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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恩全集第四十一卷——致玛丽亚·恩格斯1842年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一卷 致玛丽亚·恩格斯 （片断） 1842年夏于柏林］ 这是伊达［注：伊达·恩格斯。——编者注］的未婚夫，上帝的儿子阿尔伯特·莫利内乌斯当着一个法国人的面所讲的一个有趣的故事：Enfin，àlaporteducielétaitSaint-Pétrus（不说SaintPierre）etlePeintreköttgend’ElberfeldétaitabordéparlemusicienWeinbrenner∶Ehbien，Köttgen，vousneditesrien，racontez-nousdoncquelquechose．Enfin，Köttgendit∶Enfin，j’aieucettenuitunfameuxrêve．Enfin，ditWeinbrenner，qu’est-cequ’ilyavaitdonc？Enfin，ditKöttgen，jerêvaisd’êtreàlaporteduciel．Alorsilyavaittouslesartistescélèbres，Meyerbeer，HoraceVernetetc．Enfin，Meyerbeerfrappaitàlaporte；Pétrusdit∶Quiestlà？“Meyerbeer”．Lesartistesn’entrentpasici，ditPétrus．EnfinvintHoraceVernet．Quiestlà，ditPétrus．“HoraceVernet”．Lesartistesn’entrentpasici，ditPétrus．EnfinWeinbrennerarrivait．Qu’est-cequ’ilyalà？，ditPétrus．Enfin．jesuisWeinbrenner，Enfin，Pétrusdit∶Entrez，s’ilvousplaît．［注：圣彼得守在天国大门旁边，而音乐家魏茵布兰纳则跟爱北斐特的画家克特根攀谈起来：“克特根，您为什么不说话，给我们讲点什么吧！”后来，克特根说：“好吧，我昨天夜里做了一个美梦。”魏茵布兰纳说：“原来如此！梦见什么呢？”克特根说：“我梦见我站在天国大门旁边，那里汇集了所有的著名演员：梅耶贝尔，奥拉斯·韦尔内等人。后来，梅耶贝尔终于敲了几下门；彼得问道：‘谁呀？’——‘梅耶贝尔。’彼得说：‘演员不准进来！’后来奥拉斯·韦尔内走上前去。彼得问道：‘谁呀？’——‘奥拉斯·韦尔内。’彼得说：‘演员不准进来！’后来，魏茵布兰纳走来了。彼得问道：‘谁呀？’——‘是我，魏茵布兰纳。’这时彼得说：‘请进。’”——编者注］ 当然，这个法语讲得很漂亮的聪明的年轻人并未说出这个笑话的实质——ainsi，Weinbrennern’estpasd’artiste［注：可见，魏茵布兰纳不是演员。——编者注］。现在你知道那个想争取荣幸地成为你未来的堂姐夫的人是怎样的人了吧。 弗里德里希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0年国际版第1部分第2卷 原文是德文
马恩全集第四十一卷——致玛丽亚·恩格斯1842年4月［14］—1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一卷 致玛丽亚·恩格斯 曼海姆［注：信的背面写着：曼海姆。大公女子中学玛丽亚·恩格斯小姐收。——编者注］ 1842年4月［14］—16日于柏林窦绿苔街56号 亲爱的玛丽亚： 这朵可爱的小花［注：看来，信上画的蔷薇花是信纸上的花饰。——编者注］夹在我的纸夹里有半年了，现在我把它取出来送给你，但愿它能使你得到一种补偿，因为我使你久等了，为此我深感抱歉。 赫斯特赖先生把你的信藏在裤袋里，躲过了奥地利海关官员的检查，已经顺利地把它交给了我，这位尊贵的先生还特此向我表示歉意，而且说的是一口非常漂亮的德语。我的良心已经不允许我让你再等下去，我就提起了笔。写什么？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写我从今天早上八点到十一点半操练分列式的情况？写我在操练时曾经被中校先生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写我们星期天将要举行的礼拜后的阅兵式？写我的好雪茄烟已经抽完，瓦尔米勒那里的啤酒近来质量很差？还是写我现在就得上街去取回我为斯内特拉格家定购的几个姜汁罐头？是的，情况就是这样。先写到这里吧！明天见。 今天，4月15日，星期五，我要出去。我们这里的天气好一些了。我的房子前面排着许多轻便马车，那里成了它们的停车场。车夫通常喝得醉醺醺的，使我觉得很可笑。总之，如果我忽然想起要乘车去兜风，那是非常方便的事。一般说来，我安排的很不坏：在二楼我有一个布置得很雅致的房间，正面墙上有三个窗户，窗间墙又窄，因此房间里很明亮，很舒服。 昨天我写了前面几行就被打断了。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一个令人高兴的消息：明天我们的阅兵式大概不会举行了，因为国王［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陛下将前往波茨坦和勃兰登堡。这使我感到很高兴，因为我对明天要在讨厌的宫廷广场来回奔跑毫无兴趣。但愿我们将因此而躲过一切阅兵式。此外，我们经常在一个很大的广场即所谓格吕茨马赫进行一些很有趣的训练，我们要站在没膝深的沙土里，这种沙土具有一种令人愉快的特性，它是带电的。如果我所在的第十二近卫重炮兵连同样也是带电的，不过要带阴电，如果它现在开到这里来，那么阳电和阴电就会相遇，造成空气紊乱，把乌云吸引过来。否则，至少我是怎么也无法解释这一事实，即每当我们的连队前往格吕茨马赫的时候，不是下雨就是下雪。顺便说一下，我当上炮手已经四个星期了，可能你还不知道，我现在穿的制服镶着金边和金带，衣领是蓝色红边。你这方面什么也不懂，不过也不需要懂，你知道一件事就够了，这就是我当了炮手。 你也许还没听说吧，李斯特先生到过这里，而且他的钢琴演奏把所有的太太都迷住了。柏林的太太们被李斯特弄得神魂颠倒，甚至在音乐会上为他掉下来的一只手套而真的打起架来，有姊妹俩永远闹翻了，因为其中一个从另一个手里抢去这只手套。施利彭巴赫伯爵夫人事先就把香水倒在地板上，把伟大的李斯特没喝完的一杯茶倒进香水瓶。然后她把瓶口封好摆在自己的书桌上留作永久的纪念，而且每天早晨要欣赏一番，这可从事后出现的漫画里看到。这样的丑事在这里还从来没有过。年轻的太太们为李斯特打架，而他呢，使太太们感到难堪的是，他竟然冷落了她们，宁肯跟一些大学生在一起喝香槟酒。尽管如此，每一家房子里还是可以看到伟大的、可爱的、神奇的、天才的、神圣的李斯特的几张画像。我这就给你画一幅他的肖像。瞧，这个人梳的是堪察加人的发式。顺便提一下，他在这里大约挣了一万塔勒，而他的旅馆费就要三千塔勒，还不算他大吃大喝所花去的钱。我要告诉你，他的确就是这么一个男子汉。他每天要喝十二杯咖啡，每杯四洛特，还要喝十瓶香槟酒。由此可以有充分握地得出结论，他的生活总是带着几分醉意，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现在他到俄国去了。那里的太太们是否会表现得如此狂热，这倒是令人感兴趣的事。 现在我该走了，就写到这里。再见！尽快回信。 你的哥哥弗里德里希 42年4月16日于柏林 第一次发表于1920年《德意志评论》杂志第4卷（斯图加特和莱比锡） 原文是德文
马恩全集第四十一卷——致玛丽亚·恩格斯1842年1月5—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一卷 致玛丽亚·恩格斯 曼海姆 1842年1月5—6日于柏林[291] 1842年1月5日 我亲爱的玛丽亚： 我十分惭愧地承认，你的来信提醒了我早已忘却的义务：给你写信。这对我来说的确是个耻辱，这种罪过是完全不应该得到宽恕的。因此我想立即动笔，答复我前天收到的你那封亲切的来信。昨天我得了“大炮寒热病”。事情是这样的：从早晨起我就感到很不舒服，觉得身体有点支持不住，随后我被叫去操练，在大炮旁边差点昏过去，后来我只好离开，午饭以后可怕的寒热病便发作了。今天早晨觉得好一些，可是仍然不能好好地操练。现在尽管我的病基本上已经痊愈，然而由于得了卡他性的大炮寒热病，我还是请了两天病假。但愿销假之后我又能够很好地使用大炮通条。附带说一下，我生病这件事，请你写信回家时什么也不要讲，因为毫无益处。你知道医生给我开了什么样的药方治疗“大炮寒热病”吗？睡前喝一杯潘趣酒，这难道不是一种妙药吗？因此你可以相信，连队的外科医生比任何一个医生，例如比某位莱茵霍尔德医生要高明得多，后者会把他所有的膏药和斑蝥硬膏，还有放血等等全都用上，尽管一个外科医生不需要知道那么多。我们这里只采用厉害的手段，医疗上的重炮、炸弹和手榴弹以及二十四磅的大炮。我们的处方很简单，我在不来梅一直是靠这些处方来治病的。开始是喝啤酒；如果无效，就喝潘趣酒；如果这也不行，则喝一口罗木酒——罗木酒一定会见效。这是炮兵的治疗方法。顺便提一下，如果你看到我身穿军服，手持又粗又长的大炮通条在六磅的大炮旁边围着炮轮子打转，我想你会笑痛肚子的。其实，我的军服很漂亮：它是蓝色的，衣领是黑色镶两道黄色宽条，袖口是黑色镶黄条，上衣下摆镶着红条。此外还有镶白边的红肩章。请你相信，这套军服穿起来给人以一种很有气派的印象，我可以到展览会去展览啦。不久前我用这套军服把目前正在这里的诗人吕凯特搞得晕头转向。事情是这样的：他朗诵的时候我坐在靠他很近的地方，这个可怜虫目不转睛地盯着我那闪闪发光的纽扣，结果把思路完全打断了。除此以外，作为一个士兵，我享有一种特权：我到任何人那里去，从来不要敲门，也不需要说什么“你好”或者诸如此类的客套话。一次，有人来找上尉，他的刀鞘无意中碰了一下门，他为此被拘禁了八天，因为上尉断定说他敲了门。你瞧，我现在成了多么厉害的人呀！此外，我很快就是炮手了，这是一种士官军衔，袖口要镶上金带。这样一来，你对我可要毕恭毕敬才是。因为当我当上了炮手，我就有权对整个普鲁士军队里所有的列兵发号施令，所有的列兵都要向我行礼。 你为什么在信中谈了那么多关于老弗里茨·威廉［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编者注］和小弗里茨·威廉［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的事？你们妇女不应当干预政治，你们对政治一窍不通。但是由于你很想知道一些关于高贵的陛下的情况，我可以告诉你，本月16日陛下将动身前往伦敦主持英国小王储［注：爱德华。——编者注］的洗礼，在回国途中可能顺便到巴黎去一趟，不过一定会去科伦的；他春天将在彼得堡为他的至尊的妻舅俄罗斯皇帝［注：尼古拉一世。——编者注］庆贺银婚，然后夏天将到波茨坦消遣，秋天将在莱茵河畔度过，接着要在沙洛顿堡玩一个冬天。现在我该听课去了。 1842年1月6日 今天早上我从前面的房间搬到后面的房间，因为我把它让给了我的一个老乡——科伦市郊的一个法律家，再说，前面房间的供暖设备也不好。奇怪的是，尽管后面的房间还比前面的大一些，可是只要炉子稍微烧一会儿，房间就暖和了，而前面的房间却总是冰冷冰冷的。我在前面那个房间怎么也无法使玻璃窗上的冰花融化，而在后面那间却可以惬意地看到八天前就凝结起来的大约一指厚的冰象在春天那样逐渐地融化，还可以透过窗户愉快地看到晴朗而蔚蓝的天空，要知道，我多长时间都没能从我的房间里见到这种情景了！从这里还看得见“采蘑菇人”（我们这样称呼步兵）的第二近卫团的营房和兽医学校的整个操场以及它的附属建筑。 我们这里有一家莱茵饭店，会做我们喜爱的各种饭菜，一般说来，这些饭菜在这里是无人知道的。每逢星期六晚上我们就在这里吃马铃薯煎饼，喝一杯咖啡。昨天我吃了苹果和马铃薯。我们百吃不厌的鸭汤（你当然还记得这种汤）在这里同样深受欢迎。还有许多其他的菜，我现在想不起来了。今天我们的午饭将是酸菜烧猪肉，这使我事先就感到高兴。前几天有人还想请我们吃荞麦煎饼〔Pannhas〕，可是没有做成，因为此地买不到荞麦面，在这里也无法烤制我们久已向往的马铃薯馅饼。 多么好啊！看，太阳光更加灿烂，这使我感到生气勃勃。现在午饭后我可以去散散步了，而且今天晚上谢林不讲课，我整个晚上都有空，我可以非常努力和非常安静地进行工作了。 这里的剧院很漂亮，布景妙不可言，演员也颇有名气，可是歌唱演员大都唱得不好，所以我很少去看歌剧。明天将初次上演新歌剧——韦德尔的《哥伦布》[292]。哥伦布就是发现美洲的那个人，韦德尔则是本地大学的教授，就是揭示否定的深奥道理的那个人。我告诉你，明天剧院准会满座，连我也要去凑这个热闹。有两幕戏是在大海的船上，这一定是很有趣的。 你在信里可以看到我穿着制服的样子。我穿上军大衣，有一副浪漫的神气活现的派头，然而却极其严重地违反了条例。如果我就这样在街上走，每一分钟都有被拘留的危险，这就不大愉快了。因为我如果在街上走，制服上哪怕只有一个纽扣或只有一个风纪扣没有扣好，任何一个军官或士官都有权把我拘留。你看，当个小兵，即使在和平时期也是很危险的。最妙的是，我们每隔四个星期要到教堂去一次，可是我常常溜掉，只去过一次。要知道，当你到教堂去的时候，首先还要戴上沉重的带羽毛的高筒军帽，在院子里站上整整一个钟头，全身冻僵了，然后，才进入冰冷的教堂，而那里的音响效果很差，因此讲道时还是一个字也听不清楚。这难道不妙吗？请尽快来信。 你的哥哥弗里德里希 封缄纸粘得不太好。 第一次发表于1920年《德意志评论》杂志第4卷（斯图加特和莱比锡） 原文是德文 注释： [291]1841年9月下半月恩格斯赴柏林服兵役，为炮兵连志愿兵。——第602页。 [292]卡尔·韦德尔的悲剧《哥伦布》（《Columbus》）于1842年1月7日在柏林皇家歌剧院首次上演。演出前及幕间演奏了贝多芬交响乐的几个乐章。——第605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一卷——致玛丽亚·恩格斯1841年9月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一卷 致玛丽亚·恩格斯 曼海姆 1841年9月9日于巴门 亲爱的玛丽亚： 妈妈硬说我最近一次写给你的不是信，而是胡乱涂写的纸片，因此不值得答复。既然你对这张纸片置之不理，使我深感遗憾的是，我几乎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你同意妈妈的看法了。不过，我应当告诉你，这种态度即使不是侮辱我，也使我非常伤心；今天晚上由于我情绪很好而且不想跟你争吵，所以才给你写信，你本来是无论如何不配收到我的信的。此外，我也想使妈妈高兴高兴。现在你该知道收到这几行字应当感激谁了吧。我在这里已经度过了将近六个星期，烟抽了不少，学习努力，尽管上层社会有些人偏说我似乎无所事事。再过一两个星期我还是要去柏林履行我的公民职责，也就是说，尽可能服完兵役，然后回到巴门。事情如何进展，等一等再说吧。 我们曾经打算星期六和星期日去阿尔滕贝格远足，可是没有去成，因为布兰克和罗特去不了；我得想想我们能否组织一些其他的活动。刚才我想到，我可以再到拜恩堡去一趟，因为我很久没有去那里啦。 昨天妈妈被请到奥古斯特家［注：奥古斯特·恩格斯，恩格斯的叔父。——编者注］去喝咖啡，在那里她发觉尤莉娅·恩格斯小姐非常沉默，而玛蒂尔达·韦姆赫纳小姐很健谈，你自己可以从中得出某种结论。 此外，我发现安娜［注：安娜·恩格斯。——编者注］很快乐，埃米尔［注：埃米尔·恩格斯。——编者注］的俏皮话有进步，海德维希［注：海德维希·恩格斯。——编者注］变得脸皮很厚，而鲁道夫［注：鲁道夫·恩格斯。——编者注］走上了顽童海尔曼［注：海尔曼·恩格斯。——编者注］在他这个年龄所走过的道路；再说，爱利莎［注：爱利莎·恩格斯。——编者注］开始装模作样摆架子了。 我今天读了你给父亲的那封英文信，除了有几个大错误，写得很好。 Dureste［注：就此搁笔。——编者注］． 你的哥哥弗里德里希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0年国际版第1部分第2卷 原文是德文
马恩全集第四十一卷——致玛丽亚·恩格斯1841年约8月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一卷 致玛丽亚·恩格斯 曼海姆［注：在信的背面写着：曼海姆。玛丽亚·恩格斯小姐收。——编者注］ ［1841年约8月底于巴门］ 亲爱的玛丽亚： 如果我一定要给你写信，我得预先声明，这封信不会很长，因为这里没有什么事情。参加婚礼，探亲访友，是啊，我去了，在那里又吃又喝，而事后又把这些事议论一番，这根本不是我的作风，况且你也不习惯从我这里听到这种事。现在我几乎整天在楼上，坐在我的房间里读书，象蒸汽机车头的烟囱那样喷吐烟雾，把剑舞得呼呼响，想尽一切办法来消遣。这种恶劣的天气几乎使我感到绝望了：我无法到爱北斐特去，除非甘愿被三次淋得浑身湿透。如果这种鬼天气再不转晴，那才糟呢，因为从我们这里到爱北斐特只有一个地方可以避雨，这就是啤酒店。而在那里一杯啤酒要卖二银格罗申。别的事情毫无进展，而是一切都在倒退。我去柏林的事暂时还说不上，反正时间还长。我什么都不着急，让别人去操心好了。如果你还想收到信，那就来信谈谈你自己并且告诉我一些令人高兴的事情。 你的哥哥弗里德里希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0年国际版第1部分第2卷 原文是德文
马恩全集第四十一卷——致玛丽亚·恩格斯1841年约5月初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一卷 致玛丽亚·恩格斯 曼海姆 ［1841年约5月初于巴门］ 亲爱的玛丽亚： 昨天晚上我动笔给你写信，可是没有写上三行，安娜［注：安娜·恩格斯。——编者注］要用这张纸，她就把这几行字裁去了。你的两封来信我已收到，其中寄往不来梅的信是经过长途跋涉才收到的。这里除了晚饭时偶尔有少量的潘趣酒，或者大学生们的啤酒宴会，小酒馆的狂饮，或者雨水能够解闷以外，其他方面相当枯燥乏味。在所有这类事情中，我感到最惬意的就是整天抽烟，而且这无疑是一种高尚的、难以估价的娱乐。不来梅寄来的大箱子我已经收到，同时还收到几样非常精致的小东西：烟盒、烟灰缸、烟斗刷子，等等。父亲到恩格尔斯基兴去了，现在我正穿着他的睡袍，叼着长烟斗，坐在他那高高的凳子上，拚命地抽烟。再过八到十天，我们可能就要去米兰[149]，因此，我们唯一希望的就是能遇上好天气。今天又是滂沱大雨。我很关心的是你在曼海姆成长的情况，象从前一样，照旧是一只又瘦又蠢的小鸡呢，还是有了新的狂妄念头？安娜有时也做起古怪的诗来，这时她就会大发傻劲，每隔三个词就要有一句：“呵，糟糕！”海尔曼［注：海尔曼·恩格斯。——编者注］身上颇有疑病患者的素质，他可以整天整天地对一切漠然无动于衷地坐着：噘着嘴，一言不发。如果他突然大怒起来，就完全不可遏制。埃米尔［注：埃米尔·恩格斯。——编者注］还是喜欢胡搅蛮缠。海德维希［注：海德维希·恩格斯。——编者注］除了有点固执，没有什么脾气。鲁道夫［注：鲁道夫·恩格斯。——编者注］与海尔曼属于同一种类型：他半天在幻想，半天尽做蠢事。他最大的乐趣就是我给他一把轻剑，又从他手里把剑打下来。小爱利莎［注：爱利莎·恩格斯。——编者注］将来会出人头地，可是眼下还什么也不是。她生性和蔼可亲，终将胜过你们大家。而我呢？如果我留的不是目前时新的胡子，而是在不来梅留的老式胡子和长头发，我看上去大概就是一个逗人喜爱的年轻人了。 够了，今天给你写这些已经够了。我会从米兰给你写信的。如果那时下雨的话。 你的弗里德里希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0年国际版第1部分第2卷 原文是德文 注释： [149]恩格斯约于1841年5月中在瑞士和意大利作了一次旅行。——第184、598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一卷——致玛丽亚·恩格斯1841年4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一卷 致玛丽亚·恩格斯 曼海姆 1841年4月5日于巴门[290] 为什么你往不来梅给我写信？你真不值得让我现在再给你写信，不过我想这一次算是例外，所以略写几行，也使你在曼海姆的孤寂中感到高兴。人家让我搬进了和我原来的房间——现在的音乐室——并排的一个房间。我在那里完全埋头于读意大利的书，只是偶尔辍读，跟海尔曼［注：海尔曼·恩格斯。——编者注］或阿道夫［注：阿道夫·冯·格里斯海姆。——编者注］去击剑。我刚才跟奥古斯特［注：奥古斯特·恩格斯。——编者注］、海尔曼和伯恩哈德击剑了，现在我的手还有点儿颤抖，因此今天我写的字就很不好，象小学生写的一样。昨天，我们去福温克尔，我遇见了几乎所有的中学老同学。 天气很好，然而我今天不得不到韦姆赫纳家去作一次非常无聊的访问。我将替你转达对埃米尔［注：埃米尔·韦姆赫纳。——编者注］的问候。路易莎·斯内特拉格已经和海尔曼·济贝耳好起来了，而且看来她对此感到相当满意。总而言之，巴门的一切依然如故。我恳请你考虑一下如何尽快地履行你对我的义务。 你的弗里德里希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0年国际版第1部分第2卷 原文是德文 注释： [290]1841年3月底恩格斯从不来梅回到巴门。——第596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一卷——致玛丽亚·恩格斯1841年3月8—1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一卷 致玛丽亚·恩格斯 曼海姆 1841年3月8—11日于不来梅 1841年3月8日 亲爱的玛丽亚： “某某谨启”，这是我在公函中写的最后几个字，以此结束了我今天的商行事务，以便——以便——以便，你看，该怎么表达才能更得体呢？怎么办呢，现在又没有诗兴；为了给你写信，最好还是有什么就说什么吧。由于我正在消化我的午饭，所以没有时间多作考虑，势必想到什么就给你写什么。可是我首先想到的是一支雪茄，我现在就把它点着，因为陛下不在，陛下就是老头儿［注：亨利希·洛伊波尔德。——编者注］，他已经获得这个称号，因为我们决定练习宫廷礼节。要知道，洛伊波尔德商行的全体人员在不久的将来都将成为大臣和枢密侍从，这是十分肯定的、毫无疑问的。当你看到我穿上挂着金钥匙的黑色燕尾服的时候，你会感到吃惊，当然，我仍然保持我的老样子，不亢不卑，也不会为了取悦于任何一个国王而剃掉胡子。我的胡子现在正欣欣向荣，而且还在长，我毫不怀疑，如果春天我有幸在曼海姆同你饮酒，那时你将因它的丰姿神采而大吃一惊。 理查·罗特在一个星期以前离开这里到南德意志和瑞士等地作一次长途旅行。感谢上帝，我将离开这个沉闷的小城市，在这里，没有别的事可做，只有击剑、吃、喝、睡和刻苦用功，voilàtout［注：这就是一切。——编者注］。不知你是否已经听说我和父亲在4月底可能到意大利去，届时我将拜访你，以示敬意。如果你的举止大方，我或许会带一些东西给你，但是，如果你神气活现、不可一世，那你就要吃苦头。如果你又写信胡说一通，就象在上一封信中以剑术课挖苦我那样，你必然逃脱不了公正的惩罚。我知道了Stabatmater［注：见本卷第586—587页。——编者注］是佩戈莱西写的，感到很高兴。你无论如何应当把改编的钢琴曲连同所有的声乐分谱抄一份给我，要象改编的歌剧钢琴曲一样，使各个声部同和声上下对齐。我记得，在佩戈莱西的Stabatmater里好象没有男高音部和男低音部，倒是有许多女高音部和女中音部。不过，这没有关系。 如果今年春天我真的去米兰，就能在那里会见罗特和爱北斐特人威廉·布兰克。因为有土耳其烟草和LacrimediChristo［注：基督之泪（酒名）。——编者注］，在那里我们会过得很惬意。我们要使自己名不虚传，让意大利人半年之后还会想起三个愉快的德国人。 我很喜欢你对你们那有益无害的狂欢节的一番描写。我真想看看你的打扮。这里除了一些我不参加的、乏味的化装舞会，没有任何愉快的东西。柏林的狂欢节又遭到可耻的失败。这种事情到底还是科伦人搞得最好。 但是，你有一点不能与我相比。今天，3月10日，星期三，你听不到贝多芬的C小调交响曲，而我能听到。这首交响曲，以及英雄交响曲，是我喜爱的作品。你要好好地练习演奏贝多芬的奏鸣曲和交响曲，免得让我将来为你害臊。我要听的不是改编的钢琴曲，而是整个乐队的演奏。 3月11日。昨天晚上听的才是真正的交响乐呢！如果你没有听过这部宏伟壮丽的作品，那么你一生就根本没有听过任何音乐。第一乐章中这种充满绝望的悲哀，柔板中表现的那种哀诗般的忧伤，那种温柔的爱的倾诉，而在第三和第四乐章中由长号奏出的这种坚强有力的、富有青春气息的自由的欢乐！此外，昨天我还听到一个可怜的法国人的演唱，他唱的大致是这样： 如此等等，没有任何旋律，也谈不上什么和谐，法语歌词也很糟糕，这整个可笑的东西就叫作“L’ExilédeFrance”［注：《法国流浪者》。——编者注］。如果法国所有的流浪者都举行这种猫叫式的音乐会，谁都不愿意听。这个粗野人还唱了一首歌：“Letoréador”，意思是斗牛士，而且老是不断地重复一句唱词：“Ahquej’aimel’Espagne！”［注：“啊，我多么喜爱西班牙！”——编者注］。这首歌也许唱得更糟，抽抽搐搐地一会儿跳了五度，一会儿走了调，仿佛要表达肚子绞痛似的。如果后面不是演奏精彩的交响曲，我就会跑出来，让这只乌鸦哇哇叫去，因为他的男中音实在细得太可怜了。顺便说一下，请你以后把信封粘得牢一些。这种形状很不实用，很不美观。信应当是这种或者这种形状，请你注意。 SemperTuus［注：永远是你的。——编者注］ 弗里德里希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0年国际版第1部分第2卷 原文是德文
马恩全集第四十一卷——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1841年2月2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一卷 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 1841年2月22日于不来梅 尊敬的inspe［注：未来的。——编者注］牧师先生： habendieGnadegehabt，habueruntgratiammirzuschreibenmihiscribendisc．literas．Multumgaudeo，tibiadjuvasseadgratificationemtrigintathalerorum，speroque，teistagratificationeusumesseadbibenduminsanitatemmeam．Xαι-ρε，φúλαξτουχρισιτιανισμου，μεγαsΣτραυσσομαστιξ，αστροντηsορ?οδοξιαs，παυσιsτηsτωνπιετιστωνλυπηs，βασιλευsτηsεξηγησεωs！；！；！； ［注：承蒙赐函，荣幸之至。我能帮助你三十塔勒，深感欣慰，希望你用这笔钱为我的健康干杯。致意，基督教的卫士，追猎施特劳斯们的伟大猎手，正统派的明星，忧郁的虔诚主义者的安慰者，圣经注释大王！；！；！；一开始，上帝创造了天和地，而且上帝的精神。——编者注］飘悬在弗·格雷培的头上，因为他做成了不可能的事并且证明二乘二等于五。啊，你，追猎鸵鸟们［注：文字游戏：“Strauß”——一是指姓氏（暗指大·施特劳斯，《耶稣传》的作者），一是指鸵鸟。——编者注］的伟大猎手，恳求你以整个正统派的名义去捣毁该死的鸵鸟们的巢穴并用自己的圣乔治长矛刺破孵了一半的鸵鸟蛋！英勇的斩龙者，请你到泛神论的沙漠中去同rugiens［注：指责。——编者注］莱奥的卢格交战，因为卢格正在到处搜索和寻找可以吞食的对象；把该死的鸵鸟的徒子徒孙通通消灭并且在思辨神学这个西奈半岛上竖起十字旗帜！恳求你这样做吧，你看，信教的人已经等候了五年，期待着有人能把施特劳斯这条蛇的头压得粉碎；他们感到精疲力尽，他们曾经用石头、污泥、甚至用牲口的粪便向它扔去，可是注满毒素的头越翘越高；既然你能这样容易地把一切都驳倒，仿佛能使所有的漂亮建筑物自行倒塌，那么就请你集中力量批驳《耶稣传》[162]和《教义学》[159]第一卷吧；要知道，危险越来越严重了，《耶稣传》的出版量已经超过了亨斯滕贝格和托路克的全部著作的总和，这本书已经成为把每一个非施特劳斯主义者逐出文坛的常规。而《哈雷年鉴》是北德意志最畅销的杂志，其销路之广，使普鲁士国王［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陛下虽欲百般查禁而不能。要查禁每天对他言出不逊的《哈雷年鉴》，就会把成百万还不知道如何判断他的普鲁士人变成自己的敌人。因此，你们切莫延误时机，否则，尽管普鲁士国王有虔诚的信念，我们将骂得你们永远哑口无言。总之，你们不妨再鼓足一点勇气，以便战斗能真正开始。但是你们写得这么平静和超然，似乎正统基督教的股票比票面价值高出百分之百，似乎哲学的溪流就象在经院哲学时代那样在自己的教会堤坝之间平平稳稳地流动，似乎在教义的月亮与真理的太阳之间没有挤进一个无耻的地球而造成可怕的月食。难道你们没有注意到，旋风在森林中翻卷，摧折了所有的枯树；代替衰老的、adacta［注：无能为力的。——编者注］魔鬼而兴起的，是已经拥有成批信徒的、批判地思辨的魔鬼？我们没有一天不在傲慢地、嘲弄地号召你们起来战斗；难道我们不是一个劲地在刺着你们的厚皮——不错，这张皮已经有一千八百年了，并且与熟皮有点相似，——迫使你们骑上战马吗？可是你们的奈安德们，托路克们，尼茨施们，布莱克们，埃尔德曼们，还有一些叫什么来着的人——所有这些人全都是软弱、敏感的人物，他们佩带的剑令人发笑；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是如此谨小慎微，那么害怕出乱子，对他们简直毫无办法。纵使亨斯滕贝格和莱奥还有点勇气，但亨斯滕贝格已经多次落马，以致完全失去了战斗力，而莱奥在上次同黑格尔门徒[48]的搏斗中，所有的胡子都被揪掉了，弄得现在见不得人。其实，施特劳斯绝对没有出丑，因为，如果说几年前他还认为他的《耶稣传》丝毫无损于教会的学说，那么，他当然用不着牺牲什么就可以阅读“正统神学体系”，如同另一个正统主义者可以阅读“黑格尔哲学体系”一样；但是，如果他，正象《耶稣传》所表明的那样，确实认为教义学不会由于他的观点而遭到损害，那么任何人都可以预料到，一旦他认真地研究教义学，他很快就会与这种思想分道扬镳。他在他的《教义学》中就已经直言不讳地说出他所设想的教会的学说是什么。无论如何，他定居柏林是件好事，那里是他应当去的地方，他在那里讲话和写作要比在斯图加特更有效。 有一种看法，认为我作为一个诗人已经完了，许多人正在为此争论不休。此外，弗莱里格拉特之所以没有刊载我的诗，并不是由于诗的原因，而是由于诗的观点以及版面不够。第一，他并不是自由主义的；第二，诗收到得太迟了；第三，版面有限，以致不得不从原定放在最后一个印张上的诗篇中抽去一些佳作。话又说回来，尼·贝克尔的《莱茵河之歌》是相当平庸的东西，它已经名声不佳，没有一种刊物愿意再去赞扬它。罗·爱·普鲁茨的诗歌《莱茵河》[289]完全属于另外一种类型，贝克尔的其他诗歌就好得多了。他在举行火炬游行时发表的演说是我所听过的一次最糟糕的演说。我对国王们赠予的各种荣誉奖品，敬谢不敏。这一切有什么用呢？国王送的勋章也罢，金烟盒也罢，荣誉奖杯也罢，在我们的时代里这一切与其说是荣誉，不如说是耻辱。对这种东西我们大家都谢绝啦！谢天谢地，由于这些东西，我们反而得到了保险：自从我在《电讯》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恩·莫·阿伦特的文章［注：见本卷第144—160页。——编者注］以来，甚至连发疯的巴伐利亚国王［注：路德维希一世。——编者注］也没有想起要给我扣上一顶系着铃铛的傻瓜帽子，或者在我的背上盖一个奴颜婢膝的印记。现在，一个人越是卑鄙龌龊、卑躬屈节、阿谀逢迎，就越能获得更多的勋章。 我现在热衷于击剑，而且在不久的将来可能把你们全部击溃。近一个月来我在这里进行了两次决斗：第一个对手收回了自己的侮辱性的话（“傻小子”），这是他在挨了我一记耳光之后骂的，耳光之仇还没报呢；第二个对手，我是昨天同他格斗的，我给他的额上划了一道漂亮的伤痕，正好从上到下，这一剑我击得非常出色。 Farewell［注：再见！——编者注］！ 你的弗·恩格斯 第一次发表于1913年《新评论》杂志第10期（柏林） 原文是德文 注释： [48]“黑格尔门徒”一词是在反动的历史学家和政论家亨·莱奥的著作《黑格尔门徒。所谓指控永恒真理的文献和论据》（《DieHegelingen．ActenstückeundBelegezuders．g．DenunciationderewigenWahrheit》）于1838年在哈雷出版以后才被使用的。该书是针对施特劳斯、卢格、米希勒和其他青年黑格尔派的，莱奥鄙薄他们，称他们为“黑格尔门徒”。——第53、212、301、313、370、498、545、591页。 [159]指这两本书：路·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DasWesendesChristentums》）1841年莱比锡版；大·弗·施特劳斯《基督教教理的历史发展及其和现代科学的斗争》（《DiechristlicheGlaubenslehreinihrergeschichtlichenEntwicklungundimKampfemitdermodernenWissenschaft》）1840—1841年杜宾根和斯图加特版第1—2卷。施特劳斯这本书的主要一章的标题是《教义学》。——第213、590页。 [162]大·弗·施特劳斯《耶稣传》（《DasLebenJesu》）1835—1836年杜宾根版第1—2卷。——第242、503、540、590页。 [289]罗·爱·普鲁茨《莱茵河》（《DerRhein》），诗歌，1840年莱比锡版。——第592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一卷——致玛丽亚·恩格斯1841年2月1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一卷 致玛丽亚·恩格斯 曼海姆［注：信的背面写着：曼海姆市大公女子中学玛丽亚·恩格斯小姐收。——编者注］ 1841年2月18日于不来梅 亲爱的玛丽亚： 你这次将要收到一封沉甸甸的信。起初我甚至想用一张硬纸板写，让你接到这封信的时候不得不多付一些邮资，可是很遗憾，我找不到光滑的硬纸板，所以只好用在我们纸店里所能买到的最厚的纸来写信。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剑术课，这说明，你在文化方面落后得丢人；而你对我附去的素描一窍不通，同样说明你天生的局限性。看样子，教育成果也好，任何幽默感也好，对你来说都是无法理解的。用你的蹩脚的德语来说，剑术课也就是击剑课。我已经有两把轻剑和一副手套，这是我唯一的一副手套，因为我不稀罕用细软羊皮之类制作的手套。 至于说Stabatmaterdolorosa［注：见本卷第434—436页。——编者注］等等，据我看，这是佩戈莱西写的作品，请你核实一下。如果是这样，请你尽可能给我弄到一份总谱；如果包括器乐总谱在内，那么我不需要，我只需要声乐分谱。如果是帕勒斯特里纳或者其他人的作品，我就不要了。后天我们仍演奏门德尔松的《保罗》，这是继韩德尔死后写的一首优秀的圣乐。你大概是知道的。我很少到剧院去，因为这里的剧院太糟糕了，只有上演我还没有看过的新剧本或者好歌剧的时候，我才偶尔去一次。 自从上次我给你写信以后，我们这里发生了一次大水灾。在我居住的特雷维腊努斯家的房间内，大水上涨了十二至十四英寸；我只好躲到老头儿［注：亨利希·洛伊波尔德。——编者注］那里去，他出于特有的善心把我收留了将近两个星期。可是恰好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怪有趣的事。房子前面的水位达到一英尺半；为了不让水渗入地窖，我们就用牲口粪把地窖的窗口堵上。然而狡猾的水通过邻居地窖的一垛墙渗入了我们的地窖；但是为了使我们几只盛着罗木酒的漂亮木桶以及马铃薯，而首先是使老头儿藏有各种酒类的酒窖不致被淹，我们不得不日夜舀水，一连舀了四夜。整整四夜我都在做这件事。每天夜里我常常和威廉·洛伊波尔德在一起值班，坐在沙发上，面前的桌子上摆了几瓶酒、一根灌肠和一大块最好的汉堡熏肉。我们抽烟、聊天，每隔半个小时就舀一次水。这真是妙极了。早晨五点钟老头儿来替换我们中的一个人。这次发大水期间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情。郊区有一幢房子，水已经淹到底层的窗户，人们忽然发现大量的老鼠泅水而来，它们穿过窗子，把整个房子都占满了。特别要指出的是，这幢房子里只有一些非常害怕老鼠的妇女，没有一个男人，结果这些娇弱的太太尽管心里害怕，也不得不拿起军刀、木棍之类的东西来打这一群野畜生。紧靠威悉河岸边有一幢房子，职员们正坐着吃早饭，突然一块大冰块朝着房子压了过来，把墙壁穿了一个洞，毫不客气地冲入房内，大量的水紧接着一涌而入。现在我还想告诉你一件新闻。你也许还记得我有一次非常秘密地在信上跟你谈起在王国萨克森领事馆举行的盛大午宴，在宴会期间发生了一些非常神秘的事情。现在我可以告诉你，这次午宴是我的小房主，即前面提到的威廉·洛伊波尔德为一个人举办的，此人是damesouverainedespensées，diedomnaamadamaisquelavida［注：有主见的尊贵的女士，一位比生命更可爱的妇女。——编者注］。在发大水期间，他正式通知我，他将在复活节宣布订婚。我把这件事告诉你，希望你谨慎一点，不要乱说，因为这件事要到复活节才会宣布。你看，我是多么信任你，要知道你如果把这件事说出去，三天后有关这件事的传说就会传到不来梅，因为到处都有饶舌妇。那时我将会陷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处境。——威·洛伊波尔德的未婚妻名叫泰莉莎·迈耶尔，她是汉堡手杖迈耶尔的女儿，人们所以称他为手杖迈耶尔，是因为他拥有一家手杖工厂，他靠这个工厂赚了一大笔钱。她穿着蓝色的短上衣和浅色的连衣裙，十七岁，象你一样苗条，如果在此期间你在曼海姆没有发胖的话。她甚至还没有行过坚信礼，这难道不是很糟糕吗？ 今天我又剪掉了胡子，而且很伤心地把这个年轻的尸体埋葬了。我看上去象个女人，这是耻辱。我要是知道，我没有了胡子会变成这个样子，当然不会把胡子剪掉了。当我拿着剪刀站在镜子前面并且已经把右腮的胡子剪去的时候，老头儿走进了商行，他见我脸上只剩下一边有胡子，就哈哈大笑。但是现在我又开始重新蓄起胡子了，因为我哪儿也不能露面。在歌咏学校只有我一个人留着胡子，我总是觉得一些庸夫俗子很可笑，他们怎么也不能容忍我连胡子都不刮就这样满不在乎地出现在体面的社交界。其实，太太们非常喜欢我这种样子，老头儿也喜欢。仅仅在昨晚的音乐会上，就有六个衣着入时的年轻人把我围住了，他们都穿着燕尾服，戴着细软的羊皮手套，而我穿的是普通的常礼服，不戴手套。这些家伙整个晚上都在取笑我，取笑我的唇髭。可是最有意思的是三个月以前这里谁也不认识我，而现在大家都认识了我，就因为我这胡子。啊，这些庸夫俗子！ 你的弗里德里希 第一次发表于1920年《德意志评论》杂志第4卷（斯图加特和莱比锡） 原文是德文
马恩全集第四十一卷——致玛丽亚·恩格斯1840年12月21—2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一卷 致玛丽亚·恩格斯 曼海姆 1840年12月21—28日于不来梅 40年12月21日 亲爱的玛丽亚： 你做的漂亮的装雪茄的绣花包，我不能不对你表示谢意。它除了不是黑红金三色外，没有任何不足之处。我没有料到今天就收到它，而且马上就用起来了。——此地天气严寒：整个12月份都是如此，直到现在还很冷。从这里到费格萨克有四小时航程，威悉河的这一段都结冰了。真是少见的事。前几天有几个巴门人来此。我们在这里过得很愉快，所有的酒馆都光顾过，各种酒杯都用过，然后带着三分醉意慢悠悠地回家。现附上我过去的西班牙语教师的一封劝诫信，如果你能看懂，我就送你一顶新帽子。也许在你们女子寄宿学校会找到精通西班牙语的人，这封信搁在这里只能妨碍我。——总而言之，我简直不知道给你写什么才好，这里的糖厂烧毁了。尽管我实在忍不住要抽雪茄烟，可是老头儿［注：亨利希·洛伊波尔德。——编者注］不知为什么总不肯离开商行。 23日。昨天晚上我们上击剑课，突然接到一个令人不快的消息：又失火了，这次是发生在新市区。出于一种责任感，我们就向那里奔去，可是当我们到达的时候，一切都已经结束。这种事情是经常发生的。只要不是在你眼皮底下烧起来，还是安静地坐在家里为好。妈妈在圣诞节的时候给我寄来《歌德全集》[288]领书证，昨天我就拿到先出的几卷，我读《亲和力》一直读到晚上十二点钟，感到极大的满足。这个歌德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如果你的德文能够写得象他一样，我将愉快地免除你学习一切外语。顺便提一下，你给我写信的时候，完全没有必要留页边空白；八开纸够窄的了，而且我也不能容忍这种偷懒的做法：纸倒是用了许多页，可是写的内容不多。按照汉契克教授的说法：请予注意！ 24日。我可以想象，你现在一定非常激动，而且你又怀着多么美好的希望呵！我渴望能了解这件事将如何了结。望你把这件重要事情的消息随第一班邮件寄给我。我将尽量使它立刻在地方报纸上发表。 这里我顺便写了几个花体字和签字的样式，就要用它向那位以自己的生硬花体字而自傲的年轻长官显示我的艺术才能。 12月28日。威悉河现在全结冰了，人们可以在冰上乘坐四轮马车。顺着威悉河到费格萨克有五小时路程，我认为，可以溜冰前往。午饭后整个beaumonde［注：上流社会的人士。——编者注］都来这里散步，太太们在冰上滑行，不让男人搀扶她们，这总是使她们得到极大的满足。树木被厚厚的白雪覆盖着，仿佛是雪做成的。——牧师太太［注：玛蒂尔达·特雷维腊努斯。——编者注］在圣诞节前给我缝了一只黑红金三色的钱包，而玛丽［注：玛丽·特雷维腊努斯。——编者注］则做了一把十分精致的黑红金三色的烟斗刷子。今天冷到零下9度，这就是生活！太阳在冬天冻硬的大地上升起，清冷而无力，这是我最不喜欢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地上没有一点尘土，一切都象钢铁和金刚石一样坚硬、结实。空气不象夏天那样使人萎靡不振，象害了病一样，至少现在你一出门就会感觉到空气，全城都被冰所覆盖，人们来去不是走路，而是从这一条街摔到另一条街。现在已经可以感觉到冬天真正来临了。我希望你们在曼海姆除了学一些别的有用的东西以外，也学学溜冰，这样你回到家里就不致怕冷，就不会象小妇人一样坐在火炉边，随便怎么拉都不肯上街，这种情况我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让它发生。但是如果你来了以后仍旧怕冷，我就要把你绑在雪橇上，在马耳朵里放上一团烧着的麻絮，就这样让你出去；或者我就叫你穿上冰鞋，把你带到池塘中间，让你自己在那里挣扎。 我亲爱的好妹妹！如果我没有算错的话，你将在元旦收到这封信。在这个对我而且想必对你也是非常愉快的节日即将来临的时候，祝你万事如意，因为这种祝愿并不要花费什么；但愿你对我的祝愿至少同样也是基督教式的。祝你在新年里象在旧岁中一样喜欢——根据你的来信判断——曼海姆的生活。（我写这点是为了防备万一这封信在到你手里以前先要经过检查。） 你的弗里德里希 第一次发表于1920年《德意志评论》杂志第4卷（斯图加特和莱比锡） 原文是德文 注释： [288]《歌德全集》（《Goethe．SämmtlicheWerke》）1840年斯图加特和杜宾根版。——第583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一卷——致玛丽亚·恩格斯1840年12月6—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一卷 致玛丽亚·恩格斯 曼海姆［注：信的背面写着：曼海姆。大公女子中学玛丽亚·恩格斯小姐收。——编者注］ 1840年12月6—9日于不来梅 弗·恩格斯拜领黄封套勋章的谢恩书 阁下，深受尊敬的小姐： 承蒙阁下颁赐黄封套勋章，不胜愧汗。在下理应俯伏于您，最高贵的小姐之前，毕恭毕敬地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您，最高贵的小姐，复承惠爱，赐予甘愿为您效劳的奴隶以未缄之函［注：我接到的信是开口的。糟糕的封缄纸没有粘住。］，该函将为天下人所知，均能深信大慈大悲、大智大慧的您对我的最高恩宠，对此在下深表钦佩。 最后，在下有幸谨对您，最高贵的小姐的深切关怀，表示敬意，不胜惶恐。 1840年12月6日于不来梅 弗·恩格斯 亲爱的玛丽亚： 撇开我写这封信的第一页时所选择的格式不谈，我要告诉你，你用蹩脚的封缄纸来封自己的信件，几乎都粘不住，对此我是绝对不会感谢你的。你不论用什么封套的什么勋章来祝我交好运，我都无所谓，可是你一定要把信口封牢一些，别在美因兹就开了封口！前天或者昨天（我已经记不得了）是安娜［注：安娜·恩格斯。——编者注］的生日，昨天我在施瓦赫豪森买了一杯咖啡来为她庆祝，为此花了六个格罗特，这难道不是一种兄妹之爱！上星期六，我年满二十岁，牙疼颊肿，使我痛苦万分，我就是这样庆祝自己的生日的。你想必也听说拿破仑的遗体已运到法国［注：见本卷第164—166页。——编者注］，瞧吧，大概会有一场好戏看！我想要是我现在在巴黎，那就开心了！你是否也看报？是否认为战争将会爆发？对基佐一苏尔特内阁有什么看法？你是否也会唱这支令人讨厌的歌谣：《他们别想得到它》［注：恩格斯在这里引用了为尼·贝克尔诗作《德国的莱茵河》所谱写的曲子的开头部分，但又把它划掉了。——编者注］。顺便说说，如果你的视力很好，你就能看到莱茵河对岸的法国边界。现在我们开始练习击剑，我每星期练习四次，今天中午又练习一次。你在下一页就可以欣赏我的击剑术。 12月8日。昨天我忙得要命，今天早上还是忙。我要马上写好给你的这封信，然后也许去喝咖啡。圣诞节前你一定要为我做一个新的装雪茄的绣花包，而且务必是黑红金三色的，这是我最最喜爱的几种颜色。 让红色——友爱来辨别谁是兄弟， 金色的思想在我们心中燃烧， 死神的拥抱也吓不倒我们， 人人胸前佩戴着黑色绦带。 这是一首被禁止的大学生歌曲。这里有几个笨蛋组织了一个协会，他们在那里发表演说，什么时候我也要到那里去看看，而且nolesvolens［注：不论愿意不愿意。——编者注］，我也要发表演说。上帝啊！可以想象，这将会多美！一般说来，我善于很好地进行宣传，即使事先没有准备也能这样，至于胡说八道的话，我能说个不停，那时就休想把我止住。我要是议会的议员，就不会让任何人说话。——我已经让人给我画了一张留胡子的画像，为了使你能看到我的外貌如何，我现在描一张给你。 你看，这是在我盛怒的时候被画下来的。因为雪茄怎么也抽不畅快。这时候我有一副聪明相，于是艺术家［注：G．W．法伊斯特科恩。——编者注］就恳求我让他把这种姿势画下来。我把所有的蹩脚雪茄烟都放在身旁，当我不得不作出模特儿的姿势时，我就抽这种令人厌恶的蹩脚烟。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痛苦。 你用不着与货样箱子打交道，应该感到高兴！这是最没意思最荒唐的事：这样冷的天气，整天站在敞开的窗子旁边，在仓库中包装亚麻布。这有点可怕，而且归根到底决不会有什么名堂。 我亲爱的妹妹，始终忠实于你的 1840年12月6日于不来梅 弗里德里希 第一次发表于1920年《德意志评论》杂志第4卷（斯图加特和莱比锡） 原文是德文
马恩全集第四十一卷——致威廉·格雷培1840年11月2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一卷 致威廉·格雷培 巴门 1840年11月20日于不来梅 我亲爱的威廉： 你至少已经有半年没有给我写信了。对于这样的朋友应该说些什么呢？你不写，你的弟弟［注：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编者注］不写，武尔姆不写，格雷尔不写，霍伊泽尔不写，威·布兰克也没有片纸只字，普吕马赫尔写得更少；sacrétonnerre！［注：真见鬼！——编者注］——对此我说些什么好呢？我上次给你写信时，我的一包烟叶还有七磅重，现在只剩下一立方英寸了，可是还是没有收到回信。你们不给我写信，却在巴门快乐逍遥——好啊，小伙子们，你们等着瞧吧，要知道，你们从那时起所喝的每一杯啤酒，是一口气喝完还是分几口喝完，我都了解。 我的政治信念不是你这个政治上的瞌睡虫所能指责的。如果不去扰乱你在乡村公馆的安宁——更高的目标你当然是不会有的——并且让你能每天晚上与牧师太太以及牧师的一些年轻儿子安逸地溜达一阵，免得遭到任何非难，那么你将会沉溺于安乐而不再想到胆敢非议现存制度的坏蛋弗·恩格斯了。嘿，你们真是英雄好汉！可是你们仍将被吸引到政治中来，时间的急流必将淹没你们安宁的王国，那时你们就会陷入绝境。工作，生活，青年人的勇敢精神——这才是实在的！ 你们大概已经听说我们大家的朋友克鲁马赫尔在这里开了一个绝妙的玩笑吧。现在所有这一切或许已经过去，但是事情并不简单。帕尼埃尔分子排成大队，发起猛攻，占领了市民自卫军的武器库并且举着巨大的三色旗在城里游行。他们唱着：“我们习惯于自由地生活”，“万岁，帕尼埃尔！帕尼埃尔万岁！帕尼埃尔是好汉！”克鲁马赫尔分子聚集在教堂广场，包围了参议会正在开会的市政厅，并且把兵器库抢劫一空。他们用戟和金星锤武装起来，在教堂广场上列成方阵，把布置在警卫部旁的两门大炮（其实并没有装上炮弹）指向帕尼埃尔分子的出发地奥伯恩街，开始等候敌人。但是帕尼埃尔分子在接近大炮时从另一侧奔向市场并占领了它。一个六百人的骑兵队占领了干草市场，正好在克鲁马赫尔分子对面，并待命向敌人冲击。这时市长斯密特从市政厅走了出来。他走过交战双方之间的阵地，坚定地站到一块石头上——它正好高出马路半英寸，放毒犯哥特弗里德就是在这块石头上被处死的——转身向克鲁马赫尔分子说：“你们，以色列的男子汉！”接着他又转过身向帕尼埃尔分子说：“Ανδσεs’Α?ηναιSι”［注：“雅典的公民们！”——编者注］此后，他时而向右时而向左，发表了如下的演说：“因为克鲁马赫尔是外国人，所以不应当在我们光荣的城市里用打仗的办法来解决他所挑起的争论。因此我建议尊敬的双方开拔到城郊牧场去，那是举行这一类演习最合适的场所。” 这个建议得到赞同。在帕尼埃尔用石盾和罗兰的剑武装起来以后，双方各从一个城门走出去。克鲁马赫尔分子的力量计有62391/2人，由参加过1813年远征的马莱特牧师负责指挥。他命令买一些火药和随身带上一些不大的鹅卵石，用来装填大炮。到达城郊牧场后，他下令占据他附近一块四面是壕沟的墓地。他登上哥特弗里德·门肯纪念碑并且命令把大炮拉上墓地的围墙。但是没有马，大炮移动不了。当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天已全黑。部队宿营了，帕尼埃尔住在施瓦赫豪森小村里，马莱特则住在城郊。司令部设在黑登托尔前面的练马场上，那地方本来是马戏团占着，但是当霍恩的牧师科尔曼开始在那里举行晚祷的时候，马戏团的骑师们就溜了。这是10月17日的事。18日早上双方的军队都出动了。帕尼埃尔拥有步兵42673/4人和骑兵16891/4人，他们开始进攻。帕尼埃尔亲自指挥的一队步兵袭击马莱特的第一道防线，这道防线是由上过马莱特的教义问答课的学生和一些具有狂热情绪的妇女组成的。在三个老太婆被杀，六个学生被击毙后，大队溃逃，被帕尼埃尔赶入公路边的壕沟。帕尼埃尔的右翼是卡佩勒牧师的队伍，他带领由年轻的职员组成的三个骑兵连迂回到马莱特的背后，从后面向马莱特进攻。他占领了城郊，从而铲除了马莱特的作战基地。帕尼埃尔的左翼在罗特牧师的指挥下向霍恩公路运动并且让不会用戟的青年联合会会员向马莱特的主力逼进。这时候我们正在上击剑课的六个人听到枪声，就穿着击剑服，戴着击剑手套、面罩和帽子跑出去。大门已关，但是我们袭击了看门人，从他们手里夺去钥匙，这样，我们手执轻剑，好容易才走到战场。巴门的理查·罗特把稀稀落落的青年联合会会员又集合起来，佐林根的赫勒尔和其余的学生隐藏在一所房子里；我和其他三人把几个帕尼埃尔分子打下马去，我们自己跳上马，在青年联合会的支援下打垮了敌人的骑兵。马莱特的主力前进了，我们的轻剑发出呼啸声，散布着恐怖和死亡，半小时内唯理论者终于被驱散。这时候马莱特出现了，他是来感谢我们的。当我们看到我们为谁打了仗时，都相互投以惊奇的目光。 Senonèvero，ècomesperobentrovato［注：尽管这不是真的，但我相信编得不错。——编者注］．不过请你们尽快来信！你还要催促一下武尔姆，让他给我写信！ 弗·恩格斯 第一次发表于1913年《新评论》杂志第10期（柏林） 原文是德文
马恩全集第四十一卷——致玛丽亚·恩格斯1840年10月2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一卷 致玛丽亚·恩格斯 曼海姆［注：信的背面写着：曼海姆市大公女子中学玛丽亚·恩格斯小姐收。——编者注］ 1840年10月29日于不来梅 亲爱的玛丽亚： 你下次给我写信别再经由巴门转了：妈妈会把信搁下来直到她自己写信时才寄出，这样往往会耽搁很久。我想告诉你一件事——不过你写信回家时别提起它，因为我想在来年春天使他们感到意外，——我现在留了大胡子，而且正准备再蓄起亨利四世型的山羊胡子。这样一来，当门口突然出现这样一个又高又黑的黑胡子叔叔时，妈妈一定会大吃一惊。明年如果我去意大利，我一定要使人觉得我是意大利人。 这是小索菲娅·洛伊波尔德画的，她刚才到商行来看望过我。老头儿［注：亨利希·洛伊波尔德。——编者注］和在家里用饭的埃伯莱因这时正在参加盛大的午宴。啊，我本来可以向你讲一些有关这次午宴，有关未经宣布的订婚礼和偷偷接吻的趣闻，但这些事不宜讲给女子寄宿学校的女孩子们听。等我回家时，你很快就会知道这些事。那时我在花园里坐着，你给我拿来一大罐啤酒和几片夹香肠的黄油面包，我就说：好吧！我亲爱的妹妹，因为你给我拿来了啤酒，加之今晚是一个如此迷人的夏天的傍晚，所以我现在向你讲述一次盛宴的情况，那是1840年10月29日在不来梅马蒂尼街11号王国萨克森领事馆举行的。我能告诉你的暂时只是：在这天的宴会上，喝了大量的马德腊酒、波尔图酒、普亚克酒、上索泰恩酒和莱茵葡萄酒。虽然那里一共只有五个男人，他们的酒量全都不错，差不多同我一样。——因此，我们在那里毫无拘束。我虽然未蒙引见给一位大公夫人殿下和许多最尊贵的公爵夫人，但我们仍然很愉快。幸运得很，我是如此的近视，以致完全不知道从我身边走过的那些尊贵的、十分尊贵的和最尊贵的大人物是什么样子。如果下次你有幸被引见给这样一位最仁慈的大人物，你一定要写信告诉我，她漂亮吗，否则这些大人物完全不使我发生兴趣。我们高贵的市政厅酒家，现在设备非常好，在那里可以很舒服地在酒桶之间闲坐。上个星期天我们在小酒馆里举行过一次小胡子宴会。事情是这样：我发了一个通知给全体能够蓄胡子的年轻人说，消除这一切庸人偏见的时候终于到来了，我们能做到这一点的最好方法，就是我们一致蓄胡子。谁有足够的勇气起来反对庸俗偏见并且蓄胡子，谁就签名。我立刻就征集到十来个小胡子，并将10月25日这一天——那时我们蓄胡子已经一个月了——定为集体蓄胡子纪念日。我仔细地考虑过这件事将如何进行，我买了一点染胡子药水带在身边。后来发现，有的人胡子很美，可惜完全是灰白的；有人则接到自己保护人的命令，要他剃掉这种犯法的修饰。但是不管怎样，当天晚上我们一定得有随便什么样的胡子；谁要是没有，就要他给自己描上。后来我起身致祝酒词如下： 男人蓄胡子， 是英勇的大丈夫。 举起刀剑保卫过祖国的人， 总是蓄着黄色或黑色的胡子。 在这充满战争危险的日子里， 我们应当骄傲地蓄胡子。 庸人当然不喜欢， 他们随时准备剃光胡子。 我们不是庸人，我们是另一种人， 我们要蓄浓密密的大胡子。 对于善良的基督教徒， 没有什么更美的修饰胜似蓄大胡子。 但愿庸人们统统死光， 他们不懂得什么是美。 朗诵完这几行蹩脚的诗句以后，大家就兴高采烈地相互碰杯，然后是下一个人讲话。此人的房主不肯把大门钥匙给他，因此他到十点钟就得回去，不然他就进不去了。许多倒霉的人在这里往往只好忍受这样的事。他吟道： 房主们不得好死！ 他们竟不给大门钥匙！ 让他们在晚餐盘中发现头发和苍蝇， 躺在床上彻夜不得安宁！ 吟罢，我们又相互碰杯。这样一直继续到十点钟，这时，没有大门钥匙的人不得不回去，而我们这些随身带了钥匙的幸运者，则留下来吃牡蛎。我吃了八只，再也吃不下了，直到现在，我对牡蛎仍是食而不知其味。 因为你很爱好计算，甚至愿意为此奖给我一枚黄封套勋章，那我就施惠于你，告诉你：现在的牌价为1061/2％，而去年则为114％。金路易猛跌，一个人一年前在不来梅这里拥有一百万塔勒，现在只有九十万了，即少了十万塔勒。这难道不是个很大的数目吗？ 你对转给伊达［注：伊达·恩格斯。——编者注］的信仍然只字未提，你收到那封信了吗？转给她了吗？到头来如果是我未寄出而留在这里，那对我说来可就糟了，因为信可能落到老头儿手里。因此请给我写一封你曾答应写的六页长的信，一定要写。我会为此给你报酬的。你将在回信的信封上得到几个你喜欢的计算结果。我所以不得不把这封信再抄一遍，要怪不来梅的蒂莫莱昂·米泽甘斯先生，即两年前有一次被老头儿赶出屋子的那位。 敬礼 忠实于你的弗里德里希 第一次略加删节发表于1920年《德意志评论》杂志第4卷（斯图加特和莱比锡）；全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0年国际版第1部分第2卷 原文是德文
马恩全集第四十一卷——致玛丽亚·恩格斯1840年9月18—1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一卷 致玛丽亚·恩格斯 曼海姆 1840年9月18—19日［于不来梅］ 1840年9月18日 我最亲爱的： 这场秋分时节的暴风雨来势非常凶猛。昨天夜里，我们住房的一扇窗被打破，树木折断，真使人惊恐失色。明后天可能要有船舶失事的消息传来！老头儿［注：亨利希·洛伊波尔德。——编者注］站在窗口发愁，因为轮船出海已经三天了，船上载有价值三千塔勒的麻布，而且没有保险。你为什么只字不提给伊达［注：伊达·恩格斯。——编者注］的信，我是把它附在前一封信内的，或者我忘了把它放进去？——我确实要在此地留到复活节，不过，由于各种原因，这对我倒是适得其所。伊达已经走了，你大概感到很苦恼吧。 我们这里也有一处大约可容三千人的很有气派的兵营。里面驻着奥登堡、不来梅、卢卑克和汉堡部队。前几天我到过那里，见到一件很有趣的事。在帐篷的门口（有个酒馆老板在那里开了一个很大的帐篷酒馆）坐着一个法国人，喝得酩酊大醉，站立不住。侍者给他戴上一个大花冠，他就开始喊叫：“用可爱的绿叶高脚杯加冕吧！”［注：马蒂亚斯·克劳狄乌斯《莱茵葡萄酒之歌》。——编者注］后来侍者把他拖到停尸房，即干草房，他躺下就睡着了。到他醒过来时，他向人借了一匹马骑上，在营房边来回奔驰。他每次都象快要从马上掉下来，姿态是那么优美。我们在那里过得非常愉快，喝了上等好酒。上星期天，我骑马去费格萨克。这次旅游途中，我四次饱尝淋得湿透的滋味，可是我仍然感到身体内部有一团火，每次都好象要烧干一样。倒霉的是，我骑的一匹马糟糕透了，很难小跑，该死的颠簸震透了我的骨髓。刚才又给我们拿来六瓶啤酒，这些啤酒马上就会遇到一个兴奋的过程——当时我想抽雪茄了，应当说这是一个感到空虚的过程。我差不多把整整一瓶喝光了，而且还抽了一支雪茄。我们的年轻主人唐·威廉［注：威廉·洛伊波尔德。——编者注］不久又要外出了，到时候我们一切再从头开始。 1840年9月19日。你们的生活毕竟比我们枯燥些。昨晚没有再做任何工作。老头儿走了，威廉·洛伊波尔德也几乎没有露面。于是我抽起烟来，先给你写了上面的一段，然后从办公桌里拿出莱诺的《浮士德》[285]读了一会儿。后来我喝了一瓶啤酒，七时半去找罗特。我们一同到联谊会去，我读了一会劳麦的《霍亨斯陶芬王朝的历史》[286]，吃了一盘煎牛排，一盘凉拌黄瓜。我十时半回家，当时不想睡，就读起了狄茨的《罗马语语法》[287]。况且明天又是星期天，而星期三是不来梅的忏悔祈祷日，这样，我们将渐渐拖到冬天。今年冬天，我将跟埃伯莱因上舞蹈课，以便使我这笨拙的双腿能变得稍微优美一点。 这里可以看到一个会战的场面，也就是街头即景，这是威悉河畔的一条沿岸大街，货物就卸在这里。拿鞭子的小伙子是马车夫，他马上要装运堆放在后面的一袋袋咖啡豆。右边扛袋子的小伙子是脚夫，正在搬运咖啡豆。脚夫旁边是酿酒师，刚刚取了样品，拿在手上；酿酒师旁边是船夫，咖啡豆就是从他船上卸下的。你无法否认，这些人都十分有趣。马车夫赶车时，他骑在一匹没有马鞍、马镫和马刺的马背上，一直把他双脚的后跟紧紧夹住马的肋骨，象这样： 此时又在下雨，这对周末的晚上来说，真是大煞风景。说实在的，最好是在一周内的其他日子下雨，而从星期六中午起，就应该是好天气。你知不知道，优质、中等、普通的多米尼加咖啡豆是什么？这又是商人哲学中常见的深奥概念之一，这类概念是你的智力无法理解的。优质、中等、普通的多米尼加咖啡豆，是一种产自海地岛的咖啡豆，呈淡绿色，一般说是灰色的。你买到这种咖啡豆时，就会发现每十粒好咖啡豆就有四颗坏豆粒，六颗小石子和四分之一洛特的脏东西，土等等。我想，现在你完全明白了。这种咖啡豆每磅卖91/2格罗特，即4银格罗申加8123/137分尼。这类商业秘密其实不应泄漏，因为家丑不可外扬，不过对于你却作为例外。——刚才，我们的职员说［注：以下是用低地德意志方言讲的。——编者注］：德克希姆先生，如果您同这些年轻学生在一起，请自重些，否则他们会给您小鞋穿。亨利希是个坏孩子，他给我找过不少麻烦，您最好别同他多玩，而应当狠狠地给他一记耳光，不然无济于事。如果您去找老头儿，他对这个淘气孩子也毫无办法，只会说：别理睬这个小伙子。你现在能稍微用用我们的低地德意志方言了。今后， 我仍然是完全忠于你的弗里德里希 第一次发表于1920年《德意志评论》杂志第4卷（斯图加特和莱比锡） 原文是德文 注释： [285]尼·莱诺的叙事诗《浮士德》（《Faust》）1836年斯图加特和杜宾根版。——第568页。 [286]弗里德里希·冯·劳麦《霍亨斯陶芬王朝及其时代的历史》（《GeschichtederHohenstaufenundihrerZeit》），六卷集，1823—1825年莱比锡版。——第568页。 [287]弗·狄茨《罗马语语法》（《GrammatikderromanischenSprachen》），两卷集，1836—1838年波恩版。——第568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一卷——致玛丽亚·恩格斯1840年8月20—2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一卷 致玛丽亚·恩格斯 曼海姆 1840年8月20—25日于不来梅 我最亲爱的妹妹： 刚刚收到你的来信，此刻我正好无事可做，所以就给你写几行。我们的商行有了重大的改进。在过去，刚吃过饭马上就要令人十分反感地坐到办公桌旁，那时是何等的困倦啊；为了革除这种缺点，我们在仓库的凉台上挂了两张漂亮的吊床，午饭后在吊床上抽着雪茄，摇摇晃晃，有时打个盹儿。我相信你会认为这种新的安排是非常合适的。今天上午我也收到罗特的信。在离开了四个月以后，他将于下星期天回到这里。这样，你将知道，一千七百马克的银行券，按百分之一百三十七计算，折合金路易为七百七十六塔勒二十四格罗特。我计算过两遍，准确无误。现附上版画一幅。一个年老的品酒行家，接过一杯酸酒。在他旁边的是卖酸酒给他的推销员。我再给你画一幅这里的年轻人的发型。 真倒霉！写好这封信后，我回家吃饭，回来时，点上雪茄并打算躺到吊床上去。但吊床这时掉下来了，当我重新钉钉子时，讨厌的德克希姆叫我了，所以我现在已不能离开商行。 感谢上帝！我终于保住了我的午间休息！我悄悄溜出商行，拿了雪茄和火柴，要了啤酒，然后爬到仓库凉台的上层，躺上吊床，轻轻地摇晃着。后来我到仓库的中层，包装了两箱亚麻布；这段时间里，我抽完一支雪茄，喝了一瓶啤酒，全身被汗水湿透了。今天酷热，尽管我伤风刚好，但我又想到威悉河去洗澡。不久前我去游过一次，请了一个小伙子划着船跟在我后面；我一口气在威悉河游了四个来回。在我看来，不来梅未必有人能在这方面仿效我。 真倒霉！倒霉的原因有两个：一、正在下雨；二、我这位可爱的年轻主人［注：威廉·洛伊波尔德。——编者注］总不愿意离开商行，因此我又只好熄灭自己的雪茄。但是我尽量设法把他赶走。你猜，我怎样做到这一点的？我跑到厨房去大叫：“克里斯蒂娜，给我一个拔塞器！”然后我拔开啤酒瓶塞，给自己斟了一杯。如果他还有哪怕半点良心，在我这样做了以后，他就该走出去了，因为这就等于说：“走开，唐·威廉！” 你的英语现在讲得很出色了吧！等你回家的时候，我教你学丹麦语和西班牙语，使你能用别人不懂的语言和我讲话。DanskeSpragfagreSprag，yelEspañoleslenguamuyhermosa［注：丹麦语是一种有魅力的语言，西班牙语则是一种很优美的语言。——编者注］．或者你更喜欢葡萄牙语吧？Oportugueshehumalengoamuitograçosa，eosPortuguezessaõnaçaõmuitorespeitavel［注：葡萄牙语很优雅，葡萄牙人是个很值得尊敬的民族。——编者注］．但这些你还完全不懂，所以我原谅你。 这里你可以看到我的吊床以及我躺在吊床里吸烟的情形。 刚才我听说又卖了五百箱即二十五万磅砂糖；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给不少杯咖啡加糖了！你杯子里的砂糖说不定正是来自我取样的那一箱，可谁知道呢！不过你们莱茵河畔的砂糖全部来自荷兰，而荷兰的砂糖是用破烂［注：文字游戏：“Lumpen”——“破烂”，也有“糖块”之意。——编者注］制造的，但这里指的是破烂砂糖块而非破烂布块。 距离这里三小时路程的法尔肯贝格不久将举行大规模演习，不来梅、汉堡、卢卑克及奥登堡等地的士兵将组成整整一个团在那里进行表演。这是一些十分可怜的士兵，他们中间三个人的胡子加起来还没有我三天未刮过的胡子多。这些士兵军服上的根根棉纱都可以数出来；他们佩的不是军刀，而是肥鳗。“肥鳗”就是熏鳗，士兵们这样来称呼他们插刺刀的皮刀鞘，他们用皮刀鞘代替军刀。如果枪上了刺刀的话，这些可怜虫在操练时，经常有相互刺伤脸的危险，可见他们把刺刀挂在背后是很有道理的。这是一些可怜的家伙，卡舒布人和懒汉。 我的思想好象已经全部干涸， 不知道还有什么话该对你讲。 我答应要写完这一页信纸， 上帝啊，要用钳子才能拔出我的话！ 我评说诗歌只有寥寥数行， 很难将我贫乏的思想描述得又多又长。 且用拙诗数行作为收场， 但不知佩格斯对此是否心满意畅？ 它直立起来将骑者摔落…… 黄昏来临，远处徐徐垂下夜幕。 只有西方的朵朵晚霞映红天空—— 这是圣火，是庄严的火炬， 它把我们时刻感到欢乐的白昼埋葬…… 白昼逝去。夜幕降临—— 在茫茫黑夜里， 灿烂的繁星却静悄悄地闪烁在沉睡大地的上空。 是呵，万籁无声。 鸟儿到窝里藏身， 野兽在灌木丛中安眠， 小甲虫睡了，它们也需要休息。 喧嚣生活的大门又重新关闭， 仿佛处在创世的第三天， 世界还不是万物皆备， 只有草木，尚无野兽， ——现在又正是如此， 只有轻风穿过树梢歌唱赞美诗。 那是万能的主在呼吸， 他把雄壮的歌声送到大地， 将乌云赶离海滨。 他永远呼吸，永远年轻， 而我却感到气促力尽。 就写到这里。如果你看懂了，这就说明你有教养而且能使谈话继续下去。Adios［注：再见。——编者注］． 40年8月20日于不来梅 你的弗里德里希 8月25日。罗特前天又回来了。 第一次发表于1920年《德意志评论》杂志第4卷（斯图加特和莱比锡） 原文是德文
马恩全集第四十一卷——致玛丽亚·恩格斯1840年8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一卷 致玛丽亚·恩格斯 曼海姆［注：信的背面写着：曼海姆市大公女子中学玛丽亚·恩格斯小姐收。——编者注］ 1840年8月4日于不来梅 亲爱的玛丽亚： 首先我得对你说，以后不准在信里对我进行任何劝诫。亲爱的傻姑娘，别以为你现在进了女子寄宿学校，马上就可以自命不凡了。再说，如果我有需要，我可以从牧师［注：格奥尔格·哥特弗里德·特雷维腊努斯。——编者注］那里得到一大堆劝善书。我们商行里的啤酒，只要没有喝光，总是有的，而且，尽管你为此告诫我，我们的啤酒事业却更加兴旺了，因为我们既有黑啤酒，又有淡色啤酒。瞧，这就是那些不懂礼貌的女子寄宿学校的小女孩对她们的兄长大人的事情进行干预的结果。 因此，我不再为给我的回信预付邮资了。姓名地址你就这样写：不来梅市弗·恩·先生收，这就够了，用不着再写教士的姓名地址。几天来，从7月27日至30日，我们庆祝了十年前在巴黎爆发的七月革命纪念日。有一个晚上是在市政厅酒家度过的，其余几个晚上是在理查·罗特的可爱的宿舍度过的。这个小伙子还没有回来。我们喝了世界上最好的劳本海姆酒，抽了雪茄，——你要是见了这种雪茄，准会专门为它而学抽烟。我的绣花包始终没有找到。还有，我的一个熟人［注：指赫勒尔。——编者注］回来了，他到过宾塞法尼和卡尔的摩，见到了密斯特西比（应该读作宾夕法尼亚、巴尔的摩和密西西比）。这个小伙子出生于佐林根，而佐林根人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因为他们始终丢不掉自己的佐林根方言，这个小伙子老是讲imSohmerisessehrschönWätter［注：正确的讲法是：imSommeristessehrschönesWetter（夏天的天气很好）。——编者注］，总把卡罗琳讲成卡琳娜。 我的情况不佳：口袋里几乎一文不名，债台高筑，既欠个人的债，又欠雪茄烟店的债。上次我为你向他买黑李子的那个人，正在逼我还债。黑李子的钱到现在还没有付，订书工的钱也没有付。三个月早已过去，我曾答应在此期间偿付雪茄烟的钱，但施特吕克尔未寄期票来，牧师又外出不在，所以不能给我钱。不过他明天就会回来，到时候我将在我的钱包里放六个金路易。如果我在咖啡馆吃三格罗特的馅饼，我就会向柜台上丢一枚两皮斯托尔金币。“找得开吗？”他们回答说：“哎呀！对不起，找不开。”我从这个口袋摸到那个口袋，寻出了三格罗特给他，然后因为有两皮斯托尔金币而神气活现地走出店门。当我再次来到商行时，我拿出一枚皮斯托尔金币往写字台上一扔，向着褐发男孩说：“德克希姆，你能不能替我换换零钱？”小伙子这时高兴极了，他有了借口可以离开商行到街上逛它个把小时，因为他很喜欢这种天真的娱乐。问题是零钱在这里十分缺少，谁的口袋里有五塔勒的零钱，谁就感到无比幸福。 不久前这里发生过一桩很滑稽的事：报上登了一则雇用厨娘的广告。有个粗壮的少女来到出版社的办公室说［注：下面的对话是用低地德意志方言进行的。——编者注］：“请问，我在报上见到，你们要找厨娘，是吗？”办事员回答说：“是的。”少女问：“她应当会做些什么事呢？”“她应当会弹钢琴，跳舞，讲法语，会唱会写，会缝会绣——所有这些都得会。”少女说：“活见鬼！我可不会这些。”这时她发现办公室里哄堂大笑起来，因此就问：“你们是不是想捉弄我？见鬼去吧，我可不是让人欺侮的。”说着，她就向办事员猛扑过去，打算狠狠揍他一顿。最后这个少女当然是被人轻轻地推出门去了事。还有一次，老头儿［注：亨利希·洛伊波尔德。——编者注］把一个车夫赶出门外。这小伙子要普鲁士金币，不肯按1比55/12 塔勒的比率收金路易。我们正为此同他争吵时，老头儿进来了。他喊道：“见鬼去吧！这有什么好讨价还价的！”并抓住车夫的胸襟把他赶到街上。车夫好象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跑回来说：“我根本没有想这样做，好吧，现在就拿金路易吧。” 目前我除了这张写得满满的咖啡账单外，没有别的纸可做信封了。想必你会象一个真正的咖啡馆女老板一样，乐于接受这份账单的。 Farewell［注：再见。——编者注］，望速写信给 你的哥哥弗里德里希 第一次略加删节发表于1920年《德意志评论》杂志第4卷（斯图加特和莱比锡）；全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0年国际版第1部分第2卷 原文是德文
马恩全集第四十一卷——致玛丽亚·恩格斯1840年7月7—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一卷 致玛丽亚·恩格斯 曼海姆［注：信的背面写着：曼海姆。大公女子中学玛丽亚·恩格斯小姐收。邮资已付。——编者注］ 1840年7月7—9日于不来梅 亲爱的玛丽亚： 你的确太可恶了，你本来打算一到曼海姆就写信给我，可是我在这里又等了三个星期，仍未收到你的来信。如果再这样下去，我将不得不写信给荣克小姐，要她迫使你多少也得向我表明你做妹妹的对我的感情。 但愿你那边的天气比我们这里的好。这里就象9月和11月里一样，不断地刮风下雨。船只在海里沉没，就象苍蝇在一杯水里沉没一样。开往诺尔德纳的轮船好不容易才到达那里。我是前天抵达不来梅港的。［注：见本卷第114—123页。——编者注］那里也是下了一个早晨的雨。我搭乘的是运送侨民去美洲的船只。他们拥挤在三等舱内。这是一个宽敞的统舱，有整只船那么宽，那么长，里面安置了铺位（所谓的床），每六个一排，它们上面又是每六个一排。他们全躺在那里——男人、女人和孩子。你可以想象到，这个经常挤满两百人的空气窒闷的地方多么可怕，特别是最初几天晕船的时候更是如此。舱里的空气，使人窒息。不过，客舱里的乘客却住得比较舒服：他们的房间比较宽敞，舱内陈设很雅致。但在暴风开始，海浪涌到船上时，他们的处境就糟糕多了。因为客舱装有透光的玻璃舷窗，海浪猛击舷窗，玻璃被打破，碎屑令人极不愉快地飞进客舱，同时海水也进入舱内。这时整个客舱通常都被水淹了，但床架得很高，所以还是干燥的。中午当我们启航时，停泊场上出现了一艘很大的三桅船，船名同你一样，叫“玛丽亚”，是从古巴岛开来的。由于退潮的关系，这艘船不能进港而在停泊场抛锚。我们的船向它靠近，接走它的船长。但停泊场已开始掀起大浪，船便微微地颠簸起来。女士们的脸一下子全都变得刷白，好象马上就会沉没一样。我们船上有裁缝的两个漂亮女儿，大家对她们都很殷勤，我一本正经地使这些傻瓜相信，颠簸将继续到抵达布拉克时为止，而抵达那里还要一个半小时。不过可惜的是刚过不来梅港，船就不颠了。三顶没戴正的帽子已经掉到水里，大概要漂到美洲去，接着漂去的还有许许多多空的酒瓶和啤酒瓶。此外，如果不把威悉河上那只情愿冒险到合众国去旅行的死猫计算在内的话，我再也没见到什么特别的东西了。我想同它谈谈，但是它如此无礼，竟没有回答我。 这是不来梅港的素描。左边是护港舰队，一幢不久就会被风掀掉的旧砖房，旁边是放船入港的闸门。这是一条狭长的河道，比乌培河略宽。在河道那边是城市，右面稍远一点是盖斯特河，它象一条小溪，河边矗立着钟楼的尖顶，这是仍在建筑中的教堂。右面远处的盖斯滕多夫隐约可见。 我在这几天结识了一个人。他的父亲是出生在美国的法国人，母亲是德国人，他本人出生在海上，因为他住在墨西哥，所以他的国语是西班牙语。他的祖国究竟在哪里呢？ 我们的商行里现在有一个真正的啤酒仓库：桌下、炉边、橱旁，到处都是啤酒瓶。老头儿［注：亨利希·洛伊波尔德。——编者注］酒瘾一来，就向我们要一瓶，然后又让人把酒瓶灌满。此事现在已经完全公开了。杯子整天放在桌上，旁边就是酒瓶。右角放着空瓶，左角是盛满酒的瓶子，我的雪茄烟也放在那里。玛丽亚！青年人的确象汉契克博士所说的那样，变得越来越坏了。二三十年前有谁能想到这么坏的情景——在商行里大喝啤酒呢？ 我们通信的邮资由我事先垫付，既为我的信也为你的信（你以后未付邮资寄的信）付钱，怎样做对你最方便？如果你在拿到这封信之前已经给我写了信，那么，在没有收到你对这封信的通情达理的详细回信以前，我将不再给你写信。 Adieu［注：再见。——编者注］． 40年7月7日于不来梅 忠于你并爱你的哥哥弗里德里希 幸亏这封信尚未寄出，这样我就能答复你刚寄来的信了。“我也希望能演奏得象他们一样好！如果我用心练习，我也会达到这样的水平。”——你能演奏二十页长的奏鸣曲吗？真是傻瓜！朔尔恩施泰因当然会感到高兴的。我能希望得到什么圣诞节礼物吗？我把装雪茄的绣花包丢了，如果我在最近找不到，你能否给我做一个新的？谢谢阿德［注：阿德琳·恩格斯。——编者注］的问候，你向她转达我衷心的敬意。你告诉她，她是第一个亲切地称呼我的人，不过我根本够不上是她的堂兄，顶多是她的一个最忠实的男亲。——你下次给我写信时，不要写特雷维腊努斯收，因为那样会使信迟些收到，请写不来梅马蒂尼街11号弗·恩·收。这样信就可以直接送到商行给我。 Farewell［注：再见。——编者注］． 1840年7月9日于不来梅 你的弗里德里希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0年国际版第1部分第2卷 原文是德文
马恩全集第四十一卷——致莱文·许金1840年7月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一卷 致莱文·许金 明斯特 1840年7月2日于不来梅 尊敬的朋友： 很遗憾，您上月22日的亲切来信，26日才到我手，这件事使我很不愉快，因为在头天晚上我正好写了一封信给阿尔托纳的哈默里希，建议他出版雪莱的诗［注：见本卷第552页。——编者注］。这封信是根据当地一个书商的建议写的，我从这个书商那里打听到一个合适的出版商。今天我刚收到哈默里希的回信，他拒绝了，他说，因为预定的出版业务已经排得满满的了。 至于G．C．A．迈耶尔，我坚持这一意见：我们无论如何不应当同他打交道；第一，这个家伙和他那一帮人（布林克迈尔，贝尔曼等一伙）俗不可耐；第二，皮特曼决不会同意为这个出版社写东西；第三，迈耶尔付的稿费太低；第四，要把稿费拿到手，须经多次催促，而且还有其他扯皮的事。目前，我正为《午夜报》刊登的我那篇文章［注：见本卷第61—89页。——编者注］而催他付稿费，因为他不愿照付；虽然布林克迈尔是我们之间的调停人，我无论如何不能向他松口。很遗憾，我还没有收到皮特曼的回信，因此不能采取任何坚决的措施。此外，迈耶尔显然要把任何东西都在从属于他的人之间进行分配，这样雪莱的作品分到我们份下就没有什么了。这些出版商惯于要那些受他们支使的文人绝对听从他们的安排，我们有谁能同意这一点呢？ 我认为把订合同的事委托给皮特曼全权办理较为妥当，在这方面，他是我们当中最有经验的人；无疑，他会把事情办妥，使我们大家满意，他办事遇到的困难反正会比我少得多。而且他已建议威·恩格尔曼出版《麦布女王》，这个出版商对我们来说是最合适的了。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不管是您还是我到目前为止只为报刊写过东西，而皮特曼已经出了一本书，并且已预告第二本书[282]的出版。这些狡诈的出版商就是看重他那样的人。 收到您来信时，许内曼正好外出旅行，他还没有回来。我还是想把柯勒律治的作品[283]交给他；在人们热烈庆祝谷登堡节时，我在香槟酒的醉意中和他称兄道弟地畅饮，他感到受宠若惊。如果您的手稿已经准备妥当，请即寄我。 《电讯》在第97期或第98期曾载文恶毒攻击《哈雷年鉴》，《电讯》到这里是邮寄的，因此比您拿到手要早得多。我又寄给谷兹科夫一点东西并急待知道，在《午夜报》登了那篇文章（《现代的论战》［注：见本卷第74—89页。——编者注］）后，他将如何接受它。 我刚收到巴门来信，不知什么原因信中一点没有提到皮特曼。如果您同意由皮特曼办理订合同，那么我在收到您的回信后立即写信并将一切都转交给他。有关《莱茵年鉴》的稿费情况也请告知，日内我将给弗莱里格拉特寄一点东西去。此刻我在经济上没有困难，但是我总想早些知道，可望得到多少。 我读了普菲策尔的报纸上刊载的您翻译的雪莱和柯勒律治的作品[284]，感到很满意。今天我可以译完雪莱的《含羞草》，马上就把它寄给普菲策尔。这首诗写得很出色，它的风格比拜伦的作品更接近于德罗斯特的作品。德罗斯特的诗至今犹使我感到极大的愉快，因此，我再一次向您表示感谢。 承您关注，谨致真挚的敬意。 完全忠实于您的弗·恩格斯 第一次发表于1955—1956年《弗里德里希·席勒大学科学学报》第5年卷第4—5期（耶拿） 原文是德文 注释： [282]1839年在莱比锡出版了皮特曼的书《杜塞尔多夫画派及其自1829年成立艺术协会以来的成就》（《DieDüsseldorferMalerschuleundihreLeistungenseitderErrichtungdesKunstvereinesimJahre1829》）；1840年在巴门出版了他的书《查特顿》（《Chatterton》）：第1部《诗人的生平》（《LebendesDichters》），第2部《诗作》（《Dichtungen》）。——第554页。 [283]指英国诗人柯勒律治的诗，由许金译成德文。——第555页。 [284]1840年6月7日由古斯塔夫·普菲策尔出版的《外国文学消息报》（《BlätterzurKundederLiteraturdesAuslands》）刊登了许金翻译的雪莱的两首诗和柯勒律治的三首诗。——第555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一卷——致莱文·许金1840年6月1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一卷 致莱文·许金 明斯特 1840年6月18日于不来梅 亲爱的许金先生： 对您的友好接待和出色的《回忆明斯特》[93]，我再一次向您表示衷心感谢。我在奥斯纳布吕克愉快地把书一口气读完，我敬慕这位女诗人［注：安奈特·伊丽莎白·德罗斯特-许尔斯霍夫。——编者注］：她对自然景色的描绘新颖而柔和；她文笔秀丽，藏而不露；她在精神上和拜伦同出一源。如果我没弄错，那时你在评论[278]中已经注意到了这些。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诗竟完全没有被人注意，可是，这些情真意切的诗对现代的庸俗读者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一有可能，我将在报刊上对这本书作出应有的评价［注：见本卷第98—99页。——编者注］。哪里还能找到象《塔尔伯爵》这样独具一格的出色的叙事诗呢？ 关于雪莱作品的计划[279]，昨天我还和许内曼谈过。他一听到稿费为十塔勒，就象触电似的急忙走开了，而且马上声明，对此不能同意。他刚从书市回来，亲自了解了各式各样的拙劣文学作品：虔诚主义者的小说，比利时的散文，西班牙文选以及其他蹩脚作品；同时他愚蠢地在莱比锡以低价签订了出版神学、世界通史和文学史的合同，这样，他的事情就够多的了。这个愚蠢的书商认为，粗制滥造地出版约翰书的注释，每印张稿费只要付两塔勒，这样可以少冒风险，可是至多只有二十个大学生会买它，而出版雪莱的诗，风险要大些，出版费和稿费可能要多两倍，但是，全国都会对它感兴趣。刚才我又到许内曼那儿去过，从他的嘴里得到最后明确的答复，他不同意所提的条件；一印张诗的印刷符号比一印张散文的要少四分之三，这就是说每页稿费实际上是四十塔勒。我对他说，翻译雪莱作品不是儿戏，如果不想出版，好吧，那就算了。此外，他本人也很懂得，怎么才合算。他说，如果我们同意先搞一个份量不大的试译稿，他把它印出来，那时就可知道应该怎么办。我说，许金和皮特曼可不是这样的人，他们不会同意试译，单凭他们的名望，就用不着象别人一样进行这样的试译。您是否愿意呢？他说，照这样的条件，就不干。——Muybien！［注：好极了！——编者注］求人恩典，有损我们的尊严，所以我就走了。——我坚持这样的意见：这个落空的希望无论如何也不应使我们失去信心。这个人不做的事，那个人会做。皮特曼译了《麦布女王》［注：雪莱的史诗。——编者注］的第一篇，把它寄往莱比锡给恩格尔曼，如果恩格尔曼接受这一篇，那么接受全部长诗也就容易谈妥了。要是不成，我们首先应当去找的人，就是阿尔托纳的哈默里希和斯图加特的克拉贝。此外，现在刚过了复活节书市，这对我们的建议来说，时机不好。要是现在是1月，我相信，许内曼会双手抓紧我们。不过我还是打算再到他那里去一次，开玩笑地问一问他能够向我们提出什么条件。 许内曼这个朋友溜掉了，从而回避了我的访问，他去参加野餐了。大概，他会建议我们，稿费五塔勒，还得照他的老习惯——要我们先试译三四印张。这件事应归咎于哈雷的虔诚主义者威廉·埃利阿斯。许内曼为了出版他的小说《信仰和知识》[280]损失了大约两千塔勒。如果我碰上这家伙，一定约他用弯刀决斗。 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意见？我今天就给皮特曼写信。我觉得这件事是很好的，无缘无故把它抛弃太可惜了。任何一个多少受过一些教育的书商（许内曼是个傻瓜）都会同意出版这本书的。 我急待您对这件事的意见，并向您的友好愿望致谢！ 虔敬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您对谷兹科夫在《电讯》中向《哈雷年鉴》提出的要求[281]有什么意见？看来，谷兹科夫想重新采用门采尔和缪尔纳的批判性的威吓手段，大概，他怕青年们超过他！ 第一次发表于1957—1958年《弗里德里希·席勒大学科学学报》第7年卷第4期（耶拿） 原文是德文 注释： [93]1840年5月恩格斯在明斯特时，莱文·许金曾赠送他一卷1838年出版的安奈特·伊丽莎白·冯·德罗斯特-许尔斯霍夫的《诗集》（《Gedichte》），附有题词“回忆明斯特”。这卷诗集用缩写姓名D．H．的半匿名方式发表。——第98、551页。 [278]恩格斯指的是莱文·许金的一篇评论安奈特·伊丽莎白·德罗斯特-许尔斯霍夫的诗歌的文章，该文发表于1838年10月《德意志电讯》第170期。——第551页。 [279]1840年5月，恩格斯在明斯特时，曾与激进的德国作家莱·许金和海·皮特曼商量有关用德文出版他们共同翻译的雪莱作品问题。——第551页 [280]威·埃利阿斯《信仰和知识》（《GlaubeundWissen》）。小说，两卷集，1839年不来梅版。——第553页。 [281]见1840年6月《德意志电讯》杂志第97期《柏林日记》（《TagebuchausBerlin》）一文。——第553页。
马恩全集第一卷——莱茵报社例行全体会议记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莱茵报社例行全体会议记录[246] 1843年2月24日 律师、法律顾问法伊先生以监事会主席的身分宣布会议开始并提出了要提交今天会议讨论的几个问题。同时他代表监事会建议，鉴于报社所处的非常情况，推迟举行例行全体会议，并且责成监事会在3月份召开例行全体会议并提前两三天发出邀请，或者确切地说；继续举行不定期推迟的会议。接着，法伊先生报告了各地提出的要求让《莱茵报》继续出版的请愿书的效果。经理康普先生赞成监事会的建议，他只是认为，像监事会的建议所打算的那样，提前几天通知开会是合适的。上诉法院参事莱斯特先生希望现在就确定一个确切的日期，而律师迈尔先生指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召开会议取决于前往柏林的代表团的报告。莱斯特先生认为监事会的建议是违反章程的，因为章程规定应提前十四天通知开会。康普先生希望，把今天会议的决议在报纸上公布，法伊先生赞成这个意见。监事会的建议被通过并规定，在通知开会和召开全体会议之间至少应该有三四天时间。同时规定，通过报纸把本决议通知各位股东先生，并且在发出邀请时每天把邀请书登在报纸上。本记录由负责此事的德斯特尔博士整理，经宣读、同意并按照章程签字。 德斯特尔博士、约·恩·雷纳德、格·法伊、泽利希曼、威廉·布瓦瑟雷、马克思博士、古斯塔夫·梅维森、荣克、迈尔律师、古·马林克罗特、毕尔格尔斯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 注释： [246]根据莱茵报社章程的规定，报社监事会每年2月召开一次例行全体会议。由于非常全体会议刚刚开过(见本卷第982—997页)，而且非常会议派往柏林的代表团尚未返回，故例行全体会议被推迟到1843年3月31日举行。——996。
马恩全集第一卷——莱茵报社非常全体会议记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莱茵报社非常全体会议记录[243] 1843年2月12日 在1843年2月12日非常全体会议上讨论。 出席的先生有：责任编辑雷纳德；理事格·荣克、达·奥本海姆；监事会主席法伊博士；监事会成员克莱森博士、施图克博士、托梅博士、陪审官毕尔格尔斯、迈尔律师、哈恩先生；马克思博士、康普先生、卡尔！施泰因先生、上诉法院参事莱斯特先生、约·雅·冯·拉特先生、德斯特尔博士先生、哈斯博士先生、G.F.埃施先生、奥本海姆先生、马林克罗特先生、弗·C.霍伊泽尔先生、约·米尔亨斯先生、普拉斯曼先生、菲·恩格斯先生、卡·海因岑先生、卢·康普豪森先生、格奥尔格·霍伊泽尔先生、考夫曼先生、约·黑尔施塔特先生、约·布瓦瑟雷先生、威·布瓦瑟雷先生、布瓦马先生、赛·伯·科恩先生、J.德.永格先生、克里斯蒂安斯·冯·奥弗拉特先生、约·威·狄茨先生、屈恩先生、卡尔·恩格斯先生、吕布先生、蒂·格伯尔斯先生、J.霍斯特先生、冯·洪特海姆先生、约·赫尔曼斯先生、H.赫尔维茨先生(由赫兹先生代表)、布勒默律师先生(由候补官员谢勒尔代表)、w.屈恩先生、M.莫雷尔先生、J.弥勒先生、奥克瑟，施泰恩先生、B.赖沙德先生、约·彼·冯·拉特先生、J.李特尔先生、卡·赖姆博尔德先生、A.罗格先生、J.B.里克先生(代表本人并且作为公证人本德尔马赫的代表)、施图克博士先生(作为亨·鲍恩达尔的代表)、J.弗·泽尔迈耶先生、泽利希曼律师先生、维·维尔先生、爱·瓦伦康普先生、Ch.韦尔克先生、安·楚恩茨先生(波恩)。 监事会主席法伊先生宣布会议开始，并作报告，在报告中，他详细叙述了部颁公告怎样成为召开今天会议的原因，成为官僚主义的国家政权和社会舆论之间的原则斗争的表现。人民根据法律和许诺，根据1807年至1815年过去的一段经历以及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登基时重新激发出来的希望和意愿，要求参与立法。人民和国家政权之间的这种争执在新闻出版中表现出来了，而部颁公告总的说来就是针对这一表现的。 奥本海姆先生强调指出，查封《莱茵报》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在去年11月12日以前没有提出过任何警告，是的，没有过提出这类警告的任何最微小的迹象。接着，奥本海姆先生宣读了总督沙培尔先生11月12日颁布的公告以及受总督府委托由行政区长官格尔拉赫先生所作的其他表白，还有随后责任编辑雷纳德先生所作的答复，最后是雷纳德先生向总督府递交的呈文和随后总督于1842年11月19日所作的答复。 编辑部对最后一个公告没有作答复，因为编辑部过去一直深信，现在仍然深信，总督府就《莱茵报》的营业许可证所提出的前提是错误的和不合法的。 接着，奥本海姆先生宣读了行政区长官格尔拉赫先生今年1月24日发布的命令[244]，他强调指出有关各部所制定的措施是不合法的，并提请全体会议决定，针对这种不合法性进行商讨并采取适当的措施。在接着由克莱森博士先生宣读的备忘录中，对这种不合法性本身作了更加详细的说明，为了这个目的还引用并阐明了科隆政府12月17日的命令。 法伊先生要求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并且作出决议，而且还向会议介绍了监事会内部进行讨论的情况，整个监事会要求把下述声明作为其讨论的结果记录下来。 哈斯博士先生在开始讨论时作了如下发言：十天以前有几位股东在皇家饭店聚会，起草了一份请愿书。我在那份请愿书上签了名，现在希望知道其结果。 奥本海姆先生回答说，名单还没有收齐。 洪特海姆先生：我们的目的是让大家共同努力，使《莱茵报》能够继续出版。为了达到撤销部颁决定的目的，应该采取什么办法呢？发言人不想去探究合法或不合法的问题。即使1月20日的公告被撤销了，《莱茵报》的出版也将继续不受有关各部的欢迎。根据现有的法律，随时都可能吊销已经发给的许可证，有关各部肯定会作出这种关于吊销许可证的决定。因此，就产生一个问题，符合部的愿望的步骤能否同股东们的尊严协调一致？首先，可以通过让监事会的个别成员退职，通过任命一个新的编辑部来达到这个目的。关于倾向，发言人不想详细地谈论，而是说：“我们应该向当局争取自己的权利，我们必须坚持正确的立场。但愿监事会的一位成员能够发表意见，说明怎样能够向部里作出这种让步，以确保报纸继续出版。” 荣克先生：大概不可能知道，部里将要求作出什么样的让步。《莱茵报》是一个党派，它必须成为自由的和深受欢迎的党派。如果我们迎合有关各部的要求，我们就必须开始过一种新的、同以前的生活相矛盾的生活，只有监事会的少数成员将同意这样做。首先由于全省纷纷递交请愿书，可以期望部颁公告将会撤销。 马克思先生认为，通过宣读下面这篇官方的文章可以说明问题，问题表现在，如果人们想要与执政的自由派最高当局取得谅解，倾向就必须改变。 克莱森先生：我赞成洪特海姆先生对报纸继续出版所发表的意见；但是不认为通过更换编辑将会达到目的。洪特海姆先生承认，部颁指令包含手续上的缺陷。但是他认为，有关各部随时有可能改正这种缺陷。从我宣读的备忘录可以看出，吊销已经发给的许可证是完全违反普鲁士立法的精神和陛下的意图的。陛下表示允许一个彻底的反对派存在。先生们，我代表监事会向你们提出建议，把根据要求国王作出最高决定的下述请愿书起草的刚才宣读的备忘录呈交给国王陛下。接着，克莱森先生宣读了下述请愿书。先生们，我认为，可以相信，你们有关法律条文的观点将同备忘录的动机相一致，只是还有一个问题：是否应该作出决定，还要采取其他步骤来维护《莱茵报》。 莱斯特先生问，为什么11月没有把备忘录递上去。 奥本海姆先生回答说，没有理由可以认为，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会发表像现在事实上已经发表的这种论断。 毕尔格尔斯先生：如果我说，在创办《莱茵报》时指导我们的动机就是要办一家完全独立的报纸，我认为我是表达了大家共同的信念。为了确保这种独立性，才由股东们选出了理事和监事会。理事和监事会头脑里所考虑的、内心里所感受的倾向必须表达出来。我们曾经作出决定，要鲜明而自由地表达和代表我们为了祖国的利益而最有效地坚持的那些原则。这些原则同目前占统治地位的那些原则发生了矛盾。这种倾向造成的结果是当局压制报纸。我现在要问，报社观点的原来的独立性是否将保持下去？即使陛下不赞成实行这种倾向，对指导原则肯定将不会有什么反对意见。 康普先生：如果我正确地理解了洪特海姆先生的意见的话，那么他是认为，探讨合法性和不合法性不可能带来什么结果。我同意这种观点，并且主张向陛下递交一份呈文。但是，我可以声明，我不赞成刚才提出的那份文稿。我认为，今天主要的问题看来是，股东们是否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赞成《莱茵报》至今所遵循的倾向和原则。刚才提到了反对派的报刊。我理解，只有在一个立宪制的国家中，但不是在我们这个君主制的国家中，才会有这种权利。我们把我们的自由归功于恩赐，当我们有节制地利用这种自由的时候，我们的观点往往会被宪法大量地接受。许多高级官吏当着我的面夸奖《莱茵报》的倾向，但是指摘报纸的语调、形式、生硬的文体。如果股东们赞成报纸的语调，那就必须继续这样做。如果你们不赞成报纸的形式和语调，那么这种不赞成将很容易引起有关各部所喜欢的变化。我们全都愿意坦诚地讨论各种国内和国外的事务。但愿会议能作出决定，对这种坦诚的讨论应该怎样理解。 荣克：全体会议没有权利让坦诚讨论的形式屈从于对这种形式的批评。各位理事是《莱茵报》的经办人。报纸是以现在这种形式兴旺起来的，并且以令人惊讶的速度获得了预想不到的大量读者。这是现在的经办人的功绩，从商业观点来看，我们确实是称职的。但是，我决不是想要拒绝探讨报纸的倾向。先生们，我要向你们重复说一遍，我们的报纸过去是，而且必须是一家党派的报纸，无论从信念的观点来看，还是从商业利益的观点来看，都是如此。唯有沿着已经开辟的道路走，才可能取得已经达到的结果。《莱茵报》已经成为德国自由派的武库。没有激情就不会有斗争。任何喊叫，呼吁前进和后退的喊叫，在这里都无济于事；在斗争中是瞬间决定问题。先生们，你们不能指摘具体的细节。你们或者完全拒绝我们的意见，或者完全接受我们的看法。 泽利希曼先生：《莱茵报》并不期望在经济上获得赢利，而是要成为特定倾向的代表机关。因此，会议有权利质问理事们，你们是否代表了我们的倾向？先生们，《莱比锡报》是由陛下下令查禁的[162]。查封《莱茵报》更是必定经过陛下同意的。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一份请愿书不会有什么效果。 我要在这里公开声明，在我看来，过去《莱茵报》并不符合国家当局的正当要求。现在我们必须退回到国家当局为我们规定的界限之内来。那样我们才能够从这种立足点出发去争取进一步发展的权利。原则斗争并不是同眼前利益相适应的。今天，全体会议必须向理事们提出要求，要他们回到当局所规定的自由讨论的界限之内来。如果现任理事们不愿意这样做，全体会议就必须选举新的理事。我们必须在这里作出承诺，回到前面提到的界限之内来，以便确保报纸的继续出版。 阿·奥本海姆先生：我们大家都希望尽可能避开《莱茵报》所遭受的打击。根据章程的明确规定，今天我们没有权利让《莱茵报》的倾向屈从于一种批评。股东们已经放弃了确定倾向的权利。全体会议唯一能做的事是更新监事会。甚至连《莱茵报》的最热心的拥护者大概也会承认，过去报纸的形式有点生硬，对柏林有所冒犯。最后那位发言人的建议可能会导致报社的解体。我认为，我们能够而且必须把请愿书加以修改。如果当局的剑转过来对着我们，那么我们就必定会失败。让我们匍伏于御座之前，承认我们股东们不赞成报纸的有些生硬的色彩，但是我们要求获得现有的权利，并且基于这一理由恳请陛下取消查封的命令。 无疑可以设想，面对这种请愿书，将会作出我们所期望的决断。 我们也可以有把握地期望，将来理事们和监事会将会避免采取这种生硬唐突的态度。 米尔亨斯先生：我必须坚持一点，就是报社要声明它是否赞同报纸的倾向和实现这一倾向的形式。只有这样，才能根据一定的精神去起草请愿书。 奥本海姆先生：我们怎么能够通过多数票来决定报纸的倾向呢？理事们和监事会可能会拒绝这种决定。而且对现在的倾向表示不赞成会造成什么结果呢？那样一来，现在的《莱茵报》就会完蛋，一家跟现在的如此富有成果的报纸不同的、完全另一个样子的报纸将会出现。在这里要问，为了确保报纸能继续出版，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明智的办法？ 米尔亨斯先生：我坚信，投票表决的结果是一致赞成报纸的倾向。唯有形式可能会遭到反对。 莱斯特先生：编辑部是否仍然认为，它不可能在形式上作任何改变？如果它仍然持这种意见，那么我反对向陛下递交任何呈文，因为这是完全没有效果的步骤。只有深信自己的信念是真理的人们，才能用温和的、打动人心的话语，而不是用尖刻的、讥讽的话语来表达自己的信念。我们不否认，改变特定人物的语言是困难的。 毕尔格尔斯：我认为，想要把《莱茵报》的形式看作是它遭到查封的原因的观点是错误的。在部颁公告中找不到一个字来说明这一点。加到我们头上的完全是另外一些罪名。有人可能会感到怀疑，这些原则是否仅仅是借口，而报纸的形式才是遭到查封的真正原因？但是，遗憾的是，一年来在国家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都证明，被《莱茵报》作为标准树立起来的倾向，到处都遭到彻底的压制，被迫保持沉默。按照我的看法，或者是国王方面完全不赞成部颁公告，或者是《莱茵报》在坚持其现在的原则的情况下必定要完蛋。 毕尔格尔斯：先生们，我们有比金钱的考虑更加高尚的东西。我们本来想要使一种原则获得成功。我们不能放弃这种原则。 霍伊泽尔：观点愿意是什么样的，就可以是什么样的，但是无论如何明智要求由股东们谴责报纸形式中生硬的东西。 冯·洪特海姆：毕尔格尔斯先生已经说明，有关各部谴责的不是报纸的形式，而是倾向错误。我们作为股东有两派，即理事们和监事会以及有关各部。这两派如果不在各自的基本原则上放弃一点东西，能够取得一致吗？这个题目是由克莱森博士的假设所提出来的。是应该在现在提出来的请愿书上签字呢，还是也许应该把它加以修改呢？我想提出一个修改意见，就是股东们到有关各部去尽力斡旋，使《莱茵报》在现在这种受双重书报检查的情况下从4月1日起能够再继续出版三个月。 康普豪森先生：派人亲自到京都去疏通将是不可避免的。只有走这条路子才能摸清有关各部的要求。 迈尔先生：监事会不认为，《莱茵报》由于其生硬语调被揭露而接受一种明智的措施，是某种受到侮辱的事情。但是，有关各部的公告严重侵犯了我们的荣誉、我们的权利，我们怎么能够向有关各部要求报纸再继续出版三个月呢？是的，《莱茵报》以它现在这个样子已被严重曲解，以致它以这个样子继续出版只能毁掉以前所赢得的声誉。 哈斯先生：我再重复一下先前一位发言人提出的问题，理事们和监事会成员是否不希望按全体会议所明确表达的意见去修改他们的观点？因此，应该不会造成可能损害经办人荣誉的牺牲。我声明反对亲自到柏林去疏通。这种作法肯定不会有什么结果。有关各部不会让别人来教训它们。这样做的时机还不成熟。 考夫曼先生：我们大家都想要保住报纸。指摘报纸的倾向达不到这个目的。我希望在请愿书中详细说明辩护的根据。 海因岑先生：我认为，报社就下列几点达成了一致意见。有关各部的公告损害了股东们的权利，即使我们不赞成理事们和监事会所代表的倾向，也是如此。报纸的倾向可以在应该更换监事会的下一次全体会议上加以研究。如果我们认为监事会犯有过错，那么关键就在于现在向有关各部提出保证，而通过指明不久就将举行的新选举可以答应提供这种保证。这种保证是可能提出的唯一保证。因此，我向你们建议，在现在的请愿书中加进如下一段话［注：记录中实际并没有这段话。——编者注］。 泽利希曼先生：我向你们建议，彻底放弃向国王递交请愿书的方案，不向国王直接递交呈文，而向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递交呈文，而且是通过行政区长官格尔拉赫先生转递上去。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如果没有接到以前要求的报告，肯定不会作出决定。遵照正常的行政程序办事，不可避免要耽误时间。我认为，向国王直接递交呈文是违反宪法的，因为我们越过了低级主管机关，立即诉诸最高当局。这种违反宪法的步骤将会得罪有关各部。因此，我向你们建议向那些部递交呈文，特别是因为这里根本不能指望陛下会反对他的大臣们所采取的步骤。 康普先生：让我们首先考虑一下股东们的职权和权限。今天上午我们听到有人说，股东们只应该对报社的商业情况作出决定。现在根据章程，股东们还具有其它一些权利。我们首先来确定股东们的权利。因此，我建议通过一项关于股东们是否有权对报纸的倾向作出决定的决议。 奥本海姆先生：股东们有权利按照他们所喜欢的任何意愿起草请愿书。如果他们喜欢的是一种同我们的荣誉、我们的信念不协调的稿子，那么人们就不能要求我们在这种请愿书上签字。我认为，表示不赞成报纸倾向的主张，从股东们的利益来看并不是好的选择。尽管人们可以指摘报纸的生硬形式，但是要考虑到，报刊的比较自由的发展还是新事物，任何一种新的机构都不可避免要发生失误。 哈斯先生：我想排除理事们、监事会同股东们之间的对立。让我们设法为了这个机构的权益促成各种利益的一致吧。 奥本海姆先生：我们很乐意把起草请愿书的事托付给你们，但是并不因此而让你们对管理机构的任何行为负责。 莱斯特先生：股东们的权利被理解得太狭窄了。按照章程规定，全体会议有权利让监事会，并间接地让理事们服从它的意见。 奥本海姆先生：我并不想否认股东们有批评管理机构的权利，但是我认为他们没有直接干预管理机构所采取的措施的权利。 荣克先生：全体会议可以很方便地在请愿书中说，它要利用自己的影响使编辑部按部里的意愿发生变化。 康普先生：正因为这个原因，首先必须对全体会议的职权作出决定。 荣克先生：全体会议不能强迫理事们遵循一定的倾向。全体会议只能间接地通过监事会的选举来发挥影响。 克莱森先生：理事们已经声明，只要部里要求作出与理事们的观点不一致的让步，如果全体会议同意这种让步，他们准备辞职。 请允许我向你们对今天上午宣读的请愿书提出下列修正意见［注：记录中实际并没有这些修正意见。——编者注］。 哈斯先生：全体会议有权利表示赞成和谴责，我必须最明确地表明态度，我主张维护这种权利。 泽利希曼先生：《莱茵报》以前一直致力于传播立宪思想并推动群众参与立法，今天群众是否无权发挥作用？管理机构只不过是全体会议意志的表现，这种意志可以经常起作用。 康普豪森先生：我也认为，理事们和监事会对自己和全体会议的职权理解得不够清楚。我认为，全体会议的权限比理事先生们所认为的要宽得多，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个问题有什么实际意义。如果全体会议表示谴责，那么我认为，作用总是相同的，无论权限是否会遭到否认。问题将仅仅在于，全体会议是愿意接受对请愿书提出的修正意见呢，还是不愿意接受？ 冯·洪特海姆先生：我认为，全体会议作出决定的权利是不容否认的。当然，在章程中对于倾向，对于股东们的倾向是否应该由管理机构来实现，并没有作任何规定。但是，事情本身已经提供了这种前提。我认为，海因岑先生的建议最适合于重新实现股东们的职权。但是，我并不认为那个建议是切实可行的，因为我们将难于为监事会找到新成员。我再重复一下我的建议，即向部里提出要求，允许从4月1日起延长三个月的期限。我认为，双重书报检查决不能成为报纸继续出版的障碍。 法伊先生：在这里，我们在解释章程方面意见并不一致。而决定采取一定的步骤和措施，我们是一致的。我首先提出问题：请愿书是否应该直接递交给国王？ 对这个问题，会议一致作出肯定的回答。 法伊先生：今天宣读的备忘录是否应该同时与请愿书一起递上去？ 全体会议以多数票通过了关于备忘录的决议。 法伊先生：请愿书应该以现在的形式通过呢，还是根据修正意见加以修改？ 全体会议决定，首先把在讨论中作了说明的修正意见提交表决。根据这个决议，克莱森博士先生提出了下述修正意见。 全体会议以多数票赞成把这种修正意见加进去。马克思博士、荣克、毕尔格尔斯先生表示反对这种修正意见。 康普先生提出，删去关于报社出巨资的那一段话。康普先生放弃把这一修正意见提交表决。 接着，法伊先生提出对请愿书(包括上述修正意见)进行表决。 全体会议以多数票决定采纳经过修改的请愿书。 法伊先生：现在全体会议要表明态度：请愿书是应该由代表团亲自呈送给陛下呢，还是通过邮局寄去。如果全体会议主张由代表团呈送，法伊先生要求选举一个委员会，以便委托这个委员会同被派去参加代表团的报社成员进行谈判。 康普先生认为，这个代表团不会取得成效。 荣克先生：我完全同意康普先生的意见。部里将要求作出我们不可能同意的让步，并且对代表团提出比其他途径更苛刻的要求。 克莱森先生表示赞成派代表团，因为这样一来，洪特海姆先生关于延长三个月期限的修正意见也就得到解决了。 冯·拉特先生表示赞成派代表团，以便无论如何用这种办法促进延长期限。 毕尔格尔斯先生：由于派代表团，报纸的声誉会在公众舆论中受到严重的损害。柏林对布罗克豪斯先生的步骤[245]的判决就足以作为这方面的榜样了。 冯·洪特海姆先生建议委托《莱茵报》的一个朋友把请愿书递到柏林去。 康普豪森先生：我不同意毕尔格尔斯先生的观点。但是，我也认为不必授予代表团以绝对的全权。 冯·洪特海姆先生：一切都取决于人员的选择。 法伊先生：我现在把关于是否应该由代表团递交请愿书的问题交付表决。 哈斯先生赞成冯·洪特海姆先生的建议。 荣克先生：我认为，如果《莱茵报》4月1日停刊，不久禁令也得撤销，这不是一种不幸。那样一来，《莱茵报》本身就会按其真正的本性重新复活，它肯定立即又能重新赢得自己的读者。但是，如果《莱茵报》依从于双重书报检查和官方宽恕而有气无力地勉强存在下去，它肯定将会失去读者。 冯·洪特海姆认为，是否委派代表团，是理事们和监事会的事情，有关人员的选择也必须完全委托他们去做。 在对是否应该委派代表团的问题进行表决时，表示赞成委派代表团的有61票，表示反对的为53票。因此，以多数票作出决定委派代表团。根据这一决定，全体会议委托理事们派出代表团，费用由报社承担。理事们接受这一委托，同时如果他们在下个星期内无法找到合适的代表团，保留以书面形式寄出请愿书的权利。在通过这个决议以后，主席法伊先生宣布今天的全体会议闭幕。 记录——古·梅维森；M.考夫曼、施图克博士、威廉·布瓦瑟雷、海因岑、亨·哈恩、伊·毕尔格尔斯、格·法伊、古·马林克罗特 1843年2月12日于科隆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 注释： [162]《<莱比锡总汇报>在普鲁士邦境内的查禁》是马克思为1843年1月1日《莱茵报》第1号写的社论，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毫无保留地对普鲁士政府查禁《莱比锡总汇报》一事表明了态度。1842年12月28日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下令在普鲁士邦境内查禁《莱比锡总汇报》。为欺骗舆论，普鲁士当局把查封该报说成一种只是为对付该报任意行事而采取的特殊措施。一些保守的温和的自由派报刊也附和这一说法，而马克思立即就认识到，查禁《莱比锡总汇报》实际上是普鲁士政府对所有反对派报刊采取全面制裁措施的第一步。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最早极其尖锐地指出，报纸对普鲁士国家的批评才是政府采取行动的根本原因。因此，政府的责难是针对全部持反对派立场的“人民报刊”而发的。以这篇文章开头，马克思写了一组有关《莱比锡总汇报》被查禁的评论(见本卷第396—423页)。——351、987。 [243]《莱茵报社非常全体会议记录》反映了莱茵报社股东围绕查封《莱茵报》一事而进行的争论。莱茵报社非常全体会议于1843年2月12日在科隆俱乐部举行。股东们关于应该采取的措施和可能作出的让步的争论暴露了自由主义运动内部存在的不同观点。 1843年2月15日《亚琛日报》第46号和2月21日《法兰克福报》第52号对会议作了简单的报道。 这份记录稍加改动之后收进《关于1830—1850年政治运动史的莱茵通信文集》1919年埃森版第1卷第436—437页。——982。 [244]指1843年1月24日格尔拉赫写给《莱茵报》编辑部的信。负责书报检查的大臣们责成科隆行政区长官格尔拉赫每天把经过书报检查的《莱茵报》全部版面呈送给他亲自审阅，只有经审阅后方可付印。在审阅时如发现文章或章节中有不允许出版的内容便将报纸扣发。——983。 [245]1842年12月28日内阁下令在普鲁士邦境内查禁《莱比锡总汇报》时，该报发行人弗·布罗克豪斯曾试图通过个人说情来让政府撤消禁令，然而他未能获准谒见国王。为了能在普鲁士邦境内继续发行这份报纸，他同意向书报检查官尽可能地作出让步。起初，他的努力毫无效果，后来由于改组了编辑部，改变了办报方针并更换了报名，才在1843年6月重新获得发行的许可。——994。
马恩全集第一卷——莱茵报社股东的备忘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莱茵报社股东的备忘录[242] 今年1月20日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的指令规定《莱茵报》从4月1日起停止出版。该指令所依据的前提是，《莱茵报》持有的只是临时的许可证，因此，它迄今为止虽然事实上存在，但是它的存在并不是合法的。指令中说： “因为这家报纸从1841年［注：应为1842年。——编者注］1月1日起就要出版，当时这个日期已经临近，总督表示暂时予以同意，免得股东们陷于困境，但是他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条件，即必须经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批准，根据1819年10月18日书报检查法令第17条和1837年8月6日陛下内阁指令第3条规定，批准手续是必不可少的。这种批准手续没有办下来；因此，这家报纸依据的只是仅仅被看作是事实的准许，而没有法律上所必需的部级的同意作为补充，它缺乏合法的基础。所以，——部颁指令最后说，——为了查封《莱茵报》，只要结束迄今为止的临时状态就行了。” 可见，针对《莱茵报》而采取的这种办法被认定不是撤销许可证，而是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拒绝对许可证给予在上述法律条文中所预先规定的批准；但是，对事实的简单陈述说明，在1月20日部颁指令中所引用的条款，即1819年10月18日书报检查法令第17条和1837年8月6日陛下内阁指令第3条，并没有应用于《莱茵报》，相反，《莱茵报》持有由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批准的许可证，而且是经省主管当局批准被转让和出售给该报的许可证，因此，为了查封《莱茵报》，像1月20日部颁指令所作的那样，拒绝批准许可证是不够的，相反，必须正式撤销许可证才行。 《莱茵报》在创办的时候，确实没有申请颁发许可证，相反，《莱茵报》通过购买获得了当时腊韦博士和狄茨两位先生用来出版《莱茵总汇报》的许可证，并且按照法律的规定向省政府当局请求批准这一许可证的转让。从1833年3月5日部颁指令可以看出，虽然省政府当局可以批准这种许可证的转让，但是按规定事先必须征求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的意见。1833年3月5日指令对此作了如下的说明： “因为主管各部允许或不允许某种报刊的出版，主要是取决于编辑的品格以及编辑是否能取得1819年10月18日书报检查法令第9条所规定的那种信任，所以，如果不事先征求意见，更换由省政府当局所授权的人选是不能允许的，那首先会改变最初的批准决定。”［注：《王国有关各部就获准出版的报刊向他人转让编辑权一事给王国科布伦茨总督府的指令》。——编者注］ 可见，在事先向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征求意见的条件下是允许省政府当局批准许可证转让的，实际上莱茵省总督府通过1841年12月13日指令履行了这一批准手续，同时这也符合王国科隆政府同月17日的下述命令。 “对于您上月19日的申请，莱茵省总督先生通过本月13日指令决定把由于别人放弃而空缺的《莱茵总汇报》及附刊《莱茵人民报》的出版许可证转让给您，但是保留随时收回的权利，同时批准您扩大报纸版面和更改报纸及其附刊名称的打算，即报纸名称为：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 其附刊名称为： 《莱茵科学、文学和艺术论丛》。 同时，我们在这里通知你们，我们规定，作为结果你们要扩大订量，送审的报纸要寄到王国科布伦茨总督府档案室和王国高级书报检查委员会，并且在年终分别给柏林皇家图书馆和波恩大学寄一份完整的全年报纸，邮资免付。 王国政府内政厅 克洛斯(签名) 1841年12月17日于科隆 本市雷纳德先生收” 从王国科隆政府的这一命令可以看出，今年1月20日部颁指令的下述论断是十分错误的，该指令声称，莱茵省总督先生表示“只是暂时予以同意”，而且他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条件，即必须经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批准。其实，这两件事他都没有做；他不可能这样做，因为1833年3月5日部颁指令明确禁止他做这两件事；因为这一部颁指令规定，在转让许可证时，省政府当局有义务向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事先征求意见，而不是事后请求认可。但是，由王国科隆政府通知的总督先生的指令根本没有提到，莱茵省总督先生明确提出把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的批准作为一个条件，也没有提到，像1月20日部颁指令所说的那样，他只是暂时批准转让许可证。相反，总督先生把由于别人放弃而空缺的一家报纸的出版许可证转让给莱茵报社理事雷纳德先生，但是保留随时收回的权利，这一附加条件恰好可以证明，这里涉及的不是临时的许可证，而是正式的许可证；因为如果许可证本身仍然没有批准，因而还根本不存在的话，收回许可证怎么可能还成为保留条件呢？如果拒绝批准就足够了，总督先生还要为自己保留收回的权利干什么呢？ 但是，“保留随时收回的权利”这一附加条件本身也不可能赋予《莱茵报》的许可证以特殊的性质，因为收回报纸许可证依据的是1819年书报检查法令第17条，所以，这是一个合法的、对任何许可证都普遍适用的附加条件。实践证实了这种观点。政府枢密顾问赫塞先生在他的关于普鲁士新闻出版立法的著作中说道： “在近代，许可证只有在可以被收回的条件下才由有关各部发给。” 因此，无可怀疑的是，《莱茵报》是在省主管当局批准转让的情况下获得充分有效的正式许可证的。这里至多只能提出这样的问题：莱茵省总督先生是否依据法律批准了这次转让，他是否像1833年3月5日部颁指令所规定的那样，事先向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征求了意见？ 1月20日部颁指令看来并未否定这个问题，因为否则该指令就应该不是依据1819年10月18日书报检查法令第17条的规定和1837年8月6日陛下内阁指令第3条的规定，而是恰好依据1833年3月5日部颁指令指出《莱茵报》的许可证所具有的缺点，其次，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在《莱茵报》刚一出版时就必定会把它加以查封，因为没有人就该报获得许可证一事依法向有关各部征求意见。但是，即使总督先生由于疏忽没有按照规定去征求意见，《莱茵报》的出版者们也必定认为是征求过意见的，在这种前提下，他们才把委托给他们的资本投到这家企业中来的，如果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不愿放弃履行由省政府当局所违反的手续的权利，那么，这种要求显然不应该直到一年以后才提出来，致使莱茵报社不得不由于政府当局的疏忽而付出完全损失其资本的代价。但是，如果在总督先生批准把许可证转让给《莱茵报》之前，实际上已经向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事先征求了意见，——由于冯·博德尔施文格先生精通业务，在没有证明相反的情况以前，人们可以坚持这种想法，——那么，《莱茵报》持有的是充分有效的正式许可证，单是由1月20日部颁指令宣布决定拒绝批准许可证，是不足以查封该报的，要查封该报，就必须正式收回许可证，必须遵循针对《莱茵报》的手续才行，而1月20日部颁指令没有遵循这一手续，但是把这种手续说成是查封持有许可证的报纸的合法手续。因为，正如前面所证明的，《莱茵报》是一家获得了许可证的报纸，所以，检查一下“关于收回报纸许可证”的1月20日部颁指令中所提出的那些论断是必要的。收回许可证是针对《莱茵报》可能采取的唯一措施，而应该指出的是，虽然部颁指令实际上已宣布采取这种措施，但是，指令中所提出的基本论点并不足以说明采取这种措施是正确的。 部颁指令的推论可以概括为下述的主要论点。 1.《莱茵报》具有恶劣的性质，因此，不是更换编辑，而是只有非常严格的书报检查才可能是对付该报的合适的办法。 2.但是，制止胡作非为的事情即一贯不良的倾向，并不是书报检查机关的职责，因此，剩下的只是， 3.对于获得了许可证的报纸，根据1819年10月18日书报检查法令第17条规定，由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作出决定，收回许可证。 可以指出，这些论点同迄今为止的全部新闻出版立法，首先是同最近的新闻出版立法的精神的矛盾在于如下几点。 1月20日部颁指令对更换编辑毫无作用这一点作了如下的说明： “由于《莱茵报》的出版者们采取敌对的方针具有经常的一贯的性质，不能设想，任命现在已提出人选的新编辑会产生十分有益的结果；因为这种积极的办法只有在企业的基础不是坏的基础时，才能保证起好的作用。因此，在这里只剩下一种消极的办法，即用非常严格的书报检查去制止那每天不断重复的一切越轨行为。” 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说，不能设想，更换编辑这种积极的办法会达到目的，在这里只剩下书报检查这种消极的办法。迄今为止的法律规定却是从相反的看法出发的。1833年12月18日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的指令作了几乎相反的规定，那就是： “迄今为止，人们一直习惯于把书报检查看作是对付一切由于这样授予许可证而产生的缺点的办法，诚然，书报检查通常能够防止明显违反宗教和道德的行为，对法律秩序的攻击和对个人的直接侮辱；但是，正如日常经验所充分证明的那样，书报检查决不能够消除那些不了解情况或心怀恶意的报刊编辑和出版者的不可理解的或隐蔽的不良倾向。 相反，看来只有一种办法可以对付这些弊端，那就是在发给定期出版物出版许可证时要非常谨慎地行事，并且只能把这种许可证给予这样的人，第一，他们要不就是众所周知有能力办这种企业的，就是说，经过必要的，扎实的学术上的训练，能够使公众得到适当的娱乐和教益，要不就是王国的各总督府有机会以任何一种方式收集到有关他们能力的令人满意的情况；第二，通过有关警察当局的官方证据能够说明，他们道德上的名声没有污点。” 1841年12月24日的书报检查令也同样把选择编辑时的谨慎态度称为对付滥用准予免受书报检查的更大自由的行为的一种合适的办法。 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不是把更换编辑，而是把非常严格的书报检查称为对付报纸有害方针的真正办法，这是同上述规定相抵触的；由于它们自己迄今为止对《莱茵报》采取的做法只能用相反的看法来解释，这种情况就更加明显了。 首先，用一种与法律相抵触的方法导致了前任编辑鲁滕堡博士先生被解职。 1837年10月6日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的指令写道： “对于上月1日就那家以《商业和工业总汇报》为题在科隆出版的报纸的出版者拟另聘一位责任编辑一事提出的报告，我们谨向阁下作如下答复，根据1819年10月18日书报检查法令第9条规定，聘用编辑无需经过认可或批准，相反，最高书报检查当局只保留向报纸出版者提出下述声明的权利：如出版者提名的编辑不堪信任，即应另聘编辑，或者应由留用的编辑交纳保证金。” 政府竞违反这一法律规定，要求立即解除鲁滕堡博士先生的职务，并威胁说，否则就要立即查封《莱茵报》。但是，同时还要求另外推荐一位编辑，《莱茵报》的理事们通过推荐腊韦博士先生满足了这一要求，最后，使《莱茵报》的继续出版，或者像政府错误地表达的那样，正式许可证的发给取决于被认可的编辑会按什么样的精神来主持报纸。但是直到今天为止，认可腊韦博士先生的手续还没有办下来；因此也还没有把编辑工作托付给他；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本身至今一直在阻挠实现它们所声明的使报纸得以继续出版的那些条件，所以，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不仅违反政府迄今为止的观点，而且也违反它们自己的作法，突然声称对付《莱茵报》方针的合适办法不应当是更换编辑，而只应当是实行非常严格的书报检查，这就势必更加令人感到意外了。 最后，这种作法所以显得更加没有道理，是因为腊韦博士先生正如1833年12月18日指令所要求的那样，众所周知是有能力的，十二年多以来，他一直主管类似的企业，使政府感到满意。 当然，我们也可以同意只有实行非常严格的书报检查这种消极的办法才能反对报纸的有害倾向这一前提，可是1月20日部颁指令说，长期反对这样一种方针并不是书报检查的职责。 指令说：“长期制止以被顽固坚持的恶劣倾向为基础的胡作非为的事情，并不是书报检查的任务。相反，书报检查的职责是，防止那些总的说来遵守法律和道德规范，没有表现出逾越这些规范的意图的书报因不明情况或一时迷误而发生违犯法律的行为。彻底制止报纸的全部恶意的倾向，使它无法始终不变地坚持奉行危害社会秩序的体系，这并不是书报检查的职责。” 从下面所述将可以看出，关于书报检查职责的这个定义是同迄今为止的全部新闻出版立法相抵触的。 1819年10月18日书报检查法令第2条对书报检查的目的，因而也对它的职责作了这样的规定： “它的目的是：与宗教的一般原则相违背的一切均应杜绝，不管个别宗教党派和国内允许存在的教派的见解和教义如何；凡是有损于道德和良好风俗的东西一概加以查禁；反对把宗教真理狂热地搬到政治中去，防止由此引起的概念混乱；最后，凡是损害普鲁士邦以及德意志联邦其他各邦尊严和安全的东西一概加以防止。这里包括一切旨在动摇君主制度和这些邦里的现存制度的理论，一切对同普鲁士邦有着友好联系的各国政府和组成这些政府的人物的诽谤，以及一切旨在普鲁士邦或德意志联邦各邦挑起不满和煽动反对现行制度的言行，一切想在邦内外成立党派或非法社团或者用好的词句去描绘任何一个邦里现有的力图推翻目前制度的党派的企图。” 因此，这项法令期望书报检查机关去制止、取缔、反对、防止一切被归咎于《莱茵报》的言行。其次，法令还指出了应由书报检查机关加以阻止和取缔的新闻出版中的特定的事实上的迷误；法令对新闻出版中由于良好的或恶劣的、动摇不定或始终一贯的倾向而产生的违法行为不加区别；相反，它要求书报检查机关把一切危害国家的理论，一切对外国政府的诽谤，一切旨在挑起不满的言行，一切包庇力图推翻现存秩序的党派的行为都加以取缔。显然，1819年的书报检查法令把书报检查说成是对付像有人指责《莱茵报》犯有的类似活动的合适办法。从1833年12月18日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的指令中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 该指令说：“诚然，书报检查通常能够防止明显违反宗教和道德的行为，对法律秩序的攻击和对个人的直接侮辱，但是，书报检查决不能够消除那些不了解情况或心怀恶意的报刊编辑和出版者的不可理解的或隐蔽的不良倾向。” 可见，根据这个指令，书报检查机关的权力只有在碰到它未能查明的隐蔽的不良倾向时才会失去作用，而不会在碰到它不可能忽略的这一倾向的明显表现时失去作用。相反，根据最近的部颁指令，这种明显的、一贯被贯彻执行的、每天都表现出来的恶毒倾向却不属于书报检查的活动范围。这项最近的部颁指令让书报检查机关的职责在它根据1833年12月18日指令刚刚应该开始的地方不再起作用了。 其次，1819年的书报检查法令根本不考虑报纸的倾向而把防止事实上违反逾越法律和道德规范的行为作为书报检查机关的职责，1833年的指令只是在存在隐蔽的不良倾向的情况下不是对书报检查机关的职责，而是对其能力表示怀疑，相反，1841年12月24日的书报检查令却直接把反对有害的倾向作为书报检查机关的义务、目的和职责。该书报检查令说道： “这方面必要的前提是，对政府措施发表的见解，其倾向不是敌对的和恶意的，而是善意的。这就要求书报检查官具有良好的愿望和鉴别的能力，善于区别这两种不同的情况。与此相适应，书报检查官也必须特别注意准备出版的作品的形式和语调，一旦发现作品因感情冲动、激烈和狂妄而带有有害的倾向，应不准其印行。”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正是被部颁指令否认是书报检查机关的职责的东西，被这个检查令当作是书报检查机关的主要的，真正的任务，而最近的新闻出版运动，尤其是《莱茵报》所依据的就是这个检查令。这个检查令并不否认实行这种追究倾向的书报检查的困难，相反，它明确地说道： “确定正确界线的不可否认的困难不会把人们吓倒，使他们不去力图实现法律的真正意图。” 但是，在《莱茵报》的问题上，根本就不可能存在这种困难；只要部颁指令本身的论断是正确的，如果《莱茵报》不可否认地、公开明显地、顽固而始终一贯地执行了根本上是恶劣的倾向，那么不需要有多大的分辨能力，很简单，像检查令所说的那样，不准其印行就是了。 1842年10月14日的内阁指令比1841年12月24日的检查令走得更远。该指令在谈到委托有关当局负责的纠正报刊方向的工作时说道： “让其他一些遵循良好精神的报纸去反对某种报纸的有害于社会精神的不良意图，并且仅仅把希望寄托在它们身上，这是不够的。凡是有诱惑的毒素放出来的地方，都必须使它无法为害，这不仅是当局对受害的读者的责任，同时也是在欺骗和撒谎的倾向出现时消灭这种倾向的最有效的手段，一种迫使编辑部自己公布对自己的判决的手段。” 这一陛下内阁指令虽然承认书报检查制度不完备，但是它并没有下令查封具有有害意图的报纸，相反，它把更正报纸错误的工作作为对付撒谎和欺骗的倾向的最有效的手段托付给有关当局。 这段叙述充分表明，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在利用根据1819年书报检查法令第17条规定当然属于它们的权力，采取一种在普鲁士新闻出版史上前所未有的措施时，违反了普鲁士全部新闻出版立法的精神，否定了从陛下的自由决定中产生出来的新闻出版运动的意义。从1819年10月18日的书报检查法令第2条以及1833年12月18日部颁指令可以看出，从前的新闻出版立法的观点是，为了对付报刊的公开表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违法行为，书报检查是一种合适的、足够的手段，为了对付不可理解的和隐蔽的不良倾向，它劝人们在发放许可证时要谨慎行事，1841年12月24日的书报检查令显然是同后一种观点相联系的。从1841年12月24日的书报检查令，尤其是从1842年10月14日的陛下内阁指令可以看出(随着这一指令的颁布，普鲁士报刊开始了一个辉煌发展的新时代)，像1月20日指令所说的经常地、始终一贯地奉行敌对方针的那部分报刊，几百年来在英国一直存在着并且被这个国家最明智的政治家看作同政府本身一样是最有成效的国家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的那种报刊，总之，就是反对派报刊，在普鲁士终于获得了被法律所承认的存在，对这些报刊强行加以压制是不符合现代新闻出版立法的精神和国王陛下的意愿的。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 注释： [242]这是莱茵报社监事会决定提交非常全体会议讨论的两个主要文件之一。监事会经过几天讨论以后，于1843年2月9日决定起草两个文件，其中备忘录陈述合法理由以驳斥部颁指令对《莱茵报》的指控，请愿书请求撤销关于查封该报的指令。监事会放弃了在这两个文件中维护《莱茵报》倾向的方案。因此，《莱茵报社股东的备忘录》便根据《关于<莱茵报>遭到查封的备忘录》(见本卷第951—968页)第一、二两节改写而成。 《莱茵报社股东关于继续出版<莱茵报>的请愿书》和《莱茵报社股东的备忘录》于1843年2月12日由亨·克莱森在全体会议上宣读。在对请愿书作了补充以后，股东们以多数票通过了这两个文件，并在上面签了名。签名者中包括马克思。此外，全体会议还决定派代表团把请愿书和备忘录面呈国王。1843年2月19日，达·奥本海姆和卡·弗·施图克赴柏林并于2月24日请求谒见国王，未获准。于是，他们于1843年3月2日把请愿书和备忘录送交王国民事接待室。2月24日他们还请求负责书报检查的大臣阿尔宁和艾希霍恩亲自听取意见，2月26日获两位大臣接见并呈交备忘录副本。大臣们答应认真核查备忘录所陈述的事实和论据。3月14日，奥本海姆抱着幻想返回科隆，以为政府当局经研究也许会取消禁令。但是，3月21日普鲁士国王决定维持原来查封的指令不变，并下令通知莱茵报社理事。于是，1843年3月27日，负责书报检查的大臣们作出了答复。——969、971。
马恩全集第一卷——莱茵报社股东关于继续出版《莱茵报》的请愿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莱茵报社股东关于继续出版《莱茵报》的请愿书[242] 最尊贵的、最强大的国王： 最仁慈的国王陛下： 负责书报检查的王国有关各部今年1月20日颁布指令，责令在此地即科隆发行的《莱茵报》从4月1日起停止出版，从而使一家企业受到破产的威胁。这家企业是我们首先为满足我们家乡城市的迫切需要而出巨资筹办的，但是其使命也是在陛下的庇护之下并对陛下的最崇高的豁达意愿满怀信赖地作为自由、独立的社会精神的喉舌大胆而无私地为祖国的荣誉和利益服务。 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的上述决定不仅在手续上有所欠缺，而且既违反以往全部新闻出版立法的精神，也悖逆陛下的圣意。对此，我们认为在备忘录中已经作了说明，现特将这份备忘录［注：见本卷第971—981页。——编者注］诚惶诚恐地恭呈于御座之前。 为了成全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的意愿，我们最忠顺地保证运用所附章程［注：指《莱茵报社章程》(1841年12月15日于科隆)。——编者注］赋予我们的影响，敦促该报采取比较温和得体的态度，尽可能避免发生任何纠纷，因此，我们不胜感戴地提出如下恳切的请求： 敬祈国王陛下特赐隆恩，降旨撤销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今年1月20日颁布的指令，恩准《莱茵报》不受阻碍地继续出版。 永远矢忠陛下的 臣民，莱茵报社股东顿首 1843年2月12日于科隆 [接着是股东的签名，在第4页上有马克思的亲笔签名：] 马克思博士本人并受托于： 特里尔的施莱歇尔博士——实习医生 特里尔的文采利乌斯博士——实习医生 特里尔的采托——商人 特里尔的克伦特根——土地占有者 特里尔的米特韦格——律师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 注释： [242]这是莱茵报社监事会决定提交非常全体会议讨论的两个主要文件之一。监事会经过几天讨论以后，于1843年2月9日决定起草两个文件，其中备忘录陈述合法理由以驳斥部颁指令对《莱茵报》的指控，请愿书请求撤销关于查封该报的指令。监事会放弃了在这两个文件中维护《莱茵报》倾向的方案。因此，《莱茵报社股东的备忘录》便根据《关于<莱茵报>遭到查封的备忘录》(见本卷第951—968页)第一、二两节改写而成。 《莱茵报社股东关于继续出版<莱茵报>的请愿书》和《莱茵报社股东的备忘录》于1843年2月12日由亨·克莱森在全体会议上宣读。在对请愿书作了补充以后，股东们以多数票通过了这两个文件，并在上面签了名。签名者中包括马克思。此外，全体会议还决定派代表团把请愿书和备忘录面呈国王。1843年2月19日，达·奥本海姆和卡·弗·施图克赴柏林并于2月24日请求谒见国王，未获准。于是，他们于1843年3月2日把请愿书和备忘录送交王国民事接待室。2月24日他们还请求负责书报检查的大臣阿尔宁和艾希霍恩亲自听取意见，2月26日获两位大臣接见并呈交备忘录副本。大臣们答应认真核查备忘录所陈述的事实和论据。3月14日，奥本海姆抱着幻想返回科隆，以为政府当局经研究也许会取消禁令。但是，3月21日普鲁士国王决定维持原来查封的指令不变，并下令通知莱茵报社理事。于是，1843年3月27日，负责书报检查的大臣们作出了答复。——969、971。
