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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关于建立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之间的联系（1920年10月和11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9卷
关于建立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之间的联系
（1920年10月和11月）
1
人民委员会决定草案[178]
（10月26日）
就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之间的组织联系问题召开预备会议。
责成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特别是粮食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交通人民委员部和农业人民委员部于星期一即11月1日以前，向预备会议提出关于现有一切跨部门的经济委员会的材料及有关其工作的简要总结材料。
2
建议草稿[179]
（11月1日）
1．责成原三人小组（阿瓦涅索夫＋拉林＋波波夫）[180]对所有的委员会就人员组成、工作性质及其他问题进行更精确的研究，将各委员会加以分类，对必要的合并和精简提出结论性意见并在星期六，即11月6日，向我们提出报告。
2．责成：（1）中央生产委员会
（2）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
（3）利用委员会[181]
（4）以及农业人民委员部
结合全俄罗斯联邦总的经济计划，准备一个向我们委员会提出的关于他们各自的工作性质和工作总结的报告，并在下次会议（11月6日）前汇报：
（a）什么时候可以准备好报告
（b）他们各自结合俄罗斯联邦总的经济计划准备的报告的主要题目（或者主要内容）是什么（尽可能提出报告的书面提纲）。
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395—396页
注释：
[178]为了贯彻执行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人民委员会于1920年10月26日讨论了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之间建立联系的问题。列宁在会上作了关于协调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在制定统一的经济计划方面的工作的报告，并提出了这里收载的决定草案。这个文件是当天人民委员会通过的决定的一部分。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是1920年4月召开的。大会就这个问题通过的决议写道：“代表大会责成中央委员会在最近期间订出一项制度，确定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同其他与经济有直接关系的人民委员部（粮食人民委员部、交通人民委员部、农业人民委员部）之间在日常工作中的组织联系，以保证在执行党代表大会批准的经济计划时行动完全一致。”（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17页）——392。
[179]根据人民委员会1920年10月26日的决定，11月1日由列宁主持召开了研究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之间联系问题的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这里收载的建议草稿是列宁在会议上写的。会议以这些建议为基础通过了决议。——393。
[180]这个三人小组是人民委员会为收集各跨部门委员会的材料于1920年10月26日任命的。——393。
[181]利用委员会是隶属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跨部门机构，建立于1918年11月。该委员会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粮食人民委员部、工商业人民委员部等单位的代表组成，主要管食品及工业品等项物资的分配。1921年3月，该委员会改组为劳动国防委员会领导下的专门委员会。1921年12月被撤销。——393。 |
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的决定草案（1920年10月2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9卷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的决定草案[176]
（1920年10月26日）
1．最迟不超过两天发表一个关于监察委员会的非常详尽而郑重的书面声明。[177]此事委托布哈林和捷尔任斯基办理。
2．请捷尔任斯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每天在监察委员会工作不少于3小时，以使监察委员会确实成为真正体现党和无产阶级良知的机构。
3．立即开始出版《争论专页》，并予以特别注意，此事责成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办理。
4．建议监察委员会承担一项特殊任务：对在苏维埃或党的工作中遭受挫折而产生心理上的危机的所谓反对派的人们分别加以关心，甚至往往要象医治病人那样对待他们。应尽力安慰他们，同志式地给他们讲明情况，给他们安排（不能用命令方式）适合他们心理特点的工作，就此向中央组织局提出建议和意见等等。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394页
注释：
[176]这个决定草案是在1920年10月26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关于党内情绪问题时提出的，草案稍加补充后为会议通过。——391。
[177]1920年10月28日《真理报》第1版上发表了由监察委员会书记马·康·穆拉诺夫署名的题为《致俄共全体党员》的书面声明。——391。 |
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人民委员会关于苏维埃职员的劳动口粮和粮食定量问题的决定草案（1920年10月2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9卷
人民委员会关于苏维埃职员的劳动口粮和粮食定量问题的决定草案[175]
（1920年10月23日）
委托下列同志组成的委员会
阿瓦涅索夫＋
诺根哥尔茨曼
哈拉托夫
金丁
菲恩
（a）搜集各部门苏维埃职员实际吃粮和供应情况并与工人的情况相比较（包括非法供应情况）；
（b）讨论能使这方面的情况更为稳定更有秩序的措施；
（c）提出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和工作条例草案，以确定各机关的编制并研究苏维埃职员的劳动定额、人数、劳动成效等等。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393页
注释：
[175]1920年10月23日，人民委员会讨论了苏维埃职员的劳动口粮和粮食定量问题。会议就此问题通过的决定全部采纳了这里收载的列宁的建议。会议还责成会上成立的委员会于1920年10月26日作报告。——390。 |
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恢复波罗的海舰队问题的决定草案（1920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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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恢复波罗的海舰队问题的决定草案[174]
（1920年10月23日）
责成彼得格勒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并专门责成以季诺维也夫同志为主席的彼得格勒国防委员会特别注意：加速恢复波罗的海舰队的工作，协调能对此提供帮助的各机关，杜绝拖拉作风并对工作的进度和成效建立切实可行的监督。
责成拉斯科尔尼科夫及苏达科夫两同志于两周后提出报告，报告彼得格勒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主席团和拉斯科尔尼科夫同志所采取的措施及制定的工作方法（可用书面形式）。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392页
注释：
[174]这个决定草案是在劳动国防委员会1920年10月23日会议上写的，当即为会议通过。1938年2月23日《真理报》第53号曾发表过这个文件的摘录。——389。 |
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关于党的当前任务的意见（1920年10月1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9卷
关于党的当前任务的意见
（1920年10月19日）
对弗兰格尔的战争结束后的主要问题（并提交1921年的党代表大会）：
（1）同苏维埃机关的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作斗争；检查斗争的实际成效；
（2）加强社会主义基础：700万工会会员。平均制代替重点制。
发挥700万工会会员的主动精神；
（3）工会（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与不剥削他人、不从事投机倒把的劳动农民的联系。形式与方法。
加强苏维埃政权与农民的联系。
拖拉机与集体农庄。
1920年10月19日
载于1942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4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368页 |
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给乌克兰苏维埃政府和南方面军司令部的电报（1920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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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乌克兰苏维埃政府和南方面军司令部的电报
（1920年10月16日）
你们关于贫苦农民问题的来电，我作复如下。如果他们真正是革命的，就应该把下列各点作为纲领：（1）实行集体耕种；（2）建立农具租赁站；（3）没收富农超出劳动土地份额的土地；（4）征集全部余粮，用粮食奖励贫苦农民；（5）富农的农具收归农具租赁站；（6）这一切措施只有在保证集体耕种取得成就并有实际监督的条件下才能实行。建立公社应当最后考虑，因为建立人为的假公社，使个别人脱离群众是最危险的事情。实行新办法要特别谨慎，要再三检查采取的措施是否切实可行。
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
载于1942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4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367页 |
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在莫斯科省的县、乡、村执行委员会主席会议上的讲话（1920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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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省的县、乡、村执行委员会主席会议上的讲话[157]
（1920年10月15日）
1
讲话
同志们！你们希望听一次关于共和国国内外形势问题的报告，自然我应当着重谈谈对波战争和它的起因。这场战争正是近半年来决定国内外形势的主要因素。现在刚刚同波兰签订了初步和约，正是现在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总的来研究一下这场战争及其意义，可以而且应该好好考虑一下这场刚刚结束但是还不知道是否已经真正彻底结束的战争给我们大家的教训。因此，我首先要提醒你们一下，波兰人是今年4月26日开始进攻的。当时苏维埃共和国曾经郑重地正式向波兰人，即向波兰地主和波兰资产阶级建议缔结和约，当时的媾和条件对他们来说要比现在他们所接受的更有利，尽管我们的部队在华沙城下遭到了惨重的失败，而且从华沙后撤时又遭到更大的失败。今年4月底，波兰人还在他们现在所认定的初步和约分界线以东50至150俄里的战线上；虽然当时以这条线分界显然是不公平的，但是我们仍然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郑重地向波兰人建议缔结和约，因为你们大家当然都知道，也都记得，苏维埃政权当时主要关心的是如何保证转到和平建设。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希望用武力来解决我国和波兰之间的争端。我们十分清楚：波兰当时是现在也还是地主和资本家的国家，它完全依附于协约国的资本家，特别是法国的资本家。尽管波兰当时不仅控制了立陶宛全境，还控制了白俄罗斯，更不用说加里西亚东部了，但是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尽一切努力避免战争，使俄国的工人阶级和农民在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之后能稍微喘一口气，最终能够全力以赴地从事和平劳动。我们当时开诚布公地声明我们建议以波兰人当时占据的战线为界同他们缔结和约，但象过去一再有过的情形一样，这个声明竟被看作是软弱的表现。各国的资产阶级外交家不习惯于这种坦率的声明，因而把我们愿意根据对我们不利的分界线来缔结和约的打算，看作是、说成是我们极度软弱无力的证明。法国资本家终于唆使波兰资本家发动了战争。你们都记得，经过不长的一段时间，在波兰发动进攻后不久，我们就展开了反攻，直逼华沙，后来我们的部队遭到了惨重的失败，被迫后撤。
一个多月以来以至最近一段期间里，我们的部队受挫，一直在退却，因为他们进行了一次空前的远征，从波洛茨克打到华沙，弄得筋疲力尽。但是，我再说一遍，尽管情况这样严重，和约还是签订了，而条件并不象过去那样对波兰有利。那时边界线要偏东50俄里，现在则是偏西50俄里。可见，虽然我们的部队在退却而弗兰格尔又加紧了进攻，时机只对敌人有利，可是我们签订的和约，条件却比较有利。这又一次向大家证明，苏维埃政权建议缔结和约时所说的话和所作的声明，必须认真对待，否则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提出了对我们比较不利的和约，而结果却签订了对我们比较有利的和约。波兰的地主和资本家当然是不会忘记这个教训的，他们明白自己太贪得无厌了，他们现在签订和约所得到的领土，比当初我们提议给他们的要小。然而这样的教训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你们大家也许还记得，1919年春天，美国政府派了一个代表到莫斯科来，建议我们同当时所有的白卫军总司令高尔察克、邓尼金等缔结初步和约，这个和约对我们是极其不利的。当这位代表回国说明这个和约的条件时，他们竟认为我们提出的条件对他们不利，于是战争就继续下去了。而这场战争的结局你们是知道的。这说明，苏维埃政权已经不是第一次证明：它比表面上看来要强大得多；我们的照会决不采用各国资产阶级政府所惯用的那种手法，虚张声势，吓唬别人；如果你不愿意同苏维埃俄国签订和约，过些时候你就不得不接受更不利的条件来同它签订和约。国际政治方面的这些事情是不会被人遗忘的，我们既然向波兰地主们证明，他们现在接受的和约不如我们以前向他们提出的和约，我们就能使波兰的人民群众，波兰的农民和工人学会权衡、比较他们政府的和我们政府的声明。
你们许多人大概在报上看到了美国政府的照会[158]，照会说：“我们不想同苏维埃政权打交道，因为它不履行自己的义务。”我们对此毫不奇怪，因为这种滥调我们听了好多年了，结果它们进攻苏维埃俄国的一切尝试总是以失败告终。波兰的报纸（几乎全被地主和资本家所收买，这也就是他们的所谓出版自由）说，不能相信苏维埃政权，它是暴徒和骗子的政权。尽管一切波兰报纸都这样说，但波兰的工人和农民是要拿事实来检验这些言论的。而事实表明：当我们第一次建议缔结和约时，已经证明我们爱好和平，10月间我们缔结了和约后，又一次证明我们爱好和平。这种例证在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政府的历史中都是找不到的，这一事实不会不在波兰工人和农民的脑海里留下印象。苏维埃政权是在对它不利的时机签订和约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使那些为地主和资本家所控制的国家的政府不敢再说谎话，才能动摇这些国家的工人和农民对他们的政府的信任。这一点必须着重想一想。俄国的苏维埃政权尽管受到这样数不胜数的敌人的包围，可是这些敌人还是对我们无可奈何。请好好想一想对波战争的全部进程和结局吧！现在我们知道，法国资本家是波兰的后台，他们给波兰金钱、装备、军服、弹药，还派去法国军官。不久以前我们得到的情报说，波兰战线出现过一些黑人部队，即法国殖民地的部队。这就是说，这个仗是法国在打，英美在帮忙。同时，法国承认弗兰格尔是俄国的合法政府，这就是说，法国还支持弗兰格尔，出钱装备和供养他的军队。英国和美国也在资助弗兰格尔的军队。可见，同我们打仗的是三个结成联盟的伙伴，这就是全世界所有的富国所支持的法国以及波兰和弗兰格尔。可是我们经受住了这场战争，缔结了有利的和约。这就是说，胜利者是我们。只要看看地图谁都会发现，是我们打胜了，战后我们的领土比战前扩大了。难道敌人比我们弱，难道他们的军事力量比我们的弱，难道他们的人力、作战物资和弹药比我们少吗？这一切他们都比我们多。这个比我们强的敌人却终究被打败了。只有好好想一想这一点，才能了解苏维埃俄国在世界各国的力量对比中所占的地位。
布尔什维克在开始革命时说过：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开始革命。可是我们同时并没有忘记：不能只限于在俄国一国革命，只有联合其他许多国家战胜国际资本，才能顺利地把革命进行到底，取得绝对的胜利。俄国资本同国际资本是有联系的。如果敌人对我们说，即使你们在俄国胜利了，你们的事业仍然要失败，因为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会扼杀你们，那么我们现在可以拿一个十分重要的经验——对波战争的经验作为答复，这个经验表明实际的结局是怎样的。法国、波兰和弗兰格尔的力量比我们大，他们对布尔什维主义恨之入骨，并决心推翻苏维埃政权，可是过了半年（如果从4月开始进攻时算起，连半年都不到）他们却败了，我们倒胜了。真的，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被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弄得疲惫不堪的苏维埃俄国，受到敌人包围并且断绝了军服、装备等各种物资的一切来源的苏维埃俄国，终于打胜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一点必须想一想，因为细细琢磨一下这个问题，我们才会开始懂得俄国革命以至国际革命的奥秘。我们看到，事实证明了俄国革命只是国际革命链条中的一环；我们的事业是巩固的、不可战胜的，因为革命事业正在全世界发展，使敌人削弱、使我们日益强大的经济条件正在形成；这不是夸大，不是吹牛，也不是忘乎所以，这是对波战争现在又一次向你们证明了的。是三个结成联盟的伙伴跟我们打仗。看起来这三家是不难联合起来的，可是，他们尽管接受了尤登尼奇、高尔察克、邓尼金作战的重要经验教训，却还是不能联合起来对付我们，他们动不动就要争吵。这是刚刚结束的对波战争的历史中特别有教益的一点。我们红军这次向华沙进军，战士们推进了600多俄里，筋疲力尽，而且衣着很差，却使训练有素、拥有数百名头等法国教官的波兰军队接二连三地吃了败仗。这次进军使我们看清了我们所有的敌人之间的内部关系。当红军部队逼近波兰边界的时候，7月12日，我们接到英国外交大臣寇松以国际联盟的名义拍来的电报，这个声名狼藉的国际联盟是一个似乎联合着英、法、美、意、日等国的同盟，这些国家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拥有世界上的全部舰队，对这些国家实行军事抵抗似乎是完全办不到的、荒唐透顶的事情。寇松正是以这个国际联盟的名义建议我们停战并且同波兰人在伦敦举行谈判的。根据这封电报，边界线大约是格罗德诺、比亚韦斯托克、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加里西亚东部的桑河一线。对于这个建议我们回答说，我们根本不把什么国际联盟放在眼里，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国际联盟名不副实，甚至连它的成员国都不听它的。法国政府认为我们的答复傲慢无礼，看来这个国际联盟该一致反对我们了。可是结果怎样呢？结果我们发表这第一篇声明，国际联盟就分崩离析，英法就彼此冲突起来。
英国陆军大臣邱吉尔几年来用尽一切手段，包括合乎英国法律的手段以及更多的是违反英国法律的手段，来支持所有的白卫分子反对俄国，供给他们军事装备。这是一个极端仇视苏维埃俄国的家伙，但是我们一发表声明，英国马上和法国分道扬镳了，因为法国需要白卫俄国的力量来保卫它免受德国的侵犯，而英国则不需要任何保卫，英国是一个海洋国家，它不怕任何进攻，因为它拥有最强大的舰队。可见，国际联盟虽然对俄国发出了闻所未闻的威胁，但一到采取行动，就显得软弱无力。处处都可以发现，这个国际联盟的各成员国的利益是互相矛盾的。法国希望英国失败，反之，英国对法国也是如此。加米涅夫同志在伦敦同英国政府谈判时，曾问过英国首相：“就算你们确实会履行你们的诺言，可是法国呢？”当时英国首相不得不回答说，法国走法国的路，“我们不能同法国走一条路”。这样看来，国际联盟并不存在，资本主义列强的联盟只是一种假象，实际上是一伙你抢我夺的强盗。最近在里加缔结和约的时候，我们了解到是什么东西把波兰、英国、法国和弗兰格尔彼此拆散，为什么他们不能联合起来，我们了解到他们的利益各不相同，因为英国想把芬兰、爱斯兰、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这些新成立的小国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是恢复沙皇的还是白卫分子的以至资产阶级的俄国，它都无所谓，对它来说是无利可图的。所以英国不顾法国而自行其是，也不能同波兰和弗兰格尔联合起来。法国所关心的则是要使波兰士兵为它的利益、为它的债款作战到最后一个人。法国希望我们把以前沙皇借的、克伦斯基政府确认的那笔200亿的债款还给它，可是现在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都明白，法国资本家是见不到这笔钱的，正象他们看不到自己的耳朵一样。法国资本家懂得，要驱使法国的工人和农民去打仗是办不到的，而波兰的工人和农民却要多少有多少。就让波兰士兵为了替法国资本家讨还这几百亿债款去送死吧！可是波兰的工人也已经看出，法、英等国的军官在波兰就象在被征服的国家里一样耀武扬威。因此我们在里加谈判时看到，波兰工人和农民的党（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奉行爱国主义的党，毫无疑问是一个敌视布尔什维主义的党，就跟我国右派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党一样）是主张和平，反对波兰地主和资本家的政府的。而波兰地主和资本家直到最近还在力图破坏和平，不但现在这样做，将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还会这样做。关于这一点，下面谈到我们刚刚缔结的这个初步和约是否牢靠的问题时，我还要加以说明。
第三个伙伴弗兰格尔竭力要为地主和资本家夺回整个俄国，他认为波兰也是俄国的一部分。要知道，俄国所有的沙皇，俄国的地主和资本家，都习惯于把波兰看作自己的战利品，他们念念不忘俄国农奴曾在沙皇的驱使和统率下蹂躏过波兰。因此，如果弗兰格尔打胜了，他就要使地主既在俄国又在波兰重新掌握全部政权。但结果却是三个伙伴刚刚纠合起来反对我们，他们内部就争得不可开交了。法国所希望的，正是波兰的农民和工人所反对的，而弗兰格尔所希望的，则是连任何一个波兰地主都要反对的。现在，当我们收到弗兰格尔发出的无线电讯或巴黎发出的报道法国官方消息的无线电讯时，我们可以听到弗兰格尔和法国咬牙切齿的声音，因为他们懂得我们同波兰现在签订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和约，虽然他们要人相信这并不是和约，波兰是不会签订这个和约的。让我们走着瞧吧，现在反正和约已经签订了。同时，无论弗兰格尔也好，法国也好，都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们无法理解这个奇迹：遭到严重破坏的苏维埃俄国竟战胜了比它强大的文明国家。他们不懂得带来这些胜利的力量全在于共产党人的一个基本学说，它告诉人们：私有制使人分裂，而劳动使人团结。私有制就是掠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国家就是强盗的国家，而强盗为了分赃往往要互相厮杀。因此这场战争还没有结束，他们内部，他们彼此之间就开始争斗起来了。一年以前有14个国家威胁我们。可是这14个国家的联盟很快就瓦解了。为什么会瓦解呢？就因为这些国家之间的协定只是一纸空文，它们谁也没有去打仗。现在这场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法国、波兰和弗兰格尔是联合起来了，可是这个联盟后来由于互相拆台也瓦解了。熊还没有打死，而且也打不死，他们就分起熊皮来了。为了这只熊他们已经在闹纠纷了。
世界政治的经验证明，反对苏维埃俄国的联盟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这是帝国主义的联盟，是强盗的联盟，而强盗是无法团结起来的，他们没有一种持久的、使他们联合起来的真正共同关心的东西。他们没有那种使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的东西，没有那种真正共同关心的东西。这一点在对波战争期间又一次暴露出来了。当我们的红军粉碎了波军的抵抗，攻下比亚韦斯托克和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逼近波兰边境的时候，已经确立了的整个国际政治体系就完蛋了，因为它是靠凡尔赛条约来维系的，而凡尔赛条约则是强盗和掠夺者的条约。当我们不得不接受布列斯特和约时（我们受了这个和约那么久的压迫），全世界都叫喊这是掠夺者的和约。当德国战败的时候，同它作战的国际联盟大肆叫嚷，说这曾是一场解放战争、民主战争。德国被迫接受了和约，然而这是一个高利贷者的和约，刽子手的和约，屠夫的和约，因为他们洗劫了和肢解了德、奥两国。他们夺走了这两个国家的全部生活资料，使儿童挨饿，甚至饿死。这样的和约是闻所未闻的、掠夺性的和约。那么，凡尔赛条约究竟是什么呢？它是一个闻所未闻的、掠夺性的和约，它把亿万人，其中包括最文明的一部分人，置于奴隶地位。这不是和约，而是手执钢刀的强盗逼迫无以自卫的受难者接受的条件。按照凡尔赛条约，德国的一切殖民地都被它的这些敌手夺去了。土耳其、波斯和中国都沦为奴隶。结果是世界7/10的人口陷于被奴役的地位。这些奴隶遍及全世界，受英国、法国和日本等一小撮国家的宰割。正因为如此，靠凡尔赛和约来维系的整个国际体系、国际秩序是建立在火山上的，因为整个地球上受奴役的7/10的人口已经忍无可忍，他们渴望有人发起斗争来撼动这些国家。法国希望讨还旧债，而它本身又欠了美国的债，它无力偿还美国的债款，因为它一无所有，而私有制在他们那里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种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制的含义是什么呢？不外乎是皇帝和资本家借钱，工人和农民来还债。他们已经濒于破产，无法摆脱债务。正在这个时候，红军突破波兰的边界，逼近德国的边界。当时德国所有的人，甚至黑帮分子和君主派都说：布尔什维克将使我们得救。当时他们看到，凡尔赛和约已摇摇欲坠，有红军出来向一切资本家宣战了。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凡尔赛和约原来是靠波兰来维持的。不错，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把对波战争进行到底。可是必须记住，我们的工人和农民尽管没有鞋穿，也没有衣穿，他们却勇往直前，克服了世界上任何军队都无法克服的困难，在任何军队都无法作战的条件下作战。我们的力量不足，我们没能攻下华沙，没能彻底打垮波兰的地主、白卫分子和资本家，但是我们的军队使全世界都看到：凡尔赛条约并不象人们所描绘的那样有力量；现在几亿人注定要还几十年的债，连他们的子孙都得还债，而法、英等国的帝国主义者却因此大发其财。红军使大家看到，这个凡尔赛条约并不牢靠。在这个条约签订之后，我们的红军又使大家看到，遭到严重破坏的苏维埃国家，在1920年夏天靠了这支军队几乎获得了全胜。全世界都已经看到：现在已经有了这样一种力量，对它来说，凡尔赛条约并不可怕；只要工人和农民能够制服地主和资本家，那么他们的力量是任何凡尔赛条约都摧毁不了的。
总之，反对凡尔赛和约的进军，反对全世界一切资本家和地主、反对他们残害所有其他的人的进军，并不是徒劳无功的。各国千百万的工人和农民都看到了这一点，都思考过这一点，他们现在已经把苏维埃共和国看作自己的救星。他们说：红军证明它有能力回击敌人的进攻，然而在和平建设的头一年，甚至可以说是在和平建设的头一个月，它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取得胜利。但是，继头一个月的和平建设之后，还将有若干年的和平建设，而在这些建设年代中，红军每年都会强大十倍。以前人们认为凡尔赛和约是势力极大的帝国主义者的和约，可是1920年夏天以后，人们已经深信，这些帝国主义者甚至比一个弱国的工人和农民还势单力薄，只要这些工人和农民能够联合起自己的力量给资本家以反击。1920年夏天，苏维埃俄国不仅是作为一种能够抵御暴力、抵御波兰白卫分子进犯的力量，而且事实上是作为一种能够摧毁凡尔赛条约、解放地球上多数国家几亿人的世界力量而出现的。这就是红军今年夏天进军的意义。这就是英国在这场战争期间发生一些变化的原因所在，这些变化标志着整个英国政局的转折。当我们拒绝停止推进的时候，英国曾威胁说：“我们要派舰队进攻彼得格勒”，并且下达了进攻彼得格勒的命令。英国首相就是这样通知加米涅夫同志并且知照了其他各国的。但是在发出这一内容的电报的第二天，英国全国各地纷纷举行大小集会，一下子涌现出了许多“行动委员会”。工人们团结起来了。英国的孟什维克要比俄国的孟什维克更加卑鄙无耻，对资本家更加卑躬屈膝，可是就连他们也不得不与大家团结一致，因为工人要求这样做。英国工人说：“我们不准对俄国开战！”英国全国各地便都成立了“行动委员会”，英帝国主义者的战争被制止了，结果又一次表明，苏维埃俄国在对各国帝国主义者作战时，在所有这些国家中都能找到同盟者。布尔什维克曾经说过：“我们起来反对俄国的地主和资本家，并不是孤军作战，因为我们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都有同盟者，这个同盟者就是工人和劳动者，他们在大多数国家中都有。”当时有人用嘲笑的口吻反问说：“这些劳动者在什么地方显过身手呢？”就在西欧，尽管那里的资本家要强大得多，他们靠掠夺殖民地的亿万人民为生，那里发动斗争要困难得多，那里工人革命的发展要慢得多。但是那里的工人革命毕竟在发展。当1920年7月英国用战争来威胁俄国的时候，英国工人就制止了这场战争。当时英国的孟什维克跟着英国的布尔什维克走了。他们不得不跟着英国的布尔什维克走，不得不违反宪法、违反法律说：“我们不准打仗。如果你们明天宣战，我们就宣布罢工，不仅不把煤供给你们，而且也不供给法国。”英国工人声明，他们要搞国际政治，并且要象俄国布尔什维克那样干，而不是象其他各国资本家那样干。
这就是对波战争所揭示的典型事例。这就是我们半年就取得胜利的原因。这就是遭到严重破坏、贫弱落后的苏维埃俄国竟能战胜比它强大得多的国家联盟的原因，因为这些国家缺乏内部的支持，因为工人和劳动者反对它们，在每一个紧要关头都是这样。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这些国家都是一些强盗，他们互相争夺，不能团结一致地来反对我们；总之，归根到底是因为私有制使人分裂，使人变成野兽，而劳动则使人团结。劳动不仅团结了俄国的工人和农民，而且使他们同各国的工人和农民团结起来，因此现在全世界都看到，苏维埃俄国是一种能够摧毁凡尔赛和约的力量。一旦苏维埃俄国壮大起来，凡尔赛条约就将被粉碎，象它在1920年7月刚一遭到红军的打击就险些被粉碎一样。正因为如此，对波战争的结局出乎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意料之外。这对我们是极其重要的一课，它用实例，通过现在参与世界政治的一切国家的表现说明：我们的事业是牢固的；不管敌人怎样试图侵犯俄国，不管他们采取怎样的军事行动来进攻俄国（这样的尝试大概也不会是一两次），我们已经在这次经历中得到了锻炼，我们根据实际经验知道，所有这些尝试都将遭到失败。而在敌人的每次尝试之后，我们都会比以前更加强大。
上面我谈到同凡尔赛和约相抵触的国际政治证明了我们的力量，现在我再来谈谈更为迫切的实际任务以及缔结凡尔赛条约后所形成的局势。关于7月间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全世界共产党人的代表大会），以及后来在巴库召开的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具有什么意义，我就不谈了。这两次国际性的代表大会团结了共产党人并且表明了下述事实：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在一切落后的东方国家里，布尔什维主义的旗帜、布尔什维主义的纲领和布尔什维克的行动方式，已经成为一切文明国家的工人和一切落后的殖民地国家的农民谋求解放的旗帜，进行斗争的旗帜；苏维埃俄国在这三年之内确实不仅打退了向它扑来企图扼杀它的敌人，而且赢得了全世界劳动者的同情；我们不仅击溃了我们的敌人，而且无时无刻不在获得更多的同盟者。共产党人在莫斯科举行的代表大会以及东方各民族的共产主义者在巴库举行的代表大会所取得的成果，是不能立即加以估量的，是无法直接计算出来的，但是，这是一种比某些军事胜利意义更大的成就，因为它向我们表明：布尔什维克的经验、活动、纲领以及反对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的革命斗争口号，已经为全世界所公认；7月在莫斯科，9月在巴库所取得的成果，将在今后的几个月里为全世界的工人和农民所逐步领会和接受。这就是在任何冲突中、在任何紧急关头，都会奋起支持苏维埃俄国的一种力量（我们已不止一次地看到过这种支持）。这就是从全世界力量对比的角度来看，从对波战争中所得出的基本总结。
谈到我们目前的情况，我必须指出，现在还同我们敌对的主要力量是弗兰格尔。法国、波兰和弗兰格尔曾联合向我们进攻。当我军集中全力在西方战线作战的时候，弗兰格尔在纠集力量，法、英两国的舰队对他提供了援助。当弗兰格尔向库班窜扰的时候，他曾把希望寄托在当地殷实的哥萨克富农身上。当时是谁援助了弗兰格尔，供给他燃料和军舰，企图使他盘踞在顿涅茨煤田呢？是英、美的舰队。可是我们知道，那次登陆失败了，因为库班的哥萨克虽然手里有很多粮食，但是他们却看透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之流用来欺骗傻瓜的所谓立宪会议、民权制度之类动听的诺言究竟是什么回事。当他们说得天花乱坠的时候，库班的农民也许相信过他们，但是最后库班的农民相信的就不是言词而是行动了。他们看到，尽管布尔什维克是一些严厉的人，但是与他们相处究竟要好些。结果，弗兰格尔被撵出了库班，他的部队成百成千地被消灭掉了。尽管如此，弗兰格尔在克里木还是纠集了愈来愈多的力量。他的部队几乎全部由军官组成，他之所以这样做，是指望一旦出现有利时机，只要农民跟他走，就可以扩大队伍。
弗兰格尔的部队有大炮、坦克和飞机，装备比曾在俄国作战的其他军队都要好。当我们还在同波兰人作战的时候，弗兰格尔已经在纠集力量了，因此，我说，同波兰签订的和约是不牢靠的。按照12日签订的初步和约，18日起才开始休战，在近两天内波兰人还可以拒绝休战[159]。法国所有的报刊和资本家正在极力唆使波兰对苏维埃俄国重新开战；弗兰格尔正在抓紧调动他的各方面的关系，力图破坏这一和约，因为他看到对波战争一旦结束，布尔什维克就要转过来对付他了。因此我们现在能得出的唯一切合实际的结论是：全力对付弗兰格尔。今年4月，我们曾建议以对我们不利的条件缔结和约，只是为了使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农民避免一场新的战争屠杀。边界问题对我们来说并不是那样重要的，我们可以在边界问题上吃点亏，少要一点领土，对我们来说，保住几万工人和农民的生命，保证能进行和平建设，要比保全一小块领土更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当时建议缔结这个和约，为什么我们目前再三指出，弗兰格尔是主要的威胁，他的部队在这一时期已经大大加强，正在疯狂地进行战斗，几次渡过第聂伯河，向我们发动攻势。弗兰格尔战线其实也就是波兰战线，对弗兰格尔作战问题也就是对波作战问题，要把对波的初步和约变为正式和约，我们必须在最短期间击溃弗兰格尔。做不到这一步，我们就不能有把握地说，波兰的地主和资本家不会在法国的地主和资本家的压力和援助之下再度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所以，我要通过这次人数众多的会议，引起你们对这一主要问题的注意，要求你们运用你们的地位和影响，动员广大工农群众，尽最大的努力全面地完成我们当前的任务，无论如何要在最短期间击溃弗兰格尔，因为我们能否着手和平建设，完全在此一举。
我们知道，在一个遭到严重破坏的国家里，农业凋敝，农民需要的是工业品，而不是落到他们手里的大量的纸币。但是要供给农民煤油、食盐、衣服等等工业品，就必须恢复工业。现在我们已经开始能够这样做了。我们知道，我们今年的粮食比去年多，我们有了工业燃料，我们从巴库运出的石油超过了1亿普特，我们的顿涅茨煤田已经恢复生产，正在提供大量的燃料，尽管在弗兰格尔逼近顿涅茨煤田南部的时候，某些企业曾疏散到外地，但是该区的工业生产现在可以说是全部恢复了。采购木柴的工作也进行得较好：去年我们运出来的木柴是700万立方米，今年就多得多。我们的工业已经开始复苏，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工厂停工有好几年了，因而工人们都垂头丧气，现在燃料供应上了，工厂就要开工了。由于在土耳其斯坦取得了一系列胜利，纺织工厂获得了那里的棉花后也要开工了。现在我们面前摆着大量的生产工作要做，我们必须把一切力量用在恢复工业上，以供应农民衣服、鞋子等等工业品，从而开始实现农村粮食与城市工业品的正常交换。我们必须开始支援农业。人民委员会昨天作出决定：哪一个工厂最先制造出最适合俄国条件的铁犁，从而能在目前耕畜短缺的情况下促进农业的发展，并把它提高到较高的水平，我们就给该厂工人增加一些口粮。
工人和农民在没有地主和资本家的情况下同心协力地劳动，并正在这方面取得成就。但是，为了切实抓好这一工作，我们必须牢牢记住下面这一点：在弗兰格尔战线上好几万工人和农民正在流血牺牲；敌人的装备比我们好；在弗兰格尔战线上正在展开最后的殊死战斗；那里正在决定这样一个问题，即苏维埃俄国能否得到巩固来进行和平劳动，做到不仅波兰白卫分子，而且全世界任何帝国主义者的联盟我们都不怕。同志们，这全要靠你们！你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并且记住，在苏维埃俄国，任何斗争任务的完成，不是靠中央发布命令，而是由于这些命令得到了各地工农群众最热烈的衷心的拥护。当工人和农民认识到，同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弗兰格尔作斗争，是为了自己的土地和工厂，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面反对地主和资本家，那他们每一个人就都尽心竭力地支援红军。红军战士看到后方在关心他们，就士气高涨，取得了胜利。全部问题就在于战胜弗兰格尔。我向大家发出号召，你们的组织，你们的工厂，你们的乡村，为了全俄工农的利益，要尽一切可能，自愿地支援弗兰格尔战线，这样，我们就一定会在弗兰格尔战线上以及在国际战线上真正取得胜利。（热烈鼓掌）
载于1920年10月17日《真理报》第232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344—361页
2
总结发言
同志们！我只能作一个简短的小结，因为会议一开始就看出了有人想要，甚至强烈地想要把中央骂一顿。当然，这是有益的，我也有责任听取大家对政府及其政策提出的意见。而且我觉得本来是不应该结束讨论的。（喊声：“对！”）但是我听了你们的意见之后，感到很惊讶，因为具体而明确的建议提得太少了。在我们共和国所处的国内形势和国外形势这两个问题上，看来你们更感兴趣的是国内形势。这也是对的。但是同志们，你们忘记了国内形势是决定于国外形势的，所以我才觉得应该向你们说明：对波战争怎样以及为什么使我们同国际帝国主义者相对峙，它又怎样把我们引向和平，而这个和平是怎样的不牢靠，又为什么不牢靠，怎样才能使它变得牢靠。在这个问题上，我希望你们在讨论所有其他问题之后，在冷静地说明一切问题之后，不会去学有一位发言人讲的故事里的那种角色[160]。猞猁希望山羊和绵羊打起来，好把它们都吃掉。我相信你们是不会让那猞猁高兴的。不管山羊和绵羊之间冲突多么厉害，我们是不会让猞猁高兴的。（鼓掌，喊声：“好！”“这说得对！”）同志们！会上不断有人表示很不满意和很不耐烦，可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会议的进行方式首先是自由发言。而你们在这次会上违反了这种方式，因为大多数农民深深感到地方上的情况极其严重。大多数农民深深感到饥寒交迫、捐税过重。（鼓掌，喊声：“对！”）大多数发言人直接或间接责骂中央最多的就是这一点。我感到，如果这个棘手的问题得不到回答，那么同志们连听都不想听完。有一位发言人，我忘记是谁了，他说他认为我“回避了”这个问题。我想这样说是没有根据的。
苏维埃共和国的情况非常严重，这就迫使我们急于在冬季战局之前求和。我们急于求和，是想避免冬季战局，是因为我们意识到，尽管会得到一条对我们不利的边界线，就是说只能得到白俄罗斯的小部分领土，只能把较少的白俄罗斯农民从资产阶级的压迫下拯救出来，这也总比让全俄国的农民再受一次苦难，再经历一次冬季战局要好些。这就是原因所在。你们知道，今年的歉收加重了农民的贫困。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了解这对国内的政治形势很有影响。我想你们大家完全可以弄清楚捐税问题。你们还将听到粮食政策发言人的讲话，所以我只想指出并提请你们注意，国内形势同国外形势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就拿我们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会议来说吧。在这些会议上我们甚至要来解决每趟列车的问题，解决俄罗斯原来那些省的征粮问题——征粮往往过重。两三个星期以前，人民委员会开了一次会，研究中部地区征粮过重的问题，并且决定减少征粮数。但是靠什么来减少呢？对这个问题只能有一个答案，就是靠产粮比较多的边疆地区，即西伯利亚和库班，并且准备条件从乌克兰取得粮食。现在我们可以拿到西伯利亚的粮食，可以拿到库班的粮食，但是拿不到乌克兰的粮食，因为那里正在进行激战，红军正在同遍及乌克兰的匪徒作斗争。我们差不多要解决每一趟列车的问题。我们看到了这次会上发生的情况。大家很不满，提出了严厉的指责；但是我们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知道每个在这里表现激动的人，心里都很痛苦，因为没有饲料，牲口大批死亡，捐税又过重。有个同志说这里的指责对我们说来是新鲜事，这是没有根据的。其实无论从地方上打来的电报，还是从地方上送来的报告，我们对于因饲料短缺而饿死牲口的情况是知道的，而且每个人也都了解局势的严重性。我们也知道怎样才能摆脱这种困境。现在没有别的出路，出路只有一条：靠西伯利亚、库班和乌克兰。
我们必须把西伯利亚的军队调到弗兰格尔战线，国防委员会为此召开了两三次艰苦的会议，有些同志到会提出取消运粮专车的要求。经过极其激烈的争论和讨价还价才解决了问题，略为减少了一些运粮列车。但是我们还想听听更重要的意见。我们知道，对于农户遭到破产这一点是有很多怨言和不满的。因此，尽管休战到18日才能开始，尽管波兰人有权在近48小时之内把它破坏，这次休战总能使我们喘一口气，轻松一点，而从西伯利亚和库班开来的运粮列车在最近几个星期总会有所增加。当然，困难是这么大，歉收是这么严重，我们也只能是稍微缓一口气。当然，决不能自己骗自己说，这样就能消除一切困难，就可以停止征粮了。
我不能也不会这样说。请把你们的确切意见谈一谈，把你们关于如何才能减轻过重的捐税的明确建议提出来，工农政府的代表是会非常认真地考虑的，因为必须找个出路来减轻这种前所未有的困难。乌克兰的粮食并不比库班少，可能还要多。但是，计划从乌克兰征收的6亿普特粮食，到现在几乎一粒也没有拿到手；这批粮食如果能拿到，就能保证并恢复整个工业生产。据我们的估计，不能把乌克兰计算在内，从那里恐怕一普特粮食也拿不到，因为那里有土匪，因为同弗兰格尔进行的战争使我们不得不说，我们不敢担保能从乌克兰拿到哪怕一普特粮食。情况就是这样，尽管你们的焦急是合理的，你们的愤慨是完全正当的，但是我们的全部注意力还是要集中在波兰战线和弗兰格尔战线上。所以当有同志说，“我们不反对支援，但是我们认为支援应该是自愿的”；我们回答说：一定要支援前线！
在结束我这简短的讲话时，我还要提一提我在报告的末尾向你们说的话：每当苏维埃政权遭到困难的时候，例如当邓尼金攻占奥廖尔的时候，当尤登尼奇离彼得格勒只有五俄里的时候，就是说当情况不仅很严重，而且很危急，比现在要严重百倍的时候，苏维埃政权并不掩饰这种情况，而是召集工人和农民来开今天这样的会，从而摆脱了困境。所以我说，能不能很快地消灭弗兰格尔，不取决于中央的决定，而取决于各地代表在倾诉了一切不满，完全结束了上面那个同志所说的山羊和绵羊的斗争（这是很必要的）以后，在把一切埋怨、责备和非难全部倾诉出来以后，如何解决是不是应该不顾中央的决定而自行其是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下什么命令，这要靠你们在处理目前形势、征粮、捐税和弗兰格尔等问题时自己作出决定，完全要靠你们自己。应该让每一个人畅所欲言，你们可以把你们的一切非难都说出来，可以更厉害十倍地责骂我们，这是你们的权利，也是你们的义务。你们到这里来就是要坦率地、尖锐地提出你们的意见。但是在这样做了之后，就要冷静地想一想，为了尽快地消灭弗兰格尔，你们准备拿出些什么和做些什么。我想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一定会很好地取得一致的意见，使得那只猞猁——我再重复一句并结束我的讲话——无论如何不能从我们的争论、吵嘴和责难当中得到任何的便宜。（鼓掌）
载于1920年《莫斯科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会议速记记录》公报第1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362—366页
注释：
[157]这是列宁在莫斯科省的县、乡、村执行委员会主席会议上作的关于苏维埃共和国国内外形势的报告和总结发言。这次会议是根据莫斯科苏维埃的提议召开的，于1920年10月15—17日在莫斯科举行。参加会议的约有3000人，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对当时苏维埃政府的经济政策特别是余粮收集制不满。列宁的报告和总结发言扭转了会议的情绪。会议通过的决议表示赞同列宁的报告，对同芬兰签订了和约和同波兰签订了初步和约表示满意，并号召俄国劳动群众全力支援各条战线，为彻底消灭弗兰格尔白卫军而努力。会议接着讨论了支援西线、粮食状况、劳动和畜力运输义务制、国民教育等问题。——344。
[158]指美国国务卿本·科尔比致意大利政府的照会。见注153。——346。
[159]以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和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为一方，以波兰为另一方，1920年10月12日在里加签订了关于休战和媾和初步条件的条约。条约规定，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地区划归波兰；订约双方保证不支持针对对方的敌对行动，并且不要求赔款。苏维埃政府同意归还沙皇政府从波兰抢走的文物珍品。条约还规定从1920年10月18日24时开始，双方停止陆海空一切军事行动，休战期为21天，在此期间双方都有权中止休战，但应提前48小时通知对方。休战期满，如双方均未提出异议，则休战自动延长，直至正式和约批准之日为止，在此期间休战双方都有权中止休战，但应提前14天通知对方。双方的正式和约于1921年3月18日在里加签订。——357。
[160]指农民别利亚耶夫的发言，他在发言中把工人和农民比作山羊和绵羊，把世界资本比作猞猁，并且说猞猁就等着山羊和绵羊干起来。——361。 |
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俄共（布）在东方各民族聚居地区的任务问题的决定草案（1920年10月13日或1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9卷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俄共（布）在东方各民族聚居地区的任务问题的决定草案[154]
（1920年10月13日或14日）
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在1920年10月1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该会议有东方各民族巴库代表大会[155]的27名代表参加）上所作的报告和汇报，决定如下：
1．加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所属的民族委员会[156]的工作，并在下一次人民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关于这一工作的报告。
2．极严肃地调查当地俄罗斯居民在对待东方各民族（特别是对卡尔梅克人、布里亚特－蒙古人等）方面的违法乱纪现象和暴力行为，并对犯罪者给以惩处。
3．以最高苏维埃当局的名义发表宣言，确认俄罗斯联邦民族政策的原则，并对政策的完全贯彻执行规定更有效的监督。
4．必须使尚未建立自治机关的东方各民族，首先是卡尔梅克人、布里亚特－蒙古人，结合具体情况，采取适当形式来实行自治；此事责成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办理。
5．关于土地问题，必须偿还大俄罗斯人从北高加索山民手里夺去的土地，可把哥萨克富农的土地给这些山民作补偿；责成人民委员会立即起草相应的决定。
6．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苏维埃政权从莫斯科派往东方各民族聚居地区的一切全权代表制定工作守则。这项守则的重点是，说明全权代表必须通过当地劳动居民代表组成的地方机构来开展工作，全权代表的主要任务是：除了支持真正的共产主义团体和个人，还要同当地居民中资产阶级的和假共产主义的集团作斗争。
载于1958年《苏共历史问题》杂志第2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342—343页
注释：
[154]这个决定草案经过补充后在1920年10月14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到通过。——342。
[155]东方各民族巴库代表大会是指1920年9月1—7日在巴库举行的东方各民族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有高加索、中亚细亚、阿富汗、埃及、印度、伊朗、中国、朝鲜、叙利亚、土耳其、日本等37个民族的代表1891名，其中共产党员1273人。代表大会讨论了国际形势及东方各民族劳动者的任务、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土地问题、东方苏维埃问题以及组织问题等。大会同意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并根据这些决议通过了关于东方的苏维埃政权和关于土地问题这两个提纲。大会还发表了号召同殖民主义者作斗争的告东方各民族书和号召支持东方各民族解放运动的告欧洲、美洲和日本劳动者书。为了贯彻大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大会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之下建立了一个常设机构——东方各民族宣传及行动委员会。列宁对东方各民族第一次代表大会给予很高的评价（见本卷第356页）。——342。
[156]民族委员会是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个机构，于1920年设立。在民族委员会里，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境内的每一民族都有一个由主席一人、成员二人组成的代表组。这种代表组同时负责领导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中相应的局。1922年，民族委员会改组成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大部务委员会。——342。 |
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同路易丝·布赖恩特的谈话（1920年10月1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9卷
同路易丝·布赖恩特的谈话[152]
（1920年10月13日）
1918年初，我曾对美国人包括罗宾斯上校讲过，对苏维埃俄国抱友好态度是符合合众国利益的。那时我就指出，无论从我们这方面考虑，还是从美国方面考虑，都应该建立贸易关系。我们曾提出对外国资本实行租让。前来莫斯科的美国实业家们同意我们的主张。尽管有各种政治问题，一个简单事实却仍然起作用，即美国需要我们的原料，而我们需要美国的商品。
美国资本家们非常清楚他们自己需要什么。他们熟悉当前同日本争夺太平洋统治权的斗争的情况，他们懂得，为争夺国际市场上的优势，美国不得不向英国挑战。不管他们喜欢不喜欢，苏维埃俄国是一个大国。经过三年的封锁、反革命颠覆、武装干涉和对波战争，苏维埃俄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大。威尔逊因为我们的政府不合他们的心意而发誓拒绝同我们打交道，他的这种政策不会给美国带来什么好处。
看来，共和党领袖们明白，置身于欧洲事务之外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注：下面有列宁删掉的一句话：“毫无疑问，他们认为，美国不应作为英国的殖民地而应作为居于统治地位的大国进入国际政治舞台。”——俄文版编者注］。显然，任何一个国家要扮演这种角色，就必须利用苏维埃俄国可以提供的储量极大的未经开发的原料，再说，俄国又能大量购买制成品。世界大战以后［注：下面有列宁删掉的这样的话：“美国不可能向破产了的欧洲提出贸易建议”。——俄文版编者注］，苏维埃俄国是唯一有支付能力的欧洲大国。
科尔比先生对意大利政府[153]说，我们不遵守我们签署的协定［注：从此处到结尾是列宁用俄文亲笔写的，以代替他删掉的下面一段话：“但科尔比先生从来也不想同我们签订协定，如果不把用美国的投机商和间谍来交换俄国的共产党员这一非正式建议计算在内的话。苏维埃俄国一贯恪守同各个国家和个人签订的每项协定和合同，不管这要付出多大代价。难怪精于盘算的美国实业家们被他们的政府激怒了，因为政府不让他们利用这些极好机会。明年3月美国将由另一个政党上台，这是否是一个原因呢？
此外，苏维埃俄国完全清楚，美国工人决不会自觉地参与以惨无人道的粮食封锁来使我国妇孺饿死的可耻行径。我们知道，他们只会对俄国工人、农民巩固自己政权的努力表示同情和良好祝愿。”——俄文版编者注］，但是我认为，科尔比先生应该更慎重地斟酌一下自己的话。他举不出任何一个例子、一件事实来证明我们曾违背自己承担的义务。可是布利特这个例子呢？难道他没有把美国政府所承担的义务带交我们吗？难道凯恩斯先生以及其他非布尔什维克人士没有对威尔逊所承担的义务给予评价吗？
载于1920年10月14日《华盛顿时报》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7卷第254—255页
注释：
[152]《同路易丝·布赖恩特的谈话》这篇记录稿经列宁审阅和补充过，原文为英文。谈话的基本内容最初刊登于1920年10月14日《华盛顿时报》。1920年10月23日，在芝加哥出版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的南斯拉夫工人报纸《知识报》，以《苏维埃政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大》为题，发表了谈话全文。1966年4月17日，南斯拉夫《战斗报》转载了《知识报》发表的谈话。1967年《苏共历史问题》第7期根据《战斗报》译载了这篇谈话。1970年出版的《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7卷发表了谈话记录稿的俄译文，它和《知识报》发表的谈话全文在文字上略有不同。
《知识报》在谈话全文前面刊登了路易丝·布赖恩特所写的报道：
“莫斯科10月13日电
尼古拉·列宁今天对国际记者联络局作了详尽的谈话。
他在从前的法院大厦的一间普通的大办公室（现在是人民委员（部长）们开会的地方）接见了记者。既非警卫森严，也无繁文缛节。
列宁衣着简朴，非常亲切。谈话进行得很热烈。他兴致勃勃，常常提出一些问题，这表明他对美国政治的了解是很深刻的。
列宁的桌子上放着一份报道工农党代表大会消息的美国报纸。
列宁浏览一下桌上的报纸说：这是最重要、最令人感兴趣的事件。我相信，反动分子会把这些人叫作布尔什维克的！
列宁笑了笑，补充说：
‘四十八人委员会’分子是一些什么人？他们是美国的费边派吗？随后列宁把话题转到了美国对俄政策上。”
本卷依据1970年出版的《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7卷收载了这篇谈话。——340。
[153]指美国国务卿本·科尔比就美国同苏维埃俄国关系问题致意大利政府的照会。照会刊登于1920年9月8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98号。——341。 |
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就亚美尼亚形势问题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建议（1920年10月12日或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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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亚美尼亚形势问题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建议[151]
（1920年10月12日或13日）
我提议政治局全部批准契切林的三条建议。
列宁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32页
注释：
[151]由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达什纳克党领导的资产阶级的亚美尼亚共和国，在协约国唆使下于1920年9月24日对土耳其发动进攻。由于达什纳克党的军队连连失利，亚美尼亚濒临毁灭的边缘。亚美尼亚共产党（布）中央于1920年10月初号召工人和农民推翻达什纳克党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格·瓦·契切林根据格·康·奥尔忠尼启泽关于亚美尼亚形势的报告提出下列建议：（1）同意亚美尼亚共产党（布）中央和俄共（布）中央高加索局关于必须采取坚决行动建立亚美尼亚苏维埃政权的意见；（2）给它以政治援助以阻止土耳其的推进；（3）支持新的苏维埃政府。
1920年10月14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契切林提出的三条建议。1920年11月29日，亚美尼亚建立了苏维埃政权。——339。 |
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关于共和国国内外形势的报告（1920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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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关于共和国国内外形势的报告
（1920年10月9日）
关于我们国内的形势在这次会议上就用不着谈了，因为所有的同志通过我们的报刊和地方工作都已经有了充分的了解。粮食收购量大大超过去年，燃料储备也是如此，而这是我们工作的基础。但是，供应方面的情况差一些。相当一部分大工厂已经可以开工，这些工厂的工人当然已经不可能有停产期间那种绝望情绪。考虑到我们的经济形势，可以预料，工人的情绪将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必须谈谈我们所处的国际形势、对外政策的新情况。波兰国内出现极大的危机：波兰的经济破坏比我们严重得多；在政治上，情况已发展到连波兰社会党这个一贯恶毒攻击布尔什维克的机会主义政党也抗议政府对工人的迫害。我们根据和约将割让给波兰的那些地方，波兰只有靠暴力才能控制。波兰的工农群众强烈要求和平。我们向波兰建议媾和，并作出巨大让步，就能使各个政党了解我们的正义性，了解我们不愿意同波兰作战。波兰即使取得了我们的赔款，却并不能因此得到好处，因为这些钱波兰是拿不到的，会被法国拿走。在波兰，至今还隐瞒着这一情况，但是，现在这个情况逐渐暴露在工人面前了，我们应该努力使工人们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因此，我们现在必须签订和约。此外，我们能赢得时间，并借此来加强我们的军队。
在弗兰格尔战线，我方处于优势，然而有一段时间顿涅茨煤田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弗兰格尔在不同方向进行突击，打乱了我们的总攻计划。
有一个情况乍看起来无关紧要，但从政治上说很值得注意。德国准许季诺维也夫同志和布哈林同志入境，参加即将召开的德国独立党代表大会。也许，这是明目张胆的挑拨离间，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毫无疑问，季诺维也夫同志参加会议，将加速和加深“独立党人”中间已出现的分裂。脱党的一部分“独立党人”和近百万的德国共产党党员将构成一支巨大的革命力量。此外，对整个欧洲，这将是一份极有分量的宣传材料。
最重要的一点是法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已经暴露无遗。法国过去一贯破坏我们的和平谈判，现在又在从中作梗。我们应该利用休战的每一时刻来巩固自己。加强补给工作，在弗兰格尔战线迅速取得进展，那时才有希望粉碎一系列反对我们的外交阴谋。
远东的形势是，日本不得不撤走，因为它不可能打冬季战局。这就会使我们得到加强。现时，有一个美国亿万富翁正在莫斯科进行关于租让堪察加的谈判。我们提供这一租让，就会使日本与美国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
土耳其斯坦和高加索的形势较为复杂。不久前，土耳其人开始向亚美尼亚进攻，其目的是侵占巴统，接着，或许还要侵占巴库。当然，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极为谨慎。目前还没有材料预示战事会出现意外。
不管法国和英国之间的分歧有多么大，在目前我们并不是得胜而是失败的时候，我们是无法利用的。看来，分歧还是有的。英国想同我们做生意，我们正力求使之实现。
我们军队的装备怎样，我不可能详谈。前一个时期感到弹药缺乏，但是目前困难已减少了。现在工作已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只是还要进一步加强。党组织应该通过支部工作，通过工会来促进这一点。
胜利的把握有多大，现在我回答不了，因为判断情绪目前尚有困难。失望情绪还大得很；从我们开始撤退到现在已经6个星期了，至今还在退却。主要的是我们耽误了冬季补给；这又正是在打败仗的时候。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利用休战的每一时机来加强自己。
在我们对情况不明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对鼓动工作定调子。这次会议就是在给鼓动工作定调。
据托洛茨基同志说，在军队方面非常认真地讨论了马赫诺问题，并已弄清楚，这方面我们只会得到好处，不可能有其他前景。这是因为曾聚集在马赫诺周围的人已经切身尝到了弗兰格尔统治的味道，弗兰格尔所能提供的东西并没有能够满足他们。我们同马赫诺签订的条约，是有保证的，他不会再进攻我们了。这里就出现了邓尼金和高尔察克当时所遇到的同一情景：他们刚一触及富农和一般农民的利益，后者就转到我们一边来了。
毫无疑问，波兰人同样会利用休战时机加强自己，在这段时间里也许他们还会调运装备。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应该照此办理。
只要还有战争，作为战争手段之一的秘密外交也就应该存在。我们不能拒绝它。对这种外交的评价取决于对战争的总评价。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338—341页 |
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关于无产阶级文化（192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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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无产阶级文化[148]
（1920年10月）
1
决议草案
（10月8日）
从10月8日的《消息报》上可以看出，卢那察尔斯基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代表大会上说的话，跟昨天我同他商定的正相反。[149]
必须立即给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代表大会起草一项决议草案，经中央通过后提交这届大会通过。今天就必须以中央名义把决议草案提交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代表大会通过，因为代表大会今天就要闭幕了。
决议草案
1．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整个教育事业，无论在一般的政治教育方面或者具体的艺术方面，都必须贯彻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精神，这一斗争是为了顺利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即推翻资产阶级、消灭阶级、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现象。
2．因此，无产阶级，通过它的先锋队共产党和所有无产阶级组织，应当作为最积极最主要的力量参与整个国民教育事业。
3．现代历史的全部经验，特别是《共产党宣言》发表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都无可争辩地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才正确地反映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和文化。
4，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按照这个方向，在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产阶级反对一切剥削的最后的斗争）的实际经验的鼓舞下继续进行工作，才能认为是发展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
5．全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代表大会坚持这一原则观点，最坚决地反对一切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做法，如臆造自己的特殊的文化，把自己关在与世隔绝的组织中，把教育人民委员部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工作范围截然分开，或者在教育人民委员部机构中实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自治”等等。相反，代表大会认定，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一切组织必须无条件地把自己完全看作教育人民委员部机关系统中的辅助机构，并且在苏维埃政权（特别是教育人民委员部）和俄国共产党的总的领导下，把自己的任务当作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一部分来完成。
※※※
卢那察尔斯基同志说，别人把他的意思曲解了。因此这个决议就更是十分必要的了。
载于1926年《红色处女地》杂志第3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336—337页
2
决议草稿要点[150]
（10月9日）
1．不是特殊的思想，而是马克思主义。
2．不是臆造新的无产阶级文化，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无产阶级在其专政时代的生活与斗争的条件的观点，发扬现有文化的优秀的典范、传统和成果。
3．不是离开教育人民委员部独树一帜，而是它的一部分，因为俄国共产党＋教育人民委员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总和
4．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应同教育人民委员部有密切的联系，并从属于后者。
5．决不能……［注：手稿到此中断。——俄文版编者注］
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462页
注释：
[148]《关于无产阶级文化》这一决议草案是列宁在全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写的。这次代表大会于1920年10月5—12日在莫斯科举行。10月9日和11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开会，以列宁的这个草案为基础，讨论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问题。会议建议代表大会的共产党党团通过一个组织问题决议，规定中央和地方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从属于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同级机构。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根据列宁的建议起草的这个决议。但是代表大会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某些领导人却声称他们不同意这个决议，并向协会普通会员歪曲传达决议的精神，说俄共（布）中央要限制工人在艺术创作领域中的主动性并想取消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组织。俄共（布）中央在1920年12月1日《真理报》上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一信，驳斥了这些歪曲事实的说法，详细分析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错误。——331。
[149]指1920年10月8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对阿·瓦·卢那察尔斯基10月7日在全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的报道。报道说：“卢那察尔斯基同志指出，应该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有特殊的地位、最完全的自治。”
关于这件事，卢那察尔斯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1920年10月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举行代表大会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我去参加会议，并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必须接受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领导，把自己看成是它的一个机构等等。总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求我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吸引到国家这方面来，当时他还采取了种种措施使它靠近党。我在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措辞相当婉转温和，而传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时就变得更加软弱无力了。他把我叫去申斥了一顿，后来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就根据他的指示改组了。”——331。
[150]这个决议草稿要点是列宁在1920年10月9日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写的，这次会议讨论了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代表大会草拟决议的问题。列宁在这个草稿要点中重申了他在前一天（10月8日）所写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决议草案中的一些最重要的论点（见本卷第331—333页）。——334。 |
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同威廉·波尔的谈话（1920年10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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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威廉·波尔的谈话[147]
（1920年10月6日）
列宁转而评述英国共产党的现状。他说，工党、韩德逊和托马斯等拒绝接受共产党申请加入的声明，就是承认共产主义以及苏维埃思想在英国的威力和影响。这些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领袖害怕在他们的队伍中出现共产党人这一事实本身说明，英国的事态发展是何等迅速。工党对共产党的恐惧表明，英国共产主义者应该为联合成一个团结的有纪律的组织而奋斗。他感到非常高兴的是，共产国际已决定充分利用其权力，以保证英国共产主义运动实现统一。自然，共产党和旧英国社会党在加入工党的问题上的立场差别很大。英国社会党只限于提出形式上加入的建议，而共产党则正确地坚持在工党内要有实行自己政策的权利，要有行动的自由。尽管他们没有达成协议，工党拒绝了共产党的申请，但工党这样做也就说明共产党这个新组织吸收的是真正优秀的革命战士。
列宁说，英国共产党人应该讨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他们对即将举行的普选的态度问题。根据现有的各种消息判断，劳合－乔治可能迫使全国在11月进行大选，共产党员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义务，就是利用即将举行的选举进行鼓动。共产党应尽可能多地提出一些候选人，以便向群众宣传资本主义是不可救药的，议会制度是不可靠的。但是，英国共产党由于没有可能提出大量的候选人，就应该制定这样一种策略方法，运用这种策略方法就可以拿对手作为例证，证明走苏维埃道路是唯一能够恰当地解决当代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各种问题的政策。革命的政治活动在于利用敌人的政策，尤其是在敌人的这种政策正在为其自身的灭亡作准备的时候。议会活动不仅给共产党人提供进行广泛宣传的机会，而且还可以利用这种活动作为手段，迫使反对派暴露出他们是不可靠的。英国有很多人现在开始懂得，资本主义和议会制度已经破产。他们认识到这一点，不仅仅是靠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理论上的论证，而且也是停战以来联合政府给予他们的具体经验教训的结果。英国共产党人如何才能加速议会制度的破产和让群众看清议会制度的骗人主张呢？当然不能采用向工人劈头盖脑地灌输一大堆理论论证的办法。我们的理论观点是用来指导我们进行革命活动的。战斗活动的场所是检验我们理论观点的最好地方。对一个共产党人来说，真正的检验就是看他是否懂得应该怎样、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将他的马克思主义变成行动。既然共产党不可能在每一个选区都提出候选人去同资本主义及其选举社会代表这种毫无意义的议会制方法进行斗争，那么就产生这样一个问题：能否利用其他政党来完成这项工作。劳合－乔治、邱吉尔、博纳·罗及其一伙的联盟已经让人看清他们是不可靠的；他们已经有过这样的机会，他们在执政时期已引起了群众的不满。到目前为止只有工党这一政治组织还没有机会让人们从它身上看到议会制度这种治理方法的破产。阿瑟·韩德逊、托马斯及其追随者一方同劳合－乔治、博纳·罗一方之间的唯一区别，在于前者还没有机会操纵议会机器。英国共产党人在目前所处的条件下，应该帮助这些绅士获得控制议会的机会；帮助工党证明，它利用议会解决不了社会面临的各种迫切问题；帮助工党具体证明，苏维埃才是历史形成的、唯一能保证实现群众意愿的工具。总之，英国共产党应该帮助工党暴露出它本身是不可靠的。
我问列宁，他是否想到，如果共产党正式承担帮助工党获胜的责任，这会使英国工人感到迷惑不解。我论证说，人们会正式地把我们等同于那种加速这一危机并且终将被愤怒的群众所抛弃的组织。在这种危机的过程中，工人们会想起我们曾积极帮助过工党，因此会出现我们同样被愤怒的浪潮所抛弃的危险。列宁笑了笑说，尽管不列颠造就了优秀的共产党人，他们是卓越的战士，但是他对他见到过的所有英国同志有这样一种看法，即他们缺乏政治经验。他说我所讲的那些困难是容易克服的，如果共产党在每个有工党候选人的选区，发表一项正式声明，号召工人们投工党的票，目的是证明韩德逊们、托马斯们、麦克唐纳们和斯诺登们不可能借助议会机器来解决社会所面临的无数问题。这样的行动方式会使共产党避免我所担心的那些麻烦。我们花了一些时间讨论这个策略问题。我继续提出异议，直到列宁感到这可能是一场很有益的论战，因此提出在英国共产党刊物上就这一问题同我进行友好的讨论。我欣然同意这个意见，并问他的第一篇文章什么时候能写好。列宁遗憾地摇了摇头，并指了指他面前的一大堆重要材料。因此我建议由我来记述他对这个问题的观点（这就是我在本文中所做的），并把这篇文章推荐给《共产主义者》杂志的读者。列宁表示同意，说这样做符合他的意愿，而且可以节省他的时间。
载于1920年12月2日《共产主义者》杂志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7卷第248—251页
注释：
[147]1920年10月6日，列宁会见了英国共产党党员威·波尔，就英国共产党的策略问题同他进行了谈话。这里收载的是波尔所作的这次谈话的记录。波尔依据列宁的谈话写的《列宁论英国共产党的策略》一文，发表在1920年12月2日《共产主义者》杂志上。
《共产主义者》杂志（《TheCommunist》）是英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周刊），1920年8月5日创刊。1923年为新创刊的《工人周刊》所代替。——328。 |
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告乌克兰贫苦农民书（1920年10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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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乌克兰贫苦农民书
（1920年10月2日）
同志们！沙皇将军弗兰格尔在加紧进攻乌克兰和俄罗斯。他在法国资本家的支持下向前推进，威胁着顿涅茨煤田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情况十分危急。地主再次试图夺回政权，夺回土地，重新奴役农民！
同志们！地主的压迫曾经使乌克兰农村遭到闻所未闻的苦难。他们不止一次地推翻苏维埃工农政权，不止一次地得到富裕农民即富农的帮助——富农或者公开投靠他们，或者阻碍贫苦劳动农民在农村中建立新的制度、新的生活、新的组织。但是恢复地主政权的尝试每次都是以工农获得新的胜利而告终。现在乌克兰各地的贫苦农民都已着手建立自己的委员会，以便彻底战胜少数富人的反抗，最终保卫住劳动者的政权。地主将军弗兰格尔正在加紧进攻，想摧毁这些劳动者的组织。
同志们！让我们大家都奋起抗击弗兰格尔吧！所有的贫苦农民委员会都来全力支援红军彻底击溃弗兰格尔！每一个劳动农民都不要置身于工农事业之外，袖手旁观，无动于衷。同志们！要记住，你们是在保卫自己的家庭，捍卫农民的土地和政权。
一切为了支援红军！
消灭地主压迫者！
列宁
1920年10月2日
载于1920年10月13日《共产党人报》第199号（基辅）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334—335页 |
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在制革业职工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20年10月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9卷
在制革业职工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44]
（1920年10月2日）
同志们，按照你们代表大会筹备人员和组织人员的愿望，我的报告应该是谈我们共和国的政治形势。在这方面我要谈的主要内容，自然是我们对波兰的战争，与这场战争有关的主要的事态发展，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我们共和国国内外形势的变化。
你们大家当然都知道，目前我们的军事形势是多么严重。因此，自然要研究一下，到底是哪些情况使军事形势变得这样紧张、这样不利。你们当然都记得，在今年4月波兰人还没有开始进攻的时候，战线比现在偏东，在许多地方要偏东很多。当时战线的情况是这样：明斯克在波兰人手里，整个白俄罗斯都在他们手里。不仅人民委员会，而且俄罗斯联邦的最高机关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也曾专门发表宣言，郑重地向波兰人民建议缔结和约，宣布不用武力解决白俄罗斯的命运问题。白俄罗斯从来不属于波兰，当地长期受波兰地主压迫的农民也不认为自己是波兰人。可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十分正式地、十分郑重地宣布，我们建议以当时的战线为界缔结和约，因为我们珍惜工人的生命，不愿意让他们在这场战争中牺牲，所以我们认为任何让步都是次要的。我们认为，白俄罗斯的问题不必用武力解决，完全可以通过波兰内部斗争的发展来解决。我们知道，我们援助波兰劳动者的解放事业，可以不那么依靠武力，甚至主要不依靠武力，而是依靠宣传的力量。
这是今年4月的事情，可是你们知道，起初波兰对我们郑重的和平建议耍花招，他们建议在他们掌握着的极其重要的战略据点博里索夫缔结和约，因为当时波兰人占领着博里索夫，在那里进行谈判，他们就有可能在西南方发动攻势，而我们却不可能在西北方发动攻势。我们回答说：除了博里索夫，在哪个城市谈判都行。波兰人拒绝了。我提醒你们这一点，是要你们在每次谈到这一问题时，更着重地指出，我们最初曾经建议以比今天更为偏东的战线为界缔结和约，就是说，我们曾经同意缔结对我们最为不利的和约。
波兰人把战争强加于我们，而我们知道，在这方面起主要作用的甚至不是波兰的地主和资本家，因为当时的波兰也跟今天一样，情况十分危急。由于危急，它就铤而走险。不过推动波兰人同我们作战的主要力量，当然是国际资本的力量，首先是法国资本的力量。从那时起我们就知道，波兰军队中一直有数百名法国军官在活动，波兰的全部武器、全部财政援助和军事援助，完全是法国提供的。
战争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始的。这场战争是协约国企图摧毁苏维埃共和国的又一次尝试，是尤登尼奇计划破产后企图利用波兰再次提出扼杀苏维埃共和国问题的尝试。关于这场违反我们意愿而爆发的对波战争的主要的曲折过程，你们都是知道的。你们知道，最初是波兰人取得进展，他们在西南方占领了基辅，以后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红军才得以集中力量并开始进攻，波兰人马上就接连失去好多据点。他们丢掉了波洛茨克等城市。但是红军的决定性进攻直到6月底才开始，进攻极其顺利，我们完成了战争史上几乎未曾有过的大进军，红军一鼓作气挺进了500至600俄里，在许多地方甚至达到800俄里，几乎打到了华沙。波兰几乎守不住华沙了。至少各国的报刊都是这样评论的。后来发生了转折。当我们逼近华沙城下时，我军已经疲惫不堪，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乘胜前进了；可是，波兰军队在华沙城中爱国主义热潮的鼓舞下，感到自己是在本国作战而得到了支持，有了重新进攻的可能。结果是：战争虽然使我们几乎有可能把波兰彻底击溃，但是在决定性的关头我们的力量不够了。
我本来还可以把这个问题再讲下去，但是按照我的报告的主题，我应该来谈谈当时出现的政治形势。我们都看到，在4月进攻以前，我们向波兰共和国提出了以对波兰人非常有利而对我们不利的条件缔结和约的建议，当时全世界所有资产阶级的报刊都叫嚣起来，把我们坦率的声明看成软弱的表现。既然布尔什维克建议以当时波兰军队占据的战线为界缔结和约，既然布尔什维克甚至同意放弃明斯克，可见他们的力量太弱了。战争开始时，连英王都向波兰地主政府的首脑发了贺电。
你们大概还记得，7月12日我们突然接到国际联盟秘书的来电，声称波兰政府同意进行和谈，条件是按民族划分边界线并且把整个加里西亚划归波兰。各国报刊都发出了空前未有的叫嚣。这一回大家都赞成和平了。我们在今年4月或更早一些在今年春天建议媾和时，所有这些报刊都一言不发或者怂恿波兰发动战争。但是，后来我们战胜了波兰，波兰就建议媾和，而我们就这个建议直截了当地说出了我们的观点，认为国际联盟并不代表任何力量，我们不能相信国际联盟的话，这时它们就都大喊大叫起来，要我们停止前进。现在战争局势起了变化，昨天我们声明，我们向波兰建议以比国际联盟提出的对它更有利的条件缔结和约，并且希望在10月5日以前签字，这时所有资产阶级的报刊又一言不发了。在波兰人进攻布尔什维克的时候，它们闭口不谈和平，而在布尔什维克转入进攻的时候，它们却喊着要和平。它们这样做竟还要想让人们相信资产阶级报刊是希望和平的。在前几天结束的我们党的代表会议上，我们有机会听取了一个波兰工人的报告[145]，他是波兰一个很大的工会组织的代表，从华沙偷偷跑出来的，他讲到波兰工人怎样受到迫害，华沙工人怎样把红军看成救星，怎样盼望俄国红军到来，他们没有把红军当作敌人，相反把红军当作同波兰地主和资产阶级压迫者作斗争的朋友。这里问题很清楚，协约国把波兰当作工具，利用它来进行摧毁苏维埃共和国的又一次尝试，当这一尝试大有走向反面的趋势而我们眼看就要帮助波兰工人推翻他们的政府的时候，欧洲的资产阶级报刊就都起来反对我们了。去过伦敦的加米涅夫同志在这个大剧院里讲过，那时他每天都要听英国政府的最后通牒和恐吓，说英国政府将要把全部舰队集中在喀琅施塔得准备进攻彼得格勒，并说这是为了保卫波兰不受我们的攻击。现在战争局势起了变化，我们撤销了我们条件中波兰认为不能接受的全部条款，这时资产阶级报刊又一言不发了。十分明显，你们所看到的不是别的，正是法、英帝国主义在挑拨波兰去作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又一次尝试。
我认为这一次（这无疑很重要）已经是进攻苏维埃俄国的最后一次尝试了。这里可以看到，波兰同整个国际帝国主义体系有着过于密切的联系。你们知道，法、英、美、日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在击溃德国以后，缔结了凡尔赛和约，无论如何，这个条约要比引起了那么多叫嚣的臭名昭著的布列斯特和约残酷得多。尽管法国人、美国人、英国人向全世界大喊大叫，说那场战争是解放战争，说它的目的是要把欧洲和全世界从他们称为生番的德国人的野蛮势力下解救出来，把全世界从德国军国主义和德皇的压迫下解救出来，但事实表明，凡尔赛和约在各方面都比德皇战胜时所干出来的还要残酷。英法军官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向所有战败国，向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所有成员国证明，在这种情况下是活不下去的。这个骇人听闻的和约赖以维持的原因之一，是波兰领土一直延伸到海边，把德国分割成两部分。德波两国的关系目前非常紧张。波兰人压迫德国居民，是得到协约国军队和军官的支持的。凡尔赛和约把波兰变成一个缓冲国，要它防止德国同苏维埃共产主义接触，要它成为协约国对付布尔什维克的武器。法国人想勾结波兰，在波兰的帮助下讨回借给沙皇政府的数百亿贷款。正因为如此，我们不惜以巨大让步作为代价力求摆脱的这场对波战争爆发时，它就成了一场比以往几场战争更直接的反对协约国的战争。以往的战争，即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尤登尼奇进攻我们的战争，也是靠协约国提供军官和数亿贷款，提供大炮和坦克来进行的。以往的战争也是反对协约国的战争，但是那些战争是在俄国境内进行的，对手是俄国的白卫军官以及被他们征来的农民，因此不可能变成动摇凡尔赛和约的战争。那几场战争同对波战争的区别就在这里。反对尤登尼奇、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战争，是俄国工人反对整个俄国资产阶级的战争，也是反对协约国的战争。可是当这场战争胜利结束时，当我们击溃了尤登尼奇、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时，这还没有直接冲击到凡尔赛和约。波兰的情形正好相反，对波战争的不同之点就在这里，波兰在国际上的作用也正在这里。
当我们节节胜利地进攻波兰时，整个欧洲都号叫起来，说他们希望和平，说整个世界都已经厌战，该是媾和的时候了。可是当波兰人进攻的时候，就没有人叫厌战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我们战胜尤登尼奇、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并没有能撕毁凡尔赛和约，我们只是猛烈地打击了尤登尼奇、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并把他们赶到了海边，但是我们进攻波兰，却是进攻了协约国本身，我们粉碎波兰军队，就是粉碎维系当前国际关系整个体系的凡尔赛和约。
如果波兰成为苏维埃国家，华沙工人得到了他们所盼望所欢迎的苏维埃俄国的帮助，那么凡尔赛和约就会被粉碎，由于战胜德国而建立起来的整个国际体系就会垮台。那时，法国就会失去把德国同苏维埃俄国隔开的缓冲地带，就会失去进攻苏维埃共和国的锐利武器，就会失去收回数百亿贷款的希望，就会比现在更快地走向崩溃。法国已经负债累累。从前它是最富有的高利贷者。现在它欠美国的债比别的国家要多两倍。它正濒于破产。它已经到了日暮途穷的境地。这就是为什么红军逼近华沙城下引起了国际危机，这就是为什么这一局势使所有资产阶级报刊都深感不安。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只要红军再胜利地向前推进几天，不仅华沙要被攻破（这倒并不重要），而且凡尔赛和约也要被粉碎。
这就是这场对波战争的国际意义。你们知道，我们并没有侵略的打算。我在讲话的一开头就向你们指出，1920年4月当我们还守在明斯克以东时就曾经建议在当时的条件下媾和，只求使俄国工人和农民摆脱新的战争。但是，既然战争已经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就得把它进行到胜利为止。凡尔赛和约压迫着数亿人民。它抢走德国的煤和奶牛，把德国置于骇人听闻、前所未见的被奴役地位。德国农民中最落后的阶层也说他们赞成布尔什维克，说他们是布尔什维克的盟友。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正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的苏维埃共和国是世界上反对帝国主义的唯一力量，而现在，帝国主义就是法、英、美的联盟。我们正在逼近现代国际体系的中心。当红军逼近波兰边界时，红军的胜利进军引起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这一危机主要表现在英国政府拿战争威胁我们，对我们说：如果你们再前进，我们就对你们开战，派舰队进攻你们。可是这时英国工人却说，他们不许进行这场战争。应当指出，布尔什维主义正在英国工人中间得到发展。但是现在英国共产党人的力量还薄弱，就同我国共产党人在1917年3月、4月和5月的时候一样，当时我们在一些会议和代表大会上只得到十分之一的选票。在1917年6月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我们的票数也不超过13％。目前英国的情形也是这样，那里的布尔什维克只占微不足道的少数。但是问题在于：英国的孟什维克过去一向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反对直接革命，赞成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而今天，这些英国工人的老领袖却动摇起来了，采取了另外一种立场。从前他们反对工人阶级专政，今天则转向我们了。他们在英国建立了“行动委员会”。这是英国整个政局中的一个大转折。目前在英国除了依照几乎是普遍的选举权（从1918年才开始）选出的议会外，还出现了自行组织起来的“行动委员会”。“行动委员会”依靠的是各个工会组织，即拥有600多万会员的工联。政府要同苏维埃俄国开战，而工人的答复却是宣布他们决不容许进行这场战争，他们说：我们也不准法国人去打仗。法国人是靠英国的煤过活的，只要停止煤的生产，对法国就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我再说一遍，这是英国整个政局中的一个大转折。它对英国的意义就同1917年二月革命对我国的意义一样。1917年二月革命在俄国推翻了沙皇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英国不是共和制，但是那里的君主制度纯粹是资产阶级的，它已经存在了好几百年。英国工人可以参加议会的选举，可是整个国际政策即对外政策，议会却不能过问，而是由内阁执行的。人们早就知道，英国政府在进行反对俄国的隐蔽的战争，援助尤登尼奇、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在英国报刊上可以不止一次地看到这样的声明，说英国没有权利派一兵一卒到俄国去。那么是谁投票赞成这种做法的呢？议会的哪些决定曾经批准用对俄国的这种战争来帮助尤登尼奇和高尔察克呢？这样的决定是没有的，英国的这种做法违反了自己的宪法。而“行动委员会”又是怎样的组织呢？这个“行动委员会”撇开议会，以工人的名义向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这是向专政的过渡，别的摆脱现状的出路是没有的。而英国是一个奴役着4亿到5亿殖民地人民的帝国主义国家。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国家，它统治着世界上的大部分人口。进攻波兰竟引起这么大的转折，使英国的孟什维克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结成了联盟。这就是这一次进攻造成的结果。
英国所有的资产阶级报刊都说，“行动委员会”就是苏维埃。它们说对了。它不叫苏维埃，但是实质上就是苏维埃。这就是俄国1917年3月起克伦斯基执政时期的那种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那时临时政府算是唯一的政府，但是实际上，没有工农代表苏维埃，它任何重大的事情也办不成，那时我们对苏维埃提出：“把全部政权拿过来”。目前英国也形成了这种局面，孟什维克不得不在这个“行动委员会”里走上了违反宪法的道路。关于我国对波兰的战争，我要向你们简单说明的就是这些。尽管国际资产阶级目前还比我们强大得多，尽管英国政府把现有局面完全归咎于加米涅夫，把他撵出英国，不许他再回去，但这只是空洞而又可笑的威胁，因为美英资本家的忠实辩护士——温和的英国工人领袖即右派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也都加入了“行动委员会”，使英国面临着新的危机。现在英国正受到煤矿工人总罢工的威胁，工人们不仅要求增加工资，而且还要求降低煤价。英国的罢工接连不断。罢工者要求提高工资。但是，工人今天争取到工资提高10％，明天物价就上涨20％。物价不断上涨，工人们看到他们的斗争毫无所得，工资虽然提高了，吃亏的还是他们，因为物价跟着上涨。所以工人们说：我们不仅要求提高煤矿工人的工资，而且要求降低煤价。于是英国资产阶级的报刊比红军打进波兰的时候更加恐惧地号叫起来。
你们知道，欧洲危机在意大利有什么反应。意大利是战胜国，当红军的节节胜利引起德国的革命运动和英国政局的转折时，意大利国内的斗争也尖锐起来了，工人起来占领工厂，夺取厂主的住宅，发动农村居民参加斗争，因此意大利现在的局势决不能说是平静的。
这就是对波战争的发展进程。正因为如此，尽管我们知道对波战争同国际帝国主义的整个形势有密切联系，但为了能使工人和农民摆脱战争重担，我们还是作了最大的让步。后来我们同凡尔赛和约发生了冲突。我们看到资产阶级仍然象从前那样疯狂地反对我们，可是也看到工人在迅速地成长起来，工人革命正在日益迫近，虽然它的发展速度同俄国的比起来还嫌太慢。俄国革命所以能实现得这样快，是因为它是在战时进行的。战时有几千万俄国工人和农民武装起来了，资产阶级和军官们要对付这样一支力量是无能为力的。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他们曾扬言要带领军队进攻彼得格勒。我们接到各条战线发来的几万封电报，说要进攻我们，消灭我们。我们想：你们试试看吧。可是当各个集团军的代表来到后，只消半小时的谈话就可以发现，原来士兵们是拥护我们的，于是军官们只好默不作声。反抗的尝试，即尤登尼奇、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阴谋活动，是后来军队复员以后才开始的。这就是俄国革命能够很快取得胜利的原因。当时人民有了武装，工人和农民全都拥护我们。但是欧洲不同，战争已经结束，军队已经复员，士兵已经遣散回家，工人和农民解除了武装。现在那里的革命发展得很慢，但总是在发展。只要国际资产阶级对我们动起手来，他们的手就会被本国工人抓住。这就是对波战争的国际意义。这就是国际危机的根源。这就是我们当前面临的新困难的根源。你们知道，我们就差这么一点力量没有能够打到华沙，把政权交给华沙工人，召集起华沙工农代表苏维埃，告诉工人“我们是来帮助你们的”。我们的军队经过史无前例的英勇奋战而耗尽了全部力量——就在这个时候，我们遭到了军事上的失败。
现在我们向东败退了很远。在北方我们甚至丢掉了利达城，在南方几乎退到1919年4月的防线即皮尔苏茨基线。在北方我们正急剧败退，而这时弗兰格尔又接二连三地发动进攻。不久前弗兰格尔竟威胁到叶卡捷琳诺斯拉夫，逼近锡涅利尼科沃并且占领了它。现在他又拿下了斯拉夫哥罗德。在东线他占领了马里乌波尔，逼近塔甘罗格，威胁到顿涅茨煤田。我们再一次面临困难的局面，国际帝国主义者企图利用波兰的进攻和弗兰格尔的进攻，借这两只手再一次来扼杀苏维埃共和国。波兰和弗兰格尔实际上正是法帝国主义者的两只手，无论波兰还是弗兰格尔的军队，都是由法帝国主义者提供武器和军需品的。但是这三支力量也不可能相处得那么和谐。法国对波兰人说：你们不应该掳掠过多的人和过多的土地，因为就是沙皇俄国也不会容许你们这样做的。法国又对弗兰格尔说：你们干是干，可不要恢复从前的地主政权，邓尼金、高尔察克和尤登尼奇的例子表明，每当从前的地主带领白卫军队或由他们的军官指挥这些军队时，他们占领的地区愈多，灭亡得就愈快，因为农民终究要起来反对他们的。
当弗兰格尔率领精锐的军官队进攻时，他是可以信赖这支队伍的，他的力量就在于他拥有头等的最新式的装备，拥有由军官组成的精锐部队。他的军队在库班登了陆，登陆的都是精心挑选的部队，每个连或团都可以扩充成一个整师，因为这些部队完全是由军官组成的。但是当他企图实现当初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尤登尼奇作过的尝试，占领更广的地区，征召更多的农民，建立民众的军队时，他立刻就转胜为败，因为当初反对过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尤登尼奇的农民的军队也决不会同弗兰格尔的军官部队并肩战斗的。那位在党代表会议上作过报告的华沙工人是这样叙述的，他说：以前由青年人（刚到服役年龄的小伙子）组成的那支波兰军队已经被打垮了，现在已经征召到35岁以下的人了，因此现在军队中都是些经历过帝国主义战争的成年人，这支军队对于波兰地主和资本家来说，远不如由青年人组成的军队那样可靠。
这就是国际方面的情况。由于我军在华沙城下受挫，由于在西方战线和弗兰格尔战线上不断遭到进攻，我们在反对协约国的战争中又陷入了极其困难的局面，因此我在结束我的简短报告时，应当向制革工人同志们指出，现在要再一次鼓足干劲，现在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战胜弗兰格尔。这个任务正是要求工人、工会、无产阶级群众，首先是同国防有关的工业部门的工人们，发挥巨大的干劲和主动精神。我们在这场战争中的主要困难不是在人力方面，我们的人力是足够的，我们的主要困难是在补给方面。各个战场上的主要困难就是补给不足，缺乏御寒的衣服和鞋子。我们的战士最缺乏的是大衣和皮靴，正因为没有这些东西，很有把握的攻势往往也落空了。我们的困难正是在这一方面，它妨碍了我们迅速使用新的部队来发动攻势取得胜利，我们有足够数量的新部队，但是，由于补给不足，还不能把它们正式编成有一定战斗力的军队。
制革工会和代表全体制革工人无产者的大会应当对这一点给予最大的注意。同志们！我们正准备全力进攻弗兰格尔，这次进攻能不能更顺利、更迅速，这将取决于你们。这是因为仅仅靠苏维埃政权和共产党采取措施还是不够的。要真正支援红军战士，要促使具有决定意义的转变来临，要改善补给工作，单靠苏维埃机关的努力，单靠人民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146]的法令以及党的决议是不够的，还必须靠工会的努力。必须使工会懂得，我们一再建议媾和都遭到拒绝，因此，目前问题仍然关系到工农政权的生死存亡。你们知道，苏维埃政权在打垮邓尼金、高尔察克和尤登尼奇之后已经巩固起来了。你们知道，由于收复了西伯利亚和库班，粮食收购量也增加了。你们知道，由于收复了巴库，现在已有可能得到1亿多普特的石油，而且我们的工业已经有了基础，在这一基础上就有可能建立粮食储备并且重新把工人吸收到工厂中来，就有可能收集原料和提供燃料，从而使工厂开工，最后，使经济生活得以恢复。但是，为了使这些可能性成为现实，务必要结束战争，加速对弗兰格尔的进攻。必须在今年冬季以前在南方收复克里木。这取决于工人的干劲和首创精神，也许首先取决于俄国每一个制革工人和制革工会的干劲和首创精神。
我号召你们学习我们彼得勒和工人的榜样，他们在不久前听了共产国际的代表关于前线情况的报告以后，一再发挥巨大的干劲，再一次向红军战士提供补给和其他保障，鼓舞我们红军的士气，来支援前线。你们知道，后方对红军的每一点支援，都会马上鼓舞红军的士气。你们知道，秋寒正在影响红军战士的情绪，使士气降低，带来新的困难，使疾病增多，造成深重的苦难。因此后方对红军战士的每一点支援，都会立即增强红军的实力，提高它的士气，减少各种疾病，加强它的进攻能力。现在每一个工人在每一次集会上，在每一个车间里，都必须把“一切为了支援红军”的口号当作自己发言、报告和讨论的主要内容。
我们要问问自己：为了支援红军，我们是否已经做了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因为这决定我们能不能较快地彻底解决弗兰格尔，赢得完全的和平和进行经济建设的可能。（鼓掌）
载于1920年10月9日和10日《真理报》第225号和第226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319—333页
注释：
[144]这是列宁在全俄制革业职工第三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这次制革业职工代表大会于1920年10月2—6日在莫斯科举行。参加大会的约300人。大会听取了制革业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讨论了工会的任务、生产管理、工资政策、劳动保护等问题。——313。
[145]指波兰共产党人代表弗·乌兰诺夫斯基在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波兰政治形势的讲话。——316。
[146]国防委员会（工农国防委员会）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为贯彻它在1918年9月2日颁发的宣布苏维埃共和国为军营的法令而于1918年11月30日设立的。国防委员会是苏维埃俄国的非常最高机关，有动员人力物力保卫苏维埃国家的全权。国防委员会的决议，中央以及地方各部门和机关、全体公民都必须执行。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国防委员会是组织共和国战时经济和编制计划的中心。革命军事委员会及其他军事机关的工作都处于它的严格监督之下。列宁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主席。1920年4月初，国防委员会改组为劳动国防委员会，其任务是指导各经济人民委员部和所有国防机关的活动。劳动国防委员会一直存在到1937年4月。——324。 |
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青年团的任务——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20年10月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9卷
青年团的任务
（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42]
（1920年10月2日）
（大会向列宁热烈欢呼）同志们！今天我想讲的题目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基本任务是什么，以及社会主义共和国内青年组织应当是怎样的组织。
这个问题应当讲一讲，尤其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真正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任务正是要由青年来担负。很明显，从资本主义社会培养出来的一代工作者所能完成的任务，至多是消灭建筑在剥削上面的资本主义旧生活方式的基础。他们至多也只能建立这样一种社会制度，这种社会制度帮助无产阶级和劳动阶级保持自己的政权，奠定巩固的基础，至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建设，那就只有靠在新条件下，在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关系已不存在的情况下参加工作的一代人去担负。
如果根据这一点来看青年的任务，就应当说，全体青年的任务，尤其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及其他一切组织的任务，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就是要学习。
当然，这仅仅是“一句话”，还没有答复主要的和最本质的问题——学习什么和怎样学习。而这里的全部关键就在于：在改造资本主义旧社会的同时，将来要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新一代人的训练、培养和教育，就不能再象从前那样了。青年的训练、培养和教育应当以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材料为出发点。我们只能利用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全部知识、组织和机关，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人力和物力的条件下建设共产主义。只有把青年的训练、组织和培养这一事业加以根本改造，我们才能做到：青年一代努力的结果将建立一个与旧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因此，我们需要详细论述的问题，就是我们应当教给青年什么；真正想无愧于共产主义青年称号的青年应当怎样学习；以及应当如何培养青年，使他们能够彻底完成我们已经开始的事业。
我应当指出，看来首先的和理所当然的回答是：青年团和所有想走向共产主义的青年都应该学习共产主义。
但是“学习共产主义”这个回答未免太笼统了。为了学会共产主义，我们应该怎样呢？为了学到共产主义知识，我们应该从一般知识的总和中吸取哪些东西呢？这里我们可能遇到许多危险，如果把学习共产主义的任务提得不正确，或者对这一任务理解得太片面，往往就会出现危险。
初看起来，总以为学习共产主义就是领会共产主义教科书、小册子和著作里所讲的一切知识。但是，给学习共产主义下这样的定义，就未免太草率、太不全面了。如果说，学习共产主义只限于领会共产主义著作、书本和小册子里的东西，那我们就很容易造就出一些共产主义的书呆子或吹牛家，而这往往会使我们受到损害，因为这种人虽然把共产主义书本和小册子上的东西读得烂熟，却不善于把所有这些知识融会贯通，也不会按共产主义的真正要求去行动。
资本主义旧社会留给我们的最大祸害之一，就是书本与生活实践完全脱节，因为那些书本把什么都描写得好得了不得，其实大半都是最令人厌恶的谎言，虚伪地向我们描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情景。
因此，单从书本上来领会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是极不正确的。现在我们的讲话和文章，已经不是简单地重复以前对共产主义所作的那些论述，因为我们的讲话和文章都是同日常各方面的工作联系着的。离开工作，离开斗争，那么从共产主义小册子和著作中得来的关于共产主义的书本知识，可以说是一文不值，因为这样的书本知识仍然会保持旧时的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而这正是资产阶级旧社会的一个最令人厌恶的特征。
如果我们只求领会共产主义的口号，那就更危险了。我们若不及时认清这种危险，不用全力来消除这种危险，那么50万至100万男女青年这样学了共产主义之后，将自称为共产主义者，这就只会使共产主义事业遭到莫大的损害。
这样就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为了学习共产主义，我们应该怎样把这一切结合起来？从旧学校和旧的科学中，我们应当吸取一些什么？旧学校总是说，它要造就知识全面的人，它教的是一般科学。我们知道，这完全是撒谎，因为过去整个社会赖以生存和维持的基础，就是把人分成阶级，分成剥削者和被压迫者。自然，贯串着阶级精神的旧学校，也就只能向资产阶级的子女传授知识。这种学校里的每一句话，都是根据资产阶级的利益捏造出来的。在这样的学校里，与其说是教育工农的年青一代，倒不如说是对他们进行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的训练。教育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训练对资产阶级有用的奴仆，使之既能替资产阶级创造利润，又不会惊扰资产阶级的安宁和悠闲。因此在否定旧学校的时候，我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从这种学校中只吸取我们实行真正共产主义教育所必需的东西。
这里我要谈谈经常听到的人们对旧学校的斥责与非难，从这些话中，往往会得出完全不正确的结论。有人说，旧学校是死读书的学校，实行强迫纪律的学校，死记硬背的学校。这说得对，但是，要善于把旧学校中的坏东西同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区别开来，要善于从旧学校中挑选出共产主义所必需的东西。
旧学校是死读书的学校，它迫使人们学一大堆无用的、累赘的、死的知识，这种知识塞满了青年一代的头脑，把他们变成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官吏。但是，如果你们试图从这里得出结论说，不掌握人类积累起来的知识就能成为共产主义者，那你们就犯了极大的错误。如果以为不必领会共产主义本身借以产生的全部知识，只要领会共产主义的口号，领会共产主义科学的结论就足够了，那是错误的。共产主义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方面的典范。
你们读过和听说过：主要由马克思创立的共产主义理论，共产主义科学，即马克思主义学说，已经不仅仅是19世纪一位社会主义者——虽说是天才的社会主义者——的个人著述，而成为全世界千百万无产者的学说；他们已经运用这个学说在同资本主义作斗争。如果你们要问，为什么马克思的学说能够掌握最革命阶级的千百万人的心灵，那你们只能得到一个回答：这是因为马克思依靠了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获得的全部知识的坚固基础；马克里研究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共产主义，而主要的是他完全依据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最确切、最缜密和最深刻的研究，借助于充分掌握以往的科学所提供的全部知识而证实了这个结论。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有批判地重新加以探讨，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放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重新加以探讨，加以批判，从而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
例如，当我们谈到无产阶级文化的时候，就必须注意这一点。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143]杜撰出来的。如果硬说是这样，那完全是一派胡言。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条条大道小路一向通往，而且还会通往无产阶级文化，正如马克思改造过的政治经济学向我们指明人类社会必然走到那一步，指明必然过渡到阶级斗争，过渡到开始无产阶级革命。
当我们听到有些青年以及某些维护新教育制度的人常常非难旧学校，说它是死记硬背的学校时，我们就告诉他们，我们应当吸取旧学校中的好东西。我们不应当吸取旧学校的这样一种做法，即用无边无际的、九分无用一分歪曲了的知识来充塞青年的头脑，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可以只学共产主义的结论，只背共产主义的口号。这样是建立不了共产主义的。只有了解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
我们不需要死记硬背，但是我们需要用对基本事实的了解来发展和增进每个学习者的思考力，因为不把学到的全部知识融会贯通，共产主义就会变成空中楼阁，就会成为一块空招牌，共产主义者也只会是一些吹牛家。你们不仅应该掌握知识，而且应该用批判的态度来掌握这些知识，不是用一堆无用的垃圾来充塞自己的头脑，而是用对一切事实的了解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没有这种了解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现代有学识的人。如果一个共产主义者不下一番极认真、极艰苦而巨大的工夫，不弄清他必须用批判的态度来对待的事实，便想根据自己学到的共产主义的现成结论来炫耀一番，这样的共产主义者是很可悲的。这种不求甚解的态度是极端有害的。要是知道自己懂得太少，那就要设法使自己懂得多一些，但是如果有人说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同时又认为自己根本不需要任何扎实的知识，那他就根本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
旧学校培养资本家所需要的奴仆，把科学人才训练成迎合资本家口味来写作和说话的人。因此我们必须废除这样的学校。我们应当废除这样的学校，摧毁这样的学校，但这是不是说，我们就不应当从这种学校里吸取人类所积累起来而为人们所必需的一切呢？这是不是说，我们就不应当去区别哪些是资本主义所需要的东西，哪些是共产主义所需要的东西呢？
我们废除资产阶级社会内违反大多数人的意志而实行的强迫纪律，代之以工农的自觉纪律，工人和农民不但仇恨旧社会，而且有毅力、有本领、有决心团结和组织力量去进行这一斗争，以便把散居在辽阔国土上的分散而互不联系的千百万人的意志统一为一个意志，因为没有这样的统一意志，我们就必然会遭到失败，没有这样的团结，没有这样的工农的自觉纪律，我们的事业就毫无希望。不具备这些条件，我们就不能战胜全世界的资本家和地主。我们就会连基础也不能巩固，更谈不到在这个基础上建成共产主义新社会了。同样，我们否定旧学校，对旧学校怀着完全正当和必要的仇恨心理，珍视那种要摧毁旧学校的决心，但是我们应当了解，废除以前的死读书、死记硬背和强迫纪律时，必须善于吸取人类的全部知识，并要使你们学到的共产主义不是生吞活剥的东西，而是经过你们深思熟虑的东西，是从现代教育观点上看来必然的结论。
我们在谈论学好共产主义这一任务时就应该这样来提出基本任务。
为了向你们说明这一点，同时也谈谈怎样学习的问题，让我举一个实际例子。你们都知道，紧接着军事任务即保卫共和国的任务之后，我们即将面临经济任务。我们知道，如果不恢复工业和农业（而且必须不按旧方式来恢复），那么共产主义社会是建设不成的。必须在现代最新科学成就的基础上恢复工业和农业。你们知道，这样的基础就是电；只有全国电气化，一切工业和农业部门都电气化的时候，只有当你们真正担负起这个任务的时候，你们才能替自己建成老一代人所不能建成的共产主义社会。你们面临的任务是振兴全国的经济，要在立足于现代科学技术、立足于电力的现代技术基础上使农业和工业都得到改造和恢复。你们完全了解，不识字的人实现不了电气化，而且仅仅识字还不够。只懂得什么是电还不够，还应该懂得怎样在技术上把电应用到工农业上去，应用到工农业的各个部门中去。你们自己必须学会这一点，而且还要教会全体劳动青年。这就是一切有觉悟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也就是每一个认为自己是共产主义者的青年，每一个明确地认识到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之后就负起了帮助党建设共产主义、帮助整个青年一代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责任的青年的任务。每个青年必须懂得，只有受了现代教育，他才能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如果不受这种教育，共产主义仍然不过是一种愿望而已。
老一代人的任务是推翻资产阶级。那时的主要任务是批判资产阶级，激发起群众对资产阶级的仇恨，提高阶级觉悟，提高团结自己力量的本领。新一代人面临的任务就比较复杂了。你们不只是应当团结自己的一切力量来支持工农政权抗击资本家的侵犯。这一点你们应当做到。这一点你们完全了解，每个共产主义者都非常清楚。但是这还不够。你们应当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前一半工作在许多方面已经完成了。旧东西应该摧毁，而且已经摧毁了，它应该变成废墟，而且已经变成了废墟。地基已经清理好，年青一代的共产主义者应当在这块地基上建设共产主义社会。你们当前的任务是建设，你们只有掌握了一切现代知识，善于把共产主义由背得烂熟的现成公式、意见、方案、指示和纲领变成能把你们的直接工作统一起来的活生生的东西，把共产主义变成你们实际工作的指针，那时才能完成这个任务。
这就是你们在教育、培养和发动整个青年一代的事业中应当执行的任务。你们应该是千百万共产主义社会建设者的带头人，一切男女青年都应该成为这样的建设者。不吸收全体工农青年参加共产主义建设，你们就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
这里我自然要讲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应当怎样教授共产主义，我们的方法应该有什么特点。
我在这里首先要谈谈共产主义道德问题。
你们应当把自己培养成共产主义者。青年团的任务就是要这样来安排自己的实际活动：使团员青年在学习、组织、团结和斗争的过程中把他们自己和那些以他们为带头人的人都培养成共产主义者。应该使培养、教育和训练现代青年的全部事业，成为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的事业。
但是，究竟有没有共产主义道德呢？有没有共产主义品德呢？当然是有的。人们往往硬说我们没有自己的道德；资产阶级常常给我们加上一个罪名，说我们共产主义者否定任何道德。这是一种偷换概念、蒙骗工农的手段。
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我们否定道德，否定品德呢？
是在资产阶级所宣传的道德的意义上，这种道德是他们从上帝的意旨中引伸出来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当然说，我们不信上帝，并且我们十分清楚，僧侣、地主和资产阶级都假借上帝的名义说话，为的是谋求他们这些剥削者自身的利益。或者他们不是从道德的要求，不是从上帝的意旨，而是从往往同上帝意旨很相似的唯心主义或半唯心主义论调中引伸出这种道德来的。
我们否定从超人类和超阶级的概念中引出的这一切道德。我们说这是欺骗，这是为了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来愚弄工农，禁锢工农的头脑。
我们说，我们的道德完全服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我们的道德是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中引伸出来的。
旧社会建筑在地主和资本家压迫全体工农的基础上。我们应当摧毁这个社会，应该打倒这些压迫者，为了这个目的就必须团结起来。而上帝是不会创造这种团结的。
只有工厂，只有受过训练的、从过去的沉睡中觉醒过来的无产阶级，才能创造这种团结。只有当这个阶级已经形成的时候，群众运动才开展起来，才造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形，即无产阶级革命在一个极弱的国家中获得了胜利，这个国家三年来抗击了全世界资产阶级对它的进攻。同时我们还看到，无产阶级革命在全世界日益发展。现在我们可以根据实际经验来说，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创造一种团结一致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引导分散的农民，并且经受住了剥削者的一切进攻。只有这个阶级才能帮助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彻底捍卫和巩固共产主义社会，最终建成共产主义社会。
因此，我们说：在我们看来，超人类社会的道德是没有的；那是一种欺骗。在我们看来，道德是服从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的。
这种阶级斗争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推翻沙皇，打倒资本家，消灭资本家阶级。
阶级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就是允许社会上一部分人占有别人的劳动。如果社会上一部分人占有全部土地，那就有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如果社会上一部分人拥有工厂，拥有股票和资本，而另一部分人却在这些工厂里做工，那就有了资本家阶级和无产者阶级。
赶走沙皇并不困难，这总共用了几天的工夫。赶走地主也不很困难，这在几个月内就做到了；赶走资本家同样也不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要消灭阶级就无比困难了；工人和农民的区分仍然存在。如果一个农民单独占用一块土地，拥有余粮，即他本人及其家畜都不需要的粮食，而别人却没有粮食吃，那么这个农民也就变成剥削者了。他剩余的粮食愈多，获利就愈大，至于别人，就让他们挨饿去吧，“他们愈饿，我的粮食就卖得愈贵”。应该使所有的人都按照一个共同的计划和共同的规章，在公共的土地上和公共的工厂中工作。这容易做到吗？你们知道，要做到这一点，决不象赶走沙皇、地主和资本家那样容易。这里需要无产阶级去重新教育和改造一部分农民，把劳动农民争取过来，以便消灭那些富裕的和专靠别人贫困来发财致富的农民的反抗。可见，无产阶级斗争的任务，并没有因为推翻了沙皇、赶走了地主和资本家而宣告结束，我们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正是要来完成这项任务。
阶级斗争还在继续，只是改变了形式。这是无产阶级为了使旧的剥削者不能卷土重来，使分散的愚昧的农民群众联合起来而进行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在继续，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使一切利益都服从这个斗争。我们也要使我们的共产主义道德服从这个任务。我们说：道德是为摧毁剥削者的旧社会、把全体劳动者团结到创立共产主义者新社会的无产阶级周围服务的。
共产主义道德是为这个斗争服务的道德，它把劳动者团结起来反对一切剥削，反对一切小私有制，因为小私有制把全社会的劳动所创造的成果交给了个人。而在我国，土地已经是公共财产了。
如果我从这个公共财产中拿一块土地来，种出超过我的需要一倍的粮食，然后用余粮来投机倒把，那又怎样呢？如果我这样盘算：饿肚子的人愈多，我出卖粮食的价钱就愈高，那又怎样呢？难道我这是共产主义者的行为吗？绝对不是，这是剥削者的行为，私有者的行为。应该同这种行为作斗争。如果听之任之，那一切都会开倒车，回复到资本家的政权，资产阶级的政权，就象过去一些革命中常有的情形那样。因此，为了不让资本家和资产阶级的政权恢复，就要禁止投机买卖，就要使某些人不能用损人利己的手段来发财致富，就要使劳动者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这也就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基本任务的主要特征。
旧社会依据的原则是：不是你掠夺别人，就是别人掠夺你；不是你给别人做工，就是别人给你做工；你不是奴隶主，就是奴隶。可见，凡是在这个社会里教养出来的人，可以说从吃母亲奶的时候起就接受了这种心理、习惯和观点——不是奴隶主，就是奴隶，或者是小私有者、小职员、小官吏、知识分子，总之，是一个只关心自己而不顾别人的人。
既然我种我的地，别人的事就与我无关；别人要是挨饿，那更好，我可以抬高价格出卖我的粮食。如果我有了一个医生、工程师、教员或职员的小职位，那么别人的事也与我无关。也许，只要我讨好、巴结有权势的人，就不仅能保住我的小职位，还可以爬到资产者的地位上去。共产主义者就不能有这种心理和情绪。当工人和农民已经证明我们能用本身的力量捍卫自己并且创造新社会的时候，也就开始了新的共产主义的教育，反对剥削者的教育，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利己主义者和小私有者，反对“我赚我的钱，其他一切都与我无关”的心理和习惯的教育。
这就是对青年一代应该怎样学习共产主义的回答。
青年们只有把自己的训练、培养和教育中的每一步骤同无产者和劳动者不断进行的反对剥削者的旧社会的斗争联系起来，才能学习共产主义。当人们向我们讲到道德的时候，我们回答说：在共产主义者看来，全部道德就在于这种团结一致的纪律和反对剥削者的自觉的群众斗争。我们不相信有永恒的道德，并且要揭穿一切关于道德的骗人的鬼话。道德是为人类社会上升到更高的水平，为人类社会摆脱对劳动的剥削服务的。
要实现这一点，必须有这样的青年一代，他们在有纪律地同资产阶级作殊死斗争中已开始成为自觉的人。在这个斗争中，他们中间一定会培养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应当使自己的训练、教育和培养中的每一步骤都服从这个斗争，都同这个斗争联系起来。培养共产主义青年，决不是向他们灌输关于道德的各种美丽动听的言词和准则。我们要培养的并不是这些。当人们看到他们的父母在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下怎样生活的时候，当他们自己分担那些开始同剥削者作斗争的人们所受的痛苦的时候，当他们看到为了继续这一斗争以保卫已经取得的成果，付出了多大的牺牲，看到地主和资本家是多么疯狂的敌人的时候，他们就在这种环境中培养成为共产主义者。为巩固和完成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基础。这也就是共产主义培养、教育和训练的基础。这也就是对应该怎样学习共产主义的回答。
训练、培养和教育要是只限于学校以内，而与沸腾的实际生活脱离，那我们是不会信赖的。只要工农还受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只要学校还操纵在地主和资本家手里，青年一代就仍然是愚昧无知的。可是我们的学校应当使青年获得基本知识，使他们自己能够培养共产主义的观点，应该把他们培养成有学识的人。我们的学校应当使人们在学习期间就成为铲除剥削者这一斗争的参加者。共产主义青年团只有把自己的训练、培养和教育中的每一步骤同参加全体劳动者反对剥削者的总斗争联系起来，才符合共产主义青年团这一称号。你们很清楚：目前俄国还是唯一的工人共和国，世界其他各地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旧制度，我们还比它们弱；我们随时都有遭到新的进攻的危险；只有学会团结一致，我们才能在今后的斗争中获得胜利，而我们得到巩固之后，就会成为真正不可战胜的力量。因此，做一个共产主义者，就要把全体青年都组织和团结起来，要在这个斗争中作出有教养和守纪律的榜样。那时你们才能着手建设并彻底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大厦。
为了把这一点说得更清楚，我来给你们举个例子。我们把自己叫作共产主义者。什么是共产主义者呢？共产主义者是个拉丁词，communis一词是“公共”的意思。共产主义社会就意味着土地、工厂都是公共的，实行共同劳动——这就是共产主义。
如果每个人都单独经营一块土地，那劳动能是共同的吗？共同劳动不是一下子就能实行的。这是不可能的事。共同劳动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需要经过艰苦努力和创造，要在斗争进程中才能实行。这里不能靠旧的书本，书本是谁也不会相信的。这里要靠自己的生活经验。当高尔察克从西伯利亚，邓尼金从南方进攻时，农民是站在他们那边的。当时农民不欢迎布尔什维主义，因为布尔什维克按固定价格收购粮食。但是农民在西伯利亚和乌克兰尝到了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政权的滋味之后，就认清了农民没有别的选择余地：或者投奔资本家，那么资本家就要你去给地主当奴隶；或者跟着工人走，虽然工人没有许愿让你过天堂般的生活，而且还要你在艰苦的斗争中遵守铁的纪律并具有坚强的意志，可是他们却能使你摆脱资本家和地主的奴役。甚至是那些愚昧无知的农民，只要根据亲身的经验懂得和认识了这一点，也就成了自觉的、经过艰苦磨炼的共产主义拥护者。共产主义青年团也应当把这种经验作为自己全部活动的基础。
我已经回答了我们应当学什么，应该从旧学校和旧科学中吸取什么的问题。现在我还想来回答一下应当怎样学习这些东西的问题。我的回答是：只有把学校活动的每一步骤，把培养、教育和训练的每一步骤，同全体劳动者反对剥削者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
我要从某些青年组织的工作经验中举出几个例子，向你们具体说明应该怎样进行这种共产主义教育。大家都在谈论扫除文盲。你们知道，在一个文盲的国家里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单靠苏维埃政权颁布一道命令，或者靠党提出一定的口号，或者派一部分优秀的工作人员去进行这项工作，那是不够的。还需要青年一代自己把这个工作担负起来。共产主义精神体现在参加青年团的男女青年自己站出来说：这是我们的事情，我们要联合起来到农村去扫除文盲，使我们这代青年中不再有文盲。我们要努力使青年们能主动积极地从事这个工作。你们知道，要把俄国从一个愚昧的文盲国家很快变成人人识字的国家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青年团能担负起这个工作，如果全体青年都能为大家的利益而工作，那么这个团结着40万青年男女的组织，就有权称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了。青年团的任务还在于：除了掌握各种知识，还要帮助那些靠自己的力量摆脱不了文盲愚昧状况的青年。做一个青年团员，就要把自己的工作和精力全部贡献给公共事业。这就是共产主义教育。只有在这样的工作中，青年男女才能培养成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只有当他们在这种工作中取得实际的成绩时，他们才会成为共产主义者。
就拿城郊菜园工作来做例子吧。难道这不是该做的事吗？这也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任务之一。人民在挨饿，工人在挨饿。为了不再挨饿，应该发展菜园，但是耕作还在按旧的方式进行。因此必须让觉悟较高的人来担任这个工作，这样你们就会看到，菜园数目会增加，面积会扩大，效果会更好。共产主义青年团应当积极参加这个工作。每个青年团组织，每个青年团支部，都必须把这件事看成是自己的事情。
共产主义青年团应当是一支能够支援各种工作、处处都表现出主动性和首创精神的突击队。青年团应当成为这样的一个团体，使每个工人都感觉到，这个团体中人们所讲的学说也许是他不了解的，也许是他还不能一下子就相信的，但是从这些人的实际工作和活动可以看出，他们真正是能给他指明正确道路的人。
如果共产主义青年团不能在各方面这样来安排自己的工作，那就说明它走上了资产阶级的老路。我们的教育应当同劳动者反对剥削者的斗争结合起来，以便帮助劳动者完成共产主义学说提出的任务。
青年团员应当利用自己的每一刻空闲时间去改善菜园工作，或在某个工厂里组织青年学习等等。我们要把俄国这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富裕的国家。因此共产主义青年团必须把自己的教育、训练和培养同工农的劳动结合起来，不要关在自己的学校里，不要只限于阅读共产主义书籍和小册子。只有在与工农的共同劳动中，才能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必须使大家都看到，入团的青年个个都是有文化的，同时又都善于劳动。当大家看到，我们已经废除了旧学校里的旧的强迫纪律，代之以自觉的纪律，看到每个青年都去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看到他们利用每个近郊菜园来帮助居民，那时人民就不会用从前的眼光来看待劳动了。
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任务，是要在农村或自己的街道上帮助做些事情，我举一个小例子，象卫生工作或分配食物的工作。在资本主义旧社会里，这些事情是怎样进行的呢？那时每个人只为自己工作，谁也不注意这里有没有老人或病人；或者全部家务都压在妇女肩上，因而妇女处在受压迫受奴役的地位。谁应当来反对这种现象呢？青年团。青年团应当出来说：我们要改变这种状况，我们组织青年队经常到各家各户去，协助搞卫生工作或分配食物，正确地调配力量，有组织地为全社会的利益工作，让大家看到，劳动应该是有组织的劳动。
现在50岁左右的这一代人，是不能指望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了，那时候他们都死了。至于现在15岁的这一代人，就能够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也要亲手建设这个社会，因而他们就应当知道，他们终身的全部任务就是建设这个社会。在旧社会中，是各家各户单独劳动，除了压迫老百姓的地主和资本家外，谁也没有组织过劳动。任何一种劳动，不管它怎样脏，怎样吃力，我们都应当把它组织起来，使每个工人和农民对自己都有这样的认识：我是自由劳动大军的一分子，不需要地主和资本家，我自己就会建设自己的生活，建立共产主义的秩序。共产主义青年团要使大家从小［注：1920年10月7日的《真理报》第223号上刊印的不是“从小”，而是“从12岁起”。——编者注］就在自觉的有纪律的劳动中受教育。这样我们才有希望完成现在所提出的任务。我们应该估计到，要全国实现电气化，使我国贫瘠化了的土地能采用最新的技术来经营，至少要花10年工夫。因此，现在是15岁、再过10—20年就会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的这一代人，应当这样安排自己的全部学习任务：在每个乡村和城市里，青年每天都能实际完成共同劳动中的某种任务，哪怕是最微小、最平常的任务。能否保证共产主义建设成功，就要看这个工作在每个乡村里进行得怎样，就要看共产主义竞赛开展得怎样，就要看青年组织自己的劳动本领怎样。只有根据共产主义建设的成绩来检查自己的每一步骤，只有经常问问自己：为了成为团结一致的自觉的劳动者，我们是否做到了所要做的一切——只有这样，共产主义青年团才能把自己的50万团员联合成一支劳动大军并且赢得普遍的尊敬。（掌声如雷）
载于1920年10月5、6和7日《真理报》第221、222和22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298—318页
注释：
[142]列宁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最初发表于1920年10月5、6、7日《真理报》第221、222、223号，当年用《青年团的任务（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为书名印成小册子出版。讲话的这一最早的单行本经列宁审阅过，是政治教育总委员会丛书第1种。这个版本印了20万册，仍不能满足需求，因而出现了一些打字本和手抄本。此后，各出版社曾用《学什么和怎样学》、《共青团员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伊里奇的遗训》、《伊里奇对青年的遗训》、《青年的任务》、《青年怎样学习共产主义》、《论共产主义教育和共产主义道德》等书名多次重印这个讲话。1930年，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了《青年团的任务》出版十周年纪念版，这个版本的注释经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审阅过。在《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中，这个讲话是按1920年出版的单行本刊印的，删去了小册子编者所加的小标题。
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20年10月2—10日在莫斯科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举行。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约有600名代表。大会议程如下：共和国的军事和经济形势；青年共产国际；俄国共青团中央的工作报告；青年的社会主义教育；民兵和青年体育；团纲；团章；选举俄国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列宁于10月2日晚在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并回答了与会代表提出的许多问题。在回答共青团和俄共（布）之间应该是什么关系这一问题时，列宁指出，共青团如果真正愿意成为共产主义的青年团，就应该在党的领导下工作，遵循党的总的指示。列宁强调共青团的活动应成为正在成长的一代青年的楷模。列宁说，共产主义社会是在反对一切剥削者的斗争中形成的。“这是长期的事业，它要求组织、学习、培养。”
根据列宁的指示，共青团第三次代表大会强调指出：“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基本任务是对劳动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在这一教育中要把理论教育与积极参加劳动群众的生活、工作、斗争和建设紧密结合起来。”——293。
[143]指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代表人物。
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是苏联早期的群众性文化组织，十月革命前夕在彼得格勒成立。十月革命后在国内各地成立分会。各地协会最多时达1381个，会员40多万。参加协会的有真诚希望帮助苏维埃国家文化建设的青年工人。但是协会的领导为亚·亚·波格丹诺夫及其拥护者所把持。他们在十月革命后仍继续坚持协会的“独立性”，从而把它置于同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相对立的地位。他们否认以往的文化遗产的意义，力图摆脱群众性文教工作的任务，而企图通过脱离实际生活的“实验室的道路”来创造“纯粹无产阶级的”文化。波格丹诺夫口头上承认马克思主义，实际上鼓吹马赫主义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列宁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见本卷第331—333页）等著作中批判了无产阶级文化派的错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于20年代初趋于衰落，1932年停止活动。——299。 |
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给德国和法国工人的信——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讨论（1920年9月2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9卷
给德国和法国工人的信
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讨论
（1920年9月24日）
同志们！德法两国的资产阶级报刊很注意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内部在参加共产国际问题上的讨论。资产阶级报刊非常卖力地支持两党的右翼即机会主义派别的观点。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右翼分子实质上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们同迪特曼和克里斯平一样，不会用革命的观点思考问题，不会帮助工人阶级准备革命和实现革命。必须同这些右翼分子即机会主义分子决裂，这是团结一切真正革命的、真正无产阶级的群众的唯一办法。
关于莫斯科“独裁统治”之类的叫嚣，纯粹是为了转移人们的视线。其实，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20个委员中，只有5个委员是俄国共产党党员。一切关于“独裁统治”之类的论调，都是欺骗自己或者欺骗工人。这些论调是用来掩盖某些机会主义领袖的破产的，正象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K．A．P．D．）中有人曾用类似的论调掩盖该党某些领袖由于脱离无产阶级革命道路而遭到的破产一样。叫嚷“莫斯科的独裁者”在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上刁难某些人，这也同样是自欺欺人。在这些条件的第20条［注：见本卷第204页。——编者注］中，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如果取得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同意，在执行对右翼领袖和中央机关成员的严格规定时，允许有“例外”（Ausnahmen）。
既然公开宣布允许有例外，就谈不上绝对不能容纳某些个人。这就是说，已经充分肯定，不能只看过去，而必须看到现在，必须看到个别人、个别领袖的观点和行为的转变。既然宣布允许有例外须经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同意，而这个执行委员会里俄国人只占四分之一，可见关于“独裁统治”之类的叫嚣纯属无稽之谈。
所有这些叫嚣，都只是为了转移视线。实际上，革命的无产阶级分子和机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之间正在进行斗争。一向属于后者的，有希法亭之流、迪特曼之流、克里斯平之流以及德法等国议会党团中的许多人。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一无例外地进行着这两种政治派别之间的斗争，这一斗争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一斗争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和战后在各国一直都很尖锐。代表机会主义的是“工人贵族”分子，工会、合作社和其他组织中的旧官僚分子，小市民知识分子阶层等等。这一派别其实是以自己的动摇，以自己的“孟什维主义”（迪特曼之流和克里斯平之流同我国的孟什维克非常相象），从工人运动内部、从各社会党内部对无产阶级施加资产阶级影响，因此，不肃清这一派别，不同它决裂，不把它的一切著名代表人物开除出去，就不能团结革命的无产阶级。
迪特曼和克里斯平等等之流总是摇摇摆摆地倒向改良主义和孟什维主义，他们不会革命地思考和革命地行动，其实是不自觉地从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对无产阶级施加资产阶级影响，使无产阶级屈服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只有同这种人决裂，才能实现革命无产阶级的国际统一来对抗资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
