向显然比立宪民主党左。根据一切资料来看，可以把它的倾向叫作劳动派倾向。只要指出这家报纸的撰稿人里有坦先生，这就足以确凿地证实这一政治评价了。坦先生的大名已经列入了“劳动（人民社会）党”公布的组织委员会委员名单。
可见，评判者是劳动派。
他们指责布尔什维克，并且同立宪民主党一样，赞成孟什维克的计划。不同于立宪民主党的是，他们只打算在所有的左派政党共同联盟中最多给立宪民主党两三个席位。
这是他们的判决。请看理由。
“争论的中心无疑是彼得堡是否存在黑帮危险的问题。”
不对。如果你们要在政治报纸的社论中评判布尔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你们就应当知道你们要评判的是什么。你们自己在同一篇社论中说：“目前围绕着〈社会民主党〉代表会议的决议展开的激烈争论，无疑会引起社会的关心。”谁表示愿意公开参与大家所关心的争论，而又马上显出不明争论的“中心”，谁就要担当接受不光彩的称号的风险……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已经在自己多次的政治声明中反复说明和强调指出，不能认为选举期间的争论“中心”是所谓的黑帮危险的问题。
为什么不能呢？因为工人政党的选举期间策略只应当是把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策略的一般原则运用于个别情况。选举只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为自由和为消灭一切剥削而进行斗争的一个舞台，而且远不是最重要的、最关键的（尤其在革命时代）舞台。除了用选票进行斗争以外，还有另外一种斗争，这一斗争在革命时代不可避免地会激化起来。那些自以为有教养的知识分子偏爱忘记这一斗争，他们对于自由的同情只停留在舌头尖上。小业主偏爱忘记这一斗争，他们对于同资本及其仆从进行极其尖锐的日常斗争是袖手旁观的。但是无产者却忘不了这一斗争。
因此，在觉悟的无产者看来，选举期间的策略只能是他们的一般策略对于特殊斗争，即选举斗争的适应，而决不是他们策略原则的改变，不是这个策略“中心”的转移。
革命时期的社会主义策略原则是，先进阶级即无产阶级走在人民革命的前头（目前俄国发生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因为人民获得全部自由和全部土地，根本不能使我们摆脱资产阶级的统治；很明显，革命的这种社会经济性质并不妨碍它是人民革命）。因此，先进阶级应当向全体群众坚决揭露，一般地希望同旧政权进行谈判和达成协议，特别是希望地主和农民在土地问题上达成协议的任何想法，都是虚幻的。先进阶级应当独立地奉行坚决斗争的路线，只支持那些真正斗争的人，也只是根据他们斗争的程度给以支持。
这就是社会主义策略的原则，这些原则通常规定工人政党必须保持阶级独立性，而只同革命资产阶级合作和达成协议，并且只是作为一种例外。
自由派不懂得社会民主党的这些策略原则。他们同阶级斗争的思想格格不入，他们不承认协议和谈判是同人民革命背道而驰的。但是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无论布尔什维克，甚至孟什维克，原则上都承认这种策略原则。那些负责出版政治机关报的劳动派先生们，即使不了解目前的社会主义策略问题的起码常识，至少也能在社会民主党的选举纲领中，即在中央委员会占优势的孟什维克的选举纲领中读到这一点。
纲领写道：“公民们，应当把不仅希望俄国得到自由而且努力帮助人民革命争得这种自由的人选入杜马……‘人民自由党’领导的第一届杜马多数派希望通过同政府和平谈判的途径取得自由和土地……公民们，请选举革命战士吧，他们将同你们共同继续进行去年〈1905年〉1月、10月和12月开始的伟大事业。”
我们的劳动派根本不了解，“争论的中心”在于是否容许从上述角度出发在原则上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代表会议继全国代表会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4个代表之后，对这个问题作了否定的答复。同跟旧政权勾结和谈判的政党达成协议是不能容许的。立宪民主党在“人民革命”中不可能成为同盟者。把他们归入“革命战士”之列，不能加强，只能削弱革命战士的力量，因为他们在阻挠这些战士的工作，他们现在公然反对斗争，反对任何革命口号。
我们的评判者没有看出布尔什维克社会民主党对立宪民主党的这种原则态度，居然看不见“大象”。
这些劳动派完全处于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之下。在他们看来，选举高于一切，选举结果高于在选举运动中教育群众的工作。他们不懂得，选举鼓动清楚、肯定、明确，对忠实于自己的原则的社会民主党人具有重大意义。即使有人用得到杜马席位的前景来引诱他们，即使有人用在首都得不到一个杜马代表名额的前景来吓唬他们，他们仍然忠实于自己的革命立场。劳动派则忘记了一切原则，忘记了革命的一切基本任务，而热中于自由派的争吵，因为他们什么也没有看出来，什么也不了解，什么也不关心，而只念叨着“一个席位，两个席位，三个席位”！
“……问题的中心……彼得堡是否存在黑帮危险……”
可见，你们把黑帮危险归结为在政府伪造的选举中黑帮有取胜的危险！先生们，你们可明白，你们这样提问题，就是承认政府已经最终取胜，而你们空谈的自由事业已经最终失败了！你们自己没有看出来而且也不让人民群众看到那个实际的黑帮危险，这种危险不表现在投票上，而表现在规定投票的条件上（参议院的说明和12月11日选举法的即将废除），表现在取消投票的结果上（如解散杜马）。你们完全站在庸俗的自由派观点上，使自己的打算以及被你们弄得迷失方向的人民群众的打算仅限于在已经伪造的和正在伪造的法律范围内来进行斗争。你们没有看到黑帮危险表现为全体复选人可能被捕。取决于你们而且完全取决于你们的东西——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提供牢固的和重大的革命成果的东西，即用坚定不移的鼓动来提高群众的革命意识，你们丢失了。而你们想追求的东西，则取决于斯托雷平的诡计，取决于参议院的新说明，取决于警察对选举法再一次的破坏。可见，你们同“黑帮危险”进行的斗争，与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派同君主制危险进行的斗争如出一辙，就是用在共和制中加强君主机构和君主立宪的办法来进行斗争。因为，你们在人民中散布一种看法，认为黑帮危险就是黑帮当选的危险，这就使得最不开展的群众对黑帮危险的真正根源和真正性质更加无法了解。
不过，我们往下谈吧。假定以后参议院对选举和复选人不再作什么说明。我们谈谈在当前选举制度下哪些政党将在彼得堡的投票中取胜的问题。
劳动派不能否认：右派政党已经威信扫地，十月十七日同盟遭到一次比一次可耻的失败，“十月党人近来受到左面来的沉重打击而一声不吭了”，“社会向左转了”。
但是……谢德林早就把自由派使用的这个俄国字眼“但是”译成了人人都懂的语言——耳朵不会高过额头[180]，不会的！——但是“技术上的困难”，“不给寄书刊”，“不发给选票”，“警察的迫害”……
这就是俄国知识分子的心理：他们口头上是勇敢的激进派，实际上是卑鄙的小官僚。
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一定有助于免受警察的迫害！可是为什么不同既“希望”有宪法又能保证不受“迫害”的十月党结成联盟呢？真的，俄国的政治逻辑是：选举协议是反对不邮寄书刊、反对不发选票等等的手段……先生们，你们是反对什么呢？
——反对使警察据以横行霸道并宣布某些政党“非法”因而得不到选票的那些“法律”。那么你们是怎样反对的呢？
——办法当然是同某一个政党达成协议，这个政党或者会从和平革新党那里得到选票，或者在杜马召开以前就同斯托雷平勾结起来，或者自己也得不到选票！
俄国的官吏（20岁时是激进派，30岁时是自由派，40岁时是不折不扣的官僚）惯于关着门大谈自由主义和把拳头揣在兜里。他把选举运动也看成是把拳头揣在兜里。是否需要影响群众呢？废话，邮局不投递我们的书刊啊。
不通过“邮局”和类似机构，是不是可以发行和散发书刊呢？
——废话！这是陈旧的革命幻想，不符合“广泛的”立宪活动。广泛的立宪活动在于可以欺骗当局，因为“他们”要在社会民主党或社会革命党当中找我，而我却躲在立宪民主党的名单里，让他们找不着！政府把我当作革命者来寻找，而我既骗了政府，又骗了革命者，我要投靠“反对派联盟”。瞧我多机灵！
——啊，尊敬的政治活动家，这样一来，你不是也欺骗了群众，使他们不再把你同卑躬屈膝的自由派的“反对派”加以区分了吗？
——废话！谈什么群众……我们给工人选民团一个席位就是了……而且从一定的角度来说我们大家都在争取自由……革命已成为全民族的了……立宪民主党也准备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斗争……
试问，我们的劳动派除了警察方面的理由以外，是否还有政治方面的理由呢？有。这些理由就是，应当迁就的不是积极的和活跃的选民，而是去迁就关在家里的、闭塞的或朦胧欲睡的选民。请听一听“左派”报纸是怎样谈论的：
“根据群众大会的情绪还不能判断全体选民群众的情绪……参加群众大会的不超过选民总数的1/10，这当然又是最积极、最有朝气的活跃分子。”
真的，甘当最不积极、最死气沉沉的不活跃的立宪民主党选民的尾巴是理由十足的！俄国激进派的悲剧就在于：几十年来他们一直盼群众大会，盼自由，狂热地（口头上）向往自由，可是一遇到群众大会，一看到比他们自己的情绪更左的情绪，就犯愁了，说什么“难以判断”、“不超过1/10”、“先生们，要慎重些！”这正象屠格涅夫小说中的逃避阿霞的狂热主人公，车尔尼雪夫斯基称这个主人公是“赴约会的俄国人”。[181]
哎，你们这些自封的劳动群众拥护者啊！你们要同革命到哪儿去约会呢，——还是呆在家里吧！这确实会安全一些，再不要同这些危险的“最积极、最有朝气的活跃分子”打交道了。你们真可以同不活跃的小市民比美了！
也许，通过这个简单的例子，你们现在会弄明白因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引起的“争论的中心”究竟何在了？
最尊敬的先生，就在于我们想使小市民振作起来，成为公民。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迫使他们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要么赞成奴颜婢膝地跪在“宪法”面前（呸！呸！）的立宪民主党的小市民政策，要么赞成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政策。
“一切左派政党的联盟”就是把“1/10最积极、最有朝气的活跃分子”淹没在大批漠不关心的、无动于衷的、朦胧欲睡的人群之中，就是使愿意斗争（并且能够在决定性关头引导群众）的人服从于愿意象第一届杜马中的立宪民主党人那样卑鄙地表示效忠的人，愿意象立宪民主党人李沃夫那样同斯托雷平搞交易并且可耻地投到他那一边的人。
反动派在向你们进攻，它已经夺走了十月的足足三分之一的成果，剩下的三分之二也有被夺走的危险。可是你们却装作安分守己的人，用小市民心理来解嘲，说没有任何进攻，没有任何革命，我们到杜马去立法，我们只防守，我们奉公守法！
你们什么时候才能懂得，只防守就等于已经承认自己在道义上破产了呢？其实你们就是在道义上破了产的人。你们只配把自己的选票投给立宪民主党人。
我们说：“要迫使小市民作出选择。”就是要迫使。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主义政党，要使群众摆脱以小市民心理为基础的自由派或激进派的资产阶级政党的影响，不能不受到一些震动，不遭到一些反抗，不冒一下初试的风险，看看谁真正在捍卫自由，是立宪民主党呢，还是我们？
如果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那么小市民就没有必要考虑这个问题了。激进派空谈家和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者中的政客已经替他们考虑过这个问题了，在同立宪民主党的约会中考虑过了。小市民向左转了（不怪我们，也不是由于我们党的宣传，而是由于斯托雷平的热心），小市民向左转了——对我们来说这就够了。向左转，就是说拥护“一切左派的联盟”！这样做的将是所有的小市民群众，而不只是什么1/10不安分守己的……（对不起）活跃的……分子。必须使各种会议或全部政策都去适应胆怯的小市民，这就是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实质。
而我们说过，不仅在传单和纲领中，不仅在决议和演说中，而且在全部政策和选举运动中都必须把坚定的战士同胆怯的小市民截然分开。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把立宪民主党的和社会民主党的两个不同的名单加以对比。首都的报刊行销全国，首都有各个政党的中央，首都在思想上和政治上领导全国，所以在首都万分重要的不是树立小市民的泰然自若的政策的榜样，而是树立无愧于已经赢得一点自由的十月战士的政策的榜样，即无愧于无产阶级的政策的榜样。
如果我们自己不采取进一步措施来反对小市民的奥勃洛摩夫[182]思想，即“一切左派政党的联盟”，那么我们所说的必须意识到“爱好和平的”立宪民主党杜马的错误，必须进一步采取措施等等，就都会流于空谈。如果我们自己、“领导者”、“领袖”，在首都、在俄国各族人民面前原地踏步，即同那些立宪民主党人握手言欢，“和和睦睦”分配席位，亲密无间，步调一致，共同追求一个目标，共同争取自由，那么我们提出的前进号召就是虚伪的，就不能激励人民战士的心……那还有什么可考虑的呢？如果有个孟什维克伊万·伊万内奇过去骂了一声立宪民主党人伊万·尼基佛雷奇是公鹅[183]，那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呢？
“……参加群众大会的不超过选民总数的1/10……”好吧，激进派先生。我们破例相信你的话，我们对你让这一步是因为……是因为你的论据太不高明了。
十分之一的选民，在全彼得堡13万选民中就是13000人。这13000个最积极、最有朝气的活跃的选民，情绪要比立宪民主党人左。试问，如果头脑健全、神志清醒，能不能硬说，参加群众大会的积极的选民不会带动一定数量的不大积极的呆在家里的选民呢？任何人都懂得，决不能这样说，在一个拥有150万人口的城市里，即使撇开报纸和集会不谈，也还有千百种不同的途径和渠道可以把先进分子的情绪渗透到广大群众中去。任何人都懂得，而且所有国家的一切选举都证明，参加群众大会的每一个积极的选民，都不是带动一个，而是带动几个呆在家里的选民。
在上次选举中，15万彼得堡选民投票6万张。在整个彼得堡，其中约4万张票拥护立宪民主党，约2万张票拥护右派。我们从我们这位不愿当“乐观主义者”的激进派先生本人那里听说过……（天哪！我们的激进派愿意……象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激进派那样当“稳健的”人）……我们从他那里听说过，十月党人完全销声匿迹了，我们也从他们彻底失败的事实中知道了这一点。现在我们听说有13000名积极的选民，情绪要比立宪民主党人左。请想一想，这些数字的比例在各选区变化很大。请想一想，通常属于参加群众大会的选民的选票有多少。
你们会明白，把彼得堡的黑帮当选危险说成是由于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党人的选票分散而有使右派进入杜马的危险，那是骗人的鬼话。要知道，在彼得堡，要使右派进入杜马，就必须在多数选区内不仅使选票一般地分散，而且要分散得既使立宪民主党人，又使社会党人各自的得票数少于黑帮名单的得票数。这显然是无稽之谈。
所以我们直截了当地说：如果黑帮危险不是表现在“宪法”以外的方面（而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党人的不同策略的重心就在对这个方面的估计上），那么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党人的选票分散是不会使右派在彼得堡取胜的。
说黑帮有取得彼得堡选举成果的危险，这是立宪民主党人、“激进派”和一切机会主义者对人民布下的骗局，而这种骗局有利于政治上的小市民习气。关于这种黑帮危险的鬼话，实际上有利于立宪民主党，因为这种鬼话有助于他们防止从左面来的危险，这种鬼话能麻痹群众，使他们在投票时不再把“进行立法活动的”立宪民主党资产者同引导人民进行斗争的社会党人加以区别。
所以，当自由派、劳动派和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者对我们同声嚷嚷：你们孤立了！我们这时却泰然自若地回答说，我们不搞欺骗，这样的孤立，我们感到很高兴。我们不搞卑鄙的勾当，这样的孤立，我们感到很高兴。因为在1905年1月9日以后，在1905年10月以后，在彼得堡13万选民群众面前把库特列尔之流、纳波柯夫之流、司徒卢威之流及其同伙选进杜马，确实是卑鄙的勾当。
我们要预先告诫那些由于立宪民主党要把他们而不是把布尔什维克拉进杜马，因而高兴得太早了的劳动派和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者。我们要预先告诫他们，如果第二届杜马成了立宪民主党杜马，那么他们劳动派和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者将因把立宪民主党人选进杜马而感到羞耻。那时他们将直接对此负责。而立宪民主党在第二届杜马中一定会向右转（这一点可以从他们最近一年来的所作所为和全部政治书刊中看出来），甚至连极端的机会主义者也不得不揭露他们。在第一届杜马中，立宪民主党人李沃夫曾转向和平革新党，并为黑帮解散杜马开脱。在第二届杜马中（除非历史给我们来一次急剧的变革，使同立宪民主党的种种卑鄙勾结和所有立宪民主党人统统完蛋），立宪民主党的李沃夫之流的大显身手，将不是在第二届杜马结束之时，而是在它召开之初。
先生们，接受立宪民主党送给你们的杜马席位吧！我们是不羡慕你们的。我们要告诉工人群众和首都小资产阶级群众提高警惕。我们不仅要通过演说，而且要通过选举本身来提高他们的认识，使他们了解在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党人之间有一条鸿沟。
各干各的吧，而“很多人爱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我们可不是这样的人”［注：列宁引自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编者注］。
《祖国土地报》的社论作者在谈论布尔什维克时说：“他们现在要比过去更孤单，因为原先的抵制派即社会革命党现在不但参加选举，而且主张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
真新鲜，真有趣。我们有一次曾经指出过，社会革命党在达成选举协议的整个问题上的表现不象一个政党，倒象一个知识分子集团，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他们的组织对这个问题有什么公开的政治主张。现在，如果坦先生为之撰稿的这家报纸不是在公开撒谎，不是在重复道听途说的流言，那么我们可以作出进一步的结论，即社会革命党在达成选举协议问题上的表现是政治上不老实，或者至少也是一种同政治危险分不开的动摇。
尽人皆知，彼得堡社会民主党组织的代表会议拒绝了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并向劳动派和社会革命党建议达成选举协议来反对立宪民主党。我们的这个决议曾披露在所有的报纸上。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同社会革命党、劳动团委员会的相应机关已经谈判过了。分歧在于我们要排除人民社会党以及席位问题。但是，既然社会革命党在我们声明决心在彼得堡同立宪民主党进行决战以后开始同我们谈判，同时又开始或者继续同立宪民主党进行有关联盟的谈判，那么很明显，社会革命党的所作所为是政治上不老实。
我们公开说：我们要同立宪民主党战斗。谁支持我们？
而社会革命党既同我们谈判，又同立宪民主党谈判！
再说一遍：《祖国土地报》的社论作者说的是否属实，我们不知道。但是对人民社会党组织委员会委员坦先生为之撰稿的这家报纸的武断言论，我们不能置之不理。关于社会革命党同人民社会党结成联盟的问题，我们从报纸上，也从社会革命党同我们的谈判中知道了（虽然我们还不知道这个联盟的条件和真正性质，看来，这里也是在搞什么幕后把戏）。
因此，我们的义务是把问题当众公开提出，让大家都知道这么一个政党的所作所为。在此以前，政党的相互关系，我们只根据纲领和文献来判断，——可是这归根到底只不过是一些文字而已。第一届杜马时根据某些政党的活动勾画出了它们的面貌。现在我们也一定要利用而且正在利用选举来充分教育群众，使他们认清各政党的真正性质。
至于社会革命党掩盖他们同人民社会党的某种关系，这在目前是政治事实。社会革命党实际上作了分裂出去的机会主义政党的尾巴，这也是事实。其实，这就是说，社会革命党的所谓革命独立性和坚决性要比他们的表现差得远。如果他们一定要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况且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人民社会党谋取席位），那我们就会得到最好的鼓动材料，来向彼得堡工人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小资产阶级的（即使是革命的）政党具有十足的动摇性和骗人的外形。
我们认为，把自己“孤立”于这些政党之外，对社会民主党人来说不仅是光荣的事情，而且是唯一慎重的政策。只不过我们在考虑时，不是从杜马席位出发，而是从整个工人运动出发，从社会主义的根本利益出发。
让我们回过来看看《祖国土地报》。这家报纸多么轻率，居然说出这样的话：
“一般说来，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所作的决定，看来是仓促的，考虑不周的。劳动派比人民社会党究竟好在哪里呢？”
这“究竟”二字真妙极了。作者在政治上如此无知，他甚至没有察觉自己是光着身子在行走，完全象个澳洲野人。而这竟是有教养的小资产阶级政治家！
那么，该怎么办呢，我们只好承担起政论家的“晦气的义务”，不厌其烦地宣讲一下起码常识。
劳动派即圣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代表会议曾谈到的劳动团委员会和人民社会党是从第一届杜马的劳动团中产生的。这个劳动团曾分为两翼，机会主义的一翼和革命的一翼。两者的区别最明显地表现在劳动团的两个不同的土地法案上：一个是104人法案，另一个是33人法案。
这两个法案的共同点是：（1）都主张把土地从地主手中转交给农民；（2）都充满了小资产阶级的空想，即小业主（即使在某一方面）在商品生产社会中的“平均化”空想。
这两个法案的不同点是：第一个法案充满了小私有者的恐惧，害怕进行过分急剧的变革，害怕吸引太广泛太穷困的人民群众参加运动。彼舍霍诺夫先生是这个法案的起草人之一，也是人民社会党的首领之一，他绝妙地表述了104人法案的这种“精神”，他引用了杜马中“善于经营的农夫”的声明：“派我们来是获得土地，而不是交出土地。”这就是说，劳动团的这一翼除了小资产阶级的平均化空想外，还明显地反映出较富裕的那部分农民的自私利益，他们害怕搞不好自己也得“交出”（在普遍“平均化”的情况下，小资产者是这样理解社会主义的）。从地主手里拿过来，但是不要交给无产者，这就是善于经营的农夫的政党的口号。
而33人法案提议立即彻底废除土地私有制。这个法案中也有“平均化”空想，而且其规模也相同，但是他们不害怕“交出”。这不是机会主义小资产者的空想，而是革命小资产者的空想，不是善于经营的农夫的空想，而是破产的农夫的空想，不是打算摆脱地主而靠无产者发财的梦想，而是用平均办法让大家，也包括无产者在内都得到好处的梦想。这不是害怕吸引最广泛和最穷困的群众参加运动，而是希望吸引他们投入斗争（希望而已，但不善于也不懂得如何处理问题）［注：如同一位无政府主义诗人对我们说的那样，我们可以对这些以及其他小资产阶级革命者说：“破坏，我们将在一起；建设，却不。”（见瓦·雅·布留索夫的诗《献给亲近的人》最后一行。——编者注）］。
杜马被解散以后，劳动团中两派由于这种差别，成立了两个不同的政治组织：劳动团委员会和人民社会党。前一个组织由于发表了七月呼吁书[184]而在俄国革命史上占了光荣的地位。直到现在，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这个组织还没有败坏自己这个美名，还从来没有背弃呼吁书，也没有参加无病呻吟者、萎靡不振者和叛徒的大合唱。
后一个组织则利用杜马被解散的时期，在斯托雷平制度下取得合法地位，在合法刊物上——就是说，躲避来自左面的批评——“大骂”上述呼吁书，劝人民“暂时”不要触动旧政权的某些机关，等等。因此，圣彼得堡社会民主党组织代表会议对待这个党还未免太温和了，说什么“它对杜马外的斗争的基本问题的态度模棱两可”。
总之，直到现在的政治事实就是，小资产阶级政党，或者劳动派政党显然已分化成革命小资产者的政党（社会革命党和劳动团委员会）和机会主义小资产者的政党（人民社会党）。在社会民主党看来，既然选举运动是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的一种手段，那么在这里我们把前两个劳动派政党同第三个劳动派政党区别开来，就使小市民不得不考虑这种划分的原因。一旦小市民考虑和认清了问题的根由，就会作出自觉的选择。
最后不能不指出，《祖国土地报》的幼稚无知的社论作者还用可笑的诡辩替自己的立场辩护。分析一下这种看上去正合庸人胃口的诡辩不是没有益处的：
“即使没有黑帮危险，布尔什维克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必要同社会革命党和劳动派结成联盟，而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完全独立地活动，会大大有利于自己阶级内容的纯洁性。”
这个激进派分子以为，瞧，我们多么了不起，我们连阶级内容的纯洁性都能够判断！
是的，现代的报纸作者“能够”判断一切，但是他并不了解问题，他没有知识。如果认为要维护阶级立场的纯洁性似乎就必须排除任何协议，那是错误的。这样想等于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推向荒谬绝伦的地步，把它搞得面目全非。如果认为没有黑帮危险似乎就没有必要同社会革命党结成联盟，这同样也是错误的。
社会民主工党在选举运动中保持完全的独立性，这是总的准则。但是，任何一个生气勃勃的群众性的政党都可以容许有例外，不过这只能在合理的和严加限制的范围之内。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所有社会民主党人都曾容许同革命的资产阶级达成政治协议，那时他们在工人、农民、士兵、铁路工人等代表苏维埃中协同工作，那时他们在工人代表苏维埃的著名宣言（1905年12月）[185]或七月呼吁书（1906年7月）上签了名。《祖国土地报》的社论作者显然不知道有关各个政党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的这些尽人皆知的事实。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拒绝无原则的协议，拒绝有害的和不必要的协议，但是它并不想在任何情况下都束缚住自己的手脚。否则就太幼稚了。社会民主党全俄代表会议的14个代表提出的纲领确凿地证明了这一点。［注：见本卷第98—100页。——编者注］
其次，说什么有立宪民主党危险，所以“必须”在彼得堡同社会革命党和劳动派达成协议。假如《祖国土地报》社论作者了解他所谈的主题，他就会明白，甚至在主张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的社会民主党人中间，也有很有影响的组织（例如崩得）认为，即使没有黑帮危险，那么有了立宪民主党危险，也就必须同革命的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假如社会民主党中的孟什维克没有变节，假如所有革命的劳动派分子都同所有社会党人行动一致，那么在彼得堡不仅可能本着对群众进行革命的和社会主义的教育的精神（这一点，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无论如何都要做到）进行选举运动，而且可能战胜立宪民主党人。既然我们在进行选举运动，只要在原则上不违反社会主义策略，我们就无权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取胜的机会。
在彼得堡，严重的斗争只是在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进行，这一点已被竞选大会证明了（莫斯科也是这样，还可以补充一点：例如《世纪报》或店员“团结和力量”工会所作的一切局部调查的结果也证实了这种情况）[186]。
至于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就等于让立宪民主党对他们的同盟者行使思想政治上的领导权，所有的政治报刊和各种谈判的整个性质都证明了这一点。立宪民主党把条件强加于人。立宪民主党公然规定协议的意义（请回想一下他们对孟什维克和人民社会党的评语：“温和的社会主义政党”、“反对派联盟”）。要求立宪民主党平等分配席位，这就等于要他们作出最大限度的让步了。
社会民主党同革命民主主义政党达成协议，无疑也意味着社会民主党对小资产阶级行使领导权。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公开地、明确地和全面地阐明了自己的全部观点，而社会革命党和劳动团委员会对协议问题根本没有独立发表过意见。基调是社会民主党人定的。要削弱他们的社会主义见解和他们的阶级观点，那是不行的，而且是根本办不到的。在席位分配上，谁也休想给他们小的份额。他们在工人选民团中的活动无疑是独立的，并且表明他们已占优势。
在这种情况下，害怕率领革命小资产阶级同盟者去同立宪民主党战斗，就简直太可笑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事业需要，我们甚至可以引导人民社会党前进。我们党的原则性并不会因此受到丝毫损害，因为路线仍然不变，我们对自由派资产者－妥协派的首要政党进行的斗争不会稍懈。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不会说，我们跟着人民社会党走了（连同社会革命党和劳动团委员会在内，总共给他们六个席位中的两个）。恰恰相反，这会表明事实上是社会民主党在进行独立活动，并夺去了立宪民主党的一个附属品。如果半立宪民主党人加入我们的名单，那么动员他们反对立宪民主党，不但不会同反对立宪民主党的斗争任务相矛盾，反而会直接服务于这个任务，这难道不明显吗？
彼得堡社会民主党组织代表会议做得对，它公开地当众表明自己对人民社会党持否定态度。我们有责任提醒革命的劳动派对这种所谓的劳动派政党保持警惕。如果革命的劳动派想依赖形式上完全独立的人民社会党，那就当众说出这一点吧。我们很有必要把这个事实摆到光天化日之下，让人们看清它，在向工人，向全体人民进行广泛的鼓动时从这个事实中作出全部结论。
其次的问题是，在彼得堡同立宪民主党进行斗争中，我们得到的同盟者是什么样的劳动派，是好的还是坏的，——这个问题我们要实事求是地去解决。原则路线我们确定了。不管怎样我们都要独立地投入战斗。我们对于最不可靠的劳动派已经公开声明不承担责任，把这个责任交给了别人。
布尔什维克还在11月就声明说，在彼得堡进行斗争的有三个主要政党——黑帮、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当时《同志报》的左派立宪民主党人曾想看看他们的笑话。
谁笑在最后，谁笑得最好（Rirabienquiriraledernier）。
我们的预见应验了。
彼得堡将有三个杜马候选人名单，即黑帮的名单、立宪民主党的名单和社会民主党的名单。
公民们，作出选择吧！
1907年1月由新杜马出版社在彼得堡印成单行本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4卷第274—292页
注释：
[176]《“你会听到蠢人的评判……”（社会民主党政论家札记）》这本小册子是1907年1月在彼得堡由新杜马出版社交合法的布尔什维克事业印刷所印刷的。1912年小册子被沙皇政府查禁。
小册子的标题引自俄国诗人亚·谢·普希金的十四行诗《致诗人》。诗中说：“诗人呵！……你会听到蠢人的评判和冷漠的群俗的嘲笑，但你要坚定、镇静而沉毅。”——272。
[177]《今日报》（《Сегодня》）是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报纸（每天出版的晚报），1906年8月—1908年1月在彼得堡出版。列宁称它是低级趣味的报纸。——272。
[178]可是评判者是些什么人呢？这句话出自俄国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是剧中主角——具有先进自由思想的贵族青年恰茨基的一句台词（见该剧第2幕第5场）。当反动官僚法穆索夫指责他不识时务、不肯谋求功名利禄时，他用这句话作了有力的反诘。后来人们常引用这句话来反驳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批评。——272。
[179]《祖国土地报》（《РоднаяЭемля》）是俄国的一家周报，持与劳动派相近的立场，1907年1月8日（20日）—4月16日（29日）在彼得堡出版，立宪民主党人为该报撰稿。该报共出了15号，后被沙皇政府查禁。——272。
[180]见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随笔《在国外》。其中写道，1876年春他在法国听到一些法国自由派人士热烈地谈论大赦巴黎公社战士的问题。他们一致认为大赦是公正而有益的措施，但在结束这个话题时，不约而同地都把食指伸到鼻子前，说了一声“ｍａｉｓ”（即“但是”），就再也不说了。于是谢德林恍然大悟：原来法国人所说的“但是”就等于俄国谚语“耳朵不会高过额头”，意思是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276。
[181]这里说的是伊·谢·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阿霞》和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章《赴约会的俄国人》。
小说《阿霞》写的是德国少女阿霞和俄国贵族恩·恩·恋爱的故事。阿霞爱上了恩·恩·，恩·恩·心里也爱阿霞。但当阿霞公开主动地向他表露爱情时，他却犹豫起来，拒绝了阿霞。事后他悔恨不已。等到第二天他上门求婚时，阿霞已离去。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赴约会的俄国人》一文中指出恩·恩·这个形象是“多余的人”，徒有幻想，并不准备付诸实行。——278。
[182]奥勃洛摩夫是俄国作家伊·亚·冈察洛夫的长篇小说《奥勃洛摩夫》的主人公，他是一个怠惰成性、害怕变动、终日耽于幻想、对生活抱消极态度的地主。——280。
[183]伊万·伊万诺维奇（伊万·伊万内奇）和伊万·尼基佛罗维奇（伊万·尼基佛雷奇）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伊万·伊万诺维奇和伊万·尼基佛罗维奇吵架的故事》中的主人公。这两个地主本是莫逆之交，竟为一枝猎枪的争端而反目。伊万·尼基佛罗维奇骂伊万·伊万诺维奇是“一只真正的公鹅”（“公鹅”在俄语中喻狂妄自大的蠢人）。伊万·伊万诺维奇则捣毁了伊万·尼基佛罗维奇的鹅舍。为此，两人打了十几年的官司。——280。
[184]指一些党派团体在1906年7月第一届国家杜马解散后发表的几个号召书：以国家杜马劳动团委员会和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名义发出的《告陆海军书》；由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委员会、劳动团委员会、全俄农民协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全俄铁路工会和全俄教师联合会签署的《告全国农民书》；由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委员会、劳动团委员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波兰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崩得中央委员会签署的《告全体人民书》。这些号召书都强调武装起义的必要性。——286。
[185]指1905年12月6日（19日）莫斯科工人代表苏维埃第四次全体会议根据布尔什维克的提议通过的《告全体工人、士兵和公民书》。这个呼吁书号召举行政治总罢工和武装起义。签署这个呼吁书的有：莫斯科工人代表苏维埃、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小组和莫斯科郊区组织、社会革命党莫斯科委员会。——288。
[186]指俄国左派立宪民主党人报纸《世纪报》编辑部和工商业职员“团结就是力量”工会为弄清选民对各政党的态度而作的调查。
《世纪报》编辑部在1907年1月6日（19日）该报第4号上刊载了一份印有参加选举的政党名单的调查表。读者可在表上标出他打算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投哪个政党的票，然后把调查表剪下寄回编辑部。1907年1月9日（22日）《世纪报》第5号以《我们的调查》为题发表了这次征求意见的结果：1523人中有765人支持立宪民主党人，407人支持社会民主党人，127人支持社会革命党人，支持其他政党和团体的为数不多。
1906年11月，“团结就是力量”工会在自己的会员中散发了15000张类似的征求意见表。截至1906年12月9日（22日）收到的1907份答复中，有996人支持立宪民主党人，633人支持社会民主党人，95人支持社会革命党人，剩下的不多票数为其他政党获得。
工商业职员“团结就是力量”工会是1905年10月未经官方许可在莫斯科建立的。1906年7月，该工会取消了章程中关于罢工的条款始被允许注册，它的活动才合法化。由于沙皇政府不断地进行镇压，该工会会员人数由1905年10月的3000人减少到1906年10月的900人。1906年12月，该工会被沙皇政府解散。———289。 |
列宁全集第十四卷——社会民主党和杜马选举（1907年1月13—14日〔26—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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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和杜马选举[172]
（1907年1月13—14日〔26—27日〕）
社会民主党和彼得堡的选举
彼得堡社会民主党组织的代表会议通过决议，不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而向劳动派和社会革命党建议达成协议。孟什维克根据形式上的理由提出了一系列抗议，并因处于少数地位而退出了代表会议。
自由派报纸对这一事件已经大肆喧嚣了。他们预言社会民主党要分裂，并急忙作出一系列政治结论。因此，极为重要的是，使任何一个觉悟工人都充分了解社会民主党彼得堡组织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应当怎样对待发生的事情。
因此，我们打算考察一下与这一事件有关的一些基本问题，这就是：（1）代表会议的组成；（2）孟什维克退出代表会议的直接原因——中央委员会企图把代表会议分成市的和省的两个部分；（3）整个事件的意义，特别要考虑到彼得堡正在进行选举运动。
一
社会民主党代表会议的召开条件和会议的组成
彼得堡组织的代表会议应当就当前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即在杜马第一级选举时是否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的问题作出最后决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民主地组织起来的。这就是说，党内的一切事务是由全体党员直接或者通过代表，在一律平等和毫无例外的条件下来处理的；并且，党的所有负责人员、所有领导成员、所有机构都是选举产生的，必须向党员报告工作，并可以撤换。彼得堡组织的事务由选举产生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来处理。由于不可能使所有党员（约有6000人）都聚集在一起，所以彼得堡组织的最高机关是该组织的代表举行的代表会议。该组织的全体党员都有权派遣代表出席这个代表会议：按一定的党员人数选派1名代表，例如，最近这次代表会议的比例是，每50个党员选出1名代表。这些代表应当由全体党员选出，代表们作出的决定，就整个地方组织说来，是对问题的最高的和最后的决定。
但是，还不仅如此。要真正民主地决定问题，只召集该组织选出的代表开会还是不够的。必须让该组织的全体党员在选举代表的同时就整个组织所关心的有争议的问题都能人人独立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民主地组织起来的党和联合会，不能在原则上拒绝这种向全体党员征求意见的方式，至少在极重要的情况下，特别是在涉及群众独立发动政治行动的时候，例如罢工、选举、抵制某个大的地方机构等等。
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只选派代表是不够的呢？为什么需要征询全体党员的意见，或者需要所谓“全体投票”呢？因为要使群众行动获得成功，就必须让每一个工人都自觉自愿地参加进去。如果不是每一个工人都完全自觉自愿地自己决定要不要罢工、要不要投立宪民主党的票这样一些问题，那么，罢工就不可能步调一致，选举就不可能自觉地进行。一切政治问题都用征询全体党员意见的方式来决定是不可能的；这将是永无休止的、劳神费力的、毫无成效的表决。但是，为了贯彻民主制，极重要的问题以及那些同群众本身的一定行动有直接关系的问题，不仅必须用选派代表的方式，而且必须用向全体党员征求意见的方式来决定。
这就是为什么彼得堡委员会决定必须在党员讨论了是否应当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的问题之后，必须在全体党员对这一问题进行表决之后，再选举出席代表会议的代表。选举是群众直接参加的事情。社会党人把群众的自觉性看作是主要的力量。就是说，每个党员都应当自觉地决定在选举中是否要投立宪民主党的票的问题。只有在到会的全体党员公开讨论了这个问题以后，才有可能使每个党员作出自觉而果断的决定。只有以这种决定为依据，代表会议代表的选举才不会成为按亲戚关系、朋友关系或习惯办事的举动（说什么“我们要选自家人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或伊万·伊万诺维奇[173]啦！”），而是“下层”（即全体党员）自己自觉地确定本身的政治行为的举动。［注：有人说，即使不由选举人就实质问题进行表决，也可以在了解代表的观点的基础上选出代表。但是，这只有在涉及代表的整套观点而不涉及某一个与群众本身的行动有关的特殊问题时才是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拒绝对纲领（赞成还是反对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进行表决，就等于说选举人的观点不明确，态度不坚决，同自己的代表不完全一致。］
杜马的选举，即对初选人或复选人的最初的基本的投票，将不是通过代表，而是由每一个选民分别进行的。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在实际上而不只是在口头上成为真正民主的工人政党中的社会党人，那我们就应当力求使每一个工人都明确是否要投立宪民主党的票的问题。把代表权交给熟人伊万·伊万内奇或大好人西多尔·西多雷奇，这是不够的，必须使“下层”自觉地从实质上认清争论的问题。只有这个时候，民主的决定才会是群众自觉的民主的决定，而不仅仅是“以熟人关系”选派的代表的决定。
彼得堡委员会是彼得堡和圣彼得堡省的整个社会民主党组织选举出来的领导者。为了在杜马选举这样的事情上领导群众，彼得堡委员会必须（如果不只是在口头上承认民主制的话）力求使全体群众都自觉地参加选举。要使全体群众自觉而一致地参加选举，就必须不仅使党的代表，而且使每一个党员都对自己的彼得堡委员会作出明确的回答：他是否赞成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
这就是在选举代表以前对最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辩论”即讨论的意义。在每一次党员大会上，在选举代表会议的代表以前，必须先讨论有争议的政治问题，必须听取彼得堡委员会即地方领导组织的报告人的报告，还要让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发言。讨论以后，全体党员要对他们是否赞成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的问题进行表决。表决工作由监察委员会的委员来检查。监察委员会中要有两派的代表（如果在该组织中对这一问题分为两派的话）。只有遵守这些条件，彼得堡委员会才能真正了解全体党员群众自觉提出的意见，从而才能不是盲目地，而是在群众充分理解问题的基础上进行领导。
我们所以必须作这样的说明，是因为代表会议上对于全体党员进行“辩论”和征求意见的问题发生了争论。
党员非常清楚这些争论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中央委员会在11月10日关于地方组织决定这一问题（要不要达成协议）的信中，直接建议全体党员“预先讨论”这个问题。
现在我们看一看代表会议的组成本身。最初，各组织选出的代表都被允许出席代表会议，而对选举情况没有进行审查（就是说，对“代表名额”或代表资格没有进行审查）。各组织选出的代表共71人，其中布尔什维克40人，孟什维克31人。这个数字在各区的分配如下：
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总计
瓦西里耶夫岛区…………………7613
维堡区……………………………257
戈罗德区…………………………5712
铁路区……………………………123
拉脱维亚区………………………2—2
莫斯科区…………………………459
纳尔瓦区…………………………———
涅瓦区……………………………213
环城区……………………………9211
手工业者区（店员区）…………415
彼得堡区…………………………325
爱沙尼亚区………………………———
军事组织…………………………1—1
总计……………403171
爱沙尼亚区的两个代表（两个都是布尔什维克）和拉脱维亚区的一个代表（孟什维克）没有出席会议。如果把他们计算在内，则布尔什维克为42人，孟什维克为32人。
由此可见，就是在最初，在没有对代表资格进行任何审查以前，布尔什维克就占优势。因此，所谓布尔什维克的优势是“人为的”种种谣言就不攻自破了。现在孟什维克居然跑到资产阶级报刊上抱怨布尔什维克没有确认所有的代表资格。他们只是忘记告诉这些报刊说，就是在审查代表名额以前，即在对代表资格进行任何审查以前，布尔什维克一直是占多数的！
为了更清楚地而且彻底地解决这个谁在代表会议上占优势的问题，我们可以不拿代表名额（代表资格）的数目做例子，而看一看党员投票的总数。
那么情况如下：
拥护布尔什维克的拥护孟什维克的
无异议的票数……………………………1848787
有异议的票数……………………………300①946
总票数…………………………21481733
［注①：这里包括代表会议认定完全合乎规定的185票。除去此数，无异议的票数将是1663票。］
可见，党员投票总数约为4000票（3881人）。布尔什维克多得了400多张票。
因此，毫无疑问，即使认定全部有异议的票数都合乎规定，布尔什维克仍占很大优势。这就是说，关于某一部分票数是否合乎规定的争论，根本不涉及布尔什维克占优势的问题；所争论的是如何充分贯彻民主代表制的原则。
那么，布尔什维克为什么还是取消了一部分人的代表资格（代表名额）呢？因为有异议的代表名额不能认为是合乎规定的。不能把不合乎规定的代表名额同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的、合乎规定的代表名额同等看待。
哪些代表名额是有异议的呢？就是那些取得手续不合乎规定的代表名额，例如没有监察委员的监督，投票以前没有经过辩论（讨论），没有“按照纲领”进行投票（即没有向全体投票者征求意见，问他们赞成还是反对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不合乎规定的代表名额不能认作是民主地取得的。
现在要问，当时是怎样处理有异议的代表名额的呢？分别研究每一个名额是不可能的。这样做要多花一天时间，而代表会议的会期紧迫：勉强赶上了规定工人选举初选人的日期（1月7日）。
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对全部有异议的代表名额提高“选举代表的票数比例”，就是说，对于有异议的代表名额不是按每50票选出1人计算，而是按每75票选出1人计算。采取这种办法的理由有三：（1）采取这种办法，在评价个别有异议的代表名额时消除了任意决定和互相争吵的现象；（2）这种办法使各方有异议的代表名额处于同等的条件；（3）这种办法是以代表会议前很久通过的彼得堡委员会的决定为依据的，当时彼得堡委员会决定：当代表会议的民主选举不可能完全实现时（例如，在警察迫害的条件下不能召开会议时），可以容许有不是完全民主地选出的代表，但是这时就得提高选举代表的票数比例，即不是由每50票，而是由每75票、每100票等等选出代表1人。
现在我们看一看有异议的和无异议的票数。无异议的票数，以每50票选代表1人计算，则可选出37名布尔什维克和16名孟什维克。有异议的票数，以每75票选代表1人计算，则可以选出4名布尔什维克和12名孟什维克。总共是41名布尔什维克（加上1名军事组织的代表，因为军事组织中是不可能进行民主选举的）和28名孟什维克。
最后确认的70个代表名额按各区的分配情况如下：
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总计
瓦西里耶夫岛区…………………7613
维堡区……………………………246
戈罗德区…………………………5712
铁路区……………………………123
拉脱维亚区………………………213
莫斯科区…………………………448
纳尔瓦区…………………………———
涅瓦区……………………………213
环城区……………………………9110
手工业者区（店员区）…………4—4
彼得堡区…………………………325
爱沙尼亚区………………………2—2
军事组织……………………1—1
总计…………………422870
由此可见，抱怨代表会议的组成是毫无根据的。当然，如果当着不明真相的公众的面叫嚷某个代表名额取消了、某人的代表资格没有得到认可，那么，要是公众对问题不深入地想一想，那倒可能造成一时的影响。但是要知道，那就不是争论，而是无谓的对骂了。
只要了解一下代表会议的组成的全部资料，立刻就会明白：对一切有异议的选票提高选举代表的票数比例，根本谈不上是任意裁定。要知道，没有争论的、任何人都无异议的选票有2635张，而有异议的选票只有1246张，这并不是偶然的！不能煞有介事地硬说，大量有异议的选票都是没有任何根据地偶然产生争议的！
例如，可以想一想，孟什维克常常进行的“没有纲领”的投票（只是因为这一点，孟什维克就收集到差不多上千张有异议的选票）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没有征询全体党员他们赞成还是反对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代表的选举是在没有征求意见或者没有纲领的情况下进行的。意味着代表会议不能确切地知道党员本身的意见！意味着对有争议的问题（涉及群众的行动的问题）没有征求群众本身的意见。在这样的情况下难道能够避免不合乎规定的现象吗？
一个真心赞成在组织中实行民主制的人难道能够拥护这样的投票吗？民主制并不是说群众可以根据熟人关系信任某几个自己的代表，而是说全体群众自己对实质上极为重要的问题自觉地投上一票。
最后，所以必须认定抱怨代表会议的组成是毫无根据的，还因为近来在彼得堡召开了一系列类似的代表会议。一年前召开过关于抵制问题的代表会议，占优势的是布尔什维克。在第一届杜马时期，召开过关于支持要求建立杜马（即立宪民主党）内阁的问题的代表会议，占优势的仍是布尔什维克。
现在硬说在选举中应否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的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占的优势可能是偶然的，这听起来不是令人发笑吗？
二
关于把代表会议分为两部分的问题
主要由孟什维克组成的党中央委员会，曾向彼得堡代表会议提出要求，把代表会议分为市的和省的两部分。孟什维克试图以这个要求没有被接受为自己退出代表会议开脱。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要求是否符合党章的规定，代表会议是否一定要接受这个要求，这个要求是否办得到。
我们的党章十分明确地规定党是民主的组织。整个组织是自下而上在选举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按照党章规定，地方组织在当地的活动中是独立的（自治的）。按照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统筹并指导党的全部工作。由此可见，中央委员会无权干预地方组织的组成。既然组织是自下而上建立起来的，那么自上而下干涉该组织的组成，就完全违反了民主制，完全违反了党章。假定一个组织由于某种原因而把不同的部分联合在一起，例如把市和省联合在一起。按照民主制度，就不能自上而下地用一纸命令阻止（或者硬性规定）这种联合。就是说，只有根据自下而上的愿望才能够实行分离：市可以同省分开，任何人都不能禁止市这样做；省也可以同市分开，任何人也不能禁止省这样做。如果下面的组织中没有一个较大、较独立的部分要求分开，那就是说中央委员会就不能劝说组织中任何一个有影响的部分必须分离出去！在这种情况下企图自上而下强行分开，那就是嘲弄民主制，嘲弄党章。那就简直是企图滥用中央委员会的权力，即不是为了党的统一，而是为了党内一部分人（孟什维克）的利益行事，就是利用权力来歪曲地方工作人员的意志和决定。
中央委员会感到自己的要求站不住脚，所以在一般的书面决定中说得很谨慎。中央委员会的一般的决定建议所有党组织要“尽可能地”（原话如此！）使组织的范围符合选区的范围。这一建议不可能有约束力，它也确实没有约束力。中央委员会对彼得堡是抱有某种特殊目的的，这可以从中央委员会并没有要求俄国任何一个其他城市把代表会议分开看出来。例如，在维尔纳，参加市代表会议的就有位于市区外的，即另一个选区的单位派来的社会民主党代表。中央委员会根本没有想提出把维尔纳代表会议分开的问题！
在敖德萨也开了一个共同的代表会议，尽管那里有一部分单位是在市警察管辖区以外的。难道能够举出一个大城市，它的组织范围是同城市的和省的一部分警察管辖区相符合的吗？能够一本正经地说，在大城市中，即在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运动的中心，可以把郊区分出去，可以把往往是最大的工厂，即无产阶级人数最多的“城郊区”分出去吗？这是对常识的粗暴嘲弄，只有毫不择手段地寻找分裂借口的人才会抓住这样的论据。
看一看彼得堡各区的情况，就可以深信把代表会议分开的要求是办不到的。要把一般的组织或者特别是代表会议分成市的和省的，要么就必须知道每一个党员的地址、住所，要么就必须有已经组成的支部、分部和根据地区原则划分的区，即根据党员的住所或某某区警察局管辖区的工厂所在地划分的区。
可是我们看到，在圣彼得堡（俄国大多数城市大概也是这样），区、分区和基层支部不仅是根据地区（地段）原则组织起来的，而且是根据职业原则（根据工人和一般居民的某一行业和职业）和民族原则（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语言）组织起来的。
例如，圣彼得堡有个铁路区，它就是根据职业原则组成的。把铁路区分成市的和省的两部分，这是怎么个分法呢？根据每个员工的住所（彼得堡、科尔皮诺或其他车站）来分呢？还是根据列车的所在地来分？可是对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来说，遗憾的是这些列车经常要从彼得堡“市”开到彼得堡“省”，甚至开到其他不同的省份去。
再试试把拉脱维亚区分一分吧！接着还有爱沙尼亚区和军事组织呢。
甚至按地区原则建立的区也是不好分的。代表会议上，工人们就指出过这一点。莫斯科区的一个工人站起来说：我就知道我们区有一些离市区不远的工厂。一下工，马上可以看到一部分工人往“市”里走，另一部分“往省里”走。在这种情况下，让我们怎样分呢？工人们直接嘲笑了中央委员会的建议。
只有十分天真的人才发觉不了整个事件的破绽。只有十分天真的人才会说，还是应该“大体上”、“尽可能地”试着分一分。
如果说大体上分一分，那就必然会发生一些武断做法，因为把拉脱维亚区、铁路区以及其他区精确地分开是不可能的。而任何武断做法又会引起新的无休止的抗议、抱怨和中央委员会的新决定，会产生无数新的分裂借口。看一看各区一览表（前面列出的）就能看出，有人会认为只有瓦西里耶夫岛区、戈罗德区、维堡区、彼得堡区这四个区是纯粹的市区，是毫无疑问的市区。为什么只有这几个区呢？因为，这几个区里占优势的是孟什维克。怎样才能替这种武断做法辩护呢？
中央委员会连想都没有想把维尔纳代表会议分开，而只要求把圣彼得堡代表会议分开，它怎样替这种武断做法辩护呢？如果你对这种武断做法提出异议，那么谁来最后解决你们的争执呢？还不是那个中央委员会……
连最天真的人现在都能明白，抱怨代表会议的组成，抱怨代表会议拒绝分开，纯粹是转移视线。而问题的实质在于孟什维克决心不服从彼得堡组织的多数，并在选举前制造分裂，从而脱离工人社会党人，向立宪民主党人靠拢。
三
孟什维克退出代表会议意味着什么？
在有的读者看来，我们作的结论可能太尖锐了。但是我们认为，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掩饰和抹杀真相，是社会党人不该做的事情。应当直言不讳。应当揭露一切支吾搪塞和转移视线的手法，使工人群众十分清楚地了解问题的实质。只有资产阶级政党才把选举当作幕后把戏和分赃。而工人政党首先应当力求使人民正确了解各政党之间的关系，正确了解自己的利益和斗争任务，正确了解幕后活动的实质。
我们已经谈到，抱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的组成，抱怨代表会议不愿意省市分开，都不过是无谓的遁词。我们知道，问题的实质很简单。孟什维克想方设法要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孟什维克知道，彼得堡组织的多数党员不同意这种观点。孟什维克曾经在全俄代表会议上决定，在每一个地方要服从当地组织的决定。现在，他们违背了自己的诺言，企图用分裂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31个退出代表会议的孟什维克今天（1月13日）已经在彼得堡的报纸上宣布，他们既向立宪民主党，也向所有的劳动派政党，即不仅向社会革命党和劳动派（代表会议曾经向它们建议达成协议），而且也向“人民社会党”建议结成联盟。
可见，问题非常清楚。觉悟的无产阶级决定进行独立的选举运动。小资产阶级（包括劳动派在内）动摇不定，从一方投向另一方，宁肯同立宪民主党勾结，而不进行原则的斗争。孟什维克是工人政党中的小资产阶级部分。他们在最后一瞬间，找了一点小岔子，就离开革命的无产阶级，转到立宪民主党方面去。
立宪民主党的报纸最好不过地证实了这个结论的正确性。要知道，现在无论谁也不会怀疑立宪民主党会同情彼得堡的即布尔什维克的社会民主党的观点！
请看一看立宪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言语报》吧。大家都知道，《言语报》伙同《同志报》经常唆使孟什维克搞分裂，千方百计吹捧他们，处心积虑地把他们同布尔什维克划分开。《言语报》一听说孟什维克退出了社会民主党代表会议，立刻（1月11日）就刊登了一篇题为《社会民主党代表会议和协议》的编辑部文章。这篇文章直言不讳地欢迎孟什维克的“坚决态度”，欢迎孟什维克着手搞分裂。这篇文章直言不讳地宣布，孟什维克和人民社会党（小资产阶级劳动派政党中最温和的半立宪民主党）处于“狭义的革命政党联盟之外”（即处于彼得堡社会民主党和他们提议与之达成协议的那些人，即社会革命党和劳动团委员会之外）。
立宪民主党人还直言不讳地宣称，他们准备“恢复”同这“两个温和的社会主义政党”的谈判。他们直言不讳地宣称：“各社会主义政党中间发生的分化〈分离〉，在某种程度上会使温和的社会党人对杜马策略的看法同我们本身的〈即立宪民主党的〉看法相接近。”
立宪民主党的主要报纸的这些言论是极其重要的。立宪民主党不只是对孟什维克转变的实际结果作了评价。立宪民主党清楚地看到，孟什维克制造的分裂具有原则的意义，就是说，这种分裂实际上改变了孟什维克对政治斗争、对工人阶级的任务的基本观点的态度。立宪民主党清楚地了解到，孟什维克不仅转到实际上容许达成协议，而且转到资产阶级的基本观点方面去了，他们远离了无产阶级的政策，接近了资产阶级的政策。《言语报》直言不讳地说，温和的社会党人（即孟什维克）正在接近立宪民主党的策略，实际上承认立宪民主党的领先地位和领导权。立宪民主党还不知道社会革命党和劳动派会不会接受社会民主党代表会议的建议，就已经估计了各政治力量十分明确的相互关系：自由派资产阶级领导着温和的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中的小资产阶级部分；革命无产阶级是独立前进的，它在最好的情况下（对我们是最好的情况，对立宪民主党则是最坏的情况）也只能使一部分小资产阶级跟着自己走。
立宪民主党正是这样描绘形势的。不能不承认立宪民主党在这方面是完全正确的。象一滴水珠反映出整个太阳一样，小小的彼得堡事件反映出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自由派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策的经常的、必然固有的一种相互关系。自由派资产阶级随时随地都力图用小恩小惠收买不开展的群众，使他们不受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影响。立宪民主党开始在俄国采用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斗争的“英国”方式，即不用暴力，而用收买、逢迎、离间、拉拢“温和派”，安排他们当大臣、当代表、当复选人等等斗争方式。
立宪民主党的《言语报》所谓“恢复”谈判的话也是非常清楚的。当社会民主党是统一的时候，当社会民主党内革命者占优势的时候，谈判就中断了。现在，当“两个温和的社会主义政党”离开革命的时候，立宪民主党就宣称“谈判可以恢复了”。
如果读者还不完全了解这些话的实际含义，我们就向读者说明一下。立宪民主党给过左派2个席位（一共6个席位），一个席位给工人选民团，另一个席位给一般社会党人。谈判中断了。现在，立宪民主党又向“温和的社会党人”打招呼：回来吧，顾客，我们可以讲好价钱的！我们现在可以拿出一个席位给孟什维克，另一个席位给“人民社会党人”，或者甚至可以慷慨拿出3个席位。
立宪民主党所谓“恢复”谈判的意思是说：我们不曾对左派让过步，但是我们要对左派中的温和派让步！
天真的或没有政治经验的人可以随便怎样摇头表示怀疑，表示惋惜等等，但问题不会因此有所改变。要知道，究竟怎样取得了某种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本身（就是说，这对立宪民主党并不重要，而对希望自觉地对待政治的工人群众却非常重要）。
我们不知道孟什维克同立宪民主党的谈判究竟是怎样进行的，是书面的呢，还是口头的，或者甚至只是暗示一下。很可能是著名的温和的孟什维克只是对立宪民主党首领们暗示一下社会民主党内可能分裂，暗示一下容许在各区达成协议。当然，立宪民主党对这种暗示立刻心领神会了：“他们”会分裂彼得堡的社会民主党的，我们得把“他们”列入区的名单！“他们”帮我们，我们也帮“他们”。当然“他们”也可以直接找到库特列尔、米留可夫或纳波柯夫并且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给你们分裂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代表会议，你们也得通过某个区的名单使我们当选，但是这种暗示难道不是同样实际的、同样真正的、同样牢靠的交易吗？
所有立宪国家中的自由派资产者和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者的政策都是这样的，这是事实。如果俄国工人不愿轻易受人愚弄，就应当学会理解这种政策。车尔尼雪夫斯基就说过，谁怕弄脏自己的手，谁就不要搞政治活动。谁参加选举，谁在挖掘资产阶级政客活动中的脏东西时又怕弄脏自己的手，那就让他走开吧。天真的不肯弄脏手的人害怕正视问题的本质，只会在政治上造成损失。
资产阶级报刊上的另一种反应也完全证实了我们对分裂的评价，这就是库斯柯娃女士在《同志报》（1月10日）上的反应。她同样欢迎孟什维克，唆使孟什维克搞彻底分裂，劝他们不要同布尔什维克“妥协”，答应以“工人事业派”的名义协助他们。
要弄懂库斯柯娃女士的这篇文章，就应当知道她是何许人。我们要谈一谈有关情况，因为多数工人还不知道这一点。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在1898年建立的。1899年，库斯柯娃女士和普罗柯波维奇先生都是党员，是这个党的国外组织的党员，当时国外组织的领导人是普列汉诺夫，那时普列汉诺夫还是一个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库斯柯娃女士和现在一样，那时就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她维护社会民主党内的小资产阶级观点，支持伯恩施坦主义，也就是说，最终要使工人阶级服从自由派的政策。库斯柯娃女士在著名的《Ｃｒｅｄｏ》（读作“克勒多”，意思是信条、纲领、世界观）中再清楚不过地表达了她的观点。在这篇《信条》中写道：工人应当进行经济斗争，而自由派则进行政治斗争。“工人事业派”（当时对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的称呼）实质上就是倾向于这种观点的。普列汉诺夫同这种观点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斗争（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在这方面帮助了他），因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国外组织分裂了。针对机会主义者，特别是针对库斯柯娃女士，普列汉诺夫出版了一本题为《Ｖａｄｅｍｅｃｕｍ》（工人事业派的《指南》）的小册子。
那时，库斯柯娃女士被驱逐出了社会民主党。她就同普罗柯波维奇先生一起投靠了自由派即立宪民主党。后来她又退出立宪民主党，成为“非党的”立宪民主党的《同志报》的“非党”作家。
库斯柯娃女士不是一个单干户。她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人物，她把机会主义带进工人政党，并从社会民主党转到立宪民主党，又从立宪民主党转到孟什维克等等。
就是这样一些人，敲锣打鼓，高呼万岁，欢迎孟什维克在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中制造分裂。
就是这样一些人，跟着孟什维克走的工人把无产阶级事业交给了他们。
四
各政党和彼得堡的当前选举
彼得堡现在的选举情况怎样呢？
现在已经清楚，选举中将有三个主要的候选人名单：黑帮的名单，立宪民主党的名单和社会民主党的名单。
十月党将参加第一个名单，孟什维克和人民社会党大概将参加第二个名单，劳动派和社会革命党可能参加第三个名单，虽然这些动摇不定的政党迄今还没有作出最后的答案，但是也完全可能跟着立宪民主党走（在某种程度上由于社会民主党内的分裂）。
在彼得堡是否有黑帮危险，就是说，是否有黑帮在选举中取胜的危险呢？现在从社会党转向立宪民主党的孟什维克说，有。
他们撒了弥天大谎。
甚至在立宪民主党的《言语报》上，甚至在这份谨慎的、善于耍花招的、维护自由派的每一点利益的《言语报》上，我们都读到了韦尔格日斯基先生这样的话：十月党人在选举大会上备受轻视，选民在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党人之间动摇不定。
一切有关竞选大会的资料，一切有关利德瓦尔案件[174]、有关审判暗杀赫尔岑施坦的凶手[175]、揭露黑帮行径等等所造成的印象的资料，都清楚地表明，右派政党在选民中受不到任何尊敬。
谁现在还谈论选举中的黑帮危险，谁就是欺骗自己，也欺骗工人群众。现在已经清楚地看出，叫嚷黑帮危险是立宪民主党企图把觉悟不高的群众诱骗到自己这边来。
黑帮危险不在于黑帮当选的危险，而在于政府可能使用暴力，在于复选人可能被逮捕等等。对付这种危险的办法，应当不是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而是提高群众的革命意识和加强他们的革命决心。正是立宪民主党人比任何人都更加卖力地阻碍提高这种意识和加强这种决心。
彼得堡的真正严重的斗争是在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进行的。各劳动派政党跟着最温和的半立宪民主党的“人民社会”党跑，根本没有表现出什么独立性和坚决性，这就证明它们是软弱无力的。
如果不是孟什维克在选举前夕背叛了社会党人，那么毫无疑问，劳动派和社会革命党是会接受我们的条件的。毫无疑问，彼得堡的贫民选民群众和各处的贫民选民群众一样，会拥护社会党人和劳动派，而不会拥护立宪民主党人。那时彼得堡的选举就会具有一场严重战斗的意义，这场战斗将以明确的方式向全俄国提出未来俄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注：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前几天召开的科洛姆纳选民大会。“劳动派”沃多沃佐夫（他成为劳动派显然只是为了拉劳动派去当立宪民主党的尾巴）赞成并拥护通过以下决议：左派共同联盟的六个席位中给立宪民主党两个席位。噢，多么天真呀！沃多沃佐夫先生，要想拿出这一小部分席位，首先应当战胜立宪民主党，而不是当它的尾巴！甚至有这样的领唱者参加的这样的大会，也在投票中表明，群众的情绪比立宪民主党左。我们应当让这样的群众作出抉择：是拥护自由派资产阶级，还是拥护革命的无产阶级？］
孟什维克的背叛给我们的选举工作带来了困难，但是，社会民主党的独立运动的原则意义就更加重要了。无产阶级除了提高群众的阶级意识加强群众的团结、用政治发展的经验教育群众以外，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别的办法来制止小资产阶级的动摇。
乘劳动派动摇不定，孟什维克搞交易的时候，我们应当全力以赴地进行独立的鼓动。让所有的人都知道，社会民主党在任何情况下都一定要提出自己的名单。让所有选民的贫民阶层都知道，他们面临着要在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党人之间作出抉择。
对这一抉择，选民是应予考虑的。不管怎样，这样的考虑对于提高群众的意识会产生重大的效果，这比使某某或某某从立宪民主党那里获得席位更为重要。如果城市贫民群众再次听信立宪民主党的诺言，再次迷恋于古尔柯之流和库特列尔—米留可夫之流老爷们叫嚣的“和平”进步、“和平”立法等自由派空话和自由派许诺，那么事件很快就会揭穿上面这些幻想。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应当把全部真相告诉群众，应当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谁珍惜无产阶级斗争取得的俄国革命的实际成果，谁具有被剥削的劳动者的本能，谁就会跟着无产阶级政党走。随着俄国革命发展的每一阶段，这个政党的观点的正确性将愈来愈清楚地为群众所了解。
跋
《言语报》1月14日的社论再次证实了我们前面所谈的孟什维克从社会党人转向资产阶级的意义。《言语报》兴高采烈，庆幸它关于孟什维克在彼得堡搞分裂并将建立自己单独的组织的预言得到证实。该报援引它以前的几号报纸说：“果然不出所料，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支持我们的建议，虽然他们并不是最有影响的一部分人，然而却是最倾向于议会活动的。”
是的，这是实话。孟什维克迎合了自由派资产者要想拉走工人政党中的机会主义部分、使它服从立宪民主党的领导的愿望。在前面我们已经看到，《言语报》已经把孟什维克和人民社会党人同革命政党分开，称他们为“温和的社会党人”。现在，《言语报》又进了一步。该报说，社会人民党人（人民社会党人）大概宁愿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该报说：“孟什维克坚决支持建立共同的反对派联盟。”“应当承认，在布尔什维克拒绝以后，立宪民主党、孟什维克和社会人民党结成反对派联盟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
可见，立宪民主党自己现在承认在选举中有三个联盟，或者至少可以说是三个基本政治力量：政府联盟、反对派联盟、革命联盟。这样的划分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注意到，事物本身的力量促使立宪民主党承认我们以前一贯指出的情况。我们还注意到，革命“联盟”中，现在最坚定的只有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其他分子，包括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还在动摇不定。
孟什维克转到立宪民主党一边的原则意义愈来愈清楚了。孟什维克的选举纲领和原则决议（例如，俄国社会民主党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中有动听的词句，说什么他们将揭露对和平道路的幻想，他们将劝告大家不要把掮客选进杜马，而要把战士选进去，如此等等，所有这些词句都不过是一些空话。事实上孟什维克的行动是让立宪民主党牵着他们走，跟着自己的政策走。事实上孟什维克是参加了“反对派联盟”，就是说，成了立宪民主党的纯粹附属品。
不仅如此。《言语报》1月14日的社论还透露了立宪民主党为了使孟什维克支持立宪民主党并加入反对派联盟打算给孟什维克多少代价。这个代价就是从工人选民团那里夺来的一个杜马席位。请听：
“既然与此同时〈即与组织立宪民主党、孟什维克和人民社会党的反对派联盟的同时〉，杜马席位竞争者减少了，那么，也许在新的组合下，有可能接受人民自由党的建议，只从六个席位中让出两个。当然，这个建议现在大概要有一些改变。预定给工人选民团选出的人的一个席位，在代表会议作出决定以后，显然已不能给工人布尔什维克了。现在联盟有了新的构成，孟什维克就可以把这个席位当作自己的合法所有物。在这种情况下，人民自由党让出的两个席位中的另一个席位，将仍旧留给人民社会主义联盟。”
多好的交易！祝贺立宪民主党买到了便宜货！只用那两个“让出来的”席位就把所有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以及工人政党中的小资产阶级部分搞到手，而且是靠牺牲工人搞到的！
由于孟什维克背弃了社会民主党而成了温和的社会主义政党（《言语报》的评语），加入了反对派联盟，工人就要丧失从工人选民团中选出自己的代表的权利。彼得堡的工人所以丧失立宪民主党给他们的支配自己席位的权利，是因为孟什维克不跟革命的社会民主党走，而跟立宪民主党走了。孟什维克同立宪民主党做“交易”而获得的“让步”，不是靠牺牲立宪民主党，而是靠牺牲工人……这是资产阶级对“人民”让步的多么出色的样板！只要“人民”的捍卫者转向资产阶级方面，那么资产阶级就会酬劳他们一个席位……
工人选民团的初选人和复选人现在大概将能看到，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不仅是原则上的好处，而且是实际上的好处。立宪民主党给过（不是在给而是给过）工人选民团一个席位，是出于他们真心同情真正人民的真正自由的利益，而根本不是为了把愚昧的贫困的群众拉到资产阶级一边，这不是很清楚吗？
1907年1月由新杜马出版社在彼得堡印成单行本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4卷第249—273页
注释：
[172]《社会民主党和杜马选举》这本小册子于1907年1月在彼得堡由新杜马出版社交合法的布尔什维克事业印刷所印刷，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分发，印数4300册。小册子于1912年被沙皇政府查禁。——248。
[173]这里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伊万·伊万诺维奇和下面的伊万·伊万内奇、西多尔·西多雷奇等都是虚拟的人名，相当于汉语中的张三、李四。——250。
[174]利德瓦尔案件是指1906年瑞典大奸商埃·莱·利德瓦尔和沙皇俄国副内务大臣弗·约·古尔柯利用饥荒盗窃公款的案件。利德瓦尔在古尔柯帮助下，同政府签订了一项合同，规定在1906年10—12月为俄国南方饥荒省份提供1000万普特黑麦。利德瓦尔从古尔柯那里支取了巨额的国家预付款，然后向古尔柯及其他官员行贿。结果，直到12月中旬，运达铁路线的粮食还不及总量的1/10。这一盗窃国库和利用饥荒进行投机的罪行被揭露后，沙皇政府不得不把案件提交法庭审理。但是古尔柯除被撤职外，未受其他处分。这一案件有助于揭露沙皇政府的反人民政策，因而在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中对右派政党不利。——266。
[175]指沙皇政府策划的一出审判滑稽剧。第一届国家杜马代表、立宪民主党人米·雅·赫尔岑施坦于1906年7月18日（31日）被黑帮暗杀。沙皇政府采取一切措施包庇凶手。侦查被有意拖延，以致多次延期开庭。1907年4月3日（16日），案件被终止。——266。 |
列宁全集第十四卷——彼得堡工人政党的选举运动（1907年1月14日〔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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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堡工人政党的选举运动[171]
（1907年1月14日〔27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彼得堡组织第三次（最近一年里）代表会议开过了。1906年2月召开的第一次代表会议解决了维特杜马的选举问题；1906年6月召开的第二次代表会议解决了支持杜马组阁的要求问题；1907年1月召开的第三次代表会议解决了第二届杜马选举运动的问题。
资产阶级政党偶尔也通过幕后给人民开各种政治处方的党的某级“机关”作出简单决定的办法来解决重大政治问题。只有社会民主工党才不顾一切巨大困难，甚至不顾重大牺牲，在组织中真正实行民主制（对一个秘密政党来说，这样做是有巨大困难并可能遭受重大牺牲的）。只有社会民主工党才在采取每一个重大政治步骤之前权衡这个步骤的原则意义，不追求一时的成功，而使自己的实际政策服从于把劳动从任何剥削下彻底解放出来的最终目的。只有工人政党才在投入战斗时，要求自己的全体党员深思熟虑地、直接明确地回答要不要采取某个步骤和怎样采取这个步骤的问题。
彼得堡组织的最近一次代表会议也是在全体党员的民主代表制的基础上举行的。同时，代表的选举，是在征求所有选举人如何看待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的意见的基础上进行的。不对迫切的策略问题作出自觉的答复，代表会议的选举民主制就会成为有损于无产阶级的空洞把戏。
下面就是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
鉴于（1）在没有特殊的例外的一切情况下，社会民主党作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绝对应当在选举运动中保持独立性；（2）直到现在，以彼得堡委员会为首的圣彼得堡社会民主党进行了完全独立的选举运动，并对持有坚定的无产阶级观点的以及还没有完全领会这种观点的所有劳动居民阶层产生了影响；（3）目前，在选举前的两个星期，已经表明右派政党在圣彼得堡成功的希望不大，而立宪民主党成功的希望很大（主要是由于传统的关系）；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面临的特别迫切的任务，就是尽一切努力来破坏立宪民主党在全俄瞩目的中心的领导权；（4）还没有接受无产阶级观点而能影响城市选民团选举结果的广大城市劳动贫民阶层，正动摇于两种倾向之间：一种倾向是想投比立宪民主党左一些的政党的票，就是说想摆脱背叛的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领导，另一种倾向是想通过同立宪民主党联盟保证自己在杜马中取得即使少数劳动派代表的席位；（5）在动摇的劳动派政党中出现了这样一种倾向，认为在取得首都的六个席位中的一个席位或顶多不超过两个席位的条件下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是正确的，理由是社会民主党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同意同非社会民主主义的城市贫民阶层达成反对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协议，代表会议决定：（1）立即通知社会革命党圣彼得堡委员会和劳动团委员会，只要它们不同立宪民主党达成任何协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就准备同它们达成协议；（2）协议的条件是，达成协议的各政党在口号、纲领和策略方面是完全独立的；杜马六个席位分配如下：工人选民团二席，社会民主党二席，社会革命党一席，劳动派一席；（3）代表会议委托自己的执行机关进行谈判；（4）在省内，根据同样的原则考虑，容许各地同社会革命党和劳动派达成协议。
附注：关于人民社会党（劳动党或人民社会党）决定如下：由于该党对杜马外的斗争的基本问题的态度模棱两可，代表会议认为，只有在社会革命党和劳动派不同人民社会党达成协议的情况下，才容许同它们达成协议。
研究了这个决议以后，可以提出三个基本点。第一，断然拒绝同立宪民主党达成任何协议；第二，社会民主党在任何条件下都一贯坚决地提出单独名单；第三，容许同社会革命党和劳动派达成协议。
拒绝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是工人政党的直接任务。彼得堡的竞选大会刚一开始，大家就即刻看出，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是对的，他们说，我国的自由派叫嚣黑帮危险是为了迷惑头脑简单和没有原则性的人，以便避开真正威胁他们的来自左面的危险。政府的卑鄙警察勾当，用参议院的说明欺骗贫苦的选民，这一切都不能改变选民群众的情绪（无论是10万选民，12万选民，还是15万选民，反正都一样）。而群众的这种情绪在大会上明显地表现出来了，这种情绪比立宪民主党要左。
当然，黑帮危险可以不在于选民群众投黑帮的票，而在于黑帮警察逮捕左派选民和复选人。有人说，而且坚持不懈地说，现在竞选大会比较“自由”（容许喘口气——在俄国就已经叫作自由了！），是企图逮捕著名演说人和复选人的政府设下的圈套。但是不难了解，对付这种黑帮危险所需要的完全不是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而是准备群众去进行不受所谓议会制度框框限制的斗争。
第二，果然如预料的那样，代表会议决定社会民主党无论如何要在首都进行独立的选举运动。社会民主党可以建议同其他政党达成这样或那样的协议，但是我们以前和现在都决心保持完全的独立性。从整个选举运动来看，在这种条件下达成协议实际上是一种例外，保持社会民主党的独立性则是一个常规。
第三，代表会议建议同社会革命党和劳动派达成协议，条件是它们同立宪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化的人民社会党分离；另一个条件是把两个席位给工人选民团，其余四个席位平分。
这个建议的基础，就是根据某些政党对待明天就可能列入日程的杜马外的斗争的态度对它们所作的原则划分。社会民主党提出自己同其他政党达成协议的原则性条件，也就提供了可以用于向群众进行宣传鼓动时说明各个政党的真正性质的材料。社会民主党考虑到彼得堡形成的局面的特点，即立宪民主党领导着怀有“劳动派”情绪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在这种条件下，我们不能忽视的任务是，破坏立宪民主党的这种领导权，帮助劳动人民迈出一步（当然是不大的一步，但无疑是具有政治意义的一步），使他们的斗争更坚决，政治思想更明确，阶级自觉更坚定。
我们将通过自己的鼓动和我们对选举运动的整个安排来达到这种结果，不管劳动派和社会革命党对我们的建议答复如何，我们都将达到这种结果。我们不必多作这样或那样的考虑来确定它们的答复可能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我们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一点上。对我们重要的是无产阶级的基本的、在各种局部的可能的情况下始终不变的政策，即我们明确地分析事变的进程所提出的杜马外的斗争任务，以对抗和平斗争和立宪把戏这种虚假的幻想。我们对城乡劳动人民的小资产阶级阶层说，只有一种手段能够制止小业主的不稳定性和动摇性。这种手段就是革命无产阶级的独立的阶级政党。
载于1907年1月14日《通俗言语周报》第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4卷第242—248页
注释：
[171]《彼得堡工人政党的选举运动》一文作为社论发表在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机关报《通俗言语周报》第1号（1907年1月14日（27日））上。《通俗言语周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3号。——241。 |
列宁全集第十四卷——普列汉诺夫和瓦西里耶夫（1907年1月7日〔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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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列汉诺夫和瓦西里耶夫
（1907年1月7日〔20日〕）
孟什维克的社会民主党报刊对待普列汉诺夫发表在《同志报》上尽人皆知的赫罗斯特拉特式的言论的态度，应当引起工人阶级政党全党的注意。这位被所有自由派报纸公开而经常称为孟什维克派的最杰出的代表、孟什维克的领袖，公开建议提出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的共同纲领。
孟什维克却保持沉默！
他们似乎没有报纸，没有文集，没有小报，没有机构，没有委员会，也没有一个党组织。他们的领袖在向全俄国谈论他们的政策，这似乎同他们毫无关系……
但是，我们都清楚地知道，孟什维克既有组织——甚至有中央委员会这样有影响的组织——也有各种各样的机关报。因此，他们的沉默只能再一次证明他们的立场是十分虚伪的。只有崩得分子在孟什维克一伙人里独树一帜。他们在自己的、可惜几乎不为俄罗斯人所知的报纸《人民报》上反对“全权杜马”这个口号。他们还在他们用俄文出版的《我们的论坛》周刊上嘲笑普列汉诺夫。他们这样做至少证明，他们敢于有自己的意见，敢于在实际上而不仅仅在口头上承认自己的党组织有责任对一切政治问题公开而直截了当地发表自己的见解，有责任把自己对无产阶级的政治职责看得高于私人情谊、亲戚关系和个人崇敬……［注：我们刚收到12月8日梯弗利斯孟什维克的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前进报》的摘录[168]。梯弗利斯的孟什维克坚决驳斥了普列汉诺夫，说普列汉诺夫为了为“全权杜马”这个口号辩护而提出的理由是错误的，说社会民主党人不可能在这个口号下接受立宪会议。他们写道：“全权杜马”的口号“是阉割我们的纲领”。其次，他们论证说立宪民主党也不能接受这个口号，因而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的共同纲领就根本谈不上了。共同纲领“就是剪掉我们党的独立之翼，就是抹杀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政党在观点上的差别”。
说得对，梯弗利斯的孟什维克同志们！我们很满意地确认，不管中央委员会和俄国多数孟什维克的意见如何，崩得分子和高加索人没有回避自己的职责，公开地指出普列沃诺夫的意见和他的全都言论是错误的。］
这种现象在工人政党内是多么不体面啊！在党内占优势并掌握着中央委员会的派别，竟不敢涉及自己的一个成员所犯的错误。在一切会议上，在工人面前进行争论时，在同布尔什维克进行辩论时，孟什维克都赌咒发誓地说，他们不赞同普列汉诺夫的意见，可是在报刊上他们却保持沉默，竟没有一个党支部发表过一篇正式声明。这是什么意思呢？偷偷地表示反对，而用正式的沉默表示确认？在……老爷背后大骂一通，而在老爷面前却保持沉默。只有……才会这样做，尊敬的先生们，你们自己猜一猜，谁才会这样做。
我们要告诉工人和全党：不要相信那些在不管来自何方的骑兵袭击时就同自己的所有同事临阵脱逃的政治领袖们。不要相信他们。所有这些“领袖”在紧要关头都不会象他们所说的那样去做，而会象某个第三者代他们说的那样去做。
顺便说一下，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在这一事件上的所作所为，对于流行的关于我们党的知识分子性质的说法是一个很好的图解。是的，在我们这里非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无产阶级的影响太大了，这是事实。要不然，无产阶级政党难道能对普列汉诺夫的行径和孟什维克对他的态度容忍哪怕一个星期吗？这里关于非党工人代表大会的说法的真正性质暴露得多么明显。如果象拉林、《我们的事业》杂志和《现代生活》杂志的政论家们希望的那样，以合法的工人政党（只是工人政党，不是社会民主党）取代我们的党，那么象普列汉诺夫的这类言论就可以通行无阻了。给任何报纸写文章吧，随便同什么人结成任何写作联盟或一般政治联盟吧，不必考虑什么党组织而以自己的名义提出自己的口号吧！在非党工人群众完全不定型的情况下，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天性有充分的自由。难道这不是旧的普罗柯波维奇的《信条》（我和普列汉诺夫曾为此在1899—1900年猛烈抨击过普罗柯波维奇，并把他和他的追随者都赶出了社会民主党）的理想吗？《信条》这个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的精华，宣传结成非政治的、非党的工人联盟去搞经济斗争，搞自由派的政治斗争。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召开非党工人代表大会——这不过是1899年的《信条》在1906—1907年的再版。
普列汉诺夫在《同志报》上的言论无非是把拉林的建议付诸实现：以非党工人组织为背景成立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所谓的社会主义者）的自由宣传协会。其实，普列汉诺夫在《同志报》上的言论不象一个党员，不象一个党组织的成员的言论。这是事实，任何诡辩都抹杀不了这个事实，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任何“沉默”都不能使我党某一派别摆脱这个事实。其实，普列双诺夫正是按照拉林的方式发表言论的，就象一个党外社会主义者在党外“社会主义”机关报中提出党外的、非社会主义的、甚至是反社会主义的建议一样。
瓦西里耶夫踩着普列汉诺夫的脚印走。瑞士由于受不到俄国革命无产阶级传统的影响，给我们提供了愈来愈多的“先进的”机会主义者。
瓦西里耶夫是著名的孟什维克。他同孟什维克一起工作过，并且不是同某一个偏僻地方的随便什么孟什维克，而是同最著名的、最负责的孟什维克在一起工作过。所以，孟什维克没有权利轻视瓦西里耶夫。
瓦西里耶夫直接引用了普列汉诺夫的话。不但如此，他还直接拿普列汉诺夫做靠山。他把普列汉诺夫在立宪民主党报刊上发表的、建议同立宪民主党提出共同纲领这种使社会民主党丢脸的言论，称之为“勇敢的呼声”。他“感到遗憾”的是，“其他政党里找不到普列汉诺夫式的人物”。
瓦西里耶夫是热情有余而智力不足。瓦西里耶夫想赞扬普列汉诺夫，但在赞扬时却脱口说出“遗憾的是，其他政党里找不到普列汉诺夫式的人物”。这太妙了！好心的瓦西里耶夫是第一个把“普列汉诺夫式的人物”当作普通名词来使用，即当作撇开自己的党而单独行动的政治家的含义来使用。今后大概会有人说：“在瓦西里耶夫所说意义上的普列汉诺夫式的人物……”
瓦西里耶夫之流拍着“普列汉诺夫式的人物”的肩膀，作出了结论。1899年的《信条》的作者普罗柯波维奇之流先生们及其同伙，曾经谈论过不要革命细菌的纯工人运动。瓦西里耶夫之流现在则谈论应当分娩“宪法”的革命，然而却不要任何产婆，不要革命家。不要产婆，不要革命家，不要革命的人民——这就是瓦西里耶夫的口号。
谢德林有一次非常精彩地嘲笑了枪杀巴黎公社社员的法国，在俄国暴君前卑躬屈膝的银行家的法国是没有共和派的共和国。[169]现在该是新的谢德林诞生的时候了，好来嘲笑那些用“不要”革命家、“不要”革命的口号拥护革命的瓦西里耶夫和孟什维克。
对瓦西里耶夫的“言论”我们有没有权利作这样的解释呢？我们有没有权利把他同孟什维克相提并论呢？
当然有！瓦西里耶夫的整篇文章、全部思想和所有建议统统都渗透着用扼杀革命的办法来给宪法催生的“计划”。“暂时丢掉”所有的纲领，把所有的社会民主党、社会革命党等等同立宪民主党合并成一个自由主义政党，在争取“政治宪法”而“不要同时解决经济纲领”的斗争中联合所有的人（信中就是这样写的：不要解决纲领。俄国无产阶级的瑞士谋士们并不是总会用俄文正确表达的），——难道这不是希望通过放弃革命来拯救宪法吗？
不“解决经济纲领”，就不可能想象有真正的、认真的革命。只有被深刻的经济需要推动的群众，才能够干革命。俄国专制制度的覆灭，真正的覆灭，必然会是经济上的变革。只有对社会主义十分幼稚无知的人才会不懂得这一点。撇开经济纲领就等于撇开革命的基本的经济原因，就等于撇开那些推动被压抑的、被吓坏了的、愚昧无知的人民群众去进行伟大的、空前英勇的斗争的经济利益。这就等于撇开群众，留下一伙知识分子空谈家，用自由派的空谈代替社会主义的政策。
“杜马提出了农民问题，而它的被解散主要也是由于土地问题，这对农民有什么好处呢？”难道凭这种议论不值得在瓦西里耶夫活着的时候就给他竖一座纪念碑，以表彰他那举世无双的社会主义机会主义吗？
难道这（我们现在来谈上面提出的两个问题中的第二个问题）不是孟什维克的议论吗？
普列汉诺夫说，和立宪民主党人乘同一节车厢到特维尔去，彼此互不妨碍。孟什维克说，和立宪民主党人一起到杜马去，为了革命目的，同不革命的政党联合起来（瓦西里耶夫为孟什维克补充说，暂时地：“短期地”！）。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前不久说，一起到立宪民主党内阁去。
瓦西里耶夫随声附和说，去就去吧，但是“不要互相推搡，不要互相吓唬”。“现在就去，目前就去，它〈阶级和集团间的斗争〉是致命的和有罪的。”
阶级斗争是有罪的，用革命要求（例如全权杜马，立宪会议等等）来损害宪法是有罪的。孟什维克不管怎样同瓦西里耶夫决裂（假定，直到目前孟什维克还没有同瓦西里耶夫决裂），也决抹杀不掉这样一个事实：正是这种思想构成了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支持建立杜马内阁、以及大家一起到特维尔去等等的基础。
瓦西里耶夫简直是独一无二的。但是要知道，自然界的独一无二的现象也只能在一定的环境中存在，只能在一定的情况下产生。瓦西里耶夫当然是机会主义的勃朗峰[170]。但是要知道，在草原之上是不会有勃朗峰的，只是在阿尔卑斯群峰之中才会有勃朗峰。瓦西里耶夫之流只有同“普列汉诺夫式的人物”、切列万宁之流及其同伙直到普罗柯波维奇一起才能出现在世界上。
由于有“在瓦西里耶夫所说意义上的普列汉诺夫式的人物”，司徒卢威先生才有可能在12月27日的盐区会议上（见12月28日的《同志报》）说：“所有现在反对立宪民主党的人，在不久的将来都将变成立宪民主党人。人们已经把《同志报》叫作立宪民主党的报纸，把人民社会党人称为社会立宪民主党人，把孟什维克称为半立宪民主党人。许多人都认为格·瓦·普列汉诺夫是立宪民主党人。的确，普列汉诺夫现在所说的话，有许多是立宪民主党人所欢迎的。只可惜在立宪民主党人孤立无援的时候，他没有说这些话。不可救药的只能是布尔什维克，所以他们的命运就是进历史博物馆。”
谢谢你的恭维，不高明的司徒卢威先生！是的，我们是要进历史博物馆的，然而博物馆的名称却是：“俄国革命史”博物馆。我们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布尔什维克对布里根杜马的抵制、布尔什维克发动群众罢工和起义的号召（还是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同俄国十月革命永远是密不可分的。甚至在漫长的（在最坏的情况下）岁月里，或者在几十年的反动时期内，我们都要利用博物馆中的这个位置，利用它来教育无产阶级仇视背叛的十月党－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教育无产阶级鄙视知识分子的空谈和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我们要利用博物馆中的这个位置，在任何条件下，甚至在最坏的政治条件下，向工人宣传不调和的阶级斗争，教导他们准备新的革命，——这个革命会更加摆脱资产阶级的不彻底性和脆弱性的影响，会更加接近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
最尊敬的司徒卢威先生，你们在博物馆中的位置却是反革命得逞时狂欢雀跃的和空话连篇的人的位置。在这样的时刻，你们永远有狂欢的理由，因为革命者在斗争中倒下了，舞台属于自由派了，这些自由派自愿地倒下，趴在敌人面前，卑躬屈膝地“同流合污”。
如果出乎我们预料，革命不一定再一次爆发，不一定能从沙皇匪帮手中夺得政权，那么你们将长时期地成为反革命英雄，而我们将继续占“博物馆中的”一个“位置”，然而这是一个好位置：十月的人民斗争的位置。如果象我们深信的那样，革命再一次爆发了，那么可怜的立宪民主党人在一星期内就会销声匿迹，无产阶级和破产农民群众又将在布尔什维克的口号下进行斗争。在立宪民主党领导下，革命只能遭到失败。只有在布尔什维克的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下，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载于1907年1月7日《无产者报》第1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4卷第234—240页
注释：[168]指发表在1906年12月8日（21日）《前进报》第1号上的文章《论普列汉诺夫最近的一篇文章》。
《前进报》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外高加索组织（多数是孟什维克组织）区域委员会的合法机关报（日报），用格鲁吉亚文在梯弗利斯出版，共出了28号。1906年12月8—9日（21—22日）出第1—2号，1907年1月26日（2月8日）—3月16日（29日）出第1—26号。该报后被沙皇政府查封。——234。
[169]“没有共和派的共和国”是指1870年建立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这个共和国由保皇派掌握实权，它的头两任总统——阿·梯也尔和帕·莫·麦克马洪都是保皇派分子。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在他的特写集《在国外》里把它称作“没有共和派的共和国”。——237。
[170]勃朗峰在法国、意大利两国交界处，高4810米，是阿尔卑斯山脉最高峰，也是欧洲第一高峰。——238。 |
列宁全集第十四卷——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上就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中达成选举协议问题的报告（1907年1月6日〔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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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上就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中达成选举协议问题的报告[167]
（1907年1月6日〔19日〕）
简要报道
报告人指出彼得堡没有黑帮危险。关于黑帮危险的神话，是立宪民主党人为了招引选民投他们的票而散布的。当地社会民主党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使首都居民群众摆脱立宪民主党人的思想控制。城市贫民即半无产阶级成分的广大阶层，还在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摇摆不定。立宪民主党人用杜马席位收买他们，以便巩固自己对他们的影响。也许，正因为如此，为了共同消除立宪民主党的影响，同各革命民主主义政党和团体达成协议是适宜的。报告人认为，达成协议的实际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及协议的形式，应由地方组织的做实际工作的人员决定。
载于1907年1月25日《无产者报》第12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4卷第241页
注释：
[167]这是《无产者报》对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组织全市和省代表会议上的报告的报道。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组织全市和省代表会议于1907年1月6日（19日）在泰里约基（芬兰）召开。出席代表会议的有70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布尔什维克42名，孟什维克28名）和一些有发言权的代表（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的代表4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和布尔什维克的《无产者报》代表各1名以及其他代表）。彼得堡委员会曾决定，代表会议代表的选举必须在党员讨论了是否应当与立宪民主党人签订协议的问题之后进行。在审查代表资格时发现有些分区违反了这一决定（这些分区选出的主要是孟什维克）。代表会议宣布这些人的代表资格无效。代表会议还以多数票否决了中央委员会代表提出的按现有的选区把代表会议分为两部分（市代表会议和省代表会议）的提案，因为这个提案是要制造孟什维克在代表会议上的优势。孟什维克随后退出了代表会议，从而在选举前夕分裂了彼得堡党组织。
留下来的代表决定继续开会。在代表会议上列宁作了关于在杜马选举中的选举协议问题的报告。代表会议讨论了这个报告，确认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会议（“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的《特别意见》是正确的（见本卷第98—100页）。代表会议拒绝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联盟，而通过了向社会革命党和劳动派建议在选举期间签订协议的决议，条件是他们要拒绝同立宪民主党的任何联合。
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和杜马选举》、《“你会听到蠢人的评判……”（社会民主党政论家札）》这两本小册子中和《彼得堡工人政党的选举运动》、《彼得堡社会民主党的选举运动》、《31个孟什维克的抗议》等文中（见本卷第248—268、272—290、241—247、291—299、305—309页）对彼得堡代表会议的工作作了详细的阐述。——232。 |
列宁全集第十四卷——各资产阶级政党和工人政党是怎样对待杜马选举的？（1906年12月31日〔1907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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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资产阶级政党和工人政党是怎样对待杜马选举的？
（1906年12月31日〔1907年1月13日〕）
报纸登满了准备选举的消息。几乎每一天我们都能听到，一会儿是政府作出新的“说明”，把一类又一类不忠实可靠的公民从选民名单中除名，一会儿是进行新的迫害，查禁集会，封闭报纸，逮捕被提名的复选人和候选人。黑帮趾高气扬，吵嚷喧闹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厚颜无耻。
不合政府心意的政党也在准备选举。这些政党深信，而且十分正确地深信，选民群众会不顾一切诡计、挑剔以及对他们施加的大大小小的迫害而把自己的话说出来，通过选举表达出自己的真正信念。这种信心的根据是：最残酷的迫害，最难忍的挑剔，就整个俄国而言，最多只能剥夺掉数以百计、数以千计、甚至数以万计的选民的权利。然而，群众的情绪和他们对政府的态度，将不会因此而有所改变。就拿彼得堡来说，可以把1—2万人从选民名单中除名，但首都的15万名选民群众只不过因此受到抑制，陷入沉思，隐蔽起来，暂时不吱声，而他们并没有销声匿迹，他们的情绪也没有改变。如果说有所改变，那当然是改变得不利于政府。所以，只要选举法没有根本改变，只要残留的选举合法性没有遭到彻底践踏（还可能用不断逮捕复选人的方式来践踏，因为从斯托雷平那里只能期待最糟糕的东西！），群众情绪无疑将决定选举结果，而这当然又是不利于政府及其黑帮的。
所有不是站在政府方面的人都对选民群众抱着希望。但是，如果你仔细研究一下对群众抱的希望本身是什么内容，这些或那些政党对群众的态度怎样，那么你就会看出资产阶级政党同无产阶级政党是截然不同的。
立宪民主党是各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的头头。立宪民主党在第一届杜马选举中无耻地背叛了斗争事业，拒绝抵制，自己顺从地参加了选举，并且带动了不开展的群众。现在，立宪民主党希望这些群众因循守旧，希望对左派政党的鼓动和选举运动加以限制。立宪民主党对群众的希望就是希望群众不开展和受压制，说什么群众弄不清楚我们的纲领和策略，除了和平的和合法的、最和平的和最怯懦的抗议以外，他们迈不出任何一步——这一步不是他们不想迈，而是别人不让他们迈。他们将投票拥护我们，因为左派既没有报纸，也不能集会，既没有小报，也不能保证不受任意的逮捕和迫害——这就是立宪民主党的想法。于是立宪民主党得意忘形地举目望天：感谢上帝，我不象任何一个“极端派”！我不是革命者，我善于适应，善于最顺从、最恭顺地适应任何措施，我甚至可以从和平革新党那里搞到选票［注：见本卷第195—197页。——编者注］。
因此，立宪民主党在整个竞选运动中都旨在用黑帮危险来吓唬群众，用来自极左派政党的危险来吓唬群众，他们适应小市民习气、适应小市民的怯懦心理和消沉情绪，使小市民相信立宪民主党是最安全、最谦虚、最温和、最谨慎的党。立宪民主党的报纸每天都向读者发问，小市民呵，你害怕了吗？那就信赖我们吧！我们是不会吓唬你的，我们反对暴力，我们顺从政府，就只信赖我们吧，我们将“尽可能”为你安排一切！于是立宪民主党就背着被吓倒了的小市民耍尽花招，使政府相信他们是忠诚的，使左派相信他们是爱好自由的，使和平革新党相信他们是赞同和平革新党及该党的选举名单的。
不启发群众的觉悟，不进行发动群众的鼓动，不阐明彻底的民主口号，而背着被吓倒了的小市民去做代表名额的交易，——这就是所有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从无党派人士（《同志报》中的）直到民主改革党的竞选运动。
工人政党对待群众的态度截然相反。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并不是通过交易以求自己在杜马中占有一个席位。相反，这种席位本身之所以重要，是能利用它来提高群众的觉悟，提高群众的政治水平和组织群众，不是为了小市民的平安，不是为了“安宁”、“秩序”以及“和平的〈资产阶级的〉幸福”，而是为了斗争，为了把劳动从任何剥削和任何压迫下彻底解放出来的斗争。对于我们来说，杜马席位和整个选举运动之所以重要正在于此，而且仅在于此。工人政党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群众身上，但不是被吓倒了的、不是消极服从的、不是驯服地带着枷锁的群众，而是觉悟的、要求严格的、进行斗争的群众。工人政党应当鄙视自由派的惯技：用黑帮危险的幽灵吓唬小市民。社会民主党的全部任务是要使群众提高觉悟，使他们认识到真正的危险何在，认识到那些不是在杜马中汲取源泉，不是在杜马的讨论中获得充分体现，不是在杜马中求得解决有关俄国未来问题的力量的真正斗争任务何在。
因此，工人政党警告群众要防范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的幕后选举勾当，要防范他们模糊人们意识的叫嚣：把同黑帮危险作斗争的事情委托给我们这些律师、教授和开明地主吧！
工人政党则对群众说，只应当相信自己的社会主义觉悟和自己的社会主义组织。把斗争中的主导地位和斗争的领导权交给自由派资产者，就等于出卖自由事业，而换来鼓噪一时的空话和令人眼花缭乱的、时髦的、华而不实的招牌。杜马中的任何黑帮危险都不会带来腐蚀群众意识的危害，使群众盲目地跟着自由派资产阶级走，拥护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口号、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候选人名单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策。
工人政党所关心的那些群众中，数量最多的是农民和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阶层。他们比立宪民主党坚决、诚实、有千倍的勇气进行斗争，但是在政治上他们经常受立宪民主党空谈家的摆布。他们现在还在斗争的无产阶级和妥协的资产阶级之间动摇不定。
鼓吹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人不仅损害无产阶级和整个自由事业，而且妨碍城市贫民和贫苦农民提高觉悟。他们没有履行自己的直接义务：把城市贫民和贫苦农民从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脱出来。请看一看劳动派、“人民社会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吧。他们动摇不定，并且也着重于研究同立宪民主党勾结的方案。劳动派的领袖没能建立自己的党，他们号召群众投立宪民主党的票（阿尼金通过报纸的记者号召，日尔金在《同志报》上号召，等等）[165]，从而大大加深了自己在杜马中的错误。这是直接背叛农民的斗争事业，直接把庄稼汉出卖给自由派地主。自由派地主正在按“公道”价格用赎买办法掠夺农民，就象他们的先辈在1861年掠夺庄稼汉一样。“人民社会党人”又怎样呢？甚至立宪民主党都嘲笑他们是“第二次征召的立宪民主党人”（米留可夫在《言语报》上的话）[166]。他们的领袖（安年斯基等人）也号召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他们的区区小党（根据对他们垂青的《同志报》的报道，这个党甚至比和平掠夺党还要小，在全国只有2000来个党员！）简直是立宪民主党的附属品。社会革命党的态度同样模棱两可：他们在十月时期和第一届杜马时期都掩盖自己同人民社会党人的分裂，同他们走一条路，一起办报。现在，社会革命党不进行任何公开的独立的斗争，不足够广泛、公开和尖锐地反对“第二次征召的立宪民主党人”，不向群众提供任何详尽的材料来批评这个党，不对整个选举运动和所有选举协议作出任何原则性的评价。
工人政党的一个伟大历史义务就是要促成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的建立。鼓吹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人是在危害这个事业。
另一个伟大义务就是要把大量破产的、贫困的、濒临绝境的小市民和农民从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偏见影响下解救出来。鼓吹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人也同样在危害这个事业。他们不是使庄稼汉同自由派决裂，反而加强这种反常的联系，这种联系是自由事业和无产阶级事业的致命伤。他们不是让农民群众防范自由派的幕后政治（或者更确切些说，是瓜分杜马席位的政客手腕），反而自己也参与这一活动，从而使它神圣化。
打倒任何联盟！工人政党在选举运动中应当保持实际上的独立，而不只是口头上的独立。工人政党应当给全体人民，特别是给全体无产阶级群众树立起富有思想性的、坚毅的、大胆的批判的范例。这样，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吸引群众真正参加争取自由的斗争，而不使他们倒向背叛自由的立宪民主党所玩弄的自由主义。