马恩全集第一卷——关于《莱茵报》遭到查封的备忘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关于《莱茵报》遭到查封的备忘录[234] 由王国政府行政区长官冯·格尔拉赫先生于今年1月24日在科隆向莱茵报社理事们宣布，并由同月26日《科隆日报》向公众公布的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的一项指令[235]规定，《莱茵报》从3月31日起停止出版。该指令采取这一措施所依据的前提是： 一、《莱茵报》缺少正式的许可证，它只是事实上存在，但是它的存在并不是合法的； 二、即使撇开上面这一点不谈，由于《莱茵报》具有明显的不良倾向，收回许可证也是完全有根据的，因为在该报一贯遵循敌对方针的情况下，法律甚至要求政府采取彻底查封的办法作为唯一有效的手段； 三、《莱茵报》的倾向是十分恶劣的，恶意地以推翻普鲁士国家的基本法律基础为目的的，同样也是危害教会和国家中的现存状况的。 后面申述的内容和结论将表明，上述设想在事实上是多么错误，因此，三个部所采取的措施也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关于一、许可证 部颁指令一开始就从历史上叙述了《莱茵报》的来历(但是，在细节方面有多种多样的失实之处)，它承认，以莱茵报社作为名称的两合股份公司继承了由腊韦和舒尔特两位博士所提供的一家科隆报纸的许可证。这一许可证的名义上的买主(部颁指令忽略了这一点)、书商约·恩·雷纳德于1841年11月19日向王国总督提出要求合法地批准这一转让手续。总督(1833年3月5日指令［注：即《王国有关各部就获准出版的报刊向他人转让编辑权一事给王国科布伦茨总督府的指令》。——编者注］的规定授权他以被授权人的身分批准这一变化)通过1841年12月13日指令对这一转让手续给予了合法的确认，同时保留随时收回的权利。[236] 让我们来听一听部颁指令是怎样叙述这一事实的吧！ 指令写道： “因为这家报纸从1841年(应为1842年)［注：括号及括号里的字是《备忘录》的作者加的。——编者注］1月1日起就要出版，当时这个日期已经临近，他(即总督)表示暂时予以同意，免得股东们陷于困境，但是他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条件，即必须经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批准，根据1819年10月18日书报检查法令［注：即《关于应如何根据德意志联邦今年9月20日决议实行印刷品的书报检查的决定》。——编者注］第17条和1837年8月6日陛下内阁指令［注：即《王室内阁指令。1837年8月6日。附对1819年10月18日和1824年12月28日关于印刷品的书报检查的决定的解释和补充》。——编者注］第3条规定，批准手续是必不可少的。这种批准手续没有办下来；因此，这家报纸依据的只是仅仅被看作事实的准许，而没有法律上所必需的部级的同意作为补充，它缺乏合法的基础。” 部颁指令最后说(就是说，为了查封《莱茵报》)： “只要结束迄今为止的临时状态就行了。” 但是，1841年12月17日王国科隆政府给许可证获得者雷纳德的指令令人信服地驳倒了这种所谓暂时予以同意的说法，该指令原文写道： “对于您上月19日的申请，莱茵省总督先生通过本月13日指令决定把由于别人放弃而空缺的《莱茵总汇报》及副刊《莱茵人民报》的出版许可证转让给您，但是保留随时收回的权利，同时批准您扩大报纸版面和更改报纸及其副刊名称的打算，即报纸名称为《莱茵报》……”［注：见本卷第972页。——编者注］ 因为这是涉及许可证转让的唯一的一份文件，所以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部颁指令所谓总督“只是暂时予以同意”，他“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条件，即必须经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批准”的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总督冯·博德尔施文格先生既没有提出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的批准作为保留条件，甚至根本就没有提到这一点，最后也丝毫没有说明许可证的暂时性。 相反，冯·博德尔施文格授予《莱茵报》的是完备的许可证；当他“保留随时收回的权利”时，恰好无可辩驳地证明，许可证是完备的，而不是临时性的；因为既然许可证本身还不存在，怎么可能保留收回它的权利呢？既然还保留着授予许可证本身的权利，怎么还可能保留特许的收回许可证的权利呢？因此，“保留随时收回的权利”这一附加条件，决不可能硬把许可证授予手续说成是许可证具有临时的性质，它恰好证明，许可证是正式的，同时也是可以收回的。 但是，这个附加条件同样也不可能使许可证具有特殊的性质，因为报纸的许可证的可以收回的性质是从1819年书报检查法令第17条［注：见本卷第962页。——编者注］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对于任何报纸许可证来说都是法定的、普遍适用的条件。这也是还有日常实践作为依据的事实：(1843年柏林出版的弗·胡·赫塞《普鲁士的新闻出版立法》一书写道)“在近代，许可证只有在可以被收回的条件下才由有关各部发给。”［注：赫塞《普鲁士的新闻出版立法，它的过去和未来》1843年柏林版第166页。——编者注］ 既然由此可以肯定，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博德尔施文格先生授予《莱茵报》的是正式的许可证，那么还要提出一个问题，冯·博德尔施文格先生当时是否能够授予这样的许可证？它授予这种许可证是否合法？对于《莱茵报》的负责人来说，这个问题只是表述了这样的意图：它是否一定以冯·博德尔施文格先生这样做是合法的为前提？ 显而易见，由于冯·博德尔施文格先生精通业务，由于这位高级官员在他原来任职时不仅享有下级的，而且享有政府当局的绝对信任，莱茵报社的代表本来几乎不应该向自己提出那样的问题；况且即使进行最不信任的审查，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使人对批准转让的手续的合法性产生毫无根据的怀疑。 如前所述，这里涉及的不是许可证的授予手续，而是一个已被授予的许可证的转让手续。 对此，1833年3月5日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的指令规定： “因为主管各部允许或不允许某种报刊的出版，主要是取决于编辑的品格以及编辑是否能取得1819年10月18日书报检查法令［注：即《关于应如何根据德意志联邦今年9月20日决议实行印刷品的书报检查的决定》。——编者注］第9条所规定的那种信任，所以，如果不事先征求意见，更换由省政府当局所授权的人选是不能允许的，那首先会改变最初的批准决定。”［注：《王国有关各部就获准出版的报刊向他人转让编辑权一事给王国科布伦茨总督府的指令》。——编者注］ 因此，当时的省政府当局，即冯·博德尔施文格先生是完全有权，而且是唯一有权批准许可证转让手续的；但是，在征求上级意见以前不能作出这种批准决定的规定对他也是适用的[237]。因此，当他事实上允许了这种转让时，《莱茵报》的出版者必然认为，他必需履行的事先向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征求意见的手续已经办妥。这些出版者既没有义务，也没资格要求得到征求意见手续已经办妥的证明，他们只是通过《莱茵报》不受阻挠地继续出版的事实，确信征求意见那项手续已经办了并且取得了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的同意，因为不然的话，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按其职责必定要立即查封事实上已经出版的《莱茵报》，因为1819年书报检查法令第17条规定： “报纸须经上述有关各部批准才允许出版。”［注：《关于应如何根据德意志联邦今年9月20日决议实行印刷品的书报检查的决定》。——编者注］ 最后，还应指出，既然根本没有对缺少批准手续的错误作出指责，既然像已经发生的那样，已经决定结束临时状态，宣布没有授予许可证，其实就必须声明迄今为止的许可证是无效的、在手续上是无效的，那么，《莱茵报》的出版者就应该对冯·博德尔施文格先生提起民事赔偿诉讼。 关于二、收回许可证 如果根据前面所述可以肯定，《莱茵报》确实持有许可证，因此，宣布只要停止临时状态就行的部颁指令对《莱茵报》是根本不适宜的，那么尤其重要的是了解一下部颁指令据以认为可能要收回已经授予的许可证是有道理的那些原则。 部颁指令的推论可以概括为下述的主要论点： 1.《莱茵报》具有特别恶劣的性质，因此，不是更换编辑，而是只有非常严格的书报检查才可能是对付该报的合适的办法。 2.但是，制止胡作非为的事情即一贯不良的倾向，并不是书报检查机关的职责。 3.因此，剩下的只是对于获得了许可证的报纸，根据1819年书报检查法令第17条规定，由有关各部作出决定，收回许可证。 从下面的比较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论点是同迄今为止的全部新闻出版立法，尤其是同最近的公告的精神相抵触的： 关于第一点。部颁指令说道： “由于报纸的出版者们采取敌对的方针具有经常的一贯的性质，不能设想，任命现在已提出人选的新编辑会产生十分有益的结果；因为这种积极的办法只有在企业的基础不是坏的基础时，才能保证起好的作用。因此，在这里只剩下一种消极的办法，即用非常严格的书报检查去制止那每天不断重复的一切越轨行为。” 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说，不能设想，在这里更换编辑这种积极的办法是合适的；只剩下书报检查这种消极的办法。 但是，现行的法律规定却提出相反的看法。1833年12月18日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的指令的说法几乎相反： “迄今为止，人们一直习惯于把书报检查看作是对付一切由于这样授予许可证而产生的缺点的办法，诚然，书报检查通常能够防止明显违反宗教和道德的行为，对法律秩序的攻击和对个人的直接侮辱；但是，正如日常经验所充分证明的那样，书报检查决不能够消除那些不了解情况或心怀恶意的报刊编辑和出版者的不可理解的或隐蔽的不良倾向。”［注：《王国有关各部就发放定期出版物出版许可证一事给王国各总督府的通告》。——编者注注］ “相反，看来只有一种办法可以对付这些弊端，那就是在发给定期出版物出版许可证时要非常谨慎地行事，并且只能把这种许可证给予这样的人，第一，他们要不就是众所周知有能力办这种企业的，……要不就是王国的各总督府有机会以任何一种方式收集到有关他们能力的令人满意的情况；第二，通过有关警察当局的官方证据能够说明，他们道德上的名声没有污点。”［注：《王国有关各部就发放定期出版物出版许可证一事给王国各总督府的通告》。——编者注］ 1841年12月24日的书报检查令也同样把选择编辑时的谨慎态度称为对付滥用准予免受书报检查的更大自由的行为的一种合适的办法。［注：《就实行书报检查一事给王国各总督府的通令》。——编者注］ 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不是把更换编辑，而是把非常严格的书报检查称为对付报纸有害方针的真正办法，这是同上述法律规定相抵触的；由于它们自己迄今为止对《莱茵报》采取的做法只能用相反的看法来解释，这种情况就更加明显了。首先，用一种与法律相抵触的方法导致了前任编辑鲁滕堡博士被解职。1837年10月6日内务和警务部的指令写道： “对于……拟另聘一位责任编辑一事……我们谨向阁下作如下答复，根据1819年10月18日书报检查法令第九条规定，聘用编辑无需经过认可或批准，相反，最高书报检查当局只保留向报纸出版者提出下述声明的权利：如出版者提名的编辑不堪信任，即应另聘编辑，或者应由留用的编辑交纳保证金。”［注：《王国有关各部就报刊出版人另聘责任编辑不需批准或认可一事给莱茵省总督的指令》。——编者注］ 政府竟违反这一法律规定，要求立即解除鲁滕堡博士的职务，并威胁说，否则就要立即查封《莱茵报》[238]。但是，同时还要求另外推荐一位编辑，《莱茵报》的理事们通过推荐腊韦博士满足了这一要求。最后，使报纸的继续出版取决于被认可的编辑会按什么样的精神来主持报纸[239]。因为认可腊韦博士的手续现在还没有办下来，因此也还没有把编辑工作托付给他，因为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本身至今一直在阻挠实现它们使报纸得以继续出版的那些条件，所以，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不仅违反它们自己的作法，而且违反各项法律规定，突然声称对付《莱茵报》方针的合适办法不应当是更换编辑，而只应当是实行非常严格的书报检查，这就势必更加令人感到意外了。 最后，这种作法所以显得更加没有道理，是因为腊韦博士众所周知是有能力的，以前曾经主管过一家类似的企业，而且政府一直认为是完全合适的人选。 关于第二点。当然，人们也可以同意只有“实行非常严格的书报检查”这种消极的办法才能反对报纸的有害倾向这一前提，可是部颁指令说，长期反对这样一种方针并不是书报检查的职责。 指令说： “长期制止以被顽固坚持的恶劣倾向为基础的胡作非为的事情，并不是书报检查的任务。相反，书报检查的职责是，防止那些总的说来遵守法律和道德规范、没有表现出逾越这些规范的意图的书报因不明情况或一时迷误而发生违犯法律的行为。彻底制止报纸的全部恶意的倾向，使它无法始终不变地坚持奉行危害社会秩序的体系，这并不是书报检查的职责。” 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的这种论断也是同全部新闻出版立法完全抵触的。1819年10月18日书报检查法令第2条对书报检查的目的，因而也对它的职责作了如下的规定： “它的(书报检查的)目的是：与宗教的一般原则相违背的一切均应杜绝，不管个别宗教党派和国内允许存在的教派的见解和教义如何；凡是有损于道德和良好风俗的东西一概加以查禁；反对把宗教真理狂热地搬到政治中去，防止由此引起的概念混乱；最后，凡是损害普鲁士邦以及德意志联邦其他各邦尊严和安全的东西一概加以防止。这里包括一切旨在动摇君主制度和这些邦里的现存制度的理论，一切对同普鲁士各邦有着友好联系的各国政府和组成这些政府的人物的诽谤，以及一切旨在普鲁士邦或德意志联邦各邦挑起不满和煽动反对现行制度的言行，一切想在邦内外成立党派或非法社团或者用好的词句去描绘任何一个邦里现有的力图推翻目前制度的党派的企图。”［注：《关于应如何根据德意志联邦今年9月20日决议实行印刷品的书报检查的决定》。——编者注］ 因此，这项法令要求书报检查机关去制止、取缔、反对、防止一切被归咎于《莱茵报》的言行。其次，法令还指出了应由书报检查机关加以阻止和取缔的新闻出版中的事实上的迷误；法令对新闻出版中由于良好的或恶劣的、始终一贯地或不是始终一贯地被奉行的倾向而产生的违法行为不加区别。相反，它要求书报检查机关把一切危害国家的理论，一切对外国政府的诽谤，一切旨在挑起不满的言行，一切包庇力图推翻现存秩序的党派的企图都加以取缔。法律谈到了一切现象，但是它不谈各种现象的区别。 在1819年的全部书报检查法令中根本找不到“倾向”这个字眼，这个概念只有从对蛊惑者进行审理和七月革命以来才能在普鲁士的新闻出版立法中找到。 1833年12月18日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的指令说道： “诚然，书报检查通常能够防止明显违反宗教和道德的行为，对法律秩序的攻击和对个人的直接侮辱，但是，书报检查决不能够消除那些不了解情况或心怀恶意的报刊编辑和出版者的不可理解的或隐蔽的不良倾向。”［注：见本卷第957页。——编者注］ 但是，就连这一指令也是直接同对《莱茵报》提出的关于书报检查的职责的规定相抵触的，因为一般说来不能忽视指令是不能取消一项法律的。第一，上述指令谈的不是书报检查的职责，而是书报检查的权力，是书报检查能够做什么。但是，根据这一指令，这种权力只有在碰到隐蔽的不良倾向时才会失去作用，而不会在碰到这一倾向的公开表现时失去作用，相反，根据现今的部颁指令，恰好是在意图不再隐蔽，而是显露出来，并且其明白易懂的程度甚至由于继续一贯地被坚持而变得毫无疑义的地方，书报检查机关的职责就不再起作用了。 但是，1819年书报检查法令根本不考虑报纸的倾向而把防止事实上逾越法律和道德规范的行为当作书报检查机关的职责，前面引述的1833年指令认为制止隐蔽的不良倾向是书报检查的职责，而不是书报检查的权力，并且指示为此在选择领取许可证者和编辑时要谨慎从事，而1841年12月24日的书报检查令却直接规定检查倾向是书报检查的义务、目的、职责。1841年12月24日的书报检查令写道： “这方面必要的前提是，对政府措施发表的见解，其倾向不是敌对的和恶意的，而是善意的。这就要求书报检查官具有良好的愿望和鉴别的能力，善于区别这两种不同的情况。与此相适应，书报检查官也必须特别注意准备出版的作品的形式和语调，一旦发现作品因感情冲动、激烈和狂妄而带有有害的倾向，应不准其印行。”［注：《就实行书报检查令一事给王国各总督府的通令》。——编者注］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正是被部颁指令否认是书报检查机关的职责的东西，被这个检查令当作是书报检查机关的主要的、真正的任务，而最近的新闻出版运动，尤其是《莱茵报》所依据的就是这个检查令。这个检查令并不否认实行这种追究倾向的书报检查的困难，相反，它明确地说道： “确定正确界线的不可否认的困难不会把人们吓倒，使他们不去力图完全实现法律的真正意图，也不会使人们变得谨小慎微……”［注：《就实行书报检查令一事给王国各总督府的通令》。——编者注］ 但是，在《莱茵报》的问题上，根本就不可能存在这种困难；只要部颁指令的论断是正确的，如果《莱茵报》不可否认地、公开明显地、顽固而始终一贯地执行了根本上是恶劣的倾向，那么不需要有多大的分辨能力，很简单(像检查令所说的那样)，不准其印行就是了。 1842年10月14日的内阁指令比1841年12月24日的检查令走得更远。该指令在谈到委托有关当局负责的纠正报刊方向的工作时说道： “让其他一些遵循良好精神的报纸去反对某种报纸的有害于社会精神的不良意图，并且仅仅把希望寄托在它们身上，这是不够的。凡是有诱惑的毒素放出来的地方，都必须使它无法为害，这不仅是当局对受毒害的读者的责任，同时也是在欺骗和撒谎的倾向出现时，消灭这种倾向的最有效的手段，一种迫使编辑部自己公布对自己的判决的手段。”［注：见本卷第318页。——编者注］ 这一陛下内阁指令虽然承认书报检查制度不完备，但是它并没有下令查封“具有有害意图的”报纸，相反，它把更正报纸错误的工作作为对付“撒谎和欺骗的倾向”的最有效的手段托付给有关当局。 同这个内阁指令相反，四个月以后，同全部普鲁士立法的精神相反来解释书报检查机关的职责的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竟然下令查封《莱茵报》。 关于第三点。由上所述，再也用不着证明，部颁指令从被证明是错误的前提中得出的结论，即仿佛只剩下按照1819年书报检查法令第17条规定由有关各部自行决定可以对获得许可证的报纸采取的办法，收回许可证这一结论，本身就是错误的。 可见，无论如何，三个部所采取的措施看来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诉诸1819年10月18日的书报检查法令第17条规定，决不可能弥补这个缺点并在法律上证明措施本身就是正确的。该条规定说道： “报纸和其他定期出版物一旦接受了有关宗教、政治、国家管理机关和当代历史的题材，就须经上述有关各部批准才允许出版，如果它们有害地利用这种批准，就应该由有关各部加以查封。”［注：《关于应如何根据德意志联邦今年9月20日决议实行印刷品的书报检查的决定》。——编者注］ 不应该单纯从这条规定的文字出发，而只应该从整体出发来解释这一规定的正确含义，因为这一规定是整体的一部分，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指出，在这里这个整体决不是1819年书报检查法令的总体性，相反，是现行有效的全部新闻出版立法。 这种新闻出版立法清楚地证明，不是报纸出版者有害地利用其许可证的任何情况，都可以用只是最终显然作为辅助手段被提出的查封这种权限来加以消除的，而是只有当经常性的、法定的预防措施无法收效时，才允许使用这种本身是敌对的手段，——这是部颁指令本身所承认的原则，因为它只是由于错误地认为更换编辑和实行书报检查在这里是不够的和无效的，才坚持该法令第17条规定的可能发生的适用性。 因此，如果更换编辑(在下属机关，这事已经发生了)提供了一种解决办法，如果书报检查仍然在不折不扣地实行，并且能够和必须防止被坚持不变的倾向的缺点，那么从法律上说就根本谈不上撤销许可证的问题。根据书报检查法令和以前的所有指令的精神，只有在两种场合，可以采取这种撤销许可证的办法。一是在选择编辑时既没有提出政府所能接受的人选，又没有交纳所要求的保证金，二是通过回避书报检查或由于人为地和故意地欺骗书报检查机关而造成对许可证的滥用。——而在《莱茵报》身上这两种情况都不存在。 相反，这一积极原则的正确性来源于前面对有关选择编辑和有关书报检查的职责的规定的推论——但是，这种正确性也认为，应该纠正对1842年10月14日陛下内阁指令中前面引述过的关于有关当局的责任的那段话的法律上的承认，因为该法律承认“具有有害意图的”报纸的合法存在，并且为了防止报纸的欺骗和撒谎的倾向，不是把撤销许可证，而是把纠正错误的东西当作有关当局的责任。 三、倾向 迄今为止，我们始终是从部颁指令中对《莱茵报》提出的大量严厉指责实际上也是有根据的这种前提出发的。前面的推论证明，要对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的措施作出判断，首先根本不取决于这一点。但是，这里想尝试一下也在这一点上证明论敌的论据的弱点，要对受到完全普遍支持的指控——不是举出事实，而是举出不良习惯，不是谴责行为，而是谴责特征的指控——作出回答，可能是多么困难。但是，在这方面首先将使那种认为关于恶意和背信弃义的指责涉及省里的如此一大批最受尊敬的人物，以致单是这一情况就足以认为指控是太匆忙了的看法得到安慰。因为用政府的如此断然的声明显然根本不能证明方针的卑鄙。有过这样的时代，那时暂时的最高权威不仅认为哥白尼的宇宙系统是卑鄙的，而且实际上也屏弃了它。因此，当部颁指令中说“该报从创刊之日起就遵循一种如此卑鄙的方针”云云时，人们要求提出证明是公正的。 部颁指令回答道： “该报一贯明显地企图攻击国家制度的基础，阐述旨在动摇君主制原则的理论，恶意地煽动舆论怀疑政府的所作所为，挑动国内一些等级去反对另_些等级，挑起对现存法定秩序的不满，并怂恿人们对各友好国家采取极端敌对的态度。” 指责《莱茵报》的不是实际的违法行为，相反，指责它的只是这种违法行为的明显企图。列入这种成问题的恶行的，首先是攻击国家制度的基础的企图。但是，大家知道，对于普鲁士国家的制度，目前意见分歧很大。在这里，各种法律本身就相互抵触。1830年是黑格尔，1842年则是施塔尔被看作官方的普鲁士国家哲学家。[240]《普鲁士国家报》在七月革命时期宣称普鲁士国家是被共和主义机构包围的君主国；目前该报又宣称普鲁士国家是被基督教机构包围的君主国。 弗里德里希大帝和普鲁士国务活动家哈登堡、施泰因、雪恩过去和现在对普鲁士国家的基础都有他们自己的看法，毕洛夫一库梅洛夫和现代的国务活动家们则有他们自己的看法。《莱茵报》对普鲁士国家制度及其基础有过它自己的看法，当然，它的意见曾经是同当时政府的看法相矛盾的。但是，如果说《莱茵报》曾经陷入这种矛盾，那么按其见解来说，该报攻击的不是普鲁士国家制度的基础，而是偏离这一基础的言行。 至于所谓旨在“动摇君主制原则”的“理论”，一切都取决于人们把君主制原则理解为什么东西。 比如说，《莱茵报》宣称片面的官僚统治、中世纪的等级权利、书报检查等等是同君主制原则相抵触的因素。该报根本不像通常的自由主义，主要是谈论特定的国家形式；该报所涉及的主要是内容，是自由人应该成为国家原则那种意义上的民主。该报要求在国家中实现合乎理性和合乎伦理的共同体的那些条件。因此，该报认为君主制原则不是特殊的原则，而是一般的国家原则。从而，该报就证明了，它把君主制国家看作是理性国家的可能的实现。 《莱茵报》从来就没有“恶意地煽动舆论怀疑政府的所作所为”的意图，相反，该报出于良好的意愿，曾经试图对政府本身的那些违反人民精神的措施本身提出怀疑。 同样，《莱茵报》也根本没有企图“挑动国内一些等级去反对另一些等级”；相反，该报曾经唤起每个等级去反对它自身，反对它自身的利己主义；该报曾经把公民同作为等级成员的市民对立起来［注：见本卷第136—202页和第240—290页。——编者注］；此外，该报在这里只是表达了莱茵省的地方特点，因为莱茵省人坚决反对在法律面前的任何法定的等级差别。 接着提出的指控是：《莱茵报》曾经企图“挑起对现存法定秩序的不满”。 政府也曾经企图挑起对现存法定秩序，例如，对旧普鲁士婚姻制度的不满。对法律的任何修订都出于这种不满。因此法律的发展只有通过对法律的批判才有可能，因为对法律的批判会使判断力，因而也使感情同法律产生不和，因此必然会引起不满，所以，只要禁止报刊唤起对现存法定秩序的不满，那就是完全禁止报刊忠诚地参与国家管理。 还说《莱茵报》也“怂恿人们对各友好国家采取极端敌对的态度”，或者像后面所说的那样，“侮辱了德意志联邦内外的各种外国力量”。 至于说联邦的各个邦，那么《莱茵报》只是曾经是这些地方的多数持自由主义观点的人民代表的机关报。但是，如果说《莱茵报》维护了德国，而反对了德国以外的势力的狂妄要求，为德意志民族进行了辩护，而反对了外来民族对它的侮辱，那么，怎么能把这称为侮辱德国以外的势力呢？ 至于说“针对行政当局的所谓缺点发表意见时，不是用严肃的、心平气和的口气，而是对国家及其政体和机关报刊进行恶毒攻击，那些意见往往是无凭无据地提出来的，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缺乏认真的态度和对实情的了解”，那么对于这种指责，只要作如下的反驳就够了，即报刊和行政当局对认真的态度持有并且必定持有不同的观点，对于国家预算和所有管理结果的奥秘的实情几乎不可能有完全的了解——但是，对于可能发生的不正确之处，经常有法律规定的纠正办法作为消除错误的手段；最后，语言的口气一般都是经书报检查机关随意修改过的。［注：见本卷第961页。——编者注］ 至于说到“对忠顺的机关报刊进行卑劣的嘲讽”，那么这大概指的是一些报纸。但是，即使查明有嘲讽某些报纸的事，这事实本身也根本不能作为查封的理由，因为在德国没有对报纸进行正式分类。 还指责《莱茵报》损害了教会。但是，该报曾经试图就宗教解决一项任务，而解决这项任务是1819年10月18日书报检查法令作了规定的，那就是“反对把宗教真理狂热地搬到政治中去，防止由此引起的概念混乱”。该报坚持不懈地致力于把宗教和政治分离开来，只要教条或者教会决定了一项国家法律，无论这是牵涉到巴伐利亚的天主教屈膝礼法[241]，还是牵涉到普鲁士的新教离婚法，该报随时随地都曾加以反对。［注：见本卷第959页。——编者注］ 最后，部颁指令也谈到“全部倾向的恶意”。按照这种说法，《莱茵报》为争取普鲁士的精神上的领导权、为争取普鲁士的商业体系、为争取实现德意志关税同盟而进行的斗争，该报以赞赏的心情着重报道每一个哪怕是最微小的进步所表现的认真谨慎的态度，该报为维护德国的荣誉免遭外来的侮辱所表现的对祖国的爱，该报在内心所怀有并日益增加的重新苏醒的民族感，所有这一些也就会成为恶意的象征了。 因此，在所有的指责中只剩下了关于一贯性的指责。但是，这种一贯性是信念真诚坦率、深明事理的证明，而不是故意怀有恶意的证明。 抱有不良的思想观点要保持一贯确实是不能设想的，因为一贯地坚持某种思想观念，那就是说，这种思想观点不可能是不良的。 《莱茵报》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思想观点而创办起来的。该报将仍然忠实于自己的思想观点并且只是屈服于强权。 因此，如果可以确定，经过比较仔细的考察，部颁指令的所有指责变成了直接相反的结论，那么，至少可以肯定，这些指控就其目前的不确定的形式来说，不足以查封任何普鲁士报纸，或者，足以查封所有普鲁士报纸。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 注释： [234]《关于<莱茵报>遭到查封的备忘录》是针对1843年1月20日普鲁士王国负责书报检查的各部关于查封《莱茵报》的指令提出的对《莱茵报》的指控所作的辩护。1843年1月24日科隆行政区长官向《莱茵报》的几位理事传达了指令的内容，一天以后又给编辑部寄来了就《莱茵报》停止出版给各家报纸的通告。 1843年2月7、8、9和11日，莱茵报社监事会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对查封报纸一事表明态度。监事会决定在2月12日召开非常全体会议，并且讨论了全体会议应以什么方式去反对查封报纸的问题。备忘录大概就是为准备召开监事会会议而起草的。 马克思早在1843年1月25日给阿·卢格的信中就把上述指令提出的查封《莱茵报》的理由归结为三点。因此，备忘录也分为三节。第一节证明《莱茵报》持有合法的许可证，第二节证明为查封《莱茵报》提出的理由是违反现有的新闻出版立法的，第三节是马克思《评部颁指令的指控》一文(见本卷第424—430页)的修改稿。 但是，这份备忘录没有被监事会的多数成员所接受。于是，监事会建议全体会议采纳《莱茵报社股东的备忘录》(见本卷第971—981页)。后者以前一份备忘录的头两节为基础，有些地方作了修改，内容的叙述变得缓和了。关于报纸的政治倾向的第三节没有被采纳。《莱茵报社股东的备忘录》在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并由代表团送交柏林。 《关于<莱茵报>遭到查封的备忘录》很可能是马克思亲自起草的，但是不能排除荣克、克莱森和奥本海姆也参加了这项工作。——951。 [235]指《王国负责书报检查的各部关于<莱茵报>从1843年4月1日停止出版的指令。1843年1月20日》，该指令曾于1843年1月26日刊登在《科隆日报》第26号上，这份备忘录里所摘录的引文，全部引自《科隆日报》的官方报道，引文中所有的着重号都是《备忘录》作者加的。——951。 [236]1839年12月23日莱茵省总督冯·博德尔施文格向伯·腊韦博士和弗·舒尔特博士颁发了关于出版一份政治性刊物的许可证。1840年7月23日，舒尔特将这一刊物的出版权转让给了约·威·狄茨。1841年6月27日，腊韦和狄茨放弃了出版《莱茵总汇报》的许可权，而将许可证转让给《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即《莱茵报》)的出版人。1841年11月19日，出版人约·恩·雷纳德向博德尔施文格提出请求，希望能批准这一转让手续。这一转让手续于1841年12月13日经博德尔施文格批准。1841年12月17日，王国科隆政府把批准转让手续的决定通知了雷纳德(见本卷第972—973页)。——952。 [237]1841年12月13日，莱茵省总督博德尔施文格曾请求负责书报检查的三位大臣暂时批准《莱茵报》出版，最后批准须视报纸将要采取的方针而定。1842年1月31日内务大臣冯·罗霍宣布已作出决定，要更仔细地查清报纸的倾向。同年3月11日，负责书报检查的三位大臣致函博德尔施文格，称“该报遵循的是倾向于青年黑格尔派的方针”，授权博德尔施文格拒绝给予最后批准，并责令《莱茵报》从1842年4月1日停止出版。根据博德尔施文格1842年3月26日的提议，这项决定被暂时收回。——955。 [238]1842年2月15日，格尔拉赫在同雷纳德谈判时提出了这种要求，同年11月12日在谈判中再次提出这种要求。——958。 [239]鉴于雷纳德不是亲自主持报纸的编辑工作，在1842年11月12日的谈判中，格尔拉赫责成他提出一名编辑，但这名编辑必须得到政府当局的认可。11月19日继续谈判时，报社理事达·奥本海姆和格·荣克也应邀参加。编辑提名的日期定于12月10日。1842年11月21日，报社理事雷纳德、奥本海姆和荣克就提议由腊韦博士任编辑。11月28日格尔拉赫约见腊韦，要求他写出书面声明，保证《莱茵报》在他的主持下将放弃以往的应受谴责的倾向。1842年12月1日腊韦提交了有关的声明。——958。 [240]关于黑格尔被看作官方的普鲁士国家哲学家，见注181。 施塔尔被看作官方的普鲁士国家哲学家，是指1840年，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聘任反动的法学家弗·尤·施塔尔为柏林大学教授，讲授法哲学、国家法和教会法，以便排挤黑格尔派学者，消除黑格尔学说和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此事在柏林大学师生的进步势力和反动势力之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964。 [241]巴伐利亚的天主教屈膝礼法于1838年4月14日颁布。该法律规定，在巴伐利亚军队服役的信奉新教的士兵和军官必须参加天主教军人礼拜并完成规定的各种仪式，首先是下跪。该法律自生效以来一直是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争论的主要问题。1843年1月10日巴伐利亚众议院通过了一项由36名新教代表提出的废除屈膝礼法的提案，然而巴伐利亚政府拒绝承认这一决议。直到1845年这一法律才得以废除。 1843年1月16—22日，《莱茵报》发表了几篇文章，报道巴伐利亚众议院就废除该项法律进行辩论的情况。——967。
马恩全集第一卷——科隆市民关于继续出版《莱茵报》的请愿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科隆市民关于继续出版《莱茵报》的请愿书[233] 最尊贵的、最强大的国王： 最仁慈的国王陛下： 自从陛下在值得纪念的敕令[38]中为报刊解除了由于处境不利而被迫戴上的沉重镣铐以来，已经过去一年多了。每个抱有真正自由思想和爱国主义精神的公民都对当前和最近的未来信心倍增，因为他们认为，具有各种不同信念和处于最深刻的对立之中的舆论定会找到相应的报刊，通过对其独特内容的日益全面的阐述和不断更新的论证，它将表现得那样纯洁、明确和坚决，以致可以为国家立法提供最丰富、最可靠和最生动的资料。陛下！当莱茵省人看到，在国家生活的其他领域，在特别需要自由舆论的领域，即政治信仰的领域这一国家生活的最独特、最具道义力量的核心领域，至少也已经为自由舆论——他们在法院制度中已经非常信服地认识到了这种自由舆论的崇高价值和内在尊严——开辟了道路的时候，他们特别充满了崇高的喜悦之情。 但是，这种信心和这种喜悦——我们可以坦率地说——由于决定对《莱茵报》采取措施的消息而受到极为沉重的打击。诚然，这家报纸在直接参与由于陛下的登基而出现的蓬勃的社会生活时，无所顾忌地坚决遵循自己对国家关系的看法，而且往往生硬地表明自己的观点。人们可以对这家报纸的政治信念表示赞同，也可以像下面签名者中的许多人一样对它的政治信念格格不入，甚至可以坚决反对，但是不管在哪一种情况下，真正主张健康的和自由的国家生活的人都必定会对这家报纸所遭受的打击深表遗憾。即使仅仅查封这一家报纸也会使祖国的全部报刊丧失独立性，而这种独立性不仅是一切道义关系的基础，而且为了对真正的国家事务进行有原则的讨论，它是完全必要的，缺少了它，无论是真正的天才，还是性格坚强的人都无法从事政治著述。 下面签名的科隆公民——现在正处于危急中的报纸就是在他们中间产生的——深感自己有义务而且不得不坦率地向陛下，我们所崇敬的自由言论的最强大的保护人，表达因宣布查封这家报纸而引起的痛苦心情，并匍伏于御座前呈上最诚挚的请求： 敬祈陛下特赐隆恩，降旨撤销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1月20日宣布对《莱茵报》采取的措施并恩准这家报纸继续出版，俾使陛下本人早先赐予我们国内所有报刊的自由不受任何限制。 永远矢忠陛下的 科隆公民顿首 [接着是签名，其中有马克思的亲笔签名：] 卡·马克思博士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 注释： [38]新的书报检查法令是1841年12月10日由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下令起草、12月24日颁布的，由负责书报检查的内务与警务大臣，宗教事务、教育与卫生大臣以及外交大臣三人联名签署，于1841年12月27日首次在政府通报上公布。1842年1月上半月，普鲁士各家报纸相继登载了这一法令。——107、139、949。 [233]这份请愿书是在1843年1月30日举行的科隆市民大会上通过的。大约有100人出席了会议，会上选出了征集在请愿书上签名的全权代表。请愿书的执笔人是《莱茵报》社监事会成员伊·毕尔格尔斯。在会议期间和会后的几天里，有900多科隆市民在请愿书上签了名，其中包括卡·马克思。1843年2月18日请愿书被寄往柏林。莱茵省其他城市(杜塞尔多夫、巴门、特里尔等)的市民也写了类似的请愿书。为此，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指示内务大臣在答复时对所有请愿书的要求都加以拒绝。——949。
马恩全集第一卷——对汉诺威一个囚犯的异端裁判所式的虐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对汉诺威一个囚犯的异端裁判所式的虐待[232] 《莱茵报》第360号上发表的关于对汉诺威的囚犯进行异端裁判所式的虐待的文章，促使我向你们报道不久前在那里发生的一个类似事件。大约十年以前，这里的一个颇受尊敬的铜版雕刻家到了汉诺威，为他正在制作的一种铜版画征求订购者。但是，他对订购者们说，版画大概要过几年才能完成。由于生病和其他一些未曾料到的情况，铜版画直到去年(1841年)夏天才印制完毕。艺术家赶忙派他的兄弟前往汉诺威，把订购的版画交付给订购者们。由于在订购和交货之间隔了很长时间，有些人可能已经把事情忘记了，只有凭自己的签字还能回忆起来。在几乎所有定货都已送达以后，他碰到一个老实人，此人声言，尽管他不否认这是他的签名，但是他从未订购这幅版画，因此，必定是有人把别的画强加给他了。年轻人极力保证没有搞错，同时对于此人仍抱有怀疑表示遗憾，不过他完全不想坚持自己的意见，相反他让此人自己决定是否愿意买这幅画，接着便离去了。但是，当天晚上年轻人却遭逮捕，被戴上镣铐投入一所地下监狱。他在这所透不进一丝光亮的牢房里呆了八个月，躺在腐烂的稻草上。为了让他尝够被活埋一般的痛苦并且强迫他招供，人们并不让他饿死，而是每天给他一磅面包、一罐子水，每隔两天给他一点热的东西吃。但是，过了八个月以后，他体力大减；为了能更长久地折磨他，他们只好把这具活尸弄到一所较好的监狱里去，于是他得到了一个地上的藏身之所，他又能看见阳光，他又能看见什么时候是白天和黑夜了。他在这间牢房里又被关了四个月。这时对案件进行了审理，人们把订购者名单寄到这里的地方法院，以便查证签字以及订购版画的事是否属实。这里的地方法院把案卷寄回，附上最确凿的证明，说明一切都完全属实。但是，人们不相信这里的地方法院。于是，整个汉诺威的几千名订购者都一一受到传讯，几乎所有的人都还清楚地记得，原来订购的就是这种版画，只有几个人说，他们不能确切地断定这一点，而这几个人都是上述那个老实人的朋友或者亲戚。尽管年轻人愿意提供任何数额的担保金，人们仍然不肯释放他，只是过了整整一年以后，在他们又费尽一切心机要他对毫无所知的案件作出招供以后，他们才以“缺乏证据”的最终结论将他释放。——总算可以心满意足了！ 由于不允许这个不幸的人给家属写信，他也从未收到过家里的来信，由于音信完全断绝，他的结婚刚刚一年的年轻妻子认为他已被人谋害，于是悲痛而死。大约六个星期以前，他回到了这里，找到了一无所有的家。上帝赐予他的一切——自由、妻子和孩子的母亲——全都被人为地夺走了！ 洛塔尔·霍尔讷 卡·马克思改写于1843年1月7日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9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第2分册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 注释： [232]这是一篇经马克思修改过的文章，原是杜塞尔多夫一家旅店的店主洛·霍尔纳写的一篇通讯。霍尔纳在通讯写好后寄给《莱茵报》编辑部，请求予以修改。编辑部确认了这篇通讯所提供的情况属实，经马克思亲笔修改后打算于1843年1月7日付印，但未能通过书报检查。这篇文章首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9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第2分册。——947。
马恩全集第一卷——海尔维格和卢格对“自由人”的态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海尔维格和卢格对“自由人”的态度[230] 柏林11月25日。《埃尔伯费尔德日报》刊登了一则后来由《戏剧节目》转载的消息说，海尔维格访问“自由人”团体[231]，并发现该团体低于任何批判水平。实际上，海尔维格没有访问过该团体，因此，也不可能发现它低于或高于任何批判水平。海尔维格和卢格认为，“自由人”的政治浪漫主义、自命天才和自我吹嘘损害着自由的事业和自由的拥护者的声誉。这个意见是完全坦率地说出来的，这大概也就是报刊得以报道的原由。因此，如果说海尔维格根本没有访问“自由人”团体(它的成员就个人而言大多数都是优秀人物)，那么这不是因为海尔维格拥护别的什么事业，而只是因为他作为一个也要摆脱法国权威的人，对轻浮作风、柏林派头、呆板的盲目模仿法国俱乐部的行径感到憎恶和可笑。在我们的时代，胡闹、莽撞的行为应当受到公开而坚决的谴责；我们的时代需要严肃、刚毅和坚定的人来达到它的崇高目标。 卡·马克思改写于1842年11月23—28日之间 载于1842年11月29日《莱茵报》第333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 注释： [230]《海尔维格和卢格对“自由人”的态度》是马克思根据1842年11月22日海尔维格给《莱茵报》编辑部的信(见《关于1830—1850年政治运动史的莱茵通信文件集》1919年埃森版第382—384页)改写而成的一篇通讯。通讯的发表标志着《莱茵报》编辑部正式同柏林的“自由人”划清界线。早在1842年7月，马克思就对“自由人”的观点表示怀疑。他参加《莱茵报》编辑部以后，便明显地削弱了“自由人”对报纸的政治态度的影响。1842年11月编辑部同“自由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海尔维格的信的发表最终导致了同“自由人”的决裂。 发表这篇通讯的直接原因是格·海尔维格要求在《莱茵报》上澄清他同柏林的“自由人”的关系。1842年11月阿·卢格同海尔维格一起曾在柏林逗留。11月10日卢格曾与“自由人”会晤，但是并没有能说服“自由人”放弃自己的政治观点。海尔维格并没有参加这次会晤，他要求以通讯的形式澄清一些不确切的传闻。——946。 [231]“自由人”是19世纪40年代上半期由柏林著作家组成的青年黑格尔派小组的名称，该小组的核心是布·鲍威尔、埃·鲍威尔、爱·梅因、路·布尔、麦·施蒂纳等人。“自由人”脱离现实生活，醉心于抽象的哲学争论，在1843—1844年抛弃了激进主义，陷入了庸俗的主观唯心主义。马克思对“自由人”的批评，见他1842年11月30日给阿·卢格的信，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946。
马恩全集第一卷——卡尔·马克思的博士学位证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卡尔·马克思的博士学位证书[229] 1841年4月15日 愿上帝指引我们的事业达到幸福而充满神恩的结局！ 根据德意志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一世1557年授予本大学的特权，在我们耶拿学府极其热心的培育者、最仁慈的萨克森大公阁下和诸位萨克森公爵阁下关怀备至的治理下，在本校校长，萨克森大公，魏玛和爱森纳赫侯爵，图林根邦伯，迈森封疆伯爵，亨讷贝格封侯伯爵，布兰肯海因、诺伊施塔特和陶腾堡领主，贤明而强大的卡尔·弗里德里希侯爵阁下的领导下，在本校副校长，哲学博士和人文学科硕士，萨克森—魏玛—爱森纳赫大公国宫廷枢密顾问，公聘正教授，深孚众望的、著名的恩斯特·莱茵霍尔德和哲学系主任兼名声卓著的学术鉴定人，哲学博士，萨克森-阿尔坦堡公国宫廷枢密顾问，伦理学和政治学公聘正教授，大公国矿物研究院院长，巴黎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彼得堡俄罗斯皇家矿物学协会、德累斯顿萨克森王国矿物工艺协会、巴黎艺术和科学协会、乌得勒支正式艺术和科学协会、根特艺术和科学协会、安特卫普医生和自然科学家协会、布鲁塞尔自然科学研究协会、费拉德尔菲亚(北美)科学家协会、耶拿拉丁语协会和其他科学协会的会员，极其著名而卓越的卡尔·弗里德里希·巴赫曼在任之年，哲学系谨授予特里尔出生的卓越的和富有学识的卡尔·亨利希·马克思以哲学博士的荣誉、身分、权利和特权，以及说明受过有关教育、具有相应学术素质并获得承认的优异成绩的外在象征物，并颁发盖有哲学系印鉴的本证书，以资证明。 1841年4月15日于耶拿 第一次用拉丁文发表于《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1926年莱比锡版第12年卷 原文是拉丁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的博士学位论文及有关文献》1983年柏林版翻译 注释： [229]1841年4月13日，马克思的博士论文连同应考学位的德文和拉丁文申请书由耶拿大学登记在案，登记号为26号。同日，耶拿大学哲学系主任卡·弗·巴赫曼教授给哲学系系务委员们写了这篇推荐书，委员们一致赞同推荐书的意见。4月15日在应考生不在场的情况下，授予马克思哲学博士学位并发给证书。——942、944。
马恩全集第一卷——耶拿大学哲学系主任卡·弗·巴赫曼教授对卡尔·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的推荐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耶拿大学哲学系主任卡·弗·巴赫曼教授 对卡尔·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的推荐书[229] 最尊敬的先生： 最尊敬的顾问们： 谨向诸位推荐特里尔的卡尔·亨利希·马克思先生这位完全合格的学位应考生。该考生寄来了：1.申请书(a件)；2.两份关于他在波恩和柏林的大学学业证明(b件、c件)。对证件中指出的违反纪律一事我们可不必在意；3.拉丁文申请书、自传和一份题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学位论文，以及一份证明作者身分的拉丁文公证(d件)；4.12弗里德里希斯多尔，超过规定的余额将退还该考生。学位论文证明该考生不仅有才智、有洞察力，而且知识广博，因此，本人认为该考生完全有资格获得学位。因为该考生在德文申请书中表示仅希望获得博士学位，所以他在拉丁文申请书中提到硕士学位，显然是由于不了解我系章程而产生的误会。他可能以为两种学位等级相当。本人确信，这点一经澄清，即可满足其要求。 敬请明鉴审定。谨此 致意 现任系主任 卡尔·弗里德里希·巴赫曼博士 1841年4月13日于耶拿 最尊敬的哲学系主任： 按阁下意见处理。 卢登雅·弗·弗里斯 斐·汉德格特林 恩·莱茵霍尔德舒尔采 德伯赖纳 第一次用德文发表于《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1926年莱比锡版第12年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的博士学位论文及有关文献》1983年柏林版翻译 注释： [229]1841年4月13日，马克思的博士论文连同应考学位的德文和拉丁文申请书由耶拿大学登记在案，登记号为26号。同日，耶拿大学哲学系主任卡·弗·巴赫曼教授给哲学系系务委员们写了这篇推荐书，委员们一致赞同推荐书的意见。4月15日在应考生不在场的情况下，授予马克思哲学博士学位并发给证书。——942、944。
马恩全集第一卷——柏林大学毕业证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柏林大学毕业证书[228] 我们，柏林弗里德里希－威廉皇家大学校长及评议会，谨以本毕业证书证明： 卡尔·亨利希·马克思先生，生于特里尔，该市已故律师马克思之子，业已成年，在特里尔中学修完报考大学诸门课程，持有该中学毕业证书和波恩大学肄业证书，于1836年10月22日在本校注册入学；从那时起至1840—1841年度冬季学期止，一直在本校就读，专修法学。 据所提交之证件，该生在校期间修完了下列课程： 一、1836—1837年度冬季学期 1．《学说汇纂》，冯·萨维尼教授先生讲授，勤勉。 2．刑法，甘斯教授先生讲授，极其勤勉。 3．人类学，斯特芬斯教授先生讲授，勤勉。 二、1837年度夏季学期 1．教会法 2．德国普通民事诉讼 3．普鲁士民事诉讼 赫弗特尔教授先生讲授，勤勉 三、1837—1838年度冬季学期 1．刑事诉讼，赫弗特尔教授先生讲授，勤勉。 四、1838年度夏季学期 1．逻辑学，加布勒教授先生讲授，极其勤勉。 2．普通地理学，李特尔教授先生讲授，报名听讲。 3．普鲁士邦法，甘斯教授先生讲授，极其勤勉。 五、1838—1839年度冬季学期 1．继承法，鲁多夫教授先生讲授，勤勉。 六、1839年度夏季学期 1．《以赛亚书》，鲍威尔神学学士先生讲授，听课。 七和八、1839—1840年度冬季和1840年度夏季学期 未报名听讲。 九、1840—1841年度冬季学期 1．欧里庇得斯，格佩特博士先生讲授，勤勉。 冯·梅德姆 41年3月23日 该生在本校期间在遵守纪律方面没有特别的不良行为，经济上应指出的只是曾多次被控欠债。 该生至今未曾被控在本校参加被禁止的大学生团体。 兹发给该生盖有大学印鉴并有现任校长和评议员，以及法律系和哲学系现任系主任亲笔签字的本证书，以资证明。 利希滕施泰因克劳泽兰齐措勒楚姆普特 1841年3月30日于柏林 王国政府副全权代表已审阅 利希滕施泰因克劳泽 第一次用德文发表于《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1926年莱比锡版第12年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9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第2分册翻译 注释： [228]马克思的柏林大学毕业证书上标有“归入第26号”的字样，这是耶拿大学在1841年4月收到马克思提交的博士学位申请书和其他文件时所加的登记号码。——939。
马恩全集第一卷——波恩大学肄业证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波恩大学肄业证书[227] 副本 我们，波恩弗里德里希-威廉皇家普鲁士莱茵大学校长及评议会，谨以本肄业证书证明：卡尔·亨利希·马克思先生，生于特里尔，该市法律顾问马克思先生之子，在特里尔中学修完报考大学诸门课程，持有该中学毕业证书，于1835年10月15日在本校注册入学；从那时起至今，一直在本校就读，专修法学。 据所提交之证件，该生在校期间修完了下列课程： 一、1835—1836年度冬季学期 1.法学全书，普盖教授讲授，十分勤勉和用心。 2.《法学阶梯》，伯金教授讲授，十分勤勉和经常用心。 3.罗马法史，瓦尔特教授讲授，同上。 4.希腊罗马神话，韦尔克教授讲授，极为勤勉和用心。 5.荷马问题，冯·施勒格尔教授讲授，勤勉和用心。 6.近代艺术史，道尔顿教授讲授，勤勉和用心。 二、1836年度夏季学期 7.德意志法史，瓦尔特教授讲授，勤勉。 8.普罗佩尔提乌斯的《哀歌》，冯·施勒格尔教授讲授，勤勉和用心。 9.欧洲国际法和 10.自然法，普盖教授讲授。以上两门课程，因普盖教授于8月5日突然逝世而未加评语。 关于该生的操行，应该指出，他曾因夜间酗酒喧嚷，扰乱秩序，受罚禁闭一天；除此之外，他在道德和经济方面，未发现任何不良行为。该生事后被人告发，据云曾在科隆携带违禁武器，此事尚在调查中。 该生没有参加被禁止的大学生团体的嫌疑。 兹发给该生盖有大学印鉴和有现任校长及法律系和哲学系现任系主任亲笔签字的本证书，以资证明。 校长法律系主任 弗莱塔格瓦尔特 大学评议员哲学系主任 冯·萨洛蒙勒贝尔 奥本霍夫 1836年8月22日于波恩 [大学印鉴] 政府特命全权代表和大学学监已审阅 冯·雷富斯 第一次用德文发表于《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1926年莱比锡版第12年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9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第2分册翻译 注释： [227]保存下来的肄业证书是一份不知由何人誊写的副本。马克思曾把这份证书和其他文件一起寄给耶拿大学，以便申请获得博士学位。——936。
马恩全集第一卷——亨利希·马克思同意卡尔·马克思从波恩大学转入柏林大学的证明函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亨利希·马克思同意 卡尔·马克思从波恩大学转入柏林大学的证明函件 我儿子卡尔·马克思下学期要转入柏林大学，继续学习在波恩开始攻读的法学和官房学。这不仅得到我的准许，而且是我的意愿。 法律顾问、律师 马克思 1836年7月1日于特里尔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9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第2分册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9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第2分册翻译
马恩全集第一卷——特里尔中学毕业证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特里尔中学毕业证书[225] 卡尔·马克思，生于特里尔，现年17岁，信仰新教，特里尔市律师、法律顾问马克思先生之子，在特里尔中学就读五年，在高年级就读二年。 一、操行对待师长和同学态度良好。 二、资质和勤勉情况该生具有良好资质；古代语言、德语和历史学习很勤勉，数学学习勤勉，法语学习不够勤勉。 三、知识和技能 1.语言： (1)德语该生的语法知识，也和他的作文一样，很好。 (2)拉丁语该生对在校所学古典作家作品较容易的地方，不经准备也能熟练而严谨地翻译和解释；如经过适当准备或者稍加帮助，即使对较难的地方，特别是那些不是在语言特点而是在内容和思想联系方面难于理解的地方，也常常能够做到这一点。从实际方面看，他的作文显得思想丰富，对事物有较深刻的理解，不过经常过于冗长；从语言学方面看，作文说明该生做过许多练习，并力求运用地道的拉丁语，虽然还不免有些语法上的错误。他在口语方面，达到了相当令人满意的熟练程度。 (3)希腊语他的知识和他对在校所学古典作家作品的理解能力，差不多和拉丁语一样好。[226] (4)法语他的语法知识相当好；稍加帮助，他也能读较难的东西，口头表达方面也比较熟练。 (5)希伯来语［注：夫填写。——编者注］ 2.各门学科： (1)宗教知识他对基督教教义和训诫的认识相当明确，并能加以论证；对基督教会的历史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2)数学在数学方面，他的知识很好。 (3)历史和地理一般来说他相当熟悉。 (4)物理他在物理方面的知识中等。 (5)[哲学入门]［注：在毕业证书中此项被划去。——编者注］ 3.技能： (1)[图画]［注：在毕业证书中此项被划去。——编者注］ (2)[歌唱]［注：在毕业证书中此项被划去。——编者注］ 据此，下列签名的考试委员会鉴于该生在中学已经修业期满，为使他能学习法学，决定发给毕业证书准其毕业，希望他发挥自己的才能，勿负众望。 王室考试委员会： 王室委员布吕格曼 校长维滕巴赫 勒尔斯 哈马赫尔 施文德勒 居佩尔 施泰宁格 施内曼 1835年9月24日于特里尔 第一次用德文发表于《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1925年莱比锡版第11年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9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第2分册翻译 注释： [225]除了特里尔中学发给马克思的毕业证书外，保存下来的还有证书的原始副本以及特里尔中学毕业考试成绩摘录、评语摘录和参加考试的学生名单。——932。 [226]在特里尔中学档案室里的毕业证书原始副本中，对马克思希腊语知识的评语更为详细：“该生所具备的知识和理解古典作家作品的能力，差不多和拉丁语一样；在翻译校内所阅读的古典作家作品方面，由于语法的扎实程度和把握性差一些，所以比不上拉丁语，不过，对那些甚至比较困难的地方他常常也能作出正确的解释；总的来说，他的译文相当流畅。”——933。
马恩全集第一卷——卡尔·马克思的出生证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卡尔·马克思的出生证书 出生证第231号 1818年5月7日下午4时，亨利希·马克思先生（37岁[224]，现住特里尔，高等上诉法院律师）向本人（特里尔市政厅特里尔区户籍官员）出示一名男性婴儿并申报，该婴儿于5月5日凌晨2时在特里尔出生，为亨利希·马克思先生（律师，现住特里尔）及其妻子罕丽达·普雷斯堡之子。他们愿意给这婴儿取名卡尔。 出示婴儿及申报上述情况时有两位见证人：卡尔·佩特拉施先生（32岁，政府书记员，现住特里尔）和马蒂亚斯·克罗普（21岁，职员，现住特里尔）。随后，本人当着婴儿出示人和见证人的面，据情开具本证书，一式两份，宣读后，由婴儿出示人、见证人和我签字。 卡尔·佩特拉施克罗普马克思E.格拉赫 此证书于上述年月日在特里尔签具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9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第2分册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9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第2分册翻译 注释： [224]据考证，亨利希·马克思生于1777年，当时应是41岁。——931。
马恩全集第一卷——狂歌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狂歌[223] 一 小提琴手 小提琴手拨动琴弦， 淡褐色头发披垂额前， 腰间挂着长长的佩剑， 身穿宽大的皱褶衣衫。 “琴手呵琴手，你为何奏得如此激昂， 你为何横眉怒目环顾四方？ 你为何热血奔流心潮汹涌？ 要知道这样会拉断琴弓。” “我哪里是拉琴，那是波涛澎湃的声音！ 它冲向峭壁，浪花飞溅，声如雷鸣， 我要拉到胸膛迸裂，双目失明， 让灵魂带着琴韵沉入地狱的幽冥！” “琴手呵，你冷嘲热讽把自己的心儿揉碎， 其实多亏英明的上帝你才把这门艺术学会， 你本该随提琴的声浪跃上云天， 去陪伴那灿烂的繁星欢舞蹁跹！” “这是什么话！我要把血污的长剑举起， 一下子狠狠刺进你的灵魂里， 上帝对艺术一窍不通，毫不尊重， 艺术是从阴暗的地狱跃入我的心中， 它使我心荡神迷、如痴如醉， 把这生机勃勃的艺术卖给我的是魔鬼。 魔鬼为我打着节拍，还用粉笔记下乐谱， 那是死亡进行曲，我只能狂奏不歇， 琴声时而低沉压抑，时而明快纯洁， 直到弦上的琴弓拉得我心儿碎裂。” 小提琴手拨动琴弦， 淡褐色头发披垂额前， 胸间挂着长长的佩剑， 身穿宽大的皱褶衣衫。 二 夜恋 他紧紧地把她搂在胸间， 阴郁地凝视着她的双眼： “热烈的爱使你受尽熬煎， 你正在颤抖，颤抖在我的唇边！” “你已经饮下了我的灵魂， 它成了你胸中的火焰， 发光吧，我心爱的明珠瑰宝， 发光吧，那青春的热血！” “心爱的人儿，你脸色苍白， 你的话那样奇妙，令我吃惊， 你看，那大千世界歌声不绝， 正在太空中回旋运行！” “走吧，亲爱的人儿，走吧， 灿烂的群星啊，闪射出炽烈的火光， 飞吧，往上飞吧，飞向穹苍， 让我们的灵魂一起放射光芒！” 他在她耳旁低声细语， 惊愕地环顾他的四边， 目光中迸出片片烈焰， 烧得他眼睛失去神采。 “亲爱的人儿，你把毒液吞饮， 你就得和我结伴同行， 沉沉夜幕已经降临， 再不见白日大放光明。” 他紧紧地把她搂在胸间， 她已停止呼吸在他怀中长眠， 内心深处的痛苦刺透了她， 她永远不会再睁开双眼。 卡·马克思 卡·马克思大约写于1837年2—4月初 第一次发表于1841年1月23日《雅典神殿》第4期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 注释： [223]以《狂歌》为总标题于1841年1月在《雅典神殿》杂志上发表的叙事诗《小提琴手》和叙事谣曲《夜恋》，是马克思生前唯一发表过的两首诗作，也是他以自己的名义发表的最早的作品。这两首诗作本来已编入马克思1837年4月献给他父亲的诗集《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中(见本卷第777—779和701—702页)，但是发表时作了一些改动。诗的写作时间大概在1837年2月和4月初之间。 《雅典神殿》是青年黑格尔派讨论哲学和文学问题的杂志。马克思大约在1841年初同杂志建立了联系，他认识杂志的实际编辑爱·迈耶尔，又通过埃·鲍威尔结识了正式编辑卡·里德尔。因为杂志编辑部正物色撰稿人，所以也要求马克思提供稿件。可能当时马克思来不及写别的东西，就送去了这两首诗作。 1841年3月3日《法兰克福谈话报》第62号发表评论说：《狂歌》“的确十分狂放，但是显示出一种独具一格的才华”。——923。
马恩全集第一卷——诗作录自索菲娅·马克思的笔记本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诗作[222] 录自索菲娅·马克思的笔记本 人生 时光倏忽即逝， 宛如滔滔流水； 时光带走的一切， 永远都不会返回。 生就是死， 生就是不断死亡的过程； 人们奋斗不息， 却难以摆脱困顿； 人走完生命的路， 最后化为乌有； 他的事业和追求 湮没于时光的潮流。 对于人的事业， 精灵们投以嘲讽的目光； 因为人的渴望是那样强烈， 而人生道路是那样狭窄迷茫； 人在沾沾自喜之后， 便感到无穷的懊丧； 那绵绵不尽的悔恨 深藏在自己的心房； 人贪婪追求的目标 其实十分渺小； 人生内容局限于此， 那便是空虚的游戏。 有人自命不凡， 其实并不伟大； 这种人的命运， 就是自我丑化。 卡尔·马克思 查理大帝 使一个高贵心灵深受感动的一切， 使所有美好心灵欢欣鼓舞的一切， 如今已蒙上漆黑的阴影， 野蛮人的手亵渎了圣洁光明。 巍巍格拉亚山的崇高诗人， 曾满怀激情把那一切歌颂， 激越的歌声使那一切永不磨灭， 诗人自己也沉浸在幸福欢乐之中。 高贵的狄摩西尼热情奔放， 曾把那一切滔滔宣讲， 面对人山人海的广场， 演讲者大胆嘲讽高傲的菲力浦国王。 那一切就是崇高和美， 那一切笼罩着缪斯的神圣光辉， 那一切使缪斯的子孙激动陶醉， 如今却被野蛮人无情地摧毁。 这时查理大帝挥动崇高魔杖， 呼唤缪斯重见天光； 他使美离开了幽深的墓穴， 他让一切艺术重放光芒。 他改变陈规陋习， 他发挥教育的神奇力量； 民众得以安居乐业， 因为可靠的法律成了安全的保障。 他进行过多次战争， 杀得尸横遍野血染疆场； 他雄才大略英勇顽强， 但辉煌的胜利中也隐含祸殃； 他为善良的人类赢得美丽花冠， 这花冠比一切战功都更有分量； 他战胜了那个时代的蒙昧， 这就是他获得的崇高奖赏。 在无穷无尽的世界历史上， 他将永远不会被人遗忘， 历史将为他编织一顶桂冠， 这桂冠决不会淹没于时代的激浪。 卡尔·马克思于1833年 莱茵河女神 叙事诗 (见本卷第885—889页) 盲女 叙事诗 (见本卷第852—858页) 两重天 乘马车赴柏林途中 (见本卷第475—478页) 父亲诞辰献诗。1836年 (见本卷第845—846页) 席勒 十四行诗两首 (见本卷第846—847页) 歌德 十四行诗两首 (见本卷第848—849页) 女儿 叙事诗 (见本卷第838—841页) 凄惨的女郎 叙事诗 (见本卷第533—537页) 卡·马克思写于1833年一大约1837年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 并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莫斯科版第40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 注释： [222]马克思的这些诗作是他的姐姐索菲娅抄录在一个笔记本里的。除了马克思的诗作外，笔记本里还有其他人的诗作以及索菲娅自己和她的亲友的个人记事。马克思的这些诗作，除了《人生》和《查理大帝》外都在马克思的几本诗集和索菲娅的纪念册里出现过。《查理大帝》一诗注明写作日期是1833年，可见马克思早在中学时代就已开始写诗了。《盲女》注明写作日期是1835年。为祝贺父亲生日而献给亨利希·马克思的诗作的写作日期应该不晚于1836年初。——913。
马恩全集第一卷——诗作录自索菲娅·马克思的纪念册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诗作[220] 录自索菲娅·马克思的纪念册 卡尔·马克思 写于1835年和1836年 两重天 乘马车赴柏林途中 (见本卷第475—478页) 思念 致燕妮 (见本卷第481—482页) 人的自豪 致燕妮 (见本卷第482—486页) 歌手最后的歌 叙事诗 (见本卷第486—493页) 女儿 叙事诗 女儿偎依在母亲身边， 温柔婉顺、默默无言， 一绺绺蓬乱的鬈发， 从头上垂落到双肩。 心涛不断拍击荡漾， 一双眼睛熠熠闪亮， 长吁短叹如泣如诉， 美丽的面颊泛出红光。 “啊，女儿，我的心肝， 啊，女儿，我的宝贝， 别把心事在胸中隐藏， 快对我说出你的忧伤。” 露水沾湿花朵， 玫瑰的色泽就更加鲜亮， 月亮隐入云中， 玫瑰就溢出一缕缕幽香。 只要胸中漾起一片温馨， 只要那愁云笼罩的心灵， 欣然遇上了自己的知音， 满腔悲痛就会如烟散尽。 女儿拢起鬓边秀发， 双眉紧锁连连摇头， 满腔话语如鲠在喉， 难以启齿欲说还休。 “我要吐出苦水， 倾诉心中惆怅， 我的思绪纷乱如麻， 心如刀割累累创伤。” 她终于睁大眼睛， 凝视自己的母亲， 她一口气儿倾诉 心中的一片痴情： “那个夜晚阴冷昏沉， 是你把他赶出家门， 他心地纯洁不染纤尘， 把我奉为心中的女神。 怀着爱情的痛苦和悲愤， 他离乡背井走向远方， 置身于汹涌的狂涛巨浪， 心中的火焰已化作寒霜。 如今只有狂风恶浪， 伴随着他四处飘荡， 如今他可以爱我， 在太空中把我寻访。 难道要我在这儿徜徉， 沉醉于玫瑰的芬芳， 却让他孤苦伶仃， 远走天涯飘泊流浪？” 话儿越说越忧伤， 语声铿锵正高昂， 母亲凝神向她望， 内心忧惧又惊惶。 女儿气绝扑倒在地， 仍朝天空把手举起， 向着漠漠重霄玉宇， 要将一片衷情遥寄。 赠给骄傲的美人 十四行诗两首 一 请不要对我如此倨傲， 我没有为你的魅力倾倒， 也没有聆听你祈求权力的祷告， 我永远不能也不愿为你效劳。 我从未觉得你值得怀想， 你从未闯进过我的梦乡。 我的热血从未为你激荡， 我讥笑你总是孤芳自赏。 你的眼睛不久便会黯淡无光， 那闪电与烈焰深藏的地方 将会有泪水默默流淌。 如今爱神憩息在你的面颊上， 将来皱纹会无情地布满面庞， 你将不再跳舞而去祷告上苍。 二 那个美人使我心驰神往， 她青春长驻永远像新蕾初放， 岁月无法催她衰老， 她的魅力地久天长； 她心中有柔情深深蕴藏， 有优美的天籁自由回荡， 还有欢乐和忠贞的爱情乐章， 那热情会使男人的心坚强如钢。 美人在云端微笑翱翔， 指引我飞向云天和霞光， 我陶醉地越过山谷、陵墓， 愿伴随女神永远高翔。 只要得到她朱唇一吻， 我就算进入了仙境和天堂。 卢欣妲 叙事诗 (见本卷第498—508页) 父亲诞辰献诗。1836年 献给你 一 我独自默坐，万分欣幸， 心底荡漾着兴奋的激情， 缪斯唱着歌来到我身边， 歌声低回婉转、迷人动听。 “哦，缪斯，我曾请你教我学习歌吟， 以便去讴歌我对一个人的炽热深情， 这个人就是我亲爱的父亲， 我对他的呼唤是从心底迸发的声音。 他把生命谱成优美的乐音， 他坚韧刚毅、急流勇进， 使魑魅魍魉闻风丧胆、瑟缩不停， 让邪恶势力俯首屈膝、战战兢兢。 可是啊！我该怎样表示我的崇敬， 怎样描述我对他的一片深情？” 二 “虽然泪水不断流淌， 虽然纯洁的声音在心中荡漾， 我却难以放开歌喉， 表达神灵赐予的欣喜欢畅。 欢乐之情在周身激荡， 心海泛起思想的波浪， 胸膛起伏，眼睛闪光， 却偏偏没有言语表达情意深长！” 缪斯用幽婉的语调轻轻对我讲： “不要言语，不必歌唱， 那一切不过是耳畔的音响。 要用行动谱成乐章，证明你不愧为他的儿郎， 你身体力行情操高尚， 那就表达了你挚爱的衷肠。” 写在诗成之后 我知道，言语并不能将人们牵制， 我们心中的真情才是行为的根基。 言语如水可以一泻千里， 它不能化作纽带把心灵连在一起。 但我们仍要怀着恭敬的赤子之心， 为崇高的伟人建筑一座殿堂， 我们在那里树立起他的形象， 以便把我们的挚爱之情全部献上。 我们可以在广漠的天宇向他致敬， 也可以建筑殿堂将他奉为神明， 应当允许满腔的挚爱之情， 凝结成为一颗虔敬之心。 因此我写下这些诗篇， 恭敬地呈献在你的面前， 诗中蕴含着深深的情意， 诉说那难以言状的怀想思念。 你心中定会深深理解， 我为何献上这些诗章， 我心底的灵感之火是你拨亮， 这深情的诗行就是对你的报偿。 席勒 十四行诗两首 一 我看见一个来自仙境的少年， 降临到人间的低矮土房， 手中放射出天际闪电的神光， 静穆的表情显出渊深的思想。 美丽快乐的女神围着他起舞， 轻盈的舞步伴着欢乐的弹唱， 他心灵的光辉使女神温暖舒畅， 连苍天也向人间垂下羡慕的目光。 少年把目光投向哪个地方， 他便在那里融合形式与思想， “美”必定与“崇高”相依，就像藤蔓绕树一样， 欢乐必将来临，痛苦定会遁向远方。 生活、歌唱和快乐将成为美德， 时光飞逝而青春却地久天长。 二 喜悦和欢乐涌出他的胸膛， 这欢乐传向宇宙的四面八方， 用圆润之音把世界精神歌唱， 又欢欣鼓舞地跃入天堂。 于是大地便洒满阳光， 清越的乐声便处处回荡， 心灵听到乐声便振奋昂扬， 随着歌声的翅膀向光明之神飞翔； 少女们在树丛中采摘鲜花， 编成花环戴在那少年的头上， 她们的情意随着泪水流淌。 少年亲吻鲜花，花儿纯洁芬芳， 他轻柔地用这个花环 把生活同纯洁热情和神圣追求紧紧连上。 歌德 十四行诗两首 一 魔术师来自巍峨的层峦叠蟑， 他鬓发如银，气宇轩昂， 神奇的精灵在他周围回翔， 漾起清风吹拂他的面庞。 他莞尔一笑眺望远方， 笑看众生熙来攘往， 他心如明镜，凝重安详， 含笑面对众生的梦想。 随后他毅然把琴弦拨响， 琴声像天宇间运转的太阳， 仿佛那光华四射的诸神 潜藏在琴里把神曲吟唱。 他不愿把天堂迁往人间， 他要让人间之火烛照天堂。 二 天使从世界精神中诞生， 他们超尘拔俗魅力无穷， 尘世的人类虽不高大， 但也诞生于造物主的火焰之中， 因此他以炽热情怀把琴弦拨动， 琴声含有永恒的内容， 那乐音时而清朗时而沉郁， 但始终因纯洁之美而气度恢宏。 别指望他和你们一起悲叹、感动， 诸神只会怡然自得、其乐融融， 只顾拓展他们的光明境界， 而想不到浊浪正向我们汹涌。 只要迈向他那瑰丽的境界， 光明就近在咫尺，黑暗就隐遁无踪。 愿望 愿我能将濒死的灵魂 沉入那毁灭的汪洋， 痛快地倾吐自己的心曲， 倾吐心中的痛苦和幻想！ 风势渐缓，狂飙敛迹， 心中的火焰却永远燃烧， 阴暗的幽灵在心中呼号， 似乎在懊悔又像在讥诮。 你们希望天门敞开， 让紫红色的天堂展现出来， 希望我们的心灵永不放纵， 禁锢在内心的戒律之中。 天堂和灵魂与我何干， 昏暗的永恒有何用途？ 我心中隐藏的苦楚 上帝和时间无法消除。 我把欢乐汲入心田， 它来去迅捷快如闪电， 我听凭它随着激浪消逝， 决不愿将它留在心间。 欢乐只会让人陶醉一次， 永恒将使欢乐变成悲怆， 此后它便失去异彩奇光， 昔日情景只剩下一片苍凉。 那绵绵无尽的痛苦， 总是同愁云和黑纱共存， 因为鬼使神差， 人们在世上都要拚搏斗争。 难道我还要把复仇之念 注入已经破碎的心田， 让幻觉和痛苦 无休止地把我拘牵？ 难道让幻觉和痛苦的旋涡把我卷走， 使我心碎肠断空虚惆怅？ 难道让心中的炽热火焰 被卷进大千世界的汹涌海洋？ 难道心灵应该恪守这个信念， 去感受它那沉重如山的分量？ 难道面对诅咒和疯狂 不应憎恨人间而应仇视天堂？ 我不要你们那永恒之乡， 不要你们的庞大王国，它是那么虚妄， 在毁灭的宽大怀抱里， 死神的气息正轻拂我的面庞。 你们可以尽心侍奉上帝， 你们正是从他那里飞旋而来， 你们可以对他顶礼膜拜， 却无法使我同他和解！ 让痛苦、争斗、热情和想象 伴我化作尘埃一起消亡， 让两行热泪把绵绵遗恨 从蓝天洒到地上。 盲女[221] 叙事诗 她坐在幽暗斗室， 独居倾斜的危房， 痛苦使面容憔悴， 心中郁结着忧伤。 这时心底发出深沉的回响， 仿佛幽灵在梦中兴风作浪。 你们喜迎红色艳阳， 你们欣赏金色霞光， 你们品味人生欢乐， 你们得到众神厚赏。 众神对我却从来没有眷顾， 他们骗去了我的欢乐时光。 光明无法透过翳障， 翳障遮住我的目光， 它像庞然怪兽一样， 把生活的道路阻挡， 我永远伫立在荒凉的海滩， 却没有浪涛载我返回故乡。 耳听浪涛汹涌激荡， 狂风怒吼震我胸膛， 我感觉到暗礁突起， 整个大海咆哮如狂。 苍天只给了我严冬的凄凉， 却永远不赐予我春暖花香。 我凭触觉就能感知粗暴， 我这尘俗之手使它无法遁逃， 而神灵造成的人生苦果 我却永远都不能抛掉。 只有目光才能识别美的事物， 只有目光会使热情冲天燃烧。 这目光升华万物独具魅力， 这目光神采四溢流转如泉， 这目光穿透广阔的世界， 然而它却永远与我无缘。 我感觉到它在我胸中激荡， 但它不会让形象呈现在我眼前。 啊，悠悠岁月多么漫长， 多少话语郁积于胸膛， 暴烈的守护神一旦迫近， 那些话语就寂然离开心房。 胸中只发出长吁短叹， 声声饱含对美好万物的感伤。 一个可爱的丈夫 决不会向我祈求爱情， 也不会对我表示崇敬， 让我成为他的屏障和慰藉， 神灵没有给我聊以自慰的眼泪， 他徒然使我内心充满渴望之情。 我脱离了宇宙万物， 万物犹如空虚阴影， 我不得不丧失爱情， 丧失这神奇的佳境！ 我必须承受生活的重担， 却无法感受生活的温馨！ 哪里有爱情和力量 使心潮汹涌激荡， 哪里有崇高情感充满胸膛， 哪里有美在自由翱翔， 我就无权在那里驻足， 因为光明已经被夜幕遮挡。 谁得不到爱情的温馨， 谁看不见太阳的光明， 谁生活在黑暗之中， 谁陷入受人厌弃的窘境， 他就成了上帝震怒的牺牲品， 上帝牢牢地控制着他的命运。 如今我的歌声已经消歇， 如今我已经奄奄一息， 从我心中迸出的话语 如今正直冲九霄云天。 我虚弱的躯体将从此毁灭， 生活又会向别人进行报复。 仿佛胸中的生机 已在歌声中消耗殆尽， 仿佛更崇高的目标 已经植入忧郁的心灵， 她仰头对着天空谛听， 听云彩移动、和风轻轻。 和谐的天体之声 突然在她耳畔回响， 人间未有的芬芳 在她四周荡漾。 她的斗室溢彩流光， 鲜花在她周围盛开怒放。 一个人穿着轻柔的衣裳， 含情脉脉走向她的身旁， 这个人眼波流盼， 闪动着天堂的幸福之光， 他那圣洁的躯体周围， 一圈圈光晕像微波轻漾。 他飘然来到她的坐椅前边， 轻轻抚摸她的睫毛。 黑暗的镣铐当即粉碎， 她顿觉眼前如此美妙； 她紧压胸口，让心儿不要狂跳， 她抬起眼睛，只见一片光华普照。 她欢呼这苍天之眼， 天眼睁开向她欢笑， 她在微风中伫立， 上帝的威力她已感到。 她看到蓝色天空明朗灿烂， 她可以把万物纵览细瞧。 壮丽的景色使她倾倒， 伟岸的形象使她涌起心潮， 他的身材如此匀称， 又有如此迷人的仪表。 她内心思慕的形象， 在他身上体现得如此美好。 歌声不再飞扬， 最后一片云彩消逝在远方， 她不再顾念宇宙沧桑， 眼前闪过灼热的强光。 她当即追随这瑰丽的光芒， 大地再也不能把她阻挡。 躯体急速退让， 灵魂升向穹苍， 她融进天体之声， 汇入精灵的合唱。 里齐奥，玛丽·斯图亚特的歌手 叙事诗 里齐奥站在玛丽座前， 面对这位美丽的女王， 满怀着虔敬准备下跪， 感到获得了无上荣光。 他那喜形于色的面庞， 往常总显得神采飞扬， 而今他装出欣喜模样， 是为了掩饰内心忧伤。 美丽的女王看着歌手， 心中无法再保持安详： “你心里一定怀有渴望， 这渴望使你焦虑恓惶！ 你的歌喉有无穷魅力， 能给人带来无限春光， 我只愿欣赏欢乐之歌， 不想听到悲戚的吟唱！ 快乐的歌手应当欢唱， 让他的女友神怡心旷， 即使他心中哀痛欲绝， 也要用豪情抑制悲伤！” 女王的声音荡气回肠， 歌手也感到激情满腔， 聆听此声谁都会喜爱， 因为它是心灵在震响。 “人们的心地纯洁高尚， 那才会永远达观开朗， 他们的眼睛清晰明亮， 永远没有阴郁的光芒。 我面对着尊贵的女王， 本来永远都不敢歌唱， 是歌神让我放开歌喉， 歌声高亢在云中回荡。 无论歌手在什么地方， 是山林还是华丽殿堂， 欢乐都同他形影不离， 歌手与欢乐比翼高翔。 但痛苦他却必须深藏， 心灵充满痴情与凄怆， 他只能来到荒郊野外， 对狂风倾泻满腔哀伤。 请不要让我说出隐衷， 请让我高歌使你欢畅， 请女王不要对我下令， 命我坦陈心底的悲凉。 歌手虽然是你的臣仆， 但也要像你自尊自强， 当然他作为普通百姓， 理应俯首听命于女王。” 玛丽的双颊泛出红光， 崇高的情感充溢心房， 一边发出温和的责备， 一边保持威严的形象。 玛丽的脸上神采奕奕， 人世难寻这绝色女郎， 周身呈现出天仙韵致， 那丰姿就像女神一样。 歌手此刻已心驰神往， 默然享受这幸福时光， 可怜的心儿已经陶醉， 青春的双唇灼热滚烫。 他激动地把琴弦拨响， 心海涌起热情的波浪， 琴声琤琤如火花迸射， 音调铿锵响遍了殿堂。 没有力量能把他束缚， 没有绳索能把他捆绑， 他狂放不羁意气高昂， 让青春激情涌出胸膛。 宛如浪涛从崖边泻下， 湍急的狂澜轰然震响， 琴音激越伴随着歌唱， 热情的歌声雄浑嘹亮。 他唱出对女王的痴情， 痴情如火燃烧着心房， 女王的眼泪夺眶而出， 随后将头颅转向一旁。 他歌唱自己年轻的心， 怎样进行着搏斗较量， 痴情的烈火无法扑灭， 他心中感到一片迷茫。 武士们早在四周窃听， 这时候宫门突然大敞， 在这极其庄严的地方， 武器猛然击出了巨响。 “快点把这个歌手逮住！” 粗暴的吼声震撼殿堂； 歌手拿着自己的古琴， 泰然伫立在丹墀之上。 女王禁不住一阵惊惶， 起身走到歌手的身旁； “歌手在这里受我保护， 看谁敢对他舞刀弄枪！” 可是歌手却挺身而出， 使女王感到惊讶异常， 武士们纷纷退向门槛， 一个个感到万分恐慌。 “我冒昧向你倾吐衷肠， 我甘愿舍命来作补偿， 在此地这是大胆狂妄， 在天国这却是情意深长。 我向你女王指天起誓， 我将把爱情永留心房， 虽然我即将命归泉壤， 绵绵情意却地久天长。” 女王洒下了热泪两行， 向英武少年注目凝望， 两颗心灵已息息相通， 脉脉深情正汇成热浪。 刹那间忽闻军刀铿锵， 无数佩剑闪烁着寒光， 然而歌手却勇敢伫立， 他威武不屈气宇轩昂。 他挺身冲向剑影刀光， 把胸前饰物扔在地上， 只见冰冷的利剑霜刃， 刺进歌手滚热的胸膛。 歌手此时已奄奄一息， 依然凝眸注视着女王， 口中轻声呼唤着“胜利”， 灵魂飞向杳渺的穹苍。 召唤 小鸟儿！飞下来， 飞到我的手上来， 千啼万啭为我歌唱， 唤来春风吹拂胸怀， 当心不要灼伤双翼， 天空是一片火热的云海。 骄傲的雄鹰 拍击着强健的翅膀， 越过河谷山丘， 在空中神奇地翱翔， 阿波罗在那里驾驭骏马， 飞驰奔突在九霄之上。 群鸟的恐怖和忧伤， 使雄鹰赢得胜利的荣光， 但它在云中起舞时， 却永远也看不到 那繁星的闪亮 和云霞的辉煌。 云海苍茫， 那里是雄鹰的家乡， 它穿过风暴和热浪， 在那里自由飞翔， 那里的雷电之神， 震撼着奥林波斯山的层峦叠嶂。 带着神的命令， 穿过云天茫茫， 轻狂的鹰迅猛矫捷， 一往无前飞旋翱翔， 它猛啄猎物的尸体， 尸体在它爪下颤悠振荡。 但当大地昭苏， 处处是明媚春光； 当玫瑰竞放， 原野洋溢着馥郁的芬芳； 当一片新绿 铺展在柔软的沼泽地上； 当大地深处 萌动生命的力量， 当那蓬蓬勃勃的生机 带来欣欣向荣的气象， 雄鹰却无法宣告春的消息， 因为它不会歌唱。 雄鹰能获得更多的荣光， 它就像闪电划过穹苍， 它将自己的目光 扫向烈焰腾起的地方， 但它根本不知道 什么是爱情的力量。 啊，那骄阳的光芒， 使它双目失明、一片迷茫， 高傲的雄鹰 再也找不到爱情与春光， 为了崇高的使命， 它失去了歌声与欢畅。 心底发出的歌唱。 低回婉转而又悠扬， 它使心灵感到快慰， 它使人们欢欣舒畅， 而从雄鹰的心底 却不会传来这种歌唱。 所以你切莫急速飞翔， 可爱的小鸟儿， 切莫飞向浮云飘飞的天上， 飞向那辽阔广漠的地方， 你不能成为鹰隼， 你的天赋是啼鸣歌唱。 小鸟儿！飞下来， 飞到我的手上来， 千啼万啭为我歌唱， 唤来春风吹拂胸怀， 当心不要灼伤双翼， 天空是一片火热的云海。 歌手们 叙事诗 从前有过一群伙伴， 骄矜自负得意扬扬， 对于世间种种事物， 他们总要评论一场。 其中有那么一个人物， 似乎是位罕见的奇才， 他看来喜欢歌唱， 以展示耀眼的丰采。 然而这纯粹是炫耀， 炫耀他的言词、声调和财宝， 他心中没有激情， 歌声也并不美妙。 他的其他伙伴， 倾听他引吭高唱， 偶而响起一阵掌声， 对他表示由衷赞赏。 五光十色的幻象 在他的心中荡漾， 他越发得意忘形， 真情全然被埋葬。 国王的年轻侍从， 来到他们的近旁， 他是贵族的后裔， 身穿绸缎衣裳。 “既然你们是骄傲的歌手， 是超群绝伦的英才， 你们就切莫延迟， 国王要你们快进宫来。” “我们是骄傲的歌手， 技艺超群盖世无双， 既然国王要召见我们， 我们当然决不延宕。” 他们便跟随着这少年， 少年昂首阔步走在前， 他们带着金色七弦琴， 还佩戴着许多装饰品。 他们走到国王跟前， 国王正痛苦不堪， 他心里不胜忧伤， 因为王后已离开人间。 “你们要了解我的心意， 让歌声飞进我的心头， 你们若能为我解忧， 便是我的良朋挚友。” 歌手们躬身致敬， 然后便昂首歌唱， 讴歌群星拱卫太阳， 赞颂圣明的君王。 有个歌手最激昂， 歌唱星星和月亮， 国王对此并不欣赏， 只是投来冷漠的目光。 “这歌声对我有何裨益， 我不爱听这讴歌颂扬， 你们不了解我的渴念， 你们是在嘲弄国王。 这金色七弦琴有何用场， 它并不能消除我的忧伤， 徒有一身华贵的装饰， 只发出冷漠平淡的音响。” 歌手无言以对神色惊惶， 心底受到强烈震荡， 从他们那苍白的唇边， 再也听不到歌声传扬。 这时侍从带来一个少年， 走近歌手们的身旁， 少年身披绿色柳条， 月桂花冠戴在头上。 他朝君王静静凝望， 君王的命运使他悲伤， 他低头看着地上， 泪珠滚滚往下流淌。 他身披绿色的柳条， 像一尊纯洁的塑像， 他轻轻地拨动琴弦， 用纯真的深情弹唱。 琴声清脆悠扬， 洋溢着欢乐和忧伤， 国王向他走去， 把他紧贴在自己的胸膛。 国王把他紧紧抱住， 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 刚想馈赠珍珠宝石， 少年却已离开殿堂。 两个王室子女 一位王子主意已定， 要去遥远的异国他乡， 行前他想向心爱的人儿 倾吐爱慕的衷肠。 于是他跃马扬鞭急急启程， 要把爱情的信物送到她手上。 她坐在紫红色的椅子上， 面带微笑，神采飞扬， 她有意将一副锁链 锁住他的心房。 锁链轻轻却又重若千钧， 使他永远不能挣脱情网。 高贵的骑士越走越近， 一串串泪珠在脸上流淌， 战场上他是骁勇的猛将， 在恋人身边却像柔顺的儿郎， 他用靴刺猛踢坐骑， 马蹄声在女王耳际回荡。 骑士突然在她跟前出现， 她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目光， 骑士像全身披挂的天神， 眼睛闪烁着火焰的光芒； “亲爱的骑士，什么风把你刮来？” 于是心底琴弦拨出了音响。 “我再也不能久居此地 不能留在这狭小贫瘠的故乡， 神灵燃起我的激情， 催我出征奔向远方。 我必须投身于火热的生活， 去伸张正义，除暴安良。 我必须亲眼看一看世界， 而在这里却只能聆听歌手的吟唱， 所以每当歌手轻柔地拨动琴弦， 我总感到十分孤独和怅惘。 那美妙的梦境使我心驰神往， 促使我不再延误宝贵的时光。” 骑士讲出这番话， 女王望着他，意乱心慌， 虽然她感到痛断肝肠， 但仍然惊叹他勇敢刚强， 她对他的决断未加褒贬， 她知道他固执、果敢而又倔强。 “可是我不能这样离你而去. 我亲爱的女王， 如果你不收下这枚戒指， 我就不能为建功立业去驰骋疆场， 这戒指出自能工巧匠之手， 它虽然简朴，却象征爱情，价值无量。” 她从他手中接过戒指， 温柔、羞怯地把它亲吻， 这时眼泪夺眶而出， 她只好将脸转向一旁。 两人再一次互相凝望, 骑士便踏上险途奔向远方。 女王熬过漫长的时光， 为参加庆典来到殿堂， 万事齐备却美中不足， 她的忠诚骑士没有到场。 “难道他永远不愿前来践约， 难道他已背信弃义.把亲人遗忘？” 这时响起一阵喧嚷， 由远而近传到门旁， 殿堂大门突然敞开， 涌进的人群如潮似浪， 人们毫无拘束走向女王， 用沉郁的声音齐声歌唱。 “请女士和先生们闪过一旁， 我们带来了新娘挚爱的情郎， 大家不妨瞻仰他的形象， 正是这个男子要和她配对成双。 我们永生永世为他效劳， 我们矢志忠于这威武的猛将。” 他们用担架抬来骑士， 骑士已没有昔日风貌， 满头飞雪银发苍苍， 面无血色形容枯槁， 侍从见状纷纷惊退， 只有女王扑向他的怀抱。 她脉脉含情对他凝视， 把他紧紧搂在怀抱： “啊，如果我的气息能使你复苏， 我情愿一死命归阴曹！” 骑士探明心迹霍然坐起： “你的深情救了我性命一条。” 暴风雨之歌 试问风雷与狂飙， 难道你们不能更猛地呼啸， 去把崇山峻岭推倒， 再将苍茫大地横扫？ 无论是人类还是山丘， 都无法将你们羁留， 你们没有衰朽的躯体之累， 你们的心灵有充分的自由。 你们可以席卷宇宙， 可以冲向宇宙的心脏尽情诅咒， 大声宣泄你们的愤恨， 大声诉说你们的哀愁！ 你们可以向苍穹挑战， 进行一场殊死的决斗， 让熊熊燃烧的烈火 把层层云雾烧透！ 可是你们的歌声并不悠扬， 就像孩子在咿呀学唱， 歌声低沉从天而降， 又匆匆传向大地的远方。 我从不谛听你们的歌声， 也从不怀着急切的心情 渴望听到你们的声音， 因为那只是喑哑空洞的低吟。 千百道障碍把我束缚， 衰朽之躯束缚我的灵魂， 茫茫苍天束缚我的思想， 人间生活束缚我的周身。 我的方寸之心 是那样柔弱渺小， 一旦受到电击， 灵魂便要出窍。 然而它永远炽热， 不断激起心潮， 无限的辛酸痛苦 在这里汹涌咆哮。 只要我心底涌起波涛， 那巨响定会把你们压倒， 你们是那样微不足道， 根本不配暴风雨的称号。 我将打碎一切镣铐， 让心中烈焰冲天燃烧， 燃成一片熊熊大火， 满腔激情将世界拥抱。 我将质问上帝和世人， 我要追究他们的责任， 我在自己的痛斥声中 感受到内心的力量和激愤。 倾塌下来吧，苍穹， 我愿和你一起沉沦， 在芸芸众生之中， 我依然如故，不改初衷。 苍天轰然崩塌， 我用手按住胸膛， 在沉沦时仰天长啸， 表达我的愤恨和悲伤。 老人 叙事谣曲六首 一 一个老人带着孩子， 坐在海边沉思默想， 目光庄重而又安详， 迎着海风眺望远方。 深沉的激情 震撼着他的心灵， 但他的头颅纹丝不动， 默默无言没有半点声音。 儿子心情激动， 焦虑地把父亲凝望， 他情不自禁 流下热泪两行。 “哦，我的父亲， 你听波涛在欢笑歌唱， 你看阳光把海水照亮， 你自己也应该愉快欢畅。” 二 老人抬起双眼 望着满头金发的孩童； 老人额上有深深的皱纹， 老人眼里有波光闪动。 “面对祭祀的香火， 我怎能愉快欢畅？ 在心灵搏斗的战场， 我只能沉浸于忧伤。” 孩子向老人发问： “你能不能向我讲明， 是什么使你愁肠百结， 是什么让你忧心如焚？” “现在我还不能对你细讲， 因为时机还没有成熟， 到时候你自己便应领悟 什么是痛苦和义务。” 三 老人久久端详 儿子的面庞， 仿佛他永远看不够儿子的模样， 他让儿子紧靠着自己的胸膛。 他神态安详， 指着汹涌的波浪， 仿佛那里蕴藏着珍宝， 蕴藏着他心灵搏斗的力量。 然后他又恢复原样， 重新闪动忧郁的目光， 只有那微风喁喁低语， 吹拂着他满头白发如霜。 孩子感到万分惊奇， 然而父亲这番话语 却铭刻在他的心底， 像一团火燃烧不熄。 四 老人伫立在大海之滨， 儿子依偎在他的身旁， 他们的心中激情似火， 眼里闪动庄严的光芒。 “当压迫者尚未侵入之时， 我们遵从主的安排， 就像流水按照主的意志， 碧波荡漾自由自在。 压迫者带着锁链和刀剑， 野蛮地侵入我们的故乡， 他们劈波斩浪， 他们横行四方。 长夜漫漫一片迷茫， 人民再次奋起反抗， 如今你可以一显身手， 奔赴明天战斗的疆场。” 五 午夜时分， 老人坐在海边， 目光庄重而又安详， 仿佛闪耀着太阳的光芒。 他从海滨 朝着浩瀚的大海眺望， 看那惊涛骇浪里 有没有船只开航。 那汹涌奔腾的巨浪， 载着他幸福的期望， 儿子已经出征， 他何时重返故乡？ 是他让自己的儿子 为正义而奔赴战场， 勇敢地同入侵者较量， 把枷锁一扫而光。 六 一阵胜利的欢呼， 忽然在远处震响： “入侵者已被消灭， 国家获得了解放。” 船只劈波斩浪， 安然驶回海岸近旁， 儿子登陆时英姿勃勃， 神态威严激情满腔。 他头上戴着月桂花环， 他身上带着流血的创伤， 他默默走向父亲， 青春的激情在心中激荡。 老人感到无比幸福， 紧搂着儿子久久不放， 随后他的灵魂就飞向天宇， 只将躯体留在故乡。 莱茵河女神 叙事诗 莱茵河畔清风荡漾， 一个少年走到河旁， 他的目光是那样严肃， 他默默凝视河里的波浪。 河水清新凉爽， 却没有使他欢欣舒畅， 波浪热情奔流， 却没有使他神怡心旷。 他斜倚在莱茵河旁， 让声声长叹发自胸腔， 英俊的眼睛热泪盈眶， 充满焦虑预感到不祥。 眼中闪烁着渴望的火焰， 目光扫视着大河的波浪， 少年周身热血沸腾， 仿佛有烈火燃烧在胸膛。 太阳按照上帝旨意， 渐渐落山隐去光芒， 天空出现晚霞一片， 少年脸上泛起了红光。 他的脉搏越跳越快， 他的额头灼热滚烫， 一双眼睛清澈明亮， 闪出两道智慧的光芒。 他用低沉的声音发问： “难道上帝不愿给我这份殊荣？ 难道我永远都不配 在水晶宫里见到她的芳容？ 啊，只要听见风在呼啸， 只要看见河水滔滔， 我就禁不住忧心忡忡， 去倾听那滚滚波涛！ 我不留恋美如锦绣的风光， 我不羡慕五彩缤纷的衣裳， 我对此永远不会产生热望， 这一切不会使我欣喜欢畅。 滚滚潮水和绚丽的波光， 你们当然要展现自己的形象， 你们的浪花飞溅起舞， 你们的沉默意味深长； 在碧波深处， 居住着一位女神， 在这个波涛澎湃的王国， 她就是主宰一切的女王。 她是纯洁、超凡的神灵， 尘世间绝没有她那种韵致， 我必须探明她的真意， 我想要一睹她的丰姿。 啊，我永远身不由己， 想要走到她的身旁， 锁链锁不住我的心房， 可是一切努力都徒劳无望！ 不尽波涛向我告别， 发出喧声流向：远方， 所以我总是怀着抑郁的心情， 离开这条欢乐的大江！” 少年孤独彷徨， 身披皎洁的月光， 莱茵河的流水 映照着他那苍白的面庞。 这时在波涛深处， 响起微风絮语般的声响， 刹那间风平浪静， 少年禁不住一阵惊慌。 “年轻人，请听我的忠告， 快快返回你的家乡， 你可以听见我的声音， 但不能见到我的模样。” 这迷人的气息和音响 深深震撼他的心房， 他胸中充满无尽的渴念， 难以平息情感的巨浪。 “女神，我无法依从你的愿望， 我不愿返回故乡， 请让我看你一眼， 看看你那端庄、秀美的面庞。” “我不得不答应你的恳求， 尊贵的大地之子， 啊，你再也见不到明天！” 于是他见到了她的容颜。 她出现在波峰浪谷之中， 纯洁、崇高、气度雍容， 然后她又在浪花里隐没， 他也随着消逝了影踪。 浪花 涧水从石上潺潺流下， 溅起晶莹闪亮的水花， 涓涓细流汇成了大潮， 一层层雪浪奔涌喧哗。 波浪轰然向下倾注， 瀑布如同峭壁的挂屏， 浪花飞溅洁如水晶， 聚成清潭波光粼粼。 那洁白的波光令人眩晕， 它吸引我跃下陡峭的山岭， 我愿在花的海洋里沐浴， 我愿在耀眼的雪浪中翻滚。 这愿望使我心潮激荡， 吸引我的是一种超凡的力量， 我从高耸的山崖纵身跳下， 我无法抑制强烈的欲望。 一个同伴曾和我站在一道， 我的动机他永远无法知晓， 他一味地嘟哝、嘲笑， 却阻挡不住我往下跳跃。 我在深潭中凝视浪花， 内心感到无比奇妙， 我心醉神迷无法自制， 美妙的享受达到了高潮。 “浪花闪烁着纯净、洁白的光芒， 犹如天空行云，轻轻飘荡， 我多么激动，多么惬意， 只觉得耀眼的浪花把我高高托起。 我从未见过这么瑰丽的景象， 我从未见过这么汹涌的巨浪， 山谷里清风徐来沁人心脾， 真令人怡然自得神清气爽！ 我心旷神怡飘飘欲仙， 仿佛乘风遨游于碧霄， 这奇景用丹青无法画描， 它就像天上的云锦一样美妙。” 我再也抑制不住心头的欢畅， 我用浪花洗濯我的眼睛和面庞， 我让浪花冲向我激动起伏的胸膛， 我勇敢地潜入这一片碧浪。 我的眼睛顿时清澈明亮， 我重新浮到波涛汹涌的水上， 可是啊！方才这儿还是一片美景， 如今却成了水沫飘流的地方。 于是我禁不住热泪盈眶： “方才你眼前还是一片旖旎风光， 它清新秀丽而又磅礴雄壮， 就像是落英缤纷、芳香四溢、彩云飘荡。 可是啊！这景象无法抚慰我的心灵， 这颗心要探寻巨浪的内蕴， 要在珍珠般的浪花中完全沉浸， 可是这浪花终究会无踪无影！” 人总是把美好的事物追寻， 以为自己的请求诸神定会慨允， 所以他甘愿跳下深渊， 可是他只会毁灭那幅纤巧的图景！ 幻象 既然上帝和天堂浑然一体， 难道当人们哀叹悲泣之时， 那心灵中升起的晨曦 就永远不能同生活、同义务、 同理性的炽热光焰 融合为一个整体？ 难道我永远应当 焦渴地面对暮色苍茫， 怀着急切的热望， 充满焦虑和惊惶？ 难道这就是我生命的全部意蕴， 难道我就不能去求索，而只能坐享？ 为什么在我的胸中， 出现那样强烈的愿望， 它奔腾澎湃宛如海浪， 又像天国的乐音阵阵悠扬？ 如果这一切不过是心造的幻象， 那就让热泪尽情流淌。 每逢我怡然自得， 神游于崇高的境界， 每逢我高瞻远瞩， 屏弃美丽的幻象， 我便听见一个声音在心中震响： “你攀登知识阶梯到底怀有什么愿望？ 你用粗野的尘世脚步 亵渎这座殿堂， 快享受甜蜜的乐趣去吧， 请不要继续在这里徜徉！ 在这里你只会沉入深渊， 只会感到迷惘失望！ 别去追求纯洁和崇高， 快放弃那好高骛远的目标， 别去探索自我和宇宙， 也不必奋力拼搏壮志凌霄。 你的那颗心，它另有所图， 你还是避开这烈火燃烧的境界为好！” 这时一个光彩照人的形象， 从云端降临我的身旁， 她的话像甘泉汨汨流淌， 话语中充满神秘的力量： “为什么要让精神如此怯懦彷徨， 为什么要让生活如此贫乏凄凉？ 你看天上的阴云和霞光 亲密无间像兄弟一样， 你也要让两种对抗的思想 同时共存于你的心房， 如果你压制一种思想的呼唤， 两种思想便会无休止地较量。 你要让心灵愉快地遐想， 你要把理智交付给上苍， 如果两种情感发生矛盾， 那就由我来把龃龉扫光！ 如果二者水乳交融， 你就可以享受人生、无比欢畅。 你的心灵早已同我相识， 常常向我奏起爱的乐章， 你的心灵躁动不安， 常常逃遁到我的胸膛。 只要你依照我的意旨保持独立， 一切黑暗势力必将悄然消亡。” 歌手的爱情 致燕妮 (见本卷第508—512页) 凄惨的女郎 叙事诗 (见本卷第533—537页) 苍白的姑娘 叙事诗 (见本卷第493—498页) 感触 (见本卷第560—563页) 星星 十四行诗三首 一 我怀着渴念仰望满天星光， “难道她已经永远离开这个地方？ 须知在这里她曾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 她胸中曾涌起爱情和欢乐的海浪！ 星星啊，如果你们受制于上帝的力量， 漠漠长空就会显得一片荒凉， 你们只知道运行于永恒的轨道， 却不管一个温柔、崇高的心灵从此消亡！ 这心灵同上帝十分相近， 对上帝十分虔敬而又敏于感应， 在上帝面前，还有什么可以取代这颗心灵？ 那清纯的眼睛泪水盈盈， 难道它不比蓝天更加明净， 难道它不比旭日更加光明？” 二 “星星啊，你们能否祈祷，能否感到， 当光阴荏苒流逝如潮， 是谁从寥廓的玉宇重霄 将炽热的光芒向群星普照？ 不，冷漠的星星，你们总是静静地运行于轨道， 你们没有心，不会激动地认出他的品貌， 你们没有唇，不会深情地向他发出呼号， 而正是他的祥光向群星闪耀。 你们自己并不发亮， 你们的清辉本是星空的精灵放出的光芒， 精灵们永远主宰着穹苍， 在太空轻轻地起舞回翔， 它们不再受尘世权力的阻挡， 可以把自己塑造成更纯洁的形象。” 三 我在星光下激情满腔， 不知如何解释心灵的愿望， 那心灵充满爱情和忧伤， 澎湃的心潮几乎要冲出胸膛。 然而心灵的呼唤决不是欺骗， 心灵的声音也决不是幻象， 它不会徒然在我们胸中激起巨浪； 那心声本是天使为我们编织的云锦霓裳。 啊！我看见那心灵也在对我闪烁， 那闪光映照着心爱的人， 她从爱情之星的金色宝座上站起， 欣喜地对他表示热烈欢迎， 我凭借那纯洁的、智慧的光晕， 怀着无限深情认出了她的倩影。 恩格尔伯特·克林霍尔茨 叙事诗 古老的岁月已经逝去， 带走了那时的美丽幻想， 那时冲天燃烧的熊熊火焰 也早已失去了耀眼的光芒。 只有一个人没有从历史中湮没， 没有消失于时间长河的巨浪。 这个人在古老的王国显赫辉煌， 他就像一堆腐朽、飘移的废墟一样， 他那光秃的脑袋显得苍白， 四周却映照着朝霞和火光。 可是光线并不能使他的头颅生辉， 因为这头颅永远无法感受火焰的光芒。 他就是萨克森人恩格尔伯特， 是德国骑士中的一员战将， 他一生戎马倥偬驰骋疆场， 不愧为常胜将军的后辈儿郎。 可是一旦被绘成现代的小小画像， 他竟穿上了合身的柏林时装。 时光扭曲了他的面庞， 毁坏了他英姿勃勃的形象， 岁月残忍地磨损销蚀， 使他变成了这副阴森可怕的模样。 他看上去活像美杜莎， 连命运女神见了也会惊惶。 他嘴里嘟嘟囔囔， 不断发出可怕的音响， 这声音仿佛从阴曹地府传来， 向着阳光灿烂的人间飘荡。 如今且听他讲讲自己的故事， 看这个神秘人物来自何方。 他低声说道，从前在一片树林里， 有一棵树长在偏僻荒凉的地方， 一天从神秘的印度来了一位僧人， 他神通广大、白发苍苍， 他默默地坐在那棵树旁， 让疲劳的躯体重新积聚力量。 这棵树没有绿荫婆娑， 没有开花也没有结果； 其他树木都叶茂花繁， 这棵树却只有光秃的枝干。 僧人一跃而起怒火中烧， 对丑陋的枯树厉声喝道： 你这可恨的僵死的朽木， 竟不能让我得到半点阴凉， 我要让你遭到厄运， 成为世人讥笑的对象。 我要让你变成人，露出狰狞的形象， 人人见了你都急忙躲避、万分惊慌。” 僧人用手杖敲打树木， 树木发出沉闷、空洞的声响， 树身里忽然冒出一个德国骑士， 仿佛从坟墓里钻出来见到天光。 僧人虽然严肃而又激动， 可还是忍不住露出了笑容。 骑士从树身里蹦跳出来， 那模样实在是离奇古怪， 他一个劲儿挺胸凸肚， 那讨厌的神气令人无法忍耐。 他轻声说：“你是我最可爱的人， 你将永远与我共享荣耀光彩。” 僧人点头向他赠言， 语调严肃而又慈祥： “现在你将离开这个地方， 到另一个天地去漫游闯荡。 儿子，有些话我得事先讲明， 这涉及到你的为人和品行。 你生来就有古怪的相貌， 你要知足，不可满腹牢骚， 迄今还没有一个艺术家 在一根朽木上如此细刻精雕。 你过去何等卑贱，我给你的已经不少： 粗胳臂肌肉丰满，厚脸皮不知害臊。 “你的脑袋我没法遮盖， 因为你原本就没一片树叶， 你脑袋上的几根毫毛， 是我用神奇的力量重新创造。 这样你就可以光着脑袋在人前出现， 免得人们心怀疑虑莫名其妙。 你的脑子里没有深刻的思想， 就像树穴一样空空荡荡， 那儿栖息过熊罴豺狼， 那里曾是虫豸繁衍的地方。 所以我在你额上钻了个小孔， 因为人必须往脑子里吸收思想。 我让你能够使用语言， 这巨大的恩赐来自上苍。 为了让你永远不忘 狂风暴雨怎样扫过你的身旁， 我让你常常嘶哑低语， 就像蛀空的枝干发出喀嚓喀嚓的声响。 儿子，既然你腹中空空， 这嗓音就会使你得益不少， 因为你嘶哑的声音会把大家吓跑， 所以没有人敢同你斗嘴争吵。 每逢你头脑空空张口结舌， 你就可以使出这神奇的一招。 可是记住：只有法术才能使你继续生存， 因为只有法术才使你获得新生， 正如那木乃伊僵硬冰冷， 只有在深深的墓穴里才能保存； 如果你不愿永远失去生命， 你就得用油膏涂抹周身。 人们不会争相向你亲近， 你得主动向人们献殷勤， 你要介入各种争执， 设法攫夺所有花朵结出的果实。 虽然你永远捞不到实惠， 但是会博得坚强不屈的美名。 任何人只要理智正常， 都会把你划入群氓一帮， 所以你切莫等人仔细端详， 一开始就要声称‘我是贵族’，不必彷徨， ‘我和王储的志趣相当， 也喜欢拥有更多的田庄。’ 你行事要隐晦而不可张扬， 就像蜗牛蜿蜒爬行一样， 即使别人目光突然落在你身上， 也要让人以为你没有逼近他的身旁。 然后你可以向一切人迅速进逼， 他们虽然愠怒，但会对你容忍见谅。 你没有迷人的魅力， 也没有高超的智慧和过人的胆量， 可是人人见了你都退避三舍， 这也可以算是一种小小的荣光。 女人不会怜爱地向你闪动眼波， 谁一见你的尊容都要赶紧躲藏。 现在你可以去周游八方， 凭你的愚顽天性到处闯荡， 你不可能缔结美满姻缘， 别人也不会同你谊深情长， 现在我要给你一千一百个银币， 你可以在柏林度过一年时光。” 神奇的老僧语调郑重， 话音刚落便无影无踪； 剩下这位年轻的英雄， 心中的情爱像烈火熊熊。 至于他的所作所为， 似乎不值得在这里加以歌颂。 且说爱神刚用过午餐， 便凝神把目光投向人间， 那里出现了一个丑陋的大汉， 忌恨之情充满他那蜡黄的脸蛋。 爱神忍不住哈哈大笑， 这响当当的木头实在令人喷饭。 “这家伙看来十分狂妄， 他顾盼自雄趾高气扬， 可是我的利箭他无法阻挡， 不管他的筋骨是多么坚强。” 爱神向下界猛射一箭， 那中箭的可怜虫顿觉浑身灼热滚烫。 他一下子堕入了情网， 他钟情于一个天仙般的女郎， 女郎的栗色鬈发垂在肩上， 眼睛里闪耀着清纯柔和的光芒。 这目光映照着美好的心灵， 这心灵迸射出渴念和生命的火光。 她舞步轻盈激起微风阵阵， 她风姿绰约妩媚动人， 周围百花盛开把她映衬， 这是上帝最慷慨的馈赠。 天地合力造就了她的丽质， 使她天姿秀逸美艳绝伦。 这巨大的魅力震撼他的心房， 他猝然倒下感到深深的绝望， 他身体扭曲神色惊惶， 周围只见一片夜色茫茫。 这时他猛然听到一声震响， 原来是印度老僧走进了厅堂： “我在荒原用朽木造就了你， 我是否该把你送回那个地方？ 你的生命过去沉睡于荒野， 我是否该让你魂归泉壤？ 不，既然你能对天使倾心向往， 那就说明你的第一颗果实已经飘香。” 普斯特库亨 (假冒的《漫游时代》) (见本卷第739—742页) 雇佣契约 (见本卷第785页) 平和 我必须对你大加赞扬， 赞扬你做事平和稳当。 你的话虽然慷慨激昂， 但思想却像死水一样。 心灵之花 他呼唤：“你们要珍惜这圣洁的鲜花， 它是主宰心灵的一朵盛开的奇葩。” ［注：阿尔宁《歌德同一个孩子的通信集》。——编者注］ 我建议你们听从这个劝告， 否则那朵花会凋零枯槁。 歌剧 1 现在不会有人去演悲剧， 演悲剧的人无法挣到口粮； 歌剧倒可以大演特演， 人们不会受到攻击——还可以确保健康。 2 古人虽然没有见识过歌剧， 却用音乐作为他们的诗章； 只要言语无法表达情感， 他们就必定放声歌唱， 如果凭歌声无法交往， 他们便用言语表述思想。 歌剧《汉斯·海林》 神灵到人间来走一遭， 优游嬉戏于生活的波涛， 求知欲望和勇气早已云散烟消， 但你不能批评，只能说“舞台灯光很好”。 歌剧《青铜马》 歌剧里有一个场面， 使我特别感动、欢畅， 这样的场面多多益善； 因为当时舞台上空空荡荡。 厌世者 你总是贬损人们的价值， 完全正确，因为你了解他们的特质， 你曾置身于幽深的渊底， 除了你没有人窥见那里的奥秘。 不道德的和神秘的文学 看得出来，你们这浊水一汪 都是从同一个源泉奔泻流淌， 你们俩永远不会变得清澈明亮， 你们正在流向毁灭的汪洋。 你们无疑有亲缘关系， 因为你们俩都厚颜无耻， 一个同魔鬼逗笑打趣， 另一个则戏弄——上帝。 德意志人的鉴赏力 ［注：即《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中的《讽刺短诗集》第四首。——编者注］ (见本卷第737页) 和谐 致燕妮 (见本卷第620—621页) 终曲(十四行诗) 致燕妮 (见本卷第537—540页) 卡·马克思写于1835—1836年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 并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莫斯科版第40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 注释： [220]马克思的这一批诗作是他的姐姐索菲娅收集并抄录在一个纪念册里的。纪念册的扉页上注明诗作写于1835和1836年，抄录的时间难于确定，大概是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完成的。有11首诗作也编入了马克思献给燕妮的三本诗集，即《爱之书》第一部的《两重天》、《思念》、《人的自豪》、《歌手最后的歌》、《卢欣妲》、《歌手的爱情》、《凄惨的女郎》、《苍白的姑娘》、《终曲(十四行诗)》；《爱之书》第二部的《感触》；《歌之书》的《和谐》。有8首诗作也编入了诗集《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其中除了前面三本诗集中也有的《人的自豪》、《卢欣妲》、《凄惨的女郎》、《苍白的姑娘》、《和谐》以外，还包括《普斯特库亨(假冒的<漫游时代>)》、《雇佣契约》和《德意志人的鉴赏力》。——833。 [221]叙事诗《盲女》也被抄录在索菲娅的笔记本中，在那里，接下去还有两行结尾的诗句： “屋顶轰然坍塌， 瓦砾将她埋葬。”——852。
马恩全集第一卷——歌之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歌之书[205] 卡·马克思大约写于1836年12—12月 第一次用原文全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并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莫斯科版第40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 歌之书 献给我所倾慕的、永远爱恋的 燕妮·冯·威斯特华伦 卡尔·马克思 1936年于柏林 目录 ［注：这个目录是马克思编的。——编者注］ 精灵们。叙事诗。致燕妮………………………………………1—6 阿尔博英和罗莎蒙德。叙事谣曲十一首………………………7—28 和谐。致燕妮…………………………………………………29—30 心灵曲。致燕妮………………………………………………31—33 渴望。致燕妮…………………………………………………34—39 两个女竖琴手。叙事诗………………………………………40—43 十四行诗四首。致燕妮………………………………………44—47 致燕妮…………………………………………………………48—52 坟墓谣…………………………………………………………53—67 海妖之歌。叙事诗……………………………………………68—77 小精灵之歌…………………………………………………78—82 地精之歌……………………………………………………83—87 遐想。十四行诗六首。致燕妮……………………………88—93 两棵玫瑰。叙事谣曲………………………………………94—95 十四行诗三首。致燕妮………………………………………96—98 寄语燕妮……………………………………………………………99 魔女。致燕妮………………………………………………100—106 致燕妮……………………………………………………107—111 致燕妮。十四行诗八首……………………………………112—119 致燕妮。十四行诗二首……………………………………120—121 致燕妮。十四行诗三首……………………………………122—124 歌手的圣诞节前夜。叙事谣曲……………………………127—130 致燕妮………………………………………………………131—133 精灵们 叙事诗 致燕妮 “啊！我真想成为一个魔术师！” 果真如我所愿，精灵们立即出现， 仿佛有一根魔带将它们牵连。 “你们快到远方去把她带来！ 倘若我不能与她相见， 我很快就会魂归黄泉。 脉搏在猛烈地跳动， 热血要冲破脉管涌出， 这是生命在挣扎，在苦斗， 它要从我的躯壳中逸出， 张开金色翅膀朝她飞去， 唯独她能平息我激情的狂流。 假如你们能满足我的请求， 我将奉上一腔热血作为报酬， 我再也不去祈求灵魂得救。 如果我不能赢得她的青睐， 纵然是长生不老，永世荣华， 对我也不过是一抔粪土！” 这帮嗜血成性的精灵 为卑鄙的贪欲所驱使， 欣然乘风疾飞而去，消失在空中。 “假如他们真的实现了我的宿愿， 我情愿忍受地狱的熬煎。 呀，思念的折磨并不亚于地狱的苦难。” 精灵们忽然又返回我的身边， 眼睛闪烁着地狱特有的光焰， 语带讥诮，口出恶言： “尘世俗子，你想把我们诓骗？ 你爱那位高贵温柔的姑娘， 沸腾的热血岂能作为我们交易的价钱？ 我们是来自地狱的一群精灵， 见了那美丽的姑娘也不禁流连忘返。 我们宁愿永远成为天仙， 用春风吹拂她的脸面， 喜看她笑挂唇边， 再凝神领略她动人的丰采。 你竟然使出卑劣的伎俩， 妄想让我们上当受骗， 这如意算盘注定无法实现。 如果你为了爱情甘洒热血， 如果你盟誓海枯石烂真情不变， 你就会赢得她的心，从此摆脱苦难。 你的生活就会截然改观， 变得高尚、充实而且美满， 连你本人也会超脱庸俗的尘寰； 你就永远用不着再同我们纠缠， 因为只要她的心为你而震颤， 地狱本身就不再成为障碍。 一旦我们把她带来， 一旦她带着那天仙般的容颜出现， 我们也会遭驱逐，躲向一边； 一旦有一种力量能把你解救， 我们就不得不听从这种力量的安排， 你就将完全治好心病，彻底复原。” 霎时间，一阵恐惧向我袭来， 周围的城堡和墙垣开始摇摆， 大地颤抖着突然裂开。 塌陷处生出一股暗紫色云雾， 精灵们带着光焰飞速遁入深处， 转眼间踪迹全无。 “你们这些地狱的魔怪是无尽黑夜的伴侣， 你们不愿为我效劳， 为了躲避，只好深深潜入地底。 经常环绕我嬉戏翱翔的可爱的守护神， 你们来吧！来吧！ 请听从我的魔杖指引！ 对了！你们这些姣美的天神， 请你们让我一睹她的倩影， 我心中珍藏着对她的忠贞。 快去吧！请把你们对我的慷慨馈赠带给女主人， 并且告诉她，她是我的生命， 我愿与她共尝甘苦，永结同心。” 阿尔博英和罗莎蒙德[207] 叙事谣曲 一 勇敢的斗士阿尔博英 骑着剽悍的骏马， 这骄傲的骑手正在习武练射， 脸露喜色，英姿勃发。 臣仆们训练有素的军队 威武地跟在他后面， 墙垣默然耸立着， 空空的殿堂静穆而庄严。 将士们个个跃跃欲试， 决心为胜利和荣誉冲锋在前。 这是骑兵在作战前集结， 准备出征把敌歼。 众人高声喊道： “率领我们去战斗，去拚杀吧！ 我们要杀死杰皮迪人奎纳蒙德， 让死神降临这个国家。” 领袖微微点头把令下， 大军立即齐出发， 浩浩荡荡踏上征程， 为了荣誉不惜把鲜血抛洒。 骑兵们身跨战马， 豪情满怀军威雄壮， 明晃晃的兵器闪着寒光， 盾牌和长矛铿锵作响。 仿佛有战神出现， 把他们胸中的烈火点燃， 看来是战神在戏谑生灵， 在尘世上导演出一幕幕征战。 大地焕发出耀眼的光华， 似乎在夸耀自己养育了善战的儿男， 将士们个个目光炯炯， 眼中跳动着求胜的烈焰。 二 原野上一片阳光灿烂， 到处显露出生机盎然， 深广的山谷张开了笑脸， 景物全染上了血红的色彩。 杰皮迪人在勇猛地战斗， 为国王，也为自己的家产， 妇女们压不住满腔的愤怒， 眼睛喷射出复仇的火焰。 她们披着浓密的鬈发， 高唱着豪迈的战歌， 她们给战士们鼓舞士气， 激励他们奋勇杀敌，永不停歇。 有些人被敌箭射中， 从高大的战马上栽了下来， 他们躺在阴冷的土地上， 带着惶恐的神情离开了人间。 眼看胜利已经在望， 杰皮迪人更加勇猛地向前冲去， 骁勇的对手纷纷倒下， 长眠沙场再不会站起。 一声呐喊宛如雷鸣， 阿尔博英冲进了敌阵， 像一头狂暴的狮子， 人群中闪现着他带血的身影。 杰皮迪人见了他只好仓皇躲闪， 夜色中他频拉弓遇敌即射， 他箭无虚发大显威风， 谁稍不留神即中箭丧命。 阿尔博英仿佛有神灵相助， 千箭触身却毫发无损， 青铜铠甲抵挡着坚矢利刃， 在敌群中他如入无人之境。 三 阿尔博英左冲右杀势不可挡， 杰皮迪人难招架慌忙退避， 他杀得御林军丢盔卸甲， 然后便直取国王奎纳蒙德。 奎纳蒙德惊慌失措方寸乱， 一支利箭正穿心间， 他慢慢栽倒在地上， 一阵挣扎已属徒然。 生命之钟已经停摆， 头枕血泊神情凄惨， 胸口鲜血不断涌流， 他已魂归西天命赴黄泉。 杰皮迪人惊恐万状， 各处村镇乱作一团， 居民们拉家带口， 神情沮丧四处逃散。 妇女们跟在丈夫后面， 叫苦连天跌跌撞撞往前赶， 粗野地咒骂男人们胆小无用， 抱怨老天不睁眼。 只见一个女人穿着豪华， 站在国王的尸体旁边， 显然是高贵的血缘纽带， 使得她无法丢下亲人不管。 阿尔博英按照民间习俗， 向前割下国王的脑袋， 然后举刀把头颅劈成两半， 那女人一阵战栗不禁低声哭喊： “但愿苍天不会把你饶恕， 让你永世不能再见白昼， 纵然是冰块也会在你手中燃烧， 美味佳肴也成为你致命的毒物。” 四 “你竟是这样一个男人， 但愿我的诅咒化作矢镞， 将你的脑袋击碎， 让你再也看不见明天的晨曦。” “啊，原来是一个如此美貌的女子！ 你已作为战俘落入我的手中， 放温柔些吧，别这么凶狠， 我阿尔博英是你的主人。” “哼，国王刚才死在你的手里， 你又要玷污他的亲人， 我宁愿刺穿自己的胸膛， 也决不屈服于你阿尔博英。” “哎呀，尊贵的王后， 你地位显赫，威镇百姓， 看，我甘愿听从你的旨意， 恭顺地向你献出我的忠心。” “可你杀死了我的父亲！” “咳！何必在此多费唇舌， 我要把你带回宫中， 战争决定了我们将命运与共。” 他战战兢兢地迅速将她抱起， 策马奔向自己的军营。 她奋力抗争拒不从命， 但是慢慢地仿佛有点回心转意。 他快马加鞭匆忙赶路， 路上遇到一个杰皮迪族村妇， 这女人露出忧伤的神情， 头发散乱她却全然不顾： “哼，你这卑鄙的傢伙， 竟如此贪欢作乐，荒淫无度， 我敢预言，这快意的收获必将成为重负， 你倒霉的日子不会太久！” 五 从那安乐逍遥的国度 阿尔博英回到自己的故乡， 那国度并未被北方所蚕食， 仍像一颗明星闪耀在大地南方。 可是，灵魂却小偷似地 离开了那个凯撒治理过的国度， 实力已损，威风无存， 只有缀着星星的天空依然如故。 众神们并没有经历过 这个大地上的腥风血雨， 但是对于白杨树傲然挺立的这片国土， 他们仍然恋恋不舍。 阿尔博英率领骠骑兵 在那里奋力征战， 他们像巨浪一往无前， 冲过了一个个暗礁和险滩。 他迅速获得了胜利， 便凯旋荣归故土， 他亲自征服了一切敌手， 如今是踌躇满志，心满意足。 在那富饶美丽的南国， 有人唱着歌弹起了齐特尔琴， 歌唱他怎样在激烈的战斗中 像一团烈火征服了一个女人的心。 “罗莎蒙德！今天我们举行盛宴， 庆祝出征凯旋， 敲起锣鼓弹起琴来吧， 尽情地欢乐，把激情表达！” 她悄悄地轻轻点头同意， 便把脑袋往胸前低下， 那表情显得十分奇特， 仿佛有往事在心中牵挂。 六 塞浦路斯美酒斟满一杯杯， 酒香四溢令人心醉， 它产于阳光明媚的异邦， 却成了骁勇的酒徒的战利品。 “喂！赫尔米希斯，我的侍从， 别辜负了你的俊秀潇洒、风流倜傥， 快操起你拿手的琉特琴， 为我们把战斗舞曲弹唱！” “好吧，我的君主！” 于是小伙子大胆而骄傲地站起身来， 拿琴在手，轻轻地把琴弦拨响， 开始把一支歌曲高唱： “那温暖如春的南国， 是众神眷恋的地方， 仿佛有柔软的纽带把他们联结， 是苍天那纯洁的闪光使他们向往。 当众神看到这个国度遭到祸殃， 他们就一齐把热泪流淌， 这晶莹的泪珠滋润着葡萄藤， 就有一串串葡萄生长。 紫色葡萄甜美的汁液 就是众神的眼泪酿成， 一想起罗马的崛起和衰亡， 他们禁不住泪满胸襟。 但是阿尔博英英勇进军， 在这里把名声传扬， 他挽狂澜排巨浪， 豪迈地进行了一次远航。 眼看阿尔博英出师无可阻挡， 众神不得不俯首投降， 他们甘心向英雄让位， 从此这阳光灿烂的国家便遭沦亡！” 七 “唱得好！我的歌手， 请举杯，把美酒一口喝光！ 大家知你有海量， 今天我让你唱个够显显风光。” 阿尔博英迅速举起酒杯， 为众人的健康一饮而尽， 那眼睛现在虽然因激动而明亮， 但透露出几分暗淡和迷茫。 “你们在我的感召下 曾经进行过浴血战斗， 今天，我请大家用我自己的酒杯， 同干庆功的美酒。 噢，我可爱的美人儿， 请答应我当着众人喝了这杯酒； 瞧！酒杯闪着金光， 美酒会消解一切忧愁。” 她突然吓了一跳， 脸色陡变，浑身颤抖， 大眼睛燃烧着烈火， 脸色惨白，怒上心头。 她用手敲击着高高的前额， 每一根神经仿佛都被痛苦所撕裂。 “啊！你们真是造孽， 竟用我父亲的头骨饮酒取乐！ 还让女儿昧着良心 把父亲颅骨里的血浆喝干， 想当日我亲眼看他倒在血泊中， 心涌鲜血最终撒手人寰。” “什么？你要违抗我的旨意， 竟不愿举杯祝我永远康健？ 难道我不是你的再生父亲， 难道我不是你可以倚仗的靠山？” 八 “哈！我一跺脚半个地球也要发抖， 我一挥手坚硬的岩石也得低头， 而你，一个我所养活的女人， 也敢把我奚落、嘲弄！ 你这卑劣的娼妇实在不识抬举， 须知你生长在贫寒的海滩， 你故乡的男子一见到我的影子 也要心惊胆战、魂飞魄散！ 想想吧！要么你痛快地干了这杯酒， 祝我健康和幸福， 要么这把利剑不会留情， 它立刻送你下地府！” “请便！你可以置我于死地， 但我决不会让你如愿， 倘若我是一个男子汉， 我会亲手结果了你这个坏蛋！” “等着吧！我要立即下令 把你父亲从新坟中掘出， 让他暴尸荒野， 任由鹰食鸦啄，电打雷劈！ 我要让人杀掉你的所有女伴， 作为祭祀高贵的太阳神的供物， 如果你这个女人仍然桀骜不驯， 你自己也难逃一条死路！” 她仿佛陷入沉思， 赫尔米希斯暗暗以手示意， 同时把爱怜的真情流露， 他悄悄地说：“忍着点，可别惹他发怒。” 于是，她强忍着把酒一饮而尽， 而全身像杨树的嫩枝在瑟瑟发抖， 阿尔博英此时傲然站立， 立即把她紧紧抱在怀中。 九 深夜，罗莎蒙德独坐房里， 她难以消解胸中的不平， 正当她凝神苦思之时， 身旁却响起一个人的声音： “是啊！我爱他，有如生命， 但是你，我的女神，比他更珍贵， 我愿为你献出一切， 甚至可以拿他的生命来证实我的真心！ 我决非戏言，不是小孩闹着玩， 我若履行诺言，你能否与我共团圆？ 如果我真的把他送进坟墓， 你能否像春天的朝霞对我嫣然一笑？ 哦，然后我们一起远走高飞. 到那金色的南国去共度光阴， 那里有巍峨的宫殿， 就像无形的魔带把我吸引。 我要把亲爱的可心人儿 紧抱在怀里离此远去， 忘记这凶残的国家， 忘记肆虐全国的这场屠杀！ 自从那天看见你潸然泪下， 我便爱上了你，总把你牵挂， 我要抚平你心中的伤痛， 决心与你甘苦同享，患难与共。” 她悄悄地向他轻轻点头， 他拥抱她，与她热烈地亲吻， 赫尔米希斯得到了应得的报酬， 这位歌手从这里悄然溜走。 他刚刚离开， 就有个人摸黑走了进来， 匆忙交谈了几句， 又隐没在夜色里。 十 阿尔博英独自静卧床上， 气宇轩昂却难解百结愁肠， 思绪浩繁心事重重， 昏昏沉沉不觉入了梦乡。 “唉！我何必生来人世上， 家国危亡全赖我主张， 前次出征我失了骏马， 我已身单力薄再难抵挡！ 赫尔米希斯，我的好臂膀， 天数有定不可违抗， 快给我那刚锻就的长矛， 我要奔赴生死场！ 来吧！我们要与敌人决战一场， 我手下人多势众不必慌张， 让民众同心协力齐奋起， 定能转危为安，战胜绝望。” “噢，他在做梦！ 我是否该乘机把利剑刺进他的胸膛？ 他在梦中尚且如此信赖我， 难道我能谋杀他，让他剑下把命丧？” “哎，我的赫尔米希斯，切莫犹豫彷徨， 大丈夫应该敢作敢当， 只要我们挺过难关往前闯， 仁慈的上天也会给予应得的奖赏！” “呀！连他都在催我赶快动手， 还说起令人欣羡的上天赐福。 哈！南方有胜过天国的王位， 我们正渴望到那里一显身手！” 于是，利剑深深刺进阿尔博英的胸部， 只听见他厉声一呼： “啊！太晚了！我已无生的希望， 赫尔米希斯，我的好弟兄，你快逃走！” 十一 跨着雄健的战马， 借着夜幕的掩护， 在制造了深重的灾祸以后， 他们就像流矢、像闪电一样疾驰而去。 “赫尔米希斯，站住！” 他突然虚弱地倒下，被长矛击中， 在浓重的夜色里， 有个可怕的女人从灌木丛中走出。 她的两眼呆视着，毫无表情， 她的头发披散周身， 复仇的渴望仿佛啃啮着她的心， 这就是那个可怜的杰皮迪族女人。 “啊！我的生命必须这样结束， 罗莎蒙德，而且是断送在你的手中！ 众神必须这样处置， 他们要进行可怕的报复。 可是我的灵魂正飞向南国的殿堂， 那里有高高的白杨树挺拔生长， 婆娑的树叶迎风沙沙作响， 那是我的灵魂在轻声歌唱！” 罗莎蒙德战战兢兢地说： “我没有对你作出什么报答， 可是为了纪念父亲遇难之夜， 女儿要用牺牲来供奉他。” 他还在张口说话， 而灵魂却伴着一缕清香的气息离开了他， 它翻山越岭，飘洋过海， 飞到那没药树开花飘香的国家。 “快来吧，我的罗莎蒙德， 现在我们正飘向那遥远的国家， 让我们带去关于你的部族的消息， 唉，那部族只有你这个最后的苗裔留下。” 和谐 致燕妮 你可见过这样美妙而神奇的景象： 两颗心灵热血交融，一齐震荡， 它们息息相通，相互依傍， 它们宛如琴瑟发出柔和的音响？ 两颗心灵忽而在紫玫瑰中闪光， 忽而在柔嫩的青苔下羞怯地躲藏。 即使你跋山涉水走遍四方， 你也找不到这神奇的景象， 任何符箓都无法将它唤来， 它从未出现在洒满阳光的大地上。 这种景象的生成不靠阳光， 也从不仰赖大地的滋养。 因此，即使时光像飞鸟急速翱翔， 即使阿波罗驾驭车马飞越穹苍， 即使地老天荒，万物都岑寂消亡， 这神奇的景象也仍将永远辉煌。 这景象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力量， 无论是世人还是上帝都无法阻挡。 这景象宛如悠扬的琴韵， 宛如永恒的齐特尔琴上弹出的乐章， 那琴声永远激越，永远庄重， 蕴含着崇高而又急切的热望。 啊！请听，那琴弦就在你心中鸣响， 你不必为寻找它而远走四方。 心灵曲 致燕妮 有时我听见心灵在弹唱， 仿佛是魔幻的咒语和演奏的乐曲， 我真想拥抱这炽烈的声音， 我时常恳求它多在我心中鸣响： “难道你们仙女们不愿在我身边逗留， 难道你们不想听我吐露心曲？ 为什么你们要闪电般从我这里飞走？ 请赐给我那甜蜜的享受！ 瞧！我要用你们来建造 一座能演奏各种乐曲的殿堂， 你们可以在这里看到最美的形象， 还可以和我一起飞上天堂。 你们应该遵照我内心的要求， 让我听到悦耳的鸣唱， 我内心的激情永远不应冷却， 这是我为你们选中的合适住所。 让我们再来看那些金色的星星， 它们的光辉照亮我们的胸襟， 它们飘向那遥远的天际， 最后在故乡的山谷里藏身！” 她们狡黠地小声对我说： “你这个平庸笨拙的人， 别以为你的歌声会把我们深深吸引， 别以为你的魔带能叫我们无法脱身！” “那么，你们听到燕妮的芳名该不走了吧！” 于是，她们顺从地留下： “现在你该知道，为什么我们到你这里来， 又为什么离你而去，把你撇下？ 谁只要说出这个名字， 我们就会自动飘然而至， 倘若有人把这个名字低声吟唱而不心情激荡， 那么歌手的心定是冷若冰霜。” 渴望 致燕妮 我看见一个竖琴手走过， 他步履轻捷，快乐无忧， 我真想跟他一起出门， 到小小的峡谷去漫游。 那里悬崖峭壁巍然高耸， 峰巅直插白云之中， 深谷中总是雾气濛濛， 还常有狂风暴雨，雷声隆隆。 我手持旅杖来到你的窗前， 抱着七弦琴轻轻拨弹， 当你闭上眼睛甜蜜入睡， 琴声就把魑魅魍魉全都驱散： “睡吧，我的心上人！ 愿你悠然进入甜美的梦境， 让我的歌声与你相伴， 这歌声纯粹发自我的内心。 但愿天使们能乘和风， 飘然来到你的面前， 送给你一角蓝天， 再缀上那星光点点。 他们围成一个圆圈， 飞起又飘下，个个舞姿翩跹， 仿佛受魔杖的指挥， 万物也随之俯仰、回旋。 接着，温柔的梦神们 在你身旁徐徐落下， 在你姣美的身上， 覆盖充满梦幻的图画。 他们身披轻柔的罗纱， 悄悄潜入你的眼中， 尽情享受欢乐， 微微露出得意的笑容。 在一片平静和谐的气氛中， 乘着那纯美的歌声， 他们又飞身而去， 消逝在遥远的苍穹。 精灵们为你穿上 用彩云织成的衣裳， 顷刻间你就摆脱了 人间的痛苦和悲伤。 他们把你带到星星上， 你听到天体的舞曲， 近旁和远方摆满了花环， 到处散发着花的芳香。 你看到一群温柔的小天使们 在你的周围喧闹嬉戏， 在这云中仙境， 你炽热的激情也将逐渐平静。 你的脉搏会更自由地跳动， 你的心胸会越来越开阔， 在这天国的庆典中， 你的眼睛会放射出高尚的火光。 你周身焕发出光辉， 柔和的天光把你包围， 你站在太空的流云之上， 禁不住要放声歌唱， 俨然是个神仙， 更兼红光满面， 你显得高贵而又慈祥， 鬼魂不敢走近你的跟前。 花环送来馥郁的芳香， 动听的歌声婉转悠扬， 炽热的心潮奔腾激荡， 绝妙的才思涌出心房。 一切都无限欢畅；富丽堂皇， 你想留住这难得的梦想， 你伸手要抓住梦幻的形象， 可是，你猛然醒来，已走出梦乡。” “啊！甜蜜的美梦匆匆消散， 我那温柔、美好的幸福也渺如云烟！” “不，亲爱的，只要你注视自己的内心， 天仙般的生活就会绵延不断。” 我把齐特尔琴紧紧抱在胸前， 要和竖琴手一起继续赶我们的路程： “思念和痛苦把我的心长留你的身边， 但是命运迫使我要出门远行！” 一个想法突然从你心中跃出， 就好像记忆在脑海中闪现： “我听到的不正是那熟悉的声音吗？ 那忠实的心不正是搏动在我身边？” 两个女竖琴手 叙事诗 “你为何来到这座殿堂， 把热情的歌儿低声吟唱？ 莫非这里住着你的情郎， 是他吸引着你，让你心中充满渴望？” “你既然知道这里住着那个热情的男子， 又何必问我是不是为他而激情满腔？ 难道有哪一个钟情于他的尘世女子， 曾经赢得他那回报的目光？ 我至今从未目睹他的丰采， 但看到这里的瑰宝晶莹闪亮， 看到瑰宝垒成巍峨壮丽的殿堂， 我就情不自禁地来到这个地方。 这里仿佛就是我诞生的地方， 这里仿佛就是我眷恋的故乡； 啊！南方的和风在这里荡漾， 我觉得这里就像尘世的天堂。 在这里，我的歌声更加自由奔放， 在这里，我内心的激情更加高昂， 我那金色的琴弦会奏出甜美的音响， 琴声诉说我的快乐与忧伤。 我虽然还未见过那位高明的琴师， 但他总是有力地拨动我的心房； 我虽然从未见过那些温柔的天仙， 但知道正是她们呵护着这座殿堂！ 殿堂的大门始终没有开启， 我徒然怀着满腔的热望； 我只能倚靠着门前的圆柱， 用深情的歌声倾诉衷肠。” 她把乌黑的鬈发轻轻摇晃， 她让滚滚的泪水尽情流淌； 这时另一个女郎热情地将她拥抱， 吻干了她那挂着泪珠的脸庞。 “同样是这股神秘的力量， 吸引我来到这座神灵居住的殿堂， 我为寻找它而走遍四面八方， 它就像闪电从远处照亮我的心房。 但我们何必痛苦忧伤， 何必让热泪不断流淌？ 我们可以在这里把美景欣赏， 可以在鲜花盛开的河畔流连徜徉。 我们可以更豪迈地挺起火热的胸膛， 将椎心泣血的悲痛化作甜蜜的遐想， 我们要将目光变得更加明亮， 立即在这里着手实现美好的理想。 因此，让我们同住一间茅舍， 让我们的神圣之歌在茅舍里回荡， 让清爽的西风在茅舍四周吹拂， 让我们在这里倾诉心中深藏的渴望。” 她们在这里度过了漫长的时光， 每晚都拨动琴弦弹奏乐章， 那琴音如泣如诉，荡气回肠， 竟使百鸟翔集，鲜花竞放。 有一夜她们躺在青苔铺成的小床上， 不知不觉进入沉沉的梦乡； 一个魁伟而又温柔的精灵来到床前， 用双臂托起这两个娇弱的姑娘。 精灵张开金色羽翼载着她们飞翔， 飞向她们心驰神往的地方； 在昔日那座宁静茅舍的地基上， 至今还有优美琴声萦回荡漾。 致燕妮 十四行诗 一 话语！你是谎言， 你是随着生命移动的空洞影子， 倘若我要借用你那僵死无力的形式， 怎能把自己的衷肠尽情倾诉？ 可是人间那些忌妒之神 谙熟尘世上火焰般的激情， 可怜的恋人只有用声音 才能吐露心中热烈的爱慕。 因为如果爱慕之情勇敢而焦急地 在闪耀着光泽的心灵中绽开， 它就会大胆地拥抱你的一切世界， 它就会把你自己从王座上硬拖下来， 和风将奏起舞曲， 一个世界将成熟在你的身外。 二 所以，爱慕之情不得不穿上褴褛衣衫， 获得一个凄惨的虚假外观， 本来话语是从心中奔腾涌出， 可是它却冷酷地把心剖开， 于是，思念和忧伤就发出声响， 由于尚未平息就已变冷， 它们永远无法领略自身的滋味， 不能无拘无束地充分享受心醉神迷的欢乐。 并非所有人都理解我们的心境， 一个皮囊包裹着我们的身躯， 汹涌澎湃的思想 用无力的外壳包裹着， 借助于自然发出的语音和声响表现出来， 最终在空洞的虚无中顿然消逝。 三 对于我的爱情来说，话语算得了什么？ 我的爱情是永恒的高大的精灵， 如果它振臂一挥，奋勇向前冲去， 它能把岩石连同它自己撞得粉碎。 啊!话语是偷盗灵魂的卑鄙窃贼， 它狡猾阴险地尽情嘲弄我们， 昔日它是渣滓，被人们遗忘， 如今它却成了宝贝，熠熠发光。 燕妮！倘若我能用各种天体作为舌头， 又有雷鸣般的洪亮嗓音， 我的爱情将会响彻整个宇宙， 广袤的太空也要瑟瑟发抖， 你自己也会吓得匆忙逃走， 智慧的闪光将环绕宇宙划破长空。 四 倘若我的爱情能以形体来表现， 它一定会变得越来越高大， 直到成长为一个魁伟的巨人， 头顶蓝天，手揽云霞， 手里拿着星辰嬉戏玩耍， 江河从它的眼中涌出， 太阳在它身边黯然失色， 黑夜也会像白昼光照人家。 天空会对它把头悄然低垂， 一直伸到洪流底下， 茫茫宇宙定会想到我们的爱情， 它会因我的痛苦而逐渐溶化， 炽热的岩浆噼啪四溅。 在它的怀抱里柑桔树会生根发芽。 致燕妮 我几乎无法把七弦琴弹响， 因为胸中热血在奔腾激荡， 如今我可以嘲笑众神， 我有了摧毁一切的胆量。 众神为何不手擎苍天， 把星辰的光辉吸进自身， 在云涛雾海上纵情欢乐， 欣赏那美妙的天体舞曲？ 我语带讥讽地把礼物 向他们的脸上扔去， 我不愿接受他们这些无用的废物， 而最珍贵的东西他们却不会赠予。 我不羡慕他们有辽阔的空间， 也不企求占有云遮雾罩的宇宙， 我不期望黑夜到来并做他们的美梦， 更不忌妒炎热灼人的白昼。 我只是想得到你， 亲爱的燕妮，我只要你， 不管日后是风和日丽，歌舞升平， 还是狂风暴雨，电闪雷鸣。 但是，他们却把不祥之物 抛到我和我的心上人之间； 燕妮！我正为你付出昂贵的代价， 我将流尽我的全部心血。 因为在耗尽了一切精力以后， 我将默默地倒下， 为了我的爱情和我心中的希望， 我将喝下这杯导致死亡的苦酒。 瞧！希望宛如美丽的天仙款款而来， 我把它紧紧抱在胸前， 可是如今却传来了它凄厉的哀鸣， 它自己说，是它把我欺骗。 我再也不能一睹你绰约动人的风采， 永远无法陶醉于你温柔甜蜜的胸怀， 岁月蹉跎，青春难再， 我的生命将在这严酷的北国掩埋。 我无法控制炽热的激情， 多情的灵魂已悄悄逃走， 它乘着五彩云霞飘然飞去， 燕妮，它飞进了你的心灵。 宇宙怎么会如此广大， 它岂能包容许多世界？ 既吸纳一切人的恩爱和怨恨， 又涵盖白天的阳光和黑夜？ 这些居室，这些洞穴， 也许是侏儒们的栖息之地？ 抑或这是众神的有意嘲弄， 是它们心存忌妒的闪光？ 难道众神不能理解 焦虑不安的心灵的追求？ 也许这些纵情欢乐的神灵 对爱情的乐趣心怀忌妒？ 啊！往昔我曾经梦想， 让心灵的歌声传遍各邦， 争个锦绣前程，赢得一身荣光， 奋力攻读，跻身于智慧的殿堂。 但是，这些梦幻一个个破灭， 爱情的向往也归于无望！ 血红色的迷茫景象 完全遮盖了我心灵的光芒！ 而从心灵深处颤巍巍地 升起一线模糊而虚幻的希望， 闪现一个短暂的、令人激动的时刻， 命运又向我招手，使我神往。 死神可能会把我碾成齑粉， 可怕！我要找到实现理想的地方， 可怕！我必须使自己成熟起来， 自己把自己点燃，燃起火炬般的熊熊火光。 坟墓谣 风声紧，云飞急， 太阳收敛了光辉，星辰停止运行， 闪电匆匆划破长空， 安静的垂柳也剧烈摆动，发出响声。 大浪涌来， 惊涛拍岸， 把浪花飞溅到高大的坟墓上， 浪翻波涌，欢快地跳跃飞迸。 身披芦苇的海神们 吹起弯弯的螺号， 歌唱一个伟人和神奇事迹， 歌唱不朽者的业绩和愤怒。 天色渐晚， 夜幕降临， 周围一片沉寂， 鬼影憧憧围圈起舞，跳个不停。 在心怀恐惧的旁观者中间， 从黑洞洞的大地深处， 有一个精灵走出， 脸上布满哀伤，眼里闪现悲痛。 在精灵面前站着一个尘世凡人， 长得像铁打钢铸的一样， 是妖怪们把他召来， 又命令用魔法缚住他的手脚。 “啊，我，大地的精灵，内心痛苦万分， 我必须这样自己折磨自己！ 我曾经把你放到阳光下暴晒， 我本来是要用魔法使你受到锤炼。 我流尽了眼泪， 生下你这个英雄！ 我尽心竭力，历尽艰辛， 实指望你能成为治理大地的神。 可是，你用什么来表示感激？ 我得到了你的什么报偿？ 你一味糟蹋自己的生命， 拿破仑呀，你终于因此而沉沦覆亡！ 你放纵自己， 任凭内心的力量恣意张狂。 你成了这大地的神， 这大地却由于你而展现了一派可怕景象。 你胆大妄为地扑灭了 我送给你的火光， 我所开创的事业成了徒劳一场， 你背弃了我，逃向远方。 经过激烈的内心斗争， 违反自己的愿望， 我不得不毅然用手挡住泪眼， 让你粉身碎骨，遗尸山岗。 啊！我在腹中怀你上千年， 我本指望你能成为英雄把名扬， 我呕心沥血把你精心培养， 如今却要刺穿爱子的胸膛！ 然而，面对风暴和雷雨， 我曾经向众神宣誓把责任担当， 尽管我企望儿子建功立业显荣光， 可是，他敢亵渎众神，就让他魂赴泉壤。 我不得不常常自己惩罚自己， 还遭到自己同族的嘲弄， 因为神灵们都要恪守 使尘世和天国联成一体的法则。” 由于神灵勃然大怒， 天崩地裂，宇宙隆隆作响， 鲜血在神灵的额上流淌， 在滴滴热血中一个个邦国正在沦亡。 潺潺的溪流劈开了 烟雾迷茫的深谷， 血红色的黑夜鬼魂 像影子一样迅速涌出。 神灵抖动着头上的鬈发， 遥远的国度就有大雪飘落， 人们可以听到， 那里传来了死亡的呻吟，恐惧的呼号。 听完神灵的话语和威胁， 英雄吓得缩成一团，瘫倒在地上， 在一片暗淡火光的映照下， 拿破仑号啕大哭，无限悲伤。 他想摆脱魔法的禁锢， 他要挣脱桎梏的束缚， 但是，桎梏把他束缚得更紧， 他声言要被迫走上绝路。 这时从永恒的仙境 来了一个光彩照人的慈祥仙人， 高高的额头上 显现出美的魅力和神奇的威力。 他说话悦耳动听， 他胸怀恻隐之心， 他满面红光，神采奕奕， 从不恼怒，常露甜蜜笑意。 “我来了！大地之神， 我要帮你平息心中的愤怒， 严厉的神灵们可能拿别人来嘲弄， 而我只知道爱，我珍惜激情的涌动。 愤怒的波涛一再把你卷走， 你无法驾驭心中的感情之舟， 面对你自己产生的骄傲的力量， 你无可奈何，只好对它屈服。 现在我给你的孩子 披上一件富有诗的魅力的华丽外衣， 为他解除一切尘世的羁绊， 再用歌声规劝复仇之神对他不再为难。 七弦琴的琴声 会掩饰他的过失和差错； 而有助于他灵魂升天的善举， 我会加以歌唱并热情传扬。 你自己已对他的作为作出结论， 并用誓言和不可更改的话语加以惩罚， 但是，流血征战已经止息， 我会彻底抚平战争的创伤。 在黎明破晓时分， 我要把无上荣耀的神圣花冠 戴到该戴的人头上， 那永恒的业绩闪耀着诱人的光芒。” 光明之神解开英雄身上的桎梏， 又把那花冠端正地戴在他的头上， 大地之神未能表示感谢， 只是露出微笑，但笑得心里欢畅。 伴随着腾起的一团火焰， 英雄的身躯变得无比高大， 他冉冉升起，高入云霞， 化作不落的星星，永远照遍天下。 海妖之歌 叙事诗 海浪追逐清风， 波涛起伏荡漾， 发出轻轻的喧响； 海妖们离开幽深的海底， 浮现在碧波之上， 以优美的舞姿飞旋回翔。 海妖拨动琴弦， 琴声婉转悠扬， 就像仙乐从天而降； 她们的歌声震动四方， 就连大地和星空， 也在谛听她们的欢唱。 奇妙的歌声荡气回肠， 优美的音色盖世无双， 饱含着激情传向远方； 世人听到这样的歌唱， 无法抗拒那神秘的力量， 终将沉入碧浪、葬身汪洋。 这一片洪波巨浪， 仿佛是一个王国， 它神秘莫测、庄严辉煌； 似乎所有的神灵 都降临到这湛蓝的海洋， 在幽邃的海底沉入梦乡。 海妖出现在海上， 心中充满了渴望， 周身放射绚丽的光芒； 那一双双秀目炯炯放光， 那琴声如同一团团火焰， 在波峰浪谷间喷射飞扬。 这时有一个歌手驾舟驶来， 小舟越过欢腾的波浪， 歌手显得高尚而又善良。 他无拘无束，眺望前方， 他神采奕奕，器宇轩昂， 因为他心中充满爱和希望。 他的琴声向大海深处传扬， 海底的女神纷纷离开梦乡， 侧耳倾听这迷人的乐章； 歌手一边弹琴一边高歌， 引来波涛和鸣，同声吟唱， 唤起浪花飞舞，澎湃激荡。 听！这时从远处传来歌声， 那是海妖们在放声歌唱， 歌声充满渴慕，含有神奇的力量； 这些美丽的海上仙子， 要用她们的风采和歌喉， 引诱年轻的歌手堕入罗网： “青年人！你要尽情地弹唱， 你要主宰这沉默无言的海洋， 你一定怀有远大的志向， 你那颗跳动的心儿是多么高尚。 在这富庶的水下世界， 只有歌声才能震撼四方， 滚滚的潮水只能向低处流淌， 嘹亮的歌声却能向天上飞扬。 你只要不停地放声歌唱， 让歌声千回百转、起伏跌宕， 你的眼前就豁然开朗、一片明亮， 云端的天堂就会降临大海之上。 请加入我们这神灵的行列， 你的心将获得神奇的力量； 请听听那波旋浪舞的音响， 它饱含着多少爱情的忧伤。 世界就是在海浪中诞生， 大海就是神灵的家乡； 当宇宙还是一片洪荒， 神灵们已在大海的怀抱中成长。 漠漠长天和点点繁星， 一齐向大海凝望， 天上的云影和星光， 映入碧波荡漾的海洋； 洪波涌起，席卷乾坤， 气势何等雄壮； 海浪养育了神灵， 神灵才有了生命之光。 如果我们的热情之歌拨动了你的心弦， 使你产生了认识宇宙的渴望； 如果你想让你的歌声像烈火一样， 在明媚的天空燃烧飞扬， 那就请你步入大海汪洋， 伸出手来，走到我们身旁； 你的周身将会发出智慧的光芒， 你的眼睛将洞察那幽邃玄妙的地方。” 海妖浮现在波涛之上， 波涛在四周急剧震荡， 但没有发出半点喧响； 海妖的柔发披在肩上， 随着清风舒卷飘荡， 这时万顷碧波一片辉煌。 年轻的歌手心摇目荡， 眼睛里涌出热泪两行， 一颗心快要跳出胸膛； 他目不转睛，向海妖凝望， 他如痴如醉，心驰神往， 他完全沉浸于爱情的畅想。 但他经过仔细的思量， 又重新变得镇定安详， 然后就振作精神挺起胸膛； 他英武豪迈，直视前方， 神色威严而又刚强， 他大声回答，字字铿锵： “你们的深渊阴森凄凉， 崇高精神不会出现在那种地方， 永恒之神也不会向那里投射光芒； 你们卖弄姿色，引诱我陷入罗网， 你们永远也不会给我带来吉祥， 你们也会歌唱，但那是骗人的伎俩。 你们哪里知道， 我心潮汹涌，热血满腔， 我胸中怀有凌云的志向； 众神就在我的心中， 时时掌握我的方向， 使我的思想永不迷航。 你们对我无法理解， 你们既不明白我的爱憎， 也不了解我热切的愿望； 我的热望宛如长空的闪电， 它充满爱情的力量， 它的旋律就像流泻的大江。” 这番话掷地有声咄咄逼人， 海妖们顿时嗒然若丧， 一个个呜咽哀泣热泪流淌； 忽然海妖们消失了踪影， 啊！原来是狂澜袭来势不可挡， 把她们卷进了惊涛骇浪。 小精灵之歌 我们飞舞嬉戏， 像小小的灰尘， 在微风中颤栗； 我们观察云雾， 也观察能使地球 转动的杠杆和力。 从前有一个神灵， 来自光明之境， 他在奔腾汹涌的波浪上徜徉； 他眺望远方， 看见一个个天体飞速掠过， 那里的生命正在死亡。 他的目光使万物获得生命， 于是，群山震动， 海洋咆哮， 大地倾斜， 星辰升起， 雷声轰隆作响。 春光明媚， 和风吹拂， 有一群小精灵 轻盈灵巧地涌出， 像神灵展翅翱翔， 像太阳放射光芒。 宛如炽热的渴望， 温柔娇小的小精灵 从蓓蕾中跳跃而出； 它们长成苗条的身段 像一朵朵鲜花， 通红透亮。 它们的声音像和风， 当星辰暗淡时 眼睛却闪着金光， 心儿轻轻地跳动， 像是对爱的报偿， 既不沸腾，也不激荡。 在悬崖和礁石上， 我们从容地吃喝， 我们飞奔又急行， 穿过烈火和烟障， 穿过灌木丛和小树林， 我们自由地翱翔。 到了晚上， 我们就钻进花蕾里， 舒舒服服地睡它一场； 一旦花朵醒来， 就催我们起身， 去沐浴和煦阳光。 假如能够 做个好梦， 我们愿意飞进 美人的眼睛， 带着爱的思念 把自己烧成灰烬。 我们要把这些美梦、 幻想和奢望 放在花蕾中密藏； 再去亲身领略 人间的柔情蜜意 和心灵的痛苦哀伤。 地精之歌 ［注：地精是欧洲民间传说中守护地下矿藏和财宝的老头， 住在地下，长生不老，容貌丑陋，身材矮小。——编者注］ 无论清晨还是黄昏 我们总在用力敲呀， 总在熟练地锤； 就是在夜晚， 我们也勤快地干活， 十分卖劲，忙个不停。 你们小精灵 喜欢用风力和愿望来炫耀自己， 但是你们不了解这片土地， 它最早存在， 埋藏得很深， 却显露出光泽和晶莹。 这里空间在不断扩大， 就像一串关于宝石的 绚丽多采的梦； 这里闪电纷飞 忽明忽暗， 这里永远是闪电的栖息之地。 我们巧妙地 锻造红宝石， 炼制金刚石， 因此， 高耸入云的宫殿 才感到炎热逼人。 我们在地下 过着丰富多采的生活， 日子一个接着一个逝去； 我们能够知道， 何时大地冰雪融化， 何时草木吐绿开花。 在地底深处， 在隐蔽的洞穴里， 存放着一本用黄金包裹的书， 书中载明了 世界何时被开创， 又将何时消亡。 老人们知道这本书， 当我们这些小伙子采集珍珠， 用光明驱散黑暗时， 生就一身令人欣羡的瘦削身材、 表情冷漠的白发老翁们 总是看着我们。 如果缺少宝石， 老人们只是哭泣， 这本书就会闪闪发光， 于是便出现一片耀眼的、 使金钢石黯然失色的 金色海洋。 我们迈着虔诚而庄重的步伐 穿过建在地下深处的 宽敞的殿堂； 只要我们按照传统的习俗， 轻轻一敲， 大门就会开启。 当我们弹起 能发出雷鸣般音响的七弦琴， 庆祝创世奇迹时， 四处燃起了熊熊烈火， 火焰窜得很高， 大地发出尖叫。 遐想 致燕妮的十四行诗 一 来吧！心爱的人儿， 让我们一同远走高飞， 到那遥远的地方， 永恒的纽带已把我们牢牢拴上。 那里骄阳如火， 烤得大地一片炽热， 峭壁上溪流直泻而下， 仿佛披着闪光的白色轻纱。 你和我伫立在那里， 我为在你身边而陶醉， 也为爱的痛苦而沉思， 原野充满欢乐的气氛， 阳光爱抚着 这神奇的景色。 二 热闹的殿堂喜气洋洋， 明灯高照，一片亮堂， 照得阴影无处藏身， 爱情可以更大胆地涌出心房。 知心话儿更痛快地讲， 无拘无束表衷肠， 满腹相思全倾吐， 琴瑟之音地久天长。 心灵的风神琴继续弹唱， 心灵的风神琴自由地鸣响， 金色的欢乐之弦奏出旋律， 每个声音都激越而悠扬， 乐曲传到富丽堂皇的宝殿， 又重新飞进心房。 三 假如你疲倦了， 静卧在松软厚实的苔藓之上， 周围有朵朵鲜花竞相开放， 我会为你那娇嫩的身体守卫站岗； 我会默默地坐在你的身旁， 双目凝视着你， 再让我那关于爱的命运的歌儿 轻轻地在你的耳边荡漾。 我真诚地祈求一切神灵， 也盼望灿烂的希望之光， 使我们的姻缘地久天长， 我会放开歌喉， 向妩媚的百花仙子和永恒的造物主 倾吐自己的衷肠。 四 听到我的歌声， 你胸中必定掀起思念的波涛， 禁不住炽热激情的冲击， 你失声痛哭，泪涌如潮。 在静静的琴声中， 你满怀忧伤和不安， 把你那长满鬈发的头 紧靠在歌手的胸口。 我陡然感到热血沸腾， 我认识了永恒的情爱， 领略到遥远的天国的欢乐； 受一股魔力的驱使， 我把你紧紧地抱在怀中， 尘世已被我们所征服。 五 我们共同呼吸着心灵之火， 感到无比美满和幸福， 人间的恩怨和痛苦 都在我们心中消失。 心灵之火来源于内心深处， 一旦爱情的领地 在双向的烈火中燃烧， 这火就在心里永存； 那时旧世界便在我们身边消失， 但是更美好、更绚丽多采的新世界 却在我们面前升起； 新世界的太阳是和谐， 它的轨道就是天体运行的路线， 它的洪水就是心灵涌出的清泉。 六 啊！这不过是金色的梦幻， 是我心中产生的妄想， 我总是心绪不宁， 遥远的空间隔开了我和你； 有别的婆娑大树 会给你洒下绿荫的清凉， 有别的涌泉和溪流 会为你献上甘甜的琼浆。 我可以在心中把你的情意珍藏， 可以在梦中看到你优美的形象， 也可以在联翩的幻想之中， 亲手装扮你的脸庞， 但是我得不到你， 我的痴情只是一场空想。 两棵玫瑰 叙事谣曲 “在柔软的苔藓地上， 有一棵盛开的红艳艳的玫瑰 像一团烈火傲然挺立， 紧靠着它，另一棵玫瑰 宛如白雪般洁净， 正在迎风摇曳。” “白玫瑰晶莹夺目， 仿佛闪着相思的泪光， 紧紧偎依在红玫瑰身旁； 这美妙动人的景色 充满温柔和真诚， 显得无限和谐，浑然天成。” “火焰般的红玫瑰渐渐褪去颜色， 为尘埃所覆盖， 又遭风暴袭击，便花落叶败地死去， 这时，白玫瑰依然光彩照人， 奏着动听的天国之音， 在阳光中摇动着自己的腰肢。” “它仿佛要燃烧起来， 随后也凋谢枯萎， 两棵玫瑰在一个坟墓中被埋葬。” 白发歌手唱着这支歌， 忧心忡忡地把身子 靠在他漫游用的手杖上。 致燕妮的十四行诗 一 我命运的主宰啊！请你不要怨我， 我必须表明自己的心迹， 我必须祈求爱情的回应， 我不得不让激情自由地驰骋。 瞧！可怜的凡夫俗子们徒然向往 微风的吹拂、星辰的运行， 但是，他们永远摸不着一缕微风， 也摘不到一颗星星。 就像从悬崖深谷中 突然掀起一场风暴， 如今从深沉的黑夜里 升起了一股无比强大的力量， 它势不可挡，要彻底扑灭 智慧、爱情和生命的闪光。 二 他们践踏、摧残 我们心灵的激情， 那里珍藏着最崇高的情爱， 好像永不熄灭的火焰。 啊！尽管勇气在逐渐减退， 尽管我也看到希望十分渺茫， 但是，我必须歌唱、赞美， 在生活的洪流中漂浮、拚搏。 我的歌声会不断传到你的身旁， 我的脉搏会不断为你而跳动， 直到江水把我卷走， 直到大海把我吞没， 虽然我体验到了寒夜般的空虚和冷漠， 我对你的爱心却永远是那样炽热。 三 当我那忧伤而孤寂的心灵 在迷茫中徘徊， 不断翻腾起万种思绪， 尝尽了苦涩与失落的滋味时， 当抗争逐渐止息，理智正在湮没， 周围的生命趋于衰微， 最终彻底泯灭， 而我仍然一息尚存时， 我心中还有一盏明灯， 它在灼灼放光，不会熄灭， 它眷恋那已经消逝的岁月， 爱情低声说， 它必须继续燃烧， 还要在虚妄的幻境中把你寻找。 寄语燕妮 燕妮！只要你向我敞开火热的心房， 只要你奏起那天国的乐章， 我的歌声就会飞到你的身旁， 我无论唱什么都会轻松舒畅。 魔女 致燕妮 我心中珍藏着 一个圣洁的形象， 她像金色的珠宝放射着光芒； 我内心的激情在沸腾， 我要钟爱她、了解她， 让生命永远为她而燃烧、发光。 这形象不允许有任何不和谐的音响， 面对她的神采， 连阴影也要兴高采烈地遁逃、躲藏； 脸庞的线条像波纹一样 在淡淡的红晕中 漾出永远和谐悦目的容光。 仿佛是那苍穹 离开蔚蓝的云涛雾海 降落到这梦幻般的芳容上； 她朝气勃勃，宛如仙姝下凡， 她淙淙作响，恰似在吐露思念和向往， 她熠熠生辉，好像闪耀着神圣之光。 太空仿佛被她吸引而着迷， 也要用这个魔女的妩媚形象 来炫耀自己； 太空不能匆匆离她而去， 它要分享她那温馨的气息， 它要欣赏那秋波流盼的迷人力量。 她是那样完美无瑕， 她的气质无比高雅， 在艳丽的阳光中， 那翩翩仪态更是动人心魄， 一切都是那么协调、妥帖， 恰恰构成一幅绝妙的图画。 那丰满的胸脯蕴藏着神奇， 它能奏出优美的旋律， 美的心潮无意识地 在其中缓缓涌动， 它满怀着温柔的爱火 在薄薄的轻纱下颤动。 深奥莫测的生命 像风神琴的弦音 正耽于沉思， 陶醉于预感， 它的每一根琴弦 都由于对遥远的天国的渴望而震颤。 当有人怀着热切的期望 无比激动地叩响 她那晶莹闪亮的心扉， 思念却使她无比惆怅。 她满脸羞涩地低下脑袋， 陷入深深的痛苦和忧伤。 那时她便睁眼凝视远方， 并用自己的目光 把所有星辰照亮， 在她那炽热的激情中， 在她那心灵的闪电中， 整个宇宙都一齐燃烧。 僵死的东西也仿佛有了感觉， 清风吹拂，送来凉爽， 云彩开颜欢笑， 大地的脉搏在隆隆作响， 周围用鲜花装饰， 欢迎她的光临。 受到爱的滋润， 她是那样温柔端庄、容光焕发， 棕色的鬈发飘然垂落， 烘托着秀美的脖子， 深情地披在她的身后， 显露出对美的热烈向往和追求。 话语从唇间轻轻流露， 像甜蜜的歌声在娓娓倾诉， 宛若一件神圣的法衣， 它使人全身无比激动， 又像爱情的信物， 它使人变得高尚、纯洁。 透过轻柔的罗纱， 她的整个身躯 都焕发着圣洁的光华， 这使那光辉的形象 变得高尚而温柔， 显示了最高贵的女性的风采。 由于充满了思念之情， 一个神灵在不倦的创造中 仿佛在竭力克制自己； 大地遭到了失败， 而在你的美的光辉中， 天堂本身却获得了胜利。 致燕妮 躲开吧！你们这些荒诞无稽的流言， 还有你这忧郁悲戚的歌声， 沉到那冰冷的洪水中去吧， 让猛烈的暴风雨把你们卷走吧！ 因为我对未来胸有成竹， 我会抓住这爱的机遇，不会犹豫彷徨， 满腹疑云已经散尽！ 天国的欢乐呀，快展开翅膀尽情翱翔！ 你们看！那用烈火写成的真情， 你们是否听见了风神琴的乐声清亮悠扬？ 我可以爱她了，我的仙女， 这爱的回报是对我的最高奖赏！ 啊！要描述这种生活， 言语实在无力，它永不变样！ 燕妮愿意赐给我爱情， 这真使我心驰神往，欣喜欲狂。 我这个凡人是否可以大胆地说， 这种神圣的恩宠该我获得？ 我的诉说并非徒劳， 一笔情债已经得到清偿！ 遥远的星辰，燃烧得更璀璨些吧， 太阳的光芒，照耀得更辉煌些吧， 因为你们不能容纳炽烈的激情， 你们的心胸还不够宽敞。 如今惊涛骇浪向我扑来， 命运的骄傲力量大显威风， 天穹高挂当空， 浓重的黑夜紧压在我的心头！ 我傲慢地直接提出 同你们进行决斗， 你们大发雷霆，对我咆哮怒吼， 我心坚如铁，决不后退半步。 你们能不能体察炽热的情怀？ 那是永恒的心灵的和谐。 你们竞想要压制这爱情的烈火， 让它由你们的意志来安排。 尽管你们掀起狂澜， 尽管你们怒气冲天， 爱情会毅然冲决一切阻拦， 傲然屹立于天地之间。 燕妮！你会不会犹豫动摇，畏缩不前？ 你那崇高的心灵会不会因害怕而震颤？ 爱情是铭心刻骨的思念， 而痛苦只是转瞬即逝的云烟。 我们的结合经历了烈火的考验， 它已经超越了时间的局限； 是爱情成就了我们的姻缘， 爱情岂能用时间来测算？ 让我把你紧紧地搂在胸前， 深切地感受你那灼热的情感， 尘世的事情终究要被遗忘， 永恒的东西会永驻长在。 啊！那些流言不过是人生长河中的旋涡， 不过是流泉飞瀑发出的可怜喧响， 它们想把恩爱姻缘拆散， 然而爱情坚如磐石、地久天长。 致燕妮 十四行诗 一 燕妮！我是否能获得那宝贵的幸福？ 亲爱的心上人，你是否对我怀有深情？ 啊！你那神秘的胸脯剧烈起伏， 而温柔的绛唇总不吐露心音！ 那些令人畏惧的幽灵 早已使天堂远离我的心境， 莫非这天堂已在你身边降临， 而天堂的奇珍异宝已经进入你的心灵？ 在那漫漫长夜，四周一片幽冥， 我梦中总是出现纷乱迷离的幻影， 它们不停地激起我的思念之情， 这些阴暗的幻影围着我翩翩起舞， 使我心中充满绝望，浑身战战兢兢， 这些幻影转眼化作巨人，高大而又狰狞。 二 从心灵深处传来了声响， 它幽微飘忽，就像来自可怕的深渊一样： “啊！爱情的纽带已被扯断， 悦耳的和声也将不再飞扬！” “是那些大胆的骗人的妖精， 身穿迷人的华丽衣裳， 呼唤你去追求爱情的熊熊火光， 让爱情的彩云把欢乐滋润你的心房？ 爱情之火绚烂夺目烛照天堂， 天堂在心灵深处摇曳荡漾， 神圣的爱情放射出灿烂的光芒， 它是如此伟大，仿佛包容了一切美的思想， 可是你从未赢得恋人的爱心， 你的形象一定早已被人彻底遗忘。” 三 灵魂永远无法承受这意外的创伤， 它号啕痛哭，无法排解内心的凄怆， 于是它黯然投入了汹涌奔腾的巨浪， 它永远、永远离开了你，奔向远方！ 啊!我曾经嘲笑人世间的恩怨冤仇， 我曾经讥讽大自然的肆虐逞狂， 我曾经壮志凌云豪情满腔， 我曾经怒发冲冠慷慨激昂。 而如今我内心无比空虚和怅惘， 精神力量被摧垮而陷入颓丧， 我的脉搏在颤抖、痉挛， 我脱离了人生轨道濒临灭亡， 那巨澜狂浪冲击着我， 我将撒手尘寰，命归泉壤。 四 但是我仍然让我的七弦琴发出音响， 我以诗人的激动的情怀 忠实地在琴弦上奏出欢乐和忧伤， 伴随着乐曲我自己也向高空飞翔， 一直飞到我的女神身旁； 深奥莫测的女神 被炽热的爱情和悠扬的歌声所吸引， 竟不知不觉地走向那遥远的地方： “即使她永远对我不理不睬， 我也仍然永远对她心驰神往， 我将永远把甜美的歌奉献给她， 永远陶醉在缅怀往昔的回忆中，如痴如狂， 直到思念之情使我痛断肝肠， 直到灵魂恬然安息在云天之上。” 五 “啊！她在高处屈尊俯视着你， 她那高贵的丽质放射着无比耀眼的光芒， 你可以倾心思慕，却无法实现心中的愿望， 你可以奉献热情的颂歌， 却不可再把你的情歌吟唱， 回音只会使你痛苦，让你声咽口难张， 因为这本是痴心妄想， 是白日里的美梦一场。 你的相思之情尽可以光彩夺目，灿烂辉煌， 使蓝天相形见绌，令金色的群星黯然无光， 它尽可以涵盖远近八方， 但是它始终是在痛苦的阴影中踯躅踉跄， 最终还得沮丧地返回到原来的地方， 再把那旧调重新弹唱。” 六 我可以骄傲地对自己说，你爱着我！ 是你使我对人生意义豁然开朗， 是你促使我奋力向上，与你比翼飞翔， 你那爱心为我跳动，热血为我激荡！ 啊！我的心灵还无法承受这美意， 它为这莫大的收获而欣喜欲狂， 它向你这上天的女王虔诚祷告， 不敢轻易作这种非分的遐想。 如今我生命的精灵变得更加勇敢坚强， 它奋力地催促我去建功立业、谱写诗章， 如今我已成为名声卓著的行家， 我将奋勇投入生活，去驾驭风浪， 燕妮！你听，有一个呼声正响彻四方： 永远努力，奋发向上！ 七 面对阴险的鬼蜮和尘世的纷扰， 你何必感到害怕惊慌？ 让他们尽情地咆哮，无耻地号叫， 让他们去忌妒和嘲讽，使尽种种花招， 他们永远不会懂得什么是高尚的情操， 也永远无法理解心灵的永恒追求、 爱情的痛苦与和谐悦耳的音调， 因为他们灵魂卑怯，毫无节操。 但是我的齐特尔琴却弹唱得更加响亮， 我那挚爱的心却跳动得更加激昂， 琴声和心声压倒了暴风雨的张狂， 它们在生机盎然的广袤大地上回响， 它们传进你的耳朵，抚平我思念的忧伤， 它们萦绕环宇，永与天地共久长。 八 燕妮，岁月如云，往事纷扰， 让它们流逝吧，让它们泯灭吧！ 让千百个生命在黑暗中， 在生活风暴的威胁中迎接惨淡的死亡吧， 而金色的光明却在黑夜中向我们微笑， 爱情会向我们指出得救之路， 我们可以骄傲地抬起明亮的双眸， 天上那些永恒的星辰正向我们招手。 燕妮挚爱着我！还有什么能把我们阻挡？ 卑劣的世间桎梏哪能束缚我们的手脚？ 我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我们为同一个目标而燃烧的爱火 将长明不灭，照亮人生的征途， 而人间那些虫豸将葬身生活的急流。 致燕妮 十四行诗 一 燕妮！你大概会戏谑般地问我， 为什么我的歌总是称作“致燕妮”？ 那是因为我的脉搏只为你跳动， 我所有的歌都只是向你把衷肠倾诉， 我所有的歌都是把你吟咏； 因为歌中每个字句都是向你表白心迹， 每个音符都是为你奏响爱的旋律， 我的哪一个乐段能与我心中的女神分离？ 你的名字我听起来是那么亲切甜蜜， 它本身包含着多么丰富的意义， 这个名字响彻一切殿堂， 它就像遥远的心灵的地震， 像齐特尔琴金色琴弦上弹出的乐音， 像一个独特的神奇的生命，震撼我的心房。 二 你瞧！我可以著书千卷， 页页都把“燕妮”这个芳名写上， 卷卷都包含着丰富的思想， 永恒的业绩，坚韧不拔的意志， 甜蜜的诗韵，缠绵恬静的思念， 包含着全部的热和全部的阳光， 全部神仙般的欢乐和痛苦忧伤， 我的全部知识和我梦寐以求的生活理想。 在星辰上我能看到的只是这个名字， 而徐徐的清风，令人心醉的碧浪， 又把这个名字传回到我的耳旁， 我想要把这个名字写得充满魅力， 让它传扬千载，百世流芳， 燕妮这个名字永远意味着爱情的力量。 致燕妮 十四行诗 一 我知道，由于怀着甜蜜的幻想， 你那丰满而神奇的胸膛热情激荡； 你禁不住热泪盈眶； 绵绵无尽的相思 必然伴随着无法排解的痛苦和惆怅。 每一根纤细的神经都在震颤， 每一口温暖的气息都急促地呼出， 带着热烈的情感径直飘向穹苍。 没有人能够理解 这种深奥莫测的神魔般的力量， 而理解您的神灵们 仿佛从那遥远的地方 通过淡淡的流云向你鞠躬致敬， 表达着对你的爱慕和向往。 二 燕妮，是仁慈的神仙们 给了歌手以力量， 歌手完全能够理解 你那温柔的炽热心肠， 你激情的迸发和相思的忧伤， 他能够认出每一个守护你的精灵， 他了解长夜的孤寂和愁思， 深知你的心灵像金子一样辉煌。 难道他应该默默地忍受折磨， 吞下那痛彻肺腑的哀伤， 束手静候死神的登场？ 难道他只能在环境的逼迫下 彻底割舍自己美好的宿愿， 让心中热血流尽而死亡？ 三 你我志同道合，心心相印， 如果你内心深感苦恼和悲伤， 那我也必定撕裂肺腑，痛断肝肠， 深深陷入黑暗和绝望， 在幢幢鬼影伴随下踏上坟场； 如果威严的东西并不属于你自己， 那就让它失去精神的力量， 让痛苦沉浸于爱情之光，埋入心房。 我要把这温柔的真挚情感悉心爱护， 在歌声悠扬的神奇仙境中 用悦耳的音乐把它抚养。 它应该永葆青春，充满魅力， 像优美的旋律一样充实而又轻快柔和， 以崭新的方式茁壮成长。 歌手的圣诞节前夜 叙事谣曲 有一个歌手 坐在河岸边默默沉思， 河里浪涛汹涌、咆哮不停。 歌手看来心事重重， 他从这里向天边遥望， 他的心中思念着远方。 “就像翻滚的浪花 在瞬息万变的滔滔洪水中， 急速地飞奔而去， 欢乐的时光 也不得不这样悄悄流逝， 青春的激情也已同样匆匆消失。 熊熊燃烧的爱情之火， 星光灿烂的甜蜜之夜， 你们都已成为过去， 而神奇地把我和充满魅力的力量 联结在一起的梦想 也已烟消云散、杳无踪迹。 从前在这一天 青春的热血奔腾激荡， 相思的心潮直冲云天， 当圣诞之夜的梦幻般的帷幕 降临大地， 年轻的心就燃起了欢乐的火焰。 那时上帝赐给了凡人 无比幸福的生活， 也赐给了神奇美妙的幻想， 天神慈祥地降临人间， 从蓝色的高空云端 带来了星月的清辉一片。 那不是响起了 迷人的爱情的歌声？ 它像倾吐热切的思念， 又像诉说遥远的心灵的渴望， 它在揭示天国的奥秘， 孜孜不倦地传播着崇高的追求和向往。 那不是从遥远的明亮的天际 飘来了一位仙女， 要为我医治心灵的创伤？ 她满足了我梦寐以求的宿愿， 她使梦幻成了现实， 使生活闪现出理想的光芒。 啊！她本来可以 把最珍贵的感情向我奉献， 可是，怀疑却使她犹豫彷徨， 于是痛苦深深地折磨着她的心灵， 纯洁的晶莹闪亮的珠宝 也变得黯淡无光。” 致燕妮 从塔顶上传来悦耳的声音， 仿佛是钟的鸣响， 宛如遥远的天堂的歌唱， 又像是心灵的深沉呼唤和渴望。 一只凤凰已经再生， 它从烈火中振翅翱翔， 它的光泽照遍四面八方， 它的叫声就像圣乐一样婉转悠扬。 它展开翅膀 勇敢地搏击在蓝天上， 它穿越云层 与流云一起发出和谐的鸣响。 在欢乐的喜庆气氛中， 人人都怀着炽热的激情， 庄重地拿起七弦琴来弹唱， 个个笑逐颜开，露出惬意的目光。 燕妮，你一定会不安地 想起那难忘的甜蜜时光， 那时随着钟声一响， 礼物会使你分外高兴和欢畅。 当圣诞树像一个天上来客 在一片灯火通明之中 突然展现它的英姿时， 你显得那样激动异常。 难道不是有一只凤凰 从你那丰满的胸膛中飞出？ 在那温柔的梦幻般的栖息处， 在那柔软的充满诗意的安乐窝中， 它甜美地小睡了一觉。 这个慈祥的守护神周身冒着火焰， 发出迷人的鸣响， 像是把爱情来颂扬。 它得到你的宠爱， 在你的心中茁壮成长， 直到它出落得光彩照人， 忐忑不安地向我吐露衷肠。 面对它那金光灿灿的丰采， 我禁不住心驰神往，如痴如狂， 我的内心顿时 燃起了爱情和希望。 就仿佛有人给我喝了迷魂汤， 让我酣然沉睡一场， 只是由于你那含情目光朝我一望， 才使我从那魔法下获得解放。 我亲爱的心上人， 请你收下这用诗歌编成的花环， 啊，把它戴在你的心坎上， 它将永远在那里闪闪发光！ 注释： [205]本卷收入了马克思在早年，主要是大学时期写的所有留传至今的文学习作。 马克思早就喜欢文学艺术，尤好写诗。他曾把自己的作品集结成册，其中有三本诗集，即《爱之书》第一部、《爱之书》第二部和《歌之书》，于1836年晚秋献给了未婚妻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另一本诗集《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于1837年春天送给了亨利希·马克思。马克思的姐姐索菲娅同弟弟关系极为亲密，曾抄录过弟弟的许多诗作，一部分抄在一本纪念册里，另一部分分散地抄在一本笔记本里。 马克思这些留传下来的文学习作中，最早的写于1833年，其余的多数写于1835和1836年，有一些写于1837年春天。此后马克思还继续从事文学创作。他在1837年11月给父亲的信中谈到同年夏天他生病后的情况时说：“病好以后，我便把所有的诗和小说草稿等等都烧了”。1838年2月10日，他姐姐索菲娅还来信索要原来答应寄给她的诗作。可见，除了收入本卷的几本诗集以外，还应该有其他一些诗作或诗集，但是这些作品没有保存下来。 马克思生前只发表过两首诗，这两首诗曾编入1837年献给父亲的诗集。它们于1841年1月以《狂歌》为题刊登在柏林的《雅典神殿》杂志上。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马克思的诗歌习作只有一小部分为研究界所知晓。1897年，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首次发表了1837年11月10日马克思给父亲的信，并在前言中对信里提到的马克思献给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的三本诗集作了说明。从此人们才知道有这些诗集存在。当弗·梅林编辑1902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遗著》第一卷时，这些诗集就在他手中，但他只是引用了很少几行诗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9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第2分册收入了马克思献给父亲的诗集。这是第一次把马克思的一本诗集全文发表。直到1975年，马克思留传下来的全部文学习作才分别以德文原文和俄文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40卷发表。 本卷收入马克思的文学习作，主要以马克思自己编成的四本诗集为基础，按写作时间顺序排列，各本诗集中诗作的编排次序一如原貌，还保留了马克思自己编的目录。这四本诗集各自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然后是索菲娅抄在一个纪念册和一本笔记本中的马克思诗作。虽然这两部分诗作中多数篇什写得更早些，但它们不是由马克思自己编成的完整的诗集，而是由索菲娅抄录并收集在一起的，因此排在后边。有些诗作在不同的诗集中重复出现，本卷中只在第一次出现时发表，以后再出现时只保留标题和前面出现的页码。只有以《狂歌》为题发表过的两首诗，因与诗集中的原稿措词稍有不同，本卷发表两次。 从索菲娅在1836年12月28日亨利希·马克思给卡·马克思的信中所加的附笔可以看出，《爱之书》第一部、《爱之书》第二部和《歌之书》这三部诗集于1836年12月27日由索菲娅转交给了燕妮。它们应该是马克思送给燕妮的圣诞节礼物。 这些诗集大概是在1836年10月中到12月中这段时间里编成的。不过，因为马克思早就着手写诗歌习作，有些诗作可能早就写成了。《爱之书》第一部扉页上注明“1836年秋末”，有的诗作完成的时间不晚于11月，因为马克思注明《爱之书》第二部的写作时间为“1836年11月”。《歌之书》只注明“1836年”，大概是三本诗集中的最后一本，但是也不会晚于1836年11月，因为从1837年11月10日马克思给父亲的信可以看出，燕妮同时收到马克思寄去的三册诗集，而且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在1897年为首次发表这封信所加的前言中，也是按这种顺序提到这三本诗集的。不过，与前两本诗集不同，《歌之书》注明的日期比较宽泛，因此，也不排除马克思更早就开始写这本诗集的可能性。——467、541、591。 [207]叙事谣曲《阿尔博英和罗莎蒙德》是以下述历史事件为基础的：公元566-567年，伦巴德人的国王阿尔博英打败了杰皮迪人，杀死了杰皮迪人的国王库尼蒙德，强娶了后者的女儿罗莎蒙德为妻。在维罗纳的一次宴饮上。阿尔博英强迫罗莎蒙德用被害父亲的头骨饮酒，于是，在罗莎蒙德的策划下，阿尔博英被他的持械侍从赫尔米希斯和一名副手杀死，罗莎蒙德与赫尔米希斯结了婚并一同逃往拜占庭的拉韦纳。——601。