意大利的事态应该会使那些看不到同克里斯平之流和迪特曼之流保持“统一”和“和平”有多大危害的最顽固的人也清醒起来。意大利的克里斯平之流和迪特曼之流（屠拉梯、普拉姆波利尼、达拉贡纳）在意大利面临真正的革命的时候，就立刻来阻挠革命了。现在，全欧洲、全世界在不同的程度上迅速而又痛苦地向着真正的革命前进。
幻想同迪特曼之流和克里斯平之流，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英国“独立工党”和法国社会党等等的右翼保持“统一”或“和平”是极其有害的，现在是彻底抛弃这一切幻想的时候了。现在是一切革命的工人把这些分子清洗出党，建立起无产阶级的真正统一的共产党的时候了。
尼·列宁
1920年9月24日
载于1920年9月25日《真理报》第213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1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295—297页 |
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文献（1920年9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9卷
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文献[137]
（1920年9月）
1
俄共（布）中央政治报告
（9月22日）
报道
对波兰的战争，确切地说是7—8月的战局，使国际政治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
波兰进犯我们以前，发生过一件足以说明当时国际关系的事情。1月间我们向波兰建议缔结和约，这个和约对波兰极其有利而对我们非常不利，这时各国外交家都主观地认为：“布尔什维克作了非常大的让步，可见他们非常软弱。”这再一次证实了下面这个真理：资产阶级的外交界无法理解我们开诚布公的新外交的做法。因此，我们的建议在波兰、法国和其他国家只引起了沙文主义的狂热，并且促使波兰发动了进攻。起初波兰攻占了基辅，后来我军展开反击，直逼华沙；以后形势逆转，我军后退了100多俄里。
但是，由此而形成的极其困难的局面，决不表明我们已经完全失败。我们使那些认为我们软弱无力的外交家的盘算完全落空，我们证明了波兰不能战胜我们，而我们无论过去或现在都不难战胜波兰。其次，就是现在我们也还占领着他们上百俄里的地区。最后，我军向华沙的挺进对西欧和整个世界形势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而完全打乱了互相斗争着的国内外政治力量原有的对比关系。
我军逼近华沙城下这件事无可争辩地证明，以凡尔赛条约为基础的世界帝国主义整个体系的中心就在华沙一带。波兰这个完全受协约国操纵的反布尔什维克的最后堡垒，是这个体系的非常有力的支柱，因此当红军威胁到这一堡垒时，整个体系都动摇了。苏维埃共和国成了国际政局中头等重要的因素。
在这种新形势下首先可以看到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就是各个受协约国压迫的国家的资产阶级都宁愿倒向我们，这样的国家拥有全世界70％的人口。我们过去也看到过，在协约国保护下受煎熬、在国内绞杀布尔什维克的小国（爱沙尼亚、格鲁吉亚等等），怎样违反协约国的意愿而同我们缔结了和约。现在全世界各地都非常强烈地表现出这种倾向。我军逼近华沙城下，整个德国都沸腾起来了。那里发生了1905年在我国出现的情景。当时，是黑帮分子把最落后的广大农民阶层发动了起来，促使他们投入了政治生活，这些农民昼夜之间就一反常态，不再反对布尔什维克，而要求得到地主的全部土地。在德国我们也看到了黑帮分子和布尔什维克的这种反常的联盟。现在出现了一种奇特的黑帮革命者，他们的想法正同前两天我在一份德国的非布尔什维克报纸上看到的那个东普鲁士的无知的农村青年一样，这个青年说天下太乱了，应当把威廉请回来，但是又必须跟着布尔什维克走。
我们兵临华沙城下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对欧洲的特别是英国的革命运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果说我们没有能争取到维斯瓦河西岸和华沙的波兰工业无产阶级（这也是我们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的话，那么我们却争取到了英国无产阶级，使英国无产阶级运动空前高涨起来，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革命阶段。英国政府向我们提出最后通牒之前，本来应该先问一问英国工人。虽然英国工人的领袖中十分之九是奸诈的孟什维克，工人们还是用成立“行动委员会”[138]回答了这一举动。
英国报界惶恐万状，惊呼这是“两个政权”。他们说对了。目前英国在政治关系上所处的阶段，同1917年2月以后的俄国完全一样，那时的苏维埃曾不得不对资产阶级政府的一举一动加以监督。同我国被郭茨和唐恩等等把持时期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一样，“行动委员会”也是不分党派的全体工人的联合组织。这个联合组织同政府分庭抗礼，而其中的孟什维克也不得不采取半布尔什维克的立场。正象我国孟什维克终于慌了手脚，帮着把群众带到我们方面来一样，“行动委员会”中的孟什维克为不可遏止的事态发展所迫，也替英国工人群众扫清了通向布尔什维主义革命的道路。权威人士说，英国的孟什维克已经感到他们就是政府了，并且准备在不久的将来取代资产阶级政府。这将是英国无产阶级革命总进程的下一个阶段。
英国工人运动的这一巨大进展对世界工人运动，首先是对法国工人运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我们最近这次对波战局在国际政治和西欧正在形成的关系中的影响就是如此。
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同波兰战还是和的问题。我们希望避免艰苦的冬季战局，于是重新向波兰提出对它有利而对我们不利的和约。但是很可能资产阶级的外交家们又会用老眼光把我们的坦率声明看成软弱的表现。看来他们已经决定要打冬季战局了。因此在这里应该研究一下，我们将在怎样的条件下进入可能到来的战争的新时期。
我们的失败在西欧引起了某种变化，使得各种同我们敌对的分子都勾结起来反对我们了。不过我们也不止一次地看到过比这还要厉害的反对我们的组织和敌视我们的情绪，然而它们都无济于事。
反对我们的有波兰、法国和弗兰格尔（法国是把赌注押在他身上的）结成的联盟。但是这个联盟有一个老毛病：它的成员彼此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波兰的小资产阶级对黑帮俄国及其典型代表弗兰格尔怀着恐惧心理。波兰的小资产阶级，爱国分子、波兰社会党以及波兰农民（即富裕农民）政党都是希望和平的。这些党派的代表在明斯克说过：“我们知道，挽救华沙和波兰的不是协约国而是爱国主义热潮，协约国不能挽救我们。”这些教训人们是不会忘记的。波兰人清楚地看到，一场战争下来只会弄得他们财政上完全破产。战争就是要花钱的，而法国却承认“神圣的私有制”。各小资产阶级党派的代表都知道，还在战前波兰就已经处于危机的前夜了，战争又带来进一步的破坏，因此他们愿意和平。我们向波兰提出和约，也正是想利用这个机会。
另外还出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新因素，就是波兰军队的社会成分改变了。我们打败了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正是在他们军队的社会成分发生变化以后，当时他们动员了大批农民来参军，军队的基本骨干都消散在这些农民中间了。现在波兰军队中也发生了这种情况，波兰政府已经不得不征集经历过更为残酷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年岁大的农民和工人入伍了。现在组成波兰军队的已经不是一些容易“感化”的小孩子，而是一些不会任人摆布的成年人了。波兰已经从节节胜利的阶段进入了一败涂地的阶段。
如果我们注定要打这场冬季战局，那么，尽管我们已经十分疲惫，但是我们无疑是一定会胜利的。我们的经济状况也会保证我们取得胜利，因为它已经大大地好转了。我们有了比过去更坚实的经济基础。1917—1918年度我们征集的粮食是3000万普特，1918—1919年度是11000万普特，1919—1920年度是26000万普特，而下一年度我们预计会达到40000万普特。这已经不是我们在挨饿的年代为之大伤脑筋的数字了。我们已经不必胆战心惊地望着泛滥成灾的花花绿绿的亿万票子了，现在已经十分清楚，它们不过是资产阶级破旧外衣上的碎布条而已。
我们有1亿多普特的石油。顿涅茨煤田已经能每月供给我们2000—3000万普特的煤。木柴的供应也大大好转。而去年我们没有石油又没有煤，只能靠烧木柴。
根据这一切，我们可以说，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加紧努力，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载于1920年9月29日《真理报》第216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16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279—285页
2
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讲话
（9月24日）
同志们，我认为需要提一下讨论中的某些声明，甚至某些发言，唯一的原因是，这些声明和发言所明显表现出来的已经不仅仅是疲劳过度，而是达到了歇斯底里程度的疲劳过度，以致说了一些完全多余的东西。我倒不是说，这是在蛊惑人心。这是肉体上的疲劳过度使人达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卢托维诺夫和布勃诺夫的发言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他们的发言中，更多的倒不是蛊惑人心，而是疲劳过度。我认为，这种疲劳过度多多少少也反映在梅德维捷夫的声明中。他说：“现在，你们都开始说确实存在病态现象，而过去你们却否认这一点，你们说了谎话。”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完全正确，甚至是完全不正确的。的确，我们现在说到的那些不健康现象是存在的，这在过去也未必是秘密。同样，无庸置疑的是，总的情况是如此困难，以致党要找个时间，找个机会专门提出这个问题，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就是现在，我们提出这个问题也很勉强，因为我们在这里的政治讨论中所谈到的那种机会，即可以避免冬季战局的机会是非常微小的。正如我说过的，共和国总的情况已经好转到使我们有可能十分冷静地讨论问题了：现在，我们不会提出提前结束代表会议的问题，而这样的问题在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进攻时期却提出过好几次。过去的党代表大会，往往是许多负责工作人员等不到会议结束就直接到前线去了。似乎是我们很少召集代表大会，难得有机会在代表大会上议论一下各种极其重要的问题——而在过去，我们就连开完这种难得召集一次的代表大会也办不到。现在，无论如何，我们已经能够而且应当不受限制地把当前的讨论进行到底。我还想讲几句，加里宁发表意见时有几处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来说明问题，但我觉得恰恰相反，他的议论远远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我觉得，莫斯科委员会的决议和中央委员会的信才提出了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提法（莫斯科委员会的决议当然你们都已读过，它已印成小册子，也在《真理报》上刊载了）。
我想读几行我准备建议委员会（如果决定选举这个委员会的话）采纳的一份材料，它不是用来代替莫斯科决议和中央委员会的信的，而是作为补充意见。我觉得莫斯科委员会的决议对问题作了正确的阐述——这一点几乎大家都同意。这几句我来读一下，并就此讲一点意见［注：见本卷第287—288页。——编者注］。补充意见是：“苏维埃共和国在成立之初的几年里处境极为困难，破坏极其严重，军事方面存在着极大的危险，所以必然要确定若干‘重点的’（因而实际上是拥有特权的）部门和工作人员。这是必然的，因为不把人力和物力集中于这些部门和工作人员，就不能拯救遭到破坏的国家；不加强这些部门和工作人员，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者无疑就会扼杀我们，根本不让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着手进行经济建设……”
关于专家问题，我们在这里听到了十分激烈的攻击。库图佐夫同志的发言千真万确，他说苏维埃俄国没有使无产阶级看到处境在好转，相反，倒是常常看到处境在恶化。这话说得合乎事实。但是，应当弄清楚，例如在没有苏维埃政府的维也纳，无产阶级的处境同样也在恶化，而且精神上的屈辱要严重百倍。但是，这一点群众是弄不清楚的。所以，人们问我们：这两年中，我们得到了什么？所以，对专家的不满如此普遍。所以，在是否需要专家的问题上的斗争曾列为首要的问题。但是不要忘记，假如没有他们，我们就不会有我们的军队。而没有这一切，我们就会陷入同匈牙利以及芬兰工人一样的境地。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没有这些专家，我们就连那些能使我们提高到一定水平的起码步骤也实行不了——关于这一点我在政治报告中已经讲过。如果我们不能搞好专家的工作，就没有这一切，也不可能转入下一步的工作。可是现在，当我们已经把他们掌握在自己手中，使他们从事繁重的工作的时候，当我们知道他们不会逃离我们，恰恰相反，而是靠拢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提高我们党和军队的民主化程度了。我继续读下去（读决议）
第1条（读）。［注：见本卷第288页。——编者注］这里需要补充一下。托姆斯基同志引用我们也不止一次讲过的话，说需要提拔中等水平的人了，上等水平的人疲倦了，让中等水平的人来干吧。这一点未能立即做到，但是经过再一次，也许是第20次的尝试之后是会做到的。做不到这一点，苏维埃俄国的事业就没有希望。但是我们知道，它不会没有希望，因为我们有新的正在成长的人。既然头几次尝试没有成功，我们还将继续尝试。
第2条（读）。［注：见本卷第288页。——编者注］这里曾提出一个不无恶意的问题，就是批评的自由能同吃桃子的自由相当吗？[139]根据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对可能作出的保证，我有一个尺度。当国家处在危急中，当高尔察克打到伏尔加河，邓尼金打到奥廖尔，在这样的时刻，是不可能有任何自由的。在这种情况下，不必为此而惋惜。就是现在，军事形势也并不好，我们都看到，战争的局势是多么变幻莫测。我们必须把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但是，不能保证我们在战争危急的时刻，不采用另外的做法。那时，二话没有，需要的仍然是高度紧张。必须坚持下去，全力以赴。我们决不会保证不这样做，而且只要我们还没有取得意大利那样的胜利，我们就不应该作这样的保证。这就是我对桃子问题的答复。
第3条（读）［注：见本卷第288页。——编者注］。这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提出了一个季诺维也夫也提出过的问题：制定规章是否恰当？制定规章应当怎样理解？这个问题我暂不解答，因为委员会将要详细说明这个问题。那时就会清楚：是规定细则，还是建立特别的机构。
第4条（读）［注：见本卷第288页。——编者注］。作报告的同志在这里指出，这个问题是委员会提出的，但是，多数人把它否决了。我觉得——我仅仅是以个人的名义提出这个问题的——我觉得，不应该否决，即使不立即通过，起码也应该先好好考虑考虑。这里指出过，现在中央组织局里放着500份申诉。组织局要分配几万人的工作。此外，组织局的成员个个都兼任苏维埃的几个职务而忙得不可开交。在这种条件下，工作起来心中无数；在这种条件下，解决问题只能凭直觉，而凭直觉能正确解决问题的只有经验丰富的人，而且这种人也常常要犯错误。考虑到这样的工作条件，我们想找一些工作经历不少于15年、为党所信任并以大公无私著称的，能有助于这项工作的人，同时，他们是代表大会选出来的，所以，在独立性方面应该高于组织局。我觉得这一步是可行的。阻挠中央委员会的工作，阻止决定的执行是不行的。对此，没有也提不出特别的保障。德国的工人政党过去就有过监察委员会。在我们的战争环境中，设立监察委员会有多少可能性——不能担保。但是无论如何这一步我们是能办到的，而且中央委员会已经这样做了。
中央委员会的信说：“……各省委下面应当设立由最大公无私并受到党组织普遍信任的同志组成的党的专门委员会，受理有关申诉。”这里提的是大公无私的同志。战斗的活动，无论是军事活动、经济活动，还是组织活动，常常绝对需要热情奔放的人，因为没有巨大的热情，他们就拿不出巨大的干劲，完成不了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所面临的紧急任务。相反，这里需要的人，可能并不具有高度的行政管理才能，却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是否全俄国各省都能找到这样的人，对此我表示怀疑；而如果省委下设专门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现在正准备建立，你们也一定会建立起来的）这样的经验是不成功的，你们也不要由此断定，我们的整个措施都失败了。在各省我们可能找不到足够数量的，能够从一次代表大会一直干到另一次代表大会的同志。但是，即使我们在省里找不到这样的同志，那么在中央我们是能够找到具有生活经验的、久经考验的同志的。所以我想，我们不应当拒绝建立这个机关。
可能有人说：这个机关能够存在下去的保障是什么呢？我们处在殊死的内战环境中，一般来讲，不可能有什么广泛的批评自由之类的东西。我们顾不到这些，而应当竭尽全力结束战争。假如军事情况是另一个样子，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在现有的条件下，我们不能作出很多保证；而且我们坦率地说，指望中央委员会来实际上解决这个问题是不行的，因为它担负的工作过多，忙得不可开交。我不知道——我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判断——能否找到哪怕是一个中央委员不为许多事还没有办或者办得仓促而感到负债累累。我不能想象还有比建立这个委员会能更为切实地保证完成这项工作；选出的这批同志将集中全部精力专搞这项工作，他们确信自己能完全独立自主地进行工作，无论哪一个中央委员，无论组织局，还是政治局，都没有力量参与进去。可能我们实际上还是在参与，因为我们在前进，我们收购的粮食已由6000万普特增加到26000万普特；但是，要使红军不疲劳过度，要使工人们不再说“我们从红军那里得到了什么，我们在挨饿”，要使没有中等水平的人帮助的上等水平的人不再精疲力竭，这个数字还是不够的。但是，我们毕竟前进了一步——这就是说，甚至在这种规模的极度疲劳中，普遍疲劳的程度开始减轻了，并且我们能从讨论一口粮食的问题转到摆在我们面前的更崇高的任务的时期开始了；这些任务我们大家无疑即将着手来完成。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286—291页
3
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草案
（9月24日）
本材料不是用来代替中央委员会的信和莫斯科委员会的决议的，而是作为补充意见：
苏维埃共和国在成立之初的几年里处境极为困难，破坏极其严重，军事方面存在着极大的危险，所以必然要确定若干“重点的”（因而实际上是拥有特权的）部门和工作人员。这是必然的，因为不把人力和物力集中于这些部门和工作人员，就不能拯救遭到破坏的国家；不加强这些部门和工作人员，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者无疑就会扼杀我们，根本不让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着手进行经济建设。
但是，由于过去遗留下来的难以克服的资本主义的和私有制的习惯和情绪，上述情况就使我们必须一再提醒全党注意争取实现……［注：此处有一页手稿没有保存下来。——俄文版编者注］
……必须作出切实认真的保证，使党在上述原则问题上一致通过的决定不致变成一纸空文。因此，代表会议提请中央委员会对下列措施立即作出决定，付诸实施，并建议即将召开的党的代表大
会予以确认：
（1）为发挥党员的主动精神，除其他措施外，还绝对必须更经常、更广泛地召开党员大会；
（2）创办报刊（争论专页[140]等）来更经常、更广泛地批评党的错误和开展党内各种批评；
（3）制定完全切实有效的规章制度，以消除“专家”、负责工作人员同群众之间（在生活条件、工资数额等方面）的不平等现象；这种不平等是违反民主制的，并且是瓦解党和降低党员威信的根源；
（4）认为有必要成立一个同中央委员会平行的监察委员会，由受党的培养最多、最有经验、最大公无私并最能严格执行党的监督的同志组成。党的代表大会选出的监察委员会应有权接受一切申诉和审理（经与中央委员会协商）一切申诉，必要时可以同中央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或把问题提交党代表大会。
列宁
1920年9月24日
载于1942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4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292—293页
4
对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决议的建议[141]
（9月29日）
关于监察委员会的组成。
通过中央委员会的如下决议：
我们认为，派出中央委员参加监察委员会，一般说来是不正确的，只有根据党代表会议的愿望才能这样做，这些中央委员在其监察委员会的工作中，不受中央委员会决定的约束；
参加监察委员会的中央委员，在监察委员会专门讨论同他们的主管部门或工作范围有关的问题时，不参加表决。
关于人员调动作如下补充：
不得影响那些调动工作的人员熟悉工作，并不得使工作受到损失，即务必保证使管理工作始终掌握在十分内行的和能保证工作取得胜利的工作人员手中。
列宁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294页
注释：
[137]这是有关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的一组文献。
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于1920年9月22—25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共241名，其中有表决权的116名，有发言权的125名，共代表70万党员。会议议程是：波兰共产党人代表的报告；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党史研究委员会的报告；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
列宁在会上作了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根据列宁的报告，会议一致通过了苏维埃俄国同波兰缔结和约的条件的决议。会议同意在列宁直接领导下拟订的并经他审阅过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同波兰媾和的具体条件的声明。
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讨论，在这次代表会议中占很重要的位置。会议批评了民主集中派反对党的纪律和否定共产党在苏维埃和工会工作中的领导作用的错误意见，通过了由列宁起草的《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决议在发扬党内民主、巩固党的团结和纪律、加强苏维埃机关和经济机关中的反官僚主义斗争、加强对青年党员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工作等方面规定了一系列实际措施。代表会议指出，必须广泛吸收普通党员积极参加省代表会议和俄共（布）省委全体会议。为了同各种舞弊行为作斗争和审理党员提出的申诉，代表会议认为必须成立监察委员会，在省委员会下面则成立党的专门委员会。
会议根据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通过决议，建议加强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在了解地方工作情况和总结地方工作经验方面的活动，改善中央委员会对红军和红海军部队中党的组织工作的直接领导，不要使这些组织的工作同社会生活脱节。——276。
[138]行动委员会是英国工人为阻止英国参加反对苏维埃俄国的战争而创建的群众组织。1920年8月初，英国外交大臣乔·纳·寇松向苏维埃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苏维埃军队停止进攻波兰，否则将出兵干涉。英国政府的帝国主义行径引起广大英国工人的抗议。他们纷纷成立工人的战斗中心——行动委员会；各地的行动委员会总数达350个，其中一部分是共产党人主持的。在工人群众的强大压力下，工党和工联领袖们被迫参加了这一运动。8月9日，在伦敦召开了工联议会委员会、工党执行委员会和议会党团代表的联席会议，由这3个组织各出5名代表组成了中央行动委员会。8月13日，中央行动委员会召开了全英工人代表会议。会议要求给予苏维埃俄国以外交承认，同它建立正常的经济关系，并授权中央行动委员会在反战斗争中采用一切手段，直至举行总罢工。英国工人最终迫使英国政府放弃了公开参加对苏维埃俄国作战的打算。行动委员会于1921年初停止活动。——278。
[139]指亚·米·柯伦泰的发言。柯伦泰在发言中危言耸听地说：提出批评要受迫害；有人提了批评意见，有时就被请到“炎热的好地方去吃桃子”。——283。
[140]《争论专页》（《ДискуссионныйЛисток》）是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不定期的出版物，根据1920年9月举行的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创办。最初是文集，从1923年起是俄共（布）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的附刊。一般在党的代表大会召开前出版。刊物的主要任务是开展党内批评，讨论有关党的战略策略以及经济建设方面的问题。——288。
[141]列宁在这个文件中提出的关于监察委员会的组成的建议，经过修改写进了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37—46页）。
从“关于人员调动”起到这句话的结尾被列宁删去，没有写进决议。——289。 |
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对《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向波兰提出媾和建议问题的声明草案初稿》的修改和补充（不晚于1920年9月2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9卷
对《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向波兰提出媾和建议问题的声明草案初稿》的修改和补充[136]
（不晚于1920年9月22日）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声明
俄国和波兰正面临一场新的冬季战局，俄国、乌克兰和波兰的千百万劳动者将遭受新的牺牲和困苦。
由于进犯俄国和乌克兰而引起的并[由维护其自身利益的协约国所支持的]［注：列宁所作的修改和补充用黑体宇排印，他所删去的文字加方括号用小号字排印，下同。——编者注］由维护其帝国主义利益的协约国所支持的波兰对俄国的战争，仍在继续进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殷切希望拯救这些国家的千百万劳动者，使他们不再遭受战争苦难，因此认为有责任采取最坚决的措施，尽快制止军事行动和签订媾和的初步协议。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战争期间领土边界发生争议的所有地区一律实行自决原则，有了这个基础就有可能在最短期间内达成一项双方满意的协议。
俄罗斯联邦从充分承认自决原则的立场出发，早在1917年就承认了并且一直无条件地、不加任何限制地承认波兰共和国的独立和主权，早在1918年就承认了并且一直无条件地、不加任何限制地承认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独立和主权，而在1920年则与独立的和享有主权的立陶宛共和国签订了和约。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继续奉行这一政策，认为应该把以下两点作为媾和的基础：第一，波兰和俄国双方立即庄严确认乌克兰、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的独立，承认加里西亚东部的独立；[同时]第二，波兰和俄国双方应当立即正式承认，这些国家[每一国]中现存的国家代表机关（国会、议会或苏维埃代表大会）是表达各有关民族意志的形式。鉴于加里西亚东部尚未建立苏维埃制度，俄罗斯联邦方面准备同意在该地区不按苏维埃原则，即劳动者投票表决的原则，而按通常的资产阶级民主原则实行全民投票。
然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不能不注意到，在这些问题上波兰代表团的观点与俄罗斯联邦的观点是有根本分歧的。例如，在明斯克的波兰代表团首席代表，不顾有目共睹的事实以及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农民的明确意愿，竟然拒不承认早在1918年就已实现了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自决。[因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表示担心，由于俄国和乌克兰一方同波兰一方，在民族自决原则的运用乃至在该原则本身的内容方面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和平谈判可能因双方对这一原则的不同理解而无限期地拖延下去，这样东欧战争状态就会长期不能结束。冬季战局也就非打不可了。因此，如果波兰方面认为不能接受上述自决条件，那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就建议波兰共和国政府立即达成协议]
不言而喻，如果持这样的观点，那么关于自决的任何议论都是徒劳的。不言而喻，如果我们不能就上述两项实际承认自决的最基本和最可行的条件立即达成协议，那么关于自决的任何议论都将是徒劳的，而且甚至是有害的，都不过是替并非认真希望媾和的政策打掩护而已。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对劳动群众极其重要和生死攸关的问题，即关于冬季战局的问题上，决不采取模棱两可、久拖不决的态度，因此建议波兰政府：如果不能立即达成关于自决的协议，就立即签订以下关于媾和基本原则的协议，至于在解释一般原则方面所产生的那些争执和分歧则可以搁置起来，因为有争执和分歧就不可能迅速实现和平。
为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声明：
1．俄罗斯联邦考虑到，波兰代表团声明不能接受俄罗斯—乌克兰代表团提出的初步条件：裁减波兰军队的人数，恢复波兰军事工业的平时状态，交出武器，将沃尔科维斯克—格赖沃铁路完全归俄罗斯联邦所有。俄罗斯联邦政府方面现在放弃这些条件，并愿意建议盟邦乌克兰共和国作出同样的决定。
2．俄罗斯联邦承认比协约国最高会议1919年12月3日确定的边界线还要偏东得多的那条线（加里西亚东部被划在这条边界线西侧）作为波俄边界线，准备以这条线为基础立即签订休战协定和媾和的初步协议。
俄罗斯联邦认为，它通过提出这一建议，为尽快实现和平以及使俄国、波兰、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劳动群众不再遭受新的冬季战局的深重灾难做了可能做和必须做的一切。波兰如果拒绝这项建议，[那就表明，波兰不顾一切，决心打冬季战局，从而使俄罗斯联邦有权改变这一建议。本建议的有效期为10天。在此期限内波兰代表团和波兰政府完全有足够时间来考虑：接受这项建议，从而清楚地表明自己希望结束俄国、乌克兰和波兰之间的战争状态；或者拒绝这项建议，从而继续进行战争，打冬季战局。］我们就会认为，那表明波兰大概是屈服于法国和协约国其他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的压力，决计要打冬季战局。因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不得不声明：我方此项建议有效期为10天，超过这一期眼，我方在里加的代表团就有权改变提出的条件。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错过这个期限，打冬季战局的问题事实上就已成定局。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第123—126页
注释：
[136]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向波兰提出媾和建议问题的声明，于1920年9月23日在第七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通过。9月24日由苏维埃俄国代表团在里加和谈会议上宣读。1920年9月24日的《真理报》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刊登了这一声明。——272。 |
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答《每日新闻报》记者塞格鲁先生（1920年9月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9卷
答《每日新闻报》记者塞格鲁先生[135]
（1920年9月8日）
对您1920年9月3日来电提出的问题，答复如下：我对布尔什维主义受到迪特曼那样的德国“独立”党右翼分子的攻击，并不觉得奇怪。我在共产国际莫斯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注：见本卷第235—241页。——编者注］中，论证了克里斯平的思想完全是考茨基的思想。象克里斯平和迪特曼这类考茨基分子当然是不满意布尔什维主义的。如果我们让这帮人满意，那就可悲了。同我国孟什维克完全是一路货色的迪特曼那样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决战中当然往往会投到资产阶级那边去。迪特曼对我们处决了一些人表示愤懑。革命工人处决的是孟什维克，迪特曼对此当然不会特别满意。假如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竟让德国式的、法国式的或其他随便什么式样的迪特曼之流钻进自己的队伍，那就糟糕了。
既然您认为法国、德国和英国工人代表团的报告比一切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宣传给布尔什维主义带来了更大的危害，那我倒乐于采取由此想到的一个办法。
让我们缔结一项协定吧：您代表各国反布尔什维主义的资产阶级，我代表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让各国根据这一协定派遣工人和小农（即那些用自己的劳动替资本创造利润的劳动者）的代表团到我们俄国来。让他们在俄国住上两个来月。既然这些代表团的报告是有利于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宣传事业的，国际资产阶级就应当负担这些代表团的全部出国费用。但是，鉴于世界各国资产阶级都极其孱弱和拮据，而我们俄国则既富足又强大，我同意向苏维埃政府请求给予优惠，要它负担四分之三的费用，而各国的百万富翁只负担四分之一的费用。
希望您这位在来电中自称是正直的记者，不会拒绝随时随地宣传苏维埃共和国准备同国际资产阶级缔结这种协定，当然是为了促进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宣传。
列宁
1920年9月8日
载于1920年9月12日《真理报》第202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02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277—278页
注释：
[135]这是列宁对英国《每日新闻报》记者塞格鲁来电的答复。塞格鲁给列宁的电报说：“不久前从俄国归来的法国和德国社会党代表团的报告给你们事业带来的危害比近几年来一切反布尔什维克的宣传所带来的危害更大……德国独立社会党人迪特曼在此间发表的报告对你们更为不利。他指出俄国枪毙拒绝工作的工人……迪特曼说，在俄国实行军国主义的统治，逃兵要枪毙，不许工人罢工。他声称在俄国城市既没有社会主义，也没有共产主义，不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只是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塞格鲁请列宁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塞格鲁的来电和列宁的答复一起刊登在1920年9月12日的《真理报》第202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02号上。
《每日新闻报》（《TheDailyNews》）是英国资产阶级报纸（日报），1846—1930年在伦敦出版。——270。 |
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在全俄教育和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时局的报告的片断（1920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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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俄教育和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时局的报告的片断[134]
（1920年9月1日）
我想稍微详细地谈谈目前的国际形势，谈谈在这种国际形势下苏维埃共和国的一些迫切任务。世界政治的主要动因大概从来也没有在事态的发展中暴露得象现在这样明显和这样鲜明，从这个观点来看，我认为，目前对波战争的局势是具有特殊意义的。波兰对俄国宣战时，我们大家都清楚，在背后操纵波兰的主要力量仍然还是协约国的帝国主义，正如你们都知道的那样，尽管比如说英国近来竭力地一再声明，说它没有参与波兰的进攻，但是在座各位无疑都清楚，这些声明是……［注：以下讲话当时没有作速记。——俄文版编者注］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31—432页
注释：
[134]1920年9月3日《真理报》第194号刊载了关于列宁这个报告的简要报道。报道说：“列宁同志详细地谈到了俄国由于同波兰作战而面临的国际形势，谈到了我们就此问题同协约国代表进行的谈判。报告人指出，我们在同帝国主义者的斗争中一直从胜利走向胜利，其中最主要的胜利是：人所共见的协约国的分崩离析和英国无产阶级在同世界资产阶级斗争的基础上的团结。”——269。 |
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1920年8—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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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1920年8—9月）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已经在8月7日闭幕了。共产国际成立以来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在这短短的时期内，取得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巨大成就。
一年以前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只是竖起了共产主义的旗帜，号召革命无产阶级的力量必须团结在这面旗帜的周围，并且向纠集了社会主义叛徒的第二国际即黄色国际宣了战，因为这些叛徒已经投靠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已经同资本家结成联盟来反对工人革命。
工人群众愈来愈倾向共产主义，迫使第二国际内最主要的欧美政党——法国社会党、德国和英国的“独立”党、美国社会党退出了第二国际，从这一事实就可以看出，一年来我们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
世界各国革命工人的优秀代表已经站到共产主义这一边，拥护苏维埃政权，拥护无产阶级专政。在欧美各先进国家内已经建立了共产党和很大一批共产主义小组。在8月7日闭幕的代表大会上团结起来的不仅有无产阶级革命的倡导者，还有同无产者群众保持联系的各个强大的组织的代表。这支革命无产阶级的国际大军现在拥护共产主义，在这次刚闭幕的代表大会上形成了自己的组织，获得了明确而详尽的行动纲领。
代表大会拒绝把那些还保留着“孟什维主义”、机会主义的权威人物和有影响的社会主义叛徒的党，如上述那些已经退出第二国际即黄色国际的党，立刻吸收到共产国际的队伍里来。
代表大会的一系列完全明确的决议没有给机会主义以任何可乘之机，要求无条件地同机会主义决裂。代表大会上公布的各种确凿的材料也表明：工人群众是拥护我们的，机会主义者一定会彻底失败。
代表大会纠正了某些国家中有些执意要“左倾”的共产党人的错误，他们否认必须在资产阶级议会和反动工会内进行工作，否认必须在一切有着千百万工人的地方进行工作，而这些工人正受着资本家的愚弄，受着工人中的资本家奴仆——黄色国际即第二国际成员的愚弄。
代表大会促成了全世界共产党的空前团结和纪律。有了这样的团结和纪律，工人革命的先锋队就能够朝着摆脱资本的桎梏这一伟大目标阔步前进。
由于同时举行了国际女工代表会议，代表大会一定会加强同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的联系。
受各强盗民族的“文明”联盟残酷地掠夺、压迫和奴役的东方各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共产主义小组和共产党，也同样派代表出席了大会。如果反对资本的欧美工人不和受资本压迫的千百万“殖民地”奴隶在斗争中充分地最紧密地团结起来，那么，先进国家的革命运动实际上不过是一种幻影。
工农苏维埃共和国战胜了地主和资本家，战胜了尤登尼奇之流，高尔察克之流、邓尼金之流，战胜了波兰白卫分子以及他们的帮凶——法、英、美、日等国，取得了军事上的伟大胜利。
可是，更加伟大的胜利，是我们赢得了工人、劳动者和受资本压迫的群众的心，是共产主义思想和各共产主义组织在全世界取得的胜利。
无产阶级革命，摆脱资本主义桎梏的事业，正在世界各国进行，而且必将取得胜利。
载于1920年8—9月《女共产党员》杂志第3—4期合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274—276页 |
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的命令的决定（1920年8月20日和24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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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的命令的决定[133]
（1920年8月20日和24日之间）
政治局决定：最严厉谴责图哈切夫斯基同志和斯米尔加同志的行为，因为他们擅自发布了一项极不妥当的命令，破坏了党和政府的政策。［注：列宁委托秘书用电报把政治局的这项决定发给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并在文件上方批示：“交布里奇金娜发出此电”，在正文下方加批：“抄送契切林同志和达尼舍夫斯基同志”。——俄文版编者注］
政治局责成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立即撤销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就其错误举动对该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提出警告。［注：列宁用铅笔标出这段文字并批注：“已告知斯克良斯基”。——俄文版编者注］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31页
注释：
[133]这是列宁为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起草的一个决定。这里说的命令是指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1920年8月20日的第1847号命令，其中说，波兰和谈代表团完全由间谍和反间谍人员组成，和约只能在“白色波兰的废墟上”签订。8月23日，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撤销了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这个命令，并对它提出警告。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时指示同波兰谈判的苏维埃俄国代表团团长卡·克·达尼舍夫斯基：如果波兰代表团对苏维埃俄国代表团已作的解释仍不满意，可向它介绍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撤销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的决定。——265。 |
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关于军事问题的几条建议（不早于1920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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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军事问题的几条建议[132]
（不早于1920年8月20日）
鉴于证实了（布琼尼手下）还剩下不足10000人，我赞成
（1）从布琼尼那里调骑兵第六师去弗兰格尔前线；
（2）以总司令答应增援南方战线的3000—4000骑兵加强布琼尼的骑兵集团军（急）；
＋（4）加紧在白俄罗斯征调农民的马匹补充布琼尼的骑兵；
（5）立即由伏龙芝同志接替吉季斯（见总司令和图哈切夫斯基的意见）。
列宁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30页
注释：
[132]1920年8月19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波兰战线和弗兰格尔战线的形势问题，决定调骑兵第1集团军第6师到弗兰格尔战线。8月20日，总司令谢·谢·加米涅夫写报告给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表示反对上述决定。他认为第6师是骑兵第1集团军的主力，就战斗力而言等于其余的三个师。斯大林在报告上批注了自己的意见：“这些材料不确实：其余三个师加在一起不下一万名骑兵，此外，留在骑兵集团军的骑兵第4师比第6师更老，更重要。”列宁看过这个报告和斯大林的意见后，写下了自己的建议。看来，这些建议曾在会议上讨论过。
文件中各点编号是手稿中原有的。——264。 |
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给奥地利共产党人的信（1920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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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奥地利共产党人的信[131]
（1920年8月15日）
奥地利共产党决定抵制资产阶级民主议会的选举。不久前闭幕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认为，共产党人参加资产阶级议会选举和参加议会活动的策略是正确的。
根据奥地利共产党代表的报告来看，我相信奥地利共产党是会把共产国际的决议看得高于一个党的决议的。同样也可以相信，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这些投靠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叛徒，看到共产国际的决议同奥地利共产党抵制议会的决定有分歧，会采取幸灾乐祸的态度。当然，对于这些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先生，谢德曼和诺斯克之流、阿尔伯·托马和龚帕斯之流的这些同伙采取的幸灾乐祸态度，觉悟工人是会置之不理的。伦纳先生之流向资产阶级献媚讨好，弄得原形毕露。目前在所有国家里，工人反对第二国际即黄色国际英雄们的怒潮日益高涨。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先生们在资产阶级议会中，在他们“工作”的一切场所，包括在他们自己的报刊上，都表现出他们实际上是完全受资本家阶级摆布、毫无气节、只会倒来倒去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我们共产党人参加资产阶级议会，是为了利用这个欺骗工人和劳动者的腐朽透顶的资本主义机关的讲坛来揭穿这种骗局。
奥地利共产党人反对参加资产阶级议会的一个论据，是值得较为仔细地加以分析的。这个论据就是：
“对共产党人来说，议会的意义只在于它可以作为鼓动的讲坛。我们奥地利有工人代表苏维埃可以作鼓动的讲坛，因此我们拒绝参加资产阶级议会的选举。德国没有真正象样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因此德国共产党人采取的策略不同。”
我认为这个论据是不正确的。只要我们还没有力量驱散资产阶级议会，我们就应当对议会实行内外夹攻。只要还有相当一部分劳动者（不仅是无产者，而且也有半无产者和小农）相信资产阶级用来欺骗工人的资产阶级民主工具，我们就正应当利用这个讲坛来揭穿这种骗局，因为这个讲坛是工人中的落后阶层、特别是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中的落后阶层最重视和最信赖的。
只要我们共产党人还没有力量来夺取国家政权，还不能做到完全由劳动者来选举自己的同资产阶级对立的苏维埃，只要资产阶级还掌握国家政权，还号召各阶级参加选举，我们就必须参加选举，以便不仅在无产者中间，而且在全体劳动者中间进行鼓动。只要资产阶级议会还在欺骗工人，用“民主”的词句掩盖种种贪污舞弊和收买行为（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议会中比任何地方更广泛地使用特别“巧妙”的方式来收买作家、议员和律师等等），我们共产党人就应当正是在这个似乎代表人民意志而实际上是掩盖富人对人民的欺骗的机关中不断地揭穿这种骗局，揭穿伦纳之流投靠资本家来反对工人的每一件事实。资产阶级各党各派之间的关系正是在议会中最经常地显示出来，而这些关系正是资产阶级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的反映。因此我们共产党人恰恰应当在资产阶级议会见，从它的内部向人民说明各阶级同各政党、地主同雇农、富裕农民同贫苦农民、大资本家同职员和小业主等等之间的关系的真相。
无产阶级必须知道这一切，这样才能学会如何识破资本家的一切卑鄙而又巧妙的伎俩，学会如何去影响小资产阶级群众，影响非无产阶级的劳动群众。无产阶级不懂得这门“学问”，就无法顺利地完成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因为那时，处于新的地位（被推翻的阶级的地位）的资产阶级仍然会在别的阵地上用别的方式来奉行以前的政策，继续愚弄农民，收买和恫吓职员，用“民主”的词句来掩盖其自私自利和卑鄙龌龊的目的。
不，奥地利共产党人决不会被伦纳之流以及诸如此类的资产阶级走狗采取幸灾乐祸的态度所吓倒。奥地利共产党人决不会害怕公开承认国际无产阶级的纪律。我们感到自豪的是，我们在解决工人争取自身解放的重大问题时，遵守革命无产阶级的国际纪律，考虑到各国工人的经验，估计到他们的认识和意愿，从而在行动上（不象伦纳之流、弗里茨·阿德勒之流和奥托·鲍威尔之流只是在口头上）实现工人为在全世界建立共产主义而进行的阶级斗争的统一。
尼·列宁
1920年8月15日
载于1920年8月31日《红旗报》第396号（维也纳）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268—273页
注释：
[131]《给奥地利共产党人的信》是鉴于奥地利共产党作出抵制议会选举的决定而写的。1920年8月31日，在奥地利共产党全党代表会议开幕的前夕，奥地利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红旗报》发表了这封信。列宁的信帮助奥地利共产党人纠正了错误。1920年9月1日，奥地利共产党代表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通过了党参加议会选举的决议。
在苏维埃俄国，列宁的这封信最初发表于1925年出版的《列宁文集》俄文版第4卷。——259。 |
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同霍华德·朗格塞特的谈话（1920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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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霍华德·朗格塞特的谈话
（1920年8月14日）
会见列宁
（短暂的告别访问）
星期六，8月14日，离开莫斯科前两天，我同列宁就苏维埃俄国利用西欧劳动力的问题进行了一次简短谈话。人民委员会把这个问题交给一个由有关人民委员部的代表组成的专门的国家委员会去研究。我作为在俄国处理这一问题的斯堪的纳维亚代表团团长，自然很想知道俄国政府首脑——人民委员会主席（俄国人这样称呼他）对这个问题的想法。
列宁的秘书来电话说，傍晚6时约见我。我沿着晒得发烫的街道前往克里姆林宫。大家知道，列宁和其他许多领导人就在那里居住和工作。我是第三国际代表大会的代表，凭证件我进了克里姆林宫。我找到卫队长。他们把列宁工作的地方告诉了我。原来那里已经有人在等我了。值班员一看我证件上的姓名，就立即指点我：上楼，到接待大厅去。我发现，这里的一切都井井有条、精确无误。这种作风从这里，从苏维埃政权的中心，传向全国。
我比约定的时间早到几分钟。挂钟刚打过6点，列宁就走了进来，请我到他的办公室去。
首先我代表这次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向他递交了几个文件。他把女秘书叫来，交给她加以整理。
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人民委员会是否已对利用外国劳动力问题作出了最后决定？
——没有，虽然我们认为，我们十分需要技术干部和管理干部，并且更需要熟练工人。正如您所知道的，为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设立了国家委员会。
我解释说，我们同国家委员会的谈判暂时还没有取得最后结果，并且问他，为了得到真正的熟练劳动力是否应该把物质利益原则作为基础而不再考虑崇高的动机。
——谈到利用熟练劳动力问题，我也认为，纯粹的物质动机应该起决定性作用。我们并不怀疑，西欧的工人共产党员会纯粹出于崇高的动机而成千上万地到我们这里来。但是我们没有必要依靠外国共产党人来巩固我们国内的共产主义运动，这样做会使西欧的运动失去优秀的骨干，会削弱兄弟党。我们需要的首先不是共产党人，而是同情我们的熟练工人。
——您是否认为，为了使外国熟练工人充分保持他们的工作能力，需要向他们提供比俄国工人优越的待遇？
——当然，如果把物质原则作为基础，这是不言而喻的。不过外国移民应该准备克服许多困难和不便，因为起码在开始时我们不能向他们提供他们在本国所习惯了的东西，虽然我们将在衣、食、住等方面尽我们所能来使他们保持工作能力。
——外国报刊上发表的您的和米柳亭同志的3月16日和5月6日的电文[130]都提到，外国工人不应期望他们的生活待遇和工资会与俄国工人有所不同。这只是指大批等待中的移民说的，还是也包括熟练工人？
——这首先是指移民说的。但是，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在惨遭6年战争破坏的交通运输还不能保证正常运来食品之前，其他人在开始时也应准备克服一些生活困难。
——是否可以在红军军需部的基础上为受聘的外国熟练工人设立一个专门的军需机构，提供同军队一样的口粮？
——好吧，我想可以。但只能提供给少数工人。
——关于工资以及给留在本国的眷属可能提供的生活津贴问题，您有什么看法？
——除了在俄国（给专家本人）提供衣食外，在他们留在本国的眷属未迁来以前，必须给这些眷属足够的生活费用。但是这只能限于有特殊地位的熟练专家。对于大多数移民我们不能提供比俄国工人更好的待遇。
——您是否认为，俄国工人和外国工人之间会发生矛盾？
——不会的。俄国工人清楚地看到，外国工人的帮助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至于管理人员和技术专家中没有共产主义觉悟的个别人，就另当别论了。可以设想，他们对待外国人是不会那么友好的，但是在俄国的工业部门里，一向都有大批外国劳动力，因此，未必会产生什么难题。
——您是否认为，迁居俄国的时机已经成熟？
——不，在国家委员会完成任务和结束同各国代表团的谈判之前，时机还不成熟。首先还需要对那些渴望到这里来的人做好解释工作，让他们知道，他们在这里会有什么待遇，生活上会面临什么困难。在这之前我们不希望任何人迁入，也不认为这种迁入在道义上是正确的。西欧工人很难经受得了俄国工人不仅在战争期间、而且在从前资产阶级剥削下已习以为常的那些生活困难。
——我们听说，要向西欧资本家和美国资本家提供租让。这使我们的心情很沉重。真的要向他们提供这样的租让吗？
——我们更乐于得到外国工人的帮助。
随后，我们简单地谈了一下挪威和俄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按他的意见，这种贸易关系现在就应该通过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摩尔曼斯克两地来实现了。他当场记下我列举的某些材料并说他将把这些材料交给对外贸易人民委员［注：应为：对外贸易副人民委员。——编者注］列扎瓦。
他非常了解挪威的情况并且认为，一旦同俄国建立了贸易关系，我国将在很大程度上摆脱对英国和美国的依赖。
——今年4月您同雅科布·弗里斯谈话时说，俄国将动用红军来对付农民［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8卷第365页。——编者注］，这在挪威，在党员同志中间引起了强烈反响。应怎样理解这个说法？
——只要提一下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提纲就清楚了。一般说来农民看清了苏维埃制度，并且是拥护这一制度的。我们正通过鼓动工作使小农和部分中农站到我们一边来。他们中的多数是我们的朋友或者是保持中立的。换句话说，他们从中看到了好处。但是，如果一部分农民，比如说，富农和被富农引入歧途的人反对新的国家政权，那么这个政权就当然只好动用包括军队在内的一切力量来进行自卫。但是我们自然希望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在“劳动农民”占绝大多数的挪威进行有力的、目标明确的宣传工作无疑是一个决定因素，使农民懂得自己的利益和工人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
最后，列宁要我向挪威的同志们转达他的问候。“请转告他们，我们为挪威党感到自豪，可惜挪威太小了，不然的话，我们满可以同高度文明和组织良好的挪威工人阶级一道为共产主义赢得整个世界。”
我与列宁交换了一些个人方面的意见之后离开了他的办公室。我确信，我见到的是一位领袖人物——大家有充分理由认为，他不仅在俄国是工人阶级的领袖，而且在反对资本主义桎梏的国际斗争中也是工人阶级的领袖……
载于1920年9月10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10号（克里斯蒂安尼亚）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8卷第322—325页
注释：
[130]由于当时有大批外国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要求到苏维埃俄国工作，1920年3月16日和5月6日，苏维埃政府两次通过无线电播发声明，要求他们预先派遣专门的代表团前来实地了解劳动和生活条件。——256。 |
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共产国际》杂志登载的阿·马·高尔基的文章的决定草案（1920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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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共产国际》杂志登载的阿·马·高尔基的文章的决定草案[129]
（1920年7月31日）
我在征集签名以后，向政治局提出如下议案：
中央政治局认为《共产国际》第12期刊登高尔基的两篇文章，尤其那篇社论，是极不妥当的，因为这两篇文章不但没有任何共产主义的东西，相反有许多反共产主义的东西。今后，此类文章绝对不得在《共产国际》上刊登。
列宁
［注：草案上签名的还有列·达·托洛茨基、尼·尼·克列斯廷斯基和米·伊·加里宁。——俄文版编者注］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29页
注释：
[129]1920年《共产国际》杂志第12期以社论形式发表了阿·马·高尔基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一文，同时还发表了高尔基的《致赫·威尔斯的一封信》。针对《共产国际》杂志刊登这两篇错误文章，列宁写了这里收载的决定草案。决定于1920年7月31日由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254。 |
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同一位外国记者的谈话（1920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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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位外国记者的谈话
（1920年7月20日）
列宁对一位外国记者说：
“英国的建议[128]也许不过是一纸空文。但是它或许能够在东欧导致真正的和平。要是英国的外交家们认为，他们能够骗过我们，那么他们就大错而特错了，因为对每一项纸上的建议我们也以纸上的建议作答复，只有对实际行动我们才报以实际行动。英国的政策是不稳定的，经常左右摇摆。一方是劳合－乔治，另一方是邱吉尔，在他们之间则是那位希望看到俄国是一个弱国的寇松爵士。但是除他们以外，还有他们必须重视的广大的英国人民群众，而我们主要是依靠这些群众。英国和俄国之间的和平直接取决于我们红军是否有力量以及英国无产阶级是否坚定。”
当问到列宁是怎样考虑协约国各国之间的关系时，列宁回答说：
“要么英国的建议是一种手法，要么有名的协约国今后不能再继续存在。英国接受‘红色的’钞票这一事实本身势必使协约国各国都这样做。英国至今还自行其事，应该认为它的政策是直接针对法国的。没有经过国际联盟的调停就同波斯签订了条约。英国的土耳其政策是同法国和意大利的利益相矛盾的。最后一点，英国向苏维埃俄国提出的建议是违背法国的意志的。要是法国继续支持波兰，就会同英国产生不可避免的争执。但是，如果法国对波兰撒手不管的话，那么法国就会失掉反对德国的最后一个真正的盟友。”
记者还问列宁：“一旦俄国同英国达成相互谅解，共产国际是否将停止国外宣传？”列宁回答说：
“苏维埃俄国存在的事实本身就是共产主义向全世界所作的最好宣传。”
载于1920年7月20日《伯尔尼哨兵报》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7卷第228—229页
注释：
[128]指1920年7月11日英国外交大臣乔·纳·寇松给苏维埃政府的照会。1920年夏，红军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击退了入侵的波兰军队。苏维埃军队不断发起进攻，几乎打到利沃夫和华沙。寇松的照会就是为了阻止红军继续推进、挽救地主资产阶级波兰和弗兰格尔白卫军而发出的。照会要求红军停止进攻，不得越过协约国最高会议1919年所建议的波兰东部临时国界线，即所谓“寇松线”，照会要求苏维埃俄国同波兰签订停战协定，停止同弗兰格尔白卫军作战，并以协约国最高会议的名义威胁说，如不接受照会提出的建议，就将以其“拥有的一切手段”援助波兰。1920年7月17日，苏维埃政府根据列宁的建议发出复照，坚决拒绝寇松的调停，主张苏维埃俄国同波兰直接谈判。苏维埃政府对英国并吞克里木的企图表示抗议，提出只有在弗兰格尔及其军队立即完全投降的情况下，才能保障他们的生命安全。——252。 |
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1920年7—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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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115]
（1920年7—8月）
1
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
（7月19日）
（热烈欢呼。全场起立，鼓掌。报告人准备讲话了，听众仍继续鼓掌，用各种语言欢呼。长时间欢呼。）同志们，关于共产国际基本任务问题的提纲［注：见本卷第179—195页。——编者注。］已经用各种文字发表了，这个提纲并没有提出什么重大的新东西（特别是对俄国同志来说），因为这个提纲主要是要把我国革命经验的某些基本点和我国革命运动的教训推广运用于西方国家，运用于西欧。因此，对我报告中的第一部分，即国际形势部分，我要稍许多谈一点，当然也只能是简要地谈一谈。
目前整个国际形势的基础就是帝国主义的经济关系。资本主义的这个新的、最高的和最后的阶段到20世纪已经完全形成了。大家当然都知道，帝国主义最突出最本质的特征就是资本达到了巨大的规模。大规模的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极少数资本家有时能把一些工业部门整个集中在自己手里；这些工业部门转到了往往是国际性的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等联合组织的手里。因此，垄断资本家不仅在个别国家内，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在金融方面、产权方面、部分地也在生产方面，控制了整个整个的工业部门。在这个基础上就形成了极少数大银行、金融大王、金融巨头的空前未有的统治，他们实际上甚至把最自由的共和国都变成了金融君主国。这一点，象法国的利西斯这样一些决非革命的著作家，在战前就已经公开承认了。
一小撮资本家的这种统治达到全盛时期是在世界已经瓜分完毕的时候，不仅各种原料产地和生产资料已被最大的资本家夺走，就是殖民地也已经初步瓜分完毕。大约40年前，6个资本主义强国所属殖民地的人口不过稍稍超出25000万。1914年大战爆发前夕，殖民地人口已近6亿，如果再加上波斯、土耳其、中国这类当时已处于半殖民地地位的国家，匡算一下，约有10亿人口被最富有、最文明和最自由的国家置于殖民地附属地位，受它们的压迫。大家知道，殖民地附属地位，除了在政治上法律上直接处于附属地位之外，还必须有一系列财政和经济上的附属关系，还要进行一系列不能算作战争的战争，因为这些战争常常不过是用最精良的杀人武器装备起来的欧美帝国主义军队残害手无寸铁的殖民地国家居民的大屠杀而已。
由于世界已经瓜分完毕，由于资本主义垄断的这种统治，由于极少数大银行（每个国家最多只有两三家、四五家）的无限权力，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1914—1918年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这场战争是为了重新瓜分世界。这场战争是为了决定：极少数大国集团（英国集团或德国集团），谁可以、谁有权来掠夺、扼杀和剥削全世界。大家知道，战争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是有利于英国集团的。这场战争的结果使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空前尖锐化了。战争一下子就把世界上近25000万的人口置于同殖民地毫无差别的境地，把俄国约13000万的人口，奥匈帝国、德国、保加利亚不下12000万的人口置于这样的境地。这是包括象德国那样最先进、最文明、最有文化、具有现代技术水平的国家在内的25000万人口！战争的结果签订了凡尔赛条约，迫使先进的民族屈居殖民地附属地位，陷于贫困、饥饿、破产、无权的境地，今后世世代代都要受条约的束缚，这种遭遇是任何文明的民族所未曾有过的。现在你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幅世界的图景：战后马上使不下125000万人遭受殖民压迫，遭受野蛮的资本主义的剥削。资本主义自夸爱好和平，50来年前，它还可以勉强这样吹嘘，因为那时候，世界还没有瓜分完毕，垄断还不占统治地位，资本主义还可以比较和平地发展，而没有引起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如今这个“和平”时期已经过去，压迫更加骇人听闻了，殖民压迫和军事压迫又重新抬头，而且变本加厉了。凡尔赛条约使德国以及其他许多战败国经济崩溃，无法生存，丧尽权利，备受屈辱。
有多少国家从中得到好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一定会想到美国。只有美国一国在战争中完全是获利的，它从负债累累一跃而为各国的债主，它的人口不超过1亿。日本的人口是5000万，它没有卷入欧美冲突，而攫取了亚洲大陆的许多地方，因此也获得了很大利益。获利仅次于上述两国的是英国，它的人口有5000万。如果加上战时发了财的中立国的极少数人口，总计约25000万人。
这就是帝国主义战争后世界状况的轮廓。被压迫的殖民地人口125000万，其中包括波斯、土耳其、中国这类正在被人活活瓜分的国家，以及那些因战败而沦于殖民地地位的国家。保持原来地位的国家的人口，不超过25000万，但是这些国家在经济上都已仰赖美国，战时在军事上也处于依赖地位，因为战争席卷了整个世界，使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保持真正的中立。最后，是居民不到25000万的几个国家，在这些国家中自然只有上层分子，只有资本家才能从瓜分世界中得到好处。这些数字加在一起是175000万，构成世界人口的总数。我想提醒大家注意世界的这样的一幅图景，是因为所有导致革命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帝国主义基本矛盾，所有引起了对第二国际作极其激烈斗争的工人运动中的基本矛盾（主席同志讲到了这一点），都是同世界人口的这种划分联系着的。
当然，这些数目字只是粗略地勾画出一幅世界经济的图景。同志们，在世界人口这样划分的基础上，金融资本的剥削，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剥削，加重了许多倍，是很自然的。
不但殖民地、战败国陷于附属地位，就是在每个战胜国里，矛盾也尖锐化了，一切资本主义矛盾都尖锐化了。我现在举几个例子来简单说明一下。
就拿国家债务来说吧。我们知道，从1914年到1920年，欧洲最大的几个国家的债务至少增加了六倍。下面我再引证一个特别有价值的经济材料，即凯恩斯《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凯恩斯是英国外交家，他奉本国政府之命参加凡尔赛和谈，从纯粹资产阶级的观点直接作了观察，一步步地作了详尽的研究，并且以经济学家的身分参加过各种会议。他作出的结论，比任何一个共产党人革命家的结论更有说服力，更引人注目，更发人深思，因为作出这个结论的人是一个人所共知的资产者，布尔什维主义的死敌，在这个英国市侩的想象中，布尔什维主义的样子是畸形的狰狞可怕的。凯恩斯得出结论说，欧洲和整个世界正随着凡尔赛和约的签订而走向破产。凯恩斯后来辞职了，写了一本书，指责政府说，你们在干蠢事。我现在把他的数字综合摘引一下。
列强之间的债务关系怎样呢？我按1英镑等于10个金卢布的比价来折算。那么，美国借出是190亿，贷入是零。战前它是英国的债务国。莱维同志1920年4月14日在最近一次德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说得很对，现在世界上只剩下英美两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了。只是美国在财政上是绝对独立的。美国战前是债务国，现在却完全是债权国了。世界上其他强国都负了债。英国的状况是：借出170亿，贷入80亿，已经陷于半负债地位，而且在它借出的款项中，有近60亿是俄国欠的，其中包括俄国战时赊购军火的欠款。不久前，俄罗斯苏维埃政府代表克拉辛在同劳合－乔治谈到贷款条约问题时，曾经明确地告诉过英国政府的领袖们、学者和政治家们说，要是他们还指望收回债款，那就大错特错了。英国外交家凯恩斯也早已指出了这种错误。
问题当然不仅仅在于，甚至根本不在于俄国革命政府不愿还债。任何一个政府都不会还这种债，因为这些债款是已经还本20次的高利贷的利息。连那位丝毫不同情俄国革命运动的资产者凯恩斯都说：“显然这些债务是不能算数了。”
至于说到法国，凯恩斯引用了这样的数字：借出35亿，贷入却是105亿！要知道，法国人曾自称是全世界的高利贷者，因为它有大量的“积蓄”，它对殖民地的掠夺以及在金融上的掠夺积累了巨额的资本，使它能够几十亿几十亿地贷给别国，特别是贷给俄国。这些贷款提供了巨额收入。尽管如此，尽管法国是战胜国，它还是陷于负债地位。
共产党员布劳恩同志在《谁应该偿还战时债款？》（1920年莱比锡版）一书中，引用了美国资产阶级的一个材料。材料得出了各国债务对国民财产的比例：英、法这两个战胜国的债务相当于全部国民财产的50％以上；意大利相当于60—70％；俄国相当于90％。但是，大家知道这些债务并没有使我们担心，因为在凯恩斯的著作出版前不久，我们就已经听从了他的绝妙忠告——废除了一切债务。（热烈鼓掌）
然而凯恩斯在这里不过是大发其庸人常有的怪癖罢了，他提出废除一切债务的忠告时说，法国当然只会占到便宜，英国损失当然不会太大，因为反正从俄国是捞不回什么了；只有美国要受很大的损失，但是凯恩斯指望美国能够“大发慈悲”！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看法同凯恩斯以及其他市侩和平主义者是不一致的。我们认为，他们既然要废除债务，就应该把希望寄托在别的方面，朝另外的方向努力，而不应该指望资本家老爷们“大发慈悲”。
从这些最简单的数字可以看出，帝国主义战争同样给战胜国也造成了莫大的困难。工资远远跟不上物价的上涨，也说明了这一点。今年3月8日，最高经济委员会这个维护世界资产阶级秩序、防止革命日益高涨的机关，通过一项决议，决议最后号召人们遵守秩序，克勤克俭，当然，工人仍旧是做资本的奴隶。最高经济委员会这个协约国的机构，全世界资本家的机构提供了以下的数字：
美国物价平均上涨120％，工资却只增加100％；英国物价上涨170％，工资只增加130％；法国物价上涨300％，工资只增加200％；日本物价上涨130％，工资只增加60％（这是我参照布劳恩同志在上述小册子里引用的数字和1920年3月10日《泰晤士报》[116]所载最高经济委员会公布的数字得出的）。
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工人的愤怒必然日益强烈，革命思想和革命情绪必然日益加强，自发的大规模罢工浪潮必然日益高涨，因为工人的处境已经不堪忍受了。工人根据经验确信，资本家靠战争大发横财，而把一切军费和债务转嫁给工人负担。不久前我们得到的一则电讯说，美国为了肃清“有害的鼓动分子”，想再驱逐500个共产党员到我们俄国来。
不要说美国驱逐500个，就是把整整50万个俄国的、美国的、日本的、法国的“鼓动分子”驱逐到我们这里来，也无济于事，因为使他们束手无策的物价失调问题仍然存在。他们之所以对此束手无策，是因为他们牢牢地保持着私有制，他们那里的私有制是“神圣的”。这一点决不应当忘记，因为现在只有俄国摧毁了剥削者的私有制。资本家对物价失调束手无策，而工人靠原来的工资已生活不下去了。任何老办法都解脱不了这种灾难，任何局部的罢工、任何议会斗争、任何投票表决都无济于事，因为“私有制是神圣的”，资本家已经放了这么多的债，以致全世界都在受一小撮人的盘剥，而工人的生活条件却变得愈来愈不堪忍受了。只有消灭剥削者的“私有制”，别的出路是没有的。
拉品斯基同志在《英国与世界革命》这本小册子（我国《外交人民委员部通报》[117]于1920年2月摘录了其中很有价值的部分）中指出，英国煤的出口价格比工业当局预计的高出一倍。
兰开夏郡的股票甚至增值400％。银行赢利至少是40—50％，还应该指出，所有的银行家在计算银行赢利时，都会巧妙地把大部分的赢利用奖金、酬金等名目隐藏起来，也就不算作赢利了。这些无可争辩的经济事实又一次证明：一小撮人大发其财，穷奢极欲，而与此同时工人阶级则日益贫困。还有一种情况应该着重指出，那就是莱维同志在上面提到的他的报告中所特别明确强调的币值变动。由于负债、发行纸币等原因，各国的货币都贬值了。根据上面我提到的那个资产阶级的材料，即1920年3月8日最高经济委员会的声明所作的计算，可以看出：同美元比较，英国货币12贬值约1/3，法国、意大利货币贬值2/3，德国货币贬值竟高达96％。
这个事实说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正在全面瓦解。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借以取得原料和销售产品的贸易关系，已经无法维持了；正因为许多国家从属于一个国家，币值一变动，这种关系就无法维持了。现在，任何一个最富有的国家也不能生存，不能进行贸易了，因为它无法出售自己的产品，也无法买进原料。
结果，连最富有的、控制所有国家的美国也无法做买卖了。这一点连凯恩斯那样一个在凡尔赛谈判中历尽千辛万苦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尽管他有捍卫资本主义的坚强决心，尽管他对布尔什维主义深恶痛绝。顺便说一下，我认为没有一篇共产主义的或任何革命的宣言就其效果来说能比得上凯恩斯书中描写威尔逊和实践中的“威尔逊主义”的那几页。象凯恩斯和第二国际的许多英雄（甚至包括“第二半”国际[118]的许多英雄）这类市侩及和平主义者，曾经把威尔逊当作偶像，对他的“14点”顶礼膜拜，甚至撰写“学术”著作论述他的政策的“基础”，指望他能拯救“社会和平”，使剥削者同被剥削者和解，实行社会改良。后来凯恩斯却清楚地揭露了威尔逊原来是个愚人，这一切幻想一碰到以克列孟梭和劳合－乔治两位先生为代表的资本所采取的注重实际、专讲实利的商人政策，就烟消云散了。现在工人群众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愈来愈清楚地看到，学究们甚至从凯恩斯的书中也可以看到，威尔逊政策的“基础”，归结起来不过是神父的蠢见，小资产阶级的空谈和对阶级斗争的极端无知。
由于上述种种事实，完全不可避免地、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两个条件，产生了两种基本情况。一方面是群众的贫困、破产空前加重，这首先是指包括125000万人口，即占全世界人口70％的地区。这是一些居民在法律上毫无权利的殖民地附属国，是被“委任”给金融强盗们统治的国家。此外，凡尔赛条约把战败国受奴役的地位固定下来了，有关俄国的秘密条约也起了这种作用，不过，这种秘密条约的实际效力，有时和那些写着我们负债几十亿几十亿的废纸不相上下。把125000万人遭受掠夺、奴役、贫困、饥饿和屈居附属地位的事实，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了，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第一次。
另一方面，在每一个债权国里，工人的处境也到了不堪忍受的地步。战争使一切资本主义矛盾空前尖锐化了，这就是产生强烈的革命风潮的根源。这种风潮正在增长，因为战时人们受着军事纪律的约束，不是被拉去送死，就是随时都有受到军法制裁的危险。战争环境使人们不能去考察实际的经济情况。作家、诗人、神父和所有的报刊都一味地歌颂战争。现在，战争结束了，揭露也就开始了：德帝国主义及其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被揭穿了，凡尔赛和约被揭穿了，它本来应当是帝国主义的胜利，现在却变成了它的失败。凯恩斯这个例子还表明，欧美千千万万小资产阶级分子、知识分子、多少受过教育有点文化的人不得不走上凯恩斯所走的道路。凯恩斯辞去了职务，写了一本书，揭露本国政府。他的行为说明，一旦千百万人懂得了所谓“为自由而战”等花言巧语不过是十足骗人的鬼话，其结果不过是极少数人发财而其余的人破产、受奴役，那么他们的思想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资产者凯恩斯说，英国人要想救自己的命，挽救英国的经济，就应当设法恢复德俄两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关系！用什么方法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用凯恩斯所提出的方法，就是废除一切债务！这不光是凯恩斯这位博学的经济学家一个人的主张，现在已经有、将来还会有千百万人提出这样的主张。千百万人听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的呼声：只有废除债务，别的出路是没有的，因此他们说：“布尔什维克〈他们已经把债务废除了〉真该死”，让我们去乞求美国“大发慈悲”吧！！我认为，应该以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名义向这些为布尔什维主义进行鼓动的经济学家致谢。
如果一方面，群众的经济状况已经到了不可忍受的地步，另一方面，象凯恩斯所证实的那样，在极少数势力极大的战胜国中间，瓦解已经开始而且正在加深，那么，十分明显，世界革命的两个条件都正在成熟。
现在，我们看到了一幅比较完整的全世界的图景。我们懂得，125000万人依附于一小撮富翁，处于无法生存的境地，这意味着什么。另一方面，人们向各国人民端出了一项国际联盟盟约，宣称国际联盟结束了战争，今后不允许任何人再破坏和平。全世界劳动群众寄予最后希望的这个盟约生效，对我们来说倒是一个重大胜利。在盟约还没有生效的时候，有人说：对德国这样的国家不能不用特殊条件加以控制；你们瞧吧，有了盟约就好了。但是，盟约一正式公布，布尔什维主义的死敌就不得不背弃了它！盟约一开始生效，极少数最富有的国家，克列孟梭、劳合－乔治、奥兰多、威尔逊这“四巨头”，又坐下来磋商建立新关系了！盟约这部机器刚一开动，就完全垮了！
我们从侵犯俄国的战争中就看到了这一点。俄国这个又穷又弱、备受压抑的国家，这样一个最落后的国家，却抗击了所有的国家，抗击了统治全世界的富强国家的联盟，并且取得了胜利。双方力量悬殊，可是我们打赢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们之间毫不团结，因为大国之间互相作对。法国希望俄国还它的债，并成为威慑德国的力量；英国则希望瓜分俄国，企图夺取巴库的石油，并同俄国边境上的几个国家缔结条约。英国官方的一个文件，非常诚实地列举了大约半年前（1919年12月）答应要攻占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国家（一共14个国家）。英国曾经打算利用这些国家来实行它的政策，给了它们几百万几百万的贷款。现在这一切指望都已落空，全部贷款也付诸东流了。
这就是国际联盟所造成的局势。这个盟约存在一天，就替布尔什维主义很好地作一天宣传，因为资本主义“秩序”的最强有力的维护者表明，在每个问题上他们都是互相拆台的。日本、英国、美国和法国为着瓜分土耳其、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和中国在进行激烈的争夺。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报刊都在猛烈地抨击和恶毒地咒骂自己的“伙伴”，斥责对方不该把自己快到口的肥肉抢走。我们看到，就上层来说，极少数最富裕的国家之间已经四分五裂。125000万人决不会让“先进的”、文明的资本主义任意奴役下去，要知道，他们占世界人口的70％！英、美、日（日本过去虽然能够掠夺东方各国，亚洲各国，但是，现在没有别国的帮助，它无论在财政上或军事上都没有独立行动的能力）这极少数最富有的国家，这两三个国家已经无法调整好它们的经济关系，它们把破坏国际联盟成员国和伙伴的政策作为自己政策的目标。这就产生了世界危机。这个危机的经济根源就是共产国际之所以取得辉煌成就的主要原因。
同志们！现在我们该谈谈作为我们革命行动的基础的革命危机问题。这里首先必须指出两种常见的错误。一种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用英国人文雅的口吻，把这种危机描绘成单纯的“人心惶惶”；另一种是革命者有时力图证明危机是绝对没有出路的。
这是错误的。绝对没有出路的情况是没有的。现在资产阶级活象一个既不讲廉耻又丧失了理智的强盗，接连不断地干着蠢事，使局势尖锐化，加速着自己的灭亡。这都是事实。但是决不能由此“证明”，资产阶级绝对不可能用微小的让步来麻醉一小部分被剥削者，绝对不可能把某一部分被压迫被剥削群众的某种运动或起义镇压下去。企图预先“证明”“绝对”没有出路，就是无用的学究气，或者是玩弄概念和字眼。在这个问题和类似问题上，只有实践才是真正的“证明”。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制度正在经历巨大的革命危机。现在各国的革命政党都应该用实践来“证明”，他们有足够的觉悟和组织性，他们与被剥削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足够的决心和本领利用这个危机来进行成功的、胜利的革命。
我们召开这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主要目的，就是为这种“证明”做准备工作。
我现在拿英国“独立工党”的领袖拉姆赛·麦克唐纳作例子，来说明机会主义在愿意加入第三国际的党内还有多么大的势力，有些党的工作离训练好革命阶级去利用革命危机这一要求还多么远。麦克唐纳的《议会和革命》一书中谈到的问题，正是我们现在研究的那些根本问题。他在这本书里对形势的描述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大致相同。他承认现在有革命危机，革命情绪正在增长，也承认工人群众是同情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请注意：这里讲的是英国），无产阶级专政比目前的英国资产阶级专政好。
但是，麦克唐纳仍旧是十足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和妥协主义者，是幻想建立超阶级政府的小资产者。麦克唐纳同一切资产阶级的骗子、诡辩家、学究一样，只认为阶级斗争是一种“记叙的事实”。麦克唐纳绝口不谈俄国克伦斯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建立似乎是超阶级的“民主”政府的尝试，以及匈牙利、德国等国家的类似的尝试。他却麻醉他的党，麻醉那些不幸把他这个资产者当作社会主义者，把他这个庸人当作领袖的工人，说什么：“我们知道，这（革命危机，革命风潮）会过去，会平息的。”他说，战争必然引起危机，危机在战后虽然不会立即平息，但“总归会平息下去的”！
一个愿意参加第三国际的党的领袖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这样赤裸裸的暴露是罕见的，因而更有价值，它暴露了法国社会党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上层分子中间同样常见的情况，不仅不善于而且不愿意在革命意义上利用革命危机，换句话说，就是既不善于又不愿意使党和阶级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好真正的革命准备。
这就是许许多多目前退出第二国际的党的主要弊病。正因为如此，所以在我向这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提纲中，谈得最多的是尽量具体而明确地规定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准备的任务。
再举一个例子。不久以前，出版了一本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新书。现在，这种书在欧洲和美洲出版得特别多，可是，反布尔什维主义的书出得愈多，群众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同情就愈强烈、愈迅速地增长起来。我指的是奥托·鲍威尔的《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一书。德国人可以从这本书里清楚地看到，究竟什么是孟什维主义（它在俄国革命中所起的可耻作用，各国工人都已有足够的了解）。尽管奥托·鲍威尔把他对孟什维主义的同情掩盖起来，可是他写的却是一部道道地地的孟什维克式的诽谤作品。在欧洲和美洲，现在倒必须使更多的人更确切地了解什么是孟什维主义，因为这是一个概括所有敌视布尔什维主义的所谓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派别的类概念。我们俄国人可能没有兴趣为欧洲写一本书来说明什么是孟什维主义。而奥托·鲍威尔写的书实际上做到了这一点。我们预先感谢那些要把这本书译成各种文字出版的资产阶级出版家和机会主义出版家。鲍威尔的书是共产主义教科书有益而独特的补充读物。如果要“测验”是否领会了共产主义，出下面这样的试题是最好不过的：试分析奥托·鲍威尔书中的任何一节或任何一个论点，指出其中的孟什维主义，指出他背叛社会主义以及与克伦斯基、谢德曼等等同流合污的思想根源。要是你解答不了这个问题，那你还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你最好不要加入共产党。（鼓掌）
奥托·鲍威尔用一句话绝妙地表达了世界机会主义观点的全部实质——为此我们应当在他生前就给他建立纪念碑，如果我们能够在维也纳随意作主的话。他煞有介事地说，在现代民主国家的阶级斗争中使用暴力，无异是“对各种社会力量因素横施暴力”。
这句话也许你们听起来很古怪、很费解吧？然而，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表明人们把马克思主义糟蹋成了什么样子，人们可以把最革命的理论弄得何等庸俗，甚至用它来为剥削者辩护。只有德国那种市侩才能炮制出这样一种“理论”，说什么“各种社会力量因素”就是人数、组织能力、在生产和分配过程中所占的地位、积极性和教育程度。如果农村里的雇农和城市里的工人对地主和资本家使用了革命暴力，这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决不是对剥削和压迫人民的人使用暴力，绝对不是。这是“对各种社会力量因素横施暴力”。
我举的这个例子也许听来有点可笑。但是，现代机会主义的本性本来就是这样，它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总是会闹出笑话来。现在，引导工人阶级、引导工人阶级中一切肯动脑子的人参加国际孟什维主义（麦克唐纳之流、奥·鲍威尔之流）与布尔什维主义之间的斗争，对于欧洲和美洲来说，都是一件最有益、最迫切的事情。
这里我们要提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派别在欧洲那样根深蒂固呢？为什么这种机会主义在西欧比在我国强大呢？这是因为先进的国家过去和现在创造自己的文化都是靠了能剥削10亿被压迫的人民这样的条件。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资本家掠夺来的东西，大大超过了他们能够从本国工人身上榨取的利润。
战前有人计算过，英、法、德三个最富有的国家，其他收入不算，仅资本输出一项，每年就可获利80—100亿法郎。
很明显，从这么一大笔钱里，完全可以拿出哪怕是5亿法郎来施舍给工人领袖、工人贵族，来进行各种形式的收买。收买就是整个问题的症结所在。这可以采取千百种不同的方式：提高大中心城市的文化水平，设立教育机关，为合作社领袖、工联领袖、议会领袖提供千百个肥缺。哪里有现代的文明的资本主义关系，哪里就是如此。这几十亿超额利润，就是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机会主义领袖、工人阶级的上层分子、工人贵族最顽固，他们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抵抗最顽强。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欧美工人政党要治好这种病症比我们要困难。我们都知道，自从第三国际成立以来，医治这种病症已经获得了极其巨大的成效，但是我们还没有彻底治愈，因为全世界工人政党，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还远没有肃清自己队伍中的资产阶级影响，还远没有肃清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
我不打算再谈我们应该如何具体地进行这个工作。这一点在我发表的提纲中已经讲过了。我在这里只想指出这种现象的深刻的经济根源。这病拖的时间很久了，要治好它，比乐观主义者所想象的时间要长得多。机会主义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工人运动中上层分子的机会主义，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实际证明：由工人运动内部机会主义派别的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工人要不是由他们来领导，资产阶级就无法支持下去。不但俄国克伦斯基统治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就是社会民主党政府领导的德国民主共和国，以及阿尔伯·托马对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态度，也证明了这一点。英国和美国的类似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这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必须战胜这个敌人。经过这次代表大会，我们应该下定决心，把各国党内的这一斗争进行到底。这是主要的任务。
同这一任务比起来，纠正共产主义运动中“左”派的错误，将是一项容易的任务。我们在许多国家里看到反对议会活动的倾向，这种倾向与其说是由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带来的，还不如说是受无产阶级的某些先进部队支持的，因为这些先进部队痛恨过去的议会活动，痛恨英、法、意等一切国家中议会活动家的所作所为，这种痛恨无疑是合理的、正当的和必要的。共产国际应当指导同志们更深入细致地了解俄国的经验，了解真正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我们的工作正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同无产阶级运动中的这些错误缺点作斗争比较容易，而同那些以改良主义者的姿态加入第二国际旧党、并按资产阶级精神而不是按无产阶级精神来指导党的全部工作的资产阶级作斗争要困难一千倍。
同志们，最后，我还要讲一个问题。主席同志曾在会上说，这次代表大会可以称为一次世界性代表大会。我认为，他说得很对，特别是因为有不少殖民地、落后国家革命运动的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开端，但重要的是已经开始了。这次代表大会，已经把资本主义国家、先进国家的革命无产者，同那些没有或者几乎没有无产阶级的国家的革命群众，同东方殖民地国家的被压迫群众团结起来了。而巩固这种团结，则要靠我们的努力，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做到这一点。一旦各国被剥削被压迫工人的革命进攻击败了市侩分子的抵抗，肃清了一小撮工人贵族上层分子的影响，同迄今还站在历史之外，只被看作历史客体的亿万人民的革命进攻联合起来，世界帝国主义就一定会灭亡。
帝国主义战争帮助了革命。资产阶级从殖民地、落后国家以及那些最偏僻的地方征兵来参加这场帝国主义战争。英国资产阶级要印度士兵相信，抗击德国、保卫大不列颠是印度农民的义务；法国资产阶级要法属殖民地的黑人士兵相信，保卫法国是他们的义务。英法资产阶级教给了他们使用武器的本领。这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本领，为此我们要向资产阶级深深致谢，我们要以全体俄国工人和农民的名义，特别要以全体俄国红军的名义向他们致谢。帝国主义战争把附属国的人民卷进了世界历史。所以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考虑如何在各个非资本主义国家内为组织苏维埃运动奠定头一块基石。在这些国家里组织苏维埃是可能的，但这种苏维埃将不是工人苏维埃，而是农民苏维埃，或劳动者苏维埃。
我们还需要做许多工作，还难免会犯错误，而且在这条道路上会碰到许多困难。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就是制定或者指出一些实际工作的原则，使得到目前为止在亿万人当中无组织地进行的工作能够有组织地、协调地、有步骤地去做。
现在离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不过一年多一点，我们就战胜了第二国际。现在苏维埃思想不仅在各文明国家的工人当中已经传播开来，他们不仅已经知道、已经懂得了这种思想。一切国家的工人都在嘲笑那些自作聪明的人，这些人当中有不少人自命为社会党人，以学者或准学者的态度，象好讲体系的德国人那样谈论什么苏维埃“体系”，或者象英国“基尔特”社会主义者[119]那样谈论什么苏维埃“思想”。这种关于苏维埃“体系”和“思想”的议论，在工人当中往往会混淆视听，引起思想上的混乱。但是，工人现在正在抛弃这种学究式的无稽之谈，拿起苏维埃给他们的武器。苏维埃的作用和意义在东方各国也普遍地为人们所了解了。
在整个东方，在整个亚洲，在一切殖民地人民当中，苏维埃运动都已经打下了基础。
被剥削者必须奋起推翻剥削者，建立自己的苏维埃，这并不是十分复杂的道理。在有了我国的经验之后，在俄国建立苏维埃共和国两年半之后，在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全世界亿万被剥削被压迫的群众都懂得了这个道理。现在我们俄国由于比国际帝国主义弱，常常不得不实行妥协，等待时机，可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在维护125000万人的利益。暂时我们的前进道路上还有绊脚石，还有偏见和无知这样的障碍，但是这些正在迅速地被克服，愈往后，我们愈能真正代表和维护占世界人口70％的被剥削劳动者的利益了。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实际上只是在进行宣传，只是向全世界无产阶级提出基本的思想，只是在发出斗争的号召，我们还只是在了解什么地方有人能走这条路；而现在，我们到处都有了先进的无产阶级，到处都有了无产阶级大军，虽然有时组织得不好，还需要改组。既然各国的同志们现在都在帮助我们组织一支统一的大军，那么任何缺点都阻碍不了我们去完成我们的事业。这个事业就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事业，就是建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的事业。（长时间鼓掌）
载于1920年7月24日《真理报》第162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215—235页
2
关于共产党的作用的发言
（7月23日）
同志们，我想对坦纳和麦克莱恩两位同志的发言提出几点意见。坦纳说他赞成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他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我们所说的不完全一样。他说我们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中有组织和有觉悟的少数人的专政。
的确，在资本主义时代，在工人群众不断遭受剥削而不能发展人的各种才能的时代，工人政党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只能包括本阶级的少数。政党所能吸收的只是本阶级的少数，正如在任何资本主义社会里，真正觉悟的工人也只占全体工人的少数一样。所以我们必须承认，只有这觉悟的少数才能领导广大工人群众，引导他们前进。如果坦纳同志说他反对政党，但同时又主张由少数最有组织最革命的工人给整个无产阶级指点道路，那我以为，我们之间实际上并没有分歧。有组织的少数是什么呢？如果这个少数是真正觉悟的，如果它能引导群众前进，如果它有能力解决提到日程上来的每个问题，那么，它实质上就是政党。如果象坦纳这样的同志（我们对他们是特别看重的，把他们当作群众运动的代表，但是对英国社会党的代表可就很难这么说了）认为，应该有少数人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奋斗，并且以这种精神教育工人群众，那么这样的少数实质上就是政党。坦纳同志说，这个少数应该组织和引导全体工人群众。如果坦纳同志、车间代表委员会和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的同志们承认这一点（我们从日常同他们的交谈中可以看出，他们的确是承认这一点的），如果他们承认无产阶级应该由工人阶级中有觉悟的共产主义的少数来领导，那他们也就应该承认我们所有决议的精神正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之间唯一不同之处就是，他们避免用“政党”这个词，因为英国同志对政党有某种成见。他们认为政党不外乎是象龚帕斯和韩德逊的那种党[120]，象议会投机家、工人阶级的叛徒的那种党。如果他们所指的议会活动是象现在英国和美国的那种议会活动，那么我们也是反对这种议会活动和这种政党的。我们需要的是新型的党，另一种性质的党。我们需要的是能够经常同群众保持真正的联系的党，善于领导这些群众的党。
现在我来谈第三个问题，我想就麦克莱恩同志的发言来谈这个问题。麦克莱恩同志赞成英国共产党加入工党。我在关于加入第三国际问题的提纲中已经谈过我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了。［注：见本卷第192—193页。——编者注］我在那本小册子［注：同上，第1—95页。——编者注］里没有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同许多同志谈了以后，确信决定加入工党是唯一正确的策略。而坦纳同志却说：你们别太武断了。这种说法在这里很不恰当。拉姆赛同志说：让我们英国共产党人自己来决定这个问题吧。如果国际的每一个小的组织都说：我们中间有些人同意，有些人反对，让我们自己来决定吧，那么，这还成什么国际了？那么，还要国际、代表大会以及这一切讨论做什么呢？麦克莱恩同志谈的只是政党的作用，但是这对工会和议会活动的问题是同样适用的。的确，大部分优秀的革命者反对加入工党，因为他们反对利用议会活动作为斗争手段。因此，也许最好把这个问题提交委员会。委员会应当进行讨论研究。这个问题一定要由这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加以解决。我们不能同意说这个问题只同英国共产党人有关系。我们应该表示一个原则的意见，指出哪一种策略是正确的。
现在我来谈谈麦克莱恩同志在英国工党问题上的某些论点。应该公开地说，共产党是可以加入工党的，不过有一个条件，就是共产党要保持充分的批评自由，要能够实行自己的政策。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塞拉蒂同志说这是阶级合作，我说这不是阶级合作。而意大利的同志们还容许屠拉梯之流的机会主义者即资产阶级分子留在他们党内，这才真正是阶级合作。但是，同英国工党的关系这件事不过是英国工人中的少数先进分子回绝大多数工人合作的问题。工党的党员全都是工会会员。这是一种很独特的组织结构，我们在任何其他国家里都没有看到过。工会会员共有600—700万人，这个组织却拥有其中的400万工人。至于这些人的政治信仰如何，这是无人过问的。请塞拉蒂同志证明一下，究竟有谁阻止我们在工党内运用批评的权利。你只有证明了这一点，才能证明麦克莱恩同志的意见是错误的。英国社会党可以毫无顾忌地说韩德逊是叛徒，但是照样留在工党内部。这就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同落后工人、同后卫队的合作。这种合作对整个运动有着如此重大的意义，因此，我们最坚决地要求英国共产党人成为政党即工人阶级中的少数联系其他工人群众的桥梁。如果这个少数不会领导群众，不会紧密地联系群众，那么他们即使把自己叫作政党或者车间代表委员会全国委员会，它也不是党，也没有任何价值。据我所知，英国的车间代表委员会有一个中央领导机关——全国委员会，这已经是成立党的一个步骤了。因此，如果不能否认英国工党是由无产者组成的，那么加入工党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落后工人的合作。如果不是有系统地进行这种合作，那么共产党就毫无价值，也就谈不上无产阶级专政。如果意大利的同志们提不出比较有说服力的论据，那我们以后就要根据我们所知道的情况对这个问题作出最后的决定，并且还要作一个结论，说明加入工党是正确的策略。
坦纳和拉姆赛两位同志对我们说，大多数英国共产党员是不会同意加入工党的。可是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同意大多数的意见呢？完全不必。要是大多数人还不懂哪一种策略是正确的，我们可以等待。即使让两个党同时并存一个时期，也比不回答哪个策略是正确的好。你们当然不会根据到会全体代表的经验和会上提出的论据，要我们在这里通过一个决定，让各国立即成立统一的共产党。这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我们可以公开地说出我们的意见，可以发出指示。我们应该把英国代表团提出的问题交专门委员会去研究，研究之后再说：正确的策略在加入工党。如果大多数反对这样做，我们就应该把少数单独组织起来。这样做是会有教育意义的。如果英国工人群众还是相信以前的策略，那我们就在下次代表大会上审查我们的结论。但是我们不能说这个问题只同英国有关系，这样说就是承袭了第二国际那些最坏的习惯做法。我们应该公开说出我们的意见。如果英国共产党人的意见不能取得一致，如果不能建立群众性的党，那么分裂无论如何是不可避免的。［注：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报》第5号中刊载的这一发言的结语是这样的：“我们应该公开地说出我们的意见，不管这是什么样的意见。如果英国共产党人不能就组织群众运动的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如果因此发生分裂，那么宁可发生分裂，也要比放弃组织群众运动来得好。获得明确的和足够鲜明的策略和思想，要比继续保持过去的思想混乱好。”——俄文版编者注］
载于1920年8月5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报》第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236—240页
3
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121]
（7月26日）
同志们，我只简短地讲几句开场白，然后，由我们委员会过去的秘书马林同志向你们详细地报告我们对提纲所作的修改。在他之后，补充提纲的起草人罗易同志也要发言。我们委员会一致通过了修改后的提纲初稿［注：见本卷第159—166页。——编者注］和补充提纲。这样，我们在一切最重要问题上完全取得了一致的意见。现在，我就来作几点简短的说明。
第一，我们提纲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思想是什么？就是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之间的区别。同第二国际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相反，我们强调这种区别。在帝国主义时代，对于无产阶级和共产国际来说，特别重要的是：弄清具体的经济事实；在解决一切殖民地和民族问题时，不从抽象的原理出发，而从具体的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出发。
帝国主义的特点，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就是现在全世界已经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为数众多的被压迫民族，另一部分是少数几个拥有巨量财富和强大军事实力的压迫民族。世界人口的大多数属于被压迫民族，他们的总数在10亿人以上，大概是125000万人。我们把世界总人口按175000万计算，他们就占世界人口的70％左右，他们有些处于直接的殖民地附属地位，有些是象波斯、土耳其、中国这一类的半殖民地国家，还有一些则是被帝国主义大国的军队打败，由于签订了和约而深深地陷入依附于该国的地位。把各民族区别、划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这个思想贯串着整个提纲，不仅由我署名的、以前发表过的第一个提纲是这样，罗易同志的提纲也是这样的。后一个提纲主要是根据印度和亚洲其他受英国压迫的大民族的情况写成的，因此，对我们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我们提纲的第二个指导思想就是：在目前的世界形势下，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后，各民族的相互关系、全世界国家体系，将取决于少数帝国主义国家反对苏维埃运动和以苏维埃俄国为首的各个苏维埃国家的斗争。如果忽略了这一点，我们就不能正确地提出任何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哪怕它涉及的是世界上一个最遥远的角落。无论是文明国家的共产党，还是落后国家的共产党，都只有从这种观点出发，才能正确地提出和解决各种政治问题。
第三，我想特别强调一下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问题。正是这个问题引起了某些意见分歧。我们争论的问题是：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应该支持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这样说在原则上和理论上是否正确。讨论结果我们一致决定：不提“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而改提民族革命运动。毫无疑问，任何民族运动都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因为落后国家的主要居民群众是农民，而农民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关系的体现者。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如果它一般地说能够在这类国家里产生的话）不同农民运动发生一定的关系，不在实际上支持农民运动，就能在这些落后国家里实行共产主义的策略和共产主义的政策，那就是空想。但是当时有人反对说，要是我们提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那就抹杀了改良主义运动和革命运动之间的一切区别。实际上，在落后国家和殖民地国家里，这种区别最近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因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也极力在被压迫民族中培植改良主义运动。剥削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所以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往往是，甚至可以说在多数场合下都是一方面支持民族运动，另一方面又按照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意志行事，也就是同他们一起来反对一切革命运动和革命阶级。在委员会里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认为，唯有注意这种区别，把“资产阶级民主”这样的提法一般都改为“民族革命”才是正确的。我们这样修改，意思是说，只有在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真正具有革命性质的时候，在这种运动的代表人物不阻碍我们用革命精神去教育、组织农民和广大被剥削群众的时候，我们共产党人才应当支持并且一定支持这种运动。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共产党人在这些国家里就应该反对第二国际的英雄们这样的改良派资产阶级。殖民地国家已经有了改良主义的政党，这些党的代表人物有时也自命为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党人，上面指出的那种区别现在已经贯串在整个提纲里面了，我认为，这就更确切地表达了我们的观点。
此外，我还想对农民苏维埃问题发表一点意见。俄国共产党人在以前属于沙皇政府的殖民地里，在象土耳其斯坦这类落后国家里进行的实际工作，向我们提出过在资本主义前的条件下如何运用共产主义的策略和政策的问题，因为这些国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资本主义前的关系还占统治地位，因此，还谈不到纯粹的无产阶级运动。在这些国家里几乎没有工业无产阶级。尽管如此，我们在那里还是担负起了领导者的作用，并且也应该担负起领导者的作用。我们的工作表明，在这些国家里一定要克服巨大的困难，而我们工作的实际结果也表明，在这些几乎没有无产阶级的地方，尽管有这些困难，仍旧可以在群众中激发起独立思考政治问题、独立进行政治活动的愿望。这个工作对我们比对西欧国家的同志们更困难些，因为俄国无产阶级正忙于国家事务。显然，处于半封建依附状态的农民能够出色地领会建立苏维埃组织这一思想，并把它付诸实现。同样明显的是，那些不仅受商业资本剥削而且也受封建主和封建国家剥削的被压迫群众，在本国的条件下也能够运用这种武器，这种组织形式。建立苏维埃组织这一思想很简单，不仅可以应用于无产阶级的关系，而且可以应用于农民的封建和半封建的关系。我们在这方面的经验暂时还不很丰富，但是委员会里有几个殖民地国家的代表参加的讨论，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在共产国际的提纲中必须指出：农民苏维埃、被剥削者苏维埃这种手段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也适用于还保留资本主义前的关系的国家；无论在落后国家或者在殖民地，普遍宣传建立农民苏维埃、劳动者苏维埃这一思想是各国共产党和准备建立共产党的人责无旁贷的义务；只要是条件允许的地方，都应该立即进行建立劳动人民苏维埃的尝试。
这样，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而又十分重要的领域。在这方面我们的共同经验暂时还不很丰富，但是我们会逐步地积累起更多的材料。毫无疑问，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能够也应该帮助落后国家的劳动群众，只要各苏维埃共和国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向这些群众伸出手来，并且能够支持他们，落后国家的发展就能够突破它们目前所处的阶段。
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不但对我署名的提纲，而且更多地对罗易同志起草的提纲进行了相当热烈的讨论（罗易同志还要在这里对他那个提纲作些说明），并且一致通过了对后一个提纲的一些修正。
问题是这样提出的：目前正在争取解放、而战后已经有了进步运动的落后民族的国民经济必然要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种说法究竟对不对。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如果胜利了的革命无产阶级对落后民族进行系统的宣传，而各苏维埃政府以其所拥有的一切手段去帮助它们，那么，说落后民族无法避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就不对了。在一切殖民地和落后国家，我们不仅应该组成能够独立进行斗争的基干队伍，即党的组织，不仅应该立即宣传组织农民苏维埃并使这种苏维埃适应资本主义前的条件，而且共产国际还应该指出，还应该从理论上说明，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
必须采取什么手段才能达到这个目的——这不可能预先指出。实际经验将会给我们启示。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建立苏维埃这一思想对于最遥远的民族中的全体劳动群众是很亲切的，苏维埃这种组织一定能够适应资本主义前的社会制度的条件，共产党应该立刻在全世界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我还想指出，共产党不仅在本国，而且在殖民地国家，特别是在剥削民族用来控制殖民地各民族的军队中进行革命工作具有很大的意义。
英国社会党的奎尔奇同志在我们委员会里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一个普通英国工人会认为，援助被奴役的民族举行起义反对英国的统治是背叛行为。的确，有琼果主义[122]和沙文主义情绪的英、美工人贵族是社会主义最危险的敌人，是第二国际最有力的支柱。的确，属于这个资产阶级国际的那些领袖和工人实行过最大的背叛。第二国际也讨论过殖民地问题。在巴塞尔宣言[123]中关于这个问题也说得十分清楚。第二国际各党也曾表示要本着革命精神进行工作，但是，我们没有看到第二国际各党做了什么真正的革命工作，也没有看到它们援助过被剥削附属民族所举行的反对压迫民族的起义，我认为，多数已经退出第二国际而希望加入第三国际的党也是如此。我们应当公开地说出这一点，这是无法驳倒的。我们要看看，有没有人想来反驳。
我们草拟决议时就是把这些看法作为基础的。这些决议无疑是太长了些，但是我相信它们毕竟是有用处的，它们将有助于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开展和组织真正的革命工作，而这正是我们的主要任务。
载于1920年8月7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报》第6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241—247页
4
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发言[124]
（7月30日）
同志们！塞拉蒂说，我们还没有发明“sincéromètre”。这是法文的一个新词，意思是诚实测量器。这种器具还没有发明，我们也不需要这种器具，我们已经有了测定方向的工具。塞拉蒂同志的错误就在于他不去使用这种早已为人所知的工具。关于他的错误，我以后再谈。
关于克里斯平同志，我只想说几句话。很遗憾，他今天没有到会。（迪特曼：“他病了！”）真可惜。他的发言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文件，它确切地反映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右翼的政治路线。我要说的不是个人的和个别的情况，而是克里斯平的发言中明确表述出来的思想。我想，我能够证明这个发言是彻头彻尾的考茨基式的发言，克里斯平同志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看法完全和考茨基相同。克里斯平在答复一句插话时说：“专政不是什么新东西，爱尔福特纲领[125]中就提到过。”爱尔福特纲领根本没有谈到无产阶级专政，而且历史证明这并不是偶然的。当我们在1902—1903年制定我们党的第一个纲领时，我们一直在借鉴爱尔福特纲领，而且普列汉诺夫，正是普列汉诺夫当时说得很对：“不是伯恩施坦埋葬社会民主党，就是社会民主党埋葬他。”［注：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1961年三联书店版第2卷第418页。——编者注］说这句话的普列汉诺夫特别强调的正是这样一点：爱尔福特纲领没有谈到无产阶级专政，这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在实践上是胆怯地向机会主义者让步。所以从1903年起，我们就把无产阶级专政写进了我们的纲领。［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附录》。——编者注］
克里斯平同志现在说，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什么新东西，又说，“我们一直主张夺取政权”，这就是回避问题的实质。承认夺取政权，但是不承认专政。所有的社会党文献，不管是德国的还是法国和英国的都证明，各机会主义政党的领袖，如英国的麦克唐纳，都是赞成夺取政权的。他们可真不简单，都是真诚的社会党人，但是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既然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不愧称为共产党的革命政党，那就应该与第二国际的旧观点有所区别，就应该宣传无产阶级专政。克里斯平同志却抹杀了这一点，掩盖了这一点，这就是所有考茨基的信徒所犯的基本错误。
克里斯平同志又说：“我们是群众选出来的领袖。”这是形式主义的不正确的看法，因为在德国“独立党人”的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了派别的斗争。不需要象塞拉蒂同志那样去寻找诚实测量器，去开这个玩笑，就能确定一个简单的事实，即派别的斗争必然存在，而且确实存在。一派是刚转到我们这边来的革命工人，他们反对工人贵族；另一派是工人贵族，即在各文明国家里以老领袖为首的工人贵族。克里斯平究竟属于老领袖和工人贵族一派呢，还是属于反对工人贵族的新的革命工人群众一派呢？正是对这个问题克里斯平同志没有交代清楚。
克里斯平同志在谈到分裂问题时用的是什么腔调呢？他说分裂是一种痛苦的必然，并且为此伤心了好久。这同考茨基的表现完全吻合。究竟是同谁分裂了呢？同谢德曼吗？是的！克里斯平说，“我们分裂了”。第一，你们分裂得太迟了！既然谈到这个问题，就只能这么说。第二，独立党人不应该为这种事情伤心，而应该说：国际工人阶级还在受工人贵族和机会主义分子的压制。法国和英国的情形都是这样。克里斯平同志对分裂问题的想法不是共产党人的想法，而同似乎不再有影响的考茨基的想法完全一致。接着克里斯平谈到高工资问题。他说，同俄国工人以至东欧工人比较起来，德国工人的生活相当好。照他的说法，革命只有在它“不过分”使工人生活状况恶化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试问，在共产党内能容许用这种腔调说话吗？这是反革命的腔调。我们俄国的生活水平无疑比德国低，在我们建立了专政以后，工人反而更挨饿了，生活水平更低了。没有牺牲，没有工人生活状况的暂时恶化，工人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应当向工人说的，正好同克里斯平说的相反。如果想使工人为建立专政作好准备，又同他们谈什么生活状况“不过分”恶化，那就是忘记了一个主要的情况：帮助“本国的”资产阶级用帝国主义方法争夺和压迫整个世界，以便得到优厚的工资，工人贵族正是这样产生的。如果德国工人现在想开创革命事业，就应该忍受牺牲，不怕牺牲。
在落后的国家里，一个中国式的苦力不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这种说法从一般的世界历史的观点来看，是正确的；但是，在少数比较富有的国家里，由于帝国主义掠夺而生活比较好，如果对工人说他们应当提防“过分”变穷，那就是反革命。应当反过来说。工人贵族害怕牺牲，担心在革命斗争中会“过分”变穷，他们是不能加入党的。否则，专政就不可能建立，尤其是在西欧各国。
克里斯平关于恐怖手段和暴力说了些什么呢？他说，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在社会学教科书里，也许可以把二者区分开来，可是，在政治实践中，尤其是在德国的情况下，却不能这样做。对杀害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德国军官，对施汀尼斯和克虏伯这样收买报刊的人，我们就不得不使用暴力和恐怖手段。当然，没有必要预先宣布我们一定要采取恐怖手段；但是，如果德国军官和卡普分子还是和今天一样，如果克虏伯和施汀尼斯还是和今天一样，那么使用恐怖手段就是不可避免的。不管是考茨基，还是累德堡或克里斯平，都完全以反革命的观点来谈暴力和恐怖手段。抱有这种思想的党不能参加专政，那是很明显的。
还有一个土地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克里斯平特别激动，他想斥责我们是小资产阶级。他的意思是从大土地占有者那里搞点东西来给小农，便是小资产阶级味道。应该剥夺大土地占有者，而把土地交给协作社。这种看法太学究气了。就是在高度发达的国家里，包括德国在内，也有相当数量的大地产，这种地产不是用大资本主义方式而是用半封建方式耕种的，可以在不破坏农场的情况下把这种土地分一部分给小农。可以在保存大生产的同时把对小农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东西分给他们一些。很遗憾，他们没有想到这一点，可是实际上又不得不这样做，否则就要犯错误。例如，瓦尔加（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前国民经济人民委员）的书就证明了这一点，他写道，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匈牙利农村几乎没有起什么变化，日工没有感到什么好处，小农也没有得到什么东西。匈牙利有很多大地产，匈牙利的一些大块土地是用半封建方式经营的。在这些大地产中，总是能找出而且应该找出一部分土地来分给小农（可以不归小农私有，而是租给他们），使拥有小块土地的小农可以得到一份没收来的土地。否则，小农就看不出苏维埃专政同实行专政前有什么区别。如果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不实行这种政策，那它就维持不下去。
虽然克里斯平说，“你们不能否认我们有革命信念”，但是我要回答说：我就坚决否认你们有革命信念。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们不愿意按革命方式行动，而是说你们不善于用革命观点考虑问题。假如选出一些有学识的人组成一个委员会，给他们考茨基的10本书和克里斯平的这篇讲话，那么我敢担保，这个委员会一定会说：这篇讲话完全是考茨基主义的，从头到尾贯串着考茨基的思想。克里斯平的一切论证方法彻头彻尾是考茨基式的，可是克里斯平却出来说：“考茨基在我们党内再也没有什么影响了。”也许，对后来入党的革命工人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应该承认一个确凿的事实：考茨基直到现在，对克里斯平同志，对他的整个思路、对他的一切观念，都还有很大的影响。克里斯平的讲话就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不必发明什么诚实测量器，就可以说：克里斯平的方向是不符合共产国际的方向的。我们说明这一点，也就规定了整个共产国际的方向。
怀恩科普和明岑贝格同志因为我们邀请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并且同它的代表谈话而表示不满，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当考茨基反对我们而且还写书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把他当作阶级敌人同他论战。可是独立社会民主党（该党现在已经由于大批革命工人的加入而壮大起来）到这里来谈判，我们就应该同他们的代表谈，因为他们代表着一部分革命工人。关于共产国际问题，我们同德国“独立党人”、法国人、英国人是不能一下子讲通的。怀恩科普同志的每一次发言都证明，他几乎完全同意潘涅库克同志的一切错误意见。怀恩科普说，他不赞成潘涅库克的观点，但是他的发言却证明完全不是这样。这就是这个“左派”集团的基本错误，不过，这是无产阶级运动发展过程中的错误。克里斯平和迪特曼同志的发言全部贯串了资产阶级观点，抱着这种观点是无法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好准备的。如果怀恩科普和明岑贝格同志在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问题上走得还要远的话，那我们就不能同意了。
当然，我们没有象塞拉蒂所说的那种诚实测量器来测验一个人是否诚实。我们完全同意，问题不在于对人的判断，而在于对形势的估计。很可惜，塞拉蒂虽然说了话，可是没有说出什么新东西来。他的发言同我们在第二国际那里听到的一样。
塞拉蒂说，“法国的形势不是革命的形势，德国的形势是革命的，意大利的也是革命的”，他说得不对。
即使是反革命的形势，第二国际不愿意组织革命的宣传和鼓动，那也是犯了错误，有很大的过错，因为，即使没有革命的形势，也可以而且应该进行革命宣传。布尔什维克党的全部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社会党人不愿意象我们那样在任何形势下都进行工作，就是说不愿意进行革命工作，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差别就在这里。
塞拉蒂只是重复了克里斯平的话。我们不想说，哪天哪天一定要开除屠拉梯。这个问题执行委员会已经谈过了，可是塞拉蒂对我们说：“清党可以，但是不要驱逐任何人出党。”我们应当直率地告诉意大利的同志们，同共产国际的方向符合的，是“新秩序”派，而不是社会党和它的议会党团现在的领导者多数。后者硬说，他们想保卫无产阶级不受反动势力的摧残。俄国的切尔诺夫、孟什维克和其他很多人，也在“保卫”无产阶级不受反动势力的摧残，然而这还不能作为让他们加入我们队伍的根据。
因此，我们应当告诉意大利的同志们和一切有右翼的党：这种改良主义倾向与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我们请你们意大利的同志们召集一次代表大会，在会上提出我们的提纲和决议。我相信，意大利的工人是愿意留在共产国际里的。
载于1921年彼得格勒出版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248—254页
5
关于议会活动问题的发言
（8月2日）
博尔迪加同志显然想在这里替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辩护，可是，对另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在会上提出的主张进行议会活动的种种论据，他却一个也没有答复。
博尔迪加同志承认，历史经验不是人工制造出来的。他刚才对我们说，应该把斗争转移到别的方面去。难道他不知道每一次革命危机都伴随着议会危机吗？不错，他说应该把斗争转移到别的方面去，转移到苏维埃去。可是博尔迪加同志自己也承认，苏维埃用人工是制造不出来的。俄国的例子证明，苏维埃只能在革命时期或在革命前夕组织起来。在克伦斯基时期，苏维埃（即孟什维克的苏维埃）是组织起来了，但是它怎样也没能变成无产阶级的政权。议会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在我们还没有力量解散资产阶级议会的时候，我们就不能把它一笔抹杀。只有去当资产阶级议会的议员，才能从现实的历史条件出发，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社会和议会制的斗争。资产阶级在斗争中使用的工具，无产阶级也应该加以利用，当然，利用的目的完全不同。您也不能说不是这样的，如果您想否认这一点，那您就是要把世界上一切革命事件的经验一笔抹杀。
您说，工会也是机会主义的，也是危险的；可是另一方面，您又说，工会应该例外，因为它们是工人的组织。这样说只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工会里也有很落后的分子。一部分降为无产者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落后工人和小农，都真以为议会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要同这种偏见作斗争，就得在议会中进行工作，用事实向群众说明真相。靠理论说服不了落后群众，他们需要的是亲身体验。
俄国也有过这种情况。我们为了向落后的工人证明，通过立宪会议他们什么也得不到，不得不在无产阶级胜利以后还召集立宪会议。为了把两种经验加以对比，我们就具体地拿苏维埃同立宪会议来比较，让落后的工人看到，苏维埃是唯一的出路。
苏希同志是一位革命的工团主义者，他也为这种理论辩护，可是，他没有逻辑。他说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因此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博尔迪加同志，您说您是马克思主义者，那就可以要求您逻辑多一些。必须知道用什么方法能够打垮议会。如果各国都能够通过武装起义做到这一点，那当然非常好。您知道，我们在俄国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都已经证明了我们摧毁资产阶级议会的意志。但是您却忽视了一个事实：没有相当长期的准备，这是办不到的；在多数国家里还不可能一下子就把议会摧毁掉。我们必须通过议会斗争来摧毁议会。您是用自己的革命意志代替了决定现代社会各阶级政治路线的条件，因此您忘记了：我们俄国甚至在胜利以后，为了摧毁资产阶级的议会，也还必须首先召集一次立宪会议。您说：“确实，俄国革命的例子不适合西欧的条件。”但是，您没有任何有力的论据来向我们证明这一点。我们经历了资产阶级民主时期。我们当时不得不宣传选举立宪会议，这个时期很快就过去了。后来，在工人阶级已经能够夺取政权的时候，农民还认为必须要有资产阶级议会。
我们考虑到这些落后分子，就不得不宣布举行选举，用实例、用事实向群众说明：在全国处境十分艰难的时期选举出来的这种立宪会议，并不能反映被剥削阶级的希望和要求。这样，不仅我们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大多数农民、小职员、小资产阶级等等，都清楚地看到了苏维埃政权和资产阶级政权之间的冲突。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中都有落后分子，他们确信议会是人民的真正代表，没有看到议会里使用的是卑鄙龌龊的手段。有人说，议会是资产阶级用来欺骗群众的工具。但是，这个论据应当用来批驳你们，而且恰好在批驳你们的提纲。怎样才能对那些确实受资产阶级欺骗的落后群众揭露议会的真正性质呢？如果你们不参加议会，如果你们站在议会外面，你们怎么能揭露议会的手法和各个政党的立场呢？如果你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你们就应当承认，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同各政党之间的相互关系，是紧密地联系着的。我再重复一遍，如果你们不当议员，如果你们拒绝参加议会活动，那你们怎样去证明这一切呢？俄国革命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广大的工人阶级、农民、小职员，如果不是经过亲身的体验，那么任何论据也是说服不了他们的。
这里有人说，我们参加议会斗争要浪费许多时间。请想一想，除议会以外，还有没有那样一个各阶级都能参加的机关呢？这是不能用人工制造出来的。如果说所有阶级都卷入了议会斗争，那是因为各阶级的利益和阶级冲突都在议会中得到了反映。假定到处都能够一下子组织起决定性的总罢工，一举推翻资本主义，那么革命早就在许多国家发生了。但是必须考虑实际的情况，而议会正是阶级斗争的舞台。博尔迪加同志和拥护他的观点的人应当向群众说实话。德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共产党党团可以在议会中进行工作。所以你们本来应当公开向群众说：“我们太弱，还建立不起一个有坚强组织的党。”这才是本来应该说的实话。可是，你们如果向群众承认了你们的这个弱点，他们就不会拥护你们而要反对你们了，他们就会拥护议会活动了。
如果你们说：“工人同志们，我们很弱，我们不能建立一个有严格纪律的党，不能使议员们都服从党”，那么工人就会抛弃你们，他们就会说：“靠这种软弱的人我们怎么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呢？”
要是你们认为，无产阶级一旦胜利，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马上都会变成共产主义者，那就太天真了。
如果你们没有这种幻想，那你们现在就应该使无产阶级为贯彻自己的路线作好准备。无论哪一方面的国家事务都不能例外。在革命胜利的第二天，你们到处都可以看到自称是共产主义者的机会主义辩护士，不承认共产党的纪律、不承认无产阶级国家纪律的小资产者。如果你们没有使工人为建立真正有纪律的、能够强制全体党员服从它的纪律的党作好准备，那你们永远也不能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好准备。我想，你们是因此才不想承认：正是很多新的共产党的软弱性，才使他们否定议会工作的必要性。我坚信，大多数真正革命的工人是一定会跟我们走的，一定会反对你们的反议会活动的提纲的。
载于1921年彼得格勒出版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255—259页
6
关于加入英国工党问题的发言[126]
（8月6日）
同志们，加拉赫同志的发言一开始就表示遗憾，说我们在这里听到是麦克莱恩同志和其他英国同志在演说中，在报纸和杂志上已经重复过千百次的东西。我认为，不必为这一点而遗憾。旧国际的做法是把这类问题交给各有关国家的党去解决。这样做是根本错误的。很可能我们对某个党的情况了解得不完全确切，但是这里我们说的是在原则上确定共产党的策略。这非常重要，我们应当代表第三国际在这里清楚地说明共产党人的观点。
首先，我想指出麦克莱恩同志有一个说法不大确切，对此我们不能同意。他把工党叫作工会运动的政治组织。后来，他又一次说：工党“是工会运动的政治体现”。我在英国社会党的报纸上好几次看到过这种见解。这是不对的，多少引起了英国革命工人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完全公正的反对。事实上，“工会运动的政治组织”或这一运动的“政治体现”这两个概念都是错误的。当然，工党大部分是由工人组成的。但是，确定一个党是不是真正工人的政党，不仅要看它是不是由工人组成的，而且要看它是由什么人领导以及它的行动和政治策略的内容如何。只有根据后者，才能确定这个党是不是真正无产阶级的政党。从这个唯一正确的观点来看，工党完全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虽然它是由工人组成的，但是领导它的是反动分子，是完全按照资产阶级的意图行事的最糟糕的反动分子。这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组织，它成立起来就是为了靠英国的诺斯克和谢德曼之流来有系统地对工人进行欺骗。
但是，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和加拉赫同志向我们提出了他们对这个问题所持的另一种观点。加拉赫和他的许多朋友发言的内容是什么呢？他们告诉我们说，他们联系群众不够，但是，看看英国社会党，它迄今为止同群众的联系更差，很软弱。于是加拉赫同志告诉我们，他和他的同志们真正成功地在格拉斯哥，在苏格兰组织了革命运动，以及他们在战争时期采用了非常灵活的策略，在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拉姆赛·麦克唐纳和斯诺登到达格拉斯哥的时候巧妙地支持他俩，通过这件事情组织起大规模的群众性反战运动。
我们的目的是要引导加拉赫同志和他的朋友们所代表的出色的新的革命运动加入运用真正的共产主义策略即马克思主义策略的共产党。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任务。一方面，英国社会党太弱，不善于很好地在群众中进行鼓动工作；另一方面，现在有以加拉赫同志为优秀代表的青年革命分子，他们虽然同群众保持着联系，但还不是一个政党，在这种意义上说，他们比英国社会党还要弱，还完全不会组织自己的政治工作。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应该非常坦率地说出我们关于正确的策略的意见。加拉赫同志谈到英国社会党的时候说，它是“不可救药的改良主义的”（hopelesslyreformist）党，当然说得过分了。但是，我们在这里通过的全部决议的总的精神和内容，都十分明确地说明，我们要求英国社会党本着决议的精神改变它的策略；而加拉赫的朋友们应当采取的唯一正确的策略，就是立刻加入共产党，本着这里通过的决议的精神改变共产党的策略。既然你们有这样多的拥护者，可以在格拉斯哥召集群众大会，那么你们就不难带动上万的人加入党。三四天以前，在伦敦举行的英国社会党代表大会决定把社会党改名为共产党，并且把参加议会选举和加入工党这一条列入了党纲。代表大会代表着1万个有组织的党员。因此，苏格兰的同志本来完全可以带动不止1万个出色掌握群众工作艺术的革命工人加入这个“英国共产党”，从而改变英国社会党的旧策略，更好地进行鼓动工作，更积极地进行革命活动。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几次在委员会上指出，英国需要“左派”。当然，我回答说这是完全对的，但是不要过“左”。其次，她又说，“我们是优秀的先锋队员，但是目前还是喊叫（noisy）得多。”我理解这句话完全不是坏的意思，而是好的意思，是说他们很会做革命鼓动工作。我们重视这一点，而且应该重视这一点。我们在所有的决议中都谈到了这一点，因为我们一直强调，一个党只有真正联系群众，反对腐朽透顶的老领袖，既反对站在右翼立场上的沙文主义者，也反对象德国右翼独立党人那样站在中间立场上的人，那我们才能承认它是工人的党。这一点在我们所有的决议中已经说过、重复过十次以上了，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求改造旧的党，使它们能够更紧密地联系群众。
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还问道：“共产党可不可以加入参加了第二国际的其他政党？”她回答说，不可以。必须指出，英国工党的情况非常特殊，它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党，确切一点说，完全不是通常所说的那种党。它是由所有工会组织的会员组成的，现在将近有400万党员，所有加入它的政党都享有相当的自由。这样，处在坏透了的资产阶级分子、一些比谢德曼、诺斯克之流先生们还坏的社会主义叛徒支配下的广大英国工人，都加入了这个党。同时，工党允许英国社会党加入它的队伍，允许社会党有自己的机关报，而工党的党员还可以在这些报纸上自由地公开地指责工党领袖是社会主义叛徒。麦克莱恩同志确切地引证过英国社会党的这种指责。我也能够证明，英国社会党的《号召报》[127]上就说过工党的领袖是社会爱国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叛徒。这就是说，加入工党的党不仅可以提出尖锐的批评，而且可以公开地指名道姓地骂这些老领袖是社会主义叛徒。这是非常独特的情况：一个党吸收了广大的工人群众，很象一个政党的样子了，可是又不得不给它的党员以充分的自由。麦克莱恩同志在这里指出，在工党的代表大会上，英国的谢德曼之流不得不公开提出加入第三国际的问题，这个党的所有地方组织和支部也不得不讨论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不加入这个党就是错误的了。
潘克赫斯特同志在个别谈话的时候对我说：“如果我们是真正的革命者，那我们加入工党后，这些先生一定会把我们开除的。”要知道，这并没有什么坏处。我们的决议说，我们主张加入是因为工党允许有充分的批评自由。在这一点上，我们始终如一。麦克莱恩同志还着重指出，现在英国的情形非常独特：一个政党，虽然处在一个拥有400万成员的独特的工人组织中，这个组织一半是行业性质的，一半又是政治性质的，并且受资产阶级领袖的领导，尽管这样，只要这个党愿意，它还可以是革命的工人政党。在这种情况下，优秀的革命分子如果不尽可能地留在这个党里，就是犯极大的错误。让托马斯之流的先生们和你们称之为社会主义叛徒的人把你们开除吧。这样倒会在英国工人群众中产生极好的影响。
同志们强调说，英国的工人贵族比其他国家的工人贵族势力大。这是事实。要知道，英国工人贵族不是只有几十年的历史，而是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英国的资产阶级有丰富得多的经验，有实行民主制的经验，他们善于收买工人，使这些人在工人中形成一个很大的阶层。在英国，这个阶层比其他国家要大，但是比起广大的工人群众来毕竟还是不大的。这一阶层的人满脑子都是资产阶级偏见，实行着明确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策。例如，在爱尔兰，20万英国兵正在用骇人听闻的恐怖手段镇压爱尔兰人。英国社会党人没有在这些士兵中进行革命宣传。我们在决议中明确地指出，只有在英国工人和士兵中进行真正的革命宣传的党，我们才能承认它是共产国际的成员。我要特别指出，无论在这里，或者在各委员会里，都没有人反对这一点。