载于1906年12月31日《艰苦劳动》周刊第2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4卷第228—233页
注释：
[165]指1906年12月14日（27日）、15日（28日）和17日（30日）《同志报》第139、140、142号上发表的伊·瓦·日尔金的文章《谈谈选举》。
1906年12月13日（26日）《同志报》第138号还登载了劳动派首领之一斯·瓦·阿尼金同记者谈话的摘要。阿尼金认为“在选举之前，各明显的反对派集团和政党必须最广泛地团结起来”。他把立宪民主党也算作这样的政党。——230。
[166]指帕·尼·米留可夫在1906年11月11日（24日）《言语报》第214号上发表的署名米·的文章《批评者还是竞争者？》。这篇文章是因人民社会党组织者之一韦·亚·米雅柯金在1906年10月的《俄国财富》杂志上著文批评立宪民主党而写的。——231。 |
列宁全集第十四卷——卡·考茨基的小册子《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的俄译本序言（190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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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考茨基的小册子《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的俄译本序言
（1906年12月）
俄国的先进工人早就知道，卡·考茨基是他们自己的作家，他不仅善于论证和阐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并且善于以熟悉事物、认真分析实际情况的才能运用这一学说来阐明错综复杂的俄国革命问题。所以现在，当自由派的彼特鲁什卡[163]之流以及他们的自觉和不自觉的应声虫掀起的毫无思想内容的吵闹，有时几乎完全吸引了社会民主党人的注意力时，当“议会的”技术细节在许多人面前遮盖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原则问题时，当消沉情绪甚至往往支配着循规蹈矩的人，从而降低着他们的才智和政治能力时，对俄国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来说，仔细地听一听考茨基对俄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意见就倍加重要了。其实，与其说是听一听考茨基的意见，倒不如说是深深思考一下他对问题的提法。因为考茨基不会轻率到空谈他不太熟悉的俄国策略的具体问题，不会对俄国事务幼稚无知到用老生常谈或不加批判地重复最时髦的口号来支吾搪塞。
考茨基就普列汉诺夫向许多外国社会党人请教的一些问题作了回答。在回答问题时，确切些说，是从这些提得不够聪明的问题中选择为了事业的利益可以在各国社会党人中间进行讨论的若干问题时，考茨基一开始就谦逊地声明：“谈到俄国事务，我同俄国同志相比，感到自己是一个小学生。”这种谦逊，不是社会民主党中那位“将军”的假谦逊，他开始表现为小市民的装模作样，最后则表现为波旁家族的蛮横无理。不是的，考茨基实际上只回答了那些他一经阐明就能帮助有头脑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独立分析具体任务和当前口号的问题。考茨基拒绝以一个将军的姿态发号施令：向右转或向左转！他宁愿保持站得远远的、但却深思熟虑的同志地位，指出我们应当以怎样的途径自己寻求答案。
普列汉诺夫询问考茨基：第一，俄国革命的“一般性质”是资产阶级革命呢，还是社会主义革命？第二，社会民主党对待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第三，社会民主党在杜马选举中对各反对派政党的支持。
乍看起来，这些问题选得很“细致”。可是常言说得好：“细的地方容易断。”其实，稍有见识而又细心的人一下子就能识破这些问题是细致的……捏造。说是捏造，首先是因为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样板，尽管普列汉诺夫爱夸夸其谈地大反形而上学，但是他在自己具体地历史地论述问题时却不能摆脱这种形而上学。其次是因为他成心把被问者圈在一个窄而又窄的小框框里。只有在政治问题上天真纯朴的人才觉察不到普列汉诺夫是故意地从远处谈起，不露声色地引导被问者为……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辩护！
驱使心地纯朴的对话者为同某一政党结成联盟辩护，却不点这个政党的名；谈论革命运动，却不把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同反对派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区分开来；暗示资产阶级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就是说，用与无产阶级不同的方式“进行斗争”，却不直截了当地说清楚方式不同之所在；用阿姆斯特丹决议作诱饵把对话者当作一只小鸟来捉弄，而这个决议却是要对外国人掩盖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争论的问题的真实内容；从泛泛的空谈中推断关于在一定的情况下实行一定的策略，关于对资产阶级民主派各政党的态度，关于革命“一般性质”等具体原理，却不从精确地分析俄国革命中各阶级的利益和地位的具体材料中得出这个“俄国革命的一般性质”的结论。——难道这不是捏造吗？难道这不是公然嘲弄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吗？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164]要么是资产阶级革命，要么是社会主义革命，其余的事都可以用简单的三段论法从基本的“判断”中“得出结论”！
考茨基的巨大功绩在于，他回答这类问题时一下子就看出事情的实质和问题提法中就已包含了的错误的实质。考茨基回答了普列汉诺夫的问题，实际上却抛弃了普列汉诺夫对问题的提法！考茨基是用纠正普列汉诺夫对问题的提法来回答普列汉诺夫的。考茨基批判了普列汉诺夫对问题的提法，他在纠正提问人的错误时愈婉转愈慎重，这种批判就愈能击中要害。考茨基写道：“如果我们能理解到，我们面临的是任何一个旧模式都套不上去的完全新的形势和新的问题，那可就太好了。”
这正击中了普列汉诺夫提出的“我国革命就其一般性质说来是资产阶级革命呢还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问题的要害。考茨基说，这是旧模式。不能这样提问题，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提法。俄国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因为资产阶级不是俄国目前革命运动的动力。俄国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因为它决不能导致无产阶级实行唯一的统治或专政。社会民主党在俄国革命中能够取得胜利，它应当努力去争取胜利。但是当前革命的胜利不可能只是无产阶级的胜利而没有其他阶级的帮助。那么，在当前革命的客观条件下，究竟哪个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呢？是农民，因为“在整个革命斗争时期，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才存在着利益的牢固的共同性”。
考茨基的所有这些论点最为光辉地论证了俄国社会民主党革命的一翼的策略即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是正确的。考茨基的论证尤其宝贵的是，他撇开具体的实际的问题，集中全力系统地说明我国革命中社会主义策略的一般原理。他指出，普列汉诺夫的所谓“是资产阶级革命就应当支持资产阶级”的陈旧说法，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他认为，这就是我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即孟什维主义的基本错误。对这种错误布尔什维克早在1905年初就进行了斗争。
其次，考茨基不是从一般词句出发而是从分析一定阶级的地位和利益出发，证实了我国立宪民主党的应声虫们认为是“不策略的”如下结论：资产阶级害怕俄国革命甚于害怕反动派，它敌视专制制度是由于专制制度产生了革命，它要求政治自由是为了制止革命。请你们把这一点同我们的普列汉诺夫信任立宪民主党人的天真想法对照一下吧，普列汉诺夫在他提出的问题中把反对派对旧制度的斗争同反对政府蓄意镇压革命运动的斗争悄悄地混为一谈了！与孟什维克对“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死板的看法不同，考茨基指出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革命的因素和不革命的因素，指出了自由主义的破产，指出了农民变得愈独立愈自觉，自由派就势必向右转得愈快。无产阶级和农民将不顾资产阶级的不坚定性来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布尔什维克策略的这个根本论点被考茨基完全证实了。
考茨基指出，在革命的进程中，胜利完全可能属于社会民主党，因此这个党应当使自己的支持者怀有必胜的信念。孟什维克对社会民主党在当前革命中能否取胜的担心，又一次被考茨基的结论彻底驳倒了。普列汉诺夫竭力想把“阿姆斯特丹决议”作为我国革命的任务的“依据”。这种可笑的做法，与考茨基的“如果在斗争之前就放弃必胜的信念，斗争决不会取胜”这一简单明了的论点加以对比，就显得特别滑稽了。
考茨基说，如果以为，“所有争取政治自由的阶级和政党，只须采取一致行动，就能获得政治自由”，那就是“只考虑到事态发展的政治上的表面现象”。我们读了这段话，就可以看出，考茨基的方法和目前我国机会主义者的领袖普列汉诺夫的方法的根本分歧呈现得更为突出了。这段话听起来就好象考茨基是直接指投靠自由派的社会民主党人波尔土加洛夫之流、普罗柯波维奇之流、库斯柯娃之流、鲍古查尔斯基之流、伊兹哥耶夫之流、司徒卢威之流那伙先生们的，这伙人恰好犯了考茨基所指出的错误（并且有普列汉诺夫步他们的后尘）。考茨基并没有读过这些先生的大作，因而这就更加深了他的理论结论的意义。
不用说，所有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关于农民运动的非社会主义性质，关于农民的小生产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等基本论点，考茨基是完全同意的。那些喜欢声称他们“也同意马克思”的社会革命党人考虑一下考茨基的这些话，倒是大有教益的。
最后，说几句关于“权威”的话。马克思主义者不能站在知识分子激进派的似乎是革命的抽象的通常观点上：“不要任何权威”。
不。工人阶级为了在全世界进行艰巨而顽强的斗争以取得彻底解放，是需要权威的。但是，不言而喻，这只是意味着青年工人需要那些进行反压迫反剥削斗争的老战士的经验，需要那些进行过多次罢工、参加过一系列革命活动、有革命传统和远大政治眼光的精明能干的战士的经验，每一个国家的无产者都需要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斗争的权威。为了阐明我们党的纲领和策略，我们需要全世界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理论权威。但是这种权威当然同资产阶级科学和警察政治的御用权威毫无共同之处。这种权威是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大军中进行更多方面的斗争的权威。正因为这种权威对扩大战士的眼界非常重要，所以在工人政党中决不容许妄图从旁边，在远处解决当前政治中的实际而具体的问题。每个国家进行直接斗争的先进的觉悟工人的集体经验，永远是解决所有上述问题的最高权威。
这就是我们对考茨基的意见和普列汉诺夫的意见具有多大权威性的看法。普列汉诺夫的主要是批判民粹派和机会主义者的理论著作，仍然是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牢固成果，任何“派别活动”都迷惑不了一个哪怕稍微有点“智力”的人，使他忘记或者否定这些成果的重要性。但是作为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领袖，作为一个策略家，普列汉诺夫却不值一评。他在这方面表现出的机会主义给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带来的危害，要比伯恩施坦的机会主义给德国工人带来的危害大百倍。我们应当同普列汉诺夫这种立宪民主党式的政策进行最无情的斗争，因为他投入1899—1900年被他从社会民主党中赶出去的普罗柯波维奇之流的先生们的怀抱里去了。
至于说普列汉诺夫的这种策略上的机会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原理的全盘否定，只要读一下推荐给读者的考茨基的这篇论文的推论过程，就能得到最好的证明。
载于1906年12月由新时代出版社在莫斯科出版的小册子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4卷第221—227页
注释：
[163]彼特鲁什卡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主角乞乞科夫的跟丁。他爱看书，但不想了解书的内容，只对字母总会拼出字来感兴趣。——220。
[164]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一语出自圣经《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5章，是耶稣在传道时告诫门徒的话。恩格斯也曾在《反杜林论》第1章《概论》里用它来比喻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4页）。——222。 |
列宁全集第十四卷——威·李卜克内西的小册子《不要任何妥协，不要任何选举协议！》的俄译本序言（190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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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李卜克内西的小册子《不要任何妥协，不要任何选举协议！》的俄译本序言
（1906年12月）
现在，在第二届杜马选举前夕，当选举协议问题既为工人政党又为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社会舆论深表关切的时候，把李卜克内西这本小册子的译本介绍给俄国读者，是有特殊意义的。
我们不想在这里谈李卜克内西这本小册子的一般意义。读者必须阅读弗·梅林的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的著作以及我们德国同志的一系列其他作品，才能弄清这本小册子的一般意义，并且正确了解书中的个别地方，因为如果引用这些地方而不顾及这是在什么时候谈的和怎样谈的，那就会造成曲解。
在这里，重要的是指出李卜克内西谈问题的方法。重要的是指出李卜克内西怎样对待协议问题，以便帮助俄国读者独立地解决我们所关心的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问题。
李卜克内西丝毫不否认，从争取“议员名额”的观点，或者从争取“同盟者”（表面上的同盟者）去反对其同敌人即反动派的观点来看，同资产阶级反对派政党达成协议“是有益的”。不过这位德国社会党的老战士的真正政治才智和久经考验的社会民主主义修养却表现在他不局限于这些见解。他分析了这样一些问题：这些“同盟者”是不是暗藏的敌人（把这些人放进自己队伍里是特别危险的）？这些同盟者是不是真正同共同敌人进行斗争以及怎样进行斗争？在考虑为了增加议员名额而达成协议的好处时，是否考虑到了这会有损于无产阶级政党的较长期和较深远的任务？
让我们就上面指出的这三个问题，来看看例如象普列汉诺夫这样主张俄国社会民主党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的人，是否懂得这几个问题的意义。我们会看到普列汉诺夫把协议问题提得非常狭窄。立宪民主党既然愿意同反动派进行斗争，那就……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进一步，普列汉诺夫就不想谈了，在他看来，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分析就是学理主义。怪不得把社会民主党的政策要求忘得一干二净的这位社会民主党人，竟同普罗柯波维奇之流先生们以及《同志报》其他政论家这伙社会民主党的叛徒接近并合作了。怪不得连这位社会民主党人的原则上的同道者孟什维克，他们不是窘得默不作声，不敢大声说出他们对普列汉诺夫的看法，在工人大会上避免同普列汉诺夫接触，就是象《人民报》和《我们的论坛》周刊的崩得分子那样干脆对他进行嘲笑[162]。
李卜克内西教导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善于在每一个资产阶级同盟者身上发现他的危险方面，而不要加以掩饰。可是我们的孟什维克却叫嚷，不该同立宪民主党作斗争，而应当同黑帮危险作斗争！对于这种人，仔细考虑一下李卜克内西下面的话是大有益处的：“警察政客的愚蠢而残酷的暴行，反社会党人法（苦役法，反对政党宣传革命的法律）的迫害，只会使我们产生一种鄙薄的感觉。但是，对那些为了选举协议而向我们伸出手、装作朋友和兄弟钻进我们队伍里来的敌人，对这样的人，而且仅仅对这样的人，我们是应当害怕的。”
大家看到，李卜克内西也指出了警察暴行和黑帮法律。然而他却大胆地告诉工人：应当害怕的不是这种敌人，而是同假朋友达成选举协议。为什么李卜克内西有这种想法呢？因为他一向认为，只有当战士的力量是觉悟工人群众的力量时，这种力量才构成真正的力量。暴力和苦役法腐蚀不了群众的意识，而工人的假朋友即自由派资产者却能腐蚀群众的意识，因为他们空喊斗争而使群众脱离真正的斗争。我们的孟什维克和普列汉诺夫不懂得，同立宪民主党作斗争，就是为了使工人群众的意识摆脱立宪民主党的所谓把人民自由同旧政权结合起来的虚伪见解和偏见而斗争。
李卜克内西非常尖锐地强调指出，假朋友比公开的敌人更危险，他说：“实行新的反社会党人法，其危害要小于为了达成选举协议而模糊阶级对立和党的界限。”
如果把李卜克内西的这句话译成1906年年底的俄国政治用语，就是：“黑帮杜马的危害要小于为了同立宪民主党达成选举协议而模糊阶级对立和党的界限。”从社会主义投到自由派那里去的《同志报》以及这类报刊的作家们，听到李卜克内西的这句话，会发出多么粗野的号叫啊！我们常常在工人大会上听到并且在孟什维克的刊物上看到，布尔什维克的这类意见受到“斥责”，就象李卜克内西所受到的斥责一样（该小册子第54页）。但是，布尔什维克并不害怕这些号叫和斥责，就象李卜克内西并不害怕这些东西一样。出卖人民自由的自由派叛徒通过选举协议向工人群众靠拢，给工人群众带来了危害，只有蹩脚的社会民主党人才会轻视这种危害。
顺便谈一谈自由派的这种叛变行为。我们的机会主义者，包括普列汉诺夫在内，叫嚷道：我们现在来谈自由派的叛变行为是不策略的。普列汉诺夫甚至写了一本小册子来教导不策略的工人社会主义者对待立宪民主党人要客气点。普列汉诺夫的见解并不新奇，普列汉诺夫的话早已被德国自由派资产者重复得令人乏味，这在李卜克内西的小册子中讲得最清楚不过了。原来，普列汉诺夫用来对付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王牌”，就是那个狼和牧童的童话。这个童话德国机会主义者也曾经试图用来吓唬李卜克内西，他们说，你老是对大家叫喊“狼来了！狼来了！”，等到狼真的来了，就没有人信你的话了。李卜克内西一针见血地回答了现在的普列汉诺夫的众多的德国同道者：“谨慎的人捍卫党的利益无论如何总不会比爱说风凉话的人差。”
现在再看一看我们指出的第二个问题：我们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即立宪民主党是不是真正同黑帮危险进行斗争以及怎样进行斗争？普列汉诺夫既不会提出这个问题，也不会通过仔细分析立宪民主党在革命俄国的政策来解答这个问题。普列汉诺夫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从资产阶级革命的“一般概念”推断出俄国社会民主党对待立宪民主党的具体态度；而不是从研究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实际特点来推断出现代俄国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相互关系的一般概念。
李卜克内西教导我们用另一种方法判断问题。当有人跟他谈到自由派资产阶级同反动派进行斗争时，他就分析自由派资产阶级是怎样进行斗争的。他指出（在这本小册子和其他许多文章中），德国自由派（完全跟我国立宪民主党一样）“出卖自由”，他们同“容克〈地主〉和僧侣”亲近，他们不能成为革命时代的革命者。
李卜克内西说：“自从无产阶级开始作为一个与资产阶级截然分立并在利益上同资产阶级相敌对的阶级出现以后，资产阶级就不再是民主的了。”
可是我们的机会主义者象是在嘲弄真理，竟把立宪民主党人称作民主派（甚至见之于社会民主党代表会议的决议中），尽管立宪民主党人在自己的纲领中否认民主制，承认参议院等等，尽管他们在国家杜马中提出对付集会的苦役法，并且反对不经当局许可就根据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原则来组成地方土地委员会！！
李卜克内西十分公正地斥责把革命一词当作空话来玩弄。李卜克内西谈论革命时，他确实是相信革命的，确实是不仅从眼前利益而且从整个革命的根本利益来分析一切策略问题和一切策略步骤。李卜克内西同俄国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一样，都经历过从直接革命斗争转到残缺不全的、卑鄙无耻的黑帮宪法的艰苦过渡时期。李卜克内西善于适应这种艰苦的过渡时期，善于在任何处境中，甚至在最恶劣的处境中为无产阶级工作。但是，李卜克内西并没有因为从反对卑鄙的宪法转到利用这种宪法来进行工作而兴高采烈，也没有因为一些人竭力不使这种“宪法”出现而嘲笑他们。李卜克内西认为，“谨慎”并不等于赶快踢开低落下去的（虽然是暂时低落下去的）革命，赶快去适应残缺不全的宪法。不，这位革命的老战士认为，无产阶级领袖的“谨慎”，就是要比所有灰心丧气、胆小怯懦的资产者更迟一些去“适应”革命暂时失败后形成的状况。李卜克内西说：“实际政治迫使我们去适应我们生活在其中的那个社会的制度；但是，我们在适应现代社会制度的道路上每迈出新的一步，都要花费力气，并且只有十分谨慎才行。这就引起了各方面的不少嘲笑。但是，怕踏上这个斜坡的人，同那些嘲笑我们谨慎的人相比，总是更可信赖的同志。”
曾经抵制过维特杜马的工人同志们，记住这金玉良言吧。当可怜的书呆子嘲笑你们抵制杜马，而忘记在抵制布里根杜马的旗帜下第一次（目前还只是唯一的一次，但是我们深信不会是最后的一次）掀起反对这类制度的人民运动时，你们要时刻记住这些话。让叛徒立宪民主党人引以为荣吧：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早地心甘情愿地匍匐在反革命的法律之下。觉悟的无产阶级将引以为荣的是，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持久地高举大旗，投入公开的战斗。他们将引以为荣的是，他们只是在战斗的沉重打击下摔了一跤，而比任何人都更持久地尝试重整旗鼓并号召人民再一次奋起冲击，扼杀敌人。
最后谈一谈我们指出的第三个即最后一个问题。选举协议会不会损害我们特别珍贵的社会民主主义“原则的纯洁性”？唉！俄国的政治现实已经对这个问题作了答复，已经用使觉悟的工人感到脸红的事实作了答复。
孟什维克在决议中断言并且在大会上赌咒发誓，说他们只是缔结技术性协议，说他们继续同立宪民主党进行思想斗争，说他们丝毫也不让出自己的社会民主党的阵地，丝毫也不放弃自己的纯无产阶级口号。
结果怎样呢？不是别人，正是普列汉诺夫跑到了立宪民主党报馆的前厅，向人民提出了一个既不是立宪民主党的也不是社会民主党的，使人人满意但又不得罪任何人的“折中”口号：“全权杜马”。不用说，这个口号简直就是欺骗人民，蒙蔽人民，——只是要同自由派地主达成协议而已！但是，立宪民主党人轻蔑地赶走了普列汉诺夫，社会民主党人有的惊慌不安，有的愤愤不满地离开了普列汉诺夫。现在，普列汉诺夫只落得个孤家寡人，他发泄了一通私愤，大骂布尔什维克是“布朗基主义者”，大骂《同志报》的政论家“不谦虚”，孟什维克不机智，他除了自己，把所有的人都骂遍了！可怜的普列汉诺夫，李卜克内西关于达成协议在原则上是有害的这种公开而又明确、严肃而又尖锐的话在他身上完全应验了！
而瓦西里耶夫“同志”（也是从瑞士的厨房里瞅革命的人）就直接引用了普列汉诺夫的话，在《同志报》（12月17日）上建议干脆解散社会民主党并且暂时（仅仅是暂时！）同自由派合并。怪不得李卜克内西说，他们党里也未必有人愿意脱离“党的原则”。问题不在于是否愿意，而在于由于采取了错误步骤，势必给党带来什么后果。普列汉诺夫的愿望倒也是蛮好的：和和气气、亲亲密密地同立宪民主党一道对付黑帮危险。结果却弄得社会民主党丢人现眼。
工人同志们，请你们仔细地读一读威廉·李卜克内西的这本小册子，较慎重地考察一下那些劝你们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对无产阶级和自由事业都有莫大危害的协议的人吧！
尼·列宁
1906年12月
载于1907年由新杜马出版社在彼得堡出版的小册子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4卷第214—220页
注释：
[162]指1906年12月18日（31日）《人民报》第235号刊登的《从莫斯科经特维尔到彼得堡》一文以及1906年12月13日（26日）和1906年12月27日（1907年1月9日）《我们的论坛》周刊第1期和第3期刊登的《论策略问题》、《不受欢迎的调解。关于〈同志报〉怎样把立宪民主党人同社会民主党人联合起来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果的纪事》、《谈谈协议问题》等文。在这些文章里，崩得分子批评了格·瓦·普列汉诺夫采取的容许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立场。
《我们的论坛》周刊（《НащеТрибуна》）是崩得的刊物，1906年12月—1907年3月在维尔诺出版。共出了12期。——214。 |
列宁全集第十四卷——工人政党的任务和农民（1906年12月28日〔1907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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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政党的任务和农民[159]
（1906年12月28日〔1907年1月10日〕）
伏尔加河流域是农民运动的巨大中心之一。在伏尔加河流域，工人政党面临着一项极其迫切的任务：实行无产阶级独立的阶级政策，并经常向农民群众说明，只有同那些他们通常当作自己领袖的自由派地主立宪民主党人决裂，只有靠拢革命无产阶级，他们才能获得土地和自由。
工人政党的选举运动正应当完全服从于这个任务。正因为如此，在伏尔加河流域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是特别有害的，从社会民主党这个领导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政党的整个原则立场来看，这样的联盟是根本不能容许的。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让我们以第一届杜马中伏尔加河流域的一个农民代表做例子。这个代表是萨拉托夫省选出来的劳动派伊·日尔金先生。
劳动派日尔金现在常给彼得堡立宪民主党的报纸《同志报》写稿并替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辩护。请看他是怎样替这种联盟辩护的。他在12月17日的《同志报》上叙述了萨拉托夫省第一届杜马的选举情况。农民选举了自己的人，他们本能地即从被剥削的劳动者的准确无误的本能上不相信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律师。在该省，当所有复选人聚集起来选举杜马代表时，农民差不多占复选人总数的2/5。
（让我们提醒一下，萨拉托夫省的复选人总数是150人，其中农民64人，土地占有者51人，市民35人。日尔金先生提供的复选人数字是152人，大概是把工人选民团算在内了。）
农民的复选人在省里和一些“著名的”立宪民主党人，例如“同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有牵连的”尼·尼·李沃夫先生遭遇了。在县城的复选人中出现了比立宪民主党左的人。于是很快地几乎是自然地形成了左派联盟“劳动者同盟”，即杜马中未来的劳动团的雏形。
于是同立宪民主党人争夺杜马席位的交易开始了。立宪民主党人要求2/3的席位，“劳动者”也要求同样数目的席位。双方争执不下。立宪民主党人不相信劳动者同盟的力量和团结性。但是，最后一次竞选大会表明，同盟的候选人在152票中得了78—89票。“立宪民主党人的主要候选人得了50—67票。”
这时立宪民主党认输了。他们同意他们的党在杜马中占少数。日尔金先生写道：“劳动者同盟委员会同意选两名打立宪民主党旗号的候选人：尼·尼·李沃夫和谢·安·科特利亚列夫斯基。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刚刚分别得了59票和67票的候选人，在选举投票时却得了111票。”
是的，这是非常非常值得注意的。可惜的只是劳动派日尔金不懂得他所报道的事实的意义。
只要想一想：在152票中拥有78—89票，即占多数的左派劳动者同盟，把尼·尼·李沃夫选进了杜马。因此，劳动派日尔金先生就维护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
工人和农民们，你们知道尼·尼·李沃夫是怎样一个人吗？他是个地主，是“解放社”[160]的创始人之一，也就是说，是立宪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当过七年贵族代表。在杜马中，他属于极右翼立宪民主党人。换句话说，他不仅反对过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代表，不仅反对过劳动派，他甚至认为整个立宪民主党向左走得太远了！他认为，立宪民主党提出的对付集会和出版的苦役法太自由主义化了。他认为，立宪民主党地主向农民提出的会使他们破产的赎买办法，是对农民过于慷慨的一项改革。立宪民主党人想把土地按公道价格卖给农民，但是这个公道价格，需要由农民代表、同等数目的地主代表、外加政府代表一起来评定。一个农民、一个地主、一个警官，——立宪民主党不是挺公道吗？在地主李沃夫先生眼里，这太自由主义化了。看来，这位地主先生大概想让地方土地委员会中有更多的警官。
因此，李沃夫先生在杜马中发表了反对农民土地要求的言论。在杜马开会期间，李沃夫先生同当权者进行幕后交易，为自由派地主搞内阁席位，条件是“控制”杜马中的劳动派和社会民主党人。被劳动派选进杜马的自由派地主李沃夫就是这样一个人。解散杜马以后，地主李沃夫还同斯托雷平商谈过入阁的事！！
为了能够更无约束地同斯托雷平商谈，李沃夫退出立宪民主党而组织了和平掠夺党[161]。现在立宪民主党同这个党结成了联盟。日尔金先生常投稿的那个《同志报》，把这个党称为进步的党，而不是黑帮的党！
但是，对我们重要的是，当李沃夫进入杜马时，他是一个立宪民主党人。重要的是，这个立宪民主党地主最卑鄙地背叛了农民，在杜马中反对农民的要求，甚至在解散杜马以后还同那些大批屠杀和殴打农民的人搞内阁席位的交易。
劳动派竟把这样的立宪民主党地主选进了杜马！
假定日尔金先生和其他劳动派当时并不知道李沃夫是何许人。假定日尔金先生和他的一伙弄错了。弄错了是不该责怪的。
就算这样。那么现在呢，日尔金先生能不知道象李沃夫这样的立宪民主党地主从“人民自由”方面投向斯托雷平的战地法庭内阁方面去了吗？日尔金先生是知道这一点的，但是仍然向劳动派和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建议同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律师的政党，即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
李沃夫是典型的立宪民主党叛徒，是自由派地主政党的典型代表。
日尔金是典型的不自觉和不坚定的劳动派，他当了“自由派”地主的尾巴，不善于打开农民的眼界，甚至在占多数的时候也不善于取胜，不善于号召农民进行独立的斗争。
让伏尔加河流域的所有的觉悟工人、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以李沃夫和日尔金的例子来教育人民吧。
工人们！地主李沃夫之流的立宪民主党人，今天高唱人民自由而明天就投向斯托雷平方面去了，你们愿意帮忙把这些人选进杜马吗？
如果你们不愿意，那就拒绝同立宪民主党，同这个“自由派”地主政党结成任何联盟，号召农民支持工人的社会民主党，而不要支持立宪民主党。
农民们！立宪民主党人李沃夫之流的“自由派”地主在进入杜马以前答应你们过天堂般的生活，而在杜马里面则建议由地主政府任命的官吏来评定地主土地的公道价格，你们愿意再一次把这些人选进杜马吗？你们愿意信托自由派地主或资产阶级律师来捍卫农民的要求吗？
如果你们不愿意，那就投社会民主党人即投工人政党的票吧。社会民主工党在世界任何地方从未背叛过破产的、贫困的、被剥削的劳动农民的利益。自由派资产阶级在世界各地都欺骗争取土地和自由的农民，就象我国的立宪民主党人李沃夫之流欺骗农民一样。
除了坚强的、自觉的，不违背阶级观点的工人政党以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其他办法来反对劳动派的不坚定性。农民只有同觉悟工人携手并进，才能获得土地和自由。
1906年12月28日
载于1935年1月21日《伏尔加公社报》第19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4卷第209—213页
注释：
[159]《工人政党的任务和农民》一文是应萨马拉布尔什维克的请求为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萨马拉河湾报》写的。列宁在手稿的标题前写了附言：“授予编辑部以改写文章和更改标题的权利。如发表，请寄我几份。”文章由列宁从彼得堡寄往《萨马拉河湾报》编辑部，但在寄送途中被宪兵截获。直到1927年12月，手稿才在萨马拉省宪兵局的档案材料里发现。——208。
[160]解放社是俄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自由派人士的不合法政治联合组织，由在国外出版的《解放》杂志筹备，于1904年1月在彼得堡成立，领导人是伊·伊·彼特龙凯维奇和尼·费·安年斯基。解放社的纲领包括实行立宪君主制和普选制，保护“劳动群众利益”和承认各民族的自决权。1905年革命开始后，它又要求将一部分地主土地强制转让并分给少地农民，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并主张参加布里根杜马选举。1905年10月，立宪民主党成立以后，解放社停止活动。解放社的左翼没有加入立宪民主党，另外组成了伯恩施坦主义的无题派。——209。
[161]指和平革新党，见注31。——210。 |
列宁全集第十四卷——政治形势和工人阶级的任务（1906年12月24日〔1907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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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形势和工人阶级的任务
（1906年12月24日〔1907年1月6日〕）
解散杜马以后，政府只能用军事恐怖来遏止全国的愤怒。强化警卫和非常警卫措施[157]、无休止的逮捕、战地法庭、讨伐队——所有这一切，只能叫作军事恐怖。
政府在对解放运动实行军事镇压中检验了自己的力量。力量足够的话，就根本不必召开杜马，可以立刻满足俄罗斯人民同盟和与之类似的“道地的俄国”黑帮政党的愿望。力量不足就再召开一次杜马，修改一下选举法，保证黑帮杜马或者控制立宪民主党杜马。政府就是这样考虑的。
到目前为止，残酷镇压的军事力量只足以做到：靠参议院的说明，不顾法令规定，剥夺成千上万工人、无产农民和铁路员工的选举权。政府的财政困难非常严重。借款还没有弄到手。崩溃的危险迫在眉睫。在国内，政府没有一个政党可以依靠，在一伙流氓（道地的俄国人）和十月党人之间动摇不定。它甚至同十月党人也不能完全协调一致。
第二届杜马的选举运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的。小市民被吓倒了。他们被战地法庭搞得苦恼不堪。在政府吹嘘的影响下，他们认为杜马将是很听话的。他们感情用事，准备原谅立宪民主党的一切错误，准备抛弃第一届杜马给予他们的一切教训，准备投立宪民主党人的票，只要黑帮不当选就行。
小市民的这种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小市民从来不依据坚定的世界观和完整的党的策略原则行事。他们总是随波逐流，任凭感情支配。他们除了把最温和的反对派政党同黑帮加以对比之外，就不能作出其他判断。他们不能独立思考第一届杜马的经验。
但是，对小市民说来是自然的事情，对在党派的人就是不可原谅的，而对社会民主党人就是很不体面的了。的确，请听一听那些社会民主党人号召工人社会主义者投立宪民主党人的票的理由吧（无论是在社会民主党根本没有提出自己的候选人的情况下只投一些立宪民主党人的票，还是在有共同名单的情况下投同社会民主党合作的立宪民主党人的票，反正都一样）。你们听到的不是什么理由，只是旧调重弹，只是恐惧和绝望的号叫：可别让黑帮当选！大家都来投立宪民主党人的票吧！同立宪民主党人提出共同名单吧！
作为工人政党党员的社会民主党人，不能把自己降低到这种小市民的水平。他应当清楚地知道，进行斗争的是哪些真正的社会力量，整个杜马，特别是在第一届杜马中占统治地位的立宪民主党起了哪些实际作用。谁不思考所有这些问题，就谈论无产阶级的当前政策，谁就永远不会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
俄国现在进行的斗争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自由，也就是为了在国家中争取人民代表掌权，而不是旧政府掌权。是为了给农民土地。政府在竭尽全力反对这些意图，保护自己的政权和自己的土地（因为最富有的地主都是国家中最显贵的身居要职的人物）。反对政府的有工人和贫苦农民群众，当然还有城市贫民。关于城市贫民用不着单独来谈，因为他们没有跟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基本利益不同的特殊利益。
地主和资产阶级这样的上层阶级是怎样对待斗争的呢？最初，在10月17日以前，他们大部分是自由派，也就是说，同情自由，甚至用某种方式帮助过工人斗争。资产阶级对管理国家的专制制度是不满意的，并且要求参与国家事务。资产阶级自封为民主派，也就是说，表示拥护人民自由，以取得人民对自己的意图的支持。但是在10月17日以后，资产阶级满足于已经得到的东西，就是说，地主和资本家参与了国家事务，原封不动的旧政权也答应给以自由。资产阶级被无产阶级和农民进行的独立斗争吓坏了，于是宣布：革命够了！
10月17日以前，有一个地方自治人士的广泛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他们召开过著名的半合法的代表大会，并在国外出版了《解放》杂志[158]。10月17日以后，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分裂了：商人资本家和较大的地主或按照农奴制方式经营的地主参加了十月党，即直接转到政府方面去了；另一部分人，特别是律师、教授和其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组成了立宪民主党。这个党也转过来反对革命了，也害怕工人的斗争了，也宣布：够了！但是，这个党过去和现在都想用比较巧妙的手段来制止斗争，如向人民作小小的让步，让农民赎买等等。立宪民主党向人民许诺，如果人民把立宪民主党人选入杜马，他们就给人民以自由和给农民以土地。社会民主党人懂得，这是欺骗人民，所以他们抵制了杜马。但是愚昧的农民和吓倒了的小市民还是把立宪民主党人选入了杜马。立宪民主党人并没有为自由而斗争，他们在杜马中号召人民安静下来，而自己却去争取当沙皇的大臣。由于言论失当，由于社会民主党人和较有勇气的代表从杜马讲台上向人民呼吁，号召他们起来斗争，于是杜马被解敢了。
现在，就连最愚昧无知的人也都会懂得立宪民主党是个什么货色。这不是人民战士的党，而是资产阶级掮客的党，是中间商的党。只有当群众不再信任立宪民主党，并且懂得必须开展独立斗争的时候，工人和觉悟农民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投立宪民主党人的票以及鼓吹这样做，就等于降低群众的觉悟，削弱群众的团结和斗争决心。
现在，觉悟工人面临的是完全另一种任务。为了抗衡小市民的惶惑情绪和无思想性，觉悟工人应当在选举运动中进行彻底、坚定、严整的社会主义宣传。
觉悟工人的当前任务就是向全体无产阶级群众和全体先进的农民代表说明，真正的斗争是怎样的，各阶级在这一斗争中的实际地位是怎样的。
在我国革命期间，工人走在其他一切阶级的前头。现在大多数工人都倾向于社会民主党。当然，这里还必须进行更强有力的、更广泛的工作，但是这种工作已经走上平坦的道路。最重要和最困难的是在农民中进行工作。农民是一个小业主阶级。这个阶级争取自由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条件要比工人差得多。农民没有被大企业联在一起，而是被个体的小规模的经营所分散。农民不象工人，他们看不到一个象资本家那样公开的、明显的、单一的敌人。农民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业主和私有者，因此农民总是追随资产阶级，愿意仿效资产阶装，梦想发展和巩固自己的小私有财产，而不想同工人阶级共同反对资本家阶级。
这就是为什么一切国家中的所有贫苦农民群众在争取自由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总不如工人那样坚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俄国杜马中的农民代表即劳动派，尽管有立宪民主党叛变的种种教训，还是不能摆脱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影响，摆脱他们的观点，摆脱他们的偏见，摆脱他们的政治手段，——这种政治手段似乎很老练，是在要漂亮的巧妙“手腕”，其实对任何一个真正的战士来说，这只是一些愚蠢的、无聊的、可耻的手段。
觉悟工人们！利用选举运动彻底打开人民的眼界吧！一些好心的、但是软弱而不坚定的人，号召你们同立宪民主党人提出共同名单，号召你们同立宪民主党人提出共同口号以模糊群众的认识，不要相信这些人。要批判地对待流行的关于黑帮危险的叫嚣、哀号和恐惧。俄国革命的真正的根本的危险是农民群众不开展，他们在斗争中不坚定，他们不了解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全部空虚性和全部叛变性。向这种危险进行斗争吧，把全部真相公开地彻底地告诉全体人民群众吧。这样，你们将把人民群众从夸夸其谈的立宪民主党人那里引开而把他们吸引过来支持社会民主党。这样，也只有这样，你们才能消除真正的黑帮危险。任何参议院的说明，任何刑罚，任何逮捕，都阻挡不住我们在人民中进行这样的工作：提高群众的公民意识和阶级意识，组织群众去完成独立的斗争任务，而不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斗争任务。
载于1906年12月24日《艰苦劳动》周刊第1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4卷第201—208页
注释：
[157]强化警卫和非常警卫都是沙皇俄国政府采取的镇压革命运动的特别措施。在宣布实施强化警卫或非常警卫的地方，行政长官有特别权力颁布强制执行的决定，禁止集会（包括私人集会），查封报刊，不按法律程序进行逮捕、监禁、审判等等。1906年，俄国曾有27个省、州处于非常警卫状态之中。——201。
[158]《解放》杂志（《Освобождение》）是俄国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机关刊物（双周刊），1902年6月18日（7月1日）—1905年10月5日（18日）先后在斯图加特和巴黎出版，共出了79期，编辑是彼·伯·司徒卢威。该杂志执行反对革命、反对无产阶级的方针，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人士中影响很大。1903年到1904年1月，该杂志筹备成立了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的秘密组织解放社。解放派和立宪派地方自治人士一起构成了1905年10月成立的立宪民主党的核心。——205。 |
列宁全集第十四卷——政府伪造杜马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906年12月20日〔1907年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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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伪造杜马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1906年12月20日〔1907年1月2日〕）
沙皇政府坚持不懈地在“进行”伪造杜马的“工作”。为了警告那些轻信的俄国小市民不要迷恋于立宪制，我们早在这种伪造开始以前（1906年9月30日《无产者报》第5号）就写道，正在酝酿新的政变，即准备在第二届杜马召开以前修改1905年12月11日的选举法。当时我们写道，“无疑，现在政府正在专心致志地研究”“是否要保留旧选举法”的问题［注：见本卷第16页。——编者注］。
是的，沙皇政府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甚至可能已经研究好了。它过去采用通过参议院的说明的办法来修改选举法[148]。现在它在限制鼓动自由（如果说俄国的自由还可以再加限制的话）和伪造选举等方面则采取了新步骤。最近颁发了条例[149]，禁止发选票给未合法化的政党。封闭报纸愈来愈频繁地采用战地法庭查封办法。逮捕更加紧了。搜查和围捕正在进行，其目的是一目了然的，就是要把复选人和有影响的选民的名单弄到手，以便“收拾”他们。一句话，选举运动搞得轰轰烈烈，——俄罗斯人俏皮地说。
政府用战地法庭的办法伪造杜马究竟会到什么程度，这谁也无从知晓。为什么不在选举当天或选举以后逮捕复选人呢？法令——俄国现在还保留着这个愚蠢的字眼！——规定杜马代表不受侵犯，但是没有规定复选人不受侵犯。我们的报刊早在第一届杜马选举时就指出了这一情况。沙皇黑帮认为当时是“维特错过了机会”，但实际上在十二月起义以后，政府要想占领革命的下一道防线，力量还太单薄。现在反革命聚集了力量，并且开始了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完全正确的行动，即破坏宪法（只有天真的立宪民主党人才会相信这个宪法）。反动派同自由派的巴拉莱金[150]不一样。他们是讲究实际的人。他们看到而且根据经验知道，只要俄国有一点点自由，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革命高涨。所以他们不得不倒退再倒退，把十月宪法破坏再破坏，用各种挡板把刚刚打开一点的政治阀门堵了再堵。
只有那些愚蠢透顶的俄国立宪民主党人或非党的进步知识分子，才会因此叫喊政府丧失理智，并说服政府走立宪道路。但是政府只要想维护沙皇政权和地主土地，使之不受来自下面的隐蔽的、被压制的、但没有被消灭的压力，它就不可能有别的做法。而我们将对政府说：好吧！你们就挡上挡板，堵住稍稍打开的阀门吧。不过在阀门稍稍打开一点的时候，新鲜空气已经使锅炉增温了。如果你们堵上阀门，那就会发生我们最希望的爆炸。我们要做的事正是在人民群众面前更广泛地利用斯托雷平的绝妙的鼓动，利用斯托雷平对“宪法实质”的绝妙的说明。
从这里正可以看出，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策略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策略是截然不同的。社会民主党鼓吹斗争，用各种各样的历史教训向人民说明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准备进行斗争，用强化革命鼓动来回答反动势力的强化。自由派不可能鼓吹斗争，因为他们害怕斗争。他们用腐蚀人民意识的立宪哀号和强化自己的机会主义来回答反动势力的强化。自由派的所作所为，正如劳动派谢杰尔尼科夫在5月9日帕宁娜伯爵夫人民众文化馆群众大会[151]上惟妙惟肖、活龙活现地描述的那样。当自由派挨骂时，他会说，感谢上帝，我还没有挨揍。当他挨揍时，他会感谢上帝，说他还没有被揍死。当他被揍死时，他就会深深地感谢上帝，他的不朽的灵魂从易朽的世俗躯壳中拯救出来了。
当斯托雷平黑帮向立宪民主党人厉声叱喝，并对他们的革命性展开围攻时，立宪民主党人号叫说：不，我们不是革命者，我们是好心人！打倒维堡宣言，打倒同左翼社会民主党人的联盟，打倒右翼社会民主党人中最右的普列汉诺夫的“全权杜马”口号，打倒有害的革命幻想！我们要参加杜马去立法。当黑帮宣布不给立宪民主党这个未合法化的政党选票时，立宪民主党人又号叫说：这是“在改变关于协议这个问题的提法”（12月13日《言语报》社论）！这是“在强化唯一登记过的反对派政党即和平革新党的作用”。“在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必须重视这一点！”而当一个偶然爬上了和平革新党候选人名单的立宪民主党复选人被抓进区警察局时，立宪民主党人就要深深感谢上帝，说宪法在我国毕竟还没有被完全取消。到那时，我国的法律骑士们会说，唯一完全保险的党就是十月党，难道我们不总是说我们坚持10月17日宣言的立场吗？
孟什维克同志们对这一点是怎样想的呢？是不是要赶紧召开新的党代表会议，宣布容许同和平革新党或者甚至同十月党达成协议呢？要知道，他们也是想要“半自由”的，正象忸怩作态的普列汉诺夫今天（12月14日）在前社会民主党报纸上论证的那样！[152]
立宪民主党人那里冒出了个和平革新党的问题，并不是偶然的。这个问题早在关于选票的条例颁布以前就提出来了。就连《同志报》的左翼立宪民主党人（有些爱开玩笑的人把他们称为“准社会党人”）也早已在该报12月5日那一号上把和平革新党算在进步的政党之列，认为进步的政党共有六个（立宪民主党、社会民主党、社会革命党、人民社会党、民主改革党以及和平革新党）。前社会民主党人在同一号《同志报》上对《无产者报》第8号附刊上登载的关于三个主要政党的简介［注：见本卷第129—136页。——编者注］十分气愤，大肆攻击。普列汉诺夫的朋友们叫嚷说，把葛伊甸归入黑帮，这是“政治上无诚意”！
我们很高兴，社会民主党的叛徒们不得不来替前十月党人辩护了，这个十月党人在杜马被解散后曾抗议维堡宣言并同斯托雷平商谈过内阁问题。
普列汉诺夫的同伙先生们，你们替一个十月党人辩护，应该更巧妙一些啊！在第一次选举时，十月党人（包括葛伊甸和希波夫在内）曾经同黑帮结成联盟，这是尽人皆知的。你们是不是因为更改一下党的名称就准备忘掉这件事呢？但是我们在12月5日《同志报》的同一版（第4版）上读到，在“十月十七日同盟”中有一个派别赞成同“和平革新”党达成协议，而且这个派别甚至在该同盟彼得堡分部中占优势。而稍稍往下一点有一条消息说，“俄国人民联合总会”[153]要同十月党结成联盟，所以《同志报》也就拒绝承认十月党人是立宪派。
这岂不是妙极了吗？我们拒绝把十月党人称作立宪派，因为黑帮要同他们结成联盟。但我们要把和平革新党人称作进步派，尽管十月党人要同他们结成联盟。
这些臭名昭彰的进步“知识界”中的绝顶聪明的鮈鱼啊[154]！
知识分子激进派替和平革新党人辩护，立宪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在关于选票的条例颁布以后立即转向和平革新，——这些就是自由派策略的典型例子。政府向右走一步，我们则向右走两步！这样一来，我们就又是既守法又和气，既灵活又忠诚，就是不给选票我们也干，我们一直要同流合污下去！
自由派资产阶级认为这就是现实的政策。他们就是以这种爬行的现实主义（根据某社会民主党人的绝妙说法）而自豪，认为这是他们政治上灵活、策略上机智的高度表现。其实这不仅是最愚蠢最卑鄙的策略，也是最无效果的策略。由于实行这种策略，德国立宪民主党人，从法兰克福的空谈家[155]到向俾斯麦摇尾乞怜的民族自由党[156]，在资产阶级革命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巩固了掌握在容克（在俄国说来，就是多列尔、布拉采尔、普利什凯维奇这些黑帮地主）手中和“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的军事专制”［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2页。——编者注］手中的政权。
我们那些迷恋于立宪民主党的这种政策并且正在照搬这种政策的孟什维克现在也该明白了，只有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政策，才是唯一从好的意义而不是从庸俗的意义来理解的现实政策。要对付反动派的狡诈善变，那就不是顺着向右转，而是要在无产阶级群众中进行深入而广泛的革命宣传，发扬革命的阶级斗争精神和发展革命的阶级组织。这样，也只有这样，你们才能在反动派施展种种狡诈善变的伎俩时，加强唯一反对反动派的战士的力量。如果你们用向右转的策略来顺应政府的黑帮勾当，那你们就是分散和削弱唯一能够进行斗争的力量即各革命阶级的力量，就是用使人眼花缭乱的政客“手腕”来模糊这些阶级的革命自觉。
孟什维克最初曾反对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马尔托夫曾斥责过这种协议。尤·拉林曾愤慨地反对过这种协议。甚至尼古·约—斯基也不赞成这种协议。由于参议院（我们在日内瓦和彼得堡的反动的参议院）的说明的影响，马尔托夫及其一伙顺着向右转了。他们表示赞成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但绝不同比立宪民主党更右的人结成联盟！只同“持反对派立场的民主主义”政党结成联盟（全俄代表会议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提议以18票对14票通过的决议），不能再右了！
但是，现在立宪民主党要转而联合和平革新党了。孟什维克同志们，你们也要这样做吗？是不是为了回答参议院的说明而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为了回答取消选票而同和平革新党结成联盟呢？可是为了回答复选人的被捕，你们又将如何以对呢？？
你们拒绝在群众中进行真正革命的宣传，这已经是事实。你们已经不同走和平道路的幻想以及同这种幻想的体现者立宪民主党作斗争了。你们一味操心的只是黑帮危险。而你们同立宪民主党提出共同名单的“巧妙手腕”是建立在沙滩之上的。你们削弱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群众工作的实际内容，但是靠这种政客手腕得到便宜的不是你们，甚至可能也不是立宪民主党人，甚至可能也不是和平革新党人，而是十月党人！你们用伪造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来回答伪造杜马的行为，这样做既改善不了杜马，也加强不了社会主义，也推动不了革命。
无原则的实际主义政策是最不实际的政策。
要回答伪造杜马的行为，工人阶级应当不是松懈而是强化自己的革命鼓动，在自己的选举运动中同可耻的立宪民主党叛徒分道扬镳。
载于1906年12月20日《无产者报》第10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4卷第195—200页
注释：
[148]指俄国执政参议院在第二届杜马选举前颁布的对1905年12月11日（24日）国家杜马选举法的解释。通过这些解释，参议院在这个选举法的规定之外，又剥夺了数万名工人、农民的选举权。列宁称这种解释是“斯托雷平对‘宪法实质’的绝妙的说明”。——194。
[149]指沙皇政府内务部1906年12月12日（25日）颁布的条例。根据这个条例，市政管理委员会和地方自治局只应把选票发给“那些注过册的”即政府承认是合法的“追求政治目的的社团及其分支机构的主持人或理事会”。因此，根据新条例，只有黑帮政党能领到选票。
在杜马选举头一阶段即复选人的选举中，一张选票上要写许多人的姓名，为了避免书写错误而造成废票，当时俄国采取了不限数量地发选票给参加竞选的各政党，由它们填上自己的候选人名单，然后分发给选民去投票的做法。实行上述条例后，没有注册的政党就得通过其他办法弄到选票。——194。
[150]巴拉莱金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讽刺作品《温和谨慎的人们》和《现代牧歌》中的人物，一个包揽词讼、颠倒黑白的律师，自由主义空谈家、冒险家和撒谎家。——195。
[151]帕宁娜伯爵夫人民众文化馆群众大会是在第一届国家杜马提出对沙皇演说的答词之后于1906年5月9日（22日）召开的。约有3000人出席大会，其中大部分是工人。从立宪民主党到布尔什维克的各个政党的代表都在大会上讲了话。列宁化名卡尔波夫在大会上发表演说，揭露了立宪民主党靠牺牲人民利兹同专制政府搞交易的政策，批驳了企图为立宪民主党开脱它同沙皇政府秘密勾结的罪责的立宪民主党发言人尼·瓦·沃多沃佐夫和Ｈ．Ａ．奥戈罗德尼科夫，也批驳了为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进行辩护的人民社会党人韦·亚·米雅柯金和孟什维克费·伊·唐恩（别尔先涅夫）。大会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决议案。这次大会后，政府因《浪潮报》和《号召报》刊登了关于大会的报道和大会通过的决议而对他们的编辑进行追究，宣布要对5月9日大会的参加者起诉，并且禁止再举行群众大会。——196。
[152]指发表在1906年12月14日（27日）《同志报》第139号上的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是说清楚的时候了（给编辑部的信）》。普列汉诺夫在这篇文章里就立宪民主党人拒绝接受他提出的“全权杜马”的口号写道：“如此坚决维护杜马半权思想的党，实在应当自称人民半自由党”，然而，无产阶级应当“利用立宪民主党对人民半自由的企求，作为达到人民自由的手段之一”（见《普列汉诺夫全集》1926年俄文版第15卷第338—339页）。——196。
[153]俄国人民联合总会是黑帮联合组织，在1906年10月于基辅召开的黑帮组织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成立。俄罗斯人民同盟在这个联合组织中起领导作用。——197。
[154]绝顶聪明的鮈鱼出典于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同名讽刺故事。故事说，一条鮈鱼感到处处有丧生的危险，便常常东躲西藏，提心吊胆地度日，而却自以为绝顶聪明。——198。
[155]指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们。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是德国1848年三月革命以后召开的全德国民议会，1848年5月18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正式开幕。法兰克福议会的选举由各邦自行办理，代表中资产阶级自由派占多数。由于自由派的怯懦和动摇以及小资产阶级左派的不坚定和不彻底，法兰克福议会不敢夺取国家最高权力，也没有能建立人民武装来粉碎反革命，以克服德国的分崩离析状态。法兰克福议会从一开始就宣布制定全德宪法为其唯一重要任务。在制宪过程中，代表们竞相发表演说，无休止地空谈和争辩。直至1849年3月27日，议会才通过了帝国宪法，而这时反动势力已在奥地利和普鲁士得胜。法兰克福议会制定的宪法尽管很保守，但毕竟主张德国统一，有些自由主义气味，因此普鲁士、奥地利、巴伐利亚等邦纷纷宣布予以拒绝，并从议会召回自己的代表。留在议会里的小资产阶级左派不敢领导已经兴起的人民群众保卫宪法的斗争，于1849年5月30日把法兰克福议会迁至持中立立场的符腾堡的斯图加特。6月18日，法兰克福议会被符腾堡军队解散。——198。
[156]德国民族自由党是1866年由分裂出来的进步党右翼组成的，起初是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政党，1871年起成为全德资产阶级的政党。民族自由党是容克－资产阶级联盟的支柱之一。它的纲领规定实行公民平等和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德国工人运动加强的情况下，该党就不再为这些要求而斗争，仅满足于奥·俾斯麦的不彻底的改革。它积极支持殖民扩张和军备竞赛以及镇压工人运动的政策，在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力求实现德国垄断组织的掠夺纲领。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后，该党不复存在。在它的基础上成立了德国人民党。——198。 |
列宁全集第十四卷——谈谈崩得机关报上的一篇文章（1906年12月20日〔1907年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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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崩得机关报上的一篇文章
（1906年12月20日〔1907年1月2日〕）
我们的报纸是在秘密活动条件下创办的，不可能很正常地掌握那些不用俄文而用其他文字在俄国出版的社会民主党机关报的情况。可是，没有俄国各民族社会民主党人密切的和经常的交往，我们党就不可能成为真正全俄国的党。
因此，我们恳切地请求所有懂得拉脱维亚文、芬兰文、波兰文、依地文、亚美尼亚文、格鲁吉亚文和其他文字的同志，能收到用这些文字出版的社会民主党的报纸的同志，帮助我们使俄罗斯读者了解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情况和非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人的策略观点。可以把社会民主党书刊上对某个问题的讨论情况的评述（如《无产者报》刊载的关于波兰社会民主党同波兰社会党的论战和关于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对游击斗争的看法等文章[143]）送来，也可以把某些文章或某篇文章最突出的地方译出寄来。
不久前，一位同志给我们寄来了刊载在崩得机关报《人民报》[144]第208号（11月16日）上署名麦·的《选举运动的纲领》一文的译文。我们没有材料可以判断这篇文章在多大程度上表达了整个编辑部的观点，但是它至少反映了犹太社会民主党人中的某种思潮。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人惯于把问题的提法看作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就是孟什维克的，因此他们有必要了解这些思潮。下面就是这篇文章的译文：
“我党在选举中能否扩大力量和影响，首先要看我们的立场和口号是否明确。摆在我们面前的是重要的国家问题和社会问题，我们的任务是提出这些问题要十分明确，使得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能是一个，并且恰恰就是我们的答案。如果我们的立场不够明确，那么任何完善的组织机关都是无能为力的。选举运动的纲领的意义完全取决于我们的立场是否明确。
崩得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体上确定了我们的策略。这就是：解散杜马向广大居民阶层清楚地表明，用和平方法根本不可能取得土地和自由，唯一的出路是武装起义。这决不是说，参加新杜马的选举是把革命策略变成和平立宪的策略了，因为这一选举是在认识到革命策略的必要性的情况下进行的；选民会要求他们的代表把杜马变成人民群众的革命机关。我们在选举中的任务就是要向选民讲清这种形势，说明形势要求把选举本身变成动员革命的人民群众的斗争舞台。
在杜马开会期间，尤其是解散杜马以后，全国人民在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方面向前跨出了一大步，因此各革命政党在选举中可望获胜。在第一次选举时，小资产阶级的选民投了立宪民主党的票，以此表示对政府暴行的强烈抗议。这些选民仍然没有丢掉立宪幻想，相信立宪民主党会为他们争得土地和自由。杜马的策略粉碎了这种幻想，并使他们相信只有进行斗争才能获得土地和自由，用和平方法是根本不行的。于是在这些选民面前产生了怎样进行斗争和谁能够进行这种斗争的问题，是立宪民主党用他们的外交议会主义，顶多用他们的‘消极抵抗’的武器来进行斗争呢，还是革命政党用它们的斗争策略来进行斗争。显然，当怎样才能获得真正自由的问题提到这些选民面前时，他们会承认能够进行这种斗争的是革命的政党，而决不是立宪的政党。
立宪民主党明白了这一点，所以他们拼命地要把生活给予他们的教训扔掉；他们竭力想使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降低到第一次选举前夕的程度。他们叫喊说：‘一步也不要前进！要忘掉历史给予你们的教训。’他们写道：新的选举任务在于要创造第一届杜马进行工作时的那些政治条件。人民应该把以前的杜马多数派到杜马去，从而在全国造成这样一种政治局面：唯一的出路是建立杜马多数的责任内阁（《言语报》第189号）。《言语报》第196号写道：‘如果俄国需要真正的宪法和真正的人民代表机关，那么人民一定会把这样一些代表派到杜马去，这些代表要能够重复第一届杜马在对沙皇演说的答词中所说的话，并能够把不让第一届杜马做的事情承担起来。’这样就产生一个问题，如果也不‘让’第二届杜马做第一届杜马要做的事情，那又该怎样呢？立宪民主党回答这个问题说，‘政府不得不对选民和平地、合法地表达出来的坚强意志让步’（《言语报》第195号）。立宪民主党很清楚，他们的力量是以立宪幻想为基础的，所以他们将用全力给选民灌输第一次选举前夕占统治地位的观点，使他们相信‘选民和平地、合法地表达出来的坚强意志’具有万能的力量。革命政党的力量不在于选民相信‘选民和平地、合法地表达出来的坚强意志具有万能的力量’，恰恰相反，在于他们不相信这种力量，在于他们清楚了解进行革命斗争的必要性。
因此，我们对选民的任务就是要最坚决地向他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们是希望下届杜马的多数仍象过去那样执行什么也得不到的灵活的策略，希望下届杜马仅仅‘重复’第一届杜马所说的话呢，还是希望它不要只是限于空谈，而要采取更实际的斗争手段。新的杜马是应该‘造成’6—7月间那种毫无结果的‘政治局面’呢，还是应该在人民的真正胜利的道路上前进一步。
这个问题应该成为我们选举斗争的纲领。必须在立宪民主党的周围造成一种完全不相信他们能够获得土地和自由的气氛；必须坚决无情地批判他们在赫尔辛福斯臆想出来的那种消极抵抗的斗争方法，并且在人民面前揭露他们的斗争方法的全部软弱性、全部不坚定性。
只有具备了这个必要条件，第二届杜马时期才会比第一届杜马时期前进一步。”
仔细读过这篇文章以后，我们看到这篇文章相当准确地反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最近这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崩得代表团的观点。大家知道，这个代表团一方面同孟什维克一起投票赞成容许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而另一方面又同布尔什维克一起投票赞成从根本上修改中央委员会的“选举纲领草案”（把建立共和国、指出起义、正确地评价各政党等口号补充进去，修正案要求更明确地阐述社会民主党的阶级本质等等。见《无产者报》第8号刊载的代表会议关于纲领“修正案”的决议[145]）。
我们上面引用的麦·同志的文章所以看起来很象布尔什维克的文章，是因为我们在这里只看到了崩得的一只左手，而右手则藏在那些为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辩护的文章里面了。
不管怎么说，崩得分子对于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看法还是跟孟什维克不同的。他们的例子特别突出地证实了一句名言：Ｓｉｄｕｏｆａｃｉｕｎｔｉｄｅｍ，ｎｏｎｅｓｔｉｄｅｍ——“既然是两人做同一件事，那就不是同一件事了”。两者之间是有一定区别的，而这种区别不能不表现在他们做同一件事的方式、方法以及他们“做同一件事”的效果上，等等。孟什维克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崩得分子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这不是一回事。孟什维克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是同他们的总策略完全一致的，崩得分子则不然。因此上面所引的那类文章就特别清楚地暴露了崩得分子的不彻底性和不坚定性，他们昨天实行抵制，今天既为抵制维特杜马作辩护，同时却认为可以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孟什维克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是自然地、非强制地作为思想联盟表现出来的。崩得分子的这种联盟预定只起“技术性”联盟的作用。
但是政策有自己的客观逻辑，并不以某些个人或某些政党的预先决定为转移。崩得分子设想联盟只是技术性的，而就全国的政治力量而言联盟将成为思想性的。既然代表会议的孟什维克的决议已经引起了立宪民主党的狂欢，既然《同志报》上发表了普列汉诺夫那封谈论“全权杜马”的赫罗斯特拉特[146]式的著名信件，那就未必有必要再来证明这一点了。
请好好想想文章作者的这段话：“立宪民主党很清楚，他们的力量是以立宪幻想为基础的，所以他们将用全力给选民灌输”这种幻想。
“立宪民主党的力量是以立宪幻想为基础的……”这种说法对不对呢，这种说法本身意味着什么呢？如果说不对，如果说立宪民主党的力量的基础在于他们是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卓越代表，那么正确的就是孟什维主义即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总的策略路线了。如果说对，如果说立宪民主党的力量不是以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力量为基础，而是以人民的幻想的力量为基础，那么正确的就是布尔什维主义即左翼社会民主党人的总的策略路线了。
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社会民主党人决不能不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这就是普列汉诺夫及其同伙的基本论点；从这一论点也就直截了当地得出支持立宪民主党的结论。但我们要说，这个前提是对的，结论却根本不对，因为还必须分析一下哪些政党或派别在现阶段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真正能够进行斗争的力量。从马克思主义的即从唯一科学的分析的观点来看，无论立宪民主党，无论劳动派，无论社会革命党，都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立宪民主党的“力量”并不是资产阶级人民群众（农民、城市小市民）的战斗力量，也不是地主阶级（黑帮）和资本家阶级（十月党人）的经济力量和金钱力量，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力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是独立的经济阶级，因而不代表任何独立的政治力量。就是说，这是一种被篡了权的、以依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其他阶级的影响为转移的“力量”，因为这些阶级还没有来得及形成自己的明确而独立的政治思想体系，因为它们还服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领导；这首先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资产阶级人民群众中传播和培植的关于民主的实质和争取民主的方法的错误见解的“力量”。
否认这一点就等于象天真的孩子那样受“人民自由党”这几个响亮字眼的迷惑，就等于闭眼不看下面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拥护立宪民主党的既不是群众，也不是地主和资本家中起决定作用的大人物。
承认这一点就等于承认工人政党的当前任务是同立宪民主党对人民的影响作斗争，承认这个斗争决不是因为我们幻想不要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资产阶级革命（这是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硬加在我们身上的谬论），而是因为立宪民主党妨碍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真正力量的扩展和表现。
参加立宪民主党的有俄国少数地主（多数地主是黑帮）和少数资本家（多数资本家是十月党人）。只有多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参加了这个党。因此立宪民主党有诱惑力的政策对于政治上的黄口小儿和政治上衰退的老糊涂才有诱惑力，他们有一点小成绩就大叫大嚷，高奏凯歌，他们在自由派报刊和资产阶级学术方面占据统治地位，等等。因此这个党专爱弄虚作假，它用同君主制达成协议的叛变性宣传来腐蚀人民，但实际上又毫无力量达成任何协议。
立宪民主党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而是资产阶级背叛民主的体现者，——正象法国激进社会党人或德国社会自由派一样，不是知识分子社会主义者，而是知识分子背叛社会主义的体现者。因此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就要求揭露立宪民主党的假民主的全部虚假性。
因此，普列汉诺夫分子就给革命和工人阶级事业带来极大的危害，他们不断地向我们叫喊：应当同反动派作斗争，而不是同立宪民主党作斗争！
亲爱的同志们！你们的轻率就在于你们不懂得我们同立宪民主党作斗争的意义。这个斗争的关键和实质何在呢？在于立宪民主党人是资产者吗？当然不是。在于立宪民主党人是民主的空谈家，是战斗的民主派的叛徒。
再说立宪民主党对人民群众，对资产阶级民主派人民群众是否有影响呢？当然有影响，而且有极广泛的影响，他们通过大量报纸等等扩散影响。那么请想一想，可不可以号召资产阶级民主派人民群众去同反动派作斗争，而不揭露他们那些危害资产阶级民主派事业的现在的思想领袖呢？决不可以，亲爱的同志们。
同反动派作斗争首先要使群众从思想上脱离反动派。然而“反动派”对群众的思想影响的力量和生命力决不在于黑帮的影响，而恰恰在于立宪民主党的影响。这并不是奇谈怪论。黑帮是公开的和粗暴的敌人，他们可以烧杀和破坏，但是他们连一个粗俗的庄稼汉也说服不了。而立宪民主党既能说服庄稼汉，又能说服小市民。说服他们相信什么呢？相信君主无可指责，相信可以用和平方法（即保留君主制的政权）取得自由，相信地主策划的赎买对农民说来是把土地交给他们的最有利的办法，等等。
因此，不消除立宪民主党的言论和立宪民主党的思想对天真的庄稼汉和天真的小市民的影响，就不能使他们确信有必要进行认真的斗争。谁要是说“应当同反动派作斗争，而不是同立宪民主党作斗争”，谁就是不懂得斗争的思想任务，谁就是把斗争的实质不是归结为说服群众，而是归结为强力行动，谁就是把斗争庸俗地理解为：对反动派“打”好了，而对立宪民主党人则不必“打”。
当然，我们拿起武器要打的现在还不是立宪民主党人，甚至也不是十月党人，而只是政府及其直接仆从。当我们真正打倒了他们的时候，立宪民主党人就会为了金钱替共和主义民主派辩护，正象他们现在（为了教授的20号[147]或律师的酬金）替君主主义民主派辩护一样。但是，要想真正打倒反动派，就必须使群众摆脱立宪民主党的思想影响，因为他们虚假地向这些群众说明同反动派斗争的任务和实质。
再回过来谈一下崩得分子。难道他们现在会看不到他们所容许的同立宪民主党的“技术性”联盟，实际上已经成了加强人民群众对立宪民主党的信任（而不是制造不信任的气氛）的强有力的工具吗？只有瞎子才会看不到这一点。社会民主党的所有孟什维克，包括崩得分子在内，同立宪民主党的思想联盟是事实，而象麦·同志的这类文章，不过是一个美好的但也是天真的、柏拉图式的幻梦而已。
载于1906年12月20日《无产者报》第10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4卷第187—194页
注释：
[143]指发表在1906年9月8日（21日）《无产者报》第3号上的《波兰通讯》和发表在10月29日（11月11日）、11月10日（23日）《无产者报》第6号、第7号上的《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论游击斗争》等文。——186。
[144]《人民报》（《Volkszeitung》）是崩得的合法机关报（日报），1906年2月19日（3月4日）—1907年8月19日（9月1日）在维尔诺用依地文出版。——186。
[145]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会议（“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对中央委员会提出的选举纲领草案的修正案》（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175页）。——188。
[146]赫罗斯特拉特是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据传说，他为了扬名于世，在公元前356年纵火焚毁了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以弗所城阿尔蒂米斯神殿。后来，赫罗斯特拉特的名字成了不择手段追求名声的人的通称。——189。
[147]20号是薪俸的代称。旧俄官吏每月20日领取薪金。——192。 |
列宁全集第十四卷——工人代表大会和同社会革命党的合并（短评）（1906年12月20日〔1907年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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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代表大会和同社会革命党的合并
（1906年12月20日〔1907年1月2日〕）
我们的读者从《无产者报》第9号上已经得知[131]，孟什维克尤·拉林在他的小册子里赞成召开非党的工人代表大会，赞成社会民主党同社会革命党、波兰社会党以及同所有的“社会主义”政党合并。同时，尤·拉林自己也指出，社会革命党的党员人数无从知道。照他的说法，社会革命党人认为他们党有五六万党员。尤·拉林说，这个数字即使有夸大，也不能认为社会革命党党员会少于三万人。
我们不知道，拉林是从哪里搞来五六万这个数字的。他没有说明出处。在社会革命党的书刊中，我们没有见到过这样的“资料”。仅有的全文发表的社会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记录（1905年12月）中并没有任何关于该党党员人数的资料。这种资料本来也不可能有，因为在俄国，除社会民主党外，其他任何政党从来没有由全体党员并按照党员的一定人数比例进行过党的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只有社会民主党1905年11月在《新生活报》上以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宣布了这一原则[132]，而且，1905年12月举行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全俄代表会议[133]的代表，就是按每300名党员选出1名代表的比例产生的。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第一次在全党采用了按上述原则选举代表的办法，而且，筹备召开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是由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这两个互相斗争的派别按对等的人数组成的，这是一种（在某种程度上）起监督作用的因素。
总之，拉林从哪里搞来了五六万这个最高数字，仍然是无从知道的。而他通过这个数字（约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数字的三分之一）想使读者相信两党合并后能够确保社会民主党人对社会革命党人的优势。《无产者报》第9号的那篇小品文就已经提到拉林的错误，而且指出，这种合并实际上并不能导致“和平和有效的工作”，而只会扩大纠纷，更不用说合并在原则上是不容许的了。莱昂·雷米发表在1906年12月17日（公历）法国社会党的《人道报》[134]上的一篇文章，是对我们当时所说的话的有力证明。据社会革命党正式的国外机关报《俄国论坛报》[135]报道：莱昂·雷米写道，社会革命党“总委员会”“认为社会革命党有大约15万加入组织的党员，如果按照某些区域委员会解释章程时对党员资格这个概念所作的更为广义的解释，则有20万人”。
为了使读者能够判断这个可笑的数字是怎样得来的，我们将雷米文章中关于各地区的全部数字列举如下。西北——21000人；伏尔加河流域——14000人（“如果把所有承认党纲的人都计算在内，那就几乎要增加一倍”）；北高加索——21000人；外高加索——17900人；中部地区——26000人（其中莫斯科5000人。奇怪的是，这5000人，直到现在我们莫斯科的同志连用放大镜也没能看见）；北部——20000人。
我们请读者解一道题：谁显得更轻率——（1）社会革命党人，（2）拉林，还是（3）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
即使后面这两个人在同社会革命党合并的问题上把自己的热心崇拜者尤·拉林遗弃了，情况也并不会因此而有丝毫改善。只要考虑一下把“全俄代表”同工业工人和农业工人、同雇工或日工以及同农民、同手艺人或手工业者以及同工人等等区分开来就行了。
载于1906年12月20日《无产者报》第10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4卷第173—175页
注释：
[131]列宁指的是发表在1906年12月7日（20日）《无产者报》第9号上的《孟什维主义的危机》一文（见本卷第147—171页）。——172。
[132]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一致通过的关于召开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告所有党组织和全体工人社会民主党人书》。这份号召书发表于1905年11月10日（23日）《新生活报》第9号（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114—117页）。——172。
[133]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会议。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会议于1905年12月12—17日（25—30日）在芬兰塔墨尔福斯举行。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发表的告全党书，布尔什维克原计划于1905年12月10日（23日）提前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以研究全俄十月总罢工所造成的革命形势和基层党组织强烈要求解决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统一的问题。但是，由于铁路罢工以及十二月武装起义已经开始，许多组织不可能派出代表。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到会的代表遂改开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
在代表会议上列宁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代表会议主张恢复党的统一，根据平等原则合并双方负责实际工作的中央机构和中央机关报，合并平行的地方组织。代表会议委托统一的中央委员会召开统一代表大会。
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党的改组的决议，建议广泛实行选举制和民主集中制原则，认为只有在遇到无法克服的实际障碍时才允许不实行这一原则。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上修改土地纲领的决议。代表会议还通过了关于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的决议，这个决议是由列宁、列·波·克拉辛、斯大林、梅利西托夫、叶·米·雅罗斯拉夫斯基组成的委员会制定的。
由于莫斯科武装起义已在进行，根据列宁的建议，会议匆促结束工作，以便代表们回到各地参加起义。——172。
[134]《人道报》（《L’Hmanité》）是法国日报，由让·饶勒斯于1904年创办。该报最初是法国社会党机关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法国社会党极右翼所掌握，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8年该报由马·加香领导后，反对法国政府对苏维埃俄国进行武装干涉的帝国主义政策。在法国社会党分裂和法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从1920年12月起，该报成了法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173。
[135]《俄国论坛报》（《LaTribuneRusse》）是俄国社会革命党在国外的刊物，1904年1月—1909年12月和1912年10月—1913年7月在巴黎用法文出版。1904年每月出版两次，以后每月出版一次。——173。 |
列宁全集第十四卷——新的参议院说明（1906年12月7日〔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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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参议院说明
（1906年12月7日〔20日〕）
在稍微公开的政治斗争环境中，生活会非常迅速非常鲜明地检验任何一个策略步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的代表们大概还没有来得及全部回到自己的岗位并向党组织汇报，而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这个有争议的问题就得到完全新的阐释了。这个问题现在已成为当前所有政治问题的中心。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议上，无论哪一个代表，甚至连想也没有想到社会民主党人可以稍微削弱或者甚至根本改变自己在选举运动中的独立的策略口号。由党中央提出并以18票对14票（布尔什维克、波兰社会民主党人、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通过的决议，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和口号的完全独立性正式放到了首位。在任何“削弱”我党纲领的基础上同其他政党结成任何比较固定的联盟都是绝对不容许的。社会民主党右翼和左翼之间的争论完全在于：社会民主党右翼实际上是否坚持这种原则立场？他们容许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是否同这种立场相矛盾？他们对“技术性的”协议和思想性的协议的区分，是否是做作的，虚伪的，仅限于口头上的区分？
但是……在我们党内，即在党的实际“结构”内，想必也有参议院这类机构，也可能会通过参议院说明[106]把党的“法律”即党的正式机关的决定变成截然相反的东西。果然不出所料，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决定所作的新的参议院说明从日内瓦传来了。这个说明是用格·普列汉诺夫对《同志报》的一个“自称既不是资产者，也不是社会民主党人的”读者的《公开答复》[107]（和拉萨尔的做法完全一样！）的方式，在这个报上发表的。我们党的这位准拉萨尔赶忙去帮助实际上是社会民主党叛徒们的机关报的读者。
《同志报》的这位读者问格·普列汉诺夫，“在他看来，左的和极左的政党的共同选举纲领可能是怎样的”。格·普列汉诺夫回答说：“除了全权杜马这几个字以外，对这个问题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的答案。”
“……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的答案。”我们的准拉萨尔的这句话看来注定要成为一句“故事性的”话，至少是在果戈理使用这个字眼的含义上。格·普列汉诺夫曾经赏脸听取了这样的报告：有那么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这个党正在召开一个什么全俄代表会议，这个中央委员会和这次代表会议，各自都在对那些不仅使格·普列汉诺夫的现在的同事库斯柯娃女士和普罗柯波维奇先生感兴趣、而且使俄国的社会主义工人感兴趣的问题作出答案。格·普列汉诺夫丝毫没有为此感到不安，他宣称：“除了我的答案以外，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的答案。”立宪民主党报纸发表这句极其宽厚的话时，恰恰是在俄国所有的读者都已经知道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区域级机关和中央机关的全体代表作出了另一种答案的时候。
这“故事”的确和诺兹德列夫[108]不止一次地充当主人公的故事如出一辙。
不过还是谈谈我们无与伦比的格·普列汉诺夫的这个独一无二的、无与伦比的答案的实质吧。
首先我们看到，他甚至不能想象：没有共同的选举纲领也可以在第一级选举时达成协议。我们布尔什维克却同意这个看法。格·普列汉诺夫承认了这一点，从而象熊那样给孟什维克帮了忙。[109]在代表会议上，在同孟什维克和崩得分子争论时，以及在《无产者报》第8号上［注：见本卷第112—114页。——编者注］，我们不断指出过：在第一级选举时达成协议不能不影响我们党向群众开展活动，因此这种协议必然会违反我们的愿望和计划，带上某种思想上相互接近的色彩，会在一定程度上模糊、削弱和松懈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独立性。格·普列汉诺夫由于他工于心计和掌握了党的灵活性，支持了我们对孟什维克的进攻。他公开承认的东西甚至超出了我们所坚持的东西，他承认共同纲领，即承认同立宪民主党结成直接的思想联盟。
看来，不仅在俄国，而且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参议院说明正在使那个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炮制说明的人名誉扫地。
其次，读者可以仔细考虑一下普列汉诺夫的“全权杜马”这个“立宪民主党－社会民主党的”口号的直接含义，不管不同政党对这个口号的态度如何。“全权杜马”的含义就是要求给杜马以全权。给什么样的杜马呢？显然是给俄国公民们根据12月11日的法令和参议院说明即将选出代表去参加的那个杜马。格·普列汉诺夫为这个杜马要求全权。看来，他确信这个杜马不会是黑帮杜马，因为他不会为黑帮杜马要求全权的。在提出“全权杜马”这一口号的同时，又叫喊黑帮杜马的严重危险，这等于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这等于证实布尔什维克的看法：黑帮杜马的严重危险实际上并不存在，立宪民主党在某些场合捏造或夸大这种危险是有其自私目的的，也就是为了动摇工人和整个革命民主派对自身力量的信心，为了使立宪民主党摆脱真正威胁着它的“从左面来的危险”。《言语报》这个立宪民主党的正式机关报，在立宪民主党关于彼得堡省选举运动情况的总结报告中自己也承认了这一危险。
现在来谈谈普列汉诺夫的口号的实际政治内容。口号制定人为提出这个口号而得意忘形。他写道：“这个代数式的总公式非常确切地表述了左派和极左派当前最迫切的政治任务”，它可以使自己的其他一切要求统统保留下来，不作任何削减。“立宪民主党不能象社会民主党应当理解的那样来理解全权杜马。但是，它们两者都需要全权杜马，所以两者都必须为它而斗争。”
普列汉诺夫的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他自己也意识到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对这个口号不可避免地会有不同的理解。口号只有一个，是“共同的”，但是立宪民主党不能象社会民主党那样来“理解”这个口号的含义。
那么试问，为什么还要提出共同的口号呢？为什么还要向群众提出口号和纲领呢？
是否为了保持一个漂亮的外表？为了掩盖某种无须向群众挑明的事情？为了背着人民玩弄标榜种种好处的议会把戏？或者是为了提高群众的阶级自觉和切实地向群众阐明他们当前的政治任务？
任何人都知道，资产阶级政客总是到处向人民提出种种口号、纲领和政纲来欺骗人民。资产阶级政客总是（特别是在选举前）自命为自由派呀，进步派呀，民主派呀，甚至“激进社会党人”呀，这仅仅是为了捞取选票和欺骗人民。这无疑是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现象。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资产阶级代表时甚至说，diedasVolkvertretenundzertreten——他们代表人民并且用自己的代表资格镇压人民。［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60页。——编者注］
可是现在“资格最老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却为第一次全党参加的选举运动提出了一个纲领，而这个纲领显然会被立宪民主党解释成一个意思，又会被社会民主党解释成另一个意思！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这样做？
要知道，既然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对全权杜马的理解不可能一致，那么广大人民群众对这种杜马的理解也不可能一致，因为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都代表着这些或那些阶级的某种利益、某种意愿或偏见。显然，普列汉诺夫认为立宪民主党对全权杜马的理解是错误的，而对政治任务的任何错误理解对人民都是有害的。因此，普列汉诺夫提出这样一种口号，显然会给人民带来害处，使某种错误的理解无法澄清并被掩盖起来。说得直截了当一些，这就是为了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表面上的统一而欺骗工人和全体人民。
立宪民主党对全权杜马的理解错在哪里呢？普列汉诺夫对此保持沉默。这种沉默首先证明：普列汉诺夫利用选举运动（提出选举纲领就是参加选举运动的一个步骤）不是为了提高人民的意识，而是为了模糊人民的意识。其次，这种沉默使普列汉诺夫关于“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都需要全权杜马”的结论失去了任何意义。说两个不同的政党需要同一个东西，而对同一个东西的理解又各不相同，这简直是用空洞的遁词来掩盖的谬论！也就是说，并不是同一个东西。随便哪一个人都能抓住普列汉诺夫的逻辑失误。也许可以把专制君主国和民主共和国都叫作字母“α”，然后说，不同的政党可以随意用不同的数值代入这个代数公式。这纯粹是普列汉诺夫的逻辑，或者确切些说，是普列汉诺夫的诡辩术。
其实，普列汉诺夫简直是胡扯，照他说来，似乎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都需要全权杜马，或者更进一步，都需要全权的人民代表机关，象他在文章后半部一再提到的那样。全权人民代表机关就是立宪会议，而且不是同君主并存的立宪会议，而是推翻沙皇政府以后的立宪会议。如果普列汉诺夫忘记了这个简单的道理，我们建议他读一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特别是纲领的最后一段，这一段恰恰谈到了这个问题。
立宪民主党不需要这种真正的全权人民代表机关，这种代表机关对他们是危险的，对他们所代表的利益是有害的。这种代表机关要废除他们心爱的、对资产阶级钱包来说非常珍贵的君主制。这种代表机关会使立宪民主党争取赎买地主土地的希望落空。这是如此正确，甚至普列汉诺夫在自己的《日志》第6期上也谈到了立宪民主党对召集立宪会议的思想持不信任态度的自私的阶级性质，谈到了立宪民主党由于害怕立宪会议而同斯托雷平匪帮和解了。
我们在《无产者报》第8号上已经引用了普列汉诺夫在《日志》第6期上的这些话［注：见本卷第118—120页。——编者注］，并且指出普列汉诺夫现在应当否定自己昨天的声明。他所说的“立宪民主党也需要全权杜马”这句话，正是对自己讲过的话的否定。
普列汉诺夫的这个在基本问题上的胡扯从逻辑上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系列其他胡扯。“全权人民代表机关本身就是实现一切先进政党的所有其他……要求的先决条件”，“没有这个代表机关，这些要求一个也实现不了”，左派和极左派的斗争将在“有了它〈全权人民代表机关〉”的时候才开始，这些说法都是胡扯。全权人民代表机关是完成革命，把革命进行到底的结果，是革命取得完全胜利的结果。而立宪民主党却想中止革命，想用一些小小的让步来制止革命，并且公然说出这一点。普列汉诺夫却要工人和全体人民相信立宪民主党能够为革命的完全胜利而斗争，这是再三地欺骗人民群众。
普列汉诺夫写道：“现在我们有的只是一个全权的斯托雷平先生。”我们不知道这是失言，还是模仿立宪民主党的话（“全权杜马＝由沙皇从杜马的多数中任命大臣的沙皇杜马”），或者是为了躲避书报检查？斯托雷平不仅没有全权，而且简直是沙皇和沙皇宫廷黑帮的小奴才。如果杜马对大暴行的揭发还不能使普列汉诺夫相信这一点，那就请他读一读报道“俄罗斯人民同盟”的全能影响的自由派报纸吧。
普列汉诺夫说：“现在，左的和极左的政党应当一起反对那些不要全权人民代表机关、也许根本不要任何人民代表机关的人。”
因此，应当反对立宪民主党人，因为他们不想要全权人民代表机关。
普列沃诺夫打着反对学理主义的幌子，却向我们表明他就是一个最恶劣、最狡猾的学理主义的典型，他狠狠地打了自己一个嘴巴。就派别观点来说，布尔什维克可能会对普列汉诺夫的言论感到高兴，因为不能设想还有什么会比这更有力地打击孟什维克的策略了。可是作为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我们为格·普列汉诺夫的言论感到羞耻。
立宪民主党的正式机关报《言语报》对普列汉诺夫所作的回答，使得最温和的社会民主党人现在大概也会丢掉自己的机会主义幻想了。《言语报》的第一个回答，即第226号（11月25日）的社论，完全是对伸出手来的普列汉诺夫的嘲弄，而且这是来自自由派的嘲弄，因为自由派没有忘记普列汉诺夫及其《火星报》同事们对自由派的机会主义所进行的攻击。立宪民主党的机关报嘲笑普列汉诺夫：“在这种情况下，普列汉诺夫先生作了值得一切人尊敬和赞赏的努力，以便使自己的同志从他们最右的立场再向右移动一下。”但是……但是我们还得表示反对。
立宪民主党表示的反对，就象是厂主对一个离开了工人同志而向厂主提出请求的工人所作的典型答复，而工人同志们共同提出的要求是以罢工作后盾的。你有请求吗？很好。但是，你的不明智的同伴们不照你的意思去做，你对我有什么用处呢？你不把话说透，你对我有什么用处呢？建立一个全权杜马吗？那怎么行！这样我在循规蹈矩的人的心目中岂不信誉扫地了。你应该说，由杜马的多数组成内阁。那样，我们就同意和社会民主党一起提出共同纲领！
《言语报》回答的内容就是这样。这个回答既巧妙地嘲笑了普列汉诺夫的幼稚的“代数学”，也嘲笑了普列汉诺夫在1904年11月曾是拒绝同资产阶级民主派达成“著名的巴黎协议”[110]的社会民主党的领导集团的成员（普列汉诺夫当时是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和最高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总委员会”主席）。《言语报》讽刺说，当时恰恰有个“代数符号”，这就是“民主制度”。我们把这个符号理解成立宪君主制。签订协议的社会革命党人却理解为民主共和制。格·瓦·普列汉诺夫，你当时是拒绝了协议的呀！你现在聪明起来了吗？我们立宪民主党人称赞你，但是为了事业，你还得向右走一走。
《言语报》也公开承认：提出“召开立宪会议”口号的立宪民主党人也是在愚弄人民。我们立宪民主党人希望召开的是“保存君主特权〈即权利〉的”立宪会议，而不是共和制的立宪会议。用这种欺骗来赢得群众的同情对我们是有利的，但是现在，对我们更重要的是赢得沙皇匪帮的同情。因此要打倒“全权杜马”这个“危险的”、“含糊的”、“无望的”、“迎合有害的革命幻想的”口号。我们要求社会民主党人坚持他们原来的、中央委员会提出的支持由杜马的多数组成内阁的口号以及由这一口号产生的“后果”。这些后果不是削弱而是加强（原文如此！）立宪民主党在杜马中的多数。
下一号《言语报》的编辑部文章专门向沙皇黑帮解释（用向普列汉诺夫解释问题作幌子）说，立宪民主党不需要“全权”杜马。宣布杜马是全权的，就等于政变。立宪民主党决不会这样做。“我们立宪民主党人丝毫不企求，而且也不应当企求全权杜马。”“难道普列汉诺夫先生竟违反自己通常的洞察力，没有从事件的进程中吸取”这样的教训吗？
立宪民主党对普列汉诺夫的通常的洞察力的嘲笑，正击中了要害。从俄国革命事件的整个进程中，普列汉诺夫并没有学会了解立宪民主党。他罪有应得，活该让立宪民主党人鄙视地推开了一个离开自己的党和违反党的意志而独立行动的社会民主党人伸出来的手。
《言语报》对普列汉诺夫的回答同样具有普遍的政治意义。立宪民主党人不是逐日而是逐时地向右转。他们恬不知耻地说，他们将勾结黑帮君主制来粉碎“有害的革命幻想”。
我们深信，全俄工人会从这次教训中得益不少。他们不会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而会进行独立的选举运动，会把革命的资产阶级争取过来，并且会把那帮用“人民自由”这句空话欺骗人民的资产阶级政客最终投入政治叛徒的牢狱！
载于1906年12月7日《无产者报》第9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4卷第139—148页
注释：
[106]参议院（执政参议院）是俄国最高国家机关，从属于皇帝。参议员由沙皇任命。参议院是根据彼得一世的诏令于1711年开始设立的，当时是管辖立法和国家管理事务的最高机关。从19世纪上半叶起，随着政府各部的成立，参议院成为最高司法机关，并执行对国家机关和官吏的活动进行监察的职能。根据1864年的法院章程，参议院是最高上诉审级。参议院还负责颁布法令并有解释法律之权。它对法律的解释（即所谓参议院说明）和法律本身具有同样的强制性。十月革命后，1917年11月22日（12月5日），参议院被苏维埃政权撤销。——137。
[107]指载于1906年11月24日（12月7日）《同志报》第122号上的格·瓦·普列汉诺夫的信《关于选举协议问题。给〈同志报〉一个读者的公开答复》。斐·拉萨尔1863年写过一本题为《给筹备莱比锡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会的公开答复》的小册子。因此列宁把普列汉诺夫同拉萨尔讽刺地相比拟，称他为“准拉萨尔”。——138。
[108]诺兹德列夫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惯于信口开河、吹牛撒谎的无赖地主。他到处招摇撞骗，惹是生非。果戈理称他为“故事性的”人物，因为他每到一处，都要闹出点“故事”来。——138。
[109]象熊那样帮忙意为帮倒忙，出典于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隐士和熊》。寓言说，一个隐士和熊做朋友，熊热心地抱起一块大石头为酣睡的隐士驱赶鼻子上的一只苍蝇，结果把他的脑袋砸成了两半。——139。
[110]“著名的巴黎协议”是1904年11月在巴黎代表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同专制制度进行斗争的“基本原则和要求”的协议。参加这次代表会议的有社会革命党、波兰社会党、格鲁吉亚社会联邦党、亚美尼亚革命联盟、波兰民族同盟、芬兰积极抵抗党、解放社等的代表。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总委员会召开的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各民族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代表参加的会议，认为同动摇不定的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签订协议是不可能的，决定拒绝参加巴黎代表会议。——144。 |
列宁全集第十四卷——把谁选入国家杜马？[104]（1906年11月23日〔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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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谁选入国家杜马？
（1906年11月23日〔12月6日〕）
公民们！你们要力求使全体人民清楚了解到，有哪几个主要政党在圣彼得堡选举中进行斗争，每个政党又力求得到什么！
有哪三个主要政党？
黑帮——这就是俄罗斯人民同盟，君主派，法制党，十月十七日同盟，工商党[105]，和平革新党。
立宪民主党——这就是“人民”自由党或立宪“民主”党（实际上是自由主义君主派政党），“民主”改革党，激进派等等。
社会民主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是俄国各民族即俄罗斯人、拉脱维亚人、波兰人、犹太人、小俄罗斯人、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鞑靼人等等中的觉悟工人的政党。
三个主要政党维护谁的利益？
黑帮维护现在的沙皇政府，拥护地主、官吏、警察权力、战地法庭，赞成大暴行。
立宪民主党维护自由派资产者、自由派地主、商人和资本家的利益。立宪民主党是资产阶级的律师、报人、教授等等的政党。
社会民主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它维护全体被剥削的劳动者的利益。
三个主要政党力求得到什么？
黑帮力求保存旧的专制制度，人民的无权地位，以及地主、官吏、警察对人民的全面统治。
立宪民主党力求使政权转到自由派资产阶级手中。君主制保存警察和军队的权力，要维护资本家掠夺工农的权利。
社会民主党力求把全部政权转到人民手中，即建立民主共和国。社会民主党人需要充分自由，以便为争取社会主义，争取把劳动从资本压迫下解放出来而斗争。
三个主要政党想要给人民什么样的自由？
黑帮不给人民任何自由、任何权力。全部权力归沙皇政府。人民的权利就是：纳税，为富人干活，坐牢。
立宪民主党所希望的“人民自由”，首先应当服从参议院，即服从地主和资本家；其次应当服从君主制，即服从拥有不承担责任的警察和军事力量的沙皇。三分之一的权力归人民，三分之一归资本家，另外三分之一归沙皇。
社会民主党想要把充分自由和全部权力都交给人民，全部官吏都要实行选举制，把士兵从兵营苦役中解放出来并建立自由的民兵制。
三个主要政党是怎样对待农民的土地要求的？
黑帮维护地主－农奴主的利益。不给农民任何土地。只准富人根据自愿协议向地主购买土地。
立宪民主党想用让步的办法保存地主土地占有制。他们建议农民实行1861年曾经一度使农民遭到破产的赎买。立宪民主党不同意土地问题由通过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选出来的地方委员会解决。
社会民主党想要消灭我国的地主土地占有制。全部土地应当立即不经赎买交给农民。土地问题应由通过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选出来的地方委员会解决。
三个主要政党在自己的全部斗争获得胜利时能够争取到什么？
黑帮采取各种斗争手段，能够争取到：人民彻底破产，整个俄国由于战地法庭和大暴行而彻底野蛮化。
立宪民主党只采取“和平的”斗争手段，能够争取到：大暴行制造者的政府用小小的让步收买大资产阶级和农村富人，而自由派清谈家将被赶走，因为他们对受人崇敬的、不承担责任的、不可侵犯的、立宪的君主说了些不够奴颜婢膝的话。
社会民主党采取各种斗争手段，直至起义，能够在觉悟农民和城市贫民的帮助下争取到：充分自由并把全部土地交给农民。而在获得自由以及全欧觉悟工人帮助的情况下，俄国社会民主党就能够以快速的步伐走向社会主义。
公民们！选举时投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候选人的票吧！
社会民主党和劳动派政党
公民们！谁想自觉地参加国家杜马的选举，谁就应当首先弄清楚三个主要政党的基本区别。黑帮支持沙皇政府的大暴行和暴力。立宪民主党人维护自由派地主和自由派资本家的利益。社会民主党人维护工人阶级和全体被剥削的劳动者的利益。
谁想自觉地捍卫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的利益，谁就应当知道，哪一个政党确实能够最彻底最坚决地维护这种利益。
哪些政党决心维护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的利益？
工人阶级的政党，即坚持无产阶级阶级斗争观点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劳动派政党，即坚持小业主观点的政党：
社会革命党。
劳动派政党（人民社会党）和非党劳动派。
这些政党实际上维护谁的利益？
无产者的利益。无产者的生活条件使他们想变成老板的任何希望都破灭了，从而促使他们力求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一切基础。
小业主的利益。小业主反对资本压迫，但是由于本身的生活条件，他们竭力想当老板，巩固自己的小经济，靠做买卖和雇用工人的办法来发财致富。
这些政党在劳动和资本的世界性大斗争中坚定程度如何？
社会民主党不能容许劳动和资本之间有任何妥协。它组织雇佣工人同资本进行无情的斗争，以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劳动派政党梦想消灭资本的统治，但是由于小业主的生活条件，它们不可避免地会动摇不定：一方面同雇佣工人一起反对资本，另一方面力求使全体劳动者成为平均分得土地或保证取得贷款等等的小业主，从而使工人和资本家妥协。
这些政党在彻底实现自己的最终目的时能够争取到什么？
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把资本主义的生产变为公有的、社会主义的大生产。
在小业主、小农之间平均分配全部土地，而在他们当中又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斗争，会分化为富人和穷人，工人和资本家。