马恩全集第一卷——爱之书第二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爱之书 第二部 献给我所倾慕的、永远爱恋的 燕妮·冯·威斯特华伦 1936年11月于柏林 目录 ［注：这个目录是马克思编的。——编者注］ 护身符。致燕妮……………………………1 毒液。致燕妮………………………………2 神座之歌。致燕妮………………………3—4 致星星之歌………………………………5—7 两颗星。谜语………………………………8 我的世界。致燕妮…………………………9—11 钟楼上打钟人之歌………………………12—15 灯光。致燕妮……………………………16—17 感触………………………………………18—22 静夜思。致燕妮…………………………23 抱怨。致燕妮……………………………24 我的追求。致燕妮………………………25—26 幽灵。叙事诗……………………………27—31 梦。致燕妮………………………………32—34 海上船夫歌………………………………35—41 转变。致燕妮……………………………42—47 致命的苦痛。致燕妮……………………48—50 护身符 物换星移， 年年岁岁无穷尽， 象道瀑布， 夜夜奔流永不息。 我居高俯瞰， 微笑看岁月， 就在岁月的流逝里， 我领会到它们的神秘。 因为我找到 一张护身符—— 它医治我的创伤， 它使我心雄胆壮。 它能产生灵感， 使我谈笑风生， 激起我深沉的渴望， 唤起我的爱情和痛苦，—— 在这种种的变幻中， 都有护身符的作用。 毒液 我捧起你的手， 只吻那么一会儿—— 就象有无数的恶魔 蓦地把我的心撕碎。 毒液从你甜蜜的手， 马上注满了我的心胸， 原来多么幸福的目光， 充满了辛酸和悲痛。 我不要从前那样的生活， 亲爱的美人儿，你要了解。 倘若你给了我些微的毒液， 就请把我的灵魂和生命掏去。 只有你那甜蜜的毒液， 才能医治好我的创伤， 你害得我快要死了， 快快来呀！我的恋人。 架子之歌 我那位保卫天使， 高高立在架子上， 他给我送来问候， 张开温柔的翅膀。 他容光焕发， 好象正在飞翔 他感到幸福 和生活的甜香！ 他——我这儿唯一的同伴， 他从那巨大的架板上， 护卫着我的安宁 温柔地注视照管。 我的歌声好似流水潺潺， 歌声中洋溢着青春的力量， 但他不会理解箇中愁情—— 不是他唤起了这些音响。 造物主——是我的另一位天使， 他钻进了我的心房， 我一直在自己的歌里， 把他美丽的容貌赞赏。 但那飘忽不定的形象， 抓不住，如梦幻， 它远在天边， 其实近在身旁。 致星星之歌[150] （见本卷第670—672页） 两颗星 谜语 在那遥远的蓝天上， 有两颗奇异的金星。 它们总是互相飞往对方， 可又一辈子对立相向。 它们轻轻飞翔，张开闪光的翅膀， 为的是能有一次机会，相随合唱。 但是正当它们就要相会， 忽然有一双手把它们分开。 你知道它们的名字吗？ 燕妮，我诚心诚意地说： 那高空的星星不是我们—— 须知你的形象永远在我心中。 瞧，穿过密集的群星， 穿过怨恨，穿过原子的搏斗。 我的痛苦与爱情， 一再向你飞奔。 我的世界 大千世界不能慰藉我的愁念， 就是神仙的法术也无济于事，—— 意志较神明无比崇高， 它在我心里默默燃烧。 我胸中容纳下星星的闪亮， 无数太阳的彩霞与温暖， 豪迈的情怀无止境， 而愿望呀浩瀚无边。 瞧！在这场无节制的残酷战斗中 仿佛有一道万能的符咒， 把我推向如此遥远的目标， 而阴险的云雾却把它蒙住。 周围是废墟，死寂的岩石， 它们上面悬挂着我的愁念， 天上永不熄灭的火光 就象是我的希望的火焰。 人们为愿望和理想的飞翔 划定了一定的空间， 我那忠贞不渝的追求， 也停留在这条界限旁边。 燕妮，你要问我这有何意义， 这些话里隐藏着什么神秘的东西？ 果如此，那真枉费我一片心， 词不达意难慰我的衷情。 要是你看见自己的目光， 它比天空深邃比太阳明亮， 比星光灿烂，那你自己 单独一人就能猜着谜底。 我渴望把你那温柔的手紧握， 欣赏一下美丽，享受一下生活， 不怕可能飞来的责备 你应作出自己的决定。 啊！只要你张开嘴唇轻轻喘息， 吐出发自肺腑的温暖话语， 一股热情的幻想的力量 就会威严地把我带向无止境的远方。 它使我焦急烦躁， 它使我神魂颠倒， 象被魔术师的一团雷火 猛烈地击中了的恶魔。 但语言和声音的力量， 象过眼云烟，瞬息消散， 只有精神的渴望，只有宇宙， 只有燕妮你本人，才是地久天长。 钟楼上打钟人之歌 警钟，警钟！ 越敲越重！ 象冰雹，象骤雨暴风！ 一阵一阵的钟声， 扬起乌云与尘土， 刹时间一片茫茫， 屋顶和围墙， 笼罩着烟雾。 房屋在摇， 睁开眼一望， 似碎片在飞扬， 突然间四周围 都向自由冲， 冲破枷锁和牢笼。 于是忽然又传来 雷鸣般一声轰隆。 那不驯服的力量， 在豪华的宫墙里， 在无形的锁链中 积聚自身的毅力。 但如今它站起来， 把镣铐一下甩开， 奔向新的自由， 新生于是到来。 该怎样去同它斗？ 它朝着什么挨近， 象毒蛇一般缠紧， 一切将要崩溃， 消失和死亡， 变成腐烂的牺牲品，—— 眼睛也将疲于注视 种种变化的情景。 但一阵突发的钟声， 还是创造了这怪物， 全部感情虽笼烟罩雾， 毕竟仍然得到了流露—— 是严峻的爱情在扬波—— 在阴沉沉的黑夜， 在闪电的光芒下， 一拍一溅紧相连。 那充满激情的狂想， 就这样汇流在一起， 那心灵的亮光 晶莹似火升上。 它燃烧，放射光芒， 把整个世界照亮。 它幻想着崇高的境界 但却往低处洒下清光。 那亮光的灵魂， 离开自身翱翔， 使周围一切惊慌， 同时也在毁灭着 自身力量的飞扬， 和神创造的一切： 对美丽的追求， 对光明的渴望。 于是天上灵魂的合唱， 在爱情里面闪耀光芒， 它响彻辽阔大地 向九霄云天飘扬。 但刚一心心相印， 它就向下飞翔， 它边毁灭着一切， 也痛恨自己飞扬。 灯光 在一个炎热的夜晚， 我困倦得昏昏沉沉， 忽然有一桩恼人的心事， 使我默默地想得出神。 忧愁疲惫的双唇， 对着灯儿诉衷情： “难道我可怜的心， 就不能得到平静！” 然后我用一口气， 轻轻把灯光吹熄。 房间里变得一片黑暗， 只有一股股轻烟徐徐消散。 啊！它的生命一下化为灰烬， 多么令人羡慕呀，它的这一生！ 在幻想的王国深深陷入沉思后， 人们也会这样消逝。 你是否愿意用你的呼吸， 熄灭那心头的火焰？ 那时我的灵魂就要飞翔， 飞到那理想的国土上。 不是去那黑暗弥漫的地方， 而是去你的那个人间天上， 你深沉而又温柔的目光， 老早就在那里炯炯发亮。 啊！我愿永远向往着那里， 你本身就是理想的天堂， 星星般发亮的珍珠啊！ 用无穷的美把你环镶。 心似乎愈跳愈烈， 精神也越来越旺， 在如火如荼的搏斗当中 会更快诞生美好的事物！ 感想 我不能安安静静地生活， 假如整个心灵都热气腾腾； 我不能昏昏沉沉地生活， 既没有风暴也没有斗争。 让别人享受到 远离战斗呐喊的欢欣， 让温雅的祝愿与感恩的祈祷， 给别人带来其甘如饴的感情。 我的命运就是投身于斗争， 永恒的热情在我胸中沸腾， 我感到生活的圈子太窄， 随波逐流使我觉得可憎。 我能够拥抱长空， 把世界搂在怀中， 我还愿意在爱情里 和怒涛中发抖颤动。 我想要欣赏艺术—— 神赐的最好礼物； 用智慧和感情的力量 我要把全世界掌握住。 我自己又能创造什么？ 宇宙在梦幻的魔力下 正好在旁边走向灭亡， 听不见我热情的呼唤。 在生机勃勃的世界上， 死人对斗争觉得可笑， 在那无形的轨道上运动， 他们没有热情，无动于衷。 我决不拿自己的命运， 换取象他们那种境遇—— 他们的华美实在可怜， 他们的追求毫无可取。 在遏止不住的运动中 太空把一切侵吞， 从毁灭的废墟里 一个新世界在诞生。 变化总是无穷无尽， 世界生命的本质就在其中—— 从诞生到腐朽， 有衰败，有繁荣。 就这样，在那儿，我们的心灵， 在高飞远扬，搞得精疲力尽， 直到把自己主人 折磨得一蹶不振。 但我们的心灵无权自由飞翔， 象大家须听从上帝吩咐那样， 我们都要让命运称轻称重， 让痛苦与欢乐分给咱享。 好吧，就让我们踏上 艰苦而漫长的路程， 不去过枯燥乏味的生活， 不要饱食终日一无所成。 我们不得过且过，虚度时光， 俯首听命于那可耻的懒散， 一个人有充分的权力 去表现他的果敢、渴望。 晚间 灯儿点着，平静安详， 发出柔和暗淡的光， 它仿佛能够了解： 我的痛苦无法计量。 我常常单独一个人 伴着灯儿沉思默想： 沉入隐隐约约的形象的世界， 和那天花乱坠的梦乡。 灯儿似乎也明白： 很久前就在我的胸膛 跳动着激情之火， 比它的光更明亮。 但这奇异的火光， 如此静谧而纯贞， 仿佛是你心灵之光， 放射出自己的返照。 抱怨 当我还没有甩掉羁绊， 内心煎熬得疲惫不堪， 我一旦看见亲爱的目光， 便立刻开口把你呼唤。 但你的眼睛未传来 那怕是瞬息的秋波， 你的嘴唇不露一点声息， 仿佛没有什么话儿可说。 我血液里激情之火会永燃， 只要它没有化为灰烬消散， 只要那片锺情的魂灵 没有离我而去他乡。 我心中的种种渴望， 徒然地向高处飞翔， 它赶忙要在那儿 终止自己的运行。 我满怀希望想看见你的目光， 获得你的爱情，可是徒然无望！—— 你一挪开那温柔的目光， 我的心情便又低落沮丧。 我的渴望 一个被梦缠着的生命 是怎样在夜间诞生了？ 这故事写过多少， 写得也可真奥妙！ 宇宙的信号在放射光辉， 那信号发出自己的语汇： 星星在黑暗中跳舞， 生命之音如何产生！ 但我并不打算去揣摩猜透 信号中有何含意隐藏未露， 我把这千古难题， 留给群星去做。 我梦寐以求的，只是希望从你嘴里 吐露出柔情的话语， 一旦我听到这悦耳的声音， 我将感到衷心欢喜。 但你怎么能那样 老是对我不开腔， 你比宇宙更富丽， 你比幻想更堂皇。 整个美丽的世界 都蕴藏在你眼底， 天籁之声响起 多美妙的情意！ 请让我叫你相信， 我只盼一件事情—— 给你献上我的心灵， 和这心灵中蕴藏的全部心思。 幻影 叙事诗 那儿，在山谷中， 看得见一座古堡， 它在阳光中闪耀， 四周是群山环抱。 它在这无声无息的地方， 荒废多年早已变得陈旧， 从未有人来问津， 就是雷也打不到。 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 好久以来就住在里头， 日子过得惯， 生活有节奏。 面前摆着一卷古旧手抄本， 他埋头研读得十分认真； 不管炸雷轰隆响， 也不管暴风雨在呜咽。 但他不把暴风雨放在心上， 他深深地沉入幻想， 他在不断寻找幸福的谜底， 寻找他那无法实现的梦乡。 那古书放射出 魅惑的热和光， 但是他未能猜到 光与热来自何方。 他一页页埋头攻读， 深入思考，全神贯注， 顽强的求知欲望， 使他深受鼓舞。 秘密在书里揭开： 幻影怎样产生出来， 它具有的力量， 又是多么非凡！ 书里还揭示：在苍穹中， 并不存在无底的虚空， 种种光辉的理想， 盈溢在它的心灵中。 而魅惑之光在翱翔， 在召唤人们去猜度： 是什么在每颗心中不断成熟， 又是什么在任何心灵里留住。 枷锁锁住了 满屋的春色。 只是偶尔从窗里飘出 一阵阵美妙的声音。 在新的护符上， 老人垂下了头。 他的目光奇异地闪亮， 大白天他在幻游。 他想要挣脱开羁绊， 去把至善了解一番， 看一看天上的幸福， 也瞧一瞧地狱深处。 但只有用强烈的力量 才能够挣脱金锁链， 无形的障碍的压抑 也才能给抛到一边。 忽然电光闪烁，雷声轰响， 房子一下震得摇摇晃晃， 于是魔鬼便哈哈大笑， 幸灾乐祸，在屋里嚎叫。 危险一过，瞬息间， 一切又全都复原。 于是他年复一年， 又在梦乡里沉湎。 在不安的期待中， 他无力摆脱劫运， 老人坐在回光中， 沿孤独又忧心忡忡。 沿着苍老的脸颊， 眼泪缓慢地流下， 因为他梦中所见， 却不能亲手实现。 梦想 迷惑人的夜晚， 使我心醉神往， 等我一觉醒来，—— 还是一场梦想。 白天的热情逝去， 我便陶醉于幻想， 在黄昏时刻的沉思中， 我把周围一切都遗忘。 漆黑的夜晚，我沉入梦乡， 在一片纯洁无疵的心上， 珍重地孕育出一种梦想， 于是我感到无比的安详。 一清早我就起身， 告别莫尔飞梦神， 迅速便投入 工作与斗争。 但是昨天闪现了一下的思绪， 活象一道闪电掠过那般迅速， 它在忧虑重重的心涛之中， 转瞬间又浮现在我的脑际。 她出现在世间， 象稀奇的幻影， 仿佛轻轻的和风， 使她飘然降临。 我在晨光中朗诵： “我的名字叫爱情， 我的形象在这儿飞翔， 它被薄薄的轻纱蒙上。” 我用颤抖的手， 把那轻纱撕开， 在天火照耀中， 女神迎面而来。 爱情以空前的力量 戳穿了我的胸膛。 我哀求地倒在她跟前， 无法移开自己的目光。 她望着我的眼睛 既亲切，而又温情， 我的心绪惶惶不安， 对她立下了爱情的海誓山盟。 从今后我承认： 她是我的女神。 但，燕妮，你没听见我的话—— 我千呼万唤，也不答应一声！ 海上船夫歌 你们尽可在我的船儿四周， 有气无力地喧嚣， 哀求我的宽大饶恕， 但船还得开到目标。 我掠过水面， 象箭飞一样， 让心爱的海岸迅速逝去 我仍会在它的近旁停靠。 在那儿有人还在等 正受风催浪赶的人， 那不屈的海上勇士， 会平安地回到家门。 在那汹涌的碧波中 早就埋葬着我的兄弟， 正是你们的歌声把他勾引去， 如今你们还在撕碎他的遗体。 当我还只是个毛孩子， 他就把船儿装备驾驶， 冒着危险奋勇前进， 可船儿却触上了礁石。 对着那一望无际的海空， 我向你们发誓，一片诚心，—— 我要一辈子替他报仇， 鞭打得你们痛苦泪流。 我信守心中的誓言， 履行了自己的承诺， 我狠狠地把你们抽打， 无穷尽地把你们鞭挞。 桨儿不断地猛划狠击， 你们只好在船下生气， 但你们汹涌的怒涛， 还得把船儿送到目的地。 我不能安安静静地生活， 我常常在深夜里被唤醒， 我经常听见警钟敲响， 还有大风的咆哮呻吟。 那时我很快就离开 舒适而温暖的家， 驾着船儿来到汪洋大海， 那里狂风呼啸雷电交加。 我在与风浪搏斗中锻炼成长， 并不指望上帝来给我帮忙， 我扬起船帆信心满怀， 仰赖可靠的星辰引航。 在漫长的决死战斗里， 我浑身是喜悦的活力， 我充满了粗犷的热情， 我唱出了豪迈的歌声。 你们尽可在我的船儿四周， 有气无力地喧嚣， 哀求我的宽大饶恕， 但船还得开到目标。 纵然浪花翻卷的漩涡， 早就把我的兄弟吞没， 航海的热情把他葬入 大海这座无底的坟墓。 但他不屈的灵魂在高翔， 飞到上帝君临着的天堂， 在那儿他听着底下的波浪， 怎样冲着船底号叫如狂。 我用船首柱把你们截开， 我用自己毫不留情的手 好象从那可怕的海渊里， 把你们朝着浪峰外拖曳。 我鞭打你们隆起的脊背， 我不会向你们弯腰屈服， 你们尽可无可奈何地发怒， 但是惊涛骇浪已被制住。 你们就应该受到管束， 死亡不能把我吓住， 天空会映现在你们的怀抱， 阳光也一定会把你们普照。 我要用整个的心胸 吸进令人振奋的凉爽的海风， 再也没什么界限成为我的禁地， 我不应在城市里憋得喘不过气。 高高的天空正笑逐颜开， 我的道路宽阔，自由自在， 我极目四望无拘无束， 我胸中装满整个世界。 转变 我的眼神近乎发狂， 脸色苍白到了极端， 脑子里一片混乱， 心境古怪得发慌。 我象在旅途上—— 船儿已离了岸， 驶向悬岩林立 巨浪狂奔的地方。 我带着心中的幻想， 满风鼓帆地向前航， 任风暴在周围发狂， 我丝毫不畏惧惊慌。 锐利如鹰的目光， 把险道扫视打量， 我永不后退， 奋勇向前航。 我不想把心 奉献给茜林丝， 她们那诱人的歌声， 不会使我心醉神迷。 我用什么塞住双耳， 免得听见那些歌声？ 获得最高奖赏的喜悦， 使我心潮起伏，无法平静。 哟！波涛汹涌湍急， 一往奔流不息， 浪头还未映入眼帘， 就已迅速消逝。 我接着给波涛捎去 那令人心醉的话语， 但波涛依然流逝匆匆， 对我不作回答，一去无踪。 在奔泻的千重浪中， 我孱弱得万分痛苦， 我直冲到波浪前， 向前，冲向黑夜和迷雾。 一场辛苦又告落空。 时刻到了，一声轰隆，—— 我已经弄得精疲力竭， 心中的热情已化为灰烬。 我脸色苍白，全身颤抖， 我看一看自己的胸膛： 里面没有歌声， 只有忧伤。 欢乐的歌声消失了， 艺术的美梦破灭了， 失去了和神接触的机会， 幸福的甜蜜也不再返回。 精神堡垒已经沦陷， 我的努力徒然无望， 激情之火烟消云散， 心里一片空虚惆怅。 在你心灵的光辉里， 我就在此刻认出你， 那儿，天空踏着舞步， 迅速旋转，绕着大地。 我的眼光顿然变得明亮， 从前于我是模糊的渴望， 如今在我的眼前 展翅翱翔。 我心中的歌油然而生， 重又向长空飞扬， 衬托着天火的光焰， 变得更加自由嘹亮。 一连串复活的灵魂， 紧接着在飞翔奔驰， 我象一个神通广大的魔术师， 操纵着它们的变幻游戏。 我充满复活的力量， 摆脱了梦魔的纠缠， 我把波浪摔碎在？岩上， 我把内心之火点燃。 你的笑容给我点燃了希望， 你明亮的目光使我心潮激荡—— 这就是我所追寻的啊！ 曾徒然费了多少心肠！ 致命的苦痛 假如有那么一股 汹涌澎湃的波涛， 向前奔，不绝滔滔， 奔向那险滩隘道。 向着我和我的渴望猛扑过来， 想把我摧垮，压倒， 后退——这事儿我才不干， 这字眼——我连看都不看。 为了达到目的， 我愿和风浪搏斗， 甚至烈火的威风 也会被我制服。 即使和我一起战斗的人， 一个个全都牺牲； 即使他们全都意志消沉， 对付任何力量我还是能够胜任！ 我一定要叫你听命—— 不论是仇恨还是爱情， 我一定要英勇地战斗， 没什么叫我胆怯心惊。 但是啊！空气中只有湿气， 屋顶上滴下来的尽是雨， 精力正在不断地消耗，磨光， 却不让我的渴望自由飞翔。 一旦你投入反对他们的战斗—— 就会发现周围尽是诡计阴谋： 我遭到了失败， 永恒的意志付诸东流。 丧失了所有的希望 离开了幻想的天堂， 还没有投入战斗， 我便先败下战场。 永远地——我一定 会失去那颗星。 飞逝着的光阴 往回驰奔不停。 我多么想把你 紧紧抱在怀里， 但是你我都看不见的他， 却象蛇一样在爬行。 敌人在悄悄地临近， 毒蛇在慢慢地爬行， 它用舌尖刺伤了我的心， 于是我变得体虚力尽！ 我倒在地上发抖， 两眼直盯住天穹， “燕妮！”我不断地轻声呼唤， 虚空已经把我吞没。 小伙子和姑娘 叙事诗 一对恋人相会， 含情脉脉相对， 知心的话儿象火焰迸发， 他们手臂挽着手臂。 小伙子对她倾诉： “我的命运在把我召唤， 我把玫瑰花留下， 作为我的爱情的保证。” 姑娘羞答答， 两眼望地下， 眼睛里，亮晶晶， 泪珠儿，象金星。 英俊漂亮的小伙子， 没有多说一句话， 他骄傲地挺起胸膛， 奔向遥远的他乡。 花儿从姑娘手中掉落， 爱情却留在她的心窝， 脸色一天比一天苍白， 眼神一天比一天忧郁。 他的爱情的保证——玫瑰， 如今已经凋谢枯萎， 象一朵摧折了的小花， 姑娘也已经变得憔悴。 她被带进一间屋子， 那儿阴冷而又空荡…… 鲜红的嘴唇变得暗淡， 那里面藏着多少悲伤！ 冰凉的胸前， 花儿在长眠， 它被爱情之火烧焦， 已经枯死，孤独寂寥。 一个遍体鳞伤的男子， 在她的墓前俯身倒地， 象有一种奇异的魔力， 使他的感情无法自制。 他猛击自己的大脑门， 还揉碎了一团泥。—— 一颗疯狂的子弹， 射进了他的太阳穴。 母亲 叙事诗 他安详地躺在 母亲的怀抱里， 似乎唯独他 一人有母亲。 母亲摇着婴孩， 啊！他多逗人爱！ 她的眼睛炯炯发亮， 母亲之情洋溢荡漾。 瞧着孩子的小脸蛋， 是那么安详自在。 她露出一副温柔的笑容， 又逗又顽乐开了怀。 忽然孩子全身战栗， 母亲吓得魂不附体—— 失去知觉的婴儿， 抛开奶头断了气。 娇嫩的软绵绵的尸体 如今躺在她的手里， 母亲满腔悲痛， 眼泪汪汪，呆若木鸡。 象有条蛇在她的心窝里蠕动， 对它来说痛苦就是甜蜜， 一团血与乳的混合物 把它的喉咙堵住。 母亲悲痛得脸色苍白， 突然间她紧按住胸口—— 接着是一声苦命的惨叫， 声音那么嘶哑和恐怖。 然后，怀着深沉的悲哀， 她向坟墓放入棺材， 那里面是她的心肝宝贝呵！—— 就在此刻天突然塌陷。 风暴 风暴在外面呼啸， 雾沉沉，长夜难晓， 死鬼们狂呼乱叫， 想把灵魂抚慰得静悄悄。 他们必定是逸向 万里海空， 在汹涌的波涛中 象飓风呼号狂冲。 此刻青春的热血 又涌上我的双颊， 但是我自己多么愿意 和风暴结合一起。 它那狂暴的激情， 吸引我向往倾心， 但我热情的呼唤 却传不到它的耳边。 责备 你那和谐的音响， 在我的诗里荡漾 每一行诗都只是 对你的怀念和颂扬。 一种莫名的苦闷， 向我的话儿叮咛， 让我把心中的渴望 带到遥远的天际。 而你！是你使我相信 我的感情的全部力量—— 为什么你不愿意 让我得到片刻的遗忘？ 我把血液铸成声音， 我把一切都告诉你， 但我的请求落得一场空， 你对我的苦恼无动于衷。 愿望 你赠送给许多人 一句句金玉良言， 你的话儿刚脱口 就会飘扬到天边。 最好把话儿， 记在小纸上， 把它捎给我， 慰解我愁肠。 要是没有这些温存话， 我的住房就死气沉沉， 但愿你的爱， 温暖我的心。 大概字里行间， 藏有灵丹片片 只要一读到它们， 我的眼睛立即炯炯有神。 卡尔·马克思 注释： [150]这首诗在收入献给父亲的诗册时马克思稍微作了一些修改。——第404、411、435、446、530页。
马恩全集第一卷——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献给亲爱的父亲的 诗作[208] 在他1837年生日之际，谨以此 略表永远敬爱之心 卡·亨·马克思于柏林 卡·马克思大约写于1837年2月—4月初 第一次用原文全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29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第2分册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 目录 诗作 献给父亲 魔竖琴。叙事诗 渴望。叙事谣曲 夜恋。叙事谣曲 海妖之歌。叙事诗 老水怪。叙事诗 奥维狄乌斯著《哀歌》第一曲(意译) 疯女。叙事诗 花中之王。幻想叙事诗 苏醒 绝望者的祈祷 卢欣妲。叙事诗 末日审判。诙谐诗 两个女竖琴手。叙事诗 有关黑格尔的讽刺短诗 有关德意志人和普斯特库亨的讽刺短诗 为某秃头人写照 和谐 凄惨的女郎。叙事诗 人的自豪 《乌兰内姆》。悲剧。第一幕 致星星之歌 海上船夫歌 苍白的姑娘。叙事诗 林中小溪 小提琴手。叙事诗 三盏灯 拐奔。叙事诗 讽刺诗和短诗 寻找 找到了 十四行诗 对话。叙事诗 海边礁岩 小人和小鼓。童话诗 散步 魔船。叙事诗 月中人 夜思。颂歌 梦境。颂歌 附录 幽默小说《斯考尔皮昂和费利克斯》片断 ［注：这个目录是马克思编的。——编者注］ 献给父亲 一创造 越过那晶莹闪耀的波浪， 永恒的创造之神飞向远方； 大千世界在涌动，无数生命在激荡， 他环顾四周，永恒的空间无限宽广。 他发出唤醒万物的神奇目光， 用烈火铸成万千形象。 空间在震颤，时间在奔流， 万物虔诚地仰望着他的面庞， 波涛汹涌，天籁悠扬， 斗转星移，一片金光。 他慈父般地频频点头， 向宇宙普照慈爱的光芒。 永恒的万物感到了自己的局限， 就沉思着默默流向前方， 直到那神圣的太初思想， 披上了文辞和诗歌的盛装。 这时从远处传来雷鸣般的声响， 好像造物主的预言在空中回荡： “群星运转，放出温馨的光芒， 世界酣睡在原始山峦的胸膛； 我的精神铸成的美好形象啊， 愿创造精神永远留在你们身上， 如果人们满腔激情地迎接你们， 你们要热诚地启迪他们的思想。 你们只能向爱敞开胸膛， 你们要永远保持永恒的力量； 我已经把慈爱注入你们的心房， 你们应当放射出我的心灵之光。 同声相应才能发出和谐的音响， 心灵只能同心灵相互碰撞。 你们的精神来自我的胸膛， 这精神铸成形象去启迪思想； 你们一旦回到造物主的身旁， 就不再是单纯的形象； 人们将热切地向你们投来爱的目光， 你们将融入人心中，而人又将留在我心上！” 二创作 炽热的创作火焰， 从你的胸口向我蔓延， 它们在我头上汇成一片， 我把它们珍藏在心间， 你的形象熠熠放光，宛如琴韵， 你用爱的双翅轻抚我心头的火焰。 我听到那声浪，我看到那闪光， 万里长空在飘航， 升起了，又下降， 下降了，又更高地飞翔。 当内心的斗争已经停息， 我看到痛苦和欢乐变成了诗章。 我心中激动，如痴如狂， 沉醉于情深意切的锦绣辞章； 我心中涌现出万千形象， 都由你的心把他们点亮。 他们满怀柔情舒展四肢， 在创造者的怀抱里重新放光。 魔竖琴 叙事诗 歌手惊讶地谛听， 似乎远处传来的欢乐琴音 把歌手匆匆地唤醒： “啊，我的心为何这样忐忑不宁， 那究竟是什么乐声—— 是星星还是幽灵在哀鸣！” 他振作精神一跃而起， 小心地把头伸进一片黑暗里， 远处一轮金色光晕在招引； “歌手，跟着我，走上台阶再下去， 无论在空中或在黄泉， 你都摸不到一根琴弦！” 歌手看见那光晕张开如巨网， 他的心儿便渐渐发紧， 而琴声却越来越听得分明； 他随着琴声踽踽前行， 走上台阶又往下，活像一个幽灵， 脚下是纵横交错的幽径。 他停下脚步，眼前忽然敞开大门， 迎面扑来了悠扬的琴声， 仿佛把他托起来继续前行； 面前金光闪闪，他看到一张七弦琴， 它奏出悦耳的曲调，似乎日夜不停， 尽管看不见有人在弹琴。 乐曲使他动情，交织着痛苦和欢欣， 忽而昂扬，忽而又变得无限深沉， 使他再不能隐瞒真情： “这不是琴音，而是我的心声， 这是我的写照，我的痛苦呻吟， 它们都发自我的内心。” 他如醉如痴，把琴儿一把拿起， 琴声高昂激越，如悬崖上冲下清泉， 琴声幽咽低沉，如深谷里流水淙淙； 他放声高歌，热血沸腾， 无比的悲怆充满了他的心灵， 使他再没见外界的天光云影。 渴望 叙事谣曲 “啊，为何你目光如炬、全身滚烫？ 为何你唉声叹气、满腹忧伤？ 好像黑夜在折磨你，恶运在鞭笞你， 使你在深沉的思念中如痴如狂？ 告诉我那双眼睛在何方？ 它们像钟声悠扬，四周有彩虹的光芒， 眼中有火焰闪亮，有珠圆玉润的吟唱， 还有夜空的星星在闪光。 我梦见过这双眼睛， 却不知有什么预兆在梦中潜藏， 我的头脑空空荡荡，我的心中一片迷茫， 我真想现在就长眠于坟场！ 你为何这么胡思乱想， 何必要到那遥远的异乡！ 这里波涛翻滚，这里丰收在望， 这里的爱情更加纯洁，更加高尚。 这里没有波浪，这里没有火光， 远方有一道强光在向我闪亮， 烧得我饥渴难熬，照得我头晕目眩， 莫非我就要倒地身亡？” 他全身颤抖，仰望上方， 直到他两眼射出光芒； 思念之情在激荡，烈火燃烧在心房， 他终于停止呼吸倒在地上。 夜恋 叙事谣曲 他紧紧地把她搂在胸间， 阴郁地凝望着她的双眼： “热烈的爱使你受尽熬煎， 你是在颤抖，颤抖在我唇边？” “你已经饮下了我的灵魂， 它成了你胸中的火焰， 发光吧，我心爱的瑰宝， 发光吧，那青春的热血！” “心爱的人儿，你脸色苍白， 你的话那样奇妙，令我吃惊， 你看，那大干世界歌声不绝， 正在太空中回旋运行！” “走吧，亲爱的人儿，走吧， 灿烂的群星啊，闪射出炽烈的火光， 飞吧，往上飞吧，飞向穹苍， 让我们的灵魂一起放射光芒！” 他在她耳旁低声细语， 茫然地环顾他的四边， 目光中进出片片烈焰， 烧得他眼睛失去神采。 “亲爱的人儿，你把毒液吞饮， 你就得和我结伴同行， 沉沉夜幕早已经降临， 再不见白日大放光明！” 他紧紧地把她搂在胸间， 她已停止呼吸在他怀中长眠， 内心深处的痛苦刺透了她， 她永远不会再睁开双眼。 海妖之歌 叙事诗 (见本卷第643—649页) 老水怪 叙事诗 水流在那边奇怪地潺潺作响， 旋涡飞转，激起层层波浪， 水在奔流，但是听不见 惊涛拍岸回声震荡。 水流有一副冰冷的心肠， 它只顾潺潺流去，流向远方。 是谁出现在波峰浪谷？ 原来有个老翁坐在那里。 每当星光灿烂、月亮升起， 他就随波起舞、上下翻飞； 他跳得奇怪，显得吃力—— 他想喝干那道小小的山溪。 水浪是杀死老翁的凶手， 水浪在腐蚀和啃啮他的骨头。 每当他看见水浪如此翻腾， 他就感到严寒彻骨、周身凉透， 他满脸愁云，翻飞起舞， 直到送走月夜，迎来白昼。 水流依然奇怪地潺潺作响， 旋涡飞转，激起层层波浪。 水在奔流，但是听不见 惊涛拍岸回声震荡。 水流有一副冰冷的心肠， 它只顾潺潺流去，流向远方。 奥维狄乌斯著 《哀歌》 第一曲[209] (意译) 1 小册子啊，你可以立即登程， 去那欢乐的胜利者之城； 宙斯的雷霆已把我击中， 所以我仍留在这里栖身。 2 去吧！别看你衣襟寒酸， 为作者穿丧服异乡远行； 这打扮正合流放者身分， 这正是时代风暴的命令。 3 别想穿紫红色的袍服， 忘却你周围紫罗兰的血色！ 唉，既然热望已成泡影， 又何必装得幸福欢欣。 4 你要羞羞答答埋名隐姓， 也别散发出雪松的芳馨， 你那佝偻的黑色躯干， 别用银光闪闪的饰物去打扮。 5 只有喜气洋洋的作品才选择 华丽的辞藻给自己装饰； 我只要你满载我的悲愁 和那沉沉黑夜的烦忧。 6 你不妨蓬头垢面， 任别人冷眼相望， 又何必破帽遮颜， 还要用浮石砑出亮光。 7 你脸色苍白，愁云满面， 还被我染上斑斑污点， 唉！你伤心得热泪长流， 直到把你的破衣湿透。 8 走吧，我的书！代我一路致意， 再问候那神圣的地方， 我的梦将随你一同前往， 还有我的咒语和幻想。 9 也许有人只看你一眼， 就回想起往日的情景； 也许有人会问长问短， 打听那派你去的主人。 10 你就告诉他，我还活着， 但别说我已被救进天堂； 那怕我心脏还在跳动， 这只是人家网开一面，并非慈悲心肠。 11 要是有人想听到更多消息， 你要轻声细语，这要靠你自己。 当心别言语不慎犯下罪， 不该说的事儿就莫张嘴。 12 有些人会对你恶语相讥， 把我的过错重又提起， 甚至把你也当作罪人看待， 你定要惭愧地把目光低垂下来。 13 要是指责和咒骂惹你伤心， 你也得处之泰然耐心去听； 须知火焰扑不灭熊熊烈火， 铸下大错可别想欺骗蒙混。 14 但也会有一些好心人， 唉声叹气地和你谈心； 思念引起的涟涟泪水 就会蒙住他们的眼睛。 15 他们会对我表示非常同情， 轻轻地说出的话充满怜悯： “但愿他能使凯撒回心转意， 唉，多少减轻一些他的罪名。” 16 不论是谁替我说情： “请求上帝格外开恩！” 我都衷心地为他祷告： “愿雷霆放过这些好人！” 17 如果神明俯允他的请求， 让我毫无遗憾地 死在众神选定的那座名城， 但愿凯撒熄灭他的雷霆！ 18 当你代我如此向人致意， 你自己也会受到责备， 说是我的诗句不太优美， 又说我的气势不够宏伟。 19 但是法官们应能想起 诗句产生在什么时期； 只要有人能提上一句， 你的危险都将被除去。 20 因为诗艺的魅力种种 只能出自欢乐的心胸； 倘若感情被愁云笼罩， 连缪斯也会感到苦恼。 21 诗人的歌充满了忧伤， 诉说他如何惨遭流放， 风暴、海水和严寒使他惊惶， 这样的苦难叫他怎样歌唱！ 22 不能让诗人充满恐惧终日惶惶， 要让他写出美妙热情的诗章。 可我却只能哭泣，满目凄凉， 但见头上有利剑发出寒光。 23 我所写的全部诗篇， 会使公正者为之惊叹； 他会赞扬我的作品， 也会想起我的苦难。 24 即使是荷马这样的诗才， 如果被人抛入苦海， 他的才华也会全部湮没， 只顾躲避眼前的危害。 25 我的书呀，你只管放心前去， 可千万不要沽名钓誉； 即使读者把你扔到一旁， 你也别为此羞愧难当。 26 我已不再沉醉于 幸福温馨的怀抱； 赢得称赞不是我的理想， 我也不追求歌手的奖赏。 27 回首往昔欢乐的日子， 我那时才华横溢、意气风发， 对显姓扬名深为迷恋， 一心追逐那虚名浮华。 28 若说我今日尚弹琴歌吟， 如火的诗情尚未燃尽， 我的心已深感满足， 因为毁我者正是我的歌声。 29 走吧！这是你的幸运， 代我细看那雄伟的罗马城； 我多希望受神的庇护， 能够亲自踏上征程！ 30 你千万不要心存幻想， 以为能装作异乡人走进名城； 你是个销声匿迹的人， 怎能向当地百姓倾吐衷肠！ 31 哪怕你没有书名和标记， 书皮颜色就已泄漏天机； 尽管你自称非我所写， 唉，仍逃不了声名狼藉！ 32 你要偷偷地走进城门， 以免我的歌使你受到伤害； 我已不再唱爱情的丽词艳句， 尽管它们曾经使人神迷心醉！ 33 如果因为你的字句是由我苦苦推敲， 就有人粗暴地把你扔掉， 说你这本东西不堪入目， 满纸荒唐尽是诲淫诲盗； 34 你就说：“请读一下书名， 我并不教唆人说爱谈情； 唉！那众多严厉的神明， 早已把我判处了重刑！” 35 别走上那座神殿， 它倨傲地耸入云天； 凯撒的廊柱比它更高， 可别让他的随从把你发现。 36 须知这些高贵的殿堂 如今不认识你的主人； 正是从那城堡里发出霹雳， 众神向我当头劈下雷霆！ 37 是的，殿堂里住着众神， 他们伟大、慈悲而温存。 但如果他们发出雷电风暴， 连明媚春光也使我们胆战心惊！ 38 小鸽子曾落入苍鹰的利爪， 正舔它那流血的伤口， 这时哪怕吹来一阵和风， 也会使它担惊受怕。 39 小羊羔若在狼口获得余生， 就只顾仓皇地四处逃命； 一有风吹草动就混身打颤， 直到钻进它低矮的羊圈！ 40 法松如不往太空高翔， 他至今还能够安然无恙； 如果他不是糊涂一时、年轻气盛， 就不会为驾驭金马车而把命丧。 41 我害怕宙斯愤怒的雷霆， 看见他的烈火就赶快逃命； 当电光一闪劈破天空， 总觉得他的投枪已把我击中。 42 阿吉夫人中不论是谁， 如能从卡法雷海岸陡壁遁逃， 他就再不会驾着他的帆船 乘着海潮驶向埃维亚岛。 43 我的小舟曾被风暴击沉， 再也不敢驶近那块地方； 它战战兢兢离开那恶浪险礁， 远远地驶向天涯海角。 44 所以，书啊，你要学点聪明， 做什么事都要步步为营； 别再去追逐那虚荣浮名， 众人定会对你洗耳恭听。 45 伊卡鲁斯竞毫不自量 装上翅膀向高空翱翔； 纵使他英名百世流芳， 总归已不幸葬身海疆。 46 我们究竟是勇敢地划起船桨， 还是乘着海风扬帆启航， 此事我们今后再作理论， 这要看时间和地点再拿主张。 47 如果他的前额开阔明朗， 如果他的面容温和慈祥， 如果他多年积下的愤怒 已经在沉默中隐藏； 48 如果你曾害怕得面色如土， 不敢向他走近一步—— 现在就向他问候并伸出手去， 你去吧！黑暗里已有亮光透出。 49 此刻命运之神已发善心， 你出生之时就交上好运； 伤口的灼痛已渐渐减轻， 远方正传来恩赦的声音。 50 因为谁暴怒地打伤别人， 就要由谁来医治伤痕； 就如泰列夫的创伤痛楚， 只有阿基里斯本人才能消除。 51 如果你要把人救活， 当心，可别投下毒药。 “希望”！它是那样渺茫， 你害怕得辗转反侧，直到天亮！ 52 盛怒已经平息——你要小心， 可别让他再发雷霆。 要是你一时糊涂把他触怒， 新的灾难又将使我灭顶。 53 也许缪斯在神殿把你接见， 那时你心中将是何等甘甜； 你可以在殿堂上扬眉吐气， 在那里创作才与美誉相联。 54 你会看见你的许多兄弟， 被排成一列依偎在一起， 记得是在暮色降临时分， 我诗兴大发把他们写成。 55 他们每个人都公开地 亮出自己骄傲的名字； 那名字在前额闪闪发亮， 犹如诗情溢采，也似希望放光。 56 有三个兄弟远远站在一边， 四周像蒙着一圈黑色轻烟， 这三卷书大谈男女风月， 从书里还听得出调笑戏谑。 ［注：奥维狄乌斯的三卷《爱经》。——编者注］ 57 你可要离他们远点， 要不就对之厉声痛斥， 因为这几卷书都犯下了 奥狄浦斯和泰莱贡诺斯的罪孽！ 58 另外还有一部歌曲， 差一点被人付之一炬， 这本书能让你知晓 宇宙万物变形之道。 ［注：奥维狄乌斯《变形记》。——编者注］ 59 对变了样子的陌生人， 你要按我的嘱咐讲话， 就说我命好逢凶化吉， 落难在异乡遇到了转机。 60 回首往昔我曾痛饮幸福之杯， 从那紫红的双唇中吸取火焰； 现在众神要我受此苦难， 我整日只有以泪水洗面！ 61 你用目光询问我还有什么叮嘱， 我确实还有万语千言想要倾诉， 但纤美的司时女神却不容哀求， 她们不停地摇桨，紧催时间奔流。 ［注：奥丽。——编者注］ 62 要是我请你代我转达 我的全部肺腑之言， 唉！那就千言万语也说不完， 这些行装会把你的腰板压弯。 63 路好远哪！我的书呀，你快启程， 须知我是在天涯海角栖身， 只有西徐亚人和我住在此地， 这里和内地之间却相隔茫茫万里！ 疯女 叙事诗 月光下有个女人翩翩起舞， 黑夜里远远地也看得清楚； 她衣裙飘动，目光如电， 犹如金刚石在悬崖上闪烁。 “蓝色的大海，你快过来， 我要把你温柔地抱在胸怀； 给我戴上柳条编成的花环， 穿上绿中带蓝的美丽衣衫！ 我要送你一颗镶金的红宝石， 把我沸腾的心血寄托在里面， 有个英俊少年曾把它戴在胸前， 可怜他如今已在海底长眠。 我要为你唱出美妙的歌曲， 风浪一定会翻腾得很高； 我还要尽情地为你跳舞， 风声和涛声定会一起号啕！” 疯女把一棵柳树紧紧抱住， 套上绿中带蓝的爱的花环， 又用奇怪的目光上下打量， 叫柳树小心地走到一旁。 “请把你的翅膀借给我， 让我深深地飞入海底； 难道母亲竞没有看见， 花环把儿子打扮得多么美丽？” 疯女每夜这样走来走去， 绿色海边的柳树都戴上了花环； 她得意地上下挥动手臂翩翩起舞， 再没停止过她那如醉如痴的舞步。 花中之王 幻想叙事诗 1 “喂，阳光下的小人儿呀， 你可想当花中之王？ 如果你有此抱负， 就用你的鲜血把我们染得通红！” 2 “花儿们鲜亮，花儿们苍白， 已将我的血液喝光。 把我的王国给我吧， 让我在花萼中，在花萼中沉醉。” 3 “小小的人儿啊，你的血这样鲜红， 也让我们看看你那颗深藏的心， 既然你想当花中之王， 就该让心儿在阳光中闪亮！” 4 “我的心呀，它在怦怦跳动， 它使我双眼炯炯有神， 我可绝不能把心儿给你们， 那会使我的眼光变得昏沉。” 5 “小小的人儿啊，我们大家 一起跳进你的胸膛， 让你的心在阳光下闪光吧， 该由你来当我们众花之王！” 6 小人儿在颤抖，小人儿在思量， 一把撕开自己血红的胸膛， “你们瞧啊，你们已把心送给了我， 你们还得给我王冠和权杖！” 7 “阳光下的小人儿啊， 你不配当众花之王， 因为你不能使殷红的鲜血永远流淌， 而我们要那颗深藏的心马上发光。” 8 小人儿抠下双眼， 开始用手在地上挖掘； 他挖出一个幽深的墓穴， 静静地躺到里面把自己埋葬。 苏醒 一 你的眼睛闪闪发亮， 充满激情，欣喜若狂， 这目光就像七弦琴的音韵， 起伏跌宕，宛转悠扬， 带着朦胧的幽思遐想， 穿越神圣的黑夜屏障， 向着太空不断地飞翔， 这时在高远的九天之上， 那些永恒不灭的星辰 便向你放出爱的光芒。 二 你激动地陷入沉思默想， 澎湃的心潮拍击你的胸膛， 你向永恒的宇宙放眼眺望， 只见宇宙无边，一片茫茫， 在你脚下，在你头上， 天体神妙莫测，无限宽广， 群星转动，无休无止， 千年万载永远明亮， 而你自己只是一个原子 沉落在宇宙的浩瀚海洋。 三 你的苏醒 意味着不断地上升， 你的上升 意味着永恒的沉落。 四 当你的灵魂 发出熊熊火光， 当烈火喷射进你的胸膛， 把你的心灵深处照亮， 这时，你心灵的隐衷 就被众精灵高高举起， 带着优美激越的 迷人的音响， 从灵魂的阴森深渊 腾空而出，扶摇直上。 五 你往下沉落 就意味着不断地上升， 你不断上升 就意味着那至高无上之神 用颤抖的双唇对你亲吻—— 那是被霞光映红的 火焰般热烈的双唇 所作的永恒的亲吻。 绝望者的祈祷 “如果有个神灵把我的一切夺走， 使我遭到诅咒，失去自由， 他拥有大千世界，我却一无所有！ 我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复仇！” “我要高傲地对我自己进行报复， 也要把矛头对准那高踞在上的造物主， 尽管我的力量微不足道， 反正我的善行得不到一点善报！” “我要为自己造一个宝座， 它寒气逼人，直插霄汉。 我要用世上所无的恐怖砌成它的城垣， 三军统帅应该是痛苦和灾难！” “谁抬起常人的眼睛朝它仰望， 就让他面如死灰、一声不响往回逃跑， 让他周身蒙上死神的气息， 让他自挖坟墓把幸福埋掉。” “即使那至高无上的神 从高高的铁铸神殿发出雷霆霹雳。 把我的城墙厅堂夷为平地， 永恒的时间仍将会为我重新建起。” 卢欣妲 叙事诗 (见本卷第498—508页) 末日审判 诙谐诗 啊！面对死气沉沉的生活， 耳听颂扬神明的歌唱， 我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心中充满了恐怖惊惶。 因为当人间万事突然终结， 当一切力量的纷争都已停息， 当我们不再感到生活的痛苦， 当我们到达最后的归宿， 我们应该赞美永恒的上帝， 把虔诚的赞歌唱个不停； 我们只顾对上帝表示崇敬， 再也不知道什么是欢乐和伤心。 啊，面对这通向完美境界的台阶， 我竟如临深渊退缩不前， 如果死神向我发出召唤， 会把我吓得心惊胆战。 上帝那儿只有一个天堂。 可那里已经住满升天的魂灵。 我在那里只得和老太婆们为伍， 光阴的利齿夺去了她们的性命。 坟墓里埋着她们的尸体。 坟墓上堆满瓦砾和污泥， 她们那光怪陆离的鬼魂 正在欢蹦乱跳，狂舞嬉戏。 她们都是那样干瘪瘦小， 轻盈得一阵风就可吹跑， 生前即使紧紧束住身腰， 也决不会如此纤细苗条。 可我对她们的盛会却放肆地干扰， 我把赞美诗唱得响彻云霄， 上帝听见我狂呼乱叫， 气得他两眼火星直冒。 他一招手叫来了迦伯列， 就是那身材修长的天使长， 此人抓住我这爱吵闹的捣蛋鬼， 一下子就把我驱逐到远方。 请注意！这一切不过是梦中的想象， 我梦见帝国的末日审判已经开场， 善良的人们，请不要为此发怒， 因为梦中作的孽总不能算作罪状。 两个女竖琴手 叙事诗 (见本卷第627—630页) 讽刺短诗集 一 德意志人各自坐在安乐椅上， 神情麻木，一声不响。 四周的风暴在肆虐逞狂， 天上阴云密布，黯淡无光， 雷声隆隆，闪电似银蛇狂舞， 他们的脑海里却风平浪静，十分安详。 但只要天空升起了太阳， 暴雨停歇，和风轻轻荡漾， 他们就站起来高呼， 还写下一本书：《灾患已告消除》。 他们开始想入非非， 要对事情寻根问底； 他们说：“这桩事干得不对头， 天公的玩笑开得太离奇； 宇宙万物得有规有矩、井井有条， 先得有个头，而后才能有脚。” 他们像儿童般乱忙一气， 到处在寻找腐烂发霉的东西。 他们本该好好地为现在做点事情， 大可不必去既忧天来又愁地。 天地本是按自己惯常的轨道运行， 波浪仍在安然地拍击着礁岩峭壁。 二黑格尔讽刺短诗[210] 1 因为我发现了最崇高的智慧，领会了它深邃的奥秘， 我就像神那样无与伦比，像神那样披上晦暗的外衣， 我曾长久地探求真谛，漂游在汹涌的思想海洋里， 在那儿我找到了表达的语言，就紧抓到底。 2 我教授的语言已变得错杂纷纭、一片迷茫， 每个人爱怎么理解，完全可以按照他自己的愿望。 我的语言至少绝不会束缚每个人的想象， 因为正像一个诗人可以从悬崖的瀑布的喧响 听出心上的姑娘倾吐的情话和衷肠， 他可以怎么想，就怎么认识，有所感触，便变成思想， 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啜饮这智慧的玉液琼浆， 我给诸位揭示一切，因为我实际上什么都没有讲！ 3 康德和费希特喜欢在太空遨游， 寻找一个遥远的未知国度； 而我只求能真正领悟 在街头巷尾遇到的日常事物！ 4 请原谅我们这些短小诗篇， 如果我们唱的调子惹人讨厌； 我们已把黑格尔的学说潜心钻研， 却还无法领略他的美学观点。 三 有一次德意志人启程出征， 竟取得了民族大会战的奇胜。[211] 当那番热闹刚刚消停， 街头巷尾便传出一条趣闻： “到处都发生了神奇的预兆—— 世人很快就会长出三只脚！” 这消息马上使人感到非常烦恼， 人们开始为自己感到害臊： “好家伙，一下子出了那么多事情！ 现在人们应该重新安守本分。 别的事儿不妨全编入书本， 担保这些书会成为畅销的热门。” 四 若是把星星摘下来送给他们， 他们有时嫌星光太暗，有时又嫌星光太亮， 有时嫌太阳的光芒太刺眼， 有时又嫌它要走的路程太漫长。 五 有人把席勒狠狠地责骂一遭[212]： 他不懂人情，不会逗人发笑， 他傲世出尘，过于清高， 该干的日常活儿他却干不了； 他净卖弄些雷鸣电闪之类的辞藻， 全没有那市井坊间的诙谐情调。 六 他们说歌德的格调实在过于高雅， 他爱看维纳斯而不爱看衣衫褴褛的人； 他虽然好好儿地从生活底层入手， 却把人逼得高高地飞入云层， 他赋予各种事物以过分崇高的外形， 因此它们全没有内在的灵魂。 倒是席勒比较合人们的胃口， 诗行里可以读到他的思想， 虽然看不透有什么深刻含义， 但人们毕竟能说：它们确实印在书上。 七为某秃头人写照[213] 像一道耀眼的闪电 从远处的云层中放射火花， 威武庄严，怀着胜利的渴望， 从宙斯的沉思的头脑中蹦出雅典娜。 她兴致冲冲、高高兴兴， 一下跳上了他的头顶， 即使他在深渊里未曾将她制服， 他也肯定知道，她就在他身上某处。 八普斯特库亨(假冒的《漫游时代》)[214] 1 他认为诗人席勒还算可以， 遗憾的是他没有认真揣摩圣经的妙谛！ 他的《钟》倒是一首好诗， 可惜里面没有复活的故事， 也没有提到耶稣基督 怎样骑着小毛驴进了城池。 他还该在《华伦斯坦》一剧里 加上大卫获胜和非利士人战败的事例。 ［注：席勒《钟之歌》。——编者注］ 2 据说歌德实在叫女人们讨厌， 因为他的书不适合给老太婆念。 他只知道描写人的本性， 却不用伦理道德来遮掩。 他本该学一学路德的教义问答， 而后再根据教义写他的诗篇。 歌德有时也能想出一点美妙的东西， 可惜他忘记说：“那本是上帝创造的。” 3 把歌德如此高高捧起， 这样的做法实在离奇， 他的整个动机多么卑鄙。 哪篇作品可用来宣扬教义？ 请问他有什么真才实学， 好让农民和教师学到一些东西？ 可见众神没有在他身上打上天才的印记， 他什么也解答不了，哪怕一道小学算术题！ 4 听着，下面是整个浮士德故事的原貌， 而诗人却把它胡编乱造； 本来浮士德债台高筑， 他生活放纵，还是赌棍一条； 上帝的保佑他从来不要， 宁愿落得个可悲下场，劫数难逃； 所以他后来才诚惶诚恐， 既怕下地狱，又感到绝望的苦恼， 这时候他才对生和死作一番思考， 想起了知和行以及毁灭之道。 但在这方面他竟信口开河， 他的话隐晦难解，令人莫名其妙。 难道诗人就不能对这个故事加以修饰， 再说清：债务怎样使人走上邪道？ 难道不能说一说：谁若失信于人， 他的灵魂就得不到拯救宽饶？ 5 浮士德既然胆敢在复活节胡思乱想， 还用得着先把自己投入魔鬼的手掌？ 因为谁要敢在这样的节日想入非非。 下地狱遭浩劫是他应得的下场！ 6 再说剧本也不合情理，有点蹊跷： 警察难道能够对他如此宽饶？ 他们难道不会把他关进监牢？ 须知他没有还清债务就只身潜逃！ 7 浮士德只有作孽才感到高兴， 他只是为自己才活得开心； 他竟敢怀疑上帝和宇宙， 忘了摩西也曾赞颂他们。 傻丫头玛甘泪竟对他一往情深， 而没有规劝他弃邪归正： 告诉他已经落入魔鬼掌心， 末日审判很快就要来临。 8 《优美的灵魂》[215]倒还可以派派用场， 不过先得给她带上眼镜，穿上修女服装。 “上帝创造之物完美无比”—— 真正的诗人应这样开始他的篇章。 关于废话大师的最后一首讽刺短诗[216] 你还是去好好揉面，制作你的糕点吧， 这样你还可以充当面包师的帮手。 有谁会对你提出要求， 让你对歌德进行深入的研究？ 他连你这套手艺都没有学会， 怎么会成为天才的文章圣手？ ［注：普斯特库亨(Pustkuchen)在德文中由两个词构成：pust(en)意为“吹气”，“喘气”；Kuchen意为“蛋糕”，“糕点”。——编者注］ 和谐 (见本卷第620—621页) 凄惨的女郎 叙事诗 (见本卷第533—537页) 人的自豪 (见本卷第482—486页) 悲剧《乌兰内姆》的几场 人物表 乌兰内姆——德国旅行家。 卢钦多——他的旅伴。 佩尔蒂尼——意大利某山城市民。 阿尔万德——同一城市的市民。 贝娅特里瑟——他的养女。 维林。 波尔托——修道士。 剧情发生在佩尔蒂尼、阿尔万德两人家里和家门前以及山上。 第一幕某山城 第一场 一条街道。乌兰内姆和卢钦多。佩尔蒂尼站在自己家门前。 佩尔蒂尼 先生们！全城都云集着异乡的游客， 大家慕名而来， 就为了饱览这一带的奇迹胜景。 长话短说：敬请你们光临寒舍—— 因为城里的旅社已经住满来宾。 我当尽微薄之力 愿租给你们住房，这完全是出于 对你们的友情，相信吧，这决不是讨好逢迎。 乌兰内姆 谢谢你，陌生人， 你对我们如此以礼相待，真使人受宠若惊。 佩尔蒂尼 哪里，哪里，这样恭谨待客是理所当然的！ 乌兰内姆 我们打算在这里多呆些时候！ 佩尔蒂尼 哪一天你们感到不够愉快，也就是我自己少活了一天。 乌兰内姆 我再次道谢了。 佩尔蒂尼 (叫小厮。) 嗳，堂倌！领老爷们上楼进大厅， 他们经过徒步跋涉， 要各自在房间里稍事休息， 该换下沉重的旅途行装。 乌兰内姆 我们走啦，待会儿就回到你这里来。(乌兰内姆和卢钦多随小厮下。) 佩尔蒂尼 (独自一人。警觉地四下环顾。) 对，就是他，天哪，就是他，这一天终于来临！ 我忘却不了这个老朋友， 就像我的良心不会忘记我； 好吧，现在我就来换换良心…… 对，他变成了这样，这是他，就是乌兰内姆！ 我的良心，但愿此事不会对不住你。 你日夜守在我的床边， 与我一同入睡，一同起床—— 我的眼睛则不然，伙计，我和他是相识呀！ 而我知道的还不止这些，还有别人在这里， 他们的名字都叫乌兰内姆，乌兰内姆！ 这名字听起来像死人，但当它卑鄙的主人 还活着，就这样叫下去好了。 等等！我有办法了，那情景重又浮上心田， 像空气那样清澈，像我的骨头那样坚硬， 他的誓言还清晰地响在我耳边。 我有办法了，我得让他找到它！ 我的计策已定，计划的核心 它的生命——就是你乌兰内姆本人， 你莫非想像摆布玩偶一样摆布命运？ 想同上帝玩弄你的小聪明？ 想从你那腐烂的腰间镟出天上星星？ 我的小神仙儿，还是求上帝保佑你别演这个角色， 且慢，乖乖地等着我的提示吧！ (卢钦多上。) 第二场佩尔蒂尼，卢钦多。 佩尔蒂尼 怎么是你孤单一人，我的少爷？ 卢钦多 是好奇心驱使我来到这里，而对于老人来说，无论什么 都屡见不鲜！ 佩尔蒂尼 原来如此！你那个老爷子！ 卢钦多 不，不。如果我的心灵的最深处 怀有一个强烈的愿望， 哪怕是一个令人齿冷的渴念—— 那就是——称他为父亲，当他的儿子， 因为他具有一种男性的深邃而热烈的气质， 一个能容下整个世界的胸怀， 而那颗心又洋溢着众神的温暖—— 除非结识了他，否则你很难想象， 世上竟有这样杰出的人。 佩尔蒂尼 当青年人那张暖气袭人的嘴 如此热情地赞颂老人时， 那话语实在委婉动听， 充满了高尚情愫，就像一段圣经经文， 又像女人苏珊娜的故事， 还有浪子回头的轶闻；［注：《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15章第11—32节。——编者注］ 但是我想斗胆问一声，你了解那位先生吗？ 看样子你同他已经心心相印。 卢钦多 什么“看样子”？所谓“看样子”只是幻觉和假象。 莫非你是仇恨人类之徒？ 佩尔蒂尼 不，至少 我是个人。 卢钦多 如果我冒犯了你，请你原谅！ 你对异乡人很友好。 一个能对漫游者友好相待的人 决不是心胸狭隘之徒！ 但你想得到答复，我应该回答你—— 使我跟他结合的是一种特殊的因缘， 它已在我们心灵的深处把我们俩联结在一起， 他胸中的智慧之光 犹如熊熊的火炬照亮了我们的心田。 仿佛有善良的、向往光明的精灵把我们 精心地挑选出来作为终身的伙伴。 自从我有记忆以来， 老早老早就认识了他。 但我们如何相遇，我发誓， 我不得而知。 佩尔蒂尼 这听来颇为浪漫， 但这些不过是空话，我亲爱的少爷， 是可以借以回避答复的空话。 卢钦多 我向你发誓。 佩尔蒂尼 你发什么誓呢，少爷？ 卢钦多 我不了解他，但我毕竟还知道： 他有个秘密深藏在心里， 此时此刻，我还不该知道是什么秘密， 但它每时每刻都在鸣响， 你看，我自己也不了解自己。 佩尔蒂尼 嗯，这可糟糕。 卢钦多 我是如此孤单，如此离群！ 即使是最可怜的人， 当他扬扬得意地夸耀自己的家族， 当他在忠诚的心里悉心保留着那最细微的往事， 他也会为此而充满自豪， 但我却不能，人们管我叫卢钦多， 也可以把我叫作绞架或一棵树！ 佩尔蒂尼 你想要什么？想跟绞架结交？ 甚至结亲，嗯？还是我给你出主意吧！ 卢钦多 (严肃地)别净说这些空洞无聊的话啦， 要知道我的胸膛在沸腾！ 佩尔蒂尼 让它沸腾吧，朋友， 直到闹够了为止！ 卢钦多 (惊问)这是什么意思？ 佩尔蒂尼 什么意思？没有什么意思！ 瞧，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客栈老板， 老老实实地数着钟点混日子， 夜晚入睡，天明起身， 然后再把时辰数， 直到把早晨数尽，时钟停摆为止， 到那时只好让蛆虫转动钟上的指针， 一直等到末日审判的来临， 那时耶稣基督和迦伯列天使 将用怒气冲冲的号角宣读 我们罪行的长长的清单， 把我们安置在右边或者左边， 并用神的拳头来检验我们的表皮—— 以鉴别我们是羔羊还是恶狼！ 卢钦多 他叫不到我，因为我没有名字！ 佩尔蒂尼 这就好了，听到你说这话，我很高兴！ 但因为我是个小客栈老板， 脑袋里只有平庸的想法， 思考问题就像你抓石头和沙子一样简单： 因为在我看来，谁要是不知道自己的家谱 而发现自己混在别的家庭中—— 他就是杂种！ 卢钦多 伙计！伙计！你说什么？ 你可以把太阳想成是黑的，把月亮想成是扁的， 太阳和月亮决不会因此而向你射箭， 但是告诉你，你说那种话会要你命的！ 佩尔蒂尼 可爱的朋友，不要对我如此信口开河，胡说八道， 相信我，我不是害了神经痉挛症！ 确实，杂种往往生气勃勃，精力充沛， 不错，他们总是茁壮成长， 甚至还春风得意，青云直上， 好像他们知道，他们是在纵情欢乐中诞生的， 而不是奴性的结合在枯燥沉闷中孕育了他们！ 你看，这样的杂种就像讽刺作品， 其作者就是人的天性， 而婚姻则像在安乐椅上正襟危坐的妇人， 她戴上帽子和各种首饰， 把愁苦的面容弄得奇形怪状， 她脚旁放着一张干瘪的羊皮纸， 纸上胡乱写着神父们亵渎神灵的肮脏词句， 前景是教堂冷清清的厅堂， 背后是一群打打闹闹的乌合之众。 因此，我正该夸奖杂种们！ 卢钦多 (冒起火来)够啦，够啦！ 伙计，这是什么意思？你是在指什么？说清楚！ 当着上帝的面，我也有话要说！ 其实我何必问你？一切不正一清二楚地展现在我面前， 地狱不正在向我狞笑， 在我眼前爬上来的岂不正是干瘪的骷髅， 这骷髅不正盯着我，嘴里念着恐吓的咒语？ 可是你听着——你用那干枯的魔掌 将火把扔进了我的胸膛， 你这家伙，没那么便宜，相信我，没那么便宜。 别以为你是在跟一个小孩做儿戏， 在往小孩的头上气势汹汹地 投扔骰子。不，你是在跟我玩弄冒失轻率的把戏， 现在，你记住，我们是游戏同伴， 你这样快就露出了真实嘴脸，快说出 你那蛇蝎心肠里的全部东西， 只要这些是猜疑和嘲弄， 我将统统扔回到你喉咙里， 你就得吞下你自己的毒汁， 而后我再跟你做游戏， 现在你就说，我要你说！ 佩尔蒂尼 你要我说？你想的是浮士德和靡菲斯特斐勒司的故事， 你大概已深深沉浸在那个故事里了，你瞧吧， 我表示拒绝，你要怎样就怎样好了， 我要在你这笨蛋的眼睛里揉沙子！ 卢钦多 还是把沙子揉到你自己的眼睛里去吧， 别把火吹得太猛， 熊熊的烈火会把你自己烧成灰烬！ 佩尔蒂尼 这是耍嘴皮子，是空话， 火只会烧掉你一个人！ 卢钦多 我自己？我自己？让它烧吧！对我来说是无所谓的， 但我会用年轻人有力的双臂把你抱住， 像钳子那样拼命地夹住你的胸膛， 在我们面前会裂出一道黑沉沉的深渊， 你先跌进去，而后我笑咪咪地跟着你， 还会轻声对你说：下去吧，一起来，朋友！ 佩尔蒂尼 你的想象力看来真丰富， 这辈子你梦想过不少东西吧？ 卢钦多 你说对了，我是个梦想家，是梦想家！ 我从你这个无知的人身上能了解到什么？ 你才初次见到我们，只是见到我们，并不了解我们， 却对我又是讽刺又是辱骂。 我还等什么？还能对你有什么指望？ 再没有什么了，但是倒有件事要你办到—— 你得给我赔罪，雪耻，消除流毒。 圈子是你划出来的——两个人 它装不下，你用得上跳跃的本事了， 还是让命运之神随便抽出哪一根签吧！ 佩尔蒂尼 大约你从哪个古老的悲剧里 抽出了这么一个结尾来念给老师听过吧？ 卢钦多 对，我们是在一起演悲剧。 我们现在就走，地点、方式、用枪还是用剑随你便！ 佩尔蒂尼 什么时候？哪儿都可以，随便什么时候？ 得了吧！ 卢钦多 嘿！胆小鬼才鹦鹉学舌取笑我—— 但我要把胆小鬼这几个字刻在你脸上， 这话我要拿到大街上去大喊大叫， 要在大庭广众之下揍你一顿， 如果你敢不跟我走，还敢用陈词滥调开玩笑。 我气得心头的血都凝固了。 闲话少说，你走也罢不走也罢—— 对你的判决已经宣布了，胆小鬼，无赖！ 佩尔蒂尼 (冒起火来)你再说一遍，我要你再说一遍，你这小子！ 卢钦多 如果你高兴，我可以重复一千遍， 叫你直冒肝火， 叫你的两只眼睛血流如注。 是的，再说一遍，再说一遍，你是个无赖，胆小鬼！ 佩尔蒂尼 好吧，咱们谈了，我要你注意！ 有一个把我们两人连在一起的地方， 这就是地狱，不是我的而是你的地狱！ 卢钦多 干吗在这里罗嗦？咱们的纷争 可以当场解决，然后你可以逃往地狱， 告诉那里的魔鬼：是我把你打发去的！ 佩尔蒂尼 我还有一句话！ 卢钦多 没什么说的，说话有啥用？ 我不听你的，你的话一文不值， 你爱怎么装模作样都可以， 反正我没有看见。去拿枪来，让枪来说话， 我把整个的心——如果它还没有碎， 都放进枪膛里……然后…… 佩尔蒂尼 (打断他) 别这么气壮如牛，小子，别太孩子气！ 你能有什么东西可以拿来作抵押？啥也没有！ 你不过是一块从月亮上掉下来的石头， 有人在上面划出了一个词， 你看到了这个词，它念作“卢钦多”。 我才不敢拿我自己，拿我的荣誉、性命和一切 来跟这块空空的牌子打赌。 难道你想拿我的血来做画家的颜料， 想拿我当刷笔那样随意涂抹？ 不，我们的等级地位太不相同，实在是天差地远， 我像你反对我一样反对你， 我知道我是谁，可你呢，你知道你是什么东西？ 你连自己也不知道，你一文不值，一事无成， 你那个杂种的胸膛里从未燃起过荣誉之火， 你倒想像小偷一样拿我的荣誉来给我作担保？ 你想押下你那张空头票据 来赢我的十足的赌注，我的朋友？ 别这样，现在你还什么都不是， 你先得有名字、荣誉和性命， 我才肯拿我的名字、荣誉和性命跟你打赌！ 卢钦多 好家伙！你想用这些话来摆脱困境，胆小鬼， 你那个鬼脑袋想得可真妙哇， 账算得真精，不是吗，胆小鬼？ 你别打错了算盘，我要把你的如意算盘一笔勾销， 换上“胆小鬼”这个词， 我要像嘲弄一头疯狗一样嘲弄你， 我要你出丑，要你当众出丑， 然后你可以去跟女人、男人、孩子以及 每个人去讲，去说清楚： 我叫卢钦多，还是不叫卢钦多， 让人们这样叫我，也可以叫我别的， 我就这个样吧，也可以是另一个样的， 按“存在”一词的一般意义讲， 没有我也好，有我也无妨， 但你也只能是你这个样子——一个胆小鬼！ 佩尔蒂尼 行了，好极啦！你看，如果我给你一个名字， 你听着，一个名字，那会怎么样？ 卢钦多 你自己没有名字，还能给我名字？ 你刚见到我，以前从未见过我， 况且眼睛见到的——只是一种骗局， 是我们摆脱不了的永久嘲弄， 我们看到了，就是这么回事！ 佩尔蒂尼 好吧，可如果有人懂得的比见到的多呢？ 卢钦多 那不会是你， 你看来看去只看见你自己，一个无赖！ 佩尔蒂尼 这是实话，可我不容易受第一眼的欺骗， 你要知道，我也不是今天才初次见到你！ 相信我吧，我的眼睛曾经饱览人世沧桑。 要是我们曾相识呢？又将如何呢？ 卢钦多 我不信！ 佩尔蒂尼 不是吗？有那么一个奇怪的诗人， 就像一头善于审美的、心情阴郁的瞎眼母牛， 他时时产生稀奇古怪的念头， 想把生活也编成押韵的诗篇， 万一他自己的生平也是编造的呢？ 卢钦多 哈！这大概是偶合，你骗不了我！ 佩尔蒂尼 偶合！这是哲学家在理性不管用 而又要借理性来摆脱困境时才说的话。 偶合——说得轻巧；只有两个音节， 可名字也是偶合： 任何一个没有别的名字的人都可以叫作乌兰内姆， 因此，如果我这样称呼他，也就是偶合了！ 卢钦多 你认识他吗？天哪，请说吧，当着上帝的面！ 佩尔蒂尼 你知道小孩子什么时候受夸奖？在他闷声不响的时候。 卢钦多 我真讨厌向你请求——伙计， 但我还是要凭着你珍惜的一切向你恳求。 佩尔蒂尼 珍惜什么？难道我在用硬币作交易？ 你是了解胆小鬼的，对胆小鬼是没有什么好恳求的。 卢钦多 好吧，既然你想摘掉胆小鬼这顶帽子， 你就该开始动手！ 佩尔蒂尼 我们决斗吧，像你现在这样，我站好了， 你对我够好的了！我要决斗了。 卢钦多 嘿！你别逼我去走极端， 别逼到不可收拾、一切都完蛋的地步！ 佩尔蒂尼 咱们就来尝尝极端的味儿吧， 让命运之神随便抽出哪一根签来！ 卢钦多 啊！这样看来是无法挽救了？ 你的心肠如同铁石，无法打动， 你的心灵因搞惯了讥笑讽刺，已经干枯，发出臭气， 它像吞服灵药似的吞下毒汁。 你还在微笑，伙计，现在也许到了最后一刻， 到了你的最后一刻，抓紧时间吧，把它铭记在心里， 片刻之后你就要站在法官面前， 所以你最后的，最后的一桩正经事儿 就是扯断生命的罪恶的长锁链。 只要说一个字，像以太那样轻飘， 轻轻地呼出一口气！ 佩尔蒂尼 这是偶合，可爱的朋友！ 我甚至连自己都相信偶合了，相信我！ 卢钦多 枉费心机！一切、一切，是的，你等等，浅薄的笨蛋， 事情还没了，没了，当着上帝的面。 你那锐利的目光又把人蒙骗， 我把它唤来，站在它面前， 额对额，眼对眼地站着， 如同一个吓破了胆的孩子， 你再抓不着我了，走吧，走吧，无赖，让我走！ (急下)。 佩尔蒂尼 现在有个更大的计谋来拯救你了，孩子， 相信我，佩尔蒂尼是不会忘记的。 (喊叫)喂，喂，卢钦多，看在上帝的面上，来吧！ (卢钦多返回来。) 卢钦多 有什么事，怎么还不走！ 佩尔蒂尼 好啦，真讲义气， 去告诉那位可尊敬的老先生，说我们吵架了。 说你曾要求我决斗，但过于客气， 你过于客气，你是虔诚的孩子！ 去向他忏悔你的罪过，请求他饶恕！ 向他流几滴泪，吻吻他的手， 给自己剪一根请罪的枝条！ 卢钦多 你是在逼我？ 佩尔蒂尼 就算是逼你，一切都合乎道德伦理。 一切都像孩子的启蒙课本里写的那样合乎道德伦理。 你相信上帝吗？ 卢钦多 伙计，难道要我向你忏悔？ 佩尔蒂尼 你就不要我向你忏悔吗？ 那好吧，我甘心情愿，你告诉我，你相信上帝吗？ 卢钦多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佩尔蒂尼 这一套现在不时兴啦， 因此我非常想听听你的！ 卢钦多 我不像大家信神那样信上帝， 可是我像了解自己那样了解上帝。 佩尔蒂尼 这个咱们下回兴致更高时再谈， 你怎么信上帝，对我都无所谓， 但既然你信上帝，好，那你就对着上帝向我发个誓！ 卢钦多 什么？向你发誓？ 佩尔蒂尼 你要发誓做到守口如瓶， 决不走漏半点风声！ 卢钦多 我在上帝面前发誓！ 佩尔蒂尼 你对我只怀敌意和报复之心， 要知道，我可不那么坏，我只是生性率直而已。 卢钦多 上帝可鉴，我决不会向你立下誓言， 说我喜欢你，像朋友那样尊重你， 我不能，也不可以向你发这个誓， 但是过去的事儿就让它永远被忘记， 就作为一场令人生厌的噩梦， 犹如一切梦幻那样转瞬即逝， 我将把它抛到九霄云外， 这一点我可以对着神灵向你发誓。 是神灵创造了乾坤， 他的目光所到之处，万物将成为永恒。 我发了誓，现在该你回报我的誓言了！ 佩尔蒂尼 咱们走——我带你到幽静的地方去， 让你看各种风景，让你看巉岩间的深渊， 那里有火山喷发后形成的湖泊， 那里有静静的微波在山岩环抱中轻轻地荡漾， 那里的岁月在无声地流逝—— 当暴风雨停息，那时就—— 卢钦多 什么？石头、港湾、蛆虫、淤泥？ 到处都有耸立的峭壁、巉岩， 到处都有泉水淙淙流去， 那至高无上的力量多点少点跟我有什么关系？ 各处确有神秘的地方， 使我们心醉神迷，流连忘返， 你看，它多诱人，激起了我胸中的波涛， 甚至会崩裂我的胸膛，——这算得了什么？是胡闹！ 快领我到你想去的地方去，快去目的地。 别迟疑，别顾虑，走吧！ 佩尔蒂尼 先要等迅雷停息， 让闪电荡涤心胸， 所以我先带你到一个地方， 我担心你一到那里就不肯离去。 卢钦多 随便什么地方，我都跟你寸步不离， 只要此路通向目的地，你在前引路吧！ 佩尔蒂尼 真是多疑！ (两人下。) 第三场 佩尔蒂尼家的大厅。乌兰内姆独自坐在桌前写字。桌上零乱地放着一些纸张。他很快地站了起来，来回踱来踱去，突然停住，把两手交叉在胸前。 乌兰内姆 一切都在毁灭！时光正在流逝， 司时女神屹立不动，而侏儒的建筑却在崩塌！ 我即将把永恒紧紧地抱在怀里，并且大声呐喊， 用人类无情的咒语把它诅咒。 啊永恒！它意味着无休无止的痛苦， 它意味着无法言喻的神秘的死亡， 它是创造出来让我们忍受嘲弄的可鄙的作品， 而我们不过是听凭摆布的钟表，上好了弦 去充当报告时辰的傻瓜。 我们活着，只因世上总要有所生， 我们死去，只因世上总要有所死！ 有一种东西必须有，而世界上现在缺少它， 那就是无声无息的痛苦悲伤， 它将笼罩世界，用心灵的巨大力量使世界灭亡， 死神将变得十分活跃，穿着鞋袜到处奔跑， 百草将忍受苦难，石头将悄然化为齑粉， 还有那鸟儿，找不到歌儿来哀诉 是什么妨碍它展翅高翔， 宇宙万物陷入了盲目的争端和斗争， 为了要自己摆脱自己，要在争吵中把自己耗尽—— 所有这一切现在都站立起来，而且有一双腿， 还有一个承受生活的厄运的胸膛！ 啊，难道我要把自己拴在烈火熊熊的巨轮上， 随着永恒的循环来欢舞蹁跹？ 如果我能在此境之外发现一个会吞没一切的深渊， 我就要纵身跳进去， 我要把深渊和我之间的世界摧毁！ 世界将在漫长的诅咒下粉碎， 我的双臂紧抱住这严酷的存在， 它就在拥抱着我时悄然逝去， 然后沉没于虚无之中， 完全消失而不复存在——大概这就是生活！ 如果不是这样，它就将在永恒的长河中滚滚向前， 它为创世者唱着哀歌， 眉宇之上却是讥笑啊！太阳能把讥笑烧掉？ 被放逐的心灵在放肆地诅咒！ 眼睛由于看到了毁灭而闪烁着欢快恶毒的光芒， 莫非眼光能撵走这把一切都拴在一起的沉闷的世界？ 我们永远遭受捆绑，胆战心惊，被碾成齑粉，化为乌有， 我们被捆绑在“存在”的这一块大理石上， 被永生永世地捆绑着，永生永世！ 世界包容这一切，它滚滚向前， 为自己高唱着挽歌， 而我们，我们这些冷酷的上帝的猿猴们 还在辛辛苦苦用充满爱心的胸膛 来温暖那条毒蛇， 让它长成巨大无比的躯体， 低下头来把我们咬上一口！ 那令人厌倦的浪涛永远在喧腾， 冲入我们的耳朵，直到把这种厌恶完全耗尽， 现在大势已定，要赶快把一切准备就绪， 捣毁那谎言编造出来的一切， 以诅咒来结束诅咒所造成的一切。 (坐到桌前，写字。) 第四场 阿尔万德的家，开头在家门口。 卢钦多，佩尔蒂尼。 卢钦多 带我到这里来干吗？ 佩尔蒂尼 来看一个温柔的女人， 如此而已；你且稍等，待她用缠绵的旋律 把安宁吹进你的心里—— 那时咱们就走！ 卢钦多 伙计，什么？你带我来找娼妓？ 在这样的时刻：当整个生活的重担 落在我肩上，要把我压得粉身碎骨， 当我的胸中有如浪潮起伏， 恨不得疯狂地把自己消灭， 一呼一吸都将招致干百次死亡的时刻， 这个时候你还带我来找女人！ 佩尔蒂尼 哈，年轻人，你急什么， 干吗净说些死呀火呀的？ 什么娼妓？我知道得一清二楚， 你看看这座房子！难道它像是妓女住的地方吗？ 你以为我想为你而扮演施舍一切的神仙角色， 把白日当路灯来用吗？ 这儿很有趣，尽管进去， 也许你能听到你想知道的东西！ 卢钦多 我看出这是一场骗局， 但你把它编造得蹩脚笨拙， 你已在我手心里，却想溜之大吉， 我只听你这一回，你该庆幸， 要是你再拖拖拉拉就要你的命！ (他们进入屋内，幕下，另一帷幕被拉上去。一间布置得时髦雅致的房间。 贝娅特里瑟坐在沙发上，旁边放着一把吉他。 卢钦多、佩尔蒂尼、贝娅特里瑟。) 佩尔蒂尼 贝娅特里瑟，我给你介绍 一位年轻的旅游者，一位有教养的先生， 他跟我还是个远亲！ 贝娅特里瑟 (对卢钦多)欢迎你光临！ 卢钦多 请原谅！我找不出词句， 找不出语言来表达我的惊异的心情。 你如此美貌真是倾国倾城， 使人血液沸腾，使人心醉神迷。 贝娅特里瑟 不敢当，年轻的先生！你的情绪很好。 我感谢你的好情绪，不是因为冷酷的老天爷 真给了我什么魅力， 因为说话的是你的舌头，不是你的真心。 卢钦多 噢，如果我的心能说话， 能够倾吐你所深深注入的一切， 我的话语就会变成热情如火的旋律， 我吐出的每个词儿都会永恒不灭， 每个词儿都会像蓝天，像广阔无际的天国， 在那里，生活中的一切思想都光芒四射， 到处都充满着温存的思念与和谐； 我的胸襟里柔情脉脉地怀着整个宇宙， 吐露出来的是美丽的太空之光， 因为千言万语呼唤的只是你的名字！ 佩尔蒂尼 你别见怪，小姐，我告诉你， 他是德国人，不论到哪里， 他都喜欢乱抛音乐旋律和心中真情。 贝娅特里瑟 啊，德国人！我对德国人有好感， 我自己也以有德国血统而自豪， 请坐到这里来，德国人先生！ (给他指着沙发上的座位。) 卢钦多 谢谢，小姐！ (轻声地对佩尔蒂尼) 走吧！现在还来得及，要不我会完蛋。 贝娅特里瑟 (不好意思地)我的话说得太多了！ (卢钦多想开口，佩尔蒂尼抢在他前面。) 佩尔蒂尼 哈！别再挖空心思说奉承话了！ 贝娅特里瑟，实在没有什么事， 只是我要给这位先生赶快去办点事儿。 卢钦多 (不知所措，轻声地) 什么，佩尔蒂尼？天哪，你在耍弄我！ 佩尔蒂尼 (大声地)你别这么生气，别这么紧张！ 这位小姐相信我的话，不是吗， 对吧，贝娅特里瑟，在我回来之前 他可以再待一会儿；你要谨慎些， 你是外地来客，不能胡来。 贝娅特里瑟 先生，难道我这样接待你， 会使你误解，以为我会把你， 我的老朋友佩尔蒂尼的朋友，又是外地来客， 从我们这个使任何人都感到宾至如归的 房子里撵出去吗？ 别讲奉承话，但是要公道！ 卢钦多 天哪！你的善良使我倾倒！ 只有天使才说得这样委婉动听， 如果那无法遏制的激情 使我自惭形秽，忘乎所以， 嘴唇说出了本该隐藏在心中的话，就请原谅。 但你看一眼那纯净的天空， 它从那彩云飘动的蔚蓝高处向下界微笑， 你看那在柔和的光辉中荡漾的色彩， 忽而布满阴影，忽而大放光明， 如仙乐轻柔地溶化在一起， 又像一幅图画充满勃勃生机： 你倒沉默试试看，你的嘴唇能不能默不作声， 你做不到，因为迷人的魔力使你忘形， 唉，还有什么理智！也忘了谨慎小心， 心有所感，嘴唇就会颤动， 就如微风的翅膀轻轻地拂动时， 风神琴就会发出和鸣。 贝娅特里瑟 我的先生，我愿宽恕这甜言蜜语， 你善于把毒药裹上甜美的糖衣。 卢钦多 (轻声地对佩尔蒂尼) 可恶的无赖，不过还是个乖巧的滑头， 我怎么办呢？逃走，天哪，我得走啦！ 佩尔蒂尼 (大声地) 他还总忘不掉 我事先不让他开口说话， 他早就想出了一套美丽动听的话， 可是我使他手足无措， 就这样吧，贝娅特里瑟可能会以为， 你把这套奇思怪想赠给了她， 这套宏论很长，比得上德国的滑稽戏， 味道好吃，消化可不易。 我走啦！ 卢钦多 (轻声地)，嗨，这家伙！ 佩尔蒂尼 (大声地)想一想那种叫作心心相印的东西： 它从胃里出来很快就钻进心窝里。 我马上回来，很快就把你带走， 这温柔乡大概已使你难舍难离！ (独白)我得走啦，让老头子来把好事破坏； 而这个家伙，就让他去博得她的青睐。 (佩尔蒂尼下，卢钦多不知所措。) 贝娅特里瑟 要我再一次请你坐下吗？ 卢钦多 如果你愿意，我很乐意在你身旁坐下！ (坐下) 贝娅特里瑟 佩尔蒂尼这个朋友的脾气常有些古怪！ 卢钦多 是的，古怪！真古怪！的确古怪！古怪透了！ (停顿一会儿。) 对不起，小姐，你很尊重他吗？ 贝娅特里瑟 他是我家的常客，是个忠实的朋友， 他对我一直十分友好，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他令人难以忍受， 他往往很粗鲁，说话阴阳怪气， 请原谅，他是你的朋友，但从他的心灵里 往往跑出怪诞的幽灵，说实话，这一点使我讨厌， 好像他正在心里琢磨着阴暗的东西， 他鬼鬼祟祟， 不敢把那些东西呈现在光天化日之下， 而那些东西比他嘴上说出来的更坏， 也许比他心里盘算的更坏。但这只是猜测， 我这样冒昧地给你讲心里话可不太好， 因为这毕竟是猜疑，而猜疑是条蝮蛇呀！ 卢钦多 你在后悔对我的信任，小姐？ 贝娅特里瑟 如果这是关于我自己的秘密，又当别论——可是，唉！ 我说到哪里去了？你拿出什么来 博得我的信任？不过， 如果我把自己知道的事全告诉你， 也没什么不好，因为这事我对谁讲都可以， 我知道的全是大家都知道的。 卢钦多 啊，大家！你当然指的是一切人啰？ 贝娅特里瑟 也包括你，不是吗？ 卢钦多 啊，天使！可爱的人儿哪！ 贝娅特里瑟 先生，你叫我害怕，你在这里讲这种话是什么意思？ 你这么快地从一件事转到另一件事！ 卢钦多 我应当赶快行动，是时候了， 干吗要拖延？延误每一瞬间都会导致毁灭。 我能把这事隐藏在心？——这真怪，怪得离奇， 我以前从未见过你，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我们竟是一见如故， 仿佛在我内心隐藏的那些幻想的乐章， 现在突然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温馨的美人， 仿佛有一条看不见的红线早就把我们连在一起， 而此时此刻这一结合成了现实！ 贝娅特里瑟 对此我有同感，我不能把你当外人， 可是你毕竟是我素不相识的异乡人， 想必有一些阴森森的神怪暗中作梗， 在相逢前就把我们拆散离分， 但愿另一些善良之神想出甜美的幻影， 用魔法把我们千里一线牵引， 不过，到那时要更加小心， 黑色云烟中迸发不出最强烈的闪电雷鸣！ 卢钦多 你这个能一眼看透人心的俊俏哲人，上帝哪， 我已经无法抵挡你那动人心魄的魅力， 你别看我这么大胆地向你表示爱慕之情， 就认为我对你没有敬重之心， 我的胸膛憋闷，神经已难熬忍， 我受不了啦，我很快就将离去， 我要离去，离开这儿，离开你，离你远行， 那时，世界呀，统统沉入深渊，沉下去吧。 请原谅，我的宝贝，请原谅那时间的流逝， 是它催逼着我，使人失态激动。 上帝可鉴，我爱你，贝娅特里瑟， 贝娅特里瑟和爱情不能分， 我只能一口气说出它们， 我至死都将怀着这片痴情！ 贝娅特里瑟 唉，别说吧，这些话无济于事。 真的，你听着，这些话都像诗句一样虚无缥缈， 如果你现在就赢得我的心， 你肯定不会再敬重我， 你会把我看成一个很快就委身事人的姑娘， 这种女人真是成千上万，屡见不鲜。 这念头一旦在你心上闪现， 我就会丧失爱情和尊严。 我的心呀，那时对于你将一文不值， 而我——我一定会痛心地责备自己。 卢钦多 善解人意、热情可爱的姑娘啊， 但愿你能看到我的心， 我从未爱过，我发誓，还从未有过爱情， 而你，你的指责嘲弄了我的心， 让那可鄙的商人去反复掂量，精心算计， 他谨小慎微，以牟取更多的盈利， 可是爱情能将宇宙万物融为一体， 热恋的人们别无所求，别无希冀， 试想想，什么把人们维系在一起， 什么让人们互相憎恨？ 只有爱情如同公开的魔法，使人们难舍难离。 爱是从生命深处迸发出来的一朵火花， 但愿它就在此时闪耀光芒， 因为此刻另一个生命正面临着抉择， 她的爱情之火很快就会燃起，她很快就会一起来祝福 爱情。 贝娅特里瑟 难道我还要忸怩作态？我应当鼓足勇气， 让两股爱情之火高高地燃烧在一起。 可是我，忧心忡忡，思绪万千， 仿佛欢乐中加进了痛苦， 仿佛妖魔鬼怪在暗地伸出毒舌嘲弄我们， 在维系我们的纽带中搀进了咝咝声！ 卢钦多 那是一股你所不知道的火焰， 是旧的生活已从我们身边消逝， 让我们再听一次它的告别之声， 它从此再也不敢卷土重来， 可是，贝娅特里瑟，你怎样才能成为我的人？ 贝娅特里瑟 父亲想把我许配一个人， 倘若我能仇恨人，我就恨他， 我随即定会向你细说分明。 你住在哪里，我心上的朋友？ 卢钦多 在佩尔蒂尼家里。 贝娅特里瑟 我派人捎个信儿去， 但是你的名字，我相信，一定会 像星辰运行之声一样动听！ 卢钦多 (严肃地)我叫卢钦多！ 贝娅特里瑟 卢钦多，可爱的名字， 听起来多么甜美——我的卢钦多， 是我的世界，我的上帝，我的心肝，我的一切。 卢钦多 贝娅特里瑟，你自己就是一切， 你甚至高于一切，你是贝娅特里瑟。 (他热烈地把她搂在怀里，门突然打开，维林上。) 维林 好啊！你这条毒蛇，好啊，贝娅特里瑟， 你像大理石那样冷酷无情，假装正经，哈！ 卢钦多 这是什么意思？你来这里干什么？ 我发誓，我还从来没见到过比你更漂亮的猴子呢。 维林 该死的小子！该是什么意思就是什么意思， 我们现在说清楚，你就是我的冤家对头！ 亏你有副人形，却叫人恶心， 轻狂自负的恶棍， 一张只配擦笔尖的废纸， 活像滑稽戏里的小丑。 卢钦多 我已经说过，你是一只地道的猴子！ 在这里破口大骂，你要感到害羞， 你这副好斗的架势，就像街头巷尾 专为一个画面配上殴打音响的手摇风琴， 它很快就派得上用场啦。 维林 等会儿，马上就跟你算账，你这小子！ 这、这、这……气得我全身冰凉。 贝娅特里瑟，我现在就把这个淫棍收拾掉！ 卢钦多 住嘴！恶棍，我跟你走，要去就去！ (佩尔蒂尼上。) 佩尔蒂尼 这里嚷嚷些啥？你们是在大街上吗？ (对维林) 别呱呱叫，乌鸦，小心我堵住你的喉咙！ (独白) 我正是找对了人，这个小伙子 我的话他没有完全听懂！ (贝娅特里瑟昏了过去。) 卢钦多 来人哪，啊，她昏倒啦！天哪！ (俯身看她。) 清醒过来吧，我的甜蜜的天使！你说话呀！ (吻她。) 你觉得热吗？她睁开眼睛啦，呼吸啦！ 怎么这样啦，贝娅特里瑟？怎么啦？ 你要急死我吗，我能忍心看你这样吗？ (他将她搂住，抱起来。 维林要向他扑过去，佩尔蒂尼拦住维林。) 佩尔蒂尼 乌鸦朋友，你过来，我有句话要对你说！ 贝娅特里瑟 (微弱的声音) 卢钦多，我的卢钦多， 我在得到你之前就已经失去了你，我的心肝！ 卢钦多 别怕，我的天使，你什么也不会失去。 这个家伙我马上就叫他老实安静。 (将她抱到沙发上。) 在这里歇会儿，事不宜迟。 哪能容那龌龊家伙来弄脏这块圣地。 维林 快走，咱们算账去！ 佩尔蒂尼 走，我也去。 两人决斗要有个证人，这是新的风气！ 卢钦多 请放心，我心爱的姑娘，为何这么痛苦？ 贝娅特里瑟 祝你平安。 卢钦多 祝你平安，我的天使。 贝娅特里瑟 (深深地长叹) 我的心早已预感到会有不幸！ 幕落。第一幕完 致星星之歌 (见本卷第550～552页) 海上船夫歌 (见本卷第573—577页) 苍白的姑娘 叙事诗 (见本卷第493～498页) 林中小溪 我在繁花似锦的丛林中迷失了方向， 只见一道溪水穿林而过，闪着银光， 从悬崖上泻下瀑布，发出喧响， 那高处有一簇月桂送来芬芳。 月桂树看着小溪奔向远方， 月桂树看着小溪流过身旁， 溪水在月桂的芳香中欢歌高唱， 一心想汇入那云海茫茫。 溪水正要飞跃腾空， 却撞上岩壁发出阵阵轰隆， 它昏了头静静地往下俯冲， 只见那水珠四溅迷雾濛濛。 溪水就这样穿林远去， 奔流辗转，忍着死亡的苦痛， 悬崖上的月桂树发出幽香， 向小溪送去许多甜蜜的梦。 小提琴手 小提琴手拨动琴弦， 淡褐色头发披垂额前， 腰间挂着长长的佩剑， 身穿褴褛的皱褶衣衫。 “琴手呵琴手，你为何奏得如此激昂， 你为何横眉怒目环顾四方？ 你为何热血奔流心潮汹涌？ 要知道这样会拉断琴弓。” “我哪里是拉琴，那是波涛澎湃的声音！ 它冲向峭壁，浪花飞溅，声如雷鸣， 我要拉到胸膛进裂，双目失明， 让灵魂带着琴韵沉入地狱的幽冥！” “琴手呵，你冷嘲热讽把自己的心儿揉碎， 其实多亏英明的上帝你才把这门艺术学会， 你本该随提琴的声浪跃上云天， 去陪伴那灿烂的繁星欢舞蹁跹！” “这是什么话！我要把血污的长剑举起， 一下子狠狠刺进你的灵魂里， 快走出这间屋子，别让我再见到你， 莫非你想拿自己的性命当儿戏？ 上帝对艺术一窍不通，毫不尊重， 艺术是从阴暗的地狱跃入我的心中， 它使我心荡神迷、如痴如醉， 把这生机勃勃的艺术卖给我的是魔鬼。 魔鬼为我打着节拍，还用粉笔记下乐谱， 那是死亡进行曲，我只能狂奏不歇， 琴声时而低沉压抑，时而明快纯洁， 直到弦上的琴弓拉得我心儿碎裂。” 小提琴手拨动琴弦， 淡褐色头发披垂额前， 腰间挂着长长的佩剑， 身穿褴褛的皱褶衣衫。 三盏灯 远处闪烁着三盏虔敬的灯， 在一起犹如三只眼睛三颗星。 不管狂风怎样怒号呼啸， 它们永远放射出光明。 一盏灯温情地向上探寻， 直到那火光照到了天空， 眼睛里闪耀出一片深情， 好像已看见了上帝身影。 另一盏望着地上芸芸众生， 倾听远方传来的胜利琴声； 它回头来看它的两个姐妹， 默默无语却露出兴奋神情。 最后一盏放射出闪闪金光， 光芒像水一样朝四处流淌， 那光波流入它自己心中， 又喷涌而出化作满树繁花竞放。 三盏灯在远处熠熠齐明， 像三只眼睛，三颗闪烁的星星； 即使狂风在怒号呼啸， 只要一个心灵溶合另外两个，幸福就会降临。 拐奔 叙事诗 骑士站在铁门旁， 美丽的姑娘向外望， “亲爱的骑士，我怎么才能下楼去？” 四周寂然无声，一片夜色茫茫。 “请接住我抛的一条长绳， 那可是得救的可靠保证， 你在上面先把绳子系紧， 顺绳子滑下来便可逃奔。” “唉，骑士，唉，骑士，我这样逃跑像个小偷， 骑士哪，为了情人我竟什么都干！” “亲爱的，你只是把本属自己的东西带走， 我们快跑，影子会一路跳舞给我们作伴！” “骑士哪，我往下望一望都害怕， 我好像有点头晕，竟不能向它走近！” “你是下不了决心，可你瞧，我愿献出生命， 你不必害怕，这只是一场虚惊！” “唉，骑士，你这样做实在危险， 可我在金色的梦幻中日夜把你思念！ 亲爱的厅堂啊，我向你们告别， 我的脚步声你们再不能听见。” “我已经许身于一个更崇高的力量， 那就祝大家晚安，亲爱的厅堂！” 时间已不容许再拖延和磋商， 她抓住绳子，滑向地上。 离地面还差一半， 她突然眼睛模糊，脸色惨白， 可怜的人儿再没有力气，双手只好松开， 一下子掉进了死神的胸怀。 “骑士哪，你再拥抱我一回， 然后我就在你怀里幸福地离去， 让我就在你的亲吻中断气， 然后沉落在毁灭的甜蜜黑暗里！” 骑士颤抖着抱住那姑娘， 把她贴近自己灼热的胸膛； 就在两颗心一起跳动的时候， 他突然感到已面临死亡。 “别了，我亲爱的，别了，我的情郎！” “且慢，且慢，让我跟你一起走向远方！” 他们的头顶上闪起电光，就像永恒的火焰一样， 一对情人停止了呼吸，拥抱着倒在地上。 讽刺诗和短诗[217] 维也纳猴子戏团在柏林 一 “告诉我，为什么人们都拼命拥向那里？ 准是塔尔玛要登场，在缪斯女神掌管的地方！” 我说朋友，人们不喜欢真刀真枪， 这是喜剧——全由猴子上场。 二 我一声不响坐在那里， 观看着野兽在耍把戏， 演员们真是本性难移， 本应该把尿撤向墙壁…… 突然有人抓住我的大衣： “想想看，这玩意儿惹出了麻烦， 有位小姐竟晕了过去， 倒在那丑猴子的怀里， 她闭着眼，吓得低声细语， 啊，这情景多么扣人心弦， 啊，这是多么和谐，多么令人陶醉， 猴儿进入了我的心扉， 我感到有一股磁力将我吸引， 那猴儿演的就是我，真叫我欢喜， 啊，你说，你怎么竟有如此的魔力， 使我呼吸困难，两眼发黑。” 骑士格鲁克的《阿尔米达》 一 有一次我决定享受一番， 不惜破费去行乐一场， 灯光下我忙把燕尾服穿好， 走进戏院落座在第一排包厢。 啊，上帝！我感到大失所望， 我第一次把自己痛骂一场。 有位小姐要我把戏单举在她眼前， 我低声说：“我的手冻得够呛！” 她却问：“你为何不戴上手套？” 我说：“因为戴上手套我就心慌！” 这时我感到前胸后背一片冰凉， 她请我把围巾好好围上， 我对她说：“大厅里没有生火， 使我作呕的生肉腥味充满剧场！” 她叫道：“这芭蕾舞难道还不美妙？” “天哪，”我说，“广告报上哪有什么可读的文章！” 二 此时声浪大起淹没了我的话， 她冷笑着说：“这家伙真是大傻瓜！” 雇佣契约 太太：你说，你还有什么条件？尽管讲明！ 女仆：别的事都已清楚，有一样十分要紧， 为了不冷淡我家里的人， 每月请他们到这里来一次喝茶谈心。 多愁善感的人们 他们号啕大哭！唉，屠夫竟宰了小牛！ 起初牛犊还哞哞叫，现在终于垂下了头！ 他们又放声大笑！天哪，这真是胡闹， 自然界太离奇！公狗不把胡子留！ 你们高喊些什么，难道此事有来由？ 我们听说，巴兰的小毛驴儿居然说话开了口！ 时髦的浪漫主义 你们知道，有个女孩给歌德写了封信[218]， 无中生有地说歌德对她怀有深情， 有一次她到剧院去看戏， 对一个穿制服的人着了迷。 女孩含笑看着他，突然开了腔： “先生，蓓蒂娜有个心愿， 她想把长满卷发的脑袋靠在你身上， 此刻她心中充满了强烈的渴望。” 穿制服的干巴巴地回答道： “蓓蒂娜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她说：“好，你知道，我的小老鼠， 我的头上没有长虱子！” 致真理的太阳 (弗·奎德诺[219]) 灯火的辉煌，星星的闪亮， 内心的深邃，美丽的霞光， 白晰的皮肤，心灵的慈祥—— 你从来都把这一切弄得不清不楚， 因此你把自己当作真理，像太阳一样普照四方， 就像每个新娘都有一个新郎。 你尽可自称为太阳的真理， 可惜，真理却是：太阳也会把阴影投在地上。 给一个骑士英雄画像 不论你在哪儿碰到他这个人， 他总把英雄和骑士集于一身， 白天他赶时髦对舞蹈大发宏论， 夜里却被古老的臭虫咬出斑斑血痕。 致对面的女邻居 她又在对面向这边张望， 我的天哪，真叫人无法忍受。 一个矮个子丈夫，一所黄色的房子， 一个高身材的妻子，干瘪得实在吓人， 为了使想象力不致枯竭， 我只好放下窗帘。 市侩的惊奇 “我不明白，有的人为什么总是跟自己过不去， 其实只要把礼服扣紧，谁也偷不走你的东西！” 数学家的智慧 一 我们已用符号表示一切， 我们的理智变成了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如果上帝是点，他便同圆柱体相异， 如果你们倒立，那就不是屁股坐地。 二 如果a是情妇，则情郎就是b， 对此我敢用脑袋来做抵， 只要把a加b放在同一行里， 它们准是一对情人无疑。 三 他们用线条丈量世界， 但从来搞不清楚什么是精神， 既然用a和b能解决任何纠纷， 那法庭就变得不值分文。 致医生们 你们这帮市侩庸医实在可恶！ 世界在你们看来不过是一堆骸骨。 只要你们用氢气把血液变凉， 再一按脉搏，发现它已经跳动正常， 你们就认为一切都已没有问题， 病人就可以舒舒服服地活下去。 你们说上帝有个聪明的头脑， 对解剖学的造诣也很高超， 所以每朵花都能派上用场， 只要你们把它熬成浓浓的药汤。 医生的心理学 谁晚上饱吃一顿团子加面条， 他夜里就难免受恶梦的困扰。 医生的形而上学 从来就没有过什么精神， 连牛也能生存，就是一个明证。 关于灵魂的侈谈纯属骗人， 我们从未发现它在胃里藏身； 要是我们知道它在哪里， 随便拿一颗丸药就可把它赶出去， 于是那些鬼魂就会像滚滚潮水， 一下子泻出了人们的身体。 医生的人类学 凡是有耐力的人， 都习惯于在肚皮上抹上油膏， 不管穿堂风多么厉害， 也不能使他们伤风感冒！ 如果坚持节制饮食， 也同样能达到保健的目标， 须知我们现有的文化 本来起源于灌肠催泻的高招。 医生的伦理学 旅途上要多穿几件衣裳， 出了汗才不会有损健康； 要注意千万别慷慨激昂， 那样做势必会伤害胃肠； 可别向着火处随便张望， 要防止火焰把眼睛灼伤； 水和酒须掺兑比例适当， 咖啡里要加奶不可遗忘； 倘若你定想去冥府观光， 切莫忘派人请我们帮忙。 献给燕妮的两首歌 寻找 歌 那天我挣脱了锁链，匆忙启程， “你去哪里？”“我要把新世界找寻！” “这里难道还缺少田园美景， 你不见下有碧波万顷，上有满天繁星？” “你真傻，我并不是到彼岸世界去寻找， 这里有山呼海啸，这里有雷鸣风号， 它们都在束缚我强健的双脚， 它们爱恋的问候成了我身上的镣铐。 我寻求的世界应该产生于我心中， 它在我胸膛里升起向外涌动， 我的生命之泉将化作它的滔滔巨浪， 我的灵魂的呼吸将造成它的漠漠苍穹。” 我远走他方，后来又回到故乡， 我胸怀世界走遍了四面八方； 太阳和繁星把我的世界照亮， 但随着一声霹雳，我的世界立刻沉沦消亡。 找到了 歌 为什么小树丛手牵手起舞转圈？ 为什么五月花开满地争奇斗艳？ 为什么苍天拱起形成碧空穹窿？ 为什么山峰耸立插入云雾之中？ 我轰然掀动双翅向上飞腾， 却撞在悬崖上无声地沉沦； 我的眼睛能否看见星光？ 我转动双眼，眼前一片迷茫。 你，生活的洪流，就这样滚滚向前， 一路奔泻吧，让浪潮汹涌飞溅， 一旦你吃惊地跌进一片虚空乌有， 迎候你的将会是金光灿烂的自由。 我的目光又一次大胆地闪耀， 飞射如电，不胜欣喜乐陶陶， 它已在你胸中发现一个世界， 又何必叫它到别处把世界寻找？ 致燕妮的十四行诗(终曲) 燕妮，有件事我还要向你诉说： 我愉快地用离别之歌结束这组诗章， 因为我心海拍击着最后的银色波浪， 只有你来吟咏才能使涛声雄壮高昂。 那岁月的波涛不停地流逝， 勇敢地穿过许多巉岩陡壁， 流过片片树林和道道瀑布， 终将在你心中找到完美的归宿。 大胆地披上火红色的宽大外衣， 胸怀一颗晶莹透亮而自豪的心， 我威严地摆脱种种束缚和压力， 迈出坚定的步伐走进广阔天地， 在你面前我抛开了心中的痛苦， 让美好梦想变成生活的常青之树！ 同……的对话 有个盛装的歌手站在那里， 怀中紧紧地抱着三角琴， 充满激情地把琴弦拨动： “我的琴啊，你为什么咏叹歌吟？ 为什么琴音里仿佛有个昂扬的魂灵， 为什么你好像充满火一样的激情？” “歌手啊，难道你以为我不理解心灵的斗争， 不理解光明磊落的胸襟， 不理解你所热情向往的那些图景？ 它们晶莹纯净如天上群星， 它们奋起呼啸像烈火翻腾， 它们让我看到崇高的生命。” “我早已猜着，我深深感到， 当你用嘹亮的声音向我呼叫， 那拨动琴弦的并不是你自己， 而是从温馨的唇齿间吐出的一丝气息， 这气息从内心深处袅袅升起， 正是它深情地教会你怎样弹琴。” “这时出现了仙女的妩媚容颜， 她容光焕发，鬈发金黄， 在歌声中迸射奇妙的光芒， 她心潮起伏，两眼闪亮， 你已经心醉神迷沉入梦想， 只剩下我独自在讴歌欢唱。” “她的形象悄悄地潜入我的心底， 又从我心里升起，如同鲜花一样艳丽， 仿佛一切都已消融在琴声里； 它时隐时现，忽沉忽起， 告诉我，是不是还有一层云翳， 挡住了你心中的星光和晨曦？” “三角琴啊，你的乐声奇妙迷人， 像喷泉飞洒着幸福的甘霖， 四面有五月的鲜花和绿草如茵； 她的气息振奋心灵，她的双眸脉脉含情， 你的琴声奏出了闪光的生命， 你的旋律在蓝天下荡漾飞行。” “你啜饮仙女洒下的甘霖，倾泻欢乐的心音， 那发自肺腑的声音一旦飘逝， 你自己的心灵便沉默无声； 可是你曾经朝气勃勃充满梦想， 如今我在远方苦苦挣扎，而你却在她心中琤琤鸣响。 你激越飞腾，我却在低头惆怅！” “歌手啊，那繁花似锦的梦使我迷茫， 但是我一心要向天边远航， 去摘取那繁星的点点金光； 生命在乐曲声中哭泣哀伤， 琴音回荡远去，天空升起太阳， 天涯海角已溶进一片霞光。” 海边礁岩 一座大理石巨岩耸立在水面上， 利齿般的峰顶刺破了天空， 那飘浮着朽株烂叶的浊浪， 轰然冲击着幽深的岩洞。 巨岩傲然俯视它脚下的深渊， 昂首挺胸就像铁柱立在水中。 年复一年，它思绪翻滚， 把烈焰般的目光投向远方， 年复一年，它挡住大海的巨浪， 任怒潮在它脚下飞旋激荡。 那枯死的藓苔，好像白发覆盖在老人额头， 那片片砾石，俨然一个个血红的伤口。 深夜，从大理石的胸膛里 传出了一阵阵痛苦的呼叫， 好像那千年往事重现心头， 苦涩的回忆使它大哭号啕。 漫游者如敢驻足倾听， 必将跌进那无情的波涛。 小人和小鼓 ［注：这首诗马克思是用南德意志方言写成的。——编者注］ 童话诗 小鼓儿不是小人儿，小人儿不是小鼓儿， 小鼓儿聪明伶俐，小人儿傻里傻气。 小鼓儿用铁圈箍紧，小人儿用两脚立地， 小人儿累得倒在地上，小鼓儿仍坐得稳稳当当。 小人儿大发雷霆把小鼓儿猛敲， 小鼓儿乐得咚咚作响，小人儿气得双脚直跳。 小人儿朝它做鬼脸，小鼓儿对他哈哈笑， 小人儿怒火中烧，放开嗓门吼叫： “小鼓儿，嘿！小鼓儿，呸！你为什么嬉笑、胡闹！ 你嘲弄我，做鬼脸，还以为我没看到！ 可恶的小鼓儿，你怎能嬉皮笑脸、如此荒唐？ 我敲你时你才响，我把你挂起来你就呆在那个地方！ 我用木头造出你这个小鼓儿， 难道是为了让你装腔作势，好像是你把自己造就！ 我敲鼓时你得跳，我唱歌时你得叫， 我欢笑时你得哭，我跳舞时你得笑！” 小人儿怒气冲冲把小鼓儿狠敲， 鼓儿给打得稀巴烂，鲜血往外冒。 小鼓儿旁边不见小人儿，小人儿身边不见了小鼓儿， 小人儿走进了修道院，出家当了小教徒儿。 散步 “你为什么老望着悬崖那边？ 你的嘴唇在轻声说些什么？” “夕阳的余辉就如一片烈焰， 告别前还在亲吻着危岩。” “太阳在东方慢慢升空， 从中午起把悬崖照得一片紫红， 然后又渐渐沉入谷底， ——你说这景色又有什么新奇？” “我曾看见霞光如烈火熊熊， 给悬崖披上了紫色的百褶衣裙。 最后她依依惜别地闭上眼睛， 想把那落日残照尽收胸中。 我们静静地走着，那巨岩在低声吟唱， 正在为落日的脚步黯然神伤， 晚风轻轻地吻着她胸前的披巾， 她的眼睛闪烁着温柔的光芒。 我轻声叹息，心中充满悲伤爱怜， 她脸上泛出红红的光艳， 我紧紧抱住她的心胸，夕阳西下， 在星星的爱抚中消失不见。 是这些吸引我的目光投向悬崖那边， 是这些让我的嘴唇絮语不断， 她远远地向我挥手，那残照如一团烈焰， 在悬崖顶上朝着我频把头点。” 魔船 叙事谣曲 小船一往无前远涉重洋， 既没有船帆也没有灯光； 月光流泻在一片波涛上， 船上的桅杆已饱经风霜。 那掌舵的水手神色阴沉， 脸颊上看不到一丝红晕， 疲惫的脑子已迟钝发呆， 那双眼睛里也毫无光彩。 海面上一片汹涌浪潮， 小船儿猛然撞上岩礁； 它摇摇晃晃，却没有撞碎， 它时沉时浮，隐现于波涛。 突然涌来了海浪一道， 殷红的鲜血在波涛上闪耀； 舵手的心猛地抽搐狂跳， 他已知事情凶多吉少。 空中和水下一片呼叫， 鬼魂们狂喊要把仇报， 舵手的神色更加阴沉， 海浪把小船猛向前抛。 小船似乎看见了远方的陆地， 它深情地向那港湾遥望致意。 突然间那一片海面波平如镜， 小船在浪涛亲吻中沉入海底。 月中人 看哪，他身披灿烂的星光， 乘风飞腾上下翱翔， 那是月中人在翩翩起舞， 他舒展肢体意气高昂。 在他那一头鬈发上， 有天上的甘露如点点泪珠闪光， 它们一滴滴飘落在草地上， 使花蕾绽开，吐出芬芳。 露珠在闪烁，花儿在开放， 有的洁白如雪，有的色泽金黄， 花儿向大地诉说 心中的辛酸悲伤。 别看那月中人在微笑招手， 内心里却藏着深深的惆怅。 他想变成一道阳光从天而降， 他想紧紧地依偎在太阳的心上。 他年复一年地等待时机， 倾听着群星在远处运行， 他胸中充满忧悒的歌声， 只有在鲜花丛中才有甘露滋润心灵。 他使地上的树林笼罩着愁云， 直到歌声四起，云雾才散尽， 这时四周升起美丽的光晕， 于是他忘却烦恼奋然飞行。 夜思 颂歌 看，天上有一片乌云在飘飞， 如雄鹰轰然扇动着强劲的翅膀， 云中传出声声霹雳，喷出阵阵火光， 清早起就隆隆翻滚着夜间的思想。 那思想迸出道道电光，雄伟凝重， 把一切诟骂诅咒都抛向天穹， 那无畏的眼睛里血如泉涌， 阵阵浪潮正冲击着天上的神宫。 天公在他那宽阔安详的额头两旁， 悄悄地把一个个火炬点旺； 火炮在轰鸣，宇宙深处仍是亘古黑暗， 那乌云痛苦地大叫一声摔落到地上。 梦境 颂歌 我想用虚无缥缈的梦幻， 悄悄地织成芳香四溢的图景， 我要用自己的一缕缕鬈发， 编成一个个浑圆的环形； 我要在黑夜的潮水中喷洒心血， 从幻梦的波涛里抽出烈焰熊熊的图景。 这图景如波浪起伏飘行， 在风声激荡中歌唱爱情。 它会向八方伸展，发出闪闪金光， 狭小的房屋会变得宏伟宽敞； 我的鬈发就像那黑色波浪， 轻柔地萦绕在天仙身上； 我的热血发出珠圆玉润的音响， 在如花似玉的天仙身边荡漾。 灯光摇曳，映出了一个太阳， 心潮澎湃，震撼着整个穹苍。 四周的空间一齐震颤倒塌， 我拔地而起变成勇士，身高如塔； 我在黑夜里目光庄严、威风凛凛， 那铺天盖地的风暴是我的琴音， 惊雷如歌，使我的心激动狂跳， 我心中的爱将化作太阳，痛苦将化作崇山峻岭； 我将自豪而谦逊地扑倒在地上， 我将骄傲而又豪放地引吭歌唱。 幽默小说 《斯考尔皮昂和费利克斯》 片断 第一部 第10章 接下来，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所承诺的，要证明上述这笔二十五塔勒的款项是属于主上帝他个人的。 这些钱是没主人的！啊，这种想法真是超凡脱俗：凡人的权力不能享有这笔钱，只有那统治天宇的最高权力，才能囊括整个宇宙，自然也就囊括了上述这二十五塔勒；这个最高权力用自己的翅膀——这翅膀是由白天和黑夜、太阳和星星、崇山峻岭和浩瀚沙漠编织而成的，这翅膀发出的声音既像和谐的乐音，又像瀑布的喧响——轻轻掠过凡人的手够不到的地方，因而也掠过刚才提到的这二十五塔勒。还有……但我说不下去了，我内心深处感到激动，我端详着天地万物、自己的内心和上述这二十五塔勒(这三个词包含着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实体啊！它们无所不在，它们发出的声响宛如仙乐，它们使人想起末日审判和国库)，因为——斯考尔皮昂被他朋友费利克斯的故事所激动，为费利克斯的火热的语调所引诱，受身上那股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的感情所支配，他一把紧抱在怀里的正是女厨师格累特，他预感到她就是仙女。 由此我得出结论，仙女们都是长着胡子的，因为玛格达莱娜一格累特不同于忏悔的抹大拉的马利亚［注：“抹大拉的马利亚”在德语中称作“玛格达莱娜”(Magdalene)。——编者注］，而是像一个威武的战士，脸上长着漂亮的颊须和髭须。柔软的鬈发蓬松地贴在造型优美的下巴上，下巴像空旷大海中的一块礁岩——不过人们老远就可以看到它——巍然耸立在她那个像盛着清汤的平底碟儿的脸盘上，神气活现，峥嵘穿空，引起众神不安，使得世人震惊。 大概幻想的女神梦见过一个虬髯蓬茸的美女，女神黯然魂销于她那令人心醉的宽宽的脸盘儿之中；当她醒过来时，原来做梦的就是格累特本人：可怕的是，仿佛她就是巴比伦的大淫妇、约翰启示录［注：《新约全书·启示录》第17章。——编者注］和上帝的愤怒；仿佛上帝在她那密布柔细波纹的面皮上栽培出一片莽莽麦茬，为的是使她的美丽不致去挑逗人犯罪，使她的贞操能受到保护，正如玫瑰花受到刺的保护一样，以便世人 能认出她 而不致因她而葬身情火。 第12章 “来一匹马，来一匹马，拿我的王国换匹马”——理查三世说［注：莎士比亚《理查三世》第5幕第4场。——编者注］。 “来一个男人，来一个男人，把我本人换个男人”——格累特说。 第16章 “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道成了肉体，住在我们中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注：《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1章第1节和第14节。——编者注］ 天真无邪的妙想！但是联想把格累特带得更远，她认定道是长在大腿里的，正如莎士比亚笔下的瑟息替斯认为哀杰克斯把内脏装在脑袋里、把智慧装在肚子里一样［注：莎士比亚《特洛埃勒斯与克蕾雪达》第2幕第1场。——编者注］。而她，格累特(可不是哀杰克斯)确信，并理解到：道是如何成为肉体的；她把大腿看成了道的象征性表现，发觉了大腿的荣光，所以，就决定——将大腿大洗一番。 第19章 但是她有一对蓝色的大眼睛，而蓝色的眼睛却跟施普雷河里的水一样普通平常。 她的眼里流露出一种痴情的贞洁，这自怨自艾的贞洁，水汪汪的贞洁，只要火一挨近它，就会化成一股灰蒙蒙的蒸汽腾起，而这双眼睛后面就什么也没有了，两眼的整个世界是一片蔚蓝，它们的灵魂是蓝色染匠［注：德文“Blauf？rber”既有“蓝色染匠”的意思，又有“撒谎者”的意思。——编者注］。然而棕色的眼睛是理想的王国，眼睛里微睡着一个无边无际、才智充溢的黑夜世界，眼里向上迸发出灵魂的电光，两道目光传出音响，宛如迷娘之歌［注：见歌德《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编者注］，犹似一个遥远、温柔、光明的国度，那里居住着一个豪富的上帝，他欣赏自己的深奥，沉浸于自我存在的宇宙之中，显示出无限性，也遭受无限性之苦。我们好像身受魔力的束缚，我们很想把这个悦耳的、深奥的、热情的存在物紧抱在自己的怀里，陶醉于他双眼的神韵，把他的目光谱成歌曲。 我们喜爱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万木葱茏的世界，我们看到远处宏伟高尚的、光芒四射的思想，我们预感到着了魔的痛苦，而一些轻盈的身影正在我们面前翩翩起舞，它们向我们点头示意，一旦我们认出它们，它们就像美丽、优雅、欢乐三女神一样，羞怯地畏缩后退。 第21章 语文学方面的推敲 费利克斯并不十分温和地挣脱了他朋友的拥抱，因为他对他朋友那深刻的、感情洋溢的秉性毫无所感，正好忙于继续……自己的消化过程，我们要求，赶紧一劳永逸地为他那艰巨的消化工程安上竣工石完事，因为它阻碍我们把故事讲下去。 默滕也是这样想的，因为费利克斯所感到的那重重一击，正是来自他那历史性的巨掌。 默滕这个名字使人想起查理·马特［注：“Martel”(马特)在古代有“锤子”的意思。——编者注］，所以费利克斯确实相信他受到了锤子的抚爱；在产生这种愉快心情的同时，他还感到一股电流的震荡。 他睁大了眼睛，身体摇晃起来，想到了自己的罪孽和末日审判。 而我在思考带电物体和流电学，思考富兰克林致其女友几何学家的学术书信，也在思考默滕这个名字，因为我好奇心十足，很想知道，在这个名字的后面究竟隐藏着什么。 此人出身于马特的直系，这是无疑的了——教堂司事使我对此深信不疑，虽然这个句子中没有任何悦耳的地方。 “l”变成“n”，并且因为每一个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马特是一个英国人，而英语中的“a”往往读成德语中的“eh”，即跟“默滕”一词中的“e”相同，因此，默滕一词完全可能是马特一词的另一种形式。 由于在古代德国人的名字中可以看出具有该名的人物的特点，诸如在骑士克鲁格、宫廷顾问劳帕赫、矮子黑格尔等形容性的名词中就可以看出来，由此可以推断，默滕大概是个富裕的正直的人，虽然就其职业而言他是个裁缝，在我们这个故事里他是斯考尔皮昂的父亲。 最后这一点论证了一个新的假定：因为一方面他是个裁缝，另一方面他的儿子名叫斯考尔皮昂，所以他很可能是战神玛尔斯的后代(Mars的第二格为Martis，希腊语中的第四格为Martin，由此而得出Mertin和Merten)，因为战神的技艺同裁缝的技艺相像之处就是截裁，因为他截手裁脚，截掉人间的幸福。 其次，斯考尔皮昂是一种能用眼光杀害人的有毒动物［注：“斯考尔皮昂”原文是“Scorpion”，这个词的本义是“蝎子”。——编者注］，它所造成的伤害是致命的，它的目光能摧残破坏——这是对战争的绝妙讽喻，战争的目光是致命的，战争的后果会在受害者身上留下内部出血、再也无法治愈的斑斑伤痕。 但是，鉴于默滕几乎没有异教徒的特征，相反，他笃信基督教，所以看来更可能的是，他出身于圣马丁之家；两个元音稍稍混淆就成了“Mirtan”，而“i”在老百姓嘴里经常读成“e”，例如不说“giebmir”而说成“giebmer”［注：德语，意为“给我”。——编者注］，而在英语中，正如上面所说，“a”往往读成德语中的长元音“ehe”，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随着文化的进步，很容易变成短元音“e”；因而“默滕”这个名字完全是自然而然地产生的，意思就是“基督徒裁缝”。 尽管这种词源上的演变具有很大的可能性，而且也能找到充分的根据，但我们还是不能不考虑另一种演变的可能性，它大大削弱我们对圣马丁的笃信。我们不妨把他仅仅看成是个保护圣徒，因为据我们所知，他从来也没有结过婚，所以就不可能有男性后代。 这一疑点看来由于下列事实而被消除了。默滕全家跟韦克菲尔德的乡村牧师［注：奥·戈尔德斯密《韦克菲尔德的乡村牧师》。——编者注］一样，都有尽快结婚的共同点，而且世代相传地用桃金娘花环来炫耀，单单这一点——除非不得不求助于奇迹——就可以说明，默滕出生时就有此姓，他在这个故事中就是斯考尔皮昂的父亲。 当然，“Myrthen”(桃金娘)一词不得不失去字母“h”，因为结婚之后，“Eh”占了首位，而“he”就被省略，其结果是“Myrthen”变成了“Myrten”。 字母“y”是希腊字母“u”，而不是德语字母。又鉴于以上所述，默滕一家纯系日耳曼血统的根子，同时又是笃信基督教的裁缝世家，所以外来语的、异教的“y”必然变成德语的“i”；再鉴于婚姻在这个家庭里是一个占优势的因素，“i”是个刺耳的、尖声的元音，而默滕家人的婚姻都是非常文雅、温和的，所以这个“i”开头变成了“eh”，随后，为了使这个大胆的改变不致引人注目，就变成了“e”，这是一个短音，用来表明结婚联姻的果断，所以“Myrthen”(桃金娘)一词在德语的多义词“Merten”(默滕)一词中，获得了臻于完善的最高形式。 经过这番推论后，我们就可以把圣马丁的基督徒裁缝、马特的扎扎实实的勇敢精神、战神玛尔斯的当机立断跟众多婚姻连在一起了，凡此种种都是能从“Merten”(默滕)一词内的两个“e”中听出声响的，所以这一假定既把以前的一切假定都统一在其本身之中，同时又推翻了它们。 一个兢兢业业、孜孜不倦地为古代历史学家(我们的故事取材于该历史学家的著作)写注解的注释者，却抱另一种看法。 虽然我们不能同意他的看法，但他的看法还是值得批判地对待，因为它出自这样一个人的精神，此人把精通抽烟跟学识上的渊博联系在一起了；他的羊皮纸文稿裹上了神圣的烟草云雾，也就是说，那些文稿在神秘莫测的浓云密雾中写满了神谕。 他认为“默滕”一词必定来自德语的“Mehren”［注：增多。——编者注］，后者又是从“Meer”［注：大海。——编者注］派生出来的，因为默滕家人的婚姻，就像“大海”边的沙子那样“增加”，还因为裁缝这一概念中含有“增加者”的概念，因为他把猴子变成人。就在这些详尽透彻的、意义深邃的探讨的基础上，他确立了上述假设。 当我读到这个假设后，一种令人头昏目眩的惊诧攫住了我，香烟的神谕已使我入迷，但不久，对事物进行冷静分析的理智就清醒过来，并提出了如下几个反论证。 我同意该注释者的一个说法，即“裁缝”这一概念可以包括“增加者”这个概念；但在“增加者”这一概念中却绝不能包括“减少者”这个概念，因为若如此，岂非成了术语上的矛盾，对女士们来说，这无异于把主上帝与魔鬼等同起来，把机智风趣与茶客清谈等同起来，把女士们自己与哲学家等同起来。如果说是“Mehrer”一词变成了“Merten”，显而易见是减少了字母“h”，也就是说并无增加，正如上面已经证明的，这实际上是跟它表现出来的性质相矛盾的。 所以，“Merten”(默滕)一词绝对不可能源于“Mehren”(增多)一词；关于此词源于Meer(大海)一词的假设，则可用下列事实来推翻：默滕家人从来也未曾落过水，从来也没得过塔兰图拉毒蛛病［注：15—17世纪在意大利蔓延的一种癔病，当时人们认为是地中海地区塔兰图拉毒蛛蜇咬所致。——编者注］，——他们向来是虔诚的裁缝世家，这跟汹涌激荡的大海的概念是不相容的。鉴于上述理由，结论便是：上述作者虽然一贯正确，但这次却出了差错，而我们的推论是唯一正确的。 获得这一胜利后，我已累得不能再写下去了，我要享受一番自我陶醉的幸福，这种幸福的一刹那间的享受，正如温克尔曼所说，比后代的一切赞扬更为可贵，尽管我对这种赞扬同小普林尼一样，深信不疑。 第22章 “我环顾四方，只见到一片天空和海洋， 天空布满乌云，大海腾起波浪。 海与天之间，强劲的旋风在咆哮震荡， 海浪无所适从，不知道该涌向何方。 舵手犹豫彷徨，不知道怎样寻找生路，怎样躲避祸殃， 面对变幻无常的大海，他已经失去主张。”［注：马克思用拉丁文写的这六行诗，引自奥维狄乌斯《哀歌》第1部第2曲第23—26行和第31—32行。——编者注］ “你环顾四方——只见到默滕和斯考尔皮昂， 后者哭成泪人，前者怒火满腔。” “双方唇枪舌剑，无休止地吵嚷， 海浪无所适从，不知道该涌向何方。” “我这个校长犹豫彷徨，不知道什么该删去，什么该写到纸上， 面对这场激烈的争吵，我已经失去主张。” 奥维狄乌斯在他的《哀歌》中是这样叙述他那个承接上文的悲哀故事的。看来，他已经不知所措，但下面我要继续叙述下去：—— 第23章 奥维狄乌斯身居托米，是奥古斯都神的愤怒把他投入此地的，因为他的天才多于理智。 在这里，在野蛮人中间，这位柔弱的爱情诗人日益憔悴——爱情也是他失意的原因所在。他右手托着脑袋在沉思，那渴望的目光眺望着遥远的拉丁姆。歌手的心已碎裂，但想必他仍然心怀希望，所以他的七弦琴也仍旧不能静止，而是用旋律悦耳、词儿甜蜜的歌曲倾吐出他的渴望和痛苦。 北风呜呜地吹袭着这风烛残年的老翁的肢体，使他满怀着无可名状的惊恐，因为以前他在炎热的南国度过似锦年华，在那里，他的幻想用富丽堂皇的装饰进行热情奔放的表演，而当天才的这群子孙们过分放荡不羁时，美丽、优雅、欢乐三女神就将轻柔的神巾披到肩上，神巾的皱折披散招展，温暖的露珠纷纷洒下。 “你很快就要化为尘土，可怜的诗人！”——眼泪从老翁的颊上扑簌滚下，这时传来了默滕深有感触地向斯考尔皮昂发出的强有力的男低音。—— 第27章 “无知，极端无知。” “因为(这跟上面某章有联系)他的两个膝盖太弯向某一边了！”——但是，这里缺乏确定的说法，可是什么说法能确定，又有谁能确定，谁能研究出来，哪个方向是右，哪个方向是左呢？你告诉我，凡人，风是从哪边来的，或者上帝脸上是否长着鼻子，我就会愿意告诉你哪边是右，哪边是左。 这不过是两个相对的概念，而饮智慧之酒得到的只是愚蠢和狂暴。 啊！在我们研究出什么是右，什么是左之前，我们的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我们的渴望都是痴心妄想，因为他把山羊安置在左边，把绵羊安置在右边［注：《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25章第33节。——编者注］。 如果他转过身来，他的脸朝着另一个方向，因为夜里他做了个梦，那么，按我们肤浅的想法，山羊就站在右边，而虔诚的教徒们却站在左边。 所以，只要给我确定一下：什么是右，什么是左；那么，整个创造之谜就解开了。“我要把亚赫隆发动起来”［注：维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7卷第312行。——编者注］，我可以正确地替你详细地推论出，你的灵魂将在哪边，由此我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你现在属于哪个等级，因为这种关系可以测量出来，原因是你的地位是由主决定的。而你现在的地位则可以根据你脑壳的厚度来测定；我头都晕了：如果靡菲斯特斐勒司在这时出现，我就会变成浮士德，因为很清楚，我们大家都是浮士德，原因在于我们不知道哪个方向是右，哪个方向是左，因而我们的生活是个圆形的竞技场，在我们摔倒在沙地上，角斗士即生活把我们杀掉之前，我们一直绕着圈子奔跑，寻找它的左右两边；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救世主，因为——令人痛苦的念头啊，你夺走我的睡眠，夺走我的健康，你杀害我——我们仍然不能区分出左边和右边，我们不知道，它们在哪里—— 第28章 “显而易见在月亮上，在月亮上有月长石，女人的心胸里有虚情假意，大海里有沙子，地球上有高山！”——一个男人回答说，他敲了一下我的门，没等我喊请进就走了进来。 我赶忙把稿纸推向一旁，对他说，我非常高兴以前跟他素不相识。因为这一来更会因现在跟他结识而感到愉快，说他使人获得卓越的才智，他使我的一切疑点都涣然冰释；但是，不管我说得多快，他却说得更快，牙缝里发出咝咝音。当我靠近他仔细一打量，就汗毛直竖地看出：他整个人看来真像一条干瘪的蜥蜴，仅仅是一条刚从残垣断壁里爬出来的蜥蜴而已。 他个子很矮，身材活像我房间里的炉子。他的眼睛，与其说是红色的，不如说是绿色的，与其说像闪电，不如说像大头针，而他本人，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个小妖精。 看来他真是个精灵！我既迅速又肯定地看出了这一点，因为他的鼻子是从脑袋里长出来的，正像帕拉斯·雅典娜是从万物之父宙斯的脑袋里生出来的一样；我认为他鼻子上那柔和的火红的颜色也是这样来的，这种火红色证明此人出身于超凡绝俗的世系，可是他的脑袋可说是童山濯濯。我们不得不把那层厚厚的润发脂名之曰头饰，这层润发脂同大气和其他要素的各种产物一起覆盖着原始的山岳。 他身上的一切都显示出高超和深刻，但他的脸型结构似乎暴露了他的官僚身分，因为他的面颊像两个凹进去的光滑的碟子，它们在高高突出的颧骨的掩护下幸免雨打，所以可以把公文和政府条令放进去。 总之，一切迹象表明：如果他不像自己，那他就是爱神本身，而他的名字，即使未曾使人想起一簇桧树丛，听起来也仍像“爱”这个字那样亲切悦耳。 我请他安静下来，因为他自称是英雄，对此我婉转地表示了异议，说英雄的身材要略为好看一些，而相反，传令官们的嗓音要更单纯一些，不会这么嘈杂，而且更动听一些；希罗到底是个成仙的美女，是实实在在的美的本色，她的外貌和内心是互相竞争的，二者都声称自己是她的这个完美典型的唯一源泉，所以，她对他的爱是不合适的。 但是他反驳说：他——他——他的骨头架子挺结实的，他有个影——影——影子，同别人的影——影——影子是一样的，甚至更——更——更好一些，因为他投下的阴——阴——阴影比光还要多。他的夫人可以在他的阴影里乘——乘——乘凉、饱食终日，甚至她自己也可以变成影——影——影子，还说我不——不——不懂礼貌，我是流氓地痞，是个笨蛋，说他名叫恩格尔伯特，这个名——名字要比斯——斯——斯考尔皮昂好——好——好听得多；说我在第19章里弄错了，因为蓝色的眼睛比棕色的更美——美——美丽，而鸽——鸽——鸽子的眼睛是最聪慧的，他本人虽然不是鸽子，但至少对于理智来说他是个聋子［注：德文“Taube”(鸽子)与“Tauber”(聋子)读音相近。——编者注］，还说他喜欢长子继承权，他还有个小浴室。 “人家要她——她——她拉着我的右——右——右手同我订婚，现在你别再搞右边左边的研究，她就住在对面，既不在右边，也不在左边。” 门砰的一声关上了，一个天降的幽灵从我内心走出去了，婉转动听的对话已经结束，但穿过门上的钥匙孔，传来了鬼魂的叫声：“响当当的大木头，响当当的大木头！” 第29章 我把洛克、费希特和康德的著作推往一旁，坐着冥思苦想，要弄懂：小浴室同长子继承权究竟有什么关系，突然，好像一道闪电把我的心扉照亮，思绪泉涌，使我的眼光豁然开朗，在我面前展现出一幅明亮的图画。 长子继承权是贵族政体的小浴室，因为小浴室只是为了洗濯才存在，而洗濯能使东西发白，也就是说能给被洗之物增添一层淡白的光辉。同样，长子继承权也会给一家的长子镀上一层银，也就是说会使他有一层淡白的银色，与此同时却给家庭的其他成员印上一层愁苦的浪漫主义惨淡色彩。 凡在江河里洗澡的人，都要置身于风浪汹涌的大自然里，要战胜惊涛骇浪，用强劲的双臂搏斗；而坐在澡盆里的人，却闭门不出，注视着浴室的壁角。 普通的人，即没有长子继承权的人，得跟生活的急流搏斗，投身波涛澎湃的大海，在幽深的海底夺取普罗米修斯右手中的明珠，这时，思想的内在形象就会灿烂辉煌地呈现在他的眼前，他就更勇于创造，而长子继承权的享有者却只让几滴水珠洒落在自己身上，唯恐关节脱骱，于是就坐进浴盆。 哲人之石找到啦，找到啦！ 第30章 因此，从上面刚刚进行的两项研究中可以看出，当今之世是写不出叙事史诗的。 首先，我们深刻地考察了有关右边和左边的问题，把它们的富有诗意的辞藻上的诗意的外衣剥掉，正像阿波罗神剥下马尔西亚斯身上的皮一样，把它们变成可疑的形象，变成奇形怪状的狒狒，它长着眼睛可又看不见东西，成为阿尔古斯的反面，后者长着一百只眼睛，为的是能发现丢失的东西，而它，这个可怜的触犯上天者，即猜疑本身，长着一百只眼睛，又把看到的东西弄得看不见。 方位，即地点，是史诗中的一个重要准则，正如我们言之有据地介绍过的那样，一旦方位不复存在，史诗就只有等到号角声惊醒了耶利哥城［注：《旧约全书·约书亚记》第6章第20节。——编者注］时才能从沉睡中醒来。 而且，我们已找到了哲人之石，遗憾的是，大家都指着这块石头，而他们—— 第31章 他们，斯考尔皮昂和默滕两人躺在地上，因为一种超凡的现象(已见上面某章)深深震撼了他们的神经，所以，正像一个胚胎尚未挣脱世间关系而形成一种特殊形状那样，他俩身体各部分的联结力在一片正在膨胀的混沌状态中也完全松散了，结果是他俩的鼻子跌落在肚脐上，而脑袋掉在地上。 默滕流着大量浓稠的鲜血，血中含有大量铁质，含量究竟有多少我无法断定，因为化学的一般水平还很差。 尤其是有机化学，由于简化而变得日益复杂起来，因为每天都发现新的元素，这些元素同某些把国家名称当作自己的名字来使用的主教有相同之处，而那些国家恰恰掌握在不信教者手中，位于非天主教徒生活的区域；此外，那些元素名称同许多学术团体成员的头衔以及德意志各邦诸侯的封号一样冗长，具有自由思想的人们用它们来代替名字，因为他们不让自己受任何语言的束缚。 总之，有机化学本来就是一个想借助无机的反应来解释生活的异教徒！它渎犯了生活，仿佛我是从代数里推算出爱情的。 这一切显然都是以反应学说为基础的，而反应学说尚未获得详尽探讨而且永远也探讨不出来，因为它依据的是纯粹靠碰运气的扑克游戏，其中爱司是主要角色。 但爱司已成了一切近代法学的基础，因为一天晚上，当伊尔奈里乌斯大输一场后(他刚刚离开女士们的社交晚会回来，衣着优雅，穿着一件蓝色燕尾服，一双带长扣环的新皮鞋和一件鲜红色的丝绸坎肩)，当即坐下来写一篇论《Aβ》［注：扑克牌中“爱司”的德文“Aβ”与拉丁文“As”(金钱)发音相近。——编者注］的博士论文，这篇论文使他更上一层楼，以致他开始教起罗马法来了。 而罗马法却无所不包，其中有反应学说，也有化学，——因为正如帕奇乌斯所证明的那样，它是一个脱离了宏观世界的微观世界。 四本《法学阶梯》是四大原素，七本《学说汇纂》是七个行星，而十二本《法典》是黄道十二宫。 不过进入这个整体的不是什么鬼魂，而是女厨师格累特，她来叫人吃晚饭。 斯考尔皮昂和默滕在狂热的兴奋状态中一直闭着眼睛，就这样，他们错把格累特看成了仙女。当他们从西班牙式的恐慌中(这种恐慌从唐·卡洛斯最后一次遭到失败和后来取得胜利时起就有了)惊魂甫定之后，默滕手撑斯考尔皮昂像一棵橡树似地站了起来，因为奥维狄乌斯和摩西说，人应当仰望星星，而不要俯视地面［注：奥维狄乌斯《变形记》第1卷第84—86行。——编者注］，——而斯考尔皮昂一把抓住了他父亲的手，使他站稳了脚跟，却使自己的身体处于危险状态。 第35章 “天晓得，裁缝默滕手艺高超，但是他要价太贵！” “太对了！圣马丁帮了大忙，但要价太高了！”——克洛维在普瓦捷会战之后感慨地说了这句话，因为当时僧侣们在图尔向他宣称：是默滕替他裁制了马裤，他穿了这条马裤骑着英勇的驽马奔驰，亏得这匹驽马才取得了胜利；僧侣们还要求奖励默滕的这一功劳，赏给他两百金币。 而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 第36章 他们坐在桌旁，首席坐着默滕，他的右边是斯考尔皮昂，左边是大徒弟费利克斯，首席的对面是默滕国家机构内的僚属，通常叫作学徒，他们远远地坐着，使执政者和平民之间保留一定的空隙。 在那个不允许任何人落座的空隙里，坐着的不是班戈的鬼魂［注：莎士比亚《麦克佩斯》第3幕第4场。——编者注］，而是默滕的狗，它每天吃饭时一定要做祈祷，因为对人文科学颇有造诣的默滕认定：他的博尼法齐乌斯——这是狗的名字——跟德国人的使徒圣博尼法齐乌斯是同一个人物；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引证了博尼法齐乌斯自称是“一头吠犬”的话(见第105封信第145页，塞拉里亚版)。因此他是怀着迷信的崇敬心来侍候这条狗的，它在桌旁的座位是最雅致的——罩上了一块用细软的羊绒线织成的、垂下几条绸制流苏的漂亮的红绒毯子，像一张豪华的沙发椅，里面还装上了精巧地拧在一起的弹簧，这就是这头博尼法齐乌斯的席位，每当餐会一散，就把座位抬入一个单独的僻静的壁龛里，看来，这个壁龛同布瓦洛在诗集《读经台》里［注：尼·布瓦洛《读经台》第1首。——编者注］描绘的高僧的内殿一样。 博尼法齐乌斯没有到场，那个空隙无人落座，默滕顿时脸色刷白。“博尼法齐乌斯在哪里？”他忧心如焚地大声问道，整张桌子显然都在震动。“博尼法齐乌斯在哪里？”——默滕又问了一声，而当他听说博尼法齐乌斯不在时，他吓得打了个寒颤，他全身的每个关节都在抖动，他的头发也竖起来了！ 大家跳起来去找狗，而默滕看来已完全失去他平素的内心平静，他按了一下铃，格累特进来了，她心里预感到一种不祥的征兆，她以为是—— “嗳，格累特，博尼法齐乌斯在哪里？”——她的心神显然安定下来了，而他却挥舞着双手，弄翻了灯盏，因而大家都被罩在一片漆黑中，接着一个充满不祥之兆的、急风暴雨的夜晚降临了。 第37章 大卫·休谟曾断定，本章是重弹上一章的“老调”，而且在我写成本章之前，他就作了这个论断。他的论据如下：既然有了这一章，那就没有上一章，因为这一章挤掉了上一章；尽管这一章来源于上一章，但两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因为他对因果关系的存在始终持怀疑的态度。每个巨人，包括每一个由二十行构成的章节，都会产生一个侏儒，每个天才都会产生一个枯燥乏味的庸人，每次大海的翻腾都会产生泥浆；一旦前者消失，后者立即冒头，并占据桌旁的座位，大模大样地伸直长长的双腿。 对这个世界来说前者太大了，所以他们被赶出了世界。后者则相反，在这个世界上落地生根、保存下来，对此不妨看看下列实例就会深信不疑了：在香槟酒喝完后会长久地留下一股令人生厌的余味儿，在英雄凯撒之后是演员屋大维，在拿破仑皇帝之后是市民国王路易一菲力浦，在哲学家康德之后是骑士克鲁格，在诗人席勒之后是宫廷顾问劳帕赫，在莱布尼茨天国之后是沃尔弗教室，在博尼法齐乌斯这条狗之后是本章。 这样，盐基就成为渣滓沉淀，而精神却挥发四散。 第38章 最后一句有关盐基的话是表达一个抽象概念，因而不是指一个女人［注：德文“Base”既有“盐基”的意思，又有“表姐妹”的意思。——编者注］，因为正如阿德隆喊叫过，抽象概念和女人该有多大差别呢？但是我认为恰恰相反，我可以用充分的根据证明这一点，只是不在本章，而是在另一本根本不分章节的书里；一旦我确信了神圣的三位一体，我就着手去写这本书。 第39章 如果有人想获得有关这一点——我指的既不是希腊的海伦，也不是罗马的卢克莱修，而是神圣的三位一体——的直观的而不是抽象的概念，那么我能向他提出的最好的建议就是：不要去梦想任何东西，甚至不要入睡，相反，要保持清醒，并对这个原理进行探究，因为那个直观的概念就在他的心中。假如我们从现在的立足点升高五层，到达概念的顶端，像一片云彩那样飘落在上面，那时在我们眼前就会展现一个巨大的“不”；如果我们降落到它的中部，我们就会面对着庞大的“虚无”不寒而栗；如果我们掉进它的底层，我们就会发现两者在那个“不”中和谐地融合起来，而那个“不”是用端正的、线条分明的、火焰般的字体写成的，一下子就映入我们的眼帘。 “不”——“虚无”——“不” 这就是三位一体的直观概念，至于抽象概念，又有谁愿意对它寻根究底呢？因为： “谁升上天去又降下来呢？”，“谁能把风聚在手掌之中？”，“谁能把水包在衣服里？”，“谁为世界铺设整个大地呢？”，“他名叫什么？他的儿子又名叫什么？你知道么？”——智者所罗门说道［注：《旧约全书·箴言》第30章第4节。——编者注］。 第40章 “我不知道他在哪里，不过有件事是确定的：那是一个颅骨，就是一个颅骨！”——默滕喊道。他惊慌地弯下身去，要在黑暗中弄个清楚：他的手摸到了谁的头，突然他吓得要死，往后退去，因为一双眼睛—— 第41章 千真万确！是眼睛！ 它们是磁石，吸引着铁，我们感到我们是被吸引到女士们一边，而不是被吸引到天上，因为女士们是用两只眼睛看人的，而天只用一只眼睛。 第42章 “我提出一个与此相反的论证！”——一个看不见的声音对我说，我朝着传来声音的地方望去，于是我看见了——你们不会相信，但我担保，我发誓，确是如此——那时我看见了——但请别发火，别吃惊，因为此事跟你夫人和你的食欲都没有关系，——那时我看见我自己，因为我把自己当作一个相反的论证提出来了。 “啊！我是自己的替身！”——这个想法在我头脑中闪过，而霍夫曼笔下的魔鬼的灵药［注：霍夫曼《魔鬼的灵药》第2部第1篇《转折点》。——编者注］—— 第43章 ——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那时我正好在沉思：为什么永世流浪的犹太人生来就是柏林人，而不是西班牙人；但我发现，这跟我想提出的反证是相吻合的，因此，为了精确起见，我们要做的既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我们只是需要指出，天是在女士们的眼睛里，而女士们的眼睛却不是在天上，由此可见，吸引我们的与其说是眼睛，不如说是天，因为我们看到的不是眼睛，而只是眼睛里的天。假如吸引我们的是眼睛而不是天，那么此时我们定会感到天的、而并非女士们的眼睛的吸引力，因为天并不是像上面所说的那样有一只眼睛，而是连一只也没有，因为天本身无非就是神的无限深远的、充满了爱的眼光，天本身就是灵光之神的一只温情而动人的眼睛，而眼睛本身是不会有什么眼睛的。 因此，我们探讨的最终结果是：我们感到吸引我们的是女士，而不是天，因为我们看不到女士们的眼睛，而在女士们的眼睛之中我们却看到了天；因而我们可以说是感到一股向往眼睛的吸引力，因为这根本不是眼睛，而且，因为永世流浪的亚哈随鲁是柏林人，他年老多病，见到过许多国度和眼睛，尽管如此，他始终感到一股不是向往天而是向往女士们的吸引力，但总共只有两块磁石——一个没有眼睛的天空和一只没有天的眼睛。 一块悬在我们的上空，把我们往上吸，另一块在我们脚下，把我们往深处吸。吸引亚哈随鲁的是一股往下的强大力量，否则，他为什么要在尘世各国永世流浪呢？如果他生来就不是柏林人，并且习惯于身居沙土平原，他会在尘世各国永世流浪吗？ 第44章 哈尔托存稿中的第二个片断 我们从一座郊外的房子走来，那是一个美丽的深蓝色之夜。你挽着我的手臂，你想松手，但我没有放你，我的一只手搂住了你，正像你抓住了我的心一样，你也就听我的便。 我低声地说着充满渴望的话，说了凡人能说的最崇高、最优美的东西，因为我等于什么也没有说，我沉溺于自身的内心之中，我看到一个王国升腾起来，那里的云天像波涛一样起伏荡漾，显得十分轻柔，同时又十分沉重，云天上出现了一个神的形象，那就是我在大胆的梦幻中曾经想象过，但从未亲眼见过的美人，她闪烁着智慧之光，在微笑着。你就是这个形象。 我对自己惊讶不已，因为我由于怀着爱情而变得如此高大雄伟；我见到了无边无际的大海，但海中再没有浪涛的喧嚣，大海十分深沉，它将永世长存；海面晶莹，而黑暗的海底密布着颤动的金色群星，星星唱着情歌，散发出灼热的光芒，因而大海是温暖的！ 但愿这条路就是人生的象征！ 我吻了一下你那温存柔和的手，我谈论着爱情，也谈论着你。 一片薄雾飘荡在我们的头上，它的心碎了，它流出一颗大泪珠，泪珠落在我们俩之间，我们感到了泪珠而默默无言。—— 第47章 “这不是博尼法齐乌斯就是我的裤子！”——默滕喊道——“拿灯来，我说拿灯来！”——于是就有了光。“我的天哪，这不是裤子，是博尼法齐乌斯，它躺在这里，在阴暗的角落里，它的眼睛发出阴森森的火光，啊，我看到什么呀？”“它在流血！”——接着默滕闷声倒在地上。徒弟们先瞧瞧狗，而后看看他们的主人。终于他从地板上一跃而起。“你们都干吗目瞪口呆，蠢驴们！难道你们没有看见圣博尼法齐乌斯受伤啦？这事我得严加追究，得给肇事人吃点苦头，三倍的苦头；现在快一点，把它抬到它的座位上，去请家庭医生，拿点醋和温水来，别忘了把小学老师维杜斯请来！他的话对博尼法齐乌斯很有作用！”简短的命令就这样一道接着一道地发下来。他们冲出门口奔向四面八方。默滕更加仔细地打量着博尼法齐乌斯，这条狗的眼睛依然没有现出比较柔和的光泽，于是他就心惊胆战地摇头。 “我们怕是有灾难临头了，大灾大难呀！去叫神父来！” 第48章 默滕三番五次绝望地蹦跳起来，因为他要求叫来的那些人此时一个也没有露面。 “可怜的博尼法齐乌斯！要是现在我自己放胆给你治疗会怎么样呢？你浑身发高烧，你嘴里鲜血直流，你不想吃东西，我看到你肚皮里的活动非常吃力紧张，我了解你，博尼法齐乌斯，我了解你！”——此刻格累特端着温水和醋走进来。 “格累特！博尼法齐乌斯有几天没解大便啦？难道我没指定你每星期至少要给他灌一次肠吗？看来今后我得亲手来做这样重要的事情！去拿些油、盐、麸子、蜂蜜和灌肠器来！” “可怜的博尼法齐乌斯！自从你不能再用言谈和写作来表达你的神圣思想和观点以来，那些神圣的思想和观点便造成了你的便秘！” “啊！你这深邃思想的可敬可佩的牺牲品，啊，你那由虔诚信神而引起的便秘！” 注释： [208]继1836年马克思为祝贺父亲生日把自己的诗作献给了他之后，1837年他又为祝贺父亲60寿辰而编了一本诗集。根据1837年11月10—11日马克思给父亲的信来判断，这本诗集大概是在1837年“学期终了”时即2月和3月编成的，因为冬季学期在1837年3月结束。最晚不会迟于4月初。多数诗作以及悲剧《乌兰内姆》第一幕、幽默小说《斯考尔皮昂和费利克斯》片断也应是这段时间的作品。 这本诗集中有些诗作写得更早些。有9首诗编入了献给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的三本诗集中，它们是：《爱之书》第一部的《人的自豪》、《苍白的姑娘》、《卢欣妲》和《凄惨的女郎》，《爱之书》第二部的《致星星之歌》和《海上船夫歌》；《歌之书》的《和谐》、《两个女竖琴手》和《海妖之歌》。另外还有几首诗也是献给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的，也可能写得更早些，如《致燕妮的十四行诗(终曲)》、《献给燕妮的两首歌》。《雇佣契约》、《讽刺短诗集》的三和四、《普斯特库亨》的前四首讽刺短诗，可能在1835—1836年就已写成。后几首诗都抄录在索菲娅的纪念册或笔记本里。 马克思自己为献给父亲的诗作而编的目录同作品的实际顺序不完全一致，本卷完全按作品的实际顺序刊印。叙事诗《小提琴手》和叙事谣曲《夜恋》作了一些改动后曾在1841年1月23日出版的《雅典神殿》杂志第4期发表(见注223)。——687。 [209]这首诗马克思译自古罗马诗人奥维狄乌斯的拉丁文诗作《哀歌》第一曲。译文在思想上比较忠实于原作，但语言表达方式的差别极大。马克思在1837年11月10日给父亲的信中曾提到《哀歌》的翻译。——705。 [210]有关黑格尔的前两首讽刺短诗反映了马克思对他刚开始研究的黑格尔哲学的态度。马克思一方面意识到黑格尔的哲学包罗万象、黑格尔本人学识渊博，同时对黑格尔思想借以表达的复杂形式持批判态度，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故意用晦涩的语言来表示自己的高深莫测。马克思在1837年11月10日给父亲的信中也说：“先前我读过黑格尔哲学的一些片断，我不喜欢它那离奇古怪的调子”。——735。 [211]“德意志人”“取得了民族大会战的奇胜”指在1813年10月16—19日第六次反法同盟同拿破仑法国之间进行的莱比锡会战中，俄国、普鲁士、奥地利和瑞典的联军战胜了法国军队，并使德国摆脱了拿破仑的统治。但是，打败拿破仑的军队并未使德国得到统一并建立起进步的社会制度。马克思认为，这是由于德国资产阶级集团的消极态度造成的。他们忘记了解放战争的传统，不以实际行动去实现德国自由、统一的理想，却编造各种混乱的乌托邦思想。马克思在这首讽刺短诗中抨击了这种空谈理论的现象。——736。 [212]责骂席勒的人是指“青年德意志”的作家们，他们在1830年后发起了对德国三月革命前经典作家作品的讨论，要求作一次文学上的清算，并以批判的态度重新评价歌德和席勒。以路·白尔尼为代表的“青年德意志”作家们指责席勒的作品表现出脱离人民群众的贵族气派。这首讽刺短诗反映出当时人们尤其关注诗歌与现实的相互关系。从下面几首短诗来看，显然马克思并不同意“青年德意志”作家们对歌德和席勒的种种指责。——737。 [213]这首讽刺诗里的秃头人很可能是恩·克林霍尔茨的形象。马克思在幽默小说《斯考尔皮昂和费利克斯》第28章(见本卷第817—819页)及叙事诗《恩格尔伯特·克林霍尔茨》(见本卷第899—907页)中描绘了这个神秘的形象。——738。 [214]1821年，歌德的长篇小说《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问世，差不多同一时期，反歌德思想的主要代表新教路德宗牧师约·弗·威·普斯特库亨-格兰佐模仿这部小说写了一些讽刺作品，其中有一本匿名出版的书与歌德这部小说的标题完全一样，人称“假冒的《漫游时代》”。普斯特库亨站在保守的虔诚主义的立场攻击歌德小说的主人公威廉·迈斯特，进而攻击整部作品，他指责威廉·迈斯特“不过是糟糕的，不像样子的，放纵的近代的代表，而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德意志代表”。普斯特库亨的这本书当时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一时间诽谤歌德的文章如洪水涌来，在大谈诗歌与道德的关系的同时猛烈地攻击诗人。歌德本人曾多次针对假冒的《漫游时代》予以反击。 马克思1836年转入柏林大学后接触到普斯特库亨的作品，于是写下了这首讽刺诗。——739。 [215]《优美的灵魂》指歌德长篇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第6册的标题《优美的灵魂的自白》，普斯特库亨在他的书中曾多次引用。马克思在这首讽刺诗中以模拟的手法讽刺了普斯特库亨对该书的攻击。——742。 [216]1836年，歌德的诗作《歌德与普斯特库亨》作为他的遗著首次发表。诗中借用普斯特库亨姓名的文字组成对他进行嘲讽。马克思显然按照歌德的方式写下了这首讽刺短诗。根据歌德诗歌发表的年代可以推断，马克思这首诗的写作时间是1836年。——742。 [217]从《维也纳猴子戏团在柏林》到《医生的伦理学》这15首诗，在马克思自编的目录里没有细目，而统称为《讽刺诗和短诗》，可是在诗册里，这一总标题并未出现。现在编者按照马克思的原意，把总标题加在这一组诗歌之前。——783。 [218]马克思的这首诗借用了蓓蒂娜·冯-阿尔宁的《歌德同一个孩子的通信集》中描写的一个情节，见该书1835年柏林版第2卷第138页。——786。 [219]弗·奎德诺是德国特里尔行政区官员和建筑工程顾问，1830年至1836年任特里尔地方工业学校学监，马克思的这首短诗可能就是讽刺他的。——787。
