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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对开赴前线的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学员的讲话（1919年10月2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7卷
对开赴前线的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学员的讲话
（1919年10月24日）
同志们！你们知道，今天我们在这里集会，不仅是要祝贺你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从苏维埃工作学校的训练班毕业，而且是因为你们全体毕业生当中将近一半的同志决定到前线去，给战斗在前线的部队以新的特别重大的援助。
同志们！我们很清楚，由于缺乏有经验的懂行的同志，我们在城市中特别是在农村中的整个管理工作遭到了多么大的困难。我们很清楚，彼得格勒、莫斯科、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和其他城市的先进工人们，先进同志们，一直肩负着可说是在空前困难的条件下管理国家的主要重担，肩负着团结工农和领导工农的主要重担。我们很清楚，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任务向他们提出了有时是非人力所能及的要求，弄得他们疲惫不堪了。在这种情形下，能够在这里集中几百个工人和农民，让他们系统地学习几个月，修完苏维埃知识的课程，然后有组织地、团结一致地、自觉地一同去开展管理工作，纠正目前还存在着的那些重大缺点，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珍贵的；因此，我们是怀着万分为难万分不愿意的心情，经过长久的踌躇之后，才决定把近半数的本届毕业生派到前线去的。前线的情况实在使人没有选择的余地。我们认为，这种自愿作出的、再派一批对行政建设工作会有很大益处的优秀人物到前线去的决定，是出于客观情况的迫切需要。
同志们，让我简短地谈谈目前各条战线的情况，好让你们了解这样做是多么必要。
在好几条曾是十分重要的、敌人曾寄予很大希望的战线上，最近的情况恰是我们将获得完全的胜利，而且，就一切迹象来看，这将是最终的胜利。在北线，向摩尔曼斯克进攻对敌人特别有利，在那里英国人早就集结了大批装备精良的武装力量，在那里我们缺少粮食和弹药，战斗极其困难，——看来，英法帝国主义者在那里该有光辉灿烂的前途了。然而正是在那里，敌人的全部进攻已告彻底失败。英国人不得不撤退自己的军队，我们看到，现在已经完全证实，英国工人不愿同俄国作战，就是在英国国内远未爆发革命斗争的今天，他们也能影响本国强盗和掠夺者的政府，迫使它把军队撤出俄国。这条战线是特别危险的，因为敌人在那里的条件最有利，控制了海道，可是他们不得不放弃了这条战线。那里只剩下俄国白卫分子的几乎不起任何作用的微小兵力了。
我们再看看另一条战线，即高尔察克战线。你们知道，当高尔察克军队向伏尔加河推进的时候，欧洲的资本家报刊急忙向全世界宣布说苏维埃政权已经崩溃，并承认高尔察克是俄国的最高执政者。但是承认高尔察克的国书还没有来得及送到高尔察克本人手中，我们的军队就把他赶到西伯利亚去了；你们也知道，我们已逼近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和额尔齐斯河，高尔察克不得不重新部署自己的兵力。有一个时期我们不得不实行退却，因为当地的工农迟迟没有动员起来。但是我们从高尔察克后方得到的消息说，高尔察克一定垮台，全体居民甚至富裕农民都已起来反对他了。所以我们说高尔察克的最后一个支柱将被摧毁，而我们将以此结束这革命的一年。这一年，整个西伯利亚受高尔察克统治，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都帮他的忙，这些人又一次地玩弄了同资产阶级政府搞妥协的把戏。你们知道，整个欧洲资产阶级都帮过高尔察克的忙。你们知道，防守西伯利亚战线的有波兰人和捷克人；意大利人和美国志愿军官也都来过。能够遏止革命的各种势力，都来帮助过高尔察克。但是这一切全完蛋了，因为同共产主义接触得最少因而受共产主义影响也最小的农民，西伯利亚的农民，从高尔察克那里接受了一次教训，作了一个实际的对比（农民是喜欢作实际对比的），以致我们可以说，高尔察克使我们在离开工业中心最遥远的地区得到了千百万苏维埃政权的拥护者，在那样的地区要把这些人都争取过来本来是很困难的。高尔察克的统治就是这样结束的，我们在这条战线上感到非常巩固的原因也就在这里。
在西线，我们看到波兰人的进攻就要结束。他们从英国，从法国和美国得到援助。这些国家竭力挑起波兰对大俄罗斯压迫者的旧仇恨，企图把波兰工人对地主和沙皇的完全应该具有的仇恨转移到俄国工人和农民身上，要波兰工人相信，布尔什维克和俄国沙文主义者一样，梦想征服波兰。他们的这种欺骗暂时获得了成功。但是某些迹象向我们表明，这种欺骗就要不灵验了，波兰军队已经在瓦解了。美国的消息决没有同情共产主义的嫌疑，但它们也证实了波兰农民日益强烈地要求无论如何在10月1日以前结束战争，甚至与我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扮演同样角色的波兰社会沙文主义者（波兰社会党[98]）中的最爱国的分子也支持这种要求，日益加紧反对本国政府。在这段时期中，波兰人的民心发生了强烈的变化。
还有两条战线，即彼得格勒战线和南线，那里正发生最严重的事件。但就是在那里，一切迹象都说明敌人是在集结最后的兵力。我们根据确切的消息知道，英国陆军大臣邱吉尔和资本家政党这次向彼得格勒冒险进攻，是要显示他们能够迅速消灭苏维埃俄国；我们也知道，英国的报刊把这次冒险看成是沙文主义者和邱吉尔大臣显然违背大多数人的意志的孤注一掷。
我们可以把进攻彼得格勒看成是援助邓尼金的一种手段。我们根据彼得格勒战线的情况就可以作出这种结论。
你们知道，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政府已经答复我们，同意举行和平谈判。自然，这些最新消息在我们的军队中引起了动摇，使他们产生了战争即将结束的希望。谈判已经开始了。在这个时候，英国却搜罗起自己的残余船只，把数千名装备精良的白卫分子运到我国登陆。但是，他们不欺骗人民就不能把这些白卫分子运到我们这里来，因为在英国和法国都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把军火装上轮船的企图遭到了失败，原因是码头工人举行罢工，宣布他们不让轮船把杀人武器运往苏维埃俄国。于是，英帝国主义者不得不背着本国人民从别的国家取得武器。因此，他们把几百名或几千名俄国白卫军官运到苏维埃俄国，那是一点不奇怪的。英国有许多营房收容这些白卫军官，养活他们，训练他们来进攻俄国，然后说这是布尔什维克的恐怖引起的内战。以前住满了我国俘虏的营房，现在住满了俄国白卫军官。结果，当我们正在等待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停战的时候，敌人却把这些兵力投入彼得格勒战线，在最初几天取得了巨大的胜利。现在你们知道，彼得格勒战线的情况已经有了转变。你们从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的报告中知道，缺额已经补齐，原来的动摇已经停止，我们的军队正在进攻，正在粉碎最激烈的抵抗胜利地进攻。这些战斗是十分残酷的。托洛茨基同志从彼得格勒打电话告诉我，在不久以前被我们攻克的儿童村中，白卫分子和留下的资产阶级还从一些房子里向外射击，进行前所未有的最顽强的抵抗。敌人感觉到整个战争起了变化，现在邓尼金急需救援，急需将我们攻击他的兵力引开。可以肯定地说，这一点他们做不到。我们大力支援彼得格勒，但丝毫没有削弱南线。派到彼得格勒战线的部队没有一个是从南方抽调来的，我们将在丝毫不削弱南线的情况下来争取我们已开始实现并将彻底实现的胜利，因为同地主和帝国主义者的战争的结局决定于南线。结局将产生在那里，在南线，而且就在不久的将来。
同志们，你们知道，在南线，一方面，敌人主要依靠为维护自身特权而拼搏的哥萨克，另一方面，那里组成的志愿部队最多，这些队伍对我们极度不满和仇恨，他们竭力维护本阶级的利益，要恢复地主和资本家的政权。因此，我们要在这里进行决战，我们会在这里看到高尔察克下场的重演。最初高尔察克获得了巨大的胜利，可是战斗愈向前发展，组成高尔察克主力的军官和反动富农的队伍就愈来愈少，高尔察克就愈来愈不得不抓工农当兵。他们就是会借别人的手去打仗，他们不肯自己去送命，却喜欢让工人拿头颅去为他们的利益冒险。高尔察克不得不扩充自己的军队，结果就有几十万人转到了我们这边。几十个从高尔察克方面投诚过来的白卫军官和哥萨克说，他们深信高尔察克在想方设法出卖俄国，因此即使他们不赞同布尔什维克的观点，还是转到红军方面来了。高尔察克是这样完蛋的，邓尼金也一定会这样完蛋。今天你们在晚报上会看到，邓尼金的后方爆发了起义，——乌克兰燃烧起来了。我们还得到高加索发生事变的消息，当地陷于绝境的山民攻打了什库罗的队伍，把他们抢了个精光，夺走了他们的枪枝弹药。昨天外国广播也被迫承认邓尼金处境困难，他不得不把精锐部队投入战斗，因为乌克兰在燃烧，高加索爆发了起义。邓尼金就要孤注一掷了。奥廖尔近郊那样残酷的血战还是空前未有的，在这次战斗中，敌人投进了最精锐的部队即所谓“科尔尼洛夫”部队，其中三分之一的成员是最反对革命、受过最好的训练的军官，他们最疯狂地仇视工农，想直接恢复他们原有的地主政权。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现在南线已接近决定关头。我们在奥廖尔和沃罗涅日附近已经取得胜利，正乘胜追击敌人。这个胜利表明，那里也同彼得格勒附近一样，情况已经有了转变。但是，我们必须把小规模的局部的进攻转变为大规模的进攻，直至夺得最后的胜利。
因此，不管这对我们是一种多么重大的牺牲——把几百名已经在这里集中起来、而且又明明是俄国工作所十分需要的学员派到前线去——，我们还是同意了你们的要求。在南线和彼得格勒战线，在最近几个星期，至多在最近几个月内，就要决定战争的命运。在这样的时刻，每一个自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说：我的岗位在最前线。因为对前线来说，每一个受过训练的自觉的共产党员都是十分宝贵的。
部队中发生过动摇，那是因为人民厌倦了战争。你们清楚地知道，这两年来，工人和农民在反对全世界帝国主义者的斗争中忍受了怎样的饥饿、破坏和痛苦。你们知道，疲乏不堪的人是不能长期坚持紧张生活的，于是拥有较好的通信联络和指挥人员而且内部没有变节者的敌人，就乘机用全力打击我们。这就造成了南线的失利。因此，在军事训练班以及象你们这样的训练班里学习过的觉悟最高的工农分子，现在应当根据同军事当局的协议，分成大大小小的组，明确职责，有组织地、团结一致地出发到前线去，帮助那些受到敌人最猛烈攻击的有点不稳定的部队。在苏维埃政权存在的两年中，每当看不到或不了解苏维埃工作的农民群众有些不稳的时候，我们总是求助于城市无产阶级中最有组织的那部分工人，并得到他们最英勇的支持。
今天我见到了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工人同志，他们把将近半数的党的负责工作人员抽出来派到前线去。今天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告诉我，成千上万的非党工人非常热烈地欢送他们，一个非党的老年人走过来对他们说：“你们放心去吧，你们的岗位在前方，我们在这里会担负起你们的工作的。”看吧，只要非党工人中产生出这样的情绪，只要那些在政治问题上还弄不大清楚的非党群众能认识到我们是把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优秀代表派到前线去担负最困难、最重要、最艰巨的工作，让他们站在队伍的最前列，忍受最大的牺牲，甚至在激烈的战斗中献出自己的生命，那么在不开展的非党工农中拥护我们的人就会十倍地增多起来，在动摇、软弱、疲惫的部队中就会出现真正的奇迹。
同志们，这就是你们所肩负的伟大的、艰巨的、困难的任务。对于那些作为工农代表而开赴前线的人来说，是没有选择余地的。他们的口号应当是：不是死亡，就是胜利。你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善于接近最落后最不开展的红军战士，用最通俗的语言和劳动者的观点去说明目前的情况，在困难的时刻帮助他们，克服一切动摇情绪，使他们学会同大量的消极怠工、欺骗和叛变的现象进行斗争。你们知道，这些现象在我们的队伍和指挥人员中还是很多的。这就需要一批受过一定科学训练、了解政治形势并善于帮助广大工农群众去同叛变和怠工现象作斗争的人。除了个人的勇敢以外，苏维埃政权还希望你们全面地帮助这些群众，克服他们的一切动摇情绪，并表明苏维埃政权拥有在任何困难时刻都可以动用的力量。这种力量在我们这里是绰绰有余的。
我再说一遍，现在我们所以要作出这种巨大的牺牲，只是因为这是一条主要的和最后的战线，从一切迹象看来，那里在最近几周或几个月内，就要决定整个内战的命运。在那里我们能够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使他们从此一蹶不振。在白卫分子迫使我们进行的流血斗争结束以后，我们就要更自由地、百倍努力地从事我们的事业，真正的建设事业了。因此，同志们，我要向你们中间那些就要到前线先头部队去进行彻底的斗争，去担负最困难最伟大的任务的同志致敬，同时我怀着十分坚定的信心同这些同志告别，我深信他们一定会给我们带来完全的和最终的胜利。
载于1919年10月26、28日《真理报》第240、241号和1919年10月26、28、2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40、241、242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239—247页
注释：
[98]波兰社会党是以波兰社会党人巴黎代表大会（1892年11月）确定的纲领方针为基础于1893年成立的。这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建立独立民主共和国、为争取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而斗争的口号，但是没有把这一斗争同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革命力量的斗争结合起来。该党右翼领导人约·皮尔苏茨基等认为恢复波兰国家的唯一道路是民族起义，而不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全俄反对沙皇的革命。从1905年2月起，以马·亨·瓦列茨基、费·雅·柯恩等为首的左派逐步在党内占了优势。1906年11月召开的波兰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把皮尔苏茨基及其拥护者开除出党，该党遂分裂为两个党：波兰社会党—“左派”和所谓的波兰社会党—“革命派”。波兰社会党—“左派”逐步转到了革命的和国际主义的立场，于1918年12月同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一起建立了波兰共产党。波兰社会党—“革命派”于1909年重新使用波兰社会党的名称，强调通过武装斗争争取波兰独立，但把这一斗争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割裂开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起，该党骨干分子参加了皮尔苏茨基站在奥德帝国主义一边搞的军事政治活动（成立波兰军团）。1918年波兰社会党参加创建独立的资产阶级波兰国家。该党不反对地主资产阶级波兰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并于1920年7月参加了所谓国防联合政府。1926年该党支持皮尔苏茨基发动的政变，同年11月，由于拒绝同推行“健全化”的当局合作而成为反对党。——236。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对开赴前线的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工人共产党员的讲话（1919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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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开赴前线的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工人共产党员的讲话[97]
（1919年10月24日）
采访记录
列宁同志在讲话中叙述了我们各条战线总的情况，并且指出：尽力协助做好供应工作，把作战物资、粮食、服装等等送往我们的各条战线，应成为每一个有觉悟的工人的任务。
他表示深信，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工人共产党员一定会对临近前线地区的农民产生良好的影响，也会给哥萨克人中的政治工作带来很大的好处。
载于1919年10月35日《真理报》第239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238页
注释：
[97]为贯彻俄共（布）中央九月全会的决定，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于1919年10月3日举行了全市党员大会。大会要求每个党员都为粉碎邓尼金军队贡献自己的力量，并责成党组织着手动员共产党员上前线。10月9日，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委常委决定宣布党内总动员。经过短期工作，便有大约350人报名。10月24日，第一批开往前线的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共产党员到达莫斯科。当天列宁在工会大厦向他们发表了讲话。列宁并写信给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热情地推荐这批同志，要求采取一切措施使他们得到妥善安排，而不致被埋没。——233。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莫斯科征收党员周的总结和我们的任务（1919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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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征收党员周的总结和我们的任务
（1919年10月21日）
在莫斯科征收党员周期间入党的有13600人。
这是一个巨大的完全没有料到的成绩。整个资产阶级，特别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包括那些为自己丧失“老爷的”特权地位而伤心的专家、官吏、职员在内，——所有这伙人恰巧在最近，恰巧在莫斯科征收党员周期间，拼命扰乱人心，预言苏维埃政权即将灭亡，邓尼金即将胜利。
这伙“知识分子”是多么善于巧妙地运用扰乱人心这个武器啊！要知道这已经成了资产阶级在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的真正武器。在我们所处的这种时候，小资产阶级总是要同资产阶级结成“反动的一帮”并且“死命地”抓住这个武器的。
莫斯科本来是商人势力特别大的地方，是剥削者、地主、资本家、食利者最集中的地方，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把大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集合到了一起的地方，是驻着中央政权机关因而官员特别密集的地方，——正是这个莫斯科是资产阶级造谣、诽谤、扰乱人心最方便的场所。邓尼金和尤登尼奇进攻得手的“时机”非常有利于资产阶级这种手段取得“成功”。
无产阶级群众看到了邓尼金的“成功”，并且知道在现在做一个共产党员会遭到多大的艰难困苦和危险，但是他们中间却有成千上万的人挺身而出，起来支援共产党，承担异常艰巨的国家管理工作的重担。
苏维埃政权的成就、我们党的成就简直是了不起的！
这个成就向首都居民，并且也向整个共和国和全世界证明并清楚地指出，正是在无产阶级中间，正是在劳动群众的真正代表中间蕴藏着苏维埃政权强大和稳固的最可靠的源泉。在最困难最危险的时刻人们志愿申请入党，从这个成就可以看到，无产阶级专政已实际地显示了为劳动解放事业的敌人深恶痛绝而为劳动解放事业的真正朋友最为珍视的那一方面，即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的）从道义上（从这个词的最好意义上讲）影响群众的特殊力量，无产阶级施加这种影响的方法。
掌握着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先进阶层以身作则，在整整两年期间（在我国政治发展极快的情形下，这是一个很长的时期）给劳动群众树立了这样的榜样：他们对劳动者的利益十分忠诚，他们同劳动者的敌人（剥削者，特别是“私有者”和投机者）斗争时十分坚决，他们在艰苦的时刻十分坚定，他们在反击世界帝国主义强盗时奋不顾身，这都说明只有工人和农民对自己先锋队的同情所产生的力量才能够创造奇迹。
这是奇迹，因为被饥饿、寒冷、破坏、破产折磨得无比痛苦的工人，不仅保持着蓬勃的朝气、对苏维埃政权的无限忠诚、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和英雄主义热情，而且不顾没有素养并缺乏经验，承担了驾驶国家航船的重担！而且这是在暴风雨最猛烈的时刻……
我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充满了这样的奇迹。不论个别的考验多么严重，这样的奇迹将会导致而且一定会导致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的完全胜利。
我们现在应该关心怎样正确地使用新党员。这个任务应该受到特别的重视，因为这不是一个轻松的任务，这是一个新的任务，靠老一套办法是解决不了的。
资本主义扼杀、压制、摧残了工人和劳动农民中的大批人才。这些人才在贫穷困苦、人格遭到侮辱的压迫之下毁灭了。现在我们的职责就是要善于发现这些人才，让他们担任工作。在征收党员周期间入党的新党员，大多数没有经验，不熟悉国家管理工作，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他们是被资本主义人为地压在下面、变成“底”层、没有抬头机会的那些社会阶层当中最忠实、最真诚、最有才能的人，这也是毫无疑问的。他们比别的人更有力量，更富朝气，更耿直，更坚强，更真诚。
因此，一切党组织都应当对怎样使用这些新党员的问题作专门的研究。应该更大胆地把各种各样的国家工作托付给他们，应该更迅速地在实践中考验他们。
当然，所谓大胆，并不是马上就把重要的职务交给新手担任，因为担任重要职务所需要的知识，新手还没有掌握。要大胆，是说要大胆地同官僚主义作斗争，我们的党纲非常明确地提出为什么官僚主义会在某种程度上复活以及怎样防止的问题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要大胆，首先是说要大胆地让那些熟悉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及其疾苦和要求的新党员对职员、官吏和专家实行监督。要大胆，是说要立即给这些新手在广阔的工作领域中施展才能和一显身手的机会。要大胆，是说要大胆地打破常规（在我们这里，也有人——可惜还不少呢！——非常怕冒犯已经规定的苏维埃的陈规陋矩，虽然这些东西有时不是由自觉的共产党员而是由旧官吏和旧职员“规定”）；要大胆，是说要决心以革命的速度为新党员改变工作方式，以便更快地考验他们，更快地给他们找到适当的工作岗位。
在很多场合可以为新党员安排这样的工作，即让这些党员一方面监督旧官吏是否认真地完成自己的任务，另一方面很快能学会业务，并能独立地担当工作。在其他场合可以安排他们来更新、加强工农群众同国家机构的直接联系。在我们工业的“总管理局、中央管理局”里，在我们的“国营农场”里，还有很多很多的怠工者、潜藏的地主和资本家在千方百计地破坏苏维埃政权。中央和地方有经验的党的工作者的本领应该在加紧利用党的新生力量来同这种祸害作坚决的斗争方面表现出来。
苏维埃共和国应当成为一个统一的军营，它应该尽量发挥一切力量，尽量节省这些力量，尽量减少拖拉现象和繁文缛节，尽量精简机构，尽量使这个机构不仅知道群众的疾苦，而且能为群众所了解，能使群众独立参加这个机构的工作。
目前正在加紧动员老党员参加军事工作。这一工作无论如何不应削弱，而是应该不断加强。但是，为了争取战争的胜利，同时应该改善、精简、更新我们的非军事管理机构。
谁的后备多，谁的兵源足，谁的群众基础厚，谁更能持久，谁就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
在所有这些方面，我们都超过白卫分子，超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英法帝国主义这个泥足巨人。我们超过他们，是因为我们能够从过去受资本主义压迫、不论在哪里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那些阶级中，也就是从工人和劳动农民中吸收力量，而且今后还要长期地愈来愈深入地从他们当中吸收力量。我们能够从这个大储备库中吸收力量，因为它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向我们提供最忠诚、受苦难生活锻炼最多、最接近工农的工农领袖。
我们的敌人，不论是俄国资产阶级还是世界资产阶级，都根本没有稍许与这个储备库近似的东西，他们的根基愈来愈动摇，工人农民中拥护过他们的人愈来愈离开他们了。
这就是全世界的苏维埃政权最终肯定胜利和必然胜利的原因。
1919年10月21日
载于1919年10月22日《俄共（布）中央通报》第7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233—237页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告红军战士同志们（1919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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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红军战士同志们
（1919年10月19日）
红军战士同志们！沙皇将军们（北方的尤登尼奇，南方的邓尼金）又在纠集一切力量，企图战胜苏维埃政权，恢复沙皇、地主和资本家的政权。
高尔察克也有过类似的行动，那结局我们是清楚的。他没有能长久地欺骗乌拉尔工人和西伯利亚农民。乌拉尔工人和西伯利亚农民在看清这种骗局，并饱尝军官们，地主资本家子弟们无数次的欺凌、鞭笞和抢劫之后，帮助我们红军打败了高尔察克。奥伦堡的哥萨克直接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了。
所以我们坚信，我们一定会战胜尤登尼奇和邓尼金。他们不可能恢复沙皇和地主的政权。这决不可能！农民已经在邓尼金的后方举行起义。高加索反邓尼金的起义火焰已经炽烈地燃烧起来了。库班的哥萨克也愤愤不平，不满意邓尼金为地主和英国人效劳的暴虐抢劫行为。
红军战士同志们，我们要坚忍不拔！工人和农民会愈来愈团结、愈来愈觉悟、愈来愈坚决地站到苏维埃政权这边来。
前进吧，红军战士同志们！为捍卫工农政权，反对地主，反对沙皇将军而战斗吧！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尼·列宁
1919年10月19日
载于1919年《红军战士》杂志第10—15期合刊（纪念专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232页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人民委员会关于拨给莫斯科市执行委员会经费的决定（1919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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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委员会关于拨给莫斯科市执行委员会经费的决定
（1919年10月18日）
送人民银行预算局
决定
人民委员会1919年10月17日会议[95]决定：
（1）从国家资金中拨出二亿五千万卢布（250000000），以最后特殊项目列入财政人民委员部中央办公厅1919年下半年的预算，贴补给莫斯科市执行委员会用于地方经济。
（2）应在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有关部门监督下使这笔拨款用于直接目的。
（3）应向莫斯科市执行委员会说明，为满足全国需要的拨款申请，应按照预算原则规定的一般手续，通过相应的人民委员部报送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有关部门。
（4）责成莫斯科市执行委员会在两周内撤销莫斯科市财政局所属的贵金属处，该处已接受的全部贵金属及其制品可移交给人民银行莫斯科办事处。
（5）莫斯科市执行委员会应按照人民委员会颁布的法令，其中包括1918年10月31日关于建立财政局的法令[96]，考虑建立自己的各个局（其中包括财政局）的必要性。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9卷第210页
注释：
[95]指1919年10月17日小人民委员会会议。——224。
[96]指关于建立省和县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财政局的条例和人民委员会1918年11月1日批准该条例的法令（见《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1964年俄文版第3卷第497—503页）。——224。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告彼得格勒工人和红军战士（1919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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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彼得格勒工人和红军战士
（1919年10月17日）
同志们！决定性的时刻到来了。沙皇将军们已再次从英、法、美资本家那里得到了武器弹药等军事补给，他们同地主子弟那伙匪帮再次试图夺取红色的彼得格勒。敌人是在我们同爱斯兰进行和平谈判的时候发动进攻的，是向相信这次谈判的我国红军战士发动进攻的。这次进攻具有背信弃义的性质，这是敌人迅速获胜的部分原因。红谢洛、加契纳、维里察已被占领。通向彼得格勒的两条铁路已被切断。敌人想切断第三条铁路和第四条铁路，即尼古拉铁路和沃洛格达铁路，利用饥饿来夺取彼得格勒。
同志们！你们大家都知道和看见彼得格勒受到了多么大的威胁。彼得格勒的命运，也就是说俄国苏维埃政权的一半命运，几天之内就要决定了。
对彼得格勒的工人和红军战士，我没有必要和他们谈他们的职责。苏维埃在同全世界的资产阶级进行的两年斗争中，遭到了史无前例的困难，获得了史无前例的胜利，这两年斗争的全部历史向我们表明，彼得格勒工人不仅是履行职责的典范，而且是具有世所未闻的革命热忱和自我牺牲精神的高度英雄主义的典范。
同志们！彼得格勒的命运就要决定了！敌人力图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他们的力量是薄弱的，甚至是微不足道的。他们的力量表现在行动迅速，军官蛮横，装备和武器精良。对彼得格勒的增援即将到来，我们已经派出了这种增援。我们比敌人强大得多。同志们，要战斗到最后一滴血，要守住每一寸土地，要坚持到底，胜利就在眼前！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10月17日
载于1919年10月19日《彼得格勒真理报》第237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230—231页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在莫斯科苏维埃大楼阳台上对应征入伍的工人共产党员的讲话（1919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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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苏维埃大楼阳台上对应征入伍的工人共产党员的讲话
（1919年10月16日）
采访记录
（列宁出现时，全场热烈鼓掌欢迎）同志们！请让我向又一次响应我们的号召，派出了自己的优秀力量来捍卫工农共和国的雅罗斯拉夫尔省和弗拉基米尔省的工人致敬。我们在报上毫无隐瞒地把真实情况都刊登出来了，所以你们都知道，沙皇将军邓尼金占领奥廖尔和尤登尼奇进逼红色彼得格勒，造成了多么严重的新威胁。但是我们象往常一样正视这种威胁，同它进行斗争——我们号召觉悟的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挺身起来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
形势非常严重。但我们并不绝望，因为我们知道，每当苏维埃共和国处于困难境地的时候，工人们总会表现出奇迹般的英勇，以身作则，鼓舞和激励军队，引导他们走向新的胜利。
我们知道，在全世界，在所有的国家中，革命运动虽然进展得比我们希望的慢，却在不断地增长。我们还知道，工人阶级在全世界的胜利是有保证的。
不管俄国遭受多么惨重的牺牲，不管俄国遭受怎样的折磨和蹂躏，它仍然顽强地为全体工人的事业斗争着。帝国主义者可能再摧残一两个共和国，但他们拯救不了世界帝国主义，因为它的厄运是注定了的，因为它一定会被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消灭掉。
因此，我向你们弗拉基米尔省和雅罗斯拉夫尔省的工人致敬，我坚决相信，你们一定会以身作则，鼓舞起红军的士气，引导他们走向胜利。
工人和农民万岁！
全世界工人共和国万岁！
载于1919年10月17日《真理报》第232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32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228—229页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同阿富汗特命大使穆罕默德·瓦利·汗的谈话（1919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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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阿富汗特命大使穆罕默德·瓦利·汗的谈话[93]
（1919年10月14日）
报道
列宁同志在自己的办公室迎接大使时说：“我非常高兴地在工农政府的红色首都见到对我们友好的阿富汗人民的代表，阿富汗人民正在受难，正在为反对帝国主义压迫而进行斗争。”大使回答说：“我向您伸出友谊的手，并希望您帮助整个东方从欧洲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在随后开始的谈话中，列宁同志说，苏维埃政权即劳动者和被压迫者的政权力求做到的正是阿富汗特命大使所说的这件事，但是必须让穆斯林东方了解这一点，并支援苏维埃俄国的伟大的解放战争。大使回答说，他可以断言，穆斯林东方已经了解这一点，全世界看到欧洲帝国主义在东方无立足之地的时刻为期不远了。
随后，大使站起来说：“我荣幸地把我国国王的信件呈递给自由俄国无产阶级政府的首脑，并希望阿富汗政府所谈到的事情能引起苏维埃政权的关注。”接着他将艾米尔的信件递交给列宁同志。列宁同志回答说，他非常高兴地接受这封信，并答应很快就对阿富汗所关心的全部问题作出答复。[94]
载于1919年10月17日《真理报》第232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32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227页
注释：
[93]1919年4月底，以穆罕默德·瓦利·汗为首的阿富汗特命外交使团从喀布尔启程前往苏维埃俄国。使团于6月到达塔什干，直到乌拉尔南部的白卫军被歼、铁路交通恢复以后，才于10月10日抵达莫斯科。10月12日，阿富汗特命大使穆罕默德·瓦利·汗在随员陪同下拜访了外交人民委员，受到外交人民委员部全体部务委员的接待。
10月14日，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接见了阿富汗使团，同大使进行了半个多小时的谈话。——218。
[94]对阿富汗艾米尔阿曼努拉汗信中所提到的各项问题，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在其签署的1919年11月27日的信中都作了回答。——218。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1919年10月1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7卷
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
（1919年10月11日）
莫斯科征收党员周[91]是在苏维埃政权困难的时刻举行的。由于邓尼金的胜利，地主资本家和他们的朋友们拼命加紧阴谋活动，资产阶级竭力扰乱人心，千方百计想动摇苏维埃政权的决心。犹豫动摇的不自觉的庸人以及同他们在一起的知识分子，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照例都更加动摇起来，而且最先被资本家吓倒了。
但是，我认为，莫斯科在困难时刻举行征收党员周对我们更有利，因为这对事情更有益处。我们举行征收党员周并不是为了炫耀一番。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的增加，而注意党员质量的提高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我们曾不止一次地重新登记党员，以便把这种“混进党里来的人”驱除出去，只让有觉悟的真正忠于共产主义的人留在党内[92]。我们还用动员人们上前线和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办法，来清洗党内那些一心想从执政党党员的地位“捞到”好处而不愿肩负为共产主义忘我工作的重担的人。
目前正当加紧动员人们上前线的时候，举行征收党员周的好处是，不致对那些想混进党里来的人有什么诱惑力。我们只是号召大批普通工人和贫苦农民即劳动农民入党，而不是号召投机农民入党。我们不向这些普通党员许愿，说入党有什么好处，也不给他们什么好处。相反地，现在党员要担负比平常更艰苦更危险的工作。
这样更好。入党的将都是一些真心拥护共产主义的人，真正忠于工人国家的人，正直的劳动者，在资本主义下受过压迫的群众的真正代表。
只有这样的党员才是我们需要的。
我们需要新党员不是为了做广告，而是为了进行严肃的工作。我们号召他们加入党。我们向劳动者敞开党的大门。
苏维埃政权是为彻底推翻资本压迫而斗争的劳动者的政权。首先起来进行这种斗争的，是各城市和工业中心的工人阶级。它取得了第一次胜利，夺得了国家政权。
工人阶级把大多数农民团结到自己方面来。因为倾向于资本、倾向于资产阶级的，只是经商的农民，投机农民，而不是劳动农民。
最开展最觉悟的彼得格勒工人为管理俄国输送了最多的力量。可是我们知道，在普通工人和农民中，忠于劳动群众利益、能够做领导工作的人是很多很多的。在这些人当中，有很多是有组织才能和管理才能的，资本主义不让这些人发展，我们却尽力帮助他们，而且应当帮助他们涌现出来，让他们担负起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发现这些质朴的不知名的新人才是不容易的。吸收那些长期受地主资本家压迫和恐吓的普通工农来参加国家工作是不容易的。
但是，我们应该进行而且必须进行这种不容易的工作，以便更深入地从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中间发掘新人才。
非党的工人和劳动农民同志们，加入党吧！我们不向你们许愿，说入党有什么好处，我们号召你们来进行困难的工作，进行建设国家的工作。如果你们真心拥护共产主义，你们就应该大胆地担负起这种工作，不要怕工作生疏和困难，不要被那种陈腐偏见弄得惶惑不安，以为只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人才能胜任这种工作。这是不对的。能够而且应当有愈来愈多的普通工人和劳动农民来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
劳动群众拥护我们。我们的力量就在这里。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不可战胜的根源就在这里。多吸收群众中新的工作者入党，使他们独立参加建设新生活的工作，这就是我们克服一切困难的手段，这就是我们走向胜利的道路。
1919年10月11日
载于1919年10月12日《真理报》第228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28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224—226页
注释：
[91]指1919年10月8—19日莫斯科市党组织举行的征收党员周。
征收党员周是根据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举行的。在苏维埃共和国处于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的极其困难的时刻，俄共（布）彼得格勒党组织于1919年8月10—17日、莫斯科省党组织于同年9月20—28日相继举行了征收党员周。俄共（布）中央全会总结初步经验后，9月26日决定在各城市、农村和军队中举行征收党员周。9月30日，中央在给各级党组织的关于征收党员周的通告信中指出，在各地党组织已经完成党员重新登记的情况下，着手吸收新的党员是适时的。通告信要求在征收党员周期间只吸收工人、红军战士、水兵和农民入党。通过举行征收党员周，仅俄罗斯联邦欧洲部分38个省就有20多万人入党，其中50％以上是工人，在作战部队中被接受入党的约7万人。——215。
[92]俄共（布）根据该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于1919年5—9月进行了党员重新登记。俄共（布）中央于1919年4月24日在《真理报》上公布了重新登记的实施细则，其中说，全体党员重新登记是对各个党组织的全体人员进行的认真考核，其目的是清除党内的非共产主义分子，主要是那些混入执政党以便利用党员称号谋取私利的人。重新登记时，全体党员必须交回党证，填写履历表，呈交由两名具有半年以上党龄并被党委会认为可靠的共产党员出具的介绍书。在重新登记期间，停止接受新党员。凡是被揭发有不配党员称号的行为者（酗酒、腐化、以权谋私等）、临阵脱逃者、违反党的决议者、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党的会议者以及不交纳党费者，都应开除出党。重新登记期间，恰逢动员党员入伍，有些人动摇脱党，这大大帮助了各个党组织清除那些不合格分子。据尼·尼·克列斯廷斯基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经过重新登记，党员人数减少了一半。——215。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合作社问题上的要求（1919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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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问题上的要求[86]
（1919年10月9日）
要求
（1）索尔茨完全投身于合作社的非商业性活动（写作、指导及其他活动）；
（2）如不能单独刊印，就在《消息报》、《真理报》和《贫苦农民报》[87]上刊印，即登载在这些报纸上；
（3）迅速搜集到（即使是在一些小地区内）有关执行法令[88]所采取的措施的实际材料，要有总的情况（法令各部分的执行情况），特别要有关于粮食收购和分配的办法（关于机构、方式、条件、例外情况等等）以及关于资产阶级合作社变为或者正在开始变为共产主义合作社的材料，等等。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211页
注释：
[86]1919年10月9日，在列宁主持下召开了中央消费合作总社和粮食人民委员部党团会议，研究粮食采购的问题。《合作社问题上的要求》就是在这个会上写的。——202。
[87]《贫苦农民报》（《Веднога》）是俄共（布）中央主办的供农民阅读的报纸（日报），1918年3月27日—1931年1月31日在莫斯科出版。该报的前身是在彼得格勒出版的《农村贫民报》、《士兵真理报》和在莫斯科出版的《农村真理报》。国内战争时期，《贫苦农民报》也是红军的报纸，在军内销售的份数占总印数的一半。先后担任该报编辑的有维·阿·卡尔宾斯基、列·谢·索斯诺夫斯基，雅·阿·雅柯夫列夫等。该报编辑部曾为列宁编写名为《贫苦农民晴雨表》的农民来信综述。从1931年2月1日起，《贫苦农民报》与《社会主义农业报》合并。——202。
[88]指人民委员会1919年3月16日《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该法令规定：城乡一切合作社都必须合并为一个统一的分配机关——消费公社，当地所有居民都加入这个公社；每个公民都必须成为公社的社员并在它的一个分配站注册；各地方消费公社联合为省消费合作总社，各消费合作总社的统一中心是中央消费合作总社。——202。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答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问（1919年1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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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问[85]
1919年10月5日
请原谅我的英语不好。我很高兴回答您的问题：
1．苏维埃政府在和平问题上的现行政策是什么？
2．苏维埃俄国提出的和平条件大致怎样？
我们的和平政策同以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接受了布利特先生的和平建议。我们从来没有改变过我们同布利特先生共同拟订的我国的和平条件（第2个问题）。
在布利特先生到来之前，我们曾经多次正式向协约国建议媾和。
3．苏维埃政府是否愿意保证绝对不干涉别国内政？
我们愿意保证。
4．苏维埃政府是否愿意证明它代表大多数俄国人民？
是的，苏维埃政府是世界上一切政府中最民主的政府。我们愿意证明这一点。
5．苏维埃政府在同美国达成经济协议的问题上立场怎样？
我们完全同意同美国（同一切国家，但特别是同美国）达成经济协议。
如果必要，我们可以向您提供我国政府同布利特先生共同拟订的我国和平条件的全文。
弗拉·乌里扬诺夫（尼·列宁）
载于1919年10月27日《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第257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209—210页
注释：
[85]这是列宁对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驻苏维埃俄国记者列文所提问题的书面答复，手稿是用英文写的。——200。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彼得格勒工人的榜样（1919年10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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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格勒工人的榜样[84]
（1919年10月3日）
报上已经报道，彼得格勒工人已在加紧进行动员工作并把优秀工作者派往南线去。
邓尼金占领库尔斯克并向奥廖尔推进，这就是彼得格勒无产阶级表现出这种高涨热情的全部原因。其他工业中心的工人应该学习他们的榜样。
邓尼金匪徒指望在我们的队伍中引起恐慌，使我们只想到防御，只想到这一方面。外电表明，英法帝国主义者在这一点上也十分热心地帮助邓尼金，正象他们用武器和成亿的卢布帮助他一样。外电向全世界叫嚣说，到莫斯科的路已经打通了。资本家想这样来吓唬我们。
但是，他们吓不倒我们。我们的军队是按照经过周密考虑并正在坚决执行的计划配置的。我们正继续不断地向给敌人提供兵员的主要地区进攻。最近几天，我军在博古恰尔区缴获了20门火炮，占领了韦申斯卡亚村，这些胜利说明我军正顺利地向着哥萨克的中心推进（过去和现在，单是哥萨克就能使邓尼金拥有很大的力量）。邓尼金一定会被粉碎，正如高尔察克已经被粉碎一样。我们是吓不倒的，我们一定能使我们的事业获得最后的胜利。
由于敌人占领了库尔斯克并向奥廖尔推进，我们面临的任务就是补充兵力，就地击退敌人。彼得格勒工人用自己的榜样表明，他们是正确地估计了这个任务的。我们正视危险，丝毫也不低估这种危险，但是，我们说，彼得格勒的例子证明我们是有补充的兵力的。为了击退敌人对奥廖尔的进攻，为了转入对库尔斯克和哈尔科夫的进攻，除现有力量外，我们必须把无产阶级中间的优秀工作者动员起来。库尔斯克的陷落造成了严重的危险局面。敌人还从来没有这样逼近过莫斯科。为了挽回这种危险局面，我们正在增派许多先进工人支队去补充原有的军队，以扭转退却部队的士气。
在我们南线军队中，归队的逃兵占了很大的数量。他们大部分是受了鼓动工作的影响，懂得了自己的责任，懂得了地主资本家政权复辟威胁的全部严重性而自动回来的。但是，他们很不稳定，缺乏坚忍精神，往往不战而退。
因此，动员新的无产阶级力量去支援军队就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动摇分子会坚强起来，士气会高涨，转机会到来。无产阶级一定会象在我国革命中往常所做的那样，帮助和引导劳动人民中的动摇阶层。
彼得格勒工人早就肩负了比其他工业中心的工人更重的担子。饥饿，战争威胁，抽调优秀工人到俄国各地的苏维埃岗位上去，这一切使彼得格勒无产阶级遭受的苦难超过其他地方的无产阶级。
然而我们看到，彼得格勒工人丝毫没有消沉，丝毫没有气馁。相反地，他们受到了锻炼。他们找到了新的力量。他们输送了朝气蓬勃的战士。他们出色地执行着先进部队的任务，对最需要帮助的地方进行帮助和支援。
有了这种新生力量去巩固我军的动摇部队，劳动群众——农民出身的士兵就能从自己人中，从更开展、更觉悟、更坚强的劳动者中获得新的领袖。因此，对我们农民军队的这种帮助，使我们比敌人具有决定性的优势；而在敌人那边，去“支援”他们的农民军队的只是些地主的子弟，我们知道，这种“支援”曾毁灭了高尔察克，也一定会毁灭邓尼金。
工人同志们！大家都来学习彼得格勒的同志们的榜样，开始这项新的工作吧！只要向彼得格勒的同志们看齐，把更多的力量投到军队的活动上去，发挥更多的主动性，鼓起更大的勇气，开展更广泛的竞赛，胜利就一定属于劳动者，地主资本家的反革命势力就一定会被粉碎。
附言：我刚听说，莫斯科也有几十个最忠实的同志上前线去了。莫斯科已经跟着彼得格勒行动起来。其他城市也一定会跟着莫斯科行动起来的。
尼·列·
1919年10月3日
载于1919年10月4日《真理报》第221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2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206—208页
注释：
[84]《彼得格勒工人的榜样》一文是为彼得格勒共产党员应征上前线而作。鉴于南线情况危急，1919年9月21日和26日俄共（布）中央召开全会，决定动员共产党员并派遣党和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上前线。俄共（布）中央于1919年9月30日在《俄共（布）中央通报》上发表的信件指出，各机关的共产党员，凡可由非党工作人员、妇女和国内战争中的残废人代替者，均须应征上前线。彼得格勒党组织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在9—11月间派往前线4000余名共产党员，其中有1800名是到军队担任领导工作的。列宁曾于10月2日致电格·叶·季诺维也夫，对彼得格勒工人坚决支援南线的行动表示敬意。——197。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俄共（布）党团和粮食人民委员部俄共（布）党团会议关于食品收购总结的决定草案（1919年10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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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俄共（布）党团和粮食人民委员部俄共（布）党团会议关于食品收购总结的决定草案
（1919年10月2日）
指定中央消费合作总社党团和粮食人民委员部在会上作两个关于3月20日、4月3日和7月3日[83]法令执行情况的翔实的报告，报告中要有各省和各种食品收购总结的数字，收购合同的数目、已完成多少、未完成多少等等；要各举一个合同和一个收购与分配区作详细介绍，要有关于我们掌握合作社的非贸易业务与贸易业务情况的资料，以及关于把资产阶级合作社变为社会主义合作社的情况的资料。
一个由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作
一个由粮食人民委员部作
｝星期三：一周。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4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19页
注释：
[83]3月20日法令是指人民委员会1919年3月16日批准、3月20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公布的《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列宁直接参加了这个法令的制定工作。
4月3日法令是指人民委员会1919年4月3日根据《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通过的《关于改组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管理机构的决定》。这个管理机构原来的成员多数是孟什维克。根据决定，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临时理事会补充了工人合作社的领导人安·马·列扎瓦、伊·阿·萨美尔、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列·米·欣丘克和人民委员会的代表彼·拉·沃伊柯夫、莫·伊·弗鲁姆金、奥·尤·施米特。根据人民委员会1919年6月27日的决定，尼·尼·克列斯廷斯基、斯·斯·皮利亚夫斯基和C·3·罗佐夫斯基也参加了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临时理事会。
7月3日法令是指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工农消费合作社的决定》。这个决定是对人民委员会《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的补充，1919年7月3日公布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参看注6）。——196。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人民委员会关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之间争执的决定草案（1919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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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委员会关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之间争执的决定草案[82]
（1919年9月30日）
人民委员会认为：
（1）国家监察部本应建议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关闭各司法部门，而不应采用发禁令的办法；
（2）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应立即采取最坚决的措施关闭大多属于寄生性的司法部门并禁止把这些部门的人员转移到其他部门。执行情况于一周内向小人民委员会报告；
（3）责成司法人民委员部对粮食人民委员部司法部门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司法部门的工作人员办事拖拉起诉。一周后向小人民委员会报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18页
注释：
[82]1919年9月30日，人民委员会在审批小人民委员会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控告所作的决定时通过了这个草案。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所以向小人民委员会控告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是因为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曾经下令撤销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九个司法部门。人民委员会在通过列宁提出的决定草案时增补了第3条，条文是：“要求各委员会在两周内也都提出报告”；同时把列宁所提草案的第3条作为决定的第4条，条文是：“为对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各司法部门人员办事拖拉起诉，责成司法人民委员部进行调查，一周后向小人民委员会报告。”
小人民委员会是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所属的一个常设委员会，1917年11月成立。设立小人民委员会是为了减轻人民委员会的负担。小人民委员会预先审议应由人民委员会决定的问题，自身也决定某些财政经济问题。小人民委员会一致作出的决定，经人民委员会主席签署，即具有人民委员会决定的效力。如遇意见分歧，则把问题提交人民委员会解决。小人民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成员由人民委员会从人民委员和副人民委员中任命，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代表也参加小人民委员会。1930年，小人民委员会被撤销。——195。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论苏维埃共和国女工运动的任务——在莫斯科市非党女工第四次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19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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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苏维埃共和国女工运动的任务
在莫斯科市非党女工第四次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1919年9月23日）
同志们，我能向女工代表会议表示祝贺感到非常高兴。我不准备涉及目前使每个女工和每个觉悟的劳动者理所当然最关心的那些问题。这些最迫切的问题就是粮食问题和我国军事形势问题。我从你们的会议报道中知道，这些问题都已在会上详细谈过了，托洛茨基同志谈了军事问题，雅柯夫列娃和斯维杰尔斯基两位同志谈了粮食问题，因此，我就不再谈这些问题了。
我想略微谈一谈苏维埃共和国女工运动的一般任务，也就是同向社会主义过渡有关的那些任务和目前急待解决的一些首要任务。同志们，关于妇女的地位问题，苏维埃政权在它诞生的时候就提出来了。我觉得，任何一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工人国家，它的任务都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比较简单容易。这一部分只触及把妇女置于同男子不平等的地位的旧法律。
从很久以前起，在几十年以至几百年的过程中，西欧各次解放运动的代表人物都曾提出要废除这些过时的法律，要求男女在法律上平等，可是任何一个欧洲民主国家，任何一个最先进的共和国，都没能实现这个要求，因为，只要还存在资本主义，保留土地私有制和工厂私有制，保留资本的权力，那么，男子就会有特权。俄国所以能实现这一点，完全是因为从1917年10月25日起，这里确立了工人政权。苏维埃政权刚诞生就决心成为反对一切剥削的劳动者的政权。它所提出的任务就是要使地主资本家不能再剥削劳动者，消灭资本的统治。苏维埃政权竭力要使劳动者建立起没有土地私有制和工厂私有制的生活，因为私有制在世界各国，甚至在有充分政治自由的最民主的共和国里，都使劳动者事实上处于贫困的、雇佣奴隶的地位，使妇女处于受双重奴役的地位。
苏维埃政权这个劳动者的政权在诞生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就在有关妇女的立法方面实行了最彻底的变革。苏维埃共和国彻底废除了使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法律。我指的就是专门利用妇女较弱的地位把她们置于不平等的甚至往往是受屈辱的地位的法律，即关于离婚、关于非婚生子女、关于女方要求子女的生父负担子女抚养费的权利的法律。
应该指出，正是在这方面，甚至最先进国家的资产阶级立法也利用妇女较弱的地位，使她们处于不平等的和受屈辱的地位。也正是在这方面，苏维埃政权彻底废除了劳动群众所不能容忍的不合理的旧法律。今天我们可以十分自豪而毫不夸大地说，除了苏维埃俄国，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实现了妇女与男子的完全平等，妇女不再处于日常家庭生活中显而易见的那种屈辱地位。这是我们最初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如果你们有机会同敌视布尔什维克的政党接触，或者得到高尔察克或邓尼金占领区出版的俄文报纸，或者有机会同拥护这些报纸的观点的人们交谈，你们就能时常听到他们责备苏维埃政权破坏民主。
我们这些苏维埃政权的代表者，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员和苏维埃政权的拥护者，经常受到某些人的指责。他们说我们破坏民主，并举出苏维埃政权解散立宪会议这件事作为指责的根据。对于这种指责，我们通常这样回答：这种民主和立宪会议是在世界上存在私有制的情况下产生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与人之间不平等，拥有资本的人当老板，其余的人即替他做工的人则是他的雇佣奴隶，——那样的民主在我们看来毫无价值。这种民主即使在最先进的国家也只是用来掩饰奴役制度的东西。我们社会主义者只拥护能改善劳动者和被压迫者的状况的民主。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反对一切人剥削人的现象。在我们看来，真正有意义的民主，是那种为处于不平等地位的被剥削者服务的民主。不劳动者被剥夺选举权，那才是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平等。不劳动者不得食。
我们回答这些指责说，应当提出某个国家中民主实现得如何的问题。我们看到，各民主共和国都宣布了平等，但是在民法中，在规定妇女的家庭地位和离婚权利的法律中，妇女到处都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处于受卑视的地位。我们说，这才是破坏民主，而且正是破坏被压迫者应享有的民主。苏维埃政权比所有最先进的国家更彻底地实现了民主，在它的法律中丝毫也看不到妇女受到不平等待遇的痕迹。再说一遍，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项民主立法，为妇女做到的都不及苏维埃政权在它建立后的最初几个月所做到的一半。
当然，光有法律是不够的，我们也决不满足于只颁布法令。但是在立法方面，我们已做了使男女地位平等所应做的一切，因此我们有理由以此自豪。目前妇女在苏维埃俄国的地位，从最先进国家的角度来看，已是很理想的了。但我们自己认为，这当然还只是开始。
只要妇女忙于家务，她们的地位就不免要受到限制。要彻底解放妇女，要使她们同男子真正平等，就必须有公共经济，必须让妇女参加共同的生产劳动。这样，妇女才会和男子处于同等地位。
当然，这里所指的不是要使妇女在劳动生产率、劳动量、劳动时间和劳动条件等等方面同男子相等，而是要使妇女不再因经济地位与男子不同而受到压迫。你们大家都知道，甚至在完全平等的条件下，妇女事实上仍然是受束缚的，因为全部家务都压在她们肩上。这种家务多半是非生产性的、最原始、最繁重的劳动。这是极其琐碎而对妇女的进步没有丝毫帮助的劳动。
我们追求社会主义的理想，要为社会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在这方面，妇女有十分广阔的工作场所。目前，我们正在认真地做准备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扫清地基；而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这件事，只有在男女完全平等的时候，只有在妇女摆脱了这种琐碎的、使人愚钝的非生产性工作而同我们一道从事新工作的时候，才能开始进行。这项工作我们得做好多好多年。
这种工作不可能立刻做出成绩，不会产生很显眼的效果。
我们正在创办食堂、托儿所这样一些示范性的设施，使妇女摆脱家务。建立这些设施的工作，主要应该由妇女来担任。应当承认，目前在俄国，这种能帮助妇女摆脱家庭奴隶状态的设施还不多。这种设施的数量还很小，而且目前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战争环境和所遭到的粮食困难（这些问题，有几位同志已在这里给你们详细讲过）又妨碍我们进行这一工作。不过还是应当指出，这些能帮助妇女摆脱家庭奴隶地位的设施，在一切稍有可能建立的地方，都在纷纷建立起来。
我们说，工人的解放应当是工人自己的事情，同样，女工的解放也应当是女工自己的事情。女工自己应当关心这种设施的发展，妇女的这种活动将根本改变她们以前在资本主义社会所处的那种地位。
在资本主义旧社会里，要从事政治活动需要有特殊的素养，因此，甚至在最先进、最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妇女也极少参加政治活动。我们的任务是要使政治成为每个劳动妇女都能参与的事情。自从土地私有制和工厂私有制被消灭、地主资本家政权被推翻以后，政治任务对于劳动群众和劳动妇女，已经是一种简单明白、大家完全能参与的事情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妇女处于无权的地位，与男子相比，她们是极少参与政治的。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有劳动者的政权，有了劳动者的政权，政治的首要任务就同劳动者自己的命运息息相关了。
这里，不仅需要党员女工和觉悟的女工，而且需要非党女工和觉悟最低的女工都来参加。这里，苏维埃政权为女工开辟了广阔的活动场所。
在同进攻苏维埃俄国的敌对力量作斗争时，我们的处境非常困难。无论在军事方面同进行战争来推翻劳动者政权的力量作斗争，或者在粮食方面同投机者作斗争，我们都感到困难，因为全心全意用自己的劳动来帮助我们的劳动者还不够多。在这方面，苏维埃政权认为最宝贵的莫过于广大非党女工群众的帮助了。她们应该知道，在资产阶级的旧社会，要进行政治活动也许需要有各方面的素养，而这是妇女办不到的。但在苏维埃共和国，政治活动的首要任务是反对地主资本家，是为消灭剥削而斗争，因此，在苏维埃共和国，政治活动是向女工开着大门的，这种活动就是妇女用自己的组织才能帮助男子。
我们不仅需要千百万人的组织工作；我们也需要规模很小的组织工作，使妇女也能参加劳动。妇女在战争条件下也是能够从事劳动的，例如支援军队，在军队中进行鼓动。妇女应当积极参加这一切工作，使红军看到人们在关怀他们，在为他们操心。妇女也可以在粮食部门工作，如分配粮食，改善群众的伙食，发展目前正在彼得格勒广泛设立的食堂等等。
也就是在这些方面，女工的活动起着真正的组织者的作用。妇女还需要参加建立并监督大型试验农场的工作，使这一事业在我们这里不致成为孤立无援的事业。没有大批劳动妇女参加，这一事业是无法完成的。做这种工作，无论是监督产品分配，或是监督便利人们拿到产品的工作，女工都是完全适合的。这一任务，非党女工完全能够胜任，而这一任务的实现，首先会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巩固。
苏维埃政权已经废除了土地私有制，几乎完全废除了工厂私有制，正力求使所有的劳动者，无论党员或非党员，无论男子或妇女，都参加这一经济建设。苏维埃政权所开始的这一事业，只有在全俄国千百万妇女而不是几百个妇女参加进来时，才能够向前推进。那时，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将会巩固。那时，劳动者会证明，没有地主和资本家，他们也能生活，也能管理经济。那时，社会主义建设在俄国将十分稳固，国内外的任何敌人都将不再对苏维埃共和国构成威胁了。
载于1919年9月25日《真理报》第21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198—205页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致美国工人（1919年9月2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7卷
致美国工人[81]
（1919年9月23日）
同志们！大约一年以前我在《给美国工人的信》（1918年8月20日）中，向你们说明了苏维埃俄国的情况和它的任务。［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47—63页。——编者注］这还是德国革命以前的事。自那以后，世界发生的事变证实了布尔什维克对于1914—1918年帝国主义战争的估价，特别是对于协约国帝国主义的估价是正确的。自那以后，苏维埃政权在全世界工人群众的心目中就成为可以理解和亲近的了。各国工人群众摆脱掉浸透着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旧领袖们的影响，日益相信资产阶级议会腐朽，相信必须有苏维埃政权，劳动者政权，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使人类挣脱资本的枷锁。不管各国的资产阶级多么猖獗，多么疯狂，苏维埃政权一定会在全世界获得胜利。他们同我们作战，唆使主张恢复资本压迫的反革命分子进攻我们，使俄国淹没在血泊里。资产阶级实行封锁，支持反革命，给俄国的劳动群众带来了空前未有的苦难。但是，我们击溃了高尔察克，现在正怀着必胜的信心同邓尼金作战。
尼·列宁
1919年9月23日
※※※
常常有人问我：有些美国人（不仅是工人，而且主要是资产者）不赞成同俄国打仗，他们希望在缔结和约后不仅同我们恢复贸易关系，而且能够从俄国获得一定的承租权，他们这样想对不对呢？我再说一遍，他们这样想是对的。持久和平会大大改善俄国劳动群众的处境。毫无疑问，俄国劳动群众是会同意给予一定的承租权的。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共存的时期，我们也愿意在合理的条件下给予承租权，作为俄国从技术比较先进的国家取得技术帮助的一种手段。
尼·列宁
1919年9月23日
载于1919年12月17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第20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196—197页
注释：
[81]本文曾被美国记者麦克·布雷德作为他对列宁的访问记发表于1919年12月17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并收入他在1920年出版的《苏维埃俄国的野蛮》一书。据麦克·布雷德在他这本书中的记述，列宁同他谈话时还驳斥了所谓苏维埃政权是少数人的专政的说法，指出大多数产业工人和至少一半农民是拥护苏维埃政权并决心用生命来捍卫它的。——187。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格·季诺维也夫《论我党党员人数》一文序言（1919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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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季诺维也夫《论我党党员人数》一文序言
（1919年9月21日）
季诺维也夫同志给我寄来这篇文章，要我把它送给莫斯科的报刊。我很高兴地满足了他的要求。我认为，这篇文章值得所有报纸转载。要让全体党员同志注意这篇文章，各地都应该仿效彼得堡，极其严格地把“混进来的人”清除出我们党，同时尽力把工人和农民群众中的所有优秀分子吸收到党里来。
尼·列宁
载于1919年9月21日《真理报》210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195页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资产阶级如何利用叛徒（1919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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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如何利用叛徒
（1919年9月20日）
我们的无线电台经常截获从卡那封（英国）、巴黎及欧洲其他中心城市发出的电讯。巴黎现在是世界帝国主义者联盟的中心，因此那里发出的无线电讯常常是特别令人感兴趣的。几天以前，在9月13日，这个世界帝国主义中心的政府电台向各国报道了著名叛徒、第二国际领袖卡尔·考茨基的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新书出版的消息。
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们使用自己政府的电台并不是无缘无故的。他们认为必须把考茨基发起新进攻的消息告诉大家。为了同迎面袭来的布尔什维主义作斗争，他们不得不抓住一切，连一根稻草，连考茨基的一本书也不放过。我们衷心感谢法国的百万富翁老爷们这样出色地帮助宣传布尔什维主义！他们这样有力地帮助我们，竟使考茨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市侩庸俗的喧嚣变成了笑柄！
今天，9月18日，我收到了一份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这些杀害卡·李卜克内西和罗·卢森堡的凶手办的报纸——9月7日的《前进报》[72]，上面载有弗里德里希·施坦普费尔写的一篇关于考茨基这本新书（《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章，并引了这本书中的许多话[73]。我们把施坦普费尔的文章同巴黎的电讯加以对照，就看出后者显然是以前者为依据的。谢德曼之流和诺斯克之流先生们，这些德国资产阶级的卫士、残杀德国共产党人的刽子手，极力吹捧考茨基的这本书，并在反对国际共产主义的斗争中与协约国帝国主义者联合起来。这是一个多么富有教育意义的场面！而我们的孟什维克，这些伯尔尼国际即黄色国际最典型的代表们，看到我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称考茨基为资产阶级奴仆［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229—327页。——编者注］，竟气愤得不知说什么好。
先生们，不管你们怎样大动肝火，这是事实！《前进报》的谢德曼分子和协约国的百万富翁们，并不是由于与我合伙同谋而赞扬考茨基并把他捧出来当作同世界布尔什维主义作斗争的工具。就对资产阶级的态度来说，考茨基实际上正是我所说的那种人，虽然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是那种人，也不愿意做那种人。
为了表明这种在马克思主义名义掩盖下的对社会主义和革命的背弃已经到了何种地步，我们把考茨基对布尔什维克最“严厉的”责难举出几点来看看。
施坦普费尔写道：“……考茨基详尽地指出，布尔什维克最后总是同自己的目标背道而驰：他们过去是反对死刑，现在却大批枪杀人……”
第一，说布尔什维克反对在革命时期采用死刑，这明明是撒谎。1903年，即布尔什维主义产生的那一年，在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制定党纲时，大会的记录中记载着：把废除死刑列入党纲的主张只是引起了一片嘲笑的喊声：“对尼古拉二世也这样吗？”[74]在1903年，甚至孟什维克也不敢把废除对沙皇的死刑的建议提付表决。到了1917年克伦斯基执政时期，我在《真理报》上写过：任何一个革命政府不用死刑是不行的，全部问题仅在于该政府用死刑这个武器来对付哪一个阶级。考茨基不会革命地考虑问题，陷入庸俗的机会主义，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他竟不能想象，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远在取得胜利以前就能公开承认必须对反革命分子使用死刑！“真诚的”考茨基真是一个真诚的人，一个真诚的机会主义者，因此他可以不知羞耻地造谣诬蔑他的对手。
第二，一个人只要对革命稍有一点了解，他就不会忘记，现在说的不是一般的革命，而是从各国的帝国主义大厮杀中成长起来的革命。从这种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居然不遭受隶属于地主资本家阶级的成千上万的军官的暗算和反革命谋杀，是可以想象的吗？在最残酷的国内战争正在进行，资产阶级阴谋引入外国军队来推翻工人政府的时期，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居然不用死刑来惩罚这种行动，是可以想象的吗？除了不可救药的可笑的书呆子以外，任何一个人都会否定地回答这些问题。但是以前曾经善于在具体历史情况下提出问题的考茨基竟然忘记了这一点。
第三，如果考茨基不善于研究自己所要研究的对象而去造布尔什维克的谣言，如果考茨基不善于思考，甚至不能提出从四年战争中成长起来的革命有什么特点的问题，那他至少可以看看自己周围的情况。在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国，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被军官们杀害，这证明了什么？军官们杀了人，居然逃之夭夭，后来又被故意重罪轻判，这又证明了什么？考茨基先生及其整个“独立”党（对无产阶级独立但完全依赖小资产阶级偏见的党）以抱怨、谴责和庸人的哀叹来回避这些问题。而正因为如此，全世界的革命工人越来越脱离考茨基之流、龙格之流、麦克唐纳之流、屠拉梯之流而转到共产党人方面来，因为革命无产阶级需要的是战胜反革命，而不是软弱无力地“谴责”反革命。
第四，“恐怖主义”问题看来是考茨基书中的主要问题。这一点可以从该书的标题看出来，也可以从施坦普费尔下面的话看出来：“……考茨基断言公社的基本原则不是恐怖主义而是普选权，这无疑是正确的。”我曾在我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引用了充分的材料来证明这一类关于“基本原则”的议论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多么大的嘲讽。现在我的任务不同了。为了指出考茨基关于“恐怖主义”的议论具有什么价值，这种议论是为谁服务，是为哪一个阶级服务，我把一篇自由派的短文全部引在这里。这篇短文是给美国自由派杂志《新共和》（1919年6月25日）[75]编辑部的一封信。该杂志一般抱着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它比考茨基之流先生们的大作好的地方，就是它既不把这种观点称为革命的社会主义，也不把这种观点称为马克思主义。
下面就是这封给编辑部的信的全文：
“曼纳海姆和高尔察克
编辑先生：盟国政府拒绝承认俄国苏维埃政府，据这些政府说，有下列几点原因：
1．苏维埃政府现在（或过去）是亲德的〈pro-german，即站在德国方面的〉。
2．苏维埃政府是靠恐怖主义维持的。
3．苏维埃政府是不民主的，不能代表俄国人民。
但是盟国政府很早就承认了目前在曼纳海姆将军独裁统治下的芬兰白卫政府，尽管下列事实是很明显的：
1．德国军队帮助白卫分子摧毁了芬兰社会主义共和国，曼纳海姆将军曾多次致电德皇表示钦佩和敬意。而苏维埃政府却在俄国前线的军队中间竭力进行宣传来动摇德国政府。芬兰政府是远比俄国政府更为亲德的。
2．现在的芬兰政府在执掌政权后，几天中就冷酷地处死了前社会主义共和国的16700名人员，另外还把70000人关进集中营，要把他们活活饿死。而根据官方材料，俄国在一年之内，即到1918年11月1日为止，共处死3800人，其中包括许多被收买的苏维埃公职人员以及反革命分子。芬兰政府是远比俄国政府更为恐怖的。
3．芬兰白卫政府杀了、关了近90000名社会党人，还把近50000人驱逐出境、赶到俄国——芬兰是个小国，选民人数仅约400000——认为进行选举已稳有把握。尽管采取了一切防范措施，大多数社会党人候选人还是当选了，但是曼纳海姆将军却象海参崴选举后的盟国一样，不批准他们任何一个人的议员资格。而被苏维埃政府剥夺选举权的，却是那些不做有益的工作来获得生活资料的人。芬兰政府比俄国政府显然更不民主。
在鄂木斯克，民主与新秩序的伟大捍卫者海军上将高尔察克的情形也是这样，可是盟国政府一直支持这位海军上将，供给他武器装备，现在还准备给予正式承认。
因此，盟国提出的反对承认苏维埃的任何论据，如果用来反对曼纳海姆和高尔察克，那是更为有力也更为公正的。但是，他们都得到了承认，而对快要饿死的俄国的封锁却越来越加紧了。
斯围亚特·蔡斯（StuartChase）
于华盛顿”
这位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短文绝妙地揭露了考茨基之流、马尔托夫之流、切尔诺夫之流、布兰亭之流先生们以及黄色伯尔尼国际的其他英雄们的极端卑鄙和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
第一，考茨基和所有这些英雄在恐怖主义和民主的问题上诬蔑了苏维埃俄国。第二，阶级斗争实际上正在世界范围内以最尖锐的形式进行，他们评价事件却不是从这一角度出发，而是象市侩庸人那样长吁短叹，说什么假如资产阶级民主同资本主义没有联系，假如世界上没有白卫分子，假如全世界的资产阶级不支持这些白卫分子等等，那么情形该会如何如何。第三，把美国人的这篇短文同考茨基一伙人的议论加以比较，我们就清楚地看到，考茨基在客观上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充当资产阶级的奴仆。
全世界的资产阶级都支持曼纳海姆之流和高尔察克之流，企图扼杀苏维埃政权，诬蔑它实行恐怖主义和不民主。事实就是这样。因此，当考茨基、马尔托夫、切尔诺夫及其同伙唱着他们关于恐怖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歌曲时，他们只不过在给资产阶级当应声虫。全世界资产阶级正是用这支歌曲来欺骗工人，正是在这种歌声中扼杀工人革命。那些“诚挚地”即极端愚蠢地唱着这支歌曲的“社会主义者”的个人的真诚，丝毫也不能改变这支歌曲的客观作用。“真诚的机会主义者”考茨基之流、马尔托夫之流、龙格之流以及他们的同伙，变成了“真诚的”（由于毫无气节）反革命分子。
事实就是这样。
这位美国自由派懂得了——不是由于他的理论修养，而完全是由于他在相当广阔的范围内即在世界的范围内对事件作了细心的观察——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在组织和进行反对革命无产阶级的内战，为此他们支持俄国的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芬兰的曼纳海姆、高加索的资产阶级走狗即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波兰的帝国主义者和波兰的克伦斯基之流、德国的谢德曼分子、匈牙利的反革命分子（孟什维克和资本家）等等。
而考茨基这个十足的反动的市侩，则继续为内战的恐怖和惨象哭哭啼啼！这里不仅没有一点革命意识的影子，没有一点历史现实主义的影子（因为了解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必然性，究竟不是罪过），而且是直接替资产阶级帮腔，帮助资产阶级，在这场世界各地已经在进行或者正十分明显地酝酿着的内战中，考茨基事实上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的。
作为理论家的考茨基用对内战的喧嚷、喊叫、哭号和歇斯底里来掩盖他的破产。正确的正是布尔什维克，他们在1914年秋天就向全世界宣告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形形色色的反动分子都表示愤怒或加以嘲笑，但布尔什维克是正确的。要掩盖自己的彻底失败，自己的轻率言行，自己的鼠目寸光，就必须竭力用内战的惨象来吓唬小资产者。作为政治家的考茨基就是这样做的。
他在谈论这点时达到了多么荒谬可笑的地步，可由下面的事实看出来。考茨基断言，把希望寄托在世界革命上是没有根据的，而且——你们认为他的论据是什么呢？他说，欧洲如果发生俄国式的革命，就会“在全世界燃起〈Entfessellung，挑起〉整整一代的国内战争”，而且挑起的并不是真正的阶级斗争，而是“无产者之间的自相残杀的斗争”。施坦普费尔援引的这些黑体字的话正是考茨基的话，援引者当然是欣赏这些话的。
谢德曼手下的恶棍们和刽子手们怎能不欣赏这些话呢！“社会主义者的领袖”拿革命吓唬人民，要把人民吓得离开革命！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考茨基在这里竟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称霸世界的协约国同俄国作战将近两年，它们正在点燃本国的革命。如果革命能在现在开始，哪怕只是刚刚开始，只是在妥协阶段，只是发生在协约国的一两个大国，那它立刻就能使俄国的内战停下来，立刻就能使殖民地几亿人民得到解放，因为那里充满着愤怒和不满，只不过现在被欧洲的暴力抑制着罢了。
考茨基在整个帝国主义战争期间，显露出他的卑鄙的奴才灵魂的魅力，不仅如此，现在显然还有这样一个原因在起作用：他被俄国内战的持久性吓坏了。吓得他忘了想一下，同俄国作战的是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欧洲如果有一两个大国发生革命，就会彻底摧毁资产阶级的全部力量，就会根本粉碎它的统治，使它在地球上任何地方都没有藏身之处。
实际上，两年来全世界资产阶级反对俄国革命无产阶级的战争，鼓舞了全世界的革命者，证明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已近在咫尺，伸手可得。
至于谈到“无产者之间”的内战，这种说法我们早已从切尔诺夫之流和马尔托夫之流那里听到过。我们举一个明显的例子来说明这种说法的极端卑鄙。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一部分农民即旺代人曾替国王作战来反对共和国。1848年6月和1871年5月，在扼杀革命的卡芬雅克和加利费的军队中也有一部分工人。如果有人说：我为“1792年法国农民之间的内战”、“1848年和1871年工人之间的内战”而悲痛，你们对这样一个人会说些什么呢？你们会说，这是头号伪君子，是反动派、君主制度和卡芬雅克之流的维护者。
你们这样说是正确的。
只有不折不扣的白痴才会到现在还不明白，俄国正在进行（而全世界正在开始或正在酝酿）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内战。从来没有而且永远不可能有那样一种阶级斗争，即先进阶级的一部分不站在反动派方面。内战也是一样。部分落后工人必然会一时帮助资产阶级。只有无赖才会用这一点来替自己倒向资产阶级的行为辩护。
从理论上说，这是不愿意了解1914年以来全世界整个工人运动全部历史上的一切事实有力地说明了什么。被庸俗习气和机会主义腐蚀了的、被“肥缺”和资产阶级的其他小恩小惠收买了的工人阶级上层分子之间的分裂，1914年秋天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而在1915—1918年间更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考茨基无视这个历史事实，竟责备共产党人闹分裂，这只是第一千遍证明他充当的是资产阶级奴仆的角色。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2年到1892年这40年中，经常谈到英国的殖民地优势和垄断造成了英国部分工人（即上层分子、领袖、“贵族”）的资产阶级化。很明显，帝国主义垄断必定会在20世纪的许多国家中造成英国那样的情况。在一切先进国家里，我们都能看到工人阶级的领袖和上层分子腐朽堕落，卖身投靠，倒向资产阶级。这是因为资产阶级施用小恩小惠，把“肥缺”赐给这些领袖，把自己的利润的零头赏给这些上层分子，把报酬最少的和最笨重的工作放到由国外招募来的落后工人身上，不断增加“工人阶级贵族”优于群众的特权。
1914—1918年的战争完全证明，无产阶级的领袖和上层分子，一切社会沙文主义者如龚帕斯之流、布兰亭之流、列诺得尔之流、麦克唐纳之流、谢德曼之流等等，都已背叛了社会主义，倒向资产阶级方面，同时，一部分工人群众由于守旧心理，自然会在一段时间内跟着这些资产阶级流氓走。
胡斯曼之流、王德威尔得之流、谢德曼之流的伯尔尼国际，现在已完全成为这些社会主义叛徒的黄色国际。不同这些叛徒作斗争，不同这些叛徒决裂，那就根本谈不上什么真正的社会主义，谈不上什么为社会革命而真诚地工作。
让德国的独立党人脚踏两只船吧，他们的命运就是如此。谢德曼分子已经把考茨基当作“自己”人来亲吻和拥抱了。施坦普费尔正在大肆宣扬这件事。考茨基也的确是谢德曼之流的真正同志。既是独立党人又是考茨基的朋友的希法亭，却在卢塞恩建议把谢德曼之流从国际中开除出去。自然，希法亭只是遭到了黄色国际的真正领袖们的嘲笑。希法亭提出这项建议或者是由于极端的愚蠢，或者是由于极端的虚伪，因为他既想在工人群众中享有“左派”的声誉，又想在资产阶级奴仆的国际中保留一个席位！对于作为领袖之一的希法亭的行为不论作什么解释，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独立党人”的毫无气节，以及谢德曼之流、布兰亭之流、王德威尔得之流的卑鄙龌龊，必然会使无产阶级群众愈来愈离开堕落为叛徒的领袖。在某些国家中，帝国主义能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分裂工人，英国的例子就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在世界范围内，革命者联合起来、群众同革命者联合起来以及黄色社会党人被赶走的趋势却是一直在发展。共产国际的巨大成就证明了这一点，例如美国已经成立了共产党[76]，巴黎的重建国际联系委员会和保卫工团委员会[77]已经站到第三国际方面来了。巴黎有两种报纸转到了第三国际方面，这就是雷蒙·佩里卡的《国际报》[78]和乔治·昂克蒂尔的《禁名报》（《布尔什维克报》？）。英国正处在共产党成立的前夕，英国社会党、“车间代表委员会”（ShopStewardsCommittees）中的优秀人物，以及革命的工厂工人等等之中的优秀人物现在都拥护共产党。瑞典的左派、挪威的社会民主党人、荷兰的共产党人以及瑞士和意大利的社会党[79]，都已经同德国的斯巴达克派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站在一个行列里了。
共产国际在1919年的几个月内已成为全世界的国际，它领导着群众，并坚决反对伯尔尼和卢塞恩的伙伴们组成的“黄色”国际中的社会主义叛徒。
最后，我想谈一个特别富有教育意义的消息，它足以说明机会主义领袖们的作用。今年8月，黄色社会党人代表会议在卢塞恩举行会议期间，日内瓦报纸《小报》（《LaFeuiller》）[80]在那里用各国文字出版了载有报告和报道的特刊。在英文版上（8月6日，星期三，第4号），载有记者对荷兰机会主义政党的著名领袖特鲁尔斯特拉的访问记。
下面是特鲁尔斯特拉的谈话：
“11月9日的德国革命，在我国〈荷兰〉政界的领袖和工会领袖中间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荷兰统治集团曾有几天陷于惊慌失措之中，尤其是，当时军队中几乎普遍发生哗变。
鹿特丹和海牙的市长力图建立起自己的组织作为反革命的辅助力量。一个由过去的将军们（其中有一个以镇压中国义和团起义来炫耀自己的老军官）组成的委员会，企图把一些同志引入迷途，把他们武装起来反对革命。自然，他们的努力得到了相反的效果，在鹿特丹，有一个时候好象就要建立工人苏维埃。但是政治团体和工会组织的领袖们却认为采取这种办法还不是时候，因而只限于提出实现工人要求的最低纲领和发表激烈的告群众的号召书。”
特鲁尔斯特拉就是这样说的。他还吹了不少牛，说他怎样发表革命言论，甚至主张夺取政权，说他懂得议会和纯粹政治民主是不够的，他承认在过渡时期要采取“秘密的”斗争“方式”和“无产阶级专政”，等等。
特鲁尔斯特拉是一个标准的为资产阶级服务而欺骗工人的卖身求荣的机会主义领袖。在口头上他向你承认一切，你看，又是苏维埃，又是无产阶级专政，要什么有什么。实际上，特鲁尔斯特拉是最卑鄙的工人叛徒，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实际上，他是那些在紧要关头转向资产阶级，从而拯救了荷兰资产阶级的荷兰“政治团体和工会组织的领袖们”的领袖。
特鲁尔斯特拉所说的那些事实，是十分明显和确凿无疑的。荷兰的军队已被动员起来。无产阶级已经武装起来，并且在军队里面已经同全体人民中最贫苦的阶层联合起来。德国革命激起了工人的热情，引起了“军队中几乎普遍的哗变”。显然，革命领袖的职责是引导群众走向革命，是在工人武装和德国革命的影响能够立刻解决问题的时候不错过时机。
以特鲁尔斯特拉为首的叛徒领袖们投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他们用改良来安抚工人，并且用更多的改良的诺言、“激烈的号召书”和革命的词句来安抚他们，哄骗他们。正是特鲁尔斯特拉和他那一类的伯尔尼卢塞恩第二国际的“领袖”先生们帮助资产阶级遣散了军队，拯救了资本家。
工人运动一定会抛弃叛徒和变节分子特鲁尔斯特拉之流和考茨基之流，摆脱那些欺骗群众、实际上执行资本家政策的资产阶级化的上层分子而向前迈进。
1919年9月20日
附言：照施坦普费尔的叙述来看，考茨基没有提起苏维埃国家制度。在这个主要的问题上，他是不是放弃了自己的立场呢？是不是不再为他那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里关于这个问题的庸俗见解辩护了呢？是不是宁愿从主要的问题转到次要的问题上去呢？将来有机会读到考茨基那本小册子的时候，我们就会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载于1919年9月《共产国际》杂志第5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182—194页
注释：
[72]前进报（《Vorwarts》）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1876年10月创刊，先后在莱比锡和柏林出版。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前进报》逐渐转入党的右翼手中。它支持过俄国的经济派和孟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进行反对苏维埃的宣传。1933年停刊。——174。
[73]指弗·施坦普费尔的《考茨基反对斯巴达克》一文，载于1919年9月7日《前进报》第457号。——174。
[74]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经济派分子莉·彼·马赫诺韦茨（布鲁凯尔）曾提出废除死刑的建议，被会议以多数票否决（赞成的有10票）。——175。
[75]《新共和》（《TheNewRepublic》）是美国杂志（周刊），1914年创刊，在华盛顿出版。该刊反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自由主义观点。——177。
[76]美国共产党于1919年9月成立。9月1—5日，退出美国社会党的以查·鲁腾贝格为首的该党左翼举行了美国共产党成立代表大会。几乎与此同时，以约·里德为首的另一个左翼集团也于8月31日—9月5日召开了美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成立代表大会。这两个党并没有纲领性的分歧，它们在各自的成立代表大会上都通过了参加第三国际的决议。由于受政府迫害，这两个党随即转入地下。1920年它们彼此建立了联系，并于1921年5月合并为美国统一共产党。该党不久加入同年12月组成的合法的美国工人党。在1923年12月30日—1924年1月1日举行的代表大会上，美国工人党决定改称美国工人（共产）党。1930年6月改称美国共产党。——183。
[77]国际联系委员会即重建国际联系委员会，是法国国际主义者于1916年1月建立的。这是法国社会党人在法国建立革命的国际主义组织来对抗社会沙文主义组织的初步尝试。根据列宁的意见，伊·费·阿尔曼德参加了委员会的工作。这个委员会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日益壮大的法国工人运动的影响下，成了团结革命的国际主义者的中心。委员会于1920年加入了法国共产党。
保卫工团委员会是1916年秋由一批否定议会活动因而退出国际联系委员会的法国工团主义者建立的。该委员会于1919年5月决定加入共产国际。——183。
[78]《国际报》（《L’Internationale》）是法国工团主义者的周报，保卫工团委员会的机关报，1919年2月15日—7月15日在巴黎出版，由雷·佩里卡编辑。——183。
[79]瑞士社会党（瑞士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870年，加入过第一国际。1888年重新建立。机会主义分子在党内有很大势力，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6年秋，该党右翼（格留特利联盟）从党内分裂出去。以罗·格里姆为首的多数党员采取中派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立场。党内左派则坚持国际主义立场。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该党左翼增强。左派于1920年12月退出该党，1921年3月同1917—1918年出现的一些共产主义团体一起组成了瑞士共产党（现称瑞士劳动党）。
意大利社会党于1892年8月在热那亚代表大会上成立，最初叫意大利劳动党，1893年改称意大利劳动社会党，1895年开始称意大利社会党。从该党成立起，党内的革命派就同机会主义派进行着尖锐的思想斗争。1912年在艾米利亚雷焦代表大会上，改良主义分子伊·博诺米、莱·比索拉蒂等被开除出党。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1915年5月意大利参战，意大利社会党一直反对战争，提出了“反对战争，赞成中立！”的口号。1914年12月，拥护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政策、主张战争的叛徒集团（贝·墨索里尼等）被开除出党。意大利社会党人曾于1914年同瑞士社会党人一起在卢加诺召开了联合代表会议，并积极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1915年）和昆塔尔（1916年）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1916年底意大利社会党在党内改良派的影响下走上了社会和平主义的道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意大利社会党积极支持保卫苏维埃俄国的运动，1919年宣布参加共产国际。1921年，革命的一翼退出该党，建立了意大利共产党。——183。