加拉赫同志和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不能否认这一点。他们不能否认，英国社会党在工党的队伍里有充分的自由，可以写文章说工党的某某领袖是叛徒，说这些老领袖代表资产阶级利益，是工人运动中的资产阶级代理人。这一切都完全正确。既然共产党员有这种自由，那么只要他们重视各国革命者的经验，而不仅是俄国革命的经验（因为我们开的不是俄国的代表大会，而是国际的代表大会），就应该加入工党。加拉赫同志嘲笑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受了英国社会党的影响。不，我们是根据各国历次革命的经验来确认这一点的。我们认为，应该向群众说明这一点。英国共产党应该保留必要的自由，以便揭露和批评比其他国家势力大得多的英国工人叛徒。这是不难理解的。加拉赫同志断言，如果主张加入工党，就会使英国工人中的优秀分子离开我们。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在实践中检验一下。我们相信，我们这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全部决议和决定，将在英国所有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报纸上发表，所有地方组织和支部都将对此进行讨论。我们决议的全部内容十分清楚地说明，我们代表的是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策略，我们的目的是同旧的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作斗争。事实表明，我们的策略确实在战胜旧的改良主义。这样，所有对英国缓慢的发展不满的工人阶级的优秀革命分子，一定会向我们靠拢。英国的发展可能比其他国家慢些，因为英国资产阶级有可能给工人贵族创造优越的条件，从而阻挠英国的革命运动。所以英国的同志不仅应该努力使群众革命化（加拉赫同志证明他们在这方面做得很好），而且还要努力建立起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党。在这里发了言的加拉赫同志或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两个人都还没有加入革命的共产党。象车间代表委员会这样出色的无产阶级组织，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参加政党。如果你们能在政治上组织起来，你们就会看到，我们的策略是以正确地理解近数十年来的政治发展为基础的；你们就会看到，只有把革命阶级的一切优秀分子吸收进来，并利用每一个机会同反动领袖的一切反动行径进行斗争，才能建立起一个真正革命的党。
如果英国共产党一开始就能在工党内部进行革命活动，如果韩德逊之流的先生们不得不开除这个党，那么，这将是英国共产主义运动和革命工人运动的巨大胜利。
载于1921年彼得格勒出版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260—267页
注释：
[115]这是有关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一组文献。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20年7月19日—8月7日举行（开幕式于7月19日在彼得格勒举行，以后的会议从7月23日起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有来自37个国家的67个组织（其中有27个共产党）的217名代表。法国社会党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派代表列席大会，有发言权。代表大会的全部筹备工作是在列宁的领导下进行的。他在会前写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对规定共产国际的任务和制定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起了重要的作用。列宁以俄共（布）代表团成员身分出席大会，被选入了主席团。
代表大会的议程包括：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基本任务；共产党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的作用和结构；工会和工厂委员会；议会斗争问题；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土地问题；对新中派的立场和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共产国际章程；组织问题（合法与不合法组织、妇女组织等等）；青年共产主义运动；选举；其他事项。为了预先审议议程上的重大问题，在7月24日举行的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成立了6个委员会：工会运动委员会、议会斗争委员会、土地问题委员会、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任务委员会、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制定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委员会。
代表大会将列宁起草的《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作为大会决议予以批准。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代表大会通过了以列宁的初稿为基础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和《民族和殖民地问题补充提纲》。在土地问题上，代表大会通过了以列宁提纲为基础的决议。代表大会非常注意共产党争取和领导劳动群众的问题，它谴责了左倾学理主义，通过了《共产党和议会斗争》、《工会运动、工厂委员会和第三国际》等决议。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的决议指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解放的主要的和基本的武器；共产党的作用在工人阶级夺得政权以后不但没有缩小，相反还无比地增大了。代表大会通过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这一文件对于在革命纲领基础上巩固共产党和防止机会主义的和中派的政党钻入共产国际具有重大的作用。代表大会还批准了共产国际的章程，通过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和一系列号召书。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奠定了共产国际的纲领的、策略的和组织的基础，对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重大意义。——205。
[116]《泰晤士报》（《TheTimes》）是英国的一家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报纸（日报），1785年1月1日在伦敦创刊。原名《每日天下纪闻》，1788年1月改称《泰晤士报》。——211。
[117]《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部通报》（《ВестникНародноГоКомиссариатапоИностраннымДеламРСФСР》）是苏维埃俄国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机关刊物，1919年6月20日—1922年6月在莫斯科出版。格·瓦·契切林、米·尼·波克罗夫斯基、费·阿·罗特施坦等参加过该刊的工作。——211。
[118]指在革命群众压力下退出了伯尔尼国际的各国中派社会党正在筹建的国际组织。这一组织在1921年2月22—27日举行的维也纳代表会议上成立，通称第二半国际或维也纳国际，正式名称是国际社会党联合会。参加这一组织的有英国独立工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等10多个中派社会党以及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弗·阿德勒任总书记。成立第二半国际的真正目的是阻碍广大群众转向共产国际。第二半国际的领袖们（阿德勒、奥·鲍威尔、罗·格里姆、阿·克里斯平、让·龙格、尔·马尔托夫、维·米·切尔诺夫等）口头上批评第二国际，实际上在无产阶级运动的一切主要问题上都执行机会主义的中派路线。1923年5月，在革命浪潮开始低落的形势下，第二半国际同伯尔尼国际合并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212。
[119]“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基尔特”是拉丁语“gilda”一词的音译，意为“行会”）是20世纪初在英国工人运动中出现的改良主义派别，创始人是费边社成员乔·科尔、阿·约·彭蒂等。1914年，该派建立了“基尔特”全国联盟，制定了“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纲领。“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否认国家的阶级性，在工人中散布可以不通过阶级斗争而摆脱剥削的幻想。他们提出在现有工联的基础上由工人、工程技术人员按行业组成“基尔特”来管理工业生产，实行“产业民主”、“产业自治”，并由国家来负责产品分配和保证全民的消费，认为这样一来就能和平地消灭资本主义，使劳动者得到解放。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为了同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相对抗，特别起劲地宣传他们的理论。20年代，“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影响逐渐消失。——222。
[120]指美国劳工联合会和英国工党。
美国劳工联合会（劳联）是美国的工会联合组织，成立于1881年。劳联主要联合工人阶级的上层——熟练工人。参加劳联的工会基本是按行会原则组织的。劳联的改良主义领导人否定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原则，鼓吹阶级合作，执行分裂国际工人运动的政策，并积极支持美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政策。1955年，美国劳工联合会同1935年建立的产业工会联合会合并，称作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美国劳联—产联）。
关于英国工党，见注20。——225。
[121]这是列宁代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所作的报告。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成立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由英国、奥地利、保加利亚、匈牙利、德国、荷兰、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爱尔兰、中国、朝鲜、墨西哥、俄国、美国、土耳其、法国、南斯拉夫等国的代表共20人组成。委员会于1920年7月25日讨论了列宁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对提纲稍作修改，于7月26日提交大会审议。提纲经代表大会第四次和第五次全体会议讨论后，于7月28日通过。此外，委员会和代表大会全体会议还讨论和通过了马·纳·罗易的补充提纲。——229。
[122]琼果主义即极端沙文主义。19世纪70年代俄土战争期间，在英国流行过一首好战的军国主义歌曲，其歌词中反复出现“byJingo”（音译“琼果”）一语，意即“以上帝的名义起誓”。“琼果”后来就成了表示极端沙文主义情绪的专用名词。——234。
[123]巴塞尔宣言即1912年11月24—25日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人非常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国际局势和社会民主党反对战争危险的统一行动》决议，列宁所引的德文本称《国际关于目前形势的宣言》。宣言谴责了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备战活动，揭露了即将到来的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号召各国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宣言斥责了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号召社会党人为反对一切压迫小民族的行为和沙文主义的表现而斗争。宣言写进了1907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决议中列宁提出的基本论点：帝国主义战争一旦爆发，社会党人就应该利用战争所造成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234。
[124]这是列宁在1920年7月30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上就加入共产国际条件问题所作的发言。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成立的制定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委员会由保加利亚、荷兰、德国、匈牙利、俄国、美国、奥地利等国共产党以及法国共产主义小组、瑞士社会党左派、爱尔兰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共11人组成。列宁参加了该委员会的工作。委员会讨论了列宁草拟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见本卷第198—203、204页）这一文件。7月29日和30日，代表大会第六、七、八次全体会议讨论了委员会的报告和它提出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提纲。代表大会通过了提纲，并决定把所有的补充和修改意见交委员会审订。加入共产国际的21项条件的定稿在8月6日代表大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以绝对多数（两票反对）通过。——235。
[125]爱尔福特纲领指1891年10月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它取代了1875年的哥达纲领。爱尔福特纲领以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灭亡和被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代替的学说为基础，强调工人阶级必须进行政治斗争，指出了党作为这一斗争的组织者的作用。它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但是爱尔福特纲领也有一些缺点，主要是避而不谈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恩格斯对该党执行委员会制定的纲领草案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是以《新时代》杂志编辑部的草案为基础的。——235。
[126]关于英国共产党加入工党的问题，在1920年8月6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列宁在西·埃·潘克赫斯特（英国工人社会主义联盟）、威·麦克莱恩（英国社会党）和威·加拉赫（英国车间代表委员会）之后发言。大会多数代表赞同英国共产党加入工党（58票赞成，24票反对，2票弃权）。但是，由于英国工党拒绝接受，英国共产党没有加入工党。——246。
[127]《号召报》（《TheCall》）是英国社会党的机关报（周报），由英国社会党的左派（威·加拉赫、阿·英克平等）创办，1916年2月—1920年7月在伦敦出版，总共出了225号。——249。 |
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文件（1920年6—7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9卷
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文件
（1920年6—7月）
1
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98]
（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
（6月5日）
我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了一个关于殖民地和民族问题的提纲草案，请同志们讨论，并请全体同志，特别是具体了解这些极为复杂的问题中的这个或那个问题的同志，以最简短（至多两三页）的方式提出自己的意见、修正、补充或具体说明，尤其是关于以下各点：
奥地利经验。
波兰犹太人的经验和乌克兰的经验。
阿尔萨斯－洛林和比利时。
爱尔兰。
丹麦和德国的关系。意大利和法国的关系以及意大利和斯拉夫的关系。
巴尔干的经验。
东方各民族。
同泛伊斯兰主义的斗争。
高加索的关系。
巴什基尔共和国和鞑靼共和国。
吉尔吉斯坦。
土耳其斯坦及其经验。
美国的黑人。
各殖民地。
中国——朝鲜——日本。
尼·列宁
1920年6月5日
1．资产阶级民主由它的本性所决定的一个特点就是抽象地或从形式上提出平等问题，包括民族平等问题。资产阶级民主在个人平等的名义下，宣布有产者和无产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形式上或法律上的平等，用这种弥天大谎来欺骗被压迫阶级。平等思想本身就是商品生产关系的反映，资产阶级借口个人绝对平等，把这种思想变为反对消灭阶级的斗争工具。要求平等的实际含义只能是要求消灭阶级。
2．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争取推翻资产阶级压迫的斗争的自觉代表，它的基本任务是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揭露资产阶级民主的欺骗和虚伪，因而在民族问题上也不应当把提出抽象的和形式上的原则当作主要之点，主要之点应当是：第一，准确地估计具体的历史情况，首先是经济情况；第二，把被压迫阶级、被剥削劳动者的利益，同笼统说的民族利益这样一种意味着统治阶级利益的一般概念，明确地区分开来；第三，把被压迫的、附属的、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同压迫的、剥削的、享有充分权利的民族也明确地加以区分。这同资产阶级民主的谎言是截然相反的，这种谎言掩盖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的时代所特有的现象，即为数无几的最富裕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大多数人实行殖民奴役和金融奴役。
3．1914—1918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在一切民族和全世界被压迫阶级面前，特别清楚地揭示了资产阶级民主词句的欺骗性，用事实表明，所谓“西方民主国家”的凡尔赛条约是比德国容克和德皇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更加野蛮、更加卑劣地强加于弱国的暴力。国际联盟和战后协约国的全部政策更清楚更突出地揭示了这一真相，它们到处加剧了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和殖民地、附属国的一切劳动群众的革命斗争，使所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民族能够和平共居和一律平等的市侩的民族主义幻想更快地破灭。
4．从上述的基本原理中就得出以下的结论：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为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彼此接近起来。这是因为只有这种接近，才能保证战胜资本主义，如果没有这一胜利，便不能消灭民族压迫和不平等的现象。
5．目前的世界政治形势把无产阶级专政提上了日程，世界政治中的一切事变都必然围绕着一个中心点，就是围绕世界资产阶级反对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而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必然是一方面团结各国先进工人的苏维埃运动，另一方面团结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一切民族解放运动。这些民族根据自己的痛苦经验深信，只有苏维埃政权战胜世界帝国主义，他们才能得救。
6．因此，目前不能局限于空口承认或空口提倡各民族劳动者互相接近，必须实行使一切民族解放运动和一切殖民地解放运动同苏维埃俄国结成最密切的联盟的政策，并且根据各国无产阶级中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程度，或根据落后国家或落后民族中工人和农民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发展的程度，来确定这个联盟的形式。
7．联邦制是各民族劳动者走向完全统一的过渡形式。无论在俄罗斯联邦同其他苏维埃共和国（过去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99]、芬兰苏维埃共和国[100]、拉脱维亚苏维埃共和国，现在的阿塞拜疆苏维埃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的关系中，或在俄罗斯联邦内部同从前既没有成立国家又没有实行自治的各民族（例如，在俄罗斯联邦内，1919年建立的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1920年建立的鞑靼自治共和国）的关系中，联邦制已经在实践上显示出它是适当的。
8．共产国际在这方面的任务，是进一步地发展、研究以及通过实际来检验在苏维埃制度和苏维埃运动基础上所产生的这些新的联邦国家。既然承认联邦制是走向完全统一的过渡形式，那就必须力求建立愈来愈密切的联邦制联盟，第一，因为没有各苏维埃共和国最密切的联盟，便不能捍卫被军事方面无比强大的世界帝国主义列强所包围的各苏维埃共和国的生存；第二，因为各苏维埃共和国之间必须有一个密切的经济联盟，否则便不能恢复被帝国主义所破坏了的生产力，便不能保证劳动者的福利；第三，因为估计到建立统一的、由各国无产阶级按总计划调整的完整的世界经济的趋势，这种趋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已经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必然会继续发展而臻于完善。
9．在国家内部关系方面，共产国际的民族政策决不能只限于空洞地、形式地、纯粹宣言式地、实际上却不负任何责任地承认民族平等，就象资产阶级民主派所做的那样。这些人不管是坦率地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或者是象第二国际的社会党人那样，借社会党人的称号来掩饰自己，都是一样的。
不仅在各国共产党的全部宣传鼓动工作（议会讲坛上和议会讲坛外的宣传鼓动）中，应当不断地揭露各资本主义国家违背本国的“民主”宪法，经常破坏民族平等，破坏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种种事实，而且还必须做到：第一，经常解释，只有在反资产阶级的斗争中首先把无产者、然后把全体劳动者联合起来的苏维埃制度，才能实际上给各民族以平等；第二，各国共产党必须直接帮助附属的或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例如爱尔兰，美国的黑人等）和殖民地的革命运动。
没有后面这个特别重要的条件，反对压迫附属民族和殖民地的斗争以及承认他们有国家分离权就仍然是一块假招牌，正象我们在第二国际各党那里看到的一样。
10．口头上承认国际主义，而事实上在全部宣传、鼓动和实际工作中却用市侩民族主义与和平主义偷换国际主义，这不仅在第二国际各党中是最常见的现象，而且在那些已经退出这个国际的政党中，甚至在目前往往自称为共产党的政党中也是最常见的现象。把无产阶级专政由一国的（即存在于一个国家的，不能决定全世界政治的）专政转变为国际的专政（即至少是几个先进国家的，对全世界政治能够起决定影响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愈迫切，同最顽固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偏见这种祸害的斗争就愈会提到首要地位。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宣称，只要承认民族平等就是国际主义，同时却把民族利己主义当作不可侵犯的东西保留下来（更不用说这种承认纯粹是口头上的），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第一，要求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服从全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第二，要求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有决心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
因此，在已经完全是资本主义的、拥有真正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工人政党的国家中，首要的任务就是同歪曲国际主义的概念和政策的机会主义和市侩和平主义作斗争。
11．对于封建关系或宗法关系、宗法农民关系占优势的比较落后的国家和民族，要特别注意以下各点：
第一，各国共产党必须帮助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把落后国家沦为殖民地或在财政上加以控制的那个国家的工人，首先有义务给予最积极的帮助；
第二，必须同落后国家内具有影响的僧侣及其他反动分子和中世纪制度的代表者作斗争；
第三，必须同那些企图利用反欧美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来巩固可汗、地主、毛拉等地位的泛伊斯兰主义和其他类似的思潮作斗争；［注：列宁在校样上用大括号将第二点和第三点括在一起并写道：“第二点和第三点合并”。——俄文版编者注］
第四，必须特别援助落后国家中反对地主、反对大土地占有制、反对各种封建主义现象或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运动，竭力使农
民运动具有最大的革命性，使西欧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与东方各殖民地以至一切落后国家的农民革命运动结成尽可能密切的联盟；尤其必须尽一切努力，用建立“劳动者苏维埃”等方法把苏维埃制度的基本原则应用到资本主义前的关系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中去；
第五，必须坚决反对把落后国家内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思潮涂上共产主义的色彩；共产国际援助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只能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是各落后国家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名义上是共产党）的分子已在集结起来，并且通过教育认识到同本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作斗争是自己的特殊任务；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要绝对保持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即使这一运动还处在最初的萌芽状态也应如此；
第六，必须向一切国家、特别是落后国家的最广大的劳动群众不断地说明和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一贯进行的欺骗，即打着建立政治上独立的国家的幌子，来建立在经济、财政和军事方面都完全依赖于它们的国家；在目前国际形势下，除了建立苏维埃共和国联盟，附属民族和弱小民族别无生路。
12．帝国主义列强历来对殖民地和弱小民族的压迫，在被压迫国家劳动群众的心中不仅播下了仇恨，而且播下了对整个压迫民族包括对这些民族的无产阶级的不信任。这些民族的无产阶级的多数正式领袖，在1914—1919年曾经站在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上，借口“保卫祖国”来保卫“本国”资产阶级压榨殖民地和掠夺财政上不独立的国家的“权利”，他们这种背叛社会主义的卑鄙行径不能不加深这种完全合乎情理的不信任心理。另一方面，一个国家愈是落后，这个国家的小农业生产、宗法性和闭塞性就愈加厉害，也就必然使最深的小资产阶级偏见，即民族利己主义和民族狭隘性的偏见表现得特别厉害和顽固。既然这些偏见只有在各先进国家内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消灭以后，只有在落后国家的经济生活全部基础急剧改变以后才能消逝，那么这些偏见的消逝，就不能不是极其缓慢的。因此，各国有觉悟的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对于受压迫最久的国家和民族的民族感情残余必须持特别小心谨慎的态度，同样，为了更快地消除以上所说的不信任心理和各种偏见，必须作出一定的让步。没有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的无产阶级以至全体劳动群众自愿要求结盟和统一的愿望，战胜资本主义这一事业是不能顺利完成的。
载于1920年7月14日《共产国际》杂志第11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161—168页
2
土地问题提纲初稿
（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
（6月初）
现在已经成为黄色国际的第二国际为什么不仅不能确定革命无产阶级在土地问题上的策略，甚至不能恰当地提出这个问题，对于这一点的原因马尔赫列夫斯基同志在他的论文[101]中作了很好的分析。接着马尔赫列夫斯基同志提出了第三国际的共产主义土地纲领的理论原理。
根据这些原理，能够（而且我觉得应当）拟出即将在1920年7月15日召开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的一个总的决议。
这个决议的初稿如下：
1．只有共产党所领导的城市工业无产阶级，才能使农村劳动群众摆脱资本和大地主土地占有制的压迫，摆脱破产，摆脱在资本主义制度存在时必然会一再发生的帝国主义战争。农村劳动群众只有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结成联盟，奋勇地援助无产阶级为推翻地主（大土地占有者）和资产阶级的压迫而进行的革命斗争，此外别无出路。
另一方面，如果产业工人局限于狭隘的行会利益和狭隘的职业利益，只满足于为改善自己有时还过得去的小市民的生活状况面奔走，那他们就不能完成使人类摆脱资本压迫和战争这一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使命。许多先进国家中的“工人贵族”的情况正是如此，这些人是第二国际中那些所谓的社会党的基础，实际上他们是社会主义的死敌，是社会主义的叛徒，是市侩沙文主义者，是工人运动内部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无产阶级要成为真正革命的阶级，成为真正按社会主义精神行动的阶级，就只有作为全体被剥削劳动者的先锋队，作为他们在推翻剥削者的斗争中的领袖来发表意见和采取行动；但是如果不在农村中开展阶级斗争，不把农村劳动群众团结在城市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周围，不由城市无产阶级来教育农村劳动群众，这个任务是完成不了的。
2．城市无产阶级应当引导农村被剥削劳动群众参加斗争，至少也要把他们争取过来。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内，农村被剥削劳动群众有以下几个阶级：
第一，农业无产阶级即雇佣工人（年工、季节工、日工），他们靠受雇于资本主义农业企业来获得生活资料。把这个阶级和其他各类农村居民分开来单独进行组织（政治、军事、工会、合作社、文化教育等方面），加紧在他们中间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把他们争取到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方面来，这是各国共产党的基本任务。
第二，半无产者或小块土地农民，他们一方面依靠在资本主义农业企业或工业企业中出卖劳动力，另一方面依靠在仅能给他们家庭生产一部分食物的小块私有的或租来的土地上耕作，来获得生活资料。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这类农村劳动居民的人数是非常多的，但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第二国际的黄色“社会党人”掩盖这类农民的存在及其特殊地位，他们这样做，一方面是有意识地欺骗工人，另一方面是由于盲目接受了陈腐的世俗观念，竟把这类农民同一般“农民”群众混为一谈。资产阶级愚弄工人的这种手法，在德国和法国表现得最明显，其次是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如果共产党的工作得当，这类农民就会成为共产党的可靠的拥护者，因为这些半无产者的境遇非常艰难，他们从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方面能够立刻得到很大的好处。
第三，小农，他们拥有自己的或租来的一块不大的土地，可以应付他们全家以及经营上的需要，并不另外雇用劳动力。这一阶层从无产阶级的胜利中肯定会得到好处，因为无产阶级的胜利能立刻而充分地给他们以下几种利益：（a）免除向大土地占有者交纳地租或一半收成（例如法国的métayers，即分成制农民，意大利和其他国家也是如此）；（b）免除抵押债务；（c）免除大土地占有者的多种形式的压迫以及对大土地占有者的依附（林地及其使用等等）；（d）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立刻帮助他们经营农务（允许他们使用无产阶级剥夺来的大资本主义农户的农具和部分建筑物；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立刻把资本主义制度下主要替富裕农民和中农服务的组织，如农业合作社和农业协作社，变成首先帮助贫苦农民即无产者、半无产者和小农等的组织）。还能给他们其他许多利益。
同时共产党应当清楚地认识到，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即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这个阶层中至少有一部分人必然会动摇而去追求无限制的贸易自由和无限制的使用私有权的自由，因为这一阶层是出卖消费品的（虽然数量不大），所以受到投机倒把和私有者习惯的侵蚀。但是只要实行坚定的无产阶级政策，只要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十分坚决地镇压大土地占有者和大农，这一阶层的动摇不会很大，并且也不会改变这个阶层整个说来将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方面这一事实。
3．上述三类农村居民的总和，构成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农村人口的多数。因此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不仅在城市，而且在农村都是有充分保障的。有一种相反的意见还颇为流行，但是，第一，这是因为资产阶级的科学和统计不断进行欺骗，极力掩盖农村上述各阶级同剥削者即地主、资本家之间，以及半无产者和小农同大农之间的巨大区别；第二，是因为黄色国际即第二国际的英雄们和各个先进国家中被帝国主义特权腐化了的“工人贵族”，不善于而且也不愿意在贫苦农民中进行真正无产阶级的革命宣传工作、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机会主义者无论过去和现在都只关心怎样去同资产阶级，包括大农和中农（关于他们的情形见下文）作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妥协，而不关心无产阶级实行革命来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和资产阶级；第三，是因为有根深蒂固的偏见（这种偏见是同一切资产阶级民主偏见和议会制偏见有关的），是因为不了解已经被马克思主义理论充分证明而且又被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经验完全证实了的真理：上述三类空前愚昧、十分分散、备受压抑的、在一切最先进的国家中必然过着半野蛮生活的农村居民，虽然在经济上、社会上和文化上会从社会主义的胜利中得到好处，但是只有在革命的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只有在革命的无产阶级坚决镇压大土地占有者和资本家以后，只有在这些备受压迫的人在实践中看到他们有了这种组织起来的十分强大坚定的领导力量和保护力量来帮助和领导他们，给他们指出正确道路以后，才能坚决地支持革命的无产阶级。
4．“中农”从经济上来说是小农，他们也拥有一小块自己的或租来的土地，但是第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块土地上的收入通常不仅够维持一家的俭朴生活和经营的费用，并且可能有某些剩余，这些剩余至少在好年头可能变为资本；第二，往往（例如两三家农户中就有一家）另外雇用劳动力。拥有5至10公顷土地的德国农户，可以作为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农的具体例子，据1907年的普查，这类农户中约有三分之一是雇有农业工人的。［注：确切数字如下：拥有5至10公顷土地的农户有652798户（农户总数为5736082户）；他们所雇用的各种雇佣工人为487704人，本户工人（Familie-nangeh?rige）为2003633人。在奥地利，据1902年的统计，这类农户有383331户，其中有126136户是使用雇佣劳动的；雇佣工人146044人，本户工人为1265969人。奥地利的农户总数为2856349户。］在法国，特种农作物比较发达，象葡萄种植业就需要在土地上花费大量的劳动，大概这类农户使用雇佣劳动力的范围要更广泛些。
革命的无产阶级，至少在最近的将来和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初期，不能给自己提出把这个阶层争取过来的任务，而应当只限于中立中农，即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使他们保持中立。这个阶层必不可免地要动摇于这两种势力之间，而且在新时代的初期，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内，这个阶层的主要趋向将是拥护资产阶级的。这是因为在这个阶层中，私有者的世界观和情绪是占优势的；投机倒把活动、贸易“自由”和私有制对他们眼前有好处；他们与雇佣工人是直接对抗的。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废除地租和抵押债务，会直接改善这个阶层的生活状况。在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政权决不应该立即完全废除私有制，并且无论如何都要保证小农和中农不仅保留他们原有的土地，而且使他们的土地扩大到他们平素租种的全部面积（废除地租）。
把这些办法和反对资产阶级的无情斗争结合起来，就可以充分保证中立政策获得成功。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只能十分谨慎地逐步前进，运用榜样的力量，而不能对中农施用任何暴力，才能实现向集体农业的过渡。
5．大农（“Groβbauern”）是农业中的资本主义企业主，他们通常都雇有几个雇佣工人，他们之所以能归入“农民”之类，只是由于文化水平不高，生活习惯相同，亲自参加自己农场中的体力劳动。这是直接而坚决地反对革命无产阶级的那些资产阶级阶层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层。在全部农村工作中，共产党应该集中主要注意力去同这个阶层进行斗争，把多数农村居民即被剥削劳动者从这些剥削者的思想和政治影响下解放出来，等等。
无产阶级在城市中获得胜利以后，这个阶层必然会进行各种反抗，或暗中破坏，或公开采取反革命性质的武装行动。所以革命的无产阶级应当立刻开始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准备必要的力量，以便彻底解除这个阶层的武装，在推翻工业资本家的同时，只要这个阶层的反抗一露头，就给予最坚决最无情的歼灭性的打击，为此需要武装农村无产阶级，组织农村苏维埃，在苏维埃里，决不能让剥削者有立足之地，而应当保证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占据优势。
即使是对待大农，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也决不能把剥夺列为直接的任务，因为还没有具备物质条件，特别是没有具备技术条件，更没有具备社会条件来实现这类农场的社会化。在个别的、显然是例外的情况下，将没收他们土地中零散出租的部分或附近小农特别需要的部分；同时还要保证小农根据一定的条件可以无偿地使用大农的一部分农业机器，等等。一般说来，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应当保留大农的土地，只在他们反抗被剥削劳动者的政权时才加以没收。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中，反对大农的斗争由于若干特殊情况而复杂起来，并且持续的时间很长，但是这个革命的经验终究表明，这个阶层稍一试图反抗就得到很好的教训之后，能够规规矩矩地执行无产阶级国家交给的任务，甚至开始（尽管非常缓慢）对捍卫一切劳动者而无情对待富人寄生虫的政权表示尊重。
在俄国，使战胜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对大农的斗争变得复杂而持久的特殊情况，主要是在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的革命以后，俄国革命经历了全体农民反对地主的“一般民主的”即基本上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斗争阶段；其次是城市无产阶级的文化低，数量少；再次是幅员辽阔，交通极不方便。各先进国家既然没有这些造成阻碍的情况，欧美的革命无产阶级就应当更积极地准备并且更迅速、更坚决、更有成效地取得镇压大农反抗的完全胜利，彻底消除他们进行反抗的一切可能性。这是迫切需要的，因为在取得这种完全的最彻底的胜利以前，农村中无产者、半无产者和小农群众不会相信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是十分稳固的。
6．革命无产阶级应当立刻无条件地没收地主即大土地占有者的全部土地，这些人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直接地或通过租地农场主不断地剥削雇佣劳动力和附近小农（也时常剥削一部分中农），他们不参加任何体力劳动，他们大半是封建主（如俄国、德国和匈牙利的贵族，法国复辟了的领主，英国的勋爵，美国的前奴隶主）的后裔，或者是特别富有的金融巨头，或者是这两类剥削者和寄生虫的混血儿。
在各国共产党队伍中，决不容许宣传剥夺大土地占有者的土地要给予补偿，也决不容许给他们补偿，因为在现代欧美各国的条件下，这样做就是背叛社会主义，就是向遭受战争苦难最深重的被剥削劳动群众征收新贡赋，而这场战争产生了更多的百万富翁，使他们大发横财。
至于胜利了的无产阶级怎样经营从大土地占有者那里没收来的土地的问题，由于俄国的经济落后，主要是把这些土地分给农民使用，只有在少数情况下土地留作办所谓“国营农场”，由无产阶级国家自己经营，并把以前的雇佣工人变成执行国家委托的工作人员和管理国家的苏维埃成员。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说来，共产国际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保留大农业企业，并且按照俄国“国营农场”的方式经营这种企业，是正确的。
但是如果夸大或死板地执行这一条，绝对不容许把从剥夺者那里剥夺来的一部分土地无代价地分给附近的小农，有时也分给中农，那就大错特错了。
第一，通常用来反对这一点的理由是说大农业具有技术上的优越性，这种说法往往是以最恶毒的机会主义和背叛革命的行为来偷换无可争辩的理论真理。无产阶级为了这个革命的胜利，决不能因为生产暂时下降而裹足不前，就象奴隶占有制的敌人——北美资产阶级没有因为1863—1865年内战所引起的棉花生产的暂时下降而裹足不前一样。对资产者说来，重要的是为生产而生产，对被剥削劳动群众说来，最重要的是推翻剥削者，保证劳动者有条件为自己而不是为资本家工作。无产阶级的首要的基本的任务，就是保证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巩固这一胜利。如果不中立中农，如果没有全体小农、至少极大部分小农的支持，无产阶级政权是不能巩固的。
第二，不仅提高农业大生产，就是维持农业大生产，也先要有眼界开阔、富有革命觉悟、在职业上政治上组织上受过很好锻炼的农村无产者。凡是还不具备这个条件或者还没有可能把这一事业适当地交给有觉悟而又内行的产业工人来做的地方，如果企图把大农场急忙转交国家经营，那么只能破坏无产阶级政权的威信，在那些地方建立“国营农场”必须特别谨慎，必须极其认真地做好准备工作。
第三，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甚至在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还保留着大土地占有者对附近小农所施行的中世纪的、半徭役式的剥削制残余，例如德国的租房农民，法国的分成制农民，美国的分成制佃农（在美国南部，不仅黑人多半受这样的剥削，而且白人有时也受这种剥削）。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国家必须把小农所承租的土地，无偿地交给原租地者使用，因为没有别的经济的和技术的基础，并且也不能立刻建立起这种基础。
大农场的农具必须加以没收并转归国家所有，这些农具，在保证大国营农场的使用需要以后，应当让附近的小农在遵守无产阶级国家所规定的条件下无偿地使用。
如果说在无产阶级革命后的最初一个时期，不仅绝对必须立即没收大土地占有者的田庄，而且绝对必须把他们这些反革命头子和残酷压迫全体农村居民的人一律驱逐出去或加以关押，那么随着无产阶级政权在城市和乡村的巩固，必须不断努力使这个阶级中具有宝贵经验、知识和组织能力的人，都能被用来（在最可靠的工人共产党员的特别监督下）建立社会主义的大农业。
7．只有在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最终平定剥削者的一切反抗，保证自己完全巩固，完全能够实施领导，根据大规模集体生产和最新技术基础（全部经济电气化）的原则改组全部工业的时候，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的巩固才算有了保证。只有这样，城市才有可能给落后而分散的农村以技术的和社会的根本的帮助，并且在这种帮助下为大大提高耕作和一般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打下物质基础，从而用榜样的力量促使小农为了自身的利益过渡到集体的、机械化的大农业上去。这个为全体社会党人口头上一致公认的无可争辩的理论真理，实际上却被在黄色国际即第二国际中以及在德国和英国“独立党人”、法国龙格派等等领袖中占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所曲解。这种曲解就在于他们把注意力移向比较遥远的美好的未来，而忽视了过渡到和达到这一美好未来的困难而具体的当前任务。这在实践中就是鼓吹同资产阶级妥协，鼓吹“社会和平”，即完全背叛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现时正在战争到处造成的空前破产和贫困的条件下，正在战争使一小撮百万富翁大发横财并变得肆无忌惮的条件下进行着斗争。
要使农村中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真正获得成功，就要求：第一，各国共产党教育工业无产阶级，使他们认识到，为了推翻资产阶级和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必须忍受牺牲和具有承担牺牲的决心，因为无产阶级专政就意味着无产阶级善于组织和引导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意味着这个先锋队也善于为达到这一目的而承担最大的牺牲和表现出英勇精神；第二，要取得成功，还要使农村中受剥削最重的劳动群众能从工人的胜利中靠剥夺剥削者来立刻大大改善自己的境况，否则就不能保证工业无产阶级取得农村的支持，特别是工业无产阶级也就无法保证城市的粮食供应。
8．因为资本主义使农业劳动群众异常闭塞而分散、往往处于半中世纪式的依附状态，所以组织和教育他们参加革命斗争，是非常困难的，这就要求各国共产党特别注意农村中的罢工斗争，加紧援助和全面开展农业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的群众性罢工。为德国和其他先进国家现时的经验所证实所丰富了的俄国1905年和1917年革命的经验表明，只有日益开展的群众性罢工斗争（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而且应当争取农村中的小农参加罢工斗争）才能打破农村的沉睡状态，唤醒农村被剥削群众的阶级觉悟，使他们认识到成立阶级组织的必要性，才能使他们明显而实际地看出他们同城市工人结成联盟的意义。
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痛斥那些背叛和变节的社会党人，遗憾的是这种社会党人不仅在黄色国际即第二国际里存在，而且在退出了这个国际的欧洲极其重要的三个大党里也存在，他们不仅对农村罢工斗争采取冷淡的态度，而且借口有降低消费品生产的危险来反对这种罢工斗争（例如卡·考茨基）。假如不是在实践中用行动证明共产党人和工人领袖能够把开展无产阶级革命及夺取这一革命的胜利看得高于世上的一切，能够为这一革命作出最大的牺牲（因为要免除饥饿、破产和新的帝国主义战争，是没有别的出路的），那么任何纲领和最庄严的声明都是一钱不值的。
特别需要指出，旧社会主义的领袖和“工人贵族”的代表为了在迅速革命化的工人群众中保持自己的声誉，现在常常在口头上向共产主义让步，甚至在名义上转到共产主义方面来。这些人必须在工作中，在革命意识和革命斗争的发展进行得最猛烈、土地占有者和资产阶级（大农，富农）反抗得最激烈、社会党人妥协分子和共产党人革命家之间的区别表现得最明显的地方受到考验，以便证明他们是不是忠于无产阶级事业和能不能担任领导职务。
9．各国共产党应当竭力尽快地在农村中建立代表苏维埃，首先建立雇佣工人和半无产者的代表苏维埃。苏维埃只有同群众性罢工斗争和最受压迫的阶级联系在一起，才能执行自己的使命，才能大大巩固起来，使小农接受它的影响（然后把他们吸收到它的组织里）。但是，如果因为土地占有者和大农的沉重压迫，以及没有产业工人及其工会的援助，罢工斗争还没有展开，农业无产阶级的组织能力还很薄弱，那么建立农村的苏维埃就需要进行长期的准备工作，其方法就是建立共产党支部（即使是比较小的也好），加紧进行鼓动工作，用最通俗的方式说明共产主义的要求，用突出的剥削和压迫的实例来阐明这些要求，经常派产业工人去农村工作等等。
载于1920年7月20日《共产国际》杂志第12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169—182页
3
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
（7月4日）
1．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特点，是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革命无产阶级的优秀代表充分懂得了共产国际的基本原则，即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并且满腔热情地站到共产国际方面来了。一个更重大的进步，就是在各地，不仅城市无产阶级的最广大群众，而且先进的农业工人，都十分明确地表示他们无条件地赞同这些基本原则。
另一方面，发展得异常迅速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两种错误或弱点。一种是很严重的并且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胜利有着极大的直接危险的错误，那就是第二国际的一部分老领袖和旧政党，一方面有意无意地对群众的愿望和压力让步，另一方面为了继续在工人运动内部充当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和帮手而有意欺骗群众，声称他们愿意有条件地甚至无条件地加入第三国际，但是实际上他们在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全部实践中，依旧停留在第二国际的水平上。这种情形是完全不能容许的，因为这样会直接腐蚀群众，破坏第三国际的威信，象匆忙改名为共产党人的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人那样的叛变，有再度重演的危险。另一种小得多的错误，更正确地说是运动发展过程中的病症，就是“左”的倾向，就是不能正确地估计党在对待阶级和群众方面的作用和任务，不能正确地估计革命的共产党人在资产阶级议会和反动工会中进行工作的必要性。
共产党人的责任不是隐讳自己运动中的弱点，而是公开地批评这些弱点，以便迅速而彻底地克服它们。为此必须做到：第一，更具体地，特别是根据已有的实际经验来确定“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这两个概念的内容；第二，指出在一切国家内为了实现这两个口号，可以而且应该立即有步骤地进行哪些准备工作；第三，指出纠正我们运动中的缺点的途径和方法。
一
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的实质
2．要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战胜资本主义，必须由无产阶级这一唯一真正革命的阶级完成下面三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推翻剥削者，首先是推翻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主要代表——资产阶级；彻底粉碎他们；镇压他们的反抗；使他们恢复资本压迫和雇佣奴隶制的任何尝试都不能得逞。第二个任务是：不仅要争取和引导整个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绝大多数，而且要争取和引导全体受资本剥削的劳动者跟着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共产党走；要在反对剥削者的英勇忘我、坚决无情的斗争的进程中，启发他们，组织他们，教育他们，培养他们的纪律性；要使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绝大多数人摆脱对资产阶级的依赖，使他们根据实际经验相信无产阶级和它的革命先锋队的领导作用。第三个任务是：使几乎在一切先进国家里人数还相当多的（虽然只占人口的少数）必然动摇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资产阶级民主和苏维埃政权之间的农业、工业和商业中的小业主阶级以及和这个阶级地位相当的知识分子、职员等阶层保持中立，或者使他们不起有害的作用。
第一个和第二个任务都是独立的任务，它们要求对待剥削者和对待被剥削者采取不同的行动方法。第三个任务则是由前两个任务产生的，它要求根据每一次表现动摇的具体情况，把前两种方法都能巧妙地、及时地、灵活地结合起来。
3．在全世界首先是在最先进、最强大、最文明、最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目前这种由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和弱小国家的压迫、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大厮杀、凡尔赛“和约”所造成的具体形势下，凡是认为可以用和平方式使资本家服从被剥削的大多数人的意志，可以通过和平的、改良主义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都不仅是市侩的极端愚蠢的想法，而且是对工人的公然的欺骗，对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的粉饰，对真实情况的隐瞒。现在的真实情况是：最文明最民主的资产阶级，也已经不惜采取任何欺骗和犯罪的手段，不惜屠杀千百万工人和农民来挽救生产资料私有制。只有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没收他们的财产，彻底破坏全部资产阶级国家机构即议会、司法、军事、官僚、行政、地方自治等等机构，一直到驱逐和关押全部最危险最顽固的剥削者，严格地监视他们，以便同他们必然进行反抗和恢复资本主义奴隶制的尝试作斗争，只有这种措施才能使整个剥削阶级真正服从我们。
另一方面，第二国际的旧政党和老领袖总是认为，在资本主义奴隶制下，在资产阶级压迫下（这种压迫具有层出不穷多种多样的形式，某个资本主义国家愈文明，这些压迫形式就愈巧妙，同时也就愈残酷，愈厉害），多数被剥削劳动者自己能够培养出十分明确的社会主义意识、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和品格，这种看法同样是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的粉饰，同样是对工人的欺骗。事实上，只有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无产阶级这个唯一革命阶级的全体或多数人的支持下，推翻剥削者，镇压剥削者，使被剥削者摆脱奴隶地位，立刻靠剥夺资本家来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只有在这以后，只有在尖锐的阶级斗争的进程中，才能启发和教育最广大的被剥削劳动群众，把他们组织在无产阶级周围，受无产阶级的影响和领导，使他们克服私有制所造成的自私、分散、劣根性和软弱性，使他们结成自由工作者的自由联盟。
4．为了战胜资本主义，在起领导作用的政党共产党、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和群众即全体被剥削劳动者之间，必须建立正确的相互关系。只有共产党真正成为革命阶级的先锋队，吸收了这个阶级的一切优秀代表，集中了经过顽强的革命斗争的教育和锻炼的、完全觉悟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把自己跟本阶级的全部生活密切联系起来，再通过本阶级跟全体被剥削群众密切联系起来，取得这个阶级和这些群众的充分信任——只有这样的党才能在反对资本主义一切势力的最无情最坚决的最后斗争中领导无产阶级。另一方面，只有在这样的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才能发挥自己进行革命冲击的全部威力，才能使为数不多的被资本主义腐蚀的工人贵族、老工联领袖和合作社领袖等等必然采取的冷淡态度和有时的反抗不起一点作用，才能发挥自己的全部力量。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这种力量要比无产阶级在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大得多。最后，只有真正摆脱了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国家机构的压迫，只有取得了真正自由地（不受剥削者的束缚）组成自己的苏维埃的可能性，群众即全体被剥削劳动者，才能在历史上第一次发挥受资本主义压制的千百万人的全部主动性和活力。只有在苏维埃成为唯一的国家机构时，全体被剥削者才能真正参加国家管理，而在最文明最自由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他们事实上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情况下仍然一直被排斥在国家管理工作之外。只有在苏维埃里，广大被剥削者才开始不是从书本上，而是从自己的实际经验中真正地学习建设社会主义，学习建立新的社会纪律，建立自由工作者的自由联盟。
二
应该如何立刻在各处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准备？
5．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特点是：在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还没有为建立本阶级的专政作好准备，甚至往往还没有有步骤地着手这种工作。由此不应得出结论说，在最近的将来，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这种革命是完全可能发生的，因为整个经济政治情况包含着非常多的可能突然起火的易燃物和导火线；除了无产阶级的准备程度以外，革命的另一条件就是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和一切资产阶级的政党都处于普遍危机状态，现在这个条件也已经具备了。但是从上面所说的情况中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各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并不在于加速革命的到来，而在于加强无产阶级的准备。另一方面，上面已经指出的许多社会党历史上发生的事件，使我们不得不注意到，“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
因此，从国际无产阶级运动来看，目前各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团结分散的共产主义力量，在每一个国家中成立统一的共产党（或加强和革新已有的党），以便百倍地加强工作，为无产阶级赢得国家政权，并且是赢得无产阶级专政这种形式的政权作好准备。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集团和政党通常进行的社会主义工作，还远没有充分地经过根本的改造和革新，要使这种工作成为共产主义的工作并且能与无产阶级专政前夕的各项任务相适应，那就必须经过根本的改造和革新。
6．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相反会使这种斗争变得特别广泛、尖锐和残酷。凡是完全或部分持有改良主义、“中派”等等观点的集团、政党和工人运动活动家，由于斗争极端尖锐化，都不可避免地或者站到资产阶级一边，或者置身动摇者之列，或者成为胜利的无产阶级的不可靠的朋友（这是最危险的）。因此，要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准备，就不仅要加强反对改良主义和“中派”倾向的斗争，而且要改变这种斗争的性质。这种斗争不能只限于弄清这种倾向的错误，而且应当不断地和无情地揭露在工人运动内部表现出这种倾向的一切活动家，否则无产阶级就无从知道，它将要同谁一道去对资产阶级进行最坚决的斗争。这种斗争随时都可能（而且经验已经表明确实是在）用武器的批判代替批判的武器［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0页。——编者注］。在揭发那些改良主义者或“中派分子”时，任何不彻底或软弱的表现都会直接增加资产阶级推翻无产阶级政权的危险，因为有些分歧今天在近视的人看来只是“理论上的分歧”，明天就会被资产阶级用来达到他们反革命的目的。
7．特别是不能只限于象通常那样从原则上否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任何合作，否认任何“国敌人合作”。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当还保存生产资料私有制（无产阶级永远不能一下子完全消灭私有制）的时候，单纯地维护“自由”和“平等”，就会变成同资产阶级的“合作”，直接破坏工人阶级的政权。要知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国家通过整个政权机构来巩固和维护剥削者的“不自由”，使他们不能继续干压迫和剥削的勾当，就是巩固和维护私有者（即把社会劳动所创造的一定的生产资料据为己有的人）同无产者的“不平等”。在无产阶级胜利以前，在“民主”问题上存在的看来似乎是理论上的分歧，在明天，在胜利后，必然会成为要用武力解决的问题。因此，不根本改变对“中派分子”和“民主制的维护者”的斗争的全部性质，甚至使群众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好初步的准备都是不可能的。
8．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最坚决最革命的形式。只有在无产阶级的最革命的先锋队带领本阶级的绝大多数前进时，这种斗争才能取得胜利。因此，要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准备，就不仅要说明在保存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情况下，任何改良主义、任何维护民主制的行为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不仅要揭露实际上等于在工人运动内部维护资产阶级的那些倾向的各种表现，而且要在所有的无产阶级组织中（不仅在政治组织中，而且在工会、合作社、教育等等组织中）用共产党人去代替老领袖。在一个国家内，资产阶级民主的统治愈长久、愈彻底、愈巩固，资产阶级就愈能把他们培养的、满脑子都是他们的观点和偏见的、往往是他们直接或间接收买的人物安置在这种领袖的地位上。必须比过去大胆百倍地把这些工人贵族或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的代表人物从他们所占据的一切岗位上赶走，宁愿用最没有经验的工人去代替他们，只要这些工人同被剥削群众息息相关，在反对剥削者的斗争中得到这些群众的信任就行。无产阶级专政要求任命这些没有经验的工人去担任国家最重要的一些职务，不然工人政府这种政权就会没有力量，而这个政府就会得不到群众的支持。
9．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由资本主义的全部历史准备好的去担负领导作用的唯一阶级，对一切被资本家阶级压迫、折磨、压制、恐吓、分裂和欺骗的被剥削劳动者实行最充分的领导。因此应该立即在各处用下列办法开始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准备。
在首先是无产阶级的、其次是非无产阶级被剥削劳动群众的一切组织、协会、团体（政治的、工会的、军事的、合作社的、教育的、体育的等等）中，无一例外都应该成立共产党的小组或支部，这些小组或支部大多数是公开的，但是也有秘密的（在凡是考虑到资产阶级可能取缔这些小组或支部、逮捕或驱逐它们的成员的情况下，都必须成立秘密的小组或支部）。这些彼此之间有密切联系、并同党中央也有密切联系的支部，应该互相交流经验，针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情况，针对各类劳动群众的情况，进行鼓动、宣传和组织工作，通过这种多方面的工作不断地教育自己，教育党，教育阶级，教育群众。
同时，在实践中创造出必要的各种不同的工作方法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对于那些受小资产阶级的和帝国主义的偏见毒害很深以致往往不可救药的“领袖”或“负责人”必须进行无情的揭露，把他们从工人运动中赶出去；另一方面，对于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大厮杀以后多半愿意倾听和接受关于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才能摆脱资本主义奴隶制的学说的群众，则必须学会采取特别耐心和谨慎的态度，以便能够了解每个阶层、每个行业等等的群众的心理特点和特性。
10．作为共产党员的小组或支部之一的议会党团，也就是在资产阶级代表机构（首先是全国的、其次是地方的、地方自治的等等代表机构）中当议员的党员的小组，是特别值得党加以注意和关心的。一方面，在最广大的落后的或满脑子都是小资产阶级偏见的劳动群众的心目中，议会讲坛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此，共产党员正应该从这个讲坛上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向群众说明为什么在俄国由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解散资产阶级议会是合理的（任何国家在适当的时候这样做也都是合理的）。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民主的全部历史已经把议会讲坛，特别是先进国家的议会讲坛变成进行闻所未闻的营私舞弊、在财政上和政治上欺骗人民、升官发财、弄虚作假、压迫劳动者的主要场所或主要的场所之一。因此，革命无产阶级的优秀代表对议会深恶痛绝是完全正当的。因此，各国共产党和一切加入第三国际的政党，特别是那些不是通过与旧党分裂，不是通过与旧党进行长期顽强斗争，而是通过由旧党采取（往往只是在名义上采取）新的立场而成立的政党，就尤其需要严格对待自己的议会党团：使议会党团完全服从党中央委员会的监督和指示；议会党团的成员必须主要是革命工人；在党的报刊和党的会议上，极其认真地分析这些议员的发言是否坚持共产主义的原则；把这些议员派到群众中去进行鼓动工作，把那些表现出第二国际倾向的人从议会党团中开除出去，等等。
11．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革命工人运动受到阻碍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资本家拥有殖民地，获得金融资本的超额利润等等，因此能够在国内培植一个比较广泛、比较稳定而人数不多的工人贵族阶层。工人贵族享有优厚的工资待遇，具有最浓厚的行会狭隘性以及市侩的和帝国主义的偏见。他们是第二国际、改良主义者和“中派分子”的真正的社会“支柱”，而在目前他们几乎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的社会支柱。如果不立即有步骤地、广泛地、公开地同这个阶层作斗争，那就谈不上无产阶级为推翻资产阶级做任何初步准备工作，如经验已经充分证明的，在无产阶级胜利之后，这个阶层无疑还会给资产阶级的白卫军提供不少的人力。一切加入第三国际的政党必须竭力实现“更深入群众”和“更密切地联系群众”的口号，这里讲的群众，是指全体受资本剥削的劳动者，特别是那些最无组织、最少受教育、最受压迫、最难组织的劳动者。
无产阶级只有不局限在狭隘的行会范围内，只有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都表现出是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领袖，只有这样才能成为革命阶级。假如无产阶级没有决心，又不能够为战胜资产阶级作出极其巨大的牺牲，那它就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俄国的经验在这方面既有原则意义又有实际意义。在世界资产阶级举行进攻、发动战争、实行封锁的最艰苦的时期，如果俄国无产阶级没有作出最大的牺牲，不是比其他各阶层的劳动群众挨饿得更厉害，那么，它就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赢得全体劳动群众一致的尊敬和信任。
具体地说，共产党和整个先进的无产阶级尤其必须从各方面全力支持广泛的和自发的群众罢工运动，因为在资本的压迫下，只有这种运动才能真正唤醒、推动、启发和组织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充分信任革命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没有这样的准备，无产阶级专政根本不可能实现。在加入第三国际的政党的队伍里，绝对不能容许有象德国的考茨基、意大利的屠拉梯这类公开反对罢工的人。当然对于那些经常出卖工人的工联领袖和议会领袖更是如此，因为他们利用罢工的经验教工人实行改良主义，而不是教他们进行革命（例如，近几年在英国和法国就是这样）。
12．目前在一切国家里，甚至在最自由、最“合法”、最“和平”即阶级斗争最不尖锐的国家里，共产党绝对必须经常把合法工作和不合法工作、合法组织和不合法组织结合起来的时期已经完全到来了。这是因为在最文明、最自由、资产阶级民主制最“稳固”的国家里，政府都已经不顾它们种种骗人的虚伪声明，经常开列共产党人的黑名单，不断违反它们自己的宪法，半秘密地和秘密地支持白卫分子，杀害各国共产党人，暗中准备逮捕共产党员，派遣奸细打入共产党内部，如此等等。只有最反动的市侩（不管他们用什么“民主主义的”与和平主义的花言巧语来掩饰自己），才会否认这一事实，或者否定由此必然得出的结论：一切合法的共产党必须立即建立不合法组织，以便经常进行不合法工作，作好充分准备，来应付资产阶级的一切迫害。特别需要在陆军、海军和警察中进行不合法工作，因为在这次帝国主义大厮杀以后，世界各国政府都对工农可以参加的全民军队不放心了，开始秘密地采取各种办法，专门从资产阶级中挑选人员，来建立专门用特别精良的技术装备起来的军队。
另一方面，在任何场合都不应该只是从事不合法工作，而应该同时也从事合法工作，为此就应当克服各种困难，建立具有各种名称（必要时名称可以经常改变）的合法刊物和合法组织。芬兰、匈牙利的不合法的共产党正在这样做，德国、波兰、拉脱维亚等国的共产党也部分地在这样做。美国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也应当这样做，只要检察官想以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为借口提出起诉，现在一切合法的共产党就都应当这样做。
在原则上绝对必须把不合法工作和合法工作结合起来，这不仅是因为当前这个时期即无产阶级专政前夕有着种种特点，也是因为必须向资产阶级证明，没有也不可能有共产党人不能夺取的工作部门和场所，尤其是因为到处都有广大的无产阶级阶层和更广大的非无产阶级的被剥削劳动群众，他们还相信资产阶级民主下的合法性，而说服他们放弃这种信念对我们来说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13．尤其是在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报刊的状况特别明显地说明资产阶级民主下的自由和平等完全是假的，说明必须经常把合法工作和不合法工作结合起来。无论在战败国德国或在战胜国美国，为了取缔工人报刊，资产阶级国家机构都使尽了全部力量，金融大王施展了一切伎俩：司法追究，逮捕编辑（或雇用凶手来杀害他们），禁止邮寄，没收纸张，如此等等。此外，日报所需要的新闻资料都掌握在资产阶级通讯社手里，广告又由资本家“自由”支配，而大型报纸没有广告是弥补不了亏空的。总之，资产阶级正在用欺骗，用资本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压力，来取缔革命无产阶级的报刊。
针对这种情况，各国共产党应当创办一种在工人中间大量发行的新型的定期刊物：第一，发行合法的出版物，不要把它称为共产主义的，不要说它是属于党的，要学会象1905年以后布尔什维克在沙皇统治下那样来利用甚至最小的合法机会；第二，散发不合法的小报，虽然这种小报篇幅极小，出版不定期，但它可以由工人在许多印刷所翻印（秘密地翻印或在运动壮大时用革命手段夺取印刷所来翻印），可以自由地向无产阶级报道革命的消息和提出革命的口号。
不进行有群众参加的争取共产主义报刊出版自由的革命斗争，就不可能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好准备。
三
纠正加入或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各政党的路线以及部分地改变其成分
14．第二国际最有影响的政党，如法国社会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英国独立工党、美国社会党[102]，都已经退出这个黄色国际，决定（前三个党是有条件的，后一个党甚至是无条件的）加入第三国际，这个事实极其客观地确切地说明了，在那些从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来看都是最重要的国家中，无产阶级对于实现本阶级专政的准备程度如何。这一事实证明，不仅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且革命无产阶级的多数在整个事态发展的启迪下，都开始转到我们这方面来了。现在主要的事情是完成这种转变，切实地从组织上巩固既有的成就，以便毫不动摇地全线前进。
15．上面提到的这些政党（如瑞士社会党[103]决定加入第三国际的消息属实，还应加上瑞士社会党）的全部活动证明，并且它们的每一种定期出版物也明显地证实，它们的活动还不是共产主义的，而且往往直接违背第三国际的基本原则：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否认资产阶级民主。
因此，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应当作出决议：大会认为还不能立即吸收这些政党；批准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德国“独立”党人的回信；重申准备和任何一个退出第二国际并愿意靠拢第三国际的政党进行谈判；允许这些政党派代表列席共产国际的一切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为这些政党（以及类似的政党）正式加入共产国际规定如下条件：
1．在党的一切定期出版物上公布共产国际各次代表大会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
2．党的各个支部或地方组织必须召开特别会议讨论这些决议；
3．讨论以后，必须召开党的特别代表大会，以便作出结论并
4．清除党内仍然按照第二国际的精神从事活动的分子。
5．把党的一切定期机关刊物移交给完全由共产主义者组成的编辑部。
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应该委托自己的执行委员会先行审查上述及其他类似的政党，如查明它们确实已执行上述条件，确实已从事共产主义性质的活动，那就可以正式接受它们加入第三国际。
16．关于在上述和其他类似的政党的负责岗位上至今仍居少数的共产主义者应该采取何种行动的问题，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应当作出决定，说明鉴于这些政党中的工人愈来愈衷心拥护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者退出这些政党是不适当的，因为在这些政党内部目前还能够本着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的精神进行工作，还能够对留在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和中派分子进行批评。
同时，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应当赞成英国共产主义的或者同情共产主义的小组和组织加入“工党”（LabourParty），尽管“工党”是参加第二国际的。这是因为这个政党还能让加入进去的组织象现在这样自由地进行批评，为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自由地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这个政党还具有工人阶级一切工会组织的联合会的性质。只要这样，共产主义者就必须采取一切步骤，作出一定的妥协，以便能够影响最广大的工人群众，从群众容易看到的更高的讲坛上揭露他们的机会主义的领袖，使政权更快地从资产阶级的直接代表的手里转到“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的手里，以使群众尽快地抛弃这方面的最后的幻想。
17．至于意大利社会党，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认为该党都灵支部对该党提出的批评和实际建议[104]，即刊载在1920年5月8日《新秩序》（《L′OrdineNuovo》）杂志[105]上的向意大利社会党全国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基本上是正确的，是完全符合第三国际的一切基本原则的。
因此，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要求意大利社会党召集一次紧急代表大会，来讨论这些建议和共产国际两次代表大会的一切决议，以纠正党的路线，清除党内特别是议会党团内的非共产主义分子。
18．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认为，在这次代表大会的专门决议中遭到详尽驳斥的关于党和阶级、群众的关系的观点，关于共产党不必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和极反动的工会的观点是错误的；竭力维护这些观点的有“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106]，多少持有这些观点的有“瑞士共产党”[107]、共产国际东欧书记处在维也纳出版的机关刊物《共产主义》（《Kommunismus》）、现在已经被解散的阿姆斯特丹书记处和某些荷兰同志，以及英国的某些共产主义组织，如“工人社会主义联盟”等等，此外还有美国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和英国的“车间代表委员会”（ShopStewardsCommittee）等。
但是，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认为，这些组织中还没有正式加入共产国际的组织可以而且最好立即加入共产国际，因为在这方面，特别是拿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以及英国的“车间代表委员会”来说，涉及一个深刻的无产阶级和群众的运动，而这个运动事实上主要是以共产国际的基本原则为基础的。这些组织对于参加资产阶级议会所以采取错误的观点，主要不是因为那些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带来了自己的、实质上往往是无政府主义者所持的小资产阶级的观点，而是因为完全革命的、同群众保持联系的无产者在政治上缺乏经验。
因此，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要求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一切共产主义组织和小组，即使在“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和“车间代表委员会”没有立即加入第三国际的情况下，也要对这些组织采取如下的政策：极其友好地对待它们，接近它们，接近同情它们的群众，根据历次革命的经验，特别是根据20世纪俄国三次革命的经验，善意地向它们说明它们的上述观点的错误；不要放弃反复争取同这些组织合并为一个统一的共产党的尝试。
19．因此，代表大会提请全体同志，特别是罗马语国家和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同志们注意：战后在全世界，无政府主义者在对待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的态度方面已经发生了深刻的思想分化。对第二国际各党的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义愤，过去往往使无产阶级分子转向无政府主义，现在很明显，他们对这些原则已经有了正确的认识，而且他们愈熟悉俄国、芬兰、匈牙利、拉脱维亚、波兰、德国的经验，这种认识就传播得愈广泛。
因此，代表大会认为全体同志都有责任全力支持一切广大的无产阶级分子从无政府主义转到第三国际方面来。代表大会指出，衡量各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政党的工作成就的标志之一应该是：它在多大程度上把广大的无产阶级分子而不是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分子从无政府主义方面争取了过来。
1920年7月4日
载于1920年7月20日《共产国际》杂志第12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183—201页
4
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108]
（不晚于7月10日）
为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还需要拟订一份关于国际经济和政治形势的提纲。
可否委托拉狄克或工作较少的拉品斯基，或者由他们指定的其他人拟出一个提纲初稿，这一提纲的要点大致如下：
1．瓜分全世界（无论就银行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势力范围，或是就国际性的辛迪加和卡特尔，以及就夺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来说），是帝国主义的基本事实，20世纪经济的基本事实。
2．因此，帝国主义战争，尤其是1914—1918年的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是不可避免的。
3．这场战争造成了以下结果：
（a）称霸世界的强国减少了，弱小的、被掠夺和被瓜分的附属国增多了；
（b）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和各国之间，一切资本主义矛盾都极大地尖锐化了；
（c）特别是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在全世界范围内突出起来：
极少数的资本巨头更加穷奢极欲；
穷困、赤贫、破产、饥饿、失业、生活毫无保障的现象更加严重；
（d）军国主义得到强化，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从经济上看是不可避免的）在加紧和加速准备；世界上的战争特别是革命战争增多；
（e）国际联盟完全破产，其骗局已被揭穿，“威尔逊主义”[109]遭到破产。资产阶级民主遭到破产。
4．对下列国家作一最简要的评述（参看保·莱维1920年4月14日的报告）[110]：
英国与美国
法国
日本
其他欧美的中立国家
战败国（俄国和主要是德国）
殖民地
半殖民地（波斯、土耳其、中国）。
5．原料——原料消耗殆尽
工业——工业衰退（燃料等）
通货——通货崩溃。债务。货币贬值。
整个世界经济体系“失调”、瓦解。
6．结论＝世界革命危机。共产主义运动和苏维埃政权。
载于1942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4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202—203页
5
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
（不晚于7月18日）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大会）[111]没有制定各个党加入第三国际的确切条件。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多数国家只有一些共产主义的派别和小组。
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召开时的情况就不同了。现在多数国家不仅已经有了共产主义的流派和派别，而且有了共产主义的政党和组织。
现在申请加入共产国际的政党和小组愈来愈多，它们不久以前还属于第二国际，现在都希望加入第三国际了，不过它们还没有真正成为共产主义的政党和小组。第二国际已被彻底粉碎。中间政党和“中派”集团看到第二国际已经毫无希望，就想倒向日益壮大的共产国际，但是，它们还希望保留一种“自主权”，以便推行它们原来的机会主义的或“中派主义的”政策。共产国际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时髦的东西。
现在“中派”的某些领导集团希望加入第三国际，这就间接证明，共产国际得到了全世界大多数觉悟工人的拥护，并且成为一天比一天强大的力量。
在一定的情况下，共产国际有被那些还没有摆脱第二国际思想体系的、不坚定和不彻底的集团溶蚀的危险。
此外，在多数人抱有共产主义观点的某些大党（意大利、瑞典）里，至今还存在势力相当大的改良主义的和社会和平主义的派别，它们一直在等待时机，以便东山再起，积极展开暗中破坏无产阶级革命的活动，来帮助资产阶级和第二国际。
任何一个共产主义者都不应该忘记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教训。匈牙利共产党人同改良主义者的联合，使匈牙利无产阶级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因此，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认为，必须制定十分确切的接纳新党的条件，并向那些已经加入共产国际的政党指出它们应当承担的义务。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如下：
※※※
1．日常的宣传和鼓动必须具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性质。党掌握的各种机关报刊，都必须由已经证明是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主持编辑工作。无产阶级专政不应该只当作背得烂熟的流行公式来谈论，而应该很好地进行宣传，使每一个普通的工人、士兵、农民都能通过我们报刊上每天不断报道的活生生的事实，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在报纸上，在群众集会上，在工会、合作社中，总之，在第三国际拥护者所能利用的一切场合，不仅要不断地、无情地斥责资产阶级，而且还要斥责资产阶级的帮手即各式各样的改良主义者。
2．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组织，都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撤销改良主义者和“中派”分子在工人运动中（在党组织、编辑部、工会、议会党团、合作社、地方自治机关等等中）所担负的比较重要的职务，用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代替他们，不必顾虑最初有时不得不用普通工人来接替“有经验的”活动家。
3．在所有由于实行戒严或者非常法而使共产党人不能合法地进行工作的国家里，绝对必须把合法工作和不合法工作结合起来。几乎在欧美所有的国家里，阶级斗争都正在进入国内战争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不能信赖资产阶级法制。他们必须在各个地方建立平行的不合法机构，以便在决定关头能够帮助党执行自己的革命职责。
4．必须坚持不懈地有步骤地在军队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并在每个部队中成立共产党支部。共产党人多半要不合法地进行这项工作，如果放弃这项工作，就等于背叛革命职责，这同第三国际成员的称号是不相称的。
5．必须有步骤有计划地在农村中进行鼓动工作。如果工人阶级不能得到哪怕是一部分雇农和贫苦农民的拥护，不能用自己的政策使一部分其他农村居民保持中立，那就不能巩固自己的胜利。在目前这个时期，共产党在农村中的工作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这项工作主要应当通过同农村有联系的革命的工人共产党员去进行。放弃这项工作，或者把它交给不可靠的半改良主义者，就等于放弃无产阶级革命。
6．凡是愿意加入第三国际的党，不仅要揭露赤裸裸的社会爱国主义，而且要揭露社会和平主义的虚伪实质，要不断地向工人证明，除用革命推翻资本主义之外，任何国际仲裁法庭、任何关于裁减军备的议论、任何对国际联盟的“民主”改组，都不能使人类摆脱新的帝国主义战争。
7．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要承认必须同改良主义和“中派”政策完全彻底地决裂，并在最广大的党员群众中宣传这一点。否则，就不可能执行彻底的共产主义政策。
共产国际无条件地、断然地要求在最短期间内实行这种决裂。共产国际决不能容许象屠拉梯、莫迪利扬尼之流的著名改良主义者有权成为第三国际的成员。这样会使第三国际在很大程度上和已经死亡的第二国际相类似了。
8．在资产阶级占有殖民地并压迫其他民族的国家里，党在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问题上必须采取特别明确的路线。凡是愿意加入第三国际的党，都必须无情地揭露“本国的”帝国主义者在殖民地所干的勾当，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支持殖民地的一切解放运动，要求把本国的帝国主义者赶出这些殖民地，教育本国工人真心实意地以兄弟般的态度来对待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劳动人民，不断地鼓动本国军队反对对殖民地人民的任何压迫。
9．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在工会、合作社以及其他群众性的工人组织中不断地坚持不懈地进行共产主义的工作。必须在这些组织内部建立共产党支部，这些支部应该通过长期的顽强的工作，争取工会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这些支部必须在日常工作中时时刻刻揭露社会爱国主义者的背叛行为和“中派”的动摇表现。这些共产党支部应该完全服从整个党的领导。
10．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必须同阿姆斯特丹黄色工会“国际”[112]进行坚决斗争。它应当在参加工会组织的工人中间坚持不懈地宣传同阿姆斯特丹黄色国际决裂的必要性。它应该竭力支持正在形成的属于共产国际的红色工会国际联合组织。[113]
11．愿意加入第三国际的党，必须重新审查其议会党团的成员，清除不可靠的分子，使议会党团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服从党中央委员会，并要求每个共产党员议员都使自己的全部工作服从于真正革命的宣传鼓动工作的利益。
12．同样，不管整个党目前是合法的或是不合法的，一切定期和不定期的报刊、一切出版机构都应该完全服从党中央委员会；出版机构不得滥用自主权，实行不完全符合党的要求的政策。
13．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在目前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共产党只有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近似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关成为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党员普遍信任的权威性机构，只有这样，党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
14．在共产党员可以合法进行工作的国家里，共产党应该定期清洗（重新登记）党组织的成员，以便不断清除那些难免混入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分子。
15．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全力支持每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同反革命势力进行的斗争。各国共产党应该坚持不懈地进行宣传，使工人拒绝把军事装备运送给苏维埃共和国的敌人。应该在派去扼杀工人共和国的军队中进行合法的或者不合法的宣传工作，等等。
16．凡是到目前为止还保留着旧的社会民主主义纲领的党，必须在最短期间内重新审查这些纲领，并根据本国的特殊情况制定出新的合乎共产国际决定精神的共产主义纲领。按照规定，每个加入共产国际的党的纲领，都应该由例行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如果某党的纲领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批准，该党有权向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提出申诉。
17．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定，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执行。共产国际是在非常激烈的国内战争的情况下进行活动的，它应当比第二国际组织得更加集中。同时共产国际及其执行委员会在一切工作中，当然必须考虑各党斗争和活动的种种不同的条件，因此，作出全体必须执行的决定的仅限于此类决定可行的问题。
18．鉴于上述种种，一切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当更改自己的名称。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该称为：某国共产党（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支部）。名称问题不只是一个形式问题，而且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问题。共产国际已经宣布要同整个资产阶级世界和一切黄色社会民主党进行坚决斗争。必须使每一个普通的劳动者都十分清楚共产党同那些背叛了工人阶级旗帜的旧的正式的“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之间的区别。
19．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闭幕后，凡是想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该在最短期间内召集一次党的紧急代表大会，以便以全党的名义正式确认上述各项义务。
载于1920年7月20日《共产国际》杂志第12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204—211页
6
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第二十条[114]
（7月25日）
凡是现在愿意加入第三国际但至今还没有根本改变自己以往策略的党，在没有加入以前必须设法做到，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其他一切最重要的中央机关内，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同志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就公开而明确地主张加入第三国际。只有经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才允许有例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有权对第7条中提到的“中派”代表人物采取例外的办法。
载于1920年9月28日《共产国际》杂志第13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212页
注释：
[98]《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是列宁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文件之一，写于1920年6月5日。当天列宁将它寄给了斯大林、格·瓦·契切林、尼·尼·克列斯廷斯基、莫·格·拉费斯、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帕·路·拉品斯基等征求意见。对寄来的某些不正确的意见，列宁明确表示不同意。例如，契切林没有很好考虑列宁关于对资产阶级和农民要加以区别的意见，对此列宁写道：“我的提纲更强调同农民的联盟（而这并不完全＝资产阶级）。”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意见中谈到未来社会主义欧洲各共和国同经济上落后的附属国之间的关系时说：“如果不能同这些民族的领导集团达成经济协议，那么用强力镇压它们和用强制手段把经济上重要的地区并入欧洲共和国联盟就在所难免。”对此，列宁写道：“说得太过分了。‘用强力镇压’‘在所难免’之说是缺乏根据的和不正确的，完全不对。”
提纲初稿由代表大会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略加修改，交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提纲于1920年7月28日被代表大会通过。——159。
[99]芬兰苏维埃共和国是指1918年成立的芬兰社会主义工人共和国。芬兰革命于1918年1月在芬兰南部工业地区爆发。1月27日夜，芬兰赤卫队占领了芬兰首都赫尔辛福斯。资产阶级的斯温胡武德政府被推翻。1月28日工人们建立了芬兰革命政府——人民代表委员会。参加革命政府的有库·曼纳、奥·库西宁、尤·西罗拉等人。国家政权的基础是由工人选出的工人组织议会。革命政府的最主要的措施是：将一部分工商企业和大庄园收归国有；把芬兰银行收归政府管理，并建立对私营银行的监督；建立工人对企业的监督；将土地无偿地交给佃农。芬兰这次无产阶级革命只是在芬兰南部取得了胜利。斯温胡武德政府在芬兰北部站稳了脚跟之后，集结了一切反革命力量，并在德国政府的援助下，向革命政权发动进攻。由于德国的武装干涉，芬兰革命经过激烈的国内战争以后，于1918年5月初被镇压了下去。——162。
[100]在拉脱维亚无产阶级和农民奋起反对德国占领军和乌尔曼尼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斗争高潮中，1918年12月17日，以彼·伊·斯图契卡为主席的拉脱维亚临时苏维埃政府发布宣言，宣布拉脱维亚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12月22日，苏维埃俄国人民委员会宣布承认苏维埃拉脱维亚独立。拉脱维亚各地纷纷起义。到1919年1月底，拉脱维亚全境除利耶帕亚外都已解放。1月13—15日，在里加举行了全拉脱维亚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宪法，宣布拉脱维亚为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选举了拉脱维亚中央执行委员会，并制定了社会主义改造的纲领。苏维埃政府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将银行和大企业收归国有。1919年3月，在美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德国军队和白卫军向苏维埃拉脱维亚大举进攻。5月首都里加陷落。1920年1月初拉脱维亚全境为干涉军占领。拉脱维亚苏维埃共和国被颠覆。——162。
[101]指尤·马尔赫列夫斯基的论文《土地问题和世界革命》。该文发表于1920年7月20日出版的《共产国际》杂志第12期。在这本杂志出版以前列宁已读过这篇文章。——167。
[102]美国社会党是由美国社会民主党（尤·维·德布兹在1897—1898年创建）和以莫·希尔奎特、麦·海斯为首的一批原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联合组成的，1901年7月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召开代表大会宣告成立。该党社会成分复杂，党员中有美国本地工人、侨民工人、小农场主、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该党重视同工会的联系，提出自己的纲领，参加选举运动，在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开展反垄断的斗争方面作出了贡献。后来机会主义分子（维·路·伯杰、希尔奎特等）在党的领导中占了优势，他们强使1912年该党代表大会通过了屏弃革命斗争方法的决议。以威·海伍德为首的一大批左派分子退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党内形成了三派：支持美国政府帝国主义政策的社会沙文主义派，只在口头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中派，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革命少数派。1919年，退出社会党的左派代表建立了美国共产党和美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社会党的影响下降。——191。
[103]瑞士社会党（瑞士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870年，加入过第一国际。1888年重新建立。机会主义分子在党内有很大势力，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6年秋，该党右翼（格留特利联盟）从党内分裂出去。以罗·格里姆为首的多数党员采取中派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立场。党内左派则坚持国际主义立场。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该党左翼增强。左派于1920年12月退出该党，1921年3月同1917—1918年出现的共产主义团体一起组成了瑞士共产党（现称瑞士劳动党）。——191。
[104]当时参加意大利社会党都灵支部的有该党左翼革命派的代表安·葛兰西、帕·陶里亚蒂等。都灵支部批评了社会党中央的调和派领导人，指出他们在无产阶级有可能夺取政权的1919—1920年革命高潮中没有对形势作出正确的分析，没有统一和协调群众的革命斗争，没有从党内清除改良主义者。都灵支部提出了许多实际建议：清除党内机会主义者，在各工厂、工会、兵营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工厂委员会，对工农业生产进行监督。该支部还要求立即发动人民群众着手建立苏维埃。
列宁这里提到的都灵支部对意大利社会党全国委员会的建议是由安·葛兰西草拟的。根据列宁的提议，《共产国际》杂志在1920年7月20日出版的第12期上转载了这一文件。——193。
[105]《新秩序》周刊（《L’OrdineNuovo》）是意大利社会党左翼的机关刊物，1919年在意大利都灵创刊。1921年起改为日报，成为意大利共产党的机关报。领导人是安·葛兰西和帕·陶里亚蒂。1922年10月，该报被法西斯政府封闭，但仍秘密出版，直到同年12月为止。1924年该报在罗马复刊，但不久又被查封。——193。
[106]参看注22。——193。
[107]指瑞士的一些共产主义团体于1918年10月联合组成的瑞士共产党。这个组织当时人数很少。它有两名代表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1920年12月，瑞士社会民主党的左翼从该党分离出来，提出了在瑞士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共产国际支部的问题。1921年3月，在苏黎世召开了有共产党的28名代表和原社会民主党左翼的145名代表参加的代表大会。在这个会上正式成立了统一的瑞士共产党。——193。
[108]这个文件的主要论点，列宁在《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基本任务（报告提纲）》和《〈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的草稿和提纲初稿》中作了详细的阐述（见本卷第455—458页和第446—454页），并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中作了发挥（见本卷第205—223页）。——196。
[109]威尔逊主义指美国总统伍·威尔逊（1913—1921年）的一套用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和改良主义装扮起来的反动的对内对外政策。1913年威尔逊就任总统以后，进行了一些无损于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改革”，实行了关税法、累进所得税法、反托拉斯法等等，同时残酷地镇压工人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一方面发表“中立”宣言和“没有胜利的和平”的演说，另一方面加紧向拉丁美洲扩张。1917年美国参战后，他又叫嚷“以战争拯救世界民主”。1918年1月8日，他提出了所谓“十四点”和平纲领。在巴黎和会上，他参与制定了掠夺性的凡尔赛和约，并积极支持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要求。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中谈到了威尔逊主义的实质和威尔逊政策的破产（见本卷第212—213页）。——197。
[110]指1920年4月14日保·莱维在德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形势与议会选举》的报告。这次代表大会于1920年4月14—15日在柏林举行。——197。
[111]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国际共产党代表会议）于1919年3月2—6日在莫斯科举行。参加大会的有来自21个国家的35个政党和团体的代表52名。这次大会宣告了共产国际的成立。
列宁主持了这次代表大会。他在3月4日的会议上宣读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并在自己的报告中论证了提纲的最后两点。代表大会一致赞同列宁的提纲，决定交执行局向世界各国广为传播。
代表大会通过了《共产国际的行动纲领》，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无产阶级要团结所有力量同机会主义决裂，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而斗争。代表大会在《关于对各“社会主义”派别和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态度的决议》中谴责了恢复第二国际的企图。代表大会还通过了题为《告全世界无产者》的宣言，宣称共产国际是《共产党宣言》宣布的事业的继承者和实践者，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在工人苏维埃的旗帜下、在夺取政权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斗争的旗帜下、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下联合起来。——198。
[112]阿姆斯特丹黄色工会“国际”即国际工会联合会，是由一些国家的改良主义工会领导人在1919年7月26日—8月2日于阿姆斯特丹举行的代表会议上建立的。参加联合会的有英、法、德、美等14个国家的工会组织。阿姆斯特丹黄色工会国际主张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合作，屏弃工人阶级革命的斗争形式。该国际的领导人执行分裂工人运动的政策，拒绝红色工会国际的一切共同行动的建议。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该国际停止活动。世界工会联合会成立后，阿姆斯特丹黄色工会国际于1945年12月14日正式宣布解散。——201。
[113]红色工会国际联合组织指当时正在筹备而于1921年正式成立的革命工会的国际联合组织——红色工会国际。红色工会国际联合了未参加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的一些全国性工会组织以及改良主义工会组织中的反对派。红色工会国际为在革命斗争基础上建立工会运动的统一而斗争。1937年底，红色工会国际停止活动。——201。
[114]《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第二十条》是1920年7月25日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的。列宁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提纲，共有19条（见本卷第198—203页）。代表大会通过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共有21条。第21条是：“党员如果原则上否认共产国际所提出的义务和提纲，应该开除出党。
这一条也适用于党的紧急代表大会的代表。”——204。 |
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在彼得格勒卡·李卜克内西和罗·卢森堡纪念碑奠基典礼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920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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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彼得格勒卡·李卜克内西和罗·卢森堡纪念碑奠基典礼群众大会上的讲话[97]
（1920年7月19日）
报道
同志们，各国的共产主义带路人遭到了空前的牺牲，在芬兰、匈牙利以及其他国家里，遭到杀害的数以千计。但是，任何迫害也阻挡不住共产主义的发展，而且象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这样一些战士的英雄气概使我们精神奋发，对共产主义的彻底胜利充满了信心。（列宁同志的讲话被雷鸣般的“乌拉”声所淹没。奏《国际歌》。）
载于1920年7月21日《彼得格勒真理报》第159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158页
注释：
[97]卡·李卜克内西和罗·卢森堡纪念碑奠基典礼在彼得格勒乌里茨基广场（原皇宫广场）举行。参加典礼的有成千上万的工人和陆海军士兵。列宁是在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以后来到这里发表讲话的。——156。 |
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俄共（布）中央全会关于彼得格勒公社和彼得格勒苏维埃冲突问题的决定草案（1920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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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布）中央全会关于彼得格勒公社和彼得格勒苏维埃冲突问题的决定草案[96]
（1920年7月16日）
（1）巴达耶夫调往莫斯科消费合作社。
（2）恢复巴达耶夫的名誉（由组织局办）。
（3）彼得格勒粮食部门的一些工作人员调往莫斯科。
（4）把彼得格勒置于特别严格的监督之下。［注：手稿中第2条和第4条已被勾掉。第4条没有写入通过的决定。——俄文版编者注］
（5）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以及所有其他供粮点在分配粮食和配给标准方面应实际均等。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28页
注释：
[96]1920年7月16日俄共（布）中央全会讨论了彼得格勒消费公社和彼得格勒苏维埃发生冲突的问题。列宁为会议起草了这一决定草案。会议采纳了列宁的建议，决定把阿·叶·巴达耶夫和彼得格勒消费公社的其他一些干部调到莫斯科工作，以避免发生新的冲突。巴达耶夫被任命为莫斯科消费合作社主席。
彼得格勒消费公社和彼得格勒苏维埃发生冲突的原委如下。1920年夏，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工会理事会的一些领导人提出在节假日和非工作日也要发给工人劳动口粮。彼得格勒消费公社领导人阿·叶·巴达耶夫等不同意这一做法，认为这不符合发放劳动口粮的原则，而且粮食储备不足，无法保证供应。但是彼得格勒苏维埃不考虑彼得格勒消费公社理事会的意见，径自宣布节假日发放劳动口粮。巴达耶夫拒绝执行这一命令并声明理事会在这种情况下无法继续工作。1920年7月5日，俄共（布）彼得格勒省委会以巴达耶夫不服从省委决议为理由作出以下决定：要求彼得格勒消费公社各级负责干部坚守工作岗位，毫不迟延地执行任务；彻底改组彼得格勒消费公社理事会，由别人接替巴达耶夫等人的工作。——155。 |
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给英国共产党临时联合筹备委员会的回信（1920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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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英国共产党临时联合筹备委员会的回信[94]
（1920年7月8日）
“英国共产党临时联合筹备委员会”（JointProvisionalCommitteefortheCommunistPartyofBritain）6月20日来信收到，我现在根据他们的请求立即作复，我完全支持他们已在推行的立即建立统一的英国共产党的计划。我认为，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Pankhurst）同志和工人社会主义联盟（W．S．F．）不愿同英国社会党、社会主义工人党等组织联合组成统一的共产党的策略是错误的。我个人更是主张在保证共产党人可以充分自由和独立地开展工作的条件下，参加议会并加入“工党”（LabourParty），我将在1920年7月15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为这一策略进行辩护。依我看，最好是根据第三国际的各项决议，迅速地把统一的共产党建立起来，并使它同“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和“车间代表委员会”（ShopStewardsCommittees）[95]建立最密切的联系，以便在不久的将来同它们完全合并。
尼·列宁
1920年7月8日
载于1920年7月22日《号召报》第224号（伦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157页
注释：
[94]《给英国共产党临时联合筹备委员会的回信》译成英文后用无线电发出，发表于1920年7月22日英国社会党机关报《号召报》第224号，并在1920年7月31日—8月1日举行的英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上宣读。——154。
[95]车间代表委员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一些工业部门的工人组织，由车间工人选举的代表组成。它们同执行“国内和平”政策的工联领袖相对立，捍卫工人群众的利益和要求，领导工人罢工，进行反战宣传。1916年，车间代表委员会成立了全国性组织。俄国十月革命后，在外国武装干涉苏维埃共和国期间，车间代表委员会积极支持苏维埃俄国。车间代表委员会的许多活动家，包括威·加拉赫、哈·波立特等，后来加入了英国共产党。——154。 |
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援助红军伤员！（1920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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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红军伤员！
（1920年7月2日）
由于工人和全体劳动者的英勇精神，我们虽然步履维艰，进展极慢，但毕竟还是恢复和振兴了被沙皇和资本家破坏了的经济。不管怎样，经济毕竟有所好转。但是，我们所遇到的一切艰难困苦，同红军伤员所遭受的艰难困苦比起来，还是微不足道的，为了保卫工农政权，抗击英、法、美资本家唆使的波兰地主和资本家的侵犯，他们正在浴血奋战。
让后方每一个人都牢记自己的义务——尽一切可能援助红军伤员。
尼·列宁
1920年7月2日
载于1920年7月5日《红军伤员》杂志创刊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156页 |
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致全俄粮食工作会议主席团（1920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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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全俄粮食工作会议主席团[92]
（1920年7月1日）
同志们，我很想出席你们的代表大会，并且就列入你们会议日程的粮食方面的几个最主要的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是，可惜我不能实现我的愿望，只好通过电话跟你们简短地谈几句话。同志们，我认为有必要向你们指出，你们在极其艰巨而重要的工作中成绩卓著，因此，不久以前人民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定，对粮食机关在征购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表示满意。毫无疑问，在过去两年多时期内，粮食机关在组织上是巩固了，壮大了。这一点，我们应当特别感谢你们的努力。
但是很明显，决不能故步自封。与饥饿作斗争的战线的重要性仅次于军事战线，它向你们提出一系列新的任务，不完成这些任务，就不能进一步巩固工农政权，也不能完成当前迫切的经济建设任务。
我也希望你们在经济建设方面，能够根据党代表大会的决议[93]帮助人们正确对待合作社，以便顺利地完成这个困难的但能收到成效的任务，即把小资产阶级合作社改造成社会主义合作社的任务。
你们在粮食工作中已经取得的成就，使你们有责任全力以赴地完成比以前更多的新任务，以便进而切实解决粮食问题，这是因为多得者应当多予，你们已经用自己的工作表明，你们得到的已经不少。请允许我预祝你们圆满解决你们会议日程上的各项问题，预祝你们今后在日常工作中取得成就。我相信会议结束以后，你们一定会在各地以十倍的干劲来进行你们的工作。
载于1920年7月2日《真理报》第143号第41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54—155页
注释：
[92]这是列宁给全俄粮食工作会议主席团的电话指示。指示写于1920年6月30日，7月1日在全体会议上宣读。会议的参加者们复电列宁，表示决心全力完成提出的任务。
全俄粮食工作会议（全俄第二次粮食工作会议）于1920年6月29日—7月3日在莫斯科举行。参加会议的代表有257人。会议成立的征购、分配、组织、红军供给等4个小组讨论了约20个报告。在全体会议上听取了关于余粮收集制、苏维埃分配政策、粮食机关的建设和工人参加粮食机关、消费合作社的改组等问题的报告。会议强调必须广泛吸收劳动人民直接参加粮食工作，认为建立具有统一计划、统一领导的国家供应机关网具有重要意义。会议就主要议题分别作出了详尽的决定。——151。
[93]指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对合作社的态度》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23—25页）。——151。 |
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1920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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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90]
（1920年6月19日）
报道
列宁同志这样提出问题：实际上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每天通过宣传、鼓动、演说，使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为镇压剥削者、为镇压无产阶级形形色色的敌人作好准备。列宁同志根据一系列文件和报刊材料，指出在第三国际与法国党[91]的全部政策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分歧。列宁还彻底揭露了意大利党内屠拉梯派的腐朽性，该派妨碍全党贯彻完全正确的路线。
载于1920年6月20日《真理报》第133号和1920年6月2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34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152页
注释：
[90]为准备召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20年6月19日举行会议，研究欧美各国共产主义运动情况。列宁在会议结束前作了总结发言。这里收载的是《真理报》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关于列宁讲话的报道。——150。
[91]指法国社会党。
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是由1902年建立的法国社会党（饶勒斯派）和1901年建立的法兰西社会党（盖得派）合并而成的，1905年成立。在统一的社会党内，改良派居领导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该党领导就转向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公开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该党党内有以让·龙格为首的同社会沙文主义分子妥协的中派，也有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的革命派。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法国社会党内公开的改良派和中派同革命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1920年12月举行的图尔代表大会上，革命派取得了多数地位。代表大会通过了该党参加共产国际的决议，并创立了法国共产党。改良派和中派退党，另行建立一个独立的党，仍用法国社会党这一名称。——150。 |
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关于处分哥尔克疗养院院长厄·雅·韦威尔的决定（1920年6月1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9卷
关于处分哥尔克疗养院院长厄·雅·韦威尔的决定
（1920年6月14日）
别连基、伊万内切夫和加巴林等同志的调查报告证实，1920年6月14日，疗养院院长韦威尔同志下令砍掉了疗养院大花园内的一棵十分茁壮的云杉。
韦威尔同志身为哥尔克苏维埃田庄的疗养院院长，竟然这样破坏苏维埃财产，为此决定给予
拘禁一个月的处分。
此决定交由波多利斯克县执委会执行，此外：
（1）如果查明韦威尔同志过去未受过处分，则拘禁一周后可予释放，但必须提出警告，如再犯乱砍园林树木、道旁树木或其他破坏苏维埃财产的错误，除应受新的处分外，还要再拘禁三周，并撤销其现任职务。
（2）执行本决定的日期由县执委会同县土地局或国营农场管理委员会商定，以保障农业生产和经营不受丝毫损失为原则。
派别连基同志向韦威尔同志及其助手宣布这项决定，要他们签字，说明这项决定已向他们宣布并已知照他们，如再发生此类破坏事件，则不仅是院长，全体职工都要受到处分。
责成县执委会将他们所确定的执行拘禁的日期及执行情况向我作出报告。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1920年6月14日
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151页 |
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关于俄共（布）在土耳其斯坦的任务（192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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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俄共（布）在土耳其斯坦的任务
（1920年6月）
1
对中央委员会关于俄共（布）在土耳其斯坦的任务的决定草案的意见[87]
（6月13日）
1．俄共中央认为俄共在土耳其斯坦的主要任务是：消除由于五十多年来俄国专制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所造成的外来的欧洲移民和本地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在深受殖民主义心理影响的俄罗斯工人中的一个人数很少的阶层掌握苏维埃政权的两年半时间里，这种关系不但没有改善，反而由于一些独出心裁的“共产主义”行为而更加紧张了，受奴役的本地居民把这种行为看成是旧日沙皇政权代理人行为的继续，实际上也确实如此。
而移民中的富农呢？？是抢劫吗？
2．为了消除上述这种关系，必须立即采取下列措施：（a）收回吉尔吉斯地区移民的全部土地，无论是移民管理署划分给他们的，还是他们擅自从吉尔吉斯人手里抢得的，只留给他们劳动份地数额以内的地块。
没收的土地作为备分土地，分给吉尔吉斯村团、劳动组合和个人，并安置1916年动乱之后的吉尔吉斯人和东干难民。
是否使他们的土地均等？
（b）把从政治上考虑不宜在土耳其斯坦留用的沙皇官吏即警察局、宪兵局、保安处的一切旧官吏，投机商，过去俄国大庄园的管事和一切混进党里、苏维埃机构里、红军里以及诸如此类的人，都驱逐出土耳其斯坦，关进俄国集中营。
占1/10的富农呢？
（c）为重新部署党的力量，把现在土耳其斯坦的所有受到殖民主义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影响的共产党员调归中央委员会分配使用，同时，在中央动员几百名共产党员去土耳其斯坦工作。
（d）建议交通人民委员部调动和更换中亚铁路、塔什干修配厂和塔什干铁路的几百名工人。
（e）坚定不移地执行这项决议，凡对执行这项决议的机构进行反抗的，均要镇压；对于从任何方面阻碍执行本决议的个人，一律采取驱逐办法。
中央和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组织上的相互关系
土耳其斯坦委员会
（1）在土耳其斯坦必须建立一个常设机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和俄共中央委员会的代表机关，其职责如下：
（a）直接管理完全属于联邦政权职权范围的各个部门。
（b）监督中央政权的指示和法令的执行，以及根据当
（1）地的经济和生活条件，中止或修改这些指示和法令。
（2）（c）协调和划分土耳其斯坦各民族集团的利益。
（2）完全属于共和国政权职权范围的有：
（a）外交事务
（b）对外贸易
（c）军事。
（3）交通委员和邮电委员由土耳其斯坦中央执行委员会与有关上级人民委员协商任命。
与上述委员有关的一切中央法令，对于正在建立的土耳其斯坦交通区和邮电区自然有效。
（4）财政委员由土耳其斯坦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并由财政人民委员部批准。在预算权方面，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制定的并经俄罗斯联邦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代表机关批准的预算，直接纳入全国预算。
附注：土耳其斯坦委员会在批准预算之前要征得俄罗斯联邦财政人民委员部的同意。
（5）在经济方面，土耳其斯坦国民经济委员会和粮食机构按照俄罗斯联邦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粮食人民委员部制定的计划进行工作。
（3）（6）其他一切问题，土耳其斯坦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有全权处理。
土耳其斯坦的内部组织
鉴于必须允许土耳其斯坦各民族集团建立自治共和国，各少数民族成立公社，责成土耳其斯坦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和土库曼劳动者苏维埃代表大会，以彻底解决他们的组织形式问题。
在召开这些代表大会之前，根据土耳其斯坦的民族分布情况确定区划。
（1）根据同土耳其斯坦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土耳其斯坦人民委员会
（α）
的协商——最高机关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
（2）同（α）
（3）同（α）。
须补充:一系列具体的、切实的措施以过渡到
（β）（1）土耳其斯坦共产党更多地参加管理
（β）（2）土耳其斯坦劳动农民——也如此
（β）（3）土耳其斯坦人民委员会和土耳其斯坦中央执行委员会——也如此。｝
（β）——须经过严格考验和实际检查
我认为，必须否决雷斯库洛夫同志的草案[88]，通过委员会的草案，并作如下修改：
（α）责成土耳其斯坦委员会[89]经常同土耳其斯坦人民委员会、土耳其斯坦中央执行委员会保持工作上的协调一致：
（1）征询他们的结论；
（2）使他们逐步参与土耳其斯坦委员会的事务；
（3）参加土耳其斯坦人民委员会和土耳其斯坦中央执行委员会；
（4）同他们“协商一致”，同时将一切（或主要的）有争议的问题提交中央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
（β）提出一系列保证逐步扩大土耳其斯坦共产党权利（参加各项事务及其他）的实际措施（条件——监督其成员；监督和检查的方法）
同样——扩大土耳其斯坦劳动农民群众的权利（参加的办法；专门制定同僧侣、泛伊斯兰主义以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作斗争的方法）
特别正确
同样——扩大土耳其斯坦人民委员会和土耳其斯坦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权利。
列宁
1920年6月13日
＋
（1）指派人员绘制划分为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和土库曼的土耳其斯坦地图（民族志图及其他图）。
（2）更详尽地阐明上述三部分合并或分立的条件。
载于1942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4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433—436页
2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俄共（布）在土耳其斯坦的任务问题的决定草案
（6月22日）
基本上批准提纲和草案，并按照以下精神加以修改：
（1）使俄罗斯人、外来人和当地人所占有的土地均等；
（2）最坚决地打垮俄罗斯富农，迁走他们，强制他们服从；
（3）不经请示土耳其斯坦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土耳其斯坦人民委员会，不经请示中央，土耳其斯坦委员会无权更改法令；
（4）周密考虑，作好准备，在可靠的共产党员的监督之下把政权（逐步地，但坚定不移地）移交给当地的劳动者苏维埃；
（5）不要预先规定把共和国划分为三部分；
（6）总的任务是推翻封建主义，而不是实行共产主义。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153页
注释：
[87]中央委员会关于俄共（布）在土耳其斯坦的任务的决定草案是由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指定的委员会（格·瓦·契切林、尼·尼·克列斯廷斯基和土耳其斯坦委员会主席沙·祖·埃利亚瓦）制定的。这里收载的是列宁对这个决定草案提出的意见。
1920年6月22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了这个决定草案，委托克列斯廷斯基和埃利亚瓦参照列宁的意见和政治局会议提出的意见对决定草案进行修改。政治局会议还就这个问题通过了列宁起草的一项决定（见本卷第147页）。1920年6月29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根据列宁的指示，通过了《关于我们在土耳其斯坦的任务》、《关于建立土耳其斯坦政权》、《关于土耳其斯坦党的建设》等决定，并批准了《对土耳其斯坦委员会的指示》。——143。
[88]指1920年5月23日由图·雷·雷斯库洛夫、霍贾耶夫和别赫－伊万诺夫组成的土耳其斯坦代表团向俄共（布）中央提出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土耳其斯坦苏维埃自治共和国条例草案》。——145。
[89]土耳其斯坦委员会即俄罗斯联邦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土耳其斯坦事务委员会，是根据1919年10月8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决定成立的，由沙·祖·埃利亚瓦任主席，成员有格·伊·博基、菲·伊·戈洛晓金、瓦·弗·古比雪夫、扬·埃·鲁祖塔克和米·瓦·伏龙芝。委员会具有国家机关和党的机关的权力，其主要任务是加强土耳其斯坦各族人民同苏维埃俄国劳动人民的联盟，巩固苏维埃政权，纠正当地在执行民族政策方面的错误和整顿党的工作。根据俄共（布）1922年8月16日的决定，土耳其斯坦委员会于1923年3月撤销。——146。 |
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在全俄农村工作干部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20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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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俄农村工作干部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81]
（1920年6月12日）
同志们，我能够欢迎你们参加这次农村工作会议，感到很高兴。请允许我首先简略地谈一下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国际形势和由此产生的我们的任务，然后谈一下目前在农村中依我看摆在党的工作人员面前的有哪些头等重要的任务。
在我们共和国所处的国际形势方面，有关波兰进攻的一些主要事实，当然你们是很清楚的。对这个问题，国外散布的谣言非常多。这是由于那里存在着所谓的出版自由，而所谓出版自由，就是所有主要的出版机构都被资本家收买了，报刊上百分之九十九的篇幅都充斥着卖身投靠的文人的文章。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出版自由，因此不论什么谎言都可以得到传播。例如，他们把波兰进攻的问题，说成是布尔什维克向波兰提出了无法满足的要求，并且发动了进攻。可是，你们都很清楚，我们甚至完全承认波兰人在进攻前就占领了大片边境地区的既成事实。我们宁愿保全我们红军战士的生命，而不愿为了争夺被波兰侵占的白俄罗斯和立陶宛去进行战争。我们除了向波兰的工人和农民呼吁外，还极其郑重地不仅以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声明，而且以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机关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专门的宣言[82]，向波兰政府，即波兰的地主和资产阶级政府宣布，我们建议以当时的战线（也就是让波兰人占领立陶宛和白俄罗斯这些非波兰的领土）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我们过去相信，现在也仍然相信：波兰的地主和资本家是保不住别国的领土的；即使是缔结对我们最不利的和约，只要能保全红军战士的生命，我们也会获得较多的好处，因为有了和平，我们会一个月比一个月强大几十倍，而包括波兰资产阶级政府在内的其他各国政府会一个月比一个月更加分崩离析。尽管我们在媾和建议中作了极大的让步，尽管某些很急躁的、口头上比谁都革命的革命家甚至把我们的建议称作托尔斯泰主义的建议（虽然事实上，布尔什维克已经以自己的行动充分证明，在我们身上找不出一丝一毫的托尔斯泰主义），但是，我们仍然认为，遇到战争这样的事情，我们有责任证明，我们准备在可能的范围内作出最大的让步，特别要证明，我们决不会为边界而战，为了边界已经流了那么多的鲜血，边界对我们来说是极其次要的事情。
我们作了任何一国政府都不可能作的让步。我们答应给波兰大片领土；好象就在昨天，英法和其他帝国主义协约国的最高当局公布了一个文件，其中标出了波兰的东部边界线[83]——把这两者比较一下是有好处的。
这些英国和法国的资本家先生以为是他们在决定边界线，但是谢天谢地，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别人在决定边界线，那就是工人和农民已经学会自己确定边界线了。
这些先生确定了波兰的边界线。他们划的边界线比我们提出的要偏西得多。协约国在巴黎发表的这一文件清楚地表明了它们和弗兰格尔的勾结。它们要人相信它们将同苏维埃俄国媾和，它们既不支持波兰，也不支持弗兰格尔。但是我们说，这是它们用来掩饰自己的无耻谎言，它们说现在不再供应武器了，可是实际上还是象几个月以前一样在供应武器。今天有消息说，我们发了一笔大财：缴获了一车皮崭新的英国机枪；托洛茨基同志报告说，前几天缴获了一批全新的法国弹药。我们还需要什么证据来证明，波兰是靠英、法的装备，靠英、法的弹药，靠英、法的金钱来作战的呢？现在它们宣布，波兰将自行决定其东部边界线。任何人都懂得，这是同弗兰格尔的直接勾结。任何人从整个局势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波兰的地主和资产阶级完全是在英、法的援助下作战的，但是他们却无耻地进行抵赖，正象布利特没有回到美国发表演说和公布他在我国收集到的文件以前，他们一直在撒谎，硬说什么根本没有派布利特来过一样。
但是，这些先生，这些资本家商人先生是本性难改的。这也是不难理解的。他们只会用商人的眼光看问题，所以，当我们的外交不用商人的方式进行，当我们说我们红军战士的生命比边界线的重大变动更宝贵的时候，他们由于用纯商人的眼光看问题，当然对此无法理解。一年前，我们向布利特建议签订一个对他们十分有利、对我们则十分不利的条约，按照这个条约很大一片土地将为邓尼金和高尔察克所占有。我们在提出这样的建议时，深信一旦签订和约，白卫政府是无法维持下去的。
他们用的是商人的眼光，不能不把这理解为我们软弱的表现。“既然布尔什维克同意签订这样的和约，那就是说他们已经奄奄一息了”，于是资产阶级报刊全都欣喜若狂，外交家们也都得意洋洋，于是几百万英镑贷给了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诚然，他们给的不是金币，而是按重利盘剥的价格卖的武器，他们深信布尔什维克是绝对支持不住的。但结果是，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被彻底粉碎，他们的几亿英镑也都付诸东流。现在一列车一列车的优良的英国装备运到我们这里来了，常常有整师整师的俄国红军穿着阔气的英国军装。前几天一位从高加索来的同志对我说，有整整一个红军师全都穿上了意大利狙击兵的军服。很遗憾，我不能给你们看看这些穿着意大利狙击兵军装的俄国红军战士的照片。不过我还是应该说，英国装备还是能派上用场的，俄国的红军战士感谢那些给他们衣服穿并且用商人眼光看事物的英国商人，布尔什维克过去揍这些英国商人，现在也正在揍他们，今后还要接二连三地揍他们。（鼓掌）
波兰进攻的情况也是这样。真是上帝要惩罚谁（当然，如果真有上帝的话），就使谁丧失理智。毫无疑问，领导协约国的是一些聪明绝顶的人，是一些卓越的政治家。可是这些人干的蠢事却层出不穷。他们把一些国家一个接着一个地发动起来，使我们有可能把它们各个击破。如果他们能够联合起来（他们有国际联盟，他们的军事势力已经扩展到地球上的每个角落），看来，他们好象比谁都容易联合起一切敌视我们的力量来反对苏维埃政权。然而，他们并不能把这些力量联合起来。他们还是分兵作战。他们只会威胁、吹嘘和欺骗。半年前他们宣称，已发动14个国家来反对苏维埃政权，几个月以后就要占领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今天我收到从芬兰寄来的一本小册子，这是一个白卫军官关于进攻彼得格勒的回忆录，早些时候我还收到一份西北政府的几个类似俄国立宪民主党人的官员的抗议书，其中讲到，英国将军们曾请他们去开会，通过翻译，有时干脆用流利的俄语向他们建议当场组成一个政府，当然是一个俄国的、绝对民主的、符合立宪会议精神的政府，并且要他们在向他们提出的一切建议上签字。这些英国军官对他们指手划脚，用巡官的腔调对他们发号施令（而专会发号施令的应该是俄国人），要他们坐下来在提交他们的一切建议上签字。英国军官的这种闻所未闻的蛮横行径，使这些本来是布尔什维克的死敌的俄国军官，使这些立宪民主党人非常恼怒。接下来他们又谈到这一切都落了空。我很遗憾，我们没有能够把这些材料，把这些进犯彼得格勒的白卫军官的招供尽量广泛地加以传播。
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这是因为他们的国际联盟只是纸上的联盟，而事实上他们是一群只会互相厮杀、谈不上互相信任的野兽。