马恩全集第一卷——爱之书第一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爱之书 第一部[205] 马克思写于1836年10月中—11月初 献给我所倾慕的、永远爱恋的 燕妮·冯·威斯特华伦 卡·亨·马克思 1936年秋末于柏林 目录 ［注：这个目录是马克思编的。——编者注］ 两重天。致燕妮…………………………………………………1—4 夜。致燕妮………………………………………………………5—7 思念。致燕妮………………………………………………………8 人的自豪。致燕妮……………………………………………9—13 歌手最后的歌。叙事诗………………………………………14—22 苍白的姑娘。叙事诗…………………………………………23—28 卢欣妲。叙事诗………………………………………………29—41 歌手的爱情。致燕妮…………………………………………42—46 犟姑娘的婚礼之歌。叙事诗…………………………………47—58 惜别的晚上。致燕妮…………………………………………59—70 凄惨的女郎。叙事诗…………………………………………71—74 终曲（十四行诗）。致燕妮…………………………………75—77 两重天 致燕妮 乘马车赴柏林途中 森林隐约闪现， 山峦渐渐模糊， 山川林木往后奔， 目光也挽留不住。 群山和万木如在画中， 看上去真要凌云参空， 一转眼，不知是那位神仙， 精心地让山林景变物迁。 无可奈何呀——留不住那一派好景， 令咱神往的是远方朦胧的幻影。 而心灵却是冷冷、空空， 称心的日子永远难逢。 只有一瞬间心里觉得 幸福、愉快和平静， 但马上又奇怪地云散烟消， 而恶毒的萨蹄尔就在发笑。 景色一幕幕掠过车旁， 一切都是一去不复返。 恰似海上湍流带我们飞奔， 周围是浪花飞溅，怒潮激荡。 在古往今来的尘世上， 有两重天永远亮闪闪—— 一重天在我们头上 镶着星星，飘着云彩； 另重天在我们心上， 里面有悲欢在激荡。 头上的天星星辉映， 黑夜里光芒照远方。 但在汹涌的大海和山谷上空， 就只有一颗星永远闪闪发亮。 另一颗只是闪亮一刹那， 随后它的光辉就熄灭了。 光芒永照的， 就是那颗星。 底下这重天——火一般的激情， 这是心心相通的结晶， 象一串串流星， 在黑夜中奔泻。 火和声离开了造物主， 他把它们献给一个人， 于是，立刻火花起舞，声音回鸣， 一会儿大声呼唤，一会儿低语温情。 它们险些撕碎那人的胸膛， 把他抛到虚无缥缈的地方， 它们启开一个陌生的境界， 那里生命追忆逝去的时光。 他痛苦呻吟又喜气洋洋， 但如今他内心十分迷惘， 他是这样的伟大，又这样渺小， 他心里一片漆黑，又充满曙光。 这是太阳播种的一团火， 它忽闪忽现又烈焰腾腾， 它使混沌分明， 直照透最底层。 它以优美的和声， 使阴阳浑然一体。 就在这团火辣辣的激情里， 听得出高吭而深沉的信息。 无论是古代或者当今， 都闪烁着两个字——爱情， 这火光点燃了我的心， 只有你呵，燕妮，我明了你的心。 我那热恋的心灵和眼神， 刚一为你倾泻喜悦之情， 你刚一走过我的身旁， 给我带来丰富的感情。 我的心刚一为你神往， 天空就在我面前开朗， 我胸中是火，眼底放光， 比什么黑暗势力都强。 头上的这重天比谁人都更高， 爱情的天把阴霾、雷电往下抛， 它永远为咱们俩放射光芒， 我们获得天国光辉的奖赏。 但愿这重天也牢固长存在咱心， 但愿在两颗心中激起同样共鸣， 如果情丝断，命运也跟着完， 就让坟墓或急流把我埋葬。 两重天都将在深渊中永沉， 心也将在流尽热血之后变冷。 夜 致燕妮 夜——象用一曲旋律编成， 静夜传开了它的苦声， 这旋律带着灵感自天而落， 遍寰宇都感染得无法摆脱。 我用迷恋幻想的这支巧手， 编织一幅旋律绕空的罗纱， 让它飞向那心爱的远方， 用轻纱把我的燕妮披上。 我是如此激情满怀喜气洋洋， 预料甜蜜的话儿将滑脱口腔， 知道有人就这样年年岁岁， 把上帝选定的一颗心隐藏。 那些话儿在我心中象天籁之音， 我在寂静中陶醉于爱情与激情。 假如你的心跳动得更烈更强， 你的忧伤在空中无言地回翔， 假如在你的眼睛里， 痛苦的泪水汪汪流， 假如你双颊淡淡泛现红润， 你眼窝上也将消失黑影， 假如在你的内心深处， 把全部宇宙奥妙锁藏， 沉重的负担不再束缚你， 你能善于打破它的框框， 假如在渺茫的希望中， 你饱尝惊恐、绞断愁肠， 假如痛苦的奇异力量把你的容貌 格外鲜明地照耀，变得更加美丽， 那么我真想飞到你身旁， 鼓起勇气向你表露衷肠， 说一声：我只对你一个人锺情， 心中燃炽的火焰也象你一样。 我胸中那强烈的感情， 在痛苦的嘲弄中激荡， 一种神秘的力量主宰着我， 这种力量也使你眼泪流淌。 我们祖先用流血、创业和爱情， 为我们书写了命运的篇章， 当我们头上升起共同的火焰， 那痛苦就会无影无踪地消亡。 那时候我情愿永远流泪， 和你呼吸与共，甘苦同尝， 愿把头俯贴亲爱的胸脯， 永远幸福地安息你身旁。 活着我们同呼吸， 死后咱俩合安葬。 思念 致燕妮 燕妮，即使天地翻覆迷茫， 你比天空晴朗，比太阳明亮。 即使天下人把我淋漓诅咒， 只要你属于我，我都能忍受。 思念比天上宫殿还高， 比永恒的天地更久长， 比理想国还更美妙， 忧心似海，深胜海洋。 思念无穷无尽永无止境， 象上帝亲自塑造的一样， 你留给我的形象， 我永远无限向往。 你就是思念的化身， 思念两字犹未能表达深情， 可以说它象一团火， 永远不断燃烧我激荡的心。 人的自豪 致燕妮[150] （见本卷第665—669页） 歌手最后的歌 叙事诗 在深更半夜， 有一位白发诗人， 他想用孤独的心， 去囊括世上事情。 戴着花结的七弦琴， 挂在他疲倦的肩上， 琴上镶着的那颗钻石， 象独出天穹的星闪亮。 他对他唯一的女友， 轻轻地诉说衷肠： 我的卷发早已暗淡无光， 可眼神却仍象火一般亮。 天空张开笑脸， 万籁寂静无声。 轻风对他低语：“睡吧……” 可他却辗转难眠。 狭窄的卧室真闷人！ 星空作顶的地下室 又窄又小 使胸发热。 他手指拨动琴弦， 把爱情全部注倾， 那琴声愈来愈响， 热情和痛苦愈深。 “青年时代的幻想， 犹激动着我的心， 我并不相信年老， 我的心没有平静。 辽阔朦胧的世界， 仍然是这样诱人， 在半夜的天空里， 充满奇异的声音。 趁现在精力充沛， 漫游去吧！荒唐的诗人， 待日后踏进墓门， 心中的火焰就要熄灭。 但是只有当你的模样， 永远保持年轻和漂亮， 爱情的深宫， 才向你开放。 你以无望的顽强， 去追逐这个形象， 但那温柔的容貌， 缥缈无踪，似梦一场。 容貌虽然永远消逝， 却把歌手唤到身边， 让他到处漂泊 直到死亡边缘。 从前你年轻力壮， 而今面带倦容，白发苍苍， 但你仍然满怀希望， 去追求自己的理想。 你不辞辛劳， 在全球奔忙， 只要在你的胸中， 燃烧神圣的火光。 你满怀一腔幻想， 诗人，你应当歌唱， 趁波浪还没把你吞没， 乘阳光还依然很明亮。 你为自己的命运驱使， 踏上了那漫长的路途， 只要你一息尚存， 幻想就同你相随……” 愿望、痛苦和悲愁， 忽然紧压在心头， 歌声突然沉寂了， 白发歌手低下头。 那衰弱的手， 倚着七弦琴， 目光转向天国， 眼里布满愁云。 大地辽阔无垠， 从跟前往外伸， 他痛苦地站着， 尊严仿如神。 于是又传来吟诗声， 听来无限优美动人， 满布天空的星斗， 静静地听得出神。 “远方爱人的形象， 亲切脸庞的光泽， 在歌手眼前浮沉， 只有在两种场合： 当他的情怀在激荡 享受着欢乐的时光， 或在幸福热潮里 纵情歌唱的时际。 此刻正临近午夜的边缘， 空中只有金刚石般星星， 他仿佛象一棵刚强的树 挺立在美妙的幻想国土。 他无限欢欣地品尝 能治病的爱情灵药， 令人着魔的流盼， 未能使眼福饱享。 但在这陶醉中， 突然热血冰凉， 爱情使他的心 变得痛苦悲伤。 他看见爱河无穷尽， 怎么能把它怀里藏？ 只有把希望和等待， 永远地留在心坎上。 就象从地上 看星星闪亮， 爱人的身影 模糊在远方。 我的幻想的女神啊， 不懂什么地久天长。 她从星空出来 只有一瞬时光。 惋惜的泪珠儿， 留给我作赠礼， 而歌儿，只有那歌儿—— 是天赐我永恒的热。 我愿滔滔不绝地 用最美好的声音， 使山峰翩翩起舞， 使爱人心潮激荡。 假如在赞美声中， 心儿要悄悄衰亡， 就让它沉入歌声中， 沉浸在诗情的梦乡。 我要在坟墓旁， 最后放声歌唱， 我能够在这个时光 赞美跟前亲爱的人……” 从歌手那无神的眼睛里， 落下了不轻易掉下的眼泪， 但他听从心愿， 一直把歌唱完。 于是在万籁俱寂中， 又传开激昂的声音…… 接着，琴声忽然不响， 七弦琴从手里掉下。 苍白的姑娘 叙事诗[150] （见本卷第675—680页） 卢欣妲 叙事诗 （见本卷第632—642页） 歌手的爱情 致燕妮 只要歌手还能歌唱，一息尚存， 他注定要爱得忠贞、热烈、温柔， 还注定在乱流中 一直漂泊和浮沉。 当年那激烈的情火， 灼伤了他年青的心， 如今，这火仍在他心中日夜燃烧， 迸射出狂飚的力量，不灭的激情。 他到处都寻找这个东西， 草地和森林处处都有它， 它盘旋在诗人的美梦里， 它缭绕在蔚蓝的长空中。 只有他善于珍惜 心中成熟的美的纯洁， 只有他善于保持 对缪斯和理想的忠实。 不是他不想尝到幸福， 不是他不想得到平静，—— 而是他心中的激情澎湃奔腾， 命中的魔鬼催赶他走上征程。 上帝赐给他永恒的爱情， 赐给他永葆美丽的青春， 那永恒的火花不会熄灭， 把世间的黑暗勾画分明。 他顺从上帝的意志， 他鄙视尘世的浮华， 为了得到美人的温暖， 情愿忍受痛苦和悲伤。 他充满热烈希望， 充满对美的幻想， 在清澈似水的空气中 看见柔情一闪的目光。 这目光，只投在那人身上： 他——火热的心是如此深沉， 他——漂泊中度过一生光阴， 他——心中自有上帝和爱情。 但如果在别人的影响下， 这颗心慢慢地停止跳动， 那时美——也将冷若冰霜， 悄悄地从大地上消亡。 那时全世界将充满 永恒的痛苦和忧伤， 只有经历无穷斗争， 歌手才会茁壮成长。 他感情十分激动， 他唱着，恍然大悟， 于是他的心，他的灵魂， 全都变成了艺术珍品。 如果有一位温柔女神， 忽然从天上下降尘世， 蔚蓝的天穹黯然失色， 宇宙的光辉顷刻消失， 和谐幸福的世界， 沉没在黑暗之中， 尽善尽美的精华， 都化成过眼烟云。 正当我在尘世， 心里燃起热望， 燕妮，你是天国女王， 怎能同我结成姻缘？ 没有比我的痛苦更大的痛苦， 忧伤也是绵绵无尽期， 燕妮，要是你还对我钟情， 别忘却那个歌手孤零零！ 他不敢怀抱希望， 只听从命运安排， 他会爱的只是你， 也只能为你歌唱。 他是多么心满意足！ 又搏斗得疲惫不堪。 他越是感到幸福， 也就越加痛苦难捱。 一旦我眼前突然浮现， 燕妮的心已见异思迁， 激昂的七弦琴会响起 为你弹奏的最后一曲。 在别人豪华的筵席上， 在灯火辉煌的婚礼中， 七弦琴会被摔得粉碎， 歌手啊也会肝肠寸断。 野人未婚妻的怨诉 叙事诗 她掩住忧心忡忡， 行走在芦苇密丛： “我曾当成自己的一切， 将再也不复归我所有。 这里有一泓流水， 是我快乐的源泉， 我也在这里听惯， 瀑布的大声喧唱。 羚羊在这儿躲藏， 它还在这儿蹦跳， 可是在那边倒下去， 带着箭伤它断了气。 瞧这槲树——我的家产， 它比周围一切都高， 树荫壮阔、浓密， 是闪电的伴侣。 有时我在这儿， 折枝条、采花儿， 用它们来编扎 绚丽的花环。 怀着狂喜的心情， 我将花环奉献 给一切知音的精灵—— 他们的族类爱我们。 这里我在雷雨中漫步 在蓝色的闪电中游荡， 象狡猾恶魔的一股劲， 自由自在玩得多欢畅！ 这里和大家一样， 我可以豪情欢笑， 在星光和月色下， 忘情于希望之中。 我曾在这里不断寻找 埋藏在黑暗中的珍宝， 就在这片土地的怀抱， 听说宝埋藏得不少。 世代祖居啊！亲友啊！ 我要和你们告别了！ 花环啊！我的青春啊！ 我要和你们告辞了！” 世界上哪里有她的归宿？ 她的日子过得多么痛苦！ 未婚妻倒地上， 内心是何等苦楚。 她周围到处是： 岩石、山峦、急峡， 她心头愁云紧压， 当女奴的命运在等着她。 她低头辫发垂地， 伤心地痛哭号啕， 但远处却传来 老婆娘的唠叨。 老妇人满脸的皱折， 活象海面条条波纹， 那一副冷酷相， 使人望而生畏。 脸孔总是冷若冰霜 神情老是那样忧郁凄凉， 温存的话儿， 她从来不讲。 脖子挂项练， 耳垂戴金环， 站起来，比悬岩吓人， 张开口，响起一阵雷声。 “死心吧，别想跑， 可别跟我开玩笑， 乖乖去参加婚礼 用不着那么执拗。 我会用珊瑚， 把你打扮得珠光宝气， 我的美人儿， 你会比谁都更加美丽。 我已用林中嫩叶， 为你缝制了衣裳。 我还把香草点燃， 让轻烟微度芬芳。 走吧！邻居已送来 琳琅满目的礼品！ 你听！在那远方 多好听的歌声。” 女儿意乱心慌， 再三恳求亲娘， 她含着眼泪对妈说—— 心中的热血已冰凉： “须知茅舍里豁亮宽敞， 大伙都有足够的地方， 为什么您这样固执， 硬要把我赶往异乡？ 做丈夫的奴婢， 供粗野汉使唤， 活着永远做个牺牲品， 世上有什么比这更惨？ 鹿儿沿着山谷， 自由地奔驰， 鸟儿朝着云彩， 自由地飞翔。 溪水静静地流， 化成瀑布直泻， 激起浪花急驰， 冲岩拍壁翻腾。 哪儿是我要走的路？ 环顾四周都是墙。 上帝把我遗忘了， 谁人救我出罗网？ 如果咱打伤野兽， 它就会狂奔吼叫， 我们要驯服烈马， 它会用后腿立起。 我们砍伐一棵槲树， 它发出沉闷的响声朝地上倒下， 就象精灵的声音， 发自它内心深处。 我的祖先 大概是个善良的精灵， 而我却受尽折磨， 非当奴婢不可！ 悲伤痛苦无穷尽—— 我得把发抖的身子 和那丰满的胸脯—— 一切都奉献给他人。 我再也不能 自由地呼吸， 象供祭祀的羊 终日胆颤心惊。 我贪婪地追寻的一切 我已找到了的一切， 如今已全都失去， 我要为您把命绝。 我要和野兽一起逃亡 到浪拍海礁的地方， 奔向悬岩，逃向山洞， 到望而生畏的兽穴。 我多爱咱栖身的角落， 它亲切可爱而又舒适， 可婚姻以死亡相煎迫， 我的命运多残酷哀戚！” 母亲的心头闪烁起 逝去的年华的记忆， 象一线柔和的阳光， 在她身上轻轻摇晃。 “晚上你会经常听到 人们谈起你的丈夫： 他怎样和敌人搏斗， 无所畏惧，无比英勇。 你很快会有孩子 在你的怀里娇养， 抚爱他们，逗他们开心—— 往后啊——好日子等你享。” “别讲了！他的胜利 会给我什么甜蜜！ 倒会从我的痛苦和不幸中， 享受他自己的欢乐。 他会把我的婴儿毒打， 凶狠得象凶神恶煞， 还要我用欢声笑语 为这打击去感谢他。” 于是老婆娘 又毕露凶相， 狠盯着女儿， 冷酷难度量。 “哟！你自以为比人俊秀， 比别的妇女都高一筹？ 不！咱大家有过的命运， 今天你同样也得接受。 要么，照我的话去办， 否则，不怕你顽抗， 到了婚礼的时间， 揪着你的辫子去赴宴。” “怎么啦！我该听天由命 让人带往那该死的家？！” 她全身发抖， 直竖毛发。 她瘫倒在地上， 哭得死去活来， 然后悲哀地站起来， 走向极乐的地方。 远处天空放异彩， 壮丽江山分外娇， 天地不知人间苦， 江山怎懂人间愁。 百花盛开，五彩缤纷， 世上应有尽有，欣欣向荣。 只有一人真不幸， 只有一颗心停止跳动！ 惜别的晚上 致燕妮 一 种种景色掠过我们面前， 它们那么美好而又多变， 一会儿在我们眼前消逝， 一会儿又耀眼地重新出现。 那苍穹底下的小山坡， 我们留连着不肯离开， 我们在那里尽情呼吸欢唱， 心领神会美妙的未来。 星空挤眉弄眼地欢笑， 我们却一点没有看到， 因为我们心中燃起了， 令人着魔的神奇火苗。 四周的墙垣和楼房， 都退到黑暗中隐藏， 因为深邃明澈的目光， 高照在整个宇宙之上。 你的美丽使我沉思默想， 一往情深地心驰神往， 在我面前你的音容笑貌， 显现得这样优美崇高。 我们互相倾吐心声， 悄声细语勉强听清， 但在我们心中， 它们恰似天上的雷鸣。 深沉而起伏的激情， 充满着我们的内心， 三言两语又怎么能 表达我们俩的心境？ 只要我们双手一握紧， 什么语言都不需说， 你那象火焰般的深邃的眼睛， 比周围一切都动人。 二 别的人可以得到快乐，是因为 有一种永远渴望快乐的天性， 我们的渴望要得到满足， 就只有靠新的爱情的海誓山盟。 你悄悄送给我一绺 你的乌黑的头发， 那精编巧结的发圈， 是爱情织出的宝物。 一丝丝的头发， 编结得那么紧， 里面有你的名字这爱情的象征， 仿佛来自美好天国的呼唤。 名字里我听到天使的气息， 名字里蕴藏着温柔的情意， 名字里我听见了神的宣召， 名字里闪着天国的光辉。 这名字羞怯地蕴藏在 你乌黑卷发的环框里， 当中有爱情有歌声，妙不可言， 这些，你在书里怎么也描绘不成。 只看这片纸， 胜读书万章， 宛如远方传来的乐曲， 痛苦和忧虑不知去向。 我埋头书海， 却枉费心机， 心中的痛苦依然如故， 精神上还是一片空虚。 如今我终于找到 一本最美好的书，—— 燕妮，唯有你的名字， 治好了我的一切疾苦。 三 燕妮！当我刚一醒来， 就吻着你这绺卷发， 夜里，当我入睡时， 就把它捧在心窝。 它在我宁静的心中 唤起了甜蜜的美梦， 梦儿进入了神赐给你的 那片自由宽阔的天空。 要是歌声沉寂， 眼前出现一片黑暗， 我只要一触到它，美妙的 琴声又会在我心中回响。 仿佛一群歌仙在我周围， 跳起了爱的环舞， 他们教人唱新的曲调， 花环上的鲜花眉开眼笑。 只要乐曲还在继续奏鸣， 呵！我就要拚命用眼睛 饱享这火焰般的热情， 把歌词化入我的心中。 歌声里响着你的声音， 歌声里听到你的呼吸， 你贯穿歌曲的始终， 歌声里你无时无刻不在。 从前在我深沉的心境里， 只感到一片朦胧的渴望， 那若有所求的心啊！ 苦恼令人缭乱徬徨。 你为我点亮了火光， 我不再在黑暗中迷茫， 生活变得更光明美好， 你是我大地上的艳阳。 四 我曾经送给你一束鲜花， 至今我对它还十分羡慕，—— 因为那火红的花儿 紧贴在你胸前闪灼。 花儿显得多么含情 映现了你的身影，女神！ 花儿的鲜艳是你的精神面貌， 和这面貌的全部魅力。 花儿会在甜蜜的瞬间， 安然枯萎在你的怀中， 呵！但愿我能温存地拥抱你， 然后在你的怀抱中死去。 可我的幻想徒劳无望， 你对花儿一眼也不打量， 我将从你的心上消失， 我没有看到你的善良。 从前心中想望过的一切， 全成泡影，令人心烦意乱， 你从心坎里谢绝了我， 爱情原来是一场欺骗。 你只有片刻的热心， 你只有瞬息的感情， 你没有和我终身相连—— 别有高瞻远瞩的心愿。 你的温情不愿使 恋人的热情冷却， 他的心燃烧似烈火， 这火焰也把你吞没。 但当他离开你时， 一刹间钟情于某人， 他的形象蒙上一层薄雾， 脆弱的关系断若游丝。 五 时钟已经打过十二点， 我犹紧贴你的发卷， 温柔地轻轻搂抱着你， 那是多么难忘的瞬间。 在这神圣的地方， 群仙在环舞歌唱， 万物沐浴着光明， 夜里升起了太阳。 你顺从爱神的旨意， 终于对我转意回心， 我满腔幸福充沛， 你容光焕发生辉。 你睁大着眼睛， 既尊严又温存， 爱和愁浑然一体， 你就是美的化身。 夜在徬徨不安中消逝， 长空似白昼色彩缤纷， 我惊奇地看到大地 象一首金色壮丽的诗篇。 这一切似曾见过， 幻想之流带我漂泊， 但一切都蒙上了一层云翳， 看见的东西却无法懂得。 我的耐心获得了报偿， 我同真理结对成双， 往日扑朔迷离的幻影， 完全变成了实际景象。 我面前一切都无限美好， 比什么魅力都更瑰丽辉煌， 音乐化作了赞美诗， 我看见了人间天堂。 六 生活的魅力令我神往， 我渴望到达完美之巅， 我完全摈弃尘世虚荣， 盼望能看到一位天仙。 我在思想的王国寻找她， 我在遥远的幻想和憧憬中寻找她， 我在繁星高挂的夜空中寻找她， 我在玫瑰花的芬芳中寻找她。 一切都未能满足 心头热切的渴望， 在那没有激情的地方， 幻想的思路也要中断。 如今意中人就在面前， 她容光焕发，神态高尚， 看见她美丽的面容， 幸福的痛苦颤动心房。 我默默无言地拥抱你， 决不让谁把宝贝夺去， 我满腔是火般热情， 我的心头多么甜蜜。 我愿和你奔向天涯， 在那里，全没有人烟， 在那里，“虚无缥缈”山 神仙难攀，一见心寒。 呵！我们已经来到一道边缘， 它妒忌地要把你阻隔在外边， 心里象触电一般难过， 离别的威胁就在眼前。 我再一次把你拥抱， 握着你的手——一瞬间， 假门砰然一声关闭， 千山万水又把咱俩分离。 凄惨的女郎 叙事诗[150] （见本卷第659—663页） 终曲（十四行诗） 致燕妮 一 就请你，收下这几首歌儿吧！ 爱情羞怯地把它们放到你脚下， 歌里燃烧着一颗心，火一般炽热， 这炽热的感情也倾注到七弦琴上。 歌儿的回声没有变小， 将在你心底找到反响， 只要一听到这声音飞翔， 我的心就更加激烈跳荡。 从你心花开放的远方， 给我传来了你的反响， 我将更加大胆地战斗， 迷雾也不能把我的歌声遮挡， 我的诗歌将更豪放地发出轰鸣， 但七弦琴却忧愁地呜咽弹唱。 二 我并不需要尘世的光荣， 它高傲地飞驰在大地上空， 而失败者一边伤心痛哭， 一边却又把它百般赞颂。 只有你闪闪发亮的目光， 你心头熊熊燃烧的火焰， 你倾听诗歌时掉下的泪珠—— 这就是我心坎里的明灯。 如果这是我力所能及的事， 我愿把灵魂化作琴声， 愿死去前知道我是个歌手， 别的什么于我都无关紧要， 如能用悲欢之歌打动你， 那就是我所需要的一份奖品！ 三 这些诗笺会插翅飞翔。 它们会飘到你的跟前， 幻想和痛苦的情网， 陷进去我也甘心情愿。 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要走勇敢的道路， 我刚奔向人间最崇高的境界， 但见到的却只是一片痛苦。 当那幢可爱的屋子——幻想的幽境， 接待我这个风尘仆仆的客人时， 丈夫已经拥抱着你， 陶醉在幸福的美境里…… 绝望……和迷惘涌上心头， 犹如闪电一样。 四 请原谅，要是果真如此， 火热的心将会低声悲吟， 那时诗人将会坦白说出： 永恒的激情已煎熬殆尽。 我不能离开我亲爱的人， 同她，犹如同自己般亲近？ 我没有别的遗言誓愿， 只有歌唱爱情——表我忠贞。 我的幻想在展翅高翔， 你却更高地凌云直上， 但是，唉！我需要的只是眼泪！ 我渴望的是你洗耳恭听， 让歌手在跨入坟墓之前， 得到哪怕只有片刻的欢欣。 卡尔·马克思 注释： [150]这首诗在收入献给父亲的诗册时马克思稍微作了一些修改。——第404、411、435、446、530页。 马克思写于1836年10月中—11月初 第一次用原文全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并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莫斯科版第40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 注释： [205]本卷收入了马克思在早年，主要是大学时期写的所有留传至今的文学习作。 马克思早就喜欢文学艺术，尤好写诗。他曾把自己的作品集结成册，其中有三本诗集，即《爱之书》第一部、《爱之书》第二部和《歌之书》，于1836年晚秋献给了未婚妻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另一本诗集《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于1837年春天送给了亨利希·马克思。马克思的姐姐索菲娅同弟弟关系极为亲密，曾抄录过弟弟的许多诗作，一部分抄在一本纪念册里，另一部分分散地抄在一本笔记本里。 马克思这些留传下来的文学习作中，最早的写于1833年，其余的多数写于1835和1836年，有一些写于1837年春天。此后马克思还继续从事文学创作。他在1837年11月给父亲的信中谈到同年夏天他生病后的情况时说：“病好以后，我便把所有的诗和小说草稿等等都烧了”。1838年2月10日，他姐姐索菲娅还来信索要原来答应寄给她的诗作。可见，除了收入本卷的几本诗集以外，还应该有其他一些诗作或诗集，但是这些作品没有保存下来。 马克思生前只发表过两首诗，这两首诗曾编入1837年献给父亲的诗集。它们于1841年1月以《狂歌》为题刊登在柏林的《雅典神殿》杂志上。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马克思的诗歌习作只有一小部分为研究界所知晓。1897年，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首次发表了1837年11月10日马克思给父亲的信，并在前言中对信里提到的马克思献给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的三本诗集作了说明。从此人们才知道有这些诗集存在。当弗·梅林编辑1902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遗著》第一卷时，这些诗集就在他手中，但他只是引用了很少几行诗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9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第2分册收入了马克思献给父亲的诗集。这是第一次把马克思的一本诗集全文发表。直到1975年，马克思留传下来的全部文学习作才分别以德文原文和俄文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40卷发表。 本卷收入马克思的文学习作，主要以马克思自己编成的四本诗集为基础，按写作时间顺序排列，各本诗集中诗作的编排次序一如原貌，还保留了马克思自己编的目录。这四本诗集各自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然后是索菲娅抄在一个纪念册和一本笔记本中的马克思诗作。虽然这两部分诗作中多数篇什写得更早些，但它们不是由马克思自己编成的完整的诗集，而是由索菲娅抄录并收集在一起的，因此排在后边。有些诗作在不同的诗集中重复出现，本卷中只在第一次出现时发表，以后再出现时只保留标题和前面出现的页码。只有以《狂歌》为题发表过的两首诗，因与诗集中的原稿措词稍有不同，本卷发表两次。 从索菲娅在1836年12月28日亨利希·马克思给卡·马克思的信中所加的附笔可以看出，《爱之书》第一部、《爱之书》第二部和《歌之书》这三部诗集于1836年12月27日由索菲娅转交给了燕妮。它们应该是马克思送给燕妮的圣诞节礼物。 这些诗集大概是在1836年10月中到12月中这段时间里编成的。不过，因为马克思早就着手写诗歌习作，有些诗作可能早就写成了。《爱之书》第一部扉页上注明“1836年秋末”，有的诗作完成的时间不晚于11月，因为马克思注明《爱之书》第二部的写作时间为“1836年11月”。《歌之书》只注明“1836年”，大概是三本诗集中的最后一本，但是也不会晚于1836年11月，因为从1837年11月10日马克思给父亲的信可以看出，燕妮同时收到马克思寄去的三册诗集，而且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在1897年为首次发表这封信所加的前言中，也是按这种顺序提到这三本诗集的。不过，与前两本诗集不同，《歌之书》注明的日期比较宽泛，因此，也不排除马克思更早就开始写这本诗集的可能性。——467、541、591。
马恩全集第一卷——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应不应当算是罗马国家较幸福的时代？（卡·马克思的中学考试拉丁语作文）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应不应当算是罗马国家较幸福的时代？[201] 卡·马克思的中学考试拉丁语作文 要想研究奥古斯都时代是怎样一个时代，有几种可以用来对此作出判断的方法：首先，可以把它同罗马历史上的其他时期加以对比，因为如果指出奥古斯都时代同那些人们称之为幸福时代的先前时代相似，而同那些在同时代人和现代人看来风尚已经变坏、国家四分五裂并在战争中遭到多次失败的时代不相似，那么根据这些时代即可以对奥古斯都时代作出结论；其次，需要研究古代人们对这个时代作了哪些评价，异国人对这个帝国是怎么看的，他们是否害怕它或者轻视它；最后，还得研究各种技艺和科学的状况如何。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赘述，我将把奥古斯都以前最美好的时代，即由于风尚纯朴、积极进取、官吏和人民公正无私而成为幸福时代的、征服了下意大利的时代，再把尼禄时代即最坏的时代同奥古斯都时代加以对比。 罗马人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像在布匿战争[202]前的那个时代那样对从事各种艺术感到如此厌恶，那时教育几乎根本不受重视，因为那时最卓越的人们辛勤努力从事的是农业；那时论辩术是多余的，因为人们对应该做些什么用不了几句话即可表明。谈吐也不要求文雅，只注重说话的内容；当时历史不需要论辩术，它只是叙述事实，完全是一些编年记载[203]。 可是，这整个时代充满着贵族和平民之间的斗争，因为从赶走诸王直到第一次布匿战争，一直进行着关于他们双方权利的争论，而大部分历史叙述的只是护民官或执政官以巨大的热情在他们双方之中实施的法律。 关于这个时代值得称颂的地方，我们已讲过了。 至于尼禄时代，不需要用很多的话来描述，因为既然那时最优秀的公民被杀害，到处专横肆虐，法律受到破坏，罗马城遭到焚毁，而统帅们由于担心他们的功业可能引起怀疑，还由于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推动他们去建立伟大业绩，便宁可在和平中而不在战争中去寻求功名，那么，这是怎样一个时代，还有谁不清楚呢？ 奥古斯都时代与这个时代不同，是谁都不能怀疑的，因为他的统治以温和著称。由于元首下令改变了机构和法律，往昔为护民官、监察官和执政官所拥有的一切权力和荣誉都转入了一人之手，所以各种自由，甚至自由的任何表面现象全都消失了，尽管如此，罗马人还是认为，是他们在进行统治，而“皇帝”一词只不过是先前护民官和执政官所担任的那些职位的另一种名称罢了，他们没有觉得他们的自由受到了剥夺。如果公民们能对谁是元首，对是他们自己在进行统治还是在被人统治表示怀疑，那么难道这不是温和治国的一个无可置疑的明证吗？ 而在战争中，罗马人从来没有如此走运过，因为在这个时期帕提亚人被征服了，坎塔布里亚人被打败了，勒戚亚人和温德利奇人被击溃了，而凯撒与之斗争但未能战胜的日耳曼人——罗马人最凶恶的敌人——虽然在个别战役中由于背叛、奸诈、英勇以及他们居住在森林中等原因而曾战胜过罗马人，但是由于奥古斯都授予了某些个人以罗马公民权，由于有经验丰富的统帅们指挥作战，加之日耳曼各部落本身之间产生了不和，结果日耳曼的许多部落的势力总的来说是被摧毁了。 因此，无论在战争中，还是在和平时期，都不能把奥古斯都时代同尼禄和那些更坏的统治者的时代相比拟。 至于布匿战争以前的时代里发生的那些派别纷争，也都终止了，因为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奥古斯都已把所有的派别、一切头衔、全部的权力都集中到了他自己一个人身上，因而最高权力本身不会发生矛盾，否则会给任何一个国家带来最大的危险，因为那样一来奥古斯都的威望在异国民族的眼里就会下降，从事国家事务更多的是为了贪图个人私利，而不是为人民谋福利。 但是，奥古斯都时代不应该受到我们的过分赞扬，以致我们看不到它在许多方面都不如布匿战争以前的时代。因为，如果一个时代的风尚、自由和优秀品质受到损害或者完全衰落了，而贪婪、奢侈和放纵无度之风却充斥泛滥，那么这个时代就不能称为幸福时代；但是，奥古斯都的统治，他为改善动荡的国家状况而选拔的人们所建立的机构和制订的法律，对于消除内战造成的混乱起了很大的作用。 例如，我们看到，奥古斯都清除了元老院中犯罪行为的痕迹，因为元老院中混进了一些极其腐败的人，他从该院中清洗了许多作风为他所憎恶的人，吸收了许多智勇出众的人。 在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时期，担任国家职务的都是些英勇和智谋卓著的人物，因为在这个时代里难道还能说出比梅采纳斯和阿格利巴更为出色的人！虽然我们看到，元首也绝非没有虚夸矫饰的行为，但是，如前所说，看来他并不滥施暴力，并且没有给可憎恨的权力披上温和的外衣。如果说有一个布匿战争以前产生的国家曾经是最适合它那个时代的国家，因为它唤起了人们去建立伟大的业绩，造就了一些使敌人感到惧怕的人物，并号召在贵族与平民之间展开良好的竞赛(诚然，这种竞赛并不是全然没有忌妒心的)，那么，我认为，奥古斯都所建立的国家则是最适合他那个时代的国家。因为当人们变得柔弱，纯朴风尚消失，而国家的疆土日益扩大的时候，独裁者倒可能比自由的共和政体更好地保障人民的自由。 现在我们来谈谈古代人是怎样评价奥古斯都时代的。 他们称他为神圣的，认为他与其说是人，还不如说是神。如果只是贺拉斯一个人这么说，那是可以不信的。但是，就连杰出的历史编纂学家塔西佗也总是以最大的尊敬、最高的赞赏，甚至以爱戴的感情来评价奥古斯都和他的时代。[204] 至于各种科学和技艺，任何一个时期也没有这样繁荣过；在这个时代生活过许多作家，他们的作品成了几乎所有民族从中汲取教益的源泉。 因此，既然国家看来治理得不错，元首愿为人民造福，并且最杰出的人们根据他的倡议担任了国家职务；既然奥古斯都时代并不逊于罗马历史上最好的时代，并且看来它有别于那些坏的时代；既然我们看到派别纷争已经终止，而各种技艺和科学繁荣昌盛，——那么，由于这一切，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应该算是最好的时代，同时应当指出，那位尽管有条件为所欲为，但在获得权力之后却一心只想拯救国家的人，是应当受到很大的尊敬的。 卡·马克思写于1835年8月15日 第一次用德文发表于《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1925年莱比锡版第11年卷 原文是拉丁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 注释： [201]这是1835年8月15日马克思在特里尔中学毕业考试时写的拉丁语作文。 根据记录，这篇作文的成绩是“良好”，超过了班级的平均成绩。在这篇作文的考卷上，主考人在许多地方加了着重号。页边上加了一些涉及作文内容的拉丁语评语，由校长约·维滕巴赫以及拉丁语和希腊语教员勒尔期签署的总评语是：“除了上述我们加上评语的地方特别是结尾处的几个错误以外，这篇作文不论在素材的处理方面，在显示出来的历史知识方面，还是在力求以通顺的拉丁语来表达思想方面总的说来都很不错。但书写太糟糕!!!” 元首政治是前期罗马帝国的一种统治形式，始于公元前27年奥古期都建立罗马帝国之时。这种政治制度形式上保留了共和制的国家机构，如元老院，公民大会和高级长官等，实际上由元首(元老院之首席)操纵国家大权。至公元三世纪后半叶，这种披着共和制外衣的军事独裁，终于演变为公开的君主专制。——461。 [202]布匿战争是古代罗马和迦太基于公元前264—241、218—201和149—146年进行的三次战争，罗马人称迦太基人为“布匿”，故名。第一、二次布匿战争是作战双方为争夺地中海西部的统治权而进行的扩张战争，第三次布匿战争则是罗马以强凌弱的侵略战争。最后，战争以迦太基的灭亡而告终。——461。 [203]指罗马共和制早期时代对各个年代发生的重大事件所作的简短的编年史式的记载。——462。 [204]罗马的诗人曾把奥古斯都称为至圣的。实际上，贺拉斯使用这种称呼时，是很有节制的，而塔西佗基本上对奥古斯都持否定态度。——464。
马恩全集第一卷——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200] 卡·马克思的中学考试德语作文 自然本身给动物规定了它应该遵循的活动范围，动物也就安分地在这个范围内活动，而不试图越出这个范围，甚至不考虑有其他范围存在。神也给人指定了共同的目标——使人类和他自己趋于高尚，但是，神要人自己去寻找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神让人在社会上选择一个最适合于他、最能使他和社会变得高尚的地位。 这种选择是人比其他创造物远为优越的地方，但同时也是可能毁灭人的一生、破坏他的一切计划并使他陷于不幸的行为。因此，认真地权衡这种选择，无疑是开始走上生活道路而又不愿在最重要的事情上听天由命的青年的首要责任。 每个人眼前都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至少在他本人看来是伟大的，而且如果最深刻的信念，即内心深处的声音，认为这个目标是伟大的，那它实际上也是伟大的，因为神决不会使世人完全没有引导者；神轻声地但坚定地作启示。 但是，这声音很容易被淹没；我们认为是热情的东西可能倏忽而生，同样可能倏忽而逝。也许，我们的幻想蓦然迸发，我们的感情激动起来，我们的眼前浮想联翩，我们狂热地追求我们以为是神本身给我们指出的目标；但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东西很快就使我们厌恶，于是，我们便感到自己的整个存在遭到了毁灭。 因此，我们应当认真考虑：我们对所选择的职业是不是真的怀有热情？发自我们内心的声音是不是同意选择这种职业？我们的热情是不是一种迷误？我们认为是神的召唤的东西是不是一种自我欺骗？不过，如果不对热情的来源本身加以探究，我们又怎么能认清这一切呢？ 伟大的东西是闪光的，闪光会激发虚荣心，虚荣心容易使人产生热情或者一种我们觉得是热情的东西；但是，被名利迷住了心窍的人，理性是无法加以约束的，于是他一头栽进那不可抗拒的欲念召唤他去的地方；他的职业已经不再是由他自己选择，而是由偶然机会和假象去决定了。 我们的使命决不是求得一个最足以炫耀的职业，因为它不是那种可能由我们长期从事，但始终不会使我们感到厌倦、始终不会使我们劲头低落、始终不会使我们的热情冷却的职业，相反，我们很快就会觉得，我们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我们的理想没有实现，我们就将怨天尤人。 但是，不仅虚荣心能够引起对某种职业的突然的热情，而且我们也许会用自己的幻想把这种职业美化，把它美化成生活所能提供的至高无上的东西。我们没有仔细分析它，没有衡量它的全部分量，即它加在我们肩上的重大责任；我们只是从远处观察它，而从远处观察是靠不住的。 在这里，我们自己的理性不能给我们充当顾问，因为当它被感情欺骗，受幻想蒙蔽时，它既不依靠经验，也不依靠更深入的观察。然而，我们的目光应该投向谁呢？当我们丧失理性的时候，谁来支持我们呢？ 是我们的父母，他们走过了漫长的生活道路，饱尝了人世辛酸。——我们的心这样提醒我们。 如果我们经过冷静的考察，认清了所选择的职业的全部分量，了解它的困难以后，仍然对它充满热情，仍然爱它，觉得自己适合于它，那时我们就可以选择它，那时我们既不会受热情的欺骗，也不会仓促从事。 但是，我们并不总是能够选择我们自认为适合的职业；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还在我们有能力决定它们以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开始确立了。 我们的体质常常威胁我们，可是任何人也不敢藐视它的权利。 诚然，我们能够超越体质的限制，但这么一来，我们也就垮得更快；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冒险把大厦建筑在残破的废墟上，我们的一生也就变成一场精神原则和肉体原则之间的不幸的斗争。但是，一个不能克服自身相互斗争的因素的人，又怎能抗御生活的猛烈冲击，怎能安静地从事活动呢？然而只有从安静中才能产生出伟大壮丽的事业，安静是唯一能生长出成熟果实的土壤。 尽管我们由于体质不适合我们的职业，不能持久地工作，而且很少能够愉快地工作，但是，为了克尽职守而牺牲自己幸福的思想激励着我们不顾体弱去努力工作。如果我们选择了力不胜任的职业，那么我们决不能把它做好，我们很快就会自愧无能，就会感到自己是无用的人，是不能完成自己使命的社会成员。由此产生的最自然的结果就是自卑。还有比这更痛苦的感情吗？还有比这更难于靠外界的各种赐予来补偿的感情吗？自卑是一条毒蛇，它无尽无休地搅扰、啃啮我们的胸膛，吮吸我们心中滋润生命的血液，注入厌世和绝望的毒液。 如果我们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以为能够胜任经过较为仔细的考虑而选定的职业，那么这种错误将使我们受到惩罚。即使不受到外界的指责，我们也会感到比外界指责更为可怕的痛苦。 如果我们把这一切都考虑过了，如果我们的生活条件容许我们选择任何一种职业，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一种使我们获得最高尊严的职业，一种建立在我们深信其正确的思想上的职业，一种能给我们提供最广阔的场所来为人类工作，并使我们自己不断接近共同目标即臻于完美境界的职业，而对于这个共同目标来说，任何职业都只不过是一种手段。 尊严是最能使人高尚、使他的活动和他的一切努力具有更加崇高品质的东西，是使他无可非议、受到众人钦佩并高出于众人之上的东西。 但是，能给人以尊严的只有这样的职业，在从事这种职业时我们不是作为奴隶般的工具，而是在自己的领域内独立地进行创造；这种职业不需要有不体面的行动(哪怕只是表面上不体面的行动)，甚至最优秀的人物也会怀着崇高的自豪感去从事它。最合乎这些要求的职业，并不总是最高的职业，但往往是最可取的职业。 但是，正如有失尊严的职业会贬低我们一样，那种建立在我们后来认为是错误的思想上的职业也一定会成为我们的沉重负担。 这里，我们除了自我欺骗，别无解救办法，而让人自我欺骗的解救办法是多么令人失望啊！ 那些主要不是干预生活本身，而是从事抽象真理的研究的职业，对于还没有确立坚定的原则和牢固的、不可动摇的信念的青年是最危险的，当然，如果这些职业在我们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如果我们能够为它们的主导思想而牺牲生命、竭尽全力，这些职业看来还是最高尚的。 这些职业能够使具有合适才干的人幸福，但是也会使那些不经考虑、凭一时冲动而贸然从事的人毁灭。 相反，重视作为我们职业的基础的思想，会使我们在社会上占有较高的地位，提高我们自己的尊严，使我们的行为不可动摇。 一个选择了自己所珍视的职业的人，一想到他可能不称职时就会战战兢兢——这种人单是因为他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是高尚的，他也就会使自己的行为保持高尚。 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会彼此敌对、互相冲突，一种利益必定消灭另一种利益；相反，人的本性是这样的：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的学者、伟大的哲人、卓越的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的、真正伟大的人物。 历史把那些为共同目标工作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称为最伟大的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宗教本身也教诲我们，人人敬仰的典范，就曾为人类而牺牲自己——有谁敢否定这类教诲呢？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卡·马克思写于1835年8月12日 第一次用德文发表于《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1925年莱比锡版第11年卷 署名：马克思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 注释： [200]这是1835年8月12日马克思在特里尔中学毕业考试时写的德语作文。作文本身反映出他受到校长约·维滕巴赫的思想影响。维滕巴赫对作文的总评语是：“相当好。文章的特点是思想丰富，布局合理，条理分明，但是一般来说作者在这里也犯了他常犯的错误，过分追求罕见的形象化的表达；因此，在许多加有着重号的地方，在个别措词以及句子的连接上，叙述时就缺乏必要的鲜明性和确定性，往往还缺乏准确性。”从评价和保存次序来看，这篇作文是班里第五篇优秀作文。——455。
马恩全集第一卷——根据《约翰福音》第15章第1至14节论信徒同基督结合为一体，这种结合的原因和实质，它的绝对必要性和作用（卡·马克思的中学考试宗教作文）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根据《约翰福音》第15章第1至14节论信徒同基督结合为一体， 这种结合的原因和实质，它的绝对必要性和作用[199] 卡·马克思的中学考试宗教作文 在考察基督同信徒结合为一体的原因和实质及其作用之前，我们应当弄清，这种结合是否必要，它是否由人的本性所决定，人是否不能依靠自己来达到上帝从无中创造出人所要达到的那个目的。 我们如果把自己的目光投向历史这个人类的伟大导师，那么就会看到，在历史上用铁笔镌刻着：任何一个民族，即使它达到了最高度的文明，即使它孕育出了一些最伟大的人物，即使它的技艺达到了全面鼎盛的程度，即使各门科学解决了最困难的问题，它也不能解脱迷信的枷锁；无论关于自己，还是关于神，它都没有形成有价值的、真正的概念；就连伦理、道德在它那里也永远脱离不了外来的补充，脱离不了不高尚的限制；甚至它的德行，与其说是出于对真正完美的追求，还不如说是出于粗野的力量、无约束的利己主义、对荣誉的渴求和勇敢的行为。 古代的民族，那些未曾聆听过基督教义的野蛮人，当他们向诸神贡献祭品，妄想以此来赎罪的时候，他们便表现出内心的不安，害怕自己的神发怒，深信自己是卑贱的。 连古代最伟大的哲人、神圣的柏拉图，也在不止一处表示了对一种更高的存在物的深切渴望，以为这种存在物的出现可以实现那尚未得到满足的对真理和光明的追求。 各民族的历史就这样教导我们，同基督结合为一体是必要的。 即使当我们考察各个人的历史，考察人的本性的时候，我们虽然常常看到人心中有神性的火花、好善的热情、对知识的追求、对真理的渴望，但是欲望的火焰却在吞没永恒的东西的火花；罪恶的诱惑声在淹没崇尚德行的热情，一旦生活使我们感到它的全部威力，这种崇尚德行的热情就受到嘲弄。对尘世间富贵功名的庸俗追求排挤着对知识的追求，对真理的渴望被虚伪的甜言蜜语所熄灭，可见，人是自然界唯一达不到自己目的的存在物，是整个宇宙中唯一不配做上帝创造物的成员。但是，善良的创世主不会憎恨自己的创造物；他想要使自己的创造物变得像自己一样高尚，于是派出自己的儿子，通过他向我们宣告： “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约翰福音》第15章第3节) “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约翰福音》第15章第4节) 我们已经看到，各民族的历史和对各个人的考察都证明同基督结合为一体的必要性，现在我们就来考察最后的和最可靠的证据，就是基督本人的道。 基督把同他结合为一体的必要性表达得最清楚的地方，就是葡萄藤和枝蔓这一绝妙的比喻，这里他把自己比作葡萄藤，而把我们比作枝蔓。枝蔓依靠本身的力量是不能结果实的，因此，基督说，离了我，你们就无所作为。在这方面，他还说了一些更有力的话： “人若不常在我里面……”(《约翰福音》第15章第4、5和6节) 然而，这应该理解为只是对于那些能够认识基督的道的人而言的。我们不能对上帝就这样的民族和人们所作的决定作出判断，因为我们甚至理解不了上帝的决定。 因此，我们的心、理性、历史、基督的道都响亮而令人信服地告诉我们，同基督结合为一体是绝对必要的，离开基督，我们就不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离开基督，我们就会被上帝所抛弃，只有基督才能够拯救我们。 由于我们深信这种结合是绝对必要的，所以我们迫切地想弄清楚，这种崇高的赐予，这道从更高的世界照入我们心中、使我们的心受到鼓舞并在被净化以后升入天堂的光芒，究竟是什么含义？这种结合的内在实质和原因是什么？ 一旦理解了结合的必要性，我们就会十分清楚地看到这种结合的原因，以及我们要求拯救的需要、我们喜欢作恶的本性、我们的动摇的理性、我们堕落的心、我们在上帝面前的卑贱地位，我们就再也用不着去研究这种结合的原因了，不论这原因是什么样的。 但是，谁能够把这种结合的实质表达得比基督的葡萄藤和葡萄枝蔓的比喻更为出色呢？谁又能够用长篇大论把这种结合的所有部分，它的内在实质论述得像基督的下面这些话那样全面呢？基督说： “我是真葡萄藤，我父是栽培的人。”(《约翰福音》第15章第1节) “我是葡萄藤，你们是枝蔓。”(《约翰福音》第15章第5节) 如果枝蔓能有感觉的话，那么，它望着那照料它、仔细给它除草、把它牢牢绕在藤上、使它从中吸取养料和液汁而开出美丽花朵的园丁，该是多么高兴啊！ 因此，在同基督的结合中，我们首先是用爱的眼神注视上帝，感到对他有一种最热忱的感激之情，心悦诚服地拜倒在他的面前。 在这之后，在一轮更加绚丽的太阳由于我们同基督结合为一体而为我们升起的时候，在我们充分地感觉到自己的卑贱，同时又为自己得到拯救而欢呼的时候，我们才会爱上那位先前我们认为是受辱的主宰者，而现在看来却是宽宏大量的父亲、善良的教导者的上帝。 但是，葡萄枝蔓不仅会仰望栽种葡萄的人；如果它能有感觉的话，它会紧紧贴在藤上，它会感觉到自己与葡萄藤和长在藤上的其他葡萄枝蔓最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它会爱其他枝蔓，因为是同一个栽种葡萄的人照料着它们，是同一个藤身给它们以力量。 因此，同基督结合为一体，就是同基督实现最密切和最生动的精神交融，我们眼睛看到他，心中想着他，而且由于我们对他满怀最崇高的爱，我们同时也就把自己的心向着我们的弟兄们，因为基督将他们和我们紧密联结在一起，并且他也为他们而牺牲自己。 但是，这种对基督的爱不是徒劳的，这种爱不仅使我们对基督满怀最纯洁的崇敬和爱戴，而且使我们遵从他的命令，彼此为对方作出牺牲，做一个有德行的人，但只是出于对他的爱而做一个有德行的人。(《约翰福音》第15章第9、10、12、13和14节) 这就是使基督教的德行与任何别的德行区别开来，并使它超越于任何别的德行之上的一条鸿沟，这就是使人同基督结合为一体的最伟大的作用之一。 在这里，德行已经不是斯多亚派哲学[3]所描绘的那种阴暗的讽刺画；它也不是我们在一切信奉异教的民族那里所遇到的那种关于义务的严峻学说的产物，一切德行都是出于对基督的爱，出于对神的爱，正因为出于这种纯洁的根源，德行才摆脱了一切世俗的东西而成为真正神性的东西。任何令人讨厌的方面都隐匿不见了，一切世俗的东西都沉没了，所有粗野的东西都消失了，德行变得更加超凡脱俗，同时也变得更加温和、更近人情。 人的理性从来也无法这样来描述德行；它的德行本来总是有局限性的，总是世俗的德行。 一个人一旦达到这种德行，这样同基督结合为一体，他就将平静而沉着地迎接命运的打击，勇敢地抗御各种激情的风暴，无畏地忍受恶的盛怒，因为谁能征服他，谁能夺走他的救世主呢？ 他知道，他所祈求的东西将会得到，因为他只是在同基督结合为一体时发出祈求的，所以，他所祈求的只是神性的东西，而救世主自己作出的许诺难道还不能使人变得高尚并得到安慰吗？(《约翰福音》第15章第7节) 既然谁都知道，由于他在基督里面，他的所作所为表现了对上帝本身的崇敬，他的完美无缺会使造物主变得崇高，谁会不甘愿去忍受苦难呢？(《约翰福音》第15章第8节) 因此，同基督结合为一体可使人内心变得高尚，在苦难中得到安慰，有镇定的信心和一颗不是出于爱好虚荣，也不是出于渴求名望，而只是为了基督而向博爱和一切高尚而伟大的事物敞开的心。可见，同基督结合为一体会使人得到一种快乐，这种快乐是伊壁鸠鲁主义者[2]在其肤浅的哲学中，比较深刻的思想家在知识的极其隐秘的深处企图获得而又无法获得的，这种快乐只有同基督并且通过基督同上帝结合在一起的天真无邪的童心，才能体会得到，这种快乐会使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和崇高。(《约翰福音》第15章第11节) 卡·马克思大约写于1835年8月10日 第一次用德文发表于《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1925年莱比锡版第11年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 注释： [2]伊壁鸠鲁主义是公元前4—3世纪产生于古希腊的一个哲学派别，因其创始人伊壁鸠鲁在雅典自家花园中宣讲他的原子说和无神论，也称为花园学派。 伊壁鸠鲁哲学包括物理学(关于自然界的学说)、准则学(关于认识的学说)和伦理学。伊壁鸠鲁对自然界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进一步发展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学说，认为原子有三种运动：直线式的下落运动、脱离直线的偏斜运动和由此产生的碰撞运动，从而提出了物质运动的内在源泉思想。在认识论上，他认为感觉是判断真理的标准。在伦理学方面，伊壁鸠鲁认为，由于组成人的灵魂的原子具有脱离直线作偏斜运动的倾向，因而人的行为有可能脱离命定的必然性，获得意志和行为的自由。他斥责对神的崇拜和迷信，蔑视命运，强调事在人为，认为人类行为的目的是从痛苦和恐惧中解放出来，求得快乐，快乐是幸福生活的目的，是善的唯一标准，人应当通过哲学认识自然和人生，用理性规划自己的生活。在社会政治观点方面。他首先提出了原始的社会契约说。——11、212、453。 [3]斯多亚主义是公元前4—3世纪产生于古希腊的一个哲学派别，因其创始人芝诺通常在雅典集市的画廊讲学，又称画廊学派(画廊的希腊文是“stoa”)。 斯多亚派哲学分为逻辑学、物理学和伦理学，以伦理学为中心，逻辑学和物理学只是为伦理学提供基础。这个学派主要宣扬服从命运并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泛神论思想，其中既有唯物主义倾向，又有唯心主义思想。早期斯多亚派认为认识来源于对外界事物的感觉，但又承认关于神、善恶、正义等的先天观念。他们把赫拉克利特的火和逻各斯看成一个东西，认为宇宙实体既是物质性的，同时又是创造一切并统治万物的世界理性，也是神、天命和命运，或称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也受天命支配，人应该顺应自然的规律而生活，即遵照理性和道德而生活。合乎理性的行为就是德行，只有德行才能使人幸福。人要有德行，成为善人，就必须用理性克制情欲，达到清心寡欲以至无情无欲的境界。中期斯多亚派强调社会责任、道德义务，加强了道德生活中的禁欲主义倾向。晚期斯多亚派宣扬安于命运，服从命运，认为人的一生注定是有罪的、痛苦的，只有忍耐和克制欲望，才能摆脱痛苦和罪恶，得到精神的安宁和幸福。晚期斯多亚派的伦理思想为基督教的兴起准备了思想条件。——11、212、452。 [199]这是1835年8月10日马克思在特里尔中学毕业考试时写的宗教作文。青年马克思在1835年8月毕业考试中的笔试考卷，现在保存下来的共有七篇。除这篇宗教作文外。还有德语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拉丁语作文《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应不应当算是罗马国家较幸福的时代？》、拉丁语即席翻译、希腊语翻译、法语翻译和数学试卷等。这些考卷全部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0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第2分册第164—182页。本卷只收了前面三篇作文。 马克思这篇宗教作文的成绩相当于中等水平，在班里居第五位。对作文的评语是“思想丰富，叙述精采有力”，不过对同基督结合为一体的实质和原因论述不够充分。——449。
马恩全集第一卷——声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声明[198] 本人因现行书报检查制度的关系，自即日起，退出《莱茵报》编辑部，特此声明。 马克思博士 1843年3月17日于科隆 卡·马克思写于1843年3月17日 载于1843年3月18日《莱茵报》第77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 注释： [198]《声明》标志着马克思在《莱茵报》的活动的结束。普鲁士书报检查机关的迫害使得《莱茵报》不作重大的政治让步就不可能继续出版。这就使马克思失去了在《莱茵报》编辑部继续工作的条件。马克思辞职的时间显然也同《莱茵报》理事达·奥本海姆从柏林回来有联系。奥本海姆和莱茵报社监事会监事卡·弗·施图克想把莱茵报社股东的请愿书和备忘录呈交国王本人。但是，他们并未见到国王，只是受到三位负责书报检查的大臣中的两位大臣的接见。大臣们答应认真研究备忘录中列举的事实。1843年3月14日，奥本海姆怀着希望返回科隆，以为经当局研究以后可能会撤销禁令。3月15日，奥本海姆、格·荣克和约·恩·雷纳德请求莱茵省总督沙培尔到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说情，让《莱茵报》在当局进行研究得出最后结论以前能继续出版。这一切可能在《莱茵报》内部引起新的意见分歧。于是，马克思决定退出《莱茵报》编辑部。普鲁士当局对马克思的辞职表示满意。但是，《莱茵报》并未摆脱遭到查封的厄运。 马克思的声明1843年3月18日在《莱茵报》上发表后，《杜塞尔多夫报》等多家报纸相继加以转载。——445。
马恩全集第一卷——《莱茵—摩泽尔日报》的修辞练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莱茵—摩泽尔日报》的修辞练习[197] 科隆3月13日。今天，《莱茵—摩泽尔日报》对本报3月9日评述省议会议员的文章［注：见本卷第432—437页。——编者注］作出了答复。［注：指1843年3月13日《莱茵—摩泽尔日报》第72号上马尔赛卢斯写的莱茵3月11日[通讯]《如果要我……》一文。——编者注］我们不想将这篇修辞杰作中的某些范例向我们的读者保密，其中可以读到这样的佳句： “《莱茵报》虽然没有使用斧钺，但是挥起它惯用的棍棒，摆开大张挞伐的架势，朝着它自以为在《莱茵—摩泽尔日报》的一篇文章中发现的幽灵猛击<好家伙！惯用的棍棒！摆开架势挥起棍棒猛击！>，不消说<对那些不消说的事情还要花费口舌，这是多么奢侈啊！>，它的全部打击都打偏了<打偏了！没有打中《莱茵—摩泽尔日报》，大概打中了它的编辑吧！>，受打击<只有幽灵受到了打击！>的报纸依然完好无损，安然无恙。” 多么慷慨的逻辑啊！这使读者根本无需动脑筋就可以作出结论：对受打击的报纸打偏了，没有打中它！这是多么富有理智，这种叙述又是多么严谨！不过，读者还应当考虑到，在《莱茵—摩泽尔日报》看来，宣称它的脊背安然无恙该多么有趣！下列种种用来表述这个极其重大的主题的既巧妙又惊人的不同说法可以证明，那些关于“幽灵”、关于打击幽灵的《莱茵报》、关于这种打击没有击中目标的奇思妙想，给《莱茵—摩泽尔日报》的幻想力增添了多少光彩！在介绍这些不同说法时，我们亟愿提醒读者注意它们之间在色彩上的细微差别。请看： (1)“3月9日的《莱茵报》挥起它惯用的棍棒，摆开大张挞伐的架势，朝着它自以为在《莱茵—摩泽尔日报》的一篇文章中发现的幽灵猛击，不消说，它的全部打击都打偏了。” (2)“这篇文章使《莱茵报》变成了能够看见鬼魂的人<刚才这个鬼魂［注：这句话中的“鬼魂”和“思想”，在德文里是同一个词，即“Geist”。它既有“鬼魂”、“灵魂”的意思，又有“思想”、“精神”的意思。——编者注］还是幽灵，从何时起《莱茵报》在这家教皇至上派[184]的无名小报上看见思想呢？>，因而使它变成了同影子作斗争的英雄。” 那么，这一次至少是打中了《莱茵—摩泽尔日报》的影子！ (3)“不过，《莱茵报》自己大约也意识到，碰到一切实体性的、真实的、坚实的东西<莫非是《莱茵—摩泽尔日报》的脊背吧？>，它的力量便会成为笑柄<什么样的精神力量碰到脊背不会成为笑柄呢？>，而它仍然想证明它有犄角<“惯用的棍棒”悄悄地变成了“犄角”>，并且会撞人<先前是“摆开大张挞伐的架势猛击”>。它想象出<先前是“看见”或“自以为看见”>一个幽灵，企图硬把这个幽灵当作我们那篇文章的真正思想<重复一遍是为了提醒读者记住事实！>，它拿这个幽灵来尽情发泄它的怒气并试试自己的力量<巧妙的、雄辩的论述>，正像在斗牛的时候，那被激怒的牲畜<前面《莱茵报》被说成是“拿着棍棒的人”，那么，“牲畜”便自然是《莱茵—摩泽尔日报》了>向扔在它面前的稻草人发泄自己的怒气，并在把这稻草人撕得粉碎之后，自认为是胜利者。” 多么地道的荷马语言！多么了不起的史诗般的广博！对牲畜的心理了解之深刻简直就像伊索寓言！这是对自认为是胜利者的公牛的心理状态的绝妙说明！ 如果我们竞想同这位如此“杰出的政论家”就事情本身进行争论，那可是“太天真无邪”而又“鄙俗迂腐”了。我们只想就这位好汉自身的特征再说几句话： 《莱茵—摩泽尔日报》在它那篇如此不幸地受到打击的文章中“只是”表示“怀疑”：“如果这些人<指呼吁人们选举康[普豪森]和梅[尔肯斯]两位先生的那封传阅信件的作者>的希望得以实现，旧汉撒同盟时代是否就能真正得到恢复”。但是，“关于恢复过时的、腐朽的秩序”，在它的“文章中只字未提”。谁能理解，就让他去理解吧！ 接下去： 《莱茵报》企图“公开撒谎，因为它说：‘在省议会上所应维护的各项利益中，《莱茵—摩泽尔日报》仅举出比较自由的区乡制度和扩大等级权利两项’［注：见本卷第434页。——编者注］。然而，在《莱茵—摩泽尔日报》上还可以读到这样的补充说明：确认大量其他在发展人民生活方面的悬而未决的问题”。 可是，难道《莱茵—摩泽尔日报》明确地表述过，或者哪怕只是提过这类“悬而未决的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问题吗？它是否认为，像“确认大量其他悬而未决的问题”这类模棱两可的字眼，就能有助于明确这些问题，以便向省议会代表提出一定的要求？还是让我们的读者再来看一看《莱茵—摩泽尔日报》的独特文风： 属于“在该机构<指省议会>应予维护的利益”的，是“确认大量在发展人民生活方面的悬而未决的问题”！ 在发展人民生活方面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应予维护的确认！ 卡·马克思写于1843年3月13日 载于1843年3月14日《莱茵报》第72—73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 注释： [184]教皇至上派是天主教中最好战的一派，它反对各国教会的独立性，并维护罗马教皇干涉一切国家内政的权力。在莱茵省，由于普鲁士政府和天主教会之间的纠纷，天主教徒处于同保护新教徒的普鲁士政府对立的反对派地位。——428、443。 [197]《<莱菌—摩泽尔日报>的修辞练习》是马克思继《本地省议会议员选举》(见本卷第432—437页)之后为同《莱茵—摩泽尔日报》继续论战而写的又一篇文章。《莱茵—摩泽尔日报》对争论的问题没有提出任何新的论据，反而对《莱茵报》进行恶意的诽谤，因此，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以讽刺的笔调针对这家报纸的文风作了评论。——442。
马恩全集第一卷——《莱茵—摩泽尔日报》是宗教法庭的大法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莱茵—摩泽尔日报》是宗教法庭的大法官[194] 科隆3月11日。几天前，《莱茵—摩泽尔日报》刊登了一篇把虔诚的《科隆日报》革出教门的宗教训谕［注：即1843年3月7日《莱茵—摩泽尔日报》第66号登载的《论近代世界文学》一文。——编者注］；现在，《特里尔日报》又站在科布伦茨的宗教法庭上受审——理当如此。 因为《特里尔日报》在谈到弗里德里希·冯·扎勒特时说了如下一段话：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他的著作《俗人福音》[195]，这部著作原原本本地向我们启示福音书中的神圣的永恒的真理”。“他<扎勒特>曾力求成为一个以耶稣为榜样的高尚的人，并作为主的真正斗士，启示了永恒的真理。” 《莱茵—摩泽尔日报》写道： “凡是读过这段话而对这位备受赞扬的作者又没有更多了解的人岂不都会认为，冯·扎勒特先生必定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在他的《俗人福音》中以火热的激情传播过主的箴言吗？但是，事实上，这部福音是什么内容啊!不过是诸如施特劳斯、费尔巴哈、布鲁诺·鲍威尔以及其他不管叫什么的现代异教使徒在.课堂上和著作中传授给小范围的学者们的那种谬误的、有害的学说……” 为了表明自己的观点有确凿的根据，《莱茵—摩泽尔日报》引证了 “《俗人福音》中的一段，即把叛徒犹大同福音书中的基督，也就是圣经所描绘的基督加以对比的那一段”。 接着引证的文字令人信服地证明，扎勒特是多么有意识地把自己的观点同历史的基督教对立起来。 《莱茵—摩泽尔日报》对这个刚去世的人所进行的肆无忌惮的抨击，也许会伤害那种不正当的人道感情，但是，《特里尔日报》替这个人所作的辩护岂不是更加不人道得多、更加无比严重地使人受到伤害吗？要是我歪曲了死者的精神人格，能说我是在纪念他吗？毫无疑问，扎勒特曾努力启示真理，但绝不是福音书的真理。毫无疑问，扎勒特曾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但绝不是成为维护教会真理的斗士。 相反，扎勒特认为，理性的真理只有同宗教的真理相对立才能成立，有道德的人只有同信仰基督的人相对立才能得到确认；因此，扎勒特便写出了《俗人福音》。可是结果怎样呢？那位在《特里尔日报》为他辩护的人把他的全部意向都弄颠倒了，难道这是在纪念他吗？如果你们宣称路德是个好天主教徒，能说你们是在纪念他吗？如果你们把教皇冈加奈利称作耶稣会会士的庇护者，能说你们是在纪念他吗？这是多么伪善！多么虚弱！扎勒特是个共和主义者，如果你大肆宣扬他搞保皇主义，你算是他的朋友吗？扎勒特最爱真理，难道你们竟认为最好用讲假话来对他表示敬意吗？也许在你们心中基督教同友谊发生了冲突？好！那你们就承认这一点，并且说扎勒特是个好人，等等，但是个坏基督徒！对此表示惋惜吧，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公开地表示惋惜吧，只是不要把他的著作硬说成是他皈依基督教的光辉证明。如果你们要谴责你们这位朋友的意向，那么，就像《莱茵—摩泽尔日报》那样，毫不客气地谴责吧，但是不要采取伪善的、拐弯抹角的办法，不要采用那样一种方式，即对他本来并不具有的品质加以赞扬，而结果恰恰是对他真正具有的品质进行谴责。 即使承认《俗人福音》本身可能让人作这样的理解，承认扎勒特在这本著作中还根本没有弄清自己的观点，承认他自以为在宣扬福音书的真谛，承认不难找到一些听起来完全符合基督教教义的引文去针锋相对地反驳《莱茵—摩泽尔日报》的引文，《莱茵～摩泽尔日报》认为扎勒特是用一种自己独创的基督教来取代历史的基督教这一看法也仍然是对的。 最后，还要谈一谈《莱茵—摩泽尔日报》引证的那些文字！这些引文有一个根本缺点，即缺乏诗意。不过，一般说来，试图用诗歌来表述神学争论，这是一个多么荒唐的想法！哪一个作曲家会想到要把教条谱成乐曲？ 且不谈这种与艺术背道而驰的异端。这些引文的内容又怎么样呢？扎勒特认为，基督明知犹大有背叛意图，但不去设法使他改邪归正，或防止恶行发生，这是同基督的神性不相容的。因此，扎勒特惊呼(《莱茵—摩泽尔日报》引证了这几行)： “不管那个迷了心窍的人是谁，他必定遭殃！ 是他把主臆造成如此模样， 他为了使主只有一点知人之明， 竟给我们描绘了主的讽刺肖像。”［注：扎勒特《俗人福音》1842年莱比锡版第442页。——编者注］ 扎勒特的判断证明，他既不是神学家，也不是哲学家。如果他是神学家，那么，这种同人的理性和伦理的矛盾就不会使他感到不安，因为神学家不是用人的理性和伦理来衡量福音书，相反，他是用福音书来衡量人的理性和伦理。如果扎勒特是哲学家，他就会认为这种矛盾根源于宗教思维的本性，从而就会把这种矛盾理解为基督教观点的必然产物，而决不会谴责它是对这种观点的歪曲。 让《莱茵—摩泽尔日报》继续劲头十足地从事它的宗教事业，并给莱茵地区的所有报纸都穿上地狱服[196]吧！我们倒要看一看那些模棱两可的人，那些不冷不热的温暾的人是否觉得宗教的恐怖主义比理性的恐怖主义好受。 卡·马克思写于1843年3月11日 载于1843年3月12日《莱茵报》第71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 注释： [194]《<莱茵—摩泽尔日报>是宗教法庭的大法官》与当时围绕对弗·冯·扎勒特的文学创作的评价而进行的争论相联系。反教权主义的诗人弗·冯·扎勒特于1843年2月21日去世。各报刊很快就如何评价他的文学作品展开了讨论，焦点是他的宗教主题的诗集《俗人福音》。1843年3月6日《特里尔日报》第63号发表了《弗里德里希·冯·扎勒特死了!》，其中赞扬了扎勒特的反教权主义思想。针对这篇文章，1843年3月11日《莱茵—摩泽尔日报》第70号附刊刊登了《弗里德里希·冯·扎勒特的<俗人福音>》一文，站在维护教权利益的反动立场上，攻击扎勒特及其作用。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批评了《莱茵—摩泽尔日报》的反动立场，也反对《特里尔日报》把扎勒特当作福音教条的卫道士而加以颂扬，同时提出了他自己对诗人的评价。——438。 [195]《俗人福音》是弗·冯·扎勒特以宗教为主题的诗集，1842年在雅姆本一莱比锡出版。1840年以后，扎勒特由于研究黑格尔而坚持了诗歌创作的独立性，在这部诗集中他宣扬人变为神并提出了道德规范，同时主张按照宗教革命的传统来革新原始基督教。教会对扎勒特的这部代表作进行了批判。——438。 [196]地狱服是被西班牙宗教法庭判处火刑者在处决时必须穿的一种黄色衣服。——441。
马恩全集第一卷——本地省议会议员选举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本地省议会议员选举[190] 科隆3月9日。《莱茵—摩泽尔日报》是如此谦逊，既不认为它是“莱茵省拥有最多读者的报纸”，也不认为它是“政治思想的体现者”。[191]它对科隆市的议员选举发表了一通评论，其中谈到： “我们乐于承认梅尔肯斯先生和康普豪森先生是很值得尊敬的人<“他们都是值得尊敬的人”［注：莎士比亚《尤利乌斯·凯撒》第3幕第2场。——编者注］——悲剧中是这么说的>，甚至<真不得了！>，甚至对《莱茵报》，当它得意扬扬地把这两个人同反对我省权利的人对立起来的时候，我们也乐于表示赞赏<这是多么珍贵的礼物啊！>。但是，我们应当更尖锐而坚决地谴责那些被人用来试图对选举这两位先生一事施加影响的理由，这倒不是因为这些理由不值得考虑，而是因为这些理由不值得作为唯一的理由，而只能作为次要的理由加以考虑。” 事情的起因是，有人曾向科隆市的一些选民散发如下的石印信件： “科隆市在即将召开的省议会上首先应当维护的最重要的东西，无疑是它的贸易和工业地位。因此，我们必须选举这样的人：他们除了思想正派、在我们当中具有独立的市民地位外，还确切地了解这些事业在各方面的进展情况，并且能以正确的观点来理解和说明它们，推动它们前进。” 接着提到了上面所说的那两位无疑是很值得尊敬的人。信的结尾是这样的： “目前，我市在贸易界已占突出地位。但它的贸易和工业还会得到更大的发展，而且这一发展时期已经不远了。帆船运输、汽船运输、拖船运输和铁路交通将使我市回到旧汉撒同盟[192]时代——只不过必须在即将举行的省议会上明智地、审慎地维护我市的真正利益。 一群选民 2月24日于科隆” 这封信促使最注重精神的《莱茵—摩泽尔日报》发表了这样一通严厉的训诫之词： “如果在某个地方，本地的物质利益具有那么高的地位，以致精神的、普遍的需要甚至不能透出一点微弱的光芒，那么，即使执掌权柄的人只考虑本地的物质利益，而对精神的、普遍的需要完全采取任意处置的态度，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哦，你，伟大的科隆市，你，神圣的科隆市，你，机智的科隆市，你的某些子孙的精神状态和历史记忆已堕落到何等低下的程度！他们以为，实现那些至多不过把你变成大钱袋的意愿和希望，就能恢复旧汉撒同盟时代！！！” 《莱茵—摩泽尔日报》不是谴责议员的选举，而是谴责那些照它看来是对这次选举“施加影响”的理由。这是一些什么样的理由呢？《莱茵—摩泽尔日报》援引了一封致一些选民的传阅信件，其中提到“贸易和工业的地位”是科隆在即将召开的省议会上所要维护的最重要的东西。《莱茵—摩泽尔日报》怎么知道，这封连《莱茵—摩泽尔日报》自己也承认只送到“一些”选民手中的传阅信件对选民的情绪竟产生了这样大的影响，以致它对梅尔肯斯和康普豪森两位先生的当选起了主要的、唯一的决定作用呢？难道因为在一封传阅信件中纯粹出于特殊的理由而提议选举这两位先生，同时又因为这两位先生确实已经当选，就可以随随便便地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两位先生的当选是这个提议和为此而提出的特殊理由所造成的结果吗？ 当《莱茵报》“得意扬扬地”把康普豪森和梅尔肯斯两位先生“同反对我省权利的人对立起来”时，《莱茵—摩泽尔日报》对它表示赞赏。是什么促使它“表示赞赏”呢？显然是当选者的品格。但是，难道他们的品格在科隆不如在科布伦茨［注：《莱茵—摩泽尔日报》的出版地点。——编者注］那样为人知晓吗？在省议会上所应维护的各项利益中，《莱茵—摩泽尔日报》仅举出“比较自由的区乡制度”和“扩大等级权利”两项。它是否认为，在科隆人们不知道梅尔肯斯先生在历届省议会上曾为“自由的区乡制度”而奋斗[193]，并因此声名卓著，不知道他在某次省议会上甚至同几乎所有的与会者针锋相对，勇敢地、坚持不懈地捍卫了自由的区乡制度？至于说到“扩大等级利益”，那么，在科隆人人都知道，梅尔肯斯先生首先反对利用自治权来损害这些利益，可是，当等级利益同普遍利益、普遍权利和理性发生冲突时，他则以同样坚决的态度指出等级利益不应超出自己的范围，例如在进行关于林木盗窃法和狩猎法的辩论时，他就是这样做的。这样看来，既然梅尔肯斯先生的全部议会活动无庸置疑地证明了他具有当省议会议员的一般资格；既然康普豪森先生的少有的渊博学识、卓越的才智和令人敬佩的一丝不苟的品格是众所周知并得到公认的，那么，《莱茵—摩泽尔日报》怎么知道，这两位先生的当选不是由于这些明显的理由，而是由于上面援引的那封传阅信件呢？ 可敬的报纸会对我们作出这样的回答：不！不！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绝对不是！我的精细入微的唯灵论的心灵所怨恨的只是那封传阅信件的作者们，只是那样一些唯物主义者：他们不提出人民的精神利益和真正利益，却提出一些与此迥然不同的、格调低下得多的理由，他们企图以不合适的理由对选举那两位先生一事施加影响，并企图以此来影响那些“精神状态和历史记忆”已堕落到十分低下程度的“科隆子孙”！ 可是，如果《莱茵—摩泽尔日报》只是针对那封匿名信件的作者们，那么，它为什么要这样大声叫嚷呢？为什么要说： “如果某个地方，本地的物质利益县有那么高的地位，以致精神的、普遍的需要甚至不能透出一点微弱的光芒，那么，即使执掌权柄的人只考虑本地的物质利益，而对精神的、普遍的需要完全采取任意处置的态度，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难道本地的物质利益因为在一封匿名传阅信件中具有高于一切的地位，就在科隆具有高于一切的地位吗？这是不可能的，就像司法的利益不可能因为在另一封也是致一些选民的传阅信件中具有高于一切的地位，就在科隆具有高于一切的地位一样！难道每个城市不是像每个家庭一样，都有头脑迟钝的孩子吗？而根据这些孩子的情况来推断某个城市或家庭的特征，这种做法难道是合理的吗？ 不过，要是认真研究这封传阅信件，就会发现它确实不像可敬的科布伦茨报纸想要我们相信的那样应受谴责。甚至省等级会议[51]的已由法律规定的职责，也可以证明这封传阅信件是完全正当的。等级会议的法定职责一方面在于维护全省的普遍利益，另一方面在于维护它的特殊的等级利益。至于说康普豪森和梅尔肯斯两位先生是莱茵省利益的当之无愧的代表，这是大家深信不疑的看法，不需要传阅信件的作者进一步证实，甚至根本不需要他们提上一笔。 既然这两位先生当省议会议员的一般资格已无可争辩，那么，问题主要就在于对一个科隆代表的特殊要求了。问题在于科隆在“即将召开的省议会”上“首先”应当维护的“最重要的”城市利益是什么！有谁会否定这就是“贸易和工业的地位”！而且，光是简单的否定是不够的，还得提出证据来。 《莱茵—摩泽尔日报》对下面这一段话感到特别恼火： “帆船运输、汽船运输、拖船运输和铁路交通将使我市回到旧汉撒同盟时代。” 令人痛惜啊，可怜的科隆市！它竟如此受人欺骗！它又是如此欺骗自己！《莱茵—摩泽尔日报》哀叹道： “他们以为，实现那些至多不过把你变成大钱袋的意愿和希望，就能恢复旧汉撒同盟时代！” 可怜的《莱茵—摩泽尔日报》！它不懂，所谓“旧汉撒同盟时代”只是指往昔贸易繁荣的时代；它不懂，如果科隆真想恢复汉撒城市的政治、社会和精神的时代，即恢复中世纪时代，那么，“一切精神的、普遍的需要”就必定会真的被埋葬，“精神状态”就必定会完全错乱，一切“历史记忆”就必定会荡然无存！如果某个城市完全屏弃现代的一切合乎理性的和健康的观点，以便从此生活在过去的梦幻之中，难道政府不应当把“精神的、普遍的需要”统统纳入自己的私有领域吗？在有人千方百计企图彻底毁掉现在和未来，以便恢复过时的、腐朽的秩序的地方，难道紧握权柄不正是政府的责任，不正是它为了保存自己而应承担的责任吗？ 我们想坦率地把全部实情告诉我们的读者。在科隆发生了一场严重的选举斗争，一场现代的人和过去时代的人之间的斗争——这是科隆在政治上富有生气的最好证明。过去时代的人，那些企图原封不动地恢复“旧汉撒同盟时代”的人，尽管施展了种种阴谋诡计，仍然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于是来了这么一些古怪的唯物主义者，每一艘汽船、每一条铁路都清楚地证明他们极端愚昧无知；他们虚伪地侈谈什么“精神状态”和“历史记忆”，并在巴比伦的河边为“伟大的科隆市，神圣的科隆市，机智的科隆市”而哭泣——但愿他们的眼泪不致很快就哭干！ 卡·马克思写于1843年3月9日 载于1843年3月9日《莱茵报》第68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 注释： [51]普鲁士各省等级会议即省议会，建立于1823年。会议由下列四个等级的代表组成：(1)诸侯等级的代表即过去受封的德皇家族的代表；(2)骑士等级即贵族的代表；(3)城市的代表；(4)乡镇代表。由于拥有地产是参加省等级会议选举的主要条件，所以大部分居民实际上被剥夺了选举权。选举资格的限制和选举方式保证了贵族在省议会中占大多数席位。从1827年起，省议会由国王不定期地召开，其权限仅限于商讨地方经济和省的行政管理问题。在政治方面，省等级会议只具有极有限的谘议权即对政府提交给它们讨论的一些法案和提案发表自己的意见。——136、307、407、435。 [190]1843年3月2日，科隆市举行了第七届莱茵省议会议员的选举，在酝酿过程中涉及到由什么样的人代表科隆市，即选举自由资产阶级代表，还是保守派代表的问题。最后是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著名代表人物亨·康普豪森和卢·梅尔肯斯当选。此事引起了保守派的不满。《莱茵—摩泽尔日报》于1843年3月8日刊登一篇通讯，指责科隆市民要求选举维护工商业利益的代表。马克思的这篇文章就是针对《莱茵—摩泽尔日报》的这篇通讯写的。马克思认为科隆市的代表们有权在省议会维护该市的经济利益。——432。 [191]1843年3月8日《莱茵—摩泽尔日报》第67号上刊登了一篇莱茵通讯，把《科隆日报》称为“莱茵省拥有最多读者的报纸”，而把《莱茵报》称为“政治思想的体现者”。——432。 [192]汉撒同盟是德国中世纪北海、波罗的海沿岸以及与这两个海相连的河流两岸的城市(以吕卑克为首)所结成的贸易和政治的同盟，其目的在于垄断欧洲北部的贸易，14世纪后半期为其极盛时代。——433。 [193]梅尔肯斯在莱茵省议会就区乡条例所举行的辩论中，曾是1831年莱茵省城市议会决议的倡议人。在七月革命的影响下，他曾以科隆及莱茵省其他18个城市的名义要求保留以法国区乡法为基础的制度，并且拒绝接受1808年普鲁士城市条例和把城市和农村分开的条例。参看本卷第307—314页。——434。
马恩全集第一卷——《莱茵报》编辑部关于停止发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续篇的声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莱茵报》编辑部关于停止发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续篇的声明[189] 鉴于《特里尔日报》提出询问，本报编辑部认为有必要声明，发表摩泽尔通讯的续篇遇到了阻碍，而这种阻碍既不能归因于记者，也不能归因于本报编辑部。 《莱茵报》编辑部 卡·马克思写于1843年2月8—21日之间 载于1843年2月25日《特里尔日报》第55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 注释： [189]《莱茵报》发表了《摩泽尔记者的辩护》前两部分之后，一些读者和报刊密切关注着《莱茵报》继续发表该文的续篇。这篇编辑部声明是马克思为回答《特里尔日报》的询问而写的。——431。
马恩全集第一卷——评部颁指令的指控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评部颁指令的指控[179] 一 “该报<《莱茵报》>自问世以来就坚持一种应受谴责的方针……”指令说：“该报一贯明显地企图攻击国家制度的基础，阐述旨在动摇君主制原则的理论，恶意煽动舆论怀疑政府的所作所为，挑动国内的一些等级去反对另一些等级，挑起对现存法定秩序的不满，并怂恿人们对友好国家采取极端敌对的态度。该报在针对行政当局的所谓缺点发表意见时，不是用严肃的、心平气和的、庄重的口气，而是对国家及其政体和机关报刊进行恶毒攻击；这里姑且不说那些意见往往是无凭无据地提出来的，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缺乏认真的态度和对实情的了解。” 显然，一种方针不会仅仅因为政府宣布它应受谴责就应受谴责。连哥白尼的宇宙系统也不仅被当时的最高权威认为应受谴责，而且实际上也遭到了谴责。其次，到处都有这么一个规矩：原告应当提出证据。最后，《莱茵报》被诬怀有采取那些强加给它的罪恶行动的“明显企图”。但是，一种企图只有在付诸行动以后，才能被人了解，也才会进一步变得明显起来。 然而，即使我们暂且承认部颁指令的全部指摘都是有根据的(不过，我们坚决否认这一点)，也仍然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些指摘在现在这种含糊不清、可作多种解释的措辞下，对于查封任何一家报纸的行动来说，都既可以用来作为理由，又不能用来作为理由；同样，对于查封《莱茵报》的行动来说，也是如此。 首先，据说《莱茵报》怀有“攻击国家制度的基础”的“明显企图”。但是，众所周知，对普鲁士的制度及其基础的看法，明显地存在着重大的分歧。有些人否认这个基础有其制度，有些人则否认这个制度有其基础。 施泰因、哈登堡、雪恩持一种观点，罗霍、阿尔宁、艾希霍恩则持另一种观点。黑格尔在世时认为，他在自己的法哲学中已奠定了普鲁士制度的基础，而且政府和德国公众也都这样认为。政府用来证明这一点的方式之一是通过官方来传播他的著作；而公众用来证明这一点的方式则是谴责他充当普鲁士的国家哲学家，这可以在旧莱比锡百科辞典[180]中读到。黑格尔当时所想的正是施塔尔今日所想的。黑格尔于1831年根据政府的一项特别命令讲授过法哲学课。[181] 1830年，《国家报》［注：《普鲁士国家总汇报》。——编者注］宣称普鲁士是一个设有共和机构的君主国。现在，这家报纸宣称普鲁士是一个设有基督教机构的君主国。 既然对普鲁士的制度及其基础的看法存在如此重大的分歧，那么《莱茵报》也有自己的观点看来是很自然的。当然，这个观点可能背离政府现时的观点，但是尽管如此，这个观点却不仅能从普鲁士历史，而且能从现代国家生活的许多因素，最后还能从一些高级权威那里得到印证。 因此，《莱茵报》根本就没有企图攻击普鲁士制度的基础，恰恰相反，它确信，它攻击的只是偏离这个基础的动向。 《柯尼斯堡总汇报》上的一篇官方文章［注：指1842年2月4日《柯尼斯堡总汇报》第30号上刊登的《普鲁士读者来信》。——编者注］在谈到查封《莱茵报》一事时，把普鲁士说成是享有“自由主权”的国家。这是一个在普鲁士邦法[74]中没有出现过的、可以作各种解释的定义。 “自由主权”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说自由纯粹是国王的个人的思想方式，因而也就是他的个人特性；另一种是说自由是主权的精神，因而已经或者至少是应当通过自由的机构和法律获得实现。在前一种情况下，人们碰到的是开明的专制，人们把君主个人同作为没有思想的、不自由的质料的国家整体相对立。在后一种情况下，则不是把君主限制在他个人的范围之内，而是把整个国家看作他的躯体，于是，各种机构是他赖以生存和活动的器官，而法律是他用来观察事物的眼睛——这就是《莱茵报》的观点。 其次，指令说，《莱茵报》企图“阐述旨在动摇君主制原则的理论”。 这里再次产生了一个问题：如何理解“君主制原则”？例如，《莱茵报》断言，等级差别的存在、片面的官僚制度、书报检查等等是同君主制原则相抵触的，而且，《莱茵报》不断努力证明自己的论断，它没有把这些论断仅仅当作心血来潮的想法。但是，总的说来，《莱茵报》从来没有偏爱某一特殊的国家形式。它所关心的是一个合乎伦理和理性的共同体；它认为，这样一种共同体的要求应该而且可以在任何国家形式下实现。因此，它不是把君主制原则看作一个特殊的原则，而是把君主制看作一般国家原则的实现。如果这是错误的话，那么，错误不在于估计不足，而在于估计过头。 此外，《莱茵报》从来没有企图恶意煽动舆论怀疑政府的所作所为。相反，它总是出于善良的意愿，试图对政府本身的那些违反人民精神的措施提出怀疑。其次，它从来没有抽象地把政府同人民对立起来，而是相反，把国家的缺点看成既是政府的，也是人民的缺点。 至于说到《莱茵报》的认真的态度和对实情的了解以及口气的问题，那么，至少在德国，没有任何一家报纸表明比它态度更认真、对实情更了解。至于它的口气，如果同奴颜婢膝的(保守的)［注：在手稿中“保守的”一词写在“奴颜婢膝的”一词的上面，未加括号。——编者注］报纸的嚎叫相比，它是真正严肃的、心平气和的和庄重的。在这方面，指摘《莱茵报》不通俗化、过分讲究学术形式倒是不无道理的，而这同各部的指摘正好相反。 《莱茵报》也没有企图挑动国内的一些等级去反对另一些等级，相反，它倒是试图唤起每个等级去反对自身的利己主义和局限性，它处处都把公民的理性同等级的非理性，把人类的爱同等级的仇恨对立起来。如果说它在这方面也犯了什么罪，那么，它只是犯了莱茵省的法律和风俗准许犯的罪。 对于企图“挑起对现存法定秩序的不满”的指摘，在这样一种含糊不清的措辞下，甚至算不上一种指摘。 政府也企图挑起对现存法定秩序的不满，例如，对旧普鲁士婚姻法的不满。[182]法律的每一项改革和修订，每一个进步都是建立在这类不满上面的。 因为合法的发展不可能没有法律的发展，因为法律的发展不可能没有对法律的批评，因为对法律的任何批评都会在公民的脑子里，因而也在他的内心，引起与现存法律的不协调，又因为这种不协调给人的感觉是不满，所以，如果报刊无权唤起人们对现存法定秩序的不满，它就不可能忠诚地参与国家的发展。 指摘《莱茵报》对忠顺的机关报刊进行卑劣的嘲讽——这个指摘显然是针对报纸上的论战，——这根本不能作为查封报纸的理由。《莱茵报》备受各方告密之苦，它受到污蔑和攻击。它的责任是自·卫。更何况并不存在任何官方报刊。 《莱茵报》并没有侮辱外国，它只是谴责了外国对德国的侮辱。[183]在这方面，它只遵循民族政策。至于谈到德意志联邦[46]的各邦，那么，《莱茵报》在这个问题上只不过反映了这些邦的大多数人民代表的观点罢了。 最后，在对待宗教方面，《莱茵报》是遵照1819年书报检查法令第2条行事的，即它反对把宗教真理狂热地搬到政治中去，并反对由此而引起的概念混乱。 二 如果《莱茵报》真想系统地反对政府，那么，它必然会采取完全相反的策略。 它就会迎合莱茵省的偏见，而不是反对它。它就会首先尊崇宗教偏见，并且像教皇至上派[184]那样利用北德意志文化和南德意志文化之间的矛盾，而不是将北德意志文化引入莱茵省。 它就会依靠法国的理论，而不是德国的理论。 它就会把具有特殊局限性的地方精神同统一的国家观念对立起来，也就是说，它就会像哥雷斯那样，首先去维护省议会。[185] 它就会像通常的自由主义那样，认为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在等级会议这边，而一切丑恶的东西都在政府那边。它就不会采取同莱茵省的许多自由主义者相反的做法，在批评莱茵省等级会议时针对各等级的私人利己主义，强调政府的普遍的英明了。［注：见本卷第136—202、240—290页。——编者注］最后，它就会参加其他报纸的大合唱，要求扩大各委员会的权利，而不会把这种要求说成是违背国家利益的。［注：见本卷第329—345页。——编者注］ 三 最后，把报纸的整个倾向说成是恶意的，这是极度夸大，因为这样一来，下述种种也都会成为恶意的了： (1)维护关税同盟[186]； (2)在同俄国签订协定的事件上维护普鲁士[187]； (3)维护普鲁士的领导权[188]； (4)经常指出普鲁士是一个进步中的国家； (5)赞扬普鲁士的人民机构，如军队、行政当局等。 《莱茵报》也没有片面地反对官僚制度，相反，它承认它所发挥的作用： (1)反对毕洛夫-库梅洛夫； (2)反对浪漫主义思潮。 相反，它是唯一既承认官僚制度的好的一面，也承认旧普鲁士立法的好的一面的自由主义报纸。 例如，《莱茵报》几乎和其他所有报纸相反，独自一家维护了新离婚法的基本原则。［注：见本卷第315—317、346—350页。——编者注］ 最后，它是第一家而且几乎是唯一的一家欢迎关于更正事实的内阁指令［注：见本卷第318—319页。——编者注］的报纸，认为这个指令是一个进步。 我们列举这些例子，只是为了证明《莱茵报》没有进行任何系统的、抽象的反对活动，它从来都只维护自己深信合乎理性的东西，而不管这些东西来自何方。 卡·马克思写于1843年2月4—7日之间 第一次用德文发表于《关于1830—1850年政治运动史的莱茵通信文件集》1919年埃森版第1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 注释： [46]德意志联邦是1815年6月8日在维也纳会议上成立的德意志各邦的联盟，最初包括34个邦和4个自由市。联邦既没有统一的军队，也没有财政经费，保存了封建割据的一切基本特点；德意志联邦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瓦解，1850年又重新恢复。在1866年普奥战争期间彻底解体，后来由北德意志联邦代替。——115、428。 [74]普鲁士邦法指《普鲁士国家通用邦法》，包括私法、国家法、教会法和刑法，自1794年6月1日起开始生效。由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及其对德国的影响，邦法明显地反映出资产阶级改良的萌芽，然而就其实质来说，它仍然是一部封建性的法律。——216、316、346、426。 [179]《评部颁指令的指控》是马克思为驳斥普鲁士三位负责书报检查的大臣1843年1月20日颁布的关于查封《莱茵报》的指令而写的。1843年1月24日科隆行政区长官向莱茵报社理事约·雷纳德、达·奥本海姆和格·荣克口头传达了这一指令，1月25日又给编辑部寄来了就《莱茵报》停止出版一事给各家报纸的通告。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驳斥了部颁指令对《莱茵报》所执行的政治方针的指控。他撰写这篇文章，显然同《莱茵报》编辑部和监事会为阻止政府查封报纸而采取的措施有关。文章的基本内容为可能也是马克思所写的《关于<莱茵报>遭到查封的备忘录》的第三部分(见本卷第963—968页)所采纳，该文对部颁指令作了全面的批驳。 马克思开始写作这篇文章的时间可能不早于1843年2月4日，因为他引用了《柯尼斯堡总汇报》在这一天发表的一篇官方文章，完稿的时间应在撰写《关于<莱茵报>遭到查封的备忘录》之前，而《备忘录》的草稿应该提交2月7—9日召开的监事会会议讨论，所以《评部颁指令的指控》大约2月7日以前就已写成。——424。 [180]看来是指《最精美的新百科辞典——供各等级受过教育的人士使用》1835年莱比锡版第2卷。该卷第255页写道，1818年黑格尔来到柏林，为了“把他的哲学变成所谓的国家哲学”。——425。 [181]从1824年冬季到1830年冬季，黑格尔已不再讲授他的《法哲学原理》。尽管他曾预告要在1830—1831年冬季学期讲授这门课，但因身体“欠佳”而让他的学生米希勒代劳。1831—1832年冬季学期，黑格尔听从普鲁士政府的劝告，又重新讲授法哲学课，但只讲了几课就去世了。当时普鲁士政府是想以黑格尔的法哲学抵制同时在柏林大学讲授法哲学课的甘斯的自由派思想。——425。 [182]普鲁士政府于1842年7月制定了离婚法草案(见注140)，该草案认为，“现行的普鲁士婚姻法是不合乎伦理的，目前离婚理由的繁多和轻率是不能容忍的，现行的诉讼程序是不符合这一命题的尊严的。”(见本卷第346页)这首先引起了坚持普鲁士邦法有关规定的法学家的批评。马克思在《<莱茵报>编辑部为<论新婚姻法草案>一文所加的按语》(本卷第315—317页)和《论离婚法草案》(本卷第346—350页)两篇文章中对这个问题表明了自己的态度。——427。 [183]1843年1月4日《莱茵报》第4号上刊登了《俄国关于普鲁士报刊的照会》一文。文章批评了俄国沙皇制度，并批评它的代表干涉德国事务以压制反对派报刊。文章发表后，沙皇政府提出了抗议。这篇文章遂成为指责《莱茵报》侮辱外国的借口。——428。 [184]教皇至上派是天主教中最好战的一派，它反对各国教会的独立性，并维护罗马教皇干涉一切国家内政的权力。在莱茵省，由于普鲁士政府和天主教会之间的纠纷，天主教徒处于同保护新教徒的普鲁士政府对立的反对派地位。——428、443。 [185]约·哥雷斯在《科隆纠纷结束后的教会和国家》1842年魏森堡版第7—8页上，总结了科隆纠纷(见注48)，同时描述了第六届莱茵省议会关于科隆·纠纷的辩论情况。——428。 [186]1842年11月17日，马克思在给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的信中指出，《莱茵报》曾经支持汉诺威、梅克伦堡和汉撒城市加入关税同盟(见注113)。到1843年2月为止，《莱茵报》共发表50多篇支持关税同盟的文章，并经常为此同其他一些报纸展开论战。——429。 [187]指1830年3月普鲁士和俄国之间签订的一项关于互相引渡在逃的应服兵役者和逃兵的协定。1842年9月底，协定到期。人们向普鲁士当局提出要求，不要继续延长协定的有效期，或者利用延长协定期限的机会迫使俄国在贸易政策方面作出让步。特别是自由主义反对派还要求俄国取消边境封锁，以便普鲁士和俄国之间能够进行自由的贸易往来。《莱茵报》发表自己的文章的同时也转载其他报刊的文章，参与了有关这一协定的公开讨论，它反对延长协定的有效期，并要求俄国取消贸易限制。——429。 [188]《莱茵报》刊登过不少文章，维护普鲁士的领导地位，反对奥格斯堡《总汇报》支持在奥地利领导下统一德国的立场。马克思早在1842年11月17日给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的信中就已谈及这一事实。——429。
马恩全集第一卷——莱茵-摩泽尔日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莱茵-摩泽尔日报[172] 科隆1月15日。前几天，我们曾把1月11日《莱茵—摩泽尔日报》上的第1号作者当作撰写狮子文章的先驱者而对他略加注意，今天，他企图通过一个实例来证明： “那个沉迷于自己的辩证法的人<《莱茵报》>对一个简单的、已被清晰地表述出来的论点求得清晰理解”的能力是如何之差。 因为，据第1号说，他根本就没有说过《莱茵报》企图为查禁《慕尼黑政治论丛》［注：即《天主教德国历史政治论丛》杂志。——编者注］一事辩护， “而只是说，《莱茵报》在自命为绝对的新闻出版自由捍卫者的同时，却毫无顾忌地辱骂那家实际已被查禁的报纸，因此，它在保证甚至要为反对查禁《莱茵—摩泽尔日报》而斗争时所表现的那种骑士精神看来是毫不足信的”。 第1号先驱者没有察觉到，他对我们在《莱茵—摩泽尔日报》可能被查禁时的骑士行为所表示的不安可能有两个原因，而对这两个原因我们已经发表过意见了。我们只能推想，善良的先驱者可能不相信我们的保证，因为在他看来，对《慕尼黑政治论丛》的所谓辱骂就是暗地里为查禁该报一事辩护。由于普通的人都具有一种机灵的特性，即力图从那些在他看来是无意中“脱口而出的”话里悟出真正的意见，因此，我们就更有理由设想这位善良的先驱者有过这样一种思路了。针对这种可能出现的情况，我们用下述方式来安慰这位善良的先驱者：我们向他证明，在我们对《慕尼黑政治论丛》的评论和为查禁该报一事辩护之间不可能有任何联系。 还有第二种可能性：第1号是不是认为，我们对于像《慕尼黑政治论丛》这样一家实际已被查禁的报纸所进行的反对新教的派别论争提出责难，这根本就是令人疑虑的、违背骑士精神的行为？它把这看成是辱骂。针对这种可能出现的情况，我们曾问过善良的先驱者：“既然我们在针对《莱比锡总汇报》‘最近刚刚’被查禁一事而为该报辩护的同时，可以同《莱茵—摩泽尔日报》一起提到《莱比锡总汇报》反对天主教的派别论争，那么，难道我们就没有权利不同《莱茵—摩泽尔日报》一起提到‘早已被查禁的’《慕尼黑政治论丛》的派别论争吗？”［注：见本卷第414页。——编者注］这就是说：因为我们是在《莱茵—摩泽尔日报》的赞同下提到《莱比锡总汇报》反对天主教的派别论争的，所以我们并不是辱骂《莱比锡总汇报》。而不幸的是，我们关于《慕尼黑政治论丛》维护天主教的派别论争的说法没有得到《莱茵—摩泽尔日报》的赞同，难道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这种说法就变成了辱骂吗？ 的确，第1号所做的一切无非就是把我们的话称作辱骂，然而，我们从什么时候起有义务相信第1号的每一句话呢？我们曾说过：《慕尼黑政治论丛》是天主教派的机关报，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只不过是带有相反标记的《莱比锡总汇报》而已。《莱茵—摩泽尔日报》上的先驱者则说：《慕尼黑政治论丛》不是什么派的机关报，也不是带有相反标记的《莱比锡总汇报》。它并不是 “那种针对非天主教信仰的谎言、诽谤和讥讽言论的仓库”。 我们不是这一方或那一方的神学论战者，但是，人们只要读一下《慕尼黑政治论丛》上对路德的充满无耻诽谤的心理描写，只要读一下《莱茵—摩泽尔日报》所说的有关“胡登及其战友”的那些话，就可以作出判断，看这家“最中庸的”报纸是不是站在可以判断什么是宗教方面的派别论争，什么不是宗教方面的派别论争这样的立场上。 最后，善良的先驱者答应要给我们“较详细地描写一下《莱茵报》的特征”。[178]我们将拭目以待。慕尼黑和科布伦茨之间有一个小党派先前认为，莱茵居民的“政治”思想不是被用来实现某些非国家的目的，就是被当作一种“令人愤怒的东西”而遭到压制。而当这个党派看到《莱茵报》在全莱茵省迅速传播的事实证明它自己毫不足道时，它难道就不感到愤怒吗？难道在目前这样一个时刻还不宜于表示愤怒吗？我们认为，这一切考虑得还算周到，不过遗憾的只是这个党派因为缺少一家较有影响的机关报，所以只好满足于这位善良的先驱者和他那家并不引人注目的“中庸”报纸。根据这家机关报的状况就可以推断出这个党派的力量。 卡·马克思写于1843年1月15日 载于1843年1月16日《莱茵报》第16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 注释： [172]《答一家“中庸”报纸的攻击》以及《<科隆日报>的告密和<莱茵—摩泽尔日报>的论争》和《莱茵—摩泽尔日报》(分别见本卷第400—403、411—420、421—423页)是马克思为同《莱茵—摩泽尔日报》进行论战而写的一组论文。论战所涉及的问题是《莱比锡总汇报》的查禁。 《莱茵—摩泽尔日报》是一家有时持温和的自由主义观点的报纸，1843年初逐步发展成为天主教政治势力的机关报。该报在1843年1月6日第6号上刊登了一篇莱茵通讯《<莱比锡总汇报>的查禁》，支持普鲁士当局查禁《莱比锡总汇报》，主要是因为《莱比锡总汇报》发表了反对天主教的言论。通讯作者还针对马克思在《<莱比锡总汇报>的查禁和<科隆日报>》一文中所说的“《莱比锡总汇报》是德国人民报刊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这句话进行歪曲和攻击。马克思的文章就是对这种攻击的反驳。——400、411、421。 [178]见1843年1月17、18日《莱茵—摩泽尔日报》第17、18号附刊刊登的《<莱茵报>和<德国年鉴>》一文。文章评论了《莱茵报》对查禁《德国年鉴》的态度。同时，《莱茵—摩泽尔日报》把青年黑格尔派学说的产生主要归咎于《莱茵报》，并企图把两家报纸之间的论战从关于查禁《莱比锡总汇报》的政治问题引向基督教和无神论的问题。——423。
马恩全集第一卷——《科隆日报》的告密和《莱茵-摩泽尔日报》的论争[172]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科隆日报》的告密和《莱茵-摩泽尔日报》的论争[172] 科隆1月11日。 “我的朋友，我看到您额头阴云笼罩， 告诉我，艾拉斯特，您是否不欢迎我在此时来到？ 您怎么了？到底有什么烦恼？ 我一来就听到您在叹息，什么事使您如此心焦？”［注：莫里哀《讨厌的人》第1幕第5场。——编者注］ 首先把这些话赠给与我们为邻的“科隆人”！《科隆日报》并不详谈它的“所谓告密书”，它避而不谈这个主要问题，而一味埋怨人家在这个场合没有以极其愉快的方式把“编辑部”卷进这场论争。但是，亲爱的邻居，既然《科隆日报》的记者可以把我们的一篇柏林通讯同《莱茵报》等量齐观，那么，为什么《莱茵报》就不可以把《科隆日报》的作为回答的莱茵通讯同《科隆日报》等量齐观呢？现在来谈谈关于事实的问题： “它<《莱茵报》>不是指责我们所造成的事实，而是指责我们的意图！” 我们不仅指责《科隆日报》的意图，而且还指责表现出这一意图的事实。对《科隆日报》来说，这个事实，即发表海尔维格的信这件事，由于外部的偶然性而变成了意图，虽然在这之前该报的意图已经变成事实了。任何被阻挠而未能实现的事实始终只是意图，但难道因此就可以不对这件事实负法律责任吗？打算在那种阻碍自己的行为实现，使行为不能变成行动，而只能变成行动的意图的偶然性中为自己的行为寻找辩护的理由，这无论如何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美德。但是我们的忠顺的邻居提出了问题，当然，它不是向《莱茵报》发问，它惴惴不安地怀疑《莱茵报》，认为该报在作出答复时，不会由于邻居采取了“正直和认真的态度”而轻易地“陷入窘境”；我们的邻居提问的对象是“可能还没有完全弄清楚应该怎样来评价这家报纸所受的怀疑<正确地说应当是：为反对怀疑而作的辩白>的那一部分为数不多的公众”。《科隆日报》问道：《莱茵报》从哪儿知道“我们除了这个意图<即想登载海尔维格的信的意图>就没有另外的<无法证明的>意图，即我们还要对该信作者的幼稚而狂妄的行为加以应有的斥责呢”？可是，《科隆日报》又从哪里知道《莱比锡总汇报》发表海尔维格的信的意图是什么呢？为什么《莱比锡总汇报》就绝不可能怀有抢先报道新闻的无害意图呢？为什么它就绝不可能怀有把这封信直接交给社会舆论评判的诚恳意图呢？我们想给我们的邻居讲一则轶闻。罗马曾禁止印刷古兰经。然而一个狡猾的意大利人想出了对付的办法。他出版了一本驳斥古兰经的书，封面题名为《驳古兰经》，而里面却纯粹是古兰经的翻版。难道一切异教徒不是都善于玩弄这种花招吗？瓦尼尼在他宣布无神论的《世界剧场》一书里尽管认真细致而又洋洋洒洒地写下了各种反驳无神论的论据，难道他不是仍被烧死了吗？难道伏尔泰不是在他的《终于得到解释的圣经》一书的正文中宣扬不信教，而在注解里却又宣扬信教吗？有谁相信过这些注解具有净化的效力呢？我们可敬的邻居最后说： “然而，即使我们有这种意图，难道就可以把我们发表这封本来就已为大家所知道的信的做法同最早公布这封信的行动相提并论吗？” 但是，最亲爱的邻居，其实《莱比锡总汇报》所发表的也只是已经流传着许多副本的信而已。“的确，少爷，您太吹毛求疵了。”［注：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3幕第1场。——编者注］ 在1832年8月15日即圣母升天节那天发布的教皇至圣通谕中，可以读到这样的语句： “主张让每一个人都享有信仰自由，这是荒谬之论(Deliramentum)；而新闻出版自由则更令人深恶痛绝。” 这一警世之言把我们从科隆带往科布伦茨，带到那家“中庸的”报纸，即《莱茵—摩泽尔日报》那里。如果以这段引言为根据，那么这家报纸为反对我们捍卫新闻出版自由而发出的哀号也许就可以理解而且无可非议了，但是，这样一来，该报自命为“报刊的非常热情的朋友”的声明就显得十分奇怪了。今天从该报“中庸”栏里跳出的固然不是两头狮子，然而是一张狮皮和一件狮子的修道服。我们要从自然史方面对它们加以必要的注意。第1号作者在文中倾诉了衷情： “它<《莱茵报》>是以这样一种忠顺的形式进行斗争的：它一开始就向我们保证说，为了维护它所悉心关注的‘合法的地位’，它甚至会起来反对查禁《莱茵—摩泽尔日报》。如果这位为一切被压制的新闻出版自由而斗争的骑士不是在同一时刻脱口而出，突然辱骂众所共知在我国早已真正被查禁的《慕尼黑历史政治论丛》［注：即《天主教德国历史政治论丛》杂志。——编者注］，那么，它所作的保证对于我们来说倒真是一种抬举和安慰。” 奇怪的是，就在《莱茵—摩泽尔日报》对报纸上出现的有关事实的谎言作出判决的同时，该报事实上却正在散布谎言！这里所影射的那段话原文是这样的：“首先，《莱比锡总汇报》过去的罪过被一一列举出来：它在汉诺威事件中的所作所为、它所进行的反对天主教的派别论争(原来这就是痛哭流涕的原因！)。试问我们这位朋友是不是也把那种性质完全相同而只是矛头所向相反的行为视为《慕尼黑政治论丛》的深重罪孽呢？”［注：见本卷第400—401页。——编者注］这段话提到了《慕尼黑政治论丛》曾进行反对新教的“派别论争”。但是，难道我们是用这一点来证明对它的查禁是正当的吗？既然我们在《慕尼黑政治论丛》上看到的“只是矛头所向相反”但“性质完全相同的行为”，而我们在谈到《莱比锡总汇报》时曾说这种行为不能成为查禁的理由，那么，我们又怎么可能试图用这种方式来证明对《慕尼黑政治论丛》的查禁是正当的呢？恰恰相反！我们是让《莱茵—摩泽尔日报》凭着良心回答：它是否认为同一种行为一方面可以用来证明查禁是正当的，而另一方面却又不能用来证明查禁是正当的呢？也就是说，我们向它提出了这样的质问：它所作的判决究竟是针对这种行为本身，还是仅仅针对这种行为的方向呢？《莱茵—摩泽尔日报》回答了我们的问题，它回答说，它不像我们那样谴责宗教方面的派别论争，它谴责的只是那种胆敢维护新教的派别论争。既然我们在针对《莱比锡总汇报》“最近刚刚”被查禁一事而为该报辩护的同时，可以同《莱茵—摩泽尔日报》一起提到《莱比锡总汇报》反对天主教的派别论争，那么，难道我们就没有权利不同《莱茵—摩泽尔日报》一起提到“早已被查禁的”《慕尼黑政治论丛》的派别论争吗？由此可见，第1号倒是满怀好意，他给我们用来说明报纸上出现的有关事实的谎言是情有可原的那些理由又加上了一条新的理由。我们所列举的理由是：“国家的公开性不强”，“日常的”、公开的、不同往常的“政治思想”“还不成熟”，“正在发生的当代史”的特征；而第1号又加上了一条：大部分德国报刊事实上智力低下。《莱茵—摩泽尔日报》以自身为例，证明了不真实的思想必然地、不由自主地要捏造不真实的事实，即歪曲真相、制造谎言。 现在，我们来谈谈第2号，即狮子的修道服，因为在这里，第1号提出的其他种种论据被陈述得更加混乱。狮子的修道服首先向公众吐露了它那令人不感兴趣的心情，说它本来估计我们会“大发雷霆”，而我们却作出了一种“看来是平和的、豁达大度的回答”。但是，在它对这种“意外的宽恕”表示的谢意中，却渗进了一层令人懊恼的疑虑： “不知那种意外的宽恕实际上应当被视为性情温和的表现，还是精神不愉快和倦怠的结果”。 我们不打算向我们这位虔诚的先生解释，牧师的愉快可能真的会成为精神不愉快的原因，我们打算现在就来谈谈“那篇引起讨论的反驳文章的内容”。这位虔诚的先生承认他“可惜不能隐瞒”如下的事实，即凭他那“最平庸的智力”来看，《莱茵报》“只不过企图用空洞的辩论来掩饰自己的狼狈处境罢了”。而且，为了在任何时刻都不致使人产生“伪装”恭顺或谦逊的印象，这位虔诚的先生随即就用最使人信服的、最无法反驳的实例来确证他那“最平庸的”智力。他这样写道： “当然，不能否认‘《莱比锡总汇报》过去的罪过：它在汉诺威事件中的所作所为，它所进行的反对天主教的派别论争，它散布的流言蜚语等等’；但是——我们这位伟大哲学家黑格尔的高徒认为——这些过错都是情有可原的，因为还有其他的报纸犯了同样的过错(确实，这正像一个骗子在法庭上可以列举他那许许多多仍然逍遥法外的同伙的恶劣行径，来为自己进行绝妙的辩护一样)。” 我们在什么地方说过，“《莱比锡总汇报》过去的罪过都是情有可原的，因为还有其他的报纸犯了同样的过错”？我们在什么地方哪怕仅仅是企图为这些过去的罪过进行“辩护”呢？应当把我们的真正推论同它在“最平庸的智力”的镜子上的反映十分严格地区分开来。我们的真正推论是这样的：首先，《莱茵—摩泽尔日报》一一列举了《莱比锡总汇报》“过去的罪过”。因此，我们才为这些罪过开了一张清单，接着，我们写道：“如果所有的旧式德国报纸都互相指责彼此过去的罪过，那么，诉讼就只会围绕着表面问题兜圈子：这些报纸是由于自己的行动而犯下罪过呢，还是由于自己没有行动而犯下罪过？我们倒很愿意承认，同《莱比锡总汇报》相比，我们这位朋友即《莱茵—摩泽尔日报》具有这样一种无害的长处：它过去不仅不是一种恶劣的存在，而且根本就没有显示过自己的存在。”［注：见本卷第401页。——编者注］ 可见，我们并不是说“还有其他的报纸”，而是说所有的旧式德国报纸(我们明确地把《莱茵—摩泽尔日报》也归入其中)都不能靠互相援例来彻底地进行自我辩解，相反，它们有权利互相提出同样的责难。《莱茵—摩泽尔日报》只能以它的罪过在于没有行动这种并不光彩的长处自夸，也就是说，它只能用自己由于没有行动而犯下的罪过来同《莱比锡总汇报》由于采取行动而犯下的罪过相对抗。我们可以用一个最新的例证向《莱茵—摩泽尔日报》说明它的消极的恶劣行径。它现在向寿终正寝的《莱比锡总汇报》大发雷霆，然而当《莱比锡总汇报》在世的时候，《莱茵—摩泽尔日报》却摘登该报的内容，而没有对该报进行驳斥。对“最平庸的智力”为了努力弄清我们的推论所用的那个比喻，需要做一个小小的、但是极重要的修正。他不该只提起一个骗子，这个骗子在法庭上以其他逍遥法外的骗子的勾当为依据来进行自我辩解。它应该提两个骗子，其中一个没有改过却逍遥法外，另一个虽已改过但仍被关在监牢里；前一个骗子战胜了后一个。 “此外，”“最平庸的智力”接着说道，“此外‘合法的地位不应该由于个人的道德品质或者甚至由于他们的政治观点和宗教观点而有所变更’；可见，甚至极其恶劣的报纸也正因为它仅仅是一种恶劣的存在，就具有成为这种恶劣存在的权利(正像人间的其他一切恶劣的东西一样，正由于它们是恶劣的存在，它们的存在权利也就不容置疑了)”。 看来，这位虔诚的先生是想让我们相信，他不仅没有师从过任何“伟大的”哲学家，甚至也没有师从过任何“渺小的”哲学家。 我们的朋友采用十分奇特的捏造手法，硬把那段话弄得面目全非、语无伦次了，其实，那段话在被“最平庸的智力”的媒介弄得支离破碎之前是这样说的： “但是，我们那篇遭到责难的文章并不是谈《莱比锡总汇报》过去的特性，而是谈它现在的特性；虽然用不着说，我们将同样认真严肃地反对查禁……在科布伦茨出版的《莱茵—摩泽尔日报》，因为合法的地位不应该由于个人的道德品质或者甚至由于他们的政治观点和宗教观点而有所变更。相反，人们一旦使报刊的存在取决于它的思想，报刊就无疑会处于非法地位了。因为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思想法典和一所思想法庭。”［注：见本卷第401页。——编者注］ 可见，我们说的仅仅是：不能由于一个人的道德品质，由于他的政治观点和宗教观点，而把这个人监禁起来，或者剥夺他的财产或其他任何一项法律权利。看来，这里有关宗教观点的说法特别使我们这位信奉宗教的朋友感到恼怒。我们希望一种恶劣存在的合法地位不受侵犯，并不是因为它恶劣，而是因为它的恶劣性包藏于思想之中，而对于思想来说，既没有法庭，也没有法典。可见，我们是把恶劣思想的存在和恶劣行为的存在对立起来的；对于恶劣思想来说，并没有法庭，至于那些恶劣行为，如果它们是违法的，那就会有审理它们的法庭和惩治它们的法律。可见，我们是说，一种恶劣的存在尽管恶劣，但只要它不违法，它就有存在的权利。我们并不像我们虚假的回声所转述的那样，说一种恶劣的存在正因为它“仅仅是一种恶劣的存在”，所以它的“存在权利就不容置疑了”。相反，我们这位可敬的施恩者应该相信，我们是要否认他和《莱茵—摩泽尔日报》具有成为恶劣存在的权利，从而尽可能地把他们变成良好的存在，虽然如此，我们并不认为自己有权侵犯《莱茵—摩泽尔日报》及其保镖的“合法的地位”。这里还有一个实例可以说明我们这位虔诚的狂热分子的“智力水平”： “但是，如果从事‘政治思想’的报纸居然断言：像《莱比锡总汇报》<首先，当然是《莱茵报》自己>这样的报纸，‘倒应该受到赞扬，而且是从国家观点出发受到赞扬’，因为即使它们激起了不满和愤慨，它们所激起的也毕竟是德国的不满和德国的愤慨，那么，我们就不能不对这种奇怪的‘为德意志祖国立下的功绩’表示怀疑了。” 这里摘引的那段话在原文中是这样说的：“可是，那些使人们把对于一切正在发生的时事、特别是对于正在发生的当代史的注意力、炽热的兴趣和戏剧性的专注心情从外国转向祖国的报纸，难道倒不应该受到赞扬，而且是从国家观点出发受到赞扬吗？姑且假定这些报纸激起了不满和愤慨吧！但它们所激起的毕竟是德国的不满和德国的愤慨，它们终归使同国家疏远的人心又转向国家了，尽管在初期回转的人心是激动的、愤慨的！它们不仅激起了不满和愤慨……首先，它们唤起了人们对国家的真正关心，使国家成为它的成员萦绕于怀、深切关注的东西。”［注：见本卷第402页。——编者注］ 可见，我们这位值得尊敬的先生把那些起关联作用的中间环节省略了。事情就像是这样：如果我们对他说：“老朋友！您应该感谢我们，是我们启迪了您的智力，即使我们让您感到有点恼火，但您的智力终究是会带来好处的。”而我们的朋友却回答道：“什么！因为你们使我们感到恼火，我就应该感谢你们吗？”在列举了这些证明“最平庸的智力”的实例之后，人们即使不去进行更深入的心理探讨，也可以对我们这位作者的毫无节制的幻想作出解释了。在他的幻想中，我们竟像步兵队那样“一边纵火行劫，一边穿越德意志的各个地区”。最后，我们的朋友抛弃了假面具。“乌尔里希·冯·胡登及其战友”(大家知道，其中也包括路德)将会原谅《莱茵—摩泽尔日报》上的狮子修道服的无力愤怒。把我们和这样一些大人物相提并论，这种抬举只能使我们羞愧。为了以德报德，礼尚往来，我们要把我们的朋友和主任牧师哥采归为一类，并以莱辛的话作为赠言： “因此，我所要发表的堂堂正正的挑战声明十分简短。写吧，牧师先生，也指使别人竭尽全力地写吧；我也要写。如果有一天我竟放过您的即使是在细微末节之处所犯的错误而不加批驳，那就是说，我已无力再挥动笔杆了。”［注：莱辛《箴言。附给汉堡的哥采牧师先生的一封请柬或挑战书》。——编者注］ 卡·马克思写于1843年1月11日 载于1843年1月13日《莱茵报》第13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 注释： [172]《答一家“中庸”报纸的攻击》以及《<科隆日报>的告密和<莱茵—摩泽尔日报>的论争》和《莱茵—摩泽尔日报》(分别见本卷第400—403、411—420、421—423页)是马克思为同《莱茵—摩泽尔日报》进行论战而写的一组论文。论战所涉及的问题是《莱比锡总汇报》的查禁。 《莱茵—摩泽尔日报》是一家有时持温和的自由主义观点的报纸，1843年初逐步发展成为天主教政治势力的机关报。该报在1843年1月6日第6号上刊登了一篇莱茵通讯《<莱比锡总汇报>的查禁》，支持普鲁士当局查禁《莱比锡总汇报》，主要是因为《莱比锡总汇报》发表了反对天主教的言论。通讯作者还针对马克思在《<莱比锡总汇报>的查禁和<科隆日报>》一文中所说的“《莱比锡总汇报》是德国人民报刊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这句话进行歪曲和攻击。马克思的文章就是对这种攻击的反驳。——400、411、421。
马恩全集第一卷——☆驳奥格斯堡《总汇报》编后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驳奥格斯堡《总汇报》编后记[176] 如果《莱茵报》编辑部想用奥格斯堡《总汇报》所用的那种方式给前面这篇通讯加上编后记，那么，鉴于该报如此盛情地把《莱茵报》看作“毕斯托”军曹，我们就只能让它自己在“桃绿蒂”和“快嘴桂嫂”两人之间进行选择了。至于它那具有男子气的信条，我们却要到这两位女士的朋友福斯泰夫那里去找： “荣誉激励我奋勇向前，可是，假如当我奋勇向前时，荣誉使我受到伤害呢？那又怎么办？荣誉能替我重装一条腿吗？不能！能重装一条胳膊吗？不能。能让伤口不痛吗？不能。那么荣誉一点不懂得外科的医术吗？不懂。荣誉是什么？是一个词。荣誉这个词含有什么内容？这荣誉是什么东西？空气。好聪明的算计！荣誉属于谁呢？上星期三死去的那个人。他感觉到荣誉没有？没有。他听见荣誉没有？没有。那么荣誉是不能感觉的吗？对于死人是不能感觉的。可是它不会和活着的人同在一起吗？不会。为什么？诽谤不容许它存在。这样说来，我不要什么荣誉，荣誉也不过是一块铭旌；我的教义问答也就这样结束了。”［注：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5幕第1场。——编者注］ 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政治教义问答也是这样结束的，它也是这样提醒“报界”，说在紧急时期可能会失去胳膊和腿，它也是这样诽谤荣誉，因为它已经放弃了一切可能会遭到诽谤的荣誉。 奥格斯堡《总汇报》答应过要同我们进行一场原则斗争[177]，它履行了这个诺言。它在同我们交锋时提出的是无原则的东西，而这就是它的原则；它不时向我们表示愤慨，散布小小的怀疑，企图作些小小的更正，由于取得一些小小的成就而摆出妄自尊大的面孔，妄想倚老卖老高人一等。对于它最后这一要求，即要求谋得老将的称号，我们不妨用德萨米先生对卡贝先生说的一段话来相赠： “请卡贝先生不要气馁，有了这么多封号，不久他准能搞到荣誉养老金！”［注：泰·德萨米《卡贝先生的诽谤与政治。根据事实和他的传记作出的反驳》1842年巴黎版第7页。——编者注］ 这个奥格斯堡女人是靠计算错误，靠犯时代错误而生存的。她已丧失了她往昔所具有的唯一的东西，即形式，甚至丧失了文学风格这一形式。一种庸俗的、冗长的、傲慢的、无定形的东西代替了它，而谁也不会因为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看到“吹牛先生”这种陈词滥调和“把自己吹成牛的青蛙”这种比喻，就认为这些东西风雅。 卡·马克思写于1843年1月9—11日之间 载于1843年1月12日《莱茵报》第12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 注释： [176]《驳奥格斯堡<总汇报>编后记》是马克思针对《总汇报》一贯采取的论战手法，以《莱茵报》编辑部的名义写的一篇评论性短文。写作的起因是，1843年1月4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第4号上刊登了一篇李希特尔的文章，题目为《等级会议报告和<莱茵报>》，《总汇报》主编古·科尔布为此文写了编后记。这篇编后记实际上是奥格斯堡《总汇报》对《莱茵报》曾发表文章批评它对巴伐利亚省议会辩论的政治立场作出的反应。科尔布采用诽谤和散布怀疑的手段，回避探究批评的政治内容。这是奥格斯堡《总汇报》在论战中一贯采取的“策略”(见本卷第323—328和355页)，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针对这一点展开了论战。这篇文章写于1843年1月9—11日。——409。 [177]古·科尔布曾在1842年12月3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第337号上发表了《<莱茵报>》一文，表示《总汇报》答应接受《莱茵报》提出的进行“公开的原则斗争”的要求。——409。
马恩全集第一卷——答“邻”报的告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答“邻”报的告密[171] 科隆1月9日。如果“好”报刊不想在目前对我们的围攻中显露身手，那就简直违反常理了。在这些报刊中，打头阵的是奥格斯堡的女先知户勒大［注：指奥格斯堡《总汇报》。——编者注］，我们将在最近同她交锋，作为对她的第二次挑战［注：指1843年1月4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第4号刊登的古·科尔布《为[李希特尔]<等级会议报告和《莱茵报》>一文加的编后记》。——编者注］的回答。但是，今天我们要同我们那位伤残的邻居、最值得尊敬的《科隆日报》论争一场！总是碰上它，真是烦死人！ 首先，我们要说“几句开场白”，或“几句开场时的道白”，以便在说明这家报纸今天所发表的告密书［注：指1843年1月9日《科隆日报》第9号刊登的《普鲁士的新闻出版状况》一文。——编者注］之前提醒大家注意。我们要谈的是一件妙不可言的趣事，那就是《科隆日报》用什么方法力求获得政府的“器重”，它怎样实现与“任性”相反的“真正自由”，它怎样善于从内部给自己划定“界限”。好心的读者也许还记得，《莱茵报》第4号曾直截了当地指责《科隆日报》伪造了一篇莱比锡通讯，这篇通讯几乎是用一种欢呼的语调报道了议论纷纷的查禁事件；我们同时还曾好意地奉劝《科隆日报》不要那么煞有介事地为这个文件的真实性辩护了，我们明确地警告它说，否则我们就不得不再公布一件“与这篇神秘的莱比锡通讯有关的”令人不快的事实了。好心的读者也许还记得《科隆日报》1月5日所作的畏畏缩缩、支吾搪塞的答复［注：1843年1月5日《科隆日报》第5号刊登的文章《<莱比锡总汇报>的查禁和<科隆日报>》。——编者注］和我们在第6号上所给予的第二次反驳，还记得《科隆日报》在此以后奉为上策的“痛苦的沉默”。我们当时所指的就是下面的事实：《科隆日报》在《莱比锡总汇报》的一篇报道中找到了查禁该报的根据，说这篇报道 “完全越出了礼貌的界限，甚至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中庸而慎重的人都肯定会认为，这是一种不可理解的轻率举动”。 十分明显，这里指的是发表海尔维格的信[174]这件事。如果《科隆日报》自己在说这话的前几天没有打算公布海尔维格的信，如果它的这个良好愿望不是因为遇到“从外部”给它划定的“界限”而化为泡影，那么，人们也许还可以同意《科隆日报》的上述意见。 我们说这些话决不是想要责备《科隆日报》怀有不忠顺的意图，但是我们应当让读者作出裁断：如果有人指责自己的近邻犯了应该处以死刑的罪行，而这正是他自己也曾打算去做、只是由于外来的阻碍才没有亲自做成的事，试问这种指责是不是一种可以理解的谨慎举动呢？难道这不是完全越出了礼貌和公共道德的界限吗？这样说明以后，人们也许就可以明白，《科隆日报》今天用告密书来回答我们是居心叵测的。它说： “那里<《莱茵报》上>发表了这样一种观点，说报刊之所以用异常尖锐的、几乎是侮辱性的，总之是令人不快的语调对普鲁士说话，是希望用这种方式引起政府的注意，使政府醒悟过来，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别的原因。因为据说人民已经远远超越现存的国家形式，这些国家形式的弊病就在于徒有虚名；人民和报刊不相信这些机构，更不相信这些机构会从内部得到发展。” 《科隆日报》在说完这段话以后喊道： “一边发表这样的议论，一边还不断抱怨没有足够的新闻出版自由，这难道不令人惊奇吗？既然能够当面对政府说，‘一切国家机构都是废物，甚至不宜用来作为向某种较好的机构过渡的阶梯’，那么，还能要求比这更大的自由吗？” 首先我们应该就引证的方法取得一致意见。那篇引起讨论的文章［注：1843年1月6日《莱茵报》第6号刊登的《普鲁士的新闻出版》一文。——编者注］的作者给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报刊偏偏用这种尖锐的语调来对待普鲁士呢？他回答说：“据我推测，原因主要应当在下列情况中寻找。”他并没有像《科隆日报》强加于他的那样，声称没有任何别的原因存在，相反，他是把自己的看法仅仅作为他的推测，作为他个人的意见来加以叙述的。作者接着承认(这一点《科隆日报》一字未提)：“1840年的高潮曾部分地波及国家形式，试图给国家形式注入充实的内容和生命”。但是人们可以感到，“人民精神实际上绕过了这些国家形式，它几乎没有触及它们，甚至对这些国家形式为实现进一步发展所起的过渡作用，它也几乎还不可能加以认识或注意”。作者接着说：“我们暂不讨论这些国家形式是否有权存在的问题；然而可以说，人民和报刊并不是充分地相信这些机构，更谈不上充分地相信这些机构有可能自下而上地得到发展。”《科隆日报》把“并不是充分地相信”改成了“不相信”，并且删去了引句的后半句中“自下而上”这几个字，这就根本改变了原文的意思。 我们的作者接着说，报刊之所以经常面对政府说话，是因为“看来问题仍在于使人民有可能自由地、公开地、有力地向政府表明自己正当的伦理意志、热切的愿望和需要的那些形式本身”。现在，我们可以归纳一下上述引文的内容，难道这篇引起讨论的文章是像《科隆日报》所断言的那样，“当面对政府”宣称“一切国家机构都是废物，甚至不宜用来作为向某种较好的机构过渡的阶梯”吗？ 难道这篇文章是说问题在于一切国家机构吗？问题只在于使“人民的意志”有可能“自由地、公开地、有力地”表达出来的那些国家形式。到最近为止，究竟是什么样的国家形式在起着这种作用呢？显然，只有省等级会议[51]。然而，难道人民特别相信这些省等级会议吗？难道人民期待过它们能得到合乎民意的大规模的发展吗？难道忠顺的毕洛夫-库梅洛夫认为它们真正表达了人民的意志吗？[175]不仅人民和报刊，就连政府自己也承认我们还缺乏某些国家形式，如果不承认这一点，政府有什么理由来建立新的国家形式，即“委员会”[151]呢？但是，现在这种形式的委员会也还不够，不仅仅我们这样说，连一位委员会的委员也在《科隆日报》上发表过这样的意见。 作者接着肯定说，国家形式，正是作为形式，还与自己的内容相对立，而人民精神在这些形式中也就不像在它自己的形式中那样感到“自在”，它不承认这些形式是自己生命的形式；这种说法只不过是重复普鲁士境内和境外的许多报纸，而主要是保守的作家们所说过的话而已。他们说：官僚势力还是太强大，所以过着真正国家生活的并不是整个国家，而只是国家的一部分即“政府”。至于目前的国家形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做到一方面以生动的内容充实自己，另一方面又把那些可以用来补充不足的国家形式吸收进来，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科隆日报》应该在我们那篇联系我们的整个国家组织来考察省等级会议和省等级委员会的文章中寻找［注：见本卷第329—345页。——编者注］，在那里，《科隆日报》会找到连它那样的智力也能理解的说明。“我们并不要求在人民代表制的问题上撇开现实地存在着的差别，相反，我们要求从国家内部结构所造成和决定的那些现实差别出发。”“我们只要求坚持不懈地、全面地健全普鲁士的基本机构，我们要求人们不要突然离开现实的、有机的国家生活，而重新陷入不现实的、机械的、从属的、非国家的生活领域。”(1842年《莱茵报》第345号)而可敬的《科隆日报》把我们的话硬说成什么呢？“一切国家机构都是废物，甚至不宜用来作为向某种较好的机构过渡的阶梯！”人们几乎要产生这样的印象：《科隆日报》似乎相信，只要把自己怯儒而又荒唐地幻想出来的无耻谎言硬加在别人头上，就可以弥补自身勇气的不足。 卡·马克思写于1843年1月9日 载于1843年1月10日《莱茵报》第10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 注释： [51]普鲁士各省等级会议即省议会，建立于1823年。会议由下列四个等级的代表组成：(1)诸侯等级的代表即过去受封的德皇家族的代表；(2)骑士等级即贵族的代表；(3)城市的代表；(4)乡镇代表。由于拥有地产是参加省等级会议选举的主要条件，所以大部分居民实际上被剥夺了选举权。选举资格的限制和选举方式保证了贵族在省议会中占大多数席位。从1827年起，省议会由国王不定期地召开，其权限仅限于商讨地方经济和省的行政管理问题。在政治方面，省等级会议只具有极有限的谘议权即对政府提交给它们讨论的一些法案和提案发表自已的意见。——136、307、407、435。 [151]普鲁士等级委员会是根据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1842年6月21日发布的命令建立起来的，等级委员会委员由各省议会按照等级划分从自己的议员中选举产生，并由国王召集各等级委员会组成谘议性机构——联合委员会。建立等级委员会的目的在于加强封建等级代表制，抵制自由主义反对派提出的在全普鲁士实行立宪代表制的要求。——329、407。 [171]《<莱比锡总汇报>的查禁和<科隆日报>》是马克思就《莱比锡总汇报》被查禁所写的第二篇文章，也是他同《科隆日报》展开论战的第一篇文章。论战的起因是《科隆日报》支持普鲁士当局查禁《莱比锡总汇报》，否认报刊有批评国家机构的权利，并指责反对派报刊滥用当局所给予的新闻出版自由的权利。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维护了关于必须有人民报刊的观点。继本文之后，马克思针对《科隆日报》还写了《好报刊和坏报刊》、《答“邻”报的告密》以及《<科隆日报>的告密和(莱茵—摩泽尔日报>的论争》(分别见本卷第398—399、404—408、411—420页并见注162)。——396、398、404。 [174]指格·海尔维格因抗议普鲁士政府禁止他筹办的激进杂志《来自瑞士的德意志信使》在普鲁士境内发行而写给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信。《莱比锡总汇报》在1842年12月24日发表了这封信以后，内阁就颁布了查禁该报的法令，海尔维格也被驱逐出普鲁士。——405。 [175]指毕洛夫-库梅洛夫在《普鲁士，它的国家制度，它的管理和它同德意志的关系》中所表达的观点，他写道：“1823年6月1日和1824年3月27日公布了关于成立省等级会议的法律。但是，这些法律限制了各等级的作用，以致既不能使人民的需求得到满足，也不能使君主清楚地了解到，需要为人民做什么，或者人民希望些什么。”(见该书1842年柏林版第75页)。——407。