这些政党在当前革命中为人民争取哪些自由？
为人民争取充分自由和全部权力，即建立民主共和国，选举官吏，以普遍的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
为人民争取充分自由和全部权力，即建立民主共和国，选举官吏，以普遍的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
把民主即人民的全部权力同君主制即沙皇、警察和官吏的权力结合起来。这种愿望是荒谬的，这种政策是背叛性的，就象自由派地主即立宪民主党人的愿望和政策一样。
这些政党是怎样对待农民的土地要求的？
社会民主党要求把地主的全部土地不经赎买交给农民。
社会革命党要求把地主的全部土地不经赎买交给农民。
劳动派要求把地主的全部土地交给农民，但是容许赎买。容许赎买将使农民破产。这是背叛性的政策，就象自由派地主即立宪民主党人的政策一样。
公民们！选举时投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候选人的票吧！
1906年11月23日作为《无产者报》第8号的附刊印成传单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4卷第132—138页
注释：
[104]《把谁选入国家杜马？》这张传单是在第二届杜马选举前写的，最初由《无产者报》编辑部作为该报第8号的附刊在维堡印发，1906年在彼得堡印了三次（一次是全文，两次有删节）。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委员会、科斯特罗马委员会、哈尔科夫委员会、鄂毕小组以及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都印发过这个传单的删节本。——129。
[105]工商党是俄国大工商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的反革命政党，1905年11月由格·亚·克列斯托夫尼科夫、亚·伊·柯诺瓦诺夫、弗·巴·里亚布申斯基等在莫斯科建立。1906年2月5—6日该党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克列斯托夫尼科夫当选为党的主席。该党拥护10月17日宣言，要求建立强有力的政权来镇压革命运动，反对召集立宪会议，反对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罢工自由，主张保留地主土地占有制。在选举第一届国家杜马时，工商党和十月党人结成联盟。1906年底，工商党瓦解，多数成员加入了十月党。——129。 |
列宁全集第十四卷——阿尔马维尔社会民主党人是怎样进行选举运动的？（1906年11月23日〔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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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马维尔社会民主党人是怎样进行选举运动的？
（1906年11月23日〔12月6日〕）
在选举第一届杜马时，阿尔马维尔社会民主党人曾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99]。《浪潮报》[100]当时曾就此事发表文章，严厉谴责了阿尔马维尔社会民主党人。我党中央委员会当时也就此事去信阿尔马维尔，严正指出当地的同志违背了统一代表大会的指示。
现在，阿尔马维尔的同志想必有了实际经验，懂得了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意味着什么。至少，他们在最近的党的刊物上不仅没有鼓吹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反而把立宪民主党的全部真实情况直接端出来了。我们不想挑剔阿尔马维尔刊物的文章形式，否则就是小题大作。我们只引用突出地表明阿尔马维尔社会民主党人的策略的几段话。
我们手头有一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阿尔马维尔委员会的刊物《阿尔马维尔无产者报》[101]第1号，1906年10月出版，发行5000份。
在该号的社论中我们看到：
“让立宪民主党人、商人、官吏、地主、自由派去跟着政府的笛声跳舞吧，无产阶级是不会屈服和妥协的。”
随后的一篇专门号召准备选举的文章写道：
“团结起来吧，投票吧，把杜马拿过来！立宪民主党老爷们在塔夫利达宫的天鹅绒安乐椅上已经坐够了。该是工人长满老茧的双手把这些空谈家和寄生虫扔出去的时候了！”
“赶快把无产阶级自己在杜马中的席位拿过来，以便使杜马从立宪民主党的清谈馆变成同屠杀人民的刽子手、同万恶的专制制度进行搏斗的革命战场。”
在1906年11月印发了3000份的《告选民书》传单中，阿尔马维尔委员会写道：
“人民懂得了，只有用暴力和权力才能取得垂死的专制制度不情愿给他们的东西，才能取得无权的立宪民主党杜马没有给他们的东西……让我们通过它、通过这个杜马来进行我们的革命，让我们通过自己的代表把人民的威力带进塔夫利达宫，让我们用自己的代表的双手在新杜马中点燃革命的篝火，并且刮起整个无产阶级的和革命俄国的风暴，使它愈烧愈旺。到新杜马中去吧，到新杜马中去吧！！
……同志们，公民们！我们未来的杜马不会是黑帮的，也不会是立宪民主党的，它将是无产阶级的和农民的，将是我们的全权的杜马。”
我们再说一遍，挑剔这种呼吁书的形式或细节，就是小题大作。
重要的是呼吁书的精神。重要的是阿尔马维尔社会民主党人的独立的政策，这些社会民主党人已经走过同清谈家和寄生虫结成联盟的涤罪所[102]了。
《言语报》和《同志报》的先生们，《世纪报》和《俄罗斯新闻》[103]的先生们，这就是你们对社会民主党人所抱的希望！这就是《言语报》最近吐露的你们所说的“从左面来的危险”！
全体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起来斗争吧！为反对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而斗争吧！孟什维克同志们会象阿尔马维尔的同志一样，走过同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结成联盟的涤罪所，回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里来。
载于1906年11月23日《无产者报》第8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4卷第130—131页
注释：
[99]在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阿尔马维尔委员会违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关于禁止同资产阶级政党结成联盟的决定，向选民发出如下号召：“请投票选举劳动的代表——社会民主党人。在万不得已时请投票选举不右于立宪民主党（人民自由党）的候选人。”——126。
[100]《浪潮报》（《Волна》）是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日报），1906年4月26日（5月9日）—5月24日（6月6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25号。该报从第9号起实际上由列宁领导。参加编辑工作的有瓦·瓦·沃罗夫斯基和米·斯·奥里明斯基，撰稿人有阿·瓦·卢那察尔斯基·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等。该报刊登过27篇列宁的文章和短评，其中有不少是作为社论发表的。《浪潮报》屡遭沙皇政府的迫害，最终被查封。从1906年5月26日（6月8日）起，布尔什维克出版了合法日报《前进报》以代替《浪潮报》。——126。
[101]《阿尔马维尔无产者报》（《АрмавирскийПролетарий》）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阿尔马维尔委员会的秘密机关报，1906—1907年出版。——126。
[102]涤罪所亦译炼狱，按天主教教义，是生前有一般罪愆的灵魂在升入天堂以前接受惩戒、洗刷罪过的地方。走过涤罪所是经历艰苦磨难的譬喻。——127。
[103]《俄罗斯新闻》（《РусскиеВедмости》）是俄国报纸，1863—1918年在莫斯科出版。它反映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观点，主张在俄国实行立宪君主制，撰稿人是一些自由派教授。至70年代中期成为俄国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80—90年代刊登民主主义作家和民粹主义者的文章。1898年和1901年曾经停刊。从1905年起成为右翼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1917年二月革命后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被查封。——127。 |
列宁全集第十四卷——同立宪民主党化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和党的纪律（1906年11月23日〔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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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立宪民主党化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和党的纪律
（1906年11月23日〔12月6日〕）
容许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彻底暴露了孟什维克是工人政党中机会主义一翼的面目。为了反对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我们正在开展而且必定要开展最广泛、最无情的思想斗争。这个斗争将会最好地教育和团结革命的无产阶级群众，他们在我们独立的（不只是口头上，而是实际上，即不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选举运动中将会获得提高自己阶级自觉的新材料。
于是产生一个问题：怎样把这种无情的思想斗争同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结合起来。这个问题应当直截了当地提出来，并且立即透彻地加以阐明，才不致在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实际政策中产生任何误解和任何动摇。
我们先研究这个问题的原则方面，然后再研究大家直接关心的实际方面。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从原则上明确地谈了我们对工人政党的纪律的意义和纪律的概念的看法。行动一致，讨论和批评自由——这就是我们明确的看法。只有这样的纪律才是先进阶级民主主义政党所应有的纪律。工人阶级的力量在于组织。不组织群众，无产阶级就一事无成。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就无所不能。组织性就是行动一致，就是实际活动一致。当然，任何行动和任何活动，只有它们是在前进而不是在后退，是从思想上团结无产阶级，提高无产阶级，而不是降低、腐蚀、削弱无产阶级，它们才是有价值的。没有思想的组织性是毫无意义的，它实际上会把工人变成掌权的资产阶级的可怜仆从。因此，没有讨论和批评的自由，无产阶级就不承认行动的一致。因此，觉悟工人始终不应当忘记，对原则的严重违反必定会使一切组织关系遭到破坏。
为了避免某些不求甚解的文人曲解我的话，我将立即从一般地提出问题转为具体地提出问题。社会民主党人容许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这是不是要求组织关系的完全破坏，即实行分裂呢？我们认为不是的，而且所有的布尔什维克也都认为不是的。第一，孟什维克才刚刚成批走上实际机会主义的道路，并不坚定，也不坚决。马尔托夫写的与容许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切列万宁脱离关系的声明的墨迹未干，——这是在日内瓦尚未发出立宪民主党口令[97]时写的。第二，这是重要得多的原因，俄国无产阶级当前斗争的客观环境以不可阻挡之势迫使人们采取明确的断然措施。不管革命是大高涨（象我们想的那样）还是大低落（象某些社会民主党人想的那样，不过他们怕说出来），——在这两种情况下，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策略都不可避免地会遭到破产，而且为时也不会太久。因此，我们不能象知识分子那样神经质，我们现在一定要依靠革命无产阶级的坚毅精神，依靠无产阶级健全的阶级本能来维护党的统一。最后，第三，在目前的选举运动中，孟什维克和中央委员会主张结成联盟的决定，实际上束缚不了地方组织，也不能强制我们全党推行这种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可耻策略。
现在就来具体地提出问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究竟有多大约束力？中央委员会的指示有多大约束力？党的地方组织能有多大的自治权？
这些问题如果代表会议本身没解决，无疑会在我们党内引起无休止的争论。代表会议的全体代表都同意代表会议的决定是没有约束力的，是谁也约束不了的，因为代表会议是咨议性机构而不是决策机构。代表会议的代表不是民主选举的，而是由中央委员会按自己指定的数目从自己指定的组织中选派的。因此，布尔什维克、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在代表会议上没有花费时间去修饰孟什维克关于联盟的决议，没有制定妥协办法（比如，既承认抵制是正确的，又容许同君主派资产阶级结成联盟！），而是针锋相对地直接提出了选举运动中的自己的纲领、自己的口号、自己的策略。在咨议性的代表会议上，布尔什维克的这种行动正是绝对必要的。代表会议不应该代替代表大会，而应该为代表大会作准备，不应该解决问题，而应该更清楚明确地提出问题，不应该掩盖和抹煞党内斗争，而应该指导斗争，使斗争更严谨，更有思想性。
其次，代表会议的决定成了（经过某些修改）中央委员会的指示。中央委员会的指示是对全党有约束力的。在这一问题上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在什么范围内有约束力呢？
不言而喻，在代表大会的决定的范围内和在代表大会所承认的地方党组织自治权的范围内有约束力。如果代表会议没有通过一项得到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和中央委员一致同意的伸缩性最小的决议，那么，关于这些范围的争论又可能是无休止的和无法解决的（因为统一代表大会的决议禁止在选举运动中同资产阶级政党结成任何联盟）。在表决这个决议时不分派别，这是工人政党的统一和有战斗力的重要保证之一。
这个决议的原文如下：
“代表会议确认，在同一个组织范围内，该组织的全体成员必须在中央委员会的总的指示范围内执行地方组织的主管机关所通过的一切有关选举运动的决定，同时，中央委员会可以禁止地方组织提出非清一色的社会民主党的名单，但是不应当一定要地方组织提出非清一色的社会民主党的名单。”[98]
我们加上了着重标记的字可以消除无休止的争论，而且可以消除非我们所愿的危险冲突。中央委员会的总的指示不能超出容许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范围。同时，全体社会民主党人不分派别都宣布了：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毕竟是一桩不太体面的事情，因为我们都曾要求中央委员会禁止这种联盟，而没有要求它下令结成这种联盟。
结论是清楚的。摆在党面前的有两个纲领。一个是代表会议的18个代表即孟什维克和崩得分子的纲领。另一个是14个代表即布尔什维克、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地方组织的主管机关可以随意挑选、修改、补充乃至用新的纲领来代替这两个纲领。主管机关作出决定以后，我们全体党员就要万众一心地行动起来。一个敖德萨的布尔什维克，要把写有立宪民主党人名字的选票投进票箱，哪怕这会使他感到厌恶。一个莫斯科的孟什维克，要把只写有社会民主党人名字的选票投进票箱，哪怕他一心思念的是立宪民主党人。
但是，选举还不是明天就要举行。让所有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展开最广泛最无情的思想斗争，反对同立宪民主党结成阻碍革命、削弱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腐蚀群众的公民意识的联盟吧！
载于1906年11月23日《无产者报》第8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4卷第125—129页
注释：
[97]指载于1906年10月31日（11月13日）《同志报》第101号的格·瓦·普列汉诺夫的《给觉悟工人的一封公开信》。列宁对这封信的评论，见《〈社会民主党和选举运动〉一文附言》（本卷第69—71页）。——122。
[98]这个决议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会议（“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各地的选举运动的统一的决议》。文中用黑体排印的字句是列宁对孟什维克原决议案提出的修正。——124。 |
列宁全集第十四卷——论同立宪民主党的联盟（1906年11月23日〔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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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同立宪民主党的联盟
（1906年11月23日〔12月6日〕）
孟什维克在崩得分子的帮助下，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容许同立宪民主党联盟的决定。立宪民主党的报刊欢欣若狂，把这个好消息传遍世界各地，把孟什维克又向下轻轻推了一级，又向右推了一步。读者在别处可以找到代表会议的决定，找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特别意见和他们的告选民书草案［注：见本卷第98—100、102—106页。——编者注］。而在这里我们想描绘一下同立宪民主党联盟的一般的和基本的政治意义。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6号，特别是编辑部文章《极左派的联盟》，为这种描绘提供了好素材。我们就从这篇文章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段话谈起。
《社会民主党人报》写道：有人对我们说，“以推动整个杜马走上革命道路为己任的孟什维克，在杜马被解散以后，却放弃了自己的立场，同那些革命的政党和集团结成了联盟，这个联盟表现在：第一，发表了两个共同宣言，即告军队书和告农民书；第二，为了在即将举行的罢工中配合行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这种援引先例的做法是由莫大的误会造成的。在上述情况下，我们党同其他革命的政党和集团缔结的不是政治联盟，而是战斗协议，这种协议我们一向认为是适宜的和必要的”。
黑体是《社会民主党人报》用的。
……不是政治联盟，而是战斗协议……你们也不难为情，孟什维克同志们！要知道，这不仅有点荒谬，而且简直文理不通。二者必居其一：你们要么把联盟理解为仅仅是议会协议，要么就不仅仅是议会协议。如果是前者，那么联盟就是为了议会战斗而达成的战斗协议。如果是后者，那么战斗协议也就是政治联盟，因为没有政治意义的“战斗”，就不是战斗，只不过是打架。
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你们对自己的编辑要看得紧一点，真的，要看得紧一点，否则会使社会民主党丢丑的。
——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上奉献给读者的那些胡言乱语，只是由于单纯的失言吗？只是由于用词不当吗？
——完全不是。《社会民主党人报》的错误并不是由于它闹了笑话，恰恰相反，它所以闹笑话，是由于它的一切议论和它的整个立场的基础都是根本错误的。把“不是政治联盟，而是战斗协议”［注：看来真有这样的怪事：孟什维克总是责备我们把“战斗”和“政治”对立起来，而他们自己却恰恰把自己的全部议论建立在这种荒谬的对立上面！］这样的字眼荒谬地凑在一起，这不是偶然的事情，而是从孟什维主义那种根本的“荒谬性”中必然地不可避免地产生的结果。这种荒谬性就在于不懂得现在俄国的议会战斗完全服从，而且是最直接地服从议会外的战斗的条件和性质。换句话说，个别逻辑上的漏洞表明孟什维克对杜马在当前革命环境中的全部作用和全部意义一无所知。
当然，我们不会仿效孟什维克和他们的领袖普列汉诺夫在关于“战斗”和关于“政治”的问题上同我们进行论战的手法。我们不会责备他们这些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领袖能够去达成非政治的战斗协议。
我们注意的是下面这个问题：为什么在解散杜马以后我们的孟什维克就只能同革命的政党和集团结成联盟呢？这当然不是因为有那么一个无政府主义－布朗基主义者列宁早就鼓吹过（仅仅出于对孟什维克的憎恨）这一点。是客观条件迫使孟什维克违背他们的全部理论，去结成正是这样的一个革命的、反立宪民主党的联盟。是客观条件，不管孟什维克的意愿如何，不管孟什维克是否意识到，导致了这种结果：第一届杜马里的和平的议会战斗的辩证发展，在几天之内就把这一战斗变成了完全非和平的、非议会的战斗。孟什维克没有意识到的（由于立宪民主党用眼罩捂住了他们的眼睛）、没有正式结成的政治联盟，表现在愿望和最近政治倾向的一致性上，表现在为最近政治目标而采用的斗争手段的一致性上，——这个没有意识到的“政治联盟”势所必然地变成了“战斗协议”。而就们的那些聪明人一遇到普列汉诺夫在第一届杜马时期所写的书信[88]中没有料到的这种意外就张皇失措，以至大叫：“这不是政治联盟，而是战斗协议！”
可爱的同志们，你们的政策所以毫不中用，正是因为你们要为这种不切实际的、虚构的、毫无决定意义的“战斗”达成协议，却忽略了进行这种“战斗”的条件。这种战斗已经由俄国革命的全部进程以不可遏止的力量推上了舞台，这种战斗甚至是由乍看起来最和平不过的、议会的、立宪的条件产生的，甚至是由杜马中的罗季切夫之流在关于受人崇敬的和无可指责的君主的演说中赞不绝口的那些条件产生的。
你们恰恰是犯了你们平白无故指责布尔什维克所犯的那种错误。你们的政策不是战斗的政策。你们的战斗不是真正的政治战斗，而是儿戏式的立宪战斗，是议会迷。对于明天的条件可能要求进行的“战斗”，你们采取一条协议路线，对于“政治”，你们采取另一条协议路线。因此，你们既不适于进行“战斗”，也不适于搞“政治”，只适于充当立宪民主党应声虫的角色。
现在我们党内对“联盟”这个词的意义争论很多。一个说，联盟就是共同名单；另一个说，不，联盟就是共同纲领。所有这些争论都是愚蠢的、烦琐的。你们把比较紧密的协议或者把不大紧密的协议叫作联盟，问题的实质丝毫不会因此而改变。争论的实质根本不在于是容许达成紧密的协议，还是不紧密的协议。谁这样想，谁就陷在细小琐碎的议会技术中，而忘记这种技术的政治内容。争论的实质在于：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达成一般说来是不可避免的协议时，应当按照什么路线。布尔什维克彼此之间可以在例如选举时是否需要同这个或那个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政党达成协议这样局部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然而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争论的实质根本不在这上面。争论的实质仍然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应当跟在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后面呢，还是应当走在革命民主派资产阶级的前面。
《极左派的联盟》一文提供了许多典型例子，说明孟什维克的思想是怎样迷失了方向，不去注意意见分歧的政治实质，而去注意无谓的琐事。文章作者自己把共同纲领和共同名单都称之为联盟的策略（见第2版第3栏）。同时，他还硬说我们拥护的是同劳动派和社会革命党结成“联盟”，而孟什维克拥护的不是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只是同他们达成“局部协议”。可爱的同志们，这可是儿戏，而不是论证！
你们可以拿全俄代表会议通过的孟什维克的决议同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比较一下。后者对于同社会革命党达成协议，比前者对于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提出更严谨的条件。这是无可争辩的，因为第一，布尔什维克只是容许同为建立共和国而斗争并且承认武装起义的必要性的政党达成协议，而孟什维克则容许同一般“持反对派立场的民主主义政党”达成协议。这就是说，布尔什维克以明确的政治标志对革命资产阶级这个概念下了定义，而孟什维克则不下政治定义，只提出一个技术性的议会字眼。共和国和武装起义是明确的政治范畴。反对派只是议会术语。这个术语十分含混，它既可以包括十月党人，也可以包括和平革新党人，又可以包括一切对政府不满的人。不错，有一个附加语：“民主主义的”这个字眼具有政治因素，但并不明确。可以把它理解成立宪民主党人。但这恰恰是不对的。一个政党，它容许设立参议院，它提出对付集会和出版的苦役法，它把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从答词中删掉，它反对全民选举的土地委员会，把这样一个君主主义的政党称为“民主主义的”政党，这是欺骗人民。这个说法很尖锐，但却是公正的。孟什维克大谈立宪民主党的民主主义，就是欺骗人民。
第二，布尔什维克容许同资产阶级共和派达成协议只是作为一种“例外”。孟什维克不要求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只是一种例外。
第三，布尔什维克绝对禁止在工人选民团中（“同任何其他政党”）达成任何协议。孟什维克容许在工人选民团中也可以结成联盟，因为在这里只是禁止同“不站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观点上”的集团和政党达成协议。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出席代表会议的有一些是具有无产阶级阶级嗅觉的孟什维克，他们驳斥了这种荒谬提法，但是被大多数孟什维克击败了。于是出现了一种完全不肯定的模糊提法，这给各种冒险主义留下了充分的余地。此外，也得出了一种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糟透了的看法，似乎在社会民主党之外，还有别的政党也可以被认为是“站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观点上”的政党。
既然如此，那么，想证明布尔什维克所认可的同共和派资产阶级即社会革命党的联盟，要比孟什维克所认可的同君主派资产阶级即立宪民主党的联盟更为紧密，这种企图不是至少应当称之为儿戏吗？？
完全虚假地议论什么比较紧密和不大紧密的联盟，只会掩盖容许同谁联盟和为什么要联盟这个政治问题。就拿登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6号上的《选举纲领草案》来说吧。这个文件是证明孟什维克同立宪民主党人之间存在着思想联盟的许多反映孟什维克政策的文件之一。代表会议关于这个选举纲领草案有必要加以“修改”的决议清楚地指明了这一点。［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175页。——编者注］只要想一想：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会议竟不得不提醒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在秘密的出版物中不能放弃建立共和国的口号，不能只使用请愿和斗争之类的笼统的含糊不清的词句，必须从无产阶级观点来准确称呼和鉴别不同的政党；应当指出起义的必要性，强调社会民主党的阶级性质！不得不提醒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在党的第一个选举宣言上必须强调党的阶级性质，——这只有在中央委员会的观点极其反常、根本错误的情况下，才不得不这样提醒它。
我们是否会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实际协议，这种协议的范围有多广，都还不得而知。然而思想上的协议，思想上的联盟已经有了，因为在选举纲领草案里，无产阶级的观点同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观点的区别被掩盖起来了。［注：孟什维克犯这个错误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有名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杜马宣言里，他们犯过同样的错误。他们指责布尔什维克有社会革命党的思想，而他们自己却抹煞了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同劳动派的观点的区别，因此杜马时代的社会革命党报纸把社会民主党杜马宣言称为社会革命党思想的翻版！相反，在我们关于杜马宣言[89]的反草案里，则把我们同小资产者的区别说得清清楚楚。］相反，我们可以看到，在布尔什维克的告选民书草案中不仅指出了这种区别，而且指出了无产阶级的观点同小业主阶级的观点的区别。
在选举联盟的问题上，应当提到首位的正是这个原则的、思想的方面。孟什维克企图辩解，说什么我们在整个选举鼓动中将是独立的，我们决不削弱这种鼓动，只是到了最后一分钟才把自己的候选人列入立宪民主党的名单，——所有这些辩解都是枉费心机的！
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当然，我们确信，孟什维克当中的优秀分子是真心愿意这样做的。但是问题不在于他们的愿望，而在于当前政治斗争的客观条件。这些条件使孟什维克在他们选举运动中的每个步骤都已沾染上了立宪民主主义，都已带有模糊社会民主党的观点的特色。这一点我们已经以选举纲领草案为例作了说明，我们现在再举出一系列其他文件和议论来加以说明。
孟什维克的一个主要论据，就是黑帮危险。这个论据的第一个基本的虚伪之处，就在于黑帮危险决不能用立宪民主党的策略和立宪民主党的政策来防止。立宪民主党政策的实质就是同沙皇制度妥协，即同黑帮危险妥协。第一届杜马充分表明，立宪民主党人没有同黑帮危险作斗争，只是无耻地大放厥词，说什么君主这个人所共知的黑帮头子没有罪过，没有责任。因此，孟什维克把立宪民主党人选入杜马，就不仅不是同黑帮危险作斗争，反而是捂住人民的眼睛，掩盖黑帮危险的真相。靠把立宪民主党人选进杜马的办法来同黑帮危险作斗争，无异于用“认为君主应对大暴行负责就是冒犯天威”这句奴才罗季切夫说的话[90]来同大暴行作斗争。
这个流行的论据的第二个毛病就在于社会民主党人不声不响地把民主斗争的领导权让给了立宪民主党人。在选票分散，会导致黑帮取胜的情况下，为什么我们不投立宪民主党人的票将是一种过错，而立宪民主党人不投我们的票却不算过错呢？
浸透了基督教驯顺精神的孟什维克回答说，我们占少数，立宪民主党人比我们多。况且立宪民主党人不可能宣布自己是革命者。
对呀！但是这并不能作为社会民主党人宣布自己是立宪民主党人的理由。在资产阶级革命半途而废的结局下，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党人比资产阶级民主派占多数的情形。而且，在任何地方，在一切国家，社会民主党在选举运动中初次独立活动，都遇到了自由派的大叫大嚷，责骂社会党人是黑帮的帮凶。
因此，我们对孟什维克惯常地叫嚣什么布尔什维克在使黑帮当选，是处之泰然的。一切自由派都对一切社会党人这样叫嚣过。你们拒绝同立宪民主党作斗争，就是要把那些能够跟着社会民主党走的广大无产阶级分子和半无产阶级分子置于立宪民主党的思想影响之下。［注：立宪民主党人自己开始承认，在选举时威胁他们的是从左面来的危险（这是《言语报》在关于彼得堡省的报道中的原话）[91]。立宪民主党人用黑帮危险的叫喊来愚弄孟什维克，以便摆脱从左面来的危险！！］今天或者明天，只要你们还是社会党人，那你们就得不顾黑帮危险去进行独立的战斗。而今天采取正确步骤比明天更容易更需要。在第三届杜马（如果它在第二届杜马以后还召集的话）中，你们废除同立宪民主党的联盟会更难些，你们陷入对革命背叛者的那种反常关系之中会更深些。然而真正的黑帮危险，我们再说一遍，根本不是杜马中的黑帮代表名额，而是大暴行和战地法庭。你们既然用立宪民主党的眼罩捂住人民的眼睛，那你们就妨碍了人民同这个真正的危险作斗争。
这个流行的论据的第三个虚伪之处就在于对杜马和它的作用作了不正确的评价。在《极左派的联盟》这篇妙不可言的文章中，孟什维克一反自己的惯常说法，不得不承认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技术上的协议，而恰恰在于两个策略的根本政治区别。
我们在这篇文章里，读到这样一段话：
“‘联盟’的策略，不管自觉不自觉，都指望在未来的杜马中形成一个抹去了社会民主党色彩的团结一致的革命少数派，跟杜马的多数派连续不断地作战，就象跟政府作战一样，并且在一定的时机推翻杜马，宣布自己为临时政府。采取局部协议的策略，是为了尽可能利用整个杜马，也就是说，利用杜马里的多数，来同专制制度作斗争，并在杜马中一直保持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团的极端立场。”
说到“抹去了色彩”，我们已经指出，孟什维克错就错在这一点，错在工人选民团中的选举，错在比较随便地容许结成联盟，也错在思想上用立宪民主主义来偷换社会民主主义。说到“宣布”临时政府，孟什维克的这一说法，也同样是可笑的，他们忘了问题不在于宣布，而在于起义的整个进程和起义的成功。如果临时政府不是起义机关，那这就是说空话或者是无谓的冒险。
但是，按问题的实质来说，孟什维克在上段引文里无意中道出了神圣的真理。的确，一切正在于：我们是否应该为了“全盘的”自由派杜马（“整个杜马”）而牺牲社会民主党在选举运动中的独立性？的确，在布尔什维克看来，更重要的是在选举运动中保持完全的独立性，保持我们政策和我们党团的完全的（不是半立宪民主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性。而在孟什维克看来，更重要的是搞一个全盘的立宪民主党杜马，其中包括一大批作为半立宪民主党人当选的社会民主党人。有两种类型的杜马，一种是200个黑帮，280个立宪民主党人，20个社会民主党人；另一种是400个立宪民主党人和100个社会民主党人。我们宁肯要第一种类型的杜马，我们认为把从杜马中清除黑帮当作消除黑帮危险，这是一种幼稚的想法。
对我们说来，在任何场合，无论在选举的战斗中，或者在杜马的战斗和街头的战斗中，路线只有一条，就是拿起武器。无论在任何场合，社会民主党都要同革命资产阶级一起，反对立宪民主党叛徒。而孟什维克则同立宪民主党人一起进行“杜马的”战斗（支持整个杜马和立宪民主党内阁），而一碰到起义，他们就要改变政策，缔结“不是政治联盟，而是战斗协议”。因此，一位布尔什维克在代表会议上说得对：崩得分子支持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这就偷运了支持立宪民主党内阁的私货。
我们摘录的那一段引文最清楚不过地证明：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怎样使孟什维克关于选举运动口号的决议中的一些动听的词句变成了空话，如：“在杜马内把革命力量组织起来”（这岂不成为把立宪民主党的附庸组织起来，瓦解真正的革命力量吗？）；“暴露杜马的无能”（这岂不成为向群众掩盖立宪民主党的无能吗？）；“向群众讲清楚希望斗争和平结束是一种幻想”（这岂不成为在群众中加强那个散布幻想的立宪民主党的影响吗？）。
立宪民主党的报刊也出色地估计到了孟什维克同立宪民主党联盟的政治意义。我们前面讲过，或者是跟在自由派的后面，或者是走在革命者的前面。我们可以引用我国的政治报刊来证明这一点。
你们能找到多少有份量的、足以证明布尔什维克是跟在资产阶级革命者的后面，以他们为转移的大量材料吗？这一点连说起来也是可笑的。俄国的一切报刊都清楚地表明，连革命者的一切敌人也都承认，正是布尔什维克执行着独立的政治路线，并把资产阶级革命者的某些集团和优秀分子争取过来。
那么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呢？他们的报刊比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的报刊加起来还要多十倍。正是他们执行着一条独立的政治路线，把孟什维克和人民社会党人变成纯粹的应声虫。
立宪民主党的全部报刊都只引用了孟什维克的决议中关于联盟的部分，而把“杜马的无能”、“在杜马内组织革命力量”等等一类的话略去了。立宪民主党人则不但把这类话略去了，而且直接斥责这类话，一会儿说这是“空话”，一会儿说这是孟什维克的“不彻底性”，一会儿说这是“孟什维主义口号的不坚定性”，一会儿又说这是“布尔什维克对孟什维克的恶劣影响”。
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与孟什维克中的优秀分子的愿望相反，政治生活所吸收的是孟什维克的立宪民主党事业，所抛弃的是他们的革命词句。
立宪民主党人把孟什维克的效劳装进自己的腰包，拍着普列汉诺夫的肩膀，赞赏他鼓吹联盟，同时却轻蔑地、粗暴地象一个商人大捞一把之后大声叫道：孟什维克先生们，这还不够！还需要在思想上接近！（请看《同志报》上评论普列汉诺夫的信的文章[92]）孟什维克先生们，这还不够，还得停止论战或者至少改变一下调子（请看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世纪报》关于我们代表会议的决议的社论[93]）！至于《言语报》，就更不用说了，它干脆打断那些一心思念立宪民主党人的孟什维克的话，宣称：“我们是到杜马去立法的”，而不是去干革命的！[94]
可怜的孟什维克，可怜的普列汉诺夫呀！他们写给立宪民主党人的情书读是满意地读过了，但是，还是不准他们越过前厅一步。
请你们读读普列汉诺夫在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的《同志报》上的言论吧！普列汉诺夫的言论受到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和库斯柯娃女士兴高彩烈的欢迎，而恰恰就是他们在1900年因企图用资产阶级观点来腐蚀社会民主党而被普列汉诺夫赶出了党。现在，普列汉诺夫接受了普罗柯波维奇和库斯柯娃的著名《信条》[95]的策略，而这些伯恩施坦派竟厚颜无耻地给他频送飞吻，并叫嚷说：我们资产阶级民主派一向就是这样说的！
普列汉诺夫为了走进立宪民主党的前厅，只得在全体人民面前放弃自己昨天的声明。
请看下面的事实。
1906年7月，杜马被解散以后，普列汉诺夫在《日志》[96]第6期上写道，参加运动的政党应当取得谅解。为了合击，就得事先有个商量。“敌视我国旧制度的政党应当……就这种宣传的基本思想彼此达成协议。在解散杜马之后，这种基本思想只能是召集立宪会议的思想……”
“……只能是”召集立宪会议的思想。这就是普列汉诺夫在1906年7月提出的政治联盟和战斗协议的计划。
五个月之后，到1906年11月，普列汉诺夫改变了协议的路线。为什么呢？难道在这期间要求召集立宪会议的政党和不要求召集立宪会议的政党之间的相互关系改变了吗？
大家都承认，立宪民主党在这期间向右走得更远了。而普列汉诺夫却走进立宪民主党的报刊，闭口不谈立宪会议，因为这在自由派的前厅里是禁止谈论的。
这位社会民主党人滑倒了，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还不止于此。普列汉诺夫在《日志》第6期上，还直接谈到立宪民主党人。普列汉诺夫那时（这是那么久以前的事啊！）说明了立宪民主党对召集立宪会议的思想持不信任态度的自私的阶级性质。那时普列汉诺夫谈到立宪民主党的原话如下：
“谁用这样或那样的借口来拒绝宣传这一思想〈召集立宪会议的思想〉，谁就明白表示：他实质上并不打算对斯托雷平先生及其同伙的行动作出应有的回答，他尽管心里惴惴不安，也要同这些行动妥协；他起来反对这些行动，但仅仅是在口头上，仅仅是装装样子。”（黑体是我们用的）
普列汉诺夫现在走进了立宪民主党的报纸，从实现思想联盟开始，鼓吹起选举联盟来了。在立宪民主党的报纸上，普列汉诺夫不愿告诉人民：立宪民主党人同斯托雷平匪帮妥协了，他们起来反对仅仅是装装样子。
为什么普列汉诺夫在1906年11月不愿意把他在1906年7月说过的话再重说一遍呢？
瞧！这就是同立宪民主党结成“技术性”联盟的意义，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要同容许结成这种联盟的社会民主党人进行毫不留情的斗争。
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你们高兴得太早了吧？在高加索和乌拉尔，在波兰和拉脱维亚边疆区，在莫斯科中部地区，也许还在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人在选举中将不结成联盟。
不同立宪民主党结成任何联盟！不同那些跟斯托雷平匪帮妥协的人作任何妥协！
载于1906年11月23日《无产者报》第8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4卷第112—124页
注释：
[88]指格·瓦·普列汉诺夫的《论策略和不策略的信》（共五封）（见《普列汉诺夫全集》1926年俄文版第15卷第91—145页）。这些书信规定了孟什维克对国家杜马的策略。——109。
[89]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杜马党团宣言是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起草的，得到了孟什维克把持的中央委员会的批准。宣言由第一届国家杜马代表с．д．贾帕里泽以社会民主党党团名义在1906年6月16日（29日）杜马第二十八次会议上宣读。宣言全文收入了《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9卷《附录》。由列宁起草的宣言的布尔什维克草案在制定宣言过程中被否决。——113。
[90]指费·伊·罗季切夫1906年6月13日（26日）在第一届国家杜马第二十六次会议上的演说。——114。
[91]指1906年11月14日（27日）《言语报》第216号《关于国家杜马选举》栏内刊载的人民自由党彼得堡委员会1906年11月12日（25日）会议的消息。委员会的一名委员报告说：“地方上普遍存在着反政府的情绪，居民们尽管受到恐吓和压制，但在选举时还是会立即投反对党候选人的票以表示自己的不满。如果说在某些地方还存在某种危险，那就是从左面来的，并且仅仅是在左派能够拟定自己候选人名单的地方。在其他地方，党的胜利是确定无疑的。”——115。
[92]指1906年11月1日（14日）《同志报》第102号社论和叶·德·库斯柯娃的文章《论格·瓦·普列汉诺夫的一封信》。社论和文章都对该报前一天登载的格·瓦·普列汉诺夫的《给觉悟工人的一封公开信》表示赞同，并提出“必须立即把‘不妥协’摆到适当位置上”，“整个俄国民主派”要“不分政党”地团结起来。——118。
[93]指1906年11月15日（28日）《世纪报》第46号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会议（“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发表的社论。社论说：“但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所进行的鼓动和对其他左派政党的批评显然不应超出善意论战的范围，不应把背叛人民等等之类的指控加诸它们，因为这些指控实质上将会堵塞达成协议的一切道路。”
《世纪报》（《Век》）是俄国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报纸，1906年1月—1907年1月在莫斯科断断续续地出版。——118。
[94]指1906年11月15日（28日）《言语报》第217号登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和社会民主党》一文（署名л．Ｈ．）。该文针对1906年10月20日（11月2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号上的《第二届杜马》一文写道：“必须协商到底和不再拿幻想来安慰自己。必须彻底肯定，社会民主党根本不可能把‘资产阶级民主派’和杜马推动到什么地方去。‘资产阶级民主派’是到杜马去立法的……而不是到杜马去干革命的。”——118。
[95]《信条》是叶·德·库斯柯娃1899年写的一个反映经济派观点的文件。这个文件的全文和列宁对它的批判，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44—156页）。——118。
[96]《社会民主党人日志》（《Дневник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а》）是格·瓦·普列汉诺夫创办的不定期刊物，1905年3月—1912年4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6期。1916年在彼得格勒复刊，仅出了1期。在第1—8期（1905—1906年）中，普列汉诺夫宣扬极右的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观点，拥护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派资产阶级联盟，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谴责十二月武装起义。在第9—16期（1909—1912年）中，普列汉诺夫反对主张取消秘密党组织的孟什维克取消派，但在基本的策略问题上仍站在孟什维克立场上。1916年该杂志出版的第1期里则明显地表达了普列汉诺夫的社会沙文主义观点。——118。 |
列宁全集第十四卷——告选民书草案（1906年11月23日〔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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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选民书草案
（1906年11月23日〔12月6日〕）
俄国的工人同志和全体公民们！选举国家杜马的日子临近了。工人阶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号召你们大家都来参加选举，帮助把能够真正为自由而斗争的力量团结起来。
在我国革命中，人民群众正在为反对官吏和警察、地主和资本家的统治，而首先是为反对专制的沙皇政府而斗争。群众为土地和自由而斗争，为打倒那伙用贿赂、欺骗、残酷暴力、监狱和战地法庭来答复千百万人的要求的大暴行制造者和刽子手而斗争。
全国工人1905年的十月罢工，迫使沙皇许下自由和赋予杜马立法权的诺言。沙皇政府背弃了诺言。选举法削减了农民和工人的权利，而增强了地主和资本家的权利。杜马本身的权利几乎化为乌有。但这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一切自由和权利不过是一纸空文，因为实权和实力依然全部掌握在沙皇政府手里。只要实权还掌握在扼杀自由的大暴行制造者和刽子手的手里，任何杜马都不可能而且也不会给人民土地和自由。
正因为如此，革命工人同人民其他阶层中争取自由的大多数有觉悟的战士一起抵制过杜马。抵制杜马是一次想把召集人民代表这件事从大暴行制造者手里夺过来的尝试。抵制杜马就是警告人民不要相信空文，就是号召人民夺取真正的权力。抵制没有成功，因为自由派资产阶级背叛了自由事业。“人民”自由党即立宪民主党这个自由派地主和“有教养的”资产阶级清谈家的政党，背离了无产阶级的英勇斗争，骂农民和一部分优秀部队举行的起义是蠢举，并参加了大暴行制造者安排的选举。由于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的背叛，全国人民对大暴行制造者所安排的、大暴行制造者所炮制的、大暴行制造者用来愚弄人民的法令和选举，眼下必须加以考虑。
然而，我们现在参加选举，能够而且应该使人民看清夺取政权的必要性，看清立宪民主党人玩弄立宪把戏是枉费心机。全国公民们！请好好想一想第一届杜马给我们的教训吧！
争取自由和为农民争取土地的战士被残杀，被流放，被投入监狱。在杜马中占多数的是立宪民主党人。这些自由派资产者害怕斗争，害怕人民，他们只会发表演说和请愿书，他们号召耐心等待，力图同大暴行制造者的政府达成协议，进行交易。沙皇看到面对他的不是战士，而是摇尾乞怜的资产者，就借口言论失当把他们赶跑了。
工人、农民和全体劳动者！别忘了这个重大教训！要记住1905年秋天，领导人民斗争的是革命工人，农民和觉悟的士兵的起义同工人的罢工、工人的起义汇合在一起，结果政府作了让步。而1906年春天和夏天，领导人民的是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即立宪民主党这个摇摆于人民政权和大暴行制造者政权之间的政党，结果代表们得到的不是让步，而是警察的拳打脚踢和杜马被解散。
杜马被解散向所有的人表明，立宪民主党人的请愿是多么枉费心机和没有成效，支持无产阶级的斗争是多么必要。工人阶级用十月罢工争得了对自由的许诺。现在工人阶级正在积聚力量，以便通过全民起义真正把自由从敌人手里夺过来，以便推翻沙皇政府，建立共和国，建立国家的一切政权的选举制度，并在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通过临时革命政府召开全民立宪会议。
工人阶级争取自由，为的是使自由为全体人民服务，而不是仅仅为达官显贵效劳。工人需要自由，为的是展开广泛的斗争，使劳动彻底摆脱资本的压迫，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现象，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只要存在着资本的统治，任何平等，即使是小业主即农民使用全民土地的平等，都不会使人民摆脱贫困、失业和压迫。只有全体工人团结起来，在劳动者群众的支持下，才能打碎压迫各国工人的资本的枷锁。在社会主义社会，自由和平等不会是骗人的了；劳动者不会因小规模的单独经营而分散；共同劳动积累起来的财富将造福人民群众，而不是压迫人民群众；劳动者的统治将消灭任何民族、宗教或性别之间的任何压迫。
俄国的工人同志和全体公民们！利用选举来加强为自由和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真正战士的力量，使所有的人都能看清各政党的真正目的和它们的真正性质吧！
除了社会民主党以外，参加选举的政党，其主要类别有三：黑帮、立宪民主党、劳动派。
黑帮，这是一些支持政府的政党。它们拥护专制君主制，拥护警察政权，拥护保留地主的全部土地。它们是君主派政党，俄罗斯人民同盟，法制党，工商党，十月十七日同盟，和平革新党。所有这些都是人民的直接敌人，都是大暴行制造者的政府、解散杜马的政府、战地法庭的政府的直接保护者。
立宪民主党（或称“人民自由党”）是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自由派资产者摇摆于人民和大暴行制造者之间。口头上，他们反对政府；实际上，他们最怕人民的斗争；实际上，他们想跟君主制即跟大暴行制造者勾结起来，反对人民。立宪民主党人在杜马中曾提出对付出版和对付集会的苦役法。立宪民主党人在杜马中曾反对将土地问题提交用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选出来的地方委员会。立宪民主党人，就是自由派地主，他们担心农民本身会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土地问题。凡是不希望人民代表可能被警察政权驱散的人，凡是不希望农民被迫接受1861年那种招致破产的赎买[87]的人，都要想想办法不要使第二届杜马再成为立宪民主党的杜马。
劳动派，这是代表小业主，主要是小农的利益和观点的政党和集团。这些政党中最胆小怕事的是“劳动人民社会党”，它比立宪民主党好不了多少。其次是杜马的“劳动团”，它的优秀成员如奥尼普科在杜马被解散以后曾经帮助过起义的人民。劳动派政党中最革命的是“社会革命党”。劳动派倾向于在争取土地和自由的斗争中坚决（有时甚至主张起义）维护农民群众的利益，但是他们在自己的全部活动中还远不是能够始终摆脱自由派资产者的影响和资产阶级的观点的。在劳动同资本所进行的世界性大斗争中小业主正站在十字路口上：是要象资产阶级那样“出人头地”，自己当老板，还是要帮助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他们还犹豫不定。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要利用选举，告诉农民群众和农民的所有朋友：只有当农民不是去请愿，而是起来斗争的时候，只有当他们不是相信沙皇，不是相信自由派资产者的诺言，而是相信跟工人阶级手携手协同斗争的力量的时候，他们才能争得土地和自由。
社会民主党是觉悟的、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它不相信资产阶级的任何诺言，它不是用巩固小经济的办法，而是用全体劳动者争取社会主义的团结斗争，来寻求摆脱饥饿和贫困的道路。
工人同志们和你们所有受雇于资本的职员！你们大家都看到，当政府扼杀了自由的萌芽的时候，资产阶级就开始夺回工人取得的一切成果，又开始延长工作日，减少工资，增加罚款，加紧种种压迫，压制或开除觉悟的工人。工人和职员们只有争得自由，才能保证自己享有从资产阶级那里取得的成果，才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才能取得较好的报酬和勉强过得去的生活条件。工人阶级只有领导全体劳动群众进行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和忘我无畏的斗争，才能给全体人民争得真正的自由。
俄国的工人同志和全体公民们！请投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候选人的票吧！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为充分的自由、为建立共和国、为建立人民选举官吏的制度而斗争。它为反对种种民族压迫而斗争。它为农民不经任何赎买取得全部土地而斗争。它支持觉悟的水兵和士兵们的一切要求，争取用普遍的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
俄国的工人同志和全体公民们！请投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候选人的票吧！
载于1906年11月23日《无产者报》第8号
注释：
[87]指俄国1861年废除农奴制的改革。这次改革是由于沙皇政府在军事上遭到失败、财政困难和反对农奴制的农民起义不断高涨而被迫实行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于1861年2月19日（3月3日）签署了废除农奴制的宣言，颁布了改革的法令。这次改革共“解放了”2250万地主农民，但是地主土地占有制仍然保存下来。在改革中，农民的土地被宣布为地主的财产，农民只能得到法定数额的份地，并要支付赎金。赎金主要部分由政府以债券形式付给地主，再由农民在49年内偿还政府。根据粗略统计，在改革后，贵族拥有土地7150万俄亩，农民则只有3370万俄亩。改革中地主把农民土地割去了1/5，甚至2/5。
在改革中，旧的徭役制经济只是受到破坏，并没有消灭。农民份地中最好的土地以及森林、池塘、牧场等都留在地主手里，使农民难以独立经营。在签订赎买契约以前，农民还对地主负有暂时义务。农民为了赎买土地交纳的赎金，大大超过了地价。仅前地主农民交给政府的赎金就有19亿卢布，而转归农民的土地按市场价格仅值5亿多卢布。这就造成了农民经济的破产，使得大多数农民还象以前一样，受着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奴役，但是，这次改革仍为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05。 |
列宁全集第十四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会议（“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文献（1906年11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4卷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会议（“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文献[82]
（1906年11月）
1
关于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运动的报告
（11月4日〔17日〕）
彼得堡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波兰社会民主党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的决议案[83]
1．只是由于背叛的资产阶级的罪过，我们才不得不在杜马范围内进行斗争。
2．应当把革命的斗争同“和平的”斗争的对比作为选举运动的基础，应当指出，让立宪民主党人掌握解放运动的领导权是多么危险。由此产生一个问题：是否能够容许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联盟（在第一级选举时达成协议）。
3．在第一级选举时社会民主党应当独立开展活动，这是总的规则；作为例外，在第一级选举时可以同承认立宪会议、武装起义等的各个政党达成协议。第二级选举时则是技术性的，只是为了按比例分配代表名额。最危险的事莫过于对群众说：和我们一起来投妥协分子的票吧。克鲁舍万的危险不是因为他坐在杜马的席位上，而是因为他在拼凑一个小小的支持政府的黑帮组织。你们为了一些个别的、微不足道的例外就拥护立宪民主党的领导权并破坏我们的整个原则立场（高加索、莫斯科、彼得堡、波兰不愿达成协议）。如果黑帮当选，那么杜马就只会更加轮廓分明。有人说，在选票分散的情况下当选的将是黑帮而不是立宪民主党，这要怪社会民主党，你们为什么相信这种说法呢？
译自《列宁全集》《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4卷第99页
2
关于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运动的报告的总结发言
（11月4日〔17日〕）
选举协议——这就是一种联盟（你们对群众说，我给你是为了你给我）。我们说：同革命的资产阶级我们有时可以走在一起，同机会主义的和背叛的资产阶级则从来不会走在一起。选举运动将在两个范围之间进行：在400名立宪民主党人＋100名社会民主党人（通过协议）和200名黑帮＋250名立宪民主党人＋20名或50名社会民主党人（不要协议）之间进行。既搬出掮客，又搬出战士，这意味着打乱自己的阵脚。在达成协议的情况下，黑帮将被击败，但社会民主党人也将被击败（在道义上）。
译自《列宁全集》《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4卷第100页
3
在讨论孟什维克选举纲领时的发言
（11月6日〔19日〕）
我只是说过，纲领中有革命的方法同和平的方法的对比，仅此而已，其余的东西不能令人满意。没有象在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宣言[84]中那样，指出社会民主党和其他一些“劳动人民”团体（社会革命党）有什么区别。没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同庸俗社会主义加以对比。
没有说应当区别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小业主的立场。纲领没有维护联盟，但这个纲领就是一个联盟，因为小资产者也可以在这个纲领上签字。我们不能在纲领中避而不谈其他政党，而这里却什么也没有谈，只是含含糊糊地提到：“比较坚决的”等等。
译自《列宁全集》《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4卷第101页
4
以波兰社会民主党、拉脱维亚边疆区、圣彼得堡、莫斯科、中部工业地区和伏尔加河流域的代表名义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提出的特别意见
（11月6日〔19日〕）
崩得代表向代表会议提出了一项决议案，这项决议案几乎全部重复了崩得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85]，并对抵制杜马作了历史评价。下面署了名的代表会议的代表在表决这项决议案时弃了权，原因如下。把我们为什么要参加杜马的问题同我们怎样参加杜马的问题割裂开来，是不正确的，也是不可能的。承认抵制是正确的，这说明，我们整个策略的基本性质在当前参加选举时依然同在抵制第一届杜马时一模一样。承认立宪民主党在第一届杜马中占多数妨碍了革命分子的活动，同时又赞同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在第一级选举时达成协议，这就以自己的实际政策破坏了自己的总前提。以提出共同名单来承认并支持立宪民主党在向群众进行鼓动中的领导权，然后又在特别补充决议中谴责这种领导权，这就大大败坏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整个策略和全部原则的声誉。根据以上理由，我们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党提出以下特别意见。
“抵制国家杜马的策略，有助于人民群众对这个机关的无权和不起独立作用作出正确的评价。国家杜马立法活动的滑稽剧和国家杜马的被解散充分证实了这个策略的正确性。
但是，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行为和俄国自由派的妥协策略，妨碍了抵制取得直接的成效，并迫使无产阶级也得在杜马运动的范围内同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势力作斗争。
社会民主党应当在杜马外和杜马内进行这一斗争，以便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以便向全体人民进一步揭露立宪幻想，并发展革命。
鉴于这种情况，为了达到上述目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应当全力以赴地参与当前的杜马运动。
社会民主党在杜马选举运动中的基本任务是：第一，要向人民说明，杜马完全不适于作实现无产阶级和革命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的要求的工具；第二，要向人民说明，只要实权还掌握在沙皇政府手里，要想通过议会道路来实现政治自由是办不到的；要说明举行武装起义、成立临时革命政府并在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的必要性；第三，批评第一届杜马，阐明俄国自由派的破产，特别是阐明，如果让自由主义君主派政党立宪民主党在解放运动中起首要的领导作用，那对革命事业有何等的致命危险。
作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社会民主党应当在整个杜马选举运动中保持绝对的独立性，这里无论如何不能把自己的口号、自己的策略同任何其他反对派政党或革命政党的口号和策略混淆起来。
因此，在选举运动的第一阶段，即在群众面前开展活动时，社会民主党应当按照总的规则绝对独立行动，只提出党的候选人。
只有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才允许作为例外不按照这个规则行事，而且也只能同那些完全接受我们进行直接政治斗争的基本口号的政党，即承认武装起义的必要性，并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政党达成协议。同时，这种协议只能限于提出共同的候选人名单，决不能限制社会民主党在政治鼓动方面的独立性。
社会民主党在工人选民团中要绝对独立行动，不同任何其他政党达成协议。
在高级选举阶段，也就是在城市的复选人大会、农村的初选人和复选人大会上，可以专就缔结了协议的政党所得票数按比例分配席位达成局部协议。同时，社会民主党应就民主的彻底性和坚决性把下列各基本类型的资产阶级政党区别开来：（1）社会革命党、波兰社会党以及类似它们的共和主义政党［注：锡安社会党[86]可能也属于这一类。］；（2）人民社会党和同一类型的劳动派［注：某些犹太民主主义者也可能属于这一类。不听取犹太社会民主党人的意见，我们是没有资格判断这类问题的。］；（3）立宪民主党。”
载于1906年11月23日《无产者报》第8号
译自《列宁全集》《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4卷第103—105页
5
关于召开“工人代表大会”问题的发言
（11月7日〔20日〕）
（1）
列宁坚持，“工人代表大会”的问题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应加以讨论！
（2）
列宁指出资产阶级报刊上发表了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等人的信件，还指出，比如说，科斯特罗夫没有把要求建立立宪民主党内阁的提案（由中央委员会提出）递交杜马党团，从而违反了党的纪律，然而他这样做是好的。有人用鼓动召开“工人代表大会”来干扰我们党的活动。我们有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但没有中央机关报，为什么呢？钱是有的，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按期出版，但是没有组织起来，因此也就没有中央机关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4卷第102页
注释：
[82]这是有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会议的一组文献。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会议（“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于1906年11月3—7日（16—20日）在芬兰塔墨尔福斯举行。出席会议的有32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其中孟什维克11名，崩得7名，布尔什维克6名，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5名，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3名。孟什维克在代表会议上占了多数。中央委员和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成员出席了会议，有发言权。代表会议的议程是：选举运动；党代表大会；工人代表大会；同黑帮和大暴行作斗争；游击行动。
关于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运动问题，代表会议听取了4个报告。列宁和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代表阿·瓦尔斯基的报告维护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反对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尔·马尔托夫和崩得分子拉·阿布拉莫维奇的报告维护孟什维克的策略，主张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经过两天讨论，代表会议以18票（孟什维克和崩得）对14票（布尔什维克、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通过了孟什维克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选举运动中的策略》决议案。与这一机会主义的决议相对立，列宁以14名代表的名义作为《特别意见》提出了布尔什维克的选举运动纲领（见本卷第98—100页）。列宁还在会上批评了中央委员会提交代表会议批准的孟什维克的选举纲领草案，对它提出了许多修正意见。在布尔什维克的压力下，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对选举纲领草案的修正案的决议。代表会议还通过了孟什维克提出的、吸收了列宁修正意见的《关于各地的选举运动的统一的决议》（见本卷第124页）。关于召开党代表大会的问题，列宁坚持必须召开党的紧急代表大会，会议则通过了不迟于1907年3月15日（28日）召开党的例行代表大会的决议。代表会议不顾布尔什维克的要求，没有讨论工人代表大会的问题，而通过一个《关于召开工人代表大会鼓动范围问题的决议》。议程上的其他问题因时间关系均未讨论。
列宁在《论同立宪民主党的联盟》、《同立宪民主党化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和党的纪律》（见本卷第107—120页和第121—125页）等文中对这次代表会议作了分析和评论。——94。
[83]布尔什维克的这个决议案是列宁报告的基础。后来这一决议案作为波兰社会民主党、拉脱维亚边疆区、圣彼得堡、莫斯科、中部工业地区和伏尔加河流域的代表的特别意见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见本卷第98—100页）。——94。
[84]指列宁写的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宣言布尔什维克草案。这一草案稍加删节写入了《关于我们杜马党团的宣言》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222—227页）。——97。
[85]指1906年8月底—9月初召开的崩得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策略的决议》。——98。
[86]锡安社会党（锡安社会主义工人党）是俄国小资产阶级的犹太民族主义组织，于1904年成立。在一般政治问题上，锡安社会党人要求在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在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时坚持抵制策略。但锡安社会党人认为，犹太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是为取得自己的领土并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而斗争。锡安社会党人的民族主义活动模糊了犹太工人的阶级意识，给工人运动带来很大危害。1908年10月，社会党国际局决定不再同锡安社会党往来。1917年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锡安社会党同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党合并为犹太社会主义统一工人党。——100。 |
列宁全集第十四卷——社会民主党和选举协议（190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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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和选举协议[73]
（1906年11月）
第二届杜马选举运动的问题，现在已引起工人政党的巨大兴趣。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同其他政党结成“联盟”，即达成长期性和临时性的选举协议的问题，尤其受到重视。资产阶级的、立宪民主党的报刊——无论是《言语报》、《同志报》、《新路报》、《眼睛报》[74]，或者是其他什么报，都在千方百计地说服工人，要他们相信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达成选举协议）是必要的。社会民主党的孟什维克中有一部分赞成这种联盟（切列万宁在《我们的事业》杂志和《同志报》上），一部分反对这种联盟（马尔托夫在《同志报》上）。社会民主党的布尔什维克反对这种联盟，只容许在选举运动的高级阶段，根据革命政党和反对派政党在选民初选中的力量，就席位的分配达成局部协议。
我们想对这后一种观点的根据作一简短说明。
一
社会民主党认为议会制度（参加代表会议）是启发、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建立独立的阶级政党的手段之一，是争取工人解放的政治斗争的手段之一。这个马克思主义观点一方面把社会民主党同资产阶级民主派根本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把它同无政府主义根本区别开来。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激进派认为议会制度是管理整个国家事务的“自然的”和唯一正常的、唯一合法的方式，他们否认阶级斗争，否认现代议会制度的阶级性。资产阶级竭尽全力、千方百计寻找种种借口给工人戴上眼罩，使他们看不出议会制度是怎样成了资产阶级压迫的工具，使他们认识不到议会制度有限的历史意义。无政府主义者也不善于从议会制度一定的历史意义来对它作出评价，根本拒绝采用这一斗争手段。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既坚决反对无政府主义，又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在议会的基础上同旧政权相勾结来尽快结束革命的意图。社会民主党使自己的全部议会活动无保留无条件地服从工人运动的总利益和无产阶级在当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特殊任务。
由此首先得出的结论是，社会民主党参加杜马运动，其性质完全不同于其他政党。我们不同于它们的是，我们根本不承认这个运动具有任何独立自在的甚至主导的意义。我们不同于它们的是，要使这个运动服从阶级斗争的利益。我们不同于它们的是，我们在这个运动中提出的口号不是为进行议会改良而实行议会制度，而是为召开立宪会议进行革命斗争，同时还要进行从近几年来斗争形式的历史发展中产生出来的高级形式的斗争。［注：我们在这里没有涉及抵制问题，因为这不是这本小册子的主题。我们只是指出，不能撇开具体的历史环境来评价抵制。抵制布里根杜马是成功的。抵制维特杜马是必要的和正确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应当第一个站在最坚决、最直接的斗争道路上，应当最后一个采取较为迂回的斗争方式。有了第一届杜马的经验，再用旧形式来抵制斯托雷平杜马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正确的。］
二
从上述对待选举协议的情况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首先我们主要的和基本的任务是：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发展无产阶级的独立的阶级组织，因为无产阶级是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是唯一能够引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领袖。因此，在整个选举运动和整个杜马运动中，保持阶级的独立性是我们最重要的总任务。这并不否定其他的局部任务，但是其他的局部任务始终应当服从这个总任务，适应这个总任务。这个总前提既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证实，也为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全部经验所证实，无疑应当成为我们的出发点。
乍看起来，无产阶级在俄国革命中的特殊任务可能一下子打乱了这个总前提。也就是说，以十月党人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已经背叛了革命，或者大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抱定了用立宪来阻止革命的目的；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得到一部分最先进最觉悟的农民群众的支持下才能取得胜利，这一部分农民群众的客观地位推动他们去进行斗争，而不是去进行交易，推动他们去完成革命，而不是去削弱革命。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在整个选举时期，社会民主党都必须同农民民主派达成协议。
但是，我国革命的完全胜利，只能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从这个完全正确的前提出发，是无论如何得不出上面那个结论的。除非能够证明：从当前的党派关系（现在在我国代表农民民主派的政党，已经不是一个，而是不同的几个）和当前的选举制度来看，在整个选举时期同农民民主派结成联盟是可能的，而且是有利的。除非能够证明：我们通过同这个或那个政党结成联盟，要比我们党在批评某些农民民主派政党时、在使农民民主派的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时保持完全的独立性，能够更好地表达和捍卫真正革命农民的利益。在目前的革命中，无产阶级同革命农民最接近，从这个前提中无疑可以引伸出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总“路线”，即同农民民主派一起反对背叛的大资产阶级“民主派”（立宪民主党）。但是，能否由此得出结论说，现在要同人民社会党人或同社会革命党人结成选举联盟呢？在没有弄清这些政党彼此之间的差别以及它们同立宪民主党的差别时，在没有弄清现在的多级选举制时，还不能这样说。由此可以直接和肯定地得出的结论无疑只有一个：在我们的选举运动中，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只空洞地抽象地把无产阶级同整个资产阶级民主派对立起来。相反，我们应当集中全部注意力根据我国革命的历史情况准确地弄清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和革命民主派资产阶级的差别，如果具体些说，就是应当集中全部注意力弄清立宪民主党、人民社会党和社会革命党之间的差别。只有根据这种差别，我们才能最正确地确定出自己最亲近的“同盟者”。同时我们不该忘记，第一，社会民主党应当象监视敌人那样监视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任何同盟者；第二，我们还要专门分析一下什么对我们更有利：是同某些人民社会党人（举例说）结成共同联盟来束缚住自己的手脚呢，还是保持完全的独立性，以便在决定性关头随时有可能把非党的“劳动派”分裂成机会主义者（人民社会党人）和革命者（社会革命党人），使后者反对前者等等。
因此，关于我国革命具有无产阶级－农民性质的看法，还不能使人有理由作出结论说，第二届杜马选举的这一或那一阶段同这一或那一农民民主主义政党达成协议是必要的。这个看法甚至不足以作为限制无产阶级在整个选举中保持阶级独立性的理由，更不用说作为否定这种独立性的理由了。
三
为了进一步解决我们的任务，我们必须：第一，考察一下第二届杜马选举时的主要政党分类；第二，研究一下目前选举制度的特点。
政党之间往往会达成选举协议。在选举中将要进行斗争的是哪些主要类型的政党呢？黑帮无疑要比在选举第一届杜马时团结得更紧。十月党和和平革新党或者依附黑帮，或者依附立宪民主党，或者（最可能）摇摆于黑帮和立宪民主党之间。把十月党算作“中派党”（象尔·马尔托夫在他新写的《俄国的政党》这本小册子中所作的那样），那是根本错误的，因为在最终决定我国革命结局的实际斗争中，中派是立宪民主党。立宪民主党是一个有组织的党，它独立自主地进行选举，并且由于在第一届杜马选举中取得成功而沾沾自喜。但是，这个党纪律不严格，团结不牢固。左派立宪民主党人不甘心于赫尔辛福斯的失败[75]，很生气。他们中间一部分人（不久前，莫斯科的阿列克辛斯基先生）投靠了人民社会党。在第一届杜马中有几个“很少有的”立宪民主党人甚至在关于废除任何土地私有制的33人法案上签了名（巴达姆申、祖勃琴科、洛日金）。这就是说，使这个“中派”里的哪怕是极少一部分人分裂出去，转向左派，并不是没有希望的。立宪民主党感到自己在人民群众中间没有力量（不久前，立宪民主党的《同志报》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了这一点[76]），所以愿意同左派结成联盟。难怪立宪民主党的报纸那么热心地乐于给社会民主党人马尔托夫和切列万宁腾出几栏篇幅来讨论社会民主党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问题。当然，我们决不会忘记并且要在选举运动中向群众说明：立宪民主党人没有履行自己在第一届杜马中许下的诺言，他们干扰了劳动派，玩弄立宪把戏等等以及对四原则选举制[77]保持沉默和提出苦役法案，等等。
其次是“劳动派”。这一类型即小资产阶级的、主要是农民的政党划分为非党的“劳动团”（不久前召开过自己的代表大会）、人民社会党和社会革命党（“波兰社会党”等等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社会革命党）。只有社会革命党人是多少彻底而坚决的革命者和共和派。人民社会党人是比我们的孟什维克更坏的机会主义者。严格说来，他们是半立宪民主党人。非党的“劳动团”在农民群众中的威信也许比上述两派要高些，但是要确定劳动团的民主主义的坚决程度是困难的，虽然他们无疑要比立宪民主党左得多，看来，他们属于革命民主派。
社会民主党是唯一在选举中纪律严明的党（尽管它内部有纠纷），是唯一有非常肯定的和严格的阶级基础的党，是唯一把俄国各民族的所有社会民主党都统一起来了的党。
但是，在劳动派具有上述构成的情况下，怎样去同这种类型的政党结成共同联盟呢？非党的劳动派的保证在哪里呢？党同非党的派别可能结成联盟吗？我们怎么知道阿列克辛斯基之流的先生们明天不会从人民社会党那里又回到立宪民主党那里去呢？
显然，同劳动派达成真正政党间的协议是不可能的。显然，我们决不能帮助人民社会党中的机会主义者同社会革命党中的革命者联合起来，而应当使他们分裂并对立起来。显然，在存在非党的劳动团的条件下，我们在各方面保持完全的独立性，用无疑是革命的精神影响他们，比束缚住自己的手脚和掩盖君主派和共和派之间的差别等等更有利。对社会民主党来说，掩盖这种差别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单凭这一点，既然现有的政党划分能够把非党的劳动派、人民社会党和社会革命党联合在一起，那就无疑应当屏弃这种联盟。
它们确实能够联合起来和正在联合吗？毫无疑问，它们是能够联合的，因为它们有同一的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基础。其实在第一届杜马中，在十月时期的报纸上，在杜马时期的报纸上，在大学生的投票选举中（silicetparvacomponeremagnis——如果可以以小比大的话）它们就联合过。确实，这是一个小的，但是一个别具特色的征兆，当时在“自治的”大学生的投票选举中常常有三个名单相遇即立宪民主党的名单，劳动派、人民社会党、社会革命党和波兰社会党联盟的名单，以及社会民主党的名单。
从无产阶级观点来看，各政党明确的阶级划分是最重要的，而保持党对非党的（或者说正在从人民社会党动摇到社会革命党那里去的）劳动派的独立影响，显然要比党试图同非党的劳动派达成协议有利。根据各政党的材料，不由得令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初级阶段，在向群众进行鼓动时，无疑不应达成任何协议；在高级阶段，应当竭力在席位的分配上通过社会民主党同劳动派达成的局部协议来击败立宪民主党；通过社会民主党同社会革命党达成的局部协议来击败人民社会党。
有人会反驳我们说：当你们这些不可救药的布尔什维克空想家妄想击败立宪民主党的时候，你们都会被黑帮击败，因为你们分散了选票！社会民主党、劳动派和立宪民主党联合起来，就一定能够彻底击溃黑帮，如果各行其是，你们就会使共同的敌人轻而易举地取胜。假定100张选票中，黑帮占26票，劳动派和立宪民主党各占25票，社会民主党占24票，那么，如果社会民主党、劳动派和立宪民主党不结成联盟，黑帮就会当选。
这种意见往往被认为很重要，因此应当认真加以探讨。要探讨这个意见，就必须研究俄国现行的这一选举制度。
四
我们的杜马选举不是直接选举而是多级选举。在多级选举的情况下，只有在初级阶段才有选票分散的危险。只有在初选选民进行选举的时候，我们才不知道选票会怎样分散；只有在向群众进行鼓动的阶段，我们是“盲目”行动的。在高级阶段，在当选人选举时，决战已经结束，剩下的只是各个政党在知道自己的候选人和选票的确切数目的情况下，根据达成的局部协议来分配席位。
初级选举阶段，就是在城市选举复选人，在农村选举十户代表，在工人选民团选举初选人。
在城市，我们在每个选举单位（选举区等）面对着的是大批选民群众。选票分散的危险无疑是存在的。无疑在城市里，只是由于没有“左派联盟”，只是由于比如说，社会民主党拉走立宪民主党的部分选票，黑帮复选人才可能在某些地方当选。记得在莫斯科，古契柯夫得了将近900票，立宪民主党得了将近1400票。当时只要社会民主党从立宪民主党那里夺走501票，古契柯夫就会成为胜利者。毫无疑问，小市民公众会考虑到这种并不费解的手段，害怕选票分散，为此他们将宁愿投最温和的反对派的票。结果将会产生英国的所谓“三角”选举的情况，当时城市小资产阶级怕投社会党人的票，因为这会夺走自由党人的票，从而使保守党人当选。
用什么办法才能防止这种危险呢？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在初级阶段达成协议，即提出复选人的共同名单，名单上各政党候选人根据各政党竞选前的协议所确定的数目来选定。这样，达成协议的所有政党就号召所有选民群众都来投这个共同名单的票。
我们来探讨一下赞成和反对使用这种办法的论据。
赞成的论据是：这样可以进行严格的党的鼓动工作。社会民主党在群众面前尽可以批评立宪民主党，但也还须补充一句：立宪民主党终究比黑帮好些，所以我们同意提出共同名单。
反对的论据是：提出共同名单，将公然违反社会民主党的整个独立的阶级政策。我们向群众推荐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共同名单，这就不可避免地会把明确的阶级划分和政治划分彻底搞乱，我们就会为了自由派赢得杜马席位而损害我们选举运动的原则意义和整个革命意义！我们就会使阶级政策服从议会制度，而不是使议会制度服从阶级政策。我们就会使自己丧失估计自己力量的可能性。我们就会失去在历次选举中长期坚持的东西：提高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觉悟和加强他们的团结。我们得到的就会是暂时的、有条件的和不可靠的东西：立宪民主党对十月党的优势。
我们为什么要使所坚持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遭到危险呢？是怕黑帮候选人的危险吗？但是，在524个杜马代表席位中，俄国全部城市总共只占35席（圣彼得堡6席，莫斯科4席，华沙和塔什干各2席，其余21个城市各1席）。这就是说，城市本身是决不能使杜马的面貌发生什么重大变化的。其次，也不能只从形式上来考虑选票在数目上分散的可能性。必须分析这在政治上有多大可能。分析表明：黑帮即使在第一届杜马选举时也只占微不足道的少数，象上面指出的“古契柯夫的”情况是个例外。根据《立宪民主党通报》[78]的材料（1906年4月19日第7期），在产生28个杜马代表的20个城市中，1761个复选人中有1468个立宪民主党人，32个进步党人和25个非党人士；有128个十月党人，32个工商党人和76个右派，就是说总共有236个右派，占复选人的15％弱。有10个城市右派复选人连一个都没有当选，有3个城市（共80个复选人）右派复选人当选的各不超过10人。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过分害怕黑帮而放弃为争取自己阶级的候选人的斗争，这是否明智呢？这种政策除原则上不坚定以外，即使是从狭隘的实用观点出发，是否会犯近视的毛病呢？
有人会反问我们，那么，同劳动派结成联盟反对立宪民主党怎样？但是，我们已经指出了劳动派中的党派关系的特点，由于这些特点，结成这样的联盟是不需要的，也是不适当的。在工人人口最集中的城市里，如果没有极端必要，我们决不应当放弃社会民主党的完全独立的候选人。现在没有这种极端必要。立宪民主党或劳动派（特别是人民社会党型的劳动派！）少一点或多一点，这没有什么重大的政治意义，因为杜马本身最多只能起附属的次要的作用。在确定杜马选举结果方面具有政治上的决定意义的是农民，是省复选人大会，而不是城市。［注：当然，小城市也能通过城市代表大会来影响省选举大会的组成。立宪民主党人和进步党人也在这里占了完全优势：例如，在城市代表大会的571个复选人中，有424个立宪民主党人和进步党人，147个右派（1906年3月28日《立宪民主党通报》第5期）。就各城市来看，波动幅度当然很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绝大多数场合大概都能对立宪民主党独立作战，不怕分散选票的偶然性，不使自己依赖任何一个非社会民主党。工人选民团中大概没有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会认真地谈在初级选举阶段结成联盟的问题。在工人群众中，社会民主党人保持完全的独立性尤其必要。］在省复选人大会上，我们在毫不违反严格的原则性下，同劳动派结成共同政治联盟来对付立宪民主党，这要比在农村的初级选举阶段结成联盟好得多，正确得多。我们现在就来谈谈农村的选举。
五
大家知道，在大城市里，政党的组织性在某些地方排除了一个选举阶段。根据法律，选举是二级的。而实际上选举有时成了直接的或者几乎是直接的，因为选民清楚地知道各个竞选政党的性质，甚至在某些情况下知道某个党打算把哪些人选进杜马。相反，在农村中，选举分很多级，选民很分散，党公开开展活动的障碍很大，因而第一届杜马的选举进行得非常“隐蔽”，第二届杜马的选举也会如此。换句话说，在农村党的鼓动工作常常是，甚至在大多数场合下都只能笼统地提党，故意不提个人，因为畏惧警察。激进的和革命的农民（而且不仅仅是一些农民）故意以非党为名把自己掩护起来。十户代表的选举取决于对人的了解，取决于对某某个人的信任和对他的社会民主党言论的同情。我们在农村里，有当地党组织为后盾的社会民主党人寥寥无几。但是，能吸引当地农村居民同情自己的社会民主党人，可能比根据我党基层组织的材料所能设想的要多得多。
象人民社会党人这样的小资产阶级浪漫主义者，一心想在现行制度下建立公开的社会主义政党，他们不懂得，一个秘密政党如果具有坚定的不妥协的战斗精神，同时它的组织（它远不是仅仅通过党员对群众产生影响的）又具有隐蔽性，那它就能得到更大的信任和同情。真正革命的、久经战火锻炼的秘密政党，在国内战争时期可能比其他的合法政党对群众发生更广泛的影响。因为秘密政党对普列韦之流先生们已经习以为常，并且不会因为斯托雷平之流先生们的任何严厉措施而无所适从，而合法政党只能“黄口小儿般幼稚地”走上“严格的立宪道路”。
已经入党的和没有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在选举十户代表和初选人时，将有很多取胜的机会。同劳动派结成联盟或提出共同名单，对于能否在农村这些选举阶段获胜，根本无关紧要。一方面，这里的选举单位太小，另一方面，真正入党的或多少接近党的劳动派将为数很少。社会民主党人有严格的党性，他们绝对服从党，这个党能够年复一年地在秘密状态下坚持下来，并且发展到拥有各个民族党员10—15万人，它是在第一届杜马中派出党团的最左政党之一。在所有那些不是害怕进行坚决斗争，而是一心想进行坚决斗争、但又不完全相信自己本身的力量、害怕承担发起的责任、害怕公开开展活动的人的心目中，这种党性将是一种有力的说明和保证。我们应当千方百计利用这种严格的、“秘密的”党性的有利方面，我们根本不打算用任何一种固定的联盟来哪怕是削弱它一点点。在这里，我们唯一的、也是党的、而且也是坚决无情地革命的竞争者，只能是社会革命党。但是，只是作为一种例外，可以在真正保持党性的基础上在农村第一级选举时同他们结成联盟，因为只要实际地和具体地考虑一下农村的选举条件，就足以相信这一点。［注：社会革命党在第一届杜马中完全不能作为一个政党开展活动，他们不是不想，而是不能。这当然不是偶然的。杜马里的社会革命党人也和大学里的社会革命党人一样，认为假托非党的劳动派，或同他们联合起来较为有利。］既然非党的革命农民将无意于只同一个政党联合行动，那对我们从各方面来说，还是以我们所希望的保持严格党性的方针去影响他们较为有利。联盟的非党性和鼓动工作的非党性不会束缚有党性的社会民主党人，因为革命的农民从来不会排除他们，而统一代表大会关于支持农民运动的专门决议又容许他们参加非党的革命联盟。由此可见，我们既能保持自己的党性，彻底坚持党性，并从党性中吸取全部巨大的道义上和政治上的益处，同时又能完全适应在非党的革命农民中进行工作，在非党的革命团体、小组、会议中进行工作，借助于非党的革命联系进行工作等等。如果不同在组织上只包括很少很少一部分革命农民的社会革命党结成一种会限制和束缚我们严格的党性的联盟，我们就能更广泛更自由地既利用我们党的立场，又利用在非党的“劳动派”中进行工作的一切好处。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农村选举运动的初级阶段，即在选举十户代表和初选人时（有时初选人的选举实际上大抵等于第一级选举），我们没有达成任何选举协议的必要。政治立场明确的、适于当十户代表和初选人的候选人，其百分比是很小的，因此得到农民信任和尊敬的（如果没有这个条件，任何真正的候选资格都是不能想象的）社会民主党人几乎人人都有希望当选十户代表和初选人，根本不需要同其他政党达成任何协议。
而在初选人大会上，就已经可以根据初步的并能预先决定选举全局的确切战果来行动了。这时，可能而且必须缔结的……当然不是联盟，不是紧密的固定的协议，而是分配席位的局部协议。这时，尤其在选举杜马代表的复选人大会上，我们应当联合劳动派打垮立宪民主党，联合社会革命党打垮人民社会党，等等。
六
总之，对现行选举制度所作的研究表明，在城市，在初级选举阶段结成联盟尤其不合适，而且也没有必要。在农村，在初级阶段（即在选举十户代表和初选人时）结成联盟也既不合适，也完全没有必要。县初选人大会和省复选人大会则具有决定性的政治意义。这时，也就是说，在高级阶段，达成局部协议是必要的和可能的，这并不会造成我们所不希望的违反党性，因为争取群众的斗争已经结束，无需再为此在人民面前直接或间接地维护（或者哪怕是容许）非党性，不会因此而使无产阶级的严格的阶级独立政策有丝毫模糊的危险。［注：值得指出的是，在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实践中，也有区别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协议的经验。法国的参议员选举是二级的：先由选民选举省复选人，再由复选人选举参议员。革命的法国社会民主党人，盖得派[79]从来不容许在初级阶段达成任何协议和提出任何共同名单，只容许在高级阶段，即在省复选人大会上分配席位时达成局部协议。机会主义者饶勒斯派[80]则主张在初级阶段也达成协议。］
现在我们先从形式方面，即所谓数目字方面来看一看在高级阶段的这些局部选举协议将是怎样一种协议。
我们就拿大略的百分比来说，即各政党在每100个复选人中能分配到多少复选人（和初选人，——在以后的叙述中也都意味着包括初选人）。要在复选人大会上当选，一个候选人必须在100票中至少得到51票。因此，社会民主党复选人的策略总规则是：必须竭力把这个数目的最接近社会民主党的或最受拥护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复选人争取到自己这方面来，以便同他们一起战胜其他复选人，从而使一部分社会民主党的复选人和一部分优秀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复选人当选。［注：为了简便起见，我们谈的纯粹是各政党的而且仅仅是各政党的复选人的分配情况。实际上当然还会有许多非党复选人。因此，社会民主党复选人的任务就是要尽量弄清一切复选人，特别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复选人的政治面目，并且要善于团结社会民主党的“左派多数”和社会民主党最满意的资产阶级候选人。关于区分各政党倾向性的基本标志，我们将在下面来谈。］
我们用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个规则。假定100个复选人中，黑帮占49人，立宪民主党占40人，社会民主党占11人。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为了全部通过杜马代表的共同名单，就必须达成局部协议。共同名单当然要根据复选人数目按比例分配杜马席位（也就是说，在这个例子中，社会民主党可能取得全省杜马代表名额的1/5，即10个名额中取得2个；立宪民主党可能取得4/5，即10个名额取得8个）。假定在复选人中，立宪民主党占49人，劳动派占40人，社会民主党占11人，那么我们就应当竭力同劳动派达成协议，以便打垮立宪民主党，使自己争得五分之一的代表名额，使劳动派争得五分之四的代表名额。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很有可能检验劳动派的民主主义的彻底性和坚决性：他们是同意同立宪民主党完全断绝关系，并且同工人政党的复选人一起打垮立宪民主党，还是想“挽救”某个立宪民主党人，甚至还可能不同社会民主党结成联盟，而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这样我们就能够并且应当用实际例子向全体人民证明和表明，某些小资产者倾向于君主派资产阶级或倾向于革命无产阶级的程度如何了。
在后一个例子中，对劳动派来说，有明显好处的是同社会民主党结成联盟，而不是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因为那样他们就能取得代表名额总数的4/5，而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只能取得代表名额总数的4/9。因此，更有趣的是相反的情况：立宪民主党占11人，劳动派占40人，社会民主党占49人。在这种情况下，明显的好处会推动劳动派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因为那时他们就会说：“我们”将为自己赢得更多的杜马席位。要在原则上忠实于民主主义，忠实于真正劳动群众的利益，就无疑应当同社会民主党结成联盟，哪怕牺牲几个杜马席位也在所不惜。无产阶级的代表应当精心考虑诸如此类的一切情况，向复选人和全体人民（必须公布初选人大会和复选人大会的协议结果，使大家都能知道）说明这些选举算术的原则意义。
其次，在后一个例子中，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明显的好处和原则上的考虑，都促使社会民主党去分化劳动派。假定劳动派中有两个人是名副其实的社会革命党人，那我们就应当尽一切努力把他们争取过来，而以51票打垮所有立宪民主党人和所有其他革命性较差的劳动派。假定劳动派中有2个社会革命党人和38个人民社会党人，那我们就有可能检验社会革命党人对民主主义的利益和劳动群众的利益忠实到什么程度，我们会提出：拥护共和主义民主派，反对容许君主制的人民社会党人；拥护没收地主土地，反对容许赎买的人民社会党人；拥护主张全民武装的人，反对容许常备军的人民社会党人。然后我们就能看出社会革命党人选择谁：是选择社会立宪民主党人［注：这是《觉悟的俄罗斯》文集[81]对人民社会党人的称呼。顺便说说，《觉悟的俄罗斯》文集的第1集和第2集使我们非常满意。切尔诺夫、瓦季莫夫等先生出色地既打垮了彼舍霍诺夫又打垮了塔格—因。特别好的是，以商品生产经过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理论驳斥了塔格—因。］呢，还是选择社会民主党人。
这样我们便触及到这种选举算术的原则政策方面和意义。在这里，我们的责任不是追求席位，而是极其坚决地彻底地捍卫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观点，捍卫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完全胜利的利益。我们社会民主党的初选人和复选人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不论以什么借口，都不应当回避我们的社会主义目的，我们严格的阶级立场，即无产阶级政党的目的和立场。但是，要证明无产阶级在当前革命中的先锋作用，一味重复“阶级的”这个词是不够的。要证明无产阶级的先进作用，单只阐明我们的社会主义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是不够的。为此还必须善于在分析当前革命的迫切问题时能够实际证明：工人政党的党员比其他一切人更彻底、更正确、更坚决、更巧妙地维护这个革命的利益，维护这个革命取得完全胜利的利益。这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任务，因此，为完成这个任务做好准备，是每一个参加选举运动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基本的主要的义务。
在初选人大会和复选人大会上把各政党和各政党的细小差别区别开来（在整个选举运动中也这样做，这是不言而喻的），虽然是一件很小的，但并不是不无益处的实际工作。在这件工作上，生活也将检验社会民主工党所关心的许多有争议的问题。社会民主工党的右翼，从《我们的事业》杂志的极端机会主义者起，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温和机会主义者止，异口同声地抹杀和歪曲劳动派和立宪民主党的差别，看来，他们没有觉察到一个新的极为重要的现象：劳动派分为人民社会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倾向于这派或那派的人。当然，第一届杜马和第一届杜马被解散的历史已经提供了一些文献资料，无疑要求人们把立宪民主党和劳动派区别开来，并且证明后者的民主主义是比较彻底比较坚决的。第二届杜马的选举运动必定会更明显、更精确、更充分、更广泛地证明和表明这一点。正如我们力图举例说明的那样，选举运动本身一定能教会社会民主党人正确区别这些或那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党，并且将用事实驳倒，或者更确切些说，排除那种认为立宪民主党是我国整个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主要代表或者至少是它的重要代表的极端错误的见解。
还应当指出，在整个选举运动中以及在高级阶段达成选举协议时，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善于用简单、明了、群众易懂的语言讲话，坚决抛弃难懂的术语，外来语，背得烂熟的、现成的但是群众还不懂、还不熟悉的口号，决定和结论等一系列重炮。在解释社会主义问题和当前俄国革命问题时，要善于运用掌握的事实和数字，不要讲空话，不要讲大话。
同时，当前俄国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自由问题和土地问题就自然而然地会被提出来。在这两个为全体群众所关心的根本问题上，我们既应当强调纯社会主义的宣传，分清小业主的观点和无产阶级的观点，又应当强调为影响人民而斗争的各政党的区别。黑帮，包括十月党人，反对自由，反对把土地交给人民。他们想用暴力、贿赂和欺骗来制止革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即立宪民主党人，也竭力想通过一系列让步来制止革命。它既不想给人民全部自由，也不想给人民全部土地。它想通过赎买和不根据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成立地方土地委员会以保持地主土地占有制。劳动派，即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村小资产阶级，想取得全部土地和全部自由，但是他们在走向这一目的时不坚决，不自觉，缺乏信心，他们常常在社会立宪民主党人（人民社会党人）的机会主义（他们为自由派资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权辩护，并把这种领导权上升为理论）和那种似乎能在商品生产条件下实行平均化的空想主义之间动摇不定。社会民主党应当彻底坚持无产阶级的观点，从农民的革命自觉中清除掉人民社会党人的机会主义，清除掉那种抹杀当代革命真正迫切的任务的空想主义。而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一样，只有取得革命的完全胜利，才能真正地、迅速地、大胆地、自由地、普遍地着手解决整个文明人类的基本任务：把劳动从资本压迫下解放出来。
所以在选举运动中，在政党之间达成局部协议方面，我们也要注意到斗争手段的问题。我们要弄清楚什么是立宪会议，为什么立宪民主党人害怕立宪会议。我们要问自由派资产者立宪民主党人，他们打算坚持并独立实行哪些措施，以便使任何人都不能象“对待”“第一届”代表那样对待人民代表。我们要提醒立宪民主党人他们对去年10月和12月的斗争形式采取了卑鄙的背叛态度，并且要向尽量广泛的群众说明这一点。我们要问所有一切的候选人：他们是不是打算使自己的全部杜马活动完全服从杜马外的斗争的利益，完全服从争取土地和争取自由的广泛的人民运动的利益。我们应当利用选举运动来组织革命，即组织无产阶级和真正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
这就是应当设法纳入整个选举运动，包括纳入同其他政党达成局部协议的工作的积极内容。
七
我们来总结一下。
保持革命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的完全独立性，应当是社会民主党的选举总策略的出发点。
只有在极端必要和专门限定的条件下，才可以不按照这个总原则行事。
俄国选举制度的特点和绝大多数居民群众即农民中的政治划分的特点，不会在选举运动的初级阶段，即大城市选举复选人，农村选举十户代表和初选人时产生这种极端必要性。在大城市里没有这种必要，因为这里的选举重要的完全不是杜马代表的数目，而是社会民主党人在最广泛、最集中和按自己整个地位“最社会民主主义化的”居民阶层面前开展的活动。
在农村，群众在政治上的不开展，在政治上的不定型，居民的分散和稀少以及选举的外部条件，都使得非党的（和非党的革命的）组织、团体、小组、会议、观点和倾向得到特别的发展。在这种条件下，在初级阶段结成联盟是完全不需要的。最正确最合适的是社会民主党人在各方面都能保持严格的党性。
所以，无产阶级必须同革命农民结成联盟的这个总原则，要求我们承认只能在选举的高级阶段，即在初选人大会和复选人大会上达成局部协议（如同劳动派达成协议以对付立宪民主党）。劳动派内部的政治划分的特点也要求这样处理问题。
在达成所有这些局部协议的时候，社会民主党人应当严格根据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党的民主主义的彻底性和坚决性的程度来区别它们，弄清它们之间的细微差别。
阐明社会主义的学说和社会民主党在当前革命中的任务方面，以及在实现这些任务的方法和手段问题上的独立口号，将是选举运动和局部协议的思想政治内容。
这本小册子写于《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号出版之前。在这号报纸以前，我们党有充分理由期待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绝不会赞同在第一级选举时同资产阶级政党达成社会党人所不能容许的协议。我们应当这样考虑，因为象尔·马尔托夫同志这样有威信的孟什维克都坚决反对在第一级选举时达成任何协议，他不但在《同志报》上表示反对，而且在中央委员会就准备选举运动问题给各级组织的信（马尔托夫的信）中也表示反对。
现在看来，我们的中央委员会转到切列万宁那边去了，或者至少是动摇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号的社论容许在第一级选举时结成联盟，而且没有说清究竟可以同哪些资产阶级政党结成联盟！今天（10月31日），为了维护同立宪民主党的联盟而转到立宪民主党的《同志报》上去的普列汉诺夫写的一封信向大家表明，中央委员会是受了谁的影响而动摇了的。普列汉诺夫照例以先知的姿态来一番预言，放一通陈词滥调，完全回避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大概是出于向庇护了他的资产阶级报纸讨好吧），他甚至不想触及一下具体的资料和论据。
难道来自日内瓦的这一声“吆喝”就足以使中央委员会从马尔托夫那边滚到……切列万宁那边去吗？
难道统一代表大会关于禁止同资产阶级政党达成任何协议的决定将要遭到它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的破坏吗？
社会民主党的同心协力的选举运动面临着极大的危险。
在第一级选举时同资产阶级政党达成协议，会瓦解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和损害无产阶级的阶级独立性。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正在受到这种威胁。
愿一切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都团结起来，向机会主义的混乱和动摇无情地宣战！
1906年11月由前进出版社在彼得堡印成单行本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4卷第73—96页
注释：
[73]《社会民主党和选举协议》这本小册子于1906年10月下半月写成，11月由前进出版社在彼得堡出版。1912年6月，小册子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被警察发现。同年沙皇政府的出版委员会和彼得堡高等法院决定予以没收和销毁。1913年1月30日（2月12日），留存的小册子在彼得堡市政府印刷所里被销毁。——72。
[74]《眼睛报》（《Око》）是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报纸（日报），1906年8月6日（19日）—10月31日（11月13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50号。该报的前身是依次接替出版的《俄罗斯报》、《评论报》和《二十世纪报》。——72。
[75]指左派立宪民主党人在立宪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失败。左派立宪民主党人（主要是该党外省组织的代表）在大会上提出的维护《维堡宣言》的决议案，被代表大会否决。关于这次代表大会，见注54。——76。
[76]指载于1906年9月28日（10月11日）《同志报》第73号上的Ｂ．Ｋ．哥卢别夫的文章《论立宪民主党的任务》。文章说，立宪民主党是“将军多而士兵和教官少”。——77。
[77]四原则选举制是包括有四项要求的民主选举制的简称，这四项要求是：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的选举权。——77。
[78]此处和本卷第82页脚注中的《立宪民主党通报》都是指《人民自由党通报》。
