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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论法国共产党的土地问题提纲（1921年12月1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论法国共产党的土地问题提纲
（1921年12月11日）
关于刊载在1921年11月19日《农民呼声报》[169]（《LaVoixPaysanne》〉第95号上的署名“法国共产党中央（Lecomitédirecteur）”的土地问题提纲，我可以发表的意见如下：
我认为这个提纲的基本思想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共产国际历次代表大会决定的精神的，而且表达得非常恰当。这些基本思想就是：（1）为了避免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必须进行革命；（2）和平主义思想和威尔逊思想已破产；（3）在土地问题上必须制定一个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过渡措施纲领”（unprogrammetransitoire），以适应农民向农业社会化的自愿过渡，同时又能迅速改善大多数农村居民即雇佣工人和小农的状况；（4）立刻没收即无偿地（sansindemnité）剥夺未耕地（lesterresarablesenfriche）和用移民、佃农或雇佣工人的劳动耕种的土地（lesterresmisesenvaleurparlescolons，fermiersousalariés）；（5）把这些土地交给现在耕种这些土地的全体劳动者，让他们按照新土地法的规定建立“生产合作社”（coopérativesdeproduction）；（6）绝对保证“耕种自己土地的小私有者”（lespetitspropriétairesexploitanteux-mêmes）有永久（和继承）使用他们土地的权利；（7）必须保证农业“生产不中断和增产”（“continuitéetaugmentationdelaproduction”）；（8）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不断地“对农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educationcommunistedelaclassepaysanne”）。
我完全同意提纲中的这些基本思想，对整个提纲只能提出下面几点意见：
1.提纲的第一部分是谈“战争或革命”这个问题的。这里还谈到“最近发生的事件已经粉碎了和平主义思想和威尔逊思想”（“lesévénementsdesdernièresannéesonttuél’idéologiepacifisteetwilsonienne”），这是讲得十分正确的。
要彻底打破这种和平主义的幻想，依我看，不仅应该一般地谈战争，而且应该专门谈1914—1918年的大战和现在酝酿着的，大概英法都会参加的美日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
毫无疑问，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消灭而且一定能消灭一切战争。但是，以为无产阶级革命只要在一个国家——例如在法国取得胜利，就立刻会并且一定会消灭一切战争，那就是和平主义的幻想了。
俄国的经验明显地驳倒了这种幻想。这一经验表明：只有通过革命才能退出帝国主义战争，俄国的工人和农民从自己的革命中获益极大，尽管各国资本家迫使他们进行了国内战争。反动战争，特别是帝国主义战争（从法国方面来说，1914—1918年的大战也是帝国主义战争，凡尔赛和约特别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是罪恶的、破坏性的；而革命战争，即捍卫被压迫阶级而反对资本家的战争，捍卫被极少数国家的帝国主义者压迫的各民族而反对压迫者的战争，捍卫社会主义革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战争，则是合理的，正义的。法国工农群众对这一点认识得愈清楚，则法英等国资本家用战争来扑灭法国工农革命的必然尝试也就愈不能得逞，愈不能持久。在当今的欧洲，在苏维埃俄国已经战胜了援助邓尼金、高尔察克、弗兰格尔、尤登尼奇和皮尔苏茨基的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之后，在凡尔赛和约放肆地无耻地摧残德国的时候，法国资本家为了反对胜利的法国社会主义革命而进行的国内战争只能是非常短促的，法国工农打赢这场战争要比俄国工农容易千百倍。但是分清帝国主义战争和革命战争是绝对必要的，前者是瓜分资本主义赃物的战争，是扼杀弱小民族的战争，而后者是抵御反革命资本家、挣脱资本家枷锁的战争。
基于上述考虑，我认为把提纲中关于“战争或革命”问题的那一段话大致改成下面这样会更正确些：
最近几年所发生的事件，揭穿了和平主义思想和威尔逊思想完全是谎言和骗局。必须彻底粉碎这种谎言。1914—1918年的大战，不仅从德国方面来说，而且从法国方面来说，都是帝国主义的、掠夺性的、反动的战争；比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更野蛮更卑鄙的凡尔赛和约特别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在美国同日本（或者同英国）之间酝酿着的、在资本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避免的新战争，必然会把资本主义的法国也卷进去，因为法国已陷进我们这个帝国主义时代的一切帝国主义罪行、兽行和卑鄙勾当里去了。要么是一场或几场“保卫”法帝国主义的新战争，要么是社会主义革命，除此以外，法国工农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反革命资本家提到国内战争（即他们强加给苏维埃俄国的国内战争）如何艰苦，这是吓不倒法国工农的。当法国封建主扼杀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法国工农曾对他们进行了合理的、正义的革命战争。今后，当法国资本家变成流亡者而组织外力来侵犯社会主义的法兰西共和国的时候，法国工农也一定会对他们进行同样合理的、正义的革命战争。法国工农一定会比较容易地击溃本国的剥削者，因为被卑鄙的凡尔赛和约弄得残破不堪、苦难深重、相互敌视的整个欧洲会直接间接地站在他们一边。
2.我认为提纲的第二部分有两个论断不正确。一个是：“法国即将到来的革命（cetterevolutionquenousdevonsfaire）……在某种程度上将是一场为时过早的革命”（seraenquelquesorteunerevolutionavantterme）。另一个是：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说的财产集中在农业中并没有按常规那样进行”（Laconcentrationdelapropriétéannoncéeparlesthéoriciensdumarxismenes’estpasproduiteavecrégularitédansl’agriculture）。
这是不正确的。这不是马克思的观点，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是那些在1914年把第二国际弄到可耻的破产地步的冒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观点。这是那些从1914年起就投靠“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的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对于这些假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别人而正是茹尔·盖得在很久以前就巧妙地讽刺过。他在反对米勒兰时写道，将来的米勒兰们在瓜分资本主义赃物的未来战争中将站在“自己”国家的资本家方面。
马克思对农业集中过程的形式并没有持简单化的片面的看法。《资本论》第3卷就是一个证据。恩格斯在上一世纪90年代反对当时法国土地纲领的一篇文章［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63—587页。——编者注］也是一个证据。马克思并没有认为只有在最后一个农民也被剥夺的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才是“适时的”。让海德门、列诺得尔、王德威尔得、休特古姆之流和屠拉梯、塞拉蒂这帮先生去这样解释马克思的观点吧。
我奉劝删去这两个不正确的、不必要的、败坏法国共产党人声誉的论断。没有必要用这两个论断来证明他们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很重要和正确的基本思想：在小农经济的条件下，直接实行（l’applicationimmédiate）完整的共产主义是极其错误的（决不只是在法国如此，在有小农经济的一切国家都是如此）。
与其提出这两个不正确的论断，不如详细谈谈为什么法国农民在战时发的财不能长久保持，为什么这些农民在战时挣的钱贬值，为什么大银行对法国工人和农民的压榨都在加重，表现在哪些方面，如此等等。
3.提纲接着说，根据战前统计，法国有570万个农户（exploitationsrurales）；其中土地在10公顷以下的小农户有485万，在10公顷以上的农户有85万。提纲说，这些数字说明法国的土地分配多么不均。提纲说：“但是这些数字并没有给人以准确的概念（“maisils（ceschiffres）nefournissentaucuneprécision”……）：自耕农耕种的土地面积和作为资本主义利润源泉的土地面积的比例关系如何”（……“surlerapportquiexisteentrel’étenduedesterrestravailléesparleurspropriétairesetdesterressourcedeprofitcapitaliste”）。
第一，在法国（也和其他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一样），自耕农耕种的土地也是“资本主义利润的源泉”。在法国共产党的提纲中如果谈谈这种利润的不同形式，那要比说什么财产集中在农业中没有“按常规那样”（“avecrégularité”）进行，在理论上会更正确，在实践中会更有益。
第二，说法国的土地统计很糟，比德国、美国、瑞士和丹麦都差，说它没有准确地指明实行资本主义经营的土地面积，这个评价是公正的。提纲接着指出，使用雇佣工人的农场的土地有时不到10公顷，而自耕农农场的土地有时却“在二三十公顷以上”（“desfermesde20，30hectaresetau-dessus”），这一点也是说得对的。
关于实行资本主义经营的土地面积，即使根据法国的土地统计，也可以得到虽不十分准确但毕竟相近的概念。我手头没有孔佩尔－莫雷尔的著作，也没有其他材料，但是我记得，法国统计是把拥有40公顷以上土地的农户列了出来的。把这些材料引出来，让法国小农更清楚地看到法国的资本家和地主从工人和小农手中夺走了多少土地，会大有裨益的。在土地问题提纲中，可以（而且我认为也应该）用法国土地统计中的数字（和孔佩尔－莫雷尔的数字——当时他还是一个社会党人，没有替资本家及其掠夺性战争（1914—1918年）和掠夺性凡尔赛和约辩护）使人更清楚地看到，法国农村居民中有多么大的一个多数会从无产阶级革命中立刻得到很大的好处。
4.提纲中有几段谈到必须提高农产品的产量，谈到新式机械（desmachinesmodernes）的意义，其中特别谈到脱粒机（lesbatteuses）和机动犁（lescharruesàtracteur）等机械。我最后一点意见就是关于这几段的。
提纲中谈的这一切都是绝对正确的，而且从实践说也是必要的。不过我觉得不应该停留在十分普通的资本主义技术的范围内。应该更进一步。应该稍微谈谈法国有计划地完全地实行全国电气化的必要性，谈谈如果不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如果无产阶级不取得政权，就绝对不可能实行有利于工人和农民的全国电气化。在法国的文献中有不少说明电气化对法国的意义的材料。我只知道，在根据我国政府的要求而编制的俄国电气化计划中只用用了一小部分这样的材料，而战争结束后法国解决电气化问题的技术准备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
依我看，无论从理论的角度说，或者从实践和宣传的角度说，提纲中都绝对应该谈到（至于共产党的出版物，那更应该多谈）下面几个问题：现代的先进技术迫切要求全国（和许多邻国）按照统一的计划实行电气化；这在目前是完全可以办到的；实行电气化，受益最大的是农业，特别是农民；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和生产资料私有制，那么全国和许多国家的电气化，第一，不可能迅速而有计划地进行，第二，不可能给工人和农民带来好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行电气化，必然会加强大银行对工人也对农民的压榨。不是哪一个“狭隘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现时正以爱国主义者身分向资本家摇尾乞怜的利西斯（lysis）本人，早在战前就已证明，法国实际上是一个金融寡头的国家。
法国具有实行电气化的优越条件。在法国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情况下，不用考虑大地主和资本家的私有制而有计划地实行电气化，特别是小农会从中得到巨大的好处。在存在着资本家政权的情况下，电气化必然不会有计划地迅速实行，即使实行了，也只会使农民重新遭到盘剥，使农民遭到“金融寡头”的掠夺而重新沦为奴隶。
这就是我对于总的说来我认为完全正确的法国土地提纲所能提出的几点意见。
尼·列宁
1921年12月11日
载于1922年《共产国际》杂志第20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274—281页
注释：
[169]《农民呼声报》（《LaVoixPaysanne》）是法国劳动农民中央联合会机关报（周刊），1920—1937年由法国共产党在巴黎出版。——306。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对统一战线提纲的意见（1921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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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统一战线提纲的意见[168]
（1921年12月6日）
季诺维也夫同志：
提纲草稿已阅，我不反对。
关于布尔什维主义历史那一段应作补充和局部改动。说只在1910年才分裂是不对的。应当说，1905年春和1912年1月曾两次同孟什维克正式分裂，这中间，1906年和1907年，然后是1910年，还穿插有半统一和统一，这不仅是由于斗争出现变故，也是由于基层的压力，基层要求以亲身的经验来检验。
关于这一点，我认为有必要在某一页中更准确更具体地谈一谈。
列宁
12月6日
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273页
注释：
[168]这是列宁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工人统一战线提纲草案第19条提的意见。这一条按列宁的指示作了修改。关于这个问题，见本卷第294页。——305。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对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磨粉厂问题的决定草案的补充（1921年12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对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磨粉厂问题的决定草案的补充[167]
（1921年12月5日）
责成粮食人民委员部在磨粉厂管理局（根据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指示）保留一个基本的专家小组，并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监督下完成大型磨粉厂的检修计划。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272页
注释：
[167]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在1921年12月5日的会议上研究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对劳动国防委员会决定将原属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管理的磨粉厂移交粮食人民委员部一事提出的申诉。这是列宁对政治局决定草案的补充意见。政治局批准了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决定，并建议小人民委员会通过列宁提出的补充决定。——304。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关于同意大利契托－契涅马电影公司谈判的一封信（1921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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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同意大利契托－契涅马电影公司谈判的一封信
1921年12月5日
致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列扎瓦同志
财政人民委员部——阿尔斯基同志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波格丹诺夫同志
教育人民委员部——利特肯斯同志
沃耶沃金同志
意大利契托－契涅马电影公司的全权代表、共产党员卡罗蒂同志已来到莫斯科。我国驻意大利代表处已同他进行过初步谈判，商讨了关于在俄国拍摄和购买影片以及在意大利发行这些影片的租让问题。
卡罗蒂同志有一份留有充分余地可作必要修改的合同草案，这份草案可以作为同他谈判的基础。
据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驻意大利全权代表的报告，契托－契涅马公司是意大利一家实力雄厚的电影企业，由意大利贴现银行提供资金，关于它的情况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财务计算局当有材料可查。
我认为这件事极为重要而且紧急。
委托你们立即开会研究卡罗蒂同志的建议，弄清此事的全部情况，并代劳动国防委员会草拟一个相应的决定。
召集会议并于12月7日星期三向劳动国防委员会提出报告——由沃耶沃金同志负责。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270—271页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关于“活的联系”的一封信（1921年12月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关于“活的联系”的一封信
（1921年12月3日）
致叶努基泽、卡尔宾斯基、捷尔任斯基、
扎卢茨基、米哈伊洛夫、莫洛托夫等同志
亲爱的同志：
从人民委员会接待室处理申诉和控告的实践中看得很清楚，在特别重大而紧急的情况下，采用“活的联系”即亲自同一些在地方上有相当地位的党内同志联系很有好处。这样可以减少在采用通常的层层照转办法时不可避免的拖拉现象，而且还可以更好地发挥应有的作用。
混进苏维埃政权和党内的“一窝”富农在萨拉托夫省（新）叶兰县搞恐怖活动的案件可以作为一个例子。用上述“同志间的”联系办法向伏尔加河流域全俄肃反委员会全权代表查询，十天内就收到了回电，说“已采取一切措施来清查罪犯”。另外几件事也收到了类似的效果。
但是要推行这种办法，就必须充分了解各地的负责工作人员究竟是谁。因此有一个请求：每个省从本省执行委员会和肃反委员会等部门中挑选一两名你们认为特别适合做这种“催逼”工作的、可靠的并具备相当资历的同志，火速拟好名单，送沃兹德维任卡4号人民委员会接待室。
人民委员会主席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附言：这些同志的忠诚必须有充分保证：要有尽可能详尽的担任党和苏维埃工作的履历介绍，并要由几位老党员对他们的绝对正直亲自作保。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1921年12月3日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3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268—269页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就批判“集体主义者”纲领问题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信（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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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批判“集体主义者”纲领问题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信[164]
12月2日
致政治局委员
我刚刚把《我们是集体主义者》（即前进派[165]、波格丹诺夫派和无产阶级文化派[166]等）这个纲领全部看了一遍，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把它编成小册子，加上极为详尽的批判，还要有一篇关于波格丹诺夫在1917年的政治言论的文章以及其他材料，刊印2000—3000本，这样做对我们无疑是有益的，也是必要的。
建议约几位作者为这本小册子写稿，由布哈林编辑，委托他给各个作者分派任务，在两周内把他们的稿子收上来，汇总送政治局审阅。（这样做对国外也是必要的。）
（1）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通告。
（2）《我们是集体主义者》。
（3）《真理报》上布哈林的文章。
（4）还要有几篇分析纲领的文章。
列宁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266页
注释：
[164]列宁在这个文件里提出的建议被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21年12月3日通过。文中提到的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通告，是指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信《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载于1920年12月1日《真理报》第270号）和1921年11月22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决议。信和决议发表于1921年《俄共（布）中央通报》第36期。
《我们是集体主义者》是一份反映某些知识分子代表人物观点的匿名的纲领性材料，在全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1921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前夕出现。作者在这个纲领中怀疑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反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政策，在哲学上为马赫主义的即波格丹诺夫的“理论”辩护，在政治问题上支持“工人反对派”的观点。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共产党党团谴责了“集体主义者”的纲领，同他们划清了界限。——299。
[165]前进派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一个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反党集团。它是在亚·亚·波格丹诺夫和格·阿·阿列克辛斯基的倡议下，由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和造神派于1909年12月在卡普里学校的基础上建立的。该派在日内瓦出版过《前进》杂志。前进派于1913年实际上瓦解，1917年二月革命后正式解散。——299。
[166]无产阶级文化派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代表人物。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是苏联早期的群众性文化组织，十月革命前夕在彼得格勒成立。十月革命后在国内各地成立分会。各地协会最多时达1381个，会员40多万。参加协会的有真诚希望帮助苏维埃国家文化建设的青年工人。但是协会的领导为亚·亚·波格丹诺夫及其拥护者所把持。他们在十月革命后仍继续坚持协会的“独立性”，从而把它置于同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相对立的地位。他们否认以往的文化遗产的意义，力图摆脱群众性文教工作的任务，而企图通过脱离实际生活的“实验室的道路”来创造“纯粹无产阶级的”文化。波格丹诺夫口头上承认马克思主义，实际上鼓吹马赫主义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列宁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331—334页）等著作中批判了无产阶级文化派的错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于20年代初趋于衰落，1932年停止活动。——299。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关于俄共历史的意见（1921年12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关于俄共历史的意见
给尼·伊·布哈林的便条
（1921年12月1日）
布哈林同志：
鉴于中央今天给您出了一个题目，现在我把我的意见寄给您。我曾经思考过这个题目，并且拟了如下的大纲：
（1）列举发生争论、分歧和分裂的问题。
（2）分裂时期和统一时期的交替。
（3）孟什维克拥有多数的时期和布尔什维克拥有多数的时期的交替（也许可以用图表说明？）
请简略地谈谈您的意见。
列宁
12月1日
您的文章是拿它作主线，还是拿类似的东西作主线？
分歧问题一览表
（按时间顺序排列）
1903.10.组织问题：党章第1条。
1904.“地方自治运动。”
1905.5.对待革命、罢工斗争、武装起义的态度。
1905.8.抵制还是参加国家杜马？
1905.10.
1905.12.起义。
1906.1—3.抵制还是参加国家杜马？
1906.4—5.对待第一届国家杜马的态度。
1906.7.对待武装起义的态度。
1906.9.对待游击斗争的态度。
1907.1—2.第二届杜马的选举：是左派联盟还是同立宪民主党联合？
1907.4.第二届国家杜马。
1909—10.取消主义。
1911.中央全会。
统一还是分裂？
1912.分裂。（取消主义。）
1913.“罢工热潮”等等。
1913.对待第三届国家杜马［注：这里看来是指第四届国家杜马。——俄文版编者注］的态度。
1914.对待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
1917.2—3.对待二月革命的态度。
1917.5.联合内阁。
1917.7.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
1917.9.科尔尼洛夫叛乱和民主会议。
1917.10.
苏维埃政权。
恐怖手段。
布列斯特和约。
阴谋和国内战争。
1918.国内战争。孟什维克的态度。
1919.国内战争。孟什维克的态度。
1920.
1921.
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的斗争：
（数量对比的变化）
1903．代表大会20║24＝44票[159]（一个党）。
1905．两个代表大会160。Za（Zirka＝差不多是）（两个党）。
1906．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确实（票数）一个党。
1907．伦敦代表大会。确实（票数）一个党。[161]
（国家杜马党团。）
1911—12．工人的捐款（引自论取消主义的文集）[162]（一个党和两个党）。
1917．6．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
1917．11．｛150（？）万。900万。｝[163]立宪会议的选举。
150万║900万
载于1924年《布尔什维克》杂志第7—8期合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263—265页
注释：
[159]这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拥有票数的对比：布尔什维克拥有24票，孟什维克拥有20票，总共是44票。——297。
[160]指1905年4—5月布尔什维克在伦敦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和差不多同时孟什维克在日内瓦召开的全俄党的工作者第一次代表会议。——297。
[161]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和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情况。这一时期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处在形式上统一的党内，有一个中央委员会，定期召开代表会议。
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拥有46票，孟什维克拥有62票，孟什维克占优势；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拥有105票，孟什维克拥有97票，布尔什维克占优势。——297。
[162]指列宁和格·叶·季诺维也夫、列·波·加米涅夫于1914年出版的文集《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文集引用了拥护布尔什维克的工人和拥护孟什维克的工人分别为各种目的捐款的数额（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工人阶级与工人报刊》一文）。——297。
[163这是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11月的立宪会议选举中所得票数的对比。列宁在《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一文更详细地谈到了这个问题（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8卷第1—25页）。——297。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的决定草案（1921年12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的决定草案[157]
（1921年12月1日）
（1）赞同季诺维也夫、拉狄克和布哈林三人提出的路线：由共产国际的各共产党提出同第二国际的工人共同行动的一系列建议。委托三人于两天内写出一份准确地阐述这条路线的决议草案，分送给政治局委员。
（2）委托布哈林同志写一篇总结俄国共产党内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进行斗争和联合的经验的文章，并将该文送政治局审阅。[158]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262页
注释：
[157]这个决定草案是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1921年12月1日讨论工人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时写的，当时被会议通过。以列宁的建议为基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制定了《关于工人统一战线和关于对参加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的工人以及对支持无政府工团主义组织的工人的态度》的提纲（载于1921年《共产国际》杂志第20期）。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1921年12月19—21日）对这个提纲表示同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的全体会议（1922年2月21日—3月4日）和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1922年11月5日—12月5日）讨论和批准了这个提纲。——294。
[158]尼·伊·布哈林关于俄共历史经验的文章没有发表，但有关的问题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工人统一战线提纲的第19条中作了阐述（见《办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133—134页）。——294。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决定草案初稿（1921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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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决定草案初稿[156]
（1921年12月1日）
第一：缩小权限
第二：逮捕权再缩小些
第三：期限短于一个月
第四：加强法院工作或全交法院审理
第五：名称
第六：通过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实行更加放宽的措施。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261页
注释：
[156]全俄肃反委员会是根据人民委员会1917年12月7日（20日）的决定，为了同反革命、怠工和投机活动进行斗争而成立的。在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时期，它在同反革命破坏活动作斗争和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安全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随着苏维埃国家转入和平经济建设，列宁建议改组全俄肃反委员会，缩小它的职权范围。这是列宁为此拟订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草案的初稿。
1921年12月1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决定，责成由列·波·加米涅夫、德·伊·库尔斯基和费·埃·捷尔任斯基组成的委员会在五天内依据列宁草案初稿中提的六个方面讨论这个问题，即“（1）缩小全俄肃反委员会的权限；（2）缩小逮捕权；（3）规定一个月期限以便全面进行各项工作；（4）加强法院；（5）讨论更改名称的问题；（6）按照放宽的精神制定总的条例，通过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实行”。随后，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在有关的决议中指出：“在革命过程中和在国家政权所执行的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型关系，应当在法律上得到体现，并受到司法程序的保护……应将苏维埃共和国的司法机关提到应有的高度。全俄肃反委员会及其所属机关的职权和活动范围应适当地缩小，其本身也应改组。”（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142—143页）1921年12月27日，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决议》，责成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按照改组全俄肃反委员会及其机构、缩小它们的权限和加强革命法制原则的方针修订全俄肃反委员会及其机构的章程”。1922年1月23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研究了全俄肃反委员会的改组问题，规定了由全俄肃反委员会改组而成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基本任务和职能。2月6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了关于改组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决议。——293。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对资源利用委员会主席的报告的意见（1921年11月3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对资源利用委员会主席的报告的意见[155]
（1921年11月30日）
就利用委员会的决定向劳动国防委员会提出申诉的情况是很少的：可能不到百分之一。
国家计划委员会想要取消利用委员会（有关的人民委员部希望不受监督，也都支持这样做），而不是将该委员会整个交给国家计划委员会。如果将它整个交给国家计划委员会，剩下有不同意见的就只有第2条，再加上：应当将财政人民委员部的一部分（纸币分配等等）也划归国家计划委员会。
（目前利用委员会的机构约有500人。核定编制是800人。如果交给财政人民委员部，编制将不变。）（编制定得无法再缩减了。）
（总的说，财政委员会作了肯定的结论，即赞成该项计划。）
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482页
注释：
[155]这是列宁对劳动国防委员会俄罗斯联邦资源利用委员会主席列·纳·克里茨曼的报告所提的意见。该报告陈述了将该委员会移交给国家计划委员会或财政人民委员部这样两个改组方案。
第2条说的是不应将资源利用委员会划归国家计划委员会，因为“国家计划委员会是一个咨询机构，不能（也不应当）作出最后决定”。用括号括起来的最后一句话说的是改组资源利用委员会的第二方案，即将它移交给财政人民委员部。——292。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对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关于经济政策的提纲的意见（1921年11月2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对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关于经济政策的提纲的意见[152]
（1921年11月29日）
关于经济政策的提纲
（草稿）
（1）初步总结一下按新经济政策原则进行的实际工作，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出俄国国民经济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国营工业
（2）在工业企业、联合公司、经济机关和预算机关、供应机关之间建立正确的相互关系，是国营工业能否取得成绩的根本问题。国家既是企业和全部产品的全权主人，就应当依靠有全权在规定的一计划范围内安排生产并有相当大的权力（视国家供应量的大小而定）销售自己产品的企业和联合公司。在管理形式迅速改变的时期，死板的、形式主义的预算程序会大大阻碍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只会导致苏维埃官员对工业实行完全不应有的独断专行。摆脱这种状况的出路就在于鼓励和发扬国营工业领导者的首创精神和自主精神。
不是已经有了（好象是1921年5月？）关于提高“大企业”自主权的决议吗？[153]这是比较确当的。应当根据实际经验加以具体化。
第2条行文太一般化。空洞。
（3）国营工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增加产量，降低成本。这两项任务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得以完成：对企业实行严格的经营管理，精确考虑生产中的一切因素，使管理合理化（狠狠地精减臃肿的机构，对保留的部分付给更好的报酬，抛弃官僚主义的工作程序等等）。
第3条也太一般化和空洞。
加上：
例如承租者变卖国家财产的问题。
注意
特别是对第5条和第6条。
对工业的供应
（4）经验证明，只有在企业中建立粮食储备才有可能采取新的经营方式。因此，不仅必须努力建立两个月的粮食储备，还应保证我国国民经济主要部门的供给，直到新粮下来。工业拨款也是如此。企业应当知道它每月有多少资金，以便及时采取措施防止工作不均衡和中断。
（5）由于国家供应不足和市场的存在，企业只好实行国家供应和市场采购相结合的物资供应制度。这两种供应间的比例依该工业部门在国民经济总体系中的重要程度和国家物资的多少而定。那些产品与国家利害攸关的工业部门（矿物燃料、军事工业等等）必须仍由国家充分供应。与此同时，企业和各级国民经济委员会应当注意到粮食税法的本意（逐步减少粮食税）而建立自己的批发商业机构。
同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保持一定的关系？
中央和地方
（6）由于工业复兴和工业实行经济核算制原则，中央同地方、企业同经济机关的相互关系问题正在起本质的变化。只有新经济政策才为取消总局管理体制（国家管得过细和过分的垂直领导）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中央仍然负责规划、生产计划、国家供应、拨款、调节和监督。而管理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职能则移交给地方。在省国民经济委员会和该省境内的企业之间也建立类似的关系。直属中央部门或工业局的企业应同有关的省经济会议协商进行工作。
工会
（7）除了和经济机关共同参与工业管理，除了讨论生产计划、配足经济机关人员、研究工资问题等任务，现实还向工会提出一系列新的任务。在存在交换的情况下，商品流通过程具有巨大的意义。国家有本事掌握商业，还是将被迫把这个阵地交给私人资本，这在颇大程度上决定着工人群众的福利。因此，应当加强工会同消费合作社的联系。工人应当学会做生意，使之有利于自己，有利于国家。现实向工会提出的另一项重大的新任务，是工人阶级有组织地参加财政方面的工作。规定税目和建立国家垄断等工作都不能够也不应当在没有工会参加的情况下进行。
这些“旧”任务应当规定得详尽些。参加的形式。有发言权。候选人名单。更好地考察他们。学习管理等等。
工人消费合作社应当……
参加的形式：
（（有发言权。
考察。
候选人。
（8）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危险性无条件要求工会和经济机关组成联合战线进行斗争，制止进一步的退却。为此必须通过每一个工人所能理解的具体问题大力加强群众工作。
合作社
（9）为了同潮水般涌来的私营商业进行斗争，为了让消费合作让垄断全国的零售商业业务，必须消除如下各种因素：在经济上或心理上阻碍合作社充分发挥主动性；阻碍筹措股金和专款以建立商业业务所必需的流动资金；禁止合作社使用基层社向资产阶级出售奢侈品所得的商业利润（见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理事会关于禁止基层社向非社员出售商品的决定）。为此：
§b．
怎么一回事？？‖
（a）必须取消强迫入社的做法。既然国家已不再通过分配来保证全体居民的供应，这种做法就失去了根据；它人为地扩大了事实上未入社的农民在合作社机关中的代表名额；它成了妨碍居民和干部自觉入社的因素；它成了不信任消费合作社机构和不交纳股金的主要原因。但是必须保留一个地区只能有一个消费合作社的原则，因为这是保证不致产生搞投机倒把的消费合作社以及便于领导和监督的一项措施。
这未必正确吧‖？？‖
（b）必须取消国家机关和合作社机关对（各级）合作社从事商业业务的权利加以某种限制（与私人相比）的各项决定。
对外贸易
‖（10）必须把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变成专管调节俄罗斯联邦在国外的贸易活动、监督进出口活动、制定和实施共和国的关税政策的机关。应当授予国家各总管理机构和中央管理机构、中央消费合作总社和各省消费合作总社（征得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的同意）自由进入国外市场的权利。为了统一各总管理机构和托拉斯在国外市场的活动，可以将上述组织按商业股份公司的原则组成一些公司。
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是坚决反对的。中央消费合作总社在11月27日或28日有一个新的决议。154
应考虑这个决议。
财政
（11）恢复我国的货币流通现在成为经济问题的中心。在币值急剧下降的情况下谈不上合理经营和使经济能赢利，谈不上正常的预算。工业的利益严正地要求在这方面采取果断的行动。只有法定的贬值才能改善我国的货币流通，因此应当立即着手为实行这个措施作准备。
（12）为了发展、整顿信贷业务，必须开设合作银行和私营银行。那时国家银行的任务将只是起银行的银行的作用，这是完全适合当前情况的。拖延实行这些措施会造成种种极可怕的、严重危害国民经济的信贷投机。
是否加上：
（αα）关于农业问题。
更多地支持农民在经营上的主动性。
（ββ）更加注意帮助贫苦农民组织起来。可以成立这种那种形式的、“附属于工会的”联合组织，也可以成立专门的合作社，如此等等。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3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477—481页
注释：
[152]关于经济政策的提纲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伊·捷·斯米尔加起草，供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的工作人员讨论用的。列宁的意见送给了斯米尔加。——287。
[153]指俄共（布）第十次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该决议规定要“扩大每个大企业在支配资金和物资方面的独立程度和首创精神”。为了执行这个决议，劳动国防委员会于1921年8月12日通过了《关于恢复大工业、提高和发展生产的措施的基本原则的决定》。根据这个决定，一些有技术装备和配置适当的大企业按经济核算原则组成了专门的联合公司，还有一些单个的大型企业也实行了经济核算。9月8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99号发表了人民委员会《关于扩大国营企业在提供资金和支配物资方面的权力的法令》。——287。
[154]可能是指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理事会第四次会议（1921年11月15—21日）《关于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的组织建设、采购活动和财务状况的决议》。——291。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对成立工资基金审定委员会的建议的修改意见（11月2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对成立工资基金审定委员会的建议的修改意见[151]
（1921年11月29日）
建议作如下修改：
将第2条第1款的开头改为：“根据人民委员会11月10日决定成立的工资委员会（加米涅夫、施米特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仍保留，委托它对工资基金委员会进行监督……（以下如原文）……未经工资委员会许可不得提高工资标准。”
列宁
11月29日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260页
注释：
[151]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21年11月26日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研究粮食人民委员部关于口粮定额问题的建议，并查明有无必要成立一个工资基金审定委员会。委员会拟了一个草案，建议撤销工资委员会，另外成立一个附属于劳动国防委员会的中央工资基金委员会。这里收载的是列宁对草案的修改意见。委员会的草案按照列宁的意见修改后于12月1日由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
手稿上有一处笔误：工资委员会是根据人民委员会1921年11月1日（而不是11月10日）的决定成立的。——286。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在莫斯科省第一次农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1月2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在莫斯科省第一次农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49]
（1921年11月29日）
同志们，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人民委员会向大会表示祝贺。非常遗憾，我不能给你们的大会作一个本来应该作的详细的报告并出席大会听取一些报告，特别是听取那些来自各地、直接从事农业、从发展农业中直接受益、能够提出一些重要的具体意见的代表们的发言。因此，除一般地表示祝贺外，我只能简单地谈谈你们这次大会的重大意义。
同志们，你们大家都知道，目前整个形势所提出的一个基本问题，作为我们共和国对内对外政策首要问题之一提出来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发展整个经济，首先是发展农业。一切迹象表明，在熬过了帝国主义战争的艰苦岁月以后，在经过了胜利的国内战争以后，现在在农民群众中正在发生极其深刻的变化。农民群众已经深深地认识到再也不能按旧方式来经营了。我们当前的基本任务是，把以前只有少数农民才办到的事，把借助我们不发达的农艺学向农民群众传授得很不够的知识，真正变成千百万农民的财富。一连串的迹象表明，农民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深刻、广泛和敏锐地感到需要改造农业，提高农业经营水平，所以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多开你们这样的代表大会，并使这些代表大会的成果能在最近的将来产生实际效益。
今年我们遭到的最大灾难，就是许多省份发生饥荒，发生旱灾，而且在今后一年甚至几年内看来还可能发生旱灾。因此，不仅是农业，而且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本任务在于：无论如何要使农业得到极大的改善和发展，并且要立即付诸实现。只有务农的群众自己认识到发展生产的必要性，才能做到这一点。只有把已经开始广泛采取的改进措施在所有省份毫无例外地推广开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战胜饥荒，改善农民经济。农艺师的数量同全体农民群众相比毕竟很少，他们的工作如果不同农业的实际任务结合起来，就不会富有成效。象你们这样的代表大会应当在各省都开，而且应当对农民群众产生影响。这是目前最基本的需要，我甚至可以说是政治上的需要，因为既然我们所处的国际形势已经改善，一切政治问题就都集中到了一个方面，就是无论如何要提高农业生产率。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必定带来工业情况的改善，因而也会改善对农民经济的供应——日用品和生产工具、机器的供应，没有这些，工农群众的生活就不可能有保障。
同志们，你们在会上都听了奥新斯基同志关于总的经济政策的报告，我听说你们还听了梅夏采夫同志关于土地规划问题的报告。我再说一遍，对我们来说，最宝贵的是那些直接从事农业的人、农民经济的代表们所提出的具体建议。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和宝贵的是你们带来的可供最广大群众分享的经验。莫斯科省毕竟具有一种近乎特殊的地位，因为莫斯科省的农民可以较方便地同中央政权机关的工作人员和农艺师们交流经验；代表大会所制订的措施，所提供的经验，其意义将远远超出莫斯科省的范围。如果不充分利用农艺师的帮助，那将会产生严重的危险。因此，莫斯科省的种田人、莫斯科省的农民必须把自己在改善农业状况方面所取得的经验和成就看作是在这方面迈出的头几步，并把它们介绍给全体农民。我想提请你们注意的就是，希望你们将在会上总结的经验和得出的结论，不仅能帮助你们在生产中继续前进，而且希望你们把自己的经验和意见介绍给边远省份的农民。
会上提出的所有问题，如独立田庄[150]问题，一句话，同土地规划有关的一切问题，对于比你们省大得多的范围都是有意义的，了解你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对我们这些在中央机关工作的人是十分重要的。我们想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来解决这些问题。最重要、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使我们的农民群众认识到改善农民经济的必要性，并且由你们自己对已经采取的具体步骤进行全面的讨论。你们在会上发表的意见我们是会给予重视的，我们将在采取具体措施时考虑你们的经验。在此，我再说一遍，你们的经验应该让远离中央的边远省份都知道。在你们大会的工作中，我们认为特别重要的正是这一点。
在结束我的讲话时，我再次代表人民委员会向大会表示祝贺，祝大会圆满成功。（鼓掌）
简要报道载于1921年11月30日《真理报》第270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256—259页
注释：
[149]列宁的这个讲话由1921年11月30日的《真理报》第270号作了简要报道。向省级报纸供稿的刊物《报纸臂助》1921年第35期将讲话缩编为短文《百般设法提高农业生产率》，署名尼·列宁。《列宁全集》过去的版本刊载的是《真理报》的简要报道和《报纸臂助》的短文。《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首次按速记记录刊印了这篇讲话的全文。
莫斯科省第一次农业代表大会于1921年11月23—30日在莫斯科工会大厦圆柱大厅举行。出席会议的有300多名代表——农民和土地机关的工作人员。大会听取了副农业人民委员恩·奥新斯基关于在农业方面推行新经济政策的报告和Π．А．梅夏采夫关于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土地规则的形式的报告。代表们对报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283。
[150]独立田庄是指俄国20世纪初斯托雷平土地改革时期从村社份地中划给退出村社的农民、成为他们个人的私有财产的地块。——285。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对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成立外高加索共和国联邦的决定草案的修改意见——给斯大林的便条（11月2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对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成立外高加索共和国联邦的决定草案的修改意见[148]
给斯大林的便条
11月28日
斯大林同志：我基本上同意您的意见。但我认为在措辞上应稍作变动。
（1）承认建立外高加索共和国联邦在原则上是绝对正确的，也是绝对应该实行的，言外之意是立刻实行还为时过早，就是说，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进行讨论、宣传并由苏维埃自下而上地实施。
（2）建议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中央委员会（通过高加索局）把联邦问题提交全党和工农群众广泛讨论，大力进行建立联邦的宣传并通过每个共和国的苏维埃代表大会来实施；如果有很多人反对，应准确而及时地报告俄共中央政治局。
列宁
载于1923年《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二次代表大会。1923年4月17—25日。公报》一书（非全文）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255页
注释：
[148]列宁的这个决定草案于1921年11月29日被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草案中“需要一定的时间”几个字是根据斯大林的建议修改的，原来是“需要几周的时间”（见《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85—187页）。
列宁在1921年初就指出了加强外高加索各共和国之间的经济协作和成立区域性经济机构的必要性。外高加索各共和国在1921年采取了一系列经济上统一的步骤：4月，各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批准了统一管理外高加索铁路的方案；6月，各共和国签订了成立统一的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协定；8月，俄共（布）中央高加索局通过了建立高加索经济局的决定。1921年11月2日，在俄共（布）中央高加索局全体会议上通过了成立外高加索联邦的决定。俄共（布）中央高加索局为外高加索各共和国的统一而采取的措施，遭到了格鲁吉亚部分领导人（波·古·姆季瓦尼等）和阿塞拜疆某些领导人的反对。但高加索局在建立联邦的问题上也有些操之过急。列宁的决定草案就是针对这些情况提出的。
根据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进行了必要的工作以后，1922年3月12日在梯弗利斯召开了外高加索各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会议，批准了各共和国之间的联盟条约。1922年12月13日，在巴库召开了外高加索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外高加索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1922年12月30日，外高加索联邦同俄罗斯联邦、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一起组成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根据1936年苏联宪法，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都作为独立的加盟共和国加入苏联，外高加索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不复存在。——282。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关于劳动国防委员会增设副主席的问题——给亚·德·瞿鲁巴的信和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便条（11月28日和3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关于劳动国防委员会增设副主席的问题
给亚·德·瞿鲁巴的信和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便条（1921年11月28日和30日）
11月28日
瞿鲁巴同志：我的方案已经成熟：
除李可夫担任的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一职（在人民委员会有表决权）外，增设一名有同等权力的劳动国防委员会第二副主席。由瞿鲁巴担任该职，解除其粮食人民委员的职务。
两位副主席的权力：在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有表决权；主席不在时行使主席职权。在参加所有的部务委员会和机关方面具有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全部权力，并有权（包括在以上权力中）就统一和指导各经济人民委员部的工作问题对各该部的人民委员及其部务委员等人的实际工作下达应立即执行的指示（事先征得有关部门的人民委员的同意）。
以上是我考虑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正式决定。[147]
任务——实际统一、督促和改进整个经济工作，特别要同国家银行（在贸易方面）和国家计划委员会保持联系并通过它们进行。
亲自了解经济系统各部人民委员、全体部务委员以及地方和区域主管经济工作的主要干部（10—100名）的特点和工作情况。
亲自参加有关的人民委员部、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银行、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等部门的部务委员会的重要会议，并由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亲自抽查一些最重要的和大家特别瞩目的职能。
这些职务设置多久“要看情况”：也许3—4年，也许30年。
目的之一：培养出一批精通业务的检查指导人员来检查和安排中央和地方所有经济机构的全部经济工作。
副主席通过现有的各个人民委员部的机构进行工作，只有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才是他们自己的机关（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设主任4—5人，各有助理1—2人，每个助理有秘书1—2人）。
由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助理和秘书组成整个劳动国防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两位副主席所共有的唯一的机构。
请至迟于星期三答复我。此信退回。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宁
各位政治局委员：这个初步方案我已征得亚·德·瞿鲁巴的同意，请全体政治局委员一阅。我想明天即12月1日提交政治局。
列宁
11月30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253—254页
注释：
[147]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21年12月1日根据列宁的报告通过决定，解除亚·德·瞿鲁巴的粮食人民委员职务，批准他担任劳动国防委员会第二副主席，在劳动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有表决权。12月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任命瞿鲁巴为劳动国防委员会第二副主席的决定。——280。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的两项建议——给维·米·莫洛托夫的便条（11月2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的两项建议
给维·米·莫洛托夫的便条
供表决（用传阅的办法）
1921年11月26日
莫洛托夫同志：能否试一下，由政治局通过电话决定两个问题：
（1）任命索柯里尼柯夫为财政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兼财政委员会委员，条件是他仍然担任土耳其斯坦局主席，必要时应当去土耳其斯坦，直到把那里完全整顿好为止。（这一点如得不到多数同意，那我就不得不提请政治局全体会议讨论。）
（2）今天我们匆忙地否决了我的建议[146]，我也曾同意放弃。但现在看来我放弃得太仓促了，现在我重申原议：
责成（1）皮达可夫；（2）鲁希莫维奇；（3）波格丹诺夫（或他的副手斯米尔加）于两周内向政治局提出关于各省经济会议同省内直属莫斯科中央部门的大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方案（或条例，或提纲）。
［我们自己是制定不出这个方案的。这是一个普遍性问题。必须征求所有人民委员部的意见。要尽快再研究一下。从顿涅茨克省经济会议开始。］
列宁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252页
注释：
[146]列宁指的是他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顿巴斯工作人员中的意见分歧问题时提的建议。
1921年11月27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列宁提出的两项建议。——278。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就同施泰因贝格签订合同问题给人民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的信（11月2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就同施泰因贝格签订合同问题给人民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的信
1921年11月23日
致列·波·加米涅夫
抄送：欣丘克同志
昨天人民委员会把关于同施泰因贝格签订合同的问题[145]转给了您的委员会。今天哥尔斯基在《消息报》的文章中计算了一下，施泰因贝格靠10万公斤糖精将赚得1940亿苏维埃卢布（而每公斤他只花60万卢布，也就是说，全部10万公斤花费600亿卢布；利润率为1940∶600＝323％）。
如果哥尔斯基的计算不错，那么利润是极其巨大的。要是把超过250％的利润算作超额利润的话，那么在超额利润中好象也应有俄罗斯联邦的一份吧？
能不能：
（1）讲讲价钱，把100％或200％算作超额利润，使我们能从超额利润中单独得到一份？
（2）取得特别的保证，使我们自己人（尤其是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的人）能学会贸易的方法和组织贸易？
（3）取得特别的保证，使我们这些傻子在向聪明人学到本领以后能尽早解除合同。
我看，即使讨价还价一百次，审查一百次，合同还是要订的，因为傻子要学习就得付出高昂的代价。
请答复。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列宁
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251页
注释：
[145]1921年11月21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将拟同Π．В．施泰因贝格签订的关于皮革原料的收购和贸易的租让合同提请人民委员会批准。人民委员会经过多次讨论，于1922年1月10日否决了租让合同。人民委员会会议委托专门任命的一个委员会拟订关于按合股原则组织国内皮革原料采购的条例，并责成该委员会探求吸收施泰因贝格参加皮革原料的采购的方式。关于这个问题，见本卷第384—386页。——276。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一有才气的书（11月2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一本有才气的书
（1921年11月22日）
这是愤恨欲狂的白卫分子阿尔卡季·阿韦尔琴科写的一本书：《插到革命背上的十二把刀子》，1921年在巴黎出版。看一看刻骨的仇恨怎样使这本极有才气的书有些地方写得非常好，有些地方写得非常糟，是很有趣的。当作者写的是他所不熟悉的题材时，就没有艺术性。例如描写列宁和托洛茨基家庭生活的那个短篇就是这样。亲爱的阿韦尔琴科公民，愤恨有余，可就是写得不象！我可以告诉您，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各方面，包括家庭生活方面，缺点很多。不过要写得好，就必须了解他们。而您却不了解他们。
然而这本书中很大一部分作品写的是阿尔卡季·阿韦尔琴科非常熟悉、亲身体验过、反复思考过和感受很深的题材。他以惊人的才华刻划了地主和工厂主那个生活富裕、饱食终日的旧俄罗斯的代表人物的印象和情绪。在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的心目中，革命就是这样，也只能是这样。烈火般的仇恨有时候——甚至往往——使阿韦尔琴科的小说精彩到惊人的程度。有些描写经历过和经历着内战的儿童的心理的作品，例如那篇《军靴践踏下的小草》，简直令人叫绝。
然而，作者真正满怀激情之处，还是在他谈到吃的时候。旧俄罗斯的阔佬们怎样大吃大喝，怎样在彼得格勒（不，不是在彼得格勒，而是在彼得堡）花14个半卢布或者50个卢布吃一顿小吃，等等。作者描写这一切的时候，简直馋涎欲滴。这才是他所熟悉的、亲身体验过和感受很深的东西，这才是他决不会出错的领域。情况之熟悉和感情之真挚是无与伦比的。
最后一个短篇《被粉碎的世界的残余》描写了两个人物。一个在克里木的塞瓦斯托波尔，当过参议员，“富有，慷慨，交游很广”，“现在在弹药库当短工，干卸炮弹和分炮弹的活”。另外一个从前是“维堡区数一数二的大冶金工厂”的厂长，“现在是一家委托商店的雇员，近来已经稍有经验，能够对拿来寄售的旧女大衣和长毛熊皮童大衣估价了”。
这两个老头子回忆了往事，回忆了彼得堡的落日、街道和戏院，当然还有“熊”、“维也纳”和“小雅罗斯拉维茨”等餐馆的美味佳肴。他们边回忆边感叹：“我们对他们做了什么呢？我们妨碍了谁？”……“这一切对他们有什么妨碍？”……“他们为什么把俄国搞成这个样子？”……
这是为什么，阿尔卡季·阿韦尔琴科不明白。看来，工人和农民不难明白这一点，他们不需要解释。
我看，有几篇小说值得转载。应该鼓励有才气的人。
载于1921年11月22日《真理报》第26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249—250页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新经济政策问题（两篇老文章和一篇更老的跋）》一书序言（11月1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新经济政策问题（两篇老文章和一篇更老的跋）》一书序言[144]
（1921年11月16日）
1919年春天，我向彼得格勒工人作了一次报告。报告照例作了记录。记录照例记得很不好，——也许不是记得不好，而是我照例讲得不好。不管是记得不好还是讲得不好，报告还是照例出版了。
我对这几个“不好”和“照例”都非常清楚、深有感触，当时就为报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它是用《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35—66页。——编者注］这个书名出版的）写了下面这篇跋，寄给彼得格勒的同志们。
“跋
在我费了不少力气修改我这篇讲话记录以后，我必须向所有那些想把我的讲话都记录下来发表的同志提出恳切的请求。
我的请求是：绝不要信赖我的讲话记录，无论是速记记录也好，或是别的什么记录也好；绝不要到处去找我的讲话记录；绝不要发表我的讲话记录。
如果需要，可以发表我的讲话报道，而不要发表我的讲话记录。关于我的讲话，我在报上见到过令人满意的报道，但一次也没有见到过稍微令人满意的记录。我不打算来分析，为什么会是这样，是我讲话太快，还是我的语句结构有毛病，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但事实总是事实。我的讲话记录，无论是速记记录或是别的什么记录，我还一次也没见到过有哪一篇是令人满意的。
宁可要一篇好的讲话报道，而不要一篇不好的讲话记录。因此我请求：绝不要发表我的任何一篇讲话记录。尼·列宁1919年4月17日”［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66页。——编者注］
我把这篇跋寄往彼得格勒时附了这样一句话：“请彼得格勒的同志将下列意见当作我的讲话的序或跋来发表，哪怕是用最小的铅字也行。列宁4月17日”［注：同上，第65页。——编者注］
读者可以看出，我是多么慎重地请求、几乎是用恳求的口吻请彼得格勒的同志们把这几句话刊印出来，“哪怕是用最小的铅字也行”。以季诺维也夫同志为首的彼得格勒同志们照例……（怎样才能说得缓和一点呢？）“糊弄了”我。彼得格勒的同志们照例特别喜欢不顾一切地显示他们的独立自主精神，甚至于可以不履行作者的请求，而一个作者的请求，在各个国家，在各个共和国，包括苏维埃共和国（独立自主的彼得格勒除外），是一切人、一切同志和公民都必须履行的。在得知彼得格勒的同志们没有履行我的请求后，我狠狠地埋怨了季诺维也夫同志一顿。但他照例回答说：“事情已经做了，现在也无法挽回了。再说我们怎能发表您诋毁自己小册子的跋呢。”这样，除了……“独立自主”，又加上一套狡猾的手腕，而我完全被置于受愚弄的地位。
最近，出版我讲得不好或（也许是“和”）记得不好的讲话这种事又要发生了，这是指我在全俄政治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和莫斯科省党代表会议上的两篇讲话［注：见本卷第180—201页和第216—233页。——编者注］。由于有过痛苦的经验教训，我这次决定少采取“恳求”的方式。我从自己的档案中把我在1919年4月17日写的那篇旧的序言找出来，作为我的两篇文章的序言发表。上述两篇讲话，由于以上原因，不再重新发表。
让真理取得胜利吧。晚澄清总比不澄清好。真理取得胜利有多方面的含义：彼得格勒的同志们将因过分的“独立自主”和狡猾手腕而受到惩罚，虽然他们的过失并不大；读者最终会非常明确而具体地知道，我那些讲话的记录不行到什么程度；对我关于我们“新经济政策”方面当前一项主要任务的看法发生兴趣的人们，可以看到完全准确的、我确实想说和确实说过的原话。
尼·列宁
1921年11月16日
载于1930—1931年《列宁全集》俄文第2、3版第27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246—248页
注释：
[144]列宁写的这篇序言当时曾排了字，但没有发表。列宁看过它的校样，并在上面写了批语：“请改正并给我再送一次校样。列宁。11月16日。”
小册子《新经济政策问题（两篇老文章和一篇更老的跋）》没有出版。1921年，作为《鼓动宣传通报》第22—23期合刊的附刊，出版了一本书名为《尼·列宁：新经济政策问题（两篇老文章）》的小册子。小册子所收的两篇文章是《十月革命四周年》和《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271。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对关于实行报纸收费的法令草案的意见（11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对关于实行报纸收费的法令草案的意见[143]
（1921年11月15日）
必须补充一些关于（严格）控制免费的条文，或者另拟细则（关于免费问题专列一条）加以规定。
列宁
11月15日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245页
注释：
[143]这是列宁对人民委员会关于实行报纸收费法令草案提的意见。这个法令于1921年11月28日被批准，它废止了苏俄一度实行的报纸免费的做法（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384—386页），规定无论个人、社会团体或国家机关和企业无例外地均须交纳报费。根据列宁的意见而写的法令第8条，要求教育人民委员部在两周内拟订并公布对教育机构网合理分配报纸和向劳动群众供应报纸进行监督的细则。——270。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对关于对诬告的处分的法令草案的补充（11月14日和24日之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对关于对诬告的处分的法令草案的补充[142]
（1921年11月14日和24日之间）
建议补充加重处分的措施：
（α）不少于若干年；
（β）凡作出明显虚假的书面供词或回答的（或在一定条件下回避问题的），都按德国对待违背誓言的办法处理，只不过这里没有誓言。
列宁
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244页
注释：
[142]列宁的补充意见写入了人民委员会关于对诬告的处分的法令。该法令于1921年11月24日由列宁签署，12月1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颁布。——269。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关于党的机关同司法侦查机关的相互关系——给维·米·莫洛托夫的便条（11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关于党的机关同司法侦查机关的相互关系[141]
给维·米·莫洛托夫的便条（1921年11月）
1
11月14日的便条
莫洛托夫同志：这件事情况如何？
第4条和第5条，依我看是有害的。
请简要写上您的意见退给我。
列宁
11月14日
2
11月19日的便条
1921年11月19日
莫洛托夫同志：
我将这个问题转交政治局。
一般说来，这类问题由组织局决定是不正确的，因为这纯粹是政治问题，完全是政治问题。
因此，这个问题应另行处理。
请您要秘书将旧稿和新稿打在一张纸上。
（1）照我看，第4条应取消。
（2）对共产党员更要追究法律责任。
（3）党委作“结论”必须上报中央机关，并由中央监察委员会审查。
列宁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243页
注释：
[141]第一个便条是因司法人民委员部不同意俄共（布）中央1921年6月16日关于党的机关与司法侦查机关的相互关系的通告信而写的。司法人民委员部请求从中央委员会的通告信中删去第4条和第5条。第4条规定，司法机关必须将待审的共产党员交由党委委托的人员保释。第5条规定，党委必须在向它介绍案情后三天内就案件的实质作出结论，从而使党委的决定成为党对法庭的指示并预先决定法庭的审判结果。
作为对第一个便条的答复，列宁收到了中央组织局11月11日关于批准通告信的决定和维·米·莫洛托夫的信。信中说，通告已经修改，问题可以认为已经解决。但是这些修改并没有触及通告信的主要缺陷，因此列宁又写了第二个便条。
在列宁参加下，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1月24日讨论了行政司法机关与党委的相互关系问题。政治局责成德·伊·库尔斯基按照党员因一般刑事案件交法庭审判时应加重判刑和“消除任何利用执政党地位得以从轻处理的可能性”的精神，在一周内对整个通告信进行全面修改。12月8日，政治局基本上通过了德·伊·库尔斯基的建议，并成立一个委员会对通告信进行审订。1922年1月初，俄共（布）中央颁布了《关于党委与司法侦查机关的相互关系问题》的通告信，废除了6月16日的通告信。——267。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关于接受国联药品和防疫器材一事的批语（11月1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关于接受国联药品和防疫器材一事的批语[140]
（1921年11月12日）
提交政治局。
如果没有不可接受的条件就可以得到药品，看来可以同意。
列宁
11月12日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242页
注释：
[140]这是列宁在格·瓦·契切林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上的批示。契切林在信中说：卫生人民委员部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就国联建议向卫生人民委员部提供药品和其他防疫器材一事提出询问，为此他请求政治局在原则上决定：在俄罗斯联邦未参加国联的情况下，苏维埃机关可否与国联的某一个委员会接触。1921年11月17日，政治局责成契切林接受国联防疫委员会的建议，但是要草拟一个不致使这一行动被解释成苏维埃俄国承认国联为全权国际组织的声明。——266。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乌克兰粮食工作的决定草案——给瓦·米·米哈伊洛夫的便条（11月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乌克兰粮食工作的决定草案[139]
给瓦·米·米哈伊洛夫的便条
11月9日
米哈伊洛夫同志：
请送政治局委员传阅后退我。
建议政治局作出如下决定：
政治局指示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乌克兰将粮食全部收齐，100％收齐，对于俄罗斯联邦具有绝对重要的意义。给我们运来5700万普特也同样是绝对重要的。政治局要求：立即订出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来实现这一目的，并将作出的一切决定上报。
关于粮食的收集情况和向俄罗斯联邦运送情况的简要汇总材料，每月用电话报告两次。
列宁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241页
注释：
[139]列宁提出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乌克兰粮食工作的决定草案，于1921年11月10日由政治局通过。——265。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就对外贸易垄断问题给瓦·米·米哈伊洛夫的批示（11月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就对外贸易垄断问题给瓦·米·米哈伊洛夫的批示[138]
（1921年11月9日）
米哈伊洛夫同志：建议送政治局委员传阅。
我个人的意见是：整个地否决弗·米柳亭的这个根本不能用的、毫无根据的计划。
我建议：否决。
列宁
11月9日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240页
注释：
[138]这个批示写在格·瓦·契切林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上。契切林在信中汇报了1921年10月28—31日在里加举行的波罗的海经济会议的情况。这个会议提出了苏维埃俄国对外贸易非国有化问题，参加会议的俄罗斯联邦代表团团长弗·巴·米柳亭也提出一个对外贸易非国有化的计划。11月10日，政治局按照列宁的提议否决了米柳亭的建议。
此后，从1921年底开始，在整个1922年内，俄共（布）的领导层中就对外贸易垄断制问题展开了一场辩论。关于这场辩论，参看本卷第459—463页和《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就对外贸易垄断问题给约·维·斯大林并转俄共（布）中央委员的信》、《关于对外贸易垄断》等著作。——264。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工会文化部同政治育委员会的相互关系问题的决定草案（11月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工会文化部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相互关系问题的决定草案
（1921年11月8日）
确认全俄工会文化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会议的决议不符合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教育总委员会与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相互关系问题的决议（第2条）。[136]
原则上批准各省政治教育委员会代表大会的决议[137]，委托政治教育总委员会与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协商，在一个月内拟出详细的实施细则，包括具体地确定把两个机构的工作“统一起来”的方式和工会及其机关“使用”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机构和力量”的方式。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239页
注释：
[136]全俄工会文化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会议通过的《工会文化工作的作用与任务的决议》说，工会的文化工作是整个工会运动的有机的组成部分，而工会运动是按通常的工会方式由有关的工会机关来领导的，“必须坚决抛弃由教育人民委员部有关工作部门的所谓专家来代替代表机关的倾向和做法”。这种使工会文化工作摆脱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影响的提法是与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和党的宣传鼓动任务的决议》相抵触的（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90页）。
关于工会文化部与政治教育委员会的相互关系问题，曾两次提到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1921年10月27日，政治局研究了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提出的问题后决定：“建议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在四天内拟订并分发提纲，以便政治局在下星期四（11月3日）最后解决这个问题。”11月8日，政治局基本上通过了这里收载的列宁提出的决定草案。