马恩全集第一卷——答一家“中庸”报纸的攻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答一家“中庸”报纸的攻击[172] 科隆1月7日。被奥格斯堡《总汇报》用外交辞令称为中庸报纸，即能力平平常常、性情非常平和、智力极其平庸的一家莱茵报纸［注：指《莱茵—摩泽尔日报》，“中庸”一词见1843年1月3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第3号上刊登的古·科尔布的文章《海尔维格》。——编者注］，歪曲了我们所说的“《莱比锡总汇报》是德国人民报刊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这句话，把它解释为好像我们是说：谎言是报刊的一个必要部分。这家中庸报纸从我们的论断中摘出一个句子，而不屑于把它那崇高而可敬的注意力用到我们在那篇和前一篇文章所作的论述上，对于这种做法，我们并不十分介意。正如不能要求任何一个人跳出他自己的躯壳一样，我们也不能要求个人或政党跳出他们自己的精神躯壳，要求他们大胆跳出自己的智力界限。而对于那种把自己的局限性当作宝贝看待的政党来说，我们更不能这样要求。所以，我们并不准备研究平庸的精神王国的这位居民为驳倒我们而应该做些什么，我们只想研究这位居民的实际行为。 首先，《莱比锡总汇报》过去的罪过被一一列举出来：它在汉诺威事件[129]中的所作所为、它所进行的反对天主教的派别论争[173](原来这就是痛哭流涕的原因！［注：忒伦底乌斯《安德罗斯岛的姑娘》第1幕第1场。——编者注］试问我们这位朋友是不是也把那种性质完全相同而只是矛头所向相反的行为视为《慕尼黑政治论丛》［注：即《天主教德国历史政治论丛》杂志。——编者注］的深重罪孽呢？)、它散布的流言蜚语等等。于是，我们不禁想起了阿尔丰斯·卡尔主编的《黄蜂》杂志上的一句妙语。这句妙语是：基佐先生说梯也尔先生是卖国贼，而梯也尔先生则说基佐先生是卖国贼，遗憾的是，二位说的都对。如果所有的旧式德国报纸都互相指责彼此过去的罪过，那么，诉讼就只会围绕着表面问题兜圈子：这些报纸是由于自己的行动而犯下罪过呢，还是由于自己没有行动而犯下罪过？我们倒很愿意承认，同《莱比锡总汇报》相比，我们这位朋友具有这样一种无害的长处：它过去不仅不是一种恶劣的存在，而且根本就没有显示过自己的存在。 但是，我们那篇遭到责难的文章并不是谈《莱比锡总汇报》过去的特性，而是谈它现在的特性；虽然用不着说，我们将同样认真严肃地反对查禁《埃尔伯费尔德日报》、《汉堡记者》或是在科布伦茨出版的《莱茵—摩泽尔日报》，因为合法的地位不应该由于个人的道德品质或者甚至由于他们的政治观点和宗教观点而有所变更。相反，人们一旦使报刊的存在取决于它的思想，报刊就无疑会处于非法地位了。因为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思想法典和一所思想法庭。 这家“中庸”报纸指责最近一个时期的《莱比锡总汇报》捏造事实、歪曲真相、散布谎言。因此，这家报纸义愤填膺地谴责我们把谎言视为人民报刊的必要因素。然而，如果我们真的承认了这个可怕的结论，如果我们确实说过谎言是人民报刊、尤其是德国人民报刊的必要因素，那又会怎样呢？我们指的不是有关思想的谎言，不是精神意义上的谎言，而是有关事实的谎言，即物质意义上的谎言。用石头砸死它！用石头砸死它！——这家信奉基督教的报纸会这样大叫大嚷。用石头砸死它！用石头砸死它！——大家也会随声附和地叫起来。但是，我们且不要操之过急，让我们来看一看事情的实际状况，而不要成为玄想家；我们可以证明，我们这位朋友决不是玄想家。请这家“中庸”报纸把审视的目光投向自己的各个栏目吧，难道它不是同《普鲁士国家报》以及德国和全世界的所有报纸一样，每天都在报道来自巴黎的谎言，报道有关法国内阁即将更替的流言蜚语，以及巴黎某家报纸所编造的、而在次日或一小时后便会被推翻的种种欺人之谈吗？也许《莱茵—摩泽尔日报》认为，有关事实的谎言在英国、法国、西班牙、土耳其各栏是必要的因素，而在德国或普鲁士栏内却是应受诅咒的、罪该万死的违法行为。这是哪里来的两把尺子、两杆秤？这是哪里来的对真理的两重看法？为什么同一家报纸在这一栏可以像长舌妇那样信口胡说，而在另一栏里却必须像官方公报那样做到言之凿凿、无可辩驳呢？这显然是因为：对于德国报纸来说，应该存在法国、英国、土耳其、西班牙的时间性，而不应该存在德国的时间性；对于德国报纸来说，只应该存在德国的无时间性。可是，那些使人们把对于一切正在发生的时事、特别是对于正在发生的当代史的注意力、炽热的兴趣和戏剧性的专注心情从外国转向祖国的报纸，难道倒不应该受到赞扬，而且是从国家观点出发受到赞扬吗？姑且假定这些报纸激起了不满和愤慨吧！但它们所激起的毕竟是德国的不满和德国的愤慨，它们终归使同国家疏远的人心又转向国家了，尽管在初期回转的人心是激动的、愤慨的！它们不仅激起了不满和愤慨，而且还激起了忧虑和希望、欢乐和悲哀，首先，它们唤起了人们对国家的真正关心，使国家成为它的成员萦绕于怀、深切关注的东西。它们使柏林、德累斯顿、汉诺威等城市取代彼得堡、伦敦、巴黎而成为德国政治精神领域的中心，比起把世界之都从罗马迁到拜占庭来，这是一个更值得颂扬的业绩。 德国和普鲁士的一些报纸给自己确定了这样的目标：要使德国和普鲁士成为德国人和普鲁士人注意的中心，要把国家由神秘的、僧侣式的东西变成公开的、人人了解个个有关的尘世的东西，要使国家变得与公民血肉相联；如果这些报纸在报道事实的可靠性方面比不上法国和英国的报纸，如果它们的报道往往显得笨拙而又虚假，那么，请想一想，德国人只是凭道听途说才了解自己的国家的，关闭的门户并不是透明的玻璃，而秘密的国家组织也并不是公众的国家组织；请不要把这种完全属于国家的缺陷说成报纸的缺陷吧，何况这些报纸正在力求弥补这种缺陷。 因此，我们再重说一遍：“《莱比锡总汇报》是德国人民报刊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该报主要是满足对政治事实直接感兴趣的人的要求，而我们则主要是满足对政治思想感兴趣的人的要求，自然，事实并不排斥思想，思想也并不排斥事实，而这里涉及的正是报刊的最主要的特性，即互不相同的特征。 卡·马克思写于1843年1月7日 载于1843年1月8日《莱茵报》第8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 注释： [129]1837年汉诺威国王恩斯特-奥古斯特依靠封建反动势力废除了具有温和的自由主义性质的1833年宪法，并使1819年宪法重新生效，保留了等级代表制原则和严格限制省议会的权利。这一做法引起了以格丁根大学七位自由派教授(格林兄弟、达尔曼、盖尔温努斯、艾瓦德、阿尔勃莱希特和韦伯)的抗议。结果，这七位教授被政府解聘，其中三位被驱逐出境。这一事件在德国引起了广泛的反应。——305、400。 [172]《答一家“中庸”报纸的攻击》以及《<科隆日报>的告密和<莱茵—摩泽尔日报>的论争》和《莱茵—摩泽尔日报》(分别见本卷第400—403、411—420、421—423页)是马克思为同《莱茵—摩泽尔日报》进行论战而写的一组论文。论战所涉及的问题是《莱比锡总汇报》的查禁。 《莱茵—摩泽尔日报》是一家有时持温和的自由主义观点的报纸，1843年初逐步发展成为天主教政治势力的机关报。该报在1843年1月6日第6号上刊登了一篇莱茵通讯《<莱比锡总汇报>的查禁》，支持普鲁士当局查禁《莱比锡总汇报》，主要是因为《莱比锡总汇报》发表了反对天主教的言论。通讯作者还针对马克思在《<莱比锡总汇报>的查禁和<科隆日报>》一文中所说的“《莱比锡总汇报》是德国人民报刊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这句话进行歪曲和攻击。马克思的文章就是对这种攻击的反驳。——400、411、421。 [173]指《莱比锡总汇报》在新教普鲁土国家和天主教教会之间因科隆大主教被捕而展开的论争(见注48)中，反对天主教的政治立场，维护新教。同时该报还同《莱茵—摩泽尔日报》展开了论战。——400。
马恩全集第一卷——好报刊和坏报刊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好报刊和坏报刊[171] 科隆1月5日。关于“好”报刊和“坏”报刊的区别，我们已经听到过一些抽象的言论。现在让我们用一个具体例子来说明这种区别吧！ 1月5日的《埃尔伯费尔德日报》在一篇注明写于埃尔伯费尔德的文章中以“好报刊”自诩。1月5日的《埃尔伯费尔德日报》同时又刊登了这样一则简讯： “柏林12月31日。此间对《莱比锡总汇报》被查禁一事，整个说来没有什么反应。” 相反，《杜塞尔多夫日报》却同《莱茵报》一致，它报道说： “柏林1月1日。《莱比锡总汇报》被断然查禁一事，在这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因为柏林人都非常喜欢读这份报纸……” 请看，究竟哪一种报刊，“好”报刊还是“坏”报刊，才是“真正的”报刊！哪一种报刊说的是事实，哪一种报刊说的是希望出现的事实！哪一种报刊代表着社会舆论，哪一种报刊在歪曲社会舆论！那么，哪一种报刊应该受到国家的信任呢？ 《科隆日报》的声明［注：指1843年1月5日《科隆日报》第5号刊登的文章《<莱比锡总汇报>的查禁和<科隆日报>》。——编者注］不能使我们满意。它“几乎是用一种欢呼的语调”报道了《莱比锡总汇报》被查禁的消息，对此我们曾发表评论；而它在对我们这篇评论的答复中却只谈有关日期的问题，甚至只谈一处刊误的问题。《科隆日报》自己想必也明白，在“这个谜容易解开，只要说明下列情况就够了：《莱比锡总汇报》被查禁的消息是12月31日从这里的邮局收到的”这段话中，有关的日期应该是“12月30日”；只是由于刊误才出现文中的那个日期。《莱茵报》，还有《科隆日报》正是在12月30日中午从这里的邮局收到这个消息的，必要时我们可以证实这一点。 卡·马克思写于1843年1月5日 载于1843年1月6日《莱茵报》第6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 注释： [171]《<莱比锡总汇报>的查禁和<科隆日报>》是马克思就《莱比锡总汇报》被查禁所写的第二篇文章，也是他同《科隆日报》展开论战的第一篇文章。论战的起因是《科隆日报》支持普鲁士当局查禁《莱比锡总汇报》，否认报刊有批评国家机构的权利，并指责反对派报刊滥用当局所给予的新闻出版自由的权利。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维护了关于必须有人民报刊的观点。继本文之后，马克思针对《科隆日报》还写了《好报刊和坏报刊》、《答“邻”报的告密》以及《<科隆日报>的告密和(莱茵—摩泽尔日报>的论争》(分别见本卷第398—399、404—408、411—420页并见注162)。——396、398、404。
马恩全集第一卷——《莱比锡总汇报》的查禁和《科隆日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莱比锡总汇报》的查禁和《科隆日报》[171] 科隆1月3日。《科隆日报》在12月31日发表了一篇注有“莱比锡27日”字样的通讯，这篇通讯几乎是用一种欢呼的语调报道了《莱比锡总汇报》被查禁的消息。可是在昨天这里收到的《国家报》上，查禁这家报纸的内阁指令所署的日期却是12月28日。这个谜容易解开，只要说明下列情况就够了：《莱比锡总汇报》被查禁的消息是12月31日从这里的邮局收到的，而《科隆日报》认为不但可以编造出一篇通讯，而且还可以编造出一名通讯记者，并且硬把它自己的声音说成是从可爱的莱比锡市发出的。《科隆日报》的“商人式的”幻想是如此“精明圆滑地”混淆了概念。这种幻想把《科隆日报》报馆搬到莱比锡去了，因为《莱比锡总汇报》报馆不可能设在科隆。如果《科隆日报》编辑部在比较冷静的考虑之后，还妄图为自己的幻想把戏辩护，说它是确凿的真情实事，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再报道一件与这篇神秘的莱比锡通讯有关的事实了，这件事实 “完全越出了礼貌的界限，甚至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中庸而慎重的人”都会认为，“这是一种不可理解的轻率举动”。 至于说到《莱比锡总汇报》被查禁这件事，我们已发表了我们的意见。我们承认《莱比锡总汇报》被指摘的那些缺点并不是纯粹捏造的。但我们认为，这是由人民报刊的实质本身所产生的一些缺点，因此，如果人们还打算容许报刊有一个发展过程，那就应该容许它在发展过程中产生这些缺点。 《莱比锡总汇报》并不代表德国所有的人民报刊，但它是这种报刊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在人民报刊正常发展的情况下，构成人民报刊实质的各个分子都应当首先各自形成自己的特征。这样，人民报刊的整个机体便分成许多各不相同的报纸，它们具有各种不同而又相互补充的特征，例如，一家报纸如果主要关心政治学，另一家则主要关心政治实践，一家如果主要关心新思想，另一家则主要关心新事实。只有在人民报刊的各个分子都有可能毫无阻碍地、独立自主地各向一面发展，并使自己成为各种不同的独立报刊的条件下，“好的”人民报刊，即和谐地融合了人民精神的一切真正要素的人民报刊才能形成。那时，每家报纸都会充分地体现出真正的道德精神，就像每一片玫瑰花瓣都散发出玫瑰的芬芳并表现出玫瑰的特质一样。但要使报刊完成自己的使命，首先必须不从外部为它规定任何使命，必须承认它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那种通常为人们所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这些规律是它所不应该而且也不可能任意摆脱的。 卡·马克思写于1843年1月3日 载于1843年1月4日《莱茵报》第4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 注释： [171]《<莱比锡总汇报>的查禁和<科隆日报>》是马克思就《莱比锡总汇报》被查禁所写的第二篇文章，也是他同《科隆日报》展开论战的第一篇文章。论战的起因是《科隆日报》支持普鲁士当局查禁《莱比锡总汇报》，否认报刊有批评国家机构的权利，并指责反对派报刊滥用当局所给予的新闻出版自由的权利。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维护了关于必须有人民报刊的观点。继本文之后，马克思针对《科隆日报》还写了《好报刊和坏报刊》、《答“邻”报的告密》以及《<科隆日报>的告密和(莱茵—摩泽尔日报>的论争》(分别见本卷第398—399、404—408、411—420页并见注162)。——396、398、404。
马恩全集第一卷——摩泽尔记者的辩护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摩泽尔记者的辩护 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种种主要弊端(片断)[170] 1843年1月寄自摩泽尔河畔。(被中断发表的文章的续篇)。 首先，我们要从特里尔行政区在冯·沙培尔、冯·博德尔施文格和冯·拉登堡这几位总督任内发生的一些事实谈起，因为这些事实不仅典型地反映了乡镇的财政状况，而且，鉴于政府认为自己在其下属官员和被管理者之间所应采取的那种立场，这些事实的意义就显得更加重要了。现将若干事实陈述如下。 第一个事实：大约十年前，特里尔的一位县长［注：古·约·佩尔格。——编者注］由于被指控“怀有谋取私利的意图，唆使下级官员进行非法的、使各乡镇财产遭到损失的活动，最后竟策划一个真正的阴谋，以图撤销那些抵制这种意图的官员的职务”，经一审判决，被判处六个月的监禁。可是，经上诉法院裁定，他却被宣告无罪，因为上述指控被认为已超过法定时效期限。他把事情发生的这种对他说来是幸运的变化，归因于政府方面在法庭调查以前预先进行了持续多年的调查，鉴于政府向王国有关的部提出了建议，而王国一家高等法院已就针对这位县长进行的法庭调查提出了法律审核意见，当地政府向这位县长宣布，根据王国内务和警务部的指令，那份建议被认为没有任何法律规定作为根据，因而不能予以批准。政府在宣布上述情况时，还附带作了如下说明： “我们坚信，您今后一定会下决心认真地、谨慎地、积极地履行您的职责，以此赢得您的上级机关的赏识和嘉许，并且在各方面都不辜负上级机关迄今为止对您的信任。” 最后，我还要补充说明一下，看来他确实没有辜负这种信任，因为他后来获得了一枚勋章。 第二个事实：大约在九年前，一个后来被判处六年强迫劳动的法警M［注：安·马里昂。——编者注］采用行贿手段，使莱文的葡萄种植者黑勒斯屡次遭到不利的判决；黑勒斯因落入一个犹太人之手而家业衰败，由于他无力偿付债款，那位法警便下令强行拍卖他的地产。在指定的拍卖日期即将到来之际，黑勒斯向政府递交了一份申请书，请求政府授权乡村贫民院管理处，让人把在报纸上宣布拍卖所得的、用作抵押担保的款项1000塔勒交给他本人。因为有些人对这个不幸者表示关心，所以政府立即责成上述管理处提出审核意见。这一意见是由会计师兼监察员E［注：埃斯肯斯。——编者注］拟定的，政府根据这一意见，对申请者作出了否定的答复。这一切都是在强行拍卖的那一天发生的；而几乎就在送出审核意见的同一时刻，E坐上了自己的车子前往施韦希的拍卖现场。在抵达那里以后，他佯称要为维护黑勒斯一家的利益而进行拍卖，这样一来，当时就没有一个人敢于报价了，于是全部地产便以估算价格，即相当于原价值1/3的金额，卖给了他。次日，黑勒斯去找E，打算就自己的事情同他进行商谈，并对他所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然而，使黑勒斯感到十分震惊的是，E竟然以轻蔑的言辞对他表示拒绝，并且声明，那份地产是他在拍卖中为自己买下的，他绝不愿放弃自己已经到手的利益。政府方面在接到对这种做法提出的控告以后，只是对原告训斥一番了事。 第三个事实：1832年，当我们这个地区也面临着霍乱流行的威胁时，魏斯基尔辛乡根据乡镇委员会的决议，以40塔勒的价格买下一块地皮，准备用来作为墓地，安葬那些霍乱病死者。在购地契约中，曾明确地提出下列条件：如果日后霍乱没有流行，那么，这块为防不测而买下的、届时将不再需要的地皮仍然归还原主。后来，当霍乱流行的威胁已经消除时，乡镇委员会再次作出决议，规定一旦旧的墓地不敷需用，则在那片同当时新建的教区礼拜堂毗连、归神父使用的教会土地上开辟新的墓地。旧的墓地位于旧礼拜堂四周，而在新礼拜堂建成之后，旧礼拜堂已被拆除，这样一来，旧的墓地面积也就随之显著地扩大，开辟新的墓地就不再是当务之急了。按照规定，旧的墓地继续让神父使用，作为对他让出上述教会土地的补偿。对于这一点，神父已表示同意。可是尽管如此，乡镇长在乡镇委员会没有决定向他授权的情况下，仍然下令由乡镇出钱在那块花费40塔勒买下的、原定用作霍乱病死者墓地的地皮四周修筑一道围墙。这笔费用已经列入预算，并已从乡镇资金中支付。对于这种做法，乡镇居民怨声载道，他们递交了一份又一份请愿书，但一切努力都毫无结果，因此，这一整片由几个村庄组成的教区的全体乡镇代表最后便前往特里尔，以便亲自向政府总督提出申诉。因为总督冯·博德尔施文格先生依据的是梅尔齐希县长的报告，而按照公务处理程序，那位县长的资料又来源于乡镇长的报告，所以，总督先生便把代表们看成是一些纠缠不休、顽固执拗的闹事者，并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他们的看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后来，乡镇代表甚至建议政府设立一个委员会，到当地去调查事实真相，其费用由下属地区承担；然而，连这样一个建议也遭到了拒绝。这时，恰好那块地皮卖主的一个已成年的孩子提交了一份关于财产分割问题的诉状。他把那块已经以40塔勒的价格出售的、面积为1.5摩尔根的地皮也纳入了财产分割的范围，同时，根据上文所提到的出售条件，他宣称那笔已经达成的交易无效。而法院指定的三名鉴定人则宣布，那块有争议的地皮是不可分割的；于是，这块地皮就被公开拍卖，而在拍卖时报价的只有原先的卖主和乡镇长，此外别无他人。那位一起报价的地皮原主认为，乡镇长是受县长的委托，不惜一切代价来求购上述地皮的，因此他把地皮的价格抬高到1700塔勒，而这块地皮最后就以这样的价格拍板成交，卖给了代表乡镇前来购地的乡镇长。这样一来，乡镇就要为那片新的墓地连同围墙的修建费用支付2400塔勒，这里还没有将那笔数量十分可观的诉讼费计算在内；如果乡镇在它同地皮原主之间进行的、当时还悬而未决的诉讼中败诉，那么，还会有更多的诉讼费要由乡镇来承担。而当初如果让乡镇使用自己的劳力和自己的车辆，动用自己的材料，在那片通过交换而获得的、同新的教区礼拜堂毗邻的墓地四周修筑一道围墙，那么，乡镇为这片墓地最多只需花费200塔勒。因此，当乡镇长于1841年关闭旧的墓地，并发布命令，要求人们从此以后在新的墓地安葬死者遗体的时候，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在不久以后举行的一次丧葬活动中，教区成员全都前来聚会，无一例外；尽管乡镇长百般劝说并有宪兵到场，他们仍然在旧的墓地安葬死者遗体，并声称他们已经向国王反映了意见，在使用新的墓地以前，他们将等候国王的回音。乡镇长针对这种违抗行为立了专案，结果，法庭进行了调查，有九个居民遭到拘捕，其中还有一个是乡镇代表。不过，这些人被拘留三天之后便交保释放，后来仅仅交纳了少量的罚金。 当时的总督冯·沙培尔先生认为事关重大，必须亲临现场。在那里，他大概也确信旧的墓地是能够满足需要的。可惜那时已为时太晚，先前发生的一切已经无法挽回了。 乡镇居民曾请求政府把乡镇长调走，并给他们派一个深孚众望的人来接替这个职务。政府对这一请求作了如下答复：如果不必减少乡镇长的薪金，政府可以调动乡镇长的职位；不过，决不能把这次调动看成是一种惩罚，相反，进行这次调动，仅仅是因为乡镇长未能获得居民所给予的、为进行管理工作所必不可少的信任。后来，政府派来接任这一职务的并不是大家所期望并向政府指明的那种人，而是一个曾因类似的滥用职权行为受到自己原先的被管理者指控的乡镇长，此人在两年前被撤职，最后只是由于证据不足才宣告无罪。 卡·马克思写于1842年12月底一最迟1843年1月26日 第一次用德文发表于卡尔·海因岑《普鲁士的官僚制度》1845年达姆施塔特版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 注释： [170]《摩泽尔记者的辩护。C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种种主要弊端》是《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一文的续篇，因遭到政府当局的查禁而未能发表(参看注166)。现在这个文本于1844年底由卡·海因岑发表在他的小册子《普鲁士的官僚制度》中。文章收在“事实”栏，用的标题是《对报刊的恐惧》，还加了按语，说明这是《莱茵报》发表的《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一文的续篇，因遭查禁而未能发表。在该书后记中，海因岑说，书中报道的事实大部分是他亲自收集的，同时指出了几篇不是由他收集的材料，其中没有提及此文。海因岑是《莱茵报》的积极撰稿人，在马克思辞去报社编辑部工作以后，海因岑接替了他的位置，任职到1843年3月31日为止。很可能编辑部的一部分档案材料转到了他的手中。《莱茵报》第27—28号合刊指出，第27号由于有几篇文章被书报检查机关删去而不能发行。被删去的文章中大概也包括《摩泽尔记者的辩护》的续篇。由于排好的文章可能已送交有关当局，海因岑也许利用了尚未出版的第27号报纸的条样。因此，现有的文本大概只是C这个部分的开头。同A和B两部分的比较也可看出，C部分的现有文本缺少分析、论证的结论和批驳沙培尔的部分。而且文章一开头也说，首先，我们要从一些事实谈起。如果说海因岑删去了其他部分，那对于他揭露普鲁士官僚制度和书报检查机关这个目的来说，至少也是不明智的。所以，更可能的是，这只是C部分的开头，而且是其片断。C部分开始撰写的时间可能不早于1842年12月底，完稿时间应在1843年1月27日以前，因为最晚那天已送交书报检查机关审查。——391。
马恩全集第一卷——摩泽尔记者的辩护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摩泽尔记者的辩护[166] 1月寄自摩泽尔河畔。《莱茵报》第346和348号登载了我的两篇文章［注：即彼·科布伦茨的《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关注新闻界的下一步行动》和《关于乡镇财产必须退还》。——编者注］，一篇是谈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柴荒问题，另一篇是谈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居民特别关注1841年12月24日的王室内阁指令以及报刊在该指令的推动下所采取的比较自由的行动。第二篇文章的语调是粗俗的，甚至可以说是粗鲁的。谁要是经常亲自听到周围居民在贫困中发出的毫无顾忌的呼声，他就容易失去那种善于用最优美、最谦恭的方式来表述思想的美学技巧，他也许还会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有义务暂时公开地使用那种在贫困中产生的民众语言，因为他在自己的故乡每时每刻都无法忘记这种语言。但是，如果要证明这些话说的是事实，那恐怕就不能主张逐字逐句地去加以证明了，因为那样一来，任何概括性的说法都会被认为是不真实的，而且任何人说的话，如果不是将原话加以重复，就根本不可能转述它的意思了。因此，例如有人说了这么一句话：“葡萄种植者求助的呼声被看作无理取闹”，按理说，人们只能要求这句话表示一个大致不差的相等关系，也就是说，人们只能要求证明存在着某种大体上等于“无理取闹”这种概括性说法的东西，而这种东西表明上述说法并不是不恰当的。如果这样的例证已被提供出来，那么问题就不在于是否实有其事，而只在于语言的准确程度如何了；而对于语言表达中的那些极其细微的差别，即使要作出毫无把握的判断，恐怕也是不可能的。 上面的几点说明，是我有感于《莱茵报》第352号上刊登的总督冯·沙培尔先生的两个指示而作的。在这两个标有“科布伦茨12月15日”字样的指示里，总督先生针对上述的两篇文章向我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我的答复之所以推迟发表，首先是由于这些问题本身的内容，因为一个报纸记者在极其忠实地报道他所听到的人民呼声时，根本就不必准备详尽无遗地叙述和论证有关这种呼声的一切细节、原因和根源。撇开时间的损失和进行这项工作所需要的大量资金不说，一个报纸记者也只能把他自己视为一个复杂机体的一个小小的器官，他在这个机体里可以自由地为自己挑选一种职能。例如，一个人可以侧重于描写他从民众意见中获得的有关贫困状况的直接印象，另一个人作为历史学家则可以谈论这种状况产生的历史，沉着冷静的人可以谈论贫困状况本身，经济学家则可以谈论消除贫困的办法，而且这样一个问题还可以从各方面来解决：有时较多地着眼于地方范围，有时较多地着眼于同整个国家的关系等等。 这样，只要报刊生气勃勃地采取行动，全部事实就会被揭示出来。这是因为，虽然事情的整体最初只是以有时有意、有时无意地同时分别强调各种单个观点的形式显现出来的，但是归根到底，报刊的这种工作本身还是为它的工作人员准备了材料，让他把材料组成一个整体。这样，报刊就通过分工一步一步地掌握全部的事实，这里所采用的方式不是让某一个人去做全部的工作，而是由许多人分头去做一小部分工作。 我推迟答复的第二个原因是：《莱茵报》编辑部在接到我寄出的第一篇通讯稿后，还希望我作出若干补充说明；它在接到我的第二篇和第三篇通讯稿后，也同样希望得到补充材料和现在这一篇最后的报道；最后，编辑部一方面要我自己指出消息的来源，另一方面它又保留这样的权利，即在它自己通过其他途径证实我所提供的材料之前不发表我的报道文章［注：《莱茵报》编辑部在这里加了一个注：“我们证明记者所引的材料是真实的，同时还要指出，由于我们收到了各种可以互相印证的来信，我们有必要把这些信件加以汇总整理”。——编者注］。 其次，我的答复是不署名的。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确信不署名是由新闻业的实质所决定的，因为不署名可以使报纸由许多个人意见的集合点转变为表达一种思想的喉舌。正如身体可以使一个人同另一个人截然区分开来一样，作者的名字也可以使一篇文章同另一篇文章截然区分开来，而这样一来，他的名字也就彻底勾销了那篇文章所赋有的仅仅作为构成整体的一部分的使命。最后，不署名不仅可以使作者自己，而且还可以使读者更加公正、更加自由，因为这样读者就不是着眼于说话的人，而是着眼于这个人所说的事，读者就摆脱了作为经验的人而存在的作者的影响，而仅以作者的精神人格作为自己判断的尺度。 既然我不说出自己的姓名，我也就不打算在我所提供的一切详细的材料中指出官员的姓名和乡镇的名称了，只有当我引证已经印行并在书店出售的文献或者提及姓名而丝毫无损于人时，才是例外。报刊必须对情况进行揭露，但我认为它不应该对个人采取告密行动，除非一种社会弊端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消除，或者除非公开性已经在整个政治生活中普遍实现，因而德文中的告密一词已经不复存在了。 在我结束正文前面的这几点说明时，我认为我有权表示一点希望：但愿总督先生在看完我的全部叙述后，会相信我的意图是纯洁的，甚至会把我可能犯的错误归因于我的某种不正确的看法，而不至于认为是出于恶意。我的叙述本身必定会证明，即使是在我目前实际上仍未署名的情况下，我是否应该受到这样的严厉指控：说我进行诽谤，并企图激起不满和怨恨；因为这些指控是出自一位在莱茵省极受尊敬和爱戴的人物之口，那当然就更令人感到痛心了。 为了使人易于了解我的答复的全部内容，我把它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A.关于分配木材的问题。 B.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对1841年12月24日的内阁指令和报刊在该指令的推动下所采取的比较自由的行动的态度。 C.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种种主要弊端。 D.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吸血鬼。 E.关于消除弊端的若干建议。 A 关于分配木材的问题 我在《莱茵报》第348号发表的那篇注明“12月12日寄自摩泽尔河畔”的文章中指出下面这样一种情况： “我所属的那个由数千人组成的乡镇拥有极好的林区，然而我记不起乡镇的居民曾因分配木材而直接从自己的财产中得到利益。” 总督先生就这一点发表了意见： “即使有这种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做法，那也只能用十分特殊的情况来加以解释。” 同时他为了查明事情真相，要我说出乡镇的名称。 我坦白地承认：一方面，我认为不符合法律的、也就是同法律相矛盾的做法未必能用任何情况来加以解释，实际上这种做法始终是违法的；另一方面，我不能认为我谈到的那种做法是违法的。 关于管理科布伦茨和特里尔这两个行政区内的乡镇和机关所有的林区的训令(标有“科布伦茨1839年8月31日”字样)，是根据1816年12月24日的法令和1835年8月18日的王室内阁指令颁布的。该训令载于《王国科布伦茨行政区政府公报》第62号的附页上。训令第37条作出的规定原文如下： “关于使用林区所产木材的问题，按规定必须根据偿付林区开支(赋税及管理费用)的需要，出售一定数量的木材。” “至于为了满足乡镇的其他需要，余下的木材是标卖，还是全部或部分、无偿或按一定价格分配给乡镇的居民，则由乡镇自己决定，但应遵守如下规定：燃料用材和家具用材应以实物形式进行分配，而建筑用材，如不用来修建乡镇的房屋或用来救济个别遭受火灾的居民等等，则应予标卖。” 依我看来，这个由莱茵省总督先生的一位前任［注：恩斯特·冯·博德尔施文格。——编者注］颁布的训令证明，乡镇的居民分配燃料用材一事，在法律上既未明文规定，也未加以禁止，这仅仅是一个妥当与否的问题。因此，我在那篇引起讨论的文章中也仅仅就这种做法是否妥当的问题发表了意见。这样一来，总督先生大概也就没有理由要求指出乡镇的名称了，因为问题已经不在于追究某个乡镇管理机构的做法，而仅仅在于修改训令。但是，如果总督先生坚决要求的话，我也不反对责成《莱茵报》编辑部说出那个就我记忆所及从未分配过木材的乡镇的名称，因为这样做并不是对乡镇领导机构进行告密，而只会对乡镇有利。 B 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对1841年12月24日的内阁指令 和报刊在该指令的推动下所采取的比较自由的行动的态度 我在《莱茵报》第346号上发表的那篇注明“12月10日寄自贝恩卡斯特尔”的文章中明确地指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居民由于处境特别困苦，因而比其他任何地区的居民都更加热烈地欢迎去年12月24日的王室内阁指令给报刊带来的较大的自由。总督先生就我这篇文章发表了下面的意见： “如果说这篇文章有道理的话，那就必须承认，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在这以前没有被允许公开而坦率地讨论自己的贫困处境和造成这种处境的原因，以及改变这种处境的办法。我怀疑曾有过这种事情，因为在当局想竭力帮助种植葡萄的农民改变那种公认的困苦处境的情况下，尽量真诚而坦率地讨论这个地区的情况是当局最乐意不过的事情。”“因此，如果上述文章的作者先生能慨然应允专门指出当局在去年12月24日的王室内阁指令公布前，曾阻挠坦率而公开地讨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的贫困处境的事例，我将对他表示万分的感激。” 总督先生在下文接着写道： “此外，上述文章还声称。葡萄种植者求助的呼声长期被上级机关看作无理取闹；我认为我可以直截了当地指出，这说法是不真实的。” 我将按下列次序来答复这些问题，我要证明： (1)首先，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对自由报刊的需要，是这里的贫困状况的特殊性质所必然产生的，这和报刊在1841年12月24日王室内阁指令颁布前的权限完全无关； (2)即使在上述内阁指令颁布前“坦率而公开地讨论”没有受到特别阻挠，我的论断也不会丧失其正确性，而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对王室内阁指令和报刊在该指令的推动下所采取的比较自由的行动表示特别的关注，也同样是可以理解的； (3)实际上存在着阻挠这种“坦率而公开地”讨论的特殊条件。 从我的全部叙述中可以看出，我所提出的有关“葡萄种植者的悲惨状况长期受上级机关怀疑，他们求助的呼声被看作无理取闹”的论断，究竟真实或虚假到什么程度。 关于第一点： 人们在研究国家状况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既决定私人的行动，也决定个别行政当局的行动，而且就像呼吸的方式一样不以他们为转移。只要人们一开始就站在这种客观立场上，人们就不会违反常规地以这一方或那一方的善意或恶意为前提，而会在初看起来似乎只有人在起作用的地方看到这些关系在起作用。一旦证明这些关系必然会产生某个事物，那就不难确定，这一事物在何种外在条件下必定会现实地产生，在何种外在条件下即使已经有了需要，它也不可能产生。人们在确定这种情况时，几乎可以像化学家确定某些具有亲和力的物质在何种外在条件下必定会合成化合物那样，做到准确无误。因此我们认为，只要我们证明了自由报刊的必要性是从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的特性中产生的，我们就为我们的叙述打下了超出任何人的因素范围的基础。 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不能看作是一种简单的状况。我们至少必须始终分清两个方面，即私人状况和国家状况，因为不能认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和国家管理机构无关，正如不能认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位于国境之外一样。只有这两个方面的相互关系才构成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现实状况。为了说明这种关系的存在方式，我们要介绍一下双方的相应机构所进行的一次确有其事的、有文件为证的商谈情况。 《特里尔摩泽尔河和萨尔河两岸葡萄种植业促进协会公报》第4号[167]报道了有关财政部、特里尔行政区政府和该协会理事会之间进行的一次磋商的情况。协会在送呈财政部的一份报告书中，也统计了葡萄园的收入情况。特里尔行政区政府也收到了该报告书，它责成特里尔地政局局长、税务稽查官冯·楚卡尔马里奥对该报告书进行审核。正如行政区政府自己在一份公文中所说的，冯·楚卡尔马里奥看来尤其适合于担任这一工作，因为“在对地籍簿中关于摩泽尔河沿岸地区葡萄园的收入进行评定期间”，他曾“积极参与其事”。这里我们只把冯·楚卡尔马里奥先生的官方审核意见和葡萄种植业促进协会理事会的答复中最能说明问题的地方拿来对照一下。 官方发言人： 报告书在统计属于第三类葡萄酒税纳税者的乡镇的葡萄园每摩尔根［注：欧洲各地早先使用的土地面积单位，1摩尔根约等于0.25—0.34公顷。——编者注］最近十年(1829—1838年)的总收入时，是以下面的材料为依据的： (1)每摩尔根的葡萄收获量； (2)每富特尔［注：德国的容量单位，用于计量葡萄酒，各地标准不一：在摩泽尔河沿岸地区，1富特尔等于1000升。——编者注］葡萄酒的秋季售价。但是这种统计缺少各种经过查证核实的依据，因为 “没有当局的参与和监督，无论个人或协会都不可能通过私人关系，在为数众多的乡镇中收集到有关所有单个的葡萄园主在某个时期所酿造的葡萄酒数量的可靠材料，因为许多葡萄园主可能正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千方百计地在这方面隐瞒真情实况。” 协会理事会的答复：“地政局竭力为其编制地籍簿的方法辩护，我们对此并不感到惊奇；但是我们很难理解下面这种推论……” “地政局局长企图用数字来证明，地籍簿中关于葡萄园收入的数据是完全正确的；他同时断言，我们所引证的这十年中的情况，在目前这种场合下是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我们不准备争论数字的问题，因为正如地政局局长在他的评语一开头就预先极其明达地指出的那样，我们没有掌握必要的官方材料；而且我们认为，我们也没有必要来争论这个问题，因为他依据官方材料所做的全部计算和推论丝毫也不能推翻我们所举的事实。”“即使我们承认地籍簿中关于收入的数据在进行评定时是完全正确的，承认这些数据在当时甚至是偏低的，这还是驳不倒我们的论断：在目前这种悲惨的变化不定的情况下，这些数据已不能用来作为根据了。 官方发言人：“这样一来，就找不出任何一件事实，使我们有理由说地籍簿中关于最近评定的葡萄园收入的数据是偏高的；相反倒很容易证明，从前评定的特里尔乡区和城区以及萨尔堡区的葡萄园收入数据，无论是就绝对数字而言，或者是同其他农作物相比，都是偏低的。” 协会理事会的答复：“如果人们在答复求助者的合情合理的申诉时说，在评定收入时，对地籍簿中的数据宁可定得偏高，也不可定得偏低，那么求助者就会深感痛心了。” 协会理事会在答复中继续说道：“此外，尽管发言人先生竭力否定我们的材料，他还是几乎一点也不能否定或修改我们所提出的收入数字；因此，他在审查我们所提出的支出数字时，就力图用其他数字来代替。” 现在我们就来指出发言人先生和协会理事会之间在计算支出的问题上存在的几点最明显的分歧。 官方发言人：“关于第8项必须特别指出，近年来仅有少数葡萄园主实行修剪侧枝(或所谓打杈)这一作业，而在任何地方，不论在摩泽尔河沿岸或在萨尔河沿岸，经营葡萄园的一般方法是不包括这一作业的。” 协会理事会的答复：“地政局局长先生说，只是近年来才有少数葡萄园主实行修剪侧枝和松土这些作业……”然而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葡萄种植者明白，为了使自己不致彻底破产，他就必须试用一切办法来提高葡萄的质量，哪怕能稍许提高一点也好。为了这个地区的繁荣，人们应当以关心的态度去鼓励这种精神，而不应当对它加以压制。” “谁又会因为看到某些农民在种植马铃薯时采取听天由命的态度，就想到要降低马铃薯的种植费用呢？” 官方发言人：“第14项内所列的酒桶成本，在这里根本不能计算在内，因为前面已经指出，容器或酒桶的成本是不包括在上面所列的葡萄酒的价格之内的。但是，如果在出售葡萄酒时像通常所做的那样连桶一起出售，那么酒桶的成本也会加到葡萄酒的价格上去，而这样一来就可能收回酒桶的成本。” 协会理事会的答复：“在出售葡萄酒时，总是连桶一起交付的。在这种情况下，根本就谈不上、甚至也不可能提起收回酒桶成本的问题。在谈到整个情况时，不能把我们城里的小店主购买散装葡萄酒的少数事例考虑进去。”“其他的商品在出售前是放在货栈里的，以后在出售时才进行包装和发运，而且这些费用是由顾客负担的，可是葡萄酒就不是这样。因为顾客在购买葡萄酒时，不消说也要连桶一起带走，所以酒桶的成本显然应该一并计入生产费用。” 官方发言人：“如果我们根据官方查证的有关材料，把附录内列举的葡萄收获量的数字加以订正，各项支出的计算姑且承认全部都是正确的，只略去土地税、酒税和酒桶成本三项支出，即第13、14和16各项中所列举的支出不计，那么我们就得到如下的结果： 收入总额……………………………………………………53塔勒21银格罗申6分尼 支出总额(不包括第13、14和16各项)………………39塔勒5银格罗申0分尼 纯收入………………………………………………………14塔勒16银格罗申6分尼。” 协会理事会的答复：“计算本身没有错误，但是结果却不正确。我们所计算的不是假定的数字，而是表明实际款项的数字，我们得出的结果是：实际支出53塔勒减去唯一的实际收入48塔勒，亏损5塔勒。” 官方发言人：“虽然我们不能否认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同关税同盟成立以前那个时期相比是显著地加剧了，我们甚至担心部分地区会真正地贫困下去。但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只应当到这个地区从前那种过高的收入中去寻找。” “由于前几年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在葡萄酒贸易中几乎占据了垄断的地位，由于在1819、1822、1825、1826、1827和1828年，葡萄一年紧跟一年地获得丰收，这个地区滋长了前所未有的挥霍风气，葡萄种植者手里积累了大量的钱财，这就驱使他们以闻所未闻的价格去购买葡萄园，驱使他们花费过多的金钱在不适宜种植葡萄的地方开辟新的葡萄园，每一个人都想成为葡萄园主，于是人人都负了债，这种债款在以前用一个丰年的收入就很容易地偿清了，而现在因市面不景气，这种债款就必然会把落入高利贷者手中的葡萄种植者压得根本喘不过气来。” “其结果必将是：葡萄种植业将只在那些条件较好的地方经营，而且和先前一样，这种种植业大部分又将操在富有的土地占有者手中，这些土地占有者由于事先在种植葡萄上已经花了很大一笔钱，因而最有能力经营这种事业；他们能够比较容易地度过不景气的年头，因为即使在这种年头，他们也有足够的资金来改进栽培方法，以便生产出一种可同目前已经开放的关税同盟[113]其他各邦竞争的产品。当然，在最初几年，如果没有穷苦的葡萄种植者阶层大遭其殃，所有这一切都是办不到的，而这些穷苦的葡萄种植者在以前收成较好的年头多半都已经成了葡萄园的主人了。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也仍应考虑到，先前那种状况是不正常的，因而那些轻率从事之辈现在就得自食其果了。国家……只能采取适当措施来减轻当地居民在这种转变中所遇到的困难。” 协会理事会的答复：“说实话，直到现在才对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表示担心的人，还没有看到那种骇人听闻的贫困状况，这种状况在这个地区的敦厚淳朴、勤劳不倦的居民中已深深地扎下了根，而且还在日甚一日地恶化下去，但愿人们不要像地政局局长先生那样对我们说，这只能归咎于贫困者自己，事实并不是这样，所有的葡萄种植者，无论是谨慎的还是轻率的，勤勉的还是懒散的，殷实的还是贫寒的，都或多或少地遭到了这种灾难。既然事情到了这种地步，连殷实的、勤劳而节俭的葡萄种植者也不得不声言，他们已经无力养活自己，那么显然就不应当到他们中间去寻找原因了。” “的确，葡萄种植者在繁荣的年头以高于一般的价格购买了许多葡萄园，他们原指望按当时的收入水平能够逐步付清全部债款，所以负了债。但是这只证明这些人勤勉而富于进取精神，至于为什么把这种现象叫作挥霍，为什么断定葡萄种植者目前的处境是他们先前那种不正常的状况所引起的后果，而轻率从事之辈现在就得自食其果，这却令人大惑不解了。” “地政局局长先生断言，那些据他说过去还不是葡萄园主(！！)的人在异常繁荣的年头受到了诱惑，过分地增加了大批的葡萄园，而目前只有减少葡萄园才是出路。” “可是，那些宜于种植果树和蔬菜的葡萄园同大批除了葡萄就只能生长荆棘和灌木的葡萄园比起来，在数量上是多么微不足道！这些由于经营葡萄种植业而困于面积较小的土地上的居民，曾经多么英勇地同他们的不幸遭遇进行搏斗。这些理应深受敬重的居民难道不值得别人想点办法来减轻他们的负担，帮助他们熬过艰苦的年头，等到比较顺利的时光来临，使他们有可能恢复元气，重新对国家发挥过去起过的那种作用，即成为国家收入的源泉，像这样一种收入源泉，除了城市以外，在同样大小的土地上是很难找到第二个的。” 官方发言人：“十分明显，比较富有的土地占有者现在也来利用穷苦的葡萄种植者这种困苦的处境，夸大其词地描述从前那种顺利的境况，并把它同现在这种不太顺利的，然而终究会带来益处的境况加以对比，借此为自己求得种种照顾和优待。” 协会理事会的答复：“我们的荣誉感和内心的信念促使我们抗议这样一种指控：说什么我们利用比较穷苦的葡萄种植者这种困苦的处境，通过夸大其词的描述，来为自己求得种种优待和照顾。” “没有这回事！我们担保，我们根本没有任何自私自利的意图，我们的全部行动都只为了一个目的，即坦率而真实地描述穷苦的葡萄种植者的状况，以促使国家注意：这种情况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必将危及国家本身！我们希望这些话足以作为我们的辩护之词。谁要是明白葡萄种植者目前的悲惨境况在他们的家庭生活和业务活动方面、甚至在道德观念方面迄今为止所引起的越来越大的变化，那么他在想到这种贫困状况将持续下去，甚至还会变得更加严重时，就一定会为前景而感到惴惴不安。” 首先，大家应该承认，政府肯定没有采取明确的立场，而只是动摇于自己的发言人的看法和葡萄种植业经营者所持的相反的看法之间。其次，如果我们注意一下，冯·楚卡尔马里奥先生的发言注明的日期是“1839年12月12日”，而协会的答复注明的日期是“1840年7月15日”，那么，我们就会得出结论：在协会答复之前，发言人先生的看法即使不是政府官员们的唯一的看法，也必定是他们的主要的看法。至少在1839年，发言人的看法还是同协会的报告书相反的，那时候，这种看法是政府的意见，因而也可以说是对政府的看法的一种概括，因为对于一个始终如一的政府来说，它最后形成的看法可以被看作它以前的各种看法和经验的总和。政府在发言中不但没有承认贫困状况是普遍的，而且也没有表示要消除它所承认的贫困状况，因为发言中这样说道：“国家只能采取适当措施来尽量减轻当地的居民在这种转变中所遇到的困难。”可是在目前情况下，转变一词应该理解为逐渐灭亡［注：德文“Ubergang”的意思是“转变”，“Untergang”的意思是“灭亡”。——编者注］。政府似乎把比较穷苦的葡萄种植者的灭亡看作一种自然现象，认为人在这种现象面前只好听天由命，只能设法减轻这种现象所引起的必然后果。发言中说：“当然，如果没有穷苦的葡萄种植者阶层大遭其殃，所有这一切都是办不到的。”因此，协会就质问道：难道摩泽尔河沿岸的葡萄种植者不值得别人“想点办法”来挽救吗？如果政府当初坚持截然相反的看法，那么，它一开始就会修改这个发言，因为这个发言对于国家在这方面的任务和决策这样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明确地表示了态度。由此可见，政府可以承认葡萄种植者的贫困状况，但是它并没有打算消除这种状况。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人们是怎样向当局报告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状况的。1838年，一位高级行政官员巡视了摩泽尔河沿岸地区。他在皮斯波特同两个县长举行了会议，在会上他向其中一个询问了葡萄种植者的财产状况，结果得到了如下的答复： “葡萄种植者过着挥霍无度的生活。仅就这一点来看，他们的情况也不可能是坏的。” 然而，在此以前挥霍一事就早已成了过去的传说。我们在这里只顺便指出，就是目前也远远不是所有的人都抛弃了这种同政府的发言完全一致的看法。我们提醒大家注意一下《法兰克福报》第349号附刊第1号(1842年)上登载的一篇发自科布伦茨的评论，那篇评论就声称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种植葡萄的农民的贫困状况是虚构的。 上级机关也同样反映出了它刚刚获悉的这种官方的看法，其表现就是对于“那些悲惨的”状况、对于贫困所造成的普遍后果以及产生这种贫困的普遍原因持怀疑态度。上文援引的《协会公报》还载有财政部对各种申请所作的如下答复： “虽然正如葡萄酒的市价所表明的那样，在摩泽尔河和萨尔河沿岸地区，属于第一类和第二类纳税者的葡萄园主没有理由表示不满，但是我们并不否认，那些生产质量较差的葡萄酒的农民处境并不是同样有利。” 财政部对请求免交1838年税款的申请书作了如下的答复： “兹对你们去年10月10日送来的呈文答复如下：关于你们申请普遍豁免1838年全部税款一事实难照准，因为你们本身绝不属于最需要照顾的那一类人，何况那一类人的贫困状况……也并非由于税收的原因，而是完全由于其他的原因造成的。” 因为我们想把我们的全部叙述都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并且竭力做到只是概括地说明这些事实，所以我们首先就来揭示特里尔葡萄种植业促进协会和政府发言人之间的对话所包含的带有普遍性的基本思想。 政府必然要任命一个官员来审查上述报告书，它所任命的当然是一位十分内行的、最好是亲自参加过协调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关系的官员。这位官员存心要在有关的申诉书中发现对他所持的官方见解和他以前从事的官方活动进行的攻击。他自以为忠于职守，并了解自己所掌握的官方材料的详情细节；突然，他发现了一种相反的看法，于是他就对请愿者抱敌对的态度，而由于这些请愿者的意图总可能同私人利益有联系，他便觉得这些人的意图值得怀疑，并由此而怀疑这些请愿者本人，这岂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他不是去利用他们提供的材料，而是力图否定这些材料。况且，那些显然穷苦的葡萄种植者既没有时间、又没有文化素养来描述自己的状况，因此，穷苦的葡萄种植者没有能力进行表述，而有能力进行表述的葡萄种植业经营者又不是那么显著地贫困，因而他们的表述就被认为是没有什么根据的了。如果说连受过教育的葡萄种植业经营者都被认为缺乏官方的见解，那么，没有受过教育的葡萄种植者又怎能经得住这种官方见解的指摘呢！ 既然私人看到其他的人确实贫困到了极点，看到这种贫困正在悄悄地向自己逼近，而且还意识到自己所维护的私人利益也同样是国家的利益，意识到自己是把私人利益当作国家利益来捍卫的，他们、就不能不感到自己的荣誉受到了损害，而且他们还会认为，在一种片面而又任意确立的观点影响下，现实被歪曲了。因此，他们就起来反对狂妄自大的官僚，他们揭露世界的现实景象和官僚在办公室里所设想的世界景象之间的矛盾，他们用实际的证据同官方摆出的证据进行对照，最后，他们不得不作出这样的估计：人们之所以完全错误地评价他们所作的信念坚定、事实清晰的情况说明，是因为怀有自私自利的意图，大致说来，这种意图就是想用官员的理智去对抗市民的理性。由此，私人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方面，内行的、同他们的生活条件有过接触的官员之所以不会毫无偏见地评述这些生活条件，正是因为这些条件有一部分是他造成的；另一方面，没有偏见的官员虽然能够十分公正地判断情况，但是他在这方面又不内行。官员指摘私人把自己的私事夸大成国家利益，私人则指摘官员把国家利益缩小成自己的私事，即缩小成一种把所有其他的老百姓都排斥在外的利益，其结果就是：在官员看来，同在文件中得到确认的、也就是得到官方即国家确认的现实以及基于这种现实的理性相比，即使是昭然若揭的现实也是虚构的；在官员看来，只有当局的活动范围才是国家，而处于当局的活动范围以外的世界则是国家所支配的对象，它丝毫也不具备国家的思想和判断能力。最后，当一种弊端已经尽人皆知的时候，官员就把大部分的过错推给私人，认为这些人的境况是他们自己造成的，而另一方面，他既不允许对官僚一手创造出来的管理原则和制度的完善性表示怀疑，又不肯放弃这些原则和制度中的任何一项。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深知自己具有勤劳、节俭的精神，深知自己正在同自然界和社会关系进行着艰苦斗争的私人，便反过来要求独揽创造国家生活的大权的官员消除他们的贫困状况，而且，既然官员宣称自己能改善一切状况，私人就要求官员证明自己确实能通过一些措施来改善那些恶劣的状况，或者至少也得承认适用于一定时期的制度在情况完全变化了的时期就不适用了。 在官僚界内部，这种认为官方的认识更加高明的观点，以及管理机构和它的管理对象之间的这种互相对立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我们看到，地政局在评定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情况时，就首先强调地籍簿的记载是准确无误的；财政部则断言灾难不是由于“税收的”原因，而是“完全由于其他的”原因造成的，同样，管理机构也根本不在自身范围以内，而是在自身范围之外寻找贫困的原因。同葡萄种植者接触最多的个别官员把他们的处境想象得比实际情况要好，或者与实际情况不同，这并不是他有意为之，而是事在必然。这种官员认为，他的辖区内的情况是否良好的问题，也就是他是否把这个地区管理得很好的问题。而管理原则和制度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这个问题他是无权过问的，对此只有上级才能作出判断，因为上级对各种事情的官方性质，即对各种事情和整个国家的联系有比较全面的和比较深刻的认识。他可以理直气壮地相信他自己管理得很好。由于这一切，一方面，他就会发现情况并不是那样悲惨，另一方面，即使他发现情况确实很悲惨，他也只会在管理机构之外寻找原因，他把这种原因或者归于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现象，或者归于同管理机构毫无关系的私人生活，或者归于同任何人都毫无关系的偶然事件。 显然，高级行政当局对自己的官员的信任肯定超过对被管理者的信任，因为不能想象后者也持有同样的官方见解。况且，行政当局还有自己的传统。它对待摩泽尔河沿岸地区也有自己的一成不变的原则；它掌握着官方在地籍簿中提供的有关这个地区的情况；它拥有官方审定的关于收入和支出的材料；它在各处看到的并不是真正的现实，而是那种不管时代怎样变化都要保持自己的权威的官僚的现实。此外，还有两个方面的情况是互相补充的，这两个方面就是：官僚等级制度的成规和那种把公民分为两类，即分为管理机构中的积极的、自觉的公民和作为被管理者的消极的、不自觉的公民的原则。依据国家的自觉的、积极的存在体现于管理机构这一原则，每届政府都会把某个地区的涉及国家方面的状况看作自己的前任活动的结果。根据等级制度的成规，这个前任多半会升官，而且往往会成为他的继任者的顶头上司。[168]最后，一方面，每个政府都具有真正的国家意识，即认为国家有不顾一切私人利益而必须实施的法律，另一方面，每个政府作为个别的行政当局又不能制定，而只能执行制度和法律。因此，政府不可能设法对管理工作本身进行改革，而只能设法对管理的对象进行改革。它不可能修改自己的法律以适应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情况，它只能在既定的管理法律范围内设法增进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福利。所以，当一个政府在已经确定的、对它自身也起支配作用的管理原则和制度的范围内，越是勤勤恳恳地努力去消除引入注目的、遍及整个地区的贫困状况，而这种贫困现象却越是顽强地持续存在下去，而且尽管有好的管理仍然越来越严重的时候，这个政府就会越发强烈地、真诚地、坚决地深信这种贫困状况是不治之症，深信它根本无法由管理机构即国家加以改变，相反，必须由被管理者一方来改变。 如果下级行政当局相信上司所持的官方见解，即认为各项管理原则都是好的，并且负责在每个场合都恪尽职守地贯彻这些原则，那么，上级行政当局就会坚信总的原则是正确的，并且相信自己的下级机关对每件事都会作出正确的官方的判断，而且上级行政当局有官方的正式凭据可以证明这一点。 这样，政府即使怀有最善良的意图，也会采取特里尔的政府发言人针对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情况所申明的原则：“国家只能采取适当措施来减轻当地居民在这种转变中所遇到的困难。” 政府为了减轻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已经采取了一些为大家所熟知的措施。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其中的几项措施，那么，至少那些已经公开的管理情况可以证实我们的判断；至于那些秘密的情况，我们当然不能用作我们判断的依据。在这些措施中我们举出下面几种：在葡萄歉收年份豁免捐税；劝告农民转而从事其他经营活动，譬如从事养蚕业；最后是建议限制地产析分[169]。第一种措施显然只能减轻，而不能消除贫困，这是国家破例采取的一种花费不大的临时措施。而且这种减轻所触及的并不是经常性的贫困状况，而只是它的特殊表现形式，并不是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慢性病，而只是突如其来的急性病。 管理机构采取的其他两种措施，越出了它自己的职权范围。它所采取的实际行动，就在于一面指点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居民如何自己拯救自己，一面建议他们限制和放弃一种历来就有的权利。这样就证实了我们在前面阐述的论断。因为管理机构认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是不治之症，认为这种贫困状况的原因同它的原则和行动无关，所以它就劝告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居民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适合于目前的管理制度，说在这种制度下他们是可以勉强度日的。葡萄种植者虽然只是通过传闻才了解到这些建议，但这些建议已经使他们深感痛心了。如果政府自己花钱来进行这些试验，那么他们就会怀着感激的心情表示赞同；但是他们感觉到，政府指示他们在自己身上进行试验，就是拒绝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帮助他们。他们渴求的是帮助，而不是劝告。无论他们在属于自己的活动范围内是多么相信官方的认识，无论他们是多么深信不疑地向官方的认识求教，他们在自己的活动范围内都同样充分地相信自己能作出必要的判断。限制地产析分是同他们的传统的法的意识相矛盾的；他们认为，这种建议是企图使他们除了忍受物质上的贫困之外，还要忍受法律上的贫困，因为他们把法律平等受到的任何一种侵害都看作是法的困境。他们有时是比较自觉地，有时是比较不自觉地感到，管理工作是为这个地区而存在，而不是这个地区为管理工作而存在；他们感到，人们一旦要求这个地区改变它的习俗、权利、劳动形式和财产形式以适应管理工作，这种关系就被颠倒了。因此，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居民就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既然他们是在自然和习俗所决定的条件下进行劳动，国家就应当为他们创造一个使他们能够发展、繁荣和生存的环境。因此，前面那些毫无裨益的、凭空杜撰的建议，一接触现实——不仅是现实的状况，而且是现实的市民意识——就根本行不通了。 那么，管理机构同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有什么关系呢？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同时也就是管理工作的贫困状况。国家中某一地区的经常性的贫困状况(如果一种贫困状况十多年前就已经在几乎不为人所觉察的情况下出现，起初是逐渐地，后来则不可阻挡地向登峰造极的地步发展，而且正在以日益扩大之势不断加剧，那么，这种贫困状况确实可说是经常性的)体现了现实和管理原则之间的矛盾，正如不仅人民而且政府也都把某一地区的富裕状况视为管理得当的实际证明一样。但是管理机构由于自己的官僚本质，不可能在管理工作范围内，而只能在处于管理工作范围之外的自然的和市民私人的范围内发现造成贫困的各种原因。即使行政当局怀有最善良的意图、最热忱的博爱精神和最高超的智力，它也不可能解决那些并不是转眼之间就会消逝的冲突，即存在于现实和管理原则之间的那种经常性的冲突，因为这并不是行政当局职责范围内的任务，而且，即使行政当局怀有最善良的意图，也不可能消除一种本质的关系，或者也可以说，消除一种厄运［注：德文“Verhaltnis”的意思是“关系”，“Verhangnis”的意思是“厄运”。——编者注］。这种本质的关系就是既存在于管理机体自身内部、又存在于管理机体同被管理机体的联系中的官僚关系。 另一方面，种植葡萄的私人也同样无法否认，他们在下判断时可能有意或无意地受到了私人利益的影响，因而也就不能无条件地认为他们的判断具有真实性。他们也会认识到，在国内有许多私人利益正在受到损害，而人们不可能为了维护这些私人利益就放弃或修改总的管理原则。其次，如果被管理者断言某种贫困状况带有普遍的性质，断言富裕状况正以这样一种方式并在这样一种范围内受到威胁，以至私人的苦难正在变成国家的苦难，而消除这种苦难又正在变成国家对它自身所负的一种责任，那么这种论断在管理机构面前就显得不适当了，因为管理机构能够比谁都正确地判断国家的福利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威胁，因而必须承认，管理机构对整体和整体中的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的认识，要比这些部分本身对这种关系的认识更加深刻。此外还必须补充一点，个人，甚至数量很多的个人，都不能把自己的呼声说成人民的呼声，相反，他们的陈述总是带有私人申诉书的性质。最后，即使进行申诉的私人的信念表达了整个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信念，作为管理机构属下的个别部分和国家的个别部分的摩泽尔河沿岸地区本身，对于自己所属的省和国家说来也只占有一个私人的地位，而私人的信念和愿望首先应该用普遍的信念和普遍的愿望来加以衡量。 这样，为了解决这种困难，管理机构和被管理者都同样需要有第三个因素，这个因素是政治的因素，但同时又不是官方的因素，这就是说，它不是以官僚的前提为出发点；这个因素也是市民的因素，但同时又不直接同私人利益及其迫切需要纠缠在一起。这个具有公民头脑和市民胸怀的补充因素就是自由报刊。在报刊这个领域内，管理机构和被管理者同样可以批评对方的原则和要求，然而不再是在从属关系的范围内，而是在平等的公民权利范围内进行这种批评。“自由报刊”是社会舆论的产物，同样，它也制造社会舆论，唯有它才能使一种特殊利益成为普遍利益，唯有它才能使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成为祖国普遍关注和普遍同情的对象，唯有它才能使大家都感觉到这种贫困，从而减轻这种贫困。 报刊是带着理智，但同样也是带着情感来对待人民生活状况的；因此，报刊的语言不仅是超脱各种关系的明智的评论性语言，而且也是反映这些关系本身的充满热情的语言，是官方的发言中所不可能有而且也不允许有的语言。最后，自由报刊不通过任何官僚中介，原原本本地把人民的贫困状况反映到御座之前，反映给这样一个当权者，在这个当权者面前，没有管理机构和被管理者的差别，而只有不分亲疏的公民。 这样一来，既然自由报刊由于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特殊的贫困状况而成为必要，既然对自由报刊的需要是实际的需要，因而在这里特别迫切，那么，看来并不是由于对报刊进行了特殊限制，才产生这种需要；恰恰相反，本来就应当实行特殊的新闻出版自由，以便满足已经出现的需要。 关于第二点： 讨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问题的报刊，无论如何只是普鲁士政治报刊的一部分。因此，为了弄清楚它在常常提到的那个内阁指令颁布前的状况，就必须把1841年前普鲁士全部报刊的状况大致考察一下。我们现在就让一个公认为思想忠顺的人来说几句话。 大卫·汉泽曼在《普鲁士和法兰西》一书1834年莱比锡第2版第272页上写道：“普鲁士的一般思想和事态是安安静静、平平稳稳地发展的。这种发展很不容易为人所觉察，因为书报检查机关不允许在普鲁士报刊上认真讨论与国家有关的政治问题，甚至经济问题，不管人们写出的东西是多么有礼貌，有分寸。所谓认真的讨论，只能理解为在讨论中既可以陈述各种理由，也可以陈述各种反对的理由，如果不同时探讨经济问题同对内对外政策的联系，那就几乎不可能认真讨论任何一个经济问题，因为只有很少的经济问题、也许没有任何一个经济问题不具有这种联系，至于这样实行书报检查是否适当，在普鲁士政府目前的状况下是否可以采取别的方式实行书报检查，这不是本文所要论述的问题；我们只要说明情况是这样就够了。” 其次，如果我们考虑到，1788年12月19日的书报检查法令第2条就已经这样说道： “书报检查的目的决不是要阻挠人们有礼貌地、严肃和谦逊地探讨真理，或在其他方面使作者受到某种既无意义而又令人不快的约束。” 如果我们注意到，1819年10月18日的书报检查法令[39]第2条中也有这样的语句： “书报检查不得阻挠人们对真理作严肃和谦逊的探讨，不得使作者受到无理的约束。” 如果我们把这一条同1841年12月24日书报检查令序言中的话比较一下： “为了使新闻出版现在就能摆脱那些未经许可的、违背陛下旨意的限制，国王陛下下诏王室内阁，明确反对使写作活动受到各种无理的约束……并授权我们再度责成书报检查官切实遵守1819年10月18日书报检查法令第2条的规定。”[40] 最后，如果我们再回忆一下下面这样一些话： “当然，书报检查官也可以允许人们坦率地讨论国内事务。要正确地确定这个问题的界限无疑是困难的。但是不应当因此而畏缩不前，不敢努力贯彻法律的真正旨意，也不应当因此而变得谨小慎微，这种谨小慎微的态度经常成为曲解政府旨意的原因。” 那么，根据所有这些官方的声明，问题就不应当是：既然当局希望听到人们尽量坦率而公开地讨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状况，为什么还出现书报检查的限制呢？相反，这个问题看来应当改成下面这样一个更带普遍性的问题：既然有“法律的旨意”、“政府旨意”，最后还有“陛下旨意”，为什么却正如人们所承认的那样，还需要在1841年使报刊摆脱“那些未经许可的限制”，为什么还需要在1841年让书报检查机关再回忆1819年的法令第2条呢？特别是就摩泽尔河沿岸地区而言，这个问题的提法就不应当是：人们对报刊进行过哪些特殊的限制？相反，问题的提法应当是：人们破例地对报刊实行过哪些特殊的优待，以鼓励这种对国内情况的局部讨论，使它变为一种尽量坦率而公开的讨论呢？ 关于政治性著作和报刊在上述内阁指令颁布前的内容和性质的问题，书报检查令中下面一段话给我们提供了最清楚的说明： “如果这样办，那就能指望：政治性著作和报刊也将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使命，学会使用比较适当的语调，今后将不屑于转载外国报纸上发表的那些内容贫乏的新闻等等，以投合读者的好奇心……并能期望，这将引起人们对祖国利益的更大关注，从而增强他们的民族感情。” 看来，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使根本没有采取任何特殊的措施去阻碍人们坦率而公开地讨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状况，普鲁士报刊本身的普遍状况也势必构成一种无论对坦率而言或对公开而言都是不可克服的障碍。我们只要把摘自书报检查令的各段引文归纳一下，就可以看出书报检查令的意思是：书报检查机关过分谨小慎微，成了自由报刊的外部的桎梏；与此同时，报刊内部也存在着局限性，它已经丧失了勇气，甚至不再努力使自己超出报道新闻这样一种水平；最后，人民本身已不再关注祖国的利益，而且丧失了民族意识，也就是说，他们恰恰失去了这样一些要素，这些要素不仅构成一种坦率而公开地发表意见的报刊的创造力，而且还构成一种坦率而公开地发表意见的报刊赖以发挥作用、从而能得到民众承认的唯一条件。而民众的承认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没有这种条件，报刊就会无可挽救地陷入绝境。 因此，如果说当局的措施能造成不自由的报刊，那么与此相反，在报刊普遍没有自由的情况下，当局却无力保证尽量坦率而公开地讨论一些专门的问题，因为即使报纸的各个栏目中充满了讨论某些个别事情的坦率的言论，这些言论也不可能引起普遍的关注，因而也就不可能具有真正的公开性。 这里还得补充一点：正如汉泽曼正确地指出的，也许没有任何一个经济问题不同对内对外政策相联系。因此，要能够坦率而公开地讨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状况，就先要能够坦率而公开地讨论一切“对内对外政策”。个别行政当局是无力创造这种可能性的，只有国王自己直接而果断地表明的意志才能在这里起决定性的、持久的作用。 过去，公开的讨论没有做到坦率，而坦率的讨论也没有做到公开。这种坦率的讨论局限于一些默默无闻的地方报纸的范围，而这些报纸的眼界当然没有越出它们的传播范围，而且从前面所说的情况来看，它们的眼界也不可能越出这个范围。为了说明这种地方性讨论的特征，我们从贝恩卡斯特尔出版《公益周刊》各年卷中引证几段话。在该刊1835年卷中有这样的报道： “1833年秋，在埃尔登有个外地人酿造了5奥姆［注：德国的容量单位，主要用于计量葡萄酒，各地标准不一，1奥姆约等于130—150升。——编者注］葡萄酒。他为了把酒桶装满，又花了30塔勒买了2奥姆葡萄酒。酒桶值9塔勒，酒税为7塔勒5银格罗申，采摘葡萄花了4塔勒，租地窖花了1塔勒3银格罗申，榨葡萄汁花了16银格罗申。因此，如果不计算种植费用，实际支出共计为51塔勒24银格罗申，这桶葡萄酒于5月10日售出，售价为41塔勒。同时还应指出，酒的质量是很好的，出售的原因并非主人极度拮据，而且这桶酒也没有落入高利贷者之手。”(第87页)“11月21日在贝恩卡斯特尔市场上，1835年酿造的葡萄酒÷奥姆的售价为14银格罗申(十四个银格罗申)；同月27日，4奥姆葡萄酒连桶共售得11塔勒，但是应该指出，酒桶是在圣米迦勒节那天花了11塔勒买来的。”(同上，第267页) 在1836年4月12日出版的一期中也有类似的报道。 我们再从该刊1837年卷中引证几段话。 “本月1日，在金海姆有一个只经营了4年的新葡萄园在公证人的参与下公开拍卖。园内约有葡萄藤200株，都用木桩牢牢地支撑着，买主以每株1.5分尼的价格把葡萄园买到了手，并且照例还延期付款。而在1828年，当地这样的葡萄藤每株值5银格罗申。”(第47页)“格拉赫的一个寡妇按全部收成的一半的价格出卖了自己的尚未收获的葡萄，得到1奥姆葡萄酒。她用这一奥姆葡萄酒换得了两磅黄油，两磅面包和半磅洋葱。”(同一周刊，第47期)“本月20日在这里被迫拍卖的有：1836年酿造的格拉赫和贝恩卡斯特尔葡萄酒8富特尔，其中有一部分是上等酒；1835年酿造的格拉赫葡萄酒1富特尔。这些酒(包括酒桶在内)共售得135塔勒15银格罗申。因此，买主买进1富特尔葡萄酒约花15塔勒。但是，单是酒桶就大约值10—12塔勒。这样，穷苦的葡萄种植者还有什么可以拿来补偿他们的种植费用呢？难道就不可能采取措施来消除这种骇人听闻的贫困吗？！！(读者来信)”(第4期第30页) 这样，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只是对某些事实的质朴无华的叙述，有时在后面也附有感伤的简短的结束语。这种叙述正因为不加粉饰、质朴无华，所以能够打动人心，但是很难说它表明了对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状况所作的讨论已具有坦率而公开的性质。 要是某一个人，或者是人数很多的一部分居民遭到了某种异常的、可怕的不幸，而又没有人来谈论这种不幸，没有人把这种不幸看作一种值得考虑和议论的现象，那么，遭到不幸的人就势必会作出这样的推断：要不是别人无权议论这个问题，那就是别人认为这个问题具有重大意义的说法是无稽之谈，因而不愿意议论这个问题。可是，就连最缺少教育的葡萄种植者也需要别人承认他们的不幸，需要别人对他们的不幸表示这种精神上的同情，尽管他们可能只是作出这样一种推断；在一切人都在考虑而且许多人都在发表议论的地方，很快就会有一些人行动起来。即使假定当局确实曾经准许自由而公开地讨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状况，这种讨论也并没有进行过；不言而喻，人民相信的只是实际存在的东西，他们相信的不是那种可能存在的坦率发表意见的报刊，而是那种实际存在的坦率发表意见的报刊。因此，在王室内阁指令颁布之前，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居民虽然已经觉察到自己的贫困，虽然也听到别人对此表示怀疑，但是从来没有听说还有一种公开而坦率地发表意见的报刊，而在这个内阁指令颁布之后，他们看到这种报刊仿佛自天而降，所以，他们就推断王室内阁指令是促使报刊采取这种行动的唯一原因，看来，这至少曾是一种很有普遍性的推断。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居民出于前面所说的种种原因，对报刊的这种行动特别关注。因为这种关注正是直接由实际需要而引起的。最后，我们认为，姑且不谈这种意见的普遍性，通过一番细致的考察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1841年12月24日的书报检查令序言中就有这样几句话： “国王陛下明确反对使写作活动受到各种无理的约束，承认公正的、合乎礼貌的公众言论是重要的而且必需的……” 序言中的这几句话保证报刊获得了国王的特殊承认，即保证报刊获得了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国王的一句话就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居民甚至把这句话当作具有魔力的咒语，当作能医治他们的一切病痛的万应灵丹，这种情况看来只能证明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居民具有真正忠于国王的思想，证明他们所怀的不是平和适度的、而是无法抑制的感激之情。 关于第三点： 我们已经竭力说明，由于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状况的特殊性，必然产生对自由报刊的需要。其次，我们说明了，在王室内阁指令颁布之前，即使报刊没有受到特殊限制，单单是普鲁士报刊的普遍状况也会使这种需要无法得到满足。最后，我们就要来说明，实际上存在着以敌对方式来阻挠坦率而公开地讨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状况的特殊条件。在这里，我们也应该首先强调指出我们在论述中所遵循的观点，重新认识一般关系对当事人意志的巨大影响。我们应当把这些阻碍坦率而公开地讨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状况的特殊条件，仅仅看作上述一般关系的实际的体现和鲜明的表现，这些关系就是管理机构对待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特殊态度，报刊和社会舆论的普遍状况，以及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精神及其体系。既然这些关系看来在当时是普遍的、隐蔽的和强制的力量，那么几乎不言而喻，这些关系也必定会作为这种力量而产生影响，必定会在某些事实中得到体现，并在个别的、从表面看来是任意的行动中显示出来。谁要是抛弃这个客观观点，他就会带着片面性沉浸在怨恨的情绪之中，去对待那些曾经代表现存关系的严酷性来反对他的个人。 人们不仅应当把书报检查机关造成的某些困难视为报刊面临的特殊障碍，而且同样也应当把一切特殊条件视为这种障碍，这些条件使书报检查的对象连企图露一下面都不可能，结果使得书报检查机关成为多余的东西。在书报检查机关引人注目地、持续而尖锐地同报刊发生冲突的地方，人们可以相当有把握地推断，报刊已经获得了活力，具有了坚强的性格和自信心，因为只有能觉察到的作用才会引起能觉察到的反作用。而在虽然存在着对自由的、也就是能够成为书报检查的对象的报刊的需要，但并没有报刊，因而也没有书报检查机关的地方，人们则应当注意发现某些条件所起的预先书报检查的作用，在思想还处于比较质朴的形态时，这些条件就已经使它退缩了。 我们的目标不可能是对这些特殊条件进行哪怕只是接近于全面的描述；如果这样做，那就意味着试图描述自1830年以来与摩泽尔河沿岸地区有关的当代史。我们认为，只要证明一切形式的坦率而公开的言论都受到特别的阻挠，我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不管发表这种言论的形式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是没有经过书报检查而刊行的，还是经过书报检查而刊行的。 贫困居民情绪低落、精神沮丧，这本来就挫伤了他们公开而坦率地发表意见所必需的精神力量；而形形色色的告密行为又必然促使法院以“在官吏执行公务时或因其执行公务而侮辱官吏”的罪名对许多人判刑，这种情况就更加使他们情绪低落、精神沮丧。 有一个属于这种类型的案件对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许多葡萄种植者说来还记忆犹新。一位县长［注：康·弗·冯·盖尔特讷。——编者注］在欢庆国王［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编者注］寿辰的晚会上开怀畅饮，第二天，一个因慈善而特别受人爱戴的市民［注：约翰·奥伯霍文。——编者注］以开玩笑的口吻向这位县长的女仆说：“贵主人昨晚有点醉了。”由于说了这样一句毫无恶意的话，他受到特里尔违警法庭的公开审讯，不过，他后来理所当然地被宣告无罪。 我们之所以恰恰举出这样一个例子，是因为由此必然会引起一番简单的反思。县长们就是他们管辖的各个县城的书报检查官。但是，县长主持的管理机构及其所属的各种官方机构都是地方报刊最容易接触到的、因而也是它们反映的最主要的对象。如果说人们对自己的事情总是很难下判断，那么，像前面提到的那样一类表现了人们以病态的敏感态度来坚持官方尊严不容触犯这一观念的事件，就确凿无疑地证明，单单是县长主持的书报检查机关的存在就足以构成坦率地发表意见的地方报刊不存在的原因了。 这样，既然口头讲了一句毫无成见的、平平常常的话就得到违警法庭去受审，那么，作为发表自由意见的书面形式的请愿书虽然还远不像报刊那样具有公开性，但结果也同样会受到违警法庭的追究。在前一种情况下，是官方尊严不容触犯的性质阻碍人们发表坦率的言论，在后一种情况下，则是国家法律不容触犯的性质阻碍人们发表坦率的言论。 由于1836年7月3日的“内阁指令”中提到国王［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编者注］派遣王子［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到莱茵省了解该省情况，特里尔行政区的一些农民就感到有必要请求他们的“省议会议员”［注：尼·瓦尔德奈尔。——编者注］为他们写一份请愿书给太子。同时，他们还提出了需要申诉的几点。为了增加请愿者的人数，从而使请愿书具有更大的影响，这位省议会议员派了一个使者到周围的地区去，结果他征集了160个农民的签名。请愿书原文如下： “我们这些在下面签了名的、特里尔行政区所属……县的居民，得悉我们仁慈的国王派遣太子殿下前来视察我们的情况。为使殿下免去听取众人逐一申诉之劳顿，特委托我们的省议会议员……先生极其恭谨地向殿下，无比仁慈的国王的儿子、普鲁士的太子禀告： (1)由于我们多余的产品，特别是牲畜和葡萄酒没有销路，我们无力交纳在任何条件下都是太重的税款；因此，我们恳请大大减轻税负，否则我们就只有把全部财产交给税务官了。对此，有附录足以证明(附录内有一位税务官发布的关于每收入1塔勒应交纳25银格罗申5分尼税的命令［注：塔勒和银格罗申是德国的旧银币，根据普鲁士当时的币制，1塔勒等于30银格罗申，1银格罗申等于12分尼。——编者注］)； (2)但愿殿下不要根据那些不可胜数的高薪职员、领取养老金的退休人员、政府临时雇员、文职和军职人员、食利者和实业家的生活水平来判断我们的情况。因为我们产品的价格大大下降，所以他们在城市里不必花费很多钱就能过非常阔绰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条件在负债累累的农民的可怜的小屋子里是不可能看到的，因此相形之下就使得农民非常愤慨。以前这个地方有27个官员，其薪金共为29000塔勒，现在则有63个官员，其薪金共为105000塔勒，其中还不包括领取养老金的退休官员； (3)但愿我们乡镇机关的官员能像以前那样直接由普通居民选举产生； (4)税务局的大门在白天不应该一连几个钟头关着，而应该随时开着，使那些并非由于自己的过错而迟到几分钟的农民不致被迫在街头挨冻五六个钟头甚至整整一夜，或者在白天受烈日熏烤，因为官员应当而且必须随时准备为人民效劳； (5)依据1828年4月28日的法令第12条，水沟边沿两英尺以内的土地禁止耕种。违禁者将受到惩罚。最近，《王国行政区政府公报》又于8月22日重申了这一规定。我们希望，在穿过境内的大道两侧不再执行上述规定，准许土地所有者耕种他们的全部土地，直到路旁水沟为止，以免他们的土地遭到道路管理人员的侵夺。” 殿下最忠诚的臣民谨上(签名) 这位省议会议员想呈送给太子的这份请愿书，被另一个人收下了，这个人满口答应将请愿书转交太子殿下。后来，这份请愿书一直没有得到任何答复，而司法机关倒对这位省议会议员提起了公诉，说他是请愿书的起草人，说请愿书含有“对国家法律的无理的、有失恭敬的指责”。根据这个指控，这位省议会议员在特里尔被判处六个月徒刑并罚交诉讼费。但是后来上诉法院修改了这一处罚，只将上述判决中罚交诉讼费这一条保留下来，理由是被告的行为有些轻率，因而引起了这场诉讼。而请愿书的内容本身则被认为是完全无罪的。 如果我们考虑到，这次请愿一方面由于太子出巡所抱的目的，另一方面由于被告具有省议会议员的身分，必然会在周围整个地区发展成极其重大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必然会引起公众十分密切的关注，那么我们就会明白，这次请愿的结果既不可能激励人们公开而坦率地讨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状况，也不可能使人相信当局或许还怀有这方面的愿望。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对报刊进行的实际限制，即书报检查机关实行查禁的情况，从上文的叙述中可以看出，这样的事情当然是很少发生的，因为很少有人尝试对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状况进行一场能够成为书报检查对象的讨论。 某乡镇委员会的会议记录没有被县长主持的书报检查机关准许发表；在这份记录里除了有一些古怪的言论外，还有一些坦率的言论。这次会议是在乡镇委员会里举行的，而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则是由乡镇长［注：雅·施万。——编者注］整理的。这份记录一开头就说道： “各位先生！摩泽尔河沿岸地区，从特里尔到科布伦茨，从艾费尔高原到洪斯吕克山，在物质上都非常贫困，因为这个地区的居民专靠种植葡萄为生，而由于同德意志签定了通商条约，这个行业已遭到了致命的打击；这个地区在精神上也是贫困的……” 最后，即使一种公开而坦率的言论突破了上文所说的一切障碍，一反常规地被刊登在报纸上，它也会被视为违反常规的现象，并在事后遭到取缔。关于这一点，也同样有一件事实可以证明。几年前，波恩的官房学教授考夫曼在《莱茵一摩泽尔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葡萄种植者的贫困状况”的文章，在三个月内，各种公开发行的报刊转载了这篇文章，以后该文就被王国行政区政府查禁了，而且这个禁令现在实际上仍然有效。 我认为，关于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居民对12月10日的内阁指令，对以该指令为依据的12月24日的书报检查令，以及对报刊从那时以来采取的比较自由的行动的态度的问题，已经由这一切提供了十分全面的解答。余下的事情是再论证一下我所提出的下列论断：“葡萄种植者的悲惨状况长期受上级机关怀疑，他们求助的呼声被看作无理取闹”。这句引起争议的话可以分为两部分，即“葡萄种植者的悲惨状况长期受上级机关怀疑”和“他们求助的呼声被看作无理取闹”。 依我看来，第一句话用不着再证明了。对于第二句话，即“他们求助的呼声被看作无理取闹”，我们不能像总督先生所做的那样，直接根据第一句话作出这样的解释：“他们求助的呼声被上级机关看作无理取闹。”不过，如果把“上级机关”理解为“官场”的同义语，那么添上这几个字也是可行的。 葡萄种植者的“求助的呼声”一语不仅可以作为比喻，而且还可以在它的本来意义上使用，这一点可以从上述的全部报道中看出。一方面，这种求助的呼声被指责为不讲道理，而对贫困本身的描述又被认为过分夸大，并带有图谋私利的恶劣动机，另一方面，处于这种贫困境地的人们提出的申诉和请求则被理解为“对国家法律的无理的、有失恭敬的指责”——我们的这些看法已经为政府的发言和刑事诉讼所证实。其次，一种夸大其词的、曲解实际情况的、因动机恶劣而言过其实的、含有对国家法律的无理指责的叫喊，就等于“吵闹”，并且等于“无理取闹”，我们的这一论断至少不能认为是无稽之谈或欺人之谈。因此，等式的一方最后可以用它的另一方来代替，看来这就是合乎逻辑的结论。 卡·马克思写于1842年12月底—1843年1月中 载于1843年1月15、17、18、19和20日《莱茵报》第15、17、18、19和20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 注释： [39]1819年10月18日书报检查法令即《关于应如何根据德意志联邦今年9月20日决议实行印刷品的书报检查的决定。自1819年10月18日起为期五年》，见《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19年柏林版第20号第224—232页。——107、379。 [40]马克思引用的这段文字可能出自《就实行书报检查一事给王国各总督府的通令。1841年12月24日》，见1841年12月27日《普鲁士王国内务管理内阁通报》(柏林)内务部办公厅编，第2年卷第15期第332—333页。——107、380。 [113]关税同盟是1834年1月1日在普鲁士领导下最后形成的。在此以前，1818年的保护关税条例废除了普鲁士境内的国内税，1819年开始，普鲁士先同德意志的一些小邦(其中最大的是黑森—达姆施塔德)签订关税协定，后来发展成确定共同税界的关税同盟，该同盟逐渐包括了几乎所有的德意志邦；在同盟之外的只有奥地利、汉撒的自由市(吕卑克、汉堡、不来梅)和北德意志的一些小邦。1848—1849年革命时期以及这次革命被镇压下去以后，关税同盟事实上已名存实亡。普鲁士在1853年恢复了关税同盟，该同盟一直存在到在普鲁士领导下实现全国政治统一的1871年。——294、367。 [166]《摩泽尔记者的辩护》是马克思针对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的责难，为《莱茵报》驻摩泽尔记者彼·约·科布伦茨在揭露摩泽尔地区农民贫困状况的两篇文章中提出的论点进行辩护而写的(参看注165)。由于面对总督的指责，科布伦茨有意退缩，他虽然把省议会议员尼古劳斯·瓦尔德奈尔被判刑(此事在马克思的证据中起着重要作用)一事告知了马克思，但是他只是寄来了一篇很不像样的答复，于是，马克思便亲自承担了为科布伦茨的观点进行辩护，并揭露普鲁士的反动政策的任务。为此就必须获得证明材料，进行研究和分析。文章清楚地叙述了尼·瓦尔德奈尔起草请愿书及其被控告的案件的经过并全文引用这份请愿书，这使人们可以推测，马克思大概直接找到瓦尔德奈尔并且从他那里得到了有关的材料。马克思还要求科布伦茨补充提供一些事实和报道。文章前面提到《莱茵报》编辑部一再要求科布伦茨作出补充说明并指出消息的来源，也不是为推迟答复寻找理由的推脱之辞，而是有据可查的事实。贝恩卡斯特尔县县长1843年1月28日曾经报告说，科布伦茨曾到该县为这篇文章收集材料，这是可靠的事实。事实上，马克思利用了科布伦茨提供的材料。 马克思把文章分为五个独立的部分。A和B两个部分于1843年1月15—20日分五次在《莱茵报》头版头条连载。马克思在1843年1月27日以前或这一天把C这一部分送交书报检查机关审查。1月26日刚到任的新书报检查官于次日在科布伦茨市向总督府报告对《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一文续篇的否定意见。随后，沙培尔的代表决定禁止继续发表这篇文章，沙培尔对决定表示同意。至于D和E两个部分是否已经脱稿或构想出来，目前不得而知。1843年2月10日在《莱茵报》的内容提要上提到了“摩泽尔通讯。《莱茵报》驻摩泽尔记者的辩护”，可是并没有发表文章的正文。这篇文章是政府决定从1843年4月1日起查封《莱茵报》并在查封前对该报实行特别严格的书报检查的主要原因之一。——357。 [167]《特里尔摩泽尔河和萨尔河两岸葡萄种植业促进协会公报》第4号于1841年在特里尔出版。其中包括文章中提到的送呈财政部的一份报告书：《特里尔摩泽尔河和萨尔河两岸葡萄种植业促进协会理事会的呈文。致王室名副其实的枢密国务大臣和财政大臣冯·阿尔文斯莱本伯爵先生……1839年10月10日〔于特里尔〕》。送呈这份报告书的主旨是要求削减土地税。1839年12月29日，该协会理事会又提交了一份补充报告，请求彻底豁免摩泽尔河和萨尔河两岸葡萄种植者1838年的葡萄酒税。然而这一请求遭到了财政大臣的拒绝，他把削减土地税的报告转交给特里尔行政区政府。该政府责成税务督察官楚卡尔马里奥审查协会提交的报告书。本文中下面的引文也都引自协会公报。 特里尔摩泽尔河和萨尔河两岸葡萄种植业促进协会成立于1836年3月12日。协会的宗旨是调查并推广改善葡萄种植业的各项措施。协会会员通常都是富有的葡萄种植者。因而在改善葡萄种植者的贫困状况方面未能起到实际的作用。——364。 [168]冯·沙培尔1837年至1842年8月任特里尔行政区长官，后任莱茵省总督。他的前任总督恩·冯·博德尔施文格在1832—1834年担任过特里尔行政区长官并于1842年任财政大臣。——374。 [169]由莱茵省前总督冯·博德尔施文格倡议，限制地产析分的法律草案曾被提交给1841年召开的第六届莱茵省议会讨论。经过辩论，省议会否决了这个草案(参看注94)。马克思曾打算在他写的有关第六届莱茵省议会辩论的第四篇文章中分析这场辩论(参看注50)。——375。
马恩全集第一卷——《莱茵报》编辑部关于即将对冯·沙培尔总督作出答复的通告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莱茵报》编辑部关于即将对冯·沙培尔总督作出答复的通告[165] 科隆1月2日。鉴于冯·沙培尔总督先生所作的“更正”以及要求《莱茵报》作出解释一事已引起报刊议论纷纷，我们认为有必要声明：我们将于下周作出答复。所以推迟答复，只是因为必须进行许多补充调查。 卡·马克思写于1843年1月2日 载于1843年1月3日《莱茵报》第3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 注释： [165]1842年12月12日和14日《莱茵报》第346和348号上发表了该报驻摩泽尔记者彼·约·科布伦茨写的两篇匿名文章《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关注新闻界的下一步行动》和《关于乡镇财产必须退还》，报道了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农民的贫困状况，并谴责政府当局对农民的疾苦采取冷漠的态度。文章发表后，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向《莱茵报》发出两个指示，指责《莱茵报》驻摩泽尔记者歪曲事实、诽谤政府，并要求作者就一系列问题作出答复。冯·沙培尔于1842年夏调任莱茵省总督之前，一直担任直接管辖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特里尔行政区长官。12月18日《莱茵报》第352号上刊登了总督的指示，莱茵省几乎所有政治性报纸都遵从总督冯·沙培尔的命令刊登了这两个指示，总督和《莱茵报》之间的冲突迅速成了人们讨论的话题。科布伦茨在此以后不敢大胆地论证自己文章里提出的论点来驳倒冯·沙培尔对他的责难，于是，马克思决定为科布伦茨的观点进行辩护，并利用与冯·沙培尔的论战广泛揭露普鲁士的社会政治制度。马克思为此收集了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农民贫困状况的大量材料，写出《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一文，从1月15日起在《莱茵报》上发表(见本卷第357—395页)。在该文问世之前，《莱茵报》编辑部发表了这一通告，随后莱茵省各报相继加以转载。——356。
马恩全集第一卷——关于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论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关于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论争[163] “奥格斯堡女人”到了一个女性再也不敢假装年轻的年龄，于是她对妹妹们提出的最严厉的责备莫过于说她们年轻。可是，在第360号，年龄测算法使可敬的女占卜家犯了惊人的错误。她在那里谈到《莱茵报》在发泄“年轻人的怒气”[164]，而这段话所指的那位记者偏巧已年届六十，他简直料想不到会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找到说他还年轻的证明。可是，情况恰好如此！自由有时太老，有时太年轻。它从来没有被提上议事日程，至少没有被提上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议事日程，而关于该报，越来越盛传它是在奥格斯堡出版的。 卡·马克思写于1842年12月26日—1843年1月2日之间 载于1843年1月3日《莱茵报》第3号附刊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 注释： [163]《关于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论争》是马克思为反对奥格斯堡《总汇报》对《莱茵报》的指责而写的短文。写作的起因是1842年12月26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编辑部在该报刊登了一个按语，指责《莱茵报》没有准确地援引《总汇报》上的某些段落。文章写于1842年12月26日和1843年1月2日之间。——355。 [164]1842年12月21日《莱茵报》第355号上刊登了一篇寄自柏林的通讯《奥格斯堡<总汇报>论德国和英国》，批评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展开的关于世界政治问题的讨论，并着重批评了有关英国贸易和殖民政策的论述以及有关德国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的观点。通讯在援引奥格斯堡《总汇报》的某些段落时引文有误。《总汇报》编辑部并没有直接对通讯所提出的批评作出回答，却说了以下这番话：“如果《莱茵报》偶尔以向《总汇报》发泄年青人的怒气来取乐的话，那么我们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该报至少应该正确地阅读和摘抄……某些段落。”——355。
马恩全集第一卷——《莱比锡总汇报》在普鲁士邦境内的查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莱比锡总汇报》在普鲁士邦境内的查禁[162] 科隆12月31日。德国报刊在看来是不祥的预兆下进入新的一年。《莱比锡总汇报》最近刚刚在普鲁士各省被查禁这一事实，正颇为令人信服地打破轻信者对将来的巨大让步所抱的各种沾沾自喜的幻想。既然在萨克森书报检查制度下出版的《莱比锡总汇报》是由于讨论普鲁士的问题而被查禁的，那么与此同时，希望不受检查地讨论我们国内问题的想法也就一并遭到了禁止。这是谁也不会否认的实际结论。 对《莱比锡总汇报》提出的主要责难大致如下： “该报接连不断地登载传闻，这些传闻后来至少有一半被证明是谣言。此外，该报不是立足于事实，而是紧盯着动机；尽管该报在这方面的见解常常是错误的，但它总是以不容争议的庄重语调，而且往往带着充满敌意的激情来发表这些见解。该报的行为是反复无常的、‘轻率的’、‘不老成的’，一言以蔽之，该报行为不端。” 假定所有这些指控都是有根有据的，那么，试问这些指控是用来反对《莱比锡总汇报》任意行事的特性呢，还是用来反对刚刚崛起的、年轻的人民报刊必然具有的特性呢?问题所涉及的仅仅是某一种报刊的存在呢，还是真正的报刊即人民报刊的不存在呢? 法国的、英国的以及所有的报刊，在初创时的做法都同德国报刊一样，而且所有这些报刊当然也都受到了同样的责难。报刊只是而且只应该是“人民(确实按人民的方式思想的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公开的“表达者，诚然这种表达往往是充满激情的、夸大的和失当的”。因此，如同生活本身一样，报刊总是常变常新，永远也不会老成持重。它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同情人民的一切希望与忧患、热爱与憎恨、欢乐与痛苦。它把它在希望与忧患之中倾听来的东西公开地报道出来，并尖锐地、充满激情地、片面地对这些东西作出自己的判断，它这样做是同它的感情和思想在当时所处的激动状态相吻合的。今天它所报道的事实或所发表的见解中的错误之处，明天它自己就会推翻。它表现出真正“朴实的”政治态度，在一般情况下，连报刊的敌人对这种政治态度也是很喜爱的。 最近对年轻“报刊”纷纷提出的责难是相互排斥的。有人说，请看看吧，英国和法国的报纸所采取的政治态度是多么坚定、稳妥和明确。这些报纸以实际生活为基础，它们的观点就是现存的老成的势力的观点。它们并不强迫人民去接受任何学说，它们自己便是人民及其党派的真正学说，而你们并不表达人民的思想和利益，你们只是捏造这些思想和利益，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只是偷偷地把它们塞给人民。你们创造政党的精神，而不是这种精神创造了你们。因此，人们忽而责备报刊要对没有政党负责，忽而又责备报刊想弥补这种缺陷并创立政党。可是事情很明显，凡是报刊年轻的地方，人民的精神也就年轻，而刚刚觉醒的人民精神公开表达出来的日常政治思想，同那种已经在政治斗争中成长壮大并充满自信的人民精神所表达的政治思想相比，就显得不够老成、不够确定、不够周密。首先，刚刚具有政治觉悟的人民对某一事件的事实准确性不像对这一事件赖以产生影响的道德实质那样关心；不管人们认为这是事实还是杜撰，事件的道德实质始终是人民的思想、忧虑和希望的体现，是一种真实的童话。人民看到自己这种本质在它的报刊的本质中反映出来，如果它看不到这一点，它就会认为报刊是某种无关紧要的东西而不屑一顾，因为人民不让自己受骗。所以，即使年轻的报刊每天都使自己遭到非议，即使恶劣的激情渗入报刊，人民还是通过它来了解自己的状况，并且知道，报刊中尽管存在着种种由于怀有敌意或缺乏理智而产生的毒素，但报刊的本质总是真实的和纯洁的，这种毒素会在报刊的永不停息的滚滚激流中变成真理和强身健体的药剂。人民知道，它的报刊为它承担着各种罪过，并为它忍受着屈辱；为了它的荣誉，它的报刊正在抛弃高傲、自负和刚愎自用的作风，成为现代荆棘丛中一棵道德精神的玫瑰。 所以，我们应该把对《莱比锡总汇报》的种种责难看作是针对年轻的人民报刊、因而也就是针对真正的报刊的责难，因为十分明显，报刊不经过渊源于其本质的必然发展阶段，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报刊。我们应当把对人民报刊的指摘看作对人民政治精神的指摘。虽然如此，我们在本文的开头还是把对于德国报刊的预兆只描绘成看来是不祥的预兆。事情也正是这样，因为反对任何一种存在的斗争都是这一存在得到认可和这一存在的现实性与力量的最初形式。所以，只有斗争才能不仅使政府，而且使人民、使报刊自己相信报刊具有真正的和必然的存在权利。只有斗争才能表明，这种权利究竟是一种让步还是一种必然，是一种幻觉还是一种真实。 卡·马克思写于1842年12月31日 载于1843年1月1日《莱茵报》第1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 注释： [162]《<莱比锡总汇报>在普鲁士邦境内的查禁》是马克思为1843年1月1日《莱茵报》第1号写的社论，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毫无保留地对普鲁士政府查禁《莱比锡总汇报》一事表明了态度。1842年12月28日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下令在普鲁士邦境内查禁《莱比锡总汇报》。为欺骗舆论，普鲁士当局把查封该报说成一种只是为对付该报任意行事而采取的特殊措施。一些保守的温和的自由派报刊也附和这一说法，而马克思立即就认识到，查禁《莱比锡总汇报》实际上是普鲁士政府对所有反对派报刊采取全面制裁措施的第一步。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最早极其尖锐地指出，报纸对普鲁士国家的批评才是政府采取行动的根本原因。因此，政府的责难是针对全部持反对派立场的“人民报刊”而发的。以这篇文章开头，马克思写了一组有关《莱比锡总汇报》被查禁的评论(见本卷第396—423页)。——351、987。
马恩全集第一卷——论离婚法草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论离婚法草案[161] 科隆12月18日。《莱茵报》对离婚法草案采取了完全独特的立场，可是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任何方面向我们证明《莱茵报》的立场是没有根据的。《莱茵报》同意这一草案，因为它认为现行的普鲁士婚姻法是不合伦理的，目前离婚理由的繁多和轻率是不能容忍的，现行的诉讼程序是不符合这一命题的尊严的；而旧普鲁士的整个审判程序也是这样的。另一方面，《莱茵报》对新草案提出了下列几点主要的反对意见：(1)草案只是以简单的修订代替了改革，因而普鲁士邦法[74]就被当作根本法保留了下来，这样便表现出非常显著的不彻底和无把握；(2)立法不是把婚姻看作一种伦理的制度，而是看作一种宗教的和教会的制度，因此，婚姻的世俗本质被忽略了；(3)草案所提出的诉讼程序缺点很多，而且是互相矛盾的各种因素的表面缀合；(4)应该承认，草案一方面具有同婚姻概念相抵触的警政一样的严厉性，而另一方面，对所谓合理的理由却又过分迁就；(5)草案的整个行文在逻辑的一贯性、准确性、鲜明性和观点的彻底性方面也有许多不如人意的地方。 因此，如果草案的反对者批评这些缺点的任何一点，我们是会赞同他们的意见的，但是，我们决不赞成他们无条件地为从前的制度辩护。我们再一次重申我们已经发表过的意见：“如果任何立法都不能.颁布法令让人们去做合乎伦理的事情，那么任何立法更不能承认不合伦理的事情是合法的。”［注：见本卷第316页。——编者注］当我们询问这些反对者(他们不是教会见解的反对者，也不是上述其他缺点的反对者)他们的论断的根据是什么的时候，他们总是向我们叙述那些违反本人意愿而结合的夫妻的不幸。他们抱着幸福主义的观点，他们仅仅想到两个个人，而忘记了家庭。他们忘记了，几乎任何的离婚都是家庭的离散，就是纯粹从法律观点看来，子女及其财产也不能按照随心所欲的意愿和臆想来处理。如果婚姻不是家庭的基础，那么它也就会像友谊一样，不是立法的对象了。可见，他们注意到的仅仅是夫妻的个人意志，或者更正确些说，仅仅是夫妻的任性，却没有注意到婚姻的意志即这种关系的伦理实体。可是，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作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创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他用有意识的实在法把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出来。如果一个立法者用自己的臆想来代替事情的本质，那么人们就应该责备他极端任性。同样，当私人想违反事物的本质恣意妄为时，立法者也有权利把这种情况看作是极端任性。谁也不是被迫结婚的，但是任何人只要结了婚，那他就得服从婚姻法。结婚的人既不是在创造，也不是在发明婚姻，正如游泳者不是在发明水和重力的本性和规律一样。所以，婚姻不能听从结婚者的任性，相反，结婚者的任性应该服从婚姻。谁任意地使婚姻破裂，那他就是声称，任性、非法行为就是婚姻法，因为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都不会有一种非分的要求，认为自己的行为是他一个人才可以做的享有特权的行为；相反，每个有理性的人都会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合法的、一切人都可以做的行为。可是你们反对什么呢？反对任性的立法。但是，你们在责备立法者任性的同时，可不要把任性变为法律。 黑格尔说：婚姻本身，按其概念来说，是不可离异的，但仅仅就其本身，即仅仅按其概念来说是如此。［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163节补充，见《黑格尔全集》1833年柏林版第8卷第227页。——编者注］这句话完全没有表明婚姻所具有的那种特殊的东西。一切伦理的关系，按其概念来说，都是不可解除的，如果以这些关系的真实性作为前提，那就容易使人相信了。真正的国家、真正的婚姻、真正的友谊都是不可分离的，但是任何国家、任何婚姻、任何友谊都不完全符合自己的概念。正像甚至家庭中现实的友谊和世界史上现实的国家都是可以分离的一样，国家中现实的婚姻也是可以分离的。任何伦理关系的存在都不符合，或者至少可以说，不一定符合自己的本质。正像在自然界中，当某种存在物完全不再符合自己的使命时，解体和死亡自然就会到来一样，正像世界历史会决定，一个国家是否已完全同国家观念相矛盾，以致不值得继续存在一样，一个国家也要决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现存的婚姻不再成其为婚姻。离婚无非是宣布某一婚姻是已经死亡的婚姻，它的存在仅仅是一种假象和骗局。不言而喻，既不是立法者的任性，也不是私人的任性，而是只有事物的本质才能决定，某一婚姻是否已经死亡；因为大家知道，宣告死亡取决于事实，而不取决于当事人的愿望。既然你们要求在确定肉体死亡时要有确凿的、无可辩驳的证据，那么，难道立法者不应该只是根据最无可怀疑的征象来确定伦理的死亡吗？因为维护伦理关系的生命不仅是立法者的权利，也是他的义务，是他的自我保存的义务！ 当然，只有当法律是人民意志的自觉表现，因而是同人民的意志一起产生并由人民的意志所创立的时候，才会有确实的把握，正确而毫无成见地确定某种伦理关系的存在已不再符合其本质的那些条件，做到既符合科学所达到的水平，又符合社会上已形成的观点。对于是使离婚变得容易些还是困难些，我们还要补充几句话。如果每一种外部的动因，每一种伤害都将摧毁自然界中的某一机体，那么你们认为这种机体是健康、结实而组织健全的吗？如果有人说，你们的友谊不能抵御最小的偶然事件，遇到任何一点不痛快都必定会瓦解，而且把这说成是一种公理，难道你们不觉得这是一种侮辱吗？对于婚姻，立法者只能规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婚姻是允许离异的，也就是说，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婚姻按其实质来说是已经离异了。法院判决的离婚只能是婚姻内部瓦解的记录。立法者的观点是必然性的观点。因此，如果立法者认为婚姻是牢固的，足以承受种种冲突而不致受到损害，那他就是尊重婚姻，承认它的深刻的合乎伦理的本质。对个人愿望的宽容会变成对个人本质的严酷，变成对体现为伦理关系的个人伦理理性的严酷。 最后，当有些方面责难实施严格的离婚法的地区(莱茵省也为属于这样的地区而自豪)是伪善的时候，我们只能称之为冒失行为。只有那些眼界没有超越自己周围的道德沦丧现象的人们，才敢于作出这样的指摘。例如，在莱茵省，人们就认为这种指摘是可笑的，或者最多把这些指摘看作是伦理关系的观念本身也可能消失，任何合乎伦理的事实都可能被理解为胡说和谎言的证明。这是那些并非为了尊重人而制定的法律的直接结果，这是一个缺点，这个缺点并不会由于人们从轻视人的物质本性转而轻视人的观念本性，要求盲目地服从超伦理的和超自然的权威而不是自觉地服从伦理的自然的力量而消除。 卡·马克思写于1842年12月18日 载于1842年12月19日《莱茵报》第353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 注释： [74]普鲁士邦法指《普鲁士国家通用邦法》，包括私法、国家法、教会法和刑法，自1794年6月1日起开始生效。由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及其对德国的影响，邦法明显地反映出资产阶级改良的萌芽，然而就其实质来说，它仍然是一部封建性的法律。——216、316、346、426。 [161]《论离婚法草案》与《<莱茵报>编辑部为<论新婚姻法草案>一文所加的按语》(见本卷第315—317页)在内容上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继续批判了弗·卡·冯·萨维尼主持拟定的离婚法草案，并且同莱茵法学家和坚持普鲁士邦法的普鲁士法学家划清了界线。在刊登马克思文章的《莱茵报》同一号上，还转载了《普鲁士国家总汇报》的一篇关于离婚法的文章，据称这是萨维尼让人在该报上发表的。文章简要地复述了普鲁士法律修订部的动机，并为离婚法草案进行辩护。这篇文章显然是马克思促使《莱茵报》转载的，因为这样一来马克思就可以清楚地说明，《莱茵报》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赞成修改婚姻法的动机，同时他也能够直接批驳为维护离婚法草案的基本原则而提出的论据。——346。
马恩全集第一卷——评奥格斯堡《总汇报》第335号和第336号论普鲁士等级委员会的文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评奥格斯堡《总汇报》第335号和第336号论普鲁士等级委员会的文章[150] 科隆12月10日。在奥格斯堡《总汇报》第335号附刊上登载了一篇论普鲁士等级委员会[151]的并非无趣的文章[152]。因为我们打算对它进行批评，所以我们首先必须把一条简单的、但在一场激烈的党派论战中却往往被忽略的准则提到首位，这就是：对一种国家制度的论述，并不就是这一制度本身。因此，针对这种论述的论战，也绝不是针对这种国家制度的论战。保守的报刊经常提醒说，应当把持批判立场的报刊的观点仅仅当作个人的意见和对现实的歪曲来加以批驳，可是它经常忘记，它自己并不是事物本身，而只是关于事物的意见，因此，同保守报刊的斗争并不总是同它的对象的斗争。任何被报刊涉及的对象，不管是受到称赞还是受到斥责，都成为书刊对象，因此也就成为书刊上讨论的对象。 正是由于报刊把物质斗争变成思想斗争，把血肉斗争变成精神斗争，把需要、欲望和经验的斗争变成理论、理智和形式的斗争，所以，报刊才成为文化和人民的精神教育的极其强大的杠杆。 我们所探讨的这篇文章，把针对等级委员会制度的指摘归结为两个要点：对等级委员会的组成的指摘和对等级委员会宗旨的指摘。 首先，我们必须把那种先讨论等级委员会的组成问题，而把等级委员会的宗旨问题搁到下一篇文章去探讨的做法，斥为逻辑上的基本缺陷。组成不可能是别的，它只是一种外部结构；它的起指导和支配作用的灵魂是宗旨。有谁会在研究和认识某种机器的用途之前，就去评论它的构造是否合理呢？可能等级委员会的组成正是因为它符合等级委员会的宗旨而受到批评，而这一宗旨本身却不能认为是真正的宗旨；也可能等级委员会的组成之所以值得承认，正是因为它不符合等级委员会的宗旨和超出了宗旨的范围。因此，这种论述次序是这篇文章的头一个错误，而这头一个错误却使整个论述成了有缺陷的论述。 我们所探讨的这篇文章说，人们几乎到处都异常一致地发出了怨言： “等级代表制的权利大部分只赋予地产”。 与此相反，人们一方面指出了工业的繁荣，另一方面“更着重地”指出了智力以及“它参加等级代表制的权利”。 文章说，如果按照省等级会议组织法[153]，地产被当作等级资格的一个条件(这项规定合乎逻辑地适用于从省等级会议代表中产生出来的等级委员会)，那么地产虽然是享有等级代表权利的一般条件，但无论如何不是享有等级代表权利的唯一标准。但是， “大部分针对等级委员会的组成提出的强烈的反对意见”， 正是由于混淆了这两个本质上不同的原则而产生的。 地产代表着一切等级。这是文章作者承认的事实，但是，他补充说，不是单纯地产，不是抽象的地产，而是带有某些附加条件的地产，即具有一定特征的地产。地产是等级代表制的一般条件，但不是唯一的条件。 我们完全同意作者的论点，即补充条件从本质上改变了由地产决定的代表制的一般原则。但是，我们必须同时指出，对那些认为这个一般原则已经限制过多的反对者来说，即使向他们指出，有人认为这个本身已有限制的原则还限制得不够，因而必须给它加上一些与其本质不相干的限制，他们也绝不会因此而承认自己已被驳倒。如果我们撇开品行端正的名声和30岁的年龄资格这两个非常一般的要求不谈(而且第一个要求一方面是不言而喻的，另一方面可以对它作出某种极其含糊的解释)，那么也还有下面一些专门条件： “(1)连续十年占有土地；(2)隶属于某个基督教会；(3)占有以往直接属于王室的土地——属第一等级；(4)占有帝国骑士领地——属第二等级；(5)在市议会任职或从事某种市民职业——属城市等级；(6)以独立经营自有土地为其主要职业——属第四等级。”[154] 这些条件决不是从地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条件，而是从与地产无关的考虑出发，给它加上一些不相干的界线的条件，这些条件限制了地产的本质，而不是使它的本质普遍化。 根据由地产决定的代表制的一般原则，在犹太人的地产和基督徒的地产之间，在律师的地产和商人的地产之间，在占有十年的地产和占有一年的地产之间，本来不可能发现什么差别。根据这个一般原则，所有上述差别都不存在。因而，如果我们要问，我们的作者究竟证明了什么，那我们只能回答说：他只是证明了，地产这个一般条件是受一些非地产本质所固有的特殊条件限制的，是受关于等级差别的考虑限制的。 文章的作者承认： “同上述情况密切联系的是各方面都抱怨，在这些等级委员会中也有人把完全属于过去的等级差别重新搬出来，并把它们当作等级组织的原则加以运用，这种做法似乎同我们当前社会关系的状况和时代精神的要求相矛盾。” 作者没有研究这样的问题：地产这个一般条件是不是同等级代表制相矛盾，它会不会使等级代表制甚至无法实行！否则他就很难忽略一个事实，即一个只是构成农民等级的本质的条件，在彻底实行等级原则的情况下，不可能成为其他根本不依赖地产而存在的等级的代表制的一般前提。等级代表制只能由等级之间的本质差别，而不能由任何与这种本质无关的东西来决定。因而，如果说地产代表制的原则会被特殊的等级考虑所取消，那么这种等级代表制的原则就会被地产的一般条件所取消，而且这些原则将没有一条能够实现。其次，文章的作者没有研究，即使等级差别被承认了，上述制度中所设想的那种等级差别所表现的是过去各个等级的特征，还是现在各个等级的特征。他没有这样做，他谈论的是一般的等级差别。照他的看法，这种差别是不能根除的， “正如不能消灭自然界中存在的各种元素的差别并返回混沌的统一体一样”。 可以回答我们的作者：正如谁也不想去消灭自然界中的元素的差别并返回混沌的统一体一样，谁也不想去根除等级的差别；但是同时应当要求我们的作者对自然界作更深入的研究，把自己对各种元素的初步感性知觉提高到对自然界有机生命的理性知觉。在他面前出现的将不是混沌的统一体这个幽灵，而是有生命的统一体这个精灵。甚至元素也不是始终处在静止的分离状态。它们在不断地相互转化，单单这种转化就形成了地球的物理生命的第一阶段，即气象学过程，而在有生命的有机体中，各种元素作为元素本身的任何痕迹全都消失。在这里，差别已经不在于各种元素的彼此分离的存在，而在于受同一生命推动的不同职能的活生生的运动。所以，这些职能的差别本身不是现成地发生在该生命之前，而是相反，不断地从生命本身发生，同样不断地在生命中消失和失去作用。自然界没有在现成的元素上停步不前，而是还在自己生命的低级阶段就已证明，这种差别不过是一种无精神真实性的感性现象，同样，国家这一自然的精神王国，不应也不能在感性现象的事实中去寻找和发现自己的真实本质。因此，我们的作者硬把等级差别视为“神的世界秩序”的最后的、终极的结果而停步不前，只不过表明他对这种世界秩序的研究是肤浅的。 但是，我们的作者说， “要注意不要把人民当作原生无机体来推动”。 因此， “谈不上等级一般应不应当存在的问题，能说的只是，确定现存等级在多大程度上和按什么样的比例有资格参与政治活动”。 当然，这里问题不在于等级在多大程度上存在，而在于各个等级应当在多大程度上把它们的存在延伸到国家生活的最高领域。如果说把人民当作原生无机体来推动是不合适的，那么，把人民机械地划分成几个固定的、抽象的组成部分，并且要求这些无机的、被强制确定的部分进行独立运动(这只能是抽搐运动)，同样也不能实现有机运动。我们的作者所持的出发点是，离开某些被任意划出的等级差别，人民就作为原生无机体存在于现实的国家中。因而，他根本不知道国家生活的有机体本身，只知道国家表面地机械地包括着的那些不同部分的共存。但是，让我们开诚布公地说话吧。我们并不要求在人民代表制的问题上撇开现实地存在着的差别。相反，我们要求从由国家内部结构所造成和决定的那些现实差别出发，而不要从国家生活领域倒退到国家生活早就使其丧失意义的某些虚构的领域中去。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众所周知的、有目共睹的普鲁士国家的现实吧！那些真实的领域，对国家进行统治、审判、管理、征税、训练、教育的领域，国家进行其全部活动的领域，就是县、乡镇、地方政府、省政府、军事部门。但是这些领域并不是四个等级，相反，四个等级以纷繁多样的形式在这些更高的统一体中彼此转化，它们之间的差别不在生活本身，而只在官方文件和登记表中。而那些由于自己的本质而时时刻刻正在统一的整体中消失的差别是普鲁士国家精神的自由创造物，而不是盲目的自然必然性和旧时代的瓦解过程强加给现时代的原料!这些差别是环节，不是部分，它们是运动，不是固定状态［注：德文“stand”既有“等级”的意思，又有“固定状态”的意思。——编者注］，它们是统一体中的差别，不是具有差别的几个统一体。既然我们的作者不愿说，使普鲁士国家每天转化为常备军和后备军的强大运动是一种原生无机体的运动，那么同样，他也没有理由对建立在类似原则基础上的人民代表制说这种话。我们再重复一遍，我们只要求普鲁士国家不要在应当出现国家生活自觉繁荣的领域，中断自己现实的国家生活；我们只要求坚持不懈地、全面地健全普鲁士的基本机构，我们要求人们不要突然离开现实的、有机的国家生活，而重新陷入不现实的、机械的、从属的、非国家的生活领域。我们要求国家不要在应当成为它内部统一的最高行为的行为中解体。在下一篇文章中，我们将继续批评这篇文章。 科隆12月19日。我们这位作者想按照他的观点来确定 “现存等级在多大程度上有资格参与政治活动”。 我们已经指出，我们的作者没有研究，选举法所设想的等级在多大程度上是现存的等级，以及目前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存在着等级；相反，他把他本来应当以其研究的主要精力加以证明的事实，当作他研究的基础，并且继续论证如下： “委员会的宗旨，不论在今年6月21日有关成立等级委员会的决定［注：见《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42年柏林版第20号。——编者注］中，还是在8月19日有关召集等级委员会组成中央委员会的王室内阁指令［注：见《普鲁士王国内务管理内阁通报》第3年卷柏林版第13号。——编者注］中，都说得很清楚，对它不能有任何怀疑。根据上述内阁指令的规定，各省等级谘议机关应当增补统一的要素，根据这一点，等级委员会的一般宗旨首先和省等级会议的一般宗旨相同，因为等级委员会在公共事务中，特别是在立法问题上，也行使谘议的职能；等级委员会活动的特点只在于它的集权制。所以，那些对等级委员会的组成提出怀疑的人本来应当设法证明，在把等级委员会联合成为中央委员会的情况下，有多少根据说明等级委员会的构成要素不能符合等级委员会的中央一级的活动的宗旨。他们没有试图作这样的证明，却只简单地要人相信，等级委员会的组成(它的组成和省等级会议的组成依据的是同一个原则)看来对于商讨省范围的次要问题是足够的，但对于商讨全国范围的活动是不够的。与此相矛盾的是，人们却发出了上面那些怨言，这些怨言如果是有根据的话，也可以适用于省等级会议。” 我们一开始就已提出，在评论等级委员会的宗旨以前，就想研究其组成是否合理的问题，是不合逻辑的。于是我们的作者只好悄悄地预先假定了“宗旨”的合理性，以便从中引伸出“组成”的合理性。他对我们说，委员会的宗旨是十分明确的！ 即使承认“宗旨”是明确的，也就是说在形式上是正确的，难道这就触及宗旨的内容和这个内容的真理性了吗？我们的作者说，委员会与“省等级会议”的不同之处，只是它的“集权制”。剩下来的只是证明， “在把等级委员会联合成为中央委员会的情况下，有多少根据说明等级委员会的构成要素不能符合等级委员会的中央一级活动的宗旨”。 我们必须把这个要求作为不合逻辑的要求予以拒绝。问题不在于，在把省等级会议联合成为中央委员会的情况下，有多少根据说明省等级会议的构成要素不能符合中央一级的活动的宗旨。相反，问题在于，在这些省等级会议的构成要素[155]本身包含有多少根据，使它们不能真正联合成为真正的中央委员会，也就是不能进行真正的中央一级的活动。联合不会使构成要素成为不可能，而构成要素却会使联合成为不可能。但是，如果存在现实的联合，即真正的集权制，那么有关中央一级的活动的可能性的问题就失去任何意义，因为中央一级的活动只不过是真正集权制的表现、结果和生命活动。中央委员会本身就包含着中央一级的活动。我们的作者怎样来证明省等级会议的构成要素是适合于组成中央委员会的呢？因而他又是怎样来证明中央委员会是现实的而不是幻想的存在呢？ 他说： “这些怨言<对委员会组成的怨言>如果是有根据的话，也可以适用于省等级会议。” 当然，因为前面刚刚指出，这些要素并不是适合于构成中央整体的要素。我们的作者总不能认为，只要他自己弄清并表述了论敌的反对意见，就算驳倒了自己的论敌吧？ 文章的作者不应满足于指出，对等级委员会组成的怨言就是对省等级会议组成的怨言，相反，他应当证明，对省等级会议的反对意见，在多大程度上不再是对等级委员会的反对意见。他不应当问自己，等级委员会为什么不适应中央一级的活动，而应当问自己，等级委员会为什么有能力进行中央一级的活动。本报已用一些具体例子详细指出，省等级会议没有资格参与立法工作(不管这种参与是采取谘议还是协助的形式，都构成这些等级会议权力上的，而不是能力上的差别)。其次，还要补充一点，委员会不是从作为法人的各省议会中产生，而是从分成若干机械部分的各省议会中产生。不是由省议会选出参加委员会的代表，而是由省议会的各个不同的单独的部分各自选出参加委员会的代表。[155]因此，这种选举是在把省议会的机体机械地分成各个组成部分的基础上，也就是在分割成几个部分的基础上进行的。这样一来，就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参加委员会的不是省议会的多数的代表，而是它的少数的代表。例如，骑士等级的某一个代表可能得到本等级多数代表的支持，但不是整个省议会多数的支持，因为大概要由骑士等级这个少数同城市等级或农民等级联合起来，才会构成省议会的多数。因此，对省议会组成的反对意见，不是简单地适用于委员会，而是加倍地适用于委员会，因为在这里各个等级已经摆脱了整体的影响，而且被重新纳入自己的特殊框框。不过，我们且把这一点放在一边。 我们现在从我们的作者无疑也会承认的事实出发。我们假定，省等级会议的组成完全符合它的宗旨，即从自己特殊的等级利益观点出发代表自己特殊的省的利益这个宗旨。省议会的这种性质就会成为它的每个行动的性质，也就是说，会成为它进行的委员会选举的性质，成为委员会代表本身的性质，因为一个符合本身宗旨的省议会，在它自行选举代表这一最重要的行动中当然是始终忠于它的宗旨的。但是，有哪种新要素能使省的利益的代表突然变成全国利益的代表，并且使他们的特殊活动具有普遍活动的本质呢？显然，只有集会的共同地点这种要素。但是，难道抽象的空间本身能够给具有性格的人以新的性格，并且使他的精神本质发生化学分解吗？如果我们指望空间本身具有这种起组织作用的灵魂，特别是因为各等级现存的分离状态在委员会会议上也从空间上得到承认和表现，那么，我们就是推崇极端唯物的机械论。 经过以上阐述以后，我们只能把我们的作者想用来为委员会的组成辩护的进一步论据，看作是为省等级会议的组成辩护的企图。 科隆12月30日。我们在前一篇文章中已经指出，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吹捧等级委员会的那个人所为之辩护的，不是等级委员会的组成，而是省议会的组成。 他觉得 “奇怪的是，有人把智力作为需要等级代表制的特殊要素，同工业和地产相提并论”。 我们很高兴，这一次竟然同我们的作者意见一致，并且能够对他的话不是加以驳斥，而是只限于进行解释。对智力的渴求，他有什么感到奇怪的呢？是认为根本不是等级代表制的一个要素呢，还是我们所考察的这篇文章的意思只是说，智力不是一个特殊要素？可是，等级代表制只承认那些彼此并存的特殊要素。因此，凡不是特殊要素的，也就不是等级代表制的要素。我们所考察的这篇文章完全正确地把智力参加等级代表制的方式说成是“有智力的人的共同属性”，也就是说，不是等级代表的特殊属性，因为我和大家共有的、我和大家在同样程度上具备的属性，既不构成我的性格，又不构成我的特长，也不构成我的特殊本质。参加自然科学家会议，具有一个有智力的人的“共同属性”是不够的，但是参加等级会议，具有作为共同属性的智力就足够了，属于自然历史类的“有智力的人”就足够了。 等级会议代表一定要具有作为人的共同属性的智力，但是人并不一定具有作为等级的特殊属性的智力；换句话说，智力并不使人成为等级会议代表，它只是使等级会议代表成为人。我们的作者也会承认，智力不会因此在省议会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任何报纸广告都是智力的表现。但是，谁会因此说广告就代表出版物呢？土地不会说话，会说话的只是土地占有者。因此，土地必须以智力的形式出现，才能表达自己的要求；愿望、利益本身是不会说话的，会说话的只是人；但是，难道土地、利益、愿望通过人，通过有智力的人表达了自己的要求，就会失去其局限性吗？问题不在于智力的单纯形式，而在于智力的内容，如果说智力不仅根本不需要——在这一点上我们乐于同意我们作者的观点——等级代表制，而且甚至需要非等级代表制，那么相反，等级代表制倒需要智力，不过是非常有限的智力，——正如每个人需要具有为实现他的意图和利益所需要的那么多的理智一样，然而，这绝不是说，人的意图和利益就成了“理智”的意图和利益。 为自己的家园而奋斗的讲求功利的智力，跟不顾自己的家园为正义事业而斗争的自由的智力当然是不同的。服务于某个特定目的、某种特定事物的智力同支配一切事物和只为自己服务的智力是有根本区别的。 总之，我们的作者只想说：智力决不是等级的属性；他没有问，等级是不是智力的属性！他拿智力是等级的共同属性来安慰自己。但是拒绝向我们作出令人安慰的证明：等级是智力的特殊属性！ 当我们的作者把省议会中“智力”的代表权问题，变成那些有学问的等级，即那些垄断智力的等级的代表权问题，变成已属于某个等级的知识界的代表权问题时，他这样做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不仅从他的原则来看，而且从等级代表制的原则来看都是如此。我们的作者是对的，因为在等级代表制存在的情况下，说得上的也只是已属于某个等级的知识界，但是，他不承认那些有学问的等级的权利，这就不对了，因为在等级原则占支配地位的地方，一切等级都应当有自己的代表。他的错误在于，把教士、教师以及没有正式编制的学者排除在外，甚至根本没有把律师、医生等等作为与此有关的人提出来；同样，他把政府属下的“公务人员”同上述已属于某个等级的学者混为一谈，这就说明他完全不理解等级代表制的实质。在等级制的国家中，政府官员是国家利益本身的代表，因而，是与等级的私人利益的代表敌对的。如果说在人民代表制中有政府官员参加不是一个矛盾，那么在等级代表制中这就是一个矛盾了。 我们所考察的这篇文章继而试图证实，在法国和英国的宪法中地产的代表权，即使不比普鲁士等级制度中规定的多，也决不比它规定的少。如果这是确实的话，那么，一种缺点，因为它在英国和法国也存在，所以在普鲁士就不再是缺点了吗？我们不想详细说明，仅仅由于下述理由，作这种对比就是完全不容许的，即法国和英国的代表不是作为地产的代表，而是作为人民的代表当选的；至于说到特殊的利益，那么，譬如说，有个富尔德尽管在法国某个偏僻地方交纳相当微不足道的土地税，但他仍然是工业的代表。我们不打算重复我们已经在第一篇文章中指出的观点，即等级代表制原则会取消地产代表制原则，反过来，等级代表制原则本身也会被地产代表制原则所取消，因而既没有真正的地产代表制，也没有真正的等级代表制，只有这两种原则的不彻底的混合物。我们不准备继续考察这种对比本身的根本错误：给英国、法国和普鲁士引用了各种各样的数字，而不考虑这些数字同这些国家中的各种情况的必要联系。我们只强调指出一点，在法国和英国考虑的是，国家从地产中得到了什么东西，地产的占有者负有哪些义务，相反，在普鲁士，例如对大多数骑士领地和降为间接附庸的贵族[156]来说，考虑的是如何摆脱国家的义务，如何在其私人收益方面实现自主。在法国和英国，——其实这两个国家的制度我们是决不赞成的，——获得代表权的根据不是某人拥有什么，而是他对国家有什么用处；不是占有权，而似乎是占有权对国家所起的作用。 其次，作者试图证明，同小地产的代表数额相比，大地产的代表数额并不是不相称的。关于这个问题和上面所提及的一点，我们请读者参阅《论普鲁士的等级制度》[157](斯图加特—蒂宾根科塔出版社版)和路德维希·布尔论普鲁士省等级会议的著作[158]。但是，撇开大小地产的差别不谈，从下述例子可以明显地看出，恰当地分配代表名额的事情是多么罕见。柏林市的地产值1亿塔勒，而勃兰登堡边区的骑士领地只值9000万塔勒，然而，柏林只派三名代表，而上述领地占有者却选出二十名代表。即使城市之间代表名额的分配，也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地产标准。波茨坦向省议会派出一名代表，但波茨坦土地的价值大概还不到柏林土地价值的十分之一。在波茨坦，每三万居民就有一名代表，而在柏林，则要十万居民才有一名代表。如果拿一些由于历史原因享有单独选举权[159]的小城市来同首都相比，那么对比还会更加尖锐。 除此之外，为了确定智力的代表权同地产的等级代表权之间的正确比例，我们还得再次回过来谈那个经典式的基本论点，回过来谈上面曾经提到的作者正当地感到奇怪的现象： “有人把智力作为需要等级代表制的特殊要素，同工业和地产相提并论。” 作者做得对，他不是到国家的必然性中去寻找省等级会议的根源，他不是把省等级会议看作国家的需要，而是把它看作同国家相对立的特殊利益的需要。不是国家的有机理性，而是私人利益的切身需要，才是等级制度的建筑师；而智力当然不是寻求满足的自私的利益，它是普遍的利益。因此，智力在等级会议中的代表权，是一个矛盾，是一个荒谬的要求。此外，我们要请我们的作者注意由于把需要当作人民代表制的原则而造成的后果。这些后果是不可避免的，以致连作者自己也一度对它们感到害怕，他不仅拒绝来自特殊利益的代表权方面的特定要求，而且拒绝这种代表权本身的要求。 或者需要是现实的，那样一来国家就是不现实的，因为国家还保留着这样一些特殊要素，这些要素的利益在国家中得不到正当的满足，因此不得不另外把自己组织成为同国家发生契约关系的特殊机体；或者这种需要在国家中实际上得到了满足，因此，同国家相对立的这种需要的代表权是幻想的或危险的。作者一度站到幻想的观点上去了。至于谈到工业，他认为，即使工业在省议会中没有足够数量的代表，它仍然还有足够的途径可以使它的利益得到国家和政府的重视。因此，他断言，等级代表制，即根据需要的原则产生的代表制，是一种幻想，因为这种需要本身就是幻想的。的确，关于工业等级所说的话适用于所有等级；而这些话对地产等级比对工业更适用，因为这个等级有例如县长、县等级会议等等，因而有完备的国家机关作为自己的代表。 根据上面所述显然可以看出，我们不仅不同意对委员会的议事规程[160]受限制不满的意见；相反，我们坚决反对任何扩大这种议事规程的做法，因为这是违背国家利益的。还有那种要求在省议会中有智力的代表的自由主义也是错误的。智力不仅不是代表制的特殊要素，而且根本不是一个要素；智力是一个不能参加任何由各种要素组成的机构的原则，它只能从自身进行划分。不能把智力作为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只能把它作为一个起组织作用的灵魂来谈论。这里涉及的不是补充，而是对立。问题在于：到底是“智力的代表制”，还是“等级的代表制”？到底是特殊利益应当代表政治智力，还是政治智力应当代表特殊利益？例如，政治智力将按照国家的准则来调节地产，而不是按照地产来调节国家的准则；政治智力不是根据地产的私人利己主义来考虑地产，而是根据地产的国家性质来考虑地产；政治智力不是根据这一特殊本质来确定普遍本质，而是根据普遍本质确定这个特殊本质。相反，享有代表权的地产不是去适应智力，而是使智力适应它，正像一个钟表匠，不是根据太阳来校正他的钟表，而是想根据他的钟表来校正太阳一样。问题可以归结为两句话：究竟是地产应当评价并支配政治智力呢，还是政治智力应当评价并支配地产？ 对智力来说，没有任何外在的东西，因为它是一切事物的内在的起决定作用的灵魂，相反，对某个特定要素(例如地产)来说，除了它本身以外，一切都是外在的东西。所以，不仅省议会的组成，而且它的行动都是机械的，因为它必须把一切普遍利益，甚至跟它不同的特殊利益当作一种与它无关的、异己的东西来对待。一切特殊的事物(例如地产)本身都是受限制的。因此，必须把它当作一种受限制的东西来对待，也就是说，受一种凌驾于它的普遍力量的限制，但是，它不能按照自己的需要来支配这个普遍力量。 省议会由于其特殊组成，无非是各种特殊利益的联合，这些特殊利益享有一种能够用自己的特殊界限去对抗国家的特权；所以，省议会无非是国家中一些非国家要素自己组成的合法机构。因而，省议会按其本质对国家抱有敌对情绪，因为特殊东西在其单独活动中总是整体的敌人，因为正是这个整体使特殊东西感到它自身的界限，因而也就使它感到自己是微不足道的。 如果特殊利益在政治上的这种独立化是国家必然性，那么这只是国家内部疾病的表现，正如不健康的机体，按照自然规律，必然会长出肿瘤一样。必须决定在下述两种观点中选择一种：或者承认特殊利益由于妄自尊大并同国家的政治精神相异化，力图限制国家；或者承认国家只是集中体现为政府，并且作为一种补偿，只是给受限制的人民精神提供一个疏导其特殊利益的领域。最后，有可能把两种观点统一起来。因此，要使对智力的代表权的要求具有意义，我们就必须把它解释为对人民智力的自觉代表权的要求，这种人民智力不会拿个别需要去同国家相对抗，而它的最高需要就是使国家本身得到实现，而且把国家看作是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国家。被人所代表，一般说来是受动的东西；只有物质的、无生气的、不独立的、受到危害的东西才需要代表权；但是，国家的任何要素都不应是物质的、无生气的、不独立的、受到危害的。不应当把代表权理解为某种并非人民本身的事物的代表权，而只应理解为人民自身的代表权，理解为一种国务活动，这种国务活动不是人民唯一的、独特的国务活动，它跟人民的国家生活的其他表现不同的只是它的内容的普遍性。不应当把代表权看作是对无保护的软弱、对无能为力所作的让步，而是相反，应当把它看作最高力量的一种自信的生命活动。在真正的国家中，没有任何地产、工业和物质领域会作为这种粗陋的要素同国家达成协议；在这种国家中只有精神力量；自然力只有在自己的国家复活中，在自己的政治再生中，才能获得在国家中的发言权。国家用一些精神的神经贯穿整个自然，并在每一点上都必然表现出，占主导地位的不是物质，而是形式，不是没有国家的自然，而是国家的自然，不是不自由的对象，而是自由的人。 卡·马克思写于1842年12月10、19和30日 载于1842年12月11、20和31日《莱茵报》第345、354和365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 注释： [150]《评奥格斯堡<总汇报>第335号和第336号论普鲁士等级委员会的文章》是马克思针对1842年12月1日和2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第335和336号刊登的《论普鲁士的等级委员会的组成》一文而写的。1842年6月，根据普鲁士国王的命令，等级委员会在各省相继成立，并于10月和11月第一次在柏林召开会议。等级委员会的成立和会议的召开导致了人们更加尖锐地批评历史上已经过时的普鲁士封建等级代表制。资产阶级反对派认为，等级委员会不能成为全国性的代表机构，扩大等级机构的权力就意味着加强贵族统治。他们要求在整个普鲁士实行立宪代表制，而资产阶级激进人士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要求实行以全体公民的政治平等为基础的人民代表制。公众的批评促使政界人士在《总汇报》上撰文为等级委员会的组成和使命辩护。马克思在当时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下，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说《莱茵报》只是反对保守报刊对普鲁士国家制度的观点，而不是反对这种制度本身。实际上，马克思对普鲁士封建等级制度进行了尖锐的批评。——329。 [151]普鲁士等级委员会是根据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1842年6月21日发布的命令建立起来的，等级委员会委员由各省议会按照等级划分从自己的议员中选举产生，并由国王召集各等级委员会组成谘议性机构——联合委员会。建立等级委员会的目的在于加强封建等级代表制，抵制自由主义反对派提出的在全普鲁士实行立宪代表制的要求。——329、407。 [152]指1842年12月1日和2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第335和336号附刊上刊登的《论普鲁士的等级委员会的组成》一文。这篇文章是泰·亨·冯·罗霍提供给《总汇报》发表的。此人是普鲁士驻斯图加特的特使、1842年夏天去职的普鲁士内务大臣古·阿·冯·罗霍的兄弟，他本人亲自为《总汇报》撰稿，但更多的是为《总汇报》介绍来自官方的文章。本文显然是属于后一种情况，因为从1842年11月23日他给约·格·科塔的信中得知，他曾按照普鲁士内务大臣冯·阿尔宁的意愿，要求《总汇报》发行人准许在该报附刊上刊登这篇文章。——329。 [153]指1823年6月5日在普鲁士颁布的《省等级会议一般组织法》。该法第十一条规定，地产是享有等级代表资格的条件(见《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23年柏林版第13号第129页)。根据该法1824年3月27日颁布了《莱茵省等级会议(省议会)组织法》。——330。 [154]这里马克思摘引的是《莱茵省等级会议(省议会)组织法。1824年3月27日》第五、八、十一和十二条(见《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42年柏林版第9号)。1823年7月1日和1824年3月27日颁布的普鲁士其他各省的省等级会议(省议会)组织法中也有类似的条款。——331。 [155]根据等级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委员会委员应由“每个等级本身”选举产生。尽管1841年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多数代表提议，委员会委员应由省议会选举产生，但这项规定仍被遵照执行。这种把省议会分成几个部分的做法，从1647年起就已成为普鲁士等级代表制的一项特殊规定。对省议会来说，它意味着各个等级可自行召开会议，而且还可以单独向国王呈递意见书或决议。如果国王提出要求，或者某个等级中三分之二的成员反对省议会以多数票通过的决议，这项特殊的规定就可生效。从原则上讲，这项规定是加强贵族影响的一种手段。——337。 [156]降为间接附庸的贵族指以前直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后来根据1806年莱茵联邦条例和1815年维也纳会议决议从属于大的邦君的侯爵和伯爵。1815年维也纳会议联邦条例和最后决议，以及1815年6月21日《关于普鲁士国家从前直属德意志帝国等级关系的规定》都为他们保留了许多特权，这保证了他们享有由于自己的财产及其不受阻碍的享用而产生的一切权利和优惠。此外，他们还可以自主征收直接税，不必缴纳私人地产税。省议会组织法保证了他们在省议会中占有席位。——341。 [157]《论普鲁士的等级制度》一书于1842年9月出版。作者在书中维护君主制，拒绝把法国的资产阶级关系作为普鲁士的榜样，然而，他又反对在反抗拿破仑的解放战争时期开始的改革在后来几十年陷入停滞状态，有些方面甚至走向倒退的事实，他首先抨击了封建地产对国家割据状况和政治关系的形成的决定性影响在法律上得到确认。他把工业在创造国民财富和税收中所起的作用同大地产在经济上的意义加以对比，从中得出结论说，必须改变政治关系，以利于工业的发展并加强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341。 [158]指1842年9月出版的路·布尔《普鲁士省等级会议的意义》一书。这部著作出版的原因是联合等级委员会的召开。布尔是青年黑格尔派成员和“自由人”小组的拥护者，他宣称“时代精神”和“人民意识”是取消等级代表制和实现全体公民的自由与平等的客观前提。他指出，省议会是封建贵族用来维护和重新恢复他们1808年以来已受到限制的特权的工具，因而是违背历史发展的。——341。 [159]单独选举权是国王授予的、多半以起源于中世纪的特权为依据的出席普鲁士省议会的特殊权利，有许多侯爵曾经享有这种权利，他们不经选举便可成为省议会的代表，在本人不能出席时可委派一名家族成员到会。有一些城市也享有这种权利，它们可以从有表决权的市民中直接选出自己的出席省议会的代表，而在其他城市和乡镇则由选民选出选举人，再由选举人远举产生省议会代表。——341。 [160]1842年6月21日的命令和8月19日的王室内阁指令明确规定，等级委员会只有谘询和评议的职能。《1842年8月10日各省联合等级委员会会议议事规程》规定，委员会委员无权讨论已确定的议事日程和政府提出的备忘录以外的问题，也无权就其他进行辩论的问题提出建议。——343。