《人民自由党通报》（《ВестникПартииНароднойсвободы》）是俄国立宪民主党的机关刊物（周刊），根据立宪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于1906年2月22日（3月7日）在彼得堡创刊。该刊由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直接领导，编辑兼出版者是该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弗·德·纳波柯夫。该刊于1908年2月3日（16日）停刊，1917年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复刊，十月革命后被查封。——81。
[79]盖得派是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以茹·盖得为首的一个派别，基本成员是19世纪70年代末期团结在盖得创办的《平等报》周围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和先进工人。1879年组成了法国工人党。1880年在哈佛尔代表大会上制订了马克思主义纲领。在米勒兰事件上持反对加入资产阶级内阁的立场。1901年与其他反入阁派一起组成法兰西社会党。1905年法兰西社会党与饶勒斯派的法国社会党合并为统一的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盖得派为在法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它的一些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犯有片面性和教条主义错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盖得和相当大一部分盖得派分子转到了社会沙文主义方面。1920年，以马·加香为首的一部分左翼盖得派分子在建立法国共产党方面起了重要作用。——85。
[80]饶勒斯派是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以让·饶勒斯为首的右翼改良主义者。饶勒斯分子以要求“批评自由”为借口，修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宣传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合作。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不会通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取得，这一胜利将是民主主义思想繁荣的结果。他们还赞同蒲鲁东主义关于合作社的主张，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合作社的发展有助于逐渐向社会主义过渡。在米勒兰事件上，饶勒斯分子竭力为亚·艾·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内阁的背叛行为辩护。1902年，饶勒斯分子成立了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85。
[81]《觉悟的俄罗斯》（《СоэнательнаяРоссия》）是俄国社会革命党的合法文集，由维·米·切尔诺夫主编，于1906年秋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4集。从第3集起，刊名下添加了《当代问题文集》的字样。——88。 |
列宁全集第十四卷——《社会民主党和选举运动》一文附言（1906年11月10日〔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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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和选举运动》一文附言[71]
（1906年11月10日〔23日〕）
《同志报》上发表格·瓦·普列汉诺夫《给觉悟工人的一封公开信》的时候，本文已经写好。在这封信中，普列汉诺夫“周旋于”资产阶级的左翼和社会民主党的右翼之间，彻底背离了国际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原则和党的统一代表大会的决议。党代表大会正式禁止同资产阶级政党结成任何联盟。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者在自己党的各种会议上把同资产阶级结成任何联盟都称之为“背叛无产阶级事业”；尔·马尔托夫在《同志报》上发表的文章和给各级党组织的信中同意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即彻底革命的观点，坚决反对在第一级选举时结成任何联盟。马尔托夫写道：“在第一个问题上〈在选举过程中结成“联盟”或达成协议〉，我建议根据代表大会的决议，在我们参加第一级选举时，即在我们向群众开展活动时，应保持完全的独立性。”在普列汉诺夫看来，这样提问题表明了对“不妥协的误解”。普列汉诺夫写道：“在我们没有把握使我们的候选人获胜的地方，我们应该跟其他愿意同我国旧制度作斗争的政党达成协议。”［注：黑体是普列汉诺夫用的。］由此可见，普列汉诺夫一方面违反代表大会的决议，允许同资产阶级政党达成协议，另一方面又以自己的“政治英明”预见到我们不需要达成协议的情况。他写道：“在我们肯定能够选出自己候选人的地方［注：黑体是普列汉诺夫用的。］，我们可以而且应当不顾其他政党而独立行动。”真是了不得的“政治英明”！在我们有把握自己选出自己的候选人的地方，我们就自己选。在我们没有把握的地方，我们就求助于“……愿意同旧制度作斗争的政党”，或者帮助这些“愿意”作斗争的政党选出自己的候选人。可是在那些“愿意作斗争的”政党有把握自己选出自己候选人的地方，立宪民主党报纸的撰稿人普列汉诺夫，你以为他们会来同我们达成协议吗？要知道，谈到协议，那么，任何一个即使是政治上很幼稚的人也都明白，只有在党没有把握用自己的力量选出自己候选人的情况下，才需要协议。但是，我们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反对任何协议。而活象一个真正的自由骑士的格·瓦·普列汉诺夫，却在立宪民主党的《同志报》上敲起警钟，并且召集所有“愿意作斗争的”政党……请响应吧，一切“愿意作斗争的”政党！无产阶级正在作斗争，而你们是“愿意”作斗争的！妙极了……如果无产者对这还嫌不够，那他当然是“自由的敌人”了。
这位最得立宪民主党人欢心的孟什维克领袖，就这样渐渐地、逐步地堕落成为……切列万宁了……把自己在杜马被解散之后说过的话忘得一干二净。普列汉诺夫以他所特有的“快速度、冲击力和目测力”奔向我党右翼中的最右翼。马尔托夫已经远远落在后头了；《社会民主党人报》也不遗余力地紧跟自己的思想领袖。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对我们选举运动的阶级性作了一番冗长的议论以后，还向我们提出了一整套复杂的协议，搭了一个梯子，社会民主党顺着这个梯子就一定能滑向立宪民主党。《社会民主党人报》先是建议在我们有可能取得成功的地方，开展独立的即阶级的活动；在没有可能取得成功的地方，则争取同“和我们一起希望召开立宪会议的”资产阶级政党联合；要是这些政党不愿召开立宪会议——那就更糟——（这是最后的、反阶级的、反民主的第三级）——我们也应该同它们联合。至于代表大会选出来贯彻代表大会决议的中央委员会如何行事来破坏这些决议，这是它的秘密。事实是，现在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一幅对社会民主党来说最丢人的景象：在同一个指导性的中央机关报的编辑部里“虾向后退”……而“天鹅冲云端”[72]；在选举策略这样一个对我们如此重要的问题上，不仅在党内，甚至在“领导”集团内，既没有统一的思想，也没有统一的行动。有哪一个国家的哪一个社会主义政党（除了最机会主义的）能容许这样的政治腐化呢？妙就妙在正是这些虾、狗鱼和天鹅，这些正在厮打着的马尔托夫和普列汉诺夫，正是他们在拼死地发起运动，来反对召开我们目前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需要的党的紧急代表大会。
载于1906年11月10日《无产者报》第7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4卷第70—72页
注释：
[71]这是列宁为1906年11月10日（23日）《无产者报》第7号上发表的无署名文章《社会民主党和选举运动》写的附言。《社会民主党和选举运动》一文作者是谁尚未查明。
《附言》引用了尔·马尔托夫关于准备选举运动问题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话。该信的主要内容和列宁在信上作的批注，见《列宁文稿》第12卷第378—379页。——69。
[72]这里说的是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一则寓言：天鹅、狗鱼和虾共拉一辆大车，天鹅向天上飞，狗鱼向水里游，虾则向后倒退。结果大车原地不动，无法前进。——71。 |
列宁全集第十四卷——历史是怎样写的……（1906年11月10日〔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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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怎样写的……
（1906年11月10日〔23日〕）
抵制国家杜马已经是过去的历史了。关于这段历史，一位孟什维克同志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号上（《是形势还是立场？》一文）是这样写的：
“当历史向我们捧出布里根杜马方案的时候，我们从我们总的原则立场出发，曾经建议组织平行的自己发起的人民杜马的选举，以同我们无法参加的布里根杜马相对抗。在十二月起义以后，当我们……”
且慢，尊敬的历史学家！您越过了很多事实，从布里根方案径直跳到了十二月起义，——这倒还无所谓，这只是时间上的跳跃。但是您跳过了自己的策略和“原则立场”，——这就不同了，这至少是……玩弄手腕的跳跃。你们建议的只是“自己发起的选举”吗？你们对待布里根杜马的态度只是由于“无法参加”那个杜马吗？就是说，你们是为了自己的人民杜马才准备抵制布里根杜马，或者藐视布里根杜马吗？难道你们当时没有反对过某些抵制派吗？难道你们没有主张积极参加预期的“布里根”的选举运动吗？难道没有要求党在选举时支持左派自由派等等吗？你们怎么把这一切都忘记了呢？
“在十二月起义以后，当我们……”且慢，您还漏了一件小事。全俄都抵制了布里根杜马，可是人民杜马至今也没有出现……怎么，你们承认过你们当时的策略是错误的吗？没有，你们回答抵制派说，你们对付布里根杜马的策略是好的，只是革命妨碍了它放出全部光辉……现在，您想起了这一切之后，继续写您的历史吧。
“在十二月起义以后，当我们面临着召开新的、维特杜马的事实的时候，我们主张参加第一级选举，因为考虑到有两种可能：或者是我们参加选举这一事实本身就会掀起革命的高潮，从而扫除维特杜马……”
且慢，尊敬的历史学家，您这是怎么了？“我们参加选举这一事实本身就会掀起革命高潮……”不，您想必是开了个玩笑！你们一向责备布尔什维克天真地夸大我们的力量，而你们却认真地在说什么“由于我们参加选举这一事实”可能掀起革命高潮，而且“从而扫除……”等等。不，这当然很不认真。
总之：“……或者是我们参加选举这一事实本身就会掀起革命高潮，从而扫除维特杜马，并会产生对我们较有利的代表机关；或者是革命高潮还不会直接到来，那时我们不仅有可能，而且迫于情势，我们将不得不参加杜马，就象莫斯科列福尔托沃区发生的情况一样。”
对不起，关于这第二个“或者是”，记得你们当时不是什么也没有谈吗？
我们的历史学家回答说：是的，没有谈。
“诚然，我们在联合编辑部出版的小册子中声明，我们不主张直接参加杜马选举。但是，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我们事先束缚住自己的手脚，那只是为了妥协，希望同抵制派达成某种协议，借以制定统一的策略。从我们这方面来说，这是‘机会主义’，也就是说，有意迁就抵制派同志们的落后而近视的见解，而这正是我们所真心忏悔的。”
原来如此！你们说的是一套，而想的是另一套。你们是在无产阶级和全体革命人民面前说了的……你们竟在这一点上“忏悔”了！你们可知道这样一句格言：“撒了一次谎，谁还相信你？”你们这次“忏悔”如果也是出于“迁就”什么人的“落后的”或“近视的”见解可怎么办？你们的“机会主义”，你们的“妥协”，可有个完吗？既然你们亲自声称，你们在一个极重要的策略问题上的口号不是诚心诚意提出来的，那你们该让人怎样对待你们提出的任何一个口号呢？要知道，现在别人也许会认为，你们把自己称作社会民主党人，也只是为了“迁就”革命无产阶级的“落后的和近视的见解”。
不，我应当为你们鸣不平。你们在激烈的论战中把自己狠狠地诋毁了一通。你们在第三级选举时确是忠诚的抵制派，正象我们在各级选举时都是忠诚的抵制派一样。但是我们都曾是抵制派。既然同罪，就得同样被绞（Nebstgefangen，nebstgehangen）。现在，你们想借口我们是抵制派而“绞死”我们。可是这样一来，亲爱的同志们，你们也得绞死自己，因为你们也犯了同样的罪。你们声明：“但是我们忏悔了！”这倒确实可以减轻你们的罪过。不过这并不能宣告你们无罪和免于惩罚。好吧，就算不绞死你们，那也得比如说拷打一顿。你们希望的是这个吗？
至于我们，并没有表示忏悔。我们说过，现在还是这样说：抵制不抵制，这不是原则问题，而是是否适宜的问题。抵制第一届杜马是适宜的。抵制以生动的具体的形式向人民群众作出了对杜马的无产阶级评价，认为杜马是无力解决革命的根本问题的机关。现在杜马被解散以及以后发生的一切都证实了这种评价；人民群众清楚地看到：就是在这方面无产阶级也是他们在革命中的当然领袖，因为无产阶级事先就警告他们，抱立宪幻想是无益的。抵制分散了政府的注意和力量，从而帮助了资产阶级反对派在选举中取得胜利。抵制把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在革命反抗的统一行动中团结了起来。它的鼓动意义和组织意义是巨大的。
抵制完成了一件大事，但是它也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对杜马作了评价，对杜马幻想给了致命的打击，因此没有必要再这样做了。现在，抵制不会分散政府的精力了，政府当然吸取了以往选举的教训。在参加选举的情况下进行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不见得会比在抵制的情况下来得差，只要选举法还不致大大变坏。而一旦选举法变坏了，也许还要再进行抵制。如果大的革命搏斗又重新开始，那也就完全可能无暇顾及杜马选举了。
由此可见，对我们说来，抵制今后仍然是一个是否适宜的问题。只是我们暂时还看不到实行抵制的足够根据。
谁感到自己有罪，谁就可以去忏悔！但愿他把灰撒在自己的头上，扯碎自己的衣裳[70]，可别牵连到旁人。在忏悔的冲动下歪曲历史和进行诋毁，即使是诋毁自己，也是决不应该的。
载于1906年11月10日《无产者报》第7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4卷第66—69页
注释：
[70]古代西亚、南欧一带国家流行一种习俗，在自己极度悲伤或哀悼亲人时，就将灰撒在自己头上，扯碎自己的衣裳。这种习俗在基督教圣经、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以及古罗马诗人奥维狄乌斯《变形记》中都有所反映。——68。 |
列宁全集第十四卷——关于召开党的紧急代表大会（1906年11月10日〔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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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党的紧急代表大会
（1906年11月10日〔23日〕）
中央委员会出版的两号《社会民主党人报》，刊载了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的两篇反对召开非常代表大会的文章。文章的调子如此激动和恶毒，通篇都是恼恨、烦躁、对人的影射和猜疑，一下子就恢复了流亡者无谓争吵的不幸时代的气氛。我党中央委员会在自己的刊物上刊载了这两篇，而且仅仅是这两篇谈论代表大会的文章，这简直有失体面。请好好想一想，民主地组织起来的工人政党的责任内阁，竟在有关鼓动召开新的代表大会这个问题上完全失去了理智，丧失了自制力！同志们，这简直太不成体统了。正是由于你们对主张重新审查你们的代表资格和你们的策略一事大发雷霆和肆意谩骂，你们就对自己作出了最严厉的判决。从幸灾乐祸的观点来看，一个赞成召开代表大会的人的最大希望，莫过于转载并广泛传布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的文章了！
试问，为什么以中央的名义出来反对召开代表大会的人，只能用委屈的几乎是抽泣的声调说话呢？因为有两个非常清楚而简单的基本事实，使鼓动召开新的代表大会成了不可避免的事。一个事实就是党的构成，另一个事实就是党的策略。
在统一代表大会期间，我们党按其构成来说，有13000个布尔什维克和18000个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尤其是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代表18000个孟什维克的意志。现在党内增加了14000个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26000个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和33000个崩得分子。［注：10月11日的《同志报》根据似乎是中央委员会的材料提出了新的数字，但是这些数字并没有改变基本的比例。根据这些数字，我党现有党员约15万人。其中约有布尔什维克33000人，孟什维克43000人，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13000人，波兰社会民主党人28000人，崩得分子33000人。］《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号的社论两次断然承认，现在党内两派人数大致相等。这种看法的根据，显然是把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归作布尔什维克，而把崩得分子归作孟什维克。我们就算把崩得分子列为孟什维克是正确的。即使如此，孟什维克中央代表我们全党也是一种极其明显的反常现象（中央委员会中有七个孟什维克，三个布尔什维克，一个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两个崩得分子；一个波兰社会民主党人被承认具有中央机关报编委的权利；在讨论一切政治问题时，还有五个有表决权的孟什维克即中央机关报的编辑参加）。
至于说到策略，党在代表大会闭幕后的5—6个月内经历了我国革命的两大时期：杜马时期和“解放杜马后的内阁”时期。我党中央委员会的杜马策略归结起来，就是支持整个（立宪民主党的）杜马。这个策略的最高表现就是支持要求任命杜马（即立宪民主党）内阁的口号。党内大多数都不承认这个策略和这个口号，这是事实。在杜马时期，社会民主党同自己的中央委员会的策略作了斗争。现在无须多谈这一事实，也无须说明它的意义了。
其次，解散杜马以后，中央委员会曾经赞成组织局部的群众性抗议。总的策略口号就是：拥护杜马作为召开立宪会议的权力机关。党内绝大多数党员既没有接受自己中央委员会的具体口号，也没有接受它的总的策略，这也是一个无庸置疑的历史事实。可是谁仔细读一下《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一2号，谁就不会不看到，这个总的策略在这两号报纸上得到了维护、辩护和论证（拥护作为召开立宪会议的杠杆的杜马；立宪民主党人是比农民进步的城市资产阶级，等等）。
由此可见，党在新的杜马运动中又要同中央委员会的杜马口号进行斗争；而在最近的革命发动中，由于中央委员会并不代表党内大多数人的意志而会分散力量，瓦解斗争。这就是说，对于召开新的党代表大会的任何拖延，现在不仅直接破坏党的民主组织的全部精神和全部意义，而且对无产阶级最近要进行的杜马斗争和总的革命斗争说来，也是最危险的障碍。
附言：这篇短评写好以后，《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5号又出版了，这三号报纸更加证实了上述的一切。孟什维克在选举协议问题上完全分裂了，他们的中央委员会从马尔托夫那儿动摇到切列万宁那儿去了。马尔托夫公开驳斥了切列万宁。普列汉诺夫为立宪民主党的报纸撰稿支持切列万宁。《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号社论表明，中央委员会违反党的意志，又准备重新提出自己的支持整个杜马和支持要求任命杜马内阁的口号。
载于1906年11月10日《无产者报》第7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4卷第63—65页 |
列宁全集第十四卷——马尔托夫和切列万宁在资产阶级报刊上的言论（190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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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托夫和切列万宁在资产阶级报刊上的言论[65]
谈谈某些社会民主党人怎样利用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报纸，如《同志报》，并且通过《同志报》和《新路报》，散布关于革命社会民主党的谣言。——驳斥。——评价。——结论
（1906年10月）
·尔·马尔托夫通过资产阶级报刊散布谎言
·马尔托夫和切列万宁
·社会民主党人在资产阶级报纸上发表言论
尔·马尔托夫通过资产阶级报刊散布谎言
在10月12日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报纸《同志报》（第85号）上，毫无保留地转载了另一家立宪民主党报纸《新路报》[66]的一段话：“我们〈《新路报》〉不能不承认，他们〈布尔什维克〉由于坚持同极左派结成固定联盟（关于这一点，我们是从马尔托夫先生的信中获悉的），所以他们比马尔托夫先生更彻底。”
总之，《新路报》直接援引了尔·马尔托夫的话来证实它关于布尔什维克的虚假的报道。
必须还事实以本来面目。
在“布尔什维克的”《无产者报》第1号《论抵制》一文中说道（第3版）：“我们将召开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我们将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决定：一旦举行选举，就必须同劳动派达成几个星期的选举协议（不召开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就不能同心协力地进行选举运动，而“同其他政党结成”任何“联盟”也是为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所绝对禁止的）。那时我们就能彻底击溃立宪民主党人。”［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40页。——编者注］
这就是在我们目前所知道的社会民主党的书刊中关于布尔什维克对待选举协议的态度的全部言论。显然，《新路报》被尔·马尔托夫引入迷途。布尔什维克不仅从来没有坚持，而且甚至没有提到过“同极左派结成固定联盟”。这是一。其次：对于无论结成什么样的“联盟”，布尔什维克都要求在新的代表大会上重新审议上届代表大会作出的决定。那些害怕召开社会民主工党新的代表大会的人对此默不作声是枉费心机的。某些资产阶级报纸对此默不作声，给自己的读者提供虚假的报道或者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似乎社会民主党没有正式禁止任何联盟，这也是枉费心机的。
再次，在资产阶级报纸上舞文弄墨的尔·马尔托夫存心，或者是出于疏忽，或者是由于无知，通过立宪民主党的《同志报》给读者灌输这样一种看法，似乎布尔什维克认为也可以在初级选举阶段，也就是说，在向群众进行鼓动时达成协议，而他尔·马尔托夫本人认为只有“在我们多级选举制的高级阶段达成局部协议”才是适宜的。
尔·马尔托夫拿不出任何材料来证明这一点。尔·马尔托夫是在通过资产阶级报刊散布谎言，因为布尔什维克建议只是在高级阶段达成协议，而且只是同劳动派，只是在几个星期内，只是在第五次代表大会认可以后。
为了散布这种谎言，尔·马尔托夫竟“采用删节的办法”来转述《无产者报》的观点。大家知道，立宪民主党的报纸倾向于同情孟什维克并且经常同情地转载孟什维克任意诽谤布尔什维克的一切言论，在这种情况下，谎言可以轻而易举地传播到群众中去。尽管《无产者报》的所有这些观点完全包含在上面完整地引过的五行文字中，然而，尔·马尔托夫仍然认为必须加以删节，而且还要用自己的话来转述一番。因此读者可以看出，尔·马尔托夫的经过删节的转述，无异于完全歪曲。
在《无产者报》的五行文字中，这个问题是顺便涉及的。那里既没有专门提到初级选举阶段，也没有专门提到高级选举阶段。可能有人会因此反驳我，说我也拿不出任何材料来肯定这五行文字不是谈的第一级选举时达成协议呀？但是，只有喜欢在文字上吹毛求疵和歪曲别人言论的明确含义的人才会这样来反驳。
毫无疑问，用五行文字说明一个问题，是会有许多漏洞的，但是文章的总的精神和它的全部内容是否允许从引伸的意义上（对待协议的态度），而不是从有限的意义上来解释没有讲到的东西呢？
就是从上段引文的“文字”来看（如果不经过尔·马尔托夫那样“删节”的话）也绝对不能从引伸的意义来解释，因为任何一个稍微熟悉选举情况的人都懂得，在第一级选举时达成的协议，不能仅仅是“几个星期”的，而是要几个月的。为了说明这一点，只须指出以下的事实：在彼得堡，现在就有一些政党愿意在选举中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现在就有人在立宪民主党人和这些政党之间大致分配彼得堡市的代表席位。据说，选举预定在12月17日举行。两个月来，那些真正愿意在初级选举阶段达成协议的人已经开始直接地或者通过中间人在进行协商了。其次，再要考虑到选举本身占用的时间，再加上党决定问题的时间，把党的指示从中央传达到全俄的时间，那么你们就会看到，各政党之间在初级选举阶段达成的协议是要几个月的时间，而“几个星期”的协议恰恰只能在高级阶段达成，也就是说，竞选以后根据选民直接投票所表明的力量的估计来分配席位。
最后，既然有人逼我在刊物上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我认为不说明我的个人意见是不适宜的。在目前政治形势下，我将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坚持以下意见：在初级选举阶段，同任何其他政党结成任何联盟和达成任何协议，对社会民主党来说，都是绝对不允许的。在选举中我们在群众面前开展活动应当是绝对独立的。在高级阶段，允许同劳动派仅就按比例分配代表席位达成协议，同时我们应当“使”非党的劳动派“成为”有党派的，使他们中间的机会主义者和半立宪民主党人（人民社会党人，“人民社会党”等等）同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对立起来。
马尔托夫和切列万宁
尔·马尔托夫在《同志报》上驳斥了谈及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的切列万宁。现在切列万宁也在同一个《同志报》上解释“误会”。从他的解释中可以得出结论说，在《我们的事业》第1期上，切列万宁本来就没有完全肯定他是主张在初级阶段还是在高级阶段可以达成协议。其实，他是主张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的初级阶段都可以达成协议的。切列万宁认为可以同哪些政党达成协议，这一点他倒没有说。在他看来（大概，马尔托夫的看法也一样），革命资产阶级同机会主义资产阶级之间，社会革命党人同立宪民主党人之间，杜马“33人”[67]之类的劳动派同“人民社会党人”之类的劳动派之间等等并不存在差别。切列万宁甚至认为即使没有协议也可以在初级阶段投资产阶级候选人的票！
这样，切列万宁的立场就完全清楚了。这位不仅有名（象资产阶级报刊所推举的那样）而且领导《我们的事业》周刊的身负重任的孟什维克竟赞成任何联盟，甚至赞成社会民主党人投资产阶级候选人的票。由此可见，布尔什维克说，孟什维克在把工人阶级变成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尾巴，把社会民主党降低到充当立宪民主党的应声虫的角色，这是完全和绝对正确的。
但愿现在谁也不要再对孟什维克提出的拥护作为革命的机关或杠杆或工具等等的杜马这个口号的真正意义发生误解了。为了支持革命，孟什维克支持整个“杜马”。而为了支持整个杜马，他们准备即使没有协议也要投一心想中止革命的立宪民主党候选人的票！
请回忆一下米勒兰、维维安尼、白里安之类的法国社会党人吧，他们现在在克列孟梭的领导下得心应手地控制着极端资产阶级化的法国，派军队去镇压罢工等等。为了支持社会主义，他们号召人们支持共和制，支持他们那样的共和制。为了支持共和制，他们不管有没有协议都投票拥护庸俗的资产阶级政客，拥护机会主义者。于是他们就这样逐步地、不断地连自己也完全变成同样庸俗的拥护资产阶级压迫的人了。
切列万宁和他的同伙走上康庄大道了！
而马尔托夫呢？他反对在初级阶段达成协议。他驳斥了切列万宁。这很令人高兴。不过……不过请看他是怎样驳斥的吧。任何一个明智的政治家总是使自己的选举策略服从自己总的政治策略。多亏立宪民主党报纸效劳，切列万宁的策略现在已经尽人皆知了：“无产阶级要想（象有些人建议的那样）和农民一起投入既反对政府又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争取召开有全权的全民立宪会议，那是荒诞不经的。”切列万宁的这个著名论点，也在尔·马尔托夫“作了答复”的那一号《同志报》上被引用了。可是尔·马尔托夫在驳斥切列万宁的选举策略时，对切列万宁的整个政治策略的这个基本论点却不置一词。
他们两个谁更彻底呢？谁的脚跟站得更稳呢？是拥护杜马呢，还是拥护革命？拥护整个杜马，也就是拥护立宪民主党人，也就是反对召开立宪会议。拥护革命，也就是只在一定条件下拥护部分杜马，也就是反对立宪民主党人，也就是认为现在抛弃或者即使削弱召开立宪会议这个口号都是荒诞不经的。
社会民主党人在资产阶级报纸上发表言论
是否允许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报纸的工作呢？
不允许。无论从理论考虑，还是从政治上是否得体或者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实践来看，都应该反对这样做。大家知道，在不久以前召开的一次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大会[68]上，这个问题曾经提出来讨论过。大家知道，我们的德国同志严厉谴责了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报刊工作的做法，坚决主张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就是在这方面也不允许结成任何联盟或达成任何协议，而应当保持独立性，坚决主张工人政党的著作家在实际上而不只是在口头上是有组织性的，是服从监督的，一句话，是有严格党性的。
在我们俄国，我们有没有权利违背这些准则呢？
有人会反驳我们说，准则总有例外。这是无可争辩的。不该谴责向任何一家报纸投稿的流放者。有时也很难谴责为了挣点钱在资产阶级报纸的某个次要栏目写点东西的社会民主党人。刊登一下紧急的事务性的反驳文章等等，也是情有可原的。
但是，看看我们这里的情况吧。尔·马尔托夫借口驳斥社会民主党的《我们的事业》所引起的“误会”，在立宪民主党的报纸上写了差不多两大栏，他泰然自若地阐述一些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同另外一些社会民主党人论战，歪曲不合他心意的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丝毫不考虑他在写作上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会使无产阶级的一切敌人感到高兴。立宪民主党的报纸赞赏尔·马尔托夫在立宪民主党报刊上写的这篇文章，大肆宣扬，对他所散布的关于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谣言添油加醋，拍着马尔托夫的肩膀表示赞许（如《言语报》），等等。切列万宁也动心了。既然马尔托夫在《同志报》上驳斥了切列万宁的“误会”，同时还说了许多别的事和别的话，那么，切列万宁为什么不能也在《同志报》上驳斥一下尔·马尔托夫的“误会”呢？而又为什么不能顺便利用这个机会，在立宪民主党的报刊上（在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上毕竟不太体面！）着手讨论社会党人该不该即使没有协议也投资产阶级候选人的票这个问题呢？［注：费·唐恩在《同志报》上露面了，他倒不是为了驳斥“误会”，而干脆是合伙凑热闹。］
于是，在立宪民主党的报纸上便辟了一个专栏，登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者的内部通信。既然通信的主题是准许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甚至准许投立宪民主党人的票，那么，立宪民主党人也就乐于给那些背弃革命社会民主党的“保守”准则而无处安身的“进步”社会民主党人腾出篇幅来。
孟什维克的文坛上的将军找到两处安身之地。他们明的一面和高尚的先生们谈论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问题，顺便还讲些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轶事。他们暗的一面又在某家工人报纸或社会民主党的出版物或什么小报上给工人端出“非党的工人代表大会”，并开导他们要认识到争取召开立宪会议的斗争是荒诞不经的。工人们先稍微等待一下和忍耐一下吧：等社会民主党人关于社会党人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的争论在立宪民主党的报纸《同志报》上结束以后，工人们也就可以看出一些眉目来了……而我们的工人代表大会的拥护者们正按照屠格涅夫笔下的一个人物的处世之道[69]，一封接一封地写信给《同志报》，并唠叨着：我们的党是知识分子的党……
难道工人社会民主党人不该进行干预来结束这件丑事？难道我党全体党员可以对此无动于衷？
1906年10月由无产阶级事业出版社在彼得堡印成单行本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4卷第55—62页
注释：
[65]《马尔托夫和切列万宁在资产阶级报刊上的言论》这本小册子于1906年10月在彼得堡出版。1912年6月沙皇当局发现了它，决定予以没收和销毁，但小册子早就全部散发出去了。——54。
[66]《新路报》（《НовыйПуть）是左派立宪民主党的日报，于1906年8月15日（28日）—11月3日（16日）在莫斯科出版。参加该报工作的有叶·德·库斯柯娃、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坦（弗·格·博哥拉兹）等人。——54。
[67]指在《土地基本法草案》上签名的33名国家杜马代表（主要是劳动派）。这个草案是在社会革命党人直接参加下制定的，代表了他们关于土地问题的观点。草案提出的主要要求是：立即完全废除土地私有制，没收地主土地，宣布所有公民都有使用土地的平等权利，实行村社使用土地的原则，按照消费份额和劳动份额重分土地。
《33人法案》于1906年6月8日（21日）提交第一届国家杜马审议。法案遭到立宪民主党人的激烈反对，他们甚至不同意把它作为材料转交给杜马土地委员会。在杜马会议上，该法案以78票对140票被否决。——58。
[68]指1903年9月13—20日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代表大会通过了有条件地允许党员为资产阶级报刊撰稿的决议。——59。
[69]《处世之道》是俄国作家伊·谢·屠格涅夫1878年写的一首散文诗。在散文诗里，一个老奸巨猾之徒如此阐发自己的处世哲学：如果你想加害对方，那你就“斥责对方具有你感到自己身上存在的那种缺点或恶行。你要显得义愤填膺……并且痛加斥责！”——61。 |
列宁全集第十四卷——革命界的小市民习气（1906年10月29日〔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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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界的小市民习气
（1906年10月29日〔11月11日〕）
反革命时期的标志之一，就是反革命思想的扩散，不仅通过粗鲁的和直接的形式，而且通过比较巧妙的形式，即通过小市民情绪在革命政党中的滋长来扩散这种思想。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新著《俄国的政党》这一小册子中，就在革命政党这个名称下面，把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混在一起了。他以孟什维主义书刊中不常有的坦率明确态度批评了立宪民主党人，但同时又对我国各政党作了完全不正确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分类，并且把十月党这种类型的政党列为“中派”党，从而暴露了孟什维主义的基本错误。我们希望另找机会来谈马尔托夫这本独出心裁的小册子。
不过这一点只是顺便提一下。目前，使我们感兴趣的是，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书刊中另外一些新作品。我们想指出反革命情绪在这两个党内的最突出的表现，更确切些说，最突出的反映。十二月起义失败以后，反革命情绪在民主派中间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立宪民主党人的转向，他们抛弃了召开立宪会议的口号，并且在《北极星》杂志[55]等等的刊物上百般诽谤和诬蔑武装起义的参加者和倡导者。在解散杜马和七月人民运动[56]失败以后，某些反革命情绪在民主派中间的新表现就是，社会革命党右翼从社会革命党中彻底分离出来，成立了半立宪民主党的“人民社会”党。在第一次高潮即大高潮以后，也就是在10—12月以后，立宪民主党人脱离了富有战斗性和斗争性的民主派。在第二次高潮即小高潮以后，也就是在5—6月以后，人民社会党人也开始脱离富有战斗性和斗争性的民主派。
我们在《无产者报》第4号上描述过这些人民社会党人的思想政治面目的基本特征。［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91—401页。——编者注］从那时起，他们就完全正式出头露面，公布了“劳动（人民社会）”党的纲领，即把社会革命党的纲领从革命的纲领改变成机会主义的、小市民的合法的纲领，公布了新党的组织委员会的委员名单。诚然，在这个组织委员会的17名委员（安年斯基、叶尔帕季耶夫斯基、米雅柯金、彼舍霍诺夫等先生们）当中，只有一位“劳动团”的前杜马代表——实科中学教员兼政论作家克留柯夫先生。真正“劳动派”中的任何一位多少有些名望的人物，都没有进入新的劳动派政党创始人之列！怪不得有人把人民社会党人称为自封的劳动派。怪不得报纸上已经出现了关于其他一些劳动派政党的消息。《同志报》报道说，在杜马活动方面比无名之辈克留柯夫先生自然出众得多、知名得多的“劳动派”谢杰尔尼科夫先生建立了人民劳动党。在《同志报》谈到的那次人数众多的会议上，谢杰尔尼科夫先生坦率地为自己的思想辩护，他不奢求社会主义者的称号，而抛出了“民主君主制”的旗帜。同一篇报道说，这个来自人民的劳动派的坦率，引起了新闻界的一个劳动派、坚持人民社会党人观点进行反驳的米雅柯金先生的极大愤慨。
对这种家庭争吵的细节我们不感兴趣。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只是指出昨天的社会革命党人和某些“劳动派”中间机会主义倾向的各种表现。彼舍霍诺夫先生在这方面（社会革命党人中比我们党内有大胆得多的“进步革新家”）比谁都“进步”。在《俄国财富》杂志[57]9月这一期上，他沿着自己从革命者变成立宪民主党人的道路愈走愈远了。他竭力抹杀革命的“夺取”和立宪民主党的“取得”之间的差别。他在8月里“证明”全部自由和全部土地是不能夺取的，现在他又“证明”“自由”是不能“从下面来夺取的”。Cen’estquelepremierpasquicoute［注：直译是：最难走的是头一步。——编者注］，或者照俄国的说法是：头杯酒难以下咽，二杯酒有些苦口，再往后就一饮而尽。新立宪民主党的[政论家]在合法刊物上大骂武装起义的思想和成立临时革命政府的思想时，自然不会直言不讳，不会全文引证他们所“驳斥的”革命政党的宣言，而是把那些在秘密报刊上维护起义的思想、维护成立临时革命政府的思想的人的见解任意加以歪曲和简单化。其实，人民社会党人先生们使自己的党合法化是有所为的！当然，他们使自己的党合法化，不是为了维护起义的思想，而是为了驳斥它！
在社会民主党的书刊中，反映反革命情绪方面的突出的新表现，就是在莫斯科出版了《我们的事业》[58]这个周刊。立宪民主党的报刊喋喋不休地在大谈孟什维克的这个新的大“进步”，——大家知道，他们是从革命者进步到立宪民主党人那儿去了。《言语报》刊登了一篇专门的祝词，《同志报》兴高采烈地重述了《我们的事业》杂志的主要思想，《言语报》又重复了《同志报》的反应，《同志报》则又引证《言语报》的话来证实自己的观点，——一句话，俄国革命的那批文明而有教养的叛徒们简直欢欣若狂，忘乎所以了。《言语报》甚至不知从谁那儿打听到，领导《我们的事业》杂志的是马斯洛夫、切列万宁、格罗曼、瓦连廷诺夫这几位大名鼎鼎的孟什维克先生。
我们不知道《言语报》的这些消息是否属实，虽然它通常总是以熟悉孟什维克的一切内幕而自居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事业》杂志第1期的社论是切列万宁写的。现在不妨引证几处使立宪民主党人高兴的话：
“正象有些人建议的那样，无产阶级要想和农民一起投入既反对政府又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争取召开有全权的全民立宪会议，那是荒诞不经的。”（第4页）“必须坚持使新杜马得以召开。”内阁应由杜马中的多数组成。“在目前农民毫无组织而且极其愚昧的情况下，很难作更多的指望。”（第6页）你们看，这真是坦白到了……赤诚相见的地步。留在革命政党内的切列万宁同志，比建立了新的“合法政党”的彼舍霍诺夫先生向右走得更远了，后者还没有放弃召开立宪会议的口号，并且至今还在批评要求组织杜马内阁这一点是不够的。
为了不使我们的读者感到厌烦，我们就不去驳斥切列万宁的立场了。他本来已经成为不分派别的一切社会民主党人的“话柄”了。但是，我们请读者最认真地考虑一下，一个有名的、负责的孟什维克如此轻易地变成了一个自由派，其原因究竟何在。谴责和摈斥机会主义的引人注目的“极端做法”、“过火行为”并不困难。更重要的倒是揭示出使社会民主党人感到羞愧的错误根源。我们请读者考虑一下，切列万宁和我们中央之间的差别，真比谢杰尔尼科夫和彼舍霍诺夫之间的差别大吗？
这“四方面”各有倾向，背景却是一样的。小市民、小资产阶级之类的人已经厌倦革命。微不足道、平平淡淡、残缺不全但平安无事的合法性，比革命热潮和反革命狂暴的急剧交替好。在革命政党内部这种倾向表现为希望改造这些政党。让小市民作党的基本核心吧：“党应当是群众性的。”打倒秘密活动，打倒妨碍立宪“进步”的秘密工作！必须使旧的革命政党合法化。为此就得从政治和经济这两个基本方面来根本改变它们的纲领。必须抛弃建立共和国和没收土地的要求，抛弃对社会主义目标所作的清楚明白、不折不扣、相当具体的阐述，必须把社会主义看作“遥远的远景”，就象彼舍霍诺夫先生无比文雅地描述的那样。
我们上面提到的“四方面”的代表人物根据不同的理由用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正是这些倾向。谢杰尔尼科夫的民主君主制；“人民社会”党从劳动派向立宪民主党人的“进步”；切列万宁取消争取召开立宪会议的革命斗争；阿克雪里罗得和普列汉诺夫的工人代表大会，我们中央的“拥护杜马”的口号；我们中央委员会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号上关于秘密工作和地下工作的保守性、关于过渡到“全民族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进步性的议论——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个共同的基本倾向的表现，所有这一切都是在革命政党中日益抬头的一股小市民习气的洪流[59]。
切列万宁从使党合法化、“接近”群众、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接近全民族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观点出发，把争取召开立宪会议的斗争宣布为“荒诞不经”，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我们在《无产者报》第1号上就已经指出［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44—360页。——编者注］：我们的中央自相矛盾得惊人，它在自己的著名的《给各党组织的信》（第4封和第5封）中，一方面宣扬同中等资产阶级、军官等等结成联盟，另一方面又提出他们不能接受的召开立宪会议的口号。切列万宁在这方面比彼舍霍诺夫之流的先生们或我们的中央更彻底，他的议论也更正确，或者说更真诚，更坦率。中央委员会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不是耍滑头，就是表现出惊人的轻率，它一方面攻击“引导无产阶级远离全民族运动”、“使无产阶级陷于政治孤立的路线”，另一方面又支持召开立宪会议的口号，并且说：“应当准备起义。”
就拿工人代表大会来说吧。不久以前（10月6日），立宪民主党人的报纸《同志报》终于泄漏了这次代表大会的秘密。这家报纸报道说，“曾经提出工人代表大会问题的社会民主党的最老的领袖之一”，在他前几天所作的报告中说：“他们〈“工人代表大会”的成员〉能够接受社会民主党的或许稍加修改的整个纲领，那时，党就能从地下组织状态中走出来。”事情非常明显。最老的领袖们不便直说他们想修改党纲，以便使党转入合法状态。比如说，放弃成立共和国，放弃召开立宪会议，不提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而补充以党只用合法手段进行斗争（象非常法颁布以前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中所主张的那样[60]）等等。“最老的领袖们”幻想：“那时，党就能从地下组织状态中走出来”，那时就能从“保守的”秘密活动、革命性、地下状态转向“进步的”宪法规定的合法性。这就是工人代表大会的有难言之隐的实质。工人代表大会就是最老的领袖们给“保守的”社会民主党人开的一剂哥罗仿，以便给社会民主党施行一次无痛手术，就象彼舍霍诺夫之流先生们曾经给社会革命党施行过的那样。所不同的，只是彼舍霍诺夫之流先生们精明干练，知道往哪儿走，而关于我们最老的领袖们就不好这么说了。他们不懂得，在目前政治形势下，召开工人代表大会不过是一句空话；一旦这种形势发生变化，革命高潮到来，工人代表大会所带来的决不是小市民的、可以苟且偷安的合法性的胜利，即使这个时候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扩大不会使工人代表大会成为多余的；而如果目前形势发生变化，反动派取得完全和巩固的胜利，那么工人代表大会就会把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删节到连阿克雪里罗得也会感到吃惊的地步。
至于立宪民主党的报刊全力支持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想法，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它直感地嗅出了这种计谋的小市民的，机会主义的倾向。难怪波尔土加洛夫先生这位以非党社会主义者自居的立宪民主党人对阿克雪里罗得的“英明立场”欣喜若狂，对他蔑视党是“小组组织”（是一个拥有10—15万党员的“小组”，也就是说，就欧洲比例来说，它在选举中有100—150万张选票！）的言论随声附和，并且煞有介事地问道：“是阶级为了党呢，还是党为了阶级？”[61]我们对这个睿智的问题，想反问一下资产阶级著作家：是脑袋为了肚子呢，还是肚子为了脑袋？
最后，让我们看看中央委员会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议论吧。同一位波尔土加洛夫先生准确地抓住了这些声明的实质，引证了一段话，其著名的程度不亚于切列万宁的议论。“它〈孟什维克派〉竭力欢迎那种依靠无产阶级先进阶层的知识分子的地下革命斗争向全民族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必然转变。”波尔土加洛夫先生评论说：“还在不久以前，这些威胁〈？排错了？该是这些思想？〉总是被宣布为来自‘资产阶级民主的’异端。现在，‘资产阶级民主派’对这些意见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了。”
波尔土加洛夫先生说得对。无论是在不久以前，还是现在，或者将来，《社会民主党人报》社论作者的议论永远都要被宣布为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产物。请切实考虑一下这种议论吧！地下斗争可以变成公开斗争；知识分子的斗争可以变成人民的或群众的斗争；一个阶级的先进阶层的斗争可以变成整个阶级的斗争；但是，说地下革命斗争可以变成全民族的资产阶级革命，简直是莫名其妙。这种议论的实际意义就是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观点偷换无产阶级的观点。
《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社论作者写道：“两年的国内战争在我国形成了全民族的革命。这是事实……”这不是事实，而是空话。严格说来，俄国的国内战争还不到两年。1904年9月未曾发生任何国内战争。过分夸大国内战争的概念，只会有利于那些忽视工人政党在真正国内战争时期的特殊任务的人。俄国革命在1905年10月17日以前要比现在更具有全民族性。只要指出地主转到反动派方面去就够了。只要回忆一下“十月党”这类反革命政党的建立，回忆一下1906年夏立宪民主党的反革命特性比1905年夏解放派的反革命特性无疑更为增强就够了。一年前，解放派没有说也不会说中止革命的话，司徒卢威还站到革命方面。而现在立宪民主党人则直言不讳，他们的目的是中止革命。
这样一来，这种把地下革命斗争转变为全民族的资产阶级革命，实际上会有什么结果呢？这会使人们忽视或者模糊俄国革命进程已经揭示出来的阶级矛盾，会使无产阶级从执行独立的革命政策的先进战士变成最引人注目、最想代表“全民族”意愿的那个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附属品。由此可见，资产阶级自由派为什么要说：我们对这一点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了，我们完全同意，我们所主张的正是把无产阶级斗争变为全民族的斗争。变为全民族的斗争（或者说变为全民族的革命，反正都一样），就意味着抓住立宪民主党和其他较左的政党的共同的东西，并承认这种共同的东西是必要的；而所有其余的东西都要当作“使无产阶级陷于政治孤立的”东西统统抛掉。换句话说，就是附和立宪民主党的要求，因为任何其他的要求都将不是“全民族的”。自然，由此便得出不彻底的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的口号：“拥护作为召开立宪会议的权力机关的杜马”，或者拥护作为“争取立宪会议的杠杆的杜马”（《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号）。由此也产生出彻底的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的口号：为召开立宪会议而斗争是荒诞不经的，因为要求召开立宪会议“必定会使无产阶级陷于政治孤立”，超出“全民族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等等。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有另外的见解。我们不应当谈论太一般的太容易遭到资产阶级歪曲的关于“全民族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言论，而应当分析一定的阶级和政党在各个不同的革命时期的具体地位。在1900年和1901年，旧《火星报》[62]和《曙光》杂志[63]完全有权说社会民主党是全民族的解放思想的体现者，是把所有的人乃至自由派贵族代表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的先进战士。那时这样说是正确的，因为在政府的政策中还没有，绝对没有一点点能够满足要求极低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东西。十月全俄罢工证明了这种说法是对的，因为那时无产阶级斗争成了吸引形形色色资产阶级自由派，包括要求极低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中心。
10月17日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而且必定发生变化。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马尔托夫同志把它称为“自由主义民主派”[64]资产阶级是没有道理的）必定起来保护君主制和地主土地占有制，有的直接起来保护（十月党人），有的间接起来保护（立宪民主党人），因为革命的进一步胜利严重地和直接地威胁着这些可爱的制度。随着革命的进展，随着革命任务的增加，能够参加为实现这些任务而斗争的阶级和人的成分也在发生变化，谁忘记这一点，谁就要犯大错误。无产阶级通过资产阶级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因此，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应当唤起和吸引人民中愈来愈多的革命阶层参加革命斗争。在1901年，无产阶级唤起了地方自治自由派。现在，由于客观条件发生了变化，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是唤醒、教育和吸引革命农民参加斗争，千方百计把他们不仅从纯粹立宪民主党人而且从彼舍霍诺夫这类劳动派的思想和政治监护下解放出来。如果革命能够取得胜利，那仅仅是由于无产阶级同真正革命的农民，而不是同机会主义的农民结成了联盟。因此，如果我们真谈我们主张革命（而不仅是主张立宪），真谈“新的革命高潮”，那么，我们就必须同完全抛弃召开立宪会议这个口号或削弱这个口号的种种企图进行坚决的斗争，反对用务必参加杜马（作为召开立宪会议的权力机关的杜马，或者是作为争取立宪会议的杠杆的杜马等等）的办法，用将无产阶级的任务降低到立宪民主党人的或所谓全民族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的办法来实现这种种企图。在农民群众中，只有富裕农民和中等农民才必定能成为机会主义的乃至反动的农民。但这是农民中的少数。贫苦农民和无产阶级合在一起占人民、民族的绝大多数。这个多数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能够取得胜利而且必定会取得胜利，也就是说能够夺取全部自由和全部土地，实现工人和农民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可能取得的最大限度的福利。如果想把民族的大多数人的这种革命称为全民族的资产阶级革命，也未尝不可，不过谁都明白，这几个字通常的意思完全是另一种意思，在目前这几个字的真正意思则是立宪民主党人所说的意思。
我们主张旧的革命策略，就这一点来说，我们是“保守的”社会民主党人。“无产阶级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就要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粉碎专制制度的反抗，并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两种策略》）［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83页。——编者注］这是在1905年夏天写的。现在斗争的要求更大，任务更艰巨，战斗将更尖锐。应当麻痹任何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其中包括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的和农民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应当把能够进行坚决的革命斗争的贫苦农民群众联合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不是我们凭愿望，而是客观条件将在“新的革命高潮”面前提出的正是这些崇高的任务。觉悟的无产阶级应当彻底履行自己的义务。
附言：我们在《同志报》上读到马尔托夫同志的信时，这篇文章已经付印了。尔·马尔托夫在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问题上抛弃了切列万宁的观点。这很好。但是令人惊讶和万分惋惜的是，尔·马尔托夫没有抛弃切列万宁的“为召开立宪会议而斗争是荒诞不经的”那个发现，虽然从他引证的《同志报》第73号上的话来看，他不会不知道这一发现。莫非马尔托夫也进步到切列万宁的地步了吗？
载于1906年10月29日《无产者报》第6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4卷第43—54页
注释：
[55]《北极星》杂志（《ПолярнаяЭвеэда》）是俄国立宪民主党右翼的机关刊物（周刊），1905年12月15日（28日）—1906年3月19日（4月1日）在彼得堡出版，总共出了14期。主编为彼·伯·司徒卢戚。参加编辑工作的有尼·亚·别尔嘉耶夫、亚·索·伊兹哥耶夫等。1906年4月改称《自由和文化》杂志。——43。
[56]指1906年7月在俄国掀起的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和士兵与水兵大规模武装起义（斯维亚堡、喀琅施塔得和雷瓦尔）的浪潮。——43。
[57]《俄国财富》杂志（《РусскоеБогатство》）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1876年创办于莫斯科，同年年中迁至彼得堡。1879年以前为旬刊，以后为月刊。1879年起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刊物。1892年以后由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和弗·加·柯罗连科领导，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中心。在1893年以后的几年中，曾同马克思主义者展开理论上的争论。为该杂志撰稿的也有一些现实主义作家。1906年该杂志逐渐成为劳动人民社会党的机关刊物。1914—1917年3月以《俄国纪事》为刊名出版。1918年被查封。——45。
[58]《我们的事业》杂志（《НашеДело》）是俄国孟什维克的刊物（周刊），1906年9月24日（10月7日）—11月25日（12月8日）在莫斯科出版，共出了10期。积极参加该杂志工作的有尼·瓦连廷诺夫（尼·弗·沃尔斯基）、彼·巴·马斯洛夫、涅·切列万宁（费·安·利普金）等。杂志拥护在第二届杜马选举中国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的主张，宣传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思想。接替《我们的事业》杂志的是1907年1月19日（2月2日）—2月24日（3月9日）出版的《生活事业》杂志。——45。
[59]这里说的是1906年9月17日（30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号社论《民族革命和我们的任务》。社论说：“有一个时期曾在党内占优势的‘多数派’实质上是党内的保守成分。它的布朗基主义反映了俄国革命第一阶段的不成熟性。”“少数派”“则竭力促进从依靠无产阶级先进力量的知识分子的地下革命斗争向全民族的革命的必然转变……孟什维克实质上是党内的进步派。”这种议论实际是以后泛滥起来的取消主义的萌芽。——47。
[60]这里说的非常法颁布以前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是指1875年通过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即哥达纲领。这个纲领规定“争取用一切合法手段建立自由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
非常法（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德国俾斯麦政府从1878年10月起实行的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动法令。这个法令规定取缔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一切进步工人组织，封闭工人刊物，没收社会主义书报，并可不经法律手续把革命者逮捕和驱逐出境。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实施期间，有1000多种书刊被查禁，300多个工人组织被解散，2000多人被监禁和驱逐。为适应非法存在的条件，德国社会民主党改造了自己的工作：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国外出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定期在国外举行，在国内则巩固和发展地下党组织，并利用一切合法机会加强同群众的联系。结果，党的影响进一步增长。在工人运动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1890年10月被废除。——48。
[61]指维·韦·波尔土加洛夫在1906年10月3日（16日）《同志报》第77号上发表的《是阶级为了党呢，还是党为了阶级？》一文。波尔土加洛夫在这篇文章里谈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关于是召开党代表大会还是召开广泛的工人代表大会这个问题的斗争，表示完全同意孟什维克即他所说的“现实派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49。
[62]《火星报》（《Искра》）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由列宁创办。创刊号于1900年12月在莱比锡出版，以后各号的出版地点是慕尼黑、伦敦（1902年7月起）和日内瓦（1903年春起）。参加《火星报》编辑部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编辑部的秘书起初是因·格·斯米多维奇－列曼，1901年4月起由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担任。列宁实际上是《火星报》的主编和领导者。他在《火星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阐述有关党的建设和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并评论国际生活中的重大事件。
《火星报》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往俄国翻印和传播。《火星报》成了团结党的力量、聚集和培养党的干部的中心。在俄国许多城市都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列宁火星派的小组和委员会。1902年1月在萨马拉举行了火星派代表大会，建立了《火星报》俄国组织常设局。
《火星报》在建立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列宁的倡议和亲自参加下，《火星报》编辑部制订了党纲草案，筹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宣布《火星报》为党的中央机关报。
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火星报》编辑部改由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三人组成。后来由于普列汉诺夫支持孟什维克，要求把原来的编辑都吸收进编辑部，列宁于1903年10月19日（11月1日）退出了编辑部。从第52号起，《火星报》变成了孟什维克的机关报，人们称这以后的《火星报》为新《火星报》。——51。
[63]《曙光》杂志（《Эаря》）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政治刊物，由《火星报》编辑部编辑，1901—1902年在斯图加特出版，共出了4期（第2、3期为合刊）。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批评民粹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等机会主义错误思潮。杂志曾刊登列宁的下列文章：《时评》、《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前4章、《内政评论》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51。
[64]尔·马尔托夫在1906年出版的《俄国的政党》这本小册子里把资产阶级政党称为“自由主义民主派”政党。——51。 |
列宁全集第十四卷——谈谈立宪民主党代表大会的结果（1906年10月29日〔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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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立宪民主党代表大会的结果
（1906年10月29日〔11月11日〕）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阐明，专制制度同无产阶级－农民革命进行的斗争不可避免地也会波及自由主义反对派。一旦无产阶级沉默了，大暴行制造者的政府当然也不会放过掐死立宪民主党的机会。它现在掐住了和平革新党的脖子。它现在甚至对待十月党也不会特别仁慈。如果说由于实行战地法庭审判，甚至连勃朗宁手枪的啪啪声和炸弹的爆炸声都会暂时平静下来，“举起手来！”这种传统的喊声再也听不见了，——那么，这当然丝毫也保证不了立宪民主党和和平革新党终究会获得渴望已久的、进行合法的立宪斗争的宁静。
本来可以认为，疯狂的反动派会把自由主义反对派的领导集团远远地抛到左边去。解散杜马彻底打破了立宪幻想。没有一个《同志报》或《首都邮报》[52]的撰稿人现在不了解这一点。立宪民主党的报刊（地方全部，首都大部）被查禁，代表大会被取缔，党的合法化被拒绝，所有在维堡宣言[53]上签名的人都被送交法庭受审，看来，这一切一定会迫使立宪民主党打消组织社会舆论的主张，而最终采取组织社会力量的主张。其次可以认为，如果立宪民主党的领袖们不毅然决然地转入地下，那么地方的队伍就会立刻离开这些领袖。
立宪民主党的代表大会[54]表明，以上估计是错误的，起码现在是这样。代表大会批准了，诚然是不很乐意地批准了中央委员会向代表大会提出的“原地踏步”的政策，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寸步不前”的政策。代表大会通过了组织社会力量的决议，然而是一项非常空洞的决议。这项决议决不会使任何人承担任何义务，甚至根本没有指出为了什么事业并通过什么事业这些力量能够而且应当组织起来。代表大会通过了，诚然只是以微弱的多数通过了著名的策略决议第4条，这一条提出，党要对人民基层中自发增长的、由维堡宣言号召的消极抵抗进行消极抵抗。代表大会是作为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人民自由党”的代表大会而结束的。
无疑地，情况本来就应当如此。立宪民主党分裂的时刻还未到来。如果说阶级矛盾已经无可挽回地使大资产阶级的广大阶层挤进了公开反革命的圈子，那么这些阶级矛盾还没有来得及分化在选举时投票拥护立宪民主党的中小资产阶级的广大阶层。目前还没有客观迹象表明，小市民的外省到处已经笼罩着古契柯夫型的“刽子手人道主义者”所无法摆脱的资产阶级对革命的恐惧心理。
这种分化正在飞速发展。立宪民主党的领袖们当然自己也不能肯定，他们建立的庞杂的“人民自由”联盟能经受得住日益尖锐的社会政治斗争的考验。
毫无疑问，俄国革命会有一个注定的极限，超越极限，这个联盟的分裂就绝对不可避免。当无产阶级－农民起义的漩涡把小资产阶级和部分城市中等资产阶级的最广大阶层彻底卷进来的时候，这个极限就会达到而且会被超越。那时，也只有那时，庞大的立宪民主党联盟中真正剩下的就只是有产的中等资产阶级了，毫无疑问，这些中等资产阶级最终注定要同古契柯夫先生一样产生资产阶级恐惧心理的。那时，民族革命的幽灵就会消逝，这个幽灵现在还相当强大，它妨碍很多人对俄国革命中阶级矛盾的真正巨大的创造性作用作出应有的评价。到达这一极限时，建立在组织社会舆论基础上的庞大的政党就会变成早就过时的不合时宜的东西，而所有真正参加群众运动的人，不论是右派还是左派，都会把那种不仅是破坏性的、而且是巨大的创造性的作用归结为一种力量，一种赤裸裸的物质力量。没有这种巨大的作用，要真正完成革命当然是不可设想的。但是，在物质力量占绝对优势的地方，立宪民主党的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就没有存在的余地了。我们斗争的整个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不是预言家也可以正确无误地预言，待到我们经历新的革命高潮时，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立宪民主党人是分享革命果实的“法定”参与者，仅此而已。
这就是为什么说一些立宪民主党的领袖在客观上是正确的，他们后来认为维堡宣言是头脑发热而犯的错误，因为这个宣言直接号召采取消极抵抗策略。因为在目前斗争激烈的情况下，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这种不直接转化为积极进攻的群众性的消极抵抗。司徒卢威先生说，这种文明的斗争方法（请看，同纯粹革命的进攻的方法完全相反）只能用来对付文明的立宪政府，这话他到说得很对。只要群众性的抗税和群众性的拒绝当兵的迹象一露头，斯托雷平党徒就会出动自己的讨伐队，这一点谁也不会有丝毫的怀疑。而那时，居民拿起武器转入自卫，转入积极进攻，谁又能阴止得了呢？
维堡宣言即使按照在它签字时的纯粹立宪民主党的解释，最多也不过是用转入进攻来威胁一下政府，根本不是什么实际行动口号。外省的立宪民主党人竟把这个宣言当作实际行动口号，米留可夫之流和司徒卢威之流先生们在这个问题上对这些人政治上的幼稚是无须负责的。宣言在外省的遭遇证明了这一点。被吓倒的报刊对于这种遭遇谈得很少、很含糊，但是我们觉得，报刊所谈的情况表明，“人民自由”党作为一个政党，正在加紧运用这个宣言所宣布的消极抵抗的原则来反对宣言本身。既然如此，代表大会就只能巩固立宪民主党的这种立场。代表大会中少数反对这样做的人叫嚷一阵子之后终于也屈服了并且留在党内。
然而，从我国各地每天都传来消息，说消极抵抗的主张已经在人民群众中得到响应。抗税、拒绝当兵、抵制当局等开始成为真正实际行动口号了。谁也不会闭眼不看这个运动发展过程中在组织上存在着大漏洞。谁也不会否认运动中产生的混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种混乱将建立起秩序——革命秩序，而革命秩序是混乱的、自发的人民爆发的最高阶段。现在，在战地法庭宪制的高压之下，人民群众的满腔仇恨不会不爆发出来，而且确实此起彼伏地以公开的武装斗争形式爆发出来了。我们没有材料据以正确无误地预言，在招兵和征税时会爆发全民起义，哪怕是采取纯粹消极抵抗的形式，不过出现这种斗争将是不可避免的。而立宪民主党人及时地躲到一边去了。立宪民主党代表大会借他们党中央委员梯尔柯娃女士之口宣称：“良心不允许作这种危险的实验。”
但是，拿良心作借口当然改变不了事情的本质。即使日益迫近的事变以数学般的精确性表明人民革命胜利在望，立宪民主党的领导集团也不会用另外的态度来对待这一问题。立宪民主党过去的一切都证明了这一点。而同大暴行制造者谈判大臣职位，则是立宪民主党历史上登峰造极的行为；这种谈判对立宪民主党来说，客观上要比维堡宣言典型得多。他们党的最权威的代表人物之一格列杰斯库尔教授最明确地向我们表明了这一点（《言语报》第180号），他说：“我们曾同我国人民在一起，我们参与了他们的疾风暴雨的行动。”但那是“蓬勃、热情的少年”时期，现在则是“顽强、坚毅的成熟”时期了。这个成熟时期的支柱就是选举运动，就是杜马用政纲形式提出来的对沙皇演说的答词。
立宪民主党从来没有参与过而且也不可能参与人民的“疾风暴雨的行动”，尊敬的教授不过是信口开河，哗众取宠。但是，立宪民主党就其代表大会来说，还没有向右转。它原地未动。只是在革命危机有可能变成纯议会危机的情况下，它才仍旧打算参与目前的革命危机。
我们只能欢迎代表大会的决议在这方面表现的那种清楚明确的态度。立宪民主党代表大会当然只能使那些认为维堡宣言是立宪民主党“向左转的开始”，是俄国革命具有全民族性质的明显标志的人大失所望了。
代表大会宣称，它认为革命仅仅是议会斗争，这就在广大民主派面前直截了当地提出公开争取政权的问题。俄国革命的全部进程表明，民主派将不会象立宪民主党人那样回答这个问题。社会民主党应当准备着一旦作出回答，就要使城市贫民和农村贫苦农民恰恰是把它，把社会民主党看作自己在革命时期中的当然领导者。
载于1906年10月29日《无产者报》第6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4卷第37—42页
注释：
[52]《首都邮报》（《СтоличнаяПочта》）是俄国的一家日报，1906年10月在彼得堡创刊。起初是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报纸，1907年2月起成为劳动团的论坛。1908年2月被沙皇政府查封。——38。
[53]《维堡宣言》即第一届国家杜马代表在杜马被解散后发表的号召书《人民代表致人民书》。号召书是由一部分国家杜马代表于1906年7月9—10日（22—23日）在维堡市召开的会议通过的。参加这次会议的杜马代表约有200人，其中多数是立宪民主党人。号召书是帕·尼·米留可夫起草的，通过前曾经会议选出的一个六人委员会（立宪民主党人费·费·科科什金和马·莫·维纳维尔，孟什维克诺·尼·饶尔丹尼亚和Ｃ．д．贾帕里泽，劳动派伊·瓦·日尔金和Ｃ．и．邦达列夫）修订。号召书的主要内容是号召人民对沙皇政府进行“消极抵抗”，在召集新杜马以前不纳税，不出壮丁，不承认未经杜马批准而签订的债款。立宪民主党想用这些办法把群众革命运动纳入和平的轨道。但是到1906年9月，立宪民主党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时，立宪民主党人就已公开反对实行“消极抵抗”，背弃了《维堡宣言》的号召。
1906年7月16日（20日）沙皇政府对号召书签名者起诉。1907年12月12—18日（25—31日）圣彼得堡高等法院特别法庭审理此案，分别判处167名签名者以3个月监禁。——38。
[54]指立宪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1906年9月24—28日（10月7—11日）在芬兰赫尔辛福斯举行的。大会主要讨论了立宪民主党的策略路线，对第一届国家杜马中的立宪民主党党团的活动表示赞同。大会以89票对53票通过了反对实行《维堡宣言》的决议。——39。 |
列宁全集第十四卷——事后聪明的俄国激进派！（1906年10月18日〔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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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聪明的俄国激进派！
（1906年10月18日〔31日〕）
9月20日的《同志报》[45]登载了一位立宪民主党人同某个较左的政治家（劳动派？）的意味深长的“谈话”。这位政治家代表的是该报撰稿人瓦·瓦·希—科夫先生的观点。请看这位激进派是怎样斥责立宪民主党人的：
他责问这位大谈其只有确信自己的权利才能产生力量的立宪民主党人：“难道不是相反吗？”“不是有了力量才能确信权利的不可侵犯吗？”“我认为你们党的活动……是政治上的唐·吉诃德精神……你们强调了虚幻的东西……”“就怪你们的立宪幻想……你们说的话以及说话的方式使人太相信杜马万能了。而这并无助于聚集社会力量……当我听到你们在杜马以内和杜马以外的言论时，我总是希望你们不要再把杜马当作立宪机关，而只把它当作一种社会意志反对另一种意志的机关……当务之急，是把自己的力量组织起来……杜马应当竭尽全力自行建立法律不曾给予它的机构……你们暴露了自己的阿基里斯之踵——立宪幻想……我一向认为，立宪的虚构在你们党内是多么根深蒂固……我骂你们〈立宪民主党人〉，因为你们不再感到自己是斗争的一方，倒有点象斗争的取消派。其实你们提出的东西，在其他国家已经由于各方面的斗争而出现了。”
这不是发人深思的话吗？我们这位神气活现的伯恩施坦派[46]“搬出”一个十分愚蠢的立宪民主党人，以便在“谈话”中压倒他，这不过是枉费心机。比他聪明的人毕竟还是有的。密切注视着孟什维克的书刊，特别是注视着普列汉诺夫的大作的人，是有的。这样的立宪民主党人自然会用另外的方式来回答自己的对话人。
他会说，可爱的激进派啊！谁过多地证明，谁就什么也没有证明（Quiprouvetrop，neprouverien）。显然您从您自己的立场上证明得过多了。您不是在杜马选举中支持过我们而反对过抵制派吗？要知道，选举是要承担义务的。这种选举完全是在您现在称之为“立宪幻想”的标志下进行的（呸！呸！您大概读了不少布尔什维克的著作吧？）。最可爱的激进派，我可以从您自己的《同志报》上指出这样的话（不止一处！），您（不一定是您本人，而是您的同道者）硬要轻信的俄国小市民相信，如果“人民自由”党在选举中取胜，坏大臣们就不得不辞职。怎么？我可爱的激进派，您忘记这点了吗？可我们是记得这点的，而且记得很清楚。最尊敬的先生，要是不许愿表示忠诚，不发誓只采用立宪的斗争方法，就无从进行选举。而我们，我们人民自由党，我们许了愿只是为了而且仅仅是为了还愿啊！
您不是说我们太相信杜马万能，说这无助于聚集“本身的”力量吗？看在上帝份上，请读一读无疑是你们心目中的权威作家普列汉诺夫写的文章吧。正是您和您的同道者们，而绝不是立宪民主党人，喜欢在谈私房话时说自己简直就是地地道道的社会民主党人，如果……如果社会民主党完全拥护普列汉诺夫的观点，你们也会说自己是这样的人。不正是普列汉诺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上说过，只有无政府主义者才会叫嚷立宪幻想吗？不正是普列汉诺夫提出过一个决议案，不仅称杜马为政权（社会民主党统一代表大会竟确认了这个名称！！），而且称它为“沙皇亲自促成的、为法律所承认的”政权吗？[47]不正是普列汉诺夫在受人尊敬的孟什维克机关报上写过文章（而你们，《我们的生活报》[48]的先生们，总是夸奖孟什维克的这种倾向！），说杜马的根本性工作具有莫大的鼓动意义吗？你们曾经对普列汉诺夫鼓掌，你们在报刊上赞赏他同“布朗基主义”作斗争的“英勇精神”（是的！是的！这正是你们的用语！）。从那时起，简直连一双鞋子还没有穿破[49]，你们自己就重蹈复辙，走上了可悲的布朗基主义迷途！！
如果立宪民主党人这样起来自卫，他的自卫就会成为进攻，激进派就会被彻底击溃……
这位激进派用现在这种游击行动来反对立宪幻想，就象民间故事里的那个人物看到人家送葬竟高喊“但愿你们拉也拉不完”[50]一样。真的，请想一想，同立宪幻想作斗争究竟在什么时候才是重要的和迫切需要的呢？显然是在立宪幻想甚嚣尘上、能够带来而且实际上已经带来流传甚广的危害，并且把各种各样的“小人物”都迷惑住的时候。换句话说，就是在广大群众能够而必然感到似乎有宪法存在，而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宪法的时候。第一届杜马选举期间和杜马会议期间，即1906年3—6月，就正是这样的时候。正是在那时候，立宪幻想带来了流传甚广的危害。但是，当时只有社会民主党的布尔什维克逆流而进，不断同立宪幻想作斗争。当时，希—科夫之流先生们和《我们的生活报》的其他著作家却都支持这种幻想，他们同布尔什维克“作战”，并骂布尔什维克不该尖锐地批评立宪民主党人。
现在，杜马被解散了，立宪民主党完蛋了，谁也不会认为有宪法存在了。现在，甚至连不那么高贵的动物都可以踢他立宪民主党人几脚了[51]（“我骂他们”——见“谈话”），并且每说上四五句话就要骂一声立宪幻想。唉，激进派先生们！说话贵在适时啊！……
希—科夫先生及其同伙的例子是很有教益的，它说明：有些人自以为是有教养的政治家，甚至是自由思想派或激进派，却束手无策、毫无思想、优柔寡断、软弱无力、随波逐流。他们在1906年3—6月支持立宪幻想，把杜马称为政权，甘当立宪民主党人的尾巴，对这个风行一时的政党受到无情的批评则嗤之以鼻。1906年9月，他们却“骂”立宪民主党人，并且同立宪幻想“作战”，岂不知自己又落后了，现在这样做已经不够了，而需要直接号召进行一定的（由过去的历史发展决定的）形式的革命斗争。
如果产生出大批这类无骨气的人的俄国知识界，能够从这些先生的实例中意识到机会主义的全部危害，那就好了。我们往往把机会主义当作“只是一个骂人的词儿”而不去深思它的意义，这是不对的。机会主义者不出卖自己的党，不背叛自己的党，不脱离自己的党。机会主义者诚心诚意，积极努力地继续为党服务。但是，机会主义者的典型特征就是：迁就一时的情绪，没有反时髦的能力，政治上近视和无骨气。机会主义就只顾党的短暂的、一时的、次要的利益而牺牲党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工业稍有高涨，商业略呈繁荣，资产阶级自由派稍见活跃，机会主义者就大叫大嚷：不要吓住资产阶级，不要回避资产阶级，抛弃社会革命的“空谈”吧！杜马一召开，吹来一阵警察立宪的“春风”，机会主义者就把杜马称为政权，赶紧咒骂“有害的”抵制，急忙提出支持成立杜马内阁即立宪民主党内阁要求的口号。浪潮一退，机会主义者又同样真诚地、同样莫名其妙地开始“骂”立宪民主党人和谴责立宪幻想。
当这种知识分子情绪占统治地位的时候，无愧于真正革命阶级的，经过一切微小偏差和动摇之后顽强地准备坚决勇敢、奋不顾身地同敌人决战的任何坚定的政策，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正因为如此，觉悟的无产阶级应当善于批判地对待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知识分子，应当学会同政治上的机会主义作无情的斗争。
载于1906年10月18日《生活通报》杂志第12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4卷第32—36页
注释：
[45]《同志报》（《Товарищ》）是俄国资产阶级报纸（日报），1906年3月15日（28日）—1907年12月30日（1908年1月12日）在彼得堡出版。该报打着“无党派”的招牌，实际上是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参加该报工作的有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和叶·德·库斯柯娃。孟什维克也为该报撰稿。——33。
[46]这里是指瓦·瓦·希日尼亚科夫。他是无题派的成员，而该派自命为西欧的“批判社会主义”即伯恩施坦主义的拥护者，所以列宁称他为伯恩施坦派。
伯恩施坦主义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爱·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思想体系，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年）一书是伯恩施坦主义的全面阐述。伯恩施坦主义在哲学上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上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竭力掩盖帝国主义的矛盾，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在政治上鼓吹阶级合作和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传播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伯恩施坦主义得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和第二国际其他一些政党的支持。在俄国，追随伯恩施坦主义的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经济派等。——34。
[47]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就对待国家杜马的态度问题分别提出了决议案。两个决议案均交给代表大会选出的专门委员会讨论。孟什维克的决议案是格·瓦·普列汉诺夫起草的，它的第5条谈到国家杜马对军队的革命化影响时说：“……在俄国土地上将第一次看到由沙皇亲自促成的、为法律所承认的、从民族内部产生的新政权……”等等。这一条引起了委员会中布尔什维克委员的强烈反对，于是孟什维克删去了“由沙皇亲自促成的、为法律所承认的”这几个字。孟什维克的这一决议案后来为代表大会批准。这件事列宁在《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曾提到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45—46页）。——35。
[48]《我们的生活报》（《НащеЖиэнь》）是俄国自由派的报纸，1904年11月6日（19日）—1906年7月11日（24日）断断续续地在彼得堡出版。——35。
[49]一双鞋子还没有穿破出自英国作家威·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莱特》。丹麦王后在国王死去一个月后就嫁给了国王的弟弟。王子哈姆莱特在独白中责备她“在送葬的时候所穿的那双鞋子还没有破旧”就改了嫁（见该删第1幕第2场）。——35。
[50]“但愿你们拉也拉不完！”这句话出自俄罗斯民间故事《十足的傻瓜》。傻瓜伊万努什卡看到农民在脱粒，叫喊道：“你们脱三天，只能脱三粒！”为此他挨了一顿打。傻瓜回家向母亲哭诉，母亲告诉他：“你应该说，但愿你们打也打不完，运也运不完，拉也拉不完！”第二天，傻瓜看到人家送葬，就叫喊道：“但愿你们运也运不完，拉也拉不完！”结果又挨了一顿打。——35。
[51]此处引自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狐狸和驴子》：一只平素对狮子诚惶诚恐的驴子，有一天对狐狸洋洋得意地说，它把一只病得奄奄一息的狮子踢了个痛快，让它也晓得驴蹄的厉害。——36。 |
列宁全集第十四卷——评《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号（1906年10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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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号
（1906年10月初）
我们刚刚收到的《社会民主党人报》[39]（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刊物）的第1号，其中《游击行动》一文，再好不过地证实了我们在《无产者报》[40]第5号上说过的话：在这个问题上流行的一些庸俗议论都是陈腐的和非历史的［注：见本卷第1—12页。——编者注］。作者攻击了掠夺行为、无政府主义、布朗基主义、特卡乔夫主义[41]、拦路抢劫（从德文蹩脚地译为“拦路强盗”）。这种攻击和自由派的做法一模一样。自由派一贯借口“无政府状态”而拒绝同政府进行任何武装斗争。社会民主党人，口头上虽不否认武装斗争，但事实上却不用这一观点来分析问题，所以实际上是站到自由派的立场上去了。请看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既然革命政党自己要庇护无政府状态，它们就会引起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对自己的痛限，从而也就帮助了反动派。”这样说来，要么庇护无政府主义的武装斗争，要么完全放弃武装斗争！在作者看来，别的出路是没有的。他排除了有组织、有计划、有思想性、起政治教育作用的武装斗争。他的选择是多么可怜啊！
“革命者游击行动的形式之一就是剥夺私有财产和官家财产，这已经被实际生活埋葬了。”同志，这简直是胡说！你不可能不知道，有一些孟什维克的组织在统一代表大会以后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对官家财产的剥夺，对战利品的“利用”等等。社会民主党人竟然言行不一，这就很不好了，这会变成虚伪。这或者是出于居心不良（我们排除这种解释），或者是由于理论上考虑不周和自相矛盾。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对我们在《无产者报》第1号上发表的短评［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64页。——编者注］，作了愤怒的回答。他在用小号字排的一栏半的篇幅中，对我们说他“瞒着”党鼓动召开工人代表大会一事，表示困惑和惊讶，对我们又作保证，又进行责备。阿克雪里罗得根本不可能懂得这是怎么一回事。同时，他自己却说：“我在不久的将来要利用它（我所能有的机会）把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问题提到政治论坛上去讨论。”（黑体是我们用的）早就该这样！本来开头就应当“把问题提到政治论坛上去讨论”，而不是在小圈子里窃窃私语。这样，你们的鼓动在党内就会是正当的，公开的，无愧于革命阶级的。这样，资产阶级报刊就不可能对这种在小圈子的窃窃私语发表耸人听闻的评论，就不会弄出许许多多的误会，从而使社会民主党陷于混乱并败坏自己的声誉。最令人痛心的是，阿克雪里罗得甚至现在在他那封不及时的，非常冗长的《给编辑部的信》中，还在回避问题的实质，只字不谈他提议召开的是什么样的代表大会，什么时候召开，按照什么原则召开，由谁召开，目的何在。阿克雪里罗得用空话来搪塞，说什么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能否使社会民主党活跃起来，“正是要看这一工作将有多少真正的社会民主主义内容，也就是说，在进行这一工作时，要看小集团利益和派别打算能在多大程度上被与工人阶级切身利益关系最密切的社会政治问题和任务排挤掉”。
算了吧，同志！这全是冠冕堂皇的空话。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能否使社会民主党活跃起来，要看这一工作有多少真正社会民主主义的内容！多新鲜，多聪明。“派别打算”要被社会政治问题和任务排挤掉，可正是对这些问题和任务的不同理解才把党划分为派别的啊！真是重复这没有个完的故事。
普列汉诺夫则在一边拙劣地庸俗地诋毁为召开党代表大会而进行的斗争动机，同时又同样拙劣地赞扬阿克雪里罗得提出“尽快”召开工人代表大会[42]是“好主意”。是的，是的……真正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作会使社会民主党活跃起来，实际上怎么会有比这更好的主意呢？
《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社论写道：“现在，正象第二次代表大会[43]以后那样，两个派别（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大概在人数方面力量相等。”稍后又提到：“现在，正象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那样，两个派别在党内的影响相等。”作者的想法很清楚。这种想法发表在正式的“中央委员会刊物”的社论里，就具有重要的意义了。工人阶级的党应当确切地知道，党内的“派别”是由哪些人组成的，它们的力量有多大。认为两派势均力敌的根据究竟是什么呢？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作者指的只是俄国部分（加上高加索）的党，或者他还把波兰社会民主党人、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和崩得分子[44]都包括在内了。如果是第一种解释，那就是说，作者承认在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以后，“多数派”的力量大增，而“少数派”的力量锐减，因为出席那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大约代表着13000个布尔什维克和18000个孟什维克。但是，这种解释不足信，因为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在一个多月以前就已经全部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合并了。这就是说，应当是第二种解释。那么，显然作者是把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和拉脱维业社会民主党人划归布尔什维克，而把崩得分子划归孟什维克。根据各民族社会民主党最近的代表大会的资料，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约有4万人，崩得分子约有33000人。这样，两个派别就真的大致相等了。
但是，把崩得分子算作孟什维克对吗？当然，如果中央委员会确认这一点，我们就应当相信它。但是搞清楚这种划分的意义是必要的。在策略方面，这种划分没有被崩得最近所有的决议所证实。因此必须在崩得的组织立场上去找解释。显然，中央委员会的刊物注意到崩得并不要求召开紧急代表大会是确凿的事实。谁想真正改变整个党的政策，即改变中央委员会的政策，谁就应当要求召开代表大会；谁不要求召开代表大会，谁就不想认真地改变整个党的政策，——这就是作者的想法的实质。
这个论据是驳不倒的，我们认为自己有责任促使我们党的所有组织都来弄清和正确评价这一论据。的确，在民主组织中保持中立几乎是不可能的，弃权往往等于行动。这种“行动”的效果已经表现出来。中央委员会的刊物宣传有关“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各种极为糊涂的思想，在策略上明确而彻底地采取了孟什维克的立场。中央委员会在杜马时期和解散杜马以后提出的“口号”就足以证明，这种做法会使全党在选举运动中或者在提出新的发动号召时遭到什么后果。崩得现在“弃权”，就真的使自己成为中央委员会的孟什维主义策略和政策的同谋者。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4卷第28—31页
注释：
[39]《社会民主党人报》（《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秘密机关报，1906年9月17日（30日）—11月18日（12月1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7号。该报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选出的清一色的孟什维克编辑部（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亚·马尔丁诺夫、彼·巴·马斯洛夫、亚·尼·波特列索夫）编辑，实际上是孟什维克的派别机关报。——28。
[40]《无产者报》（《Пролетарий》）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报纸，于1906年8月21日（9月3日）—1909年11月28日（12月11日）出版，共出了50号。该报由列宁主编，在不同时期参加编辑部的有亚·亚·波格丹诺夫、约·彼·戈尔登贝格、约·费·杜勃洛文斯基等。《无产者报》的头20号是在维堡排版送纸型到彼得堡印刷的，但为保密起见报上印的是在莫斯科出版。由于秘密报刊出版困难，从21号起移至国外出版（第21—40号在日内瓦、第41—50号在巴黎出版）。《无产者报》是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的，在头20号中有些号还同时作为莫斯科郊区委员会、彼尔姆委员会、库尔斯克委员会和喀山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但它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机关报。该报共发表了列宁的100多篇文章和短评。《无产者报》第46号附刊上发表了1909年6月在巴黎举行的《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文件。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无产者报》在保存和巩固布尔什维克组织方面起了卓越的作用。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1910年一月全体会议的决议，《无产者报》停刊。——28。
[41]特卡乔夫主义是俄国民粹主义中的一个接近布朗基主义的派别，以革命民粹派思想家彼·尼·特卡乔夫为代表。特卡乔夫主义认为革命的主要前提是变革的自觉成分联合成为秘密的集中的雅各宾型政党。这一政党采取密谋、政变等反对旧政权的坚决行动，能为人民的革命破坏工作创造条件；而依靠这种破坏工作，革命少数就能使统治阶级的反抗瘫痪。与巴枯宁主义不同，特卡乔夫左义主张革命胜利后必须利用国家。它认为人民不能进行独立的革命创造，只有自觉的少数能够借助于集中化的国家彻底地和逐步地改革整个制度，实现社会革命的理想。
恩格斯在《流亡者文献》一文中批判了特卡乔夫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性（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93—623页）。——28。
[42]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思想是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于1905年夏首次提出的，得到了其他孟什维克的支持。这一思想概括起来说就是召开各种工人组织的代表大会，在这个代表大会上建立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都参加的合法的“广泛工人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专门就工人代表大会和非党工人组织问题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孟什维克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思想“实质上要导致以长期性的非党工人组织代替社会民主党，而工人代表大会的宣传和组织准备工作必不可免地会导致党的瓦解，并促使广大工人群众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影响”（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08页）。与布尔什维克一起反对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有波兰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列宁对孟什维克召开“工人代表大会”思想的批判，见《革命界的小市民习气》、《孟什维主义的危机》、《知识分子斗士反对知识分子的统治》、《气得晕头转向（关于工人代表大会问题）》（见本卷第43—53、147—171页和《列宁全集》第2版第15卷）等文。——30。
[43]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03年7月17日（30日）—8月10日（23日）召开。7月24日（8月6日）前，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开了13次会议。后因比利时警察将一些代表驱逐出境，代表大会移至伦敦，继续开了24次会议。
代表大会是《火星报》筹备的。列宁为代表大会起草了一系列文件，并详细拟定了代表大会的议程和议事规程。
出席代表大会的有43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他们代表着26个组织（劳动解放社、《火星报》组织、崩得的中央委员会和国外委员会、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党的20个地方委员会和联合会），共有51票（有些代表有两票）。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发言权的代表共14名。代表大会的成分不一，其中有《火星报》的拥护者，也有《火星报》的反对者以及不坚定的动摇分子。
列宁被选入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了多次会议，几乎就所有问题发了言。他还是纲领委员会、章程委员会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委员。
代表大会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批准党纲、党章以及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列宁及其拥护者在大会上同机会主义分子作了坚决的斗争。代表大会否决了机会主义分子要按照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的精神来修改《火星报》编辑部制定的纲领草案的一切企图。大会先逐条讨论和通过党纲草案，然后由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整个纲领（有一票弃权）。在讨论党章时，会上就建党的组织原则问题展开了尖锐的斗争。由于得到反火星派和“泥潭派”（中派）的支持，尔·马尔托夫提出的为不坚定分子入党大开方便之门的党章第1条条文，以微弱的多数票为大会所通过。但是代表大会还是基本上批准了列宁制定的党章。
大会票数的划分起初是：火星派33票，“泥潭派”（中派）10票，反火星派8票（3名工人事业派分子和5名崩得分子）。在彻底的火星派（列宁派）和“温和的”火星派（马尔托夫派）之间发生分裂后，彻底的火星派暂时处于少数地位。但是，8月5日（18日），7名反火星派分子（2名工人事业派分子和5名崩得分子）因不同意代表大会的决议而退出了大会。在选举中央机关时，得到反火星派分子和“泥潭派”支持的马尔托夫派（共7人）成为少数派，共有20票（马尔托夫派9票，“泥潭派”10票，反火星派1票），而团结在列宁周围的20名彻底的火星派分子成为多数派，共有24票。列宁及其拥护者在选举中得到了胜利。从此，列宁及其拥护者被称为布尔什维克（俄语多数派一词音译），而机会主义分子则被称为孟什维克（俄语少数派一词音译）。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列宁说：“布尔什维主只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是从1903年开始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4页）——30。
[44]崩得分子是崩得（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的成员。崩得于1897年9月在维尔诺成立。参加这个组织的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崩得在成立初期曾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后来在争取废除反犹太人特别法律的斗争过程中滑到了民族主义立场上。在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崩得作为只在专门涉及犹太无产阶级的问题上独立的“自治组织”，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要求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在代表大会否决了这个要求之后，崩得退出了党。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后崩得重新加入了党。从1901年起崩得是俄国工人运动中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代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得分子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崩得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崩得的领导人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而一般的崩得分子则开始转变，主张同苏维埃政权合作。1921年3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31。 |
列宁全集第十四卷——俄国政党分类尝试（1906年9月30日〔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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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政党分类尝试
（1906年9月30日〔10月13日〕）
大家知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回避了对俄国各政党进行阶级分析并确定无产阶级对待这些政党的态度这个任务。笼统地承认阿姆斯特丹决议[25]，无非是回避的一种形式。然而，革命却要求我们愈来愈坚定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来阐明各政党既深刻又耐人寻味的形成过程，这个过程，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在俄国比在别的任何国家都要更加迅速，更加突出。
当然，这个过程还远远没有完结，也还没有得出任何十分稳定的结果。但是要知道，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个过程任何时候也不会完结，而它的结果，只有在急剧摧毁全部旧的政治上层建筑的革命处于停滞状态时才可能是“稳定的”。因此，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把对各资产阶级政党进行分析的任务再搁置起来了，何况十月自由时期，第一届杜马时期，无疑已从两个方面提供了不能不加以考虑的重大结果。无论是罢工、起义等等形式的公开革命斗争，还是新的选举运动，都要求我们党清楚明晰地确定自己对待各种政党的态度，而这只有根据对它们所作的科学分析，即阶级分析才能做到。
我们先按照自“右”到“左”的顺序把一些比较重要的政党（或者说是政党的类型［注：我们所以说政党的类型，是因为第一，不可能把一切细小的划分都一一罗列，而且这些细小的划分也是无关紧要的（例如，某某进步工业党[26]或立宪民主同盟[27]同法制党[28]的差别就微乎其微）；第二，只算正式出现的政党，而忽视业已形成的政治派别，是错误的。只要政治气氛稍有变化，这些派别不出几个星期就会具备政党的形式。］）罗列出来。（1）俄罗斯人民同盟[29]，君主派[30]等等。（2）法制党。（3）十月党。（4）和平革新党[31]。（5）民主改革党[32]。（6）立宪民主党。（7）自由思想派[33]，激进派[34]，无题派等等。（8）劳动人民社会党[35]。（9）社会革命党[36]。（10）最高纲领派[37]。（11）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我们没有算无政府主义者，因为把他们（也许还有最高纲领派）叫作政党就太冒失了。
从这一串五花八门的政党中，可以清楚地分出我国政党的五种基本类型：（1）黑帮；（2）十月党；（3）立宪民主党；（4）劳动派和（5）社会民主党。根据对这个或那个政党的阶级性质的分析来看，这样的划分证明是正确的。
把社会民主党划为单独一类的必要性，是不容置疑的。这是全欧型的政党。在俄国这是唯一的工人政党，无论按它的成分或它一贯严格坚持的无产阶级观点来说，它都是无产阶级的政党。
其次，把劳动派划为单独一类的必要性，也是同样显而易见的。这里包括“劳动人民社会党”，社会革命党本身以及最高纲领派。它们都坚持“劳动原则”这个根本观点。它们都竭力想把无产者同小生产者团结和融合在一个“劳动团”内。它们企图依靠的主要是农民。国家杜马把大部分农民代表划入劳动团，从而实际证明了上述这些派别确实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为农民的政治组织奠定了基础。
诚然，同社会民主党相比，这类政党还很不定型，还没有最后形成。最高纲领派这样一个政党在名义上并不存在，虽然它同社会革命党的分裂是既成事实，并且已经由他们独立的报刊言论和恐怖行动所证明。社会革命党在国家杜马中没有组成自己的党团，只是凭借一部分劳动派在背后进行活动。“劳动人民社会党”也只是准备出笼，虽然它在报刊上已经不只是同纯粹的社会革命党人联合行动，而且也完全独立行动；杜马中的劳动人民社会党的首领们也部分地同社会革命党人一起行动，部分地独立行动。《社会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记录》（1906年巴黎版）也表明这些劳动人民社会党人是作为一个不受社会革命党所左右的单独“集团”行动的。总之，在这个阵营里我们看到有：（1）秘密政党（社会革命党），它完全无力建立一个比较稳定的和比较具有群众性的组织，——既不能在国家杜马中，也不能在自由时期的书刊上打出自己的旗帜独立活动；（2）即将出笼的合法政党（劳动人民社会党），它是作为一个集团参加了社会革命党的代表大会（1905年12月）的，直到现在它甚至还未能开始组成一个群众性的组织，因而在报刊上和国家杜马中大都是同社会革命党联合行动的。
经过两个相对自由的时期（“十月”时期和“杜马”时期），劳动派在政治上仍然没有定型，这当然不能说是偶然的事情。毫无疑问，这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村的小资产阶级）的组织能力比无产阶级差。毫无疑问，劳动派的思想涣散也反映出小生产者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极不稳定：劳动派的极右翼（以彼舍霍诺夫之流的先生们为首的“劳动人民社会党”）同立宪民主党差别很小，因为他们的纲领中取消了共和制和对全部土地的要求；劳动派的极左翼即最高纲领派同无政府主义者差别也不多。
这两个极端的派别可以说标志着劳动小资产阶级政治动摇的幅度。从经济上完全可以解释，恰恰是小资产阶级才能表现出这种不稳定性。无疑地，俄国革命在最近的将来，不会削弱而会加强这种不稳定性。但是，在断定和说明这种不稳定性时，我们当然不应当忘记劳动派这类政党的重大政治影响。真正的政治自由最能加强的正是这类政党，因为在缺乏政治自由的条件下，它们的组织能力要比资产阶级差，也比无产阶级差。另一方面，在象俄国这样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占优势的国家里，形成思想上动摇、政治上不稳定、但非常庞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或“劳动派”政党，是完全不可避免的。