其实他们现在还在吹嘘，说拉脱维亚、罗马尼亚和芬兰将同波兰一起进攻。我们从外交谈判中十分清楚地看出，当波兰发动进攻的时候，那些同我们进行和平谈判的国家就改变了腔调，发表声明，这些声明有时竟达到蛮横无理的程度。他们是用商人的眼光看问题的，而对商人本来也不能指望什么别的。他们觉得现在是向苏维埃俄国算账的机会了，于是就翘起尾巴来了。让他们翘去吧。我们看到别的更有分量的一些国家也有这种情况，我们根本不予理会，因为我们确信，芬兰、罗马尼亚、拉脱维亚以及其他一切完全依附于协约国的资产阶级国家对我们的种种威胁必将被粉碎。波兰只是同佩特留拉这个光杆司令签订了条约，这个条约使得乌克兰居民更加愤怒，使得许多半资产阶级分子更加倾向苏维埃俄国，所以，结果他们又没有能联合进攻，而只由波兰孤军作战。现在我们已经看到，由于我们的部队比波兰的部队离边境线远，当然就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来调动，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把部队运到前线，尽管如此，我们的部队已经开始进攻了，前几天我们的骑兵已经攻占了日托米尔；贯通基辅和波兰战线的最后一条道路已经被我们的部队从南北两路拦腰切断了，这对波兰来说，就意味着基辅已经丢定了。同时我们得悉，斯库尔斯基已经辞职，波兰政府已经动摇不定，辗转不安，并且已经发表声明说，他们将向我们提出新的媾和条件。请吧，地主和资本家先生们，我们决不会拒绝考虑波兰方面提出的媾和条件。但是我们看到：他们的政府进行战争是违反本国资产阶级意愿的；相当于我国的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的波兰民族民主党人[84]（最凶恶的反革命的地主和资产阶级）是反对战争的，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战争是不能取得胜利的；而进行战争的是波兰的冒险家们，是波兰的社会革命党人，即波兰社会党[85]，在这些人身上我们最明显地看到我国社会革命党人身上的那些东西，那就是革命空谈、吹嘘夸大、爱国主义、沙文主义、滑稽可笑和空虚浅薄。我们很了解这些先生。他们不自量力地发动了战争，现在又重新分配了内阁里的职位，表示愿意同我们进行和平谈判，我们说，好啊，先生们，请试试看吧！但是，我们只把希望寄托在波兰工人和波兰农民身上；我们也要讲和平，但是，不是同你们这些波兰的地主和资产者讲和平，而是同波兰的工人和农民讲和平，我们会看到这种谈判将有什么结果。
同志们，尽管我们在波兰战线节节胜利，但是目前的情况仍然需要我们全力以赴。在战争中，在象现在我们同波兰作战的条件下进行的战争中，最危险的是对敌人估计不足和满足于我们比对手强大。这是最危险的，它会导致战争的失败。这也是俄国人性格中最坏的一点，它的表现就是脆弱和松垮。重要的不只是开始，而是需要坚持和顶住，而我们俄罗斯人恰好做不到这一点。只有通过长期的教育，只有通过无产阶级对各种动摇和犹豫进行有组织的斗争，只有经过这种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引导俄国的劳动群众摆脱这种恶习。
我们揍了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尤登尼奇，我们狠狠地揍了他们，但是没有能够揍到底，结果还是让弗兰格尔盘踞在克里木。当时我们说：“看，现在是我们的力量大！”——因此就不断地表现出麻痹松懈，漫不经心；而这时弗兰格尔却得到了英国人的援助。这是由商人经手的，所以无法证实。最近弗兰格尔派兵登陆，攻占了梅利托波尔。诚然，根据最近的消息，我们收复了这个地方，但是正因为我们自恃强大，又极其可耻地失掉了这个地方。由于尤登尼奇、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被击溃了，俄罗斯人就显露出自己的本性，他要休息了，工作便松懈了下来；他们会由于这种漫不经心而断送掉成千上万个同志的生命。俄国人性格的特点是：一件事都还没有做成，如果没有受到大力督促，立刻就会松劲。应该同这种特点进行最无情的斗争，因为它会使成千上万个优秀的红军战士和农民丧失生命，使大家继续受饥饿的折磨。因此，在这场强加于我们的战争中，尽管我们比波兰强大，但我们的口号仍然应该是：克服一切松劲情绪。既然战争已经不可避免，那就应该一切为了战争，稍有松懈和劲头不足，就应该按照战时法令惩办。战争就是战争，凡是在后方，或者在任何非军事岗位上的人都不准逃避这一战时义务。
应该有这样一个口号：一切为了战争！否则我们就不能战胜波兰的贵族和资产阶级；为了结束战争，必须给那个竟还敢于玩弄战火的最后一个邻国永远不能忘记的教训。我们应该好好教训他们一顿，让他们告诫自己的子孙后代永远不再玩火。（鼓掌）同志们，因此，农村工作者、宣传员、鼓动员以及目前在非军事部门担任各种工作的同志的首要义务，就是在每次会议上，在群众大会和业务会议上，在党的任何机关的任何小组里，在苏维埃的任何委员会里，首先要记住“一切为了战争”这个口号，并且要全力以赴地贯彻这个口号。
在战争没有全胜以前，我们必须保证避免几年来我们所犯的错误和所做的蠢事。我真不知道，俄国人要干多少蠢事才会接受教训。我们已经有过一次这样的情况：敌人还没有彻底歼灭，弗兰格尔还盘踞在克里木，就以为战争结束了。我再说一遍：“一切为了战争”这个口号应该成为每次会议、每个委员会的第一项主要的议程。
为了结束战争，我们是否做到了一切，我们是否作出了一切牺牲？这是一个关系到拯救在前线奋勇当先流血牺牲的成千上万个优秀同志的生命的问题。这是一个关系到把人们从饥饿中拯救出来的问题。我们所以面临饥饿，完全是因为我们没有把战争进行到底，而我们是能够并且应该早日结束战争的。为此，必须极其严格地遵守纪律，服从指挥。在我们后方，在任何非军事工作岗位上，稍一放任和松垮，都会造成成千上万人的死亡，都会造成后方的饥饿。
这就是我们必须极其严格地对待疏忽大意现象的原因。这是从苏维埃俄国的整个国内战争中得出的第一个基本教训。这是每一个党的工作者，特别是担任宣传鼓动工作的党的工作者都应该牢记的第一个基本教训。他们应该懂得，如果一个党的工作者不能坚持不懈和坚定不移地贯彻上述口号来反对任何细小的疏忽大意现象，那他就是一个毫无用处的共产党员，就是一个苏维埃政权的叛徒。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证很快取得胜利并完全摆脱饥饿。我们从来自远方的同志那里了解到边疆的一些情况。我见到了一些从西伯利亚来的同志，以及从乌克兰和北高加索来的卢那察尔斯基同志和李可夫同志。他们以十分惊讶的口吻谈起这些地方物产丰富的情况。在乌克兰人们用小麦喂猪，在北高加索卖牛奶的农妇就用牛奶涮碗盏。从西伯利亚经常开出满载皮毛和其他物资的列车。在西伯利亚堆着成千上万普特的食盐，可是我们这里的农民生活却很苦，他们不肯拿粮食去换纸币，因为他们认为靠纸币恢复不了经济，而在这里，在莫斯科你们可以看到工人饿倒在机床旁边。我们所以不能让工人吃得饱些，使他们恢复损坏了的健康，主要原因就是还在打仗。由于我们在克里木出了差错，几万人将要多挨半年饿。问题就在于我们缺乏组织和纪律。这里在死人，可是在乌克兰、北高加索和西伯利亚，我们的物产却异常丰富，足以使饥饿的工人吃饱，使工业得到恢复。
要恢复经济，就必须有纪律。无产阶级专政主要应该是：让在最近两年里承受了巨大牺牲、挨饿最多的城市工人和产业工人中先进的即最有觉悟、最守纪律的那一部分工人，去教育和训练无产阶级中其余的那一部分往往是没有觉悟的人以及全体劳动群众和农民，培养他们的纪律性。在这方面必须抛弃一切温情主义和各种各样的关于民主的空谈。让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先生们去空谈吧。他们同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尤登尼奇谈民主已经谈得够多了，现在让他们滚到弗兰格尔那里去吧，弗兰格尔会给他们补课的。既然需要补课，就应该让他们补上这一课。
我们认为，那些挑起了重担、作出了空前巨大的牺牲而使苏维埃政权得到安定和巩固的工人，应该把自己看作是先进部队，他们通过启发和纪律教育一定能唤起其余的劳动群众，因为我们知道，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是备受压制和愚昧无知的劳动者，他们不懂得除了在资本家的棍棒下工作，还可以在组织起来的工人领导下工作。只要我们能用实践来表明这一点，他们是会相信的。劳动者从书本上是学不到这一点的。当我们用实践来表明这一点时，他们是能学会的。他们或者是在觉悟工人的领导下工作，或者是去受高尔察克和弗兰格尔等等的宰割。因此，无论如何必须最严格地遵守纪律，自觉地执行无产阶级先锋队根据自己痛苦的经验所规定的任务。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而采取的这一切措施实现以后，我们就完全有了保证，可以摆脱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经济破坏和混乱。从1917年8月1日起，一年里收购了3000万普特粮食，从1918年8月起，一年收购的粮食达11000万普特。这说明我们已经开始摆脱困境。从1919年8月1日到今天，收购的粮食已经超过了15000万普特。这说明我们正在摆脱困境。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真正收复乌克兰、北高加索和西伯利亚，如果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真正切实地保证每个工人每天得到两俄磅面包。
同志们，我通过党的文件对你们农村工作者多少有些了解，今天我还想谈一个对你们很有意义的问题。我想对你们说，你们的主要工作将是指导员的工作、党的工作、鼓动工作、宣传工作。这项工作中的一个主要缺点是，我们不善于处理国家事务，在我们一些同志身上，甚至在这里一些负责领导工作的同志身上，旧时地下工作的习惯影响极深，当时我们在国内或国外都局限于小组的范围，甚至不会思考，不会想到怎样从国家的角度处理事务。现在你们必须懂得这一点，并且记住，我们要管理的是千百万人。每一个作为政权代表、作为中央委员会代表去农村的人都必须记住，我们拥有庞大的国家机构，但这个机构工作得还不好，因为我们没有本事，不能很好地掌握它。我们农村有几十万教师，他们或者受富农的压制和恐吓，或者被旧时的沙皇官吏折磨得半死不活，因此他们弄不清楚苏维埃政权的一些原则。我们拥有庞大的军事机构。没有政治委员，我们就没有红军。
我们还有一个普遍军训[86]机构，这个机构在进行军事工作的同时，还应该进行文化工作，应该提高农民的觉悟。
这个国家机构很糟糕，那里没有真正忠实可靠的人，没有真正的共产党员，所以你们这些即将到农村去的共产党员，进行工作时不应该脱离这个机构，相反，应该同这个机构一道进行工作。任何一个到农村工作的党的鼓动员，同时还应该是一个国民学校的视导员，但不是旧日的督学，他不应该去干涉教务（这是不容许的），但他应该把自己的工作同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同普遍军训的工作和政治委员的工作配合起来，他应该把自己看作国家政权的代表，看作俄国执政党的代表。他在农村不只是宣传员和教育者，同时还应该督促那些不闻世事的教师和几十个几百个政治委员都来参与党的鼓动员工作。每个教师都应当备有鼓动手册，不只是备有这种手册，还要读给农民听。他们必须知道，谁不这样做，谁就要被撤职。政治委员们也同样应该备有这种手册，也应该读给农民听。
我们的苏维埃政权有几十万苏维埃职员，他们有的是资产者，有的是半资产者，有的由于备受压制而根本不相信我们的苏维埃政权，有的觉得这个政权离得太远，远在莫斯科，而在他们身旁的则是有粮食的富农，富农把粮食放在身边不卖给他们，让他们挨饿。
这就使党的工作人员负有双重任务了。他应该记住，他不仅是口头上的宣传者，他不仅应该帮助居民中最受压制的阶层——这是他的基本任务，不这样他就不是党的工作人员，不配称为共产党员了。但是除此以外，他还应该是苏维埃政权的代表，应该同教师们建立联系，应该把他的工作同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配合起来。他不应该是监督和检查意义上的视导员，而应该是通过一部分无产阶级来管理整个俄国的执政党的代表。他既然具有这样的身分，就应该记住，他的工作是指导性的工作；他应该吸收所有教师和政治委员参与这项工作，教他们做这项工作，使他们同他自己一样从事这一工作。他们不熟悉这一工作，你们应当教会他们。面对吃得饱饱的农民，他们毫无办法，你们应该帮助他们摆脱这种依赖地位。你们应该牢牢记住，你们不只是宣传鼓动员，你们还是国家政权的代表，你们不应该去破坏现有的机构，不应该去干涉它，不应该去搅乱它的组织。你们的工作应该做得象一个能干的宣传指导员、鼓动员那样，即使在农村工作了不长的一段时间，也不要在你们教育过的农村共产党员那里只留下一些文件，而且还要对你们检查和指导过的，并且向他们提出过任务和要求的工作人员的思想产生一定的影响。你们应该使每个教师和政治委员一定按照苏维埃精神进行工作，使他们知道这是他们的义务，使他们记住，他们不这样做，就不能留在现在的岗位上，使他们知道并感到每个鼓动员都是苏维埃政权的全权代表。
如果能够这样，如果能够正确地使用力量，那你们就能使力量增加十倍，就能使每一百个鼓动员在他们离开后都能留下一个组织机构，这种机构现在虽然已经存在，但是它的工作还不完善、还不能令人满意。
祝你们在这方面以及在其他方面取得成就。（长时间鼓掌）
载于1920年6月13日和15日《真理报》第127号和第128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138—150页
注释：
[81]这是列宁在全俄农村工作干部第二次会议第三天会上发表的讲话。
俄共（布）中央召开的全俄农村工作干部第二次会议于1920年6月10—15日在莫斯科工会大厦圆柱大厅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来自61个省的300多名省、县、乡各级农村工作干部。米·伊·加里宁代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致了贺词。弗·伊·涅夫斯基在会上作了关于俄共（布）中央农村工作部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根据这一报告通过了一项决议，强调指出在农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重要性，表示要坚决贯彻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所作的关于在农民中加强宣传鼓动工作的指示。会议还听取了各地的报告，讨论了组织问题及其他问题。会议通过了《告全世界工人书》，向阻挠军用物资和军队运往波兰的英国、匈牙利、意大利等国工人致敬。——130。
[82]指1920年1月28日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告波兰政府和波兰人民书及1920年2月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告波兰人民书。——130。
[83]指协约国最高会议于1919年12月8日发表的《关于波兰东部临时边界线的声明》。该声明载于1920年6月1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25号。——131。
[84]民族民主党是波兰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政党，成立于1897年，首领是罗·德莫夫斯基、济·巴利茨基、瓦·格拉布斯基等。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期间，该党争取波兰王国自治，支持沙皇政府，反对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该党无条件支持协约国，期望波兰王国同德、奥两国占领的波兰领土合并，在俄罗斯帝国的范围内实现自治。1919年该党参加了波兰联合政府，主张波兰同西方列强结盟，反对苏维埃俄国。——135。
[85]波兰社会党是以波兰社会党人巴黎代表大会（1892年11月）确定的纲领方针为基础于1893年成立的。这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建立独立民主共和国、为争取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而斗争的口号，但是没有把这一斗争同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革命力量的斗争结合起来。该党右翼领导人约·皮尔苏茨基等认为恢复波兰国家的唯一道路是民族起义而不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全俄反对沙皇的革命。从1905年2月起，以马·亨·瓦列茨基、费·雅·柯恩等为首的左派逐步在党内占了优势。1906年11月召开的波兰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把皮尔苏茨基及其拥护者开除出党，该党遂分裂为两个党：波兰社会党—“左派”和所谓的波兰社会党—“革命派”。波兰社会党—“左派”逐步转到了革命的和国际主义的立场，于1918年12月同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一起建立了波兰共产党。波兰社会党—“革命派”于1909年重新使用波兰社会党的名称，强调通过武装斗争争取波兰独立，但把这一斗争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割裂开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起，该党的骨干分子参加了皮尔苏茨基站在奥德帝国主义一边搞的军事政治活动（成立波兰军团）。1918年波兰社会党参加创建独立的资产阶级波兰国家。该党不反对地主资产阶级波兰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并于1920年7月参加了所谓国防联合政府。1926年该党支持皮尔苏茨基发动的政变，同年11月由于拒绝同推行“健全化”的当局合作而成为反对党。——135。
[86]关于普遍军训的问题是在1918年3月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里提出的。决议说，党的首要的任务之一是对成年居民不分性别一律实行全面的、系统的和普遍的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4月22日的法令对普遍军训作了组织上的规定。——140。 |
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共产主义》（1920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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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80]
为东南欧国家办的共产国际杂志（德文版），维也纳，自1920年2月1日第1—2期合刊至1920年5月8日第18期
（1920年6月12日）
维也纳出版的《共产主义》杂志是一份出色的杂志，它提供了很多有关奥地利、波兰和其他国家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情况的令人极感兴趣的材料，同时也登载了国际运动的新闻、关于匈牙利和德国的文章、关于总任务和策略等等的文章。但是只要把杂志翻一下就立刻可以发现，它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缺点。这就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明显症候，这个杂志正害着这种幼稚病，我的那本在彼得格勒刚刚出版的小册子［注：见本卷第1—95页。——编者注］分析了这种病症。
我想现在就扼要地指出《共产主义》这份出色的杂志的幼稚病的三个症候。在第6期（1920年3月1日）上登载了卢·乔·同志的一篇文章：《论议会活动问题》，编辑部称它为供讨论的文章，而库·贝·同志，即《论抵制议会的问题》一文（1920年5月8日第18期）的作者（幸而）干脆否定了这篇文章，也就是声明他不同意这篇文章。
卢·乔·的文章左得很，糟得很。文章中的马克思主义纯粹是口头上的；“防御”策略和“进攻”策略的区分是臆想出来的；对十分明确的历史情况缺乏具体分析；没有注意到最本质的东西（即必须夺取和学会夺取资产阶级借以影响群众的一切工作部门和机关等等）。
库·贝·同志在第14期（1920年4月17日）《德国发生的事件》一文中批评了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20年3月21日的声明，我在上面提到的那本小册子中也批评过这个声明。但是我们两人的批评性质根本不同。库·贝·同志是援引马克思的话来进行批评的，但是这些话所指的情况跟目前的情况不同，他全盘否定了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策略，完全忽略了最主要的东西。他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既然多数城市工人离开谢德曼派靠拢考茨基派，而在考茨基那个（“独立”于正确的革命策略的）党内他们又继续离开右翼靠拢左翼，即实际上靠拢共产主义运动，既然事情是这样，那么是否可以一点不考虑对这样的工人采取一些过渡的、妥协的办法呢？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4—5月间实行的实质上正是妥协的政策，那时他们声明，不能简单地把临时政府（李沃夫、米留可夫、克伦斯基等）推翻，因为苏维埃中还有工人支持它，必须首先使这些工人中的多数或者相当一部分人改变观点。对于布尔什维克的这一经验，是否可以不加考虑，只字不提呢？
我认为是不可以的。
最后，上面提到的《共产主义》第18期上的库·贝·同志的那篇文章，特别明显、清楚、有效地揭示了他的错误在于赞同目前欧洲那种抵制议会的策略。作者在屏弃“工团主义的抵制”、屏弃“消极的”抵制的同时，臆想出一种特殊的“积极的”（哦，多么“左”呀！……）抵制，这就异常清楚地表明他的论断的错误极其严重。
作者写道：“所谓积极的抵制，就是共产党不要满足于传布反对参加选举的口号，为了有利于抵制，就要象党参加了选举那样，象党的鼓动和行动（工作、活动、行为、斗争）指望获得尽可能更多的无产阶级的选票那样，展开广泛的革命的鼓动工作。”（第552页）
这真是精彩的妙论。这比任何批评都更能置反议会派于死地。臆想出“积极的”抵制，“就象”我们参加了选举那样！！大批愚昧无知的和半愚昧无知的工人和农民是认真地参加选举的，因为他们还相信资产阶级民主偏见，还是这些偏见的俘虏。而我们不去帮助这些愚昧无知的（虽然有时也还有“文化水平很高的”）小市民通过自身的经验抛掉他们的偏见，反而要回避参加议会，并以臆想出一种没有日常的资产阶级恶习的策略来作消遣！！
好极了，好极了，库·贝·同志！您为反对议会活动进行的辩护，比我的批评能更快地杜绝这种愚蠢行为。
1920年6月12日
载于1920年6月14日《共产国际》杂志第11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135—137页
注释：
[80]《共产主义》杂志（《Коммунизм》）是共产国际东欧书记处的机关刊物（周刊），1920—1921年在维也纳出版，共出了81期。该刊主编是伊斯列尔。——127。 |
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同日本记者、《大阪每日新闻》和《东京日日新闻》代表布施胜治的谈话（1920年6月3日或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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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本记者、《大阪每日新闻》和《东京日日新闻》代表布施胜治的谈话[79]
（1920年6月3日或4日）
列宁同志会见布施时说，见到他很高兴，尽管近几年俄国和日本之间发生了一些事情，尽管日本的某些集团至今还同苏维埃俄国势不两立，但是，列宁对两国未来的关系仍然是乐观的。列宁说：苏维埃政府承认了缓冲国的独立，我希望这将有助于在最近期间恢复远东的和平。
布施开始了采访，他向列宁提问：“去年秋天您说困难已经过去，难道您没有预见到以后还有困难吗？”
我说这话的意思是，我们经受住了最大的困难，但是，在我们面前当然还有许多困难！
布施问：“您说过，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曾用了很多年，因而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也要用很多年。请问，这大约需要多长时间？”
确定期限是困难的；推翻旧制度要不了多少时间，但是，建立新制度，短时间内是不可能的。我们已着手实施工业和农业的电气化计划，没有电气化，共产主义制度是不可能实现的；而我们的电气化计划预定10年完成，如果情况非常顺利的话。这就是我们建立新制度的最短期限。
接着，列宁就日本的土地关系和阶级关系向布施提了一些问题。
日本的地主都是些什么人？日本无地农民的处境怎样？有农民组织吗？等等。然后，列宁问起日本的电气化和国民教育的情况，以及日本怎样对待孩子。当布施说到日本比西方更爱护孩子时，列宁说：这非常重要，要知道，在所谓最文明的欧洲各国中，甚至在瑞士也还没有完全消除譬如在学校打孩子的习俗。
然后，布施向列宁同志又提出了一系列政治问题。
布施：“您对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睦邻关系持什么看法？”
关于我们同资本主义国家共居的条件，不久前美国代表布利特在华盛顿公布的条约草案中已作了详细的叙述。这些条件对我们来说是很不利的，协约国列强因此以为我们是由于软弱才同意让步的，于是就开始了武装干涉，其结果是他们都遭到了完全的失败。我们彻底粉碎了高尔察克、尤登尼奇和邓尼金。
布施：“共产主义在哪里成功的可能性大些，在西方还是在东方？”
真正的共产主义目前只可能在西方获得成功，然而，西方是依靠东方生存的；欧洲的帝国主义列强主要靠东方殖民地发财，但同时他们却武装了自己的殖民地并教会了他们如何打仗，这样，西方也就在东方为自己掘好了墓穴。
布施：“苏维埃政府当前的任务是什么？”
第一，打败波兰地主；第二，争取持久和平；还有第三，发展我们的经济生活。
载于1920年6月10日《东京日日新闻》第15686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132—134页
注释：
[79]列宁同日本记者、《大阪每日新闻》和《东京日日新闻》的代表布施胜治的谈话是在1920年6月3日或4日进行的。据布施报道，谈话进行了大约20分钟。谈话时，外交人民委员部东方司司长人A．H．沃兹涅先斯基在座。沃兹涅先斯基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了这次谈话的详细情况：
“同日本记者的谈话别具一格。我们还没来得及坐下，列宁同志就把自己的圈椅挪过来，紧靠着布施先生，向他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你们那里无地农民的处境怎样？他们怎样向地主交租，交多少？你们那里有些什么样的地主？中等地主和大地主有多少俄亩土地？有农民组织吗？’布施恭顺地一一作了回答。‘您本人是什么阶级出身？是知识分子吗？’日本记者回答说：‘我是小地主的儿子。’‘确切些说，您的父亲有多少俄亩土地呢？’列宁一再询问布施先生。布施用日本的度量单位作了回答。列宁坚持要他折合成俄亩。原来有几十俄亩。列宁急忙反驳说：‘对不起，对不起，这根本不是小地主。在日本这已经是中等地主，几乎是大地主了。这么说，您是资产者了。’列宁没有察觉记者的窘态，就把话题转到了日本的电气化方面。在了解到日本这一方面取得的成就和普遍利用山区河流发电之后，他感到很惊讶。然后，列宁把话题又转到国民教育上，又向布施提出了不少问题：‘你们那儿是什么时候实行普及义务教育的？到几岁为止？有文盲吗？’布施回答说在日本几乎没有文盲，列宁感叹地说：‘幸福的国家。嗯，在你们那儿从来不惩罚孩子，不打他们，这是真的吗？关于这件事，我在书里读到过。’布施回答说：‘是的，在我们那儿不打孩子。就某种意义来说，尊重孩子是我们整个家庭和国家制度的基础。’列宁同志想了想说道：‘那么，你们不仅是幸福的人民，而且是伟大的人民。就连欧洲的所谓先进国家也没有消除这一遗毒，即在教育中实行体罚这种野蛮的做法。’然后，列宁想了一想，审视着交谈者，问道：‘难道在你们日本对孩子一巴掌也不打吗？’布施断然地回答说：‘不，我们从不打孩子。’列宁把身子往后一仰，用询问的眼光看了看我们俩。我也证实了这一点，并补充说，我小时候在日本有过一个日本保姆，这时列宁总结说：‘是的，这是优秀的人民，这是真正的文明……’
布施急忙掏出自己的问题单，开始进行采访谈话。
我们走下楼梯的时候，布施问我：‘说实在的，是谁采访谁？是他采访我，还是我采访他？’他边说边擦去额头上的汗水。”（见《列宁与东方》1924年莫斯科俄文版第49—50页）
日本《东京日日新闻》于1920年6月10日报道了列宁同布施的谈话。6月26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出版的社会革命党报纸《意志报》曾加以援引。这里收载的列宁同布施的谈话记录最初用俄文发表于1924年莫斯科出版的文集《列宁与东方》，后来编入了《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124。 |
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同日本记者、《大阪朝日新闻》代表中平良的谈话（1920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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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本记者、《大阪朝日新闻》代表中平良的谈话[77]
（1920年6月3日）
列宁没有等我们提问就先说了起来。列宁在谈到日俄关系时，对日本不愿响应俄国工农政府所采取的爱好和平的步骤的立场深表遗憾。他指出：“工农政府正因为遵循爱好和平的原则，所以才承认在远东建立的缓冲国[78]。”
列宁在转到其他话题时，接二连三地提出了一系列问题：“1．地主在日本是不是统治阶级？2．日本的农民能不能自由拥有土地？3．日本人民主要依靠国内的资源生活，还是日本从国外进口大量商品？”
这样，我们清楚地了解到，列宁对日本人民的生活是很关心的。
接着，列宁提出了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我在一本书中读到，说在日本父母是不打孩子的。是这样吗？”我们回答说：“例外情况当然有，但在我们那儿通常是不打孩子的。”他十分满意地指出，工农政府的一个原则，也是废除对儿童的体罚。
我们提了一些有关俄国革命及其发展前景的问题。
列宁简要地叙述了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接着说：“革命前，俄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遭受的是历史上空前的压迫。由于这种压迫，人民群众的反抗精神日益增长，导致了革命的爆发。正因为如此，尽管俄国下层居民的组织程度比较差，尽管他们的文化程度比其他国家低，但是，革命运动毕竟没有被镇压下去。现在，俄国工人阶级和农民已有两年多的革命经验，并且在政治和社会方面受到了极好的锻炼。在这两年半时间内所积累起来的经验，足以比得上好几个世纪的发展。”
随后，我们问：“工农共和国原则上拒绝偿付沙皇政府的债务，但是它却答应在同爱沙尼亚缔结和约后偿付给它大量黄金。这应该怎样解释呢？”
列宁爽朗地笑了笑，回答说：“爱沙尼亚对工农国家的态度是友好的，所以工农政府答应以黄金偿还，作为对这种友好态度的回答。”然后他说：“同有产阶级打交道是非常困难的。有产阶级那些人出自其本性，考虑的只是如何满足自己对金钱的贪欲。以美国为例。美国曾向我们工农国家建议缔结和约。但如果仔细研究一下这个建议，原来它具有彻头彻尾的掠夺性质。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因此，我们根本拒绝签订这种和约。当然，我们不愿让外国人看成一个弱国。有理由认为，协约国各国愈是拖着不承认工农国家，愈是企图对俄国进行武装干涉，到头来对我们就愈有利。
俄国工业前景广阔。就拿动力技术来说吧，一旦它得到高度发展，我们就可以使各个经济部门电气化。共产主义蕴藏的创造的潜力，在解决所有这些问题时，必将迅速地产生巨大的效果；将会出现一个极大的发展，足以同数十年才能实现的进步相媲美。”
载于1920年6月13日《大阪朝日新闻》第13814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129—131页
注释：
[77]列宁同日本记者、《大阪朝日新闻》代表中平良的谈话是1920年6月3日在克里姆林宫列宁的办公室里进行的。中平在他的通讯中报道说：“出乎我的意料，办公室里的陈设竟十分简单朴素，这使我感到很惊讶……列宁对我们非常亲切坦诚，就象接待老朋友一样。虽然他在俄国担任最高的职务，但是，在他的言谈举止中却没有一点摆架子的味道。”（1920年6月13日《大阪朝日新闻》）据中平后来回忆，第二天，他把谈话记录稿送给列宁，列宁仔细地看了一遍，并作了几处修改。
这里收载的报道用日文发表于1920年6月13日《大阪朝日新国》和1920年6月15日《东京朝日新闻》，还用英文发表于1920年8月7日出版的《苏维埃俄国》杂志第6期。根据《苏维埃俄国》杂志译出的这一报道的俄译文最初发表于1963年4月16日《消息报》第91号。——122。
[78]指远东共和国。
远东共和国是1920年4月在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成立的民主共和国，首都在上乌金斯克（现称乌兰乌德），后迁到赤塔。政府领导人是布尔什维克亚·米·克拉斯诺晓科夫、彼·米·尼基福罗夫等。苏维埃俄国政府于1920年5月14日正式承认远东共和国，并提供财政、外交、经济和军事援助。远东共和国是适应当时极为复杂的政治形势而成立的，目的是防止苏维埃俄国同日本发生军事冲突，并为在远东地区消除外国武装干涉和白卫叛乱创造条件。为了领导远东地区党的工作，成立了俄共（布）远东局（后改为俄共（布）中央远东局）。这个特别党组织的任务之一就是保证俄共（布）中央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对远东共和国的对内对外政策起决定性作用。在远东大部分地区肃清了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军后，远东共和国国民议会于1922年11月14日作出加入俄罗斯联邦的决定。1922年11月15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远东共和国为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122。 |
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给英国工人的信（1920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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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英国工人的信[75]
（1920年5月30日）
同志们！首先请允许我对你们派代表回来访问苏维埃俄国表示感谢。你们的代表团向我建议，通过它带信给英国工人，也可以通过它向英国政府提出建议。我答复说，我衷心地接受前一个建议，但是同政府打交道，我不应当通过工人代表团，而应当通过契切林同志直接以我国政府的名义来进行。我们已经多次而且是很多次用这种方式向英国政府提出关于进行和平谈判的最正式最郑重的建议。我国的代表李维诺夫同志、克拉辛同志，还有其他同志，都在继续不断地提出这种建议。可是英国政府却固执地不接受我们的建议。因此，我只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分而不是以苏维埃俄国政府代表的身分来接见作为工人使者的英国工人代表团，这就不足为奇了。
你们代表团的若干团员不是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而是站在资产阶级、剥削阶级的立场上，这并不使我惊奇，因为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帝国主义战争完全暴露了一个经久未愈的脓疮：议会和工联中的工人领袖多数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他们打着“保卫祖国”的骗人的幌子，实际上保卫世界两大强盗集团，即英美法集团或德国集团的掠夺利兹；他们同资产阶级勾结在一起，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他们用和平演进、宪政方法和民主等等市侩感伤主义的、改良主义的、和平主义的词句来掩盖这种叛卖行为。各国都是如此，所以你们代表团的成分也反映了英国这种同样的现象，是并不奇怪的。
我谈到，英国不顾我们的多次和平建议，不顾自己政府的屡次声明，继续进行干涉，同我们作战，援助克里木的弗兰格尔和波兰的白卫分子。我说的这些大概使你们代表团的团员肖和格斯特感到惊奇和委屈，他们问我，这样说有没有证据，能不能指出英国给波兰送去了多少列车的军火等等。我回答说，要获得英国政府订立的秘密条约，就得用革命手段推翻这个政府，把它对外政策的一切文件拿过来，就象我们在1917年所做的那样。每个有学识的人，每个真正关心政治的人，在我国革命以前就已经知道，沙皇同英、法、美、意、日等国强盗政府缔结过关于分赃，关于君士坦丁堡、加里西亚、亚美尼亚、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等等的秘密条约。只有撒谎者和伪君子（当然，除开那些极其愚昧无知的文盲）才能否认这一点，或者佯装一无所知。但是不革命，我们就永远得不到资本家阶级强盗政府的秘密文件。英国无产阶级的那些领袖或代表人物——无论是议会的、工联的、新闻界的还是其他方面的领袖或代表人物都一样——装出一副样子，好象他们不知道英、法、美、意、日、波有掠夺其他国家，进行分赃的秘密条约，并且他们也不进行革命斗争来揭露这些条约，这不过再一次表明他们是资本家的忠实奴仆而已。我们早就知道这一点；我们正在本国和世界各国揭露这一点。英国工人代表团访问俄国也会加速对英国这类领袖的揭露。
5月26日，星期三，我同你们的代表团谈了话。第二天，电讯报道说，博纳·罗在英国议会里承认在10月间“为了防御俄国进攻”，曾经给波兰军事援助（当然，只是为了防御，只是在10月间！英国竟还有这种“有影响的工人领袖”在帮助资本家愚弄工人！），而一家温和之至的市侩报纸《新政治家》[76]谈到，向波兰提供的坦克比战时用来对付德国人的坦克威力还大。有些英国工人“领袖”装出无故受辱的样子问别人有什么“证据”可以说明英国在同俄国作战，在帮助波兰和克里木的白卫分子，可是有了这些材料以后，他们又怎能不被人耻笑呢？
代表团团员问我：哪件事更重要，是建立彻底革命的英国共产党，还是立即发动英国工人群众促进对俄媾和？我总是回答说，这是一个信念问题。凡是真心赞成工人摆脱资本桎梏的人决不会反对建立共产党，而只有共产党才能不按资产阶级的方式、不按市侩的方式教育工人群众，只有共产党才能真正揭露、嘲笑和羞辱那些对英国是不是帮助了波兰这类事实都发生怀疑的“领袖”。用不着担心英国的共产党员会太多，因为英国现在连一个很小的共产党也没有。但是，如果谁仍然充当资产阶级思想上的奴才，仍然抱着“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和平主义之类的市侩偏见不放，而这种人忽然要自称为共产党人，要参加第三国际，那么他们当然只会给无产阶级带来更大的害处。这种人除了用市侩的花言巧语写一些动听的“决议”来反对干涉之外，是什么都做不成的。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决议也还是有益处的，就是说，这些老“领袖”（醉心资产阶级民主、和平方式等等的人）会使自己在群众心目中成为可笑人物，他们愈玩弄空洞的、毫无的束力的、不见诸任何革命行动的决议，就会愈快地暴露自己。还是各走各的路吧：让共产党员直接通过自己的政党来致力于提高工人的革命意识吧；让那些在瓜分世界的帝国主义战争中赞成“保卫祖国”的人，让那些赞成“保卫”英国资本家和沙皇签订的共同掠夺土耳其的秘密条约的人，让那些“没有看见”英国帮助波兰和俄国白卫分子的人，让他们更快地使自己的“和平决议”达到荒唐可笑的数字吧；这会使他们更快地重蹈俄国克伦斯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覆辙。
你们代表团的某些团员惊奇地向我提出关于红色恐怖、关于俄国没有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以及我们迫害孟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工人等等问题。我总是回答说，制造恐怖的真正祸首是英帝国主义者及其“盟友”，他们过去和现在都一直在芬兰和匈牙利，在印度和爱尔兰实行白色恐怖，过去和现在一直都支持尤登尼奇、高尔察克、邓尼金、皮尔苏茨基和弗兰格尔。我国的红色恐怖则是保卫工人阶级免受剥削者的侵害，是镇压为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一小撮孟什维克工人所支持的剥削者的反抗。资产阶级民主的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是富人坑害劳动者的自由，是资本家贿赂和收买报纸的自由。这一点我已经在报刊上解释过很多次，再来重复我已经感到很乏味了。
在我同你们的代表团谈话两天之后，报上的消息说，继法国逮捕莫纳特和洛里欧之后，英国又逮捕了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瞧，英国政府绝妙地回答了那些囿于资产阶级偏见的非共产主义的英国工人“领袖”连提都不敢提出的问题：恐怖究竟是针对哪一个阶级的？是针对被压迫者、被剥削者呢，还是针对压迫者和剥削者？问题是资本家掠夺、欺骗和愚弄劳动者的“自由”呢，还是劳动者摆脱资本家、投机商、私有者桎梏的“自由”？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代表千百万受英国以及其他国家资本家压迫的人的利益，因此她受到白色恐怖的迫害，被剥夺了自由，如此等等。而那些奉行非共产主义政策的工人“领袖”，却百分之九十九地代表资产阶级，替它制造骗局，散布偏见。
同志们！最后我再一次感谢你们派代表团访问我国。尽管代表团里有许多人敌视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尽管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囿于资产阶级偏见，但是代表团对苏维埃俄国的了解，必然会加速全世界资本主义的崩溃。
尼·列宁
1920年5月30日
载于1920年6月17日《真理报》第130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30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124—128页
注释：
[75]《给英国工人的信》是在英国工人代表团访问苏俄两周后写的，发表于1920年6月17日《真理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共产主义劳动报》和《汽笛报》，同一天还刊载于英国社会党的周刊《号召报》。英国工人社会主义联盟机关报《工人无畏舰》周刊和《俄国展望》杂志于6月19日、英国社会党报纸《每日先驱报》于6月22日相继予以转载。这封信后来还多次为苏维埃俄国和其他国家的报刊所转载。——117。
[76]《新政治家》杂志（《TheNewStatesman》）是英国费边社的刊物（周刊），1913年在伦敦创办，1931年起改称《新政治家和民族》杂志。——119。 |
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对合理分配劳动居民住房的办法的法令草案的意见（1920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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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合理分配劳动居民住房的办法的法令草案的意见[74]
（1920年5月25日）
我认为，第9条不合适。人民法庭太弱了。
应当责成各地方卫生局（＋劳动人民委员部）
（ａ）颁布强制性的规章制度
（ｂ）对不讲卫生等行为可以不经法庭审判，处以一个月以内的拘留或两个月以内的强制劳动
（ｃ）组织群众监督住房的卫生（通过苏维埃下设的专门的小分队）。
列宁
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431页
注释：
[74]这是列宁在审阅人民委员会关于合理分配劳动居民住房的办法的法令草案时写下的意见。法令草案根据列宁的意见作了修改后，由人民委员会1920年5月25日会议通过。法令发表于1920年6月4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116。 |
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人民委员会关于收购原料的决定草案（1920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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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委员会关于收购原料的决定草案[73]
（1920年5月25日）
建立一个委员会在两周内完成下列任务：
（1）制定措施由一个部门统管粮食和原料的收购工作，或者以相当固定的和适当的形式把有关部门联合起来进行这项工作。必须利用合作机构。
（2）委员会特别应该研究动用征粮军和国内警卫部队参加各种原料收购工作的问题，以及实行奖励和进行商品交换（一般是指集体的商品交换）的条件和具体范围，尤其是用农民所交的部分原料加工为成品返销给他们的条件和具体范围的问题。
（3）收购原料必须采用普遍摊派的办法，并且以固定价格收购。
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123页
注释：
[73]《人民委员会关于收购原料的决定草案》是列宁在人民委员会1920年5月25日会议上写的，并得到会议的通过。——115。 |
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在罗戈日－西蒙诺沃区工人、红军战士扩大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20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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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戈日－西蒙诺沃区工人、红军战士扩大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1920年5月13日）
报道
现在苏维埃共和国又处在艰难的时刻了。俄国无产阶级在打败高尔察克和邓尼金之后，就全身心地来重整国家的经济生活。我们原以为波兰资产阶级政府不敢再采取新的冒险行动了。不错，波兰共产党人说过，波兰政府正因为再没有什么可以损失的了，所以不怕把本国的工人和农民投入随便什么样的冒险行动中去。但是我们认为波兰无产阶级总会同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的无产阶级一起赶走波兰的资产阶级和地主的。俄国工农政府曾对波兰作了巨大的让步，希望以此向波兰人民表明，它完全放弃了沙皇政府对待小国的政策。
在波兰资产阶级背后操纵的是法国资本家，他们希望把他们的军用物资高价推销给波兰，借以补偿他们在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身上所受的损失。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没有一个协约国国家敢公开出面反对苏维埃俄国，他们都怕在工人面前暴露自己的真面目。目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让那些政治上无知的落后公民知道：我们为避免新的流血已经尽了一切努力；波兰的工人和农民不是我们的敌人；但是，既然同佩特留拉勾结起来的波兰资产阶级要打，我们就将毫不留情地打到底。在任何战争中，胜利归根到底是由在战场上流血牺牲的群众的士气决定的。士兵们确信战争的正义性并且意识到必须为了自己弟兄们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会使他们斗志昂扬并且能忍受空前的艰难困苦。沙皇的将军们说，我们的红军战士所忍受的艰难困苦是沙皇军队根本无法忍受的。这是因为每一个手握武器的工人和农民都知道他们为什么而战，并且自觉地为正义和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流血。
群众认识到战争的目的和原因，这有巨大的意义，这是胜利的保证。
战争把我们的国家弄得疲惫不堪，我们宁愿作出巨大让步来停止流血并着手和平劳动。因此，当布利特来到俄国，提出苛刻的和约的时候，苏维埃政府为了使苏维埃政权得以巩固，就签署了这个条约[71]。
目前我们不得不再次发出“一切为了战争”的号召。一切组织，无论是工会组织或党的组织，现在都必须拿出全部力量来支援英勇的红军。
不久我们就会使全世界相信，正义是在我们这一边的。
昨天英国工联代表团[72]来到了彼得格勒，这个代表团中同情我们的人不多，但我们相信，他们回国后会成为替我们宣传的最好的鼓动家。在连从前的一些沙皇将军也认为波兰的要求不合理而来帮助我们了。我们，俄国的工人和农民们现在都说：“一切为了战争，一切为了胜利。”让我们鼓足干劲来保证胜利吧。（热烈鼓掌）
载于1920年5月14日《共产主义劳动报》第44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120—121页
注释：
[71]这里说的是1919年3月苏维埃政府同美国政府代表威·克·布利特在莫斯科进行的谈判。布利特前往莫斯科，是为了了解苏维埃政府同意在什么条件下同协约国媾和。
布利特在谈判中转达了美国总统伍·威尔逊和英国首相戴·劳合－乔治的建议。苏维埃政府为了尽快缔结和约，同意按照他们提出的条件进行谈判，但对这些条件作了一些重要修改（美国政府代表布利特和苏俄政府共同制定的和平建议草案全文见《苏联对外政策文件汇编》1958年俄文版第2卷第91—95页）。
布利特离开苏维埃俄国之后不久，高尔察克军队在东线取得了一些胜利。帝国主义各国政府指望借助高尔察克的力量来消灭苏维埃俄国，于是拒绝了和平谈判。威尔逊不准公布布利特带回去的协定草案，劳合－乔治则在议会宣称他同与苏维埃政府谈判一事根本没有关系。——114。
[72]英国工联代表团是指根据1919年12月英国工联代表大会决定派赴俄国了解苏维埃俄国政治经济情况的英国工人代表团。代表团由工党和工联成员组成，以工党的本·特纳为团长。英国独立工党也派代表作为非正式成员随同前往访问。列宁认为该代表团的来访意义重大，要求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对代表团热情接待，向他们广泛介绍苏俄人民的生活，以便他们回国后能向英国人民报告苏俄的真实情况。1920年5月12日英国工人代表团抵达彼得格勒，17日到达莫斯科，以后又参观了伏尔加河流域一些城市。他们到处受到苏俄劳动人民的隆重欢迎。代表团还到了前线，参加了星期六义务劳动。5月26日列宁接见代表团，和代表们谈了关于英国革命运动的前景、协约国反对苏俄的活动以及苏波战争等问题。代表团访问后表示要为加强英国和苏俄劳动人民的团结而努力，并对英国政府支持波兰政府发动对苏战争表示强烈抗议。代表团共访问6周，回国后发表了关于苏俄情况的报告。——114。 |
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在莫斯科第一机枪训练班红色指挥员第十一届毕业典礼上的讲话（1920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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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第一机枪训练班红色指挥员第十一届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1920年5月12日）
采访记录
列宁向刚提升为红色指挥员的毕业生发表讲话，指出一个红色指挥员应该抱着什么目的奔赴西方战线。红色指挥员应该记住，我们不是同波兰的工人和农民作战，而是同波兰资产阶级和地主以及站在他们背后并指挥波兰老爷们的协约国资本家作战。列宁同志说，你们知道，这场战争是违背我们的意愿强加给我们的，但是我们决不让他们扼杀我们：宁死也不能失败。
载于1920年6月1日《新军》杂志第6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26—427页 |
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致印度革命协会（1920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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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印度革命协会[70]
（1920年5月10日）
我高兴地获悉，工农共和国宣布的自决原则以及被压迫民族摆脱外国和本国资本家剥削而取得解放的原则，在为争取自由而英勇斗争的觉悟的印度人中得到了如此热烈的反应。俄国劳动群众始终如一地关注着印度工农的觉醒。劳动者的组织性、纪律性、坚毅精神以及同全世界劳动者的团结一致，是取得最后胜利的保证。我们欢迎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结成紧密的联盟。我们衷心希望这一联盟能包括东方的一切劳动者。只有在印度、中国、朝鲜、日本、波斯、土耳其的工人和农民携起手来一起进行共同的解放事业的时候，彻底战胜剥削者才有了保证。自由的亚洲万岁！
载于1920年5月20日《真理报》第108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08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122页
注释：
[70]列宁致印度革命协会的贺词是1920年5月10日通过无线电发出的。
1920年2月17日在喀布尔举行的印度革命者大会寄给了列宁一份大会通过的决议。决议对苏维埃俄国为所有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特别是为印度的解放而进行的伟大斗争，表示深切的谢意和钦佩。列宁的贺词是对上述决议的答复。——111。 |
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给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政府的电报（1920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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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政府的电报
（1920年5月5日）
巴库
人民委员会祝贺独立的阿塞拜疆共和国劳动群众获得解放，坚信独立的阿塞拜疆共和国在它的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一定能同俄罗斯联邦一道，抗击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死敌帝国主义，保卫住自由和独立。
独立的阿塞拜疆苏维埃共和国万岁！
阿塞拜疆工农万岁！
阿塞拜疆和俄罗斯的工农联盟万岁！
人民委员会主席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载于1920年5月9日《共产党人报》第7号（巴库）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119页 |
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工会和工厂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1920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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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工会和工厂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67]
（1920年5月5日）
（鼓掌）同志们，有一点我想提请大家注意，就是从国际的角度来看，或者更正确地说，从俄国所处的国际形势来看，当前这场战争跟过去的一些战争是不同的。当然，你们谁都不会怀疑，而且也不该怀疑，这场战争是一连串事件中的一个环节，这些事件表明国际资产阶级正对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进行疯狂的反抗，丧心病狂地试图扼杀苏维埃俄国，推翻第一个苏维埃政权，为此他们不惜采用一切手段。当然，毫无疑问，在这些现象之间，即在国际资产阶级过去的尝试和现在的这场战争之间，肯定是有联系的。但是同时我们也知道，现在这场战争从我国所处的国际形势来看和过去那些战争有多么大的区别，我们的斗争给了国际工人运动多么大的推动，世界无产阶级怎样看待苏维埃俄国的胜利，世界无产阶级的斗争怎样在发展壮大，以及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两年多来完成了多么巨大的工作。
你们记得，最强大的、举世无敌的资本主义列强的最显要最有权势的部长们不久以前宣布说，他们组织了一个反对俄国的14国联盟；你们知道，这个联盟在法国和英国那些势力极大的资本家的压力下纠合了尤登尼奇、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制定了一个从军事上说确实是庞大而无所不包的计划。这个计划被我们粉碎了，因为帝国主义者的团结只是表面现象，一旦真的要牺牲自己，国际资产阶级的力量就经不起一点考验了。事实表明，经过四年的帝国主义大厮杀，劳动群众不认为对我们的战争是正义的了，于是他们就成了我们的伟大的同盟者。协约国的计划确实是一个毁灭性的计划，但是这个计划却自行毁灭了，因为资本主义列强虽然组织了最强大的联盟，却未能实现这个计划，他们实际上没有力量实现这个计划。任何一个强国的力量同我们相比都可能占优势，但是任何一个强国都不能团结一致，因为有组织的无产阶级不支持他们的团结；任何一国的军队——无论是法国的或英国的——都无法使它的士兵能够坚持在俄国土地上与苏维埃共和国作战。
我们只要用心回想一下，当我们共和国确实在抗击全世界、抗击那些比我们强大得多的国家时，情况是多么危急，我们只要回忆一下，我们是怎样经受了所有这些严重的考验而取得完全胜利的，那么我们就会明确地认识到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什么情况。现在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什么新计划，但是它同半年前的那个真正包罗一切的统一计划却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旧计划的残片，因而从国际力量的对比来看，我们更有把握断定他们的这次尝试是不会成功的。旧计划是，所有帝国主义强国试图勾结从前遭受大俄罗斯沙皇和资本家政府残酷无耻地压迫的前俄罗斯帝国边境上的所有小国来扼杀工农共和国；而现在则是某些强国勾结一个与我们接壤的国家，企图做到过去所有帝国主义强国勾结所有接壤国家，在一年前和半年前还勾结了高尔察克、邓尼金等都不曾做到的事情。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帝国主义那次计划的残片。帝国主义两次计划的特点是资产阶级的顽固性表现得特别明显。资产阶级知道，它是在为维护本国的政权而斗争，这里要解决的不是俄国或波兰的问题，而是它本身存亡的问题。因此应该预料到，它将竭力利用计划的任何一片残片来复活已经破产了的旧计划。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是不一致的。尽管它们的部长们一再发表声明，要和平解决争端，但是事实上帝国主义列强在政治问题上采取任何一个重大措施都不可能不发生分歧。法国人需要一个强大的波兰和一个强大的沙皇制类型的俄国，他们为了这个目的甘愿作出一切牺牲。而英国考虑到自己的地理位置则追求另一个目的：分裂俄国，削弱波兰，使法国和德国之间形成一种均势，这样就可以保证那些战胜国的帝国主义者能够控制他们在世界大战后从德国手中夺来的殖民地。这方面的利害冲突是极为惊人的，所以不管帝国主义列强的代表们在圣雷莫[68]怎样要我们相信协约国之间思想完全一致，但我们知道它们之间根本没有一致可言。
我们知道，波兰的进攻就是当年要把整个国际资产阶级联合起来的那个旧计划的残片，既然那个从纯军事角度来看是有把握获得绝对胜利的庞大计划在那时都没有成功，那么，现在的这个计划就从同样的角度来看也是不会成功的。此外我们知道，同波兰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的帝国主义列强和波兰政府现在都陷入了空前的混乱。波兰资产阶级在最近几个月、几个星期、几天里为推行自己的政策而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在本国劳动群众面前暴露出它自己的真面目，都同它的盟国发生争吵，而不能把任何一个步骤贯彻到底。帝国主义者忽而声称他们跟苏维埃俄国势不两立，不可能同它进行任何谈判，忽而解除对它的封锁，并且以所谓的联盟、所谓的国际联盟的名义郑重声明这一点，忽而又开始采取摇摆不定的政策，——他们的这种做法一直在给我们提供机会，使我们能够证明我们的政策是和平政策，证明我们的国际政策既跟沙皇的政策毫无共同之处，也跟俄国资本家的或俄国资产阶级（即使是民主派资产阶级）的政策毫无共同之处。我们已经向全世界证明，我们的对外政策跟一切资产阶级报纸经常硬加在我们身上的那种政策毫无共同之处。这样，波兰政策中的每个骗局都被他们自己揭穿了。我们从俄国的三次革命经验中知道，这几次革命是怎样准备的，国内外政策又是怎样在每次革命的基础上有所发展的。这些经验表明，统治阶级是我们在革命准备工作中最忠实的助手，因为它们妄图建立各种各样的联合政府和立宪会议等等，妄图代表所谓的民意，而实际上它们每到民族存亡的严重的、困难的和紧要的关头，总是通过自己的政策暴露出相互厮杀的资产阶级集团、彼此竞争而无法和解的资本家集团自私自利的本性。这些集团比共产党的宣传更百倍有力地揭露了他们自己。在任何一个国家中，任何宣传鼓动如果没有被本国统治阶级的实际行动所证实，就永远不能使该国的工人阶级革命化，即使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是最革命的。
如果说我们已经在一场无疑是更为艰苦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如果说我们曾正确地估计到了资产阶级各集团各政党在它们特别需要联合起来的时候总要发生争执并且无法和解，那么我们现在所处的国际形势就好得多了；现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象波兰这样的国家中所发生的一切（这一切会愈演愈烈），使我们坚信这一点。不仅从国内力量对比的角度来说，而且从国际的角度来说，都使我们坚信这一点。如果我们分析一下现代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整个体系，分析一下这些国家的全部意图——而我们知道，它们死抱住不放的意图就是利用每一个机会来进攻俄国——并且从近几年来特别是近半年来确凿的历史事实出发，完全客观地加以估价，那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国际敌人日趋衰弱，各帝国主义者联合起来的种种尝试愈来愈不会成功，从这方面来看，我们的胜利是确有把握的。
但是，同志们，正当我们集中精力从事和平经济建设，忙于完成经济任务，而又面临一场即将到来的新战争的时候，我们非常需要迅速地整编自己的队伍。我们的全部军队，近来已经变成劳动军[69]，现在应该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另一方面去；我们应该放下自己的一切工作，集中精力来对付这场新的战争。我们十分清楚，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敌人，对于我们这些经受过考验的人来说并不可怕，但是他可能给工人和农民再次带来沉重的牺牲，可能给我们的经济建设增加好多倍的困难，使成十、成百、成千个农户遭到破产和破坏，也可能以他一时的胜利使那些败在我们手下的帝国主义者破灭了的希望死灰复燃，而这些帝国主义者当然会不失时机地向他靠拢。因此我们必须宣布，现在必须坚决地重新实行我们在过去历次战争中所遵循的那条准则。既然我们表示了最真诚的和解意愿，作出了巨大的让步，放弃了一切民族要求，而波兰的地主和资产阶级还是把战争强加给我们；既然我们相信，而且也应该相信，各国资产阶级，甚至现在还没有帮助波兰人的资产阶级，在战争激烈起来的时候都会出来帮助他们（因为这里要解决的不仅是俄国的或波兰的问题，而是整个资产阶级存亡的问题），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就必须想起过去在我们的政策中所遵循的、一向保证我们获得胜利的那条准则，并且要坚决实行，贯彻到底。这条准则就是：既然是战争，那么一切都应该服从于战争的利益，整个国内生活都应该服从于战争（鼓掌），在这一点上不容许有丝毫的动摇。大多数同志的工作不久前才转上对和平建设任务更有益和更必要的轨道，不管他们要离开自己的工作心里多么难受，但是必须记住，稍有一点疏忽大意都往往会使我们多少万优秀的同志、年轻一代的工人和农民、永远站在斗争前列的共产党员遭到无谓的牺牲。因此我们再强调一下，一切为了战争。任何一次集会，任何一个会议，在讨论任何问题时都必须首先考虑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已经尽了一切努力来支援战争，是否已经鼓足了干劲，是否为前线提供了充分的援助？必须做到这里只留下那些在前线起不了作用的人。要毫不犹豫地为前线作出一切牺牲，为前线提供一切帮助。只要我们集中了一切力量并且作出了一切牺牲，毫无疑问，这一次我们也一定会取得胜利。（鼓掌）
载于1920年5月6日《真理报》第96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96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112—118页
注释：
[67]这是列宁在1920年5月5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工会和工厂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这次会议是在波兰白军进攻苏维埃俄国的形势下召开的。会议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奔赴波兰战线的300名彼得格勒工人共产党员也出席了会议。会议讨论了波兰战线状况，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俄国劳动群众决心以毁灭性的打击回答波兰资产阶级的进攻，并号召俄国工人和农民全力加强西方战线，在最后这条战线上早日取得全胜。——104。
[68]指1920年4月19—26日在意大利圣雷莫举行的协约国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协约国最高会议的成员、政府首脑：法国的亚·艾·米勒兰，英国的戴·劳合－乔治，意大利的弗·尼蒂。日本代表为松井（大使）。比利时和希腊的代表只参加讨论涉及本国利益的问题。美国派了一名观察员参加。会议讨论了对土耳其和约和阿拉伯国家的委任统治权的分配问题，德国履行凡尔赛和约的军事条款问题以及盟国对苏维埃俄国的立场问题。会议虽然通过了一些决议，但并没有缓和协约国列强间的深刻矛盾。——106。
[69]劳动军是在国内战争末期暂时用于国民经济战线而保持军队建制的苏俄红军部队。第3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首先倡议把军队用于经济战线，得到列宁的赞同。1920年1月15日，工农国防委员会把第3集团军改组成为第1（乌拉尔）革命劳动军。此后陆续成立的劳动军有：乌克兰劳动军（由西南方面军组成）、高加索劳动军（由高加索方面军第8集团军组成）、第2特种铁路劳动军（由高加索方面军第2集团军组成）、彼得格勒劳动军（由第7集团军组成）、第2革命劳动军（由土耳其斯坦方面军第4集团军组成）、顿涅茨劳动军、西伯利亚劳动军等。劳动军从事修复铁路、采煤、伐木、征购和运输粮食等工作，并在人民群众中开展文化教育活动。1920年对波战争爆发后，有些劳动军转为战斗部队。随着国内战争的结束，根据劳动国防委员会1921年12月30日的决定，劳动军被撤销。——108。 |
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对开往波兰战线的红军战士的讲话（1920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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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开往波兰战线的红军战士的讲话[66]
（1920年5月5日）
报道
同志们！你们知道，波兰的地主和资本家在协约国的唆使下，把一场新的战争强加给我们了。同志们要记住，我们同波兰的农民和工人并没有什么争执，我们过去承认现在还继续承认波兰的独立，承认波兰人民共和国。我们曾向波兰提议在保证它的边界不受侵犯的条件下缔结和约，尽管这条边界已经远远越出了纯粹是波兰人居住的地区。我们作了一切让步，你们每一个人在前线都要记住这一点。在前线，你们要用自己对待波兰人的行为证明：你们是工农共和国的士兵，你们不是作为压迫者而是作为解放者到他们那里去的。现在波兰的地主违反我们的愿望同佩特留拉结成了联盟，他们已经转入进攻，正逼近基辅（外国报纸散布谣言，说他们已经拿下基辅，这完全是撒谎，因为昨天我还同在基辅的费·柯恩用直达电报通过话），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要说：同志们！我们既然抗击过更厉害的敌人，战胜了本国的地主和资本家，也一定能够战胜波兰的地主和资本家！我们大家今天都应当在这里宣誓，提出庄严的保证：我们大家要团结得象一个人，决不让波兰地主和资本家得逞。自由独立的波兰共和国的农民和工人万岁！打倒波兰的地主和资本家！我们的工农红军万岁！（列宁同志讲话的结尾淹没在雄壮的《国际歌》歌声和“乌拉”的欢呼声中）
载于1920年5月6日《真理报》第96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96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110—111页
注释：
[66]列宁的这篇讲话是在莫斯科剧院广场（今斯维尔德洛夫广场）对开往波兰战线的红军战士发表的。讲话后，列宁在大剧院门前台阶上检阅了莫斯科卫戍部队。奔赴波兰战线的一批彼得格勒共产党员也参加了检阅。——102。 |
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从莫斯科—喀山铁路的第一次星期六义务劳动到五一节全俄星期六义务劳动（1920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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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莫斯科—喀山铁路的第一次星期六义务劳动到五一节全俄星期六义务劳动[65]
（1920年5月2日）
标题中提到的那段时间，相隔有一年。这段时间是很长的。尽管我们的星期六义务劳动运动还很弱小，尽管任何一次星期六义务劳动在安排、组织和纪律方面所暴露出来的缺点还非常多，但是主要的事情毕竟是做到了。一个极其沉重的庞然大物已经移动了，这就是问题的全部实质。
我们决不欺骗自己，我们做得还很少，需要做的还很多很多。只有劳动者穷凶极恶的敌人、资产阶级穷凶极恶的追随者才会轻视五一节星期六义务劳动，只有最卑鄙无耻的、死心塌地投靠资本家的人才会反对利用伟大的五一节来大规模地推行共产主义劳动。
只是推翻了沙皇、地主和资本家，才第一次清理出一块基地来进行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设，来建立新的社会联系、新的共同劳动的纪律和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整个国民经济（进而是国际经济）的新制度。这是改变多少年来被败坏的风俗的事情，而败坏风俗的，正是万恶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及由小个体经济即私有者经济在“自由”交换条件下必然产生（并且经常重新复活）的那种勾心斗角、互不信任、互相敌视、各行其是、尔虞我诈等等恶劣风气。几百年来，贸易自由、交换自由被千百万人奉为经济学上的金科玉律，成了亿万人的根深蒂固的习惯。这种自由同资产阶级宣布并实行的其他“自由”，如“劳动自由”（应读作：饿死的自由）等等一样，都是十足的谎言，都是用来掩饰资本主义的欺骗、暴力和剥削的。
我们坚定不移地屏弃了这种使私有者成其为私有者的“自由”，这种资本可以剥削劳动的“自由”，并同这种“自由”进行坚决无情的斗争。
打倒旧的社会联系和旧的经济关系！打倒旧的劳动“自由”（劳动屈从于资本的自由）！打倒旧法律和旧习惯！
我们要建设一个新社会！
过去，在反对沙皇制度、反对资产阶级、反对全世界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的伟大革命战争中，几度挫折并没有吓倒我们。
现在，我们也不会被巨大的困难和极艰巨的事业开始时难免会犯的错误所吓倒，因为改变一切劳动习惯和劳动风气是几十年的事情。我们要互相提出庄严而坚决的保证：我们准备作出任何牺牲，我们将在这场反对习惯势力的最艰难的斗争中昂首挺立，坚持到底，我们将为此坚持不懈地工作几年以至几十年。我们将努力消灭“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个可诅咒的准则，克服那种认为劳动只是一种差事，凡是劳动都理应按一定标准付给报酬的习惯看法。我们要努力把“大家为一人，一人为大家”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准则渗透到群众的意识中去，渗透到他们的习惯中去，渗透到他们的生活常规中去，要逐步地却又坚持不懈地推行共产主义纪律和共产主义劳动。
我们已经移动了一座其重无比的大山，这座大山就是因循守旧，愚昧无知，顽固坚持“自由贸易”、坚持把劳动力当作其他任何商品一样“自由”买卖的习惯。我们已经开始动摇并且打破那些最根深蒂固的偏见，那种一成不变、世代相传的落后习惯。一年来，我们的星期六义务劳动运动已经前进了一大步。不过这一运动还无比弱小。我们不会因此而气馁。我们亲眼看到，“无比弱小的”苏维埃政权由于我们的努力而壮大起来，并且正在成为无比强大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力量。我们将在几年以至几十年内努力推行星期六义务劳动，发展它，推广它，改进它，使它成为一种风气。我们一定能取得共产主义劳动的胜利！
载于1920年5月2日《五一节星期六义务劳动特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107—109页
注释：
[65]《从莫斯科—喀山铁路的第一次星期六义务劳动到五一节全俄星期六义务劳动》一文发表于《五一节星期六义务劳动特刊》。这张报纸是《真理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经济生活报》、《贫苦农民报》、罗斯塔社的工作人员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印刷厂的工人在五一节星期六义务劳动中共同编辑排印的，于1920年5月2日出版。
第一次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是莫斯科—喀山铁路莫斯科编组站机务段的15名共产党员于1919年4月12日举行的。此后，星期六义务劳动运动很快在俄国各地展开。列宁在《伟大的创举（论后方工人的英雄主义。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1—26页）一文中总结了初期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经验。
五一节全俄星期六义务劳动是根据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于1920年5月1日举行的。仅莫斯科一地参加这次义务劳动的就达425000多人。列宁参加了这次义务劳动，同克里姆林宫军校学员一起清理了克里姆林宫里的建筑材料。——99。 |
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在扎戈尔斯基工人宫开幕式上的讲话（1920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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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扎戈尔斯基工人宫开幕式上的讲话
（1920年5月1日）
报道
列宁同志在简短的讲话中回忆了扎戈尔斯基同志，回忆了1907年侨居国外时同这位已故的同志的接触，当时，列宁同志经常到外国同志的工人小组以及俄国侨民小组去作讲演和报告。那时，扎戈尔斯基同志作为日内瓦布尔什维克小组的书记，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位精力充沛、才智横溢的人，一位全心全意忠于党的事业的优秀组织家。1918年扎戈尔斯基同志回到莫斯科以后，致力于党的工作，不久当选为莫斯科组织的书记，在列昂季耶夫斯基巷爆炸事件[64]中他牺牲在这个光荣的岗位上。
载于1920年5月4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94号和1920年5月5日《真理报》第9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26页
注释：
[64]指1919年9月25日晚反革命分子在列昂季耶夫斯基巷向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大楼扔炸弹的事件。策划这一事件的是无政府主义者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组织的所谓“革命游击队全俄起义委员会”。在这一事件中，有12人被炸死，55人被炸伤。——98。 |
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在劳动解放纪念碑奠基典礼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920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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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劳动解放纪念碑奠基典礼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1920年5月1日）
报道
（列宁同志走上讲台时，全体到会者一齐鼓掌）同志们！这个地方以前是沙皇的纪念碑，但是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给劳动解放纪念碑奠基了。资本家把劳动叫作自由劳动，然而农民和工人却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出卖给资本家，结果是他们只有饿死的自由。我们把这种劳动叫作雇佣奴隶制。我们知道，在目前艰难时期的条件下要很好地组织自由劳动和进行工作是不容易的。今天的星期六义务劳动是在这条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我们只要这样继续走下去，就能建立真正自由的劳动。（长时间一齐鼓掌。乐队奏《国际歌》。）
载于1920年5月4日《真理报》第94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94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106页 |
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在卡·马克思纪念碑奠基典礼上的讲话（1920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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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马克思纪念碑奠基典礼上的讲话
（1920年5月1日）
报道
弗·伊·列宁就卡尔·马克思作为社会主义领袖的作用向到会者发表了简短而有力的讲话。
——尽管有种种政治自由，劳动者过去却处于受奴役的地位。现在，他们正走向工人革命，这一革命将建立一个没有地主和资本家的社会主义社会。帮助创建社会主义社会和世界苏维埃共和国这一莫大的光荣和幸福落到了俄国的身上。在国际劳动节，正当我们要向所有的人证明我们能够完成组织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一任务的时候，我们来此立碑纪念卡尔·马克思。我深信，我们今天奠基的伟大导师的纪念碑将号召大家全神贯注地作出长期努力，以便建成一个没有剥削的社会。
载于1920年5月4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94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105页 |
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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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卷收载的是列宁在1920年5月至11月期间的著作。
1920年4月下旬风云突变，波兰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军队，无视苏维埃俄国政府一再表示的真诚的和平愿望，在法、英等帝国主义的唆使和支持下，悍然进攻乌克兰。与此同时，盘踞在克里木的弗兰格尔白卫军也倾巢而出，乘机发动新的进攻。正在集中精力医治战争创伤、重建经济生活的苏维埃人民不得不再一次动员起来，投入保卫无产阶级政权的斗争。经过5个多月的反复较量，波兰反动势力得到了应有的教训，损失惨重，被迫于10月12日同苏维埃俄国和乌克兰签订了初步和约。10月下旬，红军挥师南下，直捣克里木，肃清了弗兰格尔匪帮。至此，苏维埃俄国的广大国土，除远东等一部分地区外，已经全部解放，延续达3年之久的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以苏维埃俄国的胜利而告结束。1920年夏天，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举行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重大事件。
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问题是本卷涉及的一个主要问题。编入本卷卷首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是列宁精辟论述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战略和策略问题的重要著作。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1919年3月）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西欧许多国家刚刚成立的共产党缺乏革命理论修养和斗争经验，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战略和策略思想。这些党除了受到右倾机会主义的侵蚀，还出现了一股“左”倾思潮。一些所谓左派人物否认党内必须有铁的纪律，不愿进行艰苦细致的争取群众的斗争，反对共产党员在改良主义工会中进行工作，反对参加资产阶级议会活动，反对同其他党派实行任何妥协。年轻的共产党如果照这些主张去做，必然放弃对工人运动的领导，走上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的宗派主义绝路。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撰写的这部著作，全面地剖析了“左派”共产党人的错误，用俄国三次革命的经验帮助他们深刻认识并自觉纠正这些错误。
列宁在这部著作中首先指出，俄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具有国际意义，在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上，一切国家都必然要做俄国已经做过的事情。他撰写这部著作的目的就是要结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迫切的战略和策略问题，向各国共产党介绍俄国革命的经验，帮助它们学会运用布尔什维主义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策略原则。
列宁强调，布尔什维克取得成功的一个主要条件是它有着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得到了整个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真诚拥护。他论证说，无产阶级政党的这种严格的纪律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它同广大劳动群众的密切联系和它的正确的政治领导来维持的。布尔什维克所以能够建立并且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实现极严格的集中和铁的纪律，是因为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坚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产生的，而且经过了长期革命实践的锤炼。
列宁接着详细说明了布尔什维主义历史的几个主要阶段的特点，介绍了布尔什维克党丰富的斗争经验：如何根据形势的变化交替运用各种不同的斗争手段和斗争形式，如何为夺取革命胜利进行谨慎的、周密的、长期的准备。列宁指出，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性作长期斗争中成长、壮大和得到锻炼的。一切国家的工人运动都必然首先要进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其次要进行反对“左”倾思潮的斗争。
列宁在这部著作中阐明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揭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和任务。他指出，革命胜利以后，资产阶级的反抗由于它的被推翻而凶猛十倍。无产阶级要战胜资产阶级，必须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斗争。为了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无产者和广大劳动群众，无产阶级专政同样是必要的。列宁写道：“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没有铁一般的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一切正直的人们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见本卷第24页）他尖锐地指出，谁要是削弱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这样做，那他就是在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
列宁在这部著作中以大量的篇幅剖析了“左派”，共产党人否定政党、否定纪律、否定民主集中制、拒绝在反动工会里工作、抵制议会活动、拒绝任何妥协的错误。
“左派”共产党人反对在共产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错误地把“群众”和“领袖”对立起来。列宁针对他们的这种错误观点，强调了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核心的重要作用，指出：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比较稳定的集团主持的，而这个集团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来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组成的。列宁在批判“左派”共产党人否认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否认党的纪律的错误看法时告诫说：否定政党，否定党的纪律，就是完全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就是对散漫、动摇、不能坚持、不能团结、不能步调一致这些小资产阶级劣根性的放纵。而这样做必然会断送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列宁在分析一些年轻的共产党所犯的“左”倾错误时指出，一个政党对自己所犯错误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见本卷第37页）
列宁指出，政治是一门科学，革命形势千变万化，错综复杂，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掌握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切形式，善于把合法斗争形式和不合法斗争形式结合起来，随时准备最迅速最突然地用一种斗争形式来替换另一种斗争形式，这样才能适应形势的变化，才能把整个工人阶级和大多数劳动群众争取过来。“左派”共产党人不懂得革命政党的力量在于它同群众的密切联系，他们低估劳动群众的革命可能性，不善于也不愿意做艰苦细致的争取群众的工作。列宁认为，对革命胜利来说，只从思想上争取到无产阶级先锋队是不够的。如果广大群众还没有采取直接支持先锋队的立场，或者还没有对先锋队采取至少是善意的中立态度，单叫先锋队去进行决战，那就是犯罪。为了吸引广大劳动群众参加斗争，不能只靠宣传和鼓动，还需要群众本身的政治经验，需要他们亲身体会到共产党政策的正确。政治领导的艺术就在于从群众的觉悟水平和经验出发，运用他们能够接受的一切斗争和方法，把他们引向革命。共产党人应当做到哪里有群众，就到哪里去工作。列宁在批驳“左派”共产党人拒绝在反动工会中进行工作的错误主张时写道：“应该善于作出一切牺牲，克服极大的障碍，在一切有无产阶级群众或半无产阶级群众的机关、社团和协会（哪怕这些组织是最反动不过的）里有步骤地、顽强地、坚定地、耐心地进行宣传和鼓动。”（见本卷第33页）列宁还指出，西欧工人中和小农中的落后群众受资产阶级民主偏见和资产阶级议会制偏见的毒害很深，而资产阶级党派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反映出来的资产阶级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在议会中暴露得最为彻底，所以共产党员必须参加议会选举，参加议会讲坛上的斗争，以便从议会内部向人民说明各阶级各政党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真相，教育工人阶级和农民中的落后群众，帮助他们清除这些偏见。
列宁还驳斥了“左派”共产党人笼统否定一切妥协的错误观点，教导他们必须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必须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利害冲突和裂痕，在不牺牲原则的前提下找到适当的妥协形式，以争取大量的同盟者。列宁同时指出，共产党人在同其他政党妥协时，不应该停止对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的思想和政策作坚决的斗争。
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在制定策略时，决不能只根据革命情绪，根据一个集团或政党的愿望和决心，而必须清醒地注意到整个工人阶级的、全体劳动群众的觉悟和修养，极为客观地考虑本国的和世界范围内的一切阶级力量，科学地分析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列宁强调，社会主义革命是各国国内各种矛盾激化的结果。革命要求得成功，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被剥削群众充分认识到革命的必要性，有为革命而牺牲的决心；另一是剥削阶级陷入深重的危机，无法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列宁认为这是革命的一条基本规律。“左派”共产党人的错误之所以特别危险，正是因为他们对这两个条件都抱着不够自觉、不够慎重的态度。他们无视革命形势的变化，主观估计事态的发展，不做长期艰苦的政治工作，力图超越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这样就必然导致革命的夭折。
列宁希望各国共产党人十分自觉地进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同时又要考虑这种斗争由于各国经济、政治、文化、民族构成、宗教信仰的差异而必然具有的具体特点。他指出，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对于整个国际工人运动是统一的，但是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都应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进行战胜资产阶级的准备工作，绝对不能机械地抄袭别国党在不同条件下的策略。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统一并不要求各国的策略千篇一律，抹杀民族差异，而是要求在运用共产主义基本原则时，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以适应各民族和民族国家的不同情况。列宁说，在每个国家通过具体的途径来完成统一的国际任务的时候，都必须查明、弄清、找到、揣摩出和把握住民族的特点和特征，这就是一切先进国家（而且不仅是先进国家）在目前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所阐述的主要论点在该书出版后不久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文件中得到了体现、发挥和补充，这些文件成为各国共产党的行动纲领。本卷收载了列宁为这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全部提纲和他在会议上作的报告、发言以及构思这些提纲和报告时写的草稿。
列宁草拟的《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结合俄国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确定当时各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团结分散的共产主义力量，在每一个国家建立共产党或巩固已有的共产党，为无产阶级赢得无产阶级专政这种形式的国家政权作好准备。提纲要求各国共产党肃清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和中派分子，迅速克服“左”倾错误。为此，提纲根据已有的实际经验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这两个概念的内容，指出各国共产党为实现这两个口号应该立即有步骤地进行各种准备工作。提纲提出克服“左”的倾向的途径和方法，说明一切加入或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政党必须采取措施，纠正党的路线并部分地改变党的成分。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全面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剖析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指出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矛盾随着各国政治经济情况的恶化而日益加剧，资本主义世界深重的全面危机必然促进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列宁在报告中批驳了资产阶级思想家和改良主义者粉饰现实、掩盖矛盾、低估资本主义体系危机的严重性的种种谬论，同时，他又要求纠正“左派”共产党人低估资产阶级的力量的错误看法。列宁指出，资产阶级尽管危机重重，但仍然可能用微小的让步和暴力这两种手段来欺骗被剥削群众和镇压革命群众运动。共产党应该不断提高觉悟，加强组织性，保持同被剥削群众的密切联系，利用革命危机，为夺取革命的胜利创造条件。
列宁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以及他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就有关问题所作的发言，阐述了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提出了防止和肃清机会主义和“左”倾思潮的影响的有力措施。提纲规定：参加共产国际的政党必须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宣传无产阶级专政，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坚决斗争；必须同改良主义者和中派分子彻底决裂，把他们驱逐出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坚持在群众中进行组织和宣传工作，把合法斗争和不合法斗争结合起来，到军队、农村、工会和资产阶级议会中去工作；必须支持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必须承认民主集中制是党的主要组织原则，加强党内纪律，等等。
列宁草拟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和他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代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作的报告，明确地阐述了共产党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立场和任务。列宁在分析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的基础上，指出必须把被压迫阶级的利益同笼统说的民族利益明确地加以区分，把被压迫民族同压迫民族明确地加以区分。他认为：“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为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彼此接近起来。”（见本卷第161页）宗主国的共产党必须支持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共产党应当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应当同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同时保持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列宁还提出，社会经济落后的原殖民地国家在摆脱了帝国主义压迫和建立了人民政权以后，在先进国家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帮助下，可以越过资本主义阶段而过渡到社会主义。
列宁的《土地问题提纲初稿》对资本主义国家农民的不同阶层的特点作了详细的分析，并相应规定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以及革命胜利后对这些不同阶层的农民应采取的策略。列宁在提纲中阐明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论证了工农联盟的必要性，强调农村劳动者只有在无产阶级的帮助下才能摆脱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而无产阶级如果没有农民这个同盟者，也不可能夺取革命的胜利。
列宁在这一时期写的《给奥地利共产党人的信》、《给德国和法国工人的信（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讨论）》、《论意大利社会党党内的斗争》、《给英国共产党临时联合筹备委员会的回信》、《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等著作以及列宁同威廉·波尔和阿古尔斯基的两次谈话表明他对各国共产党和工人运动的发展十分关心，他坚持反对机会主义和“左”倾思潮的斗争，根据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确定的纲领和策略，对有关国家的共产党的革命斗争和组织建设及时地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苏波战争是这一时期列宁著作所涉及的另一个主要问题。列宁在《对开往波兰战线的红军战士的讲话》、《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工会和工厂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在罗戈日－西蒙诺沃区工人、红军战士扩大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在全俄农村工作干部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对〈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向波兰提出媾和建议问题的声明草案初稿〉的修改和补充》等著作中反复说明了苏波战争的起因、背景和实质，提出了苏维埃俄国解决这场战争的指导方针。列宁的《在制革业职工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关于共和国国内外形势的报告》、《在莫斯科省的县、乡、村执行委员会主席会议上的讲话》以及他在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代表俄共（布）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回顾了苏波战争的整个进程，分析了战争的几个基本阶段和苏波双方在每个阶段的得失消长及其原因，说明了这场战争对全世界的影响。列宁指出，苏波战争是协约国扼杀苏维埃俄国的总的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各帝国主义国家、波兰以及弗兰格尔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利害冲突和无法调和的矛盾，波兰的失败是注定了的。
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除了总结苏波战争的经验教训、确定苏俄同波兰媾和的方针，还着重讨论了党的建设问题。列宁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就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所作的讲话和起草的决议及建议是第一次收入《列宁全集》的。列宁的这几个文献以及稍后发表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的决定草案》、《关于党的当前任务的意见》等对党内出现的不健康情绪提出了及时的、恰如其分的批评，又一次为正确开展党内斗争提供了榜样。列宁为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改进党的各级机关的工作、克服官僚主义、克服不健康情绪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他要求经常召开党员大会，听取意见；创办刊物，开展党内批评；制定规章制度，防止某些负责工作人员滥用权力；成立同中央委员会平行的监察委员会，受理党员的申诉。
收入本卷的《青年团的任务（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提出了对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任务和原则，阐明了共青团的性质和它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基本任务。列宁指出：真正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任务要由青年一代来担负；要在现代最新科学技术成就的基础上改造和发展国民经济，青年必须懂得他们的任务是学习；只有受了现代教育，掌握了一切现代知识，他们才能担当起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重任。列宁认为，青年要成为共产主义者，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他强调无产阶级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某些以无产阶级文化专家自居的人杜撰出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的产物。旧学校用九分无用一分歪曲了的知识来充塞青年的头脑，要学生死记硬背，这是错误的。但这并不等于不要掌握人类积累起来的全部知识。列宁指出：共产主义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一方面的典范。无产阶级对于过去的知识不能不求甚解，不能单纯地掌握，而应该下一番极其认真的苦工夫，用批判的态度来掌握这些知识。列宁教导说，青年学习共产主义不能只是从书本上去领会，这样做就是理论与实践脱节，而这正是资本主义的最大的祸害之一。列宁说，青年团要把训练、培养和教育的每一个步骤同全体劳动者反对剥削者的总的斗争密切地联系起来，青年要把学得的知识同沸腾的生活结合起来，在劳动中同工农打成一片，把自己的工作和精力全部贡献给公共事业、共产主义事业。列宁在这个讲话中结合青年的学习谈到了培养共产主义道德的问题。他指出：没有超人类社会的道德；共产主义道德是从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中引申出来的，是为把劳动者团结起来反对一切剥削和一切小私有制服务的。列宁要求使共产主义成为每个人日常活动的指针，把道德教育同日常劳动联系起来，培养青年重视有益于全社会的劳动。列宁认为，劳动是共产主义教育的学校和检验共产主义觉悟的准绳。他在这个讲话中从各方面说明，共产主义建设者应该是具有广博的学识、马克思主义思想、集体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道德的一代新人。
列宁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决议草案中，再次强调马克思主义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发展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他批判了无产阶级文化派否定文化遗产、否定党的领导的严重错误。
列宁在《从莫斯科—喀山铁路的第一次星期六义务劳动到五一节全俄星期六义务劳动》和《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局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论述了培养共产主义思想的问题。他指出必须帮助劳动群众克服旧制度遗留下来的旧习惯、旧风气，克服私有者的习惯和风气。要建设共产主义，工农群众应当自觉地改造自己，培养新的劳动态度，实行新的纪律。他在后一篇文章中还提出了教育必须联系政治的问题。他认为，革命之后，教育的任务已经提到首位，教育要联系政治，而政治不仅是指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而且包括建设任务，在粉碎了敌人军事上的进攻之后，政治更应当是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教育工作者应当同共产党和党的思想保持紧密联系，贯彻党的精神。
本卷文献比《列宁全集》第1版相应时期的文献增加48篇，除了列宁在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就党的建设问题作的讲话和草拟的决议，还有《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关于共和国国内外形势的报告》、《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的决定草案》、《关于党的当前任务的意见》，列宁在卡·马克思纪念碑奠基典礼和在彼得格勒卡·李卜克内西和罗·卢森堡纪念碑奠基典礼上的两次讲话，列宁同日本记者中平良、布施胜治的谈话，列宁同霍华德·朗格塞特、威廉·波尔、路易丝·布赖恩特、阿吉尔斯基等外国朋友的谈话，等等。 |
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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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
（1920年4—5月）
一
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俄国革命具有国际意义？
无产阶级在俄国夺取政权（1917年10月25日，即公历11月7日）后的最初几个月，人们可能觉得，由于落后的俄国同先进的西欧各国有巨大的差别，西欧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同我国的革命将很少有相似之处。现在我们已经有相当丰富的国际经验，它十分明确地说明，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所具有的意义，不是局部地区的、一国特有的、仅限于俄国的意义，而是国际的意义。我这里所说的国际意义不是按广义来说的，不是说：不仅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而且所有基本特点和许多次要特点都具有国际意义，都对所有国家发生影响。不是的，我是按最狭义来说的，就是说，所谓国际意义是指我国所发生过的事情在国际上具有重要性，或者说，具有在国际范围内重演的历史必然性，因此必须承认，具有国际意义的是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
当然，要是夸大这个真理，说它不限于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那是极大的错误。如果忽略另外一点，同样也是错误的，那就是：只要有一个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了胜利，就很可能发生一个大变化，那时，俄国很快就不再是模范的国家，而又会成为落后的（在“苏维埃”和社会主义的意义上来说）国家了。
但在目前历史时期，情况正是这样：俄国这一模范向所有国家展示了它们在不久的将来必然会发生某些事情，而且是极重大的事情。各国先进工人早就懂得了这一点，而在更多的情况下，与其说是懂得了这一点，不如说是他们凭着革命阶级的本能而领悟到了这一点，感觉到了这一点。因此苏维埃政权以及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原理和策略原理具有国际的“意义”（按狭义来说）。第二国际的“革命”领袖们，如德国的考茨基、奥地利的奥托·鲍威尔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之流不懂得这一点，因此他们成了反动分子，成了最坏的机会主义和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的辩护人。例如，1919年维也纳出版的一本没有署名的小册子《世界革命》（《Weltre-volution》）（《社会主义丛书》伊格纳茨·勃兰德出版社版第11册），就异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些人的整个思路和整套思想，更确切些说，表明了他们的困惑、迂腐、卑鄙和对工人阶级利益的背叛，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而这一切又都是用“捍卫”“世界革命”的思想作幌子的。
但是，对于这本小册子的详细评论，要等以后有机会时再说了。这里我们只想再指出一点：在很久以前，当考茨基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叛徒的时候，他曾经以一个历史学家的态度看问题，预见到可能会有一天，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将成为西欧的模范。这是1902年的事，当时考茨基在革命的《火星报》[2]上写了一篇题为《斯拉夫人和革命》的文章。他是这样写的：
“现时〈与1848年不同〉可以认为，不仅斯拉夫人加入了革命民族的行列，而且革命思想和革命活动的重心也愈来愈移向斯拉夫人那里。革命中心正从西向东移。19世纪上半叶，革命中心在法国，有时候在英国。到了1848年，德国也加入了革命民族的行列……揭开新世纪序幕的一些事变使人感到，我们正在迎接革命中心的进一步转移，即向俄国转移……从西欧接受了这么多的革命首创精神的俄国，也许现在它本身已有可能成为西欧革命动力的源泉了。轰轰烈烈的俄国革命运动，也许会成为一种最强有力的手段，足以铲除在我们队伍中开始蔓延的萎靡不振的庸俗习气和鼠目寸光的政客作风，促使斗争的渴望和对我们伟大理想的赤诚重新燃起熊熊的火焰。俄国对于西欧来说早已不再是反动势力和专制制度的堡垒了。现在的情况也许恰恰相反。西欧正变成支持俄国反动势力和专制制度的堡垒……俄国的革命者如果不是同时必须跟沙皇的同盟者——欧洲资本作战，也许早就把沙皇打倒了。我们希望，这一次他们能够把这两个敌人一起打倒，希望新的‘神圣同盟’比它的前驱垮得更快一些。但是不管俄国目前斗争的结局如何，那些在斗争中牺牲的烈士（不幸的是，牺牲的人会很多很多）所流的鲜血和所受的苦难，决不会是白费的。他们将在整个文明世界中培育出社会革命的幼苗，使它们长得更茂盛、更迅速。1848年时，斯拉夫人还是一股凛冽的寒流，摧残了人民春天的花朵。也许现在他们注定要成为一场风暴，摧毁反动势力的坚冰，以不可阻挡之势给各国人民带来新的幸福的春天。”（卡尔·考茨基《斯拉夫人和革命》，载于1902年3月10日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报纸——《火星报》第18号）
卡尔·考茨基在18年前写得多好啊！
二
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
大概，现在差不多每个人都能看出，如果我们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如果我们党没有得到整个工人阶级全心全意的拥护，就是说，没有得到工人阶级中所有一切善于思考、正直、有自我牺牲精神、有威信并且能带领或吸引落后阶层的人的全心全意的拥护，那么布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
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由于资产阶级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资产阶级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这是因为世界上可惜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不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拼命的、殊死的战争，不进行需要坚持不懈、纪律严明、坚定不移、百折不挠和意志统一的战争，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
再说一遍，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取得胜利的经验向那些不善于思索或不曾思索过这一问题的人清楚地表明，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
人们时常议论这个问题。但是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在什么情况下才是可能的呢？关于这些，他们却考虑得远远不够。在对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克欢呼的同时，是不是应该对布尔什维克为什么能够建立革命无产阶级所必需的纪律的原因多作些极其认真的分析呢？
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是从1903年开始的。只有布尔什维主义存在的整个时期的历史，才能令人满意地说明，为什么它能够建立为无产阶级胜利所必需的铁的纪律并能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住这种纪律。
这里首先发生这样一个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纪律是靠什么来维持的？是靠什么来检验的？是靠什么来加强的？第一，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和它对革命的忠诚，是靠它的坚韧不拔、自我牺牲和英雄气概。第二，是靠它善于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第三，是靠这个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正确，而最广大的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一个革命政党，要真正能够成为必将推翻资产阶级并改造整个社会的先进阶级的政党，没有上述条件，就不可能建立起纪律。没有这些条件，建立纪律的企图，就必然会成为空谈，成为漂亮话，成为装模作样。可是另一方面，这些条件又不能一下子就产生。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和艰苦的实践才能造成这些条件；正确的革命理论——而理论并不是教条——会使这些条件容易造成，但只有同真正群众性的和真正革命的运动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些条件才能最终形成。
布尔什维主义所以能够建立并且在1917—1920年异常艰难的条件下顺利地实现极严格的集中和铁的纪律，其原因仅仅在于俄国有若干历史特点。
一方面，布尔什维主义是1903年在最坚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产生的。而这个——也只有这个——革命理论的正确性，不仅为整个19世纪全世界的经验所证实，尤其为俄国革命思想界的徘徊和动摇、错误和失望的经验所证实。在将近半个世纪里，大约从上一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俄国进步的思想界在空前野蛮和反动的沙皇制度的压迫之下，曾如饥如渴地寻求正确的革命理论，专心致志地、密切地注视着欧美在这方面的每一种“最新成就”。俄国在半个世纪里，经受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表现了空前未有的革命英雄气概，以难以置信的毅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去探索、学习和实验，经受了失望，进行了验证，参照了欧洲的经验，真是饱经苦难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由于人们在沙皇政府的迫害下侨居国外，俄国的革命者在19世纪下半叶同国际的联系相当广泛，对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形式和理论十分熟悉，这是世界上任何一国所不及的。
另一方面，在这个坚如磐石的理论基础上产生的布尔什维主义，有了15年（1903—1917年）实践的历史，这段历史的经验之丰富是举世无比的。这是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在这15年内，在革命经验方面，在各种运动形式——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和平的和激烈的、地下的和公开的、小组的和群众的、议会的和恐怖主义的形式——更替的迅速和多样性方面，都没有哪怕类似这样丰富的经历。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在这样一个短短的时期内，集中了现代社会一切阶级进行斗争的如此丰富的形式、特色和方法，而且由于俄国的落后和沙皇制度的残酷压迫，这个斗争成熟得特别迅速，它如饥如渴又卓有成效地吸取了欧美政治经验方面相宜的“最新成就”。
三
布尔什维主义历史的几个主要阶段
革命准备年代（1903—1905）。处处都感到大风暴即将到来。一切阶级都动了起来，准备应变。国外的侨民报刊，从理论上提出了革命的一切基本问题。三个主要阶级的代表，即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派、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它挂着“社会民主”派和“社会革命”派[3]的招牌）和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三个主要政治派别的代表，在纲领观点和策略观点上进行着十分激烈的斗争，预示着和准备着行将到来的公开的阶级斗争。1905—1907年间以及1917—1920年间导致群众武装斗争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而且应当）在当时报刊上找到它们的最初提法。自然，在这三个主要派别之间，还有无数中间的、过渡的、摇摆的派别。确切些说，在各机关报刊、各政党、各派别、各集团之间所展开的斗争中，逐渐形成真正代表阶级的各种思想政治派别；各阶级都在为未来的战斗锻造自己的思想政治武器。
革命年代（1905—1907年）。一切阶级都公开登台了。一切纲领观点和策略观点都受到群众行动的检验。罢工斗争的广泛和激烈是世界上前所未见的。经济罢工发展为政治罢工，政治罢工又发展为起义。领导者无产阶级同动摇不定的被领导者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受到了实际检验。苏维埃这种组织形式在自发的斗争进程中诞生了。当时关于苏维埃的意义的争论，就预示了1917—1920年间的伟大斗争。议会斗争形式和非议会斗争形式的更替，抵制议会活动的策略和参加议会活动的策略的更替，合法的斗争形式和不合法的斗争形式的更替，以及这些斗争形式的相互关系和联系——这一切都具有异常丰富的内容。这个时期的每一个月，就群众和领袖、阶级和政党所受的政治科学原理的训练来说，可以等于“和平”“宪政”发展时期的整整一年。没有1905年的“总演习”，就不可能有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
反动年代（1907—1910年）。沙皇制度胜利了。一切革命党和反对党都失败了。消沉、颓丧、分裂、涣散，叛卖和色情代替了政治。追求哲学唯心主义的倾向加强了；神秘主义成了掩盖反革命情绪的外衣。但同时正是这一大失败给革命政党和革命阶级上了真正的和大有教益的一课，上了历史辩证法的一课，上了使它们懂得如何进行、善于进行和巧妙地进行政治斗争的一课。患难识朋友。战败的军队会很好地学习。
胜利了的沙皇制度，不得不加速破坏俄国资本主义以前的宗法制度残余。俄国资产阶级性质的发展突飞猛进。非阶级的、超阶级的幻想，认为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幻想，都破灭了。阶级斗争采取了完全新的、更加鲜明的形式。
革命政党应当补课。它们学习过进攻。现在必须懂得，除了进攻以外，还必须学会正确地退却。必须懂得——而革命阶级也正在从本身的痛苦经验中领会到——不学会正确的进攻和正确的退却，就不能取得胜利。在所有被击败的反对党和革命党中，布尔什维克退却得最有秩序，他们的“军队”损失得最少，骨干保存得最多，发生的分裂最小（就其深度和难于挽救的程度来说），颓丧情绪最轻，他们最广泛、最正确和最积极地去恢复工作的能力也最强。布尔什维克所以能够如此，只是因为他们无情地揭露了并且驱逐了口头革命家，这些人不愿意懂得必须退却，必须善于退却，必须学会在最反动的议会、最反动的工会、合作社、保险会等组织中进行合法工作。
高潮年代（1910—1914年）。高潮起初来得非常缓慢，1912年勒拿事件[4]后，稍微快了一些。经过1905年，整个资产阶级看清了孟什维克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于是千方百计来支持他们反对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克服了闻所未闻的困难，才打退了他们。但是，如果布尔什维克不是运用了正确的策略，即既要进行不合法的工作，又必须利用“合法机会”，那他们是永远做不到这一点的。在最反动的杜马中，布尔什维克把整个工人选民团都争取过来了。
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1914—1917年）。在“议会”极端反动的条件下，合法的议会活动使布尔什维克这一革命无产阶级党获得了极大的益处。布尔什维克代表被流放到西伯利亚。[5]社会帝国主义、社会沙文主义、社会爱国主义、不彻底的和彻底的国际主义、和平主义以及反对和平主义幻想的革命主张——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观点，都在我们的侨民报刊上充分反映出来了。第二国际中的书呆子和老懦夫，看到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内部“派别”繁多，斗争剧烈，都高傲地嗤之以鼻，可是战争把一切先进国家中夸耀一时的“合法性”夺去以后，他们甚至连近似俄国革命家在瑞士和其他一些国家里组织自由（秘密）交换意见和自由（秘密）探索正确观点这样的事情，都没有做到。正因为如此，各国公开的社会爱国主义者也好，“考茨基主义者”也好，都成了最恶劣的无产阶级叛徒。布尔什维主义所以能在1917—1920年间获得胜利，其基本原因之一，就是它从1914年底就开始无情地揭露社会沙文主义和“考茨基主义”（法国的龙格主义[6]以及英国的独立工党[7]首领，费边派[8]和意大利的屠拉梯之流的见解，也同“考茨基主义”一样）的卑鄙龌龊和下流无耻，而群众后来根据自身的经验，也日益相信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是正确的。
俄国第二次革命（1917年2月至10月）。沙皇制度的极端腐朽和衰败（加上极其痛苦的战争的打击和负担）造成了一种摧毁这个制度的极大力量。在几天之内，俄国就变成了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自由（在战争环境里）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反对党和革命党的领袖，也同在最“严格的议会制”共和国内一样，出来组织政府；而且议会（尽管是反动透顶的议会）反对党领袖的身分，使这种领袖在革命中容易继续发挥作用。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9]在几个星期内就对第二国际的欧洲英雄们、内阁派[10]以及其他机会主义渣滓的那套方法和手腕、那套论据和诡辩十分精通了。我们现在读到有关谢德曼和诺斯克之流、考茨基和希法亭、伦纳和奥斯特尔利茨、奥托·鲍威尔和弗里茨·阿德勒、屠拉梯和龙格、英国费边派及独立工党领袖等人的一切评述，总觉得是（事实上也是）旧调重弹，索然无味。所有这些我们已经在孟什维克那里见过了。历史真是开了个玩笑，竟使一个落后国家的机会主义者抢到许多先进国家机会主义者的前面去了。
如果说第二国际的一切英雄都破了产，他们在苏维埃和苏维埃政权的意义和作用这个问题上丢了脸，如果说现在脱离了第二国际的三个非常重要的政党（即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11]、法国龙格派的党和英国独立工党）的领袖们，在这个问题上也特别“光彩地”丢了脸而且变得糊涂透顶，如果说所有这些人都成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偏见的奴隶（同1848年自命为“社会民主派”的小资产者一模一样），那么这一切我们已经在孟什维克身上看到了。历史开了这样的玩笑：1905年俄国产生了苏维埃；在1917年2月到10月间，孟什维克篡改了苏维埃，他们由于无法理解苏维埃的作用和意义而破产了；现在，苏维埃政权的思想已经在全世界诞生，并且正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在各国无产阶级中间传播开来，而第二国际的老英雄们也象我国孟什维克一样，由于无法理解苏维埃的作用和意义而到处遭到破产。经验证明，在无产阶级革命某些非常重要的问题上，一切国家都必然要做俄国已经做过的事情。
布尔什维克发动反对议会制（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反对孟什维克的胜利斗争，是极其审慎的，所作的准备也绝不象现在欧美各国所常常认为的那样简单。在这一时期的初期，我们没有号召去推翻政府，而是说明，不预先改变苏维埃的成分并且扭转苏维埃的情绪，是不能推翻政府的。我们没有宣布抵制资产阶级的议会，即立宪会议，而是说，并且从我们党的四月（1917年）代表会议[12]起就用党的名义正式说，有立宪会议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比没有立宪会议的好，而“工农”共和国即苏维埃共和国，则要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即议会制共和国好。没有这种谨慎的、周到的、细致的和长期的准备，我们就既不能取得1917年10月的胜利，也不能巩固住这个胜利。
四
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反对工人运动内部哪些敌人的斗争中成长、壮大和得到锻炼的？
首先是而且主要是在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机会主义在1914年彻底变成社会沙文主义，彻底倒向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这自然是布尔什维主义在工人运动内部的主要敌人。现在这个敌人在国际范围内仍然是主要敌人。对于这个敌人，布尔什维主义过去和现在都给予极大的注意。布尔什维克在这方面的活动，现在就是国外也知道得很清楚。
关于布尔什维主义在工人运动内部的另一个敌人，就不能这样说了。国外还极少知道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同小资产阶级革命性作长期斗争中成长、成熟和得到锻炼的。这种革命性有些象无政府主义，或者说，有些地方照搬无政府主义；它在任何重大问题上，都背离无产阶级进行坚韧的阶级斗争的条件和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完全认定，并且欧洲历次革命和革命运动的经验也充分证实：小私有者，即小业主（这一社会类型的人在欧洲许多国家中都十分普遍地大量存在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直受到压迫，生活往往异常急剧地恶化，以至遭到破产，所以容易转向极端的革命性，却不能表现出坚韧性、组织性、纪律性和坚定性。被资本主义摧残得“发狂”的小资产者，和无政府主义一样，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固有的一种社会现象。这种革命性动摇不定，华而不实，而且很容易转为俯首听命、消沉颓丧、耽于幻想，甚至转为“疯狂地”醉心于这种或那种资产阶级的“时髦”思潮——这一切都是人所共知的。可是革命政党光在理论上抽象地承认这些真理，还丝毫不能避免重犯旧错误，这种错误总是会由于意想不到的原因，以稍微不同一点的形式，以前所未见的打扮或装饰，在独特的（多少独特一点的）环境里重新表现出来。
无政府主义往往是对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这两种畸形东西是互相补充的。如果说俄国的无政府主义在两次革命（1905年与1917年）及其准备时期的影响都比较小（尽管俄国居民中的小资产阶级成分大于西欧各国），那么毫无疑义，这不能不部分地归功于布尔什维主义一贯对机会主义进行了最无情最不调和的斗争。我所以说“部分地”，是因为削弱俄国无政府主义势力的，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这就是无政府主义在过去（19世纪70年代）曾盛极一时，从而彻底暴露了它是不正确的，不适合作革命阶级的指导理论。
布尔什维主义在1903年诞生时，便继承了同小资产阶级的、半无政府主义的（或者是迎合无政府主义的）革命性作无情斗争的传统；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向来就有这种传统，而在1900—1903年俄国革命无产阶级的群众性的政党奠基期间，这种传统在我们这里已特别巩固。布尔什维主义继承并继续了同表现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倾向最厉害的政党即“社会革命”党的斗争，这一斗争表现在下列三个主要之点上。第一，这个党否认马克思主义，顽固地不愿（说它不能，也许更确切一些）了解在采取任何政治行动之前必须对各种阶级力量及其相互关系作出极客观的估计。第二，这个党认为自己特别“革命”特别“左”，因为它肯定个人恐怖、暗杀手段，而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却坚决屏弃这种做法。我们屏弃个人恐怖，自然只是出于对这种手段是否适当的考虑，如果有人竟在“原则上”谴责法国大革命的恐怖行为，或者谴责已经获得胜利的革命政党在全世界资产阶级的包围下所采取的任何恐怖手段，那么这类人早在1900—1903年间，就已经受到当时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家的普列汉诺夫的嘲笑和唾弃了。第三，在“社会革命党人”看来，“左”就是嘲笑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比较轻微的机会主义罪过，而在某些问题上，例如在土地问题或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却又效法这个党的极端机会主义者。
附带说明一点，历史现在已经在广大的、世界历史的范围内证实了我们始终坚持的那个意见：革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请注意，普列汉诺夫早在1900—1903年间就要求把伯恩施坦开除出党[13]，后来布尔什维克始终继承这种传统，在1913年揭穿了列金的全部卑鄙、下流和叛卖行为[14]）同革命无产阶级取得胜利所必需的那种政党最相近。现在1920年，在战争期间和战后最初几年中发生的一切可耻的破产和危机之后，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欧各党中正是革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才产生了最优秀的领袖，并且比别的党更早地恢复了元气和健康，重新巩固了起来。无论在斯巴达克派[15]那里，或在“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即无产阶级一翼那里，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形。这一翼正在对考茨基、希法亭、累德堡、克里斯平之流的机会主义和毫无气节进行坚定不移的斗争。如果我们现在大致回顾一下从巴黎公社到第一个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一十分完整的历史时期，那么，关于马克思主义对无政府主义的态度，便可以得到一个十分明确的毫不含糊的轮廓。归根到底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虽然无政府主义者曾经正确地指出在多数社会党内所盛行的国家观是机会主义的，但是，第一，这种机会主义是同曲解甚至公然隐匿马克思的国家观（我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已经指出，恩格斯给倍倍尔的一封信，曾经异常鲜明、尖锐、直接、明确地揭穿了社会民主党内所流行的国家观是机会主义的，可是这封信竟被倍倍尔从1875年到1911年搁置了36年［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61—63页。——编者注］）分不开的；第二，正是欧美社会党中最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派别才最迅速量广泛地纠正了这种机会主义观点，承认了苏维埃政权及其对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所具有的优越性。
布尔什维主义同自己党内“左”倾的斗争，有两次规模特别大：一次是1908年关于是否参加最反动的“议会”和是否参加受最反动法律限制的合法工人组织的问题；另一次是1918年（缔结布列斯特和约[16]时）关于可否容许某种“妥协”的问题。
1908年，“左派”布尔什维克由于顽固地不愿意了解参加最反动的“议会”的必要性而被开除出党[17]。那时“左派”——其中许多人是优秀的革命者，后来还光荣地成了（而且现在仍然是）共产党员——特别援引1905年抵制议会成功的经验作为论据。当1905年8月沙皇宣布召集咨议性的“议会”[18]时，布尔什维克同一切反对党和孟什维克相反，曾经宣布抵制，而1905年的十月革命[19]果然扫除了这个议会。那次抵制所以正确，并不是因为根本不参加反动议会是正确的，而是因为正确地估计到，当时的客观形势正在由群众罢工迅速转为政治罢工，进而转为革命罢工，再进而转为起义。而且当时的斗争内容是：让沙皇去召集第一个代表机构呢，还是设法把这个召集权从旧政权手中夺过来？后来情况不同，既然没有把握并且也不可能有把握断定是否存在着同样的客观形势，以及这种形势是否按照同样的方向和同样的速度向前发展，那么抵制便不再是正确的了。
1905年布尔什维克对“议会”的抵制，使革命无产阶级增加了非常宝贵的政治经验，表明在把合法的同不合法的斗争形式、议会的同议会外的斗争形式互相配合的时候，善于放弃议会的斗争形式，有时是有益的，甚至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在不同的条件下和不同的环境里盲目地、机械地、不加批判地搬用这种经验，那就大错特错了。1906年布尔什维克抵制“杜马”，虽然是一个不算大的、易于补救的错误［注：关于个人所说的话，作适当的修改，也适用于政治和政党。聪明人并不是不犯错误的人。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聪明人是犯的错误不太大同时又能容易而迅速地加以纠正的人。］，但毕竟已经是一个错误。至于1907年、1908年以及以后几年中的抵制，就是极其严重而难于补救的错误了，因为当时一方面不能期望革命浪潮会非常迅速地高涨并转为起义，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君主制度正在维新的整个历史环境，使我们必须把合法的工作同不合法的工作配合起来。现在如果回顾一下这个十分完整的历史时期（它同以后各时期的联系也已经完全显示出来了），就会特别清楚地看出：假使布尔什维克当时没有在最严酷的斗争中坚持一定要把合法的斗争形式同不合法的斗争形式结合起来，坚持一定要参加最反动的议会以及其他一些受反动法律限制的机构（如保险基金会等），那么他们就决不可能在1908—1914年间保住（更不用说巩固、发展和加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坚强核心。
1918年事情没有弄到分裂的地步。那时“左派”共产主义者只是在我们党内形成了一个特殊集团，或者说“派别”，而且为时不久。“左派共产主义者”最有名的代表，如拉狄克同志、布哈林同志，在1918年这一年就已公开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他们原来认为，布列斯特和约是同帝国主义者的妥协，对于革命无产阶级政党说来，在原则上是不能容许的而且是有害的。这的确是同帝国主义者的妥协，但这种妥协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恰恰是必要的。
现在当我听到人们，例如“社会革命党人”，攻击我们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策略的时候，或者当兰斯伯里同志和我谈话，讲到“我们英国工联的领袖们说，既然布尔什维克可以妥协，那他们也可以妥协”的时候，我通常是先用一个简单的“通俗的”比喻来回答：
假定您坐的汽车被武装强盗拦住了。您把钱、身分证、手枪、汽车都给了他们，于是您摆脱了这次幸遇。这显然是一种妥协。“Doutdes”［注：拉丁文，意为：“我给（你）是为了你给（我）。”——编者注］（“我给”你钱、武器、汽车，“是为了你给”我机会安全脱险）。但是很难找到一个没有发疯的人会说这种妥协“在原则上是不能容许的”，或者说实行这种妥协的人是强盗的同谋者（虽然强盗坐上汽车又可以利用它和武器再去打劫）。我们同德帝国主义强盗的妥协正是这样一种妥协。
而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德国的谢德曼派（考茨基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样），奥地利的奥托·鲍威尔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更不用说伦纳之流的先生们了），法国的列诺得尔和龙格之流，英国的费边派、“独立党人”、“工党分子”（“拉布分子”[20]）等，在1914—1918年间以及1918—1920年间，同他们本国的资产阶级强盗，有时甚至同“盟国的”资产阶级强盗实行妥协，反对本国的革命无产阶级，所有这班先生才真是强盗的同谋者。
结论很清楚：“原则上”反对妥协，不论什么妥协都一概加以反对，这简直是难于当真对待的孩子气。一个政治家要想有益于革命无产阶级，正是应当善于辨别出那种不能容许的、蕴涵着机会主义和叛卖行为的具体的妥协，并善于对这种具体的妥协全力展开批判，猛烈地进行无情的揭露和不调和的斗争，决不容许那班老于世故的“专讲实利的”社会党人和老奸巨滑的议员用泛谈“一般的妥协”来推卸和逃避责任。英国工联以及费边社和“独立”工党的“领袖”先生们，正是这样来推卸他们实行叛卖所应负的责任，推卸他们实行那种确实意味着最恶劣的机会主义、变节和叛卖的妥协所应负的责任。
有各种各样的妥协。应当善于分析每一个妥协或每一种妥协的环境和具体条件。应当学习区分这样的两种人：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减少强盗所能加于的祸害和便于后来捕获、枪毙强盗；另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入伙分赃。这在政治上决不总是象这个极其简单的例子那样容易分辨。但如果有人异想天开，要替工人们打一张包票，能包治百病，或者能保证在革命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中不会遇到任何困难和任何错综复杂的情况，那他简直就是一个江湖骗子。
为了不给人留下曲解的余地，我想把一些基本情况提出来（即使是十分简要地），以便对具体的妥协进行分析。
通过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而同德帝国主义者实行妥协的党，从1914年底起就以行动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它敢于提出使沙皇君主政府失败的主张，敢于痛斥在两伙帝国主义强盗的战争中“保卫祖国”。这个党的议会代表，宁愿流放到西伯利亚，也不愿走可以登上资产阶级政府大臣宝座的道路。革命在推翻了沙皇政府和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以后，又使这个党受到了新的、极大的考验：它不同“本国的”帝国主义者实行任何妥协，而是作了推翻他们的准备，并且果真把他们推翻了。这个党取得政权以后，便彻底摧毁了地主和资本家的所有制。这个党一面公布和废除了帝国主义者缔结的秘密条约，一面向各国人民建议媾和，只是在英、法帝国主义者破坏了媾和而布尔什维克为加快德国和其他国家的革命已经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以后，它才屈服于布列斯特强盗的暴力。大家都愈来愈清楚地看到，这样的党在这样的情况下实行这样的妥协是完完全全正确的。
俄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同1914—1920年间世界上第二国际的一切领袖一样），一开始就实行叛卖，直接间接地为“保卫祖国”即保卫本国的资产阶级强盗辩护。后来他们又进一步实行叛卖，同本国的资产阶级联合，同本国的资产阶级一起来反对本国的革命无产阶级。他们在俄国起初同克伦斯基和立宪民主党人[21]结成同盟，后来又同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结成同盟，正如他们国外的同道者同各自国家的资产阶级结成同盟一样，都是倒向资产阶级一边反对无产阶级。他们同帝国主义强盗的妥协，自始至终都表明他们已沦为帝国主义强盗的同谋者。
五
德国“左派”共产党人。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
我们现在所要讲的那些德国共产党人，他们不是把自己叫作“左派”，而是叫作——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原则上的反对派”[22]。但是他们却完全具有“左派幼稚病”的症候，这从下面的阐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有一本持这个反对派观点的小册子，叫作《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联盟）的分裂》，是由“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地方组织”出版的；这本小册子把这一反对派的观点的实质，叙述得极其鲜明、确切、清楚、扼要。我们只要从中引证几段，就足以使读者了解这一实质了。