马恩全集第一卷——奥格斯堡报的论战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奥格斯堡报的论战术[145] 科隆11月29日。 “那不过是在意志的默许之下一阵情欲的冲动而已！”［注：莎士比亚《奥赛罗》第1幕第3场。——编者注］ 奥格斯堡《总汇报》在它有机会同《莱茵报》进行论战的时候，采用一种既别出心裁又值得称赞的战术。这种战术坚持不懈地运用下去，不可能不对一部分肤浅的读者产生影响。每当有人指责这家报纸对《莱茵报》的原则和倾向所作的攻击的时候，每当遇到重大的争论问题的时候，每当《莱茵报》方面进行原则性抨击的时候，《总汇报》就躲进罗马式的长袍里，保持一种耐人寻味的沉默，而这种沉默所以不显眼地存在，是因为它意识到有不能回答的弱点呢，还是因为它意识到有不愿回答的优越感，却是永远无法断定的。其实，我们在这方面用不着特别非难奥格斯堡女人，因为她对待我们同对待德国是一样的，而对德国，奥格斯堡报认为，表示关心的最好方法是保持意味深长的沉默，只是偶尔也发表一些旅行杂记、健康状况公报和改写的婚礼诗歌，来打破一下这种沉默。奥格斯堡女人认为自己的沉默是对公共福利的贡献，大概是对的。 但是，奥格斯堡女人除了采用这种沉默战术外，还运用另一种论战手法，那就是漫无边际的、自鸣得意的、竭力表白的饶舌，仿佛是对那种消极的、忧郁的沉默的积极补充。当问题涉及原则性斗争，即有关实质的斗争的时候，奥格斯堡女人就沉默不语；但她躲在暗处偷听，远远地窥伺，一旦发现她的对手在装束打扮上有点疏忽，跳舞时跳错了一步，掉了手帕，——她就 “做作得那么端庄贞静，就要摇头”［注：莎士比亚《李尔王》第4幕第6场。——编者注］，并且摆出一副沉着自信的姿态，怀着装扮出来的一本正经的满腔怒气，把她那压抑已久的善意的懊恼发泄出来。她冲着德国大叫大嚷：“请看，这就是《莱茵报》的性格，这就是《莱茵报》的思想方式，这就是《莱茵报》的一贯性！”［注：古·科尔布《尤利乌斯·莫森和<莱茵报>》，载于1842年11月25日《总汇报》第329号。——编者注］ “那儿是地狱，那儿是黑暗，那儿是火坑，吐着熊熊的烈焰，发出熏人的恶臭，把一切烧成了灰。啐！啐！啐！呸！呸！呸！好掌柜，给我称一两麝香！”［注：莎士比亚《李尔王》第4幕第6场。——编者注］ 奥格斯堡女人不仅善于利用吟诵这类即兴诗的机会，使健忘的公众依稀记起她那早已丧失的端庄、她的正直和她的壮年，不仅善于用这些衰竭而苍白的回忆来粉饰她那深陷的面颊，而且还善于在取得这些卖弄风情的微小而无害的成就的同时；捞取其他一些实际的成就。她好像一切都办妥以后，以精神抖擞的女斗士的姿态对着《莱茵报》大声叫骂，大加申斥，百般挑衅，而世人竟由于这种放肆的挑衅行为而忘记了奥格斯堡女人那种年迈力衰的沉默和刚刚采取的退却行动。此外，还产生了一种被人刻意加以保护的假象，仿佛奥格斯堡《总汇报》和《莱茵报》之间的斗争就是围绕这类琐事、丑闻和装束上的差错而进行的。那帮毫无思想、不讲节操的人不理解这场重大的斗争(由于我们说话，而奥格斯堡女人却沉默不语)，反而在奥格斯堡《总汇报》的吹毛求疵的嘲讽和舍本逐末的批评中重新发现了他们自己美好的心灵，于是这帮人便向这位可敬的女人鼓掌致敬，因为她以老练而适当的方式惩戒她的桀骜不驯的对手，为的是教育他而不是伤害他。在奥格斯堡《总汇报》第329号上，我们再次见到了这种工于心计的、令人厌恶的褊狭浅陋的论战的典型。 一位记者从美因河发来通讯[146]说，奥格斯堡《总汇报》赞扬尤利乌斯·莫森的政治性长篇小说《维罗纳会议》，是因为这部小说是由科塔出版社出版的。我们承认，奥格斯堡《总汇报》的文学评论栏［注：海·豪夫《文学简评。1、德意志小说和美文学。2、政治小说》，见1842年11月3、4、14日《总汇报》(奥格斯堡)第307、308和318号的附刊。——编者注］由于空洞无物，我们只是偶尔看一看，它对莫森的评价，我们也不了解，因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绝对相信这位记者的良心。除了对事情真相作了如实报道以外，通讯中也不是没有内在可能性，因为根据奥格斯堡《总汇报》用强词夺理的手法而不是用论据所作的新解释，至少可以怀疑，这家报纸评价事物的良心是否不为斯图加特的出版地点［注：出版《总汇报》的科塔出版社。——编者注］所左右。因此，剩下的问题只是，我们不知道这部政治性长篇小说的出版地点，然而，不知道一部小说的出版地点，到底还不是一个致命的政治过错。 随后，本报编辑部在有人提醒它搞错了出版地点以后，便在一条简讯中作了说明： “我们刚才得知，诗人尤利乌斯·莫森的小说《维罗纳会议》根本不是在科塔出版社出版的，因此，请本报读者据此对今年第317号上登载的《美因河通讯》予以更正。”［注：1842年11月18日《莱茵报》第322号。——编者注］ 既然美因河记者对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主要指责只是基于《维罗纳会议》由科塔出版社出版这个前提，既然我们已经说明这部小说不是由科塔出版社出版的，既然任何推理在其前提被否定时都会自动失效，那么，我们就可以向读者的判断力提出一个过分的要求，即根据我们的说明，对上述通讯予以更正，而且我们可以认为，我们已经对奥格斯堡《总汇报》道过歉了。但是，奥格斯堡报遵循的是什么逻辑！奥格斯堡报的逻辑对我们的更正作了如下的解释： “如果莫森的《维罗纳会议》是由科塔出版社出版的，那么一切正义和自由之友应当把它看作是非常糟糕的卖不掉的废物；但是，因为我们后来得知，这部书是在柏林出版的，所以我们请我们可敬的读者按照诗人自己的说法，把它当作正沿着光辉的道路朝我们走来，并且毫不留情地践踏一切老朽之物的一个永葆青春的英才来欢迎。”［注：古·科尔布《尤利乌斯·莫森和<莱茵报>》，见1842年11月25日《总汇报》第329号。——编者注］ “那家伙弯弓的姿势，活像一个稻草人。给我把弓拉得满满的……射中了，射中了！好啊！”［注：莎士比亚《李尔王》第4幕第6场。——编者注］ 奥格斯堡女人扬扬得意地高喊：“这就是《莱茵报》所谓的它的思想方式，它的一贯性！” 但是，难道《莱茵报》曾经把奥格斯堡报的逻辑的一贯性当成自己的一贯性，或者把作为这种逻辑的基础的思想方式当成自己的思想方式吗？奥格斯堡女人可以得出的只是这样的结论：“在奥格斯堡，人们就是这样来曲解一贯性和思想方式的！”或者，奥格斯堡《总汇报》真的认为，我们刊登莫森的祝酒词就是想要搞一条注释来更正对《维罗纳会议》的评价？我们在小品文栏中对纪念席勒的活动已经作了详尽的评论，我们指出了席勒“是新的英才运动的预言家”(见第326号［注：1842年11月22日《莱茵报》。——编者注］，《莱比锡通讯》)，并指出由此产生的纪念席勒活动的意义；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拒绝刊登莫森强调指出这一意义的祝酒词[147]呢？难道因为祝酒词中含有对奥格斯堡《总汇报》的攻击(单单由于该报对海尔维格的评价，它就应该受到攻击)？但是，这一切都与《美因河通讯》没有任何关系。为此，我们本应把奥格斯堡女人强加给我们的东西写上：“请读者根据第320号上莫森的诗来判断第317号上的《美因河通讯》。”奥格斯堡报的逻辑特意搞出这种荒谬的东西来，是为了以后能当着我们的面胡诌这些东西。登在《莱茵报》第317号［注：1842年11月13日《莱茵报》。——编者注］小品文栏的一篇对莫森的《魏玛的伯恩哈德》的评论证明，——虽然并不需要证明，——《莱茵报》对莫森也丝毫没有违背它通常的做法，即作实事求是的评论。[148] 不过，我们同意奥格斯堡女人的看法，即甚至连《莱茵报》也几乎无法摆脱雇佣文人——这批在奥格斯堡《总汇报》所体现的报纸时代在德国到处迅速孳生的、死气白赖的、令人厌恶的败类。 最后，奥格斯堡报使我们想起一种弹射器，它 “发射根本不触及现实的豪言壮语”。[149] 奥格斯堡《总汇报》当然会触及各种各样的现实：墨西哥的现实，巴西的现实，唯独不触及德国的现实，甚至也不触及巴伐利亚的现实。如果它偶尔也触及类似的东西，那么它必然会把假象当作现实，把现实当作假象。如果问题涉及精神的和真正的现实，那么《莱茵报》一定会同李尔王一起对奥格斯堡女人喊道：“盲目的丘必特，随你使出什么手段来……瞧瞧它是怎么写的吧！”而奥格斯堡女人也会同葛罗斯脱一起回答：“即使每一个字都是一个太阳，我也瞧不见！”［注：莎士比亚《李尔王》第4幕第6场。——编者注］ 卡·马克思写于1842年11月29日 载于1842年11月30日《莱茵报》第334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 注释： [145]《奥格斯堡报的论战术》是马克思为揭露奥格斯堡《总汇报》在论战中所采取的手法而写的文章。在此之前，《莱茵报》已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奥格斯堡报的政治立场提出原则性批评，其中包括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见本卷第291—296页)一文。然而《总汇报》避开《莱茵报》对它的批评，在原则问题上沉默不语，反而利用《莱茵报》报道中出现的疏漏攻击《莱茵报》的政治倾向。马克思在其他文章中也揭露了《总汇报》的论战手法(见本卷第355和409—410页)。——323。 [146]指1842年11月13日《莱茵报》第317号刊登的一篇通讯《停止刊登冯·科塔先生的出书广告》。通讯作者认为，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发表的全部文学评论无不打上了科塔出版社政治倾向的烙印。通讯作者呼吁所有报刊不要再为科塔出版社出的书籍刊登广告。 这篇通讯中，作者误将柏林出版的尤·莫森的政治性小说《维罗纳会议》作为科塔出版的书籍。下面引用的编辑部关于出版地点的说明，见1842年11月18日《莱茵报》第322号。——325。 [147]1842年11月11日莱比锡举行了纪念席勒的集会活动。诗人尤·莫森在集会上朗诵了献给席勒的一篇诗歌体祝酒词，他在这篇祝酒词中尖锐地批评了奥格斯堡《总汇报》，称该报的浪漫派为“文坛警察”。1842年11月16日《莱茵报》第320号全文刊登了莫森的祝酒词。11月24日《莱茵报》第328号又刊登了一篇通讯《席勒纪念日》，详细报道了这一集会活动。——327。 [148]1842年11月11日和13日《莱茵报》第315、317号上刊登了阿·卢格写的一篇通讯《蒂克离开了我们……》。卢格在通讯的第二部分评论了1842年秋在德累斯顿首场演出的尤·莫森的悲剧《伯恩哈德公爵》，认为莫森的悲剧“没有站在时代的高度”。——327。 [149]见1842年11月25日《总汇报》第329号刊登的寄自瑞典的通讯《瑞典的政党》。古·科尔布在为这篇通讯加的编者按中，提醒读者注意，这篇通讯描述了瑞典自由党的特点。作者把这个要求进行大胆改革，因而使当局感到害怕并把受到部分群众推崇的政党比拟为“发射根本不触及现实的豪言壮语的弹射器”。——328。
马恩全集第一卷——《科隆日报》的一个通讯员和《莱茵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科隆日报》的一个通讯员和《莱茵报》[144] 科隆11月16日。《科隆日报》上那位“城市和农村分开”主张的最热心的捍卫者，今天又发出了喧闹声。今天他选来荣任他个人智慧和个人幻想的牺牲品的已不是莱茵省，而是《莱茵报》了。我们相信，这位好心汉在早餐时读到《莱茵报》上那些关于区乡制度的文章，必然会感到昏头昏脑，重新陷入“非常紊乱的梦想”中。我们相信，如果用东方、希腊、罗马、日耳曼尼亚、高卢和法国，甚至用那些按实际交往的老套子和狭隘的直观看来必然是“诡辩术”和“辩证法的诡计”的思想去打扰一个熟悉科隆和比肯多夫［注：科隆近郊的村庄。——编者注］的人，那么他会很难受的。对于这种扬扬得意的自满情绪善于用来吹捧自己成就的毫无分寸的恭维话，我们不想作坏的解释，因为把自己个人的狭隘界限当作全世界的界限和支柱，这是狭隘性的本性。既然我们这位好心的、具有幽默感的朋友如今没有提出任何新的论据，而是坚持认为，一种刚刚提出即遭拒绝和批驳的论据，只要具有顽强精神不断加以重复，就会像一个强求不已的请求者那样，最终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既然我们的朋友期待他的那些经过巧妙安排和正确计算的论据取得效果，同时按照对报刊文章提出的原则，不是把希望寄托在这些论据本身，而是寄托在重复这些论据上，那么除了把他在“睡梦”中或在“紊乱的梦想”中可能倏忽产生的几个幻影最终从现实世界中赶跑，从而有助于(这多少得取决于我们)消除再度出现的迷信鬼神现象(大家知道，这种迷信把自己对事物的梦想同事物本身混淆起来了)以外，就再没有什么可做的了。我们的梦游者在梦中看见了《莱茵报》如何煽起农民的惊慌情绪， “促使他们扛着铁锹和锄头开进城去，因为这些城市正酝酿着暴虐的图谋”。 我们的梦游者在神志清醒的间歇时间里，将不得不承认：“这些城市”并不是坐落在《科隆日报》上；我们甚至拒绝了该报对这些城市的图谋所作的任意解释；还有，那篇超出一个“熟悉科隆和比肯多夫的人”的视野的文章更不能煽动农民扛着“铁锹和锄头”去游行示威，尽管铁锹和锄头对检验那种“从实际生活和交往中”汲取的“没有偏见的观点”，很可能起一定的作用。其次，我们的梦游者在他醒来的时候将会无可置疑地发现，纠正《科隆日报》上那个所谓的“通讯员”，并不是“歪曲真相”，激起对《科隆日报》的“不满”和反对它的深谋远虑的通讯员，也绝不是敌视国家地“煽动不满情绪和党派狂热”；不然，不仅有些“城市”会坐落在《科隆日报》上，而且连国家本身也会由《科隆日报》和它的撰稿者来体现！我们的朋友那时也会明白，有人可能敢于“极端放肆”地煽起对以符号—·—署名的文章的愤慨，但不“敢”“对最高国家当局进行不得体的攻击”，因为他要最高国家当局不仅为他的意见，而且甚至为他的论据负责，而最高国家当局却乐于拒绝这位自封的盟友。 在德国科学的现状下，如果使那些竭力把自己标榜为世界历史成果的空洞理论和现代学说的一般观点，由于把“熟悉科隆和比肯多夫的人”从市民交往和实际生活中汲取来的、“没有偏见的”观点当作批判的尺度而遭到悲惨的命运，那将会产生比一次变革更大的影响。我们这位熟悉科隆和比肯多夫的人将会明白，在这种改革和符号—·—的假想的创作声望确立的时代来临以前，我们认为，他现在经过努力取得的一点点成果是太零碎了，并且——如果他允许我们说的话——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太微不足道了，无法使人继续给予重视，来让他怀有并滋长关于这种成果的重要性的梦想。 卡·马克思写于1842年11月16日 载于1842年11月17日《莱茵报》第321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 注释： [144]《<科隆日报>的一个通讯员和《莱茵报>》是马克思继《区乡制度改革和<科隆日报>》(见本卷第307—314页)之后写的又一篇维护区乡权利平等的文章。《科隆日报》的一个通讯员是科隆公证人杜比安。他以“—·—”符号署名在《科隆日报》上发表文章，攻击《莱茵报》刊登的马克思和亨·克莱森等人关于区乡制度改革的文章，企图使人们相信，要求市民和农民权利平等以及运用历史的经验是十分荒唐的事情。马克思的这篇文章1842年11月17日在《莱茵报》上发表后，18日《科隆日报》即对该文进行反驳，而《莱茵报》未予理睬。——320。
马恩全集第一卷——*关于报刊的内阁指令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关于报刊的内阁指令[143] 科隆11月15日。今天的《科隆日报》公布了一项在上月分送给所有总督的王室内阁指令，全文如下： “我已经屡次指出，必须制止一部分不良报刊通过散布谣言或被歪曲的事实把有关公共事务的舆论引入歧途的倾向，办法是让那些造谣惑众的报纸自己更正事实，把真相立即同每一条此类虚假的报道相对照。——让其他一些遵循良好精神的报纸去反对某种报纸的有害于社会精神的不良意图，并且仅仅把希望寄托在它们身上，这是不够的。凡是有诱惑的毒素放出来的地方，都必须使它无法为害，——这不仅是当局对受毒害的读者的责任，同时也是在欺骗和撒谎的倾向出现时，消灭这种倾向的最有效的手段，一种迫使编辑部自己公布对自己的判决的手段。因此，使我感到难过的是，这种制止报刊变坏的正当而必要的手段，至今仍然很少或者根本没有被采用。如果迄今颁行的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国内报纸有责任不加任何注释和按语及时刊登由官方权威送来的一切事实性的更正，那么我期望内阁直接提出对这些法律作必要补充的建议。但是，如果这些法律现在已足以达到这一目的，那么我希望我的政权机关大力利用它们来维护正义和真理，我除了委托各部负责此事以外，特别要求各位总督予以直接关心，因此内阁应向他们发出相应的指示。 我越是深切地关心让高尚的、忠诚的、庄重而坦率的思想无论在什么地方出现，都不致失去言论自由，让追求真理的公开讨论的园地尽可能少受限制，那种利用谎言和诱惑作为武器的风气就越是必须毫不留情地加以制止，使言论自由不致因这种风气的蔓延而失去其成果和恩泽。 弗里德里希-威廉1842年10月14日于桑苏西宫” 我们之所以如此急切地向本报读者报道这项王室内阁指令，是因为我们把它看作是对普鲁士新闻出版界的保证。如果那些即使编辑部极其审慎也总是难免会出现的谣言或被歪曲的事实可以由官方来加以更正，那么每一家忠诚的报纸只会把上述指令看作是政府方面的一个重大支持。政府通过这些官方说明不但为报刊保证了事实材料的一定历史准确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通过积极参与承认了新闻出版的重大意义，而这种积极参与将把通过查禁、关闭和书报检查来实现的那种消极参与限制在越来越小的范围。同时，王室内阁指令是从报刊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这一前提出发的，因为如果没有这种独立性，即使欺骗、撒谎和有害意图的倾向不可能在报纸上出现，高尚的、忠诚的、庄重而坦率的思想也更不可能在报纸上出现并站住脚了。 普鲁士报界应当对王室有关报刊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这一前提表示欢迎，并把它看作是这种独立性的最好保证和王室意志的明确表达。 卡·马克思写于1842年11月15日 载于1842年11月16日《莱茵报》第320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 注释： [143]1842年11月12日科隆行政区长官冯·格尔拉赫奉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之命召见《莱茵报》编辑，责令该报改变办报方针，否则将予以查封。11月15日《科隆日报》公布了关于报刊的内阁指令。为反击政府的威胁和反动报纸的挑衅，马克思在这篇简短的评论中全文转载这一指令，同时利用其中主张放宽言论自由的许诺，从法律上阻止当局以书报检查为名对报刊进行迫害。马克思在其他场合也采用过此类迫于情势的策略。——318。
马恩全集第一卷——《莱茵报》编辑部为《论新婚姻法草案》一文所加的按语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莱茵报》编辑部为《论新婚姻法草案》一文所加的按语[140] 这里登载的这篇关于离婚法草案的评论是从莱茵法学的观点来论述的[141]，而前些时候登载的那篇评论(见《莱茵报》第310号附刊)是从旧普鲁士法学的观点及其实践出发的[142]。现在有待于作出第三种评论，主要是从一般法哲学观点出发的评论。只研究同意和反对离婚的个别理由已经不够了，还必须阐述婚姻的概念和由此概念产生的后果。 我们至今发表的两篇文章，都同样指责宗教干预法的领域。可是，这些文章都没有阐述婚姻本身就其本质来说在多大程度上是宗教的或非宗教的，因而，也就不能阐明，如果一个彻底的立法者遵循事物的本质并且决不满足于该本质的纯粹抽象的规定，那他必须怎么办。如果立法者认为，婚姻的本质不是人的伦理性，而是宗教的神圣性，因而以上天注定代替自己作主，以超自然的恩准代替内心的、自然的奉献，以消极地顺从那凌驾于这种关系的本性之上的戒律代替忠诚地服从这种关系的本性，那么，如果这位信教的立法者也把婚姻从属于教会(而教会的使命就是实现宗教的需要和要求)，把世俗婚姻置于教会当局的最高监督之下，我们能指责他吗？这样做难道不是简单的和必然的结果吗？ 如果有人以为，指出信教的立法者的这些或那些规定同婚姻的世俗本质相矛盾就可驳倒他，那就错了。信教的立法者反对的并不是世俗婚姻的离异，倒不如说，他反对的是婚姻的世俗本质。他一方面竭力使婚姻失去其世俗性，另一方面在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地方，则竭力使婚姻的世俗性仅仅作为被容忍的一面每时每刻都感觉到自己的局限性，竭力去摧毁它的后果的罪恶反抗。 但是，在这里登载的这篇评论中作了机智阐述的莱茵法学观点，是完全不够的。把婚姻分成宗教的和世俗的两种本质，使其中一种本质只同教会和个人的信仰相联系，而另一种本质则同国家和公民的法的意识相联系，这是不够的。把两个不同的领域强加给婚姻并不能消除矛盾；相反，这样做会在这两个至关重要的领域本身之间制造矛盾和无法解决的冲突。谁能责令立法者持二元论，持双重的世界观呢？难道一个持宗教观点的有良心的立法者，不应当把在教会世界和宗教形式中他认为是真理本身的东西，他作为唯一力量来崇拜的东西，看作现实世界和世俗形式中的唯一力量吗？ 在这一点上，表现了莱茵法学的根本缺陷——它的二重性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由于用肤浅的方式把信仰同法的意识分开，不是解决最麻烦的冲突，而是把它劈成两半；它把法的世界同精神的世界，从而把法同精神割裂开来，这样也就把法学同哲学割裂开来了。而在反对这里所讨论的法律时，旧普鲁士法学的完全站不住脚则以最明白无误的方式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来了。如果说任何立法都不能颁布法令让人们去做合乎伦理的事情是正确的，那么说任何立法都不能承认不合伦理的事情是合法的就更是正确的了。 邦法[74]是建立在理智的抽象上的，这种理智的抽象本身是无内容的，它把自然的、法的和合乎伦理的内容当作外在的、没有内在规律的质料加以吸收，它试图按照外部的目的来改造、安排、调节这种没有精神、没有规律的质料。邦法不是按照对象世界所固有的规律来对待对象世界，而是按照任意的主观臆想和与事物本身无关的意图来对待对象世界。旧普鲁士法学家表现出他们对邦法的这种本性了解很差。他们所批判的不是邦法的本质，而是它个别的外部表现。因此，他们反对的也就不是新离婚法草案的性质和方式，而是反对它的宗教改革的倾向。他们大概以为可以在坏习俗中找到坏法律存在的理由。我们要求评论首先要批判地对待自己，并且不要忽略评论对象的难点。 《莱茵报》编辑部 卡·马克思写于1842年11月6—14日之间 载于1842年11月15日《莱茵报》第319号附刊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 注释： [74]普鲁士邦法指《普鲁士国家通用邦法》，包括私法、国家法、教会法和刑法，自1794年6月1日起开始生效。由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及其对德国的影响，邦法明显地反映出资产阶级改良的萌芽，然而就其实质来说，它仍然是一部封建性的法律。——216、316、346、426。 [140]促使马克思写这个按语的直接原因是《莱茵报》发表的两篇评论离婚法草案的文章(参看注141、142)，按语是为第二篇文章加的。马克思在按语中拟定了批判离婚法草案的基本方针，在后来作为社论发表的《论离婚法草案》(见本卷第346—350页)一文中，马克思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因为写这个按语时，第一篇文章已经刊印，所以按语的写作时间不会早于1842年11月6日。 1842年2月，历史法学派的主要代表弗·卡·冯·萨维尼被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任命为法律修订大臣。在他的主持下，首先着手起草新离婚法草案。草案的准备和讨论是在非常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1842年7月草案虽已付印，但不允许公开发表。尽管如此，从7月底起还是有人针对草案发表了最初的批评性评论。1842年10月20日《莱茵报》第293号发表了这一草案，后来在《莱茵报》、《莱比锡总汇报》以及其他报刊上对草案展开了广泛的公开讨论。普鲁士政府对这件事采取威胁和压制的手段，它首先要求《莱茵报》编辑部提供草案投寄人的姓名，遭到拒绝。这成了《莱茵报》后来被查封的原因之一。——315。 [141]1842年11月13、15日《莱茵报》第317、319号附刊登载的《论新婚姻法草案》一文认为，新草案的主要缺点在于，它并没有废除，只是修订了历史上已经过时的普鲁士邦法的各种规定。文章还谴责了草案在法律上把国家从属于教会明文规定下来的做法。因此，文章否定那些给结婚或离婚造成困难的各项规定，也反对因离婚而引起的法律性的惩罚。——315。 [142]1842年11月6日《莱茵报》第310号附刊登载的《评法律修订部1842年7月提出的离婚法草案》一文批评草案持新教观点并具有违反常人健全理智的各种规定。文章否定给离婚造成困难的多数条款，维护普鲁士邦法的有关规定。——315。
马恩全集第一卷——区乡制度改革和《科隆日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区乡制度改革和《科隆日报》[130] 科隆11月7日。在探讨区乡制度改革的问题时，我们并不认为考虑省内报纸，特别是《科隆日报》发表的有关报道是合适的。如果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看那些希望维护城市的区和农村的乡分开的人的论据大致有多大分量，我们就不难证明上述看法是正确的。 《科隆日报》第309号的附刊上，在《概述》[131]这个标题下，援引了赞成和反对上述分开方案的权威性意见。在各种稀奇古怪的说法中，有这样的情况：反对分开方案的根据是“某些报纸的文章”，赞成分开方案的根据“同样是某些报纸的文章”，正像报纸上也刊登过一些赞成书报检查的文章一样。无论如何，我们应该十分赞赏地提到那种认为凡是报纸上的文章就算是根据的虔诚态度，并把这种态度看作是对报刊的一种承认，虽然这是完全非批判性的，但毕竟是——尽管做法滑稽可笑——少有的一种承认。但是，在把其他赞成和反对城市的区和农村的乡分开的两种权威性意见加以比较的时候，用来作为装饰品的同样值得赞赏的公正态度却消失不见了。据报道，1833年省议会[51]曾经反对这种分开方案，当时省议会还为一个权势很大的人物所左右，因此，反对分开的只是这么一个人物，而整个1827年省议会除一票之外，都赞成分开的方案[132]。不过，最尊敬的《概述》，如果整个1833年省议会几乎只等于它所追随的那一个人物，那么，难道能排除1827年省议会也不过等于它所反对的那一票吗？而如此左右摇摆、如此缺乏独立性的议会还够得上什么权威！其次，如果举出科隆、亚琛和科布伦茨的请愿[133]作为拥护把城市的区和农村的乡分开的请愿，因为这些请愿局限于科隆、亚琛和科布伦茨，那么这最多不过证明这些请愿的局限性，但绝不能证明它们的合理性。然而，尽管这些城市起初在仓促之际不大理解问题的一般性质，没有充分考虑全省的利益，它们也没有以它们的特殊改革对抗一般改革。这些城市请愿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决不是反对全省。《概述》的滑稽可笑的公正态度在其开头部分就使我们钦佩，尽管它在整个过程中没有始终忠实于这一点，而是如我们刚刚听到的那样，不能不偶尔玩弄小小的蓄意的狡猾伎俩，但是，在结尾部分，这种滑稽表现和这种公正态度又扬扬得意地出现了。据报道，赞成城市和农村分开的还有 “莱茵省的其他城市，这些城市的请愿内容还不清楚，但是它们的要求当然只能代表它们自己，因为个别地方不可能成为全省的喉舌”。 这样一来，不仅某一篇报刊文章一般说来是一种权威，而且连“当然只能”这种无疑是平凡的字眼也能猜出其他城市请愿的还不清楚的内容。不过，特里尔市的请愿[134]证明，那个名叫“当然只能”的先知原来是个伪先知。在《概述》的结尾泄露了作为要求城市和农村分开的真正重要根据的内在根据。有人不仅要把城市同农村分开，而且要把各个城市彼此分开，把城市同省分开，要把省同它自己的理性分开。个别地方不可能成为全省的喉舌吗？不错，个别地方不应该成为整个喉舌，但是它应该是这个喉舌的一部分，因此对它这一部分来说也应该是代表全部和普遍利益的喉舌。难道这种意见不是使哪怕个别的城区条例的制订都没有任何可能了吗？如果个别地方不能成为全省的喉舌，难道个别市民就可以成为整个城市的喉舌吗？因此，根据上述推论，这个市民的要求只能代表他个人，但不能代表全市，而因为整个城市只是由一个个市民组成的，所以，决不能有代表整个城市的要求了。《概述》最后得出的结论，同城市和农村分开——如果它前后一贯的话——一般所必然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即它不但使城市，不但使省，而且甚至使国家本身都不可能存在了。既然有人断言局部的东西是同一般的东西相敌对的对立面，那么他就必然要得出结论，使所有政治的和社会的形式在最后的、不可分的局部面前，在具有种种物质欲望和目的的个人面前消失。那些被《概述》强迫出征去保卫它的军队，除少数人外，都会像福斯泰夫的新兵一样。他们只配以思想尸体去填战壕而已。［注：套用福斯泰夫的用语，见莎士比亚历史剧《亨利四世》前篇第4幕第2场。——编者注］只要有埋葬死人的本事就足够了！ 最后，我们善意地给《科隆日报》提个醒。《科隆日报》的社论第一次流露出一点谦虚精神和对自己力量缺乏信心的意识[135]，虽然在其他场合该报社论习惯于以权威的姿态，大谈特谈各种杂七杂八的东西。《科隆日报》不是第一次相信，但这一次也许会永远相信，它的编辑原则是站不住脚的。既然对所有不要报酬的撰稿人都表示欢迎，那么，只要有一些喜欢写作但才智平庸的人手，就足以伪造舆论了。如果看一下《科隆日报》各栏，那么可以认为赞成城市和农村分开的意见在莱茵省占优势。如果看一下莱茵省，那么就会认为莱茵省在《科隆日报》上并不占优势。 科隆11月11日。我们向莱茵的“省内报纸”发出的关于区乡制度改革问题的呼吁[136]并不是毫无结果的。《科隆日报》认为自己必须一反惯常的暧昧态度，在它11月11日这一号报上作一番虚假的明确表态，承认城市和农村的权利应该平等，虽然承认时怀着无法掩饰的不满，犹豫不决地提出附加条件，疑虑重重地左顾右盼并故意表现出模棱两可。今天我们再次利用这个机会让《科隆日报》意识到它的精神状态，而且不想放弃虽然渺茫但是令人愉快的希望，希望它一旦认清自己的观点，就会放弃这种观点。 《科隆日报》在今天文章的结尾写道：“此外，对于高度吸引公众兴趣的区乡制度问题。《科隆日报》编辑部认为有必要声明，它在这方面也尊重权利平等的原则，不过它认为自己的职责是提供尽可能广泛的园地来进行关于形式的讨论，而这些形式可以使目前完全不自由的、所有派别都认为再也不能容忍的状况得到改善。” 迄今为止《科隆日报》还没有发表过一篇关于应该在坚持权利平等原则的条件下实现区乡制度改革的形式的文章。因此，我们不可能同不存在的敌人进行斗争。也许《科隆日报》认为，“城市和农村分开”，即该报许多文章中建议通过区乡分开的条例合法地确定的那种分开，同样也是使权利平等的原则具体化的形式之一？《科隆日报》是否认为这种确定下来的权利不平等就是权利平等的一种形式呢？《科隆日报》上的战斗不是由于同一原则的不同形式，而无宁说是由于原则本身的不同而发生的。同时，如果我们按照《科隆日报》自己的建议，把它的文章仅仅看作物品［注：德文“Artikel”既有“文章”的意思，又有“物品”的意思。——编者注］，也就是说按其数量来看，在这次战斗中，多数士兵属于反对平等的阵营。我们对《科隆日报》说过：诚实一些吧！别伪造舆论了，要履行莱茵报纸应该表达莱茵省的精神这种使命，放弃个人的考虑，在省内最关重要的问题上，不让任何有弱点即坚持某种与人民意志相对立的特殊立场的个人意见登在你们的报纸上！而《科隆日报》是怎样回答的呢？ 它认为，在区乡制度改革方面对权利平等原则表示尊重是“适当的”。人们将发现，这种“认为是适当的”观点对于莱茵省是非常明智的，而且不能把它简单地看作是《科隆日报》富于创造力的证明。除了对省的精神给以适当的尊重以外，《科隆日报》还认为它的“职责”就是提供尽可能广泛的园地来进行有关区乡制度改革的“形式”的讨论，它把“不平等”的形式也理解为上述形式。有人从私人利益和私人考虑的观点出发，将认为这种“忠于职责的热忱”是适当的，不管这种观点本身是何等不适当。为了堵死躲在形式和内容的差别后面的《科隆日报》的一切藏身之所，我们提出一个毫不含糊的问题：它是否认为通过区乡分开的条例合法地确定的城市和农村的不平等是权利平等的一种形式？它是否打算今后还用它的篇幅当作单纯的形式问题来发表这一类主张呢？明天我们再回过头来谈一谈《科隆日报》的上述文章。 科隆11月12日。《莱茵报》第314号上那篇(为了用《科隆日报》惯用的优美的语词搭配作开头［注：马克思在句子开头连用三个德语冠词(der，die，das)来讥笑《科隆日报》矫揉造作的文体。——编者注］)涉及高度吸引公众兴趣的区乡制度问题的文章，只不过是本报附刊详细阐述城市和农村的区乡制度平等问题的连载文章[137]的序言罢了。《科隆日报》以“此外”一词开头来谈这一点即事情本身，就像工匠在手艺工人节发表演说时以“总之”一词开头一样，不过决不应因此而低估《科隆日报》在独创性方面的功劳，因为我们始终愿意承认该报的一种既独特又值得赞扬的习惯，即在研究普遍感兴趣的问题时，“此外”也涉及“事情本身”。这种有意采取的办法具有惊人的灵活性，即可能造成罕见的误解并使之在局外人看来甚至好像是对事情本身的真正理解。 所以，《科隆日报》在我们所探讨的11月11日的文章中，一开始就叙述了一则奇闻：一家“邻近的报纸”，即《莱茵报》，号召“所有莱茵省的报纸同心协力反对所谓来自柏林的、对城市的区和农村的乡权利平等的威胁”，并提出一个总口号：“人人平等，市民和农民平等”。《科隆日报》宣称它准备赞同这个口号， “只要不是把平等理解为共产主义者的愚蠢梦想，而是如我们所设想的那样，理解为唯一可能的平等，即权利平等”。 假如《科隆日报》的报道一开始就讲事情本身，就讲事实，即《莱茵报》要求制定城市和农村平等的区乡条例，并且在所引文章中明确指出这种平等就是“城市的区和农村的乡的权利平等”，那么上述对共产主义梦想的狡猾的讥讽就会不可能出现，同样，对我们的非共产主义倾向的宽宏大量的假定也会没有必要。但是，如果在《科隆日报》看来，这种平等就是共产主义的妄想，那么应该干脆让它去看看它自己的以卡托的名言“Ceterum”[138]开头的信条。 这种对共产主义的可笑的讥讽还嫌不够，《科隆日报》认为有必要把其他某种信仰同对权利平等的信仰联系起来。 它说：“但是，应该承认，我们绝不能同意关于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英明政府蓄意破坏莱茵省的权利平等的担心。要我们相信这一点，一定要先给我们摆出事实，而不是摆出那些我们希望是毫无根据的主张。” 《科隆日报》采用这种拙劣的、卑鄙的影射伎俩，硬说我们担心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英明政府蓄意扼杀莱茵省的权利平等，还说我们散布这种担心情绪，这样，《科隆日报》就从论据的领域跑到猜疑和告密的领域中去了。它再一次使我们相信，智力的贫乏最终企图靠性格的软弱，靠道德败坏的无聊的鲁莽行径来维持自己。《科隆日报》的这种影射有什么根据？我们根据柏林消息曾经报道，区乡条例草案已经提交中央委员会的莱茵代表，这个草案不承认城市和农村平等[139]，于是我们建议莱茵的报界在这种情况下坚决维护真理。 如果说政府将主张城市和农村分开的区乡条例提交莱茵代表审议，那么，从这个简单事实就可以得出结论，政府根本没有什么秘密的预谋，而宁可说是完全相信这样分开并不破坏莱茵的权利平等。如果说莱茵报界这个莱茵省的喉舌确信本省持截然相反的看法，那么由此可以同样简单地得出结论：报界必须证明，制定城市和农村共同的区乡条例是莱茵省权利平等的必然结果；报界不仅要撇开个别人的特殊意见来表达人民的信念，而且要证明这种信念的内容是合理的，难道这不是报界对政府的责任吗？ 最后，尤其不成体统的是，《科隆日报》竟把国王陛下拉进了这场论争。要在一个纯粹君主制国家用简单又容易的手法——撇开争论的实际内容，把问题限于个人对君主的态度，从而把任何实际的辩论变成有关信任的辩论——使任何政治辩论都不能开展，的确只要最低限度的智力和最大限度的无耻就行。我们已经表示希望，所有莱茵省的报纸都将代表莱茵省的意见，因为我们怀有不可动摇的信念：陛下不会不承认莱茵省舆论的重大意义，即使我们的柏林消息是有根据的(对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即使莱茵省的代表赞同城市和农村分开。对于后者，看来未必有什么可怀疑的，何况《科隆日报》的文章刚才证明，不是莱茵省全体居民都理解并赞同该省占压倒多数的居民的信念的。 《莱茵报》提出了城市和农村权利平等的口号，而《科隆日报》接受这个口号是带有小心谨慎的条件的：我们把“权利平等”理解为各种权利的平等，而不是共产主义的梦想。《莱茵报》在发表柏林消息的同时，向莱茵省各家报纸的信念发出了呼吁，而《科隆日报》却进行告密，说《莱茵报》对陛下的意图表示担心。《莱茵报》曾要求我省各报编辑部为了祖国捐弃个人考虑和以往成见，而《科隆日报》则作出某种空泛的、不说明任何理由的对城市和农村权利平等的承认，而这种承认的表面价值又由于它声称城市和农村“分开”就是权利平等的一种“形式”而被它自己取消了。还能有比这样写文章更不合逻辑、更没有骨气、更悲惨的吗？还能有比这更明显地在嘴上喊自由而心里却反对自由的吗？不过，《科隆日报》知道莎士比亚有一句名言： “嗯，先生，在这世上，一万个人中间只不过有一个老实人。”［注：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2幕第2场。——编者注］ 而《科隆日报》没有受诱惑去做这种一万个人中间的一个。 最后，关于“城市和农村分开”再说几句话。甚至撇开一般理由不说，法律只能是现实在观念上的有意识的反映，只能是实际生命力在理论上的自我独立的表现。在莱茵省，城市和农村实际上并没有分开。因此，除非法律宣布它自己无效，否则，它便不能颁布这种分开的法令。 卡·马克思写于1842年11月7、11和12日 载于1842年11月8、12和13日《莱茵报》第312、316和317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 注释： [51]普鲁士各省等级会议即省议会，建立于1823年。会议由下列四个等级的代表组成：(1)诸侯等级的代表即过去受封的德皇家族的代表；(2)骑士等级即贵族的代表；(3)城市的代表；(4)乡镇代表。由于拥有地产是参加省等级会议选举的主要条件，所以大部分居民实际上被剥夺了选举权。选举资格的限制和选举方式保证了贵族在省议会中占大多数席位。从1827年起，省议会由国王不定期地召开，其权限仅限于商讨地方经济和省的行政管理问题。在政治方面，省等级会议只具有极有限的谘议权即对政府提交给它们讨论的一些法案和提案发表自已的意见。——136、307、407、435。 [130]《区乡制度改革和<科隆日报>》这组文章(共三篇通讯)是马克思针对当时围绕普鲁士政府打算在莱茵省城乡实行地方管理机构改革所展开的激烈辩论而写的。随着法国军队占领莱茵河左岸的德国地区，那里的封建制度基本上被消灭，18世纪90年代，在未来的普鲁士莱茵省建立了新的区乡制度，大大削减了乡村封建土地占有制的特权，实现了城市的区和农村的乡在法律上的平等。但是，随着1815年普鲁士统治地位的确定，政府和封建贵族企图废除区和乡的平等权利，以恢复贵族势力的特权。这一企图遭到了莱茵进步的资产阶级和具有民主意识的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对，他们竭力维护区和乡的平等权利。《莱茵报》从8月至12月发表了一系列反对实施普鲁士的等级原则、扩大封建贵族特权、维护区乡权利平等的文章和通讯。然而，在这场辩论中，《科隆日报》从10月中旬开始，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攻击区乡权利平等，歪曲《莱茵报》的观点和论证。对此，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文章予以反驳，极为巧妙地揭露了《科隆日报》对《莱茵报》诽谤的实质。——307。 [131]即1842年11月5日《科隆日报》第309号附刊上登载的以“—·—”符号署名的文章《概述》。 从1842年10月中旬开始，《科隆日报》发表了几篇攻击区和乡权利平等的文章。《科隆日报》通讯员的文章下面用“——”或“—·—”的符号署名，显然这位通讯员就是科隆公证人杜比安。他曾要求城市和农村的区乡制度改革分开进行，理由是“由于农村的乡落后，不容许乡享有和城市的区一样的权利”。此外，作者还断言，那些捍卫区乡权利平等进步原则的人想要阻挠区乡制度改革。《概述》一文汇集了上述通讯的全部主要论据，不顾事实地断言大部分莱茵居民都赞成区乡分开。虽然《科隆日报》的编辑部也发表了一些反映相反观点的材料，但是该报实质上赞成《概述》文章作者的观点。——307。 [132]1842年11月3日《莱茵报》第307号登载的文章《回忆为实行区乡制度改革而作的努力》，谈到第一届和第四届莱茵省议会(分别召开于1826年10月19日—1827年1月7日和1833年11月10日—12月31日)关于改革地方管理问题的两项对立决议。文章认为，决不能把省议会看作是表达莱茵省民意的机构。文章还指出，等级代表制已经过时，而且实质上已经变成荒谬的了。——307。 [133]1842年9月16日的科布伦茨市请愿书中请求普鲁士国王批准科布伦茨市实行自己选举议会议员和领导机构的区乡制度，以便摆脱普鲁士政府的约束。1842年9月科隆和亚琛市也都在请愿书中提出了类似的请求。科隆和科布伦茨市在提出这类要求时依据的是它们在中世纪所享有的、随着法国区乡法的实施而失效的特权。1842年9月19日、10月30日《莱茵报》第262和303号曾刊登了亚琛和科布伦茨市的请愿书。——308。 [134]1842年10月31日一部分人代表特里尔市居民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请求国王“恩准在普鲁士莱茵省管辖的所有区乡实施一种区乡制度，这种制度坚持自由选举自己的代表，公开有关区乡机构的辩论情况以及比以前拥有更大的独立性的原则”。1842年11月5日《莱茵报》第309号刊登了这份请愿书。——308。 [135]1842年11月1日《科隆日报》第305号刊登的该报主编卡·海尔梅斯写的社论，完全赞同1842年10月4日的内阁指令(根据该指令，只有篇幅超过20印张的书籍才免受检查)，并且得出结论说，这样一来，“如果必须把想要发表的仓促写成的文稿从各个方面加以斟酌并改写成大部头的著作，许多人就将殚精竭虑了。”——309。 [136]指1842年11月10日《莱茵报》第314号上刊登的《提交莱茵省代表审议的拒绝区和乡权利平等的区乡制度改革草案》一文。文章认为“全体公民一律平等”是实行区乡制度改革的非常迫切的重大政治问题，并呼吁反对普鲁士政府提出的区乡制度改革的新草案。——309。 [137]1842年8月29日，《莱茵报》监事会委托格·法伊、爱·迈尔和亨·克莱森就《莱茵报》对区乡制度改革应持什么态度这一问题提出建议，最后克莱森将所提建议归纳起来，写成了一组题为《莱茵省区乡制度改革》的文章，发表在《莱茵报》上。第一篇文章《论区乡的概念》，载于该报1842年11月3日和6日《莱茵报》第307和第310号附刊；第二篇文章《论城市和农村的区乡制度的差别》，载于1842年11月8、11和13日《莱茵报》第312、314和317号附刊；第三篇文章《论现代区乡同国家的关系》，载于1842年11月29日和12日1日《莱茵报》第333和335号附刊。——311。 [138]“Ceterum”是罗马政治活动家老卡托通常在元老院中结束演讲时所惯用的一句话的开头一词，这句话是：“CeterumcenseoCarthaginemessedelendam”(“此外，我认为，迦太基必须被消灭”)。——312。 [139]在联合等级委员会于柏林召开会议期间，莱茵省等级委员会的代表于1842年10月24日向国王提出一项请求，要求召开莱茵省代表特别会议讨论区乡改革问题。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同意了这一请求，并于10月26日召见了莱茵省代表，他促使把城区条例和乡镇条例的新草案提交讨论。莱茵省的代表们于11月11日表示反对把区和乡分开的条例，并要求赋予第四届莱茵省议会所拟定的草案以法律效力。——315。
马恩全集第一卷——《莱茵报》编辑部为《评<汉诺威自由主义反对派的失误>》一文所加的按语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莱茵报》编辑部为《评<汉诺威自由主义反对派的失误>》一文所加的按语[127] 鉴于这里所讨论的文章的标题中“自由主义反对派”这一用语，不是作者原来所用，而是编辑部加的，为此编辑部认为有必要对这个称呼作一点说明。 有人反对这个有争议的用语，其理由有两个。他们认为，就形式来说，反对派不是自由主义的，因为它是保守的，因为它的目的在于使现存的法制延续下去。按照这种辩证法，七月革命是一次保守的，因而是非自由主义的革命，因为它的目的首先是维护宪章[128]。尽管如此，自由主义却宣布七月革命是他们的事业。自由主义当然是保守的，它维护自由，甚至维护自由的可怜的现状，使之不受粗暴的物质力量的侵犯。还要补充一点，如果这种抽象观点想要贯彻到底的话，那么，它就应该承认，拥护1833年确立的法制的反对派，同那些硬把1833年拖回到1819年去的反动派相比较，是进步的和自由主义的。[129] 至于内容本身，他们进一步提出一种论据，认为反对派的活动内容，即维护1833年的国家基本法，根本不是自由的内容。就算是这样！1833年的国家基本法如果同自由思想相比较，的确不是自由的体现。但是，如果拿它去同1819年的国家基本法相比较，它却确实是自由的体现。总之，这里涉及的首先不是这部法律的特定的内容，这里涉及的是拥护合法的内容而反对非法的篡改。 编辑部有权称汉诺威反对派为自由主义反对派，尤其是因为几乎所有的德国议会都是把它作为自由主义反对派、作为合法自由的反对派来欢迎的。现在在批判的法庭面前，这个反对派获得这个称号是否合适呢？这个反对派是否已经从单纯提出自由主义的见解和要求变成真正的自由主义了呢？——研究这个问题也正是这里所讨论的那篇文章的任务。 我们要顺便指出，在我们看来，汉诺威的真正的自由主义今后的任务，既不是维护1833年的国家基本法，也不是退回到1819年的法律。它应该争取实现一种同更深刻、更完善和更自由的人民意识相适应的崭新的国家形式。 《莱茵报》编辑部 卡·马克思写于1842年10月15日—11月7日之间 载于1842年11月8日《莱茵报》第312号附刊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 注释： [127]《莱茵报》编辑部为《评<汉诺威自由主义反对派的失误>》一文所加的按语，针对1837年—1838年汉诺威宪法冲突中资产阶级反对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行为，通过阐述采用“自由主义反对派”这一用语的理由，指明了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主义的任务。《汉诺威自由主义反对派的失误》一文刊登在1842年9月22、25日和10月2、4日《莱茵报》第265、268、275和277号。——305。 [128]法国波旁王朝复辟以后，由路易十八颁布的立宪宪章于1814年6月14日生效。这部宪章确立了君主立宪制，把各阶层广大群众完全屏弃于政治生活之外，但是不得不保留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成果。1830年7月26日，路易十八的继承者查理十世颁布六条命令(七月敕令)，公开践踏1814年宪章的精神，直接导致了七月革命的爆发和波旁王朝的覆灭。1830年8月，通过了新的立宪宪章，新宪章采纳了旧宪章的主要条款，成了七月王朝的根本法。——305。 [129]1837年汉诺威国王恩斯特-奥古斯特依靠封建反动势力废除了具有温和的自由主义性质的1833年宪法，并使1819年宪法重新生效，保留了等级代表制原则和严格限制省议会的权利。这一做法引起了以格丁根大学七位自由派教授(格林兄弟、达尔曼、盖尔温努斯、艾瓦德、阿尔勃莱希特和韦伯)的抗议。结果，这七位教授被政府解聘，其中三位被驱逐出境。这一事件在德国引起了广泛的反应。——305、400。
马恩全集第一卷——再谈谈奥·弗·格鲁培博士的小册子《布鲁诺·鲍威尔和大学的教学自由》1842年柏林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再谈谈奥·弗·格鲁培博士的小册子 《布鲁诺·鲍威尔和大学的教学自由》1842年柏林版[122] 如果在德国有人打算写一部门外汉的喜剧，那么奥·弗·格鲁培博士先生便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命运使他这个人具有大人物，至少是大门外汉所不可缺少的铁一般的倔强劲。如果说格鲁培先生的奇遇像桑乔·潘萨的奇遇那样，多半是以获得模棱两可的赞许而告结束的，那么格鲁培先生赖以获得桂冠的那种喜剧式的纯朴和动人的天真，却使他的成功的这种单调色彩具有多样性并富于变化。甚至不能不承认，在指导格鲁培先生作出下述论断的彻底性中，不乏某种宏大的气魄。这个论断是：既然我被赶出了语文学课堂[123]，那么我的任务就是也被赶出美学的舞厅和哲学的殿堂。这已经不简单了，然而还不是全部。我的角色要一演到底，直到我被赶出神学庙宇为止，格鲁培先生还十分认真卖力，非把他的角色一演到底不可。 不过，在格鲁培先生最近的表演中，他所持的立场水准已有所下降。老实说，我们一分钟也不怀疑，他撰写最新著作《布鲁诺·鲍威尔和大学的教学自由》，决不是“替某个党派服务，或者受某个人的影响”。格鲁培先生感到了有被赶出神学领域的必要性，但是这里世故老练帮了他的喜剧天性的忙。到现在为止，格鲁培先生像真正的喜剧演员那样，一直以极其有趣的严肃态度和极其罕见的傲慢神情在表演。一知半解、浅薄无知、歪曲误解是他命中注定的东西，但不是他的意向。这位大人物表演了自己的本性，不过他是为自己，而不是为别人表演。他以演丑角为职业；但是我们毫不怀疑，他在最近的表演中，扮演的是奉人之命和可以领赏的丑角。他的叵测的意图、昧心的歪曲和卑鄙的阴险手段，对读者来说也是无庸置疑的。 假如我们对格鲁培先生进行广泛而详尽的评论，那是同我们对喜剧角色的看法相抵触的。谁要听欧伦施皮格尔的真实故事呢？人们需要的是奇闻轶事，那我们就讲一件格鲁培先生的奇闻轶事，也就是他的小册子中的奇闻轶事吧。它涉及鲍威尔对马太福音第12章第39—42节的解释。我们请善良的读者原谅，暂时让神学问题打搅一下，不过读者不要忘记，我们的目的不是神学，而是格鲁培先生。既然鲍威尔的品格和学说已成了报刊上的神话，那么把对鲍威尔的论敌的评价公之于众，读者定会认为这是公正的吧。 为此，我们把马太福音中有关的章节全文引录如下： “当时，有几个经学教师和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老师，我们希望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说，这一代人多么邪恶、多么淫乱哪！你们竟要求我显神迹吗？不，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再没有神迹给你们看了。约拿曾经在鲸鱼的肚子里三天三夜，人子也要在地的深处三天三夜。在审判的日子，尼尼微人要起来控告你们这一代人，因为他们听见约拿的宣道就弃邪归正了。我告诉你们，这里有比约拿更重大的事呢！在审判的日子，南方的女王要起来控告你们这一代人，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王智慧的话。我告诉你们，这里有比所罗门更重大的事呢！。” 新教神学家们注意到了一个矛盾：耶稣在这里否定了奇迹，而在其他地方他自己却又创造奇迹。他们注意到了一个更大的矛盾，即在同一瞬间，上帝既拒绝求看奇迹，又答应显示奇迹，而且是伟大的奇迹：他自己游地府三昼夜的奇迹。 但是，因为新教神学家们根本不信神，以至不容许圣经同自己的理智发生矛盾；又因为这些神学家拚命假装虔诚，以至不容许自己的理智同圣经发生矛盾，所以他们就把圣经上的明明白白的话和简单的意思加以篡改、歪曲和曲解。他们断言，耶稣在这里并没有把他的教义和他的精神人格同求看神迹的事情对立起来。他们断言： “他说的是他的全部神通，他的神通比所罗门和约拿的神通都大，他的奇迹‘其实’是这种神通之一。”[124] 鲍威尔通过对圣经进行细致入微的考证诠释，向他们证明这样的解释是荒谬的。鲍威尔给他们引证了路加福音，在那里根本没有什么鲸鱼和在地里三昼夜之类的瞎说。路加福音中是这样说的： “这一代人多么邪恶呀！他们竟要求看神迹，可是除了约拿的神迹，再没有别的神迹给他们看了。约拿怎样成为尼尼微人眼中的神迹，人子也要同样成为这一代人眼中的神迹。”[125] 接着，据《路加福音》记述，上帝说，尼尼微人听见约拿的宣道就弃邪归正了，又说南方的女王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王智慧的话。鲍威尔指出，马可福音中关于这一情节说得更简单。 耶稣说：“这一代人为什么要求看神迹呢？我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这一代人看。他就离开他们。”[126] 鲍威尔奋起反对神学家们对圣经的错误解释和肆意歪曲，他向他们指出圣经记载的东西，同时再次把耶稣圣谕的意思作了如下的概括： “去你的吧，神学家！圣经记载，这里有比约拿更重大的事，有比所罗门更重大的事，这就是说，尼尼微人听见约拿的宣道就弃邪归正了，南方的女王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王智慧的话；可是你们不相信我的话，我的圣谕，其实这些话是一个精神无限伟大的人说的，而约拿和所罗门却是有局限性的人。不过算了吧！只给你们看看约拿的神迹吧，其他的神迹除了我个人及其在言辞中的表现(尽管也是无限的)以外，就不给你们看了。” 鲍威尔这样解释了耶稣圣谕之后，又补充说： “那么，奇迹究竟在哪里呢？” 可是格鲁培先生说什么呢？格鲁培先生说： “最令人奇怪的是，鲍威尔用他的离奇的方式，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先知，在第296页上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句语气很重的话：‘去你的吧，神学家！”’(第20页) 格鲁培先生无耻地妄想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仿佛鲍威尔在对耶稣圣谕进行考证诠释的时候，是在谈他本人，是在把自己冒充为一个有无限神通的人。尽管我们非常愿意，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格鲁培先生有名的生性愚钝和浅薄无知而原谅他的这种故意颠倒黑白的欧伦施皮格尔式的行径。这纯粹是一种欺骗。问题不单是格鲁培先生向读者隐瞒了争论的真相！我们还可以设想，这个门外汉偶然翻开鲍威尔的著作第296页，由于急忙全力炮制他的小册子，都没有时间去阅读他所援引的那个地方的上下文。但是，格鲁培先生隐瞒了那段“语气很重的话”的结尾，不会引起任何误解的结尾： “不过算了吧！只给你们看看约拿的神迹吧，其他的神迹除了我个人及其在言辞中的表现(尽管也是无限的)以外，就不给你们看了。那么，奇迹‘究竟’在哪里呢？” 格鲁培先生明白，即使是持有偏见的读者，即使是十分愚蠢，愚蠢得不是到鲍威尔著作中而是到格鲁培先生著作中去寻找鲍威尔观点的读者，读到这句话也会确信，鲍威尔在这里谈的不是他本人，而是圣经记载的东西。至于其他一切荒谬之处就更不必说了，不然，“那么，奇迹究竟在哪里呢？”这句话还有什么用处呢？ 我们怀疑，在德国书刊中能否再找到与此相似的无耻的例子。 格鲁培先生在前言中写道： “我在写作期间越来越相信，我们是生活在雄辩家和诡辩家的时代。”(第Ⅳ页) 如果说这是一种自白，那么我们坚决反对这种自白。格鲁培先生既不是雄辩家，也不是诡辩家，在他撰写论鲍威尔的小册子以前，他一直是一个喜剧角色，他是一个天真的无赖；从那以后他只不过失去了他的天真，现在变成了——究竟变成了什么，还是让他的良心告诉他吧！不过，鲍威尔可以把下述情况看作是对他的精神优点的承认，即能够搬出来反对他的，只是一些既没有任何精神，又没有任何优点的人，他只有把自己降低到这些人的水平，才能与他们较量。 卡·马克思大约写于1842年10月底—11月初之间 载于1842年11月16日《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杂志第273期 署名：卡·马·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 注释： [122]1842年6月底，格鲁培在他的小册子《布鲁诺·鲍威尔和大学的教学自由》中，以哲学的超党派性和中立性作幌子，攻击鲍威尔的著作《符类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1841年莱比锡版第1—2卷)，同时表示赞成波恩大学解聘鲍威尔，并为这种作法辩护。青年黑格尔派对格鲁培的言行进行反击，在《德国年鉴》上针对格鲁培的小册子发表了一系列维护鲍威尔的文章。马克思这篇文章大约写于1842年10月底和11月初之间，刊登在1842年11月16日的《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杂志第273期。这篇讽刺性文章是他发表在该杂志上的唯一的一篇文章。——300。 [123]大概是指格鲁培的语文学功底差。他的两篇文章《关于阿契塔的残篇》(1840年)和《关于赫西俄德的神谱》(1841年)曾受到学术评论界的贬斥或否定。——300。 [124]马克思从布·鲍威尔《符类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第2卷第296页转引的新教神学家奥·奈安德的话。见奈安德著作《耶稣传》1837年汉堡版第265页。——302。 [125]马克思从布·鲍威尔《符类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第2卷第297页转引的新约中的话，参看《新约·路加福音》第11章第29—30节。——302。 [126]马克思从布·鲍威尔《符类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第2卷第299页转引的新约中的话，参看《新约·马可福音》第8章第12—13节。——302。
马恩全集第一卷——《莱茵报》编辑部就有关共产主义的论争所作的说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莱茵报》编辑部就有关共产主义的论争所作的说明[120] 科隆10月22日。《莱茵报》第292号［注：1842年10月19日《莱茵报》。——编者注］转载了《曼海姆晚报》上一篇注明“普法尔茨通讯，10月12日”的文章，该文开头几句话是： “昨天，我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看到一篇从一家亚琛报纸上转载来的文章<论共产主义>[121]，确实感到惊讶。这篇文章的确不值得在素称消息灵通的报纸上刊登。”［注：1842年10月15日《曼海姆晚报》第243号。——编者注］ 为此，《亚琛日报》在第293号［注：1842年10月22日《亚琛城日报》。——编者注］上发表了答复。根据《亚琛日报》编辑部的愿望，我们想向读者摘要介绍一下这篇答复的内容，尤其是因为这样做使我们有机会作某些补正。《亚琛日报》公正地相信《莱茵报》，说 “它会知道，奥格斯堡《总汇报》从本报论共产主义者的文章(《亚琛日报》第277号)中，只是断章取义地抽出某些片断，并加上自己的评语，当然这些评语使文章原意变了样”。 如前所说，《莱茵报》不但知道这些情况，而且还知道，对于奥格斯堡报第284号上刊登的，矛头针对《莱茵报》的那篇庸俗无聊的、极其巧妙地拼凑起来的文章，《亚琛日报》是完全没有责任的。因此，《莱茵报》在第289号上反驳奥格斯堡报时，理所应当地没有把《亚琛日报》卷入这场论争中来。但是，如果说奥格斯堡报上这篇文章用着重号字体排印的头一句话“我们在亚琛报纸上读到”可能使普法尔茨的某个人产生错误的想法，那么，这正好说明，《亚琛日报》本来早就可以针对奥格斯堡《总汇报》的做法，预先防止这种误解的。既然《莱茵报》全部承担了对付奥格斯堡报上述那篇文章的责任，那么，它对从《曼海姆晚报》顺便转载那篇简讯，当然可以不作任何解释，因为它的读者本来就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今天《亚琛日报》［注：1842年10月22日《亚琛城日报》第293号。——编者注］登载的一篇文章的下述段落是无须作进一步说明的： “它[《莱茵报》]知道，我们并不反对任何自由的探讨，我们也不打算妨碍那些决心为某个阶级谋利益的人们所作的努力。我们对一切人都采取自由主义的立场，这比大量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迄今所能表明的含义还要多。不过，我们确实说过，共产主义不能够在我们这里找到土壤，而在法国和英国恰好相反，它是一种自然现象。最后，我们作了补充说明，指出即使对于德国的共产主义的意向，我们也没有任何反对意见，但是，我们表示坚决反对类似据说出现在西里西亚的那种俱乐部式的结盟。自由主义思想在我们这里还没有扎下根来，还没有获得这样大的成就，以致任何一种努力都不需要人们的小心保护。然而，我们通常总是看到，在我们这里，同一倾向的报纸协调一致的行动太少了，它们没有想到，单独一家报纸永远也不能占领全部空间，只有当它们彼此交替地成为别人思想的体现者和传播者的时候，总体效果才有可能实现。” 《莱茵报》编辑部 卡·马克思写于1842年10月22日 载于1842年10月23日《莱茵报》第296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 注释： [120]《<莱茵报>编辑部就有关共产主义的论争所作的说明》与《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在内容上有着直接的联系。1842年10月19日《莱茵报》第292号转载了同年10月15日的《曼海姆晚报》第243号的一篇普法尔茨通讯，因为该通讯不赞成奥格斯堡《总汇报》对共产主义所采取的态度。同年10月22日《亚琛城日报》第293号发表文章，对《莱茵报》转载通讯未作任何说明表示不满，认为该通讯把《总汇报》对共产主义的观点强加给《亚琛城日报》。马克思的这篇说明就是对《亚琛城日报》的答复。它以《莱茵报》编辑部的名义刊登在1842年10月23日的《莱茵报》第296导。——297。 [121]指古·科尔布的文章《共产主义者的学说》，载于1842年10月11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第284号，这里所说的亚琛报纸上的文章指1842年10月6日《亚琛城日报》刊登的《普鲁士的共产主义者》一文。——297。
马恩全集第一卷——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106] 科隆10月15日。奥格斯堡报第284号实在不高明，它居然发现《莱茵报》是普鲁士的共产主义者，虽然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但毕竟是一位向共产主义虚幻地卖弄风情和柏拉图式地频送秋波的人物。 这位奥格斯堡女人［注：即奥格斯堡《总汇报》。——编者注］的这种不像样子的幻想是不是公正无私的，她那活跃的想象力想出来的这种无聊的把戏是不是同投机勾当和外交手腕有联系，等我们引完了所谓犯罪事实之后，读者自己可以作出判断。 该报叙述道，《莱茵报》的小品文专栏登载了一篇关于柏林家庭住宅的共产主义文章[107]，而且还加上按语说，这些报道“对于了解当前这个重要问题的历史并不是没有意义的”。根据奥格斯堡的逻辑看来，《莱茵报》“这样做就是在推荐一种不干不净的蹩脚货”。这样说来，如果我说“《靡菲斯特斐勒司》关于奥格斯堡报家事的报道［注：指1842年该杂志第1、2期刊登的《奥格斯堡<总汇报>丢尽脸面》一文。——编者注］对于了解这位自命不凡的夫人的历史并不是没有意义的”，那么，我就是在推荐奥格斯堡女人用来剪裁她的华丽服装的肮脏的“蹩脚货”了。难道我们仅仅因为共产主义不是当前在沙龙中议论的问题，因为它的衣服不干净、没有玫瑰香水的香味，就不应该把它当作当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吗？ 但是，奥格斯堡女人对我们的不理解感到愤怒是有道理的。共产主义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是法国和英国当前的一个极端严重的问题。单凭奥格斯堡报在空话中使用过共产主义这个词，共产主义也就具有欧洲性的重要意义了。不久以前，该报的一位巴黎记者，一位谈论历史像糕点师谈论植物学一样的改宗信徒，竟异想天开，认为君主政体应当设法用自己的方式去掌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现在，你们该明白奥格斯堡女人的愤怒了吧；她之所以绝不宽恕我们，原来是因为我们向公众不加粉饰地介绍了共产主义。你们该懂得她为什么那样辛辣地讽刺我们了吧；她说：你们竟然推荐那有幸充当过奥格斯堡报的空话的时髦装饰的共产主义！ 《莱茵报》受到责难的第二个原因是寄自斯特拉斯堡的关于在当地代表大会上发表的共产主义演说的报道[108]的结束语；本来两位异母姊妹是作了分工的：莱茵省的这位报道斯特拉斯堡学者们的讨论情况，而巴伐利亚的那位则报道他们的伙食状况[109]。被控告的地方是这样的： “今天中间等级的状况就好像是1789年贵族的状况，当时中间等级要求享有贵族的特权，并且得到了这些特权；而今天，一无所有的等级要求占有现在执掌政权的中等阶级的一部分财产。今天中间等级在对付突然袭击方面比1789年贵族的处境要好些，应该期望问题会通过和平的方式得到解决。”［注：古·科尔布《共产主义者的学说》，见1842年10月11日奥格斯格斯堡《总汇报》第284号。——编者注］ 西哀士的预言[110]应验了，第三等级成为一切，并想要成为一切，——关于这一点，毕洛夫一库梅洛夫、前《柏林政治周刊》和科泽加滕博士，总之，所有拥护封建制度的作家都满怀极其悲伤的愤怒承认过。[111]今天一无所有的等级要求占有中等阶级的一部分财产，这是事实，即使没有斯特拉斯堡的演说，尽管奥格斯堡保持沉默，它仍旧是曼彻斯特、巴黎和里昂大街上有目共睹的事实[112]。奥格斯堡女人是否认为，她的不满和沉默已经推翻了当前的事实呢？这个奥格斯堡女人在逃跑时是粗野无礼的。她面对当前的棘手现象仓皇逃跑，并且以为，她逃走时身后扬起的尘土以及她在逃跑中出于恐惧而从牙缝里迸出来的恶言秽语，既能迷惑和搅乱当前的麻烦现象，又能迷惑和搅乱不动脑筋的读者的思想。 或许奥格斯堡女人是因为我们的记者期望那些无可否认的冲突能够通过“和平的方式”得到解决才恼怒的吧？或许她是因为我们既没有立即开出一个有效的药方，也没有悄悄塞给惊愕的读者一篇十分清楚的关于不足为准的问题解决方案的报道才指摘我们吧？我们没有本事单纯用空话来解决那些正由两个民族在解决的问题。 但是，最亲爱、最尊贵的奥格斯堡女人！在谈到共产主义的时候，你们使我们了解到，现在德国独立的人很少，十分之九的有教养的青年都为了自己的前途而向国家乞食，我国的河流未被利用，航运萧条，过去繁荣的商业城市失去了往日的光辉，自由的制度在普鲁士推行得缓慢无比，我国过剩的人口无依无靠地流浪四方，在其他民族中作为德国人逐渐衰亡。然而，对于所有这些问题，既没有提出任何药方，也没有作任何尝试，去“弄清实现”那能使我们摆脱这一切罪恶的伟大事业的“途径”！或许你们不期望和平解决吗？贵报同一号上寄自卡尔斯鲁厄的另一篇论文大概就暗示着这种思想。该文甚至就关税同盟[113]问题向普鲁士提出了一个令人作难的问题：“可不可以认为，会产生像在动物园因吸烟而打架[114]那样的一次危机呢？”你们用来为自己的不相信辩解的理由是共产主义的。“那么就让工业危机爆发吧！让数以百万计的资本赔光，让成千上万的工人吃不上面包吧！”［注：弗·威·吉纳《关税同盟代表大会》，见1842年10月11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第284号。——编者注］既然你们决定让血腥的危机爆发，那我们的“和平期待”是多么不合时宜呵！大概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你们完全按自己的逻辑，在自己的文章中向大不列颠推荐进行蛊惑宣传的医生麦克道尔博士[115]；此人因为“对这个忠于君主的种族毫无办法”而移居美国了。 在同你们分手之前，我们还想顺便提醒你们注意一下自己的智慧。要知道，用你们的说空话的方法可以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不怀恶意地发表一些思想，但这并不是你们的思想。你们发现巴黎艾讷坎先生关于反对地产析分的辩论使他同自治论者[116]令人惊奇地协调一致！亚里士多德说过，惊奇是探求哲理的开端。但是，你们在开始时就结束了，否则，你们怎么没有注意到，在德国不是自由主义者而是你们的反动朋友在传播共产主义的原理这一令人惊奇的事实呢？ 谁在谈论手工业者的同业公会？反动分子。说什么手工业者等级应该在国家内组织国家。[117]这样的思想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国家应变为手工业者等级。”你们不觉得太引人注目了吗？如果对于手工业者来说，他们的等级应当成为国家，同时，如果现代的手工业者像任何现代人一样，把国家理解为而且只能理解为他的全体同胞的共同领域，那么，你们除了把这两个概念综合为手工业者的国家以外，还能综合为什么别的概念呢？ 谁在反对地产析分呢？反动分子。在不久前出版的一本拥护封建制度的著作(科泽加滕论地产析分)中，作者走得太远，竟宣称私有财产是一种特权[118]。这是傅立叶的基本原则。难道人们同意了基本原则便不能同时对结论及其运用进行争论吗？ 《莱茵报》甚至不承认现有形式的共产主义思想具有理论上的现实性，因此，更不会期望在实际上去实现它，甚至根本不认为这种实现是可能的事情。《莱茵报》将对这种思想进行认真的批判。但是，对于像勒鲁、孔西得朗的著作［注：指皮·勒鲁的《驳斥折衷主义》和维·孔西得朗的《社会命运》、《法国政治最后破产的必然性》、《实证政治基础。傅立叶所创立的协作学派宣言》。——编者注］，特别是对于蒲鲁东的机智的著作［注：指《什么是财产？或关于法和权力的原理的研究》。——编者注］，决不能根据肤浅的、片刻的想象去批判，只有在长期持续的、深入的研究之后才能加以批判，——关于这一点，如果奥格斯堡女人想要得到比美妙动听的空话更多的东西，如果她具有比说美妙动听的空话更多的才能，那她也会承认的。我们对待类似的理论著作所以要更加慎重，还因为我们不同意奥格斯堡报的观点：它不是在柏拉图那里，而是在自己一个不知名的熟人[119]那里找到了共产主义思想的“现实性”。后者在科学研究的某些方面有一些功绩，献出了当时他所拥有的全部财产，并且按照安凡丹老爹的旨意而替自己的伙伴洗盘子擦靴子。我们坚信，构成真正危险的并不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实际试验，而是它的理论阐述；要知道，如果实际试验大量地进行，那么，它一旦成为危险的东西，就会得到大炮的回答；而征服我们心智的、支配我们信念的、我们的良心通过理智与之紧紧相连的思想，是不撕裂自己的心就无法挣脱的枷锁；同时也是魔鬼，人们只有服从它才能战胜它。当然，奥格斯堡报从来也没有经受过那种当一个人的主观愿望起来反对他自己的理智的客观见解的时候所产生的良心的痛苦，因为它既没有自己的理智，又没有自己的见解，也没有自己的良心。 卡·马克思写于1842年10月15日 载于1842年10月16日《莱茵报》第289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 注释： [106]《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是马克思担任《莱茵报》编辑以后写的第一篇文章，他以此第一次公开表明自己对共产主义的态度，并参与报界对共产主义问题的讨论。 1842年9月底至10月初，由于发表公开讨论法国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的第十次法国学者代表大会的报道，以及出版罗·施泰因的《现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书，引起了德国报界关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讨论。1842年10月11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第284号发表了该报主编古·科尔布的文章《共产主义者的学说》，以《莱茵报》刊登两篇文章为由指责《莱茵报》同情共产主义，并把“邻国的混乱”引进德国报刊。因此，马克思撰写本文，予以批驳。通过发表这篇文章，马克思第一次干预了《总汇报》和《莱茵报》之间进行的论战。《总汇报》一再标榜自己要成为全面的、不偏不倚的报纸。而该报所持的主要是保守的方针，但是也发表温和的自由派的观点。在古·科尔布的主持下，该报坚持奥地利霸权下的大德意志的思想。——291。 [107]关于柏林家庭住宅的共产主义文章，指1842年9月30日《莱茵报》第273号刊登的莫·赫斯的一篇1842年8月21日柏林通讯，这篇通讯曾发表在威·魏特林编辑出版的《年轻一代》杂志1842年9月号上。通讯作者认为，人的权利的不平等是产生贫困的原因，解决办法是废除财产权。《莱茵报》转载时，赫斯对这篇通讯作了删节，加了按语及标题《柏林的家庭住宅》，并对几处有关共产主义的论述作了修改。 柏林家庭住宅指1820—1824年在柏林建造的五幢三层大楼，大约有400套住房，绝大部分只有一个房间。1840年，这里住着3000人，他们生活贫困，往往是几户人被迫合住在一个房间里。——291。 [108]指1842年10月7日《莱茵报》第280号刊登的有关斯特拉斯堡代表大会的报道。这篇报道扼要地介绍了通过立法是否能够改善工人社会状况的讨论，还报道了与会者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演说。 斯特拉斯堡会议是1842年9月28日至10月9日在斯特拉斯堡召开的第十次法国学者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德国、瑞士、英国、比利时、俄国及其他国家的学者。会议期间，有的小组就傅立叶学派关于提高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的建议等问题进行了讨论。——292。 [109]《莱茵报》第276、280、281、284号刊登了第十次法国学者代表大会的通讯，第277、286号转载了法国一家报纸的报道。这些通讯的内容主要是会议的讨论情况，但也涉及会议以外的活动。《总汇报》第275、277、278、280、281号同样刊登了有关会议讨论情况的简讯，而在第279、284、287号上则极为详尽地报道了会议期间的接待情况和庆祝活动。——292。 [110]西哀士的预言指法国政治家艾·约·西哀士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夕在他的著作《第三等级是什么？》(1789年巴黎版)中表述的思想：“第三等级是什么？——一切。——它迄今在政治方面是什么？——什么也不是。——它要得到什么？——一个地位”。——293。 [111]指恩·毕洛夫-库梅洛夫的《普鲁士，它的国家制度，它的管理和它同德意志的关系》和威·科泽加滕的《论地产的可转让性和可分割性，特别兼顾普鲁士君主国的某些省份》，这两篇文章均于1842年发表。毕洛夫-库梅洛夫主张对封建等级制度进行改革，但反对自由主义反对派实行立宪政体的要求；科泽加滕反对资产阶级的经济要求，极力维护封建地产的特权。此外，卡·路·冯·哈勒也在《柏林政治周刊》上鼓吹他关于完全恢复中世纪基督教行会制等级国家的理论。——293。 [112]指英、法两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1842年8月，曼彻斯特成为宪章派进行宣传鼓动并举行大规模罢工运动的中心之一；1839年5月，巴黎爆发了由秘密革命团体四季社组织的起义；1831、1834年，里昂爆发了纺织工人起义。——293。 [113]关税同盟是1834年1月1日在普鲁士领导下最后形成的。在此以前，1818年的保护关税条例废除了普鲁士境内的国内税，1819年开始，普鲁士先同德意志的一些小邦(其中最大的是黑森—达姆施塔德)签订关税协定，后来发展成确定共同税界的关税同盟，该同盟逐渐包括了几乎所有的德意志邦；在同盟之外的只有奥地利、汉撒的自由市(吕卑克、汉堡、不来梅)和北德意志的一些小邦。1848—1849年革命时期以及这次革命被镇压下去以后，关税同盟事实上已名存实亡。普鲁士在1853年恢复了关税同盟，该同盟一直存在到在普鲁士领导下实现全国政治统一的1871年。——294、367。 [114]1842年柏林动物园曾发生因吸烟而打架的事件，普鲁士政府和柏林警察总局于1842年2月24日作出规定，该事件才得以平息。规定根据原有的法律，重申禁止“在柏林环形城墙以内的大街和公共场所以及动物园内吸烟”，否则将处以罚款和监禁。——294。 [115]1842年夏，英国许多工矿先后爆发了罢工和骚动，工人们要求增加工资。宪章派的三个领袖约·坎贝尔、詹·斯科菲尔德和彼·麦克道尔也参与了工人的行动。1842年8月17日，麦克道尔在曼彻斯特举行的宪章派代表会议上提出了一份呼吁书，号召罢工工人们组织起来，把斗争坚持下去。他希望罢工发展成为实现人民宪章而举行的人民起义。这份呼吁书未经会议通过，就被麦克道尔以宪章派执行委员会的名义散发。为此麦克道尔遭到宪章派最有影响的领袖奥康瑙尔的猛烈抨击，并受到警方的追捕。他由于逃亡法国而免遭逮捕。——294。 [116]自治论者是侯爵和伯爵家族的代表。根据1815年6月8日通过的德意志联邦条例，他们保留了自行处理其财产和家族关系，不受全国通行的普鲁士邦法约束的权利。为保留封建地产，他们要求限制地产析分。为此，普鲁士政府试图通过一项法律来阻止莱茵省不断发生的地产析分，然而这项法案遭到了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否决。——294。 [117]暗指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热衷于恢复中世纪行会制度，以及冯·哈勒在其《国家学的复兴》中首先从理论上对这种政策作的论证等。——294。 [118]威·科泽加滕在《论地产的可转让性和可分割性，特别兼顾普鲁士君主国的某些省份》中曾指出：“地产，按其自然状况来考察，决不是所有人都享有的权利，因而按照近代政治家的见解倒不如把它看成是一种优先权，近代政治家正是把不是所有人都应得到的一切权利称为特权或优先权。”(见该书1842年波恩版第98页)——295。 [119]指由巴·普·安凡丹创立的法伦斯泰尔的成员古·德·艾希塔尔。法伦斯泰尔是按照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理想建立起来的生产消费协作社。——295。
马恩全集第一卷——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 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93] ［注：《莱茵报》编辑部在这里加了一个注：“我们感到遗憾，因为我们未能让我们的读者看到第二篇论文”。——编者注］ 我们以前已经描写过省议会舞台上演出的两场大型政治历史剧，一场是有关省议会在新闻出版自由问题上的纠纷的，一场是有关它在纠纷问题[48]上的不自由的。现在我们来到坚实的地面上演戏。在谈到意义重大的真正的现实生活问题，谈到地产析分问题[94]之前，我们先给读者看几幅风俗画，这些画多方面地反映了省议会的精神，甚至可以说是反映了省议会的真正本质。 林木盗窃法也和狩猎、森林、牧场违禁法[95]一样，不仅因为省议会的关系值得研究，而且其本身也值得研究。但是我们手头没有这个法案。我们的材料只是简略地提到省议会及其委员会对法律所作的一些补充，而且其中也只是列举了法律有关条款的号码。有关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报道也非常空洞、零乱和虚假，读起来简直叫人困惑不解。从现有的一些片断材料看来，省议会显然是想以这种消极的沉默给我省树立一个恭顺的榜样。 这次辩论中有一件典型事实十分引人注目。省议会以第二立法者的资格与国家立法者并肩行事。通过具体例子来说明省议会的立法能力是很有意思的。因此，如果我们要求读者具有耐性和毅力，读者是会见谅的，这是我们在研究这个极其枯燥的论题时需要不断培养的两种美德。我们叙述省议会关于盗窃法的辩论，也就是叙述省议会关于它的立法职能的辩论。 辩论一开始，就有一位城市代表［注：约·弗·布鲁斯特。——编者注］反对法律的标题，因为这个标题把普通的违反林木管理条例的行为也归入“盗窃”这一范畴。 一位骑士等级的代表［注：爱·贝·特里普斯伯爵。——编者注］反驳说： “正因为偷拿林木不算盗窃，所以这种行为才经常发生。”［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第22页。——编者注］ 照这样推论下去，同一个立法者还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正因为打耳光不算杀人，所以打耳光才成为如此常见的现象。因此应当决定，打耳光就是杀人。 另一位骑士等级的代表［注：马·洛埃男爵。——编者注］认为： “回避‘盗窃’一词更加危险，因为一旦有人知道关于这个词曾发生过争论，他就很容易设想，似乎省议会也不把偷拿林木当作盗窃。”［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第22页。——编者注］ 省议会应该决定，它是否认为违反林管理条例的行为就是盗窃。可是，如果省议会不把违反林木管理条例的行为宣布为盗窃，那么人们就会认为，省议会真的不把这种行为算作盗窃。因此，最好是不要触及这个棘手的、有争议的问题。这就涉及婉转表达的问题。但是，婉转表达是应该避免的。林木所有者堵住立法者的嘴，因为隔墙有耳。 那位代表走得更远。他认为，对“盗窃”一词所作的全部分析都是“全体会议不该做的措辞修饰工作”。 省议会听取了这样清楚的论证以后，就对法律的标题进行了表决。［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第22页。——编者注］ 上述这种观点硬说把公民当作小偷是纯粹措辞表达上的粗心大意，它把一切反对意见当作语法上的吹毛求疵而加以否定；从这个观点看来，偷拿枯树或者捡拾枯枝也应归入盗窃的范围，并应和砍伐活树受到同样的惩罚。 不错，上述那位城市代表指出： “由于惩罚可能达到长期监禁的程度，这种严厉的做法就会把那些尚未离开正道的人直接推上犯罪的道路。仅仅由于他们在监狱中将同惯偷住在一起，也会发生这种情况；因此，他认为，捡拾或偷拿枯树只应该受普通的违警处罚。”［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第22页。——编者注］ 但是，另一位城市代表［注：尼·采托。——编者注］却提出了意味深长的反对意见： “在他那个地方的森林里，常常有人先把幼树砍伤，等它枯死后，就把它当作枯树。”［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第22页。——编者注］ 这种为了幼树的权利而牺牲人的权利的做法真是最巧妙而又最简单不过了。如果法律的这一条款被通过，那么就必然会把一大批不是存心犯罪的人从活生生的道德之树上砍下来，把他们当作枯树抛入犯罪、耻辱和贫困的地狱。如果省议会否决这一条款，那就可能使几棵幼树受害。未必还需要说明：获得胜利的是被奉为神明的林木，人却成为牺牲品遭到了失败！ 刑罚法规[96]只把偷拿砍下的树木和盗伐林木算作盗窃林木。其中(我们的省议会不会相信这一点)说道： “凡白天采食果实并由于偷拿而造成轻微损失的人，一律根据个人情况和事实情节给以民事<可见不得刑事>处分。”［注：《查理五世皇帝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刑罚法规》1787年吉森增订第4版第202页。——编者注］ 16世纪的刑罚法规要求我们为它辩护，不让19世纪的莱茵省议会责备它过分仁慈。我们同意这种要求。 一种是捡拾枯树，一种是情况极其复杂的林木盗窃！这两种情况有一个共同的规定：占有他人的林木。因此，两者都是盗窃。这就是刚才制定法律的那种有远见的逻辑所得出的结论。 因此，我们首先要指出两种行为的差别，如果必须承认它们的事实构成在本质上是不同的，那么就很难说这种事实构成从法律上来看是相同的。 要占有一棵活树，就必须用暴力截断它的有机联系。这是一种明显地侵害树木的行为，因而也就是一种明显地侵害树木所有者的行为。 其次，如果砍伐的树木是从别人那里偷来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砍伐的树木就是它的所有者的产品。砍伐的树木已经是加过工的树木。同财产的天然联系已让位于人为的联系。因而，谁偷窃砍伐的树木，谁就是偷窃财产。 捡拾枯树的情况则恰好相反，这里没有任何东西同财产脱离。脱离财产的只是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它的东西。盗窃林木者是擅自对财产作出了判决。而捡拾枯树的人则只是执行财产本性本身所作出的判决，因为林木所有者所占有的只是树木本身，而树木已经不再占有从它身上落下的树枝了。 可见，捡拾枯树和盗窃林木是本质上不同的两回事。对象不同，作用于这些对象的行为也就不同，因而意图也就一定有所不同，试问除了行为的内容和形式而外，还有什么客观标准能衡量意图呢？而你们却不顾这种本质上的差别，竟把两种行为都称为盗窃，并且都当作盗窃来惩罚。你们对捡拾枯树的惩罚甚至比对盗窃林木的惩罚还要严厉，因为你们把捡拾枯树宣布为盗窃，这已经是惩罚，而对盗窃林木的行为，你们显然是不会给予这种惩罚的。既然是那样，你们就必须把盗窃林木宣布为谋杀林木，并作为谋杀罪论处。法律不应该逃避说真话的普遍义务。法律负有双重的义务这样做，因为它是事物的法理本质的普遍和真正的表达者。因此，事物的法理本质不能按法律行事，而法律倒必须按事物的法理本质行事。但是，如果法律把那种未必能叫作违反林木管理条例的行为称为盗窃林木，那么法律就是撒谎，而穷人就会成为合法谎言的牺牲品了。 孟德斯鸠说：“有两种腐败现象，一种是人民不遵守法律；另一种是法律本身使人民腐败；后一种弊病是无可救药的，因为药物本身就包含着这种弊病。”［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1卷第6章第12节。——编者注］ 你们无论如何也无法迫使人们相信没有罪行的地方有罪行。你们所能做的只是把罪行本身变成合法的行为。你们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但是，如果你们以为这只会给你们带来好处，那就错了。人民看到的是惩罚，但是看不到罪行，正因为他们在没有罪行的地方看到了惩罚，所以在有惩罚的地方也就看不到罪行了。你们在不应该用盗窃这一范畴的场合用了这一范畴，因而在应该用这一范畴的场合就掩饰了盗窃。 完全撇开各种不同行为之间的差别而只给它们确定一个共同的定义，这种粗暴的观点难道不是不攻自破吗？如果对任何侵犯财产的行为都不加区别、不作出比较具体的定义而一概以盗窃论处，那么，任何私有财产岂不都是盗窃吗？我占有了自己的私有财产，那不就是排斥了其他任何人来占有这一财产吗？那岂不就是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吗？同一类罪行具有极不相同的各种形式，如果你们否认这些形式之间的差别，那么你们也就把罪行本身当作一种和法不同的东西加以否认，你们也就是消灭了法本身，因为任何罪行都有某种与法本身共同的方面。因此，不考虑任何差别的严厉手段，会使惩罚毫无效果，因为它会取消作为法的结果的惩罚，这是一个历史的，同样也是合乎理性的事实。 但是我们所争论的是什么呢？省议会抹杀了捡拾枯树、违反林木管理条例的行为和盗窃林木这三者之间的差别，在问题涉及违反森林管理条例者的利益时，它抹杀这些行为之间的差别，认为这些差别并不决定行为的性质。但是，一旦问题涉及林木所有者的利益时，省议会就承认这些差别了。 例如，委员会提议作这样的补充： “凡用切割工具砍倒或截断活树者，凡用锯子代替斧头者；一律加重治罪。”［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第23页。——编者注］ 省议会批准了这种分别治罪的办法。当问题涉及自身的利益时，这些明达的立法者就如此认真地把斧头和锯子也区分开来，而当问题涉及他人的利益时，他们就毫无心肝，连枯树和活树都不加区别了。差别作为加重罪行的情节是重要的，但是作为减轻罪行的情节却毫无意义，尽管既然不可能有减轻罪行的情节，那么也就不可能有加重罪行的情节。 这样的逻辑在辩论的进程中还不止一次地重演。 在讨论第65条时，一个城市代表［注：约·亨·鲍尔。——编者注］希望： “被窃林木的价值也成为确定惩罚的标准”；“但这一点被报告人斥为不切实际的办法”。［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第28页。——编者注］ 这位城市代表谈到第66条时又指出： “整个法律中根本没有指出加重或减轻惩罚所应该依据的价值的大小。”［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第28页。——编者注］ 在确定对侵犯财产的行为的惩罚时，价值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 如果罪行这个概念要求惩罚，那么罪行的现实就要求有一个惩罚的尺度。实际的罪行是有界限的。因此，为了使惩罚成为实际的，惩罚就应该是有界限的，为了使惩罚成为公正的，惩罚就应该受到法的原则的限制。任务就是要使惩罚成为罪行的实际后果。惩罚在罪犯看来应该表现为他的行为的必然结果，因而表现为他自己的行为。所以.他受惩罚的界限应该是他的行为的界限。犯法的一定内容就是一定罪行的界限。因此，衡量这一内容的尺度就是衡量罪行的尺度。对于财产来说，这种尺度就是它的价值。一个人无论被置于怎样的界限内，他总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而财产则总是只存在于一定的界限内，这种界限不仅可以确定，而且已经确定，不仅可以测定，而且已经测定。价值是财产的民事存在的形式，是使财产最初获得社会意义和可转让性的逻辑术语。显然，这种由事物本身的本性中得出的客观规定，也应该成为惩罚的客观的和本质的规定。如果在涉及数目大小的场合立法能够仅仅以外部特征为依据，而不致陷入永无止境的规定之中，那么它至少必须进行调节。问题不在于历数一切差别，而在于确定差别。然而省议会根本不屑于理睬这些小事情。 但是，也许你们以为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省议会在决定惩罚时已完全排除了价值吧？这种结论是多么轻率而不实际呀！林木所有者——我们在下面就要更详细地谈到这一点——不仅要求小偷赔偿一般的简单价值；他甚至还要使这种价值具有个性，并根据这种具有诗意的个性要求特别补偿。现在我们才明白报告人所说的实际是什么意思。讲求实际的林木所有者是这样判断事物的：某项法律规定由于对我有利，就是好的，因为我的利益就是好事。而某项法律规定由于纯粹从法理幻想出发，也应该适用于被告，那就是多余的、有害的、不实际的。既然被告对我是有害的，那么不言而喻，凡是使被告受害较少的事情，对我都是有害的。这真是非常实际的高见。 但是，我们这些不实际的人要为政治上和社会上一无所有的贫苦群众要求那一帮学识渊博而又温顺听话的奴才即所谓的历史学家们所发明的东西，他们把这种东西当作真正的哲人之石[61]，以便把一切不正当的非分要求点成法之纯金。我们为穷人要求习惯法，而且要求的不是地方性的习惯法，而是一切国家的穷人的习惯法。我们还要进一步说明，这种习惯法按其本质来说只能是这些最底层的、一无所有的基本群众的法。 所谓特权者的习惯是和法相抵触的习惯。这些习惯产生的时期，人类史还是自然史的一部分，根据埃及的传说，当时所有的神灵都以动物的形象出现。人类分成为若干特定的动物种属，决定他们之间的联系的不是平等，而是不平等，法律所确定的不平等。不自由的世界要求不自由的法，因为这种动物的法是不自由的体现，而人类的法是自由的体现。封建制度就其最广泛的意义来说，是精神的动物王国，是被分裂的人类世界，它和有区别的人类世界相反，因为后者的不平等现象不过是平等的色彩折射而已。在实行单纯的封建制度的国家即实行等级制度的国家里，人类简直是按抽屉［注：德文：“Kasten”既有“等级”、“阶层”的意思，又有“抽屉”的意思。——编者注］来分类的，那里伟大圣者(即神圣的人类)的高贵的、彼此自由联系的肢体被割裂、隔绝和强行拆散，因此，在这样的国家里我们也发现动物崇拜，即原始形式的动物宗教，因为人总是把构成其真正本质的东西当作最高的本质。动物实际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唯一的平等，是特定种的动物和同种的其他动物之间的平等；这是特定的种本身的平等，但不是类的平等。动物的类本身只在不同种动物的敌对关系中表现出来，这些不同种的动物在相互的斗争中显露出各自特殊的不同特性。自然界在猛兽的胃里为不同种的动物准备了一个结合的场所、彻底融合的熔炉和互相联系的器官。在封建制度下也是这样，一种人靠另一种人为生，而最终是靠那种像水螅一样附在地上的人为生，后一种人只有许多只手，专为上等人攀摘大地的果实，而自身却靠尘土为生；因为在自然的动物王国，是工蜂杀死不劳而食的雄蜂，而在精神的动物王国恰恰相反，是不劳而食的雄蜂杀死工蜂——用劳动把它们折磨死。当特权者不满足于制定法而诉诸自己的习惯法时，他们所要求的并不是法的人类内容，而是法的动物形式，这种形式现在已丧失其现实性，变成了纯粹的动物假面具。 贵族的习惯法按其内容来说是同普通法律的形式相对立的。它们不能具有法律的形式，因为它们是无视法律的形态。这些习惯法按其内容来说是同法律的形式即通用性和必然性的形式相矛盾的，这也就证明，它们是习惯的不法行为，因此，决不能违反法律而要求这些习惯法，相反，应该把它们当作同法律对立的东西加以废除，甚至对利用这些习惯法的行为还应根据情况给以惩罚。要知道，一个人的行为方式并不因为已成为他的习惯就不再是不法行为，正如强盗儿子的抢劫行为并不能因为他的特殊家风而被宽恕一样。如果一个人故意犯法，那么就应惩罚他这种明知故犯；如果他犯法是由于习惯，那就应惩罚他这种不良习惯。在实施普通法律的时候，合理的习惯法不过是制定法所认可的习惯，因为法并不因为已被确认为法律而不再是习惯，但是它不再仅仅是习惯。对于一个守法者来说，法已成为他自己的习惯；而违法者则被迫守法，纵然法并不是他的习惯。法不再取决于偶然性，即不再取决于习惯是否合理；恰恰相反，习惯所以成为合理的，是因为法已变成法律，习惯已成为国家的习惯。 因此，习惯法作为与制定法同时存在的一个特殊领域，只有在法和法律并存，而习惯是制定法的预先实现的场合才是合理的。因此，根本谈不上特权等级的习惯法。法律不但承认他们的合理权利，甚至经常承认他们的不合理的非分要求。特权等级没有权利预示法律，因为法律已经预示了他们的权利可能产生的一切结果。因此，他们坚持要求习惯法，只不过是要求提供能够得到小小乐趣的领地，目的是要使那个在法律中被规定出合理界限的内容，在习惯中为超出合理界限的怪癖和非分要求找到活动场所。 然而，贵族的这些习惯法是同合理的法的概念相抵触的习惯，而贫民的习惯法则是同实在法的习惯相抵触的法。贫民的习惯法的内容并不反对法律形式，它反对的倒是自己本身的不定形状态。法律形式并不同这一内容相抵触，只是这一内容还没有具备这种形式。只要稍加思考，就能看出开明的立法是如何片面地对待并且不得不这样对待贫民的习惯法，各种不同的日耳曼法[97]可以看作是这些习惯法的最丰富的源泉。 各种最自由的立法在私法方面，只限于把已有的法表述出来并把它们提升为普遍的东西。而在没有这些法的地方，它们也不去加以制定。它们取消了各种地方性的习惯法，但是忘记了各等级的不法行为是以任意的非分要求的形式出现的，而那些等级以外的人的法是以偶然让步的形式出现的。这些立法对于那些既有法而又有习惯的人是处理得当的，但是对于那些没有法而只有习惯的人却处理不当。这些立法只要认为任意的非分要求具有合理的法理内容，它们就把这些要求变成合法的要求；同样，它们也应该把偶然的让步变成必然的让步。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即修道院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修道院被废除了，它们的财产被收归俗用了，这样做是正确的。但是另一方面，贫民过去从修道院那里得到的偶然救济并没有被任何其他具体的收入来源所代替。当修道院的财产变成私有财产时，修道院得到了一定的赔偿；但是那些靠修道院救济过活的贫民并没有得到任何赔偿。不仅如此，还为贫民设置了新的限制，切断了他们同旧有的法的联系。在所有把特权变成法的过程中都曾有过这种现象。这种对法的滥用行为的肯定方面，就它把某一方面的法变成偶然而言，也是一种对法的滥用行为；现在人们把这种肯定方面取消了，但取消的办法不是把偶然变成必然，而是把偶然弃置不顾。 这些立法必然是片面的，因为贫民的任何习惯法都基于某些财产的不确定性。由于这种不确定性，即不能明确肯定这些财产是私有财产，也不能明确肯定它们是公共财产，它们是我们在中世纪一切法规中所看到的那种私法和公法的混合物。立法借以了解这种二重形式的器官就是理智；理智不但本身是片面的，而且它的重要的职能就是使世界成为片面的，这是一件伟大而惊人的工作，因为只有片面性才会从无机的不定形的整体中抽出特殊的东西，并使它具有一定形式。事物的性质是理智的产物。每一事物要成为某种事物，就应该把自己孤立起来，并成为孤立的东西。理智把世界的每项内容都纳入固定的规定性之中，并把流动的东西固定化，从而就产生了世界的多样性，因为没有许多的片面性，世界就不会是多面的。 因此，理智取消了财产的二重的、不确定的形式，而采用了在罗马法中有现成模式的抽象私法的现有范畴。立法的理智认为，对于较贫苦的阶级来说，它取消这种不确定的财产所负的责任是有道理的，尤其是因为它已取消了国家对财产的特权。然而它忘记了，即使纯粹从私法观点来看，这里也存在两种私法：占有者的私法和非占有者的私法，更何况任何立法都没有取消过国家对财产的特权，而只是去掉了这些特权的偶然性质，并赋予它们以民事的性质。但是，如果说一切中世纪的法的形式，其中也包括财产，从各方面来说都是混合的、二元的、二重的，理智有理由用自己的统一原则去反对这种矛盾的规定，那么理智忽略了一种情况，即有些所有物按其本质来说永远也不能具有那种预先被确定的私有财产的性质。这就是那些由于它们的自然发生的本质和偶然存在而属于先占权范围的对象，也就是这样一个阶级的先占权的对象，这个阶级正是由于这种先占权而丧失了任何其他财产，它在市民社会中的地位与这些对象在自然界中的地位相同。 我们将会看到，作为整个贫苦阶级习惯的那些习惯能够以可靠的本能去理解财产的这个不确定的方面，我们将会看到，这个阶级不仅感觉到有满足自然需要的欲望，而且同样也感到有满足自己正当欲望的需要。枯枝就是一个例子。正如，蜕下的蛇皮同蛇已经不再有有机联系一样，枯枝同活的树也不再有有机联系了。自然界本身仿佛提供了一个贫富对立的实例：一方面是脱离了有机生命而被折断了的干枯的树枝树杈，另一方面是根深叶茂的树和树干，后者有机地同化空气、阳光、水分和泥土，使它们变成自己的形式和生命。这是贫富的自然表现。贫民感到与此颇有相似之处，并从这种相似感中引伸出自己的财产权；贫民认为，既然自然的有机财富交给预先有所谋算的所有者，那么，自然的贫穷就应该交给需要及其偶然性。在自然力的这种活动中，贫民感到一种友好的、比人类力量还要人道的力量。代替特权者的偶然任性而出现的是自然力的偶然性，这种自然力夺取了私有财产永远也不会自愿放手的东西。正如富人不应该要求得到大街上发放的布施一样，他们也不应该要求得到自然界的这种布施。但是，贫民在自己的活动中已经发现了自己的权利。人类社会的自然阶级在捡拾活动中接触到自然界自然力的产物，并把它们加以处理。那些野生果实的情况就是这样，它们只不过是财产的十分偶然的附属品，这种附属品是这样的微不足道，因此它不可能成为真正所有者的活动对象；捡拾收割后落在地里的谷穗以及和诸如此类的习惯法也是这样。 由此可见，在贫苦阶级的这些习惯中存在着合乎本能的法的意识，这些习惯的根源是实际的和合法的，而习惯法的形式在这里更是合乎自然的，因为贫苦阶级的存在本身至今仍然只不过是市民社会的一种习惯，而这种习惯在有意识的国家制度范围内还没有找到应有的地位。 我们所考察的辩论就是人们怎样对待这些习惯法的例证，它充分反映了整个讨论的方法和精神。 一位城市代表［注：约·亨·鲍尔。——编者注］反对把采集覆盆子和越桔也当作盗窃处理的规定。他主要是为贫民的孩子辩护，这些孩子们采集野果，帮父母挣几个零钱；这是从远古以来就为所有者们所许可的，因此也就产生了儿童的习惯法。然而这一事实却遭到另一位代表［注：约·洛埃。——编者注］的反驳，据他说：“在他那个地区，这些野果已经成为交易品，并成桶地运往荷兰。”［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第28页。——编者注］ 的确，有一个地方已经把穷人的习惯法变成了富人的独占权。这就充分证明，公共财产是可以独占的；从这里自然就得出结论说，公共财产是应该被独占的。事物的本质要求独占，因为私有财产的利益想出了这个主意。某些财迷心窍的生意人想出的时髦主意，只要能使枯枝给原始条顿式的土地占有者带来利益，就不会引起任何异议。 明智的立法者预防罪行是为了避免惩罚罪行。但是，他预防的办法不是限制法的领域，而是给法提供实际的活动领域，从而消除每一个法的动机中的否定本质。他不是局限于替某个阶级的成员消除一切使他们不能进入更高合法领域的东西，而是给这一阶级本身以运用法的现实可能性。但是，如果说国家在这方面不够仁慈、富裕和慷慨，那么，立法者的责无旁贷的义务起码是，不要把那种仅仅由环境造成的过错变成犯罪。他必须以最伟大的仁慈之心把这一切当作社会混乱来加以纠正，如果把这些过错当作危害社会的罪行来惩罚，那就是最大的不法。不然，他就会反对社会要求，还以为反对的是这些要求的危害社会的形式。总之，在民间的习惯法受压制的地方，遵循这些习惯法的做法，只能作为单纯违反警章规定的行为来对待，无论如何不能当作犯罪来惩罚。违警处罚是用来对付那种根据情节可称为外部混乱而不破坏永久法律秩序的行为的一种手段。处罚不应该比过错引起更大的恶感，犯罪的耻辱不应该变成法律的耻辱。如果不幸成为犯罪或者犯罪成为不幸，那么这就会破坏国家的基础。省议会与这种看法相去很远，它根本不遵守立法的首要规则。 利益的狭隘小气、愚蠢死板、平庸浅薄、自私自利的灵魂只是看到自己吃亏的事情；就好比一个粗人因为一个过路人踩了他的鸡眼，就把这个人看作天底下最可恶和最卑鄙的坏蛋。他把自己的鸡眼当作观察和判断人的行为的眼睛。他把过路人和自己接触的那一点当作这个人的本质和世界的唯一接触点。然而，有人可能踩了我的鸡眼，但他并不因此就不是一个诚实的、甚至优秀的人。正如你们不应该从你们的鸡眼的立场来评价人一样，你们也不应该用你们私人利益的眼睛来看待他们。私人利益把一个人触犯它的行为夸大为这个人的整个为人。它把法律变成一个只考虑如何消灭有害鼠类的捕鼠者，捕鼠者不是自然科学家，因此他只把老鼠看作有害的动物。但是，国家不应该把违反林木管理条例者只看作违法者、森林的敌人。难道每一个公民不都是通过一根根命脉同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吗？难道仅仅因为这个公民擅自割断了某一根命脉，国家就可以割断所有的命脉吗？可见，国家也应该把违反林木管理条例者看作一个人，一个和它心血相通的活的肢体，看作一个保卫祖国的士兵，一个法庭应倾听其声音的见证人，一个应当承担社会职能的集体的成员，一个备受崇敬的家长，而首先应该把他看作国家的一个公民。国家不能轻率地取消自己某一成员的所有职能，因为每当国家把一个公民变成罪犯时，它都是截断自身的活的肢体。有道德的立法者首先应当认定，把过去不算犯罪的行为列入犯罪行为的领域，是最严重、最有害而又最危险的事情。 然而，利益是讲求实际的，世界上没有比消灭自己的敌人更实际的事情了!夏洛克就曾经教导说：“谁憎恨一个东西而又不想置它于死地呢？”［注：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第4幕第1场。——编者注］真正的立法者除了不法行为之外，不应该害怕任何东西，但是作为立法者的利益却只知道害怕法的后果，害怕为非作歹的人，因而就颁布法律来对付他们。残酷是怯懦所制定的法律的特征，因为怯懦只有变成残酷时才能有所作为。私人利益总是怯懦的，因为那种随时都可能遭到劫夺和损害的身外之物，就是私人利益的心和灵魂。有谁会面临失去心和灵魂的危险而不战栗呢？如果自私自利的立法者的最高本质是某种非人的、异己的物质，那么这种立法者怎么可能是人道的呢？《国民报》谈到基佐时说道：“当他害怕的时候，他是可怕的。”这句格言可以作为一切自私自利的和怯懦的立法的写照。 萨莫耶德人[98]杀死野兽时，在剥皮之前郑重其事地向它申明，只有俄罗斯人才使它遭殃，宰割它的是俄罗斯人的刀子，因此只应该向俄罗斯人报仇。现在有人居然不用扮成萨莫耶德人就直接把法律变成了俄罗斯人的刀子。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种变法吧！ 关于第4条，委员会提议： “凡超出两英里以外者，由前来告发的护林官员根据当地现行价格确定价值。”［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第22页。——编者注］ 一位城市代表［注：约·弗·布鲁斯特。——编者注］表示反对这一提案： “让报告盗窃情况的护林官员确定被窃林木价格的这个提案，是非常危险的。当然应该信任这位前来告发的官员，但是只能在确定事实方面，而决不能在确定被窃物的价值方面信任他。价值应该根据地方当局提出的并由县长批准的价格来确定。曾有人提议否决第14条，因为根据这一条，罚款是为林木所有者征收的”［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第22页。——编者注］等等。“如果保留第14条，那么上面的规定就更加危险，因为护林官员是为林木所有者效力并从林木所有者那里领取薪俸的，他们会尽可能高估被窃林木的价值，这是理所当然的。”［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第22页。——编者注］ 省议会批准了委员会的提案。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领主裁判权[99]的制定。维护领主利益的奴仆在某种程度上同时又是宣判人。价值的决定构成了判决的一部分。因此，判决的一部分已经预先在告发记录中被决定了。前来告发的护林官员坐在审判席上，他是鉴定人，他的意见法庭必须听取，他执行的是一种排除其他法官参加的职能。既然甚至还有领主的宪兵和告发者同时进行审判，那么反对异端裁判所式的审判程序就是荒诞无稽了。 即使不谈这种行为根本违反我们的法规，只要考察一下前来告发的护林官员的性质也就会明白，客观上他是不能同时兼任被窃林木的估价者的。 作为护林官员，他就是护林神的化身。守护，而且是亲身守护，要求护林人切实有效、认真负责和爱护备至地对待自己所保护的对象，就好像他和林木已合为一体。对他来说，林木应该是一切，应该具有绝对的价值。估价者则恰恰相反，他用怀疑的不信任的态度来对待被窃林木，用敏锐的平淡的目光来评价它，用普通的尺度来衡量它，锱铢必较地计算它的价值。护林人不同于估价者，就像矿物学家不同于矿物商一样。护林官员不能估量被窃林木的价值，因为他每次在笔录中确定被窃物的价值时，也就是在确定自己本身的价值，即自己本身活动的价值；因此，难道你们能够设想，他保护自己客体的价值会不如保护自己的实体吗？ 一个把残忍当作职责的人所承担的这两种活动是互相矛盾的，这不仅在涉及守护对象时是这样，而且在涉及有关人员时也是这样。 作为护林官员，护林人应该维护私有者的利益，但是作为估价者，他又应该保护违反森林管理条例者的利益，防止私有者提出苛刻的要求。他可能会用拳头为林木的利益服务，同时他又应该用头脑为林木敌人的利益服务。一方面，他是林木所有者利益的化身，另一方面，他又应该是反对林木所有者利益的保障。 其次，护林官员就是告发者。笔录就是告发书。因此，实物的价值就成为告发的对象；这样一来，护林官员丧失了自己身为法官的尊严，而法官的职能也受到莫大的侮辱，因为这时法官的职能同告发者的职能已毫无区别了。 最后，这个前来告发的护林官员是受林木所有者的雇用并为林木所有者效力的，不论作为告发者或护林官员，他都不宜充当鉴定人。如果有理由这样做，那么也同样有理由让林木所有者自己经过宣誓后来估价，因为林木所有者实际上是把他的护林奴仆仅仅当作第三者的角色来对待的。 但是，省议会并不认为前来告发的护林官员的这种地位是有问题的，相反，它认为关于前来告发的护林官员的终身任命的规定，即在林木特权统治这个领域内留给国家的最后一丝权力的唯一规定有问题。这个规定遭到了最强烈的反对，报告人的下述解释也未能平息这一风暴： “前几届省议会已经要求废除护林官员的终身任命，但政府总是反对，并且把终身任命看作对臣民的一种保护。”［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第27页。——编者注］ 可见，省议会早已就政府放弃对自己臣民的保护的问题同政府讲过价钱，而省议会仍然在讨价还价。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那些用来反对终身任命的既宽宏大量又无可辩驳的论据。 一位乡镇代表［注：弗·阿尔登霍芬。——编者注］ “认为，把护林官员的终身任命当作信任其证言的条件，这对小林木占有者是非常不利的；另一位代表［注：吉·伦辛。——编者注］则坚决主张，保护应该对大小林木所有者同样有效”。［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第22页。——编者注］ 一位诸侯等级的代表［注：约·萨尔姆-赖弗沙伊德-戴克公爵。——编者注］指出： “对私人说来设置终身职位是很不合适的，在法国就完全不需要根据这一点才确信护林官员的笔录；但是为了防止违法事件的增加，必须采取某些措施。”［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第22页。——编者注］ 一位城市代表［注：约·弗·布鲁斯特。——编者注］说： “应该相信那些按规定手续任命并宣过誓的护林官员的全部证言。在许多乡镇里，特别是对于小块土地所有者来说，实行终身任命制可以说是不可能的。如果决定只有终身任命的护林官员才可以信任，这种决定会使上述林木占有者的林木得不到任何保护。省内大部分地区的乡镇和私人占有者将会委托，而且不得不委托田地看守人来守护自己的林区，因为他们的林产不大，用不着雇用自己的护林官员。如果这些宣誓要兼管林木的田地看守人在证实林木被窃时得不到充分信任，而在对被发现的违反林木管理条例的行为进行告发时却又受到信任，岂非咄咄怪事。”［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第26—27页。——编者注］ 城市、乡村和诸侯就是这样说的。他们不但不想消除违反林木管理条例者的权利和林木所有者的要求之间的距离，反而认为这一距离还不够大。在这里他们并不是想要同样地保护林木所有者和违反林木管理条例者，他们只是想把大小林木所有者一视同仁地加以保护。当问题涉及林木所有者时，大小林木所有者之间的完全平等就成为定理，而当问题涉及违反林木管理条例者时，不平等就变成公理。为什么小林木所有者要求得到和大林木所有者同样的保护呢？因为他们两者都是林木所有者。但是，难道林木所有者和违反森林管理条例者不都是国家的公民吗？既然大小林木所有者都有同样的权利要求国家的保护，那么，难道国家的大小公民不是更有同样的权利要求这种保护吗？ 当诸侯等级代表引证法国为例——利益不懂得政治上的反感——时，他只是忘了加一句：在法国，护林官员告发的是事实，而不是价值。同样，可敬的城市发言人也忘了，利用田地看守人在这里也是不容许的，因为问题不单是要查明林木被窃，而且还要确定被窃林木的价值。 我们方才所听到的全部论断的本质是什么呢？有人说，小林木所有者没有资金雇用终身的护林官员。从这一论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小林木所有者不能担负这一任务。而小林木所有者又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他的结论是，他有权雇用短期的进行估价的护林官员。没有资金成了小林木所有者享有特权的根据。 小林木所有者也没有资金来供养独立的审判庭。因此，让国家和被告放弃独立的审判庭吧，让小林木所有者的仆人来坐庭审判吧，如果他没有男仆，那么他的女仆也行，如果女仆也没有，他自己也行。难道被告对于作为国家机关的行政当局，对于司法当局就没有这种权利吗？既然如此，为什么不依照小林木所有者的资金情况来组织审判呢？ 国家和被告之间的关系能不能因私人即林木所有者资金缺乏而改变呢？国家对于被告享有某种权利，因为国家对于这个人是以国家的身分出现的。因此，就直接产生了国家的义务，即以国家的身分并按照国家的方式来对待罪犯。国家不仅有按照既符合自己的理性、自己的普遍性和自己的尊严，也适合于被告公民的权利、生活条件和财产的方式来行事的手段，国家义不容辞的义务就是拥有这些手段并加以运用。谁也不会要求林木所有者这样做，因为他的林木并不是国家，他的灵魂并不是国家的灵魂。由此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结论就是：因为私有财产没有办法使自己上升到国家的立场上来，所以国家就有义务使自己降低为私有财产的同理性和法相抵触的手段。 私人利益的空虚的灵魂从来没有被国家观念所照亮和熏染，它的这种非分要求对于国家来说是一个严重而切实的考验。如果国家哪怕在一个方面降低到这种水平，即按私有财产的方式而不是按自己本身的方式来行动，那么由此直接可以得出结论说，国家应该适应私有财产的狭隘范围来选择自己的手段。私人利益非常狡猾，它会得出进一步的结论，把自己最狭隘和最空虚的形态宣布为国家活动的范围和准则。因此，且不说国家受到的最大屈辱，这里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果，有人会用同理性和法相抵触的手段来对付被告；因为高度重视狭隘的私有财产的利益就必然会转变为完全无视被告的利益。既然这里明显地暴露出私人利益希望并且正在把国家贬为私人利益的手段，那么怎能不由此得出结论说，私人利益即各个等级的代表希望并且一定要把国家贬低到私人利益的思想水平呢？任何现代国家，无论它怎样不符合自己的概念，一旦遇到有人想实际运用这种立法权利，都会被迫大声疾呼：你的道路不是我的道路，你的思想不是我的思想！ 有一个为了反对终身任命而提出的论据，最明显不过地证明，短期雇用负责告发的护林官员这一做法多么不恰当。决不能认为这个论据是偶然脱口而出的，因为它是被宣读出来的。省议会的一位城市等级代表［注：约·舒哈德。——编者注］宣读了下面的意见： “终身任命的乡镇护林人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像王室官吏那样地受到严格的监督。忠实地履行职责的一切动力［注：德文“Sporn”的本义是“马刺”，转义为“动力”，下文中马克思提到的“马刺”即由此而来。一编者注］都由于终身任命而失去作用。护林人即使只完成自己的一半职责，只要他不想因某些实际过错而被控诉，他也总会找到足够的辩解理由，使别人对他无法运用关于免职事宜的第56条。在这种情况下，有关方面甚至不敢提出免职的问题。”［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第27页。——编者注］ 我们要提醒大家，当问题涉及授予前来告发的护林官员以估价的权力时，曾宣布对他充分信任。我们还要提醒大家，第4条曾是对护林官员的一次信任投票。 而现在我们第一次得知，前来告发的护林官员需要加以监督，并且需要严格地加以监督。现在他第一次不仅作为一个人，而且作为一匹马出现，因为马刺和粮草是唯一能激发他的良心的刺激剂；由于终身任命，他那履行职责的肌肉不仅会松弛，而且会完全麻痹。人们看到，自私自利用两种尺度和两种天平来评价人，它具有两种世界观和两副眼镜，一副把一切都变成黑色，另一副把一切都变成彩色。当需要牺牲别人来充当自己的工具时，当需要粉饰自己的不正当的手段时，自私自利就戴上彩色眼镜，这样一来，它的工具和手段就呈现出一种非凡的灵光；它就用温柔而轻信的人所具有的那种渺茫、甜蜜的幻想来哄骗自己和别人。它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都呈现出善良的微笑。它把自己敌人的手握得发痛，但这是出于信任。但是，突然问题涉及到了自身的好处，涉及到要在舞台幻影已经消失的幕后仔细地检查工具和手段的效用了。这时，精通人情世故的自私自利便小心翼翼、疑虑重重地戴上深谙处世秘诀的黑色眼镜，实际的眼镜。自私自利像老练的马贩子一样，把人们仔仔细细、毛发不漏地打量一遍，以为别人一个个也像它一样渺小、卑鄙和肮脏。 我们不准备同自私自利的世界观进行争论。但是我们要迫使它始终如一。我们不想让它独占一切处世秘诀而把幻想留给别人。让我们用私人利益的诡辩精神来审视一下它自己的结论吧。 如果前来告发的护林官员就像你们所描绘的那样，终身任命并不能使他在履行自己职责时具有独立、自信和尊严的感觉，相反，却使他失去了履行职责的一切动力，那么这个人一旦成为供你们任意驱使的、百依百顺的奴仆，我们还能够指望他会对被告采取公正态度吗？如果只有马刺才能使这个人完成自己的职责，而这些马刺又正是带在你们脚上，那么我们能够预料没有带任何马刺的被告将会是什么命运呢？既然你们都不能对这些人实行足够严格的监督，那么国家和受害的一方又怎么监督他们呢？你们谈到终身任命问题时说：“护林官员即使只完成自己的一半职责，他也总会找到足够的辩解理由，使别人对他无法运用关于免职事宜的第56条。”难道这种情况在任命可以撤销的情况下不是更会发生吗？如果护林官员完成自己的一半职责，即保护了你们的利益，难道你们不会全都成为他们的代言人吗？ 对护林人的天真的、溢于言表的信任变成为对他骂骂咧咧、指责挑剔的不信任，这给我们揭露出事情的要害。你们并不是对护林人，而是对你们自己表示这样大的信任，并且还要求国家和违反林木管理条例者把对你们的信任当作自己的信条。 有人说，不是护林人的职位、誓言和良心会成为被告对付你们的保障，不是的，而是你们的法的意识、仁慈、大公无私和自我克制才会成为被告对付护林人的保障。你们的监督是被告最后的也是唯一的保障。由于你们对自己的优越性抱有模糊的看法，由于你们沉溺于诗意的自我陶醉之中，你们向当事人提出把你们个人的品质当作对付你们的法律的自我保护手段。我要承认，我不同意这种对林木所有者的浪漫看法。我根本不认为个人应该成为对付法律的保障；相反，我认为法律应该成为对付个人的保障。即使是最大胆的幻想能不能设想，那些在立法这种崇高事业中一分钟也不能摆脱狭隘的、实际上卑鄙的自私心理而达到普遍和客观观点的理论高度的人，那些一想到将来要吃亏就全身发抖，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可以不择手段的人，在实际危险面前会成为哲学家呢？然而，任何人，甚至最优秀的立法者也不应该使他个人凌驾于他的法律之上。任何人都无权命令别人对自己投信任票，因为这种投票对第三者带来后果。 下述事实可以说明，你们是否有权要求别人对你们表示特别的信任。 一位城市代表［注：约·弗·布鲁斯特。——编者注］宣称：“他必须反对第87条，因为该条的规定会引起不着边际的和毫无结果的调查，从而使人身自由和交往自由受到侵犯。决不能事先就认定某人是罪犯，也不能在尚未证明确有不端行为之前立刻假定有不端行为。”［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第29页。——编者注］ 另一位城市代表［注：约·亨·鲍尔。——编者注］说，这一条应该删掉，因为“任何人都应该说明他的木柴是从哪里来的”［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第29页。——编者注］这一令人恼火的规定(根据这项规定，每个人都有盗窃或窝赃的嫌疑)，是对公民生活的粗暴的侵犯和侮辱。但这一条被通过了。 如果人们必须把对自己有害的事表示不信任，对你们有利的事表示信任宣布为公理；如果人们必须用你们私人利益的眼睛来观察并以你们私人利益的心灵来感受他们的信任和不信任，那么你们对人们的要求就实在太不合逻辑了。 有人还搬出一个理由来反对终身任命，至于这个理由的特点主要是可鄙还是可笑，现在还意见不一。 “私人的自由意志以这种方式受到如此严格的限制，也是不能容许的；因此，只能允许有可撤换的任命。”［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第27页。——编者注］ 这确实是一个既令人愉快而又出人意料的新闻：人具有一种可以不受任何方式限制的自由意志。到现在为止，我们所听到的格言很像多多纳[100]古代神托所的预言，因为两者的根据都是树木。但是，自由意志并没有等级的特性。我们究竟应如何来了解意识形态的这一突然的造反表现[101]呢？要知道，我们在思想方面所遇到的只是些拿破仑的追随者。 林木所有者的意志要求给予它自由，使它能以最方便、最合适而又最省钱的方式来处置违反林木管理条例者。这种意志希望国家把坏人交给它随意处理。它要求全权。它并不是反对限制自由意志，而是反对这种限制的方式，因为这种方式是如此严格，以致它不仅涉及违反林木管理条例者，而且还涉及林木占有者。难道这种自由意志不希望有很多的自由吗？这不是很自由的、非常自由的意志吗？在19世纪，居然有人敢“以这种方式如此严格地”限制那些颁布法律的私人的自由意志，这不是一件闻所未闻的事情吗？这确是一件闻所未闻的事情。 顽强的改革者即自由意志也被归入由利益的诡辩牵着鼻子走的那一串充足理由之列了。不过，这种自由意志应该懂得待人接物之道，它应该成为谨言慎行的、忠顺的自由意志，成为善于使自己活动范围同那些享有特权的私人的任意的活动范围相一致的自由意志。自由意志总共才被提到过一次，但就在这仅有的一次中，它却表现为一个敦实的私人，竟用林木去打击合理意志的精神。实际上，当意志像锁在大桡船上划桨的奴隶那样被锁在极其渺小而狭隘的利益上时，这种精神还能做什么呢？ 在下面这个把我们所考察的关系弄得头脚倒置的意见中，集中地表现了整个这一议论的顶点： “让王国护林官员和猎区官员获得终身任命吧；但在乡镇和私人方面，这种做法引起了极大的疑虑。”［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第27页。——编者注］ 好像唯一值得疑虑的并不在于私人的奴仆代替国家职员行事！好像终身任命不正是用来对付那些值得疑虑的私人！没有什么东西比荒唐的逻辑更可怕的了，也就是说，没有什么东西比自私的逻辑更可怕的了。 这种把林木所有者的奴仆变为国家权威的逻辑，使国家权威变成林木所有者的奴仆。整个国家制度，各种行政机构的作用都应该脱离常规，以便使一切都沦为林木所有者的工具，使林木所有者的利益成为左右整个机构的灵魂。一切国家机关都应成为林木所有者的耳、目、手、足，为林木所有者的利益探听、窥视、估价、守护、逮捕和奔波。 委员会建议在第62条的最后加上下述要求：违法者无力赔偿时，需由当地的收税人、乡镇长及两个乡镇负责人加以证明。一位乡镇代表［注：泰·门格尔比尔。——编者注］认为，收税人参与此事是和现行立法相抵触的。显然，这一情况并没有引起丝毫注意。 在讨论第20条的时候，委员会建议： “在莱茵省，合法的林木所有者应有权将犯罪分子送交地方当局去实行监督劳动，用这些人的劳动日来抵偿林木所有者对乡镇应尽的修筑公共道路的义务。”［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第25页。——编者注］ 对此有人提出异议： “乡镇长不能成为个别乡镇成员的法律执行人，犯罪分子的劳动也不能抵偿那种应由雇用短工或仆人来完成的劳动。”［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第25页。——编者注］ 报告人指出： “虽然督促心怀不满、性情暴躁的破坏森林的犯罪分子进行劳动对乡镇长先生说来确是一个负担，但是，使自己治下那些不顺从而心术不正的人安分守己，毕竟是这些官吏的职责；使犯罪分子改邪归正难道不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吗？在农村，还有谁比乡镇长先生更有办法来做这件事呢？”［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第26页。——编者注］ 骗子列那狐装出一副害怕和悲伤的神情， 以引起那些心地善良的人的同情， 兔子朗培显得特别难过。［注：歌德《列那狐》第6篇。——编者注］ 省议会通过了这个议案。 为了使林木所有者先生不花分文就尽到自己对乡镇的义务，善良的乡镇长先生应该担起这副重担，去做这件美好的事情。林木所有者同样有理由可以把乡镇长当作厨师长或管家领班来使唤。难道乡镇长把自己所管辖的人的厨房和地窖管得井井有条不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吗？但是，被判刑的罪犯并不是乡镇长所管辖的人，而是狱吏所管辖的人。如果乡镇长由乡镇的领导变成了个别乡镇成员的法律执行人，如果他由乡镇长变成典狱长，难道他不会失去他作为乡镇长的手段和尊严吗？如果把乡镇其他自由成员为公共利益而进行的诚实劳动贬低为替个别人卖力的劳役，难道这不是对这些乡镇成员的一种侮辱吗？ 但是，揭穿这种诡辩完全是多余的。让报告人先生本人劳神给我们谈谈，那些饱经世故的人们是怎么评价这些仁慈的词句的。在他的报告中，林木占有者以这样的口吻教训满口仁义道德的土地占有者： “假若地主田里的谷穗被人割走了，那么小偷会说：‘我没有吃的，所以我才从您那一大片地里拿走了几棵谷穗。’同样，盗窃林木者也会说：‘我没有柴烧，所以我才去偷林木。’地主有刑法典第444条的保护，该条规定偷割谷穗者处两年至五年的监禁。而林木所有者却没有这样强有力的保护。”［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第26页。——编者注］ 最后一句话所流露出来的忌妒而眼红的心情，表达了林木所有者的全部信条。为什么当问题牵涉到我的利益时，你这个土地占有者就如此宽宏大量呢？因为你的利益已经有人照管了。因此，这里没有任何错觉！宽宏大量或者是分文不值，或者是有所进益。因此，你这个土地占有者是骗不了林木占有者的！而你这个林木占有者也休想欺骗乡镇长！ 如果说全部辩论没有证明那些充满仁义道德的论据在这里只不过是一些空话，那么，单单这一段插曲已可证明，“美好的事情”在我们的辩论中是多么没有意义了。但是利益连空话也是吝啬的。只有在空话有用，空话会带来显著效果时，利益才会编造空话。那时，利益便能说会道起来，血液也在它的血管中流动得更快。那时，甚至损人利己的美好事情也干得出来，恭维奉承的言词、悦耳动听的甜言蜜语也说得出来。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被用来达到一个目的：把违反林木管理条例的行为变为林木所有者的流通硬币，把违反林木管理条例者变成一项收入，使自己获得更有利的投资机会，因为对林木所有者来说，违反林木管理条例者已成为资本了。这里所谈的并不是滥用乡镇长的权力去为违反林木管理条例者谋取好处，而是滥用乡镇长的权力去为林木所有者谋取好处。就是在人们偶尔提到对违反条例者说来是很不可靠的好处的稀少场合，林木所有者的不容争辩的好处却是有保证的。命运是多么奇怪，事实是多么出人意外啊！ 还有一个例子说明报告中插入了这种仁慈的言论： 报告人：“法国的法律不知道用林中强迫劳动来代替监禁，但是他认为这样的代替是一项聪明的慈善的措施，因为监禁并不是时时都能使犯人变好，相反，却常常使人变坏。”［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第26页。——编者注］ 从前，有人把无罪者当作罪犯时，有一位代表在谈到捡拾枯枝的人时指出，在监狱中把这些人同惯偷关在一起，但是，那时认为监狱是好的。而现在教养院突然变成使人变坏的机关了，这是因为在目前说监狱使人变坏对林木所有者有利。他们把罪犯的改造了解为利息的增加；给林木所有者带来一笔利息，就是罪犯的崇高使命。 利益是没有记忆的，因为它只考虑自己。它所念念不忘的只是一件东西，即它最关心的东西——自己。矛盾毫不使它惶惑不安，因为它不会和自身发生矛盾。它是经常随机应变的即兴作者，因为它没有一套体系，而只有临时的应急办法。 可是，人道的和合法的根据只不过是 我们这些愚蠢的人在舞会上 称之为靠墙站的女人的那种东西。 临时的应急办法是利益的推理机制中最常用的因素。在这些临时的应急办法中，我们发觉有两种办法在辩论中经常被当作基本范畴而重复使用，这就是“良好的动机”和“有害的后果”。我们看到，忽而是委员会的报告人，忽而是省议会的某一议员，用老练的、聪明的和良好的动机作为盾牌，去保护一切模棱两可的规定，使之免遭说这些规定自相矛盾的箭的攻击。