在象俄国这样的国家里，资产阶级革命的结局首先取决于小生产者的政治态度。至于大资产阶级将会叛变，这是无疑的（它已经三分之二叛变了）。至于无产阶级将是最忠诚的战士，这一点在10月和12月以后，对俄国工人甚至无须证明。而小资产阶级正是那个足以决定结局的变数。因此，社会民主党应当特别注意观察小资产阶级目前在立宪民主党的区区忠心和大胆无情的革命斗争两者之间的政治动摇。当然，不仅要观察这个过程，而且还要用无产阶级的精神尽力影响这个过程。
其次，把立宪民主党划为单独一类的必要性也是没有疑问的。民主改革党是它的右翼，自由思想派、激进派等等是它的左翼，它们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分支而已。在当前的政治时代，立宪民主党是一个独立的政治类型。它同劳动派的区别是清楚的。典型的劳动派是一些觉悟农民。他们不是没有同君主制搞交易的愿望，不是没有在资产阶级制度范围内在自己的一小块土地上安居乐业的愿望，但是现在他们的主要力量是用来同地主争土地、同农奴制国家争民主。他们的理想是消灭剥削；不过他们是按照小资产阶级方式来理解消灭剥削的，因此从这种愿望出发，他们实际上并不是反对一切剥削，而只是反对地主和大金融资本的剥削。立宪民主党人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部分甚至是自由派地主。同君主制搞交易，制止革命，是立宪民主党的基本愿望。根本没有斗争能力的立宪民主党人，是十足的掮客。他们的理想是通过有秩序的、文明的、议会的形式使资产阶级剥削永世长存。他们的政治力量在于广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联合，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任何资本主义社会所需要的，当然，他们绝对不能对这个社会制度的真正改变产生稍微重大的影响。
典型的十月党人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大资产者。他们不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思想家，而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主人。他们最直接关心资本主义剥削，而鄙视一切理论，嫌弃知识分子，把立宪民主党人对“民主制”的一切要求统统加以抛弃。他们是资产者市侩。他们和立宪民主党人一样，也很想同君主制搞交易，但是他们所理解的这种交易不是搞某种政治制度，不是搞议会制度，而是少数人物或巨头同宫廷恶徒达成协议，以便使昏愦的亚洲式俄国赃官直接服从当权的资产阶级。十月党人就是把自己的资产阶级理论付诸实践的立宪民主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就是在掠夺工农之余一心向往理想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十月党人。十月党人只须学会一点议会手腕和玩弄民主制的政治伪善。立宪民主党人只须学会一点资产阶级老练的钻营术，他们就会合流，而且不可避免地必定会合流，不管现在这个时候和现在这个“和平革新党”能不能办到这一点。
但是，我们不来谈将来。我们的任务是学会了解现在。在一伙宫廷恶徒把持大权的条件下，立宪民主党人发表一些民主言论，采取“议会”反对立场，这实际上已经非常有利于那些比他们站得左的人，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因而同这些人直接敌对的十月党人气急败坏地推开立宪民主党人，而去支持（在选举第一届杜马时）当权的黑帮，这也是自然的事情。
我国政党中最后的一类是黑帮。黑帮和古契柯夫九流先生们一样，不要“10月17日宪法”，而要保持和正式恢复专制制度。在受人崇拜的君主的无限权力时代极其盛行的种种卑鄙行径、愚昧无知和贪赃枉法，都是对黑帮有利的。为保持宫廷奸党的特权，为能够照旧掠夺、压迫并封住全俄国的嘴巴而进行的疯狂挣扎，把黑帮纠合起来了。无论如何也要维护住沙皇现政府，这一意图往往把黑帮同十月党纠合在一起，因此，在谈到某些法制党人的时候，就很难区别他们是黑帮，还是十月党人。
由此可见，俄国革命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把那些同俄国社会各主要阶级相适应的大型政党勾画出来了。我国有：觉悟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激进的或激进化的小资产阶级的、首先是农村小资产阶级即农民的政党，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党，反动资产阶级的政党。政治构成同经济划分即阶级划分不相称之处，仅仅在于同后两个集团相对应的不是两类政党，而是三类政党，即立宪民主党，十月党和黑帮。但是，这种不相称完全是由当前形势的暂时特点造成的，因为现在革命斗争已经非常尖锐化了，实际上极难把保卫专制制度同无论如何要保卫君主制区别开来，依照经济特征的划分（赞成进步的资本主义和赞成反动的资本主义）自然同政治划分（赞成现政府和反对现政府）相互交错。但是，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的血缘关系是太明显了，未必会有人怀疑一个“老练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大政党形成的不可避免性。
结论：俄国各政党的形成过程最为光辉地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附言：本文于“十月十七日同盟”分裂[38]之前写成。现在希波夫已退出同盟，温和自由主义政党即将形成（左派十月党人，和平革新党人和右派立宪民主党人），完全可以使人把俄国的所有政党归并为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所有的四种基本类型。
载于1906年9月30日《无产者报》第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4卷第21—27页
注释：
[25]指1904年8月14—20日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二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社会党策略的国际准则》这个决议。决议禁止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谴责掩盖现存的阶级矛盾从而促成同资产阶级政党接近的任何尝试。——21。
[26]进步工业党于1905年10月在莫斯科成立，领导人有Ｂ．Ｂ．茹柯夫斯基、阿·阿·沃尔斯基、米·巴·费多罗夫等。该党联合工商业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所持政治观点与十月党相近。该党完全支持沙皇政府的政策，只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争取扩大杜马的预算权和更加广泛的经济立法，并争取在教育和司法方面作某些改革。在土地问题方面，该党维护斯托雷平土地政策，这就是通过培植农村资产阶级即富农来建立沙皇专制制度的支柱。进步工业党后来同十月党合并。——22。
[27]立宪民主同盟是沙皇1905年10月17日宣言发表后不久在彼得堡成立的，其成员为大贵族、工业资产阶级保守阶层和高级官僚的代表人物。立宪民主同盟的纲领同十月党的纲领差别不大。它认为立宪君主制是最适合俄国国情的国家制度形式。在土地问题上，它提出用赎买对土地占有者没有经济意义的土地的办法来增加农民使用土地的面积。1905年底，立宪民主同盟加入了十月党。——22。
[28]法制党是俄国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地主和上层官僚的政党，1905年秋组成，10月17日宣言颁布后正式成立。该党打着“法制”的幌子，实际上坚决维护沙皇制度。它对解散第一届国家杜马表示欢迎，在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中和黑帮组织“真正俄国人联合会”结成联盟。1907年该党瓦解，一部分成员加入十月党，另一部分成员成为公开的黑帮分子。——22。
[29]俄罗斯人民同盟是俄国群众性的黑帮组织，于1905年10月在彼得堡成立。该组织联合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反动代表、地主、部分知识界和宗教界人士、城市无业游民、一部分富农以及某些不觉悟的工人和农民，创始人为亚·伊·杜勃洛文、弗·安·格林格穆特、弗·米·普利什凯维奇等。1905年12月23日（1906年1月5日），沙皇尼古拉二世接见了同盟的代表团，接受了同盟成员的称号和徽章。同盟纲领以维护俄国的统一和不可分、保持专制制度、沙皇和人民通过咨议性的国民代表会议取得一致、大国沙文主义、反犹太主义等为基本内容，同时也包含一些蛊惑性的条文，如批评官僚制、保持村社土地所有制、各等级权利平等、国家对工人实行保险等。同盟的中央机构是由12人组成的总委员会，设在彼得堡。全国各城市、村镇所设的同盟分部在1905—1907年间达900个。同盟的主要机关报是《俄国旗帜报》。同盟通过宣传鼓动几次掀起俄国反犹太人大暴行的浪潮，同时也进行个人恐怖活动。它刺杀了第一届国家杜马代表米·雅·赫尔岑施坦、格·波·约洛斯，并两次对谢·尤·维特行刺。第二届国家杜马解散后，同盟于1908—1910年分裂为米迦勒天使长同盟、俄罗斯人民同盟、彼得堡全俄杜勃洛文俄罗斯人民同盟等几个互相敌对的组织。1917年二月革命后同其他黑帮组织一起被取缔。——22。
[30]君主派是指俄国君主党。该党于1905年秋在莫斯科最终形成，参加者是一些大土地占有者、沙皇政府的大臣和高级僧侣，首领是反动政论家弗·安·格林格穆特、大司祭и．沃斯托尔戈夫、公爵д．н．多尔戈鲁科夫、男爵г．г．罗森等。该党的机关刊物是《莫斯科新闻》和《俄罗斯通报》。该党奉行与俄罗斯人民同盟相近的方针，维护沙皇专制制度、等级制度以及正教和大俄罗斯民族的特权。1911年该党改名为“俄罗斯君主主义同盟”。——22。
[31]和平革新党是俄国大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君主立宪主义组织，由左派十月党人彼·亚·葛伊甸、德·尼·希波夫、米·亚·斯塔霍维奇和右派立宪民主党人尼·尼·李沃夫、叶·尼·特鲁别茨科伊等在第一届国家杜马中的“和平革新派”基础上组成，1906年7月成立。该党持介乎十月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的立场，主要是在策略上与它们有所不同，而其纲领则十分接近于十月党。和平革新党维护工商业资产阶级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地主的利益，列宁曾称之为“和平掠夺党”。在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和平革新党同民主改革党联合组成“进步派”，该派是1912年成立的进步党的核心。和平革新党的正式机关刊物是《言论报》和《莫斯科周刊》。——22。
[32]民主改革党是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党，由立宪民主党内的一些认为该党纲领过“左”的分子在1906年1月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时建立。该党领导人是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米·马·斯塔秀列维奇、伊·伊·伊万纽科夫、弗·德·库兹明－卡拉瓦耶夫和康·康·阿尔先耶夫。1906年1月18日，该党公布了自己的纲领，其内容主要是：坚持走和平革新俄国的道路，同时保持世袭的立宪君主制；主张俄国统一（只有波兰和芬兰可以实行自治）；保留大小土地占有制，允许通过赎买转让超过最高限额的土地。1907年底，该党并入和平革新党。——22。
[33]自由思想派是俄国自由思想党的成员。该党是一个人数不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集团，于1905年11月成立。该党以提高俄国社会的道德水平和文化水平为其主要任务。它的纲领与立宪民主党的纲领相近，要求建立立宪君主制，在土地问题上主张私有主的土地在给予补偿的原则下转让，补偿额由地方自治会议选出的特别委员会确定。在杜马选举期间，该党动摇于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第二届国家杜马解散后，自由思想党不复存在。——22。
[34]激进派（激进民主派）是俄国的一个小资产阶级组织，1905年11月成立。该派采取介乎立宪民主党和孟什维克之间的立场，曾出版过一号《激进报》。该派提出过民主共和国的要求，但也容忍内阁对议会负责的立宪君主制。在土地问题上，该派主张无偿没收官家、皇室、皇族、寺院和教会的土地，而对私有主土地的没收则给予最低限度的补偿。1906年初激进派组织瓦解，其成员加入了半立宪民主党的刊物《无题》周刊和《同志报》。——22。
[35]劳动人民社会党（人民社会党）是1906年从俄国社会革命党右翼分裂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有尼·费·安年斯基、韦·亚·米雅柯金、阿·瓦·彼舍霍诺夫、弗·格·博哥拉兹、谢·雅·叶尔帕季耶夫斯基、瓦·伊·谢美夫斯基等。劳动人民社会党提出“全部国家政权应归人民”，即归从无产者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全体劳动者，主张对地主土地进行赎买和实行土地国有化，但不触动份地和经营“劳动经济”的私有土地。劳动人民社会党人主张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列宁称他们是动摇于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之间的“社会立宪民主党人”、“市侩机会主义者”和“社会革命党的孟什维克”，并且强调指出他们“同立宪民主党差别很小，因为他们的纲领中取消了共和制和对全部土地的要求”（见本卷第23页）。1907年六三政变后，劳动人民社会党因没有群众基础，实际上处于瓦解状态。1917年二月革命后，该党开始恢复组织。1917年6月，同劳动派合并。该党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参加反革命阴谋和武装叛乱，1918年后不复存在。——22。
[36]社会革命党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南方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老民意党人小组、社会主义土地同盟等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成立时的领导人有马·安·纳坦松、叶·康·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尼·谢·鲁萨诺夫、维·米·切尔诺夫、米·拉·郭茨、格·安·格尔舒尼等。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的折中混合物。他们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为了进行恐怖活动，该党建立了秘密的事实上脱离该党中央的战斗组织。
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社会革命党曾在农村开展焚烧地主庄园、夺取地主财产的所谓“土地恐怖”运动，并同其他政党一起参加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但也曾同资产阶级的解放社签订协议。在国家杜马中，该党动摇于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该党内部的不统一造成了1906年的分裂，该党的右翼和极左翼分别组成了劳动人民社会党和最高纲领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社会革命党经历了思想上、组织上的严重危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七月事变时期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在国内战争时期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内战结束后，他们在“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下组织了一系列叛乱。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22。
[37]最高纲领派是1904年在社会革命党内部形成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半无政府主义的恐怖集团，1906年10月在芬兰奥布市召开成立大会，组成最高纲领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最高纲领派无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阶段，坚持立即实行社会革命党的最高纲领，即在实行土地社会化的同时实行工厂社会化。最高纲领派认为劳动农民是革命的主要动力，同时声明，在革命运动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有主动精神的少数人”，而斗争的主要手段是个人恐怖。1907年，在恐怖行动接连失败和大批人员遭到逮捕以后，最高纲领派的组织开始瓦解。
1917年10月，最高纲领派在莫斯科召开第二次代表会议，恢复了自己的组织。十月革命胜利后，最高纲领派参加了苏维埃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但该派不久即告分裂，一些人走上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道路，另一些人承认布尔什维克的纲领，于1920年4月的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加入俄国共产党（布）的决议。——22。
[38]十月十七日同盟的分裂发生在1906年秋季。1906年8月24日（9月6日），沙皇政府公布了关于设立战地法庭的通告并宣布要取消它在革命高潮期间作出的所有让步。十月十七日同盟的首领亚·伊·古契柯夫当即表示无保留地同意政府的政策（参看注14）。古契柯夫的这一表态，遭到了同盟内一部分成员的反对，他们担心政府的政策会把资产阶级中的动摇分子推向革命阵营。同盟创始人之一、同盟中央委员会在莫斯科的代表德·尼·希波夫以及若干情绪偏左的同盟成员（米·亚·斯塔霍维奇等）退出了同盟。——27。 |
列宁全集第十四卷——关于游击战争的问题（1906年9月30日〔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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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游击战争的问题[24]
（1906年9月30日〔10月13日〕）
我们认为这个决议在原则上是正确的，并且注意到这个决议同我们在《游击战争》这篇文章中所发挥的原理是一致的。对决议正文，我们只建议作一些不重要的修改和补充。决议中说明理由部分的第3点，我们拟改为：“革命虽然在目前没有力量成为……”决议的结论部分，我们拟根据代表大会的决定加上否定“剥夺”这一点，然后指出，游击行动必须同广大群众的情绪和工人运动的条件相适应。其实很明显，莫斯科的同志们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
载于1906年9月30日《无产者报》第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4卷第20页
注释：
[24]这是列宁为《无产者报》发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1906年9月通过的关于游击战争的决议所写的编者按语。列宁提到的决议中说明理由部分的第3点里说：“……革命虽然没有力量成为一次粉碎政权的人民起义，但是，革命是强有力的，它不会是消极的，而会自发地转变为对敌人的游击进攻，特别在招募新兵的农村中，这种游击进攻是意料中事。”——20。 |
列宁全集第十四卷——新的政变在酝酿中！（1906年9月30日〔10月1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4卷
新的政变在酝酿中！
（1906年9月30日〔10月13日〕）
古契柯夫给特鲁别茨科伊的信[14]，我国政治报刊——如果御用报纸和少数幸存的自由派报纸可以叫作政治报刊的话——已经议论得很久了，而且有一部分报刊还在继续议论。这封信的确有一定的意义。它标志着反革命倾向在俄国大资产阶级的广泛阶层中间向前发展了一大步。对这些阶层来说，十月政治罢工[15]就已经起了决定性的转折点的作用。在10月17日[16]以后，大资产者立刻说：“够了！”因此，俄国革命的一个非常突出而且是非常典型的特点表现在，那些在沙皇政府着手使新宪法适用于专制制度的时候站到政府方面去的大资产阶级分子，用立宪宣言公布的日子为党命名。10月，是俄国革命至今唯一取得部分胜利的日子。叫作十月党[17]的，却是我国反革命大资产阶级的政党。
俄国革命的阶级矛盾突出体现在这种矛盾的对照上。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观察俄国的当前革命，这种矛盾的对照就能得到解释。当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这个革命不管怎么说都是在为资本主义更加广泛而迅速的发展清扫基地。把革命农民在争取土地的斗争中的完全胜利看作是“劳动原则”的胜利，看作是向“社会化”过渡，这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但是，不可避免地为资本主义清扫基地，可以沿着两大路线进行。既可以在保证农民和无产阶级群众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能够得到最大福利的条件下把农奴制的俄国改造成资产阶级的俄国，也可以在首先保证地主和资本家这两个有产阶级利益的条件下实行这种改造。我国革命至今走的还是后一条道路。如果我国革命不能再赢得一次比较大的胜利，那么，反革命资产者十月党人无疑将成为俄国革命的遗嘱执行人，正象容克俾斯麦成为不彻底的德国1848年革命的遗嘱执行人一样。
古契柯夫先生不是大傻瓜。他已经在预先享受革命彻底失败以后执掌政权的乐趣了，在预先享受既推行讲求实惠、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又用军警残酷镇压心怀不满的“下层群众”的乐趣了。古契柯夫先生虽然是一个讲求实惠、思想贫乏的资产阶级市侩，但是他比我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许多哲学家和空谈家更好地领会了实际政治形势。（L’ignoranceestmoinséloignéedelavéritéquelepréjugé！——无知比偏见离真理还近一些。）古契柯夫先生要把立宪民主党人的资产阶级理想付诸实现。这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信中下面这段没有引起我国奴仆报刊重视的话：
古契柯夫给特鲁别茨科伊写道：“现在，革命的胜利或者即使是革命危机的重新尖锐化，无疑会把我国新兴的政治自由和我们所余无几的文化和福利统统葬送掉。”
从资本家和地主的利益来看，这是对当前政治形势的一种非常准确和非常中肯的估价。古契柯夫先生抓住了要害。当前政治形势的整个关键的确在于革命危机会不会重新尖锐化。古契柯夫先生，我们感谢您的坦率！我们完全知道，《言语报》[18]的资产阶级教授们和外交家们是不喜欢您的果断、直率、迅速和勇猛的，是不喜欢您的——请原谅我用一个粗俗的字眼——“捅漏子”的本领的，但是我们社会党人却非常赞赏您这种本领。它对我们有利。
总之，谁想认真提出当前政治形势问题，谁就应当十分明确地确定自己对待革命危机重新尖锐化的态度。古契柯夫先生就是这样做的。他那整封信都在声明：“我持反对态度。”我把一切都服从于同这种尖锐化作斗争的利益，服从于压制一切导致这种尖锐化的因素的利益。原因很清楚。革命危机的重新尖锐化有可能使革命获胜，而革命获胜又会使古契柯夫之流、罗曼诺夫之流、斯托雷平之流先生们以及其他一帮大暴行制造者的地主们“所余无几”的田产……受到威胁，会使能够防备无产阶级进一步斗争的资产阶级“所余无几”的特权受到威胁，一句话，会使“我们的〈古契柯夫之流、罗曼诺夫之流、斯托雷平之流的〉所余无几的福利”受到威胁。
古契柯夫先生说得很正确，比现在拼命反对他的立宪民主党人要正确得多，彻底得多。这些以形形色色的维诺格拉多夫之流、司徒卢威之流、伊兹哥耶夫之流、别尔嘉耶夫之流、米留可夫之流为代表的立宪民主党人已经千百次地为“自由和文化”在“疯狂的自发势力”的胜利下行将寿终正寝而痛哭流涕。
革命者也不妨向反动派学习学习应该怎样彻底地提出当前政治形势的问题，即“革命危机重新尖锐化”的问题。这种尖锐化必将意味着为俄国大革命的伟大一年的经验所丰富了的群众发动会比以前更多。而这一年的经验，从十月罢工开始，经过十二月起义[19]，经过和平杜马和解散杜马[20]，正在导向以罢工作为斗争的从属辅助手段的进攻性的全俄武装起义。
政府已经使它的全部政策适应这种大家所预期的革命危机的重新尖锐化。它故意不规定选举新杜马的日期，这无疑是想使自己腾出手来，在全民斗争大大尖锐化的情况下，用突然规定选举日期的办法来粉碎这个斗争。现在政府正在专心致志地研究是否要召开新杜马和是否要保留旧选举法这个问题，无疑也是从同一观点出发的。因此，社会民主党对这个问题漠不关心是最没有道理的。
政府现在势必二者择一：或者是在加紧迫害、对选举施加压力、组织黑帮的条件下，根据现行选举法再召开一次杜马；或者是在第二届杜马召开前修改选举法，以确保有一个“有工作能力的”，即黑帮的杜马。地主阶级中反动势力的抬头、黑帮地主在地方自治机关中的胜利、人民不满情绪的显著增长，——所有这些都直接提示政府要立即废除现行选举法，要用从维特杜马回到布里根杜马[21]的办法来限制选举权，要不然就采取更糟的办法，或者干脆把地方自治机关选出的代表召集到第二届杜马里来。我国报刊的御用记者已经无意中泄露了“上层人士”即宫廷党羽的这种计划，并且正在找根据来证明专制政府“有权”越过杜马颁布新的选举法。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政府政策的这些“方针”，哪一种是可能被采取的。从立宪的“合法性”、政治上的谨慎和忠诚来说应保留12月11日选举法[22]。很明显，这都是些“理想的”理由，而这些理由罗曼诺夫之流和波别多诺斯采夫之流一向没有把它们放在眼里。如果认为，那些在最后的、绝望的斗争中保护自己农奴占有权的、从头到脚沾满了血污的人会考虑这类理由，实在是太可笑了。如果认为，沙皇匪帮会因“合法性”感到为难，那是可笑的，因为这伙匪帮既没有因颁布12月11日法令、2月20日法令[23]等等而感到为难，也没有因现在“法令”一味遭到嘲弄而感到为难。不，所有这些理由都是不足信的！
欧洲的意见呢？需要取得借款吗？这个需要倒是最迫切的。可是欧洲资本只有在“秩序”有了保障的时候才肯出钱。至于这是什么样的“秩序”，资本是无所谓的，即使是墓地的秩序，它也是喜欢的。可是要知道，第二届立宪民主党的杜马（老天保佑别来一个左的杜马！）是准备在财政上作出新的揭发，搞成新的“无秩序”状态的呀！不，正是着眼于得到欧洲借款，政府才竭力打算废除现行选举法，以便保证成立黑帮杜马，保证杜马接受各种借款。
当然，决不能忘记，专制政府同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之间达成协议之所以必要，其实是有极其深刻的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的。通过第一届杜马谋求协议的第一次尝试失败，还绝对证明不了也不可能证明所有这类尝试都会失败，而今后这类尝试还会很多很多。但是，现在决不能认为（专制政府也不会认为），恰恰通过立宪民主党的杜马达成协议的可能就特别大。
革命者学习革命经验，而专制政府也学习这种经验，而且学习得很用心。根据现行选举法组成更右的杜马的希望渺茫，这一点大家都看到了。第二届杜马召开的时间正值冬末，广大人民群众的饥饿、失业和贫困等现象在冬末通常会达到异常尖锐的程度。那些比立宪民主党左的政党，现在无疑比以前更不愿意听命于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它们将更能进行独立的、坚决的和积极的政治活动。不！我们不应当抱有幻想，不应当把敌人想象得全都是那么愚蠢，那么迟钝，那么轻率。我们不应当怀疑，黑帮政府的“思想和行动的勇士们”现在正在竭尽全力使立宪民主党杜马的经验不致重复。
解散杜马向政府表明，广泛的、全民的起义没有立即发生。“上层人士”对偷偷摸摸搞起的政变（coupd’état）很中意。他们觉得对革命的袭击是成功的和大胆的，这给他们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们现在不会不打算预先再来一次这样的袭击，以防止“革命危机的重新尖锐化”。沙皇的廷臣都是军人。转入攻势，掌握军事行动的主动权，这种策略的好处他们是很清楚的。害怕起义吗？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起义是不可避免的——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工人的罢工、军人和农民的起义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第二届立宪民主党的杜马将给人民造成更有利的起义形势，因为“战地法庭自由派”的政策已经彻底破产，居民已经被整得疲惫不堪，等等，等等。既然“革命危机重新尖锐化”是不可避免的，那我们就应该先发制人，——伊格纳季耶夫是这么想的，他十之八九会这么想。他一定会先发动，——沙皇将在选举前夕废除12月11日选举法，并且将颁布新法令，以保证杜马的黑帮成分。
我们无意于当先知，也不想估计当前很复杂的政治形势的种种可能的结局。但是，社会民主党必须慎重权衡一切在政治中起作用的力量的倾向，以便合理地调整自己的策略。这种权衡将会得出一个确定不移的结论：工人们！你们要准备对付政府在选举前制定黑帮选举法！农民们！知道吧，政府正在想方设法修改选举制，使农民代表，使劳动派不能进入杜马！
我们不应当让政府打我们个措手不及。我们应当向群众进行最有力的鼓动，向他们说明日益逼近的危险。我们应当打消人们天真的信念，使他们不再相信选举法这一“立宪”制度会永久不变。我们应当打破人们的立宪幻想。我们应当提醒人们注意欧洲革命及其时常更改选举法的例子。我们应当全力提高人们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现在日益尖锐的危机不是议会危机，也不是立宪危机，而是革命危机，这个危机只有靠实力来解决，只有靠胜利的武装起义来消除。
载于1906年9月30日《无产者报》第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4卷第13—19页
注释：
[14]指刊载于1906年9月10日（23日）《俄罗斯新闻》第224号的亚·伊·古契柯夫的信《答叶·尼·特鲁别茨科伊公爵》。
1906年8月24日（9月6日），沙皇政府公布了关于设立战地法庭的通告，并且公然宣布自己的纲领是取消在1905年10—12月的革命高潮时期被迫作出的所有让步。十月党首领古契柯夫在一篇刊登在《新时报》上的谈话中对设立战地法庭和政府的全部反革命纲领都表示赞成，这引起了资产阶级某些代表人物的不满。和平革新党的组织者特鲁别茨科伊公爵给古契柯夫写了一封信，问他是属于“和平革新”党还是“战争革新”党。在列宁提到的这封复信中，古契柯夫重申自己同意政府的政策，并且赞成解散第一届国家杜马。——13。
[15]指1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十月总罢工是1905—1907年革命的最重要阶段之一。莫斯科九月罢工是十月全俄总罢工的前奏，而铁路员工的罢工在促成全俄总罢工方面则起了重要作用。1905年10月6日（19日），在一些铁路线的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代表决定共同举行罢工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号召莫斯科铁路枢纽各线从10月7日（20日）正午起实行总罢工，全俄铁路工会中央常务局支持这一罢工。到10月17日（30日），铁路罢工已发展成为总罢工。10月11日（24日）莫斯科全市进入总罢工，彼得堡及其他工业城市也相继开始总罢工。在全俄总罢工中，参加罢工的人数达200万以上。在各大城市，工厂、交通运输部门、发电厂、邮电系统、机关、商店、学校都停止了工作。十月罢工的口号是：推翻专制制度、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召集立宪会议和建立民主共和国。十月罢工扫除了布里根杜马，迫使沙皇于10月17日（30日）颁布了许诺给予“公民自由”和召开“立法”杜马的宣言。罢工显示了无产阶级运动的力量和声势，推动了农村和军队中革命斗争的展开。在十月罢工中，彼得格勒及其他一些城市出现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十月总罢工持续了十多天。莫斯科的罢工于10月22日（11月4日）结束，国内其他大多数地区的罢工和铁路罢工到10月25日（11月7日）停止。十月罢工是十二月武装起义的序幕。关于十月罢工，参看列宁《全俄政治罢工》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1—4页）。——13。
[16]1905年10月17日（30日），沙皇尼古拉二世迫于革命运动高涨的形势，颁布了《关于完善国家制度的宣言》。宣言是由被任命为大臣会议主席的谢·尤·维特起草的，其主要内容是许诺“赐予”居民以“公民自由的坚实基础”，即人身不可侵犯和信仰、言论、集会和结社等自由；“视可能”吸收被剥夺选举权的阶层的居民（主要是工人和城市知识分子）参加国家杜马选举；承认国家杜马是立法机关，任何法律不经它的同意不能生效。宣言颁布后，沙皇政府又相应采取以下措施：实行最高执行权力集中化；将德·费·特列波夫免职，由彼·尼·杜尔诺沃代替亚·格·布里根为内务大臣；宣布大赦政治犯；废除对报刊的预先检查；制定新的选举法。在把革命运动镇压下去以后，沙皇政府很快就背弃了自己在宣言中宣布的诺言。——13。
[17]十月党（十月十七日同盟）于1905年11月成立，名称取自沙皇1905年10月17日宣言。该党代表和维护大工商业资本家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地主的利益，属于俄国自由派的右翼。十月党的主要领导人是大工业家和莫斯科房产主亚·伊·古契柯夫和大地主米·弗·罗将柯，活动家有彼·亚·葛伊甸、德·尼·希波夫、米·亚·斯塔霍维奇、尼·阿·霍米亚科夫等。十月党完全拥护沙皇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13。
[18]《言语报》（《Речь》）是俄国立宪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1906年2月23日（3月8日）起在彼得堡出版，实际编辑是帕·尼·米留可夫和约·弗·盖森。积极参加该报工作的有马·莫·维纳维尔、帕·德·多尔戈鲁科夫、彼·伯·司徒卢威等。十月革命后，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后曾改用《我们的言语报》、《自由言语报》、《时代报》、《新言语报》和《我们时代报》等名称继续出版，1918年8月后终被查封。——14。
[19]指1905年12月莫斯科武装起义。1905年12月5日（18日），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市代表会议表达工人的意志，决定宣布总罢工并随即开始武装斗争。次日，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莫斯科苏维埃全体会议通过了同样的决议。12月7日（20日），政治总罢工开始。在最初两天，莫斯科有15万人参加罢工。工厂纷纷举行大规模的集会。街上出现了游行示威。政府当局赶忙动员力量转入进攻，武装袭击群众集会。无产阶级以构筑街垒回答当局的挑衅。12月10日（23日）罢工转为武装起义。起义的中心是普列斯尼亚区、莫斯科河南岸区、罗戈日－西蒙诺沃区和喀山铁路区。普列斯尼亚成为起义的主要堡垒，这里集中了最优秀的莫斯科工人战斗队。武装斗争持续了9天。莫斯科工人奋不顾身地进行战斗。但是，起义者缺乏武装斗争的经验，武器不足，同军队的联系也不够。12月初，莫斯科卫戍部队发生了动摇，但沙皇政府还是把它拉了过去。政府还掌握着彼得堡和莫斯科之间的铁路。整个说来，起义的领导落后于自发增长的群众运动。起义之初，12月7日（20日），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委员会的领导人员维·列·尚采尔、米·伊·瓦西里耶夫－尤任等被逮捕，全市性的起义遂变成了各个区的起义。起义采取的是防御策略，而不是进攻策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阻挠战斗行动的开展，要求停止武装斗争，也起了消极的影响。在沙皇政府从彼得堡、特维尔、西部边疆区调军队到莫斯科后，12月17日（30日）政府军队开始向普列斯尼亚冲击，使它淹没在血泊中。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和准备下一步的斗争，党的莫斯科委员会和苏维埃决定从1905年12月19日（1906年1月1日）起停止武装抵抗。继莫斯科之后，在1905年12月和1906年1月期间，下诺夫哥罗德、顿河畔罗斯托夫、新罗西斯克、顿巴斯、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彼尔姆（莫托维利哈）、乌法、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赤塔等城市都发生了起义，外高加索、波兰、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芬兰也举行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但是所有这些零星分散的起义也都遭到了沙皇政府的残酷镇压。十二月起义是俄国1905—1907年革命的最高点。关于十二月武装起义，参看列宁《莫斯科起义的教训》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65—372页）。——15。
[20]这里说的是第一届国家杜马。
第一届国家杜马（维特杜马）是根据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谢·尤·维特制定的条例于1906年4月27日（5月10日）召开的。
在1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的冲击下，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发表了10月17日宣言，宣布召开具有立法职能的国家杜马以代替被革命风暴扫除掉的布里根咨议性杜马，指望以此分化和削弱革命运动，把国家引上和平的君主立宪的发展道路。1905年12月11日，沙皇政府公布了《关于修改国家杜马选举条例的命令》，这一命令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为选举布里根杜马而制定的以财产资格和阶级不平等为基础的选举制度，只是在原来的三个选民团——土地占有者（地主）选民团、城市（资产阶级）选民团、农民选民团之外，新增了工人选民团。选举不是平等的、普遍的和直接的，并且事实上也不是秘密的。
十二月起义失败后，沙皇政府一再限制曾经宣布过的杜马的权力。1906年2月20日的诏书给了国务会议以批准或否决国家杜马所通过的法案的权力。1906年4月23日（5月6日）又颁布了经尼古拉二世批准的《国家根本法》，将国家政策的最重要问题置于杜马管辖之外。
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于1906年2—3月举行。布尔什维克宣布抵制，但是没有能达到搞垮这次选举的目的。当杜马终究召集起来时，列宁要求利用杜马来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并揭露杜马的本质，指出它是人民代表机关的拙劣伪造品。
被选入第一届国家杜马共478人，其中立宪民主党179人，自治派63人（包括波兰、乌克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民族的资产阶级集团的成员），十月党16人，无党派人士105人，劳动派97人，社会民主党18人。主席是立宪民主党人谢·安·穆罗姆采夫。
第一届国家杜马讨论过人身不可侵犯、废除死刑、信仰和集会自由、公民权利平等等问题，但是在这届国家杜马中占中心地位的问题是土地问题。在杜马会议上提出的土地纲领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立宪民主党人于5月8日提出的由42名代表签署的法案，它力图保持地主土地占有制，只允许通过“按公平价格”赎买的办法来强制地主转让主要用农民的耕畜和农具耕种的或已出租的土地；另一个是劳动派于5月23日提出的《104人法案》，它要求建立全民土地资产，把超过劳动土地份额的地主土地及其他私有土地收归国有，按劳动份额平均使用土地。
第一届国家杜马尽管很软弱，它的决议尽管很不彻底，但仍不符合政府的愿望。1906年7月9日（22日），沙皇政府解放了第一届国家杜马。——15。
[21]布里根杜马即沙皇政府宣布要在1906年1月中旬前召开的咨议性国家杜马。1905年8月6日（19日）沙皇颁布了有关设立国家杜马的诏书，与此同时，还颁布了《关于设立国家杜马的法令》和《国家杜马选举条例》。这些文件是由内务大臣亚·格·布里根任主席的特别委员会受沙皇之托起草的。根据这些文件，在布里根杜马选举中，只有地主、资本家和农民户主有选举权。居民的大多数——工人、贫苦农民、雇农、民主主义知识分子被剥夺了选举权。妇女、军人、学生、未满25岁的人和许多被压迫民族都被排除在选举之外。杜马只能作为沙皇属下的咨议性机构讨论某些问题，无权通过任何法律。列宁写道，布里根杜马“是对‘人民代表机关’的最无耻的嘲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175页）。布尔什维克号召工人和农民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1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迫使沙皇颁布10月17日宣言，保证召开立法杜马。这样，布里根杜马没有召开就被革命风暴扫除了。——16。
[22]1905年12月11日（24日）选举法是指沙皇政府在莫斯科武装起义高潮中作为对工人的某种让步而颁布的国家杜马选举法。与1905年8月6日颁布的关于“咨议性”布里根杜马的条例不同，这个法令规定成立“立法”杜马。除原定的土地占有者（地主）选民团、城市（资产阶级）选民团和农民选民团外，增添了工人选民团，并在维持城市选民团复选人总数不变的情况下稍许扩大了城市选民的组成。按照这个选举法，选举不是普遍的，有大量男性工人（200多万）、无地农民、游牧民族、军人、不满25岁的青年以及妇女没有选举权。选举不是平等的，土地占有者选民团每2000名选民摊到1名复选人，城市选民团每7000名选民摊到1名复选人，农民选民团每3万名选民摊到1名复选人，工人选民团每9万名选民才摊到1名复选人，这就是说地主的1票等于城市资产阶级的3票，农民的15票，工人的45票。工人选民团产生的复选人只占国家杜马复选人总数的4％。在工人选民团中，50人以上的企业的工人才允许参加选举。选举不是直接的，而是多级的，地主和资产阶级是二级选举，工人是三级选举，农民则是四级选举。选举事实上也不是秘密的。——16。
[23]1906年2月20日（3月5日）法令即《关于修改国务会议章程和修订国家杜马章程的诏书》。同时颁布的还有《关于重订国务会议章程》和《国家杜马章程》这两个诏令。这些法令把国务会议从咨议机关变成立法机关。国务会议的成员一半由沙皇任命，另一半改由黑帮贵族阶层、地方自治机关、僧侣上层和大资本家组织选举产生。国务会议讨论业经国家杜马审议的法案，有权批准或否决杜马的任何决议。——16。 |
列宁全集第十四卷——游击战争（1906年9月30日〔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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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击战争
（1906年9月30日〔10月13日〕）
游击活动问题引起我们党和工人群众的极大兴趣。我们已经不止一次顺便谈到这个问题，现在打算把我们的观点作一次比较完整的叙述，这是我们曾经说过的。［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61页。——编者注］
一
让我们从头说起吧。每个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考察斗争形式问题，应当提出些什么基本要求呢？第一，马克思主义同一切原始形式的社会主义不同，它不把运动限于某一种固定的斗争形式。它承认各种各样的斗争形式，并且不是“臆造”这些形式，而只是对运动进程中自然而然产生的革命阶级的斗争形式加以概括、组织，并使其带有自觉性。马克思主义同任何抽象公式、任何学理主义方法是绝对不相容的，它要求细心对待进行中的群众斗争，因为群众斗争随着运动的发展，随着群众觉悟的提高，随着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加剧，会产生愈来愈新和愈来愈多的防御和攻击的方式。因此，马克思主义决不拒绝任何斗争形式。马克思主义决不局限于只是在当前可能的和已有的斗争形式，它认为，随着当前社会局势的变化，必然会出现新的、为这个时期的活动家所不知道的斗争形式。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向群众的实践学习的，决不奢望用书斋里的“分类学家”臆造的斗争形式来教导群众。例如，考茨基在考察社会革命的形式时说：我们知道，即将到来的危机会给我们带来我们现在还预见不到的新的斗争形式。
第二，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一定要历史地来考察斗争形式的问题。脱离历史的具体环境来谈这个问题，就是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常识。在经济演进的各个不同时期，由于政治、民族文化、风俗习惯等等条件各不相同，也就有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提到首位，成为主要的斗争形式，而各种次要的附带的斗争形式，也就随之发生变化。不详细考察某个运动在它的某一发展阶段的具体环境，要想对一定的斗争手段问题作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就等于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的立脚点。
这就是我们应当遵守的两个基本理论原理。在西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无数证实上述原理的例证。欧洲社会民主党人认为议会制度和工会运动是目前主要的斗争形式，但是，他们同俄国立宪民主党人[1]和无题派[2]之类的自由派资产者的意见相反，过去承认过起义，并且在将来局势发生变化的时候，还是完全准备承认起义的。70年代，社会民主党不承认总罢工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万应灵丹，不承认它是通过非政治途径能立即推翻资产阶级的手段，但是，社会民主党现在完全承认群众性的政治罢工（特别是有了1905年俄国革命的经验以后）是一种在一定条件下必要的斗争手段。社会民主党承认过19世纪40年代的街垒斗争，以后又根据19世纪末的一定情况把它否定了，而在有了莫斯科的经验以后，又表示完全愿意修改这种否定街垒斗争的观点，承认这种斗争是适当的，因为莫斯科的经验，用考茨基的话来说，提供了新的街垒战术。
二
我们既已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现在就来考察一下俄国革命。我们先回忆一下俄国革命所提出的各种斗争形式的历史发展。起初是工人的经济罢工（1896—1900年），接着是工人和学生的政治示威（1901—1902年），农民骚乱（1902年），以各种形式同游行示威结合在一起的群众性政治罢工的兴起（1902年罗斯托夫的罢工，1903年夏季罢工，1905年1月9日事件）。全俄政治罢工连同局部的街垒斗争（1905年10月），群众性的街垒斗争和武装起义（1905年12月），和平的议会斗争（1906年4—6月），军队的局部起义（1905年6月—1906年7月），农民的局部起义（1905年秋—1906年秋）。
从一般斗争形式来看，截至1906年秋天为止，情况就是这样。专制制度采取的“报复”斗争形式，就是从1903年春天的基什尼奥夫事件起到1906年秋天的谢德尔采事件[3]止的黑帮大暴行。在这整个时期，策划黑帮大暴行和屠杀犹太人、大学生、革命者以及觉悟工人的办法变本加厉，日益精巧，除了收买无知之徒施行暴力而外，还动用了黑帮军队，甚至在农村和城镇使用大炮，派遣讨伐队和讨伐列车等等。
这就是情况的基本背景。在这个背景上也就呈现出本文所要研究和评价的那一现象，当然这是一种局部的、次要的、附带的现象。这一现象究竟是什么呢？它具有哪些形式？它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是在什么时候产生的，扩展到了什么程度？它在革命总进程中有什么意义？它同社会民主党所组织所领导的工人阶级斗争的关系怎样？这就是现在我们勾画了这种情况的一般背景以后所要分析的一些问题。
我们所关心的这一现象是一种武装斗争。这个斗争是由个别人和一小群人进行的。其中一部分人参加了革命组织，一部分人（在俄国某些地方是大部分人）没有参加任何革命组织。武装斗争有两种不同的、必须加以严格区分的目的：第一，这种斗争的目的，是要刺杀个别人物，军警长官和他们的下属；第二，是要没收政府的和私人的钱财。没收来的钱财一部分交给党，一部分专门购置武器和准备起义，还有一部分用来维持进行上述斗争的人的生活。剥夺来的大笔款项（高加索20多万卢布，莫斯科875000，卢布）[4]首先交给革命政党；剥夺来的小笔款项，首先，有时甚至完全用来维持“剥夺者”的生活。这种斗争形式，显然只是在1906年，即十二月起义以后，才广泛地发展和流行起来。尖锐到发生武装斗争程度的政治危机，特别是农村和城市的贫困、饥饿和失业的加剧，是引起这种斗争的重要原因之一。无业游民、流氓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集团，把这种斗争形式看作是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社会斗争形式。专制制度采取的“报复”斗争形式，就是宣布戒严状态，动员新的部队，施行黑帮大暴行（谢德尔采事件），设立战地法庭[5]。
三
通常对这种斗争的评价可以归结如下：这是无政府主义、布朗基主义[6]、旧时的恐怖手段，是脱离群众的个人行动，这种行动会使工人风纪败坏，使广大居民同工人疏远，瓦解运动，危害革命。人们可以从报纸上每天报道的事件中随便找出一些例子，来证实这种评价。
但是这些例子有说服力吗？为了检验这一点，我们不妨看看这种斗争形式最发展的地方，即拉脱维亚边疆区。请看，《新时报》[7]（9月9日和12日）对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是怎样发泄不满的吧。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8]（它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部分）所办的报纸[9]，通常发行3万份。在通告栏内，公布了每个正直的人都有责任加以消灭的奸细的名单。帮助警察局的人被宣布为“革命的敌人”，应当处以死刑，并没收其财产。居民向社会民主党捐款必须索取盖有印章的收条。党的最近账目中载明，在全年48000卢布收入中，有5600卢布是利巴瓦支部用剥夺手段得来购置武器的。《新时报》自然暴跳如雷，反对这种“革命立法”，反对这个“可怕的政府”。
谁也不敢贸然把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的这种活动，说成是一种无政府主义、布朗基主义、恐怖主义。为什么不敢呢？因为这里显然可以看出，新的斗争形式是同12月发生过而且现在又在酝酿的起义有联系的。就整个俄国来说，这种联系还不十分明显，但是这种联系是存在的。至于“游击”斗争是在12月以后才开展起来，这种斗争不仅同经济危机尖锐化有联系，而且同政治危机尖锐化有联系，这些都是没有疑问的。旧时的俄国恐怖主义是知识分子密谋家所干的事情；现在的游击斗争通常是由工人战斗队员或者就是失业工人进行的。布朗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那些喜欢死板公式的人容易想到的，但是在象拉脱维亚边疆区这样明显的起义环境里，这种用滥了的标签显然是不适用的。
从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的例子显然可以看出，在我国如此常用的、不把游击战争同起义环境联系起来的分析方法，是完全不正确的、非科学的、非历史的。应该注意到这个环境，考虑到两次大规模起义行动之间的间隔时期的种种特点，应当了解这时必然会产生怎样的斗争形式，而不是用立宪民主党人和新时报派惯用的无政府主义、抢掠、游民行为等这套字眼来敷衍了事！
有人说，游击活动会破坏我们的工作。我们不妨把这种议论拿来同1905年12月以后的环境，同黑帮大暴行和戒严状态的时代对照一下。在这样的时代，究竟是什么最能破坏运动呢？是不抵抗，还是进行有组织的游击斗争？我们可以把俄国中部同俄国西部边区即波兰和拉脱维亚边疆区比较一下。毫无疑问，游击斗争在西部边区开展得更广泛，发展得更迅速。同样毫无疑问，革命运动，特别是社会民主运动，在俄国中部要比俄国西部边区一带受到的破坏更大。当然，我们决不想由此得出结论说，波兰和拉脱维亚的社会民主运动所受到的破坏较小是因为进行了游击战争。不是的。由此只应得出结论说，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人运动受到破坏的事实不能归咎于游击战争。
人们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往往以民族条件的特点为借口，但是这种借口特别明显地暴露了目前流行的论据的不足。既然问题在于民族条件，那就是说，问题不在于无政府主义、布朗基主义、恐怖主义这些全俄范围和甚至专门是俄罗斯范围的过失，而在于某种别的缘故。先生们，请你们具体地分析一下这个某种别的缘故吧！那时你们就会知道，民族压迫或民族对抗是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的，因为这在西部边区一带始终都是存在的，而游击斗争只是当前历史时期的产物。有许多地方，虽有民族压迫和民族对抗，但是没有游击斗争，而游击斗争有时是在没有任何民族压迫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只要具体分析问题，就会知道问题不在于民族压迫，而在于起义的条件。游击斗争是群众运动事实上已经达到起义地步，以及国内战争中两“大战役”间的一段较长的间隔时期内不可避免的一种斗争形式。
运动受到破坏，并不是由于游击活动，而是由于党软弱无力，不善于掌握这种活动。所以我们俄罗斯人通常一方面咒骂游击行动，一方面又去进行确实使党受到破坏的那种秘密的偶然的没有组织的游击活动。我们不能了解产生这种斗争的历史条件，也就不能消除它的不好的方面。然而斗争却在进行着。这种斗争是由强大的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引起的。我们不能排除这些原因，也就不能排除这种斗争。我们埋怨游击斗争，其实就是埋怨我们党在起义方面的软弱无力。
以上我们关于运动受到破坏的问题所谈的一切，也适用于风纪败坏的问题。使风纪败坏的，不是游击战争，而是游击行动缺乏组织性，缺乏秩序，缺乏党性。对游击行动的斥责和诅咒，丝毫也不能使我们摆脱这种极明显的风纪败坏，因为这种斥责和诅咒绝对不能阻止深刻的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所引起的现象。有人会反驳说，我们不能阻止反常的、会败坏风纪的现象，但这也不能成为党应该采取反常的、会败坏风纪的斗争手段的理由。但是这种反驳纯属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说法，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因为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把国内战争，或者作为国内战争形式之一的游击战争，笼统地看成反常的、会败坏风纪的现象。马克思主义者是主张阶级斗争的，而不是主张社会和平的。在尖锐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一定时期，阶级斗争就会径直发展成为国内战争，即两部分人之间的武装斗争。在这样的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坚持国内战争的观点。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对国内战争作任何道义上的谴责，都是完全不能容许的。
在国内战争时代，无产阶级政党的理想，就是要成为战斗的党。这是绝对无疑的。我们完全可以假定，就国内战争而言，可以证明而且也可能证明国内战争的某种形式在某个时候是不适当的。我们完全承认可以根据军事上的适当与否来批评国内战争的各种不同形式，而且我们绝对同意在这种问题上的最后发言权属于各个地方的社会民主党的实际工作者。可是我们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绝对主张不要用一些什么无政府主义、布朗基主义和恐怖主义的老生常谈来回避对国内战争条件的分析，绝对主张在讨论社会民主党应否参加游击战争问题时，不要拿某个波兰社会党组织在某个时候采用过的毫无意义的游击活动方式来吓唬人[10]。
对于所谓游击战争会使运动受到破坏的借口，我们应该批判地对待。采用任何一种新的斗争形式，都会遇到新的危险，遭到新的牺牲，因而不免会使对这种新的斗争形式准备不足的组织受到“破坏”。我们以前的宣传员小组曾因转向鼓动而受到破坏。后来，我们的委员会也因转向游行示威而受到破坏。任何战争中的任何一次军事行动，都会使作战队伍受到某种破坏。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不应当作战。由此应当得出的结论是，应该学会作战。如此而已。
某些社会民主党人骄傲自满地说，我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不是小偷，不是土匪，我们高于这一切，我们反对游击战争。当我听到这类话的时候，我便自问道：这些人明白他们说的是什么吗？现在黑帮政府正在全国各地同居民展开武装冲突和搏斗。这种现象在目前的革命发展阶段上，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居民自发地、无组织地——因此也就往往采取不能奏效的坏形式——同样用武装冲突和袭击来对付这种现象。我明白，由于我们组织的软弱无力和准备不足，在某个地方和某个时候，我们可能放弃党对这种自发斗争的领导。我明白，这个问题应当由当地的实际工作者来解决，改造软弱无力的和准备不足的组织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可是，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或政论家不但不对这种准备不足感到痛心，反而用一种骄傲自满的态度、纳尔苏修斯[11]式的得意神情重复他在少年时代背诵的那些关于无政府主义、布朗基主义和恐怖主义的词句。当我看到这种情形的时候，我就不禁要为世界上最革命的学说遭到诋毁而难过。
有人说，游击战争会使觉悟的无产阶级堕落到不可救药的无赖流氓的地步。这是对的。但是由此得出的结论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把游击战争当作唯一的、甚至是主要的斗争手段；这种手段应当服从于其他的斗争手段，应当配合主要的斗争手段；应当经过社会主义的教育影响和组织影响变成一种高尚的手段。没有后面这个条件，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进行斗争的一切手段，确实是一切手段，都会把无产阶级弄到那些高于或低于它的非无产者阶层的地步，如果听其自然发展下去，那就会散漫放荡，腐化堕落。听其自然发展的罢工，往往会堕落为工人同厂主相妥协以对付消费者的“同盟”。议会会堕落为妓院，由一伙资产阶级政客拿“人民自由”、“自由主义”、“民主”、共和主义、反教权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其他种种畅销货来做批发和零售的交易。报纸会堕落为廉价的皮条客，堕落为腐蚀群众、无耻迎合群氓卑鄙本能的工具，等等，等等。社会民主党不知道有什么万能的斗争手段，不知道有什么能用万里长城把无产阶级同稍高于或稍低于它的各个阶层隔绝起来的手段。社会民主党在不同的时代采用不同的手段，并且始终为采用这种手段规定了严格确定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条件。［注：有人往往责备社会民主党内的布尔什维克对游击行动持轻浮偏颇的态度。因此，在这里不妨指出，在关于游击活动的决议草案（见《党内消息报》[12]第2号和列宁的关于代表大会的报告[13]）里，拥护游击活动的那部分布尔什维克曾经提出他们承认游击活动的如下条件：决不容许“剥夺”私有财产；不提倡“剥夺”官家财产，而只在受党监督并把款项用于起义需要的条件下，才容许这样做。对政府暴吏和积极的黑帮提倡用恐怖式的游击活动，然而必须遵守下列条件：（1）要顾及到广大群众的情绪；（2）要注意到当地工人运动的条件；（3）要设法使无产阶级不要无谓地耗费力量。统一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和这个草案实际不同的地方，只在于不容许“剥夺”官家财产。］
四
俄国革命同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相比，特点是斗争形式繁多。考茨基在一定程度上预见到了这一点，他在1902年说过，将来的革命（他补充说，也许俄国例外），与其说是人民和政府之间的斗争，不如说是两部分人之间的斗争。我们看到，在俄国，这第二种斗争显然要比在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发展得更广。我国革命的敌人在人民中间为数不多，但是随着斗争的尖锐化，他们日益组织起来，并且得到了资产阶级中反动阶层的支持。因此，在这样的时代，在发生全民政治罢工的时代，起义也就不能采取那种只适用于间隔时期很短和地区很小的单独行动的旧形式，这是十分自然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起义采取遍及全国的长期的国内战争这种更高的更复杂的形式，即采取两部分人之间的武装斗争形式，这也是十分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这样的战争，只能是连续发生的几次间隔时期较长的大战役和大量的、在这些间隔时期内发生的小冲突。既然这样——而这是确定无疑的——社会民主党也就绝对应该提出自己的任务：建立能够在这些大战役中也能够尽量在这些小冲突中最大限度地领导群众的组织。在阶级斗争已经尖锐到发生国内战争这个时代，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不仅应当参加这场国内战争，而且应当在这场国内战争中起领导作用。社会民主党应当培养和训练自己的组织，使它们能够真正成为交战的一方，不错过任何一个打击敌人力量的机会。
不用说，这是一个困难的任务。它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正如在国内战争进程中全体人民都在斗争中重新受到教育和进行学习一样，我们的各级组织也应当受到教育，应当根据实际经验进行改造，以适应这个任务。
我们一点也不想硬要实际工作者接受什么杜撰的斗争形式，甚至也不想在书斋里解决某种游击战争形式在俄国国内战争的总进程中的作用问题。我们决不想把具体估计某种游击行动的问题，看作是社会民主党的方针问题。但是，我们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尽量帮助大家从理论上正确估计实际生活所提出的新的斗争形式，就是毫不留情地反对各种死板公式和偏见，因为它们妨碍觉悟工人正确地提出这一新的困难问题并正确地解决这一问题。
载于1906年9月30日《无产者报》第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4卷第1—12页
注释：
[1]立宪民主党人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立宪民主党（人民自由党）的成员。立宪民主党于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主张俄国实行立宪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在土地问题上，它主张将官家、皇室、皇族和寺院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私有土地部分地转让，并且按“公平”价格给予补偿；解决土地问题的土地委员会由同等数量的地主和农民组成，并由官员充当他们之间的调解人。1906年春，它曾同政府进行参加内阁的秘密谈判，后来在国家杜马中自命为“负责任的反对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2。
[2]无题派是指1906年在彼得堡出版的《无题》周刊的组织者和参加者——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叶·德·库斯柯娃、瓦·雅·鲍古查尔斯基、维·韦·波尔土加洛夫、瓦·瓦·希日尼亚科夫等人。无题派是一批原先信奉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经济主义、后来参加了解放社的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公开宣布自己是西欧批判社会主义的拥护者，支持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列宁称无题派为孟什维克化的立宪民主党人或立宪民主党人化的孟什维克。无题派后来集结在左派立宪民主党的《同志报》周围。——2。
[3]基什尼奥夫事件是指1903年4月在基什尼奥夫发生的大规模蹂躏犹太人的血腥事件。这一暴行是由沙皇政府内务大臣、宪兵司令维·康·普列韦策划的，其目的是诱使群众离开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在这一事件中死伤者有几百人，被抢劫和捣毁的住房和店铺上千座。
谢德尔采事件是指1906年8月底发生在谢德尔采市的反犹太人大暴行。在这一事件中，该市遭到枪炮轰击，死伤者达数百人。——3。
[4]这里说的是发生在高加索和莫斯科的两次较大的剥夺事件。高加索剥夺事件发生在梯弗利斯省的杜舍季市。1906年4月12日（25日）夜，身着士兵服装的6名武装人员，冒充卫兵进入该市地方国库，夺取了315000卢布。莫斯科剥夺事件是社会革命党人干的，发生于1906年3月7日（20日）。这一天，大约有20名武装人员解除了莫斯科商人互贷协会银行守卫队的武装，夺取了875000卢布。——4。
[5]战地法庭是沙皇政府为镇压革命运动而设立的非常法庭。沙皇俄国大臣会议于1906年8月19日（9月1日）制定了战地法庭条例。该条例规定，在宣布戒严或处于非常警卫状态的地方设立战地法庭。设立战地法庭之权属于总督、在实施非常警卫时被授予全部行政权力的“长官”或其他有同等权力的人员，由他们确定设立战地法庭的地点，并向警备司令、驻军司令或港口司令提出相应的要求。战地法庭由主席1人（将校级军官）和成员4人（陆军或海军军官）组成。开庭时禁止旁听，被告人不得委托他人辩护，也不得上诉。战地法庭的判决一般是死刑，宣判后立即生效，并且必须在一昼夜内执行。——4。
[6]布朗基主义是19世纪法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冒险主义的思潮，以路·奥·布朗基为代表。布朗基主义不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忽视同群众的联系，而主张用密谋手段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少数人的专政。列宁指出布朗基主义者期待不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通过少数知识分子的密谋使人类摆脱雇佣奴隶制。——5。
[7]《新时报》（《НовоеВремя》）是俄国报纸，1868—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出版人多次更换，政治方向也随之改变。1872—1873年采取进步自由主义的方针。1876—1912年由反动出版家阿·谢·苏沃林掌握，成为俄国最没有原则的报纸。1905年起是黑帮报纸。1917年二月革命后，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政策，攻击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列宁称《新时报》是卖身投靠的报纸的典型。——5。
[8]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是1904年6月在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的。1905年6月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党纲。1905年该党领导了工人的革命行动，并训练群众准备武装起义。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作为地区组织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后改称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5。
[9]指《斗争报》。
《斗争报》（《Zihna》、《Cīna》）是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的秘密的中央机关报，1904年3月创刊。1909年8月以前在里加出版（经常中断），以后在国外出版。该报刊登过列宁1910年为该报出版100号而写的祝贺文章以及列宁起草的一些党的文件。该报撰稿人中有拉脱维亚共产党的组织者彼·伊·斯图契卡、拉脱维亚人民诗人扬·莱尼斯等。1917年4月起，《斗争报》成为合法报纸，先后在彼得堡、里加和其他城市出版。1919年8月起，因反革命在拉脱维亚暂时得势而再次在里加秘密出版。1940年6月，苏维埃政权在拉脱维亚取得胜利后，该报成为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机关报。——5。
[10]关于波兰社会党某个组织在某个时候采用过的毫无意义的游击行动方式，可参看《关于波兰社会党的游击行动》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88页）。
波兰社会党是以波兰社会党人巴黎代表大会（1892年11月）确定的纲领方针为基础于1893年成立的。这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建立独立民主共和国、为争取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而斗争的口号，但是没有把这一斗争同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革命力量的斗争结合起来。该党右翼领导人约·皮尔苏茨基等认为恢复波兰国家的唯一道路是民族名义而不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全俄反对沙皇的革命。从1905年2月起，以马·亨·瓦列茨基、费·雅·柯恩等为首的左派逐步在党内占了优势。1906年11月召开的波兰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把皮尔苏茨基及其拥护者开除出党，该党遂分裂为两个党：波兰社会党—“左派”和所谓的波兰社会党—“革命派”。波兰社会党—“左派”逐步转到了革命的和国际主义的立场，于1918年12月同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一起建立了波兰共产党。波兰社会党—“革命派”于1909年重新使用波兰社会党的名称，强调通过武装斗争争取波兰独立，但把这一斗争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割裂开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起，该党的骨干分子参加了皮尔苏茨基站在奥德帝国主义一边搞的军事政治活动（成立波兰军团）。1918年波兰社会党参加创建独立的资产阶级波兰国家。该党不反对地主资产阶级波兰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并于1920年7月参加了所谓国防联合政府。1926年该党支持皮尔苏茨基发动的政变，同年11月由于拒绝同推行“健全化”的当局合作而成为反对党。——8。
[11]纳尔苏修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孤芳自赏的美少年。——9。
[12]《党内消息报》（《ПартийныеИэвестия》）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中央委员会的秘密机关报，党的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在彼得堡出版。该报编辑部是由布尔什维克机关报（《无产者报》）和孟什维克机关报（新《火星报》）的同等数量的编辑人员组成的。代表布尔什维克参加编辑部的是弗·亚·巴扎罗夫、瓦·瓦·沃罗夫斯基和阿·瓦·卢那察尔斯基，代表孟什维克参加的是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和亚·马尔丁诺夫。该报共出了两号。第1号于1906年2月7日出版，刊登了列宁的《俄国的目前形势和工人政党的策略》；第2号于1906年3月20日出版，刊登了列宁的《俄国革命和无产阶级的任务》。在这一号上还刊登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各自提交统一代表大会的策略纲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出版了自己的报纸，《党内消息报》遂停刊。——10。
[13]指《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给彼得堡工人的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1—65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于1906年4月10—25日（4月23日—5月8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112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22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他们代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62个组织。参加大会有发言权的还有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和崩得的代表各3名，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芬兰工人党的代表各1名。此外，还有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1名。加上特邀代表和来宾，参加大会的共有157人。
为了召开这次代表大会，1905年底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领导机构组成了统一的中央委员会。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各地党组织讨论两派分别制定的纲领，并按300名党员产生1名代表的比例进行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由于布尔什维克占优势的工业中心的许多党组织遭摧残而严重削弱，因此代表大会的组成并未反映党内真正的力量对比。在112张表决票中，布尔什维克拥有46票，孟什维克则拥有62票，而且拥有少数几票的调和派在基本问题上也是附和孟什维克的。
代表大会的议程是：修改土地纲领；目前形势和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关于对国家杜马选举结果和对杜马本身的策略问题；武装起义；游击行动；临时革命政府和革命自治；对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态度；工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对各种非社会民主主义的党派和组织的态度；根据党纲中的民族问题对召开特别的波兰立宪会议的要求的态度；党的组织；与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崩得）的统一；工作报告；选举。大会只讨论了修改土地纲领、对目前形势的估计和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对国家杜马的态度、武装起义、游击行动、与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的统一、党的章程这几个问题。列宁就土地问题、当前形势问题和对国家杜马的态度问题作了报告，就武装起义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发了言，参加了党章起草委员会。
大会是在激烈斗争中进行的。在修改土地纲领问题上提出了三种纲领：列宁的土地国有化纲领，一部分布尔什维克的分配土地纲领和孟什维克的土地地方公有纲领。代表大会以多数票批准了孟什维克的土地地方公有纲领，但在布尔什维克的压力下对这一纲领作了一些修改。大会还批准了孟什维克的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和武装起义的决议。大会未经讨论通过了关于工会的决议和关于对农民运动的态度的决议。代表大会通过了同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以及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决定。这两个党作为地区性组织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该地区各民族无产阶级中进行工作。大会还确定了同崩得统一的条件。在代表大会批准的新党章中，关于党员资格的第1条采用了列宁的条文，但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的相互关系问题上仍保留了两个中央机关并存的局面。
代表大会选出了由7名孟什维克（B．H．罗扎诺夫、列·伊·戈尔德曼、柳·尼·拉德琴柯、列·米·欣丘克、维·尼·克罗赫马尔、Б．А．赫梅季耶夫、帕·尼·科洛科尔尼科夫）和3名布尔什维克（瓦·阿·杰斯尼茨基、列·波·克拉辛、阿·伊·李可夫）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和由5名孟什维克（尔·马尔托夫、亚·马尔丁诺夫、彼·巴·马斯洛夫、费·伊·唐恩、亚·尼·波特列索夫）组成的清一色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中央委员中的李可夫后来换成了亚·亚·波格丹诺夫。——10。 |
列宁全集第十四卷——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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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卷收载列宁在1906年9月至1907年2月即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业已过去，革命形势继续低落时期的著作。
1906年7月，沙皇政府解散了第一届国家杜马，镇压了发生在斯维亚堡、喀琅施塔得和雷瓦尔等地的水兵和士兵的起义。沙皇政府、地主和资本家向工人和农民发动猖狂进攻。在这一时期中，尽管革命运动有局部活跃，但总的说来却是走向低潮。在1906年的第四季度，无论是工人的斗争或农民的斗争，其规模都比以前小多了。布尔什维克党在革命处于低潮的复杂形势下，在沙皇政府进行残酷迫害的情况下，继续顽强进行斗争。它总结了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的经验，改变自己的策略，决定参加1907年2月召开的第二届国家杜马。
本卷的第一篇文章《游击战争》比较完整地论述了俄国革命的斗争形式，特别是游击活动的问题。列宁首先提出马克思主义者在考虑斗争形式问题时应当遵循的两个原则：第一，反对一切抽象公式和学理主义方法，不使革命运动局限于某一种斗争形式，因为群众斗争随着运动的发展、群众觉悟的提高以及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加剧，会产生愈来愈多的新的防御和攻击的方式；第二，要历史地来考察斗争形式的问题，因为在经济演进的各个不同时期，由于政治、民族文化、风俗习惯等等条件各不相同，会有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成为主要的斗争形式。孟什维克把游击战争说成无政府主义、布朗基主义、旧时的恐怖手段、脱离群众的个人行动，认为这会瓦解运动、危害革命。列宁驳斥这种观点说，不把游击战争同武装起义的环境联系起来的分析方法，是完全不正确的。他指出：游击战争这种新的斗争形式是同1905年12月发生过而且后来又在酝酿的起义有联系的，它在12月以后才开展起来，这不仅同经济危机尖锐化有联系，而且同政治危机尖锐化有联系。列宁进一步指出：革命运动受到破坏，并不是由于游击活动，而是由于党软弱无力，不善于掌握这种活动；使风纪败坏的，不是游击战争，而是游击行动缺乏组织性，缺乏秩序，缺乏党性。列宁认为，在阶级斗争已经尖锐到发生国内战争这个时代，社会民主党不仅应当参加这场国内战争，而且应当在这场国内战争中起领导作用。列宁指出，社会民主党应当尽量帮助大家从理论上正确估计实际生活所提出的新的斗争形式，应该毫不留情地反对各种死板公式和偏见。
俄国的许多政党都是在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产生的，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无论在公开的革命斗争中还是在新的杜马选举运动中都必须确定自己对不同政党的态度。本卷收载的《俄国政党分类尝试》一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阐明了俄国的不同政党的形成过程，并对它们进行阶级分析。列宁把它们分成五种基本类型：一、社会民主党，它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二、劳动派，它是非常庞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包括劳动人民社会党、社会革命党本身以及最高纲领派，它的极右翼（劳动人民社会党）同立宪民主党差别很小，它的极左翼（最高纲领派）同无政府主义者差别也不多，典型的劳动派是一些有觉悟的农民，他们有同君主制搞交易的愿望，有在资产阶级制度范围内在自己的一小块土地上安居乐业的愿望，但是当时他们的主要力量是用来同地主争土地、同农奴制国家争民主，他们的理想是消灭剥削，但并不是反对一切剥削，而只是反对地主和大金融资本的剥削；三、立宪民主党，它的成员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部分甚至是自由派地主，其右翼为民主改革党，其左翼为自由思想派、激进派等等，他们的主要愿望是同君主制搞交易、制止革命，他们的理想是通过有秩序的、文明的、议会的形式使资产阶级的剥削永世长存；四、十月党，它的成员是大资产者，他们不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思想家，而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主人，他们最关心资本主义剥削，他们把立宪民主党人对“民主制”的一切要求统统加以抛弃，想用少数人物或巨头和宫廷恶徒达成协议的办法同君主制搞交易，以便使昏愦的亚洲式俄国赃官直接服从当权的资产阶级；五、黑帮，它连沙皇的“10月17日宪法”都不要，而要保持和正式恢复专制制度。列宁在本文之后写的《告选民书草案》是把对政党的分类、对政党的阶级分析运用于杜马选举中的宣传鼓动，而传单《把谁选入国家杜马？》则以简明的表格形式对杜马选举中互相斗争的各个政党作出评定，说明它们分别维护谁的利益、它们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它们想要给人民什么样的自由等。
本卷中的大部分文献都是直接有关布尔什维克党在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运动中的策略的。小册子《社会民主党和选举协议》在说明社会民主党对议会斗争的态度时指出：社会民主党认为议会制度（参加代表会议）是启发、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建立独立的阶级政党的手段之一，是争取工人解放的政治斗争的手段之一；社会民主党使自己的全部议会活动服从工人运动的总利益和无产阶级在当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特殊任务；社会民主党参加议会运动的性质完全不同于其他政党，它根本不承认这个运动具有任何独立自在的甚至主导的意义，它要使这个运动服从阶级斗争的利益，它在这个运动中提出的口号不是为进行议会改良而实行议会制度，而是为召开立宪会议进行革命斗争。小册子还指出，社会民主党人的责任不是追求席位，而是极其坚决地彻底地捍卫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观点和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完全胜利的利益；社会民主党应当利用选举运动来组织革命，即组织无产阶级和真正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小册子在论证俄国社会民主党在整个杜马选举运动中保持阶级独立性的问题时说：保持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完全独立性，应当是社会民主党的选举总策略的出发点；阐明社会主义的学说和社会民主党在当前革命中的独立口号，将是选举运动和局部协议的政治思想内容。小册子认为，在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即自由问题和土地问题上，既应当强调纯社会主义的宣传，分清小业主的观点和无产阶级的观点，又应当强调为影响人民而斗争的各政党的区别。小册子由土地问题谈到在革命中对待农民的态度时说：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得到一部分最先进最觉悟的农民群众的支持下才能取得胜利；在确定杜马选举结果方面具有政治上的决定意义的是农民；因此，在整个选举时期，社会民主党都必须同农民民主派达成协议。以上这些思想在本卷的许多文献里都作了阐述。
在杜马选举运动中，1906年11月3—7日（16—20日）在塔墨尔福斯举行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会议（“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载入本卷的列宁关于这次代表会议的文献共有5件，其中列宁以14名代表的名义提出的《特别意见》（即《以波兰社会民主党、拉脱维亚边疆区、圣彼得堡、莫斯科、中部工业地区和伏尔加河流域的代表名义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提出的特别意见》），阐明了布尔什维克在杜马选举运动中的纲领。列宁说，社会民主党应当在杜马外和杜马内进行斗争，以便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以便向全体人民进一步揭露立宪幻想并发展革命，因此，它全力以赴地参与当前的杜马运动。列宁提出社会民主党在杜马选举运动中的基本任务之一是向人民说明：只要实权还掌握在沙皇政府手里，要想通过议会道路来实现政治自由是办不到的；必须举行武装起义，成立临时革命政府，在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
列宁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时期实行“左派联盟”的策略思想，除见于上述《特别意见》外，还见于列宁在此以前写的《马尔托夫和切列万宁在资产阶级报刊上的言论》以及已经提到的《社会民主党和选举协议》等一系列文献。所谓“左派联盟”指社会民主党在选举时和在杜马中同劳动派、社会革命党人这些党派达成临时协议，因为当时怀有革命情绪的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广大阶层是跟着劳动派、社会革命党人走的，布尔什维克只有实行“左派联盟”，才能使农村和城市的民主分子摆脱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影响，也才能使自己成为群众性人民运动的领导者。而关于在杜马选举的过程中如何实行“左派联盟”的策略，列宁认为：在选举的第一阶段，同任何其他政党结成任何联盟和达成任何协议都是绝对不能允许的，社会民主党应当独立地在群众中进行活动；在选举的第二阶段（即在初选人大会和复选人大会上），在分配代表席位时才允许仅仅同那些承认武装起义的必要性并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政党达成协议。
在本卷中，列宁猛烈抨击孟什维克关于在选举运动中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策略。孟什维克的代表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会议上以占多数的优势，把他们的一项容许同立宪民主党联盟的决议强加给了代表会议。列宁的上述《特别意见》就是对抗孟什维克的这项决议的。此外，载入本卷的列宁在代表会议以后写的《论同立宪民主党的联盟》、《同立宪民主党化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和党的纪律》、《谈谈崩得机关报上的一篇文章》、《政府伪造杜马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威·李卜克内西的小册子〈不要任何妥协，不要任何选举协议！〉的俄译本序言》、《各资产阶级政党和工人政党是怎样对待杜马选举的？》等许多文章都谈到这个问题。列宁认为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在这个问题上争论的实质在于：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应当跟在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后面呢，还是应当走在革命民主派资产阶级的前面。孟什维克以黑帮的危险在增加为借口、主张在选举运动中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列宁说：同反动派作斗争首先要使群众从思想上脱离反动派，而反动派对群众的思想影响，决不在于黑帮，而恰恰在于立宪民主党；不消除立宪民主党的言论和思想对天真的庄稼汉和小市民的影响，就不能使他们确信有必要进行认真的斗争；谁要是说应当同反动派作斗争，而不是同立宪民主党作斗争，谁就是不懂得斗争的思想任务；要想真正打倒反动派，就必须使群众摆脱立宪民主党的思想影响，因为立宪民主党虚假地向这些群众说明同反动派斗争的任务和实质。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组织为解决是否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的问题而于1907年1月6日（19日）召开了代表会议。列宁在代表会议上作了《就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中达成选举协议问题的报告》，本卷收载了这个报告的简要报道。孟什维克的代表由于自己的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策略遭到拒绝而退出了代表会议。代表会议在讨论了列宁的报告之后，批准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会议上提出的《特别意见》，通过向社会革命党和劳动派建议在选举期间签订协议的决议，条件是他们要拒绝同立宪民主党的任何联合。本卷中的《彼得堡工人政党的选举运动》、《社会民主党和杜马选举》、《“你会听到蠢人的评判……”》、《彼得堡社会民主党的选举运动》、《31个孟什维克的抗议书》、《彼得堡的选举和31个孟什维克的伪善面目》、《彼得堡的选举和机会主义的危机》等文献详尽阐述了这次会议的工作。列宁在揭露孟什维克的分裂行动对指出，孟什维克想方设法要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为此，企图用分裂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列宁认为孟什维克是工人政党中的小资产阶级部分，他们动摇不定，从一方投向另一方，宁肯同立宪民主党勾结，而不进行原则的斗争。
本卷中的《彼得堡工人选民团的选举》、《彼得堡选举的意义》、《彼得堡选举的总结》等文对1906—1907年彼得堡的选举运动进行了总结。在这次选举运动中，布尔什维克排除立宪民主党人的影响，争取了较多的选民；只是由于孟什维克的工贼行为，才使得彼得堡的“左派联盟”没有取得彻底胜利。列宁高度评价这次选举运动，认为它是“俄国革命史上一个重大的独立的阶段”（见本卷第367页）。列宁指出，革命在彼得堡竞选运动中取得的不可磨灭的成果，首先在于弄清楚了各个政党的相互关系和各个阶级的情绪（从而也弄清楚了各个阶级的利益和整个政治形势），其次，在重大的公开的群众性事件中，对社会民主党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基本策略问题的各种答案作了实际的检验。列宁认为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策略是正确的，它的具体表现是：左派联盟成了事实，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成了事实，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了所有的劳动派和大部分孟什维克，甚至领导了知识分子；在彼得堡的选举中已经树起了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旗帜，这面旗帜将在杜马斗争以及引导革命走向胜利的其他一切形式的斗争中迎风飘扬。列宁在总结彼得堡的竞选运动时还指出，在工人选民团的选举中，在最大的一些工厂中，在孟什维克所控制的地区中，由于孟什维克投靠立宪民主党而遭到工人的摈弃，工人宁愿选社会革命党人，也不选孟什维克。上述《彼得堡工人选民团的选举》一文，还有《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在圣彼得堡工人选民团选举中的斗争》、《彼得堡工人选民团的选举总结》等文都对这一事实作了评述。列宁说，社会革命党人战胜的并不是社会民主党，而是社会民主党中的孟什维克，是把社会民主党庸俗化的机会主义者。列宁在《第二届杜马和第二次革命浪潮》一文中回顾整个杜马运动时指出：从1905年1月9日以来，经历了一届杜马和两次选举，这些选举最终形成了党派的划分，使得不久前对政党还没有任何概念的居民发生了极为明显的划分；结果产生了新的更左的杜马，发展下去就是新的更剧烈更明显的革命危机。列宁说：“我们面临的恰恰是革命危机，而不是立宪危机。这是毫无疑问的。”（见本卷第385页）
孟什维克在策略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同他们在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之间有必然联系。列宁揭露孟什维克提出的为建立广泛的“非党的党”而召开有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参加的所谓“工人代表大会”的打算，以捍卫无产阶级政党的纯洁性和党的队伍的统一。散见于本卷前后的一些文献，如《评〈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号》、《革命界的小市民习气》、《孟什维主义的危机》、《工人代表大会和同社会革命党的合并》等文都涉及这一问题。列宁认为工人代表大会的实质就是想修改党纲，使党从“保守的”秘密活动、革命性、地下状态转向“进步的”宪法规定的合法性，使党只用合法手段进行斗争。他指出，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思想模糊了无产者和小资产者的观点的差别，想把无产阶级政党溶化到小资产阶级中去；这样做会使无产阶级从执行独立的革命政策的先进战士变成最引人注目、最想代表“全民族”意愿的那个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附属品。列宁说：“我们的口号是：扩大社会民主工党，反对非党的工人代表大会和非党的党！”（见本卷第165页）
列宁推荐卡·考茨基的《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一书，也是为了批判孟什维克关于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策略。本卷中的《无产阶级及其在俄国革命中的同盟者》和《卡·考茨基的小册子〈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的俄译本序言》两文都以此为内容。考茨基的这本书回答了格·普列汉诺夫所提的三个问题：一、关于俄国革命的性质；二、关于社会民主党对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三、关于社会民主党在杜马选举中对各反对派政党的支持。列宁认为，考茨基出色地探讨了社会民主党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整个策略的基础，论证了俄国社会民主党革命的一翼即布尔什维克的策略的正确；列宁指出考茨基的论证的宝贵之处在于他撇开具体的实际的问题，集中全力系统地说明俄国革命中社会主义策略的一般原理。后一文献还专门谈到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权威”的观点，列宁认为“不要任何权威”的说法不对。他说，工人阶级为了在全世界进行艰巨而顽强的斗争以取得彻底解放，是需要权威的；又说，社会民主党为了阐明自己的纲领和策略，也需要全世界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理论权威。列宁称赞当时的考茨基是工人阶级的著作家，不仅善于论证和阐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并且善于用这一学说来阐明错综复杂的俄国革命问题。同样，列宁认为普列汉诺夫曾经是理论权威。列宁说，普列汉诺夫的主要是批判民粹派和机会主义者的理论著作仍然是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牢固成果；但是，他作为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领袖，作为一个策略家，却不值一评；他在这方面表现出的机会主义给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带来的危害，要比伯恩施坦的机会主义给德国工人带来的危害大百倍。
本卷载有《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列宁在这篇序言中说，俄国正处于大变革的时代，马克思在相当动荡的19世纪60年代所采取的政策，在很多情况下是社会民主党人在目前俄国革命中采取的政策的直接榜样。列宁认为，必须向马克思这位无产者的理论家和领袖学习对革命的信心，学习号召工人阶级把自己的直接的革命任务坚持到底的本领，学习那种决不因革命暂时失利而灰心丧气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列宁着重介绍了马克思对1871年巴黎公社的评价，认为这是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书信中的精华。列宁指出，如果拿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评价来和孟什维克对俄国1905年革命的态度对照一下，是特别有益的。马克思在巴黎公社成立半年以前曾直接警告过法国工人，说实行起义是蠢举，而当他看见人民的群众运动已经起来的时候，他就以参加者的态度，对这个标志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运动前进一大步的伟大事变表示莫大的关切。而普列汉诺夫这位孟什维克的领袖人物在1905年11月，即第一次俄国革命高潮的一个月以前，不但没有坚决警告过无产阶级，反而公开说必须学会掌握武器、必须武装起来，而一个月以后，当斗争已经爆发的时候，却又毫不分析这次斗争的意义、分析这次斗争在整个事变进程中的作用以及同以前斗争形式的联系，就马上扮作一个悔罪的知识分子说道：“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列宁说，马克思最重视的是群众的历史主动性，要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从马克思身上学到怎样来估计俄国工人和农民在1905年10月和12月所表现的历史主动性，那该多好啊！
本卷文献比《列宁全集》第1版相应时期的文献增加6篇。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会议（第一次全俄代表会议）的5篇文献中，有4篇为新文献。 |
列宁全集第十四卷——凡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4卷
列宁全集
LIENINGQUANJI
第十四卷
（1906年9月—1907年2月）
《列宁全集》第二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的。
凡例
1．正文和附录中的文献分别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编排。在个别情况下，为了保持一部著作或一组文献的完整性和有机联系，编排顺序则作变通处理。
2．每篇文献标题下括号内的写作或发表日期是编者加的。文献本身在开头已注明日期的，标题下不另列日期。
3．1918年2月14日以前俄国通用俄历，这以后改用公历。两种历法所标日期，在1900年2月以前相差12天（如俄历为1日，公历为13日），从1900年3月起相差13天。编者加的日期，公历和俄历并用时，俄历在前，公历在后。
4．目录中凡标有星花*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
5．在引文中尖括号〈〉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列宁加的。
6．未说明是编者加的脚注为列宁的原注。
7．《人名索引》、《文献索引》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在《人名索引》条头括号内用黑体字排的是真姓名；在《文献索引》中，带方括号［］的作者名、篇名、日期、地点等等，是编者加的。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人民委员会关于莫斯科食品供应的决定草案初稿（1919年12月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7卷
人民委员会关于莫斯科食品供应的决定草案初稿[160]
（1919年12月6日）
劳动口粮？］］
［［确报告粮食收集点和运输状况
［［
［
｛
｛｛
（“确认”）
（1）正式签署合同[161]
（2）重新实行逐日报告制度[162]
（3）动员工人参加运输
委托莫斯科工会理事会
＋交通人民委员部
（4）火速讨论运送马铃薯的措施并监督运送情况
（5）批准紧急发放（肉？）。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4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年64卷第420-421页
注释：[160]人民委员会1919年12月6日会议讨论了莫斯科的食品供应问题，人民委员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是在列宁这份草案初稿的基础上形成的。——445。
[161]指交通人民委员部与粮食人民委员部关于从产粮区向消费区运粮问题的协议。人民委员会的决定称：“协议要保证定期将粮食运抵莫斯科，其数量应能满足按不同阶级的口粮标准进行分配的需要。”——445。
[162]指逐日向人民委员会报告给莫斯科供应粮食和运送马铃薯的情况。——445。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材料（1919年12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7卷
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材料
（1919年12月）
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报告的提纲
［注：报告见本卷第371—395页。——编者注］
（不晚于12月5日）
1．（引言）
国内战争，剥削者的反抗，国际形势。
2．协约国干涉的第一阶段：协约国的军队（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在南方）。收买捷克人。
法国水兵（拉布勃）。
阿尔汉格尔斯克，英国士兵。失败。
3．协约国干涉的第二阶段：16国（邱吉尔否认，但是爱斯兰＋芬兰）。
尤登尼奇。失败。
4．战争＝政治的继续
政治的集中、总结
检验
综合，等等。
工人专政
农民
“专家”
5．高尔察克和西伯利亚农民。
邓尼金和乌克兰农民。
带领农民＝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
6．关于和平的谈论。又一个和平建议。
敌人还会有企图。
7．恐怖手段是被迫采取的——将要减弱。
8．小市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专家”。将缓和一些。
9．军事（社会、经济、政治、组织、技术等等）的经验用于解决粮食问题（余粮收集制同自由贸易对比）
10．——燃料（最近的一系列措施）
11．——消灭虱子（斑疹伤寒）。
12．星期六义务劳动。清党。
13．————————新党员。
14．非党工农代表会议。［注：手稿上12、13、14各点已被列宁勾掉。——俄文版编者注］
15．军事动员和工业动员。
16．国内和平建设同这两年来抗击国际帝国主义的战争相比较，将需要更大的毅力，会有更大的成就，出现更多的“奇迹”。
（1）第一阶段：
自己的部队
（2）第二阶段：
小国
（3）第三阶段：
（奥拉尔）。
（4）和平建议。
（5）战胜高尔察克的社会原因，等等。
（6）结论：
（无产阶级＋专家＋农民）。
（7）恐怖手段是被迫采取的。
（8）小市民“将会轻松些”。
（9）和平建设。
（10）粮食。
（11）燃料。
（12）“虱子”……
（13）“幻想”和“基础”。
（14）工业动员。
（15）力量的源泉更深更广：
（16）决议。
3300万——4000万普特
余粮收集已完成75％。
总结发言的提纲
［注：总结发言见本卷第396—405页。——编者注］
（12月6日）
马尔托夫发言的前半部分
（1）和后半部分——宣言：宪法的“民主化”及其实行……专政除外。
（2）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伙同孟什维克沃尔斯基反对右派社会革命党人
第23条恐怖手段和肃反委员会肃反委员会不中用
（3）自由，
（αα）阴谋呢？
（ββ）富农呢？
对非党群众
“为了镇压资产阶级”
崩得：
苏维埃撤销执行委员会决议的严重事件……
改选
“苏维埃不开会”
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委员——在前线
笑话：“应当由别人去。”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对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俄共（布）党团委员会条例草案的意见（不早于1919年12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7卷
对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俄共（布）党团委员会条例草案的意见[157]
（不早于1919年12月4日）
（1）俄共中央组织局开会研究工会运动的一切问题，都必须邀请托姆斯基同志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团委员会全体成员（该党团委员会必须由俄共中央委员会批准）参加。
（2）关于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团委员会与中央组织局的相互关系，由该党团委员会制定一个详细章程。章程由中央组织局批准。
（3）《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俄共党团条例》变动如下：
在第1条中删去“领导”一词。[158]
在第3条[159]和第？条中加进（联合会的）“中央委员会”一词。
对某些条文的文字从头到尾重新审订一遍［注：手稿上从“变动”一词起到此处止，已被列宁勾掉。——俄文版编者注］
以此草案为基础，按上述次序重新审议，只作文字方面的修改。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463页
注释：
[157]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在1919年12月27日的会议上讨论了《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俄共（布）党团委员会条例》草案。列宁的意见成了政治局有关决定的基础。——439。
[158]《条例》草案第1条称：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俄共（布）党团是领导全俄工会运动的党组织。——439。