全俄工会文化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会议于1921年9月26日—10月1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会议的有173名代表，其中有共产党员119名，非党群众51名，孟什维克1名，社会革命党人1名，无党派社会主义者1名。列入会议日程的有13个问题，其中包括：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文化部、教育人民委员部及其各总局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工作报告；各地（顿巴斯、彼得格勒、巴库）的报告；新经济政策与教育；工会的政治教育工作；青年中的文化工作等等。会议确定了改进工会教育工作的途径以及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开展工作的新的形式和方法（私人企业和租出企业中的文化工作等）。——263。
[137]指全俄政治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报告的决议》。该决议规定了中央及地方政治教育委员会同工会文化部的相互关系。决议指出：“工会经常陷入一种完全错误的观点，认为各种形式的教育工作都应当是工会的事情，工会比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机关能更好地进行教育工作。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出于对工会任务的错误理解。主张这种观点，必然会得出结论：国家的一切职能，所有人民委员部的工作都要交给工会去做。”决议还规定了把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文化部的思想政治工作及文化教育工作统一起来的具体措施：文化部长（或部务委员）参加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政治教育总委员会主席参加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文化部的部务委员会；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文化部共同制定参加工会的工人的政治教育工作计划；建立为参加工会的工人服务的统一的政治教育机构网，以便最有效地利用人力物力和克服工作中的重叠现象；文化委员会在其工作中应当执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指示，不仅对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文化部负责，而且也对相应的政冶教育委员会负责。——263。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在电力三厂（原“狄纳莫”厂）工人庆祝十月革命四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1月7日）简要报道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在电力三厂（原“狄纳莫”厂）工人庆祝十月革命四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921年11月7日）
简要报道
列宁同志用鲜明的例子证明，劳动人民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苏维埃政权的意义，深信这样的政权是劳动者自己的政权。
列宁同志说：“带枪的人过去在劳动群众的印象中是可怕的，现在已经不可怕了，因为他是红军的一员，是劳动群众的保卫者。”
（列宁同志的讲话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结束）
载于1921年11月11日《真理报》第254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5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238页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在哈莫夫尼基区工人、红军士兵和青年庆祝十月革命四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1月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在哈莫夫尼基区工人、红军士兵和青年庆祝十月革命四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921年11月7日）
（乐队奏《国际歌》。齐声鼓掌。）同志们！我不能象那些在莫斯科参加过或亲自进行过某种斗争的同志那样，给你们叙述一些对你们有教育意义的和有趣的回忆，因为我当时不在莫斯科，所以我只想简单讲几句，表示祝贺。
前面有一位同志在结束自己的讲话时，号召工人自己在工会和苏维埃机关中加紧工作，全力以赴地进行工作，我也想对这个号召表示支持。
同志们，四年来我们经历了前所未闻的斗争。假定四年前有人对我们说，外国工人不会很快发动世界革命，我们必须进行三年残酷的国内战争，那时恐怕谁也不会相信我们能够把这场战争坚持下来。可是，尽管受到四面八方的进攻，我们还是经受住了这种进攻。我们所以能够如此，并不是因为出了什么奇迹（因为聪明人是不相信奇迹的），而是由于派来进攻我们的军队不可靠。如果英国人不撤出阿尔汉格尔斯克，法国水兵不撤出敖德萨，如果那些穿上军装被派来攻打我们的外国工人不变成同情苏维埃政权的人，那么就是现在，我们也难保不遭到进攻。不过，我们并不怕这一点，因为我们知道，在每个国家里我们都有许多同盟者。方才那位同志号召你们齐心协力地工作是正确的，我全力支持他的号召，因为你们都知道，我们在最困难的关头遇到了饥荒，全世界的资本家都想趁此机会迫使我们忍受他们的盘剥。但是我们有了工人群众，也就有了能同他们作斗争的保证。
就拿给农民贷放种子这件事来说吧。你们都知道，余粮收集制已为粮食税所取代，现在你们可以看到，征收粮食税和贷放种子的工作进行得非常好。
前几天我们讨论了如何帮助灾区农民进行春播的问题。我们发现，国家掌握的种子，即使用来播种相当于1921年的春播面积，也是远远不够的。为此国家必须有3000万普特谷物，可是我们的粮食税只能征收到1500万普特，其余的1500万普特必须向国外购买。最近我们看到，英国资产阶级正在掀起一个撕毁同苏俄签订的通商条约的运动，但是英国工人反对。我们知道，现在正在同其他国家签订条约，不管购买1500万普特谷物多么困难，我们是一定能够做到的。
我们看到，世界其他所有国家现在都发生了工业危机，大批工人失业。在可耻的凡尔赛和约压迫下的德国已被长期夺去了在国际上立足的资格。德国被凡尔赛和约压得连生意都不能做。协约国虽然签订了前所未闻的凡尔赛和约，但是它们自己也在走向灭亡。
我国的经济状况却在日益好转。
我希望你们能够响应前面那位同志的号召，加强我们国内的工作。应该懂得，这样做非常必要，因为我们工作是为了改善农民经济，而这是需要付出比过去多得无比的精力的。我们相信我们一定能做到这一点。（鼓掌。乐队奏《国际歌》。）
载于1950年《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33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235—237页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在普罗霍罗夫纺织厂工人庆祝十月革命四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1月6日）简要报道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在普罗霍罗夫纺织厂工人庆祝十月革命四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35]
（1921年11月6日）
简要报道
（全场起立，鼓掌多时）回顾以往的四年，我们看到，除俄国无产阶级外，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没有对资产阶级取得彻底的胜利。我们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胜利，完全是因为农民和工人知道，他们是为自己的土地和政权而斗争的。对邓尼金、弗兰格尔和高尔察克的战争是历史上劳动人民战胜压迫者的第一场战争。我们取得胜利的另一个原因，是协约国无法派出足够数量的忠于它的军队来进攻俄国，因为法国的士兵和英国的水兵都不愿意来压迫自己的弟兄。
四年来我们创造了闻所未闻的奇迹：一个饥饿的、力量弱小的、遭到严重破坏的国家竟打败了自己的敌人——几个实力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
我们为自己争得了前所未有的、谁也料想不到的、巩固的国际地位。现在还有一项巨大的任务，就是搞好国民经济。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表明，我们依靠的是世界上最神奇的力量——工人和农民的力量。这使我们相信，到下一年十月革命节的时候，我们将在劳动战线上取得胜利。
载于1921年11月9日《真理报》第252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234页
注释：
[135]1921年11月6日，普罗霍罗夫纺织厂（现称费·埃·捷尔任斯基三山纺织厂）为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周年召开了两千人参加的大会。大会由亚·米·柯伦泰致开幕词。列宁作为该厂工人选出的莫斯科苏维埃的代表出席了大会并发表了讲话。在大会上讲话的还有该厂及其他工厂的工人。——257。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同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谈话（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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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谈话[133]
（1921年11月5日）
蒙古代表团的第一个问题：“列宁同志，您怎样看待在我国建立人民革命党这件事？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列宁同志向我们代表团阐述了我国所处的国际局势，并指出，由于蒙古人民共和国所处的地理位置，一旦战争发生，帝国主义列强将力图侵占我国，并把它变成进攻其他国家的军事跳板。列宁同志指出：因此，对你们国家任何一个劳动者来说，唯一正确的道路就是同苏维埃俄国的工人、农民结成联盟，为国家独立和经济独立而斗争。孤立地进行这一斗争是不行的。因此，建立一个蒙古阿拉特134的党是他们的斗争取得胜利的条件。
蒙古代表团的第二个问题：“民族解放斗争能否取得胜利？”
列宁同志回答说：
“我本人参加革命运动30年，根据亲身的经验知道，任何一个民族要摆脱国内外的奴役者是多么困难。然而，尽管蒙古是一个畜牧业国家，居民的大多数是游牧的牧民，但它已在自己的革命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而主要的是通过建立自己的人民革命党巩固了这些胜利。这个党的任务是使自己成为一个群众性的党，而又不被异己分子所侵蚀。”
蒙古代表团的第三个问题：“人民革命党是否应当改变为共产党？”
列宁同志回答说：
“我不提倡这样做，因为一个党不可能‘改变’为另一个党。”列宁同志解释了共产党的实质，说它是无产阶级政党，然后指出：“革命者还需要在自己的国家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方面做大量的工作，才能从牧民中形成无产阶级群众，然后无产阶级群众才能帮助人民革命党‘改变’为共产党。简单地换一块招牌是有害的、危险的。”
列宁同志向我们代表团广泛地阐述了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思想。保证向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过渡的主要条件是加强人民革命党和政府的工作，以便通过这些工作以及通过党和政权的影响的加强而发展合作社，形成经营和民族文化的新形式，以便使阿拉特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而奋斗。阿拉特蒙古的新的非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只能由党和政府影响下建立起的新经济结构的一些成分积累而成。
载于1934年乌兰巴托出版的《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九次代表大会（1934年9月28日—10月5日）》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232—233页
注释：
[133]列宁同蒙古代表团的谈话于1921年11月5日在克里姆林宫进行。谈话记录是根据波•扎•舒米亚茨基和代表团团员策伦道尔吉的回忆整理的，最初发表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九次代表大会（1934年9—10月）的会议记录中。
蒙古代表团由蒙古人民革命政府财政部长、蒙古人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丹增（团长），蒙古人民革命军总司令、军事部长苏赫－巴托尔，外交部副部长策伦道尔吉等组成，主要目的是与苏维埃俄国签订友好协定。代表团于1921年11月2日到达莫斯科。苏蒙协定于1921年11月5日签订。——255。
[134]阿拉特是蒙古语劳动者的音译，旧指受蒙古封建贵族压迫的农牧民，我国清代文献中译为“平人”。——255。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委员会关于1922年财政计划和纸币发行计划的决定草案（11月5日和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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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委员会关于1922年财政计划和纸币发行计划的决定草案
1[131]
（1921年11月5日）
（1）委托财政委员会在星期二以前即11月15日以前以金卢布为单位计算出包括粮食税、燃料收入等等在内的各项收入总额；
——以金卢布为单位计算出各人民委员部在支出预算中的份额（绝对数字）——并与战前同类数字（5年或10年的平均数）以及1919年和1920年的概数对比。
（2）提出纸币发行量为24000万金卢布和3亿金卢布的两个方案。
（3）将总预算（包括物资和货币）的分配额同劳动国防委员会粮食计划的口粮分配数字作一对比。
（4）立即开始根据本计划（按发行纸币24000万金卢布的方案）编制预算。
（5）任务交给国家计划委员会？交给中央统计局？或者交给一个扩大的委员会？
（6）期限——12月20日。
（7）能否公布财政委员会的一些根据？
特别是战前卢布的计算（折合成商品），
等等。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230页
2[132]
（1921年11月18日）
（1）委托财政委员会和国家计划委员会按目前财政委员会采用的一般原则完成收支的计算以及人民委员会11月5日决定中交办的对照表。
（2）用综合报告形式提出这些计算结果，以此作为确定1922年国家预算的初步数据。
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231页
注释：
[131]1921年11月5日，人民委员会会议讨论了1922年财政计划和纸币发行计划草案，并就这个问题通过了以列宁的建议为基础的决定。建议的第2、4、5、6条在手稿上被划去，未写入决定。——253。
[132]列宁的这两个建议写入了人民委员会1921年11月18日通过的决定。人民委员会的决定初步批准了“财政委员会提出的按人民委员部分列的支出预算数字”，建议各人民委员部“加速编制预算，务必在12月1日前完成”，并责成财政委员会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在一周内完成包括货币和物资在内的收入计算。”——254。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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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
（1921年11月5日）
庆祝伟大革命的纪念日，最好的办法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还没有完成的革命任务上。现在，有一些根本性的任务革命还没有完成，要完成这些任务需要把握某种新的（同至今革命已经做到的相比）事物，在这种时候用上述办法来庆祝革命特别适当而且必要。
目前的新事物，就是我国革命在经济建设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必须采取“改良主义的”、渐进主义的、审慎迂回的行动方式。这一“新事物”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引起了许多问题和疑虑。
理论问题是：在革命总的说来是胜利推进的条件下，在同一个领域里，在采取了许多最革命的行动之后，又转而采取非常“改良主义的”措施，这该怎样解释呢？这里有没有“放弃阵地”、“承认失败”或诸如此类的事情呢？我们的敌人，从半封建的反动分子到孟什维克或第二半国际的其他骑士们，当然说有。要是他们不假托各种理由或者不要任何理由就发出这样的叫嚣，那他们就不成其为敌人了。一切政党，从封建主到孟什维克，在这个问题上的惊人的一致，不过再一次证明所有这些政党对无产阶级革命来说确实是“反动的一帮”（顺便说一句，这正象1875年和1884年恩格斯给倍倍尔的信中所预见的一样［注：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120页和第36卷第252—253页。——编者注］）。
但是，在朋友中间也有某种……“疑虑”。
我们要恢复大工业，组织大工业和小农业间的直接产品交换，帮助小农业社会化。为了恢复大工业，我们实行了余粮收集制，从农民那里借来一定数量的粮食和原料。这就是我们在1921年春天以前的三年多时间内所实行的方案（或方法、制度）。从直接和彻底摧毁旧社会经济结构以便代之以新社会经济结构的意义上说，这是完成任务的一种革命办法。
1921年开春以来，我们提出（还不是“已经提出”，只是刚刚“提出”，并且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完全不同的、改良主义的办法来代替原先的行动的办法、方案、方法、制度。所谓改良主义的办法，就是不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而是活跃商业、小企业、资本主义，审慎地逐渐地掌握它们，或者说，做到有可能只在使它们活跃起来的范围内对它们实行国家调节。
这是完成任务的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办法。
与原先的革命办法相比，这是一种改良主义的办法（革命这种改造是最彻底、最根本地摧毁旧事物，而不是审慎地、缓慢地、逐渐地改造旧事物，力求尽可能少加以破坏）。
有人问，既然你们试用革命方法以后承认这种方法失败而改用改良主义方法，那岂不证明你们是在宣布革命就是根本错误的吗？那岂不证明根本不应该从革命开始，而应该从改良开始，并且只限于改良吗？
孟什维克和类似的人所作的就是这样的结论。但这种结论，不是政治上饱经“风霜”的人的诡辩和骗人伎俩，就是“初出茅庐”的人的幼稚无知。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来说，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作用，忘记了恰当地和有效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真正的革命者如果开始把“革命”写成大写，把“革命”几乎奉为神明，丧失理智，不能极其冷静极其清醒地考虑、权衡和验证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活动领域要善于采取革命的行动，而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活动领域要善于改用改良主义的行动，那他们就最容易为此而碰得头破血流。要是真正的革命者失去清醒的头脑，异想天开地以为“伟大的、胜利的、世界性的”革命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活动领域都一定能够而且应该用革命方式来完成一切任务，那他们就会毁灭，而且一定会毁灭（是指他们的事业由于内因而不是由于外因而失败）。
谁“异想天开”要这么干，那他就完了，因为他想在根本问题上干蠢事，而在激烈的战争（革命就是最激烈的战争）中干蠢事是要受到失败这种惩罚的。
凭什么说“伟大的、胜利的、世界性的”革命能够而且应该只采用革命的方法呢？这是毫无根据的。这样说是完全错误、绝对错误的。如果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从纯理论原理来看，这种说法的不正确是不言而喻的。我国革命的经验也证实了这种说法的不正确。从理论上看，在革命时期也和在其他任何时期一样，都会干出蠢事来。这是恩格斯说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86页。——编者注］，他说得对。应该尽量少干蠢事，尽快地纠正已经干了的蠢事，尽量冷静地考虑：在什么时候，哪些任务可以用革命方法完成，哪些任务不能用革命方法完成。从我们自己的经验看：布列斯特和约就是一个决非革命行动而是改良行动的例证，这种行动甚至比改良行动更糟，因为这是倒退行动，而改良行动通常是缓慢地、审慎地、逐渐地前进，而不是倒退。我们在缔结布列斯特和约时的策略的正确性，现在已得到充分的证实，大家都很清楚，一致公认，因此对这个问题用不着多讲。
我国革命充分完成了的只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工作。我们完全有权以此自豪。在我国革命中，无产阶级的或者说社会主义的工作可以归纳为三大项：（1）通过革命手段退出世界帝国主义战争；揭露两个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强盗集团的大厮杀并使这场战争打不下去；从我们方面说，这一点已经完全做到了；但是要从各方面都做到这一点，只有靠几个先进国家的革命。（2）建立苏维埃制度这一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有世界意义的转变已经完成。资产阶级民主议会制时代已经终结。世界历史的新的一章——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已经开始。只不过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形式还要靠许多国家来改进和完善。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很多事情没有完成。如果看不到这一点，那是不可饶恕的。我们的工作还得不止一次地补做、改做或重做。今后在发展生产力和文化方面，我们每前进一步和每提高一步都必定要同时改善和改造我们的苏维埃制度，而现在我们在经济和文化方面水平还很低。我们有待于改造的东西很多，如果因此而“面有愧色”，那就荒谬绝顶了（如果不是比荒谬更糟的话）。（3）从经济上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在这方面，最主要最根本的工作还没有完成。而这是我们最靠得住的事业，——无论从原则来看或从实践来看，也无论从俄罗斯联邦的现状来看或从国际方面来看，都是最靠得住的事业。
既然在打基础上最主要的工作还没有完成，那就应该把全部注意力放在这上面。这里的困难在于过渡的形式。
我在1918年4月《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曾这样写道：“仅仅一般地做一个革命者和社会主义拥护者或者共产主义者是不够的。必须善于在每个特定时机找出链条上的特殊环节，必须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以便抓住整个链条并切实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而在这里，在历史事变的链条里，各个环节的次序，它们的形式，它们的联接，它们之间的区别，都不象铁匠所制成的普通链条那样简单和粗陋。”［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185页。——编者注］
当前，在我们所谈的这个活动领域里，这样的环节就是在国家的正确调节（引导）下活跃国内商业。在历史事变的链条中，在1921—1922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过渡形式中，商业正是我们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我们居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如果我们现在能紧紧“抓住”这个环节，那么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一定能够掌握整个链条。否则我们就掌握不了整个链条，建不成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
这看起来很奇怪：共产主义与商业？！这是两种风马牛不相及、毫不相干、相去甚远的东西。但是，如果从经济上认真考虑一下，就会知道这二者之间的距离并不比共产主义同小农的、宗法式的农业的距离更远。
我们将来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以后，我想，我们会在世界几个最大城市的街道上用黄金修建一些公共厕所。这样使用黄金，对于当今几代人来说是最“公正”而富有教益的，因为他们没有忘记，怎样由于黄金的缘故，在1914—1918年“伟大的解放的”战争中，即在为了解决是布列斯特和约坏些还是凡尔赛和约坏些这个重大问题的战争中，曾使1000万人死于非命，3000万人变成残废；怎样又是由于黄金的缘故，不知是在1925年前后还是在1928年前后，是在日美之间还是在英美之间的战争中，或者在诸如此类的战争中，一定还会使2000万人死于非命，6000万人变成残废。
但是，无论上述那种使用黄金的办法多么“公正”，多么有益，多么人道，我们仍然说：要做到这一点，我们还应当象1917—1921年间那样紧张、那样有成效地再干它一二十年，不过工作的舞台比那时要广阔得多。目前在俄罗斯联邦仍然应当爱惜黄金，卖黄金时要卖得贵些，用黄金买商品时要买得便宜些。和狼在一起，就要学狼叫。至于要消灭所有的狼（在一个合理的人类社会里理应如此），那我们就要照俄国一句精辟的俗话去做：“上战场别吹牛，下战场再夸口……”
假定……假定在千百万小农旁边没有电缆纵横的先进的大机器工业，——这种工业按其技术能力和有组织的“上层建筑”以及其他伴生的条件来说，能够比从前更迅速更便宜更多地向小农提供优质产品——那么商业就是千百万小农与大工业之间唯一可能的经济联系。就世界范围来说，这种“假定”没有的东西已经有了，这个条件已经具备了，但是，某一个国家，而且是最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在试图马上直接实现即实际建立工业和农业之间的这种新的联系时未能用“强攻”方法完成这项任务，现在就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缓慢的、渐进的、审慎的“围攻”行动来完成这项任务。
掌握商业，引导商业，把它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这是无产阶级国家政权能够做到的。现在举一个小例子，一个小小的例子。在顿巴斯，一方面由于国营大矿井劳动生产率提高，另一方面由于把小矿井出租给农民，经济已经开始活跃，虽然活跃的程度还很小，但无疑是活跃了。这样一来，无产阶级国家政权额外得到了一些为数不多的煤（对于先进国家来说，这个数量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在我国一贫如洗的情况下却是很可观的）。我们所得到的煤，假使成本是100％，而我们卖给国家机关是按120％，卖给私人是按140％（附带声明一下，这些数字完全是我随便举的，因为第一，我不知道确切的数字，第二，即使知道，我现在也不会公布）。看来我们已开始掌握——哪怕是规模极小——工农业之间的流转，掌握批发商业，掌握这样的任务：抓住现有的落后的小工业或被削弱被破坏了的大工业，在目前的经济基础上使商业活跃起来，使中等的普通的农民（他们是农民的多数，农民群众的代表，自发势力的体现者）感到经济上的活跃，利用这一点来更有步骤、更顽强、更广泛、更有效地进行恢复大工业的工作。
我们决不会受本能地轻视商业的“感情社会主义”或旧俄半贵族半农民的宗法情绪的支配。各种过渡经济形式都可以利用，而且既然有利用的必要，就应该善于利用它们来巩固农民同无产阶级的联系，立即活跃我们这个满目疮痍、受尽苦难的国家的国民经济，振兴工业，为今后采取各种更广泛更深入的措施如电气化等创造条件。
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精确地正确地规定了改良同革命的关系，然而，马克思只能从一个方面，只能在无产阶级还没有在哪一个国家取得第一次稍微巩固、稍微持久的胜利的情况下看到这种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正确关系的基础就是把改良看作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的副产品。就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来说，这种关系是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基础，是一个起码常识，而第二国际卖身求荣的领袖们以及第二半国际半是迂腐、半是装腔作势的骑士们却歪曲和抹杀这种起码常识。无产阶级哪怕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以后，在改良同革命的关系中就出现了某种新东西。从原则上说情况还和从前一样，但在形式上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马克思本人当时是预见不到的，我们只有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学说才能认识到。为什么我们能够正确地实行布列斯特的退却呢？因为我们已前进了相当远，有退却的余地。从1917年10月25日到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为止，我们在几个星期之内以令人头晕目眩的速度建立了苏维埃国家，通过革命手段退出了帝国主义战争，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使作了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这个大倒退，我们仍然保留了充分广阔的阵地，可以利用“喘息时机”再胜利前进，反击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皮尔苏茨基、弗兰格尔。
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以前，改良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副产品。取得胜利以后，改良在国际范围内仍然是一种“副产品”，但对取得胜利的国家来说，如果经过极度紧张的斗争，实力显然不足以用革命手段来实行某种过渡，那么改良又是一种必要的、合理的喘息时机。胜利提供了很多“后备力量”，我们即使被迫退却也能坚持下去，无论在物质方面或精神方面都能坚持下去。所谓在物质方面坚持下去，就是保持兵力的充分优势，使敌人不能彻底打垮我们。所谓在精神方面坚持下去，就是不使自己精神沮丧，组织瓦解，仍保持对情况的清醒估计，保持饱满的精神和坚强的意志，退得虽远但退得适度，能及时停下来并重新转入进攻。
我们已经退到了国家资本主义。但我们退得适度。现在我们正退到由国家调节商业。但我们会退得适度的。现在已经有一些迹象可以使人看到退却的终点了，可以使人看到在不很久的将来停止这种退却的可能性了。这次必要的退却进行得愈自觉，愈协调，成见愈少，那么，我们就会愈快停止退却，而随后的胜利进击就会愈有把握，愈迅速，愈波澜壮阔。
1921年11月5日
载于1921年11月6—7日《真理报》第25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221—229页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一篇文章或讲话的两份纲要（10月和11月5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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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文章或讲话的两份纲要[130]
（1921年10月和11月5日之间）
1
（1）新经济政策和认真学习（经营管理）
（2）————用“棍子”、用铁的纪律、“用认真的态度”来“教”
同战争比较。
同1918年4月29日比较
（3）“退却”——战败的军队在学习
（4）资本家和商人会把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
“战争的要素是危险。”
2
争取“以改良方式”过渡的可能性——或者换句话说，争取经过初步接近的道路、经过跳板、经过阶梯走向目标的可能性。
（正面攻击可能取得全面胜利，也可能取得局部胜利＝争取接近和过渡、“改良”、使资产阶级服从等有把握的可能性。）
“批发商”，“国家资本主义”。
为农民市场、农民的消费服务；寻求消费者；满足他们的需要；进行计算；获取赢利；商业核算。总结＝以认真的态度即从切身体验中、从效果中“学习”。
“正面攻击”是错误呢，还是试探地基和清扫地基呢？从历史上看，二者都是。
从放弃正面攻击而采取其他方法的现在来看，必须强调它的作用和错误。
政治变革以及在文化上（和经济上）消化这种变革。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3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475—476页
注释：
[130]第一份纲要的个别论点写进了《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的提纲（见本卷第497—498页），并在全俄政治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和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见本卷第180—201、216—233页）中作了阐述。第二份纲要中的论题在《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见本卷第244—252页）一文中得到了充分的阐述。——242。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按商业原则办事》一文提纲（10—11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按商业原则办事》一文提纲[129]
（1921年10—11月）
《按商业原则办事》短文提纲
这能否作为口号？
“商业”？＝资本主义。
（a）“国家资本主义”。它的长处。
（β）战争状态曾排斥了“商业”。
（γ）在向“共产主义”过渡时往往（由于军事上的考虑；由于几乎是赤贫的状况；由于错误，由于一系列错误）没有经过社会主义的一些中间阶段（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
（δ）“计算和监督”？
（ε）应当收回成本。
c＋v＋m
＜m——积累＞一般理论｝
——国家费用
“战争”＝无产阶级专政。
｛不同形式（a）1917年10月25日—1918年1月5日的政策
（β）世界政治。布列斯特和约。
（γ）国内战争。
（δ）同“经济危机”即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作战？同战后的纪律松弛现象作战？同经济崩溃作战？同无能现象作战？
战争胜利的条件：极度紧张。
商业原则＝
＝极度紧张
＝尽量缩减企业数量，使企业集中
＝检查结果
＝“经营有方”。
或者——或者：
或者：100000＋500000
16ч．1／4ф．给农民？［注：这些数字的意思弄不清楚。——俄文版编者注］
或者：极度紧张，缩减，“施加压力”（？）
令人讨厌的是：懒惰，办事马虎，零星的投机倒把，盗窃，纪律松弛。
｛为什么不是“经营有方”？——贸易自由
——国家资本主义
——货币制度。｝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473—474页
注释：
[129]《按商业原则办事》这篇文章没有写成。——240。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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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126]
（1921年10月29日）
1
报告
同志们！在作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以前，首先应该声明，我对这个题目的理解可能出乎在座许多同志的意料，或者说得确切些，我只能谈谈这个题目中的一小部分。对于这个问题，大家的主要兴趣可能在于了解和评价苏维埃政权最近一些有关新经济政策的法令和决定，这是很自然的。这类决定愈多，完善、整理这些决定并总结其执行情况的需要愈迫切，对于这个问题发生兴趣也就愈自然。根据我在人民委员会的所见所闻，现在已深感有这种需要。大家都希望知道现有的一些能说明新经济政策的成果的事实和数字，这同样也是很自然的。当然，这些事实经过查证核实的为数还很少，但是毕竟还有一些。毫无疑问，为了了解新经济政策，注意这些事实并试加总结，是绝对必要的。但是关于问题的这两个方面，我都不能谈，如果你们对这些感兴趣，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找到谈这些问题的报告人。我感兴趣的是另一个问题，即策略问题，或者说（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是我们随着政策的改变而采取的革命战略问题，以及对下述情况的估计，即这个政策同我们对我们任务的一般理解符合到什么程度，另一方面，今天党内的认识和觉悟同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适应到什么程度。我想谈的，就只是这个专题。
我感兴趣的首先是这样一个问题：在评价我们的新经济政策时，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过去的经济政策是错误的；说它错误是否正确；最后，如果正确，那么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认为这种评价是有益的和必要的？
我认为，这个问题对于估计今天我们党内在目前经济政策的一些最根本问题上意见一致的程度是有意义的。
党现在是否应该把注意力只放在这个经济政策的一些具体问题上，还是至少有时也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如何估计实行这个政策的一般条件上，放在如何使党内的觉悟、兴趣和注意力适应于这些一般条件上？我认为目前的情况是：我们党内有很多人对新经济政策还不那么清楚；我们如果对过去的经济政策的错误没有明确的认识，就不能顺利完成自己的任务，即给新经济政策打基础并最终确定新经济政策的方向。
为了说明我的看法，为了回答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而且我认为应该说）我们过去的经济政策是错误的这个问题，我想拿日俄战争中的一个事件来作比喻。我认为，这个事件会帮助我们更确切地认识象在我国所发生的这种革命中不同的政治办法和手段的相互关系。我说的这个例子，就是日本乃木将军攻克旅顺口这个事件。使我对这个例子感兴趣的主要一点，就是攻克旅顺口经历了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多次猛烈的强攻，结果都失败了，使这位著名的日本统帅付出了极大的牺牲。第二阶段是不得不对这个要塞改用非常艰苦、非常困难而缓慢的地地道道的围攻，而过了一些时日，正是用这种方法完成了攻克要塞的任务。我们看一看这些事实，就会很自然地提出一个问题：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这位日本将军对旅顺口要塞采取的第一种战法是错误的呢？强攻要塞是否错误？如果是错误的，那么日军为了正确完成任务，应该在什么条件下承认这是错误，应该认识到这个错误有多大？
当然，乍看起来，答案是再简单不过了。既然对旅顺口的多次强攻毫无结果（这是事实），既然进攻者的牺牲非常大（这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那么，显而易见，对旅顺口要塞采取直接强攻的战术是错误的，这已无需任何证明了。但是从另一方面也不难看出，完成这种包含很多未知数的任务时，如果不作适当的实际试探，就很难有绝对的把握——哪怕是相当大的把握——大致准确或完全准确地确定用什么战法来攻克敌人要塞。不实际试探一下要塞的实力，即工事坚固程度、守军情况等等，这是无法确定的。不经过试探，就是一个优秀的统帅（乃木将军无疑算得上）也无法解决用什么正确战法攻克要塞的问题。从另一方面说，胜利结束整个战争这个目的和前提，也要求从完成这项任务的多种方法中选择速决战法！同时，事情很可能是这样的：即使牺牲极大，如果这对于用强攻拿下要塞是必要的话，那也还是得多于失。因为这样就能把日军腾出来，调到其他战场上去作战，就能在敌人即俄军把大批兵力调到这个远方战场以前，在把大批兵力训练得更好，在俄军或许变得比日军强好几倍以前，完成一项最重要的任务。
如果看一看整个战役的发展和日军作战的条件，我们就应得出这样的结论：对旅顺口的多次强攻不仅说明日军不惜巨大牺牲，作战非常英勇，而且还说明在当时的情况下，即在战役初期，这是唯一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和有益的做法，因为不用强攻要塞这一实际行动来检查一下兵力，不试探一下抵抗的力量，是没有理由采取比较长期比较艰苦的战斗方式的，要知道这种战斗方式仅仅由于时间长就蕴含着许多别的危险。从整个战役来说，我们也不能不把由强攻和冲击组成的战役第一阶段看作是必要的和有益的阶段，因为，我再说一遍，日军不经过这种试探，就不可能摸清这次战斗的具体条件。日军在对敌要塞进行强攻的阶段结束时情况是怎样的呢？成千上万的士兵被打死了，就是再死上几千士兵，用这种战法要塞还是拿不下来。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当时有一部分人，或者说大多数人，已得出结论：必须放弃强攻而改用围攻。既然在战术上犯了错误，那就必须加以纠正。同这一错误战术有关的一切都应认为有碍于作战，需要作出调整：必须停止强攻而改用围攻，变更军队部署，重新分配作战物资。至于改变个别作战方法和作战行动，那就更不待说了。必须坚决地、明确地承认过去的做法是错误的，不要让它阻碍新战略和新战术的发展，阻碍作战行动的发展。这时作战行动必须完全用另一种方式来进行，而且如我们所知道的，新的作战行动取得了全胜，尽管时间比预料的长得多。
我认为，这个例子可以用来说明我国革命在解决经济建设领域里的社会主义任务时所处的境况。在这方面，十分明显地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从（大致是从）1918年初到1921年春的时期，另一个是从1921年春开始的现在这个时期。
你们回想一下我们党从1917年底到1918年初所作的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声明就可以发现，我们那时已认为，革命的发展、斗争的发展的道路，既可能是比较短的，也可能是漫长而艰辛的。但是，在估计可能的发展道路时，我们多半（我甚至不记得有什么例外）都是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这种设想出发的，这种设想也许不是每次都公开讲出来，但始终是心照不宣的。我特意重新翻阅了过去写的东西，例如1918年3、4月间所写的关于我国革命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任务的文章［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73—77、150—188、264—293页。——编者注］，我确信当时我们真有过这样的设想。
那时正好是这样一个时期，当时，一项根本任务，政治上需要先行完成的任务，已经完成了，那就是夺取了政权，建立了苏维埃国家制度来代替从前的资产阶级议会制，接着又完成了退出帝国主义战争这项任务，而且大家知道，为了退出帝国主义战争，我们作出了惨重的牺牲，签订了十分屈辱的、条件极其苛刻的布列斯特和约。在和约签订以后，从1918年3月到夏天这段时期，军事任务似乎已经完成了。但是后来事变表明：情况并非如此；1918年3月，我们在完成了退出帝国主义战争的任务之后，只是接近了国内战争的开端。从1918年夏天起，由于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叛乱，国内战争愈来愈迫近。那时，1918年3、4月间，在谈论我们的任务时，我们就已把搞斗争的行动方式同渐进过渡的方法作过对比，前者主要是用于剥夺剥夺者，而这项任务正是1917年底和1918年初革命头几个月的主要特点。那时我们已经不能不承认，我们在组织计算和监督方面的工作远远落后于剥夺剥夺者方面的工作。这就是说，我们所剥夺的要比我们所能计算、监督、管理等等的多得多。因此便提出由实行剥夺、由破坏剥削者和剥夺者的政权的任务转向组织计算和监督的任务，转向所谓平凡的经济任务即直接从事建设的任务。那时我们已经在许多问题上都需要后退。例如1918年3、4月间出现了专家报酬这样的问题：专家报酬的标准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关系而符合资产阶级的关系，也就是说，不符合劳动的艰辛程度或特别艰苦的劳动条件而符合资产阶级习惯和资产阶级社会的条件。给专家以这种非常高的、资产阶级式的报酬，原先并没有列入苏维埃政权的计划，甚至不符合1917年底所颁布的许多法令。但是在1918年初，我们党就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在这方面应该后退一步，应该承认要作某种“妥协”（我这里用的是当时所用的字眼）。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4月29日的决定承认有必要在总的工资制度中实行这一变动127。
当时我们把建设工作、经济工作提到首位，只是从一个角度来看的。当时设想不必先经过一个旧经济适应社会主义经济的时期就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我们设想，既然实行了国家生产和国家分配的制度，我们也就直接进入了一种与以前不同的生产和分配的经济制度。我们设想，国家的生产和分配同私营商业的生产和分配这两种制度将互相斗争，而斗争所处的环境是：我们将建立起国家的生产和分配，逐步夺回敌对制度在这两个领域中的阵地。我们说，现在我们的任务与其说是剥夺剥夺者，不如说是计算、监督、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加强纪律。这是我们在1918年3、4月间说的，但是当时根本没有提出我们的经济同市场、同商业的关系问题。当1918年春我们同一部分曾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同志论战而提出国家资本主义问题时，并没有说我们要退到国家资本主义上去，而是说我们俄国如果有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那我们的处境就会好一些，我们完成社会主义的任务就会快一些。我希望你们特别注意这一情况，因为我觉得，为了了解我们经济政策有什么转变以及怎样评价这个转变，这是必要的。
现在我举一个例子，它可以更具体、更清楚地说明我们当时的斗争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展开的。不久以前，我在莫斯科看到一份私人办的《广告小报》[128]。在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执行了三年以后，这份《广告小报》给人一种十分特殊、十分新奇的印象。但从我们经济政策所采取的一般方法来看，这里又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在举这个虽然很小但却相当有代表性的例子时，需要回想一下，在我们整个革命中，斗争是怎样发展的，它的任务是什么，它的方法是什么样的。在1917年底颁布的头一批法令中，有一条关于国家垄断广告业务的法令。这条法令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争得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设想，向新的社会经济关系过渡尽可能采用渐进的办法——不取消私人报刊，而使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服从国家的领导，把它们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法令规定国家垄断广告业务，也就是设想还保留私营报纸而把它作为一种常规，还保留需要私人广告的经济政策，也保留私有制，即保留许多需要刊登广告的私营企业。关于垄断私人广告业务的法令就是这样，而且也只能这样来理解。关于银行业的一些法令也有与此相似的地方，为了不使例子复杂化，我就不谈它们了。
那么，在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头几个星期里颁布的这项垄断私人广告业务的法令命运如何呢？它的命运是这样的：很快就被踢开了。现在我们回想起斗争的发展和从那以后的斗争条件，一想到我们那么天真，竟在1917年底大谈国家垄断私人广告业务，真是可笑。在进行殊死斗争的时期，哪会有什么私人广告！我们的敌人——资本主义世界——对苏维埃政权这项法令的回答是：继续进行斗争，把斗争推向白热化，把斗争进行到底。法令设想，苏维埃政权、无产阶级专政已经非常巩固，因此任何其他经济都不可能再存在，所有私人企业主和个体业主都非常清楚必须服从苏维埃政权，我们国家政权在什么地方布置斗争，他们就会在什么地方应战。当时我们说，你们还可以保留私人报刊、私人经营企业的权利以及为这些企业提供服务所必需的刊登广告的自由，我们只规定国家对广告征税，只规定把广告业务集中在国家手中，对私人广告制度本身不但不去破坏，而且相反，由于信息业务的适当集中，只会让你们得到某些好处。然而事实表明，我们不得不在完全不同的战场上进行斗争。我们的敌人资本家阶级用完全否认整个国家政权来回答它的这项法令。当时根本谈不上什么广告，因为残留在我们制度中的一切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势力当时已经全力以赴地投入夺取政权基础的斗争。当时我们向资本家建议：“你们服从国家的调节吧，服从国家政权吧，那么一切符合居民的旧利益、旧习惯、旧观点的东西就不会被完全消灭，而是通过国家的调节逐渐地加以改变。”但是他们却向我们提出了我们本身的生死存亡问题。资本家阶级所采取的策略就是迫使我们进行殊死的无情的斗争，因而我们对旧关系的破坏比原来设想的要彻底得多。
关于垄断私人广告业务的法令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它依然是一纸空文。实际生活，即资本家阶级的反抗，迫使我们的国家政权把全部斗争转移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方面，不是把斗争放在我们在1917年底曾天真地研究过的那些琐碎得可笑的问题上，而是放在生死存亡的问题上——粉碎整个职员阶级的怠工，击退得到全世界资产阶级支持的白卫军。
我认为，这一小段关于广告法令的插曲，对我们了解旧的策略是否错误这个基本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当然，我们现在从后来历史的发展这个背景上来评价事件，不能不认为这个法令是天真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错误的，但是同时其中也有正确的成分，即国家政权（无产阶级）在向新的社会关系过渡时曾试图通过一种可以说是最能适应当时存在的关系的途径，尽可能采用渐进的办法，不作大的破坏。而我们的敌人资产阶级却施展一切手段，迫使我们采取殊死斗争的极端做法。从敌人方面说，这在战略上是否正确呢？当然是正确的，因为资产阶级如果不在这方面通过直接的搏斗来试一下自己的力量，怎么会突然服从一个崭新的、从来没有过的无产阶级政权呢？资产阶级回答我们说：“对不起，可敬的先生们，我们要和你们谈的根本不是什么广告问题，而是我们能否再找到一个弗兰格尔、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国际资产阶级是否会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解决的也决不是你们要不要有国家银行的问题。”关于国家银行，正如关于广告问题一样，我们在1917年底写了很多东西，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成了废纸。
当时资产阶级用正确的（从他们的利益来看）战略回答了我们：“我们首先要为这样一个根本问题进行斗争：你们是否真的是国家政权，抑或这只是你们的错觉。这个问题当然不能靠法令，而要靠战争、靠暴力来解决。这种战争很可能不仅仅是我们这些被赶出俄国的资本家进行的战争，而是所有得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人进行的战争。如果事实表明这同其余的世界有相当的利害关系，那么国际资产阶级就会支持我们这些俄国资本家。”资产阶级这样做，从维护他们利益的角度看是做得对的，只要他们还有一线希望用最有效的手段——战争来解决这个根本问题，他们就不可能也不应当接受苏维埃政权为了用比较渐进的办法过渡到新制度而对他们作出的局部性让步。“根本不要过渡，根本不要新制度！”——这就是资产阶级的回答。
这就是事态发展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样子的原因。一方面，无产阶级国家在1917—1918年在人民意气风发的条件下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斗争，取得了胜利；另一方面，苏维埃政权试行了一种经济政策，起初打算实行一系列渐进的改变，打算比较慎重地向新制度过渡，这一点也表现在我所举的那个小小的例子里。但是，苏维埃政权从敌人的阵营得到的回答却是：决心进行残酷的斗争，以确定苏维埃政权作为一个国家能否在世界经济关系体系中站住脚。这个问题只能用战争来解决，而且既然是国内战争，它就是非常残酷的。斗争愈艰巨，实行慎重过渡的余地就愈小。我已经说过，资产阶级按照这种斗争逻辑来行动，从他们方面来说是正确的。而我们能说些什么呢？我们只能说：“资本家先生们，你们吓不倒我们。你们在政治方面已经连同你们的立宪会议被打垮了，现在我们在这方面要再次把你们打垮。”我们不能不这样做。采用任何其他的行动方式，从我们方面说，都等于完全交出我们的阵地。
回想一下我们斗争的发展条件你们就会懂得，这种看来似乎不正确和偶然的改变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我们依靠普遍高涨的热情和政治上的稳固统治能够轻而易举地解散了立宪会议，又为什么在这同时我们却必须试用一系列的措施来逐渐地慎重地实行经济改造，最后，为什么斗争的逻辑和资产阶级的反抗迫使我们改用内战这样一种最极端的、拼命的、不顾一切的斗争方式，从而使俄国遭受了三年的破坏。
到1921年春天已经很清楚了：我们用“强攻”办法即用最简单、迅速、直接的办法来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原则的尝试已告失败。1921年春天的政治形势向我们表明，在许多经济问题上，必须退到国家资本主义的阵地上去，从“强攻”转为“围攻”。
如果这种转变引起某些人的埋怨、悲泣、颓丧和不满，那么应该指出，失败并不危险，危险的是不敢承认失败，不敢从失败中得出应有的结论。军事斗争比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要简单得多，我们所以战胜了高尔察克之流，是因为我们敢于承认自己的失败，敢于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把没有做完和做得不好的工作再三重做。
在社会主义经济反对资本主义经济这场复杂得多、困难得多的斗争中也应该这样。敢于承认失败，从失败的经历中学习，把做得不好的工作更仔细、更谨慎、更有步骤地重新做过。如果我们有人以为承认失败会象放弃阵地那样使人颓丧气馁，那就应该说这样的革命者是一钱不值的。
我希望除个别情况外，谁也不能说在三年国内战争的实践中锻炼出来的布尔什维克是这种人。无论过去和将来，我们的力量都在于，我们对最惨重的失败也能给予十分冷静的估计，从失败的经历中学习应该怎样改进我们的活动方式。因此应当直言不讳。这一点，不仅从理论真理来看，而且从实践来看，都是重要的和值得注意的。如果昨天的经验教训没能使我们看到旧的方式方法的不正确，那么我们今天就决不可能学会用新的方式方法来完成自己的任务。
所以提出改行新经济政策的任务，是因为经过了在空前困难的条件下，在国内战争的条件下，在资产阶级强迫我们采用残酷斗争的形式的条件下直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试验之后，到1921年春天情况已经很清楚：不是直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是要在许多经济领域退向国家资本主义；不是实行强攻，而是进行极其艰苦、困难和不愉快的长期围攻，伴以一连串的退却。要动手解决经济问题，也就是说，保证经济转到社会主义的基础之上，就必须这样做。
我今天不能用数字、总结或事实来说明这种退回到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给了我们什么好处。我只举一个小小的例子。你们知道，顿巴斯是我国经济几大中心之一。你们知道，我们在那里有一些原来是资本主义的大企业，它们已达到西欧资本主义企业的水平。你们也知道，我们在那里的任务是先恢复大工业企业，因为我们靠数量不多的工人恢复顿巴斯的工业比较容易。但是在春天改变政策以后，我们今天在那里看到了什么呢？我们在那里看到了相反的情况——生产发展得特别顺利的是租给农民的小矿井。我们看到，国家资本主义的关系有了发展。农民矿井的生产情况很好，他们把开采的煤拿出大约30％作为租金交给国家。顿巴斯生产的发展表明，与今年夏天的惨状相比，目前情况已经普遍有了显著的好转，在这方面，小矿井生产的好转以及它们按国家资本主义原则经营这一点起了不小的作用。我不能在这里分析全部有关材料，但你们从这个例子里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到政策的改变所取得的某些实际结果。经济生活的活跃（这是我们绝对需要的）和生产率的提高（这也是我们绝对需要的），这些，我们通过局部退回到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开始得到了。至于今后的成绩如何，将取决于我们的本事，取决于我们今后执行这一政策的正确程度。
现在回过头来阐发一下我的基本思想。今年春天我们改行新经济政策，退回到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经营手段、经营方式和经营方法，这种退却是否已经够了，以致可以停止退却而开始准备进攻呢？不，实际表明退得还不够。理由如下。如果按我开头所讲的那个比喻（战争中的强攻和围攻）来说，那么我们还没有重新部署好军队，还没有重新分配好作战物资，如此等等。一句话，我们还没有作好新战役的准备，而根据新的战略和战术，新战役将按另一种方式进行。既然我们现在正在转向国家资本主义，那么试问，是不是应该设法使适合于以前的经济政策的活动方式现在不来妨碍我们呢？不言而喻，而且我们的经验也证明，我们应该做到这一点。今年春天我们说过我们不怕退回到国家资本主义，我们还说过我们的任务就是把商品交换这一形式固定下来。自1921年春天以来，我们制定了一连串法令和决定，写了大批文章，进行了大量宣传工作和立法工作，这一切都是在适应发展商品交换的需要。商品交换这个概念包括一些什么内容呢？这个概念所设想的建设计划（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是怎样的呢？它设想，在全国范围内，或多或少要按照社会主义方式用工业品换取农产品，并通过这种商品交换来恢复作为社会主义结构唯一基础的大工业。结果怎样呢？现在你们从实践中以及从我国所有的报刊上都可以清楚地看到，结果是商品交换失败了。所谓失败，是说它变成了商品买卖。如果我们不想把脑袋藏在翅膀下面，如果我们不想硬着头皮不看自己的失败，如果我们不怕正视危险，我们就必须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还退得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商品交换没有得到丝毫结果，私人市场比我们强大，通常的买卖、贸易代替了商品交换。
你们要努力适应这种情况，否则买卖的自发势力、货币流通的自发势力会把你们卷走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处于目前这种境地，仍然不得不退却，以便在日后最终转入进攻。这就是为什么目前我们大家都应该认识到以前的经济政策所采取的方法是错误的。我们必须了解这一点，以便弄清目前问题的关键在哪里，我们当前的转变的特点是什么。对外任务目前不是我们的迫切任务。军事任务也不是我们的迫切任务。现时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是经济任务，而且我们应该记住，眼下还不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
我们在三年内还没有能搞好我们的工作（经济工作）。我国的经济破坏和贫困是这么厉害，文化是这么落后，要在这样一个短时期内完成这项任务是不可能的。但是一般说来，过去的强攻并不是毫无影响和毫无益处的。
现在我们处于必须再后退一些的境地，不仅要退到国家资本主义上去，而且要退到由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这条道路比我们预料的要长，但是只有经过这条道路我们才能恢复经济生活。必须恢复正常的经济关系体系，恢复小农经济，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来恢复和振兴大工业。不这样我们就不能摆脱危机。别的出路是没有的。但是，我们中间有人对实行这一经济政策的必要性还认识得不够清楚。例如，当你说到我们的任务就是使国家变成一个批发商或者学会经营批发商业，说到我们的任务就是经商作买卖的时候，就觉得非常奇怪，有些人甚至感到非常可怕。他们说：“共产党员居然说出这种话来，说什么现在要把商业任务，把最平常、最普通、最庸俗、最微贱的商业任务提上日程，这样共产主义还能剩下什么呢？人们看到这种情况万念俱灰，说了一声‘唉，一切都完了！’这有什么不应该呢？”我想，只要看一看自己的周围，就能发现这种情绪；这种情绪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一旦蔓延开来，就会蒙蔽许多人的眼睛，使人难于清醒地理解我们当前的任务。1921年春季，我们在经济方面实行了退却，而且现在，秋季，乃至于1921年到1922年的这个冬季，我们还要继续退却。如果我们对自己、对工人阶级、对群众隐瞒这一点，那就等于承认我们根本没有觉悟，等于没有勇气正视现状。要是这样，我们就无法进行工作和斗争。
如果一支军队已经确信不能用强攻方式拿下要塞，但仍然表示不同意撤出旧阵地，不去占领新阵地，不改用新方法来完成任务，那么对于这样的军队应当说：只学会了进攻而没有学会在某些困难条件下为了适应这种条件必须实行退却，是不会取得战争胜利的。自始至终全是胜利进攻的战争在世界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即或有过也是例外。就普通的战争来说，情况就是这样。而在决定整个阶级的命运、决定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个问题的战争中，是否有合理的根据设想第一次解决这个课题的人民一下子就能找到唯一正确无误的方法呢？有什么根据作这样的设想呢？毫无根据！经验证明恰恰相反。在我们所完成的任务中，没有一项是不经过反复而一次完成的。失败了再来，一切重新做过，相信一项任务总有办法可以完成，即使做得不能绝对正确，至少也能差强人意。我们过去是这样工作的，今后还应该这样工作。如果面对眼前的情况我们的队伍不能齐心一致，这是最令人痛心的，这说明在我们党内有一种非常危险的颓丧情绪。相反，如果我们敢于直截了当地说出甚至是痛苦的严重的真实情况，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学会、绝对能学会如何战胜一切困难。
我们必须立足于现有的资本主义关系。我们害怕这样的任务吗？或者说这不是共产主义的任务吗？如果这样，那就说明我们不懂得革命斗争，不懂得革命斗争的性质，不懂得革命斗争是一种最紧张的斗争，伴有许多我们决不可以漠视的急剧转变。
现在我作几点总结。
我来谈一个很多人都关心的问题。既然现在，即1921年秋季和冬季，我们又一次退却，那么究竟要退到什么时候为止呢？我们时常直接或间接地听到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使我想起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所听到的一个类似的问题，我们签了布列斯特和约以后有人问我们：“你们对德帝国主义作了这样那样的让步，到底要让到那年那月为止呢？有什么东西能保证到时候停止让步呢？你们这样做不是使处境更加危险了吗？”当然，我们是增加了自己处境的危险性，但是不应当忘记一切战争的基本规律。战争的要素是危险。在战争中你无时无刻不被危险包围着。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呢？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场战争，是一场比过去任何战争更残酷、更持久和更顽强得多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时时处处都有危险。
新经济政策所造成的情况，如小型商业企业的发展、国营企业的出租等，都意味着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看不到这一点，那就是完全丧失了清醒的头脑。不言而喻，资本主义关系的加强，其本身就是危险性的增强。你们能给我指出什么没有危险的革命道路、没有危险的革命阶段和革命方法吗？危险的消失就意味着战争的结束，无产阶级专政的终止。当然，此时此刻我们谁也不作这样的梦想。这个新经济政策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包含着许许多多的危险。我们在今年春天说，我们要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要颁布法令，规定交纳粮食税以后剩下的粮食可以自由买卖。当时我们这样做，也就是使资本主义得到发展的自由。不明白这一点，就等于根本不懂得基本的经济关系，根本不可能认清形势和正确行动。当然，斗争方法改变后，发生危险的条件也改变了。在解决建立苏维埃政权和解散立宪会议的问题时，危险来自政治方面。这种危险是微不足道的。在全世界资本家所支持的国内战争的时期到来后，出现了军事上的危险，这种危险就比较严重了。而在我们改变了我们的经济政策后，危险就更大了，因为整个经济是由大量经营管理方面的日常的琐事构成的，而人们对这些琐事习以为常，不太注意，这就要求我们聚精会神、全力以赴，这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学会用正确方法来克服这种危险的必要性。资本主义的恢复、资产阶级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关系在商业领域的发展等等，这些就是我们目前的经济建设所遇到的危险，就是我们目前逐步解决远比过去困难的任务时所遇到的危险。在这一点上切不可有丝毫的糊涂。
我们必须懂得：目前的具体条件要求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我们正应当在这方面发挥我们的作用。我们目前经济现实中的矛盾比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前要多：居民中某些阶层即少数人的经济状况有了部分的、些许的改善，但是另一些阶层，即大多数人，他们得到的物质资料同他们的基本需要则完全不相适应。矛盾增加了。不难理解，在我们经历大变革的时候，要一下子消除这些矛盾是不可能的。
最后，我想强调一下我的报告中的三个主题。第一个是一般性问题：我们应当在什么意义上承认在新经济政策以前的一个时期内我们党所实行的经济政策是错误的？我举了某次战争中的一个例子，力求用它来说明由强攻转为围攻的必要性，说明开头实行强攻的必然性以及认识到强攻失败后采取新的战法的意义的必要性。
其次，到1921年春天才明确起来的第一个教训和第一个阶段，就是在新的道路上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在这方面现在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产生了从未有过的矛盾。我们还没有掌握这个领域。
第三个是，自从1921年春天我们不得不从社会主义建设退到国家资本主义之后，我们看到，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的问题已提上日程。不管我们怎样觉得商业领域距离共产主义很遥远，但正是在这个领域我们面临着一项特殊任务。只有完成了这一任务，我们才能着手解决极其迫切的经济需要问题。也只有这样，通过一条比较漫长然而比较可靠的、也是目前我们唯一走得通的道路，我们才能保证大工业有恢复的可能。
这就是我们在新经济政策问题上应该看清的主要之点。我们在解决这一政策的种种问题时，应当认清基本的发展路线，以便对现时我们在经济关系中所看到的表面上的混乱现象有清楚的认识。当前，在看到旧事物的破坏同时，我们还看到了新事物的仍很孱弱的幼苗，也常常看到我们的一些活动方式还不适应新的条件。我们既已提出提高生产力和恢复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唯一基础的大工业的任务，我们就应当努力做到正确地对待这一任务，并且务必完成这一任务。
2
总结发言
同志们！在回答纸条上提出的意见以前，我想先说几句，答复在会上发言的几位同志。我觉得必须指出拉林同志发言中的一点误解。他竟把我所说的调节问题同调节工业的问题扯在一起。要就是我说得不确切，要就是他理解错了。这显然是不对的。我说的是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并把这种调节同商品交换作对比。还应当指出的是，如果我们关心我们的政策、决定、宣传和鼓动，要使我们的宣传、鼓动和法令有所改进，那就不应该漠然无视最近的试验所取得的成果。1921年春天我们谈论商品交换对不对呢？当然是对的，你们大家都知道这一点。说商品交换作为一种制度已经不适应实际情况，实际情况奉献给我们的不是商品交换而是货币流通、现金交易，——这样说对不对呢？这也是毫无疑问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这也是对斯图科夫和索凌两位同志说我虚构一些错误的答复。这就是证明我们确实犯了错误而不是虚构错误的明显事实。
今春以来这个时期我们实行经济政策的经验表明，1921年春谁也没有对新经济政策表示异议，无论在代表大会上，在代表会议上，或者在报刊上，全党都一致同意这一政策。旧日的争论对于这个一致同意的新决定丝毫也没有影响。当时作出这一决定的根据是：我们通过商品交换就能比较直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现在我们清楚地看到，在这方面还需要通过商业，走一条迂回的道路。
斯图科夫和索凌两位同志怨气冲天，说有人在大谈错误，说难道不虚构错误就不行吗？当然，如果是虚构错误，那将是非常糟糕的。但是，如果象哥尼克曼那样避而不谈实际问题，那也是完全不对的。哥尼克曼的发言几乎通篇都是谈这样一个问题：“历史现象形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当然，这是不容争辩的，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共产主义的基本常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常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我们且按这种方式来判断一下。谢姆科夫同志的发言是不是一种历史现象呢？我肯定这也是一种历史现象。那么“这种历史现象形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恰好证明这里既没有虚构错误，也没有不正确地希望或者纵容党员颓丧、惶恐和情绪低落。斯图科夫和索凌两同志非常担心，认为一承认错误，不管是怎样承认，是全部还是局部，是直接还是间接，都是有害的，因为这样做会使人普遍颓丧，情绪低落。而我举一些例子正是要说明，问题的实质在于，承认错误目前是不是有实际意义，在发生了并且是必不可免地发生了问题以后，现在是不是应当作某种改变？我们一开始是进行强攻，只是在这以后才转为围攻，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现在妨碍我们实行自己的经济政策的，是把在别的情况下也许是出色的而在现时却是有害的那些做法错误地搬过来。几乎所有发言的同志都完全回避了这个问题，可是问题的全部实质就在于此，也仅在于此。在这里，我最好的同盟者是谢姆科夫同志，因为他在大家眼前奉献了这个错误。如果谢姆科夫同志没有出席会议，或者如果他今天没有发言，那确实会使人产生这样的印象：莫非错误是列宁虚构的？但谢姆科夫同志的话说得很明确：“您讲国营商业干什么呢？在监狱里又没有人教过我们做生意！”谢姆科夫同志，是这样，在监狱里没有人教过我们做生意！可是，在监狱里有人教过我们作战吗？在监狱里有人教过我们管理国家吗？调解各人民委员部之间的争执，协调它们的活动，这种非常讨厌的玩意儿又有谁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教过我们呢？在任何地方也没有人教过我们这些东西。在监狱里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没有人教我们学东西，而是我们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革命运动史等等。从这一点说，很多人没有白坐监狱。当有人对我们说“在监狱里没有人教过我们做生意”的时候，从这句话正好看出他们对我们今天进行党的斗争和活动的实际任务存在着错误的理解。而这恰恰是这样一种错误：把适用于“强攻”的做法硬搬到“围攻”时期来。在谢姆科夫同志身上暴露了在党的队伍里存在的错误。必须认识到这个错误并加以纠正。
军事上和政治上的热情是一种公认的巨大的历史力量，曾经起过伟大的作用，并将对国际工人运动有深远的影响。如果我们依靠这种热情，再有相当的文化水平和稍微完好的工厂，能够直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那么，我们就不会来搞商业核算和生意经这套讨厌的玩意儿了。那时这一套就不需要了。可是现在我们必须搞这一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正在领导而且必须领导经济建设。经济建设促使我们不仅需要采取出租这种不愉快的手段，而且需要搞做买卖这套讨厌的玩意儿。这种不愉快的情形会使人意志颓丧，情绪低落，这是可以料到的。可是这究竟是谁的过错呢？不正是那些情绪低落、意志颓丧的人的过错吗？既然国际国内的全部经济政治条件给我们造成了这样一种经济现实，即不是商品交换而是货币流通变成了事实，既然需要我们致力于调节目前的商业、目前这种情况很糟的货币流通，那我们共产党人怎么办呢，能说这跟我们无关吗？如果这样，那是一种极有害的颓丧情绪，极严重的绝望情绪，会使我们一事无成。
我们目前的工作环境并不完全是由我们自己造成的，它还和经济斗争以及我们同其他国家的相互关系有关。这一切的结果是我们在今年春天提出了出租问题，而现在又必须提出商业问题和货币流通问题。借口“在监狱里没有人教过我们做生意”来回避这一问题，那就等于陷入不可容忍的颓丧情绪，就等于不执行自己的经济任务。如果用强攻方式能拿下资本主义商业这块阵地，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工厂完好，有高度的经济和文化水平）采取“强攻”即直接建立商品交换，没有犯任何错误，那是痛快得多。可是现在的错误恰恰在于我们不愿意了解采用其他办法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这不是虚构出来的错误，也不是历史上的错误，而是能够帮助我们正确理解当前能够做什么和必须做什么的一个教训。如果党面对自己的任务竟然说“在监狱里没有人教过我们做生意”、我们不需要商业核算等等，那党能完成自己的任务吗？有很多东西在监狱里都没有人教过我们，我们只得在革命以后学。我们学了，并且学得很有成效。
我想，学会了解商业关系和经商是我们的责任。而只有开门见山地指明这个任务，我们才能开始有成效地学并最终学会。我们不得不退这样远，因为商业问题成了党的一个实际问题，成了经济建设的一个实际问题。是什么迫使我们转而采用商业原则呢？是周围的环境，是目前的条件。所以必须这样做，是为了使大工业迅速恢复并且尽快同农业结合起来，以便实现正常的产品交换。在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里做到这一点要快得多。可是在我国就要通过一条迂回漫长的道路，但我们所追求的目的最终是能达到的。现在我们必须把实现今天和明天向我们、向必须领导整个国家经济的党提出的任务作为方针。现在已经谈不上商品交换了，因为商品交换这个战场已经从我们手里给夺走了。不管这使我们多么不愉快，但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那是不是应该说，我们再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了呢？绝对不是。我们应该学习。应该学习由国家调节商业关系。这项任务是困难的，但决不是无法完成的。我们一定能完成这一任务，因为过去那些对我们来说同样是新的、必需的和困难的任务我们都完成了。搞合作商业是一项困难的任务，但决不是无法完成的，只是需要对这项困难的任务有清楚的认识，认真下功夫。我们的新政策归结起来就是这样的。目前已有少数企业开始实行商业核算制度，按自由市场的价格支付工资，改用金卢布结算。但是这样的经营单位为数极少，大多数企业的情况还很混乱，工资与生活条件极不适应；部分企业已经不再靠国家供给，一部分企业还要部分地靠国家供给。出路在哪里呢？唯一的出路在于我们要学会，要适应环境，要能恰当地解决也就是根据当前的条件来解决这些问题。
以上是我对几位就我今天的讲话发言的同志的答复。现在我来简短地回答一下递上来的几张条子。
其中有一张说：“您拿旅顺口作例子，但是您不认为被国际资产阶级包围的我们可能就是旅顺口吗？”
是的，同志们，我已经指出：战争的要素是危险；不估计到可能遭到失败，就不能进行战争。如果我们遭到失败，当然就会陷入旅顺口那样的悲惨境地。在我的全部讲话中，我指的是国际资本主义这个旅顺口，它已经被包围，而且不仅仅被我们这支大军所包围。在每个资本主义国家里，包围这个国际资本主义旅顺口的大军都在日益成长壮大。
有一张条子问：“如果一两年后爆发社会革命，那革命后我们会马上采取什么样的策略？”要是能够回答这样的问题，那么干革命就易如反掌了，我们就能在世界各地干成许许多多的革命了。这样的问题是无法回答的，因为我们不仅不能肯定一两年后会发生什么事情，甚至不能肯定半年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提出这样的问题同预卜战斗双方谁将陷入旅顺口要塞的悲惨境地一样，都是徒劳无益的。我们只知道一点：国际旅顺口要塞最终一定会拿下来，因为能够夺下这一要塞的力量正在世界各国成长壮大。而我们的基本问题是，应当怎样做才能在我们目前所处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保住恢复大工业的可能性。我们不应当规避商业核算，而应当懂得，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创造起码的条件，使工人不仅在工资方面，而且在工作量等方面得到满足。只有在商业核算这个基础上才能建立经济。成见和怀旧则妨碍进行这项工作。如果我们不估计到这一点，就不可能以应有的方式来实行新经济政策。
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退到哪儿为止？”还有几张条子也提出同样的问题：我们退到什么时候为止？我料到会产生这个问题，所以在我的第一次讲话中已就这点讲了几句。这个问题是某种颓丧情绪的反映，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我们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也听到过同样的问题。这个问题提得不对，因为只有进一步实行我们的转变，才能提供回答这一问题的材料。我们什么时候学会了，什么时候为扎实地转入进攻作好了准备，我们就什么时候停止退却。对这个问题不可能作出更多的回答。退却是非常不愉快的事，但是人家揍你的时候，是不管你愉快不愉快的。军队经常撤退，谁也不会感到奇怪。谈论我们到底退到什么时候为止是谈不出什么好办法来的。我们为什么要瞎想一些得不出任何结果的方案呢？我们倒是应该去做具体的工作。应该细心地研究具体的条件和情况，应该确定可以利用什么地形站住脚，——利用一条河、一座山、一片沼泽或某个车站？因为我们只有在可以利用某种地形站住脚时，才能转入进攻。不应当陷在颓丧情绪里，不应当用慷慨激昂的鼓动来规避问题，这种鼓动用得适当是非常可贵的，可是在当前的问题上它只会带来害处。
载于1921年11月3日和4日《真理报》第248号和第249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91—220页
注释：
[126]这是列宁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就新经济政策问题作的报告和总结发言。在本卷《附录》里还收有报告的提纲（见第505—508页）。
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于1921年10月29—31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会议的有637名代表，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353名，有发言权的代表284名。会议议程包括下列问题：国内外形势；省经济会议的报告；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的工作总结报告；检查委员会的报告；监察委员会的报告。代表会议还听取了关于莫斯科和莫斯科省清党工作的报告。
列宁在大会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作了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并在总结发言中回答了弗·戈·索凌、英·尼·斯图科夫、尤·拉林、谢·莫·谢姆科夫、C．Π．哥尼克曼等人的意见（索凌、斯图科夫和拉林的发言见1921年11月4日《真理报》第249号的报道）。会议通过的决议表示完全拥护新经济政策。——216。
[127]看来是指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为决议通过的《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提纲》。该提纲的第4条指出：“苏维埃政权在一定情况下不得不后退一步，或者说同资产阶级倾向实行妥协。例如，对许多资产阶级专家付给高额薪金，就是这种后退和对巴黎公社原则的背离。”（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58页）——221。
[128]《广告小报》（《》）是苏俄的一份私人办的出版物，1921年10月—1922年2月在莫斯科出版。——222。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就吸收美国资建厂问题给瓦·米·米哈伊洛夫的便条（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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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吸收美国资本建厂问题给瓦·米·朱哈伊洛夫的便条[125]
10月28日
米哈伊洛夫同志：请速送政治局委员传阅（如大家都同意此稿，请在征得波格丹诺夫和契切林同意后今天就发出）。
鉴于克拉辛在华盛顿会议开始前赶往美国极其重要，
鉴于使美国资本从开发我国石油中获得好处也同样重要，我建议今天就给克拉辛复电（当然，用密码）：
“同意拨款10万美元作为‘仿德胜’公司的勘察费用，条件是有我方工作人员和专家参加勘察，并向我方提供勘察的一切详细资料。我们认为吸收美国资本建造格罗兹尼的石蜡分离厂和输油管极其重要。请您尽力尽快促成此事，因为您赶在华盛顿会议开始前成行这一点特别重要。”
列宁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90页
注释：
[125]1921年10月19日，列·波·克拉辛从伦敦发电报，汇报了他同为大型石油公司服务的美国“仿德胜”建筑公司谈判的情况。这个公司表示愿意承担格罗兹尼石蜡分离厂和格罗兹尼—黑海输油管的建筑工程，条件是由该公司的工程师进行勘察。克拉辛建议为此拨出所需的款项。列宁拟的给克拉辛的复电稿由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0月28日批准。——215。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纺织工业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10月2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纺织工业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124]
（1927年10月27日）
委托波格丹诺夫同志会同加米涅夫同志把这两份草案改写一下，彻底消除两份草案中都存在的烦琐手续，确立真正符合商业化条件的办事速度。
将两种建议文本对照印发政治局委员。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89页
注释：