[80]《小报》（《LaFeuille》）是1917年8月—1920年在日内瓦出版的报纸（日报），由让·德布雷任编辑。该报标榜不追随任何政党，实际上站在伯尔尼国际的立场上。——183。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人民委员会关于中央纺织工业委员会由集体管理制改行个人管理制的决定草案（1919年9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7卷
人民委员会关于中央纺织工业委员会由集体管理制改行个人管理制的决定草案[71]
（1919年9月4日）
（1）责成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逐步缩减各委员会委员的人数，特别要弄清楚试行共产党员个人管理制或在共产党员任政治委员的条件下试行专家个人管理制的情况。
（2）在实行集体讨论和决定的同时，应坚决实行对某种工作或某项业务的个人负责制。
（3）规定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其他拥有企业的人民委员部于两月后提出报告，说明实际执行这些任务的情况（特别要报告实际学习管理的工人的人数和他们从事这项工作的工龄）。
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181页
注释：
[71]这个决定草案是在1919年9月4日人民委员会的会议上通过的。——173。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在巴斯曼、列福尔托沃、阿列克谢耶夫、索科利尼基四个区非党工人红军战士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19年9月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7卷
在巴斯曼、列福尔托沃、阿列克谢耶夫、索科利尼基四个区非党工人红军战士代表会议上的讲话[65]
（1919年9月3日）
同志们！让我向你们非党工人红军战士代表会议和炮兵训练班毕业生红军指挥员表示祝贺。召开这次会议是为了讨论巩固我国国家制度和我国国家机构的问题。
世界各国的工人群众都遭受着压迫。他们不能享用资本主义的文化财富，其实正是劳动群众才应该是全部国家生活的基础。同志们，在我们这里，劳动群众是苏维埃共和国的根本和基础。1917年2月劳动者取得胜利之后，全俄各地立即建立了苏维埃。建立苏维埃的思想并不是在1917年才第一次出现，早在1905年就已经产生了。那时就已经有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十月革命之后，各国工人都同情苏维埃政权，这是有深刻的内在原因的。
同志们，让我来谈一下苏维埃俄国政治生活的主要基础。我没有精确的材料来说明我们共和国的经济情况。关于这一点，特别是关于工农政府的粮食政策，其他的报告人大概会谈到的。我只来谈谈我们共和国在政治方面的情况。
为了更好地了解苏维埃政权的基本状况，我们应当回顾一下过去，注意一下从1917年开始的我国革命的进程。我国革命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苏维埃政权成立以前克伦斯基执政和科尔尼洛夫叛乱时期，第二个时期是卡列金、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组织叛乱破坏苏维埃政权的时期。作为劳动者的非党工人一定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我国形成了这样两个时期，为什么它们是相互联系着的。
同志们！每一个工人，每一个红军战士，每一个劳动者都应该想一想，为什么有人责骂我们的苏维埃政权实行恐怖，为什么有人说布尔什维克是独裁者，是暴徒。另一方面，每一个劳动者都应该问一问自己，为什么克伦斯基、卡列金和高尔察克的政权这样容易垮台。你们大家都知道，在克伦斯基执政时期，整个俄国到处都是工兵代表苏维埃，同时，全部政权却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盟国支持资产阶级，希望俄国把战争继续下去，而俄国资产阶级自己为了获得达达尼尔海峡，也希望把战争继续下去。所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所支持的克伦斯基资产阶级政府不愿意也不可能公布血腥的尼古拉政府与盟国缔结的条约。资产阶级当时就这样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帮助下靠欺骗统治劳动群众。
你们大家都记得，1917年革命刚开始的时候，苏维埃中布尔什维克是很少的。我记得6月间举行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66]的时候，布尔什维克甚至还不到代表的七分之一。资产阶级以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所谓社会主义政党曾经这样说我们：布尔什维克会对劳动者起腐蚀作用。然而在这个期间，克伦斯基资产阶级政府究竟做了些什么呢？它只是用诺言来安抚劳动群众，而这些诺言又不兑现。土地法并没有颁布。当土地委员会试图把地主的土地拿来分给贫苦农民时，这些土地委员会的委员却遭到了逮捕。劳动者逐渐明白，这个政权是什么也不会给他们的。他们开始懂得，能够给他们东西的，只有自己的政权，即工人和贫苦农民的政权。
就在这个时候，科尔尼洛夫向彼得格勒进攻了。科尔尼洛夫的进攻并不是偶然的，这是克伦斯基政府的欺骗政策造成的结果，这个政府时时刻刻都力图使地主同农民、劳动者同剥削者、劳动同资本和解。于是地主、军官、资本家便想把全部政权彻底掌握在他们手中。因此发生了科尔尼洛夫的进攻。苏维埃看清了危险，就团结起来抵抗科尔尼洛夫。在这以后克伦斯基资产阶级政府还继续实行欺骗政策，工人群众的觉悟开始迅速提高，早在十月革命以前，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的人数就已开始迅速增多。我们在十月夺取了政权之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时常跑到斯莫尔尼宫来威胁我们，说前线的军队要回来把我们消灭掉。我们对他们只是报以冷笑，因为我们知道，劳动群众对我们的解释是会理解的，他们是拥护劳动者的政权的，因此也是拥护苏维埃政权的。果然，当许多代表团从前线来到彼得格勒，我们向他们解释了当前的情况以后，他们都转到我们这边来了。这对你们非党劳动者来说是生动的一课。每一个劳动者，每一个工人，每一个红军战士都应该从克伦斯基政府的历史中学习，我再说一遍，这个政府是想把地主同农民、工人同老板、劳动同资本的利益协调起来的。
人们原以为克伦斯基政府是很强大的，因为盟国资产阶级政府答应支持它，但它还是垮台了。克伦斯基政府所以垮台，是因为它靠的是欺骗，没有实在的根基。克伦斯基政府答应劳动者实行全民选举，不过是想用这种选举蒙蔽劳动群众，使他们不去注意真实情况。所以在十月革命以后，无产阶级自己掌握了政权，它首先就组织了自己的管理机关——工兵代表苏维埃。
工农政府立刻抛弃了克伦斯基资产阶级政府的欺骗政策。人民委员会的第一件事就是公布血腥的尼古拉政府同我们以前的盟国缔结的秘密条约。工农政府公开声明再也不愿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打仗，并且不顾资产阶级的奴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一切诽谤，向所有交战国提出了开始和谈的建议。这时，各国工人都看到苏维埃政权不愿继续进行战争。德国强盗强迫赤手空拳的俄国签订了掠夺性的布列斯特和约。各国觉悟的工人群众对苏维埃政权的同情日益深厚了。当协约国资产阶级政府强迫德国强盗签订更苛刻更带掠夺性的和约时，各国工人终于明白，他们一直在受人愚弄。于是反对一直欺骗他们的人的呼声高涨起来了。工人们开始要求建立劳动群众——工人和农民——的政权，即苏维埃政权。
这就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所支持的克伦斯基和高尔察克的资产阶级政权很快就垮台的原因。（你们大家都知道，孟什维克马伊斯基参加了西伯利亚政府[67]。）受外国资产阶级支持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捷克斯洛伐克军先是联合起来反对布尔什维克，后来又联合起来建立全民民主政权。可是情况怎样呢？高尔察克类型的军官解散了西伯利亚的立宪会议，建立了军官、资本家和地主的政权。这样，西伯利亚的劳动群众根据亲身体验知道自己受了欺骗，而正因为这样红军才能够在很短的期间内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整个西伯利亚——现在西伯利亚的工人和农民都自动起来帮助红军了。
同志们，现在应该想一想为什么有人说布尔什维克使用暴力，说布尔什维克是独裁者。那些跟着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捷克斯洛伐克军以及高尔察克一起走的人，为什么很快都离开了他们？地主、资本家和军官在西伯利亚取得政权之后，为什么就立即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赶出西伯利亚政府而以高尔察克来代替他们？为什么这个得到各方面支持的政府垮得这样快？这都是因为他们的一切言论和行动都不过是欺骗和虚伪。因为他们不履行自己的诺言，不给人民立宪会议、人民政权或别的什么民主政权，而实行了地主和军官的专政。
同志们，资产阶级由于自己的阶级利益是一定要说谎和欺骗劳动者的。工人和农民懂得这些。他们懂得，只有政权属于劳动者的时候，才不会有说谎和欺骗，才不会有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在四年战争（当时执政的是资产阶级）以后一直遭受的那种苦难。无产阶级懂得，出路只有一条，就是推翻资本家的政权，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一直谈论着的劳资间的和解是根本不可能的。的确，西伯利亚的工人和农民由于自己的轻信而付出了几万人被枪杀和被打死的惨重代价。我们取得了西伯利亚工人和农民横遭杀戮的惨痛经验，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经验对于他们将是一堂很好的课。这个经验是工人和农民学习布尔什维主义的最好的老师。在取得这种经验之后，劳动群众会懂得，中间道路是没有的。要么是工人和农民的政权即苏维埃政权，要么是资本家和地主的政权，没有别的选择。资产阶级企图用暴力和欺骗来模糊劳动者的认识，但是，在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觉悟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他们的一切努力都会象纸牌搭成的房子那样倒坍下来。
邓尼金正在马克兰重蹈高尔察克的覆辙，他的冒险行动将使乌克兰的工人和农民懂得，他们不坚决地同他进行斗争，是他们目前所犯的一个错误。我们知道，经过邓尼金在乌克兰的统治，乌克兰的工人和农民会更加坚强，会象现在我们的西伯利亚弟兄那样，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保卫工农政权。工农政权对农民和一切劳动者说：“同我们一起走吧，建设你们的无产阶级国家吧。你们看看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所作所为就会明白，在没有苏维埃政权的地方，生活是怎样的。”他们的所作所为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宣传。
强大的工农政权正在粉碎白卫分子对它策动的一切阴谋。它正在用铁扫帚把叛徒扫出自己的队伍。工农政权建立了红军，派去了专家，在专家的周围配备了许多共产党员政治委员。几十个经查明是叛徒的专家已被我们从红军队伍中清除出去，而成千上万个诚实地履行自己职责的军事专家仍然留在工农红军的队伍里。这是劳动群众在政治上翻身和解放的主要的基本的经验。
同志们，今天我向你们谈到的一切，其他国家的劳动者也逐渐地明白了。工人群众要求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运动到处都在发展和扩大。你们知道，现在领导德国政府的是孟什维克，他们有协约国武装力量的支持，但德国工人还是要求建立苏维埃政权。最近，德国政府不得不在宪法中加上一条，说要在全德国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可是，这些苏维埃是无权讨论国家生活中的政治问题的。按照社会主义叛徒的宪法，德国苏维埃只有权讨论国家的经济状况。我们很少得到西欧其他国家的消息，因为我们被敌人团团围住了，但是，我们得到的那些消息都说明，拥护布尔什维克的运动正在扩大和巩固。现在，我告诉你们在法国发生的一件小事，它比什么话都更雄辩地证明我的论据是正确的，能向你们说明很多问题。在法国出版了两种布尔什维克报纸，其中一种想取名为《布尔什维克报》，但是书报检查机关（在民主的法国竟有书报检查机关！）禁止用这个名称，于是报纸取名为《禁名报》[68]。工人在买这种报纸、看见这个名称时就补充说，这是《布尔什维克报》。（热烈鼓掌）同志们，最后让我和你们谈谈彼得格勒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主席季诺维也夫同志今天送来的一个报告。季诺维也夫同志告诉我，有100个被俘的爱斯兰人到了彼得格勒，向他讲了下面的事情。在白卫分子的爱斯兰召开了工会非党工人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417名代表，其中只有33名是孟什维克，其余都是布尔什维克！（热烈鼓掌）代表会议要求同俄国缔结和约。英国人知道这件事情后，派了代表去，建议推翻爱斯兰的白卫政府，但工人的回答是把他逐出会场，要求同俄国缔结和约，恢复和平生活。于是，会议被解散了。100人被打发到俄国来“寻找布尔什维主义”，他们扣押了26人，打算枪决。为了回答白卫分子的爱斯兰的这种行动，我们发表了告爱斯兰工人和居民书，我们还对他们的政府声明说：我们要枪决留在我们这里的全部人质[69]。（鼓掌）要知道，那里的政府是得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支持的！
小小的爱斯兰，在工会非党代表会议上，对用十四国联盟[70]来威胁我们的强大的英国作了应有的回答。
在结束我的讲话时，我表示深信，两年来在国内取得胜利的苏维埃俄国不久一定会战胜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政权。（热烈鼓掌）
载于1919年9月11日《真理报》译自第201号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173—180页
注释：
[65]这是列宁在莫斯科巴斯曼、列福尔托沃、阿列克谢耶夫、索科利尼基四个区非党工人红军战士代表会议上就目前局势发表的讲话。这次会议于1919年9月3—4日举行，约有3000人参加。在会上讲话的还有阿·伊·斯维杰尔斯基（粮食问题）、亚·尼·维诺库罗夫（社会保障问题）等。会议就列宁的讲话通过的决议指出：工人阶级和农民面临着重受地主、资本家奴役的威胁，只有同敌人进行无情斗争才能防止这种威胁。会议决定全力加强红军的实力，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努力工作，遵守革命纪律，坚决而准确地执行苏维埃政权的各项指示。——166。
[66]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17年6月3—24日（6月16日—7月7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090名，代表305个工兵农代表联合苏维埃，53个区、州和省苏维埃，21个作战部队组织，8个后方军队组织和5个海军组织。绝大多数代表属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联盟和支持它的一些小集团，当时在苏维埃中占少数的布尔什维克只有105名代表。列入代表大会议程的有革命民主和政权问题、对战争的态度问题、立宪会议的筹备问题、民族问题、土地问题等12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会上号召加强军队纪律、在前线发动进攻、支持临时政府，并试图证明苏维埃不能掌握政权。在孟什维克伊·格·策列铁里讲到俄国没有一个政党准备单独掌握全部政权时，列宁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即席声明说：“有的！”接着在自己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布尔什维克党时刻准备掌握全部政权。布尔什维克充分利用大会讲台揭露临时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以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妥协策略，对所有主要问题都提出并坚持自己的决议案。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把持下通过的代表大会决议支持临时政府，赞成前线的进攻，反对政权转归苏维埃。代表大会选出了由320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绝大多数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167。
[67]西伯利亚政府（西伯利亚临时政府）是指在外国武装干涉者参与下于1918年6月23日在托木斯克成立的白卫政府。参加这个政府的有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政府首脑是社会革命党人彼·瓦·沃洛戈茨基。西伯利亚政府在虚伪的民主口号掩盖下，推行一系列反革命政策：将工商业企业、土地和庄园归还原业主；取消八小时工作制；解散和禁止成立苏维埃；恢复战地法庭；废除苏维埃政权颁布的一切法令；宣布沙皇政府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法令重新生效等。1918年11月3日，西伯利亚政府把政权移交给了乌法执政府。——169。
[68]《禁名报》（《LeTitreCensurè！！！》）是由法国新闻工作者乔治·昂克蒂尔编辑的报纸（周报），1919年4月19日—6月21日在巴黎出版，总共出了10号，有些号在报头下面印有“布尔什维克报纸”或“法国共产主义者”的字样。该报主要刊登昂克蒂尔的文章，也转载过苏维埃俄国报纸的文章。——171。
[69]指由于被驱逐的爱斯兰的同志到达彼得格勒而发表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告爱斯兰工人书》和1919年9月3日拍给爱斯兰政府的无线电报。——172。
[70]看来，列宁是指英国陆军大臣温·邱吉尔在其演说中说14国军队正在准备进攻苏维埃俄国一事。关于这件事，罗斯塔社于1919年8月28日发出了以下的电讯：“据《人民政治日报》获自可靠方面的消息，陆军大臣邱吉尔不久前在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声称盟国要对俄国革命进行讨伐。14国军队已在苏俄边界线上集中许多军事储备，就要开始大举进攻莫斯科。按照邱吉尔的打算，这次讨伐要在8月底或9月初开始。9月攻克彼得格勒，圣诞节前攻克莫斯科。”列宁在这篇电讯稿上开列了14国的名单，即“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日本、芬兰、爱斯兰、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乌克兰、格鲁吉亚、阿寒拜疆、亚美尼亚”，并在旁边加括号写了“高尔察克集团、邓尼金集团”（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4卷第197页）。——172。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中央政治局关于同马蒙托夫作斗争的措施的决议草案（1919年9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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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治局关于同马蒙托夫作斗争的措施的决议草案
（1919年9月初）
1
中央政治局决议草案
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认为，马蒙托夫的军事行动[63]关系极为重大，最迅速地消灭其部队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兹决定：
（1）再次提请邮电人民委员和交通人民委员注意，必须全力改善马蒙托夫活动地区的邮电通讯，并加速这一地区的军队调动。
（2）委托托洛茨基同志
（a）草拟告该地区党组织的电文，再次号召他们鼓起更大的干劲；
（b）同拉舍维奇同志一起参加（在保持拉舍维奇一人指挥的情况下）消灭马蒙托夫的全部战役，直到把他彻底消灭，以使中央委员会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权威能够在所有这些战役中更快地、更有力地显示出来[64]；
（c）号召特维尔省、科斯特罗马省、雅罗斯拉夫尔省、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的志愿兵奋起反击马蒙托夫。
2
应该立即拟出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指示草稿。
在政治方面必须要做的是：
（1）将别列别伊地区的巴什基尔师尽量设法加速调往彼得格勒，并尽可能坚决地进行这次调动；
（2）在充分保障图拉和北方不受马蒙托夫侵犯的情况下，将第21师的一部分或大部分兵力调往南线，以便同时达到从南方截获马蒙托夫和参加南线战斗这两个目的。
3
我建议对政治局的决议（同马蒙托夫斗争的措施）再作如下补充：
（1）在被包围的每一地段上（约为10—30俄里）委派若干负责人，其中要有1—2名共产党员；
（2）立即枪毙躲在车厢里拒不出来的人；
（3）再制定一系列加强纪律的严厉措施。
授权拉舍维奇＋托洛茨基作出决定，贯彻这些措施。
（（在到达莫斯科之前改变方向。））
＋（3）加速调遣第21师的每个梯队立即去同马蒙托夫作战并增派（如果需要的话）共产党员。
载于1942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4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171—172页
注释：
[63]1919年8月，安·伊·邓尼金派遣马蒙托夫骑兵军对南线苏维埃军队的后方进行袭扰。8月10日，该军在新霍皮奥尔斯克区域突破了苏维埃军队的防线，进而袭击了苏维埃军队后方的许多居民点和城市，给苏维埃军队造成威胁。为此，俄共（布）和苏维埃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同马蒙托夫骑兵军作斗争。8月23日，国防委员会宣布梁赞、图拉、奥廖尔、沃罗涅日、坦波夫、奔萨各省戒严，由革命委员会分别掌握各省的全部政权，并负责防御白卫军的进攻和镇压反革命骚乱。1919年10—11月，马蒙托夫骑兵军被击溃。——164。
[64]列宁曾不止一次地要求当时由列·达·托洛茨基领导的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采取坚决措施，同马蒙托夫骑兵军作斗争。关于这个问题，可参看1919年9月16日列宁给谢·伊·古谢夫的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9卷）。——164。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论粮食自由贸易（191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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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粮食自由贸易
（1919年8月）
胜利的基本条件
如何巩固对高尔察克的胜利？如何消灭邓尼金，赢得彻底的胜利？如何使地主、资本家、富农不能复辟，不能夺回土地和资本，不能恢复对工人和农民的统治？
这就是关系到俄国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命运的问题。每一个觉悟的工人和农民都在考虑这个问题。不难相信，目前粮食问题是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问题。
把所有余粮收集到中央苏维埃政权手里并正确地加以分配，我们的红军就能成为不可战胜的军队，我们就能彻底打垮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就能恢复工业，保证正常的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保证彻底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
现在，我们在粮食工作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已有足够的经验，对于这项任务的规模及其解决办法已心中有数。我们知道这项任务极其困难，但是我们根据经验也知道，我们已经找到了解决这一任务的正确途径，我们只要集中更多力量来解决这项任务，鼓起精神，加紧努力，改善机构，我们就能够彻底解决这项任务。
自1917年8月1日至1918年8月1日，国家收购了3000万普特粮食。自1918年8月1日至1919年8月1日，国家收购了近10500万普特，即增加了两倍半，虽然在这段时期，一些盛产粮食的地区，如顿河区、北高加索和西伯利亚西部根本不由我们控制，乌克兰差不多不由我们控制。
如果1919年丰收，我们就能收购很多粮食，可能收购到4亿多普特。那时我们一定会大力开采燃料——木柴、煤等等。那时我们一定会恢复工业，稳稳地最终地走上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康庄大道。那时我们一定会完全战胜投机，消灭这一目前到处摧残社会主义幼芽的可恶的资本主义遗毒。
走向胜利的正确道路
上述数字说明苏维埃政权在粮食工作中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这些成就是在空前未有的异常困难的条件下取得的。然而，只要触及资产阶级、资本家、投机者、富农的私利，即使最明显的数字，最确凿的事实，也会被否认或抹杀。
对城市工人的粮食供应状况进行的精确调查证明，他们的粮食只有一半（大约一半）是从国家即从粮食人民委员部那里得到的，另一半则是从“自由”市场即从投机者那里买来的。购买前一半粮食，工人只付出其全部粮食支出的十分之一，而购买后一半则付出十分之九。
投机者从挨饿的工人身上剥去了九层皮。
投机者空前残酷地掠夺挨饿的工人。我们大家知道，由于臭名远扬的粮食“自由贸易”，发横财、盗窃、犯罪、工人群众挨饿、少数奸诈之徒发财的现象是极为严重的。
尽管如此，有人竟然还在为自由贸易辩护！
我们的工农政府、整个苏维埃共和国、我们的正在诞生的整个社会主义社会，正处在反对资本主义、反对投机、反对粮食自由贸易这一最艰难最猛烈最残酷的殊死斗争之中。这是一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最深刻、最根本、最经常、最广泛的斗争。这场斗争关系到我国革命的整个命运。而那些自命为“社会主义者”的人，即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却在这场斗争中帮助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其中一些最好的即最仇视高尔察克、邓尼金和资本家的人，也经常在苏维埃政权的粮食政策问题上倒向资本主义一边，要求对“私营商业机构”，对“个人的事业心”等等作些小的让步。
其实，只要仔细地看一看和好好地想一想为什么有这场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就会得出结论说，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分为两大类。两类人都维护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其中的一类在这方面做法野蛮，私心极重；这就是地主，资本家，富农，邓尼金之流，高尔察克之流，黑帮分子，立宪民主党人。另一类是“在思想上”维护资本主义，就是说他们维护资本主义不是由于私心或直接的个人利益，而是由于偏见，由于对新事物的恐惧；这就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些人是资本主义的最后一批“思想上的”维护者。因此，高尔察克之流和邓尼金之流，国内外所有的资本家，都依靠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掩护，打着他们的旗帜，挂着他们的招牌，重复着他们的关于一般“自由”、一般“民主”和“个人的”（商业的、资本主义的）事业心等等的口号和词句，就绝不是偶然的了。
聪明的资本家懂得，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思想”立场是为他们、为他们的阶级、为“他们的”资本主义服务的；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同任何地方、任何时候的任何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一样，却不了解这一点。他们害怕这场反对粮食自由贸易的你死我活的战争，他们要求对它让步，要求至少部分地承认它，要求同它“媾和”与妥协。
什么是粮食自由贸易？
粮食自由贸易就是恢复资本主义，恢复地主和资本家的无限权力，恢复人与人之间的争夺钱财的疯狂斗争，使少数人“自由”发财，使多数人穷困和永远受奴役，这在所有资产阶级国家里，连最自由最民主的共和国在内，都是这样。
问任何一个劳动者，问任何一个工人、农民甚至知识分子是否想要这种“制度”，他都会回答说不要。而不幸和危险的地方正在于大量的劳动者，特别是大量的农民，不了解粮食自由贸易同地主资本家的无限权力之间的联系。
载于1930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5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167—170页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给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的信（1919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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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的信[57]
致伦敦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
1919年8月28日
亲爱的同志：您1919年7月16日的来信，我昨天才收到。非常感激您把英国的情况告诉我，我要尽力满足您的请求，回答您提出的问题。
我丝毫不怀疑，有许多工人称得上是优秀的、真诚的、忠于革命的无产阶级代表，他们反对议会制，根本反对参加议会。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文化和资产阶级民主愈悠久，这一点就愈容易理解，因为在老的议会制国家里，资产阶级已经出色地学会了假仁假义，用各种办法欺骗人民，把资产阶级议会制说成是“一般民主”或“纯粹民主”等等，巧妙地掩盖议会同交易所、资本家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利用被收买了的报刊，并且采取各种办法来运用金钱的力量，资本的权力。
毫无疑问，如果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把拥护苏维埃政权但不赞成参加议会斗争的工人抛弃，那他们就犯了无法挽回的错误。如果一般地从理论上来谈问题，那么，正是为苏维埃政权、为苏维埃共和国而斗争的行动纲领才能够而且对今天来说绝对会把工人中一切忠诚老实的革命者团结起来。现在有很多无政府主义者工人成为苏维埃政权的最忠实的拥护者，既然如此，那就证明他们是我们最好的同志和朋友，是优秀的革命者，他们过去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只是由于误会，更正确些说，不是由于误会，而是由于第二国际时期（1889—1914年）占统治地位的正式的社会主义背叛了马克思主义，陷入了机会主义，歪曲了马克思的整个革命学说，特别是关于1871年巴黎公社的教训的学说。我在《国家与革命》［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编者注］一书中已对这个问题作了详细的说明，在这里就不多谈了。
如果在一个国家中，有信心有决心进行革命工作的共产党人，衷心拥护苏维埃政权（非俄罗斯人有时把它叫作“苏维埃制度”）的人，由于在参加议会问题上有分歧而不能团结起来，该怎么办呢？
我认为这种分歧在目前并不重要，因为争取苏维埃政权的斗争是无产阶级最高的、最自觉的、最革命的政治斗争。同那些在局部的或次要的问题上犯错误的革命工人在一起，比同“正式的”社会党人或社会民主党人在一起要好得多，因为后一种人尽管在局部问题上同意正确的策略，但他们不是忠诚的坚定的革命者，他们不愿意或不善于在工人群众中进行革命工作。而议会制问题现在正是一个局部的、次要的问题。我认为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是对的，他们在柏林斯巴达克派1919年一月代表会议[58]上反对了会议的大多数，主张参加德国资产阶级议会即立宪“国民议会”的选举。但是，不言而喻，他们做得更对的是，他们愿意同犯了个别错误的共产党在一起，而不愿意与公然背叛社会主义的叛徒谢德曼及其政党同流合污，不愿意与实际上是走狗、空谈家、胆小鬼、资产阶级的下贱帮凶和改良主义者的考茨基、哈阿兹、多伊米希和整个德国“独立党”[59]同流合污。
我个人深信，拒绝参加议会选举是英国革命工人的错误，但宁肯犯这个错误，也不要拖延时日，不把您列举的那些同情布尔什维主义并衷心拥护苏维埃共和国的一切派别和分子组织起来，成为一个大的英国工人共产党。假如在B．S．P．[60]中有一些忠诚的布尔什维克，由于在参加议会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拒绝立刻同第4、第6、第7三个派别组成共产党，我认为，这些布尔什维克所犯的错误要比拒绝参加英国资产阶级议会选举的错误大一千倍。当然，我这样说，是假定第4、第6、第7这三个派别都是同工人群众有真正联系的派别，而不只是英国所常见的那种知识分子小集团。在这[61]方面，工厂委员会和车间代表委员会大概特别重要，应当说，它们同群众的联系是很密切的。
密切联系工人群众，善于经常地在他们中间进行宣传，参加每一次罢工，对群众的每一个要求作出反应，这一切对共产党来说都是主要的事情，尤其是在英国这样的国家里。在英国，象在一切帝国主义国家一样，直到现在，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和一般工人运动的，主要是工人中的少数上层分子，工人贵族，他们多半已完全为改良主义所腐蚀而不可救药，为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偏见所俘虏。如果不同这一阶层作斗争，不使这一阶层在工人中威信扫地，不使群众相信这一阶层已彻底为资产阶级所腐蚀，那就谈不到真正的共产主义工人运动。这既适用于英国和法国，也适用于美国和德国。
工人革命家把议会制作为集中抨击的目标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这就表明他们在原则上否定了资产阶级议会制和资产阶级民主。苏维埃政权，苏维埃共和国——这就是工人革命用来代替资产阶级民主的东西，这就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批评议会制不仅是正当的和必要的，而且是十分正确的，因为这种批评不仅说明为什么必须过渡到苏维埃政权，而且说明意识到了议会制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局限性，意识到了议会制与资本主义（而且只是与资本主义）的联系，意识到了议会制和中世纪相比是进步的，和苏维埃政权相比是反动的。
但是，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对欧美议会制的批评往往是不正确的，因为他们根本反对参加选举和议会活动。这不过说明他们缺乏革命经验。我们俄国人在20世纪经历了两次大革命，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议会制在革命时期，特别是在直接举行革命的时期能具有什么意义和事实上具有什么意义。必须取消资产阶级议会而代之以苏维埃机关。这是毫无疑问的。现在有了俄国、匈牙利、德国和其他国家的经验，就更不容怀疑，这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是必然会发生的。因此，经常不断地训练工人群众使他们对这一点作好准备，预先把苏维埃政权的意义解释给他们听，宣传和鼓动他们去争取苏维埃政权，这一切是每一个想成为真正革命家的工人的绝对的义务。而我们俄国人也曾经在议会舞台上执行过这一任务。在沙皇时代地主的骗人的杜马里，我们的代表知道怎样进行革命的和关于共和国的宣传。在资产阶级议会里，在它们内部，同样能够而且应当进行苏维埃的宣传。
这一点，在一些议会制国家里也许还不很容易立刻做到。但这是另一个问题。必须使这一正确的策略为世界备国的革命工人所领会。如果一个工人政党真正是革命的，如果它真正是工人的政党（即同群众，同大多数劳动者，同无产阶级的下层有联系，而不是仅仅同无产阶级的上层有联系），如果它真正是一个政党，是一个善于用一切方法在群众中进行革命工作的紧密团结的革命先锋队的组织，那么，这样一个政党一定能掌握自己的议员，使他们成为象卡尔·李卜克内西那样真正的革命宣传家，而不是使他们成为机会主义分子，成为用资产阶级手法、资产阶级习惯、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的无原则性来腐蚀无产阶级的分子。
如果在英国还不能立刻做到这一点，如果只是由于在议会制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而使英国拥护苏维埃政权的人根本团结不起来，那么，我认为，立即建立两个共产党，即建立两个都赞成从资产阶级议会制转到苏维埃政权的共产党，将是一个走向完全统一的有效步骤。就让一个党赞成加入资产阶级议会，另一个党反对加入资产阶级议会吧；这一意见分歧现在并不重要，最好不要因此引起分裂。况且这样两个党的同时存在与目前情况比较起来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很可能是一个走向完全统一和迅速取得共产主义胜利的过渡。
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将近两年的经验不仅证明，甚至在一个农民国家里，无产阶级专政也能存在，也能靠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这是有组织有秩序的最好证明）而在难以想象的空前困难条件下坚持下来。
苏维埃政权实现了更多的东西：它已经在全世界取得道义上的胜利，因为各国工人群众虽然对于苏维埃政权只有一鳞半爪的了解，虽然听到了诬蔑苏维埃政权的无数谎言，但他们都是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已经懂得，这个政权是劳动者的政权，只有这个政权才能使人类摆脱资本主义，摆脱资本的枷锁，摆脱帝国主义者之间的战争，走向持久的和平。
正因为如此，帝国主义者只可能打败个别的苏维埃共和国，但不可能战胜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苏维埃运动。顺致
共产主义敬礼
尼·列宁
附言：下面是俄国报纸的一张剪报，这张剪报向您提供了一个我们报道英国情况的样本：
“伦敦8月25日讯（从别洛奥斯特罗夫转发）。哥本哈根《柏林时报》驻伦敦记者于今年8月3日就英国布尔什维主义运动作了如下报道：‘近来的罢工和不久前揭露的事件，动摇了英国人认为他们的国家不会受布尔什维主义感染的信心。目前各报正在热烈地讨论这一问题，当局正尽一切努力来查明“阴谋”已长期存在，其目的正是要推翻现存制度。英国警察逮捕了革命委员会成员，据报纸断言，该委员会拥有金钱和武器。《泰晤士报》公布了从被捕者身上搜出的某些文件的内容。其中有完整的革命纲领，纲领要求：解除整个资产阶级的武装；为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弄到武器和军用物资，建立红军；一切国家职务由工人接管。其次，还计划成立革命法庭来审判政治犯和虐待犯人的人。没收全部粮食。解散议会及其他社会自治机关而代之以革命的苏维埃。工作时间限定为6小时，最低的周薪增加到7英镑。废除国债和其他一切债务。宣布一切银行、工商企业和运输工具为国有。’”
如果真是这样，那我应该向以英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的机关报即世界上最富有的《泰晤士报》[62]为代表的该国的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表示无限的感激和谢意，感谢他们替布尔什维主义作了极好的宣传。《泰晤士报》的先生们，请你们继续这样做吧，你们正在出色地引导英国走向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载于1919年9月《共产国际》杂志第5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160—166页
注释：
[57]这是列宁给英国工人运动女活动家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的复信。
1919年7月16日，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写信给列宁，请求他就对待议会的态度问题发表意见。她在信中评论了当时英国的一些党派和团体，并给它们编了号：一、工联主义者和旧式的工人政治家；二、独立工党；三、英国社会党；四、革命的产业工人（包括工人委员会委员和车间代表）；五、社会主义工人党；六、“工人社会主义联盟”；七、南威尔士社会主义协会。列宁在复信第6段中沿用了这种编号。潘克赫斯特的信载于1919年《共产国际》杂志第5期。——154。
[58]指1918年12月30日—1919年1月1日在柏林举行的德国共产党成立代表大会（即全德斯巴达克派和激进派代表会议）。参加大会的有来自46个地方组织的83名代表，3名红色士兵同盟的代表，1名青年代表和16名来宾。大会由威·皮克主持。卡·李卜克内西在会上作了关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内的危机的报告，罗·卢森堡作了关于党纲的报告。大会选出了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以进一步发展革命、建立工农政权为主要任务的党纲。在对待国民会议（立宪会议）选举的问题上，尽管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在选举势必要举行的情况下主张党参加选举运动，以便利用国民会议的讲坛来进行革命宣传和鼓动，但代表大会仍以62票对23票的多数拒绝接受这个提案。后来，德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承认抵制国民会议选举的策略是错误的。——155。
[59]指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是中派政党，1917年4月在哥达成立。代表人物是卡·考茨基、胡·哈阿兹、鲁·希法亭、格·累德堡等。基本核心是中派组织“工作小组”。该党以中派言词作掩护，宣传同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团结”，放弃阶级斗争。1917年4月—1918年底，斯巴达克派曾参加该党，但保持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继续进行秘密工作，并帮助工人党员摆脱中派领袖的影响。1920年10月，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在该党哈雷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分裂，很大一部分党员于1920年12月同德国共产党合并。右派分子单独成立了一个党，仍称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存在到1922年。——155。
[60]B．S．P．即英国社会党，是由英国社会民主党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团体合并组成的，1911年在曼彻斯特成立。英国社会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组织，但是由于带有宗派倾向，并且党员人数不多，未能在群众中展开广泛的宣传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和大战期间，党内国际主义派（威·加拉赫、约·马克林、阿·英克平等）同以亨·海德门为首的社会沙文主义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但是在国际主义派内部也有一些不彻底分子，他们在一系列问题上采取中派立场。1916年2月英国社会党的一部分活动家创办的《号召报》对团结国际主义派起了重要作用。1916年4月在索尔福德召开的英国社会党年会上，以马克林、英克平为首的多数代表谴责了海德门及其追随者的立场，迫使他们退出了党。该党从1916年起是工党的集体党员。1919年加入了共产国际。该党左翼是创建英国共产党的主要发起者。——156。
[61]车间代表委员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一些工业部门的工人组织，由车间工人选举的代表组成。它们同执行“国内和平”政策的工联领袖相对立，捍卫工人群众的利益和要求，领导工人罢工，进行反战宣传。在车间代表运动的中心克莱德地区，建立了克莱德工人委员会，其影响遍及该地区的所有工人。克莱德工人委员会的章程中规定，该委员会的任务是按阶级原则组织工人进行斗争，直到完全消灭雇佣劳动制度为止。在伦敦、设菲尔德等大工业中心也成立了工人委员会。1916年，车间代表委员会成立了全国性组织。俄国十月革命后，在外国武装干涉苏维埃共和国期间，车间代表委员会积极支持苏维埃俄国。车间代表委员会的许多活动家，包括威·加拉赫、哈·波立特等，后来加入了英国共产党。——156。
[62]《泰晤士报》（《Thetimes》）是英国的一家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报纸（日报），1785年1月1日在伦敦创刊。原名《每日天下纪闻》，1788年1月改称《泰晤士报》。——159。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为战胜高尔察克告工农书（1919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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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战胜高尔察克告工农书
（1919年8月24日）
同志们！红军从高尔察克手里解放了乌拉尔全境，并已开始解放西伯利亚。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工人和农民兴高采烈地欢迎苏维埃政权，因为它正在用铁扫帚扫除用苛捐杂税、凌辱、鞭挞和恢复沙皇压迫来折磨人民的所有地主资本家坏蛋。
红军解放乌拉尔和进入西伯利亚，使我们大家都欢欣鼓舞，但我们不应该就此掉以轻心。敌人还远没有被消灭。敌人甚至还没有被彻底打垮。
必须竭尽全力把高尔察克、日本人和其他外国强盗赶出西伯利亚，必须更加努力地消灭敌人，决不允许敌人一次又一次地来为非作歹。
怎样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呢？
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痛苦经验，以及被四年帝国主义战争弄得困苦不堪的世界各国的经验，我们是不应当白白放过的。
下面就是全体工农、全体劳动者为了防止高尔察克叛乱的灾难重演，应当从这一经验中汲取的五大教训。
第一个教训。为了捍卫工农政权，使它不被地主资本家强盗颠覆，我们必须有强大的红军。我们不是用言论而是用行动证明了：我们能够建立强大的红军，我们已经学会如何指挥红军并战胜资本家，尽管资本家从世界最富有的那些国家得到武器和装备的慷慨援助。布尔什维克已经用行动证明了这一点。所有工人和农民，如果是有觉悟的话，就应当不是根据言论（相信言论是愚蠢的）而是根据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千百万人的经验信赖布尔什维克。既要武装工农，又必须让多半同情地主资本家的旧军官来指挥，这是一项极困难的任务。只有非常善于进行组织工作，只有实行严格的自觉的纪律，只有广大群众信任工人政治委员这些领导人员，才能解决这个任务。布尔什维克已把这个极困难的任务解决了。旧军官叛变的事在我们这里经常发生，但红军不仅仍在我们手中，而且学会了如何战胜沙皇的将军和英法美等国的将军。
因此，凡是真正想摆脱高尔察克叛乱的人，都应当把一切人力物力、一切聪明才智完全贡献给建立和巩固红军的事业。真心诚意地执行一切关于红军的法律和命令，竭力维护红军的纪律，尽自己所能帮助红军，——这就是一切不愿意受高尔察克蹂躏的觉悟的工农所应尽的第一个基本的和最重要的义务。
最令人焦虑的是清除游击习气，是某些队伍的擅自行动和不服从中央政权的指挥，因为那会招致灭亡，乌拉尔、西伯利亚和乌克兰的情况都证明了这一点。
谁不全心全意地帮助红军，不用全力维持红军中的秩序和纪律，谁就是卖国贼和叛徒，就是高尔察克叛乱的支持者，谁就应该被无情地消灭。
我们有了强大的红军就会是不可战胜的。没有强大的红军，我们必然会成为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的牺牲品。
第二个教训。国家没有大量的粮食储备，红军就不能巩固，因为没有这个条件就不能自由调动军队，也不能好好训练军队。没有这个条件就不能维持为军队工作的工人的生活。
一切有觉悟的工农应当知道和记住，现在我们红军的胜利不够迅速和巩固的主要原因正在于国家的粮食储备不足。谁不把余粮交给国家，谁就是帮助高尔察克，背叛和出卖工农，谁就是使红军中几万工人和农民遭受不必要的牺牲和痛苦的罪人。
骗子、投机者和一些十分愚昧无知的农民都这样议论：我宁可按自由价格出卖粮食，这样得到的会比按国家规定的固定价格出卖要多得多。
而问题正在于自由出卖粮食使投机活动猖獗，使少数人发财，使有钱的人才吃得饱，而工人群众仍然挨饿。这是我们在西伯利亚和乌克兰产粮最多的地区所看到的实际情况。
在自由出卖粮食的条件下，资本家洋洋得意，劳动者受穷挨饿。
在自由出卖粮食的条件下，粮价涨到几千卢布一普特，货币贬值，少数投机者获利，人民愈来愈穷。
在自由出卖粮食的条件下，国家储备空虚，军队软弱无力，工业奄奄一息，高尔察克或邓尼金必然取得胜利。
只有富人，只有工农政权的死敌才蓄意主张自由出卖粮食。凡因愚昧无知而主张自由出卖粮食的人，应当从西伯利亚和乌克兰的例子中得到教训，从中懂得为什么自由出卖粮食就意味着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胜利。
还有一些愚昧无知的农民这样议论：让国家按战前价格用上等货物来换我的粮食，那我就交出余粮，不然我就不交。骗子和地主的帮凶常常利用这种论调“引诱”无知的农民上钩。
资本家为争夺君士坦丁堡进行了四年强盗战争之后，工人国家已受到严重破坏，后来又被高尔察克、邓尼金在全世界资本家帮助之下为了进行报复而大肆破坏，不难理解，工人国家目前是无法向农民提供商品的，因为工业停顿了。既无粮食，又无燃料，又无工业。
任何一个有理智的农民都会同意以将来得到工业品为条件把余粮借给挨饿的工人。
现在的情形正是如此。除骗子和投机者以外，一切觉悟的有理智的农民都会同意把所有的余粮全部借给工人国家，因为这样一来，国家就能恢复工业，向农民提供工业品。
有人会问我们，农民是否会相信工人国家而把余粮借给它呢？我们回答说：第一，国家给予借券即纸币。第二，所有农民根据经验知道，工人国家即苏维埃政权是帮助劳动者而反对地主资本家的。正因为如此，苏维埃政权才叫作工农政权。第三，农民只能作这样的选择：要么相信工人，要么相信资本家；要么信任工人国家，把粮食借给它，要么信任资本家的国家。无论在俄国还是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农民都没有别的选择。农民愈觉悟，就会愈坚定地拥护工人，愈坚决地尽力帮助工人国家，使地主资本家政权无法复辟。
第三个教训。为了彻底消灭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必须遵守极严格的革命秩序，必须恪守苏维埃政权的法律和命令，并监督所有的人来执行。
高尔察克在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取得过胜利，这一例子使我们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稍微出现混乱，稍微违犯苏维埃政权的法律，稍有疏忽或懈怠，都会立即使地主资本家的力量得到加强，造成他们的胜利。因为地主资本家还没有被消灭，还不承认自己遭到失败。凡是有理智的工人和农民都看见、知道和懂得，地主资本家只是被击溃和躲藏起来了，他们暂时潜伏起来了，还往往涂上了“苏维埃的”“保护”色。许多地主钻进了国营农场，许多资本家钻进各种“总管理局”、“中央管理局”，变成苏维埃职员；他们时刻窥伺苏维埃政权的错误和弱点，以便把它推翻，以便今天帮助捷克斯洛伐克军，明天帮助邓尼金。
必须用全力把这些隐蔽起来的地主资本家强盗从他们的一切藏身之处查出来，揭露并无情地惩治他们，因为他们是劳动者的死敌，是有本事有经验的奸猾的敌人，他们耐心地等待着施展阴谋的有利时机；他们是怠工者，他们不惜采取一切罪恶手段来危害苏维埃政权。对付地主、资本家、怠工者和白卫分子这些劳动者的敌人必须毫不留情。
为了能够捕获这些人，就必须机敏、审慎、有觉悟，必须极细心地注视每一个极小的混乱现象，注视每一个不老实地执行苏维埃政权的法律的细小行为。地主和资本家是有力量的，这不仅因为他们有知识有经验，不仅因为他们有世界上最富的国家的援助，而且还因为存在着广大群众的习惯和愚昧这样一种势力，这些群众想“照老样子”生活，而不了解必须严格地认真地遵守苏维埃政权的法律。
极小的违法行为，极小的破坏苏维埃秩序的行为，都是劳动者的敌人立刻可以利用的漏洞，都是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可以取得胜利的机会。高尔察克叛乱就是起于对捷克斯洛伐克军稍欠审慎，起于个别团队稍微违反命令，忘记这一点就是犯罪行为。
第四个教训。忘了高尔察克叛乱起于小事是一种犯罪行为，同样，忘了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促成高尔察克叛乱并直接支持这次叛乱也是一种犯罪行为。现在是学会不按言论而按行动来评价各个政党的时候了。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自称社会主义者，实际上他们是白卫分子的帮凶，是地主资本家的帮凶。实际证明这一点的，不仅有个别的事实，而且有俄国革命历史上的两大时期：（1）克伦斯基执政时期，（2）高尔察克叛乱时期。在这两个时期，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口头上都是“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实际上则起了白卫分子的帮凶的作用。现在，他们提出再允许他们“试验一下”并把这种允许叫作实行“社会主义（或民主主义）统一战线”，难道我们竟愚蠢到相信他们的地步吗？在高尔察克叛乱以后，除个别人以外，难道农民还不懂得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结成“统一战线”就是同高尔察克的帮凶讲统一吗？
有人会反驳说，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已经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再也不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了。但这不是事实。第一，右派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甚至还没有放弃这种联盟，而同这些“右派”又没有确定的界限，其所以没有，应归咎于“左派”孟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中甚至最好的分子也只是口头上“斥责”他们的“右派”，不管嘴上怎么说，实际上对右派却软弱无力。第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中甚至最好的分子所拥护的恰恰是高尔察克的主张，这种主张帮助了资产阶级、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掩盖了这些人的肮脏的血腥的资本主义事业。这种主张就是：民权制度，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立宪会议，出版自由等等。我们看到，全世界各资本主义共和国正是用这种“民主”谎言来为资本家的统治辩护，为奴役殖民地的战争辩护。我们看到，在我国，无论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或任何一个将军都乐意许下这种“民主”诺言。能信任这些有了诺言就帮助明显的匪徒的人吗？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一无例外地都在帮助明显的匪徒，帮助全世界帝国主义者，用假民主的口号粉饰他们的政权，粉饰他们对俄国的进攻，粉饰他们的统治，粉饰他们的政策。所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向我们提议缔结“联盟”，条件是我们向资本家及其领袖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让步，例如“放弃恐怖手段”（当我们面对着整个协约国即富国联盟的亿万富翁在俄国策划阴谋，采用恐怖手段的时候），或者我们容许粮食自由贸易等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这些“条件”的含义就是：我们这些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要倒向资本家方面，还要同资本家利用一切让步来反对的布尔什维克结成“统一战线”！不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现时别想在俄国找到能够相信你们的人了。在俄国，有觉悟的工人农民都懂得，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是白卫分子的帮凶，其中一些人是自觉地恶意地这样做，另一些人是由于缺乏理智，由于坚持旧错误才这样做，但他们都是白卫分子的帮凶。
第五个教训。为了消灭高尔察克及其叛乱，不让他们卷土重来，所有的农民都必须毫不犹豫地作出选择，拥护工人国家。有人（特别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他们全体，甚至其中的“左派”）把布尔什维克党即共产党的“—党专政”当作稻草人来吓唬农民。从高尔察克的实例中，农民学会不怕稻草人了。
要么是地主资本家专政（即铁的政权），要么是工人阶级专政。
中间道路是没有的。只有公子哥儿、蹩脚的知识分子和卑劣的绅士这些连一本糟糕的书都没有学好的人，才会凭空幻想中间道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中间道路。要么是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关于民权制度、立宪会议、自由等等的漂亮词句掩盖着的），要么是无产阶级专政。谁没有从整个19世纪的历史中学会这一点，谁就是不可救药的白痴。而在俄国，在克伦斯基执政时期和在高尔察克统治下，我们大家都看见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是怎样幻想中间道路的。
这些幻想是为谁效劳呢？这些幻想帮助了谁呢？帮助了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幻想中间道路的人就是高尔察克的帮凶。
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工人农民已根据经验把资产阶级专政和工人阶级专政作过比较。工人阶级专政是由布尔什维克党实现的，这个党早在1905年，甚至在这以前，就已同整个革命无产阶级融为一体了。
工人阶级专政，这就是说，工人国家要毫不动摇地镇压地主和资本家，镇压帮助这些剥削者的叛徒和卖国贼，并战胜他们。
工人国家是地主和资本家、投机者和骗子的无情的敌人，是土地和资本的私有制的敌人，是货币权力的敌人。
工人国家是劳动者和农民的唯一忠实的朋友和援助者。决不倒向资本方面，劳动者结成反资本的联盟，工农掌权即苏维埃掌权——这就是“工人阶级专政”的真正含义。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想用这些话来恐吓农民。这是不会成功的。在高尔察克叛乱后，甚至处在穷乡僻壤的工人和农民都懂得，这些话恰恰包含着摆脱高尔察克灾祸所不可缺少的东西。
一切动摇的人，无气节的人，走上帮助资本的错误道路的人，为资本的口号和诺言所俘虏的人，统统滚开！同资本作无情的斗争，结成劳动者的联盟即结成农民同工人阶级的联盟，这就是高尔察克叛乱给予我们的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教训。
1919年8月24日
载于1919年8月28日《真理报》第190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90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151—159页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致塞拉蒂同志和拉查理同志（1919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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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塞拉蒂同志和拉查理同志
（1919年8月19日）
亲爱的同志们和朋友们！感谢你们代表你们党给我们的祝贺。我们对你们的运动知道得很少，我们也没有什么文件。但是，我们所知道的一点材料已向我们证明：我们同你们都是反对欺骗工人群众的伯尔尼黄色国际而拥护共产国际的。黄色国际的首脑们同你们党所进行的谈判，证明他们只是一个没有军队的总司令部。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已经在全世界取得了道义上的胜利。尽管存在各种困难，尽管血流成河，尽管有资产阶级的白色恐怖等等，事实上的和最终的胜利一定会在世界各国实现。
打倒资本主义！打倒资产阶级假民主！世界苏维埃共和国万岁！
永远是你们的
弗·列宁
1919年8月19日于莫斯科
载于1919年9月2日《前进报》（米兰）第24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150页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在非党工人红军战士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19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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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党工人红军战士代表会议上的讲话[55]
（1919年8月6日）
采访记录
第一种记录
（热烈欢呼）同志们，让我从你们昨天和今天在报上看到的事变谈起。这就是匈牙利的事变。
你们知道，在3月底以前，统治匈牙利的是“克伦斯基派”，到3月底，克伦斯基派知道无法支持下去就下台了，社会妥协派派出代表到狱中去见在我们红军中作过战的库恩·贝拉同志。他们同他举行了会谈，于是库恩·贝拉同志直接从监狱到了政府。
但是最近得到的消息说，匈牙利社会党内部出了问题。
列宁同志接着说，罗马尼亚军队开进了布达佩斯。但是这一点不值得特别重视。
他说，我们过去在各条战线上的情形也是这样。然而我们在后方有足够的力量，站稳了脚跟，后来给了高尔察克以应有的回答，或者象我们在彼得格勒战线回答敌人那样。你们知道，我们的军队已经拿下了杨堡。
列宁同志接着谈到我们在这段时期获得的政治经验。这种经验匈牙利人当然没有。
但我们决不灰心丧气，因为我们知道高尔察克匪帮和邓尼金匪帮的暂时胜利结果会是什么。让罗马尼亚的高尔察克匪帮今天在匈牙利工人的尸体上手舞足蹈吧！我们知道，这种胜利是不会长久的。当然，要摆脱这场艰苦的战争，只有靠工人钢铁般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帮助一切劳动者和惩罚一切投机者。
然后，列宁同志谈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妥协派在西伯利亚的活动。他们现在责备苏维埃政府的策略不正确，但自己又拿不出好的策略来。其实，西伯利亚所发生的一切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所许下的一切诺言，只是给农民和工人带来苦难。但是自从凡尔赛和约签订以来，英法等国的工人对情况已愈来愈了解了。
因此，不管匈牙利最近的事变多么严重，它与邓尼金、高尔察克营垒中发生的事变是相似的。这些事变又将擦亮千千万万工人的眼睛，向他们指明，资本正在伸手，想按票据收回它所失去的一切。
接着，列宁同志谈到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资本家正在制造阴谋妄图夺回政权。阴谋家一面制造阴谋，一面要苏维埃政府放弃恐怖手段。
不，我们决不放弃恐怖手段，因为我们知道，这样会使高尔察克之流和邓尼金之流获得暂时的胜利！在这场战争中资本是自取灭亡。这只奄奄一息的野兽在断气前还在向工人咆哮。但这救不了它的命，它必然死亡！（热烈鼓掌）
第二种记录
同志们，现在让我向你们谈谈目前在匈牙利发生的事变。
大家知道，今年3月底以前，统治匈牙利的是十足的“克伦斯基派”。到3月21日，在匈牙利突然成立了苏维埃政权，而且那里的孟什维克同意支持这个政权，这时可以认为，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可是最近的事变向我们表明，社会妥协派毫无改变。看来，今天匈牙利发生的事变正是不久前我们看到的巴库事件[56]的大规模的重演。
列宁同志极其生动地追述了巴库无产阶级的这段悲惨历史，指出当时社会主义叛徒向英国指挥部求援，并且瞒着工人同西方帝国主义者订立了秘密协定。列宁把这次巴库惨案同现在匈牙利的政变作了对比，谈到了关于罗马尼亚军队已经开进红色布达佩斯的电讯。
其次，列宁同志比较了匈牙利和苏维埃俄国的处境，简短地提到了我们暂时遭到的失败，他说，过去和现在挽救我们的是广阔的领土，可是匈牙利太小了，不能抗击所有的敌人。他接着谈到妥协派的问题，而且涉及我们俄国的妥协的社会党，他说：
俄国妥协派在克伦斯基执政时期的六个月实际工作中犯了错误，但是为什么这个错误在西伯利亚高尔察克叛乱时还没有纠正呢？
问题在于邓尼金分子也高唱立宪会议，问题在于反革命不论在哪里都不会公开露面。所以我们说，类似匈牙利最近事变的暂时失败，都不会使我们不安。要摆脱一切灾祸，除革命外别无出路，可靠的手段只有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说，红军每失败一次，只会受到锻炼，变得更坚强，更觉悟，因为现在工人和农民从血的经验中懂得了资产阶级和妥协派的政权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世界资本这只奄奄一息的野兽，正在作最后的挣扎，但它终究是要死亡的！（热烈鼓掌）
第一种记录载于1919年8月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73号和《彼得格勒苏维埃消息报》第177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146—149页
第二种记录载于1919年8月8日《莫斯科苏维埃消息晚报》第312号
注释：
[55]这是列宁在非党工人红军战士代表会议上发表的关于苏维埃俄国国内外形势的讲话。这次会议于1919年8月6—7日举行，有来自莫斯科的普列斯尼亚、苏舍沃－玛丽亚、哈莫夫尼基、布特尔4个区的将近1000名代表出席。会议就列宁的讲话通过决议，表示同意和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对内对外政策，保证全力支持苏维埃政权。阿·伊·斯维杰尔斯基和尼·伊·波德沃伊斯基还分别就粮食问题和前线形势在会上讲了话。——140。
[56]1918年7月25日，巴库苏维埃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在土耳其军队进攻的情况下巴库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问题。孟什维克、达什纳克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借口保卫巴库，要求向英国军队求援。巴库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布尔什维克斯·格·邵武勉等坚决反对这种卖国的建议，主张采取紧急措施，用自己的力量来保卫巴库。但会议仍以微弱的多数通过了邀请英军前来巴库的决议。
巴库人民委员会的布尔什维克委员处于少数地位，于是宣布辞去人民委员职务。但是，他们很快发现，在当时的情况下辞职是错误的，相反，应当留在自己的岗位上，利用一切机会来孤立和挫败妥协分子和叛徒。7月27日举行的巴库全市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决定：不经过斗争决不交出政权，立即在人民委员会领导下开展保卫巴库的工作，宣布总动员，号召工人保卫城市和苏维埃政权。为了执行这一决定，巴库人民委员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宣布全市戒严，责成肃反委员会取缔反革命宣传，号召巴库工人拿起武器，竭尽全力保卫城市。
但是，阿塞拜疆共产党人和巴库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英勇努力终因达什纳克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叛卖而未能奏效。7月31日，在外国干涉者及其代理人的夹击下，巴库苏维埃政权暂时遭到了失败。协约国的代理人——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达什纳克党人组成了一个所谓“里海区舰队中央委员会专政”的反革命政府。阿塞拜疆苏维埃政权的领导者被捕。9月19日深夜，邵武勉等26名巴库人民委员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直接参与下被英国干涉者杀害。——142。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对农业人民委员部修改工作细则的指示（不晚于1919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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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业人民委员部修改工作细则的指示
（不晚于1919年8月5日）
按下列各条精神修改农业人民委员部［注：手稿中在“农业人民委员部”之后，还有人民委员会秘书莉·亚·福季耶娃写的这样的话：“关于省和区国营农场管理局的组织和工作”。——俄文版编者注］的工作细则，并通过苏维埃政权各机关切实进行监督：
（1）严禁地主或管家在地主当权时所在的县或邻县的国营农场任职。
（2）编制国营农场管理人员和职员的名册，对他们要象对军事专家一样，从其反革命性着眼严格监督。
（3）增加县土地局、省农业局派驻国营农场的代表的名额，并由县土地局、省农业局对他们加强监督。
（4）要求工会理事会对工人委员会及其工作给予更多的注意并投入更大的力量。
（5）禁止在国营农场中实行对分制以及其他类似办法。
（6）如果国营农场全体人员不能用事实证明他们执行了《社会主义土地规划条例》第59条（帮助当地农民），应立即向法院对他们起诉。
（7）拟订国营农场和工人委员会向当地农民汇报和介绍情况的制度。
（8）要求农业人民委员部和工人委员会，加上一个或两个最重要省份的农业局，每月如实向人民委员会报告执行本规定的情况。
（9）责成中央统计局在由该局委托编写的国营农场情况专题报告中，增加一些为检查上述各条执行情况所必需说明的问题。
（10）重新审查划分给国营农场土地的情况，要特别注意国营农场占有过多土地，或非无产阶级组织侵占国营农场的情况。
（11）应把向省农业局和县土地局所属国营农场提出候选代表作为一条普遍规定。
（12）本工作细则和各项措施须先经谢列达、萨普龙诺夫、弗拉基米尔斯基、瞿鲁巴、米柳亭和哥卢别夫［注：此处手稿中还有莉·亚·福季耶娃写的“组成的”几个字。——俄文版编者注］委员会通过，然后提交人民委员会。［注：此处手稿中还有莉·亚·福季耶娃写的这样的话：“给予委员会一周的限期。委托谢列达召集并作报告”。——俄文版编者注］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4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447—448页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在下房里（191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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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房里[48]
（1919年7月）
同志们从南方带来了一些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等的刊物，使我们多少看到了对方那个营垒里的“思想生活”。巴扎罗夫和马尔托夫在哈尔科夫出版的《思想》[49]，米雅柯金、彼舍霍诺夫、布纳柯夫、维什尼亚克、波特列索夫和格罗斯曼的《未来的日子》[50]，巴拉巴诺夫、斯捷·伊万诺维奇、米雅柯金和彼舍霍诺夫的《南方事业》[51]和《联合》[52]，——这就是这些刊物和某些著名撰稿人的名字。
仅仅零散的几期刊物，就已散发出一股浓烈的气味，使人立刻感觉到象是置身在奴才的下房里。有教养的、以社会主义者自命自居的、浸透资产阶级偏见并充当资产阶级奴才的知识分子，——这就是这一群著作家的真面目。这伙人形形色色，千差万别，但从政治上看，这些差别并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因为归结起来，他们的差别也只在于履行资产阶级奴才的义务时是虚伪还是真诚，是粗鲁还是细致，是笨拙还是巧妙。
一
由于职务关系，奴才都穿着燕尾服，具有文雅的外貌和适当的风度，戴着雪白的手套。奴才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爱人民，一方面这是必然的，因为出奴才的那个阶层必定是极端贫困的；另一方面，这对老爷们也有利，因为这使他们能够“练习”行善，首先当然是照顾产生仆役、管家和工人的阶层里的“驯服的”人们。拥有奴才的阶级愈聪明、愈有教养，他们执行自己的政策就愈有步骤，愈周密，他们利用奴才在劳动人民中充当奸细，利用对部分劳动人民让步来分裂劳动人民，巩固自己的地位，使希图得到一点小恩小惠的“效劳者”从老爷财富的增加得到好处，如此等等。
当然，准许奴才爱人民仅仅是在极小的限度内，而且必须有俯首听命的表现和“安慰”被剥削劳动者的决心。顺便提一下，费尔巴哈曾非常准确地回答了那些维护宗教、把宗教当作“安慰”的源泉的人们，他说，安慰奴隶是有利于奴隶主的事情，而真正同情奴隶的人，则是教导他们愤恨、举行暴动和打碎枷锁，而决不是去“安慰”他们。奴才们把一朵朵的假花装饰起来，借以“安慰”被雇佣奴隶制的锁链束缚着的雇佣奴隶。主张解放雇佣奴隶的人，则从锁链上摘下装饰它的假花，使奴隶们更加自觉、更加强烈地憎恨他们身上的锁链，尽快地挣脱锁链并伸手摘取新鲜的花朵。
奴才的地位使奴才必须把一点点爱人民的行为同百般听从主子和维护主子利益的行为结合起来，这就必然造成奴才这类社会典型所特有的虚伪性。这里问题正在于社会典型，而不在于个人的特性。奴才可能是最诚实的人，是家庭里的模范，是优秀的公民，但他必然表现出虚伪，因为他的职业的根本特点就是要把他“必须”“忠心耿耿”为之效劳的主子的利益与提供仆役的那个阶层的利益结合起来。因此，如果用政治家的眼光看问题，即从千百万人及其相互关系看问题，就不能不得出结论说，奴才这类社会典型的主要特性就是虚伪和怯懦。奴仆的职业所培养的正是这些特性。从任何资本主义社会的雇佣奴隶和全体劳动群众的观点来看，这些特性是最本质的特性。
二
自称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等等的有教养的知识分子，都想给人民上政治课。因此，他们不能不涉及我们所经历的整个时期的根本问题，即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问题，请看一看他们是怎样谈论这个问题的。
帕·尤什凯维奇先生在《联合》杂志上以《革命和内战》这个题目写了一篇大文章。要知道这是一篇怎样的著作（姑称之为著作），只需看看作者下面的两段议论：
“……社会主义所抱的目的是进行一种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并靠大多数人来实现的革命，它没有理由〈！！〉采用往往是夺取政权的少数人所必然采取的内战方法〈！！！〉……现代社会最先进的阶级一旦成熟到足够彻底了解自己所担负的解放的世界性使命及与此相关的任务，就一定会把它〈内战〉和历史上野蛮行为的其他残余一起抛弃……”
这岂不是妙论吗？
俄国资产阶级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后，立刻就谋求与外国资产阶级协商并达成协议来反对本国的工人和劳动人民。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支持资产阶级。1918年初在芬兰是这样。1918年初在俄国的北部和南部也是这样，当时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同德国人结成联盟来扼杀布尔什维克。在格鲁吉亚也是这样。德国人以金钱和武器供给克拉斯诺夫。后来协约国的资产阶级收买了捷克斯洛伐克军和邓尼金，把军队派往摩尔曼、阿尔汉格尔斯克、西伯利亚、巴库和阿什哈巴德。
国际资产阶级，首先是德国资产阶级，然后是英法资产阶级（两者不止一次地联合在一起）向胜利了的俄国无产阶级发动战争，现在一个以社会主义者自居、倒向资产阶级的人，却出来劝告工人“抛弃”“内战方法”！这难道不是现代资本主义形态的犹杜什卡·戈洛夫廖夫[53]吗？
也许有人会对我说，尤什凯维奇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资产阶级文丐，根本不能代表任何政党，任何政党也不替他负责。但这是不对的。第一，《联合》杂志的全体工作人员及其整个派别向我们表明的正是所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伙伴们的这种奴才行为的典型。第二，以尔·马尔托夫为例。这是一位最有名的（也几乎是最“左的”）孟什维克，同时是伯尔尼国际的一位最受尊敬的人物，他同伯尔尼国际的思想领袖卡·考茨基是志同道合的。
现在来看看马尔托夫的论断。他在1919年4月《思想》杂志的一期里谈到了“世界布尔什维主义”。他非常熟悉布尔什维主义的文献和布尔什维主义。关于内战，这位著作家这样写道：
“……在战争的头几个星期，我说过，由战争引起的工人运动的危机，首先是‘道德危机’，是无产阶级各个部分不再互相信任的危机，是无产阶级群众不相信旧道德旧政治的价值的危机。我当时还没有想到，这种互相信任的丧失，这种思想纽带（在近几十年内，这种纽带不仅把改良主义者和革命者连接起来，而且在某些时期内还把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起来，把这二者同自由主义的和信基督教的工人联合起来）的毁坏，会引起无产者之间的内战……”
黑体是马尔托夫先生用的。他自己强调在这里评价的正是内战。也许他甚至是在强调他完全同意考茨基的意见，因为后者在任何场合都是这样论断内战的。
这一论断极巧妙地掩盖着卑鄙的行为，用大量谎言欺骗工人，极无耻地出卖工人利益，假仁假义，背叛社会主义，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惊奇，考茨基之流和马尔托夫之流“玩弄”机会主义几十年居然积累了这么多的奴性！
第一，考茨基和马尔托夫假惺惺地为“无产者之间的内战”流泪，是想以此来掩盖他们倒向资产阶级的行为。因为事实上，内战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进行的。在被剥削群众同少数剥削者进行内战时，总有一部分被剥削者同剥削者一道来反对自己的弟兄，在历史上向来就是这样，而且在阶级社会里也不可能不是这样。任何一个有知识的人都承认，如果有一个法国人在旺代[54]农民举行暴动拥护君主制和地主的时候痛哭“农民之间的内战”，那他就是一个虚伪得令人厌恶的君主制的奴才。考茨基之流和马尔托夫之流先生们就是这样的资本家的奴才。
全世界强大的国际资产阶级率领着一部分受骗的、缺乏认识的、头脑闭塞的工人来扼杀一个国家中把资本推翻了的工人，而考茨基之流和马尔托夫之流的恶棍却为“无产者之间的内战”痛哭流涕。这些家伙不得不采取那种令人讨厌的虚伪行为，因为他们不能公开承认，他们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内战中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的！
第二，马尔托夫、考茨基和整个伯尔尼国际都非常清楚，他们作为社会主义者曾得到工人的同情，因为他们宣传过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考茨基在1902年曾谈到革命和战争之间的可能联系，说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大概比以往的革命更会与内战同时发生。1912年整个第二国际在巴塞尔宣言中庄严地宣称：未来的战争是与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分不开的。但是战争一爆发，第二国际的“革命家”就成了资产阶级的奴才！
布尔什维克在1914年11月宣称，帝国主义战争一定要变为国内战争。这是真理。这是目前世界范围内的事实。马尔托夫在谈到“世界布尔什维主义”时，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但马尔托夫不是老老实实地承认，他的思想已经彻底破产，那些以市侩的藐视的表情鄙弃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一思想的人们的观点已经完全破产，却虚伪地“指责”“无产阶级群众”，说群众自己“不相信旧道德旧政治的价值”！！
叛徒们把自己的背叛归咎于群众。群众同情布尔什维克，普遍走上革命的道路。根据某些人的“理论”，这就是群众的过错，这些人一生都在表示效忠革命，为的是革命到来时站在资产阶级阵营中来反对无产阶级。
第三，战前对社会主义的内部斗争有两种不同的理论。考茨基、马尔托夫和大多数机会主义者把改良主义者和革命者看作是一个阶级一个运动中合乎情理的两派，是不可或缺的两翼。他们斥责这两派的决裂。他们认为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每一紧要关头，这两派的接近和打成一片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指责主张分裂的人没有远见。
另一种是布尔什维克的看法，他们认为：改良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中的影响的传播者；在显然是非革命的形势下，作为权宜之计可以联合改良主义者；一旦斗争十分尖锐，特别是在革命开始的时候，同他们决裂或分裂是不可避免的。
谁是正确的呢？
布尔什维克。
在全世界，战争使工人运动发生了分裂，使社会爱国主义者倒向了资产阶级。继俄国之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德国再明显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现在，维护改良主义者和革命者之间的“思想纽带”，就意味着支持诺斯克和谢德曼这些工人出身的刽子手，他们帮助资产阶级杀害了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杀害了同资产阶级展开革命斗争的成千上万的工人。
载于1925年《布尔什维克》杂志第23—24期合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139—145页
注释：
[48]本文按原拟提纲共有7章（见本卷第419页），仅写了其中的《奴才们》和《内战》两章。——131。
[49]《思想》（《Мыспь》）孟什维克的杂志，1919年1—7月在哈尔科夫出版，初为周刊，后为双周刊。直接参加该杂志工作的有：弗·亚·巴扎罗夫、Ｃ．德夫达里昂尼（萨纳）、Ｍ．克里切夫斯基等。该杂志总共出了15期。列宁提到的尔·马尔托夫的《世界布尔什维主义》一文于4—7月刊登于该杂志第10、12、13、15期。——131。
[50]《未来的日子》（《ГрядущйДень》）是孟什维克派的杂志，1919年3—4月在敖德萨出版。直接参加该杂志工作的有：Ｃ．Ｏ．扎戈尔斯基、Д．Ｏ．扎斯拉夫斯基、帕·索·尤什凯维奇、马·文·维什尼亚克、阿·瓦·彼舍霍诺夫等。该杂志总共出了两期。——131。
[51]《南方事业》（《ЮжноеДень》）是孟什维克的定期文集，1918年在哈尔科夫和基辅出版，共出了两集。直接参加该文集工作的有：米·巴拉巴诺夫、Г．瑙莫夫和Ｃ．苏姆斯基。——131。
[52]《联合》（《Объедийнение》）是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这一派的杂志（月刊），由Ｈ．Ｍ．奥西波维奇和巴·索·尤什凯维奇编辑，1918年9月—1920年在敖德萨出版，总共出了5册。列宁在本文第2节提到的尤什凯维奇的《革命和内战》一文，发表于1919年1—2月该杂志第1—2期合刊。——131。
[53]犹杜什卡·戈洛夫廖夫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长篇小说《戈洛夫廖夫老爷们》中的主要人物波尔菲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戈洛夫廖夫的绰号。犹杜什卡·戈洛夫廖夫满嘴仁义道德，经常引用《圣经》上的格言，实际上灵魂十分肮脏，是贪婪、无耻、伪善、阴险、残暴等各种丑恶品质的象征。——134。
[54]旺代是法国西部的一个省。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1793年3月这里爆发了反对法兰西共和国的反革命叛乱。大多数叛乱者是受反革命教士和贵族唆使的当地农民。——135。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在全俄教育工作者和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9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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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俄教育工作者和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47]
（1919年7月31日）
同志们，我非常高兴能代表人民委员会向你们的代表大会表示祝贺。
在国民教育方面，我们在长时期内不得不同苏维埃政权各个工作部门和组织部门都经常遇到的那些困难作斗争。我们看到，那些曾被认为是唯一的群众性的组织，一开始就是由长期为资产阶级偏见所俘虏的人领导的。甚至在苏维埃政权的初期我们就看到，1917年10月间军队怎样向我们彼得格勒接二连三提出不承认苏维埃政权的声明，扬言要进攻彼得格勒，并表示同各国资产阶级政府团结一致。那时我们就确信，这些声明是军队组织的上层分子写的，是当时的集团军委员会写的，他们代表的完全是我国军队过去的情绪、信念和观点。从那时起，这类现象在一切群众组织中都发生过，既在铁路部门的无产阶级中间发生过，也在邮电部门的职员中间发生过。我们一直看到，起初旧事物总还保持着自己的力量和对群众组织的影响。因此，我们对于教师持久的顽抗也一点不感到奇怪，因为教师向来就是一支大多数成员（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都敌视苏维埃政权的队伍。我们看到，旧的资产阶级偏见怎样逐渐被克服，同工人和劳动农民有着密切联系的教师怎样在反对资产阶级旧制度的斗争中为自己争取权利，并为自己开辟道路，去真正接近劳动群众，真正了解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到目前为止，你们比任何人都更多地领教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旧偏见、他们常用的手段和论据、他们替资产阶级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辩护以及他们所进行的斗争——这种斗争通常不是直截了当地进行的，而是在种种表面上听来悦耳但实际上是在这样或那样替资本主义辩护的口号掩盖下进行的。
同志们，你们也许记得马克思是怎样描写工人进入现代资本主义工厂的，马克思在分析有纪律的、文明的和“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奴隶地位时是怎样探究劳动者遭受资本压迫的原因的，他是怎样说明生产过程的原理的，他是怎样描述工人进入资本主义工厂，使得资本主义工厂能掠夺剩余价值、奠定整个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基础、造成少数人致富而群众受压迫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当马克思在他那部著作中谈到这个最重要最根本的地方即着手分析资本主义剥削时，他说了这样一句讽刺话：“我要引你们去的地方，乃是资本家榨取利润的场所，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是自由、平等和边沁。”［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99页。——编者注］马克思说这句话是要强调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所宣扬所辩护的思想，因为在战胜了封建主的资产阶级看来，在以资本的统治、金钱的统治、对劳动者的剥削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正是“自由、平等和边沁”。他们所说的自由就是少数人牟取暴利的自由、发财的自由、商业周转的自由；他们所说的平等就是资本家和工人的平等；边沁的统治就是小资产阶级关于自由平等的偏见的统治。
如果我们看一看周围，看一看旧教师联合会的代表昨天和今天用来反对我们的那些论据，看一看我们那些以社会主义者自居的思想敌人即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至今还在引用的那些论据，看一看还不了解社会主义意义的农民群众每天同我们交谈时无意中引用的那些论据，——如果对这点细加观察并仔细想想这些论据的含义，就一定会发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着重分析的那种资产阶级论调。所有这些人都想证实这个说法：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是自由、平等和边沁。谁从这一观点出发来反对我们，说我们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政权是自由平等的破坏者，我们就要介绍他去看看政治经济学入门，去研究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原理。我们说，你们责备布尔什维克破坏自由，其实这种自由是资本的自由，是粮食占有者在自由市场上出卖粮食的自由，也就是少数握有余粮的人牟取暴利的自由。人们经常责难布尔什维克破坏出版自由，可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什么是出版自由呢？谁都看到过我们“自由”俄国的出版事业是什么样的。那些直接观察过或接触过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版事业因而对它很熟悉的人，在这方面看得更多，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版自由就是拿报刊和对人民群众的影响来作交易的自由，出版自由就是靠资本来维持报刊这一影响人民群众的最强大的工具。这就是布尔什维克所破坏的出版自由，布尔什维克引以自豪的是，他们第一次使出版事业摆脱资本家而获得了自由，第一次在一个大国里创办了不依赖于一小撮富人和百万富翁，全力从事反资本的斗争（我们应当使一切服从于这个斗争）的出版事业。在这个斗争中，劳动者的先进部队，他们的先锋队，只能是能够领导尚未觉悟的农民群众的工人无产阶级。
当有人责备我们是一党专政、提出——象你们所听到的那样——建立社会主义统一战线时，我们就说：“是的，是一党专政！我们就是坚持一党专政，而且我们决不能离开这个基地，因为这是一个在几十年内争得了整个工厂无产阶级即工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地位的党。这个党还在1905年革命以前就取得了这种地位。这个党在1905年领导了工人群众，从那时起，在1905年以后的反动时期内，即当工人运动在斯托雷平杜马的条件下历尽艰辛恢复起来的时候，它一直和工人阶级打成一片，因而只有这个党才能领导工人阶级去深刻地根本地改变旧社会。”有人向我们提议建立社会主义统一战线，我们说，这是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提出的，他们在革命过程中表现动摇，倒向资产阶级。我们已经有过两次经验，一次是在克伦斯基执政时期，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了联合政府，这个政府得到了协约国的帮助，就是说，得到了全世界资产阶级的帮助，得到了法、美、英帝国主义者的帮助。结果怎样呢？我们有没有看到他们所许诺的那种向社会主义的逐步过渡呢？没有，我们看到的是破产，是帝国主义者的完全统治，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是一切妥协主义幻想的彻底破灭。
如果这次经验还不够，那我们来看看西伯利亚。我们在那里也有过这样的经验。西伯利亚的政权曾经是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起初，所有从苏维埃政权下逃亡出来的资产者都去帮助捷克斯洛伐克军以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暴动。欧美最强大的国家的资产阶级和资本家都来帮助他们，不仅从思想上而且从财政上军事上帮助他们。结果怎样呢？这种所谓的立宪会议的统治，这种由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组成的所谓的民主政府造成了什么结果呢？造成了高尔察克的冒险。为什么这种统治遭到了我们所看到的那种破产呢？因为这里反映了我们敌人营垒中的所谓社会党人不愿意了解的一个基本真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不管它在发展的时候，在很巩固的时候，还是在行将灭亡的时候，反正都一样，都只能有一种政权，或者是资本家的政权，或者是无产阶级的政权。一切中间政权都是幻想，谁想尝试建立第三种政权，即使出于真心诚意，也会不是滚向这边，就是滚向那边。只有无产阶级的政权，只有工人的统治，才能把靠劳动为生的大多数人团结到自己这边来，因为农民群众虽然是劳动群众，但从某个方面来说又是小经济组织的所有者，粮食的所有者。这就是在我们眼前展开的斗争，这个斗争表明：无产阶级怎样在长期的政治考验中，在俄国各个边疆地区政府的更换过程中，逐渐清除一切为剥削制度服务的东西；它怎样给自己开辟道路，并在镇压和消灭资本的反抗中日益成为劳动群众的真正名副其实的领袖。
责备布尔什维克破坏自由的人，提出建立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的人，即建议同那些动摇不定、在俄国革命史上两度倒向资产阶级的分子实行联合的人，很喜欢责备我们采取恐怖手段。他们说，布尔什维克在管理国家中实行恐怖的办法；他们说，为了拯救俄国，就要使布尔什维克放弃恐怖手段。我想起了一位聪明的法国资产者，他曾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谈到废除死刑的问题，他说：“让杀人犯老爷们先来废除死刑吧。”每当人们说“让布尔什维克放弃恐怖手段”的时候，我就想起这句话来。让俄国的资本家老爷们以及他们的盟友美、法、英三国，即那些迫使苏维埃俄国采取恐怖手段的人放弃恐怖手段吧！他们就是那些过去进攻我们、现在还在用比我们强大千倍的军事力量来进攻我们的帝国主义者。所有的协约国，所有英、法、美的帝国主义者在他们的首都都拥有国际资本的奴仆（不管他们叫作萨宗诺夫还是马克拉柯夫都一样），这些奴仆收罗了成千上万心怀不满、愤愤不平的破产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资本的代表人物，难道这不是恐怖吗？你们听到了军界的阴谋，从报纸上看到了最近险些把彼得格勒出卖的红丘炮台阴谋事件，试问，这不是全世界资产阶级施行的恐怖手段又是什么呢？全世界资产阶级为了使剥削者在俄国复辟和扑灭现在甚至已经威胁到他们本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火焰，正在干种种野蛮的、罪恶的、横暴的勾当。这就是恐怖的根源，这就是应对恐怖负责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确信，那些在俄国鼓吹放弃恐怖手段的人，无非就是施行恐怖手段的帝国主义者手中的自觉的或不自觉的工具或代理人，这些帝国主义者正在用封锁、用他们对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帮助来扼杀俄国。但他们是不会成功的。
俄国是第一个执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历史使命的国家，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承担了这样多的斗争和苦难。其他国家的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知道，俄国已全副武装起来，在俄国不仅决定着俄国资本的命运，而且决定着国际资本的命运。这就是他们在所有的报刊上，在被亿万金钱收买的全世界资产阶级报刊上骇人听闻地大肆散布诽谤布尔什维克的谎言的原因。