[159]《条例》草案第3条称：“为协调全俄各生产联合组织的行动和最有效最有组织地贯彻共产党在工会运动中的统一路线，一切现有的和新成立的全俄生产联合组织的党团均直属于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团。”——439。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部分代表的会议上作的笔记（1919年11月2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7卷
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部分代表的会议上作的笔记
1919年11月21日的会议
（A）基本任务:东部各共产主义组织和共产党的原则性意义。
（B）党的组织问题。
（C）国家行政问题。
地域原则和超地域原则相结合
＋与俄罗斯族的劳动群众最紧密的联盟。
（E）每个民族的具体问题，与其发展程度、特点等相适应。
＋超地域性？
（F）为反对各民族的官僚、封建主、资产阶级而同每个民族的贫苦农民、劳动者、被剥削者联系的方法和措施。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4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462页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的几个提纲（1919年9—10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7卷
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的几个提纲
［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的提纲》见本卷第253—262页。——编者注］
（1919年9—10月）
1
（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几个方面）无产阶级专政问题
摆脱阶级社会走向非阶级的、无阶级的社会。
三个主要的集团和阶级：被剥削者、剥削者、中间分子；工人、资本家、小资产阶级。
怎样摆脱？是由各阶级组成的一般“多数”吗？不是阶级斗争，而是多数吗？
阶级斗争在另一种形式下的继续：统治阶级（被剥削者；无产阶级，而不是一般被剥削者）。
中间分子，动摇者，被领导者。
资本家（剥削者），被镇压者，镇压他们的反抗。
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斗争的新形式，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社会的过渡阶段）的新形式。
接着产生的两个基本问题：
（α）无产阶级占人口多数是个条件，就是说，只有在无产阶级占人口多数时无产阶级专政才是可行的。
（β）这一特殊阶段阶级斗争的形式。旧形式还是新形式？新在什么地方？
与a有关
51%是最起码的？（大约）
40%中间分子（小资产阶级）
51＋10＝61（）
9%/100资本家
而如果大致上：
20%无产阶级
75%小资产阶级
｛
30贫穷者
30中等者
15富裕者｝
5%资本家
20+30+151/230=65
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
在无产阶级当中帝国主义者占百分之几？按英国的方式？（参看恩格斯1852-1892）对新的本质的和具体的东西撇开不谈，而翻来覆去老谈一般“无产阶级”。
2
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几个理论方面
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对劳动群众（和整个社会）的领导。
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两项基本任务（以及相应的两种新形式）：
（1）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和任何故态复萌，即向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传统的倒退）。
（2）对除无产者以外的全体劳动者经常不断给以指导性的影响（也＝斗争，然而是一种特殊的斗争，是制服某种反抗，诚然是完全不同的反抗，因而也是完全不同的制服）。
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变成统治阶级。一个阶级的统治排斥自由和平等。
注意：
关于摆脱“一般”剥削
自由和平等——或者是对资产阶级民主毫无批判的重复，或者是对于某种全新的制度，对于抽象的社会主义的模糊的幻想式的（真正小资产阶级的）追求。
而革命的无产阶级需要（不但一般需要，而且目前特别需要）的，却是具体确定它从旧制度过渡到、逐步走向新制度方面的任务。
走向“自由和平等”，即走向消灭阶级（否则就是空话，空洞的漂亮话！）的现实步骤。可以而且应当通过一个方法、一条路线来消灭一个（和各个）剥削阶级。
可以把它们“除掉。”
不能“除掉”非剥削阶级或非直接剥削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由于它是生产资料所有者，所以也就是潜在的，而部分地也是实际的剥削者）。
3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些题目
1．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下）的继续。
2．国家＝仅仅是它的工具。
3．这个工具的形式不能同原来一样。特别是形式上的平等不能作为争取物质上平等、反对事实上不平等这一斗争的形式。
4．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两个基本方面（或形式、类型）：
5．（A）镇压剥削者。＝比其他战争更加无情的战争。
6．（B）“中立”中间分子、小资产阶级、农民。中立则靠说服、示范，用实际经验进行教育，用强力制止偏差等等。
7．（C）迫使敌对者服从，要他们积极工作（“专家”）。
8．＋（D）培养新纪律。
9．专政同民主对比。专政是对（一般）民主的否定，被压迫阶级的专政是对压迫阶级民主的否定，是被压迫阶级民主的扩大。
10．民主，具体地说，＝
11．（α）在法律面前全体公民一律平等。——在被剥削者被推翻的情况下，不能同剥削者平等。
12．（β）全体公民有政治自由。——剥削者不能有政治自由。
13．（γ）由全体公民的多数决定。——不，除开剥削者，也不管动摇者。
14．由投票决定，这就是和平的民主或纯粹的民主的实质。事实上，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是由金钱决定。在摆脱资本、推翻资本时是由阶级斗争、国内战争决定。
15．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个阶级同资本进行阶级斗争。当这一斗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下继续时，也是这样。小资产阶级——“鉴于”。（参看《共产党宣言》）［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7页。——编者注］
16．由投票决定，也就是在保持资本主义意志的决定因素（动因）的情况下，通过形式上的表达意志来决定＝资产阶级民主。由反对剥削者的阶级斗争和国内战争决定＝无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用自己的斗争，用革命斗争摧毁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从而摧毁动摇者表达意志和作出决定的资本主义决定因素（和动因）。
17．由投票决定＝“不论”金钱、资本、私有财产，人人平等。由阶级斗争和国内战争决定：首先摧毁金钱、资本、私有财产的压迫，然后不是剥削者投票。前者进行到什么程度，后者就达到什么程度。前者取得多少成就，后者就取得多少成就。
18．在普遍具有诚意的情况下（因而已经是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在不存在剥削者的反抗的情况下，完全由投票决定会是可能的。＝改良主义的空想。
19．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民主：代表大会、集会、地方自治、由劳动者的意志决定、宗教、妇女、被压迫民族：“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训练劳动者不靠资本家过日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民主。
20．在保持资本主义的压迫、桎梏、奴役的条件下用形式上的平等来欺骗劳动者＝资产阶级民主。
21．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对全体劳动者进行训练，也就是进行领导。带领。统治阶级＝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统治排斥自由和平等。
22．农民作为劳动者＝同盟者；作为私有者和投机者＝敌人。“鉴于”。这不是投票，而是革命的进程，国内战争的进程，它的教训，它的总结。
23．不是一般的抽象的无产阶级，而是20世纪的、帝国主义战争之后的无产阶级。同上层分子的分裂不可避免。回避具体的东西，用抽象的东西进行欺骗。（辩证法与折中主义对比。）
24．恩格斯1852论英国。1852—1892。对比1914—1919。无产阶级专政＝推翻无产阶级中的机会主义上层分子，从工人阶级贵族转到群众，“争取影响的斗争”。不会没有分裂。
25．苏维埃＝无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宪法中的工人和农民。“劳动民主派的平等”。宪法第23条。“一党专政”。
26．剥削者的反抗在他们被推翻之前就已开始，而由于他们被推翻则更加激烈起来。从两方面加剧斗争或避开斗争（考茨基）。
27．有个时期（大约1871—1914）必须用全民投票而不用革命（＋罢工等等）来启发落后者。——革命时期（1917—）到来了，无产阶级的国内战争推动着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
28．程度高的无产阶级和“现代野蛮人”。革命的经验。吸引和指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在劳动者当中的威信。
29．动摇者和疲惫者同无产阶级对比。
30．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粗野化，资本主义的腐朽，对落后者进行军事统治。（参看霍布森和我的《帝国主义》。）
31．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马克思1870：训练掌握武器。对比考茨基1914—1918。
32．“多数”？51％（αα）无产阶级要比20％（ββ）无产阶级少，如果在αα中帝国主义的影响和小资产阶级的反抗较大的话。
33．“反动的一帮”。
注意恩格斯1875。关于公社和整个无产阶级专政。［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10页。——编者注］
四个主要部分（A，B，C，D）；ABC——一般；D——”俄国的”。
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1．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国家只是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新工具（2．
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新任务和新形式（3．4．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四个最主要的新任务（5．6．7．8．+26．
A．
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新形式（和具有新任务的新阶段）。
无产阶级专政是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否定
（9．10．11．12．13．14．16一17．18．20．+32．
无产阶级专政是建立无产阶级民主。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民主主义的成就（19．
B．
无产阶级专政是摧毁资产阶级民主和建立无产阶级民主。
与6有关
无产阶级专政和动摇的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
（15．21．22．十25．28．29．
33．
无产阶级专政是被剥削阶级的革命分子的专政（是同无产阶级中的机会主义上层分子的分裂）
（23．24．
与A有关
无产阶级专政和帝国主义的特征（30．
×殖民地
×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
无产阶级专政和国内战争（31．对比27．
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的“消灭”（对比考茨基）。
D．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宪法（25．
——
第9条。专政同民主（“纯粹民主”）对比。
一般
10．（α）平等（11）。
11．（β）政治自由（12）
12．（γ）和一般自由。
13．（δ）由多数决定（13）
由投票决定。
14．它的条件
平等
15．诚意
16．欺骗
17．官僚主义。
18．资产阶级专政。［注：手稿上第9—18条已被列宁勾掉。——俄文版编者注］
19．由最尖锐的斗争决定（16）。
20．多数和力量（32）。
21．民主主义的成就（19）。
4
注意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的提纲
经济
1．小册子的提纲。主要题目
2．提要。它的优点和缺点。（一）实质。
3．实质。（二）三个主要的集团。
4．三个主要的集团……（三）联合起来的劳动（由大资本而产生的）对比小资产阶级。
5．私贩粮食和投机倒把。中央统计局一年的统计资料。（四）例证。
6．退一步？（α）中央统计局。
7．改良主义同革命对比。＋（五）改良主义者的诡辩。
8．为资产阶级革命而斗争或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
9．主要的“内部”敌人＝小资产阶级
（经济）。
10．联合起来的劳动同小经济对比。
政治。第1—8条。
第9—20条。
第21—25条。
第26—32条。
载于192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453—461页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彼得格勒工人的榜样》一文提纲（不晚于1919年10月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7卷
《彼得格勒工人的榜样》一文提纲
［注：《彼得格勒工人的榜样》见本卷第197—199页。——编者注］
（不晚于1919年10月3日）
彼得格勒的榜样。
它的意义：
“库尔斯克的胜利”
吓唬人
惊慌失措
决不！
＋
韦申斯卡亚村，
向顿河区哥萨克的中心推进
不改变计划，不变动命令，
不惊慌失措，补充兵力。
但要以极其巨大的毅力补充兵力，
因为
存在危险，最大的危险，从来没有过的危险。
无产阶级的主动精神。
彼得格勒的榜样。
无产阶级专政。
逃兵“动摇”了。
通过组织局。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4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452页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论粮食自由贸易》一文提纲（1919年8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7卷
《论粮食自由贸易》一文提纲
［注：《论粮食自由贸易》见本卷第160—163页。——编者注］
（1919年8月）
1
注意
论粮食自由贸易
粮食自由贸易就是对国家犯罪
″″″″″″就是为资本而屠杀千百万人
″″″″″″就是高尔察克叛乱。
工人和农民。
社会主义。这是什么？
消灭阶级。因而也消灭农民阶级，消灭（工人阶级）工人。
既无农民，也无工人，大家都是工作者。
交出余粮。
投机。
私有制＝纷争。
劳动＝联合。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最凶恶的反动分子。
所有的报纸，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所有“思想上的同人”都在使用他们的论据。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他们的“思想”供应者。
从1917年8月1日至1918年8月1日＝30，既不包括西伯利亚，也不包括顿河流域和乌克兰。
从1918年8月1日至1919年8月1日＝105。
（105×3．5＝367．5）
2
（粮食自由贸易）
论粮食自由贸易和农民对工人的态度
1．如何完全走上轨道？
2．4亿普特粮食交给国家。
3．主要障碍？
4．习惯的、纷争的、不满的、内讧的、资本主义的势力。
5．粮食自由贸易就是资本主义，就是恢复富人、地主和资本家的无限权力。
6．″″″″″″就是为维护资本家的利润而屠杀千百万人。
7．″″″″″″就是高尔察克叛乱。
8．″″″″″″就是对国家犯罪。
9．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诡辩（或者“思想上的”维护）。
“合作社”
私营商业机构
打倒贫苦农民委员会[155]
10．“商品交换”（？）
懒汉和
勤劳者
商品所有者的任务
11．贷给国家。
12．你死我活的战争。
13．在这场战争中我们的力量。
14．知识分子的诉苦。
15．收集余粮。
3
大致是：
如何巩固胜利，保证胜利和取得最后胜利？
取得全部余粮。
怎样？道路正确吗？
正确（30对105）
贫苦农民委员会和中农。
反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贸易自由和资本主义（第5—8条）。
“商品交换”和借贷。
向投机者开战。
在这场战争中我们的力量。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4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449—451页
注释：
[156]贫苦农民委员会（贫委会）是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6月11日《关于组织贫苦农民和对贫苦农民的供应的法令》建立的，由一个乡或村的贫苦农民以及中农选举产生。根据上述法令，贫苦农民委员会的任务是：分配粮食、生活必需品和农具；协助当地粮食机构没收富农的余粮。到1918年11月，在欧俄33省和白俄罗斯，共建立了122000个贫苦农民委员会。在许多地方，贫苦农民委员会改选了受富农影响的苏维埃，或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贫苦农民委员会的活动超出了6月11日法令规定的范围，它们为红军动员和征集志愿兵员，从事文教工作，参加农民土地（包括份地）的分配，夺取富农的超过当地平均份额的土地（从富农8000万俄亩土地中割去了5000万俄亩），重新分配地主土地和农具，积极参加组织农村集体经济。贫苦农民委员会实际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农村中的支柱。到1918年底，贫苦农民委员会已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根据1918年11月全俄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的决定，由贫苦农民委员会主持改选乡、村苏维埃。改选后，贫苦农民委员会停止活动。——424。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在下房里》一文提纲（1919年7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7卷
《在下房里》一文提纲
［注：《在下房里》见本卷第131—137页。——编者注］
（1919年7月）
1
《在下房里》。（1）南方来的书刊。——（2）斗争极其尖锐时的奴才们。——（3）奴才的燕尾服。——（4）奴才的虚伪。——（5）奴才的怯懦。——（6）“内战”。——（7）内战的形式。——（8）内战和残酷性等等。——（9）“无产阶级中间的内战”。——（10）1793同1919对比。——（11）第一次革命的失败。——（12）世界布尔什维主义与苏维埃。——（13）第二和第三国际。——（14）（α）改良与革命，（β）改良主义者与革命者。——（15）1919年6月彼得格勒阴谋（与第7条有关）。——（16）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与2—5有关）＝伯尔尼国际。——（17）“无政府布朗基主义”＝第14条β。——（18）“反动的一帮”。——（19）工人和农民。——（20）“消费”观点。——（21）“服兵役”（与第7条有关）。——（22）奴才的“出版自由”概念＋“议会制”……——（23）马克思1848和1914—1919。——（24）格鲁吉亚的社会民主党人以及同协约国的联盟。——（25）从马尔托夫到波特列索夫的形形色色派别。——
2
引言
一、1.奴才们。2—50［注：数字是指本提纲第1稿中的各点。——编者注］
二、内战。“高于两个极端”
6一9马尔托夫。
三、20-21-22
“他们的”论据
+19．
四、对协约国的态度。
（巴塞尔）
＋24．
五、教训。23．
16．25．
17．
13．＋14．＋17．＋18。
六、彼得格勒阴谋。15。
七、总结
10．11．12。
3
《在下房里》一文的结尾大致应该这样叙述：
（a）马尔托夫的姿态是“高于”两个极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种专政。
（b）这种姿态的实质＝小资产者
1848可怜的，可笑的（1793伟大的）
1918令人厌恶的，使人恶心的。
（c）1919年6月18—21日社会革命党第九次党务会议的决议同上
高于两个极端，反对两种专政等等
而实际上呢？
（d）对待国内战争的态度？也同马尔托夫一样：绝境，无出路，在普选制上和解（＝资产阶级的奴才）。
（e）“交换”，“工业”
（赞成资本主义）。
（f）“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通过民主制”（＝改良主义）。
（ff）农民和工人。
（g）改良主义反对已经开始的革命＝资产阶级的奴才。
（h）拥护伯尔尼国际
（又是改良主义的口号）。
（i）“自由”反对专政。
（k）小资产者、反动分子、动摇者。
（l）实干者（李伯尔之流、阿列克辛斯基之流、阿夫克森齐耶夫之流等）和空谈者（马尔托夫、切尔诺夫等）。
（m）总结＝反动的小资产者。
载于1925年《布尔什维克》杂志第23—24期合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444—446页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在全俄教育工作者和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的提纲（不早于1919年7月2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7卷
《在全俄教育工作者和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的提纲
［注：讲话见本卷第123—130页。——编者注］
（不早于1919年7月26日）
资本主义的思想上的维护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论据：
“一党专政”？
＝无产阶级先锋队专政。＝无产阶级专政。
1900—1903
（1）1903—1904
（2）1905—1907
（3）1908—1911
（4）1912—1914
（5）1914—1917
（6）1917年2—10月
社会主义（或民主主义）统一战线？
＝对资产阶级的一点让步。
（孟什维克中央。1919年7月26日。）[155]
“社会主义的灵魂＝自由。”
“劳动民主派的平等”。
苏维埃宪法第23条。
普选制
习惯
富人的＝穷人的。
财富的力量、习惯的力量、小经济独特利益的力量＋鼓动自由
＋投票的平等！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4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442—443页
注释：
[155]指孟什维克中央1919年7月12日发表的宣言《怎么办》，列宁于1919年7月26日曾收到这个宣言。孟什维克在这个宣言中要求扩大苏维埃的选举权，“恢复出版、集会自由”，撤销肃反委员会，根本改变苏维埃国家的经济政策，并说只有在这样的纲领的基础上，才能建立“巩固的革命统一战线”。——418。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论第三国际的任务》一文提纲（1919年7月14日以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7卷
附录
《论第三国际的任务》一文提纲
［注：《论第三国际的任务》见本卷第82—101页。——编者注］
（1919年7月14日以前）
1
拉姆赛·麦克唐纳论第三国际
（1）全文。
（2）典型
“中派”……
补2。资产阶级的信任
俄国的苏维埃政权
匈牙利。
（3）巴塞尔宣言
（α）无产阶级革命
（β）互相射击就是犯罪。
（4）社会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受了帝国主义的毒害”（比较“费边帝国主义”）
║俄国
║德国杀害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凶手
║法国
补4：殖民地；援助它们的革命斗争。
再补4：工人阶级的贵族。小资产阶级。恩格斯1852—1892。［注：手稿上这句话已被勾掉。——俄文版编者注］
（5）不要把革命挂在嘴上，不要对革命发誓，而应准备革命，宣传革命，同改良主义作斗争。
补5：群众性的罢工等等。
（6）秘密工作。（同公开工作结合。）
（7）工会和合作社的领袖：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
（8）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
（9）无产阶级的、一个阶级的专政。
（10）国家＝仅仅是工具。
（11）资产阶级民主。
（12）苏维埃政权。
2
0．拉姆赛·麦克唐纳的文章。
1．苏维埃和对它的态度。1917。
2．社会主义和战争。巴塞尔宣言。
3．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
4．改良主义，机会主义。
α不要把革命挂在嘴上，不要对革命发誓，而应准备革命，宣传革命，同改良主义作斗争。
β秘密工作。（同公开工作结合。）
γ工会和合作社的领袖：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
δ殖民地；援助它们的革命斗争。
ε群众性的罢工等等。
{{准备}}
5．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李卜克内西”参看巴比塞的《火线》、《光明》。
6．无产阶级的，一个阶级的专政
国家＝仅仅是工具
资产阶级民主
苏维埃政权。
“中立”
“高于两个极端”
事实上呢？
（α）对国内战争的态度
（β）“交换”，“工业”
（γ）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
（δ）改良主义
（S）“自由”。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4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439—441页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文献（1919年12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7卷
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文献[142]
（1919年12月）
1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报告
（12月5日）
（鼓掌，全体代表起立向列宁致敬）同志们！现在我来作政治报告，根据主席团的决定，这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联合报告。希望你们不要期待我把报告年度内所通过的各项法律和行政措施一一加以列举。这些你们从报上无疑都已经知道了。而且，几乎所有的人民委员部都印了小册子，分发给各位代表，说明每个人民委员部在报告年度内所做的主要工作。我想请你们注意某些总结，在我看来，从我们过去的经历中可以得出的这些总结，对于各位代表同志今后在各地所要做的工作将是有益的指示和资料。
首先，在谈到我们工作的政治总结和政治教训时，自然要把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国际形势放在第一位。无论在十月革命前或十月革命中，我们一直说，我们把自己看作是而且只能看作是国际无产阶级大军中的一支部队，我们这支部队所以走在前面，决不是由于我们的程度高，素养好，而是由于俄国的特殊条件，因此，社会主义革命至少要无产阶级在若干先进国家中取得胜利后，才能说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经受最大的困难。
总的看来，把宝押在国际革命上面——如果可以用这种说法的话——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就革命发展的速度来说，我们经历了特别艰难的时期，我们体验到，革命的发展在较先进的国家里要缓慢得多、困难得多、复杂得多。这不会使我们感到惊奇，因为象俄国这样的国家，开始社会主义革命，自然要比先进国家容易得多。可是，西欧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缓慢、复杂和曲折，毕竟使我们承担了极大的困难。在一个落后的，被战争弄得破败不堪、精疲力竭的国家里，尽管先后受到称雄一时的德帝国主义和一年前击败德国、所向无敌、称霸世界的协约国帝国主义的持续进攻，苏维埃政权还是坚持了两年之久。我们首先要问，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奇迹呢？如果光估计一下实力，比较一下军事力量，那么这确实是一个奇迹，因为协约国无论在过去或现在都比我们强大得多。但是在报告年度中，最重要的正是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一胜利是如此巨大，甚至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主要困难已经过去了。不管我们前面还有多大的危险和困难，然而主要的困难显然已经过去了。应该弄清楚取得这些成就的原因，而更为重要的是正确地规定我们今后的政策，因为协约国大概还会不止一次地企图再来干涉我们，国际的和俄国的资本家想推翻俄国的苏维埃政权和恢复地主资本家的政权，也许还会重新结成以前那种强盗联盟。总之，他们还是在追求那个目的，就是想消灭燃起世界社会主义大火的中心——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
从这一角度来研究协约国干涉的历史和我们所获得的政治教训，我认为可以把这段历史分为三个主要阶段，而我们在每一阶段都获得了巨大而巩固的胜利。
第一阶段，是协约国企图用自己的军队来打败苏维埃俄国。自然，对协约国来说，这是比较容易的阶段。协约国在战胜德国以后，还有数百万并未直接宣布讲和的军队，在西欧各国人们一直拿德帝国主义这个稻草人吓唬他们，因而他们还没有立即从惊恐中苏醒过来。当然，在这样的时候，从军事和对外政策的角度来看，协约国抽调十分之一的军队到俄国来，是毫不费力的。要知道，当时它们完全掌握着海上的霸权，海军的霸权。军队的运送和补给也一直完全操在它们手中。当时，对我们恨之入骨（只有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有这样的仇恨）的协约国，只要能比较顺利地派出十分之一的军队来攻打我们，那毫无疑问，苏维埃俄国的命运早就被决定了，俄国早就遭到了匈牙利那样的命运。
为什么协约国没能做到这一点呢？协约国军队曾在摩尔曼斯克登陆。在协约国军队的帮助之下，人们向西伯利亚展开了进攻，而且直到现在日本军队还在遥远的西伯利亚东部占据着一块土地，西伯利亚西部各地也都有了协约国各国的部队，虽然数量不多。此外，法国军队则在俄国南方登陆。这是国际干涉我国事务的第一阶段，也可以说是协约国想用自己所掌握的军队，即用各先进国家的工人农民来扼杀苏维埃政权的第一次尝试。这些军队的装备是极其精良的，在作战的技术条件和物质条件方面，协约国是什么都不缺少的。协约国没有遇到任何障碍。为什么这次尝试还是失败了呢？协约国结果不得不把军队撤出俄国，因为协约国的军队不能同革命的苏维埃俄国作战。同志们，这永远是我们主要的和基本的论据。革命一开始我们就说，我们是国际无产阶级的政党，无论革命的困难多么大，但是到时候，并且是在决定关头，受国际帝国主义压迫的工人就会对我们表示同情和支持。有人责备我们说这是空想主义。但是经验向我们证明，虽然不能在任何时候对无产阶级发起的任何行动都寄予希望，然而可以说，在这两年的世界历史中，我们是万分正确的。英法试图用本国军队来扼杀苏维埃俄国，它们以为这样做一定能在最短期间毫不费力地取得胜利。可是结果这个尝试失败了，英国军队撤出了阿尔汉格尔斯克，在俄国南方登陆的法国军队也都回到了本国。我们现在虽然处在被封锁、被包围的状态中，但我们还是能够得到西欧的消息。我们虽然零散地收到一些英国和法国的报纸，但我们从这些报纸中得悉，英国士兵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地区写出的信件，还是寄到英国登载出来了。我们得悉，一位名叫让娜·拉布勃的法国女同志，因在法国工人、士兵中间宣传共产主义，而在敖德萨被枪毙了。现在，法国全体无产阶级都知道了她的名字。她的名字已成为斗争的口号，所有法国工人，不分派别（尽管工团主义派别之间有着看来难以克服的分歧），都在她的英名之下团结起来反对国际帝国主义了。拉狄克同志（今天得到消息，他幸运地被德国释放了，我们也许很快就能见到他）曾经这样写过：燃烧着革命之火的俄国土地，协约国军队是无法立足的。这看来不过是政论家的一种向往，可是已变成千真万确的事实。的确，尽管我们十分落后，尽管我们的斗争十分艰苦，英法的军队却不能在我们的国土上同我们作战。结果是我们取得了胜利。当他们第一次调动大批兵力（没有兵力是不能得胜的）来进攻我们的时候，由于英法士兵那种正常的阶级本能，他们从俄国带去了布尔什维主义瘟疫。而德帝国主义者就是为了防止这种瘟疫才把我国使节赶出柏林的[143]。他们想以此来防止布尔什维主义瘟疫，可是由于工人运动的高涨，这种疫病现在已蔓延到整个德国。我们迫使英法撤走了军队，这一胜利是我们对协约国的最主要的胜利。我们夺走了协约国的士兵。我们用劳动者团结一致反对帝国主义政府的精神，夺走了协约国在军事上和技术上的莫大的优势。
这里可以发现，依据通常所依据的标志来判断这些所谓的民主国家是多么肤浅、多么模糊啊！在这些国家的议会中，资产阶级稳稳地占着多数。他们把这一点叫作“民主”。资本主宰着一切，压制着一切，资本到现在还实行着战时书报检查制度，他们把这些也叫作“民主”。在他们出版的几百万份报刊中，替布尔什维克说话的，哪怕是吞吞吐吐说上几句的，也几乎找不到。所以他们说：“我们抵御住了布尔什维克，我们这里有秩序。”他们把这种秩序叫作“民主”。一小部分英国士兵和法国水兵怎么会使协约国军队撤出俄国呢？情况不完全是这样。这说明，人民群众，甚至英、法、美三国的人民群众都拥护我们；这说明，正如不愿背叛社会主义的社会党人常常说的那样，所有这些上层分子都是骗人的；这说明，资产阶级的议会制、资产阶级的民主、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不过是资本家的自由，不过是用金钱的力量收买舆论、压制舆论的自由。在帝国主义战争还没有把社会党人按照民族营垒分开，并使各民族的社会党人变为本国资产阶级的奴仆以前，社会党人一直是这么说的。在战争以前社会党人是这么说的，在战争时期国际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也一直是这么说的。这些话都是完全正确的。群众愈来愈明白，所有这些上层分子，所有这些冠冕堂皇的东西都是骗人的。他们高喊民主制度，可是他们不敢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议会中说要向苏维埃俄国宣战。因此从我们获得的许多法、英、美的报刊中，我们看到这样的主张：“把国家的首脑送交法院审判，因为他们违反了宪法，因为他们对俄国不宣而战。”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哪条宪法、哪个议院批准他们开战的？他们在哪里召集代表开过会？他们事先已经把所有的布尔什维克以及法国报刊所说的正在布尔什维克化的人都关进了监狱。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他们也不能在本国的议会里说他们正在同俄国作战。装备精良、战无不胜的英法军队之所以不能击败我们，反而从北阿尔汉格尔斯克和南方撤走，其原因就在这里。
这是我们第一个胜利，也是基本的胜利，因为这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甚至根本不是军事上的胜利，而是劳动者国际团结的实际胜利。我们发动整个革命正是为了这种团结。正是根据这一点我们当时说，尽管我们历尽千辛万苦，但这些牺牲一定会因必然到来的国际革命的发展而得到百倍的补偿。证明这一点的是：在最粗暴的物质因素起着首要作用的事情上，即在军事上，我们靠夺走协约国穿着军装的工人和农民而战胜了协约国。
第一次胜利以后，开始了协约国干涉我国事务的第二个时期。现在领导着每个国家的都是一批非常老练的政客，他们仗着称霸全世界的地位，在一场赌博中输了，又在另一场赌博中押上赌注。现在没有一个国家、地球上没有一块土地不是完全受英、法、美金融资本实际支配的。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又作了另一次尝试，逼迫俄国周围的小国——这些小国当中有许多是在战时才获得解放、才得以宣布独立的国家，如波兰、爱斯兰、芬兰、格鲁吉亚、乌克兰等——用英、法、美的金钱来攻打俄国。
同志们，你们可能还记得，我们的报纸曾登过大名鼎鼎的英国大臣邱吉尔发表演说的消息，他说将有14个国家进攻俄国，9月以前攻下彼得格勒，12月以前拿下莫斯科。我听说邱吉尔后来否认了这个消息。其实这条消息是从8月25日瑞典《人民政治日报》上转载过来的。就算这一来源不可靠，我们也很清楚，邱吉尔和英帝国主义者的行动正是如此。我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已对芬兰、爱斯兰和其他小国施加种种影响，要它们同苏维埃俄国作战。我读到英国影响最大的资产阶级报纸《泰晤士报》的一篇社论，这篇社论是在显然由协约国提供给养和装备、由协约国船只运送的尤登尼奇的军队离彼得格勒只有几俄里并占领了儿童村的时候写的。这篇文章是一次真正的进军，它施用了军事的、外交的和历史的种种压力。英国资本逼迫芬兰，向它提出了最后通牒。英国资本家说：“全世界都望着芬兰，芬兰的整个命运将取决于它是否了解自己的使命，是否肯帮助平定肮脏、污浊和血腥的布尔什维主义浪潮，解放俄国。”为了这个“伟大的、合乎道义的”事业，为了这个“高尚的、文明的”事业，他们答应给芬兰几百万英镑、若干土地和某些好处。结果怎样呢？本来，尤登尼奇的军队离彼得格勒只有几俄里了，邓尼金已经打到了奥廖尔以北地区，只要给他们极小的援助，就能使我们的敌人在最短时期内以极小的牺牲决定彼得格勒的命运，取得胜利。
协约国对芬兰施加了种种压力，芬兰又欠着协约国很多的债。不仅负债累累，而且没有这些国家的援助，它连一个月也不能维持。我们战胜了这样的敌人，这样的“奇迹”是怎样产生的呢？是的，我们打赢了。芬兰没有参战；如果尤登尼奇和邓尼金协同作战，本来能很快地很有把握地解决全部战斗，使国际资本主义获得胜利。但是，尤登尼奇却被打垮了，邓尼金也被打垮了。在这次严酷和艰险的考验中，我们战胜了国际帝国主义。我们怎么会打赢的呢？怎么会有这样的“奇迹”呢？因为协约国所押的赌注，同完全靠欺骗和压力进行活动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它的每一行动都会激起反对它的对抗行动，结果对于我们是有利的。我们装备低劣，精疲力竭。我们对受芬兰资产阶级压迫的芬兰工人说：“你们不应该同我们作战。”协约国装备精良，外表强大，粮食供应充足，还可以供给这些国家，它要求这些国家同我们作战。可是我们取得了胜利。我们所以取得胜利，是因为协约国已经没有可以用来进攻我们的军队，它只能用小国的兵力来打仗，但是，不仅小国的工人农民不肯来打我们，就连压迫工人阶级的相当大的一部分资产阶级也终于不肯来打我们了。
当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大谈民主和独立的时候，这些国家——在协约国看来是忘乎所以，在我们看来是出于愚蠢——竟把这些诺言当真了，以为独立就是真正的独立，而不是英法资本家发财的手段。它们认为，民主就是自由生活，而不是每个美国亿万富翁都可以掠夺他们的国家，每个贵族军官都可以蛮横无礼，都可以成为无耻的投机商，为取得百分之几百的利润而干最肮脏的勾当。这就是我们胜利的原因！协约国对所有这14个小国都施加压力，但遭到了反抗。芬兰资产阶级用白色恐怖镇压过成千上万的芬兰工人，它知道这事是不会被忘掉的，也知道现在已经没有德国这把刺刀能够让它这样干了。芬兰资产阶级切齿地仇恨布尔什维克，只有被工人打倒了的强盗对工人才会有这样的仇恨。虽然如此，芬兰资产阶级还是这样说：“如果我们按协约国的指示去做，那一定会丧失任何独立的希望。”而这个独立是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11月给他们的，当时统治芬兰的是资产阶级政府。这样，芬兰资产阶级广大人士的意见就摇摆不定了。我们在这场争夺战中战胜了协约国，因为协约国既指靠小国，又使小国离弃了自己。
这一经验在巨大的世界历史范围内证实了我们一向所说的话。世界上有两种力量能够决定人类的命运。一种力量是国际资本主义，它要是取得胜利，就会无比残暴地施展这一力量，每个小国的发展史都说明了这一点。另一种力量是国际无产阶级，它用无产阶级专政（它把这叫作工人的民主）来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我们俄国的动摇分子和小国的资产阶级都不相信我们，说我们不是空想家就是强盗，甚至是更坏的东西，因为他们把什么荒唐无稽的责难都加到我们身上了。可是当问题被尖锐地、直截了当地提出来，是跟着协约国走，帮助它扼杀布尔什维克，还是以自己的中立态度帮助布尔什维克的时候，结果，我们取得了胜利，争得了它们的中立。虽然我们同这些小国没有任何协定，而英、法、美对它们许过种种诺言，同它们签订过种种条约，但它们所做的却正是我们所希望的。并不是因为波兰、芬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的资产阶级觉得布尔什维克的眼睛漂亮[144]，执行这种政策可以得到愉快（这当然是胡说），而是因为我们正确地判定了世界历史的力量：或者是野蛮的资本取得胜利（不管是哪一个民主共和国），那它就会扼杀世界上所有的弱小民族；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取得胜利，那全体劳动人民和各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就有了希望。原来，我们不仅在理论上正确，而且在世界政治的实践上也是正确的。我们为了芬兰和爱斯兰的军队而展开了争夺战，虽然协约国用极小的力量就能击败我们，但是，我们取得了胜利。虽然协约国在财政、军事和粮食供应方面力量很大，为了迫使芬兰出兵，它把一切都投到了天平上，但在这场争夺战中我们还是赢了。
同志们，这是国际干涉的第二阶段，是我们第二个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第一阶段，我们夺走了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工人和农民。这些军队不能再向我们作战了。第二阶段，我们夺走了它们的小国，尽管这些小国一直是反对我们的，尽管那里统治国家的都不是苏维埃政权，而是资产阶级政权。这些小国对我们采取了友好的中立态度，反对称霸世界的协约国，因为协约国是要压迫它们的强盗。
这里，在国际范围内所发生的事情，正同西伯利亚农民所发生的事情一样，西伯利亚农民过去相信立宪会议，帮助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同高尔察克联合起来攻打我们。但是他们体验到，高尔察克所代表的是地主资本家的专政，是一种比沙皇专政更坏的剥削者和强盗的专政，于是他们在西伯利亚举行了许多次起义。关于这些起义，我们收到许多同志的准确报告。现在这些起义将使西伯利亚完全回到我们手里，而且这一次是自觉的归来。在西伯利亚农夫中，由于不开展和政治上无知所发生的情况，现在，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在世界历史的范围内，在各小国中也同样发生了。它们仇视过布尔什维克，有的甚至用血腥的手和疯狂的白色恐怖镇压过布尔什维克，但它们看到英国军官这些“解放者”以后，便懂得了什么叫作英、美的“民主”。英、美资产阶级的代表到了芬兰和爱斯兰以后，就开始扼杀这些国家，他们比俄帝国主义者更加无耻，因为俄帝国主义者是旧时代的人物，不善于巧妙地扼杀，但是这帮人却很会干，而且扼杀得很彻底。
因此，我们在第二阶段的这一胜利比目前一般所想象的要巩固得多。我这样说决没有夸大，而且我认为夸大是十分危险的。我毫不怀疑，协约国还会企图时而唆使我们邻近的这个小国，时而唆使那个小国来进攻我们。这种企图是会有的，因为这些小国完全依附协约国，因为所有那些关于自由、独立和民主的言论都不过是伪善的词句，协约国还会强迫它们再次动手来攻打我们的。可是，这种企图既然在十分容易攻打我们的时刻都遭到了失败，那我认为，可以肯定地说，这方面的主要困难无疑已经过去了。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丝毫没有夸大，而是充分认识到了协约国方面巨大的实力优势。我们已经实实在在地取得了胜利。还会有人来算计我们，但我们一定能够更容易地战胜，因为这些处在资产阶级制度之下的小国已经根据经验，而不是根据理论（这班先生对于理论是一窍不通的）确信，协约国是一只野兽，它比人们用来吓唬全欧洲儿童和文明小市民的布尔什维克还要蛮横和凶恶。
可是，我们的胜利不仅仅是这些。第一，我们夺走了协约国的工人和农民；第二，我们已使那些受协约国奴役的小民族保持中立；第三，我们已开始夺取各协约国国内那些本来完全反对我们的小资产阶级和受过教育的小市民。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引证一下手头这一份10月26日的《人道报》。这家报纸一向属于第二国际，在战争期间是极端沙文主义的，它抱着象我国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这类社会党人的观点，目前正扮演着调和者的角色。连这样的报纸现在也说它确信工人情绪有了变化。它看到这一点，不是在敖德萨，而是在巴黎的大街上和集会上，因为工人不许那些胆敢攻击布尔什维克俄国的人讲话。这些在几次革命中学到了一点东西的政客，这些懂得什么叫作人民群众的人，因此都不敢赞成干涉，都表示反对干涉。情况还不仅仅是这样。在我所引证的10月26日这一份《人道报》上，不仅有社会党人（他们自命为社会党人，但我们早就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社会党人了）作这样的声明，而且还刊载了许多法国知识分子和法国舆论界代表人物的声明。在声明下面第一个签名的是阿纳托尔·法朗士，下面还有斐迪南·比松，我数了一下，共有71个全法国闻名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说，他们反对干涉俄国内政，因为实行封锁和采用饿死的办法会使儿童和老人毁灭，这从文明的角度来看是不能允许的，他们不能容忍这一点。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奥拉尔是完全拥护资产阶级观点的，可是他在信中说：“我，作为一个法国人，是布尔什维克的敌人，作为一个法国人，是民主的拥护者，怀疑我这一点是可笑的，可是，当我看到法国请德国一起来封锁俄国的时候，当我看到法国向德国提出这种建议的时候，我觉得羞愧脸红。”[145]这也许不过是用语言表达出来的知识分子的情感，但这可以说是我们的第三个胜利，是我们在法帝国主义内部取得的胜利。知识分子这一番可怜的和模棱两可的话正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从数十、数百个例子中看出，知识分子的叫嚷往往千百万倍地超过他们的力量，不过，在指示小资产阶级倾向和彻头彻尾资产阶级舆论倾向方面，他们倒是一个出色的晴雨表。我们在法国内部（法国所有资产阶级报纸除了谣言之外，不刊登有关我国的消息）竟获得了这样的成绩，我们可以说，法国仿佛发生了第二次德雷福斯案件[146]，只是规模要大得多。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教权派和军事反动势力时，工人阶级并不能把那看作是自己的事情，因为当时还没有现在这种客观条件和强烈的革命情绪。现在呢？在最疯狂的反动势力在选举中获胜之后不久，并在建立了对付布尔什维克的制度以后，由于最反动的法国和最反动的德国结成同盟，想饿死俄国工人和农民，法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表示感到羞愧了。同志们，我们可以说，这是第三个胜利，而且是最大的胜利。我很想看看，在国内这种情况下，克列孟梭、劳合－乔治和威尔逊这些先生怎样实现他们所梦想的侵犯我国的新计划。先生们，请你们试试看吧！（鼓掌）
同志们，我再说一遍，如果由此非常草率地作出结论，那就大错而特错了。毫无疑问，他们会重新进行各种阴谋活动。但是我们完全相信，不管他们花多大的力气，他们的图谋总是要失败的。我们可以说，我们蒙受无限牺牲所进行的国内战争是胜利的战争。这不仅是俄国的胜利，而且是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我向你们所说的每一个结论，都是根据战局的结果作的。所以，我再说一遍，新的图谋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他们比以前要弱得多，而我们却大大地加强了，我们战胜了高尔察克、尤登尼奇，现在正开始战胜邓尼金，而且显然会彻底战胜邓尼金。难道高尔察克没有得到称霸全世界的协约国的援助吗？难道在立宪会议选举时投布尔什维克票最少的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农民没有一贯支持当时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立宪会议阵线吗？难道他们不是反对共产党的最好人力吗？西伯利亚没有地主土地占有制，因而我们不能立刻象帮助全体俄国农民那样帮助那里的农民群众，难道不是这样吗？高尔察克要战胜我们还缺少什么呢？缺少一切帝国主义者所缺少的东西。他仍是一个剥削者，他必须在世界战争遗留下来的环境中活动。在这种环境中，只可能有两种专政，民主和自由只能是空谈。或者是剥削者专政，它拼命维护剥削者的特权，要各国人民按借据（剥削者想靠这些借据从各国人民身上搜刮数十亿的金钱）交纳贡款；或者是工人专政，它同资本家政权作斗争，要坚决维护劳动者的政权。高尔察克就因为这一点而垮台了。西伯利亚农民和乌拉尔农民正是用这种方式，不是通过投票（当然，在某种情况下，投票方式是不坏的）而是用行动决定了自己的命运。1918年夏天，他们不满意布尔什维克。他们看到布尔什维克不让他们以黑市价格出卖余粮，就跑到高尔察克那边去了。现在经过观察和比较，他们得出了另一个结论。他们是违反了别人教给他们的科学而了解到这一点的，因为他们从亲身的体验中学到了许多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所不愿意从科学中去了解的道理（鼓掌），这就是只能有两种专政：或者是选择工人专政，即帮助全体劳动者摆脱剥削者的枷锁；或者是选择剥削者专政。我们争取到了农民，我们通过空前艰难痛苦的经验证明我们这些工人阶级的代表比任何政党都善于更好地更有成效地引导农民。别的政党都喜欢责备我们，说我们在同农民作斗争，不善于同农民达成正确的协议，它们都愿意好心地无私地来效劳，帮助我们同农民和解。先生们，多谢你们了，可是我们认为你们做不到这一点。而我们呢，至少在很久以前就证明我们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并没有向农民描绘美丽的图画，说没有铁的纪律，没有坚强的工人阶级政权，他们就能摆脱资本主义社会；说只要随便收集一下选票就能解决同资本作斗争这一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问题。我们直截了当地说：专政这个词是残酷的、厉害的，甚至是带有血腥气的，但是，我们也说，工人专政将保证农民推翻剥削者的压迫。事实证明我们是正确的。农民在实际体验了两种专政以后，选择了工人阶级专政，并且跟它继续前进，直到完全胜利。（鼓掌）
同志们，从我刚才谈到的我们在国际方面的胜利这点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我觉得这方面不必谈得很多——就是我们应该以最大的求实精神平心静气地重申我们的和平建议。我们应该这样做，因为这种建议我们已经提过很多次了。每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任何受过教育的人，甚至我们的敌人都认为我们占了优势，而且这些受过教育的人都羞得脸红。布利特到这里来的时候就是这样。契切林同志接见了他。契切林同志和我都同他举行了会谈，并在几小时内签订了预备和约。他要我们相信（这班先生是喜欢吹嘘的），美国就是一切，有了美国的实力，谁还把法国放在眼里呢？我们签订了和约之后，法国的部长和英国的大臣作了这样一个姿势。（列宁用腿作了一个富有表现力的姿势。笑声。）布利特结果带回了一纸空文，有人对他说：“谁会想到你这样天真、这样愚蠢，竟相信了英法的民主制度！（鼓掌）我在这一份报上看到了我们同布利特拟订的和约的法文全文[147]。这个条约在英美所有的报纸上都登载了。结果，他们在全世界面前表明，他们不是骗子就是小孩子——让他们自己去选择吧！（鼓掌）现在甚至小市民，甚至受过一点教育的资产阶级（他们记得他们也同本国的沙皇或国王斗争过），都同情我们了，因为我们以实事求是的精神签字同意了极苛刻的媾和条件。我们说：“我国工人和士兵的血对我们是太宝贵了；我们可以向你们这些商人交纳沉重的贡款来换取和平；我们这样做只是为了保全工人和农民的生命。”因此，我想我们不必多谈了，最后我将宣读一项决议草案，它将以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名义来表达我们执行和平政策的坚定愿望。（鼓掌）
现在，我想从报告的国际部分和军事部分转到政治部分。
我们对协约国取得了三大胜利，而且这决不单单是军事上的胜利。这是工人阶级专政所取得的胜利。每一次这样的胜利都巩固了我们的地位，这不仅由于我们削弱了敌人的力量并使他们失去了军队，还由于全人类的劳动者甚至许多资产阶级分子都更加看重我们，因而我们的国际地位就巩固了。我们对高尔察克、尤登尼奇的胜利和目前正取得的对邓尼金的胜利，将使我们能够继续用和平的方法赢得比目前无疑要广泛得多的同情。
人们老是责备我们实行恐怖主义。这是报刊上惯用的责难。它们说我们把恐怖主义定为原则。我们回答说：“连你们自己也不相信这种诬蔑。”还是那位写信给《人道报》的历史学家奥拉尔说道：“我学过历史，也教过历史。当我读到布尔什维克都是妖魔鬼怪的时候，我不禁要说，有人也这样说过罗伯斯比尔和丹东。我这样说决不是要拿现在的俄国人同这两位伟人相比。决不是这样。他们没有丝毫相似之处。但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认为决不能一听到谣传就相信。”既然一个资产阶级历史学家都这么说，那么我们可以看出，还在流传的关于我们的那些谣言就要消散了。我们说，我们是被迫采取恐怖手段的。人们忘记了，恐怖主义是由称霸全世界的协约国的进攻引起的。世界各国的舰队封锁一个饥馑的国家，难道这不是恐怖手段？外国代表利用所谓外交豁免权去组织白卫分子暴动，难道这不是恐怖手段？观察事物总应该冷静些才是。应该了解，国际帝国主义为了镇压革命，已经孤注一掷，不择手段，它扬言：“用一个军官换一个共产党员，我们也合算！”他们说得对。如果我们试图一味用讲理说服的办法或别的什么办法来影响国际强盗所建立的在战争中已经兽性化了的军队，唯独不用恐怖手段，那我们连两个月都支持不了，那我们都是傻瓜了。是协约国的恐怖主义，是称霸全世界的资本主义的恐怖手段强迫我们采取恐怖手段的，是它们一直想扼杀和饿死我国的工人和农民，因为工人和农民为争取本国的自由进行斗争。在同恐怖手段的这种渊源和起因作斗争时，随着我们取得的每一步胜利，我们必然会在我们管理工作中逐渐舍弃这种说服和影响的办法。
我们在恐怖主义问题上所说的，也能用来说明我们对一切动摇分子的态度。有人责备我们给中间分子，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造成了非常困难的处境。我们说，帝国主义战争是帝国主义政治的继续，因此，它引起了革命。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大家都感觉到，这场战争是资产阶级为了掠夺的目的而进行的，人民在这场战争中大批死亡，而资产阶级却大发横财。这是各国资产阶级全部政治的基调，这使资产阶级趋向毁灭，趋向彻底的灭亡。而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政治的继续。每一个工人和农民都了解（即使不了解，也都本能地感觉到和看到），这是一场抵御剥削者的战争，这场战争使工人和农民蒙受最大的牺牲，但是它也一定会把这些牺牲加在其他阶级的身上。我们知道，这对其他阶级说来要比工人农民更沉重，因为他们过去都是特权阶级。但是，我们说，一个政府要使千百万劳动者摆脱剥削，却又不肯把牺牲加在其他阶级身上，那它就不是社会主义政府，而是叛徒政府。如果说我们把重担放在中间阶级身上，那只是因为协约国各国政府使我们陷于空前艰难的境地。随着我们取得的每一步胜利，有愈来愈多的动摇分子（经过了种种动摇和无数次倒退的尝试之后）相信，除了劳动者专政和剥削者政权以外，的确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这一点从我们革命的经验中可以看出来，不过我不能详加论注。如果说这些动摇分子有一段时间处境困难，这不能怪布尔什维克政权，只能怪白卫分子，怪协约国。等到战胜了白卫分子和协约国，就会有真正可靠的条件来改善这些阶级的处境。同志们，这方面，在谈到国内政治的经验教训之前，我想简短地谈谈战争的意义。
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政治的继续，是推翻剥削者——资本家和地主这一政治的继续。因此，我们的战争虽然异常艰苦，却使我们博得了工人农民的同情。战争不仅是政治的继续，而且是政治的集中，是在这场地主资本家依靠称霸全世界的协约国而强加给我们的空前艰苦的战争中学习政治。在这场战火中，工人农民学到了很多东西。工人们学会了怎样利用国家权力，怎样把每一个步骤变成宣传和教育的资料，怎样把农民占多数的红军变成教育农民的工具，怎样把红军变成利用资产阶级专家的工具。我们知道，这些资产阶级专家绝大多数都反对我们（而且也一定会是绝大多数反对我们），因为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这一点我们不会有丝毫怀疑。这些专家成百成千地叛变了，然而有成万成万的专家却愈来愈忠诚地替我们办事了。这是因为在斗争的进程中，他们倒向我们这一边；这是因为促使我们红军创造出奇迹的革命热情渊源于我们为工农服务，满足工农的利益。工农群众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进行斗争，因而能齐心协力地行动。这种形势产生了作用，因此从另一阵营跑到我们这边来的人（有时是不自觉地跑来的），愈来愈多地变为我们自觉的拥护者了。
同志们，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要把我们在军事工作方面获得的经验运用到和平建设方面去。我们所以这样欢欣鼓舞，这样热烈地祝贺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不是由于别的原因，正是由于这次大会是苏维埃俄国历史上的转折点，在此以前主要是我们所进行的国内战争的时期，在此以后主要是我们大家所向往追求的、愿意为它献出一切力量和整个生命的和平建设的时期。我们经受了战争的严酷考验，现在我们可以说，在军事和国际方面，我们基本上已取得了胜利。现在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条和平建设的大道。当然，应该记住，敌人正在窥伺我们的一举一动，还会不断企图利用他们能够利用的一切办法，如使用暴力、欺骗、收买、施展阴谋等等来推翻我们。我们的任务是用军事方面获得的全部经验来解决和平建设的基本问题。现在我把这些主要问题列举如下。首先是粮食问题，即谷物问题。
我们同偏见和旧习惯已经进行了极艰苦的斗争。农民一方面是劳动者，他多年来经受了地主资本家的压迫，凭着被压迫者的本能，知道这批野兽为了恢复自己的政权，是不惜让人民血流成河的。但是另一方面，农民又是私有者。他希望自由出卖粮食，要求“贸易自由”，他不懂得，在一个挨饿的国家里，粮食买卖自由就是投机自由，就是富人发财自由。我们说，我们决不这样做，我们宁死也不让步。
我们知道，这方面我们执行的政策，是工人说服农民贷出粮食，因为纸币不是等价物，与粮食不等价。农民按固定价格出卖粮食给我们，他拿不到商品——因为我们没有商品——而只拿到一些花花绿绿的票子。他贷粮食给我们，我们说：“你既然是劳动者，那怎么能说这不公平呢？你怎么能不同意把现有的余粮按固定价格出借，而不用投机办法销售呢？因为投机就是恢复资本主义，恢复剥削，恢复我们所努力反对的一切。”这是一个巨大的困难。我们曾经很费踌躇。我们已经走了好多步，现在还在摸索前进，但我们已经获得了基本经验。国家对农民说，他们应该把粮食贷出来。你们听了瞿鲁巴同志或其他粮食工作人员的报告后就会看到，农民已逐渐习惯于余粮收集制了；我们接到许多乡的报告，余粮收集工作完成了100％，成就虽然很小，但总算有了成就；我们的粮食政策使农民愈来愈明白，谁在一个民穷财尽的国家里要求粮食买卖自由，那就请他退回去尝尝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滋味吧！我们要同这种现象斗争到最后一滴血。这方面不能有丝毫让步。在粮食这一基本问题上，我们要竭尽一切力量消灭投机，不让有钱人靠贩卖粮食发财致富，要使劳动者在国有土地上靠世世代代的辛勤劳作所得的全部余粮都成为国家的财富，要农民在国家遭到破坏的今天把这些余粮贷给工人国家。如果农民能这样做，我们就能摆脱一切困难，恢复工业，工人就能百倍地偿还欠农民的债务，保证农民及其子女不替地主资本家干活也能生存下去。我们把这些告诉农民，农民现在也相信没有其他的选择。在这方面与其说是我们说服了农民，不如说是我们的敌人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这班先生说服了他们。他们给农民的实际生活教训最多，使农民都跑到我们这一边来了。
同志们，在粮食问题之后就是第二个问题——燃料问题。现在，各地所收购到的粮食已足够彼得格勒、莫斯科挨饿的工人吃了。可是，你们如果到莫斯科的工人居住区去走一趟，你们就会看到，那里苦难重重，冷得可怕，而燃料的缺乏更加深了这种苦难。这方面我们正遭遇到极严重的危机，赶不上需要。最近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开了许多次会议，专门讨论摆脱燃料危机的办法[148]。克桑德罗夫同志为我的讲话提供了一份材料，说明我们已经开始摆脱这一严重危机了。10月初，一周约装运16000车皮的燃料，到10月底却下降为一周装运10000车皮。这是一次危机，这是一次大灾难，这给莫斯科、彼得格勒以及许多其他地方的许多工厂的工人造成饥荒。这次灾难的恶果一直影响到现在。此后，我们抓紧了这项工作，拿出了一切力量，象对待军事工作那样来做这件事情。我们说：任何有觉悟的人决不能用资本主义旧方法来解决燃料问题，让投机者得到奖赏，靠某些订货发财。不，不能这样。我们说，要用社会主义的方法，用自我牺牲的方法去解决这一问题，要用我们拯救红色彼得格勒、解放西伯利亚的方法，要用过去在一切困难的时刻解决一切艰巨的革命任务时使我们取得胜利、并将使我们永远取得胜利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在10月份最后一周，装运量已由12000车皮增加到20000车皮。我们正在摆脱这次灾难，但还远没有摆脱。必须让全体工人都了解、都记住，人没有粮食，工业没有粮食——燃料，国家就要遭难。不仅我国如此。今天报上说，法国这个战胜国的铁路交通停顿了。何况是俄国呢？法国将依靠资本主义方式，即资本家发财而群众继续受苦的方式来摆脱危机。而苏维埃俄国则是依靠工人的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依靠坚决向农民提要求的方式（农民最后总会理解这一点）摆脱危机。农民会体验到，不论这种过渡多么困难，不论工人政权的手多么强硬，但这究竟是劳动者的手，劳动者正为了劳动群众的联盟，为了彻底消灭一切剥削进行斗争。
降临到我们头上的还有第三种灾难，这就是吞噬着我们大批军队的虱子，斑疹伤寒。同志们，你们在这里想象不出斑疹伤寒流行地区的惨状，那里的居民没有物质资料，个个虚弱无力，一切生活和社会活动都停止了。因此我们说：“同志们，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这个问题上。或者是虱子战胜社会主义，或者是社会主义战胜虱子！”同志们，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也采用了上述方法，已经开始收到效果。当然，还有一些医生，对工人政权抱有成见，不信任工人政权，他们愿意拿有钱人的诊金，不愿意去同斑疹伤寒作艰苦的斗争。但是这种人只占少数，这种人愈来愈少了，大多数医生都看到人民正在为生存而斗争，人民希望用斗争来解决拯救一切文明的基本问题。这些医生在这一艰难困苦的事业中所表现出来的忘我精神，并不亚于任何军事专家。他们愿意献出自己的力量为劳动人民工作。应当指出，我们也在开始摆脱这一危机。谢马什柯同志给了我一份有关这项工作的调查材料。据前线消息，到9月30日为止，已经有122名医生和467名医助到达前线。从莫斯科出发的医生已有150名。我们可以预料，在12月15日以前还会有800名医生上前线去协助扑灭斑疹伤寒。我们应该十分重视这次灾难。
我们应该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巩固我们的基础上，即解决粮食、燃料和扑灭斑疹伤寒的问题。同志们，这方面我特别想谈的一点，就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着某些紊乱现象。这是可以理解的。人们要改造整个世界，很自然地会吸引没有经验的工人和农民来参加这一工作。毫无疑问，只有经过很长的时间以后，我们才能正确地肯定，什么问题是我们应该首先注意的。这样伟大的历史任务往往会产生伟大的幻想，随着伟大幻想的产生，又会出现一些渺小的不好的幻想，这都是不足为奇的。常有这样的情况，我们盖房子从屋顶、厢房或飞檐盖起，对于基础却没有认真地注意。根据我的经验和对工作的观察，我认为我们政策中迫切的任务是要把这个基础打好。必须使每个工人、每个组织、每个机关在每次会议上都谈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能够供应粮食，能够增加燃料，能够拿出一切力量来彻底消灭俄国不文明、贫困和愚昧无知的恶果——斑疹伤寒，能够把全部力量，把流血战争中获得的全部经验运用到这场不流血的战争中去，那么我们可以相信，在这项比战争总要省力得多、人道得多的事业中，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愈来愈大的成就。
军事动员我们已经实现了。同我们势不两立、始终维护资本主义思想的政党，如社会革命党，也不顾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者对我们的一切责难，而承认红军是人民的军队了。这就是说，我们在这最困难的事业中已经使工人阶级同转到工人阶级方面来的广大农民群众联合起来，并且以此向农民表明，什么叫作工人阶级的领导。
“无产阶级专政”这几个字把农民吓跑了。在俄国，这是恐吓农民的稻草人。他们转过身来反对使用这种稻草人的人。现在农民知道，无产阶级专政也许是一个十分深奥的拉丁词，但实际上这就是让工人掌握国家机关的苏维埃政权。因此，这是劳动者最忠实的朋友和同盟者，是一切剥削的最无情的敌人。这就是我们终于战胜一切帝国主义者的原因。我们拥有深厚的力量源泉和广大的人力后备，这是任何资产阶级政府所没有也不会有的。我们可以愈益深入地从这样的源泉中吸收力量，吸收的对象不仅从先进工人转到中间工人方面，而且转到更下层，即转到贫苦的劳动农民方面。最近，彼得格勒的同志们说，彼得格勒已贡献出所有的工作人员，再也不能贡献什么人了。季诺维也夫同志说得很对，彼得格勒一到危急关头就成为确实产生出新的力量的奇妙城市。没有管理国家经验和政治经验的工人，过去人们以为他们不如中间分子，现在他们都挺身而起，为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贡献出很大的力量，不断地创造出新的奇迹。这种不断创造出新奇迹的源泉我们还有很多很多。每一个新的阶层，即那些还没有被吸收参加工作的工人和农民都是我们最忠实的朋友和同盟者。我们现在几乎常常要依靠为数极少的先进工人来管理国家。我们在党的工作和苏维埃的实际工作中，应该一次又一次地求助于非党人士，应该更大胆地求助于非党的工人和农民，目的不是为了立刻把他们拉到我们这边来，吸收他们入党（这对我们并不重要），而是为了使他们认识到，要挽救我们国家，必须有他们的帮助。只有我们使那些过去被地主资本家禁止参加国家管理的人们认识到我们在号召他们同我们一道建设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稳固基础，我们的事业才能成为真正不可战胜的事业。
所以，根据两年来的经验，我们可以绝对有把握地告诉你们，我们在军事上的每一次胜利，都将促使和平建设时期飞速接近，现在这一时期已离我们不远，到了那时，我们就可以用全部力量来进行和平建设了。根据我们已经取得的经验，我们可以保证说，在和平建设事业中我们在最初几年就会创造出奇迹，这些奇迹将要比我们两年来胜利地同称霸全世界的协约国作战所创造的奇迹大得多。（鼓掌）
同志们，最后请允许我向你们宣读我所拟的决议草案：
“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希望同各国人民和平相处，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来进行国内建设，以便在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搞好生产、运输和社会管理工作，这一工作一直受到阻挠：先是德帝国主义的压迫，后是协约国的干涉和饥饿封锁。
工农政府曾经多次向协约国列强提出媾和的建议，如：1918年8月5日外交人民委员部给美国代表普尔先生的信，1918年10月24日给威尔逊总统的信，1918年11月3日通过中国立国代表给协约国各国政府的信，1918年11月7日以全俄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名义发出的建议书，1918年12月23日李维诺夫在斯德哥尔摩给协约国各国代表的照会，1919年3月12日和17日的信，1919年2月4日给协约国各国政府的照会，1919年3月12日同威尔逊总统的代表布利特拟订的条约草案，以及1919年5月7日通过南森提出的声明。
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完全赞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和外交人民委员部采取的所有这些措施，并重申一贯要求和平的愿望，再次向英、法、美、意、日各协约国建议，与它们全体或单个地立刻开始和平谈判；并责成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和外交人民委员部始终如一地继续执行和平政策，采取使这一政策获得成功的一切必要措施。”
2
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报告的总结发言
（12月6日）
（喊声：“列宁同志万岁！乌拉！”鼓掌。）同志们！我认为马尔托夫的发言和宣言是一个极其鲜明的例证，说明过去和现在属于第二国际（我们现在为了反对第二国际已成立共产国际）的各党各派对苏维埃政权抱着怎样的态度。你们每一个人都看到，马尔托夫的发言和宣言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关于这个差别，索斯诺夫斯基同志从主席团席位上向马尔托夫提出意见，着重指出说：“你的宣言不就是去年的宣言吗？”的确，马尔托夫的发言无疑是1919年的话，这一年年底的话，而他的宣言，我们可以看出完全是重弹1918年的老调。（鼓掌）马尔托夫在回答索斯诺夫斯基的意见时，竟说这项宣言是“万古不变”的，那我倒要在这里替孟什维克辩解几句，以免马尔托夫冤枉了他们。（鼓掌，笑声）同志们，因为我对孟什维克活动的发展及其前后经过观察得也许比任何别的人都多一些，仔细一些，——这当然不是什么愉快的事。根据15年来的观察，我可以断言，这项宣言不但不能“万古不变”，而且连一年也保不住（鼓掌），因为孟什维克的全部发展，特别是俄国革命史上现在已经开始的这一伟大时代，向我们表明，他们的摇摆是非常厉害的。总的说来，他们是在违背自己的意愿，非常费力地抛弃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偏见的。他们多次固执己见，现在才开始向无产阶级专政靠拢（虽然是很慢的，但终究是开始靠拢了），我完全相信，一年以后他们还会前进几步的。不能再重复这种宣言了，因为你只要剥去它那一层民主空话和议会辞藻（这些东西能使议会中反对派的任何领袖获得声望）的外壳，抛弃那些很多人所喜欢、但我们感到枯燥无味的词句，抓住问题的真正实质，那就会看到，通篇宣言的意思不过是在说：退回去，退到资产阶级民主制去！（鼓掌）因此，当我们听到声称同情我们的人发表这种宣言时，我们就说：不，恐怖手段和肃反委员会[149]都是绝对必要的。（鼓掌）
同志们，为了现在不让你们责备我，也为了不让其他人来责备我，说我故意挑剔这份宣言，我可以根据政治事实断定，现在右派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都会双手赞成这份宣言。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今年举行党务会议（立宪会议委员会主席沃尔斯基——你们都听到过他在台上的讲话——及其一派人被迫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分裂），会议决定他们愿意和社会革命党人引为知己的孟什维克党合并。为什么呢？因为孟什维克的宣言是完全依据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原则写成的，他们支持孟什维克，赞成发表宣言，赞成孟什维克刊物中的言论。（崩得[150]的一位女代表说这些似乎是纯粹理论性的东西，我们不该不准刊印，并且埋怨说，我们这里没有充分的出版自由。）同时，沃尔斯基派经过长期斗争以后，却不得不分裂出来。这一混乱状态清楚地表明，不是我们故意挑剔孟什维克，而是事实的真相就如此，社会革命党少数派给我们证明了这一点。这里有人提起孟什维克罗扎诺夫，他大概会被马尔托夫及其政党开除吧，但是这个宣言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都会赞同的。
以上说明，他们至今还有两个不同的派别，一派人后悔莫及，痛哭流涕，希望在理论上退到民主主义去；另一派人则在采取行动。马尔托夫妄谈什么我在为恐怖主义辩护。单是这一句话就说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观点离我们是多么远，而同第二国际是多么近。其实这里丝毫没有社会主义的气息，而是恰恰相反。社会主义来到了，人们却又向我们宣传资产阶级的旧观点。我没有替自己辩护，我只是说有一个由战争所造成的特别的党，即军官的党，这些军官在帝国主义战争中指挥作战，在这次战争中被提拔起来，他们懂得什么是实际的政治。有人对我们说：“你们的肃反委员会应当撤销或者应当组织得好一些。”同志们，我们回答说，我们并不妄自尊大，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最好的，我们准备而且乐意不抱一点成见地进行学习。但是，当那些在立宪会议里待过的人也想来教我们怎样抵御地主白卫分子的子弟和军官的时候，我们就回答他们说：你们执过政，同克伦斯基一起反对过科尔尼洛夫，而且还同高尔察克勾结过，可是你们象小孩子一样，没有任何抵抗就被这些白卫分子赶了出来。现在，你们竟然还说我们的肃反委员会组织得不好！（鼓掌）不，我们的肃反委员会组织得非常好。（鼓掌）在今天的德国，阴谋家先生们正在愚弄工人，以元帅为首的军官们正在高喊“打倒柏林政府！”，杀害共产党领袖的人逍遥法外，白卫分子把第二国际的领袖当小孩子一样指使，这一切使我们清楚地看出，这个妥协政府不过是阴谋家集团手中的玩物罢了。在我们吸取了这样的经验，刚刚走上大路的时候，这些人就对我们说：“你们采取了过火的恐怖手段。”我们破获彼得格勒的阴谋案件[151]才过去几个星期呢？尤登尼奇打到彼得格勒城下和邓尼金打到奥廖尔附近的事才过去几个星期呢？这些动摇的党派和动摇的民主派分子对我们说：“尤登尼奇和高尔察克被打败了，我们很高兴。”我愿意相信他们是很高兴，因为他们知道尤登尼奇和高尔察克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威胁。（鼓掌）我并不怀疑这些人的真诚。不过我要问问他们：在苏维埃政权处境困难的时候，在资产阶级分子组织阴谋的时候，我们在紧要关头破获了这些阴谋，难道这完全是偶然破获的吗？不，不是偶然的。阴谋所以被破获，是因为阴谋分子要生活在群众当中，因为搞阴谋非有工人和农民不可，这样，最后总会有一些人跑到所谓组织得不好的肃反委员会去说：“某某地方有剥削者在集会。”（鼓掌）所以我说，在致命的危险才过去不久，有目共睹的阴谋正摆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有人竟跑来对我们说，我们不遵守宪法，肃反委员会组织得很糟，可见这些人在对白卫分子进行的斗争中没有学到政治，没有好好考虑过他们同克伦斯基、尤登尼奇、高尔察克打交道的经验，不会从中得出一点实际的结论。先生们，你们既然开始了解到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是一种严重的威胁，应当选择苏维埃政权，那你们就该趁早收起马尔托夫的“万古不变”的宣言。（笑声）我们的宪法吸收了建立政权两年以来的全部经验，正如我发言中所说的，没有这一经验，我们不但支持不了两年，就连两个月也不能，这一点这里甚至没有人试图反驳。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愿意对苏维埃政权稍微抱着客观的态度，就请他来反驳反驳吧，即使他不是从一个希望向工人群众说话、和他们一起行动并能影响他们的政治家的角度来看问题，那也无妨，只要能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问题就行。
有人对我们说，苏维埃很少开会，又不经常改选。我觉得对这种指责不应该用讲话和决议来回答，而应该用事实来回答。目前苏维埃政权已着手统计地方县市苏维埃改选次数和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次数等等，我认为你们只要把这件工作做好，那就是一个最好的回答。我们内务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弗拉基米尔斯基同志发表了一份有关这些代表大会的历史资料[152]。我看了以后曾这样说过：这份历史资料证明，在文明民族的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象我们俄国这样广泛运用无产阶级民主。有人说，我们苏维埃很少改选，不经常召开代表大会。我可以请每个代表要求有关机关在这次大会上发一次补充的调查表，让每个代表填写：何年、何月、何日，在哪一县、哪一市、哪一村召开了苏维埃代表大会。如果你们完成了这件轻易的工作，每个人都填写了调查表，那就会得出一份材料，来充实我们不完全的资料，证明在战时这样困难的时期，在欧洲各国几百年来制定的并已为西欧人所习惯的宪法几乎完全停止生效的时候，苏维埃宪法却在各地施行，使人民群众通过代表大会、苏维埃和代表改选等方式参加管理工作和独立解决管理事务，其范围之广，为世界各国任何地方所不及。有人说这还不够，他们指摘我们，并且武断地说：“你们中央执行委员会不经常开会，这真是可怕的罪行。”关于这一点，托洛茨基同志对一位崩得的女代表答复得很好，他说，我们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前线。现在崩得是拥护苏维埃政纲的，因此可以设想它终于真正了解了苏维埃政权的基础。可是这位崩得女代表却说（我记下了她的话）：“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前线，这真是笑话。它可以派别人去呀。”
我们同高尔察克、邓尼金等人进行斗争，——他们并不是那么几个人！结果俄国军队象赶小孩似地把他们赶跑了。我们进行着困难的然而是胜利的战争。你们知道，每当我们受到侵犯的时候，都不得不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全体委员送上前线，可有人却对我们说：“这真是笑话，应当找别人去。”难道我们是超时间超空间地进行活动吗？还是我们能够一星期生几个共产党员呢？（鼓掌）这我们办不到。同志们，我们这里受过几年斗争锻炼的、取得了经验、能担任领导工作的工人，比任何国家都少。我们必须采取各种措施培养工人青年、工人学员，但这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当这种工作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时候，有人就来嘲笑我们。这种嘲笑只证明他们完全不了解这些条件！在这样的战争条件下，有人硬要我们不采取我们一向所采取的行动，这真是知识分子可笑的不通事理的表现。我们应当尽最大的努力，因此我们应当把所有优秀的工作人员，把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各级执行委员会的委员都派上前线。我相信凡是有一点实际管理经验的人，都不但不会斥责我们，反而会赞成我们，因为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把各级执行委员会的所属机关缩减到了最小限度，在战争的压力之下把这些机构压缩成一个执行委员会，使工作人员都奔赴前线，正象他们现在成百成千地投入燃料工作一样。这是苏维埃共和国生存所不可缺少的基础。如果能够保住这个基础，即使苏维埃在几个月内少开几次会，那也决不会有一个明智的工人或农民不了解这样做的必要性或不赞成这样做。
我认为，在民主和民主制度的问题上，人们给我们搬出来的仍旧完全是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偏见。反对党有人在这里说，应当停止镇压资产阶级。还是考虑考虑你说的话吧。什么叫作镇压资产阶级？要镇压和消灭地主，只须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把土地分给农民就行了。但是能用消灭大资本的办法来镇压和消灭资产阶级吗？任何一个学过一点马克思主义起码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样镇压资产阶级是不行的，资产阶级产生于商品生产；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一个农民家里有几百普特的余粮，不肯贷给工人国家救济挨饿的工人，而要拿去做投机生意，——这是什么呢？这不是资产阶级吗？资产阶级不是从这里产生的吗？在这个粮食问题上，在俄国整个工业区挨饿的问题上，我们是否得到那些责备我们不遵守宪法、责备我们镇压资产阶级的人的援助呢？没有！他们是不是在这方面帮助我们呢？他们只是用“工农协议”一词来打掩护。工农协议当然是需要的。我们已经表明，我们是这样做的，1917年10月26日我们采纳了社会革命党纲领中关于支持农民的那一部分，并且完全把它实现了。我们当时拿这一点来说明，受过地主剥削、靠自己劳动过活而不进行投机的农民会把中央政权派来的工人看作是他们忠实的保卫者。我们就这样同农民达成了协议。我们实施的粮食政策，要求农民把家中的余粮贷给国家来接济工人，违抗这种政策就是支持投机。这种违抗政策的现象在习惯于仿效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中仍然存在着。可怕的地方就在这里，社会革命的危险也就在这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即使是最左的）在这方面是否帮助过我们呢？没有，从来没有！我们为了“自由的原则”似乎必须准许他们出版的那些刊物（我们有这种刊物的样本）表明，他们没有一句话是帮助我们的，更不必说行动了。在没有彻底战胜旧习惯，战胜“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一句可诅咒的老话以前，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征收余粮，把余粮贷给挨饿的工人。我们知道，要做到这一点非常困难。在这方面用暴力是什么也做不成的。但是，说我们是工人阶级中的少数，这就很滑稽，只会使人感到可笑。这种话可以在巴黎讲，不过现在在巴黎的工人集会上也不让讲这种话了。在我们的国家里，政府被极其容易地推翻了，工人和农民用枪杆保卫自己的利益，把枪杆当作实现自己意志的武器；在这样的国家里，还说我们是工人阶级中的少数，实在可笑。如果这种言论出自克列孟梭、劳合－乔治、威尔逊之口，那我是能够理解的。看，这是谁的言论，谁的思想！威尔逊、克列孟梭、劳合－乔治这帮最可恶的帝国主义强盗和野兽所发表的言论，马尔托夫竟在这里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加以重复（笑声），所以我自己对自己说，应当时刻警惕，并且应当知道肃反委员会是很必要的！（鼓掌）
反对派的所有发言人，包括崩得代表在内，都责备我们不遵守宪法。我肯定地说，我们是极其严格地遵守宪法的。（包厢里有人发出叹声：“嗬！”）从过去是沙皇的包厢、今天是反对派的包厢里（笑声）我听到有人发出讽刺的“嗬！”声，但我还是要来证明这一点。（鼓掌）现在我把我们极其严格遵守的那条宪法条文向你们念一念，它能证明我们在一切行动中都是遵守宪法的。过去，当我在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拥护者出席的大会上谈到宪法时，往往很难找到宪法原文来引证。不过，会场的墙上倒多半都张挂着宪法。这次，会场里没有张挂，但彼得罗夫斯基同志帮了我的忙，给了我一本名叫《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宪法》的小册子。我把第23条念一念：“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为了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对利用权利来危害社会主义革命利益的个人和集团，得剥夺其一切权利。”
同志们，我再说一遍，我们向来不把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宪法看作尽善尽美的典范。这次大会提出了修改宪法的问题。我们同意修改，让我们来审议如何修改吧！但是我们并不会把这种修改“万古不变地”固定下来。如果你们想争论，那就彻底地争论争论吧！你们要我们遵守宪法，但你们愿不愿意我们也遵守第23条呢？（鼓掌）如果你们不愿意，那我们来争论一下，看是否应该取消这一条要我们不向人民空谈劳动人民一般自由、一般平等的宪法。你们对宪法研究得透彻，可是你们是按照资产阶级的旧教科书研究的。你们记起了“自由和民主”的字眼，引证宪法，记起了从前的话，向人民许下种种诺言，但目的是为了不履行这些诺言。我们没有许下这种诺言，我们不主张工人和农民平等。你们却主张，那就请你们来争辩争辩吧！凡是过去受过地主资本家剥削、现在耕种从地主那里没收来的土地养家的农民，我们主张同他们完全平等友好，结成兄弟般的联盟。凡是那些由于旧习太深、愚昧无知、自私自利而要退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农民，我们就不给他们平等。你们是笼统地谈劳动人民的自由平等，谈民主，谈工人和农民的平等。我们并没有许诺宪法保障一般的自由和平等。要自由，但是是给哪一个阶级的自由呢？做什么用的自由呢？要平等，是谁同谁平等？是受了资产阶级几十年几百年的剥削，今天正在同资产阶级作斗争的劳动者的平等吗？这在宪法里已经有了规定：工人和贫苦农民实行专政，以镇压资产阶级。你们在谈宪法的时候，为什么不引证“以镇压资产阶级、镇压投机者”这些话呢？请举出一个国家作为例子，举出你们完美的孟什维克宪法作为例子来给我们看看！在建立过孟什维克政权的萨马拉的历史中，你们也许能找到这种例子吧？在目前由孟什维克执政的格鲁吉亚，在不用肃反委员会而采用完全自由平等和彻底民主的原则镇压资产阶级即镇压投机者的格鲁吉亚，你们也许能找到这种例子吧？请举出这样的例子来，我们好学习学习。可是你们举不出来，因为你们也知道，任何地方，只要有孟什维克或半孟什维克的妥协政权，那里就有疯狂的、肆无忌惮的投机活动。托洛茨基同志在发言中很正确地讲到了维也纳，那里参加政府的是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之流的人物，那里没有“布尔什维主义灾祸”，但是同彼得格勒、莫斯科一样，那里也在挨饿，受苦，不过那里没有意识到，维也纳工人是要用饥饿的代价开辟一条战胜资产阶级的大道。维也纳挨饿受苦比彼得格勒、莫斯科更加厉害，而且奥地利和维也纳的资产阶级在维也纳的街头，在维也纳的涅瓦大街和库兹涅茨克桥上正在搞骇人听闻的投机和掠夺勾当。你们不遵守宪法，我们是遵守的，因为我们只承认帮助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人才有自由平等。我们的第23条说明，我们不把过渡时期描绘成人间天堂。我们说，我们需要坚持好几年而不是几个月，才能结束过渡时期。两年以后，我们才能说，而且那时人们大概才会相信：我们所以能够坚持几年之久，正是因为我们在宪法里规定了要剥夺某些人和某些集团的权利。我们剥夺谁的权利，这一点我们并不讳言，我们公开说我们是剥夺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权利。第二国际的活动家为此斥责我们，但我们直率地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说，我们什么都愿意做，但是他们必须帮助我们实施劳动人民的政策，反对投机者，反对支持粮食投机的人和帮助资产阶级的人。我们将根据你们的实际行动来取消从前依照宪法对你们所采取的措施，可是在那之前，你们那些毫无内容的言论，都不过是支吾搪塞。我们的宪法不讲漂亮话，它对农民说：你既然是劳动的农民，你就有一切权利，但是在工人挨饿的社会里，在同资产阶级作斗争的社会里，不可能人人都有同等的权利。它对工人说：要同帮助我们反对资产阶级的农民实行平等，而决不是笼笼统统的平等！这是一场艰苦的斗争。任何人，只要他愿意帮助我们，不管他的过去如何，不管他的称号如何，我们都非常高兴地欢迎他。我们知道，从其他党派或非党人士中走到我们这边来的这种人已愈来愈多，这就是我们胜利的保证。（热烈鼓掌，高喊：“好啊！”）
3
在组织小组上的讲话[153]
（12月8日）
同志们！我收到代表们递来的几张条子，要我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我本来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在接到这些请求以前一直不想发言，因为很遗憾，我没有机会实际了解地方工作，而在人民委员会工作过程中所得到的了解自然是很不够的。此外，我是完全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发言的，所以，我只想谈几点小小的意见。
在人民委员会里向我们提出国营农场问题、把国营农场划归省农业局管辖的问题的时候[154]，在提出总管理局、中央管理局的问题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两种机关中有不少反革命分子。但是，有人想责备国营农场，说这些机构特别带有反革命性，我却一直觉得，并且现在也认为，这种说法是离了谱，因为国营农场也好，各总管理局、中央管理局也好，什么大工业企业也好，总之，每一个管理较大国民经济部门的中央机关或地方机关，如果不解决资产阶级专家参加工作的问题，工作就做不好，并且也不可能做好。我觉得，对总管理局、中央管理局的攻击，尽管从这些机关必须仔细进行清洗的角度来看是完全有道理的，但这种攻击毕竟是错误的，因为这就把这类机关同许多类似的机关割裂开来了。从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工作中就可以极其清楚地看出，在这一点上对总管理局、中央管理局、国营农场另眼看待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因为我们的整个苏维埃工作，无论在军事部门、卫生部门或教育部门，无论过去或现在，随时随地都碰到这一类问题。没有旧专家的帮助，我们就无法改造国家机关，培养出足够数量的精通国家管理工作的工人和农民。这是我们从全部建设中得出的主要经验。这条经验告诉我们，所有的部门，包括军事部门在内，旧专家不是从别处得来，而只能从资本主义社会得来（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叫作旧专家）。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能成为专家的只是为数很少的出身于地主资本家家庭的人，只有极少数是出身于农民家庭，而且还是富裕农民家庭。因此，只要注意到这些人成长的环境和今天活动的环境，就会了解必然会发生这样的事实：这些专家，这些有本领在广大的全国范围内进行管理工作的人，十分之九浸透着资产阶级的旧观点和旧偏见，他们即使不直接叛变（叛变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常见的现象），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不能了解新的条件、新的任务和新的要求。因此在各人民委员部、在各地都出现了争吵、失利和紊乱的现象。
所以，我觉得喊叫国营农场、总管理局、中央管理局如何反动，企图把这个问题同如何使大批工农学会在广大的全国范围内进行管理工作这一总问题割裂开来，是说话离了谱。如果注意到我国的落后状态和困难条件，就知道我们培养工农的速度在世界历史上是绝对空前的。可是速度无论多快，还是满足不了我们的要求，因为我们需要有大量的工人农民能做管理工作，熟悉各种专业的管理部门，而现在连十分之一、百分之一也没有得到满足。有人对我们说，也有人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证明，国营农场往往成了稍加伪装甚至不加伪装的原先的地主分子藏身的地方，成了官僚主义的巢穴，这种现象在总管理局、中央管理局也同样屡见不鲜，——对于这些话的正确性我是从来不怀疑的。不过我已经说过，如果你们以为把国营农场划归省农业局管辖就可以根除这种祸害，那就错了。
为什么总管理局、中央管理局和国营农场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官僚主义比军事部门多呢？为什么这些分子在军事部门比较少呢？因为总的说来，我们对军事部门比较重视，派去的共产党员、工人和农民比较多，那里政治部的工作也开展得比较广泛，总而言之，先进的工人和农民给予整个军事机构的影响比较广泛、深刻和经常。因此，如果说那里的祸害还没有被我们根绝，至少也快要根绝了。我认为，这一点应当特别加以注意。
现在，我们只采取了一些初步的措施，使国营农场同附近的农民和共产党小组密切联系起来，使各个部门（不仅是军事部门）都真正设置政治委员，而不只是纸上谈兵。不管是集体管理机构成员、主任助理或者政治委员，我们都必须建立个人负责制，我们既需要集体管理制来讨论一些基本问题，也需要个人负责和个人指挥来避免拖拉现象和推卸责任的现象。我们需要那些一定要学会独立管理的人。只要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能极妥善地消灭祸害。
最后，我完全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这一意见：这里有人错误地想把我们的争执说成是工人同农民的争执，想把总管理局、中央管理局的问题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扯在一起。我看，这是根本不对的。在谈到镇压资产阶级的时候，才能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那时这个问题才有意义，那时我们才需要这种专政，因为我们只有通过专政才能镇压资产阶级，才能把政权交给能够不懈地进行工作、把更多的动摇分子争取过来的那一部分劳动者的手里。然而，现在说的同这个问题毫不相干。我们争论的是，在某一部门中现在究竟需要把集中制加强或减弱到什么程度？如果各地来的同志说，托洛茨基同志以及许多人民委员也都肯定地认为，最近省干部和很多县干部的水平已提高很多（我也时常听到经常到各地视察的加里宁同志和各地来的同志这么说），那就应当估计到这种情况，应当提出这样的问题：这里对集中制的理解是否正确。我相信，我们这样改进苏维埃机关的工作还要进行很多很多次。在这方面，我们刚刚开始取得一些建设经验。从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内部来看这种经验，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不是任何数字可以表达的，也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的。但是，我们相信各地正在按照中央当局确定的基本任务进行工作。这种情况是最近才形成的。
这里问题完全不在于无产阶级专政同其他社会分子的冲突。这里的问题是我国苏维埃建设的经验问题，我认为甚至不是宪法的经验问题。这里有人大谈修改宪法的问题。我觉得，问题不在这方面。宪法里讲的是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我们大家对这个基本原则并无异议（从高尔察克、尤登尼奇、邓尼金这些鲜明、生动甚至是残酷的教训中，以及从游击习气的教训中，我们已经学到了这个原则），在这里是用不着来谈的。在谈到授予人民委员或人民委员会以免职权的时候，连萨普龙诺夫同志也不否认集中制这一基本原则。这不是宪法问题，而是实际方便的问题。为了取得良好的结果，有时我们需要抓一抓这方面的工作，有时又需要抓一抓那方面的工作。我们谈到省国营农场和省农业局的时候，关键在于如何使它们受到工人和附近农民的监督。这同它们属谁管辖完全无关。我认为你们无论怎样修改宪法，也永远撵不走暗藏的地主和伪装的资本家及资产者。我们应当把足够数量的有实际经验的无限忠诚的工人和农民派到各机关去担任小型集体管理机构的成员、主任助理或政治委员。关键就在这里！这样你们就能有愈来愈多的工人和农民学习管理工作，要他们在学习时一直跟旧专家在一起，将来代替专家的位置，执行同样的任务，并为我们非军事部门即工业管理部门和经济管理部门改变领导成分作好准备，象我们军事部门所进行的那样。因此，我认为，这里有时提出要从原则性的角度来看问题，那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这个问题不应当看成是宪法的问题，而应当看成是实际经验的问题。如果大多数地方工作人员经过全面的讨论，认为省国营农场应该由省农业局管辖，那很好，我们在这方面来作一个试验，根据实际的试验来解决问题。但是我们首先应当解决的问题是：我们这样做能不能清除暗藏的地主，能不能把使用专家的工作做得更好？我们这样做能不能培养出更多的工人和农民，让他们自己去做管理工作？我们能不能吸引附近的农民对国营农场切实地进行检查？能不能订出切实可行的检查方式？关键就在这里！我们要是能够解决这些任务，那我就不能认为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是白费的。在不同的人民委员部，我们甚至可以试行不同的制度，对国营农场、总管理局、中央管理局规定一种制度，对军事机构或卫生人民委员部规定另一种制度。我们的任务是通过试验大量地吸收专家，同时培养新的领导人员、新的专家，使他们学会做极其艰巨复杂的新的管理工作，以便代替旧的专家。不一定要用千篇一律的方式来做这件工作。托洛茨基同志说得完全正确，这一点在我们当作指南的那些书里没有一本写过；这也不是从什么社会主义世界观中得出来的，也不是由哪一个人的经验来确定，而应当由我们自己的经验来确定。我觉得我们应当在这方面积累经验，并且在实际运用这种经验时对共产主义建设进行检查，以便最后确定应当如何对待我们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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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会闭幕词
（12月9日）
（长时间鼓掌。大会代表和来宾们全体起立，热烈鼓掌达数分钟之久。）同志们！我想简单谈谈我们这次代表大会讨论过的主要问题。
同志们，我们在民主和苏维埃政权的问题上，曾经有过一场小小的辩论。尽管骤然看来这同苏维埃共和国实际迫切的紧要任务相距很远，但是我仍觉得这决不是无益的。同志们！目前在世界上所有的工人组织中，甚至常常在资产阶级议会中，至少在资产阶级议会的选举时，对民主问题，即对许多人所不了解的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问题和对新的苏维埃政权问题进行着根本性的辩论。旧民主即资产阶级民主宣布自由和平等，宣布人人一律平等，不问他有没有财产、有没有资本，宣布私有者有处置土地和资本的自由，而没有土地和资本的人，则有出卖劳动力给资本家的自由。
同志们！我们苏维埃政权坚决同这种骗人的自由和平等一刀两断（鼓掌），我们对所有劳动者说，对自由和平等这样来理解的社会党人，忘记了社会主义最基本最起码的原理，忘记了社会主义的全部内容。因为我们同还没有背叛社会主义的社会党人一直在揭露资产阶级社会的谎言、欺骗和伪善，说明资产阶级社会虽然高唱自由平等，至少是选举中的自由平等，但是实际上，资本家的政权和土地、工厂的私有制决定劳动者在任何“民主的和共和的”制度下都不能享受自由，只能遭受压迫和欺骗。
我们说，我们的目的，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目的，是要消灭阶级。阶级是这样一些集团，其中一个集团可以靠另一个集团的劳动为生，可以把另一个集团的劳动攫为己有。所以，我们要谈论这种自由、这种平等，就应当象俄国绝大多数劳动者一样承认：还没有一个国家在这样短的时期内给了这样多实际的自由和实际的平等；没有一个国家在这样短的时期内就使劳动者摆脱了主要的剥削阶级——地主和资本家；没有一个国家在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土地方面，让人民享有这样的平等。在这一条道路上，在这一条摆脱资产阶级剥削直到彻底消灭阶级的道路上，我们已经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并将继续为彻底消灭阶级进行斗争。我们很清楚，这些阶级被打垮了，但还没有被消灭。我们很清楚，地主和资本家被打垮了，但还没有被消灭。阶级斗争还在继续着，无产阶级应当同贫苦农民一道尽力争取一切中间分子，应当用自己的全部斗争经验、用自己的斗争榜样争取一切至今还在动摇不定的分子，以便继续为彻底消灭阶级进行斗争。
同志们，讲到我们这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我应当说，第七次代表大会是第一次能用这么多的时间来讨论实际的建设任务，第一次开始直接根据经验来实际讨论如何更好地组织苏维埃经济和苏维埃管理工作的任务。
当然，我们时间太少，不能更仔细地讨论这些问题，但是，我们在这里还是做了很多工作，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各地同志们今后的全部工作将根据这里打下的基础来进行。
同志们！最后我想特别谈一谈我们如何在国际方面巩固这次代表大会的成果。
同志们，我们在这里再次向各大国和协约国各国提出了和平建议。根据我们已有的非常丰富和非常重要的经验，我们深信主要的困难已经过去了，深信我们一定会胜利结束这场协约国迫使我们同比我们强大得多的敌人进行了两年的战争。
但是，同志们，我认为我们刚才所听到的我们红军代表的呼吁，还是十分适时的。同志们，如果说主要的困难已经过去了，那么应当指出，在我们面前就要展开空前广泛的建设任务。毫无疑问，还有一些很有势力的、很强大的、在许多国家居于绝对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集团不顾一切要同苏维埃俄国作战到底。毫无疑问，在我们取得了某种决定性胜利的今天，还须要加倍努力，再接再厉，以便利用这次胜利争取彻底的胜利。（鼓掌）
同志们！请不要忘记两件事：第一，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弱点，这个弱点也许同斯拉夫人的性格有关，就是缺乏坚韧不拔地追求既定目标的毅力；第二，东线和南线这两次经验表明，我们在决定关头不善于给逃跑的敌人以足够有力的打击，以致他们能够重新站立起来。毫无疑问，现在西欧各国政府和军界正在制定挽救邓尼金的新计划。丝毫不用怀疑，他们现在正想十倍地加强对邓尼金的援助，因为他们知道苏维埃俄国对邓尼金有着多大的威胁。因此，我们在开始取得胜利的今天，也应当象我们在困难的时候一样，对自己说：“同志们，要记住，目前这几个星期或两三个月会决定这样一个问题：是我们既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又彻底歼灭敌人而结束战争呢，还是我们又要使千百万人民经受长期而痛苦的战争？根据过去的经验，现在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只要我们加倍努力，我们在几个星期或两三个月内就不仅能够取得最后胜利，而且能够歼灭敌人，赢得巩固的和持久的和平。”
因此，同志们，我很想请求你们每个人回到本地之后，在每个党组织、每个苏维埃机关、每次工人和农民的集会上都这样提出问题：同志们，我们都为我们的胜利所鼓舞，清楚地看到了苏维埃建设的远景，我们只要认识到，今后的几个星期或几个月是一段极其紧张的时期，需要我们加倍努力从事军事的以及同军事有关的工作，那我们在这一冬季战局中就一定能够在最短期间彻底消灭敌人，结束国内战争，这样，我们就能够赢得一段很长的时期来进行和平的社会主义建设。（鼓掌）
载于1920年《全俄工人、农民、红军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385—436页
注释：
[142]这是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的4篇文献。
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于1919年12月5一9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有1011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其中有共产党员970名），355名有发言权的代表（其中有共产党员308名）。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9年11月27日通过的关于准许曾经作出决议动员本党党员上前线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反对党派代表出席代表大会的决定，有21名反对党的代表出席了代表大会，享有发言权。乌克兰、土耳其斯坦自治共和国和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的苏维埃代表也参加了代表大会的工作。大会的议程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报告；军事形势；关于共产国际；粮食情况；燃料问题；中央和地方的苏维埃建设；改选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
代表大会讨论了列宁作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对苏维埃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表示赞同。鉴于苏维埃建设问题、粮食状况问题和燃料问题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这些问题的报告均交由相应的小组进行详细讨论；各小组就这些报告拟订的决议草案由12月9日的全体会议加以批准。列宁参加了苏维埃建设问题小组的会议，在会上发了言，并对关于苏维埃建设的决定草案提出了修改意见。大会通过的《关于苏维埃建设的决定》规定要进一步加强苏维埃国家机构，指出了扩大苏维埃民主的道路，并详细地规定了中央和地方苏维埃政权机关的职权范围。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建议通过了关于和平问题的决议，再次建议英、法、美、意、日各国政府立即开始和平谈判（见本卷第394—395页）。大会通过了关于被压迫民族的决议，重申了苏维埃政府奉行的民族政策的原则。大会祝贺第三国际的成立，并在特别决议中对匈牙利白色恐怖的猖獗表示愤慨。代表大会选出了由201名委员和68名候补委员组成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371。
[143]德国政府借口苏维埃政府的代表在德国进行革命宣传，于1918年11月5日即德国十一月革命爆发前三天，断绝了同俄罗斯联邦的外交关系，把苏维埃国家使团驱逐出柏林。德国同俄罗斯联邦的外交关系直到1922年才恢复。——375。
[144]这里是套用法国作家让·巴·莫里哀的独幕喜剧《可笑的女才子》中的台词。喜剧描写两位青年因不会使用沙龙语言而遭到巴黎两位小姐的冷落，就设计报复，让他们多少懂点交际语言的仆人冒名前去追求这两位小姐，果然博得了她们的欢心。最后他们到场说出真象，羞辱这两位小姐说：“那是我们的听差……你们如果愿意爱他们，那就为了漂亮的眼睛而爱他们吧。”（第16场）——379。
[145]列宁在这里和在第386页都是转述法国历史学家阿·奥拉尔的信的内容。该信发表于1919年10月26日《人道报》。——382。
[146]德雷福斯案件是指1894年法国总参谋部尉级军官犹太人阿·德雷福斯被法国军界反动集团诬控为德国间谍而被军事法庭判处终身服苦役一事。法国反动集团利用这一案件煽动反犹太主义和沙文主义，攻击共和制和民主自由。在事实证明德雷福斯无罪后，当局仍坚决拒绝重审，引起广大群众强烈不满。法国社会党人和资产阶级民主派进步人士（包括埃·左拉、让·饶勒斯、阿·法朗士等）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要求重审这一案件的运动。在社会舆论压力下，1899年瓦尔德克－卢梭政府撤销了德雷福斯案件，由共和国总统赦免了德雷福斯。但直到1906年7月，德雷福斯才被上诉法庭确认无罪，恢复了军职。——382。
[147]指1919年10月26日《人道报》发表的《列宁接受的建议全文》。——382。
[148]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于1919年底制定了下列一些摆脱燃料危机的措施：国防委员会于1919年10月29日通过了《关于加强木柴和其他燃料运出和运达的措施的决定》；11月8日通过了关于宣布木柴采伐主管机关全体工人和职员为现役军人的决定；11月12日通过了关于成立铁路戒严特别委员会的决定；11月19日通过了实行向国家交纳木柴的义务，采伐和装卸各种燃料的劳动义务以及用兽力车辆运送燃料、军用物资、粮食和国家其他货物等的劳动义务的决定；人民委员会于11月21日发布了《关于吸收林业主管部门全体职工和农业人民委员部所有林业机关参加采伐木柴以及关于林业管理机关某些人员变动的法令》，等等。——390。