[124]列宁的这一决定草案是在1921年10月27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纺织工业管理条例草案时提出和通过的。纺织工业管理条例草案修改定稿后于11月3日由政治局批准。——214。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给格·瓦·契切林的便条和在苏维埃政府关于承认外债的声明草案上的批注（10月2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给格·瓦·契切林的便条和在苏维埃政府关于承认外债的声明草案上的批注[123]
10月24日
契切林同志：寄上我的修改意见，请写上您的看法后退还。
（№1）包括远东共和国在内，我们不是15000万，而是13000万。
（№2）不是“作出让步”，而是作出一系列的让步。
（№3）主要的是：要婉转而又确切地说出我们对他们的要求。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宁
声明草案
据西欧报纸报导，各大国代表的布鲁塞尔会议提出，向俄国政府提供救济饥民的贷款要以俄国政府承认历届政府的外债为条件。这次会议的决定至今并没有通知俄国政府。俄国政府面对饥饿的人民群众，不愿拘泥于外交礼仪的细节，认为自己义不容辞应立即声明对布鲁塞尔会议决定的态度。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先生8月16日在英国议会的演说中曾把利用俄国饥荒迫使俄国承认沙皇政府外债的建议称作一条毒计。尽管如此，而且布鲁塞尔会议明明知道，由于俄国饥荒严重，靠苏维埃政府自身的力量无法拯救灾民于死亡，但仍然提出苏维埃政府必须承认旧债，以此作为向俄国提供切实救济饥民所不可缺少的贷款的条件。
俄国政府提请各国劳动群众和一切珍重博爱精神的人士注意布鲁塞尔会议的这种做法，同时声明，在一定条件下承认旧债的建议在目前情况下正符合俄国政府本身的意愿。苏维埃政府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同其他大国进行经济合作作为自己政策的基本目标之一。它总是声明，它愿意向帮助它开发俄国的自然资源、恢复俄国的经济的外国资本家提供足够的利润。现在苏维埃政府注意到，美国总统和英国的大臣们在官方声明中经常表示，世界大战结束已经三年，但真正的和平仍未实现，人民群众日益贫困，国家的债务有增无已，经济破坏愈来愈厉害。
№113000万
十分明显：撇开拥有15000万人口的俄国，休想确立完全的和平；在俄国留有废墟，就无法消除经济破坏现象；不同苏维埃政府协商，俄国与世界其余部分的相互关系这样一个头等重要的世界问题就不可能解决。从所有国家、所有民族的长远利益和经常需要来看，俄国经济的恢复不仅对俄国而且对它们也是头等必要的。没有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协作，俄国经济复兴的任务就极其艰巨，完成这一任务所需的时间必然长得多。
工农政府比任何别的政府更能胜任这项任务。照顾一些资本家集团的私利并不妨碍它进行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工农政权办事首先考虑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实质上也就是整个社会的利益。以满足俄国全体劳动人民的需要为宗旨的工农政权，在胜利通过了国内战争各种严酷考验之后，为私人经营的积极性和私人资本提供了同工农政权合作开发俄国自然资源的可能性。苏维埃政府恢复了私营商业、小企业私有制和大企业承租权。
为了吸收外国资本参加俄国的经济工作，苏维埃政权给它们提供足够的利润以满足它们的需要。苏维埃政府走这条道路，就是力求与所有大国签署经济协定，而要做到这一点，归根结底必须在俄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缔结正式和约。苏维埃政权以此作为本身的任务，但从其他大国得到的回答却是要求承认沙皇政府的旧债。
№2做出一系列重大让步
苏维埃政府声明，按照它的坚定的信念，任何民族都没有责任为自己戴了几世纪的枷锁付钱。但是俄国政府出于同其他大国完满达成协议的坚定决心，愿意在这一最重要的问题上作出让步。它这样做也是照顾别国特别是法国为数众多的持有少量俄国公债的人士的愿望，对他们来说，俄国政府承认沙皇政府的债务是至关紧要的。基于上述考虑，俄国政府声明，它愿意向其他国家及其国民承认对沙皇政府1914年以前所借外债负有义务，但是必须给予它优惠条件，以保证它有履行上述义务的实际可能。
不言而喻，作出此项承诺的必要条件是，各大国同时必须无条件地结束一切危及苏维埃共和国的安全及其疆界的不可侵犯性的活动。换句话说，只有各大国与苏维埃共和国签订正式的普遍的和约，只有苏维埃共和国的政府得到其他大国承认，苏维埃共和国才能承担上述义务。
№3相互间的要求∧彼此之间的∧∨对其他国家的
为此目的，俄国政府建议尽快召开国际会议来执行上述任务，并研究其他国家∨和俄国政府∧双方的要求，拟定它们之间的正式和约。只有在召开这种会议以后，才能达到普遍的和解。华盛顿会议无论如何做不到这一点，因为未被邀请参加这个会议的俄罗斯共和国不会承认会议的决定。
在苏维埃政府成立四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所有的人都不得不确认：众多的国内外敌人的活动只不过是在俄国巩固了真正捍卫和代表俄国劳动群众利益和俄国独立的工农政权。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的新阴谋（协约国各国的主要报刊的大量材料都指出存在着这种阴谋），只能进一步加强俄国劳动群众同代表他们意志的工农政权之间牢不可破的联系。但是，这些阴谋一旦付诸实施，会进一步加重劳动群众的苦难，推迟俄国经济彻底恢复的时间，从而也会打击所有其他国家人民的经济利益。
俄国政府提出的建议，是它力求同一切国家保持和平并同它们建立牢固的经济关系的最好证明。实现这项建议，符合一切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俄国政府坚定地希望，俄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将由于它的这项建议而在最近的将来得到彻底的调整。
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85—188页
注释：
[123]这是列宁对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所拟的关于布鲁塞尔会议决议的声明草案提的修改意见。布鲁塞尔会议于1921年10月6—8日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比利时、英国、德国、丹麦、意大利、西班牙、中国、拉脱维亚、荷兰、波兰、罗马尼亚、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瑞士、瑞典、爱沙尼亚、日本等19个国家的代表以及国际红十字会和美国救济署的代表。会议讨论的主题是救济俄国饥民，但是会议借口缺乏灾情资料而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任何实际决定。会议通过了英国代表团提出的决议。这个决议建议各国政府只有在苏维埃俄国承认前政府的外债的条件下才向苏俄提供救灾贷款，还提出让粮食提供者取得“广泛监督的保证”、允许派经济专家委员会对苏俄经济状况进行“研究”等作为向俄国饥民提供援助的条件。
10月27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关于承认前政府的外债问题，决定基本上采用契切林拟的声明，并按列宁的意见加以修改。苏维埃政府关于承认外债的声明于10月28日送交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和美国政府。——211。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向劳动国防委员会呈送报告和图表问题的决定（10月2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向劳动国防委员会呈送报告和图表问题的决定[121]
（1921年10月21日）
委托由哥尔布诺夫、斯莫尔亚尼诺夫、阿瓦涅索夫（可以替换）和克鲁敏等同志组成的并吸收了中央统计局、国家计划委员会和有关主管部门参加的委员会，
于一周内向劳动国防委员会提交一个决定草案，要各主管部门每月向劳动国防委员会呈送统计材料和图表，特别是那种说明经济生活状况，对各种报告作了研究、进行了整理并作出了具体结论的统计材料和图表。
由哥尔布诺夫同志或斯莫尔亚尼诺夫同志负责召集并向劳动国防委员会汇报。[122]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3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84页
注释：
[121]根据列宁的提议，劳动国防委员会于1921年10月21日讨论了关于向劳动国防委员会呈送报告和图表的问题。列宁在会上作了报告，并提出了这里收载的决定草案。会议通过了这个决定，并且成立了由尼·彼·哥尔布诺夫等人组成的委员会，来拟订劳动国防委员会有关的决定草案。
11月2日，劳动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了委员会拟订的决定草案，委托帕·伊·波波夫、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哥尔布诺夫对草案作最后审订。这个决定经同司法人民委员协商后，由列宁签署，发表于1921年12月1日《经济生活报》第270号，——210。
[122]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决定通过后，各部门和地方即开始按决定要求编制呈送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图表。这种图表有年度的（1919年和1920年）和月份的（1921年和1922年各月）两种，一式两份：一份送劳动国防委员会，一份送俄共（布）中央委员会。
列宁十分关心这项工作。他在《呈送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图表》（见本卷第501—504页）中列出了必须编制图表的各主要国民经济部门。1921年11月9日，他在审阅了关于顿涅茨克煤炭装车情况的图表后写信给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提出把这份图表作为范本（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1922年1月17日，列宁审阅了呈送劳动国防委员会的部分图表后，再次写信给斯莫尔亚尼诺夫，对它们的格式表示基本同意，但是为了醒目起见又提出了若干补充意见（同上）。——210。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福勒式犁的决定草案（1921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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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福勒式犁的决定草案[120]
（1921年10月21日）
1.责成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金属局局长马尔滕斯同志亲自贯彻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福勒式犁的决定。
2.建议马尔滕斯同志在一周内向劳动国防和委员会提交一份书面建议，提出关于组织此项工作的计划和保证工作成功的具体措施。
3.撤销三人特别小组，责令它在一周内把工作移交给马尔滕斯同志，并提出小组工作的书面总结。
4.委托司法人民委员部在一周内查明金属局、尤其是三人特别小组以及其他机关在这项工作上的拖拉作风、管理不善和不正确态度。
报告呈交劳动国防委员会。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3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83页
注释：
[120]这一决定草案由劳动国防委员会于1921年10月21日通过。
生产福勒式自动犁（一种用固定式发动机牵引的耕犁）的问题是1919年提出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金属局局务委员会于1920年5月承担了这项生产任务。该委员会事先未考虑现有原材料情况就制定了庞大的生产计划，而负责统管这种耕犁生产的以工程师Ｍ.И.温克索夫为首的三人特别小组只限于编写报告和同各部门进行公文往来，而未将生产的真实情况报告劳动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结果发生了严重的拖拉现象。
1921年11月11日，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讨论了生产福勒式犁的工作报告，还讨论了司法人民委员部关于在执行劳动国防委员会决议过程中的拖拉现象的调查报告。会议作出了停止生产这种耕犁的决定，批准了司法人民委员部的结论，建议司法人民委员部查明责任者，交法庭审判。莫斯科军事法庭随后审理了这一案件。法庭于1922年1月初宣布，对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农业人民委员部一些工作人员玩忽职守的起诉，证据确凿，但考虑到这些同志在恢复经济工作中的功绩，决定免于惩处。根据法庭的建议，劳动国防委员会对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和农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给予警告。关于这个问题，可参看列宁1921年11月9日给瓦·亚·阿瓦涅索夫的信和同年12月23日给彼·阿·波格丹诺夫的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209。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关于物色货币流通问题的谘询人员（1921年10月2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关于物色货币流通问题的谘询人员[119]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草案
（1921年10月20日）
关于第4条：
委托财政人民委员部和财政委员会，以及所有与国内商业问题有关的同志，在最短时间内物色一批在资本主义商业方面有丰富的阅历和实际经验的人员以备货币流通问题的谘询。建议这些同志在两天内书面告知，能否完成和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完成此项任务。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82页
注释：
[119]这个决定草案是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1921年10月20日会议上写的。这次会议讨论了财政人民委员部关于吸收它的代表参加劳动国防委员会、区域和省的经济会议并拥有表决权的申请。政治局否决了财政人民委员部的申请，通过了列宁的建议。手稿上最后一句话已被删去，没有写进决定。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财政委员会是根据列宁的建议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后不久建立的，任务是研究在转向新经济政策时的财政政策问题。——208。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给波兰共产党人的信（1921年10月1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给波兰共产党人的信
1921年10月19日
亲爱的同志们：
从我们报纸上一些片断的关于波兰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情况的消息来看，（尤其是）从某些极有名望的波兰同志提供的消息来看，波兰的革命正在成熟。
工人革命正在成熟，因为波兰社会党[118]（在俄国称为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在欧洲称为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在全面崩溃。工会一个接一个地转向共产党人方面。游行示威等活动在增强。财政崩溃即将到来，它已经不可避免了。波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土地改革的彻底失败，这个已成定局的、不可避免的失败，必然会把大多数农村居民——所有的贫苦农民——推到共产党人方面来。
由于财政崩溃和协约国（法国及其他国家）资本对波兰的无耻掠夺，对大国的幻想和民族幻想正在实际地破灭。这对于群众，对于普通工人和普通农民，是既看得见又感觉得出的。
如果这一切属实，那么波兰的（苏维埃）革命就一定胜利，而且会很快胜利。既然这样，就不要让政府和资产阶级用血腥镇压为时过早的起义的办法来扼杀革命。不要受人挑动。要等待高潮的到来，它会涤荡一切，给共产党人带来胜利。
如果资产阶级杀害100—300人，这无损大局。但是，如果资产阶级能借机制造大屠杀，杀害1—3万工人，那就可能使革命推迟，甚至推迟若干年。
如果政府需要进行议会选举，那就要尽力使工人革命和农民不满的浪潮把议会夺取过来。
不要上挑衅的当。
无论如何要使革命孕育到完全成熟。波兰国内苏维埃政权的胜利将是一次巨大的国际性胜利。我认为，如果说现在苏维埃政权赢得的国际性胜利已经达到20—20％，那么随着波兰国内苏维埃政权的胜利，共产主义革命的国际性胜利就将是40—50％，甚至可能是51％。因为波兰与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毗邻，一个苏维埃的波兰将打破建立在凡尔赛和约基础上的整个秩序。
正因为如此，波兰共产党人肩负着具有世界意义的责任。要紧紧把住自己航船的舵；不要受人挑动。
对达申斯基之流毒打东巴尔是否值得回击？如果要回击，那就把达申斯基狠揍一顿，不开枪，不打伤，只揍一顿。这样做也许是值得的，因为工人能成功地教训这个坏蛋，振奋自己的精神，自己只牺牲5—10人（坐牢或被枪杀）。但是这样做也可能不值得，我们的东巴尔遭到了毒打，这件事对于在农民中间进行鼓动是不是更有利呢？也许，这要比给达申斯基几巴掌更能使落后的农民转而同情我们？要仔细地权衡一下。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宁
载于1962年4月22日《真理报》第112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80—181页
注释：
[118]波兰社会党是以波兰社会党人巴黎代表大会（1892年11月）确定的纲领方针为基础于1893年成立的。这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建立独立民主共和国、为争取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而斗争的口号，但是没有把这一斗争同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革命力量的斗争结合起来。该党右翼领导人约·皮尔苏茨基等认为恢复波兰国家的唯一道路是民族起义而不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全俄反对沙皇的革命。从1905年2月起，以马·亨·瓦列茨基、费·雅·柯恩等为首的左派逐步在党内占了优势。1906年11月召开的波兰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把皮尔苏茨基及其拥护者开除出党，该党遂分裂为两个党：波兰社会党—“左派”和所谓的波兰社会党—“革命派”。波兰社会党—“左派”逐步转到了革命的和国际主义的立场，于1918年12月同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一起建立了波兰共产党。波兰社会党—“革命派”于1909年重新使用波兰社会党的名称，强调通过武装斗争争取波兰独立，但把这一斗争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割裂开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起，该党的骨干分子参加了皮尔苏茨基站在奥德帝国主义一边搞的军事政治活动（成立波兰军团）。1918年波兰社会党参加创建独立的资产阶级波兰国家。该党不反对地主资产阶级波兰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并于1920年7月参加了所谓国防联合政府。1926年该党支持皮尔苏茨基发动的政变，同年11月由于拒绝同推行“健全化”的当局合作而成为反对党。——206。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对同美国救济署达成的关于向俄国寄送食物包裹的协议草案的意见（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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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同美国救济署达成的关于向俄国寄送食物包裹的协议草案的意见[117]
同意。列宁10月19日
（即使目的是贸易，我们也应当作这个尝试。因为我们只会得到救济饥民的好处并且有监督权；而且还有权在三个月内拒绝。因此，不应收运费和仓库费。）应经政治局批准指派我们的一名检查员前往美国救济署督办此事。此人既要忠实可靠，又要具备监督一切的本领。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79页
注释：
[117]拟同美国救济署签订的向俄国寄送食物包裹的协议草案，于1921年10月18日送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各位委员传阅和表决。列宁的这些意见写在传阅文件时所附的信上。括号里那段话是针对斯大林阅后批注的意见写的。斯大林认为这是贸易而不是慈善事业，因此应当征收从国境到分发仓库的运费和仓库费。
10月19日，政治局批准了这个协议草案。
美国救济署（1919—1923年）是美国为救济欧洲各国遭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灾祸的难民而设立的机构，署长是赫·胡佛。1921年以前，它除在欧洲其他国家活动外，也曾在安·伊·邓尼金统治下的南俄和高加索活动。在伏尔加河流域和乌克兰南部发生饥荒后，根据苏维埃政府同美国代表胡佛在里加签订的协议，美国救济署于1921年10月1日—1923年6月1日在苏俄进行了救济饥民的活动，主要是发放儿童和成人口粮，也供给一部分衣物和药品。从美国寄送食物包裹和物品包裹是按纯商业原则进行的（有一部分免费）。苏维埃政府在接受美国救济署的援助的同时，抵制了它干涉苏维埃俄国内政的企图，并对它的活动实行了监督。——205。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给瓦·米·米哈伊洛夫的便条并附俄共（布）中央关于同鲁特格尔斯小组达成协议问题的决定草案（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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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瓦·米·米哈伊洛夫的便条并附俄共（布）中央
关于同鲁特格尔斯小组达成协议问题的决定草案[116]
10月19日
米哈伊洛夫同志：
现附上鲁特格尔斯小组对劳动国防委员会决定（即中央的决定）的答复。
我认为，这就等于接受了我们的条件。
因此，现附上中央的决定草案，并请尽快交政治局委员传阅。要非常快！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宁
鉴于发起人小组（鲁特格尔斯、海伍德、卡尔弗特同志）已接受劳动国防委员会10月17日决定中所提出的条件，中央作出如下决定并委托劳动国防委员会作出决定：
劳动国防委员会决定：
（1）确认同发起人小组已达成协议；
（2）建议波格丹诺夫同志立即拟出一份下达关于开始采购木柴和木材等物的紧急命令的电稿，并交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签署；
（3）委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在两天内提出修改后的合同的最后文本，以便劳动国防委员会在星期五即1921年10月21日审批；
（4）10月22日，星期六，即在劳动国防委员会于10月21日批准合同后，立即按合同规定付给鲁特格尔斯同志5000美元。
以下内容不写入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决定。中央委托波格丹诺夫同志、古比雪夫的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根据如下精神对合同进行修改：（1）劳动国防委员会在最后审批“组织委员会”名单之前和之时有权参与调整该委员会的增补人选；（2）苏维埃政权各种各样开支的总数不超过30万美元；（3）一旦解除合同，苏维埃政权不承担任何财务上的义务（或者只承担俄罗斯联邦法院或俄罗斯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合理的义务）。
列宁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77—178页
注释：
[116]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21年10月20日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决定草案。文件末尾的几条建议写入了同鲁特格尔斯小组签订的协议。关于谈判情况，见本卷第148—149、166—167、168页。——203。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成立统一的租让事务委员会的决定草案（1921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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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成立统一的租让事务委员会的决定草案[115]
（1921年10月17日）
鉴于中立国资本家建议俄罗斯联邦把部分工厂和工业部门租让给他们，特委托托洛茨基、波格丹诺夫和策彼罗维奇（彼得格勒省委有权派其他同志替换他）同志组成一个委员会，替政治局起草一项关于撤销原有一切有关这个问题的委员会和建立一个统一的全面领导这项工作的委员会的决定。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76页
注释：
[115]这一决定草案由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21年10月17日通过。——202。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1921年10月1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110]
在全俄政治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1921年10月17日）
同志们！我今天的报告，确切些说，今天的讲话，打算谈谈新经济政策，并且就我的认识谈谈这一政策向政治教育委员会提出的任务。我觉得，在某一代表大会上就大会讨论范围之外的问题作报告，要是只介绍党内或苏维埃共和国内的一般情况，那是极不妥当的。
苏维埃政权和俄国共产党的急剧转变
我决不否认作这种介绍的好处，也不否认讨论各种问题的好处，但是我仍然认为，我们大多数代表大会的主要缺点是同摆在它们面前的实际任务缺乏直接联系。所以我想联系新经济政策和围绕新经济政策来谈谈这些缺点。
关于新经济政策，我将简略地谈一谈。同志们，你们大多数是共产党员，虽然有些人还很年轻，但是都已经在我们革命初期为贯彻我们的总政策做了很多工作。正因为你们在这方面做过很多工作，所以你们不会看不出，我们苏维埃政权和共产党实行了多么急剧的转变，采取了一种被叫作“新的”经济政策，所谓新，是对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而言的。
可是实质上，它比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包含着更多的旧东西。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如果不能说计划过（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一般很少进行计划），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也曾设想过（可以说是缺乏计划地设想），旧的俄国经济将直接过渡到国家按共产主义原则进行生产和分配。
如果我们回忆一下我们过去的经济文献，回忆一下共产党人在俄国夺得政权以前和刚刚夺得政权之后——例如在1918年初所写的东西（1918年初的情况是我们对旧俄国的第一次政治袭击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退出了帝国主义战争，尽管退出时俄国已经不象样子，但总比听从帝国主义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劝告继续“保卫祖国”造成的破坏轻一些），如果回忆一下当时所写的东西，我们就会看到，在我们刚刚做完建立苏维埃政权这第一件事和刚刚退出帝国主义战争的初期，我们关于经济建设任务所说的，要比1918年下半年以及整个1919年和1920年所做的要小心谨慎得多。
1918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论农民的作用
虽然当时你们并不都是党和苏维埃政权的积极分子，但是无论如何你们会知道而且当然知道这样一些决定，如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4月底的决定[111]。这项决定指出必须注意农民经济。决定是根据一个报告作出的，那个报告估计到了国家资本主义在一个农民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强调了个人的、专人的负责制的意义，强调了这一因素在国家管理（它有别于建立政权的政治任务，有别于军事任务）中的作用。
我们的错误
1918年初，我们曾经指望有一个相当的时期可以进行和平建设。缔结布列斯特和约之后，好象危险已经过去，可以着手和平建设了。结果我们大失所望，因为在1918年，随着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叛乱和国内战争（它一直延续到1920年）的爆发，真正的军事危险向我们袭来了。当时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军事任务突然压来，由于共和国在帝国主义战争结束时似乎已经陷于绝境，由于这一些和其他一些情况，我们犯了错误：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当时我们认定，农民将遵照余粮收集制交出我们所需数量的粮食，我们则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各个工厂，这样，我们就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了。
不能说我们就是这么明确具体地给自己描绘了这样的计划，但是我们差不多就是根据这种精神行事的。不幸这是事实。我说不幸，是因为经过一段不很长的试验我们终于确信，这种构想是错误的，是同我们以前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论述相抵触的，以前我们认为，不经过一个实行社会主义的计算和监督的时期，即使要走到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也是不可能的。从1917年产生了接收政权的任务和布尔什维克向全体人民揭示了这一任务的时候起，在我们的理论文献中就明确地强调指出，要从资本主义社会走上接近共产主义社会的任何一条通道，都需要有社会主义的计算和监督这样一个过渡，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渡（资本主义社会愈不发达，所需要的过渡时间就愈长）。
战略退却
当我们不得不在国内战争激烈进行的情况下在建设方面采取必要措施的时候，好象把这一点遗忘了。而我们的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正在于，我们在这一点上遭到了严重的失败，开始作战略退却：“趁我们还没有被彻底打垮，让我们实行退却，一切都重新安排，不过要安排得更稳妥。”共产党人既然自觉地提出了新经济政策问题，他们对于在经济战线上遭到了惨败这一点就不可能有丝毫怀疑。当然，一部分人不免会在这个问题上陷于灰溜溜的、近乎惊慌失措的状态，而一旦实行退却，甚至会手足无所措。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要知道，当红军撤退的时候，它避开敌人就是取得胜利的开始，而无论在哪一条战线上，每一次撤退都会使一些人惊慌一阵子。但不论在高尔察克战线上、邓尼金战线上、尤登尼奇战线上，或者在波兰战线上、弗兰格尔战线上，每当我们被痛打一顿（有时甚至不止一顿）之后，“一个挨过打的抵得上两个没有挨过打的”这句谚语都在我们身上得到了验证。我们挨过一顿打后，就开始从容地、有步骤地和谨慎地发起进攻。
当然，经济战线上的任务要比军事战线上的任务困难好多倍，但在战略的基本轮廓上是有相似之处的。在经济战线上，由于我们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到1921年春天我们就遭到了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比高尔察克、邓尼金或皮尔苏茨基使我们遭到的任何一次失败都严重得多，重大得多，危险得多。这次失败表现在：我们上层制定的经济政策同下层脱节，它没有促成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生产力本是我们党纲规定的紧迫的基本任务。
在农村实行余粮收集制，这种解决城市建设任务的直接的共产主义办法阻碍了生产力的提高，它是我们在1921年春天遭到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主要原因。所以必须采取某种从我们的路线和政策来看只能叫作最严重的失败和退却的步骤。而且不能说，这种退却和红军那种秩序井然地退到预先准备好的阵地上去的退却是一样的。诚然，阵地是事先准备好的。这一点可以查证，只要把我们党1921年春的决定同我上面提到的1918年4月的决定[112]对照一下就行了。阵地是事先准备好的，但是向这些阵地的退却（外省很多地方现在还在退却）非常混乱，甚至太混乱了。
新经济政策的含义
在这里，政治教育委员会要同这种现象作斗争的任务就提到了第一位。从新经济政策的角度来看，根本的问题就在于要善于尽快利用当前的形势。
新经济政策就是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就是在很大程度上转而恢复资本主义。究竟到什么程度，我们不知道。同外国资本家签订租让合同（诚然，已经签订的合同还很少，特别是同我们提出的建议相比），把企业租给私人资本家，这些都是直接恢复资本主义，是从新经济政策的根上萌发出来的。因为废除余粮收集制就意味着农民可以自由买卖完税后的剩余农产品，而实物税征收的只是他们产品中的一小部分。农民在全国人口和整个经济中占极大的比重，因此在这种自由贸易的土壤上不可能不滋长资本主义。
这是经济学初级读本教给我们的最基本的经济常识，而在我国，除此以外，每一个粮贩也都这样教我们，他们撇开经济学和政治学，出色地教我们认识经济。从战略上看，根本的问题在于谁能更快地利用这种新形势。全部问题在于农民跟谁走：跟无产阶级走呢，还是跟资本家走。无产阶级力求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而资本家则说：“我们回头吧，这样保险一些，别让他们用什么社会主义来打扰我们了。”
谁将取得胜利——
是资本家还是苏维埃政权？
目前这场战争要解决的问题是：谁将取得胜利，谁能更快地利用目前形势，是我们从一个大门甚至几个大门（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有许多大门，因为打开这些大门并没有和我们打招呼，而是违反我们的意愿的）放进来的资本家呢，还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在经济上能够依靠什么？一方面是依靠人民生活状况的改善。在这方面应当想到农民。虽然我们遭到了象饥荒这样的严重灾难，人民在受灾的情况下生活状况仍有改善，而这种改善正是来之于经济政策的改变，这是无可争辩的，是大家都看得到的。
另一方面，如果资本主义得益，工业生产就会得到发展，无产阶级也会随着成长。资本家将得益于我们的政策，并创造出工业无产阶级。我们的无产阶级由于战争和极严重的经济破坏，已经丧失了阶级特性，就是说，它已经失去本阶级的生活常态，不再作为无产阶级而存在了。所谓无产阶级，就是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企业中生产物质财富的阶级。既然资本主义大工业已被破坏，工厂已经停产，无产阶级也就不存在了。它有时在形式上仍算作无产阶级，但它已经失去了经济根基。
恢复资本主义也就是恢复无产阶级，使他们在大机器工厂里生产有利于社会的物质财富，而不去做投机生意，不去制造打火机出卖，不去干其他一些不太有益但在我国工业遭受破坏的情况下必然存在的“活计”。
全部问题就在于谁跑在谁的前面？资本家如果先组织起来，他们就会把共产党人赶走，那就什么也不用谈了。必须清醒地看待这些事情：谁战胜谁？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是不是能够依靠农民，对资本家老爷加以适当的控制，把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轨道，建立起一种受国家领导并为国家服务的资本主义呢？必须清醒地提出这个问题。在这方面各式各样的思想、各式各样的关于政治自由的议论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如果看一看国外的俄国即第二个俄国，更是如此。在国外，各种政党出版几十种日报，用世上所有的曲调来赞美政治自由。这一切都是废话、空话。我们必须善于抛弃这些东西。
斗争还将更加残酷
四年来我们经历了许多严峻的战斗，我们知道：进行严峻的战斗是一回事，而关于严峻战斗的空谈、特别是那些袖手旁观的人的空谈又是一回事。必须善于抛弃这种思想、这种空谈，而去思索问题的实质。而问题的实质是：不论目前还是今后，斗争都比同高尔察克和邓尼金作战更加激烈，更加残酷。因为那种军事斗争是司空见惯的。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打仗。用战争杀人的本领大有长进。
诚然，几乎在每一个地主的大本营里都有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他们高喊民权、立宪会议，叫喊布尔什维克破坏了一切自由。
完成军事任务毕竟要比完成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容易些。军事任务可以用猛攻、袭击和热情来完成，可以直接依靠看到地主正向自己进攻的广大工农拼体力来完成。现在没有公开的地主了。弗兰格尔、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匪徒，一部分去见尼古拉·罗曼诺夫了，一部分则躲在国外安全的地方。人民看不见从前的地主和资本家那样明显的敌人。人民看不清楚，敌人就在我们中间，这个敌人就是原来的敌人，革命正面临一道深渊（以往的一切革命碰到这道深渊后都退回去了）。人民不会有这样的认识，因为他们是文盲，非常无知。各种特设委员会[113]需要多长时间才能用特殊手段扫除文盲，还很难说。
人民怎么会知道高尔察克、弗兰格尔和邓尼金垮台以后，在我们中间还存在着葬送了以往一切革命的敌人呢？要知道，如果资本家战胜我们，那就意味着恢复老样子。这一点已为以往一切革命的经验所证实。我们党的任务就是要使大家都认识到，存在于我们中间的敌人就是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和无政府状态的商品交换。必须清楚地了解斗争的这个实质，并且使广大工农群众清楚地了解斗争的这个实质：“谁战胜谁？谁将取得胜利？”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场最残酷最激烈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无产阶级要同全世界作战，因为全世界都支持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反对我们。
现在，支持俄国资产阶级的世界资产阶级仍然比我们强大好多倍。我们并不因此而有丝毫的惊慌失措，因为过去他们的兵力也比我们强，然而这并不足以在战争中击溃我们，虽然他们拥有比我们强得多的炮兵和空军，在战争中击溃我们本当容易得多。也许反对我们的某个资本主义强国只要及时地再拼凑几个军，再借给高尔察克几百万金卢布，就能把我们打垮。
然而这还是无济于事。因为不论是开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的英国士兵，或是迫使舰队撤离敖德萨的法国水兵，都已深深地认识到他们是非正义的，我们是正义的。现在，反对我们的力量仍然比我们强大。要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还必须依靠最终的力量源泉。而最终的力量源泉就是工农群众，就是他们的自觉性，他们的组织性。
或者是建立起一个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政权，那我们就会取得胜利，而先进的工人和少数先进的农民是会理解这项任务，会在自己周围组织起人民运动的。
或者是我们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在技术上比我们强大的敌人就一定会把我们打垮。
是最后的斗争吗？
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场残酷的战争。无产阶级在一个国家里取得了胜利，但是它在国际范围内仍然比较弱。它应当认识到战争还没有结束而把全体工农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我们常常在歌中唱道：“这是最后的斗争”。可惜这有点不符合实际，可惜这并不是我们最后的斗争。或者你们能在这场斗争中把工农团结起来，或者你们得不到胜利。
我们目前所见到的这种斗争在历史上还不曾有过。但是农民和地主间的战争，从奴隶占有制初期起，在历史上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这种战争曾多次发生，但一个国家政权反对本国资产阶级和各国联合起来的资产阶级的战争还从来没有过。
或者是我们能在无产阶级政权支持下发展小农的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把小农组织起来；或者是资本家控制小农，——斗争成败的关键就在于此。在以往几十次革命中也碰到过这种情形，但是象我们这样的战争世界上还从来没有见过。人民不可能有这种战争的经验。我们必须自己创造这种经验，在创造这种经验时，我们只能依靠工农的觉悟。这就是我们的格言，也是任务的最大困难所在。
我们不应该指望直接采用共产主义的过渡办法
我们不应该指望直接采用共产主义的过渡办法。必须以同农民个人利益的结合为基础。有人对我们说：“同农民的个人，利益结合，就是恢复私有制。”不对，我们从来没有废除过农民对消费品和工具的个人所有制。我们废除的是土地私有制，而农民并没有私有的土地，他们是在租来的土地上经营。在许多国家里都存在过这种制度。这在经济上并没有什么办不到的地方。困难在于如何同个人利益结合。必须使每个专家也从生产的发展中得到好处。
我们是否善于这样做呢？不，不善于！我们以为在一个无产阶级已丧失其阶级特性的国家里可以按共产主义的命令进行生产和分配。我们一定要改变这种办法，否则我们就不能使无产阶级认识这种过渡。历史上还从来没有提出过这样的任务。我们曾尝试用所谓正面攻击的办法来直接完成这项任务，但是失败了。这种错误在每次战争中都有，而人们并不把它们看作错误。正面攻击失败了，那我们就改用迂回的办法，采用围攻和对壕战。
同个人利益结合和个人负责的原则
我们说，必须把国民经济的一切大部门建立在同个人利益的结合上面。共同讨论，专人负责。由于不善于实行这个原则，我们每走一步都吃到苦头。整个新经济政策要求我们把这两者分得非常清楚、非常明确。当人民转到新的经济条件下的时候，他们马上就讨论起来：这会产生什么结果，应当怎样按新方式来做。开始做任何一件事之前都非经过大家讨论不可，因为几十年几百年来，人民一直被禁止讨论任何事情，而革命不经过一段普遍开群众大会讨论各种问题的时期，是不能得到发展的。
这造成了许多混乱现象。确实是这样，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应该说这并不危险。我们只有及时学会区分哪些事需要开群众大会讨论，哪些事需要管理，才能使苏维埃共和国达到应有的水平。可惜我们还没有学会这样做，大多数代表大会离务实很远。
我国代表大会之多，超过世界上一切国家。任何一个民主共和国都没有象我们那样召开这么多代表大会，而且它们也不会允许这样做。
我们应当记住，我国是一个损失惨重和贫穷不堪的国家，必须使它学会如何开群众大会才不致象我前面所说的那样，把需要开群众大会讨论的和需要管理的混淆起来。一方面要开群众大会，一方面要毫不犹豫地进行管理，要比以前资本家管得更严。否则，就不能打败他们。应该记住，一定要比以前更严更紧地进行管理。
在红军里，经过好几个月开群众大会讨论的阶段之后，它的纪律已经不亚于旧军队的了。红军采取了连旧政府都没有采取过的直到枪决的严厉措施。市侩们在书刊上号叫：“看啊，布尔什维克采用枪决的办法了。”我们应当说：“是的，我们采用了，而且是完全有意采用的。”
我们应当说：或者是那些想毁灭我们的人、我们认为理应灭亡的人灭亡，这样我们的苏维埃共和国就会生存下来；或者相反，是资本家生存下来而共和国灭亡。在一个贫穷不堪的国家里，或者是那些不能振作起来的人灭亡，或者是整个工农共和国灭亡。在这里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的选择，而且也容不得有任何温情主义。温情主义是一种并不亚于战争中的利己行为的罪恶。现在谁不守秩序，不守纪律，谁就是把敌人放进我们的队伍中来。
所以我说新经济政策还有学习方面的意义。你们在这里讨论应当如何进行教育。你们应当得出结论说：我们这里决不容许有学得不好的人。到了共产主义，学习的任务会轻一些。可是现在，在灭亡的威胁下，学习不能不是一项严峻的任务。
我们是否能为自己工作？
过去在我们军队中有开小差现象。劳动战线上也有这种现象，因为你是为资本家工作，为剥削者工作，那时不好好干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在你是为自己工作，为工农政权工作。应该记住，现在必须解决我们是否能为自己工作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我再说一遍，我们的共和国就会灭亡。所以我们要象在军队中说过的那样说：或者是让所有想毁灭我们的人灭亡，为此我们要采取最严厉的纪律措施；或者是拯救我们国家，使我们的共和国生存下来。
这就是我们应当采取的路线，这就是我们所以需要新经济政策的原因之一。
大家都去做经济工作吧！资本家将同你们在一起，外国资本家，即承租人和租借人，也将同你们在一起，他们将从你们那里攫取百分之几百的利润，他们将在你们那里大发横财。就让他们发财吧，但你们要跟他们学会做经济工作。只有这样，你们才能够建成共产主义共和国。从必须赶快学会做经济工作这个角度来看，任何懈怠都是极大的犯罪。必须向这门科学进军，向这门艰难、严峻、有时甚至是残酷无情的科学进军，否则就没有出路。
你们应当记住，现在包围着我们这个经过多年磨难而贫穷不堪的苏维埃国家的，不是会用自己高度发达的技术和工业来帮助我们的社会主义法国和社会主义英国。不是的！我们必须记住，现在它们的高度发达的技术和工业，全部都归反对我们的资本家所有。
我们必须记住，我们应当高度紧张地从事每天的劳动，否则我们就必然灭亡。
在目前的形势下，整个世界发展得比我们迅速。发展着的资本主义世界正调动一切力量来反对我们。问题就这样摆着！这就是我们必须特别重视这个斗争的原因。
由于我国文化落后，我们不能用正面攻击来消灭资本主义。如果我们的文化是另一种水平，那就可以比较直截了当地解决这项任务了。也许其他国家到了建设它们的共产主义共和国的时候会这样来解决这项任务。但是我们不能用直截了当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国家必须学会这样经营商业，即设法使工业能满足农民的需要，使农民能通过商业满足自己的需要。办事情应能使每一个劳动者都拿出自己的力量来巩固工农国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立起大工业。
必须使群众都深刻认识到这一点，不仅是认识，还要使他们把这种认识付诸实现。我认为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任务就是由此产生的。在任何一次深刻的政治变革以后，人民需要用很长时间来消化这种变革。因此这里有这样一个问题：人民是否已经理解了他们所得到的教训。非常遗憾，对这个问题只能回答：没有。如果他们已经理解了这些教训，那我们动手建立大工业就会迅速得多，早得多。
在解决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变革的任务以后，摆在我们面前的已是另一类任务，即可称为“小事情”的文化任务。必须消化这个政治变革，使它为人民群众所理解，使它不致仅仅是一纸宣言。
过时的方法
这些宣言、声明、布告和法令在当初是需要的。这些东西我们已经够多了。为了向人民表明我们要怎样建设和建设什么，要为哪些前所未有的新事物奋斗，这些东西在当初是必要的。但是，能不能继续向人民表明我们要建设什么呢？不能！要是这样，连一个最普通的工人也要取笑我们了。他会说：“你怎么老是向我们说你要怎样建设，让我们看看你的行动，——你会不会建设。如果不会，那我们就走不到一块，滚你的吧！”他这样说是对的。
应当从政治上描述伟大任务的时期已经过去，应当实际完成这些任务的时期已经到来。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文化任务，是消化那个应该而且能够得到贯彻的政治经验。或者是断送苏维埃政权所取得的一切政治成果，或者是为这些成果奠定经济基础。现在没有这种经济基础。我们应当做的正是这件工作。
提高文化水平是最迫切的任务之一。这正是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如果这样的委员会果真能为政治教育服务（“政治教育”是它给自己选的名称）的话。取名并不难，可是，工作做得怎么样呢？希望在这次大会以后我们能够得到这方面的准确材料。我们的扫除文盲委员会是1920年7月19日成立的。在出席这次大会之前，我特地看了一下有关的法令。是叫全俄扫除文盲委员会……而且是扫除文盲特设委员会。希望在这次大会以后我们能够得到说明有多少个省在这方面做了些什么工作的材料，希望能够得到准确的工作报告。但是，不得不成立扫除文盲特设委员会这个事实已经证明，我们好象是一些（怎样说得轻一点呢？）半野蛮人，因为，在一个不是半野蛮人的国家里，是耻于成立扫除文盲特设委员会的。在这样的国家里，文盲是在学校里扫除的。那里有象样的学校，人们在学校里学习。学习什么呢？首先是识字。如果这个起码的任务还没有完成，那么谈新经济政策是可笑的。
最大的奇迹
哪里谈得上是什么新政策呢？既然我们得采取特殊措施来扫除文盲，上帝保佑，那还是让我们设法维持旧的吧。这是很明显的。但是更明显的是，我们无论在军事方面或其他方面都创造了许多奇迹。我想，要是能够把扫除文盲委员会本身彻底扫除掉，那会是这些奇迹中最大的奇迹。我还希望不要产生如我在这里听说的要把它从教育人民委员部分出来的提案。如果我听说的是事实，如果你们仔细想想，那你们就会同意我的看法：必须成立一个扫除某些坏提案的特设委员会。
此外，仅仅扫除文盲是不够的，还需要建立苏维埃经济，而在这件事上，光能识字是无济于事的。我们需要大大提高文化水平。必须使每个人能够实际运用他的读写本领，必须使他有东西可读，有报纸和宣传小册子可看，必须合理分配这些书刊，使它们能到人民手里，不致中途散失，而现在人们读到的还不及一半，其余的都在办公室里派了用场，到达人民手里的恐怕还不到四分之一。我们必须学会利用我们现有的一点点书刊。
因此，由于实行新经济政策，应当不断宣传这样一种思想：政治教育务必要能提高文化水平。应当用读和写的本领来提高文化水平，应当使农民有可能用读写本领来改进自己的经营和改善自己国家的状况。
苏维埃的法律是很好的，因为它使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同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作斗争。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都没有给工人和农民提供这种可能。然而有人利用了这种可能性吗？几乎没有！不仅农民不会利用，就连相当多的共产党员也不会利用苏维埃的法律去同拖拉作风和官僚主义作斗争，或者去同贪污受贿这种道地的俄国现象作斗争。是什么东西妨碍我们同这种现象作斗争呢？是我们的法律吗？是我们的宣传吗？恰恰相反！法律制定得够多了！那为什么这方面的斗争没有成绩呢？因为这一斗争单靠宣传是搞不成的，只有靠人民群众的帮助才行。我们的共产党员至少有一半不会进行斗争，且不说还有一些人妨碍斗争。不错，你们中间99％都是共产党员，所以你们知道，我们现在正在处理这些妨碍斗争的共产党员，清党委员会在做这件事。但愿能从我们党内清除10万人左右。有人说20万人左右。我更喜欢后面这个数字。
我很希望我们能从党内赶走10万到20万混进来的人，他们不仅不会同拖拉作风和贪污受贿行为作斗争，而且妨碍同这些现象作斗争。
政治教育工作者的任务
我们将把一二十万人清除出党，这是一件有益的事情，但这只是我们应该做的工作的极小一部分。应当使政治教育委员会的全部工作都适应这个目的。文盲固然应当扫除，但仅仅识字还不够，还要有能教人们同拖拉作风和贪污受贿行为作斗争的文化素养。拖拉作风和贪污受贿行为是任何军事胜利和政治改造都无法治好的毛病。说实在的，这种毛病靠军事胜利和政治改造是治不好的，只有用提高文化的办法才能治好。这项任务就落在政治教育委员会的肩上了。
应当使政治教育工作者不用官僚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任务。但有一种情况却常常可以看到，比如有人问，可否把省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代表也吸收进省经济会议[114]。对不住，不必把你们编进什么机关去，你们要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来完成自己的任务。你们一进什么机关就会官僚化。如果你们同人们打交道，从政治上教育他们，经验就会告诉你们，政治上有教养的人是不会贪污受贿的，但是在我们这里，这种行为却处处可见。人们会问你们：怎样才能消灭贪污受贿现象，防止执行委员会里有人贪污受贿呢？请你们教我们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政治教育工作者回答说：“这事不归我们管”，“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出了小册子和布告”，那么人们就会对你们说：“你们是坏党员。这事固然不归你们管，有工农检查院来管，可是你们也是共产党员呀！”你们给自己取了“政治教育”这个名称。当你们取这个名称时，就曾提醒你们，名称不要搞得太显眼，还是用一个普通一点的好。可是你们要用“政治教育”这个名称，而这个名称含义很广。你们没有把自己称为教人民识字的人，而用了政治教育这个名称。于是人们可以对你们说：“很好，你们教人民读书写字，搞经济运动，这些都很好。但是这些并不是政治教育，因为政治教育是要使一切事情都有结果。”
我们正在进行反对野蛮行为和反对贪污受贿这类毛病的宣、传，我希望你们进行这项工作，但是，政治教育并不限于这种宣传，它意味着实际的结果，意味着教会人民怎样取得实际结果，并且不是以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身分而是以普通公民的身分给人们示范。政治教育工作者由于在政治上比别人有修养，不仅会责骂一切拖拉现象（这在我们这里非常风行），并且能以行动表明怎样克服这一弊病。这是一种很难掌握的艺术。不普遍提高文化水平，不使工农群众比现在更有文化，就不能掌握这种艺术！我希望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特别注意这项任务。
现在我把我所说的概括一下，把省政治教育委员会所面临的各项任务归纳一下。
三大敌人
在我看来，现在每一个人，不论他的职务是什么，面前都有三大敌人，每一个政治教育工作者，如果他是共产党员的话（而政治教育工作者大多是党员），面前都摆着这三项任务。他们面前的三大敌人就是：（一）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二）文盲，（三）贪污受贿。
第一个敌人——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
所谓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是指一个人置身于共产党内，还没有被清洗出去，就以为可以用共产党员的名义发号施令来解决他的一切任务。他以为，只要他是执政党的党员和某某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就有资格谈论政治教育成就的大小。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这只是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要学会进行政治教育，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可是我们还没有学会，而且我们还没有正确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第二个敌人——文盲
至于第二个敌人——文盲，我可以这样说：只要在我国还存在文盲现象，那就很难谈得上政治教育。这并不是政治任务，这是先决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就谈不上政治。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必须先教他们识字。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不识字只能有流言蜚语、谎话偏见，而没有政治。
第三个敌人——贪污受贿
最后，只要有贪污受贿这种现象，只要有贪污受贿的可能，就谈不上政治。在这种情况下甚至连搞政治的门径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就无法搞政治，因为一切措施都会落空，不会产生任何结果。在容许贪污受贿和此风盛行的条件下，实施法律只会产生更坏的结果。在这种条件下不能搞任何政治，这里没有搞政治的基本条件。应该懂得，为了能向人民说明我们的政治任务，能向人民群众表明“我们必须力求完成的任务”（而这本是我们必须做到的！），就要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必须达到一定的文化水平。否则就不能真正完成我们的任务。
军事任务和文化任务的区别
文化任务的完成不可能象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那样迅速。应当懂得，现在前进的条件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在危机尖锐化时期，几个星期就可以取得政治上的胜利。在战争中，几个月就可以取得胜利，但是在文化方面，要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从问题的性质看，这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我们应该使自己适应这个较长的时期，据此规划我们的工作，发扬坚忍不拔、不屈不挠、始终如一的精神。没有这些品质，甚至无法着手做政治教育工作。而政治教育的成果只能用经济状况的改善来衡量。我们不仅需要消灭文盲，消灭靠文盲这块土壤滋养的贪污受贿行为，而且应该使我们的宣传、我们实行的领导、我们的小册子真正为人民所接受，并且使这些工作的成果体现在国民经济的改善上。
这就是由于实行新经济政策而向政治教育委员会提出的任务。我希望通过这次大会我们能够在这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
载于1921年10月19日《全俄政治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公报》第2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55—175页
注释：
[110]这是列宁在全俄政治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1921年10月17日下午的会议上作的报告。在本卷《附录》里还收有这个报告的提纲（见第497—498页）。全俄政治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10月17—22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有307名代表，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193名，有发言权的代表114名。列宁当选为代表大会的名誉主席。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批准1922年的工作计划，制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开展群众鼓动工作的方式和方法。政治教育委员会是根据人民委员会1920年11月12日的法令成立的，直接隶属于地方各级（乡、县、省）国民教育部门。各地政治教育委员会的工作受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指导。——180。
[111]看来是指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4月29日的决议。这个决议表示完全赞同列宁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报告中的基本论点，决定委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同报告人一起用这些论点编成一个简要的提纲，作为苏维埃政权的基本任务予以公布。——182。
[112]看来是指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1921年3月）《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105—107页）和其他有关决定。——184。
[113]指全俄扫除文盲特设委员会。全俄扫除文盲特设委员会是根据人民委员会1920年7月19日的法令成立的，隶属于教育人民委员部。委员会的任务是实施人民委员会1919年12月26日关于在8—50年内扫除文盲的法令。委员会由5人组成，其成员由教育人民委员部提名，人民委员会批准。在扫盲委员会之下还设立一个有俄共（布）中央农村工作部、妇女工作部、共青团中央、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和普遍军训部等单位的代表参加的常设会议。全俄扫除文盲特设委员会和各省、县的特设委员会在筹建扫盲学校、培训师资、出版识字课本和教学计划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到1921年10月止，受到识字教育的人数达480万，红军中的文盲人数已降至5％（沙皇军队中的文盲达65％），海军则完全扫除了文盲。全俄扫除文盲特设委员会存在到1930年9月。——187。
[114]省经济会议是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地方机关，根据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1920年12月）《关于地方经济管理机构的决议》成立，隶属于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成立省经济会议是为了协调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农业人民委员部、粮食人民委员部、劳动人民委员部和财政人民委员部）所属地方机关的工作。省经济会议由省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粮食委员、劳动局长、财政局长、土地局长和省工会理事会主席组成，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任省经济会议主席。——198。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处理巴库和阿塞拜疆的派别斗争的决定草案（1921年10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处理巴库和阿塞拜疆的派别斗争的决定草案[109]
（1921年10月15日）
（1）立即把古谢伊诺夫和阿洪多夫召来。
（2）严厉要求完全停止在巴库和阿塞拜疆的派别斗争。
（3）重申从事派别斗争的人要开除出党。
（4）委托由俄罗斯联邦派往阿塞拜疆的同志们检查执行情况。
（5）委托斯大林于星期一以前拟好关于在阿塞拜疆贯彻执行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指示草案。
（6）立即毫不含糊地重申关于波斯问题的决定。
载于1958年《苏共历史问题》杂志第2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54页
注释：
[109]列宁的建议写进了俄共（布）中央政治局1921年10月15日通过的决定。
由于巴库党组织的工作人员和阿塞拜疆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之间在执行民族政策方面出现了某些分歧，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指示阿塞拜疆和巴库党的工作人员要极其慎重地对待穆斯林居民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特点，并建议阿塞拜疆以及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共产党的全体工作人员在他们的一切活动中考虑到这一点，力求在工作中齐心协力，不要在党组织内形成任何派别。
斯大林根据政治局的决定拟订的关于在阿塞拜疆贯彻执行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指示草案，由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0月17日批准。
第6条指的是俄共（布）中央政治局1921年10月3日关于巴库工作人员不得违反苏维埃政府对波斯（伊朗）的政策的决定。——179。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调派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去做粮食工作的决定草案（1921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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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调派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去做粮食工作的决定草案[108]
（1921年10月14日）
同意组织局的决定；再次指出施略普尼柯夫同志向组织局表示拒绝服从的行为是完全不正确的；询问中央审查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不影响中央审查委员会工作的情况下，他们认为可以派施略普尼柯夫同志去做多长时间的粮食工作。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53页
注释：
[108]这一决定草案于1921年10月14日由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政治局在听取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央审查委员会关于派亚·加·施略普尼柯夫从事粮食工作问题的结论后于10月27日决定：“确定施略普尼柯夫同志从事粮食工作的期限为两个月，自出发之日起算。”——178。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十月革命四周年（1921年10月1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十月革命四周年
（1921年10月14日）
10月25日（11月7日）的四周年快到了。
这个伟大的日子离开我们愈远，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就愈明显，我们对自己工作的整个实际经验也就思考得愈深刻。
这种意义和这种经验可以极其简要地（当然是极不充分极不精确地）说明如下。
俄国革命直接的迫切的任务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任务：打倒中世纪制度的残余，彻底肃清这些残余，扫除俄国的这种野蛮现象、这种耻辱、这种严重妨碍我国一切文化发展和一切进步的障碍。
我们有权引以自豪的是，从对人民群众的深远影响来看，我们所做的这种清除工作比125年多以前的法国大革命要坚决、迅速、大胆、有效、广泛和深刻得多。
不论是无政府主义者还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他们是国际上这一社会阶层的俄国代表）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问题上，过去和现在都讲了不知多少糊涂话。四年来的事实已经完全证实，我们在这一点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对以往革命经验的估计是正确的。我们比谁都更彻底地进行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我们完全是自觉地、坚定地和一往直前地向着社会主义革命迈进，我们知道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我们知道只有斗争才能决定我们（最终）能够前进多远，能够完成无限崇高的任务中的哪一部分，巩固我们胜利中的那一部分。这过些时候就会见分晓。其实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在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中，对一个满目疮痍、苦难深重的落后国家来说，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很多工作。
可是，我不准备多谈我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内容。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懂得这一内容指什么。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举几个明显的例子。
我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内容，指的是消灭俄国社会关系（秩序、制度）中的中世纪制度，农奴制度，封建制度。
到1917年，俄国农奴制度究竟还有哪些主要表现、残余或遗迹呢？还有君主制、等级制、土地占有制、土地使用权、妇女地位、宗教和民族压迫。试从这些“奥吉亚斯的牛圈”[106]——顺便说一下，一切先进国家在125年和250年前以至更早以前（英国在1649年）完成它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都在很大程度上留下了没有打扫干净的奥吉亚斯的牛圈——试从这些奥吉亚斯的牛圈拿出任何一间来，你们都会看到，我们已经把它打扫得干干净净。从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到解散立宪会议（1918年1月5日）这十来个星期里，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比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和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以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他们执政的八个月里所做的要多千百倍。
这些胆小鬼、空谈家、妄自尊大的纳尔苏修斯和哈姆雷特[107]总是挥舞纸剑，可是连君主制都没有消灭！我们却把全部君主制垃圾比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更干净地扫除了。我们没有让等级制这个古老的建筑留下一砖一瓦（英、法、德这些最先进的国家至今还没有消除等级制的遗迹！）。等级制的老根，即封建制度和农奴制度在土地占有制方面的残余，也被我们彻底铲除了。伟大十月革命的土地改革“最终”会有怎样的结果，这个问题“可以争论”（国外有足够的著作家、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来争论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不愿把时间花在这些争论上，因为我们正在用斗争来解决这种争论以及与此有关的许多争论。然而有一件事实是无可争辩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与保持农奴制传统的地主“妥协了”八个月，而我们在几星期内就把这些地主连同他们的一切传统都从俄国的土地上彻底扫除了。
就拿宗教、妇女的毫无权利或非俄罗斯民族的被压迫和不平等地位来说吧。这些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些鄙俗之徒在这些问题上空谈了八个月。世界上没有一个最先进的国家按照资产阶级民主方针彻底地解决了这些问题。而在我国，这些问题已由十月革命后颁布的法律彻底地解决了。我们一向在认真地同宗教进行斗争。我们让一切非俄罗斯民族成立了自己的共和国或自治区。在我们俄国，妇女无权或少权这种卑鄙、丑恶、可耻的现象，这种农奴制和中世纪制度的可恶的残余已经没有了，而这种现象却在世界各国无一例外被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和愚蠢的吓怕了的小资产阶级重新恢复了。
这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内容。在150年和250年以前，这一革命（如果就同一类型的每一民族形式来说，可以说是这些革命）的先进领袖们曾向人民许愿，说要使人类排除中世纪的特权，排除妇女的不平等地位，排除国家对这种或那种宗教（即“宗教思想”、“宗教信仰”）的种种优待，排除民族权利的不平等。许了愿，但没有兑现。他们是不可能兑现的，障碍在于要“尊重”……“神圣的私有制”。在我国无产阶级革命中，就不存在这种对倍加可恶的中世纪制度和对“神圣的私有制”的可恶的“尊重”。
但是，要巩固俄国各族人民所取得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我们就应当继续前进，而我们也确实前进了。我们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作为我们主要的和真正的工作即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工作的“副产品”顺便解决了。我们一向说，改良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副产品。我们不仅说过并且还用事实证明过，资产阶级民主改造是无产阶级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的副产品。顺便提一下，所有考茨基、希法亭、马尔托夫、切尔诺夫、希尔奎特、龙格、麦克唐纳、屠拉梯之流以及“第二半”马克思主义的其他英雄们，都不能理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前一革命可以转变为后一革命。后一革命可以顺便解决前一革命的问题。后一革命可以巩固前一革命的事业。斗争，只有斗争，才能决定后一革命能比前一革命超出多远。
苏维埃制度就是由一种革命发展为另一种革命的明证或表现之一。苏维埃制度是供工人和农民享受的最高限度的民主制，同时它又意味着与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决裂，意味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型民主制即无产阶级民主制或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生。
让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于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猪狗们用数不清的诅咒、谩骂、嘲笑来攻击我们在建设我们苏维埃制度中的失利和错误吧。我们一分钟也没有忘记，我们过去和现在确实有很多的失利和错误。在缔造前所未有的新型国家制度这种全世界历史上新的事业中，难道能没有失利和错误吗？我们一定要百折不挠地努力纠正这些失利和错误，改变我们对苏维埃原则的实际运用远未达到尽善尽美的状况。但是我们有权自豪，而且我们确实很自豪，因为我们有幸能够开始建设苏维埃国家，从而开创全世界历史的新时代，由一个新阶级实行统治的时代。这个阶级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是受压迫的，如今却到处都在走向新的生活，去战胜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使人类摆脱资本的桎梏和帝国主义战争。
关于帝国主义战争，关于金融资本所实行的目前左右着全世界的国际政策（这种政策必然会引起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必然会导致极少数“先进”强国变本加厉地压迫、抢劫、掠夺和扼杀各落后的弱小民族）的问题，从1914年起就成为世界各国全部政策中的基本问题。这是一个有关千百万人生死存亡的问题。这关系到在我们眼看着资产阶级正准备的、从资本主义中产生出来的下一次帝国主义战争中是否会有2000万人死亡（而在1914—1918年的大战和附加的、至今还没有结束的“小”战中是1000万人死亡），在这一不可避免的（如果有资本主义存在）未来战争中是否会有6000万人残废（而在1914—1918年是3000万人残废）。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十月革命也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资产阶级的奴仆和应声虫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以及全世界所有的假“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都嘲笑“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个口号。其实这个口号是唯一的真理，虽然听起来令人不愉快、粗暴、赤裸裸、无情，的确如此，但同无数极其精巧的沙文主义与和平主义谎言相比，终究是一个真理。这些谎言被戳穿了。布列斯特和约被揭露了。比布列斯特和约更糟糕的凡尔赛和约的作用和后果，一天比一天更加无情地被揭露出来。千百万人都在思考着昨天战争的起因和行将到来的明天战争的问题，他们愈来愈清楚地、明确地、必然地认识到一个严峻的真理：不经过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和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就不能摆脱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必然会产生这种战争的帝国主义世界（如果我们还用老的正字法，我就会在这里写上两个含义不同的“мир”［注：“мир”一词是现代俄语，有“和平”与“世界”两种含义。这两种含义在旧的俄语中是两个词，即“миръ”和“мｉръ”，前者意为“和平”、“和约”，后者意为“世界”。——编者注］），就不能摆脱这个地狱。
让资产阶级和和平主义者、将军和市侩、资本家和庸人、一切基督教徒及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所有骑士们疯狂地咒骂这个革命吧。不管他们怎样不停地泄愤、造谣和诽谤，都不能抹杀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实——千百年来奴隶们第一次公开地提出了这样的口号来回答奴隶主之间的战争：变奴隶主之间的分赃战争为各国奴隶反对各国奴隶主的战争。
这个口号千百年来第一次由一种模糊渺茫的期望变成了明确的政治纲领，变成了千百万被压迫者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实际斗争，变成了无产阶级的第一次胜利，变成了消灭战争的第一次胜利，变成了全世界工人联盟对各国资产阶级联盟的第一次胜利，而资产阶级无论是和是战，无非都是牺牲资本奴隶的利益，牺牲雇佣工人的利益，牺牲农民的利益，牺牲劳动人民的利益。
这第一次胜利还不是最终的胜利。这次胜利是我国十月革命经历了空前的艰难、困苦和磨难，经历了很多重大的失败和错误以后取得的。难道一个落后国家的人民不经过失败和错误就能战胜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的国家所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吗？我们不怕承认自己的错误，我们将冷静地看待这些错误，以便学会改正这些错误。但事实总是事实：用奴隶反对一切奴隶主的革命来“回答”奴隶主之间的战争的诺言，千百年来第一次得到了彻底的实现……并且还在克服一切困难继续得到实现。
我们已经开始了这一事业。至于哪一个国家的无产者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期间把这一事业进行到底，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
“保卫祖国”即保卫日本反对美国侵略、或保卫美国反对日本侵略、或保卫法国反对英国侵略如此等等的各国资本家先生们，请继续玩弄你们伪善的把戏吧！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骑士先生们以及全世界所有和平主义的市侩庸人，请继续用新的“巴塞尔宣言”（仿照1912年巴塞尔宣言的式样）来“敷衍”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手段的问题吧！第一次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使地球上一亿人首先摆脱了帝国主义战争和帝国主义世界。以后的革命一定会使全人类摆脱这种战争和这个世界。
我们最后的一项事业，也是最重要最困难而又远远没有完成的事业，就是经济建设，就是在破坏了的封建基地和半破坏的资本主义基地上为新的社会主义大厦奠定经济基础。在这一最重要最困难的事业中，我们遭受的失败最多，犯的错误最多。开始这样一个全世界从未有过的事业，难道能没有失败没有错误吗？但是，我们已经开始了这一事业。我们正在进行这一事业。我们现在正用“新经济政策”来纠正我们的许多错误，我们正在学习怎样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大厦而不犯这些错误。
困难是巨大的。我们已经习惯同巨大的困难作斗争。我们的敌人把我们叫作“硬骨头”和“碰硬政策”的代表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我们也学会了——至少是在一定程度上学会了革命所必需的另一种艺术：灵活机动，善于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而迅速急剧地改变自己的策略，如果原先的道路在当前这个时期证明不合适，走不通，就选择另一条道路来达到我们的目的。
我们为热情的浪潮所激励，我们首先激发了人民的一般政治热情，然后又激发了他们的军事热情，我们曾计划依靠这种热情直接实现与一般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同样伟大的经济任务。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为了作好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准备（通过多年的工作来准备），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过渡阶段。不能直接凭热情，而要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靠个人利益，靠同个人利益的结合，靠经济核算，在这个小农国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到达共产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把千百万人引导到共产主义。现实生活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革命发展的客观进程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三四年来我们稍稍学会了实行急剧的转变（在需要急剧转变的时候），现在我们开始勤奋、细心、刻苦地（虽然还不够勤奋，不够细心，不够刻苦）学习实行一种新的转变，学习实行“新经济政策”。无产阶级国家必须成为一个谨慎、勤勉、能干的“业主”，成为一个精明的批发商，否则，就不能使这个小农国家在经济上站稳脚跟。现在，在我们和资本主义的（暂时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并存的条件下，没有其他道路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批发商这类经济界人物同共产主义似乎有天壤之别。但正是这类矛盾在实际生活中能把人们从小农经济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引导到社会主义。同个人利益结合，能够提高生产；我们首先需要和绝对需要的是增加生产。批发商业在经济上把千百万小农联合起来，引起他们经营的兴趣，把他们联系起来，把他们引导到更高的阶段：实现生产中各种形式的联系和联合。我们已经开始对经济政策作必要的改变。我们在这方面已经有了某些成就，虽然是不大的、局部的成就，但毕竟是确定无疑的成就。我们就要从这门新“学科”的预备班毕业了。只要坚定地、顽强地学下去，用实际经验来检验我们迈出的每一步，不怕已经开始的工作一改再改，不怕纠正我们的错误，仔细领会这些错误的意义，我们就一定会升到更高的班级。我们一定会修完整个“课程”，尽管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情况使这一课程的学习比我们预期的时间要长得多，困难要多得多。不管过渡时期的苦难如灾荒、饥荒和经济破坏多么深重，我们决不气馁，一定要把我们的事业进行到最后胜利。