他们也是为了“自由、平等和边沁”的原则而起来反对俄国的。我们这里有人认为，谈论自由平等，谈论布尔什维克破坏自由平等，就是在维护某种独立的东西，维护一般民主原则。你们遇到这种人的时候，就请他们去看看欧洲资本主义的报刊吧。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是在什么掩盖下行动的呢，欧洲的资本和资产阶级是在什么掩盖下来扼杀俄国的呢？他们口头上讲的都是自由和平等！当美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侵占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时候，当他们把军队派往南俄的时候，他们也是在保卫自由和平等。这就是他们用来掩饰自己的口号，这就是在这场激烈的斗争中俄国无产阶级起来反对全世界资本的原因。这就是这些自由平等的口号所要达到的目的，这种口号被一切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用来欺骗人民，彻底粉碎这种口号乃是真正同工农站在一起的知识分子的责任。
我们看到，协约国帝国主义者愈是顽强凶狠地试图扼杀俄国，就愈激起本国无产阶级的反抗。7月21日，英、法、意三国工人作了举行国际罢工反对三国政府的第一次尝试，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停止对俄国内政的一切干涉，同俄国缔结真诚的和约。这次尝试没有成功。在许多国家里，如在英、法、意等国，只是爆发了个别的罢工。在美国和加拿大，只要是能使人想起布尔什维主义的东西，都遭到了疯狂的攻击。我们在最近这些年经历了两次大革命。我们知道，1905年俄国劳动群众的先锋队起来同沙皇制度作斗争是何等的费力。我们知道，从1905年1月9日即第一次流血的教训到1905年10月俄国群众性罢工第一次获得胜利，罢工运动是在多么困难的情况下缓慢地发展起来的。我们知道，当时是很困难的。两次革命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虽然俄国的形势比其他国家更革命一些。我们知道，为了同资本主义作斗争，在一系列的罢工中把力量组织起来是多么困难。因此，我们对7月21日第一次国际罢工的失败并不感到惊奇。我们知道，欧洲各国革命所遇到的反抗要比我们大得多。我们知道，当英、法、意三国工人决定在7月21日举行国际罢工时，他们不知克服了多少困难。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实验。遭到失败是不足为奇的。可是我们知道，尽管欧洲资产阶级疯狂地反对我们，最先进最文明的国家的劳动群众是同我们在一起的，他们对我们的事业是了解的；不管在革命中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考验，不管人们为了资本的“自由和平等”、挨饿者和饱食者的平等而制造什么样的谎言骗局，我们知道，我们的事业是全世界工人的事业，因此，这个事业将肯定无疑会战胜国际资本。
载于1919年8月3日《真理报》第170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70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131—138页
注释：
[47]这是列宁在全俄教育工作者和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第4天会议上的讲话。
全俄教育工作者和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19年7月28日—8月1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来自32个省的277名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成立全俄教育工作者工会和制定成立教育工作者工会所应依据的基本原则。大会听取了关于工会运动和教育工作者工会的任务、关于教育方面的纲领、关于文化建设的当前任务、关于俄国和西欧的青年运动等报告。大会在所通过的决议中主张以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标准章程为基础，委托该工会中央委员会成立专门委员会根据教育工作者工会的性质和特点对章程加以修改，提交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批准。大会号召全体教育工作者参加军队的政治教育工作并同共青团保持密切的联系。——123。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答美国记者问（1919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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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美国记者问[40]
（1919年7月20日）
现在我来答复向我提出的五个问题，答复的条件是你们要履行已用书面对我所作的诺言，即我的答复将全文刊载在北美合众国的一百多家报纸上。
1．苏维埃政府的纲领不是改良主义的纲领，而是革命的纲领。改良就是在保持统治阶级统治的条件下从这个阶级那里取得让步。革命就是推翻统治阶级。因此，改良主义的纲领总是罗列许多局部性的条文。我们的革命的纲领其实只有总括性的一条，那就是推翻地主资本家的压迫，推翻他们的政权，使劳动群众从这些剥削者手中解放出来。我们从来没有改变过这一纲领。实现这一纲领的局部措施有时应部分地加以改变，要把这些改变一一举出，就得写一整本书。我只想指出，我们的政府纲领中还有总括性的一条，由此产生的个别措施的改变也许是最多的。这一条就是镇压剥削者的反抗。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革命以后，我们连资产阶级的报纸也没有查封，更谈不到采用恐怖手段了。我们不仅释放了克伦斯基的许多部长，而且释放了同我们作过战的克拉斯诺夫。直到剥削者即资本家展开反抗以后，我们才开始有系统地加以镇压，甚至采取恐怖手段。无产阶级就是这样回答资产阶级的，因为他们同德、英、日、美、法各国资本家勾结在一起，阴谋在俄国恢复剥削者的政权；用英、法的金钱收买捷克斯洛伐克军，用德、法的金钱收买曼纳海姆和邓尼金，等等，等等。引起“改变”（即在彼得格勒对资产阶级采取更严厉的恐怖手段）的最近一次阴谋，就是资产阶级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勾结起来出卖彼得格勒，军官阴谋分子占据红丘炮台，英、法资本家收买瑞士大使馆的职员和许多俄国职员等等。
2．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对阿富汗、印度等等穆斯林国家所做的工作，也同我们在国内对人数众多的穆斯林和其他非俄罗斯民族所做的工作一样。譬如我们让巴什基尔人在俄国内部建立自治共和国，我们尽力帮助每个民族得到独立自由的发展，帮助它们多出版、多发行本民族语言的书报，我们还翻译和宣传我们的苏维埃宪法；同“西欧”和美洲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宪法比起来，这个宪法不幸更为殖民地、附属国的受压迫的和没有充分权利的10亿以上的人民所喜爱，因为“西欧”和美洲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宪法巩固土地和资本的私有制，即巩固少数“文明的”资本家对本国劳动者和亚洲非洲等地殖民地几亿人民的压迫。
3．对于美国和日本，我们首要的政治目的，就是击退它们对俄国的侵犯，它们这种侵犯是无耻的，罪恶的，掠夺性的，只会使本国资本家发财。我们曾多次郑重地向这两个国家建议媾和，但它们甚至没有回答我们，并且继续同我们作战，帮助邓尼金和高尔察克，掠夺摩尔曼和阿尔汉格尔斯克，特别是在西伯利亚东部大肆洗劫和破坏，那里的俄国农民对日本和北美合众国的资本家强盗进行了英勇的抵抗。
对于一切民族，包括美国和日本在内，我们今后的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毫无例外地同一切国家的工人和劳动者结成兄弟联盟。
4．我们同意同高尔察克、邓尼金、曼纳海姆媾和的那些条件，已多次用书面形式十分明确地提出过，例如，我们向代表美国政府同我们（以及在莫斯科同我本人）进行谈判[41]的布利特提出过，在给南森的信[42]及其他场合也都提出过。如果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政
府不敢把这些文件全部发表，向人民隐瞒真情，那么这不是我们的过错。我只提一下我们的基本条件：我们准备偿还法国和其他国家的一切债务，只要和约是真正的而不是口头上的，就是说，这一和约要得到英、法、美、日、意等国政府的正式签署和批准，因为邓尼金、高尔察克、曼纳海姆等等不过是这些政府的走卒。
5．我很想把以下情况告诉美国舆论界：
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相比，是在“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步。虽然如此，资本主义始终是雇佣奴隶制度，始终是极少数现代（“moderne”）奴隶主即地主和资本家奴役千百万工农劳动者的制度。资产阶级民主制和封建制度相比，改变了经济奴役形式，为这种奴役作了特别漂亮的装饰，但并没有改变也不能改变这种奴役的实质。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就是雇佣奴隶制。
技术特别是交通的惊人进步，资本和银行的巨大发展，使资本主义达到成熟，而且成熟过度了。资本主义已经衰朽。它已成为人类发展的最反动的障碍。它就是一小撮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统治一切，这些富翁推动各国人民进行厮杀，来解决帝国主义赃物、殖民地统治权、金融“势力范围”或“托管权”等等应当归德国强盗集团所有还是归英法强盗集团所有的问题。
在1914—1918年大战期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而且只是由于这个原因，千百万人死亡了，残废了。对这一真理的认识，现在正迅速地不可抑止地在各国劳动群众中扩大着，尤其是因为战争在各处都引起了空前的破坏，各国（包括“战胜国”的人民）都必须为战时的债务支付利息。这些利息是什么呢？是献给百万富翁老爷们的几十亿贡款，以感谢他们仁慈地使千百万工农为解决资本家瓜分利润问题而互相残杀。
资本主义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群众的革命意识到处在增长着。成千上万种迹象都说明了这一点。有些迹象并不重要，但庸人看了也都一目了然，其中之一就是昂利·巴比塞的两本小说（《火线》和《光明》）。作者打过仗，而且是一个最和气、最安分、最守法的小资产者，一个庸夫俗子。
资本家、资产阶级能办到的，“至多”是延缓社会主义在这个或那个国家取得胜利，为此再屠杀几十万工人和农民。但他们决不能挽救资本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是苏维埃共和国。苏维埃共和国把政权交给劳动人民，并且只交给劳动人民，它委托无产阶级领导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废除土地、工厂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因为这种私有制是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根源，是群众贫困的根源，是只能使资本家发财的、各民族间的掠夺性战争的根源。
国际苏维埃共和国的胜利是有保障的。
最后举一个小例子。美国的资产阶级吹嘘他们国内的自由、平等和民主，以此欺骗人民。但是，不论是这个资产阶级还是世界上其他任何资产阶级或政府，都不能也不敢根据真正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原则同我们的政府进行竞赛，比如说，订立一种条约，保证我国政府和其他任何政府自由交换……以政府名义用任何一种文字出版的刊有本国法律条文和宪法条文并说明该宪法比起其他宪法有哪些优点的小册子。
世界上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政府都不敢同我们订立这样一个和平、文明、自由、平等、民主的条约。
为什么呢？因为除了苏维埃政府以外，一切政府都是靠压迫和欺骗群众来维持的。但是，1914—1918年的大战已经把大骗局戳穿了。
列宁
1919年7月20日
载于1919年7月25日《真理报》第162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113—117页
注释：
[40]本文是列宁对美国合众社提出的五个问题的答复。这五个问题是：
“（1）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是否对政府最初的对内对外政策纲领和经济纲领作了一些或大或小的改变？什么时候和哪一些？
（2）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对阿富汗、印度和俄国境外的其他穆斯林国家的策略如何？
（3）你们对美国和日本所抱的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何在？
（4）你们准备在什么条件下同高尔察克、邓尼金和曼纳海姆媾和？
（5）你还有什么话要告诉美国舆论界？
列宁的答复经布达佩斯转给美国报界。但合众社在转发给各报时删掉了列宁对第5个问题的答复，说那“纯粹是布尔什维克的宣传”。1919年10月，美国左派社会党人的《解放者》杂志发表了《声明和挑战》一文，引述了列宁对第5个问题的答复，并在编者按语中指出了合众社转发给各报时加以删节的情况。——107。
[41]指1919年3月苏维埃政府同美国政府代表威·克·布利特在莫斯科进行的谈判。布利特前往莫斯科是要了解苏维埃政府同意在什么条件下同协约国媾和。
布利特在谈判中转达了美国总统伍·威尔逊和英国首相戴·劳合－乔治的建议。苏维埃政府为了尽快缔结和约，同意按照他们提出的条件进行谈判，但对这些条件作了一些重要修改（美国政府代表布利特和苏俄政府共同制定的和平建议革案全文，见《苏联对外政策文件汇编》1958年俄文版第2卷第91—95页）。
布利特离开苏维埃俄国之后不久，高尔察克军队在东线取得了一些胜利。帝国主义各国政府指望借助高尔察克的力量来消灭苏维埃俄国，于是拒绝了和平谈判。威尔逊不准公布布利特带回去的协定草案，劳合－乔治则在议会宣称他同与苏维埃政府谈判一事根本没有关系。——109。
[42]指苏维埃政府给挪威著名社会活动家弗·南森的复信。南森在1919年4月17日给列宁的信中谈到，他于4月3日写信给伍·威尔逊、乔·邦·克列孟梭、戴·劳合－乔治和维·埃·奥兰多，提出一项用粮食和药品援助苏维埃俄国的计划。4月17日，“四人会议”同意南森的建议，但有一个保留条件：在苏维埃俄国境内要停止军事行动并停止调运军队和各种军用物资。5月4日苏维埃政府从无线电中收到这封信后，在5月7日给南森发出了复信。由于这项计划不能保证停止军事行动不被反革命利用，苏维埃政府在复信中表示它只能同协约国各国政府就停止军事行动问题进行谈判。苏维埃政府的建议通过南森转达给了协约国各国政府。但是，协约国列强对这项建议未予答复。列宁对格·瓦·契切林起草的两份给南森的信稿作过批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8卷）。——109。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关于粮食状况和军事形势——在工厂委员会、工会理事会代表、莫斯科中央工人合作社和“合作社”协会理事会代表的莫斯科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19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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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粮食状况和军事形势
在工厂委员会、工会理事会代表、莫斯科中央工人合作社和“合作社”协会理事会代表的莫斯科代表会议上的讲话[43]
（1919年7月30日）
（鼓掌）同志们，我来简短地谈一谈我国的粮食状况和军事形势。我想，与这些问题有关的基本事实，你们都已经知道，因此，我的任务或许只是来说明一下这些事实的意义。
正当你们需要解决合作社问题的时候，我们又象去年夏天那样，处在一个紧张的关头，特别是在粮食方面。你们知道，近一年来我们的粮食工作，与上一年相比，成绩是很大的。在其他的苏维埃工作部门中，未必能象粮食工作那样精确地衡量出这种成绩。在苏维埃政权的头一年，包括克伦斯基统治的最后一段时间在内，国家收购的粮食总共只有3000万普特。第二年，我们收购了10700万普特以上的粮食，虽然第二年我们在军事方面、在控制盛产粮食的地区方面更加困难，因为我们不但根本不能控制西伯利亚，而且根本不能控制乌克兰和遥远的南方的大部分地区。尽管如此，我们的粮食收购量，正如你们看到的，还是增加了两倍。就粮食机构的工作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但是，就保证非农业区的粮食供应来说，这是很少的，因为对非农业区居民特别是城市工人供应粮食的状况进行的精确调查表明，今年春夏，城市工人的粮食大约只有一半是从粮食人民委员部得到的，而其余部分则不得不从自由市场，从苏哈列夫卡[44]和投机者那里购买，工人购买前一半粮食的支出只占购粮支出总数的十分之一，购买后一半粮食的支出则占十分之九。果然不出所料，投机者先生们从工人身上刮去的钱，等于国家收购的粮食售价的9倍。看了这些关于我国粮食状况的精确材料后，我们应当说，我们有一只脚还站在旧时的资本主义上面，只有一只脚从这个泥潭、从这个投机的泥坑中拔出来，踏上了真正社会主义的收购粮食的道路，使粮食不再是商品，不再是投机的对象，不再是争吵、斗争和许多人贫困的祸根。可见，从满足非农业区居民和工人的需要来看，我们是做得很少的，但如果想一想我们是在内战环境中，是在很大一部分盛产粮食的地区不由我们控制的困难条件下进行工作的，那么，粮食机构的工作是进展得异常之快的。我想，大家都会同意我的看法，这方面的任务是组织的任务，是用非资本主义的方式向农民大众收集粮食的任务，是难以想象的困难任务，这项任务不是用任何更换机构的办法（更不用说更换政府了）所能解决的，因为这项任务要求进行组织上的改造，要求改造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来形成的农业生活的基础。假定说，在完全和平的条件下，给我们五年的时间来建立一个组织机构，把粮食从投机者手中夺过来，完全集中到国家手中，那我们可以说，这种社会经济改造的速度，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而我们不到两年时间就完成了这项任务的一半，这就非常可观了，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证据，证明苏维埃政权在最困难最严重的粮食问题上，采取了正确的方针，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总之，可以说，苏维埃政权已抱着最坚定的决心，就是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决不因我们周围存在着动摇、怀疑、批评、有时甚至是绝望情绪而感到惶惶不安。从饥荒地区来的某些代表有时表现出一种极沉重极痛苦的绝望情绪，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我所引用的有关非农业地区工人和城市工人的粮食供应状况的总的统计数字证明，他们还有一半要依靠投机者，依靠偶然机会等等。
你们知道，我们这里的投机是一场极为剧烈的斗争，那些能够把农产品运到市场上去的人在拼命地进行敲诈。在投机者和挨饿者的这场剧烈斗争中遭到破产的人们表现出绝望情绪，这是不足为奇的。铁路运输能力减弱，在盛产粮食的乌克兰无法建立任何机构，游击习气的旧残余至今还使组织工作无法进行，居民至今还不能克服游击习气——显然，这完全有利于邓尼金，使他在那里能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同时也使我们难于利用那些拥有存粮、能使我们很容易摆脱困难的最大的粮食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在这场争夺粮食的斗争中遭到特别严重破产的人露出绝望情绪，是不足为奇的。如果我们从总的方面来看苏维埃工作的发展，即不从个别情况而从工作的结果来看，如果我们比较一下苏维埃政权给了什么和自由市场给了什么，那我们应该说，投机者手中的那一半粮食业，至今还是投机者横行无忌、拼命压榨、大发横财的根源，而且在一面有人挨饿、一面有人发财的条件下，这又是极端腐化堕落的根源。
很明显，那些不能把握和说明这一过程的人们，往往不是去考虑如何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解决这一新任务，即依靠农民对工人国家的信任来按固定价格收集粮食，而是对我们说：“看，既然工人支出的十分之九都花在苏哈列夫卡，那就证明你们只有依靠粮贩和投机者才能生存。因此，你们就需要去适应这种情况。”那些自以为聪明机智和深刻了解事变的人有时就是这样说的。其实，他们是些诡辩家。革命的经验证明，改换管理形式是一件并不困难的事情，消灭地主和资本家统治阶级在短时期内就能办到，如果革命发展顺利，甚至有几个星期就行了，但是，要改变根本的经济生活条件，要同几百年几千年来养成的每一个小业主的习惯作斗争，这却需要在完全推翻剥削阶级之后，进行多年的孜孜不倦的组织工作。有人对我们说，看，你们身旁的苏哈列夫卡多么繁荣兴旺，苏维埃政权简直非靠它不可！我们要问，你奇怪什么呢？难道在富饶的农业区与俄国隔绝的条件下，这个任务能在两年之内解决吗？那些从原则上反对我们最厉害的、有时甚至硬说他们是从社会主义观点（但愿上帝保佑，不要有这种社会主义！）出发的人们，责备布尔什维克是空想主义者和冒险主义者，因为布尔什维克曾经说过：可以而且应该用革命的方法不仅粉碎君主制和地主土地占有制，而且粉碎资本家阶级和消除帝国主义战争遗迹，为组织建设扫清基地，这项建设使我们必然考虑到工人政权应实行长时期的统治，只有这个政权才能引导广大农民群众前进。我们认为能够用革命办法打倒地主资本家阶级，因此他们责备我们是空想主义者，但他们自己却向我们提出了空想的任务，要求在我们双手被内战束缚住的情况下，在人间任何力量都办不到的短期间内，解决社会主义新制度的组织问题，解决同靠撤销机构都无法消灭的旧习惯作斗争的问题。
是的，正是粮食政策特别鲜明地表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最后一种形式的斗争就在这方面进行，即不但要打倒旧的机构，不但要打倒地主和资本家，而且还要根除千百万小业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养成的习惯和具有的经济条件。必须力求使他们的理智战胜他们的偏见。任何一个稍有觉悟的农民都会同意这一点，在人民挨饿的时候，进行粮食自由贸易，在自由市场出卖粮食，就是让人和人互相斗争，让投机者发财，让人民大众挨饿。但是单有这种认识是不够的，因为农民的种种偏见和习惯告诉他，把粮食卖给投机者得到几百个卢布，比把粮食交给国家得到现在不能用来购买商品的几十卢布纸币更为有利。我们说：既然国家民穷财尽，既然燃料没有，工厂停工，你们农民就应当帮助工人国家，应当把粮食借出来。那些换你们粮食的纸币，就是你们借粮食给国家的凭据。如果你们农民能借粮给国家，能交出粮食，那么工人就能够恢复工业。在一个遭到四年帝国主义战争和两年内战破坏的国家里，没有其他办法能够恢复工业！任何一个农民，只要摆脱了庄稼汉原来的愚昧状态，稍为开展一点，就都会同意说，没有别的出路。但是，你们用尊重人的态度说话就能说服的那些有觉悟的农民是一回事，千百万怀有偏见的农民却又是一回事。他们只看事实，认为自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活了一辈子，粮食私有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他们没有经历过新制度，也不能相信它。所以我们说，正是在这方面，在粮食方面，而不是在国家建设的上层机构方面，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进行着最深刻的斗争，这种斗争已在实际上而不只是在口头上进行着。国家建设的上层机构容易改造，因此，这种改造的意义并不大。而在粮食方面，劳动人民及其先锋队工人阶级的觉悟正同农民群众的偏见、分散性和涣散性进行最后的斗争。资本主义的拥护者（他们自称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也好，孟什维克或社会革命党人也好，反正都一样）说：“你们不要实行国家垄断，不要按固定价格强迫征购粮食！”我们回答说：“亲爱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你们也许是真诚的人，但是你们是在维护资本主义，你们嘴里讲的不是别的，正是过去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偏见，他们除了自由贸易以外什么也看不到，他们站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激烈斗争之外，认为这是可以调和，可以协商的。”我们已经有了相当多的经验，我们知道，真正劳动群众的代表，即那些并未成为上层分子而终生遭受地主资本家剥削的人懂得，这里是在同资本主义进行毫不调和的最后的决战。他们懂得，正是在这方面不能作任何让步。去年夏天，苏维埃政权曾说让一普特半制度存在若干星期，在这以后它就使用了自己的机构，而且这种机构所供应的粮食比从前多了，现在苏维埃政权暂时又要这样说。你们知道，现时我们也必须作这样的让步，必须暂停一下，让工人在假期各自去找供自己需要的粮食[45]。这样，我们就更有保证能够重新开展工作，保证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作。我们正在同资本主义进行真正的战斗，我们说，不管资本主义迫使我们作怎样的让步，我们还是要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剥削。我们在这方面将要象对付高尔察克、邓尼金那样作无情的斗争，因为援助他们的是资本主义的力量，资本主义的力量当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以粮食和商品的自由贸易为基础的。我们知道，在国内自由出售粮食，是资本主义的主要泉源，是以往一切共和国灭亡的原因。现在正在进行一场反对资本主义、反对自由贸易的最后的决定性的斗争，对我们来说，现在进行的是一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最主要的战斗。如果我们在这场斗争中取得胜利，资本主义、旧政权和过去的一切就不会复辟。必须进行斗争反对资产阶级，反对投机，反对小经济，必须抛弃以前存在过的“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原则，只有这样，这一复辟才不可能。必须忘记每个农民为自己、高尔察克为大家的原则。现在我们的相互关系和我们的建设已经有了新的形式。应当知道，社会主义在前进中，应当记住，无论我们身上有多少旧东西，它们不过是旧思想的残余，因为农民必然会用截然不同的新态度来处置他所生产的消费品的；他要是按“自由”价格把粮食卖给工人，就一定会成为资产者和私有者。我们说，只有按国家规定的固定价格出售粮食，我们才有可能离开资本主义。现在我们不得不忍受严重的饥饿，拿目前的处境同去年比较一下，我们应当说，我们目前的处境比去年好得简直不能相比。固然，我们不得不作某些让步，但我们对这些让步总是能够作出答复和解释的。我们在苏维埃政权的20个月当中虽然做了很多事情，但我们还没有解决目前困难处境中的一切困难。
只有使农民与私有制脱离，使他们为我们的国家工作，我们才可以说，我们走过了我们路程中艰苦的一段。但我们不会离开这条道路，正如我们不会离开同邓尼金和高尔察克作斗争的道路一样。在那些自称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人们的阵营里有人说，战争是打不完的，从战争中是找不到出路的，必须采取一切措施结束战争。这些话你们经常可以听到。说这种话的都是一些不了解事情真相的人。他们认为内战是没有出路的，因为它太艰苦了，但是，这场战争是欧洲帝国主义者由于害怕苏维埃俄国而强加给我们的，这难道他们不了解吗？同时西欧帝国主义者在自己的宫廷中，今天豢养萨文柯夫，明天豢养马克拉柯夫，后天豢养布列什柯夫斯卡娅，他们在一块可不是谈什么好听的话，而是算计着怎样更合理地把装备着大炮和其他杀人武器的步兵和炮兵调到我们这里来，怎样援助阿尔汉格尔斯克战线，怎样在这条战线以外再增辟南线、东线和彼得格勒战线。整个欧洲和全欧洲的资产阶级都起来攻击苏维埃俄国。他们甚至厚颜无耻地向匈牙利政府提出这样的建议：“我们给你们粮食，你们抛弃苏维埃政权。”我想，这样的建议要是登在布达佩斯的报纸上，那对匈牙利说来将是多么有力的鼓动！但这毕竟好些，这比起争取自由贸易等胡说八道更诚实更坦率。这里讲得很明白：你们需要粮食，就得抛弃对我们不利的一切，这样我们才给你们粮食。
因此，要是殷勤的资本家向俄国农民提出这样的建议，那我们是会十分感激的。我们会说：我们的鼓动员不够，现在克列孟梭、劳合－乔治、威尔逊来帮助我们了，他们成为最出色的鼓动员了。现在再也听不到关于立宪会议、集会自由等等的言论了，一切都不加隐讳了。但是，我们要问问资本家先生们，你们有那么多军事债务，你们所有的箱子都装满了借据，你们有几十亿几十亿的军事债务，你们以为人民会偿付这些债务吗？你们的炮弹、枪弹和大炮多得没有地方放，你们认为最好是用它们来轰击俄国工人吗？你们收买了高尔察克，为什么你们又挽救不了他呢？你们不久以前作出决议说，协约国的国际联盟承认高尔察克是俄国唯一的全权政府[46]。可是后来高尔察克却一溜烟逃跑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下场呢？（鼓掌）从高尔察克叛乱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领袖们的诺言究竟有什么价值。要知道，他们掀起了高尔察克叛乱，他们有过萨马拉政权。这些诺言有什么价值呢？要是那些在军事方面无疑大大超过我们（我们根本不能与之相比）的力量聚集起来攻打我们，那会怎样呢？当然，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会由此得出相应的结论并对疲惫挨饿的群众说：“你们已被拖入一场永无休止的内战。你们这个疲惫的落后的国家怎能同英、法、美斗争呢？”在我们周围经常有人发出这种论调，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是时时刻刻散布这种言论。他们力图证明内战是一件没有希望的事。但是历史给了我们答复。这就是西伯利亚政权的历史。我们知道，那里的农民是富裕的农民，他们没有经历过农奴制，因此不会由于摆脱了地主而感激布尔什维克。我们知道，那里组织了政府，有人送去了几面不是社会革命党人切尔诺夫就是孟什维克马伊斯基做的漂亮的旗帜，上面写着立宪会议、贸易自由等口号，——愚昧的农民，你要什么，我们都给你写上，只要你帮助我们打倒布尔什维克！这个政权结果怎样呢？结果不是立宪会议，而是比任何沙皇专政还坏的、最疯狂的高尔察克专政。这是偶然的吗？有人回答我们说，这是一个错误。可是，先生们，一个人在一生的行为中是可能犯错误的，但要知道这里来帮助你们的是你们的所有优秀人物，是你们党内的一切优秀人物。难道知识分子没有来帮助你们吗？即使没有你们自己的知识分子（虽然我们知道是有的），那你们还有法、英、美、日等先进国家的知识分子。你们有土地，你们有舰队，你们有军队，你们有金钱，然而为什么一切都完了呢？是因为某位切尔诺夫或马伊斯基犯了错误吗？不是的！而是因为在这场殊死的战争中，不可能有任何中间道路，资产阶级要维持下去，就得成百成千地枪杀工人阶级中间一切有创造性的人物。这一点从芬兰的例子可以看得很清楚，现在西伯利亚的例子也证明了这一点。为了证明布尔什维克站不住脚，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开始建立新政权，并且带着它庄重地直接滚到高尔察克政权那里去了。不，这不是偶然的，这种事情在全世界都有，即使布尔什维克的一切言伦、一切出版物（这些出版物目前在每个国家都遭到攻击，他们把布尔什维克的小册子看作是使可怜的威尔逊、克列孟梭和劳合－乔治之流感到恐怖的传染病，竭力加以取缔）完全绝迹，我们还可以举出他们的走卒方才活动过的西伯利亚，指出这比任何鼓动起了更好的作用。这证明，在资产阶级专政和工人阶级专政之间，不可能有中间道路。这个道理不但渗入了工人群众的头脑，甚至渗入了觉悟最低的农民的头脑。你们知道，农民说过：“我们不要布尔什维克政府，我们要粮食自由贸易。”你们知道，萨马拉的农民，中农，曾经站在资产阶级一边。而现在谁使他们离开了高尔察克呢？原来农民要独自创造自己的……［注：此处速记记录中有一个字字迹不清，从略。——俄文版编者注］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已为全部革命史所证实，每一个熟悉革命史和社会主义运动史的人都知道，19世纪各政党的整个发展都可以归结为这一点。
农民当然不知道这一点。他既没有研究过社会主义史，也没有研究过革命史，但是他相信和承认从自己亲身的经历中得出的结论。他看到布尔什维克要他们挑重担是为了战胜剥削者，看到高尔察克政权使得杰尔席莫尔达式的资本主义恢复，他觉悟了，说：“我选择工人群众的专政，我要彻底打垮官僚资产阶级专政（他是这样称呼高尔察克专政的），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人民专政。”高尔察克的这段历史表明，不管内战多么漫长，多么艰苦，不管它看来多么没有出路，但是它不会把我们引入绝境。它使那些与布尔什维克最疏远的人民群众，通过亲身的经验，深信必须转到这个政权方面来。
同志们，我们的军事形势就是这样。现在让我谈谈我们要去完成的合作社工作，以此来结束我的报告。许多同志已经给你们讲过话了，他们在估计你们所面临的实际任务方面比我内行得多，我希望你们胜利地完成你们所肩负的任务，完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业，把包括全体劳动群众的消费合作社建立起来。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环境中必然产生出领导合作社的上层分子，这些上层分子都是白卫分子。这一点不仅在我国是这样，这已由那些同高尔察克签订条约的上层分子所证实。在英、德等等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这样。战争一开始，习惯于靠资本为生的合作社上层分子，一个个都跑到帝国主义者方面去了。
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全世界的社会党议员的上层分子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上层分子完全投奔帝国主义者，这不是偶然的。他们煽起了战争，他们甚至让他们的朋友领导那个杀死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政府，帮助枪杀工人阶级的领袖。这不是个别人的过失。这不是某一个不幸的罪人的罪行。这是资本主义的后果，资本主义腐蚀了他们。全世界都是如此，俄国不是圣地，我们要摆脱资本主义社会不能用别的办法，也只有同这些上层分子进行艰苦的战争。现在这场战争还没有结束，人民群众都起来作战，都起来反对任何投机。那些亲身遭受过剥削的人，在亲手掌握分配事业以后，不会忘记受过的剥削。可能在这一事业上，我们还会遭到不少的失败。我们知道，我们在这方面还很愚昧无知，到处都会出现漏洞。我们知道，这方面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我们这些自觉地进行苏维埃工作的人，缔造社会主义俄国的觉悟的农民和工人，能够进行这场战争。同志们，你们将同我们一起进行这场战争，不管这场战争多么困难，多么艰苦，我们一定会取得全胜。（鼓掌）
载于1932年《列宁全集》俄文第2、3版第24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118—130页
注释：
[43]1919年7月29—30日，莫斯科工人、红军代表苏维埃和莫斯科工会理事会为执行1919年3月16日人民委员会关于合并分配机构和成立统一消费合作社的法令，在工会大厦召开了工厂委员会、工会理事会代表、莫斯科中央工人合作社和“合作社”协会理事会代表的莫斯科代表会议。会议讨论了成立莫斯科消费合作社的问题。7月30日，列宁在代表会议上发表了关于粮食状况和军事形势的讲话。代表会议通过了莫斯科消费合作社章程，选出了临时理事会和监事会。——112。
[44]苏哈列夫卡是莫斯科的一个市场，座落在1692年彼得一世所建造的苏哈列夫塔的周围。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苏哈列夫卡是投机商活动的中心。从此，苏哈列夫卡一词就成了私人自由贸易的同义语。1920年12月，莫斯科苏维埃作出封闭该市场的决议。新经济政策时期该市场曾恢复，1932年被取缔。——113。
[45]1919年7月16日国防委员会批准了度假归来的工人可携带两普特定量和非定量食品的法令。这项法令没有公布，但由粮食人民委员亚·德·瞿鲁巴签发一份给各省粮食委员会和巡查队长的电报，通知他们允许休假工人随身携带两普特重的行李，不受检查。这一规定实行到1920年为止。——117。
[46]1919年5月26日，协约国最高会议给亚·瓦·高尔察克发出一份由伍·威尔逊、戴·劳合－乔治、乔·邦·克列孟梭、维·埃·奥兰多和西园寺公望共同签署的照会，声明愿意承认高尔察克，并提供军事装备、粮食和弹药的援助，以巩固他的“全俄执政者”的地位，但高尔察克必须履行下述条件：占领莫斯科后召开立宪会议；承认波兰和芬兰独立；如不能妥善解决俄国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以及高加索和外里海地区的相互关系问题，则将这个问题移交国际联盟，在此以前，承认这些领土为自治领土，等等。高尔察克在复信中表示愿意接受协约国提出的一系列条件。7月12日，英、法、美、意四国对高尔察克的答复表示满意，并重申愿意援助高尔察克。——119。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给人民委员会秘书处的指示（1919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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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人民委员会秘书处的指示
1919年7月19日
迟迟不批准关于从军队邮寄粮食的实施细则[39]，是一种极其令人愤慨和不能容忍的拖拉现象。
必须查出责任者并对这一事件进行确切的调查，以便：第一，明确责任，第二，制定实际措施，使类似事件不再发生——这一点是主要的。
因此，我建议下列机关（这些机关本应关心尽快地执行关于邮寄粮食的法令，即尽快地付诸实施），
立即收集全部文件，查问与此事有关的所有人员，十分严格而准确地查清拖拉的原因；
并将报告，连同为杜绝拖拉作风而提出的实际措施，于星期二一并报送人民委员会。
这些机关是：
人民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秘书处
中央整顿和安排部队给养委员会
粮食人民委员部
陆军人民委员部
邮电人民委员部。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载于1942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4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112页
注释：
[39]国防委员会于1919年5月24日通过一项决议，准许在盛产粮食地区作战的前线红军战士给缺粮地区的家庭邮寄粮食。国防委员会责成中央整顿和安排部队给养委员会在6月1日以前拟订并提出贯彻这项决议的细则草案。由于某些部门办事拖拉，细则草案于1919年7月23日才由国防委员会批准。——105。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人民委员会关于拨给火灾保险局经费的决定（1919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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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委员会关于拨给火灾保险局经费的决定
（1919年7月18日）
致国库管理司
决定
人民委员会1919年7月17日会议决定：
从国库资金中以超预算贷款方式拨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火灾保险局18521000（一千八百五十二万一千）卢布作为中央和地方机关的火灾保险局的经费。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9卷第208—209页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在霍登卡卫戍部队非党红军战士代表会议上关于国内外形势的讲话（1919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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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霍登卡卫戍部队非党红军战士代表会议上关于国内外形势的讲话
（1919年7月15日）
简要报道
（列宁同志在讲台上出现时，全场热烈鼓掌欢迎）同志们，我们现在正处在帝国主义战争结束这一非常重要的时期。自从1918年11月战胜德国以后，协约国就在拟订和平条件，而且说德帝国主义已经灭亡，各族人民已经获得解放。现在国民会议已经批准和约，——这次为了掠夺、为了分赃而使1000万人丧生和2000万人残废的战争结束以后，和平确立起来了。
在凡尔赛和约签字后的今天看来，布尔什维克说得很对，这个和约比我们当年同奄奄一息的德帝国主义所签订的布列斯特和约更坏。现在愈来愈明显，凡尔赛和约签字的日子就是英、美等帝国主义失败的日子。帝国主义者刚一签订和约，便瓜分起殖民地来：波斯被英国拿去，叙利亚和土耳其被分割。现在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人都认清了这是一场强盗的战争。有消息说，现时在巴黎的、至今仍想当“全俄政府”首脑的李沃夫公爵，要求协约国将君士坦丁堡和海峡割给俄国，理由是俄国就是为了这些地方才作战的，但人家对于他的天真要求自然回答说，要给也只能给旧的强大的俄国，——这简直太可笑了。
法帝国主义者为了欺骗人民，规定7月14日（即攻下巴士底狱[36]的日子）为对德胜利纪念日。但是法国工人没有上钩，7月14日，咖啡馆和餐馆的职工宣布罢工，这一天人们通常在街头狂欢，跳舞，但咖啡馆和餐馆却关了门，这个纪念日也就算完了。英、法、意三国的工人宣布在7月21日举行总罢工[37]。可以说，凡尔赛和约对于英法来说，就和布列斯特和约对于德国来说一样，其结局也将是资本家失败，无产阶级胜利。协约国第一次侵犯俄国南部的失败和第二次侵犯西伯利亚的失败同样表明了西欧无产阶级的这一运动。这些失败表明西欧的无产阶级是拥护我们的。
西伯利亚和乌克兰的农民以前拥护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现在受到勒索、抢劫和毒打之后，也转而反对他们了。现在很清楚，高尔察克已经灭亡，对邓尼金的胜利即将来临；这次胜利将以西欧无产阶级的胜利而告完成，因为西欧各地的工人运动都带有布尔什维主义性质。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的俄国起初是孤独的，随后出现了苏维埃匈牙利[38]，德国的政权正在转归苏维埃，全欧洲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苏维埃共和国去消灭全世界资本家统治的日子已经不远了。（长时间鼓掌）
载于1919年7月17日《莫斯科苏维埃消息晚报》第29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110—111页
注释：
[36]巴士底狱原为巴黎的一座城堡，建于1370—1382年，15世纪起成为法国的国家监狱，16世纪起主要用来囚禁政治犯，因而成了法国封建专制制度的象征。1789年7月14日，巴黎起义人民攻陷了巴士底狱，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由此开始。1790年，巴士底狱被拆毁。从1880年起，7月14日成为法国的国庆节。——103。
[37]指原定于1919年7月21日举行的国际工人政治罢工。罢工口号是：支持俄国和匈牙利革命，不许帝国主义政府干涉俄国和匈牙利内政。英、意、德、挪等国的工人虽如期分别举行了罢工，但由于各国社会党和工会的右翼领袖的阻挠，各国无产阶级的统一行动未能实现。阿·梅尔黑姆、莱·茹奥和法国劳动总联合会的其他领导人为了欺骗工人，起初赞成罢工，但到预定的罢工日期前夕建议延期，从而破坏了罢工。——103。
[38]指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
1918年10月31日匈牙利爆发了革命。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激进派政党和社会民主党组成了联合政府。这个政府没有能力应付内部和外部困难，于1919年3月20日辞职，并建议由社会民主党单独组织政府。但是在当时革命危机尖锐化的形势下，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们不敢成立没有共产党参加的政府，不得不同当时还在狱中的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进行谈判。结果，双方签订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协议，同时决定两党在共产主义原则基础上和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合并，改称匈牙利社会党。3月21日，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匈牙利第一届苏维埃政府——革命政府委员会组成，社会民主党人加尔拜·山多尔任主席，匈牙利共产党领袖库恩·贝拉任外交人民委员。
匈牙利苏维埃政权采取了一系列革命措施，如实行工业企业、运输业、银行的国有化和对外贸易的垄断，没收地主土地建立大农场，把职工的平均工资提高25％，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等，并为保卫共和国建立了红军。但匈牙利苏维埃政权也犯了一些错误，特别是没有满足无地少地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因而未能建立起巩固的工农联盟。协约国帝国主义者从4月起利用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军队对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进行武装干涉，并对它实行经济封锁。在困难局势下，右派社会民主党人背叛革命，同国际帝国主义相勾结。1919年8月1日，匈牙利革命政府委员会被迫辞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存在了133天，就在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夹击下遭到扼杀。匈牙利反革命随即用极端残暴的手段对革命人民进行血腥镇压。——103。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论第三国际的任务（拉姆赛·麦克唐纳论第三国际）（1919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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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第三国际的任务
（拉姆赛·麦克唐纳论第三国际）
（1919年7月14日）
1919年4月14日，法国社会沙文主义报纸《人道报》（《L’Humanité》）[27]第5475号登载了英国所谓“独立工党”[28]（其实是一个始终依附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党）的著名领袖拉姆赛·麦克唐纳所写的一篇社论。这篇文章很能代表通常称为“中派”的那个派别（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29]也这样称呼这一派）的立场，因此，我们把它的全文连同《人道报》编辑部的前言一并引来：
第三国际
我们的朋友拉姆赛·麦克唐纳战前是下院中一位有声望的工党领袖。作为一个坚定不移的社会主义者，作为一个有坚强信念的人，他同那些把这次战争当作维护权利的战争来拥护的人相反，认为谴责这次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乃是自己的职责。因此，8月4日以后他就辞去了“工党”（LabourParty）的领导职位，并同他的“独立工党”（“Independent”）的同志们，同我们大家所称颂的凯尔－哈第一起，毫无畏惧地宣布以战争反对战争。
这样做需要有充分的始终如一的英勇气概。
麦克唐纳以他本人的行为表明：勇敢，象饶勒斯所说的，“就是不服从冠冕堂皇的骗人的法律，不随声附和，不跟着愚人鼓掌，不跟着狂热者嘘叫”。
在11月底的“奉命”选举［注：直译“卡叽选举”，这是奉命投政府候选人票的士兵们对这次选举的叫法。（《共产国际》杂志编辑部原注。——编者注）］中，麦克唐纳被劳合－乔治击败了。我们可以放心，麦克唐纳一定会东山再起，而且就在不久的将来。
社会主义的民族政策和国际政策中分立趋势的产生，是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不幸。
当然，社会主义内部存在着意见的差异和方法的不同并没有任何害处。要知道，我们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实验的阶段。
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业已确立，但是，最有成效地运用这些原则的方法，促使革命胜利的策略，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组织，——所有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出结论，还必须加以讨论。只有深入地研究这一切问题，我们才能达到更高的真理。
各执一端就会互相冲突，这种斗争能促进社会主义观点的巩固，但是，如果每个人都把对方看作叛徒，看作不受天佑、应被关在党的天国大门之外的信徒，那就会造成恶果。
从前，独断主义精神曾在基督教中燃起消灭魔鬼维护主的荣誉的内战，如果社会主义者受这种精神支配，资产阶级就会高枕无忧了，因为不管社会主义所取得的地方性的和国际性的胜利如何伟大，资产阶级的统治时期现在尚未结束。
不幸得很，目前我们的运动遇到了新的障碍。莫斯科成立了新的国际。
这件事使我本人深为痛心。——要知道，目前社会主义国际的大门对各种社会主义思想都是敞开的，因此，尽管布尔什维主义在其中引起了种种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分歧，我仍然不了解为什么它的左翼一定要脱离这个中心而组成独立的集团。
首先应当记住，我们还处在革命的诞生时期。从战争所造成的政治和社会的废墟上成长起来的管理形式，还没有经受过考验，因而还不能认为是最终确定的形式。
一把新扫帚最初怪好使，但是使到后来会怎样，就不能过早地下断语了。
俄国不是匈牙利，匈牙利不是法国，而法国又不是英国，因此，谁如果根据某一国家的经验在国际中制造分裂，谁就暴露出他的罪恶的愚蠢。
俄国的经验究竟有什么价值呢？谁来回答这一问题？协约国政府惟恐我们了解全部底细。但有两件事情我们是知道的。
首先我们知道，革命并不是由现在的俄国政府按照预定计划完成的。它是随着事变的进程而展开的。列宁在开始同克伦斯基斗争时，曾要求召开立宪会议。后来事变促使他解散了这一会议。当俄国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谁也没有料到苏维埃会在政府中占有现在这样的地位。
其次，列宁曾完全正确地劝告过匈牙利人，叫他们不要盲目地仿效俄国，要让匈牙利的革命自由地、按照它自己的方式来发展。
我们所看到的那些经验的发展和变动，无论如何不应引起国际内部的分裂。
所有社会主义政府都需要国际的帮助和指导。国际应当以谨慎的和批判的眼光来注视它们的经验。
我刚从一位最近见过列宁的朋友那里听说，任何人批评苏维埃政府，都不如列宁本人那样无所顾忌。
※※※
既然战后的混乱状态和革命不能成为分裂的理由，那么，从某些社会主义派别在战时所持的立场是否能找到分裂的根据呢？我坦白地承认，在这里是可以找到较为正当的理由的。但是，即使真的存在着在国际中实行分裂的某种借口，莫斯科代表会议对这一问题的提法也无论如何是极不能令人满意的。
有人认为，伯尔尼代表会议就战争责任问题展开的讨论，不过是对非社会主义集团舆论的让步。我是拥护这种观点的。
伯尔尼代表会议不仅没有可能就这一问题作出多少有点历史价值的决定（虽然这种决定可能有一些政治价值），而且问题本身也提得不恰当。
对德国多数派的谴责（德国多数派受到这种谴责是完全应该的，因而我曾十分赞同这种谴责）并不能说明战争的起因。
伯尔尼的讨论并没有公开涉及其他社会主义者对战争所持的立场。
伯尔尼的讨论并没有提出社会党人在战时所必须遵循的任何行动公式。国际在战前谈到的只是：如果战争具有民族防御性质，社会党人就应当和其他政党联合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谴责谁呢？
我们中间有些人知道，国际的这些决定是没有意义的，不能作为实际行动的指南。
我们知道，这次战争必定会以帝国主义的胜利而告终；我们既不是通常所说的和平主义者，也不是通常所说的反和平主义者，我们只是赞同在我们看来是唯一符合国际主义的政策。但国际从未向我们指示过这类的行动路线。
正因为这样，战争刚一爆发，国际就遭到了破产。它丧失了自己的威信，也没有颁布过一项决议，使我们今天可以根据这项决议指责那些忠实地执行了历次国际代表大会决议的人们。
因此，目前必须坚持这样的观点：我们不应由于对以往事件持有不同意见而分裂，而应在我们当前所处的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建立一个真正积极的并有助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
必须恢复我们的社会主义原则。必须为国际的社会主义行动奠定牢固的基础。
如果发觉我们在这些原则上有着重大的分歧，如果我们不能就自由和民主问题达成协议，如果我们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条件的看法完全不一致，最后，如果证明战争确已使国际的某些支部受到帝国主义的毒害，——那时，分裂才是可以容许的。
但是，我不认为会发生这样的不幸。
所以，莫斯科的宣言使我感到痛心，至少这一宣言是过早的，当然也是无益的；我希望在最近不幸的四年当中蒙受了这样多的诽谤和灾难的法国同志们，不要失去耐心，不要从自己方面来促成国际团结的破裂。
否则，他们的子孙就得重新恢复这种团结，如果无产阶级注定有一天要管理世界的话。
詹·拉姆赛·麦克唐纳
读者们可以看出，该文作者力图证明分裂是不必要的。恰恰相反，正是拉姆赛·麦克唐纳这个第二国际的典型代表，这个谢德曼和考茨基、王德威尔得和布兰亭等人的可敬的战友的议论，证明了分裂的不可避免性。
拉姆赛·麦克唐纳的文章是貌似社会主义的千篇一律的花言巧语的最好样本，这些东西在一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被用来掩盖工人运动内部的资产阶级政策是由来已久的。
一
让我们先从极不重要但很能说明问题的一点谈起。作者和考茨基（在他的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里）一样，重复着资产阶级的谎言，似乎在俄国谁也没有预见到苏维埃的作用，似乎我和布尔什维克同克伦斯基展开斗争只是为了召开立宪会议。
这是资产阶级的谎言。其实早在1917年4月4日，即我回到彼得格勒的第一天，我就提出了要苏维埃共和国而不要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的“提纲”［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07、108、115页。——编者注］。在克伦斯基时代，我曾在报刊和会议上多次重申了这一要求。布尔什维克党在1917年4月29日的代表会议的决议［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430—456页。——编者注］中曾庄严地正式宣布了这一要求。不愿了解这一点，就是不愿知道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真相。不愿了解没有立宪会议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比没有立宪会议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前进了一步，而苏维埃共和国则比后者前进了两步，那就是漠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区别。
以社会主义者自居，但当问题在俄国提出了两年之后，苏维埃革命在俄国胜利了一年半之后，还看不见这种区别，这就是执迷不悟地甘愿做“非社会主义集团舆论”的俘虏，也就是甘愿做资产阶级思想和政策的俘虏。
同这种人分裂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因为决不能同倾向资产阶级的人手携手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对于象拉姆赛·麦克唐纳或考茨基这样一些人来说，把那些说明布尔什维克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以及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以前和以后对这一问题的提法的文件熟悉一下，也许是一种困难，但如果这些“领袖们”连这点小小的“困难”都不想克服，那么，指望他们有决心有能力来克服当前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中大得无比的困难，岂不是笑话吗？
充耳不闻比聋子还糟。
二
现在我们来谈谈第二个谎言（即充满在拉姆赛·麦克唐纳整篇文章中的无数谎言中的另一谎言，在这篇文章里，谎言大概比字数还要多）。这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谎言。
詹·拉·麦克唐纳断言，似乎在1914—1918年的战争以前，国际只说过：“如果战争具有民族防御性质，社会党人就应当和其他政党联合起来。”
这是一种令人震惊、令人愤怒的对事实的回避。
大家知道，1912年的巴塞尔宣言[30]是各国社会党人所一致通过的，在国际的全部文件中，只有它恰好谈到了1912年就在公开准备的、1914年爆发的英德帝国主义强盗集团间的战争。就是针对这次战争，巴塞尔宣言指出了三点，现在麦克唐纳对此避而不谈，这就是对社会主义犯下最大的罪行，同时也证明同麦克唐纳这一类人分裂是必要的，因为事实上他们是为资产阶级服务，而不是为无产阶级服务。
这三点就是：
决不能以民族自由的利益来为日益逼近的战争辩护；
从工人方面来说，在这次战争中互相射击就是犯罪；
战争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
这就是麦克唐纳“忘掉”的三个主要的根本的真理（虽然他在战前曾签名表示拥护），麦克唐纳“忘掉”它们，实际上就是转到资产阶级那边来反对无产阶级，从而证明分裂是必要的。
有的政党不愿承认这个事实，不能以自身行动证明自己有决心有诚意有本领使这些真理深入群众意识，共产国际决不能和它们团结一致。
凡尔赛和约甚至向傻子和瞎子、向许许多多近视的人证明，协约国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和德国一样沾满鲜血的龌龊的帝国主义强盗。看不到这一点的，只能是在工人运动中有意执行资产阶级政策的伪君子和造谣家，资产阶级的直接代理人和帮办（美国社会党人所说的labourlieutenantsofthecapitalistclass，即为资本家阶级效劳的工人长官），只能是那些屈从于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影响的人，他们口头上是社会主义者而实际上是小资产者、庸人、资本家的应声虫。这两类人的差别，从个人来看，即从评价各国社会沙文主义者中的某一个人来看，是重要的。但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即从千百万人之间的关系，从阶级之间的关系来看，这种差别就不重要了。
1914—1918年的战争，就双方来说，都是罪恶的、反动的、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战争，在这场战争期间不懂得这点的社会主义者，就是社会沙文主义者，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沙文主义者；他们口头上是工人阶级的朋友，实际上却是“本国”资产阶级的奴仆，帮助“本国”资产阶级欺骗人民，把英德两个帝国主义强盗集团进行的同样肮脏、贪婪、血腥、罪恶、反动的战争说成是“民族的”、“解放的”、“防御的”、“正义的”……战争。
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团结一致，就是背叛革命，背叛无产阶级，背叛社会主义，就是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因为这就是同“本国”国内的资产阶级“团结一致”而反对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团结一致，就是同资产阶级团结一致而反对无产阶级。
1914—1918年的战争完全证实了这一点。谁不了解这一点，就让他留在社会主义叛徒们的伯尔尼黄色国际里好了。
三
拉姆赛·麦克唐纳和“沙龙”社会主义者一样，只知信口开河，丝毫不懂得自己所说的话的严重意义，丝毫不考虑到说了就要做，竟幼稚可笑地宣称：在伯尔尼曾作了“对非社会主义集团舆论的让步”。
一点不错！我们认为整个伯尔尼国际是黄色的、背叛的、变节的国际，因为它的全部政策都是对资产阶级“让步”。
拉姆赛·麦克唐纳很清楚，我们成立了第三国际，并已斩钉截铁地与第二国际决裂，因为我们确信它已毫无希望，不可救药，它在充当帝国主义的奴仆，充当资产阶级影响、资产阶级谎言和资产阶级腐化堕落行为在工人运动中的传播者。拉姆赛·麦克唐纳想议论第三国际，却又避开问题的实质，兜圈子，说空话，不谈该谈的事情，这是他的过错，他的罪恶。因为无产阶级需要的是真实，对它的事业来说，没有比冠冕堂皇的、庸俗的谎言更有害的了。
关于帝国主义以及它与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与工人领袖背叛工人事业的行为有联系的问题，很早很早就提出来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2—1892年这40年中，经常指出英国工人阶级上层分子由于英国经济的特点（拥有很多殖民地，垄断世界市场等等）而资产阶级化的事实［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724页；第22卷第320—325、377—382页；第28卷第146页；第29卷第344—345页；第33卷第521、526、637页；第35卷第18、353页；第37卷第314—316页。——编者注］。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曾光荣地招致当时“伯尔尼”国际派的卑鄙英雄们、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的痛恨，原因是他痛斥了英国工联的许多领袖，说他们是卖身投靠资产阶级或在工人运动内部替资产阶级效劳而领取津贴的人物。
在英布战争[31]期间，盎格鲁撒克逊的刊物就已十分清楚地提出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新（和最后）阶段的问题。如果我没有记错，那不是别人，正是拉姆赛·麦克唐纳在那时退出了“费边社”[32]这个“伯尔尼”国际的原型，这个曾被恩格斯在他和左尔格的通信［注：同上，第39卷第6—10页。——编者注］里天才地、鲜明地、正确地描述过的机会主义的温床和模型。“费边帝国主义”——这就是当时在英国社会主义书报中流行的一个用语。
如果拉姆赛·麦克唐纳忘记了这件事情，那对他就更糟糕了。
“费边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是一个东西：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即机会主义转变为帝国主义。这种现象在现在，在1914—1918年的战争期间和战后，已成为世界的事实了，不了解这一事实，是“伯尔尼”国际即黄色国际最严重的盲目无知，是它的最大的罪行。机会主义或改良主义必然转变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社会主义帝国主义或社会沙文主义，因为帝国主义造成极少数最富有的先进国家去掠夺全世界，从而使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能够用自己的垄断超额利润（帝国主义就是垄断资本主义）来收买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上层分子。
只有十足愚昧无知的人或伪君子才看不见帝国主义时代这一事实的经济必然性，这些伪君子欺骗工人，重复着关于资本主义的老生常谈，以此来掩盖社会主义内部整整一个派别转到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方面去的沉痛事实。
从这个事实中可以得出两个无可争辩的结论：
第一个结论：尽管“伯尔尼”国际的某些成员具有善良的意志和天真的愿望，但按它真正所起的历史作用和政治作用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国际帝国主义代理人的组织，他们在工人运动内部活动，在这个运动中传播资产阶级影响、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谎言和资产阶级腐化堕落。
在具有悠久的民主议会制文化的国家里，资产阶级学得很到家的不仅是使用暴力，而且还有欺骗、收买、阿谀以至这些手法的最巧妙的形式。英国“工人领袖”（即资产阶级哄骗工人的帮办）的赴“宴会”所以人所共知，不是没有原因的，恩格斯早就谈到过他们。［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314—318页。——编者注］克列孟梭先生对社会主义的叛徒梅尔黑姆的“迷人的”接待，协约国的部长们对伯尔尼国际的领袖的殷勤的招待，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都无不如此。一位聪明的英国女资本家[33]对社会帝国主义者海德门先生说：“你们训练他们，我们收买他们。”后者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谈到过这位太太——她比所有“伯尔尼”国际的领袖加在一起还要高明——如何估价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把一些工人训练成社会主义领袖的“功劳”。
战争期间，当王德威尔得、布兰亭这一帮叛徒们举行“国际”会议时，法国资产阶级报纸曾极刻毒而又极正确地嘲笑说：“王德威尔得这伙人好象得了一种类似颜面痉挛症的病。患这种病的人说不上一两句话，面部肌肉就痉挛起来，露出一副怪相，王德威尔得之流与此相仿，一发表政治言论，就免不了鹦鹉学舌似地重复国际主义、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团结、无产阶级革命，等等。让他们去重复那些神圣的公式吧，只要他们在我们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和奴役工人时能帮助我们愚弄工人并为我们资本家服务就行。”
英法资产者有时是很聪明的，他们对“伯尔尼”国际的奴才作用作了绝妙的估价。
马尔托夫曾在什么地方写道：你们布尔什维克辱骂伯尔尼国际，但“你们的”朋友洛里欧就是其中的一员。
这是骗子的论据。因为谁都知道，洛里欧是公开地、真诚地、英勇地为第三国际斗争的。1902年祖巴托夫在莫斯科召开工人会议，企图用“警察社会主义”愚弄工人时，工人巴布什金（我从1894年起就认识他，那时他在我的彼得堡工人小组里，他是最优秀最忠实的工人“火星派分子”之一，是革命无产阶级的领袖之一，1906年在西伯利亚被连年坎普夫枪杀）就出席祖巴托夫的会议，那是去同祖巴托夫主义进行斗争，把工人从它的魔爪下拯救出来。巴布什金丝毫不是“祖巴托夫分子”，正如洛里欧丝毫不是“伯尔尼分子”一样。
四
第二个结论：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成立的目的，就是要使“社会主义者”不能象拉姆赛·麦克唐纳在他的文章里所做的那样，以口头上承认革命来支吾搪塞。口头上承认革命，实际上掩盖彻头彻尾机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政策，这就是第二国际的基本罪恶，我们正在同这种罪恶作殊死的斗争。当人们说第二国际已经死亡，已经遭到可耻的破产时，应该善于了解这句话的意思。这是说，破产和死亡的是机会主义、改良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因为第二国际具有历史功绩，具有觉悟的工人永远不会抛弃的εíｓαεí（不朽）成果：它创立了群众性的工人组织——合作社的、工会的和政治的组织，利用了资产阶级议会制以及所有一切资产阶级民主机构等等。
为了实际战胜使第二国际遭到可耻死亡的机会主义，为了实际帮助甚至拉姆赛·麦克唐纳也不得不承认是行将到来的革命，应当：
第一，要以同改良相对立的革命的观点进行一切宣传鼓动工作，要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在议会、工会、合作社等等的每一步工作中，不断地向群众讲清革命和改良的对立。在任何情况下（特殊情况例外）都不要放弃利用议会制和资产阶级民主的一切“自由”，都不要拒绝改良，但是只把它看成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的副产品。“伯尔尼”国际的所有政党没有一个能符合这种要求。甚至没有一个政党显示出它已懂得应该怎样进行一切宣传鼓动，怎样阐明改良和革命的区别，怎样坚定不移地教育党和群众去进行革命。
第二，要把合法的工作和不合法的工作结合起来。布尔什维克经常教导这一点，特别是在1914—1918年战争期间。卑鄙的机会主义的英雄们讥笑这一点，沾沾自喜地赞扬西欧各国、各共和国等等的“法制”、“民主”、“自由”。现在已经只有那些完全用空话欺骗工人的真正骗子才会否认布尔什维克的正确。世界上没有一个最先进最“自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不笼罩着资产阶级的恐怖，不禁止鼓吹社会主义革命的自由，不禁止在这方面进行宣传和开展组织工作的自由。有的党直到今天还不承认资产阶级统治下的这种情况，还不违背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议会的法律去进行系统的全面的不合法工作，这样的党就是以口头承认革命来欺骗人民的叛徒和恶棍的党。这样的党只有在黄色国际即“伯尔尼”国际中才有地位。共产国际是不要它们的。
第三，必须不断地进行无情的斗争，把那些战前，特别是战争期间，在政治领域里，尤其是在工会和合作社里已经暴露出真面目的机会主义领袖，全部从工人运动中赶出去。“中立”论身一种虚伪和卑鄙的遁词，它在1914—1918年间帮助资产阶级掌握了群众。口头上拥护革命，实际上不进行坚定不移的工作，不在所有一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中散播革命政党的（只能是革命政党的）影响，这样的党是叛徒的党。
第四，决不容许口头上谴责帝国主义，实际上却不进行革命斗争使殖民地（和附属民族）从本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手中解放出来。这是假仁假义。这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的政策。英、法、荷、比等国的党，都是在口头上仇视帝国主义，实际上却不在“本国”殖民地内进行革命斗争来推翻“本国”资产阶级，不经常援助殖民地内已经普遍开始的革命工作，不把殖民地革命政党所需要的武器和书报送到殖民地去。这些党是恶棍和叛徒的党。
第五，极端虚伪是“伯尔尼”国际的党的典型的特征，它们口头上承认革命并以漂亮的革命词句来向工人夸耀，实际上却以纯粹改良主义的态度对待革命增长的征候、萌芽和表现，对待群众破坏资产阶级法律和越出一切合法范围所进行的各种行动，如群众性罢工、街头示威、士兵抗议、军队中的群众大会、在兵营内散发传单等等。
随便问一位“伯尔尼”国际的英雄，问他的党是否在进行这种经常性的工作，他就会支吾搪塞地回答说，没有进行这种工作的组织和机构，他的党没有进行这种工作的能力，以此来掩盖他的党没有进行这种工作的事实，也可能装腔作势地说，他的党反对“盲动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这也正是伯尔尼国际背叛工人阶级、实际上转到资产阶级阵营的表现。
所有这些无赖——伯尔尼国际的领袖们，拼命吹嘘他们“同情”所有革命，特别是同情俄国革命。但只有伪君子或傻瓜才会不了解，俄国革命特别迅速地取得成功是和革命政党按上述方针所进行的长期工作分不开的，这些工作就是：用多年的时间建立了领导示威和罢工并在军队中进行工作的经常性秘密机构，仔细地研究了各种方法，创办了总结经验并以必须革命的思想教育全党的秘密刊物，培养了进行上述各种工作的群众领袖，如此等等。
五
最深刻最根本的意见分歧是关于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问题，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这种分歧概括了上述一切，说明革命无产阶级必然要同“伯尔尼”国际在理论上和政治实践上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伯尔尼国际为资产阶级思想所俘虏，最明显地表现在它不了解（或者不愿了解，或者装作不了解）1914—1918年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因而也不了解这一战争在一切先进国家内变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内战的不可避免性。
布尔什维克早在1914年11月就已指出这种不可避免性，当时各国的庸人，其中包括伯尔尼国际的所有领袖，都报以愚蠢的嘲笑。现在，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国内战争，在许多国家里，不仅在俄国，而且在芬兰、匈牙利、德国以至在中立的瑞士，都已经成为事实，而国内战争正在酝酿的情形也可以毫无例外地在一切先进国家中观察到，感觉到，注意到了。
现在，闭口不谈这个问题（如拉姆赛·麦克唐纳），或者说些甜蜜的调和的话来回避不可避免的国内战争（如考茨基之流先生们），就等于直接背叛无产阶级，就等于在实际上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因为真正的资产阶级政治领袖们早已懂得国内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并在出色地、周到地、有条不紊地准备这场战争，加强自己进行战争的阵地。
全世界的资产阶级都准备在行将到来的内战中镇压无产阶级，为此，他们竭尽全力，费尽心机，下定决心，不惜犯下任何罪行，使许多国家遭到饥饿和屠杀。可是，伯尔尼国际的英雄们却象傻瓜、虚伪的神父或学究式的教授一样，重复着改良主义的陈词滥调！没有比这更令人讨厌、令人恶心的场面了！
考茨基之流和麦克唐纳之流继续拿革命来恐吓资本家，拿内战来威胁资产阶级，就是要他们让步，要他们同意走改良主义的道路。整个伯尔尼国际的全部著作、全部哲学、全部政策归结起来都是这样。这种可怜的奴才手法，1905年我们在俄国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那里看到过，1917—1919年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那里看到过。关于应该教育群众，使他们意识到必然而且必须在内战中战胜资产阶级，应该从这一目标着眼来执行全部政策，从这一观点而且只从这一观点来阐明、提出和解决一切问题，——关于这些，伯尔尼国际的奴才们连想也没有去想。因此，我们的目标只能是：把这些不可救药的改良主义者，即伯尔尼国际十分之九的领袖，完全推到资产阶级仆从们的污水坑里去。
资产阶级需要的是这样的仆从，他们能得到工人阶级中一部分人的信任，用可以走改良主义道路的言论给资产阶级脸上贴金，用这种言论来蒙蔽人民，胡吹改良主义道路的美妙和可能，使人民脱离革命。
考茨基之流以及我们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全部著作，归结起来都是这种胡说，都是害怕革命的胆小市侩的抱怨。
这里我们不可能详细重述，到底哪些根本的经济原因使得必须走革命道路和只有走革命道路，使得除内战以外别无其他办法来解决被历史提到日程上来的问题。关于这些，应当写好几卷书，而且将来是会写的。如果考茨基先生们和伯尔尼国际的其他领袖们不懂得这些，那只好说，无知比偏见离真理还近一些。
因为现在，在大战以后，那些无知而真诚的劳动人民和劳动人民的拥护者，已比那些满脑袋学究式改良主义偏见的考茨基之流、麦克唐纳之流、王德威尔得之流、布兰亭之流、屠拉梯之流等等先生们，更易于了解革命、内战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不可避免性了。
群众的革命意识正日益增长，这已成为到处都可看到的普遍现象，昂利·巴比塞的小说《火线》（《Lefeu》〉和《光明》（《Clarté》），可以说是这种现象的一个极其明显的证据。前一部小说已经译成各种文字，并在法国销售了23万册。这本书非常有力地、天才地、真实地描写了一个完全无知的、完全受各种观念和偏见支配的普通居民，普通群众，正是因受战争的影响而转变为一个革命者。
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群众是拥护我们的，他们不是一天一天地，而是每时每刻地转到我们这边来。伯尔尼国际是一个没有军队的司令部，只要在群众面前把它彻底揭穿，它就会象纸牌搭成的房子一样倒塌下来。
战争期间，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名字曾被协约国的所有资产阶级报纸用来欺骗群众，好象法英帝国主义强盗和掠夺者是同情这位英雄，同情这位他们所说的“唯一正直的德国人”的。
现在，伯尔尼国际的英雄们同谋杀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谢德曼之流，同扮演着工人出身的刽子手角色而为资产阶级执行刽子手职务的谢德曼之流呆在一个组织里。口头上虚伪地“谴责”谢德曼之流（好象一“谴责”，事情就会改变似的！），实际上却和凶手们同在一个组织里。
1907年已故的哈利·奎尔奇被德国政府驱逐出斯图加特，原因是他把欧洲外交家会议称为“强盗会议”[34]。伯尔尼国际的领袖们不仅是一群强盗，而且是一群卑鄙的杀人犯。
他们是逃不脱革命工人的审判的。
六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拉姆赛·麦克唐纳只敷衍了事地说了几句，认为这是一个需要加以讨论的关于自由和民主的论题。
不，是行动的时候了。讨论已经晚了。
伯尔尼国际最危险的地方，就是口头上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这些人能够承认一切，能够在一切文件上签字，只要保持他们在工人运动中的领袖地位就行。现在，考茨基已经说他不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了！法国社会沙文主义者和“中派”已经在拥护无产阶级专政的决议上签字了！
他们是丝毫不值得信任的。
需要的不是在口头上承认，而是在实际上与改良主义政策、与资产阶级自由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偏见一刀两断，在实际上执行革命阶级斗争的政策。
这些人在口头上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目的是想借此偷运他们那些货色，如“多数人的意志”、“全民投票”（考茨基就是这样做的）、资产阶级议会制，拒绝彻底消灭、炸毁、摧毁全部资产阶级国家机构。对于这种改良主义的新手法和新计谋，应该引起高度的警觉。
如果大多数人口不是无产者和半无产者，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能的。考茨基之流把这个真理歪曲成好象必须“大多数人投票”，才能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正确的”。
多么可笑的学究啊！他们不了解，局限于资产阶级议会制范围、机构和惯例的投票，是资产阶级国家机构的一部分，而为了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为了从资产阶级民主过渡到无产阶级民主，必须彻底打碎和摧毁这种国家机构。
他们不了解，当无产阶级专政被历史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一切重大的政治问题根本不是用投票来解决而是用内战来解决的。
他们不了解，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阶级的政权，这个阶级要掌握全部新的国家机构，要战胜资产阶级，要中立整个小资产阶级，即农民、小市民阶层和知识分子。
考茨基之流和麦克唐纳之流在口头上承认阶级斗争，为的是在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历史的最紧要关头，即在无产阶级已经夺得国家政权并在半无产阶级的支持下借助这个政权继续进行阶级斗争去最后消灭阶级的时候，实际上忘记阶级斗争。
伯尔尼国际的领袖们是一些十足的庸人，他们重复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关于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滥调，而没有看到，他们是在重复早已被粉碎了的关于商品所有者的自由和平等的思想，没有了解到，无产阶级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剥削者、资本家。
商品所有者的自由和平等已经死去，就象资本主义已经死去一样。考茨基之流和麦克唐纳之流是不能使它复活的。
无产阶级必须消灭阶级，——这就是无产阶级的民主、无产阶级的自由（摆脱资本家的自由，摆脱商品交换的自由）和无产阶级的平等（不是阶级的平等——考茨基之流、王德威尔得之流和麦克唐纳之流就滑入了这种庸俗见解的泥坑——而是推翻资本和资本主义的劳动者的平等）的真实内容。
只要阶级存在，自由和阶级平等就是资产阶级的欺人之谈。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成为统治阶级，粉碎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资产阶级的民主，镇压资产阶级，制止其他一切阶级想恢复资本主义的一切尝试，给予劳动者以真正的自由和平等（这只有在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条件下才能实现），不仅给他们“权利”，而且使他们能实际享有从资产阶级那里夺来的一切。
谁不了解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苏维埃政权，或无产阶级民主）的这个内容，谁就是白使用了这个字眼。
在这里，我不能更详细地来发挥这些我已在《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小册子中阐明了的思想。［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1—116页和第35卷第229—327页。——编者注］到这里可以结束了，我愿意把这些意见献给即将出席1919年8月10日伯尔尼国际卢塞恩代表大会[35]的代表们。
1919年7月14日
载于1919年8月《共产国际》杂志第4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90—109页
注释：
[27]《人道报》L’Humanité是法国日报，由让·饶勒斯于1904年创办。该报最初是法国社会党机关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法国社会党极右翼所掌握，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8年该报由马·加香领导，曾反对法国政府对苏维埃俄国进行武装干涉的帝国主义政策。在法国社会党分裂和法国共产党成立后，从1920年12月起，该报成了法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82。
[28]独立工党是英国改良主义政党，1893年1月成立。领导人有凯·哈第、拉·麦克唐纳、菲·斯诺登等。党员主要是“新工联”和一些老工会的成员以及受费边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独立工党从建党时起就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立场，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和同自由主义政党进行议会交易上。1900年，该党作为集体党员加入工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领袖采取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立场。——82。
[29]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国际共产党代表会议）于1919年3月2—6日在莫斯科举行，这次大会宣告了共产国际的成立。参加大会的有来自21个国家的35个政党和团体的代表52名。列宁主持了大会。他在3月4日的会议上宣读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并在自己的报告中论证了提纲的最后两点。代表大会一致赞同列宁的提纲，决定交执行局向世界各国广为传播。代表大会通过了《共产国际的行动纲领》，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无产阶级要团结所有力量同机会主义决裂，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而斗争。代表大会在《关于对各“社会主义”派别和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态度的决议》中谴责了恢复第二国际的企图。代表大会还通过了题为《告全世界无产者》的宣言，宣称共产国际是《共产党宣言》宣布的事业的继承者和实践者，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在工人苏维埃的旗帜下、在夺取政权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斗争的旗帜下、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下联合起来。——82。
[30]巴塞尔宣言即1912年11月24—25日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人非常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国际局势和反对战争的统一行动宣言》。宣言谴责了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备战活动，揭露了即将到来的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号召各国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宣言写进了1907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决议中列宁提出的基本论点：帝国主义战争一旦爆发，社会党人就应该利用战争所造成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87。
[31]英布战争，亦称布尔战争，指1899年10月—1902年5月英国对布尔人的战争。布尔人是南非荷兰移民的后裔，19世纪建立了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为了并吞这两个黄金和钻石矿藏丰富的国家，英国发动了这场战争。由于布尔人战败，这两个国家丧失了独立，1910年被并入英国自治领南非联邦。——90。
[32]费边社是1884年成立的英国改良主义组织，其成员主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人物有悉·维伯、比·维伯、拉·麦克唐纳、肖伯纳、赫·威尔斯等。费边·马克西姆是古罗马统帅，以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201年）中采取回避决战的缓进待机策略著称，费边社即以此人名字命名。费边派虽认为社会主义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只承认演进的发展道路。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鼓吹通过细微改良来逐渐改造社会，并宣扬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1900年费边社加入工党（当时称工人代表委员会），仍保留自己的组织。在工党中，它一直起制定纲领原则和策略原则的思想中心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费边派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
由于在英布战争问题上和费边社有分歧，麦克唐纳于1900年4月退出了费边社。——90。
[33]指英国女资本家多罗西·内维尔。——92。
[34]这里说的欧洲外交家的会议是指海牙会议。1907年8月，英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之一哈·奎尔奇在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把当时举行的这个会议叫作“强盗会议”，因此被德国政府驱逐出斯图加特。——98。
[35]指伯尔尼国际于1919年8月2—9日在瑞士卢塞恩举行的代表会议。该国际原来打算召开“世界代表大会”，但因为只有40名代表到会，所以改称代表会议。会议议程是恢复国际和国际政治形势这两个问题。在本卷收载的《资产阶级如何利用叛徒》一文中，列宁对这次代表会议某些代表的发言作了评论。——101。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在俄共（布）莫斯科代表会议上关于国内外形势的报告（1919年7月1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7卷
在俄共（布）莫斯科代表会议上关于国内外形势的报告[24]
（1919年7月12日）
报道
前面的报告人已经指出，我们违背自己的粮食政策时心情是十分沉重的[25]。当然，这不过是缀补破衣，而不是购买新衣。但是我们这样做是对的。我们回想一下去年的情形，那时粮食情况要糟得多，我们简直没有任何粮食资源。那时，我们不得不放弃我们的粮食政策原则，这在我们的队伍内引起了极大的恐慌。大家认为，小的让步会招致大的让步，要恢复社会主义政策再也不可能了。但这是不正确的。不管情况多么严重，我们已经熬过来了。我们敌人的希望落空了。
现在的情况比去年好得多，现在我们已有了去年连想都不敢想的粮食资源。去年敌人占领的地区要大得多。现在我们在可望获得丰收的东部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此外，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经验。这是最主要的。根据这一经验我们可以更有信心地说，我们一定会克服我们前进道路上的困难。不仅从粮食方面看，而且从反革命更加嚣张这一点看，7月都是最坏的一个月。
去年国内的反革命浪潮也比现在大。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活动当时达到了顶点。他们从口头上支持我们突然转变到实行武装斗争，这是我们意料不到的。当时困难非常大。时机选择得不错。社会革命党人想利用居民因饥饿而产生的绝望情绪。与此同时，穆拉维约夫则在前线出卖了我们。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暴动很快被粉碎了，但是外省在一些天内仍然严重地动荡不安。
由于有了一年的经验，我们现在已经确立了更正确的对待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马赫诺叛乱和格里戈里耶夫叛乱的尝试、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动摇告诉我们，他们对工农群众的影响只不过是表面的。事实上他们的力量是虚幻的。因此，当我们知道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不久以前召开党务会议[26]，切尔诺夫声称“如果不是现在，不是我们打倒布尔什维克，还有谁来打倒布尔什维克”时，我们说：“梦是可怕的，但上帝是仁慈的。”现在我们只感到奇怪，他们为什么老犯错误而不感到厌倦。在两年当中，我们看到了他们的“一般民主”的幻想完全破灭了，但他们的各个派还认为依据自己的方式进行这种尝试是他们的职责。革命的发展表明，他们一再犯错误，给我们带来了无数灾难。在东部，农民支持过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因为农民不要战争，同时觉得布尔什维克是一个要他们参加战争的强硬的政权。结果就出现了给他们带来无数灾难的高尔察克。现在他正在撤退，一路进行破坏。国家完全被毁坏了，苦难重重，比我们所承受的要深重得多。只有象资产阶级文人那样虚伪，才会面对这些事实而谈论布尔什维克的暴行。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高尔察克事件中，也和在克伦斯基事件中一样，走过了同一条血腥的政治道路，这条道路把他们引回到原地，表明了联合主张的完全破产。
现在群众已经离开了他们，我们看到了西伯利亚的起义，参加起义的不仅有工人和农民，甚至有富农和知识分子。我们看到了高尔察克叛乱的彻底失败。显然，他们的每个错误都得一犯再犯，才能擦亮未觉悟的群众的眼睛。群众体验到联合会导致反动，因此正在向我们靠拢，虽然他们受过创伤和折磨，但是得到了锻炼，取得了经验。对于一切帝国主义者也可以这样说。他们拖延战争，增加消耗，但这只能使群众更加认识到必须革命。不管这一年多么艰苦，但有一个好处，就是不仅上层分子，而且广大群众，直至最偏僻的县份和边疆的农民，都取得了经验，这种经验使他们得出了我们所得出的结论。这就使我们有了胜利的决心和信心。没有高尔察克，西伯利亚的农民不会在一年内就相信他们需要我们的工人政权。只有这一年的痛苦经验才使他们相信了这一点。
很可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文人集团直到灭亡还是对我们的革命毫无认识，在长时间内都象鹦鹉那样反复不停地说，没有高尔察克和布尔什维克，他们就会有一个世界上最完美的政权——没有内战的、真正社会主义的、真正民主主义的政权。但这不算什么，在一切革命中都有这种顽固的家伙。重要的是，跟他们走的群众已经离开他们。农民群众转向了布尔什维克，这是事实。西伯利亚再好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农民们不会忘记在高尔察克统治下的遭遇。考验愈严重，人们就愈能领会布尔什维克的教导。
在东线，我们正取得巨大的胜利，这些胜利使我们相信，在几个星期内我们就能在东线把高尔察克消灭。在南部，前线情况已经有了根本转变，更重要的是前线地区的农民的情绪有了根本转变。而且这是一些富裕的农民；那里的中农同富农差不多。但是，他们的情绪发生了有利于我们的根本转变，这是事实，逃兵的归队和我们的军事抵抗就证实了这一点。城市里的工人即处在生活中心的工人，参加会议，听讲演，看报纸，更能领会我们的思想。农民就不能这样，只有生活阅历才能说服他们。南方的农民想咒骂布尔什维克，但当高喊民主的邓尼金（不仅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高喊民主，邓尼金的报纸的每一行里也都有这个字眼）来到的时候，他们却同邓尼金作斗争了，因为他们很快就体验到，在漂亮的字眼下面掩藏着鞭笞和掠夺。南方临近前线地区的苦难和破坏造成了和东部同样的结果——给我们带来了更稳固的胜利。我们一分钟也没有忘记我们面前的困难，没有忘记必须拼命努力和动员我们的力量，但是我们说，结果将会有一个更加稳固的胜利。这一年的经验向群众表明，现在只有一个政权是可能的和需要的，这就是布尔什维克的工农政权。因此，我们可以很有信心地说，这个艰苦的7月是最后一个艰苦的7月。
如果我们看一下国际形势，那更会增强我们的胜利信心。
在一切敌视我们的国家中，与我们友好的力量在不断增长。芬兰、拉脱维亚、波兰、罗马尼亚这些小国就是例子。在那里，建立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来反对我们的一切企图都失败了，除了我们的政权，任何政权在那里都站不住。
在大国中也是这样。拿德国来说，凡尔赛和约刚一签订，那里就展开了大规模的革命运动。协约国的吓人把戏不灵了，尽管无产阶级遭到各种牺牲，工人还是站立起来了。在这一年内，德国以稍微不同的方式经历了我们经历过的、西伯利亚经历过的事件，即导向共产主义革命的事件。而协约国这些胜利者又怎么样呢？他们说，他们以胜利保障了自己的安全，但是和约还没有签订，情况就已表明签订和约就是签署自己的判决书。群众反抗他们的运动正在加强。因此，我们在考虑了经历过的一切、考虑了这一年的全部经验以后，满怀信心地说，我们一定能克服困难，这个7月是最后一个艰苦的7月，我们将以国际苏维埃共和国的胜利来迎接明年的7月，而这个胜利将是完全的和稳固的胜利。
载于1919年7月16日《真理报》第154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85—89页
注释：
[24]这是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市代表会议上就第三项议程——关于国内外形势作的报告。这次俄共（布）莫斯科市代表会议于1919年7月12日召开，有200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出席，讨论了国防委员会最近采取的措施、粮食问题、国内外形势和前线情况等问题。代表会议关于目前形势的决议指出，反革命代理人企图利用劳动人民的疲惫和饥饿在工人中挑起不满，制造混乱。在这种困难日子里，所有觉悟工人的任务就是更紧密地团结在俄共（布）周围，把主要力量集中在军事工作、粮食工作、社会保障问题以及对劳动人民中觉悟程度较差和不够坚定的阶层进行宣传鼓动上。会议决定在莫斯科居民和莫斯科卫戍部队中广泛开展政治教育工作，并定期召开区的非党工人代表会议和非党红军战士代表会议。——77。
[25]由于当时俄国国内粮食供应紧张，某些地方的工农代表苏维埃和其他苏维埃机关通过了自行采购和自由运输粮食的决定。例如，莫斯科苏维埃于1918年8月24日和彼得格勒苏维埃于同年9月5日分别通过了关于允许工人和职员运输不超过一普特半自用粮食的决定；人民委员会于1919年6月30日通过了允许缺粮地区的工人组织和农民组织从1919年7月1日到8月14日在辛比尔斯克省自行采购粮食的法令。这里说的前面的报告人是指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阿·伊·斯维杰尔斯基。他在粮食问题报告中所说的违背自己的粮食政策，看来就是指苏维埃政权被迫采取的这些措施。——77。