“共产党是进行最坚决的阶级斗争的政党……”
“……从政治方面来看，这个过渡时期〈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
“……现在发生这样一个问题：谁应当是专政的执行者，是共产党，还是无产阶级？……原则上应该力求实现的是共产党的专政，还是无产阶级的专政？……”
（引文内的着重标记全录自原文。）
往下小册子的作者责难德国共产党“中央”，说这个“中央”在寻求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结成联盟的途径，说这个“中央”提出“原则上承认”斗争的“一切政治手段”（包括参加议会活动）“的问题”，只是为了掩饰它想同独立党人结成联盟这一真正的和主要的意图。小册子接着说道：
“反对派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它认为共产党的统治和党的专政问题只是一个策略问题。不管怎样，共产党的统治是一切政党统治的最后形式。原则上应该力求实现无产阶级的专政。党的一切措施、党的组织、党的斗争形式、党的战略和策略，都应该适应这一目的。因此，凡是同其他政党妥协，凡是回头再去采用在历史上和政治上已经过时的议会制斗争形式，凡是实行机动和通融的政策，都应当十分坚决地拒绝。”“无产阶级所特有的革命斗争方法应该大力加以强调。为了把那些应当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无产阶级各行业各阶层的最广大群众吸收进来，就必须在最广泛的基础上和最广大的范围内建立新的组织形式。这种汇集一切革命分子的场所，便是以工厂组织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工人联合会。凡是响应‘退出工会！’这一口号的工人，都应当联合在这里。在这里，正在斗争的无产阶级组成最广大的战斗队伍。凡承认阶级斗争、苏维埃制度和专政的人，都可以加入。至于进一步对正在斗争的群众进行政治教育和在斗争中进行政治指导，则是站在工人联合会之外的共产党的任务……”
“……于是，现在有两个共产党彼此对立着：
一个是领袖的党，它力图从上面来组织和指挥革命斗争，不惜实行妥协和参加议会活动，以便造成一种形势，使他们可以参加掌握专政大权的联合政府。
另一个是群众的党，它等待革命斗争从下面高涨起来，为了进行这一斗争，它只知道并且只采用一个明确地引向目的的方法，而排斥任何议会方法和机会主义方法；这个唯一的方法就是无条件地推翻资产阶级，以便随后建立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来实现社会主义……”
“……那里是领袖专政，这里是群众专政！这便是我们的口号。”
这就是表明德国共产党内反对派观点的最重要的论点。
凡是自觉参加过或仔细观察过1903年以来布尔什维主义发展过程的布尔什维克，读了这些议论，一定会立刻说：“这是多么熟悉的陈词滥调！这是多么‘左的’孩子气！”
不过，我们还是来进一步考察一下这些议论吧。
“是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是领袖专政（领袖的党）还是群众专政（群众的党）？”——单是问题的这种提法就已经证明思想混乱到了不可思议的无可救药的地步。这些人竭力要标新立异，结果却弄巧成拙。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只有把不按照生产的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区分的大多数同在生产的社会结构中占有特殊地位的集团对立时，才可以把群众和阶级对立起来；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这都是简单明了的道理。何必再另来一套胡说八道，另造一套新奇的沃拉皮尤克[23]呢？一方面，大概是由于党的合法状态和不合法状态的迅速更替破坏了领袖、政党和阶级之间那种通常的、正常的和简单的关系，人们面对这种难于理解的情况，思想便发生了混乱。在德国，也象在欧洲其他国家那样，人们过分习惯于合法状态，习惯于由政党定期举行的代表大会自由地正常地选举“领袖”，习惯于通过议会选举、群众大会、报章杂志，通过工会和其他团体的情绪变化等方便办法来检验各政党的阶级成分。但是，由于革命的急剧发展和内战的展开，不得不放弃这种通常的办法，而迅速转为交替使用合法的和不合法的方式，结合使用这两种方式，采用“不方便的”和“非民主的”方法来推选或组成或保留“领导集团”，在这个时候，人们不知所措，开始臆想出一些荒谬绝伦的东西。大概荷兰共产党某些党员由于不幸生在一个具有特别优越和特别稳定的合法状态的传统和条件的小国，根本没有见过合法状态和不合法状态的相互更替，因此思想上发生了混乱而不知所措，助长了这种荒谬的臆想。
另一方面，很明显，这不过是未经很好考虑就胡乱使用“群众”和“领袖”这类当今“时髦”的字眼而已。这些人时常听到并切实学会了怎样攻击“领袖”，怎样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但是他们却不能想一想究竟是怎么回事，不能把事情弄清楚。
在帝国主义战争末期和战后时期，在一切国家里，“领袖”和“群众”的分离表现得特别明显而突出。产生这种现象的基本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2—1892年间曾以英国为例作过多次说明［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724页；第22卷第320—325、377—382页；第28卷第146页；第29卷第344—345页；第33卷第521、526、637页；第35卷第18、353页；第37卷第314—316页。——编者注］。英国的垄断地位使“群众”分化出一部分半市侩的机会主义的“工人贵族”。这种工人贵族的领袖们总是投靠资产阶级，直接间接地受资产阶级豢养。马克思所以光荣地被这班坏蛋痛恨，就是因为他公开地斥责他们是叛徒。现代（20世纪的）帝国主义造成了某些先进国家的垄断特权地位，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第二国际中纷纷出现了叛徒领袖、机会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这样一种人，他们只顾自己这个行会的利益，只顾自己这个工人贵族阶层的利益。于是机会主义的政党就脱离了“群众”，即脱离了最广大的劳动阶层，脱离了大多数劳动者，脱离了工资最低的工人。不同这种祸害作斗争，不揭露这些机会主义的、背叛社会主义的领袖，使他们大丢其丑，并且把他们驱逐出去，革命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取得胜利；第三国际所实行的正是这样的政策。
为此竟把群众专政和领袖专政根本对立起来，实在是荒唐和愚蠢得可笑。尤其可笑的是，人们在“打倒领袖”这一口号掩饰下，实际上竟把一些胡说八道、满口谬论的新领袖拉出来代替那些对普通事物还能持常人见解的老领袖。德国的劳芬贝格、沃尔弗海姆、霍纳、卡尔·施勒德尔、弗里德里希·文德尔、卡尔·埃勒，就是这样的新领袖。［注：《共产主义工人报》[24]（1920年2月7日汉堡出版的该报第32号所载卡尔·埃勒《论解散政党》一文）上说：“工人阶级不消灭资产阶级民主，就不能摧毁资产阶级国家，而不摧毁政党，它就不能消灭资产阶级民主。”罗马语国家的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中间头脑最糊涂的人物可以“心满意足”了，因为那些显然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庄重的德国人（卡·埃勒和克·霍纳通过在上述报纸上发表的文章特别庄重地证明，他们认为自己是庄重的马克思主义者，可是同时他们又极其可笑地说出一些荒谬绝伦的话，暴露出他们连马克思主义的起码知识都没有），竟也发表出这种极不恰当的议论。只承认马克思主义还不能保证不犯错误。这一点俄国人特别清楚，因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曾特别经常地成为“时髦的东西”。］埃勒企图使问题“深入一步”，他宣称政党是根本不需要的，是“资产阶级性”的，这真是荒谬绝顶，简直使人啼笑皆非。如果坚持错误，深入一步地来为错误辩护，把错误“坚持到底”，那就往往真要把小错铸成骇人听闻的大错了。
否定政党和党的纪律，——这就是反对派得到的结果。而这就等于完全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而有利于资产阶级。这也恰恰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散漫、动摇、不能坚持、不能团结、不能步调一致，而这些一旦得到纵容，就必然断送无产阶级的任何革命运动。从共产主义的观点看来，否定政党就意味着从资本主义崩溃的前夜（在德国）跳到共产主义的最高阶段而不是进到它的低级阶段和中级阶段。我们在俄国（推翻资产阶级后的第三年）还刚处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即向共产主义低级阶段过渡的最初阶段。阶级还存在，而且在任何地方，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都还要存在好多年。也许，在没有农民（但仍然有小业主！）的英国，这个时期可能会短一些。消灭阶级不仅意味着要驱逐地主和资本家，——这个我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做到了——而且意味着要消灭小商品生产者，可是这种人不能驱逐，不能镇压，必须同他们和睦相处；可以（而且必须）改造他们，重新教育他们，这只有通过很长期、很缓慢、很谨慎的组织工作才能做到。他们用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要抵制这一切，要使无产阶级能够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而这正是它的主要作用），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就必须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没有铁一般的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一切正直的人们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战胜集中的大资产阶级，要比“战胜”千百万小业主容易千百倍；而这些小业主用他们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蚀活动制造着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那种恶果。谁哪怕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在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
除了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外，还必须提出“反动”工会的问题。但是先让我根据我们党的经验讲几句话来结束前一问题。在我们党内，对于“领袖专政”的攻击是一直都有的。我记得这样的攻击最早是在1895年，那时党还没有正式成立，但是彼得堡的中心小组[25]已经开始形成，并且就要负起领导该城各区小组的责任。在我们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26]（1920年4月）上，有一个小小的反对派，也声言反对“领袖专政”，反对“寡头政治”等等。所以德国“左派共产党人”的“幼稚病”是毫不足怪的，既没有什么新东西，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地方。这种病没有什么危险，一经治愈，机体甚至会更加强壮。另一方面，合法工作和不合法工作的迅速更替，正是要求我们特别要把总指挥部，把领袖们“藏起来”，隐蔽起来，这有时就使我们党内产生十分危险的现象。最糟糕的就是1912年奸细马林诺夫斯基混进了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他断送了几十个上百个极优秀极忠实的同志，使他们去服苦役，并使其中许多人过早去世。他所以没有能够造成更大的祸害，是因为我们的合法工作和不合法工作配合得正确。为了取得我们的信任，马林诺夫斯基作为党中央委员和杜马代表，曾不得不帮助我们创办合法的日报，这些日报即使在沙皇制度下也能进行反对孟什维克机会主义的斗争，并且能采用适当的隐蔽方式宣传布尔什维主义的原理。马林诺夫斯基一只手把几十个上百个极优秀的布尔什维克活动家送去服苦役，使他们丧生，另一只手又不得不通过合法报刊来帮助培养成千上万个新的布尔什维克。对于这个事实，那些必须学会在反动工会里进行革命工作的德国同志（以及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的同志），不妨好好地考虑一下。［注：马林诺夫斯基后来在德国被俘。他在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时回到俄国，立即被送交法庭审判，由我们的工人枪决了。孟什维克特别恶毒地攻击我们竟让一个奸细混进了我们党中央的这个错误。可是当我们在克伦斯基执政时期要求逮捕杜马主席罗将柯并且将他提交法庭审判（因为他在战前就知道马林诺夫斯基的奸细活动，却没有把这事告知杜马中的劳动派[27]和工人）时，同克伦斯基一起执政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没有支持我们的要求，因此罗将柯得以逍遥法外，自由自在地投奔邓尼金去了。］
在许多国家里，包括最先进的国家在内，资产阶级无疑正在派遣而且今后还会派遣奸细到共产党里来。对付这种危险，办法之一就是把不合法的工作同合法的工作巧妙地结合起来。
六
革命家应当不应当在反动工会里做工作？
德国“左派”认为对这个问题无疑应当作绝对否定的回答。他们以为只要对“反动的”和“反革命的”工会慷慨陈词，怒气冲冲地叫嚷一番（克·霍纳在这方面干得特别“庄重”，也特别笨拙），就足以“证明”，革命家、共产党人不需要甚至不容许在黄色的、社会沙文主义的、妥协主义的、列金派的、反革命的工会里做工作。
不管德国“左派”怎样确信这种策略是革命的，但实际上这种策略是根本错误的，它只是几句空话，毫无内容。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根据本文总的意图，先从我国的经验说起，因为本文的目的就是要把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上和当今策略上普遍适用的、具有普遍意义和必须普遍遵循的原则应用到西欧去。
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同工会的关系，现时在我国具体表现如下。专政是由组织在苏维埃中的无产阶级实现的，而无产阶级是由布尔什维克共产党领导的。根据最近一次党的代表大会（1920年4月）的统计，我们党有党员611000人。无论十月革命前还是十月革命后，党员人数的起伏都很大；以前，甚至在1918年和1919年，党员人数比现在少得多。[28]我们担心党过分扩大，因为那些只配枪毙的野心家、骗子手一定会想方设法钻进执政党里来。最近一次我们敞开党的大门（仅仅是对工农），是在1919年冬尤登尼奇离彼得格勒只有几俄里、而邓尼金攻占了奥廖尔（距莫斯科约350俄里）的时候，也就是苏维埃共和国危在旦夕的时候，这时候冒险家、野心家和骗子手以及一切不坚定的人，决不可能指望靠加入共产党飞黄腾达（倒可能预料到会因此上绞架或受拷打）。[29]我们党每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最近一次代表大会，每1000个党员选代表1人参加），由大会选出19人组成中央委员会领导全党，而且在莫斯科主持日常工作的则是更小的集体，即由中央全会选出的所谓“组织局”和“政治局”，各由5名中央委员组成。这样一来，就成为最地道的“寡头政治”了。我们共和国的任何一个国家机关没有党中央的指示，都不得决定任何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
党直接依靠工会来进行自己的工作。根据最近一次工会代表大会（1920年4月召开）的统计，现有会员已经超过400万。工会形式上是一种非党的组织，而实际上大多数工会的领导机构，首先当然是全俄总工会的中央机构或常务机构（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都由共产党员组成，执行党的一切指示。总之，这是一个形式上非共产党的、灵活而较为广泛的、极为强大的无产阶级机构。党就是通过这个机构同本阶级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阶级专政就是通过这个机构在党的领导下实现的。如果没有同工会的极密切的联系，没有工会的热烈支持，没有工会不仅在经济建设方面，而且在军事建设方面奋不顾身的工作，那么别说我们能管理国家和实行专政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不成。自然，要建立这种极密切的联系，实际上就要进行很复杂的各种各样的工作：进行宣传和鼓动，及时地和经常地与工会领导者以至一切有影响的工会工作者举行会议，还要跟孟什维克作坚决的斗争，因为孟什维克直到现在还有一些信徒（虽然人数不多），直到现在还在教唆他们进行各种反革命勾当，从在思想上维护（资产阶级）民主，鼓吹工会“独立”（不受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约束而独立！），直到暗中破坏无产阶级纪律，如此等等。
我们认为通过工会来联系“群众”还是不够的。在我们的革命进程中，实践创造了一种机构，这就是非党工农代表会议[30]，我们正在全力支持、发展和推广这种机构，以便考察群众的情绪，接近群众，答复群众的要求，从群众当中提拔优秀的人才来担任公职等等。最近颁布的关于把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改组为“工农检查院”的法令中，有一项法令就授权这种非党的代表会议选出国家监察委员来担任各种检查工作等等。
其次，党的全部工作当然都是通过不分职业而把劳动群众团结在一起的苏维埃来进行的。县苏维埃代表大会这种民主机构，就是在资产阶级世界最好的民主共和国里也是前所未见的；通过这种代表大会（党对这种代表大会极为关注），以及通过经常把觉悟工人派往乡村担任各项职务的办法，来实现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作用，实现城市无产阶级的专政，即对富有的、资产阶级的、进行剥削和投机的农民展开经常的斗争等等。
“从上面”来看，从实现专政的实践来看，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总的结构就是这样。相信读者一定会明白，为什么在俄国布尔什维克看来，在熟悉这种结构、观察过它是怎样在25年内从一些不合法的地下小组发展起来的布尔什维克看来，什么“从上面”还是“从下面”，什么领袖专政还是群众专政等等议论不能不是一派幼稚可笑的胡说，犹如争辩究竟是左脚还是右手对人更有用处一样。
至于德国左派谈论什么共产党人不能而且不应该在反动工会里工作，说什么可以放弃这种工作，说什么应该退出工会，必须另外创立一种崭新的、极纯的、由极其可爱的（也许大部分是极其年轻的）共产党人臆想出来的“工人联合会”等等，这种煞有介事的、非常深奥的和极端革命的论调，在我们看来也不能不是一派同样幼稚可笑的胡说。
资本主义必然遗留给社会主义的，一方面是工人中间旧有的、长期形成的工种和行当的差异；另一方面是各工种的工会，它们只有十分缓慢地、经过许多年才能发展成为而且一定会发展成为规模较广而行会气味较少的产业工会（包括整个生产部门，而不仅是包括同行、同工种、同行当），然后经过这种产业工会，进而消灭人与人之间的分工，教育、训练和培养出全面发展的和受到全面训练的人，即会做一切工作的人。共产主义正在向这个目标前进，必须向这个目标前进，并且一定能达到这个目标，不过需要经过许多岁月。如果目前就企图提前实现将来共产主义充分发展、完全巩固和形成、完全展开和成熟的时候才能实现的东西，这无异于叫四岁的小孩去学高等数学。
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利用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人才，而不是利用虚构的和我们特别造就的人才来着手建设社会主义。这当然是很“困难的”，不过，想用其他任何办法来完成这项任务都是异想天开，简直不值一提。
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建立工会是工人阶级的一大进步，使工人由散漫无助的状态过渡到了初步的阶级联合。当无产者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即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要是这个党不学会把领袖和阶级、领袖和群众结成一个整体，结成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它便不配拥有这种称号）开始成长的时候，工会就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某些反动色彩，如某种行会的狭隘性，某种不问政治的倾向以及某些因循守旧的积习等等。但是除了通过工会，通过工会同工人阶级政党的协同动作，无产阶级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从来没有而且也不能有别的发展道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是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向前迈出的一大步，这时候党更需要用新的方法而不单纯靠旧有的方法去对工会进行教育和领导，同时不应当忘记，工会现在仍然是、将来在一个长时期内也还会是一所必要的“共产主义学校”和无产者实现其专政的预备学校，是促使国家整个经济的管理职能逐渐转到工人阶级（而不是某个行业的工人）手中，进而转到全体劳动者手中所必要的工人联合组织。
上面所说的工会的某种“反动性”，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是难免的。不懂得这一点，就是完全不懂得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本条件。害怕这种“反动性”，企图避开它，跳过它，是最愚蠢不过的了，因为这无异是害怕发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即训练、启发、教育工人阶级和农民中最落后的阶层和群众并吸引他们来参加新生活。另一方面，如果把无产阶级专政推迟到没有一个工人抱狭隘的行业观念、没有一个工人抱行会偏见和工联主义偏见的那一天才去实现，那错误就更加严重了。政治家的艺术（以及共产党人对自己任务的正确理解）就在于正确判断在什么条件下、在什么时机无产阶级先锋队可以成功地取得政权，可以在取得政权过程中和取得政权以后得到工人阶级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十分广大阶层的充分支持，以及在取得政权以后，能够通过教育、训练和争取愈来愈多的劳动群众来支持、巩固和扩大自己的统治。
其次，在那些比俄国先进的国家里，毫无疑义，工会的某种反动性显得比俄国严重得多，这也是必然的。在我国，孟什维克过去在工会中所以得到支持（今天在很少数的工会中，也还得到部分支持），正是由于存在着行会的狭隘性、职业上的利己主义和机会主义。西欧的孟什维克在工会里的“地盘”巩固得多，那里形成的“工人贵族”阶层比我国的强大得多，他们抱有行业的、狭隘的观念，只顾自己，冷酷无情，贪图私利，形同市侩，倾向于帝国主义，被帝国主义收买，被帝国主义腐蚀。这是无可争辩的。同龚帕斯之流，同西欧的茹奥、韩德逊、梅尔黑姆、列金之流的先生们作斗争，要比同我国的孟什维克作斗争困难得多。他们完全是同一个社会类型和政治类型的人。但是必须无情地进行这种斗争，必须象我们过去所做的那样把斗争进行到底，直到一切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领袖丢尽了丑，从工会中被驱逐出去为止。这种斗争没有进行到一定的程度，就不能夺取政权（而且也不应该去作夺取政权的尝试）。不过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情况下，这个“一定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只有每个国家的深谋远虑、经验丰富、熟悉情况的无产阶级政治领导者才能正确地估计这种程度。（顺便提一下，在1917年10月25日无产阶级革命后几天，即1917年11月间所举行的立宪会议选举，就是衡量我国进行这种斗争胜负的尺度。在这次选举中，孟什维克一败涂地，只获得70万票，加上外高加索的票数，一共只有140万票，而布尔什维克却获得了900万票。见《共产国际》[31]第7—8期合刊上我写的《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8卷第1—25页。——编者注］一文。）
但是，我们同“工人贵族”作斗争，是代表工人群众进行的，是为了把工人群众争取过来；我们同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领袖们作斗争，是为了把工人阶级争取过来。如果忘记这个最浅显最明白的道理，那是愚蠢的。而德国“左派”共产党人做的正是这种蠢事，他们由于工会上层分子反动反革命，竟得出结论要……退出工会！！拒绝在工会中工作！！建立新的臆想出来的工人组织形式！！这真是不可宽恕的愚蠢行为，这无异是共产党人给资产阶级帮大忙，因为我们的孟什维克正象一切机会主义的、社会沙文主义的、考茨基主义的工会领袖那样，无非都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我们一向都是这样称呼孟什维克的），或者，按美国丹尼尔·德莱昂派使用的一个绝妙的极其中肯的说法，是“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aborlieutenantsofthecapiatlistclass）。不在反动工会里工作，就等于抛开那些还不够十分成熟的或落后的工人群众，听凭他们接受反动领袖、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工人贵族或“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参看恩格斯1858年写给马克思的论英国工人的信［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344—345页。——编者注］）的影响。
正是这种主张共产党人不参加反动工会的荒谬“理论”最清楚不过地说明，这些“左派”共产党人在对待影响“群众”的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是多么轻率，说明他们在高喊“群众”时是如何滥用这个字眼的。要想善于帮助“群众”，赢得“群众”的同情、爱戴和支持，就必须不怕困难，不怕那些“领袖”对我们进行挑剔、捣乱、侮辱和迫害（这些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多半都直接或间接地同资产阶级和警察有勾结），哪里有群众，就一定到哪里去工作。应该善于作出一切牺牲，克服极大的障碍，在一切有无产阶级群众或半无产阶级群众的机关、社团和协会（哪怕这些组织是最反动不过的）里有步骤地、顽强地、坚定地、耐心地进行宣传和鼓动。而工会和工人合作社，恰恰就是（后者至少有时是）这种有群众的组织。据瑞典《人民政治日报》[32]1920年3月10日所刊登的材料，英国工联会员，从1917年底到1918年底，已经由550万人增加到660万人，即增加了19％。1919年底，已达750万人。我手头没有法、德两国的有关材料，但是证明这两国工会会员也有大量增加的事实，是丝毫不容置疑的，是人所共知的。
这些事实同其他千百件事实一样，也最清楚不过地证明，正好是无产阶级群众、“下层”群众、落后群众的觉悟程度正在提高，要求组织起来的愿望日益迫切。当英、法、德各国的几百万工人第一次摆脱完全无组织的状态，进入初步的、低级的、最简单的、最容易接受的（对那些满脑子资产阶级民主偏见的人说来）组织形式即工会的时候，那班虽然革命但不明智的左派共产党人却站在一旁，空喊“群众”，“群众”！并且拒绝在工会内部进行工作！！借口工会的“反动性”而拒绝去工作！！臆想出一种崭新的、纯洁的以及没有沾染资产阶级民主偏见、没有行会习气和狭隘行业观念的“工人联合会”，一种将会（将会！）具有广泛性而只要（只要！）“承认苏维埃制度和专政”（见前面引文）就可以加入的“工人联合会”！！
很难想象谁还会比“左派”革命家更不明智，给革命带来更大的危害！即使现时在俄国，在我们对本国和协约国的资产阶级取得空前胜利的两年半之后的今天，如果我们提出“承认专政”作为加入工会的条件，那我们也是在做蠢事，破坏自己对群众的影响，帮助孟什维克。这是因为共产党人的全部任务，就是要善于说服落后分子，善于在他们中间进行工作，而不是臆想出一些幼稚的“左的”口号，把自己同他们隔离开来。
毫无疑义，龚帕斯、韩德逊、茹奥、列金之流的先生们是非常感谢这样一些“左派”革命家的，因为后者象德国的“原则上的”反对派（上帝保佑我们摆脱这种“原则性”吧！）或美国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33]的某些革命者一样，鼓吹退出反动工会，拒绝在那里进行工作。毫无疑义，机会主义的“领袖”先生们一定会使用各种资产阶级的外交手腕，借助资产阶级政府、神父、警察和法庭的力量，来阻止共产党人进入工会，千方百计地把他们从工会中排挤出去，尽量使他们在工会中工作不顺心，并且对他们进行侮辱、攻击和迫害。我们应当善于对付这一切，不怕任何牺牲，必要时甚至可以采用各种巧妙的计谋和不合法的手段，可以保持缄默，掩饰真情，只求打入工会，留在工会里，想尽方法在那里流行共产主义工作。在沙皇制度下，1905年以前，我们不曾有过任何“合法机会”，但是当暗探祖巴托夫为了追捕革命者、同革命者进行斗争而召开黑帮工人会议、组织黑帮工人团体时，我们就派遣我们的党员到这种会议上和团体中去（我个人还记得其中有彼得堡的优秀工人巴布什金同志，他在1906年被沙皇的将军们枪杀了），同群众建立联系，巧妙地进行鼓动，使工人不致受祖巴托夫分子［注：龚帕斯、韩德逊、茹奥、列金之流，也就是祖巴托夫式的人物，他们和我国的祖巴托夫所不同的只是穿着欧洲的服装，具有欧洲的风度，在推行自己的无耻政策时采用一些文明、精巧和民主的粉饰手段。］的影响。当然，在西欧，由于合法偏见、立宪偏见和资产阶级民主偏见根深蒂固，进行这种工作要更为困难。但是这种工作能够进行而且必须进行，并且要经常不断地去进行。
我个人认为，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应当公开谴责并建议共产国际下次代表大会也来谴责不参加反动工会的政策（详细说明这种不参加反动工会的政策是不明智的，是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有极大害处的），还要谴责荷兰共产党的某些党员支持（不管是直接或间接地、公开或隐蔽地、完全或部分地支持，都是一样）这种错误政策的行动路线。第三国际应当同第二国际的策略决裂，对于难以解决的迫切问题不应回避、掩盖，而要直截了当地提出来。我们已经把全部真理公开地告诉了“独立党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8卷第61—68页。——编者注］，我们也应当把全部真理公开地告诉“左派”共产党人。
七
参加不参加资产阶级议会？
德国“左派”共产党人以极端鄙视又极端轻率的态度对这个问题作了否定的回答。他们的论据是什么呢？我们在前面的引文中已经看到：
“……凡是回头再去采用在历史上和政治上已经过时的议会制斗争形式……都应当十分坚决地拒绝。”
这话说得狂妄到了可笑的地步，而且显然是错误的。“回头再去采用”议会制！莫非在德国已经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恐怕还没有吧！那么，怎么说得上“回头再去采用”呢？难道这不是一句空话吗？
议会制“在历史上已经过时了”。就宣传意义上来说，这是对的。但是谁都知道，从宣传到实际战胜议会制，还相距很远。早在几十年前，就可以而且完全有理由宣布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已经过时了”，但是决不能因此就说不必要在资本主义基地上进行很长期很顽强的斗争。就世界历史来说，议会制“在历史上已经过时了”，这就是说，资产阶级议会制时代已经告终，无产阶级专政时代已经开始。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世界历史的尺度是以数十年为单位来衡量的。早10—20年或迟10—20年，这用世界历史的尺度来衡量，是算不得什么的，这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无法大致估计在内的。正因为如此，拿世界历史的尺度来衡量实际政策问题，便是绝对不能容忍的理论错误。
议会制“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吗？这是另外一回事。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左派”的立场就是稳固的了。不过，这需要十分严肃认真的分析来加以证明，而“左派”连这样做的门径都还摸不着。在《共产国际驻阿姆斯特丹临时办事处公报》第1期（《BulletinoftheProvisionalBureauinAmsterdamoftheCommunistIn-ternational》，1920年2月）上登载了一篇《关于议会活动的提纲》，这篇提纲显然是反映了荷兰左派或左派荷兰人的意向，其中的分析也是十分拙劣的，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就可以看到。
第一，大家知道，同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这样一些卓越的政治领导者的见解相反，德国“左派”早在1919年1月就认为议会制“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大家知道，“左派”是错了。单单这一点就立刻从根本上推翻了议会制“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的论断。“左派”应该证明，为什么他们那时的不容争辩的错误，现在却不成其为错误了。他们没有拿出也不可能拿出丝毫的证据来。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进而又教育和训练群众。德国的（以及荷兰的）“左派”没有履行自己的这一义务，没有极仔细地认真地严肃地研究自己明显的错误，这恰恰证明他们不是阶级的党，而是一个小组，不是群众的党，而是知识分子和沾染了知识分子恶习的少数工人的一个小团体。
第二，在“左派”的法兰克福组织出版的同一本小册子里，除了上面详细摘引的言论之外，我们还可以读到：
“……数百万的仍旧跟着中央党[34]〈天主教“中央”党〉政策走的工人是反革命的。农村无产者正在提供众多的反革命军队。”（上述小册子第3页）
这些话显然说得太随便、太夸大了。但是这里所叙述的基本事实却是不容争辩的；“左派”既然承认这个事实，便特别明显地证实了他们的错误。既然“数百万的”和“众多的”无产者，不仅仍旧赞成议会制，而且简直是“反革命的”，那怎么能说“议会制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呢！？显然在德国，议会制在政治上还没有过时。显然是德国“左派”把自己的愿望，把自己思想上政治上的态度，当作了客观现实。这对革命家是最危险的错误。在俄国，沙皇制度的压迫异常野蛮、异常残暴，从而在一个特别长的时期里，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造就了各种派别的革命家，造就了无限忠诚、热情、英勇和坚强的革命家；在俄国，我们曾经对革命家所犯的这种错误，作过特别真切的观察、特别仔细的研究，我们对这种错误特别熟悉，所以对别人身上的这种错误也看得特别清楚。对于德国共产党人来说，议会制当然“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可是问题恰恰在于不能认为对于我们已经过时的东西，对于阶级、对于群众也已经过时。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又一次看到，“左派”不善于作为阶级的党、作为群众的党来判断事理，处理事情。你们决不应该把自己降低到群众的水平，降低到本阶级中落后阶层的水平。这是毫无疑义的。你们应该对他们说不中听的真话。你们应该把他们的资产阶级民主偏见和议会制偏见叫作偏见。但是同时你们也应该清醒地注意到正是整个阶级的（而不仅是它的共产主义先锋队的）、正是全体劳动群众的（而不仅是他们的先进分子的）觉悟和准备的实际状况。
即使不是“数百万的”和“众多的”，而是只有相当数量的少数产业工人跟着天主教神父走，只有相当数量的少数农业工人跟着地主和富农（Groβbauern）走，那么根据这一点也可以毫无疑义地得出结论说，在德国，议会制在政治上还没有过时，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必须参加议会选举，参加议会讲坛上的斗争，其目的正是在于教育本阶级的落后阶层，正是在于唤醒和启发水平不高的、备受压抑的和愚昧无知的农村群众。当你们还无力解散资产阶级议会以及其他类型的任何反动机构的时候，你们就应该在这些机构内部工作，正是因为在那里还有受神父愚弄的、因身处穷乡僻壤而闭塞无知的工人；不然，你们就真有成为空谈家的危险。
第三，“左派”共产党人说了许许多多称赞我们布尔什维克的好话。有时我不禁要说：你们还是少称赞我们几句，多研究研究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多熟悉熟悉这些策略吧！1917年9—11月间，我们参加了俄国资产阶级议会即立宪会议的选举。我们当时的策略是否正确呢？如果是不正确的，那就应该明确地说出来，并且加以证明，因为这样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制定正确策略所必需的。如果是正确的，那就应该由此作出一定的结论。当然，不能把俄国的条件和西欧的条件等量齐观。但是在专门谈“议会制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这个概念究竟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就必须准确地估计到我国的经验，因为不估计到具体经验，这类概念就很容易流为空谈。我们俄国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9—11月间，岂不是比西方任何一国的共产党人都更有理由认为议会制在俄国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吗？当然是这样，因为问题不在于资产阶级议会存在时间长短，而在于广大劳动群众对于采用苏维埃制度、解散（或容许解散）资产阶级民主议会的准备（思想上、政治上、实践上），达到了什么程度。至于1917年9—11月间，由于种种特殊条件，俄国的城市工人阶级、士兵和农民对于采用苏维埃制度和解散当时最民主的资产阶级议会已经有了非常充分的准备，这是丝毫不容争辩的、明明白白的历史事实。虽然如此，布尔什维克还是没有抵制立宪会议，而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都参加了立宪会议的选举。这次选举收到了非常可贵的（对于无产阶级极为有益的）政治效果，我想，这一点我在前面提到的那篇详尽分析俄国立宪会议选举材料的文章［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8卷第1—25页。——编者注］中已经证明了。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丝毫不容争辩的结论：经验证明，甚至在苏维埃共和国胜利以前的几个星期里，甚至在胜利以后，参加资产阶级民主议会，不仅对革命无产阶级没有害处，反而会使它易于向落后群众证明为什么这种议会应该解散，易于把这种议会解散，易于促使资产阶级议会制“在政治上过时”。不重视这种经验，同时却希望留在必须以国际的观点来制定策略（不是狭隘的或片面的一国的策略，而正是国际的策略）的共产国际，那就是犯极大的错误，那就恰恰是口头上承认国际主义，行动上背弃国际主义。
我们现在来看看“荷兰左派”主张不参加议会的论据。下面就是刚才提到的“荷兰人的”提纲中最重要的一条即第4条的译文（译自英文）：
“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已经崩溃而社会已处于革命状态的时候，议会活动同群众本身的行动比较起来，便逐渐失去意义。在这种条件下，议会正在变成反革命的中心和反革命的机构，而另一方面，工人阶级正在建立自己的政权工具即苏维埃；这时候，拒绝以任何方式参加议会活动，甚至可能是必要的。”
头一句话显然就错了，因为群众的行动，例如大罢工，任何时候都比议会活动重要，决不是仅仅在革命时期或在革命形势下才如此。这种显然站不住脚的、从历史上和政治上来看都是错误的论据，只是特别清楚地表明，提纲作者们既绝对没有考虑到全欧洲的经验（法国1848年、1870年革命前的经验，德国1878—1890年的经验等等），也绝对没有考虑到俄国的经验（见上面），没有考虑到把合法斗争和不合法斗争配合起来的重要性。这个问题，一般说来，或是就特定的情况说来，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因为在一切文明的先进的国家内，由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国内战争日益成熟和逼近，由于百般侵犯合法性的共和制政府以及所有资产阶级政府疯狂迫害共产党人（只要看看美国的例子就够了），等等，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愈来愈有必要（有些地方早已有必要）把合法斗争和不合法斗争配合起来的时刻正在迅速到来。荷兰人以至一切左派对这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却根本不懂。
第二句话，首先从历史上来看就是错误的。我们布尔什维克参加过极端反革命的议会，而且经验表明：正是在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1905年）之后，这样做对于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准备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1917年2月），以及后来准备社会主义革命（1917年10月），不但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其次，这句话说得极其不合逻辑。既然议会正在变成反革命的机构和反革命的“中心”（附带说一句，实际上议会从来没有成为而且也不可能成为“中心”），而工人正在创立自己的政权工具即苏维埃，那么由此得出的结论自然是：工人必须作好准备（在思想上、政治上、技术上作好准备），去开展苏维埃反对议会的斗争，用苏维埃去解散议会。然而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在反革命的议会内部有拥护苏维埃的反对派，会使解散议会变得困难或者变得不那么方便。当我们胜利地进行反对邓尼金和高尔察克的斗争时，我们从来没有认为，他们那里有拥护苏维埃的反对派即无产阶级反对派这一点，对我们获得胜利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十分清楚，反革命立宪会议内部有布尔什维克这样彻底的拥护苏维埃的反对派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这样不彻底的拥护苏维埃的反对派，这对于我们在1918年1月5日解散立宪会议，不是造成了困难，而是提供了方便。提纲的作者们陷入了混乱，他们忘记了多次革命甚至是所有革命的一条经验，而这条经验证明，在革命时期，把反动议会外的群众行动和议会内部同情革命的（如果是直接支持革命的，那就更好）反对派的活动配合起来，是特别有益的。荷兰人以至一切“左派”在这方面的言论活象空谈革命的学理主义者，他们从来没有参加过真正的革命，或者从来没有深入探讨过革命史，或者天真地以为主观上“否定”某种反动机构，便算是实际上用许多客观因素合成的力量把这种机构破坏了。使一种新的政治思想（不仅是政治思想）声誉扫地，受到损害，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以维护为名，把它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这是因为任何真理，如果把它说得“过火”（如老狄慈根所说的那样），加以夸大，把它运用到实际适用的范围之外，便可以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而且在这种情形下，甚至必然会变成荒谬绝伦的东西。荷兰和德国的左派给予苏维埃政权比资产阶级民主议会优越这一新的真理的，正是这种熊的帮忙[35]。自然，谁要是按照老套套笼统地说，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以拒绝参加资产阶级议会，那也是不对的。我不想在这里来说明在哪些条件下抵制议会才是有利的，因为本文的任务要小得多，只是结合国际共产主义策略中的几个迫切问题来考察俄国的经验。俄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布尔什维克的抵制一次是成功的、正确的（1905年），另一次则是错误的（1906年）。我们分析一下第一次抵制的情形，便可以看到，那一次所以能够使反动政权召开不了反动议会，是因为当时群众的议会外的（尤其是罢工的）革命行动正在异常迅速地发展，无产阶级和农民中任何一个阶层都不会给反动政府以任何支持，而革命无产阶级通过罢工斗争和土地运动保证了自己对广大落后群众的影响。十分明显，在欧洲目前的条件下这个经验是不适用的。根据上述理由，同样十分明显，荷兰人和“左派”为拒绝参加议会的主张辩护（哪怕是有条件的辩护），是根本错误的，对于革命无产阶级的事业是有害的。
在西欧和美国，议会已经成为工人阶级中先进革命分子深恶痛绝的东西。这是不容争辩的。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大多数社会党议员和社会民主党议员战时和战后在议会中的所作所为更卑鄙无耻，更具有叛卖性了。但是，如果在解决应当怎样去同这一公认的祸害作斗争的问题时，竟任凭这种情绪来支配，那就不仅不明智，而且简直是犯罪了。在西欧许多国家里出现革命情绪，目前可以说是件“新鲜事”，或者说是“希罕事”，人们盼望这种情绪太久、太失望、太焦急了，或许正因为这个缘故，人们才这样容易为情绪所支配。当然，没有群众的革命情绪，没有促使这种情绪高涨的条件，革命的策略是不能变为行动的，但是，俄国过于长久的惨痛的血的经验，使我们确信这样一个真理：决不能只根据革命情绪来制定革命策略。制定策略，必须清醒而极为客观地估计到本国的（和邻国的以及一切国家的，即世界范围内的）一切阶级力量，并且要估计到历次革命运动的经验。仅仅靠咒骂议会机会主义，仅仅靠否认参加议会的必要，来显示自己的“革命性”，这是非常容易的，但是正因为太容易了，所以不是完成困难的、极其困难的任务的办法。在欧洲各国议会里，建立真正革命的议会党团，要比在俄国困难得多。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这只是说出了全部真理的一部分，而全部真理是：俄国在1917年那种历史上非常独特的具体形势下，开始社会主义革命是容易的，而要把革命继续下去，把革命进行到底，却要比欧洲各国困难。我还在1918年年初就指出了这个情况，此后两年来的经验也完全证实了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俄国当时的特殊条件是：（1）有可能把苏维埃革命同结束（通过苏维埃革命）给工农带来重重灾难的帝国主义战争联结起来；（2）有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利用称霸世界的两个帝国主义强盗集团之间的殊死斗争，当时这两个集团不能联合起来反对苏维埃这个敌人；（3）有可能坚持比较长期的国内战争，其部分原因是俄国幅员广大和交通不便；（4）当时农民中掀起了非常深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无产阶级政党就接过了农民政党（即社会革命党，他们多数党员是激烈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的革命要求，并且由于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而立即实现了这些要求。这些特殊条件，目前在西欧是没有的，而且重新出现这样的或类似的条件也不是很容易的。除其他一些原因外，这也是西欧开始社会主义革命比我国困难的一个原因。要想“避开”这种困难，“跳过”利用反动议会来达到革命目的这个难关，那是十足的孩子气。你们要建立新社会吗？可是你们又害怕困难，不去在反动议会内建立一个由坚定、忠诚、英勇的共产党人组成的优秀的议会党团！难道这不是孩子气吗？德国的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瑞典的塞·霍格伦甚至在得不到来自下面的群众支持的情况下，尚且能够树立以真正的革命精神利用反动议会的榜样，难道一个迅速发展着的群众性的革命政党，处在战后群众大失所望、愤怒异常的环境中，反而不能在那些最可恶的议会里锻造出一个共产党党团来吗？！正因为西欧工人中的落后群众，尤其是小农中的落后群众，受资产阶级民主偏见和议会制偏见的熏染比俄国的要厉害得多，所以共产党人只有从资产阶级议会这种机构内部，才能（并且应该）进行长期的、顽强的、百折不挠的斗争，来揭露、消除和克服这些偏见。
德国“左派”抱怨他们党的那些“领袖”不好，因此悲观失望，以至于采取“否定”“领袖”的可笑态度。然而处在常常必须把“领袖”秘密隐藏起来的条件下，要造就可以信赖的、久经考验的和享有威望的好“领袖”是特别困难的事情；要顺利地克服这些困难，就非把合法工作和不合法工作配合起来，使“领袖”受到考验不可，其中包括议会斗争的考验。批评，而且是最尖锐、最无情和最不调和的批评，不应该是针对议会斗争或议会活动，而应该是针对那些不善于尤其是不愿意以革命精神、以共产主义精神来利用议会选举和议会讲坛的领袖。只有这种批评（当然同时也要驱逐不称职的领袖，而代之以称职的领袖）才是既有益处又有实效的革命工作，才能一方面教育“领袖”，使他们无愧于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另一方面又教育群众，使他们学会正确地分析政治形势，了解在这种政治形势下产生出来的往往是非常错综复杂的任务。［注：我很少有机会了解意大利“左派”共产主义者。博尔迪加同志及其“共产主义者抵制派”（Comunistaastensionista）维护不参加议会的主张无疑是不对的。可是，根据两号他主编的《苏维埃报》[36]（1920年1月18日和2月1日《苏维埃报》第3号和第4号）、四期塞拉蒂同志主编的出色的《共产主义》杂志[37]（1919年10月1日—11月30日《共产主义》第1—4期）以及我所能读到的几份零散的意大利资产阶级报纸看来，我以为他有一点是对的。那就是说，博尔迪加同志和他那一派人对屠拉梯及其同伙的抨击是正确的，因为后者依然留在一个承认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党里，依然当议员，并继续奉行危害极大的机会主义的老政策。塞拉蒂同志和整个意大利社会党[38]容忍这种现象，当然是一个错误，这种错误也会象在匈牙利那样带来很大的害处和危险，匈牙利的屠拉梯之流的先生们就是从内部暗中破坏党和苏维埃政权的[39]。对机会主义的议员采取这种错误的、不彻底的或软弱的态度，一方面促成“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出现，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存在是对的。塞拉蒂同志指责议员屠拉梯“不彻底”（《共产主义》第3期）显然是不对的，其实不彻底的正是意大利社会党，它容忍了屠拉梯之流这样的机会主义的议员。］
八
不作任何妥协吗？
我们从上面引自法兰克福出版的小册子的那段话里，已经看到“左派”何等坚决地提出“不作任何妥协”的口号。这些无疑是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并且愿意做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竟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真理，这实在使人感到可悲。请看看1874年恩格斯反驳33个布朗基派公社战士的宣言时说的话吧（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都属于那种少见的和极少见的著作家，能做到每一巨著中的每一句话含义都极为深刻）：
“‘……〈布朗基派公社战士的宣言中说〉我们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我们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在中间站停留，不作妥协，因为妥协只会推迟胜利到来的日子，延长奴隶制的时期。’
德国共产主义者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通过一切不是由他们而是由历史发展进程造成的中间站和妥协，清楚地看到并始终不懈地追求最后目的：消灭阶级和建立不再有土地私有制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制度。33个布朗基主义者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以为，只要他们愿意跳过各个中间站和各种妥协，那就万事大吉了，只要——他们确信如此——日内‘干起来’，政权落到他们手中，那么后天‘就会实行共产主义’。因此，如果这不能立刻办到，那他们也就不是共产主义者了。
把自己的急躁当作理论上的论据，这是何等天真幼稚！”（弗·恩格斯《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85—586页。——编者注］，载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人民国家报》[40]1874年第73号，引自《1871—1875年论文集》俄译本1919年彼得格勒版第52—53页）
恩格斯在这篇论文中对瓦扬深表敬意，说瓦扬有“不容争辩的功绩”（瓦扬和盖得一样，在1914年8月背叛社会主义以前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影响极大的领袖）。但是，恩格斯对他的明显的错误却没有放过，而作了详尽的剖析。当然，在年纪很轻、没有经验的革命者看来，以及在甚至岁数很大、经验很多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看来，好象“容许妥协”是异常“危险的”，是不可理解和不正确的。而许多诡辩家（那班十二分“有经验的”政客）也正象兰斯伯里同志所提到的那些英国机会主义领袖那样，议论什么“既然布尔什维克可以作某种妥协，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作任何妥协呢？”但是，在多次罢工（我们只拿阶级斗争的这一种表现来说）中受到教育的无产者，对恩格斯所阐明的这一极深刻的（哲学上的、历史上的、政治上的、心理学上的）真理通常都能很好地领会。每个无产者都经历过罢工，都同可恨的压迫者和剥削者作过“妥协”，那就是，在自己的要求完全没有达到，或者只得到部分的满足时，也不得不去上工。每个无产者由于处在群众斗争和阶级对立急剧尖锐化的环境里，都看到了下列两种妥协之间的差别：一种是为客观条件所迫（罢工者的基金告竭，没有外界援助，陷于极端饥饿和苦难的境地）而作的妥协，这种妥协丝毫不会削弱实行这种妥协的工人对革命的忠诚和继续斗争的决心；另一种是叛徒的妥协，他们贪图私利（工贼也实行“妥协”！），怯懦畏缩，甘愿向资本家讨好，屈从于资本家的威胁、利诱、劝说，捧场（这种叛徒的妥协，在英国工人运动史上，英国工联领袖作得特别多，然而所有国家的几乎所有的工人都见到过这种或那种形式的类似现象），却把原因推给客观。
当然，有时也可以遇到异常困难复杂的个别情况，要花极大的气力，才能正确断定某一“妥协”的真实性质，——正象有些杀人案件，很难断定这些杀人行为是完全正当的、甚至是必要的（例如正当防卫），或者是不可原谅的疏忽，或者甚至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谋害。当然，在政治上有时由于各阶级和各政党之间的（国内的和国际的）相互关系异常错综复杂，有许多情况判断起来，要远比判断什么是罢工中的合理“妥协”，什么是工贼、叛徒领袖等等的叛卖性“妥协”，更为困难。如果要开一张包治百病的丹方，或者拟订一个适用于一切情况的一般准则（“不作任何妥协”！），那是很荒谬的。为了能够弄清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有自己的头脑。党组织的作用和名副其实的党的领袖的作用，也正在于通过本阶级一切肯动脑筋的分子［注：每个阶级，即使是在最文明的国家里，即使它是最先进的阶级，并且由于当前的形势，它的一切精神力量得到最高度发挥，其中也总会有一些分子不动脑筋和不会动脑筋，而且只要阶级还存在，只要无阶级的社会还没有在自己的基础上完全加强、巩固和发展起来，就必然还会有这样一些分子。否则，资本主义便不成其为压迫群众的资本主义了。］所进行的长期的、顽强的、各种各样的、多方面的工作，获得必要的知识、必要的经验、必要的（除了知识和经验之外）政治嗅觉，来迅速而正确地解决各种复杂的政治问题。
幼稚而毫无经验的人们以为，只要一承认容许妥协，就会抹杀机会主义（我们正同它并且必须同它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和革命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之间的任何界限。假使这些人还不懂得，无论自然界还是社会中，一切界限都是变动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有条件的，那么除了通过长期的训练、培养和教育，让他们取得政治经验和生活经验以外，就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帮助他们。重要的是在每个个别的或特殊的历史关头，要善于从实际政治问题中识别哪些问题上表现出某种最主要的而且是不能容许的、叛卖性的、危害革命阶级的机会主义的妥协，并且要竭尽全力揭露这种妥协，同它进行斗争。在两个同样进行抢劫、进行掠夺的国家集团间进行帝国主义战争（1914—1918年）时，这样的最主要的、基本的一种机会主义，就是社会沙文主义，也就是主张“保卫祖国”，在这样一场战争中“保卫祖国”，实际上就等于保卫“本国”资产阶级的强盗利益。在大战以后，保卫掠夺性的“国际联盟”[41]；保卫同本国资产阶级订立的直接或间接的联盟而反对革命无产阶级和“苏维埃”运动；保卫资产阶级民主制和资产阶级议会制而反对“苏维埃政权”——这些就是不能容许的叛卖性妥协的最主要表现，这些妥协合在一起就是危害革命无产阶级及其事业的机会主义。
德国左派在法兰克福出版的小册子里写道：
“……凡是同其他政党妥协……凡是实行机动和通融的政策，都应当十分坚决地拒绝。”
也真奇怪，这些左派既抱着这种见解，却没有坚决地斥责布尔什维主义！德国左派不会不知道在布尔什维主义全部历史中，无论在十月革命前或十月革命后，都充满着对其他政党包括对资产阶级政党实行机动、通融、妥协的事实！
为了推翻国际资产阶级而进行的战争，比国家之间通常进行的最顽强的战争还要困难百倍，费时百倍，复杂百倍；进行这样的战争而事先拒绝采用机动办法，拒绝利用敌人之间利益上的矛盾（哪怕是暂时的矛盾），拒绝同各种可能的同盟者（哪怕是暂时的、不稳定的、动摇的、有条件的同盟者）通融和妥协，这岂不是可笑到了极点吗？这岂不是正象我们千辛万苦攀登一座未经勘察、人迹未到的高山，却预先拒绝有时要迂回前进，有时要向后折转，放弃已经选定的方向而试探着从不同的方向走吗？而那些如此缺乏觉悟、如此没有经验的人（如果这真是因为他们年轻，那还算好：上帝本来就让青年在一定的时间内说这类蠢话的），居然能得到荷兰共产党内某些党员的支持（不管是直接或间接的，公开或隐蔽的，完全或部分的支持，都是一样）！！
在无产阶级进行了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在一国内推翻了资产阶级之后，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很长时期内，依然要比资产阶级弱，这只是因为资产阶级有很广泛的国际联系，还因为在这个推翻了资产阶级的国家里，小商品生产者自发地、经常地使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复活和再生。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就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同时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个集团或各种类别之间利益上的一切对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可能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不可靠的、有条件的。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现代的科学社会主义。谁要是没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和在各种相当复杂的政治形势下，在实践上证明他确实会运用这个真理，谁就还没有学会帮助革命阶级去进行斗争，使全体劳动人类从剥削者的压榨下解放出来。以上所说的一切，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的时期，都是同样适用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566页。——编者注］；卡尔·考茨基、奥托·鲍威尔这类“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最大错误和最大罪恶，就是他们不懂得这一点，不善于在无产阶级革命最紧要的关头按此行事。马克思以前时期的俄国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常说：“政治活动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42]（涅瓦大街是彼得堡一条笔直的主要街道，它的人行道清洁、宽阔而平坦。）从车尔尼雪夫斯基那时以来，俄国革命家由于忽视或忘记了这个真理，遭受过无数的牺牲。我们无论如何要使西欧和美国的左派共产党人和忠于工人阶级的革命家，不至于象落后的俄国人那样，为领会这个真理付出如此昂贵的代价。
在沙皇制度被推翻以前，革命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曾经多次利用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帮助，那就是说，同他们作过多次实际的妥协；在1901—1902年间，在布尔什维主义产生之前，旧《火星报》编辑部（当时参加这个编辑部的有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和我）就曾同资产阶级自由派政治领袖司徒卢威结成正式的政治联盟[43]（时间固然不长），同时却善于不间断地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及其在工人运动内部反映出来的任何最微小的影响作最无情的斗争。布尔什维克一直奉行这个政策。从1905年起，他们一贯坚持工农联盟，反对自由派资产阶级和沙皇制度，同时从来也不拒绝支持资产阶级去反对沙皇制度（例如在第二级选举或在复选时），从来也没有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停止对农民的资产阶级革命党，即对“社会革命党人”作最不调和的斗争，而是揭露他们的面目，揭露他们是冒充社会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1907年，在杜马选举中，布尔什维克曾同“社会革命党人”结成短期的正式政治联盟。1903—1912年期间，我们不止一次地和孟什维克形式上同处在一个统一的社会民主党内，每次都有好几年，但是从来没有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停止跟他们这些对无产阶级散布资产阶级影响的人和机会主义者作斗争。在大战期间，我们同“考茨基派”即左派孟什维克（马尔托夫）以及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切尔诺夫、纳坦松）作过某些妥协，同他们在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一起开过会[44]，发表过共同宣言，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停止和削弱对“考茨基派”、对马尔托夫和切尔诺夫的斗争（纳坦松死于1919年；他当时已是一个非常靠拢我们、跟我们意见几乎完全一致的民粹派“革命共产党人”[45]）。正当十月革命的时候，我们同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结成了一个非正式的、但又非常重要的（而且是非常成功的）政治联盟，我们未作任何修改就全盘接受了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纲领，也就是说，我们作了一次明显的妥协来向农民证明，我们并不想用多数票压他们，而是愿意同他们妥协。同时，我们曾经向“左派社会革命党人”[46]建议结成（而且不久就实现了）正式的政治联盟，请他们参加政府；但是在缔结布列斯特和约以后，他们破坏了这个联盟，到1918年7月甚至举行了武装暴动，继而又进行武装斗争来反对我们。
因此，很明显，德国左派因为德国共产党中央想跟“独立党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即考茨基派）结成联盟，便加以攻击，在我们看来是极不严肃的，而且这种攻击明显地证明“左派”是错误的。我们俄国也有过同德国谢德曼之流类似的右派孟什维克（他们参加过克伦斯基政府）和反对右派孟什维克而同德国考茨基派类似的左派孟什维克（马尔托夫）。1917年，我们明显地看到工人群众逐渐离开孟什维克而转向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6月举行的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只占代表总数的13％，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占大多数；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俄历1917年10月25日）上，我们已占代表总数的51％。为什么德国工人有同样的、完全相同的从右向左的转变趋势，却没有立即增强共产党人的力量，而首先增强了中间政党——“独立”党（虽然这个党从来没有过任何独立的政见和任何独立的政策，而只是摇摆于谢德曼之流和共产党人之间）的力量呢？
很明显，原因之一就是德国共产党人采取了错误的策略，德国共产党人必须大胆地老老实实地承认这个错误，并且学会纠正这个错误。这个错误就是否认有必要参加反动的资产阶级议会和反动的工会，这个错误就是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左派”幼稚病，这种病症现在已经暴露出来，这就可以更好更快地把它治好，对于机体会更有益处。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内部，显然是不一致的：其中除那些已经证明不能理解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不能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机会主义老领袖（如考茨基、希法亭，看来克里斯平、累德堡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以外，还有一个左翼，即无产阶级一翼已经形成，并且正在非常迅速地发展着。该党数十万无产者党员（党员总数似为75万）正在离开谢德曼而迅速靠拢共产党人。这个无产阶级一翼已经在“独立党人”莱比锡代表大会（1919年）上提议无条件地立即加入第三国际。如果害怕同该党的这一翼“妥协”，那简直是可笑的。恰恰相反，共产党人必须寻找而且必须找到一种同他们妥协的适当形式，这种妥协一方面可以促进和加速共产党人同这一翼实现必要的完全融合，另一方面丝毫不妨碍共产党人对“独立党人”机会主义右翼进行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斗争。要找到这样一种适当的形式，大概是不容易的，然而只有骗子才会向德国工人和德国共产党人许诺一条“容易”致胜的道路。
如果“纯粹的”无产阶级没有被介于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一半依靠出卖劳动力来获得生活资料的人）之间、半无产者和小农（以及小手艺人、小手工业者和所有的小业主）之间、小农和中农之间等等为数众多的形形色色的中间类型所包围，如果无产阶级本身没有分成比较成熟的和比较不成熟的阶层，没有乡土、职业、有时甚至宗教等等的区分，那么资本主义便不成其为资本主义了。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觉悟部分，即共产党，就必须而且绝对必须对无产者的各种集团，对工人和小业主的各种政党采取机动、通融、妥协的办法。全部问题在于要善于运用这个策略，来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性、革命性、斗争能力和致胜能力的总的水平，而不是降低这种水平。顺便应当指出：布尔什维克为了战胜孟什维克，不仅在1917年十月革命以前，就是在此以后也需要采取机动、通融、妥协的策略，自然，我们所采取的这种策略是靠削弱孟什维克来促进、增进、巩固和加强布尔什维克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包括孟什维克在内）必然要动摇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动摇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苏维埃制度之间，动摇于改良和革命之间，动摇于喜爱工人和畏惧无产阶级专政之间等等。共产党人的正确策略，应该是利用这种动摇，决不是忽视这种动摇；既然要利用这种动摇，那就得对那些转向无产阶级的分子，在他们转向无产阶级的时候，实行让步，看他们转的程度，来决定让步的程度；同时要同那些转向资产阶级的分子作斗争。由于我们运用了正确的策略，我国孟什维主义已经而且还在日益瓦解，顽固的机会主义领袖陷于孤立，优秀的工人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优秀分子，都转入我们的阵营。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不作任何妥协，不实行任何机动”这种操之过急的“决定”，只会有害于加强革命无产阶级影响和扩大革命无产阶级力量的事业。
最后，德国“左派”十分固执地坚持不承认凡尔赛和约[47]，这也是他们的一个明显的错误。这种观点表述得愈“庄重”、愈“神气”、愈“坚决”、愈武断（象克·霍纳所表达的那样），结果就显得愈不明智。在现时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下，仅仅唾弃“民族布尔什维主义”（劳芬贝格等人的）那种竟然主张同德国资产阶级结盟对协约国作战的荒谬立场，是不够的。应当认识到，苏维埃德国（如果苏维埃德意志共和国不久就可以成立的话）在一定的时期内必须承认和服从凡尔赛和约，不容许这样做的策略是根本错误的。当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当谢德曼之流还呆在政府里、匈牙利苏维埃政权还没有被推翻、维也纳的苏维埃革命尚有可能去援助苏维埃匈牙利的时候，在当时这样的条件之下，“独立党人”提出签订凡尔赛和约的要求是正确的。“独立党人”当时实行的机动和灵活是很不好的，因为他们多少替叛徒谢德曼之流分担了责任，多少离开了同谢德曼之流进行无情的（和十分冷静的）阶级战争的观点，而滑到了“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观点上去。
然而，现在的局势却显然是这样的：德国共产党人不应当束缚自己的手脚，不应当许诺，共产党人一旦取得胜利，就一定废除凡尔赛和约。这是愚蠢的。应该说：谢德曼之流和考茨基之流干了一系列的叛卖勾当，阻碍了（就某种程度上说简直是断送了）同苏维埃俄国和苏维埃匈牙利结成联盟的事业。我们共产党人则要采取一切办法去促成和准备实现这个联盟，至于凡尔赛和约，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一定而且立刻加以废除。能不能顺利地废除这个和约，不仅取决于苏维埃运动在德国的胜利，而且取决于苏维埃运动在国际上的胜利。谢德曼之流和考茨基之流阻碍了这个运动，而我们却要帮助这个运动。这就是问题的本质所在，这就是根本的差别所在。既然我们的阶级敌人、剥削者、他们的走狗谢德曼之流和考茨基之流，放过了加强德国及国际苏维埃运动、加强德国及国际苏维埃革命的许多机会，那么，这种罪责就应该由他们来承担。德国的苏维埃革命会加强国际苏维埃运动，而国际苏维埃运动则是反对凡尔赛和约、反对整个国际帝国主义的最强大的堡垒（而且是唯一可靠的、不可战胜的、威震全球的堡垒）。硬要迫不及待地把摆脱凡尔赛和约一事放在第一位，放在使其他被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问题之上，这就是市侩的民族主义（很合乎考茨基、希法亭、奥托·鲍威尔之流的身分），而不是革命的国际主义。在欧洲任何一个大国，其中包括德国，推翻资产阶级将是国际革命的一大胜利，为了这种胜利，如果有必要，可以而且应当容忍凡尔赛和约存在一个较长的时期。既然俄国一国为了革命的利益能够忍受几个月布列斯特和约，那么苏维埃德国在同苏维埃俄国结成联盟的情况下，为了革命的利益在更长一段时间里忍受凡尔赛和约决不是不可能的。
法、英等国帝国主义者挑动德国共产党人，给他们设下圈套：“你们说你们不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吧。”而左派共产党人不善于随机应变，同诡计多端而且目前比他们强大的敌人周旋，不会回答敌人说，“现在我们要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了”，却象小孩子一样上了这个圈套。事先就束缚住自己的手脚，公开告诉那个目前武装得比我们好的敌人，我们是否要同他作战，什么时候同他作战——这是愚蠢行为，而不是革命行为。当应战显然对敌人有利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却去应战，那就是犯罪；革命阶级的政治家如果不善于实行“机动、通融、妥协”，以避免显然不利的战斗，这样的政治家是毫无用处的。
九
英国“左派”共产主义者
英国现在还没有共产党，但是工人中间出现了一种崭新的、广泛的、强大的、迅速增长的、令人感到极有希望的共产主义运动；有几个政党和政治组织（“英国社会党”[48]、“社会主义工人党”、“南威尔士社会主义协会”、“工人社会主义联盟”[49]）希望成立共产党，并且正在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在“工人社会主义联盟”的机关报《工人无畏舰》周刊[50]（1920年2月21日第6卷第48期）上刊载了该刊主编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的一篇文章：《向建立共产党的目标前进》。这篇文章叙述了上述四个组织谈判的经过，谈判的内容是：在加入第三国际、承认苏维埃制度（而不是议会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共产党。原来，不能立刻成立统一的共产党的主要障碍之一，是它们之间发生了意见分歧，分歧在于要不要参加议会以及新成立的共产党要不要加入旧的、行业性的（大半由工联组成的）、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工党”。“工人社会主义联盟”以及“社会主义工人党”［注：看来，“社会主义工人党”反对加入“工党”，但不是全体党员都反对参加议会。］都反对参加议会选举，反对参加议会，反对加入“工党”，在这方面它们和英国社会党全体党员或多数党员意见不一致，在它们看来英国社会党是英国“各共产主义政党中的右翼”（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的上述文章，第5页）。
这样看来，基本的分野同德国是一样的，虽然分歧的表现形式（同英国比较起来，德国的表现形式更接近“俄国的”表现形式）以及其他许多情况有很大差别。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左派”的论据。
关于参加议会问题，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引证了同一期周刊上威·加拉赫（W．Gallacher）同志的一篇文章，加拉赫同志以格拉斯哥“苏格兰工人委员会”的名义写道：
“本委员会明确反对议会制度，而且得到了各种政治组织的左翼的支持。我们是苏格兰革命运动的代表，这个运动力求在全国产业部门〈在各个生产部门内〉建立革命组织，并且以各社会委员会为基础建立共产党。长期以来我们同官方的议员们进行争论。我们过去认为没有必要向他们公开宣战，而他们也害怕向我们展开进攻。
然而这种状况不会长久继续下去。我们正在全线节节胜利。
苏格兰独立工党的广大党员对议会愈来愈反感，几乎所有地方组织都赞成Soviets〈俄语“苏维埃”一词的英语音译〉或工人苏维埃。当然，这对于那些把政治视为谋生手段〈视为职业〉的先生来说，是极其严重的事情，因此他们用尽一切办法来说服他们的党员重新投入议会制度的怀抱。革命的同志们不应当〈所有黑体都是原作者用的〉支持这伙匪帮。我们在这方面的斗争将是很艰巨的。在这场斗争中，最糟糕的就是那些关心个人利益胜过关心革命的人将会叛变。对于议会制度的任何支持，都只会有助于使政权落到我们不列颠的谢德曼和诺斯克之流的手里。韩德逊和克林兹（Glynes）之流已经反动透顶。正式的独立工党愈来愈处于资产阶级自由党人的支配之下，资产阶级自由党人在麦克唐纳和斯诺登之流的先生们的阵营中找到了精神上的安乐窝。正式的独立工党极端仇视第三国际，而群众则支持第三国际。无论用什么方法来支持机会主义的议员，都不过是为上述这些先生效劳。英国社会党在这方面不起任何作用…这里需要一个健全的革命的产业〈工业〉组织和根据清楚的、明确的、科学的原则去行动的共产党。如果我们的同志能够帮助我们建立这两种组织，我们会欣然接受他们的帮助；如果不能帮助，而又不愿意靠着支持反动派来出卖革命，那么，看在上帝的份上，就请千万不要干预此事；这些反动分子正热心猎取‘光荣的’（？）〈问号是原作者加的〉议员称号，正渴望证明他们能够象‘主子’那个阶级的政治家一样有成效地实行统治。”
据我看，这封给编辑部的信出色地表达了年轻的共产主义者或刚刚开始接受共产主义的做群众工作的工人的情绪和观点。这种情绪是极其可喜、极其可贵的；应当善于珍视和支持这种情绪，因为没有这种情绪，英国以及任何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没有希望的。对于善于表达群众的这种情绪、善于激发群众的这种（往往是朦胧的、不自觉的、下意识的）情绪的人，应该爱护，应该关切地给以种种帮助。但同时应该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在伟大的革命斗争中，单凭情绪来领导群众是不够的；即使是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人所要犯的或正在犯的这样那样的错误，也会给革命事业带来危害。从加拉赫同志给编辑部的这封信中，无疑可以看到德国“左派”共产党人目前所犯的和俄国“左派”布尔什维克在1908年和1918年犯过的那种种错误的苗头。
写信人对资产阶级的“阶级的政治家”满怀着最崇高的无产阶级的憎恨（这不仅是无产者，而且是一切劳动者，即德国人所说的一切“小人物”都能理解和有同感的一种憎恨）。被压迫被剥削群众的代表所表达的这种憎恨，实在是“一切智慧之本”，是一切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及其成功的基础。可是，写信人看来没有考虑到：政治是一门科学，是一种艺术，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费力是掌握不了的；无产阶级要想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造就出自己的、无产阶级的“阶级的政治家”，而这些政治家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比起来应该毫不逊色。
写信人透彻地了解到，达到无产阶级目的的工具不是议会，而只能是工人苏维埃，凡是至今还不了解这点的人，哪怕他是最有学问的人、最有经验的政治家、最真诚的社会主义者、最渊博的马克思主义者、最诚实的公民和家庭成员，他也必定是一个最恶毒的反动派。然而写信人甚至没有提出，更没有想到有必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不让“苏维埃的”政治家进入议会，不从内部去瓦解议会制度，不从议会内部去准备条件，使苏维埃能够顺利完成它所面临的解散议会的任务，那么，要使苏维埃战胜议会是否可能呢？而同时写信人却提出了一种完全正确的意见，他说英国共产党必须根据科学原则来行动。而科学首先要求估计到其他国家的经验，特别是其他同样是资本主义的国家正在经历或不久前曾经经历过的那种非常类似的经验；其次，它要求估计到在本国内部现有的一切力量、集团、政党、阶级和群众，要求决不能仅仅根据一个集团或一个政党的愿望和见解、觉悟程度和斗争决心来确定政策。
说韩德逊、克林兹、麦克唐纳、斯诺登之流已经反动透顶了，这是对的。说他们想把政权抓到自己手里（其实，他们宁愿同资产阶级联合执政），说他们想按照资产阶级的那一套老规矩来“实行统治”，说他们一旦当权，就一定会跟谢德曼之流和诺斯克之流一样行事，这也是对的。所有这些全都不错。但由此得出的结论，决不是说支持他们就是背叛革命，而是说工人阶级的革命家为了革命利益，应该在议会方面给这些先生以一定的支持。我现在拿英国目前的两个政治文件来说明这个意思：（1）劳合－乔治首相1920年3月18日的演说（根据1920年3月19日《曼彻斯特卫报》[51]的报道）；（2）“左派”共产主义者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在她的上述文章中所发表的议论。
劳合－乔治在他的演说中同阿斯奎斯（此人曾接到出席会议的特别邀请，但他拒绝了），同那些不愿意跟保守党人联合而想接近工党的自由党人进行了论战。（在加拉赫同志给编辑部的信中，我们也看到他指出了自由党人转入独立工党的事实。）劳合－乔治证明自由党人必须同保守党人联合起来，而且要紧密地联合起来，否则，工党——劳合－乔治“喜欢称之为”社会党——就会取得胜利，而这个党是力求实现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的。这位英国资产阶级的领袖向他的听众，向那些至今大概还不了解这点的自由党议员通俗地解释道：“这在法国叫作共产主义，在德国叫作社会主义，在俄国叫作布尔什维主义。”劳合－乔治说，这是自由党人所根本不能接受的，因为自由党人从根本上说是拥护私有制的。这位演讲人声称：“文明正处在危险之中”，因此自由党人同保守党人必须携起手来……
劳合－乔治说：“……如果你们到农业地区去，我相信你们一定会看到，那里党派的划分仍然保持着原样。那里离危险还远。那里还没有什么危险。可是，事态一旦发展到了农业地区，那里的危险也会同今天的某些工业地区一样大。我国居民五分之四从事工商业，而从事农业的几乎不到五分之一。这是我每想到将来我们会遇到的危险时始终不忘的一种情况。法国的居民大都从事农业，在那里，确定的观念有着牢固的基础，这种基础不会变动得很快，也不太容易受到革命运动的激荡。我国的情况则不然。我国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容易颠覆；如果它一开始动摇，那么，由于上述原因，它将比其他国家崩溃得更厉害。”
读者从这里可以看出，劳合－乔治先生不仅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而且他还从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我们不妨也向劳合－乔治学习学习吧。
我们还想指出劳合－乔治演讲之后在讨论过程中发生的如下一个插曲：
“华莱士（Ｗａｌｌａｃｅ）先生问：现在产业工人中间有很多是自由党人，我们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很多支持，请问首相，您认为您在工业地区对这些产业工人所采取的政策会得到什么结果？可能的结果会不会使目前真心帮助我们的工人转过去大大加强工党的势力？
首相答：我的看法完全相反。自由党人互相倾轧这一事实，无疑使很多自由党人感到绝望而倒向工党方面，现在已经有为数不少的很能干的自由党人参加了工党，他们在破坏政府的威信。结果无疑是社会上同情工党的情绪大大增强。现时社会舆论不是支持工党外的自由党人，而是支持工党，这是最近几次部分改选所表明了的。”
附带说说，这段议论特别表明，连资产阶级中最聪明的人物也弄糊涂了，不能不干出无法补救的蠢事来。就凭这一点也会把资产阶级断送的。尽管我们的人也会做蠢事（自然，条件是这些蠢事不很大，而且能及时得到改正），但是他们终究会成为胜利者。
另外一个政治文件是“左派”共产主义者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的下述一段议论：
“……英克平同志〈英国社会党书记〉把工党叫作‘工人阶级运动的主要组织’。英国社会党的另一个同志在第三国际代表会议上把该党的观点表述得更加明确，他说：‘我们把工党看作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我们不赞同对工党的这种看法。工党党员虽然非常多，但很大一部分是无所作为和不关心政治的。这就是那些加入工联的男女工人，他们之所以加入工联，是因为他们厂里的工友都是工联会员，是因为他们想领取补助金。但是我们认为工党所以拥有这样多的党员也是由这样一个事实造成的：工党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多数还没有摆脱的一种思潮的产物，虽然在人民的头脑里正酝酿着巨大的变化，人民很快就要改变这种情况……”
“……英国工党同其他国家的社会爱国主义组织一样，在社会的自然发展过程中，必然要上台执政。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聚集力量，以便推翻这些社会爱国主义者，我们在英国既不应当拖延这种活动，也不应当犹豫不决。
我们不应当分散自己的精力去增加工党的力量；工党上台执政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集中力量创立起一个共产主义运动来战胜工党。工党很快就要组成政府；拥护革命的反对派必须准备好冲击这个政府……”
总之，自由派资产阶级正在放弃那种历史上被数百年来的经验奉若神明的、对剥削者异常有利的“两党”制（剥削者的“两党”制），而认为必须联合两党的力量同工党作斗争。一部分自由党人好象覆舟时的老鼠，纷纷跑到工党方面去。左派共产主义者认为政权转到工党手中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承认现在多数工人都拥护工党。他们由此得出一个奇怪的结论，这个结论由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表述如下：
“共产党不应当实行妥协……它必须保持自己学说的纯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为改良主义所玷污；共产党的使命是勇往直前，中途不停顿，不转弯，径直走向共产主义革命。”
恰恰相反，既然英国多数工人现在还跟着英国的克伦斯基之流或谢德曼之流走，既然他们还没有取得跟这批人组成的政府打交道的经验，而俄国和德国的工人所以大批转向共产主义，正是因为取得了这种经验，那么毫无疑义，由此应该得出结论说，英国共产主义者必须参加议会活动，必须从议会内部帮助工人群众在事实上认清韩德逊和斯诺登政府所造成的结果，必须帮助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去战胜联合起来的劳合－乔治和邱吉尔。不这样做，就会增加革命事业的困难，因为工人阶级多数人的观点如果不转变，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而要实现这种转变，必须由群众取得政治经验，单靠宣传是永远不能奏效的。既然现在显然无力的少数工人知道（或者至少应当知道），要是韩德逊和斯诺登战胜了劳合－乔治和邱吉尔，多数工人经过一个很短的时间，就会对自己的领袖感到失望，转而拥护共产主义（或者至少会对共产主义者保持中立，而且多半是善意的中立），那么这少数工人提出“不妥协，不转弯地前进”这样的口号，就显然是错误的。这很象1万名兵士跟5万名敌兵交战，在应当“停顿”、“转弯”、甚至实行“妥协”以等待不能立即出动的10万援兵的情况下，却要去同敌人硬拼。这是知识分子的孩子气，而不是革命阶级的郑重的策略。
一切革命，尤其是20世纪俄国三次革命所证实了的一条革命基本规律就是：要举行革命，单是被剥削被压迫群众认识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变革，还是不够的；要举行革命，还必须要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只有“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这个真理的另一个说法是：没有全国性的（既触动被剥削者又触动剥削者的）危机，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要举行革命，第一，必须要多数工人（或至少是多数有觉悟、能思考、政治上积极的工人）充分认识到革命的必要性，并有为革命而牺牲的决心；第二，必须要统治阶级遭到政府危机，这种危机甚至把最落后的群众都卷入政治活动（一切真正的革命的标志，就是在以前不关心政治的被压迫劳动群众中，能够进行政治斗争的人成十倍以至成百倍地迅速增加），削弱政府的力量，使革命者有可能很快地推翻它。
顺便提一下，正是从劳合－乔治的演说中可以看到，在英国，这两个可以使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条件显然正在成熟。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错误目前之所以特别危险，正是因为有些革命者对这两个条件都抱着一种不够认真、不够重视、不够自觉、不够慎重的态度。既然我们不是一个革命的小团体，而是一个革命阶级的政党，既然我们要把群众争取过来（不这样，我们就有成为不折不扣的空谈家的危险），那么，第一，我们就必须帮助韩德逊或斯诺登去打倒劳合－乔治和邱吉尔（更确切点甚至可以这样说，必须迫使前者去打倒后者，因为前者不敢去争取胜利！）；第二，我们就必须帮助工人阶级的多数根据切身经验确信我们是正确的，也就是确信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是毫不中用的，确信他们具有小资产阶级的和叛卖的本性，确信他们必然要遭到破产；第三，我们就必须促使这样一种时机迅速到来，即由于多数工人对韩德逊之流感到失望，可以有很大的成功把握一举推翻韩德逊之流政府，因为那个极其精明老练的、不是小资产阶级而是大资产阶级的劳合－乔治尚且表现得十分惊慌，并且由于他昨天同邱吉尔“摩擦”，今天又同阿斯奎斯“摩擦”而不断削弱自己（以及整个资产阶级）的力量，那么韩德逊之流的政府就一定会更加惊慌失措了。
现在我来更具体地谈一谈。在我看来，英国共产主义者应当根据第三国际的原则，在必须参加议会的条件下，把自己的四个党派（四个党派都很弱，其中有的非常非常弱）合并成一个共产党。由共产党向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提议达成“妥协”，达成竞选协议：共同反对劳合－乔治和保守党人的联盟，按照工人投给工党和共产党的票数（不是选票，而是另行投票）来分配议席，并保留各自进行鼓动、宣传和政治活动的最充分的自由。没有最后这个条件，当然就不能同他们结成同盟，否则就是背叛了；英国共产主义者绝对必须保持和坚持揭露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的最充分的自由，如同俄国布尔什维克曾经保持（1903—1917年的15年内）和坚持了揭露俄国的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即揭露孟什维克的最充分的自由一样。
如果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同意根据这些条件跟我们结成同盟，那我们就得到好处了，因为议席的多少，对我们完全无关紧要，我们并不追求这个，在这一点上我们尽可以让步（而韩德逊之流，尤其是他们的新朋友们，也可以说是他们的新主子们，即那些转入独立工党的自由党人，对于猎取议席却最起劲）。我们所以得到好处，是因为正当劳合－乔治自己把群众“挑动起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在群众中展开我们的鼓动工作，并且我们不仅能够帮助工党更快地组织起他们的政府，而且还能够帮助群众更快地了解我们的全部共产主义宣传，我们将毫无保留、毫不隐讳地去进行这种宣传来反对韩德逊之流。
如果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拒绝根据这些条件跟我们结成同盟，我们就会得到更大的好处，因为我们可以立即向群众指明（请注意，甚至在纯粹孟什维主义的和十足机会主义的独立工党内部，群众也是赞成苏维埃的）：韩德逊之流宁愿自己靠近资本家，而不愿使一切工人联合起来。那时我们就可以立即得到群众的支持，因为这些群众特别在听了劳合－乔治的一番精彩的、高度正确的、高度有益的（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说明之后，都会支持全体工人联合起来去反对劳合－乔治和保守党人的联盟。我们所以能够立即得到好处，还因为我们可以向群众表明，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害怕战胜劳合－乔治，害怕单独取得政权，力求暗中得到劳合－乔治的支持，而劳合－乔治却公开伸出手去帮助保守党人反对工党。应当指出，布尔什维克在我们俄国1917年2月27日（俄历）革命之后所进行的反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即俄国的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的宣传，也正是由于同样的情况而得到好处的。那时我们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说：请你们撇开资产阶级而掌握全部政权吧，因为你们在苏维埃中占多数（在1917年6月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总共只占代表总数的13％）。但是俄国的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却害怕撇开资产阶级而单独掌握政权；资产阶级很清楚，立宪会议一定会使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这两个政党结成了紧密的政治联盟，实际上它们只代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获得多数［注：俄国1917年11月立宪会议的选举，据悉有3600多万选民投票，结果布尔什维克得票占25％，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各个政党得票占13％，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即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以及同类的各小团体得票共占62％。］，因而一再拖延立宪会议选举，这时，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却不能毅然决然地同这种拖延行为斗争到底。
要是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拒绝同共产主义者结成同盟，那么共产主义者就可以立刻博得群众的同情，并使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威信扫地，即使我们因此而失去几个议席，那也完全无关紧要。我们只在极少数绝对有把握的选区内，即在我们提出候选人时不至于使自由党人战胜“拉布分子”（工党党员）的选区内，才提出我们的候选人。我们将进行竞选鼓动，散发宣传共产主义的传单，并且在没有我们的候选人的一切选区内，吁请选民投票选举“拉布分子”，不选资产者。如果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和加拉赫同志认为这样便是背叛共产主义，或者是放弃对社会主义叛徒的斗争，那他们就错了。恰恰相反，共产主义革命事业无疑会因此得到好处。
现在英国共产主义者甚至要接近群众，要群众听他们讲话，往往都是很困难的。如果我以共产主义者的身分出来讲话，请他们投票选举韩德逊而不选劳合－乔治，那他们一定会听我讲的。那时我不仅可以向他们通俗地说明，为什么苏维埃比议会好，无产阶级专政比用资产阶级“民主”作招牌的邱吉尔专政好，而且还可以说明：我要投票支持韩德逊，这就象用绳索吊住被吊者一样；只要韩德逊之流很快地组织起他们的政府，那就会证实我是正确的，就会使群众转到我这方面来，就会加速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在政治上的死亡，这正象他们的俄国和德国的同伙所遭遇的一样。
如果有人反驳我，说这种策略太“难以捉摸”，太复杂，不能为群众所了解，它会分散和分裂我们的力量，妨碍我们集中力量去进行苏维埃革命等等，那我便要回答这些“左派”反驳者说：请不要把自己的学理主义强加给群众吧！俄国群众的文化程度大概不比英国群众高，而是比英国群众低。可是他们却理解了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革命的前夜，即在1917年9月，曾提出参加资产阶级议会（立宪会议）的候选人名单，而在苏维埃革命后的第二天，即在1917年11月，又参加了立宪会议的选举，这种情况不但没有妨碍布尔什维克，反而帮助了他们，1918年1月5日他们就把这个立宪会议解散了。
关于英国共产主义者之间的第二种意见分歧，即是否要加入工党的问题，我在这里不能多谈。关于这个问题，我手头的材料太少，而这个问题又特别复杂，因为英国“工党”的情况异常独特，它本身的结构和欧洲大陆上通常的政党大不相同。不过，第一，毫无疑义，即使在这个问题上，要是有人认为“共产党必须保持自己学说的纯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为改良主义所玷污；共产党的使命是勇往直前，中途不停顿，不转弯，径直走向共产主义革命”，并且根据这一类原则来制定革命无产阶级的策略，那么他必然要犯错误，因为提出这一类原则无非是重犯法国布朗基派公社战士在1874年宣布“否定”任何妥协和任何中间站的错误。第二，毫无疑义，即使在这个问题上，共产主义者的任务，象在任何时候一样，也是要善于针对各阶级和各政党相互关系的特点，针对共产主义客观发展的特点来运用共产主义普遍的和基本的原则；要看到这种特点每个国家各不相同，应该善于弄清、找到和揣摩出这种特点。
但是讲到这一点就不能仅仅联系到英国一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还必须联系到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有关的共同结论。现在我们就来讲这个问题。
十
几点结论
1905年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显示了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异常独特的转变：在一个最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罢工运动范围之广和力量之大在世界上第一次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单单1905年头一个月的罢工人数就等于以往十年（1895—1904年）平均每年罢工人数的十倍，而且从1905年1月到10月，罢工还在不断和急剧地发展。由于许多完全特殊的历史条件，落后的俄国第一个向世界不仅表明了被压迫群众在革命时的主动精神的飞跃增长（在一切大革命中都是如此），而且表明无产阶级的作用大大超过了它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表明经济罢工怎样和政治罢工结合，而政治罢工又怎样变成武装起义，表明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各阶级怎样创造出了苏维埃这种群众斗争和群众组织的新形式。
1917年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使苏维埃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后来又使它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中获得了胜利。不到两年功夫就显示出：苏维埃具有国际性质，这种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已经扩展到全世界的工人运动，苏维埃的历史使命是充当资产阶级议会制以及整个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掘墓人、后继人和接替人。
不仅如此，工人运动的历史现在表明：在一切国家中，工人运动都必然（而且已经开始）经历一种斗争，即正在成长、壮大和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运动首先而且主要是同各自的（对每个国家来说）“孟什维主义”，也就是同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斗争；其次是同“左倾”共产主义的斗争（这可以说是一种补充的斗争）。第一种斗争看来已经毫无例外地在一切国家内展开了，这就是第二国际（目前事实上它已被击溃）和第三国际之间的斗争。第二种斗争则存在于德国、英国、意大利、美国（至少“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各派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坚持左倾共产主义的错误，虽然他们几乎普遍地、几乎绝对地承认苏维埃制度）和法国（如一部分过去的工团主义者对于政党及议会活动采取不正确态度，虽然他们也承认苏维埃制度），也就是说，毫无疑义，这种斗争不仅在国际这个组织范围内存在，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
然而，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在取得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之前虽然都要预先经过本质上相同的锻炼，但这一发展过程又是按各自的方式来完成的。在这条道路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大国走得比布尔什维主义快得多；布尔什维主义在历史上用了15年时间才使它这个有组织的政治派别作好夺取胜利的准备。第三国际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击溃了黄色的社会沙文主义的第二国际；而第二国际仅仅在几个月以前，还远比第三国际强大，还显得坚强有力，还得到全世界资产阶级各方面的，即直接和间接的、物质上（部长的肥缺、护照、报刊）和思想上的帮助。
现在全部问题就是要使每个国家的共产党人十分自觉地既考虑到同机会主义以及“左倾”学理主义进行斗争这个主要的基本任务，又考虑到这种斗争由于各国经济、政治、文化、民族构成情况（例如爱尔兰等）、所属殖民地以及不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特征而具有的并且必然具有的具体特点。现在到处都可以感到对第二国际的不满，这种不满正在蔓延和增长，这既是由于它推行机会主义，又是由于它不善于或没有能力建立一个真正集中的、真正能进行指导的中心，一个能在革命无产阶级为建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国而进行的斗争中指导无产阶级的国际策略的中心。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样的领导中心无论如何不能建立在斗争策略准则的千篇一律、死板划一、彼此雷同之上。只要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国家之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还存在（这些差别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统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运用共产党人的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在每个国家通过具体的途径来完成统一的国际任务，战胜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和左倾学理主义，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都必须查明、弄清、找到、揣摩出和把握住民族的特点和特征，这就是一切先进国家（而且不仅是先进国家）在目前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争取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使它转向苏维埃政权而反对议会制度，转向无产阶级专政而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在这方面主要的（当然这还远远不是一切，然而是主要的）事情已经做到了。现在要把一切力量、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下一个步骤上，也就是说，要找到转向或走向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式；这个步骤看来似乎比较次要，并且从某种观点上说，也的确比较次要，但是在实践上却更接近于实际完成任务。
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思想上已经被争取过来了。这是主要的。没有这一点，那就连走向胜利的第一步都迈不出去。可是，这离胜利还相当远。单靠先锋队是不能胜利的。当整个阶级，当广大群众还没有采取直接支持先锋队的立场，或者还没有对先锋队采取至少是善意的中立并且完全不会去支持先锋队的敌人时，叫先锋队独自去进行决战，那就不仅是愚蠢，而且是犯罪。要真正使整个阶级，真正使受资本压迫的广大劳动群众都站到这种立场上来，单靠宣传积鼓动是不够的。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这些群众自身的政治经验。这是一切大革命的一条基本规律，现在这条规律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德国都得到了十分有力而鲜明的证实。不仅没有文化、大都不识字的俄国群众，而且文化程度高、个个识字的德国群众，都必须亲身体验到第二国际骑士们的政府怎样懦弱无能、毫无气节、一筹莫展、对资产阶级奴颜婢膝、卑鄙无耻，亲身体验到，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就必然是极端反动分子（俄国的科尔尼洛夫[52]、德国的卡普[53]之流）的专政，然后才能坚决转到共产主义运动方面来。
国际工人运动中觉悟的先锋队，即各个共产主义政党、小组和派别的当前任务就是要善于引导广大的（现在大半还是沉睡、消沉、因循守旧、尚未觉醒的）群众采取这种新的立场，确切一点说，就是不仅要善于领导自己的党，而且要善于在这些群众走向和转向新立场的过程中领导他们。如果说从前不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彻底战胜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就不能完成第一个历史任务（把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争取到苏维埃政权和工人阶级专政方面来），那么，现在不肃清左倾学理主义，不彻底克服和摆脱左倾学理主义的错误，也就不能完成已经提到日程上来的第二个任务，即善于引导群众采取能够保证先锋队取得革命胜利的新立场。
以前的问题是（而现在在很大程度上也还是）把无产阶级先锋队争取到共产主义运动方面来，因而宣传工作就提到了第一位；这时候甚至那些带有小组习气种种弱点的小组，也是有益的，也能做出成绩来。但是现在是群众实际行动的时候了，是部署（假使可以这样说的话）百万大军，配置当今社会的一切阶级力量，进行最后的斗争的时候了，这时候单凭宣传的本领，单靠重复“纯粹”共产主义的真理，是无济于事的。这时候已不能象还没有领导过群众的小组的宣传员实际上所做的那样，以千来计算群众；这时候要以百万、千万来计算了。这时候我们不仅要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已经把革命阶级的先锋队说服了，而且要问，当今社会一切阶级（必须是一切阶级，一无例外）的起历史作用的力量是不是已经部署就绪，以至决战时机已经完全成熟，也就是说：（1）一切与我们敌对的阶级力量已经陷入困境，它们彼此进行混战，而力不胜任的斗争已经使它们疲惫不堪；（2）一切犹豫动摇、不坚定的中间分子，即和资产阶级不同的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已经在人民面前充分暴露了自己，由于在实践中遭到破产而丑态毕露；（3）在无产阶级中，群众支持采取最坚决、最奋勇的革命行动来反对资产阶级，这种情绪已经开始产生并且大大高涨起来。那时候，革命就成熟了；那时候，如果我们正确地估计到上面所指出的、所粗略勾画的一切条件，并且正确地选定了时机，我们的胜利就有保证了。
邱吉尔之流和劳合－乔治之流（这种政治类型的人各国都有，只是依国家不同而稍有差别）的分歧以及韩德逊之流和劳合－乔治之流的另一种分歧，从纯粹共产主义，即抽象共产主义，也就是从还没有成熟到采取实际的、群众性的政治行动的共产主义的观点来看，完全是无关紧要、无足轻重的。但是从群众这种实际行动的观点来看，这些分歧却是极其极其重要的。一个共产党人如果不仅想做一个觉悟的、信仰坚定的、思想先进的宣传家，而且想在革命中做一个群众的实际领导者，那他的全部工作、全部任务就是要估计到这些分歧，确定这些“朋友”之间不可避免的、使所有这些“朋友”一齐削弱的冲突完全成熟的时机。应当把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无限忠诚同善于进行一切必要的实际的妥协、机动、通融、迂回、退却等等的才干结合起来，以加速韩德逊之流（如果不指名道姓的话，那就是第二国际的英雄们，即自称为社会党人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们）的政权的建立和倒台；加速他们在实践中的不可避免的破产，从而启发群众接受我们的观点，转到共产主义运动方面来；加速韩德逊之流、劳合－乔治之流、邱吉尔之流相互之间（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君主派之间，谢德曼之流、资产阶级、卡普派之间，等等）不可避免的摩擦、争吵、冲突和彻底分裂；并且正确地选择这些“神圣私有制的支柱”分崩离析的时机，来发起无产阶级坚决的进攻，把它们全部打垮，把政权夺过来。
全部历史，特别是历次革命的历史，总是比最优秀的政党、最先进阶级的最觉悟的先锋队所想象的更富有内容，更形式多样，更范围广阔，更生动活泼，“更难以捉摸”。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最优秀的先锋队也只能体现几万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而革命却是在人的一切才能高度和集中地调动起来的时刻，由千百万被最尖锐的阶级斗争所激发的人们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来实现的。由此可以得出两个很重要的实际结论：第一，革命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任务，必须善于毫无例外地掌握社会活动的一切形式或方面（在夺取政权以后，有时还要冒着巨大的风险和危险去做它在夺取政权以前没有做完的工作）；第二，革命阶级必须准备最迅速最突然地用一种形式来代替另一种形式。
一支军队不准备掌握敌人已经拥有或可能拥有的一切斗争武器、一切斗争手段和方法，谁都会认为这是愚蠢的甚至是犯罪的。但是，这一点对于政治比对于军事更为重要。在政治上更难预先知道，将来在这种或那种条件下，究竟哪一种斗争手段对于我们是适用的和有利的。倘若我们不掌握一切斗争手段，当其他阶级的状况发生了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变化，从而把我们特别没有把握的一种活动形式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我们就会遭到巨大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失败。如果我们掌握了一切斗争手段，哪怕当时情况不容许我们使用对敌人威胁最大、能最迅速地给予致命打击的武器，我们也一定能够胜利，因为我们代表着真正先进、真正革命的阶级的利益。由于资产阶级经常（尤其是在“平静”时期，非革命时期）用合法斗争手段欺骗和愚弄工人，没有经验的革命者往往就以为合法斗争手段是机会主义的，而不合法斗争手段才是革命的。然而，这是不对的。至于1914—1918年那样的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当时最自由民主的国家的资产阶级采取闻所未闻的蛮横无耻的手段欺骗工人、禁止人们说这场战争具有掠夺性这一真理，有些政党和领袖却不善于或不愿意（不要说“我不能”，还是说“我不想”吧）采用不合法斗争手段，在这种情况下说他们是机会主义者，是工人阶级的叛徒，那是对的。但是那些不善于把不合法斗争形式和一切合法斗争形式结合起来的革命家，是极糟糕的革命家。在革命已经爆发、已经热火朝天的时候，什么人都来参加革命，有的是由于单纯的狂热，有的是为了赶时髦，有的甚至是为了个人飞黄腾达，在这种时候做一个革命家是不难的。而在这以后，在胜利以后，无产阶级要“摆脱”这种糟透了的革命家却要费极大气力，可以说要历尽千辛万苦。要在还没有条件进行直接的、公开的、真正群众性的、真正革命的斗争的时候，善于做一个革命家，要在非革命的、有时简直是反动的机构中，在非革命的环境里，在不能立刻了解必须采取革命的行动方法的群众中，善于捍卫革命的利益（通过宣传、鼓动和组织），那就困难得多，因而也可贵得多。善于找到、善于探索到和正确判定能够引导群众去作真正的、决定性的、最后的伟大革命斗争的具体道路或事变的特殊转变关头——这就是西欧和美国目前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任务。
拿英国来说吧。我们无法知道，而且任何人也无法预先断定，什么时候那里将要爆发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什么缘由最能唤醒、激起和推动目前还在沉睡的非常广大的群众去进行斗争。所以我们必须做好我们的全部准备工作，把四只脚都钉上马掌（正如已故的普列汉诺夫在他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家的时候所爱说的那样）。能“冲开缺口”、“打破坚冰”的也许是议会危机，也许是由极端错综复杂、日益恶化和日益尖锐的殖民地的矛盾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所引起的危机，也许是什么别的，等等。我们谈的不是哪一种斗争将决定英国无产阶级革命命运的问题（这个问题，任何一个共产主义者都不会发生疑问，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已经解决了，并且彻底解决了），我们谈的是什么缘由将唤起目前还在沉睡的无产阶级群众行动起来，并且把他们一直引向革命的问题。我们不要忘记，譬如资产阶级的法兰西共和国，当时无论从国际或国内环境来说，革命形势都不及现在的百分之一，但是，只要有反动军阀千万次无耻行径中的一次（德雷福斯案件[54]），只要有这样一个“意外的”、“小小的”缘由，就足以把人民径直引向国内战争！
在英国，共产主义者必须坚持不断、始终不渝地利用议会选举，利用不列颠政府的爱尔兰政策、殖民地政策和全球性的帝国主义政策所遇到的波折，利用社会生活中其他一切领域、一切部门和一切方面，并且要在所有这些方面，用新的方式，用共产主义的方式，照第三国际那样而不是照第二国际那样来进行工作。在这里，我没有时间也没有篇幅来叙述“俄国式的”、“布尔什维克式的”参加议会选举和议会斗争的方法，但是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外国的共产党人说，这和通常的西欧议会活动是完全不同的。人们往往由此得出结论说：“是啊，那是在你们俄国，我们这里，议会活动却是另一个样子。”这个结论是不正确的。世界上所以要有共产党人，第三国际在各国的拥护者，正是要在各个系统，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里，把旧的、社会党的、工联主义的、工团主义的议会工作，改造成新的、共产主义的议会工作。过去在我国的选举中，机会主义的和纯粹资产阶级的、专讲实利的、资本主义招摇撞骗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的。西欧和美国的共产主义者必须学会创造一种新的、不寻常的、非机会主义的、不贪图禄位的议会活动，使共产党能够提出自己的口号，使真正的无产者能在没有组织的、备受压抑的贫民的帮助下传送和散发传单，走访工人住所，走访农村无产者和穷乡僻壤（好在欧洲大陆的穷乡僻壤比俄国要少得多，英国就更少）农民的茅舍，走进最下层的平民酒馆，进入真正的平民会社、团体，参加他们的临时集会，不用学者口吻（也不要太带议会腔）跟人民说话，丝毫也不追求议会的“肥缺”，而是到处启发思想，发动群众，抓住资产阶级说过的话，利用资产阶级设立的机构，利用它规定的选举以及它向全体人民发出的号召，并使人民了解布尔什维主义，而在资产阶级统治下，除了选举期间，是从来没有这种机会的（大罢工当然例外，因为在大罢工时期，这样的全民鼓动机构在我国曾经更紧张地工作过）。在西欧和美国，要做这些事情是很困难的，是万分困难的，但这是可以做到而且应该做到的，因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切任务不花气力都是无法完成的，而气力必须花在完成日益多样化的、日益涉及社会生活各部门的、从资产阶级手中逐一夺取各个部门、各个领域的实际任务上。
在英国，还应当在军队中，在“本”国被压迫的、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如爱尔兰和各殖民地）中，按新的方式（不是按社会党的方式，而是按共产主义的方式，不是用改良办法，而是用革命办法）来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要知道，在整个帝国主义时代，尤其是在战后的今天，当各国人民受尽战争的煎熬而迅速地擦亮眼睛，认清了真相（真相就是：几千万人死亡和残废只是为了解决应由英国强盗还是德国强盗掠夺更多的国家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社会生活的所有这些领域都布满了易燃物，可以触发冲突和危机、激化阶级斗争的机会也特别多。目前在世界性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影响下，在一切国家中都有无数火星从各方面迸发出来，我们不知道而且也无法知道，哪点星星之火能燃起熊熊之焰，就是说，能够彻底唤醒群众，因此我们必须本着我们新的、共产主义的原则，去“耕耘”一切园地，甚至包括最陈腐的、臭气熏人的、看来毫无指望的园地，不然我们就将肩负不起自己的任务，不能照顾到各个方面，不能掌握一切种类的武器，既不能准备好去战胜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过去按自己的方式安排了各方面的社会生活，现在又按它自己的方式把它们破坏了），也不能准备好在战胜资产阶级之后按共产主义的方式去改造全部生活。
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之后，这个革命在国际范围内取得了出乎资产阶级和庸人们意料的若干胜利之后，全世界现在已经变了样，各处的资产阶级也都变了样。资产阶级被“布尔什维主义”吓坏了，对它恨得咬牙切齿，正因为如此，资产阶级一方面在加速事态的发展，另一方面把注意力集中在用暴力镇压布尔什维主义上，因而削弱了自己在其他许多方面的阵地。一切先进国家的共产党人在自己的策略中应当估计到这两种情况。
俄国立宪民主党人和克伦斯基在对布尔什维克发动疯狂攻击（特别是从1917年4月起，而到6月和7月就更加猖狂）的时候，做得“太过火了”。发行数百万份的资产阶级报纸用各种腔调痛骂布尔什维克，这就帮助了群众来认识布尔什维主义；正是由于资产阶级的“热心”，不但是报纸，而且整个社会生活都充满了就布尔什维主义进行的争论。现在各国百万富豪在国际范围内的所作所为，使我们不能不对他们衷心感谢。他们正同过去克伦斯基之流一样，全力恶毒攻击布尔什维主义；他们同克伦斯基一样，在这方面也做得“太过火了”，同样也帮助了我们。法国资产阶级把布尔什维主义当作竞选鼓动的中心问题，责骂比较温和的或动摇不定的社会党人，说他们倾向布尔什维主义；美国资产阶级则完全丧失了理智，以涉嫌布尔什维主义为理由把成千成万的人抓起来，并到处散布关于布尔什维克阴谋的消息，造成人心惶惶的气氛；世界上“最老练的”英国资产阶级，尽管它很有头脑，很有经验，却也干着难以置信的蠢事，建立各种经费充足的“反布尔什维主义协会”，出版专门抨击布尔什维主义的书报，增雇很多学者、鼓动家、神父来同布尔什维主义作斗争，——为此我们应该对这些资本家先生鞠躬致谢。他们在为我们效劳。他们在帮助我们使群众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实质和意义问题发生兴趣。他们现在也不可能有别的做法，因为要用“缄默”来扼杀布尔什维主义他们已经办不到了。
但是同时，资产阶级看到的几乎只是布尔什维主义的一个方面：起义、暴力、恐怖；因此资产阶级特别在这一方面极力准备进行反击和抵抗。在个别场合，在个别国家，在某些短时期内，资产阶级也许能够得逞，我们必须估计到这种可能性；然而，即使它能得逞，对我们来说也决没有什么可怕的。共产主义确实正在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生长出来”，它的幼芽确实到处可见，“传染病”（这是资产阶级及其警察很喜欢用的最“得意的”比喻）已经深深侵入机体并且感染了整个机体。即使煞费苦心，“堵住”一处，“传染病”也会从另一处，有时甚至是最意外的一处冒出来。生活总是会给自己开辟出道路的。就让资产阶级疯狂挣扎，暴跳如雷，肆意横行，干出许多蠢事来吧！让它对布尔什维克杀一儆百，错杀（在印度、匈牙利、德国等国）几百、几千以至几十万个明天的或昨天的布尔什维克吧！资产阶级这样做，正和历史上一切注定要灭亡的阶级所做的一样。共产党人应当知道，未来终究是属于他们的，因此我们可以（而且应当）把进行伟大革命斗争的最大的热情同对资产阶级的疯狂挣扎的最冷静最清醒的估计结合起来。1905年，俄国革命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1917年7月，俄国布尔什维克也遭到过镇压[55]；谢德曼和诺斯克伙同资产阶级和君主派将军们用巧妙的挑拨手段和狡诈的阴谋诡计杀害了15000多个德国共产党人[56]；芬兰和匈牙利的白色恐怖十分猖獗。然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在所有的国家里，共产主义运动都在经受锻炼和日益发展；它已经如此根深蒂固，种种迫害削弱不了它，损害不了它，反而加强了它。我们要更有信心、更坚定地向胜利前进，现在只缺一点，这就是一切国家的一切共产党人要普遍而彻底地认识到必须使自己的策略具有最大的灵活性。特别是先进国家中蓬勃发展着的共产主义运动，目前缺少的就是这种认识，就是在实践中运用这种认识的本领。
考茨基、奥托·鲍威尔等等这样通晓马克思主义和曾经忠于社会主义的第二国际领袖们的经历可以（而且应当）作为有益的教训。他们完全认识到必须采取灵活的策略，他们自己学习过并向别人传授过马克思的辩证法（他们在这方面的著作，有许多东西永远是社会主义文献中有价值的成果），但是他们在运用这种辩证法的时候，竟犯了这样的错误，或者说，他们在实践中竟成为这样的非辩证论者，竟成为这样不会估计形式的迅速变化和旧形式迅速注入了新内容的人，以致他们的下场比海德门、盖得和普列汉诺夫好不了多少。他们破产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只是“死盯着”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某一形式，而忘记了这个形式的片面性，他们不敢正视由于客观条件的改变而必然发生的急剧变化，而继续重复那种简单的、背熟了的、初看起来是不容争辩的真理：三大于二。然而政治与其说象算术，不如说象代数，与其说象初等数学，不如说更象高等数学。实际上，社会主义运动的一切旧形式中都已注入了新内容，因此在数字前面出现了一个新符号即“负号”，可是我们那些圣哲仍然（现在还在）固执地要自己和别人相信：“负三”大于“负二”。
应该设法使共产党人不再犯“左派”共产党人所犯的同样的、不过是从另一方面犯的错误，确切一点说，要较早地纠正，较快地、使机体较少受损害地消除这一同样的、不过是从另一方面犯的错误。不仅右倾学理主义是一种错误，左倾学理主义也是一种错误。当然，目前共产主义运动中左倾学理主义错误同右倾学理主义（即社会沙文主义和考茨基主义）错误比较起来，其危害性和严重性不及后者的千分之一，然而这只不过是由于左倾共产主义是一种刚刚产生的还很年轻的思潮。只是因为这个缘故，这种病症在一定条件下容易治好，但是必须用最大的努力去医治。
旧形式破裂了，因为旧形式里面的新内容，即反无产阶级的反动的内容有了过度的发展。现在我们工作的内容（争取苏维埃政权、争取无产阶级专政），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看来，是这样扎实，这样有力，这样宏大，它能够而且应该在任何形式中，不论新的或旧的形式中表现出来，能够而且应该改造、战胜和驾驭一切形式，不仅是新的，而且是旧的形式，——这并不是为了同旧形式调和，而是为了能够把一切新旧形式都变成使共产主义运动取得完全的、最终的、确定无疑和不可逆转的胜利的手段。
共产党人要竭尽全力来指导工人运动以及整个社会发展沿着最直最快的道路走向苏维埃政权在全世界的胜利，走向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可争辩的真理。然而，只要再多走一小步，看来象是朝同一方向多走了一小步，真理就会变成错误。只要象德国和英国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那样，说我们只承认一条道路，一条笔直的道路，说我们不容许机动、通融和妥协，这就犯了错误，这种错误会使共产主义运动受到最严重的危害，而且共产主义运动部分地已经受到或正在受到这种危害。右倾学理主义固执地只承认旧形式，而不顾新内容，结果彻底破产了。左倾学理主义则固执地绝对否定某些旧形式，看不见新内容正在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为自己开辟道路，不知道我们共产党人的责任，就是要掌握一切形式，学会以最快的速度用一种形式去补充另一种形式，用一种形式去代替另一种形式，使我们的策略适应并非由我们的阶级或我们的努力所引起的任何一种形式的更替。
惨绝人寰、卑鄙龌龊的帝国主义世界战争和它所造成的绝境，极其有力地推动和加速了世界革命，这场革命向广度和深度的发展如此迅猛，更替的形式如此丰富，在实践上对一切学理主义的驳斥如此富有教益，使人有充分的理由指望能够迅速而彻底地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幼稚病医治好。
1920年4月27日
增补
全世界帝国主义者为了对无产阶级革命进行报复，把我国劫掠一空，并且不顾对本国工人许下了怎样的诺言，继续实行掠夺和封锁，因此直到我国出版机构已经把这本小册子的出版任务安排停当时，我才从国外得到了一些补充材料。我绝不奢望把这本小册子看作超过匆匆草就的政论家札记的著作，因此只扼要地再谈几点。
一
德国共产党人的分裂
德国共产党人的分裂已成事实。“左派”或“原则上的反对派”另行组织了“共产主义工人党”，以别于“共产党”。在意大利，事情想必也会弄到分裂的地步——我说“想必”，是因为我仅有新到的两号（第7号和第8号）左派的《苏维埃报》（《IlSoviet》），报上在公开讨论分裂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同时还谈到了“弃权派”[57]（或抵制派，即反对参加议会的派别）的代表大会，这一派目前还留在意大利社会党内。
同“左派”即反议会派（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反对政治，即反对政党和反对在工会内工作）的分裂，象过去同“中派”（即考茨基派、龙格派、“独立党人”等等）的分裂一样，恐怕会成为一种国际现象。就让它这样吧！分裂总比混乱好，因为混乱既妨碍党在思想上、理论上、革命精神上的发展和成熟，也妨碍党和衷共济地开展真正有组织的、真正为无产阶级专政准备条件的实际工作。
让“左派”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把自己实际检验一番吧，让他们不要严格集中的具有铁的纪律的政党，不要掌握各个方面、各个门类、各种形式的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本领，而去试一试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准备（并进而实现这一专政）吧。实际经验很快就会开导他们的。
不过，必须竭尽全力使同“左派”的分裂不致妨碍或尽量少妨碍工人运动中一切真心诚意拥护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人在不久的将来必然要面临的、不可避免的合并成一个统一政党的事业。俄国布尔什维克特别幸运的是，他们在直接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群众斗争爆发以前很久，已经对孟什维克（即机会主义者和“中派”）和“左派”进行了15年的一贯的和彻底的斗争。而欧美，现在不得不以“强行军”的方式来完成这项工作。个别的人，特别是那些觊觎领袖职位而未能如愿的人，会长期坚持错误（如果他们缺乏无产阶级的纪律性和“光明正大的态度”的话），但是一旦时机成熟，工人群众便会迅速而容易地自己联合起来，并且把一切真诚的共产主义者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统一的党，组成一个能够实行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党。［注：关于“左派”共产党人，即反议会派，将来同一般共产党人合并的问题，我还要指出如下一点。根据我对德国“左派”共产党人以及德国一般共产党人的报纸的了解，前者的长处是他们比后者更善于在群众中进行鼓动工作。某种类似的现象我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上也看到过不止一次，不过是在较小的规模上，在个别的地方组织里，而不是在全国范围内。例如在1907—1908年间，“左派”布尔什维克有的时候在有些地方鼓动群众，比我们更有成效。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在革命的时刻或在人们对革命记忆犹新的时候，采取“简单”否定的策略比较容易接近群众。然而这并不能证明这种策略就是正确的。有一点是绝对不容有丝毫怀疑的：一个共产党要想在事实上成为革命阶级的即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或先进部队，并且还要想学会领导广大群众，不仅是无产阶级的群众，而且包括非无产阶级的群众，被剥削的劳动群众，那么它就必须善于用城市工厂区“市井小民”和乡村居民都最容易接受、最容易了解、最明白而生动的方式去进行宣传、组织和鼓动。］
二
德国的共产党人和独立党人
我在这本小册子里说过，共产党人和左翼独立党大之间的妥协对于共产主义运动是必要的和有益的，但是要实现这种妥协并不容易。此后我收到的几份报纸也证实了这两点。1920年3月26日出版的德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红旗报》（《DieRoteFahne》[58]，ZentralorganderKommunistischenParteiDeutschlands，Spartakusbund［注：斯巴达克联盟。——编者注］）第32号上，载有德共中央就卡普、吕特维茨军事“叛乱”（阴谋，冒险）和“社会主义政府”问题发表的“声明”。这篇声明，无论从基本前提或实际结论来看，都是完全正确的。它的基本前提是：目前还没有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客观基础”，因为“多数城市工人”拥护独立党人。它的结论是：答应“在排除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政党的条件下，对社会主义”政府采取“守法的反对派”的态度（即不进行用“暴力推翻”政府的准备工作）。
无疑，这个策略基本上是正确的。我们固然不应当在措辞上吹毛求疵，但是对有些地方则不能默不作声，例如不该把社会主义叛徒的政府（在共产党的正式声明中）称为“社会主义”政府；又如谢德曼之流的党和考茨基—克里斯平之流先生们的党既然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党，那就不该说排除“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政党”这类话；也不该写出象声明第4条里这样的语句：
“……不受限制地享用政治自由和资产阶级民主可以不再成为资本专政的情况，对于向无产阶级专政发展，对于进一步把无产阶级群众争取到共产主义方面来，是极为重要的……”
这种情况是不会有的。小资产阶级的领袖，如德国的韩德逊之流（谢德曼之流）、斯诺登之流（克里斯平之流），没有跳出也不可能跳出资产阶级民主的圈子，而资产阶级民主又不能不是资本的专政。要达到德国共产党中央所完全正确地力求获得的实际效果，根本不需要写出这些原则上错误的、政治上有害的东西。要达到这一点，只要这样说就够了（如果要讲讲议会式的客套话）：当多数城市工人还跟着独立党人走的时候，我们共产党人不能妨碍这些工人通过对“他们的”政府的体验去消除自己最后的小市民民主派的（也就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幻想。这就足以证明必须实行一种真正必要的妥协，即在一定时期内不试图用暴力推翻为多数城市工人所信赖的政府。然而在进行日常的群众鼓动，不受官场、议会的客套拘束的时候，当然还可以补充说一下：让谢德曼之流这批恶棍，让考茨基—克里斯平之流这班庸人在实际中揭穿他们自己如何受骗而又如何骗了工人吧；他们那个“干净的”政府会“最干净地”做一番“清扫”工作，把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以及其他种种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这些奥吉亚斯的牛圈[59]打扫干净。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目前的领袖们（有人说这些领袖已经丧失任何影响，那是不对的，实际上他们对于无产阶级，要比那些自称为共产党人并答应“拥护”无产阶级专政的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人更加危险）的真面目，在德国的科尔尼洛夫叛乱，即卡普和吕特维茨先生们的政变中，再一次暴露无遗。[注；关于这一点，1920年3月28日和30日奥地利共产党杰出的机关报《红旗报》[61]（1920年维也纳出版的《红旗报》第266号和第267号所载的L．L．《德国革命的新阶段》一文）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说得非常简明而中肯。］《自由报》（《Freiheit》[60]，独立党人机关报）1920年3月30日和4月14日发表的两篇短文，即卡尔·考茨基写的《决定关头》（《EntscheidendeStunden》和阿尔图尔·克里斯平写的《论政局》，就是一个小而鲜明的例证。这两位先生绝对不善于象革命家那样思考和推理。这是一些只会嘤嘤啜泣的小市民民主派，既然他们自称是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拥护音，他们对无产阶级就要更加危险一千倍，因为事实上每当困难和危急时刻，他们必然会干叛卖的勾当……同时却“极其真诚地”自信他们是在帮助无产阶级！要知道，改称共产党人的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人，由于胆小怕事和毫无气节，曾认为匈牙利苏维埃政权的处境已毫无希望，并开始在协约国资本家和协约国刽子手的走狗面前啜泣，当时他们也是想要“帮助”无产阶级！
三
意大利的屠拉梯之流
我在这本小册子里说过，意大利社会党容忍这样一些党员，甚至这样一批议员留在党内是错误的。前面提到的那两号意大利《苏维埃报》完全证实了我的话。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曼彻斯特卫报》驻罗马记者这样一位旁观者，更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1920年3月12日该报登载了这位记者对屠拉梯的一篇访问记。他写道：
“……屠拉梯先生认为革命的危险还没有达到在意大利引起过分忧虑的程度。最高纲领派把苏维埃理论当火来玩，只是为了使群众经常处于兴奋紧张的状态。然而这种理论纯属海外奇谈，是尚未成熟的纲领，毫无实际用处。它只能使各劳动者阶级处于期待的状态。那些把这种理论当作诱饵去迷惑无产者的人，发现自己不得不进行日常的斗争，以获得某些往往是微小的经济改善，好来迁延时日，使各劳动者阶级不致立即失去幻想，失去对心爱的神话的信心。因此，发生了一连串大大小小的、各种原因的罢工，一直到最近的邮政和铁路部门的罢工，——这些罢工使得本来就很严重的国内形势越发严重了。亚得里亚海问题所造成的困难，使全国愤愤不满，积欠外债和滥发纸币，使得全国消沉颓丧，但是我们的国家还远未意识到有推行劳动纪律的必要，而只有这种纪律，才能恢复国内秩序和繁荣……”
非常清楚，屠拉梯自己以及庇护他、帮助他、教唆他的意大利资产阶级显然要加以隐瞒、粉饰的真情，却被这位英国记者泄漏出来了。这种真情就是：屠拉梯、特雷维斯、莫迪利扬尼、杜果尼之流先生们的思想和政治工作，确实是而且恰恰就是这位英国记者所描写的那样。这是彻头彻尾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单拿他们主张处于雇佣奴隶制度下、为资本家发财致富而劳动的工人必须遵守秩序和纪律这一点来说就足够了！所有这些孟什维克式的言论，我们俄国人是多么熟悉啊！他们承认群众赞成苏维埃政权，这该是多么宝贵啊！他们看不出自发开展的罢工运动的革命作用，这又是多么愚蠢，多么象资产阶级那样庸俗啊！是的，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的记者象熊那样给屠拉梯之流的先生们帮了忙，而且出色地证实了博尔迪加同志及其《苏维埃报》中的友人们所提出的要求是正确的，他们要求，如果意大利社会党想真正拥护第三国际，那就该把屠拉梯之流先生们搞臭，赶出党的队伍，使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党。
四
由正确的前提作出的错误结论
但是博尔迪加同志和他的“左派”友人们，却从对屠拉梯之流先生们所作的正确批评中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认为凡是参加议会都是有害的。意大利“左派”拿不出丝毫郑重的论据来为这种观点辩护。他们简直不知道（或尽量想忘掉）国际上有过以真正革命的和共产主义的方式、以确实有益于为无产阶级革命作准备的方式来利用资产阶级议会的范例。他们简直想象不出有“新”方式，而对利用议会的“旧”方式、非布尔什维克的方式叫喊不休。
他们的根本错误也就在这里。共产主义运动不仅在议会这一活动场所，而且在一切活动场所都应该提供（如果不进行长期的、顽强的、坚持不懈的工作，它就无法提供）在原则上是新的、同第二国际传统彻底决裂的东西（同时要保持并发扬第二国际所贡献的好东西）。
就拿报刊工作来说吧。报纸、小册子、传单等都是用来进行必要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的。在一个多少文明一点的国家里，任何群众运动都非有报刊机构的帮助不可。无论你怎样大叫大嚷反对“领袖”，无论你怎样赌咒发誓要保持群众的纯洁，使他们不受领袖的影响，终究还不能不利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人来做这项工作，还不能摆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进行这项工作所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民主的、“私有制的”气氛和环境。甚至在推翻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已经两年半的今天，我们在自己的周围还能看到资产阶级民主的、私有制的关系大量存在（在农民和手工业者当中）的这种气氛和环境。
议会活动是一种工作形式，报刊工作是另一种工作形式。如果做这两种工作的人，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群众性政党的党员，那这两种工作的内容都可以是共产主义的，而且也应当是共产主义的。但是，无论在前一种或后一种工作中（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以及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里，无论在哪一种工作中），无产阶级要利用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要战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偏见和影响，要削弱小资产阶级环境的阻力（进而彻底改造这个环境），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种种必须克服的困难，种种必须完成的独特的任务。
在1914—1918年大战以前，各国非常“左的”无政府主义者、工团主义者以及其他人物都痛骂议会制度，嘲笑象资产阶级那样平庸的社会党议员，抨击他们的钻营勾当，如此等等，可是他们自己却通过报刊工作，通过工团（工会）工作，去干同样的资产阶级式的钻营勾当。当时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例子难道不是非常之多吗？只就法国来说，难道茹奥和梅尔黑姆这些先生的例子还不典型吗？
“拒绝”参加议会活动之所以幼稚，就是因为人们想用这种“简单的”、“容易的”、似乎是革命的方法，来“完成”在工人运动内部对资产阶级民主影响作斗争这一困难任务，其实他们只是妄想逃开自己的影子，只是闭眼不看困难，只是用空话来回避困难罢了。无耻透顶的钻营勾当，按照资产阶级方式享用议会肥缺，对议会工作的惊人的改良主义曲解，庸俗的市侩式的因循守旧，——凡此种种，毫无疑义都是资本主义到处产生着的，不仅在工人运动之外，而且在工人运动之内产生着的通常的和重要的特征。然而资本主义及其所造成的资产阶级环境（这种环境，就是在推翻了资产阶级以后，也消逝得很慢，因为农民经常在复活资产阶级），毫无例外地在工作和生活的一切领域，都产生着形式上稍有差别而本质上完全相同的资产阶级钻营勾当、民族沙文主义和市侩庸俗习气等等。
可爱的抵制派和反议会派，你们觉得自己“极端革命”，但事实上你们却在跟工人运动内部的资产阶级影响作斗争时被一些并不很大的困难吓倒了，而你们一旦胜利，就是说无产阶级一旦推翻资产阶级而夺得政权，就会遇到同样的困难，而且是大得多、大得无可比拟的困难。你们象小孩一样，被今天摆在你们面前的小困难吓倒了，却不懂得在明天和后天你们仍然必须学会，必须补上一课来学会克服同样的然而大得无可比拟的困难。
在苏维埃政权下，会有更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人钻到你们的和我们的无产阶级政党里来。他们将钻进苏维埃，钻进法院，钻进行政机关，因为我们不用资本主义所造就的人才，就不能建设也没有别的人才可用来建设共产主义，因为我们不能赶走和消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应当战胜他们，改造他们，重新陶冶和重新教育他们，——正象应当在长期斗争中，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也重新教育无产者自己一样，因为无产者不能用神术，不能遵照什么圣母的意旨，不能遵照口号、决议、法令的意旨，一下子就摆脱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偏见，而只有对广泛的小资产阶级影响，展开长期的艰苦的广泛的斗争，才能摆脱这种偏见。反议会派现在这样趾高气扬地、这样目空一切地、这样轻率地、这样幼稚地想一挥手就抛开的那些任务，在苏维埃政权下，在苏维埃内部，在苏维埃的行政机关内部，在苏维埃的“法律辩护员”当中会重新遇到（我们在俄国废除了资产阶级的律师制，这是做得很对的，可是它在“苏维埃的”“法律辩护员”[62]的名义下，又在我国复活起来）。在苏维埃的工程师当中，在苏维埃的教员当中，在苏维埃工厂内享受特权的，即技术最熟练、待遇最好的工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所固有的一切弊端都在不断地复活着，我们只有用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作再接再厉的、坚持不懈的、长期的、顽强的斗争，才能逐渐地战胜这种祸害。
当然，在资产阶级统治下，要克服我们自己党内，即工人党内的资产阶级习惯，是很“困难的”：要把那些为人们熟悉的、被资产阶级偏见完全腐蚀了的议员领袖驱逐出党，是“困难的”；要使我们绝对必需的（相当数量的，即使是很有限的）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服从无产阶级的纪律，是“困难的”；要在资产阶级的议会里建立真正无愧于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党团，是“困难的”；要做到共产党议员不玩弄无谓的资产阶级议会游戏，而能在群众中从事最迫切需要的宣传、鼓动、组织工作，是“困难的”。用不着说，这一切都是“困难的”，从前在俄国是困难的，现时在西欧和美国更是困难无比，因为在西欧和美国，资产阶级要强大得多，资产阶级民主传统等等要强大得多。
然而所有这些“困难”，如果同无产阶级为了争取胜利，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以及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终归必须完成的完全同样的任务比较起来，简直就是儿戏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必须重新教育千百万农民和小业主，数十万职员、官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他们都服从无产阶级的国家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战胜他们中间的资产阶级的习惯和传统，——如果同这些真正巨大的任务比较起来，那么，在资产阶级统治下，在资产阶级议会里，建立真正无产阶级政党的真正共产党党团，就是易如儿戏的事情了。
如果“左派”和反议会派的同志们，现在连克服这种小困难都学不会，那么，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将来或者是没有能力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大规模地管理和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机构，或者是不得不仓促补课，而由于如此仓促，就会给无产阶级的事业带来巨大的危害，会比正常情况下犯更多的错误和表现得更软弱更无能，如此等等。