1921年10月14日
载于1921年10月18日《真理报》第234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44—152页
注释：
[106]奥吉亚斯的牛圈出典于希腊神话。据说希腊西部厄利斯的国王奥吉亚斯养牛3000头，30年来牛圈从未打扫，粪便堆积如山。奥吉亚斯的牛圈常被用来比喻藏垢纳污的地方。——170。
[107]纳尔苏修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孤芳自赏的美少年。
哈姆雷特是英国作家威·莎士比亚的同名悲剧中的主人公，是内心矛盾、犹豫不决、耽于幻想而不能坚决行动的人的典型。——170。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就鲁特格尔斯的建议给政治局委员的信（1921年10月12日和15日之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就鲁特格尔斯的建议给政治局委员的信
（1921年10月12日和15日之间）
我认为，鲁特格尔斯的建议按它现在这种样子目前不能采纳。但是想试试让他改变小组的成分（鲁特格尔斯＋海伍德＋卡尔弗特）。也改变财政方面的要求。可否这样决定：
中央委员会否决鲁特格尔斯同志现在这样的建议，也就是波格丹诺夫同志以及同他一道投赞成票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们的建议。
中央委员会（然后按苏维埃程序是劳动国防委员会）恳切希望鲁特格尔斯同志的小组不把这一次拒绝看成是彻底的拒绝，而能按照下列原则修改自己的建议：（α）改变小组即发起人中心小组的成分，增加5—8位著名的美国工会运动或其他工人组织的代表；（β）将我国政府的开支缩减到总数不超过30万美元；（γ）减少我方在中断合同时的开支，并写明数目。[105]
列宁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43页
注释：
[105]以列宁的这些建议为基础，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21年10月15日就塞·鲁特格尔斯的建议问题作出了决定，劳动国防委员会于1921年10月17日通过了《关于同鲁特格尔斯小组协议的条款的决定》。——168。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关于同鲁特格尔斯小组达成协议问题的信（1921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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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同鲁特格尔斯小组达成协议问题的信[104]
1921年10月12日
莫洛托夫同志：
附上有关鲁特格尔斯一事的材料。
应由劳动国防委员会作决定。
建议先由中央委员会作决定，因为这是政治问题。政治局有责任过问，因为事关黄金支出。
请您让秘书同全体政治局委员通个电话，要每人确定一个小时，在星期五以前用它看完这份材料。每人都要看，以便在星期五作出决定。
让秘书登记时间，把材料依次传给每一位政治局委员阅读。
是个难题：
赞成的意见：如果美国人履行诺言，好处将是极大的。那么60万金卢布并不可惜。
反对的意见：他们会履行吗？海伍德是个半无政府主义者。伤感情绪多于实干精神。鲁特格尔斯可别陷入左倾。卡尔弗特最爱饶舌。我们没有任何切实的保证。这些痴心妄想的人在失业气氛下会招募来一帮“冒险家”，那些人会一吵了事的。那时我们交出去的60万金卢布就要损失一部分（因为他们无疑会糟蹋和挥霍一部分），而且还有损失多达100万金卢布的危险，因为根据第8条（该条的结尾）规定，我们有义务
“对各侨民运来的机器和劳动工具按其支出费用给予等价补偿”。
风险不小。
赞成者：伊·尼·斯米尔诺夫和马克西莫夫（乌拉尔的）——都是当地人，所以他们赞成。
反对者：马尔滕斯该是颇了解美国人的，所以他反对。
列宁
请安排一下，让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的全体委员在星期五12时至下午4时同中央委员会的秘书保持电话联系，听候要他们来中央的通知。
附言：此信亦请分发给全体政治局委员。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41—142页
注释：
[104]以塞·鲁特格尔斯为首的美国工人和工程师小组于1921年8月底抵达苏维埃俄国（参看注91）。9月23日，劳动国防委员会讨论了鲁特格尔斯小组关于将纳杰日金工厂和库兹涅茨克煤田的一批企业交由他们经营的建议，认为可以签订合同，并责成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劳动人民委员部和农业人民委员部的代表组成的委员会最后拟定合同的条款。列宁参加了同鲁特格尔斯小组的谈判，对合同的条款提出了不少建议（见本卷第203—204页）。同鲁特格尔斯小组的协议于10月20日签订。10月21日和25日劳动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先后批准了这一协议。11月间，苏维埃政府同该小组签订了合同。按照合同，美国工人应随带一定数量的生产工具、器材和食品，而苏维埃政府则拨款30万美元从国外购买机器和工具。根据这个合同，在库兹涅茨克煤田的一部分地区内建立了直属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库兹巴斯’自治工业侨民区”（见本卷第148—149、168页）。——166。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就指派中东铁路谈判代表问题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提出的建议（1921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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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指派中东铁路谈判代表问题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提出的建议[102]
（1921年10月11日）
急！建议立即进行书面表决，或者召开半小时的政治局会议。
建议：同意派马尔赫列夫斯基和派克斯（谁到大连，谁到赤塔，由契切林决定）。
雅罗斯拉夫斯基出席华盛顿会议[103]不合适，美舍利亚科夫——不很合适。建议：委托外交人民委员部和组织局（于24小时内）另外物色人选。
列宁
10月11日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40页
注释：
[102]此件写在格·瓦·契切林1921年10月10日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上。契切林在信中请求从速指派代表就中东铁路问题同中国谈判，认为迟迟不派代表会给即将召开的华盛顿会议（见注103）以对该铁路实行国际共管的口实。外交人民委员部建议派尤·约·马尔赫列夫斯基为此项谈判的代表。契切林还通知说，日本方面已同意，远东共和国和日本的代表在大连举行的会议（1921年8月26日—1922年4月16日）讨论某些问题时，俄罗斯联邦的代表可以参加。他建议派A.K.派克斯出席这个会议。此外，契切林还建议派叶·米·雅罗斯拉夫斯基和尼·列·美舍利亚科夫为出席华盛顿会议的远东共和国代表。
政治局当天通过了列宁的建议。10月13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A.A.亚济科夫为出席华盛顿会议的远东共和国代表。10月18日，人民委员会会议研究了关于指派尤·约·马尔赫列夫斯基为出席大连会议的俄罗斯联邦的全权代表、A.K.派克斯为与中国政府谈判的俄罗斯联邦的全权代表的问题。——165。
[103]华盛顿会议又称太平洋会议，是帝国主义国家对战后远东和太平洋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进行再分割的一次会议，于1921年11月12日—1922年2月6日在华盛顿举行。会议是美国发起的，参加的国家有：美国、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中国、比利时、葡萄牙和荷兰。会议讨论了限制海军军备和远东、太平洋问题，签订了三个条约，即：英、美、日、法关于共同维护缔约各方在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权利的《四国条约》，美、英、日、法、意关于按一定比例（5∶5∶3∶1.75∶1.75）限制各自海军力量的《五国公约》和按所谓“门户开放”原则共同掠夺中国的《九国公约》。这些条约总称为华盛顿体系，是凡尔赛体系的补充。
这次会议没有邀请苏维埃俄国和远东共和国出席（远东共和国的代表于1921年12月到达华盛顿，但未被允许出席会议）。对此，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于1921年7月19日和11月2日向有关各国政府提出抗议，声明不承认会议所通过的任何决定。1921年12月8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对会议讨论中东铁路问题提出了抗议。——165。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关于拨给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口粮和资金问题的信（1921年10月1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关于拨给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口粮和资金问题的信[101]
致小人民委员会主席基谢廖夫同志
抄送：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
纺织企业总管理委员会主席
粮食人民委员部
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经济会议主席
科洛季洛夫同志
1921年10月10日
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经济会议向劳动国防委员会申请每月拨给该省4万份口粮和40亿卢布，以便22个纺织企业能够开工并生产出8090万俄尺坯布和12790万俄尺成品布。
由于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的大工业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政治上来看都特别重要，必须尽最大努力满足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经济会议的请求，即使影响其他地区也在所不惜。
请您明天召开会议，由您主持，参加会议的应有纺织企业总管理委员会（经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同意）和粮食人民委员部，以及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经济会议的代表，必要时可以把财政人民委员部的代表找来，争取在明天，即10月11日，把问题提交给大人民委员会。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3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39页
注释：
[101]列宁的这封信是在1921年10月10日收到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呈文后写的。来文申请每月拨给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纺织工人4万份口粮和40亿卢布。10月11日人民委员会审议了这个问题，决定在完成生产计划的条件下予以批准。——163。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社会保险的决定草案（1921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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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列宁全集》->
第42卷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社会保险的决定草案[100]
（1921年10月10日）
委托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会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卫生人民委员部和社会保障人民委员部研究解决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工人保险问题。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38页
注释：
[100]
这个决定草案由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21年10月10日通过。11月15日，人民委员会批准了《关于从事雇佣劳动人员的社会保险的法令》。——162。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乌克兰种植甜菜问题的指示草案（1921年10月1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乌克兰种植甜菜问题的指示草案[99]
（1921年10月10日）
政治局关于在乌克兰拨出土地由工厂播种糖用甜菜和对糖厂附近农民实行强制轮种制及作物定额制问题的
指示
1．推行整个此项改革要极其慎重，采取任何步骤都必须经过实践检验，看播种甜菜能否确保合理经营和农民直接受益。
2．在拨给工厂40万俄亩土地前，应当检查这个数字对于保证实际的、合理的、大规模的工厂经营是否真正必需。
工厂应负责使转交给它们的全部土地得到合理的耕作并用于工厂。
3．在农民的土地上实行强制轮种制和作物定额制应只限于历来种植甜菜的地方。
4．应严格注意使糖厂同种甜菜的农民的关系建立在真正自愿协商的基础上，但是要保证规定的甜菜地面积。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37页
注释：
[99]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21年10月10日听取了克·格·拉柯夫斯基、弗·雅·丘巴尔和格·伊·彼特罗夫斯基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后通过了列宁提出的指示草案。——161。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致全俄电气技术人员第八次代表大会主席团（1921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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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卷
致全俄电气技术人员第八次代表大会主席团[98]
（1921年10月8日）
非常抱歉，我不能亲自来向大会祝贺。
关于《电气化计划》一书的意义，尤其是关于电气化本身的意义，我已经说过不止一次了。［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154—158、345—354页；第41卷第282—283页。——编者注］大机器工业及其在农业中的推广，是社会主义唯一的经济基础，是实现如下奋斗目标的唯一基础：使人类摆脱资本的桎梏，不再为了确定是英国强盗还是德国强盗、是日本强盗还是美国强盗等等在瓜分世界时占优势而让几千万人死于非命和变成残废。
工农苏维埃共和国已经开始有步骤有计划地实现我国的电气化。尽管我们所做的工作少得可怜，不值一提，尽管对于一个被地主资本家在四年帝国主义战争和三年国内战争中弄得满目疮痍的国家来说，对于一个全世界资产阶级正伺机把它征服和变成他们的殖民地的国家来说，实行电气化的困难大得难以置信，尽管我们电气化事业的进展慢得令人难受，但这项事业毕竟在向前进展。在你们大会的帮助下，在俄国全体电气技术人员以及全世界许多优秀的先进学者的帮助下，通过工人和劳动农民的先锋队的英勇奋斗，我们一定能完成这项任务，我们一定能使我国电气化。
向全俄电气技术人员第八次代表大会祝贺，祝大会圆满成功。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载于1921年10月11日《全俄电气技术人员第八次代表大会公报》第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35—136页
注释：
[98]这是列宁给全俄电气技术人员第八次代表大会的贺信。在代表大会10月9日上午的会议上，宣读了这封贺信。
列宁在贺信原件上批了几句话，对发贺信这种“排场”是否需要、有无实际益处表示怀疑（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1卷《致格·马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1921年10月8或9日）》）。
关于全俄电气技术人员第八次代表大会，见注5。——159。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关于考察党员负责干部的一条意见（1921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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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卷
关于考察党员负责干部的一条意见[97]
（1921年10月8日）
应仔细研究如何摸清党员负责干部情况的问题，看每个人适合做哪一级的工作和什么性质的工作，即使先把莫斯科市和一个省的情况摸清也好。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34页
注释：
[97]1921年10月8日，俄共（布）中央全会根据维·米
·莫洛托夫关于负责工作人员的登记分配办法的报告作出了一项决议。列宁的这条意见写入了该决议。——158。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远东共和国问题的决定草案（1921年10月7日或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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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列宁全集》->
第42卷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远东共和国问题的决定草案[96]
（1921年10月7日或8日）
建议同意契切林的意见，并委托他以批示草案的形式拟定一项关于远东共和国的明确而简短的指示。
列宁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33页
注释：
[96]这一决定草案是就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
1921年10月7日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请示信而拟的。契切林在信中说：远东共和国政府请求政治局对以下问题作出决定：（1）日美两国在不承认俄罗斯联邦的情况下承认远东共和国是否可取；（2）是否接受外国人向远东共和国提供国家贷款的建议；（3）远东共和国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实际上独立而不附属于俄罗斯联邦。外交人民委员部认为对这些问题应作如下回答：（1）它们承认远东共和国是可取的，但不得将远东共和国的结构在条约中固定下来；（2）在维护远东共和国主权的条件下外国贷款是有益的；（3）远东共和国仅在形式上不附属于俄罗斯联邦。
10月8日，政治局通过了列宁的建议。10月10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了格·瓦·契切林提出的给远东共和国的指示草案。
远东共和国是1920年4月在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成立的民主共和国，首都在上乌金斯克（现称乌兰乌德），后迁到赤塔。苏维埃俄国政府于
1920年5月14日正式承认远东共和国，并提供财政、外交、经济和军事援助。远东共和国是适应当时极为复杂的政治形势而成立的，目的是防止苏维埃俄国同日本发生军事冲突，并为在远东地区消除外国武装干涉和白卫叛乱创造条件。在远东大部分地区肃清了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军后，远东共和国国民议会于
1922年11月14日作出加入俄罗斯联邦的决定。1922年11月15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远东共和国为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157。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关于工农检查院的任务、对任务的理解和执行的问题（1921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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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卷
关于工农检查院的任务、对任务的理解和执行的问题[92]
（1921年9月27日）
工农检查院的任务，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捕捉”和“揭发”（这是法院的事，工农检查院虽然和法院密切有关，但决不等同），而是善于纠正。
善于及时地纠正，这才是工农检查院的主要任务。
要善于纠正，第一，必须研究并掌握各机关、企业、部门等等处理工作的情况；第二，必须及时地作一些必要的切实的改变，并真正贯彻下去。
各种不同的企业、机关、部门等等处理工作，有许多相同的或基本上相同的地方。工农检查院的任务是通过认真检查的实践培养出一批有经验的和懂行的领导人员，他们应能提出问题（如果善于正确地提出问题，那么单是这一点就可使视察获得成功，就有可能进行纠正），指导视察和检查工作，检查纠正的情况，等等。
例如，汇报工作是一切部门和各种机关的一项基本任务。工农检查院应该熟悉和掌握这项工作，善于在最短时间内进行检查（派人到有关的办公室去半小时，去一小时）：工作汇报了没有，汇报是否符合规定，有哪些缺点，怎样纠正等等。
怎样搞好汇报，怎样处罚过错，怎样“捕捉”欺骗行为，以及怎样检查实际执行情况等等，这些方法工农检查院都应该加以研究、归纳和总结。工农检查院应该有一份清单，把汇报搞得还可以的机关、部门和省份开列出来，即使这样的单位只占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也没有什么关系，只要能始终不断地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来扩大采用范例的范围就行。工农检查院应该有一份反映这一斗争的进程以及我们在这一斗争中的成功和失败的日程表。
看了关于各个燃料机关的工作和1921年秋季燃料危机加重的情况的报告初稿以后，我确信工农检查院的工作基点摆得不对。在这个报告初稿里，既没有对情况的研究，也没有纠正的办法。
例如，拿1921年的三周突击运动[93]同1920年的作对比时光有一个总数。这样比是不对的，因为第一，没有考虑到粮食供应方面的差别（1921年春季以及整个1921年上半年情况特殊，因为改行粮食税了）；第二，没有考虑到1921年的歉收。
达尼舍夫斯基指出：没有遭到歉收的省份完成了1921年三周计划的100％以上；歉收的省份没有完成任务，缺额很大。
而报告却没有对情况作任何研究。
工农检查院的报告初稿指出林业总委员会[94]的工作汇报有缺点，显然是正确的。这一点，达尼舍夫斯基也承认。这是证实了的。汇报是搞得不好。
然而正是在这个主要问题上，工农检查院完全不应该停留在报告初稿的“提法”上，什么“汇报搞得不好，汇报工作没有搞起来”。那么，工农检查院的同志在纠正这个缺点方面做了些什么呢？工农检查院许多著名的工作人员在1920年冬和1921年春亲自参加了许多研究燃料危机问题的讨论会和工作组。正好在1921年春天（似乎是在1921年3月），林业总委员会更换了领导。这就是说，1921年3月，林业总委员会应该按新方式汇报工作。
达尼舍夫斯基这样做了。不过做得不能令人满意。他的汇报搞得不好。达尼舍夫斯基无疑有过错。
但是找出有过错的领导人，这只是工作的极小一部分。
工农检查院是否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呢？它是否正确地理解了自己的任务呢？主要的问题就在这里。可是对这个问题只能作否定的回答。
工农检查院既然知道燃料的情况很紧急，知道木柴很重要，知道旧林业总委员会（洛莫夫时期）的汇报搞得不好，那它就应该：
在1921年3月提出正式的书面意见，说明应该怎样汇报工作；
在1921年4月检查新的领导（达尼舍夫斯基）是怎样进行汇报工作的，并再次提出正式的书面意见，说明应该怎样改进，否则事情就办不好；
在1921年5月再检查一次；
如此等等，每月都抓；
直到汇报作得还可以为止。
工农检查院本应该在1921年春天指定一位视察员（最好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部门”，虽然实际上工农检查院可能有一个“部门”专管林业或整个燃料业的视察工作或检查工作）专门抓林业总委员会的汇报工作，研究这项工作，每月向某一位院务委员报告或提出综合报告（有多少省份的汇报搞得还可以；把它们一一列举出来；有多少省份根本没有汇报，等等。采取了哪些措施？向俄共中央报告过没有？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过没有？这些措施的效果怎样？）。
达尼舍夫斯基的过错在于没有把汇报搞好。
工农检查院，也就是这一位负责的、我不知道姓名的视察员或检查员的过错，在于他从1921年3月起就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
目前的一个实际问题，一个应切实解决而不容用官僚主义态度应付的问题是：怎样纠正林业总委员会汇报工作的缺点？
由于在工农检查院的报告初稿中找不到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的答案（它本应提供答案），我就自己来回答，但我可能答错，因为对情况没有研究。下面是我的建议，如有人提出更好的建议，我乐意修改。
（1）汇报（每两周一次）不要象现在这样邮寄，要用电报拍发；
（2）制定出一种由7—9个数字和字母编制的“电码”，以便用几行字就把统计结果交代清楚（采购了多少立方俄丈木柴；运出了多少；收到和发出了多少粮食和饲料，等等）；
（3）通过法律手续授权达尼舍夫斯基把那些不按时交汇报的人抓起来，
或者（如果不可能那样做，如果由于某种原因那样行不通）请求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把那些不按时交汇报的人抓起来；通过俄共中央实施有关指令；检查执行情况；
（4）采用亲自到现场直接进行检查的方法，看执行了没有？执行得怎么样？困难何在？
达尼舍夫斯基说，他派出了一批到全俄各地巡视的监察员，他们已经到了各个省份，下到了基层，起了督促作用，已使许多省份动了起来。
情况确实吗？达尼舍夫斯基没有受自己官员的蒙蔽吗？
很可能受蒙蔽了。
而工农检查院呢？它应该查明和了解这种情况。关于这一点，报告初稿一个字也没有提到。什么时候派出巡回监察员的？派了多少？他们的水平怎样？他们的工作有什么结果？如果情况不能令人满意，应怎样改进？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而工农检查院的视察员恰巧回避了这一实质。
再说一遍，搞好汇报是一个主要问题。工农检查院没有研究清楚这个问题。工农检查院没有完成甚至显然没有理解下面这项任务：关注汇报工作，努力改进和切实改进这项工作。
工农检查院应该善于通过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俄共中央，通过各种途径，把工作“做到”党和苏维埃的最高一级机关中去，切实纠正汇报工作的缺点。
我详细谈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也是极其简单的）问题，即搞好汇报的问题，但今后还会有一些同样很重要的而且是更为棘手的问题，例如工作承包（检查完成情况，进行计算等）等问题。
报告初稿还触及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但同样只是触及，并没有认真动手解决。这就是起草人在报告初稿中所说的：“负责的领导人员工作忙得喘不过气来，而下属机构（被提到的是属于燃料总管理局的煤炭总委员会[95]和林业总委员会等）的业务部门却充满了无事可做的工作人员。”
我认为这种看法是可贵的，而且是绝对正确的，它不仅适用于燃料总管理局，也适用于所有的或者99％的机关和部门。
这种不良现象到处都有。
工农检查院本应该在3月新组织筹建时，或者最迟在4月新组织已建立时，正式提出书面建议，说明应该怎样纠正这种现象。
但没有做到。
应该怎样纠正这种不良现象呢？
我甚至一点都不知道。工农检查院应该知道，因为它的任务就是研究这种现象，把各个不同的部门拿来对比，提出各种切实的建议，通过实践加以检验，等等。
我在谈到“工农检查院”时，首先是指这个报告初稿的有关起草人。但是我很清楚，事情不仅同这一位起草人有关。
应该从工农检查院挑选几个，即使是两三个（两三个想必找得出来）极其认真而又精明干练的工作人员，让他们给视察员制定一项合理的工作计划，一开始哪怕先制定抓汇报的工作计划也行。工作宁可少抓一些，但要一抓到底。
报告初稿起草人提到了一大堆问题，但这些问题没有研究清楚，都是匆忙收集来的，没有任何用处。这是在玩“议会报告”游戏。我们需要的不是这个，而是去切实地纠正缺点。
研究得不够，这从第52（39）个问题中就可以看出，那里只列举了一些模范的矿井。这正是劳动国防委员会工作组（斯米尔加和拉姆津）在1921年9月视察了顿巴斯以后得出的结论。这正是国家计划委员会所作的结论。
为什么我知道国家计划委员会和斯米尔加工作组的工作，而专门打报告反映燃料总管理局情况的特派视察员反而不知道呢？
工作安排不当。
具体怎样做，我提出以下建议作为我的结论：
（1）至少要着重抓汇报问题，并要一抓到底；
（2）把这一工作委托给一定的人，并把他们的名字告诉我；
（3）把受命检查林业总委员会工作的视察员的名字告诉我。
列宁
1921年9月27日
载于1927年2月6日《真理报》第30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30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27—132页
注释：
[92]《关于工农检查院的任务、对任务的理解和执行的问题》是就工农检查院技术工业部燃料处处长
．．洛尼诺夫关于燃料状况和燃料机关工作情况的报告初稿而写给工农检查人民委员斯大林的一封信。信中的思想在《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文章（见《列宁全集》第
2版第43卷）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
工农检查院是苏维埃俄国的国家监察机关，1920年
2月由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改组而成。它的主要任务是：监督各国家机关和经济管理机关的活动，监督各社会团体；同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作斗争，检查苏维埃政府法令和决议的执行情况等。工农检查院在工作中依靠广大的工人、农民和专家中的积极分子。根据列宁的意见，1923年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查院这一党和苏维埃的联合监察机构。1934年工农检查院被撤销，其职权移交给同年成立的苏联人民委员会苏维埃监察委员会。——
150。
[93]指1921年5—6月间开展的采伐和运输木柴的三周突击运动。——151。
[94]林业总委员会是1918年12月设立的，隶属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1921年2月改名为森林工业中央管理局，卡
·克·达尼舍夫斯基被任命为局长。1922年8月，森林工业中央管理局脱离燃料总管理局，从1922年10月1日起作为总局一级机构直属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
151。
[95]煤炭总委员会于1918年8月设立，隶属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燃料局。1921年
11月改名为煤炭工业中央管理局，归燃料总管理局领导。——154。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给瓦·弗·古比雪夫的信和美国来俄工人的保证书草稿（1921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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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卷
给瓦·弗·古比雪夫的信和美国来俄工人的保证书草稿[91]
（1921年9月22日）
古比雪夫同志：
给您寄上鲁特格尔斯和他的全体人员（包括每一个工人）必须呈交的（如果签订合同的话）保证书草稿。
如果您同意，请向他们提出。
请找一位两种语言都精通的可靠的翻译（参加一切谈判）。
需要订合同，而且要订得非常具体。
必须有自己的律师（共产党员）参与制定合同。
我看可把这种合同称作租办某些工厂等等的合同。
技术鉴定一定要由斯琼克尔和几位有真才实学的专家签字。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宁
企业的领导人和筹备者是否同意自己签署并设法使所有美国来俄人员都签署如下保证书：
1．我们保证做到并集体担保，来俄的所有人员都有能力和决心自觉忍受在一个十分落后而经济又遭到空前破坏的国家中恢复工业时所不可避免的种种艰难困苦。
2．来俄人员保证尽最大的努力进行工作，以超过资本主义标准的最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最严格的纪律进行工作，因为，不这样俄国就无法超过甚至无法赶上资本主义。
3．我们保证毫无例外地把一切争执（无论争执的性质如何）交由俄国最高的苏维埃政权机关最后裁决，并认真执行它的一切决定。
4．我们保证时刻想到我们周围的俄国工人和农民由于饥饿疲惫而存在着极端焦躁的情绪，并竭力帮助他们，以便建立友好关系，消除不信任和忌妒心理。
载于1929年1月20日《工商报》第17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25—126页
注释：
[91]
1921年，美国的技术援助苏俄协会所联系的一些美国工人表示愿意到苏维埃俄国参加经济建设，这些工人有不少是十月革命前到美国去的俄国侨民。这个问题由苏俄在美代表路
·卡
·马尔滕斯反映给了苏维埃政府。6月22日，劳动国防委员会对此进行了讨论，认为最好将某些工业企业按照议定的条件租给美国工人团体经营，条件包括保证承租者具有一定程度的经营自主权。劳动国防委员会还认为必须调整外国工人入境的规定，以利于吸引他们参加国内建设，提高生产力。8月11日，苏俄政府给技术援助苏俄协会拍发了一份由列宁和格·瓦
·契切林签署的电报，指出前来俄国的人必须对需要克服的困难有所准备，并建议他们先派代表对居住地和承租的林场、矿山、工厂等进行实地考察。
1921年下半年，以荷兰工程师、共产党员塞·鲁特格尔斯、美国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威·海伍德和美国工人赫
·卡尔弗特为首的美国工人小组同苏维埃政府就把西伯利亚库兹涅茨克煤田的一部分交给他们开发和在当地筹建工业侨民区问题进行了谈判。
9月19日，列宁接见了美国工人团体的代表，同他们进行了谈话，随后拟订了正文中谈到的《保证书草稿》。关于与鲁特格尔斯小组签订合同的情况，参看注
104。——148。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关于清党（1921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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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卷
关于清党
（1921年9月20日）
清党显然已经发展成为一项关系重大和极其重要的工作了。
有些地方的清党工作主要是依靠非党工人的经验和意见，以他们的意见为线索，尊重非党无产阶级群众代表的意见。这是最可贵、最重要的。如果我们真能这样自上而下、“不顾情面地”实行清党，那么革命的成就确实是会很大的。
因为现在革命的成就不可能和从前一样了。由于从军事战线转到经济战线，由于改行新经济政策，由于现在的情况要求首先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加强劳动纪律，革命的成就也必然改变自己的性质。在这样的时候，革命的主要成就表现为不辉煌、不显眼、不是一眼就能看出的内部改善，即劳动情况、劳动组织和劳动结果的改善；所谓改善，就是要抵制既腐蚀无产阶级又腐蚀党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和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自发势力的影响。要达到这样的改善，就必须把脱离群众的分子清除出党（自然，更不用说那些在群众眼中玷污了党的分子了）。当然，不是群众所有的意见我们都得照办，因为群众有时——特别是在过重的负担和难熬的痛苦把人折磨得疲惫不堪的年代——也受到那种一点也不先进的思想的支配。但是在评价人的时候，在揭露“混进党的”、“摆委员架子的”、“官僚化的”人的时候，非党无产阶级群众的意见以及在许多场合下非党农民群众的意见是极其宝贵的。劳动群众非常敏感，很会识别谁是忠诚老实的共产党员，谁是那些靠辛勤劳动过活、没有任何特权、根本不会“讨好领导”的人所厌恶的共产党员。
进行清党时，重视非党劳动者的意见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这样能使我们收到很大的效果，能使党成为比以前坚强得多的阶级先锋队，成为同本阶级有更紧密的联系、更能在重重困难和危险中引导本阶级走向胜利的先锋队。
我还要指出，把过去的孟什维克清除出党是清党的一部分任务。我看，1918年初以后入党的孟什维克，应当留在党内的大约不超过百分之一，并且对每个留在党内的都要反复进行审查。为什么呢？因为孟什维克这个派别在1918—1921年期间证明，他们有两个特点：第一，能巧妙地适应环境，“混到”在工人中占统治地位的派别里来；第二，能更巧妙地忠心耿耿为白卫分子效劳，口头上和它决裂，实际上为它效劳。这两个特点都是从孟什维主义的全部历史中产生出来的，只要回顾一下阿克雪里罗得的“工人代表大会”
[89]和孟什维克在口头上和实际上对立宪民主党（以及对君主制）的态度等等就知道了。孟什维克“混到”俄国共产党里来，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由于他们奉行马基雅弗利主义[90]（虽然从1903年以来，孟什维克已表明他们是要资产阶级外交手腕的头等能手），而是由于他们要“适应环境”。一切机会主义者都有善于适应环境的特点（但并非任何一种适应环境都是机会主义），而孟什维克这帮机会主义者可以说是“从原则上”来适应在工人中占统治地位的派别的，他们改换保护色，象兔子一到冬天就变成白色一样。应该懂得并估计到孟什维克的这个特点。所谓估计到这个特点，就是说，要把1918年以后即在布尔什维克可望胜利以及后来必胜无疑的时候参加俄国共产党的孟什维克的大约百分之九十九都清除出党。
必须把欺骗分子、官僚化分子、不忠诚分子和不坚定的共产党员以及虽然“改头换面”但内心里依然故我的孟什维克从党内清除出去。
1921年9月20日
载于1921年9月21日《真理报》第210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22—124页
注释：
[89]召开所谓“工人代表大会”的主张是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于
1905年夏首次提出的，得到了其他孟什维克的支持。这一主张概括起来说就是召开各种工人组织的代表大会，在这个代表大会上建立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都参加的合法的“广泛工人政党”。这实际上意味着取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而代之以非党的组织。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主张也得到了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以及立宪民主党人和黑帮工人组织（祖巴托夫分子等）的赞同。190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谴责了这种主张（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
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01—202页）。——146。
[90]马基雅弗利主义是指一种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无视一切道德规范的政治主张。尼
·马基雅弗利是意大利政治思想家，1498—1512年在佛罗伦萨共和国历任要职。他反对意大利的政治分裂，主张君主专制，认为君主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包括背信弃义、欺骗、暗杀等。——146。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关于推荐人问题给维·米·莫洛托夫的便条（1921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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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卷
关于推荐人问题
给维·米·莫洛托夫的便条（1921年9月15日）
莫洛托夫同志：
据各方面反映，有人碍于情面竟来者不拒地（在清党[86]工作中）担任推荐人。
建议发布一项中央委员会的通告（需经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审查委员会[87]同意并签署）：
“只有与被推荐人在某一党组织内一起工作、亲自观察其工作一年以上的人，才准许担任推荐人”。[88]
列宁
9月15日
载于1939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1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21页
注释：
[86]
指俄共（布）第一次清党。这次清党是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后资本主义分子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有所活跃的情况下，根据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进行的，目的是从党内清除非共产主义分子，纯洁党的队伍。因为是在全党进行，所以也称总清党。清党工作经过长期的和细致认真的准备。1921年
6月21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党员审查、甄别和清党问题的决议》（载于1921年6月30日《真理报》第
146号），把征求党内外劳动群众对被审查党员的意见作为清党的一项必要条件，同时规定了成立地方审查委员会的程序。7月7日，中央政治局批准了中央清党领导机构——
中央审查委员会（见注87）成员名单。7月27日，中央委员会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致各级党组织的信，阐明了清党的任务和方法，提出以下清党方针：对于工人，在呈交证件、鉴定方面应放宽一些；对于农民，应严格区分富农和诚实的劳动农民；对于“摆委员架子的”和担任享有某种特权的职务的人应从严：对于旧官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人，应特别注意审查；对原属其他政党尤其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人，应进行最细致的审查和清洗。
这次清党从1921年8月15日开始，到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
3月）召开前夕结束。清党期间，一般停止接受新党员。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和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先后对清党工作进行了初步总结和最终总结。清党结果，共有
159355人被除名（占党员总数
24．1％，不包括布良斯克、阿斯特拉罕两省和土耳其斯坦的材料）。在开除出党和退党的人中，工人占20．4％，农民占44．8％，职员和自由职业者占23．8％，其他占11％。——144。
[87]指中央审查委员会。
中央审查委员会是在清党期间为领导各地审查委员会的工作而设立的，其成员的党龄不得短于7年。根据俄共（布）中央政治局1921年7月7日的决定，中央审查委员会由以下人员组成：彼
·安·扎卢茨基、亚·加·施略普尼柯夫、M．．切雷舍夫、亚·亚·索尔茨和马·费·施基里亚托夫。中央还批准维·米
·莫洛托夫、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H．．列别捷夫为候补委员。后来谢·巴·梅德维捷夫和尼·基·安季波夫被增补为候补委员。——144。
[88]列宁的这一指示在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中得到了体现。据俄共中央委员会1921年
9月份的总结报告，中央委员会曾通过两个涉及在审查期间介绍俄共党员情况的办法的决定。第一个决定指出：“只有与被推荐人一起工作或在某一党组织内对其工作进行观察，因而认识他一年以上的同志才有权推荐。”第二个决定谈到推荐人必须对被推荐人负责。——
144。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组建国营托拉斯的决定草案（1921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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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卷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组建国营托拉斯的决定草案[85]
（1921年9月14日）
委托波格丹诺夫同志立即把里杰尔和埃基巴斯图兹的工厂和矿山以及与它们有经济联系的所有厂矿组建成一个国营托拉斯。这一托拉斯在财政和经济上应有最大的独立性，不归西伯利亚、吉尔吉斯或其他地方行政当局领导，而直属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20页
注释：
[85]这个决定草案由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21年9月14日通过。——143。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莫斯科联合企业公司的决定草案（1921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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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卷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莫斯科联合企业公司的决定草案[84]
（1921年9月13日）
委托劳动国防委员会于星期三：
撤销专门委员会，理由是它对整个工作的指导不正确。
授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或它的几个成员同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团协商签订合同。只有双方业已签订的合同中那些超出莫斯科苏维埃职权范围的条款，才能请示劳动国防委员会批准。
合同签订后抄送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7卷第320页
注释：
[84]这个决定草案全部写进了俄共（布）中央政治局1921年9月13日关于《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莫斯科联合企业公司章程》的决定。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莫斯科联合企业公司是在军事部门所辖的几个国营农场和它们为使工农业结合而承租的附近几个工业企业的基础上于
1921年秋建立的，这些联合起来的企业构成了一个经济整体，负有自下检查已通过的有关经济问题法令是否正确、合理的任务。
根据9月14日劳动国防委员会通过的决议精神制定的《莫斯科联合企业公司章程》于9月24日由莫斯科经济会议批准。——142。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自由出售莫斯科库存书籍的决定草案（1921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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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卷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自由出售莫斯科库存书籍的决定草案[82]
（1921年9月13日）
（1）委托莫斯科苏维埃和政治教育总委员会[83]共同统计莫斯科库存书籍；
（2）授权政治教育总委员会从莫斯科各书库提取各图书馆所需书籍，但在分配时应充分考虑到莫斯科的需要。为此，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应使莫斯科省政治教育委员会有可能了解情况并在三日内对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决定提出申诉意见。
（3）拟在莫斯科自由出售的书籍中，应将色情的和宗教内容的书籍剔除，送造纸工业总管理局造纸。
（4）外文书籍允许自由出售。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19页
注释：
[82]这一决定草案于1921年9月13日由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草案中的第4条被列宁删去，未写入政治局的决定。
10月15日在政治局的会议上又一次讨论了出售书籍的问题。政治局重申了9月13日的决定，并规定了具体贯彻这项决定的实际措施。这次会议特别强调要防止各种反苏维埃书刊进入书籍交易。——141。
[83]政治教育总委员会是根据1920年
11月23日颁布的人民委员会《关于共和国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法令》，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社会教育司的基础上成立的。政治教育总委员会是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总局级机构，在行政上和组织上归它领导，但在涉及工作的思想内容的问题上则直接归俄共（布）中央领导。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统一和指导全国的政治教育和宣传鼓动工作，领导群众性的成人共产主义教育（扫除文盲、学校、俱乐部、图书馆、农村阅览室）以及党的教育（共产主义大学、党校）。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主席一直由娜
•康·克鲁普斯卡娅担任。1930年6月，政治教育总委员会改组为教育人民委员部群众工作处。——141。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动用黄金储备问题的决定草案（192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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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卷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动用黄金储备问题的决定草案[81]
（1921年9月）
1
9月7日草拟的决定
建议政治局作出决定：
委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
（1）撤销人民委员会关于拨款525万向阿姆斯特朗公司订货的决定。
（2）暂缓执行订购价值1090万的油罐车的计划，并委托库尔斯基在一周内检查此项开支是否符合政治局以往所有涉及黄金储备的决定。
（3）委托库尔斯基对1921年8月以来所有动用黄金储备的拨款进行同样的检查。
（4）建议阿尔斯基（会同莫洛托夫）根据政治局的决定制定一种有关动用黄金储备的专项申报和逐项审查的正规表报格式。
（5）委托库尔斯基亲自根据单据查明，向阿姆斯特朗公司订货是否已开始拨款。如已开始，那么撤销人民委员会的决定和暂缓拨款将会造成什么法律后果。
列宁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18页
2
9月14日草拟的决定
关于黄金储备
委托阿尔斯基
亲自负责（如果外出，可转托另一位部务委员，但须经中央特许）
注意以下几点：
（1）黄金储备的一切支出要严格实行准确和迅速的登记；
（2）黄金储备的任何一项支出，未经政治局特许，无论是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还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都不得签署；
（3）每月1日和15日向政治局提交简要的书面报告。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7卷第321—322页
注释：
[81]这是列宁就动用黄金储备问题拟订的两个决定草案。头一个草案于1921年
9月7日送给了工农检查人民委员斯大林。第二个草案被全部写进了俄共（布）中央政治局9月14日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中央政治局的这个决定还明确指出：“如阿•奥•阿尔斯基同志外出，责成奥•尤•施米特同志提出报告。”
关于这个问题，还可参看列宁1921年9月5日给阿•奥•阿尔斯基的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1卷）。——139。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对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给粮食人民委员部的指示的决定草案的补充（1921年9月5日或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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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卷
对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给粮食人民委员部的指示的决定草案的补充[80]
（1921年9月5日或6日）
补充：
（1）缩减享受供应（向国家领取粮食）的企业的数目。
（2）未经中央委员会特许，不得增加粮食配给额。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17页
注释：
[80]
根据当时粮食供应紧张和必须救济饥民的情况，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21年9月6日通过了关于给粮食人民委员部的指示的决定。指示规定从1921年10月起缩减由国家供应的人口的数量并建立粮食储备。这里收载的是列宁对这个决定草案的补充意见。——138。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给维•米•莫洛托夫的便条并附俄共（布）中央政治关于复照努兰斯的决定草案（1921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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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卷
给维•米•莫洛托夫的便条并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复照努兰斯的决定草案[79]
（1921年9月4日）
莫洛托夫同志：
努兰斯蛮横已极。现提出一份决定草案，见背面。如果我们意见不一致，我要求明天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届时我来。在这个问题上让步是不行的。
列宁
9月4日
现提出政治局决定全文如下：
“委托契切林起草一份答复努兰斯的照会，用声讨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那种最严厉的措辞拒绝努兰斯的要求。强调指出努兰斯本人扮演着反革命的角色；着重指出，不经任何协商就派遣一个由间谍组成的所谓专家考察组来我国，这种建议带有公然侮辱人的性质；痛斥努兰斯要我们在9月4日把我们已经按时完成的秋播的情况填表寄给考察组的想法；痛斥七点建议，声明我们只同德国那样的国家的政府打交道，或者只根据预先明确商定的协议（当然不是同努兰斯这样的人协商）办事。要强调指出，既然努兰斯先生们持这种态度，那么我们连一秒钟也不会相信他们有助人的好意。”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16页
注释：
[79]帝国主义者借口救济俄国饥民成立了一个以前法国驻俄大使约
•努兰斯为首的“救济灾民可能性研究委员会”。委员会的成员都是原来法国、英国和比利时的外交官，以及其企业在俄国被收归国有的外国大老板。1921年9月4日，努兰斯委员会致电外交人民委员部，要求准许它派30名专家到苏维埃俄国按专门提纲进行实地考察。
9月6日，根据列宁的建议拟订的致努兰斯的照会草案，经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稍作修改后通过。9月8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发表了外交人民委员部答复努兰斯的照会。照会揭露了努兰斯委员会收集情报的企图，断然拒绝其进入苏维埃共和国的要求。——136。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关于欧洲工人的捐款（192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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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卷
关于欧洲工人的捐款[78]
（1921年9月）
1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
（9月2日）
（1）委托执行委员会的俄国委员通过共产国际解决下述问题：对欧洲工人救济俄国饥民的捐款随时进行精确的统计，并经常发布关于这种捐款的消息。
（2）中央委员会特别重视在欧洲工人中正大力开展的捐献一天工资的宣传鼓动工作，认为这是救济饥民的最好形式之一。
（3）建议共产国际的俄国委员两周后向政治局提出关于这一宣传活动进展情况的报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15页
2
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9月3日）
准确地按时地得到外国工人为救济俄国饥民开展募捐活动的情况，对我们极为重要。昨天，政治局作出了有关这个问题的决定［注：见本卷第134页。——编者注］，已给您寄去。我认为，应当指定专人负责一个或几个国家，让他们注意各个党派的工人报刊，抄下准确的数字，当然只限于：（1）募捐总数；（2）准确指出募来的是什么货币；（3）指明捐款收齐的日期；（4）指明消息摘自哪些报纸以及是哪些党派或组织在募捐。
一些党派或工会关于捐献一天工资的决定必须单独列出来。
务请回答我，执行委员会采取了什么具体措施，什么时候可望得到第一批汇总材料。
列宁
载于1942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4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3卷第169—170页
注释：
[78]这里收载的两个文献是列宁为了及时地准确地掌握外国工人救济俄国饥民募捐活动的进展情况而写的。其中列宁起草的决定于1921年
9月2日获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9月3日的信于9月27日得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马
•拉科西的答复，复信表示列宁的建议将付诸实施。除此以外，列宁还在9月24日写信给格
•叶•季诺维也夫，对《真理报》应如何报道国际无产阶级救济俄国饥民的募捐情况提出了具体意见（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1卷）。
关于外国工人救济俄国饥民募捐活动，参看注57。——134。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给《经济生活报》编辑部的信（1921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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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经济生活报》编辑部的信
9月1日
把《经济生活报》改为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机关报，不应该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无意义的手续。
这张报纸应当成为战斗的机关报。第一，它不仅要经常提供有关我国经济的真实情况的资料；第二，它还要分析这些资料，科学地整理这些资料，为工业管理等等提供正确的结论；第三，它要激励经济战线上的全体工作人员，要设法使表报准时上报，表扬工作有成绩的人，把企业、机关或经济部门等等单位中工作马虎、落后无能的工作人员揭露出来让大家批评。
这张报纸提供了大量有关我国经济情况的极有价值的材料，其中包括统计材料。但是这些材料有两个缺点：一是带有偶然性，不完全和不系统；二是没有经过整理和分析。
现举例说明：
《七月的莫斯科附近煤田》（载于第188号）是一篇好文章，因为它对材料作了分析，同过去作了对比，把各个企业作了对比。但是分析不全面。没有阐明为什么一个企业（托瓦尔科沃矿场）解决了其他企业没有解决的任务。没有具体的结论。没有同全年作对比。
该报第190号第2版刊载了很多在该报版面上常常见到的详细统计材料，但是这些材料根本“没有经过消化”，带有偶然性，未经整理，毫无分析，没有对比（同过去和别的企业），等等。
为了使该报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事实上成为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机关报，必须作如下改变：
（1）决不放过向有关机关上报表报不准时或表报不全的问题，把失职人员登上黑榜，同时通过有关人民委员部或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设法使表报准时上报。
（2）非常严格地即非常认真仔细地整理要登载的一切统计材料，使之系统化，不断努力使材料便于对比，不断引用一些过去年代（月份等等）的材料，不断选择一些材料进行分析，说明失败的原因，表彰有成绩的或者至少是处在领先地位的企业，如此等等。
（3）建立地方通讯员网，其中既要有党员，也要有非党群众；要用更多的篇幅登载地方上来自工厂、矿山、国营农场、铁路机务段和工场等的通讯。
（4）出版专刊，刊载有关我国经济中一切重大问题的综合报道。这些报道绝对必须经过加工整理，并且要有全面的分析和具体的结论。
由于纸张缺乏，必须节约用纸。这想必是能够做到的。例如，把报纸的份数由44000份减少到3万份（如分配合理，3万份完全够了：1万个乡每乡2份，1000个县每县4份，100个省每省10份，余下5000份都分发给图书馆、编辑部和少数机关）。这样我们就能省出足够的纸张，用于每月出版8期附刊（每期两版）。
这样，每月报道好多重大问题都够了（燃料；工业——可出两三期附刊；运输；粮食；国营农场等等）。
这些附刊必须就我国经济各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提供综合性的统计材料，这些材料必须经过整理，有分析，有具体的结论。
日报上所载的全部统计材料（为数很多而又极不完整）必须同这种综合报道配合，删去繁复的细节。
由于在许多问题上《经济生活报》和中央统计局的资料来源相同，这种附刊应该（暂时）取代中央统计局的出版物。
（5）必须把全部日常统计材料分配给：（a）《经济生活报》的编辑人员、（b）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委员、（c）中央统计局的领导成员或工作人员，使他们每个人都能“分管”国民经济的一个部门，并且负责：
（aa）按时收集表报和上报的资料；为得到这些材料进行有效的“斗争”；索取补充材料，如此等等；
（bb）综合和分析资料；
（cc）作出具体的结论。
（6）《经济生活报》应注意租让和出租的企业，无论在上报表报方面，还是在实行监督和作出结论方面，应和其他企业一视同仁。
请召开由《经济生活报》编辑一人、中央统计局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代表各一人参加的会议，讨论这些问题和措施，并把会议的决定告诉我。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列宁
附言：请这次会议讨论一下算出能反映我国国民经济一般状况的index-number（指数）的问题。这种“指数”应该每月登载一次。
载于1923年11月6日《经济生活报》第3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12—114页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给中央统计局的信（1921年8—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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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卷
给中央统计局的信
（1921年8—9月）
1
给中央统计局局长的信和给秘书的指示
致中央统计局局长
抄6份送：
（1）波波夫
（2）克尔日扎诺夫斯基
（3—5）供劳动国防委员会委员阅
（6）备用
8月16日
波波夫同志：
中央统计局的来信，特别是8月3日给我送来的日常工业统计材料，使我有充分的根据相信：我的指示（1921年6月4日信）［注：这封信没有找到。——俄文版编者注］根本没有执行；中央统计局的全部工作不正常，整个局办得不正常。
8月3日给我送来的日常工业统计材料是旧的，而且multanon
multum（数量很多，内容很少）！您在1921年6月11日的来信中想把中央统计局说得有别于“官僚主义机关”，其实它恰巧象“官僚主义机关”。
在《经济生活报》[75]第152号的增刊上，即在7月里，已经刊载了比较完备的材料！
1921年第一季度的材料，我已经从这份《经济生活报》上知道了！
中央统计局还比不上那些个人作者，这是官僚主义机关的典型。也许中央统计局一两年后能给科学工作提供大量材料，但我们需要的不是这种东西。
从我1921年6月4日写信以后过去快两个半月了，但是，一切依然如故。缺点仍然未改。您在6月11日的信中答应给的“进度计划”等等还是没有。
我再次提请您注意，这是不正常的，必须加速改造中央统计局的管理工作。
其中包括：
（1）中央统计局局长或主任应该同国家计划委员会更密切地配合，遵照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和主席团给予的直接指示和指定的课题进行工作。
（2）日常统计（无论工业或农业的）应当提供总结性的、对实践极为重要的材料（暂不对“完备的”材料作学院式的研究），在时间上无论如何不得迟于而必须早于我们的报刊。
必须善于撷取对实践重要而急需的东西，把对于纯学术研究有价值的东西搁在一边。
（3）要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共同规定一种Index-number（指数），以便评价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状况；指数每月至少算一次，而且必须同战前的数字对比，其次同1920年的数字对比，并尽可能同1917年、1918年和1919年的数字对比。
如不能得到准确的数字，应当提出近似的、大致的、初步的数字（每逢这种情况或类似情况要专门加以说明）。
为了进行实际工作，我们必须掌握数字，而中央统计局应该比谁都更早地掌握这些数字。至于核实数字，确定误差的百分比等等，可以搁置一段时间。
应该拿哪些数字作指数，这应该由中央统计局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确定。（大致是：人口、领土、主要产品产量、运输工作的主要结果等项主要数字，即使定出10—15项数字也好，以便按照外国统计机关早已采用的办法算出这些“指数”来。）
（4）必须立刻根据我6月4日在“大致的项目表”中所列的八个问题收集材料并加以综合，不得有半点拖拉（因为两个半月来什么事也没有做是根本不能容许的），特别是要：
——立刻收集关于莫斯科的材料（莫斯科应该成为典范）；
——然后收集关于彼得格勒的材料；
——以及各省的材料（标出哪些省份办事迅速，不拖拉，不死守纯学术研究的旧习）。
中央统计局和各省统计局完全可以立即把现有力量的9／10用来正确而迅速地研究这八个问题，而把1／10的力量用于对完备的和包罗一切的材料进行纯学术的研究工作。既然没有别的选择，就应该把99／100的力量用来研究在实践上为我们的建设所需要而且是迫切需要的东西，其余的等到适当的时候，等到我们有余力的时候再说。
（5）关于国民经济的主要问题，中央统计局应该每月向劳动国防委员会提出（必须早于报刊）初步的总结数字（而且必须同上一年度对比）。这些主要问题和主要数字（不论它们是否列入“指数”）应当立刻整理出来。
请把这些问题开列出来并就其他几点作出答复，毫不迟延地送给我。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载于1933年《布尔什维克》杂志第17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3卷第121—124页
2
给中央统计局局长或副局长的信和给秘书的指示
致中央统计局局长或副局长
抄送：
（1）中央统计局
（2）我
（3）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加上我的请求，加上谢列达同志或斯特卢米林同志的结论）
1921年9月1日
给我送来的没有注明日期的工作“计划”，归结起来是请求增拨一笔经费。
这在目前不行。
因此，必须压缩整个计划，使必要的工作能够靠现有的、现在的经费继续进行（并能更正常更迅速地完成）。
建议立刻进行压缩；至于增拨经费问题，推迟到11月左右再说。
建议把计划压缩到仅仅留下（在没有增加经费以前）最必要的工作。这些工作应当包括：
1．关于国家分配粮食的月报。
必须和粮食人民委员部共同确定收集资料的表格，如：
（a）领取面包的人数（开始时，如果没有力量另行收集分发其他食物或非食物产品的材料，只收集有关面包的材料恐怕更稳妥些）
领取1/4俄磅的
1/2俄磅的
3/4俄磅的
1俄磅的，等等。
（b）按照他们的职业、工作等等加以分类。
（c）总计：一共有多少人领取面包，一共分发了多少面包。
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材料最急需；其次是莫斯科省、彼得格勒省和最重要的工业省份（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顿巴斯、巴库、乌拉尔等等），最后是其他各省。
2．关于改为集体供应制的企业的月报。
目前这种企业还不多，可进行普遍考察（正象您的便函中第2页第1点所建议的）。以后这种企业增多了，就抽出其中的15或110作详细调查。
对改为集体供应制的全部企业暂作简单的调查。
您要这些企业上报的表报栏目太多（第2页末第2点），可以而且应当精简，只上报最重要的。
3．精简供月报用的日常工业统计，把确定产品的数量（并且是最重要的产品）作为绝对必要的内容放在第一位。
这方面的材料每月都绝对需要。
其余的都不是绝对需要的，整理起来不用那么急，可根据中央统计局的人力和物力而定。
4．燃料的生产、分配和消费。
每月绝对必须总结。
和燃料总管理局[76]共同制定项目表，现行表格尽量少改动。
5．关于粮食人民委员部和中央消费合作总社商品交换情况的月报，要采用最简明的形式：每县发了哪些产品，发了多少，换取了多少粮食。
6．计算苏维埃机关的工作当然是困难的，正如您在附件第1号第4节中所指出的那样。但是困难并不等于不可能。如果不能每个月，那么每两三个月汇报一次是绝对必要的，开始时哪怕只汇报“现有编制”的情况，把它同战前的编制或者同其他部门和其他省份等等的编制对比，把全体职员合理地加以分类（大致分成几类：负责的领导人员，纯办事人员，勤杂人员）。
应该把各省和其他单位的最大和最小的编制加以对比，首先是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
最近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定[77]责成中央统计局着手对我们苏维埃机关的工作和职员人数等等作统计研究。
7．从企业（工厂、国营农场）和机关中挑选少数典型，包括（α）最好的（模范的）、（β）中等的和（γ）最坏的，加以研究。
除上述七点外，其余一概压缩掉。
您对工作计划的制定办法和制定期限有何看法，请告诉我。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列宁
载于1933年《布尔什维克》杂志第17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3卷第150—152页
注释：
[75]《经济生活报》（《》）是苏维埃俄国的报纸（日报），1918年11月—1937年
11月在莫斯科出版。该报最初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的机关报，1921年7月24日起是劳动国防委员会机关报，后来是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国家银行及其他金融机关和银行工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1937年
11月16日《经济生活报》改组为《财政报》。——125。
[76]燃料总管理局是1921年5月由1918年12月设立的燃料总委员会（其前身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燃料局）改组而成的伊
•捷•斯米尔加被任命为局长。1923年7月被撤销。——129。
[77]指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1920年12月22—29日）《关于苏维埃建设的决议》。——130。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给叶•萨•瓦尔加的便条并附关于建立国际工人运动问题情报所的提纲（1921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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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卷
给叶•萨•瓦尔加的便条并附关于建立国际工人运动问题情报所的提纲[72]
（1921年8月31日）
亲爱的瓦尔加同志：这里附上我的意见。如您认为有必要，我们可以再通过电话谈谈。
致敬礼！
列宁
8月31日
对叶•瓦尔加同志建立情报所方案的
初步修改意见或提纲
1．在柏林或维也纳那种条件下以及在整个西欧、英国和美国，情报所应绝对公开，完全公开。
2．情报所的所址设在柏林或维也纳，或哥本哈根，或克里斯蒂安尼亚［注：今奥斯陆。——编者注］。
3．情报所用于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工作时间和出版物不应超过20％（两者一共20％）。80％用于政治问题。
4．至于政治部分，情报所的任务仅仅是收集有关公开的、能公开讨论的那些问题的客观材料。
5．情报所应完全独立于各国共产党。
6．情报所的正式名称应大致如下：社会运动研究所。
7．原则性的指示下达给情报所的一个领导人（至多三个领导人）。
8．领导人应根据口头的原则性指示制定详尽的、完全公开的工作细则，并把这个工作细则在这里即在莫斯科呈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最后批准。
9．提交报告——每周一次或两次。社会经济问题的附件每月一次或三个月一次。
10．情报所绝对不要与俄国各使馆发生任何联系。
11．情报所的规模一开始要小。对操德语的国家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和各斯拉夫国家——只用德语。
对盎格鲁－萨克逊语族和罗马语族这两组国家，只有在分别同它们的代表达成专门协议后才能把活动扩展到这些国家去。协议只能在莫斯科这里达成。
12．情报所的工作报告，说得确切些是出版物，或者通讯，应由订户（报纸、图书馆等等）付款。
基本原则应该是这样的：情报所及其工作要做到使各派的工人报纸家家都不得不订阅情报所的出版物，为此花钱。假如做不到这一点，那就证明情报所毫无价值。
13．瓦尔加同志的方案应作为工作细则的初步方案。[73]具体说，对这个方案必须作两点重要的修改：（1）第3条移到上面去；（2）政治部分要拟订得非常详细。
对第2点的一些意见如下：
（附件二）第3条和第4条：通讯来自工厂？
＋工人们自己筹款？
＋对工会运动问题，应从政治角度专门地和特别详细地加以研究。争取工会是极其重要的政治问题之一。
＋工人合作社：也是如此（对第二部分的第2条）
＋所有过渡性的政治组织（如美国的工农党[74]）特别重要。
＋传单？分配？传播？
＋对1914—1918年大战的态度？极为重要。
第二部分第1条：“各革命的”（？？）工人政党如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
提法不对。它们不是革命的。应该说是：半无政府主义的，持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或靠近无政府主义的。
应当补充：全世界的无政府主义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问题上发生了分裂；拥护苏维埃制度，反对苏维埃制度。
（第2条）。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各党——应详尽得多。
＋在实际政策上对本国的殖民地——和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应非常非常详尽。
＋所有和平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团体和派别——应详尽得多。
其他等等。
列宁
1921年8月31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43—445页
注释：
[72]关于在国外建立合法的情报机构的设想，是列宁在1921年8月13日给格
•叶•季诺维也夫的信中提出的。按照列宁的意见，这个机构应当系统地科学地收集图书和报刊资料，并按国际帝国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这样两个根本的和主要的问题对资料进行整理（见《列宁全集》第
2版第51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于8月17日对此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委托叶•萨
•瓦尔加负责此项工作。不久，瓦尔加将他拟订的《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内建立情报组织》的草案送给列宁。草案规定建立情报所，以便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供必要的材料。草案谈到了对情报所工作方法的一些设想，拟定了编写社会经济报告和编写政治形势报告的两个工作细则。这里收载的是列宁对瓦尔加的草案提出的修改意见（修改意见和给瓦尔加的便条都是用德文写的）。列宁在1921年9月1日给瓦尔加的信（见《列宁全集》第
2版第51卷）也谈到了这个问题。
设立情报所的计划没有实现。——121。
[73]叶•萨
•瓦尔加的《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内建立情报组织》的草案包括两个附件：《关于编写社会经济报告的工作细则》和《关于编写该国政治形势报告的工作细则》。第一个工作细则规定：
1．编写报告的目的——对该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作动态描绘，并作出分析。
2．决定革命发展的四个因素：
（1）共产党——革命运动的动力；
（2）无产阶级——革命群众；
（3）统治阶级——敌人；
（4）小资产阶级中间阶层。
报告应当说明各种力量的分布情况。
3．出发点应该是说明无产阶级和中间阶层的经济状况、社会地位。
4．报告应包括一篇简要的综合评论（5—10页）和一份详尽的附件。
第二个工作细则包括下面几部分：一、各个共产党；二、各个非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三、各资产阶级政党；四、武装力量的组织。
列宁在正文中所说的瓦尔加工作细则（附件二）第1部分（《各个共产党》）中的第3条和第4条，说的是关于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党支部、传播党的书刊、宣言、小册子、书籍和关于党的地下书刊出版的问题。——122。
[74]
工农党（农工党）是由美国激进的工人和农民团体联合组成的政党，1920年7月在芝加哥成立。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改良主义组织“四十八人委员会”也曾加入该党。该党在竞选纲领中提出了实行被压迫民族自决原则和美国政治制度民主化等重大要求，工农党要求承认苏维埃俄国，不再对它进行武装干涉。1924年以后，该党大多数组织陆续停止活动。——123。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就生活服务项目收费问题给小人民委员会的信（1921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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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卷
就生活服务项目收费问题给小人民委员会的信[70]
致小人民委员会主席基谢廖夫同志或副主席
1921年8月27日
基谢廖夫同志：
大量的申诉表明，实行收费制（对服务项目等等）往往使工人吃不消。
应当组织一个专门委员会，由
（1）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出两人，
（2）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苏维埃各出代表一名，
（3）人民委员会出两名委员，
（4）小人民委员会主席（基谢廖夫同志）担任主席。
委员会的任务是：
全面考虑（并制定相应法令）如何使收费制同工人的工资以至整个生活水平相适应（规定工人可以免交，或诸如此类的措施；收费的期限和条件等等）。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附言：所有这些问题必须通过大人民委员会[71]讨论决定。
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11页
注释：
[70]苏俄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实行过生活服务项目（包括城市交通在内的交通运输、住房、邮递和报纸等）免费的办法。服务项目收费是从