[26]指1919年6月18—20日在莫斯科举行的社会革命党第九次党务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33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14名有发言权的代表。在关于社会革命党对待苏维埃政权的态度这一主要议题上，代表中出现了不同看法。弗·卡·沃尔斯基主张同布尔什维克达成协议。持相近观点的尼·伊·拉基特尼科夫提议停止用武力反对布尔什维克而带着自己的纲领参加苏维埃。但是，第九次党务会议拒绝接受沃尔斯基提出的决议，而通过了以维·米·切尔诺夫为首的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决议。这个决议断言所谓“第三种力量”即“俄国的劳动民主派”必将复兴，因此“任何软化和模糊”该党“对待资产阶级复辟党和布尔什维克专政的不调和立场的做法都是有害的和绝对不能容许的”。决议宣布，该党暂时放弃用武力反对“布尔什维克专政”，决不意味着承认这一专政，即使是暂时的和有条件的，而是根据现实情况作出的一种策略决定。会议决定同孟什维克联合，并表示反对第三国际。——78。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论国家——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讲演（1919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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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家
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讲演[22]
（1919年7月11日）
同志们！根据你们拟订并通知我的计划，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国家问题。我不知道你们对这个问题已经熟悉到什么程度。如果我没有弄错，你们的训练班刚开课，你们是第一次有系统地研究这个问题。既然如此，这个困难的问题的第一讲，就很可能做不到使你们中间很多人都充分明白，充分了解。要真的是这样，我请你们不要懊丧，因为国家问题是一个最复杂最难弄清的问题，也可说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最混乱的问题。因此，绝对不要指望在一次短短的讲课中就能把这个问题完全弄清楚。听了这个问题的第一次讲课以后，你们应该把不理解或不明白的地方记下来，三番五次地加以研究，将来在看书、听讲中进一步把不明白的地方弄清楚。我希望我们还能再谈一次，那时可以就所有提出的问题交换意见，检查一下究竟哪些地方最不明白。我也希望除听讲以外，你们还花些时间，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著作至少读几本。毫无疑问，你们在参考书目中，在你们图书馆里供苏维埃工作和党务工作学校学员用的参考书中，一定能找到这些主要著作。不过起初也许有人又会因为难懂而被吓住，所以要再次提醒你们不要因此懊丧，第一次阅读时不明白的地方，下次再读的时候，或者以后从另一方面来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明白的，因为，我再说一遍，这个问题极其复杂，又被资产阶级的学者和作家弄得极为混乱，想认真考察和独立领会它的人，都必须再三研究，反复探讨，从各方面思考，才能获得明白透彻的了解。你们反复探讨这个问题的机会很多，因为这是全部政治的基本问题，根本问题，别说在我们现时所处的这样一个革命风暴时期，就是在最平静的时期，在不论哪天哪份报纸上，只要涉及经济或政治，你们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国家是什么，国家的实质是什么，国家的意义是什么，我们这个为推翻资本主义而斗争的党即共产党对国家的态度又是什么。你们每天都会因为这种或那种原因遇到这个问题。最主要的，是你们要从阅读中，从听国家问题的讲课中，学会独立地观察这个问题，因为你们在各种各样的场合，在每个细小问题上，在非常意外的情况下，在谈话中，在同论敌争论时，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只有学会独立地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你们才能认为自己的信念已经十分坚定，才能在任何人面前，在任何时候，很好地坚持这种信念。
作了这几点小小的说明之后，现在我来谈本题，谈谈什么是国家，它是怎样产生的，为彻底推翻资本主义而奋斗的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对国家的态度基本上应当是怎样的。
我已经说过，未必还能找到别的问题，会象国家问题那样，被资产阶级的科学家、哲学家、法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和政论家有意无意地弄得这样混乱不堪。直到现在，往往还有人把这个问题同宗教问题混为一谈，不仅宗教学说的代表人物（他们这样做是十分自然的），而且自以为没有宗教偏见的人，也往往把专门的国家问题同宗教问题混为一谈，并且企图建立某种具有一套哲学见解和论据的往往异常复杂的学说，说国家是一种神奇的东西，是一种超自然的东西，是一种人类赖以生存的力量，是赋予或可能赋予人们某种并非来自人本身而来自外界的东西的力量，说国家是上天赋予的力量。必须指出，这个学说同剥削阶级——地主资本家的利益有极密切的联系，处处为他们的利益服务，深深浸透了资产阶级代表先生们的一切习惯、一切观点和全部科学，因此，你们随时随地都会遇见这一学说的残余，甚至那些愤慨地否认自己受宗教偏见支配并且深信自己能够清醒地看待国家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观点也不例外。这个问题所以被人弄得这样混乱，这样复杂，是因为它比其他任何问题更加牵涉到统治阶级的利益（在这一点上它仅次于经济学中的基本问题）。国家学说被用来为社会特权辩护，为剥削的存在辩护，为资本主义的存在辩护，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指望人们公正无私，以为那些自称具有科学性的人会给你们拿出纯粹科学的见解，那是极端错误的。当你们熟悉了和充分钻研了国家问题的时候，你们在国家问题、国家学说、国家理论上，会随时看到各个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看到这个斗争在各种国家观点的争论中、在对国家的作用和意义的估计上都有反映或表现。
要非常科学地分析这个问题，至少应该对国家的产生和发展作一个概括的历史的考察。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种最可靠的方法，它是真正养成正确分析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致淹没在一大堆细节或大量争执意见之中所必需的，对于用科学眼光分析这个问题来说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
我希望你们在研究国家问题的时候看看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7—203页。——编者注］。这是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著作之一，其中每一句话都是可以相信的，每一句话都不是凭空说的，而是根据大量的史料和政治材料写成的。当然，这部著作并不是全都浅显易懂，其中某些部分是要读者具有相当的历史知识和经济知识才能看懂的。我还要重复说，如果这部著作你们不能一下子读懂，那也不必懊丧。几乎从来没有哪一个人能做到这一点。可是，当你们以后一旦发生兴趣而再来研究时，即使不能全部读懂，也一定能读懂绝大部分。我所以提到这部著作，是因为它在这方面提供了正确观察问题的方法。它从叙述历史开始，讲国家是怎样产生的。
这个问题也和所有的问题（如资本主义、人对人的剥削怎样产生，社会主义怎样出现，它产生的条件是什么）一样，要正确地分析它，要有把握地切实地解决它，就必须对它的整个发展过程作历史的考察。研究国家问题的时候，首先就要注意，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一个时候是没有国家的。国家是在社会划分为阶级的地方和时候、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出现的时候才出现的。
在第一种人剥削人的形式、第一种阶级划分（奴隶主和奴隶）的形式尚未出现以前，还存在着父权制的或有时称为克兰制的（克兰就是家族，氏族。当时人们生活在氏族中，生活在家族中）家庭，这种原始时代的遗迹在很多原始民族的风俗中还表现得十分明显，不管你拿哪一部论述原始文化的著作来看，都可以遇到比较明确的描写、记载和回忆，说有过一个多少与原始共产主义相似的时代，那时社会并没有分为奴隶主和奴隶。那时还没有国家，没有系统地使用暴力和强迫人们服从暴力的特殊机构。这样的机构就叫作国家。
在人们还在不大的氏族中生活的原始社会里，还处于最低发展阶段即处于近乎蒙昧的状态，在与现代文明人类相距几千年的时代，还看不到国家存在的标志。我们看到的是风俗的统治，是族长所享有的威信、尊敬和权力，我们看到这种权力有时是属于妇女的——妇女在当时不象现在这样处在无权的被压迫的地位——但是在任何地方我们都看不到一种特殊等级的人分化出来管理他人并为了管理而系统地一贯地掌握着某种强制机构即暴力机构，这种暴力机构，大家知道，现在就是武装队伍、监狱及其他强迫他人意志服从暴力的手段，即构成国家实质的东西。
如果把资产阶级学者编造出来的所谓宗教学说、诡辩、哲学体系以及各种各样的见解抛开，而去探求问题的实质，那我们就会看到，国家正是这种从人类社会中分化出来的管理机构。当专门从事管理并因此而需要一个强迫他人意志服从暴力的特殊强制机构（监狱、特殊队伍即军队，等等）的特殊集团出现时，国家也就出现了。
但是曾经有过一个时候，国家并不存在，公共联系、社会本身、纪律以及劳动规则全靠习惯和传统的力量来维持，全靠族长或妇女享有的威信或尊敬（当时妇女往往不仅同男子处于平等地位，而且有时还占有更高的地位）来维持，没有专门从事管理的人构成的特殊等级。历史告诉我们，国家这种强制人的特殊机构，只是在社会划分为阶级，即划分为这样一些集团，其中一些集团能够经常占有另一些集团的劳动的地方和时候，只是在人剥削人的地方，才产生出来的。
我们始终都要记住历史上社会划分为阶级的这一基本事实。世界各国所有人类社会数千年来的发展，都向我们表明了它如下的一般规律、常规和次序：起初是无阶级的社会——父权制原始社会，即没有贵族的原始社会；然后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社会，即奴隶占有制社会。整个现代的文明的欧洲都经过了这个阶段，奴隶制在两千年前占有完全统治的地位。世界上其余各洲的绝大多数民族也都经过这个阶段。在最不发达的民族中，现在也还有奴隶制的遗迹，例如在非洲现时还可以找到奴隶制的设施。奴隶主和奴隶是第一次大规模的阶级划分。前一集团不仅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即土地和工具，尽管当时工具还十分简陋），并且还占有人。这个集团就叫作奴隶主，而从事劳动并把劳动果实交给别人的人则叫作奴隶。
在历史上继这种形式之后的是另一种形式，即农奴制。在绝大多数国家里，奴隶制发展成了农奴制。这时社会基本上分为农奴主－地主和农奴制农民。人与人的关系的形式改变了。奴隶主把奴隶当作自己的财产，法律把这种观点固定下来，认为奴隶是一种完全被奴隶主占有的物品。农奴制农民仍然遭受阶级压迫，处于依附地位，但农奴主－地主不能把农民当作物品来占有了，而只有权占有农民的劳动，有权强迫农民尽某种义务。其实，大家知道，农奴制，特别是在俄国维持得最久、表现得最粗暴的农奴制，同奴隶制并没有什么区别。
后来，在农奴制社会内，随着商业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出现，随着货币流通的发展，产生了一个新的阶级，即资本家阶级。从商品中，从商品交换中，从货币权力的出现中，产生了资本权力。在18世纪（更正确些说，从18世纪末起）和19世纪，世界各地发生了革命。农奴制在西欧各国被取代了。这一点在俄国发生得最晚。俄国在1861年也发生了变革，结果一种社会形式被另一种社会形式所代替——农奴制被资本主义所代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阶级划分仍然存在，还保留着农奴制的各种遗迹和残余，但是阶级划分基本上具有另一种形式。
资本占有者、土地占有者、工厂占有者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始终只占人口的极少数，他们支配着全部国民劳动，就是说，使全体劳动群众受其支配、压迫和剥削；这些劳动群众大多数是无产者，是雇佣工人，他们在生产过程中全靠出卖双手、出卖劳动力来获得生活资料。在农奴制时代分散的和受压迫的农民，在过渡到资本主义的时候，一部分（大多数）变成无产者，一部分（少数）变成富裕农民，后者自己雇用工人，成为农村资产阶级。
你们应当时刻注意到社会从奴隶制的原始形式过渡到农奴制、最后又过渡到资本主义这一基本事实，因为只有记住这一基本事实，只有把一切政治学说纳入这个基本范围，才能正确评价这些学说，认清它们的实质，因为人类史上的每一个大的时期（奴隶占有制时期、农奴制时期和资本主义时期）都长达许多世纪，出现过各种各样政治形式，各种各样的政治学说、政治见解和政治革命，要弄清这一切光怪陆离、异常繁杂的情况，特别是与资产阶级的学者和政治家的政治、哲学等等学说有关的情况，就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划分为阶级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并用这个观点去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即经济、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问题。
你们根据这种基本划分来观察国家，就会看出，如我在上面所说的那样，在社会划分为阶级以前国家是不存在的。但是随着社会阶级划分的发生和巩固，随着阶级社会的产生，国家也产生和巩固起来。在人类史上有几十个几百个国家经历过和经历着奴隶制、农奴制和资本主义。在每一个国家内，虽然有过巨大的历史变化，虽然发生过各种与人类从奴隶制经农奴制到资本主义、到现在全世界的反资本主义斗争这一发展过程相联系的政治变迁和革命，但你们总可以看到国家的出现。国家一直是从社会中分化出来的一种机构，是由一批专门从事管理、几乎专门从事管理或主要从事管理的人组成的一种机构。人分为被管理者和专门的管理者，后者高居于社会之上，称为统治者，称为国家代表。这个机构，这个管理别人的集团，总是把持着一定的强制机构，实力机构，不管这种加之于人的暴力表现为原始时代的棍棒，或是奴隶制时代较为完善的武器，或是中世纪出现的火器，或是完全利用现代技术最新成果造成的、堪称20世纪技术奇迹的现代化武器，反正都是一样。使用暴力的手段虽然改变，但是只要国家存在，每个社会就总有一个集团进行管理，发号施令，实行统治，并且为了维持政权而把实力强制机构、其装备同每个时代的技术水平相适应的暴力机构把持在自己手中。我们仔细地观察了这种共同现象就要问，为什么在没有阶级、没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时候就没有国家，为什么国家产生于阶级出现的时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给国家的实质和意义的问题找到一个确切的回答。
国家是维护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的机器。当社会上还没有阶级的时候，当人们还在奴隶制时代以前，在较为平等的原始条件下，在劳动生产率还非常低的条件下从事劳动的时候，当原始人很费力地获得必需的生活资料来维持最简陋的原始生活的时候，没有产生而且不可能产生专门分化出来实行管理并统治社会上其余一切人的特殊集团。只有当社会划分为阶级的第一种形式出现时，当奴隶制出现时，当某一阶级有可能专门从事最简单的农业劳动而生产出一些剩余物时，当这种剩余物对于奴隶维持最贫苦的生活并非绝对必需而由奴隶主攫为己有时，当奴隶主阶级的地位已经因此巩固起来时，为了使这种地位更加巩固，就必须有国家了。
于是出现了奴隶占有制国家，出现了一个使奴隶主握有权力、能够管理所有奴隶的机构。当时无论是社会或国家都比现在小得多，交通极不发达，没有现代的交通工具。当时山河海洋所造成的障碍比现在大得多，所以国家是在比现在狭小得多的疆域内形成起来的。技术薄弱的国家机构只能为一个版图较小、活动范围较小的国家服务。但是终究有一个机构来强迫奴隶始终处于奴隶地位，使社会上一部分人受另一部分人的强制、压迫。要强迫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经常替另一部分人做工，就非有一种经常性的强制机构不可。当没有阶级的时候，也就没有这种机构。在阶级出现以后，随着阶级划分的加强和巩固，随时随地就有一种特殊的机关即国家产生出来。国家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在奴隶占有制时期，在当时最先进、最文明、最开化的国家内，例如在完全建立于奴隶制之上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已经有各种不同的国家形式。那时已经有君主制和共和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区别。君主制是一人掌握权力，共和制是不存在任何非选举产生的权力机关；贵族制是很少一部分人掌握权力，民主制是人民掌握权力（民主制一词按希腊文直译过来，意思是人民掌握权力）。所有这些区别在奴隶制时代就产生了。虽然有这些区别，但奴隶占有制时代的国家，不论是君主制，还是贵族的或民主的共和制，都是奴隶占有制国家。
不管是谁讲古代史课，你们都会听到君主制国家和共和制国家斗争的情况，但基本的事实是奴隶不算是人；奴隶不仅不算是公民，而且不算是人。罗马的法律把奴隶看成一种物品。关于杀人的法律不适用于奴隶，更不用说其他保护人身的法律了。法律只保护奴隶主，只把他们看作是有充分权利的公民。不论当时所建立的是君主国还是共和国，都不过是奴隶占有制君主国或奴隶占有制共和国。在这些国家中，奴隶主享有一切权利，而奴隶按法律规定却是一种物品，对他们不仅可以随便使用暴力，就是杀死奴隶也不算犯罪。奴隶占有制共和国按其内部结构来说分为两种：贵族共和国和民主共和国。在贵族共和国中参加选举的是少数享有特权的人，在民主共和国中参加选举的是全体，但仍然是奴隶主的全体，奴隶是除外的。我们必须注意到这种基本情况，因为它最能说明国家问题，最能清楚地表明国家的实质。
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是迫使一切从属的阶级服从于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个机器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奴隶占有制国家可以是君主国，贵族共和国，甚至可以是民主共和国。管理形式确实是多种多样，但本质只是一个：奴隶没有任何权利，始终是被压迫阶级，不算是人。农奴制国家也有同样的情况。
由于剥削形式的改变，奴隶占有制国家变成了农奴制国家。这件事有很大的意义。在奴隶占有制社会中，奴隶完全没有权利，根本不算是人；在农奴制社会中，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农奴制的基本特征，就是农民（当时农民占大多数，城市人口极少）被禁锢在土地上，这就是农奴制这一概念的由来。农民可以在地主给他的那一块土地上为自己劳动一定的天数，其余的日子则替老爷干活。阶级社会的实质仍然存在：社会是靠阶级剥削来维持的。只有地主才能有充分的权利，农民是没有权利的。实际上，农民的地位与奴隶占有制国家内奴隶的地位没有多大区别。但是通向农民解放的道路毕竟是比较宽广了，因为农奴制农民已不算是地主的直接私有物。农奴制农民可以把一部分时间用在自己那块土地上，可以说，他在某种程度上是属于他自己了。由于交换和贸易关系有了更广泛的发展，农奴制日益解体，农民解放的机会也日益增多。农奴制社会总是比奴隶占有制社会更复杂。农奴制社会有发展商业和工业的巨大因素，这在当时就导致了资本主义。在中世纪，农奴制占优势。当时的国家形式也是多样的，既有君主制也有共和制（虽然远不如前者明显），但始终只有地主－农奴主才被认为是统治者。农奴制农民根本没有任何政治权利。
无论在奴隶制下或农奴制下，少数人对绝大多数人进行统治，非采取强制手段不可。全部历史充满了被压迫阶级要推翻压迫的接连不断的尝试。在奴隶制历史上有过多次长达几十年的奴隶解放战争。顺便说说，现在德国共产党人，即德国唯一真正反对资本主义桎梏的政党，取名为“斯巴达克派”[23]，就因为斯巴达克是大约两千年前最大一次奴隶起义中的一位最杰出的英雄。完全建立于奴隶制上的仿佛万能的罗马帝国，许多年中一直受到在斯巴达克领导下武装起来、集合起来并组成一支大军的奴隶的大规模起义的震撼和打击。最后，这些奴隶有的被打死，有的被俘虏，遭受奴隶主的酷刑。这种国内战争贯串着阶级社会的全部历史。我刚才举的例子就是奴隶占有制时代这种国内战争中最大的一次。整个农奴制时代也同样充满着不断的农民起义。例如在中世纪的德国，地主和农奴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达到了很大的规模，变成了农民反对地主的国内战争。你们大家都知道，在俄国也多次发生过这种农民反对地主－农奴主的起义。
地主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为了保持自己的权力，必须有一种机构能使大多数人统统服从他们，服从他们的一定的法律、规则，这些法律基本上是为了一个目的——维持地主统治农奴制农民的权力。这就是农奴制国家，这种国家，例如在俄国或者在至今还是农奴制占统治的十分落后的亚洲各国，具有不同的形式，有的是共和制，有的是君主制。国家实行君主制时，权力归一人掌握，实行共和制时，从地主当中选举出来的人多少可以参政，——这就是农奴制社会的情形。农奴制社会中的阶级划分，是绝大多数人——农奴制农民完全依附于极少数人——占有土地的地主。
由于商业的发展，由于商品交换的发展，分化出了一个新的阶级——资本家阶级。资本产生于中世纪末期，当时世界贸易因发现美洲而得到巨大的发展，贵金属的数量激增，金银成了交换手段，货币周转使得一些人能够掌握巨量财富。全世界都认为金银是财富。地主阶级的经济力量衰落下去，新阶级即资本代表者的力量发展起来。结果社会被改造成这样：全体公民似乎一律平等了；以前那种奴隶主和奴隶的划分已经消灭了；所有的人，不管他占有的是何种资本，是不是作为私有财产的土地，也不管他是不是只有一双做工的手的穷光蛋，都被认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了。法律对大家都同样保护，对任何人所拥有的财产都加以保护，使其不受那些没有财产的、除了双手以外一无所有的、日益贫穷破产而变成无产者的群众的侵犯。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形就是这样。
我不能详细分析这个社会。你们将来学党纲的时候还会遇到这个问题，会听到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说明。这个社会在自由的口号下反对农奴制，反对旧时的农奴制度。但这只是拥有财产的人的自由。当农奴制被摧毁时（这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以前的事；俄国晚于其他国家，到1861年才废除），资本主义国家代替了农奴制国家，宣布它的口号是全民的自由，说它代表全体人民的意志，否认它是阶级的国家，于是为全体人民的自由而奋斗的社会主义者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从此就展开了，现在这个斗争已经导致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建立，这个斗争正遍及全世界。
要了解已经开始的反对世界资本的斗争，要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质，必须记住，资本主义国家起来反对农奴制国家，是在自由的口号下投入战斗的。农奴制的废除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获得自由，使他们得到好处，因为农奴制已经摧毁，农民已有可能把土地作为名副其实的财产来占有了。至于这是农民赎买来的土地，还是靠支付代役租得来的小块土地，国家是不管的——国家保护一切私有财产，不问其来历怎样，因为国家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农民在所有现代文明国家内都变成了私有者。在地主把一部分土地出让给农民的时候，国家也保护私有财产，用赎买即出钱购买的办法，使地主得到补偿。国家似乎在宣称它保护真正的私有权，并对私有权给予各种各样的支持和庇护。国家承认每个商人、工业家和工厂主都有这种私有权。而这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以资本权力为基础的社会，以完全控制一切无产工人和劳动农民群众为基础的社会，却宣布自己是以自由为基础来实行统治的。它反对农奴制时，宣布私有财产自由，深以国家似乎不再是阶级的国家而自豪。
其实，国家仍然是帮助资本家控制贫苦农民和工人阶级的机器，但它在表面上是自由的。它宣布普选权，并且通过自己的拥护者、鼓吹者、学者和哲学家宣称它不是阶级的国家。甚至在目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开始反对它的时候，这班人还责备我们破坏自由，说我们建立的国家是以一部分人强制和镇压另一部分人为基础的，而他们所代表的国家却是全民的，民主的。所以在目前这个时候，在社会主义革命在全世界已经开始并且恰好在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时候，在反对全世界资本的斗争特别尖锐的时候，这个问题即国家问题就具有最大的意义，可以说，已经成为最迫切的问题，成为当代一切政治问题和一切政治争论的焦点了。
我们观察一下俄国的或无论哪个更文明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都可以看到，目前几乎所有的政治争论、分歧和意见，都是围绕着国家这一概念的。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在民主共和国特别是象瑞士或美国那样一些最自由最民主的共和国里，国家究竟是人民意志的表现、全民决定的总汇、民族意志的表现等等，还是使本国资本家能够维持其对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统治的机器？这就是目前世界各国政治争论所围绕着的基本问题。人们是怎样议论布尔什维主义的呢？资产阶级的报刊谩骂布尔什维克。没有一家报纸不在重复着目前流行的对布尔什维克的责难，说布尔什维克破坏民权制度。如果我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由于心地纯朴（也许不是由于纯朴，也许这种纯朴，如俗语所说的，比盗窃还坏），认为责难布尔什维克破坏自由和民权制度是他们的发明和创造，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现在，在最富有的国家内，花数千万金钱推销数千万份来散布资产阶级谎言和帝国主义政策的最富有的报纸，没有一个不在重复这种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基本论据和责难，说美国、英国和瑞士是以民权制度为基础的先进国家，布尔什维克的共和国却是强盗国家，没有自由，布尔什维克破坏民权思想，甚至解散了立宪会议。这种对布尔什维克的吓人的责难，在全世界重复着。这种责难促使我们不得不解决什么是国家的问题。要了解这种责难，要弄清这种责难并完全自觉地来看待这种责难，要有坚定的见解而不是人云亦云，那就必须彻底弄清楚什么是国家。我们看到，有各种各样的资本主义国家，有在战前创立的替这些国家辩护的各种学说。要正确处理问题，就必须批判地对待这一切学说和观点。
我已经介绍你们阅读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这部著作里就讲到，凡是存在着土地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资本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不管怎样民主，都是资本主义国家，都是资本家用来控制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机器。至于普选权、立宪会议和议会，那不过是形式，不过是一种空头支票，丝毫也不能改变事情的实质。
国家的统治形式可以各不相同：在有这种形式的地方，资本就用这种方式表现它的力量，在有另一种形式的地方，资本又用另一种方式表现它的力量，但实质上政权总是操在资本手里，不管权利有没有资格限制或其他限制，不管是不是民主共和国，反正都是一样，而且共和国愈民主，资本主义的这种统治就愈厉害，愈无耻。北美合众国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共和国之一，可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象美国那样（凡是在1905年以后到过那里的人大概都知道），资本权力即一小撮亿万富翁统治整个社会的权力表现得如此横蛮，采用贿赂手段如此明目张胆。资本既然存在，也就统治着整个社会，所以任何民主共和制、任何选举制度都不会改变事情的实质。
民主共和制和普选制同农奴制比较起来是一大进步，因为它们使无产阶级有可能达到现在这样的统一和团结，有可能组成整齐的、有纪律的队伍去同资本有步骤地进行斗争。农奴制农民连稍微近似这点的东西也没有，奴隶就更不用说了。我们知道，奴隶举行过起义，进行过暴动，掀起过国内战争，但是他们始终未能造成自觉的多数，未能建立起领导斗争的政党，未能清楚地了解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甚至在历史上最革命的时机，还是往往成为统治阶级手下的小卒。资产阶级的共和制、议会和普选制，所有这一切，从全世界社会发展来看，是一大进步。人类走到了资本主义，而只有资本主义，凭借城市的文化，才使被压迫的无产者阶级有可能认清自己的地位，创立世界工人运动，造就出在全世界组织成政党的千百万工人，建立起自觉地领导群众斗争的社会主义政党。没有议会制度，没有选举制度，工人阶级就不会有这样的发展。因此，这一切东西在广大群众的眼中具有很大的意义。因此，要来一个转变是件很困难的事情。不仅那些别有用心的伪君子、学者和神父支持和维护资产阶级的谎言，说国家是自由的，说国家负有使命保护所有的人的利益，就是许多诚心诚意重复陈腐偏见而不能了解从资本主义旧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人，也是如此。不仅直接依赖于资产阶级的人，不仅受资本压迫或被资本收买的人（替资本服务的有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学者、艺术家和神父等等），就是那些只是受资产阶级自由这种偏见影响的人，也都在全世界攻击布尔什维主义，因为苏维埃共和国刚一成立就抛弃了这种资产阶级谎言，公开声明说：你们把你们的国家叫作自由国家，其实只要私有制存在，你们的国家即使是民主共和制的国家，也无非是资本家镇压工人的机器，而且国家愈自由，这种情形就愈明显。欧洲的瑞士和美洲的北美合众国就是这样的例子。这两个都是民主共和国，粉饰得很漂亮，侈谈劳动民主和全体公民一律平等，尽管如此，任何地方的资本统治都没有象这两个国家那样无耻，那样残酷，那样露骨。其实，瑞士和美国都是资本在实行统治，只要工人试图真的稍稍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就立刻会引起一场国内战争。在这两个国家内，士兵较少，即常备军较少（瑞士实行民兵制，每个瑞士人的家里都有枪；美国直到最近还没有常备军），因此，罢工发生时，资产阶级就武装起来，雇用士兵去镇压罢工，而且在任何地方，对工人运动的镇压，都不如瑞士和美国那样凶暴残忍；在任何一国的议会里，资本的势力都不如这两个国家那样强大。资本的势力就是一切，交易所就是一切，而议会、选举则不过是傀儡、木偶……但是愈往后，工人的眼睛就愈亮，苏维埃政权的思想就传布得愈广泛，尤其是在我们刚刚经历过的这场血腥的大厮杀以后。工人阶级日益清楚地认识到必须同资本家作无情的斗争。
不管一个共和国用什么形式掩饰起来，就算它是最民主的共和国吧，如果它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如果它那里保存着土地和工厂的私有制，私人资本把全社会置于雇佣奴隶的地位，换句话说，如果它不实现我们党纲和苏维埃宪法所宣布的那些东西，那么这个国家还是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的机器。因此要把这个机器夺过来，由必将推翻资本权力的那个阶级来掌握。我们要抛弃一切关于国家就是普遍平等的陈腐偏见，那是骗人的，因为只要剥削存在，就不会有平等。地主不可能同工人平等，挨饿者也不可能同饱食者平等。人们崇拜国家达到了迷信的地步，相信国家是全民政权的陈词滥调；无产阶级就是要扔掉这个叫作国家的机器，并且指出这是资产阶级的谎言。我们已经从资本家那里把这个机器夺了过来，由自己掌握。我们要用这个机器或者说这根棍棒去消灭一切剥削。到世界上再没有进行剥削的可能，再没有土地占有者和工厂占有者，再没有一部分人吃得很饱而一部分人却在挨饿的现象的时候，就是说，只有到再没有发生这种情形的可能的时候，我们才会把这个机器毁掉。那时就不会有国家了，就不会有剥削了。这就是我们共产党的观点。我希望我们在以后的讲课中还会谈到这个问题，还会多次地谈到这个问题。
载于1929年1月18日《真理报》第1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64—84页
注释：
[22]《论国家》是列宁1919年7月11日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讲演的记录，最初由苏联列宁研究院于1929年1月18日发表于《真理报》。按照该校学员Я．Я．别尔兹1929年给列宁研究院的信以及其他一些资料的说法，列宁还于1919年8月29日在该校作了第二次讲演，题目是《关于国家，国家的意义、产生及阶级的产生》，可是第二次讲演的记录至今没有找到。
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即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是苏联培养党政干部的第一所高等学校。这所大学的前身是1918年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倡议成立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附属鼓动员和指导员训练班。1919年1月，训练班改组为苏维埃工作学校，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以后又改组为中央苏维埃工作和党务工作学校。1919年7月3日，俄共（布）中央全会批准了关于中央苏维埃工作和党务工作学校改名为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的决定。——59。
[23]斯巴达克派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派，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形成，领导人有卡·李卜克内西、罗·卢森堡、弗·梅林、克·蔡特金、尤·马尔赫列夫斯基、莱·约吉希斯（梯什卡）、威·皮克等。1915年4月，卢森堡和梅林创办了《国际》杂志，把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团聚在这个杂志的周围。1916年1月1日，在柏林召开了全德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代表会议，决定正式成立组织，取名为国际派。代表会议通过了一个名为《指导原则》的文件，作为该派的纲领。这个文件是在卢森堡主持和李卜克内西、梅林、蔡特金参加下制定的。1916—1918年10月，该派定期出版秘密刊物《政治书信》，署名斯巴达克，该派因此也被称为斯巴达克派。1917年4月，斯巴达克派加入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但保持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斯巴达克派在群众中进行革命宣传，组织反战活动，领导罢工，揭露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和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领袖的叛卖行为。斯巴达克派在理论和策略问题上也犯过一些错误，列宁曾屡次给予批评和帮助。1918年11月，斯巴达克派改组为斯巴达克联盟，12月14日公布了联盟的纲领。1918年底，联盟退出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并在1918年12月30日—1919年1月1日举行的全德斯巴达克派和激进派代表会议上创建了德国共产党。——69。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大家都去同邓尼金作斗争！——俄共（布尔什维克）中央给各级党组织的信（1919年7月4日和7日之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7卷
大家都去同邓尼金作斗争！
（俄共（布尔什维克）中央给各级党组织的信）[18]
（1919年7月4日和7日之间）
同志们！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危急关头、甚至可能是最危急的关头到了。国内和国外（首先是英国和法国）维护剥削者地主资本家的人，拼命想使侵占人民劳动成果的地主和剥削者的政权在俄国复辟，以便巩固他们正在全世界崩溃的政权。英法资本家用自己的军队强占乌克兰的计划破产了；他们在西伯利亚对高尔察克的援助也失败了；红军在乌拉尔得到全体起义的乌拉尔工人的支援，正在英勇前进，逼近西伯利亚，将从当地统治者即资本家的空前的压迫和暴行下解放这一地区。最后，英法帝国主义者用反革命阴谋夺取彼得格勒的计划也已破产，参加这次阴谋的，有俄国的君主派即立宪民主党人，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也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
现在国外的资本家拼命想借邓尼金的进攻来恢复资本的枷锁，他们也象过去帮助高尔察克那样，以军官、补给、炮弹、坦克等等帮助邓尼金。
工人农民的全部力量、苏维埃共和国的全部力量都应当动员起来，以便击退邓尼金的进犯，战胜邓尼金，同时使红军不停地向乌拉尔和西伯利亚胜利进攻。这就是
当前的主要任务
首先而且主要是全体共产党员，还有全体同情分子，全体正直的工农，全体苏维埃工作人员，都要按战时要求紧张行动起来，把自己的工作、精力和注意力尽量转到完成直接的战争任务上，转到迅速击退邓尼金的进犯上，并减少和改变自己其余的一切活动，使之服从于这个任务。
苏维埃共和国已在敌人包围之中。它应当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成为一个统一的军营。
所有机关的全部工作都要适应于战争，都要按战时要求加以改造！
为了处理工农国家的事务，必须实行集体管理制。但是任何夸大和歪曲集体管理制因而造成办事拖拉和无人负责的现象，任何把实行集体管理的机关变为清谈馆的现象，都是极大的祸害，应不顾一切尽快根除这一祸害。
实行集体管理，无论在委员会人数方面或处理的工作范围方面，都不应超过绝对必需的最低限度，禁止“长篇大论”，要最迅速地交换意见，通过交换意见互通情况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只要有一点可能，集体管理就应限于在最小范围的委员会内仅就最重要的问题进行最简短的讨论，至于对机关、企业、工作和任务的实际安排，则应委托一位以坚决果断、大胆泼辣、善于处理实际问题著称，又深孚众望的同志负责。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实行集体管理都必须极严格地一并规定每个人对明确划定的工作所负的个人责任。借口集体管理而无人负责，是最危险的祸害，这种祸害威胁着一切没有很多集体管理工作经验的人，而在军事上往往导致无法避免的灾难、混乱、惊慌失措、权力分散和失败。
组织上的忙乱或不切实际也是同样危险的祸害。为了战争，必须改造工作，但决不应改造机关，更不应匆忙地建立新的机关。这是绝对不许可的，这只能造成混乱。所谓改造工作，应该是使非绝对必要的机关暂停工作，或加以适当缩减。但是一切支援战争的工作，应当完完全全通过现有的军事机关进行，要整顿、巩固、扩大和帮助这些军事机关。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可以建立特别的“防卫委员会”或“革命委员会”（或军事革命委员会）这是第一；第二，要经过有关军事当局或苏维埃最高当局批准；第三，必须遵守上述条件。
向人民说明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真相
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是苏维埃共和国主要的和唯一严重的敌人。如果没有协约国（英、法、美）帮助，他们早就完蛋了。由于协约国帮助，他们才成为一种力量。但是，他们对人民还是非欺骗不可，不时地作出姿态，佯装拥护“民主”、“立宪会议”、“民权制度”等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则甘愿受他们欺骗。
现在高尔察克（邓尼金和他是一对双生子）的真相已被完全揭穿了。枪杀几万工人；甚至枪杀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鞭挞成县成县的农民；公开毒打妇女；地主家庭出身的军官横行无忌；大肆掠夺。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真相就是如此。即使在背叛过工人而站到高尔察克和邓尼金一边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中间，也有愈来愈多的人不得不承认这一真相了。
整个宣传鼓动工作的重点，就是要使人民了解这些情况。要向他们说清楚，要么是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要么是苏维埃政权即工人的政权（专政），中间道路是没有的，而且也不可能有。有些非布尔什维克即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非党人士曾经在高尔察克或邓尼金那里呆过，特别应利用他们所提供的证词。应使每个工人和农民知道，究竟为什么进行斗争，假如高尔察克或邓尼金胜利，他们会遭遇到什么。
做好应征者的工作
为了帮助动员，做好应征者的工作，做好已应征者的工作，这是目前应当关心的大事之一。凡是已应征者集结的地方或驻有卫戍部队尤其是后备营等等的地方，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都应当行动起来。他们应该毫无例外地组织起来，帮助动员，并在已应征者和当地驻军的士兵中进行工作，有的可以天天工作，有的可以每星期工作4小时或8小时，当然，要有严密的组织，每个人要由地方党组织和军事当局指定担负一定的工作。
居民中的非党员或其他党的党员，当然不能做反邓尼金或高尔察克的思想工作。但根据这一理由而不让他们做任何工作是不能容许的。应该想出各种办法，责成全体居民（首先是城乡较富裕的居民）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来帮助动员工作，或帮助已应征人员。
应采用一种特殊的办法，以便协助最迅速最好地训练已应征人员。目前，苏维埃政权正在征集所有的旧军官和士官等人。共产党以及全体同情分子和全体工人都应当来帮助工农国家：第一，尽力协助捕获一切逃避报到的旧军官和士官等；第二，在党组织的监督或领导下，把那些在理论上或实际上（例如参加过帝国主义战争）受过军事训练而能出一分力的人组织起来。
做好逃兵的工作
近来反逃跑的斗争显然出现了转折。在许多省份里，逃兵已开始大批返回军队，可以毫不夸大地说，逃兵已涌到红军中来了。原因是：第一，党内同志的工作做得更好更经常了；第二，农民日益意识到，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要恢复比沙皇制度更坏的制度，要使工农再度成为奴隶，遭鞭笞，受掠夺，受军官和贵族侮辱。
因此，各地都要用全力加紧对逃兵进行工作，使他们回到军队里去。这也是一件最重要最迫切的事情。
顺便指出，能够用说服办法影响逃兵，取得成效，这表明工人国家同农民有一种特殊的关系，与地主国家和资本家国家完全不同。用棍棒或饥饿来进行压迫，这是后两种国家的纪律赖以维持的唯一手段。工人国家或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则用另外的手段来维持纪律，这就是工人说服农民，工农结成同志联盟。如果目睹者告诉你，某某省（例如梁赞省）有成千上万的逃兵自愿回来，群众大会上向“逃兵同志”发出号召，收到的效果有时简直难以形容，你才会了解，工农的这种同志联盟蕴藏着多少未被我们利用的力量。农民有一种偏见，使他们赞成资本家，赞成社会革命党人，赞成“贸易自由”；但农民也有一种明智，使他们日益同工人结成联盟。
直接帮助军队
我们军队最需要的供应品是：衣服，鞋靴，武器和炮弹。在经济遭到破坏的国家里，必须作巨大的努力才能满足军队的这种需求。英、法、美资本家掠夺者给了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慷慨援助，才使他们没有因缺乏供应而遭到必然崩溃。
不管俄国受到怎样的破坏，但是国内还有不少的资源，这些资源我们还没有利用，而且往往不善于利用。还有很多军用物资仓库尚未发现或未经查清，还有大量生产潜力尚未挖掘，之所以如此，部分是由于官吏们故意怠工，部分是由于办事拖拉，文牍主义，漫无条理，笨拙无能，——所有这些“往日的罪过”不可避免地、严重地威胁着任何一个向新社会制度“跳跃”的革命。
在这方面直接帮助军队是特别重要的。主管这件事情的机关特别需要“革新”，需要从旁协助，需要当地工人农民自愿的、有力的、英勇的创举。
要号召全体觉悟的工人农民、全体苏维埃活动家尽量广泛地参加这种创举，要在各个地方和各个领域试行各种办法在这方面帮助军队。在这里，“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比在别的部门差得多，而“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的需要却迫切得多。
收集居民中间的武器也是这种工作的一部分。在经过了四年帝国主义战争和两次人民革命的国家内，农民和资产阶级藏有很多武器，这是自然的不可免的现象。但是，在目前邓尼金大举进攻的情况下，必须用全力清除这种现象。如果有人隐藏或帮助隐藏武器，那就是对工人农民犯下滔天大罪，就应该被枪决，因为他是使成千上万的优秀红军战士往往只因缺乏武器而阵亡的罪人。
彼得格勒的同志们进行了组织严密的大搜查，找到了成千上万的枪枝。俄罗斯的其余地方不应落在彼得格勒之后，无论如何要赶上并超过它。
另一方面，枪枝藏得最多的无疑是农民，他们往往没有任何恶意，不过是出于对任何“国家”根深蒂固的不信任，等等。我们已用说服、巧妙的鼓动和恰当的办法做了很多很多的（在最好的省份里）工作，使逃兵自愿回到红军中去，毫无疑问，我们也能够而且应当做同样多的或者更多的工作，使人们自愿交回武器。
工人和农民们！把暗藏的枪枝找出来交给军队！这样你们才能使自己不受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毒打、枪杀、大规模的鞭挞和劫掠！
缩减非军事工作
上面简略提到的工作，即使是执行其中的一部分，也需要成批的新工作人员，而且是要最可靠、最忠实、最有毅力的共产党员。可是到处都在抱怨，说缺少这样的工作人员，说他们过度疲劳，那么，到哪里去找这样的工作人员呢？
毫无疑问，这种抱怨是颇有道理的。如果有谁精确地计算一下，近20个月来，在工农群众的支持和同情下管理俄国的先进工人和共产党员为数之少，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但是我们管理得很有成绩，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克服空前的困难，战胜直接或间接与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到处蠢动的敌人。除了一个敌人，即除了协约国，除了世界上最强大的英法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我们已经战胜了一切敌人，而且我们已经打断了这个敌人的一只手——高尔察克；现在威胁我们的只是它的另一只手——邓尼金。
管理国家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新生力量在迅速地成长，这就是青年工人和农民。他们都在一心一意地、紧张地努力学习，体会由新制度得来的新印象，抛掉原先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成见，把自己锻炼成比他们的前辈更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可是，不管这支新生力量成长得如何迅速，不管它在国内战争和资产阶级疯狂反抗的烈火中如何迅速地学习和成熟起来，在最近几个月内，我们还是得不到现成的国家管理人员。而问题正在于最近这几个月，即1919年的夏秋两季，因为我们与邓尼金的斗争需要而且必须立刻解决。
要得到大量现成的工作人员来加强军事工作，就要缩减许多非军事的，确切些说，与军事没有直接关系的苏维埃工作的部门和机关，就要按这个方针（即缩减的方针）来改组一切非绝对必要的机关和企业。
就拿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局作例子。为了充分展开社会主义建设，为了正确计算和分配一切科学技术力量，这是一个极有用的必要的机关。但这样的机关是否绝对必要呢？当然不是。有些人可以而且应当立即用来在军队中和直接为军队服务的部门中做迫切而绝对必需的共产主义工作，目前把这种人交给这种机关，那简直是犯罪。
这样的机关和部门在我们中央和地方都很不少。我们要完全实现社会主义，我们不能不立即着手建立这类机关。但如果我们在面临邓尼金的大举进攻时竟不能很好地改编队伍，暂时停止和缩减一切非绝对必要的东西，那我们就会是傻瓜或罪人。
我们不应当陷于张皇失措、一片慌乱的境地，不应当把什么机关都改组和完全关闭，不应当开始建立新机关（匆匆忙忙地去做，特别有害）。我们应当在中央和在各地把一切非绝对必要的机关和部门，暂时停闭三五个月，如不能完全停闭，则在这段时间内（大致的时间）尽量加以缩小，只留下绝对必要的工作。
既然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立刻得到大批现成的、有经验的、忠诚的、受过考验的共产党员或同情社会主义的人来做军事工作，那我们就可以冒一下险，使很多大大缩减的机关（或机关的某些部门）暂时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把这些机关完全交给资产阶级工作人员去料理。这个风险并不大，因为所指的只是非绝对必要的机关，自然，削弱这些机关（处于半停顿状态）的活动，会受到损失，但这种损失不会大，无论如何不会使我们灭亡。而没有充分的力量去加强（而且是立即大大地加强）军事工作，那我们就会灭亡。必须认识清楚这一点并由此得出一切结论。
如果各省县等等的主管部门或所属部门的每个领导者，每个共产党支部，都立即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某机关或某部门是否绝对需要？它的工作暂时停止或缩减9/10，不留一个共产党员，我们是否就会灭亡？如果在提出这样的问题以后，随即迅速而坚决地缩减工作，把共产党员（以及同情分子和非党人士中绝对可靠的助手）调出，那么，我们就能够在最短期间派出成百上千的人到军队政治部去工作，去担任政治委员等等职务。这样一来我们也就有了切实的把握象战胜更强大的高尔察克那样战胜邓尼金。
前线地区的工作
最近几星期来，在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内，前线地区已经惊人地扩大，并且非常迅速地发生了变化。这是战争快到决定关头和接近总解决的征兆。
一方面，由于红军的胜利和高尔察克的瓦解，由于高尔察克占领区中革命的发展，乌拉尔和乌拉尔地区这一辽阔地带已经成为我们的前线地区了。另一方面，由于我方的损失，由于敌人大量逼近彼得格勒，并从南方向乌克兰和俄罗斯中部进犯，在彼得格勒近郊和南方，前线地区更扩大了。
于是前线地区的工作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红军迅速前进的乌拉尔地区，我们军队的工作人员、政治委员、政治部人员等等，以及当地的工人和农民，自然地产生了一种愿望，想在新收复地区安居下来，进行创造性的苏维埃工作；人们愈疲于战争，高尔察克的破坏愈严重，这种愿望就愈自然。但是，如果照这个愿望去做，那就最危险了。这会减弱我们的进攻，使进攻停顿下来，使高尔察克有恢复元气的机会。从我们方面来看，这简直是对革命的犯罪。
决不从东线部队中多抽调一个工作人员来做地方工作！［注：没有绝对必要，就不抽调他们，可从中部省份调遣！］决不减弱我们的进攻！要取得完全胜利，只有乌拉尔和乌拉尔地区尝过高尔察克“民主”的可怕滋味的居民人人参加作战，并且继续向西伯利亚进攻，直到革命在西伯利亚取得完全的胜利。
让乌拉尔和乌拉尔地区的建设工作推迟一下，让这种建设完全由当地年轻的、没有经验的、较弱的人去慢慢地进行吧。我们并不会因此灭亡。如果减弱向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进攻，那我们就会灭亡，我们应当用乌拉尔起义工人的力量，用乌拉尔地区农民的力量来加强这个进攻；他们现在已经亲身认识到孟什维克马伊斯基和社会革命党人切尔诺夫的“立宪”诺言是什么货色，认识到这些诺言的真正内容即高尔察克是什么货色。
减弱向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进攻，就是背叛革命，就是背叛把工农从高尔察克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事业。
在刚解放的前线地区进行工作时，要记住那里的主要任务是不仅赢得工人而且赢得农民对苏维埃政权的信任，用事实向他们解释苏维埃政权这一工农政权的实质，一开始就采取党根据20个月工作的估计所定下的正确方针。我们在乌拉尔不应该重复我们曾在大俄罗斯犯过而正在迅速纠正的那些错误。
在彼得格勒近郊的前线地区，在急速扩大的乌克兰和南方的广大前线地区，要把一切转入战时状态，使一切工作、一切努力、一切考虑完全服从于战争，而且只服从于战争。否则就不能击退邓尼金的进犯。这是很明显的。要清楚地了解和完全实现这一点。
顺便说说，邓尼金军队的特点是军官多，哥萨克多。他们没有巨大力量作后盾，却非常善于奔袭、冒险和死拼，以此散布惊惶情绪，为破坏而进行破坏。
在同这样的敌人作斗争时，必须有最高度的军事纪律和军事警惕性。贻误时机或张皇失措就等于丧失一切。党或苏维埃的每个负责的工作人员都应当考虑到这一点。
在军事上，在一切事情上，都要有军事纪律！
要有军事警惕性和严格性，要不屈不挠地采取各种预防措施！
对军事专家的态度
以出卖彼得格勒为目的的红丘炮台大阴谋又一次特别紧迫地提出了关于军事专家和肃清后方反革命的问题。毫无疑问，由于粮食状况和军事状况的尖锐化，必然使而且在最近的将来还会使反革命分子的活动猖獗起来（参加彼得格勒阴谋的有“复兴会”[19]，有立宪民主党人，也有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虽然只是个别人参加，但终究是参加了）。毫无疑问，最近期间，在军事专家中象在富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中一样，一定也会出现更多的叛变者。
但因此就主张改变我们的军事政策的原则，那就是不可挽回的错误和不能饶恕的怯懦。成百上千的军事专家现在背叛我们，而且将来还会背叛我们。我们会把他们抓起来，枪毙掉，但我们这里也还有成千上万的军事专家在长期正常地工作着，没有他们参加，就无法建立起目前这样一支红军，这支军队克服了叫人想起来就憎恨的游击习气，并在东部获得了辉煌的胜利。我们军事部门中富有经验的领导人说得对，只要严格执行党的军事专家政策和根除游击习气的政策，严守纪律，注意军队政治工作和政治委员工作，一般说来，蓄意叛变的军事专家就最少见，他们的阴谋也难以实现，军队中就没有松懈现象，军队的秩序和士气就好些，胜仗也就多些。游击习气及其残存的痕迹和流毒给我军和乌克兰军队所造成的祸害、瓦解、失败、灾难以及人员和军用物资的损失，比军事专家的一切叛变所造成的要大得无法计算。
在我们的党纲中，无论对于一般资产阶级专家问题，还是对于其中的一种专家即军事专家的问题，都十分明确地规定了共产党的政策。我们党现在反对，将来也要“无情地反对那种貌似激进实则是不学无术的自负，好象劳动者不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不利用他们，不经过同他们共事的长期锻炼，也能战胜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制度”［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89、110页。——编者注］。
不用说，党同时对“这个资产阶级阶层不作丝毫的政治让步”，党现在镇压而且将来还要“无情地镇压他们的各种反革命阴谋”。自然，当这类“阴谋”出现或刚露苗头的时候，“无情镇压”所要求的气质，就不同于“长期锻炼”要求学生养成的那种从容不迫和小心慎重的气质。有人在经受同军事专家“共事的长期锻炼”，也有人专事直接“无情地镇压军事专家反革命阴谋”，他们心理上的矛盾，很容易引起而且正在引起摩擦和冲突。必要的人事变动，有时由某种反革命“阴谋”事件引起的、尤其是由大阴谋案引起的大批军事专家的调动，都会出现同样的情况。
这些摩擦和冲突无论现在或将来我们都要通过党的途径来解决，并要求党的各级组织也都这样做，务必使实际工作不受任何损失，在采取必要办法时毫不迟延，在实行我们所规定的军事政策的原则时毫不动摇。
如果党的某些刊物对军事专家发出不正确的论调（象不久前在彼得格勒有过的那样），或在个别情形下对军事专家的“批评”变成了直接干扰，妨碍我们坚持不懈地利用这些专家，党应当立即纠正这种错误，今后也要不断纠正这种错误。
纠正这种错误的主要的和基本的手段是加强军队和待应征者的政治工作，抓紧军队政治委员的工作，改善他们的成分，提高他们的水平，要他们实际执行党纲所要求的而往往执行得非常不够的东西，即“把对指挥人员〈军队〉的全面监督集中于工人阶级手中”。站在一旁批评军事专家，企图“一举”纠正，这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因而也是毫无希望的和有害的。让所有意识到自己的政治责任和关心我军缺点的人都加入队伍，当红军战士或指挥员，当政治工作人员或政治委员，让每一个人（每个党员都会找到适合他的才能的工作）都到军事组织内部去为改善这种组织而工作吧。
苏维埃政权早就非常注意使工人以及农民，尤其是共产党员能够认真地学习军事。许多学校、机关和训练班都在这样做，但做得还远远不够。在这里，个人的创造性、个人的毅力还应当发挥更大的作用。特别是共产党员更应当努力学习操作机枪、大炮、装甲车等等的技能，因为这方面我们落后得更明显，这方面拥有大量军官的敌人占有更大优势，这方面不可靠的军事专家可能造成很大的危害，这方面共产党员能起极其巨大的作用。
肃清后方的反革命
象去年7月一样，反革命在我们后方，在我们中间又抬头了。
反革命已被击败，但远未被消灭，它当然要利用邓尼金的胜利和粮食困难的严重情况。那些动摇的、无气节的、靠言语来粉饰自己行动的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总是跟着直接的和公开的反革命走，跟着黑帮和立宪民主党人走，这些反革命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它们拥有资本，同协约国帝国主义有直接联系，知道专政不可避免，而且有实现这种专政的能力（按高尔察克的方式）。
在这方面不要有丝毫的幻想！我们知道产生反革命事件、反革命叛乱和反革命阴谋等等的“温床”，我们知道得很清楚，这就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农村中则是富农，还有各地的“非党”人士，以及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对这个温床要加倍、十倍地严密监视。要十倍地提高警惕性，因为从这方面来的反革命阴谋，在目前和最近的将来都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因此，不断发生炸毁桥梁、组织罢工、进行种种间谍活动等事件，也是很自然的。在反革命“温床”稍有可能“存身”的一切中心，都必须采取各种最有力的、系统的、反复的、大规模的和出其不意的预防措施。
在对待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方面，要考虑到最近的经验。在他们的“外围”中，在倾向于他们的人们中，毫无疑问，有一种动向：脱离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而靠拢苏维埃政权。我们注意到了这种动向，每当这种动向有某种实际表现的时候，我们就采取某种相应的步骤。我们决不改变自己的这种政策，一般讲来，脱离倾向于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孟什维主义和社会革命党的思想，“投奔”倾向于苏维埃政权的孟什维主义和社会革命党的思想，这样的人数无疑是会增加的。
但在目前，以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为首的无气节的、动摇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仍然在看风使舵，倒向胜利者邓尼金。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以及他们的“文人集团”的“政治领袖们”（如孟什维克中的马尔托夫之流，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中的切尔诺夫之流）更是如此。这些“文人集团”的成员，除了别的原因，还因他们在政治上的完全破产而大为恼怒，所以，他们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冒险的“嗜好”未必是能够根除的。
决不要被他们领袖的言论和思想以及他们个人的诚恳或伪善所欺骗。这些东西对他们每个人的履历是重要的。但从政治上看，也就是从阶级关系、从千百万人之间的关系上看，这些东西并不重要。马尔托夫之流“代表中央”郑重地斥责自己的“积极派”[20]，并以开除他们的党籍相威胁（永远不过是威胁！）。但这丝毫没有消除下述事实：这个“积极派”是孟什维克中最有力量的人，他们藏在孟什维克后面，干着他们的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式的勾当。沃尔斯基之流斥责阿夫克森齐耶夫和切尔诺夫之流，但这毫不妨害阿夫克森齐耶夫和切尔诺夫比沃尔斯基更有力量，毫不妨害切尔诺夫说：“我们现在不推翻布尔什维克，何人何时来推翻布尔什维克呢？”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可能不与反动派即切尔诺夫之流进行任何勾结而“独立地”“进行工作”，但他们实际上也是邓尼金的同盟者和他任意摆布的小卒，正象死了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穆拉维约夫一样，这位前任司令由于“思想”原因曾向捷克斯洛伐克军[21]和高尔察克开放战线。
马尔托夫和沃尔斯基之流自以为“高于”交战双方，自以为能够建立“第三种势力”。
这个愿望即使是真诚的，也不过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幻想，从1848年到现在，70年过去了，他们还没有学会这一基本常识：在资本主义环境中，不是资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决不能存在任何第三种专政。马尔托夫之流大概至死也不会放弃这种幻想。这是他们的事情。但我们要记住，在实践中，这班人总不免今天倒向邓尼金，明天倒向布尔什维克。而我们今天就该按今天的情况办事。
我们的任务是直接提出问题。怎样做才更好呢？是把立宪民主党人、非党人士、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中“起来”（有的用武器，有的搞阴谋，有的鼓动反对动员，如参加孟什维克组织的印刷工人或铁路员工那样，等等）反对苏维埃政权即拥护邓尼金的几百个叛乱分子一律逮捕，关进牢狱甚至枪毙呢，还是让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把几万工人和农民斩尽杀绝，一律枪毙，一律打死？作出抉择并不困难。
问题就是这样，而且只能是这样。
谁要是至今还不了解这一点，谁要是只会哭诉这样的决定“不公正”，那就不要理睬他，让他去受公众的嘲笑和羞辱好啦。
动员全民参战
苏维埃共和国是被世界资本包围的要塞。只有那些积极参加战争并尽力帮助我们的人，才有权把这个要塞作为躲避高尔察克的避难所，才有权在其中居住。因此，我们的权利和义务就是：动员全民参战，有的去直接作战，有的去参加配合作战的各种辅助工作。
要完全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理想的组织。既然我们的国家组织还很不完善（如果考虑到它还年轻，还是新事物，它的发展遇到特殊的困难，那就不足为奇了），要想大张旗鼓地立即着手彻底实现或者哪怕很广泛地实现这个目标，那是极有害的不切实际的组织计划。
不过，为了接近这个理想，各个方面都有许多事情可以做，我们党的工作者和我们苏维埃工作人员在这方面的“创举”是远远不够的。
这里，只要提出这个问题引起同志们注意就够了。没有必要作出某些具体的指示或规定。
我们只是指出，那些最接近苏维埃政权而通常以社会主义者自居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例如“左派”孟什维克之类的某些人，最爱对扣押人质这种在他们看来是“野蛮的”手段表示愤慨。
让他们去愤慨吧，但不这样就不能进行战争，而且在危险激增的情况下，从各方面来说都必须经常大量地使用这种手段。例如，孟什维克的或卖身投靠的印刷工人，铁路“管理人员”和暗中搞投机活动的铁路员工，富农，城市（和乡村）的有产者，以及诸如此类的分子，对抗击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工作往往采取极端罪恶、极端无耻的冷漠态度，并进而实行怠工。应该开列这类人的名单（或强迫他们自己编成连环保小组），不仅要他们去挖战壕，象有时做的那样，而且要他们从各方面给红军以各种物质帮助。
如果我们更广泛、更多方面、更巧妙地运用这种办法，红军战士的田地就会耕种得好些，红军战士的食品、烟草以及其他必需品就会供给得好些，成千上万的工农因某些阴谋事件等等遭到死亡的危险就会大大减少。
“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所有共产党员，所有觉悟的工人、农民，每个不愿意让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胜利的人，都应当立即在最近几个月内空前地紧张地行动起来，“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
既然饥饿和疲惫的莫斯科铁路员工，不分技工和粗工，能够为了战胜高尔察克，在彻底战胜高尔察克以前一直坚持“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每个星期无报酬地做几小时的工作，而且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比平时高许多倍的劳动生产率，那也就证明，我们还可以做出很多很多的事情。
我们应当做出很多的事情。
那时我们一定会胜利。
俄共（布尔什维克）中央
载于1919年7月9日《俄共（布）中央通报》第4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44—63页
注释：
[18]《大家都去同邓尼金作斗争！》一文是根据1919年7月3—4日举行的俄国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一系列决议而写的，这次会议讨论了苏维埃俄国因协约国发动新的进攻而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鉴于这个文件非常重要，俄共（布）中央决定把它作为党中央给各级党组织的信加以公布。文件由俄共（布）中央签署，发表于1919年7月9日《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通报》第4期，并在当年出版了单行本。——40。
[19]复兴会即俄罗斯复兴会，是以推翻苏维埃政权、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为宗旨的反革命组织，1918年3月在莫斯科成立。加入该会的有人民社会党人尼·瓦·柴可夫斯基、韦·亚·米雅柯金、阿·瓦·彼舍霍诺夫，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伊·伊·布纳柯夫－丰达明斯基，立宪民主党人Н．И阿斯特罗夫、尼·米·基什金、德·伊·沙霍夫斯科伊以及一些孟什维克护国派分子和谢·彼·梅利古诺夫教授。该会在彼得格勒、阿尔汉格尔斯克、沃洛格达等地设有分会。1918年该会参与组织了俄国北部、伏尔加河流域和西伯利亚等地的反苏维埃暴动。1919年4月，复兴会加入反革命的“战术中心”。1920年2月，“战术中心”被全俄肃反委员会彻底粉碎。——51。
[20]“积极派”是指以米·伊·李伯尔、亚·尼·波特列索夫、谢·拉·瓦因施泰因等为首的一批孟什维克。他们极端敌视布尔什维克党，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起就开始采取武装斗争的手段反对苏维埃政权。他们加入各种反革命阴谋组织，支持反革命将军拉·格·科尔尼洛夫、阿·马·卡列金以及反革命的乌克兰中央拉达，积极参加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叛乱，并与外国干涉者的军队相勾结。——55。
[21]捷克斯洛伐克军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奥匈帝国军队的战俘和侨居俄国的捷克斯洛伐克人组成的军队，共有两个师和一个预备旅，约5万人。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决定利用该军反对苏维埃共和国，主动给它提供军费。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主席托·马萨里克征得法国同意后宣布该军是法军的部队，协约国代表随后要求苏俄政府遣送该军回法国。1918年3月26日，苏俄政府已经决定同意捷克斯洛伐克军通过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撤走，条件是要把主要武器交给当地苏维埃政府。但该军指挥人员却同协约国代表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于5月14日在车里雅宾斯克举行会议，决定举行叛乱。这些人煽惑士兵，妄说苏维埃政府要解除他们的武装、把他们关进战俘营等等，同时鼓动他们用武力开路，冲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去。5月25日和26日，叛乱在马林斯克和车里雅宾斯克开始。接着，叛军同社会革命党白卫部队一起占领了乌拉尔、伏尔加河流域和西伯利亚的大部地区。在占领区，捷克斯洛伐克叛军大批逮捕和杀害当地党政工作人员和革命工农，消灭苏维埃政权的机关，协助建立反革命政府（萨马拉的立宪会议委员会、叶卡捷琳堡的乌拉尔政府、托木斯克的西伯利亚临时政府）。苏俄红军于1918年9月转入进攻，解放了伏尔加河流域。由于军事上的失利和共产党人的地下工作，捷克斯洛伐克军开始瓦解，拒绝站在白卫军一边作战。1919年下半年，该军随着高尔察克军队的败退而东撤。1920年2月7日，红军同该军签订了停战协定。1920年春，捷克斯洛伐克军集中于符拉迪沃斯托克，然后陆续撤出俄国。——55。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关于目前形势和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全俄工会理事会和莫斯科工厂委员会代表联席会议上的报告（1919年7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7卷
关于目前形势和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全俄工会理事会和莫斯科工厂委员会代表联席会议上的报告[7]
（1919年7月4日）
同志们，在面临估计当前总形势这一任务的时候，我们会不由自主地首先想到把1919年7月同1918年7月作一对比。我觉得这种自然想到的对比，最容易使我们对那些新的、但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是旧的困难有一个正确的了解，目前这种困难已经加大，使情况严重起来，要求我们作出新的努力。另一方面，这种对比也会向我们表明，一年来世界革命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即使以极冷静甚至抱怀疑的态度来看问题，我们也还是可以充分相信我们正在走向完全的和最终的胜利。
同志们，请回忆一下一年前的情况吧。就在1918年7月的时候，一种似乎极为可怕的乌云，似乎根本无法挽救的灾祸笼罩着苏维埃共和国。当时和现在一样，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粮食情况恶化。去年的情况是无比严重的。去年夏天和现在一样，除了粮食上的困难以外，还有更多的国内外政治上军事上的困难。去年夏天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8]的时候，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正在莫斯科举行暴动[9]，当时军队的一个司令员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穆拉维约夫叛变了[10]，几乎使我们的战线崩溃。1918年夏天，在雅罗斯拉夫尔有过一次规模巨大的阴谋[11]。这次阴谋，正如阴谋的参与者所证实和供认的那样，是由法国大使努兰斯策动的。努兰斯暗中唆使萨文柯夫布置这次阴谋，并且担保说，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登陆的法国军队将增援雅罗斯拉夫尔，如雅罗斯拉夫尔情况极端困难，可以同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协约国军队会师，从而使莫斯科迅速陷落。去年夏天，敌人从东面夺取了萨马拉、喀山、辛比尔斯克、塞兹兰、萨拉托夫。在南方，受德帝国主义支持（这一点已得到十分确凿的证明）的哥萨克部队得到了金钱和装备。敌人向我们展开进攻，从两方面把我们包围了，并且嘲笑我们。德帝国主义集团说：“你们既然对付不了捷克斯洛伐克军，那就来对付我们吧。”德帝国主义者竟说出这样厚颜无耻的话来。
当时苏维埃共和国处于似乎毫无出路的被包围状态，粮食情况空前困难，我们的军队刚刚开始形成。军队没有组织，也没有经验，我们只得匆匆忙忙地建了一队再建一队，根本无法设想进行完整的有系统的工作。这一年我们熬过了，如果我们依靠这种经验，牢记这种经验，再来看看现在的情况，那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是的，情况是困难的，但是比较一下去年和现在的情况，甚至从内部的简单的力量对比来看，从造成暂时困难的种种事实的对照来看，我们现在的情况也比过去稳定得多，——只要能仔细研究并观察，不信口胡说，谁都会认为这是无疑的，——因此，张皇失措就是严重的犯罪。一年前的情况严重得多，尚且终于克服了困难，现在我们更可以绝对有信心地说，我们现在也能克服这些困难，这样说既没有丝毫夸大我们的力量，也没有缩小我们的困难。我只想举出一些主要的对比材料，因为下面几位报告人会更详细地谈到这个问题。
去年夏天，粮食情况十分紧张，7月和8月两月内，我们管粮食的机关粮食人民委员部的仓库里简直一无所有，拿不出东西来供应最劳累、最受折磨、最挨饿的城市居民和非农业地区的居民。这一年中我们的机构已前进了一大步。在1917年8月1日至1918年8月1日这一年中，我们只收购了3000万普特，而在1918年8月1日至1919年5月1日这一期间，我们却收购了1亿普特。这同我们的需要相比还是很少的，但这证明，在收购粮食方面，我们必须战胜有余粮的农民给我们造成的无数组织上的困难。他们习惯于象过去那样在自由市场做粮食生意，认为按自由价格出卖粮食是他们的神圣权利，他们还不了解，在国家同俄国的和世界的资本作斗争的时候，做粮食生意就是危害国家的一种最严重的罪行。这是对穷人和挨饿者的侮辱，这是对资本家和投机者的最好的效劳。我们知道，每一个靠劳动和血汗勉强过活的农民都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他们是同情无产阶级的（虽然这种同情是模糊的、出自本能的），因为他们看到无产阶级将毕生精力、满腔热血都献给了推翻资本的事业。但是，要做到善于捍卫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善于把这种利益置于目前希望发横财的小商人（目前他们能够用空前高的价格把粮食卖给挨饿者）的利益之上，还有一段漫长的距离。我们正在开始测量这段距离。这段路程我们已经走了一部分，因此我们确信，这段路程不论如何艰难险阻，这些困难我们是能够克服的。同去年比较起来，我们已经前进了一大步，不过我们还远没有解决一切困难。我们不能许愿说情况会立刻好转，但是我们知道，目前的情况终究使我们有了大得多的希望，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的资源来路毕竟没有象去年那样被东南面的哥萨克匪帮、西南面的德帝国主义以及东部产粮区的捷克斯洛伐克军所切断。现在的情况要好得多，因此，虽然未来的几个星期无疑会带来新的牺牲和新的负担，但是我们一定能够熬过和战胜这些日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去年已经这样做过一次，现在的情况已经好转，我们知道，这是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最主要的困难，这就是我们已实际经受过的粮食方面的困难。我们根据自己的实际经验，而不是根据推测和愿望，的确能够说，能够肯定地说，我们已经学到了克服这种困难的本领，我们也一定会学到彻底克服这种困难的本领。
就目前的军事形势而论，协约国继一度占领敖德萨、塞瓦斯托波尔的德国人之后，占领了乌克兰，它们也遭到了失败。由此可见，小资产阶级群众和吓怕了的庸人认为无法战胜的威胁，原来是假的，这个巨人的腿原来是泥做的。协约国尽一切可能以武器和装备援助白卫分子、地主和资本家。英国的报纸公开吹嘘（英国的大臣们也这样吹嘘）他们的支援帮助了邓尼金。我们得到消息，说他们送去了可供25万人用的装备和应有尽有的武器。我们获得的确凿消息说他们送去了数十辆坦克。这就使我们在东部受到压力时，又遭到邓尼金的沉重打击。我们知道，我们在去年7月经历了怎样艰难的日子。我们决不缩小危险，也决不忽视要公开到广大群众中去，向他们讲清目前的形势，说明全部真实情况，擦亮他们的眼睛，因为工人、特别是农民（要农民了解真实情况是很困难的）对真实情况知道得愈多，他们就会愈坚决、愈稳定、愈自觉地转到我们这方面来。（鼓掌）
同志们，昨天我们在中央委员会决定由托洛茨基同志在这里作关于军事形势的报告。可惜今天医生坚决不许他作报告。因此，我来简略地谈一谈军事形势，我在这方面完全不能充当报告人，但是同志们，我可以把托洛茨基同志视察南线后昨天给我们讲的一些情况，扼要地告诉你们。
那里的情况的确困难，我们所受的打击非常沉重，损失很大。我们失败的原因有两个方面，就是说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们遭到高尔察克打击的时候，不得不把很大一部分兵力调去增援东线。邓尼金恰巧在这时开始普遍动员。不错，一位在当地工作了很久的南方面军革命委员会委员告诉我们说：这次普遍动员将使邓尼金遭到毁灭，正象高尔察克被普遍动员所毁灭一样。当他的军队还是一支阶级的军队，还是由憎恨社会主义的志愿兵组成的时候，这支军队是强固的。当他开始普遍征兵的时候，当然能很快地补充军队，但是军队愈扩充，它的阶级性就愈弱，力量就愈小。被邓尼金强征入伍的农民，在这支军队中，肯定也会干出西伯利亚农民在高尔察克军队中所干的事——就是他们把高尔察克彻底搞垮的。
除了邓尼金军队大大加强以外，失败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南线游击习气的发展。这一点，托洛茨基同志昨天也向我们详细介绍了。你们大家知道，我们的军队由于格里戈里耶夫的冒险（这种冒险是马赫诺叛乱的后果）忍受了多少痛苦，乌克兰的农民和全体无产阶级在盖特曼统治[12]时期忍受了多少痛苦。由于乌克兰无产阶级的觉悟非常低、力量不足、缺乏组织性，由于佩特留拉的捣乱和德帝国主义的压力，在乌克兰就自发地滋长起仇恨情绪和游击习气。每一队农民都拿起武器，推选自己的阿塔曼或“父亲”，在当地建立政权。他们根本不把中央政权放在眼里，每一个父亲都认为自已是当地的阿塔曼，认为自己可以解决乌克兰的一切问题，用不着考虑中央采取的措施。现在我们都很清楚，在目前情况下，单凭激情，单凭热忱，是争取不到农民的，——这种方式是靠不住的。我们曾经千百次地提醒过乌克兰的同志，既然事关千百万人民群众的运动，单凭口讲就不够了，需要有他们亲身的生活经验，让他们自己来检验指示，相信自己的亲身经验。乌克兰农民吃了很大的苦头才取得这个经验。在德国人占领期间，他们遭到空前未有的灾难和牺牲，比我们遭到的要大很多倍，可是他们仍然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才能组织起来，才能自主行动并争取到国家的独立。在摆脱德帝国主义后的初期，邓尼金匪帮的活动开始猖獗，我军没有经常给他们以应有的还击，春天江河又迅速泛滥，我军受阻，不能继续前进，无法增援，于是大难临头，乌克兰全体农民以及与乌克兰、顿河区毗邻地区的农民受到第一次打击，但好在他们会因此克服游击习气和混乱的缺点。我们清楚地知道，乌克兰农民的力量一定能推翻邓尼金的力量，我们知道他们受到的打击非常沉重，但是这些打击会唤起他们的新的觉悟和新的力量。托洛茨基同志亲自见过那里所蒙受的空前惨重的损失，他肯定地说，这次经验不会不给乌克兰人留下痕迹，不会不使乌克兰农民的整个心理发生变化，我们自己就经历过这样的事。我们知道，去年我们的情况也并不更好些。我们知道，有许多国家以蔑视的眼光看我们，看我们年轻的俄罗斯共和国，而现在很多国家都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出现了同样的现象。
乌克兰要把病治好，比我们更困难，但它毕竟会治好的。乌克兰已经意识到分崩离析、游击习气的教训。这将是乌克兰整个革命的转变时期，这将影响乌克兰的全部发展。我们也经历过这一转变，去掉游击习气，不再侈谈“我们一切都能办到！”的革命词句，转变到认清必须坚决顽强、长期艰苦地进行繁重的组织工作。这是一条我们在十月革命以后经过好多个月才走上的道路，是一条取得了显著成就的道路。我们满怀信心地展望将来，相信我们能够克服一切困难。
托洛茨基同志着重谈到几种情况，其中一种情况非常明显地说明了这一转变，那就是他在逃兵方面观察到的情形。在他到过的很多省份里，我们都曾派过一些同志去同逃跑现象作斗争，但是没有取得成绩。托洛茨基同志亲自在群众大会上讲话，看到我们的几万逃兵都是一些张皇失措或者很容易跟资产阶级走的人。我们已准备作出等于绝望的结论。托洛茨基亲自经过库尔斯克和梁赞，看到有些城市的确是这样，他还谈到这方面已经发生的变化，说这种变化是无法形容的。有些政治委员说，现在涌入红军的逃兵已经使我们应接不暇。回红军的人这样多，我们简直可以停止动员，用这些老兵，用这些归队的逃兵就足够补充我们的部队了。
农民已经看出哥萨克和邓尼金的进军意味着什么，农民群众开始更加自觉地看待问题，他们本来希望立刻得到和平，不理解我们是被迫进行内战的。农民千方百计地逃避征兵，躲进森林，沦为绿匪，对其他事情一概不管。这一状况造成乌克兰分崩离析，使逃兵人数成千上万。托洛茨基谈到，由于我们较大胆地处理这件事情，放宽逃兵报到的期限，情况就开始有了转变。有几百个同志去梁赞省工作，那里也已开始有了转变。他们出席群众大会，逃兵大批地回到红军中来。地方的政治委员们说，他们简直来不及把这些人编入红军队伍。正是由于这种情况，使库尔斯克和沃罗涅日阵地在利斯基车站夺回后就开始巩固了。根据这种情况，托洛茨基说，南方情况是艰难的，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但是我断定说，这不是大祸临头的情况。这是我们昨天得出的结论。（鼓掌）
这个结论丝毫不容怀疑，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我们相信劳动群众的觉悟一定会胜利，因为马克兰的经验证明，邓尼金愈逼近，邓尼金、资本家和地主带来什么愈清楚，我们同逃跑现象作斗争就愈容易，我们就愈能大胆地把逃兵报到的期限延长一个星期。前天我们在国防委员会[13]又把报到的期限延长了一个星期，因为我们深信，邓尼金带给他们的觉悟不会不起作用，而且红军将会成长，只要我们记住，在最近几个月内我们要把全部力量放在军事工作上。我们应该说，我们现在也要象过去援助东线那样，尽力援助南线取得胜利。同志们，那些张皇失措的人会在这里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尽力援助南线，我们就会失去在东线获得的战果。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说，我们部队在东线所获得的战果，根据全部材料来看，一定会同西伯利亚的革命融合在一起。（鼓掌）
昨天一位孟什维克在莫斯科作了报告。你们在《消息报》上可以看到戈洛索夫公民这个报告[14]的内容，他讲到孟什维克如何跑到西伯利亚去，以为那里有立宪会议和民权制度，通行普选制，尊重民意，而不是什么一个阶级的专政、篡夺和暴力（这些是他们对苏维埃政权的称呼）。这些人同克伦斯基一起混了8个月，把一切献给了科尔尼洛夫，他们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又投奔高尔察克，现在他们的经验证明，不是什么布尔什维克，而是布尔什维克的敌人，是那些全力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人，步行了几百俄里，得出了我们所听到的和公众从孟什维克的报告中所知道的结论：那里不仅排斥工人，而且排斥农民，不仅排斥农民，而且排斥富农。现在连富农也起来暴动反对高尔察克了！（鼓掌）所有那些对反高尔察克统治的暴动的描述，一点也没有夸大。高尔察克不仅排斥了工人和农民，而且排斥了曾经一致怠工的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即排斥了同协约国结成同盟的知识分子。现在我们听说乌拉尔正在举行起义，我们正在迎接真正的工人起义的时代，再说一遍，在最近几个月内我们有十分的把握和充分的根据，指望乌拉尔的胜利将成为西伯利亚全体居民群众彻底战胜高尔察克叛乱的转折点。
同志们！你们昨天在报上看到了乌拉尔工厂区的起点莫托维利哈已被收复的消息。关于收复彼尔姆的详细情形（那里有几个团队转到我们这边来了）也证实了这一点，我们每天接到的一份份的电报都说明，乌拉尔的决定性的转折已经到来了。今天我接到的7月2日从乌法拍来的电报，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还有更详细的情报，我们可以有充分的根据说，决定性的转折已经到来了，我们在乌拉尔一定会取得胜利。彼尔姆和莫托维利哈的先后收复，使我们得到很多东西，这两个地方都是大工厂中心，工人正在组织起来，成百地转到我们这方面来，他们切断敌人后方的铁路。大概你们中间只有很少的人有机会看到从那里跑出来的高尔察克分子——工人和农民，不过我们希望在莫斯科能够更多地看到从那里来的人。要知道，一年以前，乌拉尔一带和西伯利亚的农民曾经准备离开布尔什维克。他们很不满，很愤慨，因为那时布尔什维克要求他们在艰苦的战争中给予帮助，布尔什维克说：“对地主、资本家的胜利是不会凭空得到的，既然资本家、地主在进行战争，你们就应该承受一切牺牲来捍卫革命果实。革命不能不付出代价，如果你们怕牺牲，缺乏承受这些牺牲的坚毅精神，你们就会使革命遭到失败。”他们不愿意听这些话，在他们看来，这不过是革命的口号。因此，当那边答应他们可以获得和平和协约国的援助时，他们就转到那边去了。要知道，西伯利亚的这些农民没有经历过农奴制。这是一些惯于剥削从俄罗斯去的流放者的最富裕的农民，是一些看不到革命好处的农民，他们总是从俄国全体资产阶级，从全体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那里寻找领袖，这几种人在那里有成千上万个。譬如现时在鄂木斯克的资产者人数有人计算为90万人，有人计算为50万人。全体资产者统统汇集到那里去了，一切认为自己有知识、有文化、有管理能力而妄图领导人民的人和一切政党（从孟什维克到社会革命党）都汇集到那里去了。他们有富裕的、不倾向社会主义的农民，他们有掌握世界霸权的协约国的援助，他们有通往海口的铁路。这说明他们占有绝对的优势，因为协约国的舰队是天下无敌、称霸全球的。还缺少什么呢？这些为反对布尔什维克而聚集了所能聚集的一切的人们（他们有殷实的农民居住的边疆区，有协约国的援助），为什么试验两年就垮台，结果只剩下地主和资本家子弟的野蛮统治而不是什么“民权制度”？为什么我们红军一去解放乌拉尔，高尔察克的统治就彻底崩溃？一年以前，农民说“打倒布尔什维克，因为他们把重担加在农民肩上”，农民就转到地主、资本家那边去了。那时他们不相信我们的话；现在他们已亲身经受到了，他们看到布尔什维克牵走了一匹马，而高尔察克分子却拿走了一切，既牵走了马，也拿走了其余一切东西，而且实行沙皇纪律。现在农民有了过去的经验，他们欢迎红军，象欢迎救星一样，并说，和布尔什维克一起，西伯利亚必将确立起持久的充分的自由。（鼓掌）
高尔察克叛乱这个经验对我们说来是一个最宝贵的经验，它在不大的范围内向我们表明了在全世界所发生的事情。它向我们表明了布尔什维克力量的真正的、不可战胜的、不可摧毁的泉源。当西伯利亚在敌人手中的时候，我们好象是软弱的。现在这一巨大力量完全垮台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帝国主义战争及其后果的估计是正确的，我们说得很对：经过这次战争人类决不会再象过去的样子，人们已经受尽痛苦和折磨，憎恨资本主义，因此工人阶级的统治必将到来，社会主义必将确立。这里有人谈到“中间道路”，我很清楚，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向往这种中间道路，这些中间党派中的佼佼者在痴情地向往这种中间道路，但是根据许多国家的经验，根据各个民族的经验，我们知道，这是虚无缥缈的幻想，因为在这个由切尔诺夫和马伊斯基之流再次组阁并遭到彻底失败的立宪会议王国中，中间道路是没有的。这是什么，是偶然现象还是布尔什维克的诽谤？这谁也不会相信！他们开始那样相信立宪会议，结果遭到那样的失败，这又一次证明，布尔什维克说得对：或者是工人阶级专政，全体劳动者专政，战胜资本主义；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最肮脏的血腥统治，甚至如高尔察克在西伯利亚建立的那种君主制。关于西伯利亚的教训和结论就谈到这里。最后，我想稍微谈谈国际形势。
同志们，在国内状况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前进了一大步，一年以前，千百万俄国农民还完全不自觉地看待世间的一切，他们听信任何一个把立宪会议说得娓娓动听的人，他们因为承受布尔什维主义的负担而垂头丧气，一听到斗争的号召就跑开。以后，农民在南方受到德国人统治的空前惨痛的血的教训，他们从这一经验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之所以变得无比强大，就是因为千百万人都已经清楚高尔察克是什么了，西伯利亚千百万的农民都倾向布尔什维主义了。人人都在盼望布尔什维克，这并不是由于我们的宣传和学说，而是由于他们亲身的经验，他们请社会革命党人来执政，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执政的结果却出现了俄国的旧君主制度和旧杰尔席莫尔达[15]，这种制度在“民主”时期给国家造成空前未有的暴力。但人民的毛病治好了，这是很有价值的。（鼓掌）
请你们看看国际形势。与去年相比，一年来我们在这方面难道不是突飞猛进了吗？那时连忠于革命的人也离开了我们，说布尔什维克把俄国出让给德国强盗，说布列斯特和约[16]证明布尔什维克犯了不可挽回的错误，难道不是这样吗？难道他们没有认为只有民主的法国和英国的同盟才能使俄国得救吗？怎么样呢？去年的危机才过去几个月，布列斯特和约就完蛋了。自1918年11月9日德国被打垮以后，经过半年的努力，英法帝国主义者缔结了和约[17]。这个和约带来了什么后果呢？它使以前站在鼓吹作战到底的英法帝国主义者信徒那一边的工人，不是一天一天，而是每时每刻都转到我们这边来，他们对自己说：“我们受了四年欺骗，被拖进了战争。人们向我们保证，为了自由，要打败德国，使自由、平等和民主取得胜利，但是给我们的并不是这些，而是凡尔赛和约，是一个为了掠夺和发财而签订的卑鄙的、强制性的和约。”这一年中，我们的处境是为国际革命的胜利而作艰苦的斗争。如果拿我们的处境和敌人的处境比较一下，我们是每前进一步，都在全世界获得更多的同盟者。我们现在看到，德国人根据帝国主义观点认为是失败的东西，法国人和英国人认为是彻底胜利的东西，其实是英法帝国主义者末日的开始。现在工人运动不是一天一天，而是每时每刻都在发展。工人要求外国军队退出俄国，要求废除凡尔赛和约。我们在缔结布列斯特和约时是孤单的，这个和约垮了，代替它的是扼杀德国的凡尔赛和约。
我们在估计过去这一年并公开承认一切困难时，可以平静地、有信心地、坚定地向你们说，同志们，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来向你们叙述总的形势，向莫斯科的先进工人描述我们又碰到的困难，请你们考虑我们从这艰苦的一年中得到了什么教训，请你们根据这种考虑和估计，根据这种经验，同我们一起得出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胜利必将属于我们。我们要一次……次地竭尽全力来挽回南线的失败。如果我们利用组织、纪律和忠诚这些行之有效的手段，我们相信，邓尼金也一定会被摧毁，被消灭，被打垮，就象以前高尔察克和现在英法帝国主义者被打垮一样。（热烈鼓掌）
载于1932年《列宁全集》俄文第2、3版第24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30—43页
注释：
[7]这次会议是在苏维埃共和国遭到邓尼金军队进攻的危急时刻于1919年7月4日召开的。会议的议程是：关于目前形势和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受俄共（布）中央委托，在会上作了报告。会议通过了《告全体工人、农民、红色陆海军战士书》，号召大家提高警惕，全力抗击敌人（见1919年7月5日《真理报》第145号）。——27。
[8]指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
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18年7月4—10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1164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其中布尔什维克773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353人，最高纲领派17人，无政府主义者4人，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4人，其他党派成员3人，无党派人士10人。乌克兰、拉脱维亚和外高加索等被占领区也有代表出席。
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在会上作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作总结报告，列宁作了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代表大会对两个报告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然后以多数票通过了共产党党团提出的完全信任政府对内对外政策的决议。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提出的对苏维埃政府表示不信任、要求废除布列斯特和约、改变苏维埃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的决议案被否决。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代表大会上遭到失败后于7月6日在莫斯科发动了反革命叛乱，代表大会的工作因而暂告中断。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全体成员被逮捕，与叛乱无干的后来获释，其中约有200人回来继续参加会议。代表大会于7月9日复会后，听取了政府关于7月6—7日事件的报告，完全同意政府为平定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所采取的果断行动，并指出赞同自己上层领导观点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不能再留在工农代表苏维埃之内”。
代表大会关于粮食问题的决议肯定粮食垄断制的不可动摇，认为必须坚决镇压富农的反抗，赞同组织贫苦农民委员会。代表大会关于组织红军的决议规定了在劳动者义务兵役制的基础上组织和巩固红军的措施。代表大会最后批准了俄罗斯联邦的第一部宪法，选出了由200人组成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27。
[9]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莫斯科的暴动是根据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1918年6月24日的决议组织的，发生在1918年7月6—7日，即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代表大会上遭到失败以后，首先采取挑拨行动，由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雅·格·布柳姆金在7月6日刺杀了德国大使威·米尔巴赫，接着就发动了武装叛乱。叛乱的中心是在莫斯科三圣巷的全俄肃反委员会一支部队的司令部，这支部队的指挥员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Д．И．波波夫。6日夜，叛乱分子约1800人在波波夫、弗·亚·亚历山德罗维奇（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全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等人领导下开始军事行动。他们炮击克里姆林宫，占领了电话局和电报局，以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名义发出了几个挑拨性的宣言、公报和电报，诡称左派社会革命党已经掌握了政权，他们的行动得到全体居民的欢迎等等。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命令政府立即镇压叛乱。列宁领导了平定叛乱的斗争。叛乱在7月7日下午2时被粉碎。——28。
[10]东方面军司令员、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米·阿·穆拉维约夫的叛变和1918年7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莫斯科的叛乱有密切关系。根据叛乱者的计划，穆拉维约夫负责发动东方面军的军队反对苏维埃政权，在同捷克斯洛伐克军汇合后向莫斯科进军。穆拉维约夫于7月10日由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喀山率领一支近千人的部队进抵辛比尔斯克，声称不承认布列斯特和约，并通电人民委员会、德国大使馆、捷克斯洛伐克军司令部对德宣战，自称为“抗德集团军总司令”。受他蒙蔽的部队占领了邮局、电报局和电台，包围了执行委员会大楼和红军辛比尔斯克集团的司令部，逮捕了包括第1集团军司令员米·尼·图哈切夫斯基在内的许多苏维埃的和党的工作人员。穆拉维约夫命令东方面军和捷克斯洛伐克军向西推进，佯称抗击德军的进攻。7月11日，人民委员会发布命令，揭露了穆拉维约夫行动的反革命实质，宣布他不受法律保护。辛比尔斯克的布尔什维克在省委会主席约·米·瓦雷基斯领导下对士兵和城市居民进行了大量解释工作，把原来支持穆拉维约夫的部队争取丁过来。7月11日晚，穆拉维约夫应邀参加辛比尔斯克执行委员会会议，以为执行委员会要向他投降。当会上宣读他关于对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军停止军事行动的电报时，共产党人要求将他逮捕。穆拉维约夫拒捕，被当场击毙，他的同伙纷纷就擒。——28。