只要资产阶级没有被推翻，不仅如此，只要小经济和小商品生产没有完全消失，那么资产阶级环境、私有者的习惯、小市民的传统，就会从工人运动的外部和内部来损害无产阶级的工作，这不仅在议会这一活动领域内是如此，而且在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里，在一切文化场所和政治场所也必然一无例外。在某个工作领域中，遇到一个“令人不愉快的”任务或困难，就打算退避、躲开，是极其错误的，将来一定要因此付出代价。应当学习并且学会毫无例外地掌握一切工作领域和一切活动领域，在一切场合，在每个地方，战胜所有的困难和所有的资产阶级风气、传统和习惯。除此以外，问题的其他提法都是很不严肃、很幼稚的。
1920年5月12日
五
在本书俄文版中，关于整个荷兰共产党在国际性的革命政策方面的行为，我说得有点不正确。因此，我乘这个机会把我们荷兰同志关于这个问题的一封来信发表在下面，并且把我在俄文版中所用的“荷兰论坛派”一词，改为“荷兰共产党的某些党员”。[63]
尼·列宁
怀恩科普的来信
亲爱的列宁同志：
承蒙您的好意，我们这些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荷兰代表团的团员们，在您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译成西欧各种文字出版以前，就有机会读到它。您在您的这本书中，对荷兰共产党的某些党员在国际性的政策上所起的作用，再三表示不能同意。
但是，您把这些人的行为的责任放到共产党身上，我们不能不提出抗议。这是极不正确的。而且，这是不公正的，因为荷兰共产党的这些党员很少参加或者完全不参加我们党目前的工作；他们还企图直接或间接地在共产党内推行反对派的口号，而对这些口号，荷共及其一切组织不仅过去，而且直到今天还在进行最坚决的斗争。
谨以荷兰代表团的名义，致兄弟般的敬礼！
戴·怀恩科普
1920年6月30日于莫斯科
1920年6月在彼得格勒由国家出版社印成单行本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1—104页
注释：
[1]《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夕写成并出版，分发给了代表大会全体代表。书中的论点和结论是代表大会决议的基础。
为了能赶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开会之前出书，列宁曾亲自过问本书的排印计划。这本书于1920年4月27日脱稿，5月5日手稿发到国家出版社彼得格勒分社。5月9日，一校样发回莫斯科。5月23日，列宁将5月12日写完的本书增补部分连同经他校阅过的校样一起发往彼得格勒。6月12日本书俄文本出版，接着法文本和英文本也几乎同时于7月在俄国出版。列宁在5月23日写的一封有关这本书的出版工作的信，收在《列宁全集》第2版第49卷中。
1920年下半年，这本书的德、英、法、意译本分别在柏林、汉堡、伦敦、纽约、巴黎和米兰出版。
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的手稿上有一个副标题《（马克思主义战略和策略通俗讲话的尝试）》和一段讽刺性献词：“谨将此小册子献给最可敬的劳合－乔治先生，以对其1920年3月18日所作的几乎是马克思主义的、至少是对全世界共产党人和布尔什维克极有教益的演说表示谢忱。”但是，列宁亲自校阅过的该书第1版，以及根据这一版刊印的其他各种单行本和全集本都删去了这个副标题和献词，只有《列宁全集》俄文第2、3版刊印过这个副标题和献词。——1。
[2]《火星报》（《Искра》）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由列宁创办。创刊号于1900年12月在莱比锡出版，以后各号的出版地点是慕尼黑、伦敦（1902年7月起）和日内瓦（1903年春起）。参加《火星报》编辑部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火星报》在建立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列宁的倡议和亲自参加下，《火星报》编辑部制订了党纲草案，筹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宣布《火星报》为党的中央机关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不久，孟什维克在普列汉诺夫的支持下篡夺了《火星报》。从第52号起，《火星报》不再是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机关报。——2。
[3]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的右翼机会主义派别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
[4]指1912年4月4日（17日）沙皇军队枪杀西伯利亚勒拿金矿工人的事件。勒拿金矿工人因不堪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于1912年2月底开始举行罢工。3月中旬，罢工席卷了各矿，参加者达6000余人。罢工者提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取消罚款、提供医疗救护、改善供应和居住条件等要求。布尔什维克帕·尼·巴塔绍夫是领导罢工的总委员会主席。沙皇当局调动军队镇压罢工，于4月3日（16日）夜逮捕了几乎全部罢工委员会成员。4月4日（17日），2500名工人前往纳杰日金斯基矿向检察机关的官员递交申诉书。士兵们奉命向工人开枪，当场死270人，伤250人。勒拿惨案激起了全俄工人的愤怒，俄国革命运动从此迅速地向前发展。——8。
[5]指俄国第四届国家杜马的布尔什维克代表阿·叶·巴达耶夫、格·伊·彼得罗夫斯基、马·康·穆拉诺夫、费·尼·萨莫伊洛夫和尼·罗·沙果夫。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们在1914年7月26日（8月8日）的杜马会议上强烈抗议沙皇俄国参加帝国主义战争，并拒绝对军事拨款投赞成票。他们访问了许多工业中心，召集了多次反对战争的工人集会。1914年11月2—4日，他们在彼得格勒近郊的奥泽尔基镇召开了有彼得格勒、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哈尔科夫和里加等地布尔什维克代表参加的会议，讨论了列宁关于战争的提纲，一致表示支持。11月4日，他们和全体与会代表一起被捕，1915年2月被交付法庭审讯，以“叛国”罪名被判处终身流放西伯利亚。——9。
[6]龙格主义是以让·龙格为代表的法国社会党中派的政治观点。法国社会党中派（龙格派）于1915年形成，是该党的少数派。该派对社会沙文主义者采取妥协态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和平主义立场。俄国十月革命后，该派口头上拥护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继续奉行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合作的政策，并支持掠夺性的凡尔赛和约。——9。
[7]独立工党是英国改良主义政党，1893年1月成立。领导人有凯·哈第、拉·麦克唐纳、菲·斯诺登等。党员主要是“新工联”和一些老工会的成员以及受费边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独立工党从建党时起就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立场，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和同自由主义政党进行议会交易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领袖采取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立场。——9。
[8]费边派是1884年成立的英国改良主义组织费边社的成员，多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人物有悉·维伯、比·维伯、拉·麦克唐纳、肖伯纳、赫·威尔斯等。费边·马克西姆是古罗马统帅，以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201年）中采取回避决战的缓进待机策略著称，费边社即以此人名字命名。费边派虽认为社会主义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只承认演进的发展道路。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鼓吹通过细微改良来逐渐改造社会，宣扬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1900年费边社加入工党（当时称工人代表委员会），但仍保留自己的组织。在工党中，它一直起制定纲领原则和策略原则的思想中心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费边社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关于费边派，参看列宁《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第4章第7节和《英国的和平主义和英国的不爱理论》（《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和第26卷）。——9。
[9]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1917年二月革命后，随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政治生活，社会革命党的影响扩大，党员人数激增（1917年5月已达50万）。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在土地委员会中都占多数。该党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七月事变时期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该党中央的妥协政策造成党的分裂，左翼于1917年12月组成了一个独立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1917年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中派）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建立地下组织，1918年6月被开除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他们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社会革命党人推行所谓“第三种力量”的蛊惑政策。在1918年充当了小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在各地参与建立反革命“政府”，实际上为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反革命统治扫清了道路。1919年8月，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人民派，同苏维埃政权合作。该党的极右派则同白卫分子结成公开联盟。内战结束后，社会革命党重新成了俄国国内反革命势力的领导。他们提出“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组织了一系列的叛乱。这些叛乱被平定后，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10。
[10]内阁派是主张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反动政府的机会主义派别。因法国社会党人亚·艾·米勒兰于1899年参加瓦尔德克－卢梭的资产阶级政府，所以这种机会主义策略也被称为米勒兰主义。列宁认为米勒兰主义是一种修正主义和叛卖行为，社会改良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必定会充当资本家的傀儡，成为这个政府欺骗群众的工具。——10。
[11]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是中派政党，1917年4月在哥达成立。代表人物是卡·考茨基、胡·哈阿兹、鲁·希法亭、格·累德堡等。基本核心是中派组织“工作小组”。该党以中派言词作掩护，宣传同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团结”，放弃阶级斗争。1917年4月—1918年底，斯巴达克派曾参加该党，但保持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继续进行秘密工作，并帮助工人党员摆脱中派领袖的影响。1920年10月，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在该党哈雷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分裂。很大一部分党员于1920年12月同德国共产党合并。右派分子单独成立了一个党，仍称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存在到1922年。——10。
[12]四月代表会议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这次会议是布尔什维克党在合法条件下召开的第一次代表会议，于1917年4月24—29日（5月7—12日）在彼得格勒举行。这次代表会议具有充分的代表性，因而起到了党代表大会的作用。代表会议以列宁的《四月提纲》为基础，规定了党在战争和革命的一切基本问题上的路线和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并选举了党的中央委员会。
列宁这里指的是这次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对临时政府的态度的决议》和《关于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437—439、455—456页）。——11。
[13]格·瓦·普列汉诺夫在《Ｃａｎｔ反对康德或伯恩施坦先生的精神遗嘱》（载于1901年12月《曙光》杂志第2—3期合刊）一文中写道：“在伯恩施坦先生的观点中现在只剩下了一点社会主义的影子。实际上他离小资产阶级‘社会改良’拥护者比离革命的社会民主党要近得多。然而他还是一个‘同志’，并没有人请他脱党。”——14。
[14]看来是指《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哪些东西是不应该摹仿的》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列宁在这篇文章中揭露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卡·列金的叛卖行为。列金曾于1912年在美国国会向美国官方人士和资产阶级政党发表祝贺演说。列宁的文章发表于1914年4月的《启蒙》杂志。——14。
[15]斯巴达克派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派，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形成，领导人有卡·李卜克内西、罗·卢森堡、弗·梅林、克·蔡特金、尤·马尔赫列夫斯基、莱·约吉希斯（梯什卡）、威·皮克等。斯巴达克派在群众中进行革命宣传，组织反战活动，领导罢工，揭露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和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领袖的叛卖行为。斯巴达克派在理论和策略问题上也犯过一些错误，列宁曾屡次给予批评和帮助（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等文）。1917年4月，斯巴达克派参加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但保持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1918年11月，斯巴达克派改组成斯巴达克联盟，12月14日公布了联盟的纲领。1918年底，联盟退出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并在1918年12月30日—1919年1月1日举行的全德斯巴达克派和激进派代表会议上创建了德国共产党。——14。
[16]布列斯特和约是1918年3月3日苏维埃俄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同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签订的条约，3月15日经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和约共14条，另有一些附件。根据和约，苏维埃共和国同四国同盟之间停止战争状态，波兰、立陶宛全部、白俄罗斯和拉脱维亚部分地区脱离俄国。苏维埃俄国应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撤军，由德军进驻，德国保有里加湾和蒙海峡群岛。苏维埃军队撤离乌克兰、芬兰和奥兰群岛，并把阿尔达汉、卡尔斯和巴统各地区让与土耳其。苏维埃俄国总共丧失100万平方公里土地（含乌克兰）。此外，苏维埃俄国必须复员全部军队，承认乌克兰中央拉达同德国及其盟国缔结的和约，并须同中央拉达签订和约和确定俄国同乌克兰的边界。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是当时刚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为了摆脱帝国主义战争、集中力量巩固十月革命取得的胜利而实行的一种革命的妥协。以尼·伊·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极力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他们在1918年夏末公开承认了自己的错误。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推翻了威廉二世的政权。11月1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废除布列斯特和约。——15。
[17]指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
召回派是由一部分布尔什维克组成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派别性集团，产生于1908年，代表人物是亚·亚·波格丹诺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格·阿·阿列克辛斯基、米·尼·波克罗夫斯基等。召回派要求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召回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并停止党在工人阶级的合法和半合法组织（工会、合作社等）中的工作。召回派以“革命”词句作幌子，执行了取消派的路线。列宁把召回派叫作“改头换面的孟什维克”。
最后通牒派是召回派的变种，产生于1908年，代表人物有维·拉·尚采尔（马拉）、格·阿·阿列克辛斯基、列·波·克拉辛等。在孟什维克的压力下，当时社会民主党国家杜马党团通过了党团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独立的决议。最后通牒派不是认真地教育杜马党团，纠正党团的错误，而是要求立即向杜马党团发出最后通牒，要它无条件地服从党中央决议，否则就把社会民主党代表从杜马中召回。最后通牒主义实际上是隐蔽的、伪装的召回主义。列宁把最后通牒派叫作“羞羞答答的召回派”。
1909年6月，布尔什维克机关报《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斥责了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号召同这些离开革命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倾向作最坚决的斗争，并把波格丹诺夫从布尔什维克队伍中开除出去。——15。
[18]指俄国沙皇政府计划在1906年1月中旬前召开的咨议性代表机关布里根杜马。召开国家杜马的法令和国家杜马选举条例由以内务大臣亚·格·布里根任主席的特别委员会拟订，于1905年8月6日（19日）和沙皇的诏书一起公布。按照法令和条例，多数居民，包括工人、妇女、军人、学生等，没有选举权；杜马只能作为沙皇属下的咨议性机构讨论某些问题，无权通过任何法律。布尔什维克号召工人和农民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1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迫使沙皇颁布10月17日宣言，保证召开“立法”杜马。布里根杜马没有召开就被革命风暴扫除了。——15。
[19]指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期间的1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十月总罢工是这次革命的最重要阶段之一。参加罢工的人数达200万以上。在各大城市，工厂、交通运输部门、发电厂、邮电系统、机关、商店、学校都停止了工作。十月罢工的口号是：推翻专制制度、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召集立宪会议和建立民主共和国。十月罢工扫除了布里根杜马，迫使沙皇于10月17日（30日）颁布了允诺给予“公民自由”和召开“立法”杜马的宣言。罢工显示了无产阶级运动的力量和声势，推动了农村和军队中革命斗争的展开。在十月罢工中，彼得格勒及其他一些城市出现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十月罢工是十二月武装起义的序幕。关于十月罢工，参看列宁《全俄政治罢工》一文（《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15。
[20]拉布分子即英国工党党员。英国工党于1900年成立，起初称工人代表委员会，由工联、独立工党和费边社等组织联合组成，目的是把工人代表选入议会。1906年改称工党。工党的领导机关执行委员会同工联总理事会、合作党执行委员会共同组成所谓全国劳动委员会。工党成立初期就成分来说是工人的政党（后来有大批小资产阶级分子加入），但就思想和政策来说是一个机会主义的组织。该党领导人从党成立时起就采取同资产阶级实行阶级合作的路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工党领导机构多数人持沙文主义立场，工党领袖阿·韩德逊等参加了王国联合政府。从1924年起，工党领导人多次组织政府。——17。
[21]立宪民主党人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立宪民主党的成员。立宪民主党于1905年10月成立。1917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19。
[22]原则上的反对派即德国“左派”共产党人集团。这一集团在1919年10月于海德堡举行的德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德国共产党，1920年4月组成了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为了促使德国所有共产主义力量联合起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20年11月暂时同意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作为同情政党加入共产国际，同时向该党提出同德国统一共产党合并和支持其一切行动的要求。1921年6—7月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作出决议，要该党在一定期限内并入德国统一共产党。由于没有执行共产国际的这项决议，该党被认为自行退出共产国际。该党后来蜕化成为宗派小集团。——19。
[23]沃拉皮尤克是德国语言学家约·施莱尔于1880年设计出的一种世界语方案。——21。
[24]《共产主义工人报》（《KommunistischeArbeiterzeitung》）是德国“左派”共产党人无政府工团主义集团的机关报，1919—1927年在汉堡出版。——23。
[25]中心小组是列宁在1895年创立的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领导机构。参加中心小组的有列宁、阿·亚·瓦涅耶夫、彼·库·扎波罗热茨、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尔·马尔托夫、米·亚·西尔文、瓦·瓦·斯塔尔科夫等10多人，其中5人（列宁、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斯塔尔科夫、瓦涅耶夫和马尔托夫）组成领导核心。——25。
[26]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于1920年3月29日—4月5日在莫斯科举行。参加代表大会的共有715名代表，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553名，有发言权的代表162名，共代表611978名党员。这次代表大会是在红军取得了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的决定性胜利、苏维埃俄国获得了暂时的和平喘息时机的条件下召开的。大会主要议程是：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工会运动；组织问题；共产国际的任务；对合作社的态度；向民兵制过渡；选举中央委员会。列宁直接领导了代表大会的工作。
这次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经济建设问题，即从军事战线的斗争转向劳动战线的斗争、战胜经济破坏、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问题。列·达·托洛茨基作了关于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的报告。大会就这个问题通过的决议指出，苏维埃俄国经济恢复的基本条件是贯彻执行最近一个历史时期的统一的经济计划。决议规定了完成统一计划的各项根本任务的先后顺序：（1）首先是改善运输部门的工作，调运和储备必要的粮食、燃料和原料；（2）发展为运输业和获取燃料、原料、粮食服务的机器制造业；（3）加紧发展为生产日用品服务的机器制造业；（4）加紧生产日用品。实现国家电气化在统一经济计划中居于重要地位；大会通过了关于制定电气化计划的指示。
代表大会要求各级党组织执行俄共（布）中央关于给运输部门调配5000名优秀的经过考验的共产党员的指令，并决定动员这次代表大会的10％的代表投入运输战线。代表大会决定把1920年的五一节（适逢星期六）定为全俄星期六义务劳动日。
代表大会批准了俄共（布）中央关于动员工业无产阶级、实行劳动义务制、经济军事化以及为经济需要动用军队等问题的提纲，责成党组织帮助工会和劳动部门统计全部熟练工人，以便吸收他们参加生产，同时断然拒绝了托洛茨基关于把成立劳动军作为保证国民经济劳动力的唯一良策和把军事方法搬用于和平经济建设的意见。代表大会十分重视生产管理的组织问题。大会就这个问题通过的决议指出，必须在一长制的基础上建立熟悉业务、坚强得力的领导。以季·弗·萨普龙诺夫等为代表的民主集中派反对在企业中实行一长制和个人负责制，坚持无限制的集体管理制，同时也反对使用旧专家，反对国家的集中管理，他们得到了阿·伊·李可夫、米·巴·托姆斯基、弗·巴·米柳亭、阿·洛莫夫等人的支持。大会谴责和拒绝了民主集中派的建议。
代表大会在关于工会问题的决议中明确规定了工会的作用、工会同国家和党的相互关系、共产党领导工会的形式和方法以及工会参加经济建设的方式，在关于合作社问题的决议中要求巩固党在合作社组织中的领导地位。
代表大会还作出了关于出版《列宁全集》的决定。
4月4日，在大会秘密会议上选出了由19名委员和12名候补委员组成的新的中央委员会。——25。
[27]劳动派（劳动团）是俄国国家杜马中的农民代表和民粹派知识分子代表组成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1906年4月成立。在国家杜马中，劳动派动摇于立宪民主党和布尔什维克之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劳动派采取了沙文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劳动派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7年6月与人民社会党合并为劳动人民社会党。十月革命后，劳动派站在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方面。——26。
[28]1917年二月资产阶级革命后到1919年这一时期，俄共（布）党员人数变动如下：到1917年4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时，共有党员8万人；到1917年7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时，约有24万人；到1918年3月俄国共产党（布）第七次代表大会时，至少有30万人；到1919年3月俄国共产党（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时，有313766人。——27。
[29]指征收党员周。
征收党员周是根据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举行的。在苏维埃共和国处于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的极其困难的时刻，俄共（布）彼得格勒党组织于1919年8月10—17日、莫斯科省党组织于同年9月20—28日相继举行了征收党员周。俄共（布）中央全会总结初步经验后，9月26日决定在各城市、农村和军队中举行征收党员周。9月30日，中央在给各级党组织的关于征收党员周的通告信中指出，在各地党组织已经完成党员重新登记的情况下，着手吸收新的党员是适时的。通告信要求在征收党员周期间只吸收工人、红军战士、水兵和农民入党。通过举行征收党员周，仅俄罗斯联邦欧洲部分38个省就有20多万人入党，其中50％以上是工人，在作战部队中被接受入党的约7万人。——27。
[30]非党工农代表会议是1918—1921年期间俄共（布）和苏维埃政权联系群众的一种方式。这种会议由地方党政机关召集。参加会议的代表由工厂和农村按照召集机关规定的名额选出。非党工农代表会议在当时起了重大的积极作用，但也曾被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所利用。非党代表会议后来逐渐为共产党员和非党员都参加的代表会议所取代。——28。
[31]《共产国际》杂志（《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机关刊物，1919年5月1日创刊，曾用俄、德、法、英、中、西班牙等各种文字出版，编辑部由参加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代表组成。该杂志刊登理论文章和共产国际文件，曾发表列宁的许多篇文章。随着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解散，该杂志于1943年6月停刊。——32。
[32]《人民政治日报》（《FolketsDagbladPolitiken》）是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报纸，1916年4月27日起在斯德哥尔摩出版，最初是双日刊，后改为日刊（1917年11月以前称《政治报》）。1918—1920年该报的编辑是弗·斯特勒姆。1921年，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改名为共产党后，该报成为瑞典共产党的机关报。1945年停刊。——33。
[33]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是美国的工会组织，成立于1905年，主要联合各种职业的非熟练工人和低工资工人。美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丹·德莱昂、尤·德布兹和威·海伍德积极参加了联合会的创建。在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拉丁美洲和南非也曾建立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组织。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反对美国劳联领导人和右翼社会党人所执行的阶级合作政策，在美国组织了一系列群众性罢工（共计150多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联合会组织了美国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的反战斗争。联合会的某些领导人（海伍德等）欢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并参加了美国共产党。但是联合会的领导职务从1908年起为无政府工团主义分子所掌握，因而在它的活动中也表现出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特点，如不赞成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否认党的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拒绝在美国劳联所属的工会会员中进行工作等。1920年，联合会的无政府工团主义领导人曾拒绝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向联合会发出的加入共产国际的邀请。在20世纪20年代，联合会逐步退出政治舞台。——34。
[34]中央党是德国天主教徒的政党，1870—1871年由普鲁士议会和德意志帝国国会里的天主教派党团联合而成，因这两个党团的议员的席位在会议大厅的中央而得名。中央党通常持中间立场。——37。
[35]熊的帮忙意为帮倒忙，出典于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隐士和熊》。寓言说，一个隐士和熊做朋友，熊热心地抱起一块大石头为酣睡的隐士驱赶鼻子上的一只苍蝇，结果把他的脑袋砸成了两半。——42。
[36]《苏维埃报》（《IlSoviet》）是意大利社会党的报纸。1918—1922年在那波利（那不勒斯）出版。1920年起成为意大利社会党共产主义者抵制派（弃权派）的机关报，阿·博尔迪加任主编。——45。
[37]《共产主义》杂志（《Comunismo》）是意大利社会党的刊物（双周刊），1919—1922年在米兰出版，扎·塞拉蒂任主编。——45。
[38]意大利社会党于1892年8月在热那亚代表大会上成立，最初叫意大利劳动党，1893年改称意大利劳动社会党，1895年开始称意大利社会党。从该党成立起，党内的革命派就同机会主义派进行着尖锐的思想斗争。1912年在艾米利亚雷焦代表大会上，改良主义分子伊·博诺米、莱·比索拉蒂等被开除出党。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1915年5月意大利参战，意大利社会党一直反对战争，提出了“反对战争，赞成中立！”的口号。1914年12月，拥护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政策、主张战争的叛徒集团（贝·墨索里尼等）被开除出党。意大利社会党人曾于1914年同瑞士社会党人一起在卢加诺召开了联合代表会议，并积极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1915年）和昆塔尔（1916年）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1916年底意大利社会党在党内改良派的影响下走上了社会和平主义的道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意大利社会党内的左翼力量增强。1919年10月5—8日在波伦亚举行的该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意大利社会党的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但代表团团长扎·塞拉蒂当时持中派立场，在代表大会以后反对同改良派决裂。1921年1月15—21日在里窝那举行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处于多数地位的中派拒绝同改良派决裂，拒绝完全承认加入共产国际的21项条件；该党左翼代表于21日退出代表大会并建立了意大利共产党。——45。
[39]指匈牙利右派社会民主党人的叛卖活动。
1918年10月31日匈牙利爆发了革命。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激进派政党和社会民主党组成了联合政府。这个政府没有能力应付内部和外部困难，于1919年3月20日辞职，并建议由社会民主党单独组织政府。但是在当时革命危机尖锐化的形势下，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们不敢成立没有共产党参加的政府，不得不同当时还在狱中的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进行谈判。结果，双方签订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协议，同时决定两党在共产主义原则基础上和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合并，改称匈牙利社会党。3月21日，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匈牙利第一届苏维埃政府——革命政府委员会组成，社会民主党人加尔拜·山多尔任主席，匈牙利共产党领袖库恩·贝拉任外交人民委员。
匈牙利苏维埃政权采取了一系列革命措施，如实行工业企业、运输业、银行的国有化和对外贸易的垄断，没收地主土地建立大农场，把职工的平均工资提高25％，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等，并为保卫共和国建立了红军。但匈牙利苏维埃政权也犯了一些错误，特别是没有满足无地少地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因而未能建立起巩固的工农联盟。协约国帝国主义者从4月起利用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军队对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进行武装干涉，并对它实行经济封锁。在困难局势下，右派社会民主党人背叛革命，在军队中和后方加紧破坏活动，并在维也纳同协约国代表进行谈判。他们以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妨碍同协约国缔结和约和解除封锁为借口逼它辞职。1919年8月1日，匈牙利革命政府委员会被迫辞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存在了133天，就在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夹击下被扼杀。——45。
[40]《人民国家报》（《DerVolksstaat》）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中央机关报，1869年10月2日—1876年9月29日在莱比锡出版，最初每周出两次，1873年7月起改为每周出三次。该报反映了德国工人运动中革命派的观点，是19世纪70年代最优秀的工人报刊之一。由威·李卜克内西领导编辑部工作，奥·倍倍尔负责出版工作。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因反对德国兼并阿尔萨斯－洛林于1870年12月被捕后，该报由卡·希尔施和威·布洛斯相继主持工作。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该报创刊起就为它撰稿，并经常帮助编辑部纠正工作中的错误。——47。
[41]国际联盟（国际联合会）是根据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通过的《国际联盟章程》于1920年1月成立的，总部设在日内瓦，先后参加的国家有60多个。美国本是国际联盟的倡议者之一，但因没有批准国际联盟章程，所以不是会员国。国际联盟自成立起就为英、法帝国主义所操纵。它表面上标榜“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国家推行侵略政策、重新瓜分殖民地的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际联盟无形中瓦解，1946年4月正式宣告解散。——49。
[42]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对美国经济学家亨·查·凯里《就政治经济学问题致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信》一书的评论中说：“历史道路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它全然是在旷野上穿行，时而尘土飞扬，时而泥泞不堪，时而经过沼泽，时而穿过密林。谁怕沾上尘土和弄脏靴子，他就不要从事社会活动。”（见《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1950年俄文版第7卷第923页）——51。
[43]指《火星报》编辑部同彼·伯·司徒卢威就共同在国外出版秘密刊物《时评》的问题进行谈判并曾暂时达成协议一事。在谈判中，《火星报》编辑部要求新刊物《时评》作为《曙光》杂志的附刊，期数不得多于《曙光》杂志，《时评》编辑部应在平等基础上由《火星报》编辑部与司徒卢威和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组成。在谈判过程中发现，司徒卢威打算利用《火星报》编辑部为《时评》服务，企图把《时评》变成一个同《火星报》竞争的刊物。列宁在1901年1月30日写给格·瓦·普列汉诺夫的信中叙述了谈判的内容（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4卷）。后来，普列汉诺夫代表《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司徒卢威代表民主反对派共同准备了关于出版《时评》的声明。这个刊物最后没有出版。《火星报》的代表同司徒卢威的进一步谈判以完全破裂告终。虽然如此，但由于存在这个协议，当时《火星报》刊登了司徒卢威的《专制制度和地方自治机关》一文，曙光杂志社协助出版了由司徒卢威作序加注的沙皇政府财政大臣谢·尤·维特的秘密记事。——51。
[44]指1915年9月5—8日在瑞士齐美尔瓦尔德举行的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和1916年4月24—30日在瑞士昆塔尔举行的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参加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是列宁和格·叶·季诺维也夫，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代表是尔·马尔托夫和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社会革命党代表是马·安·纳坦松和维·米·切尔诺夫。参加会议的俄国代表还有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代表扬·安·别尔津和《我们的言论报》代表列·达·托洛茨基。参加昆塔尔代表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是列宁、伊·费·阿尔曼德和季诺维也夫，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代表是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社会革命党代表是纳坦松和化名为萨韦利耶夫、弗拉索夫的两个人。——52。
[45]革命共产党人是在俄国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以后退出该党的一部分人于1918年9月组织的革命共产党的成员。革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安·卢·柯列加耶夫、马·安·纳坦松等。该党谴责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搞恐怖活动和企图破坏布列斯特和约，主张同俄共（布）合作。但是它的纲领是混乱和折中的，一方面认为苏维埃政权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创造了先决条件，另一方面又否认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该党成立后不断有人退党，其中有些人加入了俄共（布），有些人回到了左派社会革命党内。该党曾被准许派两名有发言权的代表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作出了一个国家只应有一个共产党的决定之后，革命共产党于1920年9月决定加入俄共（布）。同年10月，俄共（布）中央作出决定，允许自己的党组织接受原革命共产党党员加入俄共（布）。——52。
[46]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左翼，于1917年12月2日（15日）组成了独立的政党，其领袖人物是玛·亚·斯皮里多诺娃、波·达·卡姆柯夫和马·安·纳坦松。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这一派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形成，1917年七月事变后迅速发展，在十月革命中加入了军事革命委员会，参加了武装起义。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社会革命党党团中是多数派。当右派社会革命党人遵照社会革命党中央的指示退出代表大会时，他们仍然留在代表大会中，并且在议程的最重要的问题上和布尔什维克一起投票。但是在参加政府的问题上，他们拒绝了布尔什维克的建议，而同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一起要求建立有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参加的所谓“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长期犹豫之后，为了保持他们在农民中的影响，决定参加苏维埃政府。经过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谈判，1917年底有7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加入了人民委员会，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保证在自己的活动中实行人民委员会的总政策。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虽然走上和布尔什维克合作的道路，但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同布尔什维克有分歧。1918年初，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在同年3月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布列斯特和约后退出了人民委员会，但仍留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其他苏维埃机关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反对苏维埃政权关于在企业和铁路部门中建立一长制和加强劳动纪律的措施。1918年夏天，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在农村中的展开和贫苦农民委员会的建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中的反苏维埃情绪开始增长。1918年6月24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通过决议，提出用一切可行的手段来“纠正苏维埃政策的路线”。接着，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于1918年7月6日在莫斯科发动了武装叛乱。这次叛乱被粉碎之后，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把那些赞同其上层领导路线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从苏维埃开除出去。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很大一部分普通党员甚至领导人并不支持其领导机构的冒险主义行动。1918年9月，一部分采取同布尔什维克合作立场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了民粹派共产党和革命共产党。这两个党的大部分党员后来参加了俄共（布）。20年代初，左派社会革命党不复存在。——52。
[47]凡尔赛和约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意、日等国对德和约，于1919年6月28日在巴黎郊区凡尔赛宫签订。和约的主要内容是，德国将阿尔萨斯和洛林归还法国；萨尔煤矿归法国；德国的殖民地由英、法、日等国瓜分；德国向美、英、法等国交付巨额赔款；德国承认奥地利独立；限制德国军备，把莱茵河以东50公里的地区划为非军事区。列宁在评价凡尔赛和约时指出：这是骇人听闻的、掠夺性的和约，它把亿万人，其中包括最文明的人，置于奴隶地位。——55。
[48]英国社会党是由英国社会民主党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团体合并组成的，1911年在曼彻斯特成立。英国社会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组织，但是由于带有宗派倾向，并且党员人数不多，未能在群众中展开广泛的宣传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和大战期间，党内国际主义派（威·加拉赫、约·马克林、阿·英克平等）同以亨·海德门为首的社会沙文主义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但是在国际主义派内部也有一些不彻底分子，他们在一系列问题上采取中派立场。1916年2月英国社会党的一部分活动家创办的《号召报》对团结国际主义派起了重要作用。1916年4月在索尔福德召开的英国社会党年会上，以马克林、英克平为首的多数代表谴责了海德门及其追随者的立场，迫使他们退出了党。该党从1916年起是工党的集体党员。1919年加入了共产国际。该党左翼是创建英国共产党的主要发起者。——57。
[49]社会主义工人党是英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组织，1903年由一部分脱离社会民主联盟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主要是苏格兰人）在苏格兰建立。
南威尔士社会主义协会是主要由威尔士革命煤矿工人组成的小团体。
工人社会主义联盟是1918年5月在妇女选举权保障协会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小组织，盟员主要是妇女。
英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于1920年7月31日—8月1日举行。大会通过的党纲中写入了党参加议会选举和加入工党的条文。上述三个组织因为不同意这些主张而没有加入英国共产党。1921年1月南威尔士社会主义协会和当时称为“共产党（第三国际不列颠支部）”的工人社会主义联盟同英国共产党合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仍拒绝合并。——57。
[50]《工人无畏舰》周刊（《Workerks’Dreadnought》）是英国刊物，1914年3月—1924年6月在伦敦出版。1917年7月以前称《妇女无畏舰》。1918年英国工人社会主义联盟成立后，是该联盟的机关刊物。——57。
[51]《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Guardian》）是英国一家资产阶级报纸，1821年在曼彻斯特创刊。19世纪中叶起为自由党的机关报。起初是周报，从1857年起改为日报。
列宁在这里提到的戴·劳合－乔治的演说是在英国议会下院自由党党团成员会议上发表的。——60。
[52]指科尔尼洛夫叛乱。
科尔尼洛夫叛乱是发生在1917年8月的一次俄国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反革命叛乱。叛乱的头子是俄军最高总司令、沙皇将军拉·格·科尔尼洛夫。叛乱的目的是要消灭革命力量，解散苏维埃，在国内建立反动的军事独裁，为恢复君主制作准备。立宪民主党在这一反革命阴谋中起了主要作用。临时政府首脑亚·费·克伦斯基是叛乱的同谋者，但是在叛乱发动后，他既害怕科尔尼洛夫在镇压布尔什维克党的同时也镇压小资产阶级政党，又担心人民群众在扫除科尔尼洛夫的同时也把他扫除掉，因此就同科尔尼洛夫断绝了关系，宣布其为反对临时政府的叛乱分子。
叛乱于8月25日（9月7日）开始。科尔尼洛夫调动第3骑兵军扑向彼得格勒，彼得格勒市内的反革命组织也准备起事。布尔什维克党是反对科尔尼洛夫叛乱斗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按照列宁的要求，布尔什维克党在反对科尔尼洛夫的同时，并不停止对临时政府及其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仆从的揭露。彼得格勒工人、革命士兵和水兵响应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号召，奋起同叛乱分子斗争，三天内有15000名工人参加赤卫队。叛军推进处处受阻，内部开始瓦解。8月31日（9月13日），叛乱正式宣告平息。在群众压力下，临时政府被迫下令逮捕科尔尼洛夫及其同伙，交付法庭审判。——72。
[53]指卡普叛乱。
卡普叛乱是德国君主派、容克、最反动的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集团和军国主义分子发动的反动叛乱，为首的是沃·卡普、埃·鲁登道夫、瓦·吕特维茨等人。叛乱的目的是废除民主共和国和重建君主政体。1920年3月10日，吕特维茨将军向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的联合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解散国民议会，改选总统。3月13日，受到国防军大多数将领同情的叛乱分子的军队，未经战斗开进了柏林。叛乱分子成立了以卡普为首的政府，宣布全德戒严。叛乱发生后，德国无产阶级立即投入保卫共和国的斗争。3月15日，总罢工席卷全德，参加的工人达1200万人。工人们武装起来同叛乱军队展开战斗。在德国共产党领导下，鲁尔区还成立了红色鲁尔军。大部分官吏和职员以及大批农业劳动者也参加了反卡普叛乱的斗争。叛乱分子的队伍在许多地方被击败。3月17日，卡普政府垮台，卡普本人逃往瑞典。——72。
[54]德雷福斯案件是指1894年法国总参谋部尉级军官犹太人阿·德雷福斯被法国军界反动集团诬控为德国间谍而被军事法庭判处终身服苦役一事。法国反动集团利用这一案件煽动反犹太主义和沙文主义，攻击共和制和民主自由。在事实证明德雷福斯无罪后，当局仍坚决拒绝重审，引起广大群众强烈不满。法国社会党人和资产阶级民主派进步人士（包括埃·左拉、让·饶勒斯、阿·法朗士等）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要求重审这一案件的运动。在社会舆论压力下，1899年瓦尔德克－卢梭政府撤销了德雷福斯案件，由共和国总统赦免了德雷福斯。但直到1906年7月，德雷福斯才被上诉法庭确认无罪，恢复了军职。——77。
[55]指1917年的七月事变。
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组织的前线进攻以惨败告终，激怒了彼得格勒的工人和陆海军士兵。1917年7月3日（16日），由第一机枪团带头，自发的游行示威从维堡区开始，并有发展成为反对临时政府的武装行动的趋势。鉴于当时俄国革命危机尚未成熟，布尔什维克党不赞成搞武装行动。7月3日（16日）下午4时，党中央决定劝阻群众。但是示威已经开始，制止已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当天夜晚，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又同彼得堡委员会和军事组织一起决定参加游行示威，以便把它引导到和平的有组织的方向上去。7月4日（17日）这天参加游行示威的共50多万人。示威群众派代表要求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夺取政权，遭到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首领的拒绝。军事当局派军队镇压和平的游行示威。示威群众在市内好几个地方同武装的反革命分子发生冲突，死56人，伤650人。临时政府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所把持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积极支持下，随即对革命人民进行镇压。7月5—6日（18—19日），《真理报》编辑部和印刷厂以及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办公处所被捣毁。7月6日（19日），临时政府下令逮捕列宁。七月事变后，政权完全转入反革命的临时政府手中，苏维埃成了它的附属品。——80。
[56]德国1918年十一月革命胜利后，政权落在右翼社会民主党人领导的临时政府手里。德国资产阶级力图把革命镇压下去。1919年1月初，艾伯特政府把属于左翼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的柏林警察总监埃·艾希霍恩免职，意在挑动工人举行为时过早的反政府武装起义。1月6日，为回答政府的挑衅，柏林工人举行了总罢工。但是参加领导起义的革命行动委员会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人采取了叛卖策略，他们与艾伯特政府商谈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从而使政府赢得了时间。艾伯特政府在作了充分准备之后，于1月8日中断谈判，声称总清算时刻已经到来。陆军部长、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古·诺斯克领导的反革命军队随即对柏林革命工人进行残酷镇压。包括卡·李卜克内西和罗·卢森堡在内的大批共产党人惨遭杀害。——80。
[57]弃权派（抵制派）是意大利社会党的左派，因抵制资产阶级议会选举而得名。领导人是阿·博尔迪加。该派曾同意大利社会党内的改良主义者作过有力的斗争，但他们反对参加资产阶级议会的策略是错误的。1921年1月21日，在里窝那党代表大会上该派同社会党决裂，随后参加创建意大利共产党。——84。
[58]《红旗报》（《DieRoteFahne》）是德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起初是斯巴达克联盟的中央机关报。由卡·李卜克内西和罗·卢森堡创办，1918年11月9日起在柏林出版。该报多次遭到德国当局的迫害，1933年被德国法西斯政权查禁后继续秘密出版。1935年迁到布拉格出版；1936年10月—1939年秋在布鲁塞尔出版。——86。
[59]奥吉亚斯的牛圈出典于希腊神话。据说古希腊西部厄利斯的国王奥吉亚斯养牛3000头，30年来牛圈从未打扫，粪便堆积如山。“奥吉亚斯的牛圈”常被用来比喻藏垢纳污的地方。——87。
[60]《自由报》（《DieFreiheit》）是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日报），1918年11月15日—1922年9月30日在柏林出版。——88。
[61]《红旗报》（《DieRoteFahne》）是奥地利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1918年11月起在维也纳出版。最初称《呐喊报》，1919年1月15日起改称《社会革命报》，1919年7月26日起始称《红旗报》。——88。
[62]这里说的是1918年2月设立的隶属于工人、士兵、农民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的法律辩护员公会。资产阶级旧律师在许多法律辩护员公会中影响很大，他们歪曲苏维埃诉讼程序的原则，营私舞弊。因此早在1920年春就提出了取消法律辩护员公会的问题。1920年10月，法律辩护员公会被撤销。——93。
[63]根据俄文版本，《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一著作中原先使用的“荷兰论坛派”一词，均已改为“荷兰共产党的某些党员”。——95。 |
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凡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9卷
列宁全集
LIENINGQUANJI
第三十九卷
1920年5—11月
《列宁全集》第二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的。
凡例
1．正文和附录中的文献分别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编排。在个别情况下，为了保持一部著作或一组文献的完整性和有机联系，编排顺序则作变通处理。
2．每篇文献标题下括号内的写作或发表日期是编者加的。文献本身在开头已注明日期的，标题下不另列日期。
3．1918年2月14日以前俄国通用俄历，这以后改用公历。两种历法所标日期，在1900年2月以前相差12天（如俄历为1日，公历为13日），从1900年3月起相差13天。编者加的日期，公历和俄历并用时，俄历在前，公历在后。
4．目录中凡标有星花*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
5．在引文中尖括号〈〉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列宁加的。
6．未说明是编者加的脚注为列宁的原注。
7．《人名索引》、《文献索引》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在《人名索引》条头括号内用黑体字排的是真姓名；在《文献索引》中，带方括号［］的作者名、篇名、日期、地点等等，是编者加的。 |
建立革命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法西斯主义——它是什么？如何来对付它？
建立革命党！
摘自1940年第四国际列·托洛斯基《最后文章》
***
在每一次政治话题的讨论中都会产生这样的问题：
我们能否在资本主义的危机来临前的这一时刻成功地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呢？法西斯主义是否会抢先于我们？法西斯主义的出现是必然的吗？
历史上法西斯主义的成功，很容易会使人们失去所有看问题的洞察力，令他们忘记那些可能使得法西斯主义强大并获胜的实际情况。然而，对这些情况的清晰了解，对于美国工人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我们或许可以把它当作一条历史规律：法西斯主义只有在工人政党执行保守路线，阻止了无产阶级利用革命情势和掌握政权的国家中，才会取胜。在德国有两次革命局势：1918年至1919年，以及1923年至1924年。即使是在1929年，对部分无产阶级来说，仍有可能直接夺权。在这三次例子中，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国际[斯大林主义]的罪恶错误破坏了夺权的条件，从而把社会置于僵局之中。只有在这些条件和这种情况下，法西斯主义的风暴式崛起和获取权力才成为可能。
***
在特定阶段，无产阶级的能力已被证明是一种无坚不摧的力量，帝国主义就开始用它自己的方式来调节经济生活；法西斯政党取得国家权力，这就是它的政治机制。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与私有制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也与民族国家的界限之间有矛盾。帝国主义就是表现这一矛盾的特殊形式。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它通过边界扩张、占领土地等方式来进行。极权国家支配着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这是以金融资本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是一个工具，旨在建立“超国家”的国家、帝国中的帝国，统治整个大陆，主宰整个世界。
所有这些法西斯主义的特性我们已经分析过了，包括了各别的分析与整体的分析，使它们明确起来，成为我们认识的焦点。
过去二十五年的理论分析以及丰富的历史经验，都显示出一个特定政治循环周期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法西斯主义，这个循环周期是由以下这些东西组成的:首先是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最严重的危机，然后是工人阶级的逐渐激进化，接着对工人阶级的同情滋生，城乡小中产阶级也渴望改变，此时有大资产阶级的极端困惑及他们为试图避免革命而行的卑劣阴险的操纵，然后工人阶级战斗力衰竭了，困惑和冷漠增长起来，社会危机恶化，小中产阶级感到绝望并渴望改变，于是小中产阶级患上集体恐慌症，它愿意相信奇迹，它愿意接受极端的手段，它对让它失望的工人阶级敌意越来越深，这些就为法西斯主义政党的快速成形及胜利铺好了道路。
很显然，美国工人阶级的激进化只经历了初期阶段，而且几乎只存在于工会运动这一领域（1932年成立的“CIO”——“工业组织代表会”）。战前期间与战争的爆发可能暂时打断了这个激进化的过程，特别是当工人中有相当数量都被吸纳进了军事工业。但激进化过程的断裂不会持续很久，第二阶段的激进化将会更尖锐，建立一个自主工人政党的课题将会浮上台面，我们的过渡纲领要求将获得普遍欢迎。此外，法西斯与反动的力量将退隐、采取守势，等待更加有利的时机来到，这是最近期的展望。没有什么比花时间去玄想我们是否可能建立起一个强大的革命先锋政党更浪费时间的了。在我们眼前是大好的情势，给投身革命的正当性提供了一切的支持。去把握正在显现的机会并建立革命政党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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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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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美国
摘自1940年10月第四国际《关于美国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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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工人阶级的落后只是相对的。
在很多重要的方面，它都是世界上最进步的工人阶级，无论在专业技术上还是在生活水准上……
美国工人非常有战斗力——正如在罢工期间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们有着世界上最具反抗性的罢工。美国工人阶级缺乏的是一种归纳分析精神，即他的阶级的社会地位是一个整体。这一社会思想的缺乏，在这个国家里有其历史背景……
关于法西斯主义。
在所有法西斯取得胜利的国家里，当法西斯主义不断发展并取得胜利之前，我们还拥有群众——工人、贫农、农场主和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浪潮。在一战结束后和1922年之前的意大利，我们还有一个巨大的革命浪潮：国家瘫痪，警察失能，工会可以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但缺乏一个能够夺取权力的政党。结果，法西斯主义就来了。
德国的情况也是相同的。1918年，我们有一个革命形势；资产阶级甚至不要求分享权力。社会民主党使革命瘫痪了。1922－1923－1924年工人再次进行尝试。而这时共产党却破产了——所有这些歧途我们都曾经误入过了。然后在1929－1930－1931年，德国工人再次开始新的革命浪潮。共产党和工会中蕴含着巨大的能量，但是后来著名的社会法西斯主义政策（斯大林主义运动的那部分），这一政策的发明使得工人阶级瘫痪。只是在这三个巨大浪潮之后，法西斯主义才成为大的运动。这一规律毫无意外——法西斯主义只有当工人阶级表现出它完全无法将社会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时候，才会到来。
在美国，你同样能看到这样的事情。法西斯分子已然存在，而且意大利和德国当然是他们的榜样。他们将因此而更快地行动起来。但同时你也会看到其他国家并非如此。美国的下一个历史浪潮将会是激进主义，而不是法西斯主义。当然，这场战争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阻碍激进主义浪潮，但随后它将给激进主义一个更巨大的节拍并使之如火如荼地进行。
我们绝不能认可军事独裁——军事机器、参谋机构、金融资本的独裁——与法西斯专政。对于后者，首先要感觉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绝望情绪。当革命政党出卖他们，当工人的先锋队表现出它没有能力带领全国人民走向胜利的时候——那么，农民，小业主，失业者和士兵等，将会去支持法西斯运动，但确实就只能这样了。
军事独裁政权纯粹是一个官僚机构，通过军事机器和建立在失去方向的人们和他们的支持力量的基础上强化。一段时间后，他们的感受就会改变，随后他们将会成为反对独裁统治的反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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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武装及其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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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武装及其敌人
摘自1934年《法国向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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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主义找到了那些不自觉的帮手们——这些人说“肢体抗争”是“不允许”或“绝望的”，并请求杜梅格政府解除他的法西斯警卫。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没有比这种论调更危险的了；尤其是在当前形势下，那是如同糖衣炮弹一样的有毒和虚假的“希望”。没有什么可以比一部分工人组织中的“软弱和平主义”更能助长法西斯主义者的嚣张气焰了。没有什么比妥协、消极和缺乏斗争意志更能破坏中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信心了。
LePopulaire[社会党报纸]，尤其是l’Humanite[共产党报纸]每天都这么写：
“联合战线是一道反法西斯的壁垒”；
“联合战线将不允许…”；
“法西斯主义者将不敢…”，等等。
这些都是废话。必须开诚布公地对工人、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说：不要让自己被肤浅和不负责任的记者和演说家的空话给哄骗了。这是关乎我们领袖和社会主义前途的问题。这并不是说我们否认联合战线的重要性。我们需要的联合战线是在各阶级政党的领导人一致反抗法西斯主义的时候。联合战线开辟了无数的可能性，但不会再提供别的什么，联合战线本身并不能决定些什么。只有群众性斗争才能决定局势。当共产主义者的队伍会来帮助社会主义者的队伍的时候，联合战线将会显示出它的价值；反之亦然，由法西斯团伙攻击LePopulaire或l'Humanite的例子便可看出来。但要做到这一点，无产阶级战斗组织必须能够保持存在，并进行教育、训练和武装。如果不存在一个像工人武装那样的防御组织，那么LePopulaire或l'Humanite就会肆意地写很多关于联合战线“无所不能”的空洞文章，但这两份报纸将会发现自己在已经首先作好进攻准备的法西斯主义面前毫无招架之力。
我们建议对这些作出“论据”和“理论”的工人武装之敌人进行批判性研究——他们在这两个工人阶级政党内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我们需要的是集体自卫，而不是民兵武装，”他们总是这么告诉我们。
不过，没有战斗性的组织，没有专门的干部，没有武器，这算是什么“集体自卫”呢？赋予无组织的和毫无准备的群众足够的防御力量让他们自己去对抗法西斯主义，这样做的话要比本丢·彼拉多[注14]所做的更没有意义得多。否认民兵武装的角色就是否定先锋队的角色。那么，政党究竟是什么？没有群众的拥护，民兵武装就什么都不是。而缺乏有组织的战斗队伍，则最英勇的人民群众也会一步一步被法西斯匪徒瓦解。用“自卫”的辞藻来取代民兵武装，这就是空谈。民兵武装本身就是一个自卫机关。
“号召建立武装组织，”一些至少确实是严肃和诚实的反对者们说，“这是一种挑衅行为。”
这不是论证，而是一种侮辱。如果从整个局势来看，工人组织的防御是必要的话，又怎么能不呼吁建立民兵武装？也许他们的意思说，建立民兵武装将会“挑衅”法西斯主义者的攻击和政府的镇压。在这种情况下，它绝对是一种反动论调。自由主义总是对工人们说，他们的阶级斗争导致了他们“挑衅”了反动势力。
改良主义者不断对马克思主义者重复着这一指控，孟什维克对布尔什维克也是如此。归根究底，这些指控削弱了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在内心深处认为如果被压迫者不逃避，压迫者就不会去鞭打他们。这是托尔斯泰和甘地的观念，但却绝不是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如果l'Humanite希望今后继续发展“不使用暴力去抵抗邪恶”的教条，那么它就应该将其徽章——象征着十月革命的锤子和镰刀——改成为甘地提供鲜奶的驯顺山羊。
“但是要将工人武装起来，只能恰好处于革命形势的机会下，而现在并不存在这样的机会。”
这一意味深长的观点意味着工人必须允许他们自己被屠宰，直到革命形势的到来。那些以往鼓吹着“第三时期”[注15]的人对他们眼前正在发生的事态视而不见。自我武装的问题已经摆在眼前了，这只是因为“和平”、“正常”及“民主”的形势已经让位于风暴般、危机的和不稳定的形势了，这种形势能将其自己转化为一场革命或者反革命的形势。
这一方案首先取决于是否有先进工人能够允许自己遭到不受惩罚的攻击，并一步一步地被敌人打败；或者坚强地回应每一次打击——其中某些打击来自于他们内部，唤起被压迫者的勇气并把被压迫者们团结到他们的旗帜下。革命形势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由革命的阶级及其政党所造就的。
法国的斯大林主义者们现在争辩说，民兵武装未能保卫德国无产阶级不被打败。昨天他们才完全否认在德国有任何的失败，并声称德国斯大林主义者的政策从头到尾都是正确的。而今天，他们却看到德国工人武装（机械战线）的彻底的厄运[即红色阵线战士：共产党人所掌握的民兵；在1929年劳动节暴乱后被社会民主党政府禁止活动]。就这样，他们从一个错误陷入截然相反而且危害性不小于前者的另一个巨大错误。民兵武装本身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要有正确的政策。同时，斯大林主义在德国的政策（“社会法西斯主义是主要敌人”），在工会中造成了分裂和挑拨了民族主义和盲动主义。斯大林主义的政策是致命的，它导致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被孤立和毁灭。执行了这样一个完全没有意义的策略，则什么样的民兵武装都无法控制局势。
这些说辞本身就是胡说八道——民兵武装组织会导致冒险、对敌人的挑衅、用肢体斗争取代政治斗争，等等。所有这些空话中除了政治上的怯懦以外，什么都没有。
民兵，作为一个组织坚强有力的先锋队，实际上是抑制冒险行动、个人恐怖主义和血腥的自杀性爆炸袭击的可靠保障。
与此同时，民兵武装是把法西斯主义施加给无产阶级的内战减小到最低程度的唯一的可行道路。工人群众不必去理会那些“缺乏革命形势”的论调以及偶尔正确的“爸爸的儿子”式爱国者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这样，征募新的法西斯团伙将变得困难得多。
但在这里，那些“战略家”们纠缠于他们自己的推理中，仍然向我们提出更多愚蠢的论点。我们引用如下的原文：“如果我们用其他的攻击（原文作‘转轮手枪射击’）来回应法西斯主义者的攻击，”1934年10月23日l'Humanite写道，“那么我们就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则对抗法西斯主义就会使我们面对整个社会体系。”
没有比这几句话能包含更多混乱和错误的了。如此说来，要把自己从法西斯主义者的魔爪下保护起来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放弃全部的斗争，因为所有当代社会丑恶现象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
当法西斯主义者杀害一个革命者，或烧掉一栋无产阶级报社的建筑，工人总会充满哲理的叹息：“唉！谋杀和纵火，都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产物”，这样讲好让自己的良心获得安慰，而能舒坦的回家。宿命论者消沉的意志取代了马克思的斗争理论，这种做法只有对阶级敌人有好处。小资产阶级的没落，这当然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反过来说，成长中的法西斯势力，则是小资产阶级没落的产物。但另一方面，不断增加中的遭受苦难与反抗着的无产阶级也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并且，这些民兵，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产物。那么，对于标榜“马克思主义”的l'Humanite来说，难道法西斯主义团伙就是资本主义下的“合法”产物而工人武装就是——托洛茨基主义——的非法产物了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不决会如此缩头缩尾地存在着。
“我们将不得不应付整个社会体系，”他们这样告诉我们。
但又要如何对付呢？凭空想象吗（原文作“超越人类的头顶吗”）？各国法西斯主义者们依靠他们的枪支起家，并以工人组织的整个“体系”遭到摧毁而告终。否则，如果我们自己不掌握武器，又怎么能阻止敌人的武装袭击呢？
L’Humanite现在已经成了“防御”的同义词，但仅仅是形式上的“群众自卫”。他们说：民兵武装是有害的，你看，它导致了群众斗争队伍的分裂。但纵使在法西斯主义者中也有着独立的武装队伍，为什么却不会把法西斯军队从保守、反动的群众中切割开来呢？相反的，激起了那些群众的勇气及大胆的作为，这难道不是凭借着民兵武装良好组织的攻击吗？或者如果说，这些无产阶级群众的战斗力比那些失去小资产阶级身份的人还要差吗？
l'Humanite毫无希望地纠缠着，最终开始踌躇不前：看来，群众的自我防卫似乎需要一种需要设立专门的“自我防卫团”。他们以这种建议来取代那种被他们所拒绝的民兵武装。用“自我防卫团”取代“民兵武装”的提议，乍看之下，似乎只有名称上的差别。当然，仅仅L'Humanite提出名字的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一种说法可以是“群众自卫”，但是却不可以说是“自我防卫团”，因为这种组织建立的目的不仅是防卫他们自己，更是作为工人的团结组织。然而，这当然不仅是一个名字上的问题。所谓的“自我防卫团”，根据l'Humanite的说法，它必须放弃使用武器以避免陷入“盲动主义”。这些“圣贤”们把工人阶级当作一个婴儿，不许工人手中拿起剃刀。更进一步说，即意味着掌握剃刀是少数人的专利——就如你我所知的那样，CamelotsduRoi[法国君主主义团体，隶属CharlesMaurras报纸《行动的法国》旗下，该报纸极端反对民主]，是合法的“资本主义的产物”，更可以藉由剃刀来推翻民主“体制”。在任何情况下，这些“自我防卫团”要如何才能够既保卫自己同时又抵抗法西斯的左轮枪？当然是靠“意识形态”。换句话说：他们可以隐藏自己。他们不需要什么武器掌握在手中，他们仅需要借着躲在法西斯主义的脚下来“自我防卫”。与此同时，法西斯可以裁减工人组织以作为对工人的惩罚。纵使无产阶级受到了什么样可怕的攻击与挫败，但毕竟这些工人自始至终都没有犯“盲动主义”的错误。这种欺骗的说法喋喋不休的说着，当他们在游行中举起“布尔什维主义”的布条时，只会激起人们的反感与厌恶。
在“第三时期”的欢乐记忆中——当l'Humanite的战略家们被蒙蔽的精神错乱折磨的时刻，每天都“征服”了街道并把凡是不同意他们的放纵言行的人都贴上“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标签——我们预言：“此时，这些绅士们正在点燃他们自己的手指头，他们将会变成最坏的机会主义者。”这一预言现已被完全证实。当时，社会党发动的支持民兵武装的运动正日益成长壮大。当先进的工人们自我组织起来，准备去对抗法西斯纵队时，那些号称是共产党的领袖们却拿着水管来降温。谁还能想到比这种挫折锐气和身败名裂的行为更加令人不齿的呢？
社会党的队伍中，有时会有这样的的反对声：“民兵武装必须建立，但没有必要为它呼喊。”
这样，人们就只能祝福那些希望从敌人四处张望的耳目下保存实力的同志们的愿望了。但这一愿望太过天真地认为民兵武装可以从看不见的密室里建立起来。而我们需要的是几十、上百乃至上千的战士。他们只会在数百万男性和女性职工以及背后的农民群众在理解了民兵武装的必要性并将各地的志愿者的气氛调动以取得强烈同情和积极支持的情况下建立起来。政治运动必须公开而坦率地在群众集会、工厂、街道和公共广场上发动起来。
民兵武装的基本干部必须是根据各自工作场所而组织起来的工厂工人，他们之间互相认识，这样就能够保护其战斗队伍更加容易地对付敌人特务的挑衅，而且这一方法肯定比高高在上的官僚更有保障得多。相对来说，军事的总参谋部无法进行一个公开的群众动员，这样就无法在关键时刻将危险遏制在半空中。每个工人阶级的组织都应该积极投入这项工作。在这个问题上，工人阶级政党和工会之间就将会是亲密无间的。团结起来，他们就必定能够发动群众。届时，人民的武装力量就能够有充分保障。
“但工人就会得到武器，”可笑的“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即忧心忡忡的市侩们——他们说，“敌人拥有步枪，大炮，坦克，毒气和飞机。可是工人只有少的可怜的几百支手枪和袖珍刀。”
在这个反对的理由中，一切都被堆砌起来吓唬工人。从一方面说，我们的“圣贤”们确认了武装的法西斯主义者与国家武装力量的存在；而在另一方面，他们面对着国家，呼吁它解除法西斯者的武装。这真是出色的逻辑！实际上在这两方面中他们的立场都是虚伪的。在法国，法西斯仍远未控制局势。他们在2月6日与国家警察部队发生冲突。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当直接与法西斯主义者进行武装斗争的时候谈论大炮和坦克的时候是虚伪的了。法西斯当然比我们富裕的多。这样，他们购买武器的时候更加容易。但工人的数量更为巨大，他们更加坚定、更加投入——当他们意识到有一个坚定的革命领导的时候。
此外，其它消息说，工人可以通过有步骤地自我解除武装，以法西斯主义者的武器装备来武装自己。
这是目前世界上最重大的反法西斯斗争之一。当工人的武器装备以法西斯的武器库为代价进行采办时，银行和信托将更加小心谨慎地装备他们凶残的哨兵。它甚至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但只是在这种情况下——受到警告的当局将真正开始阻止把法西斯武装化，这是为了不让工人获得额外的武器来源。长久以来，我们已经认识到：只有当一个革命性的战术产生时，“改革”或者政府的让步就将是它的副产品而为工人所获利。
但如何反击法西斯？仅仅以报纸文章当然是不可能做到的。战斗队必须建立。必须设立一个情报部门。当他们意识到事态已经被我们有效控制的时候，成千的消息提供人和友好的帮手将从四面八方为我们提供支援。这需要无产阶级具备行动的意愿。
不过，法西斯的武器装备当然不是唯一来源。在法国，有着超过一百万的有组织的工人。一般而言，这个数字并不大。但它完全足够促成一个工人武装组织的建立。如果政党和工会仅仅武装他们十分之一的成员，就已经拥有一个十万人的部队了。毫无疑问，无论有多少志愿者挺身而出参与了明天的“联合战线”来推动工人武装的建立，则其人数都将远远超过上面这个数目。政党和工会的捐赠、募捐和自愿的捐助将会在一两个月内使得武装十万至二十万的工人阶级战士成为可能。法西斯的乌合之众将立即没落到不敢抬头的地步。局势的整体发展将会变得无比有利。
到现在为止，用缺乏武器或者其他客观原因来解释为何不试图建立民兵武装，是在欺骗自己和别人。其本质上的障碍——也可以说是唯一的障碍——其根源在于工人组织的那些保守和消极的领导人。怀疑论者——即这些领导人们——不相信无产阶级的力量。他们把他们的希望寄托于各种奇迹之上，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地让革命的能量释放出来。社会主义工人必须迫使他们的领导人立即建立工人武装，否则就应该把位置让给更年轻和有生机的力量。
没有宣传和鼓动的罢工是不可思议的。而没有纠察队员亦是不能想象的，当他们可以尽可能地使用劝导的方式，但是若是必要，则可以使用武力。罢工是阶级斗争中最起码的形式，而阶级斗争总是以不同的程度结合运用着“意识形态斗争”的方式与肢体抗争的方式。反法西斯斗争基本上是一场政治斗争，它需要一个民兵武装，正如罢工需要纠察队一样。纠察队是工人武装的初级胚胎。谁若是放弃了“肢体”斗争就必然放弃所有的斗争，因为它的精神是缺乏内涵和活力的。
引用伟大的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战争是政治在其它途径的延续。这个定义也完全适用于内战。不能把这两者（战争和政治）相互对立起来，因为当战争由于内在需要而将其自身变成一个政治斗争的时候就无法任意地制止政治斗争。
革命党的职责是及时预见政治转变为公开的武装冲突的必然性，并将其为了这一时刻的到来而准备好所有的力量——正如统治阶级所作的准备一样。
以民兵队伍来抵抗法西斯主义，这是武装无产阶级的第一步而非最后一步。我们的口号是：
“把无产阶级和革命的农民武装起来！”
归根结底，工人民兵必须涵盖所有辛劳工作的人们。为了完全实现这一计划，则只有在一个掌握在工人手中的国家，它能够运用所有的生产资料以及——必然的——一切破坏手段即武器和军火工厂。
不过，两手空空是不可能得到一个工人国家的。只有像勒诺代尔那样政治残疾人才会谈论“通过和平和法制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法制的道路已经被法西斯团伙挖掘的战壕给切断了。摆在我们面前的战壕已经不少了。资产阶级愿意毫不犹豫地诉诸军事政变。他们会通过警察和军队阻止无产阶级上台。[注：皮埃尔·勒诺代尔（1871-1935）：一战前的社会主义领导让·Jaures的右手和l’Humanite的编辑。战争期间，右翼的社会党爱国者。20世纪30年代，他和MarcelDeat领导着的修正主义的“新社会主义趋势”。他们否决了1933年7月公约之后，从社会党分裂出来。1934年2月6日法西斯暴动之后，大部分的“新社会主义趋势”成员加入激进党，该党是法国资本主义的主要政党。]
只有通过一场胜利的革命才能建立工人的社会主义国家。
每一次革命都是由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所推动的，但它始终由敌对阶级之间的公开武装冲突形势所决定。只有长期的政治动荡，长期教育和组织群众才能使得革命获得胜利。
但是武装冲突本身的爆发同样必须长期不断地蓄积。
先进工人们必须知道，他们将要为了胜利而战斗到底。作为获得解放的保证，他们必须取得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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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资产阶级害怕革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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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资产阶级害怕革命吗？
摘自1934年《法国向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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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中那些以“人民的权威”自居的愚蠢侏儒们喜欢重复说：
“不要用革命的字眼来吓唬中产阶级。他们不喜欢极端！”
在普遍的情形下，这一断言绝对是虚假的。小资产阶级自然是更喜欢秩序的——当他们生意顺利、希望明天会更好的时候。
但是这一希望落空了，他很容易被激怒，并准备自己采取最极端的行动。否则，他怎么能够推翻民主的国家政权并推动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和德国夺取权力呢？绝望中的小资产阶级以法西斯主义角度来理解社会，首先就是通过暴力斗争来对抗大资产阶级并且坚定追随这一路线；与只用语言来打交道的工人阶级政党不同，法西斯主义会用暴力来建立更多的“正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在态度上则都是现实主义者。他们认识到不能先行使用武力。
这一断言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它宣称目前的小资产阶级不准备向工人阶级政党靠拢，因为它害怕“采取极端手段”。这本身就是相当矛盾的。软弱的小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只看到工人阶级政党在议会的运作。他们不相信他们的力量，不相信他们的斗争能力，不相信他们能准备起来推动斗争进行到底。
而如果这样的话，用他们的议会左派同志取代民主资本主义代理人是否值得呢？这就是半剥削、破产和不满的业主们感到担心的理由。如果对农民、手工业者、雇员和小职员等等的心理缺乏理解——而心理学与社会危机密切相关——就不可能详实地推出正确的政策。这就是小资产阶级无法指导独立政策的原因。它需要一个能够用自信心来鼓舞它的“领袖”。个别的或者集体的领导者，即一个个人或一个政党，是可以由一个或者其他的社会主要阶级赋予小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主义把一盘散沙的群众解除束缚并武装起来。法西斯主义从混乱的人们中组织起战斗队来。这样，法西斯主义就给小资产阶级一个幻想：让它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于是小资产阶级开始想象着它能够真正指挥起一个国家来。它一点也不惊讶于这些幻想和希望竟成了小资产阶级的主见！
但小资产阶级也可能从无产阶级中找到领袖。这已经由俄国和（部分的）西班牙的经验所证实。在意大利、德国和澳大利亚，小资产阶级也有这一倾向，但是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却无力承担它们的历史使命。
要使小资产阶级站在自己一方，无产阶级就必须赢得小资产阶级的信心。为了做到这一点，无产阶级也必须对自己的力量有信心。
无产阶级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行动计划，而且必须为夺取权力而准备好各种手段。若在果断无情的斗争中，无产阶级得到了其革命政党的锻炼，那么无产阶级便可以对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宣告：
“我们正在为夺取权力而斗争。这就是我们的计划。我们准备和你们讨论计划的细节（原文为变化）。我们将会使用暴力——这只是用来对付大资本家和他们的走狗；而对于你们辛苦工作的人们，我们希望能和你们在一个明确计划的基础上结成同盟。”
农民群众会理解这样的语言。只有这样，他们才必将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能力充满信心。
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消除所有对于联合战线的含糊、犹豫不决和空洞的辞藻。对局势的了解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应该严肃地将自己置于革命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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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民主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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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民主的崩溃
摘自1934年《法国向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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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一系列革命席卷了俄国，德国，奥匈帝国以及后来的西班牙。但是，无产阶级只在俄国成功掌握了全部权力，剥夺了他们的剥削者，并且懂得如何建立和捍卫一个工人国家。其它地方的无产阶级革命虽有暂时成功者，却由于领导人的失误而又中途失败了。这导致了权力从左派手中转至右派的手中，跌入了法西斯主义的陷阱。其他的一系列国家政权都陆续落入军事独裁的手中。各国的国会都已无力调节阶级冲突来保证局势的和平发展。冲突已经要由手中的武力来解决了。
长久以来，法国人民都认为法西斯主义与他们无关。他们拥有通过投票来决绝一切问题的共和制度。但在1934年2月6日，几千名持有手枪，木棍和剃刀的法西斯主义者强行建立了反动的杜梅格[注13]政府，并通过该政府巩固他们的势力。法国还有明天吗？
在法国，正如其它欧洲国家（英格兰，比利时，荷兰，瑞士及斯干那维亚国家），仍然还保留着国会、选举和民主的自由或残余。但在所有这些国家中，同样的历史规律一直在发生作用——即资本主义的没落。只要生产资料仍然掌握在少数的资本家手中，社会就没有出路。它将不断经历从一个危机走向另一个危机，从贫穷走向更加贫穷，从不幸走向更加不幸的后果。资本主义在各国的衰退与瓦解在各个方面以不同的节奏呈现出来。但是，基本的特性是一样的。资产阶级正带领社会走向彻底破产。它无法保证人民的面包（生存）与和平。这正是为何它再也无法容忍民主的秩序。它通过肢体暴力来压迫工人和农民。工人与农民的不满已经无法再仅仅依靠警方来应付了。此外，用军队来对付人民通常又是行不通的。军队将会瓦解，大部分的士兵将投靠到人民的那一方。因此金融资本家们需要一个特别训练的武装部队来对付工人，正如特别训练用来打猎的狗那样。法西斯的历史任务就是粉碎工人阶级，破坏其组织，以及在资本家们无法通过民主机制来进行统治的时候抑制政治自由。
法西斯主义的主要对象群是小资产阶级。后者已经被大资本势力击垮了。在现有的社会制度下，他们没有出路，也不知道出路是什么。他们对大资本家的不满与愤怒被法西斯主义者转移到对付工人去。因此，法西斯主义可以被理解为：小资产阶级任由他们的死敌所摆布的动作。这样，大资本家击跨了中产阶级，然后通过法西斯煽动者将小资产阶级的绝望和不满情绪发泄到工人阶级身上。资产阶级政权唯有通过如此的手段来维持。直至何时呢？直至无产阶级革命将它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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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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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摘自1932年9月著、1933年4月发表于美国的《德国的唯一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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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对政治局势的严肃分析都必须以这三个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出发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包括农民）和无产阶级。
在经济上拥有强大势力的大资产阶级，从它自身来说，只代表了国家中的极少数人。要维持其统治，它就必须和小资产阶级建立一定的相互关系，并通过小资产阶级的调解，和无产阶级建立一定的关系。
要理解这三个阶级之间的辩证关系，我们必须区分三个历史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开端——资产阶级需要通过革命的方式来解决它的历史使命；资本主义政权的兴盛以及成熟时期——资产阶级用秩序、和平、保守和民主的形式为其自身赋予统治权力的时候；最后，是资本主义的下降期间——资产阶级被迫通过内战来对付无产阶级，以此来保护其剥削权利。
这三个阶段主要的政治纲领——雅阁宾主义[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左翼的小资产阶级力量；在最革命的时期是由罗伯斯庇尔领导的]、改良民主主义（包括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主义——都是当前小资产阶级的基本纲领。比之于其他任何例子来说，仅这一事实就显示出巨大的重要性——而不是别的决定性——小资产阶级群众自决于人民，这是它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全部命运。
不过，资产阶级和它的基本社会支柱——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基于相互信任和和平合作的那样风平浪静。从它的群众来看，小资产阶级是一个受到剥削压迫的阶级。它羡慕资产阶级，而又常常伴随着仇恨。从另一方面来说，当资产阶级认为小资产阶级可以利用的时候仍会怀疑后者，这是由于资产阶级会感到恐惧：小资产阶级自身的趋势是打破资产阶级为其上升所设立的障碍。
当小资产阶级为资产阶级铺平了发展道路的同时，雅阁宾派在每一个阶段中都参加了对抗资产阶级的尖锐冲突。他们对待资产阶级的态度是以不妥协的斗争来对抗它。在他们有限的历史角色告终之后，由于资本主义仍占据统治地位，雅阁宾派瓦解了。
在整个一系列的阶段中，资产阶级通过议会民主的形式强化它的权力。这个过程甚至不是和平自愿的。资产阶级对广泛的投票怕得要命。但是在最后的情况中，它通过威逼利诱的手段——包括剥夺和改良——的结合运用，从而获得胜利，使得不仅是小资产阶级，在相当程度上也包括了无产阶级，即新的小资产阶级——劳工贵族，从属于形式民主的体制内。在1914年8月，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已经能够通过议会民主的手段，将上百万工人和农民卷入战争中[注11]。
但就在战争开始的阶段，资本主义明显衰退了，而且尤其是它的统治的民主形式。它现在不再能够进行新的改良或者施舍了，而是要削弱和破坏原有的民主权利。资产阶级随即不仅与无产阶级民主机构（工会和政党），还和议会民主制度及其体制内发展起来的劳工组织发生冲突。因此，对付“马克思主义”和民主议会制度的战役同时展开了。
不过，正如在自由资产阶级达到顶峰时仍不可能只凭借他们自身的力量来扫除封建主义、君主专制和宗教势力一样，金融资本巨头们也无法依靠他们自身的力量来对付无产阶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必须采取行动将它的爪牙动员和武装起来。但是这一方式有其危险。当资产阶级利用法西斯主义时仍然会害怕它。毕苏斯基[注12]在1926年5月被迫通过政变方式对付传统波兰资产阶级政党。这一事变进行得如此深刻以致波兰共产党的官方领袖瓦斯基——从罗莎·卢森堡走向了斯大林而不是列宁——认为毕苏斯基的政变手段是通向“革命民主专政”的道路，并号召工人去支持毕苏斯基。
在1926年6月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波兰委员会会议上，笔者关于波兰局势的发言如下：
“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毕苏斯基的垮台是小资产阶级通过‘平民’手段在资产阶级社会当它的国家处于腐朽和没落的时候中解决紧急问题的方式。这里，我们已经有一个直接的相似案例：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
“这两种思潮不容置疑地具有共同的特点：首先，他们从小资产阶级中征募他们的突击队；毕苏斯基和墨索里尼一样运用凌驾于议会之上的手段、公开的暴力行为和内战的方式；他们都不关注这些手段造成的破坏，但仍旧维持着资产阶级的社会。当他们使小资产阶级站立起来的同时，夺取政权后他们自己就与大资产阶级公开地结成联盟。历史的普遍性在这里不自觉地出现了——回顾马克思对雅阁宾主义所作的评价：雅阁宾主义是资产阶级通过“平民”方式反对其封建势力敌人的手段。那是在资产阶级的崛起时期。而现在我们必须指出，在现在这一资产阶级社会的没落时期，资产阶级再一次需要使用‘平民’手段来解决其不再是进步的而是倒退反动的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法西斯主义是一幅雅阁宾主义的讽刺画。”
“资产阶级无法以议会国家的各种方式来维持自己的政权，纵然这议会国家是他们自己创建出来的。因此他们就需要法西斯主义作为自卫的武器——至少在危急的时刻。然而，资产阶级并不喜欢民粹的方法来解决维系政权的任务。他们对雅各宾主义一向有敌意的，因为雅各宾党是以暴力流血来清除他们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的。法西斯主义与腐朽的资产阶级的密切关系远远超过雅各宾党与上升时代资产阶级间的关系。纵虽如此，清醒的资产阶级不会喜欢用法西斯主义来解决问题的模式，因为这种政治冲击与它危险的作用是联系在一起的，即使这种冲击是出自于资产阶级社会的利益。这就造成了法西斯主义与一般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对立。”
“大资产阶级不得不接受法西斯主义的这一情形，就仿佛一个人有了疼痛的臼齿而必须接受拔牙一样。一个有着清醒理智的少数资产阶级必须依赖但又很忧心于牙科医师——如毕苏斯基的手腕。但归根究底的说，资产阶级必须与法西斯主义妥协，即使它对资产阶级有威胁性，然资产阶级终究要做到现实上的利益交换。因此，小资产阶级昨日的偶像也就转化为今日维持资本主义制度运转的宪警了。”
针对这一现实，法西斯主义的历史角色可说是社会民主党的政治解救者。但这里有个对立的论述，即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乍看之下，法西斯主义似乎只是一个矫揉造作但却没多大害处的愚昧理论而已。但后续的发展却显示，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实际上对于共产国际的整体发展带来了致命的影响。
是否是由于小资产阶级依循了雅各宾主义、民主主义以及法西斯主义的历史角色，而总是成为资产阶级手中的工具，直到资本主义的灭亡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无产阶级在许多国家里的专政就是不可能的，而且在这些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小资产阶级是主要的阶级群众。更重要的是，如果在其它国家内，小资产阶级只是重要但却居于少数的阶级的话，则要在这些国家完成无产阶级专政将会非常困难。幸好事实并非如此。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第一次告诉我们，即使是限于一个城市中，（这是人类史上的第一次无产阶级专政，于1871年3月），以及后来更大规模与无法相比时间长度的俄国十月革命，都显示了小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的联盟并非是不能消解的。因为小资产阶级无法执行一个独立的政策（也就是说，所谓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专政”是脱离现实的），而它不是与资产阶级联盟就是与无产阶级联盟，除此之外，他们没有别的选择。
在资本主义上升、发展与繁荣的时代里，小资产阶级纵虽然会爆发强烈的不满，但一般来说，他们会依顺地服从资产阶级的管束。他们也无法进行其它的实践。但在资产阶级开始解体而经济前景毫无出路时，小资产阶级就会奋力争取，企图将自己从旧主人和统治者的脚镣束缚中挣脱出来。他们的命运应该与无产阶级联系起来。要做到这点，只需要一件事︰小资产阶级必须对无产阶级能领导整个社会走向新道路要有信心。无产阶级只能透过他们的力量、坚决的行动、对敌人的非常有技巧地进攻和他们革命政策的成功等等，来激发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领导的信心。
但是，哎，如果革命政党无法适应运动局势的高潮的话！无产阶级日常的抗争使得资产阶级社会益加动荡。罢工与政治动荡会更加恶化一国的经济环境。如果小资产阶级从经验中建立了信心，认为无产阶级正要带领大家走上新的发展道路上，他们能暂时妥协于不断恶劣的民生现实。但如果革命政党一再重演无法联合无产阶级来进行革命运动，如果革命政党摇摆不定、变得混乱和自我矛盾的话，那末小资产阶级就会失去耐心并开始认为这些革命工人群众必须要为他们的艰困现实负责。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党，包括社会民主党，在这关键节点上，就可以左右他们的想法。当社会危机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严重地步时，一个特殊的政党就会适时出现，它以明确的目标来鼓动小资产阶级群众到狂热地步，并引导他们把仇恨与自身的绝望发泄到无产阶级身上。在德国，这一历史功能是由纳粹党来发挥的，这是一个庞大的潮流，它的意识形态充满了正在瓦解中的资产阶级社会里所有的腐烂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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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警察和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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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警察和军队
摘自《下一步是什么？1932年德国无产阶级生死攸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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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实际的危险到来时，社会民主党并不依靠“钢铁战线”[注9]，而是指望普鲁士的警察。这个策略是多么的错误！警察固然是大量地从社会民主党中的工人们征召而来的，但这一事实根本就毫无意义。因为即使在这一条件下里，觉悟也是由环境所决定的。当工人变成一个为资本主义国家机关服务的警察之后，就是一个资产阶级的警察而不再是一名工人了。近年来，这些警察与纳粹化的学生比起来，在对付革命工人的方面要做的更多。而这样的警察经历将很难使人摆脱它的影响。而且无论如何，每一个警察都知道：尽管政府会改变，但是警察是不会变的。
在社会民主党理论的机关报《自由言论》（多么可鄙的刊物啊！）的新年号上，登载了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容忍主义”的政策被他们给发挥得登峰造极。它认为，希特勒永远无法对付警察与国防军，进而走上政权。——可是，按照宪法，国防军是在共和国的大总统指挥之下的。因此，它接着认为，只要忠于宪法的大总统仍旧为政府的元首，就不会有什么法西斯的危险。在总统的选举之前，布鲁宁[注10]的统治必须得到支持，于是经过与议会的资产阶级的联盟，符合宪法的总统又可以被选举出来——这样，希特勒通向政权的道路又将被阻碍到另一个七年后去了。
这班改良主义的政客们，这班熟练的拉线者，狡猾的私通者和趋炎附势者，这班议会的和内阁的阴谋家，他们只要一被事变的进程抛出他们习常范围外，他们只要一碰着重大的事变，马上就会显示他们自己是一些愚蠢之徒（我们再也找不出更温和的辞句）。
信赖一个总统，只不过就是信赖政府而已！法西斯的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阵营，包含了德国国民中压倒性的大多数人，当碰着这两个阵营间的迫切冲突时，这帮“马克思主义者”却从《前进报》高叫守夜的更夫来帮助他们：“救命啊！政府快来施行压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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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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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寓言
摘自《下一步是什么？1932年德国无产阶级生死攸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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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一个牲口贩子赶着一些牛到屠宰场去。屠夫带着他的刀摸黑走了出来。
“让我们排列起来，用我们的角去顶那个刽子手吧！”一头牛建议说。
“如果你这么说，那么这个屠夫是否比那个用棍棒把我们驱赶到这里的贩子更坏呢？”在马努易斯基学院（共产国际）接受过他们的政策教育的牛们这么说道。
“但是我们下一步同样可以对付那个贩子啊！”
“没有用的，”坚持他们观点的牛们对那头提出建议的牛说。“你正在试图从左边抵挡我们的敌人——你自己就是个社会的屠夫！”
而后他们便拒绝了这个排列起来的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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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法西斯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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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法西斯隐患
摘自1930年《共产国际的转向和德国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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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国际的官方出版社现在正把1930年秋的德国大选结果刻画成共产主义的巨大胜利——这一动作取代了以往“建立苏维埃德国”口号的地位。官僚的乐观主义者们并不想反省选举与军队的关系，而这一关系是由选举统计结果所揭露的。他们只关注增长的共产党得票数，却不把它与该形势下的革命任务联系起来，而且阻碍了革命形势的上升。共产党赢得4,600,000张选票，而在1928年，它的数字是3,300,000。从“正常的”议会机制的观点来看，即使我们考虑到投票者总数的增加，赢得增加1,300,000张的选票数量也是不可忽视的。但是该党的得票数与法西斯党从800,000票数跳跃到6,400,000票数的事实相比，简直是黯然失色。这次选举揭示了这样一个重大的意义：社会民主党，除了实质上的损失外，保留了它的基本骨干，而且仍然得到了相当数量来自工人的选票[8,600,000张]，比共产党还多。
与此同时，我们是否应该这样问自己：“什么样的国际主义联合和国内形势才能促使工人阶级急速地转向共产主义？”没有比今天德国的情况更加有利的条件来促成这一转向了：“杨氏圈套”[注7]、经济危机、统治秩序崩溃、议会危机和当权的社会民主党的相当大程度的自我揭发。从具体历史细节的角度来看，除了多赢得1,300,000张选票外，德国共产党在这个国家的社会生活中的明确危险就是：它仍然是个规模相当小的政党。
共产主义运动处在如此的虚弱境地，第三国际的政策和制度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我们用以历史条件为前提，用具体和紧迫的任务来衡量当今社会中共产党所占的份量，那么事实就被揭露的更加清晰了。
其实共产党自身都没预料到这样的结果。但这证明在错误和挫折的打击下，共产党的领导层对大的目标和前景来说已经毫无用处。如果说它曾经低估了自身的可能性，那么现在它又一次低估了困难。就这样，危险接踵而至。
其中，一个真正的革命党的首要特性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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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危机可能导致无产阶级革命，一般情况下，对于革命的发生，小资产阶级决定性地转向无产阶级是非常必要的。这将给无产阶级一个机会去使其自身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
最终的选举表明它向相反方向转变了——这就是它的重要本质特征：软弱。在挫折的打击下，小资产阶级动摇了，不是转向无产阶级革命，而是转向最极端的帝国主义反动，在它身后还吸引了相当部分的无产阶级。
这两个事实体现了国家社会主义（纳粹）的迅速成长：一个深刻的社会危机——小资产阶级群众中的稳定被打破；以及缺少一个被人民广泛承认为革命领袖的革命政党。如果共产党是承载了革命希望的政党，那么对于群众运动来说法西斯主义就是反革命的绝望。当无产阶级群众充满了革命希望的时候，它必然会将革命向前推进并使得小资产阶级朝向进步的方面转变。准确的说，在这次选举的范围内，显示出一副截然相反的景象：反革命的绝望包围了小资产阶级群众，而这种强烈的情绪也浸透了许多无产阶级群众。
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已经成为了真切的危险，它是资产阶级政权处于无助状态的尖锐表现；社会民主党在这个政权中的保守角色和共产党不断积累的软弱无力助长了这种状况。否认这一事实的人，不是失明就是在吹牛。
德国的法西斯危险导致了关于局势发展速度问题上的尖锐对立，它并不仅仅依赖于我们。选举所暴露出来的政治痼疾表明，国家危机的发展可能变得非常的迅速。换句话说，这一事件的进程很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在德国再次上演：从新的历史水平来看，一方面是以前那些在革命时机成熟时发生的悲剧景象；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革命政党的软弱和战略失败。这就必须清晰地、开放地和（最为关键的）及时地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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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工人的保守阻力能够被事先预计吗？答案是否定的。从过去的事件来看，这一阻力看起来相当大。但事实上是共产党的错误政策对社会民主党的凝聚的贡献最大，该政策建立了一套极为笼统的关于社会法西斯主义的荒唐理论。要衡量社会民主党阵营中的真正的阻碍，就需要一个不同以往的考察手段，也就是一个正确的共产主义的策略。关于衡量该阻碍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社会民主党的内部团结程度是否能在一个相当短的时间内被揭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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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共产党在并不处于特别有利的情况下，已被证明他们“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教条根本就无法动摇社会民主党的组织结构的话，那么真正的法西斯主义则已切实地威胁到社会民主党的组织结构了——法西斯主义已经不再是用冗长教条来描述的所谓激进主义了，而必须用化学公式来描述——它已经是炸药了。不论如何，事实就是社会民主党的整个政策为法西斯主义的兴旺作了准备。而更显著的事实是，法西斯主义就是社会民主党的致命威胁：社会民主党的所有辉煌都与议会－民主－和平以及政府的运转形式息息相关...
在这种情况下，工人群众对抗法西斯主义的联合战线政策呼之欲出。它为共产党开辟了巨大的可能性。不过，通往成功的条件是抛弃“社会法西斯主义”的那一套理论和实践，因为在当前的形势下，它具有十足的危害性。
社会危机将不可避免地在社会民主党内部产生深刻的分歧。群众的激进化会影响社会民主党人。我们将不可避免地与各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和派别一起反对法西斯——在群众的注视下，以明确的条件和其领导人进行联系。我们必须脱离关于联合战线的空洞官腔，而代之以列宁陈述过的和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运用过的那种联合战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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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索里尼如何取胜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法西斯主义——它是什么？如何来对付它？
墨索里尼如何取胜
摘自《下一步是什么？1932年德国无产阶级生死攸关的问题》
其时，维持着资产阶级专政的“正规”的警察和军队力量，连同他们的议会这一层遮羞布，都无法再使社会保持稳定——迈向法西斯政权的情况发生了。通过法西斯机关和资本主义制度，所有这些数不清的人们——大量疯狂的小资产阶级、丧失原有地位的人群和道德败坏的流氓无产阶级——都为资本主义提供了资助，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就带来了绝望和疯狂。
由于实行了法西斯主义，资产阶级就要把事情做绝；若它诉诸内战，则其后它就会维持一段时期的和平。而且，利用小资产阶级作为急先锋的法西斯机构，将会彻底压倒它前进道路上的所有障碍。在法西斯胜利之后，金融资本会直接针对性地聚集在它的手里；所有机关和统治机构、行政部门以及国家的教育部门就像一块钢铁一样——整个国家机器由军队、内政部门、大学、出版社、工会和合作社聚合起来。当国家转变成法西斯主义的时候，它不仅仅意味着政府的形式和规律改变成墨索里尼制定的模式——本质上，这个范围内的改变只起了较小的作用——但是它首先意味着大部分的工人组织遭到摧毁、无产阶级被削弱到一盘散沙的状态，以及建立了一个深入渗透到群众中用于破坏无产阶级团结的管理制度。那就是法西斯主义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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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是意大利无产阶级起义中改良主义者背叛的直接产物。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之后，意大利的革命运动形势就处于上升阶段；在1920年9月，它导致了工人们占领工厂和工业部门。无产阶级专政成为一个既成事实；而所缺乏的就只是将其组织起来并通过这一方式取得必然的胜利。但社会民主党畏惧退缩了，在它冒失和英雄主义的行动过后，无产阶级面对的是一片空白。革命运动的瓦解是法西斯主义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在九月份的时候，革命的前进脚步停顿了下来；而在十一月的时候，法西斯主义的第一次大型示威行动[注1]（夺取Bologna）出现了。
事实上，即使是在9月事变之后，无产阶级仍然能够予以反击。但是社会民主党只关心这样一件事：以一个接一个的让步作为代价，让工人撤出战斗。社会民主党希望把工人的驯服行为当作资产阶级“公众舆论”的宣传资本，来对抗法西斯主义者。此外，这些改良主义者们甚至对国王VictorEmmanuel的帮助寄寓很大的希望。直到最后一刻，他们都在竭尽全力地抑制工人去反抗墨索里尼的团伙。它对工人毫无助益。国王和上层资产阶级，已经摇摆到法西斯主义的一方了。由于最后法西斯主义已经发展到不受任何管制的地步，社会民主党便号召工人进行总罢工。但是他们的号召失败了——长久以来，改良主义者都在把火药弄湿，因为他们唯恐它会爆炸；而最后，当他们用颤抖的手点燃它的导火线时，炸药已经无法引燃。
在法西斯主义运动开始的两年之后，它就取得了政权。由于它在全盛的第一时期恰逢1921至1922年不景气之后有利的经济转机，它得以巩固自身。法西斯以小资产阶级冲锋队压倒了退却的无产阶级。但这也不是一下子就成功的。墨索里尼在取得政权以后仍然十分谨慎地前行，因为那时他还无既成的先例。在起初两年中，甚至连宪法都没有改变。法西斯政府还带有着联合政府的性质。与此同时，法西斯匪徒们则忙着到处挥舞棍棒、刀子和手枪。法西斯政府就这样慢慢被建立起来——亦即，荡平了所有的独立群众组织。
墨索里尼以法西斯党自身的官僚化为代价，来取得这样的结果。法西斯主义利用小资产阶级的冲锋队之后，就用资产阶级政府的铁钳来扼住他们。墨索里尼别无选择，因为他之前所凝聚的群众已经在觉醒，正在急剧变成面前最紧急的危险。法西斯主义一旦官僚化，就十分接近于其他形式的军警专制。它不再拥有它以前的社会支柱了。它的主要后备军——小资产阶级——已经被用尽了。只有通过历史的惯性，法西斯政府才能把无产阶级限制在分散和无助的状态中…
德国社会民主党对付希特勒的政策，没有一点新的地方：它的一切行动，只不过是更笨拙和冒进地重复意大利改良派所做的。意大利社会民主党说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战后的精神病；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则说它是一种“凡尔塞”[注2]式的或恐慌的精神病。在这两个例子中，改良派都闭着眼睛，看不出法西斯主义的有机性质——一种从资本主义秩序崩溃之中生长出来的群众运动。
意大利改良派害怕工人群众的革命动员，于是他们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国家”上。他们的口号是：“救命啊！维克特．爱曼纽，请施用你的权力吧！”德国社会民主党没有像意大利这样拥有一个民主的屏障作为忠于宪法的统治者。于是他们必定甘于请求总统：“救命啊！兴登堡，请施用你的权力吧！”[注3]
在进行反对墨索里尼的斗争时，事实上就在墨索里尼面前退却的时候，屠拉第（Turati）不小心说出了他那句“光耀”的格言：“一个人必须有作懦夫的气魄”[菲利普·屠拉第（1857-1937），意大利社会民主党的改良派理论领袖]。德国改良派提出口号则没有这样活泼。他们所需要的是“在失去群众信仰之下讨生活的勇气”——这二者是同一种东西。他们的意思就是——“由于自己懦怯地迁就敌人以致失去群众的信赖，但这是不必害怕的。”
同样的原因产生了同样的结果。如果形势的发展是依靠着社会民主党的领导，那么，希特勒的事业倒是有保障了。
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德国共产党也没从意大利的教训中学到些什么。
意大利共产党几乎是与法西斯主义同时诞生的。但是这同一次的革命退潮，推动了法西斯走上政权却阻止了共产党的发展。它并没有打算彻底扫除法西斯的危险；它以革命的幻想安慰自己；它无条件反对联合战线的政策；总而言之，它染上了一切的幼稚病。这并不奇怪！它只有两岁。在它的眼中，法西斯主义只是“资本主义反动”的一种形式。法西斯主义的特质就是它是从动员小资产阶级以反对无产阶级的运动中生长出来的，而共产党并未认识清楚这点。意大利的同志告诉我，除了葛兰西[注4]一个人以外，那时的共产党甚至根本不承认法西斯可能夺取政权。“一旦无产阶级革命遭到失败，资本主义保全了它的地盘，反革命得到了胜利，那怎么还会有另一种反革命的政变呢？资产阶级又怎么会起来反对它自己呢！”这些幻想，成了意大利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要点。此外，不可忽视的是，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当时只是一种新的运动，正在形成的过程中；要认识它的实质，即使对于有经验的政党，也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
今天的德国共产党领导们，几乎完全重复了当时意大利共产党的立场：“按照他们的意见，法西斯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反动；从无产阶级的观点看起来，在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反动之间划分区别，都是没有意义的。”这种庸俗的激进主义在今日更是不可饶恕，因为德国共产党的历史比起当时意大利的党长得多；而意大利的悲惨经验又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坚持认为法西斯主义已经长成，或者否认它有夺取政权的可能——这在政治上是相同的。不了解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就会不可避免地削弱反抗它的意志。
主要的罪责自然应当由共产国际的领导来承担。意大利的共产党员首先有提出警告的义务。但是斯大林和马努易斯基[注5]却逼迫他们否认那个令他们自己遭到消灭的最重要的教训。
我们已看到，埃克里[注6]极敏捷地转变到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立场，亦即转变到消极地等待德国法西斯胜利的立场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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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主义——它是什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法西斯主义——它是什么？如何来对付它？
法西斯主义——它是什么？
摘自一封1931年11月15日写给一位英国同志的信，Militant，1932年1月16日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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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法西斯主义？这个名词是在意大利发明的。是不是所有的反革命专政形式就是法西斯主义呢（也就是说，法西斯主义这个名称出现前，意大利是否出现过这样的形式）？
西班牙1923年～1930年的前独裁统治者PrimodeRivera就被第三国际称作是一个法西斯独裁者。这是正确的吗？我们认为不是。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运动是一个拥有来自军队的新兴领袖的、大量群众的自发运动。起初，它是一个由大资产阶级的力量支配和资助的平民运动。它是从小资产阶级和贫民无产阶级中爆发的，而且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爆发于无产阶级群众的；前社会主义者墨索里尼，就是从这次运动中崛起的“白手起家”的人。
PrimodeRivera是一个贵族。他拥有一支王牌军队和官僚派头十足的警卫，而且是Catalonia的首席长官。他擅长利用国家和军队来进行颠覆活动。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独裁是两种完全不同形式的独裁，把它们区分开来是十分必要的。墨索里尼艰难地使许多旧的军事制度服从于法西斯军队的需要，而这个问题对于PrimodeRivera来说则不存在。
在德国，这一运动基本上和在意大利的情况类似。它是一个群众运动，同时它的领袖利用了大量的社会主义的蛊惑。这是进行群众运动的一个必要条件。
对于法西斯主义而言，其真正的群众基础是小资产阶级。在意大利，它有着非常庞大的根基——城镇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德国同样也有着法西斯主义的庞大根基……
有人可能会这样说，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真实的——新兴中产阶级，国家公务员，私营业主等等，可以构成这样一个基础。不过，这是一个必须分析的新问题……
为了具有预测有关法西斯主义的任何进展的能力，给这个想法进行定义是非常必要的。什么是法西斯主义？它的根基是什么，它的形式以及它的特征又是什么？它将如何发展起来？进行这项分析就必须具有科学的和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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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主义文摘：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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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GeorgeLavanWeissman
今天的自由主义者，甚至大部分自认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们都犯了一个错误：在对待世界法西斯主义者的态度上非常随意。他们到处随便地将“法西斯主义者”当作绰号或者政治咒语来嘲笑那些被他们特别轻视的右翼人物或普通的保守分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法西斯主义”的标签已经被贴到许多人物和运动上来——例如GeraldL.K.Smith，JosephMcCarthy参议员,Eastland参议员，BarryGoldwater参议员，“后备民兵”运动，theJohnBirch社团，RichardNixon，RonaldReagan和GeorgeWallace。那么，究竟他们都是法西斯主义呢，还是只是其中的某些呢？如果只是其中的某些，那么如何来辨别哪些是而哪些不是呢？
实际上，对这一字眼的胡乱使用，模糊了它的本义。当被要求给法西斯主义下定义的时候，自由主义者用这些词语来回答：独裁，集体的精神病，排犹主义，无限的宣传力量，天才和疯子般演说家对群众的催眠作用，等等。由此发生了思想模糊和概念混淆，这毫不奇怪。但马克思主义在分析、区别社会政治现象的方面具有卓越的的适用性。许多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们根本无法恰当地定义法西斯主义，而自由主义者则并不是完全错误。不论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许多思维财产来自于1930年代法西斯主义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在左翼中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民主党（改良社会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的运动。由于在理解纳粹的本质、动力以及对付它的方式上的问题，这些运动不仅仅是纵容了纳粹主义取得权力。在法西斯主义胜利后，许多本来至少可以教育一代人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被他们藏了起来，而且他们尽量避免进行这样的分析。
但是关于法西斯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是存在的。那就是托洛茨基在法西斯主义的上升阶段的时候所做出的分析，这一分析不是马后炮式的。这是托洛茨基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伟大贡献之一。墨索里尼1922年在意大利赢得胜利以及希特勒1933年在德国获胜并使之进入高潮的这段时间里，他就开始了这项工作。
在他唤醒德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对法西斯主义致命危险的认识以及建立反法西斯联合战线的努力中，托洛茨基对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主义政党的政策进行了逐条批判。在这一批判中，他概括了：自从德国的政党的谱系划分出从机会主义绥靖政策的右翼（社会民主党）到节节退让和背叛的极左翼（斯大林主义）以来，工人组织在对抗法西斯主义中所采取的几乎所有错误、无效和自杀性的政策。
当纳粹运动滚雪球式发展起来的时候，共产主义运动仍然在上演着极左闹剧（所谓的第三时期）。对斯大林主义者来说，每一个资产阶级政党都是天然的“法西斯主义者”。甚至比这一信条更进一步造成工人思想混乱的灾难的，是斯大林的著名论断：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是“一对双胞胎”，应当同时反对这两者。社会主义者们因此被称作“社会法西斯主义者”而被当作主要敌人。当然，那时并没有与“社会法西斯主义组织”的联合战线，而且有些人——例如托洛茨基，号召组成联合战线，也被贴上了“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标签并遭到了相应的处理。
斯大林主义路线有多么的脱离现实，这可以从撤销其政策的美国译文这一例子看出来。在1932年大选中，美国斯大林主义者指责富兰克林·罗斯福是个法西斯主义候选人，并指责诺曼·托马斯是个社会法西斯主义候选人。荒唐的是，与他们在美国的同样的政策在德国和奥地利导致了悲剧。（最近[1969年]，“社会法西斯主义”这个词已经开始大量被新的左翼写到文章里。使用这个词的人是否会想到，其实是他们捏造了这个词？或者说，如果他们明白这个词的由来，他们是否能够公正地看待它的特殊涵义？）
在纳粹取得权力之后，斯大林主义者炫耀说，他们的路线已经被证明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希特勒只能苟延残喘几个月，而且随后，苏维埃德国将会诞生。他们期待这一奇迹能在三个月发生，随后时间延长到六个月，后来又延长到九个月；继而这些徒劳的炫耀声音逐渐消失，最终安静下来。工人阶级对这一挫折的承受是非常巨大的；对于所有人来说，把法西斯主义从其他反动或独裁政权辨别出来的显著特征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而且成为对苏联的一个威胁，或者说，一个武装的德意志帝国开始变得真实起来。这使得莫斯科在1935年改变了它的路线，故而各国共产党在对付右翼甚至社会民主党的右翼方面，走了一个Z字形的大弯路。这就是他们面对在法国和西班牙扩张的法西斯主义威胁的立场。
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二战遗址使得大多数人相信，法西斯主义已经被很好地摧毁而且它的声誉已被绝对地败坏，因此它将不可能再引诱任何追随者了。但自那以后发生的事件——某种程度上几乎每个资本主义国家里都有新的法西斯主义组织和趋势的产生——已经打消了这些天真的想法。认为二战是为了从法西斯魔爪下使世界获得安全的幻想就好比早先认为二战是为了世界的民主化而取得安全的幻想一样。法西斯主义的起源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痼疾；一个危机就可以使它达到传染病的规模，除非运用了果断的对策。
谚语：警惕即警备。因此，我们便提供这个新的选集——关于法西斯主义的托洛茨基著作的小册子——作为反法西斯的思想武器。 |
托洛茨基写给宁的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托洛茨基写给宁的信
我相信，您在巴黎一定会接触到同盟[1]的内部斗争。所以我必须向您详细解释我对这个问题的意见。……
如果您参加了巴黎的这些内部斗争（我认为您应该主动参加进去），您一定要仔细倾听双方的意见。如果您能写信给我，把您对这些斗争的印象详细讲给我听，我会非常高兴的[2]。
1930年9月13日
西欧左翼反对派如果不改变基本上没有持续的思想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状况，不对各种重要问题作出反应，不积极参加党内生活，那么，那些偶然追随左翼反对派的人（乌尔班斯、奥维斯特莱顿、苏瓦林[3]、帕兹）就会继续认为自己是左翼反对派的支持者，并且也会让别人这么认为。但是，他们全都宣称党已经无可救药，这可以让他们过得更加轻松，可以缩在角落里过着安稳的日子，只需要每周发表一小时的反对派讲话……这种做法，把党和左翼反对派隔绝开来，使左翼反对派的思想不能传递给党，因此，他们实际上对左翼反对派造成了最严重的损害。……
您的信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的[法国]队伍一旦分裂，就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显然，每一次分裂都具有异常的性质。显然，罗斯默同志的退出会对《真理报》[4]造成打击，我个人愿意尽一切努力来挽留他。为此我给法国同志们写了信，也给罗斯默写了信。但我得说，分裂对我们来说不是灾难.……
各国的左翼反对派现在只是一些小团体，没有充足的理论基础，没有传统，没有经验，它们必须耐心地进行澄清和提纯，为了不让它们在这个过程中迷失方向，必须在它们之间建立起牢固的联系；必须让它们不断地进行相互检验；必须对它们进行思想上的监督与引导；必须在思想上做到两倍、三倍的坚定不移。……
您在信中提到，兰道没有得到您的授权，就发表了您的那些信件。果真如此，那他又是从哪里弄到您的信件的？
1930年11月21日
您在信中提到了西班牙工人的落后性，您还认为必须先让他们熟悉共产主义的基本思想，再向他们提出左翼反对派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如果不向最落后的工人提出左翼反对派的问题，就不可能让他们了解共产主义。……如果我要跟最落后的工人——不管是西班牙还是哪里的——开会讨论共产主义，我一开始就要这么说，给他们指明方向：“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有几个流派，我属于某某流派，我会向你们详细解释我们这一派对工人阶级的任务的看法。”
解释完自己的观点之后，我会号召工人加入我们的组织，为了捍卫我们的思想而战。不进行宣传鼓动，我们就走不出象牙塔，就会失去组织的方向，到头来只会帮助我们的对手——中派和右派。
1930年11月29日
我认为，即使左翼反对派势单力孤，只要它能勇敢地提出革命的各种政治问题（比如土改）和组织问题，它就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运动的领导者。
坦率地说，我很担心未来的历史学家会批评西班牙革命派错过了极为有利的革命形势。
1930年12月12日
据报道，资产阶级反对派政党打算抵制国会选举。既然如此，工人就更加应该依靠抵制策略。
在目前形势下，利用积极的抵制策略，似乎很有可能搞垮贝伦盖尔操纵的选举；我们在1905年正是这样搞垮了那个仅具咨询性的半吊子杜马。共产党对此采取了什么政策？他们有没有针对这个问题散发传单、发表宣言和公告？
1931年1月12日
从革命立场出发，这个问题应该这样来看：加泰罗尼亚党[5]是否追求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还是说它其实从一开始就认为自己是西班牙党的一个地区组织？国家政体可以采用联邦制，但党绝对不可以。……
现在的正式党或许很弱小，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是它自身，还有苏联，还有它与苏联之间的一切联系，却使它具有了无限的历史可能性。所以，我觉得，你们要是只按照近期的力量对比，依照经验来指导自己的行动，那是很危险的。……
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像西班牙这样迫切地要求共产主义左派加入更大、更广泛的组织，这一方面是因为西班牙共运队伍的现状，另一方面是因为现在的革命形势。但这种策略也会导致一种直接的危险：左翼反对派可能会消融在其它派别之中。因此，我认为左翼反对派必须尽快建立一个中心，这样才能加入其它组织。左翼反对派必须要有一份报纸和一份内部公报。
1931年1月31日
说到抵制选举，我并没有太大把握。……共产党没有带头抵制选举，这显然是一大错误。只有领导着革命工人的共产主义者，才能使抵制运动富有勇气与战斗性。尽管如此，抵制选举的情绪，在各反对党中颇为流行，这也是人民内心深处的激昂情绪的反映。最新的报道似乎表明共和派与社会党已经决定抵制选举。假如共产党能及时抨击共和派与社会党，后者就会更难回绝抵制。
1931年2月5日
加泰罗尼亚联盟委托您修订他们的基本文件，包括对党的政治宣言的答复，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成果，可能会带来极为有利的前景。……
但我还是要重申我的建议：西班牙左翼反对派必须在马德里（或其它城市）出版一份政治坚定、理论过硬的刊物。……不这样做的话，革命一进入新阶段，左翼反对派就会被打得措手不及，再加上正式党的弱点与加泰罗尼亚联盟的混乱，有可能会造成最糟糕的、无法挽回的灾难。
1931年2月13日
……不幸的是，共产党并不是抵制运动的主角，所以它在过去两三个月的抵制运动中没有获得任何重大成果。在暴风骤雨的革命时期，如果党在紧要关头、在新的阶段能够立即提出必要的口号，而这些口号的正确性又很快就被事态的发展所证明，党的威信就会急剧而迅速地提高。……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在前几个星期乃至前几个月里错失了不少机会。但是追悔过去于事无补，必须向前看。革命才刚刚开始。失去的东西，我们可以百倍地赢回。……
左翼反对派必须按照正确的组织原则，立刻建立自己的派别组织，即使一开始人数很少也没关系，并出版自己的公报和理论刊物。当然，健全自身并不等于拒绝参加群众组织——组织的健全，就意味着与群众结合；自身组织的健全，又是与群众结合的必要前提。
1931年2月15日
贝伦盖尔当政时期的政治经验表明，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决抵制御用国会。如果没有人去不断地逼迫社会党和共和派向左倾斜，它们就会抛弃自己发动的抵制运动，在革命的当前阶段，共产主义组织必须成为一个虽然很小、却很有力的飞轮，推动由社会党、共和派甚至是立宪国会的支持者组成的整个齿轮机构运转起来——尽管这个飞轮不一定能弄坏社会党和立宪国会。
我们要提出积极抵制选举的口号；就是说，不仅不参加选举，还要发动强大的攻势，粉碎这个虚假的立宪国会（举行公开集会、发表宣言、游行示威、谴责官方候选人是人民公敌、公开抵制参加选举的人，等等）。我认为，积极抵制的策略，有助于促成工人抵制委员会的产生，时机一到，工人抵制委员就会转变为工人代表会。……
我在前几封信里仔细阐述了左翼反对派的凝聚力以及它应对正式党采取什么态度。我不清楚您是否收到了这些信，我正在焦急地等待您的回信，我非常想了解您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以及您和您的同志采取了那些具体措施。只有当落实革命战略的“主观因素”——即革命组织（即使它一开始只有很少的成员）——存在的时候，革命战略与策略的问题才有意义，
1931年3月4日
对于您参加工农同盟这件事，我想听听您打算做出什么样的政治解释——您是以一个共产主义派别组织的代表的身份参加的，还是以一个独立的革命者的身份参加的？加泰罗尼亚联盟的一些分子可能会为了同共产国际官僚达成协议，而宣布他们通过宁这个人同农民与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结成了联盟。没有过硬的政治理由，任何行动都是很危险的，在革命时期就更是如此。
1931年3月15日