1921年7月逐步实施的：7月9日开始实行铁路和水路运输收费；7月18日起实行邮递收费；8月5日起实行商品（包括食品）收费；8月25日规定了市政公用事业收费的办法。
1921年下半年，人民委员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善工人的物质状况，诸如：实行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付酬的新原则，以现金报酬代替实物报酬，实行有保障的劳动报酬（按商品卢布计算）等等。这样，到1921年底，工人的实际工资已有所增加。——119。
[71]1917年11月在人民委员会之下设立了小人民委员会（见注
52）以后，人们有时就把人民委员会叫作大人民委员会，以区别于小人民委员会。——120。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就温格恩一案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建议（1921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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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卷
就温格恩一案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建议[69]
（1921年8月26日）
建议对此案要格外重视，对起诉的理由要查实，如果证据确凿（这一点看来无庸置疑），就开庭公开审判，要尽快进行并处以枪决。
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10页
注释：
[69]列宁的建议是在接到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伊·尼·斯米尔诺夫1921年8月26日的电报后通过电话口授的。来电说：曾窜据蒙古的白卫军首领罗
•费·温格恩男爵已被俘获，准备以叛国罪将其交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最高法庭西伯利亚分庭审判。8月29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列宁的建议。
对温格恩的审判于9月15日在新尼古拉耶夫斯克（现称新西伯利亚）举行。叶•米
•雅罗斯拉夫斯基担任公诉人，前律师博哥柳博夫担任辩护人。法庭查明了温格恩及其帮凶的一系列严重罪行。根据法庭判决，温格恩被枪决。——118。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对外贸人民委员部进行调查的决定草案（1921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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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卷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对外贸人民委员部进行调查的决定草案[68]
（1921年8月23日）
建议政治局作如下决定：
（1）报告要作。
（2）指定温什利赫特为报告人。
（3）报告要这样作：报告的结论应该是政治局就报告总结所作的各项决定。
（4）把保密部分分出来，在秘密会议上讲。
列宁
8月23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43页
注释：
[68]这个草案写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约·斯
•温什利赫特给俄共（布）中央的信上。温什利赫特的信中说：“经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最近一次会议决定，将在9月会议上听取对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进行调查的委员会的报告。请指示：（1）总的说来是否应该作这样一个报告；（2）如果应该，那么按什么精神作。”
列宁的建议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1921年8月25日会议上通过。——117。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新的时代和新形式的旧错误（1921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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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卷
新的时代和新形式的旧错误
（1921年8月20日）
历史上每一次独特的转变，都使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在形式上有所改变。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总是发生在无产阶级周围，总是在一定程度上渗入无产阶级队伍。
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也就是用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动听词句和无法实现的愿望掩盖着的对资产阶级的卑躬屈膝。小资产阶级的革命主义，也就是口头上气势汹汹、夸夸其谈、不可一世，实际上则是涣散、无组织、无领导，是徒有其表。这就是小资产阶级动摇的两股“潮流”。在资本主义的老根没有挖掉以前，这两种现象是无法避免的。现在，由于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有了某种改变，动摇的形式也改变了。
持孟什维克观点的人的基本论调是：“布尔什维克走回头路，又回到了资本主义，这样他们就完蛋了。革命毕竟是资产阶级性的，十月革命也不例外！民主万岁！改良主义万岁！”这种论调，不管是用纯粹孟什维克的口气讲还是用社会革命党人的口气讲，不管是象第二国际那样讲还是象第二半国际那样讲，实质都是一样的。
象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或我国那部分已经脱离党或正在脱离党的前工人反对派之类的半无政府主义者的基本论调是：“布尔什维克现在不相信工人阶级了！”[67]据此提出的口号多少有点象1921年春天“喀琅施塔得的”那种口号。
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针对改良主义庸人和革命主义庸人的抱怨和慌乱，尽可能冷静和准确地估计实际的阶级力量并举出无可争辩的事实。
请回忆一下我国革命的几个主要阶段吧。第一个阶段可以说是纯粹政治活动的阶段，从10月25日起到1月5日解散立宪会议止。在这短短十个星期内，我们为真正彻底消灭俄国封建残余所做的工作，比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他们执政的八个月中（1917年2—10月）所做的要多百倍。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国外的第二半国际的全体英雄们，当时都是反动势力的可怜的帮凶。无政府主义者有的茫然若失，袖手旁观，有的帮助我们。当时革命是不是资产阶级性的呢？当然是的，因为当时我们所完成的任务就是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因为当时“农民”内部还没有发生阶级斗争。但是同时我们又超出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为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做了很多事情：（1）我们空前地发挥了工人阶级自己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2）我们对市侩民主派的偶像即立宪会议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如专供富人享受的出版自由，给予了使全世界都能感觉到的打击；（3）我们建立了苏维埃这种国家类型，这是继1793年和1871年之后向前迈进的一大步。
第二个阶段。布列斯特和约。反对和约的革命词句，也就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半爱国主义的叫嚣以及部分布尔什维克的“左倾”空谈，喧闹一时。市侩们惊慌失措或幸灾乐祸地反复说：“既然同帝国主义讲和，那就完蛋了。”但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作为资产阶级掠夺工人的帮凶去同帝国主义讲和的。我们“讲和”，把一部分财物交给掠夺者，却是为了挽救工人政权，为了更沉重地打击这些掠夺者。我们当时听够了所谓我们“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的谰言，但是我们没有上当受骗。
第三个阶段。1918—1920年，从反击捷克斯洛伐克军和“立宪会议派”到反击弗兰格尔的国内战争。战争开始时，我们的红军还没有建立起来。就物质力量来说，这支军队就是现在同协约国任何一国的军队相比，也还是微不足道的。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在同称雄全世界的协约国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在无产阶级国家政权领导下，工农联盟作为整个世界历史的成果，其地位被提升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度。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充当了君主派的帮凶，有的是公开的帮凶（部长、组织者、宣传家），有的是暗藏的帮凶（切尔诺夫和马尔托夫之流采取最“巧妙”和最卑劣的立场，他们好象是置身事外，事实上却在写文章反对我们）。无政府主义者也一筹莫展，无所适从，一部分人帮助我们，一部分人攻击军事纪律或散布怀疑情绪，破坏我们的工作。
第四个阶段。协约国被迫停止（能长久吗？）武装干涉和封锁。经济遭到了空前破坏的国家勉强开始恢复元气，现在才看到经济破坏的深度，才感受到难以忍受的苦难：工业停顿、歉收、饥荒和流行病。
在我们这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斗争中，我们已经登上了最高的同时又是最困难的阶段。当前的和这一时期的敌人已经不同于昨天。当前的敌人已经不是得到全体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整个国际资产阶级支持而由地主们指挥的白卫分子。当前的敌人是一个大工业遭到破坏的小农国家中的日常经济现象。当前的敌人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它象空气一样包围着我们，并很厉害地渗进了无产阶级队伍。无产阶级则丧失了阶级特性，也就是说，它失去了本阶级的生活常态。工厂既然停工，无产阶级也就软弱、分散、无力。而国内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则得到整个国际资产阶级（仍在称雄全世界的）的支持。
这怎么不令人胆怯呢？特别是象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第二半国际的骑士、一筹莫展的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左倾”空谈家这样的英雄们。“布尔什维克回到了资本主义，布尔什维克完蛋了，他们的革命也没有超出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这样的号叫，我们听得够多了。
不过我们已经习惯了。
我们并不轻视危险。我们正视这些危险。我们对工人和农民说：危险很大；要更加团结、沉着、冷静，要藐视和甩开那些持孟什维克观点和社会革命党观点的人，那些惊慌失措和喜欢空喊的人。
危险是很大的。敌人在经济上比我们强大得多，正象昨天他们在军事上比我们强大得多一样。我们知道这一点，这就是我们的力量所在。无论是在清除俄国封建制度、发挥工人和农民全部力量方面，还是在推动全世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促进摆脱了卑鄙庸俗的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国际无产阶级运动方面，我们都做了那么多的工作，以致惊慌失措的叫喊根本影响不了我们。关于我们的革命活动，我们已经非常充分地“证实它是正确的”；我们已经用事实向全世界证明，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的“民主主义”和用堂皇词句掩盖起来的胆小怕事的改良主义完全不同，靠它是能干出一番事业来的。
那些在伟大斗争开始之前就害怕失败的人，他们也可以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但这只是对工人的侮辱。
正因为我们不怕正视危险，所以我们能很好地运用自己的力量来进行斗争，能更清醒、更谨慎、更周密地权衡时机，能采取各种让步来加强我们的实力，分散敌人的力量（现在连头号傻瓜也看得见，“布列斯特和约”这个让步就加强了我们的实力，分散了国际帝国主义的力量）。
孟什维克叫喊说，实行粮食税、贸易自由、租让制和国家资本主义意味着共产主义的破产。外国有一个过去曾是共产党员的莱维，也随声附和这些孟什维克。当这位莱维所犯的错误还可以解释为是对德国“左派”共产党人所犯的一系列错误、特别是在1921年3月所犯的错误的一种反应时，是应该为他辩护的；当这位莱维不但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完全陷入孟什维主义立场时，那就不能为他辩护了。
对于那些大喊大叫的孟什维克，我们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还在1918年春，共产党人就公开主张同国家资本主义结成联盟来反对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并为这个主张辩护。这是三年前的事情！是在布尔什维克胜利的头几个月！那时布尔什维克就已经有了清醒的头脑。从那时到现在，没有人能否定我们对现实力量的清醒估计是正确的。
陷入孟什维主义立场的莱维劝布尔什维克（莱维“预言”资本主义会战胜布尔什维克，就和当年一切市侩、民主派和社会民主党人等等预言布尔什维克一旦解散立宪会议就会灭亡一样！）向整个工人阶级求救！原来是因为在此以前帮助布尔什维克的只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在这里，莱维说的同半无政府主义者、空谈家说的非常相似，同前“工人反对派”里某些人说的也有几分相似，因为这些人都喜欢耸人听闻，说什么布尔什维克现在“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了。无论孟什维克或无政府主义者都把“工人阶级的力量”这个概念变成偶像，不善于考虑它实际的具体的内容。他们不是研究和分析这些内容，而是一味唱高调。
第二半国际的先生们很想自称为革命家，实际上一到紧要关头就变成反革命分子，因为他们怕用暴力破坏旧的国家机构，他们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我们过去这样评价社会革命党人及其同伙，并不是凭空说的。任何人都知道：十月革命实际上推出了新的力量、新的阶级；无产阶级的优秀代表现在管理着俄国，建立了军队，领导着这支军队，建立了地方管理等机关，管理着工业，等等。如果说在管理工作中存在着官僚主义的弊病，那么我们并不隐瞒这种祸害，而是揭露它，同它作斗争。谁要是由于同新制度下的弊病作斗争而忘记了新制度的内容，忘记了工人阶级建立了并领导着苏维埃类型的国家，那他简直就是不会思索，信口雌黄。
但是“工人阶级的力量”不是没有极限的。从工人阶级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现在还不多，有时非常少。尽管有各种法令、号召和鼓动，尽管有各种“提拔非党群众”的命令，但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还是不多。在这种情况下，大谈什么“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就是堕落到说空话的地步。
没有一定的“喘息时机”，就不会有这种新生力量。这种力量只能慢慢地成长起来，不恢复大工业（更正确更具体地说，就是实现电气化），这种力量就无从产生。
一个处在经济遭到破坏的小农国家里的工人阶级，一个因丧失阶级特性而大伤元气的工人阶级，经过多次世所罕见的奋力拼搏之后，必须有一段时间让新生力量能够成长起来，能够赶上来，让破旧部分能够得到“修复”。建立起能够胜利地经受住1917—1921年考验的军事机构和国家机构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这件事占用了并且耗尽了实际存在的（而不是存在于空喊家的高谈阔论中的）“工人阶级力量”。必须懂得这一点，并估计到工人阶级新生力量成长得缓慢是必然的，确切些说是不可避免的。
孟什维克叫喊布尔什维克实行“波拿巴主义”（说布尔什维克依靠军队和国家机构而不顾“民主”的意志），这再好不过地表明了资产阶级的策略，所以米留可夫支持这一策略、支持1921年春“喀琅施塔得的”口号是有道理的。资产阶级正确地估计到，实际的“工人阶级力量”现在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这个阶级的强大先锋队（即俄国共产党，这个党不是一下子而是25年来用实际行动给自己争得了唯一革命的阶级的“先锋队”这一角色、称号和力量的），一是因丧失阶级特性而大伤元气、最容易受孟什维克和无政府主义者动摇的影响的分子。
现在提出“多多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这个口号，实际上是在加强孟什维克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1921年春天发生的喀琅施塔得事件非常清楚地证明了和表明了这一点。每一个觉悟的工人都应当来揭发和驱逐这些叫喊我们“不相信工人阶级力量”的家伙，因为这些空喊家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帮凶，他们扩大孟什维克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削弱无产阶级的力量，以利于资产阶级和地主。
如果冷静地研究一下“工人阶级力量”这一概念的实际内容，就会懂得“问题的实质”正在于此！
敬爱的先生们，为了真正把非党群众提拔到目前最主要的经济“战线”上去，到经济建设事业中去，你们做了些什么工作，干了些什么事情呢？这就是觉悟的工人应当向空喊家提出的问题。不论什么时候都可以这样而且应当这样来揭露空喊家，证明他们事实上不是帮助而是妨碍经济建设，不是帮助而是妨碍无产阶级革命，证明他们所实行的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小资产阶级的意图，是在替异己阶级服务。
我们的口号是：打倒空喊家！打倒不自觉的白卫分子帮凶，这些重犯1921年春天倒霉的喀琅施塔得叛乱者的错误的家伙！要善于根据时局的特点和任务进行切实的实际的工作！我们需要的不是空话，而是实干。
冷静地估计一下时局的特点以及实际的并非幻想出来的阶级力量，我们就会知道：
无产阶级在军事、行政和一般政治的开创工作方面取得了世所罕见的成绩以后，进入了一个新生力量的成长缓慢得多的时期，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现象，这不是由于什么人或什么党派的过错，而是由于客观原因。在经济工作中，建设必定更加困难、更加缓慢、更要循序渐进。这是由于经济工作在性质上不同于军事、行政和一般政治工作。这是由于经济工作有特殊的困难和需要更深厚的根基（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
因此，在这个新的更高的斗争阶段，我们确定自己的任务时务必慎之又慎。我们要把任务定得切实一些；我们要多作一些让步，当然是以无产阶级在保持统治阶级地位的条件下可以作的让步为限；尽快征收适量的粮食税，尽量使农民经济有较多的自由来发展、巩固和恢复；把不是我们绝对必需的企业租出去，包括租给私人资本家和外国承租人。我们需要无产阶级国家同国家资本主义结成联盟来反对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要巧妙地实现、按“七次量，一次裁”的原则来实现这一联盟。直接留给自己的工作领域不妨小一些，只留下绝对必需的。我们要把削弱了的工人阶级力量集中在较小的领域里，而使自己站得更稳些，并且不是一次两次而是反复多次用实际经验加以检验。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一寸一寸地前进，否则象我们这样一支“军队”，在这样困难的道路上，在这样艰难和危险的情况下，现在是无法前进的。谁对这一工作“感觉乏味”，“没有兴趣”，“不能理解”，嗤之以鼻，或惊慌失措，或沉溺于大谈什么缺乏“过去的兴奋”和“过去的热情”等等，那最好是“解除他的工作”，让他告退，使他不致造成危害，因为他不愿意或者不善于考虑当前斗争阶段的特点。
国家的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无产阶级被多次几乎是超越人力的拼搏弄得筋疲力尽，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着手最困难的工作：给真正社会主义的经济奠定基础，建立工业同农业间正常的商品交换（确切些说是产品交换）。敌人还比我们强大得多；无政府状态的、粮贩的、个人之间的商品交换处处都在破坏我们的工作。我们清楚地看到目前的困难，我们将逐步地顽强地克服这些困难。要让地方更多地发挥首创精神和自主精神，要分派更多的力量到地方上去，要更加重视地方的实际经验。只有恢复工业的工作取得实际成就，对工农双方都有利的正常的国家产品交换建立起来，工人阶级才能治好自己的创伤，恢复自身的即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农民才能坚定地信赖无产阶级的领导。只有取得这些成就，新生力量才会涌现出来，也许不会象我们每个人所希望的那样快，但一定会涌现出来。
把这项需要更缓慢、更谨慎、更坚定和更顽强地进行的工作担负起来吧！
1921年8月20日
载于1921年8月28日《真理报》第190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01—109页
注释：
[67]工人反对派在1920—1921年工会问题争论期间提出了“要更多地信任工人阶级的力量”的蛊惑性口号。
工人反对派是俄共（布）党内的一个无政府工团主义集团，首领是亚•加•施略普尼柯夫、谢·巴•梅德维捷夫、亚·米
•柯伦泰等。工人反对派作为派别组织是在1920—1921年的工会问题争论中形成的，但是这一名称在1920年
9月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就已出现，而工人反对派的纲领则早在1919年就已开始形成。在
1920年3—4月举行的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施略普尼柯夫提出了一个关于俄共（布）、苏维埃和工会之间关系的提纲，主张由党和苏维埃管政治，工会管经济。在
1920年
12月30日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员代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员委员及莫斯科省工会理事会党员委员联席会议上，施略普尼柯夫要求把国民经济的管理交给工会。将工人反对派的观点表达得最充分的是柯伦泰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前出版的小册子《工人反对派》。它要求把国民经济的管理交给加入各产业工会的生产者的全俄代表大会，由他们选举出中央机关来管理共和国的整个国民经济；各个国民经济管理机关也分别由相应的工会选举产生，而且党政机关不得否决工会提出的候选人。工人反对派曾一度得到部分工人的支持。1920年11月，在俄共（布）莫斯科省代表会议上，它的纲领获得了21％的票数。1921年初，在全俄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则获得30％的票数。由于党进行了解释工作，工人反对派的人数到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时已大大减少，它的纲领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得票不足6％。第十次代表大会批评了工人反对派的观点，并决定立即解散一切派别组织。但施略普尼柯夫、梅德维捷夫等在这次代表大会后仍继续保留非法的组织，并且在
1922年
2月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送了一份题为《二十二人声明》的文件，对俄共（布）进行攻击。1922年，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从组织上粉碎了工人反对派。——108。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给德国共产党员的一封信（1921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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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卷
给德国共产党员的一封信
［注：这封信的原文是德文。——编者注］
（1921年8月14日）
敬爱的同志们：
我本来打算写一篇详细的文章阐述我对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教训的看法。可惜因为生病，直到今天还没能动笔。你们党——“德国统一共产党”（VKPD）[64]定于8月22日召开代表大会，这使我不得不赶紧写信，在几小时内写完，以免耽误此信发往德国。
据我看，德国共产党的处境特别困难。这是可以理解的。
首先而且主要的一点是，从1918年年底开始，德国所处的国际局势骤然加剧了国内的革命危机，推动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立刻去夺取政权。在这同时，武装精良、组织严密、接受了“俄国经验”的德国资产阶级和整个国际资产阶级，咬牙切齿地向德国的革命无产阶级猛扑过来。成千上万优秀的德国儿女——德国的革命工人——遭到屠杀和虐杀，杀害他们的是资产阶级，是它的英雄诺斯克之流，它的直接的奴仆谢德曼之流，它的间接的和“精明的”（因而也是特别可贵的）帮凶——卑贱、动摇、迂腐和庸俗的“第二半国际”骑士们。武装的资产阶级给手无寸铁的工人设下圈套，大批屠杀他们；他们给工人领袖设下埋伏，有计划地逐个地加以杀害，其间还巧妙地利用了谢德曼派和考茨基派这两派社会民主党人的反革命叫嚣。而由于分裂过迟，由于受到同一帮卖身求荣的（谢德曼、列金、大卫之流）和毫无气节的（考茨基、希法亭之流）资本奴仆强求“统一”这种可诅咒的传统的束缚，德国工人直到危机来临之际还没有一个真正革命的政党。每一个诚实的、有觉悟的工人，这些曾经对1912年的巴塞尔宣言[65]信以为真而没有把它看作“第二”等和“第二半”等无赖们的“官样文章”的工人，都充满了对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的强烈仇恨，而这种仇恨，这种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中优秀分子的最崇高最伟大的感情，使得一些人失去了理智，使得他们不能冷静地思考并制定正确的战略来对付武装精良、组织严密、接受了“俄国经验”、得到了法英美三国支持的协约国资本家的卓越战略。这股仇恨驱使人们过早地发动了起义。
因此，从1918年年底起，德国的革命工人运动走上了一条特别艰难坎坷的道路。可是，运动一直在发展，而且正在勇往直前。德国的工人群众，被剥削劳动者的真正的多数，无论是参加旧的孟什维克（即为资产阶级效劳的）工会的，还是完全或几乎完全没有参加组织的，都正在逐渐向左转，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保持冷静和沉着，不断纠正过去的错误，坚持不懈地在工会内外争取工人群众的大多数，耐心地建设一个能够在任何转折关头真正领导群众的坚强而英明的共产党，给自己制定出能与最“有教养的”（被多年的经验特别是“俄国经验”教养出来的）先进资产阶级的最佳国际战略相匹敌的战略，——这就是德国无产阶级现在和将来所应做的事情，这就是德国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保证。
另一方面，由于糟糕的左派共产党人（“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KAPD）和右派共产党人（保尔•莱维和他的杂志《我们的道路》即《苏维埃》）的退出，目前德国共产党的处境就更加困难。
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以来，我们曾在国际场合三番五次地警告过“左派”即“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在还没有产生，至少在几个主要国家内还没有产生十分强大的、富有经验的和具有威信的共产党以前，只好容忍半无政府主义分子参加我们的国际大会，这样做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有益的。其所以有益，是因为这些人可以作为没有经验的共产党员看得见的“应当引以为戒的例子”，其次是因为这些人自己还可以再学习。全世界无政府主义的分裂并不是昨天开始的，而是从1914—1918年的帝国主义战争一爆发就开始分裂成两派：一派拥护苏维埃、拥护无产阶级专政，另一派反对苏维埃、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应当让无政府主义的这一分裂过程加速完成并彻底完成。在西欧，几乎没有人经历过什么大的革命；在那里，几次大革命的经验几乎全被遗忘了；而从愿意革命和谈论革命（包括通过关于革命的决议）转到脚踏实地地做革命工作，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缓慢和痛苦的转变。
不言而喻，只是在一定的限度内才可以容忍和应当容忍半无政府主义分子。在德国，我们已经容忍他们很久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已向他们提出了有明确期限的最后通牒。他们现在自动退出共产国际，那就更好。第一，我们就不用费事开除他们了；第二，可以让所有立场动摇的工人，让所有因痛恨旧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而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人非常具体、非常清楚地看到，通过确凿的事实看到：共产国际是有耐心的，它并不是不由分说一下子就把无政府主义者赶走，而是细心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帮助他们学习。
现在要尽量不去理睬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我们同他们论战，只是替他们作广告。他们太愚蠢了，认真对待他们是错误的，对他们生气也不值得。他们在群众中没有影响，只要我们自己不犯错误，他们在群众中是成不了气候的。让这个小派别自生自灭吧；工人们自己会认识到这个派别是软弱无能的。让我们更加认真地宣传和贯彻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和策略问题的决定，而少跟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论战，少替他们作广告吧。左倾幼稚病正在消失，它一定会随着运动的发展完全消失。
同样，我们现在帮助保尔•莱维也是徒劳，我们同他论战也只是白白替他作广告。他正巴不得我们同他争论。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作出决定以后，应当把他忘掉，应当根据我们第三次代表大会一些决定的精神，集中精力心平气和地（不闹无谓的纠纷，不进行论战，也不重提过去的争吵）做一些切实的和建设性的工作。我认为，卡•拉狄克同志的文章《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论三月行动和今后的策略》（载于1921年7月14日和15日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红旗报》[66]）有不少地方是违反第三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上述那项共同决定的。这篇文章是一位波兰共产党员同志寄给我的。文章毫无必要地（而且对事业完全有害）出语伤人，不但伤了保尔•莱维（这倒不要紧），而且伤了克拉拉•蔡特金。而克拉拉•蔡特金自己在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在莫斯科已经同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订立了和衷共济、不进行派别活动的“和约”。这个和约我们大家都是赞成的。卡•拉狄克在发挥他那用得不当的论战热情时，竟撒下弥天大谎，硬说蔡特金想把“党的任何一项行动”（jede
allgemeineAktionderPartei）都“推迟”（ver－legt）“到广大群众奋起的那一天”（aufdenTag，wodie
grossenMassenaufstehen
werden）。不言自明，卡•拉狄克同志的这种做法是对保尔•莱维再好不过的效劳。保尔•莱维正巴不得让争论无休止地拖下去，让更多的人卷入争论，让蔡特金参加争论而违反她自己所签订的并得到共产国际全体赞同的“和约”，从而迫使她离开党。卡•拉狄克同志的文章提供了一个如何从“左面”帮助保尔•莱维的极好范例。
这里我应当向德国同志们解释一下，我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为什么有很长一段时间替保尔•莱维辩护。第一，因为我是在1915年或1916年在瑞士通过拉狄克认识莱维的。那时莱维已经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了。而我对那些见到布尔什维主义在俄国取得胜利并在国际舞台上取得一连串胜利以后才拥护布尔什维主义的人不能不抱有某种戒心。当然，这不是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我本人对保尔•莱维的了解毕竟很少。非常重要的是第二个原因，那就是莱维对德国1921年三月行动的批评在很多方面实质上是正确的（当然，不是指他说的三月行动是“盲动”这个论断，保尔•莱维的这个论断是荒谬的）。
诚然，莱维千方百计地削弱和糟踏自己的批评，扯出许多细枝末节（在这些细节上他显然不正确），从而使自己和别人难于理解问题的实质。莱维那种批评方式是不能容许的，而且是有害的。莱维教训别人要采取慎重的、考虑周到的战略，自己却做得比任何一个毛孩子都愚蠢，他过早地、毫无准备地、荒唐而卤莽地投入战斗，所以在“战斗”中失败是必然的（并且将在多年内损害他的工作或使他难于开展工作），而这场“战斗”本来是可以而且应当取胜的。莱维的所作所为很象一个“有学问的无政府主义者”（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德语叫作Edelanarchist），而不象无产阶级共产国际的有组织的一员。莱维违反了纪律。
莱维的这一系列极端愚蠢的错误，使人很难把注意力集中在问题的实质上。而问题的实质，即说明和纠正德国统一共产党在1921年三月行动期间所犯的大量错误，无论过去和现在都具有重大的意义。为了分析和纠正这些错误（有人把这些错误推崇为马克思主义策略的精华），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必须站在右翼的立场上，否则共产国际的路线就是错误的。
我替莱维辩护，而且应当替他辩护，因为当时我看到反对他的人毫不客气地叫嚷什么“孟什维主义”、“中派主义”，而不愿看到三月行动的错误以及分析和纠正这些错误的必要。这些人把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弄得面目全非，把反对“中派主义”的斗争变成了可笑的游戏。这些人可能给整个事业带来极大的危害，因为“世界上没有哪个人能够损害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威信，如果他们自己不损害的话”。
我对这些人说：就算莱维成了孟什维克吧。我本人对莱维了解不多，如果有谁能向我证明这一点，我决不固执己见。但目前还没有证实这一点。目前所能证明的，只是他曾经丧失理智。但光凭这点就把一个人称作孟什维克，这是幼稚和愚蠢的。造就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望的党的领袖是一件长期的艰难的事情。但是做不到这一点，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在我们俄国，造就一批领导者曾经花了15年（1903—1917年）的工夫，这是同孟什维主义作斗争的15年，是遭受沙皇政府迫害的15年，是包括第一次革命（1905年）这场波澜壮阔的伟大革命的年代在内的15年。虽然如此，但我们仍有过最优秀的同志“丧失理智”这种不幸的事。如果西欧的同志们以为他们有充分的保障，不会发生这类“不幸的事”，那是幼稚的想法，我们不能不同这种想法进行斗争。
莱维违反了纪律，应当开除。应当在十分详细地分析和纠正1921年三月行动的错误这个基础上制定出策略。假如在这以后莱维仍然我行我素，这就证明开除他是正确的，这就将更有力、更令人信服地向立场动摇或信心不足的工人们证明：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保尔•莱维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我在代表大会上对莱维所犯错误的评价愈慎重，现在就愈有把握这样说：莱维迫不及待地证实了人们对他所作的坏的估计。我手头有一份他的杂志《我们的道路》第6期（1921年7月15日出版）。从杂志开头的编辑部声明中可以看出，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定保尔•莱维是知道的。但他对这些决定是怎样回答的呢？全是孟什维克的那一套，什么“大批地革出教门”（groβer
Bann）啦，“教会法”（kanonischesRecht）啦，什么他将“充分自由地”（invollständiger
Frciheit）“讨论”这些决定啦，等等。一个人失去了党员称号和共产国际成员的身分，还有什么比这更充分的自由呢！你们看吧，会有一些党员匿名给莱维的杂志写文章的！
最初是搞阴谋，放暗箭，破坏党的工作。
接着是讨论代表大会决定的实质。
这一手太漂亮了。
但是，莱维也就因此彻底毁掉了自己。
保尔•莱维希望继续争吵下去。
满足他的这种愿望会是战略上的极大错误。我要劝告德国同志们：禁止在党报上同莱维和他的杂志进行论战。不应当替他作广告。不要让他把战斗的党的注意力从大事转移到小事上去。在万分必要时，可在周刊、月刊或小册子上进行论战，而且尽可能不让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和保尔•莱维称心满意，即不点他们的名，而只称呼“某些想硬充共产党人的不太聪明的批评家”。
有人告诉我：在中央委员会（Ausschuβ）最近一次扩大会议上，甚至左派分子弗里斯兰特也不得不激烈反对玩弄左的把戏和想把“讨伐中派”当作体育训练的马斯洛夫。这位马斯洛夫的行为不得体（说得温和一点），在这里，在莫斯科也有所表现。的确，德国党应该把这位马斯洛夫和他的两三个显然不愿意遵守“和约”而热心过头的同道者和战友派到苏维埃俄国来工作一两年。我们会替他们找到有益的事情做的。我们会把他们消化的。这对国际的和德国的运动显然会有好处。
德国共产党员无论如何要结束内部的争吵，要把双方的好斗分子除掉，要丢开保尔•莱维和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要从事真正的工作。
要做的事情是很多的。
依我看，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有关策略问题和组织问题的决议标志着运动前进了一大步。应当尽一切努力使这两个决议切实得到贯彻。这是困难的事情，但这是可以做到而且应当做到的。
首先，共产党人应当向全世界宣告自己的原则。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样做了。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是建立共产国际的组织并制定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即真正地同中派、同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内部的直接和间接的代理人分离。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样做了。
第三次代表大会应当着手进行切实的、建设性的工作，根据已经开始的共产主义斗争的实际经验具体地确定今后在策略方面和组织方面应该怎样开展工作。这第三步我们也已经做到了。我们在全世界已经有一支共产党人大军。这支军队还训练得不够，组织得不好。忽视这一事实或害怕承认这一事实都会使事业受到莫大的损害。我们必须极其仔细地、严格地检查自己的工作，研究自己运动的经验，采取切实步骤把这支军队好好加以训练，好好加以组织，并通过各种演习和作战、通过进攻和退却来考验它。不经过这种长期的艰苦的锻炼，胜利是不可能取得的。
1921年夏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问题”在于，共产国际的某些优秀的、有极高威望的支部没有完全正确地理解上述任务，稍微夸大了“同中派主义的斗争”，稍微超过了限度而使这个斗争变成了游戏，使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威信开始受到损害。
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主要问题”就在这里。
夸大的程度不大，但它非常危险。同这种夸大作斗争是很困难的，因为造成这种夸大的是一些真正优秀的、无限忠诚的分子，而没有他们也许根本就不会有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报》发表（用德法英三种文字发表并有德奥意三国代表团签字）的策略修正案中，这种夸大表现得十分鲜明，尤其是因为这些修正写进了已经定稿的（作了长时间的多方面的准备才定稿的）决议草案，上述夸大就更加确定了。否决这个修正案也就拨正了共产国际的路线，战胜了夸大的危险性。
这种夸大如果不纠正，势必会断送共产国际。因为“世界上没有哪个人能够损害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威信，如果他们自己不损害的话”。世界上没有哪个人能够阻碍共产党人战胜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而在20世纪的西欧和美国的条件下，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以后，这也就意味着战胜资产阶级），如果共产党人自己不阻碍自己的话。
但夸大，哪怕少许的夸大，就等于阻碍胜利。
夸大同中派主义的斗争，就等于挽救中派主义，巩固它的地位和它对工人的影响。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到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在国际范围内同中派主义进行胜利的斗争。这有事实作证明。今后我们是会把这种斗争（开除莱维和塞拉蒂党）进行到底的。
但是，我们还没有学会在国际范围内同夸大反中派主义斗争这种错误作斗争。但是，正如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经过和结局所证明的，我们已经认识到我们的这个缺点。正因为我们意识到了自己的缺点，我们就一定能克服它。
到了那时，我们将是不可战胜的，因为西欧和美国的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内部没有支柱（通过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中的资产阶级代理人造成的）就无法保持住政权。
第三次代表大会各项决定中根本的、主要的一点，就是为新的、日益具有决定意义的战斗——既有防御战，也有进攻战——作更周密、更扎实的准备。
“……假如意大利共产党能够始终不渝地、不屈不挠地反对塞拉蒂主义的机会主义政策，同时能够在工会中、在罢工中、在反对法西斯反革命组织的战斗中同无产阶级群众保持联系，把工人阶级所有组织的运动汇合起来，把工人阶级的自发行动变成准备周密的战斗，那么，共产主义在意大利就将成为一支群众性的力量……”
“……德国统一共产党今后愈是能够使自己的战斗口号适应实际形势，愈是能够周密地研究实际形势，愈是能够团结一致、纪律严明地发动群众性的斗争，那它就愈是能够顺利地发动这种斗争……”
这就是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策略问题的决议中最重要的地方。
把无产阶级的大多数争取到我们方面来——这就是“最主要的任务”（关于策略问题的决议的第3节标题）。
当然，我们并不象第二半国际中那些庸俗“民主派”的骑士们那样，从形式上去理解争取大多数的问题。1921年7月间，罗马所有的无产者，不管是工会中的改良派无产者，或是塞拉蒂党内的中派无产者，都跟着共产党人反对法西斯分子，这就是把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争取到我们方面来了。
这还远不是决定性地争取到了大多数，而只是局部地、在一时一地争取到了大多数。但终究是争取到了大多数。这样的争取工作，甚至在无产阶级的大多数形式上还跟着资产阶级的领袖或执行资产阶级政策的领袖（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领袖就是这样一种人）走的时候，或者当无产阶级的大多数还动摇不定的时候，也是可以做到的。这样的争取工作，正在世界各地以各种形式不断地进行着。我们要更加扎实、更加周密地进行准备，我们决不放过资产阶级迫使无产阶级起来斗争的任何一个重大机会，我们要学会正确把握无产阶级群众定会和我们一道奋起战斗的时机。
那时，不管在我们伟大的进军中个别的失败如何惨重，个别的转折如何艰难，我们的胜利都是有保证的。
我们的策略手法和战略手法仍然比资产阶级卓越的战略稍逊一筹（就国际范围来说），因为资产阶级从俄国的实例中学到了东西，不会让人打得“措手不及”了。但是我们的力量比他们大，而且大得多，我们正在学习策略和战略，我们已经从1921年三月行动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在掌握这门“科学”方面有了长进。我们必将完全攻下这门“科学”。
在大多数国家内，我们那些政党还远没有成为真正的共产党，还远没有成为真正革命和唯一革命的阶级的真正先锋队，还远不是个个党员都参加斗争，参加运动和深入到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去。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缺点，我们在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工作的决议中已经非常清楚地指出了这个缺点。我们一定能克服这个缺点。
德国共产党员同志们！请允许我在结束这封信时表示我的愿望：愿你们8月22日召开的党代表大会坚决地和永远地结束同左的和右的脱党分子的无谓斗争。党内斗争该收场了！打倒所有那些还想直接或间接地继续进行这种斗争的人！我们现在远比过去更明确、更具体、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任务；为了纠正错误，我们不怕公开指出自己的错误。我们现在要集中党的全部力量把党组织得更好，改进党的工作的质量和内容，同群众建立更密切的联系，为工人阶级制定出愈来愈正确、愈来愈切合实际的策略和战略。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尼•列宁
1921年8月14日
载于1921年8月22日《红旗报》第384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88—100页
注释：
[64]德国统一共产党是在1920年
12月4—7日于柏林举行的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的统一代表大会上成文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同德国共产党合并，是德国革命运动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由于这一合并，德国共产党当时成了共产国际中仅次于俄共（布）的最大的支部。德国无产阶级最有声望的领袖恩
•台尔曼随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一起加入了德国共产党。
列宁的信中说的德国统一共产党将要召开的代表大会，于
1921年8月22—26日在耶拿举行。这次代表大会听取和讨论了关于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当前任务、关于工会的活动、关于苏维埃俄国的形势和援助它的措施等报告。代表大会在决议中赞同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定，并承认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提纲中对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
1921年三月行动中所犯的错误的批评是正确的。代表大会恢复了党原来的名称——德国共产党。——95。
[65]巴塞尔宣言即1912年
11月24—25日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人非常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国际局势和社会民主党反对战争危险的统一行动》决议，列宁所引的德文本称《国际关于目前形势的宣言》。宣言谴责了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备战活动，揭露了即将到来的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号召各国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宣言写进了1907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决议中列宁提出的基本论点：帝国主义战争一旦爆发，社会党人就应该利用战争所造成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第二国际的社会沙文主义派和中派领袖们就背叛了巴塞尔宣言。——
96。
[66]《红旗报》（《DieRoteFahne》）是德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起初是斯巴达克联盟的中央机关报，由卡•李卜克内西和罗
•卢森堡创办，1918年
11月9日起在柏林出版。该报多次遭到德国当局的迫害。1933年被德国法西斯政权查禁后继续秘密出版。1935年迁到布拉格出版；1936年10月—1939年秋在布鲁塞尔出版。——98。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致托马斯•贝尔同志（1921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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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卷
致托马斯•贝尔同志
［注：这封信的原文是英文。——编者注］
（1921年8月13日）
亲爱的同志：
非常感谢您8月7日的来信。由于生病和工作繁忙，几个月来关于英国运动的材料我一点也没有看。
您告知的情况报道非常有意思。也许，这是大不列颠在共产主义意义上的真正群众性的无产阶级运动的开始。我担心英国到目前为止只有几个力量薄弱的宣传共产主义的团体（其中包括英国共产党[63]），而没有真正群众性的共产主义运动。
既然南威尔士矿工联合会在7月24日以120票对63票的多数决定参加第三国际，那么，这就可能是新时代的开始。（英国有多少矿工？超过50万？南威尔士有多少？25000？1921年7月24日的加的夫会议真正代表多少矿工？）
如果这些矿工所代表的已经不是微不足道的少数，如果他们同士兵联欢，并且开始了真正的“阶级战争”，那么，我们就应当尽一切可能来发展和巩固这个运动。
经济措施（如开办公共食堂之类）是好的，但是它在目前，在英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前，并不特别重要。目前最重要的是政治斗争。
英国资本家很狡猾、机灵、阴险。他们会支持（直接地或间接地）公共食堂，借以转移人们对政治目的的注意力。
重要的是以下两点（如果我没有错的话）：
（1）在英国的这个地区建立一个优秀的、真正无产阶级的、真正群众性的共产党，也就是一个能够在英国的这一地区的整个工人运动中真正成为领导力量的党（在你们国家的这一地区实行第三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的决议）。
（2）开始为英国这一地区的工人阶级出版工人的日报。
一开始就不可把它当作商业性的企业（象资本主义国家的报业通常那样），不必用很大的资本，不要采取一般的通用的办法，而要使它成为群众进行斗争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工具。
要让这个地区的矿工能够每天（假如愿意，开始时可以一周一次）为自己的日报（或周报）——即令篇幅很小很小，这无关紧要——捐献半个便士；不然真正群众性的共产主义运动在英国的这一地区就不算开始。
倘若共产党在这个地区不能募集到若干英镑来每日出版小报（它可能发展成真正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报纸），倘若真的如此，并非每一个矿工都肯为这个小报付出一个便士，那就是说，那里并没有实实在在地、真正地拥护第三国际。
英国政府将采取非常狡猾的手段来扼杀这一类的所有创举。因此我们应该（在开始时）非常谨慎。报纸在开始时不要太革命了。如果你想用三个编辑，那么其中至少有一个应该不是共产党员。至少有两个应该是真正的工人。假如9／10的工人不买报，2／3[120／（120＋63）]的工人不愿专门给自己的报纸捐款（例如一周一个便士），那么这份报纸就不是工人的报纸。
如果您能就这个问题随便给我写几句，那我将非常高兴。我的英文不好，请原谅。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宁
载于1927年1月21日《工人周刊》第20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85—87页
注释：
[63]
英国共产党由英国社会党左翼、苏格兰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大部分、爱尔兰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工人党共产主义统一小组、南威尔士共产主义委员会以及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团体联合而成，于
1920年7月31日—8月1日在伦敦举行的成立大会上建立。1921年
1月，在利兹召开的统一代表大会上，以威•加拉赫为首的共产主义工人党（基本上由苏格兰的车间代表运动的参加者组成）和工人社会主义联盟加入了英国共产党。1921年春，以拉
•帕•杜德为首的独立工党左翼也加入了英国共产党。英国共产党的建立至此乃告完成。——92。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对费•埃•捷尔任斯基关于运输业问题的几点结论的意见（1921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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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卷
对费•埃•捷尔任斯基关于运输业问题的几点结论的意见[62]
（1921年8月8日）
第1点。应强调多想办法等等。
第2—4点。组织局应在鲁祖塔克同志参与下火速研究这些问题。
第5点。定出方案，并按苏维埃程序加以实施。
第6点。关于发展运输业的措施，关于加强党的机构同铁路部门的联系。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84页
注释：
[62]俄共（布）中央全会于1921年8月8日研究了运输业状况，批准了费•埃•捷尔任斯基作的结论。这里收载的列宁对捷尔任斯基的结论的建议，同时被全会批准。
结论的第1点说的是一切党政机关都必须找出加强运输业和支援运输业的办法。
结论第2—4点说的是选派负责人员加强交通人民委员部、向俄共（布）各省委发布关于运输状况的通告信、在俄共（布）中央组织指导处下设立运输组以领导运输业中党的工作。
结论第5点规定把满足运输业的需要所必不可少的企业移交给交通人民委员部。——91。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关于“出版自由”给Г．米雅斯尼科夫的信（1921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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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卷
关于“出版自由”[58]
给Г．米雅斯尼科夫的信
1921年8月5日
米雅斯尼科夫同志：
今天才看完您的两篇文章。您在彼尔姆（似乎是彼尔姆？）组织中说了些什么，在哪一点上同它发生冲突，我不知道。关于这一点，我无从谈起。这件事将由组织局来处理，我听说组织局已选出一个专门委员会。
我要做的是另一件事，即把您的信当作资料性和政治性的文献来加以评价。
多么有趣的文献啊！
在我看来，《伤脑筋的问题》一文特别明显地表明了您的主要错误。我认为我有责任来尽力说服您。
您在文章的开头正确地运用了辩证法。是的，不懂得为什么“国内战争”的口号被“国内和平”的口号所代替的人，至少是很可笑的。是的，在这一点上您是对的。
但正因为您在这一点上是对的，所以我奇怪您怎么在作结论时竟忘记了您自己正确运用过的辩证法。
“……从君主派到无政府主义者都享有出版自由……”妙得很！但是，对不起，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切考虑过四年来我国革命的经验的工人都一定会说：我们倒要弄弄清楚是什么样的出版自由？是干什么用的？是给哪一个阶级的？
我们不信奉“绝对的东西”。我们嘲笑“纯粹的民主”。
“出版自由”这个口号从中世纪末直到19世纪成了全世界一个伟大的口号。为什么呢？因为它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进步性，即反映了资产阶级反对僧侣、国王、封建主和地主的斗争。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象俄罗斯联邦那样做了和正在做着那么多的工作来使群众摆脱僧侣和地主的影响。我们是世界上把“出版自由”这个任务完成得最好的国家。
在全世界，凡是有资本家的地方，所谓出版自由，就是收买报纸、收买作家的自由，就是买通、收买和炮制“舆论”帮助资产阶级的自由。
这是事实。
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推翻不了。
而在我国呢？谁能否认资产阶级已被击溃但还没有被消灭呢？谁能否认它已隐藏起来呢？这是无法否认的。
在受到全世界资产阶级这个敌人包围的俄罗斯联邦提出出版自由，就是让资产阶级及其最忠实的奴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有建立政治组织的自由。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还比我们强，强很多倍。再让它有建立政治组织的自由（＝出版自由，因为报刊［注：在俄语中，“出版”和“报刊”是同一个词。——编者注］是政治组织的中心和基础）这个武器，那就是为敌人的活动开方便之门，就是帮助阶级敌人。
我们不愿意自杀，因而决不会这样做。
我们清楚地看到一个事实：“出版自由”实际上就是让国际资产阶级马上来收买成百成千的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作家，组织他们进行反对我们的宣传和斗争。
这是事实。“他们”比我们富有，能收买到比我们现有力量大十倍的“力量”。
不，我们决不会这样做，我们不会去帮助世界资产阶级。
您怎么会从阶级估量出发，即从估量一切阶级之间的关系出发，堕落到采取温情主义庸人的观点呢？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谜。
在“国内和平还是国内战争”的问题上，在我们过去怎样争取和今后如何继续“争取”农民（站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的问题上，在这两个极其重要的、根本的、世界性的（＝涉及世界政治的实质的）问题上（您的两篇文章是专门谈这两个问题的），您能够采取马克思主义的而不是小市民的、温情主义的观点。您在那两个问题上能够切实地、冷静地估计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
但突然间您却滚进了温情主义的深渊：
“……在我们这里有许多胡作非为和营私舞弊的现象，出版自由可以把它们揭发出来……”
据我对您那两篇文章的分析，您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误入了迷途。您让一些可悲的、痛心的事实压垮了，失去了冷静估计力量的能力。
出版自由会助长世界资产阶级的力量。这是事实。“出版自由”不会用来祛除俄国共产党的许多弱点、错误、偏差、毛病（毫无疑问，毛病有的是），因为这是世界资产阶级所不愿意的。出版自由会成为这个世界资产阶级手中的武器。资产阶级并没有死，它还活着，正在一旁窥伺着我们。它已经雇用了米留可夫，而米留可夫又有切尔诺夫和马尔托夫在“忠心耿耿地”为他效劳（部分是由于愚蠢和对我们的宗派仇恨，而主要是由于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立场的客观逻辑）。
您“本来要进这间屋子，结果却跑进了那间屋子”[59]。
您本想医治共产党，抓的却是一剂致人死命的药，——当然，杀人的并不是您，而是世界资产阶级（＋米留可夫＋切尔诺夫＋马尔托夫）。
您忘记了一件小事，一件极小的小事：世界资产阶级和它的收买报纸、收买政治组织中心的“自由”。
不，我们不会走这条路。一千个有觉悟的工人有九百个不会走这条路。
我们的毛病多得很。象1920年秋天和冬天在分配燃料和粮食方面所犯的（很大的错误！！）这样的错误（我们共同的错误，劳动国防委员会[60]、人民委员会和党中央都犯了错误）大大加重了我们的病情。
贫困和灾难很严重。
1921年的饥荒使这种情况急剧恶化了。
摆脱困境要费很大气力，但是我们一定能够摆脱，而且我们已经开始摆脱了。
我们一定能够摆脱，因为我们的政策在根本上是正确的，它估计到了国际范围内的一切阶级力量。我们一定能够摆脱，因为我们不粉饰太平。我们知道困难重重，我们看到了一切毛病。我们并没有慌张，而是在一步一步地、坚持不懈地医治这些毛病。
您已经慌张得不能自己，而且继续往下滑，已经到了似乎您不另组新党就得去自杀的地步。
决不可以慌张。
有没有党支部同党脱节的现象呢？有。有坏事，有祸患，有毛病。
有这些现象。而且毛病很严重。
我们看到了这一点。
但是不应当用“自由”（给资产阶级的）来医治，而应当用无产阶级的和党的办法来医治。
您谈到振兴经济，使用“自动犁”和其他机具，争取“影响”农民等等。这些意见包含着许多正确的、许多有益的东西。
您为什么不把这些问题单独提出来谈呢？我们是能够取得一致并在一个党内同心协力地工作的。这会带来很大好处，不过不是一下子带来，要慢慢来。
使苏维埃变得生气勃勃，吸收党外群众来参加工作，由党外群众来检查党员的工作——这是绝对正确的。这方面有很多工作可做，很多很多。
您为什么不在这方面切实地加以发挥，在给代表大会写的小册子中加以发挥呢？
为什么不去做这个工作呢？
为什么害怕做吃力的工作（通过中央监察委员会[61]、通过党的报刊、通过《真理报》来讨伐营私舞弊行为）呢？有些人对吃力的、艰苦的、见效慢的工作缺乏信心，于是慌张起来，另寻“捷”径：想到了“出版自由”（给资产阶级的）。
您为什么要坚持自己的错误，明显的错误，坚持“出版自由”这个不合乎党性的、反无产阶级的口号呢？您为什么不去做不那么“出风头的”（出资产阶级风头的）、吃力的工作，不去切实地反对和祛除营私舞弊行为、切实地帮助党外群众呢？
您在什么地方向党中央举出过某种具体的营私舞弊行为，某种具体的纠正和根除这种行为的办法呢？
没有。
一次也没有。
您看到这许多祸患和毛病，就陷入绝望，投入外人的怀抱，投入资产阶级的怀抱（给资产阶级“出版自由”）。而我还是奉劝：不要绝望，不要慌张。
我们以及同情我们的人——工人和农民——有的是力量，有的是充沛的活力。
我们的毛病治得不好。
我们没有很好地贯彻提拔党外群众、让他们来检查党员的工作的口号。
但是在这方面我们能够做得而且一定会做得比现在好一百倍。
我希望您经过冷静思考以后，不会因为爱面子而继续坚持明显的政治错误（“出版自由”），而会在定下神来、克服慌张心理之后，去从事切实的工作：帮助建立同党外群众的联系，帮助党外群众来检查党员的工作。
这方面要做的工作是很多的。通过这些工作，就可以（而且应当）医治毛病，慢慢地然而是真正地医治毛病，而不是被“出版自由”这个“闪烁不定”的鬼火迷惑住。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宁
载于1921年《辩论材料（米雅斯尼科夫同志的提纲、列宁同志的信、中央组织局的答复和决定以及莫托维利哈派的决议）》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78—83页
注释：
[58]列宁的信是针对．米雅斯尼科夫给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书、他的文章《伤脑筋的问题》以及他在彼得格勒和彼尔姆党组织内的多次发言而写的。米雅斯尼科夫在上述材料和讲话中要求恢复企业中的工人代表苏维埃作为带领工人战胜经济破坏的指挥员，组织农民联合会并给予它以工农检查院的权力（如同工会一样），给予从君主派到无政府主义者的一切政治派别以言论和出版自由。他还在彼尔姆省莫托维利哈区组织了一个反党集团来反对党的政策。1921年7月29日，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召开会议讨论了米雅斯尼科夫的问题，认为他的言行具有反党性质，决定成立一个由尼·伊·布哈林、彼·安·扎卢茨基、亚·亚·索尔茨组成的专门委员会来审查他的活动。8月22日，中央组织局根据委员会的报告，认定米雅斯尼科夫的提纲违背党的利益，责成他不得在党的正式会议上宣读，同时决定把他从彼尔姆调回中央。但是米雅斯尼科夫拒绝服从中央决定，并且变本加厉地继续进行反党活动。1922年2月20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委员会关于将米雅斯尼科夫开除出党的决定。——84。
[59]本来要进这间屋子，结果却跑进了那间屋子这句话出自俄国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第1幕第4场，意为主观上要做某一件事，结果却做了另外一件事。——87。
[60]劳动国防委员会是苏俄人民委员会的机关，负责指导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和国防主管部门的活动，1920年4月在工农国防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根据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条例，劳动国防委员会享有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直属委员会的权利。它在地方上的机关是各级经济会议。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成员包括人民委员会主席（兼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陆军、交通、农业、粮食、劳动、工农检查等人民委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和中央统计局局长（有发言权）。列宁是第一任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劳动国防委员会存在到1937年4月。——87。
[61]中央监察委员会是俄共（布）的最高监察机关。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决定是1920年9月22—25日召开的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1921年3月8—16日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选出了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88。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告乌克兰农民书（1921年8月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告乌克兰农民书
（1921年8月2日）
今年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地区获得了大丰收。但是伏尔加河流域却在闹饥荒，那里的工人和农民正遭到比1891年的大灾荒差不了多少的灾荒，他们期待着乌克兰农民的帮助。必须迅速帮助他们。必须大力帮助他们。希望每一个农民都能把自己的余粮分给伏尔加河流域受灾的农民，他们已经没有东西下种了。
每一个粮食充裕的县份至少应当选派两三个农民代表到伏尔加河流域去，既是运粮，同时也亲眼看看闹灾缺粮的情况，回来后好对乡亲们说明紧急援助的必要。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1921年8月2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载于1921年8月6日《真理报》第172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77页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告国际无产阶级书（1921年8月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告国际无产阶级书[57]
（1921年8月2日）
现在俄国的一些省份发生了饥荒，看来这次饥荒只是略轻于1891年的灾荒。
这是俄国的落后和七年战争——先是帝国主义战争，接着是各国地主资本家强加给工农的国内战争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我们需要帮助。工农苏维埃共和国期待着劳动者的帮助，期待着产业工人和小农的帮助。
各国的工农群众也身受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但是我们相信，尽管失业和物价飞涨已使他们自己的处境非常困难，他们仍然会响应我们的呼吁的。
终生受资本压迫的人们是会理解俄国工人和农民的处境的，他们会理解到，或者凭被剥削劳动者的本能会感觉到必须帮助苏维埃共和国，因为它第一个担负起了推翻资本主义这一可望取得成果而又十分艰巨的任务。各国资本家都为此向苏维埃共和国进行报复，都为此在重新策划对苏维埃共和国发动进攻、进行武装干涉和施行反革命阴谋。
我们确信，各国工人和自食其力的小农一定会更加努力、更加奋不顾身地帮助我们。
尼·列宁
1921年8月2日
载于1921年8月6日《真理报》第172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75—76页
注释：
[57]《告国际无产阶级书》是列宁为伏尔加河流域和乌克兰南部约3300万人遭受饥荒而向国际无产阶级发出的呼吁书。列宁的呼吁得到各国工人和劳动群众的广泛响应。1921年8月，在共产国际的创议下，成立了临时国外援俄委员会。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德国、荷兰、意大利、挪威、奥地利、西班牙、波兰、丹麦等国的共产党组织和工会组织都参加了募捐运动。法国革命工会号召工人捐献一日工资，法国作家阿·法朗士捐出了他在1921年获得的诺贝尔奖金。自募捐运动开始起至1921年12月20日止，为援助俄国饥民，各国共产党组织共采购了312000普特食品，募集了100万金卢布现款。阿姆斯特丹国际的各工会组织共采购了85625普特食品，募集了485000金卢布现款。——81。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就西伯利亚领导机构问题向俄共（布）中央提出的建议（1921年7月2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就西伯利亚领导机构问题向俄共（布）中央提出的建议[56]
（1921年7月28日）
建议：
（1）暂时（即日，7月28日）按西伯利亚局的意见处理；
（2）西伯利亚局没有把其他两派的建议文本同时寄送中央，显然没有尽到对党的责任，决定给予警告。西伯利亚局本应事先正式向两派索取他们建议的文本上报中央；
（3）立即给鄂木斯克打电话，听取两派代表对本派建议的简要说明；
（4）将党代表会议延至8月15日举行；
（5）尽力设法派一名中央委员去参加8月15日的代表会议。
7月28日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74页
注释：
[56]这些建议是针对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和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关于西伯利亚苏维埃机关和党的机构的组织形式》的提纲提出的。提纲认为有必要在西伯利亚建立区域一级的苏维埃领导中心，下设相应的经济、军事部门和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代表机构，同时也建立区域一级的党的领导中心。西伯利亚局和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认为这两个领导中心均应按任命原则成立。
呈送提纲时所附的报告书中说，这一问题要提交即将召开的西伯利亚区域第四次党代表会议讨论，预计会上有两派代表发言：一派认为没有必要建立西伯利亚区域一级的领导中心；另一派则认为有必要建立，但应由选举产生。1921年7月29日，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基本上批准了西伯利亚局的提纲。
列宁在手稿上删去了建议的第4、第5两条。——80。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对《关于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提纲草案》的修改意见（给列·波·加米涅夫的便条）（1921年7月2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对《关于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提纲草案》的修改意见[55]
给列·波·加米涅夫的便条
（1921年7月21日）
致加米涅夫同志
对您所拟的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提纲草稿，我建议作如下修改：
1.——第1条中：“灾难性的”（国民经济状况）一词改为“严重的”。
2.——同一条（下一句中）：“灾难性状况”一词改为“严重的情况”。
3.——第2条第1点中：在“由于三年的战争环境”等词之后，加上“和国家的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等字样。
4.——同一条第6点中：“供应”一词之后，在括号内补充“无论是食品供应，还是工作服的供应”。
5.——第5条末尾：“按现行的全国统一的供应办法供应”改为“调去做其他工作”。
6.——第6条第1点中：“安心地”一词改为“正常地”。7.——第8条中：在“需要”之前增加“为了恢复整个国民经济，特别是恢复货币流通”。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1921年7月21日
载于1932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0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73页
注释：
[55]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对实行新经济政策作了初步总结，向党的机关和各经济部门提出了按新的原则大力改革全部工作的任务。1921年7月6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通过了一个决定（即《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提纲》），其中规定了改革经济领导工作的措施。7月10日，列宁审订了这一决定，把它分送给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尼·巴·布留哈诺夫、安·马·列扎瓦等进行讨论。7月11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批准了列宁修改过的这个提纲草案。7月12日和16日，人民委员会和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分别对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提纲进行了审查。政治局成立了中央的审订委员会。委员会以原提纲为基础提出了提纲的新方案，这里收载的列宁的修改意见就是对这个新方案提的，新方案的全文见本卷第487—490页。
7月23日，俄共（布）中央审订委员会的提纲草案在各工会中央委员会共产党党团、莫斯科省工会理事会主席团和彼得格勒各工会代表的联席会议上进行了讨论。会议以这个提纲为基础，成立了专门委员会与党中央审订委员会共同对提纲作了最后的修订。8月9日，俄共（布）中央全会通过了这个提纲。同一天，人民委员会将这个提纲作为《人民委员会关于实行新经济政策原则的指令》予以批准。——78。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给革命职业工会和产业工会第一次国际代表大会的贺信（1921年7月1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给革命职业工会和产业工会第一次国际代表大会的贺信[54]
7月18日
李可夫同志：
烦请您把下面的话转告工会国际代表大会的代表们：
他们托您邀请我参加大会，我表示衷心的感谢。非常遗憾，我因病无法做到这一点，我必须遵照医生的嘱咐离开莫斯科去休假一个月。
请您向代表们转达我的祝贺和热烈的祝愿——祝愿大会获得成功。工会国际代表大会的意义极其重大，非言语所能形容。用共产主义思想争取工会会员的工作，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在世界各国各地展开。尽管有曲折，有起伏，不平衡，要克服重重障碍，但是它的进展势不可挡。工会国际代表大会必将加速这一进程。共产主义一定会在工会中得到胜利。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能够挽救资本主义免于崩溃，能够阻挡工人阶级战胜资产阶级。
致热烈的问候。相信共产主义一定胜利。
尼·列宁
载于1921年《革命职业工会和产业工会第一次国际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72页
注释：
[54]1921年7月29日，在代表大会第十七次会议上，宣读了列宁的贺信。
革命职业工会和产业工会第一次国际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3—19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有来自世界各大洲的41个国家的380名代表。大会的议程是：临时国际工会理事会（1920年7月成立）的报告；世界经济危机和工会的任务与策略；工会、党、红色工会国际和共产国际；工会、工厂委员会和车间代表；工会和工人对生产的监督；失业；国际职业生产联合组织；组织问题；妇女在生产和工作中的作用。这次代表大会是红色工会国际的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红色工会国际章程和一系列决议，选举了工会国际中央理事会。——77。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给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代表大会的贺信（1921年7月1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给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代表大会的贺信[53]
（1921年7月16日）
我代表人民委员会和俄共中央向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代表大会表示祝贺。非常遗憾，我不能亲自出席会议来谈谈提到合作社面前的极其复杂的任务。
我相信，交流一下过去工作的经验，会有助于合作社配合国家总的经济建设计划解决它们所面临的任务。当前实际工作要取得成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正确地规定城市工业和乡村农业在商品流转中的相互关系，取决于合作社能否始终不懈地努力排除发展商品交换的一切障碍并在商品交换领域占据首要地位，取决于能否收集到四散各处的商品物资并发掘新的货源。切实解决这些问题，是最终达到我们的目的——恢复农业，并在这个基础上巩固和发展大工业——的最好方法。
很多省份歉收已成定局，完成上述任务就难上加难。因此，大会必须特别注意新降临的灾难，并在解决目前一切问题时考虑到这场灾难的种种后果。
我确信，尽管在新的条件下进行工作的经验很少，苏维埃合作社一定能够同克服经济破坏这个总任务紧密结合起来，并在克服经济破坏的斗争中发挥最大的力量。
载于1921年7月1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5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70—71页
注释：
[53]列宁的贺信是在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宣读的。
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代表大会（全俄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16—23日在莫斯科举行。参加代表大会的有来自俄国各地区的384名代表，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250名，有发言权的代表134名。代表大会就有关报告通过了关于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的活动和消费合作社的前途、关于中央消费合作总社及工人合作社的商业和商品交换活动、关于国家对外贸易的现状和前景以及合作社在外贸工作中的作用、关于合作社援助歉收地区等决定。列宁当选为代表大会名誉主席。——75。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对人民委员会关于由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组织商品交换的决定草案的意见（1921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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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民委员会关于由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组织商品交换的决定草案的意见[51]
（1921年7月15日）
（1）下一次报告定在一个月后。
（2）通过中央统计局的全权代表检查报表格式和报表是否按规定分发到地方上，地方上是否按规定履行填写报表的义务。
限期一周。
（3）委托中央消费合作总社向人民委员会提出一系列关于更有力地同商品交换的无政府状态作斗争的决定。
限期一周。
（4）关于用什么去交换的问题，允许中央消费合作总社及其地方机构直至村商品交换点在开展业务时有较多的自由；用制度规定对流转快、流转额高的给予重奖。
限期一周提交小人民委员会。[52]
载于1932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0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42页
注释：
[51]人民委员会1921年7月15日会议听取了列·米·欣丘克和尼·巴·布留哈诺夫有关由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组织商品交换的两个报告，并就两个报告通过了一项决议。列宁的意见写进了决议。——74。
[52]小人民委员会是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所属的一个常设委员会，1917年11月成立。设立小人民委员会是为了减轻人民委员会的负担。小人民委员会预先审议应由人民委员会决定的问题，自身也决定某些财政经济问题。小人民委员会一致作出的决定，经人民委员会主席签署，即具有人民委员会决定的效力。如遇意见分歧，则把问题提交人民委员会解决。小人民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成员由人民委员会从人民委员和副人民委员中任命，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代表也参加小人民委员会。1930年，小人民委员会被撤销。——74。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关于战胜饥荒的措施和加强经济工作的意见（不晚于1921年7月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关于战胜饥荒的措施和加强经济工作的意见[50]
（不晚于1921年7月9日）
如果歉收和饥荒地区的人口达到2500万，是否应当采取一系列最革命的措施，从该地区征招大约50万名（甚至100万？）青年入伍？