[11]指1918年7月雅罗斯拉夫尔白卫分子的叛乱。这次叛乱同当时苏维埃俄国发生的其他反革命叛乱一样，是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积极参与下策划的，并且是帝国主义者在伏尔加河流域和俄国中部各城市发动叛乱的总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叛乱的目的是同北方的外国干涉者和伏尔加河中游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建立统一战线，然后进攻莫斯科，推翻苏维埃政权。组织这次叛乱的是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波·维·萨文柯夫所领导的“保卫祖国与自由同盟”，协约国帝国主义者给这个反革命组织提供了大量经费。叛乱从7月6日开始。萨文柯夫从莫斯科派来一批军官具体领导叛乱。叛乱分子夺取了雅罗斯拉夫尔市的中心区，占领了军火库、邮局、电报局、银行等机关，对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进行血腥的屠杀。叛乱分子还企图占领该城的工人居住区，但马上遭到了坚决抵抗。各企业的党组织在同叛乱分子作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组织作用。武装工人和红军支队同叛乱分子进行了激烈的搏斗。苏维埃政府从莫斯科、彼得格勒等地调来许多军队和工人武装队伍支援雅罗斯拉夫尔的工人。1918年7月21日，叛乱最终被平定。——28。
[12]盖特曼统治是指帕·彼·斯科罗帕茨基1918年在乌克兰实行的反革命地主资产阶级专政。1918年4月29日，德奥占领军在解散中央拉达的当天，在基辅操纵所谓“农民代表大会”选出大地主、前沙皇将军斯科罗帕茨基为乌克兰的盖特曼（意为统领）。斯科罗帕茨基随即宣布成立“乌克兰国”，以代替被废除了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乌克兰国”政府的活动完全受占领当局的监督。斯科罗帕茨基在一份特别文件里宣布恢复工厂、土地的私有制，实行战地法庭制，恢复沙皇时代的特务机关和警察局的活动。省长、县长都由以前的沙皇将军、官吏和地主充任。劳动人民丧失了一切政治权利和自由，布尔什维克受到残酷迫害。随着德奥占领军在乌克兰的垮台，斯科罗帕茨基于1918年12月14日逃往德国，盖特曼统治为西·瓦·佩特留拉的乌克兰执政府所取代。——31。
[13]国防委员会（工农国防委员会）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为贯彻它在1918年9月2日颁发的宣布苏维埃共和国为军营的法令而于1918年11月30日设立的。国防委员会是苏维埃俄国的非常最高机关，有动员人力物力保卫苏维埃国家的全权。国防委员会的决议，中央以及地方各部门和机关、全体公民都必须执行。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国防委员会是组织共和国战时经济和编制计划的中心。革命军事委员会及其他军事机关的工作都处于它的严格监督之下。列宁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主席。1920年4月初，国防委员会改组为劳动国防委员会，其任务是指导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和所有国防机关的活动。劳动国防委员会一直存在到1937年4月。——34。
[14]刊载于1919年7月4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44号的一篇题为《孟什维克谈高尔察克》的简讯，报道了孟什维克戈洛索夫7月3日在莫斯科综合技术博物馆作的报告。戈洛索夫是1918年由孟什维克党中央派往西伯利亚的。——34。
[15]杰尔席莫尔达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中的一个愚蠢粗野、动辄用拳头打人的警察。列宁用这个形象来比喻俄国警察专制制度的横暴。——38。
[16]布列斯特和约是1918年3月3日苏维埃俄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同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签订的条约，3月15日经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和约共14条，另有一些附件。根据和约，苏维埃共和国同四国同盟之间停止战争状态。波兰、立陶宛全部、白俄罗斯和拉脱维亚部分地区脱离俄国。苏维埃俄国应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撤军，由德军进驻。德国保有里加湾和蒙海峡群岛。苏维埃军队撤离乌克兰、芬兰和奥兰群岛，并把阿尔达汉、卡尔斯和巴统各地区让与土耳其。苏维埃俄国总共丧失100万平方公里土地（含乌克兰）。此外，苏维埃俄国必须复员全部军队，承认乌克兰中央拉达同德国及其盟国缔结的和约，并须同中央拉达签订和约和确定俄国同乌克兰的边界。布列斯特和约恢复了对苏维埃俄国极其不利而对德国有利的1904年的关税税率。1918年8月27日在柏林签订了俄德财政协定，规定俄国必须以各种形式向德国交付60亿马克的赔款。布列斯特条约是当时刚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为了摆脱帝国主义战争，集中力量巩固十月革命取得的胜利而实行的一种革命的妥协。这个和约的签订，虽然使苏维埃俄国受到割地赔款的巨大损失，但是没有触动十月革命的根本成果，并为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赢得了和平喘息时机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整顿国家经济和建立正规红军，为后来击溃白卫军和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创造了条件。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推翻了威廉二世的政权。1918年11月1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废除布列斯特和约。——38。
[17]指凡尔赛和约。
凡尔赛和约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意、日等国对德和约，于1919年6月28日在巴黎郊区凡尔赛宫签订。和约的主要内容是，德国将阿尔萨斯和洛林归还法国，萨尔煤矿归法国；德国的殖民地由英、法、日等国瓜分；德国向美、英、法等国交付巨额赔款；德国承认奥地利独立；限制德国军备，把莱茵河以东50公里的地区划为非军事区。列宁在评价凡尔赛和约时指出：这是骇人听闻的、掠夺性的和约，它把亿万人，其中包括最文明的人，置于奴隶地位。——38。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伟大的创举——论后方工人的英雄主义。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1919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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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创举
（论后方工人的英雄主义。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
（1919年6月28日）
报刊上登载了红军战士的许多英勇事迹。工人和农民们在与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其他地主资本家军队作斗争中，表现了不少英勇果敢和坚韧不拔的奇迹，保卫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果实。根绝游击习气和克服疲沓涣散现象的过程进行得很缓慢，很费力，然而却一直在前进。为了社会主义的胜利而自觉地承受牺牲的劳动群众的英雄主义，是红军中新的同志纪律的基础，是红军恢复、巩固和壮大的基础。
后方工人的英雄主义也同样值得重视。在这方面，工人自己发起组织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确实具有极大的意义。显然，这还只是开端，但这是非常重要的开端。这是比推翻资产阶级更困难、更重大、更深刻、更有决定意义的变革的开端，因为这是战胜自身的保守、涣散和小资产阶级利己主义，战胜万恶的资本主义遗留给工农的这些习惯。当这种胜利获得巩固时，那时，而且只有那时，新的社会纪律，社会主义的纪律才会建立起来；那时，而且只有那时，退回到资本主义才不可能，共产主义才真正变得不可战胜。
5月17日《真理报》登载了阿·日·同志的文章《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共产主义星期六）》。这篇文章很重要，所以我们把它全文照录如下：
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
（共产主义星期六）
俄共中央关于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的信［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263—266页。——编者注］，给了共产党组织和共产党员以有力的推动。由于热情普遍高涨，铁路上的许多共产党员职工走上了前线，但是大多数人不能离开重要岗位，要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又找不到新的方法。来自各地的关于动员工作缓慢的消息和办事拖拉的现象，使莫斯科—喀山铁路分局不得不去注意铁路机构的工作情况。结果了解到，由于劳动力不够和劳动效率低，一些急活和机车赶修任务都拖了下来。5月7日，在莫斯科—喀山铁路分局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大会上，提出了不能嘴上说帮助而要以实际行动帮助战胜高尔察克的问题。提出的建议中说：
“鉴于国内外形势的严重，为了对阶级敌人取得优势，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应当更加鞭策自己，从休息时间内抽出一小时，也就是把自己的工作日延长一小时，将这些时间集中起来，在星期六这天进行一次六小时的体力劳动，以便立即创造出实际的价值。我们认为，共产党员为保卫革命果实，不应吝惜自己的健康和生命，所以这项工作应该是无报酬的。提议在全分局内实行共产主义星期六，一直干到完全战胜高尔察克。”
开始人们有些犹豫，最后一致同意这个建议。
5月10日，星期六，晚上六点钟，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象士兵一样来到工作现场，整队之后，秩序井然地由领工员分别领到各处工作。
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下列表格指明了工作部门和工作性质。
工作地点
工作名称
工人数目工作时数
完成工作量
工作小时合计
莫斯科机车总修配厂装载发往佩罗沃、穆罗姆、阿拉特里和塞兹兰的沿线所需材料以及修理机车用的装备和车辆部件
485240
装车7500普特，卸车1800普特
莫斯科客车机务段机车的复杂日常修理26
5130总共修理机车1.5台
莫斯科编组站机车的日常修理24
6144修理好机车2台，拆卸4台机车的应修部件
莫斯科车辆部客车的日常修理12
672三等客车2辆
“佩罗沃”车辆总修配厂车辆修理和小修
棚车12辆和平车2辆
星期六46
5230
星期日23
5115
总计……205
—1014共修好机车4台和客货车16辆，装卸车9300普特
工作总值按正常工资计算为500万卢布，按加班工资计算还应增加50％。
装车的劳动效率较普通工人高270％。其余工作的效率大致上也是这样。
因劳动力不足和办事拖拉而拖延7天至3个月的定活（紧急的）现已完成。
由于设备发生故障（不难排除的故障），个别组曾耽误三四十分钟，但并未影响工作的完成。
留下来指导工作的管理人员，忙得几乎来不及给人们准备新的工作。一位上年纪的领工员也许是有些夸张地说，在一个共产主义星期六干的活，等于不自觉的疲沓的工人一个星期干的。
鉴于一些真心拥护苏维埃政权的人也来参加了工作，而且今后还会有大批这样的人来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同时其他地区也会要求学习莫斯科—喀山铁路的共产党员的榜样，现在我根据来自各个现场的消息较详细地谈谈组织方面的情况。
参加工作的约有10％是经常在现场工作的共产党员。其余的则是负责工作人员和选任的人员，其中有路局的政治委员，也有各企业的政治委员，以及工会人员、管理局和交通人员委员部的工作人员。
大家干活时非常努力并密切合作。当工人、办事员、管理人员齐心协力地把住40普特重的客运机车轮箍，象勤劳的蚂蚁似的把它滚往目的地的时候，人们心中油然产生一种来自集体劳动的强烈的愉快感觉，坚定了工人阶级必胜的信心。世界上的掠夺者扼杀不了胜利的工人，国内的怠工者也盼不到高尔察克。
工作完结时，在场的人都亲眼看到这一空前未有的情景：上百个身体疲乏但眼中闪烁着愉快光芒的共产党员，唱起庄严的《国际歌》来庆祝工作的胜利，这胜利的凯歌的声浪仿佛越过墙壁，涌向工人的莫斯科，象投石激起的水波一样荡漾在整个工人的俄罗斯，激励着疲惫、懒散的人们。
阿·日·
5月20日《真理报》刊登的恩·尔·同志的《值得学习的榜样》一文，在评价这个出色的榜样时写道：
“共产党员做这样的工作并不是罕见的事情。我知道电站和各铁路线都有这样的事例。在尼古拉铁路上，共产党员加班干了几个晚上，把陷在转盘坑里的机车起了出来；冬季，北方铁路上的全体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用了好几个星期天去清除铁路上的积雪；许多货运站的支部为了同盗窃货物作斗争，在站上进行夜间巡逻，——不过这种工作都是偶然进行的，而不是经常性的。莫斯科—喀山线的同志们提供的新的东西是，他们把这一工作变成了有系统的经常的工作。他们决定‘一直干到完全战胜高尔察克’，工作的全部意义正在于此。他们决定在整个战争状态时期把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的工作日延长一小时；同时他们作出工作高效率的榜样。
这个榜样已经引起而且今后一定会进一步引起大家的效法。亚历山德罗夫铁路的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大会，讨论了军事形势和莫斯科—喀山线的同志们的决议之后通过了如下的决议：（1）亚历山德罗夫铁路的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决定实行‘星期六义务劳动’。第一次星期六义务劳动定于5月17日进行。（2）把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组织成示范队，向工人表明，应当怎样工作，在现有的材料、工具和伙食的情况下实际上能够做到什么。
据莫斯科—喀山线的同志们说，他们的榜样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预料下一个星期六将有大量的非党工人参加工作。作者写此文时，亚历山德罗夫铁路修配厂的共产党员还没有开始做加班工作，但是要组织义务劳动的消息刚一传出，非党群众就激动地谈论起来了。到处都有人说：‘昨天我们不知道，不然我们也会做好准备干它一场’，‘下星期六我一定来’。这项工作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很深的。
后方的所有共产党支部都应当向莫斯科—喀山线的同志们学习。不仅莫斯科枢纽站上的各共产党支部应当如此，全俄罗斯的党组织都应当效法这个榜样。乡村中的共产党支部，首先应当帮助红军家属，实行代耕。
莫斯科—喀山线的同志们高唱《国际歌》结束了第一次共产主义星期六劳动。如果全俄罗斯的共产党组织都学习他们的榜样，而且坚持不懈地贯彻下去，那么，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就会在共和国全体劳动者的洪亮的《国际歌》声中度过今后一段艰苦的岁月……
共产党员同志们，动手干吧！”
1919年5月23日《真理报》报道说：
“5月17日在亚历山德罗夫铁路举行了第一次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共98人根据大会决议在班后做了5小时无报酬的工作，他们不过有权再买一顿饭，而这顿饭同一般体力劳动工人的一样，也是每人半俄磅面包。”
尽管准备工作做得不充分，组织得也差，但劳动生产率还是比平常高1—2倍。
例如：
5个旋工在4小时内做了80根小轴。生产率等于平常的213％。
20个粗工在4小时内收集了600普特旧材料和70个各重3．5普特的车底弹簧，共重850普特。生产率等于平常的300％。
“同志们解释说，这是因为平时干活枯燥乏味，在这里，大家干活都兴高采烈。可是今后，平时干活比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干得少，那就太丢脸了。”
“现在有许多非党工人都表示愿意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各机车修理队都自告奋勇要在星期六义务劳动时间内把机车从‘坟堆’里弄出来，修好使用。
有消息说，维亚济马铁路上也在组织这样的星期六义务劳动。”
Ａ．嘉琴科同志在6月7日《真理报》上谈到了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情形，现在把他的《星期六义务劳动记》一文的主要部分摘引如下：
“我和一个同志怀着极愉快的心情，遵照铁路分局党委员会的决定，去上星期六义务劳动‘课’，让脑子暂且休息几个小时，让肌肉发挥一下作用……我们的工作是在铁路局的木工厂。到那里后，看到自己人，彼此问好，开一会儿玩笑，查点了人数——总共30人……我们面前躺着一个‘怪物’——一个相当有份量的蒸汽锅炉，足有600—700普特重，要我们把它‘搬家’，就是说，要把它滚到大约1/4或1/3俄里以外的一个平车那里。我们心里不由得产生了一些疑虑……但我们动手干起来了：同志们把木滚就那么往锅炉下面一垫，系上两根绳子，工作就开始了……锅炉还有点不情愿挪动，但终于还是移动了。我们很高兴，要知道，我们人是这样少……就是这台锅炉，比我们多两倍的非党工人几乎拖了两个星期，在我们到来之前它还躺在原地不动……我们在一位领班同志有节奏的‘一、二、三’口令声中，齐心协力地卖劲地干了一个小时，锅炉慢慢地向前移动着。忽然，出了岔子！一长串同志突然狼狈不堪地倒了下去，——原来我们手里的一根绳子‘叛变了’……但是没有多大一会儿，就换上了一根粗缆绳……到了傍晚，天色已经明显地暗下来，但我们还得拖过一个小岗子，那时很快就会完工了。我们胳膊酸痛，手掌发烧，周身火热，还是拼命地往前拉，——事情进行得很顺利。旁边站着一位‘管理人’，他被我们的成绩弄得不好意思了，也不由自主地拉起缆绳。帮着干吧！你早就该过来了！一个红军战士出神地瞧着我们工作。他拿着手风琴。他在想什么？也许他想：这是些什么人？大家都回家去过星期六，他们这是在干什么？我打破他的疑团说：‘同志！给我们奏一个快乐的曲子吧，我们可不是什么来随便凑数干活的，我们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你看，这手里的活干得多欢，咱们可没有偷懒，是在拼命地干。’红军战士轻轻地放下手风琴，赶快跑过来抓住缆绳……
——‘英国人真机灵！’——响起了乌·同志动听的男高音。我们和着他的歌声，高唱起工人歌曲：‘唉嗨，杜宾努什卡，嗨哟，拉呀，拉呀……’
干这活不习惯，累得要死，肩酸背痛，但是……明天就是假日，可以好好休息，有时间睡个够。目的地快到了，经过一番小小的周折，我们的‘怪物’已差不多靠近平车了：只要垫上木板，滚到平车上，这锅炉就能干人们早就等着它干的工作了。我们一窝蜂涌进屋里，这是地方支部的‘俱乐部’，屋里挂满标语，摆着步枪，灯光明亮，我们很好地唱完了《国际歌》，享受了加‘甜酒’的茶，还吃了面包。干完重活以后，当地同志这样款待我们，真是再惬意不过了。和同志们亲热地告别之后，我们列成纵队。夜阑人静，革命歌声响彻了沉睡的街道，整齐的步伐声应和着歌声。‘同志们，勇敢地齐步前进。’‘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我们唱起劳动歌和《国际歌》。
过了一个星期。胳膊和肩膀都歇过来了，这回我们的‘星期六义务劳动’是到9俄里以外去修理车辆。目的地是佩罗沃。同志们爬到叫作‘美国人’的车厢顶上，嘹亮动听地唱起《国际歌》。乘客们带着惊异的神情静静听着。车轮有节奏地响着；我们没有来得及爬到上面去的人就蹬在‘美国人’车厢的梯子上，象是一些‘玩命的’乘客。转眼就到了车站。我们到达目的地，又走过一个长长的院子，见到了亲热的政治委员格·同志。
——工作有的是，就是人太少了！总共才30个人，6小时内要完成13辆车的中修！面前就是划了记号的轮对，不光有空车，还有装得满满的一辆油罐车……不过没问题，同志们咱们‘对付得了’！
工作热火朝天地干起来了。我和五位同志用吊杆，也就是用杠杆干活。按照‘领头’同志的指挥，这些重六七十普特的轮对，在我们的肩膀和两个吊杆的推压下，轻快地从一条线路跳到另一条线路上。一对车轮撤掉之后，就换上一对新的。放好所有的轮对，我们就把那些磨损了的旧家伙顺着轨道迅速地‘打发到’棚子里去……一、二、三，——它们被一台旋转式铁吊杆吊到空中，轨道就腾出来了。那边，在黑暗中，响着手锤声，同志们在自己的‘病’车跟前象蜜蜂般地忙碌着。既做木工，又上油漆，还盖车顶，工作干得热火朝天，我们和政治委员同志都很高兴。那里的锻工们也需要我们帮忙。在一座移动锻工炉上放着一根烧红了的‘导杆’，也就是车辆上用的钩杆，钩已经撞弯。白热的钩杆被钳到砧子上，直冒火花，在经验丰富的同志的指导下，我们灵巧的锤击使它渐渐恢复了原状。它还放着红光就被我们迅速地抬去，冒着火花安进铁孔里，——锤了几下，就把它安好了。我们爬到车厢底下。这些车钩和导杆的构造并不象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那里有一整套东西，有铆钉、弹簧……
工作热火朝天，夜幕降临了，炉火烧得更亮。很快就完工了。一部分同志靠着一堆轮箍在‘憩息’，慢慢地‘品’着热茶。清凉的5月之夜，一钩美妙的新月悬在天空。人们有说有笑，互相开着玩笑。
——格·同志，收工吧，修好13辆不少了！
但格·同志还没有心满意足。
喝完了茶，我们唱着庆祝胜利的歌曲，向出口走去……”
开展“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运动的地方，不只是莫斯科。6月6日《真理报》报道：
“5月31日在特维尔进行了第一次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有128名共产党员到铁路上劳动。三个半小时装卸了14辆车，修好了3台机车，锯了10立方俄丈木柴，还做了别的工作。熟练的工人党员的工作效率比一般效率高12倍。”
接着，6月8日《真理报》又写道：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
“萨拉托夫6月5日讯。铁路上的共产党员职工响应莫斯科的同志们的号召，在党员大会上决定：为了支援国民经济，每星期六无报酬地加班劳动5小时。”
※※※
我详尽无遗地援引了关于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消息，因为我们从这里无疑地可以看到共产主义建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对于这个方面，我们的报刊没有充分地加以重视，我们大家也还没有给予应有的评价。
少唱些政治高调，多注意些极平凡的但是生动的、来自生活并经过生活检验的共产主义建设方面的事情，——我们大家，我们的作家、鼓动员、宣传员、组织者等等都应当不倦地反复提出这个口号。
在无产阶级革命后的初期，我们首先忙于主要的和基本的任务，即击败资产阶级的反抗，战胜剥削者，粉碎他们的阴谋（如从黑帮和立宪民主党人[1]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2]都参加过的企图出卖彼得格勒的“奴隶主的阴谋”[3]），这是当然的，不可避免的。但除了这个任务以外，同样不可避免地要提出——而且愈向前发展就愈要提出——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即从积极方面来说建设共产主义，创造新的经济关系，建立新社会。
我曾屡次指出，例如3月12日我在彼得格勒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会议上讲话时就曾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只是对剥削者使用的暴力，甚至主要的不是暴力。这种革命暴力的经济基础，它的生命力和成功的保证，就在于无产阶级代表着并实现着比资本主义更高类型的社会劳动组织。实质就在这里。共产主义的力量源泉和必获全胜的保证就在这里。
农奴制的社会劳动组织靠棍棒纪律来维持，劳动群众极端愚昧，备受压抑，横遭一小撮地主的掠夺和侮辱。资本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靠饥饿纪律来维持，在最先进最文明最民主的共和国内，尽管资产阶级文化和资产阶级民主有很大的进步，广大劳动群众仍旧是一群愚昧的、受压抑的雇佣奴隶或被压迫的农民，横遭一小撮资本家的掠夺和侮辱。共产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其第一步为社会主义——则靠推翻了地主资本家压迫的劳动群众本身自由的自觉的纪律来维持，而且愈向前发展就愈要靠这种纪律来维持。
这种新的纪律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由善良的愿望产生的，它是从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物质条件中生长起来的，而且只能是从这种条件中生长起来。没有这种物质条件就不可能有这种纪律。代表或体现这种物质条件的是大资本主义所创造、组织、团结、训练、启发和锻炼出来的一定历史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如果我们把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原出拉丁文的、历史哲学的科学用语译成普通的话，它的意思就是：
在推翻资本压迫的斗争中，在推翻这种压迫的过程中，在保持和巩固胜利的斗争中，在创建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的事业中，在完全消灭阶级的全部斗争中，只有一个阶级，即城市的总之是工厂的产业工人，才能够领导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我们要顺便指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科学区别，只在于第一个词是指从资本主义生长起来的新社会的第一阶段，第二个词是指它的下一个阶段，更高的阶段。）
“伯尔尼”国际[4]即黄色国际的错误，就在于它的领袖们只在口头上承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却害怕思索到底，害怕作出恰恰是资产阶级觉得特别可怕和绝对不能接受的必然结论。他们害怕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也是一个阶级斗争时期，只要阶级没有消灭，阶级斗争就不可避免，不过它的形式有所改变，在推翻资本后的初期变得更加残酷，更加独特。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之后，并不停止阶级斗争，而是继续阶级斗争，直到消灭阶级——当然，是在另一种环境中，在另一种形式下，采取另一些手段。
“消灭阶级”是什么意思呢？凡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人，都承认社会主义的这个最终目的，但远不是所有的人都深入思索过它的含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显然，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要完成这一事业，必须大大发展生产力，必须克服无数小生产残余的反抗（往往是特别顽强特别难于克服的消极反抗），必须克服与这些残余相联系的巨大的习惯势力和保守势力。
认为一切“劳动者”都同样能胜任这一工作，那是纯粹的空话或马克思以前的旧社会主义者的幻想。因为这种能力不是自行产生的，而是在历史上生长起来的，并且只能是从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物质条件中生长起来的。在开始从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时候，只有无产阶级才具有这种能力。它所以能够完成它所肩负的巨大任务，第一是因为它是各文明社会中最强大最先进的阶级；第二是因为它在最发达的国家中占人口的多数；第三是因为在象俄国这样一些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大多数人是半无产者，就是说，这些人总是每年有一部分时间过着无产者的生活，总是某种程度上靠在资本主义企业中从事雇佣劳动来维持生活。
谁想根据什么自由、平等、一般民主、劳动民主派的平等这类泛泛的空话来解决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象考茨基、马尔托夫和伯尔尼国际即黄色国际其他英雄们所做的那样），谁就只能以此暴露出他在思想方面奴隶般地跟着资产阶级跑的小资产者、庸人和市侩的本性。要正确地解决这一任务，只有具体地研究已经夺得政权的那个特殊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所有一切非无产阶级以及半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之间的特殊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在空想和谐的、“理想的”环境中形成的，而是在资产阶级进行疯狂的和多种多样的反抗的现实环境中形成的。
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包括俄国在内，大多数人，尤其是劳动群众，都千百次地亲身遭受过，他们的亲属也遭受过资本的压迫、资本的掠夺和各种各样的侮辱。帝国主义战争——为决定由英国资本或德国资本取得掠夺全世界的霸权而屠杀千百万人的战争——更异常地加剧、扩大和加深了这种困苦，使人们认清了这种困苦。所以大多数人尤其是劳动群众必然同情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英勇果敢、毫不留情地以革命手段推翻资本的压迫，推翻剥削者，镇压他们的反抗，用自己的鲜血开辟一条创建不容剥削者存在的新社会的道路。
非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的犹豫动摇，即倒退到资产阶级“秩序”、资产阶级“卵翼”下去的倾向不论如何严重，如何不可避免，他们也终究不能不承认无产阶级的道义上政治上的威信，因为无产阶级不仅推翻剥削者并镇压他们的反抗，而且建立新的更高的社会联系，新的更高的社会纪律，即联合起来的自觉的工作者的纪律，这些工作者除了他们自己的职合组织的权威以外，除了他们自己的更加自觉、勇敢、团结、革命、坚定的先锋队的权威以外，是不承认任何束缚和任何权威的。
为了取得胜利，为了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解决双重的或二位一体的任务：第一，用自己在反对资本的革命斗争中奋不顾身的英勇精神吸引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吸引他们，组织他们，领导他们去推翻资产阶级和彻底镇压资产阶级的一切反抗；第二，把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以及小资产阶级的所有阶层引上新的经济建设的道路，引上建立新的社会联系、新的劳动纪律、新的劳动组织的道路，这种劳动组织把科学和资本主义技术的最新成就同创造社会主义大生产的自觉工作者大规模的联合联结在一起。
这第二个任务比第一个任务更困难，因为解决这个任务决不能靠一时表现出来的英勇气概，而需要在大量的日常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最持久、最顽强、最难得的英勇精神。但这个任务又比第一个任务更重要，因为归根到底，战胜资产阶级所需力量的最深源泉，这种胜利牢不可破的唯一保证，只能是新的更高的社会生产方式，只能是用社会主义的大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生产。
※※※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所以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是因为它向我们表明了工人自觉自愿提高劳动生产率、过渡到新的劳动纪律、创造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和生活条件的首创精神。
一位不可多得的、甚至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德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约·雅科比（他在1870—1871年的教训之后没有转向沙文主义和民族自由主义而转向了社会主义）曾经说过，建立一个工人联合会比萨多瓦会战[5]具有更大的历史意义。这话说得很对。萨多瓦会战所解决的，是在建立德意志民族资本主义国家方面奥地利和普鲁士这两个资产阶级君主国究竟哪一个当霸主的问题。建立一个工人联合会是无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战胜资产阶级的一个小小的步骤。我们同样也可以说，1919年5月10日莫斯科—喀山铁路工人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一次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要比兴登堡或者福煦和英国人在1914—1918年帝国主义大战中的任何一次胜利具有更大的历史意义。帝国主义者的胜利是为了英美法三国亿万富翁的利润而对千百万工人进行的屠杀，是垂死的、快胀死的和在活活腐烂的资本主义的残暴行为。而莫斯科—喀山铁路工人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却是使世界各国人民摆脱资本桎梏和战争的社会主义新社会的一个细胞。
资产者老爷们及其走狗，包括那些惯于自命为“舆论”代表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内，当然要嘲笑共产党人的希望，称这种希望是“小花盆里栽大树”，讥笑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次数同大量存在的盗窃公物、游手好闲、生产率低落、损毁原料和产品等等现象比较起来是微乎其微的。我们回答这班老爷们说：假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自己的知识用来帮助劳动群众，而不是用来帮助俄国和外国的资本家恢复他们的权力，那么变革会进行得快一些，和平一些。但这是空想，因为问题要由阶级斗争来解决，而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倾向于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将不是靠知识分子的帮助，而是排除他们的对抗（至少是在大多数场合下），抛弃那些不可救药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时改造和重新教育动摇的知识分子，使之服从自己，把其中越来越多的人逐步争取到自己方面来。对变革中的困难和挫折幸灾乐祸，散布惊慌情绪，宣传开倒车，——这一切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手段和方法。无产阶级是不会让自己受骗的。
如果从实质上来观察问题，难道历史上有一种新生产方式是不经过许许多多的失败、错误和反复而一下子就确立起来的吗？农奴制颠覆后过了半个世纪，俄国农村仍有不少的农奴制残余。美国废除黑奴制度后过了半个世纪，那里的黑人往往还处于半奴隶状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包括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内，一贯替资本服务，至今还在强词夺理，在无产阶级革命之前，他们责备我们是空想主义，在革命之后，他们却要求我们以神奇的速度铲除过去的遗迹！但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我们知道资产阶级“论据”的真正价值，也知道在革命后的一定时期内旧习俗残余必然比新事物的幼芽占优势。当新事物刚刚诞生时，旧事物在某些时候总是比新事物强些，这在自然界或社会生活中都是常见的现象。讥笑新事物的幼芽嫩弱，抱着知识分子的轻浮的怀疑态度等等，——这一切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是保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我们应当仔细研究新事物的幼芽，对它们极其关切，千方百计地帮助它们成长和“护理”这些嫩弱的幼芽。其中有一些不免会死亡。不能担保说，“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一定会起特别重要的作用。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应支持各种各样新事物的幼芽，生活本身会从中选出最富有生命力的幼芽。一位日本科学家为了帮助人们战胜梅毒，耐心地试验了605种药品，直到制出满足一定要求的第606种药品，要想解决战胜资本主义这一更困难的任务的人们，也应该具有坚韧不拔的精神来试验几百以至几千种新的斗争方法、方式和手段，直到从中得出最适当的办法。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发起这种劳动的，并不是条件特别好的工人，而是各种不同专业的工人，还有并无专业的工人，也就是处于通常的即最困难的条件下的粗工。我们大家都清楚，现在不仅在俄国一国，而且在世界各国都出现劳动生产率低落的现象，其基本原因就是帝国主义战争所引起的破产和贫困，愤恨和疲乏，以及疾病和饥饿。最后这一点最为重要。饥饿，这就是原因之所在。为了消灭饥饿现象，必须提高农业、运输业和工业中的劳动生产率。结果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循环：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得消除饥饿，而要消除饥饿，又得提高劳动生产率。
大家知道，这类矛盾在实践上是靠打破这种循环，靠群众情绪的转变，靠一些集团的英勇首创精神来解决的，而首创精神在群众情绪转变的背景下往往起着决定的作用。莫斯科的粗工和莫斯科的铁路员工（当然指的是大多数，而不是少数投机者、管理者以及诸如此类的白卫分子）是生活极端困难的劳动者。他们经常吃不饱，而在目前青黄不接、粮食状况普遍恶化的时候，简直是在饿肚子。可是，就是这些处在资产阶级、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恶毒的反革命煽动包围中的忍饥挨饿的工人，不顾饥饿、疲乏和衰弱，实行“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不领任何报酬地加班工作，并且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难道这不是极伟大的英雄主义吗？难道这不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转变的开端吗？
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创造了在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可以被最终战胜，而且一定会被最终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创造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这是很困难很长期的事业，但这个事业已经开始，这是最主要的。度过四年艰苦的帝国主义战争、又度过一年半更艰苦的国内战争的挨饿的工人，1919年夏季尚且能在饥饿的莫斯科开始这件伟大的事业，一旦我们在国内战争中获得胜利并争得和平，它又将获得怎样的发展呢？
共产主义就是利用先进技术的、自愿自觉的、联合起来的工人所创造的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非常可贵，它是共产主义的实际开端，而这是极其难得的，因为我们现时所处的阶段，“只是采取最初步骤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正如我们党纲中完全正确地指出的那样）［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417页。——编者注］。
普通工人起来承担艰苦的劳动，奋不顾身地设法提高劳动生产率，保护每一普特粮食、煤、铁及其他产品，这些产品不归劳动者本人及其“近亲”所有，而归他们的“远亲”即归全社会所有，归起初联合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然后联合为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亿万人所有，——这也就是共产主义的开始。
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讥笑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自由人权大宪章的浮华辞藻，讥笑了所有关于一般自由、平等、博爱的美丽词句，这些词句迷惑了一切国家的市侩和庸人，也迷惑了今日的卑鄙的伯尔尼国际的卑鄙英雄们。与这种冠冕堂皇的人权宣言针锋相对，马克思用无产阶级的平凡的、质朴的、实在的、简单的提法提出问题。由国家规定缩短工作日，就是这种提法的一个典型。［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33—335页。——编者注］无产阶级革命的内容愈展开，马克思意见的全部正确性和深刻性在我们面前就显得愈清楚，愈透彻。真正共产主义的“公式”与考茨基之流、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及其在伯尔尼国际中的亲爱“兄弟们”的华丽、圆滑、堂皇的辞藻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把一切归结于劳动条件。少谈些什么“劳动民主”，什么“自由、平等、博爱”，什么“民权制度”等等的空话吧。今天有觉悟的工人和农民从这些浮夸的词句里，是不难看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欺诈手腕的，正象每个有生活经验的人只要看到那种“贵人”修饰得十分“光滑的”面孔和外表，就能一下子正确无误地断定“这准是个骗子”。
少说些漂亮话，多做些平凡的、日常的工作，多关心每普特粮食和每普特煤吧！多多努力使挨饿的工人和褴褛的农民所必需的每一普特粮食和每一普特煤，不是通过奸商的交易，通过资本主义的方式获得，而是通过象莫斯科—喀山铁路的粗工和铁路员工这样的普通劳动者自觉自愿的奋不顾身的英勇劳动来获得。
我们大家应当承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革命问题上崇尚空谈的遗风现在还到处都可以看到，甚至在我们队伍里也是这样。例如，我们的报刊很少向腐朽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这些腐朽的残余开战，很少支持普通的、质朴的、平凡的但是生气勃勃的真正共产主义幼芽。
拿妇女状况来说吧。在这一方面，世界上任何一个最先进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内的任何一个民主政党，几十年中也没有做出我们在我国政权建立后第一年内所做到的百分之一。我们真正彻底废除了那些剥夺妇女平等权利、限制离婚、规定可恶的离婚手续、不承认私生子、追究私生子的父亲等等卑鄙的法律，这种法律的残余在各文明国家内还大量存在，而这正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耻辱。我们有充分的权利以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一切而自豪。可是，我们把旧时资产阶级法律和制度的废物清除得愈干净，我们就愈清楚地看到，这只是为建筑物清理地基，还不是建筑物本身。
尽管颁布了种种解放妇女的法律，妇女仍然是家庭奴隶，因为琐碎的家务压在她们身上，使她们喘不过气来，变得愚钝卑微，把她们禁锢在做饭管孩子的事情上，用完全非生产性的、琐碎的、劳神的、使人愚钝的、折磨人的事情消耗她们的精力。只有在大规模地开始为消除这种琐碎家务而斗争（在掌握国家权力的无产阶级领导下），更确切地说，大规模地开始把琐碎家务改造为社会主义大经济的地方和时候，才会开始有真正的妇女解放，真正的共产主义。
对于这个所有共产党员在理论上都没有异议的问题，我们在实践中给予了足够的注意吗？当然没有。我们对于这方面已有的共产主义幼芽给予了足够的关心吗？还是这句话：没有，没有。公共食堂、托儿所和幼儿园就是这些幼芽的标本，正是这些平凡的、普通的、既不华丽、也不夸张、更不显眼的设施，在实际上能够解放妇女，减少和消除她们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方面同男子的不平等。这些设施不是新的，它们（也如社会主义的一切物质前提一样）是由大资本主义造成的，但它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第一，数量极少，第二，——这点特别重要——不是具有投机、渔利、欺骗、伪造等劣迹的营利性企业，就是理应受到优秀工人憎恶和鄙视的“资产阶级慈善事业的把戏”。
毫无疑问，在我国，这样的机构已经比过去多得多了，而且它们的性质已经开始改变。毫无疑问，女工和农妇中有组织才能的人比我们知道的要多许多倍，她们善于举办有很多工作者和更多使用者参加的实际事业，而没有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或幼稚的“共产党员”所常“患”的那些毛病：空话连篇，无事奔忙，无谓争吵，空谈计划、体系等等。可是我们还没有认真地护理这些新事物的幼芽。
请看看资产阶级。他们多么善于宣扬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资本家在他们发行千百万份的报纸上对他们心目中的“模范”企业大肆赞扬，把资产阶级的“模范”机构当作民族的骄傲！我们的报刊却不注意或者说几乎完全不注意报道那些最好的食堂或托儿所，不断促使其中一些机构成为模范机构，为它们作宣传。至于模范的、共产主义的工作，在节省人力方面，在便利使用者、节约产品、把妇女从家庭奴隶境遇中解放出来、改善卫生条件等方面正在作出什么成绩，能够作出什么成绩，以及如何将这一切推广到全社会，推广到全体劳动群众中去，报刊也没有详细报道。
模范的生产，模范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对取得和分配每普特粮食所表现的模范的认真负责态度，模范的食堂，某个工人住房和某个街区的模范的清洁卫生工作，——这一切是我们的报刊和每个工人和农民组织应当比现在更加十倍注意和关心的对象。所有这些都是共产主义的幼芽，照管这些幼芽是我们共同的和首要的义务。不管我们的粮食和生产状况怎样困难，在布尔什维克执政的一年半中还是在各方面取得了无可怀疑的进展：粮食的收购量从3000万普特（1917年8月1日至1918年8月1日）增加到1亿普特（1918年8月1日至1919年5月1日）；蔬菜业发展了，未播种的土地面积减少了，铁路运输在燃料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开始得到改善，等等。在这样的总的背景下，在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支持下，共产主义的幼芽不会夭折，一定会茁壮地成长起来，发展成为完全的共产主义。
※※※
应该好好考虑一下“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意义，以便从这个伟大创举中得出一切由它产生的极其重要的实际教训。
从各方面支持这一创举，这是首先的、也是主要的教训。“公社”这个词在我们这里用得太随便了。凡是共产党员创立的或在共产党员参加下创立的一切企业，往往一下子就宣布为“公社”，而人们却往往忘记，如此光荣的名称是要用长期顽强的劳动争得的，是要用在真正共产主义建设中证实了的实际成效争得的。
因此，中央执行委员会大多数委员已经考虑成熟，决定废除人民委员会法令中涉及“消费公社”这一名称[6]的内容，这个决定在我看来是完全正确的。让名称普通一些，这样，新的组织工作在最初阶段上的缺陷和缺点也就不会推到“公社”身上，而将由不好的共产党员负责（这是理所当然的）。最好是不允许广泛使用“公社”字样，禁止动辄使用这个字眼，或者只承认那些在实践中·真正证明（并由附近全体居民一致公认）有按共产主义精神办事的能力和本领的真正的公社，才有权使用这个名称。首先你要证明自己能为社会、为全体劳动群众无偿地劳动，能“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模范地进行工作，然后你才有权取得“公社”这个光荣称号！
在这方面，“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是一个十分宝贵的例外，因为这里，莫斯科—喀山铁路的粗工和铁路工人首先在实际上证明了他们确实能象共产主义者一样工作，然后他们才称自己的创举是“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应当努力争取，而且一定要做到。今后不论是谁，只要未经艰苦劳动和长期劳动的实际成效以及真正按共产主义精神办事的模范事迹证实，就把自己的企业、机关或事业称作公社，都应当被看成骗子或空谈家，受到无情的嘲笑和羞辱。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这个伟大创举，在另一方面，即在清党工作中，也应当予以利用。在革命后的初期，很多“诚实的”和抱着庸俗心理的人特别胆小畏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然包括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内——则全体怠工，以此讨好资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冒险家和其他危害分子乘机混进执政党里来，这是完全不可避免的。任何革命都有过这种现象，而且不可能没有这种现象。全部问题在于，以健康的强有力的先进阶级作为依靠的执政党，要善于清洗自己的队伍。
在这方面我们早已开始工作。要坚持不懈地继续这一工作。动员共产党员去作战这件事帮助了我们——胆小鬼和坏蛋逃到党外去了。让他们滚开吧！党员数量上的这种减少意味着党的力量和作用的大大增加。要利用“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这个创举继续清党：非经半年“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的“考验”或“见习期”，不得接收入党。1917年10月25日以后入党的一切党员，如果没有特殊的劳动或功绩证明自己绝对忠诚可靠，能够做一个共产党人，都需要经过这样的审查。
清党工作，同不断提高党对真正共产主义工作的要求联系起来，将会改善国家政权机关，并大大促使农民早日彻底转到革命无产阶级方面来。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也非常鲜明地显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政权机关的阶级性质。党中央写过一封“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的信。［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263—266页。——编者注］这是拥有一二十万党员（我预料在严格清党后将留下这么多，目前党员人数是超过这一数字的）的中央委员会提出的主张。
这个主张得到了工会的有组织的工人的响应。这样的工人在我们俄罗斯和乌克兰有400万人。他们绝大多数是拥护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拥护无产阶级专政的。20万和400万，这就是两个“齿轮”（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的比例。此外，还有几千万农民，他们主要分成三类：人数最多的、同无产阶级最接近的一类，即半无产者，或者说贫苦农民；其次是中农；最后是人数最少的一类，即富农，或者说农村资产阶级。
只要还有可能买卖粮食和利用饥荒来干投机勾当，农民就仍是（这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一定时期内是不可避免的）半劳动者和半投机者。作为投机者，农民是敌视我们，敌视无产阶级国家的，他们同资产阶级和主张自由买卖粮食的资产阶级的忠实奴仆（直到孟什维克舍尔或社会革命党人波·切尔年科夫）往往是一致的。但是作为劳动者，农民是无产阶级国家的朋友，是工人在反对地主资本家的斗争中最忠实的同盟者。作为劳动者，千百万的农民大众是支持一二十万人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先锋队所领导并由几百万有组织的无产者所组成的国家“机器”的。
真正更民主的、同被剥削劳动群众有更紧密联系的国家在世界上还没有过。
正是这种由“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所标志所实现的无产阶级工作，一定会彻底巩固农民对无产阶级国家的尊敬和爱戴。这种工作，而且只有这种工作，才会彻底使农民相信我们正确，相信共产主义正确，才会使农民成为我们无限忠实的拥护者，也就是说，才会把粮食困难完全克服，使共产主义在粮食生产和分配问题上完全战胜资本主义，使共产主义完全巩固起来。
1919年6月28日
1919年7月由莫斯科国家出版社印成单行本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1—29页
注释：
[1]立宪民主党人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立宪民主党的成员。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于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和自由派地主。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11。
[2]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社会革命党人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
1917年二月革命后，随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政治生活，社会革命党的影响扩大，党员人数激增。社会革命党中央实行妥协主义和阶级调和的政策，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党的首领亚·费·克伦斯基，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维·米·切尔诺夫等参加了临时政府。1917年七月事变时期，社会革命党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妥协政策造成党的分裂，左翼于1917年12月组成了一个独立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
1917年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中派）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建立地下组织，1918年6月被开除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他们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社会革命党人推行所谓“第三种力量”的蛊惑政策，在1918年充当了小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在各地参与建立反革命“政府”，实际上为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统治扫清了道路。1919年8月，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人民派，同苏维埃政权合作。该党的极右派则同白卫分子结成公开联盟。内战结束后，社会革命党重新成了俄国国内反革命势力的领导。他们提出“不要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组织了一系列的叛乱。这些叛乱被平息后，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11。
[3]指1919年夏尤登尼奇白卫军进攻彼得格勒期间潜藏在苏维埃军队后方的反革命分子所策划的阴谋活动。1919年6月12日夜间，反革命组织“民族中心”的成员策动位于芬兰湾东端南岸的红丘、灰马等炮台的守备部队举行叛乱。叛乱分子企图使喀琅施塔得防区陷于瘫痪，然后与白卫军进攻相配合，攻占加契纳，切断彼得格勒同莫斯科的联系，进而夺取彼得格勒。苏维埃政权组织了主要由水兵和彼得格勒工人参加的海岸部队，于15日发动进攻，在海军舰艇和飞机配合下，迅速攻下了这些炮台，平定了叛乱。同时，15000多名彼得格勒工人同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一起在彼得格勒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搜查，拘捕了反革命分子数百人。——11。
[4]伯尔尼国际是持社会沙文主义、机会主义和中派主义立场的各国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们在1919年2月伯尔尼代表会议上成立的联盟。伯尔尼国际的领袖是卡·亚·布兰亭、卡·考茨基、爱·伯恩施坦、皮·列诺得尔等。他们力图恢复已于1914年瓦解的第二国际，阻挠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防止成立共产国际。他们敌视苏维埃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颂扬资产阶级民主。1921年2月，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英国独立工党等退出伯尔尼国际，成立了维也纳国际（第二半国际）。1923年5月，在革命斗争浪潮开始低落的形势下，伯尔尼国际同维也纳国际合并成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12。
[5]萨多瓦会战亦称克尼格雷茨会战，是1866年普奥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交战，于当年7月3日在捷克境内的萨多瓦和克尼格雷茨（今赫拉德茨－克拉洛韦）地区进行，结果普军大败奥军，从而决定了这次普奥战争的结局。——15。
[6]人民委员会于1919年3月16日通过法令，将消费合作社合并、改组为统一的分配机关，名为“消费公社”。这一新名称在某些地方引起了对法令的一些误解。有鉴于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19年6月30日通过了《关于工农消费合作社的决定》，在对上述法令表示赞同的同时，决定用人民用惯了的“消费合作社”的叫法来代替“消费公社”这一名称（见1919年7月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43号）。——23。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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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卷收载列宁在1919年6月28日至12月15日即国内战争局势最危急时期的著作。
1919年年中，红军击溃了高尔察克的精锐部队。高尔察克的军队已经不再是主要危险。同时，红军粉碎了尤登尼奇的白卫军队向彼得格勒的进攻。外国武装干涉者和俄国反革命势力眼看在俄国东部的败局已定，便于1919年5月下半月开始在南方发动大规模的新攻势。进攻的主将邓尼金在短期内从美、英、法等国获得了大量的装备，纠集了15万兵力，在整个南方战线发起了猛烈攻击。到夏季，邓尼金军队已经占领了库班、捷列克、顿河等地区、乌克兰第聂伯河左岸的一部分地方和顿巴斯，继续向北推进。7月3日，邓尼金发出了向莫斯科进军的命令。他的精锐部队沿着哈尔科夫—库尔斯克—奥廖尔—图拉—莫斯科一线向莫斯科进逼。10月中旬，邓尼金军队占领奥廖尔并窜入图拉省，首都莫斯科已岌岌可危。与此同时，尤登尼奇的军队再次逼近彼得格勒，西部的波兰白卫军和东部的高尔察克残部积极助攻，牵制住红军的一部分兵力。苏维埃俄国又处于四面受敌的非常危险的境地。
本卷收载的文献反映了列宁领导党和国家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和他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作出的重大贡献。
本卷的头一篇著作《伟大的创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列宁高度颂扬了莫斯科－喀山铁路员工中的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在1919年春季组织的群众性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把它称之为“伟大的创举”。列宁指出，这一创举的重大意义在于工人不计报酬地从事额外工作的共产主义精神，在于“工人自觉自愿提高劳动生产率、过渡到新的劳动纪律、创造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和生活条件的首创精神”（本卷第15页）。列宁认为星期六义务劳动是共产主义新社会的萌芽，是比推翻资产阶级更困难、更重大、更深刻的变革的开端。列宁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和社会主义必定胜利的保证就在于无产阶级代表着并实现着比资本主义更高类型的社会劳动组织，这种社会劳动组织依靠劳动群众的自觉的纪律来维持。列宁精辟地阐释了这一思想。他在给阶级下了科学定义之后写道，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地主和资本家，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要完成这一长期才能实现的事业，必须大大发展生产力，必须克服旧的习惯势力和保守势力。这是因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共产主义（其第一步是社会主义）就是利用先进技术的、自愿自觉的、联合起来的工人所创造的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列宁根据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化大生产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两个条件的思想，指明了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所面临的任务。他写道：“为了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解决双重的或二位一体的任务：第一，用自己在反对资本的革命斗争中奋不顾身的英勇精神吸引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吸引他们，组织他们，领导他们去推翻资产阶级和彻底镇压资产阶级的一切反抗；第二，把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以及小资产阶级的所有阶层引上新的经济建设的道路，引上建立新的社会联系、新的劳动纪律、新的劳动组织的道路，这种劳动组织把科学和资本主义技术的最新成就同创造社会主义大生产的自觉工作者大规模的联合联结在一起。”后一任务比前一任务更困难，因为它需要在日常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最持久、最顽强、最难得的英勇精神；这个任务比第一个任务更重要，“因为归根到底，战胜资产阶级所需力量的最深源泉，这种胜利牢不可破的唯一保证，只能是新的更高的社会生产方式，只能是用社会主义的大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生产”（本卷第15页）。
《大家都去同邓尼金作斗争！》一文是列宁在7月上旬受党中央的委托起草的动员全民力量粉碎邓尼金白卫军猖狂进攻的号召书。号召书分析了苏维埃俄国所面临的两年来最危急的局势，指出工人和农民所取得的成果有丧失的危险，号召全党和全体劳动人民把全部力量都转到直接的战争任务上来，使苏维埃共和国真正成为统一的军营，坚决击退邓尼金的进攻，消灭白卫军。号召书还提出了一些重要措施：缩减编制，凡不为国防直接服务的机关都暂时停止工作，把优秀的党政干部派到红军中去；在群众中进行政治教育工作，说明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真相；建立巩固的后方，要空前紧张地行动起来，“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列宁在提出这些措施时，还精辟地阐述了国家管理中的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本卷收载的列宁在党的、苏维埃的、群众团体的各种会议以及工人或红军战士的集会上所作的许多讲话和报告，列宁给工人、红军战士和各级党组织写的许多书信，中心内容都是说明国内外形势的真实情况，号召保卫苏维埃政权，分析红军受挫或取胜的原因，论证国内战争的最后胜利必属苏维埃人民，坚定广大干部和工农兵群众的胜利信心，动员共产党员和优秀工农分子到前线去担负最困难最艰巨的工作。其中《为战胜高尔察克告工农书》是一篇重要文献。它是列宁在8月间为红军取得了重创高尔察克军队、收复乌拉尔并开始解放西伯利亚的辉煌战果而写的。列宁在这篇文献中指出，工农群众应当从这一胜利中记取下述主要教训：要坚持不懈地巩固红军，要使苏维埃国家有大量的粮食储备，必须遵守极严格的革命秩序，要继续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些白卫分子的帮凶作斗争，要结成农民同工人阶级的联盟。列宁认为，只要记取这些教训，就一定能打垮邓尼金。
增强共产党的力量，是取得一切胜利的根本保证。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当时一方面继续进行党员登记，清除党内那些贪生怕死、谋取私利的党员，另一方面在十月举行了征收党员周，吸收了20多万优秀工人、农民和红军战士入党。编入本卷的《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和《莫斯科征收党员周的总结和我们的任务》两文阐述了征收党员周的目的、意义和成就。列宁强调指出，党不向非党工人和劳动农民许愿入党有什么好处，在苏维埃政权最困难的时刻加入党的行列，就是要担负比平时更艰苦更危险的工作；党不要徒有其名的党员，党用动员人们上前线和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办法，来清洗党内那些一心想从执政党党员的地位“捞到”好处而不愿肩负为共产主义忘我工作的重担的人。列宁赞扬在国家危难时刻申请入党的无产阶级群众所表现的对苏维埃政权的无限忠诚、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和英雄主义热情，认为这是党在政治上的伟大胜利，是苏维埃政权能以取得战争胜利的力量泉源。
编入本卷的《论国家》、《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的提纲》、《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等文献，反映了列宁在国内战争的严峻日子里的理论活动。
《论国家》是列宁1919年7月11日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所作的讲演。这篇讲演透彻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共产党对国家的态度。列宁指出，国家问题是关系全部政治的基本问题和根本问题，是一个最复杂最难弄清的问题，也是被资产阶级学者弄得最混乱的问题，因为它比其他任何问题更加牵涉到统治阶级的利益。列宁首先提出观察国家问题的科学方法。他指出：“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种最可靠的方法，它是真正养成正确分析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致淹没在一大堆细节或大量争执意见之中所必需的，对于用科学眼光分析这个问题来说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本卷第61页）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国家的产生和发展情况作了概括的历史的考察。他指明，国家这种强制人的特殊机构，只是在社会划分为阶级的时候和地方才产生出来，国家是维护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的机器。因此，人们必须把社会划分为阶级和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作为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即经济、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问题的基本的指导线索。列宁逐一分析了奴隶制国家、封建制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说明了一种国家类型过渡到另一种国家类型的规律，从生产方式和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解释了这种过渡的原因。他指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质是资产阶级专政，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和平等的虚伪性。他在批判第二国际领袖所宣扬的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而经过“一般民主”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论调之后，宣告共产党的观点是：从资本家那里把这个机器夺过来，由自己掌握，然后用这个机器去消灭一切剥削，只有到世界上再没有进行剥削的可能的时候，我们才会把这个机器毁掉，那时就不会有国家了，就不会有剥削了。
《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的提纲》和《附录》中收载的另外几个提纲，表明列宁准备根据苏维埃俄国建国两年的经验写一部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的专著。遗憾的是列宁未能实现他的愿望。这些提纲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有五种形式：镇压剥削者反抗；国内战争；中立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利用资产阶级，迫使敌对者服从，让资产阶级专家积极工作；培养新纪律。这些提纲还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对劳动群众（和整个社会）进行领导即对全体劳动者进行训练的思想。
列宁在1919年10月30日写的《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一文在本卷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尽管这篇理论文章没有写完，已写成的部分仍不失为一篇重要著作。列宁在此文中从理论上总结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两年经验，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作出了卓越贡献。他首先指出，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列宁对过渡时期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作了科学的分析，指明：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的基本形式是资本主义、小商品生产和共产主义，相应的基本力量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和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是把多种结构的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每一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国家在解决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方面都会有自己的特点，但这些特点只涉及非主要的方面。由于俄国十分落后而且具有小资产阶级的性质，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必然有一些不同于先进国家的特点。但在俄国的基本力量和社会经济的基本形式却是同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的。列宁在论述“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的思想时写道，推翻地主和资本家并不是最困难的任务，但是在一个农民国家里，要消灭工农差别，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却是一个无比困难和非常长久的任务。他告诫说，采用急躁轻率的行政和立法手段，只会延缓小商品经济向公共的大经济的过渡，只会给这种过渡造成困难，而“只有帮助农民大大改进以至根本改造全部农业技术，才能加速这种过渡”（本卷第273页）。列宁还指出，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支配着已经公有化的生产资料，领导着动摇不定的中间分子和中间阶级，镇压着剥削者的日益强烈的反抗。这些都是阶级斗争的特殊任务，是无产阶级以前不曾提出也不可能提出的任务”（本卷第275页）。
《苏维埃政权成立两周年》一文和《十月革命两周年》的讲话，阐述了苏维埃政权建立两年所取得的两条重要的经验教训：只有让工人参加国家的整个管理工作，苏维埃政权才能在难以置信的困难条件下坚持下去；只有正确地对待千百万农民群众，才能顺利地克服各种困难并不断地取得胜利。
列宁十分重视苏维埃政权的民族政策和俄国东部各民族的解放运动问题。列宁在《致土耳其斯坦共产党员同志们》的信中指出，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对以前受压迫的弱小民族的态度，不仅对苏维埃政权本身，而且对世界上所有的殖民地都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因此共产党员们要用实际行动证明他们真心想要根除大俄罗斯帝国主义的一切残余。列宁在他起草的《俄共（布）中央关于乌克兰苏维埃政权的决议》中再次肯定乌克兰共和国的独立，指出乌克兰共和国和苏维埃共和国的联盟形式问题最后应由乌克兰工人和劳动农民决定，指示乌克兰苏维埃政权要更广泛地吸收贫苦农民和中农参加管理工作，铲除妨碍乌克兰语言和文化自由发展的一切障碍。
列宁《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深刻论述了东部各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问题，高度评价了俄国东部各族人民的觉醒。列宁说道，东方的人民群众将作为独立的斗争参加者和新生活的创造者参与决定世界的命运。他指出，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面临着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共产主义的一般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本卷第323页）。
本卷中的一些文献表明，列宁很重视妇女的解放问题。在《伟大的创举》和《论女工运动的任务》两文中，列宁指出，要使妇女和男子真正平等，必须创办食堂、托儿所等公共设施，让妇女摆脱繁重琐碎的家务，减少和消除妇女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上同男子的不平等，此外还要使妇女参加政治活动。在《苏维埃政权和妇女的地位》一文中，列宁就妇女的地位清楚地说明了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区别。
《致美国工人》、《答美国记者问》、《答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问》等文献，评论了国际形势，阐明了苏维埃国家的对外政策。列宁申明，苏维埃共和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尊重他国人民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支持各国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列宁指出，苏维埃政府愿意保证不干涉别国内政，力求同其他国家友好和合作，因为持久和平会大大改善俄国劳动群众的境况。有些美国人（主要是资产者）不赞成同俄国打仗，希望缔结和约后，不仅同俄国恢复贸易关系，而且能够从俄国获得一定的承租权。列宁答复说：“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共存的时期，我们也愿意在合理的条件下给予承租权，作为俄国从技术比较先进的国家取得技术帮助的一种手段。”（本卷第188页）
《论第三国际的任务（拉姆赛·麦克唐纳论第三国际）》、《给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的信》、《资产阶级如何利用叛徒》、《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关于分裂问题给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致加入过统一的“德国共产党”而现在组成新党的共产党员同志们》、《致塞拉蒂同志和全体意大利共产党员》等文献，反映了列宁在国内战争十分激烈的日子里依然密切注视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列宁揭露了第二国际领袖们的机会主义路线，斥责他们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叛徒，指出不同他们进行斗争、不同他们分裂就谈不上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但是列宁认为，同机会主义斗争不要在赞成或反对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和反动工会这一方面进行，那样做是绝对错误的，如果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实践路线而走向工团主义的思想和实践，那错误就更加严重了。列宁教导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是复杂的、困难的、长期的，应当竭力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和反动工会，进到一切可以向工人讲话和能够影响工人群众的地方去，要善于经常地在群众中进行革命宣传，要善于把合法的和不合法的活动结合起来。
《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文献》和《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文献》收载了列宁在1919年12月上旬先后召开的这两次会议上的报告和讲话以及列宁草拟的决议草案。此时，国内战争的局势急转直下，红军的攻势已经锐不可挡，反革命武装力量已经望风披靡。红军从10月中旬开始反攻，经过一番鏖战，使得邓尼金军队节节败退。到12月，邓尼金已临近覆灭的边缘。高尔察克的军队在11月被全歼，尤登尼奇的军队在12月被击溃。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都显著好转。列宁在两次会议上的报告和讲话中分析了有利的国内外形势，总结了苏维埃共和国两年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粉碎协约国两次进攻的经验教训，阐述了苏维埃政府的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论述了政权建设问题、经济建设问题和军事问题。列宁起草的《关于国际政策问题的决议草案》表明了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一贯要求和平的愿望，再次向英国、法国、美国、意大利和日本建议共同地或单独地立刻开始和平谈判。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的闭幕词中高兴地说道：“第七次代表大会是第一次能用这么多的时间来讨论实际的建设任务，第一次开始直接根据经验来实际讨论如何更好地组织苏维埃经济和苏维埃管理工作的任务”（本卷第412页）。
本卷文献比《列宁全集》第1版相应时期的文献增加26篇，其中有《给人民委员会秘书处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关于同马蒙托夫作斗争的措施的决议草案》、《人民委员会关于中央纺织工业委员会由集体管理制改行个人管理制的决定草案》、《人民委员会关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之间争执的决定草案》、《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俄共（布）党团和粮食人民委员部俄共（布）党团会议关于食品收购总结的决定草案》、《合作社问题上的要求》、《同阿富汗特命大使穆罕默德·瓦利·汗的谈话》、《对开赴前线的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工人共产党员的讲话》、《对开赴前线的社会教育训练班学员的讲话》、《关于统一林业机构问题的建议》、《人民委员会关于收购马铃薯的决定草案》、《俄共（布）中央全会决定草案》、《俄共（布）中央全会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组成的决定草案》、《对人民委员会关于改善铁路运输管理的法令草案的补充》、《关于粮食部门工作的决议草案》等等以及《附录》中的全部文献。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凡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7卷
列宁全集
LIENINGQUANJI
第三十七卷
1919年6—12月
《列宁全集》第二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的。
凡例
1．正文和附录中的文献分别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编排。在个别情况下，为了保持一部著作或一组文献的完整性和有机联系，编排顺序则作变通处理。
2．每篇文献标题下括号内的写作或发表日期是编者加的。文本身在开头已注明日期的，标题下不另列日期。
3．1918年2月14日以前俄国通用俄历，这以后改用公历。两种历法所标日期，在1900年2月以前相差12天（如俄历为1日，公历为13日），从1900年3月起相差13天。编者加的日期，公历和俄历并用时，俄历在前，公历在后。
4．目录中凡标有星花*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
5．在引文中尖括号〈〉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列宁加的。
6．未说明是编者加的脚注为列宁的原注。
7．《人名索引》、《文献索引》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在《人名索引》条头括号内用黑体字排的是真姓名；在《文献索引》中，带方括号［］的作者名、篇名、日期、地点等等，是编者加的。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对小人民委员会工作条例草案的意见（1922年2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对小人民委员会工作条例草案的意见
（1922年2月）
俄语不这么说
不这么说，改为事务性的或属于事务性的——这样较好。
……
10.除第5条规定的以外，小人民委员会的一切决定性的决定，即解决实质性问题的决定，都送人民委员会。而一切局部性事件性的决定，如进行各种调查，收集必要的材料，把各种事项送有关部门处理，对各部门向小人民委员会提出的各种询问给予答复，以及人民委员会的行政工作和总务工作，都由小人民委员会用自己的名义最后决定，不交给大人民委员会。
＋建议增添：凡同莫斯科苏维埃有关的一切问题必须邀请其代表参加讨论。
＋必须邀请一切有关的人民委员部参加。
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506页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政论家札记》一文的两个提纲（1922年1—2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政论家札记》一文的两个提纲[247]
（1922年1—2月）
1
文章提纲
（1922年1月）
（ａ）“登山家”……在喜马拉雅山。
（ｂ）莱维和塞拉蒂＋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
（ｃ）不用比喻。
（ｄ）“共产党员的妄自尊大”。
过分醉心于行政手段。
引证托多尔斯基书中的话，第61—62页。[248]
关于工会的决议。
用法令来进行宣传的阶段
（ｅ）西欧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和英国的选举。
对孟什维克的态度。
6.结论中，共产主义的观点
简要地
资产阶级及其主动性
详细地
7.不光采的事实（朝鲜）以及由于他们可能会和大概会在格鲁吉亚问题上发动“攻势”而产生的一些难题，这从根本上说是很重要的。
8.［注：列宁在手稿上把这个提纲整个删去了。——俄文版编者注］
2
1922年1月和2月
《政论家札记》一文提纲和开头：
§I：论攀登高山［注：列宁在手稿上把这句话删去了。——俄文版编者注］。“打个比方”（1-4）。
§II：“不用比喻"（4-8）。
任何比喻都是有缺陷的［注：列宁在手稿上把这一段和下一段删去了。——俄文版编者注］。
高于以前的一切革命。
不朽的成就。
列入标题：
论热那亚会议，论俄军
撤离格鲁吉亚，论孟什维克
的合法化，论捉狐狸，等等。
（（a））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离婚和农奴主皮·亚。索罗金，”）。《经济学家》杂志第1期［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编者注］
§
“纯粹民主派—他们就是农奴主”（同样是辩证法）。
§
“理想的三驾马车”：马尔托夫、切尔诺夫和无政府主义者。它对于资本家是“理想的”：理想上纯粹的，——愚蠢的，——学究气的，——毫无用处的——学理主义的，——方便的，——有权威的（对于在工人阶级中传播资产阶级思想是理想的），——软弱无力的，——夸夸其谈的，等等。
（（β））退出帝国主义战争［注：列宁在手稿上把这一条和下一条删去了。——俄文版编者注］。
（（γ））苏维埃国家。
‖注意：
什么时候可以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业已奠定呢？当能够保证同农民进行产品交换的时候。当能够从经济上满足农民需要的时候！！
‖注意
退却
退到商业上去：从经济上来说，这是怎么一回事？
联系。
退到国家资本主义上去。
（同1918年4月相比）
（9月）（10月）（11月）（12月）
注意：中央消费合作总社100—300—600—1600［注：见本卷每515页。——编者注］＝“为社会主义创造条件的经济”……
注意：数亿金卢布的利润
即使“理想的三驾马车”（马尔托夫＋切尔诺夫＋戈尔德曼）也摧毁不了。
我们的法院和“国家（注意）资本主义”。不是15000万卢布，
而是监狱
十
和驱逐出境。
§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辩证地运用这个概念。
III：莱维和塞拉蒂：“街垒那一边”最左的人。
§IV：
目前：
党的状况：
党内有
伊·尼·斯米尔诺夫
争论俱乐部
波谢
诗人，
而党外有：莱维和塞拉蒂。
Ⅳ：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或共产党员的妄自尊大［注：这两个词列宁用的俄文是：комчванство和комспесь。——编者注］。
俄语向英语方面发展。
新经济政策，——共产党，——工会，——苏维埃，——工人合作社，等等。［注：这里列宁用的都是缩写词：нэпо，——ком，——проф，——сов，——рабкооп，—еtс。——编者注］
店员（要精明，诚实，内行等等）
和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
（同1918年4月相比。）
§用谁的双手来建设共产主义？
引证托多尔斯基书中的话，第61-62页。
‖一百个资产者对一百个共产党员。‖
“……谁过分醉心于行政手段……
他就……”
（我们多数人没有充分运用行政手段。）
关于工会的决议，决议的“精神”
和对待决议的“共产党员妄自尊大”的态度。
用法令进行宣传的阶段和其他阶段。
文化工作，“为文化而文化”和小事……19世纪80年代？
～～～～～～～～～～～～～～～～～～～～～～～～
……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党和流派……
V：对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态度和统一战线。
§1.博诺米和爱尔兰＋格鲁吉亚。
我们的法律草案，
而社会民主党先生们，
在你们德国呢？还有其
他资产阶级政党呢？
｛不少于5年
驱逐出境
枪决｝
两条世界性的战线和“中间派”，即“半布尔什维克”，对比印度教徒—托尔斯泰主义者。
英国的选举。
‖‖无情的斗争……和……联盟！！
大致是：
‖（a）论灰心的害处和论商业的好处。
‖（β）论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
‖（γ）韦谢贡斯克的榜样。
‖（δ）论“理想的三驾马车”。
‖（ε）纯粹民主派——他们就是农奴主。
‖（ξ）论格鲁吉亚和热那亚会议。
‖（η）论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
‖（θ）论统一战线。英国的选举。
‖（ι）用法令进行宣传的阶段。
‖（χ）奥勃洛摩夫习气。
‖（λ）为文化而文化和小事。
‖（μ）“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和妄自尊大”。店员。
‖（ν）两条战线和中间派；印度教徒－托尔斯泰主义者。
‖（ξ）政策和行政手段。
‖（ο）论对孟什维克的态度。孟什维克的合法化。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501—505页
注释：
[247]这是《政论家札记》一文（见本卷第447—455页）的两个提纲，其中第二个提纲是在文章已经写了一部分的时候拟的，“打个比方”和“不用比喻”后面括号里的数字指的就是已写出的手稿的页码。由于《政论家札记》一文没有写完（从提纲看共5章，只写了开头3章），提纲也就没有全部使用。提纲里的许多东西，列宁后来用到了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个别论点写入了《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529。
[248]指亚·伊·托多尔斯基的《持枪扶犁的一年》一书（1918年韦谢贡斯克出版）。列宁在《一幅说明大问题的小图画》一文中引证了该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401—404页）。——529。
[249]由于通货膨胀，当时工资数额都很大，工厂工人月平均工资是3421000卢布。——538。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提纲草案》的要点（1921年12月28—3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提纲草案》的要点
［注：草案初稿见本卷第365—376页。——编者注］（1921年12月28—30日）
1
1.新经济政策标志着苏维埃政权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一活动发展的新时期（和新转折），它要求重新研究工会的作用和任务，并考虑这方面的一系列新情况。
（1）产生资本主义并容许它存在
（2）国营企业实行新的原则
（3）以另一种速度、通过另一些途径、用“新的迂回方法”实行整个过渡。
2.2.私营的资本主义企业。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
5.3.维护的主要方式不是罢工（但决不是一概不使用这种手段），而是向工人国家的机关申诉。
3.4.国营企业“不亏损”，“有赢利”。
也是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
4.5.在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中和在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中阶级斗争（只要有阶级存在，现在和将来都会有阶级斗争）的根本区别（罢工及其作用）。
6.对企业管理的态度。{{全部权力}}
个人管理制和不干预。
与6有关。要作出成绩就必须拥有全部权力。
发放工作服、各种供应品和纸币，以及规定发放的数额，均由工厂管理机构负责。
形式——个人管理制。
不干预。
7.学习管理。
关键在于：
（α）参加各机关的工作。＋生产宣传
（β）有发言权。
（γ）充分交流情况和讨论。＋计划工作
（δ）推荐候选人，＋从采购原料到销售
登记，评议，
调动他们的工作。
（注意
‖＋（e）从观察和评价私人企业主的工作中学习。
＋纪律审判会。
与7有关分配供应品
制定(参加制定)十不是发表宣言
标准十不是制定“重大政策”
讨论出租问题
与7有关：工会在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机关和国家机关中的作用。
1.（1）参加经济机关和国家机关的人事安排
讨论候选一人；
有发言权
（2）并参加上述机关(当部务委员，当专家的助手或相反）
2.（3）从工人中培养行政管理人员
几十个好的和几百个还不错的
几百个优秀的和几千个还不错的。
（4）系统登记并拟定候选人名单。
3.（5）包括参加计划机关的工作。
（6）参加国家机关对所有工业问题和工业管理问题的讨论。
4.（7）生产宣传。
5.（8）系统地熟悉工业从采购原料到销售产品的全部工作。
6.（9）包括：
制定工资率和供给标准。
纪律审判会应同管理机构的权限，同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作用真正区别开来……
与6有关(10)纪律审判会不应变成一般的法庭。
7.（α）无产阶级“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国家的阶级支柱。
（β）工会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政权在其一切经济工作中的合作者。
（γ）共产主义的学校，特别是学习管理的学校。
总结：学习管理。重点不是制定一般的或重大的政策(这由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负责)，而是进行实际的、切实的工作，教群众怎样管理。
8.两种矛盾的职能的必然结合：
与14有关？｛说服与强制
维护与压制｝
｛既按照军事方式
又不按照军事方式｝
这是实际生活的矛盾。关键全在于此。
8.9.联系群众。
生活在群众之中。
了解情绪。
了解一切。
理解群众。
善于接近。
赢得群众的绝对信任
领导者不脱离所领导的群众，先锋队不脱离整个劳动大军。
与8有关？10.善于把说服与强制结合起来。
与14有关？
补5？11.改为自愿入会制。
权利和义务。
共产主义的学校：
愚昧状态和党的水平之间的梯级。
12.对专家的态度。
避免两种极端。
杀害与自杀(奥登博格尔？)。
举例。可耻的事。
与14有关？13.不讨好群众，不脱离群众。
14.联合组织，——解决冲突——解决矛盾：
｛共产党
＋共产国际｝
15.更换上层领导，把不适合的人调往其他部门。
9：（1）说服与强制……
（2）维护与压制……
（3）考虑到偏见和落后——不姑息，不讨好，而是提高……
（4）既按照军事方式——又不按照军事方式……
（αα）一切学校的矛盾（共产主义的学校）
（ββ）过渡时期的矛盾。
两个具体结论：（1）机智；（2）共产国际。
10：工会和专家。
（1）在乌拉尔和顿巴斯发生的打死工程师的事件。
（2）奥登博格尔的自杀。
（3）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责任比工会大。
（4）问题不在于责任。
工会担负的一项最艰巨、最经常性的工作。
（5）要象爱护眼珠那样——否则就等于零。
11：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以及无政府主义者）的独特的作用——工会运动中最后一批在思想上维护资本主义的人。
同他们进行斗争并逐步根除他们的主要场所。
2
1.新经济政策和工会。
2.国家资本主义和工会。
3.国营企业的经济核算制和工会。
4＋？
4.在资本家掌握国家政权的国家中和在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国家中阶级斗争的根本区别。
5.维护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的方法。
4.