我们看到，凡是从法的观点中引伸出来的结论，都被借口会产生有害的或可疑的后果而遭到否定。现在，我们就来谈一谈这种神通广大的应急办法，这种百用百灵、万无一失的最道地的应急办法。 利益知道用法会产生有害后果的前景，用法会对外部世界产生影响来给法抹黑；它也知道用良好的动机，也就是通过追溯到不法的思想世界的内心深处去的方法来粉饰不法。法在外部世界的坏人中间产生不良的后果，而不法却发源于颁布关于不法行为的法令的高尚人物内心的良好动机。但是，这两者，即无论良好的动机还是有害的后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它们不是根据事物本身的情况来对待事物，它们不把法当作独立的对象，而是离开法，把我们的注意力或者引到外部世界去，或者引到自己的头脑中去，从而在法的背后大耍花招。 什么是有害的后果呢？我们的全部叙述都证明，这决不应该理解为对国家、对法律、对被告有害的后果。下面我们将简要地解释清楚，所谓有害的后果也不是指那些对公民安全有害的后果。 我们从省议会议员本人那里已经听到，关于“任何人都应该说明他的木柴是从哪里来的”这一规定，是对公民生活的一种粗暴的侵犯和侮辱，对每个公民都是令人恼火的无理取闹。另一项规定则宣称每一个藏有偷来的木柴的公民都是小偷，尽管有一位代表［注：约·亨·鲍尔。——编者注］表明： “这对于某些诚实的人说来可能是危险的。只要有人向邻近的某家院子扔去几块偷来的木柴，就会使无辜的人受到惩罚。”［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第27页。——编者注］ 第66条规定，凡购买非专卖扫帚者，一律拘禁四个星期至两年。一位城市代表［注：约·亨·鲍尔。——编者注］对这一条提出下列意见： “这一条款使埃尔伯费尔、伦纳普和索林根三个县的居民都有坐牢的危险。”［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第28页。——编者注］ 最后，有人把对猎区警察和森林警察的监督和使用不仅变成了军队的权利，而且变成了军队的义务，虽然刑事诉讼条例第9条只提到官吏要受国家检察官的监督，因此，国家检察官可以直接追究官吏的刑事责任，而军队则不能这样做。上述规定既威胁着法庭的独立，也威胁着公民的自由和安全。 可见，这里谈到的完全不是对公民安全的有害后果，相反，公民安全本身被看成是具有有害后果的一种情况。 那么，究竟什么是有害的后果呢？凡损害林木所有者利益的东西就是有害的。所以，如果法的后果不会给林木所有者带来好处，那么，这就是有害的后果。在这里，利益是很有眼力的。以前肉眼看得见的东西它看不见，现在甚至只有用显微镜才看得清楚的东西它却看见了。整个世界都是它的眼中钉，都是一个充满危险的世界，因为世界并不是一种利益的世界，而是许多种利益的世界。私人利益把自己看作是世界的最终目的。因此，如果法不实现这个最终目的，那就是不合目的的法。因此，对私人利益有害的法就是具有有害后果的法。 但是，良好的动机也许比有害的后果好些吧？ 利益不是在思索，它是在盘算。动机就是它的数字。动机是取消法的根据的动因；有谁会怀疑私人利益会有许多这种动因呢？动机的优点就在于它有随机的灵活性，它借助于这种灵活性可以抹杀客观事实，使自己和别人产生错觉，以为不需要考虑好事，只要干坏事时抱有良好的想法就行了。 我们接着前面打断了的话头，首先对建议乡镇长先生去做的美好事情作若干补充。 “委员会建议对第34条作如下修改：如果被告要求负责笔录的护林官员出庭，那么他应预先向林务法庭交纳有关的费用。”［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第25页。——编者注］ 国家和法庭不应当无偿地为被告效劳。它们必须预先收费，显然，这也就预先使前来告发的护林官员和被告之间的对质变得更加困难了。 美好的事情！独一无二的美好事情！整个王国都拥护这种美好的事情！但是，乡镇长先生完成法案中所指出的这件唯一的美好的事情，应该是为了林木所有者先生。乡镇长是美好事情的体现者，是美好事情的化身，人们怀着牺牲精神，忍痛把这副重担交给乡镇长，从而就把一系列美好的事情都彻底做完，永远结束了。 如果说乡镇长先生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从道义上挽救罪犯，应该比自己的义务做得更多，难道林木所有者先生为了同样的好事就不应该要求少得到一点自己的利益吗？ 有人可能以为，这个问题在前面谈到过的那部分辩论中已经得到了回答，但这是错误的。现在我们来看看惩罚的规定。 “一位骑士等级的代表［注：爱·贝·特里普斯伯爵。——编者注］认为，林木所有者即使<除了单纯价值赔偿以外>还能得到罚款，这也仍不够补偿他的损失，因为这笔罚款往往是收不到手的。”［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第23页。——编者注］ 一位城市代表［注：约·弗·布鲁斯特。——编者注］指出： “这一条(第15条)的规定会产生极其危险的后果。这样一来，林木所有者便得到三重补偿：价值，然后是四倍、六倍以至八倍的罚款，最后是损失的特别补偿；这种特别补偿往往是任意确定的，与其说是合乎实际的不如说是凭空虚构的结果。这位代表认为，无论如何必须规定，应把这种很成问题的特别补偿立刻提交林务法庭，由该法庭作出判决。必须提出证明损失的特别证据，不能仅仅以笔录作为凭据，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第23页。——编者注］ 针对这个反对意见，报告人和另一位省议会议员［注：卡·弗·洛埃。——编者注］解释了这里所提到的额外价值[102]是怎样在他们所指的各种情况下取得的。这一条被通过了。 罪行变成了彩票，林木所有者如果走运的话，甚至可能中彩。这里可能产生额外价值，因为即使他所得的只是单纯价值，但是由于四倍、六倍以至八倍的罚款，他仍然能赚一笔钱；如果他所获得的不只是单纯价值，同时还有损失的特别补偿，那么这种四倍、六倍以至八倍的罚款无论如何完全是白赚了。一位骑士等级的代表认为，应得的罚款由于往往收不到手而没有足够保证，确实，由于除罚款外还要索取价值和损失补偿，罚款是根本不可能收到手的。不过，我们将会看到，有人会使被告的这笔欠账不致落空。 林木所有者除了像这里所说的那样使犯罪变成利息外，还会有更好的办法来保护自己的林木吗？他像一个聪明的统帅，把对方的进攻变成了一次万无一失的、稳操胜券的获胜的机会，因为甚至林木的额外价值，这种经济上的幻想，也通过盗窃而变成某种实体了。对于林木所有者来说，不仅他的林木，而且他用林木进行的牟利活动也应该受到保障，而他却以不给任何报酬的方式来表示他对自己的经纪人即国家的极易尽到的忠诚。把对罪行的惩罚由法对侵犯法的行为的胜利变成私利对侵犯私利的行为的胜利，这真是一种绝妙的想法。 然而，我们提醒我们的读者要特别注意第14条的规定，在这里我们必须放弃把蛮族法典[97]看作是野蛮人的法律的习惯看法。惩罚本身作为法的恢复，本来应该不同于价值的赔偿和损失的补偿，不同于私有财产的恢复；但是，现在惩罚却由公众的惩罚变成对私人的赔偿了；罚款并未归入国库，而是落入林木所有者的私囊。 虽然有一位城市代表［注：约·弗·布鲁斯特。——编者注］说：“这是同国家的尊严及认真执行刑法的原则相抵触的”［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第23页。——编者注］；但是为了维护林木所有者的利益，一位骑士等级的代表［注：马·洛埃。——编者注］却诉诸省议会的法理感和公平感，也就是诉诸特殊的法理感和公平感。 野蛮民族强迫犯了某种罪行的人给受害者一定的赔偿(罚金)。公众惩罚这一概念同那种把罪行只看作对个人的侵犯的观点正相对立。但是，必须再找出甘愿授权个人去同时实行私人惩罚和国家惩罚的民族和理论来。 一定是十足的概念的混淆把省等级会议引上了歧途。而有立法权的林木所有者一时间就把自己作为立法者和林木所有者的身分混同起来。一次他作为林木所有者强迫小偷因偷窃林木而支付赔款，另一次他作为立法者强迫小偷因犯罪意图而支付罚款，而且很凑巧，两次的钱都为林木所有者所得。因此，我们看到的不是一种普通的领主权。我们通过公法时代到达了加倍的、多倍的世袭权利时代。世袭所有者利用屏弃他们要求的时代进步，以便窃取野蛮人世界观所固有的私人惩罚和现代人世界观所固有的公众惩罚。 由于价值赔偿以及对损失的特别补偿，盗窃林木者和林木所有者之间的关系不再存在了，因为违反林木管理条例的行为已经彻底了结了。小偷和所有者双方都各归原位。林木所有者的利益在林木被窃时受到损害，是因为林木遭到了损失，而不是因为权利受到了侵犯。只是罪犯的可以感觉的那一面触犯了林木所有者的利益，犯罪行为的实质并不是对物质的林木侵犯，而是对林木的国家神经即财产权本身的侵犯，是不法意图的实现。难道林木所有者对小偷的合法意图也有私人要求吗？对重犯的加倍惩罚如果不是惩罚犯罪意图，又是什么呢？难道林木所有者可以在他无权提出私人要求的地方提出私人要求吗？难道林木所有者在林木被窃之前曾经是国家吗？不是，但是他在林木被窃之后却成为国家了。林木具有一种奇怪的特性：只要它被偷窃，它的占有者马上就会获得他以前并不具有的国家特性。其实，林木所有者只能收回被别人拿去的东西。如果把国家交还给他——既然他除了私人权利外，还获得处置违法者的国家权利，那就确实把国家交还给他了，——那么，国家也必定是他的失窃物了，因此，国家就必定是他的私有财产了。可见，盗窃林木者是第二个克里斯托弗尔，他不仅背走了偷来的木柴，而且也背走了国家。 公众惩罚是用国家理性去消除罪行，因此，它是国家的权利，但是，它既然是国家的权利，国家就不能把它转让给私人，正如一个人不能把自己的良心让给别人一样。国家对罪犯的任何权利，同时也就是罪犯的国家权利。罪犯同国家的关系不可能由于中间环节的介入而变成同私人的关系。即使人们允许国家本身放弃自己的权利，即自杀而亡，国家放弃自己的义务毕竟不仅是一种疏忽，而且是一种罪行。 可见，林木所有者既不能从国家获得实行公众惩罚的私人权利，他本身也没有任何实行惩罚的权利。但是，如果我在没有合法权利的情况下把第三者的罪行变成收入的主要来源，我这样做难道不就成为他的同谋者吗？难道仅仅因为他该受惩罚，而我坐享犯罪的好处，我就不是他的同谋者吗？如果私人滥用自己作为立法者的职权，以第三者的罪行为借口来窃取国家权利，他的罪名并不会因此而减轻。盗用公共的国家金钱是一种国事罪，难道罚款不也是公共的国家金钱吗？ 盗窃林木者偷了林木所有者的林木，而林木所有者却利用盗窃林木者来盗窃国家本身。第19条会证明这一点确实是多么正确；这里不仅要罚款，而且还要对被告进行人身处罚。第19条将违反森林管理条例者完全交给林木所有者处置，让违反森林管理条例者为他完成林中强迫劳动。有一位城市代表［注：约·弗·布鲁斯特。——编者注］认为，这“会引起许多麻烦。他只是提醒人们注意在问题涉及异性时这种惩罚方法会发生的危险”。［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第25页。——编者注］ 一位骑士等级的代表［注：马·洛埃。——编者注］作了永远值得纪念的回答： “诚然，在讨论法案时预先讨论和确定它的各项原则是必要而合理的，但是既然这一点已经做了，就无须在讨论每一个别条款时再回过头来谈这些原则。”［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第25页。——编者注］ 在他发言之后，这一条便毫无异议地通过了。 只要巧妙地把坏原则作为出发点，你们就可以为坏结论找到不容争辩的法律条款作为根据。虽然你们可能以为，原则的不适当正是表现在它的结论的缺点上，但是，只要你们老于世故，你们就会懂得，聪明人是善于充分利用他曾经获得成功的东西的。唯一使我们惊异的是，为什么林木所有者不能用盗窃林木者来生自己的火炉。因为这里涉及的不是权利，而是省议会随便拿来作为根据的原则，所以完全可以作出这种结论。 同刚刚确定的教条截然相反，只要大致回顾一下就可了解，在考察每一条款时重新讨论原则是多么必要，在对那些看来相互间没有联系并保持着相当距离的条款进行表决时，有人怎样骗取了代表的信任，让规定一个接着一个顺利通过了。第一个规定一旦通过，这个规定借以获得通过的那种条件的幌子后来也就扔掉不用了。 在讨论第4条涉及授权前来告发的护林官员进行估价的时候，一位城市代表［注：约·弗·布鲁斯特。——编者注］指出： “如果关于罚款交归国库的议案不能通过，目前所审议的规定就具有加倍的危险。”［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第22页。——编者注］ 显然，护林官员在为国家估价时并不像为自己的主人估价时那样想抬高价钱。但是，人们极其巧妙地对这一点不加讨论，而且装出一副样子，好像规定罚款归林木所有者的第14条可能会被否决似的。这样一来，第4条被通过了。表决了十条之后，终于轮到了会使第4条的含义发生变化并具有危险性的第14条。然而，这一联系却完全被忽视了，第14条被通过了，于是罚款就落入林木所有者的私囊。引用来为这一条辩护的主要的和唯一的根据，就是林木所有者的利益，据说，照价赔偿单纯价值似乎还不足于补偿他的利益。但在第15条中他们又忘了罚款已被表决归林木所有者所有，因而又发布命令，除赔偿单纯价值外，还给予林木所有者以损失的特别补偿，因为他本可以得到某些额外价值，就好像尽管得到了罚款，他还是什么也没有额外多得一样。有人甚至还说，罚款不总是都能得到手的。由此可见，起初他们还装装样子，好像只是由于钱他们才想取代国家的地位，但在第19条中就原形毕露了，他们不仅要罚款，而且要罪犯，不仅要人的钱袋，而且还要人本身。 在这里，欺骗的方法是露骨的、赤裸裸的，而且用意十分明显，因为它已经毫不犹豫地宣布自己是原则了。 显然，单纯价值和损失补偿只给予了林木所有者对违反林木管理条例者提出私人诉讼的权利，林木所有者可以向民事法庭提出这种诉讼。如果违反林木管理条例者无力付款，那么，林木所有者所处的情况也不过和任何一个拥有无力还账的债务人的私人一样，当然，这种情况并不赋予他对债务人实行强迫劳动、服劳役的权利，一句话，使债务人处于暂时的农奴状况的权利。那么林木所有者提出这种要求是依据什么呢？罚款。正如我们看到的，林木所有者既然要求把罚款归他所有，那么他除自己的私人权利外，也要求把惩罚违反林木管理条例者的国家权利归他所有，从而就取代了国家的地位。但是，林木所有者在把罚款归自己所有的同时，却巧妙地掩盖了他把惩罚权利本身也归自己所有的事实。过去他只把罚款当作单纯的金钱来谈，而现在他谈罚款指的却是惩罚，现在他扬扬得意地承认，他利用罚款把公共权利变成了自己的私人财产。人们并没有对这个犯罪的、令人愤怒的结论感到惊异而退缩，却正因为它是一个结论而加以利用。虽然一个正常人的理智断定，把某一个公民当作临时的农奴而让他完全受另一个公民的支配，这是同我们的法背道而驰的，而且也是同所有的法背道而驰的，但是，对此，他们却耸耸肩膀声称，原则早已讨论过了，——其实既没有原则，也没有讨论。就这样，林木所有者利用罚款，把违反林木管理条例者的人身骗到了手。只是第19条才暴露了第14条含糊其词的地方。 因此，我们看到，第4条由于第14条本不应成立，第14条由于第15条本不应成立，第15条由于第19条本不应成立，而由于第19条表现出惩罚原则的全部弊端，从而使它本身和整个惩罚原则都不能成立。 分而治之的原则不可能运用得比这更妙了。讨论前一条时不考虑后一条，而审议后一条时又忘记了前一条。这一条已经讨论过了，而那一条还没有讨论，因此，由于根据完全相反，两条都凌驾于任何讨论之上了。但是，“维护林木所有者利益的法理感和公平感”是一项公认的原则，而这种法理感和公平感同维护另外一些人的利益的法理感和公平感正相对立；这些人的财产只是生命、自由、人性以及除自身以外一无所有的公民的称号。 瞧，我们扯得太远了。——林木所有者拿一块木头换得了曾是人的那种东西。 夏洛克博学多才的法官！判得好！来，准备！ 鲍细霞且慢，还有别的话哩。 这约上并没有允许你取他的一滴血， 只是写着“一磅肉”； 所以你可以照约拿一磅肉去， 可是在割肉的时候， 要是流下一滴基督徒的血， 你的土地财产， 按照威尼斯的法律， 就要全部充公。 葛莱西安诺啊，公平正直的法官！ 听着，犹太人； 啊，博学多才的法官！ 夏洛克法律上是这样说吗？ 鲍细霞你自己可以去查查看。 现在，你们可以查看法律了！ 你们根据什么要求把违反林木管理条例者变成自己的农奴呢？根据罚款。我们已经指出，你们没有权利得到罚款。但是，我们姑且不谈论这个。你们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呢？就是要确保林木所有者的利益，即使法和自由的世界会因此而毁灭也在所不惜。你们坚定不移地认定，违反林木管理条例者应当想尽一切办法赔偿你们林木所有者所遭受的损失。你们这种论据的坚实的木质基础已经完全腐朽，只要用健全理智的清风吹它一下，就会化为灰烬了。 国家可以而且必须说：我保证法不受任何偶然事件的影响。在我这里只有法才是永恒不灭的，因此，我用消灭罪行来向你们证明罪行是会灭亡的。但是，国家不能而且不应该说：国家保证私人利益、一定的财产存在、一个林场、一棵树、一根树枝(和国家相比，一棵最大的树也抵不上一根树枝)不受任何偶然事件的影响，它们是永恒不灭的。国家不能够违反事物的本性，不能够保证有限的东西绝对不受其条件的影响，不受偶然情况的影响。国家不可能担保你们的财产在罪行发生以前不受任何偶然事件的影响，同样，罪行也不可能把你们的财产的这种不稳定性质变得稳定。既然你们的私人利益能够受到合理的法律和合理的预防措施的保护，那么，国家无论如何是保护你们的私人利益的，但是，对于你们向罪犯提出的私人诉讼，国家除了承认私人诉讼权即保护民事诉讼的权利以外，不能承认其他任何权利。如果你们由于罪犯无支付能力而不能通过这种途径获得补偿，那只能说，取得补偿的任何合法途径都没有了。世界不会因此而毁灭，国家也不会因此而脱离阳光照耀的正义大道，你们也应该知道，世上的一切都是暂时的，然而由于你们虔诚地笃信宗教，你们未必认为这是一件有趣的新闻，并且它也不会比风暴、火灾、发烧更使你们惊奇。如果国家想要把罪犯变成你们的暂时的农奴，那它就会为了你们的有限的私人利益而牺牲永恒不灭的法。这样它也就向罪犯证明了法的灭亡，而它本来是必须用惩罚来证明法是永恒不灭的。 在菲力浦国王执政时期，安特卫普只要放水淹没它这个地区，便能够轻而易举地阻止住西班牙人的进攻[103]，但是屠户行会不同意这样做，因为牧场上牧放着该行会肥壮的牛群。你们要求国家放弃自己的精神领地，仅仅是为了替你们的木头报仇雪恨。 我们还要介绍第16条中的几点次要规定。有一位城市代表［注：约·弗·布鲁斯特。——编者注］指出： “根据现行的立法，8天监禁折合5塔勒罚款。没有充分理由违背这一点。”［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第24页。——编者注］(即规定把8天改成14天。) 委员会建议对这一条作如下补充： “无论如何监禁不得少于24小时。”［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第24页。——编者注］ 当有人指出这一最低限度太严厉时，一位骑士等级的代表［注：约·韦尔吉福瑟。——编者注］就反对道： “在法国森林法中，没有比3天更轻的惩罚。”［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第24页。——编者注］ 省议会忽而反对法国法律的规定，主张不用8天监禁而用14天监禁来抵偿5塔勒，忽而又崇拜法国法律，拒绝把3天监禁改为24小时监禁。 前面提到的那位城市代表继续说： “用14天监禁抵偿5塔勒罚款的做法，至少对于那些决不能当作罪行而严加惩罚的偷窃林木的行为来说，是很严厉的。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能够以金钱赎罪的有钱人只会受到普通的惩罚，而穷人则要受到加倍的惩罚。”［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第24页。——编者注］ 一位骑士等级的代表［注：伦施男爵。——编者注］指出，克莱沃近郊之所以发生许多违反森林管理条例的事件，就是为了被送进拘留所去领一份监狱口粮。难道这位骑士等级的代表不正是证明了他想驳倒的事实，即正是饥饿和无家可归才迫使人们违反林木管理条例吗？难道这种可怕的贫困是加重罪名的根据吗？ 前面提到的那位城市代表继续讲道： “降低犯人伙食标准的做法在这里遭到了谴责，它是一种异常残酷的措施，特别是在实行强迫劳动的条件下是根本行不通的。”［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第24页。——编者注］ 把犯人伙食标准降低到只供应水和面包的做法，受到多方面的指责，认为这样做太残酷了。但是，有一位乡镇代表［注：彼·本德尔。——编者注］指出，特里尔行政专区已实行了降低犯人伙食标准的措施，在那里，还被认为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措施。 为什么这位可敬的发言人恰好把面包和水，而不把省议会谈论得如此之多和如此之动人的宗教感的加强看作特里尔行政区收到良好效果的原因呢？当时谁曾经想到过，水和面包是真正的救世良方呢？在一些辩论中，有人曾经认为，英国的圣者议会[104]又复活了。现在怎样呢？代替祷告、信赖和赞美诗的是水和面包，是监狱和林中的强迫劳动！过去，省议会为了在天堂中给莱茵省居民准备好一个栖身之所，曾经不惜把好话说尽；而现在，为了用鞭子把整整一个阶级的莱茵省居民驱赶到林中去，在只给水和面包的条件下从事强迫劳动，——就是荷兰的种植场主也未必会想出这种办法来对待他的黑奴，——省议会又是多么不惜把好话说尽啊！这一切证明了什么呢？只证明了一点：谁不想成为人道的人，谁就容易成为圣者。对于下面这段话，人们将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 “有一个议员［注：约·亨·鲍尔。——编者注］认为，第23条规定是不人道的；但是尽管如此，这一条仍然被通过了。”［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第25页。——编者注］ 除了不人道的性质以外，这一条款再也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别的东西。 我们的全部叙述表明，省议会怎样把行政权、行政当局、被告的存在、国家观念、罪行本身和惩罚降低为私人利益的物质手段。因此，人们把法庭的判决只看作是一种手段，而把判决的法律效力看作是一种多余的累赘，这是合乎逻辑的。 “委员会建议从第6条中删掉‘具有法律效力’这一说法，因为采用这一说法会给盗窃林木者以把柄，使他在缺席判决的情况下能逃脱再犯时所应受的更严厉的惩罚；但是许多代表［注：威·霍与布鲁斯特等人。——编者注］都反对这一点，他们说，必须反对委员会提出的关于从法案第6条中删掉‘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这一说法的建议。这里，也像在条文中一样，给判决加上这一说明语，当然不是没有法律上的考虑的，如果法官的任何初次判决都足以作为加重惩罚的根据，那么，加重惩罚再犯者的意图当然就会更加容易而经常地得到实现了。但是，应该考虑一下，人们是否愿意以这种方式为了报告人在这里所强调的保护林木的利益而牺牲重要的法的原则。为了使还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具有合法判决的性质而破坏诉讼程序的无可非议的基本原则，对此，人们是不能同意的。另一位城市代表［注：约·弗·布鲁斯特。——编者注］也提议拒绝委员会的修改，他认为这种修改违背了刑法的规定，因为根据刑法规定，在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没有确定初次惩罚之前，不能采取加重惩罚的办法，报告人反对这一点说：‘这一切是一种特殊的法律，所以，像提出来的这种特殊的规定在这里也是许可的。’委员会关于删掉‘具有法律效力’这一说法的建议被采纳了。”［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第23页。——编者注］ 判决仅仅是为了确定再犯而存在的。对于私人利益的贪婪的焦虑来说，审判形式是迂腐的法律仪式所设置的累赘而多余的障碍。诉讼只不过是一支负责把敌人押解到牢狱里去的可靠的护送队，它只是执刑的准备。如果诉讼想超出这一点，它就会被人封住嘴巴。自私自利的恐惧心情非常细心地侦察、算计和推断：敌人可能怎样利用法的领域，而人们只要同敌人发生冲突就必须进入这个作为不可避免的祸害的领域，并且力图采取最审慎的反机动先于敌人到达这个领域。因此，人们就碰到了作为私人利益的无节制表现的障碍的法本身，并且把法看作是一种障碍。人们力图同法作交易，同法讨价还价，在这里或那里设法用低价从它那里买到某一基本原则。人们以乞求的口吻要求得到利益的法，以此来安抚法。人们拍拍它的肩膀并咬着耳朵轻声地说，这是例外，而没有例外的常规是不存在的，人们允许法对敌人采取恐怖手段和百般挑剔的办法，他们仿佛企图通过这种手段来对法作出补偿，因为他们在对待作为被告的保障和作为独立的对象的法时采取了一种圆滑的是非标准。法的利益只有当它是利益的法时才能说话，一旦它同这位圣者发生抵触，它就得闭上嘴巴。 亲自惩罚过人的林木所有者做得十分彻底，现在他竟亲自进行审判了，因为当他把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宣布为具有法律效力时，他显然是在进行审判，如果认为在立法者偏私的情况下可以有公正的法官，那简直是愚蠢而不切实际的幻想！既然法律是自私自利的，那么大公无私的判决还有什么用处呢？法官只能一丝不苟地表达法律的自私自利，只能无所顾忌地运用它。在这种情况下，公正是判决的形式，但不是判决的内容。内容已被法律预先规定了。如果诉讼无非是一种毫无内容的形式，那么这种形式上的琐事就没有任何独立的价值了。在这种观点看来，只要把中国法套上法国诉讼程序的形式，它就变成法国法了。但是，实体法却具有本身特有的必要的诉讼形式，正如中国法里面一定有笞杖，拷问作为诉讼形式一定是同严厉的刑罚法规的内容连在一起的一样，本质上公开的、受自由支配而不受私人利益支配的内容，一定是属于公开的自由的诉讼的。诉讼和法二者之间的联系如此密切，就像植物外形和植物本身的联系，动物外形和动物血肉的联系一样。使诉讼和法律获得生命的应该是同一种精神，因为诉讼只不过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而也是法律的内部生命的表现。 狄东［注：加里曼丹(婆罗洲)的一个地区。——编者注］的海盗抓到俘虏后，就打断他们的手脚，以便保证自己控制他们。为了保证自己对违反森林管理条例者的控制，省议会不仅打断了法的手脚，而且还刺穿了它的心。我们认为，省议会在恢复我们的诉讼的某些范畴方面的功绩完全等于零。相反，我们必须承认省议会在把不自由的形式赋予不自由的内容时所采取的那种坦诚和彻底的态度。既然有人把怕见公开性的阳光的私人利益的物质内容塞进了我们的法，就必须赋予这种内容以相应的形式，即秘密的程序，这样才至少不致引起和滋生任何危险的、自满的幻想。我们认为，目前莱茵省全体居民，特别是莱茵省法学家的义务，是要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法的内容上面，免得我们最终只剩下一副空洞的假面具。如果形式不是内容的形式，那么它就没有任何价值了。 刚才谈到的委员会的提案和省议会的投赞成票，是整个辩论的精彩场面，因为保护林木的利益和我们自己的法律所规定的各项法的原则之间的冲突，在这里进入了省议会的意识。于是，省议会对下述问题进行了表决：应该为了保护林木的利益而牺牲法的原则呢，还是应该为了法的原则而牺牲保护林木的利益，——结果利益所得票数超过了法的票数。人们甚至认识到了，这项法律是法律的例外，并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在这项法律中任何例外的规定都是允许的。省议会只限于得出立法者忽略了的那些结论。凡是立法者忘了说这里涉及法律的例外，而不涉及法律的地方，凡是在他提出法的观点的地方，我们的省议会都会出来非常得体地对他加以纠正和补充，并且凡是在法为私人利益制定了法律的地方，它都让私人利益为法制定法律。 这样，省议会便彻底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它根据自己的任务，维护了一定的特殊利益并把它作为最终目的。至于说省议会在这里践踏了法，那么，这是它的任务直接产生的后果，因为利益就其本性来说是盲目的、无节制的、片面的，一句话，它具有无视法律的天生本能；难道无视法律的东西能够立法吗？正如哑巴并不因为人们给了他一个极长的话筒就会说话一样，私人利益也并不因为人们把它抬上了立法者的宝座就能立法。 我们以厌恶的心情注视了这些枯燥无味的和浅薄庸俗的辩论，但是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用这个例子来说明，一旦维护特殊利益的等级代表会议真的被赋予了立法的使命，究竟能从它那里期待什么。 我们再重复说一遍，我们的省等级会议已经履行了自己作为省等级会议的使命，但是我们决不是想要为它辩护。莱茵省人应该在省等级会议中战胜等级，人应该战胜林木所有者。从法律上说，省等级会议不仅受权代表私人利益，而且也受权代表全省的利益，同时，不管这两项任务是多么矛盾，在发生冲突时却应该毫不犹豫地为了代表全省而牺牲代表特殊利益的任务。法的意识和法律意识是莱茵省人的最显著的地方特点。但是不言而喻，特殊利益既没有祖国意识，也没有省的观念，既没有一般精神，也没有乡土观念。有一些异想天开的作家喜欢把代表特殊利益看作是理想的浪漫主义、深邃的感情以及道德的个人形式和特殊形式的最丰富源泉。然而，与这些作家的论断完全相反，代表特殊利益会消灭一切自然差别和精神差别，因为这样做会把特定的物质和特定的奴隶般地屈从于物质的意识的不道德、不理智和无感情的抽象物抬上王位，用以代替这些差别。 在西伯利亚也像在法国一样，林木仍然是林木，在堪察加也像在莱茵省一样，林木所有者仍然是林木所有者。因此，如果由林木和林木所有者本身来立法的话，那么这些法律之间的差别将只是立法的地理位置和立法时使用的语言不同而已。这种下流的唯物主义，这种违反各族人民和人类的神圣精神的罪恶，是《普鲁士国家报》正向立法者鼓吹的那一套理论的直接后果，这一理论认为，在讨论林木法的时候应该考虑的只是树木和森林，而且不应该从政治上，也就是说，不应该同整个国家理性和国家伦理联系起来来解决每一个涉及物质的课题。 古巴野人认为，黄金是西班牙人崇拜的偶像。他们庆祝黄金节，围绕着黄金歌唱，然后把它扔进大海。如果古巴野人出席莱茵省等级会议的话，难道他们不会认为林木是莱茵省人崇拜的偶像吗？然而，下一次会议将会向他们表明，人们是把动物崇拜同拜物教联系在一起的。那时，为了拯救人，古巴野人将把兔子扔进大海里去。[105] 卡·马克思写于1842年10月载于1842年10月25、27、30日和 11月1、3日《莱茵报》第298、300、303、305和307号附刊 署名：莱茵省一居民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 注释： [48]指普鲁士官员受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委托同罗马教皇进行的谈判，其目的在于调解普鲁士政府和天主教教会之间的冲突。这一通常被称作“教会纠纷”或“科隆纠纷”的冲突是由天主教徒和新教教徒通婚所生子女的宗教信仰问题而引起的。1837年11月科隆大主教因拒不服从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要求，违背普鲁士国家法律，许诺这类子女信奉天主教而以叛国罪被捕，冲突就此开始。此后，天主教教会与普鲁士新教国家之间的这场争执持续了数年之久，直到1842年5月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统治时期，经过谈判才以普鲁士政府向天主教教会投降而宣告结束。马克思在1842年7月9日致卢格的信中将这一结局称为“普鲁士在全世界面前亲吻教皇的鞋子”。——118、240。 [61]哲人之石指古代炼金术士幻想通过炼制得到的一种怪诞的物质，据说能把普通金属变成金银，医治百病，返老还童。——173、180、248。 [93]《第六届莱菌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是马克思针对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而写的几篇论文中的第三篇。关于这一组论文的情况，参看注50。 19世纪40年代在普鲁士，小农、短工及城市居民由于贫困和破产而不断去采集和砍伐林木，按传统这是他们的“习惯权利”。普鲁士政府便想制定新的法律，采取严厉措施，以惩治这种被林木所有者看作是“盗窃”的行为。莱茵省议会在1841年6月15日至17日曾就林木盗窃法草案展开了辩论。各阶层代表在辩论中发表的修改意见，均倾向于加重处罚，以给林木所有者更多的好处。在这篇论文中，马克思对历史上和普鲁士国家的法律问题以及现存的半封建的法律关系和法律观点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抨击了封建等级的代表所持的观点，第一次公开地站在贫苦群众一边维护他们的物质利益。这篇论文的写作，第一次推动马克思去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这篇文章开始写作的时间不能确定，但不会晚于10月初，10月24日大概基本写成，但不排斥在文章开始见报后仍在写后面的部分。——240。 [94]1841年7月23日，莱茵省议会对限制地产析分的法案进行了辩论。法案是由莱茵省总督冯·博德尔施文格提出的，他想用限制地产析分的办法来阻止莱茵省农民贫困化趋势的发展。然而议员们坚持对土地的自由支配，认为限制地产析分会降低土地的价值。议会在没有对草案进行逐条讨论的情况下，便以压倒多数否定了这一草案。 马克思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一文中指出，限制地产析分并不是解决摩泽尔农民贫困状况的办法。——240。 [95]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于1841年6月24日、25日及7月6、7、8日讨论了《普鲁士各邦森林和狩猎治安总条例草案》，7月9日讨论了《关于狩猎违禁的规定》，7月22日讨论了《关于待审的森林、牧场和狩猎违禁案的民事申诉法案》。——240。 [96]指查理五世刑罚法规，即1532年德意志帝国国会在雷根斯堡通过的《查理五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刑罚法规》，又称《加洛林纳法典》。这是德国第一部刑法典。直到18世纪中叶为止，这部法典始终是德国占有主导地位的刑法典，它对各种违法行为采取的惩治措施极端残酷(如火刑、肢解、溺毙等)。——243。 [97]指蛮族法典(legesbarbarorum)，这是对5—9世纪形成的，一些日耳曼部落的法规的最初的文字记录的统称，其中主要记录了这些部落的习惯法，但也采用了符合当时需要的新的法律规范。这些部落5—7世纪在原西罗马帝国及其邻近地区的领土上建立了王国和公国。蛮族是古希腊人和罗马人对其邻族的轻蔑称呼。——250、275。 [98]萨莫耶德人是俄国史书中对俄罗斯北方和西伯利亚许多部落的称呼。关于萨莫耶德人杀死野兽的描述，参看沙·德·布罗斯《论拜物神仪式或埃及古代宗教同今天尼格里蒂亚的宗教之比较》1785年柏林一施特拉尔松德版第42—43页。1842年3—5月，马克思曾阅读过这一著作并作了摘录。——256。 [99]领主裁判权是德国地主在其领地范围内审判和惩罚农民的封建权利。地主拥有对财产、遗产、地产的裁判权。领主裁判权从1848年起开始受到限制，1877年被废除。——257。 [100]多多纳是希腊主神宙斯的神殿所在地，位于希腊伊庇鲁斯，是继德尔斐神庙之后希腊最古老的神托所和朝拜宙斯的场所。据说，在通往神殿的大门口有一眼泉水，泉边长有一棵古橡树，树叶发出的沙沙声能够传达神谕。——265。 [101]意识形态一词来自希腊文īδεα(观念、形象、概念)和λσóγos(学说)。19世纪初，法国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德斯杜特·德·特拉西在《意识形态概论》中首先使用了“意识形态”这个概念，认为意识形态是考察观念的普遍原则和发生规律的学说。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的突然的造反表现，是指法国资产阶级在哲学上反对18世纪唯物主义的一种思潮，其代表人物把心理状态、意识现象、感觉、意志行为以及观念都看作是哲学研究的对象。——265。 [102]马克思在这篇文章里几次使用了“Mehrwert”一词。本文都译为“额外价值”，表示林木所有者由于林木失窃而得到的追加价值，即罚款。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才第一次把“Mehrwert”(“剩余价值”)作为术语，来表示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出最初预付价值的余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276页。——274。 [103]1584—1585年，西班牙国王菲力浦二世派军队包围安特卫普，以镇压尼德兰反对西班牙专制制度的起义。安特卫普在被围13个月后被西班牙占领。——283。 [104]“圣者议会”是对英国摄政大臣克伦威尔于1653年7月4日召集并于同年12月12日解散的小议会的讽刺性称谓。与会议员中有许多激进派宗教团体的代表，他们用宗教的神秘术语抨击克伦威尔的政策，因而被嘲讽地称为“圣者”。——285。 [105]关于古巴野人把黄金扔进大海的描述，参看沙·德·布罗斯《论拜物神仪式或埃及古代宗教同今天尼格里蒂亚的宗教之比较》1785年柏林一施特拉尔松德版第36页。1842年3—5月，马克思曾阅读这一著作并作了摘录。马克思用“古巴野人将把兔子扔进大海里去”来讽刺莱茵省议会将要辩论的关于狩猎违禁法草案，因为这一法案甚至把农民猎取兔子的权利都剥夺了。——290。
马恩全集第一卷——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86] 人们通常认为，历史学派是对18世纪轻佻精神的一种反动。这种观点流传的广泛性和它的真实性恰好成反比。确切地说，18世纪只有一种产物，它的主要特征就是轻佻，而这种唯一轻佻的产物就是历史学派。 历史学派已把研究起源变成了自己的口号，它把自己对起源的爱好发展到了极端，以致要求船夫不在江河的干流上航行，而在江河的源头上航行。因此，要是我们返回到历史学派的起源去，返回到胡果的自然法[87]去，这个学派肯定会认为是合情合理的。历史学派的哲学产生于历史学派的发展之前，所以，要在该学派的发展本身中去寻找哲学是徒劳无益的。 18世纪流行过的一种虚构，认为自然状态是人类本性的真实状态。当时有人想用肉眼去看人的思想，因此就创造出自然人——巴巴盖诺，他们纯朴得居然身披羽毛。在18世纪最后几十年间，有人曾经设想，那些原始民族具有非凡的才智，那时到处都听到捕鸟者模仿易洛魁人和印第安人等的鸟鸣术，以为用这种办法就能诱鸟入彀。所有这些离奇的言行都是以这样一种正确的想法为根据的，即原始状态是一幅幅描绘人类真实状态的纯朴的尼德兰图画。 胡果就是还没有接触到浪漫主义文化的历史学派的自然人，他的自然法教科书就是历史学派的旧约全书。赫尔德认为，自然人都是诗人[88]，原始民族的圣书都是诗集，他这种观点丝毫也不会妨碍我们作出上述论断，尽管胡果是用最平淡、最枯燥无味的散文语调来说话的；因为正如每个世纪都有自己独特的性质一样，每个世纪都会产生出自己独特的自然人。因此，如果说胡果不是在作诗，那他毕竟是在编造虚构，而虚构是与18世纪的平淡无奇性质相适应的一种散文诗。 当我们说胡果先生是历史学派的鼻祖和创始人的时候，我们是按照这个学派自己的意愿行事的，最著名的历史法学家所写的那篇纪念胡果的文章[89]就证明了这一点。当我们认为胡果先生是18世纪的产儿的时候，我们甚至是按照胡果先生的意图行事的，这位先生本人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自称是康德的学生，并把自己的自然法称作康德哲学的支脉［注：见胡果《作为实在法、特别是私法的哲学的自然法教科书》1819年柏林修订第4版第Ⅻ页。——编者注］。现在我们就从胡果的宣言中的这一论点谈起。 胡果曲解了自己的老师康德，他认为，因为我们不能认识真实的事物，所以只要不真实的事物存在着，我们就合乎逻辑地承认它完全有效。胡果是一个否认事物的必然本质的怀疑主义者，因此他就像霍夫曼那样对待事物的偶然现象。所以，他根本不想证明，实证的［注：德文“positiv”既有“实证的”意思，又有“实际的”、“实在的”意思。——编者注］事物是合乎理性的；相反，他力图证明，实证的事物是不合理性的。胡果自鸣得意地竭力从各方面搬出证据，以便证明下列论点是显而易见的，即任何一种合乎理性的必然性都不能使各种实证的制度，例如所有制、国家制度、婚姻等等，具有生命力；这些制度甚至是同理性相矛盾的；人们至多只能在拥护或者反对这些制度的问题上空发议论而已。我们决不应该把这一方法归咎于胡果的偶然的个性，其实，这是他的原则的方法，这是历史学派的坦率而天真的、无所顾忌的方法。如果说实证的事物之所以应当有效，就因为它是实证的，那么我就必须证明，实证的事物之所以有效，并非因为它是合乎理性的；除了证明不合理性的事物是实证的，实证的事物是不合理性的，实证的事物不是由于理性，而是违背理性而存在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能更清楚地证明这一点呢？假如理性是衡量实证的事物的尺度，那么实证的事物就不会是衡量理性的尺度。“这些虽然是疯话，但这是方法！”［注：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2幕第2场。——编者注］因此，胡果亵渎了在正义的、有道德的和政治的人看来是神圣的一切，可是，他破坏这些神圣的事物，只是为了把它们作为历史上的圣人遗物来加以崇敬，他当着理性的面玷辱它们，是为了以后当着历史的面颂扬它们，同时也是为了颂扬历史学派的观点。 胡果的论据，也和他的原则一样，是实证的，也就是说，是非批判的。他不知道什么是差别。凡是存在的事物他都认为是权威，而每一个权威又都被他拿来当作一种根据。所以，他在某一段文章里引证了摩西和伏尔泰、理查森和荷马、蒙田和阿蒙，引证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奥古斯丁的《论神之都》。他也以同样的态度去对待各个民族，把他们等同起来。在胡果看来，暹罗人和英国人一样实际，尽管前者认为，按照国王的命令缝住饶舌者的嘴巴，把笨拙的演说者的嘴巴一直剪到耳朵，这是永恒的自然定律，而后者则认为，要是他的国王专横地决定征收哪怕只是一分尼的捐税，那也是政治上的荒谬行为。不知羞耻的康奇人也和法国人一样实际，尽管前者赤身裸体地走来走去，至多用淤泥来涂抹一下自己的身体，而后者则不仅要穿衣服，而且还要穿得很考究。德国人也并不比拉杰普特人更为实际，尽管前者把女儿当作家庭宝贝来教养，而后者为了免去哺育之累，索性把女儿杀死。总而言之，皮肤上的疹子就像皮肤本身一样实际。 在一个地方这种事物是实际的，而在另一个地方那种事物是实际的。无论这种事物还是那种事物，都是不合理性的。那就服从那些在你自己的小天地里是实际的事物吧！ 这样看来，胡果是一个十足的怀疑主义者。否认现存事物的理性的18世纪的怀疑主义，在胡果那里表现为否认理性存在的怀疑主义。胡果承袭了启蒙运动，他不认为实证的事物是合乎理性的事物，但这只是为了不把合乎理性的事物看作实证的事物。胡果认为，人们消除实证的事物中的理性假象，是为了承认没有理性假象的实证的事物；他认为，人们摘掉锁链上的虚假的花朵，是为了戴上没有花朵的真正锁链。 胡果同18世纪的其他启蒙思想家的关系，大体上就像摄政者［注：奥尔良公爵菲力浦第二。——编者注］的荒淫宫廷主政时期法兰西国家的解体同国民议会时期法兰西国家的解体的关系一样。二者都是解体!在宫廷主政时期，解体表现为放荡的轻佻，它懂得并嘲笑现存状况的思想空虚，但这只是为了摆脱一切理性的和道德的束缚，去戏弄腐朽的废物并且在这些废物的戏弄下被迫走向解体。这就是自己拿自己寻欢作乐的当时那个世界的腐败过程。相反，在国民议会时期，解体则表现为新精神从旧形式下的解放，因为旧形式已不配也不能容纳新的精神。这就是新生活对自身力量的感觉，新生活正在破坏已被破坏的东西，抛弃已被抛弃的事物。因此，如果说有理由把康德的哲学看成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那么，就应当把胡果的自然法看成是法国旧制度的德国理论。我们又一次在胡果身上发现了摄政时期放荡者的全部轻佻，即庸俗的怀疑主义，这种怀疑主义对思想傲慢无礼，对显而易见的东西却无比谦卑顺从，只有在扼杀实证事物的精神时才开始感觉到自己的智慧，目的是为了占有作为残渣的纯粹实证的事物，并在这种动物状态中感到舒适惬意。胡果甚至在权衡论据的分量时，也以绝对可靠的本能把各种制度中合乎理性和合乎道德的东西都看作对理性来说是一种可疑的东西。对胡果的理性来说，只有动物的本性才是无可怀疑的东西。那就让我们来听听这位从旧制度的观点出发的启蒙思想家是怎样说的吧！应当从胡果本人的话中听出胡果的观点来。应当给他的全部论断一概加上“他自己说的”这几个字。 导言 “人在法律上的唯一特征就是他的动物本性。”［注：胡果《作为实在法、特别是私法的哲学的自然法教科书》1819年柏林修订第4版第52页。——编者注］ 自由篇 “对自由<指合乎理性的本质>的限制，甚至是这样的一种情况：这种本质不可能随心所欲地不再成为合乎理性的本质，即不再成为能够而且应当合乎理性地行动的本质。”［注：同上，第147页。——编者注］ “不自由丝毫不会改变不自由的人和其他人的动物本性和理性本性。一切道义上的责任仍然起作用。奴隶制不仅从肉体方面来看是可行的，而且从理性方面来看也是可行的；任何证明与此相反的观点的探讨，肯定包含着某种误解。当然，奴隶制也并不是绝对合乎法理的，也就是说，它既不是从动物的本性中产生出来的，也不是从理性的和市民的本性中产生出来的。可是，奴隶制同奴隶制的反对者所承认的任何一种法一样，可能是一种暂时的法，这一点可以在和私法以及和公法的比较中看出来。”证据就是：“从动物本性的观点来看，属于富人所有的人，显然比穷人更有免受贫困的保证，因为失去前一种人对富人是不利的，富人也很关心他们的疾苦，而穷人身上只要有一点东西可以榨取，就会被他们的同胞榨出来……”“虐待奴隶和使奴隶致残的权利并不重要，即使发生这种情况，那也不见得比穷人所忍受的痛苦严重多少；至于从身体方面来说，这种情况也并不像战争那样严重，因为奴隶本身到处都必定是用不着参加战争的，甚至在切尔克斯的女奴隶中间美女也比在女乞丐中间更加容易找到。”(请听这个老头说些什么！) “至于说到理性的本性，那么当奴隶也要比忍受贫困优越，因为奴隶的所有者即使从精打细算的角度出发，也宁愿为教育有某种才能的奴隶解囊，而不愿意在行乞的孩子身上花钱。在国家制度的范围内，正是奴隶才免除了种类奇多的压迫。押送战俘的人只是由于暂时要担负责任才去关心战俘，难道奴隶比战俘更不幸吗？政府派看守去监管苦役犯，难道奴隶比苦役犯更不幸吗？” “奴隶制本身对于人口繁衍究竟有利还是有害，这还是一个争论中的问题。”［注：胡果《作为实在法、特别是私法的哲学的自然法教科书》1819年柏林修订第4版第247、249、251—255、257页。——编者注］ 婚姻篇 “与对婚姻作完全自由的探讨时相比，以前从哲学观点来考察实在法时，婚姻往往被看得重要得多，又合乎理性得多。”［注：同上，第276页。——编者注］ 诚然，在婚姻中，满足性欲是合乎胡果先生的心意的。他甚至还从这一事实中引出有益于健康的道德来： “从这种情况以及无数别的情况中，人们本来应当看到，为了一个目的把人的身体作为手段来使用，并非像人们其中包括康德本人对这一说法所作的错误理解那样，都是不道德的。”［注：胡果《作为实在法、特别是私法的哲学的自然法教科书》1819年柏林修订第4版第279页。——编者注］ 可是，用排他性来使性欲神圣化，用法律来约束欲望，用道德的美把自然要求理想化、使之成为一种精神结合的因素——婚姻的精神本质——这一切在胡果先生看来，恰恰是婚姻中的可疑的东西。但是，在进一步探讨他那轻佻的无耻思想之前，我们且来听听一位法国哲学家的声音，以便同这位探究历史的德国人进行比较。 “一个女人既然为了唯一的男人而抛弃这种神秘的矜持(这种矜持的神的戒律她铭刻在心上)，那她就把自己献给了这个男人。为了他，她在委身于他的时刻抛弃了从来没有抛弃过的含羞心理，仅仅为了他，她撩开了平时用作庇护所和装饰品的面纱。于是就产生了对丈夫的亲密无间的信任，这是只能在她和他之间存在的排他性关系的结果，她并不因为这种关系而觉得受到了侮辱，于是就产生了丈夫对这种牺牲的感激，产生了对这个人的情欲和尊敬交织的情感，这个人甚至在和他共享欢乐的时候似乎也只是一味迁就他的。这就是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中一切都秩序井然的原因。” 自由的推究哲理的法国人本杰明·贡斯当就是这样说的！[90]现在我们就来听听那位奴颜婢膝的、探究历史的德国人是怎样说的吧！ “更加可疑得多的是第二个因素，即未经结婚不得满足这种欲望。动物的本性是和这种限制相违背的，理性的本性更是如此，<因为……你们猜他要说什么！……>因为一个人要预见到这会产生什么后果，他就应当是几乎无所不知的，所以，如果我们答应只能与某一个特定的人满足这一种强烈的天然欲望，那么，这就是对上帝的诱惑！”“对美好事物的按其本性是自由的感情就要受到束缚，而与这种感情相联系的东西就要与之分离。”［注：胡果《作为实在法、特别是私法的哲学的自然法教科书》1819年柏林修订第4版第280—281页。——编者注］ 请看，我们那些青年德意志派在向谁学习！[91] “这一制度［注：在胡果的著作中这个词为“限制”。——编者注］是和市民的本性相矛盾的，因为……最后，警察就要承担一项几乎无法完成的任务！”［注：胡果《作为实在法、特别是私法的哲学的自然法教科书》1819年柏林修订第4版第281—282页。——编者注］ 哲学是多么糊涂啊，对警察连这点关照都不加考虑！ “婚姻法细则的一切后果都向我们表明：不管遵循怎样的原则，婚姻仍然是一种极其不完善的制度。” “可是，这种用婚姻限制性欲的办法，也有其极大优点，因为它通常能避免传染病，婚姻使政府省去了许多麻烦。最后，到处都有极其重要意义的那种见解，即认为私法的因素在这里已经成了唯一合乎习惯的因素，也起了作用。”“费希特说：没有结婚的人只算得半个人［注：费希特《根据科学学原则创立的伦理学体系》1798年耶拿一莱比锡版第449页。——编者注］。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即胡果>，抱歉得很，不得不认为把我凌驾于基督、费奈隆、康德和休谟之上的这一美妙格言是一种骇人听闻的夸张。” “至于一夫一妻制和一夫多妻制，那显然要取决于人的动物本性！！”［注：胡果《作为实在法、特别是私法的哲学的自然法教科书》1819年柏林修订第4版第285—289页。——编者注］ 教育篇 我们一开头就读到： “教育的艺术所能提出的反对与此<即家庭教育>有关的法律关系的理由，并不少于爱的艺术所提出的反对婚姻的理由。”［注：胡果《作为实在法、特别是私法的哲学的自然法教科书》1819年柏林修订第4版第336页。——编者注］ “困难就在于人们只能在这种关系的范围内进行教育，不过这种困难远不像在满足性欲时那样令人忧虑，其原因还在于允许以契约形式委托第三者进行教育；因此，凡对这项工作有强烈兴趣的人，都能很容易得到满足。不过受教育者当然不一定是他愿意教育的某个特定的人。然而，一个谁也不会把孩子委托给他的人，却可以凭借这种关系进行教育，从而排除他人进行教育的可能性，这种事实也是和理性相矛盾的。最后，这里还有一种强制在起作用：一方面实在法往往不允许教育者放弃这种关系，另一方面受教育者又不得不让这样的人施教。这种关系的现实性多半是以出生的纯粹偶然性为基础的，而出生必定是通过婚姻同父亲发生联系的。由于这里通常有一种本身就妨碍良好教育的偏爱在起作用，上述关系的产生方式显然不是特别合乎理性的；而且父母双亡的孩子也得受教育，可见这种产生方式也不是绝对必要的。”［注：同上，第338—339、348页。——编者注］ 私法篇 第107节教导我们说： “私法的必要性完全是一种臆想的必要性。”［注：同上，第138页。——编者注］ 国家法篇 “服从掌握权力的官府是神圣的道义上的责任。”“至于政府权力的分配，那么实际上并没有一种国家制度是绝对合乎法理的，可是，不管权力如何分配，每一种制度又都是暂时合乎法理的。”［注：同上，第512、519-520页。——编者注］ 人们也能抛弃自由的最后束缚，即抛弃那强使人们成为合乎理性的存在物的束缚，这一点胡果不是已经证明了吗？ 我们认为，从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中引来的这几段摘要，足以给这一学派作出历史的评价，以取代那些非历史的臆想、模糊的空想和故意的虚构。这几段摘要足以用来判明胡果的继承者[92]能不能承担当代的立法者的使命。 诚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文化的发展，历史学派的这棵原生的谱系树已被神秘的烟雾所遮盖；浪漫派用幻想修剪它，思辨又把自己的特性嫁接给它；无数学术果实都从这棵树上被摇落下来，晒干，并且被加以夸大地存放在宽阔的德国学术库房中。可是，实际上只须略加考证，就能够在种种天花乱坠的现代词句后面重新看出我们的旧制度的启蒙思想家的那种龌龊而陈旧的怪想，并在层层浓重的油彩后面重新看出这位启蒙思想家的放荡的陈词滥调。 胡果说，“动物本性是人在法律上的特征”，照这样说来，法就是动物的法，而有教养的现代人则不说“动物的”这种粗野而坦率的字眼，而说“组织法”之类的术语了，因为在说到组织的时候，谁会立即想起动物的机体［注：德文“Organismus”既有“组织”、“机构”的意思，又有“机体”的意思。——编者注］呢？胡果说，在婚姻以及其他道德法律制度中都没有理性，而现代的先生们则说，这些制度固然不是人类理性的创造物，但它们却是更高级的“实证”理性的反映，其他一切东西莫不如此。只有一个结论他们都是用同样粗野的语调来表达的，那就是：专制暴力的法。 应当把哈勒、施塔尔、莱奥及其同伙的法律理论和历史理论看作只不过是胡果的自然法的旧版翻新，在经过几番考证辨析之后，在这里又可以看出旧的原文了，以后如有机会，我们将更为详细地来说明这一点。 因为我们手里还有旧的宣言，所以，一切修饰美化这一原文的伎俩就更是枉费心机了，这一宣言虽然不太明智，但它的意思还是非常清楚的。 卡·马克思大约写于1842年7月底—8月6日 载于1842年8月9日《莱茵报》第221号附刊(缺《婚姻篇》) 第一次用原文全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7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第1分册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 注释： [86]《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是马克思对历史法学派的批判性论著。1841年底，马克思就开始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因此，他也开始研究历史法学派(见注53)，因为历史法学派的政治主张和哲学基础都是与黑格尔的法哲学和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相对立的。1842年初，深入研究历史法学派成为一项具有现实意义的政治任务。1842年2月28日，普鲁士国王任命该派的代表人物弗·卡·冯·萨维尼为普鲁士法律修订大臣，负责修改普鲁士邦法的某些规定，修改省的有关法律，以便巩固封建的法律关系。于是历史法学派就为修订法律提供了理论和方法上的依据。1842年6月底到7月初，报刊上刊登了一些新修订的法律，并展开讨论。马克思参与了这次讨论并为《莱茵报》撰写了《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这篇文章。他剖析了历史法学派创始人胡果的哲学观点、思想方法和立论根据，指出历史法学派关于自由、婚姻、教育、私法和国家法等方面的观点都来自胡果的思想。文章写于1842年7月底—8月6日左右，1842年8月9日在《莱茵报》第221号上发表时，《婚姻篇》被书报检查机关删去，直到1927年才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第1分册用原文全文发表。——229。 [87]胡果的自然法指胡果的《作为实在法、特别是私法的哲学的自然法教科书》(民法讲座教科书第2卷)。马克思在这篇文章里引用的是该书修订版，即1819年柏林第4版。——229。 [88]约·哥·冯·赫尔德关于自然人都是诗人等文艺观点，见他所著《论德国文学片断》(第2、3集)、《论德国一东方的诗人》(载于《赫尔德全集·关于文学艺术作品》1827年斯图加特一蒂宾根版第2部分第16—40页)和《希伯来诗歌的精神》(载于《赫尔德全集·论宗教和神学}1827年斯图加特—蒂宾根版第2部分第87—113页)等。——230。 [89]指德国法学家弗·卡·冯·萨维尼1838年为纪念胡果获得法学博士学位50周年而写的小册子《1788年5月10日。法学史论丛》(1838年柏林版)。——230。 [90]见本·贡斯当《论宗教的起源、形式与发展》1826年巴黎第2版第1卷第172—173页。马克思1842年对该书作了详细摘录，但在保存下来的摘录中没有上面这段引文。——235。 [91]马克思暗指青年德意志派某些作家提出的对“自由的爱”的要求。“青年德意志”是19世纪30年代产生于德国的一个文学团体，受海涅和白尔尼的影响极大。“青年德意志”的作家(谷兹科、文巴尔克和蒙特等)主张信仰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他们的文艺作品和政论文章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反抗情绪。青年德意志派观点的特点是思想上不成熟和政治上不坚定。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很快就堕落成为庸俗的资产阶级自由派。——236。 [92]指弗·卡·冯·萨维尼，他的著作《论当代在立法和法学方面的使命》于1814年在海德堡出版，1840年出了第3版。——238。
马恩全集第一卷——《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65] 我们至今尽管不把《科隆日报》看作是“莱茵知识界报纸”，但是我们把它看作是“莱茵情报广告报”而加以尊重。［注：“知识界报纸”的德文是“BlattderIntelligenz”，“情报广告报”的德文是“Intelligenzblatt”。——编者注］我们认为，该报的“政治性社论”主要是促使读者厌恶政治的一种绝妙的手段，目的是使读者转而更狂热地醉心于充满活力的、洋溢着产业精神的、常常是妙趣横生的广告领域；使读者在这里也遵守下述规则：经过崎岖小路，到达星辰之上，经过政治，到达牡蛎那里［注：拉丁文“astra”(“星”)和德文“Auster”(“牡蛎”)这两个词是谐音。——编者注］。但是，《科隆日报》以前一直保持的政治和广告之间非常恰当的比例，最近已被一种可以叫作“政治产业广告”的特殊广告破坏了。因为编辑部最初不知道应该把这种新式广告排在哪里，所以往往把广告变成社论[66]，把社论变成广告，而且变成政治语言中称为“告密书”的那种广告［注：德文“Anzeige”既有“告发”、“告密”的意思，又有“广告”的意思。——编者注］了。如果这种广告是付了钱的，那就径直称为“广告”好了。 北方有这样一种风俗：如果饭菜很简单，就先请客人喝上等烈性酒。我们很乐意遵照这个风俗，在吃饭时先请我们的北方客人喝烧酒，因为这顿饭，即《科隆日报》第179号的大“有毛病的文章”［注：“社论”的德文“leitenderArtikel”与“有毛病的文章”的德文“leidenderArtikel”发音相似。——编者注］没有一点“精神”［注：德文“Spiritus”既有“烈性酒”的意思，又有“精神”的意思。——编者注］。因此，我们先请读者看一看琉善的《神的对话》中的一个场面，这里引的是“通俗易懂的”译文[67]，因为我们的读者之中至少有一个不是希腊人。 琉善的《神的对话》 XXIV.海尔梅斯的怨言 海尔梅斯、玛娅 海尔梅斯亲爱的妈妈，难道在整个天堂里还有比我更不幸的神吗？ 玛娅不要这样说，我的儿子！ 海尔梅斯为什么我不能这样说呢？有一大堆的事情要我去操办，而且我总是要独自干活。并被支使去干那么多奴隶差役。天刚一亮，我就得起来去打扫食堂和整理议事厅里的每一张靠椅。干完以后，我又得听丘必特的吩咐，整天上上下下充当信使。刚刚回来，满身尘土，又要去伺候吃饭，端饭送菜。最糟糕的是，唯有我连夜里都得不到安宁。因为夜里我必须把死人的灵魂引渡到普路托那儿去，并且在审判死人灵魂的时候充当听差。我白天的辛劳还不够，我还要去练体操，要在人民会议上当宣谕官，要帮助人民的代言人记熟演说词，——这种种事务已使我筋疲力尽，但是我还得料理一切有关死人的事务。 自从被逐出奥林波斯山之后，海尔梅斯仍然照老规矩继续干“奴隶差役”，并且料理一切有关死人的事务。 《科隆日报》第179号那篇有毛病的文章究竟是海尔梅斯本人写的，还是他的儿子山羊神帕恩写的，让读者去判断吧。但读者首先要记住，希腊的海尔梅斯是一位雄辩之神和逻辑之神。 “我们认为，通过报纸传播哲学和宗教观点，或者在报纸上攻击这些观点，都是不能容许的。” 一听到这种老年人的唠叨，我就知道作者［注：《科隆日报》编辑海尔梅斯。——编者注］想要发表一篇枯燥、冗长而又充满各种神谕的祷文，可是我竭力抑制住自己急躁的情绪，我想，难道我能不相信这个明智的人吗？他是如此坦率，以致能在家里完全开诚布公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于是，我又继续看下去。然而真是怪事！虽然不能指摘这篇文章有任何哲学观点，但是它至少有一种攻击哲学观点和传播宗教观点的趋向。 连文章本身都否认自己有存在的权利，并预先声明自己不合格，那么这篇文章叫我们说什么好呢？饶舌的作者将答复我们说，他自己将指点我们怎样阅读他的吹牛文章。他说他只提供思想的片断，而让“读者的洞察力”去“比较和联系”。当然，对于他甘愿经营的那种广告来说，这是最巧妙的方法。因此，我们也打算在自己的文章里来“比较和联系”一番，但是，如果念珠串变不成珍珠项链，那就不是我们的过错了。 作者声明： “据我们看来，一个党采取这种手段<即通过报纸传播哲学和宗教观点，或者攻击这些观点>，就表明它意图不纯正}它的主要目的不是要教诲和启发人民，而是要达到其他的另外的目的。” 既然作者本人的意见是这样，那么文章所追求的就只能是另外的目的。而这些“另外的目的”是瞒不了人的。 作者说，国家不但有权利，而且也有义务“禁止不够资格的空谈家胡说八道”。显然，作者指的是他的观点的反对者，因为他早就以够资格的空谈家自命了。 因此，这里所指的是要在宗教事务方面重新加强书报检查，要采取新的警察措施来对付勉强能透过气来的新闻出版界。 “据我们看来，能够责备国家的地方，不是它过分严格，而是过分宽容。” 但是，社论的作者忽然想到，责备国家是危险的。因此，他就把矛头转向当局，他对新闻出版自由的责难变成了对书报检查官的责难，他指摘书报检查官，说他们实行“书报检查太松”了。 “虽然不是国家的但是‘个别当局’的应该受到责难的宽容，到现在为止也表现在：允许新近的哲学派别在报纸上和其他并非专供学术界人士阅读的出版物上对基督教进行极其无理的攻击。” 作者停了一会儿，又忽然想起，不到一个星期以前他还认为书报检查自由为新闻出版自由所留的余地太少[68]，而现在他又认为书报检查官对报刊管束太松了。 必须设法自圆其说。 “只要书报检查制度还存在，它的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割去因幼稚的狂妄而产生的令人厌恶的赘疣，这些赘疣最近经常损伤我们的眼睛。” 视力差的眼睛！视力差的眼睛！而“视力最差的眼睛将要被那种只是面向广大群众的理解力的做法所损伤”。 如果稍稍放松书报检查，就可能使令人厌恶的赘疣出现，要是实行新闻出版自由，情况又会如何呢？如果我们的眼睛视力太差，竟然不能忍受经过检查的报刊的这种“狂妄”，那么它们的视力又怎能变好，足以忍受自由报刊的“大胆”［注：“狂妄”的德文“úbermut”与“大胆”的德文“Mut”为同一词根。——编者注］呢？ “只要书报检查制度还存在，它的最迫切的任务就是……”一旦它不存在，那又会怎样呢？应当这样理解这句话：书报检查制度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尽可能长期存在下去。 而作者又忽然想起： “我们的责任并不是做一个公开的原告，因此我们拒绝作更详细的说明。” 真是天使般善良的人儿！他拒绝作更详细的“说明”，然而，只有十分详细而明确的特征才能证明和说明他的观点究竟要求什么。可是，他只是低声地说些含糊其词的令人怀疑的话。他的责任不是做一个公开的原告，他的责任是做一个秘密的原告。 最后，这个可怜虫想起他的责任是要写自由主义的社论，把自己描绘成一个“新闻出版自由的忠诚朋友”。于是，他就使出这最后一招： “我们禁不住要抗议这种行为，假如这种行为不是出于偶然的疏忽，那么它的目的不外是要使比较自由的新闻出版运动在社会舆论面前名声扫地，从而把制胜的王牌交给担心用直截了当的办法达不到目的的敌人。” 这位如此勇敢而又机智的新闻出版自由的捍卫者教训我们说，既然书报检查机关不是一只挂着“我在睡觉，别叫醒我！”牌子的英国豹子，它当然会采取这种“致命的”办法使比较自由的新闻出版运动在社会舆论面前名声扫地。 如果新闻出版运动要去提醒书报检查机关注意“偶然的疏忽”，并希望“书报检查官的削笔刀”替它在社会舆论面前维持名誉，那还用得着去败坏这样的新闻出版运动的名声吗？ 只有当人们把放纵无耻行为也称为“自由”的时候，这种运动才能叫作“自由的”运动；一方面装扮成比较自由的新闻出版运动的捍卫者，另一方面却又教训我们说，报刊一旦没有两个宪兵搀扶，就必然会跌进污水沟，难道这还不是愚蠢和伪善的无耻行为吗？ 既然哲学书刊自己在社会舆论面前使自己名声扫地，那么书报检查机关、这篇社论还有什么用处呢？当然，作者无论如何也不希望限制“科学研究的自由”。 “目前科学研究理应有无限广阔的活动范围。” 可是，这位先生对于科学研究有什么看法呢？我们看看下面的言论便可以明白： “必须严格区别什么是科学研究(通过科学研究，基督教只会取得成功)的自由所要求的东西和什么是超出科学研究界限的东西。” 如果科学研究的界限不由科学研究本身来决定，那么该由谁来决定呢？科学的界限应当按照这篇社论来规定。因此，社论承认“官方理性”的存在，这种理性不从科学研究中学习，反而去教训科学研究，并俨然作为一种博学的天意，规定科学的胡子上的每根胡须应该有多粗才能成为世界性的胡子。社论相信书报检查的科学灵感。 在继续研究社论关于“科学研究”的这些荒唐的论断之前，我们先用一点时间来欣赏一下海尔梅斯先生的“宗教哲学”，即他“自己的科学”。 “宗教是国家的基础，是任何并非仅仅为达到外部目的而组成的社会团体所最必要的条件。” 证据是：“即使宗教的最原始形式即幼稚的拜物教，也还在一定程度上使人超脱感性欲望，如果人完全屈从于这些欲望，那么这些欲望就会把人降低到动物的水平，并使人无法实现任何较高的目的。” 社论的作者把拜物教称为宗教的“最原始形式”。可见，他承认那种未经他同意但在“科学研究”的所有名人看来已经确定了的东西，即承认“动物宗教”是比拜物教更高级的宗教形式；难道动物宗教就不是把人置于动物之下吗？难道动物宗教不是把动物变成人的上帝吗？ 现在谈谈“拜物教”吧！这完全是廉价读物上的学问！拜物教远不能使人超脱感性欲望，相反，它倒是“感性欲望的宗教”。欲望引起的幻想诱惑了偶像崇拜者，使他以为“无生命的东西”为了满足偶像崇拜者的贪欲可以改变自己的自然特性。因此，当偶像不再是偶像崇拜者的最忠顺的奴仆时，偶像崇拜者的粗野欲望就会砸碎偶像。 “凡是获得了较高历史意义的民族，其人民生活的兴盛是与其宗教意识的高度发展同时发生的，其声望和力量的衰落是与其宗教文化的衰落同时发生的。” 只有把作者的论断整个颠倒过来，才能得出真理。作者完全颠倒了历史。希腊和罗马就是古代世界各民族中具有极高“历史文明”的国家。希腊的内部极盛时期是伯里克利时代，外部极盛时期是亚历山大时代。在伯里克利时代，智者派[69]、称得上哲学化身的苏格拉底、艺术以及修辞学等都排斥了宗教。而亚历山大时代是既否认“个人”精神的永恒不灭，又否认各种现存宗教之神的亚里士多德的时代。[70]罗马的情形更是如此！请读一读西塞罗的著作吧！在罗马的极盛时期，伊壁鸠鲁派[2]、斯多亚派[3]或者怀疑派[4]的哲学就是有教养的罗马人的宗教。古代国家的宗教随着古代国家的灭亡而消亡，这用不着更多的说明，因为古代人的“真正宗教”就是崇拜“他们的民族”、他们的“国家”。不是古代宗教的灭亡引起古代国家的毁灭，相反，是古代国家的灭亡引起了古代宗教的毁灭。该社论就凭这种无知居然宣布自己是“科学研究的立法者”并向哲学“发号施令！” “整个古代世界之所以必然要瓦解，是因为随着各民族在其科学发展上取得进步，作为他们的宗教观点的基础的种种谬误也必定会被揭露出来。” 可见，据社论的意见，整个古代世界之所以灭亡，是因为科学研究揭露了古代宗教的谬误。如果科学研究对宗教的谬误默不作声，如果罗马当局遵照社论作者的忠告取缔卢克莱修和琉善的著作，那么古代世界就能免于毁灭吗？ 我们顺便想冒昧地给海尔梅斯先生的博学补充一点材料。 正好在古代世界濒临灭亡的时候，产生了亚历山大里亚学派[71]，这个学派力图强行证明希腊神话是“永恒真理”，是完全符合“科学研究的成果”的。连尤利安皇帝也属于这一学派，该学派认为，只要闭上眼睛不看新出现的时代精神，就可以使它完全消失。不过，我们来看一看海尔梅斯本人的结论吧。在古代宗教里，“关于神的东西的模糊猜想被谬误的漆黑夜幕所遮蔽”，因此不能同科学研究相对抗。然而基督教的情况却正好相反，——任何能思想的机器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事实上，海尔梅斯也说： “科学研究最大的成果一向都只为证实基督教的真理服务。” 我们且不谈过去的一切哲学毫无例外地全部被神学家指责为背弃基督教，甚至虔诚的马勒伯朗士和受圣灵感召的雅科布·伯麦的哲学也未能幸免；且不谈莱布尼茨被不伦瑞克农民指责为“Lowenix”(没有任何信仰的人)，并且被英国人克拉克和牛顿的其他拥护者指责为无神论者；且不谈有一部分坚定不移、始终如一的新教神学家断言，基督教同理性不能一致，因为“世俗的”理性和“宗教的”理性是矛盾的，——对于这一点，德尔图良作了经典的表述：“这是真实的，因为它是荒谬的”［注：昆·赛·弗·德尔图良《论基督的肉体复活》。——编者注］；且不谈上述这一切，我们只问一点：除了听任科学研究自由发展从而强使它化为宗教而外，还有什么办法能够证明科学研究和宗教的一致呢？起码别的强制手段都不是证据。 既然你们一开始就承认只有符合你们的观点的东西是科学研究，那么你们当然就很容易作出预言。然而，你们的论断比起印度婆罗门的论断来又有什么高明的地方呢！婆罗门认为只有自己才有权诵读吠陀[72]，从而证明吠陀是神圣的。 海尔梅斯说，是的，“这里说的是科学研究”。然而，一切同基督教相矛盾的研究不是“半途而废”就是“走上歧途”。还能有更容易的论证方法吗？ 只要科学研究“弄清了它所取得的成果的内容”，那它就决不会同基督教的真理发生矛盾。但同时国家却应该注意使这种“弄清”成为不可能，因为研究不应该面向广大群众的理解力，也就是不应该成为对它自己是通俗易懂的！即使那些非科学的研究者利用一切主张君主制的报纸诽谤科学研究，科学研究也应该保持谦逊和沉默。 据说基督教排斥“任何新没落”的可能性，但是，警察应该注意不让谈论哲理的报刊作者导致这种没落，应该极其密切地注意这一点。在同真理斗争的过程中，谬误是会自行暴露的，因此不需要用外力来压制它；但是国家应该帮助真理进行这一斗争，即使不剥夺“谬误”拥护者的内在自由(这是国家无法剥夺的)，也要剥夺这种自由的可能性，就是剥夺生存的可能性。 基督教坚信自己能获得胜利，但据海尔梅斯看来，基督教坚信获胜的程度还不致于轻视警察的帮助。 如果凡是违背你们信仰的东西一开始就是谬误，并且必须被看作是谬误，那么你们的要求同伊斯兰教徒的要求和其他一切宗教的要求有什么区别呢？为了不至于同教义的基本真理相抵触，哲学是不是应该照“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风俗”这句俗语所说的那样，对每一个国家都采取特殊的原则呢？哲学是不是应该在一个国家里相信3×1=1，在第二个国家里相信女人没有灵魂，而在第三个国家里却又相信有人在天上喝啤酒呢？难道存在着植物和星辰的一般本性而不存在人的一般本性吗？哲学是问：什么是真实的？而不是问：什么是有效的？它所关心的是一切人的真理，而不是个别人的真理；哲学的形而上学真理不知道政治地理的界限；至于“界限”从哪里开始，哲学的政治真理知道得非常清楚，而不会把特殊的世界观和民族观的虚幻视野和人的精神的真实视野混淆起来。在所有维护基督教的人中间，海尔梅斯最无能。 基督教的长久存在是海尔梅斯用来为基督教辩护的唯一证据。但是，难道哲学不也是从泰勒斯的时代起就一直存在到现在吗？而且按照海尔梅斯的看法，难道不正是在目前，哲学比任何时候提出的要求都要多，对自己的重要性的估计都要高吗？ 最后，海尔梅斯究竟怎样证明现代国家就是“基督教”国家呢？他究竟怎样证明现代国家的目的不是使有道德的个人自由地联合起来，而是使教徒联合起来，不是实现自由，而是实现教义呢？他说：“我们欧洲国家的基础都是基督教。” 那就是说，法国也是这样？但是，宪章[73]第3条并没有说“凡是基督徒”或“唯有基督徒”，而是说“凡是法国人皆享有担任文武官职之平等权利”。 同样，普鲁士邦法[74]的第2部分第13章也说： “国家元首最主要的职责是维持外部和内部的稳定和安全，保护每个人的一切不受暴力侵犯。” 根据第1节，国家元首集“国家的全部职责与权利”于一身。但这并不是说，国家最主要职责就是镇压异端的谬误和保证来世幸福。 如果某些欧洲国家真是建立在基督教的基础上，难道这些国家就符合自己的概念了吗？难道“单是”某种状态“存在的事实”就能给这种状态以存在的权利吗？ 在我们的海尔梅斯看来当然是这样，因为他提醒青年黑格尔派的信徒们注意： “根据国内大部分地区的现行法律，未经教会认可的婚姻就是非法同居，并将受到违警处罚。” 因此，如果根据拿破仑法典[75]，“未经教会认可的婚姻”在莱茵河流域被看作“婚姻”，而根据普鲁士邦法，在施普雷河流域则被认为是“非法同居”，那么，根据海尔梅斯的意见，“违警的”处罚就给“哲学家们”提供了一种论据，即在这里是合法的东西在别处却被看作违法的，这一论据证明，科学的、道德的和合理的婚姻概念不是表现在拿破仑法典里，而是表现在普鲁士邦法里。这种“违警处罚的哲学”也许在别的什么地方能够使人信服，但在普鲁士是不能使任何人信服的。而且普鲁士邦法并不重视“圣洁的”婚姻，该法第2部分第1章第12节就说： “不过，邦的法律所认可之婚姻，并不因其未经宗教当局之许可或为其所拒绝而丧失民法效力。” 可见，在普鲁士，婚姻也部分地摆脱了“宗教当局”，婚姻的“民法”效力和“教会”效力之间也有了差别。 我们伟大的基督教的国家哲学家并没有“很强的”国家观念，这是不言而喻的。 “因为我们这些国家不仅是法的组织，同时还是真正的教育机关，只是它们照管的范围要比教育青年的机关更大一些”等等，所以，“整个公共教育”是以“基督教为基础”的。 我们青年学生的教育既以教义问答为基础，又以古代经典作家的著作和各门科学为基础。 根据海尔梅斯的意见，国家之所以不同于保育院，并不在于任务的内容，而在于规模，即国家“照管”的范围要大一些。 实际上，国家的真正的“公共教育”就在于国家的合乎理性的公共的存在。国家本身教育自己成员的办法是：使他们成为国家的成员；把个人的目的变成普遍的目的，把粗野的本能变成合乎道德的意向，把天然的独立性变成精神的自由；使个人以整体的生活为乐事，整体则以个人的信念为乐事。 与此相反，社论不是把国家看作是相互教育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而是看作是被指定接受上面的教育并从“狭隘的”教室走进“更广阔的”教室的一群成年人。 这种教育和监护理论在这里被新闻出版自由的朋友加以引用，他出于对这位美人的爱慕而指出“书报检查的疏忽”，他善于适时地描述“广大群众的理解力”(《科隆日报》最近开始感到广大群众的理解力很成问题，也许是因为群众已不再能理解“非哲学报纸”的长处了吧？)，他还劝学者们说，有些见解应该在前台发表，而另一些见解则要在幕后发表！ 社论曾表明自己的国家观念“不强”，现在它又表现出自己的“基督教”观念很差。 “世界上的一切报纸文章，都不能使那些大体上已经感到安乐和幸福的居民相信他们是在走霉运。” 原来如此！要对付报纸文章，物质上的安乐和幸福感是比救苦救难、无坚不摧的坚定信仰更可靠的东西！海尔梅斯并没有唱道：“我们的上帝是一座坚固的城堡！”［注：引自马丁·路德的赞美诗。——编者注］这样看来，“广大群众”真正的宗教热情倒比“少数人”文雅的世俗教养更容易被疑问所锈蚀！ 海尔梅斯认为，在“秩序井然的国家”里，“就是煽动叛乱”也不像在“秩序井然的教会”里那么危险，尽管“上帝精神”把教会引向一切真理。好一个教徒！且看他提出的理由！说什么政治文章群众容易理解！哲学文章群众无法理解！ 社论暗示说：“最近用来对付青年黑格尔派的治标办法造成了治标办法通常所造成的后果。”如果我们把这种暗示同希望黑格尔派最近的活动不致给他们带来“特别有害的后果”这一正直善良的愿望对照一下，那么我们就会明白《李尔王》中康瓦尔说的话： 他不会谄媚， 他有一颗正直坦白的心，他必须说老实话； 要是人家愿意接受他的意见，很好； 即使不接受，他还是个正直的人。 我知道这种家伙，他们用坦白的外表， 包藏着更大的奸谋祸心， 比二十个胁肩谄笑、俯首帖耳的愚蠢的佞臣更要不怀好意。［注：莎士比亚《李尔王》第2幕第2场。——编者注］ 如果我们武断地设想，《莱茵报》的读者会对这出与其说是严肃不如说是滑稽的戏剧感到满意，对看到有人告诫一个从前的自由主义者、“昔日的青年”[76]不可越轨这个场面感到满意，我们认为这是侮辱他们。现在我们来简略地谈一谈“问题本身”。只要我们还在同有毛病的文章的作者论战，不让他在自我毁灭的道路上走下去是没有道理的。 首先提出的问题是：“哲学也应该在报纸的文章中谈论宗教事务吗？” 只有分析了这个问题，才能得出答案。 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爱好宁静孤寂，追求体系的完满，喜欢冷静的自我审视；所有这些，一开始就使哲学同报纸那种反应敏捷、纵论时事、仅仅热衷于新闻报道的性质形成鲜明对照。哲学，从其体系的发展来看，不是通俗易懂的；它在自身内部进行的隐秘活动在普通人看来是一种超出常规的、不切实际的行为；就像一个巫师，煞有介事地念着咒语，谁也不懂得他在念叨什么。 哲学就其性质来说，从未打算把禁欲主义的教士长袍换成报纸的轻便服装。然而，哲学家并不像蘑菇那样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正是那种用工人的双手建筑铁路的精神，在哲学家的头脑中建立哲学体系。哲学不是在世界之外，就如同人脑虽然不在胃里，但也不在人体之外一样。当然，哲学在用双脚立地以前，先是用头脑立于世界的；而人类的其他许多领域在想到究竟是“头脑”也属于这个世界，还是这个世界是头脑的世界以前，早就用双脚扎根大地，并用双手采摘世界的果实了。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那时，哲学不再是同其他各特定体系相对的特定体系，而变成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各种外部表现证明，哲学正获得这样的意义，哲学正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哲学正在世界化，而世界正在哲学化，——这样的外部表现在一切时代里曾经是相同的。人们可以查阅任何一本历史书，他们将会发现，最简单的外部形式都一成不变地重复着，而这些外部形式很清楚地说明，哲学已进入沙龙、教士的书房、报纸的编辑室和朝廷的候见厅，进入同时代人的爱与憎。哲学是被它的敌人的叫喊声引进世界的；哲学的敌人发出了要求扑灭思想烈火的呼救的狂叫，这就暴露了他们的内心也受到了哲学的感染。对于哲学来说，敌人的这种叫喊声就如同初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对于一个焦急地谛听孩子哭声的母亲一样；这是哲学思想的第一声喊叫。哲学思想冲破了令人费解的、正规的体系外壳，以世界公民的姿态出现在世界上。用大声喧嚷向世界宣告宙斯诞生的柯利班们和卡比尔们，首先反对的是研究宗教问题的那部分哲学家；其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宗教裁判官的本能善于最准确地抓住公众的这种温情的一面，另一方面是因为，公众(包括哲学的敌人在内)只有用自己观念的触角才能够触及哲学的观念领域，而在公众的眼里，和物质需要的体系几乎具有同等价值的唯一的思想领域，就是宗教思想领域，最后还因为，宗教不是反对哲学的某一特定体系，而是反对包括各特定体系的一般哲学。 当代的真正哲学并不因为自己的这种命运而与过去的真正哲学有所不同。相反，这种命运是历史必然要提出的证明哲学真理性的证据。 六年来，德国的报纸一直在大张旗鼓地攻击研究宗教问题的哲学，对它进行诽谤、歪曲、篡改[77]。奥格斯堡《总汇报》也唱起了显示其才能的歌曲，几乎每一支序曲都奏出这样的主题：哲学甚至不值得这位聪明的女人加以评论，它是青年人的吹牛瞎说，是一些自命不凡的小集团的时髦玩意儿。但是，尽管如此，还是不能摆脱哲学，于是不断重新擂响战鼓，因为奥格斯堡报用来掀起反对哲学的鼓噪的乐器就是一个单调的定音鼓。所有的德国报纸，从《柏林政治周刊》、《汉堡记者》直到穷乡僻壤的小报和《科隆日报》，又都对黑格尔和谢林、费尔巴哈和鲍威尔、《德国年鉴》等等大肆喧嚷。最后，公众都渴望看一看利维坦本身，尤其是因为有些半官方的文章威胁说，要由官署出面给哲学规定一个合法的模式，公众就更是急不可耐了。正在这时，哲学在报纸上出现了。长久以来它曾以沉默来回答那种沾沾自喜的肤浅之见；这种肤浅之见竟自吹自擂地说，只要在报纸上发表几句陈词滥调就可以使天才的多年研究，自甘孤独历尽磨难取得的果实以及那种看不见但是使人慢慢耗尽心力的、冥思苦想的拼搏的成果，像肥皂泡一样化为乌有。哲学以前甚至曾经拒绝利用报纸，认为报纸不适于作为自己活动的场所，但是，哲学最终不得不打破自己的沉默，变成报纸的撰稿人，于是突然来了一次空前未有的破坏活动：一批信口雌黄的报纸撰稿人认为，哲学并不是报纸读者的精神食粮。当然，这时他们没有忘记提醒政府注意，不是为了教育公众，而是为达到别的目的在报纸上讨论哲学问题和宗教问题，是不正当的行为。 你们报纸上的叫嚣不是早就以最坏、最轻薄的形式把什么东西都归罪于哲学和宗教了吗？哲学对于宗教和它自己还能说些什么更厉害的坏话呢？哲学只须重复你们这些非哲学的嘉布遣会[78]修士们在千百次论争中所作过的有关宗教的说教，那么，哲学说出来的就将是最厉害的坏话了。 但是，哲学谈论宗教问题和哲学问题同你们不一样。你们没有经过研究就谈论这些问题，而哲学是在研究之后才谈论的；你们求助于感情，哲学则求助于理智；你们是在咒骂，哲学是在教导；你向人们许诺天堂和人间，哲学只许诺真理；你们要求人们信仰你们的信仰，哲学并不要求人们信仰它的结论，而只要求检验疑团；你们在恐吓，哲学在安慰。的确，哲学非常精明老练，它知道，自己的结论无论对天堂的或人间的贪求享受和利己主义，都不会纵容姑息。而为了真理和知识而热爱真理和知识的公众，是善于同那些愚昧无知、卑躬屈节、毫无操守和卖身求荣的文丐来较量判断力和德行的。 当然，一个人由于自己才疏学浅是会曲解哲学的，难道你们新教徒不认为天主教徒曲解了基督教吗？你们不是把8世纪和9世纪的可耻时代[79]、巴托罗缪之夜[80]或异端裁判所归咎于基督教吗？有可靠的证据说明，新教神学之所以憎恨哲学家，多半是因为哲学宽容了特殊教派本身。人们责难费尔巴哈、施特劳斯，更多的是由于他们认为天主教教义就是基督教教义，而不是由于他们不承认基督教教义是理性的教义。 但是，就好像由于蒸汽锅炉爆炸使一些乘客血肉横飞这种个别事例不能成为反对力学的理由一样，个别人不能消化现代哲学并因哲学性的消化不良而死亡这种情况，也不能成为反对哲学的理由。 关于应该不应该在报纸上讨论哲学和宗教这个问题，由于问题本身毫无思想内容而被取消了。 如果这样的问题已经作为报刊上的问题使公众感到兴趣，那就是说，它们已经成为当代的迫切问题了。这样一来，问题已不在于应该不应该一般地讨论它们，而在于应该在什么地方和怎样来讨论它们：是否应该在家里和饭店里、在学校里和教堂里，但不在报刊上讨论？是否应该由哲学的敌人而不由哲学家来谈论？是否应该用个人意见的模糊语言来谈论，而不用公共理智的清晰语言来谈论？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现实生活中的东西是不是全包括在报刊范围之内？那时要谈的将不是报刊的某种特殊内容，而是一个一般性的问题：报刊应该不应该是真正的报刊，即自由的报刊？ 我们要把第二个问题和第一个问题即“在所谓的基督教国家中，报纸应该不应该从哲学的观点来讨论政治？”这个问题截然分开。 如果宗教变成了政治的因素、政治的对象，那么，再来谈论报纸不仅可以而且应该讨论政治问题显然是多余的。看来，人世的智慧即哲学从一开始就比来世的智慧即宗教更有权关心现世的王国——国家。问题不在于应该不应该对国家进行哲学研究，而在于应该怎样进行这种研究——善意地还是恶意地、哲学地还是非哲学地、有成见地还是无成见地、有意识地还是无意识地、彻底地还是不彻底地、完全合理地还是半合理地。如果你们把宗教变成国家法的理论，那么你们自己就把宗教变成一种哲学了。 难道不是基督教首先把国家和教会分开的吗？ 请读一读圣奥古斯丁的《论神之都》[81]，研究一下教父们的著作和基督教精神，然后再来告诉我们：“基督教国家”是国家还是教会？难道你们的实际生活不是每时每刻都证明你们的理论是谎言吗？难道你们认为你们因权利被侵犯而诉诸法庭是不正确的吗？然而使徒却说，这样做不对。［注：参看《新约全书·哥林多前书》第6章第7～8节。——编者注］当有人打了你们的左脸时，你们是连右脸也送上去［注：参看《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5章第39节。——编者注］呢，还是相反，去控告这种侮辱行为呢？但是，福音书却禁止这样做。难道你们在这个世界上不要求合理的权利吗？难道你们不因为稍微提高捐税而抱怨吗？难道你们不因为个人自由稍被侵犯就怒不可遏吗？然而有人却告诉你们，此生的苦难同来世的欢乐相比又算得了什么，而忍让恭顺和憧憬幸福才是主要的美德。 难道你们的大部分案件和大部分民事法律不都是关于财产的吗？然而有人却告诉过你们，你们的财宝并不在这个世界上。既然你们也承认，帝王之物当归帝王，神之物当归神［注：同上，第12章第17节。——编者注］，那么，你们不仅要把金钱，而且至少同样也要把自由理性当作世界的统治者；“自由理性的行为”我们就称为哲学研究。 当有人提议成立神圣同盟[82]这样一个可以说是宗教的国家同盟，并且建议宗教应成为欧洲各国的国徽时，教皇却胸有成竹地坚决拒绝加入这一神圣同盟，因为在他看来，把各国人民联结起来的基督教方面的普遍纽带是教会，而不是外交，也不是世俗的国家同盟。 真正的宗教国家是神权政体的国家。这些国家的首脑应该或者像犹太人的国家那样是宗教之神耶和华自己，或者像西藏那样是神的代理人达赖喇嘛，最后，像哥雷斯在自己的最后一本著作[83]中公正地对基督教国家所要求的那样，基督教国家应该毫无例外地服从一个教会即“永无谬误的教会”，因为如果像新教那样没有教会的最高首脑，宗教的统治就只能是统治的宗教、政府意志的崇拜。 如果一个国家有几个平等的教派，而国家又不去侵犯各个特殊教派的权利，那它就再也不可能是一个宗教国家，不可能是那种把其他教派的拥护者指责为异教徒、根据信仰配给每片面包并把教义变成个人和国家公民韵存在之间的纽带的教会了。你们问一问“贫穷的绿岛埃林”［注：爱尔兰旧称。——编者注］的天主教居民，问一问法国革命以前的胡格诺派[84]吧，他们并不是向宗教呼吁，因为他们的宗教不是国教；他们是向“人权”呼吁，而哲学是阐明人权的，哲学要求国家是合乎人性的国家。 但是，不彻底的、狭隘的，不信教而又是神学的理性主义却说，不论教派的差别如何，一般的基督教精神应该是国家的精神！把宗教的一般精神和现行的宗教分割开来，这是最严重的渎教行为，这是世俗理性目空一切的表现。把宗教同它的教义和教规分割开来，就等于说法的一般精神在国家中应该占统治地位，而不考虑特定的法律和现行法规。 既然你们把自己置于宗教之上，自以为有权把宗教的一般精神和它的具体的规定分割开来，那么，当哲学家想要彻底地而不是半途而废地进行这种划分时，当他们把宗教的一般精神称为人类精神而不是基督教的精神时，你们又有什么理由去责备他们呢？ 基督徒生活在制度各不相同的国家里：有的在共和政体的国家，有的在君主专制的国家，有的在君主立宪的国家。基督教并不能判定制度的好坏，因为它不懂得制度之间的差别，它像宗教应该教导人们那样教导说：你们要服从执掌权柄者，因为任何权柄都出于神［注：参看《新约全书·罗马人书》第13章第1节。——编者注］。因此，你们就不应该根据基督教，而应该根据国家的本性、国家本身的实质，也就是说，不是根据基督教社会的本质，而是根据人类社会的本质来判定各种国家制度的合理性。 拜占庭国家是一个真正的宗教国家，因为在那里教义就是国家问题，然而，拜占庭国家却是最坏的国家。旧制度的国家是最标准的基督教国家，但是尽管如此，它们仍然是“宫廷意志”的国家。 有一种二难推论是“健全的”人的理智所无法抗拒的。 要么基督教国家符合作为理性自由的实现的国家概念，那时，国家为了成为基督教国家，只要成为理性的国家就足够了，那时，只要从人类关系的理性出发来阐明国家就足够了，而这正是哲学所要做的工作。要么理性自由的国家不能从基督教出发来加以阐明，那时，你们自己将会承认，这样去阐明不符合基督教的意图，因为基督教不想要坏的国家，而不是理性自由的实现的国家就是坏的国家。 你们如何解决这个二难推论，可以随你们的便，然而你们将来定会承认，不应该根据宗教，而应该根据自由理性来构想国家。只有最愚昧无知的人才会硬说，这种把国家概念独立化的理论，不过是现代哲学家们心血来潮的想法罢了。 哲学在政治方面并没有做物理学、数学、医学和任何其他科学在自己领域内所没有做的事情。维鲁拉姆男爵培根把神学的物理学称为献身上帝的少女，是不能生育的［注：参看弗·培根《科学推进论》1779年维尔茨堡版第1卷第252页。——编者注］；他把物理学从神学中解放了出来，于是，物理学就变成一门有成果的科学了。正如你们不会去问医生是不是教徒一样，你们也不应该向政治家提这样的问题。差不多和哥白尼的伟大发现(真正的太阳系)同时，国家的引力定律也被发现了：国家的重心是在它本身中找到的。欧洲各国政府企图在确立国家间的均势方面运用这个结论，当然带有实践的最初的肤浅特点，不过先是马基雅弗利、康帕内拉，后是霍布斯、斯宾诺莎、许霍·格劳秀斯，直至卢梭、费希特、黑格尔则已经开始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他们从理性和经验出发，而不是从神学出发来阐明国家的自然规律，就像哥白尼并没有因为约书亚命令太阳停止在基遍、月亮停止在亚雅仑谷［注：基遍和亚雅仑谷均见《旧约全书·约书亚记》第10章第12节。——编者注］而却步不前一样。现代哲学只是继承了赫拉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所开始的工作。因此，你们反对的不是现代哲学的理性，你们是反对永远新颖的理性哲学。无知也许只是昨天或前天才在《莱茵报》或《柯尼斯堡日报》上首次发现了古老的国家观念，当然，它会认为这些历史的观念是个别人一夜没睡好突然产生的想法，因为无知觉得这些想法是新的并且只是昨天才知道。无知忘记了它自己是在扮演索尔邦博士的老角色［注：可能指法国修道院院长博奈尔。——编者注］；这位博士认为，公开谴责孟德斯鸠是自己的义务，因为孟德斯鸠十分轻佻，竟不把教会的德行而把政治的德行宣布为国家的最高品质。无知忘记了自己是在充当告发沃尔弗的约阿希姆·朗格的角色[85]；朗格认为，沃尔弗的前定学说似乎会使士兵临阵脱逃，因而削弱军纪，以致瓦解整个国家。最后，无知还忘记了普鲁士邦法正是来源于“这个沃尔弗”的哲学学派，忘记法国拿破仑法典并不来源于旧约全书，而是来源于伏尔泰、卢梭、孔多塞、米拉波、孟德斯鸠这一思想学派，来源于法国革命。无知是一个魔鬼，因而我们担心它还会造成一些悲剧。难怪最伟大的希腊诗人们在以迈锡尼和底比斯的王室生活为题材的惊心动魄的悲剧中都把无知描绘成悲惨的命运。 从前的研究国家法的哲学家是根据本能，例如功名心、善交际，或者虽然是根据理性，但并不是社会的而是个人的理性来构想国家的。现代哲学持有更加理想和更加深刻的观点，它是根据整体观念来构想国家的。它认为国家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在这里，必须实现法律的、伦理的、政治的自由，同时，个别公民服从国家的法律也就是服从他自己的理性即人类理性的自然规律。对聪明人来说，指出这一点已经足够了。 最后，我们再一次向《科隆日报》致以哲学的临别赠言。该报把一个“从前的”自由主义者拉过去是明智的。只要经常巧妙地求助于那些只知道维多克的“不是囚犯就是狱吏”这个二难推论的不久前的自由主义者，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同时扮演自由派和反动派两种角色，尤其明智的是，让那个不久前的自由主义者出面反对现在的自由主义者。没有党派就没有发展，没有区分便没有进步。我们希望，随着第179号的社论而来的将是《科隆日报》的新纪元——有气节的纪元。 卡·马克思写于1842年6月28日—7月3日之间 载于1842年7月10、12和14日《莱茵报》第191、193和195号附刊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 注释： [2]伊壁鸠鲁主义是公元前4—3世纪产生于古希腊的一个哲学派别，因其创始人伊壁鸠鲁在雅典自家花园中宣讲他的原子说和无神论，也称为花园学派。 伊壁鸠鲁哲学包括物理学(关于自然界的学说)、准则学(关于认识的学说)和伦理学。伊壁鸠鲁对自然界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进一步发展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学说，认为原子有三种运动：直线式的下落运动、脱离直线的偏斜运动和由此产生的碰撞运动，从而提出了物质运动的内在源泉思想。在认识论上，他认为感觉是判断真理的标准。在伦理学方面，伊壁鸠鲁认为，由于组成人的灵魂的原子具有脱离直线作偏斜运动的倾向，因而人的行为有可能脱离命定的必然性，获得意志和行为的自由。他斥责对神的崇拜和迷信，蔑视命运，强调事在人为，认为人类行为的目的是从痛苦和恐惧中解放出来，求得快乐，快乐是幸福生活的目的，是善的唯一标准，人应当通过哲学认识自然和人生，用理性规划自己的生活。在社会政治观点方面。他首先提出了原始的社会契约说。——11、212、453。 [3]斯多亚主义是公元前4—3世纪产生于古希腊的一个哲学派别，因其创始人芝诺通常在雅典集市的画廊讲学，又称画廊学派(画廊的希腊文是“stoa”)。 斯多亚派哲学分为逻辑学、物理学和伦理学，以伦理学为中心，逻辑学和物理学只是为伦理学提供基础。这个学派主要宣扬服从命运并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泛神论思想，其中既有唯物主义倾向，又有唯心主义思想。早期斯多亚派认为认识来源于对外界事物的感觉，但又承认关于神、善恶、正义等的先天观念。他们把赫拉克利特的火和逻各斯看成一个东西，认为宇宙实体既是物质性的，同时又是创造一切并统治万物的世界理性，也是神、天命和命运，或称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也受天命支配，人应该顺应自然的规律而生活，即遵照理性和道德而生活。合乎理性的行为就是德行，只有德行才能使人幸福。人要有德行，成为善人，就必须用理性克制情欲，达到清心寡欲以至无情无欲的境界。中期斯多亚派强调社会责任、道德义务，加强了道德生活中的禁欲主义倾向。晚期斯多亚派宣扬安于命运，服从命运，认为人的一生注定是有罪的、痛苦的，只有忍耐和克制欲望，才能摆脱痛苦和罪恶，得到精神的安宁和幸福。晚期斯多亚派的伦理思想为基督教的兴起准备了思想条件。——11、212、452。 [4]怀疑主义是公元前4—3世纪产生于古希腊的一个哲学派别，代表人物有皮浪、阿克西劳、卡内亚德、埃奈西德穆及恩披里柯。 怀疑派哲学是对客观世界和客观真理是否存在、能否认识表示怀疑的哲学学说。它认为事物是不可认识的，因为对每一事物都可以有两种相互排斥的意见；既然人们什么也不能确定，就应该放弃判断，放弃认识，平心静气地求得精神的安宁。怀疑主义揭示了人们认识中的矛盾，在认识史上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它反对唯物主义，不相信理性的力量，否定科学知识，实际上为宗教迷信和神秘主义的传播提供了条件。——11、212。 [65]《<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拉开了《莱茵报》与《科隆日报》论战的序幕。论战的起因是1842年6月28日《科隆日报》的一篇社论。由该报的政治编辑海尔梅斯撰写的这篇社论攻击《莱茵报》的政治立场，要求普鲁士书报检查机关禁止青年黑格尔派在政治报刊上批判普鲁士国家和基督教。马克思的这篇论战性文章驳斥了海尔梅斯这种公开的告密，从原则上阐述了政治和哲学的相互作用及其对改变现存的社会状况所具有的必要性。 马克思这篇文章写于1842年6月28日(海尔梅斯写的社论于这天发表)和7月3日之间，7月4日《莱茵报》理事达·奥本海姆已收到了这篇稿子。——206。 [66]可能指1842年6月《科隆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多次刊登《科隆大教堂报》发行的消息一事。——206。 [67]下面这段译文马克思可能引自奥·鲍利翻译的《琉善全集》1827年斯图加特版第1部分第2卷第176页，不过，马克思把罗马神墨丘利换为相应的希腊神海尔梅斯。——207。 [68]海尔梅斯在1842年6月24日《科隆日报》第175号的社论中，批评了政府当局不允许报纸全面报道法庭辩论情况的做法。——209。 [69]智者派指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至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的一批收徒取酬的职业教师，他们传授有关政治活动的知识，如论辩术、语法和修辞学等。主要代表人物是普罗泰戈拉和高尔吉亚。智者派不是一个统一的学派，但是在思想观点上是较为一致的，他们的特点是以人为中心，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命题，否定宗教和神的权威；重视感觉经验，肯定变化着的感性现象的真实性，但是走向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认为事物和真假是非以个人的感觉为转移；认为政治制度不是由神所规定，而是在人类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智者派夸大个人感觉的观点提出过正确的批评，但拒绝肯定智者派思想的积极意义。——212。 [70]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的教师。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是作为对柏拉图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批判而产生的。柏拉图在物质世界以外去寻求事物的本质(理念)，建立了以理念为核心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相反，亚里士多德却承认物质世界客观存在于它的运动和发展中，他把现象和本质都统一到事物本身之中。诚然，他采用“不动的动者”(nus)作为一切自然现象的最终原因和最终目的，它把全部现实都置于合乎目的的运动之中。在这种哲学体系中，实际的宗教之神和“个人”精神的永恒不灭都无立足之地。——212。 [71]亚历山大里亚学派指新柏拉图主义哲学流派，见注10。——213。 [72]吠陀是印度最古老的宗教历史文献，梵文原意为“知识”，是对神的颂歌和祷文的文集。吠陀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指最古的四部吠陀本集，亦称四吠陀，广义除四吠陀外，还包括解释四吠陀的梵书、森林书、奥义书以及经书，亦称吠陀文献。吠陀中年代最久的作品可上溯到公元前约1500年以前，最晚的作品形成于公元前约6—4世纪。吠陀在被规定为神圣的经典以后，就成为神秘的著作，只许祭司和属于高等种姓的人学习，不许低等种姓的人接触。以祭司为职业的婆罗门垄断了这些古代的经典，把它们作为高踞于人民之上的凭借。他们为了保持垄断地位，只在内部口头传授这些典籍，不肯写成文字。直到19世纪吠陀才刊行于世。——214。 [73]宪章指法国立宪宪章(见注128)。宪章第三条在1814年宪章中就已经作了规定。这是迫使路易十八承认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成果的条款之一。1830年7月革命后，这一条款又原封不动地载入作了部分修改的新立宪宪章。——216。 [74]普鲁士邦法指《普鲁士国家通用邦法》，包括私法、国家法、教会法和刑法，自1794年6月1日起开始生效。由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及其对德国的影响，邦法明显地反映出资产阶级改良的萌芽，然而就其实质来说，它仍然是一部封建性的法律。——216、316、346、426。 [75]拿破仑法典不仅指在拿破仑统治时期于1804年通过的并以《拿破仑法典》著称的法国民法典，广义而言，也指整个资产阶级法体系，即1804—1810年拿破仑第一统治时期通过的五部法典(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商业法典、刑法典和刑事诉讼法典)；这些法典在拿破仑法国所占领的德国西部和西南部曾实行，在莱茵省1815年归属普鲁士以后，仍继续在该省生效。——216。 [76]指海尔梅斯1818—1819年在柏林和布雷斯劳学习神学和哲学期间，曾参加反政府的大学生运动。1824年在布雷斯劳，他因曾是德国大学生协会会员，未被聘任为讲师。——219。 [77]指德国的反动报刊为反对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批评宗教而进行的激烈论战，施特劳斯在《耶稣传》(第1、2卷分别于1835、1836年出版)一书中最先对宗教进行了批判。——221。 [78]嘉布遣会又译卡普秦会。1525年由马特奥在意大利创立，属天主教会方济各会的分支。嘉布遣为意大利文Cappúccio的音译，原意为尖顶风帽。该会修士身穿深褐色带风帽的会服故而得名。该会提倡过安贫节欲的苦行生活。——222。 [79]8世纪和9世纪的可耻时代，主要指查理大帝(742—814年)统治的年代。他在大力扩张领土的同时，实行庇护教会等政策。在征服萨克森地区时，他用暴力和镇压措施迫使当地居民皈依基督教。——222。 [80]巴托罗缪之夜指1572年8月23—24日的夜里，即圣巴托罗缪节的前夕，天主教徒在巴黎杀死了大批胡格诺派教徒一事。后来人们把这一屠杀异教徒事件称为巴托罗缪之夜。——222。 [81]《论神之都》又译《论上帝之城》，欧洲中世纪教父哲学家奥古斯丁的晚年著作。大约于公元413—426年成书。该书分为上下两部，共22卷。用两座城来表述其历史哲学思想：一为上帝之城，即天国或基督教会；另一为世人之城，即人间(地国)或世俗国家。前者是完善的、永恒的；后者是不完善的，充满着罪恶。所以国家应绝对服从教会。——223。 [82]神圣同盟是欧洲各专制君主镇压欧洲各国进步运动和维护封建君主制度的反革命联盟。同盟是战胜拿破仑一世以后，由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倡议，于1815年9月26日在巴黎建立的，同时还缔结了神圣同盟条约。几乎所有的欧洲君主国都参加了同盟。这些国家的君主负有相互提供经济、军事和其他方面援助的义务，以维持维也纳会议上重新划定的边界和镇压各国革命。——224。 [83]指约·冯·哥雷斯《科隆纠纷结束后的教会和国家》(1842年魏森堡版)一书。该书站在天主教的立场上，对持续四年之久的普鲁士新教国家同天主教教会之间的纠纷作了分析。参看注48。——224。 [84]胡格诺派是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中兴起于法国的基督教新教教派，深受加尔文教义的影响。参加这一派的有不同的社会阶层，既有王公贵族，也有农民和手工业者。胡格诺派和天主教派的斗争导致的胡格诺战争从1562年起延续到1598年。结果胡格诺派的前首领纳瓦拉的亨利皈依天主教，成为国王，称亨利四世。——225。 [85]克·沃尔弗是哈雷大学的哲学和数学教授，理性主义启蒙运动的代表，莱布尼茨哲学的继承者。因此，他的著作和讲演遭到虔诚派神学家们的猛烈抨击。由于哈雷的神学教授约·朗格的告密，威廉一世下令驱逐沃尔弗，1723年11月沃尔弗离开普鲁士。——227。
马恩全集第一卷——集权问题从问题本身和1842年5月17日星期二《莱茵报》第137号附刊谈起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集权问题 从问题本身和1842年5月17日星期二 《莱茵报》第137号附刊谈起[64] 以符号÷÷署名的文章《就集权问题论德国和法国》说： “国家权力应当从一个点出发呢，还是每个省、每个乡镇应当自己管理自己，而中央政府只是在要对外代表国家时才应当作为一个整体的权力管辖国家的各部分呢，——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还存在着严重分歧。” 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正如一道代数方程式只要题目出得非常精确周密就能解出来一样，每个问题只要已成为现实的问题，就能得到答案。世界史本身，除了用新问题来回答和解决老问题之外，没有别的方法。因此，每个时代的谜语是容易找到的。这些谜语都是该时代的迫切问题，如果说在答案中个人的意图和见识起着很大作用，因此，需要用老练的眼光才能区别什么属于个人，什么属于时代，那么相反，问题却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因此，任何一个时代的反动分子都是反映时代精神状态的准确晴雨表，正如狗是测度天候的准确晴雨表一样。在公众看来，好像是反动分子在制造问题。因此，公众以为，如果某个蒙昧主义者不同某种现代潮流作斗争，如果他不对事情提出问题，那么似乎问题也就不存在了。因此，公众自己把反动分子看作是真正代表进步的人物。 “国家权力应当从一个点出发呢”，也就是说，一个点应当统管一切呢，还是每个省等等应当自己管理自己，而中央政府只是对外才应当作为“对外”的整体的权力出现呢，——集权的问题，决不能这样加以表述。作者要我们确信： “这个问题，如果从更高的角度来考察，就会作为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而自行消失”，因为“如果人确实就是他按其本质应当成为的那种人，那么个人自由和普遍自由就毫无区别”。“因此，假定人民全由正直的人组成。那么所谈的问题甚至不可能提出来。”中央的权力就会存在于所有成员之中……”但是，正像一般地说任何对外法律、任何成文法规等等一样，任何中央国家权力等等都将是多余的。这样的社会将不是国家，而是人类的理想。”“如果从高级的哲学的观点来观察我们的社会生活，解决最复杂的国家问题，就可能变得非常容易，从理论上说，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完全正确的，甚至是唯一正确的，但是，这里谈的不是对集权问题提出理论上的答案，而是对它提出实际的，当然只是经验的和相对的答案……” 文章作者一开始就对自己的问题作了自我评价。他认为，如果从更高的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但是，他同时又告诉我们，从这个高的角度来看，所有法律、成文法规、中央国家权力，以至国家本身都消失了。作者有理由赞扬用这种观点观察问题“非常容易”，但是，他认为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从理论上说是完全正确的，甚至是唯一正确的”，那就不对了，他把这种观点称为“哲学观点”，也是不对的。当人们把哲学同幻想混为一谈的时候，哲学必须严肃地提出抗议。关于完全由“正直的人”组成的人民这一虚构，同哲学是格格不入的，就像关于“祈祷的鬣狗”这一虚构同自然格格不入一样。作者把“自己的抽象概念”偷偷塞进哲学。［注：手稿到此中断。——编者注］ 卡·马克思写于1842年5月17日以后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7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第1分册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 注释： [64]《集权问题。从问题本身和1842年5月17日星期二<莱茵报>第137号附刊谈起》是马克思针对莫·赫斯的《就集权问题论德国和法国》而写的批判文章的开头部分。赫斯的文章发表在1842年5月17日《莱茵报》附刊第136—137号。署名÷÷，其中对国家集权问题作了抽象的、虚无主义的解释。马克思在批判文章中首先论述了在青年黑格尔派中间众说纷纭的哲学和政治的关系问题。这一时期，马克思日益执著地追求并论证哲学和政治的联盟。 马克思是在1842年5月下半月写这篇文章的。文章没有写完，还是写完了没有寄往科隆，不得而知。总之，文章的后半部分至今尚未找到。以手稿形式保存下来的这篇文章的开头部分，第一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7年历史考证版第Ⅰ部分第1卷第1分册。——203。
马恩全集第一卷——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50] 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51]辩论情况的辩论 在柏林的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普鲁士国家报》发表了一篇自白书［注：实际上是指1842年3月16、19和26日该报第75、78、86号刊登的1841年12月24日书报检查令的影响》、《评国内事务及其发展和自然条件》和《国内报刊和国内统计》三篇文章。——编者注］，这使德国的所有作者和读者大为惊奇。自然，该报选择的是一种高贵的、外交式的、不那么有趣的忏悔方式。它装得像是要给自己的同行们一面认识的镜子；它神秘地谈论的只是其他普鲁士报纸，其实它所讲的就是那家地道的普鲁士报纸，即它自己。 对这种情况可以作各种不同的解释。凯撒在说自己时就用第三人称。为什么《普鲁士国家报》用第三人称讲话时就不能指自己呢？小孩称呼自己往往不用“我”，而用自己的名字——“乔治”等等。为什么《普鲁士国家报》就不能用《福斯报》、《施本纳报》或其他某个圣徒的名字来代替“我”呢？ 新的书报检查令[38]颁布了。我们的报纸认为必须学会一套与自由相适应的外貌和作风。《普鲁士国家报》也不得不醒悟过来，并且突然产生出某种自由主义的(至少是独立的)思想。 但是，自由的首要条件是自我认识，而自我认识又不能离开自白。 因此，只要牢牢记住《普鲁士国家报》在这里发表的是它的自白书，只要不忘记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未成年的半官方报纸的自我意识的第一次觉醒，一切疑团都会迎刃而解。我们确信《普鲁士国家报》是在“用沉着的语调发表伟大的言论”［注：《国内报刊和国内统计》引用了歌德《伊菲姬妮亚在陶里斯》第1幕第3场中的这句话。——编者注］，我们只是难于决定：我们应该更加赞扬的是这种伟大的沉着呢，还是这种沉着的伟大？ 书报检查令刚一颁布，《国家报》在经受这一打击之后刚清醒过来，该报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书报检查方面更大的自由给你们普鲁士报纸带来了什么好处？”［注：《1841年12月24日书报检查令的影响》，见1842年3月16日《普鲁士国家总汇报》第75号。——编者注］ 显然，它是想说：多年来书报检查机关的严格戒律给我带来了什么好处呢？虽然监护和管束是最认真、最全面的，可是我却变成了什么样子呢？今后我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独立行走我还没有学会，但是，爱看热闹的观众总是等着看瘫痪者轻步飞舞。我的同行们，同样的命运也在等待着你们！让我们在普鲁士人民面前公开承认我们的弱点吧，但是我们的自白要说得巧妙一些。我们不能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我们是索然无味的。可是，我们要告诉他们，如果说普鲁士人民对普鲁士报纸不感兴趣，那是报纸对普鲁士国家不感兴趣。 《国家报》大胆地提出问题，而且更大胆地回答问题，这只是它觉醒的前奏，这是它在睡梦中背诵它将要扮演的那一角色的台词。它正在醒悟，正在把自己的精神表露出来。请注意倾听这位埃皮门尼德斯说些什么！ 大家知道，计数是摇摆于感性和思维之间的理智的最初的理论活动。计数是小孩的理智的最初的自由理论活动。《普鲁士国家报》向它的同行们号召：让我们来计数吧。统计是首要的政治科学！［注：见《国内报刊和国内统计》。——编者注］如果我知道一个人有多少根头发，我就了解了这个人的脑袋。 你希望别人怎样对待你自己，你就怎样对待别人。要正确评价我们自己、特别是我《普鲁士国家报》，还有什么办法能比统计更好呢！统计不仅会证实我和任何一家法国或英国报纸一样经常出版，而且会证实我的读者比文明世界任何一家报纸的读者都少。除了那些不是十分愿意而是被迫对我发生兴趣的官员，除了那些离不开半官方报纸的公共场所，还有谁读我呢？请问还有谁呢？如果把花在我身上的费用和我带来的收入计算一下，你们就会承认：用沉着的语调发表伟大的言论，绝不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你们看，统计是多么令人信服，计数是怎样使一切进一步的脑力活动成为多余！总之，大家来计数吧！数字表格可以启迪民众，而不会激起他们的热情。 《国家报》凭借它在统计领域的重要地位，不仅把自己同中国人［注：可能指伏羲。——编者注］并列，不仅同宇宙的统计学家毕达哥拉斯[52]并列，它并且表明，那位想用数列来表示动物的各种差别等等的现代伟大的自然哲学家［注：洛·奥肯。——编者注］对它也有影响。 由此可见，《普鲁士国家报》虽然看起来充满实证的色彩，可是并没有离开现代哲学的基础。 《国家报》是一家全面的报纸。它并不以数为满足，并不以时间的长短为满足。它在承认数量的原则上更进一步，对空间的量也给予了充分的估价。空间，这是第一个以自己的量使小孩敬畏的东西。空间是小孩在世界上体验到的第一种量，因此，小孩以为身材高大的人就是伟人。像小孩一样进行推断的《国家报》也向我们说，大部头的书比薄本子要好得多，至于篇幅只有寥寥几页，每日只出一个印张的报纸，那就更不用说了！ 你们德国人专门会发表长篇大论！你们去写论述国家机构的内容广泛的书籍吧，去写那种除了作者先生和评论家先生以外再没有人去读的博大精深的著作吧，可是要记住，你们的报纸并不是书籍。请你们想一想，一部内容翔实的三卷本的著作共有多少纸张呵！所以，你们不要到报纸上去寻找当今的精神和时代的精神，因为报纸只会给你们提供统计表格；你们应当到书本中去寻找这种精神，书本仅仅凭它的篇幅就足以保证它的翔实了。 好孩子，你们要记住，这里讲的是“学术性的”东西。因此，你们首先要钻研大部头的书，然后也会喜爱我们报纸的，因为我们的篇幅不大，笔调轻松，在读了大部头的书之后，它确实可以起一种清心爽神的作用。 当然！当然！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中世纪那种令人赞叹的、对宏大事物的真正鉴赏力了。请看一看我们的虔诚派的短小的论文，请看一看我们的以小八开本印行的成套哲学著作，然后再看一看邓斯·司各脱的二十卷大开本的巨著［注：邓斯·司各脱的大开本《牛津文集》实际只有十二卷。——编者注］吧。这些大部头著作，甚至不用你去阅读，光是它们那惊人的外观就像哥特式建筑一样，足以打动你们的心弦，使你们惊异不置。这些天生的庞然大物以物质的形式对精神产生作用。精神感觉到巨大物体的重压，这种压力感就是敬畏的开端。不是你们占有这些书籍，而是这些书籍占有了你们。你们成了书籍的附属品，而普鲁士《国家报》认为，人民也应该这样成为他们的政治出版物的附属品。 由此可见，《国家报》虽然完全按照现代方式说话，可是并没有离开属于中世纪典型时期的历史基础。 但是，如果说小孩的理论思维具有量的性质，那么，小孩的推断和他的实践思维则首先具有实践和感性的性质。感性的禀赋是把小孩和世界连接起来的第一个纽带。实践的感觉器官，主要是鼻和口，是小孩用来评价世界的首要器官。因此，像小孩一样进行推断的普鲁士《国家报》也用鼻子来确定报纸的价值，特别是它本身的价值。如果说希腊的一位思想家［注：赫拉克利特。——编者注］认为干燥的灵魂才是最好的，那么，《国家报》就认为“香的”报纸才是“好的”。《国家报》对奥格斯堡《总汇报》和《辩论日报》的“文艺芳香”推崇备至。真是少见的天真，值得称赞!伟大的、最伟大的庞培！［注：见《国内报刊和国内统计》。——编者注］ 《国家报》在令人感激地发表了让我们得以窥见其灵魂的想法以后，终于用一种高深的议论概括地叙述了它对国家的观点。议论的中心就是它那伟大的发现：“普鲁士的国家管理机构和全部国家机体是同政治精神脱节的，因此，它们在政治方面无论对人民还是对报纸都不可能发生丝毫兴趣。”［注：《评国内事务及其发展和自然条件》。——编者注］ 这样一来，按照普鲁士《国家报》的意见，普鲁士的国家管理机构并不具有政治精神，或者说，政治精神不会存在于国家管理机构之中。《国家报》竟然说出了连最凶恶的敌人也想不出的话，断言现实的国家生活没有政治精神，政治精神不存在于现实国家之中。它这样做是多么莽撞呀！ 但是，我们不应当忘记普鲁士《国家报》的小孩式的感性观点。它向我们说：当谈到铁路时，只应当想到铁和路；当谈到贸易合同时，只应当想到糖和咖啡；当谈到制革厂时，就只应当想到皮革。当然，小孩超不出感性知觉的范围，他只看到个别的东西，想不到还有把这种特殊和一般联系起来的看不见的神经存在，这种神经在国家中也如在各处一样，把各个物质部分转变为精神整体的活的成分。小孩相信太阳围绕地球旋转，一般围绕个别旋转。所以，小孩不相信精神，但却相信鬼怪。 因此，普鲁士《国家报》认为政治精神是法国的鬼怪，而且还以为把皮革、砂糖、刺刀和数字向鬼怪头上扔去，就可以降伏这个鬼怪。 不过，读者会打断我们说：我们本来打算谈谈“莱茵省议会的辩论”，而现在却给我们抱出一个“无罪的天使”——新闻界上了年纪的孩子《普鲁士国家报》，并且反复地唱起了老练的摇篮曲。《国家报》一再想用这种摇篮曲使自己和同行们安静地沉入冬夜的梦乡。 但是，难道席勒没有说过： “明辨事理者的理智看不见的东西， 却瞒不过童稚天真的心灵。” ［注：席勒《信仰的话》。——编者注］ 普鲁士《国家报》“以它天真的心灵”提醒我们说，普鲁士的情况并不比英国差，我们有等级会议，只要报刊有能力，它是有权对等级会议的辩论情况进行讨论的。因为《国家报》具有伟大的典型的自我意识，它认为普鲁士报纸缺少的不是权利，而是能力。后一种品质作为该报的特权，我们是乐于承认的，同时我们不想多谈该报的能力问题，倒愿意不揣冒昧地把该报以它天真的心灵透露出来的那种思想付诸实现。 只有在等级会议的辩论情况被当作“公开的事实”来对待，也就是说，成为报刊的对象时，公布会议辩论情况才能成为现实。和我们关系最密切的是最近一届莱茵省议会。 我们现在从省议会“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辩论”开始谈起，并且事先必须指出，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我们间或将以参加者的身分发表我们自己的实际看法，而在以后的几篇论文中，我们将更多地以历史观察者的身分来注意并叙述辩论的进程。 这种叙述方法上的差别是由辩论的性质本身决定的。在辩论其他问题时，我们发现各等级的代表对各种意见的辩护是势均力敌的。而在新闻出版问题上则不然，反对新闻出版自由的人稍占优势。这些人除了发表一些空洞的流行言论和老生常谈以外，我们发现他们还有一种病态的激动，一种由他们对新闻出版的现实的而不是想象的态度所决定的强烈的偏见；而为新闻出版辩护的人，总的说来对自己所辩护的对象却没有任何现实的关系。他们从来没有感觉到新闻出版自由是一种需要。在他们看来，新闻出版自由是头脑的事情，根本用不着心脏去过问。对他们说来，新闻出版自由是“异国的”植物，他们只是把它作为“业余爱好”来同它打交道的。因此，他们只是举出一些十分空泛而含糊不清的论断来对付论敌的特别“有力的”论据，可是就连最愚蠢的想法在未被彻底驳倒以前也自认为是很了不起的。 歌德曾经说过，画家要成功地描绘出一种女性美，只能以他至少在一个活人身上曾经爱过的那种美作为典型［注：见歌德《模仿和超过法尔科内》。——编者注］。新闻出版自由也是一种美(尽管这种美丝毫不是女性之美)，要想为它辩护，就必须喜爱它。我真正喜爱什么东西，我就会感到这种东西的存在是必需的，是我所需要的，没有它的存在，我的生活就不可能充实、美满。然而上述那些为新闻出版自由辩护的人，即使没有新闻出版自由，看来也会生活得很美满的。 自由主义反对派向我们表明政治会议的水平，正像一般反对派表明一个社会的水平一样。一个时代如果把不信鬼神视为哲学上的胆大妄为之举，把反对女巫审判视为奇谈怪论，这样的时代就是把崇信鬼神和女巫审判视为合法的时代。一个国家如果像古代雅典那样把谄媚者、寄生虫和阿谀逢迎之徒当作违背人民理性的人和人民中的丑类来加以惩处，这样的国家就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像美好时代的所有民族那样只让宫廷弄臣享有思考和述说真理的权利，这样的民族就只能是依附他人、不能自立的民族。一个等级会议中的反对派如果还要说服人们相信意志自由是人的天性，那么，这样的等级会议至少还不是享有意志自由的等级会议。例外只是证实常规。自由主义反对派向我们表明，自由主义的立场已变成什么样子，自由在人的身上体现到怎样的程度。 因此，如果说我们看到，省等级会议中新闻出版自由的辩护人根本不能胜任其任务，那么整个省议会的情况就更是这样。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要从这一点开始叙述省等级会议的辩论，这不仅是由于对新闻出版自由有特殊的兴趣，而且也由于对省议会有一般的兴趣。我们认为，在关于新闻出版的辩论中，特殊等级精神比在其他任何场合都表现得清楚、明确而充分。新闻出版自由的反对派尤其是如此，正如在一般自由的反对派中，特定领域的精神、特殊等级的个人利益、品格的先天的片面性表现得最为强烈、明显，露出一副狰狞的面孔。 辩论向我们显示出诸侯等级反对新闻出版自由的论战、骑士等级的论战、城市等级的论战，所以，在这里进行论战的不是个人，而是等级。还有什么镜子能比关于新闻出版的辩论更真实地反映省议会的内在特性呢？ 我们从反对新闻出版自由的论敌开始，而且——这是合理的——从诸侯等级的一位辩论人［注：指莱·佐尔姆斯-劳巴赫伯爵。——编者注］开始谈起。 我们不想详谈他发言的第一部分，即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书报检查制度都是恶等等”这一部分，因为这个论题已经由另一位辩论人比较透彻地分析过了。不过，我们不能不谈一下辩论人的独特的论据。 “书报检查制度同新闻出版界的不法行为比较起来”是“一种较小的恶”。“这一信念在我们德国<请问：这是德国的哪一部分？>已日渐巩固，因此，联邦颁布了有关的法律，普鲁士已经接受这些法律并服从这些法律。”［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编者注］ 省议会正在讨论关于使新闻出版摆脱羁绊的问题。这位辩论人说：这些束缚新闻出版的羁绊、锁链本身就证明，新闻出版的使命不是要进行自由的活动。它的被束缚状态否证了它的本质。反对新闻出版自由的法律就否定了新闻出版自由。 这是一种用来反对任何改革的圆滑的论据，某个派别[53]的经典理论把它表述得最为透彻。对自由的任何一点限制实际上都无可辩驳地证明当权人物曾一度坚信必须限制自由，而这种信念也就成为后来信念的准绳了。 有人曾经命令人们相信太阳是围绕地球运转的。伽利略被驳倒了吗？ 同样，在我们德国曾经用法律手续确定了下面这种为各个诸侯所赞同的全帝国共同的信念：农奴身分是某些人的躯体的特性；用外科手术即刑讯拷打最能查明真相；要用尘世之火来向异教徒显示地狱之火。 难道法定的农奴身分不正是否定关于人体并非使用和占有的对象这一合乎理性的怪想的实际证明吗？难道自发进行的刑讯拷打不是驳倒了关于依靠屠杀不能弄清真相，刑讯台上抻拉脊骨不能使人丧失刚强，抽搐并不是认罪等等空洞的理论吗？ 在辩论人看来，书报检查制度存在的事实就这样推翻了新闻出版自由；这在事实上是正确的，这是真理，它十分真实，甚至可以用画地形的方法来确定它的界限，——只要越过一定的界限，它就不再是事实和真理了。接着，我们又听到了这样的说教： “无论在言语上或在文字上，无论在我们莱茵省或在整个德国，都看不出真实而高尚的精神发展受到了束缚。”［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编者注］ 据说照耀着我们新闻出版界的这种真理的高尚光芒，就是书报检查制度赠送的礼物。 首先我们用辩论人过去的论据来反驳他自己。我们举出的不是一个合理的论据，而是政府的一项法令。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正式宣称：直到现在，新闻出版一直受到太大的限制，它还必须设法具有真正民族的内容。辩论人可以看到，在我们德国，信念是可以改变的。 但是，把书报检查制度看作我们优秀的新闻出版业的基础，这是多么不合逻辑的奇谈怪论！ 法国革命时最伟大的演说家米拉波的永远响亮的声音直到现在还在轰鸣；他是一头狮子，你想要和人们一起叫一声“吼得好，狮子！”［注：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第5幕第1场。——编者注］，就必须亲自倾听一下这头狮子的吼声。米拉波是在监狱里获得知识的。难道监狱因此就是培养口才的高等学校吗？ 虽然有一整套精神上的关卡，德国精神仍然成就了一番大事业。如果认为这种成就的取得正是由于关卡和限制，那么这种看法是地道的王公老爷的偏见。德国的精神发展并不是由于书报检查制度，而是由于违背了这种制度。当新闻出版业在书报检查的条件下枯萎凋谢、艰难度日时，这种情况却被援引来作为反对新闻出版自由的论据，其实它只能否证新闻出版的不自由。当新闻出版业不顾书报检查制度的刁难仍保持着自己的主要特点时，这种情况却被援引来为书报检查制度辩护，其实它只能用来为精神辩护，而不能用来为镣铐辩护。 其实，“真实而高尚的发展”是有其缘由的。 在实行严格书报检查制度的1819—1830年间(后来，即使不是在“我们德国”，也毕竟在德国的绝大部分，书报检查制度本身也受到时势和这一时期内形成的奇特信念的检查)，我国著作界处于“晚报时期”。我们同样有权把这个时期称为“真实而高尚的”、精神的和充分发展的时期，正像《晚报》的编辑“温克勒”幽默地用“赫尔”这一笔名称呼自己一样，虽然我们认为他的亮度比深夜沼泽的亮度还要微弱。这位以“赫尔”作为笔名的愚昧的乡下佬就是当时著作界的典型。[54]那个大斋期一定会向后代证明，如果说只有少数的圣徒才能在禁绝饮食的条件下坚持40天之久，那么，整个德国虽然从来不是神圣的，却能在既不消费也不生产精神食粮的情况下存在20年以上。新闻出版界堕落了，很难说，是智力不足和形式缺乏甚于特性不足和内容缺乏呢，还是恰恰相反。如果批判能够证明这个时期根本没有存在过，应当说这对德国最有利了。当时著作界中唯一还有充满生机的精神在跃动的领域——哲学领域，已不再说德语，因为德语已不再是思想的语言了。精神所说的话语是一种无法理解的神秘的话语，因为已不允许可以理解的话语成为明辨事理的话语了。 至于莱茵著作界的例子(这个例子实际上和莱茵省等级会议有相当密切的关系)，那么即使打着第欧根尼的灯笼走遍五个行政区恐怕也找不到“这样一个人”了。我们不认为这是莱茵省的缺陷，相反，我们认为这是它具有实践政治意义的证明。莱茵省可以办“自由的报刊”，但是要办“不自由的报刊”，它既欠圆滑又缺乏幻想。 因此，我们可以称之为“实行严格书报检查制度的著作时期”的那个刚告结束的著作时期，从历史上清楚地证明，书报检查制度无疑不负责任地给德国精神的发展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因此，这个制度无论如何也不能起辩论人所认为的高尚艺术的导师的作用。或许当初人们是把“高尚而真实的新闻出版业”理解为体面地戴着锁链的新闻出版业吧？ 既然辩论人“可以提起关于小拇指和整个手这一尽人皆知的俗语”，那么让我们也来反问一句：如果政府向本国人民的精神伸出的不只是一只手而一下子就是两只手，这不是最符合政府的尊严吗？ 我们看到，我们这位辩论人以满不在乎的傲慢和外交式的冷静抹杀了书报检查制度和精神发展的关系问题。他在对新闻出版自由的历史形态展开进攻的时候，就更明确地表现了本等级的消极方面。 至于别国人民的新闻出版自由，据说： “英国不足为例，因为那里几世纪以来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一些条件，不是别的国家用理论所能创造的，但是这些条件在英国的特殊情况下是有其根据的。”“在荷兰，新闻出版自由未能防止沉重的国债，并且在极大的程度上促使了革命的爆发，结果使二分之一的领土沦丧。”［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编者注］ 我们暂不谈法国，留待以后再谈。 “最后，我们是否能把瑞士看成是由新闻出版自由赐福的黄金国呢？当各党派正确地意识到自己缺乏人的尊严，分别按动物躯体的某个部分称为有角者、有爪者，并由于庸俗地谩骂而引起四邻蔑视时，难道我们不是带着厌恶的心情回想起它们在当地报纸上的粗野争吵吗？”［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编者注］ 据说英国报刊不能用来论证一般的新闻出版自由，因为它是建立在历史的基础上的。英国报刊之所以有功绩，只是由于它是历史地发展起来的，与一般报刊不同，因为一般报刊的发展据说应该是没有历史基础的。由此可见，这是历史的功绩，而不是报刊的功绩。似乎报刊就不是历史的组成部分；好像在亨利八世、天主教徒玛丽、伊丽莎白和詹姆斯一世的统治下，英国报刊为了争取给英国人民奠定历史基础，没有经过严酷的、常常是野蛮的斗争似的！ 既然英国报刊在最不受束缚的情况下也没有破坏历史基础，难道这不是恰好说明新闻出版自由的好处吗？但是辩论人前后是不一致的。 英国报刊不能成为替一般报刊辩护的理由，因为它是英国的。荷兰报刊却是反对一般报刊的理由，虽然它只是荷兰的。时而把报刊的一切优点都归功于历史基础，时而把历史基础的一切缺点都归咎于报刊。时而说报刊对历史的完善没有起到自己的作用，时而说历史对报刊的缺点不能承担自己的责任。在英国，报刊是同本国的历史和特殊环境紧密联结在一起的，荷兰和瑞士的情况也是一样。 在对待历史基础方面，报刊究竟应该做些什么呢？是反映它，抛弃它呢，还是发展它？辩论人对报刊的这三种做法全都加以责难。 他斥责荷兰报刊，因为它是历史地发展起来的。它本应当阻止历史进程，它本应当使荷兰防止沉重的国债！这是多么不合历史情况的要求！荷兰报刊未能阻止路易十四时代的出现，它也未能阻止克伦威尔时期英国舰队称霸欧洲。它未能对海洋使用魔法，使它把荷兰从充当大陆强国厮杀战场这一倒霉的角色中解救出来；它同德国所有的书报检查官一样，也未能取消拿破仑的专制法令。 但是，难道自由的报刊什么时候曾经加重过国债吗？奥尔良公爵［注：菲力浦第二。——编者注］摄政时期，约翰·罗的疯狂的证券投机[55]使整个法国处于混乱状态；那时有谁曾经起来同这一荒诞的金融投机狂飚时期相对抗呢？只有几个讽刺作家。当然，他们获得的报偿并不是银行的钞票，而是巴士底狱的入狱证。 要求报刊防止国债，如果再进一步，连个人的债务也应当由报刊来偿还了。这种要求正像一位作者总是暴跳如雷地责怪他的医生只是给他治好了病，却没有同时使他的作品不印错字一样。新闻出版自由同医生一样，并不能使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变得完美无缺。它自己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如果由于好事只是某个方面好，而不是一切都好，由于它是这种好事而不是别的好事就予以痛骂，这种做法是十分鄙俗的。当然，假如新闻出版自由无所不包，那它就会使人民的其他一切职能、甚至人民本身都变得多余了。 辩论人把比利时的革命归罪于荷兰的报刊。 每一个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不会否认，比利时脱离荷兰[56]这一事件远比它们的联合更合乎历史情况。 据说荷兰的报刊引起了比利时革命。什么样的报刊？主张改革的还是反动的？对法国我们也可以提出同样的问题；如果辩论人斥责比利时教权主义的、同时又是民主主义的报刊，那么，他也同样应当斥责法国教权主义的、同时又是拥护专制的报刊。两种报刊在推翻本国政府时都出过力。在法国，为革命准备基础的不是新闻出版自由，而是书报检查制度。 但是，这一点我们不谈。比利时革命在最初出现时是精神的革命，是报刊的革命。超出这个范围而硬说什么报刊产生了比利时革命，那是没有丝毫意义的。但是，难道这就值得斥责一通吗？难道革命一开始就应当以物质的形式出现吗？难道一开始它就应当动手打而不是用口讲吗？政府可以使精神的革命物质化；而物质的革命却必须首先使政府精神化。 比利时革命是比利时精神的产物。因此，报刊——目前精神的最自由的表现——也参加了比利时革命。假如比利时报刊站在革命之外，那它就不成其为比利时的报刊；同样，假如比利时革命不同时又是报刊的革命，那它也就不成其为比利时的革命。人民革命是总体性的，这就是说，每一个领域都按自己的方式起来造反；那么，为什么报刊自身就不应该这样做呢？ 这样说来，辩论人对比利时报刊的斥责并不是针对报刊，他斥责的是比利时。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新闻出版自由所持的历史观点的关键问题。自由报刊的人民性(大家知道，就连艺术家也是不用水彩来画巨大的历史画卷的)，以及它所具有的那种使它成为体现它那独特的人民精神的独特报刊的历史个性——这一切对诸侯等级的辩论人说来都是不合心意的。他甚至要求各民族的报刊成为表现他的观点的报刊，成为上流社会的报刊，还要求它们围绕个别人物旋转，而不要围绕精神上的天体——民族旋转。这个要求在他对瑞士报刊发表评论时就赤裸裸地表现出来了。 现在让我们来提一个问题，为什么辩论人没有想起以阿尔布雷希特·冯·哈勒为代表的瑞士报刊曾反对过伏尔泰的启蒙运动这一事实呢？为什么他不记得，即使瑞士不是黄金国，但它毕竟产生了一位未来的诸侯黄金国的预言家，也就是说，它还产生了一位在《国家学的复兴》一书中为“更高尚而真实的”报刊即《柏林政治周刊》奠定了基础的、也同样叫冯·哈勒的先生呢？[57]根据果实可以辨认出树木。［注：参看《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7章第16节。——编者注］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能拿出具有这种多汁的正统主义的果实来同瑞士抗衡呢？ 辩论人责备瑞士报刊采用“有角者”和“有爪者”这样的“以动物命名的党派名称”，一句话，责备它用瑞士语言讲话，而且是跟那些与公牛、母牛宗法式地和睦相处的瑞士人讲话。这个国家的报刊正是这个国家的报刊。也只能够这样讲。而且像瑞士报刊又一次证明的那样，使人们摆脱地方分立主义局限性的正是自由的报刊。 说到以动物命名的党派名称，我们要特别指出，宗教本身就把动物奉为神灵的象征。当然我们这位辩论人必然会斥责以宗教的热忱向母牛撒巴拉和猴子哈努曼膜拜的印度出版物。他一定会由于印度宗教责备印度出版物，正如他由于瑞士的特征责备瑞士出版物一样。但是有一种出版物，辩论人未必愿意使它遭受检查，我们指的是神圣的出版物——圣经。难道圣经不是把全人类分成山羊和绵羊两大类［注：同上，第25章第32—33节。——编者注］吗？难道上帝自己不是用“对犹大家我如蛀虫，对以法莲家我如蛆虫”［注：《旧约全书·何西阿书》第5章第12节。——编者注］这样的话来表明自己对犹大家和以法莲家的态度吗？或者，(这对我们俗人说来更近一些)不是也有一种把全部人类学变成动物学的诸侯等级的著作吗？我们指的是研究纹章的著作。在那里人们可以看到比“有角者”和“有爪者”更稀奇古怪的东西。 辩论人究竟斥责新闻出版自由的哪些东西呢？他斥责的是：人民的缺陷同时也是他们的报刊的缺陷；报刊是历史的人民精神的英勇喉舌和它的公开形式。辩论人是否已经证明，德国的人民精神不能享有这一伟大的天赋特权呢？他曾表明，每个国家的人民都在各自的报刊中表现自己的精神。难道德国人的具有哲学修养的精神就不应该具有连满脑子动物名称的瑞士人(按照辩论人自己的说法)都具有的东西吗？ 最后，辩论人是否以为，自由报刊的民族缺陷并不是书报检查官的民族缺陷呢？难道书报检查官置身于历史总体之外，不受时代精神的影响吗？很可惜，也许正是这样。但是，凡是思想健全的人，谁能不原谅报刊的民族的和时代的过失，却原谅书报检查制度的反民族的和反时代的罪过呢？ 一开始我们就指出，在形形色色反对新闻出版自由的辩论人进行论战时，实际上进行论战的是他们的特殊等级。起初诸侯等级的辩论人提出了一些圆滑的论据。他证明新闻出版自由是不合理的，他的根据便是书报检查法中表现得十分明显的诸侯信念。他以为，德国精神的高尚而真实的发展是由于上面的限制造成的。