目的：在一定程度上救济居民，因为我们这样做就供养了一部分饥民，而且寄粮回家也许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救济饥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把这50万人安置到乌克兰去加强粮食工作，他们同粮食工作有切身利害关系，会深切地认识到和感受到乌克兰富裕农民大吃大喝是多么不合理。
乌克兰的收成据统计（拉柯夫斯基）约为55000—65000万普特。除掉15000万普特留种和30000万普特（15×2000万＝30000万）作为口粮和饲料，平均尚有大约15000万普特的剩余（55000万－45000万＝10000万；65000万－45000万＝20000万）。如果把从饥荒省份征招的军队派到乌克兰去，这个剩余部分就能全部收集起来（粮食税＋商品交换＋向富裕农民专门征收的救灾粮）。
在饥荒省份必须立即加强原料（皮革、角蹄和鬃毛等）的收集工作，同时规定，凡不交某种原料或柴火等物者，连一普特的种子或口粮也不给。［注：列宁在手稿上把这一段文字删去了。——俄文版编者注］
为了加强彼得格勒、莫斯科、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以及靠近两个首都的几个极其重要的工业中心的省、县、区三级经济委员会的工作，能否向这些经济委员会各派2—4名中央主管部门的负责工作人员？在挑选这些小组（譬如每组4人）的成员时，每个组都找同一个中央机关的同事，或是彼此十分了解的人，这样工作起来就会比较融洽。他们能否在这些经济委员会中经常工作，譬如说，每人每天一小时，总共每天三四小时？
抽调非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全部或部分）从事经济工作，还可以采取下述办法：被调者把本部工作的3/4或9/10交给次要助手，只对他们进行监督。
在莫斯科（然后是其他地方）动员所有党的负责工作人员去从事经济工作时，采取如下的方式：
非经济系统人民委员部中的党的负责工作人员，每人都要做当地基层的经济工作，为此他应参加某个工厂委员会，或住宅委员会，或街道委员会，——总之是参加不高于上述级别的组织（以便从基层工作做起），并保证每天用于这方面工作的时间不少于两小时。工作中应把分配粮食、提高该部门经济的工作和供应燃料放在首位。
重要的是确切规定每一个工作人员的任务。
是否在莫斯科（也许还在彼得格勒？）在1921年7月1日进行党的负责工作人员登记的同时，也进行俄共全体党员的登记？要吸收省统计局参加这项工作。要取得有关党的情况的精确材料。［注：列宁在手稿上把这一段文字删去了。——俄文版编者注］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67—69页
注释：
[50]列宁的这些意见看来是为1921年7月9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战胜饥荒的问题准备的。这次会议根据1921年伏尔加河流域及乌克兰南部发生饥荒的情况，通过了必须抽调尽可能多的共产党员从事粮食工作的决定。——71。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就企业奖励问题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建议（1921年7月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就企业奖励问题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建议[49]
（1921年7月8日）
建议政治局
拨出一万金卢布作为奖金，奖给一批按商业原则办得出色的企业、部门、机关。
列宁
1921年7月8日
载于1932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0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66页
注释：
[49]列宁的这个建议是就俄共（布）中央政治局1921年7月7日的决定写的。这个决定是根据阿·谢·基谢廖夫《关于加速扭转企业和机关经营中的亏损现象的报告》通过的。决定“责成苏维埃机关更加坚决地执行扭转各企业以及苏维埃机关经营亏损的措施”。——70。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关于国家经济“计划”的几点想法（1921年7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关于国家经济“计划”的几点想法
（1921年7月4日）
到目前为止，我们大家的主要错误就是只作最好的打算，因而陷入官僚主义的空想。我们的各项计划，完成的只是极小一部分。现实生活和所有的人都嘲笑我们的计划。
必须彻底改变这种状况。
要作最坏的打算。我们已经有一些经验，虽然不多，但很实用。
粮食呢？弗鲁姆金说：最理想的是通过税收得到15000万普特＋通过交换得到5000万普特＋从乌克兰得到4000万普特＝24000万普特。
应该作一年总共只得到20000万普特的打算。
这么一个小得可怜的、叫人吃不饱的数字，该怎么处置呢？20000万∶12＝1667万。
（α）军队按最低限额拨给，就是说，军队按最低员额来计算口粮。
（β）军队参加经济工作的计划订得小些，尽量小些。有一个星期六军队出60％的人参加义务劳动。
其余三个星期六中有一个出50％的人（50％的军队）参加，等等。
（γ）职员的口粮要狠狠削减。
（δ）工人。
立即把优秀企业（必须是企业）按工业部门开出一个清单来。现有企业关闭1/2到4/5。
余下的开两班。这只能是那些在我们得到最低限额的粮食（20000万普特）和燃料（？）的情况下燃料和粮食仍全年够用的企业。
这一点应该立即大体上、大致上做到，最迟不超过一个月。
有燃料。
有交通人民委员部。
粮食无需算得那么细，那么准；就假定为20000万普特。工业方面要按部门和省份尽快行动起来（决不要拖到“整个”方案下来以后）。
而主要的是：
迫使70％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一昼夜工作14小时（让科学道理暂且委屈一下吧：既然给了他们上等的口粮，就应该迫使他们工作）。
每个委员分别负责对一些企业进行“全面监督”（国家计划委员会条例上好象是这样说的？）。
假定我们需要（而且在一年只得到20000万普特粮食的最坏情况下也能够）让700个大企业，包括工厂、机务段（铁路）、国营农场等等，从1921年10月1日到1922年10月1日全年不间断地开工。
700∶35名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20。
就算是30个吧（不是所有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都能一天不断地参加日常工作）。
务必要对30个企业严格地进行监督。你们要对此负责。
另外再对30—70个非重点企业顺便稍为照应一下，不是专门去管，而是偶尔了解一下情况。
所谓严格监督，就是要用脑袋担保合理地使用燃料和粮食，最大限度地收购燃料和粮食，最大限度地把它们运到，节约燃料（在工业、铁路等各个方面），节约粮食（只供养优秀工作人员），提高劳动生产率，如此等等。
其余的或者出租，或者随便交给谁，或者关闭，或者“丢弃”，在情况没有根本好转以前不去管它们。所谓根本好转就绝对不是20000万普特粮食＋Ｘ万普特燃料，而是30000万普特粮食＋150％Ｘ燃料。
这就是我对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几点想法。
请考虑一下。然后我们谈谈。
列宁
7月4日
载于1924年5月29日《劳动报》第120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63—65页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委员会关于修缮大剧院的决定（1921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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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委员会关于修缮大剧院的决定
1921年6月30日
决定
人民委员会1921年6月30日会议决定：
从1921年预算内预贷三亿（300000000）卢布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国家建筑工程总委员会，作为修缮大剧院的费用。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8卷第371页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对人民委员会《关于苏维埃机关职员实行集体劳动报酬制的决定草案》的补充（1921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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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民委员会《关于苏维埃机关职员实行集体劳动报酬制的决定草案》的补充[48]
（1921年6月28日）
（Ａ）项
委托五人委员会充分收集材料，以便统计出莫斯科各中央机关目前实际发给的实物种类以及包括车马费等等在内的各种名目的现金报酬数额。
（Ｄ）项
实行工人和职员的集体供应制，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1）每一个实行集体供应制的企业应同政府签订专门合同。
（2）根据这个合同，企业（由管理委员会和专门选出的人员出面）应保证不断缩减职工人数，提高职工生产效率，加强劳动纪律，直到达到正常的指标。对苏维埃职员来说，处、科等单位相当于工业部门的企业。
（3）凡未履行合同者，应予惩罚，直至取消一切供应。
载于1932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0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62页
注释：
[48]《关于苏维埃机关职员实行集体劳动报酬制的决定草案》在人民委员会1921年6月14、21、24、28日和7月8日会议上都讨论过。所谓集体劳动报酬制与企业实行的集体供应制精神一致。而集体供应制的实质就是废除个人凭卡、凭证供应的制度和实物奖励制度，对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供应只采用工资的形式，但工资的数额是按整个企业确定的，就是说对该企业全体职工来说是集体地规定的。国家发给每个企业的工资总额，在职工人数缩减时并不降低。6月17日，列宁签署了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某些国营企业的职工实行集体供应制的决定》。6月24日，人民委员会决定，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苏维埃机关职员从7月1日起，共和国其他地区不早于9月1日改行集体劳动报酬制，同时成立一个负责修订草案的委员会。它在修订中要“根据即使是少数概略的统计资料确切地算出苏维埃机关职员缩减后的人数以及他们现金和实物报酬是多少。应达到的标准是至少缩减一半，尽可能缩减2/3。委员会的指导方针应是保证使苏维埃机关的劳动效率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6月28日，人民委员会根据阿·巴·哈拉托夫和拉·约·金兹堡的报告通过了《关于苏维埃机关职员实行集体劳动报酬的决定》，其中（A）项根据列宁的建议进行了修改，（D）项采用了列宁的表述。决定的最后文本于7月8日由人民委员会通过。——65。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献（1921年6—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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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献[1]
（1921年6—7月）
1
关于俄共策略的报告提纲
（6月13日）
1．俄罗斯联邦所面临的国际形势
目前俄罗斯联邦所面临的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存在着某种均势，这种均势虽然极不稳定，但毕竟造成了世界政治中一种特殊的局面。
这种特殊局面表现在：一方面，国际资产阶级疯狂地仇恨和敌视苏维埃俄国，时刻准备侵犯它，扼杀它；另一方面，国际资产阶级花了几亿法郎进行的一切军事干涉行动以完全失败而告终，虽然当时苏维埃政权比现在还弱，而俄国地主资本家在俄罗斯联邦境内还有大批军队。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反对进攻苏维埃俄国的反战活动风起云涌，它促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而且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极广大的群众也卷了进来。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利害冲突尖锐起来了，而且一天比一天激烈，东方被压迫民族亿万人民的革命运动正在蓬勃发展。由于这种种情况，国际帝国主义虽然比苏维埃俄国强大得多，但无力扼杀它，反而不得不暂时承认它或半承认它，不得不和它订立通商条约。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均势，虽然极不可靠，极不稳定，但社会主义共和国毕竟能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生存下去了，——当然不是长期的。
2．国际范围内阶级力量的对比
在这种情况下，国际范围内形成了这样的阶级力量对比：
国际资产阶级已经不能公开进行反对苏维埃俄国的战争，他们仍在等待时机，盼着有一天能重新发动这种战争。
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中已普遍涌现出了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这些党正在成长壮大，正在坚持不懈地争取每个国家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摧毁工联旧官僚的影响和被帝国主义特权腐蚀了的欧美工人阶级上层分子的影响。
资本主义国家中以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2]为急先锋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目前是资本主义的主要支柱，因为工商业中多数的或颇大部分的工人职员害怕一旦爆发革命会丧失由帝国主义特权所造成的比较优裕的小市民生活条件而仍然处在他们的影响之下。可是日益增长的经济危机到处都使广大群众的生活每况愈下。这种情况，加上在保存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这一点愈来愈明显，就使上述支柱愈来愈不稳固了。
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劳动群众，从20世纪初起，特别是在俄国、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爆发革命后，已经觉醒过来，开始参加政治生活。1914—1918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和俄国的苏维埃政权，最终使这些群众成了世界政治的积极因素，成了用革命摧毁帝国主义的积极因素，尽管欧美有教养的庸人，包括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领袖在内，顽固地无视这一点。在这些国家中，站在最前列的是英属印度。在那里，工业和铁路的无产阶级愈壮大，英国人的恐怖行为愈凶残——他们愈来愈频繁地采取大屠杀（如在阿姆利则）[3]和当众拷打等暴行——革命的发展也就愈迅速。
3．俄国阶级力量的对比
苏维埃俄国的国内政治形势是由以下事实决定的：我们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看到这里若干年来只有两个阶级存在——一个是无产阶级，它是由很年轻的但毕竟是现代化的大机器工业几十年来培养出来的；另一个是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小农。
俄国的大地主和大资本家并没有绝迹。但是他们已彻底遭到剥夺，作为阶级来说，在政治上已完全被粉碎。他们的残余分子则隐藏在苏维埃政权的国家工作人员中间。他们把阶级组织保存在国外，流亡的人数大约有150—200万，拥有分属于资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即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日报达50种以上，残留了一点军队，同国际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流亡者目前正在大肆活动，妄图破坏苏维埃政权，使资本主义在俄国复辟。
4．俄国无产阶级和农民
在这种国内形势下，俄国无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当前主要任务，就是要正确地规定并实行一些必要的办法，以便领导农民，同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通过许多渐进的过渡办法实现使用机器的社会化大农业。这项任务在俄国特别艰巨，因为我国很落后，而七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又使我国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即使撇开这两个特点不谈，这项任务也是社会主义建设中极其困难的任务之一，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将来都会碰到的，也许只有英国例外。然而就拿英国来说，也不能忘记：英国小佃农阶级的人数虽然特别少，但由于英“属”殖民地的几亿人民在事实上遭受着奴役，英国职工中按小资产阶级方式生活的人数占极高的百分比。
因此，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整个进程来看，俄国所处的时代的意义，就是在实践中考验和检验掌握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对待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政策。
5．俄罗斯联邦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军事联盟
苏维埃俄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正常关系的基础，是在1917—1921年这个时期建立的。当时，资本家和地主在整个世界资产阶级和所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支持下大举进攻，促使无产阶级和农民为保卫苏维埃政权而结成军事联盟，并把这种联盟固定下来。国内战争是最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式，阶级斗争愈尖锐，一切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和偏见在斗争烈火中就烧毁得愈迅速，而实践本身也就会愈加清楚地使人看到，甚至使农民中最落后的阶层看到：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拯救农民，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实际上不过是地主和资本家的奴仆。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军事联盟曾经是而且不能不是他们巩固的联盟的初步形式，但是，如果没有这两个阶级的一定的经济联盟，军事联盟连几个星期也不能维持。当时农民从工人国家那里得到了全部土地和免遭地主富农蹂躏的保障；工人则在大工业恢复以前从农民那里借到了粮食。
6．向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正常经济关系过渡
从社会主义的观点看来，只有完全恢复运输业和大工业，使无产阶级能够拿出为农民日常生活和改善经济所必需的产品来交换农民的粮食，小农和无产阶级的联盟才能完全正常和巩固。在我国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这是决不可能一下子做到的。对一个组织得尚不够完备的国家来说，为了能在反对地主的极端困难的战争中坚持下去，余粮收集制曾是最可行的办法。1920年的歉收和饲料缺乏，使农民原来就困苦不堪的生活更加恶化，因此立刻改行粮食税就有绝对必要了。
适量的粮食税能使农民的境况立刻得到很大改善，同时能使农民从扩大播种面积和改进耕作中得到好处。
粮食税是从征收农民的全部余粮转到工农业之间实行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的一种过渡办法。
7．苏维埃政权容许资本主义和租让制存在的意义和条件
粮食税自然意味着农民在完税以后有支配余粮的自由，既然国家还不可能拿出社会主义工厂的产品来交换农民的全部余粮，余粮的买卖自由也就必然意味着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由。
但只要运输业和大工业仍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在上述范围内这样做对于社会主义一点也不可怕。恰恰相反，在一个经济遭到极度破坏的、落后的小农国家里，受无产阶级国家监督和调节的资本主义（即这个意义上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有益的和必要的（当然只是在某种限度内），因为这样能立刻振兴农业。租让制更是如此，因为工人国家并不取消国有化，只是把一些矿山、林区、油田等租给外国资本家，以便从他们那里额外获得一些设备和机器来加速恢复苏维埃大工业。
我们把一部分贵重产品付给承租人，这无疑是工人国家向世界资产阶级交纳的一种贡赋；我们丝毫不掩饰这一点，但应当明确认识到，只要能够加速恢复我国的大工业，并切实改善工农生活状况，交纳这种贡赋对我们是有利的。
8．我国粮食政策的成就
1917—1921年间，苏维埃俄国的粮食政策无疑制定得很粗糙，很不完善，产生了许多舞弊行为。在执行上也犯过一些错误。但总的说来，这是当时条件下唯一可行的政策。现在，这一政策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在一个经济遭到破坏的落后国家中保全了无产阶级专政。它已逐渐完善起来，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在我们掌握全部政权的第一年（1918年8月1日—1919年8月1日），国家收集了11000万普特粮食，第二年收集了22000万普特，第三年超过了28500万普特。现在，有了实际经验以后，我们计划收集并指望收集到4亿普特（粮食税为24000万普特）。工人国家只有真正拥有充足的粮食储备，才能在经济上站稳脚跟，才能慢慢地但是不断地恢复大工业，才能建立正常的财政制度。
9．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和俄罗斯电气化计划
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只能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但是不能停留在这个一般的原理上。必须把它具体化。适应最新技术水平并能改造农业的大工业就是全国电气化。拟订俄罗斯联邦电气化计划这一科学工作，本是我们应当做的，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在俄国两百多位优秀的学者、工程师和农艺师的参加下，这项计划业已编制出来，印成了厚厚的一大册，基本上已获1920年12月举行的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批准。现已准备好在1921年8月召开全俄电气技术人员代表大会[4]来详细审查这项计划，那时计划就将得到国家最后批准。电气化的第一期工程预计10年完成，共需37000万个工作日。
1918年，我国新建了8个电站（装机容量为4757千瓦），1919年新增数达36个（装机容量为1648千瓦），而1920年达到100个（装机容量为8699千瓦）。
不论这个开端对我们这个大国来说多么微不足道，但毕竟有了一个开端，工作已经做起来了，而且做得愈来愈好。俄国农民经过帝国主义战争，经过上百万人在德国当俘虏时对现代先进技术的了解，经过三年内战的艰苦锻炼，已经不是旧日的农民了。他们一月比一月更清楚更明白地看到，只有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使广大小农摆脱资本的奴役，走向社会主义。
10．资本的同盟者“纯粹民主派”即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作用
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结束阶级斗争，而是以新的形式、新的武器继续进行阶级斗争。只要阶级还存在，只要资产阶级在一个国家内被推翻后还在国际范围内用十倍的力量加紧向社会主义进攻，这种专政就是必要的。小农阶级在过渡时期不可能不多次动摇。过渡时期的困难，资产阶级的影响，必然使这些群众的情绪时常发生波动。无产阶级（它由于自己的根基即大机器工业遭到破坏而伤了元气，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阶级特性）肩负着一项极其艰巨而伟大的历史任务，这就是：不为这种动摇所左右，把从资本桎梏下解放劳动的事业进行到底。
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在政治上表现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即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政党的政策上，俄国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就是这样的政党。这两个现在在国外设有自己的总部并办有各种报纸的政党，实际上已与整个资产阶级反革命派勾结在一起，并忠实地为他们效劳。
俄国大资产阶级的聪明的领袖们和其中为首的“立宪民主”党党魁米留可夫，十分明确地、直截了当地肯定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即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这种作用。在谈到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白卫分子合力举行的喀琅施塔得暴动[5]时，米留可夫表示赞成“没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苏维埃”这个口号（1921年《真理报》第64号，引自巴黎《最新消息报》[6]）。他发挥这一思想时说：应该把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奉为上宾”，因为他们肩负着第一个把政权从布尔什维克手里转移开的任务。大资产阶级的首领米留可夫正确地吸取了历次革命的教训，深知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没有能力执掌政权，他们始终只能起掩饰资产阶级专政的作用，只能给资产阶级独揽政权充当台阶。
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一再证实了1789—1794年革命和1848—1849年革命的这个经验，证实了恩格斯在1884年12月11日给倍倍尔的信中所说的话。恩格斯当时写道：
“……纯粹民主派……在革命关头……作为整个资产阶级经济、甚至封建经济的最后一个救生锚，在短时间内暂时起作用。……在1848年时也是如此：一切封建官僚从3月到9月都支持自由派来镇压革命群众……不管怎样，在危机的日子和危机后的日子，我们唯一的敌人将是聚集在纯粹民主派周围的整个反动派，这一点，我认为是不能忽视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252—253页。——编者注］（俄译文见弗·阿多拉茨基同志《马克思恩格斯论民主派》一文，载1921年6月9日《共产主义劳动报》[7]第360号。德文原文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政治遗教》一书1920年柏林版（《国际青年丛书》第12辑第19页））
尼·列宁
1921年6月13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1921年在莫斯科印成单行本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12页
2
对共产国际《关于策略问题的提纲》草案的意见
（1）
给格·叶·季诺维也夫的信[8]
（6月10日）
事情的实质在于，在政治上莱维许多方面是正确的。遗憾的是他干了一系列违反纪律的事，因此被开除了党籍。
塔尔海默和库恩·贝拉的提纲在政治上是根本不正确的。那是讲空话和玩弄左的把戏。
拉狄克摇摆不定，对“左派”的愚蠢行为作了一系列让步，从而把自己的草案初稿弄糟了。他的第一个让步最能说明问题。他的提纲的第1条《问题的范围》原来写的是（请注意）“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拥护共产主义原则）”。后来改为（反而改坏了）“争取工人阶级的有社会决定意义的部分”。
妙极了！这样的行文削弱的正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拥护共产主义原则”的必要性。这真是荒唐之极。
为了夺取政权，在一定的条件下（包括已经争取到工人阶级的大多数都拥护共产主义原则这一条件），是需要工人阶级的有社会决定意义的部分的大多数在有决定意义的地方发起冲击的。
这样来修改、改坏这一真理，即在论述共产国际关于争取工人阶级拥护共产主义原则的总任务的第1条中削弱必须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的原理，这是库恩·贝拉和塔尔海默头脑愚钝的典型表现（可恶极了，表面上装出一副了不起的样子，实际上该打屁股），也是……拉狄克易受别人影响的典型表现。
拉狄克的提纲本来就非常冗长，没有重点，抓不住政治上的中心问题。而拉狄克还向其中掺水，把它糟蹋得不成样子。
该怎么办？我不知道。白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
如果您不希望在代表大会上发生公开斗争，那么我建议：
（1）今天（既然布哈林坚决主张你们必须今天解决基本问题而不能再拖——其实往后拖更好）就用准确无误的表决否定塔尔海默和库恩·贝拉的根本不正确的提纲。要作记录。你们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而采取宽容态度，就会把一切都弄糟的。
（2）把拉狄克未经“改善”的草案初稿作为基础，关于这种“改善”，我已举了一个例子。
（3）委托1—3人来压缩这个提纲草案，进行修改，使它（如果能做到的话！）不再没有重点，而是清楚地，明确地、毫不含糊地把下述内容作为中心思想切实突出出来：
共产党在任何地方都还没有争取到（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不仅是组织的领导，连共产主义原则都还没有得到这个大多数的拥护。而这是一切的基础。“削弱”这个唯一合理的策略的基础，是一种罪恶的轻率行为。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欧洲堆积着大量易燃物的形势下，革命有可能很快爆发，工人阶级也有可能在特殊的情况下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但是，现在把共产国际的策略建立在这种可能性上是荒谬的；认为宣传的时期已经结束而行动的时期已经到来的写法和想法也是荒谬和有害的。
共产国际必须把策略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始终不渝地、有步骤地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首先是在旧工会内部。这样，无论事态怎样变化，我们都肯定能够取得胜利。至于遇上极其幸运的情况而在短时期内“取得胜利”，这是傻瓜也能办到的。
因此：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必须采取《公开信》[9]的策略。这一点要讲得直截了当，清楚明确，因为对《公开信》的动摇是最有害、最可耻的，也是最流行的。用不着隐瞒。凡是不懂得必须遵循《公开信》的策略的人，都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闭幕后至迟一个月开除出共产国际。我曾经投票赞成让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10]加入共产国际，现在清楚地看到这是一个错误，应该尽快地、彻底地改正这一错误。
与其象拉狄克那样长篇大论，意思含混，不如翻译《公开信》全文（如用德文，则援引全文），反复解释它的意思，而且把它作为一个范本来阐释。
我认为，策略问题的总决议应该就讲这些。
只有这样才会定下调子，使中心思想明确起来，不致模棱两可，使任何人都不可能作随心所欲的解释（象拉狄克那样）。
这样，拉狄克的草案初稿就会至少删去四分之三。
丢下提纲去写小册子并对它进行表决的做法该结束了。那样做，即使我们大家没有争论，也免不了犯局部性的错误。而如果没有重点，却有争论，我们就会犯重大错误，把全部事情弄糟。
再有，如果你们实在想加，可加上一些补充：根据这种策略，在细节上，作为例子，不是作为原则，恰恰是作为例子，还可作如此这般的补充。
其次。
笼而统之把塞拉蒂和莱维说成是“机会主义”，这是愚蠢的。塞拉蒂有错误；错在哪里？应该讲得一清二楚，指明是在意大利问题[11]上而不是在总策略问题上。他错在同共产党人搞分裂，没有开除改良主义者屠拉梯之流。意大利同志们，只要不做到这一点，你们就是自外于共产国际。我们就开除你们。
而对意大利的共产党人，我们要提出最严肃的忠告和要求：只要你们还不能够坚定地、耐心地、巧妙地说服塞拉蒂派工人的大多数，把他们争取过来，就不要神气，就不要玩弄左的把戏。“莱维事件”不在总策略问题上，而在对三月行动[12]的评价上，在德国问题上，布兰德勒说：是单纯防御。因为政府进行了挑衅。
就算这符合实际，就算事实是这样。
由此得出什么结论呢？
（1）一切号召进攻的喊叫都是错误的、荒谬的，可是这种喊叫多得不可胜数；
（2）既然政府进行挑衅，企图把共产主义的小要塞（共产党人得到多数人拥护的中心地区）拖进战斗，那么号召总罢工的策略就是一种错误。
（3）今后应该避免这种错误，因为右派在内战中以巧妙的手段杀害了两万工人以后，德国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形势。
（4）把几十万工人（布兰德勒说是一百万。是否吹牛？是否自我陶醉？为什么没有各州、各城市的统计数字？？？）的单纯防御说成是“暴乱”，而且是“巴枯宁式的暴乱”，这不仅是错误，而且是违反革命纪律的行为。由于莱维还有另外一些违反纪律的行为（要准确地、极为谨慎地列举出来），所以他应该受到处分，被开除是罪有应得。
应当定出一个开除的期限，比如说半年。然后允许他重新申请入党，如果在此期间他守纪律，共产国际就建议吸收他。
除了布兰德勒的小册子，我还什么都没有看过，这些意见只是根据莱维和布兰德勒的小册子写的。布兰德勒只证明了（如果可以说是证明的话）一点：三月行动不是“巴枯宁式的暴乱”［莱维这样谩骂，理应被开除］，而是几十万革命工人的英勇自卫。但无论多么英勇，由于政府从1919年1月起已通过挑衅杀害了两万工人，今后再也不要在政府的挑衅面前这样应战，要到全国的而不只是一个小地区的大多数工人都跟共产党人走的时候再说。
（（1917年的七月事变[13]不是巴枯宁式的暴乱。谁要是作这样的评价，我们就把他开除出党。七月事变是英勇的进攻。可是我们当时得出这样的结论：下一次我们决不过早地发起英勇的进攻。过早地全面应战，——这就是三月行动的实质。不是暴乱，而是错误，这个错误由于几十万人在防御中表现英勇而减轻了。））
关于什麦拉尔，能否搞两三个材料？
如能为共产国际刊印有关各国的材料，哪怕每国两份（每份2—4页），那倒不错。
关于什麦拉尔和施特拉塞尔，都有些什么事实？
别忘了一件大事：一定要删去拉狄克提纲初稿中所有谈到“等待的党”、所有进行这种谴责的内容。一概不要。[14]
关于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这些国家的问题，要具体地、专门地、清楚而明确地提出来。
如果我们两人在这方面意见不一致，我建议召开政治局会议。
列宁
1921年6月10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2卷第265—269页
（2）
两点建议[15]
（7月6日）
（1）删去什麦拉尔的姓名和该段整个结尾部分；
（2）委托委员会（或执行委员会）起草一封详细的信给捷克党，要引出原话，切实地、准确地对什麦拉尔立场的不正确之处进行批评，并指出赖兴贝格《前进报》的编辑们应当在哪方面更加谨慎。
载于1958年《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第2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55页
3
对《关于各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工作方法和工作内容的提纲》草案的意见[16]
（1）
给奥·威·库西宁的信
［注：这封信的原文是德文。——编者注］
急
地址请问芬兰共产党员或共产国际
6月10日
库西宁同志：
看了您的文章（三节）和提纲非常高兴。
附上我对提纲的意见。
建议您立即找一位德国同志（真正的德国人），由他负责修订（文章和提纲的）德文文本。这位同志也许还可以受您委托把您的文章作为报告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宣读（德国代表们听德国人讲话要方便得多）。[17]
我建议删去（提纲的）结尾部分。
关于宣传鼓动——特别是关于报刊和口头宣传，要写得尽量详细。
依我的意见，您一定要亲自负责这次代表大会的报告。这一点，我今天就写信告诉季诺维也夫。
致良好的祝愿！
您的列宁
提纲
（提纲第6点或）第6条，第2段最后一句应写成：
“……不可避免地会在一定程度上从……那里把这种倾向继承下来……”
而下面一句
应写成：
“……共产党应当通过系统的、顽强的组织工作，通过多次的
改进和纠正，来克服这种倾向……”
（提纲第7点或）第7条：
要更加详尽地说明，西方大多数合法的党恰好没有做到这一点。不是每个党员都有日常工作（革命工作）。
主要的弊病就在于此。
最大的困难也就在于改变这种状况。
可是这是最重要的。
第10条。
要尽量详细。
要多谈些细节。
举例。
报纸的作用。
把“我们的”报纸同一般的资产阶级报纸作一对比。
为“我们的”报纸所做的工作。
举例：1912—1913年的俄国报纸。
同资产阶级报纸的斗争。揭露资产阶级报纸的卖身投靠、制造谣言，等等。
散发传单。
鼓动到户。
星期日游玩等等。
要非常非常详细。
第11条——也要非常非常详细。
第13条。提出工作报告，交各“支部”讨论。
关于敌对组织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组织（工党、各社会党等）的情况报告。
关于在没有参加组织或参加了黄色团体（包括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无产阶级群众中以及在非无产阶级劳动阶层中的任务，要写得详细一些。
第26条和第27条。
这些与本题无关。
这不是“组织问题”。
最后就这个主题改写成一篇专题文章，比如用《革命时期的组织问题》这样的标题或其他标题，交《共产国际》[18]发表。
或者（根据俄国和芬兰的经验）写成：《谈谈方兴未艾的革命和我们相应的任务问题》。
载于1958年《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第3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3—15页
（2）
给奥·威·库西宁和威·克南的信
［注：见本卷第17—20页。——编者注］
致库西宁和克南两同志
1921年7月9日
亲爱的同志们：
看了你们关于组织问题的提纲草案非常高兴。我认为搞得很好。只想补充两点：
（1）建议——各国党都能立一个由经过考验、富有经验的优秀工人组成的监察委员会；
（2）关于特务——在谈不合法的工作问题时专门写一段。内容大致如下：资产阶级必然要派遣特务和奸细打入秘密组织。必须极其周密地、坚持不懈地加以防范，特别要提倡这样一种防范办法，即把合法工作和不合法的工作巧妙地结合起来，配合起来，并且通过长期的合法工作进行考察（是否适合做不合法的工作）。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你们的列宁
［注：这封信的原文是德文。——编者注］
载于1958年《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第3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56页
4
关于意大利问题的讲话
（6月28日）
同志们！我主要想答复一下拉查理同志的问题。他说：“拿出具体事实来，不要讲空话。”好极了。但是，如果我们对意大利改良主义－机会主义倾向的发展作一番考察，那是什么呢，是空话还是事实呢？在你们的言论和你们的整个政策中，你们都忽略了对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情况，这就是：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不仅存在着这种倾向，而且存在着机会主义－改良主义集团。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伯恩施坦是在什么时候开始进行他的机会主义宣传的（这种宣传最后成了社会爱国主义，并导致第二国际的叛变和破产）。从那时起，我们不但知道有一个叫屠拉梯的人，而且知道他在意大利党内和意大利工人运动中所进行的宣传。他20年来一直是意大利工人运动的破坏者。由于时间不够，我没能详细研究有关意大利党的材料，但是我认为，意大利一家资产阶级报纸（我记不得是《新闻报》[19]还是《晚间信使报》[20]）关于屠拉梯和他的朋友们在艾米利亚雷焦召开代表会议[21]的报道是一份极其重要的文件。我把这篇报道和《前进报》[22]上所发表的对比了一下。这难道不是充分的证据吗？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当我们同塞拉蒂和他的朋友们争论时，我们曾经公开而明确地告诉他们我们对局势的看法。我们向他们声明，只要意大和党仍旧容忍象屠拉梯这样的人留在自己的队伍里，它就不能成为共产党。
这究竟是什么呢？是政治事实抑或依然不过是空话呢？我们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曾公开告诫意大利的无产阶级“不要跟改良主义者、跟屠拉梯搞在一起”，而塞拉蒂却开始在意大利报刊上发表一系列反对共产国际的文章，并专门召开了改良主义者的会议[23]，——这一切难道都是空话吗？这比分裂还严重，这已经是在建立新的党了。除非瞎子才看不到这一点。这个文件对于这个问题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凡是参加艾米利亚雷焦代表会议的人都应当开除出党，因为他们是孟什维克——当然不是俄国的孟什维克，而是意大利的孟什维克。拉查理说：“我们懂得意大利人民的心理。”对于俄国人民，我个人不敢这样说，但这并不重要。拉查理说：“意大利社会党人很了解意大利人民的精神。”这是可能的，我不想反驳。但根据具体材料和顽固地不愿根除孟什维主义的事实来看，他们是不了解意大利的孟什维主义的。我们不得不说：必须批准（不管这是多么不幸）我们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容忍象屠拉梯这样的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留在自己队伍里的党，是不能加入共产国际的。
拉查理同志问道，“为什么要改变党的名称呢？这个名称满不错嘛！”但是我们不能同意这样的观点。我们知道第二国际的历史，它的衰落和破产。难道我们不知道德国党的历史吗？难道我们不知道德国工人运动最大的不幸就是直到战前还没有实行决裂吗？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两万工人牺牲了生命，他们是被不断攻击和抱怨德国共产党人的谢德曼派和中派出卖给德国政府的[24]。
难道我们现在在意大利所看到的不是同样的情景吗？意大利党从来就不是真正的革命党。它的最大的不幸，就是直到战前还没有同孟什维克和改良主义者决裂，而让他们继续留在党内。拉查理同志说：“我们完全承认有同改良主义者决裂的必要；唯一的分歧仅仅在于我们并不认为必须在里窝那代表大会[25]上实行决裂。”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并不是第一次讨论意大利的改良主义问题了。去年，当我们同塞拉蒂争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问他：“对不起，为什么意大利党不立刻实行分裂，为什么要拖延？”塞拉蒂怎样回答我们呢？什么也没回答。弗罗萨尔有一篇文章，说“要做个灵活而聪明的人”。拉查理同志在引用这篇文章时，显然认为这是一个对他有利而对我们不利的论据。我认为他是弄错了。恰恰相反，这个绝妙的论据对我们有利而对拉查理同志不利。当拉查理将来不得不向意大利工人说明自己的行为和退避的理由的时候，意大利工人会怎样说呢？如果意大利工人认为我们的策略比冒牌共产主义左派（他们有时简直不是共产主义左派，而更象无政府主义）的曲线策略灵活和聪明，那么，你们将怎样回答他们呢？
塞拉蒂和他的党硬说，俄国人只希望别人摹仿他们。这种无稽之谈是什么意思？我们的要求恰恰相反。单是熟记共产党的决议，在任何场合都使用革命的词句，这是不够的。我们预先声明，我们反对死背决议的共产主义者。真正共产主义的首要条件就是跟机会主义一刀两断。我们将开诚布公地同赞成这一点的共产主义者交谈，我们将非常自信地、毫无顾忌地对他们说：“不要做蠢事；要聪明一点，巧妙一点。”但是我们只是对已经同机会主义者决裂了的共产主义者才这样说，而你们还谈不上同机会主义者决裂。因此，再说一遍：我希望代表大会批准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拉查理同志说：“我们正处在准备时期。”一点不假。你们是处在准备时期。这个时期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同孟什维克决裂，就象我们在1903年同我们的孟什维克决裂一样。德国党当初没有同孟什维克决裂，使得整个德国工人阶级在德国革命史上长得令人厌烦的战后时期内一直遭受苦难。
拉查理同志说，意大利党正处在准备时期。这一点我完全同意。这个时期的第一个阶段就是要认真地、彻底地、毫不含糊和毅然决然地同改良主义决裂。这样，群众就会衷心拥护共产主义。第二个阶段决不是去重复革命口号，而是要采纳我们聪明和巧妙的解决办法。这种办法将永远是聪明和巧妙的，永远要反复重申，那就是：应当使革命的基本原则适应不同国家的特点。
在意大利进行革命和在俄国进行革命不会是一样的。意大利，的革命将以另一种方式开始。但究竟是什么方式呢？咱们大家都不知道。意大利的共产主义者有时并不是地道的共产主义者。在意大利，在占领工厂[26]的时候，有没有出现哪怕一个象样的共产主义者呢？没有，那时的意大利还没有共产主义；可以说有某种无政府主义，决不能说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还需要创立，还需要通过革命斗争的实践灌输给工人群众。这样做的第一步就是同那些和资产阶级政府合作了20多年的孟什维克一刀两断。在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两次代表会议[27]上，我曾有机会稍微观察了一下莫迪利扬尼，他很可能是一个相当狡猾的政客，他不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而留在社会党中央机关，因为这样能给资产阶级带来更多的好处。但屠拉梯及其朋友们的全部理论观点和全部宣传鼓动工作却是同资产阶级合作。杰纳利的发言中所引证的许多话不是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吗？是的，这就是屠拉梯筹划好的那条统一战线。因此，我应当告诉拉查理同志：象您所作的以及象塞拉蒂同志在这里所作的那样的讲话，都不是在为革命作准备，而是在破坏革命。（喊声：“对！”鼓掌）
你们在里窝那获得了很大一个多数。你们获得98000票，改良主义者获得14000票，共产主义者获得58000票。对于象意大利这样一个具有一定传统、对分裂没有充分准备的国家里刚刚开始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运动说来，上述数字是共产主义者的一次很大的胜利。
这是一次很大的胜利，也是一个有力的证据，说明意大利的工人运动将比我们俄国的运动发展得快。因为，如果你们知道有关我国运动的数字，你们就会明白，在1917年2月沙皇制度崩溃以后，在资产阶级共和国时期，我们同孟什维克相比还是少数。而这是经过15年的激烈斗争和分裂以后的情况。在我们这里，右翼没有得到发展，但也不象你们在轻蔑地谈到俄国时所想象的那样简单。在意大利，发展的情况肯定会完全不同。我们在同孟什维克进行了15年的斗争并推翻了沙皇制度以后开始工作的时候，拥护我们的人比你们那里要少得多。你们那里态度暧昧的、联合起来的中派分子有98000人，而拥护共产主义的工人已经有58000个。这是证据和事实，一定可以说服那些不愿闭眼不看意大利工人群众运动的人。任何事情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这已经可以证明，拥护我们的是工人群众，不是旧的领袖，不是官僚，不是教授，不是新闻记者，而是真正的被剥削阶级，是被剥削者的先锋队。这也表明你们在里窝那犯了严重错误。这是事实。你们拥有98000票，但你们宁愿同14000个改良主义者联合而不愿同58000个共产主义者联合。你们本应当同共产主义者联合，即使这些共产主义者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即使他们不过是博尔迪加的拥护者——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何况博尔迪加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已经十分诚恳地声明他放弃一切无政府主义和反议会主义。你们是怎么做的呢？你们宁愿和14000个改良主义者联合，同58000个共产主义者决裂。这就再好不过地证明塞拉蒂的政策对意大利是一个不幸。我们从来不想让塞拉蒂在意大利摹仿俄国的革命。这是愚蠢的。凭我们的智慧和灵活性还不致做出这种蠢事。但是，塞拉蒂的行为却证明他在意大利的政策是错误的。也许他应当随机应变。这是他一年前在这里最爱说的一句话。他说：“我们是善于随机应变的，我们不愿意盲目地摹仿别人。这是愚蠢的。我们应当随机应变，找机会同机会主义分家。你们俄国人不善于这样做。在这方面我们意大利人比你们有本事。我们走着瞧吧。”而我们看到了什么呢？塞拉蒂可真会随机应变！他和58000个共产主义者决裂了。现在，同志们到这里来说：“如果你们把我们拒之门外，就把群众的思想搞乱了。”不，同志们，你们错了。意大利工人群众的思想现在已经搞乱了。假使我们对他们说下面这样的话，倒会对他们有好处。我们说：“同志们，意大利的工人们，你们在共产国际和孟什维克之间挑选一个吧。共产国际永远不会要求你们盲目地摹仿俄国人；而孟什维克，我们认识他们已经20年了，我们永远不能把他们当作邻居留在真正革命的共产国际里。”这就是我们要向意大利工人讲的话。结果是不容怀疑的。工人群众一定会跟我们走。（热烈鼓掌以示赞同）
载于1921年7月4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公报》第8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6—22页
5
捍卫共产国际策略的讲话
（7月1日）
同志们！很遗憾，我必须克制自己，只进行自卫。（笑声）我说很遗憾，是因为听了特拉奇尼同志的发言和看了三个代表团的修正案[28]以后，我很想进攻。老实说，对于特拉奇尼和三个代表团所维护的观点，必须实行进攻。如果代表大会对这些错误，对这些“左的”愚蠢行为不坚决进攻，那么，整个运动必定要垮台。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但是，我们是有组织有纪律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能满足于发言反对个别同志。我们俄国人对于这种左的言论已经腻味透了。我们是有组织的人。在制定计划的时候，我们应当有组织地进行工作，设法找到正确的路线。自然，我们的提纲是一种妥协，这一点对谁都不是秘密。但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在已经是第三次举行代表大会并已制定出一定的基本原则的共产党人中间，实行妥协在一定条件下是必要的。我们这个由俄国代表团提出的提纲是经过极其周密的研究和准备的，是经过长时间斟酌并同各个代表团磋商的结果。它的目的是要确立共产国际的基本路线，特别是现在，当我们不仅正式谴责了真正的中派而且还把他们开除出党以后，这个提纲就更需要。事实就是这样。我应当捍卫这个提纲。既然现在特拉奇尼出来说，我们应当继续进行反中派的斗争，接着又讲到打算怎样进行斗争，那么我就要说，如果这些修正意见表示的是某种倾向，那就必须同这种倾向进行无情的斗争，否则就没有共产主义，就没有共产国际了。我感到奇怪的是，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竟没有在修正案上签字。（笑声）你们且听一听特拉奇尼所维护的东西和修正案所说的话吧！修正案一开头就说：“第1页第1栏第19行‘……大多数’应予删去。”大多数！这太危险了！（笑声）接下去说，应该用“目的”一词来代替“基本原则”一词。基本原则和目的是两个不同的东西。要说目的，那是连无政府主义者也会同意我们的，因为他们也主张消灭剥削和阶级差别。
我平生接触过、交谈过的无政府主义者不多，但毕竟见过不少。在目的问题上，我同他们有时可以谈得拢，但在原则方面却从来谈不到一块。原则不是目的，不是纲领，不是策略，也不是理论。策略和理论并不是原则。在原则上我们跟无政府主义者的区别在哪里呢？共产主义的原则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在过渡时期使用国家强制手段。这就是共产主义的原则，但这不是共产主义的目的。提出这个建议的同志们搞错了。
第二，修正案提出“‘大多数’一词应予删去”。请大家把整句话看一下：
“在很多国家内，革命的客观形势已经尖锐化，很多群众性的共产党已经成立，但是，不论在什么地方，这些党都还没有在真正的革命斗争中掌握对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的实际领导权——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来重新研究策略问题的。”
可是他们想把“大多数”一词删去。我真不明白，假如我们连这样简单的问题都商量不好，那我们又怎么能够在一起工作，怎么能够领导无产阶级走向胜利呢？难怪我们在原则问题上不能取得一致了。请告诉我哪一个党现在掌握了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特拉奇尼连想都没有想举个什么例子。实际上这样的例子根本不存在。
总之，应当用“目的”一词代替“原则”，而“大多数”一词应当删去。真是不胜感激！我们不会这样做的。甚至德国党这个最优秀的党之一也还没有争取到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这是事实。我们面临极其艰苦的斗争，但是并不害怕说出这个真实情况，可是这里有三个代表团却想一开始就说假话，因为，代表大会假如删去“大多数”一词，那就表示代表大会喜欢假话。这是明摆着的事。
接下去有这样一个修正：“第4页第1栏第10行，《公开信》等字‘应予删去’。”今天我已经听到一个有同样看法的发言。那个发言有这样的看法是很自然的。发言的是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党员赫姆佩尔同志。他说：“《公开信》是一个机会主义的行动。”我在私下里也听到这种说法，我感到非常遗憾，非常可耻。经过这样久的讨论，代表大会上还有人说《公开信》是机会主义的，真是可耻之极！现在特拉奇尼同志又以三个代表团的名义出来说话，想要删去《公开信》一词。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同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进行斗争呢？在我们的提纲里是这样说的：《公开信》是堪称楷模的政治行动。这是我们应当无条件地坚持的。说它堪称楷模，是因为它是采取切实办法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第一个行动。在欧洲，几乎所有的无产者都已经组织起来了，谁不懂得我们应当在那里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谁就会被共产主义运动所淘汰；谁在三年的大革命中还没有学会这个本事，那他永远学不到任何东西。
特拉奇尼说，虽然俄国党很小，但我们还是在俄国胜利了。他不满意提纲对捷克斯洛伐克那样讲。这里有27条修正意见。如果我要对这些修正意见一一加以批判，那我就得象某些演说家那样至少讲三个钟头……会上有人说：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拥有30—40万党员，必须争取多数，形成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并继续争取更多的工人群众。特拉奇尼摆出一副进攻的架势。他说：既然党已经有40万工人，那我们还要求什么呢？删去！（笑声）他害怕“群众”这个词，想把它去掉。特拉奇尼同志对俄国革命并不很了解。
过去我们在俄国的确是一个小党，但是，全国大多数的工农代表苏维埃在我们一边。（喊声：“对！”）你们那里有这种事吗？俄国军队当时至少有1000万人，几乎有一半在我们一边。难道现在军队的大多数在你们一边？请告诉我哪一个国家是这样？既然特拉奇尼同志的观点还有三个代表团赞同，这就表明共产国际内部还有点乱。因此，我们必须说：“不能这样下去了！应该作坚决的斗争！要不共产国际就完了。”（全场微动）
我虽然处于防御地位（笑声），但根据个人的经验我应当说，我讲话的目的和原则是捍卫我们代表团所提出的决议案和提纲。如果说一个字也不能改动，那自然是迂腐。我曾看过不少决议，我很清楚其中的每一行都可以作很好的修改。但这是咬文嚼字。如果说现在我还是宣布在政治方面一个字都不能改动，那是因为我认为，这些修改都具有十分明确的政治性质，会把人引入歧途，给共产国际带来危害。因此，我，我们大家，俄国代表团，应当坚持决不改动提纲一个字。我们不但谴责了我们的右派分子，而且把他们赶走了。但是，如果象特拉奇尼那样把反右派的斗争当儿戏，那么我们就应当说：“够啦！否则太危险了！”
特拉奇尼为进攻斗争的理论[29]辩护。赫赫有名的修正案阐述这个问题的篇幅长达两三页。我们没有必要去念它。我们知道那里面写的是什么。特拉奇尼已经把问题讲得很清楚了。他搬出“活跃的趋向”和“从消极转向积极”这些理由来为进攻理论辩护[30]。我们在俄国同中派作斗争已经有相当丰富的政治经验。还在15年前，我们就对我们的机会主义者和中派以及孟什维克进行过斗争；我们不但战胜了孟什维克，而且还战胜了半无政府主义者。
假如我们没有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的政权不用说三年半，恐怕连三个半星期也保不住，更不可能在这里召开几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了。“活跃的趋向”、“从消极转向积极”——这都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曾经用来反对我们的货色。现在他们都蹲在监牢里，在那里捍卫“共产主义的目的”，幻想着“从消极转向积极”。（笑声）象修正案那样进行论证是不行的，因为那里面既没有马克思主义，又没有政治经验，也没有论据。难道在我们的提纲里笼统地阐发过革命进攻理论吗？难道拉狄克或我们中间的什么人干过这种蠢事吗？我们在谈进攻理论时，都是针对某个具体的国家、具体的时期说的。
我们可以从我们反对孟什维克的斗争中举出一些例子来说明，还在第一次革命以前，就有人怀疑过革命政党是否需要进攻。如果哪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当时我们大家都是这样称呼的——怀疑这一点，我们就同他斗争，说他是机会主义者，说他对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政党的辩证法一窍不通。难道党可以泛泛地争论是否容许进行革命的进攻吗？在我们这里要找到这样的例子，就要回顾一下15年前的事。只要有否认进攻理论的中派分子或伪装起来的中派分子，就必须立刻把他开除出党。这个问题是不会引起争议的。但是现在，在共产国际成立已经三年的今天，我们还在争论“活跃的趋向”、“从消极转向积极”的问题，真是太可耻了。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和同我们一起制定这个提纲的拉狄克同志没有分歧。在德国，在真正的进攻还没有准备好以前就开始谈论革命进攻的理论，也许不完全正确。但三月行动毕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虽然领导者犯了错误，但这无关紧要。几十万工人英勇地进行了斗争。然而，不管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怎样勇敢地同资产阶级进行了斗争，我们仍然要重复拉狄克同志在一篇用俄文写的文章中关于赫尔茨所说的话。假如有人英勇地同资产阶级作斗争，即使他是无政府主义者，那当然是一件大事；但是，假如有几十万人同社会主义叛徒的卑鄙挑衅作斗争，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那就是真正的进步了。
对于自己的错误采取批评的态度是很重要的。我们一开始就是这样做的。在有几十万人参加的斗争过去之后，假如有人起来反对这个斗争，象莱维那样，那就应当把他开除出去。事实上已经这样做了。但是我们应当从这里吸取教训：难道我们作好了进攻的准备吗？（拉狄克：“我们连防御的准备也没有作好。”）是的，当时进攻还只是报纸文章谈论的事。把这种理论应用到1921年德国的三月行动上是不正确的，这一点我们应当意识到；但从原则上说，革命进攻理论绝不是错误的。
我们在俄国取得了胜利，而且非常容易，因为我们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已经为我们的革命作好了准备。这是首要的条件。当时我们有1000万工人和农民武装起来了，而我们的口号是：立即媾和，无论如何要媾和。我们取得了胜利，是因为最广大的农民群众都有反对大地主的革命情绪。拥护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社会革命党人在1917年11月还是一个很大的农民党。他们曾要求采取革命手段，但是他们也跟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真正英雄们一样，没有足够的勇气来采取革命行动。1917年8、9月间我们曾说：“在理论上，我们和过去一样，仍然同社会革命党人进行斗争，但是在实践上，我们却准备采纳他们的纲领，因为只有我们才能实现这个纲领。”我们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曾在1917年11月即在我们胜利以后反对过我们并把大多数社会革命党人选进立宪会议的农民，已经被我们争取过来了，虽然不象我过去所错误地预料的那样在几天之内争取过来，但不管怎样总是在几个星期之内争取过来了。差别并不很大。请告诉我在欧洲的哪一个国家你们能够在几个星期之内把那里的大多数农民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也许是意大利吧？（笑声）有人说，尽管我们是一个小党，我们仍在俄国取得了胜利。这样说只能证明他不理解俄国革命，也根本不懂得应当怎样准备革命。
我们的第一步，就是建立真正的共产党，这样才能知道我们是在跟谁交谈，可以充分信任谁。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口号是：“打倒中派！”如果我们没有在各个方面和在全世界范围内对我们在俄国称为孟什维克的中派分子和半中派分子实行清算的话，那我们就连共产主义的初步原理都不懂。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真正革命的党，同孟什维克决裂。但这只是预备班。我们现在已经在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了，可是特拉奇尼同志却还在弹老调，说预备班的任务是清洗、追查和揭露中派分子和半中派分子。真是不胜感激！这些事情我们已经做得很够了。我们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已经说过中派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必须继续前进。第二步就是要在建党以后学会怎样准备革命。在很多国家内，我们甚至还没有学会怎样进行领导。我们在俄国取得了胜利，不但是因为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站在我们一边（在1917年选举时，绝大多数工人拥护我们而反对孟什维克），而且因为有一半军队在我们夺得政权以后马上转到了我们方面来，十分之九的农民群众在几星期之内也转到了我们这一边；我们取得了胜利，是因为我们采纳了社会革命党的而不是我们的土地纲领，并且真正实现了这个纲领。我们取得胜利就在于我们实现了社会革命党人的纲领。这就是我们取胜这样容易的原因。难道你们在西欧能幻想这样的事吗？太可笑了！特拉奇尼同志和所有在修正案上签字的同志，请你们对比一下具体的经济条件吧！尽管大多数那样迅速地转到了我们一边，我们在胜利以后碰到的困难还是很大的。但我们还是闯过来了，因为我们不但没有忘记我们的目的，而且没有忘记我们的原则，没有容许那些只谈目的、只谈“活跃的趋向”和“从消极转向积极”而不谈原则的人留在我们党内。也许有人会责备我们竟把这些先生关在监狱里。但是，不这样做就不可能有专政。我们必须为实行专政作准备，而要作准备就得同这种空话、同这种修正案进行斗争。（笑声）在我们的提纲里处处提到群众。但是，同志们，应当懂得什么是群众。左派同志们，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滥用了这个词。而特拉奇尼同志和所有在修正案上签字的同志也不知道应当怎样理解“群众”这个词。
我已经讲得太久了。因此，我想只就“群众”这个概念再讲几句。“群众”这个概念是随着斗争性质的变化而变化的。在斗争初期，只要有几千真正革命的工人就可以说是群众了。假如党不仅能够使自己的党员投入斗争，而且能够使非党员也动起来，那就已经是争取群众的开始。在我们历次革命中，有过几千个工人就可以说是群众的情况。在我们运动的历史上，在我们同孟什维克斗争的历史上，你们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在一个城市里，几千个工人就能使运动具有明显的群众性。如果几千个从未听说过政治、过着庸碌而又艰难的生活的非党工人开始采取革命行动，那么群众就已经在你们面前了。如果运动不断扩大和增强，那就会逐渐发展成真正的革命。在1905年和1917年的三次革命中，我们看到了这种情形，你们以后也会领悟到这一点的。当革命的准备已经很充分时，“群众”这个概念就不同了，这时，几千个工人已经不能说是群众了。这个词开始具有别的含义。群众这个概念发生了变化，它指的是大多数，并且不单单是工人的大多数，而且是所有被剥削者的大多数；革命者只能作这种理解，其他任何含义都是不可理解的。也许，一个小党，比如英国党或美国党，在认真研究了政治发展进程，熟悉了非党群众的生活和习惯之后，就能在有利时机掀起革命运动（拉狄克同志指出的矿工罢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31]。假如这样的党能在这样的时机提出自己的口号，并使几百万工人跟着自己走，那么，群众运动就在你们的面前了。我决不否认，一个很小的党也能发动革命并把它进行到胜利结束。但是应当知道用什么方法把群众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为此，就必须扎扎实实地进行革命的准备。但是，有的同志却出来声明：要立刻放弃争取“大多数”群众的要求。必须向这些同志宣战。要是没有扎实的准备，你们无论在哪一个国家都不能取得胜利。即使一个很小的党也能领导群众跟自己走。在某些时候并不需要有大的组织。
但是，为了取得胜利，必须取得群众的支持。绝对的多数并不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但是，为了取得胜利，为了保持政权，不仅需要工人阶级（这里说的“工人阶级”，是西欧讲的那种，即工业无产阶级）的大多数，而且需要农村居民中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大多数。你们想到过这一点没有？我们在特拉奇尼的发言中能不能找到即使是这种思想的一点点痕迹呢？他的发言只谈“活跃的趋向”、“从消极转向积极”。他有没有提到粮食问题呢，哪怕是一个字也罢？可是工人要求有吃的，虽然他们很能吃苦、挨饿，——我们在俄国多多少少看到过这种情形。所以，我们不仅应当把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争取到我们这边来，而且应当把农村居民中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大多数争取到我们这边来。你们做好了这件准备工作吗？几乎没有一个地方做到了这一点。
总之，再说一遍：我必须无条件地捍卫我们的提纲，我认为这是我的义务。我们不但谴责了中派，而且还把他们驱逐出党了。现在我们应当来反对我们认为同样危险的另一个方面。我们应当十分礼貌地向同志们说明真情（这一点在我们的提纲里是说得客气而委婉的），做到不伤害任何人。我们必须说：我们现在面对的是比讨伐中派更重要的另一些问题。对付中派这件事我们做得够多了，已经有点腻味了。现在同志们应当学会怎样进行真正的革命斗争。德国工人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在那里，几十万无产者英勇地进行了战斗。谁反对这场斗争，就应当把他立刻开除出去。但是这样做了以后，不应该海阔天空地清谈，而应该立即开始学习，从所犯的错误中学习怎样更好地组织斗争。我们不应该在敌人面前掩饰我们的错误。谁怕这样做，谁就不是革命者。相反，假如我们公开对工人说，“是的，我们犯了错误”，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今后不会重犯这种错误，我们一定会更好地选择时机。如果在斗争期间，大多数劳动者，不仅大多数工人，而且大多数被剥削和被压迫的人，都站在我们方面，那么，我们就能真正取得胜利。（长时间热烈鼓掌）
载于1921年7月8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公报》第1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23—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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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俄共策略的报告
［注：列宁作报告用的是德语。——编者注］
（7月5日）
同志们！老实说，我没有可能很好地准备这个报告。我的论粮食税的小册子［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192—233页。——编者注］的译本和关于俄国共产党策略的提纲［注：见本卷第1—10页。——编者注］，这就是我所能系统地加以准备的一切。现在，我只想对这个材料作一些解释和说明。
要论证我们党的策略，我认为必须从说明国际形势开始。我们已经详细讨论了国际范围内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势，大会也已就这个问题通过了一定的决议[32]。我在提纲中只是很简略地谈到这个问题，而且完全是着眼于政治的。我没有谈到经济基础，但是我认为，关于我们共和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从政治上说，应当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现在无疑出现了一种均势，这是为了维护各自的领导阶级的统治而手执武器公开进行斗争的力量之间的均势，是资产阶级社会即整个国际资产阶级与苏维埃俄国之间的均势。当然，所谓均势，也只是从一定的意义上说的。我认为，仅仅是在军事斗争方面国际形势中出现了某种均势。当然，必须强调指出，这里所说的只是一种相对的均势，一种极不稳定的均势。资本主义国家也和那些到目前为止都被看作历史的客体而不是历史的主体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一样，积聚了很多易燃物。因此在这些国家里迟早会突然发生暴动、大的战斗和革命。这是完全可能的。近几年来，我们看到国际资产阶级直接同第一个无产阶级共和国进行斗争。这场斗争曾经是整个世界政治局势的焦点，而现在正是在这方面发生了变化。由于国际资产阶级扼杀我们共和国的企图未能得逞，目前出现了一种均势，自然，这是一种极不稳定的均势。
当然，我们很清楚，国际资产阶级现在比我们共和国强大得多，完全是由于各种情况的特殊组合他们才无法继续对我们进行战争。最近几个星期，我们在远东又看到了新的侵略尝试[33]，毫无疑问，这种尝试今后还会有。对于这一点，我们党是没有任何怀疑的。我们在思想上必须明确：目前存在着一种不稳定的均势，我们应当利用这个喘息时机，注意目前形势的特点，使我们的策略适应这种特点，同时一分钟也不忘记武装斗争仍然可能突然发生。组织红军和加强红军的力量仍然是我们的任务。在粮食问题上，我们仍然应当而且首先应当考虑我们的红军。在目前国际形势下，既然还要防备国际资产阶级的新进犯和新入侵，我们就只能这样做。国际形势中出现某种均势的事实对我们的实际政策具有一定的意义，但这只是说明，我们必须承认，虽然革命运动向前推进了，但今年国际革命并没有象我们所期望的那样直线发展。
当初国际革命是由我们来开头的，我们这样做，并不是由于我们相信我们能够使国际革命的发展提前，而是因为有许多客观情况促使我们这样做。我们曾这样想：或者是国际革命将会援助我们，那我们的胜利就有充分的保证；或者是我们将做自己的一份小小的革命工作，即使遭到失败，我们为革命事业仍然尽了力量，我们的经验可供其他国家的革命借鉴。我们懂得，没有国际上世界革命的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还在革命以前，以及在革命以后，我们都是这样想的：要么是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其他国家立刻爆发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要么是我们灭亡。尽管有这种想法，我们还是尽力而为，做到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无论如何都要保住苏维埃制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工作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是为了国际革命。这一点我们是知道的，我们在十月革命以前、在十月革命刚胜利的时候以及在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时期，都一再表示了这种信念。这样想总的说来是正确的。
可是实际上运动并没有象我们所期望的那样直线地进展。直到目前，在资本主义特别发达的其他大国中，革命还没有到来。诚然，革命正在全世界发展，这一点我们可以满意地肯定下来。正因为如此，国际资产阶级不能扼杀我们，虽然他们在经济上和军事上比我们强大百倍。（鼓掌）
在提纲的第2条里，我对这种局面是怎样形成的以及我们应当从这里得出什么结论等问题作了考察。现在要补充的是，我从这里得出的最后结论是这样的：我们预言过的国际革命正在向前发展。但是，这种前进运动并不是我们所期望的那种直线运动。
一眼就可以看出，在缔结和约以后，无论这个和约怎样不好，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没能爆发起来，尽管我们知道这些国家里革命的迹象很多很明显，甚至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多得多和明显得多。现在出现了一些小册子，从中可以看到，近几年来和近几个月来，这种革命迹象在欧洲比我们所预料的要明显得多。那么现在我们应当怎么办呢？现在必须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为革命扎扎实实地进行准备，并深入研究它的具体发展情况。这就是我们应当从国际形势中得出的第一个结论。对于我们俄罗斯共和国来说，我们必须利用这一短暂的喘息时机，使我们的策略同历史的这种曲折发展相适应。这种均势在政治上很重要，因为我们清楚地看到，在许多西欧国家里，广大的工人阶级群众，很可能大多数居民，都已经被组织起来，正是在这些国家里，资产阶级的主要支柱恰恰就是工人阶级中那些加入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敌对组织。这一点我在提纲的第2条中已经加以说明，我想，在这里我应当谈一谈我们在策略问题的讨论中已经阐明了的两点。第一，争取无产阶级的大多数。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里，无产阶级愈有组织，历史就要求我们愈加扎实地进行革命的准备，我们就应当愈加扎实地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第二，在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资本主义的主要支柱恰恰是工人阶级中加入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那一部分。假如国际资产阶级不依靠这部分工人，不依靠工人阶级内部的这些反革命分子，那它要支撑下来是根本不可能的。（掌声）
这里我还想强调一下殖民地运动的意义。在这方面我们发现，一切旧的政党，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一切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工人政党，都还有原来那种感伤的观点的残余，说什么它们无限同情被压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殖民地国家的运动仍然被看作一种无足轻重的和非常平和的民族运动。但事实并非如此。从20世纪初开始，这方面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亿万人民——实际上是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现在已经成为独立的、积极的革命因素。十分明显，在未来的世界革命的决战中，世界人口的大多数原先为了争取民族解放的运动，必将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它所起的革命作用也许比我们所预期的要大得多。必须着重指出，我们已经首次在我们的国际内着手准备这个斗争了。自然，在这个广大的领域内，困难要多得多，但是不管怎样，运动在向前发展，殖民地国家的劳动群众——农民，虽然现在还很落后，但一定会在世界革命的以后各个阶段中起非常巨大的革命作用。（全场活跃以示赞同）
至于我们共和国内部的政治形势，那么，我必须从正确分析阶级关系入手。近几个月来，在这方面有一些变化，我们看到成立了一些新的、反对我们的剥削阶级组织。社会主义的任务是消灭阶级。站在剥削阶级队伍最前列的是大地主和工业资本家。在这里，破坏工作是轻而易举的，只消几个月，有时甚至几个星期或几天，就能彻底完成。我们在俄国已经剥夺了剥削者——大地主和资本家。在战争时期，他们没有自己的组织，他们只是作为国际资产阶级军事力量的走卒进行活动。现在，当我们击退了国际反革命势力的进攻以后，俄国资产阶级和俄国一切反革命政党都在国外建立了组织。流亡世界各地的俄国侨民有150万或200万人。他们差不多在每一个国家里都出版日报，所有的地主政党和包括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在内的小资产阶级政党都与外国资产阶级分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从他们那里获得足够的金钱来维持出版物。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外，我国先前的所有政党都在通力合作。我们还看到，在国外，俄国的“自由”报刊，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起到最反动的君主派的止，怎样在为大土地占有制辩护。这在某种程度上使我们易于完成我们的任务，因为我们可以比较容易地看出敌人的力量、他们的组织程度以及他们营垒中的政治派别。另一方面，这自然也增加了我们工作的困难，因为这些俄国反革命流亡者正用各种办法进行准备来同我们作斗争。这种斗争再一次证明，整个说来，统治阶级的阶级本能和阶级意识仍然比被压迫阶级的自我意识强烈，尽管在这方面俄国革命所做的工作要比过去的一切革命都多。在俄国，没有哪一个村庄的人民和被压迫者不曾受到震动。尽管这样，只要我们冷静地估量一下国外的俄国反革命流亡者的组织程度和他们的观点在政治上的鲜明程度，我们就会相信，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仍然比被剥削和被压迫者的阶级意识强烈。这些人采用各种办法，巧妙地利用各种机会，妄图通过这样那样的形式进攻和打垮苏维埃俄国。密切注视俄国反革命势力的主要意图、主要的策略手法、主要的派别，对我们是大有教益的，我想外国同志一定会这样做。俄国反革命势力主要是在国外活动，外国同志观测他们的活动不会有多大困难。在某些方面我们应该向这些敌人学习。这些反革命流亡者消息灵通，组织周密，善于谋划。我想，系统地比较和研究他们是怎样组织起来的，是怎样利用这种或那种时机的，从宣传的角度来看对工人阶级会有很大的教育作用。这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实际的政治。从这里可以看出敌人已经学会了什么。俄国资产阶级最近几年遭到了惨重的失败。有一句老话说得好：战败的军队善于学习［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64页。——编者注］。这支战败的反动军队学会了很多东西，学得非常好。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也确实获得了很大成绩。当我们一举夺得政权的时候，俄国资产阶级还没有组织起来，政治上还不成熟。现在，我认为他们已经达到了当代西欧的发展水平。我们必须估计到达一点，必须改善我们自己的组织和方法，我们将全力做到这一点。战胜这两个剥削阶级对我们来说是比较容易的，我想，对将来其他国家的革命来说也不困难。
但是，除了剥削者阶级以外，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也许英国除外——几乎都存在着小生产者和小农阶级。现在，革命的主要问题就是要同这最后的两个阶级作斗争。为了摆脱这两个阶级，必须采取其他办法，不同于对付大地主和资本家的办法。对于大地主和资本家这两个阶级，我们可以干脆加以剥夺，把他们赶走。我们也已经这样做了。但是，对于最后两个资本主义阶级，也就是对于所有的国家都存在的小生产者和小资产者，我们却不能这样做。在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里，这两个阶级是一个很大的少数，约占人口的30—45％。如果加上工人阶级中的小资产阶级分子，那就会超过50％。对于他们，不能剥夺或驱逐，必须采取其他斗争方法。如果我们把国际革命看作一个统一的过程，从国际观点看来，现在在俄国开始的这个时期的意义实质上就是我们必须从实践上解决俄国无产阶级同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的关系问题。在理论上，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很好地很容易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但理论和实践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从实践上解决这个问题和在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决不是一回事。我们很清楚，我们犯过很大的错误。现在我们想确定掌握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应当怎样对待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怎样对待资本主义的根深蒂固的基础即小私有制，怎样对待小生产者，——从国际观点来看，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现在，实践已经向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我想我们一定能够解决这个课题。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创造的经验对于其他国家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会有用的，它们定能把解决这个问题的技术准备作得更好。
我在提纲里就是试图分析无产阶级同农民的关系问题。一个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国家，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自然，农民是很落后的。在革命的发展中，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同农民的关系实际上是怎样表现的呢？最初的形式是联盟，紧密的联盟。这是一项很困难的任务，但不管怎样这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做得到的。
在实践中我们是怎样处理这个问题的呢？我们和农民结成了联盟。我们是这样理解这个联盟的：无产阶级使农民摆脱了资产阶级的剥削、领导和影响，把他们争取过来，以便共同战胜剥削者。