5.改为自愿入会制。
6.工会对企业管理的态度。
7.工会在无产阶级国家经济活动中的作用。
8.联系无产阶级群众是工会的主要任务和基础“共产主义的学校”。
9.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工会任务的矛盾方面。
（8＋10＋13）
9.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工会处境的矛盾。
与9有关。10.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
10.11.工会和“专家”。
11.12.更换工会领导成员问题。
载于1958年《共产党人》杂志第6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494—500页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共和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的报告的提纲（不晚于1921年12月2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
《关于共和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的报告的提纲
［注：报告见本卷第320—354页。——编者注］
（不晚于1921年12月23日）
政府的工作报告
α1.题目：俄罗斯联邦的国内外形势，报告年度的总结和今后一年的任务。
注意：
β＋未遭侵犯、没有战争的第一个报告年度。
2.国际形势：不稳定，但存在着某种均势（我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提纲［注：见本卷第1—10页。——编者注］）。
γ3.难以置信的事成为事实：社会主义共和国处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
国际革命的道路更加漫长，更加曲折。但道路是正确的，否则就不会有现在的局面（社会主义共和国处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
4.这种均势的因素是：
Ⅰ（α）我们顶住了各国的进攻
Ⅱ5.（β）我们同所有国家的工人和劳动者的团结比资本主义各国之间的团结、勾结，力量更大、更强、更雄厚。
Ⅲ6.（γ）战争的后果：资本主义的瓦解正日益加深和加剧，有国内的（经济危机，货币问题），也有“国外的”，也就是说被帝国主义压迫的各国人民的压力，而这大约是全世界人口的5/7：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有10亿人，此外，还有受凡尔赛和约压制的战败国人口达25000万人。
总之＝我们比一切国家弱（在物质上；在军事上；在目前），我们又比一切国家强。怎样强？为什么强？因为世界的经济和政治由于战争影响在战后的发展正如我们所预见的那样。
7.当前破坏均势的危险是：
（α）波兰
（β）罗马尼亚
主战派（γ）芬兰
美国10000（万）
英国4000
法国4000
日本6000
24000略少于25000万＝全世界人口的1/7。
华盛顿会议四个帝国主义
强国的同盟
8.一系列通商条约
或发展中的贸易关系：
同英国
瑞典
德国
挪威
其他国家
1921年从国外进口新机车？
关于运输：
向国外订购机车1000台瑞典的
＋700台德国的。
1921年到货的有13台瑞典的＋37台德国的
订购油罐车500辆加拿大的＋1000辆英国的。
正在运往新罗西斯克途中和已到货的196＋304＝500辆。
订购价值1550万金卢布的备件等。
已到货60％，价值900万卢布。
运输：
在运输部门：燃料和粮食不足。
组织工作有所改进：
1920年——833000普特/俄里（每台机车一昼夜的平均运输量）
1921年——1014000
1920年：56700万普特（内河运输量）
1921年：60600万
9.贸易关系和对外联系＝我国大工业的振兴。谈谈国内形势。
俄国的对外贸易：
进口量出口量（单位万普特）（单位万普特）
进口量
三年（1918，1919，
1920）＝1730250
1921年一年（11个月）＝50001160
1921年第一季度29050
1921年第二季度840210
1921年第三季度2420290
10.国内形势。谈谈所谓“新经济政策”。
11.可以说，向前跑得太远，先锋队有脱离群众的危险。恢复大工业的工作拖延下来了。
12.既然存在着大量的小农，那么这样的国家要过渡到社会主义就必须：
要么最迅速地恢复大工业，或者有繁荣的大工业，以便满足农民对产品的需要，
要么通过商业使无产阶级国家同大量的小农结合起来，建立联系，结成经济联盟。
13.我们曾试图实现第一种可能性，但没有成功。如果否认这一点，加以掩饰，害怕承认它，那是错误的。
由于战争和贫穷，我们曾经不得不试行最革命的方法，尽量限制商业，实行余粮收集制和最大限度的国家分配，否则我们就不能赢得战争，就不能“粉碎”资产阶级的抵制和“挑衅”。现在我们已经将其粉碎，迫使资产阶级屈服。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实行比较循序渐进的过渡。
14.过去我们在经济上没有得到农民充分的支持；工农经济联盟不够牢固，这与他们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牢固的联盟是不相适应的。
目前我们在实行战略退却，它将在不久的将来给我们提供一个比较宽阔的进攻正面，使我们同千百万小农、同农民群众在经济上极其牢固地结合起来，使我们的联盟——工农联盟，即我们整个苏维埃革命、我们整个苏维埃共和国的基础——立于不败之地。
15.我们在退（我们不怕承认这一点；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产生错觉和自我欺骗。害怕真理将招致灭亡）
———向何处？
退到国家资本主义（租让制）上去注意
退到合作制的资本主义上去还要退到
退到私人资本主义上去商业上去
16.这个退却任务的实质是：同农民经济结合起来，满足其最迫切的经济需要，建立牢固的经济联盟，首先提高生产力，恢复大工业。
商业，工农业间的流转（在国家的监督下）。
17.中央消费合作总社及其最近三个月的贸易额。
中央消费合作总社。国内商业的增长：
［注：列宁在手稿上把这一条删去了。——俄文版编者注］
23.电气化。关于电气技术人员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小册子[245]——卡希拉电站和乌特金湾电站即将于1922年春季竣工
25.在政治变革以后要用很长时间（小生产者愈多，文盲愈多，时间就愈长）消化这个变革。
文化工作和经济工作。
我们的任务＝世界性的任务：大工业（人口中的少数）和亿万落后的小农。
我们一定会解决这项任务：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最终胜利。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3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484—493页
注释：
[245]指由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审订出版的全俄电气技术人员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518。
[246]这里指的是1921年12月8日《经济生活报》第276号刊登的工程师Ｂ.П.莱维的《俄国的电力供应（概况）》一文。文章中评述了1917年到1921年年中俄国的供电情况。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使用了该文中的数字。——519。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对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会议关于巩固党的决议草案的修改意见（1921年12月2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对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会议关于巩固党的决议草案的修改意见[244]
（1921年12月22日）
第3部分第1条
不是停止，
而是从严掌握
或者是一年半和三年
或者是九个月和一年半，但要在好几个党组织中有4/5＝80％的成员同意。
第4部分，第1条
强调必须
（1）学习
（2）具有从事一系列实际工作以及公益活动和生产活动（各种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的资历。
载于1932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0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483页
注释：
[244]这个文件看来是《对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会议关于清党的决议草案的意见》（见本卷第316—317页）的初稿。——509。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提纲（1921年10月29日以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提纲
［注：报告见本卷第216—233页。——编者注］
（1921年10月29日以前）
我讲的题目：不是新经济政策，而是对我们改行新经济政策这一革命策略和战略的评价。
在改行“新的”政策以前我们的经济政策错了吗？错了还是没错？如果错了，错在哪里？为什么？接着谈谈：承认错误有无实际意义？
举例：面对旅顺口的乃木。
强攻和围攻。
在什么意义上说强攻是错误的？（这种理解是否抹杀强攻者的英勇精神？是否抹杀强攻的益处？没有。如果能从错误中学习，如果能从中得到锻炼，那么，错误常常是有益的。）
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条件下指出强攻是错误的才有益（甚至必要）？
几则引证。
1918年3月11日
和1918年4月29日
举个小例子：报纸上的广告。
我们知道，看到，说过：需要向“德国人”“学习”，需要组织性、纪律性、提高劳动生产率。
什么是我们所不知道的？这项工作的社会经济基础是什么？是以市场、商业为基础还是反对这个基础？
1921年春：退到国家资本主义上去。
以及————“商品交换”。
如果拿出租这个“国家资本主义”的例子来说，那么，已经有了无可置疑的成绩。（当然，在这方面也有一大堆局部性的错误和不象话的事情。）
举例：顿巴斯的小矿井（上交国家30％）。
但是商品交换要求（尽管没有说出来，但还是要求）不通过商业而直接向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过渡，向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迈步。
结果是：现实生活使商品交换失败了，以买卖取代了它。
从建设社会主义这场战争的革命策略和战略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又后退了一步，又一次退却。
而且这还不是最后的退却。甚至不是（为所有人）充分认识到的退却。
承认“错误”的益处和必要性就在于此！主张国家成为一个批发商，提醒防止“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其益处和必要性也在于此。
我们还要退多久？
不知道。这是无法知道的。
这种退却有无危险？这样做是否会增强敌人的力量？
“战争的要素是危险。”是有危险。是会增强。但是，任何其他的战略不仅会增强敌人的力量，而且会使他们获胜。
不要怕多次重做和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是“颓丧”吗？是“放弃阵地”吗？
狂妄自大！
消化（在文化上和经济上）伟大的政治变革和军事变革的成果。
工会要参加组织生产和参加管理吗？
参加还是不参加？
参加！
按老一套吗？
不。
一种工具有人会用，有人却不会用。
最后，四点结论。
三个主题：
（开始时指出这三个主题，结束时重提一下）
（α）在改变策略时对“错误”的理解（强攻和围攻；进攻和退却）。
（β）从直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退到国家资本主义上去。
（γ）从国家资本主义退到由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
ε？（δ）这方面的一系列结论：第一次把事情做坏了，第二次重做就应当聪明一些，谨慎一些，稳一些，例如工会参加组织生产和参加管理这件事就如此。切忌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
δ？（ε）在伟大的政治变革和军事变革以后，要用很长时间在文化上和经济上消化它们。我们已经面临这项任务了。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3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470—472页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呈送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图表（1921年10月2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呈送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图表
［注：关于呈送图表的决定，见本卷第210页。——编者注］
（1921年10月21日）
（这些图表一般应按月上报。个别情况例外，另行规定。）
1.粮食
2.国内商业
中央消费合作总社
3.私营商业
4.工业
5.煤
6.石油
7.木柴
8.页岩
9—14.主要工业部门6—12
9—20.收成
6—12.各种收成或主要谷类收成
4—6.一年两三次
4—6.种类，合计
运输
1铁路长度
1机车数
1车厢数
1旅客/俄里
1普特/俄里
1水路运输；船舶数
1水路运输；普特/俄里
1公路运输
1汽车数
1普特/俄里数
20—38
出口业
6—12
国营农场
6—12
集体农庄
6—12
银行业
4—8
货币流通
4—8
劳动义务制
6—12
工会
4—8
会员人数及其他
国民教育
20—40
56—104
邮电人民委员部
6—12
卫生人民委员部
6—12
社会保障人民委员部
6—12
陆军人民委员部
6—12
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
4—8
司法人民委员部
6—12
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
6—12
内务人民委员部
4—8
苏维埃代表大会
其他代表大会
40—88
9—20
20—38
40—88
56—104
总计＝125—250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3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467—469页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同阿·马·高尔基谈话时记的要点（1921年10月17日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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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阿·马·高尔基谈话时记的要点[243]
（1921年10月17日以前）
巴尔的摩的（高尔基）
教授29000印张
杰罗姆·战争时期的科学著作：
戴维斯100万美元
（1）格鲁姆－格尔日迈洛：炉膛
（2）燃料，水分解
（3）维尔纳茨基：地壳的构造
（4）库尔斯克＋克里木两个磁力异常区。
在我们这边的编辑人员有：
（经济学方面）奥萨德奇
（自然科学）平克维奇
（数学）斯切克洛夫
（天文学）伊万诺夫
（解剖学）通科夫
外科学？
接见平克维奇（星期六以前在此地，在莫斯科）。
通过高尔基去找。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3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466页
注释：
[243]列宁同高尔基的谈话涉及出版彼得格勒科学家的著作问题。高尔基当时是学者生活改善委员会的负责人。
关于“100万美元”这段记录同在美国为伏尔加河流域饥民积极募集粮款的杰·戴维斯有关。戴维斯曾为救济饥民的事务来彼得格勒。高尔基在同列宁谈话前不久会晤过他。
高尔基出国后，阿·彼·平克维奇接替他主持学者生活改善委员会。列宁在1921年10月19日就彼得格勒高等学校状况的问题接见了平克维奇。——499。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报告提纲（1921年10月17日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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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报告提纲
［注：报告见本卷第180—201页。——编者注］
（1921年10月17日以前）
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
1.不是直接按共产主义原则行事，而是“采取迂回接近的办法”。
2.失败和退却——为了新的进攻。
3.谁善于尽快利用，是资本家还是我们？
4.“同个人利益结合”……农民、工人、专家，在如何对待他们方面干了很多蠢事。
5.向承租者和资本家学习。
严峻的、残酷无情的科学。
6.无论如何要提高生产。
你们未编入任何机关？未编入甚至更好。
7.识字。扫除文盲，而不是想入非非和把扫除文盲委员会扫除掉。
1920年7月19日。
开一张不光彩的清单，把文盲多的省县列出来。
8.提高文化水平
（在每一次伟大的政治变革以后，都要用很长时间来“消化”，“吸收”，学会利用，把粗粗草建的工程搞完善。）
9.加强法制……教会人们靠文化素养为法制而斗争，同时丝毫不忘记法制在革命中的界限。现在的祸患不在于此，而在于有大量违法行为。
10.专门谈一谈贪污受贿问题。谁为反贪污受贿的斗争做了什么事情。
补10。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
11.生产宣传，介绍一些让农民一看就明白的经济方面的成绩，善于介绍、宣传和关注成绩。
12.经济建设中的实际成绩———这是实质之所在。一切都要用它来检验。
四项戒条：
13.总结
三大敌人：（1）不要卖弄聪明，不要摆共产党员
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的架子，不要以大话掩盖疏忽大
这就是敌人意、无所作为、奥勃洛摩夫习气和
落后；
文盲{（2）要扫除文盲；贪污受贿
总结（4）要用经济建设的实际成绩来检验
自己的一切工作，使你的话不致
成为空话。
载于1924年《青年近卫军》杂志第2—3期合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464—465页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提纲（1921年10月14日以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提纲
［注：文章见本卷第169—177页。——编者注］
（1921年10月14日以前）
文章提纲：
在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没有固定不变的界限……
资产阶级革命
5.宗教
4.王朝
1.封建主
3.家庭
2.土地
无产阶级革命
苏维埃政权
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力量”
国家政权机构的利用
国内战争（教训，“学习”）
共产国际……
“战争的要素是危险。”
国家资本主义会把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后者恰恰是缺少联合）并推翻无产阶级专政。
“……军队去联合”？……
我们正在为社会主义经济奠定基础（仅仅是基础）。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463页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关于南方钢铁托拉斯的札记（不晚于1921年10月1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关于南方钢铁托拉斯的札记[242]
（不晚于1921年10月11日）
这三个工厂的工人（矿工和冶金工人都在内）至少（在夏季）为21000人（约数）。
10月1日约30000
共产党员约500
目前每月工资：216000
＋200000煤
＋200000加班费
每月（12小时）＝616000卢布
每个采煤工＝90万到150万
每个专家（至多）＝250万到300万
＋被盗的或用于救济的达1000万
1金卢布＝4万
75金卢布＝300万苏维埃卢布
到1922年1月1日给每一个专家增加到：
每月至多4000万
＝1000金卢布。
“商业经理”＝
这三个厂的总管理机构
（南方钢铁托拉斯）
＝……主管人的助手
（大商人）
相当于高级的、最高级的专家
市场销售＝他的主要任务。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3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461—462页
注释：
[242]这篇札记写在1921年10月11日《南方冶金工作者报》（叶纳基耶沃市出版）第1号的白边上。这一号报纸刊登了新成立的南方钢铁托拉斯的章程，报道了托拉斯当前任务：编制三年生产计划及物资和资金的预算。——493。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粮食估算（1921年9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粮食估算
（1921年9月）
莫斯科可收到：
乌克兰除外乌克兰总计
粮食税……17000—180003000—4000（自留6000）20000—22000
磨坊税……2000—25001700—20003700—4500
商品交换…1000—20001000—20002000—4000
共计25700—30500
布留哈诺夫同志，您有不同意见吗？
总数，至少（经布留哈诺夫和拉柯夫斯基两人削减后）＝25700万普特。为更加谨慎起见再扣除10％：25700—2600＝28100万普特。
这样我们就过得去了
每月可有：23100÷12＝1900。
乌克兰除外乌克兰
粮食税…………180004000（＋自留6000）
18000
磨坊税…………25001700
2500
商品交换…………1000（？）1000（？）
1000
21500＋6700＝28200
21500＋6700＝28200
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460页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关于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提纲草案》和列宁的修改意见（1921年7月2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关于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提纲草案》和列宁的修改意见
（1921年7月21日）
注意①②
1.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和全国代表会议上确定了我们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但是必须指出，苏维埃机关在直接的经济活动中贯彻已经制定出来的指示，党和苏维埃的广大工作人员执行有关的法令并领会经济政策的新原则，这些都过于缓慢，并未以［灾难性的］严重的国民经济情况所要求的速度进行。［这种灾难性状况］［注：“灾难性的”和“灾难性状况”这两处修改，列宁标上了号码①②，我们将它们移至版心的右边。——俄文版编者注］这种严重的情况由于粮食危机而变得格外严重了。因为粮食危机使许多经济部门的情况甚至比1920年底更急剧地恶化了。党的机关和苏维埃机关应当采取果断措施来摆脱目前的局面，而这只有大力地、认真地贯彻已经制定出来的党的指示才有可能。
2.迄今为止我们的经济政策主要具有下列特征：
③
（α）苏维埃国家不得不直接管理大量的各种类型的企业，而国家掌握的原料和粮食远远不敷这些企业的需要，这种情况的直接后果是不可能合理地经济地利用国家所提供的物资并由此造成这些物资的分散。对企业的供应分散到了各种机关，没有同企业的生产率直接联系起来。结果产生了多头领导和无人负责现象。这种供应方法和现行的劳动报酬办法，使得生产者不关心也不可能去关心自己劳动的成果和改进生产方法。由于三年的战争环境和国家的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不可能制定并实行一个能包括和协调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统一的经济计划。为了防止国民经济进一步衰退，必须根据下列原则进行调整：
国家，即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地方机关，把一定数量的大型企业或者因为某种缘故国家认为重要的企业以及它们的辅助企业集中在自己的直接管理之下，同时，各个互为补充的企业应该广泛实行联合的原则。
（ｂ）这些企业的经营严格实行经济核算的原则，即生产上的一切费用完全从生产出来的产品中得到补偿。
（ｃ）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及其地方机关开办和经营企业只有在下述条件下才能容许，即根据全国计划，这些企业能够从全国性机关或其他来源（自行采购，自由市场等等）得到原料、粮食和资金的充分供应。
（ｄ）为了补充国家提供的物资的不足，企业（或其领导机关）有权销售一部分自产产品，以便从国内或国外购到短缺的供应品，其中原料和燃料由企业机关自行采购，而粮食通过中央消费合作总社采购。
（ｅ）对工人的各种供应都包括在工资之内，而且上述这类企业的工人工资应达到一定的数额，应能使工人把自己的利益同生产结合起来，并激发首创精神去提高生产率。但无论如何，他们的工资额都不要低于中等生活费标准。无论是给各个工人还是给各类工人（搞承包的，实行计件的等等）分配供应品，都要与他们取得的生产成绩相适应。
（ｆ）④无论是食品供应，还是衣服和其他的供应
（ｆ）对工人的供应工作由所有供应机关通过工厂管理部门和行政管理部门进行。这些部门只有向上级机关提出保证才能得到必要的东西。工厂管理部门在分配时必须遵守工会和粮食人民委员部为各单位所规定的标准。拨出一批实物和现金由工厂管理部门直接支配，用于意外情况和超出奖励标准的人，工厂管理部门应就它们的使用作出报告，供事后监督。（本条的表决结果是2∶2）
4.未列入上述各类的所有其他企业，应当根据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关于租赁的法令和细则所规定的原则，出租给合作社、协作社、其他联合组织以及私人。对那些不能开工，专靠苏维埃经济机关维持的企业，苏维埃机关应当毫不犹豫地、坚决地贯彻这一出租法令，从而帮助国家机构卸掉小企业小工厂这些包袱。
⑤
5.没有租出去而国家又不负责管理的企业应当关闭，工人和职员分配到开工的企业中去，剩下的没有工作的人员［按现行的全国统一的供应办法供应］调做其他工作。
⑥
6.（1）应该为手工业和小工业创造条件，使手工业者、手艺人能够［安心地］正常地发展自己的生产和自由支配自己劳动的产品。
（2）在发展与组织小工业和手工业方面，必须明确地、坚定地走小生产者合作化的道路。凡是在经营上和技术上适宜的地方，都要把按合作制组织起来的手工业同大工业企业联合起来。
（3）必须首先给那些为大工业和农民经济的需要服务的或者按国家分配的任务为消费合作社进行生产的小工业和手工业部门创造最优惠的条件。
（4）一切苏维埃政权机关应该千方百计鼓励手工业合作社的发展和自愿的联……［注：此处在打字时显然漏掉了原稿中的几行字，其中包括（5）、（6）两项。——俄文版编者注］
7.地方经济机关（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应当立即将它们管理的企业同样分成归它们管理的企业和出租的企业，对几类特殊企业也相应地采用上述一切原则。
8.由于歉收，现在已经清楚，预计能征收到的粮食税在许多地区满足不了国家对粮食的需要。不足之数可以在国内市场上用发展商品交换的办法来补足；另一方面，为了［我们的货币流通］恢复国民经济，特别是恢复货币流通，也需要发展城乡之间的商品交换。因此，应当采取措施通过国家和合作社的渠道发展商品交换；同时，我们不应受地方流转范围的限制，只要可能和有利，我们就改用货币形式的交换。
9.同样，为了提高和稳定我国的卢布，必须采取一系列回笼货币的措施，依据的原则是：在国家目前这种物资状况下，甚至到了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已振兴的时候，国家在国民经济领域里也不能给任何人无偿提供任何经济服务。在一系列拟采取的措施中，必须注意开办借贷储蓄银行，鼓励信贷合作社，在公用企业中改行收费原则，等等。10.为了发展同国外的贸易关系，经济机关应有权参加贸易合同的签订和履行，同时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驻外机构中要有自己的代表处。
11.在目前改变经济政策的时候，国家计划委员会担负的特别重大的任务是，迅速制定总的经济计划，并使工业的利益同农业、运输业、粮食业等等协调起来。为此，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任务最主要的应该是在最短时期内根据生产尽量密集、有经营能力和集中的原则正确挑选出一批主要的、有生命力的工业企业和工业部门，并要为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和经济部门指出明确的主攻方向。与此同时，既应考虑到地区的专门需要，也应考虑到实行办联合企业的原则的好处。
12.在实现上述整个经济政策时，必须严格地划分各种苏维埃经济机关的职能和权限。劳动国防委员会应当是经济政策的总领导，它通过“国家计划委员会”规定统一的经济计划，以协调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的计划，并监督整个经济计划及其各个部分的完成情况。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是通过业务工作执行劳动国防委员会批准的计划和工业方面总的经济指令的机关（相当于人民委员部）。
一切工业管理机关在执行劳动国防委员会下达的生产任务时，对于如何根据上述经济原则合理管理委托给它们的企业在法律上负有无可推卸的个人责任；在这种条件下，取消工农检查院的事先监督。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0卷第112—116页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论“丧失阶级特性”的小册子的提纲（1921年6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论“丧失阶级特性”的小册子的提纲[240]
（1921年6月）
（1）托姆斯基。
（2）施略普尼柯夫。
哥尔茨曼。
（3）柯秀尔，
安德列耶夫。
（4）帕纽什金。
（5）“创始人”的信……[241]
（6）“对什么都不抱希望。”我不相信任何人。
（7）是无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8）任人唯亲“制度”
指靠坏的专家
等等。
（9）前“工人反对派”同孟什维克（唐恩）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系（彼得格勒；1921年5月31日季诺维也夫在中央委员会的说法）。
（10）“一党”制和用瓦解它的办法进行的斗争。
（11）布尔金是一例
（12）莫斯科的“政治交易所”。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459页
注释：
[240]论“丧失阶级特性”的小册子没有写成。——485。
[241]“创始人”的信是指曾自称“工人反对派的创始人”的尤·赫·卢托维诺夫于1921年5月20日写给列宁的信。列宁于5月30日给他写了回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0卷）。——485。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关于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材料(1921年6—7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关于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材料
(1921年6—7月)
1
对共产国际《关于策略问题的提纲》草案的初步意见
(不晚于6月10日)
1．争取工人的大多数
2．明确支持《公开信》
3．着重提出在工会中争取大多数(反对左派)
4．农业工人的斗争［不是如拉狄克说的同小农在一起，而是走在他们前面］
5．对挑动的回答？
2
笔记和发言提纲①
［注：列宁的笔记和发言提纲是用德、英、俄、法四种文字写的。——编者注］
（6月22日—7月12日）
（1）
（1）事实？公布？
（2）“左吗”？不。
匈牙利侨民？
“左派”
“巨大的功绩”
（3）论据？
鼓动的方法？
（4）克雷比赫？
（5）向左迈三步
＋向右迈一步
（6）军国主义的
（7）粮食政策
（8）季诺维也夫的建议。
（2）
（1）合法的党
“反资本主义的党”？
“苏维埃制度之友协会”？
（α）只有立宪方法
（β）与共产党人的
区别何在？
（2）接收新党员须有五分之四的多数同意
被剥削者，群众和普通人
（3）“见习人员”
罗兰－霍尔斯特
“俄国人立场左吗”（？）
具体表现？
（3）
（1）什麦拉尔的书。
（2）什麦拉尔对匈牙利革命的态度。
（3）1920年9月。什麦拉尔在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20年12月我们有意识地把运动停了下来。
我们（在布拉格）曾在地下室里工作。
1921年3月6日反斗争
1921年5月15日代表大会
58名被开除的中派分子在代表大会后。
（4）
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评我的专题报告
我的讲话提纲
党不能不受到经济基础的影响
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
你们的建议是什么？不要租让？不要贸易？不要坚持作更谨慎的准备？
对同志们的回答：
西欧资本主义力量增强（由于租让制）
靠代表大会（目前）的政策无法与之斗争。
我们的机会主义者会说：由于俄国的革命，再不会有任何罢工了。
（1）170亿金卢布
租让所得60亿：10＝6亿
（2）国家利益起着过大的作用？
“……为革命作更扎实的准备，更谨慎的准备……”
国际政策过分依从俄国国家政策的利益……
国家资本主义的“纯概念”
Ⅲ：你们的建议是什么？［注：列宁在手稿上把这句话删去了。——俄文版编者注］
Ⅰ．此与彼
搞贸易与干革命
Ⅱ．“左吗”？
我们的立场［1907年］
Ⅳ．怎样作更扎实和更谨慎的准备？
德国人已经作了
意大利人正打算作
捷克斯洛伐克人｛向左迈三步
向右迈一步
（5）
第一阶段：同中派领袖和中派分子决裂。
第二阶段：学习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策略。
第三阶段：胜利。
不是迂腐的、不是刻板的想法
什么是“群众”？
（α）几千人
（β）大多数……［有个别场合孟什维克是正确的？］
就是有大多数也还不够。
“谨慎的、缓进的”策略——是责备吗？
和俄国的情况不同……
争取大多数——
（6）
关于拉查理的讲话
改良主义者（屠拉梯之流）在
艾米利亚雷焦举行的代表会议——1920年10月
在里窝那举行的代表大会1921年1月15日
单位千
14票改良主义者18票（单位百万）
13％98票统一主义者120票（单位百万）
58票共产主义者58票（单位百万）［注：列宁在手稿上把右栏的数字删去了。——俄文版编者注］
14
58
72
［在里窝那分裂，时机不合适］
“我们的无产者将无法理解……”
他（拉查理）对我们的策略提纲感到满意
注意
我们——俄国人——将永远是“灵活而聪明的人”（弗罗萨尔文章中的话）。
（7）
阶级斗争
（哈雷）3月16日
17日
18日
19日
分区领导的号召
在曼斯菲尔德
和在哈雷
两处都对工人们提出警告：“同志们，不要受人挑动”，总之大意如此。
《红旗报》上是否重申，不详。
（据克南报告。）
（8）
1点05分
拉狄克：
托洛茨基
马尔托夫（在引经据典！！）［发言次序］
第二半国际的瓦解和第三国际
“对长期斗争的理解是各不相同的”（？）
第二半国际的决议
在1点30分以前是“开场白”。
英国
意大利
捷克
德国
教训：消极的政策，即半中派的政策——意大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运动的领袖们。
“相反的例子，相反的错误：三月行动”。
德国统一共产党的历史
害怕叛乱
卡普叛乱＝无所作为
德国共产党。
不能只作鼓动，应当行动，引导……
引证？书？
论题？
条件
左派行动迟钝
右派（官吏）“害怕积极行动”
｛｛意大利问题和右派分裂出去
左派只剩下自己，——他们的基本错误。
主要错误——从作“通常的”鼓动突然转为无准备的猛攻。
右派完全不对，
左派把自己的错误（进攻）变成了理论……
（9）
注意
罗维奥（彼得格勒）。搞些玩具
（7岁）
赖兴贝格：……妨碍资本主义经济的复兴（！？）
……“气氛缓和了”
进攻，而且是应当的……
（我们的责任是在1920年8月20日也发动进攻。）
公开信是机会主义的（！！）
大批工人因此而死亡！“推翻制度”！！！
（（库恩•贝拉））注意
库恩•贝拉论《公开信》
党作好革命准备
为了原则
大多数（特拉奇尼？）
在捷克斯洛伐克
“400000”
吸引群众？
德国
提纲
第7页
在俄国，是在党很小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的……
（（特拉奇尼））
（（进攻……））
理论｛“活跃的趋向”｝
（“从消极转向积极”……）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436—450页
3
《关于意大利问题的讲话》提纲①
［注：讲话见本卷第21—26页。——编者注］
（6月28日）
讲话提纲：
（1）“拿出事实来，不要讲空话”……
以羡慕的心情（invidia？Envie）
（2）
（a）自伯恩施坦主义开始以来的历史
（1899—1900）
（b）在艾米利亚雷焦举行的代表会议？
（1920年10月）？
派别
政党
（3）党曾经是好的？
———［不比德国社会民主党好］
（4）仅仅是时机问题吗？［当时？］
（5）“灵活而聪明的人”［弗罗萨尔］
我们关于策略的几项决议（草案）是好的：反对“无政府主义偏向”
拉查理：
“准备时期……”
（6）在里窝那，无论与改良主义者相比还是与共产党人相比，他们都是多数
（7）羡慕——愿意“摹仿”，但不是盲目地
（8）认识意大利运动的特点，做灵活而聪明的人，这是共产党人一定能学会的。［注：列宁在手稿上把第7点和第8点删去了。——俄文版编者注］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435页
4
一篇拟写文章的提纲[238]
（不晚于7月11日）
一篇关于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文章
（a）等待（是指一个国家吗？）。不是指捷克吗？
（β）准备总攻（更强大的）
？说列宁会帮助我们（什麦拉尔）
退却是痛苦的，然而只能退却！！
我是否消除了什麦拉尔同志的忧虑？
（1）什麦拉尔向右迈三步
克雷比赫向左迈一步239
（2）“帮助”？
（3）“忧虑”
（4）左的错误
右的背叛。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454页
5
《在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意大利代表团联席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注：讲话见本卷第60—64页。——编者注］
（不晚于7月11日）
（1）
讲话提纲
1．“中欧”的经济基础。
“欧洲的巴尔干化”。
＋从军事上考虑协调几个中欧国家的革命
（大致是：德国＋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
协调的困难和“赌注”的大小
2．更扎实地进行准备＝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主旨。
有共产党。但还不是今天。别干“左的蠢事”。更谨慎地进行准备。
德国1921年3月所犯的错误。
3．今天愈“机会主义些”，明天愈有把握（重新或还要更多地）集合起群众。
4．为什么是这样？德国1921年3月
捷克斯洛伐克
意大利
5．同俄国对比
1917年4月4日
1917年4月21日
中央关于1917年4月21日事件的决议。
6．不要怕说我们从莫斯科回来变成另外一种人了，变得谨慎些、
明智些、机会主义些、“右一些”了。
这＝唯一正确的战略。
7．罗马的运动
（7月7日）
柏林市政工人罢工
里尔纺织工人罢工。三件事实［注：列宁在手稿上把这几个删字去了。——俄文版编者注］
8．为要跃进，必得后退。
9．可能是明天。可能过两三个月。
可能过两三年。
10．“左的蠢事”和明天的背叛。
11．不要急躁，不黑怕“延误时机”。这种怕是没有道理的和有害的。
注意：库恩•贝拉的含蓄的意见。
“行动”可以在这一时刻或那一时刻“刹车”，但在革命宣传上
应当是毫不妥协的。
12．帮助俄罗斯联邦？？
战争的要素是危险。
我们有政治上的
军事上的
经济上的
危险
怎样才能“帮助”我们？
13．总结：
（1）（α）大家同心同德：就象从头开始一样，重新去做
（2）（β）更谨慎地对待群众
（3）（γ）更扎实地进行准备
（4）（δ）协调几个中欧国家的行动
大致是三个：德国＋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
（ε）认清而且不怕承认左的错误，为的是明天不发生背叛，为的是明天一定胜利！！
（2）
讲话提纲：
（1）你们愈是“机会主义些”，就愈能迅速地重新（因而更多地）把群众集合在自己周围。
（2）为什么是这样？（德国1921年3月、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
（3）同俄国1917年4月4日和1917年4月21日的情况对比。
中央关于1917年4月21日事件的决议。
（4）不要怕说我们大家（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后）从莫斯科回来变得谨慎些、聪明些、明智些、“右一些”了。这在战略上是正确的。
（5）现在愈右，明天就愈有把握：为要跃进，必得后退。可能是“明天”，但也可能过两三年。不要急躁。
（补5）协调几个“中欧”国家的行动是必要的。
经济上的考虑和“中欧”的经济“基础”。
欧洲的巴尔干化。
德国＋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
大致上
（再补5）“左的蠢事”是小错误，背叛是大错误。
（6）帮助俄罗斯联邦？？
总结：（7）大家同心同德。就象从头开始一样去接近工人。谨慎些。这样猛攻就将更加有力。协调行动。准备得愈扎实，胜利就愈有把握。
载于1958年《苏共历史问题》杂志第5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455—457页
6
在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意大利代表团联席会议上作的笔记
（7月11日）
（1）战略退却——现在（在国际范围内）
就象1917年4月在俄国那样。
（2）承认？
我们的1917年4月
有些可笑的？
我认为拉狄克不对“……好的解释……”
（3）协调行动
－（α）意味着等待？不是
－＋（β）意味着“统计”？在某种意义上是的
＋（γ）意味着：更好地和更普遍地以及更快地向好榜样看齐：大体上照罗马的榜样。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458页
注释：
[238]列宁原打算写的关于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文章没有写成。——479。
[239]此处看来系笔误。列宁在批评博·什麦拉尔和卡·克雷比赫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的立场时建议什麦拉尔向左迈三步，克雷比赫向右迈一步(见本卷第63页)。——479。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就索柯里尼柯夫的建议写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意见（1922年3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就索柯里尼柯夫的建议写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意见[237]
（1922年3月5日）
致政治局委员
索柯里尼柯夫没有击中目标。有什么保证人家不会把一切贵重物品运走呢？
根本没有。
现在有人在偷窃；确实如此；让我们来学习捉拿偷窃的人，而不要为有钱的外国人进行偷窃提供方便吧。
列宁
3月5日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432页
注释：
[237]这个文件写在格·雅·索柯里尼柯夫给列宁的信上。索柯里尼柯夫的信答复了列宁1922年2月28日在他拟的《人民委员会关于向俄罗斯联邦境内自由进口食品的决定草案》上加的批语（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仍建议准许托拉斯、合作社和其他单位在国外采购粮食，认为由于这些组织亟需粮食，由于有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和国家银行的监督，而一切手续都须经过国家银行，这就保证不致运出过多的贵重物品，并保证用这些贵重物品换取粮食而不是进口其他商品。——464。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就对外贸易垄断制和外贸工作问题给列·波·加米涅夫的信（1922年3月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就对外贸易垄断制和外贸工作问题给列·波·加米涅夫的信[236]
1922年3月3日
加米涅夫同志：
我同您、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那次关于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以及关于克拉辛和索柯里尼柯夫的路线的谈话之后，我又想了很久。
我的结论是，克拉辛无疑是正确的。在对外贸易垄断制方面，我们现在不能超出列扎瓦在提纲中一直建议实行的让步了。不然，外国人会把一切贵重物品都买走，运走。
索柯里尼柯夫在这个问题上和在他的全部工作中都犯了极大的错误，如果中央不及时纠正他的路线，不能使纠正后的路线得到切实贯彻，那么他的错误准会毁掉我们的。这个错误就是不切实际，热中于刻板公式（这是索柯里尼柯夫这个有才华的记者和想入非非的政治家的老毛病）。索柯里尼柯夫提出从国外进口粮食的法令草案就是一例。法令中只顺带指出：“保证”（即保证从俄国运出的那些据说是去换粮食的贵重物品能够真正全部用于换取粮食）另议。
这简直是幼稚！
问题的整个关键就在于保证，而索柯里尼柯夫却把这个关键“撇在一边”，用空话或善良的愿望来搪塞。
能有什么样的切实的保证呢？
抵押吗？
请想一想这意味着什么：
（1）我想在国外购买10万金卢布的粮食。我把这笔钱存入国家银行作为抵押吗？
那么，老一套的拖拉作风（如果我们不去“教育”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及其一伙抛弃拖拉作风的话）就会依然如故。
其次，怎样能“保证”我在向国外汇10万金卢布时不弄虚作假扣下2万金卢布不汇出呢？审核价格吗？谁审核？怎样审核？官僚主义的空想！
索柯里尼柯夫的草案证明，我们亲爱的、有才华的、最宝贝的索柯里尼柯夫同志在贸易实践上一窍不通。如果放手让他去做，他会把我们毁掉的。
以为实行新经济政策会终止使用恐怖手段，那是极大的错误。我们还会重新采取恐怖手段，采取经济方面的恐怖手段的。
外国人现在已经在行贿收买我们的官员，并“运走俄国仅存的一点东西”。他们一定会运走的。
垄断是一种客气的警告：我亲爱的，总有一天，我会为此把你们绞死。
外国人知道布尔什维克说这话不是开玩笑，外国人是会认真对待的。
因此：
（1）绝对不得破坏对外贸易垄断制；
（2）明天就通过列扎瓦的提纲；
（3）立即（我们已丧失了大量时间）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名义发表一项强硬、冷酷和严厉的声明：在经济方面我们不再作更多的退让，凡是蓄意欺骗我们（或者逃避垄断，如此等等）的人，将遭到恐怖手段的回击；不必用这个词，但要“委婉地、客气地暗示”。
如果这事不通过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来办，也可以用其他办法（用我的信？这是下策！），但必须办成，而且要快。下面给您举个例子。
莫斯科省经济会议提出用苏维埃卢布购买罐头（或者一般食品）。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交涉了两个星期。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表示反对。
交易没有做成。
结论是什么呢？
授权省经济会议吗？这意味着由一批不中用的对外贸易人员“复制”一个不中用的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而这些对外贸易人员百分之九十将会被资本家收买。
另一个结论：不再搞法令游戏（有过一个必不可少的用法令进行宣传的阶段；这对革命成功曾经是需要的。这已成过去的事了）。
无论对法令还是对机关都丝毫不要信赖。要做的就是检查实际情况和严格教育工作拖拉的人。
聪明人应当只做这种事。而其余的事交给……其余的人。
如果是我就提出建议，请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立即通过下述决定：
鉴于在用苏维埃卢布购买食品的（某项）交易中拖拉作风严重，兹命令国家政治保卫局（要吓唬一下！）查明责任者，凡属莫斯科省经济会议的关押6小时，凡属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关押36小时（当然，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不在此列，因为我们有近似议员豁免权的规定）。
然后，委托报刊对这两部分人加以嘲笑，羞辱他们。因为可耻的是：身为莫斯科人（就在莫斯科！）却不会同拖拉作风作斗争。应当挨板子。
他们竟“不会”打电话说：
“现有一笔有利的紧急交易。我们要求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3小时后答复。电话稿抄报莫洛托夫并转中央委员会，抄报瞿鲁巴和叶努基泽并转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
3小时后没有答复呢？那就把这几句话用电话上告。
而白痴们却去奔走、交涉了两个星期！应当让干这种事的人尝·
尝铁窗的滋味，而且不得有例外。干蠢事的莫斯科人关押6小时。干了蠢事而且又是负“中央机构责任”的对外贸易人员关押36小时。
应当这样也只应当这样教训他们。否则，无论是地方的还是中央的苏维埃工作人员都学不出本事。我们不能搞自由贸易，这会葬送俄国的。
我们可以对我们的官吏改行分成制：做成一笔交易，给你一定的提成（按百分比）；不干事就去坐牢。我们能学会这么做的。
还要撤换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人。对我们的国营托拉斯也作同样处理，在这些国营托拉斯“当领导”的，都是一些圣洁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赫赫有名的”共产党员，而他们却被生意人愚弄。
命令财政人民委员部：要么你通过国家银行把这些圣洁的共产党员从国营托拉斯赶出去（不给贷款；把办事误期、办不了事的人交法院审判），要么你整个财政人民委员部和国家银行毫无用处，只会讲空话和摆弄公文。
这样就要改革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工作（我已写信给瞿鲁巴并拟定了相应的指示的草案［注：见本卷第394—395页。——编者注］）以及政治局的工作；否则，非完蛋不可。
务请将此信转交政治局委员和莫洛托夫按密件传阅，每个人都要写上意见，三言两语也好，然后退我。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您的列宁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427—430页
注释：
[236]这封信是在俄共（布）的领导层在对外贸易垄断的问题上发生分歧、展开讨论的情况下写的。在苏俄，对外贸易垄断制从1918年4月22日人民委员会颁布关于对外贸易国有化的法令起就已确立，以后又一再为政府的决定所肯定。但是随着向新经济政策过渡和同国外贸易往来的扩大，对对外贸易法令作若干补充也日益显得必要。列宁信中提到的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安·马·列扎瓦的《对外贸易提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拟订的。这个提纲强调必须保持和加强对外贸易垄断制，同时建议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监督下给某些国营的和合作社的联合公司以独立出口的权力。这个提纲得到了列宁的赞同，于1922年1月4日由人民委员会最高经济委员会通过。在列宁写这封信的次日即3月4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对这个提纲作了一些修改后予以通过，3月10日给予最后批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以这个提纲为基础，于3月13日通过了《关于对外贸易的决定》，在3月25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60号上公布。
信中提到的财政人民委员格·雅·索柯里尼柯夫的法令草案指他拟的《人民委员会关于向俄罗斯联邦境内自由进口食品的决定草案》。这个草案分送给了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各委员，它的最后一条说：“允许财政人民委员部在与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商妥后，向国家机关、国营企业和国营工业托拉斯企业以及合作社和私人发放许可证，准许它们将现金、外币和各种贵重物品汇到或运到国外去购买食品，但须提出随后进口食品的充分保证。”——459。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就财政人民委员部的提纲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1922年3月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就财政人民委员部的提纲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
致莫洛托夫同志并转政治局委员
1922年3月3日
依我看，索柯里尼柯夫的提纲（《财政纲领的基本原则》）写得不错，但太理论化了。
有一点（第12条的开头）我正在专门研究，弄清后另外写信给您。
其余的，我建议送国家计划委员会、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克拉斯诺晓科夫征求意见。然后摘要刊印（用货币税代替实物税等问题暂时删去）。
就问题的实质而论，我认为关键有二：
（1）如何找到一些聪明而又厉害的人去鞭策各人民委员部（加上莫斯科苏维埃，加上彼得格勒苏维埃）。请你们切实地狠狠地缩减编制；
（2）如何教我们的官“商”（包括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莫斯科商业局、彼得格勒商业局等等）学会做生意，办事不拖拉。
是否请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以下决定：
各人民委员部加上莫斯科苏维埃和彼得格勒苏维埃必须在一周内提出一项决定草案，规定对职员（所有与经济工作有关的职员）改行按营业额和利润分成的制度，如有亏损、办事不力和失职等情况，应予严惩，对贸易方面的质询必须在3—6小时内作出答复，违者至少监禁五年。
拨款10万金卢布作为对决定的最佳方案的奖金，这项奖金在该决定的成效经过一年的检验之后按收效的百分比发给（收效100％，奖给100％；收效1％，奖给1％）。
列宁
载于1942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4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425—426页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就民法典问题给亚·德·瞿鲁巴的信（1922年3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就民法典问题给亚·德·瞿鲁巴的信
1922年3月1日
瞿鲁巴同志：
关于民法典问题，我在看了主要条文以后，认为比较慎重和正确的做法是：
目前只限于郑重地宣布一下，而对法典本身还得更加细致地加工。
请您设法让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政治局通过此建议。[235]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列宁
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424页
注释：[235]列宁的这个建议由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22年3月2日通过。俄罗斯联邦民法典于1922年10月由第九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自1923年1月1日起生效。关于民法典问题，参看列宁1922年10月31日在第九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的讲话（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456。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对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的决定草案的意见（1922年2月28日和3月16日之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对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的决定草案的意见[231]
给约·维·斯大林的信
（1922年2月28日和3月16日之间）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草案）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
（1）
责成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对一切社会团体、私人团体、机关和企业的活动无例外地都进行监督，看它们是否履行对国家机关承担的义务。
（2）
为执行此项任务，授权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
（3）
1.对于以拨款、补贴和贷款方式由国家发放给上述团体、企业和机关的或根据与国家签订的合同而提供给它们的一切资金和物资，实行事后监督，并检查它们履行义务的一切活动……
致斯大林同志
不妥。
（1）不是“责成”，而是说明现行法律及其在某方面的欠缺。
（2）不仅从这个角度，还要从法制角度，从为新的法律收集材料的角度，以及从其他许多角度来看。
（3）不仅是“由国家发放的”。
要非常快！！
要再改写一遍。要考虑得极其周密。要写得非常详尽。要写得整个看起来不是一个新的法令，而是旧法令的说明和综合。由人民委员会通过，如有人不满，则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
快！快！！
请改写后将这份草案和新的草案一并送给我。
列宁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413—414页
注释：
[231]列宁对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任务的决定草案的意见，在这个决定最后审订时得到了考虑。列宁1922年2月14日、15日和28日给德·伊·库尔斯基的信和2月28日给斯大林的信以及2月15日在伊·吉·科布连茨的材料上和2月28日在瓦·伊·雅洪托夫的材料上的批语，也都谈到了由工农检查院监督私营企业的活动问题（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445。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给德·伊·库尔斯基的信并附对民法典草案的意见（1922年2月2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给德·伊·库尔斯基的信并附对民法典草案的意见
1922年2月28日
库尔斯基同志：
关于您2月23日对我的信［注：见本卷第424—429页。——编者注］的复信（第255号）。
我争取同您面谈，但不能保证，因为身体不好。
希望您根据我的信开过负责工作人员会议以后，把会议的实际结果写信告诉我。特别重要的是要实地检查一下：实际上做了些什么？实际上得到了什么结果？人民法院和革命法庭的成绩如何？对此如何估计和检查？
滥用新经济政策的案件审判了多少？
有罪判决有多少，判了什么刑罚（指总的情况而不是个别情况）？
如此等等。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宁
特别紧急和重要的是：
关于民法典，我不能去推敲各条的措辞。健康状况不许可。仅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1）司法人民委员应当紧紧盯住并亲自检查：民法典的每个重要部分都由谁负责。
（2）西欧各国文献中和经验中所有保护劳动人民利益的东西一定要吸收进来。
（3）但不能仅限于此（这是最重要的）。不要盲目地跟着外交人民委员部走。不要迎合“欧洲”，而要在加强国家对“私法关系”和民事案件的干预方面有所突破。究竟应当怎样做到这一点，我说不上来，因为我既不能研究问题，也不能钻研法典，即使个别法典也罢。但是应该做到这一点，这在我是很明确的。现在我们面临的危险是在这方面做得不够，而不是做“过了头”，这在我也是非常明确的。正是在热那亚会议召开以前，不能乱了步调，不能畏缩不前，不能放过扩大国家对“民事”关系的干预的任何一点可能。又及。
列宁
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411—412页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关于热那亚会议问题的建议（1922年2月2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关于热那亚会议问题的建议
给约·维·斯大林和列·波·加米涅夫的便条
（1922年2月25日）
1
致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同志
请就在这张便条上写上：
1.你们是否同意契切林的意见，把答应给的款项立即付给土耳其人？[229]
2.我看了契切林关于热那亚会议代表团主席团的建议。我坚决表示异议并坚持我原先的建议。[230]
请你们就在这张便条上写下你们对以上两点的意见，由秘书转交给我。
列宁
2
致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同志
今天我在报上看到意大利关于推迟召开热那亚会议的声明。
我坚决维护我昨天送去的建议：委托契切林尽快发出一份用词极其辛辣的照会，建议把会期就定在3月15日［注：见本卷第439—440页。——编者注］。照会发出以前，草稿送政治局委员审阅。
盼复（由秘书转）。
列宁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410页
注释：
[229]指根据条约应于1922年3月16日向土耳其付款一事。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2月27日通过了列宁关于按期付给土耳其款项的建议。——441。
[230]列宁原先的建议是指由政治局通过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出席热那亚会议的苏维埃代表团的任务的决定的第3条（见本卷第436页）。格·瓦·契切林的建议是：在列宁不能出席热那亚会议的情况下成立一个三人领导小组来行使代表团团长的权力。——441。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给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便条和关于致意大利照会的决定草案（1922年2月2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给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便条和关于致意大利照会的决定草案
（1922年2月24日）
致莫洛托夫同志并转政治局委员
依我看，在读过契切林、越飞、克拉辛和李维诺夫的便条以后，热那亚会议问题已经清楚了。
现提出一份决定草案。
设想：全体政治局委员试用书面方式达成一致意见。如果不行，就全体集中，单独（不带秘书）开一小时会。
然后同代表团一起开一两个小时的会，就了结了。
列宁
2月24日
建议作出如下决定：政治局委托契切林同志给意大利发一份照会，不妨长一些，要非常客气，但又要大加挖苦，说破坏首批“条件”之一即破坏3月8日开会的并不是我们，我们建议：（1）确认3月8日开会；（2）如果多数反对，我们就提出抗议，并建议3月15日开会。[228]
列宁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409页
注释：
[228]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当天通过了列宁的建议，并由格·瓦·契切林就热那亚会议召开的时间问题给意大利外交部长发了无线电报。——440。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俄共（布）中央关于出席热那亚会议的苏维埃代表团的任务的决定草案（1922年2月2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俄共（布）中央关于出席热那亚会议的苏维埃代表团的任务的决定草案[227]
（1922年2月24日）
仅供政治局委员传阅
中央委员会决定草案
1.中央认为，李维诺夫同志在提纲中对（出席热那亚会议的我方代表团）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的估计是正确的。
2.中央批准副团长契切林同志拥有代表团团长的全部权力。3.万一契切林同志生病或离开，其权力依次转交给以下两个三人小组之一：（一）李维诺夫、克拉辛、拉柯夫斯基；（二）李维诺夫、越飞、沃罗夫斯基。
4.关于承认戛纳条件问题，我方代表团应竭力回避。如果回避不成，如果直接向我们提出最后通牒，那就把克拉辛的方案提出来试一试：“所有国家都承认它们的国债，并负责赔偿由本国政府的行动造成的损失。”
如果这也不行，那就准备破裂，同时明确声明我们准备承认私人债务，但是我们不愿意躲躲闪闪，而要指出，我们认为这些债务，和我们的其他全部债务一样，已经被我们的反要求抵销了。我们不允许在我们与所有资产阶级国家之间有一个最高仲裁，因为争执是在两种不同的所有制之间进行的。
如果不得不破裂，也要十分明确地指出，破裂的根本的和唯一的原因是一小撮私人资本家如厄克特之流贪得无厌，而各国政府正在为他们效劳。
还可以对这些资本家作一个最大限度的让步：给他们优先承租权（即如果我们要把他们原有的产业全部或部分地按某种条件租让给某个人，那么，我们保证按同等条件优先租让给原先的所有者）。
5.考虑到资产者可能竭力不让我们充分阐述自己的纲领，我们必须努力做到，在第一次发言时就阐述纲领，即使不能充分阐述，也要讲一下，或者提一下，哪怕是点一下也好（随即公布较详尽的内容）。
6.我们的纲领应不隐瞒我们的共产主义观点，但只限于最一般地和扼要地提一提这些观点（比如用附属句的方式），并直率地声明，我们认为在这里宣传我们的观点是不适宜的，因为我们是来签订贸易协定，是来谋求同另一个阵营（资产阶级阵营）中的和平主义部分达成协议的。
我们应当把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式的以及诸如凯恩斯式的和平主义和半和平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看作并称作那一阵营的和平主义部分（或者另外再专门选一种客气的称呼）。
我们在热那亚的主要政治任务之一，如果不说是唯一的主要政治任务的话，就是把资产阶级阵营的这一翼从整个阵营中划出来，努力迎合这一翼，并且公开宣布，在我们看来，可以而且欢迎同他们签订贸易协定，甚至签定政治协定（把它当作资本主义向新制度和平演变的不多的机会之一。我们共产党人对此虽然不大相信，但是作为一个大国的代表，面对着跟自己敌对的占多数的其他大国，我们同意并认为有义务帮助试验一下）。
要想尽一切办法加强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一翼，哪怕能给这一翼在竞选中增添一线胜利的希望也好；这是第一；第二，分化在热那亚会议上彼此联合起来对付我们的资产阶级国家。这就是我们在热那亚会议上的双重政治任务。绝对不是充分阐述共产主义的观点。
7.尽一切努力详细阐述和广泛宣扬（如果不能通过发言，就通过报刊）在俄国和在欧洲恢复国民经济的计划，——按照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材料的精神并以这些材料为基础。
8.如果资产阶级阵营在热那亚会议上向我们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不得涉及和平主义问题，只谈狭窄的贸易问题，那么我们应当表示遗憾，但是应当接受这个最后通牒，并说明我们参加这个会议有两个目的：和平主义的目的和贸易的目的。现在只剩下一个目的了。
9.中央在把详细研究如何阐述和平主义纲领的任务交给代表团时，仅给予一般的指示：要尽量广泛地阐述这一纲领，以便加深国际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阵营同暴虐的资产阶级、侵略的资产阶级、反动的资产阶级的阵营之间的裂痕。
10.在贸易和租让问题上（包括借款问题）可以提出北方的森林等作为主要担保。我们不做有损我国权利的事。未经中央委员会来电特许，不得签署条约。
列宁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406—408页
注释：
[227]列宁的这个决定草案连同斯大林的两条补充意见一起由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22年2月28日通过。斯大林的补充意见是：“1.关于承认苏维埃政权的问题不在会议开始时，而在会议结束时（即在为达成经济协议作多种尝试以后）提出，并且也不要以此作为最后通牒；2.在会议上不要（象克拉辛那样）把中央消费合作总社、农业合作社等提出来作为俄国方面（订立协议）的主体，而要记住只有一个主体，这就是俄罗斯国家。”——436。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全会关于参加三个国际的代表会议的决议草案的意见（1922年2月2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全会关于参加三个国际的代表会议的决议草案的意见[225]
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信
（1922年2月23日）
致莫洛托夫同志
（并转政治局委员）
对于季诺维也夫送来的关于共产国际参加拟议中的世界所有工人政党的代表会议问题的决议草案，建议作如下修改：把“工人群众在存在着根本政治分歧的情况下仍有可能立即达到的行动上的一致”后边的几句话删去，直到“工人群众要求行动一致”这个短句为止。由这个短句开头的那一句改为：“觉悟的工人虽然深刻认识到这些政治上的分歧，但仍然同大多数工人一道，愿意并要求在亟待解决的、同工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实际问题上一致行动。任何一个真诚的人现在都不会怀疑这一点”，如此等等。
我要提的第二条修改意见是：对开头为“只要从议程上取消一切有争论的问题，而挑出无争论的问题”的那一句，修改补充如下：“只要把最有争论的问题在一段时间内搁置起来，而挑出最无争论的问题来，那么，双方，或者确切些说，参加代表会议的所有三个国际联合组织，自然可以指望他们的观点最终会取得胜利。”
我要提的最主要的修改意见是：删去把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领袖称作世界资产阶级走狗的那一段。这等于使用“公鹅”[226]这样的字眼。为了图痛快，把坏蛋们再臭骂一顿，却让极重要的实际工作去冒失败的危险，这是非常不明智的。对这些坏蛋，我们现在和将来都可以在别的场合骂上千百次。如果在扩大的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还有人不明白统一战线的策略将有助于我们打倒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领袖们，那么应当为这些人补办一些通俗的讲座。也许还必须为他们写一本特别通俗的小册子，并用外语出版，比方说，如果法国人还不能领悟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就用法语出版。最后，宁可使这个决议不是一致通过，而是多数票通过（我们以后会通过专门的、详尽的和通俗的讲解来帮助投反对票的人开窍），也不要为了几个犯政治幼稚病的人而冒毁掉重要的实际工作的危险，这些人明天会治好自己的幼稚病的。
列宁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404—405页
注释：
[225]列宁的修改意见于1922年2月23日由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全会于1922年2月21日—3月4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全会的有来自36个国家的105名代表。这次全会的中心议题是统一战线策略问题。此外，全会还听取了关于共产国际各支部状况的报告和其他报告。全会通过了关于为反对战争和消除战争危险而斗争的提纲、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提纲、关于统一战线策略的决定、关于共产国际参加拟议召开的三个国际代表会议的决议以及一系列其他文件。
列宁积极参加了全会的筹备工作，制定了共产国际代表团参加三个国际代表会议的策略（见本卷第402—403页），但是因病未能出席全会。——434。
[226]公鹅在俄语中是骂人的话，意为狂妄自大的蠢人。——435。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关于批准拉姆津教授出国治疗的建议（1922年2月2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关于批准拉姆津教授出国治疗的建议[224]
（1922年2月23日）
致莫洛托夫同志
我在最近一次会议记录中看到，政治局否决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发给拉姆津教授出国费用的申请。我认为绝对有必要建议改变这个决定，批准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申请。拉姆津是俄国优秀的燃料专家。关于他的工作，我不仅从书籍里，而且从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斯米尔加的报告里知道得很详细。顺便说一下，斯米尔加曾私下告诉我，当他们一起到巴库去的时候，拉姆津把许多出色的专家表示要怠工的事告诉了斯米尔加。所有这些事实加在一起使我毫不怀疑：第一，拉姆津是热工学这门专业最出色的学者，在基尔什之后，我国还没有这方面的人才，而热工学对整个国民经济有巨大意义；第二，他是一位绝对真诚地为苏维埃政权效力的人。他的病很重，依我看，舍不得花钱迅速彻底地为他治疗，不仅是错误，而且是犯罪。
建议政治局通过下述决议：完全批准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发给拉姆津教授出国治疗和进行油田谈判的费用的申请，并责成克列斯廷斯基在收到柏林医生的答复后立即报告这一笔款子对于彻底治疗是否够用。
列宁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402—403页
注释：
[224]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22年2月23日批准了列宁的建议，并于3月30日通过了为列·康·拉姆津出国追加拨款的决定。——432。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就俄罗斯联邦民法典问题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1922年2月2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就俄罗斯联邦民法典问题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
（1922年2月22日）
致莫洛托夫同志并转政治局委员
请注意，据哥尔布诺夫同志告诉我，昨天在人民委员会里把民法典弄得糟透了。我在给库尔斯基的信［注：见本卷第424—429页。——编者注］中提出的那些警告，实际上没有引起重视。责成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按照我给库尔斯基的信中提出的意见的精神对此事加以研究。在没有连同我的初步意见再次提交政治局以前，无论如何不予批准。立即成立一个由三名确能正确理解这项工作并提出必要的修改和补充的法学家组成的委员会。委托该委员会在短期内向政治局提出修改和补充草案。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定为：研究如何能够对一切私营企业无例外地都进行监督（事后监督），并废除一切与法律条文和工农劳动群众利益相抵触的合同和私人契约，从这一方面来充分保障无产阶级国家的利益。不要盲目抄袭资产阶级民法，而要按我们的法律的精神对它作一系列的限制，但不得妨碍经济或商业工作。
列宁
1922年2月22日
载于1937年《布尔什维克》杂志第2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401页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关于司法人民委员部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任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关于司法人民委员部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任务[223]
给德·伊·库尔斯基的信
抄送：（1）莫洛托夫并转政治局委员
（2）亚·德·瞿鲁巴
（3）李可夫（等他来到后）
（4）叶努基泽同志并转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请特别注意：不得复制，传阅时必须签字，不得外传，不得泄露给敌人。
1922年2月20日
库尔斯基同志：
司法人民委员部的工作看来还完全不适应新经济政策。
以前，苏维埃政权的战斗机关主要是陆军人民委员部和全俄肃反委员会。现在战斗性特别强的职能则由司法人民委员部承担。遗憾的是，看不出司法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和主要工作人员已经理解了这一点。
加紧惩治苏维埃政权的政治敌人和资产阶级代理人（特别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由革命法庭和人民法院采取最迅速、最符合革命要求的方式加以惩治；在莫斯科、彼得格勒、哈尔科夫和其他一些最重要的中心城市必须安排一批示范性审判（在从速从严惩治方面，在法院和报刊向人民群众说明这些审判的意义方面作出示范）；通过党对人民审判员和革命法庭成员施加影响，以改进审判工作和加紧惩治；——这一切应当经常地、坚持不懈地进行，并且必须执行汇报制度（汇报要简明扼要，用电报文体，但要实事求是，准确无误，并且一定要用统计数字说明司法人民委员部怎样惩办和怎样学习惩办在我们队伍中占多数的、只会讲空话和摆架子而不会工作的“共产主义”坏蛋）。
司法人民委员部在保证新经济政策实施方面的战斗职能同样重要，因而它在这方面的软弱无能和精神不振更加令人愤慨。现在看不出他们已经理解到：我们过去承认和今后也要承认的只是国家资本主义，而国家就是我们，就是我们有觉悟的工人，就是我们共产党员。因此，应当认为有些共产党员是毫无用处的共产党员，他们不象我们那样理解国家概念和国家任务，根本不理解自己的任务是限制、制止、监督、当场抓住犯罪行办，是狠狠地惩办任何超越国家资本主义范围的资本主义。
在这方面，正是司法人民委员部和人民法院肩负着战斗性特别强、责任特别重大的任务。然而看不出他们对此有所理解。报纸上对滥用新经济政策的现象议论纷纷。这种现象多不胜数。
可是，对惩办滥用新经济政策的坏蛋的示范性审判，什么地方有过议论呢？没有，因为并没有进行过这类审判。司法人民委员部“忘记了”：这是它的事情；没有能督促、推动、整顿人民法院的工作，没有能教会它们无情地（直至枪决）和迅速地惩办滥用新经济政策的人，而这正是司法人民委员部的职责。它要对此负责。在这方面一点也看不到司法人民委员部的生气勃勃的工作，因为它根本没有这样做。
审判的教育意义是巨大的。我们是否关心过这件事呢？是否考虑过实际效果呢？没有，而这却是整个司法工作的起码常识。
对共产党员的惩办应比对非党人员加倍严厉，这同样是起码常识，而司法人民委员部对此同样漠不关心。
沙皇时代是根据胜诉的百分比来撤换或提升检察官的。我们从沙皇俄国学到了最坏的东西，也就是简直要把我们窒息死的官僚主义和奥勃洛摩夫习气，可是高明的东西却没有学到手。对司法人民委员部的每一个部务委员和每一个工作人员进行鉴定应当依据他的履历，先问问他：在你监禁的共产党员中有几个判刑比犯同样过失的非党人员更重？你监禁了多少个犯有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罪过的官僚主义者？你把多少个滥用新经济政策的商人判处了枪决，或者处以其他并非儿戏的（象在莫斯科在司法人民委员部鼻子底下经常发生的那样）惩罚？你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吗？——那就是说你是个不干正事的人，这种人由于“共产党员的空谈”和“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应当驱逐出党。
目前正在制定新的民法。司法人民委员部在“随波逐流”，这种情况我看得出来。可是它是应当同潮流作斗争的。不要因袭（确切点说，不要被那些昏庸的资产阶级旧法学家所愚弄，他们总是因袭）陈旧的、资产阶级的民法概念，而要创造新的。不要受“因职责关系”沿用“适合欧洲”的行动方式的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影响，而要同这种行动方式作斗争，制定新的民法，确定对“私人”契约的新的态度，等等。我们不承认任何“私人”性质的东西，在我们看来，经济领域中的一切都属于公法范畴，而不是什么私人性质的东西。我们容许的资本主义只是国家资本主义，而国家，如上所述，就是我们。因此必须：对“私法”关系更广泛地运用国家干预；扩大国家废除“私人”契约的权力；不是把罗马法典，而是把我们的革命的法律意识运用到“民事法律关系”上去；通过一批示范性审判来经常地、坚持不懈地表明应当怎样动脑筋、花力气做这件事；通过党来抨击和撤换那些不学习这个本事和不愿理解这一点的革命法庭成员和人民审判员。
如果司法人民委员部不立即振作起来，不立即全力以赴地承担起战斗任务，走上新的轨道，就会在热那亚会议面前（也在全世界面前）声誉扫地。
建议您：
1.向司法人民委员部全体部务委员宣读我的信：
2.召集100—200名从事民法、刑法和国家法实际工作的人，都要共产党员，向他们宣读我的信；
3.禁止乱谈此事（此信），违者给予党纪处分，因为向敌人泄露我们的战略是愚蠢的；
4.让一些在法院和司法人民委员部工作的、完全同意本信精神的共产党员就这些问题在报刊上发表一些文章，作一些公开的专题报告；
5.组织全体部务委员（尽可能也包括在司法人民委员部系统担任重要职务的其他共产党员）分工负责：
（1）新民法的各个部分（这是特别重要和最为重要的）
（2）刑法的各个部分
（3）国家法
和政治法的各个部分｝迫切性稍小
（4）在上述中心城市安排和进行若干有声势的、有教育意义的示范性审判
（5）对人民法院和革命法庭进行切实有效的而不是有名无实的监督，使它们真正能够既对苏维埃政权的政治敌人加紧惩治（如果不加紧惩治，司法人民委员部就是头号罪犯），也对滥用新经济政策的人加紧惩治。
做生意吧，发财吧！我们允许你这样做，但是我们将加倍严格地要求你做老实人，呈送真实准确的表报，不仅要认真对待我们共产主法律的条文，而且要认真对待它的精神，不得有一丝一毫违背我们的法律，——这些就应当是司法人民委员部在新经济政策方面的基本准则。如果司法人民委员部不能够使我们这里的资主义成为“训练有素的”、“循规蹈矩的”资主义，如果司法人民委员部不能用一批示范性审判证明它善于抓住违反以上规定的行为，并且不是用罚款一两亿这样一种蠢得丢人的“共产党员的愚笨”办法，而是用判处枪决的办法来进行惩办，那么，司法人民委员部就毫不中用，那时我就认为自己有责任要求中央撤换司法人民委员部的负责工作人员。
司法人民委员部全体部务委员按上述任务分工的情况，请尽快通知我，使我能十分准确地知道（除人民委员负责全盘工作外）究竟是谁负责民法（其次是刑法等等）的某某部分，谁负责进行示范性审判（每一个部务委员都应当通过安排和进行若干示范性审判来显显身手），谁负责切实监督某个省或莫斯科某个区的革命法庭和人民法院以及法院侦查人员等等的工作。
不是把“各部分”分隔开来，也不是就此采取官僚主义的不闻不问态度，而是要使每一个参加部务委员会的共产党员都亲自负责某一项生动的革命工作，——这就是人民委员应当做到而且应当证明他能够做到的事。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附言：在报刊上丝毫不得提到我的信。谁要愿意，可以用自己的名义发表文章，不要提到我，而且要多举一些具体材料！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396—400页
注释：
[223]《列宁全集》俄文第2、3、4版只收载了这封信的一部分，标题是《给德·伊·库尔斯基的便条》。该书俄文第5版发表的是全文。——424。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关于对沙季洛沃燕麦托拉斯贷款问题（1922年2月1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关于对沙季洛沃燕麦托拉斯贷款问题[222]
给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信（1922年2月17日）
致莫洛托夫同志并转政治局委员
抄送：奥新斯基同志
奥新斯基同志写信给我说，政治局将取消在原来的预算外追加的一切贷款，其中也包括对沙季洛沃燕麦托拉斯的贷款。我曾多少过问过这件事，必须说，就我所知，这件事非常重要，无论如何要作为特殊情况给予扶持。遗憾的是，奥新斯基没有举出这笔贷款的数额。请您让奥新斯基、索柯里尼柯夫和瞿鲁巴在明晨以前就此事写几行简要的汇报，并于明天在政治局里再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如果瞿鲁巴和索柯里尼柯夫两位同志提供的材料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就请奥新斯基来参加会议。
列宁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395页
注释：
[222]根据列宁的建议，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22年2月18日重新研究了给国营种子基地（即沙季洛沃燕麦托拉斯）长期贷款的问题，通过了在财政上支持该托拉斯的决议。3月4日，政治局又通过决定，责成财政人民委员部将供国营种子基地使用的资金拨付农业人民委员部。
沙季洛沃燕麦托拉斯是在1896年创立的沙季洛沃农业试验站的基础上建立的，现称奥廖尔国营农业试验站。——423。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就热那亚会议问题给格·瓦·契切林的信（1922年2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就热那亚会议问题给格·瓦·契切林的信
1922年2月15日
契切林同志：
克拉辛2月13日的来电（收文ｃ字第1466号）引用劳合－乔治的话说：“如果苏维埃政府拒绝承认戛纳决议，整个会议就受到破裂的威胁，至少也会使彭加勒更有借口退出……”
这种说法“威胁”多于实言！
要知道，据我国报纸报道，所有的英国报刊都曾多次声称，过去和现在都没有要求以承认戛纳条件作为被邀参加热那亚会议的先决条件，并说法国人持相反意见是不对的。
为了准确地和正式地核实事实，必须把全部资料收集起来。
我认为有三个事实是无可争辩的：
（1）在邀请我们时，并没有要求明确地、正式地声明我们承认戛纳条件。
（2）我们在答复中没有作这样的声明，而他们并没有通知我们说我们的答复不完满。
（3）英国所有的资产阶级报刊在同法国人争论时都承认无需以承认戛纳条件作为先决条件。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宁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394页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关于俄共（布）中央统计处和登记分配处的工作问题（给维·米·莫洛托夫的信）（1922年2月1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关于俄共（布）中央统计处和登记分配处的工作问题
给维·米·莫洛托夫的信
1922年2月14日
莫洛托夫同志：
在填了最近一次俄共党员统计[221]的调查表即登记表以后，我确信中央委员会的统计工作（大概还有整个登记分配工作）搞得很糟。
或者在您那里主管统计工作的是个蠢货，或者在这两个“处”里（如果这两个中央机关是这样叫的话）是一些蠢货和书呆子占据重要岗位，而您显然又没有时间去管他们。
1.应当撤掉统计处处长的职务。
2.应当彻底整顿这个处和登记分配处。
否则，我们本身（“在同官僚主义作斗争时……”）就是在自己的鼻子底下制造最可耻而又最愚蠢的官僚主义。
中央委员会拥有巨大的权力，具有极大的潜力。我们负责分配20—40万党的工作人员的工作，并且通过他们来分配千百万非党人员的工作。
可是这个宏伟的共产主义事业却被死气沉沉的官僚主义彻底败坏了！
党员统计工作必须在一个月内全部结束。
统计材料的整理工作要尽量抓紧，也在一个月内结束。
然后，把中央统计处十分之九的人员以及中央登记分配处同样多的人员解除职务，并着手重建这两个处。
您自己应当摆脱琐碎事务（把它们交给助手和助手的助手去办），全力去抓政治书记的工作，并负责指导组织、登记等工作。
对“负责工作人员”不是进行过统计吗？显然，结果同样等于零，也许比零更坏，结果是负数。
请写个条子给我，或者打个电话来，让我们比较详细地谈谈这个问题。
需要的是几百张（在开始的时候）党的最重要的工作人员的登记卡，按宣传员、行政管理人员、鼓动员、教员等分类，并附有某某人（4—6人）对他们的工作（比方说，担任最后5项职务期间）的鉴定。可是我们却去追求几万几十万张卡片，尽搞些官僚主义的琐碎事务，而不学习怎样分配人员。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宁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392—393页
注释：
[221]指1922年初进行的俄共（布）党员全国统计。统计的目的是全面查明党的成分和确切计算党员人数。莫斯科的统计是从1922年2月6日开始的。列宁填的俄共（布）党员全国统计调查表见本卷《附录》（第536—541页）。