巴黎那边寄来的信，表明西班牙形势正在变得越来越严峻。我必须告诉您，我对此同样感到忧心忡忡。西班牙已经出现了革命形势；我们在西班牙拥有完全够格的左翼反对派的代表，通过通信和文章等形式，我们已经提出了某种左翼反对派的纲领草案。所有人都在密切关注着西班牙。然而左翼反对派在西班牙还没有正式的、活跃的组织。在紧要关头，每浪费一天时间，都会遭到严厉的惩罚。只有左翼反对派才能给西班牙革命指出正确的道路，制定正确的政策。但是左翼反对派在西班牙还没有组织；这让许多同志忧心忡忡，我也同样忧心忡忡。……
出路何在？马德里的同志们认为，在阿斯图里亚斯的同志们的帮助下，可以出版一份理论月刊。他们还做好了出版一份左派公报的的准备。我认为，我们必须全力支持他们。您和马德里要不断保持联系，而且在西班牙、巴黎和君士坦丁堡之间也要不断保持联系，这样我们才能在政治上、理论上和组织上达成必要的一致。我在以前的信里曾经问过您这个问题，但您一直没有答复，我正在焦急地等待您的答复。……
您被提名参加市政选举一事，固然很重要，但您一定会赞同我的观点：在政治上，特别是在革命时期，只有那些能够转变为党的壮大——在目前就是左翼反对派的壮大——的成果才是重要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无论革命能否胜利，革命的暴风雨都会彻底扫清一切个人的打算。
1931年3月29日
你们的会议和你们的成果，令我大为欣慰。您决心踏上旅程，建立左翼反对派的组织，使我信心大涨。重要的是预先做好准备；革命的发展将会创造出其它条件。
1931年4月1日
我刚刚收到您的信，您在信中第一次告诉我，您已经同加泰罗尼亚联盟决裂；不久后左翼反对派的机关刊物《共产主义》就会面世。后面这个消息让我大喜过望，就算我们此前已经浪费了几个月的时间，而建立左翼反对派组织的工作依然毫无进展，我也不想为此懊恼了。我坚信，你们一定能百倍地赢回失去的时间。
1931年4月12日
在您的第二封信里，您说必须用一种友好的、巧妙的态度去影响加泰罗尼亚联盟。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
但是，我不得不在这里，从远方提醒您注意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就在两三个月以前，您还以为您可以轻松地把加泰罗尼亚联盟争取过来；您还跟毛林一起起草了提纲，等等。但是刚过不久，加泰罗尼亚联盟就认为不应当接纳您，因为它与共产国际依然藕断丝连。我认为这件事表明：没有一个组织健全的、到处都公开打出自己旗帜的左翼反对派组织，仅仅通过个人关系去给加泰罗尼亚联盟充当顾问，企图旁敲侧击地影响它，这样的做法是行不通的。要不要在加泰罗尼亚联盟内部开展工作？当然要。要不要耐心地、友善地、勇往直前地开展工作？当然要。但是，必须亮出左翼反对派的身份，表明自己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的一员，在它内部公开工作，并要求获得批评和发表意见的自由。
1931年4月20日
您参加了加泰罗尼亚联盟的中央委员会，还参加了它的日报的编辑部，这是您信中提供的最重要的信息。我无法断言这件事的意义有多大。可惜我对您这么做的政治前提还不是很清楚。就在几周前，您还在信中跟我说，加泰罗尼亚联盟的领袖不允许您同时参加左翼反对派与加泰罗尼亚联盟，所以您必须同加泰罗尼亚联盟决裂。也就是说，他们的领袖对我们怀有强烈的敌意，并且利用了斯大林派官僚的方法和说词。
过了几周，您又成了加泰罗尼亚联盟的领导人，我不得不说，这让我大惑不解。加泰罗尼亚联盟出了什么事？它的领导层的人选是否发生了变动？难道说，王朝覆灭后，形势普遍缓和，在这种情况影响下，他们的思想发生了剧烈变化？他们是不是已经放弃了同共产国际官僚重归于好的打算？您是按照什么条件参加加泰罗尼亚联盟的？我正在焦急地等待着您对这些问题的答复。……
您在以前的信里说过，您准备踏上旅程，建立左翼反对派的组织。可惜您在这封信里却一点都没提到这件事。
我现在想从全面的政治视角来谈一谈这些事情。就我所知，加泰罗尼亚联盟从不打算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它就会把它自己，还有加泰罗尼亚工人运动引向失败。……无论是在巴塞罗那还是在马德里，左翼反对派的力量都在于它能够把这些问题提升到历史层面上，不让那些孤立的团体和宗派用地方主义、消极地或积极地迎合民族主义的做法、鼠目寸光的官僚做派去破坏革命。我们已经在这方面浪费了太多的时间，而时间是革命中的一个非常宝贵的因素。继续浪费时间就是犯罪。西班牙共产主义者以及您本人，我亲爱的朋友，都肩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我们只能在加泰罗尼亚联盟当中争取扩大影响力，而不能把它当作现成的工具。加泰罗尼亚联盟没有严肃的理论基础，没有清晰的战略路线，却有着许许多多的偏见，它无法经受住革命的考验，在下一个急转弯就会翻车。如果能有一个规模虽小、却很坚强、而且对自己的目标有着清晰的认识的马克思主义核心，它就不仅能拯救加泰罗尼亚联盟，也能拯救西班牙革命；但是，要建立这样一个核心，需要一个前提：它必须拥有明确的纲领，必须打出自己的旗号，在自己的旗帜下勇往直前。
我认为这些问题至关重要，希望您能尽快回复[6]。
1931年4月22日
我不得不说，您在信里写的，大都是那些我通过看报就能了解个大概的事情，但是，那些至关重要的问题，您却总是不肯回答。当然，我无权要求您报告最新的消息，甚至无权要求您对我提出的问题作出简单的答复（是或否）。但是，我希望您能理解，外交辞令一般的通信是无法令我满意的。
在我们的通信中，我多次地、并且还在尝试做到最低限度的清晰明确，结果我得到这样一个印象：你不想做到同样的清晰明确。这是为什么呢？显然是因为您采取了一种矛盾的立场，您想让事情顺其自然地发生，让它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经验和理论表明，这种政策只会导致致命后果。
1931年5月26日
对了，我新写了一本关于西班牙革命的小册子[7]，在这本小册子后面，我附上了好几封我写给您的信，但我删掉了一切个人性质或“论战”性质的东西，不管它们有多友好；我只保留了原则性的和政治性的观点[8]。
1931年5月30日
您对西班牙形势、特别是加泰罗尼亚形势作出了“大可宽心”的分析，可惜我不能赞同您的观点。您认为不必担心加泰罗尼亚会发生早产的行动，尽管您承认掌握着工人运动的领导权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正在尽全力控制工人。在您看来，加泰罗尼亚联盟的路线也是一样的。这个消息与资产阶级报刊对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报道如出一辙，这并不能使我宽心，反倒让我深感忧虑。
据我判断，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正在执行的路线，就是向马德里帝国主义者在巴塞罗那的代理人——马西亚中校的无耻政权退让妥协。无政府工团主义的领袖已经变成了马西亚手下的少尉，并在事实上成了在加泰罗尼亚实行“国内和平”的代理人。
根据您的来信中提供的情况，我认为，加泰罗尼亚联盟对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采取了调和立场；也就是说，它把统一战线的革命政策，给换成了维护和奉承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从而维护和奉承马西亚政权的机会主义政策。我从中看出了巨大的隐患，在一定阶段，它会造成重大的威胁。工会的任务不是去拖工人的后腿，而是把工人发动起来，组织他们进攻。……
应当阻止过早的、不理智的行动，但是，不能让这种做法变成窒息革命的孟什维克手段，所以我们要有明确的战略路线，必须让先进工人彻底理解这个战略路线，这样他们才能向广大群众耐心地解释它。加泰罗尼亚联盟根本没有战略路线。它的领袖不敢认真考虑革命的各种关键问题；否则，他们就不会幼稚而愚蠢地畏惧“托洛茨基主义”了，这彻底暴露了他们的全部政治思想。跟这些领袖混在一起，而不是用严肃的、坚决的政策来反对他们——即使是以最友好的语气——就等于埋头冲向悲剧性的错误。但是，关于这个问题，我已经写了很多，我不打算再回头去写了。
1931年5月31日
要想把加泰罗尼亚联盟的无产阶级核心争取过来，就得在加泰罗尼亚建立左翼反对派的牢固核心，并出版相应的刊物——至少要出版一份加泰罗尼亚文公报。我们必须无情地、不停地批判毛林；事态的发展将全面证实我们的批判。……
您在信中写到，巴塞罗那的斯大林派吸引了几十个失业工人，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对加泰罗尼亚联盟很不利的重要征兆。失业工人代表着革命运动的左翼，如果一个志在领导革命的组织不能影响失业工人，那它又怎么能够领导革命呢？我想，导致这种局面的，正是加泰罗尼亚联盟的机会主义，是它的消极与乏力，是它的小“聪明”——即机会主义。在革命期间，工人不需要多大工夫，就会抛弃一个组织，投向另一个组织。
1931年6月29日
我不是批评您写信写得太少，而是批评您顽固地拒绝回答某些问题。……
还有一件事令我非常担心。您不该忽视罗斯默的政治立场。在这个问题上，我一直在等待您提出更加诚恳的意见。如果您认为我对罗斯默做错了什么，您随时都可以批评我，哪怕是最严厉的批评我都乐意听取，我也愿意尽一切努力来补救局势——局势已经极度恶化，这全都是因为罗斯默一个人。但我必须强调：您向我隐瞒了罗斯默的到访，不让我知道罗斯默有什么要求和建议，不告诉我您的意见与看法，不告诉我该怎么做，这一切让我非常担心。我认为，这里面包含有“外交权谋”的因素。
1931年7月2日
我得承认，您的信中关于罗斯默的那部分，令我万分诧异。您在信中说到，我们不能把政治意义同个人意义割裂开来。这话没错，我一直都是这么认为的。我现在觉得，您不但是把政治意义同个人意义割裂了，而且还想用个人意义来取代政治意义。
在国际层面上，我们经历了一连串的分裂。我们甩开了奥维斯特莱顿——他是比利时的毛林，并且得到了罗斯默的半心半意的支持（罗斯默做什么都是半心半意的）；我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同得到了罗斯默的顽固支持的莫纳特分子和半莫纳特分子决裂了；我们向那些倒退到工团主义的分子（古尔热[9]等人）发动了斗争，而这些人当初会找上我们，全是因为罗斯默的错误；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罗斯默公开地、明确地阻止我们同波尔迪加派进行论战；最后，他支持兰道团伙的方法和观点，而对于这些方法和观点，我已在内部通信中进行了详尽的讨论。看来，这些问题都是极具政治意义的，往往都是纲领性的问题。……可您却跟我说，您要先去见一见莫利尼耶和弗朗克，然后再决定站在哪一边。我实在无法理解。……
我们可是一个国际组织，如果我们的各个支部又发生了新的原则性分歧，那我们怎么开展活动呢？难道我们要把两派的代表都派到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首都去吗？双方的争执是出于深刻的原则分歧呢，还是仅仅出于偶然？——我还不清楚。
或许，您过于关注西班牙问题，而没有读过反对派的刊物？比如《真理报》[10]、俄文版的公报，特别是国际公报，您读过了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我只能这样来理解：过去两年的思想工作，对您毫无影响；您是靠个人印象来评价问题的。但这是印象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显然，这不该是您的方针。……
1931年7月27日
您抱怨说收不到我的信。但是，我写给您的信，跟您写给我的信一样多。特别是我还写了一封关于罗斯默的长信。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您是否收到了这封信。另一方面，柏林的同志们向我抱怨，说您不回任何人的信。……
我认为，我必须以绝对正式的形式，向您声明：早在这次冲突之前，我们就已经知道了罗斯默针对莫利尼耶提出的一切个人“指责”，罗斯默也知道，我们认为这些指责均属中伤，我们还采取了措施，迫使中伤者承担责任。只是到了罗斯默和莫利尼耶发生政治冲突之后，罗斯默才重新翻出了这些指责。
1931年8月26日
我收到了您8月25日的来信。您在信中向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号召工人参加西共，还是号召他们参加（加泰罗尼亚）联盟？……
如果我们思考一下以前同加泰罗尼亚联盟合作的结果，就会发现合作带来的坏处远远多过好处。共产国际的所有报刊，以《真理报》为首，都在把毛林的混乱暧昧的机会主义路线归咎于我们。米尔同志发表在《真理报》[11]上的文章对此难辞其咎。不过我们已经被迫同加泰罗尼亚联盟决裂，而我们几乎什么都没得到。换句话说，同加泰罗尼亚联盟合作的经历，给我们在西班牙全国、在国际上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对于我们在加泰罗尼亚的处境，也没有任何帮助。
应该好好算一算账了。我认为，我们应该立即改变自己的政策，不能再让人们把我们和毛林当成同路人了——这对他有利，对我们不利。
最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号召工人参加共产主义左派，壮大它的组织，并要求西共接纳它。……但是，首先得在加泰罗尼亚建立左翼反对派的正式核心——不管它有多么小——这个政策才能得到落实。您或许还记得，从您抵达加泰罗尼亚的第一天起，我就在强调这一点，却没有取得半点进展。直到现在，我依然认为这是唯一的出路。……
当然，罗斯默肯定会认为所有的分歧都是他的对手捏造出来的。这是因为罗斯默停在问题的出发点上，而没有继续往前走。他具有突出的个人才干，还拥有不凡的过去。但他有三个缺点：（1）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2）他不是革命者；（3）他不是政治家。……
差不多就在罗斯默从王子群岛回到巴黎后，我就同他产生了分歧。一回到他原来的环境，他马上就恢复了过去的老关系，陷入了老的思维习惯。在他影响下，《真理报》猛地拐上了工团主义的歧路。罗斯默写的关于麦克唐纳和英国工党的文章，都浸透了这样一种精神：他们对于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是何等必要“根本一无所知”。如果按照居维叶[12]用解剖来区别动物的方法，那么罗斯默的思考方式就可以归入“根本一无所知”一类。他把党和《真理报》当成了风马牛不相干的两回事。他不懂得国际组织的必要性。他把自己同它的联系当成沉重的累赘。他袒护奥维斯特莱顿、波尔迪加派和一切混乱暧昧的东西，因此他要给自己的优柔寡断寻找一个支撑点。如果这种毛病出在一个年轻同志身上，我们肯定会对自己说：“他还年轻，他会有所长进的。”不幸的是，大家都在期待罗斯默能教会别人一些东西，可他很快就让所有人都失望了。活跃的、革命的分子与罗斯默集团的冲突，就是由此导致的。我一边通过私人信件劝说和批评罗斯默，一边尽力维护组织的团结，并维护罗斯默在组织中的领导地位。然而他却根本不肯让步。反对他的那些年轻同志基本上是正确的，所以他就想打垮他们。
1931年9月1日
首先，左翼反对派正在为“要建立一个狭窄的还是广泛的派别组织？”的问题而发生争论，我想就这个问题澄清自己的观点。……
从您以前的信件来看，当涉及到加泰罗尼亚的时候，您是这样来提出这个问题的：我们应该号召工人参加西共，还是号召他们参加加泰罗尼亚联盟？……但是，难道左翼反对派现在还能号召工人参加加泰罗尼亚联盟吗？我完全无法理解！……这样做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它不仅会削弱左翼反对派，更会使左翼反对派蒙羞。……
原则上来说，我们应该用另一种方法来对待西共。……我一直觉得许多同志低估了西共的发展前景。在与您的通信中，我曾多次谈过这个问题。依我看，如果只因为西共虚报党员人数就小看它、抛开它，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我们必须坚定地团结西共的基层党员。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只要我们仍是一个弱小的派别组织，这个任务就不可能完成。只有当我们成为一支任何人都不敢小瞧的力量时，我们才能使西共内部产生统一的倾向。
反对建立“广泛的派别组织”的人会反驳说：但是，如果我们把大量的工人吸引过来，我们就变成了第二党。我得承认，这种论调让我大跌眼镜。按照这种刻板的思路，如果我们要避免“第二党”的危险，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就得全体从地球上消失。这正中斯大林派下怀。所有形式的马尔萨斯主义中，最不合情理的就是政治上的马尔萨斯主义。每一个对自己的力量有信心的政治派别，都会竭力地把尽可能多的群众吸引到自己身边来。……
如果左翼反对派认为，自己的任务只是批评西共与无产阶级群众组织的行动，那它就会沦为一个小宗派。西班牙革命是活生生的事实。西班牙共运各派（包括左翼反对派在内）已经浪费了大量时间，却一事无成。如果我们让眼前的革命形势白白溜走，到了明年我们就会追悔莫及。西班牙左翼反对派完全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壮大。但这需要一个前提：勇往直前，奋力争取，不要害怕成为一股独立的力量。……
1931年9月27日
您在信中写到，由于《苏维埃》不肯向政府的书报审查制度低头，它已“光荣”停刊。我认为这种做法在原则上是错误的。一个革命组织不能仅仅为了政治示威，就停止出版自己的刊物。这是民主派的做法，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做法。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尽量利用一切合法的机会，并开展非法活动来配合合法工作。在你们的力量还不足以消灭审查制度的时候，向它低头并不“可耻”；这是一个现实力量对比的问题，而不是抽象的道德问题。停止出版合法刊物，而又不用地下刊物来取代它，就等于临阵脱逃。我可不觉得这有什么“光荣”。
那么，我们本来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应当公开地向工人群众解释清楚现状：工人没有提供足够的内部支持；朋友们许诺的支援又还没来；我们不得不暂停出版《苏维埃》周报；但是，我们后退几步，只是为了跳得更远。工人们，请帮我们一把！依我看，你们本来应当用这种方法来解释《苏维埃》的停刊。……
1931年11月19日
关于西班牙政治中的各种重大错误，我们并没有无谓地把它拿到国际范围上去讨论——哪怕是以最友好的形式——而是自限于在通信中进行争论。但是，米尔从西班牙发来的信件，完全是错误的和机会主义的，可是居然没有人对他进行公开的答复（我认为这是错误的）。然而，由预算问题而导致的误会，已经遭到了有心人的利用，他们想搞出一个国际性阴谋。我必须坦率地告诉您，这件事给了我留下了极坏的印象。我认为您应当对您的第一封信的内容作出解释，收回您的指责——您的这些指责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是完全不可容忍的——并且把您是否打算把您那封信提交各支部传阅给讲清楚。如果您这样做了，我们就会把这件事一笔勾销，也就不用进行国际性论战了。
1931年11月28日
看来（顺便说一下，您又写了同样的内容）您并没有认真阅读关于世界形势的提纲；不然的话，我实在无法理解您为什么会反对。“克伦斯基制度”是整个形势的关键：它是资产阶级被推翻之前的最后一种资产阶级政府；或者说，它是资产阶级在为确立自己的统治而进行的斗争中，所能建立的最后一个、也是最“左”的政府，它要么能（从悬崖边上）挽救资产阶级，要么就得让位给法西斯政府。一切都取决于力量对比，而是否存在一个有力的革命先锋党，是力量对比之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但在西班牙并没有这样一个党。
西班牙现政府是自由派和社会党的联合政府。我认为，它是“最后一个”或“倒数第二个”左派政府，这就是说，仍有可能出现一个更“左”的“社会主义”政府，当然，“社会主义”政府的成立绝不等于资产阶级的末日。不妨回想一下，在德国革命期间，被德国社会民主党把持的“苏维埃”政府（也就是当时能够建立起来的最“左”的政府）挽救了资产阶级。在我看来，这个思想在关于英国形势的论述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
……考虑到我们的力量还很弱小，国际左翼反对派对西班牙左翼反对派予以了特别的关注。世界性危机对所有有可能提供财政援助的同志造成了间接的、然而却是实实在在的打击。世界各地的失业率高得惊人，糟糕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德国左翼反对派的许多同志已经完全失去了生活来源。目前的德国形势远比西班牙形势尖锐，然而整个德国左翼反对派得到的关注还不如西班牙左翼反对派的一半。有两三个同志陷入了财政困难，只能完全依赖捐给西班牙文刊物的捐款为生，无法按期缴纳足够的费用，如果只因为这样就对他们穷追猛打，在这种情况下搞出一个国际性丑闻——这是不可接受的。这不是我们的作风，这不是革命者的作风，不是无产阶级的作风，不是共产主义者的作风。
西班牙同志犯了许多错误；他们浪费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有不少同志都发现了这些错误，他们忧心忡忡，不断地批评我过分纵容西班牙同志。……不过，话说回来，在那些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问题上，我们对西班牙同志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但是，一遇到财政困难，西班牙同志就想搞出国际性丑闻。
我认为，这是唯一的原因：西班牙同志想找个机会来直接支持罗斯默。但他们也知道这样做在原则上是站不住脚的，也就是说，他们——遗憾的是，您也是其中之一——不敢冒险去为政治立场已经声名狼藉的罗斯默公开辩护，于是，他们一抓到机会，不管是否适宜，就想利用这个机会来间接支持罗斯默。西班牙同志的所作所为，在心理上只能这样来解释。
1931年12月16日
西班牙左翼反对派在国际事务中的表现，给我的印象仍然是很糟糕的。……在我流亡国外的三年时间里，左翼反对派的队伍中一直在进行着大浪淘沙的过程，淘汰临阵脱逃的市侩，留下真诚的革命者。然而西班牙同志并没有参加这一任务。只有在他们觉得自己受到冒犯时，他们才会参与国际事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总是会帮助那些逃兵。……
1932年1月17日
您6月7日的来信中，包含了一连串不同寻常的误解：
（1）您说您有好几封信弄丢了，这些信件里包含了一些我还没有回答的政治问题，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您应该重新写信问我这些问题，而不是浪费时间去分析这些信件的价值。我现在要再次向您建议：我求求您，把那些我还没有答复的问题一一列举出来，我会像以前一样，立即给您答复。
（2）您还说我不肯帮助西班牙左翼反对派。对此我只能耸耸肩。我把自己的所有作品和信件都寄给了您，也就是说，我把能寄给各国支部的文件都寄给了您。其它支部都没有指责我不肯帮助它们。或许您是想批评我没有对西班牙问题予以特别关注？这倒是没错，但这是有客观的政治原因的。在西班牙革命的进程中，我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紧迫的新问题。在过去几个月里，在苏联，在德国，在远东，都出现了至关重要的新问题。我是根据政治理念来安排自己的工作计划的。我把所有探讨德国问题的手稿都寄给了德国，同时也寄给了您。我认为，对西班牙同志而言，德国问题要比西班牙问题更为重要。看来您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
（3）最后，您还写道，自从您我对各种问题、对各个同志的看法不再一致后，我就不再“帮助”您了。一切事物都有个限度，宁同志。在您看来，我对某个同志的评价，决定了我同某个革命组织的政治关系；尽管如此，您却坚持和我通信，并宣称这是“非常有益的”。我实在是无法理解。
（4）您反复重申，您我并无政治分歧。果真如此，我会感到非常高兴！但是，早在跟法国同志发生冲突之前——这次冲突早已失去了原本的重要性——我就写信告诉过您，您的信件充斥着外交辞令。您的信里都是些抽象的套话，却从来不肯回答具体的政治问题。如果您把我写给您的信专门归档保存（我自己是把这些信件归档保存的），您不用费太大劲就会相信：尽管您我表面上意见一致，实际上您我每次都有根本性的分歧。因此，我认为：在这些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上，如果您我不是通过毫无结果的私人通信来交换意见（过去的全部经历让我相信这是毫无结果的），而是通过公开或半公开的通信，比方说在西班牙文公报上进行辩论的话，全体西班牙同志就都能参加对有争议的问题的讨论，并详细阐明各种观点，这样做的话，我就能更好地帮助西班牙左翼反对派。我认为，凡是有争议的问题，无论是涉及西班牙的还是国际的，都应当对其进行严肃的、有原则的讨论，而不能仅凭个人好恶来决定，因为我认为这种做法不仅是错误的，而且还是与革命队伍——首先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格格不入的。
1932年6月13日
几周前我给您写了信，让您把您已提出、而我尚未收到的问题详细列出来。我到现在还没收到您的回信。我在寄出那封信时已经做了登记，我在寄出这封信时同样做了登记。
1932年9月20日
有好几个人向我报信说，一些西班牙同志——特别是您——分析了西班牙形势，得出了革命已经结束的结论。不用说，这个问题对于判断政治前景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我认为必须对这个问题作出全面的澄清。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最好是发表一个单独的声明，阐明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意见；这样做一定能消除错误的解释。你们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或许已经对这个问题有了自己的看法；如果是这样，那就更好了。
1932年11月14日
[1]指共产主义者同盟（国际左翼反对派法国支部）。——中译者注
[2]宁并没有这样做，他只跟罗斯默集团谈话。——列·托
[3]鲍里斯·苏瓦林（BorisSouvarine，1895年11月5日——1984年11月1日），原名鲍里斯·康斯坦丁诺维奇·利夫希茨（Борис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Лифшиц），出身于基辅一个犹太家庭，1897年随全家移民巴黎。少年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916年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20年参与成立法国共产党。后曾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24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之后同左翼反对派和右翼反对派均保持合作。——中译者注
[4]这里的《真理报》（LaVérité）是国际左翼反对派法国支部的机关报。——中译者注
[5]指加泰罗尼亚人共产党（PartitComunistaCatalà，PCC），请勿同加泰罗尼亚共产党（PartitComunistadeCatalunya，PCdC）混淆。加泰罗尼亚人共产党于1928年11月在雷里达成立，由一批加泰罗尼亚知识分子和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民族主义者组成。它的党员有300余人，主要领导人为乔尔迪·阿克尔（JordiArquer，1907—1981）、扎乌姆·米拉维特列斯·纳瓦拉（JaumeMiravitllesiNavarra，1906—1988）等人，党报为《劳动报》（Treball）。它并不是西班牙共产党的地区组织。它于1930年11月同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合并。——中译者注
[6]宁从来没有答复这些问题，也从来没有解释过他是按照什么条件参加加泰罗尼亚联盟中央委员会的。——列·托
[7]即《西班牙革命与威胁它的险情》。——中译者注
[8]在西班牙文版中，宁把这些信统统删除了。——列·托
[9]皮埃尔·古尔热（PierreGourget）曾参加法国左翼反对派，1932年向斯大林派屈服，回到了共产党。——中译者注
[10]这里的《真理报》（LaVérité）是国际左翼反对派法国支部的机关报。——中译者注
[11]从这里开始，下文中的《真理报》均为国际左翼反对派法国支部的机关报。——中译者注
[12]若尔日·雷奥波尔德·克雷蒂安·弗雷德里克·达戈贝尔·居维叶（GeorgesLéopoldChrétienFrédéricDagobertCuvier，1769—1832），法国科学家，比较解剖学的创始人。——中译者注 |
代序（1933年2月2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代序
（1933年2月21日）
宁同志几乎总是在同国际左翼反对派领导层和其它支部的领导人发生争执，却又否认存在理论分歧或政治分歧。为此他经常拿我和他的通信当作证据，却又不肯给出细节。
但在我与宁同志通信的两年半时间里，我和他实际上在不断地进行论战，尽管这种论战是以最友好的形式进行的。我和他的论战，几乎涵盖了国际左翼反对派的生活与活动中的一切问题。宁同志固然在形式上接受了各种基础前提，但是，每当形势要求他根据这些前提得出必要的结论时，他却总是不肯这么做。西班牙左翼反对派的组建被他耽误了很久。他竭力在西班牙左翼反对派与国际左翼反对派之间制造隔阂，使两者对立起来。
我很遗憾，不能把这批信件全部登出，那样做需要印一大本书。两位协助我工作的同志从这批信件中挑出了最有代表性的一部分。如果西班牙同志能够高度关注这批信件，对双方过往的分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并帮助国际左翼反对派引导西班牙支部回到正途上，那么这些工作就没有白费。
列·达·托洛茨基
这批信件发表于共产主义左翼反对派的《国际公报》，第2/3期，1933年3月。 |
阶级、先锋党与政治领导（西班牙无产阶级为什么会失败？）（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未完成的遗稿，1940年8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阶级、先锋党与政治领导
西班牙无产阶级为什么会失败？
（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未完成的遗稿，1940年8月）
如今的工人阶级运动已经退步到了什么地步？要弄明白这个问题，就不仅要看各种群众组织的现状，也要看各种思想派别以及有大量派别参加的理论争论的现状。在巴黎有一份期刊叫《怎么办》（Quefaire），不知为何它自称“马克思主义刊物”，但它的水平，其实还完全停留在庸俗的资产阶级左派知识分子以及吸收了这些知识分子的全部恶习的个别工人的层次上。
所有缺乏科学基础，没有纲领、没有任何传统的团体，都想抱上统工党的大腿，以为这样就能开启通往群众、通往胜利的捷径，《怎么办》这家小小的杂志也不例外。但是，乍看起来，这些似乎把它们与西班牙革命联系起来的纽带，却产生了完全出乎意料的结果；《怎么办》并没有向前进，反倒向后退了。这种情况其实不足为奇。小资产阶级的保守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需求之间的矛盾已经极其尖锐。统工党的辩护士自然会发现自己在政治方面和理论方面都在倒退。
《怎么办》自身当然是无足轻重的，但它提供了有价值的征兆，因此，我们认为：《怎么办》给西班牙革命的失败找出的原因，非常鲜明地暴露出了现今的假马克思主义左翼的普遍的基本特征，所以，对其进行分析是大有教益的。
《怎么办》对西班牙革命的失败的解释
卡萨诺瓦[1]同志写了《被叛卖的西班牙》[2]，《怎么办》刊登了一篇书评，批评了这本小册子，我们先逐字逐句地从这篇书评里摘抄一段：
“革命为什么会被打垮？作者（卡萨诺瓦）答道：‘因为共产党采取了错误的政策，不幸的是，这种政策得到了革命群众的遵从。’可是革命群众为什么非要抛弃以前的领袖，投向共产党呢？‘因为没有一个真正的革命先锋党。’这完全是同义反复。错误政策能得到群众的遵从；先锋党的不成熟；这些现象要么体现了各种社会力量的某种状况（工人阶级不够成熟；农民缺乏独立性），对此卡萨诺瓦应当结合事实进行解释；要么就是某些心怀恶意的个人或团体的行为造成的，这些行为给革命造成的影响是如此致命，而能够挽救革命的‘真诚的好人’则会采取迥然不同的行动。卡萨诺瓦在摸索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却走上了歧路。他彻底陷进了神魔学：应对西班牙革命的失败承担主要责任的是大魔王斯大林，然后是无政府主义者等各路小魔鬼；革命之神在1917年命令列宁和托洛茨基下凡到了俄国，不幸的是，他没有把他们派去西班牙。”
这篇书评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卡萨诺瓦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强行把某种僵化的教条置于事实之上，而这就是他得到的结果。”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就在这么短短几行字里，居然包含了如此之多的保守市侩的陈腐、庸俗和错误，把理论上的贫乏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这篇书评的作者躲躲闪闪，通篇都在说必须做出深刻的解释，比如解释一下“各种社会力量的状况”，却不肯正面解释西班牙革命失败的原因。这种躲躲闪闪的姿态绝非偶然。凡是这样来批判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人，全都是理论上的懦夫，因为他们脚下根本没有坚实的基础。为了掩盖自己的破产，他们篡改事实，偷取别人的见解。他们只能耍点小滑头小聪明，却装出一副自己只是没有时间去阐述自己的全部智慧的样子。其实他们毫无半点智慧。他们在思想上是贫乏空洞的，所以只能玩弄思想骗术。
就让我们逐步分析这篇书评的作者的小把戏吧。他认为，错误的政策能得到群众的遵从，只能解释为这种现象“体现了各种社会力量的某种状况”，也就是说工人阶级不够成熟，农民缺乏独立性。比这更无力的同义反复，怕是到哪里都找不出来。“错误的政策能得到群众的遵从”，是因为群众“不够成熟”。但是群众的“不够成熟”又体现在哪里呢？显然是体现在他们遵从错误的政策。那么，这种错误的政策包含有哪些内容？它是谁提出来的？是群众还是领袖？——这篇书评的作者对此避而不谈。他玩弄同义反复的把戏，把责任全部推给了群众。这是一切叛徒、逃兵及其辩护人常用的老把戏，在他们针对西班牙无产阶级玩弄这种把戏时，就显得尤为丑恶。
叛徒的诡辩术
1936年7月——更早的就不提了——反动军官在人民阵线的包庇下策划与发动了武装叛乱，却被西班牙工人打退了。群众踊跃组建和参加民兵，并到处建立了工人委员会——这是未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石。然而，无产阶级的主要组织却帮助资产阶级解散了工人委员会，瓦解了工人对私有制的进攻，让工人民兵接受资产阶级的指挥，统工党还参加了资产阶级政府，亲自承担了这些反革命工作。
在这些事例当中，无产阶级的“不够成熟”体现在哪里呢？不用说，它只体现在一件事上：尽管群众自己选择了正确的政治路线，他们却未能粉碎社会党、斯大林党、无政府派、统工党与资产阶级的联盟。这种诡辩的前提是：群众必须达到某种绝对成熟的程度，也就是某种完美的状态，根本不需要正确的政治领导，甚至还能够战胜自己的领导层。然而这种“成熟”根本不可能存在。
但是《怎么办》的智者要反问了：既然工人表现出了如此正确的革命本能和如此优秀的战斗素质，他们为什么还要服从叛卖革命的领导层呢？我们的回答是：这种“服从”压根连影子都没有。工人的前进方向，并不总是与自己的政治领导层完全一致。在最关键的时刻，双方甚至背道而驰。于是，政治领导层就直接或间接地帮助了资产阶级，用武力迫使工人屈服。
1937年5月，加泰罗尼亚工人抛开了自己的领导层，并且不顾领导层的反对，发动了起义。无政府派领袖——戴着廉价的革命者的假面具、可悲而又可鄙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在自己的报刊上成百上千次重复说：在1937年5月，只要他们愿意，就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挡他们夺权并建立专政。无政府派领袖这次说的是大实话。而统工党领导层实际上成了全劳联的尾巴，只是换了一套说词来掩饰自己的政策。正是因为这样，资产阶级才能粉碎“不够成熟”的无产阶级的五月起义。
只有对阶级与党的相互关系一无所知、对群众与领袖的相互关系一无所知的人，才会一再重复所谓西班牙群众盲从自己的领袖的空洞套话。只能这样说：群众一直在寻找和开辟正确的道路，他们想在火热的斗争中创造出一个新的、符合革命要求的政治领导层，然而他们却发现，凭自己的能力做不到这一点。我们把革命看作一个极为活跃的运动过程，它不停地发生着剧烈的变动，从一个阶段转入下一个阶段，而它的领导层——或领导层中的多个部分——却很快地投靠了阶级敌人；《怎么办》的智者却沉迷于完全静态的讨论：既然领导层这么糟糕，整个工人阶级为什么还要追随它呢？
辩证地看待问题
有一句古老的格言，体现了进化论的和自由主义的历史观念：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然而历史表明，同一国的国民，可以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获得好几种很不一样的政府（比如俄国、意大利、德国和西班牙），更有甚者，这些政府的更迭，并不是总是按照自由主义进化论者想象的轨迹——从专制到自由——进行的。个中奥妙在于：国民是由相互敌对的不同阶级组成的，而阶级又是由不同的、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相互矛盾的阶层组成的，不同的阶层又拥有不同的政治领导层；更进一步来说，每个国家的国民，都会受到其它国家的国民的影响，而其它国家的国民同样是由各个阶级组成的。各国的政治制度都不是“国民”的有步骤有计划的“成熟”的体现，而是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同一阶级内部的不同阶层之间的斗争、最后是各种外部力量——联盟、矛盾、战争等等——的行动的产物。还得补充一句：政治制度一旦建立，它的寿命就有可能比产生它的那种力量对比关系更加长久。正是由于这种历史矛盾，才产生了各种革命、政变和反革命。
在研究阶级的政治领导层的问题时，也要采用同样的辩证法。而《怎么办》的智者仿效自由主义者，默认了那句格言：有什么样的阶级，就有什么样的政治领导层。其实，领导层并不仅仅是阶级的“反映”，阶级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领导层。政治领导层是在不同阶级的冲突中、或是在同一阶级的不同阶层的摩擦中形成的。领导层一旦出现，它就总是会居于自己的阶级之上，因此，它也会更容易受到其它阶级的压力与影响。一个无产阶级的领导层，其内部早已彻底腐烂，但在遇上重大事件的考验之前，它的腐烂还没有机会暴露出来，所以，无产阶级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容忍”这个早已腐烂的领导层。
必须要有一个由重大历史事件造成的强烈冲击，才能让阶级与其领导层之间的矛盾尖锐地暴露出来。能造成最强烈的冲击的历史事件，就是战争与革命。因此，工人阶级经常会被战争与革命打得措手不及。但是，就算旧的领导层已经暴露出了它的腐烂，阶级还是不能立即创造出一个新的领导层，在阶级没有从上一时期继承下来一批坚强的、能够充分利用旧的领导层的瓦解的革命骨干时，这种情况就会更为严重。马克思主义要对阶级与其领导层的相互关系做出辩证的解释，而不是经院哲学式的解释，《怎么办》的死抠字眼的诡辩术，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
俄国工人是怎样成熟起来的
《怎么办》把无产阶级的成熟看作了某种完全静态的东西。然而，在革命期间，阶级的集体意识的演变过程，是一种变化最剧烈的过程，它直接取决于革命的进程。在1917年1月，甚至1917年3月（推翻沙皇专制之后），有谁敢断言，俄国无产阶级在八九个月之后就会“成熟”到夺取政权的程度呢？
无论是从社会角度还是政治角度来看，当时的工人阶级都是极不均匀的。在大战期间，工人阶级吸收了大量的小资产者（他们往往是反动的）、落后农民、妇女和青年，他们在工人阶级中的比例高达30%—40%。在1917年3月，工人阶级只有极少一部分追随布尔什维克党，而布尔什维克党内意见分歧也很严重。绝大多数工人支持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保守的社会爱国主义者。在士兵和农民当中，布尔什维克的支持者就更少了。还得补充一句：俄国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无产阶级的广大阶层，特别是在外省的，普遍都缺乏政治经验，而士兵和农民的文化水平更低、政治经验更少。
布尔什维克党有何优势？在革命开始时，只有列宁拥有透彻的、经过深思熟虑的革命思想。布尔什维克党的骨干比较分散，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是不知所措。但党在先进工人中间享有一定威信。列宁又在党的骨干中间享有崇高威信。列宁根据革命的具体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政治设想，并不断地根据新发生的事件加以补充。在革命形势下，即在剧烈的阶级斗争之中，这些优势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党根据列宁的设想——即根据革命的具体进展——迅速调整了方针政策。因此，党赢得了数以万计的先进工人的坚定支持。由于党立足于革命的具体进程之上，它才能在短短几个月里就让大多数工人接受它的口号。这大多数工人以苏维埃的形式组织起来后，他们就能把士兵和农民吸引过来。
这样一个动态的、辩证的过程，岂是“无产阶级的成熟或不成熟”这种干巴巴的公式所能涵盖的？在1917年2月或3月，使俄国无产阶级成熟起来的关键因素是列宁。他并不是从天而降的。他是工人阶级革命传统的化身。要让群众接受列宁的口号，就得有一批骨干，哪怕刚开始时这批骨干数量还很少；这批骨干必须信任自己的领导层，而这种信任，又要以先前的全部经验为基础才能培养起来。在分析问题时，如果忽略了这些因素，就会看不到活生生的革命，把活生生的革命偷换成了抽象的“力量对比关系”；这是因为，在革命期间，在无产阶级的集体意识的变化、落后阶层被先进阶层吸引、阶级对自己的力量越来越有自信等因素的影响下，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无时不刻不在发生剧烈的改变。在这个过程中，党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同样地，在党的机制中，领导层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在革命时期，领导层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承担着举足轻重的责任。
“成熟”的相对性
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对无产阶级的“成熟度”的严肃证明，但这种成熟是相对的。短短几年之后，同一个无产阶级就任由自己队伍中的一部分人蜕变为官僚，骑到了自己头上，窒息了革命。无产阶级不是果树，它不会在“成熟”之后就自动结出胜利的果实。革命的胜利是一个战略性任务。要想赢得胜利，就必须充分利用革命危机提供的各种有利条件，把群众发动起来；要推动群众前进，就必须以群众当前的“成熟”程度为起点，教会他们这些道理：阶级敌人绝非全知全能，在各种矛盾的撕扯下，它已分崩离析、外强中干。假如布尔什维克党未能完成这些任务，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就无从谈起。苏维埃就会被反革命粉碎，《怎么办》在世界各地的同类就会撰写无数文章，论证俄国无产阶级既数量稀少，又不够成熟，想在俄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纯属痴心妄想。
农民的辅助性作用
所谓农民“缺乏独立性”的说法，同样抽象、迂腐而虚伪。我们想问《怎么办》的智者一个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农民何曾提出过独立的革命纲领？何曾独立地发动革命？农民可以在革命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仍然只是辅助性的作用。
在许多事例中，西班牙农民进行了大胆而英勇的斗争。但要把全部农民群众都发动起来，无产阶级就必须做出坚决反抗资产阶级的榜样，以身作则，鼓舞农民，使农民相信斗争有可能胜利。然而，无产阶级自身的各种组织却总是在拖它的后退，瘫痪了它的革命倡议。
无产阶级的“不够成熟”，与农民的“缺乏独立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历史事件中的基本要素。阶级集体意识的基础，是阶级本身、阶级的人数、阶级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阶级的基础，是特定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又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难道说西班牙无产阶级的失败是由于科技水平不够高吗？
个人的作用
《怎么办》用机械决定论偷换了历史进程中的辩证法。所以它才会可鄙地嘲笑个人的作用，简单地把人区分为“好人”与“坏人”。历史是阶级斗争的进程。但阶级并不会自动地、同时地施展自己的全部力量。在阶级斗争的进程中，阶级创建了许多机关，这些机关发挥了重要的、独立的作用，并在各种压力的作用下发生了形变。这也给个人在历史上施展拳脚提供了舞台。法西斯主义能够统治德国，自然有其重大的客观原因，但是现在只有死抱着“决定论”的迂腐书生才会否认希特勒起到了重大的历史作用。列宁在1917年4月3日[3]返回彼得格勒，及时拨正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方向，使党能够领导革命走向胜利。
《怎么办》的智者也许会说，假如列宁在1917年初死在国外，十月革命“照样”会发生。但这是错误的。列宁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活跃因素。他是无产阶级最积极的那部分人的丰富经验与敏锐洞察力的化身。正是因为他及时出现在革命舞台上，先锋队才能动员起来，争得了把工农群众团结到自己身边的机遇。政治领导层在历史转折关头中的关键时刻所起到的作用，相当于总参谋部在战争的关键时刻所起到的作用。历史并不是一个自动发生的过程。不然的话，干嘛还需要领袖呢？干嘛还需要政党呢？干嘛还要有纲领呢？干嘛还会有理论斗争呢？
西班牙的斯大林主义
《怎么办》写道：“但是，革命群众为什么非要抛弃以前的领袖，投向共产党呢？”这个问题问错了。革命群众并没有全部抛弃以前的领袖。工人与自己原来的组织藕断丝连，并且还在观望、在考察它们。一般来说，工人是很难同唤醒了自己的阶级觉悟的党一刀两断的。此外，人民阵线内的各个政党还互相包庇，欺瞒工人：既然大家都这么说，那肯定不会错。刚刚开始觉醒、缺乏经验的群众，自然会投向共产党，因为它享有唯一一次胜利了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威望，而且群众也希望通过它获得稳定的军火供应。此外，共产党又是人民阵线最狂热的传教士，因此它赢得了工人阶级当中缺乏政治经验的阶层的信任。在人民阵线内部，共产党又是最狂热地坚持把革命局限在资产阶级范围内的政党，因此它赢得了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中层资产阶级的信任。这就是群众“投向共产党”的原因。
在这篇书评的作者笔下，无产阶级可以随意挑选政治领导层，就好像在一家品种齐全的鞋店里随意挑选新靴子一样。然而，众所周知，哪怕是在鞋店里选购靴子，也不一定次次都能买到合意的。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新领导层的选择面是很狭窄的。群众中的广大阶层必须经历了几个阶段，通过自己的切身体验，才会慢慢相信：新领导层比旧领导层更坚定、更可靠、更忠诚。当然，在革命期间，形势变化极快，哪怕是一个人数很少的党，只要它能对革命进程有着透彻的理解，并拥有一批坚定的、不会沉迷于空话大话、不会被迫害吓倒的骨干，它就能迅速壮大，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党。但是，这样一个党，必须在革命爆发前就建立起来，因为培养骨干需要较长的时间，而革命往往不会给它这么多时间。
统工党的叛卖
统工党是西班牙最“左”的政党，它确实吸收了一批与无政府主义没有密切关系的革命无产者。但正因为这样，这个党才会在西班牙革命的进程中发挥了致命作用。统工党未能成为群众性政党，因为要想成为群众性政党，首先就得向旧的工人政党发起不妥协的斗争，无情揭露它们的亲资本性，打倒它们。然而，统工党一边批判旧的工人政党，一边又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附和它们。它参加了“人民阵线”这个选举联盟；它参加了资产阶级政府，帮助资产阶级政府解散工人委员会；它参加了重建人民阵线政府的斗争；它总是向无政府派领导层屈服，并因此采取了错误的工会政策；它在1937年五月起义中犹豫不决，不敢革命。
从笼统的决定论的角度来看，当然可以认为，统工党会采取这种政策并非出于偶然。世上万物皆有其原因。然而，致使统工党采取中派主义路线的一系列原因，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它们反映了西班牙无产阶级或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的具体情形。两种因果关系互成角度而行，在某个时刻，它们相交了，发生了矛盾。可以用先前的国际经验、苏联官僚的影响、多次失败的影响等原因来解释统工党采取中派主义路线的政治原因和心理原因。但这并不能改变统工党的中派主义性质，不能改变中派主义政党必然会成为革命的制动器、必然会撞碎自己的脑袋、导致革命失败的事实。这并不能改变加泰罗尼亚群众远比统工党基层党员革命、而统工党基层党员又远比党的领导层革命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把采取错误政策的责任归咎于群众“不够成熟”，是政治破产者常用的骗术。
政治领导层的责任
历史就是这样被歪曲的：西班牙群众的失败，被归咎于劳动群众，而不是归咎于那些瘫痪了、甚至是直接镇压了群众革命运动的政党。统工党的辩护士为统工党领袖脱卸责任，只是为了逃避自己肩上的责任。这种空洞无力的哲学企图把失败涂抹成万物发展链条上的一个必要环节，它根本不能、也不愿指出：正是纲领、政党、个人等具体因素导致了失败。这种宿命论的、投降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革命行动的学说——完全背道而驰。
在内战中，各种政治任务是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的。假如内战的结局取决于“阶级力量的状况”，那就根本没必要打内战了。战争具有自己的组织、自己的政策、自己的方法、自己的领导层，战争的命运直接取决于这些因素。当然，“阶级力量的状况”是其它政治因素能够发挥作用的基础；但是，一栋楼房不能光有地基，却没有墙壁、门窗和天花板，同样地，“阶级状况”固然是基础，但这并不是说政党、政党的战略与领导层就不重要。《怎么办》的智者把各种具体的因素变成了抽象的概念，结果就悬在空中不上不下。按照他们的思路，要对西班牙革命失败的原因做出最“深刻”的解释，就应该宣布：西班牙无产阶级的失败是因为生产力不够发达。这种解释任何蠢人都能想得到。
《怎么办》的智者彻底抹消了先锋党与政治领导层的重要性，也就彻底抹消了革命胜利的可能性，因为这样一来就根本不能指望革命的条件会变得更为有利了。资本主义已经停止了发展，无产阶级的人数不再增加，失业大军的队伍却在不断加长，这不但没有加强无产阶级的战斗力，反倒削弱了它，并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产生了不良影响。同样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农民也不可能产生更高的革命觉悟。所以说，《怎么办》的分析完全抛弃了革命的前景，得出了彻底消极悲观的结论。不得不说——为了公正地评价他们——他们并不懂得自己在说什么。
其实，他们对群众的觉悟提出的要求，完全是空想。在革命形势中，西班牙工农群众已经献出了他们能献出的一切。我们必须牢牢记住这个由千百万人组成的阶级。
有些小学派、小宗派或小教派被阶级斗争的进程及反动派的反扑吓破了胆，只能缩在角落里编些小报，装模作样地写点理论文章，却完全脱离了革命思想的真实发展过程，更不用说群众运动了；《怎么办》就是它们的代表。
遭到镇压的西班牙革命
帝国主义、西班牙共和派、社会党、无政府派、斯大林党还有位于它们左边的统工党，全都沆瀣一气，坑害了西班牙无产阶级。西班牙无产阶级刚要着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它们就一齐瘫痪了革命。对付社会主义革命并不容易。除了残酷镇压、屠杀先进分子、杀害领导人，还没有人能想出其它办法。这当然不是统工党想要的。它想要的是：一方面，挤进共和政府，成为执政大联盟中的一个忠诚的、热爱和平的反对派；另一方面，在内战已经无法缓和的时候，建立一种和平友爱的关系。这种自相矛盾的政策，使统工党毁灭了自己。
在执政联盟当中，只有斯大林党始终如一地贯彻了自己的政策。他们是资产阶级共和派反革命的急先锋。他们要向西班牙和全世界资产阶级证明：他们能够打着“民主”的旗号，扼杀无产阶级革命，所以就用不着法西斯主义出场了。这就是他们的政策的宗旨。西班牙人民阵线已经破产了，破产者想把自己的责任转嫁给格伯乌。我们绝不会宽恕罪行累累的格伯乌，我相信没有人会怀疑这一点，但我们看得很清楚，而且我们还要告诉工人群众：在扼杀西班牙革命的罪行中，格伯乌仅仅是人民阵线最坚决的刽子手而已，这就是格伯乌的力量所在，这就是斯大林的历史作用。只有无知自大的市侩才会对此视而不见，却转过脸去轻佻地大谈所谓“大魔王”的愚蠢笑话。
这些人甚至根本不肯费心去想一想革命的社会性质。为了维护英法的利益，苏联官僚的马前卒宣称西班牙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人民阵线的叛卖性政策，就是以这个谎言为基础而炮制出来的，即使西班牙革命真的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这种政策也是完全错误的。但是，西班牙革命在刚开始的时候，就表现出了比1917年俄国革命更鲜明的无产阶级革命性质。统工党的领袖现在觉得安德列乌·宁的政策太“左”了，当初应该继续留在人民阵线里，充当它的左翼才对。真正的不幸在于：尽管宁用列宁与十月革命的威信来掩饰自己，他却不能下定决心同人民阵线决裂。维克托·塞尔日——他轻佻地对待严肃的问题，以此来急切地贬损自己——写道：宁不愿屈从于别人的命令，不管那人是在奥斯陆还是科约阿坎[4]。关于一场革命的阶级内涵的问题，就这样被弄成了八卦流言，这是一个严肃的人干得出来的吗？《怎么办》的智者对这个问题一言不发。他们根本不理解这个问题。真正重要的是：“不成熟的”无产阶级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机关、占领了工厂、试图管理生产；而统工党却死死抱着亲资派无政府主义者的大腿不放，不肯同他们决裂；无政府主义者又跟资产阶级共和派，跟亲资派社会党与斯大林党结盟，镇压和窒息了社会主义革命！显然，只有“僵化的教条”的代表，才会对这种“琐碎小事”感兴趣。《怎么办》的智者自以为拥有一种特殊仪器，不用研究阶级的革命战略的各种问题，也能准确测量出无产阶级的成熟度和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
本文是在托洛茨基同志的档案库中找到的遗稿，发表于《第四国际》英文版，1940年12月。
[1]M·卡萨诺瓦（M.Casanova）是米耶奇斯瓦夫·波尔腾施泰因的化名。米耶奇斯瓦夫·波尔腾施泰因（MieczysławBortenstein，1907—1942？），生于华沙一个犹太人家庭，1923年参加波兰共产主义青年团，被当局逮捕后流亡法国，1927年参加法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参加法国共产党，1934年被开除出党后，开始参加法国托派运动。1936年7月前往西班牙，参加了全劳联的民兵，并协助西班牙托派编辑报纸《列宁主义之声》（LaVozLeninista）。共和国覆灭后逃离西班牙，1939年3月在马赛被捕，被关进集中营，1942年8月19日被转移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在奥斯维辛遇害。——中译者注
[2]《被叛卖的西班牙》（SpainBetrayed）一书（英文版）可在此阅读：
https://www.marxists.org/history/etol/document/spain2/index.htm——中译者注
[3]公历为4月16日。——中译者注
[4]暗指托洛茨基同志。1935年6月18日，托洛茨基同志流亡挪威，在奥斯陆住到1936年9月；1936年12月19日，托洛茨基同志被挪威政府驱逐出境，1937年1月9日，托洛茨基同志抵达墨西哥后，就住在科约阿坎。——中译者注 |
绝不能信任内格林政府（1940年1月2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绝不能信任内格林政府
（1940年1月24日）
……正如我们所见，沙赫特曼顽固地要求我们拿出证据：反对派领袖以前曾在何时何地表现出了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我已经答复了这个问题，我还要再补充我和他的两封通信，在这两封信里我们讨论了对西班牙革命是否应该采取保卫主义立场、应该使用什么样的保卫主义方法的问题。1937年9月18日，沙赫特曼写信问我：
“……您写道：‘如果我们在西班牙国会里有一个议员，就会让他投票反对内格林的战争拨款[1]。’这一定是印错了，不然我们实在无法接受这种错误的推论。如果说在目前的西班牙内战当中，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还没有占据支配地位——这正是我们的看法——如果说这场内战的性质主要还是腐朽的资产阶级民主（以及与它有关的一切）同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如果说我们必须为反法西斯斗争提供军事援助，那么，我们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不能在国会里给战争拨款投赞成票。……比方说，如果内格林提出了一项议案，要给维斯卡[2]战线拨款一百万比塞塔，用于购买步枪，那么，要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的议员投了反对票，当维斯卡战线上的一个社会党同志质问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你们为什么要投反对票？’的时候，这个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又该怎么回答呢？我们实在想不出该怎么回答……。”（黑体字是我加上的——列·托）
这封信让我大吃一惊。沙赫特曼愿意对叛卖革命的内格林政府表示信任，是基于十足消极的理由，即“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还没有在西班牙内战中占据主导地位。
1937年9月20日，我写信答复了他：
“对内格林政府的战争拨款投赞成票，就等于在政治上投了内格林的赞成票。……这是犯罪。如果我们投了反对票，该怎么向无政府派工人解释？解释起来很简单：我们完全不相信内格林政府有能力指导战争并确保胜利。我们要谴责内格林政府袒护富人，让穷人挨饿。必须粉碎内格林政府。只要我们的力量还不足以推翻内格林政府并取而代之，我们就得在它的指挥下作战。但是，我们一有机会，就要公开表示不信任内格林政府；要想把群众发动起来，在政治上反对内格林政府，并为推翻内格林政府做好准备，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法。其它政策都是对革命的叛卖。”
我的答复的语气，只反映了一点点……我对沙赫特曼的机会主义立场感到的惊讶之情。谁都难免偶然犯错，但在两年半后的今天，这封信却提供了新的佐证。沙赫特曼以为，既然我们要保卫资产阶级民主，抗击法西斯主义，就不能不信任资产阶级政府。在把这个公式运用于苏联时，它就倒了过来——既然我们不能信任苏联当权派，我们也就不能保卫苏联工人国家。在这个事例中，虚假的激进主义与机会主义其实是一体两面。……
摘自《保卫马克思主义》（InDefenseofMarxism）中的《小创不治必成坏疽》（FromaScratch–TotheDangerofGangrene）。现在这个标题是《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加上的。本文在翻译时参考了刘家良同志的译文。
[1]请参阅《简析西班牙形势》一文。——中译者注
[2]维斯卡（Huesca）是西班牙阿拉贡地区的一个城市，在西班牙内战期间，该城被叛军占领，共和军曾多次试图攻打该城，但始终未能攻克。——中译者注 |
最大的罪过（1939年7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最大的罪过
（1939年7月15日）
……在各种下流的诽谤面前，皮维尔竭力维护安德列乌·宁的个人形象，这种做法自然是十分高贵的。但他却把宁的政治活动给吹捧成革命者的楷模，这就是不可容忍的了，只能说是对无产阶级的犯罪。当阶级之间的革命战争达到白热化的时候，宁参加了资产阶级政府，而这个政府的目标，就是摧毁无产阶级政府的基础——工人委员会。这个目标实现后，宁就被资产阶级政府扫地出门。此后，宁的党不但没有承认自己犯下了大错，反而还想重新钻进资产阶级政府。难道皮维尔敢否认这一切吗？关键不在于言论，而在于事实。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政治活动，就应该按照这个事实来评价：每到紧要关头，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总是会向资产阶级屈膝投降；而不应该用宁的发言或文章里的某句话来评价。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同资产阶级结盟就是最大的罪过。
皮维尔不但没有无情揭露这种致命的政策，反而为了给这种政策辩护，而翻印了库尔特·兰道的所有旧文章。兰道跟宁一样，都是被格伯乌杀害的。但是，尽管他们都是被斯大林的刽子手杀害的殉难者，尽管他们理应获得最强烈的同情，但这并不能使他们免去告诉工人真相的义务。兰道跟宁一样，代表着左翼孟什维克主义的一种变种，他们不是列宁的门徒，而是马尔托夫的门徒。兰道支持了宁的错误，而没有支持我们对这些错误的批判，他就像维克托·塞尔日、斯内夫利特和皮维尔本人一样，在西班牙革命中扮演了一个可悲的角色。在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内，有一个左翼反对派正在开始成长（何塞·雷布尔[1]和他的朋友们）。马克思主义者有义务去帮助他们，使他们从自己的批评中得出最终的结论。而皮维尔却在支持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内最糟糕的保守派，也就是戈尔金之流。不，皮维尔虽然同布鲁姆决裂了，但他并没有从中得出结论！……
本文摘自《“托洛茨基主义”与工农社会党》（“Trotskyism”andthePSOP），《新国际》，1939年10月。现在这个标题是《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加上的。
[1]茹塞普·雷布尔·卡布雷（JosepRebullCabré，1906—1999），生于塔拉戈纳。1915年在哥哥达尼埃尔（DanielRebullCabré，1889—1958）的引导下参加了革命运动。1927年参加西班牙共产党，1932年参与成立工农同盟，1935年参与成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1936年7月内战爆发后，在巴塞罗那参加了反击叛军的战斗。击退叛军后，担任《邮报》（ElCorreo）编辑，并在“马克思主义者出版社”（EditorialMarxista）的编辑。1937年五月事变发生时被捕，获释后转入地下，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
苏联当权派的反革命角色（1939年7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苏联当权派的反革命角色
（1939年7月1日）
……有些愚不可及的人以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干预了西班牙内战，所以苏联对西班牙内战的干预就是革命的。西班牙革命的爆发，既与苏联当权派无关，也完全出乎它的意料之外；西班牙革命爆发后，很快就表现出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趋势。而私有制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崩溃，会促使英国和法国拉拢德国一起对付苏联，这就是苏联当权派的心头大患。苏联当权派在犹豫再三之后，终于决定干预西班牙革命，不让革命突破资产阶级的界限。
苏联代理人在西班牙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瘫痪一切独立的工农革命运动，同资产阶级妥协，维持一种既不革命也不反动的民主共和体制。西班牙共产党在人民阵线中处于右翼。1936年12月21日，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1]给西班牙总理拉尔戈·卡瓦列洛写了一封秘信，极力劝说他不要触动私有财产，要向外国资本保证维持自由贸易，保证会继续维持议会民主制度，不要让工人委员会继续壮大。拉尔戈·卡瓦列洛后来让驻法大使阿拉吉斯泰因[2]公开了这封信（《纽约时报》，1939年6月4日[3]）；苏联当权派在面临社会主义革命时所采取的保守立场，在这封信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我们必须对苏联当权派做出公正的裁决——它可不是光动口不动手。格伯乌残酷镇压了西班牙革命派（“托派”、统工党、社会党左派、左派无政府主义者）。如今共和国已经覆灭，资产阶级政客利用格伯乌粉碎了革命之后，又开始主动曝出格伯乌在西班牙犯下的累累罪行了。……
本文摘自《世界政治中的苏联当权派》（TheKremlininWorldPolitics），发表于《新国际》，1942年10月。现在这个标题是《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加上的。
[1]克利缅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КлиментЕфремовичВорошилов，1881年2月4日——1969年12月2日），出身于乌克兰一个铁路工人家庭，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派，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被捕后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后逃脱。1908年再次被捕。1913年获大赦。二月革命后，于1917年8月在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年3月在卢甘斯克组织红军游击队。后任第10军军长。1919年改任乌克兰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1921年至1924年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1923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5年11月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26年至1960年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34年任国防人民委员，1935年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1940年改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二战后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2年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53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0年退休。——中译者注
[2]路易斯·阿拉吉斯泰因·凯维多（LuisAraquistáinQuevedo，1886年6月18日——1959年8月8日），曾当过领航员，1915年至1923年担任《西班牙》（España）杂志编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加入社会党，1929年第二次参加社会党。共和国成立后，曾参与起草新宪法。他是社会党左翼的理论家，支持无产阶级专政。1932年3月至1933年5月曾任驻德大使。1936年7月出任驻法大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流亡期间逐步抛弃革命立场，转向改良立场。——中译者注
[3]《纽约时报》根据这封信的法文版译出了英文版，并刊登了全文，还附上了四页原稿中第一页和最后一页的影印件。阿拉吉斯泰因还接受了采访，证实了这封信的真实性。——编注 |
逆流而上（1939年4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逆流而上
（1939年4月）
……在西班牙，同样的原因起到了同样的作用，但宁集团的可悲的所作所为也助了一臂之力。他作为俄国左翼反对派的代表前往西班牙，而在革命的第一年里，我们没有发动和组织我们自己的、独立的力量。我们想把宁争取到正确的立场上来。在公开场合，左翼反对派支持了他。在私人通信中，我们尝试争取他，推动他前进，但我们没有成功。我们白白浪费了时间。这样做对吗？这很难说。
要是我们以前在西班牙能有一个经验丰富的同志，我们的处境就会大为改善，但我们并没有这样的同志。所以我们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宁身上，可他的政策就是躲躲闪闪，逃避责任。他在跟革命玩捉迷藏。他的态度不可谓不真诚，但他在思想上完全是一个孟什维克。我们面临着严重的困难，而在革命的第一个阶段，我们自己的代表——宁等人——却篡改了正确的公式，用它去同这种困难作斗争，结果自然是难上加难。……
本文摘自《第四国际在欧洲的情况》（TheFourthInternationalinEurope），发表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内部公报》，1939年12月20日。现在这个标题是《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加上的。 |
他们的朋友米亚哈（1939年3月2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他们的朋友米亚哈
（1939年3月24日）
我从最新一期《社会主义呼声》上得知，斯大林党想把米亚哈及其同伙的政变阴谋跟我们扯上关系[1]。对于这一污蔑，《社会主义呼声》已经发表了严正声明。关于这个问题，不妨让我引用一下我在1937年12月写的《西班牙的教训：最后警告》中的一句话：我根据当时的情况，分析了内战双方的头目握手言和的可能性后，然后我写了这么一句话：“不难理解，假如这种情况真的发生了，‘民主’的最后一点残余将会在米亚哈将军（共产党员！）和弗朗哥将军（法西斯分子！）的热烈拥抱中窒息。”
马克思主义理论甚至提供了对个人问题做出某些预测的可能。斯大林派的实践（这里根本没有理论可言）是由一系列叛卖和污蔑构成的。
本文发表于《社会主义呼声》，1939年3月31日。
[1]1939年2月，加泰罗尼亚沦陷后，西班牙共和国大势已去。3月5日，以共和军中央集团军司令塞希斯蒙多·卡萨多（SegismundoCasado，1893—1968）上校为首的一批军官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内格林政府，试图同弗朗哥谈判，争取比较有利的投降条件。但弗朗哥无情地拒绝了他们的要求。米亚哈也参加了政变，并出任国防委员会主席。详情请参阅：
www.marxists.org/chinese/broue/1961/22.htm——中译者注 |
答西碧尔·文森特（1939年3月1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答西碧尔·文森特
（1939年3月18日）
（记者问：世界大战是否不可避免？假如大战爆发，是否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
……假如西班牙革命能获胜，就会给法国乃至全欧洲的革命运动注入巨大的推力，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一旦胜利，帝国主义战争就会失去意义，也根本打不起来，还没爆发就会阻止。然而，西班牙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在它最终被弗朗哥匪帮打垮之前，就已经被斯大林—阿萨尼亚—卡瓦列洛—内格林—加西亚·奥利维尔的联盟给窒息了。只有革命才能阻止帝国主义战争，但是，西班牙革命的失败，使帝国主义战争在被最终阻止之前，能够肆虐更长的时间。只有瞎子才看不出这一点！……
（记者问：希特勒是不是民主国家的大敌？）
……我对于西班牙内战的意见？关于这个问题，我已经在报刊上多次表达过自己的意见了。
西班牙革命本质上是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工人曾多次尝试推翻资产阶级，夺取工厂；农民试图夺取土地。在斯大林党领导下，“人民阵线”为了给奄奄一息的资产阶级民主续命，扼杀了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工农群众心灰意冷，共和军士兵沮丧消沉，最终导致了共和国的溃败。
用英法的叛卖来解释西班牙革命的失败，是无济于事的。“民主”帝国主义当然会全身心地站在西班牙反动派一边，并全力帮助弗朗哥。它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整个西班牙资产阶级都投靠了弗朗哥，而英国自然是跟它们站在一起。但在内战刚开始的时候，张伯伦并不相信弗朗哥能获胜，却又不想过早暴露自己对弗朗哥的同情。法国政府跟以往一样，只能服从法国资产阶级的意志。莫斯科当局扮演了绞杀西班牙革命工人的刽子手，以此向英法效忠。所谓的“人民阵线”的背叛性的、反社会主义的政策，是导致这场英勇而又猛烈的革命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如果农民得到了土地，工人得到了工厂，弗朗哥就会毫无胜算！……
（记者问：弗朗哥政权能维持下去吗？）
纳粹德国扬言要建立“千年帝国”，弗朗哥政权当然不可能维持那么久。但是弗朗哥拥有一些与希特勒相同的条件，他能在一定时间内维持自己的统治。西班牙工人阶级在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后，又遭到了惨重的失败，他们对旧的政党无比失望：社会党、无政府派和“共产党”打着“人民阵线”的旗号，合力扼杀了社会主义革命。西班牙工人不得不先经过一段消沉的时期，然后才会慢慢地、顽强地走上新的道路。群众消沉、屈服的时间有多久，弗朗哥的统治就能维持多久。……
本文摘自伦敦《每日先驱报》（DailyHerald）记者西碧尔·文森特（SybilVincent）对托洛茨基同志的采访，全文发表于1939年4月4日的《社会主义呼声》与1939年5月27日的《每日先驱报》，题为《只有革命才能终结战争》（OnlyRevolutionCanEndWar）。现在这个标题是《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加上的。 |
左翼中派主义的罪过（1939年3月1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左翼中派主义的罪过
（1939年3月10日）
亲爱的盖郎[1]同志：
……有了过去几年的经验，贵党却还能与英国独立工党、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其它类似的组织结成政治联盟，来反对我们，……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皮维尔说贵党“一致”愿意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辩护，反驳我们对它的批评。我暂且不管这个“一致”的问题：我不清楚贵党党员是否详细了解西班牙革命的历史，是否详细了解革命期间各个派别的斗争历史，特别是第四国际的代表就西班牙革命的各种问题发表的论著。但是，一言以蔽之，贵党的领导层显然根本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究竟犯了什么样的致命错误，这些错误源自它的中派主义的、不革命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性质。
从西班牙革命开始之初，我就同一些活动家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安德列乌·宁。我们互相写了几百封信。好几个月后，我终于得出结论：尽管宁对事业一片赤诚，但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中派主义者，他充其量只能成为西班牙的马尔托夫，也就是孟什维克左派。在革命中什么是孟什维克主义的政策，什么才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政策，皮维尔根本分辨不出来。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领袖从来没有假装过自己在发挥独立的作用；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在给各种群众组织的领袖充当“左边”的诤友与顾问[2]。由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对自己、对自己的思想缺乏信心，所以它才采用了这种政策，而正是这种政策同规模宏大的阶级斗争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导致了它的口是心非、言不由衷，导致了它反复陷入犹豫不决、摇摆不定的状态。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领袖没有发动先锋队，同反动势力及其走狗（包括无政府派官僚在内）作斗争，反而去用半革命的说教，向那些背信弃义的领袖苦苦劝谏，为了给自己辩白，他们声称“群众”不可能理解另外一种更加坚决的政策。
左翼中派主义总是愿意在口头上采用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并且从不吝于大唱高调，特别是在出现了革命形势的时候。但是中派主义的致命痼疾，就是它无法根据自己的总体设想，做出大胆的策略上的与组织上的行动。他们总是以为“形势尚未成熟”，“先得让群众做好心理准备”（通过闪烁其词、口是心非、外交辞令等手段）；而且他们害怕同右派的朋友断绝惯常的友好关系；他们尊重“个人”意见；所以，他们总是……打击左派，以求在严肃的公众舆论的眼中抬高自己的身价。
这也是马索·皮维尔的政治心理。他根本不明白，在我们这个时代，阶级斗争具有不可调和的和无情的性质，而在思想和教育方面，这些性质就必然会表现为：以毫不留情的姿态，提出各种重大问题，并与种种踌躇不决进行激烈的论战。而在他看来，这就是“宗派主义”，是不尊重其他人的人格，等等，也就是说，他在道德上还完全停留在小资产阶级的水平。这也能算是“重大分歧”吗？没错，我想象不出工人运动内还能有什么分歧会比这更重大。我们跟布鲁姆之流并没有“分歧”：只是我们跟他们分别站在街垒的两边。
西班牙革命失败的原因
就像所有机会主义者和中派主义者一样，马索·皮维尔也把西班牙无产阶级的失败，归咎于法帝国主义、英帝国主义与克里姆林宫的波拿巴主义集团的罪恶行径。这简直就是在说，无论何时何地，革命都是不可能胜利的。西班牙革命的宏大规模、坚韧顽强，以及工人群众展现出的伟大的英雄主义气概，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帝国主义“民主派”与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雇佣走卒，他们对西班牙革命的反应，总是一成不变的。难道对他们还能指望什么吗？皮维尔不但没有分析各种革命或半革命的组织的政策为什么会失败，反而把一切都归咎于资产阶级及其走狗的罪行，这是何等的可耻！所以，必须用正确的政策来反对他们！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要为西班牙的悲剧承担重大责任。我完全有权这么说，因为我从1931年开始，就在写给安德列乌·宁的多封信件中，预言过这种灾难性的中派主义政策一定会导致这种后果。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领袖提出了一些总体上算是“左”的公式，制造了一种在西班牙存在着革命党的假象，并且阻止了真正的、绝不妥协的无产阶级流派的出现。同时，他们又采取了迎合一切形式的改良主义的政策，从而把自己变成了形形色色的叛徒（无政府主义者、社会党和共产党）的最好的帮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许多工人是真诚而英勇的，他们理应得到我们的同情；在反动势力与斯大林主义的暴徒面前，我们随时准备挺身而出，尽最大的努力去保护他们。但是，一个感情用事、无法客观地判断某个政党的真正本质的革命者，是毫无用处的。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总是想找到一条阻力最小的路线，它见风使舵、推脱责任，跟革命玩捉迷藏的游戏。它先是对西班牙的力量对比视而不见，在加泰罗尼亚给自己画地为牢。当时领导加泰罗尼亚工人阶级的是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起初先是忽视了斯大林主义的危险（它对一切警告充耳不闻！），并主动配合无政府主义官僚阶层。为了不给自己造成“多余的”困难，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领袖对这一事实视而不见：无政府主义官僚与其他改良主义派都是一路货色，只不过他们用了另外一套词藻来掩饰自己。
为了避免破坏自己同全国劳工联盟的上层人物的关系，并使自己能够继续充当这些人的顾问，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没有在全国劳工联盟内部深入发展自己的势力。这是马尔托夫的立场。但是——我要为马尔托夫说句公道话——他好歹没有犯过像参加加泰罗尼亚政府这种拙劣而可耻的错误呢[3]！公然脱离无产阶级阵营，投靠到资产阶级阵营那边去！马索·皮维尔却对这些“细枝末节”视而不见。
对那些在革命期间向资产阶级全力倾泻阶级仇恨的工人来说，“革命”领袖参加资产阶级政府，是非同小可的事情：它导致了思想混乱和士气低落。而这并不是突然从天而降的。它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政策所必然导致的一个环节。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领袖大谈社会主义革命对于资产阶级革命的优越性；但他们根本没有为社会主义革命进行认真的准备，因为这就等于要无情地、大胆地、坚决地把无政府派的、社会党的和共产党的工人都发动起来，去反对他们那些背信弃义的领袖。要认真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准备，就必须做到：即使会遭到千夫所指，也不怕遭到那些领袖的孤立，不怕在初期变成一个“宗派”；提出正确而又明确的口号，对明天做出预测，并根据各种事件，揭露正式的领袖的真面目，把他们从权位上赶走。
布尔什维克党在八个月的时间里[4]，就从一个小集团变成了一支决定性的力量。西班牙无产阶级的能量与英雄主义，使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获得了几年的准备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有过两三次机会挣脱襁褓，长大成人。如果它没能长大，那么这完全不能怪罪各路“民主”帝国主义与莫斯科官僚，导致它没能长大的是一个内因：它自己的领导层并不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也不知道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负有重大的历史责任。如果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没有充当无政府主义的尾巴，没有同“人民阵线”勾结；如果它能够采取坚决的革命政策，那么，在1937年5月起义的时候，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它就会成为群众的领袖，并确保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不是革命党，而是被革命推到浪尖上的中派主义党。两者截然不同。马索·皮维尔至今都不懂得这一点，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中派主义者。……
本文摘自《中派主义与第四国际》，发表于《新国际》，1939年5月，署名为“列·托”。现在这个标题是《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加上的。
[1]达尼埃尔·盖郎（DanielGuérin，1904年5月19日——1988年4月14日），生于巴黎。1932年参加法国总工会。三十年代中期参加了马索·皮维尔领导的“革命左派”，革命左派被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开除后，成为工农社会党主要领导人之一。此后接近托洛茨基。1940年法国沦陷后与部分托派成立“第四国际委员会”（ComitépourlaIVeInternationale）。二战后又远离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1946年移居美国。——中译者注
[2]就跟皮维尔从很久以前——实在太久了——就开始充当布鲁姆之流的左翼诤友与顾问一样。令我无比担忧的是，直到现在，皮维尔和思想上与他最亲近的那批人，都还没有明白：布鲁姆并不是一个思想上的竞争对手，而是一个公开的——而且还是不诚实的——阶级敌人。——原注
[3]1917年二月革命后，马尔托夫始终反对让孟什维克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而安德列乌·宁却在革命后参加了加泰罗尼亚资产阶级政府，出任司法部长。——中译者注
[4]指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这段时间。——中译者注 |
再谈西班牙革命失败的原因（1939年3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再谈西班牙革命失败的原因
（1939年3月4日）
雨伞的发明家
法国有位幽默作家写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小资产者冒雨上街，路上突发奇想：要是给街道都安上顶棚就好了，那样就不怕下雨了……可是空气会很闷……不如给顶棚装根轴，让人自己拿着走……我们的发明家最终恍然大悟：“这不就是雨伞嘛！”这样的“发明家”，在今天的“左派”当中比比皆是！
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曾让改良主义政策多年抬不起头。但是，随着热月反动的到来，斯大林党和他们的走卒就开始重新发明改良主义的雨伞：“人民阵线”（与资产阶级结盟）；保卫民主祖国是无产阶级的职责（社会爱国主义）；等等等等。他们干这活的时候，就像一无所知的外行人一样卖力！
另一种被重新发明出来的雨伞
墨西哥的《人民报》（ElPopular）因其渊博的学识、诚实的思想和革命的政策而蜚声国际，吉列尔莫·贝加斯·列昂（GuillermoVegasLeón）——他在我们的读者当中小有名气——在这家报纸上发表文章，用一种重新发明出来的雨伞，为西班牙人民阵线的政策辩护：西班牙内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反法西斯战争；既然如此，那就千万不能冒险，不能夺取工厂和土地；只有法西斯分子的同伙才会支持这种冒险；等等等等。活在廉价报纸营造的天国里的人，任何历史事变都无法让他们有所长进。
列昂先生有所不知，俄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克伦斯基的党）早就用过这把雨伞了。他们不知疲倦地反复强调：俄国革命是“民主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在同威胁着新生的民主共和国的大敌——德国交战时，千万不能搞没收生产资料之类的冒险，不然就是帮了德国皇帝的忙！尽管这帮人当中不乏流氓败类，他们却厚着脸皮宣称：布尔什维克鼓吹社会主义革命，肯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原因……。
革命的阶级性质
一场革命的性质是“反法西斯战争”还是无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不能看政治标签，要看国家的具体阶级结构。列昂先生这号人完全忽视了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社会发展。在资本主义国家，这一发展过程把中小资产阶级挤进了角落里，他们失去了原来的阶级地位，力量大为减弱。包括西班牙在内的现代各国的主要阶级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任何情况下，小资产阶级都无法长期掌握政权；政权要么属于资产阶级，要么属于无产阶级。西班牙资产阶级为了保住自己的财产，全都投靠了弗朗哥。只有无产阶级能够认真地进行反法西斯斗争，只有无产阶级能够把被压迫群众（首先是农民）团结在自己身边。但是，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建立工人政权。
中国的反面教训与俄国的正面经验
列昂先生会反驳说：当前的目标是战胜法西斯主义，必须集中全力完成这个目标，不能分心，等等等等。说得没错！但请告诉我们：既然地主和资本家都投靠了弗朗哥，凭什么不能动他们的土地和工厂？难道是因为工农群众“还不够成熟”，不足以夺取土地和工厂？然而他们早就自己起来夺取土地和工厂了，这还不够“成熟”吗？在斯大林党领导下，自称“共和派”的反动派粉碎了强大的群众运动，他们抬出“反法西斯”的大义名分，实际上完全是在为有产者效劳。
我们另举一个例子。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是一场反抗日本侵略者和压迫者的正义自卫战争。在斯大林政府的协助下，国民党政府以抗战为借口，粉碎了一切革命斗争，特别是农民夺取土地的斗争。剥削者与斯大林党异口同声：“现在还不是解决土地问题的时候，应当共同抗击日寇。”但是，只要中国农民能分得土地，他们就会拼死抵抗日帝。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注意：在十月革命后的三年内战中，我们战胜了包括帝国主义列强的远征军在内的无数敌人，这首先是因为农民得到了土地，工人得到了工厂。社会主义变革与内战的结合，使俄国革命不可战胜。
列昂先生之流判断一场革命的性质的根据，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给它安上的名字，而不是它在具体的阶级斗争中的表现，更不是革命群众的感觉——虽然他们的“感觉”还没有上升到完全自觉的程度。但是，我们不是通过自由派市侩阿萨尼亚的眼睛，而是通过巴塞罗那与阿斯图里亚斯的工人与塞维利亚的农民的眼睛去观察革命的；农民正在夺取土地，工人正在夺取工厂，他们都在为了更美好的明天而战，而不是为了人民阵线的旧议会雨伞。
空洞抽象的“反法西斯主义”
“反法西斯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者”的概念，等于捏造和谎言。对于一切社会现象，马克思主义都是从阶级角度来分析的。只有在法西斯主义会断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议会或其它方面的前程时，阿萨尼亚才是“反法西斯主义者”。必须在法西斯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做出抉择的时候，阿萨尼亚总是会选择法西斯主义。这已经为他在革命的七年中的全部政策所证明。
另一方面，“消灭法西斯，保卫民主！”的口号，也吸引不了千百万人民群众，因为共和阵营在内战期间也毫无民主可言。弗朗哥和阿萨尼亚有许多共同点：军事独裁、书报审查、强制征兵、饥荒、鲜血和死亡。“保卫民主！”的抽象口号，可以让自由派记者热血沸腾，却根本打动不了被压迫的工农群众。对于工农群众而言，保卫民主就等于保卫奴役和赤贫。只有马上获得更好的生活条件，工农群众才会全力抗击法西斯主义。因此，在社会意义上，无产阶级与贫农的反法西斯斗争不能是防御战，只能是进攻战。所以，列昂之流大错特错了：他们跟在更“权威”的市侩屁股后面，教育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拒绝乌托邦，在反法西斯斗争期间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想法就是乌托邦。其实，不推翻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也能进行反法西斯斗争的想法，才是最糟糕、最反动的乌托邦。
胜利曾经在望
这些人的彻底无知，实在令人震惊。他们对于自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来的世界阶级斗争文化一无所知；民主革命的概念及其内部阶级机制，早已被马克思和恩格斯仔细分析过；共产国际头四次代表大会的基本文件和第四国际的理论研究，已经解释和证明了——并让婴儿也能够理解——这一事实：在现代条件下，无产阶级如果不夺取政权，反法西斯斗争就不可能获胜。显然他们对此一无所知。
在他们的想象中，历史应当把社会主义革命的各种条件给仔细准备好，然后给大家分配好角色，再立个凯旋门，上面用显眼的大号字体写上：“社会主义革命入口处”，里面放着十拿十稳的胜利，恭迎各位伟大领袖大驾光临，用部长、大使之类的要职犒赏他们。别做梦了！实情根本不是这样；真实的情况要复杂得多、艰巨得多、危险得多。机会主义者、反动的呆子和小资懦夫从来不愿认清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势。要想认清这种形势，只有成为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布尔什维克，并蔑视“有教养的”小资产阶级舆论——这种舆论反映的只是资产阶级对革命的恐惧。
无产阶级本来可以夺取政权
1937年5月起义之后，全劳联和伊无联的领袖曾宣称：“所有的力量都在我们一边，只要我们想，随时都能夺过政权，但我们拒绝任何形式的专政。”资产阶级的无政府派走卒想不想夺取政权，从长远来看并不重要。但他们毕竟承认了起义工人拥有足够的力量，完全可以夺取政权。假如起义工人能有一个革命的领导层而不是叛卖他们的领导层，他们就能够消灭阿萨尼亚的整个国家机器，建立工人苏维埃政权，把土地分给农民，把工厂分给工人——那样的话，西班牙革命就会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一往无前。
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因为西班牙没有革命先锋党，却有一大帮自命社会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反动派，他们打着人民阵线的旗号，扼杀了社会主义革命，确保了弗朗哥的胜利。
前有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出兵干涉，后有“民主”英法的叛卖，所以失败就是无法避免的？这个解释实在荒唐。敌人永远都是敌人。反动派一有机会就会干涉。帝国主义“民主”国家总是会叛卖。这个解释等于是说无产阶级根本不可能胜利！照这么说，法西斯主义为什么会在意大利和德国获胜？当时可没有外部干涉，倒是有强大的无产阶级和规模庞大的社会党，德国还有强力的共产党。为什么它们没能战胜法西斯主义？因为主流工人政党只会一味“反法西斯”，却回避唯一能战胜法西斯主义的武器——社会主义革命。
西班牙革命是一所伟大的学校。必须认真学习它提供的宝贵的经验教训，绝不能容忍丝毫的轻浮态度。打倒欺诈的党棍！打倒满口空话的吹牛家！打倒傲慢自大的庸人！打倒思想上的寄生行为！我们必须严肃、真诚地学习，并为将来做好准备。
发表于《社会主义呼声》，1939年3月21日，未署名。中译文参考了李星同志的译文。 |
帝国主义的秘诀（1939年3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帝国主义的秘诀
（1939年3月4日）
社会党人列昂·布鲁姆和保守党人张伯伦，两人都是“和平”之友，他们坚决不肯干预西班牙。斯大林（前布尔什维克）通过麦斯基[1]大使（前孟什维克），同他们携手合作。布鲁姆、张伯伦和斯大林的纲领虽然稍有不同，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崇高目的而友好地合作。
然而，张伯伦现在宣布：尽管英国政府已经承认了弗朗哥政府，意大利和德国却没有把所谓的“志愿者”撤出西班牙，因此英国准备采取最严厉的措施，甚至可能开战。在这个问题上，张伯伦得到了“不干涉”政策的另一位著名拥护者——激进社会党人达拉迪耶的完全支持。这些绅士实在太热爱和平了，他们不愿动用武力保卫民主。但是凡事都有个限度，即使是他们这样久经考验、热爱和平的人类之友，也有忍无可忍的时候，张伯伦现在公开宣布：德意军队驻留在伊比利亚半岛，会破坏地中海的“均势”。简直忍无可忍！英法根本不愿保卫西班牙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甚至还帮助弗朗哥扼杀了它；但它们现在不惜动用武力，也要维持地中海的“均势”——这个谜一般的技术性词汇，其真实含义是：英法两个殖民强盗不惜动用武力，也要保住自己的殖民地，保住通往殖民地的海上交通线。
我们斗胆问一下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诸位大人：为了建立你们承诺过的全世界保卫民主大联盟，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历史条件、政治条件和其它条件？法国人民阵线给政府撑腰；西班牙人民阵线的斗争是以保卫民主的名义进行的。两者都把“保卫民主”当成头等大事，你们还能想象出比它们更看重“保卫民主”的例子吗？假如“国民阵线”撑腰的“社会党”政府都拒绝保卫民主制度，哪怕是“社会党”领导的民主制度，那么问题就来了：何时、何地、哪种政府会担当起保卫民主的任务呢？也许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预言家能回答这个问题？
其实，英法这两个帝国主义民主国家的统治阶级，从一开始就是完全站在弗朗哥一边的；只不过他们当时对弗朗哥能否获胜并没有太大把握，又不想过早暴露自己对弗朗哥的同情。但是，随着弗朗哥的胜算越来越大，“伟大的民主国家”的有产阶级的真正嘴脸就暴露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公然、越来越无耻。英法两国都非常清楚：通过军事独裁的手段去控制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弱小国家，要比通过民主或半民主的手段去控制更加容易。
小资产阶级“社会党人”布鲁姆在国内必须跟众议院内最反动的议员结盟，同样地，他在国外也必须跟张伯伦的保守党政府结盟。这是法国金融资本给他定下的铁律。从西班牙内战爆发之初，英国的对西政策就是：坐山观虎斗，不管哪一方获胜，都需要资金来重建国民经济，而德国和意大利都出不起这么多钱；到头来，内战的胜利者还是得找英国借钱（也得找法国借一点），所以它必定会对自己言听计从。
布鲁姆从一开始就参加了英国的计划。他不可能有自己的计划，因为他的半“社会党”政府完全依赖法国资产阶级的支持，而法国资产阶级又完全依赖英国的支持。布鲁姆到处宣扬保卫和平是比拯救民主更加神圣的任务。可他其实只是在给英国资本的计划打掩护。干完这份脏活后，他就被法国资产阶级赶下了台，只好到处宣传“拯救西班牙共和国”的神圣使命。他如果不说一些廉价的“左”的辞藻，就再也不会得到在危急时刻替法国资产阶级效劳、出卖无产阶级的机会。
苏联外交官确实曾赌咒发誓要保卫西班牙的民主，而他们的政策却彻底毁灭了它。但他们正在莫斯科谨慎地斟酌自己的言辞，因为他们准备同纳粹德国苟合。为了把自己的统治延长一礼拜，波拿巴主义官僚随时可以出卖世界上所有民主国家，更不用说国际无产阶级了。斯大林和希特勒可能都在虚张声势；他们都想吓倒张伯伦、达拉迪耶甚至罗斯福。可要是帝国主义“民主”国家没有被吓倒，莫斯科和柏林的这种虚张声势就会变本加厉，远远超乎预想。为了掩盖自己的阴谋诡计，苏联官僚需要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的头面人物的协助，反正这样又要不了太大代价。
这些社会爱国主义的吹鼓手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人：一种是党棍，他们完全清楚自己在干什么；另一种是老黄牛，他们并不完全相信自己鼓吹的东西，但还是盲目地跟着跑。但还有不少人介于两者之间。他们曾容忍了“不干涉”的卑鄙闹剧，帮助斯大林绞杀西班牙无产阶级。等到西班牙共和国被一同绞杀后，他们就开始抗议了，然而，他们却根本不想抛弃人民阵线或“民主力量的大联合”。在这种帝国主义的闹剧中，他们总是扮演最耻辱、最不要脸的角色。
西班牙人民的鲜血还没有流干。在不久的将来，谁会放干他们最后的一滴鲜血？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还是张伯伦和他的法国同伙？这个问题取决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力量对比。为了和平、民主、种族、权威、秩序、均势和其它什么崇高而又无价的目标而战，就等于为了重新瓜分世界而战。西班牙的悲剧将作为新一次世界大战的序幕而载入史册。世界各国的统治阶级无不害怕世界大战，同时又在全力备战。一部分帝国主义匪徒利用人民阵线这个骗局，向人民群众隐瞒自己的战争计划，同时，其它匪帮也在利用血统、荣誉和种族之类的辞藻来欺骗人民群众。小资产阶级空谈家与吹牛家替帝国主义蒙蔽工人群众，不让他们看到赤裸裸的真相，协助了帝国主义的备战工作。
所以说，世界各国的统治阶级正在用各种方法，策划着对人类进行新一轮大屠杀。要想拯救人类，不让人类在废墟中灭亡，就必须做到以下几点：让无产阶级先锋摆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影响；提出彻底独立的无产阶级政策；完全不信任帝国主义的各种骗局，无论是民主的还是法西斯的；无情地同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斗争；顽强地、有组织有计划地、不倦地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准备！
发表于俄文版《反对派公报》第75—76期，1939年3月—4月，未署名。由耶恩·弗雷泽从俄文译为英文，中译文即根据弗雷泽的英译文转译。
[1]伊万·米哈伊洛维奇·麦斯基（ИванМихайловичМайский，1884年1月19日——1975年9月3日），生于沃洛格达州基里尔洛夫市一个军医家庭，1901年考入彼得堡大学，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于孟什维克派。在1905年革命期间曾当选萨拉托夫工人苏维埃委员。1908年流亡国外。二月革命后回国。1918年参加萨马拉的白军政府，为此被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开除出党。1919年脱离孟什维克，1921年参加俄共（布），1929年任驻芬兰大使，1932年任驻英国大使，1943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46年起在莫斯科大学执教。1953年被捕，被判处6年徒刑，1955年获释。——中译者注 |
西班牙、斯大林与叶若夫（1939年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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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斯大林与叶若夫
（1939年3月4日）
格伯乌前任头子叶若夫的失宠，有多方面的原因。但这肯定与西班牙事变脱不了干系。格伯乌直接地、最积极地插手了共和军的大小事务，导致了共和军的溃败，这对格伯乌及其莫斯科主子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威胁。
斯大林雇佣的各国流氓打手在伊比利亚半岛犯下的滔天罪行，总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成千上万的目击者、受害者与同谋者正在从西班牙逃往世界各地。无论他们逃到哪里，他们都会记得格伯乌在西班牙犯下了什么罪行。因此，各国广大人民都能了解到事实真相。
假如共和军赢得了内战的胜利，许多人就会宽恕斯大林的罪过：“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但是，现在所有人都能一清二楚地看出：斯大林对革命者的无耻暗害，加速了弗朗哥的胜利。许多被蒙蔽的人将会睁开眼睛看清真相。
斯大林重施故技，撤换了叶若夫，借此宣布：“该对这一切负责的是叶若夫，不是我。”可这一招已经用过好多次了，它已经显得越来越愚蠢，还有谁会相信这种怯懦的诡计呢？在全世界工人阶级的面前，斯大林必须为他在西班牙犯下的罪行承担罪责——既包括共产国际的叛卖行径，也包括格伯乌的构陷与暗杀。
格伯乌的罪行罄竹难书，几乎遍布全世界。继西班牙的大屠杀之后，它的受害者还在不断增加，在它不得不放走受害者时，它的特务总是说：“给我记住，你永远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在它的威胁之下，许多人不得不保持沉默。
我们现在必须让这些担惊受怕的受害者开口。全世界的同志都要向那些曾受格伯乌迫害的人解释：他们有义务把自己知道的一切公诸于世，必须让群众得知这些罪行，他们在苏联的亲友才有可能得救。第四国际各国支部必须全力帮助他们揭露格伯乌的罪行，同国际斯大林匪帮作斗争，是目前最紧要的任务之一。
发表于《社会主义呼声》，1939年4月21日，未署名。 |
西班牙的悲剧（1939年2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西班牙的悲剧
（1939年2月）
当代史上最为悲怆的一出悲剧，正在西班牙落下帷幕。弗朗哥既没有可靠的军队，也得不到人民的支持。驱使法西斯军队的精神动力，只有剥削者的贪婪：不惜流干四分之三人口的鲜血，也要统治剩下的活人。然而，仅凭这种食人狂魔一般的凶残，还不足以战胜英雄的西班牙无产阶级。弗朗哥需要共和阵营的帮助，并得到了它。他的主要帮凶是斯大林——布尔什维克党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掘墓人。无产阶级的光荣首都巴塞罗那的陷落，是1937年5月巴塞罗那起义工人惨遭屠杀所导致的直接后果。
弗朗哥是个小人，他的手下是一帮卑劣的冒险家，没有荣誉感、没有良知、没有军事才干；但他具有一个巨大的优点——他拥有清晰明了的纲领：保卫和巩固资本主义所有制，恢复剥削者的统治，恢复教会的至尊地位，复辟君主制。
出于本能，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不管是法西斯国家还是民主国家——的有产阶级，全都站在弗朗哥一边。而共和阵营的头目却是一帮失势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侍从。共和头目不能投靠法西斯主义，因为他们的影响力和收入全都依赖于资产阶级民主机制，这套机制的正常运转需要（或曾经需要！）一大批律师、议员和记者，简而言之，需要一大帮资本主义的民主“办事员”。阿萨尼亚及其同伙的纲领，只是对往昔的怀念。这是根本不够的。
为了拉拢群众支持自己，人民阵线说了许多漂亮的谎话，炮制了许多美妙的幻想。在一段时间里，这些办法挺管用的。群众确保了已有的革命成果，在已有成果的激励下，他们相信革命会发展到自身逻辑的尽头——彻底改变所有制，把土地分给农民，把工厂交给工人。群众对美好未来的期盼，构成了革命的动力。然而，光荣的共和领袖却竭力践踏和玷污被压迫群众的美好愿望，甚至干脆是将其淹没在血泊之中。
结果，正如我们在过去两年里观察到的，工农群众对共和阵营的不信任和仇恨与日俱增。革命热情和自我牺牲精神，逐渐被冷漠和绝望取代。共和领袖欺骗和践踏了群众，群众便抛弃了他们。这就是共和军一败涂地的主要原因。欺骗和屠杀革命工人的主谋是斯大林。西班牙革命的失败，是早已罪行累累的苏联官僚犯下的又一无法洗刷的罪行。
巴塞罗那的失陷，既是对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重大打击，也给它提供了重大的教训。西班牙人民阵线是有组织地欺骗和叛卖被压迫群众的机构，它的真面目已经彻底暴露。“保卫民主”这个口号再次暴露了它的反动本质与空洞。资产阶级想让剥削制度永世长存；无产阶级要让自己获得解放。这就是现代社会的两大阶级的真实任务。
可悲的小资产阶级政治掮客在失去了资产阶级的信任和资助后，试图挽救过去的美好时光，却不肯向未来做出半点让步。他们开了一家名叫“人民阵线”的合股公司。尽管具备胜利的一切条件，他们却在斯大林的领导下，确保了最为悲惨的失败。
西班牙无产阶级表现出了高度的主动性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毁灭革命的是那些猥琐、卑鄙、败坏至极的“领袖”。巴塞罗那的失陷，首先标志着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破产；腐朽至极的无政府主义也会跟着它们一同陪葬。
走上新路，工人们！走上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发表于《社会主义呼声》，1939年2月10日。本文在翻译时参考了李星同志的译文。 |
倒打一耙的叛徒（1938年10月2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倒打一耙的叛徒
（1938年10月22日）
我们从新闻报道中得知，《工人团结报》指责全世界无产阶级没有给西班牙革命提供足够的支持。这是何等虚伪！指责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这伙人，以前不但拒绝支持无产阶级革命，而且还间接参加了对革命的镇压。有这样一条规律：革命能吸引多少国际支持，与起义群众能够实现多少社会纲领成正比。在西班牙革命还是群众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真正运动时，全世界无产阶级都在屏息凝神地关注它的进展。当斯大林、内格林和他们的同伙，在主办《工人团结报》的那伙无政府主义者的配合下，开始扼杀西班牙革命后，工人的同情就变成了惊诧、愤怒，甚至更糟——变成了冷漠。
统工党党员在巴塞罗那的受审[1]，让这一指责显得尤为虚伪。我们不打算详谈所谓统工党领袖同法西斯分子“勾结”的指控。全世界没有一个有头脑的人会相信这种下三滥的诬陷！起诉书中唯一一项严肃的罪名，便是统工党进行了“极端的”革命活动，在“民主国家”——即英国和法国——眼中败坏了西班牙革命。起诉书上就是这么写的。换句话说，共和国政府想把革命进行下去……但是必须得到英法帝国主义的批准。而格伯乌的任务，就是牢牢控制住群众，不许他们逾越乔治国王、张伯伦和勒布伦[2]总统定下的界限。要完成这个重大的任务，就必须镇压工农运动、摧毁革命党、炮制冤案。全世界无产阶级将会这样回答《工人团结（！）报》的指责：“叛徒，你给我闭嘴！”
本文发表于俄文版《反对派公报》第72期，1938年12月，未署名。由耶恩·弗雷泽从俄文译为英文。
[1]1938年10月11日，统工党领导人胡利安·戈尔金、胡安·安德拉德、佩德洛·波内特（PedroBonet，1901—1980）、希洛内利亚（Gironella，1908—1987）、乔尔迪·阿克尔（JordiArquer，1907—1981）、戴维·雷（DavidRey，1889—1958）和何塞·艾斯库德尔（JoséEscuder）在巴塞罗那受审。法庭在10月20日作出判决：被告人“企图颠覆合宪政府”的罪名成立，其余罪名均不成立，判处戈尔金、安德拉德、波内特和希洛内利亚十五年徒刑，阿克尔十一年徒刑，戴维·雷和艾斯库德尔无罪释放。1939年1月底，被判处有期徒刑的五人在巴塞罗那陷落时趁乱越狱。——中译者注
[2]阿尔贝·弗朗索瓦·勒布伦（AlbertFrançoisLebrun，1871年8月29日——1950年3月6日），法国政客，1932—1940年任法国总统。——中译者注 |
第五个轮子（1938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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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个轮子
（1938年1月27日）
12月8日至17日，几个国家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组织派出代表，自称“国际工人协会”，在巴黎举行了大会[1]。众所周知，它的所有支部当中，只有西班牙支部（全国劳工联盟）规模较大。其它支部（瑞典、葡萄牙、法国、拉丁美洲）全都小得不值一提。
当然，即使是一个很小的组织，只要拥有独立的革命立场，也能对阶级斗争的未来走向产生重大影响。但是，从这个组织的公报（信息公报德文版第67期）上刊登的会议纪要来看，加西亚·奥利维尔的向资产阶级屈服的政策，在巴黎大会上大获全胜。
在过去一年里，一些无政府主义刊物（以法文刊物为主）对全劳联的行动方法进行了温和的批评。他们的批评具有充分的理由：全劳联的领袖不但没有建设无国家的共产主义，反倒当上了资产阶级国家的部长！尽管如此，巴黎大会却还是“认可了全劳联的路线”。西班牙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的领袖向大会解释说，他们为了挽救资产阶级而出卖社会主义革命，这完全是因为“国际无产阶级不够团结”。
巴黎大会没有发明什么新东西。所有的改良主义叛徒一直都在把他们的背叛归咎于无产阶级。社会爱国主义者支持“本国的”军国主义，那当然不是因为他们是资本的走狗，而是因为“群众还不够成熟，不愿接受真正的国际主义”。工会领袖充当工贼，也是因为群众“不够成熟”，不愿斗争。
在巴黎大会上，有没有人提出革命的批评意见？会议纪要对此只字不提。在这方面，无政府主义的头面人物多次照搬了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做派。大人物之间的分歧，怎么能让底下的贱民知道呢？这样只会动摇充当资产阶级政府部长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威信。在回答法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左”的批评意见时，西班牙无政府主义领袖很可能想起了自己在上次帝国主义大战中的所作所为。
有些无政府主义理论家说，在战争与革命之类的“特殊”情况下，必须放弃自己的纲领中的一些原则。这些“革命者”就好比破损的雨衣，一碰到下雨——“特殊”情况——就会漏水，而在不下雨的时候，他们就是滴水不漏的。
巴黎大会的决议，与加西亚·奥利维尔之流的政策如出一辙。该组织的领袖向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呼吁，建立一个“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对于同资本主义作斗争却连一个字也没提！他们提出的战斗方法是：“抵制法西斯国家的货物”，以及……“向民主国家的政府施压”——这就是解放无产阶级的最可靠的方法！
第二国际的领袖布鲁姆显然是带着“施压”的目的，坐上了“民主”法国的总理宝座，然后他竭力破坏了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他与斯大林相互勾结，并在加西亚·奥利维尔的配合下，帮助内格林和普里耶托扼杀了西班牙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些罪恶勾当中，茹奥是一个重要同谋犯。
长期以来，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的统一战线就是这样来镇压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在这个统一战线中，全劳联的领袖占据着虽不显要、却极其可耻的地位。
巴黎大会强迫全世界无政府主义运动接受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的背叛。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这个事实：从今以后，该组织的总书记将由全劳联任命。换句话说，从今以后，总书记就成了西班牙资产阶级政府的官吏。
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头面人物，还有半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家和半理论家们，你们对此还有什么可说的？你们愿意仿效西班牙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充当资产阶级民主这辆马车的第五个轮子妈？
当然，许多无政府主义者都觉得良心不安。但是，为了让自己的良心获得平静，他们把矛头对准了别人。干嘛老是揪着西班牙或巴黎大会不放呢？有这闲工夫，干嘛不讲讲喀良施塔得，讲讲马赫诺呢？那才是最最紧要的问题！
这个无政府主义国际，会跟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一道分崩离析。要不了多久，真诚的无政府主义工人就会敲响第四国际的大门。
发表于1938年2月12日的《社会主义呼声》。
[1]这个“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语：AsociaciónInternacionaldelosTrabajadores，AIT；德语：InternationaleArbeiterInnenAssoziation，IAA）与第一国际毫无关系，它是一个无政府工团主义国际组织，1922年12月在柏林成立。它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中译者注 |
西班牙的教训：最后警告（1937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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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教训：最后警告
（1937年12月17日）
西班牙的孟什维克主义与布尔什维克主义
为了谋划下一场大战，一切国家的总参谋部都在紧锣密鼓地研究埃塞俄比亚、西班牙和远东的战事。世界革命的参谋部也应当以同样认真的精神来研究西班牙无产阶级的战斗——它是即将到来的世界革命的炽烈闪电，不然的话，我们就会被未来的事变打得措手不及。
在所谓的共和阵营当中，有三种力量悬殊的思想流派正在混战——孟什维克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党既没有独立的思想，也没有独立的政治作用，它们只有死死抱住改良主义派和无政府主义派的大腿才能苟延残喘。而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无政府工团主义的领袖们竭尽全力地否定了自己的学说，使其不能对现实产生丝毫影响。在所谓的共和阵营当中，实际上只有两种路线在斗争——孟什维克主义与布尔什维克主义。
社会党和斯大林党——也就是孟什维克的第一号与第二号翻版——认为西班牙革命要解决的只是“民主”任务，因此必须跟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统一战线。无产阶级突破资产阶级民主的任何尝试，不仅为时过早，而是还是自取灭亡。当前最紧要的任务不是革命，而是平叛。
然而，孟什维克主义作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分支，它根本不明白、也不愿意明白这一事实：法西斯主义不是封建反动派，而是资产阶级反动派。只有动用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与方法，才能战胜资产阶级反动派。
在西班牙，只有第四国际的年轻支部才代表着布尔什维克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基础——不断革命论认为：哪怕是纯粹的民主任务（比如消灭半封建土地所有制），也只能由无产阶级政权来落实；无产阶级要想夺取政权，就必须把社会主义革命提上日程。在革命初期，西班牙工人不仅提出了民主改良的要求，还在事实上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不让无产阶级突破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架，实际上就等于拒绝民主革命，而不是保卫民主革命。只有彻底改变农村的土地所有制，才能让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成为反法西斯斗争的坚强后盾。但是，地主跟商业、工业、金融资产阶级血肉相连，跟资产阶级豢养的知识界也是密不可分。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必须面对这个抉择：是选择农民群众，还是选择资产阶级自由派？把农民和资产阶级自由派都拉进同一个统一战线里，只能是帮助资产阶级欺骗农民，孤立工人。土地革命必定会触犯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真正落实土地革命。所以，要么是资产阶级民主，要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一种“过渡的”、两面讨好的制度。
从理论角度来看，斯大林的西班牙政策最让人诧异的一点，便是它完全忘记了列宁主义最基础的常识。经过几十年的时间后——这几十年里发生了多少事啊！——共产国际全面复活了孟什维克主义。更有甚者，共产国际把孟什维克主义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把它发展到了更有“一贯性”，亦即更加荒谬的程度。就“纯粹的民主革命”这个公式而言，1905年初的沙皇俄国要比1937年的西班牙更适合运用它。过了这么多年，孟什维克主义——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已经退化成了自己的庸俗版，所以，在当代的西班牙，孟什维克主义的“自由主义工人政策”自然也就蜕变成了斯大林主义的反动的反工人政策。
人民阵线的“理论”
但是，要是有人以为共产国际的西班牙政策源于理论“错误”，那也未免太幼稚了。支配斯大林主义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根本不是任何理论，而是苏联官僚的眼前利益。在官僚们的小圈子里，他们私下对季米特洛夫的人民阵线“哲学”大加嘲讽。但是，他们拥有大批宣传员去推销这个神圣的公式，去欺骗群众：其中有真诚的老黄牛和虚伪的党棍，有头脑简单的跟风者和花言巧语的骗子手。自大又无知的路易斯·费舍尔[1]，以其偏狭的唯理论和天生的对革命的隔膜，成了这伙人当中的头号讨厌鬼。“进步力量的大联合万岁！”“人民阵线思想的胜利万岁！”“托派大肆破坏反法西斯队伍的团结！”……听了这些话，简直让人不敢相信《共产党宣言》是九十年前写的！
人民阵线的理论家死抱着算术的第一条规则——即加法——不放：“共产党”加上社会党加上无政府主义者加上自由派，其总和大于单个派别的人数。这就是他们的全部智慧。然而，光会算术还不够，还要懂力学。力的平行四边形法则在政治上同样有效。我们都知道，按照平行四边形法则，几个分力的方向偏得越大，合力就越小。如果政治盟友的方向截然相反，合力也许就会是零。
有时候，为了解决共同的具体问题，几个工人阶级组织尽管存在意见分歧，仍然必须结成联盟。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结盟可以把那些深受压迫、利益与无产阶级相近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给吸引过来。这样一种联盟产生的合力，确实大于它的每一个组成部分的单独的力量。而在当代的各种重大问题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利益是截然相反的，让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结成政治联盟，只能瘫痪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
内战要求参战者做出最大程度的自我牺牲，而赤裸裸的高压强制却很难奏效。工农群众只有在为自己的解放而战时，才能确保胜利。在这种条件下，让无产阶级屈从于资产阶级的领导，就等于预定了内战的失败。
这些朴素的真理，主要不是抽象的理论分析的产物。正相反，它们是从至少自1848年开始的全部历史经验之中得出的颠扑不破的推论。在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历史上，充斥着形形色色的人民阵线——形形色色的欺骗劳动群众的政治骗局。西班牙革命的经验，仅仅是这条罪恶与叛卖的链条上的新的、可悲的一环。
与资产阶级的影子结盟
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政治事实，便是西班牙人民阵线之中根本不存在一个力的平行四边形。坐在留给资产阶级的位置上的，仅仅是它的影子。西班牙资产阶级甚至没有亲自参加人民阵线，而是通过斯大林党、社会党和无政府派来操纵无产阶级。绝大多数剥削者，无论他们有着什么样的政治色彩，都公开投靠了弗朗哥。西班牙资产阶级用不着“不断革命论”也能明白这个道理：无论革命群众运动是怎样开始的，它总要向土地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发起进攻，用民主手段是无法让它平息下来的。
正因为这样，有产阶级只有一小撮留在共和阵营里：阿萨尼亚、孔帕尼斯等人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代理人，却不等于整个资产阶级。有产阶级把一切赌注都押在军事独裁上，同时又利用自己昨日的政治代表，去瘫痪、瓦解、扼杀“共和”区内的群众的社会主义运动。
左翼共和派根本不能代表西班牙资产阶级，更不能代表工农群众。他们只能代表自己。但是，靠着盟友——社会党、斯大林党和无政府派的抬举，这个政治幽魂却在革命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为什么？因为它是“民主革命”原则的化身，而这个原则，就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人民阵线中的斯大林党
西班牙人民阵线的成因及其内部机制十分清晰。下野的资产阶级左派领袖负责阻挠群众的革命运动，并以此重新赢得剥削者的信任：“弗朗哥能做到的，我们共和派也能做到，你们又何必去找弗朗哥呢？”在这个关键问题上，阿萨尼亚与孔帕尼斯的利益，与斯大林的利益完全一致：斯大林需要通过实际行动，向英法资产阶级证明他能够保卫“秩序”不受“无政府状态”侵害，从而赢得英法的信任。斯大林需要阿萨尼亚和孔帕尼斯，作为敷衍工人的挡箭牌：我斯大林当然是拥护社会主义的，可现在还不能把资产阶级共和派给吓跑！阿萨尼亚和孔帕尼斯需要斯大林，作为享有革命名望的、老练的刽子手。没有斯大林，这群鼠辈根本不敢打击工人。
第二国际的古典改良主义者，早已在阶级斗争中被挤到了一边，有了苏联官僚的撑腰，他们又重新获得了自信。不过，能得到苏联官僚撑腰的，只有那些最反动的改良主义者。在社会党内，卡瓦列洛是工人贵族的代表，而内格林和普里耶托总是看着资产阶级的脸色行事。在苏联官僚的帮助下，内格林战胜了卡瓦列洛。人民阵线的俘虏——社会党左派与无政府主义者——确曾试图挽救资产阶级民主，至少是挽救还有救的那部分。但是，由于不敢发动群众同人民阵线的宪兵作斗争，他们的努力只能变成凄惨的哀嚎。于是，斯大林党就同社会党极右翼——公然的亲资派结盟，并镇压左派——统工党、无政府主义者、社会党“左”派——换句话说，就是各种反映了（哪怕只有一点点）革命群众的压力的中派集团。
这一政治事实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它也反映出了共产国际在过去几年里的蜕变程度。我曾把斯大林主义定性为官僚中派主义，并得到了一系列事实的验证。但是，这种定性现已明显过时。波拿巴主义官僚集团的利益，已经容不下中派主义的犹豫不决和摇摆不定了。在试图同资产阶级妥协的同时，苏联官僚只能同国际工人贵族中最保守的集团结盟。这些动向，决定了斯大林主义在国际舞台上的反革命性质。
斯大林主义的反革命优越性
写到这里，我们已经接近了谜团的答案：西班牙共产党人数不多，领导层的水平也很糟糕，而社会党和无政府派的组织都远比它强大，可它为什么能掌握一切权力命脉？通常的解释是：让共产党执掌大权，是为了换取苏联的军事援助。这种解释实在过于肤浅。莫斯科用军火换取了马德里的黄金。按照资本主义市场法则，双方已经互不相欠。那么，斯大林做了什么交易，才让自己的党羽执掌了大权呢？
通常的回答是：苏联政府提供的军事援助，使它在群众当中威信大涨，它以此为筹码，开出了“合作”的条件：严厉镇压革命者，铲除一切危险的对手。这当然是正确的，然而这只是原因之一，而且还是最不重要的一个原因。
尽管苏联的援助给西班牙共产党换来了“威望”，但它仍然只是一个较小的少数派，工人对它的仇恨与日俱增。另一方面，对于苏联官僚来说，光是开出条件还不够，还得让西班牙共和国政府接受这些条件。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萨莫拉、孔帕尼斯、内格林，还有任职总理期间的卡瓦列洛，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苏联官僚的条件。为什么？因为他们想把革命限制在资产阶级的范围内。社会党和无政府派都没有认真反对斯大林党的纲领。他们害怕与资产阶级决裂。工人的每一次革命进攻，都让他们吓得要死。
对于这些党派来说，一手拿着军援、一手拿着反革命最后通牒的斯大林简直就是救世主。他们如愿以偿了：斯大林既确保了平叛的胜利，同时又帮助他们解脱了对革命进程所承担的全部责任。他们赶紧摘下“社会党”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假面具，把这些假面具统统藏进衣柜里，打算等到苏联官僚帮他们重新巩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之后，再拿出来戴上。他们和斯大林相互掩护，各得其所：他们以必须同苏联维持军事合作为借口，叛卖了工人；斯大林以必须维持同资产阶级共和派的统一战线为借口，推行反革命政策。
只有从这种广阔的视角出发，才能清楚地理解：为什么阿萨尼亚、内格林、孔帕尼斯、卡瓦列洛、加西亚·奥利维尔[2]这些正义与自由的“斗士”，会对苏联特务机关的罪行保持着圣母一般的宽容态度。他们辩解说，自己别无选择；如果他们真的“别无选择”，那也根本不是因为他们只能用革命者的人头和工人的权利去换取飞机和坦克，而是因为他们的“纯民主”纲领（亦即反社会主义纲领）只能用恐怖手段去落实。当工农群众走上革命道路时，当他们占领工厂和庄园，赶走老板和地主，夺取地方政权时，资产阶级反革命（民主派、斯大林党或法西斯主义者）别无选择，只能用血腥镇压、谎言与欺骗来阻挡革命运动的前进。在这方面，斯大林党的优越性，便在于他们可以立即动用阿萨尼亚、孔帕尼斯、内格林及其他左派盟友不能动用的手段。
斯大林从反面证明了不断革命论的正确性
在西班牙共和国控制区，有两种不可调和的纲领正在交锋。一种纲领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打垮无产阶级，挽救私有制，同时还要打败弗朗哥，尽量挽救资产阶级民主。另一种纲领要求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消灭私有制。前者代表资本主义的利益，并以工人贵族、小资产阶级上层——特别是苏联官僚——为其代言人。后者代表虽然还没有十分自觉、却非常强烈的群众的革命倾向，并把这种倾向翻译成了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对革命来说不幸的是，人民阵线这道反革命之墙，把屈指可数的布尔什维克与革命的无产阶级隔开了。
人民阵线的政策，并不完全受制于斯大林这个军火供应者的讹诈。讹诈肯定是有的，但讹诈能成功，少不了革命内部的条件配合。六年以来，群众不断地向半封建制度和资产阶级财产发动猛攻，这构成了革命的社会背景。资产阶级必须动用最极端的手段来保卫自己的财产，所以他们倒向了弗朗哥。共和政府曾保证会用“民主”手段来保卫资产阶级财产，却手忙脚乱疲于应付，到了1936年7月，它干脆彻底破产了。西班牙同时进行着两场战争：无产阶级同私有制的战争；资产阶级民主和法西斯主义的战争；当私有制岌岌可危的时候，包括无政府主义在内的形形色色的民主派，便齐齐拜倒在斯大林面前；而斯大林发现，除了照搬弗朗哥的方法之外，自己已经别无选择。
对“托派”、统工党党员、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左派社会党人的大肆迫害、造谣中伤、栽赃陷害、毒刑拷打、无耻暗杀——不靠这些手段，打着共和国旗号的资产阶级制度连两个月都撑不下去。格伯乌能成为西班牙的太上皇，只是因为他们比其他人更坚决地保卫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用最血腥、最卑鄙的手段来对付无产阶级。
在同社会主义革命作斗争的时候，“民主派”克伦斯基先是乞求军事独裁者科尔尼洛夫的支持，后来又想搭乘保皇派将军克拉斯诺夫的车队回到彼得格勒[3]。另一方面，为了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布尔什维克不得不推翻“民主派”江湖骗子的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布尔什维克顺手挫败了各种建立军事独裁（或“法西斯”独裁）的企图。
西班牙革命再次证明：只有动用法西斯主义反动派的手段来对付革命群众，才能保卫资产阶级民主。反过来说，只有动用无产阶级革命的手段，才能切实地进行反法西斯斗争。斯大林向“托洛茨基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开战，用格伯乌的波拿巴主义措施摧毁了民主。这再次——可能是最终地——驳倒了被共产国际捡起来的孟什维克理论；按照孟什维克的理论，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是两个独立的、彼此隔绝的历史篇章。莫斯科刽子手的暴行，从反面证明了不断革命论的正确性。
无政府主义者的角色
在西班牙革命中，无政府主义者没有任何独立的立场。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在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孟什维克主义之间来回摇摆。说得更准确些，无政府主义工人本能地向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道路靠拢（1936年7月19日起义和1937年五月事变），而无政府主义的领袖则竭力把群众拉进人民阵线——即资产阶级制度的阵营。
无政府主义者一心只想缩在自己的工会里，躲在这个浸透了和平时期的墨守成规的气息的组织里面，对于工会大门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于群众、政党和政府机关中间发生了什么事不闻不问，这暴露了他们的致命弱点：他们根本不懂得革命的法则，不懂得革命的任务。假如无政府主义者是革命者，他们一开始就应该号召成立苏维埃，把所有城乡劳动者的代表团结起来，包括那些从未参加工会的受压迫最深的阶层。那样的话，革命工人自然会在这些苏维埃内占据支配地位；斯大林党也就仍然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少数派；无产阶级也就会相信自己拥有无敌的力量；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就会悬在空中不上不下，只要狠狠一拳就能把它打垮；社会主义革命就会获得巨大的推动力，法国无产阶级很快就会趁势推开挡路的列昂·布鲁姆，让革命冲过比利牛斯山[4]；苏联官僚的日子也不会好过。各种最困难的问题刚一出现，很快就能得到解决。
然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并没有这么做，他们缩在工会里，逃避“政治”，结果却成了资产阶级民主这辆马车上的第五个轮子，让全世界还有他们自己大跌眼镜。但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第五个轮子是多余的。加西亚·奥利维尔和他的同伙为斯大林及其走卒来回奔波，把权力从工人手中夺走之后，人民阵线政府就把这些无政府派部长一脚踢开。在此之后，无政府主义者还是抱着当权者的大腿不放，大表忠心。小资产者害怕大资本家，小官害怕大官，为了掩饰这种恐惧，他们哭哭啼啼大谈统一战线（刽子手和受害者的联盟）的神圣性，赌咒发誓拒绝任何专政（包括他们自己的专政）。“要知道我们本来可以在1936年7月夺取政权……。”“要知道我们本来可以在1937年5月夺取政权……。”无政府主义者向斯大林—内格林苦苦哀求，乞求后者给自己叛卖革命的行径论功行赏。好一副可憎的景象！
“我们不是不能夺取政权，而是不愿这么做，因为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专政”，这种自我辩解，包含着对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彻底的不革命学说——的斩钉截铁的谴责。拒绝夺取政权，就等于主动把政权交还给剥削者。古往今来的历次革命，其实质都是让新的阶级掌握政权，使其落实自己的纲领。发动战争却又拒绝胜利，领导群众起义却又拒绝夺取政权，这都是行不通的。
假如无政府主义者夺取了政权，假如他们的纲领真的具有可行性，那么谁也不能阻止他们建立他们认为必要的制度。然而无政府派领袖根本不相信自己的纲领。他们不敢夺取政权，不是因为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专政”——他们一直在牢骚满腹地支持斯大林—内格林专政——而是因为他们完全丧失了原则与勇气（假如他们有过的话）。他们什么都怕：他们害怕“政治孤立”、“国外干涉”、“法西斯主义”。他们害怕斯大林。他们害怕内格林。他们害怕法国和英国。这帮满嘴大话的家伙最怕的就是革命群众。
从社会的阶级结构来看，拒绝夺取政权必然会导致所有工人组织陷入改良主义的泥潭，沦为资产阶级的玩物。既然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夺取政权，那么他们到头来必定会反对夺取政权的手段——革命。全劳联和伊无联的领袖在1936年7月帮助资产阶级保住了摇摇欲坠的政权，后来还帮助资产阶级逐步夺回了在七月起义中失去的一切。1937年5月他们搞垮了工人起义，挽救了资产阶级专政。一门心思“不干政”的无政府主义，就这样变成了“不革命”，到了危急时刻，它就成了“反革命”。
在1931—1937年的重大考验之后，无政府主义理论家还在没完没了地重复关于喀良施塔得的反动昏话，并坚称“斯大林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必然后果”，对于革命而言，这只能暴露出他们已经彻底腐朽。
你们说，马克思主义已经彻底堕落，斯大林主义是它的合理产物？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全世界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还在同斯大林主义进行殊死搏斗？为什么斯大林匪帮认定托洛茨基主义是自己的心腹大患？为什么每当有人（杜鲁蒂[5]、安德列乌·宁、兰道等人）靠拢我们的方法或观点，就会遭到斯大林匪徒的暗害？当格伯乌在苏联和西班牙犯下累累罪行时，无政府派领袖为什么要充当共和国政府的部长，替资产阶级与斯大林效劳？到了现在，斯大林—内格林已经证明自己是镇压革命的刽子手，而非反法西斯战士，可是无政府主义者为什么还要以“反法西斯”为借口，自愿充当这个政权的政治俘虏？
躲在喀良施塔得和马赫诺[6]背后的无政府主义律师，再也骗不了任何人。在镇压喀良施塔得叛乱时，在同马赫诺军队交战时，我们是在保卫无产阶级革命，抵御农民的反革命倾向。而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一直在保卫资产阶级反革命，破坏无产阶级革命。任何诡辩术都无法从历史上抹杀这个事实：在西班牙革命中，无政府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站在街垒的同一边，而劳动群众与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站在另一边。无产阶级将会永远铭记这一事实！
统工党的角色
统工党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它确实曾试图把不断革命的公式立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为此被斯大林党打成“托派”。但是，光是理论上的认可，并不能满足革命的需要。统工党不但没有发动群众同包括无政府派领袖在内的一切改良主义领袖作斗争，反而苦口婆心地劝说这些领袖，想让他们相信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统工党领袖所有的文章和讲话，都是以此为基调的。为了避免触怒无政府派领袖，统工党没有在全劳联内部建立组织，它基本上没有在全劳联内部开展活动。为了避免激烈冲突，它没有在共和军内部开展革命工作。相反，它建立了“自己的”工会和“自己的”民兵，守卫着“自己的”设施，在前线上占据着“自己的”一部分阵地。
结果，统工党让革命先锋同所属阶级隔绝开来，从而使革命先锋势单力孤，又让阶级失去了政治领导。在政治上，统工党更靠近人民阵线，而不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它一直在为人民阵线的左翼打掩护。尽管如此，统工党还是遭到了血腥而卑鄙的镇压，这是因为人民阵线未能完成自己的任务：用和平手段扼杀革命；由于人民阵线做不到这一点，它只能痛下杀手，消灭自己的左翼。
与自身的意愿相反，统工党最终成了创建革命党的主要障碍。第四国际的某些同情者，比如荷兰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袖斯内夫利特，只满足于对我方的抽象的、或外交辞令式的同情；他们现在示威性地支持统工党的半吊子措施、犹豫不决与躲躲闪闪，简而言之，他们支持统工党的中派主义路线，因此他们必须承担重大责任。革命不能容忍中派主义，反而要揭露和清除中派主义，顺便要让中派主义的辩护士与同伙名声扫地。这就是西班牙革命最重要的教训之一。
关于军事援助
社会党与无政府派辩称：为了换取苏联的军事援助，他们只能向斯大林屈服，牺牲自己的原则与良心。这是自欺欺人，而且还很不高明。他们当中有许多人确实不想卷入谋杀和陷害的勾当。然而每一种目标都会有相应的手段。自从1931年4月以来，社会党和无政府派就在拼命阻挠无产阶级革命，那时苏联还没有进行军事干预。斯大林教会了他们怎样把这件工作干到底。他们成了斯大林的同谋，只是因为他们与斯大林在政治上志同道合。
假如无政府派领袖多少还有点革命者的志气，他们就应该这样来回答苏联官僚的第一次讹诈：不仅要继续进行革命进攻，还要向全世界工人阶级揭露斯大林的反革命讹诈。然后逼迫苏联官僚公开表态：是要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弗朗哥独裁？热月官僚害怕革命，痛恨革命。但它也害怕陷入法西斯军队的包围。此外，它毕竟依附于工人阶级。一切迹象都表明，苏联尽管不情不愿，仍然会提供军火，而且价格要便宜得多。
然而整个世界并不是围着苏联官僚转的。内战爆发已经一年半了，在这段时间里，本来可以让一大批民用工厂转产军需物资，加强和发展西班牙的军事工业。这项工作得不到落实，只是因为斯大林和他的西班牙盟友同样害怕工人组织的主动性。强大的军事工业可能会成为工人手中的有力武器。所以，人民阵线的领袖宁愿选择依靠苏联提供军火。
在这个问题上，人民阵线的叛卖行径暴露得特别明显。它强迫工人组织替资产阶级和苏联官僚的叛卖性交易承担责任。在当权集团接受对苏联官僚及其英法主子的义务时，身为少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确实无法立即加以阻止。但是，他们本来可以、也应该这样做：在前线奋勇作战，同时公开同叛徒和叛卖行径划清界限；他们本来可以、也应该把真实的情况告诉群众，发动群众同资产阶级政府作斗争，并逐步壮大自己的力量，为最终夺取政权（顺便夺取苏联军火）做准备。
有人会问：要是没了人民阵线，苏联恐怕就不会继续提供军事援助了，到时该怎么办？我们的回答是：要是苏联干脆就不存在，那该怎么办？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场革命是靠国外赞助人的大力军事援助才获胜的。能得到国外支持的往往是反革命。法国、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干涉，难道还需要我们提醒才能想起来？俄国无产阶级没有得到外界的军事援助，照样战胜了国内反动派和外国干涉军。革命的胜利，首先取决于大胆的社会纲领，它让群众夺取武器武装起来，并瓦解敌军。红军夺取了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军援物资，并把外国干涉军赶下了海。难道这段历史已被遗忘？
假如工农武装——或者说所谓的“共和区”——的领袖是革命者，而不是资产阶级的懦弱的代理人，那么军事援助问题根本不会这么重要。在弗朗哥军队当中，有来自殖民地的里夫人[7]，也有墨索里尼的士兵，他们对革命并没有天生的免疫力。在被社会主义革命的大火包围时，法西斯叛军只能疲于奔命，穷于应付。马德里和巴塞罗那并不缺少军火与军事“天才”，缺的是一个革命先锋党！
胜利的条件
群众在内战中战胜剥削者军队的条件，其实非常简单。
1、革命军的战士必须对自己为何而战有清醒的认识：是为了自身的彻底解放，而非为了重建旧的（“民主的”）剥削制度。
2、无论是在革命军的后方还是敌军的后方，工农群众也要有同样的认识。
3、双方战线及各自后方的宣传，都必须完全浸透社会革命的精神。“先胜利，再改良”的口号，是从圣经诸王[8]到斯大林的一切压迫者与剥削者共同的口号。
4、政策要由参加斗争的各个阶级与阶层来决定。革命群众必须拥有直接地、迅速地表达自身意愿的国家机构。这样的国家机构只能是工农兵代表苏维埃。
5、在收复的省份，革命军必须立即宣布并落实社会革命最迫切的措施：剥夺有产者的粮食、布料和其它库存，分发给急需它们的人；根据劳动者、特别是战士家属的需要，重新分配住房；根据农民的需要，剥夺地主的土地和农具，重新分配给农民；确立工人监督生产的制度，并建立苏维埃政权，取代原有的官僚机构。
6、必须把社会主义革命的敌人——剥削者及他们的代理人无情地赶出革命军，即使他们戴着“民主派”、“共和派”、“社会党人”、“无政府主义者”的假面具。
7、每一支部队的指挥部都要设立政治委员，担任政治委员的人，必须拥有无可指责的革命威信与战士威信。
8、要在每一支部队成立坚强有力的党支部，每个支部都要由被工人组织推荐入伍、并且最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战士组成。支部成员只有一种特权：在战斗时冲在最前面。
9、在内战初期，不得不任命许多不太可靠的异己分子担任军队的指挥员。必须根据他们在战斗中的表现、政委的鉴定和基层战士的评价，对他们进行反复的考验与筛选。同时还要对革命工人进行紧张的训练，把他们培养成指挥员。
10、内战的战略，必须把军事艺术的规律和社会革命的任务结合起来。在宣传中，在军事行动中，都要考虑到敌军的各支部队中的社会成分（资产阶级志愿兵、被拉壮丁的农民或弗朗哥的殖民地奴隶）；选择军事行动的路线时，必须认真考虑沿途的社会结构（工业区、乡村、居民拥护革命或反革命、被压迫民族聚居区，等等）。简单来说，军事战略必须服从革命政策。
11、革命政府与工农群众的执行委员会都要学会如何赢得军队和劳动人民的完全信任。
12、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应当是唤起全世界工人、被剥削农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觉悟。
斯大林确保了失败的条件