[149]全俄肃反委员会（全称是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非常委员会）是根据人民委员会1917年12月7日（20日）的决定，为了同反革命、怠工和投机活动进行斗争而成立的，直属人民委员会。在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时期，它在同反革命破坏活动作斗争和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安全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随着国家转入和平经济建设，列宁于1921年12月1日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建议改组全俄肃反委员会，缩小它的职权范围。1922年2月6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定通过法令，把全俄肃反委员会改组为俄罗斯联邦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政治保卫局。——397。
[150]崩得是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的简称，1897年9月在维尔诺成立。参加这个组织的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崩得在成立初期曾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后来在争取废除反犹太人特别法律的斗争过程中滑到了民族主义立场上。崩得从1901年起是俄国工人运动中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代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得分子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崩得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崩得的领导人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而一般的崩得分子则开始转变，主张同苏维埃政权合作。1921年3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397。
[151]指1919年11月即尼·尼·尤登尼奇再次进攻彼得格勒期间，在彼得格勒侦破的一个反革命阴谋案件。主谋是同尤登尼奇相勾结并受协约国津贴的一个白卫组织。参加这个组织的有沙皇政府的大臣、沙皇军队的将领、立宪民主党的党员以及接近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人物。他们准备在尤登尼奇军队逼近彼得格勒时举行暴动，并成立以立宪民主党人亚·尼·贝科夫为首的白卫政府。——398。
[152]指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基《苏维埃建设的两年》一文，发表于1919年10月《苏维埃政权》杂志第11期。——400。
[153]组织小组，亦称苏维埃建设小组，是在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成立的，负责研究自1918年6月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俄罗斯联邦宪法以来苏维埃建设实践中发生的变化。该小组在1919年12月8日举行了两次会议。列宁在第二次会议讨论苏维埃建设的报告时发了言。小组基本通过了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苏维埃建设的决议，并交专门委员会修改定稿。12月9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两次开会讨论小组拟订的关于苏维埃建设的决定，最后批准了决定文本，其中包含列宁提出并经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修改意见。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在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这项决定。——406。
[154]这里指的是人民委员会1919年8月5日会议听取农业人民委员谢·帕·谢列达关于省国营农场管理局和省农业局相互关系的报告一事。这次会议讨论了谢列达就这一问题提出的工作细则，通过了列宁起草的修改这一工作细则的指示（见本卷第138—139页）。——406。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关于粮食部门工作的决议草案（1919年12月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7卷
关于粮食部门工作的决议草案
（1919年12月6日）
应选一个委员会讨论这个问题。
主要的、迫切的任务是：第一，革新和改组粮食部门的机构；第二，使粮食部门的工作具有首创精神。
要拟订完成这些任务的实际办法：
吸收工人合作社最广泛地参加这项工作；
也吸收资产阶级合作社参加，虽然不那么广泛；
更快地使工人粮食检查团发展成为吸收工人参加各项粮食工作的组织；
对某些职员、工人和各阶层居民中特别推荐出来的人实行奖励制度，允许并鼓励他们参加工作。
委员会的任务不应限于以上各方面，而应把这些任务理解为只是大致上确定了委员会工作的总方向。
把非粮食工作人员选入委员会。
我建议把以下几人选入委员会
加米涅夫
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
施米特
必须吸收，但不列入委员会编制
奥尔洛夫，《苏维埃政权的粮食工作》一书的作者。
雅柯夫列娃
索斯诺夫斯基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4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383—384页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在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9年12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7卷
在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19年12月4日）
同志们！我非常高兴地代表政府向你们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第一次代表大会[138]表示祝贺。当然，你们大家从苏维埃政权的全部工作中知道，我们是多么重视农业公社、劳动组合以及一切旨在把个体小农经济转变为公共的、共耕的或劳动组合的经济组织，一切旨在逐渐促进这个转变的组织。你们知道，苏维埃政权早已拨出十亿卢布基金[139]来帮助这种创造性的事业。在《关于社会主义土地规划的条例》[140]上特别指出了公社、劳动组合以及一切共耕企业的意义，苏维埃政权也用全力来使这项法令不致成为一纸空文，使它真正能够收到应有的效果。
所有这种企业的意义是非常大的，因为原来那种贫困不堪的农民经济如果不加改变，就谈不上巩固地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掌握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只有在事实上向农民表明了公共的、集体的、共耕的、劳动组合的耕作的优越性，只有用共耕的、劳动组合的经济帮助了农民，才能真正向农民证明自己正确，才能真正可靠地把千百万农民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因此，无论哪一种能够促进共耕的、劳动组合的农业措施，其意义都是难以估价的。我国有千百万个体农户，分散在偏僻的农村。要想用某种快速的办法，下个命令从外面、从旁边去强迫它改造，那是完全荒谬的。我们十分清楚，要想影响千百万小农经济，只能采取谨慎的逐步的办法，只能靠成功的实际例子，因为农民非常实际，固守老一套的经营方法，要使他们进行某种重大的改变，单靠忠告和书本知识是不行的。这样做达不到目的，而且也是荒谬的。只有在实践中根据农民的切身经验证明必须而且可能过渡到共耕的、劳动组合的农业，我们才可以说，俄国这样幅员广大的农民国家已经在社会主义农业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因此，公社、劳动组合和共耕社所具有的这种巨大的意义，使得你们大家对国家、对社会主义担负了重大的责任，自然使得苏维埃政权及其代表们对这个问题特别注意和特别谨慎。
在我们的关于社会主义土地规划的法令中说过，我们认为所有共耕的、劳动组合的农业企业绝对不应当和附近农民隔离，分开，而必须帮助他们。这项法令是这样写的，在公社、劳动组合和共耕社的示范章程中也是这样写的，在我们农业人民委员部和所有苏维埃政权机关的各项指令中又经常得到进一步的阐述。但是，全部问题就在于要用什么实际的办法才能实现这一点。在这里我还不能肯定地说，我们已经克服了这个主要的困难。你们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从事实际工作的公共经济组织的工作人员，在这次会上有可能交流经验，我希望代表大会能扫除一切怀疑，证明我们能够担负起或开始担负起巩固劳动组合、共耕社、公社以及各种集体的、公共的农业企业的实际工作。但要证明这一点，就必须有真正实际的成果。
我们读农业公社章程或论述这一问题的书籍时，总觉得里面过多地注意宣传和在理论上论证组织公社的必要性。当然，这是必要的，如果没有详细的宣传，不解释共耕的农业的优越性，不把这个意思千百次地加以说明，我们便不能指望广大农民群众会对这个问题发生兴趣，并开始对这种办法进行实际试验。宣传当然是必要的，我们不怕重复，因为对我们来说似乎是重复，但对成千上万的农民也许不是重复，而是第一次发现的真理。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过于注重宣传，那应当说，我们还必须百倍努力地这样去做。我说这话的意思是，如果我们在向农民一般地解释农业公社制度的好处时，不善于在实际上证明共耕社和劳动组合给他们带来实际的好处，那农民是不会相信我们的宣传的。
这项法令说，公社、劳动组合、共耕社应当帮助附近的农民。但是国家——工人政权拨出十亿卢布基金来帮助农业公社和劳动组合。当然，某个公社如果从这笔基金中拿出一点来帮助农民，恐怕只会引起农民的讥笑，而且这种讥笑是完全有理由的。任何一个农民都会说：“既然拨了十亿基金给你们，那你们自然不难从中拿出一点给我们。”恐怕农民只会讥笑这种行为，因为农民非常注意这个问题，抱着决不轻易相信的态度。农民许多世纪以来从国家政权方面得到的一向只是压迫，所以他们对官家做的一切事情总是不相信的。如果农业公社帮助农民只是为了依法行事，那么这种帮助不但无益，反而只会有害。因为农业公社是个很响亮的名称，是与共产主义这个概念有联系的。如果公社在实践中表明自己真正在认真改善农民经济，那就很好，那就无疑会提高共产党员和共产党的威信。但往往有这样的情形，公社只是引起农民的反感，“公社”这个名词有时甚至成了反对共产主义的口号，而且这种情形不仅是在荒唐地强迫农民加入公社的时候才发生。这种做法的荒唐，是大家一眼就看得出来的，所以苏维埃政权早就反对这种做法了。如果现在还有个别强迫的例子，我希望那是为数极少的，你们一定能利用这次代表大会，杜绝这种不象话的做法，彻底消灭苏维埃共和国的这些最后的污迹，使附近农民找不到一个例子来为他们认为加入公社是出于被迫的那种成见辩护。
但是，即使我们消除了过去的缺点，完全克服了这种不象话的做法，我们也只不过做了我们应做的工作的极小一部分。因为国家帮助公社仍然是必要的，如果国家不帮助各种集体农业企业，我们就不是共产党人，就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拥护者。我们之所以不得不这样做，也因为这是同我们的各项任务符合的，我们深知这些共耕社、劳动组合和集体组织都是新的创举，如果执政的工人阶级不支持这些创举，它们就不会扎下根来。正由于国家给它们以资金和其他种种援助，为了使它们扎下根来，我们还应当做到不让农民以讥笑的态度对待这件事。我们应当时刻警惕，不致让农民说公社、劳动组合和协作社的社员是靠公家养活的，说这些人与普通农民的区别只在于他们能得到优待。如果除土地外还从十亿卢布基金中拨出建筑补助费，那么任何一个傻瓜都会比普通农民生活得好些。农民会说：这里哪谈得上什么共产主义，哪里有什么改进，他们有什么值得我们钦佩的？如果挑出几十个或几百个人来，给他们几十亿卢布，那他们当然会干起来。
最使我们忧虑的正是农民的这种态度，我希望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同志们注意这个问题。必须在实践中解决这个问题，使我们能够自信地说，我们不仅避免了这种危险，而且找到了对付的办法，使农民不仅不会这样想，反而会在每个公社中、在每个劳动组合中都看到国家政权所扶植的某种东西，在其中找到新的耕作方式，这种新方式不是在书本上、在讲演中（这是很容易的），而是在实际生活中表明它比旧方式优越。这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困难所在，所以说光凭手边一堆枯燥的数字，就很难判断，我们是否已在实际上证明每个公社、每个劳动组合都真正比所有旧企业强，证明工人政权是在那里帮助农民。
我想，要实际解决这个问题，最好是由你们这些实际了解周围公社、劳动组合和协作社情况的人来制定切实的办法，检查农业公社必须帮助附近农民这项法令的执行情况，检查向社会主义农业过渡的情况，每个公社、劳动组合和共耕社中过渡的具体情况如何，这项工作是怎样进行的，有多少共耕社和公社已在实际上这样做了，又有多少仅仅是准备要这样做，公社对农民的帮助有过多少次，帮助的性质如何，是慈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性质。
如果公社和劳动组合从国家给它们的帮助中拿出一部分来给农民，那只会使每个农民想到，这不过是一些好人帮助了他，但这绝不能证明是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农民对于这样的“好人”自古以来就是不相信的。要很好地检查，弄清楚这个新的社会制度真正表现在哪里，用什么方法才能向农民证明按共耕原则和劳动组合原则种地比单干好，还要证明比单干好并不是由于有了公家的帮助；要很好地向农民证明，没有公家帮助，这种新制度实际上也是能够实现的。
可惜我不能从头至尾出席你们的代表大会，因此我也不能参加制定这些检查办法。但我相信，你们和我们农业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同志一起，是一定能够找出这种办法来的。我很满意地读了农业人民委员谢列达同志写的那篇文章，他着重指出公社和共耕社不应当同附近农民隔离，而应当努力改善农民经济[141]。要把公社办成模范公社，使附近农民自己愿意来加入公社；要善于做出实际榜样给他们看，怎样才能帮助那些在商品缺乏和整个经济都遭到破坏的困难条件下经营农业的人。为了规定这样做的实际办法，必须制定一个详尽的指示，列举帮助附近农民的各种方式，询问每个公社在帮助农民方面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并且指出具体办法，使现有的2000个公社和大约4000个劳动组合每一个都能在实际上成为巩固农民信念的核心，使农民相信集体农业这种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办法是有益的东西，而不是空想，不是梦呓。
我已经说过，法令要求公社帮助附近农民。我们不能在法令中用别的方式来表明这种意思，不能在法令中写出某些具体的指示。我们本来就是规定一般的原则，希望各地有觉悟的同志们认真地去执行，并且能想出千百种办法，按照各地的具体经济条件来实施这项法令。当然，对任何一项法令都可以敷衍了事，甚至阳奉阴违。因此，关于帮助农民的法令，如果不认真地执行，很可能完全变成儿戏而得到完全相反的结果。
公社应当朝这样的方向发展，就是使农民经济通过同公社的接触，得到公社经济上的帮助，而开始改变条件；每个公社、劳动组合或共耕社都要善于奠定改进农民经济条件的基础，并切实加以改进，用事实向农民证明这种改变只会给他们带来好处。
你们自然会想到，人们会说，要改进经营就要有比现在好一些的条件，而现在的条件则是四年帝国主义大战以及帝国主义者强迫我们进行的两年国内战争造成的经济破坏。在现时我国这样的条件下，怎么还谈得上推广农业改进措施呢，只要能勉强过下去不饿死也就谢天谢地了。
很自然，这样的怀疑可能会有。如果我遇到这样的反对意见，我就要用以下的话来回答。的确，由于经济解体，经济破坏，商品缺少，运输力薄弱，耕畜和工具被毁，要广泛地改进经营是做不到的，但是，在许多个别情形下，小规模地改进经营，无疑还是能够做到的。就算连这点也办不到吧，那是否就是说，公社无法使附近农民的生活改变，无法向农民证明，集体农业企业不是人工培植的温室里的植物，而是工人政权对劳动农民新的帮助，是协助农民去同富农作斗争？我相信，即使这样提问题，即使我们在现时经济破坏条件下无法实行改良，只要在公社和劳动组合中有忠实的共产党员，那还是可以做出很多很多成绩来的。
空口无凭，我就举出我们在城市里叫作星期六义务劳动的事情来作例子。城市工人在他的工作时间之外再为社会做几小时的无报酬的工作，这就叫作星期六义务劳动。星期六义务劳动最初是在莫斯科由莫斯科—喀山铁路员工首先实行的。苏维埃政权有一次号召说，红军战士在前线作出空前的牺牲，他们虽然受尽一切苦难，还能获得空前的胜利；又说，我们要取得彻底胜利，就必须使这种英雄气概，这种自我牺牲精神不只是表现在前线上，而且也表现在后方。莫斯科工人就组织星期六义务劳动来响应这个号召。毫无疑义，莫斯科工人经受的艰难困苦要比农民厉害得多，如果你们了解一下他们的生活条件，想一想他们在这种空前困苦的条件下还能开始实行星期六义务劳动，那么你们就会同意，有些事情，只要运用莫斯科工人所运用的这种办法，在任何条件下都是可以做到的，决不能借口条件困难而加以拒绝。星期六义务劳动已经不是个别的现象，非党工人确实看到执政的共产党的党员担负起这种义务，看到共产党吸收新党员并不是使他们利用执政党的地位来谋利，而是要他们作出真正的共产主义劳动即无报酬劳动的榜样，正是这样的星期六义务劳动最能提高共产党在城市中的威信，最能使非党工人敬佩共产党员。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那时人们从事劳动都是由于觉悟到必须为共同利益而工作。我们知道现在我们还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希望我们的儿辈或者孙辈能把这种制度建成就好了。但是，我们说，执政的共产党的党员要挺身担当起同资本主义斗争中的大部分困难，动员优秀的共产党员上前线，对于那些不能上前线的党员，就要求他们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
这种星期六义务劳动已经在每个大工业城市中推行起来，现在党要求每个党员都参加这个工作，对于不执行这种要求的党员甚至给予开除党籍的处分。如果你们也在公社中、劳动组合中和共耕社中实行星期六义务劳动，那你们在最坏的条件下也能够而且一定会使农民认识到每个公社、每个劳动组合、每个共耕社的特点不在于它领取公家的补助金，而在于这些组织中都有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参加，这些人不仅向别人宣传社会主义，而且善于身体力行，能够在恶劣的条件下用共产主义方法经营农业，并且尽量帮助附近农民。对于这一点是没有理由来推诿的，是决不能以商品缺乏、种子缺乏或牲畜病死等等为借口的。在这里我们可以得到检验，至少能使我们明确地说，我们实际上对所面临的困难任务领会如何。
我相信，这次公社、共耕社和劳动组合全体代表会议会讨论这个问题，会了解到，这种办法是真正巩固公社和共耕社的极好手段，能够收到实际效果，使全国各地不发生一件农民对公社、劳动组合和共耕社表示敌意的事情。但这还不够，还要做到使农民对它们表示好感。我们，苏维埃政权的代表，自己要尽力来帮助它们做到这一点，使我们国家从十亿卢布基金或其他来源中拨出的补助金，只是用来使劳动公社和劳动组合能和附近农民生活真正在实际上接近起来。否则对劳动组合或共耕社的任何帮助，我们都认为不仅无益，而且绝对有害。不能认为公社帮助附近农民只是因为自己富裕，而是要使这种帮助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帮助，即为农民创造从单独的个体经济过渡到共耕经济的条件。要做到这一点，也就只有用我在这里说过的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办法。
城市工人的生活比农民的生活坏得不可比拟，他们却首先开始了星期六义务劳动的运动，如果你们能估计到这点，那么我深信，在你们全体一致支持之下，我们一定会使现有的几千个公社和劳动组合个个都成为在农民中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和意识的真正苗圃，都作为实际范例向农民表明，虽然它们还是嫩弱的幼芽，但毕竟不是人工制造的，不是温室里培植出来的，而是社会主义新制度的真正幼芽。只有那时，我们才能永远战胜旧的愚昧状态，才能战胜经济破坏和贫困，只有那时，我们才不会害怕横在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任何困难。
载于1919年12月5日和6日《真理报》第273号和第274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372—382页
注释：
[138]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第一次代表大会由农业人民委员部召开，于1919年12月3—10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有140名代表，其中93名为共产党员。列宁在代表大会开幕第二天发表了讲话。大会通过了全俄农业劳动生产组织（公社和劳动组合）联合会章程。章程规定，联合会的主要任务是把一切农业组织联合成一个统一的生产联合会，宣传土地共耕思想，并对周围农民，首先是红军家属和贫苦农民，给予实际帮助。——360。
[139]十亿卢布基金是根据1918年11月2日人民委员会的法令“为改进和发展农业并按社会主义原则迅速改造农业”而设立的，用于对农业公社、劳动共耕社以及由个体耕作向集体耕作过渡的农业村社或农户发放补贴和贷款。农业人民委员部和财政人民委员部制定了发放这种补贴和贷款的详细办法（见1919年2月2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42号）。——360。
[140]《关于社会主义土地规划和向社会主义农业过渡的措施的条例》是在1918年12月举行的全俄土地局、贫苦农民委员会和公社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基础上制定的，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19年2月通过。列宁直接参加了制定该条例的工作，并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此设立的专门委员会作过报告。条例在土地国有化的基础上规定了一系列向社会主义农业过渡的措施（见《苏维埃政权的土地政策（1917—1918年）》1954年俄文版第417—431页）。——360。
[141]指谢·帕·谢列达的《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联合会》一文，发表于1919年12月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71号。——364。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文献（191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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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文献[128]
（1919年12月）
1
代表会议开幕词
（12月2日）
同志们！请允许我代表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宣布我党全国代表会议开幕。
同志们！按照党章规定，这样的代表会议应当每三个月召开一次。但是几个月以前战争形势所引起的严重情况使得我们非常紧张，使得我们大大压缩了苏维埃的机关和党的机关。因此，遗憾得很，我们没有准确地履行党章规定，延期召开了代表会议。
同志们！我们这次代表会议是在苏维埃代表大会[129]即将举行的时候召开的。目前的形势是：我们前线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好转，我们深信，我们已经处在国际形势、战争形势以及整个国内建设即将显著好转的前夜。我们面前究竟有些什么任务，这一点在党的会议和报刊上已经不止一次地谈过，我们在讨论议程上某些具体项目时还会谈到。因此，我想还是转入正题，请你们选举会议主席团。
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建议，请大家提出来。
载于1919年12月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7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341页
2
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
（12月2日）
（鼓掌）同志们！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从形式上来说此时此刻主要应当是向你们总结过去这段时期所经历的事情。但我应该指出，光讲过去的事，哪怕是报告着重讲过去的事，这样做都太不符合我们今天的时代精神和我们所面临的任务。因此，在这个也要向苏维埃代表大会提出的报告中，我不着重叙述我们经历过的事情，而是着重指出为了指导目前直接的实际活动我们正在取得而且必须取得的经验。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我们在过去这段时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最主要的困难已经过去了，但是在我们面前无疑还会有很大很大的困难。党的注意力自然应当集中在解决这些任务上，过去的事深谈到什么程度，我认为只能根据对解决我们当前任务是否绝对必需来决定。
当然，在苏维埃政权所经历过的时期中，最主要的问题，即当时我们最关心的问题，无疑是军事问题。国内战争显然压倒了一切。不用说，在这场争取生存的斗争中，我们必须从其他一切工作部门中把党的优秀力量抽调出来，派去担任军事工作。在战争情况下，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我们苏维埃和党的许多工作部门的创造性工作虽然因此而受到损失，但我们在军事方面确实集中了很大力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不要说我们的敌人和动摇分子，就是我们自己队伍中的大多数人，过去大概也都认为是不可能的。我们的一切敌人先后得到过德帝国主义和更强大的独霸世界的协约国帝国主义直接和间接的帮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在一个遭到如此严重破坏和如此落后的国家里支持两年，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这个任务得以完成无疑是一个“奇迹”。因此，我觉得我们必须仔细考察这一“奇迹”是怎样实现的，以及由此应得出什么样的实际结论；有了这些结论，我们就可以断定（我觉得我们确实可以断定）：不管在国内建设方面有多大困难，我们一定能在最近的将来，象过去顺利地解决军事防御问题那样，顺利地克服这些困难。
造成我国国内战争并使它拖延下去的真正祸首——世界帝国主义，在这两年内已经遭到了失败。现在我们首先应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同这样一个毫无疑义直到现在还比我们强大得多的世界帝国主义作斗争，怎么会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大致地回顾一下俄国国内战争的历史，协约国武装干涉的历史。我们首先应当肯定，在这场战争中，按协约国的行动方式可以分为两个根本不同的时期，或者说，协约国对俄国有两种基本的作战方式。
第一，协约国战胜德国以后，自然想依靠自己的军队来扼杀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只要协约国真能把战败德国以后腾出来的庞大军队抽出一小部分，哪怕只是十分之一，用来进犯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我们显然会招架不住。俄国国内战争第一个时期的特征，是协约国想用自己的军队摧毁苏维埃共和国的企图遭到了失败。协约国只好撤退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前线作战的英国军队。法国军队在俄国南方的登陆以法国水兵的不断起义而告结束。现在，尽管战时书报检查机关检查得很厉害（虽然现在没有战争，但以前是战时的、现在是非战时的书报检查机关在英法这些所谓的自由国家里继续存在），尽管我们得到的报纸很少，我们还是有来自英法的十分确凿的材料，知道法国报刊已经登出了黑海法国军舰水兵起义的消息，几个法国水兵被判服苦役的消息已经传遍了法国，法国和英国所有的共产主义报刊，所有的革命工人报刊都在引用这样一些事实，因进行布尔什维主义宣传而在敖德萨被法国人枪决的让娜·拉布勃同志的名字，已不仅成了法国共产主义派的社会主义工人报刊的口号，甚至《人道报》这样的报纸，在基本原则方面实质上最接近我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观点的报纸，也把拉布勃的名字作为反对法帝国主义、反对干涉俄国事务的斗争口号了。同样，在英国工人的报刊上，也讨论过到过阿尔汉格尔斯克前线英国士兵的来信。关于这一点我们有十分确凿的材料。因此我们知道，在这些国家里确实发生了我们以前经常讲到并殷切地期待过的大变动，这种变动虽然来得极慢但是在最近无疑变成了事实。
这种变动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正是那些一直被认为是最民主、最文明和最有文化的国家，对俄国进行了最野蛮的和完全非法的战争。有人责备布尔什维克破坏民主制度，——这不过是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以及欧洲所有的资产阶级报刊攻击我们时惯用的借口。但是这些民主国家中一个也不敢根据本国的法律向苏维埃俄国宣战，而且决不敢这样做。与此同时，工人的报刊正在提出抗议，表面看来不很明显，实际上却十分激烈，它们责问说：在我们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宪法中，有哪一条许可你们不宣而战，许可你们不征求议会意见就开战？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报刊主张把本国的首脑交付法庭审判，惩办他们不经议会同意就开战的违犯国法的罪行。这样的主张已经提出来了。诚然，这是在一些小报上提出的，这些小报每周至多出版一次，每月大概至少要被没收一次，发行量不过几百份几千份。执政党的领袖们可以不把它们放在心上。但是，在这里必须看到两种基本的倾向：全世界的统治阶级每天出版几百万份有名的资本主义报纸，满篇都是对布尔什维克的闻所未闻的诬蔑和诽谤。但下层工人群众却从到过俄国的士兵那里得知这整个宣传运动完全是虚伪的。这样，协约国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军队从俄国撤走。
最初我们谈到要指靠世界革命的时候，有人讥笑我们，一再说这是空想，而且到现在还这么说。但是，我们在两年内已经得到了确切的证明材料。我们知道，所谓指靠世界革命，如果是说指望欧洲马上爆发直接起义，那么这种事情确实没有发生。但是，我们的这种指望确有十分可靠的根据，我们指望的力量一开始就破坏了协约国武装干涉的基础（这发生在两年以后，特别是在高尔察克遭到失败、英国军队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整个北方战线撤退以后），这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当时协约国只要动用他们很少的兵力就足以扼杀我们。但我们战胜了敌人，因为在最困难的时刻，全世界工人的同情起了作用。这样，我们就胜利地度过了协约国向我们进犯的第一个时期。我记得好象拉狄克的一篇文章说过，协约国军队一接触到炽热的、点着了社会主义革命烈火的俄国土地，自己也会燃烧起来。事实证明正是这样。英法的陆海军士兵在听到因进行布尔什维主义的宣传而被枪决的人的名字后所掀起的事件尽管微不足道，那里的共产党组织尽管十分弱小，但他们还是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工作。结果很明显：他们迫使协约国撤回了军队。正是这一点使我们取得了第一个巨大的胜利。
协约国的第二种手段，第二种斗争方式，是利用小国来打我们。今年8月底，瑞典一家报纸[130]报道说，英国陆军大臣邱吉尔声称，将有14个国家要进攻俄国，因而不要很久，至迟到年底，拿下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是有把握的。邱吉尔后来似乎否认说过这个话，说这是布尔什维克的捏造。但是我们有确切材料，知道哪一家瑞典报纸登载过这一消息。因此我们断定，这个消息来源于欧洲。而且这个消息已经为许多事实所证实。以芬兰和爱斯兰为例，我们已绝对准确无误地查明，协约国曾倾其全力迫使它们进攻苏维埃俄国。当尤登尼奇的军队离彼得格勒只有几俄里，该城已经万分危急的时候，我自己就读过英国《泰晤士报》关于芬兰问题的一篇社论[131]。这篇文章简直是气急败坏，它所表现的冲动对这家报纸说来是前所未有的，异乎寻常的（平常这类报纸象我国米留可夫的《言语报》[132]一样，总是使用外交辞令）。这是一篇向芬兰发出的最激烈的檄文，它开门见山地说：世界的命运取决于芬兰，一切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望着芬兰。我们知道，尤登尼奇的军队离彼得格勒只有几俄里的时候，那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不管邱吉尔是否说过前面的话，但这样的政策他是执行了的。大家知道，协约国帝国主义对这些仓促建立的、软弱无力的、甚至在粮食问题这类最迫切的问题上以及其他一切方面都完全依赖协约国的小国家施加了怎样的压力。这些小国是摆脱不了这种依赖关系的。协约国在财政、粮食、军事等各个方面都施加压力，强迫爱斯兰、芬兰，无疑还有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波兰这一系列国家向我们进攻。尤登尼奇最近一次向彼得格勒的进犯，已彻底表明协约国第二种作战方法的破产。毫无疑问，当时只要芬兰给一点点援助，或者爱斯兰稍多给一点援助，就足以决定彼得格勒的命运。毫无疑问，协约国当时认识到了这是一个紧要的关头，曾经尽一切努力来争取这种援助，但它还是遭到了失败。
这就是我们取得的第二个具有国际意义的巨大胜利，这个胜利比第一个胜利更来之不易。我们所以取得第一个胜利，是因为法英军队确实无法留在俄国领土上了，他们不但不肯作战，反而给英国和法国带去了一批鼓动英法工人反对本国政府的骚乱分子。为了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协约国一直在处心积虑地扶植一批小国来包围俄国，结果这一武器却反过来对着自己了。所有这些国家的政府都是资产阶级政府，每个资产阶级政府几乎都有一些资产阶级妥协分子，这些人由于自己的阶级地位而反对布尔什维克。这些国家无疑都是极端敌视布尔什维克的，但是，我们竟然把这些资产者和妥协分子争取过来了。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这是事实，因为这些国家经历了这场帝国主义大战以后，都不能不考虑一个问题：现在反对布尔什维克对它们是否有利，因为要找一个觊觎俄国政权同时又堪称盟友的人，那只有代表昔日帝国主义俄国的高尔察克或邓尼金；而高尔察克或邓尼金是旧俄国的代表，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利用帝国主义阵营中的另一条裂缝。我们在革命后的头几个月能够支持下来，是由于德帝国主义和英帝国主义在拼死搏斗，我们在这半年后又支持了半年多，是由于协约国的军队事实上已没有能力同我们作战，而在这以后的一年，主要是在我的报告所涉及的这一年，我们又胜利地支持下来，原因就在于：绝对控制着各小国的那些大国想动员这些小国来进攻我们的企图，因国际帝国主义同这些小国利益矛盾而遭到了失败。这些小国都尝过协约国魔爪的滋味。它们懂得，法、美、英各国资本家所谓“我们保证你们的独立”，实际就是“我们要买下你们的全部资源，要盘剥你们。不仅如此，我们还要侮辱你们，要象一个跑到别人国家里主宰一切，做投机买卖，把谁都不放在眼里的军官那样蛮横地欺侮你们”。它们懂得，驻在这种国家里的英国大使常常比那里的任何一个皇帝或议会更了不起。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先前还不能领会这些道理，现在现实生活已使他们领会了这一点。事实表明，对于那些受帝国主义者掠夺的小国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说来，我们即使算不上他们的盟友，至少也算得上比帝国主义者好一些、可靠一些的邻居。
这就是我们对国际帝国主义取得的第二个胜利。
正因为这样，我们现在完全可以说，我们的主要困难已经过去了。毫无疑问，协约国还会不断采取军事行动来干涉我国事务。最近对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胜利，使这些大国的代表现在也只好说进攻俄国是无望之举，并且不得不建议媾和了。我们必须认识清楚，这种言行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这里请大家不要做记录……
既然我们使资产阶级知识界的代表，使我们残酷的敌人承认了这一点，我们在这里就完全可以说，苏维埃政权不仅得到了工人阶级的同情，而且得到了广大的资产阶级知识界的同情。小市民、小资产阶级这些在劳动与资本的激战中摇摆不定的人们，已经坚决地站到我们这边来了，我们现在已经多少可以指望他们的支持了。
我们应该估计到这一胜利，如果我们再考虑到我们究竟是怎样战胜高尔察克的，那么结论就会更加令人信服……以下可以开始记录，因为有关外交上的事情已经讲完了。
如果我们问一下，是哪些力量决定了我们对高尔察克的胜利。那么，我们必须承认，尽管高尔察克活动的地区无产阶级最少而我们在那里又没有能象在俄罗斯那样直接给农民实际帮助来推翻地主政权，尽管高尔察克是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所支持的阵线起家的（立宪会议阵线就是他们建立的），尽管那里有最优越的条件来建立一个依靠世界帝国主义帮助的政权，——尽管如此，高尔察克的这个试验还是彻底失败了。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对我们极其重要的、应当作为我们全部活动的指南的结论：在历史上，取得胜利的是能够带领多数居民前进的阶级。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至今还在谈论立宪会议和民族意志等等，我们在这一时期却已经根据自己的经验确信，在革命时期，阶级斗争是以最恐怖的方式进行的，只有在进行这一斗争的阶级能够带领大多数居民前进的时候，这一斗争才会取得胜利。在这方面，不是根据投票表决而是根据一年多极其艰苦的流血斗争经验（这种斗争所需要的牺牲比任何政治斗争要大上百倍）才作出比较，而同高尔察克作战的这个经验，表明我们比任何其他政党都更好地在实现阶级的统治，因为我们善于带领这个阶级的大多数，能够把农民争取过来，使他们成为我们的朋友和同盟者。高尔察克的例子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个例子从社会方面来说是对我们的一次最新的教育。它表明了我们可以指靠谁以及谁在反对我们。
不管帝国主义战争和经济破坏怎样削弱了工人阶级，工人阶级还是在实现政治统治，但是，工人阶级如果不把大多数劳动居民争取过来，在俄国的条件下也就是把农民争取过来，使他们成为自己的朋友和同盟者，那它就不能实现这种统治。这一点在红军中已经实现了，我们在红军中利用了大多数对我们有反感的专家，建立了一支人民的而不是雇佣的军队，连我们的敌人社会革命党人在他们党最近召开的一次党务会议的决议中也承认了这一点[133]。工人阶级能够建立起一支大多数成员都不属于本阶级的军队，能够利用对工人阶级有反感的专家，完全是因为它能够带领同小经济和私有制相联系因而一心向往着自由贸易，也就是向往着资本主义、向往着恢复货币权力的多数劳动者，并使他们成为自己的朋友和同盟者。这就是我们两年来取得成就的根本原因。在我们今后的一切工作中，在我们今后的一切活动中，在即将解放的乌克兰必须着手进行的工作中，以及在战胜邓尼金以后马上就要展开的艰巨而重要的建设任务中，我们必须首先牢牢记住这一基本教训，必须首先想着这一基本教训。我认为，我们工作的政治总结主要应该归结为这一点，概括为这一点。
同志们！我已经说过，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我们从本国的战争中已经体会到了这一点。帝国主义战争是帝国主义者，统治阶级，地主和资本家的政治的继续，它遭到了人民群众的反对，是使人民群众革命化的最好手段。帝国主义战争使我们俄国轻而易举地推翻了君主制，推翻了地主土地占有制和资产阶级，所以如此轻而易举，完全是因为帝国主义战争是帝国主义政治的继续，是帝国主义政治更激烈更露骨的表现。我们的战争则是我们共产主义政治的继续，无产阶级政治的继续。直到现在，我们还可以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那里看到，从非党人士和动摇分子那里听到这样的说法：“你们许诺和平，但给我们的却是战争，你们欺骗了劳动群众。”我们说，虽然劳动群众没有学过马克思主义，但他们是被压迫者，他们亲身体会到什么是地主和资本家已经有几十年了，他们的阶级本能使他们清楚地辨明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的区别。对于一切亲身受过几十年压迫的人来说，这两种战争之间的区别是很明显的。帝国主义战争是帝国主义政治的继续。它促使群众起来反对自己的统治者。反对地主和资本家的国内战争，是推翻这些地主和资本家的政治的继续，这种战争愈向前发展，就愈能加强劳动群众同领导这一战争的无产阶级的联系。尽管受过种种苦难，尽管常常遭到巨大失败，尽管这些失败异常惨重，尽管敌人经常取得巨大胜利，苏维埃政权经常处在千钧一发的关头——这种时候是有过的，而且协约国无疑还会来进攻我们——但是我们应当说，我们取得的经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这个经验说明，战争提高了劳动群众的认识，向他们表明了苏维埃政权的优越性。天真的人或者满脑子旧市侩偏见和旧资产阶级民主议会制偏见的人，总在等待农民用投票方式来决定是跟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人走还是跟社会革命党人走；别的决定取舍的方式他们是不愿意承认的，因为他们是民权制度、自由、立宪会议等等的拥护者。但现实生活作出的安排，却是让农民用事实来检验这个问题。农民使社会革命党人在立宪会议中取得了多数以后，社会革命党人的政策破产以后，农民同布尔什维克有了实际的接触，农民相信这是一个坚强的政权，这个政权提出很多要求而且善于坚决实现这些要求，这个政权认为把粮食贷给挨饿的人是农民无可旁贷的责任（虽然贷粮得不到等价物），而且它要坚决把这些粮食交给挨饿的人。农民看到了这一点，把我们的政权同高尔察克政权和邓尼金的政权作了比较，体会到两种政权不同，用通过实践来解决问题的方式而不是用投票的方式作了选择。农民现在和今后对这个问题的解决都会有利于我们。
这就是高尔察克失败的经过向我们证明的东西。这就是目前我们在南方的胜利向我们证明的东西。正因为如此，我们说，生活在农村里的千百万群众即千百万农民的确在彻底站到我们这方面来。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在这一时期所取得的主要政治教训。我们也必须运用这个经验来解决国内建设任务。现在，在我们完全战胜邓尼金以后，国内建设任务就要提到日程上来，因为我们已经有可能来专心致志从事国内建设了。
到现在为止，欧洲小资产阶级责备我们最厉害的一点，是说我们实行恐怖主义，说我们粗暴地镇压知识分子和小市民。我们要回答说：“这都是你们、你们的政府逼着我们做的。”人们叫喊我们实行恐怖，我们回答说：“拥有全世界的海军和比我们大一百倍的军事力量的列强攻打我们，并迫使所有的小国同我们作战，这不算是恐怖吗？”所有的强国勾结起来反对一个最落后的被战争削弱了的国家，这才是真正的恐怖。甚至德国也一直在帮助协约国，在它被打败以前就豢养着克拉斯诺夫，直到最近，还是这个德国在封锁我们，在直接援助我们的敌人。世界帝国主义这样侵犯我们，对我们实行军事进攻，在我们国内收买阴谋分子，难道这不是恐怖吗？我们实行恐怖是因为有非常强大的兵力进攻我们，我们必须作惊人的努力才能应付。当时在国内必须采取十分坚决的行动，集中一切的力量。在这方面，我们不愿意也决不会落到象在西伯利亚同高尔察克合作的妥协派所落到的那种境地，象德国的妥协派明天会落到的那种境地。德国妥协派自以为代表着政府并有立宪会议作依靠，其实只要一百个或一千个军官就随时可以把这样的政府轰下台。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军官训练有素，很有组织，通晓军事，跟各方面都有联系，熟悉资产阶级和地主的一切情况，并得到他们的赞助。
帝国主义大战以后各国的历史表明了这一点。现在我们既然面临协约国实行恐怖，我们也就有权利实行这种恐怖。
由此可见，对恐怖主义的责难如果是公正的，那就落不到我们头上，而应落到资产阶级头上。是资产阶级迫使我们采取了恐怖手段。我们一消灭恐怖主义的主要根源，即击败世界帝国主义的侵犯，粉碎世界帝国主义的军事阴谋和对我们国家的武力压迫，我们就会率先采取措施，把恐怖手段限制在最小最小的范围以内。
这里，在谈到恐怖主义的时候，还必须谈一谈对中间阶层的态度，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他们抱怨最多的是苏维埃政权的粗暴，苏维埃政权使他们的处境今不如昔。
尽管我们财力有限，凡是能够替知识分子做到的事情，我们都在替他们做。当然，我们知道纸卢布很不值钱，但我们也知道私人投机买卖意味着什么，知道投机买卖对那些靠我们粮食机关援助仍然不能维持生活的人还有某些帮助。在这方面我们是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优待的。我们知道，在世界帝国主义进攻我们的时候，我们必须执行极严格的军事纪律，必须用我们的全部力量进行反击。当然，我们进行革命战争不能象资产阶级强国那样，把战争的全部重担加在劳动群众身上。不，国内战争的重担应当分一部分而且今后还要分一部分到整个知识界、整个小资产阶级和所有中间分子的身上，他们都要分挑这副担子。当然，对他们来说，挑这样的担子会非常困难，因为几十年来他们一直是享有特权的人，但是，为了社会革命的利益，我们必须叫他们也分挑这副担子。我们就是这样主张和这样行动的，我们也只能够这样。
国内战争结束以后，这批人的生活状况会有所改善。现在，我们用我们的工资政策证明，而且在我们的党纲中也已经说了：我们认为必须使这批人有较好的生活条件，因为不利用资产阶级专家就不可能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我们的一切胜利，无产阶级——这个阶级把半劳动者半私有者的农民争取到了自己一边——所领导的红军的一切胜利，部分也是由于我们善于利用资产阶级专家而取得的。我们在军事方面的这一政策，应当成为我们在国内建设方面的政策。
我们在这一时期取得的经验告诉我们，以前我们往往一边在奠立大厦的基础，一边又在做圆屋顶和各种装饰。也许，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主义共和国所必需的。也许我们在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应当进行建设。这种在各个方面都想进行建设的热望是很自然的。如果看一看我们国家建设的情况，我们常常会看到很多动手后又停下来的工程，看到这些工程我们就会说：这些工程也许应当缓一缓，应当先搞主要的。所有工作人员自然都很想去从事那些只有打好基础才能执行的任务，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根据这一经验我们现在可以说，我们今后一定要更多地把自己的力量用在主要方面，用在奠定基础上，用在最难解决但我们还能解决的最普通的任务上。这就是粮食方面的任务、燃料方面的任务和消灭虱子的任务。这是三项最普通的任务，这些任务的完成，将使我们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共和国，那时我们就能战胜整个世界，取得比我们打退协约国更伟大百倍、更辉煌百倍的胜利。
粮食问题。我们实行余粮收集制，已经收到很大的效果。我们的粮食政策使我们在第二年收集的粮食比第一年多两倍。在最近这次征收运动的三个月里，我们比上一年度的三个月收购了更多的粮食，不过，你们从粮食人民委员部的报告里可以听到，这无疑是克服了极大的困难才做到的。单是占领了农业中心地带南部的马蒙托夫的袭击，就使我们受了很大损失。但是，我们学会了采用余粮收集制，也就是说，学会了使农民按照固定价格在得不到等价物的情况下把粮食交给国家。当然，我们很清楚，纸币不是粮食的等价物。我们知道，农民是用借贷的方式把粮食交给国家的。我们对他们说：你们难道应该囤积粮食等待换取等价物而让工人饿死吗？你们难道愿意在自由市场上进行买卖、要我们退到资本主义去吗？许多读过马克思著作的知识分子不明白贸易自由就是恢复资本主义，但农民却很容易了解这一点。农民们都明白：挨饿的人为了不致饿死，愿意付出很高的价钱，愿意拿出他所有的一切，在这种情形下按照自由价格出卖粮食，就是恢复剥削，就是使富人有发财的自由而让穷人倾家荡产。所以我们说，这是对国家犯罪，我们要进行斗争，丝毫不能让步。
在这场实行余粮收集制的斗争中，农民应该把粮食贷给挨饿的工人，这是开始正常的建设和恢复工业等等的唯一方法。如果农民不这样做，那就是恢复资本主义。如果农民感觉到自己与工人之间的联系，他们就会按固定价格把余粮交出来，就是说，把余粮换成不过是一些花花绿绿的票子。这样做是非常必要的，否则就不能把挨饿的工人从死亡中救出来，就不能恢复工业。这一任务是极端困难的。光靠暴力不能解决这一任务。不管人们怎样叫喊布尔什维克是对农民施用暴力的党，我们都要说：先生们，这是谎话！如果我们是对农民施用暴力的党，那我们怎么能在反高尔察克的斗争中支持下来呢？怎么能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建立起一支农民占总人数十分之八的军队呢？要知道，在这支军队里，每个人都有武器，他们从帝国主义战争的例子中看到，枪口是很容易掉转的。我们是实现着工农联盟的党，我们的党对农民说：实行自由贸易就是恢复资本主义，强征余粮的办法是我们用来对付投机者而不是用来对付劳动者的，——这样的党怎么会是对农民施用暴力的党呢？
余粮收集制应当是我们工作的基础。粮食问题是一切问题的基础。我们应当拿出很大的力量去同邓尼金作斗争。在没有获得彻底胜利以前，随时都可能发生变故，不能有丝毫的犹豫和疏忽。但是，军事情况稍有好转，我们就应当尽可能把更多的力量放到粮食工作上去，因为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余粮收集制一定要贯彻到底。只有在我们解决了这一任务、有了社会主义的基础以后，我们才能在这个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富丽堂皇的社会主义大厦来。这座大厦我们过去不止一次地从屋顶开始建造，因而每次都倒塌了。
另外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我们建设的主要基础——燃料的问题。我们目前所遇到的就是这个问题。目前我们无法利用我们在粮食方面取得的成果，因为我们不能运出粮食。我们无法充分利用我们的胜利，因为没有燃料。我们还没有一个真正的机构来解决燃料问题，但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整个欧洲现时都在闹煤荒。在最富有的战胜国里，甚至在美国这一类既没有受到进攻也没有遭到侵略的国家里，现在也非常尖锐地提出了燃料问题，我们当然也有这个问题。我们在最好的情况下也要有几年的时间才能恢复煤炭工业。
必须利用木柴来补救。为此，我们正把一批又一批的党的力量投入这一工作。最近一个星期，人民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都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这个问题上，并且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便使这方面的情况得到我们在南线军队中得到的那种好转。必须指出，不能削弱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我们的每一个步骤都应当是战胜燃料恐慌的步骤。我们有物质资源。在我们没有很好地恢复煤炭工业以前，我们可以用木柴保证工业的燃料。同志们，我们必须集中全党的力量来解决这一基本任务。
我们的第三个任务就是消灭传染斑疹伤寒的虱子。斑疹伤寒在饥饿的、患病的、没有粮食、肥皂和燃料的居民中流行着，很可能变成一种使我们根本不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灾难。
这是我们争取文明的第一个步骤，这是争取生存的斗争。
这就是三个基本任务。我首先希望党员同志们注意这些任务。直到目前，我们对这些基本任务还注意得非常不够。军事工作是一秒钟也不能削弱的，除此以外，必须把十分之九的力量用在这些头等重要的任务上。现在我们非常明白这些问题的尖锐性。每个人都应当尽一切努力来做这些工作。我们应当把全部力量放在这些方面。
报告的政治部分就谈到这里。国际形势部分，契切林同志会详细地说明，他还将宣读我们想用苏维埃代表大会名义向各交战国提出的建议。
现在我非常简短地谈一下党的任务。我们党在革命进程中已经面临一项极重大的任务。一方面，坏分子在攀附我们的党，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这是一个执政的党。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已经疲惫不堪，它的力量自然因国家遭受破坏而被削弱。但是只有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只有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才能领导自己的国家。为了实现这项全国范围的建设任务，我们实行了星期六义务劳动，作为建设的一种方法。我们提出的口号是：让最先应征上前线的人加入我们的党；不能作战的人要入党，则应在原岗位上证明他懂得什么是工人政党，应表明他是在实践共产主义的原则。所谓共产主义，严格说来就是无报酬地为社会工作，不考虑个人的差别，丝毫没有世俗偏见，没有守旧心理，没有旧的习气，消除各个工作部门的差别，劳动报酬上的差别等等。这是我们能够使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不仅投入军事斗争而且投入和平建设的最大保证之一。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成为一所学校。我们应当在贯彻每一个措施的过程中把工人和其他阶级中最可靠的人吸收到党内来。我们通过重新登记来做到这一点。我们并不害怕把不十分可靠的人开除出去。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还因为我们信任在困难时刻加入到我们党里来的党员。正如中央委员会今天的报告所指出的，成千上万的党员是在尤登尼奇离彼得格勒只有几俄里、邓尼金已到了奥廖尔北面、整个资产阶级已经欣喜若狂的时候加入到我们党里来的，他们是值得我们信任的。我们珍视党的这种扩大。
在党这样扩大以后，我们应当关一下门，应当特别小心。我们应当说：在目前党取得胜利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新党员。我们非常清楚，在日益瓦解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定会有许多有害的分子混到党里来。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工人的政党，一个不让混入的分子有立足之地的政党，但是，我们必须吸收党外群众来参加工作。怎样做到这一点呢？办法就是举行非党工农代表会议。不久以前，《真理报》登载了一篇关于非党代表会议的文章。拉斯托普钦同志的这篇文章值得特别注意[134]。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办法能够解决这一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重大任务。党不能敞开大门，因为在资本主义瓦解时期，党把坏分子吸收进来是绝对难免的。对于非工人阶级出身的分子，党的大门只容其中能够经受极严格考验的人进来。
但是，在一个拥有亿万人口的国家里，我们只有几十万党员。这样的政党怎么能管理国家呢？首先，包括几百万人的工会是它的助手，而且应当是它的助手；其次，非党代表会议也是它的助手。在这些非党代表会议上，我们必须善于正确地对待非无产阶级群众，必须克服偏见和小资产阶级的动摇，这是最根本和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在估计我们党组织的成绩时，不仅要看这项或那项工作中有多少党员在干，不仅要看重新登记的工作进行得是否顺利，而且还要看非党工农代表会议开得是否按期，是否经常，就是说，要看我们是否善于正确地对待目前还不能入党但应当吸收来参加工作的群众。
我们所以能够战胜协约国，也许是因为我们取得了工人阶级的同情，取得了非党群众的同情。我们终于战胜了高尔察克，也许正是因为高尔察克失去了从劳动群众这一力量源泉中进一步汲取力量的可能。而我们有这样的后备力量。除工人阶级的政府外，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都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力量源泉，因为只有工人阶级的政府才能满怀胜利的信心大胆地从最受压迫和最落后的劳动人民中汲取力量。我们能够而且应当从非党工农队伍中汲取力量，因为他们是我们最可靠的朋友。为了解决粮食、燃料的供应问题，为了战胜斑疹伤寒，我们只能从这些受资本家地主压迫最深的群众中汲取力量。这些群众一定会支持我们。我们将日益深入地从这些群众中汲取力量；我们可以说：我们最后一定会战胜一切敌人。在战胜邓尼金以后，我们就要真正展开和平建设工作，我们在这方面一定会比两年来在军事方面创造的奇迹多得多。
载于1919年12月20日《俄共（布）中央通报》第9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342—363页
3
关于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的总结发言
（12月2日）
要是萨普龙诺夫同志不挑动我，我就不打算作总结发言了。现在我想同他稍微争论一下。毫无疑问，应当倾听具有组织经验的地方工作人员的意见。他们的一切意见对我们都是宝贵的。但是，我要问：这里所写的有什么不好呢？我本来没有看过这一条，是萨普龙诺夫给我看的。那上面写着：“关于农村工作给省、县、乡党委的指示草案。”[135]就是说，这是一个给领导着整个地方工作的地方工作人员的指示。至于谈到派遣鼓动员、政委、中央委员会的代表或全权代表，那么，他们总是一定会得到指示的。第9条说：“要使国营农场和农业公社对周围农民给予直接的实际的帮助。”我总认为，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也是有头脑的。既然有明文规定，他们怎么还会要求把大车、马匹等交出去呢？在这方面我们有相当多的指示，有人甚至说，指示太多了。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只能按照指示的规定办事，任何一个农业公社的负责人，都不会允许把大车、马匹或奶牛交出去的。但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常因这一问题搞坏了同农民的关系。在乌克兰，如果我们不善于正确地贯彻我们的政治路线，我们同农民的关系就会再度搞坏。实行这一路线并不困难，甚至微小的帮助也能使农民感到高兴。不仅要接受指示，而且要善于执行指示。要是萨普龙诺夫同志害怕国营农场失去奶牛、马匹和大车，那他可以就这一条同我们交换一下他的好经验，他可以说：让我们无偿地或者廉价地把农具交给农民吧；这一点我是懂得的。但是，无论如何，第9条并不会因此被取消，反而会因此得到肯定。农业公社和国营农场同周围农民的关系，这是我们整个政策中最伤脑筋的问题之一。这一问题在乌克兰会更加不好处理。明天在西伯利亚也会这样。现在，我们已经把西伯利亚的农民从高尔察克手中解放出来，从思想上把他们争取过来了。但是，如果我们不善于处理这一问题，不给这些农民实际帮助，上述成就就不会巩固。当然，在农村工作的每一个代表都一定会接到这样的指示。在每一个代表汇报工作时，必须询问他：国营农场到底在哪些方面和用什么东西帮助了农民？萨普龙诺夫同志关于这一条的意见是不正确的。利用地方工作人员的经验，这是我们根本的绝对必须履行的义务。（鼓掌）
载于1919年12月20日《俄共（布）中央通报》第9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364—365页
4
关于国际政策问题的决议草案[136]
（12月2日）
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希望同各国人民和平相处，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来进行国内建设，以便在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搞好生产、运输和社会管理工作，但是协约国的干涉和饥饿封锁一直阻碍着这一工作的进行。
工农政府曾经多次向协约国列强提出媾和的建议，如：1918年8月5日外交人民委员部给美国代表普尔先生的信，1918年10月24日给威尔逊总统的信，1918年11月3日通过中立国代表给协约国各国政府的信，1918年11月7日以全俄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名义发出的建议书，1918年12月23日李维诺夫在斯德哥尔摩给协约国各国代表的照会，1919年1月12日和17日的信，1919年2月4日给协约国各国政府的照会，1919年3月12日同布利特拟订的条约草稿，以及1919年5月7日通过南森提出的声明。
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完全赞同人民委员会和外交人民委员部采取的所有这些措施，并重申一贯要求和平的愿望，再次向英、法、美、意、日各协约国建议，与它们全体或单个地立刻开始和平谈判；并责成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和外交人民委员部始终如一地继续执行这一和平政策（或者：始终如一地继续执行这一和平政策，采取使这一政策获得成功的一切必要措施）。
载于1932年《列宁全集》俄文第2、3版第24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366—369页
5
关于乌克兰苏维埃政权问题的总结发言
（12月3日）
同志们！我不得不最后讲几句话，虽然很遗憾，我要反驳的主要不是在我发言之前讲话的雅柯夫列夫同志，而是在我发言之后讲话的布勃诺夫和德罗布尼斯两位同志。不过，有一点意见我还是要谈一下。
拉柯夫斯基同志在发言中说国营农场应当是我们共产主义建设的基础，这应该说是不正确的。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只能把很少一部分经营高水平的农场转为国营农场，不然我们就不能小农结成联盟；而这一联盟正是我们所必需的。有些同志说我建议与斗争派[137]结成联盟，这是误会。我在这次会上把我们应当用来对待斗争派的政策与我们过去对待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政策作过比较。在十月革命后的第一个星期，有人在农民代表大会上责备我们，说我们取得政权以后就不再想利用农民的力量了。我当时说：我们完全采纳你们的纲领，就是为了利用农民的力量，我们愿意这样做，但我们不愿意同社会革命党人结成联盟。因此，曼努伊尔斯基同志象德罗布尼斯和布勃诺夫两位同志一样，说我建议同斗争派结成联盟，是大错特错了。我的意见正是想说明，我们需要同乌克兰农民结成联盟，而为了实现这一联盟，我们同斗争派的论战，就不应采取他们现在这样的方式。所有谈到民族问题的人——德罗布尼斯、布勃诺夫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谈到这个问题——对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所作的批评，都表明他们是在闹独立，而我们责备基辅人的也正是这一点。曼努伊尔斯基同志以为我们责备他们闹独立是责备他们闹民族独立，闹乌克兰的独立，他完全弄错了。我们责备他们闹独立，是指他们不愿意考虑莫斯科的意见，不愿意考虑莫斯科中央委员会的意见。拿这个词开玩笑，它的意思就完全不同了。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不要同马克兰农民结成联盟？我们要不要1917年底和1918年几个月内所实行的那种政策？我肯定地说，要。因此，我们需要把很大一部分国营农场交出来分掉。我们必须反对建立大农场，我们必须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偏见，我们必须反对游击作风。斗争派关于民族问题谈了很多，但是他们没有谈到游击作风。为了坚持无产阶级共产主义政策的原则，我们必须要求斗争派解散教师联合会，虽然它使用乌克兰文和乌克兰公章。我们已经为了坚持无产阶级共产主义政策的原则解散了我们的全俄教师联合会，因为它没有贯彻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而是维护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并执行小资产阶级的政策。
载于1932年《列宁全集》俄文第2、3版第24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370—371页
注释：
[128]这是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的五篇文献。
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于1919年12月2—4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会议的有45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73名有发言权的代表。某些省的党委和土耳其斯坦党组织未派代表出席会议。会议的议程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和组织报告；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议程（关于苏维埃建设的问题）；关于乌克兰的苏维埃政权；党章；关于对新党员的工作；燃料问题。代表会议是在列宁领导下进行的。
列宁和尼·尼·克列斯廷斯基分别作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和组织报告。代表会议讨论了他们的报告，一致赞同中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工作。关于国际形势问题，会议听取了格·瓦·契切林的报告，通过了列宁起草的一个决议草案。苏维埃建设问题是代表会议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米·弗·弗拉基米尔斯基作了报告，总结了苏维埃国家机关的工作经验，阐明了地方和中央机关的相互关系，提出了对俄罗斯联邦宪法作若干补充的具体建议。季·弗·萨普龙诺夫作了副报告。经过热烈讨论，代表会议肯定了列宁在建设政权机关以及这些机关的相互关系方面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通过了旨在加强国家机关、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吸引广大劳动群众建设苏维埃国家的一系列决议。乌克兰问题受到代表会议的极大关注。那里的党政机关当时在解决农民问题和民族问题中犯了严重错误。列宁就这个问题作了两次发言（其中一次的记录未找到），指出了巩固乌克兰苏维埃政权的道路。代表会议通过了俄共（布）新党章。这个党章新增加的《关于预备党员》的一章规定所有入党者都要经过预备期（工人、农民为两个月，其他社会成分不短于半年）。为了加强党的影响、在党外贯彻党的政策以及对所有机关团体的工作进行党的监督，新党章还增添了《关于党外机关团体中的党团》一章。代表会议还听取了尼·伊·布哈林关于对在征收党员周中发展的新党员进行工作的报告，批准了《关于使用新党员的提纲》，其中规定了提高党员的一般文化水平和思想政治水平、学习军事知识和巩固党的纪律的具体措施。代表会议就苏维埃建设、经济建设、军事建设以及对外政策所作的各项决议成了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的基础。——332。
[129]指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见注142）。——332。
[130]指《人民政治日报》。
《人民政治日报》（《FolketsDagbladPoitiken》）是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报纸，1916年4月27日起在斯德哥尔摩出版，最初是双日刊，后改为日刊（1917年11月以前称《政治报》。1921年，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改名为共产党后，该报成为瑞典共产党的机关报。1945年停刊。——338。
[131]指《泰晤士报》1919年10月24日刊载的《芬兰和布尔什维克》一文。——338。
[132]《言语报》（《Речь》）是俄国立宪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1906年2月23日（3月8日）起在彼得堡出版，实际编辑是帕·尼·米留可夫和约·弗·盖森。积极参加该报工作的有马·莫·维纳维尔、帕·德·多尔戈鲁科夫、彼·伯·司徒卢威等。1917年二月革命后，该报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反对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后曾改用《我们的言语报》、《自由言语报》、《时代报》、《新言语报》和《我们时代报》等名称继续出版，1918年8月最终被查封。——338。
[133]指社会革命党第九次党务会议《关于对红军的态度的决议》。该决议刊载于《人民事业报小报第2号附刊》。——341。
[134]指尼·彼·拉斯托普钦的《非党农民代表会议》一文。该文刊载于1919年11月20日《真理报》第260号。文章谈到了雅罗斯拉夫尔省召开非党农民代表会议的经验，认为这种会议是党联系广大劳动群众的一种形式。——350。
[135]《关于农村工作给俄共（布）省、县、乡党委的指示草案》由俄共（布）中央农村工作部拟订，1919年9月20日公布于《俄共（布）中央通报》，以供讨论。草案对《农村工作条例》中拟设的乡、县、省、地区农村工作组织员的职责作了详细规定，其中一项是使国营农场和公社对附近农民予以实际帮助。草案经全俄党的农村工作第一次会议略加修改后通过，并由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最后批准。——352。
[136]关于国际政策问题的决议草案是列宁在1919年12月2日的会议上拟订的，经代表会议略加修改后通过。12月5日，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宣读了这一决议草案（见本卷第394—395页）。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这一决议，作为向协约国各国提出的媾和建议。
代表大会的这一媾和建议于12月10日分送给协约国各国代表。英、法、美、意四国政府拒绝予以考虑。——354。
[137]斗争派是乌克兰社会革命党的左派于1918年5月建立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因该党中央机关报《斗争报》而得名。1919年3月，该党采用了乌克兰社会革命共产党（斗争派）这一名称，8月改称为乌克兰共产党（斗争派）。斗争派依靠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并寻求中农的支持。该党领导人有格·费·格林科、瓦·米·布拉基特内、亚·雅·舒姆斯基等。
列宁和共产党对斗争派采取灵活的策略，力求把追随斗争派的一部分劳动农民和斗争派中的优秀分子争取过来，为取消斗争派这一政党创造条件。
斗争派曾申请加入共产国际，并要求承认他们是乌克兰主要的共产党。1920年2月2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通过一项专门决定，建议斗争派解散自己的党，加入乌克兰共产党（布）。经过斗争派中央内部的激烈斗争，1920年3月20日全乌克兰斗争派代表会议通过了斗争派自行解散并与乌克兰共产党（布）合并的决议。斗争派成员以个别履行手续的方式加入乌克兰共产党（布）。——358。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对人民委员会关于改善铁路运输管理的法令草案的补充（1919年12月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7卷
对人民委员会关于改善铁路运输管理的法令草案的补充[127]
（1919年12月2日）
人民委员会责成教育人民委员部在一周内，就工人和工人组织，特别是工会参加铁路管理以及工人学习管理等问题，拟订一项详细的法令（或指令）。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4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338页
注释：
[127]这一文件是列宁在人民委员会1919年12月2日会议讨论《关于改善铁路运输搞好军运的法令》的草案时提出的，并写入了该法令的第10条。法令经过这一补充和作了其他修改后，由人民委员会通过，部分发表于1919年12月14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81号。——331。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俄共（布）中央关于乌克兰苏维埃政权的决议（1919年11月2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7卷
俄共（布）中央关于乌克兰苏维埃政权的决议[124]
（1919年11月29日）
关于如何对待从邓尼金匪帮暂时占领下解放出来的乌克兰劳动人民的问题，俄共中央特作决定如下：
1．中央委员会始终不渝地贯彻民族自决的原则，认为必须重申，俄国共产党主张承认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独立。
2．俄国共产党认为，各苏维埃共和国在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凶恶势力的斗争中必须结成最紧密的联盟，这对每一个共产党员和觉悟工人来说是毫无疑义的，但它主张，这种联盟的形式最后应由乌克兰的工人和劳动农民自己决定。
3．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9年6月1日的决议和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1919年5月18日的决议[125]（决议随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现时的关系为联邦关系。
4．鉴于乌克兰的文化（语言、学校等）多少世纪以来一直遭受俄罗斯沙皇制度和剥削阶级的摧残，俄共中央特责成全体党员用各种办法帮助铲除妨碍乌克兰语言和文化自由发展的一切障碍。长期遭受压迫使乌克兰落后群众具有民族主义倾向，因此，俄国共产党党员必须极其耐心、极其慎重地对待他们，必须用同志的态度向他们说明乌克兰和俄罗斯劳动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乌克兰地区的俄国共产党党员，应当切实保证劳动群众在学校和一切苏维埃机关中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权利，应当坚决反对人为地把乌克兰语排挤到次要地位的做法，相反，应当努力把乌克兰语变成对劳动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工具。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使一切苏维埃机关都有足够数量会乌克兰语的工作人员，使将来的一切工作人员都会使用乌克兰语。
5．必须使苏维埃机关同乌克兰土著农民保持紧密的联系，为此规定：革命委员会[126]和苏维埃即使在刚成立、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也应当保证劳动农民的代表在这些机关里占多数，并且要保证贫苦农民代表能起决定作用。
6．鉴于农民在人口中所占的多数，在乌克兰比在俄罗斯还大，所以乌克兰苏维埃政权不仅应当争取贫苦农民的信任，并且应当争取在根本利益上同苏维埃政权休戚相关的广大中农阶层的信任。特别是，在坚持粮食政策基本原则（国家按固定价格收购粮食，实行强制性的余粮收集制）时，必须注意使工作方法适合于乌克兰农村的情况。
乌克兰粮食政策方面的当前任务，是根据严格限制的数量，即根据乌克兰贫苦农民、工人和红军所必需的供应量征收余粮。在征收余粮时，应特别注意中农的利益，对他们应同富农分子有严格的区别。必须用事实向乌克兰农民揭露所谓苏维埃俄国要榨取乌克兰谷物和其他农产品的反革命蛊惑宣传。
中央政权的代表、党的一切工作者和指导员等等有责任广泛吸收贫苦农民和中农参加各方面的管理工作。
为建立真正劳动者的政权这同一目的，应立即采取措施，使那些根本不了解广大农民群众的生活情况并常常利用共产主义旗帜作掩护的乌克兰小市民不致充斥苏维埃机关。
在允许这些人加入党的队伍和参加苏维埃机关工作以前，应当审查他们的工作能力，审查他们在工作中，首先是在前线，在作战部队中是否忠于劳动者的利益。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条件下，这些人都应当受到无产阶级的严格的阶级监督。
经验证明，在贫苦农民还没有组织起来的情况下，乌克兰农村居民手中的大量武器必然集中在富农和反革命分子手中，从而导致富农匪帮事实上的统治，而不是劳动者的专政。因此，乌克兰苏维埃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收集全部武器，把它们集中到工农红军手中。
7．在实行土地政策时，应当特别照顾贫苦农民和中农的经济利益。
在乌克兰，土地政策的任务应当是：
（1）完全废除邓尼金所恢复的地主土地占有制，把土地交给无地少地的农民。
（2）建立国营农场要考虑到周围农民的切身利益，在规模上要严格加以控制。
（3）在把农民联合成公社或劳动组合等方面，必须严格贯彻党的政策，不许有任何强迫行为，要完全让农民自己自由决定，有一点点强迫都要受到严厉惩办。
载于1919年12月2日《俄共（布）中央通报》第8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334—337页
注释：
[124]这个决议是根据列宁草拟的提纲制定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1919年11月21日会议讨论了列宁的提纲，把它交给专门委员会作最后审订。该委员会根据提纲拟的决议草案，在列宁补充了第2点后，于11月29日由俄共（布）中央全会通过，随后经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批准。——328。
[125]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在1919年5月18日同基辅工人代表苏维埃、工会、工厂委员会和基辅县农民代表大会举行的联席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议，其中指出：必须把各苏维埃共和国的一切力量联合起来同苏维埃政权的敌人进行武装斗争，并把各种物资集中在统一的中央机关手中。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托它的主席团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建议“制定建立革命斗争统一战线的具体形式”。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白俄罗斯苏维埃政府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各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机关的愿望，于1919年6月1日通过了《关于俄罗斯、乌克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白俄罗斯等苏维埃共和国结成军事联盟的决定》。决定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完全承认乌克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白俄罗斯和克里木劳动群众的独立、自由和自决……认为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1）军事组织和军事指挥、（2）国民经济委员会、（3）铁路管理和经营、（4）财政和（5）劳动人民委员部，必须紧密联合起来，使人民生活的上述各部门分别由统一的集体管理机构集中领导。”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根据这个决定结成的军事政治联盟，在战胜武装干涉者和国内反革命势力的斗争中起了重大的作用。——328。
[126]革命委员会是1918—1920年俄国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时期的非常政权机关。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9年10月24日颁布的条例，革命委员会分为三类：（1）从敌人手中解放出来的地区的革命委员会，由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在苏维埃政权地方机关参与下组成，成员3—5人；（2）前线地区的革命委员会，由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地方省执行委员会参与下组成，其成员有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的代表。执行委员会可以暂时解散，而以革命委员会代之，执行委员会所属机关均由革命委员会领导；（3）后方的革命委员会，根据国防委员会的决定在各省、县建立，其成员为：执行委员会主席、地方部队政委和一名执行委员会委员。
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巩固，革命委员会陆续解散。根据国防委员会1920年1月2日的决定，除刚从敌人手中解放出来的地区的革命委员会以外，其他革命委员会一律撤销。各方面军和集团军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有权在必要时提出保留革命委员会的问题。——329。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俄共（布）中央全会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组成的决定草案（1919年11月2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7卷
俄共（布）中央全会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组成的决定草案[122]
（1919年11月29日）
（1）不要让全体人民委员（包括人民委员会主席）和副人民委员都参加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
（2）在其余成员中应减少“知识分子”和中央机关的苏维埃职员的人数。
（3）大量增加同非党工农群众有非常密切联系的工人和劳动农民的人数。
（4）要同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123]完全协调一致。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333页
注释：
[122]这个文件是1919年11月29日俄共（布）中央全会通过的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组成问题的决定的基础。当时，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将由大会改选。——327。
[123]指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决议中关于苏维埃建设的部分写道：“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组成应予改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主要应当选自在农民和工人中进行经常工作的地方工作人员”（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569页）。——327。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俄共（布）中央全会决定草案（1919年11月2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7卷
俄共（布）中央全会决定草案
中央的决定（1919年11月29日）
特急。
委托契切林草拟准备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的有关媾和问题的简短报告的详细提纲和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声明。[121]声明中应该直接提出媾和与和谈建议，但不提及条件（提出的方案要重申过去一切有关媾和的建议，但又不要把我们束缚住）。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332页
注释：
[121]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听取了格·瓦·契切林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并通过了列宁拟订的关于国际形势的决议草案。列宁在向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作的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的结尾宣读了上述决议草案（见本卷第394—395页）。决议经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作为向协约国各国提出的媾和建议（参看注136）。——326。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19年11月2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7卷
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19]
（1919年11月22日）
同志们！能够向代表东部各穆斯林民族共产党组织的党员同志的代表大会表示祝贺，并就俄国和全世界当前局势问题讲几句话，我感到非常高兴。我的报告的题目是目前形势问题。我觉得目前在这方面具有最重大意义的，是东部各民族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和这些民族中间的革命运动。显然，东部各民族的革命运动，目前只有和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直接联系起来，才能顺利地发展，才能有所成就。由于种种原因，如由于俄国落后和幅员广大，由于它地跨欧亚两洲，位于东西方之间，我们不得不肩负起全部重担（我们认为这是极大的光荣），充当世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先锋。因此，最近将来事态发展的整个进程将预示一场更广泛更顽强的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而且这个进程必然会同苏维埃共和国反对德、法、英、美帝国主义联合势力的斗争联系起来。
讲到军事方面，你们知道，现在我们各条战线上的情况都很顺利。我不准备详细谈这个问题，我只想说明，国际帝国主义以暴力强加给我们的国内战争，两年来使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遭受了无穷的苦难，使农民和工人担负了往往是他们担负不了的重担。但是，这次战争也创造了奇迹：早在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以前就掠夺我们而现在已经成为野兽的所谓我国“盟友”的暴行和残酷进攻，使疲于作战、似乎无法再经受一次战争的人们变成了战士，使他们在两年中间不仅经受住了战争，而且即将胜利地结束这次战争。我们现在对高尔察克、尤登尼奇和邓尼金的胜利，说明世界帝国主义抗拒各国和各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的历史已进入了新的阶段。从这方面说来，两年来我们的国内战争不仅仅完全证实了历史早已作出的结论，即战争的性质及其胜利主要取决于参战国的国内制度，战争是该国战前所推行的国内政治的反映。所有这一切必然都对战争的进行起着作用。
进行战争和继续战争的是哪个阶级，这个问题极为重要。正因为我们的国内战争是解放了的工人和农民进行的，是劳动人民为摆脱本国和全世界资本家压迫而进行的政治斗争的继续，所以在俄国这样一个受了四年帝国主义战争折磨的落后国家里，人们才能有坚强的意志，才能在难以想象的无比艰难困苦的两年中把战争坚持下来。
国内战争的历史通过高尔察克的实例特别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高尔察克有世界所有最强大的国家的援助，有十万外国军队（其中包括国际帝国主义者最精良的军队，如原准备参加帝国主义战争、后来几乎没有参加、因而很少受到损失的日本军队）护卫下的铁路线，可以依靠那些生活最富裕、从来没有尝过农奴制的滋味、因而自然比任何人都更远离共产主义的西伯利亚农民，——象高尔察克这样的一个敌人，看起来似乎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因为他的军队是国际帝国主义的先头部队，而且直到今天，在西伯利亚还有日本、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其他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在活动。高尔察克在自然资源极其富饶的西伯利亚统治了一年多，起初还受到第二国际各社会党的支持，受到建立立宪会议委员会[120]阵线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从庸人和一般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他的统治似乎是稳固的、不可战胜的，可是实践表明，他愈深入俄国腹地，他的力量就愈枯竭，最后，我们看到苏维埃俄国彻底战胜了高尔察克。毫无疑义，我们在这里得到了实践的证明，摆脱了资本家压迫的工人和农民团结一致的力量，能够创造出真正的奇迹。我们在这里得到了实践的证明：革命战争如果真正吸引被压迫劳动群众参加并同他们的利益息息相关，使这些群众意识到自己是在同剥削者作斗争，那么，这种革命战争就会唤起创造奇迹的毅力和才能。
我想，红军所做的一切，它所进行的斗争和它取得胜利的历史，对东部各族人民会有巨大的世界意义。它将向东部各族人民表明：尽管这些民族非常弱小，尽管欧洲那些压迫民族在斗争中采用了种种奇迹般的技术装备和军事艺术，似乎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但是被压迫民族所进行的革命战争如能真正唤醒千百万被剥削劳动者，就会显示巨大的潜力，创造奇迹，使东部各族人民现在完全可以实现解放，无论从国际革命的远景来看，从苏维埃共和国遭受了所有帝国主义强国军事侵犯以后在亚洲即在西伯利亚直接作战的经验来看，都是如此。
此外，俄国国内战争的这个经验还向我们和各国共产党人表明，在国内战争的烈火中，随着革命热情的高涨，国家内部也在大大地巩固起来。战争是对每个民族全部经济力量和组织力量的考验。战争使工人农民挨饿受冻，吃尽苦头。但是，在取得两年战争的经验后，我们终究可以根据这个经验说，我们正在胜利，并且将来还会胜利，因为我们有后方，有巩固的后方，因为农民和工人虽然饥寒交迫，但却是团结的，坚强的，每一个沉重打击都使他们更紧密地联合起来，更努力地增强经济实力。正因为如此，我们能够战胜高尔察克、尤登尼奇和他们的同盟者——世界上的头等强国。过去的两年向我们表明：一方面，革命战争能够继续发展；另一方面，苏维埃政权已经在外敌侵犯的沉重打击下巩固起来。外敌侵犯的目的是要迅速摧毁革命发源地，摧毁敢于向国际帝国主义宣战的工农共和国。但是，他们并没有能摧毁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反而使俄国工人和农民受到了一次锻炼。
这就是目前形势的主要总结和主要内容。我们就要彻底战胜我们领土上的最后一个敌人邓尼金了。我们感觉得到自己是强大的。我们可以千百次地重复说，我们的话没有错：共和国的内部建设已经巩固；我们结束对邓尼金的战争以后，一定能比过去强壮许多倍，并且能更有准备地来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大厦的任务。在国内战争时期，我们还只能用极少的时间和力量去从事建设，现在，我们走上了自由的道路，一定能拿出全部力量来从事建设了。
我们看到西欧帝国主义正在瓦解。你们知道，一年以前，甚至德国社会党人也同极大多数不了解形势的社会党人一样，以为世界帝国主义两大集团之间在进行斗争，这种斗争构成了全部历史，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力量还能有所作为。他们觉得，甚至社会党人也只能投靠某一个强大的世界强盗集团，没有其他的选择。1918年10月底的时候，似乎就是这样。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以后的一年当中，世界历史上发生了一些空前未有的现象，广泛而深刻的现象，使很多社会党人擦亮了眼睛，这些人在帝国主义大战期间曾经是爱国主义者，而且曾经借口大敌当前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还为自己联合英法帝国主义者的行为辩解，说这些帝国主义者能使人们摆脱德帝国主义的压迫。看吧，这场战争破除了多少幻想！我们看到，德帝国主义的瓦解不仅引起了共和革命，而且引起了社会主义革命。你们知道，目前德国的阶级斗争更尖锐了，国内战争，即德国无产阶级反对那些涂上了一层共和派色彩但依然代表帝国主义的德帝国主义者的斗争，日益逼近了。
大家知道，社会革命现时在西欧不是一天一天地，而是每时每刻地成熟起来。美国和英国的情形也如此。这些国家似乎是文化和文明的代表，是德帝国主义生番的征服者，可是一看到凡尔赛和约，大家都认为，这个和约的掠夺性比德国掠夺者强迫我们接受的布列斯特和约还要厉害一百倍，但凡尔赛和约只能是对这些倒霉的战胜国的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自己的最沉重的打击。凡尔赛和约使各战胜国民族擦亮了眼睛，并且证明英法等国并不是文化和文明的代表，而是一些号称民主实则由帝国主义强盗操纵的国家。这些强盗之间的内部斗争发展得异常迅速，这使我们十分高兴，因为我们知道凡尔赛和约不过是高唱凯歌的帝国主义者的表面胜利，实质上它意味着整个帝国主义世界的崩溃，意味着劳动群众断然离开那些在战争时期同腐朽的帝国主义者结成联盟并维护着一个参战强盗集团的社会党人。劳动人民的眼睛已经擦亮了，因为凡尔赛和约是掠夺性的和约，它表明，英法两国同德国作战，实际上是为了巩固自己对殖民地的统治和加强本国帝国主义的实力。这种内部斗争愈往后就会愈扩大。今天我看到11月21日从伦敦发出的一则无线电讯，美国记者（这些人是不可能有同情革命者的嫌疑的）在电讯中写道，法国出现空前的反美情绪，因为美国人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
英国和法国是胜利了，但它们欠下了美国很多的债。不管法国人和英国人怎样以战胜者自居，美国还是决定要榨取他们的脂膏，要为美国在战时提供的援助取得超额利息，而此刻正在建设并在规模上日益超过英国的美国舰队，势必是实现这一目的的保证。掠夺成性的美帝国主义表现极其粗野，这从以下这件事可以看出：美国的经纪人收买妇女和姑娘这种活商品，把她们运到美国去卖淫。自由文明的美国竟以活商品供给妓院！在波兰和比利时，经常发生同美国经纪人发生冲突的事情。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例子，它说明在每一个得到过协约国援助的小国里都大量发生着类似的事情。就拿波兰来说吧。你们可以看到，虽然它自夸现在是一个独立强国，但美国的经纪人和投机商人却纷纷去到那里，要收买波兰的所有财富。美国经纪人正在把波兰全部买下来。那里没有一个工厂、没有一个工业部门不在美国人的掌握之中。美国已蛮横到如此地步，竟奴役起“伟大自由的胜利者”法国来了。法国过去是一个放高利贷的国家，现在却完全成了美国的债务国，因为法国已毫无经济实力，粮食和煤炭都不能自给，不能大规模发展自己的物质力量，而美国又一定要它交纳全部贡款。因此，法国、英国和其他强国的经济破产愈往后就愈明显。法国大选的结果是教权派占了上风。法国人民过去受了骗，为了所谓自由民主拿出了全部力量去跟德国打仗，现在得到的报酬却是无穷的债务、凶残的美帝国主义者的嘲弄，以及代表最野蛮的反动势力的教权派在大选中的获得多数。
世界局势已变得无比的错综复杂。我们打垮高尔察克和尤登尼奇这些国际资本的走狗是一个巨大的胜利。但是，我们在国际范围内取得的胜利还要巨大得多，虽然这个胜利并不十分明显。这个胜利就是：帝国主义内部在瓦解，它不能派军队来攻打我们了。协约国作过出兵的尝试，但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因为协约国军队一碰到我们的军队，一读到译成他们本国文字的俄罗斯苏维埃宪法，就瓦解了。不管腐朽的社会主义的首领们有多大影响，我们的宪法总是不断博得劳动群众的同情。“苏维埃”这个词现在已为大家所理解，苏维埃宪法已经译成各国文字，每个工人都读到了。工人知道，这是劳动者的宪法，这是号召大家去战胜国际资本的劳动者的政治制度。工人知道，这是我们反对国际帝国主义者的斗争的成果。我们这个胜利已经影响了每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因为我们已把它们的军队夺过来了，争取过来了，它们再不能派这些军队来进攻苏维埃俄国了。
它们曾试用外国军队，即试用芬兰、波兰和拉脱维亚的军队来作战，但也没有得到什么结果。几星期以前，英国大臣邱吉尔在议院的演说中夸口说（他的话已电告全世界）：已经组织了14个国家对苏维埃俄国进行讨伐，新年到来之前就能战胜俄国。确实，参加讨伐的国家是不少，有芬兰、乌克兰、波兰、格鲁吉亚、捷克斯洛伐克，还有日本人、法国人、英国人和德国人。但是我们知道讨伐究竟得到了什么结果！我们知道，爱沙尼亚人已离开了尤登尼奇的军队，由于爱沙尼亚人不肯帮助尤登尼奇，现在各家报纸正在进行着激烈的论战；芬兰也没有帮助尤登尼奇，虽然芬兰的资产阶级是很想这样做的。这样，第二次进攻我们的尝试也失败了。在第一个阶段，协约国派出了它的装备精良的军队，看起来他们会战胜苏维埃共和国。然而，他们却退出了高加索、阿尔汉格尔斯克、克里木，现在他们虽然还留在摩尔曼，但是同捷克斯洛伐克军还留在西伯利亚一样，也已经象是残存的孤岛了。想用自己的军队来战胜我们的第一次尝试以我们取得胜利而告终。第二次尝试是命令跟我们毗邻而在财政上完全依赖协约国的那些国家来攻打我们，迫使它们来扼杀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发源地。然而这一次尝试也失败了，原来这些小国哪个也没有能力来打这样的仗。更糟糕的是，每一个小国都对协约国有很深的仇恨。芬兰没有在尤登尼奇占领红谢洛的时候夺取彼得格勒，就是因为它拿不定主意，它看出它跟苏维埃俄国为邻还能够独立生存，而同协约国就不可能和平相处。所有的小国都有过这种情形。芬兰、立陶宛、爱斯兰和波兰现在就是这样。这些国家虽然盛行着彻头彻尾的沙文主义，但都仇恨协约国在它们那里盘剥它们。现在，我们根据对事态发展的准确估计，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反苏维埃共和国的国际战争，不仅第一阶段已经破产，而且第二阶段也破产了。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去战胜已被打垮一半的邓尼金的军队。
我要在报告中简要说明的目前国内外的形势就是如此。最后，请允许我谈谈东部各民族目前的情况。你们是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的代表和共产党的代表。我要指出，如果说俄国布尔什维克能够在旧帝国主义中打开一个缺口，担负起异常艰难但又异常崇高的开辟革命新道路的任务，那么，你们这些东部劳动群众的代表今后要担负的就将是更伟大更新的任务。十分明显，全世界行将爆发的社会主义革命，决不限于每一国无产阶级战胜本国资产阶级。如果各国革命进行得很顺利，很迅速，这也许是可能的。我们知道，帝国主义者是不会让我们这样做的，世界各国都已武装起来对付本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一心在想怎样战胜自己家里的布尔什维主义。因此，每一个国家都酝酿着国内战争，而老社会党人妥协分子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参加这个战争的。由此可见，社会主义革命不会仅仅是或主要是每一个国家的革命无产者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不会的，这个革命将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一切殖民地和国家、一切附属国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在我们党今年3月通过的纲领里面，我们在说明世界社会革命日益接近的时候说，各先进国家的劳动人民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剥削者的国内战争正开始同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结合起来。这一点正由革命进程所证实，并且今后会得到更多的证实。东方的情形也会是如此。
我们知道，东方的人民群众将作为独立的斗争参加者和新生活的创造者起来奋斗，因为东方亿万人民都是一些不独立的、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至今仍是帝国主义国际政治的客体，它们的存在只是为了给资本主义文化和文明当肥料。我们非常了解，所谓分配殖民地的统治权，就是分配掠夺和抢劫权，就是分配地球上一小撮人对大多数人的剥削权。地球上的大多数人过去完全处于历史的进步之外，因为当时他们不能成为独立的革命力量，但是在20世纪初，他们已不再扮演这种消极的角色了。我们知道，1905年以后，土耳其、波斯、中国相继发生了革命，印度也展开了革命运动。帝国主义战争也促进了革命运动的发展，因为由殖民地人民组成的整团整团的军队被卷入了欧洲帝国主义者之间的斗争。帝国主义战争也唤醒了东方，把东方各族人民卷入了国际政治生活。英国和法国武装了殖民地人民，帮助他们熟悉了军事技术装备和革新的机械。他们将利用学到的本事去反对帝国主义老爷们。继东方觉醒时期之后，在当代革命中，东方各民族为了不再仅仅充当别人发财的对象而参与决定世界命运的时期到来了。东方各民族正在纷纷觉醒，采取实际行动，使每一个民族都参与决定全人类命运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今后在世界革命发展史中（从这个革命开始时的情况看来，它还要继续很多年，需要人们做很多工作），在革命斗争中，在革命运动中，你们将要发挥重大的作用，将要把你们的斗争和我们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汇合起来。你们参加国际革命，就要担负起一个艰巨复杂的任务，解决了这个任务就会为总的胜利打下基础，因为在这里，人口中的多数是第一次进行独立的运动，他们将成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的积极因素。
东方大多数民族的处境比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俄国还要坏。我们已经在反对封建主义残余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把俄国农民和工人联合起来了，我们的斗争所以进行得很顺利，正是因为工人和农民是联合起来反对资本和封建主义的。在这方面，同东部各族人民的联系特别重要，因为东部人民大多数是典型的劳动群众，他们不是受过资本主义工厂锻炼的工人，而是典型的被剥削劳动农民群众，即遭受中世纪制度压迫的劳动农民群众。俄国革命已经表明，战胜了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把千百万涣散的劳动农民群众团结起来以后，就胜利地进行了反对中世纪制度压迫的斗争。现在，我们苏维埃共和国要把觉醒的东部各族人民团结在自己周围，共同去进行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
你们面临着全世界共产党人所没有遇到过的一个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共产主义的一般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但又是一个能收到卓著成效的任务，因为一些还没有参加过斗争的群众正被卷到斗争中来，另一方面，由于东部组织了共产党支部，你们就能够同第三国际保持最紧密的联系。你们必须找到特殊的形式，把全世界先进无产者同东部那些往往处在中世纪生活条件下的被剥削劳动群众联合起来。我们在小范围内即在我们国家内实现了的任务，你们将在大范围内即在一些大的国家内予以实现。这第二个任务，我希望你们能够胜利完成。由于东部已经有了共产党组织——你们就是这些组织的代表——你们就与先进的革命无产阶级有了联系。你们当前的任务，就是要继续关心怎样在每一个国家内用人民懂得的语言进行共产主义宣传。
不言而喻，能够获得最终胜利的，只有全世界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我们俄国人开创的事业，将由英国、法国或德国的无产阶级来巩固；但是我们看到，没有各被压迫殖民地民族的劳动群众的援助，首先是东方各民族的劳动群众的援助，他们是不能取得胜利的。我们应当懂得，单靠一支先锋队还不能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必须激发劳动群众从事独立活动和把自己组织起来的革命积极性（不管他们的水平如何）；把指导较先进国家的共产党人的真正的共产主义学说译成各民族的文字；实现那些必须立刻实现的实际任务，同其他国家的无产者联合起来共同斗争。
任务就是这些，它们的解决方法无论在哪一部共产主义书本里都是找不到的，但是在俄国所开始的共同斗争中却能够找到。你们应当提出这种任务，并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解决这种任务。对你们会有帮助的，一方面是同其他国家的全体劳动人民的先锋队结成紧密的联盟，另一方面是善于正确对待你们在这里所代表的东部各民族。你们不得不立足于正在这些民族中间产生出来并且必然要产生出来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的产生是有其历史根据的。同时你们应当去联系每一个国家的被剥削劳动群众，用他们懂得的语言告诉他们，获得解放的唯一希望是国际革命的胜利，国际无产阶级是东方各民族亿万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唯一同盟者。
这就是摆在你们面前的极其巨大的任务。由于革命时代的来临和革命运动的发展（这是不容置疑的），东部各共产党组织只要能共同努力，就一定会成功地解决这个任务，并彻底战胜国际帝国主义。
载于1919年12月20日《俄共（布）中央通报》第9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318—331页
注释：
[119]这是列宁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当前形势的报告。
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由俄共（布）中央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中央局召开，于1919年11月22日—12月3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71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11名有发言权的代表。在代表大会开幕的前一天，曾由列宁主持召开了有俄共（布）中央委员和一部分代表参加的预备会议。代表大会听取了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中央局的工作报告，各地的报告，中央穆斯林军事委员会和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中央穆斯林委员部的报告，以及关于国家组织问题和党的问题、关于东部妇女工作、青年工作等小组的报告、并讨论了鞑靼—巴什基尔问题。代表大会规定了东部党的工作和苏维埃工作的任务，选出了俄共（布）中央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中央局。——314。