孟什维克却这样推论：农民占大多数，而我们是纯粹的民主派，因此多数应当决定一切。但是由于农民不能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那实际上只能意味着让资本主义复辟。口号都一样：和农民结成联盟。但我们这样提，意思是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我们设法实现了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联盟，而且第一个阶段是军事联盟。三年内战造成了巨大的困难，但它在某些方面却使我们的任务易于完成。这听起来也许奇怪，但却是事实。对农民来说，战争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反对剥削者、反对大地主的战争他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广大的农民群众是拥护我们的。尽管在发展水平上有很大差距，尽管我国农民多数不会读不会写，但我们的宣传却很容易为他们所接受。这证明广大群众（在最先进的国家里也一样）从自己的实际经验中学到东西比从书本上学到东西要容易得多。而我国农民容易接受实际经验，还因为俄国是这样辽阔广大，它的各个部分可以在同一个时间里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
反革命势力能够在西伯利亚和乌克兰暂时得逞，是因为资产阶级在那里得到了农民的支持，是因为农民反对我们。农民常常说：“我们是布尔什维克，但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们拥护布尔什维克，因为他们赶走了地主；但我们不拥护共产主义者，因为他们反对个体经济。”反革命势力在西伯利亚和乌克兰能一度取得胜利，是因为资产阶级争取农民的努力获得了成功。但是没有多久农民就醒悟了。他们在短时间内就积累了实际经验，而且很快就改口了：“是的，布尔什维克相当讨厌，我们不喜欢，但是他们总比白卫分子和立宪会议好。”在农民当中，立宪会议是一个骂人的字眼。不仅在觉悟的共产主义者当中是这样，就是在农民当中也是这样。他们从实际生活中体会到，立宪会议和白卫军是一回事，后者是紧跟着前者来的。孟什维克也利用和农民结成的军事联盟，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只有这种联盟是不够的。没有经济联盟，军事联盟就无法维持。我们不是光靠空气过活的！没有经济基础，我们和农民的联盟就绝对不能长期维持，经济基础是我们战胜我国资产阶级的基础，因为我国资产阶级是和整个国际资产阶级联合在一起的。
当然，我们和农民之间的这种经济联盟，基础是很简单的，甚至是粗糙的。农民从我们这里得到全部土地和对大地主作斗争的支持，而我们则应该因此得到粮食。这种联盟完全是一种新东西，它不是建立在通常那种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上的。我们的农民对这一点的了解比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英雄们要清楚得多。农民心中想道：“这些布尔什维克都是严厉的领导者，但他们毕竟是自己人。”这样，我们终于建立了新的经济联盟的基础。农民以自己的产品供给红军，而在捍卫自己的地产时得到红军的支持。第二国际的英雄们如奥托·鲍威尔之流总是忘记这一点，他们根本不了解实际情况。我们承认联盟最初的形式是很粗陋的，我们犯过很多很多错误。但是那时我们必须雷厉风行，必须绝对保证军队的供应。在国内战争时期，我们同俄国所有产粮区的联系都给切断了。我们的处境非常险恶。但是俄国人民和工人阶级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全凭着争取胜利的顽强意志，居然经受住了这样深重的磨难和困苦，这几乎是一个奇迹。（全场活跃以示赞同。鼓掌）
国内战争结束以后，我们的任务毕竟不同了。如果国家的经济没有遭到七年连续不断的战争所造成的那样的破坏，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也许能够比较容易地转到新的形式上去。可是，歉收、饲料缺乏等使国内本来就很严重的情况更加困难了。这使农民困苦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我们必须立即向广大农民群众表明，在决不离开革命道路的条件下，我们准备改变政策，使农民能够感到布尔什维克愿意不惜一切代价马上改善他们不堪忍受的状况。
这样，我们在经济政策上作了改变，把征粮制改成了实物税。这不是一下子想出来的。你们可以在布尔什维克的报刊上看到，一连好几个月刊载了许多建议，然而真正有效的方案却没有想出来。但这不要紧。重要的是我们完全是根据实际情况和由实际情况产生的必要性改变了我们的经济政策。歉收、饲料缺乏、燃料不足，这一切对于整个经济，包括农民经济在内，自然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如果农民不干活了，那我们就得不到木柴。而得不到木柴，工厂就不得不停工。由于严重的歉收和饲料缺乏，经济危机在1921年春季大大扩展了。这一切都是三年内战所造成的恶果。必须向农民表明，为了立刻减轻他们的困苦，我们能够而且愿意迅速改变我们的政策。我们常常说（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也说过），革命是要有牺牲的。有的同志在进行宣传时这样论证：我们是准备革命的，但革命不应过于艰苦。如果我没有弄错，那么这个论点是什麦拉尔同志在捷克斯洛伐克党代表大会[34]上讲话时提出来的。我是从赖兴贝格《前进报》上的一篇报道中看到的。那里大概有一个稍微偏左的派别。因此，不能认为这家报纸是不偏不倚的。不管怎样我应当说，如果什麦拉尔确实说过这话，那他就错了。在那次代表大会上，继什麦拉尔之后发言的一些人曾说：“对，我们将同什麦拉尔一道干，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内战。”（笑声）假如这一切是真的，那我必须说，这样的鼓动不是共产主义的鼓动，不是革命的鼓动。自然，每次革命都会给进行革命的阶级带来巨大牺牲。革命不同于普通斗争的地方就在于投入运动的人要多出十倍百倍，就这一点讲，一次革命不仅仅对某些个人，而且对整个阶级都意味着牺牲。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给统治阶级即无产阶级带来的牺牲和困苦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很有可能其他任何国家的革命将来也会是这样。
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们怎样来分配这些生活困苦的负担呢？我们代表着国家政权，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能够分配这些负担，即把负担分摊在几个阶级身上，从而相对地改善居民中个别阶层的处境。但是我们应当根据什么原则行事呢？根据公平的原则还是根据多数的原则呢？不，我们应当讲求实际。我们应当以保住无产阶级政权为前提来进行分配。这就是我们唯一的原则。在革命开始的时候，工人阶级不得不忍受难以想象的困苦。现在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们的粮食政策所获得的成就一年比一年大。一般说来，情况无疑是好转了。但是俄国农民从革命中获得的好处肯定要比工人阶级多。这是毫无疑问的。从理论上看，这自然表明我们的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资产阶级革命。当考茨基提出这个论据反对我们时，我们付之一笑。自然，如果不废除大土地占有制，不赶走大地主，不分配土地，那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然而，我们是唯一能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并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有利条件的政党。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制度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机构和制度。这些我们都已经建立了，可是农民和无产阶级在经济上的相互关系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要做的事情还很多。这场斗争会得到什么结果，就看我们能否解决这个问题。总之，分配负担实际上是一个最棘手的问题。一般说来，农民的境况已经有所好转，而深重的苦难则落到了工人阶级身上，这正是因为工人阶级实行自己的专政。
我已经说过，1921年春由于饲料缺乏和歉收，占我国人口多数的农民极为困苦。不和农民群众建立良好的关系，我们就不能生存。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赶快帮助农民。工人阶级的处境非常艰难，他们非常痛苦。然而，有高度政治觉悟的人却懂得，为了工人阶级专政，我们应当作出最大的努力，不惜任何代价来帮助农民。这一点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理解的，但是，在这个先锋队里还有人不能理解，他们由于疲劳过度而不能理解这一点。他们认为这样做是错误的，还用上了机会主义这个字眼。他们说，布尔什维克竟然帮助农民，可是农民是剥削我们的，他们要什么有什么，而工人却饿着肚子。难道这就是机会主义吗？我们帮助农民，是因为不和他们结成联盟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政权，就谈不上保持政权。在我们看来，起决定作用的动机是考虑怎样才有利于达到目的，而不是公平分摊。我们帮助农民，因为这是我们保住政权所绝对必需的。专政的最高原则就是维护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使无产阶级能够保持领导作用和国家政权。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发现唯一的办法就是改行实物税，这是斗争的必然结果。这个年度我们将第一次实行实物税。这个原则还没有经过实践检验。我们必须从军事联盟过渡到经济联盟。从理论上看，只有实物税才能成为经济联盟的基础。从理论上看，只有这样做才能给社会主义社会建立真正牢固的经济基础。社会化的工厂把产品交给农民，农民则以粮食来交换。在小农占多数或至少占很大一个少数的国家里，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生存的唯一可能的形式，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形式。农民以纳税形式提供一部分产品，另一部分产品则拿去同社会主义工厂的产品交换，或者说去进行商品交换。
这里我们碰到一个最棘手的问题。不言而喻，实物税意味着贸易自由。农民在完税之后，有权拿自己的余粮去自由进行交换。这种交换自由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自由。我们公开说出这一点，并且着重指出这一点。我们决不掩饰。如果我们想掩饰，那我们的情况就很不妙了。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自由，然而这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新的形式。这就是说，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建立资本主义。我们完全是公开这样做的。这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但在政权属于资本的社会里的国家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国家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得到国家的认可并受国家的监督，从而有利于资产阶级而不利于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国家里，做法相同，但是这有利于工人阶级，目的是为了和依然很强大的资产阶级抗衡和斗争。不言而喻，我们必须让外国资产阶级、外国资本获得承租权。我们在丝毫不取消国有化的条件下把矿山、森林、石油资源租给外国资本家，以便从他们那里得到工业品、机器等来恢复我们自己的工业。
自然，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我们大家并不是一下子就意见一致的。但是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十分高兴地指出：我们的农民进步了，他们完全懂得我们目前进行的斗争的历史意义。经常有一些很纯朴的农民从遥远的地方跑来对我们说：“怎么回事？我国的资本家、说俄国话的资本家被赶走了，而外国资本家现在却要到我们这里来？”难道这还不能说明我们的农民已经进步了吗？对于有经济常识的工人是不需要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的。七年战争的破坏使我们的工业要很多年才能恢复。我们必须为我们的落后、我们的贫弱、我们正在学习和应当学习的东西付出代价。谁要学习，谁就得交学费。我们必须向大家、向每一个人讲清这个道理，只要我们能够在实践上证明这一点，那么广大的农民和工人群众就会拥护我们，因为这种办法能立刻改善他们的状况，能保证我们的工业得到恢复。是什么情况迫使我们这样做呢？我们并不是孤零零地生存在世界上。我们是……［注：在德文速记记录中，此处有“作为世界经济的一员”字样。——编者注］生存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体系中。一方面是殖民地国家，它们还不能帮助我们；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国家，它们是我们的敌人。现在形成了某种均势，很不可靠的均势。但我们还是应当考虑这个事实。我们要生存，就不应当闭眼不看这个事实。或者是立刻战胜整个资产阶级，或者是向他们交纳贡赋。
我们公开承认，我们决不隐讳，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租让是向资本主义交纳贡赋。但我们赢得了时间，而赢得时间就是赢得一切，特别是在均势时期，当我们的外国同志正在扎实地进行革命准备的时候。革命准备得愈充分，胜利就愈有把握。可是在这以前我们不得不交纳贡赋。
现在我简单地谈一谈我们的粮食政策。毫无疑问，我们的粮食政策制定得很粗糙，不完善。但是，我们也可以举出已取得的成绩。说到这里，我还必须再一次着重指出，大机器工业是社会主义唯一可能的经济基础。谁忘记这一点，谁就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们应当具体地研究这个问题。我们不能象旧社会主义的理论家那样提出问题。我们应当根据实际提出问题。现代化大工业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全俄电气化。瑞典、德国和美国已经接近实现电气化了，虽然它们还都是资产阶级国家。一位从瑞典来的同志告诉我，那里很大一部分工业和30％的农业都已经电气化了。在资本主义更发达的德国和美国，我们看到电气化的规模还更大。大机器工业的含义不是别的，就是全国电气化。我们已经设立了一个由优秀的经济学家和技术人员组成的专门委员会。诚然，这些人在思想感情上几乎都反对苏维埃政权。这些专家都会走到共产主义的，不过不象我们那样要在20年的地下工作中不断地研究、温习和咀嚼共产主义的初步原理。
几乎所有的苏维埃政权机关都主张我们去请教专家。只要我们通过实践证明了这个办法可以提高我国的生产力，专家工程师们就会转到我们方面来。单从理论上向他们证明这一点是不够的。我们必须通过实践向他们证明这一点。如果我们不是依靠从理论上宣传共产主义，而是换一种方式，那么我们就能把这些人争取过来。我们说：大工业是使农民不再受穷挨饿的唯一手段。这是人人都同意的。但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在旧的基础上恢复工业，需要花的力气和时间太多了。我们必须使工业更加现代化，也就是说要向电气化过渡。电气化所需的时间要少得多。电气化计划我们已经制定好了。200多名专家都是兴致勃勃地从事这项工作，虽然他们并不是共产主义者，而且几乎所有的人无一例外都反对苏维埃政权。但是，他们从技术科学观点出发势必承认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当然，从计划到计划的实现还有很长一段距离。比较谨慎的专家说，完成第一期工程至少需要10年。据巴洛德教授计算，德国实现电气化只要三四年就够了。但对我们来说10年还嫌太少。我在提纲里举了一些具体数字，为的是让你们知道，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这方面所能做的还多么有限。我所举的数字小得可怜，你们一看就知道，它们的宣传价值要大于科学价值。但是我们还得从宣传做起。参加过世界大战并在德国呆过几年的俄国农民在那里都看到，要战胜饥饿，应当怎样按现代化方法从事经营。我们应当在这方面进行广泛的宣传。这些计划本身还没有多大实际作用，可是鼓动作用却很大。
农民看到，现在必须创新。农民懂得，在这件事情上，不能各行其是，而应当由整个国家一起来做。在德国当过俘虏的农民看到而且认识到，生活，文明的生活，应当以什么作为实在的基础。12000千瓦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开端。熟悉美国、德国或瑞典电气化情况的外国人听了也许会笑。但是，谁笑在最后，谁笑得最好。就算它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开端吧。但是，农民已经开始懂得，必须大规模地进行新的工程，而且新的工程已经开始进行了。我们需要克服巨大的困难。我们打算和资本主义国家交往。只要资本家帮助我们实现我国的电气化，我们不应当因为要给他们几亿公斤石油而惋惜。
最后，我稍微谈一谈“纯粹民主派”。我要引用恩格斯在1884年12月11日给倍倍尔信中的一段话：
“纯粹民主派……在革命关头能够作为极端资产阶级政党（它在法兰克福就曾扮演过这种角色），作为整个资产阶级经济、甚至封建经济的最后一个救生锚……起作用。……在1848年时也是如此：一切封建官僚从3月到9月都支持自由派来镇压革命群众……不管怎样，在危机的日子和危机后的日子，我们唯一的敌人将是聚集在纯粹民主派周围的整个反动派，这一点，我认为是不能忽视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252—253页。——编者注］
我们不能象某些理论家那样提出我们的问题。整个反动派，不单是资产阶级，还有封建势力，都聚集在“纯粹民主派”周围。德国同志比其他国家的同志都更清楚“纯粹民主派”标志着什么，因为考茨基以及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其他领袖都庇护这个“纯粹民主派”而反对凶恶的布尔什维克。如果我们不是根据言论而是根据行动来评断俄国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那么就会发现他们正是小资产阶级“纯粹民主派”的代表。在我国革命中，再就是在最近这次危机即喀琅施塔得暴动期间，他们都十分典型而清楚地表明，纯粹民主派是怎么回事。农民的骚乱来势很猛，工人中间也有不满情绪。他们已经筋疲力尽了。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啊。他们已经饿了三年肚子，但不能四年、五年地饿下去。饿着肚子，政治积极性自然大受影响。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表现如何呢？他们一直动摇不定，从而加强了资产阶级的力量。俄国的所有政党在国外组织起来的事实表明了目前的形势。俄国大资产阶级最聪明的领袖们盘算着：“我们不可能在俄国立刻取胜。因此我们的口号应当是：‘没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苏维埃’。”立宪民主党党魁米留可夫拥护苏维埃政权而反对社会革命党人。这听起来很奇怪。但是实践的辩证法就是这样的，我们在我们的革命中用了一种特殊的方法来研究这种辩证法，即从敌我双方各自怎样进行斗争的实践中研究这种辩证法。立宪民主党人拥护“没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苏维埃”，因为他们对形势了解得很清楚，他们想骗一些人上这个圈套。聪明的立宪民主党人就是这样说的。当然不是所有的立宪民主党人都是聪明的，但是其中有一部分是聪明的，他们从法国革命中吸取了一些经验。现在他们的口号是：不惜任何代价坚决反对布尔什维克。整个资产阶级现在都帮助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现在是整个反动派的急先锋。今年春天我们已经有幸看到这种反革命合作的成果了。
因此，我们必须同这些分子继续进行无情的斗争。专政是一种激战状态。我们正处于这种状态。目前军事入侵是没有了，但是我们处境孤立。不过，从另一方面说，我们又不完全孤立，因为整个国际资产阶级现在已不能公开对我们发动战争了，因为整个工人阶级尽管大部分还不拥护共产主义，仍有相当的阶级觉悟，不允许进行武装干涉。资产阶级不得不考虑群众的这种情绪，尽管群众的思想还没有完全达到共产主义的水平。因此，资产阶级现在不能向我们进攻，虽然这并不是绝对不可能的。只要总的最终结果未定，可怕的战争状态就将继续下去。我们说：“在战争时期我们是象作战那样行事的，我们决不许诺任何自由和民主。”我们公开向农民说，他们必须作出选择：或是选择布尔什维克政权，那时我们可以在保住政权的前提下作一切可能的让步，然后领导他们走向社会主义；或是选择资产阶级政权。其他一切都是欺骗，都是十足的恶意煽动。我们必须同这种欺骗、同这种恶意煽动作最无情的斗争。我们的观点就是：暂时我们还要作重大的让步，要极其谨慎，这是由于存在着某种均势，由于联合起来的敌人比我们强，由于我们的经济基础太薄弱，而我们是需要有一个更强大的经济基础的。
关于我们的策略，关于俄国共产党的策略，我要向同志们说的就是这些。（长时间鼓掌）
载于1921年7月14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公报》第17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34—54页
7
在有俄共（布）中央委员参加的德国代表团会议上的发言[35]
（7月9日）
（1）
我认为，中央委员会提声一些具体要求[36]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怎么能够对一个在党外的人施加影响呢[37]？党员们声明，他们采取代表大会的立场。还需要作哪些声明呢？那就是声明不为《苏维埃》[38]撰稿，停止派别活动。中央作出的保证也应记录下来。中央声明，它给反对派以批评的自由，并将遵守这项决定。因此，问题都说清楚了。我们是作为共产国际的成员在这里开会的，我们要求参加共产国际的人遵守纪律。由于莱维的问题，有人说党内会发生危机。我们曾经几次经历这样的危机，当时我们以完全公开的形式批评我们的一些同志。
说到这里，列宁回顾了他在翻阅《真理报》时想起来的俄国党历史上的一件事[39]。
因为这件事，孟什维克攻击过我们。我们当时回答说：可敬的反对派，你们可以扬扬得意，但是，党应当遵守纪律，不应当害怕揭露自己的缺点。如果我们闭口不谈我们的缺点，那是危险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较为有益的做法是停止谈论危机，而作出一些决定，让大家口径一致地回答敌人：我们有真正的国际，它在纠正我们的错误；请给我们看看你们的国际吧。
（2）
不能容许使用类似的字眼。绝对不允许怀疑这里会有人执行不了代表大会的决定。这种想法应当受到谴责。[40]
（3）
塔尔海默的声明是十分明确的[41]；克南谈到莱维给中央委员会的信[42]。马尔察恩肯定莱维会服从代表大会的决定。看来可以促使他自行离开。是否有必要让那些赞同过莱维观点的人一定要用书面形式反对他呢？如果这样做会给今后的合作造成困难，为什么要坚持这样做呢？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内曾经发生过一些严重冲突，但我想不起有哪一次我们解决冲突是这样注重形式。如果同志们认为塔尔海默的声明是协议的基础，那就必须结束而且必须立即结束人人表态的做法。我们有执行委员会，它在进行监督并且可以采取组织措施。立即就作出书面声明反对莱维，这难道合适吗？我认为，只要我们有良好的愿望，总会找到恰当的方式，或者稍微等一等，而不要坚持那种会给事情带来麻烦的做法。中央声明马尔察恩和蔡特金应该进入中央局，这是完全正确的。这将有助于共同工作[43]。
（4）
最好有个文件能把讨论了一个半小时的情况以文字形式记载下来。我提议采纳季诺维也夫的建议[44]。
（5）
我提议表决应否把讨论的结果以书面形式记录下来。建议获得通过，两票弃权。这样，季诺维也夫的建议就通过了。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7卷第304—305页
8
在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意大利代表团联席会议上的讲话
［注：列宁讲话用的是德语。——编者注］
（7月11日）
（1）
昨天我看了《真理报》上的几篇报道，深信进攻的时机可能要比我们在代表大会上设想的更近，也明白了为什么青年同志们这么猛烈地抨击我们。关于这些报道，我下面再谈。现在我要说的是，总攻愈迫近，我们的行动就应当“更机会主义些”。现在你们大家都要回去了，你们要告诉工人们，说我们比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前更明智了。你们不要不好意思，要说我们犯了错误，现在想在行动上更谨慎些；这样我们就能把群众从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那里争取过来，这些群众在客观上正被整个事态的发展推到我们方面来，但是他们害怕我们。我想举我们的例子来说明谨慎行事的必要性。
战争开始时，我们布尔什维克只坚持一个口号：国内战争，而且是残酷无情的国内战争。凡是不赞成国内战争的人，我们一概斥之为叛徒。但是1917年3月回到俄国以后，我们完全改变了立场。我们回到俄国同农民和工人一交谈，发现他们都主张保卫祖国。当然，他们的想法和孟什维克完全不同，我们不能把这些普通的工人和农民叫作坏蛋和叛徒。我们把他们的主张称为“真诚的护国主义”。关于这一点，我想干脆写一篇大文章，把全部材料公布出来。4月7日我发表了一篇提纲，说要谨慎和耐心。［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13—118页。——编者注］我们在战争开始时最初采取的立场是正确的，当时重要的是建立一个象样的、坚强的核心。我们后来采取的立场也是正确的，出发点是需要争取群众。那时我们已经反对立即推翻临时政府的主张。我曾写道：“我们应当推翻政府，因为它是寡头政府而不是人民政府，因为它不会给我们面包、和平。但是不能马上推翻它，因为它有工人代表苏维埃作为依靠，暂时还受到工人的信任。我们不是布朗基主义者，我们不想反对多数而靠工人阶级的少数来掌权。”［注：同上，第133页。——编者注］立宪民主党人是一帮机敏的政客，他们立即发觉我们的立场前后矛盾，把我们叫作伪君子。但是由于他们同时还把我们叫作间谍、叛徒、坏蛋和德国代理人，所以前一种叫法没有给人留下什么印象。4月20日爆发了第一次危机。米留可夫关于达达尼尔海峡的照会暴露了政府的帝国主义面目。武装的士兵群众随即涌向政府大厦，迫使米留可夫下台。领头的是一个叫作林杰的非党人士。这一次运动不是党组织的。我们当时是这样评价这次运动的：它略微超出了武装游行示威，而比武装起义又略差一些。在4月22日我们的代表会议上，左派要求立即推翻政府。相反，中央委员会则反对国内战争的口号。我们还指示外省所有的宣传员，要他们驳斥那些说布尔什维克要进行国内战争的无耻谰言。我在4月22日写道：“打倒临时政府”的口号是不正确的，因为如果没有人民大多数的支持，这个口号不是一句空话，就是一种冒险。［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319—320页。——编者注］
我们不怕在我们敌人面前把我们的左派叫作“冒险主义者”。孟什维克看了兴高采烈，说我们垮台了。但是我们说，任何想比中央左一点的做法，哪怕只是稍左一点，都是愚蠢的；谁比中央左，谁就丧失了起码的理智。我们不会因为敌人对我们的失误幸灾乐祸而被吓倒。
我们现在唯一的战略是要进一步壮大力量，因此就要变得更聪明些，更明智些，“更机会主义些”，而且我们应当把这一点告诉群众。但是，一旦我们凭着自己的明智赢得了群众，接着就要采取进攻的策略，而且是名副其实的进攻。
现在谈谈那三篇报道：
（1）柏林市政工人罢工[45]。市政工人大多是些思想保守的人，属于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和独立社会民主党，生活很有保障，但是他们也迫不得已举行罢工了。
（2）里尔纺织工人罢工[46]。
（3）第三件事最重要。在罗马为组织反法西斯斗争而举行了一次群众大会[47]，有代表各党派的5万名工人参加，其中有共产党人、社会党人，还有共和党人。5000名参加过战争的人穿着军服参加大会。没有一个法西斯分子敢在街上露面。这件事表明欧洲的易燃物比我们想象的多。拉查理称赞我们关于策略问题的决议。这是我们代表大会的一大成就。既然拉查理肯定这项决议，那么成千上万跟他走的工人也一定会站到我们这边来，他们的领袖就不能用恐吓使他们离开我们了。为要跃进，必得后退（“Ilfaut，”）。而这一跃进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客reculerpourmicuxsauter观形势使人愈来愈不能忍受了。
总之，我们正开始采取新的策略。用不着急躁，我们不会延误时机的，倒是可能开始得过早。如果你们问，俄国能否支持这么久，我们的回答是：我们现在是同小资产阶级、同农民作战，这是一场经济战，对我们来说，它比上一场战争危险得多。但是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说，战争的要素是危险。而我们无时无刻不处在危险之中。我相信，只要我们谨慎行事，适时地作出让步，即使这场战争将持续三年以上，我们也会打赢。
概括起来说：
（1）我们大家要在整个欧洲一致宣布实行新策略，这样我们就能争取到群众。
（2）德国、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这些主要国家里的进攻行动应当协调起来。这就必须有准备，必须经常配合行动。欧洲正孕育着革命，但是不可能事先拟定革命的日程表。我们在俄国不仅能够支持五年，还能支持更久。我们采取的战略是唯一正确的战略。我相信，我们将为革命夺得为协约国望尘莫及的阵地，这也将是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的开始。
（2）
什麦拉尔似乎对我的讲话感到满意，但他作了片面的解释。我在委员会上说，为了找到正确的路线，什麦拉尔应当向左迈三步，而克雷比赫应当向右迈一步。遗憾的是什麦拉尔只字不提他要迈出这三步。他也只字不提他对形势的看法。说到困难，什麦拉尔只是重弹老调，没有讲出任何新东西。什麦拉尔说，我消除了他的忧虑。春天他曾担心共产国际领导会要求他采取不适时的行动，但是事实打消了他的担心。然而现在使我们忧虑的倒是另一件事，即在捷克斯洛伐克是否真的会为进攻作准备，还是仅限于摆困难。左的错误只不过是个错误，并不严重，而且容易纠正。如果错误涉及是否有采取行动的决心，那就决不是小错误，而是背叛了。这两类错误是不能相提并论的。那种认为只有别人行动起来以后我们再去进行革命的理论是根本错误的。
（3）
我认为，应当把这次代表大会所采取的退却比作1917年我们在俄国的行动，用以说明这种退却是在为进攻作准备。敌人会说，我们今天的调子同过去的不一样了。他们从这里是捞不到多少好处的，而只要我们向工人群众讲明，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三月行动是成功的，为什么我们批评它的错误，为什么我们说今后应当准备得更好，那他们是会理解我们的。我同意特拉奇尼的意见：什麦拉尔和布里安的解释不对。如果把协调行动理解为我们应当等待别的更富有的和人口更多的国家先采取行动，那就不是共产主义的解释，而简直是骗人。协调行动应当是使其他国家的同志知道什么时机行动有重大意义。对协调行动最重要的解释是：更好和更快地向好榜样看齐。罗马工人就是一个好榜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57—61页
注释：
[1]这是有关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一组文献。在本卷《附录》里还收有一组有关这次代表大会的材料（见第465—484页）。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6月22日—7月12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有来自52个国家的605名代表，他们分别代表48个共产党、8个社会党、28个青年团、4个工团组织、2个反对派共产党（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和西班牙工人共产党）以及13个其他组织。参加代表大会的俄共（布）代表共72人，列宁是代表团团长。代表大会议程共22项，其中包括：世界经济危机与共产国际的新任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问题；意大利问题；共产国际的策略；红色工会国际同共产国际的关系；俄共（布）的策略；共产国际和共产主义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关于共产党的组织和共产国际的组织等。列宁领导了大会的全部筹备工作和大会的进行，并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他参与了大会主要决议的制定，在大会上作了关于俄共（布）策略的报告、关于共产国际策略问题和关于意大利问题的讲话，并在一些代表团的会议上多次发言。这次代表大会对年轻共产党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是适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条件制定共产国际的策略并研究共产国际的组织问题。在大会上，列宁除了关注同中派危险作斗争外，还非常关心同“左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作斗争。代表大会奠定了共产党策略的基础，提出了争取群众到无产阶级方面来、建立工人阶级的统一和实现统一战线策略的任务。——1。
[2]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即伯尔尼国际和维也纳国际。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第二国际就遭到了破产。战后，持社会沙文主义、机会主义和中派主义立场的各国社会民主党首领于1919年2月在伯尔尼召开代表会议，成立了伯尔尼国际，也称第二国际。1921年2月，在革命群众压力下退出了伯尔尼国际的中派社会党，在维也纳召开代表会议，另外成立了维也纳国际，通称第二半国际（正式名称是社会党国际联合会）。1923年5月，在革命斗争浪潮开始低落的形势下，伯尔尼国际同维也纳国际合并成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2。
[3]指1919年4月13日在印度旁遮普的重要工业中心阿姆利则发生的大惨案。这天，该市人民举行和平集会，抗议英国殖民当局的专横暴虐。英国殖民当局出动军队向与会群众开枪，结果打死了约1000人，打伤了2000多人。阿姆利则大屠杀激起了印度人民的反抗浪潮。在旁遮普和其他一些省份接连爆发了人民起义。——3。
[4]指全俄电气技术人员第八次代表大会。全俄电气技术人员第八次代表大会是在苏维埃政权下召开的首次电气技术人员代表大会，于1921年10月1—9日在莫斯科举行。代表大会是根据1921年2月8日人民委员会的专门决定召开的，目的是“为了全面讨论同实现俄罗斯电气化计划有关的技术经济问题并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国民经济电气化的工作”。参加代表大会的有来自俄国102个城市的893名代表以及475名特邀来宾，在他们中间有国内最著名的科学家、经济工作人员和专家，还有许多电气工业企业的工人。列宁被选为代表大会的名誉主席。代表大会的全体会议和分组会议共听取了200多篇报告和发言，其中有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关于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工作的报告，阿·费·约飞关于物质结构的最新理论的报告，米·瓦·舒莱金关于发展无线电报和无线电话的报告，列·康·拉姆津关于俄罗斯燃料产地和燃料供应的报告，亨·奥·格拉夫季奥关于运输业电气化的报告，弗·费·米特克维奇关于电流的本质的报告，亚·亚·哥列夫关于北美电气化新方案的报告等。列宁对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给予了高度评价（见本卷第341—342页）。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俄罗斯联邦电气化总计划的决议，关于全国各地区（南方、西北、西伯利亚、乌拉尔、土耳其斯坦、东南）电气化的决议，关于供应农村电力的决议，关于俄国金属工业任务的决议，关于石油工业电气化和发展石油工业的决议，关于宣传电气技术知识的决议以及其他决议。代表大会的建议在俄罗斯国家电气化计划的进一步具体化和实施的过程中得到了考虑。——7。
[5]喀琅施塔得暴动是指1921年2—3月间在俄国波罗的海海军要塞喀琅施塔得发生的反革命叛乱。这一叛乱是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和白卫分子在外国帝国主义者支持下策动的。卷入叛乱的有约27000名水兵和士兵。当时波罗的海舰队中参加过十月革命的水兵大都上了国内战争的前线，新补充的水兵多半来自农民，不少人受到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所以这次叛乱反映了农民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不满和他们在政治上的动摇。叛乱分子的首领提出了“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指望由小资产阶级政党掌握政权，这实际上意味着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并为公开的白卫统治和复辟资本主义创造条件。2月28日和3月1日，叛乱分子的首领召开大会，通过决议，要求让所谓“左派社会主义政党”自由活动，取消政治委员，允许自由贸易，改选苏维埃。3月2日，叛乱分子逮捕了舰队指挥人员，占领了喀琅施塔得，给彼得格勒的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俄共（布）中央和苏维埃政府为平定叛乱采取了紧急措施。3月2日宣布彼得格勒特别戒严。3月5日重组第7集团军，由米·尼·图哈切夫斯基任司令员，负责镇压叛乱。正在开会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派出克·叶·伏罗希洛夫等约300名有军事经验的代表加强第7集团军。经过激烈的战斗，叛乱于3月18日被彻底粉碎。——9。
[6]《最新消息报》（《》）是逃亡国外的白俄的报纸，反革命的立宪民主党的机关报（日报），1920年4月—1940年7月在巴黎出版，编辑是帕·尼·米留可夫。——9。
[7]《共产主义劳动报》（《》）是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工农代表苏维埃的机关报（日报），1920年3月18日创刊。1922年2月7日起改称《工人莫斯科报》，1939年3月1日起改称《莫斯科布尔什维克报》，1950年2月19日起改称《莫斯科真理报》。——10。
[8]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策略问题的提纲是由俄国代表团负责起草的。1921年6月1日，卡·伯·拉狄克送给了列宁一份按照库恩·贝拉和奥·塔尔海默的建议修改过的提纲草案和库恩、塔尔海默两人拟的提纲草案。列宁在装材料的信封上写了自己对提纲的初步意见（见本卷第465页），然后又写了这里收载的信，对提纲提出了详细的修改意见。提纲草案根据列宁的指示改写后，在有各国代表团参加的预备会议上讨论了几次，最后以俄国代表团的名义提交代表大会。6月30日，拉狄克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共产国际策略问题的报告。7月1日，列宁在大会上作了捍卫共产国际策略的讲话（见本卷第27—37页）。提纲于7月12日由代表大会一致通过。——11。
[9]指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及一切工会组织的《公开信》（载于1921年1月8日《红旗报》）。在这封信中，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号召德国一切工人组织、工会组织和社会党组织采取共同行动来反对日益猖獗的反动势力和资本对劳动者生活权利的进攻。共产党人提出的共同行动的纲领包括以下要求：提高战争残废者的抚恤金，消灭失业现象，由垄断组织出资来改善国家财政状况，由工厂委员会监督现有全部食品、原料和燃料，全部停工企业开工，由农民苏维埃和农村雇农组织共同监督播种、收获和全部农产品的销售，立即解除一切资产阶级的军事化组织的武装并予以解散，建立工人自卫组织，大赦全部在押政治犯，立即恢复同苏维埃俄国的贸易和外交关系。《公开信》提出的共同行动的建议，遭到了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右翼领导的拒绝。——13。
[10]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由被德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919年10月）开除出党的无政府主义“左派”分子组成，1920年4月在柏林成立。为了促使德国所有共产主义力量联合起来和争取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中的无产阶级优秀分子，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20年11月暂时同意该党作为同情政党加入共产国际，同时向该党提出同德国统一共产党合并和支持其一切行动的要求。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作出决议，要该党在一定期限内并入德国统一共产党，否则就要取消它作为共产国际同情政党的资格。由于没有执行共产国际的这项决议，该党被认为自行退出共产国际。该党后来蜕化成为宗派小集团，于1927年解散。——13。
[11]指意大利社会党对改良主义者的态度问题。意大利社会党于1919年10月加入共产国际。该党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但代表团团长扎·梅·塞拉蒂当时持中派立场，在代表大会以后反对同改良主义者决裂。由于这个原因，在该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分裂：左派于1921年1月21日声明退出社会党，并在同一天召开会议，组成意大利共产党，通过了无条件接受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21条）的决议（参看注25）。在发生上述事件之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把意大利社会党开除出共产国际，只承认意大利共产党是共产国际在意大利的成员。为了抗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这一决定，意大利社会党派出了由康·拉查理、法·马菲和里博迪组成的代表团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专门就意大利问题进行了讨论，列宁在会上讲了话（见本卷第21—26页）。代表大会于1921年6月29日通过了如下决议：“意大利社会党没有把艾米利亚雷焦改良派代表会议的参加者及其支持者开除出党以前，不能成为共产国际的成员。如果这个最后通牒性的先决要求被接受的话，第三次代表大会将委托执行委员会采取必要的步骤，把业已清洗了改良主义分子和中派分子的意大利社会党同意大利共产党合并，使之成为一个统一的共产国际支部。”但是，这个决议未能得到执行。1922年10月，在法西斯势力向工人阶级进攻和改良主义者背叛的情况下，意大利社会党在该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开除了改良主义者。同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决定接受意大利社会党加入共产国际。但是这个决定没有实现。意大利社会党内部拥护第三国际的“第三国际派”（塞拉蒂、马菲等加入了该派）在1923年4月该党非常代表大会上未能获得多数，并且于1924年2月被开除出党。1924年8月，“第三国际派”（约4500人）加入了意大利共产党。——14。
[12]三月行动指1921年3月德国中部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德国统一共产党在德国中部地区影响很大。德国政府当局为了镇压这里的革命运动，派遣公安警察和国防军进入这个地区，占领了一些重要企业，以挑动工人进行过早的没有准备的起义。德共梅泽堡专区党组织于3月21日号召进行总罢工以回答这个挑衅。罢工在几天之内扩展到整个德国中部，并在许多地区变成了工人反对反动派的武装斗争。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也于3月25日宣布全德总罢工。德国中部地区工人的这次斗争坚持到4月1日，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而被镇压下去。一百多名工人惨遭屠杀，几千名工人被投入监狱。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在三月行动中犯了许多错误，主要是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没有指明这次斗争的防御性质，也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把大多数工人群众争取到自己方面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讨论了德国的三月行动，指出了德国统一共产党的错误，同时也确认三月行动是几十万无产阶级群众反对资产阶级的英勇斗争。保·莱维对三月行动持反对态度，于1921年4月初出版了题为《我们的道路。反对盲动主义》的小册子，把德国无产者的斗争称为“巴枯宁式的暴乱”，并鼓动工人指责共产党人。鉴于莱维粗暴地破坏党的纪律，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4月15日决定把他开除出党，并要求他交出国会议员当选证书。4月2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了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这一决定。——14。
[13]1917年的七月事变是指俄国1917年的七月危机。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组织的前线进攻以惨败告终，激怒了彼得格勒的工人和陆海军士兵。1917年7月3日（16日），由第一机枪团带头，自发的游行示威从维堡区开始，并有发展成为反对临时政府的武装行动的趋势。鉴于当时俄国革命危机尚未成熟，布尔什维克党不赞成搞武装行动。7月3日（16日）下午4时，党中央决定劝阻群众。但是示威已经开始，制止已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7月3日（16日）夜晚，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又同彼得堡委员会和军事组织一起决定参加游行示威，以便把它引导到和平的有组织的方向上去。7月4日（17日）这天参加游行示威的共50多万人。示威群众派代表要求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夺取政权，遭到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首领的拒绝。军事当局派军队镇压和平的游行示威，示威群众在市内好几个地方同武装的反革命分子发生冲突，死56人，伤650人。在人民意志表达以后，布尔什维克党于5日（18日）发表了停止游行示威的号召书。临时政府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所把持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积极支持下，随即对革命人民进行镇压。7月5—6日（18—19日），《真理报》编辑部和印刷厂以及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办公处所被捣毁。7月6日（19日），临时政府下令逮捕列宁。工人被解除武装。革命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被调出首都，派往前线。七月事变后，政权完全转入反革命的临时政府手中，苏维埃成了它的附属品，革命和平发展时期告终，武装起义的任务提上了日程。——15。
[14]可能是指卡·伯·拉狄克提出的关于共产国际策略问题的提纲初稿中的下述内容：“他们（即拉狄克所说的许多国家共产党内的中派集团）看到共产国际要建立的只是真正革命的群众性的党，便掀起了骇人听闻的叫嚣，说什么共产国际陷入了宗派主义。德国的莱维集团、捷克斯洛伐克的什麦拉尔集团等就是这样干的。这些集团的性质是十分明显的。这是一些用共产主义的词句和理论掩饰其消极等待革命的政策的中派集团。当捷克斯洛伐克工人的大多数已经站在共产主义立场上的时候，什麦拉尔集团却迟迟不建立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15。
[15]这两点建议是针对《关于策略问题的提纲》草案中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那一部分提出的。提纲起草委员会根据列宁的建议对提纲的这一部分作了修改。第二点建议中谈到的博·什麦拉尔的立场的不正确之处是指他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成立大会上所作报告中的错误（参看本卷第48页）。该报告摘要发表在《前进报》上。《前进报》（《Vorwärts》）于1911年5月在赖兴贝格（即利贝雷次）创刊（日报），当时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左派的机关报。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被查封。战后由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左派）复刊。从1921年起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德意志人部分）的机关报。在该报周围形成了以卡·克雷比赫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左派”。——16。
[16]这是列宁对奥·威·库西宁起草的《关于各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工作方法和工作内容的提纲》草案两次提出的意见。1921年6月6日，库西宁把他写的论组织问题的文章的一部分和作为该文基本论点的提纲寄给了列宁。6月10日，列宁写了回信。库西宁按照列宁回信中的指示对提纲进行了修改，并于6月17日和21日将修改过的提纲分两次寄给了列宁。看来列宁再次审阅了这一提纲。库西宁于6月27日将提纲第三稿寄给了列宁，德国共产党人威·克南也参加了提纲的修订。在7月9日给库西宁和克南的信中，列宁提出自己对提纲最后的意见和补充，库西宁和克南接受了列宁的意见。这一提纲先经起草委员会讨论，7月12日由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略加修改后通过。——17。
[17]关于组织问题的报告是德国共产党人威·克南于1921年7月10日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宣读的。——17。
[18]《共产国际》杂志（《》）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机关刊物，1919年5月1日创刊，曾用俄、德、法、英、中、西班牙等各种文字出版，编辑部由参加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代表组成。该杂志刊登理论文章和共产国际文件，曾发表列宁的许多篇文章。随着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解散，该杂志于1943年6月停刊。——19。
[19]《新闻报》（《LaStampa》）是意大利资产阶级报纸，1897年起在都灵出版。——21。
[20]《晚间信使报》（《CorrieredellaSera》）是意大利资产阶级报纸，1876年在米兰创刊。——21。
[21]指1920年10月10—11日在艾米利亚雷焦召开的意大利社会党改良派即所谓社会主义积聚派的代表会议。这个代表会议拒绝无条件地接受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21条），并通过了一项否认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决议。列宁对艾米利亚雷焦代表会议的评价，详见《论意大利社会党党内的斗争》一文（《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409—426页）。列宁提到的关于艾米利亚雷焦代表会议的报道发表于1920年10月11日和12日的《晚间信使报》（标题分别是：《艾米利亚雷焦代表大会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热烈发言。屠拉梯、莫迪利扬尼和杜果尼的讲话》和《艾米利亚雷焦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中派”反对最高纲领主义的尖锐发言》）和1920年10月13日的《前进报》（标题是：《罗马报纸论艾米利亚雷焦会议》）。——21。
[22]《前进报》（《Avanti！》）是意大利社会党中央机关报（日报），1896年12月在罗马创刊。1926年该报被贝·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查封，此后在国外不定期地继续出版。1943年起重新在意大利出版。——21。
[23]看来是指1920年11月20—21日在佛罗伦萨召开的意大利社会党统一派（扎·梅·塞拉蒂、阿·巴拉托诺等人）代表会议。这个代表会议反对同改良主义者决裂，主张附带这个保留条件接受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21条）。——22。
[24]指1919年1月德国右翼社会民主党人领导的政府对革命工人的镇压。德国1918年十一月革命胜利后，政权落在右翼社会民主党人领导的临时政府手里。德国资产阶级力图把革命镇压下去。1919年1月初，艾伯特政府把属于左翼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的柏林警察总监埃·艾希霍恩免职，意在挑动工人举行为时过早的反政府武装起义。1月6日，为回答政府的挑衅，柏林工人举行了总罢工。但是领导起义的革命行动委员会中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人采取了叛卖策略，他们与艾伯特政府商谈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从而使政府赢得了时间。艾伯特政府在作了充分准备之后，于1月8日中断谈判，声称总清算的时刻已经到来。陆军部长、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古·诺斯克领导的反革命军队随即对柏林革命工人进行残酷镇压，包括卡·李卜克内西和罗·卢森堡在内的大批共产党人惨遭杀害。——22。
[25]指1921年1月15—21日在里窝那举行的意大利社会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就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21条）和根据这些条件将改良主义者开除出意大利社会党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党内三个主要派别都就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决议案。以菲·屠拉梯为首的改良主义者继续坚持艾米利亚雷焦代表会议（见本卷注21）的立场，反对接受21条。他们的决议案只得到14000多票，被代表大会否决。以扎·梅·塞拉蒂为首的统一派采取了中派立场，以反对同改良主义者决裂作为接受21条的附加条件，认为应按照各国的历史条件和当地条件来应用21条。统一派的有条件地接受21条的决议案以98000多票获得大会通过。以阿·博尔迪加为首的拥护共产国际的共产主义者坚持无条件接受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主张同改良主义者决裂。他们的决议案得到了58000多票，被否决。大会表决之后，共产主义者宣布退出意大利社会党，并于当天召开了意大利共产党成立大会。——23。
[26]指1920年意大利工人占领企业的运动。1920年9月，在意大利冶金工会同厂主联合会发生冲突时，冶金工人根据工会倡议占领了企业，对企业自行管理。由此开始，运动从都灵和米兰迅速扩展到整个皮埃蒙特，以后更进一步蔓延到整个北意大利和全国，并且从冶金和机械制造企业扩展到了其他工业部门。西西里岛和其他一些地方的农民也开始占领土地。这一运动规模宏大，并且显然能够继续向前发展，直到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但是意大利社会党和工会的改良主义领导人被运动的政治性质所吓倒，他们通过一项决定，要求运动不得扩大，不得转为革命，而只应局限在工会范围内；同时决定同厂主开始谈判。这一决定给意大利工人运动以很大的打击，占领企业的运动遂以失败告终。紧接着，法西斯分子利用工人阶级中的惊慌情绪发动了武装进攻。——24。
[27]指1915年9月5—8日在瑞士齐美尔瓦尔德举行的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和1916年4月24—30日在瑞士昆塔尔举行的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24。
[28]指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三国代表团对俄国代表团提交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关于策略问题的提纲草案联合提出的修正案。修正案于1921年7月1日发表在德文版《莫斯科报》上。《莫斯科报》（《Moskau》、《Moskow》、《Moscou》）是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会刊，用德、英、法三种文字在莫斯科出版。德文版出了50号，英文版出了41号，法文版出了44号。——27。
[29]进攻斗争的理论（进攻的理论）是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在1921年4月8日通过的一份提纲里提出来的。这个“理论”的中心点是：为了避免失败，尽管客观条件没有具备，也必须从防御转入进攻，进攻的行为“即使遭到失败，也是将来取得胜利的前提条件和革命政党争取群众的唯一可行的手段”。这一“理论”在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奥地利和法国的“左派”中也有不少拥护者。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几次讲话中都指出了这一理论的错误。代表大会赞成列宁提出的关于耐心准备和把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争取到共产主义运动方面来的建议。——31。
[30]翁·特拉奇尼是这样讲的：“我们认为，‘进攻的理论’这个说法可以理解为共产党发挥巨大积极性的趋向。这一说法强调的是共产党的活跃的趋向，应该用这一趋向来代替到目前为止统治着几乎所有参加第三国际的共产党的那种战略趋向。我们认为，我们使用‘进攻的理论’这一公式表示从消极的时期转入积极的时期。”（见《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22年俄文版第239页）——31。
[31]卡·伯·拉狄克在《关于共产国际策略的报告》中谈到英国矿工罢工时说：“我想把这样一个具体策略原理作为我的报告的重点：站在群众运动之外就不是共产党，即使是再小的一个党，它也必须站在国内群众运动的前列；在这种战斗进行的时刻，它必须把一切力量都投入到这场运动中来。我认为，英国的例子向我们证明，我们的年轻的和不大的共产党还没有做它们在这方面应当做到的最重要和最简单的事情。”（见《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22年俄文版第210—211页）英国矿工罢工发生在1921年4—6月。1921年3月24日，英国政府通过一项法令，停止国家在战时实行的对煤矿的管制。3月31日，矿主以同盟歇业相威胁，向工人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将工资降低30％，有些地区降低50％。4月1日，矿工们开始罢工，参加人数达百万以上。政府在罢工的第一天就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并派军队进驻煤矿区。一些主要工业部门的工人和运输业的工人决定于4月15日举行声援罢工。但是，改良主义的首领们在这一天取消了罢工。英国工人把工会领袖们破坏罢工的这一天称为“黑色的星期五”。矿工们又继续进行了9个星期的斗争，于6月底被迫复工。——35。
[32]指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提纲《世界形势和我们的任务》。——38。
[33]1921年5月26日，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白卫分子在日本干涉军的支持下推翻了远东共和国滨海州公署，而把以旧官吏和工厂主梅尔库洛夫兄弟为首的大资产阶级代表扶上了台。滨海地区随即处在资产阶级专政和恐怖制度之下，滨海地区南部则成了帝国主义继续对远东进行武装干涉的基地。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先后在瓦·康·布柳赫尔和伊·彼·乌博列维奇的指挥下击溃了白卫军，于1922年2月14日解放了哈巴罗夫斯克（伯力），10月25日解放了符拉迪沃斯托克。日本被迫从远东共和国撤出了自己的军队。——39。
[34]指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左派）代表大会，也就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成立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5月14—16日在布拉格举行。出席大会的有569名代表，代表35万多名党员。大会在热烈掌声中通过了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大会主要报告人是博·什麦拉尔。——48。
[35]德国代表团的这次会议是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1921年7月9日全体会议前召开的。列宁主持了会议，并用德语作了发言。原属莱维集团的德国党内前反对派的代表克·蔡特金、保·诺伊曼和亨·马尔察恩参加了会议。在代表大会7月9日的全体会议上，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俄国代表团联名提出了一项关于德国问题的决议。前反对派成员提出了一个不付表决、只备列入记录的声明。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三月事件和德国统一共产党》这一决议。——57。
[36]指奥·塔尔海默在发言中以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提出的要求：全体共产党员要按照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制定的策略路线工作，德国统一共产党内的前反对派成员要停止给保·莱维的《苏维埃》杂志撰稿、作为议会党团成员服从中央决定、停止一切派别活动并声明莱维应当交出国会议员当选证书。前反对派成员享有在党的刊物上进行批评和自由讨论的权利。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认为，上述各点应当成为今后同前反对派共同工作的基础。——57。
[37]这是针对弗·黑克尔特的发言说的。黑克尔特说：“关于莱维的国会议员当选证书是一个特殊问题。莱维声明，除非得到曾经声明赞同他的那8位朋友的同意，他才放弃中央局和他当选的选区授予他的当选证书。既然蔡特金、马尔察恩和诺伊曼同志都在座，那么，我们要求他们对莱维施加影响，使他放弃当选证书，就是理所当然的。”——57。
[38]《苏维埃》杂志（《Sowjet》）是保·莱维主编的月刊，1919年6月—1921年6月在柏林出版。在莱维被开除出德国统一共产党之后，该杂志改变了方针，并从1921年7月1日起改称《我们的道路》。1922年底停刊。——57。
[39]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少数委员（谢·雅·巴格达季耶夫等）的冒险主义策略。在1917年的四月游行示威的日子里，他们违背党在这一时期采取的革命和平发展方针，提出了立即推翻临时政府的口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批评了他们的这种行为。——57。
[40]这是针对保·诺伊曼的发言说的。诺伊曼说：“弗里斯兰特硬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右派’会履行他们现在提出的诺言。我则持这样一种看法，即鉴于某些中央委员的思想观点，我们不相信他们能够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怎么可以担保中央委员们能执行在这里通过的决议呢？”——58。
[41]列宁指的是奥·塔尔海默的如下声明：应当吸收所有忠实地站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立场上的人参加党的工作；为了消除保·莱维在党内的影响，前反对派成员应当声明，莱维保留他的国会议员当选证书并未得到他们的同意。——58。
[42]指保·莱维为拒绝交出国会议员当选证书给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的信。——58。
[43]在1921年8月德国共产党耶拿代表大会上，克·蔡特金被选进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58。
[44]指格·叶·季诺维也夫的下述建议：把奥·塔尔海默的声明以及前反对派的意见以文字形式记载下来，并由代表团的成员签字。——59。
[45]1921年7月初，柏林市政企业的工人和职员决定宣布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多数工人（约8万人）赞成罢工。但是改良主义者阻止了这次罢工。通过工人和职员的代表同社会民主党人主持的柏林市政府进行谈判，工人和职员的工资略有增加。——62。
[46]1921年7月初，法国里尔的纺织工人由于工厂主降低工资而宣布罢工。罢工遍及北部、孚日两省，罢工人数达6万。9月上半月，法国北部地区工人宣布总罢工，其他地区工人也一度响应。法国政府派军队进入北部地区，同时又在工人和工厂主谈判中充当调停人。尽管工人们十分坚定，但由于工会领导人的改良主义策略和当时不利的经济条件，这场罢工还是失败了。——62。
[47]指1921年7月6日罗马工人举行的抗议法西斯暴行的群众大会。参加大会的约有5万名工人，包括5000名身着军服的人民突击队员。在大会上讲话的无政府主义者、共产党人，工团主义者、共和党人和社会党人一致声明，是结束法西斯分子和白卫军的暴行的时候了，是向暴徒和政府表明无产阶级已决定要象一个人那样捍卫自己的权利、保卫工人的家园和机关的时候了。——62。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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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卷收载列宁1921年6月至1922年3月，即在新经济政策实施第一年内写的著作。
苏维埃俄国取得国内战争胜利之后，进入了和平经济建设的新时期。它的地位已经稳固，国际威望日益提高。在资产阶级国家统治集团中，主张同苏维埃政府建立正常外交和经济关系的势力渐渐占了上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同俄国通商。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虽然进入低潮，但无产阶级斗争并没有停止。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方兴未艾。世界舞台上力量对比的新变化造成了苏维埃俄国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某种均势，使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有可能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生存和发展。1921年春，苏维埃俄国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国民经济情况好转，农民扩大了播种面积，工人陆续回到工厂，工业已有复苏的迹象。但是，新经济政策初期实行的工业品和农产品之间有计划的商品交换没有成功，这种商品交换变成了自由买卖和现金交易。新的情况要求布尔什维克党及时调整经济政策，寻找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正确道路。本卷著作主要反映了列宁在探讨并解决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问题和制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的战略和策略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活动。
本卷收载的《十月革命四周年》、《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等著作，总结了苏维埃俄国四年来的经济建设，特别是新经济政策实施半年多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探讨适合俄国具体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创造性地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这些文献中，列宁根据俄国经济政策的演变和面临的经济现实，反复论证对新经济政策作进一步改变，即从国家资本主义再退却到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的必要性和正确性。自1921年春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以来，列宁始终提醒人们注意新经济政策同1918年春的政策之间的继承关系，同时又说明了两者的区别。列宁指出，新经济政策“所谓新，是对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而言的。可是实质上，它比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包含着更多的旧东西”。（本卷第181页）1918年苏维埃国家原打算实行一系列渐进的改变，比较慎重地过渡到新制度。然而，严酷的斗争使实行慎重过渡的余地愈来愈小，以致不得不采取殊死斗争的极端手段。尽管如此，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早在1918年春第一个喘息时期就已经明确规定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新经济政策只是1918年政策的简单重复。列宁反复强调的是新经济政策同1918年政策的主要区别以及从过去的错误中应当吸取的经验教训。
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列宁写道，我们计划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列宁从中得出结论：不能直接凭热情，而要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靠个人利益，靠同个人利益的结合，靠经济核算，在这个小农国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在《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这个报告中列宁把过去的经济政策的错误表述得更加清楚：“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如果不能说计划过（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一般很少进行计划），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也曾设想过（可以说是缺乏计划地设想），旧的俄国经济将直接过渡到国家按共产主义原则进行生产和分配。”（本卷第181页）在莫斯科省党的第七次代表会议上作的报告中，列宁又作了更加详细的论述。他说，1918年“在估计可能的发展道路时，我们多半（我甚至不记得有什么例外）都是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这种设想出发的”，“我特意重新翻阅了过去写的东西，例如1918年3、4月间所写的关于我国革命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任务的文章，我确信当时我们真有过这样的设想”（本卷第220页）。列宁指出：“当时根本没有提出我们的经济同市场、同商业的关系问题。”（本卷第221页）在这个报告的提纲中列宁写道：“我们知道，看到，说过：需要向‘德国人’‘学习’，需要组织性、纪律性、提高劳动生产率。什么是我们所不知道的？这项工作的社会经济基础是什么？是以市场、商业为基础还是反对这个基础？”（本卷第506页）是否认识到在俄国当时的经济条件下，恢复和发展经济必须以市场、商业为基础，这是列宁在1921年10月才第一次明确指出的新经济政策同先前政策的重要区别。在1921年春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时，虽然明白了用强攻的办法，即直接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原则的尝试已经失败，必须退到国家资本主义的阵地上去，从“强攻”转到“围攻”的方法上去，但那时国家资本主义还没有直接同商业的作用联系起来，而只是退到了“商品交换”。列宁指出，商品交换实际上是“要求（尽管没有说出来，但还是要求）不通过商业而直接向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过渡，向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迈步”（本卷第506页）。因此，新经济政策的初期，也没有越出直接过渡的框框。只是1921年秋，实践已经表明商品交换失败了，通常的买卖、贸易代替了商品交换，只是这时，市场、商业的问题才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突出地提了出来。因此，列宁在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还退得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本卷第228页）只是在这时，列宁的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学说才最终地表述了出来。列宁在这个报告中要求党内同志对过去的经济政策的错误必须有明确的认识，敢于承认失败，敢于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党内的认识和觉悟必须同新经济政策相适应，学会用新的方式方法来解决今天的任务。列宁在这里以及在《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中都论述了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指出私营商业的发展、一部分国营企业的出租、农民剩余农产品的自由买卖都意味着资本主义关系的恢复和发展。他要求全党必须清醒地看到经济建设中的这种危险，迅速掌握新的经营方法，学会在经济领域中战胜资本主义。列宁强调指出，实行新经济政策本身就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学习任务。他号召共产党员“学会经商”，学习由国家来调节商业关系，学会做经济工作。他说：“必须向这门科学进军，向这门艰难、严峻、有时甚至是残酷无情的科学进军，否则就没有出路。”（本卷第193页）
在《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一文中，列宁从革命的方法和改良的方法的关系角度，论述了苏维埃俄国在经济建设方面走过的和正在走的道路。列宁认为，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来说，最大的危险是夸大革命方法的作用。应当冷静地考虑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情况下，哪些任务可以用革命的方法解决，哪些任务要用改良的方法解决。他明确指出：在1921年春天以前，有三年多的时间俄国在经济建设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实行的是一种革命办法，即“最彻底、最根本地摧毁旧事物，而不是审慎地、缓慢地、逐渐地改造旧事物，力求尽可能少加以破坏”（本卷第245页）；从1921年春天起，与前一阶段的区别在于开始采取改良的办法：“不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而是活跃商业、小企业、资本主义，审慎地逐渐地掌握它们，或者说，做到有可能只在使它们活跃起来的范围内对它们实行国家调节。”（本卷第245页）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经济联盟，而商业是千百万小农与大工业之间唯一可能的经济联系。他强调指出，在历史事变的链条中，在1921—1922年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过渡形式中，商业正是苏维埃政权和俄国共产党必须抓住的环节，只要紧紧抓住这个环节，不久的将来就一定能够掌握整个链条，否则就建不成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
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共和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的报告中，作了实施新经济政策第一年的初步总结。他指出，既然没有一个能够立刻用产品满足农民需要的发达的大工业，那就只有利用商业来逐步发展工业和农业，为工农联盟建立经济基础。他高度重视商业的作用，认为商业“是我国经济生活的试金石，是无产阶级先头部队同农民结合的唯一可能的环节，是促使经济开始全面高涨的唯一可能的纽带”（本卷第347—348页）。
列宁为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关于经济工作问题的指令提出了经济机构、行政机关和立法工作适应政策的改变的一些具体要求：一切经济机关要尽快在供给农民提高农业生产和改善农民生活所必需的商品方面取得扎实的成绩；财政人民委员部要尽快在金本位基础上恢复正常的货币流通，用税收取代纸币的发行；所有管理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的机关要促进工农业间的流转，广泛利用私营企业来采办和运输原料，大力发展商业；所有经济机关要坚决地吸收科学技术人员以及那些在管理商业、组织大企业、监督经济业务等方面的专家参加经济建设工作；人民法院要严格监督私营工商业者的活动，既不允许对他们的活动作任何限制，又要让他们遵守国家法律；人民法院要加倍注意对官僚主义、拖拉作风和经济工作的失职进行法律制裁，等等。
在全俄政治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和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两次报告中，列宁都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在任何一次深刻的政治变革以后，人民需要用很长时间来消化这种变革。列宁认为，必须从文化上和经济上进行消化，以便最终完成极其伟大的政治变革。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小生产者愈多，文盲愈多，时间就愈长。提高文化水平是同发展经济密切相关的，是最迫切的任务之一。首先应该扫除文盲，“文盲是处于政治之外的”，只要存在文盲，就很难说得上政治教育。但仅仅识字还不够，还要大大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修养。列宁强调指出，要改进经营管理、发展经济、改善国家状况，要利用苏维埃法律去同贪污受贿、拖拉作风和官僚主义作斗争，这一切都需要普遍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否则就不能真正完成我们的任务。
上述这些著作，对于了解列宁在经济政策方面的观点的发展，对于了解列宁如何善于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及时改变党的策略，如何善于从实践中探索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21年12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一次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目前俄共在经济方面的基本任务，就是领导苏维埃政权的经济工作：必须从市场的存在出发并考虑市场的规律，掌握市场，通过有系统的、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的精确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来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137页）这一决议充分体现了列宁的思想。列宁草拟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指示草案》指出，在1921年12月党代表会议和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后，新经济政策已经十分清楚十分明确地规定下来了，现在要求各人民委员部和经济机关尽一切努力在实践中加以贯彻。
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财政经济问题的许多精辟的新见解散见在本卷收载的大量短篇文献中。列宁认为经济核算是社会主义企业经营管理的有效方法，实行经济核算就是学习管理经济，经济核算制要求企业学会用商人的善于经营的方法做到自负盈亏。他主张提高大企业在财政和经济上的独立自主性，扩大国营企业在财务和支配物资方面的权力。他赞成授予担任租让企业董事长的资本家单独决定一切问题的权力，使他能真正按商业规律办事。他主张给那些对发展经济作出贡献的和按商业原则办得出色的经济机关、企业或个人颁发勋章和奖金，建议对一些经济工作人员实行按营业额和利润额提成分红或发给奖金的制度。他坚决维护对外贸易垄断制，主张惩治贿赂苏维埃官员的外国人，防止他们掠走俄国的贵重物品。他建议物色一些在资本主义商业方面有丰富经验的人研究货币流通问题，争取恢复正常的货币流通，规定黄金储备不得随意动用。他欢迎美国的一些工人和技术人员来俄国参加经济恢复工作。他对统计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和改进意见，希望中央统计局及时提供准确的数字并研究经济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要求制定出相应的新法律。列宁十分重视新法律的制定工作，要求所有公民和国家机关严格遵守已经通过的法律。在《关于司法人民委员部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任务》一信中，列宁要求这个部成为一个同苏维埃政权的政治敌人、同经济领域中利用新经济政策进行违法活动的坏蛋作斗争的战斗机关。他指示司法人民委员部教会人民法院严惩利用新经济政策的违法行为。他规定了司法机关对待新资本主义分子的方针：允许他们做生意，允许他们发财，同时应当加倍严格地要求他们做老实人，呈交真实准确的表报，严格遵守苏维埃政权的法律，以使无产阶级国家里的资本主义成为“训练有素的”、“循规蹈矩的”资本主义。他指出，审判具有巨大的教育意义，对犯罪的共产党员要加倍严厉地惩办，这两点是司法工作的起码常识。他在谈到新的民法时指出，经济领域中的一切都属于公法范畴，我们容许的资本主义只是国家资本主义，因此必须对“私法”关系更广泛地运用国家干预，扩大国家废除“私人”契约的权力，把革命的法律意识运用到“民事法律关系”上去。列宁1922年2月22日在给中央政治局的一封信中建议在俄罗斯联邦民法典中规定：“研究如何能够对一切私营企业无例外地都进行监督（事后监督），并废除一切与法律条文和工农劳动群众利益相抵触的合同和私人契约，从这一方面来充分保障无产阶级国家的利益。不要盲目抄袭资产阶级民法，而要按我们的法律的精神对它作一系列的限制，但不得妨碍经济或商业工作。”（本卷第430—431页）鉴于苏维埃政权已经巩固，列宁起草了《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决议草案初稿》，建议缩小全俄肃反委员会及其所属机关的职权范围，把同违法分子进行斗争的任务交给司法机关。