信中提到的对负责工作人员的统计是在1921年7月进行的，目的是确切了解各省会和县城党的领导层的数量构成和质量构成、负责工作人员的地区分布和对他们的使用是否合理。——419。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在尼·列·美舍利亚科夫信上作的批注和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草案（1922年2月1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在尼·列·美舍利亚科夫信上作的批注和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草案
（1922年2月14日）
？？
……现在谈谈《合作事业报》。
（1）完全由共产党员组成的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理事会说，这份报纸是需要的，这样，合作社就能完成艰巨的、新的组织工作，完成要它经商的任务。
（2）组成报纸编辑部的全是共产党员：我、萨拉比亚诺夫、施韦佐夫、库图佐夫－伊利姆斯基等。
？？
（3）西方合作社工作者代表团已启程来俄国。报纸停办会被旧的合作社工作者所利用，并给合作社工作造成困难。
哈——哈！！
（4）报纸停办会被热那亚会议所利用。
（5）到现在为止报上还没有出现过任何与苏维埃政权或共产主义唱反调的东西……
尼·美舍利亚科夫
1922年2月11日
致莫洛托夫同志并转政治局
鉴于美舍利亚科夫同志的理由显然站不住脚，我建议：
（1）委托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理事会把《合作事业报》由日报改为周刊；
（2）把腾出来的人力和资金全部用来改进总社的工作——检查和帮助地方合作社发展正当的商业；
（3）关于第2条的执行情况每月向政治局汇报一次；
（4）加强《经济生活报》的撰稿工作[220]。
列宁
2月14日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390—391页
注释：
[220]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在1922年2月15日的会议上研究了列宁的建议，决定要《合作事业报》编辑部在三日内提出书面报告，说明出版该报的理由、报纸性质、编辑部的组成和撰稿人员的队伍。2月22日，政治局再次研究了这个问题，决定该报推迟两周停刊。问题到5月份得到最后解决：《合作事业报》改为周刊。——418。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关于加强格鲁吉亚红军问题（1922年2月1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关于加强格鲁吉亚红军问题[218]
给格·康·奥尔忠尼启则同志的信
（1922年2月13日）
谢尔戈同志：
在格鲁吉亚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通过一项必须加强格鲁吉亚红军的决定并真正付诸实现，是绝对必要的。
如果农民反对，那至少也要通过一个哪怕是极笼统的决定，承认“必须加强格鲁吉亚红军的必要性，号召一切政权机关和全体劳动群众来做这项工作”，如此等等。
但在行动上无论如何要立刻发展和加强格鲁吉亚红军。开始时只有一个旅也行，甚至再少一点也可以。要有2000—3000红军学员，其中1500人是共产党员，一旦需要就可以把这些学员（作为干部）扩编成一支军队，——这是绝对必要的。
有关执行这一任务的军事技术方法，斯大林也许会作详细的补充[219]。
我只谈问题的政治方面：谁不执行这项任务，我们就坚决把他开除出党。这里是不能开玩笑的。这在政治上是绝对必要的。这件事您本人和整个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要对全党负责。
盼复。
您的列宁
2月13日
这封信既是给谢尔戈同志，也是给格鲁吉亚共产党全体中央委员的。
载于1925年马·德·奥拉赫拉什维利《列宁和外高加索联邦（材料汇编）》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388—389页
注释：
[218]列宁的这封信是在帝国主义报刊伙同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的领袖以及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掀起了反对苏维埃共和国的诽谤运动并要求红军撤出格鲁吉亚的形势下写的。在列宁写了这封信以后，格鲁吉亚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2月25日—3月3日）通过了《关于红军》的呼吁书，把加强格鲁吉亚红军现有的核心作为一项基本任务，并请求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不要把红军撤出格鲁吉亚。
2月25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也通过了列宁关于加强格鲁吉亚红军的建议。——415。
[219]斯大林在这封信上写了如下附言：“对列宁同志所说的，我没什么补充。我想，谢尔戈和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会充分理解列宁同志所提出的措施的必要性。至于‘军事技术’方面的问题，你们比我和其他莫斯科同志知道得更清楚。”——415。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的两项建议（1922年2月1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的两项建议
给维·米·莫洛托夫的便条
（1922年2月11日）
莫洛托夫同志：
请把下列两项建议提交政治局在电话中表决：
（1）在政治局根据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的最终结算作出新的决定以前，暂不公布政治局关于统一的粮食税额的决定。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昨天向我大诉其苦，说他们进行这项结算的工作量很大，他说甚至不听取一下他的意见就突然中断了这项工作。我请求给他三四天时间，在这以前不要发表。）
（2）停止出版《合作事业报》[217]。关于材料的使用问题同《经济生活报》协商解决。
列宁
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387页
注释：
[217]《合作事业报》（《КооперативноеДепо》）是苏俄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的机关报，有关社会经济、合作社和商业的专业日报。1922年2月1日创刊，同年5月中旬改组为周刊。主编是尼·列·美舍利亚科夫。
2月9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审议了列宁关于停办《合作事业报》的建议。由于美舍利亚科夫没有出席，会议决定推迟解决这个问题（见本卷第417—418页）。——414。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就俄共（布）中央给出席热那亚会议的苏维埃代表团的指示给格·瓦·契切林的信（2月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就俄共（布）中央给出席热那亚会议的苏维埃代表团的指示给格·瓦·契切林的信[216]
2月7日
契切林同志：
您所作的大量推测，依我看，根本上都是不正确的，并且可以说都是由于热中论战而引起的。
指示中并没有说，无论对方提什么要求我们都决不以任何形式提出我们的反要求。
代表团团长（这次也包括副团长）的权力看来非常大，几乎相当于专制君主的权力。
您的（特别是克拉辛的）信表现出（确切点说，曾经表现出）惊慌失措。这比什么都危险。我们丝毫不怕破裂，因为明天我们会有一个更有利的会议。孤立、封锁现在吓不倒我们，武装干涉也如此。
我们要提出一个内容广泛的议程，要暗示我们有自己的包含有许多一般性措施的“治标”纲领。
他们若是拒绝呢？
听便！（一有机会我们就用代表团某个团员的名义发表我们的内容广泛的纲领。这个团员甚至可以辞职——当然，要取得中央的同意。）
如果你们不喜欢内容广泛的纲领，那我们就提出窄一些的：我们也可以采用分期付款的办法！
我们甚至同意内容极为狭窄的纲领，只是决不接受任何对我们不利的东西。我们决不屈服于最后通牒。如果你们只愿意“做生意”，那就来吧！但是，没有看到的货色我们是不买的，而且不把“要价”一分一厘都算清楚我们也决不成交。
我要讲的就是这些。
应当把我们的大炮全部准备好、部署好，至于哪些用来示威，哪些用来开火，以及在什么时候开火，我们随时都来得及作出决定。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宁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385—386页
注释：
[216]这是列宁给格·瓦·契切林的回信。契切林在来信中对热那亚会议能否成功和会上同资本主义集团能否达成协议流露了种种的担心。——412。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俄共（布）中央给出席热那亚会议的苏维埃代表团的指示草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俄共（布）中央给出席热那亚会议的苏维埃代表团的指示草案[215]
现提出中央的指示草案如下：
在批准专家名单以前，中央建议列入名单的人员在一周内拟出整个热那亚会议的纲领和策略的提要（按本人的专长分题）。所有人民委员必须在两天内给自己推荐的专家作出书面鉴定和担保。如果专家在欧洲出丑，他们和人民委员都要承担责任。
作为对关于热那亚会议的指示的阐述和补充，我提出下列各点：
1.中央不事先规定我们代表团采取相应行动的形式和时间，但它认为代表团绝对必须就所有根本性问题阐述全面、独立、完整的纲领。
2.这个纲领应当是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但是，我们代表团要及时地、明确地声明，我们之所以在这里不提出唯一符合我们观点的共产主义纲领（扼要说明是怎样的纲领），是因为我们希望提请持有完全不同的立场的其他代表团注意，在英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里，一些具有资产阶级观点的人已经就部分问题提出了许多治标的办法和改良主义性质的措施。在一定条件下，这种治标的纲领总还能够缓和一下当前的严重局势的（要确有把握地摆脱这种局势，只有同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一切原则彻底决裂）。
3.这个纲领的要点大致如下：
（1）废除一切债务；
（2）把“爱尔兰式的”解决办法应用于一切殖民地、附属国和附属民族；
（3）彻底修改凡尔赛条约；
（4）对于那些受战争破坏最严重、自力振兴的条件最差但又可能提供大宗粮食和原料因而对世界经济至关重要的国家，按优惠条件给予贷款；
（5）为一些国家的货币制度规定统一的国际金单位，并规定这种金单位的实施办法；
（6）协调一些国家制止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的措施（举出其中几条）；
（7）协调一些国家克服燃料危机的措施，以及在统一规划的电气化基础上最合理、最节约地利用能源的措施；
（8）同样，为了能保证原料和粮食的运输，对于改组和改善国际运输业的最迫切的措施也要进行协调。
如此等等。
4.这样的纲领应在发言中加以阐发，如不可能，则用三四种欧洲文字印发给代表和报界（即使是提纲挈领式的也好）。（无论如何要印出来。）
5.只有那些能够阐发、论证、捍卫（从某一方面）这样的纲领并证明确实具有这种能力的人才允许担任专家。专家应当用自己的名义向欧洲发表自己的纲要和提纲。（（对这样的纲领将会有不同的反响：第三国际的报刊会说，这种“说服”的尝试是无害的，但也几乎是无益的，因为需要的是革命；——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报刊则会说，那我们就拭目以待，看他们要说些什么吧。））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382—384页
注释：
[215]写在这个文件里的中央委员会给出席热那亚会议代表团的补充指示，于1922年2月8日由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409。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关于登载介绍帕尔乌斯小册子的电讯（1922年2—3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关于登载介绍帕尔乌斯小册子的电讯
（1922年2—3月）
1致莫洛托夫同志（并转政治局委员）
（2月4日）
建议追查是谁最近在报上登载了介绍帕尔乌斯作品的电讯[214]。
在查明责任者之后，建议给予罗斯塔社该部负责人以严重警告处分，并撤掉负有直接责任的记者的职务，因为只有十足的笨蛋或白卫分子才会把我们的报纸变成替帕尔乌斯这样的恶棍作广告的工具。
列宁
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381页
2在格·瓦·契切林来信上写给尼·彼·哥尔布诺夫的批示
（2月27日）
这里有替帕尔乌斯宣传的内容吗？有还是没有？
哥尔布诺夫同志：
对刊登这份电讯的人应给予处分。请弄清是谁的责任并告诉我（请将政治局决定草案给我）。
列宁
2月27日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8卷第416页
3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
（3月11日）
确认登载这样的电讯是不恰当的，因为它起着替帕尔乌斯作广告的作用。各党报和苏维埃报纸的编辑部今后不得再刊登这样的电讯。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381页
注释：
[214]1922年2月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登了一条发自华沙的电讯，介绍亚·李·帕尔乌斯的小册子《挽救经济的道路》，而没有看到这本小册子是为德帝国主义侵略东欧、对苏维埃俄国各族人民进行殖民奴役的计划辩护的。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2月8日通过了列宁的建议；经过调查后又于3月11日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决定（见本卷第407—408页）。——406。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热那亚会议的决定草案（1922年2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热那亚会议的决定草案
（1922年2月4日）
致莫洛托夫同志（并转政治局委员）
请注意《路标转换》[213]第13期上Ю·克柳奇尼科夫写的《热那亚会议》一文。我建议：
1.同我代表团团员共同讨论一下吸收克柳奇尼科夫担任专家的问题。
2.责成整个代表团设法在我们的报刊上发表几篇与克柳奇尼科夫的文章同一主题的文章，只是要写得更详细、更周密，把问题阐述得透彻而全面。
3.责成每一个希望作为专家出国或我们打算指定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在十天内从他所选定的专业的角度，撰写出一篇详细阐明俄国对外关系问题的文章。其中那些没有任何保密性的文章（或文章的某些章节）应立即在我们的报刊上发表。
4.责成契切林和李维诺夫在一星期后把按照第一、二两点分配文章题目的情况和作者姓名报告政治局。
列宁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380页
注释：
[213]《路标转换》杂志（《СменаВех》）是侨居国外的一个立宪民主党人－十月党人集团主办的周刊，于1921年10月-1922年3月在巴黎出版。这个集团还于1921年7月在布拉格出版了《路标转换》文集。围绕文集和杂志形成了一个俄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社会政治派别--路标转换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Ю.B.克柳奇尼科夫、尼·瓦·乌斯特里亚洛夫、C.C.卢基亚诺去、亚·弗·博勃里舍夫－普希金、C.C.查霍金、尤·尼·波捷欣等。路标转换派的社会基础是资本主义因素由于实行新经济政策而在苏维埃共和国有了某种程度的复活。路标转换派分子把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看作是苏维埃政权向恢复资本主义方面的演变，指望苏维埃国家会蜕化为资产阶级国家。他们号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苏维埃政权合作，并曾协助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人物返回祖国。
俄共（布）第十二次全国代表会议（1922年8月）在《关于反苏维埃的党派的决议》里指出：“所谓路标转换派迄今起了而且还有可能起到客观的进步作用。这一派别过去和现在都团结着那些同苏维埃政权‘和解’并准备同它一起复兴祖国的侨民和俄国知识分子集团，就这一点来说，路标转换派过去和现在都是值得欢迎的。但同时一分钟也不能忘记，在路标转换派中资产阶级复辟的倾向也是很强烈的，路标转换派分子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同样希望在经济上让步之后在政治上也会有向资产阶级民主方面的让步等等。”（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237—238页）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对路标转换派作过评论（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俄共（布）揭露路标转换派的阶级实质，同时也利用这一派别，以便把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吸引到自己方面来。——405。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关于反对战争的问题（1922年2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关于反对战争的问题
（1922年2月4日）
致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和莫洛托夫同志（并转政治局委员）
昨天登载的来自汉诺威的消息说，国际五金工人联合会把反对战争的向题提上议事日程，而且通过了用罢工来回答战争的决议。[212]鉴于这种情况，我提出以下建议：
1.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刊登一些文章，追述一下巴塞尔宣言的遭遇，并且详细说明五金工人在重干极其幼稚的蠢事，即背叛社会主义的行径。
2.在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提出反对战争的问题，并通过详尽的决议，说明只有预先就有准备、久经考验并有严密的秘密组织的革命政党，才能有效地进行反战斗争，而且斗争的方法不是组织反战罢工，而是在交战的军队中建立革命支部，使它们作好进行革命的准备。
列宁
载于1929年1月20日《真理报》第17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379页
注释：
[212]指1922年2月3日《真理报》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发表的下面一条消息：“汉诺威1月31日电。国际五金工人联合会向筹备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定于4月21日在罗马开幕）的委员会提出了一项建议：一旦发生战争，有组织的工人群众立即宣布总罢工。五金工人联合会已选出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大力宣传自己的建议。”这一决定是在维也纳举行的国际五金工人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作出的。国际五金工人联合会追随改良主义的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404。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关于参加三个国际的代表会议问题（1922年2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关于参加三个国际的代表会议问题
给尼·伊·布哈林和格·叶·季诺维也夫的信
（1922年2月1日）
致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
要事先考虑好，究竟由哪些口齿特别锋利的人代表共产国际去出席同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举行的代表会议[211]。还要事先考虑好这次会上的策略和战略的基本问题。
会上要讨论的问题清单应事先考虑好，并且一定要同参加会议的每一方磋商拟定。就我们方面来说，我们列入这个清单的，应当只是一些直接涉及工人群众如何采取实际共同行动的问题，而且是当事三方每一方报刊的正式声明中都认为没有争议的问题。我们必须详尽论证，为什么为了统一战线我们只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黄色分子先生们提出诸如对孟什维克的态度、格鲁吉亚问题等等有争议的政治问题，我们则应采取这样的策略：（1）声明问题清单须经与会三方一致同意才能确定；（2）声明我们提出自己的问题清单时，出发点仅仅是使工人群众在行动上达到即使在目前政治上存在着根本分歧的情况下也可以立即达到的一致；（3）声明我们完全同意提出关于对孟什维克的态度问题、关于格鲁吉亚的问题，以及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提出的任何其他问题，但必须有一个条件，即他们同意提出下列问题：（1）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对待巴塞尔宣言的叛徒立场；（2）这些党派通过它们所支持的资产阶级政府参与杀害卢森堡、李卜克内西和德国其他共产党人的事件；（3）这些党派对待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所支持的资产阶级政党在殖民地杀害革命者的叛徒立场，等等。这些问题和诸如此类问题的清单我们应当事先准备好，还应当对其中一些极其重要的问题事先准备好提纲和发言人。
我们必须找机会正式声明，在我们看来，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不过是参与同全世界反革命资产阶级结成联盟但并非始终如一而在动摇不定的组织，而我们来商讨统一战线问题，是为了在群众的直接行动中达到可能达到的实际的一致和为了揭露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整个立场在政治上是错误的，正如他们（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来同我们开会是为了使群众在直接行动上达到实际的一致和为了从政治上揭露我们的立场是错误的一样。
列宁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377—378页
注释：
[211]指当时正在筹划的三个国际（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和第三国际）的代表会议。
1922年1月19日，第二半国际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出建议：在1922年春召开所有无产阶级政党的国际代表会议，以研究欧洲的经济状况和工人阶级反对反动势力进攻的行动问题。为了讨论召开这个会议的问题，三个国际的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于1922年4月2—5日在柏林举行了联席会议。三个国际的执行委员会各派10名正式代表和若干名列席代表参加会议，不属任何国际的意大利社会党的代表也参加了会议。
在这个会议上，共产国际代表团提议将来召开的国际代表会议应有所有无产阶级工会组织和无产阶级政党的代表参加，并且只讨论与工人群众共同的直接实际行动有关的问题，即：防御资本进攻，向反动势力作斗争，反对准备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帮助苏维埃俄国进行恢复工作，凡尔赛条约与被破坏地区的恢复工作。第二国际的代表在第二半国际代表团的实际支持下提出了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三个先决条件，要求第三国际接受。这三个条件是：共产党不在群众性的工人组织中建立支部；从三个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中指定一个委员会，对格鲁吉亚以及其他处境相似的国家的情况进行调查，以求在各个社会主义政党之间达成协议；释放政治犯，在社会主义国际监督下由公正的法庭对那些受到刑事控告的人进行审判，并允许被告有辩护权。共产国际代表团为了在统一行动方面取得协议，在对方没有作出任何让步的情况下作了一系列重大的让步：允许即将受审的47名社会革命党人选聘任何辩护人；不对任何被告判处死刑；三个执行委员会的代表都可以出席旁听，并可以作速记记录以便向它们所属的各政党汇报。列宁在《我们付的代价太大了》一文中批评了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做法（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
会议通过了《联合宣言》，认为可以召开联席会议，以便为执行一定的具体任务而共同行动。宣言号召全体劳动群众在热那亚会议期间举行群众性的示威，口号是：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反对失业现象，无产阶级采取反对资本进攻的联合行动，捍卫俄国革命，救济俄国饥民，争取各国恢复同苏维埃俄国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在各国和国际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会议成立了由9人（三个国际各派3名代表）组成的筹备委员会，为以后的代表会议和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作准备工作。但是，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改良主义首领抵制并破坏工人阶级的统一斗争，他们于5月21日通过决议，准备在海牙召开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际大会。共产国际代表团因此于5月23日宣布退出柏林九人筹备委员会。——402。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给热那亚会议代表团副团长和全体团员的指示草案（1922年2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给热那亚会议代表团副团长和全体团员的指示草案
1922年2月1日
致莫洛托夫同志并转政治局委员
建议批准给然那亚会议[209]代表团副团长和全体团员的如下指示：
1.全体团员一般都必须对会议将要提出和可能出现的所有政治问题和财政问题作好准备。此外，每一个团员还必须分别就某个极其重要的外交问题和某个极其重要的财政问题作专门的特别详细而周密的准备。
由契切林和李维诺夫负责将这类问题分配给全体团员（象鲁祖塔克这样有病的人等等除外）。
2.每一个团员，在2月22日（同中央政治局）开会前，都必须就外交和财政方面所有重大问题写出阐述我们的观点和政策的非常简短的提要（最多两三页，用电报文体）。
3.契切林和李维诺夫应负责事先收集好各种文字的全部有关资料以及俄文的系统的文件汇编，并发给团员。
4.鉴于财政问题特别重要又特别困难，契切林和李维诺夫应同财政人民委员部、国家计划委员会、亚·德·瞿鲁巴商定财政问题专家的名单和专家分工的计划。限期一周。
5.全体团员必须非常熟悉凯恩斯的书（《和约的经济后果》）以及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的有关书籍和书籍的有关章节（如兰辛论战争和1918年和约的“帝国主义”性质等）。应当这样准备：在发言和声明中简要阐述共产主义的观点时要附带说明，虽然我是共产党人，持有某种某种共产主义观点，但我愿意为在座的听众引用一些非共产党人的话，并按照资产阶级的观点提出废除一切债务的必要性等问题（见第6条和第7条）。
6.我国代表在会上的发言和声明一共多少次应事先计算好，不论会议的进展和结局如何，甚至在会议很快破裂的情况下（当然，我们要尽力防止这一点），我们最后都能简要而明确地阐明共产主义（对国际关系问题和经济问题）的全部观点，并详细地阐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对帝国主义мир（既指世界，又指和平）［注：俄语一词有“和平”和“世界”两种含义。——编者注］不可调和的矛盾的观点。
7.十分可能，甚至毫无疑问，参加会议的所有资产阶级代表将立即形成一个心照不宣而又很牢固的同盟，既利用格鲁吉亚问题，又使用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外交界和民主派惯用的各种责难来攻击我们。对此我们必须事先作好准备，到时候一定要先发制人（除了我们要分化各国、促使它们争吵这一基本任务以外）。先发制人主要采用隐蔽方式，例如采用“暗示”（或从有关的著作中引用资产阶级的言论）的方式影射帝国主义关系中最忌讳和最不光彩的问题（朝鲜问题，阿姆利则事件，在印度公开鞭打革命者，劳合－乔治在戛纳就“杀人犯”问题反对白里安的发言，等等）。
8.鉴于我们的专家，特别是其中一些持孟什维克观点的人，经多次证实总想欺骗我们（而且欺骗经常得逞），把出国之行变成休养，变成加强白卫分子间的联系的手段，中央建议只从最可靠的专家中选派极少数人，而且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有关的人民委员和几个共产党员的书面担保。人数无论如何不得超过45名。专家和整个代表团的名单于一周半后提请中央委员会审批。这一条由李维诺夫、越飞和契切林三位同志亲自负责。他们还要负责挑选一个能禁止熬夜等荒唐行为的秘书长。
对于给出席热那亚会议代表团的指示提纲草案，我建议增加以下内容：
9.戛纳条件第1条，我国代表在发言和声明中尤其应当多引用。而且第一，只引用《小巴黎人报》所载的文本，即有“所有制”字样的，而不是仅仅用“制度”一词的。第二，在解释这个用词和这一条时应当尽量展开来谈，说明它的意思包含着承认共产主义所有制必然取代资本主义所有制，而“我们之间”现在存在着争论的只是取代的时间问题和方式问题——是按1917—1920年俄国的方式呢，还是按劳合－乔治采取的1921年爱尔兰那种或1922年埃及那种“半截子革命”方式。[210]
列宁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374—376页
注释：
[209]热那亚会议（国际经济和财政会议）是根据协约国最高会议1922年1月6日戛纳会议的决定召开的。会议名义上是为了寻求“中欧和东欧经济复兴”的办法，实质上主要是讨论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失败后苏维埃国家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苏俄政府自己也建议召开讨论欧洲和平与经济合作的国际会议（见本卷第211—213页）。它在1月8日接受了参加会议的邀请。
1月2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选出了参加热那亚会议的苏维埃代表团：列宁为代表团团长，格·瓦·契切林为副团长，代表团成员有列·波·克拉辛、马·马·李维诺夫、纳·纳·纳里曼诺夫、瓦·瓦·沃罗夫斯基、扬·埃·鲁祖塔克、阿·阿·越飞、克·格·拉柯夫斯基、波·古·姆季瓦尼、亚·阿·别克扎江、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列宁领导了代表团的全部工作，拟订了党中央给苏维埃代表团的指示和其他有关重要文件（见本卷第405、409—411、412—413、421—422、436—438、439—440页）。但是由于列宁健康状况不佳和国务繁忙，同时出于安全考虑，根据俄共（布）中央后来作出的专门决定，列宁没有出席会议，而由契切林行使代表团团长的一切职权。
热那亚会议于1922年4月10日—5月19日举行。参加会议的有英、法、意、日、比、德、苏等29个国家和英国的5个自治领，美国派观察员列席。会上，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企图借助外交压力迫使苏维埃国家承认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的一切债务，将苏维埃政权收归国有的企业归还外国资本家或给以补偿，取消对外贸易的垄断等等。苏维埃代表团拒绝了这些要求，同时提出了帝国主义国家应赔偿由于武装干涉和封锁给苏维埃国家造成的损失的反要求（俄国战前和战争债务为185亿金卢布，外国武装干涉和封锁给俄国造成损失为390亿金卢布）。苏维埃代表团还声明，为了达成协议，它准备在承认苏维埃国家、向它提供财政援助和废除战争债务的条件下，承认战前债务和给予原产权人以租让和租借原属他们的产业的优先权。苏维埃代表团还提出了普遍裁军的建议。会议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只是决定将部分问题移交海牙会议审议。在热那亚会议期间，苏维埃代表团利用德国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于4月16日与德国缔结了《拉帕洛条约》，击破了帝国主义的反苏统一战线。——399。
[210]指20年代初英国劳合－乔治政府在爱尔兰问题和埃及问题上实行某种让步的政策。
由于爱尔兰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进行了长期顽强的斗争，1920年12月6日签订了英爱条约。条约规定爱尔兰南部26个郡成立爱尔兰自由邦，作为一个自治领参加不列颠帝国，而工业最发达的爱尔兰东北部6个郡仍留在大不列颠之内。
英国政府1921年12月镇压了埃及人民反对英国统治的起义后，于1922年2月取消对埃及的保护，宣布埃及为“独立王国”。但埃及的“独立”只是形式上的，因为英国仍保留着对整个埃及的占领、对苏伊士运河地区的控制和对英埃苏丹的全权统治。——401。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关于采纳“非党人士”的宣传计划的建议（1922年1月2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关于采纳“非党人士”的宣传计划的建议
（1922年1月27日）
致莫洛托夫同志并转全体政治局委员
我认为，“非党人士”在今天的《真理报》上阐述了一项十分正确而及时的计划。[208]
我建议成立一个委员会来立即研究并迅速贯彻这项计划。委员会成员可大致如下：莫洛托夫（中央书记处或组织局可指定别人代替），以及雅科温科、泰奥多罗维奇和这位“非党人士”本人。
列宁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373页
注释：
[208]指刊登在1922年1月27日《真理报》上署名“非党人士”的文章：《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和农民》。文章作者提出了在农民中普遍宣传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农民问题的各项决议的计划。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月28日通过了列宁的建议。——398。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就委派米·伊·加里宁视察乌克兰问题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建议（1922年1月2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就委派米·伊·加里宁视察乌克兰问题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建议[207]
（1922年1月27日）
致莫洛托夫并转全体政治局委员
请将以下建议提交政治局表决：马上派加里宁同志前往乌克兰产粮最多的几个省巡视，以便为饥民募捐。要特别仔细地为他的视察作好技术准备，要搞照片、电影和灾区难民的现身说法等等，以便为募捐进行有效的宣传。要求以下人员亲自负责对整个视察作出切实有效的安排：
1.加里宁——负责政治方面；
2．政治局特别指定和批准的一位有实际经验的同志——该同志要能真正把这项工作办理好，组织好。
要求加里宁和全体视察人员最迟三日后起程。
列宁
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372页
注释：
[207]列宁的这一建议于1922年1月28日由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根据政治局的决定，米·伊·加里宁于2月7—18日和3月5—18日带领宣传列车“十月革命号”在乌克兰各地进行了视察。——397。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为查对戛纳决议给格·瓦·契切林的信（1922年1月2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为查对戛纳决议给格·瓦·契切林的信
（1922年1月26日）
契切林同志：
1．如果可以的话，请把您收到的博诺米建议[205]的正式文本寄来（我认为研究他们拟定的条件的措辞很重要）。
2．是否哪一家有影响的协约国报纸刊登过原先在我国报纸上登载过的第1条条文，即写有“所有制”字样的，而不是象博诺米寄来的正式文本中那样好象只写着“制度”一词的。[206]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请您委托罗斯塔社国外部查对一下，是否哪一家外国报纸上有“所有制”这种字样，如果有，能否将这份报纸寄给我。
列宁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371页
注释：
[205]指意大利总理伊·博诺米1922年1月13日的无线电报。博诺米在电报中根据协约国最高会议1月6—13日在法国戛纳召开的会议的决定，代表最高会议邀请苏维埃政府代表团出席预定于1922年2月或3月初在热那亚召开的国际经济和财政会议（参看注209）。电报附有1月6日在戛纳通过的决议全文，其中提出了最高会议认为使会议成功所必需的6项基本条件。这些条件中的第1条归结起来是：一些国家不能强行规定另一些国家应当根据什么原则建立其所有制、经济生活和管理方式；每个国家有权为自己选择它所喜欢的制度。这些条件的其他各条还规定在外国资本对一国提供援助时受援国要保障外国资本不可侵犯并获得利润；承认本国历届政府过去或将来签订的或担保的一切债务和义务；承认对于没收或国家接管财产给外国利益所造成的一切损失有赔偿的义务；确定各国有义务不从事旨在颠覆别国秩序与政治制度的宣传和采取针对盟国的敌对行动。这些条件的最后一条宣称：只有苏维埃政府接受所有上述条件，协约国才予以承认。
在热那亚会议筹备期间，法国领导集团和英国首相劳合－乔治都力图要苏维埃俄国先承认戛纳决议，以此作为邀请它参加热那亚会议的条件。——396。
[206]1922年1月1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6号登载的戛纳决议的第1条说：“任何一国不能取得一种权力来强行规定别国应当根据什么原则调整其所有制、国内经济生活和管理制度。”这个文本与1月8日法国《小巴黎人报》刊登的决议文本是一致的。1月26日，格·瓦·契切林把载有戛纳决议的《小巴黎人报》和博诺米电报的抄件寄给了列宁，指出后者删去了“所有制”一词。
列宁十分重视戛纳条件第1条的措辞，认为这一条是间接承认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破产，以及共产主义所有制与其同时存在的不可避免性。列宁指出，旨在使苏维埃俄国听任外国资本摆布的戛纳条件其他各条，显然是与第1条相矛盾的（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出席热那亚会议代表团的报告的决议草案》）。——396。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关于改革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和小人民委员会的工作问题（1922年1—2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关于改革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和小人民委员会的工作问题[200]
给亚·德·瞿鲁巴的信
（1922年1—2月）
1.1月24日的信
1922年1月24日
瞿鲁巴同志：
我们昨天在电话中已经谈过，而且您又答应严格遵守医生规定的作息时间，所以我们应当详细谈谈整个工作制度，好好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最根本的缺点是对执行情况缺乏检查。可恶的官僚主义积习使我们陷入滥发文件、讨论法令、乱下指示的境地，生动活泼的工作就淹没在这浩如烟海的公文之中了。
聪明的怠工分子故意把我们拖入这个公文的泥潭。大多数人民委员和其他大员却不自觉地“往绞索套里钻”。
您应该利用医生给您严格规定的作息时间，无论如何从忙乱中、从各种委员会的纠缠中、从讨论和起草文件中摆脱出来，周密地考虑一下工作制度，作一番彻底的改革。
改革我们的令人厌恶的官僚主义的工作，同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进行斗争，检查执行情况，这正应该是您的工作的重点。
检查执行情况，检查工作的实际效果——这就是您的基本的和主要的任务；为此，可以成立一个小型机构（4—6人），由受过严格考验和考察的助手（办公厅主任、他的几位助手、一位秘书等）组成。
为此，我认为必须：
（1）把一切琐碎问题交给小人民委员会以及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办公会议去解决，以减轻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负担。这已经开始了。但是，如果不注意、不督促、不检查、不拿三根鞭子抽打，在我们这可恶的、奥勃洛摩夫式的风气[201]下，两个星期就会“松下来”。
办公厅主任应该养成（象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秘书处一样）严格把关的习惯，不让那些琐碎问题提到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来，要使所有问题都先经过三次过滤（向有关人民委员部查询；要它们及时答复；对法律编纂局也照此办理，如此等等）。
必须同哥尔布诺夫［注：＋1名法律编纂员＋小人民委员会1名代表。］一起拟订一个关于提出和处理问题的书面条例，并且每月至少检查一次，由您亲自检查，看这个条例是否遵守了，目的是否达到了，即文牍主义和拖拉作风是否有所减少，人民委员们考虑问题是否较前周密，责任心有所加强，是否不再乱发匆匆炮制的指示，而是慎重地、长期坚持地、切实地检查执行了没有和有什么经验，建立起个人负责制（我们的上层机关即各人民委员部及其各部门实际上都存在着根本无人负责的现象，怠工分子很会钻这个空子，结果养成了危害事业的奥勃洛摩夫习气）。我知道这非常难办。但是正因为难办，您就应该全力以赴。
因此
（2）尽量少开会。规定每星期人民委员会1次＋劳动国防委员会1次，每次两小时。
（3）最高经济委员会。赶快结束它下属的一切小组委员会的工作，替代的办法是，要求人民委员们自己（分别）指定负责人拟订草案，经人民委员批准，由人民委员在最短期间亲自征得一切“有关”人民委员的同意，然后提交劳动国防委员会或人民委员会。
设立最高经济委员会只是为了做协调工作（法律编纂工作）并由您和加米涅夫尽速审核（盖章）。
只是为了这一点。
不是为了空谈。
不是为了讨论。
（4）除最高经济委员会以外，任何委员会您都不应参加，坚决不参加。
（5）撤销多如牛毛的委员会，替代的办法是正式要求在最短期间提出书面意见。
（6）您应该这样摆脱危害我们大家的忙乱状况，使自己能定下心来考虑整个工作——
———而主要的是要集中精力检查执行情况，同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进行斗争。
请您把这个问题周密考虑一下，并写信告诉我。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宁
载于1928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8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364—366页
2.2月15日的信[202]
1922年2月15日
瞿鲁巴同志：
我认为您是正确的。
应取得政治局同意，然后开始“精简”：
大致上
（1）成员：您所提出的5人，加上非主管部门的2人（别洛夫＋？）＝7人。
（2）国家预算中规定的拨款先报财政人民委员部和工农检查院；
只有提出申诉时才报小人民委员会；
其余照您的意见办。
再仔细考虑一下，然后用书面形式阐述精简小人民委员会的这些原则，征求小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意见，由政治局通过这些原则，然后迅速把它们制定成新的条例。
也许，还要对委员会的权限加以限制？加强实际检查的作用？使全部工作更直接地受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领导？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宁
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366—367页
3.2月20日的信
2月20日
瞿鲁巴同志：
再谈谈工作改革问题。
我打算这样制定工作计划：
（1）把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工作节奏加快十倍，就是说，要使人民委员们不敢把琐事带到这两个委员会来，而是自己解决，自己负责；
（2）让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它现在有四分之三的人无事干）对此负责，贯彻这一要求；
（3）小人民委员会也要这样做，而且要大大精简机构；
（4）您要把小人民委员会的一部分委员和工作人员以及人民委员会办公厅的一部分工作人员留归您亲自指挥，利用他们去检查实际执行情况（您可以委托某某人：你到下面去走走看看，读读材料，检查检查，如有敷衍塞责的现象你要负责）。
（5）您（和李可夫）首先要每天抽出一小时，健康情况允许则抽出两小时，来亲自检查工作：不是把大员而是把部务委员和级别更低的做实际工作的干部甲、乙、丙叫来（或者您自己下去）——检查工作，寻根究底，诱导他们，教导他们，狠狠？他们。要研究人，要发现有才干的工作人员。现在关键就在这里；不然的话，一切命令和决定不过是些肮脏的废纸而已。
请给我回信。让我们好好考虑一下，与中央委员们商量商量，赶快把这个（或者别的）计划定下来。
您的列宁
附言：布留哈诺夫不顶用。应当另找一人。是否暂且在那里建立一个“三人小组”，要得力一些的。
载于1928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8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367—368页
4.2月20—21日的信[203]
瞿鲁巴同志：送上我的补充意见。建议在星期四以前征得全体人民委员和全体小人民委员会委员的简短回答。
您的列宁
专门通过一项补充决定指出：
小人民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应该是严格监督各人民委员部：（1）遵守各项法律；（2）不逃避责任，不把一大堆多余的问题不必要地推给小人民委员会解决，而是自己解决问题，自己承担责任，或者按照一般程序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民委员部协商解决；（3）检查各人民委员部的各种命令和行动是否合法、恰当、迅速；通过这种检查和坚决精简官员人数的办法同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作斗争。
载于1928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8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368页
5.2月21日的信
瞿鲁巴同志：我们似乎还有根本的分歧[204]。在我看来，主要的是把工作重心从草拟法令和命令（在这方面我们愚蠢到了麻木不仁的程度）转到选拔人才和检查执行情况上。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
小人民委员会不适于做这项工作吗？就算是吧。那么您和李可夫就应当把十分之九的时间放在这上面（指望工农检查院和办公厅主任除执行简单的任务外还能做更多事情是可笑的）。我们所有的人都陷在“各部门”的官僚主义臭泥潭里。要想经常不断地同这种现象作斗争，就需要有很高的威信、智慧和魄力。各部门是一堆粪土，法令是一堆粪土。发现人才，检查工作——这才是一切。如果您＋李可夫用十分之九的时间来抓这项工作，而让办公厅主任（有时也可以让小人民委员会委员）做你们的助手，这样也许还能对付。
请把关于小人民委员会的草案再寄我一份。
列宁
载于1928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8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368—369页
6.2月27日的信
致亚·德·瞿鲁巴
关于劳动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以及
小人民委员会的工作的指示草案
这些机关的主要缺点是忙于琐事。这样它们不仅不能同官僚主义作斗争，反而陷进了官僚主义。
产生这一祸害的原因是：（1）办公厅主任软弱无力；（2）人民委员们不善于摆脱琐事和官僚主义事务的纠缠；（3）人民委员们（特别是怂恿他们的各部门的官僚）希望把自己的责任推给人民委员会；（4）——最后的，也是主要的——负责工作人员没有认识到：现在已经到了同浩如烟海的公文作斗争，不信任这些公文，不信任永无休止的“改组”的时候了；当前的首要任务不是颁布法令，不是改组，而是选拔人才，建立个人对所做的工作负责的制度，检查实际工作。不这样做，就无法克服窒息着我们的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
小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应该尽一切力量使自己摆脱杂乱烦琐的事务，使各人民委员部习惯于自己解决各种琐事并对这些事情严格负责。
人民委员会办公厅的主要任务应该是保证切实做到：减少小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事务，使人民委员们更多地自己（单独或共同）解决问题，并对问题负责；把工作重心移到检查实际执行情况上去。
为了同样目的，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李可夫同志和瞿鲁巴同志应该尽一切力量使自己摆脱各种琐事和各种委员会的纠缠；努力防止把他们（两位副主席）卷进应该由人民委员们解决的事务中去；每天最少抽出两三小时亲自去结识一些最重要的（然后是所有的）人民委员部的负责工作人员（不是大员），以便考核和选拔人才；利用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和一部分小人民委员会委员以及工农检查院去检查实际工作和工作成绩；一句话，他们应当成为国家工作的实际指导者，而我们最缺少的就是这样的人。
不信任法令、机构、“改组”和大员，特别是共产党员中的大员；通过对人的考核和对实际工作的检查同腐败的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作斗争；毫不留情地赶走多余的官员，压缩编制，撤换不认真学习管理工作的共产党员，——人民委员和人民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的工作方针就应该是这样。
列宁
2月27日
载于1928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8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369—370页
注释：
[200]列宁的这几封信是根据苏维埃国家向和平的经济建设过渡的要求对整个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改革的纲领。列宁后来在1922年3月8日给列·波·加米涅夫的信、3月23日给维·米·莫洛托夫的信、《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大纲》以及《1922年3月22日发言的提纲》中都提到过这些信。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21年12月1日决定批准亚·德·瞿鲁巴担任劳动国防委员会第二副主席，12月5日又决定任命他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387。
[201]奥勃洛摩夫式的风气意为因循守旧、懒散懈怠。奥勃洛摩夫是俄国作家伊·亚·冈察洛夫的长篇小说《奥勃洛摩夫》的主人公，他是一个怠惰成性、害怕变动、终日耽于幻想、对生活抱消极态度的地主。——388。
[202]这是对亚·德·瞿鲁巴反映小人民委员会工作缺点的一封信的回信。瞿鲁巴在信中说，现在小人民委员会由22人组成，其中各主管部门的代表15人，非主管部门的成员7人。小人民委员会已经从人民委员会所属的一个委员会发展成为独立的机关，有自己的全体会议、调度会议以及专门委员会，并通知人民委员前来汇报一般性工作等等。瞿鲁巴建议将小人民委员会缩减为5人：主席1人和主管部门（司法人民委员部、财政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的代表4人。凡属国家预算规定的拨款问题，均交财政人民委员部处理。只有对财政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提出申诉时，才提交小人民委员会。小人民委员会只审理指令规定的问题。——390。
[203]亚·德·瞿鲁巴根据列宁1922年2月15日信中的指示重新拟订了给小人民委员会的指示草案，并送列宁审阅。列宁的这封信就是在这个草案上写的。
关于小人民委员会改组的问题，政治局于3月4日进行了讨论，但未能作出决定（参看注204）。——392。
[204]指亚·德·瞿鲁巴对列宁关于小人民委员会指示草案的建议提出的异议。瞿鲁巴对列宁的建议答复如下：“亲爱的伊里奇：在我看来，您对关于小人民委员会指示草案的修改意见（补充）把整个设想抹杀了。如果责成小人民委员会严格监督各人民委员部遵守各项法律和检查各人民委员部的各项行动是否合法、恰当和迅速，那么它就会妨碍一切，造成一片混乱，简直就会促使整个工作刹车。请想想，它会发出多少询问，要求作出多少答复、报告、工作总结，如此等等！这就势必给它开辟无边无际的‘活动场所’。我认为，它会使（本来就运转得不好的）整部苏维埃机器空转。监督和检查是必要的，但不必通过小人民委员会。”
小人民委员会新的条例是以列宁关于改组小人民委员会的指示为基础制订的，这个条例于1922年10月31日由大人民委员会批准。——393。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关于施泰因贝格在租让企业中行使职权问题（1922年1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关于施泰因贝格在租让企业中行使职权问题
给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
（1922年1月）
1.1月17日的信[196]
1922年1月17日
致莫洛托夫同志并转政治局
附上列扎瓦关于向施泰因贝格实行租让的材料。
请于星期四将这个问题提交政治局，以便人民委员会在星期五按苏维埃程序通过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决定。
指定两人就这个问题向政治局作报告：亚·德·瞿鲁巴和人民委员会中多数的代表。
事关紧要，我极为担心人民委员会中的多数（反对瞿鲁巴的）又犯“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那样的错误：唯恐会做买卖的商人赚钱，而一心只关注让共产党员占多数，认为这些人大部分虽然唱得有点刺耳，但好在滴酒不进[197]。
我注意到第5条：三个共产党员（是经商的门外汉吧？我知道只有两个共产党员表现出有经商的本领：别洛夫（国营百货公司）和谢尔盖·马雷舍夫）要教两个商人做生意。
我担心这个“多数”将会象谢德林提到的产科医生[198]。
或许把第5条改成这样：授予作为董事长的施泰因贝格单独决定一切的权力，而董事会中的多数只有了解一切和向我们申诉施泰因贝格活动的权力，但不能中止施泰因贝格的活动（就是说，在形式上，三比二的多数保留撤销施泰因贝格的决定的权力，而我们将对施泰因贝格说，没有劳动国防委员会的特别决定我们不会撤销他的决定）。
至于三个共产党员，我们要用中央委员会的专门决定责成他们学习并在三年左右学成，否则就要不客气地把他们赶走。
列宁
2.1月23日的信
致莫洛托夫同志（并转政治局委员）
致瞿鲁巴同志和列扎瓦同志，并请作出结论
劳动国防委员会今天要开全体会议。为了不耽误事情，也许可以用电话来通过关于向施泰因贝格实行租让的下述建议（政治局的决定，劳动国防委员会必须执行）：“采纳列扎瓦的委员会的建议，并作这样的补充：施泰因贝格作为董事长可以单独决定问题，董事会（三个董事，一个施泰因贝格，一个资本家）多数的决定只能转呈劳动国防委员会，而不能中止执行施泰因贝格的命令。”[199]
这个补充应在劳动国防委员会通过，但不写入董事会章程。这样，我们把这个决定通知施泰因贝格，一方面为这个不是从共产主义小册子上懂得经商的人创造条件，使他能真正按商业规律办事，另一方面，一旦施泰因贝格有不法行为，我们又保证自己能够通过劳动国防委员会取消自己的决定，而无须对公司的章程作任何修改。我认为，有这样的保障就足够了。
列宁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362—363页
注释：
[196]1922年1月20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列宁1月17日的信，并决定由人民委员会最后解决这个问题（见本卷第276—277页）。——384。
[197]唱得有点刺耳，但好在滴酒不进这句成语出自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音乐家们》。寓言说，有一个人请客，邀了一批歌手助兴。这些歌手各唱各的调，叫客人实在受不了。主人却解释说，他们唱得是有些刺耳，可是个个生活严肃，滴酒不进。——384。
[198]指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在《塔什干的老爷们》一书前言中的一段话。他在那里借用俄国作家涅·瓦·库科利尼克所说的“只要皇上有令，明天我就能做一个产科医生”这句话来形容那种对业务一窍不通而只会绝对服从的人。——385。
[199]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当天通过了列宁的这个建议。1月24日，人民委员会基本批准了皮革原料国内外贸易股份公司的章程草案。该公司的创办人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以及资本家Л.Б.施泰因贝格和Ｂ.И.托米加斯。劳动国防委员会于2月1日批准了公司章程及其创办人的协议书。——386。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对电影事业的指示（1922年1月1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对电影事业的指示[195]
（1922年1月17日）
教育人民委员部应当对所有影片的放映组织监督，并形成制度。在俄罗斯联邦上映的所有影片，都应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登记编号。对每一份放映计划都应规定一定的比例：
（1）专为做广告和赢利的娱乐性影片（当然，不能有黄色和反革命的内容），以及
（2）纯属宣传性质的题为《各国人民生活点滴》的影片，例如：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策、国际联盟的活动、柏林的饥民等等。不仅要放映电影，而且也要放映有宣传意义并附有适当文字说明的照片。必须使私营电影院将相当一部分收入以租金形式上交国家。要给企业主扩大片目和上映新片的权利，使企业主能从制作和生产新影片中得到好处，但一定要经过教育人民委员部审查并保持娱乐片同题为《各国人民生活点滴》的宣传片之间的比例。在上述范围内，应给他们广泛的主动权。宣传教育片要送给老一辈马克思主义者和著作家检查，以免重复过去不止一次发生过的那种宣传效果适得其反的可悲怪事。要特别注意在农村和在东部地区兴建电影院的工作，在这些地方电影院还是新鲜事，因而我们的宣传将会特别有效。
载于1925年《电影周刊》杂志第4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360—361页
注释：
[195]《对电影事业的指示》是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尼·彼·哥尔布诺夫根据列宁口授作的记录，于1922年1月27日作为指示发给了教育人民委员部（摄影和电影局当时属于教育人民委员部）。这个文件有两种稿本，一种是原始记录，另一种是写成指示形式的记录。两种稿本于1925年分别发表于Г.博尔强斯基的《列宁和电影》一书和《电影周刊》第4期。这里收载的是比较完整的后一种稿本。
1922年2月，列宁在同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谈话时，再次强调必须在娱乐片和科学片之间规定一定的比例。据卢那察尔斯基回忆，列宁说，生产有共产主义思想内容、反映苏维埃现实的新影片要从新闻记录片着手。又说，他认为生产这种影片的时候可能还没到来。“如果你们有好的新闻记录片——严肃而有教育意义的影片，那么为了吸引观众，就是同时放映一部或多或少象常见的那种无益的影片，也无关紧要。当然，审查仍旧是需要的，反革命的、淫秽的影片是不应当有的。”列宁还说：“随着你们通过正确的经营而能以自立，并且在国家总的情况好转时可能得到对这项工作的一定的贷款，你们就应当扩大生产，特别是在大城市观众中（在乡村观众中更是如此）推广内容健康的影片……你们必须牢记，在一切艺术中，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电影。”（见1933年《苏联电影》杂志第1—2期合刊第10页）——383。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致达吉斯坦劳动者（1922年1月1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致达吉斯坦劳动者[194]
（1922年1月12日）
礼物收到了，谢谢。这是达吉斯坦劳动群众发挥创造主动性的结果。
祝你们在恢复达吉斯坦经济的艰巨事业中获得成功。
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
载于1922年1月14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0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359页
注释：
[194]《致达吉斯坦劳动者》是列宁给达吉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卡尔克马索夫的回信。卡尔克马索夫在来信中报告该共和国已开始采矿，并把两普特水银作为礼物送给了列宁。——382。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关于给下诺夫哥罗德无线电实验室拨款问题的意见（1922年1月1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关于给下诺夫哥罗德无线电实验室拨款问题的意见[193]
（1922年1月12日）
（关于多夫加列夫斯基提出的给下诺夫哥罗德无线电实验室拨款5万金卢布的申请。）
我赞成，并请莫洛托夫同志提交政治局表决。请政治局委员们注意到下诺夫哥罗德无线电实验室的特殊重要性，注意到它已经作出的巨大贡献和它在最近的将来在军事和宣传方面能给我们带来的巨大好处。
列宁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358页
注释：
[193]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22年1月20日研究了给无线电建设增加拨款的问题。政治局同意列宁的意见，批准了财政人民委员部对这个问题的结论。
下诺夫哥罗德无线电实验室是苏联第一个无线电技术科研中心，于1918年8月由米·亚·邦契－布鲁耶维奇和Ｂ.Ｍ.列辛斯基建立。列宁非常关心该实验室的工作，曾多次给予支持。——381。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指示草案（1922年1月9日和12日之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指示草案[190]
（1922年1月9日和12日之间）
草案
政治局向一切经济机关指出，现在，在1921年12月党代表会议[191]和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后，新经济政策已经十分清楚、十分明确地规定下来了。
因此，必须尽一切努力让新经济政策尽可能迅速而广泛地在实践中试行。一切有关新经济政策问题的一般讨论、理论探讨和争论，都应当移到争论俱乐部[192]去进行，部分移到报刊上去进行。在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和一切经济机关中必须毫不留情地肃清这类现象。必须把各种委员会的数量精简到最低限度，要求各有关部门在最短期限（一两天）内写出书面修正意见或另提方案，以此代替委员会的工作。尽可能彻底地取消各种“委员会的讨论”，把最高经济委员会变成纯粹编纂和汇集政府经济法规的机关。最高经济委员会应当加快而不是延缓工作的总进程。
政治局要求财政人民委员部集中一切力量尽速增加税目，增加税收入库，并切实修正总预算。一切有关货币政策和用现金税代替粮食税等等问题的讨论，应该部分移到争论俱乐部去进行，部分移到报刊上去进行。
政治局坚决要求全体人民委员在实际试行新经济政策时要雷厉风行，杜绝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政治局坚决要求让负责人员中有尽可能多的办事迅速、提高了产量和扩大了国内外贸易额的人受到奖励。这一要求首先是对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提出的，其次是对国家银行（特别是它的贸易部）、中央消费合作总社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提出的。
政治局通过以后，即向各人民委员部全体部务委员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全体委员宣布并要求每个人签名。
载于1942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4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356—357页
注释：
[190]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指示草案由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22年1月12日审议并基本通过，于1月16日最后批准。——379。
[191]指1921年12月19—22日举行的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379。
[192]争论俱乐部是俄共（布）的一种机构。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争论俱乐部于1921年8月成立，主席是莫斯科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英·尼·斯图科夫。根据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书记处和常务委员会1921年12月29日的决议，莫斯科各区随后也都成立了争论俱乐部。争论俱乐部的任务是讨论有关党的建设、苏维埃建设、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政策以及其他方面的问题。——379。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弗·瓦·奥登博格尔案件的决定草案（1922年1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弗·瓦·奥登博格尔案件的决定草案
（1922年1月4日）
致莫洛托夫同志并转政治局
鉴于1922年1月3日《真理报》的简讯关于奥登博格尔的自杀和对此案的调查报道极不充分（或许是意犹未尽？），建议政治局作出决定：
（1）责成莫斯科苏维埃呈请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批准将委员会结论中提到的人全部交付法庭审判；
（2）责成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立即予以批准，并
（3）——在所有苏维埃报刊上公布；
（4）责成司法人民委员部特别用心、妥善和声势浩大地审理这个案件（由库尔斯基同志和一位指定的公诉人亲自负责）；
（5）责成组织局设立党的特别法庭。把自来水厂整个党支部交付该法庭审判。（按罪行轻重，部分人开除出党或留党察看，部分人给予严重警告。）审判要声势浩大地、公开地进行。
＋（6）指示《消息报》和《真理报》：发表一批有分量的文章，评论这个令人气愤的案件。
列宁
1922年1月4日
还有一项决定草案：
凡是在苏维埃企业中发生的工程师（和专家）被害事件，连同调查结果，都必须呈报政治局（（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等单位通过劳动国防委员会呈报））。[189]
附言：此案令人气愤，要狠敲警钟。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354—355页
注释：
[189]这两个决定草案于1922年1月5日由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
弗·瓦·奥登博格尔自杀一案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最高法庭于3月8—14日进行了很有声势的审判。尼·瓦·克雷连柯担任公诉人。法庭判处对此案负有责任的党员负责干部季·伊·谢杰尔尼科夫监禁一年，判处有悔改表现的其他四人公开谴责和剥夺担任苏维埃负责职务权利三年。——378。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提纲草案（1921年12月30日—1922年1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提纲草案[186]
（1921年12月30日—1922年1月4日）
俄共中央全会1921年12月28日审议了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问题。会上听取了鲁祖塔克、安德列耶夫、施略普尼柯夫三位同志的报告（原定的卢托维诺夫同志的报告由于没有及时通知报告人而没有作）。经过交换意见，决定把鲁祖塔克和安德列耶夫两位同志的提纲草稿（加上列宁同志的补充）交给由他们两人组成的委员会，委托该委员会拟出提纲草案，提交政治局审批。
（在委员会和政治局批准该草案后对这段话还要补充几句。）
草案
1.新经济政策和工会
新经济政策使无产阶级的状况、因而也使工会的状况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发生这些变化，是由于目前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整个政策上实行特殊的过渡办法，在许多方面采取和以前不同的方式，用所谓“新的迂回方法”来夺取一些阵地，实行退却，以便更有准备地再转入对资本主义的进攻。比如说，现在不但容许而且还发展由国家调节的自由贸易和资本主义，而另一方面，国营企业也在改行所谓经济核算，实际上就是在相当程度上实行商业的和资本主义的原则。
2.无产阶级国家中的国家资本主义和工会
无产阶级国家在不改变其本质的情况下，可以容许贸易自由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只是在一定限度内，而且要以国家调节（监察、监督、规定形式和规章等等）私营商业和私人资本主义为条件。这种调节能否成功，不仅取决于国家政权，而且更取决于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成熟程度以及文化水平等等。即使这种调节十分成功，劳资之间阶级利益的对立无疑还是存在的。因此，今后工会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在无产阶级同资本作斗争时从各方面全力维护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这项任务应当公开提到一个极重要的地位，工会的机构应当作相应的改组、改变或扩充，应当设立，或确切些说，应当着手设立罢工基金等等。
3.改行所谓经济核算的国营企业和工会
国营企业改行所谓经济核算，同新经济政策有着必然的和密切的联系，而且在最近的将来，这种企业即使不会成为唯一的一种，也必定会是主要的一种。在容许和发展贸易自由的情况下，这实际上等于让国营企业在相当程度上改行商业的即资本主义的原则。由于迫切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使每个国营企业扭亏为盈，由于必然会产生本位利益和过于热中本位利益的现象，这样做难免造成工人群众同国营企业的经理即管理人员或同企业主管部门在利益上的某种对立。因此，即使在国营企业中，工会也义不容辞应维护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阶级利益，使之不受雇用他们的人侵犯。
4.无产阶级在承认土地工厂等的私有制、由资本家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中进行的阶级斗争同在不承认土地和多数大企业的私有制、由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中进行的阶级斗争之间的重大区别
只要阶级存在，阶级斗争就不可避免。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必然存在着阶级。俄共纲领十分明确地指出：我们现在还只是在采取最初步骤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因此共产党也好，苏维埃政权也好，工会也好，都应当公开承认：只要工业和农业的电气化还没有完成（哪怕是基本完成），只要小经济和市场统治的一切根子还没有因此而被铲除，阶级斗争就会存在，而且不可避免。因此，目前我们决不能放弃罢工斗争，不能在原则上同意实行用强制的国家调解代替罢工的法律。
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罢工斗争的最终目的显然是破坏国家机构，推翻现有的、阶级的国家政权。而在我们这种过渡型的无产阶级国家中，罢工斗争的最终目的只能是通过同这个国家的官僚主义弊病，同它的错误和缺点，同资本家力图逃避国家监督的阶级野心等等作斗争，来巩固无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因此，无论共产党、苏维埃政权或工会都决不能忘记，而且也不应当向工人和劳动群众隐瞒：在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国家里采取罢工斗争，其原因只能是无产阶级国家中还存在着官僚主义弊病，在它的机构中还存在着各种资本主义旧残余，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由于劳动群众政治上不开展和文化上落后。既然法院和其他一切国家机关都是由劳动者自己在阶级基础上建立的，而把资产阶级排除在选民之外，那么，解决劳资之间、受雇者和雇用者之间的冲突，应当愈来愈多地采取由劳动者直接投诉国家机关这种正常的方式。
5.恢复工会的自愿入会制
把所有工人强行登记为工会会员的做法，既不符合工业社会化实际达到的水平，也不符合群众的觉悟水平。此外，强制入会的做法还使工会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官僚主义弊病。必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坚决恢复自愿入会的做法。对工会会员决不能要求具有一定的政治观点；在这一点上，也和对待宗教的问题一样，工会应当是非党的。对于无产阶级国家中的工会会员，只应要求他们懂得同志纪律，懂得工人团结起来捍卫劳动者的利益和忠于劳动者政权即苏维埃政权的必要性。无产阶级国家应当从权利上和物质上鼓励工人参加工会组织。但是工会如果不尽义务，就不应当有任何权利。
6.工会和企业管理
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这项在俄共纲领上已经明确提出的任务，今天由于战后的经济破坏和饥荒而变得格外紧迫了。因此，在恢复大工业方面必须尽速取得尽可能扎实的成绩，没有这个条件，劳动摆脱资本桎梏这整个解放事业就不可能获得成功，社会主义就不可能获得胜利。但是要取得这样的成绩，在俄国目前的环境下，又绝对需要把全部权力集中在工厂管理机构手中。这些通常按个人管理制原则组成的管理机构，在享有最大的机动自由、极其严格地检查在提高生产和扭亏增盈方面的实际成绩、十分认真地选拔最优秀最能干的行政管理人员等等条件下，应当独立地处理规定工资数额以及分配纸币、口粮、工作服和其他种种供应品的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工会对企业管理进行任何直接干预都必须认为是绝对有害的，不能允许的。
但是把这一无可争辩的真理解释成工会不得参加社会主义的工业组织和国营工业的管理，那就完全错了。在以下几种严格规定的形式下，工会的参加是必要的。
7.工会的作用和工会怎样参加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机关和国家机关
无产阶级是正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国家的阶级基础。在一个小农占极大优势的国家里，无产阶级只有非常巧妙地、谨慎地和逐渐地同绝大多数农民结成联盟，才能顺利完成过渡这一任务。在我国，国家政权的一切政治经济工作都由工人阶级觉悟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工会应当是国家政权最亲密的和不可缺少的合作者。工会一般说来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尤其应当是全体工人群众以至全体劳动者学习管理社会主义工业（以后也逐渐管理农业）的学校。
根据这些原则，应当为工会参加无产阶级国家经济机关和国家机关规定以下几种基本形式：
（1）工会用推荐候选人、提供咨询的方式参与一切经济机关以及同经济有关的国家机关的人事安排；工会也参加这些机关，但不是直接参加，而是通过由它们推举并经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批准的领导人选来参加，这些人选包括最高一级国家机关的委员、经济部门的委员、工厂管理机构的委员（在实行这种集体管理制的单位），还有行政管理人员及其助手，等等。
（2）工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从工人和一般劳动群众中提拔和培养行政管理人员。目前这种工业行政管理人员，完全称职的我们有几十个，比较称职的有几百个。但是不久我们就需要有几百个完全称职和几千个比较称职的行政管理人员。工会应当远比现在更细致更坚持不懈地系统登记一切有能力担任这种工作的工人和农民，从各方面切实认真地检查他们学习管理工作的成绩。
（3）工会参加无产阶级国家一切计划机关的工作同样重要。除了参加一切文化教育工作和生产宣传工作之外，工会的这一活动应当能够更广泛更深入地吸引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参加国家的整个经济建设，使他们熟悉经济生活的整个情况，熟悉工业从采购原料到销售产品的全部工作，使他们更具体地了解国家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和实现这一计划同工农的实际利害关系。
（4）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参加工业管理方面，工会工作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就是制定工资标准和供给标准等。特别是纪律审判会应当不断加强劳动纪律，不断改进加强劳动纪律和提高生产率的文明工作方法，但决不可干涉人民法院和管理机构的职权。
以上列举的工会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几项最重要的职能，当然还应当由工会和苏维埃政权的有关机关作出详细规定。最重要的是，工会要自觉地坚决地放弃对管理工作进行没有准备的、外行的、不负责任的、危害不浅的直接干预，而去进行顽强的、切实的、预计需要做许多年的工作：实地训练工人和全体劳动者管理全国的国民经济。
8.联系群众是工会一切工作的基本条件
联系群众，也就是联系大多数工人以至全体劳动者，这是工会任何一项工作取得成绩的最重要最基本的条件。工会组织及其机关从下级到最上级，应当培养出一批负责同志，并在多年的实践中加以考察，这些负责同志不一定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应当生活在工人群众之中，非常熟悉他们的生活，能够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正确无误地判断群众的情绪，判断他们真正的需要、愿望和想法，能够不带半点虚假拔高成分来确定群众的觉悟程度，确定这样那样的旧偏见和旧残余对他们的影响有多大，能够用同志的态度对待群众、关心满足群众的要求，以此赢得群众的无限信任。对于一个人数不多的共产党来说，对于一个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来领导一个大国在暂时没有得到较先进国家的直接援助的情况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共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就是先锋队往前跑得太远，没有“保持排面整齐”，没有同全体劳动大军即同大多数工农群众保持牢固的联系。一家拥有优良发动机和第一流机器的上等工厂，如果发动机和机器之间的传动装置坏了，那就不能开工，同样，如果共产党和群众之间的传动装置——工会位置摆得不正或工作得不正常，那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就必然遭殃。这个道理，仅仅加以解释、提醒、论证是不够的，还应当从组织上把它落实到工会的一切机构中，落实到工会的日常工作中。
9.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工会处境的矛盾
按照以上的论述，工会各项任务之间就产生了一系列矛盾。一方面，工会的主要工作方法是说服教育；另一方面，工会既然是国家政权的参加者，就不能拒绝参加强制。一方面，工会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劳动群众的利益，而且是最直接最切身这种意义上的利益；另一方面，工会既然是国家政权的参加者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建设者，就不能拒绝实行压制。一方面，工会应当按照军事方式来工作，因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场最残酷、最顽强、最激烈的阶级战争；另一方面，正是工会最不宜采用专门适合军事的工作方法。一方面，工会要善于适应群众，适应群众当时的水平；另一方面，工会又决不应当姑息群众的偏见和落后，而要坚持不懈地提高他们的水平，如此等等。
这些矛盾不是偶然的，而且不是在几十年的时间内所能消除的。因为第一，这是一切学校所固有的矛盾。而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没有几十年的时间，休想使大多数劳动者达到高度发展水平，从而能把成人“学校”的痕迹和回忆统统抹掉。第二，只要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残余还存在，在整个社会制度中这些残余和社会主义幼芽之间的矛盾就不可避免。
由此可以得出两个实际结论。第一个结论：工会要有效地进行工作，仅仅正确地理解工会的任务、仅仅有适当的机构设置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特殊的机智，善于在各种具体场合用不同的方式对待群众，在文化、经济和政治方面把群众提高一步，而又能尽量减少摩擦。
第二个结论：上述种种矛盾必然会引起冲突、不协调和摩擦等现象。因此必须有一个相当权威的上级机关及时地解决这类问题。这种机关就是共产党和各国共产党的国际联合组织共产国际。
10.工会和专家
关于这个问题的基本原则已经在俄共纲领中阐明。但是，如果不经常注意事实，不看这些原则贯彻到什么程度，那么这些原则还会停留在纸上。最近就有这样的事实：第一，不仅在乌拉尔的而且在顿巴斯的社会化矿山中，都发生了工人打死工程师的事件；第二，莫斯科自来水厂总工程师弗·瓦·奥登博格尔自杀。［注：请看1922年1月3日《真理报》关于此事的报道：（（援引该报第4版《新闻栏》报道的全文））。[187]］
造成这种现象，共产党和整个苏维埃政权的责任当然要比工会大得多。但是现在的问题不是要确定政治责任的大小，而是要作出一定的政治结论。我们一切领导机关，无论是共产党、苏维埃政权还是工会，如果不能做到象爱护眼珠那样爱护一切勤恳工作、精通和热爱本行业务的专家（尽管他们在思想上同共产主义完全格格不入），那么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不可能取得任何重大的成就。在没有达到共产主义社会最高发展阶段以前，专家始终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我们应该使专家这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得更好，不仅在物质上和权利上如此，而且在同工农的同志合作方面以及在思想方面也如此，也就是说，使他们能从自己的工作中得到满足，能意识到自己的工作不再受资本家阶级私利左右而有益于社会。这一切我们还不能很快办到，但无论如何一定要办到。如果某个主管部门在保障专家的各种需要、鼓励优秀的专家、维护他们的利益等方面工作无计划，没有取得实际效果，那么，谁也不会承认这个部门办得还不坏。工会应当不是着眼于本部门的利益，而是着眼于劳动和国民经济整体的利益，来进行所有这些工作（或者经常参加各部门的有关工作）。在专家问题上，工会担负着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就是要经常教育广大劳动群众同专家建立正确的相互关系，只有这样做才能收到真正重大的实际效果。
11.工会和小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影响
工会只有把极广大的非党工人群众联合起来，才算是真正的工会。这样一来，作为资本主义残余和小生产的上层建筑的政治影响，必然会在工会中相当稳固地存在，在一个农民占极大优势的国家里尤其如此。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也就是说，一方面是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各党在俄国的变种）的影响，一方面是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只有在这些流派中还有那么一些人不是出于自私的阶级动机而是在思想上维护资本主义，继续相信他们所鼓吹的一般的“民主”、“平等”和“自由”具有超阶级的含义。
正是应当用上述社会经济原因而不是用个别集团的作用，更不是用个别人物的作用，来解释为什么我们工会中还存在着现在这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有时甚至是复苏）。因此，共产党和领导文化教育工作的苏维埃机关以及工会中的全体共产党员，都应当更加重视同工会中的小资产阶级的影响、思潮和倾向进行思想斗争，尤其是在新经济政策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加强资本主义的时候。为了对抗资本主义的加强，加紧抵制小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
完
同提纲一并讨论。
把它交给莫洛托夫，不用重抄。
供发表的提纲，即先提交给委员会然后提交给政治局的提纲草案到此结束。
建议政治局作出专门决定通过鲁祖塔克同志草案中的一项决定，行文如下：
政治局委托组织局成立一个隶属中央组织局的专门委员会，从加紧抵制小资产阶级的即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的和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和倾向出发，来审查和更换工会运不供动的领导人（如有可能也包括所有的党员工作人员）。该委发表员会应该在俄共第十一次（例行）代表大会召开前完成（哪怕是基本完成）自己的工作，并向党代表大会提出工作报告。[188]（不供发表）
列宁
1922年1月4日
载于1922年1月17日《真理报》第12号（略有修改）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341—353页
注释：
[186]《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提纲草案》这一文件是从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到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在改组工会方面积累起来的经验的总结。文件写于1921年12月30日—1922年1月4日。列宁原打算在1921年12月31日提交政治局批准，由于文件没有写完而改变了计划。列宁在12月30日给扬·埃·鲁祖塔克、安·安·安德列耶夫和维·米·莫洛托夫的电话稿里谈到了这件事（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
《提纲草案》先交委员会成员（安德列耶夫和鲁祖塔克）和政治局委员讨论，在讨论过程中作了修改和补充。1922年1月12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审议了《提纲草案》，作为基础予以通过，并决定将它连同所有的修正意见一起交给由列宁、格·叶·季诺维也夫、安德列耶夫和尼·伊·布哈林组成的审订委员会最后核准，然后以中央名义发表。提纲最后文本于1月17日作为俄共（布）中央的决定（提交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中央关于工会问题的提纲草案）在《真理报》上公布。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委托专门委员会对提纲草案作了一些修改，然后予以通过（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154—164页）。
在本卷《附录》里收有《〈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提纲草案〉的要点》（见第522—528页）。——365。