[120]立宪会议委员会是社会革命党人组织的反革命政府，1918年6月8日在捷克斯洛伐克军占领的萨马拉成立。委员会自封为立宪会议召开前的“临时政权”。委员会最初由5名社会革命党立宪会议代表组成，弗·卡·沃尔斯基为主席；以后不断补充，到9月底增至96名。立宪会议委员会宣布“恢复民主自由”，建立所谓的工人代表苏维埃，成立“国民军”，同时废除苏维埃政权法令，将已经收归国有的企业归还原主，并在实际上让地主夺取已归农民的土地。1918年6—8月，立宪会议委员会的统治曾扩大到萨马拉、辛比尔斯克、喀山、乌法各省和萨拉托夫省的部分地区。9月，“国民军”在红军打击下节节败退，放弃了大部分地盘。1918年9月乌法执政府成立后，立宪会议委员会改名为“立宪会议代表大会”，它的行政机关“部长会议”则成为乌法地区政府。11月19日，在亚·瓦·高尔察克发动政变后，“立宪会议代表大会”成员被逮捕；虽经捷克斯洛伐克军交涉获释，但12月3日再度被捕，一部分人并被白卫军枪决于鄂木斯克。1918年12月，“代表大会”和“部长会议”均被撤销。——316。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人民委员会关于收购马铃薯的决定草案（1919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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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委员会关于收购马铃薯的决定草案[116]
（1919年11月18日）
以粮食人民委员部的草案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草案的第4条作为基础。[117]
建立一个委员会来详细制定整个草案，既要十分准确地划定一些地区（在粮食人民委员部的条文中），又要十分准确地拟订若干具体措施，如加强一些收购点的征粮军，吸收工人参加工作，必须而且可能提供一定数量的酒精和淀粉等等。
由委员会用准确的文字说明粮食人民委员部对完成各项紧急措施和以革命办法贯彻这些措施所应负的责任，以便在人民委员会今后的政策中考虑到这一责任。
委员会成员为舍印曼（＋2名粮食人民委员部的代表）
李可夫
施米特
加米涅夫
阿瓦涅索夫（或全俄肃反委员会代表）
马尔柯夫
给委员会两天时间，星期五召开人民委员会会议。[118]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4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20页
注释：
[116]1919年11月15日，人民委员会会议审议了关于改进马铃薯收购工作的措施问题，当即成立了由亚·李·舍印曼、弗·巴·米柳亭等人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并责成该委员会在三天内拟出改进收购马铃薯并运抵莫斯科的紧急措施。这里收载的决议草案是人民委员会于1919年11月18日会议讨论舍印曼关于专门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时通过的。——312。
[117]人民委员会在讨论粮食人民委员部草案的同时，还讨论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关于同一问题的草案。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草案第4条说：“准许淀粉糖浆工厂与农民签订马铃薯供应合同，每加工一普特马铃薯，可付给农民一俄磅淀粉糖浆类产品。”——312。
[118]委员会制定的关于收购马铃薯的法令草案，由人民委员会在星期六，即1919年11月22日的会议上作了一些修改，并予以批准。——313。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在全俄党的农村工作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919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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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俄党的农村工作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1919年11月18日）
同志们！可惜我没能参加你们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114]。因此，我只能谈谈总的基本的看法，我相信你们能够逐步运用这些看法和我们政策的基本原则来解决你们面临的各项任务和实际问题。
在我国，农村工作问题现在仍然是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问题，因为在对无产阶级的工作方面，在团结无产阶级的问题上，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在苏维埃政权成立后的两年中，共产党的政策不仅完全确定了下来，而且取得了十分牢靠的成果。起初，我们必须克服工人中间对于共同利益认识不足的现象，必须同个别的工团主义现象作斗争，当时某些工厂或某些工业部门的工人总是想把自己的利益、自己工厂的利益、自己那个产业的利益放在社会的利益之上。无论过去或现在，我们都必须同新的劳动组织方面纪律性不强的现象作斗争。我想，你们大家都还记得我们政策经历的几个大的阶段，那时我们把一批批的工人提拔到新的岗位上，使他们有可能了解我们面临的任务，了解整个国家管理机构。现在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活动的组织和共产党的整个政策，都已经有了完备的确定的形式，我相信我们现在走的是正确的道路，顺着这条道路前进是完全有保证的。
至于农村工作，这里的困难无疑是很大的，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115]上，我们把这个问题作为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充分地提出来了。我们在农村中的支柱，同城市中一样，只能是被剥削劳动群众，只能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饱受地主和资本家压迫的人。当然，从工人夺得政权而使农民能够一下子扫除地主权力的时候起，他们就消灭了私有制，着手分土地，实现了最大的平等，从而大大改进了土地的经营，使它达到中等以上的水平。但是，我们显然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因为在个体经济下，要保证每个农民有足够数量的种子、牲畜和工具，就需要大量的物资。此外，即使我们的工业在发展农业机器的生产上取得非凡的成绩，即使我们的愿望都能实现，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也不难了解，使每个小农都得到足够的生产资料是不可能的，也是极不合理的，因为这意味着极端的分散；只有依靠共同的、劳动组合的、共耕的劳动才能走出帝国主义战争把我们驱入的绝境。
农民群众就其经济地位的实质来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受压迫最深的，但又最不容易相信有急剧转折和转变的可能性。高尔察克、尤登尼奇和邓尼金给他们的经验，使他们对自己争得的东西特别小心。每个农民都知道，他所得到的成果还没有最后巩固起来，他的敌人——地主还没有消灭，不过是潜伏起来，在等待他的朋友国际资本强盗的援助。虽然国际资本在一天天衰弱下去，国际形势近来又大大好转，但只要清醒地考虑一下整个情况，我们就应当说，国际资本无疑地还比我们强。它已经不能直接进攻我们，因为它的翅膀已被砍掉。就在最近，这些老爷在欧洲资产阶级报刊上开始这样说了：“也许会在俄国陷进去，不如同它讲和吧。”这是常有的事情，你打痛了敌人，他就来讲和。我们不止一次地向欧洲帝国主义老爷们说过我们同意媾和，但是，他们却幻想奴役俄国。现在他们懂得他们的幻想确实是无法实现的了。
现在国际上的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还比我们强。农民也看得很清楚，尤登尼奇、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历次叛乱都是用欧美帝国主义者的钱搞起来的。农民群众也十分懂得，只要稍微软弱一点，就会遭到什么后果。只要好好地想一想地主资本家政权怎样威胁着他们，他们就会极忠实地拥护苏维埃政权了。苏维埃政权正一个月比一个月巩固，从前辛苦劳动、遭受剥削、饱尝地主资本家压迫之苦的农民的觉悟，也一个月比一个月提高。
富农当然是另一种情况，他们自己雇佣工人，放债生利，靠别人的劳动发财致富。他们大多数站在资本家方面，对已经发生的变革不满。因此，我们应当清楚地看到，我们还得对这部分农民进行长期而顽强的斗争。可是，在受尽地主和资本家压迫的农民和自己剥削别人的农民之间，还有中农群众。我们的最困难的任务就在这里。社会主义者总是指出，向社会主义过渡，就会提出一个艰巨的任务，即工人阶级如何对待中农的问题。这里我们应当特别期望共产党员同志细心地、自觉地好好对待这一复杂而困难的任务，不要企图一下子就解决问题。
中农无疑是习惯于个体经营的。他们是私有者农民，虽然他们已经失去土地，虽然土地私有制已经消灭，但他们仍然是私有者，主要因为这部分农民还有粮食。中农生产的粮食超过自己的需要，因此，他们有余粮，成了挨饿的工人的剥削者。基本的任务和基本的矛盾就在这里。作为劳动者的农民，靠自己的劳动过活，受过资本主义压迫，他们是站在工人方面的。但是作为握有余粮的私有者的农民，他们是习惯于把余粮看作可以自由出卖的私产的。在饥饿的国家里出卖余粮，这就成了投机者，成了剥削者，因为挨饿的人要拿出他所有的一切来购买粮食。这里就展开了最艰巨的斗争，这个斗争要求我们大家，苏维埃政权的代表，特别是在农村工作的共产党员非常细心非常审慎地对待问题，处理问题。
我们经常说，我们不想强迫中农接受社会主义，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也完全肯定这一点。选举加里宁同志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就是出于如下的考虑：我们应当使苏维埃政权直接与农民接近。由于加里宁同志，农村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农民无疑地有可能去同苏维埃政权发生更直接的关系，去找代表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权力的加里宁同志。因此，我们对中农说：“根本谈不上什么强迫向社会主义过渡。”但是应当使他们理解这一点，应当善于用农民最容易懂的语言说明这一点。这里只能用实例，只能用公共经济办得很成功的例子。而为了提供劳动组合的、共耕的劳动实例，我们自己必须首先把这种经济组织得很成功。近两年来，建立农业公社和劳动组合的工作有很大的进展。但是冷静地观察一下事实，我们应当说，去建立公社、去从事农业的许多同志，对于农民生活经济条件的知识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纠正由于急躁冒进、处理问题的方法不对而造成的大量错误。以前的剥削者即过去的地主也往往钻进国营农场。他们的权力在当地被推翻了，但他们本人并没有消灭。应当把他们从那里赶走，或者把他们置于无产阶级的监督之下。
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都面临着这个任务。你们已听说红军获得了许多辉煌的胜利。红军中有几万名旧时的上校和其他军官。如果不任用他们，不迫使他们为我们服务，我们就不能建立起军队。尽管有一些军事专家叛变，我们仍然打垮了高尔察克和尤登尼奇，在各条战线上都取得了胜利。这是因为在红军中有共产党支部，它们起了巨大的宣传鼓动作用，人数不多的军官被这种环境所包围，受到共产党员的巨大压力，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就逃不出我们用来包围他们的共产主义组织和宣传网。
没有丰富的知识、技术和文化就不能建成共产主义，而这些东西都掌握在资产阶级专家手中。他们中间大多数人是不同情苏维埃政权的。但是，没有他们我们就不能建成共产主义。应当使他们感到周围的同志式的关系和共产主义的工作精神，要做到让他们同工农政权一起前进。
农民中间常常表现出极大的不满和愤慨，甚至完全否定国营农场，不要国营农场，说那里都是些旧的剥削者。我们说：不对，假若你们自己不会按新的方式经营农场，那就得使用旧的专家，不然就不能摆脱贫困。他们中间如果有人违犯苏维埃政权的法令，我们就要象在红军中那样毫不留情地把他们抓起来；这个斗争还在继续，而且是一个无情的斗争。但是，我们可以迫使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按我们的方式工作。
这个任务是困难而复杂的，一下子是不能解决的。这里需要自觉地遵守工作纪律，需要同农民接近；必须向他们表明，我们知道国营农场中一切违法乱纪的情形，但是，我们说，应当使科学技术人才为公共经济服务，因为靠小农经济是摆脱不了贫困的。而且我们也要象在红军中那样行动：我们被打败100次，但在第101次我们会战胜所有的人。为此就须要同心协力、步调一致地进行农村工作，象在红军中、在其他经济部门中那样一丝不苟地进行工作。我们将慢慢地坚持不渝地向农民证明公共经济的优越性。
这就是我们在国营农场应当进行的斗争，这就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困难，这就是真正地最终地巩固苏维埃政权的办法。只要多数中农看到，他们不同工人结成联盟就是帮助高尔察克和尤登尼奇，只要多数中农看到，世界上跟高尔察克和尤登尼奇在一起的只有那些仇视苏维埃俄国并将在多年内一再企图恢复自己权力的资本家，——只要他们看到这一切，那么，连他们中间最落后的人都会明白：或者是同革命工人结成联盟走向完全的解放，或者是稍微有些动摇而使我们的敌人、昔日的剥削者资本家占上风。战胜邓尼金还不是最后消灭资本家。我们大家应当懂得这一点。我们深深知道，他们还会一次一次地来试图扼杀苏维埃俄国的。因此，农民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们应当帮助工人，不然最小的动摇也会使地主和资本家取得胜利。让农民懂得这个道理，是我们首要的基本的任务。靠自己劳动过活的农民是苏维埃政权忠实的同盟者，工人对这样的农民是平等看待的，工人政权为了他们将做它所能做到的一切，工农政权将不惜任何牺牲来满足这种农民的需要。
但是，因有余粮而进行剥削的农民却是我们的敌人。国家的义务是必须满足挨饿的本国的基本需要。但农民远非全都懂得自由买卖粮食就是对国家犯罪。农民按习惯照例这样说：“粮食是我生产的，这是我自己的产品，我就有权利出卖。”而我们说，这是对国家犯罪。自由买卖粮食就是利用粮食发财致富，也就是回到旧的资本主义去，这是我们不能容许的，在这里我们无论如何要进行斗争。
在过渡时期，我们实行国家收购制和余粮收集制。我们知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摆脱贫困和饥饿。极大多数工人由于粮食分配不当而过着困苦的日子，要使分配得当，就需要农民严格地、诚实地、无条件地执行国家的余粮收集制。在这方面苏维埃政权不会作任何让步。这不是工人政权同农民斗争的问题，而是社会主义存亡的问题，是苏维埃政权存亡的问题。我们现在不能给农民商品，因为没有燃料，铁路中断。首先要使农民不是按黑市价格而是按固定价格贷给工人粮食，使工人能够恢复生产。如果是某个工人在身边快要饿死了，那每个农民都会同意这样做的。但是几百万工人在挨饿，他们就想不通了，投机的旧习惯就占上风了。
同这些习惯作长期而顽强的斗争，进行宣传鼓动和解释工作，检查做过的事情，——这就是我们对农民的政策。
尽力支持劳动农民，平等地对待他们，丝毫不用强力逼迫他们，——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任务。第二个任务就是不断地同投机倒把、破坏经济的现象作斗争。
我们开始建立红军的时候，红军是一些分散的单独的游击小组。由于缺乏纪律和团结，付出过很多不必要的牺牲，但我们克服了这些困难，在游击队的基础上建立了百万红军。既然我们能够在短短的两年内，在艰难困苦而危险的军事方面做到了这一点，那么，我们就更有信心在经济生活的一切领域获得同样的成就。
我相信，我们也一定会解决这个极困难的任务——工人正确地对待农民、实行正确的粮食政策的任务，我们在这方面也一定会取得象在前线取得的那种胜利。
载于1919年11月19日《真理报》第259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59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309—317页
注释：
[114]指1919年11月16—19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全俄党的农村工作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是俄共（布）中央农村工作部召集的，有各省（除奥伦堡、乌拉尔、顿河三个州和奥廖尔、沃罗涅日、阿斯特拉罕、阿尔汉格尔斯克四个省以外）、许多县和一些乡的党委会的代表参加。会议的目的是交流党的农村工作经验和制定加强农村工作的实际措施。会议的议程包括各地方的报告、关于组织问题以及关于农村妇女和农村青年工作、关于农村文化教育工作、关于农民报纸和对农村的书刊供应、关于农村征收党员周等问题。
在组织问题上，会议同意俄共（布）中央农村工作部提出的条例，认为必须造就专门在农民中进行工作的党员干部。会议对农村工作部制定的《关于农村工作给俄共（布）省、县、乡党委的指示草案》略加修改，予以通过。会议指出必须吸引妇女参加国家建设各部门的工作、吸收广大农民青年群众加入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会议通过了举行农村征收党员周的决定，对召开各种非党代表会议的做法表示赞同。
列宁出席了11月18日的会议并讲了话。他在讲话的开头向与会代表热烈祝贺红军部队解放库尔斯克市。——305。
[115]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于1919年3月18—23日在莫斯科举行。参加代表大会的有301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102名有发言权的代表，共代表313766名党员。列入大会议程的问题是：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俄共（布）纲领；共产国际的建立；军事状况和军事政策；农村工作；组织工作；选举中央委员会。
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是讨论并通过新党纲。就党纲问题作报告的除代表多数派的列宁外，还有代表少数派的尼·伊·布哈林。布哈林提议把关于资本主义和小商品生产的条文从纲领中删去，而只限于论述纯粹的帝国主义。他认为帝国主义是特殊的社会经济形态。布哈林和格·列·皮达可夫还提议把民族自决权的条文从党纲中删去。列宁批判了他们的这些错误观点。党纲草案经纲领委员会审订后由代表大会批准。
代表大会解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对中农的态度问题。列宁论证了党对中农的新政策，即在依靠贫苦农民、对富农斗争并保持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的条件下从中立中农的政策转到工人阶级与中农建立牢固的联盟的政策。早在1918年11月底列宁就提出了这个口号。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关于对中农的态度的决议》。
在代表大会的工作中，关于军事状况问题、关于党的军事政策问题、关于红军的建设问题占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在大会上，“军事反对派”反对中央委员会的提纲。他们维护游击主义残余，否认吸收旧的军事专家的必要性，反对在军队中建立铁的纪律。在会上发言的大多数代表谴责了“军事反对派”，同时也对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列·达·托洛茨基轻视军队中党的领导的行为以及他的独裁作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代表大会批准了根据列宁的论点制定的军事问题决议。
代表大会在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中反击了萨普龙诺夫—奥新斯基集团，这个集团否认党在苏维埃中的领导作用，主张把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合并起来。代表大会否决了联邦制建党原则，认为必须建立一个集中统一的共产党和领导党的全部工作的统一的中央委员会。——306。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与燃料危机作斗争——给各级党组织的通告信（1919年11月8日和13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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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燃料危机作斗争
给各级党组织的通告信[113]
（1919年11月8日和13日之间）
同志们！我们的党是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它的任务是统一和领导工人阶级争取工农苏维埃政权胜利的斗争。两年来我们胜利地进行了这种斗争，现在我们清楚地知道，国家遭受四年帝国主义战争的破坏和国内外一切剥削者的反抗给我们造成的莫大困难，我们是用什么方法才克服的。
同志们！我们力量的主要源泉在于工人很自觉，很英勇，始终得到劳动农民的同情和支持。我们取得胜利的原因在于：我们党和苏维埃政权把当前一切困难和任务直接告诉劳动群众；我们能向群众说明为什么一个时期要用全力抓苏维埃工作的某一方面；我们能发挥群众的热情、积极性和英勇精神，把鼓起的革命干劲集中用于当前最重要的任务。
同志们！与燃科危机作斗争已成为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了。我们正在消灭高尔察克，我们战胜了尤登尼奇，我们已顺利地对邓尼金展开攻势。我们大大改善了粮食收购和储藏的工作。但燃料危机有破坏全部苏维埃工作的危险：工人和职员因饥寒交迫而各奔东西，运粮的列车中途停驶，由于缺乏燃料而造成的真正灾难日益逼近。
燃料问题成了最中心的问题。必须消灭燃料危机，否则不仅粮食任务不能解决，军事任务和全国经济任务也都不能解决。
战胜燃料危机是可能的，因为我们虽然失去了顿巴斯的煤，而且不可能迅速增加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采煤量，但我们还有许多森林，我们可以采伐并且运出足够的木柴。
战胜燃料危机是可能的。现在要善于集中主要力量来对付我们目前主要的敌人——燃料不足。要善于唤起劳动群众的热情，要发挥革命积极性，以最快的速度大批开采并运送各种燃料，如煤、页岩和泥炭等等，而首先是木柴，木柴，木柴。
俄共中央相信，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既然两年来能以革命手段解决各种更困难的而不是更容易的任务，这一次也一定能解决这个任务。
俄共中央特向各级党组织提出下列办法：
1．所有党组织今后应当在党的会议上，首先是在党委会上，把燃料问题以及同燃料危机作斗争的问题列为一项经常的议题。为了消除燃料危机，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我们应当做些什么？怎样加强这种工作？怎样使这种工作更有成效？希望各级党组织现在都来研究这些问题。
2．各省、市、县、乡执行委员会，总之，一切苏维埃领导机关，都应当这样做。党员应起带头作用，在全国范围内加强、统一和推动有关工作。
3．要在各地，主要是在农村进行极其广泛的鼓动工作，说明燃料问题对苏维埃政权的意义。在燃料问题上，要特别反对只顾地方利益、本位利益和一己私利的倾向。要向大家说明，不为全国需要而忘我地工作，便不能挽救苏维埃共和国，不能捍卫住工农政权。
4．对党的任务和苏维埃政权的委托、要求和任务实际完成情况应作极为认真的检查。应当吸收在最近一次征收党员周入党的全体新党员来检查全体人员履行职责的情况。
5．应当最迅速最严格地实行全民劳动义务制，或者动员一定年龄的人去开采、运送煤和页岩，去砍伐木柴，把木柴运到铁路车站。规定劳动定额，而且无论如何要设法完成劳动定额。对于那些一再违背劝告、要求和命令而逃避工作的人，必须给予严厉的处分。任何宽容态度，任何软弱表现，都是对革命犯罪。
我们已经加强了军队纪律。现在我们应当加强劳动纪律。
6．应当更经常地、更积极地、更有系统地、更有组织地进行星期六义务劳动，首先是利用这种劳动来解决燃料问题。党员在遵守劳动纪律和发挥劳动干劲方面应当走在大家的前面。应当真心诚意地执行人民委员会、国防委员会和其他中央机关以及地方苏维埃机关关于燃料问题的决议。
7．应派党的优秀工作人员去加强地方燃料机关。应按照这种目的来审查和适当改变力量的分配。
8．应该大力支持中央派出的同志，努力在实际工作中培养大量青年人才来组织、安排和进行燃料工作。地方刊物要对这一工作给予更多的注意，认真提出一些工作确实做得很好的模范加以报道，发现哪一个地区、部门和机关落后、懈怠或无能就要坚决进行斗争。我们的报刊应当成为鞭策落后者的工具，成为教育人们积极工作、遵守劳动纪律、加强组织的工具。
9．粮食机关的最主要任务，应该是保证从事燃料工作的人马有粮食和饲料。要从各方面帮助这些机关，加强它们的工作，监督工作的执行情况。
10．在一切燃料机关（以及一切苏维埃机关）中，要力求使每个人各自负责一定的、明确而严格地划定的工作，或者一部分工作。集体讨论应当减少到必要的最底限度，要迅速而果断地解决问题，不得阻挠，决不能损害每个工作人员的责任心。
11．处理有关燃料问题的公文必须特别准确迅速。稍有迟误就应予以严办。向中央机关报告更应作出榜样。
12．全部燃料工作应当按军事方式进行，要象战争所要求的那样果敢、迅速、纪律严明。否则，就不能战胜、不能摆脱燃料恐慌。俄共中央相信，全体同志都会竭尽全力，非常积极、非常准确地执行这些指示。
为战胜燃料恐慌而斗争！
俄共中央
载于1919年11月13日《真理报》第254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54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305—308页
注释：
[113]1919年11月8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燃料问题。列宁受会议委托起草了《与燃料危机作斗争》这封通告信。党中央的号召得到了全国广泛的响应。11月14日，即通告信在报上发表的次日，莫斯科红色普列斯尼亚区率先决定组织共产主义劳动“燃料周”，要求所有共产党员都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11月18日，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动员了200名共产党员到燃料战线。采运燃料的劳动热潮由城市很快扩展到了农村。红军中也宣布从11月24日—12月1日为采运燃料周。党所采取的措施制止了燃料危机的继续发展。平均每昼夜的木柴装车数10月份为1941车皮，12月份增加到2895车皮。这对维持工业、运输业和城市公用事业起了决定性作用。——301。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关于统一林业机构问题的建议（1919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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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统一林业机构问题的建议[112]
（1919年11月11日）
（1）各机构的相互监督
（2）尽快确定并划出作业区
（3）利用林业专家的劳动力
（4）加速和增加燃料供应的其他措施
（5）不需要合并吗？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19页
注释：
[112]列宁的这些建议是在1919年11月11日人民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的。这次会议讨论了关于统一林业机构的法令草案，未予通过，而成立了一个由森林总管理委员会、农业人民委员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代表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列宁的建议交这个委员会加以执行。11月21日，人民委员会批准了关于统一林业机构的法令，公布于11月2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300。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人民委员会关于火灾保险局经费问题的决定（1919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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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委员会关于火灾保险局经费问题的决定
（1919年11月10日）
送人民银行预算局
决定
人民委员会1919年11月5日会议[111]决定：
从下半年的预算项目中预先拨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火灾保险局两亿卢布（200000000卢布）用于消防事业。
责成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火灾保险局按照一般预算手续列入自己的预算。
责成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为把火灾保险事业移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一事同内务人民委员部在7日内达成协议。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9卷第212—213页
注释：
[111]这里指的是1919年11月5日小人民委员会会议。——299。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致土耳其斯坦共产党员同志们（1919年11月7—1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7卷
致土耳其斯坦共产党员同志们[110]
（1919年11月7—10日）
同志们！请允许我不用人民委员会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的身分，而用一个党员的身分给你们写这封信。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同土耳其斯坦各族人民建立正常的关系，现在对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具有重大的世界历史意义。
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对以前受压迫的弱小民族的态度，对于全亚洲，对于世界上所有的殖民地，对于千千万万的人，都具有实际的意义。
我恳请你们特别注意这个问题，努力和土耳其斯坦各族人民建立同志的关系，以事实来作出榜样；用实际行动向他们证明我们真心想根除大俄罗斯帝国主义的一切残余，以便同世界帝国主义及其领导者英帝国主义作忘我的斗争；要无限信任我们的土耳其斯坦委员会，要严格遵守该委员会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上述精神制定的指示。
如果你们能给我回信并把你们的态度告诉我，我是非常感激的。顺致
共产主义敬礼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载于1919年11月7—10日《土耳其斯坦共产党人报》、《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和《红色战线报》出版的《无产阶级时代一世纪的两年》纪念专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04页
注释：
[110]《致土耳其斯坦共产党员同志们》是列宁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派遣土耳其斯坦委员会前去土耳其斯坦而写的一封信。土耳其斯坦委员会是根据1919年10月8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决定成立的，由沙·祖·埃利亚瓦任主席，成员有格·伊·博基、菲·伊·戈洛晓金、瓦·弗·古比雪夫、扬·埃·鲁祖塔克和米·瓦·伏龙芝。委员会具有国家机关和党的机关的权力，其主要任务是加强土耳其斯坦各族人民同苏维埃俄国劳动人民的联盟，巩固苏维埃政权，纠正当地在执行民族政策方面的错误和整顿党的工作。列宁的信于1920年1月在土耳其斯坦共产党第五次边疆区全党代表会议上讨论过。代表会议写信给列宁，表示土耳其斯坦的共产党员保证坚决纠正所犯的错误，并对土耳其斯坦委员会给予一致的支持。——297。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十月革命两周年——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各工厂委员会联合庆祝大会上的讲话（1919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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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两周年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各工厂委员会联合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1919年11月7日）
同志们！两年以前，当帝国主义战争还在激烈进行的时候，在俄国资产阶级的一切拥护者看来，在其他国家的人民群众甚至大多数工人看来，俄国无产阶级的起义和夺取国家政权是一种大胆的然而是毫无希望的尝试。当时人们以为，世界帝国主义是一种巨大的不可战胜的力量，一个落后国家的工人要起来反对它，简直是发了狂。而现在，我们回顾一下过去两年的情况就可以看到，连我们的敌人也愈来愈认为我们是正确的。我们看到，象一个制服不了的巨人似的帝国主义，在大家眼中已成为泥足的巨人；我们在斗争中度过的这两年，愈来愈鲜明地既标志着俄国无产阶级的胜利，也标志着国际无产阶级的胜利。
同志们，在我们政权存在的第一年，我们不得不正视德帝国主义的强大，忍痛签订强加给我们的掠夺性和约，孤独地发出革命号召，却得不到支持和响应。我们政权建立的第一年是我们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第一年，我们很快地就深信，这个庞大的国际帝国主义的各个部分之间的斗争只不过是垂死的挣扎，同这一斗争有利害关系的，是德帝国主义和英法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在这一年内我们弄明白了，这一斗争只会巩固、增强和恢复我们的力量，使这些力量去反对整个帝国主义。如果说我们在第一年中造成了这样的局面，那么在整个第二年中我们就面对面地同我们的敌人作斗争了。有一些悲观主义者，直到去年还在猛烈攻击我们；直到去年他们还在说，英、法、美是足以摧毁我国的极其巨大的力量。一年过去了，现在你们可以看到，如果第一年可以叫作国际帝国主义强大的一年，那么第二年就可以叫作英美帝国主义进行侵略而被我们战胜的一年，可以叫作我们战胜高尔察克、尤登尼奇并开始战胜邓尼金的一年。
我们十分清楚，向我们进攻的一切军事力量都是有一定的来历的。我们知道，是帝国主义者供给他们一切军需品和武器，帝国主义者已把他们的世界舰队的一部分拨给我们的敌人，并正在竭力援助和扶植俄国南方和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力量。但是，我们很清楚，所有这些似乎是强大的和不可战胜的国际帝国主义力量是不可靠的，对我们是不可怕的，它们内部已经腐烂，它们使我们愈战愈强，这就使我们有可能战胜外来的敌人，并取得彻底的胜利。这个问题托洛茨基同志要讲，我就不谈了。
我觉得，现在我们应当从两年英勇的建设中得出总的教训。
在我看来，苏维埃共和国两年建设的最重要的总结，对我们最为重要的东西，就是关于建设工人政权的教训。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不应当只是谈些同某一个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有关的具体事实，这些事实你们大多数人根据亲身的体验都已经知道了。我觉得，我们现在应当回顾一下过去，从这种建设中得出总的教训，加以领会，并把它更广泛地灌输到劳动群众中去。这个教训就是：只有让工人参加国家的整个管理工作，我们才能在这样难以置信的困难条件下坚持下去，只有走这条道路，我们才会取得完全的胜利。我们应当吸取的另一个教训，就是要正确地对待农民，正确地对待千百万农民群众，因为正是这样做，我们才顺利地克服了各种困难，也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从胜利走向胜利。
如果你们回想一下过去，回想一下苏维埃政权采取的最初步骤，回想一下共和国所有管理部门（包括军事部门在内）的全部建设情况，你们就会看出，在两年前的10月里，工人阶级政权还只是处在开始阶段，国家政权机构实际上还不在我们手里。你们回顾一下过去的两年，就会同意我以下的看法：为了建立真正的国家政权机构，当然必须在军事、政治、经济等部门清除那些在我们之前当过工人和劳动群众领导者的人，一步一步地夺取每一个阵地。
了解一下过去这一时期的发展情况对于我们特别重要，因为世界各国的这种发展道路都是一样的。工人和劳动群众起初并没有同他们的真正领导者齐步前进；现在无产阶级亲自掌握着管理国家的工作，掌握着政权，而领导他们的到处都是那些克服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旧偏见（代表这些旧偏见的在我国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整个欧洲是资产阶级政府的代表人物）的领袖。以前这是一种例外，现在已成了通例。在两年前的10月，俄国资产阶级政府——它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联合、同他们的联盟——被推翻了，我们知道，那以后，我们为了开展工作对每一个管理部门进行了改造，使革命的工人这些真正的代表、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把政权建设切实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是在两年前的10月发生的事情，当时的工作是非常紧张的；但是，我们知道，而且应当指出，这一工作现在还没有结束。我们知道，旧的国家政权机构曾对我们进行反抗，官吏们起初企图拒绝进行管理工作，但这种最露骨的怠工在几星期内就被无产阶级政权粉碎了。无产阶级政权表明，拒绝工作对它不能产生丝毫影响；在我们粉碎了这种露骨的怠工以后，这些敌人又采取了别的手段。
当时，还往往发生这样的事：甚至在工人组织的领导中也有资产阶级的拥护者；我们必须干预这件事情，以便充分运用工人的力量。例如，在前一个时期，铁道管理机构和铁路部门的无产阶级是被那些不是按照无产阶级方式而是按照资产阶级方式进行管理的人领导的[109]。我们知道，在一切部门，只要我们能够铲除资产阶级，我们就这样做了，可是我们花了多么大的力气！我们一步一步地夺取每一个部门，提拔工人，任用那些通过艰苦训练学会管理国家政权的先进人物。站在旁边看，也许觉得做这些事情没有多大困难，但实际上只要仔细研究一下，你们就会看到，工人经历了各个斗争阶段，花了很多力气，才取得了自己的权利，他们如何从工人监督工业进到工人管理工业，在铁路方面如何从声名狼藉的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进到建立有效的机构。你们可以看到，工人阶级的代表渐渐进入了我们的一切组织，通过自己的活动加强了这些组织。例如，拿合作社来说，现在那里有大批的工人。我们知道，以前合作社几乎完全是由非工人阶级的分子组成的。因此在旧的合作社里，经常见到一些浸透资产阶级旧社会的观点和利益的人。工人必须在这方面进行许多斗争，才能掌握权力，使合作社服从自己的利益，进行更有成效的工作。
我们在改造旧的国家机构方面进行了极重要的工作。虽然这项工作很艰巨，但我们在两年当中已经看到工人阶级努力的成果，我们可以说，在这方面已经有几千名工人代表经过了斗争的考验，他们一步一步地驱逐了资产阶级政权的代表。我们看到不仅在国家机构中有工人，而且在粮食工作中，在这个过去几乎完全由旧的资产阶级政府、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代表把持的部门中，也有了工人的代表。工人建立了粮食机构。一年以前我们还不能完全掌握这个机构，一年以前工人代表在那里还只占30％，现在，在粮食机构内部工人代表已达到80％。我们可以用这些简单明了的数字说明国家的前进步伐。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我们在政治变革以后，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果。
此外，工人一直在进行一项重要的工作，即造就无产阶级的领袖。千百万英勇的工人从我们当中涌现出来，奋勇反击白卫将军们。我们一步一步地从我们敌人那里把政权夺取过来。以前工人不十分善于做这件事情，现在我们则陆续地从我们敌人那里夺取一个又一个部门，任何困难也阻挡不住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正不顾一切困难，陆续地夺取一切部门，把无产阶级群众争取和吸引过来，让他们在各个地方，在每个管理部门，在每个小单位，从下到上亲自通过实际锻炼学习建设，亲自造就成千成万能够独立进行管理国家和建设国家的各项工作的人才。
同志们！最近有一个特别出色的例子，说明我们的工作收到了怎样的成效。我们知道，星期六义务劳动在觉悟的工人当中已经广泛推行起来。我们知道，最受饥寒折磨的共产主义代表在后方所作的贡献并不亚于前方的红军。我们知道，在敌人进犯彼得格勒、邓尼金占领奥廖尔的紧要关头，在资产阶级欢欣鼓舞并使用他们最心爱的武器——扰乱人心的时刻，我们宣布了举行征收党员周。在这样的时刻，工人共产党员走到工人和劳动者（他们忍受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最沉重的压力并受到饥寒交迫的折磨，他们经受了巨大的艰难困苦，而扰乱人心的资产者主要也是想打他们的主意）那里，对他们说：“你们害怕挑不起工人政权的重担，害怕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的威胁，你们看到我们的工作和困难；我们向你们号召，我们党的大门只对你们这些劳动人民敞开。在困难的时刻，我们指靠你们，号召你们加入我们的队伍，以便担负起建设国家的重任。”你们知道，无论从物质条件来说，或者从敌人在对外政策和军事方面的胜利来说，当时都是一个极其严重的时刻。然而，你们知道，这一次征收党员周，仅在莫斯科一地就获得了空前的和出乎意料的巨大成就，接收了14000多名新党员。这就是这次征收党员周的收获，这次征收党员周正在使工人阶级的面貌发生根本的变化，通过工作实践把他们从资产阶级政权、剥削者和资产阶级国家的毫无作为毫无意志的工具培养成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真正创造者。我们知道，现在有成千成万工农青年后备军，他们看到过并且知道地主资产阶级社会过去的一切压迫，他们看到建设中的空前未有的困难，他们知道1917年和1918年第一批应征入伍的人员表现得多么英勇，我们的处境愈困难，他们就愈广泛愈奋不顾身地靠近我们。这些后备军使我们完全相信，我们在两年之内已经牢牢地站稳了脚跟，我们已经有了可以长期地更多地从中汲取力量的源泉，让劳动人民亲自担负起国家建设事业。在这方面，我们两年来已经取得在所有部门实行工人管理的经验，我们在这里可以大胆地毫不夸大地说，现在只要把已经开始的事业继续下去，事情一定会象过去两年一样取得进展，并且速度可以愈来愈快。
在另一领域，在工人阶级同农民的关系方面，我们遇到的困难大得多。两年前，即在1917年，当政权转到苏维埃手里的时候，这一关系还完全不清楚。当时农民已经全体起来反对地主，支持工人阶级，因为他们认为工人阶级能够实现农民群众的愿望，认为他们是真正的工人战士，而不是同地主勾结起来出卖农民的人。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农民内部的斗争当时还没有展开。在第一年里，城市无产阶级在农村中还没有取得巩固的阵地。这在白卫分子的政权一度比较巩固的边疆地区看得特别清楚。在去年夏天，在1918年就是这样，那时白卫分子在乌拉尔很容易地取得了胜利。我们看到，无产阶级政权在农村中还没有建立起来，而从外面把无产阶级政权搬到农村是不够的。应该让农民根据自己的经验，通过自己的建设得出同样的结论，虽然这种工作无比困难，无比缓慢和艰巨，但成效也大得无比。这就是我们在苏维埃政权建立第二年中的主要成就。
我不准备谈战胜高尔察克的军事意义，不过我要说一下，如果农民没有把资产阶级独裁者的政权和布尔什维克的政权加以比较，就不会有这一次的胜利。要知道，独裁者们是从联合内阁和立宪会议起家的，参加这个政权的有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他们是我们在工作中随处可以碰到的过时人物，是我们必须加以改造的那些合作社、工会、教师组织以及其他许多机构的建立者。高尔察克是从同他们结成联盟起家的，他们认为克伦斯基的试验还不够。于是进行了第二次试验，要高尔察克使远离中央的边疆地区起来反对布尔什维克。我们没有能把革命给予俄罗斯农民的东西给予西伯利亚的农民。西伯利亚的农民没有得到地主的土地（那里本来没有地主土地），因此他们很容易相信白卫分子。协约国和战争中损失最少的一支帝国主义队伍——日本——已经把一切力量投入了这场斗争。我们知道，它们拿出了亿万卢布去帮助高尔察克，采取了一切办法去支持他。他那里什么东西没有呢？什么都有。有世界列强所有的一切，有农民，有几乎没有工业无产阶级居住的广大地区。为什么这一切被粉碎了呢？因为工人、士兵和农民的经验又一次证明，布尔什维克对社会力量对比的判断和估计是正确的，他们说，要实现工农联盟是很困难的，但不管怎么说，它是唯一不可战胜的反对资本家的联盟。
同志们，如果这里说得上科学的话，那么这就是一门科学。这个经验是最难取得的经验，是一个十分周全十分可靠的建设共产主义的经验。只有在农民自觉地得出肯定的结论时，我们才能建成共产主义。只有同农民结成联盟，我们才能完成这一事业。根据高尔察克事件的经验，我们可以深信这一点。高尔察克事件是一个流血的经验，但这并不是我们的过错。
你们很清楚，现在第二种灾难已经降临到我们的头上，你们知道，饥饿和寒冷极其严酷地侵袭着我们的国家。你们知道，有人把这归咎于共产主义，但你们也很清楚，这与共产主义毫不相干。我们看到，在每一个国家里，忍饥受寒的状况一天比一天严重，大家很快就会相信，俄国目前这种处境不是共产主义的后果，而是四年国际战争的后果。这次战争造成了我们现在所遭受的全部灾祸，造成了这种挨饿受冻的局面。但是，我们相信，我们很快会摆脱这种境况。全部问题仅仅在于工人必须劳动，但不是为那些杀了四年人的人劳动，而是为自己劳动。现在到处都在同饥寒作斗争。一些最强大的国家现在也遭到这种灾难。
我们必须通过国家征收的办法向我国千百万农民收集粮食，但我们的做法不是象资本家那样，同投机者勾结在一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同工人站在一起，我们反对投机者。我们采取了说服的方法，我们到农民那里去，对他们说：我们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援助你们和工人。能把余粮按固定价格出售的农民是我们的战友。不肯这样做的农民是我们的敌人，是罪犯，是剥削者和投机者，我们同他们毫无关系。我们对农民进行了宣传，这种宣传使农民日益靠近我们。在这方面我们取得了十分肯定的成绩。去年8—10月我们收购了3700万普特粮食，今年，根据没有经过特别仔细查对的材料，我们已收购了4500万普特粮食。你们可以看到，情况正在好转，虽然很慢，但确实在好转。即使邓尼金占领了我们的富饶地区，给我们造成了不利条件，我们仍然能按照国家价格执行我们的收购计划和分配计划。在这方面，我们的机构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建立起来了，现在我们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
现在我们面临着燃料恐慌的问题。我们的粮食问题已经不那样尖锐；现在的情况是，我们有了粮食，但我们没有燃料。邓尼金夺取了我们的产煤区。这个产煤区被夺取，给我们造成了空前的困难，因此，我们也要象解决粮食问题那样解决燃料问题。我们象以前一样向工人呼吁。以前我们改造了我们的粮食机构，这些机构在加强和调整之后做了十分明显的工作，取得了光辉的成绩。现在我们也象过去一样，每天在改善我们的燃料供应机构。我们对工人说明，危机是从哪里袭来的，我们应该从什么地方、往哪里投放新的力量，我们深信，正象去年战胜了粮食困难一样，现在我们也一定会克服燃料问题上的困难。
请允许我暂且把我们的工作总结到这里。最后，我想只用几句话来说明我们的国际形势好转的情况。我们检查了我们所走的道路，结果证明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当我们在1917年取得政权的时候，我们是孤立的。当时各国都有人说，布尔什维主义不会流行起来。现在这些国家都已经有了强大的共产主义运动。在我们夺取政权后的第二年，在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建立半年后的今天，第三国际事实上已经成为各国工人运动中的最主要的力量。在这方面，我们所进行的试验迅速地产生了空前辉煌的效果。诚然，欧洲争取自由的运动和我国不同。但是，如果回忆一下两年来的斗争，你们就会看到，在乌克兰，甚至在俄国某些居民成分特殊的大俄罗斯地区，例如哥萨克地区、西伯利亚地区或者乌拉尔，争取胜利的运动也没有象俄国的中心彼得堡和莫斯科那样迅速展开，也没有走它们那样的道路。显然，欧洲的运动发展比较迟缓不会使我们感到惊奇，因为那里必须克服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较大的压力。虽然如此，那里的运动也在不断前进，沿着布尔什维克指出的道路前进。我们到处都能看到，这个运动正在展开。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代言人在给第三国际的代表让路。这些领袖垮台了，各地的共产主义运动高涨起来了。因此，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两年后的今天，我们根据事实完全有权利这样说：不仅在俄国范围内，而且在国际范围内，革命世界中的一切觉悟群众和革命群众都是拥护我们的。我们可以说，我们已经熬过来了，任何困难对于我们都不可怕，我们一定能忍受这一切困难，也一定会战胜这一切困难。（热烈鼓掌）
载于1919年11月9日《真理报》第25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292—303页
注释：
[109]列宁在这里指的是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该委员会是在1917年7月15日—8月25日（7月28日—9月7日）于莫斯科召开的全俄铁路员工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其成员中有社会革命党人14名，孟什维克6名，布尔什维克3名，其他党派6名，无党派人士11名，整个领导权操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手中。十月革命期间，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是反革命的中心之一。它打着“中立”和停止内战的旗号，阻挠从彼得格勒调运革命部队去支援莫斯科尚在进行的武装起义。它在10月29日（11月11日）的决议中和发给铁路全线和地方苏维埃的电报中反对苏维埃政权，要求建立由布尔什维克到人民社会党各党代表组成的“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并威胁说，否则就要举行总罢工，停止铁路运行。它在11月20日（12月3日）通过的决议中又要求把铁路的经营管理权交给它，作为它承认苏维埃政权的条件。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这种反革命政策和行动引起了铁路工人的强烈不满。1918年1月5—30日（1月18日—2月12日），在彼得格勒举行了全俄铁路员工非常代表大会，选出了布尔什维克占绝对优势的全俄铁路员工代表执行委员会。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被解散。——290。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苏维埃政权成立两周年（1919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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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政权成立两周年
（1919年11月7日）
《贫苦农民报》的主要读者是农民。在苏维埃政权成立两周年的时候，我向摆脱地主和资本家的枷锁而获得解放的千百万劳动农民表示祝贺，并且想就这个解放说几句话。
苏维埃政权是劳动者的政权，是推翻了资本枷锁的政权，目前它正在俄国同空前的难以置信的困难作斗争。
俄国以及全世界的地主和资本家怀着疯狂的仇恨攻击苏维埃政权，他们害怕苏维埃政权树立了榜样，害怕苏维埃政权赢得全世界工人的同情和支持。
靠军事订货积累了亿万财富的各国资本家用尽了一切手段来推翻苏维埃政权，例如在俄国制造阴谋事件，收买捷克斯洛伐克军，派遣外国军队在西伯利亚、阿尔汉格尔斯克、高加索、南方和彼得格勒附近登陆，用数亿卢布资助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等沙皇将军。
然而，一切都是枉费心机。苏维埃政权坚定地屹立着，它正在战胜这些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困难，正在克服战争、封锁、饥饿、商品缺乏、运输破坏和全国破产所带来的严重灾难。
俄国的苏维埃政权已经把全世界的工人吸引到自己这一边来了。没有一个国家不在谈论布尔什维主义和苏维埃政权。
资本家谈到苏维埃政权总是仇恨满怀，深恶痛绝，不断地造谣诽谤。但是他们的痛恶正好暴露了他们自己，全世界的工人大多数都离开了旧的领袖而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了。
敌人进攻俄国，使苏维埃政权遭到摧残和蹂躏。但是，苏维埃政权已经战胜了全世界，——所谓战胜全世界是指我们到处都赢得了劳动群众的同情。
苏维埃政权在全世界的胜利已经有了保证。问题只在于时间。
苏维埃政权经受了空前严重的考验，忍受了饥饿的苦难以及战争和经济破坏所造成的困难，为什么仍然很稳固呢？
因为它是劳动人民自己的政权，是千百万工人和农民的政权。工人掌握着国家政权。工人帮助着千百万劳动农民。
苏维埃政权打倒了地主资本家，坚决保卫人民，不让地主资本家政权复辟。
苏维埃政权用全力帮助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农民，即贫苦农民和中农。
苏维埃政权决不允许富农、有钱人、有产者、投机者、想不劳而获的人、想利用人民的穷困和饥饿发财的人恣意妄为。
苏维埃政权保护劳动者，反对投机者、有产者、资本家和地主。
这就是苏维埃政权强大和稳固的根源，这就是苏维埃政权无敌于天下的根源。
全世界亿万工人和农民遭受地主资本家的压迫、侮辱和掠夺。而旧式国家，无论君主国或“民主”（冒牌民主）共和国，都是帮助剥削者、压迫劳动者的。
各国的亿万工人和农民都知道这一点，看到了这一点，体验到了这一点，并且一直经受着这一点。
帝国主义战争打了四年多，几千万人死亡和残废了。这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资本家分赃，为了市场，为了利润，为了殖民地，为了银行的统治。
英法帝国主义强盗战胜了德帝国主义强盗，日益暴露出自己是靠人民穷困发财、摧残弱小民族、压迫劳动人民的强盗和掠夺者。
这就是全世界工人和农民对苏维埃政权愈来愈同情的原因。
艰苦的反资本斗争已经在俄国胜利地开始了。这一斗争正在一切国家中扩大着。
这一斗争一定会以全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的胜利而告终。
载于1919年11月7日《贫苦农民报》第478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289—291页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苏维埃政权和妇女的地位（1919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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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政权和妇女的地位
（1919年11月6日）
在苏维埃政权成立两周年的时候，我们禁不住要回顾一下两年来所做的事情，深入思考一下已经完成的变革的意义和目的。
资产阶级及其拥护者责备我们破坏民主。我们说，苏维埃革命推动民主向深度和广度的发展，这在世界上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它所推动的正是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群众享受的民主，因而是绝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是不同于资产阶级民主（剥削者、资本家、富人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劳动人民的民主）。
谁说得对呢？
好好地想想这个问题，深入地弄清楚这个问题，那就是要考虑一下两年来的经验，更有准备地去进一步发展这种经验。
妇女的地位特别清楚地说明了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区别，特别清楚地回答了上面提出的问题。
在资产阶级共和国（即存在着土地、工厂、股票等等的私有制的国家），即使是最民主的共和国，妇女的地位在世界任何地方、任何一个最先进国家都不是跟男子完全平等的。尽管从法国大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算起，时间过去了不止1+(1/4)世纪，情况依然如此。
资产阶级民主在口头上答应给予平等和自由。实际上，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即使是最先进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对于占人类半数的妇女，既没有给予在法律上同男子完全平等的地位，也没有给予不受男子监护和压迫的自由。
资产阶级民主不过是讲些冠冕堂皇的词句、庄严的保证、动听的诺言，喊几句自由平等的响亮口号的民主，而实际上这一切却掩盖着妇女的不自由和不平等，掩盖着劳动者和被剥削者的不自由和不平等。
苏维埃民主即社会主义民主则一扫华而不实的言词，对“民主派”、地主、资本家以及卖余粮给挨饿工人发投机财的饱腹农民这些人的假仁假义，宣告了无情的战争。
打倒这种卑劣的谎言！被压迫者与压迫者、被剥削者与剥削者不可能有“平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只要妇女没有摆脱男子依法享有的特权的自由，工人没有摆脱资本枷锁的自由，劳动农民没有摆脱资本家、地主、商人压迫的自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让撒谎者和伪君子、蠢人和瞎子、资产者及其拥护者去欺骗人民，侈谈一般自由、一般平等、一般民主好了。
我们却要对工人和农民说：撕下这些撒谎者的假面具，叫这些瞎子睁开眼睛。问问他们：
——是哪个性别同哪个性别平等？
——是哪个民族同哪个民族平等？
——是哪个阶级同哪个阶级平等？
——是摆脱哪一种压迫或哪个阶级的压迫而获得的自由？是哪一个阶级享受的自由？
谁要谈政治、谈民主、谈自由、谈平等、谈社会主义，而不提出这些问题，不把这些问题提到首位，不对隐蔽、掩盖和抹杀这些问题的行为作斗争，谁就是劳动人民最可恶的敌人，就是披着羊皮的狼，就是工人农民的死对头，就是地主、沙皇和资本家的奴仆。
两年来苏维埃政权在欧洲一个最落后的国家中，为了解放妇女，为了使她们与“强者”性别平等，做到了全世界所有先进的、文明的、“民主的”共和国130年来也没有做到的事情。
教养、文化、文明、自由这一切冠冕堂皇的字眼，在世界各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中，是同极其卑鄙、极其肮脏、极其野蛮的妇女不平等的法律，如结婚法和离婚法、非婚生子和“婚生子”不平等的法律、男子享有特权的法律、侮辱和虐待妇女的法律等结合在一起的。
资本的枷锁，“神圣的私有制”的压迫，市侩的愚蠢和小有产者的自私，就是这些东西使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没有去触动一下那些卑鄙龌龊的法律。
苏维埃共和国，工人和农民的共和国，一下子就扫除了这些法律，彻底戳穿了资产阶级谎言和资产阶级伪善。
打倒这种谎言！打倒这些骗子！他们无视现在还有被压迫的女性，还有压迫阶级，还有资本和股票的私有制，还有用自己的余粮盘剥挨饿者的饱腹的人，却侈谈人人自由平等。不是人人自由，不是人人平等，而是要反对压迫者和剥削者，消灭产生压迫和剥削的可能性。这就是我们的口号！
给被压迫的女性自由和平等！
给工人和劳动农民自由和平等！
同压迫者，同资本家，同富农投机分子作斗争！
这就是我们的战斗口号，这就是我们无产阶级的真话，关于同资本作斗争的真话，这就是我们正告侈谈一般自由平等、人人享受自由平等这些甜蜜、动听、虚伪词句的资本世界的真话。
正因为我们撕下了掩盖这种伪善的假面具，正因为我们以革命的热情实现被压迫者和劳动者的自由和平等，而不是压迫者、资本家和富农的自由和平等，全世界的工人才那样看重苏维埃政权。
正因为如此，在苏维埃政权成立两周年的时候，世界各国的工人群众，世界各国的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都对我们寄予同情。
正因为如此，在苏维埃政权成立两周年的时候，尽管饥饿和寒冷折磨着我们，尽管帝国主义者对我们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侵犯给我们带来种种苦难，我们仍然充满信心，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坚信世界苏维埃政权必然取得胜利。
载于1919年11月6日《真理报》第249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285—288页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向彼得格勒工人致敬（1919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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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彼得格勒工人致敬
（1919年11月5日）
在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两周年的时候，首先应当向彼得格勒工人致敬。彼得格勒工人是革命工人和士兵的先锋队，是俄国和全世界劳动群众的先锋队，他们最先推翻了资产阶级政权，举起了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旗帜。
两年来，苏维埃共和国的工人和劳动农民不顾饥寒和经济破坏所带来的一切艰难困苦，胜利地保持着这面旗帜。尽管有资产阶级的疯狂仇视和反抗，尽管有全世界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犯，两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使我们获得了巨大的经验，巩固了苏维埃政权。
全世界的工人都同情我们。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在缓慢地、艰难地、但又不断地成熟着，资产阶级的残暴行径只会使斗争加剧，使无产阶级更快地取得胜利。
就在最近几天，英帝国主义反动派孤注一掷，用全力来夺取彼得格勒。全世界的资产阶级特别是俄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在预祝胜利。但他们得到的却不是胜利，而是在彼得格勒附近的失败。
尤登尼奇的军队被打垮了，他们正在退却。
工人同志们！红军战士同志们！要集中一切力量！要不惜一切追击退却的军队，予以痛击，不让他们有一小时、一分钟的喘息。现在我们完全可能而且应该尽量狠狠地打击敌人，以便把他们消灭。
战胜沙皇将军、白卫分子和资本家的红军万岁！国际苏维埃共和国万岁！
尼·列宁
1919年11月5日
载于1919年11月7日《彼得格勒真理报》第25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283—284页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1919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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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
（1919年10月30日）
在苏维埃政权成立两周年快要到来的时候，我曾打算用本文题目写一本小册子。但因忙于日常工作，直到现在还只是为某些部分做了初步的准备。［注：见本卷第253—262、428—437页。——编者注］所以，我决定试一试，把我认为是这个问题上最重要的思想，简单扼要地叙述一下。自然，扼要的叙述有许多不便和缺点。但是一篇不大的杂志论文，也许还能达到一个小小的目的，就是把问题及其要点提出来，供各国共产党人讨论。
1
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义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性。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幼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
具有这种过渡时期特点的整个历史时代的必然性，不仅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而且对任何一个有学识的、多少懂得一点发展论的人来说，应当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们听到的现代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第二国际一切代表人物，包括麦克唐纳、让·龙格、考茨基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之流在内，都是这样的代表，尽管他们挂着所谓社会主义的招牌）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议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完全忘掉了这个不言自明的真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特性就是厌恶阶级斗争，幻想可以不要阶级斗争，力图加以缓和、调和，磨掉锐利的锋芒。所以，这类民主派或者根本不承认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或者认为自己的任务是设想种种方案把相互斗争的两种力量调和起来，而不是领导其中一种力量进行斗争。
2
由于我国十分落后而且具有小资产阶级的性质，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必然有一些不同于先进国家的特点。但是俄国的基本力量以及社会经济的基本形式却是同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的，所以这些特点能涉及的只是非最主要的方面。
这些社会经济的基本形式就是资本主义、小商品生产和共产主义。这些基本力量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和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俄国经济表现为如下双方的斗争，一方面是在一个大国的全国范围内按共产主义原则联合劳动的最初步骤，另一方面是小商品生产，是保留下来的以及在小商品生产基础上复活着的资本主义。
说劳动在俄国按共产主义原则联合起来了，第一，是指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第二，是指由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在国有土地上和国营企业中组织大生产，把劳动力分配给不同的经济部门和企业，把属于国家的大量消费品分配给劳动者。
我们说俄国共产主义的“最初步骤”（1919年3月通过的我们的党纲也是这样说的），因为所有这些条件在我国还只实现了一部分，换句话说，这些条件的实现还处在开始的阶段。凡是一下子可以办到的事情，我们用革命的打击一下子都办到了。例如，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天，即1917年10月26日（1917年11月8日），就废除了土地私有制，无偿地剥夺了大土地所有者。在几个月内，又同样无偿地剥夺了几乎所有的大资本家即工厂、股份企业、银行、铁路等等的占有者。由国家来组织工业大生产，从“工人监督”过渡到“工人管理”工厂、铁路，——这基本上已经实现了，但在农业方面，事情还只是刚刚开始（办“国营农场”，即由工人国家在国有土地上办的大农场）。同样，把小农组织成各种协作社这一从小商品农业过渡到共产主义农业的办法，也刚刚开始实行。［注：苏维埃俄国的“国营农场”大约有3536个，“农业公社”大约有1961个，农业劳动组合有3696个。我国中央统计局现在正对全国的国营农场和农业公社作一次精确的统计。1919年11月间就会陆续得到统计结果。］由国家组织产品分配来代替私营商业这件事，即由国家收购粮食供应城市、收购工业品供应农村这件事，也是这样。下面将引用一些有关本问题的统计材料。
农民经济仍然是小商品生产。这是一个非常广阔和极其深厚的资本主义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资本主义得以保留和重新复活起来，同共产主义进行着极其残酷的斗争。这个斗争的形式，就是以私贩粮食和投机倒把来反对国家收购粮食（以及其他农产品），总之，是反对由国家分配农产品。
3
为了说明这些抽象的原理，我们来引用一些具体的数字。
根据粮食人民委员部的统计资料，从1917年8月1日到1918年8月1日，俄国由国家收购的粮食约为3000万普特。下一个年度约为11000万普特。再下一个收购年度（1919—1920年）头三个月的数字看来可以达到4500万普特，而在1918年同时期（8—10月）只有3700万普特。
这些数字清楚地说明，从共产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意义上说来，情况虽然改善得很慢，但总是不断地在改善着。尽管俄国和外国的资本家动用世界列强的全部力量来组织国内战争，造成了世界上空前未有的困难，情况还是在改善着。
所以，不管各国资产者及其公开的和隐蔽的帮凶们（第二国际的“社会党人”）怎样造谣诬蔑，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经济问题来看，共产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在我国是有保证的。全世界资产阶级之所以疯狂地拼命地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组织军事进攻，策划阴谋活动等等来反对布尔什维克，正是因为他们十分清楚，若不用武力把我们压倒，我们就必然会在改造社会经济方面获得胜利。但资产阶级要想这样把我们压倒是办不到的。
在我们所经历的这个短时期内，在我们所处的世界上空前未有的困难条件下，我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战胜了资本主义，从下述总结数字中就可以看出来。中央统计局刚刚整理了一份关于苏维埃俄国26个省（不是全国）粮食生产情况和消费情况的统计材料，准备发表。
统计结果如下：
由此可见，城市的粮食大约有一半是由粮食人民委员部供应的，另一半是由粮贩供应的。根据1918年的精确调查，对城市工人的粮食供应的比例正是如此。不过工人购买国家的粮食比购买粮贩的粮食要少付九成的钱。粮食的黑市价格十倍于国家价格。这是精确研究工人收支情况所得出的结果。
4
如果仔细研究一下上面引的统计资料，就可以看出，这个准确的材料勾划出了目前俄国经济的一切基本特点。
劳动群众摆脱了长期以来的压迫者和剥削者——地主和资本家。这个向真正自由和真正平等跨出的一步，按其大小、规模和速度说来，都是世界上空前未有的，而资产阶级的拥护者（包括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内）对这一步却不加考虑。他们从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意义上侈谈自由和平等，把这种民主虚伪地称为一般“民主”或“纯粹民主”（考茨基）。
但劳动群众所考虑的却是真正的平等，真正的自由（不受地主资本家压迫的自由），所以他们这样坚定地拥护苏维埃政权。
在一个农民国家里，从无产阶级专政方面首先获得利益、获得利益最多和马上获得利益的是农民。农民在地主资本家统治下的俄国是经常挨饿的。在我国多少世纪的漫长历史中，农民从来没有可能为自己劳动，总是把亿万普特粮食交给资本家，运往城市和国外，自己只好挨饿。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农民才第一次为自己劳动，而且比城市居民吃得好些。农民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自由，即享用自己粮食的自由，不挨饿的自由。谁都知道，在分配土地时做到了最大限度的平等，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农民是“按人口”分配土地的。
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
为了消灭阶级，首先就要推翻地主和资本家。这一部分任务我们已经完成了，但这只是任务的一部分，而且不是最困难的部分。为了消灭阶级，其次就要消灭工农之间的差别，使所有的人都成为工作者。这不是一下子能够办到的。这是一个无比困难的任务，而且必然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这个任务不能用推翻哪个阶级的办法来解决。要解决这个任务，只有把整个社会经济在组织上加以改造，只有从个体的、单独的小商品经济过渡到公共的大经济。这样的过渡必然是非常长久的。采用急躁轻率的行政手段和立法手段，只会延缓这种过渡，给这种过渡造成困难。只有帮助农民大大改进以至根本改造全部农业技术，才能加速这种过渡。
为了解决这个最困难的第二部分任务，战胜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在对农民的政策中应当始终不渝地贯彻以下基本路线：无产阶级应当把劳动者农民和私有者农民，即把种地的农民和经商的农民、劳动的农民和投机的农民区别开来，划分开来。
这种划分就是社会主义的全部实质所在。
那些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马尔托夫之流、切尔诺夫之流和考茨基之流等等）不懂得社会主义的这种实质，是并不奇怪的。
这里所说的划分，做起来很困难，因为在实际生活中，“农民”的各种特性不管多么不同，多么矛盾，总是溶合成为一个整体。但是划分还是可能的，不仅可能，而且是农民经济条件和农民生活条件必然产生的结果。劳动农民历来都受地主、资本家、商人、投机者和他们的国家（包括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内）的压迫。多少世纪以来，劳动农民养成了一种敌视和仇恨这些压迫者和剥削者的心理，实际生活所给予的这种“教育”使农民不得不寻求同工人结成联盟来反对资本家，反对投机者，反对商人。同时，经济环境，商品经济的环境，又必然使农民（不是任何时候，而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成为商人和投机者。
我们上面引用的统计资料清楚地说明了劳动农民和投机农民的区别。例如，一种农民在1918—1919年间为了供应城市里挨饿的工人，按照国家固定价格，把4000万普特粮食交给了国家机关，尽管这些机关还有种种缺点（这些缺点是工人政府清楚地意识到的，但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期是无法消除的），——这种农民是劳动农民，是社会主义工人真正的同志，是他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他在反资本压迫斗争中的亲兄弟。而另一种农民却利用城市工人的饥饿和困苦，非法地按相当于国家价格十倍的高价，出卖了4000万普特粮食，他们欺骗国家，使蒙骗、掠夺和欺诈勾当在各地应运而生并且日益猖獗——这种农民是投机者，是资本家的同盟者，是工人的阶级敌人，是剥削者。因为，粮食是从全国公有土地上收获来的，所用的农具也不仅是农民而且还有工人等等花了某种劳动才创造出来的，而有了余粮就拿来投机，这就是剥削挨饿的工人。
人们指着我们宪法上工农的不平等以及解散立宪会议、强行拿走余粮等等事情，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大叫大嚷：你们是自由、平等、民主的破坏者。我们回答说：世界上还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做过这样多的事情，来消除劳动农民多少世纪以来所遭受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和事实上的不自由。可是对于投机的农民，我们永远也不会承认跟他们有平等，正如我们永远不承认剥削者同被剥削者、饱食者同挨饿者有“平等”，不承认前者有掠夺后者的“自由”一样。而对于那些不愿意了解这种区别的有教养的人，我们就要用对待白卫分子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尽管他们自称为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国际主义者、考茨基派、切尔诺夫派或马尔托夫派。
5
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为此，无产阶级专政已做了它能做的一切。但是要一下子消灭阶级是办不到的。
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阶级始终是存在的。阶级一消失，专政也就不需要了。没有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是不会消失的。
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阶级依然存在，但每个阶级都起了变化，它们相互间的关系也起了变化。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并不消失，只是采取了别的形式。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是被压迫阶级，是被剥夺了任何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阶级，是唯一同资产阶级直接对立和完全对立的因而也是唯一能够革命到底的阶级。无产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成了统治阶级：它掌握着国家政权，支配着已经公有化的生产资料，领导着动摇不定的中间分子和中间阶级，镇压着剥削者的日益强烈的反抗。这些都是阶级斗争的特殊任务，是无产阶级以前不曾提出也不可能提出的任务。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剥削者阶级，即地主和资本家阶级，还没有消失，也不可能一下子消失。剥削者已被击溃，可是还没有被消灭。他们还有国际的基础，即国际资本，他们是国际资本的一个分支。他们还部分地保留着某些生产资料，还有金钱，还有广泛的社会联系。正是由于他们遭到失败，他们反抗的劲头增长了千百倍。管理国家、军事和经济的“艺术”，使他们具有很大很大的优势，所以他们的作用比他们在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要大得多。被推翻了的剥削者反对胜利了的被剥削者的先锋队，即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变得无比残酷了。既然说的是革命，既然不是用改良主义的幻想去代替革命这个概念（象第二国际中的一切英雄所干的那样），那么情况就只能如此。
最后，农民和任何小资产阶级一样，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也处于中间的地位：一方面，他们是由劳动者要求摆脱地主资本家压迫的共同利益联合起来的、人数相当多的（在落后的俄国是极多的）劳动群众；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单独的小业主、小私有者、小商人。这样的经济地位必然使他们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摇摆不定。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尖锐化的时候，到了一切社会关系遭到非常急剧的破坏的时候，由于农民和一般小资产者最习惯于因循守旧，那就很自然，我们必然会看到他们从一边转到另一边，摇摆不定，反复无常，犹豫不决，等等。
对于这个阶级，或者说，对于这些社会成分，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领导他们，设法影响他们。带领动摇分子和不坚定分子前进，这就是无产阶级应做的事情。
我们把所有的基本力量或基本阶级及其被无产阶级专政改变了的相互关系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第二国际的一切代表所持的、流行的小资产阶级观念，即“经过”一般“民主”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念，在理论上是何等荒谬，何等愚蠢。这种错误观念的根源就是从资产阶级那里继承下来的偏见，即以为“民主”具有绝对的、超阶级的内容。其实，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民主也进入了崭新的阶段，阶级斗争也上升到了更高的阶段，而使一切形式都服从它。
搬弄关于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笼统词句，实际上等于盲目重复那些反映商品生产关系的概念。用这些笼统词句来解决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任务，就意味着全面地转到资产阶级的理论立场和原则立场上去了。从无产阶级的观点看来，问题只能这样提：是不受哪个阶级压迫的自由？是哪一个阶级同哪一个阶级的平等？是私有制基础上的民主，还是废除私有制的斗争基础上的民主？如此等等。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早已阐明，如果不把平等了解为消灭阶级，反映商品生产关系的平等概念就会变成一种偏见。［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16—118页。——编者注］这个关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平等概念不同于社会主义平等概念的起码真理，是常常被人遗忘的。只要不忘记这个真理，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就是朝着消灭阶级的方向迈进了最有决定意义的一步，而无产阶级要完成这一事业，就应当利用国家政权机关来继续进行阶级斗争，就应当对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和动摇不定的小资产阶级采用斗争、影响、诱导等不同的方法来继续进行阶级斗争。
（待续）［注：本文没有写完。——俄文版编者注］
1919年10月30日
载于1919年11月7日《真理报》第250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250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269—282页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的提纲（1919年9—10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7卷
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的提纲[101]
（1919年9—10月）
论无产阶级专政
这本小册子所要探讨的问题分以下四大部分：
（（A））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新形式（换句话说，是它的负有新任务的新阶段）。
（（B））无产阶级专政是破坏资产阶级民主和建立无产阶级民主。
（（C））无产阶级专政和帝国主义（即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的特征。
（（D））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
这四部分的提纲如下：
一（A）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新形式
1．“社会党人”不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原因是他们没有把阶级斗争的思想贯彻到底（参看马克思1852年的论述[102]）。
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下的继续。关键就在这里，这一点他们不了解。
无产阶级这一特殊的阶级，独自继续进行自己的阶级斗争。
2．国家只＝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一根特殊的棍棒，如此而已！
有关国家的旧偏见（参看《国家与革命》［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编者注］）。国家的新形式＝第二部分的题目；这里只是提一提。
3．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形式不能同以前一样。五项（最主要的）新任务和五种相应的新形式：
4．（（1））镇压剥削者的反抗。这项时代的任务（和内容）被机会主义者和“社会党人”忘得一干二净。
由此产生：
（αα）阶级斗争特别（极其）残酷
（ββ）同资本主义及其最高阶段相适应的新的反抗形式（阴谋＋怠工＋影响小资产阶级，等等）
特别是
剥削者的反抗在他们被推翻前就已开始，被推翻后更从两方面加剧。是斗争到底还是“说一阵就完”（卡·考茨基，小资产阶级，“社会党人”）。
5．（（2））（γγ）国内战争。
一般革命和国内战争（1649年、1793年）
参看1902年出版的卡·考茨基的《社会革命》。
国内战争和党的“消灭”（卡·考茨基）[103]。
资本主义国际联系时代的国内战争。
恐怖和国内战争。
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社会党人”的不学无术和可卑的胆怯。）
（α）俄国，匈牙利，芬兰，德国
（β）瑞士和美国
参看马克思1870年的著作[104]，它教导无产阶级掌握武器。1871—1914年的时代和国内战争时代。
＋国内战争同革命战争相结合的不可避免性（参看俄共纲领）［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103页。——编者注］。
6．（（3））“中立”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
共产党宣言（反动的和革命的，“鉴于”）［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6—477页。——编者注］。
“统治阶级”。统治排斥“自由和平等”。
卡·考茨基在《土地问题》中所谈的中立——同一个思想，不过verballhornt。［注：被改坏了；直译是：巴尔霍恩式的修正。巴尔霍恩是吕贝克的一个出版商（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65页）。——编者注］
“带领”、“领导”、“吸引”，这些概念的阶级内容。
“中立”的实际运用
用暴力强制
（恩格斯1895年）
例子
说服教育，等等
注意
吸引＋强制，“鉴于”。
注意
农民和工人。作为劳动者的农民和作为剥削者（投机者、私有者）的农民。“鉴于”。斗争过程中的动摇。斗争的经验
“反动的一帮”：1875年恩格斯在谈到巴黎公社时的话。［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页——编者注］
7．（（4））“利用”资产阶级。
“专家”。不仅要镇压他们的反抗，不仅要使他们“中立”，而且要他们担任工作，强迫他们为无产阶级服务。
参看俄共纲领。“军事专家”［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410页。——编者注］。
8．（（5））培养新纪律。
（α）无产阶级专政和工会。
（β）奖金和计件工资。
（γ）清党及其作用。
（δ）“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
二（Ｂ）无产阶级专政是破坏资产阶级民主和建立无产阶级民主
9．作为“一般”（卡·考茨基所说的“纯粹”）概念的专政和民主。
国家和“自由”（参看恩格斯1875年的著作）[105]。
专政是民主的否定。为谁？
抽象的（小资产阶级的）民主观点和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
定义。暴力。（恩格斯）
10．“自由”＝商品所有者的“自由”。
雇佣工人的真正自由；农民的真正自由。
剥削者的自由。
谁的自由？
摆脱什么人、摆脱什么东西而取得的自由？
什么自由？
11．“平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如果不是消灭阶级，那就是偏见）［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16—118页。——编者注］。
商品所有者的平等。
被剥削者同剥削者的平等。
挨饿者同饱食者的平等。
工人同农民的平等。
谁同谁的平等？什么平等？
12．由多数决定。
它的条件：事实上的平等（文化）
事实上的自由
对比出版、集会等等
不论金钱、资本、土地……一律平等。
13．由多数决定。
它的另一条件＝“自愿”服从。
改良主义的空想。
对资本主义的粉饰。
首先推翻金钱的压迫、资本的权力、私有制，然后在这个新的基础上做到“自愿”还需经过长期的发展。
14．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现实。
恩格斯谈政府同交易所和资本的联系。［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96—198。——编者注］
收买
欺骗
报刊
集会
议会
习惯
资本的压力（舆论等）。
在保持资产阶级压迫、资本枷锁和雇佣奴隶制情况下的形式上的平等。
15．1914—1918年的帝国主义战争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最新成就”。
1918—1919年的“和约”。
对外政策。
陆海军。
16．官僚制度。法院。军国主义。
用议会形式掩盖起来的资产阶级专政。
17．由多数决定和多数的力量。
帝国主义的影响，小资产阶级的地位等，“半无产阶级”
51%的“无产阶级”，对20的无产阶级＋40的半无产阶级？
“全体”的决定？不管动摇者和除开剥削者。
表达意志的动因（资产阶级环境）。
18．和平的投票和尖锐化了的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
先“决定”，再和平投票？
先开展阶级斗争。
破坏资产阶级环境及其表达意志的现实条件。
19．无产阶级民主下民主制的现实。
民主制的成就：代表大会、集会、出版、宗教、妇女、被压迫民族。
20．从资产阶级民主到无产阶级民主的历史性转变。
前一种民主是“长入”、“爬入”，还是被摧毁，并创立后一种民主？＝经过革命还是不经过革命？是新阶级夺取政权、推翻资产阶级还是各阶级妥协、调和？
三（C）无产阶级专政和帝国主义的特征
21．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我的著作的要点。
定义。
22．殖民地和附属国。
无产阶级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起义＋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的起义
无产阶级的革命战争和民族战争（参看俄共纲领）。
23．“国际联盟”掠夺领土。
“联合的”压迫者。斗争的集中。
各个不同的阶段
24．无产阶级中的资产阶级上层分子。
1852—1892年恩格斯和马克思。[106]
1872年马克思谈英国工联的领袖。［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724页。——编者注］
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
社会沙文主义。
分裂：1915—1917年“中派”。
1917—1919年（参看俄共纲领）。
两大“支流”：卖身投靠的人和庸人。
《前进报》（“英国工人变得激进了”）……布尔什维克的“某种力量”。
维也纳《工人报》[107]第180号（1919年7月2日）弗里德里希·阿德勒的报告。总而言之，是叛徒的诡辩。
25．两个国际。一个阶级的革命分子的专政。
一国和全世界。
四（D）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
26．苏维埃的起源。
1905年和1917年。
27．俄国的特点。
考茨基：《斯拉夫人和革命》
28．苏维埃和“妥协”
1917年3一10月。
孟什维克和
社会革命党人。
1894年（司徒卢威）和
1899年（伯恩施坦)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
（1917年）——1918年——
1919年——1920年———
（在欧洲）
29．第二国际领袖们的无知和愚蠢。根本不谈苏维埃。
考茨基1918年8月的小册子。
苏维埃是为了斗争，但不是为了国家政权！！
30．无产阶级群众则不同：阶级本能！
31．苏维埃思想在全世界的胜利进军。
苏维埃思想的直接胜利和间接胜利（载入德国宪法）。
思想掌握了群众。
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发现了（通过无产阶级的群众运动）！！
第三国际。
32．俄罗斯联邦的苏维埃宪法。
注意该宪法第23条[108]。
1793—1794年对比1917—1919年。
载于192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259—268页
注释：
[101]本文以及本卷《附录》所收的几个提纲，看来是列宁打算写而没有写成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的准备材料。——253。
[102]指马克思1852年3月5日给约·魏德迈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509页）。——254。
[103]看来是指考茨基的《无产阶级专政》这本小册子。——255。
[104]指马克思1870年12月13日给路·库格曼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166—169页）。——255。
[105]指恩格斯1875年3月18—28日给奥·倍倍尔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7—8页）。——257。
[106]指1852—1892年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工人阶级上层分子资产阶级化的过程所发表的意见（参看本卷第90页脚注①）。——260。
[107]《工人报》（《Arbeiter-Zeitung》）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由维·阿德勒创办，1889年起在维也纳出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该报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260。
[108]指1918年7月10日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宪法第23条：“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为了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对利用权利来危害社会主义革命利益的个人和集团，得剥夺其一切权利。”这一条款到1936年苏联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通过新的苏联宪法以前一直有效。1936年苏联宪法规定，所有公民在苏维埃选举中都有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262。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致塞拉蒂同志和全体意大利共产党员（1919年10月2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7卷
致塞拉蒂同志和全体意大利共产党员
1919年10月28日
亲爱的朋友！我们从意大利得到的消息非常少。我们只是从外国的（非共产党的）报纸上知道你们的党在博洛尼亚召开了代表大会，知道共产主义运动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我衷心向您及意大利全体共产党员致敬，并祝你们取得最大的成就。意大利党的榜样对全世界将有巨大的意义。尤其是你们的代表大会关于参加资产阶级议会选举的决议，我认为是完全正确的，我希望它会促使因这个问题刚刚分裂的德国共产党统一起来。
在意大利党的议员中，有很多公开的和隐蔽的机会主义者，毫无疑问，他们会想方设法不执行博洛尼亚代表大会的决议，使这些决议化为乌有。同这些派别的斗争还远未结束。但是博洛尼亚的胜利会有利于今后继续取得胜利。
由于意大利所处的国际环境，意大利无产阶级面临着艰巨的任务。英法两国可能在意大利资产阶级参加下，竭力挑拨意大利无产阶级去举行过早的起义，以便轻而易举地把它镇压下去。可是他们的挑拨是不会成功的。意大利共产党员的出色工作，保证他们将会同样成功地争取到整个工业无产阶级、整个农村无产阶级和小农，那时，只要国际关系上的时机选择得正确，意大利无产阶级专政一定会取得巩固的胜利。法国、英国和全世界共产党人的胜利也能保证这一点。顺致
共产主义敬礼
尼·列宁
载于1919年12月5日《前进报》（罗马）第332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257—258页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致加入过统一的“德国共产党”而现在组成新党的共产党员同志们（1919年10月2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7卷
致加入过统一的“德国共产党”而现在组成新党的共产党员同志们
1919年10月28日
亲爱的同志们！我今天刚从德国政府播发的简短的无线电报（从瑙恩发出）中获悉有关分裂的事。《向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一文是我在得到分裂的消息以前写的。
在那篇文章中，我只能根据从柏林出版的几号《红旗报》了解的情况，力图从国际共产主义的观点评价你们的立场。我深信，共产党员只要在根本问题上意见相同——指的是争取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毫不妥协地反对各国的谢德曼分子和考茨基分子等根本问题——他们是能够而且应当一致行动的。我认为，次要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可以消除，而且一定会消除，这是反对真正凶恶的敌人、反对资产阶级及其公开的走狗（谢德曼分子）和暗藏的走狗（考茨基分子）的共同斗争必然会产生的结果。
我不是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但是我认为执行委员会一定会帮助德国共产党人恢复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疯狂的迫害使党成了非法的党，使它难于工作，难于正常地交流思想和制定共同的策略，这是不足为奇的。在国际范围内仔细地讨论各种分歧和交换意见会有助于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及其力量的团结。
如果我们能够就这些问题交换意见，我会感到十分高兴。
顺致
共产主义敬礼
尼·列宁
载于1950年《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30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255—256页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就分裂问题给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致保尔·莱维、克拉拉·蔡特金、埃贝莱因三位同志和德国共产党全体中央委员（1919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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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分裂问题给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100]
致保尔·莱维、克拉拉·蔡特金、埃贝莱因三位同志和德国共产党全体中央委员
1919年10月28日
亲爱的朋友们！我已把1919年10月10日所写的《向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这封信寄给你们发表，信中顺便谈到了你们同抵制派、半工团主义者等等之间的意见分歧。［注：见本卷第203—214页。——编者注］今天我从德国政府播发的无线电讯中（从瑙恩发出）知道你们的党发生了分裂，虽然消息来自一个肮脏的地方，但这一次的消息大概是确实的，因为在我们德国朋友的来信中也谈到了可能发生分裂的问题。
不过，该电台报道说，你们以25票对18票把少数派开除出党，后来少数派自己又建立了一个政党，看来不大可信。我对这个分裂出去的反对派知道得很少，我只看过几号柏林的《红旗报》。我的印象是，他们是一些很有才能然而缺少经验的年轻鼓动家，同1918年我国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相类似（就年轻和缺少经验来说）。我认为，只要在根本问题上（拥护苏维埃政权，反对资产阶级议会制）意见一致，团结就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正象同考茨基派分裂是必要的一样。如果分裂已经不可避免，就应该尽量不要使分裂扩大，请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进行调解，让“左派”在提纲和小册子中表述他们的分歧意见。从国际的观点来看，恢复德国共产党的统一是既可能又必要的。如果能接到你们关于这个问题的来信，我会非常高兴。附上一封给分裂出党的人的信，希望你们代为转交，并请把我在接到分裂的消息之前写的一篇完全承认你们正确的文章同时刊印出来。
紧握你们的手，并热烈希望你们在艰难的工作中获得成功。共产主义运动正在全世界蓬勃发展，虽然比我们所希望的慢一些，但它是广阔的、强大的、深刻的和不可战胜的。象过去的俄国一样，现在到处都处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即“第二国际”）占统治地位的阶段。在这种统治之后，一定会是共产党人的统治，一定会是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的胜利。顺致
共产主义敬礼
尼·列宁
载于1932年《列宁全集》俄文第2、3版第24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253—254页
注释：
[100]这是列宁在德国共产党分裂后致该党中央委员会的信。在写这封信的同时，列宁也给分裂出去的集团写了一封信（见本卷第247—248页）。
德国共产党于1919年10月在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生分裂。这次代表大会在海德堡举行，有46名代表出席，代表16000名党员。代表大会承认抵制立宪会议选举是错误的，通过了参加国会选举的决议。处于少数地位的“左”派集团反对代表大会的决议，坚持无政府工团主义的观点，因而被开除出党。他们另外建立了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该党后来蜕化成为一个宗派主义小集团。——247。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致洛里欧同志和所有参加第三国际的法国朋友（1919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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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洛里欧同志和所有参加第三国际的法国朋友
1919年10月28日
亲爱的朋友！衷心感谢您的来信，我们很少得到你们的消息，您的来信对我们非常珍贵。
在法国同在英国一样，取得胜利的帝国主义不仅使某些小资产者有可能发财致富，而且能够对工人上层分子即工人阶级贵族施以“小恩小惠”，收买他们，使他们对分享一点帝国主义利润和殖民地赃物等等感兴趣。
但是战争引起的危机是如此严重，连战胜国的劳动群众也不可避免地要遭受可怕的灾难。因此，共产主义运动迅速高涨，对苏维埃政权和第三国际的同情迅速增长，是可以理解的。
当然，你们还必须同龙格那种特别精巧的法国机会主义进行长期的斗争。“经验丰富的”议员们和政客们还会一次又一次地用口头上承认革命策略和无产阶级专政来支吾搪塞，实际上则用新的诡计和遁词来欺骗无产阶级，正如7月21日龙格、梅尔黑姆之流欺骗了无产阶级一样；他们不会帮助革命，只会继续实行旧的机会主义政策，危害革命和阻碍革命。无论在法国或在英国，旧的腐朽的工人领袖将会千百次地进行这样的尝试。
但是，我们大家相信，在同无产阶级群众保持最密切联系的情况下进行工作的共产党人一定能够粉碎和战胜这些尝试。共产党人愈果断、愈坚决，他们就会愈快地取得完全的胜利。顺致
共产主义敬礼
尼·列宁
载于1920年1月3日《工人无畏舰》周刊第4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251—252页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对开赴前线的社会教育训练班学员的讲话（1919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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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开赴前线的社会教育训练班学员的讲话
（1919年10月28日）
会议是以弗·伊·列宁的讲话开始的。弗·伊·列宁首先向决定去前线支援红军的训练班学员致意，然后用鲜明的语言讲述了当前各条战线和敌人后方的情况。
无论是俄国的资产阶级，还是西欧的资产阶级，开始庆祝胜利都早了点。红军部队正在驱赶高尔察克。邓尼金匪徒正从奥廖尔败退。白卫军瓦解了。邓尼金的后方不断发生起义。现在连富裕的哥萨克也反对邓尼金了。
尤登尼奇军队的数量不大，其中大部分是英国人。英国给了他很多舰艇。尤登尼奇企图以其进攻挽救邓尼金，把我方兵力引开，但未能得逞，因为彼得格勒工人表现出了堪称表率的英勇精神。欧洲正紧张地注视着斗争的结局。法国和英国工人对进攻俄国已经提出抗议。在这些国家里，布尔什维主义已大大增强。在这方面法国的选举[99]很说明问题……我们的注意力目前主要集中在南线，在那里正进行着前所未闻前所未见的血战，在那里不仅决定着俄国革命的命运，而且也决定着西欧革命的命运……
邓尼金的军官部队装备精良。他们考虑到后方已发生起义，因此在作绝望的挣扎。但是工农群众愈来愈清醒，出现了高涨的热情。我们的弱点是，我们在工农当中缺少内行的工作人员。因此，在我们机关中就有那么多的旧官吏、怠工者等等。必须吸收人民当中的优秀力量，向他们传授知识……
重要的是要让有觉悟的、同农民有共同语言的人去提高军队的士气，所以，每个上前线的人都应该成为英勇作战不怕牺牲的模范。那时，胜利将属于我们。我们就能使运输畅通，运来粮食……
载于1960年《共产党人》杂志第6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249—250页
注释：
[99]指1919年10月开始的法国众议院选举运动。——243。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给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指令（1919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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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指令
1919年10月24日
由斯大林发出
（火速解决）
（1）把已应征的拉脱维亚人编入拉脱维亚师各后备营
（督促彼得松；向他重申命令）。
（2）总司令已答应把土耳其斯坦骑兵旅调往科兹洛夫。
检查。督促。
（3）总司令已答应给第8集团军调去8个营。
督促。
指定负责人。
（4）总司令已答应从卡卢加抽调部队增援第45师。
检查。督促。
指定负责人。
列宁
载于1938年2月23日《真理报》第5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24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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