国家机关的结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如何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问题，是列宁极为关心的一个问题。列宁在《关于改革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和小人民委员会的工作问题》一组文献中尖锐地指出，苏维埃国家机关最大的缺点是对执行情况缺乏检查，官僚主义积习造成滥发文件、空谈法令、乱下指示，把理应生气勃勃的工作淹没在浩如烟海的公文之中。列宁认为，国家机关卓有成效地工作的一个极其重要条件是经常检查已经通过的决议的执行情况。他一再强调政府机关领导人员的主要任务是检查执行情况，检查工作的实际效果，考核和选拔人才。他主张彻底改革工作制度，建立个人负责制，消除无人负责的现象。他写道：“通过对人的考核和对实际工作的检查同腐败的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作斗争；毫不留情地赶走多余的官员，压缩编制，撤换不认真学习管理工作的共产党员，——人民委员和人民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的工作方针就应该是这样。”（本卷第395页）他认为这样的改革能使政府的工作节奏快十倍。在《关于工农检查院的任务、对任务的理解和执行的问题》一文中，列宁指出工农检查院的任务主要不是“捕捉”和“揭发”缺点，而是善于及时纠正缺点，为此必须研究并掌握各机关、企业部门处理工作的情况，及时地作一些必要的切实的改变并真正贯彻下去。他还要求工农检查院通过认真的检查工作培养出一批有经验和懂行的领导人员。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需要改组工会，使其适应新的情况。列宁的《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提纲草案》就是为此而写的。这个《提纲草案》实质上是1921年工会问题争论的总结。它不仅制定了新时期工会工作的纲领，而且提出了许多重要理论问题。提纲草案明确指出：在容许自由贸易和资本主义有一定发展的条件下，必然存在劳资之间的阶级利益的对立，因此，今后工会最主要的任务之一是要从各方面维护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国营企业在相当程度上改行商业原则即实行经济核算制以后，每个国营企业都迫切要求提高劳动生产率，力争扭亏为盈，这就必然会产生照顾本位利益和过于热中本位利益的现象，从而造成工人群众和国营企业的领导人或企业主管部门在利益上的某种对立，因此，国营企业的工会也有维护工人群众利益的任务。接着提纲草案阐明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国家里所进行的阶级斗争的根本区别，指出在无产阶级国家里发生罢工斗争，“其原因只能是无产阶级国家中还存在着官僚主义弊病，在它的机构中还存在着各种资本主义旧残余，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由于劳动群众政治上不开展和文化上落后”（本卷第368页）。列宁提醒说，国营企业力争不亏损和盈利，也是“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因此维护工人利益“主要方式不是罢工（但决不是一概不使用这种手段），而是向工人国家的机关申诉”（本卷第522页）。提纲草案在工会和企业管理的关系问题上指出，只有把全部权力集中在工厂管理机构手中，工业的恢复工作才能取得迅速的进展，而工会对企业管理进行任何直接干预都是绝对有害和不能允许的，但是这绝不是否定工会参加工业管理。提纲草案确定，工会是学习管理的学校，而不是管理机关，并据此提出了工会参加工业管理的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几种形式。提纲草案认为联系群众是工会取得任何工作成绩的基本条件，领导一个暂时得不到先进国家援助的大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共产党，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而工会作为共产党和群众之间的传动装置如果不能很好地组织和安排自己的工作，那就会使社会主义建设遭殃。提纲草案还要求工会经常教育广大劳动群众象爱护眼珠那样爱护一切勤恳工作、精通和热爱本行业务的专家，同专家建立起正确的相互关系，否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不可能取得任何重大成就。提纲草案最后提出了工会要加紧抵制小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影响。
列宁在领导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密切注意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收入本卷的列宁给Г.И.米雅斯尼科夫的一封信，剖析了“出版自由”的口号。他指出：从中世纪末到19世纪，这个口号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进步性，即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反封建斗争；在现在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出版自由就是收买报纸、制造“舆论”来帮助资产阶级的自由；在处于全世界资产阶级包围之中的俄罗斯联邦提出“出版自由”的口号，就是让资产阶级及其奴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有建立政治组织和进行反动宣传的自由，因此这是一个政治错误。1922年初《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登载一篇电讯，介绍德国沙文主义者帕尔乌斯写的一本为德帝国主义者在东方的侵略计划辩护的小册子。在编入本卷的《关于登载介绍帕尔乌斯小册子的电讯》一组文献中，列宁严厉批评了这件事，指示各党报和苏维埃报纸今后不准登载这类电讯。他强调报纸在经济建设时期要侧重生产宣传。《给〈经济生活报〉编辑部的信》期望该报成为战斗的报纸，经常提供有关经济的真实情况的材料，分析经济建设中的成绩和缺点，建立地方通讯员网，用更多的篇幅登载来自地方的通讯。列宁起草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自由出售莫斯科库存书籍的决定草案》规定，在莫斯科自由出售的书籍中，应将色情和宗教内容的书籍剔除，送去造纸。《对电影事业的指示》规定，每一份放映计划要规定娱乐性影片（不能有黄色和反革命的内容）和宣传教育影片的适当比例，宣传教育片应避免发生宣传工作的效果适得其反的怪事，要特别注意在农村和边远地区建立影院。
俄国共产党的组织整顿是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一件至为重要的事情。根据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实行的清党工作，从1921年8月15日开始，到同年年底结束。1922年1月1日开始全俄党员的登记。本卷收载的《关于清党》、《关于清党和入党条件（给彼·安·扎卢茨基、亚·亚·索尔茨和全体政治局委员的信）》、《对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会议关于清党的决议草案的意见》等文献指出了纯洁党的队伍的必要性、清党工作的做法和对执政党党员的严格要求。列宁着重指出，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党要能够顺利地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把异己分子、官僚化分子、不忠诚和不坚定的党员清除出党。列宁认为，广大非党工人群众积极参加清党是极其可贵的，只有在清党过程中重视非党劳动者的意见，才能使清党达到预期的目的，才能使党成为更加坚强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成为同本阶级有更密切联系、更能在重重困难和危险中领导本阶级走向胜利的先锋队。列宁反复强调，为了保持党的队伍的纯洁要规定更严格的入党条件，规定较长的预备期。列宁历来主张对触犯刑律的共产党员要加重判刑。收入本卷的《关于党的机关同司法侦查机关的相互关系》最明显地反映了列宁的这一思想。俄共（布）中央的一个通告原来规定，司法机关必须将待审的共产党员交由党委会委托的人员保释，党委会的决定是党对法庭的指示并预先决定审判的结果。列宁认为这些规定是有害的，建议“对共产党员更要追究法律责任”，“党委作‘结论’必须上报中央机关，并由中央监察委员会审查”（本卷第268页）。根据列宁的建议，中央政治局责成司法人民委员部修改这个文件，消除任何利用执政党地位从轻判罪的可能性。
争取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常的经济和政治关系是苏维埃政府新时期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苏维埃政府在1921年10月向英、法、意、日、美五国政府发出照会，建议召开国际会议来讨论苏维埃俄国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资本主义列强经过协商，决定在1922年4月在热那亚召开欧洲各国经济财政会议，并邀请苏维埃政府参加。尽管西方列强居心险恶，列宁认为热那亚会议对于巩固和平和发展各国相互关系会起重大作用。本卷收载的有关热那亚会议的许多文献，反映了列宁为这次复杂的外交斗争所作的细致准备。列宁为出席这个会议的苏俄代表团周密地制定了工作纲领和斗争策略。他向苏俄代表团提出两个目标：建立俄国同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工商贸易关系，争取和平和各国人民的经济合作。对于西方列强坚持要苏俄归还沙皇政府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欠的债务的强硬要求，列宁建议代表团提出反要求，即要求赔偿苏维埃俄国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封锁时期受到的损失。在外国资本家要求归还或赔偿他们过去在俄国拥有的财产的问题上，列宁主张坚决拒绝以任何形式恢复私人财产和给予金钱赔偿，同时规定在这一方面让步的界限是仅仅允许过去的外国私有者有取得租让和租借企业的优先权。列宁认为，代表团应当就所有世界性的重大政治经济问题阐述苏维埃政府的独立的完整的纲领，而这个纲领应当是和平主义的纲领，其中包括废除一切债务、用“爱尔兰”方式解决一切殖民地附属国问题、彻底修改凡尔赛条约等等。他要求代表团充分阐述这个纲领，以便加深国际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阵营同主张侵略的反动资产阶级阵营的裂痕。
论述国际工人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著作在本卷中占有不小的篇幅。1921年6—7月，共产国际在新的复杂形势下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讨论共产国际的新任务、斗争策略、党的组织建设、党的工作方法和工作内容等问题。收入本卷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献》反映了列宁为准备代表大会的主要决议和领导代表大会所作的大量工作。列宁关于俄国共产党的策略的报告分析了资本主义世界和俄罗斯联邦之间出现的某种不稳定的均势，介绍了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阐明新经济政策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列宁在关于共产国际的策略的讲话中指出，在国际革命不象期望的那样直线地发展的时候，共产党的最重要的任务是争取群众，团结工人阶级的队伍，巩固工人运动的先锋队。他教导各国共产党应当了解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即使处于革命低潮也要作好战斗准备，首先把工人阶级和城乡劳动者的大多数争取过来。列宁还强调了殖民地运动的意义，批判了那种把殖民地国家的运动仍然看作是一种无足轻重的和非常平和的民族运动的观点。他指出，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殖民地人民现在已经成为独立的、积极的革命因素，而且一定会在世界革命的以后各个阶段中起巨大的革命作用。他在谈到怎样进行革命准备时，强调必须建立真正的共产党，必须跟机会主义一刀两断，批判“左的”愚蠢行为。他着重批判了“左派”分子的“革命进攻理论”，指出“左派”不善于分析客观形势和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否认必须为争取共产党的群众性而斗争，不懂得把群众吸引到革命方面来对于取得革命胜利具有决定性意义。他认为，在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资本主义的主要支柱恰恰是工人阶级中加入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那一部分，共产党要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就必须努力建立反对资本主义进攻的工人统一战线。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要阶段，它的决议动员各国共产党去认真准备新的战斗。列宁在《给德国共产党员的一封信》中指出，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有关策略问题和组织问题的决议，根据已经开始的共产主义斗争的实际经验具体地确定了今后在策略方面和组织方面应该怎样开展工作。他说：“我们现在要集中党的全部力量把党组织得更好，改进党的工作的质量和内容，同群众建立更密切的联系，为工人阶级制定出愈来愈正确、愈来愈切合实际的策略和战略。”（本卷第106页）
共产国际在这次代表大会结束以后向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发出呼吁，要求统一行动，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反动派。三个国际的代表曾商定1922年4月在柏林举行三个国际的代表会议。收入本卷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的决议草案》、《关于参加三个国际的代表会议问题》和《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全会关于参加三个国际的代表会议的决议草案的意见》，规定了共产国际出席三个国际的代表会议的战略和策略。列宁相信，觉悟的工人同绝大多数工人一道都愿意并要求在对工人的利益来说最刻不容缓的实际问题上采取一致行动。他指出，共产国际参加三个国际会议讨论统一战线问题，是为了争取工人群众在同工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没有争论的问题上采取共同行动，是为了揭露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整个立场的政治错误。
编入本卷的《新的时代和新形式的旧错误》和《政论家札记》两文以及《致托马斯·贝尔》、《给德国共产党员的一封信》、《给波兰共产党人的信》、《论法国共产党的土地问题提纲》等，都是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写的。列宁在前两篇文章中，用苏维埃政权的历史和现实批驳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分子、欧洲共产党的“左派”集团以及俄国的孟什维克和“工人反对派”所说的“新经济政策意味着俄国革命和共产主义的失败”、“布尔什维克回到资本主义上去了”、“布尔什维克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了”等等谬论，论证了俄国共产党在任何局势下从一开始就正确地看到可能出现的危险，而且总是找到防止危险的办法。列宁写道：“有些共产党员以为，不犯错误，不实行退却，不一再重做那还没有做成和做得不对的事情，就可以完成象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尤其是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这样一桩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业’，那就必须说这样的共产党员肯定已经完蛋了。”（本卷第450页）列宁阐述和捍卫了共产国际的策略。他指出，欧洲共产党人如果不根本改变本党的全部机构和工作方式使党成为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并且日益接近群众，唤起群众的革命意识，发动他们参加斗争，那他们将犯极严重的错误。列宁仔细地研究了美国、法国、德国、波兰、意大利等国共产党的情况，深切关怀并及时指导了它们的发展。
本卷文献比《列宁全集》第1版相应时期的文献增加126篇。《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提纲草案》不同于第1版收载的《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前者是列宁的原稿，后者则是俄共中央对前者作了一些修改后通过的决议。在关于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10篇文献中有6篇是新文献。此外本卷中的《关于司法人民委员部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任务（给德·伊·库尔斯基的信）》（第1版收载了一小部分）、《就俄罗斯联邦民法典问题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关于党的机关同司法侦查机关的相互关系（给维·米·莫洛托夫的便条）》、《就企业奖励问题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建议》、《〈按商业原则办事〉一文提纲》、《就吸收美国资本建厂问题给瓦·米·米哈伊洛夫的便条》、《关于施泰因贝格在租让企业中行使职权问题（给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就财政人民委员部的提纲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就对外贸易垄断制和外贸工作问题给列·波·加米涅夫的信》、《对电影事业的指示》、《关于登载介绍帕尔乌斯小册子的电讯》、《关于给下诺夫哥罗德无线电实验室拨款问题的意见》、《俄共（布）中央关于出席热那亚会议的苏维埃代表团的任务的决定草案》、《关于参加三个国际的代表会议问题（给尼·伊·布哈林和格·叶·季诺维也夫的信）》、《给波兰共产党人的信》等等都是新文献。本卷《附录》中的文献除《〈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报告提纲》外，全部是新文献。《〈关于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提纲草案〉和列宁的修改意见》是一份十分重要的文献，它第一次提出了在国民经济社会主义成分中贯彻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附录》中的几个报告提纲十分明确地列出了几个报告的要点，有助于读者把握报告中的重要论述。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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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
LIENINGQUANJI
第四十二卷
1921年6月—1922年3月
《列宁全集》第二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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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增补部分的要点（不晚于1920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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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增补部分的要点
（不晚于1920年5月12日）
1．德国的分裂
（和意大利的分裂？）。［注：前三点勾掉了。——俄文版编者注］
第三国际呢？好些。
2．德共妥协是不成功的。
3．卡尔·考茨基和克里斯平
载于维也纳《自由报》（3—4月）
4．意大利屠拉梯之流{《曼彻斯特卫报》}［注：见本卷第88—90页。——编者注］
5．议会活动与
报刊工作
工团主义
宣传
鼓动
各个组织
小资产阶级阶层
农业无产阶级
的关系？
6．英国的各个反动工会（W．Dr．锅炉制造工人工会）。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7卷第230页 |
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论意大利社会党党内的斗争（1920年11月4日和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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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意大利社会党党内的斗争[189]
（1920年11月4日和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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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9月25日《真理报》第213号发表了我的一封短信：《给德国和法国工人的信（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讨论）》［注：见本卷第290—292页，——编者注］。意大利社会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Avanti！》）[190]在10月5日转载了这封信，并附了评论，这篇评论值得一谈，因为它清楚地表明《前进报》编辑塞拉蒂同志的立场是不正确的。
他写道：“列宁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一些同志强行提出的十分苛刻的条件，这些人从那么遥远、情况那么不同的地方很难对人和环境作出正确的估价……
……列宁只留下一个自己的战利品——莫迪利扬尼……
……现在列宁又说（不知道他是以自己的名义还是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名义说的），〈如果得到执行委员会的同意，在一般的规定之外〉允许有例外。”
把一个改良主义者莫迪利扬尼说成是“战利品”的讽刺性评论并未命中要害。与塞拉蒂的意见相反，我没有提到莫迪利扬尼（还有龙格）的名字决不是故意的。我提到一些人的名字作例子是为了说明派别，至于某某个人的问题我始终没有去管它，不想去解决这种问题，我认为这是次要的问题，只要指出允许有例外就行了。不管塞拉蒂怎样说，他完全知道（因为他准确地引用了我在《真理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我说的话和我所能说的都只是代表我自己，决不代表执行委员会。
塞拉蒂的评论使《前进报》的读者不去注意主要的、基本的、本质的问题：现在是否能容许改良主义者留在意大利革命无产阶级政党内。塞拉蒂设法把大家的注意力从本质的问题引向次要的和不重要的问题，以掩饰他的不正确的立场。
必须反对这种做法，必须弄清本质的东西。
塞拉蒂在这篇评论和其他文章中都谈到，莫斯科代表大会（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对意大利的情况不够了解。似乎问题的实质不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派别的斗争，不是要解决是否容许同改良主义者“统一”这一根本问题，而是在“莫斯科”不甚了解的问题上有意见分歧！
这种看法（以及这种转移对主要问题的注意力的做法）的惊人的错误，在一份关于意大利社会党中央内部讨论的正式报告中已被充分揭露。这次讨论就是在上面提到的那期《前进报》出版的前几天，即9月28、29、30日和10月1日在米兰进行的。这次讨论结束时提出两个决议进行表决，其中一个可以称为共产主义的决议，而另一个则可以称为“中派主义”的或模棱两可的或暗中主张同改良主义者联盟（“统一”！）的决议。第一个决议通过了，共得7票（特拉奇尼，杰纳利，雷根特，通塔尔，卡祖奇，马尔齐亚利，贝洛内）；第二个决议被否决了（共得5票：巴拉托诺，扎纳里尼，巴契，贾科米尼，塞拉蒂）。
第一个决议的特点是非常鲜明和确切。它首先指出，意大利革命斗争的“目前情况”要求党有“更大程度的统一意志”。其次指出：凡是符合服从纪律这一条件的人，都允许留在党内，但是这个条件没有执行；指望那些具有同第三国际的原则和策略对立的信念的人会服从纪律是错误的；因此，在接受莫斯科的21项条件以后，必须“彻底清洗”全党，把改良主义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从党内驱逐出去。
这里没指名道姓，没谈细节。这里有的是鲜明的政治路线，这里准确地说明了作出决定的理由：意大利党史上的具体事实，意大利革命形势的具体特点。
第二个决议是模棱两可、玩弄拙劣的外交辞令的典型：我们接受21条，但是我们认为，“这些条件可能会使人作模棱两可的解释”，“必须使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每个支部的政治标准适合于该国的历史条件和具体的、实际的特点，并且使它们得到国际的赞同”；决议强调“在21条的基础上保持意大利社会党的统一的必要性”；个别违反纪律的情况应该受到党中央委员会的严厉制裁。
共产主义的决议指出：革命形势要求党有更大程度的统一意志。这是无可争辩的。主张同改良主义者“统一”的人的决议企图回避这一不可争辩的真理，不敢加以反驳。
共产主义的决议指出：意大利的特点在于改良主义者必须服从党的决议这一条件没有执行。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既然是这样，那么在整个革命形势日趋尖锐的时候，甚至可能是在决定性的革命搏斗的前夕，把改良主义者留在党内就不仅是犯错误，而且是犯罪。
事实是否如此呢？改良主义者是否执行了党的决议，真正服从党，贯彻了党的政策呢？维护改良主义者的人的决议不能作出肯定的回答，也不能反驳共产主义者作出的否定的回答，而是避而不答，支吾搪塞，拐弯抹角，泛泛地谈论不同国家的不同的具体特点，目的正是为了回避和歪曲意大利的而且是它当前最重要的“具体特点”。其实意大利的这个具体特点正在于改良主义者事实上已经不能真正执行党的决议和贯彻党的政策了。主张同改良主义者统一的人的决议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模棱两可，完全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上面的事实已经十分清楚地、无可辩驳地证明塞拉蒂、巴拉托诺、扎纳里尼、巴契和贾科米尼是根本错误的，他们的政治路线是根本不对的。
意大利党中央委员会的讨论更进一步揭露出塞拉蒂路线是完全错误的。共产主义者正是不断指出，如果改良主义者依然如故，他们就不能不暗中破坏革命，正象不久以前他们在意大利工人夺取工厂的革命运动中暗中破坏革命一样。
问题的全部关键就在这里！当党内还有暗中破坏革命的人的时候，怎么能够去进行革命准备，怎么能够去迎接决定性的搏斗呢？这不仅是犯错误，这简直是犯罪。
如果塞拉蒂象他在10月14日的《人道报》[191]上发表的信中所公开声明的那样，只指望开除屠拉梯［注：信的要点如下：“我们都拥护莫斯科的条件。问题在于如何掌握这些条件。我坚决主张应当把有害分子清除出党，因而我曾提议开除屠拉梯，但是我们不应当丧失大批的工团〈按俄国的说法是工会〉和合作社。有人主张彻底决裂。分歧就在这里。”（10月14日《人道报》。黑体是塞拉蒂用的。）］一个人，那么事实也已揭露出塞拉蒂的错误。意大利的改良主义者不仅召集了自己派别的特别代表大会（1920年10月11日在艾米利亚雷焦），不仅在代表大会上重申了他们所有重要的改良主义观点，不仅在会上对菲力浦·屠拉梯最热烈地欢呼，并且由特雷维斯出面声明说：“我们或者是留在党内，或者是都退出党。”我们顺便指出，资产阶级报刊和改良主义者自己还用各种方法大肆吹嘘这次派别代表大会的意义。但是我们在10月13日的《前进报》（米兰出版）上看到的却是改良主义者一共只召集了200个党支部的代表，而该党却有几千个支部！
让我们再就问题的实质更详细地谈一谈塞拉蒂的主要论据。塞拉蒂担心分裂，怕这样会削弱党，特别是会削弱工会、合作社和地方自治机关。他的主要思想就是不要破坏这些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机构。他在1920年10月2日米兰出版的《前进报》上写道：“如果我们按照特拉奇尼的建议把重要工作岗位上的人都赶走，那么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找这么多的‘共产主义者’，即便是昨天才成为最热情的共产主义者的人，来担负这些重要的工作呢？”这种思想也表现在塞拉蒂同志主编的《共产主义》杂志（第24期第1627页）所刊登的塞拉蒂论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一篇文章中：“请设想一下那些昨天刚自称是热情的共产主义者的外行和生手所管理的米兰公社〈即米兰的市政府〉会成什么样子吧！”
塞拉蒂就怕工会、合作社、地方自治机关遭到破坏，怕生手们的无能和错误。
共产主义者则怕改良主义者暗中破坏革命。
这个对比说明了塞拉蒂的原则性的错误。他总是反复说必须有灵活的策略。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全部问题正在于塞拉蒂是向右倾，而在意大利目前的情况下应该向左倾。为了顺利完成革命和捍卫革命，意大利的党应该再向左迈出一步（但不要束缚住自己的手脚，不要忘记，以后的情况很可能又要求向右迈出几步）。
只要自己的队伍里还有改良主义者，孟什维克，就不能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取得胜利，就不能捍卫住无产阶级革命。这从原则上说是毫无疑问的。这是已经由俄国和匈牙利的经验明显证实了的。这是一个关键性的想法。把这个危险同“丧失”工会、合作社、地方自治机关等等的危险或这类机构搞糟、出错、垮台的危险相提并论，简直是可笑的，不仅可笑，而且是犯罪。从米兰的市政府会不会搞糟等等考虑出发，而拿整个革命的命运去冒险，这就意味着完全张皇失措，完全不懂得革命的根本任务，完全不善于为革命的胜利作准备。
由于合作社、公社、工会等等机构中的生手和外行的无能，我们在俄国犯过几千次错误，遭到几千次的垮台和损失等等。我们相信，其他比我们文明的国家，这样的错误会犯得少一些。但是，尽管我们犯了这些错误，我们却获得了主要的东西：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而且我们已经将这个政权保持了三年。
塞拉蒂同志所指出的错误是局部性的错误，这比容许孟什维克暗中危害革命和破坏革命的那种“错误”容易改正一百万倍。这是不言而喻的。匈牙利已经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的经验也证实了这一点，因为俄国无产阶级政权在这三年中，曾经多次处于困难的境地，当时如果让孟什维克、改良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留在我们党内，或者哪怕让他们的人较多地留在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样的苏维埃中央机关里，那么苏维埃制度就一定被推翻了。
大家都承认，意大利的形势正接近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为了争夺国家政权而进行决定性搏斗的时刻，塞拉蒂没有认识到意大利目前的特点正是处于这一转折关头。在这样的关头，不仅把孟什维克、改良主义者、屠拉梯分子驱逐出党是绝对必要的，而且把那些会动摇的和正在倒向同改良主义者“统一”的优秀的共产党员从一切重要工作岗位上撤下来，甚至也可以说是有益的。
我举一个明显的例子。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前夕和革命以后不久，俄国的一些优秀的共产党员犯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我们现在不愿意再提了。为什么不愿意再提了呢？因为没有特别的必要而去重提已经完全改正了的错误是不对的。对意大利工人来说，提一下这个错误是有益处的。象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诺根、米柳亭这样一些极为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和共产主义者在我上面提到的时期内曾经表现过动摇，担心布尔什维克会使自己孤立，举行起义太冒险，对某些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太不肯让步。冲突甚至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上面提到的那些同志离开了党和苏维埃的各个重要工作岗位以示抗议，这使苏维埃革命的敌人十分高兴。我们的党中央委员会就在报刊上同那些辞职而去的人展开了极其激烈的论战。过了几个星期，最多过了几个月，这些同志都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又回到党和苏维埃的最重要的工作岗位上来了。[192]
发生这样的事情是不难理解的。在革命的前夜和为争取革命的胜利而进行最激烈的斗争的时刻，党内的最小的动摇都能葬送一切，都能破坏革命，都能使无产阶级丧失政权，因为这个政权还不巩固，因为对这个政权的压力还非常大。如果那些动摇的领袖在这样的时刻离去，那么无论是党、是工人运动、是革命都不会因此削弱，而只会加强。
意大利现在正是处在这样的时刻。革命危机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成熟，这是大家都看见，都承认的。无产阶级用事实证明自己能够自发地行动起来，能够发动群众进行强大的革命运动。意大利的贫苦农民或半无产者（塞拉蒂同志莫名其妙地养成了一个坏习惯，在用这个字眼的时候，总要打上一个问号。其实这是一个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用词，它表达了已经为俄国和意大利的事实所证明的正确的思想，即贫苦农民一半是有产者，一半是无产者）已经用事实证明，他们能够跟着无产阶级起来进行革命斗争。现在意大利革命的胜利最需要和绝对需要有一个在紧要关头不会动摇、不会畏缩的真正的共产主义的政党，一个本身无比热情、忠于革命、朝气蓬勃、无私无畏和充满决心的政党，来担任意大利革命无产阶级真正的先锋队。必须在艰苦卓绝、牺牲惨重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必须在全世界资产阶级大力加紧使用陷害、阴谋、诽谤、诬蔑、挑唆和暴力等手段的时候，在各种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屠拉梯分子、“中派分子”、社会民主党人、社会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发生最危险的动摇的情况下，捍卫住已经夺得的政权。在这样的关头和这样的情况下，党必须比平时或困难较少的时候更加百倍地坚定、果断、勇敢、忘我和无情。在这样的关头和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参加1920年10月11日艾米利亚雷焦会议的这类孟什维克完全离开了党，连现在的党中央委员巴拉托诺、扎纳里尼、巴契、贾科米尼、塞拉蒂这些可能是优秀的共产主义者也离开了党的领导岗位，党只会百倍地加强起来，而不是削弱下去。
毫无疑问，后一种人中的多数即使现在辞职了，在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以后，在这一胜利巩固以后，他们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很快就会回来的。其实，一部分意大利的孟什维克，即屠拉梯分子，在最困难的时期过去以后，可能也会回来并且被吸收入党的，正如一部分在1917—1918年站在街垒的另一边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现在（我们度过了革命后的三个艰苦的年头）又转到我们这边来了一样。
意大利的革命无产阶级现在面临的不仅是一个象我所说的非常困难的搏斗时期，而且是一个最困难的搏斗时期。最大的困难还在前面。我认为，回避这些困难是一种轻率行为和犯罪行为。我很惊奇，塞拉蒂同志怎么能够不加批驳地在他那本《共产主义》杂志上（1920年9月15—30日第24期）登载了G．C．的《我们会被封锁吗？》这样轻率的文章。同这位作者相反，我个人认为，如果意大利的无产阶级取得了胜利，英、法、美等国对意大利的封锁是可能的，势在必行的。我认为格拉齐亚德伊同志在意大利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中关于封锁的问题的提法要正确得多（见1920年10月1日米兰出版的《前进报》）。他认为可能遭到封锁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problemagravissimo”）。他指出：俄国遭到了封锁，但是它支持下来了，这部分地是由于人口稀少，幅员辽阔；意大利的革命“如果不同另一个中欧国家的革命配合的话，是不能支持（resistere）很久的”，“这种配合是困难的，但不是不可能的”，因为整个欧洲大陆都处在革命时期。
这一点他说得非常谨慎，但是说得很正确。我只想补充一点：意大利肯定能得到某种程度的配合（尽管这种配合还不充分，还不完全），必须为获得完全的配合而斗争。改良主义者指出封锁的可能性是为了暗中破坏革命，吓唬人们放弃革命，把自己惊慌、恐惧、踌躇、动摇、彷徨的心情传染给群众。革命者和共产党人不应当否认斗争的危险和困难，这样才能使群众更加坚定，这样才能把懦弱、动摇、彷徨的分子从党内清洗出去，这样才能使整个运动充满更大的热情和国际主义精神，充满为了一个伟大目的而牺牲的更大决心：如果英、法、美等国决定封锁无产阶级的苏维埃意大利共和国，那么就加快这些国家的革命。
用生手来代替有经验的改良主义或“中派主义”领袖的问题，不是只关系到在某种特殊场合下的某个国家的个别问题。这是任何无产阶级革命都会遇到的普遍问题，因此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关于共产国际的基本任务》的决议中把它作为普遍问题提出来并十分正确地加以解决了。我们在决议的第8节中看到：“要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准备，就不仅要说明……任何改良主义……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而且要在所有的无产阶级组织中（不仅在政治组织中，而且在工会、合作社、教育等等组织中）用共产党人去代替老领袖……必须比过去大胆百倍地把这些工人贵族或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的代表人物从他们所占据的一切岗位上赶走，宁愿用最没有经验的工人去代替他们，只要这些工人同被剥削群众息息相关，在反对剥削者的斗争中得到这些群众的信任就行。无产阶级专政要求任命这些没有经验的工人去担任国家最重要的一些职务，不然工人政府这种政权就会没有力量，而这个政府就会得不到群众的支持。”［注：见本卷第185—186页。——编者注］
因此，塞拉蒂说意大利党内“大家”都同意接受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是毫无根据的。事实上我们所看到的正好相反。
塞拉蒂在前面我所提到的《人道报》上的那封信中信笔写道：
“……关于最近的事件，应当知道，劳动总联合会（意大利的“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领导者曾经建议让那些要把运动扩大为革命的人来领导运动。我们在劳动总联合会中的同志声明说，如果过激分子领导起义，他们愿意充当一名遵守纪律的士兵。但是过激分子并没有去领导运动……”
如果塞拉蒂对劳动总联合会中的改良主义者的这种声明信以为真，那就太幼稚了。实际上，这是变相的暗中破坏革命：在紧要关头以辞职相威胁。在这里，问题决不在于表示忠诚，而在于：如果领导者在事态的每个困难的转变关头，都遇到“自己人”、上层分子、“领袖”的动摇、彷徨和辞职，革命就决不能取得胜利。也许，了解一下以下情况对塞拉蒂同志不会没有好处的：在1917年9月底，当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同资产阶级的联合在政治上显然已经垮台的时候，正是我国的社会革命党即切尔诺夫的那个党，在他们的报纸上写道：“将由布尔什维克负责组阁。……希望他们不要枉费心机用匆忙炮制的关于他们不能夺取政权的理论来掩饰自己。民主派不会接受这样的理论。同时，主张联合的人应当保证给他们以充分的支持。”（切尔诺夫的社会革命党的党报《人民事业报》[193]，1917年9月21日。我的小册子《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1917年彼得格勒版第4页上曾引用过这一段话。）［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285页。——编者注］
如果革命工人相信这种声明的坦诚，那就和相信匈牙利的屠拉梯分子一样，犯了致命的错误，后者答应过帮助库恩·贝拉，并且参加了共产党，但是他们毕竟还是暗中破坏革命的人，用自己的动摇葬送了匈牙利革命。
※※※
现在我来总结一下。
（1）意大利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必须表现出最大限度的坚忍不拔、小心谨慎、冷静沉着，以便在即将到来的意大利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国家政权的决定性搏斗中，正确地估计总的情况，特别是估计适当的时机。
（2）同时，这个政党的整个宣传鼓动工作必须贯串坚定的精神：团结一致、高度集中、无私无畏，竭尽一切努力把这个斗争进行到最后胜利，无情地消除充斥在屠拉梯分子中的那种动摇、踌躇和彷徨情绪。
（3）现在塞拉蒂主编的米兰出版的《前进报》（《Avanti！》）进行的这种宣传，不是教育无产阶级去进行斗争，而是瓦解无产阶级的队伍。在这种时刻，党中央委员会应当领导工人，教育他们去进行革命，驳斥不正确的观点。这一点是可以（而且应当）进行的，同时也让各种派别发表自己的意见。塞拉蒂是在领导，但是他领导的方向不对。
（4）开除所有参加1920年10月11日艾米利亚雷焦代表大会的人，不会削弱党而会加强党，因为这样的一些“领袖”，即使仍然是忠诚的，也只能“按匈牙利方式”葬送革命。白卫分子和资产阶级很会利用甚至是完全“忠诚的”社会党人、社会民主党人之流的彷徨、动摇、怀疑和缺乏信心等等。
（5）如果巴拉托诺、扎纳里尼、巴契、贾科米尼、塞拉蒂这些人动摇和要求辞职，那就不要挽留他们，而是马上接受他们的辞职。决定性搏斗时期过后他们会回来的，那时他们对无产阶级将会有用些。
（6）意大利的工人同志们！不要忘记历次革命的历史教训，不要忘记1917—1920年间俄国和匈牙利的教训。意大利的无产阶级面临着最大的搏斗，最大的困难，最大的牺牲。战胜资产阶级，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中，巩固意大利苏维埃共和国，这一切都取决于这些搏斗的胜负，取决于工人群众的团结性、纪律性和忘我精神。意大利和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将倾尽全力，不惜干出各种罪恶勾当和野蛮行径，不让无产阶级得到政权或推翻无产阶级的政权。改良主义者和所有参加1920年10月11日艾米利亚雷焦代表大会的人是必然会动摇、彷徨、踌躇的，因为尽管这一类人中很多还是十分真诚的，但他们在各个时期，在各个国家都曾经因自己的动摇而葬送革命事业。这一类人已经葬送了匈牙利革命（指第一次革命，接着还将有第二次革命……）；在俄国，如果不是把他们从一切重要工作岗位上撤下来，如果无产阶级不怀疑、不警惕、不监督他们，他们也会葬送掉革命的。
意大利的被剥削劳动群众一定会跟着革命无产阶级走的。胜利最后一定属于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的事业是全世界工人的事业，因为只有建立工人的苏维埃共和国才能防止还会不断发生的帝国主义战争，才能防止酝酿中的新的帝国主义战争，才能摆脱资本主义奴役积压榨的惨祸。
1920年11月4日
2
关于自由的假话
（代后记）
在苏黎世出版的瑞士左派社会党报纸《民权报》（《Volksrecht》）[194]的编辑诺布斯同志，不久以前在该报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关于必须同机会主义者决裂的信，以及他自己对这封信的冗长的答复。概括起来说，诺布斯对于接受21项条件和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作了坚决的否定的回答——这是为了“自由”，当然是为了批评的自由，为了摆脱过分严格的要求或者摆脱莫斯科独裁统治的自由（我没有保存诺布斯的文章，只能凭记忆引证，只能保证意思准确，不能保证措辞没有出入）。
同时，诺布斯同志拉塞拉蒂同志做盟友，大家知道，塞拉蒂同志也不满意“莫斯科”，就是说，尤其不满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俄国委员，并且也抱怨莫斯科破坏了共产国际各个组成部分即各个党和各个成员的“自由”。因此稍微谈谈“自由”并不是多余的。
我们经历了三年的无产阶级专政，现在完全可以说，全世界最流行和最普遍的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调就是指责它破坏自由和平等。各国的一切资产阶级报刊，直到包括考茨基、希法亭、马尔托夫、切尔诺夫、龙格等等在内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即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党人的报刊，也正是猛烈攻击布尔什维克破坏了自由和平等。从理论上来看，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希望读者回忆一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的一段充满讽刺的名言：
“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资本论》1920年俄文版第1卷第152页，第2篇第4章末）［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99页。——编者注］
这段充满讽刺的话包含了最深刻的历史内容和哲学内容。应该把这段话和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论》中对这一问题所作的通俗说明加以对照，特别是和他下面这句话加以对照：平等的概念如果不归结为消灭阶级，那就是偏见或胡说[注；同上，第20卷第117页。——编者注］。
消灭封建主义及其遗迹、实行资产阶级的（也可以说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制度的原则，在世界历史上用了整整一个时代。而这一世界历史时代的口号必然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消灭资本主义及其遗迹、实行共产主义制度的原则，构成现在已经开始的世界历史的新时代的内容。我们这一时代的口号必然是而且应当是：消灭阶级，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无情地揭露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关于自由和平等的偏见，同这些偏见作无情的斗争。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丝毫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政权、共产国际的根本原则等等问题。
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任何关于自由和平等的笼统议论都是欺骗自己，或者是欺骗工人，欺骗全体受资本剥削的劳动者，无论怎么说，都是在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对于自由和平等的任何议论都应当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哪一个阶级的自由？到底怎样使用这种自由？是哪个阶级同哪个阶级的平等？到底是哪一方面的平等？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地回避这些问题，必然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资本的利益、剥削者的利益。只要闭口不谈这些问题，不谈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自由和平等的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谎话和伪善，因为资产阶级社会用形式上承认自由和平等来掩盖工人、全体受资本剥削的劳动者，即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大多数居民在经济方面事实上的不自由和不平等。
现在在俄国，由于无产阶级专政在实践上提出了资本主义的根本的最后的问题，人们非常明显地看到，关于自由和平等的笼统议论究竟是为谁服务（cuiprodest？“对谁有利？”）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切尔诺夫之流和马尔托夫之流向我们谈论的是劳动民主派范围内的自由和平等（瞧，他们决没有笼统议论自由和平等这种过错！他们绝对没有忘记马克思的教导！），我们就问他们：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怎样处理雇佣工人阶级和小私有主阶级的区别呢？
劳动民主派范围内的自由和平等是农民小私有者（即使他是在国有化了的土地上进行经营）以投机价格出卖余粮的自由，即剥削工人的自由。在资本家已被推翻，而私有制和贸易自由仍然存在的情况下，任何提倡劳动民主派范围内的自由和平等的人都是剥削者的维护者。因此无产阶级在实现自己的专政的时候，应当象对待剥削者一样来对待这种维护者，尽管这种人也自命为社会民主党人、社会党人，甚至自以为已经意识到第二国际的腐朽性等等。
只要还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即使土地私有制已经废除，还存在农具和耕畜的私有制）和自由贸易，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也就存在。而无产阶级专政则是同这个基础进行胜利斗争的唯一手段，是消灭阶级的唯一途径。不消灭阶级，就谈不到个人的真正自由（不是有产者的自由），就谈不到人与人之间在社会政治关系上的真正平等（不是有产者和无产者、饱食者和挨饿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虚伪的平等）。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消灭阶级，其途径，一方面是推翻剥削者，镇压他们的反抗；另一方面是中立小业主，使他们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动摇不定不敢于造成危害。
诺布斯和塞拉蒂两位同志讲了假话，这当然并不是说这两位同志虚伪、不真诚。完全不是这样。他们是十分真诚的，在他们的言论中没有任何主观上的虚伪。但是在客观上，从内容来看，他们讲的是假话，因为这些言论是在维护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偏见，是在维护资产阶级。
共产国际无论如何不能不管任何愿意签署一定声明的人的政治行为就承认他们的自由和平等。这对共产主义者来说，就同承认“劳动民主派范围内”的自由和平等这类东西一样，是理论上和政治实践上的自杀。每一个能够阅读并且愿意了解所读的东西的人都很清楚，共产国际的一切决策、纲领、决议、决定和条件都不是无条件地承认愿意参加共产国际的人的“自由和平等”的。
我们承认“自由和平等”的条件究竟是什么呢？共产国际成员的自由和平等的条件究竟是什么呢？
条件就是象瑞士和意大利的社会党右翼著名代表人物这样的机会主义者和“中派分子”不能成为共产国际的成员。这是因为不管这些机会主义分子和“中派分子”怎样签字画押，说他们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他们仍然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偏见、弱点和动摇的宣扬者和维护者。
首先是同这些偏见、弱点和动摇决裂，同宣扬、维护和体现这些观点和特性的人决裂。然后，只有在这个条件下，才有参加共产国际的“自由”，才有事实上的共产主义者（不是口头上的共产主义者）同共产国际的任何其他共产主义者成员的平等。
诺布斯同志，您要维护您所维护的观点，这是您的“自由”。但是，我们宣布这些观点是对无产阶级事业有害、对资本有利的小资产阶级偏见，我们拒绝同维护这些观点、维护与这些观点相适应的政策的人结盟或结社，这是我们的“自由”。我们已经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名义谴责了这种政策和这些观点。我们已经说过，我们要求必须无条件地先同机会主义者决裂。
诺布斯同志和塞拉蒂同志，不要笼统地谈论自由和平等吧！你们谈论的自由是不执行共产国际关于必须无条件地同机会主义分子和“中派分子”（机会主义分子和“中派分子”不能不危害无产阶级专政，不能不暗中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决裂的决定的自由。你们谈论的平等是机会主义分子和“中派分子”同共产主义者的平等。我们就是不能承认共产国际内有这样的自由和平等，其他任何的自由和平等都可以承认。
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夕，取得成功的最主要和最基本的条件，就是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要有摆脱机会主义分子和“中派分子”的自由，要有摆脱他们的影响，摆脱他们的偏见、弱点和动摇的自由。1920年12月11日
载于1920年12月20日《共产国际》杂志第15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409—428页
注释：
[189]《论意大利社会党党内的斗争》是由两篇同一题材的文章组成的。第一篇文章写于1920年11月4日，题为《论意大利社会党党内的斗争》。这篇文章在1920年11月7日《真理报》第250号上发表时，该报编辑部加了以下按语：“列宁同志的这篇文章是在他获悉达拉贡纳和机会主义工会工作人员的卑劣行径以前写成的。这些人身为党员却执行反对自己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政策，与首相卓利蒂勾结起来破坏宏大的工人运动。这些事实更清楚地证实了列宁同志观点的正确性。本报将在今后予以详细论述。”第二篇文章写于1920年12月11日，题为《关于自由的假话（代后记）》。文章手稿上有列宁写的批语：“注意：如果发表，则作为论意大利社会党党内斗争一文的后记。注意。”这两篇文章一并载于1920年12月20日出版的《共产国际》杂志第15期，该刊编辑部删去了两篇文章各自的标题，而将《关于自由的假话》作为总标题。《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把原第一篇文章的标题《论意大利社会党党内的斗争》作为总标题。——409。
[190]《前进报》（《Avanti！》）是意大利社会党中央机关报（日报），1896年12月在罗马创刊。1926年，该报被贝·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查封，此后在国外不定期地继续出版。1943年起重新在意大利出版。——409。
[191]《人道报》（《L’Humanité》）是法国日报，由让·饶勒斯于1904年创办。该报最初是法国社会党机关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法国社会党极右翼所掌握，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8年该报由马·加香领导后，反对法国政府对苏维埃俄国进行武装干涉的帝国主义政策。在法国社会党分裂和法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从1920年12月起，该报成了法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412。
[192]指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布尔什维克党少数领导人（列·波·加米涅夫等）主张成立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参加的联合政府而与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多数发生冲突一事。关于这个问题，可参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关于中央内部反对派问题的决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给少数派的最后通牒》、《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信》、《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宣言（告全体党员及俄国一切劳动阶级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40—42、43—45、66、67—71页）。——415。
[193]《人民事业报》（《ДелоНарода》）是俄国社会革命党的报纸（日报），1917年3月15日（28日）起在彼得格勒出版，1917年6月起成为该党中央机关报。先后担任编辑的有B．B．苏霍姆林、维·米·切尔诺夫、弗·米·晋季诺夫等，撰稿人有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阿·拉·郭茨、亚·费·克伦斯基等。该报反对布尔什维克党，号召工农群众同资本家和地主妥协、继续帝国主义战争、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该报对十月革命持敌对态度，鼓动用武力反抗革命力量。1918年1月14日（27日）被苏维埃政府封闭。1919年3月被最终查封。——419。
[194]《民权报》（《Volksrecht》）是瑞士社会民主党、苏黎世州社会民主党组织和苏黎世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日报），1898年在苏黎世创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刊登过一些有关工人运动的消息和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文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该报反映瑞士社会民主党的立场，反对该党加入共产国际，不接受加入共产国际的21项条件。——422。 |
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局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20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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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局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87]
（1920年11月3日）
同志们，请允许我发表几点意见，这些意见中有一部分是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研究组建政治教育总委员会问题时谈过的，有一部分是我对提交人民委员会的草案的意见。昨天这个草案已经基本通过，细节以后还要讨论。[188]
说到我个人的意见，我只能说，起初我曾竭力反对你们这个机关改变名称。我认为，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任务就是帮助人们学习和教学。我担任苏维埃工作以来，已经习惯于把各种名称看作儿戏，本来每个名称也就是一种游戏。现在新名称已经确定，叫作政治教育总委员会。
这个问题既然已经决定，你们就把我的意见当作个人意见看待好了。如果事情不只是改变叫法，那就只能表示欢迎了。
要是我们能吸收新的人员来参加文教工作，那就不只是换个名称的问题，那时这种给新事物、新机关加头衔的“苏维埃的”癖好也就可以原谅了。要是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取得的成绩会比现在大得多。
要使同志们和我们共同参加文教工作，关键在于教育同我们的政治的联系问题。如果有必要，名称是能够规定某种内容的，因为在各方面的教育工作中，我们都不能抱着教育不问政治的旧观点，不能让教育工作不联系政治。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这种思想一贯占着统治地位。所谓教育“不问政治”，教育“不讲政治”，都是资产阶级的伪善说法，无非是对99％受教会控制和私有制等等压迫的群众的欺骗。现在还在统治着一切资产阶级国家的资产阶级，正是这样欺骗群众的。
在那里，机构愈重要就愈不能摆脱资本和资本的政治。
一切资产阶级国家的教育同政治机构的联系都非常密切，虽然资产阶级社会不肯直率地承认这一点。同时，资产阶级社会通过教会和整个私有制来影响群众。
我们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用我们的真话来揭穿资产阶级的“真话”，并使人们承认我们讲的是真话。
从资产阶级社会转向无产阶级政治是一个很艰难的转变，何况资产阶级还开动了全套宣传鼓动机器不断地诬蔑我们。资产阶级竭力抹杀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更为重要的作用，即教育任务，这个任务对于无产阶级在人口中占少数的俄国尤其重要。这个任务在俄国应当提到首位，因为我们要为社会主义建设训练群众。无产阶级如果没有培养出高度的觉悟、严格的纪律以及在对资产阶级作斗争时的无限忠诚，就是说，如果不能完成无产阶级为完全战胜其宿敌所必须提出的一切任务，那就谈不到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不赞成认为劳动群众已经有了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准备的空想观点。我们根据工人社会主义运动的全部历史的确切材料，了解到事实并不是这样，只有大工业、罢工斗争、政治组织才能使劳动群众作好实行社会主义的准备。无产阶级必须善于采取一致行动，推翻剥削者，才能取得胜利，才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现在我们看到，无产阶级已经具备了这一切必要的能力，并且把这些能力转化为实际行动，夺得了政权。
教育工作者和共产党这个斗争的先锋队的基本任务，就是帮助培养和教育劳动群众，使他们克服旧制度遗留下来的旧习惯、旧风气，那些在群众中根深蒂固的私有者的习惯和风气。在考虑党中央和人民委员会十分注意的那些局部问题的时候，决不能忽视这个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至于如何建立政治教育总委员会，使它如何同其他机关沟通，如何不仅同中央而且还要和地方机关联系等等问题，那就要由在这方面经验丰富、有专门研究的更在行的同志来回答了。我只想在原则方面强调指出几个要点。与过去那些谎言不同，我们不能不公开提出问题，公开承认教育不能不联系政治。
我们所处的历史时期是我们同比我们强大许多倍的世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时期。我们应当在这个时期内坚持革命建设，用军事的方法，尤其是用思想的方法、教育的方法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以便把工人阶级几十年来在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中形成的习惯、风气和信念，用作教育全体劳动者的手段，至于究竟应如何教育的问题，这就要由无产阶级来解决了。必须使人们懂得，现在无产阶级的斗争已经愈来愈广泛地扩大到世界上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不可能也不容许置身于这个斗争之外，置身于国际政治之外。目前国际政治的真正基础，就是全世界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反对苏维埃俄国。必须认识到，这关系到资本主义国家亿万劳动者的命运。要知道，目前世界上没有一个角落不是处在一小撮资本主义国家的控制之下。因此形势是这样摆着的：或者是置身于目前的斗争之外，或者是投身于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置身于目前的斗争之外，就证明自己一点没有觉悟，象某些置身于革命和战争之外的愚人一样，看不见资产阶级对群众的全部欺骗，看不见资产阶级如何故意使群众愚昧无知。
我们完全公开地说无产阶级要进行这种斗争，任何人都必须决定是站在我们这边还是站在另一边。谁想既不站在这边又不站在那边，到头来总是身败名裂。
尤登尼奇、高尔察克、佩特留拉、乌赫诺之流这些层出不穷的克伦斯基派、社会革命党、社会民主党余孽，使我们在俄国各地见识了形形色色的反革命，所以可以说，我们比任何人都受到过更多的锻炼。看一看西欧，就可以看到，我们这里发生过的事正在他们那里发生，那里正在重演我们的历史。几乎各国资产阶级身边都有克伦斯基派。他们在许多国家里，特别是在德国占着统治地位。到处都是一样，不可能有任何中间立场，只能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不是白色专政（西欧各国的资产阶级正在武装起来反对我们，为实行这种专政作准备），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对于这一点我们都有十分深刻的体会，所以关于俄国共产党人我就不必多说了。由此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有关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一切议论和设想也应该以这个结论为基础。在这个机构的工作中首先应该公开承认共产党的政治领导。没有其他的形式，也没有一个国家创造了其他的形式。党在符合本阶级的利益方面可能做得好，也可能做得不够好，党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变化或改进，但是，我们还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形式。三年来，苏维埃俄国抗击世界帝国主义进攻的全部斗争，是与党认识到自己的任务是帮助无产阶级起到教育者、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作用这一点分不开的，无产阶级起不到这种作用，就无法打垮资本主义。为了建设共产主义，工农劳动群众必须战胜知识分子的旧习气，必须改造自己，不这样就无法着手建设事业。我们的全部经验表明，这个事业十分重要，因此我们要重视承认党的领导作用问题，在讨论工作和组织建设的时候，决不能忽视这一点。至于如何实现，要谈的问题还很多，党中央和人民委员会都还要对此加以研究。昨天批准的法令对于政治教育总委员会来说是一个基础，不过人民委员会还没有做完制定这项法令的全部工作。过几天，这个法令就会公布，你们将会看到，在最后定稿中没有直接谈到与党的关系问题。
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并且记住，从法律上和事实上来说，苏维埃共和国宪法的基础都是：党在纠正缺点、制定措施和进行建设的时候，都是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就是要使那些同无产阶级息息相关的共产主义分子能够引导无产阶级贯彻他们的精神，服从他们的领导，摆脱我们一直在努力铲除的资产阶级的欺骗。教师组织曾经长期抗拒社会主义革命，教育人民委员部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教育界的资产阶级偏见特别顽固。这里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其形式是公开怠工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的偏见，我们只好慢慢地一步一步地夺取共产主义阵地。对于从事社会教育工作、解决社会教育和群众教育任务的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特别突出的任务是：配合党的领导，使这一大批工作人员——这支现在已经在为工人服务的50万教育大军——服从总委员会，贯彻它的精神，受到它的主动精神的激励。教育工作者和教员过去受的是资产阶级的偏见和习惯的教育，是敌视无产阶级的教育，他们同无产阶级没有任何联系。现在我们要培养出一支新的教育大军，它应该同党和党的思想保持紧密联系，贯彻党的精神，它应该把工人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他们，使他们关心共产党员所做的事情。
因为要同旧习惯、旧风气、旧思想决裂，在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及其工作人员面前就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对这个任务应该特别重视。的确，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难题：如何使大部分是旧人员的教师能同共产党员建立起联系？这是一个极端困难的问题，必须多加思索。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怎样才能把这些如此不相同的人从组织上联系起来。从原则上说，对于应该有共产党的领导这一点，我们不能有任何怀疑。因此政治文化、政治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使他们有本领战胜谎言和偏见，能够帮助劳动群众战胜旧秩序，建设一个没有资本家、没有剥削者、没有地主的国家。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只有掌握教师从资产阶级那里继承来的一切知识，才能做到。否则，共产主义就不可能有任何技术成就，在这方面的一切理想就要落空。可是这些工作人员都不习惯于联系政治，特别是联系对我们有用的政治，即共产主义所必需的政治来进行工作，因此就出现一个问题，如何使他们从组织上联系起来。我已经说过，这是一个异常艰巨的任务。我们在中央委员会里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在讨论的过程中，我们认真地考虑了经验所提供的启示，我们认为，象今天我出席讲话的这种会议，象你们的这种会议，在这方面有很大的意义。过去都认为宣传员是属于一定的小组或一定的组织的，现在各级党委对每一个宣传员都应该有新的看法了。每一个宣传员都属于管理和领导整个国家、领导苏维埃俄国同全世界资产阶级制度进行斗争的党。他们代表正在斗争的阶级，代表领导着并且应当领导巨大的国家机构的党。许许多多共产党员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受过斗争的考验和锻炼，但是，当他们由宣传鼓动员变成鼓动员的领导人，变成庞大的政治组织的领导人的时候，却不愿意或不能了解这种转变和变化的全部意义。至于要不要有一个相应的头衔，即使是象国民学校总监这种令人容易误解的头衔，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善于领导教师群众。
必须指出，几十万教师——这是一批应该推动工作、启发人们思想、同目前群众中还存在的偏见作斗争的工作人员。教师群众接受了资本主义文化遗产，全身沾染了这种文化的缺点，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可能是共产主义教师，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吸收他们参加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行列，因为他们有知识，而没有知识我们就达不到我们的目的。
我们应该吸收数十万有用的人才来为共产主义教育服务。这个问题在前线，在我们的红军里已经解决了，红军中吸收了上万的旧军人。经过长期改造，他们和红军融为一体了，最后还以自己的战功证明了这一点。在文化教育工作中我们也应该仿效这个榜样。的确，这件工作不那么轰轰烈烈，但是更为重要。每一个鼓动员和宣传员都是我们所需要的，他们在执行任务时，要严格地按照党的精神进行工作，但又不能只局限于党的范围内，应该记住他们的任务是领导几十万教师，激发他们的兴趣，战胜旧的资产阶级偏见，吸引他们来参加我们正在进行的事业，使他们意识到我们的工作十分重大，只有进行这项工作，我们才能把这些受资本主义压迫的、资本主义与我们争夺过的群众引上正路。
这就是每个在学校范围以外进行工作的鼓动员和宣传员应该努力完成的任务，这些任务是不容忽视的。在完成这些任务的时候会碰到许多实际困难，那你们就应当帮助共产主义事业，不仅应当成为党小组派出的代表和指导者，而且应当成为整个工人阶级国家政权派出的代表和指导者。
我们的任务是要战胜资本家的一切反抗，不仅是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反抗，而且是最深刻、最强烈的思想上的反抗。我们教育工作者的任务就是要完成这一改造群众的工作。我们所看到的群众对共产主义教育和共产主义知识的兴趣和向往，是我们在这方面取得胜利的保证，胜利也许不会象前线上那么快，也许要碰到很大的困难，有时还会遭到挫折，但是最后我们总是会胜利的。
最后，我还想谈一个问题：对政治教育总委员会这个名称的理解可能不正确。既然这里提到了政治这个概念，政治在这里就是最主要的。
但是如何理解政治呢？要是用旧观点来理解政治，就要犯很大的严重的错误。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就是无产阶级为争取解放而与世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关系。但是我们的斗争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要粉碎资产阶级制度遗留下来的东西，粉碎整个资产阶级一再想消灭苏维埃政权的尝试。到目前为止，这个任务吸引了我们最大的注意力，妨碍了我们转向另一方面的任务——建设任务。在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概念中，政治似乎是脱离经济的。资产阶级说：农民们，你们想活下去，就要工作；工人们，你们想在市场上得到一切必需品，生活下去，就要工作，而经济方面的政治有你们的主人来管。其实不然，政治应该是人民的事，应该是无产阶级的事。我们必须强调指出，现在我们工作中有十分之九的时间用在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我们昨天看到了对弗兰格尔作战获胜的消息，这个消息你们今天或许明天就会看到，这些胜利表明，斗争的一个阶段将要结束，我们争得了同一系列西方国家的和平，而军事战线上的每一个胜利都能使我们腾出手来从事对内斗争，从事国家建设的政治。我们走向战胜白卫分子的每一步都会使斗争的重心逐渐转向经济方面的政治。老式的宣传方法是讲解或举例说明什么是共产主义。但这种老式的宣传已毫无用处，因为我们需要在实践中说明应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整个宣传工作应该建立在经济建设的政治经验之上。这是我们最主要的任务，谁要是对宣传仍作旧的理解，那他就落后了，就不能担负起对工农群众的宣传工作。现在我们主要的政治应当是：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收获更多的粮食，开采更多的煤炭，解决更恰当地利用这些粮食和煤炭的问题，消除饥荒，这就是我们的政治。正应当根据这些来安排整个鼓动工作和宣传工作。应当少说空话，因为空话满足不了劳动人民的需要。一旦战争使我们有可能不把重心放在同资产阶级、弗兰格尔、白卫分子的斗争上，我们就将转向经济方面的政治。那时，鼓动工作和宣传工作就将发挥更加重大的作用。
每一个鼓动员都应该是国家派出的指导者，应该在经济建设事业中指导全体农民和工人。他应该告诉人们，要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应当知道、应当阅读哪本小册子，哪本书。我们就是要这样来改善经济，使它更加稳固，更带有社会性，增加生产，改善粮食问题，更合理地分配产品，增加煤产量，并且在没有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气味的条件下恢复工业。
什么是共产主义？整个共产主义宣传归根到底要落实到实际指导国家建设。应该使工人群众把共产主义理解为自己的事业。这一事业进行得还不好，错误百出。我们不掩饰这一点，但是，工农本身应该在我们的帮助下，在我们尽管不大的、小小的促进下建立和整顿我们的机构。共产主义现在已经不再只是我们的纲领、理论和课题了，它已经是我们今天的实际建设事业了。在战争中，敌人使我们遭到过最惨重的失败，然而我们在失败中吸取了教训，取得了全胜。现在，我们也应当在每次失败中吸取知识，我们应当记住，应该以过去的工作为例来教育工人和农民。指出我们什么地方还做得不好，以便将来避免再犯错误。
把建设工作中的事例翻来覆去地提出来，我们就能使不胜任的共产党员领导者变成名副其实的建设者，首先是经济事业的建设者。我们要取得必需的一切，克服旧制度遗留下来的、不可能一下子就排除的障碍，就应该重新教育群众，而要重新教育群众又只有靠鼓动和宣传，应该首先把群众同国家经济生活的建设联系起来。这应该是每一个宣传鼓动员工作中主要的和基本的内容，谁领悟了这一点，谁在工作中就一定能做出成绩来。（热烈鼓掌）
载于莫斯科出版的《全俄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公报（1920年11月1—8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398—408页
注释：
[187]这是列宁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局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讲话发表于1920年11月5日和6日《真理报》第248号和第249号，还刊登于莫斯科出版的《全俄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公报（1920年11月1—8日）》。
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局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于1920年11月2—8日在莫斯科举行。参加会议的有283名代表。会议主要讨论了与建立共和国政治教育总委员会有关的一些问题。会议听取了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关于政治教育工作问题的讲话、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作的题为《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当前工作计划》的报告和叶·亚·利特肯斯作的题为《地方政治教育委员会的组织》的报告。会议还讨论了粮食运动与政治教育工作、同恢复国家经济生活有关的生产宣传、扫除文盲等问题。——399。
[188]根据列宁的建议（见本卷第397—398页）制定的人民委员会《关于共和国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法令》于1920年11月12日由列宁签署，1920年11月23日发表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63号。——399。 |
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决定草案（1920年10月2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9卷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决定草案[185]
（1920年10月28日）
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186]明确提到俄罗斯联邦的“全部政治教育工作的统一”问题。
俄共中央政治局无条件地认为这样的统一是必要的，首先确认，这一统一只能理解为应保持、加强和扩大的不仅是教育人民委员部党组织的独立自主，而且是该党组织对该部一切部门工作的领导的、指导的和主导的地位。
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应分为两部分贯彻执行：立即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中所明确列举的机关的合并问题向人民委员会提出。
在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两位中央委员的参加下，于明日即10月29日拟订出有关草案。
第二部分任务是，进一步合并各人民委员部下属所有与教育有关的平行机关，并特别仔细地研究确定俄共各宣传鼓动机关与受其领导的教育人民委员部各教育机关之间在组织上的相互关系。
委托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布哈林两同志向政治局提出关于第二部分任务的报告并明确列出各人民委员部的所有平行机关。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397页
注释：
[185]这个决定草案全文列入了1920年10月28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决议。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被任命为政治教育总委员会主席。——397。
[186]指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加强教育人民委员部工作的措施的决定》。该决定发表于1920年10月1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26号。——397。 |
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同阿古尔斯基的谈话（1920年10月28日以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9卷
同阿古尔斯基的谈话[182]
（1920年10月28日以前）
一美国和苏维埃俄国
合众国同俄国很快将建立贸易关系，这种看法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万德利普先生曾对我们说，他确信，新的共和党政府将同苏维埃俄国建立贸易关系。然而我认为他错了，因为他不了解国际政治局势。万德利普先生是一个务实的人，他是一个金融巨头。同我们恢复贸易关系，对他和他那个阶级的许多人确实有好处，他们希望跟我们打交道，是因为对他们个人有好处。然而他并不了解，美利坚合众国并不象他想象的那样可以在其国际政策中完全自行其是。大不列颠和法国可以对美国施加压力，以武装干涉、继续封锁等等方式重新对我们进行公开战争。这就是我们同合众国两国关系方面的真实情况。
但是，由于我们在弗兰格尔战线即将取得军事上的进展，我们可以期望国际关系方面不久将发生某些变化。我们的军事情况比几个月以前要好得多。弗兰格尔一定会垮台，他的失败无疑将会改变国际上同苏维埃俄国的关系。
二关于工农党[183]
美利坚合众国新出现的工农党，对美国和欧洲的运动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这个新的政党代表着美国占多数的两部分人——工人和贫苦农民。
诚然，这个新的政党不是社会主义政党，它目前也还没有承认社会主义原则，但正在不自觉地走向社会主义……
成立工农党的想法在美国历史上并不是新的想法。美国的工人运动一直倾向于成立这种政党。当年的人民党（PopulistParty）[184]就与新的工农党具有同样的性质。在成立这类政党的过程中，美国工人会逐渐认清他们所犯的错误。他们自己会找到更加革命的策略和方法。他们在走向社会主义。他们在走向共产主义。
三关于美国共产主义运动
我们的美国同志有忽视工农党这种群众运动的倾向，这是过去的社会主义运动所特有的宗派主义的残余。美国共产党应该是一个旗帜鲜明的共产主义政党。它应该贯彻共产国际的基本原则。在美国革命运动中，它很可能居于少数，但它应该支持任何的行动和革命运动，并参加革命活动，以求形成群众性的运动。美国的共产党人应该参加美国劳工联合会左翼的工作，应该参加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的工作，应该支持工农党这样的运动，尽管目前它还不是共产主义运动。
我们得到十分可靠的情报说，1923年美国的舰队将超过不列颠的舰队。船舰造出来当然不是用于和平目的的。毫无疑问，战争将会爆发。因此，如果美国掀起和平主义运动，那么，虽然我们并不相信狭隘的和平主义运动，但是共产党员还是应该支持这个运动的。只有这样，美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才能成为社会生活中的重大因素。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9卷第247—249页
注释：
[182]在1920—1921年间，列宁不止一次地接见过萨·哈·阿古尔斯基。这篇谈话记录是阿古尔斯基整理的，他曾于1920年10月28日请求列宁加以审阅。——394。
[183]工农党（农工党）是由美国激进的工人和农民团体联合组成的政党，1920年7月在芝加哥成立。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改良主义组织“四十八人委员会”也曾加入该党。该党在竞选纲领中提出了实行被压迫民族自决原则和美国政治制度民主化等重大要求。工农党要求承认苏维埃俄国，不再对它进行武装干涉。1924年以后，该党大多数组织陆续停止活动。——395。
[184]人民党是19世纪末期的美国农民政党，1891年5月成立于辛辛那提。参加建立这个党的除农民团体外还有一些工人组织。1892年7月4日，该党奥马哈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下列各项基本的纲领性的要求：没收各公司的多余土地，并把这些土地分配给移民；铁路、电报、电话等收归国有；实行累进所得税；允许无限制地铸造银币和金币。后来，人民党放弃自己提出的激进口号，依附于民主党。到1900年，人民党作为独立政党实际上不复存在。——3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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