[187]莫斯科自来水厂总工程师弗·瓦·奥登博格尔于1921年11月30日夜自杀。12月7日，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团同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协商后任命亚·亚·索尔茨、尼·尼·奥弗相尼科夫、米·斯·奥里明斯基组成委员会以调查奥登博格尔工程师的死因。1922年1月3日《真理报》《新闻栏》刊登的报道说，调查委员会确认“死者不仅是一个精通业务的工作人员，而且是一个高度忠于职守的人。奥登博格尔自杀是由于处境恶劣使他无法进行日常工作。自来水厂三人特别小组个别成员不是协助改善莫斯科自来水厂的状况，反而极力阻碍该厂的日常工作，使之复杂化。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高级视察员谢苗诺夫工程师，作为这个三人小组的成员，对于奥登博格尔采取了粗暴、挑剔和官僚主义的态度。这个人民委员部的另一名高级视察员、前自来水厂办事员马卡罗夫－泽姆良斯基不断迫害奥登博格尔，而阿列克谢耶夫给水站的工人叶拉金和梅尔库洛夫竟毫无根据地把自来水厂技术上的混乱和职员同党支部关系不好归罪于奥登博格尔。所有这些不能不影响死者的精神状态。委员会认为马卡罗夫－泽姆良斯基不仅不能担任工农检查院的职务，而且也根本不能担任苏维埃的公职，因为他是一个混入苏维埃政权的坏分子，一个阴谋家和在自来水厂职工中声名狼藉的骗子。委员会认为，也不能允许工农检查院高级视察员谢苗诺夫继续担任工农检查院的工作，不能允许他与莫斯科自来水厂再有任何关系。委员会还认为，必须把叶拉金和梅尔库洛夫调离莫斯科自来水厂，转到其他企业”。——374。
[188]促使列宁提出成立专门委员会来审查和更换工会领导干部的建议的原因是：工会领导干部中夹杂有许多出身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分子，以及按照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清党问题的决议必须提高工会领导干部的党龄（参看《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145—146页）。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列宁的建议。专门委员会于1922年1月20日成立，其成员是：米·巴·托姆斯基、安·安·安德列耶夫和谢·伊·瑟尔佐夫。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听取了专门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通过了关于审查和更换工会的领导组织的决议（同上，第164—165页）。——376。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关于英国工党的政策（1921年12月2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关于英国工党的政策
（1921年12月27日）
（致契切林同志
抄送：拉狄克同志和全体政治局委员）
关于英国工党的那份电报表明克拉辛过于天真。我认为现在应该同时采取两个措施：（1）在报刊上发表几篇不同署名的文章，嘲笑所谓的欧洲民主派在格鲁吉亚问题上的观点；（2）立刻委托一位擅长辛辣讽刺的记者代契切林起草一份异常客气的照会答复英国工党。在这份照会里应极其透彻地说明，关于要我军撤出格鲁吉亚并在该地进行全民投票的建议，如果能普遍施行于世界各民族，那是完全合理的，而且可以认为提出这种建议的人不是疯子，也没有被协约国收买。为了使英国工党的领袖们想一想国际政治中的现代帝国主义关系意味着什么，我们特请英国工党关注如下问题：第一，把英军撤出爱尔兰并在该地进行全民投票；第二，在印度照此办理；第三，日军也撤出朝鲜；第四，在一切驻有任何帝国主义大国军队的国家都照此办理。照会要非常客气地表达这么一个意思：凡是愿意考虑我们这些建议和研究国际政治中帝国主义关系体系的人，都能理解我们向英国工党提出的这些建议是“很有意思的”。总之，照会草案应该用特别客气而又非常通俗（10岁小孩也能懂）的语言把英国工党那些愚蠢的领袖讥讽一番。
建议政治局讨论一下，要不要把这封信抄一份给克拉辛。我个人赞成这样做。
列宁
载于1930年1月21日《真理报》第2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339—340页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文献（1921年12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文献[173]
（1921年12月）
1关于共和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12月23日）
（热烈欢呼。高呼：“乌拉！”、“我们的领袖列宁同志万岁！”、“国际无产阶级的领袖列宁同志万岁！”。掌声经久不息）同志们！现在我来作关于共和国国外和国内形势的报告。我们苏维埃政权已经整整一年没有遭到俄国和外国资本家的侵犯，至少没有遭到大规模的侵犯。我在这种情况下作工作报告还是第一次。我们是第一年获得虽然极不充分但终究是某种程度的喘息机会，总算能用一点力量来完成我们主要的和基本的任务——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医治剥削者统治阶级给俄国造成的创伤，为社会主义建设奠定基础。
谈到我们共和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问题，首先必须重复一句以前讲过的话，就是在国际关系中已经形成某种均势，这种均势虽然极不稳定，但终究是一种均势。现在我们都看到这种均势了。我们中间有些人从一开始就参加了革命，他们知道并且亲眼看到我们冲破帝国主义阵线时所遇到的闻所未闻的困难，现在看到这样的局面都感到非常奇怪。大概当时谁也没有料到而且也不可能料到形势会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
当时我们设想（现在提起这一设想并不是多余的，因为这对于我们、对于我们在主要经济问题上作出切实的结论都是有益的），未来的发展不会那么复杂和曲折，象后来那样。那时我们设想，并对工人阶级、对俄国和其他各国的全体劳动者说：要摆脱这场该死的罪恶的帝国主义大厮杀，除了革命没有别的出路；我们通过革命摆脱帝国主义战争，也就是为各国人民摆脱这场罪恶的大厮杀开辟了一条唯一可能的出路。当时在我们看来（并且也不可能有别的看法），这是一条明确、笔直和最容易走的道路。事实表明，其他各国人民并没有走上这条笔直的道路，尽管只有这条道路才确实引导我们摆脱了帝国主义的种种联系，摆脱了帝国主义的罪恶，摆脱了继续威胁着世界其他各国的帝国主义战争，但是其他各国人民至少不象我们期望的那样快就走上这条道路。当我们现在最终看到结局成了这样，看到唯一的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生存在疯狂仇视它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包围之中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结局怎么会成这样呢？
可以毫不夸大地回答说：结局成了这样，是由于我们对事变的认识基本上是正确的，是由于我们对帝国主义的大厮杀和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的看法基本上是正确的。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才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种奇怪的局面，这种不稳定的、难以理解的但在某种程度上又是不容置疑的均势：在经济上军事上比我们强大得多而且对我们的公然敌视往往达到疯狂程度的列强，虽然从四面包围着我们，但我们还是看到，它们三年来为之耗费了这么多人力物力的勾当，企图一下子直接扼杀苏维埃俄国的勾当，并没有得逞。如果我们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结局怎么会成这样，一个无疑极其落后极其软弱的国家，一个受到世界上头等的强国公然敌视的国家，怎么竟能顶住对它的进攻？——如果我们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就清楚是怎么回事了：原来我们在最根本的问题上是正确的。原来我们的预见和估计是正确的。事实表明，我们虽然没有获得我们所指望的、我们视为全部政策基础的全世界劳动群众迅速而直接的支持，但是我们获得了另一种支持，获得了许多非直接的和非迅速的支持。全世界工农劳动群众、甚至最敌视我们的强国中的工农劳动群众都支持和同情我们，正是这一点成了最根本的最有决定意义的因素，使敌人对我们的一切侵犯归于失败，使我们所宣布的、我们明文规定并在我们共和国范围内已经实现的各国劳动者的联盟对各国发生了影响。尽管在其他国家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情况下这种支持还很不稳定（当然，这一点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应该直率地承认），但是应当指出，这种支持现在已经可以依靠了。这种同情和支持已经对敌人的入侵产生影响。我固然不能说，三年来我们所遭到的、给我们带来了空前的经济破坏和苦难的入侵不会再发生（在这一点上必须极其小心谨慎），但是，我们的敌人再要发动这种入侵毕竟是非常困难了。所以会形成现在这种乍看起来令人奇怪、难以理解的局势，归根结底原因就在这里。
我们只要十分冷静地估计一下对布尔什维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情，我们只要考察一下国际形势，算一算有多少力量（不管这些力量拥护正义事业还是拥护非正义事业，拥护剥削阶级还是拥护劳动群众，我们现在不来考察这一点，而是试着估计一下这些力量在国际范围内是怎样组合的），我们就会看到，这些力量的组合基本上证实了我们的预见，证实了我们的估计：资本主义正在瓦解；战争结束后（结束这次战争的先是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后来是凡尔赛和约，——我不知道这两个和约哪个更坏），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在战胜国，憎恨和厌恶战争的情绪也愈来愈强烈。战争过去得愈久，不仅劳动者看得愈来愈清楚，连战胜国资产阶级中的许多人也看得愈来愈清楚：资本主义正在瓦解；经济危机在全世界造成了不堪忍受的状况；尽管取得了这样那样的胜利，出路却没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上比其余一切强国弱得多，但有一点我们比它们强，那就是我们知道并且正确地估计到，从帝国主义的这种混乱局面中，从这种流血纷争中，从那些使强国愈陷愈深而不能自拔的矛盾中（且不说别的，光提一下汇率的矛盾就够了），正在产生什么和必将产生什么。
我们看到，同任何社会主义思想（更不必说“可怕的布尔什维主义”）一点也不沾边的最温和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怎样在改变腔调，甚至象有名的著作家凯恩斯这样的人也在改变自己的腔调。凯恩斯的著作已译成各种文字，他本人参加过凡尔赛谈判，是全心全意为自己的政府效劳的，但后来连他也不得不放弃和离开这条道路，尽管他还在咒骂社会主义。再说一遍，他根本不提，甚至连想都不愿意想到布尔什维主义。他向资本主义世界说：“你们的所作所为正在把你们引向绝境”，他甚至向他们提出类似废除一切债务那样的建议。
先生们，好极了！你们早就应该学习我们的榜样了。
就在几天前我们看到报上有一则简讯，说资本主义政府一位老练的、极其精明能干的领袖劳合－乔治似乎也开始提出同样的办法，而美国却象是在回答他似的，说什么：对不起，我们自己的还得全部要回来。看到这种情况，我们心里想：这样一个简单的办法，那些先进的头等强国战后竟讨论了这么多年，他们的情况是不大妙。这种事我们做起来是再容易不过了，难道我们过去克服的是这样的困难！（鼓掌）即然他们在这样的问题上都乱得不可开交，那么我们说，尽管我们丝毫没有忘记我们还处在危险中，尽管那些国家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哪一个都强过我们，它们沆瀣一气，经常地公开地对我们表示仇恨，但我们不怕他们的这种宣传。可是，只要我们对地主资本家的存在是否合理表示一点不同的看法，他们就不高兴，说这是罪恶的宣传。这一点我怎么也弄不明白，因为类似的宣传在所有与我们经济观点不同的国家里都在合法地进行。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公开进行着一种宣传，说布尔什维主义是恶魔，是罪犯，是篡权（他们再也找不到合适的字眼来形容这个怪物了）。不久前，我会见了克里斯坦森，他曾经是美国总统的候选人，代表美国工农党竞选的。同志们，请不要把这个名称弄错。它同我们俄国所说的工农的党完全不同。在美国，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政党，一个公然坚决敌视任何社会主义的政党，一个被各资产阶级政党公认为很体面的政党。他出生在丹麦，现在是美国人，他在竞选总统时获得了约100万张选票（这在美国就相当可以了）。就是这样一个人告诉我，他在丹麦，在一些“穿得象我这样的”（他话是这么说，但他穿得很讲究，一副资产阶级的派头）人士中间，刚一开口说布尔什维克不是罪犯，“就差一点被人打死”。人们对他说，布尔什维克是恶魔，是篡权者，在体面的社会里怎么会想到谈论这种人呢？看，我们是处在怎样一种宣传气氛中啊！
虽然如此，我们看到还是形成了某种均势。这是不取决于我们的胜利的客观政治形势。它说明我们估计到了造成帝国主义战争的那些矛盾的深度，说明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比其他任何强国都估计得正确。其他强国虽然取得了这样那样的胜利，虽然拥有极大的实力，但是至今没有找到而且也找不到出路。这就是国际形势的本质，也就是造成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局面的原因。我们现在面临着某种极不稳定但毕竟是确定无疑、不容置辩的均势。这种均势能否长久保持下去，我不知道，而且我认为无法知道。因此，我们必须慎之又慎。我们的政策应遵循的第一条戒律，从我们政府一年来的活动中所得出的第一个教训，全体工人农民都应当好好领会的一个教训，就是要时刻戒备，要记住我们是被那些公开表示极端仇恨我们的人、阶级和政府包围着的。必须记住，我们随时都有遭到入侵的危险。我们要竭尽所能来防止这种灾难发生。我们在帝国主义战争中遭受了其他任何一国人民也未必遭受过的苦难。接着，我们又遭受了各国统治阶级的代表为保卫流亡者的俄国——地主资本家的俄国而强加在我们身上的国内战争的苦难。我们知道，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战争会给工农带来空前的浩劫。因此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慎之又慎。我们可以作最大的让步和牺牲，只要能保住我们用高昂的代价换来的和平。我们可以作最大的让步和牺牲，但也不是不讲原则，没有止境。让芬兰、波兰、罗马尼亚那些玩火的、幸而为数不多的主战派和侵略集团的头子们好好注意到这一点吧！（鼓掌）
谁只要能象一个政治家那样理智一点慎重一点谈问题，他就会说，在俄国除了苏维埃政府，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政府能够向我国原有的以及曾经被并入俄罗斯帝国的各民族作出这样的让步和牺牲。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政府能够象我们这样清楚地意识到并明确地告诉大家：旧的俄国即沙皇俄国、主战派的俄国对俄国境内各民族的态度是罪恶的、不能容忍的，它激起了被压迫民族理所当然的对抗和愤怒。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政府能够这样公开地承认这种情况，能够进行这种反沙文主义的宣传，承认旧的俄国即沙皇俄国和克伦斯基俄国的罪恶，反对使用暴力把其他民族并入俄国。这不是一句空话，这是一个简单的政治事实，是谁都清楚的、根本不容置辩的事实。任何民族只要不对我们进行阴谋活动，从而给自己套上绳索，使自己受帝国主义的奴役，只要它们不帮助别人来扼杀我们，我们是不在乎形式的。我们不会忘记，我们是革命者。（鼓掌）但是有些事实确凿而雄辩地证明，在战胜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俄国，一个没有任何武装的最小的民族，不管它多么弱小，都绝对可以放心而且应当放心：我们对它除了和平的愿望，没有任何别的企图；我们一直在不懈地宣传历届旧政府的旧政策是罪恶的政策；我们不惜以巨大的牺牲和让步为代价，无论如何都要同过去属于俄罗斯帝国而现在不愿同我们在一起的各个民族和睦相处，我们这种愿望始终是坚定不移的。这一点我们已经证明了。不管周围的人如何起劲地咒骂我们，我们还将证明这一点。我们认为，我们已经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现在我们要向全俄工农代表大会即向俄国全体千百万工农群众说，今后我们将用一切力量来维护和平，我们将不惜作出巨大的让步和牺牲来保住和平。
但这有一个限度，超过限度是不行的。我们决不允许嘲弄和约，决不允许破坏我们的和平建设。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容许这样做，我们要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保卫自己的生存。（鼓掌）
同志们，我现在讲的对你们来说是明白易懂的，而且你们也不能期待向你们作政策报告的任何人会有其他的讲法。你们知道，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也只能是这样。但遗憾的是，现在地球上有两个世界：一个是资本主义旧世界，它陷入了困境，却永远不会退让；一个是正在成长的新世界，它还很弱，但一定会壮大起来，因为它是不可战胜的。这个旧世界有自己一套旧的外交，这种外交无法相信可以直截了当地开诚布公地谈问题。旧的外交认为，那一定是在耍什么手腕。（鼓掌和笑声）很久以前，这个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无与匹敌的旧世界的一位代表——一位美国政府的代表布利特到我国来，建议我们同高尔察克、邓尼金媾和，媾和条件对我们非常不利。我们说，我们非常珍惜俄国工农的血，他们流血流得太久了，虽然媾和条件对我们极为不利，我们还是准备接受，因为我们相信，高尔察克和邓尼金一定会从内部瓦解的。我们直截了当地说明了这一点，没怎么使用讲究的外交辞令，可是他们却认定我们准是在骗人。于是，这位同我们围坐一张桌子进行了和善会谈的布利特，刚一回国就受到攻击，被迫辞职。我感到惊奇的是，他怎么没有按照帝国主义的惯例被拉去服苦役，因为他竟暗中同情布尔什维克。（笑声，鼓掌）结果，我们原来提出的是对我们较不利的和约，而得到的却是较有利的和约。这是一个小小的教训。我知道，我们是学不会旧的外交的，正象我们不能脱胎换骨一样，但是这一时期在外交方面我们所给予的、为其他强国所接受的教训总不会一点印象没有留下，大概总有人会记住的。（笑声）我们说俄国的工人农民最珍惜和平的好处，但是他们在这方面只能作有一定限度的退让，这一直率的声明意味着他们连一分钟一秒钟也没有忘记，他们在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中遭受了怎样的苦难。我们要以代表大会、全体工农群众、整个俄国的名义提醒这一点，不管人们怎样看待它，怎样按照旧的外交习惯猜测这里面有什么外交手腕，但我相信，这个提醒绝对不会不留下一点印象，总会起一点作用的。
同志们，关于国际形势问题，我认为必须谈的就是这些。现在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的不稳定的均势。从物质上说来，我们在经济和军事方面是无比弱的；但从精神上说来，我们比谁都强，当然，我所讲的精神不是指抽象的精神，而是指各国实际的阶级力量的对比。这一点已经受过实际的考验，这不是用言论而是用事实来证明的。这已经得到一次证明了。如果历史会以某种方式重演的话，也许还会得到不止一次的证明。所以我们暗下决心，我们既已着手进行和平建设，就要用一切力量不间断地把它进行下去。与此同时，同志们，你们又要时刻戒备，要象保护眼珠一样保护我们国家和我们红军的防御能力，要记住，削弱保卫我国工农及其胜利成果的防御能力，是丝毫不能容许的。（鼓掌）
同志们，上面我简略地谈了谈国际形势中最本质的东西，现在我来谈谈在我国和西欧资本主义国家里开始出现了怎样的经济关系。这里最大的困难是：我们同资本主义国家若没有一定的相互关系，我们就不可能有稳固的经济关系。事态非常清楚地表明，它们同样也不可能有稳固的经济关系。我们此刻并没有什么利他主义的思想，而是更多地考虑在列强敌视我们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继续生存下去。
但一般说来，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生存，这样的事情是否可能呢？无论在政治上或军事上，这似乎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又都已经证明这是可能的，这已经成为事实了。可是在贸易方面呢？在经济流转方面呢？俄国这个落后的经济遭到破坏的农业国同一批先进的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联系，互相帮助，这是否可能呢？人家不是威胁说，要用铁丝网把我们包围起来，因而任何经济关系都不可能存在吗？“他们没有被战争吓倒，那我们就用封锁来征服他们。”
同志们，这四年来我们受过很多威胁，而且是非常可怕的威胁，所以无论哪一种威胁我们都不会害怕。至于封锁，经验表明：现在还不知道究竟谁吃的苦头更大，是被封锁者还是封锁者自己。过去这一年我们没有受到极凶残的暴力侵害，相对而言总算能喘一口气了，这是我能向大家作这样一个时期的工作报告的第一年。经验表明，在这一年里无疑谁都不承认我们，不理睬我们，宣布同我们没有什么往来。就让他们按资产阶级的看法去说没有往来吧，反正往来是有的。这就是我认为可以毫不夸大地向你们报告的1921年这个报告年度内的一个主要收获。
我不知道外交人民委员部向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今天是否已经分发或者即将分发给你们。我认为，这个报告的缺点是太长，很难看完。这也许是我个人的弱点，不过我相信，你们大多数人和所有关心政治的人，虽然不能很快看完，但总会把它看完的。即使不整个看完，而只是略微浏览一下，翻上一遍，也能看出俄国身上挂满了（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许多十分正常的固定的贸易关系、商务代表处和通商条约等等。诚然，我们还没有得到法律上的承认。这也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我前面所说，不稳定的均势遭到破坏的危险即重新发动侵略的危险变得更严重了。然而，事实总是事实。
1921年是我们同国外进行贸易的头一年，这一年我们前进了一大步。这部分地同运输问题有关，而运输是我们整个经济的主要基础，也可以说是最主要的基础之一。这同进出口有关。请允许我举几个最简单的数字。我们一切难以置信的困难，我们的困难的整个重心和关键，在于燃料和粮食，在于农民经济，在于降临到我们头上的饥荒和灾难。我们很清楚，这一切都同运输问题有关，这一点应当指出，也应当让来自各地的所有同志都知道，并且向地方上的所有同志反复说明，我们应该用全付精力去战胜粮食和燃料的危机。由于上述原因，我们的运输——对外联系的物质手段仍然很困难。
这一年我们运输方面的组织工作有了起色，这是毫无疑问的。1921年我们内河船队的运输量大大超过了1920年。1921年每条船的平均运量是1000普特/俄里，而1920年只有800普特/俄里。组织工作方面无疑是有进步的。应当指出，我们现在第一次开始得到国外的帮助：订购了几千台机车，而且已经接到第一批——瑞典的13台，德国的37台。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开端，但总算有了一个开端。我们还订购了好几百辆油罐车，其中约有500辆已经在1921年运到。我们买这些东西都非常贵，贵得不得了，但这终究说明，先进国家的大工业在帮助我们，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工业在帮助我们恢复我国经济，虽然这些国家是由那些对我们恨之入骨的资本家领导的。他们通过各国政府联合起来，而这些政府仍然不断地在自己的报刊上研讨同法律上承认苏维埃俄国有关的情况，布尔什维克政府是否合法。它们经过再三的探讨，认为这个政府是合法的，但是不能承认。我没有权利隐瞒他们还没有承认我们这个令人不快的事实，但是应当告诉你们，我们的贸易关系还是在发展。
所有这些资本主义国家都处在这样的境地：它们敲诈我们，逼我们付出高价，但不管怎样还是在帮助我们的经济。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它们违背自己的意志，违背报刊上一再重申的主张呢？它们的报刊发行量之多、势力之大、对对方的仇恨之深是我们的报刊无法相比的。这些国家宣布我们是罪犯，但还是在帮助我们。结果，它们在经济上同我们分不开了。结果正象我已经对你们说过的，从大局来看，我们的估计比它们的正确。这并不是因为它们没有人会作正确的估计，相反地，这种人他们比我们多，而是因为他们既然往死路上走，就无法作出正确的估计。因此，我想再告诉你们一些数字，说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情况。我只举几个可以记住的最简单的数字。拿1918、1919和1920这三年来看，我们的进口量略高于1700万普特，而1921年已达5000万普特，比前三年的总数还多两倍。我们的出口量在头三年总共是250万普特，而在1921年一年中就有1150万普特。这个数字是微不足道的，非常非常小，小得可笑，任何内行人一看就会说这个数字是极可怜的。这就是这些数字所能说明的问题。但毕竟有了一个开端。有人曾企图直接扼杀我们，这我们已经领教过了；有人曾威胁我们说，只要我们还是现在这个样子，他们就要采取一切手段不容许同我们往来，这种威胁我们听了好几年了；可是我们毕竟看到，有人比这种威胁更厉害。我们毕竟看到，他们对经济发展的估计是不正确的，而我们是正确的。开端已经有了。我们现在应当把全部注意力、全部精力、全部心思都用在经济的发展上，使这种发展继续下去。
我再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来说明我们在1921年是如何进步的。在1921年，第一季度进口量约300万普特，第二季度是800万普特，第三季度是2400万普特。我们毕竟是在前进。这些数字虽然微乎其微，但毕竟是在逐渐增长。我们看到，在空前困难的1921年，这些数字仍然有所增长。你们知道，象饥荒这样的灾难使我们吃了多大的苦头，它使我国的整个农业、工业和全部生活继续遭到多么痛苦的磨难。但是，尽管我们是一个被战争破坏得这么厉害的国家，是一个由于几次战争以及沙皇和资本家的统治而遭到深重灾难的国家，我们现在毕竟走上了能够不顾人们对我们一直采取的敌视态度而改善我们境况的道路。这就是基本的因素。这就是为什么不久前我们在看到华盛顿会议的消息时，在听到敌视我们的列强不得不在明年夏天召开第二次会议并邀请德国和俄国参加讨论真正和约的条件的消息时，我们说我们的条件是一清二楚的，这些条件我们已经说过并且公布出来了[174]。我们还会遭到许多人的敌视吗？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我们知道，封锁我们的那些国家的经济状况很脆弱。有一种力量胜过任何一个跟我们敌对的政府或阶级的愿望、意志和决定，这种力量就是世界共同的经济关系。正是这种关系迫使它们走上这条同我们往来的道路。它们沿着这条路走得愈远，今天我在1921年的工作报告中只能用一些可怜的数字向你们描绘的那种前景就会展现得愈广阔愈迅速。
现在我应该讲讲我们国内的经济状况。这里首先要讲的主要问题就是我国的经济政策问题。1921年这一报告年度内，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在这方面采取初步的措施，学会实行新措施，使我们的立法工作、行政机关都能适应这一要求。你们从报刊上看到了许多事实和报道，知道这方面的工作是怎样开展起来的。你们当然不会要求我在这里再举一些事实或数字。这里只需要弄清楚，我们大家看法最一致的基本问题是什么，从我国整个革命和未来一切社会主义革命（即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革命）最本质最根本的问题来看，最本质的东西是什么。
这个最根本最本质的问题就是工人阶级同农民的关系，就是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就是经过大工厂长期艰苦而有成效的锻炼的先进工人是否能够搞好工作，把那些被资本主义和地主、被自己贫困而粗陋的旧经济压得透不过气来的农民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向他们证明，只有同工人结成联盟而不管在这条道路上会遇到多大的困难（困难很多，我们不能闭眼不看），只有这样才能使农民摆脱地主资本家的世世代代的压迫。只有巩固工农联盟，人类才能普遍摆脱象不久以前的帝国主义大厮杀那样的祸害，摆脱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奇怪的矛盾，即为数极少的几个最有钱的强国被财富噎得要死，而地球上广大的居民却贫苦不堪，无法享受现有的文明和利用那些由于流通不畅而没有出路的丰富资源。
失业是各先进国家最主要的灾难。要摆脱这种状况，受过工厂、工厂剥削、工厂团结这种艰苦的然而是最扎实最实在的锻炼的工人阶级，除了和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没有其他出路。在我们共和国最艰苦的年代，我们实行过工农的政治联盟和军事联盟。1921年我们第一次实行了工农的经济联盟。在这一方面我们的工作还做得非常不好。必须公开指出这一点。应该看到这个缺点而不是加以掩饰，应该全力改正这个缺点，而且应该懂得这一联盟是我们新经济政策的基础。要处理好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能够想象的只有两条道路。如果大工业很发达，能够立刻供给小农足够的或者比从前多的产品，从而在农民提供的农产品同工业品之间建立正常关系，那么农民就会十分满意，基本上是非党群众的农民就会在事实面前承认这种新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好。说到能够立刻用一切必需品满足农民需要的发达的大工业，那么这种条件是存在的。就世界范围来说，这种能给全世界提供一切产品的发达的大工业是有的，可是人们却只会用它制造枪炮弹药和其他武器，而且在1914—1918年使用得非常成功。那时工业为战争服务，它给人类提供了如此充足的产品，以致至少使1000万人死亡，2000万人残废。这是我们有目共睹的，20世纪的战争毕竟不是从前的战争了。
这次战争以后，甚至在战胜国，在那些最仇恨最排斥社会主义的人当中，在那些对任何一点社会主义思想都深恶痛绝的人当中，也有许多人大声疾呼，明确指出世界上即使没有可恶的布尔什维克，恐怕也不允许再来一次这样的战争。这是一些最富有的国家的代表人物讲的。请看，这个强大的先进的大工业是为什么服务的吧。它在为制造残疾的事业服务，没有工夫向农民供应产品。但是，我们还是有理由说，就世界范围而论，这种工业是有的，世界上有些国家是拥有能够立刻向亿万落后的农民提供产品的先进大工业的。我们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作出自己的估计的。你们通过对日常生活的观察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我国本来就很薄弱的大工业究竟还留下了什么。就拿顿巴斯这个大工业的主要基地来说吧，它在国内战争中遭到这么严重的破坏，又遇到这么多帝国主义政府（乌克兰有过多少这样的政府啊！），结果不能不使我国大工业只剩下了一丁点残骸。加上又遇到1921年歉收这样的灾荒，那就不难理解，虽然大工业转到国家手里，靠它供给农民产品的尝试还是没有成功。既然这一点办不到，那么在农民和工人之间，即在农业和工业之间，除了交换，除了商业，就不可能有别的经济联系。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这就是我们经济政策的实质。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既然没有一个能够组织得立刻用产品满足农民需要的发达的大工业，那么，为了逐渐发展强大的工农联盟，只能在工人国家的领导和监督下利用商业并逐步发展农业和工业，使其超过现有水平，此外没有任何别的出路。现实迫使我们非走这条路不可。我们新经济政策的基础和实质全在于此。
在我们把主要的注意力和主要的力量放在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上的时期，我们不能不以最快的速度行动，带着先锋队勇往直前，因为我们知道这支先锋队是会得到支持的。在伟大的政治变革中，在我们抗击占优势的世界列强这一进行了三年的极其伟大的事业中，我们纯粹是靠政治热情和军事热情来保证工农联盟的，因为每个农民都知道、感到、觉察到，他们的敌人是他们的世仇，是得到其他政党的代表人物多方帮助的地主。正因为如此，这个联盟才这样牢不可破，不可战胜。
在经济领域，联盟就应当建立在另一种基础之上。这里有必要改变联盟的实质和形式。在共产党和工会中，或者在仅仅同情苏维埃政权的人们中，不论什么人忽视了改变联盟的实质和形式的必要性都会倒霉的。这种忽视在革命中是不能允许的。联盟的形式所以必须改变，是因为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联盟不可能在经济领域中也这样简单地延续下去，况且我国还没有大工业，它已经被任何一个国家都闻所未闻的战争破坏了。要知道，甚至那些比我们富得多、在战争中有得无失的国家，直到如今也还没有把工业振兴起来。改变工农联盟的形式和实质经事实证明是必要的。我们在政治和军事时期前进得太远，超越了工农纯经济的联盟许可的限度。当时我们为了战胜敌人应该这样做，也有权利这样做。我们做得很成功，因为在当时那个战场上，即在政治和军事的战场上，我们战胜了自己的敌人。可是在经济的战场上，我们却遭到了一连串失败。用不着害怕承认这一点，相反地，只有不怕承认自己的失败和缺点，只有敢于正视真实情况，即使是最可悲的真实情况，我们才能学会如何争取胜利。对于在前一方面即在政治、军事方面的功绩，我们有权引以自豪。这些功绩已作为具有世界意义的胜利载入史册，这一胜利还将在各个领域里发扬光大。但是在经济领域，在我向你们作工作报告的这个年度里，我们才开始走上新经济政策的道路，我们在这方面才迈出一步。同时，我们在这方面刚开始学习就犯了无数的错误，总是往后看，迷恋过去的经验；过去的经验是很好的、宝贵的、了不起的、有世界意义的，可是它不能解决现实情况要求我们解决的经济问题。现实的情况是我国大工业已被破坏，这就要求我们首先学会建立目前非建立不可的经济联系。这种联系就是商业。这对共产党员是一种很不愉快的发现。这种发现很可能是非常不愉快的，甚至肯定是不愉快的，但是，如果我们只从愉快不愉快考虑，那我们就会降到我们大家在克伦斯基临时政府时代已经见得很多的“准”社会党人的水平。这种“社会党人”现在在我们共和国里未必还享有什么威望。我们的力量一向在于我们能够考虑到实际的对比关系，不管这种对比关系令我们多么不愉快我们都不怕。
既然就世界范围来说存在着大工业，那么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无疑是可能的。这个事实没有人能够否认，正象没有人能够否认以下情况一样：大工业不是在最繁荣最富有的战胜国奄奄一息、制造失业，就是专门制造杀人的弹药。我们是在国家落后这种情况下投入革命的，因此现在没有我们所必需的发达的工业，那我们该怎么办，撒手不干吗？灰心丧气吗？不。我们要做艰巨的工作，因为我们走的道路是正确的。毫无疑问，只有走人民群众结成联盟的道路，农民和工人的劳动才会是为自己的劳动而不是为剥削者的劳动。但要在我国的情况下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建立那种唯一可能的经济联系，以经济为中介的联系。
这就是我们退却的原因，这就是我们必须退到国家资本主义、退到租让制、退到商业上去的原因。在我们现在这种经济遭到破坏的情况下，不作这样的退却，我们就不能恢复同农民应有的联系；不作这样的退却，我们就有革命的先头部队向前跑得太远而脱离农民群众的危险。革命的先头部队就不会同农民群众结合，那样就会葬送革命。我们应当特别清醒地看到这一点，因为我们所说的新经济政策首先是而且主要是出于这种考虑才实行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都一致地说，我们要认真地和长期地（当然，正如我们已经正确指出的，并不是永远）执行这个政策。我们采取新经济政策是由于我国贫困，经济遭到破坏，我们的大工业伤了元气。
下面我想举一些极小的数字来说明：不管我们多么困难，不管我们犯了多少错误（我们犯的错误是非常多的），但我们的事业还是在向前发展。同志们，我手头没有国内商业发展情况的总数字，我想只举出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三个月的贸易额数字。中央消费合作总社9月份的贸易额是100万金卢布，10月份是300万金卢布，11月份是600万金卢布。这些数字就绝对数来说，仍旧是小得可怜的。这一点应当坦率地承认，因为对这一点发生任何错觉都是有害的。这些数字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我们现在这种经济遭到破坏的情况下，它们确凿地说明，情况是在向前发展的，我们是可以抓住这个经济基础不放的。尽管我们工会、共产党和管理机构犯了许许多多的错误，但我们还是相信，这些错误我们能够纠正，而且已经在逐渐纠正；我们相信，走我们这条道路一定能恢复农业和工业的关系。既然恢复大工业这样困难，那么即使在小农经济这个阶段上和暂时在小工业的基础上，我们也应当提高而且能够提高生产力。我们应当作出成绩来。我们已经开始取得成绩。但是必须记住：在这里，工作速度和工作环境已经不同了；在这里，要取得胜利比较困难。在这里，我们不能象我们过去在政治和军事方面那么迅速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在这里，我们不能凭借热情，大步跃进，而且期限也不同，要以几十年来计算。在经济战中，在我们邻国不是援助而是敌视我们的环境中，我们要取得胜利就得用这么长的时间。
但我们的道路是正确的，因为这是其他国家早晚必然要走的道路。我们已经开始沿着这条正确的道路前进了。不过我们必须仔细权衡我们每一个细小的步骤，注意我们每一个细小的错误，这样我们就能通过这条道路达到自己的目的。
同志们，我现在应该稍微谈谈农业这个主要的部门。不过我想，关于这个问题，你们会听到一个比我所能作的要详细得多、充实得多的报告，关于饥荒问题也是如此，加里宁同志会向你们说明这个问题。
同志们，你们都很清楚，1921年的饥荒使我们遭到了多么难以置信的困难，旧俄国就有的这种灾难必然使我们也无法幸免，因为摆脱这种灾难的唯一出路只能是恢复生产力，但不是在旧的、贫困的、狭小的基础上，而是在新的基础上，在大工业和电气化的基础上。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摆脱贫困和连年不断的饥荒。但是，对于这项工作来说，我们用来衡量政治胜利和军事胜利的那种时间尺度，一眼就能看出是不适用了。我们虽被敌对国家所包围，但终于突破了它们的封锁，就是说，不管援助多么微小，我们总还是得到了一点。救援物资共有250万普特，这就是我们从国外得到的全部援助，这就是外国大发慈悲能给挨饿的俄国的全部援助。我们已收到约60万金卢布的捐款。这个数字太小了。由此也可看出，欧洲资产阶级对待我们的饥荒是多么自私。你们大家大概知道，外国许多政界要人在刚刚得到饥荒的消息时曾经堂而皇之地声称，利用饥荒重提旧债问题是魔鬼的行径。我不知道魔鬼是否比现代帝国主义更可怕。但我知道，事实恰恰是，尽管我们闹饥荒，他们还是企图按特别苛刻的条件向我们索讨旧债。我们并不拒绝还债，并且郑重声明我们准备实事求是地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根本不估计到、不考虑到双方的要求，不对问题作任何实事求是的讨论，就想让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听从别人摆布，我们是永远不会、绝对不会同意的，这一点你们大家都清楚，不会有什么疑问。
我应当告诉大家，最近几天我们在救灾方面获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你们大概在报上已经看到，美国已拨款2000万美元来救济俄国灾民，条件大概和美国救济署的相同。几天前克拉辛来电说，美国政府已经正式提出，它保证我们能在三个月内得到用这2000万美元买的粮食和种子，如果我们方面同意为同一目的再花1000万美元（2000万金卢布）的话。我们立即表示同意，回了电报。看来可以这样说，我们在明年头三个月能保证给饥民提供3000万美元即6000万金卢布的粮食和种子。这当然不够，根本抵不上我们所遭到的可怕的灾荒。这一点你们大家很清楚。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毕竟是一种援助，对于减轻极其严重的贫困和饥荒无疑会起一定的作用。在向受灾地区供应种子和扩大播种面积方面，既然我们在秋季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明春就可望取得更大的成绩。
今年秋季，我们大约在受灾省份播了75％的秋播地，在部分歉收省份播了102％，在产粮省份播了123％，在消费省份播了126％。这至少说明，不管我们的情况多么困难，但在扩大播种面积和抗灾方面我们还是给了农民一些帮助的。就目前的条件看，我们现在有根据预期在明春播种时给予农民重大的帮助。这样说一点也不过甚其词，也不怕说错。再讲一遍，这种帮助无论如何是不够的。我们根本无力满足全部需要。这一点应该坦白承认。因此，我们更应当尽力多给一些帮助。
关于这一点，我应当谈谈有关我们粮食工作的一些总结数字。总的说来，粮食税减轻了全体农民的负担。这是用不着证明的。问题不仅在于拿了农民多少粮食，而且在于实行粮食税以后农民觉得心里更有数了，经营的兴趣提高了。实行了粮食税，勤劳的农民在提高生产力方面是大有可为的。总的来说，根据报告年度内征收粮食税的结果，我们应该说，只有竭尽一切努力才不致落空。
以下就是我根据粮食人民委员部最近提供的材料能够告诉你们的一些极简单的总结数字。我们至少需要23000万普特粮食，其中1200万普特用来救济灾民，3700万普特用作种子，1500万普特作为储备粮。但是我们能够得到的粮食是：粮食税10900万普特，磨坊税1500万普特，收回贷出的种子1250万普特，商品交换得到1350万普特，从乌克兰得到2700万普特，从国外输入3800万普特（说3800万，是预计从我刚才向你们介绍的那笔交易中可得到3000万，另外再买800万普特），总计21500万普特。这样，还是有缺口，并且一普特的储备粮都没有。而我们能不能再从国外买到粮食还不知道。我们为了尽量减轻挨饿农民的负担，现在把粮食计划订得非常紧。我们在中央苏维埃机关长期以来一直在想方设法把征粮计划尽量订得高些。据我们1920年的统计，由国家供养的人员为3800万，现在这个数字已减到800万。我们在这方面作了多大的压缩！但由此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粮食税一定要100％地收上来，就是说无论如何要全部收齐。我们丝毫没有忘记，这对备受苦难的农民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我很清楚，地方上那些历尽做粮食工作的艰辛的同志比我更了解，现在要保证把粮食税100％收齐是怎样一个任务。但是，作为1921年我们工作报告所总结的一条经验，我应当代表政府对你们说：同志们，我们必须完成这项任务，必须迎着困难上，必须战胜这个困难。不这样做就不能保证我国运输业和工业的最基本最起码的需要，就不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绝对必需的预算，而没有这个条件我们就无法在目前这种受敌人包围和国际均势极不稳定的环境中生存下去。
我们受过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的折磨，遭到过各国统治阶级的攻击，如果不尽最大努力，就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摆脱我们今天的境况的出路。因此我们不要害怕令人痛苦的真实情况，应该十分明确地指出并用代表大会名义向地方上的所有工作人员说明：“同志们，苏维埃共和国能否生存下去，我们恢复运输业和工业的、要求极低的计划能否实现，全看我们能否完成粮食计划。因此，把粮食税100％征齐是绝对必要的。”
说到计划，我现在要谈谈我们国家计划的实际执行情况。先从燃料谈起，从工业的粮食、我们整个工业生产的基础谈起。关于我们国家计划委员会所做的工作，大概你们今天已经拿到了材料，要不就是日内可以拿到。你们将会看到关于电气技术人员代表大会的报告。这个报告提供了极其重要而丰富的材料，即俄国最优秀的科学技术人员对恢复我国大工业的计划的审查意见。这个计划是唯一经过科学审查的计划，对恢复大工业来说是时间最短又最迫切的计划，而完成的时间至少需要10—15年。我已经说过，并且还要不厌其烦地说，现在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必须考虑到的期限已经同我们过去在政治和军事工作方面所看到的不同了。共产党和工会的很多领导工作人员已经懂得了这一点，但是必须使大家都懂得这一点。顺便指出，在明天就会发给你们的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的那本小册子即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的报告中，你们可以看到，我们整个国家计划的问题是怎样经过工程师和农艺师的集体思考提出来的。你们可以看到，工程师和农艺师们处理事情不象我们大家通常那样从一般的政治观点和经济观点出发，而是从集体的经验出发，并且考虑到我们能退让到什么限度。你们在这本小册子里可以找到从工程师和农艺师的角度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尤其宝贵的是，你们在这本小册子里可以看到他们怎样根据计算来解决运输业和工业的问题，而这是我们整个国家计划机关在报告年度内的一项工作成果。当然，我不能在这里向你们转述这本小册子的内容。
我只想简略地谈谈燃料计划的执行情况，因为在1921年这个报告年度的初期，我们在这方面遭到了极大的挫折。正是在这方面，我们由于1920年底情况有所好转而在计算上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致使我国运输业在1921年春季遭到了深重的危机，这个危机不仅是由于物资不足，而且是由于我们对发展速度估计不正确引起的。当时就感觉到了我们的错误，我们把政治军事斗争时期取得的经验用来解决经济任务了。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根本性的错误。同志们，我们直到现在还时时刻刻在重犯这种错误。现在我们有很多错误。必须指出，我们如果觉察不到这些错误，不坚决设法克服这些错误，就不能切实改善我们的经济。由于吸取了教训，1921年下半年的燃料计划就订得很谨慎，我们认为这里不能容许有丝毫的浮夸，并竭力同浮夸作斗争。领导我们各燃料采购机构的斯米尔加同志把截至12月底的统计数字告诉了我，这些数字虽不完全，但从中可以看出，我们在这里还有缺口，不过已经不大，而且这种缺口说明我们燃料预算的结构已有改善，即技术人员所说的燃料结构矿物化了，就是说俄国在矿物燃料供应方面已取得很大成就。也只有以矿物燃料为基础，能够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基础的大工业才能牢牢地站住脚。
1921年下半年开始时，我们的燃料计划目标是这样的。如果把270万立方俄丈的木柴折合成7000卡的标准燃料（我们通常都是这样折合的，在将要发给你们的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小册子第40页上也是这样折合的），我们预计可以得到燃料29700万普特。现在的数字说明，我们已经得到将近23400万普特。我应该提请你们注意，这还差得很多。在报告年度内，我们对燃料部门的木柴采购工作很重视。但是正是这项工作同农民经济的状况关系最大。正是在这里，全副重担都落在农民和他们的马匹身上。在这里，燃料、饲料等的缺乏对工作影响很大，这就是出现匮缺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在冬季燃料采购运动开始之际，我还要说：同志们，请你们把尽最大努力完成这一任务的口号带到地方上去。在燃料预算方面，我们的指标已降到为振兴工业所绝对必需的最低限度，不管情况怎样困难，这个最低限度的指标无论如何要完成。
其次，我们预计煤可以采到14300万普特，结果采到了18400万普特。这是我们燃料矿物化的成绩和进步，是顿巴斯和其他许多机构的进步，这些地方许多同志都在忘我地工作，为改善大工业作出了实际的成绩。我给你们举几个有关顿巴斯的数字，因为顿巴斯是我们整个工业的基地和大中心。我们预计石油可以采到8000万普特，合标准燃料12000万普特。泥炭预计采到4000万普特，合标准燃料1900万普特，结果采到5000万普特。全部加起来我们预计得到57900万普特，但是我们能够得到的，看来不会超过56200万普特。总起来说，燃料方面还有差数。固然差数不怎么大，大概3—4％，但毕竟有差数。无论如何应当承认，这对大工业是一个直接的威胁，因为原定的最低指标有一些完不成。我想，这个例子首先向你们说明我们计划机关的工作没有白干，说明我们完成我们计划的日子快到了。同时这个例子又说明，我们刚刚开始前进，在这方面我们的经济状况还非常困难，所以我们代表大会自始至终都应贯彻的、应由大会代表带到各地去的一个基本口号、基本战斗号召就是：不论在工业工作方面或农业工作方面，我们都还需要鼓足干劲，不管这有多困难。除了在这方面加紧工作，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拯救共和国，可以保持、保全和巩固工农政权。我们已经取得不少成绩，这一点顿巴斯的例子使我们看得特别清楚。在顿巴斯，许多同志在无限忠诚地、卓有成效地工作着，如大工业方面的皮达可夫同志和小工业方面的鲁希莫维奇同志，鲁希莫维奇同志已第一次使小工业能生产出一些东西来了。在大工业方面，采煤工人的采掘量已经达到战前水平，这是我们以前没有过的事情。顿巴斯的全部产量，拿1920年来说是27200万普特，而1921年是35000万普特。这个数字同战前最高数字17亿普特相比还是微乎其微的。但总算有了一些东西。这说明我们正脚踏实地地前进。我们在恢复大工业方面毕竟前进了一步。为了恢复大工业，我们是不惜作出牺牲的。
关于冶金工业也讲几句。我们这方面的情况特别严重。我们现在的冶炼量就那么一点，也许只达到战前的6％左右。你们看，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把俄国破坏到何种程度，使它穷困到何种程度！当然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建立象南方钢铁托拉斯这样的工业中心[175]，那里的梅日劳克同志也在无限忠诚地工作着。不管我们的情况多么艰难，我们在这方面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1921年上半年，我们每月炼生铁7万普特，10月份13万普特，11月份27万普特，几乎增加了三倍。由此可见，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惊慌失措。我们不能不看见，我所举的数字说明我们的生产水平低得可怜，但是我们毕竟可以用这些数字来表明，不管1921年多么困难，不管压在工农阶级身上的担子多么沉重，我们毕竟在前进，我们毕竟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只要竭尽全力，我们就可望取得更大的进步。
我想再告诉你们一些有关电气化成就的材料。可惜，我们现在还没有很大的成绩。我本来预计我能够以苏维埃政权建立的第二个大电力中心的发电来向第九次代表大会祝贺的。第一大电力中心是沙图拉电站，第二个中心即新的中心是卡希拉电站，我们原来预计它正好能在12月发电。[176]卡希拉电站第一期工程完工后可以发电6000千瓦，这对我们莫斯科现有的18000千瓦是很大的支援。由于有种种障碍，这个电站不能在1921年12月发电了。但这个电站在短期内，顶多不超过几星期就能发电。你们大概已经注意到几天前登在《经济生活报》上的一份报告，署名的是莱维工程师，他是全俄电气技术人员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有名望的工作人员之一，也是我国最有名望的工作人员之一。我只从他的报告中给你们举几个简单的数字：1918年和1919年，我们合计建成51个电站，装机容量为3500千瓦；1920年和1921年合计建成221个电站，装机容量为12000千瓦。如果拿这些数字同西欧相比，那当然显得太渺小，太可怜。可是它们表明，即使处在任何国家都未遇到过的困难条件下，我们的事业还是能够向前发展。农村中小型电站的广泛建立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应该坦白地说，这方面往往有些分散，但分散也有分散的好处。这些小型电站在农村中造成了现代新的大工业的中心。这些中心虽然很小，但是毕竟能向农民表明，俄国不会停留在手工劳动上，不会永远使用简陋的木犁，而会迈向另一个时代。农民群众正逐渐意识到我们应当而且能够使俄国立足于另一种基础之上。我已经说过，这方面的时间要以几十年来计算，但是工作已经开始了。认识到这一点的农民群众愈来愈多，部分原因正在于我国小电站比大电站增加得快。我们有一个大电站来不及在1921年投入生产，但到1922年初就会有两个大电站投入生产，一个是莫斯科附近的卡希拉电站，另一个是彼得格勒附近的乌特金湾电站[177]。在这方面，无论如何我们已走上了一条保证我们能向前发展的道路，只是我们要和从前一样努力来完成自己的任务。
现在再简略地谈谈我们的另一成绩，泥炭采掘工作的成绩。1920年我国的泥炭采掘量达9300万普特，1921年已达13900万普特。这也许是我们唯一大大超过战前水平的部门。在泥炭方面，我们拥有取之不尽的资源，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比得了。但是过去开采有很大困难，而且现在也还有一些困难，因为一般说来这种劳动很艰苦，在俄国尤其艰苦。泥炭总委员会的拉德琴柯、缅施科夫和莫罗佐夫三位同志煞费苦心发明的泥炭水力开采法减轻了这种劳动。在这方面已经取得很大成绩。1921年共有两台泥炭泵。这种用水力开采泥炭的机器可以使工人摆脱苦役般的劳动，而过去这种苦役劳动在泥炭开采中是不可避免的。现在我们又在德国订了20台这种机器，到1922年就可以拿到手。我们同一个先进的欧洲国家的合作已经开始了。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发展泥炭采掘业的可能，不发展这个行业是不行的。俄国沼泽多，泥炭蕴藏量比任何地方都丰富。过去只有少数工人从事而且也只有少数工人能够从事开采泥炭的工作，现在已经有可能把这种苦役般的劳动变成比较正常的劳动了。目前我们同现代化的先进国家德国已有实际的合作，因为那里的工厂已在制造减轻这种劳动的器械，大概1922年就可以使用。这种情况我们应当加以注意。在这方面我们是大有可为的，只是我们大家必须明确并且宣传一个思想：只要我们加紧努力，只要实现了劳动机械化，俄国就比其他任何国家更有可能摆脱经济危机。
在我国经济政策方面，我现在还想强调一下事情的另一面。在评价我国的新经济政策时，人们对一件可能特别重要的事情注意得不够。当然，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是先锋队无产阶级同广大农民群众的结合。由于实行了新经济政策，生产力已经开始提高了，而这正是现在无论如何都必须马上做的事。但是，新经济政策还有另一个方面，就是提供了学习机会。新经济政策是我们开始真正学习经济管理的一种形式，但是在这方面直到现在我们还做得非常糟糕。当然，一个领导劳动群众的共产党人或工会工作者很难设想，目前商业竟是我国经济生活的试金石，是无产阶级先头部队同农民结合的唯一可能的环节，是促使经济开始全面高涨的唯一可能的纽带。只要看一下任何一个在国家和法院监督下做生意的商人（我国的法院是无产阶级的法院，它能够监督每一个私人企业主，使我们的法律决不会象资产阶级国家订的那样管不住他们；不久前莫斯科就有这样一个例子[178]，而且你们大家都很清楚，我们还要多处理一些这样的案例，要严厉惩办私人企业主先生们的违法行为），我们就会看到，这帮商人、这帮私人企业主为了百分之百的利润还是能把事情办成的，比方说，他们可以给工业搞到原料，可是共产党员和工会工作者却往往办不到。这就是新经济政策的意义。学习吧！这种学习是非常严肃的，我们大家都应该完成这个学业。这种学习是非常严酷的，它不同于学校里的讲课和参加某种考试。这是在贫困的情况下，在空前艰难困苦、饥寒交迫的情况下提出的一个艰巨而严峻的经济斗争问题。但这是真正的学习，是我们必须完成的。谁要想丢开这项任务，谁要是不予重视，认为与己无关，那就是共产党员和工会工作人员那种极其罪恶极其危险的狂妄自大的表现。同志们，我们这些管理苏维埃俄国的人犯这个毛病都很厉害，应该十分坦率地承认这一点，以便克服这种缺点。
我们着手解决经济建设任务时搬用了自己昨天的经验，我们的根本错误就在于此。在这里，我给你们引用一句法国成语：人们的缺点通常同他们的优点有联系。一个人的缺点仿佛是他的优点的延续。优点如果延续得过了头，表现得不是时候，不是地方，就成了缺点。你们当中几乎每个人在个人生活中以及在其他方面，大概都见过这种情形。现在在我国革命、我们党、我们党的极主要支柱工会的全部发展中，在苏维埃俄国的整个管理机构中，我们也看到了这种仿佛是我们优点的延续的缺点。我们最大的优点就是我们在政治和军事方面采取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行动，这已作为两个时代的更迭载入世界史册。不管我们还要经受什么样的磨难，谁也不能把我们的这一成果夺回去。我们摆脱了帝国主义战争，摆脱了灾难，完全是由于我们进行了无产阶级革命，完全是由于苏维埃制度代替了旧制度。这一点是夺不回去的。这是一个无可争议、不容置辩、抹杀不了的优点，不管我们的敌人费多大劲，怎样强攻，都是无法夺走的。但正是这个优点，如果延续得不是地方，就会变成最危险的缺点。
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可以在工人农民现有觉悟水平上通过激发他们的热情来完成。他们都懂得帝国主义战争在扼杀他们；用不着把他们提高到新的觉悟水平和新的组织水平就可以懂得这一点。热情、强攻、英雄主义曾帮助我们完成了这些任务。它们一直是并且将永远是革命伟业和革命能够创造伟业的明证。我们就是靠这些取得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胜利。但是这个优点现在成了我们最危险的缺点。我们老是向后看，以为经济任务用同样的办法也能完成。但错误正出在这里。在情况已经发生变化、我们应该去完成另一种任务的时候，是不能够向后看，试图用昨天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的。不要作这样的尝试，那是不会成功的！我们应当认识到这是错误的。党和工会的一些工作人员，不管是作为苏维埃工作人员还是作为昨天的战士，往往规避费力的、艰苦的、长年的经济工作，规避这种需要坚韧不拔、经受严重考验、进行长期奋斗、具有严细而顽强的作风的经济工作，用“我们过去做过大事”这类话来敷衍搪塞。这些人使我想起了关于鹅的寓言。鹅夸口说，它们“拯救过罗马”[179]。但农夫用竿子回答它们说：“别提你们的祖先了，你们做了些什么呢？”在1917、1918、1919、1920这几年中，我们英勇地成功地完成了我们的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从而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这是谁也不否认的。这是我们的功劳。无论在党内或工会里都没有人企图把它夺走。但是现在摆在苏维埃和工会工作人员面前的是另一种任务。
现在你们是被阻碍你们而不是帮助你们的资本主义列强包围着。现在你们是在生活贫困、经济破坏、挨饿受灾的情况下进行工作。你们或者是学会用另一种速度来工作，把工作看成几十年而不是几个月的事情，依靠那疲惫不堪的、不可能在日常工作中以革命的英雄的激情来工作的群众，——你们要么学会这样工作，要么理所当然地让人把你们称为鹅。任何一个工会工作人员或政治工作人员如果笼统地说：是我们工会、是我们共产党在进行管理，——那也对。在政治和军事方面我们是干得不错，可是在经济方面我们就干得很糟。应该承认这一点并做得好一些。任何一个工会，如果它笼统地问工会是否应该参加生产，那我就要说：别再空谈啦。（鼓掌）如果您担任的是负责工作，是个有威望的人，是党的工作人员或者工会的工作人员，那最好还是切实地回答我：您在什么地方把生产搞好了，搞了几年，您手下有多少人，一千还是一万，把您派去做经济工作的人员的名单交话我，我讲的做经济工作是一干到底，而不是抓了20件，然后因为没有时间一件也没有干到底。我们苏维埃有一股风气，做经济工作往往不是一干到底，一连几年都不夸成绩，不怕向那些能获得100％甚至更高的利润的商人学习，而是去写有关原料的漂亮决议，说什么我们是共产党、工会和无产阶级的代表。对不起，请问什么叫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在大工业中从事劳动的阶级。可是大工业在哪里呢？这是什么无产阶级呢？你们的工业在哪里呢？它为什么停工了呢？是因为没有原料？那你们搞到了原料吗？没有。你们就去靠写决议搞原料吧，那你们就会出洋相，人们就会说这是干蠢事，可见你们很象那些祖先拯救过罗马的鹅。
现在历史赋予我们的任务是：在很长的时期内进行缓慢的、艰巨的、困难的经济工作，以便最终完成极其伟大的政治变革。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变革总是需要经过漫长的道路才能被消化。一切伟大的政治变革都是靠身后有群众自发地半自觉地跟着走的先头部队的热情来解决的。在受沙皇、地主、资本家压迫的社会中，发展方式也不能不是这样。这部分工作，即政治变革，就我们完成的情况来看，它的世界历史意义是不容争辩的。然而，继伟大的政治变革之后，出现了另一项任务，我们必须理解到这项任务就是：必须消化这个变革，加以贯彻，而不是借口苏维埃制度不好、借口要改造这个制度而推卸自己的责任。我们有很多人喜欢任意改造一切，结果遭到了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大灾难。我们的机关在组织群众方面有缺点，这一点我很清楚，不论你们哪一位给我指出十个缺点，我马上可以再给你们指出一百个。但是，问题不在于用迅速改组来改进机关工作，而在于需要消化这个政治改革，以达到更高的文化经济水平。问题就在这里。不是实行改造，相反应当帮助克服苏维埃制度和整个管理体制中的许许多多缺点，以帮助千百万人。应该让全体农民群众帮助我们消化我们取得的极伟大的政治成就。在这方面应该清醒，并且认识到，这个成就虽已取得，但还没有同日常经济生活以及群众生活条件融为一体。这件工作要做好几十年，需要花费极大的气力。这种工作不能用我们进行军事工作的那种速度和在那种条件下来进行。
在结束报告之前，我还想针对我们的一个机关即全俄肃反委员会来谈一谈这个教训：缺点有时是我们优点的延续。同志们！你们当然都知道，俄国的流亡者以及同他们一起生活的帝国主义国家统治阶级的许多人士对这个机关是何等深恶痛绝。当然罗！因为这个机关是对付我们的强大无比的敌人对苏维埃政权不断进行的阴谋和破坏活动的利器。他们这些资本家地主还保留着各种国际联系，还有各种国际援助，他们得到比我们强大得多的国家的援助。你们从这些阴谋的始末就可知道这些人是怎样行动的。你们知道，对付他们，除了采用无情的、迅速的、紧急的、得到工人农民支持的镇压手段以外，没有其他办法。这是我们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优点。我们要经常强调这一点，因为我们还会直接间接地听到（我们从国外就经常听到）一些俄国人的叫嚣，他们知道“肃反委员会”这个词儿在各种语言中怎么叫，把它看作俄国式野蛮行为的范例和典型。
俄国和外国的资本家先生们！我们知道你们不会喜爱这个机关。这是不消说的！过去，当你们试图扼杀我们的时候，当你们从四面八方进犯我们的时候，当你们在俄国策划阴谋、不惜采用各种罪恶手段来破坏我们的和平建设的时候，它比谁都更善于粉碎你们的阴谋诡计。除了通过能够洞察阴谋者的一举一动、能够立即采取惩治手段而不是说服办法的机关来作回答以外，我们没有别的回答。只要世界上还存在不愿意向工农拱手交出自己的地主权利、自己的资本家权利的剥削者，没有这样的机关，劳动者的政权就不可能存在。这一点我们很清楚，但是同时我们也知道，一个人的优点可能变成他的缺点。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环境绝对地要求把这个机关的活动限制在纯政治的范围之内，使它集中力量来执行环境和条件能够帮助它完成的那些任务。如果反革命势力还象过去那样干（我们不能证明敌人在这方面的心理已经发生变化，我们没有这样的根据），那我们是会作出应有的回答，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厉害的。苏维埃国家准许外国代表以援助的名义来到我国，而这些代表却来帮助推翻苏维埃政权，这种情况是有过的。我们不会落到这种地步，因为我们会重视和利用全俄肃反委员会这样的机关。这一点我们可以向所有的人、向任何人保证。但同时我们又肯定地说，必须改革全俄肃反委员会，规定它的职能和权限，使它只限于执行政治任务。我们当前的任务是发展民事流转，这是新经济政策的要求，而这样就要求加强革命法制。显然，在军事进攻的情况下，在苏维埃政权被人掐住脖子的时候，如果我们把这项任务放在第一位，那我们就是书呆子，就是把革命当儿戏，而不是干革命。我们的政权愈趋向稳固，民事流转愈发展，就愈需要提出加强革命法制这个坚定不移的口号，就愈要缩小那些对阴谋者的袭击给予回击的机关的活动范围。这就是政府在报告年度内经过试验、观察和思考而得出的结论。
同志们，最后我应该指出，我们今年正在执行而过去一直执行得很不好的一项任务——即使在极端贫穷和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也要把工人和农民结成牢固的经济联盟，现在我们已经把它摆到了正确的位置上，我们采取的路线是确正的，这是无庸置疑的。这项任务不仅是俄国的，也是全世界的。（热烈鼓掌，经久不息）
现在暂时还只由我们单独执行的任务好象纯属俄国的任务，其实这是一项将会提到一切社会主义者面前的任务。资本主义正在走向灭亡，它在灭亡过程中还会使几千万几万万人遭到难以置信的苦难，但是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使它免于覆灭。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社会必然到来。或早或迟，早20年或迟20年，它总归会到来。我们努力实现我们的新经济政策，这也就是在帮助这个社会创造工农联盟的形式。我们一定会完成这个任务，一定会建立起一个十分牢固的、世界上任何力量都动摇不了的工农联盟。（热烈鼓掌，经久不息）
载于1921年12月23日《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公报第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291—329页
2在非党代表的会议上的讲话[180]
（12月26日）
（1）
同志们！我们决定继续谈下去，——我想，对这一点我们不会有异议——我只是想说一下，现在已经将近八点半了，我们在这里可以谈到九点半，甚至更晚一些。应当选择我们最关心的问题来谈。会上有位同志说是土地问题，我必须说：让我们把时间分配在一些对你们最有意义的问题上吧。我认为，我在这里的任务就是多听多记。至于我想讲的，已在代表大会上对你们讲过了。我尽力记下哪一个省、哪一个县，对哪一件事意见最多。我想应当这样来分配时间：在谈完劳动和畜力运输义务制[181]问题以后，考虑一下还有哪些看来是最重要的问题，让各省有时间也谈谈对这些问题的意见。我在这里的任务是尽可能详细地记录，以便了解非党代表在这里谈了些什么。至于这里提出的一个个问题，我无论怎样也是很难回答的，因为，没有材料，我就不能在会上马上回答。因此我建议挑选一些大家认为最重要的问题，象谈劳动和畜力运输税那样由各地的同志来发表意见，我将把地方同志的每条意见记下来。
（2）
同志们，关于这个问题[182]，我很难说点什么，因为这里提出的所有问题，我都——记下了，也记下了哪个省提出了哪些意见。但是，没有有关机关的准确材料，我就不能立刻回答这里所提出的问题。刚才代表劳动人民委员部讲话的那位同志有一份已颁布的法令和说明，所以很容易回答如何通过实施这项法令来减轻负担。而我没有有关人民委员部的材料，无法对这里提出的一些问题作出任何明确的回答。
这里还收到几张条子。一张条子是基辅来的一位乌克兰同志写的，他问我为什么从未去过乌克兰？乌克兰太远，去一趟不容易。
有位同志问，因承担劳动和畜力运输义务制而死亡的马匹由谁负责赔偿。我记下了这个问题。有位同志已经对此作了原则的回答。
还有两张条子提到粮食税和穷苦农民买不起棉布的问题。目前各省农民遇到许许多多诸如此类的困难，这是可以想见的。没有有关部门的材料，我不能马上回答这类问题。
我们能否提供援助，能提供多少援助？我再说一遍，现在不能作出回答。我觉得，这里就劳动和畜力运输税问题所谈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铁路木柴采委会[183]滥用职权和处事失当，我把记录匆匆翻了一遍（我对在座的每一位同志的发言都作了简要的记录），据我看，这是最主要的。意见最多的是铁路木柴采委会分派的工作太重，让人吃不消，分配和指派工作有许多不当之处，特别是在这些工作直接损害农户的时候。所有这些意见我都记下了，我也记下了最后一次三周突击运动期间从中央把所有同志派往各地这件事。我已要求收集关于燃料工作处事失当和滥用职权的情况的确凿材料，还要求收集一批报告。我已经开始收到这方面的信件，但是，近来由于生病，我在代表大会上也只能作个一般的报告，因此，我必须讲明，我不能亲自研究对这些问题的答复。这件事将委托另外一位暂时代我的同志去办，然而所有这些在最近一次三周突击运动期间收集到的材料我们一定会汇总起来。我认为对铁路木柴采委会处事失当和滥用职权提出的意见，总的说来无疑是正确的。劳动人民委员部的同志谈了劳动和畜力运输税问题。为什么决定实行劳动和畜力运输税，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如果不对劳动量作出合理的规定（目前正在这样做：在法律上规定六天的工作量），如果不在法律上作这样合理的规定，省林业委员会和铁路木柴采委会滥用职权的现象就难以避免，同这些现象作斗争也非常困难。如果在法律上象现在这样明确地宣布需要干多少个劳动日，大家就会知道有一个条例规定了在这些天内应完成多少工作，工作量有多大，这样，同滥用职权的现象作斗争就会容易得多。当然，在省里县里同林业委员会和铁路木柴采委会作斗争，尤其是在这些机关中如一位同志指出的那样混进了许多旧职员、从前的地主和原来的林业把头的时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各地必须更加严格地监督这个问题，我们则要安排更多的非党农民同志进中央执行委员会，以便人们在申诉无效的情况下可以去找他们，而他们本人就在这里即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并要求对错误进行追究。这些措施无论如何在本次代表大会上一定要实行。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来自非党农民的委员的人数，我听所有参加代表大会的同志讲，肯定要增加。中央执行委员会中非党农民委员愈多，就愈容易用这个办法去更有效地同铁路木柴采委会滥用职权的行为作斗争。我再说一遍，会上提的所有意见我都作了记录，我一定把每条意见转达给有关的人民委员部或国民经济委员会，以便采取措施。在没有向有关人民委员部查询的情况下，我要马上对每个具体问题作出回答当然做不到。
（3）
为了不致对加里宁同志的话发生误解，我请求他给我两分钟来解释一下[184]。我相信，加里宁同志无意把这样的想法强加给我，即我曾经提议把祈祷书烧掉。显然，我从来不曾提出也不可能提出这种事。你们知道，按照我国宪法，按照我们共和国的根本法，每个人的宗教信仰自由是绝对有保障的。
有位同志提到维亚特卡省一部分县的情况极其严重，我再补充几句。这些县属于饥荒地区。现在我们把希望主要寄托在美国政府建议我们缔结的一项条约上。我们在日内即将签订这一条约。根据这项条约，美国政府将提供2000万美元。我们再拿出1000万，总共是3000万美元，相当于6000万金卢布。这是一笔可观的数目。春播地如果不能全部种上，至少大部分能够种上。此外，我们正派人去加拿大。我们想，还可再动用部分黄金储备稍微多购一些种子。当前最主要的问题当然是饥荒和饲料缺乏。春播任务必须尽可能全部完成。我们将全力以赴。（鼓掌）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3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330—334页
3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经济工作问题的指令[185]
（12月28日）
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审议了各人民委员部关于报告年度经济活动的报告和总结，现提出以下指示，作为对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几个经济工作问题的决定的补充和概括，要求中央一级和地方各级苏维埃机关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
1.苏维埃代表大会要求认识到，一切经济机关的主要而迫切的任务是：大量供给农民为提高农业生产和改善劳动农民生活所必需的商品，并且务必在最短期间取得扎实的成绩。
2.一切工业管理机关都不应忽视这一最主要的目的，当然也不允许丝毫削弱百分之百地满足红军需要的任务，这是为了保持苏维埃共和国的国防力量而应提到首位的任务。
3.工人生活的改善也应当服从同一目的，就是说，一切工人组织（首先是工会）都有责任关心如何搞好工业以便能迅速而充分地满足农民的需要，而且产业工人工资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都应直接取决于这方面所获得的成绩的大小。
4.财政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也必须服从同一目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责成财政人民委员部以最大的努力和最快的速度来减少然后再完全停止纸币的发行，并在金本位制基础上恢复正常的货币流通。必须坚定不移地用税收取代纸币的发行，不得有丝毫拖拉。
5.所有管理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的机关，如中央消费合作总社、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等，都应当把实现这个目的放在首位。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受它委托的苏维埃政权领导机关，将完全根据这些单位在促进工农业间的流转方面是否迅速收到实际效果来衡量它们的成绩。苏维埃代表大会命令更广泛地利用私营企业来采办和运输原料，来大力发展商业，同时认为国家机关的作用是进行监督和指导，要求对任何阻碍生机勃勃的事业的拖拉作风和官僚主义严惩不贷。
6.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要求管理经济工作的各个机关远比以前更加用心更加尽力地吸收一切比较优秀的非党工人和农民参加本部门的国家工作。
代表大会确认：我们在这方面落后了；这方面的工作不够经常，没有坚持不懈地做下去；通过这方面的工作来扩充经济工作人员和国家工作人员的队伍是绝对必要的；特别是对于在发展经济中作出成绩的人，应当更加经常地授予劳动红旗勋章并发给奖金。
苏维埃代表大会要求所有经济机关以及不完全是政府机构的各种阶级组织注意，更坚持不懈地吸收专家参加经济建设工作是绝对必要的。所谓专家是指科学技术人员以及那些在经营商业、组织大企业、监督经济业务等方面具有实际工作经验和知识的人员。俄罗斯联邦的中央机关和地方机关都应经常关心改善专家的生活待遇，关心由他们指导的培训广大工人农民的工作。
7.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要求司法人民委员部狠抓两件事：
第一，要让共和国人民法院严格监督私营工商业者的活动，既不允许对他们的活动作任何限制，又要让他们始终不渝地遵守共和国的法律，有半点偏离都要严加惩处，并要教育广大工农群众独立地、严厉地、切实地监督他们遵守法纪。
第二，要让人民法院加倍注意对官僚主义、拖拉作风和经济工作上的指挥失当进行司法追究。审判这类案件是必要的，这样可以提高人们过问这种目前很难对付的坏事的责任心，可以引起工农群众对这一重大问题的注意，可以达到取得更大经济成就的实际目的。
第九次代表大会认为，在最短期间从工人农民中培养出各方面的专家，是教育人民委员部在新时期的任务。代表大会建议大力加强学校教育工作和社会教育工作同整个共和国、同本区本地的迫切的经济任务之间的联系。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特别指出，在执行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宣传全俄电气化计划的决定方面做的工作非常不够，因此要求每个电站动员一切适当的人力经常举办座谈会、讲座，上实习课，向工人农民介绍电的常识、电的意义和电气化计划；一个电站也没有的县份，应该尽快办起电站，即使是小型的也好，让它们成为当地进行上述宣传教育的中心和鼓励这方面的首创精神的中心。
载于1921年12月3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9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335—338页
注释：
[173]这是有关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的一组文献。在本卷《附录》里还收有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共和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的报告的提纲》（见第510—521页）。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12月23—28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993名，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1631名，有发言权的代表362名。代表中有共产党员1850名，非党人士139名，其他政党和教派的代表4名。大会议程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共和国的对内对外政策的报告；救济饥民的报告；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初步总结的报告；关于工业状况的报告；关于恢复农业经济的报告；关于合作社的报告；关于财政和预算的报告；关于红军建设的报告；关于苏维埃建设的报告；选举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列宁为代表大会的筹备作了大量工作，并领导了大会的进行。代表大会听取了列宁代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所作的报告后，对苏维埃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表示赞同。代表大会总结了1921年头10个月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经验，认为恢复和发展农业是当前第一位的任务。大会决定采取组织长期农业信贷和扩展商品流转等提高农业生产率的措施，并准许村团自由选择任何一种土地使用的形式，包括合作社的、公社的、独立农庄的等形式。大会还决定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省、县执行委员会之下设立各级农业委员会以开展1922年的农业生产运动。代表大会对恢复煤炭、石油、冶金工业和生产日用品的指示表示赞同。大会还批准了人民委员会关于电气化的法令，通过了列宁起草的《经济工作问题的指令》。大会制定了救灾工作的具体措施，号召全国工人农民尽一切力量救济伏尔加河流域的饥民、特别是儿童，并对援助了俄国饥民的外国工人和国际人士表示感谢。代表大会还决定改组全俄肃反委员会。大会在关于红军和红海军的决议中表示赞同裁减武装力量，并提出了加强军队和提高其军事素质的措施。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建议通过了《关于俄罗斯联邦国际地位的宣言》，呼吁邻国和其他国家同苏维埃共和国和平友好相处。代表大会选出了由386名委员和127名候补委员组成的新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首次包括了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各共和国的代表。——320。
[174]大概是指苏维埃政府于1921年10月28日发表的《关于承认债务的宣言》。该宣言载于10月2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43号（见本卷第211—213页）。——332。
[175]南方钢铁托拉斯是1921年9月成立的，隶属于乌克兰国民经济委员会。参加这一托拉斯的有彼得罗夫斯科耶工厂、马克耶夫卡工厂和尤佐沃工厂以及附属于它们的全部矿场，另外还有乌克兰、北高加索和克里木的一系列其他大型冶金企业。托拉斯在恢复国内钢铁冶炼业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1929年被撤销。——345。
[176]国营沙图拉区电站于1918年初开工兴建，第一期工程于1920年7月25日投产，装机容量为5000千瓦。全部工程于1925年完成。该电站以列宁的名字命名。国营卡希拉区电站于1919年2月开工，第一期工程于1922年6月4日投产，装机容量为12000千瓦。由于卡希拉电站将向莫斯科一些最大的工厂供电，并且是实现国家电气化计划的首批工程之一，列宁对它十分重视。他直接参与解决各种问题，经常检查工程所需的材料、劳力、燃料和设备的供应情况。——345。
[177]乌特金湾电站即红十月电站。它的第一期工程（装机容量为10000千瓦）于1922年10月8日投产。——346。
[178]指1921年12月15—18日在莫斯科对35个私人企业主，茶馆、面包坊及制鞋作坊老板进行的审判。他们被指控违反苏维埃劳动法典。一些大企业的工人，包括党员和非党员，担任起诉人。十几名被告被法庭判处巨额罚款或不剥夺自由的强制劳动。——348。
[179]鹅拯救过罗马出自古代传说：公元前390年高卢人夜袭罗马城南的卡皮托里城堡时，神殿里的鹅群首先被惊动；它们的叫声唤醒了守兵，罗马城才得以保住。列宁引用的是俄国作家伊·阿·克雷洛夫借用这一传说写的寓言《鹅》。——349。
[180]这是列宁在1921年12月26日晚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非党代表会议上的三次讲话。会议讨论了两个问题：劳动和畜力运输税问题和土地问题。列宁的前两次讲话是在讨论劳动和畜力运输税问题时作的，第三次讲话是在讨论土地问题时作的。会议由米·伊·加里宁主持。列宁对会议发言作的简要记录，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3卷第292—294、297—298页。——355。
[181]劳动和畜力运输义务制和下面提到的劳动和畜力运输税是苏维埃俄国为动员群众参加社会劳动和征调民间畜力车辆参加物资运输而相继实行的制度。劳动和畜力运输义务制是根据国防委员会1919年11月19日的决定实施的。决定规定：所有未应征入伍的30—50岁的男性公民和18—40岁的女性公民都有义务参加采伐木柴和装卸燃料；所有拥有畜力运输工具的人都有义务运送燃料、粮食和军用物资；这些劳动按固定标准付酬。人民委员会1920年2月的法令把劳动和畜力运输义务制的运用范围扩大到某些建筑和道路工程以及救灾工作。由于劳动和畜力运输义务制常使居民负担过重或不均，不利于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发挥经营主动性，人民委员会于1921年11月30日通过法令，用劳动和畜力运输税代替了劳动和畜力运输义务制。按照这个法令，居民均须负担劳动和畜力运输税，即参加运输燃料和粮食，参加国家重要工程的建设以及为军队需要支差等。这些劳动是无偿的，但每年不多于6天，并且参加了这种劳动后其他义务劳动一概免除。城市居民可以交纳货币顶替劳动。在1923年，劳动和畜力运输税除救灾工作外均以货币交纳。1923年底，由于实行了统一的农业税，调整了所得税和财产税，劳动和畜力运输税被取消。——355。
[182]当时有一位代表要列宁就“为苏维埃机关支差”的事讲几句话。——356。
[183]铁路木柴采委会即铁路木柴采办委员会，领导采办木柴并将其运到火车站的工作。当时木柴是工业企业和铁路运输所需的一种主要燃料。——356。
[184]指米·伊·加里宁的以下发言：中央执行委员会中非党农民的代表现在要由原来的5名增至20名，“有些同志讲，我们是按胡子的长短来选举的。请原谅，同志们，但是对于农民来说，胡子是有重要意义的。一个大胡子农民有他自己的心理和思想。在我身边就坐着农民彼特鲁什金，这可以作为最好的例子。假使列宁同志说：‘我要把所有的祈祷书拿来一把火烧掉。’而我想了解一下非党农民的意见，就问彼特鲁什金：假使我把祈祷书烧掉，农民会采取什么态度呢？他会说：管它哩，烧掉算了。他是青年人，如果我再问一个大胡子农民，他会说：这要等一等看。对于我们，这就很重要。”——358。
[185]这个文件是列宁在1921年12月25日起草的。手稿第1页上有列宁的批语：“福季耶娃或值班秘书：请抄7份，分送（1）莫洛托夫、（2—6）全体政治局委员和（7）加里宁，作为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草案。还请莫洛托夫征询有关人民委员的意见。12月25日。”12月26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了这个文件。——360。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就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国际形势的决议问题给政治局的信（1921年12月2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就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国际形势的决议问题给政治局的信[172]
（1921年12月22日）
请讨论一下，苏维埃代表大会是否应该通过一项反对波兰、芬兰和罗马尼亚冒险政策的专门决议（至于日本，由于种种原因，最好不提）。决议要详细说明，除苏维埃政府外，任何一个俄国政府都没有承认也不可能承认，沙皇政府或得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支持的临时政府对前俄罗斯帝国边疆地区所实行的帝国主义政策是罪恶的。决议要详细说明，我们曾用很多事实表明，我们既珍重各民族的自决，也珍重同曾经是俄罗斯帝国版图内的各个国家保持和平关系。要详细说明，我们不仅殷切期望这些国家的工人和农民采取和平态度，而且期望资产阶级和政府中很大一部分开明人士采取和平态度。决议最后应对冒险分子提出最严厉的警告：如果他们继续同一帮帮匪徒如从前的萨文柯夫之流一起玩冒险游戏，如果今后继续妨碍我们的和平建设，我们就将奋起进行全民战争，彻底消灭一切参加冒险活动和盗匪活动的人。
委托托洛茨基和契切林拟订决议草案。
有了这种内容的大会决议就方便了，我们可以印成各种文字大量散发了。
列宁
载于1950年《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33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287—288页
注释：
[172]列宁的建议由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21年12月22日通过。——318。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对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会议关于清党的决议草案的意见（1921年12月2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对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会议关于清党的决议草案的意见[171]
（1921年12月22日）
对扎卢茨基起草的关于清党的决议草案，我想提两点意见。
（1）关于第3部分第1条，扎卢茨基建议在6个月内暂时停止发展党员。我认为这是不对的。我倒主张不要停止发展，而要规定更严格的条件，就是说，规定较长的预备期。如果有人认为对于真正的工人一年半的预备期太长，那么可以缩短，甚至缩短到9个月或者照托洛茨基的建议缩短到半年也未尝不可。但是，依我看，如果规定这样短的预备期，必须在决定接收的党组织中取得法定多数的同意，例如，要求有不少于五分之四的多数同意才能缩短预备期，而且，不只是在一个党组织（接收党员的基层支部）里，而是要在几个组织里都有五分之四的多数，以便相互审查（例如，除基层支部外，还要有省党委等等）。我丝毫不反对让真正的工人能更容易入党，但是，如果不提出非常严格的条件来确定什么人能算是大工业的工人，那么，马上又会有一大批乌七八糟的人来钻这个空子。至于红军战士，我认为必须规定更严格的条件，因为第一，他们大多不是工人，而是农民；第二，这些人太年轻，还需要在实践中加以考察。
（2）在第4部分第1条，扎卢茨基建议修改原订的在共青团中进行工作的计划。我觉得，关于这一点，必须规定更严格的条件，要审查准备吸收入党的共青团员，第一，是否确实认真学习并学有所成，第二，是否有长期从事真正的实际工作（经济、文化等工作）的资历。
列宁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285—286页
注释：
[171对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会议关于清党的决议草案的意见是由秘书根据列宁的电话口授记录下来的。
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会议于1921年12月19—22日举行。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代表125名，有发言权的代表116名。列宁因病没有参加这次代表会议。代表会议议程如下：党在恢复经济方面的迫切任务；工业；农业；合作社；清党的初步总结；共产国际问题。
会议讨论清党的总结后通过了《关于根据审查党员的经验巩固党的问题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144—148页）。该决议在俄共各区域委员会、区域局和省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作了最后的修订后，由中央委员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批准。会议对共产国际关于工人统一战线的提纲表示赞同。——316。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关于清党和入党条件（给彼·安·扎卢茨基、亚·亚·索尔茨和全体政治局委员的信）（1921年12月1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关于清党和入党条件
给彼·安·扎卢茨基、亚·亚·索尔茨和全体政治局委员的信
（1921年12月19日）
致扎卢茨基、索尔茨和全体政治局委员
在清党问题上，我认为公布出来的许多事实充分证明，清党工作总的说来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虽然我们也犯了相当多的局部性的错误。我认为，在党代表会议的总结中，这两种情况都应该强调指出。我看，不必规定第二次清党的日期，这样，在哪一方面都不致束缚自己的手脚。
我倒主张党代表会议通过一项决定，把入党条件规定得更严些：工人（以前在大工厂里至少当过十年普通雇佣工人，现在又至少工作了两三年的人，才能算作工人）的预备期为一年半，其余的人为三年。
在特殊情况下，如果对党的忠诚和共产主义的坚忍精神得到充分的证明，处理本问题的各级党组织都以五分之四的多数确认，预备期可以缩短一半。
除留党察看一定时期的和犯了可耻罪行而被开除的以外，这次清党中被开除出党的人重新入党时，预备期同上。
请你们把这封短信给最接近的同志们看一看，如果不麻烦的话，请把意见简要地写一下，哪怕就在这封信上划出哪些你们同意，哪些你们不同意也行，寄给福季耶娃交我。
列宁
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283—284页 |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给东方各民族宣传及行动委员会的信（不早于1921年12月1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
给东方各民族宣传及行动委员会的信[170]
（不早于1921年12月17日）
亲爱的同志们：
衷心祝贺你们的报纸即将出版。非常遗憾，由于健康不佳，我不能亲自撰文。希望你们报纸的出版将有助于更迅速和更广泛地吸引东方劳动者中的优秀人物。现在整个西方文明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吸引东方劳动群众参加政治生活。
致良好的祝愿和敬礼！
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
载于1957年4月22日《真理报》第112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282页
注释：
[170]这是列宁给东方各民族宣传及行动委员会的回信。该委员会在来信中请列宁为即将出版的《红色东方》周报撰写文章。
东方各民族宣传及行动委员会是1920年9月在巴库举行的东方各民族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该委员会的任务是支持和联合东方各民族的解放运动。——3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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