显而易见，打赢内战的条件非常简单：它们合起来就叫社会主义革命。而在西班牙，这些条件一个都不具备，造成这种局面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革命先锋党的缺席。斯大林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一些外在符号搬到了西班牙：政治局、政治委员、党支部、肃反机关，等等。但他掏空了这些符号的社会内涵。他抛弃了布尔什维克的纲领，阻止成立苏维埃——群众进行革命倡议的必需形式。他利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某些技巧来为资产阶级所有制服务。在他狭隘的官僚头脑之中，他以为光靠“政委”就足以确保胜利。然而私有制的政委只能确保失败。
西班牙无产阶级表现出了一流的战斗素质。从革命的第一天开始，西班牙无产阶级在国民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它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都强于1917年初的俄国无产阶级。阻挡它走向胜利的主要障碍，反倒是它自己的组织。共产党的领导层大多由官迷、投机分子、破落户——简单来说，各式各样的社会渣滓——组成，很符合它的反革命职能。其它工人组织——社会党（不可救药的改良主义者）、全劳联（满口空话的无政府主义者）、统工党（软弱无力的中派主义者）——它们的代表嘟嘟囔囔，唉声叹气，摇来摆去，但是，到头来他们还是得迎合共产党。他们齐心协力，让社会革命的阵营——工农群众——屈服于资产阶级，确切地说，屈服于资产阶级的影子。工农群众失去了自身的独立立场，并且在内战中失血过多。
群众并不缺乏英雄主义，具体的革命者也并不缺乏勇气。但是，革命者四分五裂，没有纲领，没有行动的计划，群众也就只能是一盘散沙。“共和军”的高级将领更关心的是粉碎社会革命，而不是平定叛乱。士兵不信任军官；群众不信任政府；农民消极冷漠；工人疲惫不堪；各条战线上屡战屡败；沮丧与失望的情绪到处蔓延。在内战刚开始的时候，这种情况就不难预见。人民阵线把拯救资本主义制度作为自己的任务，它就注定不能成功平叛。斯大林颠倒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给革命挖好了坟墓。
还要补充几句：西班牙的经验再次证明，斯大林根本不理解十月革命和俄国内战。他那迟缓、偏狭的头脑，远远落后于1917—1921年的暴风骤雨般的事变过程。他在1917年的文章和讲话中表达的思想，成了他后来的热月反动的“理论信条”。就这个意义而言，斯大林在西班牙的政策，跟他在1917年三月会议上的精神一脉相承。但在1917年，他只是害怕革命工人；而到了1937年，他就扼杀了革命工人。机会主义者最终变成了绞杀革命的刽子手。
“后方的内战”
“可是，要战胜共和政府，就等于在共和军后方发动内战！”——民主派市侩惊恐地尖叫道，就好像共和区还没有发生内战似的，这是一场最卑鄙、最狡诈的内战：有产者与剥削者对工农群众的内战。这场不曾中断的内战，体现为逮捕与暗杀革命者；镇压群众运动；解除工人的武装，重新武装资产阶级警察；把工人部队丢到前线，不给武器和支援，任其自生自灭；最后是蓄意限制军事工业的发展。
这些举动，都是对前线的沉重打击，或者说是资产阶级在自身阶级利益驱使下进行的军事叛卖。但是，“民主派”市侩——包括斯大林党、社会党和无政府派在内——却义正言辞地断言：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内战，哪怕是在最接近前线的地区，也是非常自然、不可避免的，因为这样可以保障“人民阵线的团结”。相反，无产阶级对“共和派”——即反革命——的内战，在这些市侩眼中就是“法西斯叛乱”，是“托派暴行”，简直罪该万死，因为它破坏了“反法西斯力量的团结”。诺曼·托马斯[9]、艾德礼[10]少校、奥托·鲍威尔、齐隆斯基[11]、马尔罗之流，还有杜兰蒂[12]和路易斯·费舍尔之类的谎言小贩，在全世界到处散播这些奴才的智慧。在此期间，共和军节节败退，人民阵线政府先从马德里撤到瓦伦西亚，又从瓦伦西亚撤到巴塞罗那。
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粉碎法西斯主义，同样地，只有在统治阶级陷入深刻危机之时，无产阶级起义才有可能成功，而民主派市侩们却以深刻危机为借口，不许无产阶级起义。假如无产阶级要靠民主派市侩来告诉自己何时能获得解放，怕是只能永世为奴。帮助工人看穿反动市侩的假面具下的真面目并唾弃他们，是革命者的首要任务！
结局
斯大林党对共和阵营居高临下发号施令的局面，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假如人民阵线政策导致的失败，迫使西班牙无产阶级重新发动革命进攻，一旦他们成功，斯大林党就会被铁扫帚扫到一边。但更可能发生的是：斯大林把给革命掘墓的脏活干到底，如果他真干成了，也没人会感激他。西班牙资产阶级需要斯大林来绞杀革命，却不需要他的教育或庇护。在西班牙资产阶级眼里，无论是英国和法国，还是德国和意大利，都比苏联更有吸引力。在最终惨败之前，斯大林可能会掩埋罪证，把一切责任推给他最亲密的盟友。然后李维诺夫[13]将会乞求弗朗哥同苏联恢复外交关系。这种丑行已经不是头一次了。
就算所谓的共和军能彻底战胜弗朗哥将军，这也不等于“民主”的胜利。工农群众曾两次把资产阶级共和派及其左派代理人推上台，第一次是在1931年4月，第二次是在1936年2月。人民阵线的英雄们两次都把人民的胜利果实拱手交给资产阶级最反动、最坚决的代表。假如人民阵线的将领们能赢得第三次胜利，那就意味着他们踩在工农群众背上，同法西斯资产阶级同流合污。这种制度只会是另一种军事独裁，它与弗朗哥独裁的区别，可能就是没有国王，没有天主教会的公开统治。
最后，“公正无私的”英法两国可能会利用共和军的局部胜利，在双方之间进行调停，促使双方停战。不难理解，假如这种情况真的发生了，“民主”的最后一点残余将会在米亚哈[14]将军（共产党员！）和弗朗哥将军（法西斯分子！）的热烈拥抱中窒息。重申一遍：内战的胜利者要么是社会主义革命，要么就是法西斯主义。
这出悲剧也有可能在最后一刻变成闹剧。在人民阵线的英雄好汉们登上轮船和飞机，逃离最后的都城之前，他们可能会宣布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革措施，企图在人民心中留下“清白的名声”。但这也无济于事。全世界工人将会怀着仇恨与轻蔑，把毁灭了这次英雄史诗般的革命的这些党派牢牢记在心里。
西班牙的悲剧，是对全世界先进工人发出的骇人警告，它或许是更大的剧变到来之前的最后警告。马克思说过：“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这个火车头跑得比那些半革命党或四分之一革命党的思想更快；落在后面的人，就会被火车头的轮子碾碎，而主要的危险，便在于由此导致的出轨失事。
对于革命的一切问题，都要追根究底，推出最终的具体结论。必须使每一条政策都符合革命的基本法则，也就是说，在阶级与阶级相互厮杀之时，要去认真研究各方的具体动向，并据此调整政策，而不能去迎合那些自称“人民阵线”或其它什么阵线的肤浅的小资产阶级团体的偏见或恐惧。在革命中想省力气走捷径，就会导致最大的灾难。害怕被资产阶级“孤立”，就等于自绝于群众。迎合工人贵族的保守偏见，就等于叛卖工人，叛卖革命。时时念着“稳健”，就等于罪大恶极地忽视阶级利益。这就是西班牙最诚实的政治组织——坚持中派主义路线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覆灭，给我们留下的主要教训。伦敦局旗下的各个政党与集团，显然不想、或不愿从历史留下的最新警告当中吸取必要的教训。这意味着自取灭亡。
失败给新一代革命者提供了养分，他们正在从中吸取教训。他们在实践中检验了第二国际的可耻名声。他们探测了第三国际堕落的深度。他们学会了根据行动而非言论来评价无政府主义者。这是一所伟大而无价的学校，无数战士用自己的鲜血换来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今天的革命骨干只会集结在第四国际的旗帜下。第四国际诞生于失败的惊雷之中，它将率领劳动者走向胜利。
发表于《社会主义呼声》，1938年1月8日和15日，由约翰·G·莱特（JohnG.Wright）从俄文译为英文，中译文即根据莱特的英译文转译，并参考了李星同志的译文。
[1]路易斯·费舍尔（LouisFischer，1896年2月29日——1970年1月15日），美国记者，1923—1945年担任《国家》记者，曾长期报道苏联和共产主义运动。——中译者注
[2]胡安·加西亚·奥利维尔（JuanGarcíaOliver，1901—1980），1920年参加全劳联，二十年代初参加“团结”小组，参加过多次袭击活动。1931年参加伊无联，积极鼓吹激进的革命路线。1936年11月4日参加卡瓦列洛政府，出任司法部长。在1937年5月巴塞罗那起义中劝说起义者投降。同年5月17日被解除部长职务。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3]十月革命后，克伦斯基于1917年11月8日逃往普斯科夫，任命保皇派将军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克拉斯诺夫（ПётрНиколаевичКраснов，1869—1947）为总司令，企图借助克拉斯诺夫的兵力杀回彼得格勒镇压革命。然而，11月13日，克拉斯诺夫的军队在普尔科沃高地被赤卫队粉碎，克拉斯诺夫本人也被赤卫队抓获，叛乱随即破产。——中译者注
[4]比利牛斯山是法国和西班牙的天然边界，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让革命从西班牙扩展到法国。——中译者注
[5]何塞·布埃纳文图拉·杜鲁蒂·杜曼赫（JoséBuenaventuraDurrutiDumange，1896年7月14日——1936年11月20日），生于雷昂一个铁路工人家庭，14岁时在铁路上当机修学徒。1913年参加工人总同盟，在1917年大罢工中，由于坚持革命立场，被工总开除。为了躲避反动政府的追捕，逃往法国，1920年返回西班牙，1921年前往巴塞罗那，1922年在那里成立了“团结”小组，1923年“团结”小组刺杀了红衣主教索尔德维利亚。普里莫·德·里维拉建立独裁政权后，杜鲁蒂同“团结”小组向反动政府发动了多次袭击，随后逃往阿根廷，又重新返回西班牙。内战爆发后，杜鲁蒂积极参加反法西斯民兵的工作，在马德里保卫战中牺牲。——中译者注
[6]涅斯托尔·伊万诺维奇·马赫诺（НесторІвановичМахно，1888年10月26日[新历11月7日]——1934年7月25日），乌克兰无政府主义者，十月革命后，在乌克兰组建了代表落后农民的“黑军”，既反对红军，也反对白军。1921年，黑军被红军粉碎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7]弗朗哥军队中有大量来自西属摩洛哥的土著居民，最野蛮、最落后的部队就是由他们组成的。——中译者注
[8]指圣经中记述的历代犹太人君主。——中译者注
[9]诺曼·麦顿·托马斯（NormanMattoonThomas，1884年11月20日—1968年12月19日），生于俄亥俄州马里昂市（Marion），1905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1911年担任长老会牧师。一战期间持和平主义立场，反对美国参战。1917年参加美国社会党（SocialistPartyofAmerica），曾六次代表美国社会党参加总统大选。——中译者注
[10]克莱门特·理查德·艾德礼（ClementRichardAtlee，1883年1月3日——1967年10月8日），英国政客，1935—1955年任工党领袖，1945—1951年任首相。——中译者注
[11]让·齐隆斯基（JeanZyromski，1890年4月20日——1975年10月20日），1912年参加社会党，一战爆发后支持战争，1914年参军，在马恩河战役中负伤。1919年退役。在1920年图尔代表大会上决定留在社会党内。1926年社会党与激进党组成的左翼联合政府垮台后，他在社会党内成立了左翼派别“战斗的社会主义者”（LaBataillesocialiste），他反对同激进党组成联合政府，主张与共产党合作。在人民阵线的组建过程中，他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战期间暂时退出政治活动。1946年退出社会党，参加了共产党。——中译者注
[12]沃尔特·杜兰蒂（WalterDuranty，1884年5月25日——1957年10月3日），英国记者，一战期间开始为《纽约时报》工作，1921年前往苏联，1922—1936年任《纽约时报》驻莫斯科首席记者。——中译者注
[13]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李维诺夫（МаксимМаксимовичЛитвинов，1876年7月17日——1951年12月31日），苏联外交官，1930—1939年任外交人民委员。——中译者注
[14]何塞·米亚哈·梅南特（JoséMiajaMenant，1878年4月20日——1958年1月14日），生于奥维耶多，1896年入读托莱多步兵学校。曾在阿斯图里亚斯与摩洛哥服役。虽然曾参加西班牙军事同盟，但并没有参加叛乱。1936年7月19日任陆军部长。同年11月6日出任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主席，不久后参加西共。内战期间曾担任中央战区司令。1939年支持卡萨多政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
革命的日程表（1937年10月2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革命的日程表
（1937年10月22日）
亲爱的朋友：
我收到了您在5月5日[1]写的信，您在信中认为，对于巴塞罗那五月事变的评价，伦德的信[2]和我的文章[3]之间可能存在矛盾，这引起了我的注意。
您认为这个矛盾源于巴塞罗那五月事变和彼得格勒七月事变的类比。您还猜测这个“矛盾”会遭到统工党支持者的利用。我并不这么认为，因为这样实在太轻率了。我重新读了那两篇文章，并没有发现半点矛盾之处。它们反而是互补的。
历史类比
每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都是由大量的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决定的。在某一个特定事件中，这种辩证法会赋予第二流、第三流乃至第十流的因素以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导致德国工人阶级失败的最根本的原因，不是生产力水平太低，不是阶级矛盾发展得不够充分，而完全是因为工人阶级政党的破产。所以，我们都知道，在第一流到第十流的历史因素之间，党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只要对1917年七月事变进行彻底的分析，就能发现影响了七月事变之前的俄国历史的全部因素：生产力水平、工人阶级的特殊分量、农民的作用、彼得格勒在国民生活中的地位、各个政党的作用——更不用说还有大战的影响与军队的巨大分量了。显而易见，七月事变不可能在其它国家重演。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拿七月事变来做类比呢？只是为了从我们目前最关心的视角出发，把一个新事件给解释清楚。出于这种考虑，我经常以七月事变为例，借此说明：一场惨重但并非致命的失败，或许可以被看作通往胜利的道路上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不过还得补充一点：这个失败本身并不能“确保”胜利，只有具备了一定的补充条件（包括正确的革命政策在内），才有可能赢得胜利。
“我们要强调的是……”
《巴塞罗那起义》这篇文章，是根据“不仅很不完整，还遭到了蓄意的歪曲”的电讯而写的，其中写道：“巴塞罗那起义与1917年七月事变的相似之处非常明显，所以我们不打算详谈。我们首先要强调的是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所以说，作者并不打算只拿这两个事件来做类比。正相反，他提醒读者注意，他的分析与预测仍是很不完善的。他写道：“我们首先要强调的是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拿五月事变和七月事变做类比，主要是为了当时的宣传。当时最重要的目的是鼓舞被击败的群众。这篇文章拿七月事件来做类比，就是为了告诉群众：“俄国人在七月遭到了失败，但他们最后还是夺取了政权。”
因此，伦德这篇文章其实不是直接对群众说话，而是对领袖说：“你们当然要利用俄国七月事变来鼓舞群众。这很自然，不用老是强调它。但是，千万要记住：这是一个很宽泛的类比，对当下的宣传来说有其重要性，但两者的具体情况其实很不一样，我们在进行分析和预测的时候，应当主要立足于两者的不同之处，而非共同之处。”伦德认为五月事变的性质是“是‘自发’的，也就是说，它的爆发，完全出乎包括统工党在内的所有领袖的意料之外。”（又是一个与七月事变的相似之处。）但在这篇文章里，伦德给五月事变下了一个正确的定义：它是一次起义。他根本不认为这次起义是“过早的”。巴塞罗那“停火”的消息让他深感不安，而在七月事变中，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是竭力促成停火的。
在这个问题上，伦德是这么说的：“新闻报道中提到了巴塞罗那已经停火，这意味着什么呢？导致起义者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领导层的迟疑不决吗？还是因为领袖在群众压力下惊慌失措，便直接投降？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目前看来，在巴塞罗那城外，斗争仍未停止。在巴塞罗那市内，工人会不会重新发动进攻？”简单来说，伦德认为，无论这次起义是由什么原因引发的，在整个客观形势的影响下，在起义之前的整个革命历史影响下，它都会走上夺取政权的道路。在这种形势中，唯一的问题便是左派组织——统工党与无政府派——采取了什么样的态度。这就是伦德在五月事变刚刚过去时做出的“初步”评价。
我在8月24日写的那篇文章，主要是为了批判费雷肯同志而写的。是什么导致了他的错误——或者说他的许许多多错误之一？他把五月事变同七月事变做了纯粹形式上的类比，在此基础上做出了评价。费雷肯不去认真研究具体形势——比如在革命发展了六年之后的1937年5月的形势，反而在程式化的日历中寻找万能钥匙，以为这样就能解开一切历史的和政治的谜题。换句话说，当伦德说：“我们首先要强调的是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的时候，他是想提醒我们大家注意，不要犯那种错误；可是，费雷肯偏偏就是犯了这种错误。
工人在五月本来是可以夺取政权的
哪怕身处千里之外，无法掌握那些只有亲临现场的人才能了解到的情况，我们仍然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在五月是否可以夺取政权？但在五月事变之后，各种倾向的报刊已经发表了无数的档案、报道和文章。从所有这些事实、所有这些资料、所有这些证词当中都能得出同一个结论：如果事先为起义做好了全面的准备，那么工人是可以夺取政权的，胜利是有保障的。最重要的证词是无政府主义者提供的。五月起义之后，《工人团结报》[4]就在反复哀告：“有人指责我们煽动了五月暴动。可我们完全反对这次暴动。至于证据？我们的对手跟我们一样清楚：在五月的时候，只要我们想要政权，我们就一定能夺到手。可我们不想建立专政，等等等等。”
不幸的是，全劳联不想夺取政权。不幸的是，统工党领导层消极附和全劳联领导层。不幸的是（这已经是最克制的说法了），费雷肯、斯内夫利特和维克托·塞尔日消极迎合统工党的态度。更糟糕的是，在紧要关头，当我们想撼动统工党那种致命的自负（“他们自己的”大楼、“他们自己的”广播电台、“他们自己的”印刷厂、“他们自己的”民兵）之时，当我们想让统工党的领袖明白革命自有其无情的逻辑，它不会容忍半吊子的措施（这也正是斯大林党取代了社会党与无政府派的原因）之时，就在这个紧要关头，又是费雷肯、斯内夫利特、维克托·塞尔日之流跳了出来，给我们添乱。
他们以为，给统工党领导层撑腰，让统工党领导层跟我们作对——也就是说，支持统工党领导层的犹豫不决、优柔寡断和机会主义——对他们是有好处的。最近的事态无情地检验了他们那可怜的成色。自从所谓的七月事变[5]之后，统工党不但没有壮大，反而已被彻底打垮。全劳联——统工党是它的影子——正在接二连三地丢失阵地。一场新的、自下而上的爆发，能够挽救西班牙革命吗？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是，全劳联和统工党所做的一切，都在为斯大林党的胜利铺平道路，也就是给反革命的胜利铺平道路。而费雷肯、斯内夫利特和维克托·塞尔日则拼命把统工党推上这条毁灭之路。
关键的问题
我们所有的支部，一直都在对西班牙局势的发展予以最高度的关注。只要有人能仔细地读一读我们的国际刊物，以及我们所有的内部公报，他就会满意地承认：在西班牙的各种事件中，我们组织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掌握了运用列宁主义方法的方法。我们有克拉尔[6]、穆郎[7]、布劳恩[8]撰写的报道，这些报道具有无可争议的马克思主义价值。凭借这些表现，我们的组织通过了一个极具历史意义的问题的理论考验。而在每一个阶段，斯内夫利特同志和费雷肯同志都在维克托·塞尔日的帮助下，提出了与我们相反的、因而也是与第四国际绝大多数成员相反的立场——他们采取了中派主义的态度，一边尖锐反对国际书记处，一边又对前景和口号等问题含糊其辞。
斯内夫利特同志反复利用国际书记处的“制度很糟糕”、“不称职”为借口，与我们的国际组织断绝了一切正常关系，又同我们的死敌联手来对付我们。费雷肯同志也做了同样的事，不过带上了一点他个人的特色。在“党内制度”这个问题上，我们还得对我们的斯内夫利特同志说几句话，好让他明白：窒息党内生活的官僚主义，还有那些既不喜欢纲领、也不喜欢提纲和讨论的领导人的沆瀣一气，绝不会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内部的常态。但是，现在的问题并不在于“党内制度”,而在于对西班牙革命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双方的根本分歧已经暴露了出来。统工党的政策过去是、现在也是（基本上是）孟什维克的政策。第四国际则继承和发扬了布尔什维克的传统。
我们的方法
第四国际才刚刚迈出头几步。它要完成重大的教育任务。它必须坚忍不拔。只要回顾一下我们过去十年的历史，谁都不会批评我们缺少耐心和毅力。我们很少开除人，被开除的人还不到十个。发生矛盾时，我们的组织一直使用的方法，就是讨论、说服，把有争议的问题交给具体事件来验证。有些分子和集团，尽管我们对他们抱持着最大的善意和谆谆善诱的耐心，但这却让他们觉察到自己的“倾向”与布尔什维克组织格格不入，所以他们最后还是脱离了我们的队伍。那些以第四国际的“党内制度很糟糕”为借口，脱离了我们的队伍的人，最后全都变得无足轻重、一事无成。他们所有人——兰道、维特[9]、雷蒙·莫利尼耶、奥勒尔、维斯波德[10]、菲尔德[11]等人——已经用自己可悲的经历证明了这一点：抛开了由过去十多年的历史发展所决定的路线，抛开了伟大的历史传统，抛开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不间断的集体工作，而去临时拼凑一个流派，可没有那么容易。
斯内夫利特同志很久以前就想让他的党脱离我们的国际组织。噢，他总是用“四”这个数字来描述他的立场。但是，离开了基本原则——即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的纲领，离开了我们以这些基本原则为基础而进行的集体工作，第四国际的公式就会变成毫无用处的空话。这种越来越模糊暧昧的情况，已经持续了差不多三年，对于一部“革命的日程表”来说，实在是有点久了。我们当然不希望荷兰支部离开我们，正相反，我们想让它真正地成为我们的国际组织的一分子，让它真正参加到我们的集体生活中来。我们的国际组织不能容忍一个支部同自己全然隔绝，也不能容忍斯内夫利特同志对我们的“制度”和“作风”的越来越尖锐、越来越无理的“指责”——他指责我们，只是为了掩饰他与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分歧。当然，费雷肯一有机会，就会支持错误的政策，至于这种错误政策是左倾还是右倾，对他来说无关大局。
我们必须同荷兰的姐妹党进行深入的讨论。要想阻止荷兰党盲目地、以官僚主义态度地脱离我们，这是唯一的办法。我们的比利时支部当然也要参加这次讨论，为下一次国际大会做好准备。我们要学会如何避免分裂。同时我们也要学会如何阻止那些正在策划分裂的人。通过讨论，我们将会变得更加成熟、更加团结。前方还有重大的事件在等着我们。我们无权重蹈覆辙。无论西班牙革命的意义有多么重要，它都只是意义更加重大的事件的一次“彩排”。要让新一代人从西班牙革命的活生生的体验中吸取全部经验教训。有些人想用诡辩术来歪曲这些问题，这只会把我们从正确的道路上引开，这样做是无法使新一代人获得正确的经验教训的。事件已经自己开口说话了。国际大会将学会如何解释它们的话。
本文是写给让·鲁的信，发表于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内部公报》，1938年8月，第5期，署名为“克鲁克斯”。
[1]原文如此，这个日期显然有误。——中译者注
[2]即《巴塞罗那起义》。此文作者“伦德”其实就是托洛茨基同志，但他在信中并未点破。——中译者注
[3]即《用西班牙革命的经验来考验思想与个人》。——中译者注
[4]《工人团结报》（SolidaridadObrera）是全劳联的机关报。——中译者注
[5]原文如此，疑为“五月事变”之误。——中译者注
[6]克拉尔（Clart）是让·鲁的化名。——中译者注
[7]穆郎（Moulin）是汉斯·弗洛因德的化名。汉斯·弗洛因德（HansFreund，1912—1937），住在瑞士的德国学生，但参加了国际主义工人党（第四国际法国支部），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前往西班牙参战。五月事变后被苏联特务机关绑架杀害。——中译者注
[8]布劳恩（Braun）是埃尔文·沃尔夫的化名。埃尔文·沃尔夫（ErwinWolff，1902—1937？），生于苏台德地区的莱亨贝格（Reichenberg，现为捷克共和国的利贝雷茨[Liberec]）的一个富有的犹太商人家庭。在德国求学期间开始参加左翼运动，希特勒上台后流亡巴黎。1933年开始参加托洛茨基主义运动。1936年7月进入国际书记处工作。1937年4月底前往西班牙，协助西班牙托派开展工作。五月事变后被斯大林的特务机关绑架杀害。——中译者注
[9]“维特”（Witte）是迪米特里奥斯·约托普洛斯的化名。迪米特里奥斯·约托普洛斯（ΔημήτρηςΓιωτόπουλος，1901—1965），曾用化名维特、斯塔夫洛斯（Σταύρος/Stavros）等，生于希腊弗西奥蒂斯州一个农村家庭，1920年考入雅典大学化学系，并参加了希腊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青年组织，1923年5月开始参加《马克思主义文库》的出版工作，成为“马克思主义文库派”的领袖。1930年率领马克思主义文库派参加国际左翼反对派，并担任国际左翼反对派书记处书记。1932年率领马克思主义文库派脱离国际左翼反对派。1936年流亡巴黎，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前往西班牙参战，与统工党合作，遭到西共逮捕，后来在欧洲知识分子施压下获释。获释后返回巴黎。1952年返回希腊，此后逐步抛弃马克思主义，堕落为反共分子。——中译者注
[10]阿尔伯特·维斯波德（AlbertWeisbord，1900—1977），生于纽约一个俄国犹太人移民家庭，1917年参加美国社会党，1924年退出美国社会党，参加了美国共产党。1930年退党后，于1931年3月15日成立共产主义斗争同盟（CommunistLeagueofStruggle），该组织曾接近国际左翼反对派，但在1934年11月，维斯波德和共产主义斗争同盟公开与托洛茨基决裂。1937年他解散了共产主义斗争同盟，此后泯没无闻。——中译者注
[11]B·J·菲尔德（B.J.Field，1903—？），本名麦克斯·古尔德（MaxGould），1931年参加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1934年2月脱离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立了争取建立革命工人党同盟（LeagueforaRevolutionaryWorkersParty），该组织在二战爆发后瓦解。——中译者注 |
救援遭到斯大林—内格林迫害的西班牙革命者（1937年10月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救援遭到斯大林—内格林迫害的西班牙革命者
（1937年10月6日）
尊敬的特雷斯卡[1]同志：
您号召采取行动，救援遭到斯大林—内格林迫害的西班牙革命者，我热烈地支持您的这一号召。在这些受害者当中，全劳联的战士无疑是最多、最重要的。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反对无政府主义。而且我还坚决反对全劳联领袖现行的机会主义路线。但我不会因为个人的观点，而无视和否认这个事实：在全劳联的队伍中凝聚了西班牙无产阶级的精华。我对无政府主义工人怀有深厚的革命情谊，而在斯大林—内格林的假马克思主义圈子里，我看见的只有戴着假面具的阶级敌人。
《国民》[2]和《新共和国》[3]的态度，令您感到义愤填膺，对此我感同身受。刽子手是丑恶的，但更丑恶的是为刽子手效劳的牧师。斯大林的特务机关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它令人痛恨，但是，戴着假发、为斯大林派刽子手叫好助威的“民主派”牧师，则完全是令人作呕。
不把群众发动起来，痛批《国民》和《新共和国》这种娼妓、马屁精、跟屁虫、顽固分子，争取人类解放的斗争就不可能胜利。
祝愿您的斗争能旗开得胜，并怀着革命的敬意紧握您的手。
列昂·托洛茨基
本文发表于1937年10月22日的《社会主义呼声》。
[1]卡尔洛·特雷斯卡（CarloTresca，1879年3月9日——1943年1月11日），少年时即参加意大利工人运动，1904年移民美国，1912年参加世界产业工会，是美国无政府主义运动重要人物之一。1937年曾参加杜威委员会。1943年1月11日遭到暗杀。——中译者注
[2]《国民》（TheNation）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新闻周刊，1865年7月6日创刊。——中译者注
[3]《新共和国》（NewRepublic）是美国一家重要的政治杂志，1914年11月7日创刊。——中译者注 |
统工党与成立苏维埃的号召（1937年10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统工党与成立苏维埃的号召
（1937年10月1日）
我曾与安德列乌·宁进行过很有意思的通信——我会公开发表这批通信。在每一个问题上，统工党都把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的思想用于机会主义的目的。这是我头一次听见他们宣称：号召成立苏维埃是没用的，是因为工人根本不想这么做。关于苏维埃问题，我要讲一下它的经过：
在1931年，也就是西班牙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写过这样的意见：我认为，一开始就提出成立苏维埃的口号，并不是明智的做法。在群众性罢工中，比如说，在1905年俄国革命期间，成立了罢工委员会，但当时的工人并没有意识到这就是苏维埃的开端。而“苏维埃”这个词，如今已是苏联政府的同义词。现在，参加罢工的工人不明白罢工与“苏维埃”有什么关系。社会党与无政府主义者会反对它，因为他们把它当成了无产阶级专政。因此，我的意见是：必须成立群众组织，但不要用“苏维埃”这个名字，而要用传统的西班牙名字“代表会”（junta），而且“代表会”也不用像“苏维埃”那么具体。但是，实际成立的却是一种牵强拼凑的组织，它没有广大群众的代表，只有旧组织的代表：社会党三人，无政府主义者三人，再加上几名共产党和统工党的代表。他们在每个城镇都成立了类似的组织[1]。
革命是一种急剧变动的过程，在革命中，群众在政治上不断左倾，而资产阶级则不断右倾。只需短短一个月，形势就会发生剧变。革命在蓬勃发展的过程中，横扫了一切旧组织、旧的保守政党和工会。从一家家工厂中，涌现出了更年轻、更活跃、更勇敢的领导人。旧的组织成了制约革命前进的最大的制动器。建立代表会——也可以叫苏维埃——是完全必要的；我们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只有建立代表会，才能使革命获得统一的表现形式。
说到联合的必要性，我们同统工党的斗争，不是围绕着联合进行的——而是围绕着这个问题进行的：是与资产阶级联合，还是同无产阶级当中涌现出的新的、富有创造性的分子联合？这不是数字相加的问题——而是阶级问题，不是行政问题。他们怎么能说工人不想建立苏维埃呢？各地的工人都成立了委员会，这些工人委员会接管了工业。唯一的问题，就是要把这些工人委员会联合起来，发展和扩大它们，使它们发展成为巴塞罗那苏维埃。
摘自《答若干问题》（AnswerstoQuestions），发表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内部公报》，1938年第3期，署名为“克鲁克斯”。
[1]这种组织就是前文提到的工人委员会。1936年7月后，共和区普遍成立了工人委员会，成为了共和国政府之外的“第二政权”。但是，工人委员会并不像苏维埃那样由工农群众直接选举产生，而是根据各工人组织之间的协议、由各个工人组织派出若干名代表组成的。——中译者注 |
普通的极左派与特别不可救药的极左派（一些理论思考）（1937年9月2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普通的极左派与特别不可救药的极左派
（一些理论思考）（1937年9月28日）
马克思主义思想是具体的，这就是说，在考虑任何实际问题的一切决定性因素或重要因素时，马克思主义不仅要考虑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还要考虑到它们的发展。它从来不把一时的形势与整个前景混同起来，而是把一时的形势置于整个前景之中，以此来分析当前形势的全部特性。一切政策都要以这样的具体分析为出发点。机会主义思想与宗派主义思想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从错综复杂的各种条件与各种力量之中，它们抽出一两个在他们看来是最重要的因素（有时候这些因素的确是最重要的），将这些因素同复杂的现实割裂开来，并赋予这些因素无穷的、无限的力量。
在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改良主义就是这样来利用当时的一些确实非常重要、却只是临时性的因素的：资本主义的强劲发展，无产阶级生活水平的提高，民主制度的稳定等。现在的宗派主义也在利用这些最重要的因素和趋势：资本主义的衰退，群众生活水平的降低，民主制度的瓦解等。但是，就像前一时期的改良主义一样，宗派主义把历史趋势变成了无所不能的、绝对的因素。这些“极左派”把原因当成了结果。他们撇开现实，另外提出了一套现成的图式。但是，群众是生活在现实中的，所以，宗派主义的图式就不可能在工人心中留下一丝印象。宗派主义的本质，注定了它是没有结果的。
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已经不能让人类的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了。因此，它既不能对工人做出物质上的让步，也不能实行有效的社会改良。这些说法都是正确的。但是，只有在整个历史时期的尺度上，这些说法才是正确的。自从大战结束以来，尽管生产力的总体水平并没有超过战前与战时的水平，或只超过了一点点，但一些工业部门（汽车、航空、电力、无线电）仍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另外，尽管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衰朽，但它仍有时涨时落。工人斗争此起彼伏，几乎从不间断，有时他们的斗争也能获胜。当然，资本主义用左手交给工人一些东西，然后又用右手从工人身上夺回来。工人在列昂·布鲁姆执政时夺得的重大成果，就是这样被物价上涨给抵消的。但是，这种结果是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形成的，它反过来又会推动工人走上斗争的道路。这就是当代的真实有效的辩证法，它开启了革命的前景。
在资本主义腐朽的大潮中，如果一个工会领袖任凭自己随波逐流，抛弃了一切经济斗争和局部斗争，那么，不管他有没有“革命”思想，他实际上都成了反动势力的代理人。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工会领袖不仅要掌握资本主义的总体趋势，也要分析具体形势、意外事件、当地情况的各种特性（也包括心理因素），这样才能提出或斗争，或观望，或撤退的意见。只有以这样的具体行动为基础，同广大群众的切身经验紧密结合起来，工会领袖才能揭示资本主义腐朽的大势，并教育群众做好迎接革命的准备。
不言而喻，当代最重要的政治特征，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无情斗争。不幸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世界各地的无产阶级都已经做好了迎接这个斗争的准备，也不意味着在任何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忽略保卫无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权利的局部斗争。不是共产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这个始创于列宁的最根本的二者择一的抉择，已经被许多人当成了空洞的公式，左翼中派主义者只用它来掩饰自己的投降，而且用了太多次；而宗派主义者总是用它来做借口，为自己的无所作为辩解。
在参加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时，不幸的安德列乌·宁在广播讲话的开头中说道：“某些人以为，已经开始的这场斗争是资产阶级民主与法西斯主义的斗争，然而并非如此，它是法西斯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斗争。”统工党当时就是这样来利用这个公式的。《战斗报》上的所有文章，都只是在用不同的方式来解释这个公式。我们还见到一些宗派主义者（比如比利时的一些人）抓住这个公式不放，企图证明统工党的政策全都是——或部分是——正确的。然而，宁在实践中把这个列宁主义的公式颠倒了过来：他参加了资产阶级政府，而这个政府的目的，就是摧毁和消灭初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全部成果与全部基础。他的思想的主旨就是：既然这场革命“本质上”是社会主义革命，那我们参加政府就只会对革命有利。而冒充革命派的宗派主义者就大喊大叫：“在参加政府这件事上，宁可能犯了错误，但是，夸大这个错误的重要性，也是不对的。宁不是承认了这场革命‘本质上’是社会主义革命吗？”他是这么说过，但他这么说，只是为了替他那个毁灭了革命的基础的政策辩护。
当代的各种基础社会因素，决定了西班牙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但这并不等于一开始就赋予了西班牙革命顺利发展的现成的、拥有充分保障的权利。不，从1931年4月开始，西班牙革命就带有“共和”革命与“民主”革命的性质。在1931年以后的几年里，尽管列宁确立的抉择——不是共产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归根结底依然完全正确，但资产阶级还是能给革命打上自己的印记。左翼中派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越是把这个公式变成一种超历史的法则，他们就越没有能力让群众摆脱资产阶级的束缚。更糟糕的是，他们还帮助资产阶级加强了对群众的束缚。统工党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更悲惨的是，它还是没有从中得出必要的教训。
如果说左翼中派主义者抬出列宁的公式，只是为了把革命束缚在它原来的范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之内，那么极左派抬出同一个公式，只是为了忽视和“抵制”革命的真实发展。
在答复一位美国同志的问题时，我说过：“内格林与弗朗哥的区别，就是内格林代表着垂死的资产阶级民主，而弗朗哥代表着法西斯主义。”这个基本观点，就是我们的政策的出发点。极左派见了这句话，就要大呼小叫了：你说什么？！你这不是要让我们在资产阶级民主和法西斯主义之间选边站吗？！可这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西班牙革命本质上是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斗争。资产阶级民主根本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等等等等。
不是社会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这个抉择仅仅表明，也只能表明：只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西班牙革命才能胜利。但这绝不意味着革命的胜利是万无一失的。这个问题依然存在，我们的全部政治任务，就是要把这场半吊子的、性质混杂的、半聋半瞎的革命，变成社会主义革命。不仅要指明革命的性质，还要把革命的性质作为出发点。主要的工人政党，甚至是那些大谈社会主义的政党（也包括统工党在内），都在竭尽全力地阻止这场被损害、被扭曲的半吊子革命变成一场自觉的、彻底的革命。在革命高潮中，工人阶级在本能驱使下会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并能在这条道路上留下重要的里程碑。但是这些里程碑已经被主流政党摧毁了。对矛盾的现实视而不见，只满足于社会学上的泛泛而谈，这并不难做到，但这不能推动革命前进分毫。必须通过行动克服各种物质上的困难，也就是说，要通过符合现实的策略来克服困难。
在目前的西班牙内战中，参战双方分别是弗朗哥与斯大林—内格林。弗朗哥是法西斯主义的代表，斯大林—内格林却不是社会主义的代表。正相反，他们是某种“民主”制动器的代表，他们的作用就是阻止革命向社会主义发展。不是共产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这个历史性抉择，还没有得到相应的政治表达。还远远没有。自从1936年7月起，西班牙革命就远远落在了宁提出的目标后面——尽管宁提出了这个目标，他自己却不能理解它。尽管如此，西班牙内战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必须切实地理解这个事实：西班牙内战是两大武装阵营之间的武装斗争，其中一方是资产阶级民主，另一方是公然的法西斯主义。必须找到一种正确的态度去对待这种带有混合性质的斗争，从而从内部将其转变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
斯大林—内格林政府是一种半民主的障碍，堵住了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但它也堵住了通往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尽管它十分不牢靠。到了明天或后天，西班牙无产阶级或许可以铲除这个障碍，并夺取政权。但是，假如无产阶级现在就帮助铲除这个障碍（哪怕只是消极地），从中受益的只会是法西斯主义。我们的任务不仅是要对两大阵营的真实性质进行理论分析，更要利用它们的斗争，推动革命向前发展。
左翼中派主义者和不可救药的极左派往往会援引布尔什维克在克伦斯基—科尔尼洛夫冲突中使用的政策，但他们根本不理解这个政策。统工党说：“但是布尔什维克同克伦斯基并肩作战。”极左派就说：“但是，即使面临着科尔尼洛夫的威胁，布尔什维克依然不肯信任克伦斯基。”双方都对了……一半；也就是说，双方都是完全错误的。
在克伦斯基阵营与科尔尼洛夫阵营的冲突中，布尔什维克并没有保持中立。他们跟前者一起抗击后者。在他们的力量还不足以推翻克伦斯基政府时，他们会听从克伦斯基政府的命令。正是在八月，也就是在科尔尼洛夫发动叛乱的时候，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开始出现大幅增长。布尔什维克的力量能够大幅增长，正是因为他们采取了这种双重政策。布尔什维克在前线参加抗击科尔尼洛夫的战斗，同时又没有为克伦斯基的政策分担半点责任。正相反，他们谴责了克伦斯基，把造成反动派反攻倒算、并且未能战胜反动派的责任归咎于他。通过这样的方法，布尔什维克为十月革命做好了政治准备，在十月革命中，不是布尔什维克就是反革命（不是共产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的抉择，从一种历史趋势，变成了活生生的、近在眼前的现实。
我们要把这种经验教给青年。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传授给他们。但是，对于那些几十年前就过了上学的年纪的人，对于那些总是用同一套公式（对了，这些公式还是从我们这里借走的）来跟我们也跟现实对着干的人，必须公开认定他们是不可救药的，绝不能让他们参加制定革命政策的总参谋部。
（1937年9月29日）
就在写下本文之时，西班牙似乎正在进行新一轮“大清洗”。相关报道故意写得模糊不清，但我们能从中察觉到，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是这次“大清洗”的主要目标。这可能是斯大林—内格林为了同弗朗哥和解而做的准备。但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苏联官僚以为一切问题都能用特务手段来解决，它正在用这种手段来为某种“胜利”铺平道路，而胜利正在离它远去。实际上，它只能为弗朗哥的胜利或某个“共和军”将军的军事独裁铺平道路，而这个将军与弗朗哥的区别，就像两滴水的区别那么小。
只有愚不可及的傻瓜，才会对斯大林派官僚或内格林式民主的目标或方法抱有幻想。斯大林—内格林阵营与弗朗哥阵营的斗争，可能会突然停止。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就会产生新的形势，我们要根据原来的战略目标，结合新的形势，制定新的策略。但在目前，内格林与弗朗哥的内战仍在继续，我们就得根据现在的具体形势，来制定现在的策略。
本文发表于社会党代表大会组织委员会《内部公报》，1937年10月1日。 |
致詹姆斯·帕·坎农（1937年9月2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致詹姆斯·帕·坎农
（1937年9月21日）
亲爱的坎农同志：
我昨天收到了沙赫特曼同志的来信，这封信让我有点担心。对于全国委员会最近通过的西班牙论纲，我并不满意。韦伯[1]同志在这里时，我同他讨论过这个问题。所谓的给内格林政府提供物质支援的问题，讲得过于宽泛，给“左”翼反对派（塞雷姆等人）提供了可乘之机。我始终相信，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原则分歧，只是这个问题讲得不够好。为了使全国委员会的论纲更加准确，并用更加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来反驳奥勒尔[2]派之流的立场，我已经对洛杉矶的迪克·洛尔（DickLorre）同志的问题做了书面答复。但是，沙赫特曼同志的来信却让我有些担心，希望这只是我多虑了。
在议会中投票赞成财政拨款，并不是提供“物质”支援，而是政治支持的表态。如果我们可以给内格林的预算案投赞成票，那为什么不干脆派代表参加他的政府呢？这同样可以算作“物质支援”。
法国斯大林党完全信任人民阵线政府，但并不正式参加这个政府。我们认为，这种不参加政府的做法，是最糟糕、最有害的参加政府的做法。让布鲁姆和肖彤[3]能够放手行动，就等于在政治上参加联合政府。
沙赫特曼同志提出了这个问题：“前线急需步枪，买枪需要上百万比塞塔，这笔钱我们为什么不能捐？”其实，改良主义者早就问过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同样的问题，问了成百上千次了：“盖学校，修路，还有国防，都需要好几百万的钱，可你们为什么要投票反对拨款呢？”我们承认，盖学校和修路的必要性不亚于抗击弗朗哥。我们要使用“资本主义的”铁路；我们的孩子要上“资本主义的”学校；但我们不能给资产阶级政府的预算案投赞成票。
即使是在抗击科尔尼洛夫的时候，我们在苏维埃中的每一次投票表决，都绝对没有让人看作在政治上支持克伦斯基的余地。
从鼓动的角度来看，我们要想向西班牙群众解释自己为什么投反对票，也是非常容易的：“我们要拿两百万来购买步枪，他们只给一百万。我们要求在工人监督下分发步枪，他们拒绝了。我们要求解除警察的武装，把警察的武器送到前线去，他们也拒绝了。既然如此，我们怎么能信任这个政府，把捐款交给它呢？”每个工人都会理解和赞同我们的行动。
内格林政府的一切行为，都是以“战争的需要”为名而进行的。假如我们为内格林政府对军需品的管理分担政治责任，就等于在政治上支持政府的每一个严肃的提议。我们还得在自己的报刊和集会上为政府歌功颂德。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像统工党一样，变成了拥护政府的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还能为推翻内格林政府而进行准备工作呢？我的答复的主旨是：尽管有内格林政府存在，我们仍要抗击弗朗哥叛军，同时还要为推翻内格林政府进行政治准备。如果我们都赞成这个基本原则，我们就不会在实际结论上产生分歧。
我先前写了一封信，就西班牙问题同费雷肯同志进行论战，你们收到这封信没有？你们会把这封信发表在你们的公报上吗？我认为你们应该发表，理由有两个：（1）揭露费雷肯的十足的机会主义立场；（2）揭示这种情况：在一些次要问题上表现出极左倾向的人，当他们面临重大事变时，很容易就会变成机会主义者。
过去两周里，我读了国际书记处、巴塞罗那组织、法国支部与德国支部出版的全部国际公报，它们对各种问题——特别是西班牙问题——所作的分析，水平都很好，令我十分赞赏。美国支部的领导同志是否阅读和研究了这些宝贵的材料？应当把最优秀的文章译成英文，把其中一些发表在内部公报上，另一些发表在《新国际》[4]上。
致以最美好的问候
托洛茨基
（1937年9月25日）[5]
附注：我在1936年11月1日的《社会主义呼声》头版社论中看到了这样一句话：“革命工人应当为武装西班牙工农群众而继续进行鼓动，但不是为了武装西班牙资产阶级民主政府。”
这篇社论写于拉尔戈·卡瓦列洛当政时期，那时革命工人还没有遭到血腥镇压。既然如此，我们怎么能对内格林政府的战争拨款投赞成票呢？
列·托
出自詹·帕·坎农的私人档案库。该信另有一份副本发给了沙赫特曼。
[1]约瑟夫·韦伯（JosefWeber，1901—？），生于德国盖尔森基兴一个工人家庭。十一月革命后参加德国共产党。三十年代初参加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并成为德国托派主要领导人。二战后脱离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译者注
[2]爱德华·胡戈·奥勒尔（EdwardHugoOehler，1903—1983），曾任美国共产党的堪萨斯地区组织者，1930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而被开除出党，此后参加了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并当选为全国委员会委员。1935年因反对同美利坚工人党合并而退党，另建革命工人同盟（RevolutionaryWorkersLeague，RWL）。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支持统工党。1937年彻底与托洛茨基决裂。二战爆发后逐渐泯没无闻。——中译者注
[3]卡米尔·肖彤（CamilleChautemps，1885年2月1日——1963年7月1日），1912年当选为图尔市长，1919年当选为激进党的国会议员。1930年2月底至3月初、1933年11月至1934年1月、1937年6月至1938年3月三次出任总理。1940年6月初，法军连遭败绩之后，时任副总理的肖彤力主投降。法国解放后，他被缺席判处通敌罪。——中译者注
[4]《新国际》（NewInternational）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理论刊物。——中译者注
[5]这个“附注”摘自托洛茨基同志就其它问题写给沙赫特曼与坎农的另一封信的手稿。——编注 |
简析西班牙形势（1937年9月1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简析西班牙形势
（1937年9月14日）
1、内格林与弗朗哥的区别，就是内格林代表着垂死的资产阶级民主，而弗朗哥代表着法西斯主义。
2、无论何时何地，只要革命工人的力量尚不足以立即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他们就必须保卫哪怕是已经腐朽的资产阶级民主免受法西斯主义攻击，特别是要保卫自己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中的阵地。
3、但是，工人不能用资产阶级民主的方法（人民阵线、选举联盟、联合政府等）来保卫资产阶级民主，而要用自己的方法，也就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方法。因此，在参加反法西斯军事斗争时，他们同时还要继续保卫自己的组织、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利益，不让资产阶级民主政府侵犯它们。
4、资产阶级民主与它的母体资本主义一同瓦解。反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法西斯叛乱，已经成为了现实的威胁，这就表明资产阶级民主已经时日无多。无产阶级的纲领不是“复活”资产阶级民主。从法西斯主义手中保卫资产阶级民主，只是一个暂时的策略，它服从于我们的路线：推翻资产阶级民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5、以人民阵线为名，同资产阶级结盟；参加人民阵线政府；在政治上支持人民阵线政府；放弃了通过革命来推翻资产阶级政府，由此放弃了为革命而进行独立的鼓动与组织；这些做法，充其量也只能延长资产阶级民主的垂死挣扎，并促成法西斯主义的胜利。从无产阶级利益的角度来看，无论是斯大林党和社会党——直接为反革命效劳的走狗——的政策，还是全劳联及统工党的领袖的政策，都是十分有害的。
6、即使斯大林—内格林政府与弗朗哥政府都是资本主义的看门狗（也确实如此）；即使斯大林—内格林的政策必然会导致法西斯主义的胜利，也绝不能得出无产阶级应该在斯大林—内格林同弗朗哥的内战中保持中立的结论。西班牙乃至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系于两件事：（1）平定弗朗哥叛乱；（2）在内战中执行一种能够为尽快推翻斯大林—内格林政府做好准备的政策。
7、有人会反驳说：在两个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战争中，不依附于本国政权的革命无产阶级必须坚持“让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失败，因为这对本国无产阶级损害较小”的立场，难道在两个资产阶级政权之间的内战中，这个立场就错了吗？
错了。两个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战争，其目的是一国对另一国的帝国主义征服，而不是民主与法西斯主义的斗争。而西班牙内战的问题是：不是民主就是法西斯主义。
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民主与法西斯主义并无重大区别。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资产阶级会根据具体情况，选择运用民主还是法西斯主义。但对于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代理人——社会民主党、斯大林党和无政府派的领袖而言，民主就是安身立命之本，法西斯主义就是灭顶之灾。革命的无产阶级应当注意到内战双方的区别，不应把它们混为一谈；它应当利用双方的争斗，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革命者要想胜利，就不能在政治上保持中立，而要消灭头号敌人——法西斯主义。
8、弗朗哥是明显的、当面的、致命的死敌，大多数工农群众都痛恨他。而内格林、斯大林、卡瓦列洛等人则是隐蔽的、精心化装的敌人，他们仍然领导着成百上千万的工农群众。对弗朗哥，只能进行武装斗争；对内格林，目前还不能进行武装斗争，因为革命派还只是少数，所以，一定要为必将发生的武装斗争做好政治准备。而进行这种政治准备的最重要的方法，就是批判和揭露政府的作战不力，并向群众解释：这个政府是为资本的利益服务的，这就是它作战不力的原因。
9、有人会反驳说：两大帝国主义阵营（一边是意大利和德国，另一边是英国、法国和苏联等国）正在伊比利亚半岛上进行斗争，而西班牙内战只是这个斗争的“一段插曲”。
就历史可能性来说，这话没错。但是，不能把历史上可能发生的情况，同目前的内战的实际的、具体的过程混同起来。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确实会对西班牙内战的进程产生重大影响。但是，直到目前为止，外国干涉并没有改变西班牙内战的基本性质：它是西班牙资产阶级民主阵营同西班牙法西斯主义阵营之间的斗争。
10、如果内战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进行下去，双方的政治区别将会消失。但在目前，这只是一种可能，还没有变成现实。因此，必须充分利用现在这种局面。这种局面也可能会向另一种方向转变：在弗朗哥叛乱的影响下，内格林政府可能会被迫向工人做出更多的让步；在1917年8月，在科尔尼洛夫叛乱的影响下，克伦斯基政府就是这么做的。我们也要利用这些让步，为推翻内格林政府做好更充分的准备。
11、比方说，假如卡瓦列洛能发动一场反对内格林的斗争——有不少人都希望他能这么做——我们就要最积极地参加这场斗争，但绝不为他分担半点政治责任。相反，我们要批判他没有革命纲领，在斗争中不够坚决。然而，卡瓦列洛并没有这么做，却临阵脱逃，抛弃了他自己的部队——工总，抛弃了把他推上斗争道路的无政府主义工人——全劳联。这位“英雄”上演了一出临阵脱逃的滑稽闹剧，驱散了许多人的幻想，为真正的革命派创造了更大的活动空间，为在平叛中发动群众同内格林进行政治斗争提供了可能。
12、举个例子：有两艘满载军火的轮船准备从法国或美国出港，一艘是运给弗朗哥的，另一艘是运给内格林的。工人该怎么办呢？是对两艘船都搞怠工呢，还是只对给弗朗哥运货的那艘搞怠工？
我们并不中立。我们会让给内格林运货的那艘船出港。我们不抱幻想：这批军火当中，只有九成是用来对付法西斯分子，至少有一成是用来对付我们的同志的。但是，运给弗朗哥的军火，十成都是用来对付我们的同志的。我们并不中立。我们不会让给弗朗哥运货的那艘船出港。当然，如果西班牙发生了武装起义，我们会设法让起义工人获得这批军火。但是，既然我们现在还没有这样的力量，我们就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
13、作为革命党，我们要不要动员新的志愿兵，提供给内格林？这等于把他们送进格伯乌手里。要不要为内格林政府募捐？荒谬！我们只为自己在西班牙的同志募捐。如果我们派同志越过国境，那只能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运动而进行密谋活动。
14、对于北美援助西班牙民主委员会[1]之类的委员会，对于各种集会与工会行动，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我们应当坚持这样的观点：工会应该为西班牙工会与工人组织募捐，而不是为了共和国政府。要是有人反驳说，西班牙工会的领袖与政府关系密切，把捐款交给西班牙工会，也就等于交给共和国政府，我们就用一个例子来答复：在1926年的英国矿工大罢工期间，尽管矿工工会的领袖与英国政府关系密切，我们还是给矿工工会募捐。罢工委员会的委员可能是改良主义者；他们可能会叛卖工人；他们与老板勾勾搭搭。但是，只要工人还不能撤换他们，我们就不能不同他们打交道。所以，我们要冒着他们会叛卖工人的风险，给他们捐钱。我们要向工人警告这种危险，当他们真的叛卖了工人时，我们就会说，“瞧，你们的领袖背叛了你们。”
15、塞雷姆[2]的决议指出：“坎农[3]—沙赫特曼[4]—戈尔德曼的‘拥护共和国胜利’的路线，与斯大林党的路线是一致的。这是公然堕入了‘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人民阵线政策的泥潭，揭穿了‘物质支援与政治支持无关’的谎言。……工人拒绝交出武器，也就是拒绝在军事上或物质上支援政府，因此他们遭到了政府方面的斯大林党特务机关的枪杀。”
没错，我们知道自己的同志遭到了政府特务机关的枪杀，可是，塞雷姆集团从中得出了什么结论呢？他们的意思难道是建议我们脱离共和军，或是发动武装起义吗？如果要脱离共和军，那还能去哪里？肯定不能投奔弗朗哥阵营。假如政府发动了工农群众，那么，拒绝提供军事支援，又意味着什么呢？只能意味着脱离共和军或发动起义。塞雷姆的意思难道是要发动总罢工？总罢工的目标只可能是推翻政府，只能是发动起义的前奏，在战争时期就更是如此。假如我们能够号召人民起义，我们就必须这么做，对此我完全赞同。但是我们现在有这个能力吗？假如塞雷姆写这个决议真的是为了西班牙，而不是为了在政治上一逞口舌之快，那我想问一下，塞雷姆在西班牙有几个团？如果我们要求士兵不去战斗，那我们也得要求工人不去工作（在兵工厂工作，就等于给共和国政府提供“物质支援”）。但是，我们现在的力量还不足以夺取政权，既然目前的物质条件是由现有的力量对比决定的，我们就得一边在现有的条件下同弗朗哥作战，一边为了发动起义推翻内格林政权而进行政治准备。
16、塞雷姆的决议还指出：“革命工人不能保卫资产阶级政府；只能保卫工人政府。反过来说，只有在帝国主义战争中，革命工人才能采取革命的失败主义立场。在西班牙内战中，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要求革命派不但不能采取革命的失败主义或保卫主义纲领，还要同这两种纲领斗争。”
但是，保卫内格林政府并不是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部。我们有自己的工人组织。在西班牙，特别是在加泰罗尼亚，有社会主义财产，有集体农庄。内格林政府反对社会主义财产与集体农庄，但它目前还得容忍它们。我们必须保卫这些成果，不让弗朗哥毁灭它们。
17、塞雷姆的决议认为：“无论如何，革命派都不能提出号召破坏平叛斗争的口号，[因为]这样做就会堕入革命的失败主义的立场。”
这句话是在自我辩解。这些“革命派”觉得自己的立场实在太革命了，自己都有点过意不去，所以就保证自己不会号召“破坏平叛斗争”。这种保证是不是有点……辱没了这些“革命派”呢？同样有意思的是，该决议的作者反对的只是对共和军的“破坏”。他们是否支持对叛军的“破坏”呢？他们是否赞成在法西斯叛军当中进行破坏呢？他们为什么对此只字不提？这一“疏漏”充分展现了该集团的整个立场的真实性质；他们企图利用气势汹汹的大话和激进得可怕的公式，来掩饰自己的缺乏自信。这并不奇怪。纯粹形式上的不妥协的学派，必定会对现实闭目塞听，当这种学派的学生偶然睁开眼睛时，就会变成机会主义者。比利时的费雷肯同志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18、塞雷姆的决议还指出：“社会民主党以为，让兴登堡胜利要比让希特勒胜利更好，于是他们可耻地选择了兴登堡，结果他们既得到了兴登堡，也得到了希特勒；斯大林党则认为罗斯福要比兰顿[5]更好；但是，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党在政治上堕落得都没有坎农和沙赫特曼等人严重，坎农和沙赫特曼等人支持内格林，希望内格林能战胜弗朗哥，但是他们得到的既不会是内格林的军事独裁，也不会是内格林与弗朗哥的停战。”
内格林与弗朗哥之间的内战，与兴登堡和希特勒之间的选战并不是一回事。假如兴登堡向希特勒进行公开的武装斗争，那么选择兴登堡就是“小害”。我们不会选择“大害”，我们选择“小害”。但兴登堡并不是“小害”——他没有向希特勒公开宣战；这只是社会民主党的幻想（简直愚不可及），并不是现实。但在西班牙，社会民主党正在同法西斯主义交战。支持兴登堡同希特勒斗争，就等于放弃了政治独立性。而我们也不会在政治上支持内格林。如果我们在西班牙国会里有一个议员，就会让他投票反对内格林的战争拨款[6]。我们要把作战不力的政治责任归咎于内格林。但在这样做的同时，只要我们还没有接管战事，我们就要坚决击退法西斯叛匪。
与内格林的军队一起抗击弗朗哥，这是一回事；投票支持兴登堡，反对希特勒，那是另一回事；如果有人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恕我直言，这人就是犯了议会痴迷病。反法西斯战争不能通过议会手段获胜，因为法西斯主义是一支只能用武力来消灭的反动军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策——通过纯议会的手段，与兴登堡结成反希特勒联盟。我们当时提出了成立工人民兵等口号。但我们现在进行的是反法西斯战争。当然，“民主”军队的总参谋部可能明天就会同弗朗哥讲和，但这还没有成为今天的现实。我们不能忽视现实。我们应当在战术上利用共和军与法西斯叛军之间的战争，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19、塞雷姆的决议指出：“坎农与沙赫特曼在7月30日的全会报告中宣称：‘比方说，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如果有谁拒绝通过在共和军中作战等物质援助形式来支持政府的话，谁就是罪恶地忽视了自己的无产阶级基本义务’（黑体字是我们加的）。我们要问坎农—沙赫特曼：加泰罗尼亚革命工人反抗资产阶级军事纪律的桎梏，难道说他们忽视了自己的无产阶级基本义务吗？当他们拒绝交出武器，也就是拒绝向资产阶级共和军提供物质援助时，难道他们忽视了自己的无产阶级基本义务吗？……由于我们拒绝给人民阵线提供军事援助，伯纳姆[7]便指责我们是第五纵队特务，难道加泰罗尼亚的革命工人也是第五纵队特务吗？”
他们又把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谈了。在5月3日至5月7日，加泰罗尼亚工人同政府进行了战斗。他们不是自觉地、而是自发地进行了夺取政权的斗争，如果他们成功夺取了政权，就能更好地把反弗朗哥战争进行下去。但在这场战斗中，他们得不到必要的革命领导层，所以他们失败了。现在他们的力量只有五月事变前的十分之一。工人们现在要问：我们现在——不是在布朗克斯或曼哈顿，而是在西班牙——该怎么办？发动起义推翻内格林？但我们的力量太弱了，我们现在没有武器。塞雷姆集团会用我们自己的话来回答我们：为了在未来推翻内格林政府，你们必须帮助群众做好政治上的准备。说得对。但这需要时间。就在这时，弗朗哥还在步步进逼。难道我们不该去打垮弗朗哥吗？
“不胜不败”或“我们既不采取保卫主义立场，也不采取失败主义立场”的口号，在原则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是有害的。它毫无鼓动作用。不妨想象一下：一个革命者站在内战双方之间，挥舞着一面大旗，上面写着：不胜不败。这个口号属于彭蒂乌斯·皮拉图斯[8]俱乐部，却不属于革命党。我们赞成保卫工人组织，拥护革命对弗朗哥的胜利。我们采取“保卫主义”立场。采取“失败主义”立场的是内格林与斯大林之流。我们要参加抗击弗朗哥的战斗，而且还要成为最好的士兵，同时，为了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我们还要为社会革命进行鼓动，并为推翻内格林的失败主义政府而进行准备。我们只有采取这样的态度，才能开辟通向群众的道路。
本文发表于社会党代表大会组织委员会《内部公报》，1937年10月1日，署名为“克鲁克斯”。
[1]北美援助西班牙民主委员会（NorthAmericanCommitteetoAidSpanishDemocracy）于1936年由多个工会组织发起成立，它为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募集资金、药品和粮食。——中译者注
[2]塞雷姆（Salemme）是美国一个左翼小宗派的领导人，该宗派的这个决议认为，不应该给西班牙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政府提供任何政治支持或物质支援。——中译者注
[3]詹姆斯·帕特里克·坎农（JamesPatrickCannon，1890年2月11日—1974年8月21日），生于堪萨斯州玫瑰谷（Rosedale）。1908年参加美国社会党（SocialistPartyofAmerica，SPA），1911年参加世界产业工会（IndustrialWorkersoftheWorld，IWW）。十月革命后接受了共产主义，并于1919年参与创建美国共产党。1920年当选为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2年在共产国际四大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1928年，他在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开始支持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并因此在1928年10月底被开除出党。此后，他于1929年5月领导创建了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CommunistLeagueofAmerica，CLA，国际左翼反对派美国支部），1938年领导创建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WorkersParty，SWP）和第四国际，并担任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书记。1953年辞去全国书记的职务，改任党主席。1974年在洛杉矶逝世。——中译者注
[4]马克斯·沙赫特曼（MaxShachtman，1904年9月10日——1972年11月4日），出身于波兰华沙一个犹太家庭，1905年随家人移民美国，少年时即倾向左翼激进运动，1921年参加了美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美国工人党（WorkersPartyofAmerica），从此参加共产主义运动。在共产党内属于坎农派，1928年与坎农派一起被开除出党，此后参加了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社会主义工人党和第四国际的成立工作。1940年因路线分歧退出社会主义工人党，组织了工人党（WorkersParty），1949年工人党改名为独立社会主义者同盟（IndependentSocialistLeague），1958年解散，党员加入美国社会党。——中译者注
[5]阿尔弗雷德·兰顿（AlfredLandon，1887年9月9日——1987年10月12日），美国政治家，曾于1933年—1937年任堪萨斯州州长，在1936年美国大选中代表共和党参选，结果惨败于罗斯福。——中译者注
[6]对内格林政府的战争拨款投赞成票，就等于在政治上投了内格林的赞成票。我们不能这么做。这是犯罪。如果我们投了反对票，该怎么向无政府派工人解释？解释起来很简单：我们完全不相信内格林政府有能力指导战争并确保胜利。我们要谴责内格林政府袒护富人，让穷人挨饿。必须粉碎内格林政府。只要我们的力量还不足以推翻内格林政府并取而代之，我们就得在它的指挥下作战。但是，我们一有机会，就要公开表示不信任内格林政府；要想把群众发动起来，在政治上反对内格林政府，并为推翻内格林政府做好准备，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法。其它政策都是对革命的叛卖。——列·托
[7]詹姆斯·伯纳姆（JamesBurnham，1905年11月22日—1987年7月28日），1933年参与创立美利坚工人党（AmericanWorkersParty），1934年支持把美利坚工人党同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CommunistLeagueofAmerica）合并为合众国工人党（WorkersPartyofUnitedStates），1935年与合众国工人党一起打入美国社会党。1937年托派被开除出社会党后，参与成立了社会主义工人党，但不久后伯纳姆和沙赫特曼就因路线分歧，于1940年5月退出社会主义工人党。二战期间为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情报局（OfficeofStrategicService）工作，战后积极投身反共活动。——中译者注
[8]彭蒂乌斯·皮拉图斯（PontiusPilatus）是26年至36年间罗马帝国派驻犹太行省的总督，根据《圣经》所述，当耶稣基督被带到皮拉图斯面前受审时，皮拉图斯本来不认为耶稣有罪，打算释放耶稣，但在仇视耶稣的犹太教祭司们的强烈要求下，皮拉图斯用水在众人面前洗手，然后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马太福音》27:24）随后下令将耶稣钉上十字架。详情请参阅《马太福音》第27章、《约翰福音》第19章、《马可福音》第15章、《路加福音》第23章。——中译者注 |
用西班牙革命的经验来考验思想与个人（1937年8月2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用西班牙革命的经验来考验思想与个人
（1937年8月24日）
致第四国际全体支部：
西班牙革命在先进工人心目中具有非凡的意义，它不仅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也是学习革命战略的学校。所有人、所有思想都要接受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是确凿无误的考验。每一个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负有这样的义务：不仅要研究革命中的各种事件，也要研究被吸收进我们队伍的每个团体、每个人在西班牙革命中的政治立场。
费雷肯同志与斯内夫利特同志
在这封信中，我要专门分析比利时支部的领导人之一费雷肯同志的立场，他的立场具有重大的教育意义。在今年六月下旬召开的革命社会主义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费雷肯就西班牙问题做了报告。这个报告发表在比利时支部的内部刊物的六七月号合刊上，篇幅很短，顶多只有二十五行，却清晰地暴露了费雷肯同志的错误，这些错误对于比利时支部和整个国际都是非常危险的。
众所周知，荷兰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袖斯内夫利特同志完全支持统工党的政策，可见他已经远远偏离了革命马克思主义。费雷肯同志的立场稍有不同。他比较谨慎一些，他过去和现在的论断中总是留有余地：“一方面”，“另一方面”。在谈到统工党的时候，他从我们共同的武器库中借走了不少论据，对统工党进行了“批判”。但他的立场基本上是中派主义，这比斯内夫利特同志的立场更能搅乱我们队伍的思想。因此，必须认真地批判费雷肯的思想。
乐观的宿命论是中派主义的一种表现
费雷肯做这个报告的时候，统工党还没有被打垮，斯大林在西班牙的代理人（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1]之流）还没有卑鄙地暗杀统工党的领袖。我们会坚决保卫宁和他的伙伴，不让莫斯科及其它地方的恶棍用无耻谰言玷污他们的荣誉。但是，宁的悲惨命运，不能改变我们的政治评价，因为我们是根据无产阶级的历史利益而非感情因素来进行评价的。
长期以来，费雷肯同志对统工党的评价都是完全错误的，他以为统工党会在事变的压力下“自动”左倾，所以我们在西班牙的政策就应该局限于“批判地”支持统工党。这种宿命式的乐观预言是十足的中派主义，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它已经被事变本身给驳倒了。只需提起一件事就够了：统工党的整个政策都浸透了这种乐观的宿命论，它的领导层迎合无政府主义领袖，指望后者能自动走上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而费雷肯也对统工党的领袖寄予了同样的期望。一切期望都已彻底破灭：在事变的压力下，无政府主义领袖和统工党领袖并没有倒向左边，而是倒向右边。费雷肯不但没有公开承认自己的政策是错误的，反而还想偷偷转到与昨天截然不同的新立场上，这只会造成更大的思想混乱。
简析统工党
费雷肯在报告开头写道：“与已经存在了几十年的全劳联和伊无联[2]相比，统工党还很稚嫩，它的成分还比较混杂，它的左翼还很弱小。”这一判断，不仅是对斯内夫利特的立场的严厉批判，也是对费雷肯以前的立场的严厉批判。有什么东西能保证它一定会左转？而且，他这个判断也是故意说得十分模糊。“它的左翼还很弱小”，在这个语境中，“左”这个字没有任何意义。费雷肯指的是统工党内的马克思主义派还是左翼中派主义派？他避而不答。还是让我们来回答他吧：无论如何都不是指马克思主义派，因为统工党已经开除了“托派”。但是，就连左翼中派主义派都很弱小。费雷肯在这一点上说对了。然而这就意味着：经过了革命的六年之后，统工党的政策仍然是由右翼中派主义者决定的。这才是原原本本的真相。
费雷肯同志对统工党的“批判”
现在我们来听听费雷肯是怎么批判统工党的：“统工党犯的一个错误是在大选时参加了人民阵线。在7月19日，他们用武装斗争纠正了这个错误。另一个错误是参加政府和解散工人委员会[3]。但在退出政府后，统工党就开始整顿自己的队伍了。”
这些话乍一看像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实际上，费雷肯这些似是而非、不痛不痒的批判，不但没有揭露、反而掩盖了统工党——以及他自己——的机会主义策略。最令人惊讶的是，他认为统工党的问题仅仅是犯了一些孤立的“错误”，而没有对统工党的全盘政策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任何组织都会犯“错误”。马克思犯过错，列宁也犯过错，布尔什维克党也犯过错。但是，由于根本路线是正确的，这些错误很快就得到了纠正。然而，统工党的问题却不是一些孤立的“错误”，而是它的根本路线是不革命的、中派主义的，可以说它的根本路线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换句话说，对于革命党来说，“犯错”是意外情况；而对统工党来说，偶尔走对了几步才是意外情况。
1936年7月19日
费雷肯提醒我们：统工党在1936年7月19日参加了武装斗争。这当然没错！整个无产阶级都参加了这个斗争，只有反革命组织才不参加，而我们并没有把统工党定性为反革命。但是，在那段日子里，群众迫使无政府派、社会党和统工党接受了自己的政策，怎么能说参加群众的武装斗争就能“纠正”参加人民阵线这个“错误”呢？难道统工党改变了自己的政策方针吗？根本没有！尽管工人在7月19日的斗争中确实取得了胜利，但这个斗争只产生了一种模糊的双重政权状态，这都是因为没有一个组织拥有必要的清醒头脑与勇气，不能把斗争进行到底。统工党参加人民阵线并不是偶然的“错误”，而是它自身的机会主义性质使然。在七月事变中，改变了的只是外部形势，统工党的中派主义性质并没有改变。统工党在大选中迎合了人民阵线的选举机关。在七月事变中，它的左转只是对它先前的右转的弥补，却根本算不上“纠正”。在左转的过程中，统工党根本没有改变自己的骑墙立场，这也为它后来的覆灭埋下了祸根。
参加政府
费雷肯说：“另一个错误是参加政府和解散工人委员会。”如果说统工党参加了七月起义，就已经“纠正”了它先前的错误政策，那么这“另一个错误”又是怎么来的？
其实，统工党会参加政府，正是它的中派主义性质使然，使它发生了新的摇摆。斯内夫利特同志说他对此表示“理解”。可惜啊，这种含糊的说法，只能暴露出斯内夫利特并不理解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的规律。
在七月事变中，假如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能得到正确的领导，他们本来是能够夺取政权，而又不用付出过多的努力和牺牲的，这样一来，他们就能在西班牙全国开启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然而，他们只得到了一种双重政权：一边是无产阶级的工人委员会，另一边是由资产阶级的马前卒（斯大林党、无政府派和社会党的领袖）组成的共和国政府，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统工党的错误导致的。工人阶级的利益，要求把一切权力交给工人委员会——即西班牙的苏维埃，尽快消除这种暧昧而危险的形势。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任务就是以“权力统一”为名，消灭工人委员会。宁参加政府，就是在配合资产阶级对付无产阶级。如果斯内夫利特对此也能“理解”，那他就太可恶了。费雷肯要比斯内夫利特谨慎得多：他认为参加政府是“另一个错误”。不错嘛，直接配合资产阶级政府对付工人委员会，仅仅是个“错误”！
“但是”，费雷肯马上改了口，“退出政府后，统工党就开始整顿自己的队伍了。”这是在睁眼说瞎话，就在前面的引文里，费雷肯在分析统工党的性质时，认为它成分混杂，左翼力量弱小。在它内部，就连左翼中派主义者也只能形成一个虚弱的少数派，那对这个党来说，“整顿”意味着什么？或许我们应该把“整顿”理解为开除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
对国际书记处的批判
在为中派主义辩护时，费雷肯做得太过分了。他对统工党和国际书记处各打五十大板，在列数统工党的“错误”之后，马上又列数国际书记处的“错误”。我们看看他具体是怎么说的。
“国际书记处的错误是：在7月19日之后，整整过了十天，巴黎的国际书记处还没有表明立场。他们不理解七月事变的重大意义。他们没有出席布鲁塞尔大会；他们只会对巴黎决议照本宣科。他们本来应该利用这个机会，推动统工党接受革命路线。可是他们却发表了托洛茨基的信件，同宁断绝了关系。”
这些“指控”真是让人莫名惊诧！当然，国际书记处在具体操作中难免会有疏失，甚至会犯下一些政治错误。但是，把这些错误与统工党的机会主义政策等量齐观，就是想在一个敌视我们的党与我们自己的国际组织之间，错误地充当仲裁者。费雷肯同志的缺点之一就是不知分寸，他在这里再次暴露了这个令人沮丧的缺点。不过，还是让我们更加仔细地分析一下他的指控吧。
7月19日之后，过了“整整十天”，国际书记处还没有表明立场！确实如此，但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缺少信息吗？还是因为谨慎过度？费雷肯没有解释清楚。能够立即“表明立场”，自然最好不过，但必须表明正确的立场。国际书记处是最高行政机关，在采取政治立场时必须十分谨慎，它既没有、也无法直接指导西班牙的斗争，所以它在表明立场时更要万分谨慎。如果说，国际书记处在“整整十天”后还没有表明立场是犯了错误的话，那么费雷肯同志在过了整整一年之后，立场仍是完全错误的，那就更加大错特错。
布鲁塞尔大会
你们瞧，为了“推动统工党接受革命路线”，就得在布鲁塞尔再次参加中派主义者的可怜的、毫无意义的大会。难道说，应该在布鲁塞尔的封闭会议室里，让中派主义者来“影响”统工党吗？难道不是应该让巴塞罗那的革命群众来影响它吗？难道说我们是第一次接触统工党的领袖吗！难道在过去六年里，我们不是一直在竭力“推动”他们接受革命路线吗！我们用尽了一切办法：大量的通信、派遣代表、建立组织关系、发表了无数的文章和小册子，最后是公开的批判。然而，统工党的领袖不但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路线，反倒被革命的无情要求给吓怕了，坚决地采取了中派主义路线。在费雷肯看来，这一切显然都是毫无意义的！在他看来，有意义的就是……布鲁塞尔的中派主义大会，在那个大会上，费雷肯可以向一两个统工党领袖讲话，而他能讲的顶多也就是我们以前讲过成百上千次的内容。费雷肯同志又在用宗派主义来给中派主义打圆场了。
能在一千零一次大会上表现自己，就是宗派主义者最重要的人生价值！
托洛茨基的信件
接下来是最后一个指控：公开发表托洛茨基的信件。据我所知，这封信本来是不打算公开发表的。但是，只有毫无政治洞察力的人，才会以为发表这封信会对我们与统工党的关系产生重要影响。这封信指出，同资产阶级结盟就是背叛无产阶级。难道这不对吗？
宁的动机是真诚的，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一点。但是，参加人民阵线就是背叛，这个政治评价是完全正确的。所以，公开这封信怎么就会导致我们“同宁断绝了关系”呢？其实，早在这封信公开之前，我们就已经同他断绝关系了，这绝非偶然：他的整个政策都与我们背道而驰。早在三年以前，托洛茨基这封信还没有公开的时候，宁就已经同我们决裂了，那可不是出于一时冲动。费雷肯的意思难道是说，宁在大选之后开始向我们靠拢，但公开发表这封信却打断了这个过程？
费雷肯的话只可能有一种意思，即使他的话里隐含着其它的意思。其实我们都知道，宁和他的伙伴仍然认为他们参加人民阵线和政府的做法是正确的，他们甚至还想重返政府。再次重申：这绝不仅仅是个别“错误”，而是整个政治路线都出了错。
最后，假如统工党理解了自己参加人民阵线是“错误”的，那么，公开发表深入分析这一错误的信，又怎么会妨碍统工党的进步呢？费雷肯的意思难道是说（假如他真的想说什么的话！），宁被这封信激怒了，所以决定回到原先的错误立场吗？但是这种观点其实是对宁的侮辱，因为指导他的是政治思想，而不是可怜的自尊心。
这就是费雷肯列举的国际书记处的“错误”，他把这些“错误”与统工党的机会主义路线等量齐观。这只能暴露出他自己的立场位于马克思主义与中派主义之间。
为五月事变所做的准备
然后，费雷肯谈起了今年的五月事变。他写道：“可以认为统工党预见到了这一事变，并且一直在为此做准备。事变的规模超出了它的预料，但是所有政党都对此措手不及。”
他的每一句话都是错的；这不是偶然的错误，而是错误政治路线的产物。只有做到了下面这些事，才算是“预见”到了五月事变并为此做好了准备：宣布向加泰罗尼亚和西班牙的资产阶级政府发动不妥协的斗争；拒绝同资产阶级政府进行任何形式的政治合作；针锋相对地反对其它政党的阶级合作路线，也就是要反对其它政党——首先是全劳联——的领导层；时时刻刻都要提醒群众，不要把资产阶级的走狗当成革命领袖！如果统工党执行了这种不妥协的政策——当然，同时还要积极地参加平叛战斗与群众的革命行动——它就能在全体工人，首先是在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当中占绝大多数的无政府派群众当中，赢得坚不可摧的威信。然而，统工党却想让自己的领袖重返反革命政府，同时又在每一期《战斗报》上宣扬工人可以和平夺取政权的幻想。统工党甚至还为此进行了幼稚的宣传活动，企图让资产阶级政府专门召开大会，以便……把政权转交给工农群众。统工党为什么会对五月事变措手不及，五月事变为什么是统工党走向灭亡的一个步骤，原因就在于此。
费雷肯大喊：“但是所有政党都对此措手不及。”这句不可思议的话再次暴露出他根本不了解马克思主义政党与中派主义政党的区别。诚然，应当承认：任何一个革命党都不能准确预测一场真正的群众起义会在什么时候爆发，它的规模会有多大，它的预测多少都会有一些偏差。但区别就在于这个多少的程度上：在这里量变会引发质变。在事变中，中派主义政党不知所措，随波逐流；而革命党却能在决战中准确把握形势，确保最终的胜利。
“采取守势而非发动进攻”
费雷肯继续写道：“（统工党）在5月4日和5月5日的政策是正确的：采取守势而非发动进攻。在偶发事件中草率夺取政权是冒险主义。统工党的错误主要在于在撤退时制造幻想，把失败粉饰成胜利。”
你们瞧，费雷肯像药剂师一样，精确地掂量统工党的“正确”与“错误”。可他的整个论述全是错误的。有谁说过——在哪里说过——在五月夺取政权是冒险主义？首先，这并不是统工党的意见。就在五月事变的前一天，它还在向工人们保证，只要工人“想要”的话，不用武力也能夺得政权。工人就“想要”了。这里面哪里有冒险主义呢？斯大林党的恶毒挑衅，固然是激发五月事变的因素之一，但从我们关注的视角来看，它只是一个次要因素。五月事变后的一切报道都表明，如果能有一个严肃而自信的领导层，起义本来是能够胜利的。在这个意义上，统工党的意见（只要工人“想要”政权，就能成功）是正确的。它只是忘了补充：可惜你们并没有一个革命的领导层。统工党不能领导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发动革命进攻，只是因为它先前的一切政策使它无法发出这样的号召。
1917年七月事变与1937年五月事变
到了这里，费雷肯同志可以这样反驳：“在1917年七月事变中，布尔什维克并不打算夺取政权，只是采取守势，率领群众撤离战场，尽量减少伤亡。那为什么统工党采用这种政策就是错误的呢？”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种论调。斯内夫利特同志和费雷肯同志特别喜欢提醒我们“西班牙不是俄国”，不能照搬“俄国的”方法。这种抽象的说教毫无意义。不管我们做得怎么样，在过去六年里，我们一直在努力分析西班牙革命的具体情况。早在西班牙革命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提醒大家注意：不要指望西班牙革命能像1917年俄国革命一样进展迅速。相反，我们把它比作法国大革命：从1789年开始的法国大革命，经过一系列阶段后，才在1793年达到了顶点。我们根本不想把历史事件当成公式来生搬硬套，所以，我们才会认为，不能把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7月的彼得格勒所使用的策略，照搬到1937年5月的加泰罗尼亚。“西班牙不是俄国”。两者之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
彼得格勒无产阶级是在什么时候举行武装示威的？是在革命开始后的第四个月，是在布尔什维克党提出了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纲领（列宁的四月提纲）后的第三个月。辽阔的俄国大地上的绝大多数人口，当时才刚刚开始摆脱二月的幻想。有关布尔什维克的第一批传闻，才刚刚传到前线上的一千二百万士兵耳中。在这种情况下，孤立的彼得格勒无产阶级的起义，一定会被粉碎。所以必须争取时间。正是由于这种具体条件，布尔什维克才采取了那种策略。
然而，五月事变是在西班牙革命已经开始了六年之后发生的，而不是短短四个月之后。西班牙群众已经拥有了丰富的经验。他们早就抛弃了1931年的幻想，也不想再吃人民阵线这锅翻来炒去的冷饭。他们一再向全国展示了自己拥有斗争到底的决心。假如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能在1937年5月夺取政权——他们在1936年7月就已经夺取过一次了——他们就会得到全西班牙的支持。就算资产阶级—斯大林党反动势力想打垮加泰罗尼亚工人，也会连两个团都凑不出来。在弗朗哥的占领区，不仅工人，而且农民都会起来支持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法西斯叛军会被孤立，最后不可避免地瓦解。在这种情况下，恐怕没有哪个外国政府敢把自己的军队贸然投入西班牙这口沸腾的油锅。外国干涉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并且极有可能引火烧身。
当然，在每一次起义中，都会有不确定的和冒险的因素。但是，五月事变的后续发展表明：即使起义遭到失败，西班牙无产阶级的处境也会变得比现在更为有利，更不用说，革命党的领导可以保证未来的成功。
费雷肯同志断言：在偶发事件中夺取加泰罗尼亚政权是“冒险主义”，可他有什么根据吗？根本没有，他只是……急切地想为中派主义的无能打圆场，同时也给他自己的政策打圆场，因为他自己的政策无非是中派主义的“左倾”幻象罢了。
费雷肯为统工党开除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行为所作的辩解
费雷肯这段话的结语，恰如其分地反映了整个报告的水平：“有人说统工党没有党内民主；可是，如果波尔迪加派想参加我们党，我们肯定会允许他们加入，但是不会让他们获得建立派别组织的权利。”这话是谁说的？是中派主义的辩护律师，还是把自己视为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革命者？看不出来。费雷肯对统工党的党内民主非常满意。当机会主义者把革命者开除出党时，费雷肯说：机会主义者是正确的，因为可恶的革命者居然建立了自己的派别组织。
我们再回想一下，费雷肯在报告开头是如何评价统工党的：它“还很稚嫩，它的成分还比较混杂，它的左翼还很弱小”。由于它的成分比较混杂，从本质上来说，它完全是由各种派别组成的，可它并没有开除公然的改良主义者，没有开除加泰罗尼亚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当然也没有开除中派主义者，却只开除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难道这还不够说明问题吗？然而，“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费雷肯却支持中派主义者开除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行为。你们瞧，在费雷肯眼中，这只是一个是否有权建立派别组织的法律问题，而不是事关纲领与策略的政治问题。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中派主义政党内的革命派别是积极因素；革命党内的宗派主义或机会主义派别是消极因素。费雷肯把这个问题缩减成了派别组织是否有权存在的问题，只能暴露出他把马克思主义和中派主义完全混为一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这样说：“有人说统工党没有党内民主。这是不对的。统工党拥有党内民主，但只有右翼分子、中派分子和思想混乱的人才能享有，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却不能。”换句话说，统工党的党内民主的程度，是由它的中派主义政策的实质内容——坚决反对革命马克思主义——而决定的。
不可饶恕的诽谤
然而费雷肯还不肯罢休。为了袒护统工党，他还直接诽谤（没有别的词可以形容这种行为！）我们在加泰罗尼亚的同志。他说：“巴塞罗那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支部是由一帮投机分子和冒险家组成的。”简直难以置信！这话是什么人说的？是社会民主党？是斯大林党？还是阶级敌人？不，这是我们的比利时支部的领导人说的。这句话表明他还是死抱着已经为整个事变过程所暴露的错误不放！假如比利时支部的刊物落到巴塞罗那的格伯乌特务手中，他们就会说：“根据费雷肯本人的供词，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都是投机分子和冒险家。所以一定要必须消灭他们！”
我认为，我们所有的支部都有义务宣布：费雷肯同志的诽谤是不可容忍的，我们怀着义愤之情，坚决反对他的诽谤，并以我们的全部国际威信来支持我们年轻的巴塞罗那组织。我还得补充一点：我们在巴塞罗那的同志在今年7月19日发出的纲领性号召，表明他们对于革命任务的理解，在深度上和严肃性上，都远远超过了费雷肯。国际书记处的真正“错误”，在于它至今都没有谴责费雷肯的报告，也没有坚持让比利时支部谴责费雷肯。
必须再次帮助费雷肯同志返回正确的路线
我们根本不想加剧双方之间的分歧。在多种情况下，在比利时支部和国际组织的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我们曾与费雷肯同志多次发生冲突。我们全都赞赏费雷肯同志对工人阶级事业的献身精神，他把自己的热情和精力全都无私地献给了这项事业。青年工人都应当在这方面向费雷肯同志看齐。可惜他的政治立场经常忽左忽右地偏离了马克思主义路线，而且，对于那些坚持马克思主义路线的人，他也并不宽容。费雷肯同志的宗派主义倾向曾对比利时支部造成了不小的伤害，我们曾不得不同他的这种倾向作过艰苦的斗争。但是，我们当时就很清楚，从宗派主义这朵蓓蕾中，总是会开出机会主义的花朵。现在我们面前就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事例，证明了这条政治园艺学的规律。费雷肯同志的表现已经证明：在次要问题或组织形式问题上的宗派主义，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政治问题上就会表现为机会主义。
民主是第四国际党内生活的基本原则。费雷肯同志把党内民主用过了头，有时甚至到了无政府主义的地步。无论如何，民主制度的优点在于：依靠大家的经验，通过同志式的讨论，可以让绝大多数成员自由地形成具有权威性的意见，并能及时制止少数派，不让少数派在歧路上继续走下去。这就是我们现在能给比利时支部和荷兰支部开出的最好的药方。
本文发表于美国社会党代表大会组织委员会《内部公报》，1937年10月1日，署名为“克鲁克斯”。
[1]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洛维奇·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Владимир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Антонов-Овсеенко，1883年3月9日——1938年2月10日），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原属孟什维克派。在1905年革命期间曾领导波兰和克里米亚的起义。革命失败后被捕，被判处二十年苦役。1910年越狱后流亡法国。一战爆发后参加布尔什维克。1917年5月回国，在十月革命期间参加了起义的准备工作，并率领赤卫队攻占了冬宫。内战期间在南俄和乌克兰等地指挥红军作战。内战结束后曾接近托洛茨基，并曾担任过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和波兰大使。1934年5月至1936年9月任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总检察长，1936年9月至1937年8月任苏联驻巴塞罗那总领事。1937年9月任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司法人民委员。1938年2月遇害。1956年平反。——中译者注
[2]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FederaciónAnarquistaIbérica，FAI），简称“伊无联”，1927年7月26日在瓦伦西亚成立，它在全国劳工联盟内拥有极强的影响力，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了全国劳工联盟的领导力量，以至于它经常与全国劳工联盟一起合称为全国劳工联盟—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CNT-FAI）。——中译者注
[3]叛乱爆发后，工人在平叛过程中自发成立了各种委员会，接管了大部分权力，在共和区形成了与资产阶级政权分庭抗礼的“第二政权“。但是，由于缺乏一个合格的革命先锋党的领导，工人未能保住已经到手的权力，在人民阵线各政党的协助下，这些委员会在1936年下半年到1937年上半年逐渐被资产阶级政府解散，它们的权力也被收回。这些委员会名目繁多，在此统称为“工人委员会”。——中译者注 |
西班牙内战（1937年8月1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西班牙内战
（1937年8月16日）
只有提出大胆的纲领，满足人民的渴望，才能打赢内战。斯大林把挽救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政策强加给了内格林[1]政府，而这种制度是工农群众的当面大敌，正是这种政策使弗朗哥接连获胜。
连吃败仗之后，斯大林为了把责任推给左翼，便把左翼领袖打成弗朗哥的特务，并命令格伯乌无耻地杀害了宁和统工党的其他领袖。如果这种政策再继续执行下去，只需一两个月，革命就将彻底失败。
西班牙人民必须摆脱苏联官僚的控制。必须给他们革命的纲领和革命的政府。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革命的彻底胜利。
本文发表于国际主义工人党的杂志《第四国际》（法文版），1938年1月，标题为《答墨西哥〈日报〉问》。由A·L·普雷斯顿（A.L.Preston）从法文译为英文。中译文系根据普雷斯顿的英译文转译。
[1]胡安·内格林·洛佩斯（JuanNegrínLópez，1892年2月3日——1956年11月12日），生于拉斯·帕尔马斯（LasPalmas），曾在德国学医，1921年担任马德里大学生理学教授。1929年参加社会党，属于普里耶托的右派。1936年9月4日出任卡瓦列洛政府的财政部长。任上利用边防部队夺回了被全劳联控制的西班牙—法国边境，并在1936年10月把西班牙银行的黄金储备交给苏联，换取苏联的军事援助。1937年5月卡瓦列洛政府倒台后，内格林于5月17日出任总理。1939年3月被卡萨多推翻后流亡国外。1939年至1945年继续担任共和国流亡政府总理。1946年4月23日与另外三十人一同被社会党开除出党。1956年在巴黎逝世。2008年7月5日，社会党第37次联邦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恢复在1946年4月23日被开除出党的胡安·内格林等人的党籍。——中译者注 |
格伯乌特务杀害了安德列乌·宁（1937年8月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格伯乌特务杀害了安德列乌·宁
（1937年8月8日）
统工党领袖安德列乌·宁在巴塞罗那被捕后，格伯乌特务就绝不会让他活着出狱。操纵着西班牙警察的格伯乌发表声明，指控宁和整个统工党领导层是弗朗哥的“特务”，这充分暴露了斯大林的险恶用心。
只需稍微了解西班牙革命的实情，任何人都能看出这一指控是何等荒谬。统工党党员在各条战线上同法西斯叛军进行了英勇的战斗。宁是一个不可腐蚀的老革命家。他保卫西班牙人民与加泰罗尼亚人民的利益不受苏联官僚的代理人的危害。所以格伯乌才精心策划了一场“劫狱”，趁机干掉了他。西班牙当局在此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尚无定论。
格伯乌炮制的新闻说他是“托派”。已经牺牲的这位革命者曾多次反驳这种指控。在毛林和宁的领导下，统工党一直反对第四国际。不过，在1931—1933年，当宁还没有参加统工党的时候，他曾与我进行过友好的通信。但在1933年初，由于原则分歧，我和他彻底决裂了。在后来的四年里，我同他进行过多次论战。统工党把托派全部开除出党。格伯乌把一切反对苏联官僚的人统统打成“托派”，这减轻了它进行血腥迫害的难度。
尽管我与统工党存在许多分歧，我仍得承认：在宁同苏联官僚的斗争中，宁是正确的一方。他试图维护西班牙无产阶级的独立性，不让苏联当权派通过外交阴谋出卖西班牙无产阶级。他不想让统工党沦为斯大林的工具。他拒绝同格伯乌合作，因为这种合作等于叛卖西班牙人民的利益。这是他唯一的“罪过”。他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原文发表于俄文版《反对派公报》，第58—59期，1937年9月—10月，署名为“列·托”。由耶恩·弗雷泽（IainFraser）从俄文译为英文。中译文系根据弗雷泽的英译文转译，并参考了李星同志的译文。 |
巴塞罗那起义（（一些初步的想法），（1937年5月1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巴塞罗那起义
（一些初步的想法）（1937年5月12日）
关于最近的事变，我们这里得到的消息不仅很不完整，还遭到了蓄意的歪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得出假设性的、临时性的结论。
这次起义似乎是“自发”的，也就是说，它的爆发，完全出乎包括统工党在内的所有领袖的意料之外。仅凭这一事实便足以表明无政府派及统工党的领袖与工人群众之间的隔阂有多么严重了。宁鼓吹的“无产阶级可以通过和平手段夺取政权”的主张，已被彻底驳倒。统工党在起义爆发时的真实立场是什么样的，我们几乎一点都不了解。但我们不相信奇迹会发生在它身上。在紧要关头，统工党领袖只能继续坚持他们以前的立场。说得更确切一点，正是在紧要关头，左翼中派主义的矛盾，才会暴露得最鲜明、最悲惨。马尔托夫在1905年革命和1917年革命中的表现，正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
以马尔托夫为代表的错误的左翼中派主义思想，在我们的队伍中也是很常见的。马尔托夫在批判克伦斯基—策列铁里—唐恩政权的过程中，逐步向布尔什维克靠拢。马尔托夫的批判之激进，眼光之长远，远远胜过《战斗报》的编辑。但在他的内心深处，他总是希望说服对手，而不是让无产阶级同阶级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所以，当工人投入行动的时候，马尔托夫就被斗争的尖锐性给吓坏了，他没能成为革命行动的领袖，而是一下子变成了被击败的群众的辩护人。幸好，在马尔托夫左边，有一个拥有明确目标的革命党。
西班牙的情况则大不一样。直到昨天为止，群众还把统工党的领袖当作是最坚决的革命派。统工党的宣传，至少得到了加泰罗尼亚先进工人的高度重视。可是，当群众准备按照统工党的宣传，采取实际行动时，他们却发现没有人来领导自己。这次起义的情况会有所不同吗？恐怕不会。
万一真的出现了奇迹——群众的压力把宁推到了布尔什维克的立场上，那又会怎么样呢？果真如此，那就再好不过，我们将在新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欣喜地同宁合作。但是，在新的消息传来之前，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改变我们对统工党正式政策的分析。
新闻报道中提到了巴塞罗那已经停火，这意味着什么呢？导致起义者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领导层的迟疑不决吗？还是因为领袖在群众压力下惊慌失措，便直接投降？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目前看来，在巴塞罗那城外，斗争仍未停止。在巴塞罗那市内，工人会不会重新发动进攻？斯大林派—改良主义派暴徒的镇压，会不会刺激群众重新投入行动？由于缺乏确切的信息，我们尽量不做揣测。无论事变会怎样发展，对领导层的批判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尽管这次起义有各种错误和弱点，我们这些身在外界的人，依然与被击败的工人坚决站在一起。但这绝不等于以完全情绪化的团结为借口，停止对工人的领导层的批判，帮他们掩饰他们的迟疑不决，对他们的错误闭口不谈。
这个重大的事件，很有可能导致统工党的分裂。统工党内驱逐托派、同布兰德勒[1]派及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袖（被斯大林主义赶走的垃圾）交好的分子，将会乞求苏联官僚宽恕和接纳自己，坚决地出卖革命。另一方面，统工党内的革命派必将明白：要么选择第四国际的道路，要么就只能叛卖革命，没有中间道路可走。为了加快和促成这种政治分化，我们必须进行直率、公开、甚至是强硬的批判。首先，我们的所有同志，都要弄明白消极纵容统工党领袖的政策的自相矛盾之处，而我们的朋友维克托·塞尔日、斯内夫利特和费雷肯等人却对这种政策非常赞同。我们必须学会从重要事件中得出一切必要的结论，为将来做好准备。
巴塞罗那起义与1917年七月事变的相似之处非常明显，所以我们不打算详谈。我们首先要强调的是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统工党依然局限于加泰罗尼亚一地。在最需要打入社会党的时候，统工党的领袖装出坚决不肯妥协的强硬态度，拒绝打入社会党，以此来掩饰自己深入骨髓的机会主义。但是，不难想象，加泰罗尼亚的事变会使社会党与工总[2]的队伍发生分裂。既然如此，就不应该把目光局限于统工党的干部身上，而在未来几周里，统工党的干部将会大受打击。必须转向加泰罗尼亚的无政府派群众，转向其它地方的社会党群众与共产党群众。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维持旧的外表形式，而在于为未来创造新的支撑点。
即使这次起义遭到了惨重的失败（我们在这里无法判断它的失败有多惨重），这种失败也绝不是决定性的。西班牙或法国的新生力量将成为新的革命涨潮的关键因素。
西班牙的十月革命会在何时到来？会以何种方式到来？这是很难预测的，况且我还身处千里之外。无论如何，谁都不能预先断言可敬的伊比利亚无产阶级已经耗尽了自己的革命力量。但是，为了替十月革命做好准备，革命先锋队必须发出警告，让国内外无产阶级提防无产阶级的上层的一切模棱两可与模糊暧昧。必须勇敢地坚持第四国际的路线，同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作斗争，缺少这种勇气的人，就不可能勇敢地率领工人群众投入决战。谁继续同布兰德勒、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麦克斯顿、芬纳·布洛奎之流勾勾搭搭，谁就一定会在斗争前或斗争中叛卖无产阶级。现在必须让伊比利亚工人群众明白：第四国际为社会革命提出了科学的纲领，它信任群众，不信任形形色色的中派主义者，并且时刻准备把斗争进行到底。
原文发表于第四国际国际局的《信息公报》，1937年7月，署名为“伦德”。
[1]海因里希·布兰德勒（HeinrichBrandler，1881年7月3日——1967年9月26日），建筑工人，出生于苏台德（Sudetenland），原籍奥地利，年轻时因工伤变成了跛子，1897年开始成为工会活动家，1900年被判刑。1901年参加社民党，1904年以前在汉堡工作，在汉堡他领导了建筑工会的工作，1904年至1908年在不莱梅工作，在不莱梅活跃于工会和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之中。1908年至1914年在瑞士，1914年6月来到开姆尼茨，担任建筑工会的书记。1915年与赫克特一起被开除出社民党，此后活跃于斯巴达克派，1917年怀着保留意见参加了独立社民党。1918年10月被驱逐出德国，但后来又通过艾斯纳的巴伐利亚政府取得了德国国籍。返回开姆尼茨后创建了《战士报》（DerKämpfer），并建立了最强大的德共（斯）地方组织。支持列维反对极左派，在卡普暴动发生后立即在开姆尼茨组织工人苏维埃的选举，并担任开姆尼茨工人苏维埃主席，并发展出了工人统一战线的思想雏形。1920年4月入选德共中央局并在统一大会上做了关于组织问题的报告。1921年2年取代列维任德共主席，并在三月行动中担任党的领导。1921年6月被判处在要塞内监禁5年。11月获释，在莫斯科当了一阵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1922年秋天返回德国，担任总书记。1923年担任德共首脑，遭到左派的攻击，他曾多次要求开除左派，但未获成功。在莫斯科参与起义的准备工作后，担任了蔡格纳（Zeigner）的萨克森邦政府的部长。在开姆尼茨会议上担任共产党的发言人，当左派社民党人退却后放弃起义。对1923年德国革命失败承担责任，并试图为自己辩白，说自己没有支持俄国的左翼反对派，但未成功。此后回到莫斯科，1928年10月违抗德共的决定回到德国，1929年1月被开除出党。成立了德共（反对派），但未加入社工党。后流亡法国，1939年至1940年被拘留，1941年至1947年流亡古巴，随后流亡英国，1949年返回德国，定居汉堡，并领导“工人政治”（Arbeiterpolitik）小组。——中译者注
[2]工人总同盟（UniónGeneraldeTrabajadores，UGT）：简称“工总”，它是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旗下的工会组织，1888年8月12日在巴塞罗那成立。——中译者注 |
西班牙革命还有胜算吗？（1937年4月2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西班牙革命还有胜算吗？
（1937年4月23日）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些基本事实。在阿萨尼亚——也就是在人民阵线的直接庇护下，弗朗哥建立了他的军队；而人民阵线囊括了社会党和斯大林党的领袖，后来无政府主义的领袖也参加了进去。
斯大林派官僚阶层给人民阵线制订了保守的资产阶级纲领，这个纲领导致的直接后果，便是内战的旷日持久。
人民阵线对国家和革命控制得越久，群众就越可能疲乏幻灭，法西斯主义赢得内战的危险也就越大。
斯大林党、社会党和无政府主义者——确切地说，各派的领袖——必须对这种局面承担全部责任，这些领袖仿效克伦斯基、策列铁里、艾伯特、谢德曼和奥托·鲍威尔之流，让人民革命屈从于资产阶级的利益。
这是不是说，只要继续执行现行政策，拉尔戈·卡瓦列洛就不可能战胜弗朗哥呢？内战双方各自拥有多少物质资源与精神资源，是无法预测的。只有在斗争的具体过程中，才能准确测量出双方的力量对比。但我们关心的不是几个胜仗，而是革命的胜利，也就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胜利。我们必须全力援助共和军；然而，即使拉尔戈·卡瓦列洛的军队能够平定弗朗哥的叛乱，这仍不等于革命的胜利。
人民阵线的市侩质问我们：“你们说的是哪种革命？是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平叛成功意味着民主战胜法西斯主义，意味着进步战胜反动。”
对这番高论，我只能报以苦笑。在1934年以前，我们曾不懈地向斯大林派解释：即使是在帝国主义时代，民主也要好过法西斯主义；也就是说，每当民主与法西斯主义发生冲突，革命的无产阶级都有义务支持民主，同法西斯主义作斗争。
但是，我们每次都不忘补充说：我们必须用阶级斗争的手段——而不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手段——来保卫资产阶级民主，越是坚决地进行阶级斗争，就越容易用无产阶级专政来取代资产阶级民主。这意味着无产阶级先锋党即便是在保卫资产阶级民主（包括武装保卫）的时候，也绝不能替资产阶级民主承担责任，绝不能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而要保留对人民阵线所有党派进行批判和采取行动的全部自由，并为在下一阶段推翻资产阶级民主做好准备。
其它的一切政策，都是企图用工人的鲜血来巩固资产阶级民主的罪恶而又无望的阴谋；无论内战的结局如何，资产阶级民主都难逃覆灭的下场。
一些糊涂虫大喊：“可你们忽视了农民！”他们看了太多共产国际在1923—1929年间出版的那些糟糕的刊物，脑子已经被搅成了一锅粥。大骂我们“忽视农民”的人，正是那些为了跟地主统战，而不惜出卖农民的革命利益的人。西班牙农民已经证明了自己渴望同无产阶级并肩作战。无产阶级要做的就是切实地剥夺地主与高利贷者。然而斯大林党和他们的新跟班——“社会党人”与“无政府主义者”（？！）——却拼命地阻挠无产阶级提出革命的土地纲领。
斯大林—卡瓦列洛政府竭力把共和军打扮成“民主”卫队——保卫私有财产的卫队。这就是人民阵线的本质。其它的全是空话。正因如此，人民阵线正在为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开辟道路。只有闭目塞听的人才不理解这一点。
资本的民主卫队能否战胜它自己的法西斯卫队？有这个可能。但在目前这个时期，法西斯卫队更符合资本的要求，所以，斯大林—卡瓦列洛的军事胜利就不可能是巩固而持久的。没有无产阶级革命，“民主”的胜利就只能意味着迂回迈向法西斯主义。
安德列乌·宁承认，西班牙无产阶级的浴血奋战，换来的却是革命的“倒退”[1]。他忘了补充说：统工党领导层对革命的“倒退”也负有直接责任，在过去的每一阶段，它都在“批判地”迎合社会党与斯大林党，也就是在迎合资产阶级，而没有坚持独立的阶级立场，没有为无产阶级的胜利做好准备。早在六年前，也就是在西班牙革命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向宁警告过这种妥协退让的政策会导致什么样的致命后果。我们写过上百篇通信和文章，同宁进行过论战，我们建议每个觉悟工人都去仔细读一下这些材料。读了这些材料后，就会发现宁的动摇态度从未改变。
宁说道：“自从我们党被赶出加泰罗尼亚政府后，反动趋势就加强了。”其实他应该说：“我们党参加加泰罗尼亚政府，有助于资产阶级加强自身力量并赶走我们，公开走上反动道路。”直到现在，统工党还在半心半意地赖在人民阵线里。它的领袖还在苦口婆心地劝说资产阶级政府走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他们恭敬地劝说全劳联的领袖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他们把自己当成了人民阵线领袖的“革命”顾问。这种立场毫无生命力，它根本不是革命者该有的立场。
必须公开而勇敢地发动群众，同人民阵线政府作斗争。必须向无政府工团主义群众揭露他们的领袖的叛卖行径；这些领袖自称无政府主义者，其实不过是最普通的自由派。必须无情地鞭挞最危险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斯大林主义。必须把自己当成革命群众的领头人，而不是资产阶级政府的顾问。
斯大林—卡瓦列洛的资产阶级制度的民主军队，的确有可能获得单纯的军事胜利。但这样的胜利会产生什么样的直接后果呢？
当局以“整顿纪律”和“维护军队团结”为名，对工人组织——特别是左翼组织——发动的暴力打击，正是波拿巴主义的实践。这不是在“整顿”无产阶级军队的内部纪律，而是要让无产阶级在军事上服从资产阶级。军事胜利会大大加强“共和”军指挥层的自我意识，使他们逐渐浸透波拿巴主义倾向。另一方面，以工人的流血牺牲换来的军事胜利，也会加强无产阶级先锋的觉悟与坚定性。换句话说，资本的共和军战胜法西斯军队之后，共和国阵营内部一定会发生内战。
在这场新的内战中，如果有一个能够赢得大多数工人和贫农拥护的革命党，在这样一个革命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将会获胜；如果在关键时刻没有这样的革命党，共和国阵营的内战将会以波拿巴主义的胜利告终，而这种波拿巴主义与弗朗哥将军的独裁几乎毫无区别。所以，人民阵线的政策，就是在迂回走向法西斯主义。
阿萨尼亚在上台之初，协助了弗朗哥组建叛军，卡瓦列洛——戴着“社会党人”面具的第二号阿萨尼亚——也在协助组建第二支法西斯军队，只不过这次领兵的将是戴着“共和”面具的西班牙的卡芬雅克[2]或加利费[3]。看不出这一点的人，活该被嘲笑！
《战斗报》在4月4日发表了《胜利的十三个条件》[4]。这个文件包含了统工党中央委员会向当局陆续敬献的全部旧策。统工党呼吁“召开工会、农会和士兵组织的代表大会”，表面上看，这似乎是指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可问题就是：统工党是在恭敬地请求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府召开这个大会，然后，这个大会就会“和平地”取代资产阶级政府。正确的革命口号被他们糟蹋成了空话！
这个文件的第四条呼吁“建立一支由工人阶级监督的军队”，也就是呼吁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派的联合政府建立一支由宁来监督的军队。在军队这个最关键的问题上，统工党领导层以最致命的形式，暴露出了它自身立场的空洞无力。军队只是统治阶级的武器。军队只能由指挥它的群体——也就是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来监督。无产阶级不可能“监督”由资产阶级及其改良主义奴仆建立的军队。革命党可以、也应该在资产阶级军队内部建立支部，力争把这支军队中的先进部队争取到工人一边来。统工党中央委员会却编造了一个工人“监督”资产阶级军队的美妙幻想，用它来掩盖这个基本的革命任务。统工党的正式立场从头到尾浸透了两头讨好的精神，它只能这么做，因为左右摇摆就是中派主义的灵魂。
宁深刻地宣称：“革命在倒退，”事实上，他在为……自己的倒退做着准备。也许他想让正在倒退的革命停在民主革命阶段，不再往后退？怎么做呢？显然是靠空话！如果宁能够彻底反思他自己的言论，他就应该明白：只要人民阵线的领袖仍在阻挠革命，不让革命走向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就一定会落入法西斯主义的魔掌。德国如此，奥地利如此，西班牙也将如此——只是要快得多。必须把一个人的立场推到极致，才能看清其本质。
宁声称西班牙工人现在仍然可以通过和平手段夺取政权，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政权已被军方首脑和官僚控制，斯大林党和无政府改良主义者也在配合他们。他们依靠外国资产阶级和苏联官僚，一齐压制工人。在这种情况下说什么和平夺取政权，既是在欺骗自己，也是在欺骗工人阶级。
在（三月底的）同一次讲话中，宁提到有人想缴工人的枪，他建议工人不要交枪。这个建议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当一个阶级要解除另一个阶级的武装，而后者（即无产阶级）拒绝服从时，这就意味着内战即将爆发。宁说过不少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激进言论，但是，这个和平夺取政权的虚假而甜美的幻想，却使他的激进言论全都变成了空话。而他的政策的本质，就是鼓吹这种幻想。这可以使他不用从自己的激进言论中得出必要的结论，继续维持左右摇摆的骑墙政策。他需要维持这个玫瑰色的幻想，所以他对“托派”——也就是妨碍他伪装成布尔什维克的真正革命者——进行了反动的迫害[5]。
极具深意的是，宁没有明白地告诉工人，到底是谁想缴他们的枪，而革命者的直接责任，就是揭露反革命阴谋的策划者，无情鞭挞他们及他们的党派，让人民群众痛恨他们。
只对工人说“不要交枪！”是不够的，还要让工人学会缴敌人的枪。
统工党的政策，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基调上，都与紧迫的形势完全不相符。统工党领导层觉得自己走在其它政党“前头”，并对此沾沾自喜。然而，光是走在其它政党前面，还是不够的，还要抢在事态的发展前面，抢在阶级斗争的进程前面。归根结底，能决定革命的结局的，不是自命不凡的政府部长，也不是各级党委，更不是他们之间的各种阴谋诡计，而是千百万工农群众同西班牙及全世界的资产阶级的斗争。
宁的国际政策，跟他的国内政策同样错误。“我们不支持第四国际，我们不是托派。”统工党的领袖赌咒发誓，见人就赔礼道歉。同时，他们又不忘自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简直扯淡！现在只有两条路线：一条是第四国际的路线，另一条是斯大林—卡瓦列洛的路线。在这两条路线之间，统工党的领导层不可救药地来回摇摆。宁、安德拉德和戈尔金等人违背了马克思和列宁的教诲，他们竭力逃避，拒绝对各种问题做出明确的阐述，拒绝提出确切的分析，拒绝对批评作出诚实的回答。正因为这样，每当革命进行到新的阶段，他们都会措手不及。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前面！
告诉我，谁是你的朋友；我告诉你，你是谁。跟统工党领导层搅在一起的都有谁？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一个可悲的机会主义小集团，它已经成了斯大林派的跟班；英国独立工党的领袖，而这个党早已丧失了一切存在的理由；还有就是形形色色没有纲领、没有受过革命训练、毫无未来可言的半机会主义半冒险主义小团体。告诉我，谁是你的朋友；我告诉你，你是谁。统工党领袖的国内外政策相辅相成，体现了他们的中派主义骑墙性质。
必须坚决地、果断地、勇敢地同资产阶级舆论决裂。必须与包括工团主义领袖在内的各种小资产阶级政党决裂。必须对当前形势进行透彻的思考。必须走到群众中去，走到最卑贱、最受压迫的底层中去。必须停止用“胜利会自己到来”的幻想来愚弄他们。必须把真相告诉群众，不管它有多么苦涩。必须教会群众不要信任资本的小资代理人。必须教会群众信任自己。必须把自己的命运同群众的命运紧密相连。要教会群众建立自己的战斗组织——苏维埃，同资产阶级国家斗争。
统工党现任领导层能够完成这一转变吗？可惜的是，六年的革命经验，已经杜绝了此类幻想。统工党内外的革命者如果只想着“说服”、“争取”宁、安德拉德、戈尔金等人，就像这些人企图争取拉尔戈·卡瓦列洛和孔帕尼斯等人一样，那就必然会落得政治破产的命运。革命者必须转向工人，走到底层中去，反对宁的骑墙政策。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绝不等于向中派主义者妥协退让。革命的利益高于党在形式上的统一。
统工党现在有多少党员？有的说两万五千人，有的说四万人。但是，单纯的人数并不具备决定性意义。两万五千人也好，四万人也好，都不能确保胜利。这个问题，取决于党和工人阶级的互动关系，取决于工人阶级与农村被压迫群众的互动关系。在领导层徘徊动摇的时候，四万党员只会麻痹无产阶级，使无产阶级堕入深渊。在领导层坚决而富有远见的时候，一万党员也能找到走向群众的道路，使群众摆脱斯大林党、社会党和其他吹牛家的影响，它不仅能使共和军打几个胜仗，更能使劳动者彻底战胜剥削者。西班牙无产阶级已经三次展现过它具有赢得这种胜利的力量。一切取决于政治领导！
原文发表于《反对派公报》俄文版第56—57期，1937年7月—8月，署名为“克鲁克斯”。由乔治·松德斯（GeorgeSaunders）从俄文译为英文。中译文即根据松德斯的英译文转译，并参考了李星同志的译文。
[1]摘自安德列乌·宁在1937年3月21日召开的统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请参阅比克托·阿尔瓦（VictorAlba）与斯蒂芬·施瓦茨（StephenSchwartz），《西班牙马克思主义对阵苏联共产主义》（SpanishMarxismvsSovietCommunism），TranscationPublishers，1988年，第五章。——中译者注
[2]路易—欧仁·卡芬雅克（Louis-EugèneCavaignac，1802年10月15日——1857年10月28日），1824年参军，1844年晋升为准将。1848年二月革命后被临时政府任命为阿尔及利亚总督，并晋升为少将。1848年3月20日被任命为陆军部长，在任上残酷镇压了六月起义。6月28日被制宪议会任命为法兰西共和国行政首脑，成为事实上的独裁者，同年12月在总统选举中败给路易·波拿巴。——中译者注
[3]加斯东·亚历山大·奥古斯特，加利费侯爵（GastonAlexandreAuguste,MarquisdeGalliffet,1830年1月23日——1909年7月8日），法国将军，1848年参军，曾参加过俄土战争、奥地利—撒丁战争等。普法战争期间被俘，后率军残酷镇压了巴黎公社。1899年6月至1900年5月曾任国防部长。——中译者注
[4]1937年4月4日，《战斗报》发表了统工党中央委员会在最近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十三项要求：
1、对主要运输业实行社会化；
2、对银行实行国有化；
3、由城镇居民来分配住房；
4、建立一支由工人群众监督的军队；
5、以革命催生的治安巡逻队（PatrullasdeControl）和调查委员会为基础，吸收其它已经证明了自己对工人阶级的忠诚的机关，成立一个统一的治安机关；
6、立即进攻阿拉贡；
7、削减工资过高的人的工资；
8、垄断外贸；
9、建立强大的、社会化的、高度集中的军事工业；
10、将土地收归国有，转交给在土地上耕作的农民使用，并向农民提供必要的贷款。将大庄园收归集体，并向在革命过程中建立的、已经展现出自己的生命力的具有集体性质的企业提供经济援助。
11、严格地、直接地控制日用品的分配与售价，无情打击投机倒把的奸商。
12、迅速地、有效地建立覆盖全部国土的空中与海上防卫力量。
13、召开工会、农会和士兵组织的代表大会，为新制度奠定基础，并选出工农政府，它将是有史以来最民主的政府，它将明确无误地表达全国广大群众的意志，并将享有保卫新生的革命秩序的全部权威。
根据《西班牙马克思主义对阵苏联共产主义》第五章收录的英译文转译，这个英译文与正文中的引文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5]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多数派同第四国际断绝关系后，格兰迪索·穆尼斯（GrandizoMunis，1912—1989）率领坚持拥护第四国际的少数派建立了西班牙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支部（SecciónBolchevique-LeninistadeEspaña）。格兰迪索·穆尼斯原本建议西班牙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支部全体参加统工党，成为统工党内的一个派别组织，遭到统工党拒绝，于是西班牙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支部大部分成员便以个人身份参加了统工党，1937年4月5日他们全部被开除出党。——中译者注 |
内战中的革命战略（1937年4月1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内战中的革命战略[1]
（1937年4月14日）
……
比尔斯[2]：顺着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个话题，我有个问题要问。西班牙内战极有可能引发世界大战，所以，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您对西班牙托派承担责任吗？
托洛茨基：您说的“西班牙托派”是指谁？
比尔斯：西班牙有好几个派别自称“托派”，您对它们承担责任吗？
托洛茨基：那里没有托派。实际情况是这样的：不管是谁，只要反对共产国际的政策，就会被共产国际打成“托派”。因为在共产国际的宣传中，托派就等于法西斯主义。这就是它唯一的论据。西班牙没有多少托派——我说的是真正的托派。这很令人惋惜，但我必须承认，西班牙托派的人数非常少。那里有一个强大的政党——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只有这个党不认为我是法西斯。这个党的青年同情我们的思想。但是，它的政策是十足的机会主义，我一直都在公开批判它的政策。
比尔斯：这个党的领袖是谁？
托洛茨基：宁。他是我的朋友。我很了解他。但我对他进行了非常尖锐的批判。
比尔斯：我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有人指控托派破坏保卫西班牙共和国的运动。
托洛茨基：对于这个问题，我确信，我在接受采访时，以及在我的文章中，曾多次表达过这个意见：唯一能确保胜利的方法，就是去告诉农民：“西班牙的土地就是你们的土地。”；去告诉工人：“西班牙的工厂就是你们的工厂。”这是确保胜利的唯一方法。而斯大林为了避免吓跑法国资产阶级，已经变成了西班牙私有财产制度的保安。西班牙农民对漂亮话不怎么感兴趣。他会说：“弗朗哥也好，卡瓦列洛也好，还不都一样？”因为农民是非常现实的。在俄国内战期间——我可不认为，我们的军事科学是我们能打赢内战的主要原因。这是错误的。我们能打赢，是因为我们拥有革命的纲领。我们跟农民说：“这片土地是你的了。”农民曾一度投靠了白军，在拿布尔什维克和白军比较一番之后，他们就说：“还是布尔什维克好一点。”等到农民——成百上千万的俄罗斯农民——相信布尔什维克好一点之后，我们就胜利了。
比尔斯：您刚才说斯大林在保卫西班牙的私有财产制度，您能说得更具体一点吗？
托洛茨基：他说过，要等到打赢内战后，再进行社会改良，共产国际在讨论西班牙问题时也是这么说的。“内战已经爆发了。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打赢内战。等到胜利后再搞社会改良。”结果农民就变得冷漠了。“将军们打来打去，谁赢谁输都不关我的事，反正这又不是我的战争。”这就是农民的想法。您也知道，农民的想法虽然朴实，却是正确的。我支持朴实的西班牙农民，反对那些花言巧语的权术家。
比尔斯：您的意思难道是说，不管谁打赢内战都无所谓吗？不管哪一方打赢内战，都没有太大区别？
托洛茨基：不对，工人必须打赢内战。工人一定要胜利。但我敢向您保证：共产国际与斯大林的政策一定会导致革命失败。他们搞砸了中国革命，搞砸了德国革命，现在又要搞砸法国和西班牙的革命。我们只有一次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那就是十月革命，而它能胜利，正是因为运用了与斯大林的政策截然相反的方法。
比尔斯：那么，假如您是斯大林，在西班牙问题上，您会怎么做？
托洛茨基：我不可能是斯大林。
比尔斯：我是说，就当您在斯大林的位子上——假如您掌握着苏联的命运，您在西班牙会怎么做？
托洛茨基：这不是苏联一国的问题。问题在于共产国际的各个革命党，在于各个政党。当然，我还是会继续反对一切资产阶级政党。
施托尔贝格[3]：托洛茨基先生，我能提个问题吗？我这个问题与卡尔顿·比尔斯的问题有关。在您看来，假如您从1923年就掌了权，中国革命就能得救，或是取得更多的成果。法西斯主义或许就不会在德国上台了。我是说，假如您在1923年获得了胜利，西班牙也许还是会出现现在这种局面，但具体过程恐怕就会大不一样了。可您没有获胜。共产国际在中国和德国的政策导致了失败。我们还是得面对西班牙现在的局面。我觉得这应该就是您的立场。接下来我要提问了。西班牙现在的局面，是由过去十四年累积起来的种种错误造成的。西班牙陷入了内战。这个问题，不是用纯而又纯的立场就能解决的。目前，您会支持内战中的哪一方？
托洛茨基：我曾经在采访和文章中多次回答过这个问题。每一个西班牙托派都要成为左派阵营的优秀战士。这是一个再基础不过的问题——您也知道它不值一提。任何工人组织的领袖或成员，只要参加了卡瓦列洛政府，就都是叛徒。工人阶级的领袖不能参加资产阶级政府。我们以前没有参加克伦斯基政府。在我们帮助克伦斯基抵挡科尔尼洛夫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参加他的政府。我以前说过，我愿意同斯大林联手对抗法西斯分子，也愿意同茹奥[4]联手对抗法国的法西斯分子。这是一个基本问题。
菲纳蒂[5]：托洛茨基先生，假如您现在是俄国的领导人，西班牙共和派向您求救，您是否会提出这样的条件：要想获得援助，得先把土地交给农民，把工厂交给工人？
托洛茨基：我不会提出这样的条件——问题不在这里。问题首先在于西班牙革命党的态度。我会说，第一个条件是“不要跟资产阶级结成政治联盟”。第二个条件是“你们一定要成为最优秀的反法西斯战士”。第三个条件是“你们要告诉交战双方的士兵以及农民：‘我们要把西班牙变成人民的国家。等到我们赢得群众的支持后，我们就把资产阶级赶出政府，自己掌握政权，并进行社会革命。’”
菲纳蒂：这么说，为了使援助奏效，您会与西班牙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结盟吗？
托洛茨基：我当然会用一切物质手段支援卡瓦列洛，帮助他同法西斯主义作斗争，但我同时也会建议共产党不要参加政府，而要继续批判卡瓦列洛，并准备进行工人革命的第二个章节。
比尔斯：可是，阿萨尼亚政府——我说的是第一届——招致了反动势力的反扑[6]，不正是因为这种政策吗？
托洛茨基：那是因为资产阶级的保守政策：因为阿萨尼亚不想把革命进行到底，只想半途而废。我认为革命一定不能——最好不要这样开始。革命开始了，就得进行到底。进行到底，也就是要进行社会革命。
比尔斯：照您这么说，要是采取了您的政策，岂不是让弗朗哥稳操胜券吗？
托洛茨基：让弗朗哥稳操胜券的是共产国际的现行政策。在过去六年里，西班牙革命，还有西班牙无产阶级与农民，他们付出的努力，他们具有的能量，以及他们的献身精神，原本足以确保五六次胜利——也就是每年一次。然而工人阶级的统治阶层却竭力阻挠、破坏、叛卖群众的革命力量。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主力，而它的领袖决定了革命的政治方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西班牙无产阶级的领导层一直都非常糟糕。西班牙无产阶级的表现，证明了它是由最优秀的原料制成的，它拥有过去十年里我们见过的最优秀的革命力量。然而它却没能获胜。我批判共产国际与第二国际，是因为它们的背信弃义的政策，阻碍了革命的胜利，而这种政策的基调，是在资产阶级面前，在资产阶级与弗朗哥面前的怯懦。他们仍然留在私有财产制度的标志——资产阶级政府里面。卡瓦列洛自己也向私有财产制度的标志屈服了。然而，群众却看不出内战双方的制度有什么不同。
戈尔德曼[7]：您是否认为，卡瓦列洛不能在军事上战胜弗朗哥？
托洛茨基：军事胜利——这很难说。即使卡瓦列洛能够赢得军事胜利，只要群众的愿望依然得不到满足，依然态度冷漠，而由军事胜利创造的新的军事组织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胜利后的体制也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变为法西斯体制。
戈尔德曼：可是，西班牙群众也许还抱着这样的幻想：他们以为自己真的是在同弗朗哥和法西斯分子战斗——他们以为自己真的是在为自己的无产阶级利益而战。
托洛茨基：很遗憾，大部分群众早已丢掉了一切幻想。这就是内战旷日持久的原因，因为人民阵线政府帮助弗朗哥建立了他的军队。由人民阵线的胜利而产生的这个新政府，袒护了军队和弗朗哥，结果，就在人民阵线政府的袒护下，军队为叛乱做好了准备。然后内战就爆发了，资产阶级就对人民说：“你们应当耐心等待，等到我们打赢内战后，我们就会慷慨地满足你们的要求，但是必须等到胜利之后才行。”
戈尔德曼：您现在还没有回答半小时前提出的那个问题呢。
比尔斯：我还没问完。托洛茨基先生，我还是搞不懂您或斯大林先生打算如何挽救西班牙的局势。我觉得，你们俩的政策所导致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让弗朗哥赢得胜利。我个人完全不支持弗朗哥。但我真的不明白您的意思。我觉得这会让弗朗哥先生获胜。
托洛茨基：我只能重申：我有一把钥匙，一把小小的钥匙，我把它交给了我的朋友，以及一切和我有着相同信念的人们，我的第一个建议，就是要成为卡瓦列洛阵营中最优秀的战士。这是最紧要的。您也清楚，第四国际的一个小组，我们的一批同志，正在战壕里战斗。这是最基本的，我不想多说。必须去战斗。但是，您也知道，光是用枪战斗，还是不够的。必须拥有思想，把这些思想传给其他人，准备迎接未来。我可以同纯朴的农民一块战斗，但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他还有很多东西不理解。我必须给他一个解释。我要告诉他：“您正在同弗朗哥战斗，这是对的。我们必须消灭法西斯分子，但这不是为了让西班牙回到内战前那个样子，因为弗朗哥就是那个西班牙的产物。我们必须消灭产生弗朗哥的基础，弗朗哥的社会基础，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您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吗？”您应该这样去问农民。他会说：“我想是的。”然后再把这个道理告诉给工人。
比尔斯：您愿意派人去同弗朗哥战斗，可是您却不愿参加卡瓦列洛政府，这是为什么呢？参加卡瓦列洛政府，难道不是有利于同弗朗哥作斗争吗？
托洛茨基：这我已经解释过了。我们完全拒绝参加克伦斯基政府，但在同科尔尼洛夫战斗时，布尔什维克是最好的战士。不仅如此，最好的士兵和水兵都是布尔什维克。在科尔尼洛夫叛乱期间，克伦斯基还得去找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求他们保卫冬宫。我当时还在监狱里。水兵们先把克伦斯基扣了下来，然后派了一个代表团来见我，问我该拿克伦斯基怎么办：是逮捕他，还是保卫他？这是一个极具历史意义的事实。我当时是这么说的：“你们可得把他给看好了；明天咱们还要逮捕他呢。”
[笑声]
戈尔德曼：您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比尔斯：没有了。
……
[1]1936年8月，苏联官僚炮制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中心”案件，1937年1月，又炮制了“托洛茨基反苏中心”案件，大肆迫害一切可能威胁到官僚专制的人，将反动恐怖推向了高潮。为了反击苏联官僚的污蔑与陷害，托洛茨基同志决定组织一个委员会，对苏联官僚强加给他的各项指控一一进行审查。该委员会的主席是著名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Dewey，1859—1952），因此该委员会也叫“杜威委员会”。杜威委员会对各项指控进行了详细调查之后，最终得出结论：苏联官僚对托洛茨基同志的指控全都没有可靠证据，因此托洛茨基同志无罪。杜威委员会还将审查记录公开发表，取名为《列昂·托洛茨基案件》（TheCaseofLeonTrotsky）。本文即摘自此书收录的委员会第八次会议记录。现在这个标题是《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加上的。——中译者注
[2]卡尔顿·比尔斯（CarletonBeals，1893年11月13日——1979年4月4日），美国著名记者，拉美问题专家。他是杜威委员会委员之一。——中译者注
[3]本雅明·施托尔贝格（BenjaminStolberg，1891年11月30日——1951年1月21日），美国记者，工会活动家。他是杜威委员会委员之一。——中译者注
[4]列昂·茹奥（LéonJouhaux，1879年7月1日——1954年4月28日），法国工会活动家。曾长期担任法国总工会领导。——中译者注
[5]约翰·弗雷德里克·菲纳蒂（JohnFrederickFinerty，1885—1967），美国著名民权律师，他是杜威委员会的法律顾问。——中译者注
[6]指1931年10月—1933年9月的第一届阿萨尼亚政府，由于这届政府不肯认真落实社会改革，极力压制群众的革命运动，结果失去了工农群众的信任，导致共和派—社会党联盟在1933年大选中惨败，让反动的中右联盟上了台。——中译者注
[7]阿尔伯特·戈尔德曼（AlbertGoldman，1897—1960），原名阿尔伯特·维布伦（AlbertVerblen），出生于芝加哥，曾当过裁缝，1919年参加世界产业工会，1920年参加美国共产党。1933年因拥护托洛茨基主义被开除，此后投身托洛茨基主义运动，1934年参加了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1939年起开始担任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四国际美国支部）的全职干部。1941年社工党因违反史密斯法案受审时，他担任了社工党的辩护人，但他随后也被监禁。在狱中开始批判社工党与第四国际，1945年建议社工党与沙赫特曼的工人党合并，合并失败后，于1946年退出社工党，参加了工人党。后退出工人党，参加了美国社会党。他在杜威委员会中担任托洛茨基同志的辩护人。——中译者注 |
致《工人斗争》编辑部（1937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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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工人斗争》编辑部
（1937年3月23日）
亲爱的同志们：
在贵刊第9期（1937年2月27日，星期六出版）上，我看到了一篇转载自统工党机关报《西班牙革命》[1]的文章，你们还写了一篇吹捧它的引言。我必须坦诚相告：在我看来，你们的做法，不是与统工党工人的斗争团结一致，而是与统工党领导层的政策团结一致，这不仅是错误，更是罪过，对此我必须全力地公开抗议。
你们转载的这篇文章从头到脚都是错误的，它的风格也是虚伪的，彻底暴露了宁及其同伙的政策的暧昧模糊。他们进行了反对“资产阶级反法西斯主义”与“新资产阶级共和国”纲领的论战。可是，宁是怎么当上那个“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部长的？他为什么要当部长？他这个错误，说得直白点，就是叛卖，他公开认错没有？他怎么能一边参加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一边又同资产阶级共和国斗争呢？他怎么能一边发动群众去推翻资产阶级国家，同时自己又担任资产阶级政府的“司法”部长呢？他是认真地对待无产阶级的纲领及思想呢，还是在嘲弄它们呢？
这篇文章从头到脚都是错误的。它说什么“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消失”，“小资产阶级的领袖就站了出来”。它对阿萨尼亚、孔帕尼斯[2]之流的作用做了完全错误的总结。这些先生不是小资产阶级。真正的小资产阶级——农民、手艺人和雇员（职员）——已经破产了，失去了原先的社会地位。阿萨尼亚之流在政治上剥削小资产阶级，为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他们留在人民群众的阵营里，充当惊吓乌鸦的稻草人——而乌鸦就是社会党、改良主义者，以及——天哪！——统工党的领袖。他们（阿萨尼亚、孔帕尼斯之流）不敢触动私有财产，却不惜去充当那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司法”的守护人。这才是唯一的事实，其它的全是谎言。“垄断资本主义”正在装死，等到弗朗哥胜利后，它就不用再装了。阿萨尼亚和孔帕尼斯正在进行自己的任务，《战斗报》却说，如果他们“离开了统工党，或者跟统工党对着干”，就完不成任务。
这篇文章讲到的事情，不管讲的是过去还是将来，全都是错误的。只是“由于这场反对自由的战争”，“共存”（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也可以叫做阶级合作）才有可能实现。但是，这种“共存”（也就是统工党与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领袖们的合作）已经严重阻碍了工农群众的奋起，并招致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这篇文章对此只字不提，却塞进了自己的私货：“然而，事到如今，即使只是为了打赢战争，都必须选对路线[由谁来选？]。”为什么是“如今”？不正是因为昨天的政策已经把统工党带到了悬崖边上吗？脚下就是万丈深渊，统工党却还在苦口婆心地劝告那些叛卖成性的领袖，而不是把武装起来的群众发动起来，去同这些领袖作斗争。
而这才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出发点。布尔什维克主义不会去扮演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部长这个滑稽丑角，而是会勇敢地、公开地发动工人群众，赶走资产阶级部长，换成社会党部长和斯大林党部长。然而，统工党并没有到群众中去，不屈不挠地通过群众进行这项工作，却写了一些含糊其辞的文章，大谈什么为建立工人国家而占据阵地的必要性。
“继续进行战争，就能确保集体化和社会化……。”他们丝毫没有革命的勇气，就用全然抽象的推理来掩饰自己的怯懦。不进行集体化，战争就必败无疑。要想确保胜利，就必须以武装群众的直接压力赶走资产阶级，把那些叛卖成性的领袖们逼得走投无路。光有抽象的推理是不够的。必须行动起来。然而，宁——西班牙的马尔托夫——偏偏在这一点上投降了。
“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拥有强大的军事工业，在军需方面，可以迫使共和国中央政府成为自己的附庸[!]。”明明是统工党的领袖成了新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的附庸。这才是事实。如果不改变这种政策，巴黎公社的悲惨命运将会降临到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头上。
六年来，宁什么都没干成，却一错再错。他总是轻佻地对待思想，总是逃避困难。他只会耍小聪明，用浅薄的结盟来代替斗争。他妨碍了革命党在西班牙的形成。所有追随他的领袖，都要跟他一起分担罪责。六年来，他们使出浑身解数，使英勇而满身干劲的西班牙无产阶级蒙受了最惨重的失败，尽管发生了这一切，也改变不了他们的昏聩。他们没有打破这个可恶的怪圈。他们没有发动群众同资产阶级共和国作斗争。他们先是去迎合资产阶级共和国，然后又在它摇摇欲坠时撑住了它，他们时不时还会写上几篇讨论无产阶级革命的文章。真够卑鄙无耻的！你们不但没有痛批这些用半真半假的布尔什维克公式来掩饰自己的孟什维克叛徒，反而还转载他们的文章，还大加吹捧！
不用跟我说什么统工党工人正在英勇战斗。这一点，我跟别人同样清楚。但正是因为他们在战斗，在牺牲，我们才要说出真相，而且只说真相。打倒一切暗中勾结、逢场作戏、敷衍应付的花招！当战争与革命的命运取决于最苦涩的真相时，必须学会如何说出这些真相。我们与宁的政策毫无共同之处，也与任何维护、掩饰、支持他的政策的人毫无共同之处。
原文发表于第四国际国际局的《信息公报》，1937年7月，署名为“伦德”。
[1]《西班牙革命》（TheSpanishRevolution）是统工党的英文报纸。——中译者注
[2]刘易斯·孔帕尼斯·乔维尔（LluísCompanysiJover，1882年6月21日——1940年10月15日），生于农民家庭，毕业于巴塞罗那大学。早年即投身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运动。1916年当选为加泰罗尼亚区议员。1920年被捕，不久获释。1922年成立拉巴塞雷协会（UniódeRabassaires）。1930年10月再次被捕，1931年获释后在巴塞罗那发动起义，宣告成立共和国。1933年6月至9月担任海军部长。1933年12月出任加泰罗尼亚政府总理，1934年10月发动起义，出任加泰罗尼亚共和国主席，事败后被判处30年徒刑。1936年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后获释。内战爆发后支持共和国政府。共和国覆灭后流亡法国，1940年8月被捕，9月初被德国秘密警察引渡给弗朗哥政权，10月15日遇害。——中译者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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