最后，他进行了反对各国人民的论战，他怀着高贵的怯懦责骂新闻出版自由，说它是人民自己对自己使用的一种粗野而冒失的语言。 现在我们就要谈到的骑士等级的辩论人［注：指马·洛埃男爵。——编者注］不是反对各国人民，而是反对人。在新闻出版自由方面他驳斥的是人的自由，在新闻出版法方面他驳斥的是法律。在谈论新闻出版自由问题本题之前，他先涉及到不加删节地每天发表省议会辩论情况的问题。我们一步一步地跟着他走下去吧。 “在关于公布我们的辩论情况的几个提案中，第一个提案已被满足。”“省议会完全有权力明智地运用这一授予它的批准权。” 这正是问题的实质所在。省里认为，自从公布省议会的辩论情况不再由省议会的智慧任意决定而成为法律的必然要求时起，省议会就完全受省的支配。如果必须把这一新的让步解释为发表与否将取决于省等级会议的任性的话，那么我们应当把这种新的让步叫作新的倒退。 省等级会议的特权并不是省的权利。恰恰相反，省的权利自从变成省等级会议的特权后，就不再存在了。例如，中世纪的等级就曾经把国家的一切权利都集中在自己手里，并使其成为反对国家的特权。 公民不承认以特权形式存在的权利。他会不会认为在旧的特权者以外再增加新的特权者竟是一种权利呢？ 在这种情况下，省议会的权利已不再是省的权利，而是反对省的权利，省议会本身也成为对省采取极端非法行为的体现者，它力求具有神秘的意义，即获得省的最大权利的荣誉。 从骑士等级的辩论人后来的发言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省议会所抱的这种中世纪的观点是多么根深蒂固，他反对省的权利、维护等级特权是多么无所顾忌。 “这一批准权<公布辩论情况>的扩大只能是出于内在信念，而不是出于外来的影响。” 好一个出人意料的说法！省对它的议会的影响被称为某种外来的东西，同外来的东西相对立的是省等级会议的信念这一微妙的内在活动，这种省等级会议的极其敏感的本性向省叫道：“别碰我！”［注：《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20章第17节。——编者注］面对“公众信念”的严厉的、外部的、不法的北风，这种关于“内在信念”的哀伤论调特别值得注意，因为提案的目的正是要使省等级会议的内在信念成为外在的事实。当然，甚至在这里也可看出前后是不一致的。在辩论人认为合适的地方(例如在关于教会争论的问题上)，他又求助于省了。 辩论人继续说道：“在我们认为合适的地方，我们就容许它<公布辩论情况>，在我们感到它的传播没有好处或甚至有害的地方，我们就限制它。” 我们想干什么，我们就要干什么。我怎么想就怎样下命令，意志代替合理的论据。［注：参看尤维纳利斯《讽刺诗集》第6篇。——编者注］这完全是统治者的语言，但在现代贵族的口里就显得委婉动听了。 这个“我们”是谁呢？是省等级会议。公布辩论情况是为了全省。而不是为了等级。但是辩论人偏要纠正我们的看法。发表辩论情况也是省等级会议的特权，省等级会议如果认为合适的话，它是有权利用印刷机喧闹的回音来为自己的智慧服务的。 辩论人只知道等级会议的省，但是不知道省的等级会议。等级会议有一个扩展其活动特权的省，而省却没有一个它可以用来进行活动的等级会议。的确，在规定的条件下，省是有权为自己造出这些神来的，但是，把它们造出以后，就必须像偶像崇拜者那样立刻忘记这些神正是它亲手造出来的。 同时，这里还有一点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没有省议会的君主政体不如有省议会的君主政体好，因为如果省议会不代表省的意志，那么，我们对政府的公众智慧就比对土地占有者的私人智慧更加信任。 这里我们看到一种也许是反映省议会本质的令人奇怪的情景，即与其说省必须通过它的代表来进行斗争，倒不如说它必须同这些代表进行斗争。在辩论人看来，省议会并没有把省的一般权利看成自己唯一的特权，否则，每天不加删节地发表省议会辩论情况就将成为省议会的一种新的权利，因为这将成为省的一种新的权利。恰恰相反，辩论人认为，是省把等级会议的特权看成自己唯一的权利，既然如此，为什么省不把某一官僚阶级和贵族或僧侣的特权也看成自己唯一的权利呢！ 是的，我们这位辩论人毫不掩饰地宣称，省等级会议的特权正随着省的权利的扩大而相应地缩小。 “他认为，这里会议上能进行自由讨论并且不必小心翼翼地斟酌每一个字眼，这是合乎希望的，同样，他也认为，为了保持这种言论自由和发言的不受拘束，必须使我们的言论在目前只由应该听到这些言论的人来评判。” 辩论人最后说，正因为在我们会议中进行自由讨论是合乎希望的(只要谈的是我们，哪些自由是我们所不期望的呢？)，所以在省里进行自由讨论就是极不合乎希望的。由于我们希望不受拘束地讲话，所以我们更希望对省严守秘密。我们的言论不是为省发表的。 辩论人认为，省议会通过全文发表其辩论情况会由省等级会议的特权变为省的权利；省议会既然直接成为社会精神的对象，就应当下决心成为社会精神的体现；省议会既然被按照普遍意识的精神来解释，它就应当为了普遍的本质放弃自己的特殊本质。对辩论人的这种机智，应当给予赞扬。 骑士等级的辩论人把个人特权、与人民和政府对立的个人自由妄称为普遍权利，这无疑是十分中肯地表现了本等级的特殊精神，相反，对省的精神他却横加曲解，把省的普遍要求变成个人的欲望。 譬如，辩论人看来硬说省对我们的言论(即对等级的个别代表的言论)抱着一种强烈的个人好奇心。 我们可以使他相信，省决不会对作为个别人物的等级代表的“言论”抱有好奇心，然而只有“这些”言论代表们才有理由叫作“自己的”言论。与此相反，省的要求是，等级代表的言论应变为可以公开听到的省的声音。 这里谈的是省是否应当了解自己的代表机关！还需要在政府这一秘密上面再蒙上一层新的秘密——代表机关这一秘密吗？在政府中人民也是被代表的。如果等级会议这一新的人民代表机关的特征不是省本身在这里起作用而是别人代替省起作用，不是省代表它自己而是别人越俎代庖，那么这种代表机关就会丧失一切意义。不为委托人所了解的代表机关，就不成其为代表机关。对不了解的事情，就不会去关心。主要用来表现各省独立活动的这一国家职能，甚至被剥夺了形式上的协作即互通声气的权利，——这是一个极其荒谬的矛盾；其荒谬之处在于，我的独立活动应该是我所不知道的别人的活动。 如果公布省议会辩论情况听凭省等级会议任意决定，那么这倒不如干脆不公布好些。因为如果在我面前出现的省议会不是实际的省议会，而是故意摆弄的幌子，我们就会以假当真，把幌子当作真实，而幌子一经合法化，那就糟糕了。 就算每天把辩论情况通过刊印方式不加删节地加以公布，难道就有理由把这种公布说成是不加删节的和公开的吗？用文字代替言语，用图表代替人物，用纸上的行动代替实际的行动，这难道不是删节吗？只是把真实的事情告诉公众，但不是把真实的事情告诉真正的公众，即不是想象中的读者公众而是活生生的、在场的公众，这难道就算公开性吗？ 省的最高的公开的行动竟是秘密的，审理私人案件时法庭的门向省开着，而审理省自己的案件时省却应当被拒于大门之外。再没有什么比这更荒唐的了。 因此，不加删节地公布省议会辩论情况，就其真正的合乎逻辑的含义说来，只能是省议会的彻底公开，而不能是别的。 我们这位辩论人却不然，他继续把省议会看作一种咖啡馆。 “由于多年相识，我们彼此之间私人关系多半不错，即使观点上的重大分歧也不影响我们的关系，这种关系将由以后的代表继承下去。” “正因为这样，我们最能够正确估计我们言论的意义，我们越是不让外来影响起作用，我们在这方面就越不受拘束。这种外来的影响只有在采取善意的忠告的形式支持我们，而不是企图采取否定的评价、赞扬或斥责的形式通过社会舆论来影响我们人格的时候，才可能是有益的。” 我们这位辩论人在向感情呼吁。 我们在一起就像一家人，毫无拘束地欢谈，我们都能十分正确地估计彼此的言论的意义。难道我们应当让那可能低估我们言论意义的省的判断来改变我们如此富有宗法色彩、如此高雅、如此舒适的状况吗？ 我的天！省议会见不得天日。在私人生活的黑夜中，我们感到更舒服一些。既然全省满怀信任地把自己的权利委托给个别人物，这些个别人物自然也就屈尊俯就地接受省的信任。但是，既然省刚刚通过这种信任表明了自己对他们的判断，如果要求他们也以同样的态度报答省，以充分的信任把他们自己、他们的成绩、他们的人格交给省去判断，那就太过分了。总之，不使省给等级代表的人格带来损失，比不使这些代表的人格给省的利益带来损失要重要得多。 我们也希望做公平而温厚的人。虽然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某种形式的政府)不容许任何否定的评价、赞扬或斥责，不容许社会舆论影响到我们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格，但是，我们容许善意的忠告，所谓善意，不是在抽象的意义上说的，即这种忠告希望全省幸福，而是在比较响亮动听的意义上说的，即它对等级代表怀有满腔的温情并对他们的优秀品质分外赞扬。 可能有人认为，既然公开性有伤我们的和气，那么，我们的和气也必然要损害公开性。但是，这种诡辩忘记了省议会是等级代表的会议，而不是省的会议。谁能驳倒这种最强有力的论据呢？如果省根据宪法选出应当代表省的普遍智慧的等级代表，省本身也就完全放弃了自己的判断和自己的理智，这种判断和理智今后就只能由省所选出的人物来体现。相传伟大的发明家把自己的秘密向当权者一公开，他不是被杀死，就是(这并不是传说)被关进要塞，监禁终身。同样，省的政治理性每次在实现了自己的伟大发明——召集省等级会议以后也就拔剑自刎，直到下届选举时，才像凤凰一样获得新生。 辩论人喋喋不休地描述了由于公布辩论情况省等级会议的代表要遇到的来自外界，即来自省里的威胁，接着就以我们前面一直在谈论的主导思想结束了他的攻击。 “议会自由<好一个动听的字眼>还处在最初发展阶段，必须加以保护和培养才能具有内在力量和独立性，只有这样，议会自由才能在外来风暴袭击时不受损害。” 照旧是省议会和省这两种内在的与外来的东西间的致命的对立。 老实说，我们早就同意议会自由还处于萌芽状态这种意见，这篇演说本身又一次使我们相信政治科学的初步知识还未被掌握。但是，我们绝不是想以此说明(这篇演说又在证实我们的意见)，必须给省议会更长的时间，以便它能长硬翅膀来反对省。也许辩论人把议会自由理解为法国旧式议会的自由。据他自己承认，等级代表们已相识多年，他们的精神像遗传病一样传给所有新来的人。难道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没有到实行公开性的时候吗？第十二届省议会只会更坚决地强调它完全独立，不允许剥夺它秘密行动的高尚特权。此外，它的回答恐怕同第六届省议会不会有什么两样。 法国旧式议会自由的发展、与社会舆论对立的独立性、等级偏见的固定不变，这一切的确都会在孤立的条件下得到最彻底的发展；而告诫人们对这种发展加以防范，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是过早的。正如一切生物只有在开阔的室外环境中才能繁茂，真正的政治会议也只有在公众精神的密切保护下才能昌盛。只有“异国的”植物，即被迁移到气候完全不同的地方去的植物，才需要在温室中加以保护和培养。难道辩论人把省议会看作莱茵省的自由而晴朗的气候中的“异国的”植物吗？ 骑士等级的辩论人以近乎滑稽的严肃、近乎忧郁的尊严和几乎是宗教的热忱阐发了关于省等级会议的高度智慧以及它的中世纪的自由和独立的假想。一个不知内情的人看到这种情况一定会奇怪：在新闻出版自由问题上，同一个辩论人从省议会的高度智慧下降到了人类的平凡的庸碌，从刚才所颂扬的特权等级的独立和自由下降到了人类本性的原则上的不自由和不独立。这并没有什么奇怪，我们看到的就是当前的基督徒兼骑士的，现代兼封建的，简言之，即浪漫主义原则的众多代表之一。 因为这些先生们不愿把自由看作是理性的普遍阳光所赐予的自然礼物，而想把自由看作是明星的特别吉祥的组合所带来的超自然的礼物，因为他们认为自由仅仅是某些人物和某些等级的个人特性，所以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得出结论说，普遍理性和普遍自由是有害的思想，是“有逻辑次序的体系”［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中的原话是：“他在有害的思想的名义下强调指出的，无非是由有逻辑次序的原则组成的完整体系。”——编者注］的幻想。为了拯救特权的特殊自由，他们就斥责人类本性的普遍自由。但是，19世纪的不肖子孙和现代骑士们的为本世纪所毒化了的意识，无法理解那种本身就不可理解的东西，因为其中没有概念，这就是说，无法理解内在的、本质的、一般的规定怎样通过外界的、偶然的、特殊的稀奇事物而同某些个人相联系，同时却不同人的本质，不同一般理性相联系，因而也就不成为所有个人所共同的东西。他们无法理解这一切，于是，就只得乞灵于奇迹和神秘。其次，由于这些先生在现代国家中的现实地位远不符合于他们想象中的地位，由于他们生活在处于现实世界彼岸的世界里，由于他们用想象力来代替头脑和心脏，所以他们就不满意实践，就必然求助于理论，不过这是彼岸世界的理论即宗教。然而，他们这种宗教具有浸透着政治倾向的论战性的辛辣色彩，并且或多或少有意识地为十足世俗而又极其虚幻的愿望披上圣洁的外衣。 这样，我们将会看到，这位辩论人用想象的神秘宗教理论来反对实践要求，用那种从肤浅的实践中得来的小聪明和庸俗圆滑的处世经验来反对真正的理论，用超人的神圣来反对人能理解的东西，用卑鄙观点的任性和不信任来反对思想的真正的圣洁。诸侯等级辩论人那种比较高傲冷漠因而也是比较清醒的语言，现在已被激昂慷慨的矫饰和充满幻想的油滑所代替，而从前，这种矫饰和油滑曾退居于纯粹的特权狂热之后。 “越是无法否认报刊在当前是一种政治力量，他就越觉得好报刊和坏报刊之间的斗争会产生真理和光明、会产生更广泛更有效地传播真理和光明的希望这一同样广泛流行的看法是错误的。人，无论单个的人还是群众中的一分子，始终是同一个人。他生来就是不完善，不成熟的，只要他的发展还在继续，他就需要教育，而他的发展直到死亡才会停止。教育的艺术不在于惩罚违法行为，而在于增进好影响，消除坏影响。但是，有一点与这种人的不完善性是分不开的，即那万恶的海妖之歌[58]对群众起着强大的作用，而且对于真理的纯朴而冷静的声音说来，它即使不是绝对不可克服的障碍，至少也是很难克服的障碍。坏报刊专门利用人们的热情，为了通过激发热情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它是不择手段的；而它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广泛地传播坏的原则，尽可能促进坏思想的发展。一切攻势中最危险的攻势的所有优势都为它服务，而对这种最危险的攻势来说，客观上无所谓权利的界限，主观上也无所谓道德法规，更无所谓表面荣誉的法规了。好报刊则始终都只是采取守势。它的影响多半只具有防卫、抑制和固守的性质；它不能以在敌人领土上的重大进展来夸口。如果外界的障碍不妨碍它的这种影响，那就够走运了。” 我们把这段话全部引出来，是为了不致削弱它那动人的语气使读者可能产生的印象。 辩论人站到了原则的高度。为了反对新闻出版自由，就必须维护人类永远不成熟这一论点。如果不自由是人的本质，那么自由就同人的本质相矛盾；这种断语纯粹是同义反复。可恶的怀疑主义者有可能如此之大胆，竟致不信辩论人所说的话。 如果人类不成熟成为反对新闻出版自由的神秘论据，那么，无论如何，书报检查制度就是反对人类成熟的一种最明智的办法了。 一切发展中的事物都是不完善的，而发展只有在死亡时才结束。因此，正确的结论似乎是，把人打死，以便使他摆脱这种不完善状态。至少辩论人为了扼杀新闻出版自由是这样推论的。在他看来，真正的教育在于使人终身处于襁褓中，躺在摇篮里，因为人要学会走路，也得学会摔跤，而且只有经过摔跤，他才能学会走路。但是，如果我们都成了襁褓儿，那么谁来包扎我们呢？如果我们都躺在摇篮里，那么谁来摇我们呢？如果我们都成了囚犯，那么谁来做看守呢？ 人，无论作为单个的人还是群众中的一分子，就其本性而言都是不完善的。原则是不容置辩的。就算是这样吧！但是，由此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我们的辩论人的议论是不完善的，政府是不完善的，省议会是不完善的，新闻出版自由是不完善的，人类生存的一切领域都是不完善的。因此，如果其中一个领域由于这种不完善而不应当存在，那就是说，没有一个领域是有权存在的，就是说，人根本没有生存权利。 假定人在原则上是不完善的，姑且这样说吧，那么，关于人的一切制度，我们早就知道它们是不完善的。因此，在这个论题上没有什么可谈的，这既没有表示赞成它们，也没有表示反对它们，这并不是它们的特殊性质，并不是它们的特征。 既然一切都不完善，为什么自由的报刊偏偏应当是完善的呢？为什么不完善的等级会议却要求完善的报刊呢？ 不完善的东西需要教育。但是，难道教育就不是人类的事情，因而不也是不完善的事情吗？难道教育本身就不需要教育吗？ 即使人类的一切按其存在来说都是不完善的，难道我们因此就应该混淆一切，对善和恶、真和伪一律表示尊重吗？正确的结论只能是：正如看图画时不应当从只见画面上的斑点不见色彩、只见杂乱交错的线条不见图形的角度去看，同样，世界和人类关系也不能只从最表面的假象的角度去看；必须认识到，这种观点是不适于用来判断事物的价值的。这种对整个宇宙只持肤浅看法，认为一切事物在存在时都是不完善的观点，怎么能作为我判断和鉴别事物的依据呢？这种观点是它在它周围所看到的一切不完善的东西中最不完善的东西。因此，在衡量事物的存在时，我们应当用内在观念的本质的尺度，而不能让片面和庸俗的经验使我们陷入迷误之中，否则任何经验、任何判断都没有意义了：所有母牛都是黑的[59]。 从观念的角度看来，不言而喻，新闻出版自由和书报检查制度的根据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新闻出版自由本身就是观念的体现、自由的体现，就是实际的善；而书报检查制度是不自由的体现，是假象的世界观反对本质的世界观的一种论战，它只具有否定的本性。 不对！不对！不对！——辩论人打断我们的话，大叫起来。——我斥责的不是现象，我斥责的是本质，自由是新闻出版自由中的恶劣部分。自由可能产生恶，因此，自由是恶的。 万恶的自由！ “他在昏暗的丛林中杀害了她， 把尸首扔进了莱茵河底。”［注：参看路·乌兰德的诗歌《复仇》。——编者注］ 可是 “这次我必须对你说， 主人、师傅，请静静听着！”［注：出处不详。——编者注］ 难道在实行书报检查制度的国度里就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吗？新闻出版就是人类自由的实现。因此，哪里有新闻出版，哪里也就有新闻出版自由。 的确，在实行书报检查制度的国度里，国家没有新闻出版自由，但是，有一个国家机关却享有新闻出版自由，那就是政府。且不说政府的公文享有充分的新闻出版自由，难道书报检查官不是每天都在实践(即使不是直接地，也是间接地)绝对的新闻出版自由吗？ 作者可以说就是书报检查官的秘书。如果秘书不能表达上司的意旨，上司就干脆把拙劣的作品一笔勾销。可见，这种出版物是书报检查制度写成的。 书报检查官涂改时画的叉叉杠杠同书报的关系，与中国人的直线——八卦[60]——同思维的关系完全一样。书报检查官的八卦是出版物的范畴；而范畴，大家知道，是整个内容的典型的灵魂。 自由确实是人的本质，因此就连自由的反对者在反对自由的现实的同时也实现着自由；因此，他们想把曾被他们当作人类本性的装饰品而屏弃了的东西攫取过来，作为自己最珍贵的装饰品。 没有一个人反对自由，如果有的话，最多也只是反对别人的自由。可见，各种自由向来就是存在的，不过有时表现为特殊的特权，有时表现为普遍的权利而已。 这个问题仅仅在现在才获得了首尾一贯的含义。问题不在于新闻出版自由是否应当存在，因为新闻出版自由向来是存在的。问题在于新闻出版自由是个别人物的特权呢，还是人类精神的特权。问题在于一方面的有权是否应当成为另一方面的无权。问题在于“精神的自由”是否比“反对精神的自由”享有更多的权利。 如果作为“普遍自由”的实现的“自由的新闻出版”和“新闻出版自由”应当被屏弃的话，那么。作为特殊自由的实现的书报检查制度和受检查的书报就更应当被屏弃了；因为如果类是坏的，种还能是好的吗？如果辩论人做得彻底，他应当屏弃的不是自由的新闻出版，而是整个新闻出版。根据他的观点看来，只有当新闻出版不是自由的产物，即不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时才是好的。这样看来，能够享有新闻出版权的便只有动物或者神了。 也许，我们应当——辩论人没有勇气说出这一点——设想政府以及辩论人本人具有神的灵感吧？ 如果一个私人敢以具有神的灵感自夸，那么，在我们社会里只有一个论敌能正式驳斥他，那就是精神病医生。 但是，英国历史非常清楚地表明，来自上面的神的灵感的论断如何产生了同它正好相反的来自下面的神的灵感的论断；查理一世就是由于来自下面的神的灵感才走上断头台的。 我们这位骑士等级的辩论人在继续发表他的议论时(下面我们就会看到)虽然把书报检查制度和新闻出版自由，把受检查的书报和自由的书报说成是两种恶，但是他还没有承认整个新闻出版都是恶。 刚刚相反！他把所有报刊分为“好的”和“坏的”两类。 说到坏报刊时，他告诉我们一些难以置信的东西，他说，这种报刊的目的是干坏事和尽量传播坏事。当辩论人要我们听他的话，相信干坏事是一种职业时，他把我们看成过于轻信的人了，这一点我们不打算谈它。我们要提醒他注意的只是他那关于人类的一切都不完善这个公理。从这里不是也可以得出结论说，坏报刊也不完全坏，所以它是好的，而好报刊也不完全好，所以它是坏的？ 但是，辩论人向我们表明了事物的另外一面。他断言坏报刊比好报刊好，因为在他看来，坏报刊经常采取攻势，而好报刊则采取守势。但是，他自己曾经说过，人的发展只是在死亡时才结束。他这句话除了说明死亡到来时生命就结束以外，其实并没有更多的意思。既然人的生命就是发展，而好报刊却经常采取守势，“只具有防卫、抑制和固守的性质”，那么，它这样做岂不是对发展因而也对生命进行不断的反抗吗？因此，或者这种采取守势的好报刊是坏的，或者发展是一种坏事。这样一来，辩论人从前的论断，即“坏报刊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广泛地传播坏的原则，尽可能促进坏思想的发展”，经过合理的解释，已经失去了它的神秘的不可思议的性质；坏报刊就坏在尽可能广泛地传播原则和尽可能促进思想的发展。 好报刊和坏报刊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更是令人奇怪了。辩论人要我们相信，好报刊是无能的，坏报刊则是全能的，因为前者对人民不发生影响，而后者发生不可抗拒的影响。在辩论人看来，好报刊和无能的报刊是一个东西。他是想说，好的东西是无能的，或无能的东西就是好的吧？ 他把好报刊的清醒声音拿来和坏报刊的海妖之歌相对立。因为用清醒的声音歌唱可以唱得最好，可以产生最大的效果。但是，辩论人看来只知道激情的直感的灼热，却不懂得追求真理的高度激情，不懂得理性的必胜热情和道义力量的不可抗拒的热忱。 他把“不承认教会和国家有任何权威的傲慢态度”，宣扬废除贵族制度的“忌妒心”以及其他的东西，都列入坏报刊的思想，这在后面我们还要谈到。现在我们只谈一个问题：辩论人怎么知道这些被他单独分离出来的制度是好的呢？如果生命的普遍力量是坏的，并且我们刚才听说过，坏的东西是全能的，而且它影响着群众，那么试问：什么人、什么东西还有权宣称自己是好的呢？这是一种极端傲慢的断言，说我的个性就是善，合乎我的个性的那些少数人物也是善的，而恶劣的、坏的报刊竟不愿意承认它！真是坏报刊！ 最初辩论人把对新闻出版自由的攻击变成了对一般自由的攻击，现在他又把这种攻击变成了对善的攻击。他对恶的恐惧原来是对善的恐惧。因此，他把承认恶和否定善作为书报检查制度的根据。如果我预先告诉一个人说：尽管你是一个非常精明的小伙子，而且是一个好邻居，但是你完全不适于当英雄；虽然你的武器是神圣的，但是你不会使用它；虽然我们俩——我和你——完全相信你是十全十美的，但是世人却不会相信这一点；纵然你的意图不坏，但是你的毅力很差，因此，在斗争中你的敌人必然获胜。我这样讲实际上不就是轻视这个人吗？ 虽然辩论人把报刊分为好坏两类的做法已矛盾百出而无须再作任何反驳，但是，我们仍不应当忽视主要一点，即辩论人对问题的提法完全不对，他用来作为根据的东西本身还待论证。 如果要谈报刊的两种类型，那么这种划分就应当根据报刊的本质本身，而不是根据报刊之外的考虑。受检查的报刊或自由的报刊，其中之一必然是好的或坏的。其实争论的也正是：受检查的报刊和自由的报刊，哪个是好的，哪个是坏的，也就是说，符合报刊的本质的是自由的存在，还是不自由的存在。把坏报刊作为反对自由报刊的理由就等于说，自由报刊坏，受检查的报刊好，而这一点正是需要证明的。 卑劣的思想、人身攻击以及无耻行径在受检查的报刊和自由的报刊中都可能发生。无论前者或后者都会生产出这种或那种产品，因而这一点并不能构成它们的类的区别。泥沼上也会长出鲜花。这里所谈的是本质，是区别受检查的报刊和自由的报刊的那种内在特性。 那种坏的自由报刊是不符合它的本质的特点的。而受检查的报刊的伪善、怯懦、阉人的语调和摇曳不停的狗尾巴，只不过表现了它的本质的内在条件。 受检查的报刊即使生产出好的产品，也仍然是坏的，因为这些产品之所以好，只是由于它们在受检查的报刊内部表现了自由报刊，只是由于按它们的特点来讲它们并不是受检查的报刊的产物。自由的报刊即使生产出坏的产品，也仍然是好的，因为这些产品正是违反自由报刊本性的现象。阉人歌手即使有一副好的歌喉，但仍然是一个畸形人。自然界即使也会产生畸形儿，但仍然是好的。 自由报刊的本质，是自由所具有的刚毅的、理性的、道德的本质。受检查的报刊的特性，是不自由所固有的怯懦的丑恶本质，这种报刊是文明化的怪物，洒上香水的畸形儿。 新闻出版自由同新闻出版的本质相符合，而书报检查制度则同新闻出版的本质相矛盾，难道这还需要加以证明吗？精神生活的外部限制不属于这种生活的内在特性，外部限制否定这种生活，而不是肯定它，难道这还不明白吗？ 要真正为书报检查制度辩护，辩论人就应当证明书报检查制度是新闻出版自由的本质。而他不来证明这一点，却去证明自由不是人的本质。他为了保存一个良种而抛弃了整个类，因为难道自由不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本质，因而也就是新闻出版的类本质吗？为了消除产生恶的可能性，他消除了产生善的可能性而实现了恶，因为对人说来，只有是自由的实现的东西，才是好的。 因此，在没有人向我们证明书报检查制度是由新闻出版自由的本质本身中产生的以前，我们就一直要把受检查的报刊看作坏报刊。 就算书报检查制度和新闻出版的本性是不可分的(虽然没有一种动物，尤其是有思想的人，是戴着镣铐出世的)，那么，由此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只能是：官方享有的那种新闻出版自由，即书报检查本身，也需要受检查。除了人民的报刊，还有谁能检查政府的出版物呢？ 诚然，另一位辩论人［注：卡·弗·洛埃。——编者注］认为，把书报检查制度的恶增加两倍，也就是使地方的书报检查机关服从省的书报检查机关，而省的书报检查机关又服从柏林的书报检查机关，因此，使新闻出版自由成为单方面的，而使书报检查成为多方面的，就可以消除书报检查制度的恶。人生在世，周折何多！但是，谁去检查柏林的书报检查机关呢？还是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这位辩论人吧。 一开始他就教训我们说，好报刊和坏报刊之间的斗争不会产生光明。但是，我们现在能不能问一下：他不是要使这种无益的斗争不断进行下去吗？照他自己的说法，难道书报检查制度和新闻出版之间的斗争不就是好报刊和坏报刊之间的斗争吗？ 书报检查制度没有消灭斗争，它使斗争片面化，把公开的斗争变为秘密的斗争，把原则的斗争变为无力量的原则与无原则的力量之间的斗争，以新闻出版自由的本质本身为基础的真正的书报检查是批评。它是新闻出版自由本身所产生的一种审判。书报检查制度是为政府所垄断的批评。但是，当批评不是公开的而是秘密的，不是理论上的而是实践上的时候，当它不是超越党派而是本身变成一个党派的时候，当它不是带着理智的利刃而是带着任性的钝剪出现的时候，当它只想进行批评而不想受到批评的时候，当它由于自己的实现而否定了自己的时候，最后，当它如此缺乏批判能力，以致错误地把个人当作普遍智慧的化身，把权力的要求当作理性的要求，把墨渍当作太阳上的黑子，把书报检查官涂改时画的叉叉杠杠当作数学作图，而把耍弄拳脚当作强有力的论据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难道批评不是已失掉它的合乎理性的性质了吗？ 我们在描述辩论的进程时已经指出，辩论人的幻想的、油滑的、善感的神秘论调怎样变成了冷酷的善于钻营的精明务实，变成了狭隘而庸俗的世故打算。他对书报检查法和新闻出版法即预防措施和压制措施的关系所作的论述，使我们用不着在这方面再花功夫了，因为这里他本人已在有意识地运用自己的神秘论调了。 “预防措施或压制措施，书报检查制度或新闻出版法，这才是我们所要谈的；不过，稍微仔细地考察一下这两方面的应该消除的危险也并不是多余的。书报检查制度要预防恶，而新闻出版法则要通过惩罚来防止恶的再现。但是，书报检查制度和新闻出版法，同人间的一切制度一样，都是不完善的，问题只是哪一个不完善的程度最轻。由于所谈的是纯粹精神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这里碰到的课题(对两方面都是最重要的课题)是永远不可能获得解决的。这一课题在于找到一种能够明确表现立法者意图的形式，使合法和非法能够严格区别开来，从而消除一切任性。但是，任性如果不是按照个人的看法行事，又是什么呢？在涉及纯粹精神方面的问题的地方，又如何消除个人看法的影响呢？要找出一种准绳，这一准绳是如此明确，以致它本身具有一种必然性，在应用于每一个别情况时都必定能适合立法者的意旨；这是过去未曾发现而将来也很难发现的一种哲人之石[61]。可见，如果把任性理解为按照个人的看法行事的话，那么无论是书报检查制度或新闻出版法就都离不开任性。因此，我们就应当从书报检查制度和新闻出版法的不可避免的不完善和这种不完善引起的后果的角度来观察它们。书报检查制度会压制某些好事，而新闻出版法又不能防止很多坏事，不过真理是不可能长久受压制的。为它设置的障碍越多，它追求自己的目的时就越勇敢，达到这个目的时就越显得纯净。而恶的言论就像希腊火[62]一样，一从投掷器射出，就什么也阻挡不住；它的作用是难以估计的，因为对它说来无所谓神圣不可灭的东西，因为它无论在人的口里或是心上都能找到养料并得到传播。” 辩论人在打比喻方面并不走运。他一开始描述恶的全能，就陷入了充满诗意的狂喜之中。我们曾经听说，善的声音过于沉静，它在恶的海妖之歌[58]面前是软弱无力的。现在恶又变成了希腊火，而辩论人并没有为真理找到任何比喻。如果我们要给他的“沉静的”言论打个比喻，那最好是把真理比作燧石，它受到的敲打越厉害，迸发出的火花就越灿烂。奴隶贩子的美妙论据是，鞭打可以唤起黑奴的人性；立法者的高明准则是，为了使真理更加英勇地追求自己的目的，必须颁布压制真理的法律。大概只有当真理成为自然形成的东西而且清楚地显现出来的时候，辩论人才会对它怀有敬意吧。你们在通往真理的道路上设下的障碍越多，你们获得的真理就越扎实！总之，到处设置障碍！ 但是，我们还是来听一听海妖之歌吧！ 我们这位辩论人的神秘的“不完善论”终于结出了人间的果实；这种理论把自己的月长石向我们头上扔来。我们且来看看这些月长石！ 一切都是不完善的。书报检查制度不完善，新闻出版法也不完善。从而人们认识了它们的本质。关于它们的思想的合理性再也没有什么可谈的了，我们只能从最低级的经验的观点出发来进行或然率计算，以确定最大的危险在哪一方面。是采取措施通过书报检查制度来预防恶本身，还是通过新闻出版法来预防恶的再现，这纯粹是时间上的差别。 我们看到辩论人如何狡猾地借空谈“人的不完善性”来回避书报检查制度和新闻出版法之间的本质的、内在的、特性的差别，把原则问题上的分歧变成了集市上的争吵：书报检查制度和新闻出版法哪一个给人的打击更厉害？ 但是，如果把新闻出版法和书报检查法两者对比一下，那么，首先要谈的不是它们的后果，而是它们的根据，不是它们的个别运用，而是它们的普遍合理性。孟德斯鸠早已教导说，专制比法制更便于运用。［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1卷第5章第14节。——编者注］而马基雅弗利则断言，对于君主，作恶比行善带来的后果更好。［注：《马基雅弗利全集》第1卷。——编者注］如果我们因此不想证实耶稣会的一条古老格言，即好的目的(甚至目的是不是好，我们也怀疑)会使坏的手段变得神圣，那么我们首先就应当来研究一下，书报检查制度就其本质来说是不是一种好的手段。 辩论人把书报检查法叫作预防措施，这是对的；这种措施是警察当局对付自由的一种防范措施；但是，他把新闻出版法叫作压制措施，那就不对了。这是自由把自己当作一种标尺来衡量自己的例外情况的一种常规。书报检查措施并不是法律。新闻出版法并不是一种措施。 在新闻出版法中，自由是惩罚者。在书报检查法中，自由却是被惩罚者。书报检查法是对自由表示怀疑的法律。新闻出版法却是自由对自己投的信任票。新闻出版法惩罚的是滥用自由。书报检查法却把自由看成一种滥用而加以惩罚。它把自由当作罪犯；对任何一个领域来说，难道处于警察监视之下不是一种有损名誉的惩罚吗？书报检查法只具有法律的形式。新闻出版法才是真正的法律。 新闻出版法是真正的法律，因为它是自由的肯定存在。它认为自由是新闻出版的正常状态，新闻出版是自由的存在；因此，新闻出版法只是同那些作为例外情况的新闻出版界的违法行为发生冲突，这种例外情况违反它本身的常规，因而也就取消了自己。新闻出版自由是在反对对自身的侵犯即新闻出版界的违法行为中作为新闻出版法得到实现的。新闻出版法宣称，自由是罪犯的本性。因此，罪犯在侵害自由时也就是在侵害他自己，这种对自身的侵害对他来说就是一种惩罚，而这种惩罚对他来说就是对他的自由的承认。 因此，新闻出版法根本不可能成为压制新闻出版自由的措施，不可能成为以惩罚相恫吓的一种预防罪行重犯的简单手段。恰恰相反，应当认为没有关于新闻出版的立法就是从法律自由领域中取消新闻出版自由，因为法律上所承认的自由在一个国家中是以法律形式存在的。法律不是压制自由的措施，正如重力定律不是阻止运动的措施一样。因为作为引力定律，重力定律推动着天体的永恒运动；而作为落体定律，只要我违反它而想在空中飞舞，它就要我的命。恰恰相反，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获得了一种与个人无关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存在。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 因此，新闻出版法就是对新闻出版自由在法律上的认可。它是法，因为它是自由的肯定存在。所以，甚至当它完全没有被采用的时候，例如在北美，它也必须存在，而书报检查制度正如奴隶制一样，即使它千百次地作为法律而存在，也永远不能成为合法的。 现实的预防性法律是不存在的。法律只是作为命令才起预防作用。法律只是在受到践踏时才成为实际有效的法律，因为法律只是在自由的无意识的自然规律变成有意识的国家法律时，才成为真正的法律。哪里法律成为实际的法律，即成为自由的存在，哪里法律就成为人的实际的自由存在。因此，法律是不能预防人的行为的，因为它是人的行为本身的内在的生命规律，是人的生活的自觉反映。所以，法律在人的生活即自由的生活面前是退让的，而且只是当人的实际行为表明人不再服从自由的自然规律时，自然规律作为国家法律才强迫人成为自由的人；同样，只是在我的生命已不再是符合生理规律的生命，即患病的时候，这些规律才作为异己的东西同我相对立。可见，预防性法律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矛盾。 因此，预防性法律本身并不包含任何尺度、任何合乎理性的准则，因为合乎理性的准则只能从事物的本性(在这里就是自由)中取得。预防性法律没有范围，因为为了预防自由，它应当同它的对象一样大，即不受限制。因此，预防性法律就是一种不受限制的限制的矛盾，这一法律所遇到的界限并不是由必然性产生，而是由任性的偶然性产生，书报检查制度每日都明显地证实着这一点。 人体生来就是要死亡的。因此，疾病就不可避免。但是，人们为什么不是在健康的时候，而只是在生病的时候才去找医生呢？因为不仅疾病是一种恶，而且医生本人也是一种恶。医疗会把生命变成一种恶，而人体则变成医生们的操作对象。如果生命仅仅是预防死亡的措施，那么死去不是比活着更好吗？难道自由运动不也是生命所固有的吗？疾病不是生命的自由受到限制又是什么呢？一个天天上门的医生本身就是一种病，害了这种病想死死不了，只得活下去。尽管生命会死亡，但是死亡却不应当生存。难道精神不比肉体享有更多的权利吗？不错，常常有人把这种权利解释成这样：肉体上的活动对于进行自由活动的精神来说甚至是有害的，因此，肉体上的活动应当取消。书报检查制度的出发点是：把疾病看作是正常状态，把正常状态即自由看作是疾病。书报检查制度老是要新闻出版界相信自己有病，即使新闻出版界提出自己身体健康的确凿证明，也必须接受治疗。但是，书报检查制度甚至还不是一个按照病情使用不同内服药物的高明医生。它只是一个乡下的外科郎中，治疗一切病症都用那唯一的万能工具——剪子。它甚至还不是一个想使我康复的外科郎中，它是一个施行外科手术的唯美主义者；我身上的东西只要它不喜欢的，它就认为是多余的，它认为不顺眼的地方，就都除去。它是一个江湖医生，为了不看见疹子，就使疹子憋在体内，至于疹子是否将伤害体内纤弱的器、官，他是毫不在意的。 你们认为捕鸟不对。难道鸟笼不是预防猛禽、枪弹和风暴的措施吗？使夜莺失明，你们认为野蛮，但是，难道书报检查官用锋利的笔头挖去报刊的眼睛，你们却不认为是野蛮行为吗？强制给自由人削发，你们认为是专横，而书报检查制度每天都在有思想的人的肉体上开刀，只有没有心肝、毫无反应、卑躬屈膝的行尸走肉，它才认为是健康的人而准许通过！ 我们已经指出，新闻出版法是一种法，而书报检查法则是一种非法，但是，书报检查制度自己承认它不是目的本身，它本身不是什么好的东西，因此，它所根据的原则就是：“目的使手段变得神圣”。但是，需要不神圣的手段的目的，就不是神圣的目的；而且，难道报刊就不会也接受这个原则并且大声宣称“目的使手段变得神圣”吗？ 因此，书报检查法不是法律，而是警察手段，并且还是拙劣的警察手段，因为它所希望的它达不到，而它达到的又不是它所希望的。 书报检查法想预防自由这种不合心意的东西，结果适得其反。在实行书报检查制度的国家里，任何一篇被禁止的，即未经检查而刊印的著作都是一个事件。它被看作殉道者，而殉道者不可能没有灵光和信徒。它被看作一种例外。自由永远不会不被人所珍视，而普遍的不自由的例外就更加可贵了。一切秘密都具有诱惑力。在社会舆论对自身来说是一种秘密的地方，形式上冲破秘密境界的每一篇作品对于社会舆论从一开始就具有诱惑力。书报检查制度使每一篇被禁作品，无论好坏，都成了不同寻常的作品，而新闻出版自由却使一切作品失去了这种特殊的外表。 如果书报检查制度是正直的，它就要预防任性；可是它却把任性提升为法律。它不可能预防任何一种比自身还严重的危险。威胁每一生物的生命的危险就是该生物丧失自我。因此，不自由对人说来就是一种真正的致命的危险。姑且不谈道德上的后果，请想一想，不容忍自由报刊上那些令人不快的东西，也就不可能利用它的长处。不要玫瑰的刺，就采不了玫瑰花！有了自由的报刊，你们会丧失什么呢！ 自由报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世界联结起来的有声的纽带，是使物质斗争升华为精神斗争，并且把斗争的粗糙物质形式观念化的一种获得体现的文化。自由报刊是人民在自己面前的毫无顾虑的忏悔，大家知道，坦白的力量是可以使人得救的。自由报刊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镜子，而自我审视是智慧的首要条件。自由报刊是国家精神，它可以推销到每一间茅屋，比物质的煤气还便宜。它无所不及，无处不在，无所不知。自由报刊是观念的世界，它不断从现实世界中涌出，又作为越来越丰富的精神唤起新的生机，流回现实世界。 我们的叙述已经表明，书报检查制度和新闻出版法的差别就是任性和自由的差别，就是形式上的法律和真正的法律的差别。适用于本质的东西也适用于现象。适用于书报检查制度和新闻出版法两者的合理性的东西，也适用于它们的运用。新闻出版法和书报检查法各不相同，法官和书报检查官对待新闻出版的态度也不一样。 但是，我们这位两眼朝天的辩论人高傲地把他脚下的大地看作一堆可鄙的尘土，对所有的花朵他只知道说它们是落满尘埃的。就是在这里他看见的也只是在运用方面同样任性的两项措施，因为据说任性就是按照个人的看法行事，而个人的看法同精神事物又是不可分的，如此等等。如果对精神事物的理解是个人的，那么，一种思想观点有什么权利高于另一种思想观点，书报检查官的意见有什么权利高于作者的意见呢？但是，我们懂得辩论人的用意。为了证明书报检查制度是合理的，他转弯抹角地玩弄极其巧妙的手法，证明书报检查制度和新闻出版法的运用都不合理；既然他认为世间的一切都不完善，那么，对他来说唯一的问题就是：任性应当在人民方面呢，还是在政府方面？ 他的神秘论调变成了放荡不羁，竟把法律和任性混为一谈，并且在谈到道义上的对立和法律上的对立的地方，他只看到形式上的差别，因为他在论战中反对的不是新闻出版法，而是一切法律。有没有一种法律，由于本身具有必然性，在应用于每一个别情况时都必定符合立法者的旨意，同时又绝对排除一切任性呢？要把这种毫无意义的课题叫作哲人之石[61]，需要有莫大的勇气，因为只有极端无知的人才会提出这样的课题。法律是普遍的。应当根据法律来确定的案件是个别的。要把个别的现象归结为普遍的现象，就需要判断。判断是件棘手的事情。要执行法律就需要法官。如果法律可以自行运用，那么法院也就是多余的了。 但是，要知道人类的一切都是不完善的！因此：吃吧，喝吧！［注：这是18世纪在德国流行的一首大学生歌曲中的词句。——编者注］既然法官是人，那么你们要法官干什么呢？既然法律只有人才能执行，而人所执行的一切又是不完善的，那么，你们要法律干什么呢？把你自己交给上司的善良意志去摆布吧！莱茵省的司法跟土耳其的司法一样是不完善的！因此：吃吧，喝吧！ 法官和书报检查官的差别多大呀！ 书报检查官除了上司就没有别的法律。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法官有义务在把法律运用于个别事件时，根据他在认真考察后的理解来解释法律；书报检查官则有义务根据官方就个别事件向他所作的解释来理解法律。独立的法官既不属于我，也不属于政府。不独立的书报检查官本身就是政府的一员。法官最多可能表现出个人理性的不可靠，而书报检查官所表现出的则是个人品性的不可靠。在法官面前受审的是新闻出版界的一定的违法行为，而在书报检查官面前受审的却是新闻出版的精神。法官根据一定的法律来审理我的行动；书报检查官不仅惩罚罪行，而且他自己也在犯罪。如果我被提交法庭受审，我的过失一定是违反了现行法律，而在法律受到违反的地方就至少应当存在着法律。在不存在新闻出版法的地方，也就没有新闻出版法可能被违反。书报检查制度不是控告我违反了现行法律。它宣布我的意见有罪，因为这个意见不是书报检查官和他上司的意见。我的公开行动愿意听从世界、国家及其法律的评判，但是它却被提交给隐蔽的纯否定的势力审判，这种势力不能被确立为法律，它怕见阳光，而且不受任何普遍原则的约束。 书报检查法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它要惩罚的不是违法行为，而是意见；因为它无非是一个以条文形式出现的书报检查官而已；因为任何国家都不敢把它利用书报检查官这一工具实际上所能干出的事情在一般的法律规定中表述出来。因此，书报检查制度的执行不是交给法庭，而是交给警察机关。 即使书报检查制度在事实上和司法是一个东西，那么，首先，这只是一个事实，而并不是必然性。其次，自由不仅包括我靠什么生活，而且也包括我怎样生活，不仅包括我做自由的事，而且也包括我自由地做这些事。不然，建筑师同海狸的区别就只在于海狸是披着兽皮的建筑师，而建筑师则是不披兽皮的海狸。 我们这位辩论人毫无必要地回转头来谈论那些真正存在着新闻出版自由的国家中新闻出版自由所起的作用问题。由于我们对这个问题已经有过详细的分析，所以这里我们只是再提一下法国报刊。且不谈法国报刊的缺陷就是法兰西民族的缺陷，我们在辩论人寻找恶的地方找不到恶。法国的报刊决不是过于自由，而是不够自由。虽然法国报刊不受精神方面的检查，但是它却要受物质方面的检查，即交纳高额的保证金。法国报刊之所以在物质方面起作用，正是由于它被人拉出了自己真正的领域，引进了大规模商业投机的领域。而要进行大规模商业投机，就需要大城市。因此，法国报刊就集中在少数地方；既然集中在少数地方的物质力量可以兴风作浪，那么，为什么精神力量就不会如此呢？ 如果你们一定要按新闻出版自由的历史存在而不是按它的思想来判断它，那么，为什么你们不到新闻出版自由历史地存在的地方去寻找新闻出版自由呢？自然科学家力求用实验在最纯粹的条件下再现自然现象。你们不需要做任何实验。你们可以在北美找到新闻出版自由的最纯粹、最合乎事物本性的自然现象。但是，如果说北美有很好的历史基础来实现新闻出版自由，那么，德国的历史基础就更好。著作界以及同它密切相联的人民的精神教养当然不仅仅是新闻出版的直接历史基础，它们就是新闻出版的历史本身。世界上哪个国家的人民能够像德国人民这样以具有新闻出版自由的这些最直接的历史基础而自豪呢？ 辩论人又打断我们的话说，如果德国新闻出版成为自由的新闻出版，这将是德国道德的不幸，因为新闻出版自由造成“内部的道德败坏，这种道德败坏企图摧毁对人的最高使命的信仰，同时也摧毁真正文明的基础”。 起败坏道德作用的是受检查的报刊。最大的恶行——伪善——是同它分不开的；从它这一根本恶行派生出它的其他一切没有丝毫德行可言的缺陷，派生出它的丑陋的(就是从美学观点看来也是这样)恶行——消极性。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耽于幻觉，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民同样耽于这种幻觉。因此，人民也就有一部分陷入政治迷信，另一部分陷入政治上的不信任，或者说完全离开国家生活，变成一群只顾个人的庸人。 上帝只是在第六天才谈论他自己的创造物：“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注：《旧约全书·创世记》第1章第31节。——编者注］，而受检查的报刊却每天都在夸耀政府意志的创造物；但是，由于这一天必然要同另一天发生矛盾，所以报刊就常常撒谎，而且还必须掩饰自己意识到自己在撒谎，必须抛开一切羞耻。 由于人民不得不把具有自由思想的作品看作违法的，因而他们就习惯于把违法的东西当作自由的东西，把自由当作非法，而把合法的东西当作不自由的东西。书报检查制度就这样扼杀着国家精神。 但是，我们这位辩论人从“私人”利益出发，害怕新闻出版自由。他没有想到，书报检查制度是对私人权利，尤其是对思想的一种经常的侵犯。他在谈到个人遭受危险时慷慨激昂；难道我们谈到普遍的事物遭受危险时就不应当慷慨激昂吗？ 我们要把我们的观点同辩论人的观点明确地划清界限，最好就是把我们对“坏思想”所下的定义同他所下的定义加以对比。 辩论人认为，“不承认教会和国家有任何权威的傲慢态度”是坏思想。难道我们就不应当把不承认理性和法律的权威的看法当作坏思想吗？“只有忌妒心才宣扬要消灭被平民称为贵族的一切”，而我们却说，忌妒心想消灭的是人类本性的永恒的贵族，即平民也不能对它有半点怀疑的贵族——自由。 “只有阴险的幸灾乐祸才不辨真伪地对有关个人的传闻津津有味，并强求公开，使私生活中的一切丑闻都暴露无遗。” 我们则说，阴险的幸灾乐祸从各族人民的伟大生活中抓住流言蜚语和个人传闻，它不承认历史的理性，而只是向公众传播历史的丑闻；这种幸灾乐祸根本不能判断事物的本质，所以死抓住现象的个别方面，抓住个人传闻而强求保守秘密，以便把社会生活的任何污点都掩蔽起来。“这是由下流图景勾引起来的心灵和幻想的污浊。”不错，这种心灵和幻想的污浊是由关于恶的全能和善的无能的下流图景勾引起来的；不错，这是以罪过为骄傲的幻想；这是以神秘的图景来掩盖自己的世俗的傲慢态度的卑鄙心灵。“这是对自己得救感到绝望，这种绝望想以否定上帝来压倒良心的呼声。”不错，这是对自己得救感到绝望，这种绝望把个人的弱点变成了人类的弱点，为的是从自己的良心上去掉这一负担；这是对人类得救感到绝望，这种绝望阻止人类遵循天生的自然规律，宣扬不成熟是一种必然现象；这是伪善，它借口有一个上帝，却既不相信上帝的现实性，也不相信善的全能；这是利己心，它把个人得救置于整体得救之上。 这些人怀疑整个人类，却把个别人物尊为圣者。他们描绘出人类本性的可怕形象，同时却要求我们拜倒在个别特权人物的神圣形象面前。我们知道个人是弱小的，但是同时我们也知道整体是强大的。 最后，辩论人使我们想起了曾经从知善恶树的树枝上传来的关于吃果实的话(和当时一样，关于知善恶树的果实，我们现在也在争论)：“你们不一定死，你们吃了这些果实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注：《旧约全书·创世记》第3章第4—5节。——编者注］ 虽然我们怀疑辩论人是否尝过知善恶树的果实以及我们(莱茵省等级代表)当时是否同魔鬼争论过(关于这一点，至少创世记一点也没有谈到)，但是，我们对辩论人的意见还是同意的，不过只想提醒他一点，就是魔鬼当时并未欺骗我们，因为上帝自己就说：“亚当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注：同上，第3章第22节。——编者注］ 辩论人曾说：“写和说是机械的技能。”他这句话正可作为上面这段言论的结语。 不管我们的读者对这种“机械的技能”如何感到厌倦，为了全面起见，继诸侯等级和骑士等级之后，我们也必须让城市等级尽情发表他们反对新闻出版自由的看法。这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市民反对派，而不是公民反对派。 城市等级的辩论人［注：约·舒哈德。——编者注］认为他是赞同西哀士的意见的，他以市民的口吻宣称： “新闻出版自由只要没有坏人参与，就是美妙的东西，”“要防止这一点，直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有效的办法”［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编者注］，如此等等。 把新闻出版自由称为东西，这一点确是天真可赞。一般说来，随便怎样责备这位辩论人都不算过分，只是不能责备他不够冷静或耽于幻想。 那么，新闻出版自由是美妙的东西，也是某种能够美化可爱的生活习惯的东西，是令人愉快的、极好的东西吗？但是，有这样一些坏人，他们用语言撒谎，用脑袋搞阴谋诡计，用双手行窃，用两腿潜逃。言谈和思维、手和脚都是美妙的东西，美好的语言，令人愉快的思维，灵巧的双手，最出色的双脚，只要没有坏人滥用，都是美妙的东西！但是，还没有找到任何防止滥用的办法。 “如果人们看到，在那个国家<指法国>中永远变动的局势和对未来的没有把握的担心，是同对宪法和新闻出版自由的同情相联系的，那么这种同情必然会减弱的。” 宇宙科学最初发现地球是恒动的物体时，不少安闲的德国人曾按住自己的睡帽，对祖国的永远变动的局势唉声叹气；而对未来的没有把握的担心，使他们对随时可能倒立过来的家室也兴味索然了。 新闻出版自由不会造成“变动的局势”，正如天文学家的望远镜不会引起宇宙系统的不断运动一样。可恶的天文学！那曾是多么美好的时期，那时地球就像一个可敬的市民一样还处在宇宙的中央，安逸地衔着它那个陶制的烟斗，甚至不用自己动手点灯；因为太阳、月亮、星星这些不灭的明灯，这些“美妙的东西”都在它的周围旋转。 “谁如果不去摧毁他自己建造的东西， 在这变化无常的尘世上，他就能牢牢地站稳脚跟”，［注：弗·吕凯特《赛鲁支人阿卜宰德的变化或哈里里的木卡姆》第1册。——编者注］ 按出身根本不是法国人而是阿拉伯人的哈里里是这样说的。 辩论人通过下面这段话十分明确地表明了他的等级： “真诚而忠实的爱国者不能抑制自己不这样想：宪法和新闻出版自由的存在不是为了人民的福利，而是为了满足个别人物沽名钓誉的欲望，为了党派的统治。” 大家知道，有一种心理学专门用细小的理由来解释大事情。它正确地猜测到了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但是它由此得出了不正确的结论：只有“细小的”利益，只有不变的利己的利益。大家也知道，这种心理学和对人的了解在城市里更是屡见不鲜。在那里，人们把洞察世界，能透过观念和事实的重重云雾识破忌妒成性、勾心斗角、抓住几股线头就想操纵整个世界的卑鄙小人的眼力看作有远见卓识的标志。但是同时大家也知道，贪杯过度是要跌破自己的脑袋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聪明人对人和世界的了解首先就是糊里糊涂地跌破自己的脑袋。 此外，动摇不定和优柔寡断也是辩论人所属等级的特点。 “他的独立感说明他赞成新闻出版自由<指提案人所理解的那种新闻出版自由>，但是他必须倾听理性和经验的呼声。” 如果辩论人在结束时说：虽然他的理性赞成新闻出版自由，但是他的依赖感却反对它，那么，他的发言就成了城市反动派的完美的世态画。 “谁有舌头不言语， 谁有利剑不劈刺， 谁就白白活一世。”［注：弗·吕凯特《赛鲁支人阿卜宰德的变化或哈里里的木卡姆》第1册。——编者注］ 现在我们来谈谈新闻出版自由的辩护人。我们从一个主要的提案［注：主要的提案是1841年6月17日由科隆代表亨·梅尔肯斯提出的。——编者注］开始，我们现在不谈这一提案的引言中表述得中肯而正确的较一般的论点，这样可以使该报告中独特而典型的观点更加突出。 提案人希望新闻出版自由这种一定行业的自由不要像到现在为止那样被排斥在一般的行业自由之外，他把这个内在矛盾看作不彻底的典型例子。 “手脚的劳动是自由的，而头脑的劳动则要受到监护。当然是受更有智慧的头脑的监护吧？上帝保佑！书报检查官是不在此例的。上帝要谁当官，就会给他智慧。”［注：1841年8月5日《杜塞尔多夫日报》第213号。——编者注］ 首先令人奇怪的是把新闻出版自由归结为行业自由。但是，我们还不能直接屏弃辩论人的观点。伦勃朗曾把圣母像画成尼德兰的农妇；为什么我们这位辩论人不能把自由描绘成他所熟悉和常见的模样呢？ 我们也不能否认辩论人的言论有相对的正确性。如果把新闻出版仅仅看成一种行业，那么，它作为头脑的行业，应当比手脚的行业有更多的自由。正是由于头脑的解放，手脚的解放对人才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大家知道，手脚只是由于它们所服务的对象——头脑——才成为人的手脚。 因此，无论辩论人的观点乍一看来是多么独特，我们仍然应当无条件地承认，这种观点比德国自由派那种毫无根据、含糊其词、模棱两可的议论来得高明，这些自由派以为，把自由从现实的坚实土地上移到幻想的太空就是尊重自由。这些流于幻想的空谈家、这些伤感的狂热者把他们的理想同日常的现实的任何接触都看成是亵渎神明。对我们德国人说来，自由之所以直到现在仍然只是一种幻想和伤感的愿望，一部分责任是要由他们来负的。 德国人一般易于感情冲动，过度激奋，他们有一种爱听蓝色天空音乐的癖好。因此，用从与他们最紧密的周围环境中得出的严酷而现实的观点向他们证明观念这个大问题时，他们总是高兴的。德国人生来就特别忠诚、恭顺和谦卑。他们由于过分地敬重观念，所以就不去实现这些观念。他们把观念当作崇拜的对象，但不去培育它。这样看来，为了使德国人同他的观念亲近起来，为了向他表明这里所指的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而是他的切身利益，为了把神的语言变成人的语言，辩论人所采取的方法看来是合适的。 大家知道，希腊人曾经认为，他们可以在埃及人、利比亚人以及斯基台人的神中认出自己的阿波罗、自己的雅典娜、自己的宙斯；他们全不注意别国偶像独有的特点，认为这是次要的事情。同样，德国人把他所不熟悉的新闻出版自由的女神当作他所熟悉的一个女神，并且按照他所熟悉的女神的名称，把它叫作行业自由或财产自由，这也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正因为我们要承认并且赞赏辩论人的观点，所以我们才对这些观点进行更加尖锐的批评： “还可以设想行会与新闻出版自由同时继续存在，因为脑力劳动这个行业要求更高的技艺，要求与七种古老的人文学科有同样的地位。但是，新闻出版不自由与行业自由同时继续存在，这是一种违背神圣精神的罪行。”［注：1841年8月5日《杜塞尔多夫日报》第213号。——编者注］ 当然罗！既然自由的较高级的形式都被认为不合法，它的低级形式自然应当被认为是不合法的了。在国家的权利没有得到承认的时候，个别公民的权利是毫无意义的。如果总的说来自由是合法的，不言而喻，某一特定形式的自由表现得越鲜明、越充分，自由的这一特定形式也就越合法。如果水螅由于身上有自然界的生命在微弱地跳动，就有生存的权利，那么，体内有生命奔腾怒吼着的狮子怎么会没有生存权利呢？ 如果说较高级的权利形式必须由较低级的权利形式来证实这一结论是正确的，那么把较低级的领域用作衡量较高级领域的尺度则是错误的了；这样一来，就会把在一定限度内是合理的规律歪曲成为可笑的东西，因为这是硬要要求这些规律不成为该领域的规律，而成为另一个更高级领域的规律。这正像我想强迫一个巨人住在侏儒的屋子里一样。 行业自由、财产自由、信仰自由、新闻出版自由、审判自由，这一切都是同一个类即没有特定名称的一般自由的不同种。但是，由于相同而忘了差异，以至把一定的种用作衡量其他一切种的尺度、标准、领域，那岂不是完全错了？如果一种自由只有在其他各种自由背叛它们自己而自认是它的附庸时，它才允许它们存在，这是这种自由气量狭窄的表现。 行业自由只是行业自由，而不是其他什么自由，因为在这种自由中，行业的本性是按其生命的内在原则不受阻挠地形成起来的。如果法院遵循它自己固有的法规而不遵循其他领域(如宗教)的规律的话，审判自由就是审判自由。自由的每一特定领域就是特定领域的自由，同样，每一特定的生活方式就是特定自然的生活方式。要狮子遵循水螅的生命规律，这难道不是反常的要求吧？如果我这样去推论，即既然手和脚以其独特的方式发挥职能，那么眼睛和耳朵这两种使人摆脱他的个体性的羁绊而成为宇宙的镜子和回声的器官，就应当有更大的活动权利，因而也就应当具有强化的手和脚的职能；如果我这样去推论，我对人体各种器官的联系和统一的理解将是多么错误呵！ 在宇宙系统中，每一个单独的行星一面自转，同时又围绕太阳运转，同样，在自由的系统中，它的每个领域也是一面自转，同时又围绕自由这一太阳中心运转。宣称新闻出版自由是一种行业自由，这无非是在未保护之前先行扼杀的一种对新闻出版自由的保护。当我要求一种性格要按另一种性格的方式成为自由性格时，难道我不是抹杀了性格自由吗？新闻出版向行业说道：你的自由并不就是我的自由。你愿服从你的领域的规律，同样，我也愿意服从我的领域的规律。按你的方式成为自由人，对我说来就等于不自由；因为如果木匠要求他的行业自由，而人们把哲学家的自由作为等价物给了他，他是很难感到满意的。 我们想把辩论人的思想直截了当地叙述出来。什么是自由？他回答说：“行业自由”。这就好比一个大学生在回答什么是自由这一问题时会说“自由之夜”。 正如可以把新闻出版自由归入行业自由一样，其他任何一种自由也都可以归入行业自由。法官的行业是法律，传教士的行业是宗教，家长的行业是教养子女；难道我这样就表述了法律自由、宗教自由、伦理自由的本质了吗？ 我们也可以把事情倒过来说，把行业自由看作只是新闻出版自由的一种。难道各个行业就只是用手脚工作，而不是同时也用头脑工作吗？难道只有作为言语的语言是唯一的思想语言吗？难道机械师不是用他的蒸汽机向我们的耳朵很清楚地说话吗？难道制床厂主不是向我们的脊背，厨师不是向我们的胃很明白地说话吗？所有这些种类的新闻出版自由都容许存在，唯独一种新闻出版自由即通过油墨来向我们的心灵说话的那种新闻出版自由不容许存在，这不是矛盾吗？ 为了维护甚至仅仅是为了理解某个领域的自由，我也必须从这一领域的主要特征出发，而不应当从它的外部关系出发。难道被贬低到行业水平的新闻出版能忠于自己的特征，按照自己的高贵天性去活动吗？难道这样的新闻出版是自由的吗？作者当然必须挣钱才能生活，写作，但是他决不应该为了挣钱而生活，写作。 贝朗瑞唱道： “我活着只是为了编歌， 呵，大人，如果您剥夺了我的工作， 那我就编歌来维持生活”［注：出处不详。——编者注］。 在这种威胁中隐含着嘲讽的自白：诗一旦变成诗人的手段，诗人就不成其为诗人了。 作者绝不把自己的作品看作手段。作品就是目的本身；无论对作者本人还是对其他人来说，作品都绝不是手段，所以，在必要时作者可以为了作品的生存而牺牲他自己的生存。宗教的传教士也是一样，只是方式不同，他也遵循一个原则：“多服从上帝，少服从人们。”［注：《新约全书·使徒行传》第5章第29节。——编者注］这些人们中也包括具有人的要求和愿望的他自己。相反，如果我向一个裁缝定做的是巴黎式燕尾服，而他却给我送来一件罗马式的长袍，因为他认为这种长袍更符合美的永恒规律，那该怎么办呵！ 新闻出版的最主要的自由就在于不要成为一种行业。把新闻出版贬低为单纯物质手段的作者应当遭受外部不自由——书报检查——对他这种内部不自由的惩罚；其实他的存在本身就已经是对他的惩罚了。 当然，新闻出版也作为一种行业而存在，不过那已不是作者的事，而是出版商和书商的事了。但是，这里所谈的不是出版商和书商的行业自由，而是新闻出版自由。 的确，我们这位辩论人绝不认为用行业自由证明了新闻出版自由这一权利就可以停步不前了。此外，他还要求新闻出版自由不受本身的规律支配，而受行业自由的规律支配。他甚至同委员会的那位对新闻出版自由评价较高的报告人［注：约·萨尔姆-赖弗沙伊德一戴克公爵。——编者注］进行辩论，并提出了一些只能使人觉得滑稽可笑的要求。当较低级领域的规律被应用到较高级的领域时，立刻会产生这种可笑的感觉；倒过来也一样，当小孩子激昂慷慨时，也会使人觉得滑稽可笑的。 “他谈到够资格的和不够资格的作者。他把这种划分理解为，甚至在行业自由的领域内，享用被赋予的权利也往往附有某种条件，而满足这种条件的难易则要看职业而定。”“泥瓦匠、木匠、建筑师显然应当满足那些对大多数其他行业完全免除的条件。”“他的提案所指的这种权利是特殊意义上的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权利。”［注：1841年8月5日《杜塞尔多夫日报》第213号。——编者注］ 首先，应该由谁来决定够不够资格的问题呢？康德不会承认费希特是够资格的哲学家，托勒密不会承认哥白尼是够资格的天文学家，克莱尔沃的贝尔纳不会承认路德是够资格的神学家。任何一个学者都把批评自己的人算作“不够资格的作者”。究竟谁是够资格的学者，也许应当由没有学问的人来决定吧？显然，决定权应该让给不够资格的作者了，因为够资格的作者是不能做自己事情的判断者的。也许资格应当同等级联系起来吧！鞋匠雅科布·伯麦是一位大哲学家。一些大名鼎鼎的哲学家不过是一些大鞋匠而已。 此外，既然所谈的是够资格的作者和不够资格的作者的问题，那么，要想做得彻底就不能单在个别人中间进行划分，而应当把新闻出版业再分成各种行业。对著作活动的各种不同领域是否颁发各种不同的营业证呢？也许够资格的作者应该什么都会写吧？不言而喻，如果写皮革方面的问题，鞋匠比律师更够资格。写节假日应不应当做工的问题，短工并不比神学家不够资格。因此，如果把资格同特殊的客观条件联系在一起，那么，每一个公民在同一个时候都会既是够资格的作者又是不够资格的作者——在同他的职业有关的方面是够资格的，而在其他各方面则不够资格。 且不说这样一来新闻出版不会成为把人民联结起来的普遍纽带，而会成为分离人民的真正手段，等级的差别就会在精神上得到固定，而出版物的历史就会降低到某几种特殊精神动物的自然历史的水平，且不说那时由于这种划分还会发生各种难以裁断又不可避免的争论和冲突；且不说平庸和狭隘将被当作新闻出版界的准则，因为特殊的东西只有在与整体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情况下，才能从精神上自由地加以考察。且不说这一切，但是，因为阅读和写作一样重要，所以也必须有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读者，这是在埃及得出的结论，在那里祭司既是够资格的作者，同时也是唯一够资格的读者。因此，只允许够资格的作者享有购买和阅读他自己的著作的资格，也就非常合理了。 前后多么矛盾！既然特权得势，政府当然有充分的权利说，它在自己的一切行为取舍方面是唯一够资格的作者。既然你们认为自己除了你们特殊的等级以外，作为公民也有权写文章谈论最普遍的事物即国家，那么你们想排除在外的其他普通人作为人难道就无权对极其特殊的问题，即对你们的资格和你们的著作作出判断吗？ 那样一来将会产生可笑的矛盾：够资格的作者有权在不受书报检查的条件下写文章谈论国家，而不够资格的作者却只有在受到书报检查的条件下才能写文章谈论够资格的作者。 你们从你们那一伙人中招募一帮官方作者，那是肯定实现不了新闻出版自由的。那样一来，够资格的作者都成了官方的作者，书报检查制度同新闻出版自由之间的斗争就变成了够资格的作者同不够资格的作者之间的斗争。 第四等级的一个成员［注：约·卡·安·采托。——编者注］正确地提出： “如果对新闻出版应当加以约束的话，那就让各党派都受同样的约束好了，就是说，在这方面赋予任何一类公民的权利都不应当比另一类公民多。”［注：1841年8月5日《杜塞尔多夫日报》第213号。——编者注］ 我们大家都服从书报检查制度，就像专制政体下面人人一律平等一样，虽然不是在价值上平等，但是在无价值上是平等的。而上述那种新闻出版自由想要把寡头政治也引进精神领域。书报检查制度最多只能宣布作者在它的管辖范围内不受欢迎和行为不当。而上述那种新闻出版自由竟然妄图预测世界历史，压制人民的呼声，而人民历来就是什么样的作者“够资格”和什么样的作者“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梭伦只是在人的生命终结以后即人死以后才敢于对他作出判断［注：参看普卢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编者注］，而这种观点却敢于在一个作者诞生以前就对他作出判断了。 新闻出版是个人表达其精神存在的最普遍的方式。它不知道尊重个人，它只知道尊重理性。你们要以官方的方式用特殊的外在的标志来确定精神的表达能力吗？对别人我不可能是什么样的人，对自己我就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这样的人。如果对别人我没有权利成为英才，那么，对自己我也就没有权利成为英才；难道你们想把成为英才的特权只赋予个别人吗？每个人都在学习写作和阅读，同样，每个人也应当有权利写作和阅读。 究竟为了谁应该把作者分为“够资格的”和“不够资格的”两类呢？显然不是为了真正够资格的人，因为他们无须这样也可以引人注意。可见，是为了那些想用外来的特权来保护自己并使自己受人敬畏的“不够资格的”人。 而且这种治标办法并没有使新闻出版法成为多余的东西，因为正如农民等级的辩论人［注：弗·阿尔登霍芬。——编者注］所指出的： “难道特权者就不会超越自己的权利去犯罪吗？因此，无论如何新闻出版法还是必要的，不过我们在这里将碰到在一般新闻出版法中所碰到的同样的困难。”［注：1841年8月5日《杜塞尔多夫日报》第213号。——编者注］ 德国人只要回顾一下自己的历史，就会知道造成本国政治发展缓慢以及在莱辛以前著作界贫弱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够资格的作者”。17世纪和18世纪的职业的、行会的、有特权的学者。博士等等以及大学的平庸作者们，他们头戴呆板的假发，学究气十足，抱着烦琐的咬文嚼字的学位论文站在人民同精神、生活同科学，自由同人的中间。我国的著作业是由那些不够资格的作者创立的。你们把戈特舍德和莱辛两人在“够资格的”和“不够资格的”作者中间加以抉择吧！ 我们根本不喜欢那种只希望以复数形式存在的“自由”。英国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具有广阔的历史生活图景的证明，说明“复数的自由”的狭隘视野对“自由”是多么危险。 伏尔泰说道：“关于复数的自由即特权的说法是以服从为前提|的：复数的自由是普遍奴隶制的例外。”［注：出处不详。——编者注］ 其次，如果我们这位辩论人想要把匿名的和用笔名的作者排除在新闻出版自由之外并使他们服从书报检查制度［注：1841年8月5日《杜塞尔多夫日报》第213号。——编者注］，那么我们必须指出，书报上的署名与问题无关，但是在实行新闻出版法的地方，出版者服从法院，并且通过他，匿名作者、用笔名的作者也服从法院，亚当给天国的动物命名［注：参看《旧约全书·创世记》第2章第20节。——编者注］时忘记给德国报纸的记者起名字，所以他们就永远是无名氏。 提案人企图限制人，即新闻出版的主体，而其他等级则想限制新闻出版的客观材料即它活动和存在的范围。于是就产生了一场无聊的讨价还价：新闻出版自由应该有多少自由？ 一个等级想要使报刊只限于讨论莱茵省的物质、精神、教会方面的事情［注：见海·约·狄茨的提案，载于1841年8月8日《杜塞尔多夫日报》第216号。——编者注］；另一个等级希望出版“乡镇的报纸”［注：这一提案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和《杜塞尔多夫日报》上都没有发表。——编者注］，这一名称本身就已说明内容的局限性；还有一个等级甚至希望在每一个省只有一种报纸可以坦率地发表意见［注：见安·威·许弗尔的提案，载于1841年8月8日《杜塞尔多夫日报》第216号。——编者注］！！！ 所有这些企图使人联想到一个体育教师，他提出训练跳远的最好方法是把学生领到一个大壕沟旁边，并且用绳子量好，要他跳到壕沟对面多远的地方。显然，学生应当逐步地学跳，不能第一天就跳过整个壕沟，绳子应当逐步拉远。可惜学生在上第一堂课时就掉入了壕沟，而且直到现在还躺在那里。这位教师就是德国人，而学生就叫作“自由”。 所以，从一贯的正常的典型表现来看，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上新闻出版自由的辩护人同他们的论敌没有内容上的区别，只有方向上的不同。一部分人由于特殊等级的狭隘性而反对新闻出版，另一部分人则由于同样的狭隘性为新闻出版辩护。一部分人希望特权只归政府，另一部分人则希望把特权分给若干个人。一部分人要实行全部书报检查，另一部分人则只要一半，一部分人想要八分之三的新闻出版自由，另一部分人一点也不要。愿上帝保护我免遭我的朋友们的伤害！ 但是，报告人和农民等级的几个议员的发言同省议会的普遍精神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报告人［注：约·萨尔姆-赖弗沙伊德一戴克公爵。——编者注］还指出： “在人民以及个别人的生活中出现这样一个时机：过分长期监护的桎梏使人难以容忍，人们渴求独立，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对自己的行动负责。”“从此，书报检查制度过时了；在它还继续存在的地方，它被看作一种禁止人们写文章论述被公开谈论的事物的令人痛恨的强制手段。”［注：1841年8月5日《杜塞尔多夫日报》第213号。——编者注］ 你怎么说就怎么写，怎么写就怎么说，在小学时老师就这样教导我们。可是后来人们却教训我们说：怎么指示你，你就怎么说；命令你说什么，你就写什么。 “随着时间不可遏止的向前推移，会产生现有立法中尚无适当规定的新的重大的兴趣或者新的需要，每当这样的时刻，就必须制定新的法律来调整这种新的社会状态。这就是我们面临的时机。”［注：1841年8月5日《杜塞尔多夫日报》第213号。——编者注］ 这是真正历史的观点，它是同臆想的观点相对立的，而臆想的观点却先扼杀历史理性，然后又把它的遗骨当作历史的圣物来敬奉。 “任务<编纂新闻出版法典>当然不是很容易解决的；将要进行的第一次尝试也许很不完善！但是，所有的邦都应感激首创这件事情的立法者，而在像陛下这样的国王领导下，普鲁士政府也许已经光荣地沿着唯一可能通向目的的道路走在其他各邦的前面了。”［注：1841年8月5日《杜塞尔多夫日报》第213号。——编者注］ 我们的全部叙述已经证明，这种英勇果敢的观点在省议会上是多么孤立。这一点议长［注：佐尔姆斯-霍亨佐尔姆斯-利希公爵。——编者注］本人曾经无数次向报告人指出过。最后，农民等级的一位议员［注：即约·亨·鲍尔，他实际上是城市等级的议员，《杜塞尔多夫日报》误称其为农民等级的议员。——编者注］在他愤愤不平的、但是绝妙的演讲中也说出了这一点： “正像猫围着热粥打转一样，大家都在这个问题上兜圈子。”人类精神应当根据它固有的规律自由地发展，应当有权将自己取得的成就告诉别人，否则，清新的河流也会变成一潭恶臭的死水。如果说对某个国家的人民特别适宜于享有新闻出版自由的话，无疑这就是稳重而善良的德国人民，他们需要的与其说是书报检查制度的精神紧束衣，不如说是促使他们从麻木状态中奋起的刺激，这种不能无拘无束地向别人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情况很像北美的刑事犯监禁制度[63]，这种极端严酷的制度常常使囚犯发狂。如果一个人没有指责的权利，他的赞扬也是没有价值的。这种缺乏表现力的情况就像一幅缺乏阴影的中国画。但愿我们别与这种死气沉沉的民族为伍！”［注：1841年8月8日《杜塞尔多夫日报》第216号。——编者注］ 回顾新闻出版问题的全部辩论过程，我们便不能抑制由于莱茵省代表会议而产生的那种无聊乏味和令人不快的印象，因为会议代表们在故意顽固到底的特权和生来软弱无力的不彻底的自由主义之间摇来摆去。我们首先怀着不满的心情看到，普遍的和广泛的观点几乎完全不存在，在对新闻出版自由问题进行辩论以至抹杀这一问题时，态度是轻率肤浅的。我们再一次反问自己：难道新闻出版同等级代表们相距太远，没有任何实际关联，以致他们不能以实际需要所产生的浓厚兴趣来为新闻出版自由辩护吗？ 新闻出版自由抱着最含蓄的博得好感的企图向各等级递上了请愿书。 省议会刚一开始就展开了一场辩论，在辩论中议长指出，刊印省议会辩论情况，同刊印其他各种文件一样，要经书报检查机关批准，但在这里，由他议长代行书报检查官的职责。 就在这一点上，新闻出版自由问题难道不是已经和省议会的自由相一致了吗？这个冲突之所以尤其有趣，是因为这里通过省议会本身已向省议会证明，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成为泡影。自由的每一种形式都制约着另一种形式，正像身体的这一部分制约着另一部分一样。只要某一种自由成了问题，那么，整个自由都成问题。只要自由的某一种形式受到指责，那么，整个自由都受到指责，自由就只能形同虚设，而此后不自由究竟在什么领域内占统治地位，将取决于纯粹的偶然性。不自由成为常规，而自由成为偶然和任性的例外。因此，如果在涉及自由的特殊存在时，认为这是特殊问题，那是再错误不过的了。这是特殊领域内的一般问题。自由终归是自由，无论它表现在油墨上、土地上、信仰上或是政治会议上。如果一定要自由的忠实朋友用表决方式回答“自由是否应该存在？”这一问题，他本来应当感到这损伤了他的自尊心。但是，就是这位自由的朋友在表现自由的独特的素材面前却将要手足无措起来；他只知有种不知有类，为了新闻出版忘记了自由。他以为他所判断的对象是一种同他毫无关系的本质，而他同时又对自己的本质判了罪。这样一来，第六届莱茵省议会宣判新闻出版自由有罪，也就是宣判它自己有罪。 伯里克利曾经理直气壮地公开夸耀自己说：“就熟悉国家的需要和发展这些需要的艺术而论，我敢与任何人较量。”［注：修昔的底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827年斯图加特版第1部分第2卷第194页。——编者注］绝顶聪明的从事实际活动的官僚们暗地里以为这句话也适用于他们自己，那是毫无道理的。这班政治智慧的世袭租佃者们想必会耸一耸肩，像预言家一样神气十足地说，为新闻出版自由辩护的人真是白费气力，因为宽松的书报检查制度要比严厉的新闻出版自由好些。让我们用斯巴达人斯珀蒂亚斯和布利斯回答波斯总督希达尔奈斯的话来回答他们吧： “希达尔奈斯，你向我们提出的劝告并没有从两方面同样地加以考虑。因为你的劝告有一方面你亲身体验过；而另一方面你却没有体验过。你知道做奴隶的滋味；但是自由的滋味你却从来也没有尝过。你不知道它是否甘美。因为只要你尝过它的滋味，你就会劝我们不仅用矛头而且要用斧子去为它战斗了。”［注：希罗多德(哈利卡纳苏的)《历史》1831年斯图加特版第2部分第8卷940—941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写于大约1842年3月26日—4月26日载于1842年5月5、8、10、12、15和19日《莱茵报》第125、128、130、132、135和139号附刊署名：莱茵省一居民 原文是德文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 注释：[38]新的书报检查法令是1841年12月10日由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下令起草、12月24日颁布的，由负责书报检查的内务与警务大臣，宗教事务、教育与卫生大臣以及外交大臣三人联名签署，于1841年12月27日首次在政府通报上公布。1842年1月上半月，普鲁士各家报纸相继登载了这一法令。——107、139、949。 [50]《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是马克思为《莱茵报》撰写的有关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几篇文章中的第一篇，开始撰写不早于1842年3月26日，不晚于4月26日写成。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于1841年5月23日至7月25日在杜塞尔多夫举行。马克思原打算就这届莱茵省议会辩论的下列几个问题写四篇评论文章，即关于新闻出版自由问题；关于普鲁士国家和天主教之间的宗教纠纷问题；关于林木盗窃法问题以及关于莱茵省限制地产析分的法律草案问题。从现有的材料来看，马克思共写出三篇关于省议会的文章，其中第一篇和第三篇刊登在《莱茵报》上，第二篇即关于科隆纠纷问题的文章因书报检查未能发表。其手稿至今下落不明；而第四篇文章马克思是否写了，写得怎样和手稿处理情况，目前均不得而知。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议会辩论情况的辩论是由于一些城市发生了请愿运动而引起的。会后在科布伦茨少量刊印了《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供省议会议员个人使用。当年的《杜塞尔多夫日报》还全部刊登了有关新闻出版自由的辩论情况，其他报纸也作了报道。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利用这些材料进一步发挥了他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阐述的思想，尖锐地指出，省议会和人民代议制之间毫无共同之处，莱茵省议会违背人民的利益，维护等级特权。 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为《莱茵报》撰稿的开端。它分六次连续刊登在1842年5月5、8、10、12、15和19日《莱茵报》第125、128、130、132、135和139号。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在各界人士中引起极大的反响。阿·卢格试图转载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遭到书报检查机关的禁止，于是他将有关章节编辑加工，附上一篇按语，以《<莱茵报>论新闻出版自由》为题发表在《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上。1851年这篇文章的大部分被收入海尔曼·贝克尔出版的《卡尔·马克思文集》。——136。 [51]普鲁士各省等级会议即省议会，建立于1823年。会议由下列四个等级的代表组成：(1)诸侯等级的代表即过去受封的德皇家族的代表；(2)骑士等级即贵族的代表；(3)城市的代表；(4)乡镇代表。由于拥有地产是参加省等级会议选举的主要条件，所以大部分居民实际上被剥夺了选举权。选举资格的限制和选举方式保证了贵族在省议会中占大多数席位。从1827年起，省议会由国王不定期地召开，其权限仅限于商讨地方经济和省的行政管理问题。在政治方面，省等级会议只具有极有限的谘议权即对政府提交给它们讨论的一些法案和提案发表自己的意见。——136、307、407、435。 [52]马克思称毕达哥拉斯为“宇宙的统计学家”，是因为后者认为，由数支配的宇宙是一个和谐的统一体，有规律性的数是万物最根本的本原。——140。 [53]指历史法学派。历史法学派是18世纪末产生于德国的一个以反对古典自然法学派、强调法律体现民族精神和历史传统为特征的法学流派。它反对1789年法国革命中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重视习惯法，反对制定普遍适用的法典。代表人物有古·胡果、弗·卡·萨维尼等人。这一学派在德国开始兴起时代表封建贵族的利益，以后逐步演变成19世纪资产阶级法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对这一流派的批判见马克思的著作《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本卷第229—239页)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47。 [54]卡·哥·泰·温克勒1817—1843年为《晚报》的责任编辑。他曾使用泰奥多尔·赫尔这一笔名。马克思风趣地说他的亮度如何微弱，是因为“赫尔”的德文(Hell)含有光明的意思；而温克勒这个姓的德文(Winkler)恰好是“愚昧乡下佬”(Kr？hwinkler)一词的组成部分，所以马克思又称其为以“赫尔”为笔名的愚昧乡下佬，借以讽刺其作品粗俗肤浅、枯燥乏味。——149。 [55]约·罗于1716年在巴黎创办了一家私人银行，1718年银行改为国家银行。这家银行无限制地发行纸币，同时从流通中回收硬币，企图以此来增加国内财富，致使交易所的买空卖空和投机倒把活动猖獗一时，银行于1720年破产。——152。 [56]根据维也纳会议的决议，1815年荷兰与比利时联合组成尼德兰王国，国王是威廉一世。在王国中实际上是荷兰占统治地位。1830年的比利时资产阶级民族革命最后导致尼德兰王国的解体，比利时成为独立的国家。——152。 [57]卡·路·冯·哈勒在《国家学的复兴，或与人为公民状况空想相对立的自然社会状况理论》一书中主张完全恢复封建专制制度及中世纪基督教行会制等级国家。这一主张为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154。 [58]海妖，音译为茜林丝，是古希腊神话中一群人首鸟身的女妖，她们用歌声迷惑航海者，使他们由于航船触礁沉没而丧命。——164、173。 [59]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序言中谈到人类认识过程的非辩证观点时，使用了“所有母牛在夜里都是黑的”这一成语，马克思在这里套用这个成语来说明片面认识和庸俗经验的危害性。——166。 [60]八卦是《周易》中的八种基本图形，相传为伏羲氏所画，用“—”和“——”符卦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象，而乾卦和坤卦在八卦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一切现象的最初根源，其中包含一切事物都是可变的这类朴素辩证法的观点。——167。 [61]哲人之石指古代炼金术士幻想通过炼制得到的一种怪诞的物质，据说能把普通金属变成金银，医治百病，返老还童。——173、180、248。 [62]希腊火是公元7世纪希腊人首先发明的燃烧剂，用硝石、硫磺、石油、树脂等混合制成，装在桶内、罐内投掷或由发射管发射，极易爆炸，燃烧时，火焰强烈，遇水不熄，故多用于海战。——173。 [63]北美的刑事犯监禁制度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单人监禁制度，即对犯人昼夜都实行单独监禁；另一种是囚犯缄口制度，这种制度规定犯人白天在一起劳动，但不得相互交谈，否则予以严惩。——200。
马恩全集第一卷——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37] 我们不是那种心怀不满的人，不会在普鲁士新的书报检查法令[38]公布之前就声明说：即使丹纳士人带来礼物，我还是怕他们［注：维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2部第49行。丹纳士人在这里指希腊人。——编者注。］相反，因为新的检查令允许对已经颁布的法律进行讨论，哪怕这种讨论和政府的观点不一致，所以，我们现在就从这一检查令本身谈起。书报检查就是官方的批评。书报检查的标准就是批评的标准，因此，就很难把这种标准同批评分割开来，因为它们是建立在同一个基础上的。 当然，对于检查令序言中所表述的一般倾向，每个人都只能表示赞同： “为了使新闻出版现在就能摆脱那些未经许可的、违背陛下旨意的限制，国王陛下曾于本月10日下诏王室内阁，明确反对使写作活动受到各种无理的约束。国王陛下承认公正的、合乎礼貌的公众言论是重要的而且必需的，并授权我们再度责成书报检查官切实遵守1819年10月18日书报检查法令[39]第2条的规定。”[40] 当然！既然书报检查是必要的，那么公正的、自由的书报检查就更加必要了。 可是，这里有一点马上就会使人们感到有点诧异，那就是上述法律的日期。该法律颁布的日期是1819年10月18日。怎么？难道这是一项由于时势所迫而废除了的法律吗？看来不是，因为现在不过是“再度”责成书报检查官必须遵守这一法律。由此可见，这一法律1842年以前一直存在，不过没有实施罢了。正因为如此，现在才又提起它，“为了”使新闻出版“现在就”能摆脱那些未经许可的、违背陛下旨意的限制。 尽管有了法律，但是新闻出版物到目前为止仍然受到种种未经许可的限制，这就是从上述书报检查令的序言中得出的直接结论。 上面的话是针对法律，还是针对书报检查官呢？ 我们未必有理由能肯定说是后一种情况。在22年当中，保护公民的最高利益即他们的精神的主管机关，一直在进行非法的活动，这一机关的权力简直比罗马的书报检查官还要大，因为它不仅管理个别公民的行为，而且甚至管理公众精神的行为。在组织完善的、以自己的行政机关自豪的普鲁士国家里，政府高级官员的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这种一贯的不忠诚的行为，难道可能发生吗？还是国家总是盲目地挑选最无能的人去担任最艰巨的职务呢？最后，也许是普鲁士国家的臣民已根本不可能起来抗议这种违法的行为吧？难道普鲁士的所有作者都如此愚昧无知，连与自己生存有关的法律也不知道吗？还是他们的胆子太小，竟不敢要求实施这种法律呢？ 假如我们把过错推在书报检查官身上，那么这不仅会败坏他们本身的名誉，而且会败坏普鲁士国家和普鲁士作者的名誉。 况且，如果书报检查官二十多年来一直进行无视法律的非法活动，那就会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新闻出版需要的是别的保证，而不是给如此不负责任的人物发出的这种一般性的指令。那就会证明书报检查制度骨子里隐藏着一种用任何法律都无法消除的根本缺陷。 可是，如果说书报检查官很中用，不中用的是法律，那么，为什么还要再度求助于法律去反对正是它本身所造成的祸害呢？ 或者，也许为了造成一种改善的假象而不从本质上去改善事物，才需要把制度本身的客观缺点归咎于个人吧？虚伪自由主义的手法通常总是这样的：在被迫让步时，它就牺牲人这个工具，而保全事物本身，即制度。这样就会转移从表面看问题的公众的注意力。 对事物本身的愤恨就会变成对某些人的愤恨。有些人以为人一变换，事物本身也就会起变化。人们的注意力就从书报检查制度转移到了个别书报检查官身上，而那一伙专看官方眼色行事的卑劣作者，便放心大胆地反对那些不受宠幸的人，对政府却称颂备至。 在我们面前还有一个困难。 某些报纸的记者认为，书报检查令就是新的书报检查法令。他们错了，不过他们的这种错误是情有可原的。1819年10月18日的书报检查法令只应当暂时有效，即到1824年为止有效，如果不是现在的书报检查令告诉我们上述法令从来没有被实施过，那么直到今天它仍然是一项临时性的法律。 1819年的法令也是一项过渡性措施，不过，当时规定了一定的期限——五年，可以期望颁布永久性法律，而新的检查令却没有规定任何期限；其次，当时期望颁布的是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法律，而现在期望颁布的则是关于书报检查的法律。 另一些报纸的记者则认为，这个书报检查令是旧的书报检查法令的翻新。检查令本身将驳倒他们这种错误的看法。 我们认为，书报检查令是可能要颁布的书报检查法的精神的预示。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严格遵循1819年书报检查法令的精神的，根据这一法令，邦的法律和命令对新闻出版具有同样的作用(参看上述法令第16条第2款[41])。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检查令。 “根据这一法律〈即根据第2条规定〉书报检查不得阻挠人们对真理作严肃和谦逊的探讨，不得使作者受到无理的约束，不得妨碍书籍在书市上自由流通。” 书报检查不得阻挠的对真理的探讨，在这里有了更具体的规定：这就是严肃和谦逊的探讨。这两个规定要求探讨注意的不是内容，而无宁说是内容以外的某种东西。这些规定一开始就使探讨脱离了真理，并硬要它把注意力转移到某个莫名其妙的第三者身上。可是，如果探讨老是去注意这个由法律赋予挑剔权的第三者，难道它不是会忽视真理吗？难道真理探讨者的首要义务不就是直奔真理，而不要东张西望吗？假如我必须记住用指定的形式来谈论事物，难道我不是会忘记谈论事物本身吗？ 真理像光一样，它很难谦逊；而且要它对谁谦逊呢？对它本身吗？真理是检验它自身和谬误的试金石［注：斯宾诺莎《伦理学》第2部分第43命题。——编者注］。那么是对谬误吗？ 如果谦逊是探讨的特征，那么，这与其说是害怕谬误的标志，不如说是害怕真理的标志。谦逊是使我寸步难行的绊脚石。它就是规定在探讨时要对得出结论感到恐惧，它是一种对付真理的预防剂。 其次，真理是普遍的，它不属于我一个人，而为大家所有；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我只有构成我的精神个性的形式。“风格如其人。”[42]可是实际情形怎样呢！法律允许我写作，但是不允许我用自己的风格去写，我只能用另一种风格去写！我有权利表露自己的精神面貌，但是首先必须使这种面貌具有一种指定的表情！哪一个正直的人不为这种无理的要求脸红，而宁愿把自己的脑袋藏到罗马式长袍里去呢？至少可以预料在那长袍下面有一个丘必特的脑袋。指定的表情只不过意味着“强颜欢笑”而已。 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的人，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豪放不羁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一片灰色就是这种自由所许可的唯一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现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最主要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适的表现；精神只准穿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花丛中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精神的实质始终就是真理本身，而你们要把什么东西变成精神的实质呢？谦逊。歌德说过，只有怯懦者才是谦逊的［注：歌德《总结》。——编者注］，你们想把精神变成这样的怯懦者吗？也许，这种谦逊应该是席勒所说的那种天才的谦逊［注：席勒《论素朴的和伤感的诗》。——编者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们就先要把自己的全体公民、特别是你们所有的书报检查官都变成天才。况且，天才的谦逊当然不像文雅的语言那样。避免使用乡音和土语，相反，天才的谦逊恰恰在于用事物本身的乡音和表达事物本质的土语来说话。天才的谦逊是要忘掉谦逊和不谦逊，使事物本身突现出来。精神的谦逊总的说来就是理性，就是按照事物的本质特征去对待各种事物的那种普遍的思想自由。 其次，根据特利斯屈兰·善第所下的定义：严肃是肉体为掩盖灵魂缺陷而做出的一种虚伪姿态［注：劳·斯特恩《特利斯屈兰·善第先生的生平和见解》第1卷第11章。——编者注］。如果严肃不应当适合这个定义，如果严肃的意思应当是注重实际的严肃态度，那么这整个规定就会失去意义。因为我把可笑的事物看成是可笑的，这就是对它采取严肃的态度；对不谦逊仍然采取谦逊的态度，这也就是精神的最大的不谦逊。 严肃和谦逊！这是多么不固定的、相对的概念啊！严肃在哪里结束，诙谐又从哪里开始呢？谦逊在哪里结束，不谦逊又从哪里开始呢？我们的命运不得不由书报检查官的脾气来决定。给书报检查官指定一种脾气和给作者指定一种风格一样，都是错误的。要是你们想在自己的美学批评中表现得彻底，你们就得禁止过分严肃和过分谦逊地去探讨真理，因为过分的严肃就是最大的滑稽，过分的谦逊就是最辛辣的讽刺。 最后，这是以对真理本身的完全歪曲的和抽象的观点为出发点的。作者的一切活动对象都被归结为“真理”这个一般观念。可是，同一个对象在不同的个人身上会获得不同的反映，并使自己的各个不同方面变成同样多的不同的精神性质；如果我们撇开一切主观的东西即上述情况不谈，难道对象的性质不应当对探讨发生一些哪怕是最微小的影响吗？不仅探讨的结果应当是合乎真理的，而且得出结果的途径也应当是合乎真理的。对真理的探讨本身应当是真实的，真实的探讨就是扩展了的真理，这种真理的各个分散环节在结果中是相互结合的。难道探讨的方式不应当随着对象而改变吗？当对象欢笑的时候，探讨却应当摆出严肃的样子；当对象令人讨厌的时候，探讨却应当是谦逊的。这样一来，你们就既损害了主体的权利，也损害了客体的权利。你们抽象地理解真理，把精神变成了枯燥地记录真理的裁判官。 也许不必去为这些玄妙的玩意儿伤脑筋？对真理是否干脆就应该这样去理解，即凡是政府的命令都是真理，而探讨只不过是一种既多余又麻烦的、可是由于礼节关系又不能完全取消的第三者？看来情况差不多就是如此。因为探讨一开始就被认为是一种同真理对立的东西，因此，它就要在可疑的官方侍从——严肃和谦逊(当然俗人对牧师应该采取这种态度)的伴随下出现。政府的理智是国家的唯一理性；诚然，在一定的时势下，这种理智也必须向另一种理智及其空谈作某些让步，但是到那时，后一种理智就应当意识到：别人已向它让了步，而它本来是无权的，因此，它应当表现得谦逊而又恭顺，严肃而又乏味。伏尔泰说过：除了乏味的体裁之外，其余的一切体裁都是好的。[43]但在这里，乏味的体裁却是独一无二的体裁，只要指出《莱茵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干脆恢复那美好的旧式的德国公文体裁呢？请随意写吧，可是写出来的每一个字都必须同时是对自由的书报检查机关的阿谀奉承之词，而书报检查机关也就会让你们那既严肃又谦逊的言论顺利通过。可千万不要失去虔敬的意识啊！ 法律强调的并不是真理，而是谦逊和严肃。因此，一切——严肃，谦逊，首先是真理，都会引起怀疑，因为在这种真理的不确定的范围背后，看来还隐藏着一种非常确定、非常可疑的真理。检查令接着指出： “因此，无论如何不应该按照某种心胸狭窄的、超出这一法律界限的意旨来实行书报检查。” 这一法律首先指的就是1819年法令的第2条，可是检查令接着又援引了这个书报检查法令的总的“精神”。要把上面的两种规定结合起来是很容易的，因为书报检查法令的第2条就是该法令的精神的集中体现，而它的其余各条则是这种精神的更具体的划分和更详尽的规定。我们认为，对上述精神的以下几种表述最能说明这种精神的特征： 第7条：“科学院与各大学到目前为止所享有的免受书报检查的自由，在今后五年内将被取消。” 第10款：本临时决议自即日起生效，有效期五年，期满之前，联邦议会[44]应切实研究通过何种办法才能够实施联邦条例[45]第18条中提出的有关新闻出版自由的各项统一规定。随后就应该对德国境内新闻出版自由的合法界限作出最后决定。” 有这样一种法律，哪里还存在新闻出版自由，它就取消这种自由，哪里应当实行新闻出版自由，它就通过书报检查使这种自由变成多余的东西——这样的法律不能认为是有利于新闻出版的。上述的第10款也干脆承认，暂时用书报检查法来代替联邦条例第18条中提出的、可能有一天要实行的新闻出版自由。这种移花接木的做法至少表明，时势要求对新闻出版加以限制，法令就是由于不信任新闻出版界而产生的。为了替这种不得人心的做法辩解，甚至硬说这是一项有效期限只有五年的临时措施，可是，遗憾得很，它的有效期限竟达22年之久。 从检查令的下面一句话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检查令是如何陷于自相矛盾的，它一方面不允许按照超出法令界限的意旨来实行书报检查，但另一方面又规定书报检查应当超出这种界限：“当然，书报检查官也可以允许人们坦率地讨论国内事务。”书报检查官可以这样做，但不一定要这样做，因为这不是非做不可的。仅仅这种慎重的自由主义就已经非常肯定地不仅超出了书报检查法令的精神，而且也超出了它的特定要求。旧的书报检查法令，即在检查令中引用的第2条，不仅不准坦率地讨论普鲁士的事务，甚至也不准坦率地讨论中国的事务。检查令这样解释：“凡对任何国家中存在的图谋推翻国家制度的政党作赞许的叙述的一切企图，均属于这一范围”，即属于破坏普鲁士邦和德意志联邦[46]其他各邦的安全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难道还允许对中国或土耳其的国内事务进行坦率的讨论吗？既然如此遥远的情况都威胁着德意志联邦的脆弱的安全，那么每一句对内部事务表示不满的话又怎能不威胁它的安全呢？ 这样一来，检查令在自由主义方面就超出了书报检查法令第2条的精神(超出的内容以后就会清楚，不过，既然这种超出被说成是法令第2条的结论，那它在形式上就是值得怀疑的，其实检查令只明智地引用了法令第2条的前一半，但又责成书报检查官按照第2条条文本身办事)，而在非自由主义方面，检查令也同样超出了书报检查法令的范围，它在对报刊的旧有的限制之外又加上了新的限制。 上述书报检查法令的第2条指出： “它的〈书报检查的〉目的是：与宗教的一般原则相违背的一切均应杜绝，不管个别宗教党派和国内允许存在的教派的见解和教义如何。” 1819年，理性主义还占统治地位，这种理论把一般的宗教理解为所谓理性的宗教。这种理性主义的观点也就是书报检查法令的观点，可是这个法令太不彻底，它的目的是要保护宗教，但它的观点却是反宗教的。这种把宗教的一般原则同它的实际内容和规定性分割开来的做法，正是同宗教的一般原则相抵触的。因为每种宗教都认为，它同其他各种特殊的、虚构的宗教的区别，正在于它的特殊本质，正是由于它有这种规定性，它才是真正的宗教。新的书报检查令在它引用的第2条中省略了附加的限制条文，根据这一条文的规定，个别宗教党派和教派都不享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不仅如此，检查令还作了如下的解释： “凡以轻佻的、敌对的方式反对一般的基督教或某一教理的行为，均不应容忍。” 旧的书报检查法令绝口不谈基督教，相反，它把宗教同所有个别的宗教党派和教派区别开来。新的书报检查令则不仅把宗教改成了基督教，而且还加上了某一教理几个字。这就是我们那种已经基督教化的科学的滑稽产物！新的书报检查令又给新闻出版造好了新的枷锁，谁还能否认这一点呢？据说，既不能一般地反对宗教，也不能特殊地反对宗教。或者，你们也许以为，“轻佻的、敌对的”这几个字眼已使新的锁链变成了玫瑰花环吧？轻佻、敌对，说得多么巧妙啊！“轻佻的”这个形容词是要求公民行为端庄正派，这是一个对众人公开的字眼，“敌对的”这个形容词则是对书报检查官偷偷地说的，它是“轻佻”在法律上的解释。在检查令中我们还能找到许多玩弄这种巧妙手法的例子：对公众用的是一套主观的、使人面红耳赤的字眼，对书报检查官用的则是另一套客观的、使作者不禁脸色发白的字眼。盖有封印的上谕[47]简直也可以用这种手法谱成乐曲了。 书报检查令陷入了多么令人惊奇的矛盾！只有那种不彻底的攻击才是轻佻的，这种攻击只针对现象的个别方面，由于它本身不够深刻和严肃，因而不能涉及事物的本质；正是仅仅对特殊事物本身的攻击，才是轻佻的。因此，如果禁止对一般基督教的攻击，那么，只有对它的轻佻的攻击才是许可的了。相反，对宗教的一般原则，对宗教的本质，以及对特殊事物(就它是本质的表现而言)的攻击，都是敌对的。攻击宗教只能采取轻佻的或者敌对的方式，第三种方式是不存在的。当然，检查令的这种不彻底性只是一种假象，因为这种不彻底性的立足点就是这样一种假象：似乎对宗教进行某些攻击也是许可的。但只要不带偏见，一眼就可看出这种假象只是一种假象而已。对于宗教，既不能用敌对的方式去攻击，也不能用轻佻的方式去攻击，既不能一般地去攻击，也不能特殊地去攻击，这就是说，根本不许攻击。 可是，如果同1819年的书报检查法令有明显矛盾的检查令要给哲学方面的书刊带上新的枷锁，那它至少应当表现得很彻底，能使宗教方面的书刊摆脱以前理性主义的法令加在它身上的旧枷锁。因为该法令曾宣布书报检查的目的也是“反对把宗教信条狂热地搬到政治中去，防止由此引起的概念混乱”。新的检查令虽然非常慎重，在自己的解释中对这一规定只字未提，但在引用法令第2条时仍然采纳了这一规定。什么叫作把宗教信条狂热地搬到政治中去呢？这就是说，要让宗教信条按其独特的本性去决定国家，也就是说，要使宗教的特殊本质成为国家的准则。旧的书报检查法令有权反对这种概念混乱，因为它允许批评特殊的宗教，允许批评这种宗教的特定内容。但旧法令依据的是你们自己所蔑视的、平凡而肤浅的理性主义。而你们这些甚至把国家的个别细小方面都建立在信仰和基督教上的人，你们这些希望建立基督教国家的人，怎么还能够提出要书报检查避免这种概念混乱呢？ 政治原则和基督教宗教原则的混淆已成了官方的信条。现在让我们来简单地解释一下这种混淆。如果只谈作为公认的宗教的基督教，那么在你们国家里就有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他们都会向国家提出同样的要求，就像他们对国家都负有同样的义务一样。他们会撇开自己的宗教分歧而一致要求：国家应该是政治理性和法的理性的实现。可是，你们却想建立一个基督教国家。如果你们的国家成了一个路德派的基督教国家，那么对天主教徒来说，这个国家就会成为一个并非他们所属、必然会被他们当作异端教会加以屏弃的教会，成为一个内在本质同他们正相抵触的教会。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你们把基督教的一般精神说成是你们国家的特殊精神，那么你们就是从你们所受的新教的教育出发来决定什么是基督教的一般精神。虽然最近的事态已向你们表明，政府的个别官员划不清宗教和世俗、国家和教会之间的界限，但是你们还在决定什么是基督教国家。关于这种概念混乱，不应当由书报检查官作出决定，而应当由外交家去谈判[48]。最后，如果你们把某一种教义当作无关紧要的教义而加以屏弃，那你们所持的就是异端的观点。假如你们把自己的国家称为一般的基督教国家，那你们就是以委婉的方式承认它是非基督教国家。因此，要么你们根本禁止把宗教搬到政治中去(但是你们不愿意这样做，因为你们想使之成为国家支柱的并不是自由的理性，而是信仰，对你们来说，宗教就是对现存事物的普遍肯定)；要么你们就允许把宗教狂热地搬到政治中去，二者必居其一。让宗教按照自己的方式去从事政治吧，可是你们又不愿意这样做，因为在你们看来，宗教应当支持世俗的事物，但是，世俗的事物可不要受宗教支配。你们既然把宗教搬到政治中去，那么，企图按照世俗的方式规定宗教在政治中应当以什么姿态出现，这是不折不扣的、甚至是反宗教的狂妄要求。谁由于宗教的冲动而想和宗教结合在一起，谁就得让宗教在一切问题上都有决定权。或者，也许你们把宗教理解为对你们自己的无限权力和英明统治的崇拜吧？ 新的书报检查令的正统精神还以其他方式同旧的书报检查法令的理性主义发生冲突。旧的法令把制止“损害道德和良好习俗的行为”也列为书报检查的一项任务。检查令则把这一处当作法令第2条的引文加以引用。但是，如果说检查令的解释在宗教方面作了某些补充，那么在道德方面这个解释却漏掉了某些东西。对道德和良好习俗的损害变成了对“礼仪、习俗和外表礼貌”的破坏。我们可以看到，作为道德的道德，作为这个世界(它受自己的规律支配)的原则的道德正在消失，而代替本质的却是外表的现象、警察的尊严和传统的礼仪。谁该得到荣誉，就把荣誉给谁，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真正的彻底性。道地的基督教立法者不可能承认道德是一种本身神圣的独立领域，因为他们把道德的内在的普遍本质说成是宗教的附属物。独立的道德要损害宗教的普遍原则，宗教的特殊概念是同道德相抵触的。道德只承认自己普遍的和合乎理性的宗教，宗教则只承认自己特殊的现实的道德。因此，根据这一检查令，书报检查应该排斥像康德、费希特和斯宾诺莎这样一些道德领域内的思想巨人，因为他们不信仰宗教，并且要损害礼仪、习俗和外表礼貌。所有这些道德家都是从道德和宗教之间的根本矛盾出发的，因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而宗教的基础则是人类精神的他律。书报检查制度所进行的令人讨厌的革新，一方面表现为它的道德良心的减弱，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它的宗教良心的大大强化；现在我们撇开这种讨厌的革新不谈，再来看看比较令人高兴的东西——让步。 “由此特别可以得出结论说，凡对整个国家管理机关或个别部门作出评价的作品，凡根据业已颁布或尚待颁布的法律的内在价值对这些法律进行讨论、揭露错误和缺点、指出或提出改进办法的作品，只要措辞合乎礼貌，倾向善良，就不能仅仅因为它们不符合政府的精神而拒绝发表。” 探讨要谦逊和严肃，这是新检查令和旧的书报检查法令的共同要求，可是，新检查令认为，措辞合乎礼貌和内容真实同样都是不够的。对于检查令来说，倾向才是它的主要标准，而且是它的贯穿始终的思想，但是在法令中甚至连“倾向”这个字眼也找不到。这种倾向究竟是什么，这一点新的检查令只字未提。可是，从下面一段引文中可以看出，对检查令来说，倾向是多么重要： “这方面必要的前提是，对政府措施发表的见解，其倾向不是敌对的和恶意的，而是善意的。这就要求书报检查官具有良好的愿望和鉴别的能力，善于区别这两种不同的情况。与此相适应，书报检查官也必须特别注意准备出版的作品的形式和语调，一旦发现作品因感情冲动、激烈和狂妄而带有有害的倾向，应不准其印行。” 这样一来，作者就成了最可怕的恐怖主义的牺牲品，遭到了涉嫌的制裁。追究倾向的法律，即没有规定客观标准的法律，是恐怖主义的法律；在罗伯斯比尔执政时期，国家在危急情况下所制定的就是这样的法律，在罗马皇帝们在位时期，国家在腐败不堪的情况下所制定的也是这样的法律。凡是不以当事人的行为本身而以他的思想作为主要标准的法律，无非是对非法行为的实际认可。与其把我要留胡子的想法当作剪胡子的标准，倒不如像那位俄国沙皇［注：彼得一世。——编者注］所做的那样，干脆让御用的哥萨克人把所有人的胡子统统剪掉。 只是由于我表现自己，只是由于我踏入现实的领域，我才进入受立法者支配的范围。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对象。我的行为就是法律在处置我时所应依据的唯一的东西，因为我的行为就是我为之要求生存权利、要求现实权利的唯一东西，而且因此我才受到现行法的支配。可是，追究倾向的法律不仅要惩罚我所做的，而且要惩罚我在行动以外所想的。所以，这种法律是对公民名誉的一种侮辱，是一种危害我的生存的法律。 我可以随便挣扎，设法摆脱困境，但是事态决不会因此而有丝毫改变。我的生存遭到了怀疑，我的最隐秘的本质，即我的个性被看成是一种坏的个性，而且由于这种意见我要受到惩罚。法律之所以惩罚我，并不是因为我做了坏事，而是因为我没有做坏事。其实，我之所以受到惩罚，是因为我的行为并不违法，只是由于这一点，我就迫使好心肠的、善意的法官去追究我那非常慎重、并未见诸行动的坏的思想。 追究思想的法律不是国家为它的公民颁布的法律，而是一个党派用来对付另一个党派的法律。追究倾向的法律取消了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这是制造分裂的法律，不是促进统一的法律，而一切制造分裂的法律都是反动的；这不是法律，而是特权。一些人有权干另一些人无权干的事情，这并不是因为后者缺乏什么客观品质(像小孩子不会缔结条约那样)，不，不是这样，而是因为他们的善良意图，他们的思想遭到了怀疑。即使公民起来反对国家机构，反对政府，道德的国家还是认为他们具有国家的思想。可是，在某个机关自诩为国家理性和国家道德的举世无双的独占者的社会中，在同人民根本对立因而认为自己那一套反国家的思想就是普遍而标准的思想的政府中，当政集团的龌龊的良心却臆造了一套追究倾向的法律，报复的法律，来惩罚思想，其实它不过是政府官员的思想。追究思想的法律是以无思想和不道德而追求实利的国家观为基础的。这些法律就是龌龊的良心的不自觉叫喊。那么怎样才能使这种法律付诸实施呢？这要通过一种比法律本身更令人气愤的手段——侦探，或者通过认为所有写作流派都是值得怀疑的这样一种事先协定，由此，当然又要追究某人是属于哪一种流派的。在追究倾向的法律中，立法的形式是同内容相矛盾的，颁布这一法律的政府疯狂地反对它本身所体现的东西，即反对那种反国家的思想，同样，在每一种特殊的场合下，政府对自己的法律来说就好像是一个颠倒过来的世界，因为它用双重的尺度来衡量事物。对一方是合法的东西，对另一方却是违法的东西。政府所颁布的法律本身就是被这些法律奉为准则的那种东西的直接对立面。 新的书报检查令也陷入了这种自身固有的对立之中。它在指摘新闻出版界时痛斥为反国家行为的一切事情，它自己全都照干不误，并且以此作为书报检查官应尽的职责，这样，它就陷入了矛盾。 譬如，检查令禁止作者怀疑个别人或整个阶级的思想，但是同时它又允许书报检查官把全体公民分成可疑的和不可疑的两种，分成善意的和恶意的两种。新闻出版被剥夺了批评的权利，可是批评却成了政府批评家的日常责任。但事情并不限于这种本末倒置。在报刊内部，反国家的因素在内容方面表现为某种特殊的东西，在形式方面则是某种普遍的东西，即要交给公众评判的东西。 可是，现在事情颠倒过来了：现在，特殊的东西在内容方面表现为合法的东西，而反国家的东西却表现为国家的意见，即国家法；就形式而论，反国家的因素现在表现为一种普遍光芒照不到的、远离公开自由的发表场所而被赶进政府批评家的办公厅里去的特殊东西。又如，检查令想要保护宗教，同时又破坏了所有宗教的最普通的基本原则——主观思想的神圣性和不可侵犯性。检查令宣布，心灵的法官是书报检查官，而不是上帝。又如，检查令禁止使用侮辱个别人的词句和作出败坏其名誉的判断，可是它又使你们每天都忍受检查官作出的侮辱性的、败坏你们名誉的判断。又如，检查令想要消灭居心叵测或不明真相的人散布的流言蜚语，可是，由于它把判断从客观内容的范围硬搬到主观意见或任性的范围中去，它就迫使书报检查官相信并转而散布这种流言蜚语，相信并转而从事不明真相和居心叵测的人所进行的那种侦探活动。又如，国家的意图不应当受到怀疑，但检查令却正好从怀疑国家出发。又如，好的外表不应当用来掩饰任何坏的思想，但检查令本身就是建立在骗人的假象之上的。又如，检查令指望增强民族感情，但它本身却是建立在玷辱民族的观点之上的。有人要求我们的行为合乎法律，要求我们尊重法律，同时我们又必须尊重那些把我们置于法律之外而以任性取代法的制度。我们必须绝对承认人格原则，尽管书报检查制度有缺陷，我们还要信任书报检查官；你们却肆意践踏人格原则，你们竟不根据行为来判断人，而根据对人的行为动机的看法来判断人。你们要求谦逊，但你们的出发点却是极大的不谦逊，你们竟把个别官员说成是能窥见别人心灵和无所不知的人，说成是哲学家、神学家、政治家，并把他们同德尔斐城的阿波罗相提并论。你们一方面要我们把尊重不谦逊作为义务，但另一方面又禁止我们不谦逊。把类的完美硬归之于特殊的个体，这才是真正的不谦逊。书报检查官是特殊的个体，而新闻出版界却构成了类。你们命令我们信任，同时又使不信任具有法律效力。你们把自己的国家制度估计得如此之高，竟认为这些制度能使软弱无能的、平凡的人——官员成为神圣的人，能替他们把不可能的事情变为可能。可是，你们又非常不信任自己的国家机构，竟害怕私人的孤立的意见，因为你们把新闻出版界看成是私人。在你们看来，官员们在处理问题时完全没有个人纠葛，没有怨恨，不会感情用事，不会心胸狭窄，也没有人类的弱点。而没有个人纠葛的东西，思想，你们却加以怀疑，认为其中充满了个人的阴谋和主观的卑鄙意图。检查令要求对官员阶层无限信任，而它的出发点却是对非官员阶层的无限不信任。可是，为什么我们就不应当以德报德、以怨报怨呢？为什么我们就不应当认为这一官员阶层才是值得怀疑的呢？品格也是一样。同秘密行事的批评家的品格相比，公开说话的批评家的品格从一开始就应该受到不抱偏见的人们的更大尊敬。 凡总的说来是坏的东西就始终是坏的，不论体现它的是谁，是私人的批评家还是政府任命的批评家；不过，在后一种场合下，这种坏的东西会得到批准，并被上面认为是为在下面实现好事情所必需的东西。 追究倾向的书报检查和书报检查的倾向，这就是新的自由的检查令送来的礼物。要是我们对检查令的以下几点规定采取某种不信任的态度，那么谁也不会因此而指摘我们。 “凡使用侮辱个别人的词句和作出败坏其名誉的判断的作品，均不得发表。”好一个不得发表！对侮辱性的、败坏名誉的判断作出客观的规定，倒要比这种宽大为怀好得多。 “凡怀疑个别人的或者〈意味多深长的“或者”啊！〉整个阶级的思想的作品，使用党派名称和进行类似人身攻击的作品，也同样不得发表。”可见，划分等级、攻击整个阶级和使用党派名称的做法都是不能容忍的。可是，人为了要使一切东西对他来说都是存在的，他就必须像亚当那样给它们都起个名称；党派名称对政治性报刊来说则是一种必要的范畴，因为： “正如扎萨弗拉斯医生所说的， 为了能医好每一种疾病， 我们首先就得给它起一个名称。”［注：维兰德《新阿马迪斯》第2部分第17首歌第36节。——编者注］ 以上这一切都属于人身攻击。究竟应该怎么办呢？攻击个别人是不许可的；同样，攻击阶级、一般的东西和法人也都是不许可的。国家不愿意容忍(这是正确的)任何侮辱和任何人身攻击；可是，通过“或者”这个不显眼的词，一般的东西也归入人身攻击之列。通过“或者”加进了一般的东西，而通过一个小小的“和”字，我们又终于看到，原来这里所谈的只是人身攻击。但这就极其轻易地造成了如下的结果：既不准报刊对官员进行任何监督，也不准报刊对作为个别人组成的某一阶级而存在的机构进行任何监督。 “如果书报检查能按照这些根据1819年10月18日书报检查法令的精神制定的指令来实行，这将为合乎礼貌的、公正的公众言论提供足够的活动场所；并能期望，这将引起人们对祖国利益的更大关注，从而增强他们的民族感情。” 根据这些指令办事，就能为合乎礼貌的，即书报检查认为是合乎礼貌的公众言论提供非常足够的活动场所，这一点我们是承认的；“活动场所”［注：德文“spielraum”既有“活动场所”的意思，又有“游戏场所”的意思。——编者注］这个词选得十分恰当，因为这种场所是为以玩把戏为乐事的报刊预备的。但公正的公众言论是否能得到这种活动场所，公正是否能找到容身之地，那就只有让有洞察力的读者去判断了。至于检查令所表示的期望，那么民族感情自然能够得到增强，就像送来的绳索会增强土耳其人的民族感情一样。可是，既谦逊又严肃的报刊究竟能不能引起人们对祖国利益的关注，这个问题我们交给报刊本身去解决。服用奎宁养不胖消瘦的报刊。不过，也许我们已把上述引文的意义看得太严重了。如果我们只把它看成是玫瑰花环上的一个钓钩，也许会更确切地猜中它的意义。可能在这个自由主义的钓钩上挂着一颗价格极其含糊的珠宝。让我们更仔细地来看一下。一切都要看上下文来决定。增强人们的民族感情并引起人们对祖国利益的关注，这是前面援引的重要条文所表达的期望，现在却悄悄地变成了一种隐藏着对我们那些可怜而虚弱的报纸施加新压迫的命令。 “如果这样办，那就能指望：政治性著作和报刊也将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使命，它们在获得更丰富的材料的同时也将学会使用比较适当的语调，今后将不屑于转载居心叵测或不明真相的记者在外国报纸上发表的那些内容贫乏的新闻，或去登载各种流言蜚语和人身攻击的议论，以投合读者的好奇心，——这是书报检查无疑应当采取措施加以制止的趋向。” 检查令指望，如果这样办，政治性著作和报刊将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使命，如此等等。可是，更清楚的了解并不是通过发号施令就能做到的；这不过是一种期待中的成果，而希望只不过是希望而已。但检查令是非常讲求实际的，它不会满足于希望和善良的愿望。善意的检查令赋于报刊一种在今后改善自己状况的希望作为新的优待，但同时它却剥夺了报刊目前享有的权利。由于希望改善自身状况，报刊失去了在目前还享有的东西。它遭到了可怜的桑乔·潘萨的命运：侍医剥夺了他的全部食物，使他不致因消化不良而不能很好地去完成公爵交办的任务。 同时，我们不应当放过机会，要号召普鲁士的作者学会使用这种合乎礼貌的笔法。上述引文的开头一句就这样指出：“如果这样办，那就能指望：……”一系列的规定都取决于这一冒号，譬如说：政治性著作和报刊将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使命，它们将学会使用比较适当的语调，如此等等，它们将不屑于转载外国报纸上发表的那些内容贫乏的通讯等等。所有这些规定都还是属于希望的范围以内的，“这是书报检查无疑应当采取措施加以制止的趋向”，可是，借破折号同上文连接起来的这一结束语，却免除了书报检查官去等待报刊得到预期改善的那种无聊任务，同时这一结束语还授权书报检查官毫不踌躇地删去不合他的口味的东西。截肢手术代替了内科治疗。 “然而，为了接近这一目的，在批准新的报刊和新的编辑时务必谨慎行事，把报刊托付给完全正派可靠的人去主持，这些人的学术才能、地位与品格是他们的意图严正、思想方式忠诚的保证。” 在开始详细分析之前，我们先来谈谈总的看法。对新编辑即以后所有的编辑的批准，务必“谨慎行事”，当然，这种批准是听凭国家当局即书报检查机关来决定的；而旧的书报检查法令至少在取得一定保证的情况下却把编辑的遴选交由出版者按自己的意愿处理： “第9条。书报检查总局有权向报纸出版者声明，如出版者提名的编辑不堪信任，应即另聘；或者，如出版者愿意留用原编辑，应为原编辑交纳由我们内阁的上述各部根据书报检查总局建议而规定的保证金。” 在新的书报检查令中则出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深奥，可以说出现了一种精神的浪漫主义。旧的书报检查法令要求外在的、实际的、因而也是由法律规定的保证金，只要有了这种保证金做保，就是不受欢迎的编辑也能得到任用；检查令则剥夺了报刊出版者本人的全部意志。根据检查令的规定，政府的先见之明、当局的异常谨慎和洞察能力，都应当同内在的、主观的、不由外界决定的品质有关。可是，如果浪漫主义的不确定性、敏感的内心世界和主观的激昂情绪都变成了下面这种纯外在的现象，即外在的偶然性已不再表现为它那种实际的确定性和局限性，而表现为某种奇妙的灵光、表现为某种虚构的深奥和壮观，那么，检查令也未必能逃脱这种浪漫主义的命运。 报刊(整个新闻业都属于这一范围)的编辑应当由完全正派可靠的人担任。检查令首先指出“学术才能”是这种完全正派可靠的品格的保证。至于书报检查官究竟能不能具有对各种各样学术才能作出判断的学术才能，检查令对这一点没有提出丝毫怀疑。既然在普鲁士有这么一批政府所熟悉的万能天才(每个城市里至少有一个书报检查官)，那么，这批博学多才的人物为什么不以作者的身分出现呢？要是这些因人数众多、更因博学多才而显得声势浩大的官员们一旦崛起，用自己的声势去压倒那些仅仅用某一种体裁写作、而且连用这种体裁写作的才能也未经官方验证的可怜作者们，那么，这就会比用书报检查更快地消灭报刊中的一切混乱现象。这些老谋深算的、像罗马的鹅一样只要嘎嘎叫几声就可以挽救卡皮托利诺山[49]的人们，为什么一声也不响呢？这些人实在太克制了。他们在学术界无声无臭，但是政府了解他们。 可是，假如这些人真正是一些哪一个国家也找不出来的人才(因为任何国家都没有见过完全由万能的天才和博学的才子组成的整个阶级)，那么，挑选这些人才的人所具有的天才又该比他们高出多少啊！为了证明在学术界无声无臭的官员们的确有万能的学术才能，这些挑选者又该具有多么神秘的法术啊！我们在这种博学多才的官僚的阶梯上登得越高，接触到的人物也就越令人惊奇。一个拥有一批完善的报刊作为支柱的国家，是不是值得把这些人才变成一批有缺点的报刊的看守人呢？使一种完善的东西沦为对付不完善的东西的工具，这样做是不是适当呢？ 你们所任命的这种书报检查官的人数越多，新闻出版界改进的机会就越少。你们把自己军队中身强力壮的汉子抽调出来，使他们成为不健康者的医生。 只要你们像庞培那样跺一下脚，从政府的每一幢大厦中就会跳出一个全副武装的帕拉斯·雅典娜来。孱弱无力的报刊在官方报刊面前就会化为乌有。只要光明出现，黑暗就会消失。让你们的光放射出来吧，不要隐藏。我们不要有弊病的书报检查制度，因为甚至你们自己也不相信它是十全十美的，请给我们一种完善的报刊吧，这只要你们下一道命令就行了；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一直在提供这种报刊的范本。 然而，使学术才能成为报刊作者唯一的和必要的条件，这正是精神的使命，而不是保护特权，又不是要求遵守惯例，难道不是这样吗？难道这种条件不正是事物本身的条件，而不是特定人物的条件吗？ 遗憾的是，书报检查令竟打断了我们对它的称颂。除了学术才能这种保证之外，它还提出了地位和品格方面的保证。地位和品格！ 品格这样紧跟着地位，就好像是从地位中派生出来的一样。因此，我们首先就从地位谈起。地位被紧紧地夹在学术才能和品格之间，使人几乎要怀疑这种做法的居心是否纯正。 学术才能是一般要求，这是多么明显的自由主义啊！地位是特殊的要求，这是多么明显的非自由主义啊！把学术才能同地位扯在一起，这又是多么虚伪的自由主义啊！既然学术才能和品格都是极其不确定的东西，相反，地位却是一种极其确定的东西；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得出结论说，根据必然的逻辑规律，不确定的东西要依赖确定的东西，并从它那里得到支持和内容呢？由此可见，如果书报检查官在解释检查令时说，地位是学术才能和品格借以在社会中表现出来的外在形式，尤其因为书报检查官本身的职位就保证他们的这种观点就是国家的观点，难道这样一来他们就算是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吗？而不这样解释，至少下面的一些问题就根本无法理解：为什么学术才能和品格还不能作为作者的充分的保证呢？为什么地位是第三个必要的保证呢？可是，如果书报检查官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如果这些保证之间很少有联系，或者甚至从来互不相干，那他们又应该怎样进行选择呢？可是，选择是少不了的，因为总得有人来担任报纸和杂志的编辑工作啊！书报检查官可能认为，没有地位保障的学术才能和品格都是成问题的，因为它们都是不确定的。而且，学术才能和品格离开地位而单独存在，这当然会使他们感到奇怪。相反，要是有了地位，书报检查官是不是还可以对品格和学问表示怀疑呢？在这种场合，书报检查官更多的是相信他们自己，而不是国家的判断；在相反的场合，他们更多的也是相信作者，而不是国家。难道书报检查官会这样不识事体、居心不良吗？当然，不能这样设想，而且，肯定谁也没有这样设想。因为遇到疑难时，地位是决定性的标准，所以总的说来，它也就是绝对地起决定作用的东西。 因此，如果说过去检查令是由于自己的正统信仰而同书报检查法令发生冲突，那么现在它则是由于自己的浪漫主义而同书报检查法令发生冲突，因为浪漫主义同时始终是带有倾向的诗歌。保证金这种实际的真正保证变成了一种观念上的保证，而这种观念上的保证又变成了一种具有神奇的虚构的意义的、完全现实的个人的地位。保证的意义也起了同样的变化。现在已不是由出版者来选择那种需要他向当局担保的编辑，而是由当局替他选择向当局本身担保的编辑了。旧法令关心的是由出版者的保证金作保的编辑的工作；新检查令则不谈编辑的工作，而只谈编辑的身分；它要求的是体现为身分的特定的个性，而出版者的保证金就应当使它获得这种个性。新的检查令像旧的法令一样，也具有外在的性质。不过，旧的法令按照自己的本性宣布了某种实际上确定的东西并对它加以限制，而检查令则赋予纯粹的偶然性以空想的精神，并以普遍性的激情宣布了某种纯粹个人的东西。 但是，如果说浪漫主义的检查令在编辑问题上使最外在的确定性具有最亲切的不确定性的语调，那么，它在书报检查官问题上就使最暧昧的不确定性具有法律上的确定性的语调。 “在任命书报检查官时也应采取同样谨慎的态度，务使书报检查官一职确由那些经证明思想可靠和能力合格的人去担任，即由完全无愧于该职务所要求的那种光荣的信任的人去担任；这种人既慎重，又有洞察力，他们善于区别事物的形式与本质，当作品的内容与倾向本身已证实没有必要加以怀疑时，他们又善于十分得体地抛开怀疑。” 在这里，不再谈向作者要求的那种地位和品格，而是提出经证明思想可靠，因为地位本来就有了。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向作者要求的是学术才能，而向书报检查官要求的则是不附加任何规定的能力。除了政治问题以外，全部贯串着理性主义精神的旧法令，在第3条中要求的是“有学术修养的”、甚至是“开明的”书报检查官。在检查令中，这两个附加语都不见了，同时，它向书报检查官要求的并不是如人们所理解的那种特定的、已发展并变成了实际能力的作者的才能，而是才能的萌芽即一般的能力。由此可见，才能的萌芽对现实的才能应起书报检查官的作用，虽然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们之间的关系分明应该是颠倒过来的。最后，我们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对书报检查官能力的实际内容并没有更详细的规定，因而这种能力的性质当然是模棱两可的。 其次，书报检查官一职应由“完全无愧于该职务所要求的那种光荣的信任”的人去担任。这种规定强调必须选择受人信任的人去担任书报检查官的职务，即认为这种人要完全无愧于(将会无愧于？)别人寄予的那种光荣的信任(而且是完全的信任)；关于这种累赘而虚伪的规定，就用不着详细分析了。 最后，书报检查官应当是这样的人：“这种人既慎重，又有洞察力，他们善于区别事物的形式与本质，当作品的内容与倾向本身已证实没有必要加以怀疑时，他们又善于十分得体地抛开怀疑。” 可是恰恰相反，检查令在前面却是这样规定的： “与此相适应〈即与追究倾向相适应〉，书报检查官也必须特别注意准备出版的作品的形式和语调，一旦发现作品因感情冲动、激烈和狂妄而带有有害的倾向，应不准其印行。” 这样一来，书报检查官就必须时而根据形式去判断倾向，时而又根据倾向去判断形式。如果说作为检查书报标准的内容以前就已经完全消失，那么现在形式也正在消失中。只要倾向是好的，形式的缺陷就无关紧要了。即使作品并不十分严肃和谦逊，即使它们看起来感情冲动、激烈和狂妄，也没有关系，——谁会害怕这种粗糙的外表呢？必须善于把形式和本质区别开来。因此，规定的任何外表必然都被抛弃，而检查令最终必然是完全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因为用以辨别倾向的一切东西，反倒要由倾向来确定，而且反倒要用倾向来辨别。爱国者的激烈就是一种神圣的热情，他们的感情冲动就是一种恋人的激情，他们的狂妄就是一种自我牺牲的忠诚，这种忠诚是无限的，因而不可能是温和的。 所有的客观标准都已消失了，人身关系成了关键，能称之为保证的只有书报检查官的得体的处事方式。那么书报检查官能违反什么呢？能违反得体的处事方式。而处事不得体并不是犯罪。作者的什么东西遭到了威胁呢？他们的生存。哪一个国家曾经让个别官员的得体的处事方式来决定整个阶级的生存呢？ 我再说一遍：所有的客观标准都已消失了。从作者方面来说，倾向是向他们要求的和给他们规定的最后内容。倾向作为一种无定形的意见，在这里表现为客体；倾向作为一种主体，作为关于意见的意见，则被归结为书报检查官的得体的处事方式，而且是他们的唯一规定。 可是，如果书报检查官的专横(承认独断意见的权利就是承认专横的权利)是被巧妙地伪装成客观规定的逻辑结论，那么检查令则完全有意识地表现了无条件享有信任的总督府的专横，而这种对总督的信任就是报刊的最后保证。由此可见，书报检查的一般本质是建立在警察国家对它的官员抱有的那种虚幻而高傲的观念之上的。公众的智慧和良好愿望被认为甚至连最简单的事情也办不成，而官员们则被认为是无所不能的。 这一根本缺陷贯穿在我们的一切制度之中。譬如在刑事诉讼中，法官、原告和辩护人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这种集中是同心理学的全部规律相矛盾的。可是，官员是超乎心理学规律之上的，而公众则是处于这种规律之下的。不过，有缺陷的国家原则还是情有可原的，但当它不够正直因而表现得不彻底时，那就是不可原谅的了。官员的责任想必比公众的责任大得无可比拟，正如官员的地位比公众高得无可比拟一样。正是在唯有彻底性才能证明原则的正确并使它在自己的范围内具有法的原则的地方，原则被抛弃了，也正是在这里，采用了截然相反的原则。 书报检查官也就是原告、辩护人和法官三位一体的人。书报检查官被委任去管理精神，然而他是不负责任的。 假如书报检查受普通法庭的支配(诚然，这在还没有客观的书报检查法以前是不可能的)，那么它就只可能有暂时忠诚的性质。可是，最恶劣的手段却莫过于把书报检查又交给书报检查机关去评判，例如，把它又交给某一个总督或最高书报检查委员会去评判。 我们在报刊和书报检查的关系方面所谈的一切，同时也就说明了书报检查同最高书报检查机关的关系，说明了作者同最高书报检查官的关系，虽然在这里也插入了一个中间环节。但这是同样的一种关系，只是处在较高阶段上而已。要使事物保持原状，同时又企图用更换人员的办法使它具有另一种本质，这真是荒谬绝伦的做法。如果一个实行高压的国家想成为忠诚的国家，那它就会自己取消自己；那样一来，每一级都要求实行同样的压制和同样的反压制。最高书报检查机关也必定会受到检查。为了不致陷入这种恶性循环，人们就决定采取不忠诚的态度，于是，在第三级或第九十九级就会发生不法行为。由于官僚国家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它力图要把不法行为的范围至少抬到人们看不见的高度，这样就以为不法行为已经消失了。 整治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本身是恶劣的，可是各种制度却比人更有力量。我们的意见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不正确的，不过无论如何，新的检查令终究会使普鲁士的作者要么获得更多的现实的自由，要么获得更多的观念的自由，也就是获得更多的意识。 当你能够想你愿意想的东西，并且能够把你所想的东西说出来的时候，这是非常幸福的时候［注：塔西佗《历史》第1篇第1节。——编者注］。 卡·马克思写于1842年2月初—2月10日第一次用德文发表于《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1843年版第1卷 署名：莱茵省一居民原文是德文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 注释： [37]《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是马克思写的第一篇政论文章，从此他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开始了政治活动。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评论的是普鲁士政府于1841年12月24日颁布的新书报检查令。 普鲁士政府在1819年曾经颁布过关于实行书报检查的法令。1830年七月革命后又增加了一些新的书报检查措施。1840年以后，普鲁士自由主义反对派对新闻出版自由的要求日益强烈，为了适应政治形势的变化，普鲁士政府颁布了新的书报检查令。这项新法令使自由主义者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新闻出版自由的新时代即将到来。然而新的书报检查令只是表面上不限制作家的写作活动，实际上它不仅保存而且还加强了反动的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马克思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就在于从政治上分析新闻出版自由的必要性和普鲁士书报检查立法的性质，从而揭露新的书报检查令的虚伪性。 马克思可能于1842年1月底或2月初着手写这篇文章。1842年2月10日马克思把它寄给阿·卢格，请他尽快登在《德国年鉴》上。卢格考虑到这篇文章根本不可能送交检查机关，建议把它送到瑞士去出版，经马克思同意后，该文于1843年2月在瑞士出版的《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第1卷上发表。由卢格出版的这一文集(两卷集)除了马克思这篇文章外，还收进了路·费尔巴哈、阿·卢格、弗·科本、布·鲍威尔等人的文章。1843年3月26日和28日《曼海姆晚报》第71、72号以《追究倾向的书报检查》为题转载了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1851年，这篇文章作为首篇收入海·贝克尔在科隆出版的《卡尔·马克思文集》第1分册。该书出版后很快就遭到普鲁士政府的查禁。——107。 [38]新的书报检查法令是1841年12月10日由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下令起草、12月24日颁布的，由负责书报检查的内务与警务大臣，宗教事务、教育与卫生大臣以及外交大臣三人联名签署，于1841年12月27日首次在政府通报上公布。1842年1月上半月，普鲁士各家报纸相继登载了这一法令。——107、139、949。 [39]1819年10月18日书报检查法令即《关于应如何根据德意志联邦今年9月20日决议实行印刷品的书报检查的决定。自1819年10月18日起为期五年》，见《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19年柏林版第20号第224—232页。——107、379。 [40]马克思引用的这段文字可能出自《就实行书报检查一事给王国各总督府的通令。1841年12月24日》，见1841年12月27日《普鲁士王国内务管理内阁通报》(柏林)内务部办公厅编，第2年卷第15期第332—333页。——107、380。 [41]1819年书报检查法令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如果某一作品的内容本身是违法的，那么除此以外还要由法庭作出合乎法律的惩罚。在此，我们申明，如果在国内对邦的法律和命令进行放肆而无礼的指责和嘲讽，那就不仅仅是引起不快和不满的问题，而且由于发表这种违法的言论本身应判处六个月至两年监狱监禁或要塞监禁。”(《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19年柏林版第20号第232页)。——110。 [42]“风格如其人”是法国自然科学家乔·路·勒·布丰在1753年8月25日向法国科学院发表就职演说时说的一句名言。见布丰的《风格论》。——111。 [43]“除了乏味的体裁之外，其余的一切体裁都是好的。”这句话出自伏尔泰《浪子》一书的前言。体裁一词的法文是“genre”，既有“类型”的意思，又有“体裁”的意思。伏尔泰本来是在前一种意思上使用这个词的。——113。 [44]联邦议会是根据1815年维也纳会议决议成立的德意志联邦的中央机关。联邦议会由德意志各邦的代表组成，会址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由奥地利代表担任主席。这一机关并不是履行中央政府职能的，它是德意志各邦政府实行反动政策的工具。在1866年普奥战争时期，联邦议会和德意志联邦一起不复存在了。——114。 [45]联邦条例即《德意志联邦条例。1815年6月8日》。根据这一条例，34个德意志邦在形式上组成了德意志联邦，但是并没有消除德意志的分裂状态，各邦的独立性及德意志诸侯的政治权力仍然得到承认。联邦条例第18条曾许诺联邦议会在举行首届会议时研究“制定有关新闻出版自由的统一规定”，但是这一许诺只是一纸空文。——114。 [46]德意志联邦是1815年6月8日在维也纳会议上成立的德意志各邦的联盟，最初包括34个邦和4个自由市。联邦既没有统一的军队，也没有财政经费，保存了封建割据的一切基本特点；德意志联邦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瓦解，1850年又重新恢复。在1866年普奥战争期间彻底解体，后来由北德意志联邦代替。——115、428。 [47]盖有封印的上谕(1ettresdecachet)是指以法国国王名义或受法国国王委托拟定并盖有封印的公文，凭此上谕可以不经判决就把人投入巴士底狱或其他国家监狱，甚至驱逐出境。自路易十四以来这种上谕主要被用来逮捕或放逐政敌。1789年6月23日，法国国民议会通过法令废除了这种盖有封印的上谕。——116。 [48]指普鲁士官员受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委托同罗马教皇进行的谈判，其目的在于调解普鲁士政府和天主教教会之间的冲突。这一通常被称作“教会纠纷”或“科隆纠纷”的冲突是由天主教徒和新教教徒通婚所生子女的宗教信仰问题而引起的。1837年11月科隆大主教因拒不服从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要求，违背普鲁士国家法律，许诺这类子女信奉天主教而以叛国罪被捕，冲突就此开始。此后，天主教教会与普鲁士新教国家之间的这场争执持续了数年之久，直到1842年5月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统治时期，经过谈判才以普鲁士政府向天主教教会投降而宣告结束。马克思在1842年7月9日致卢格的信中将这一结局称为“普鲁士在全世界面前亲吻教皇的鞋子”。——118、240。 [49]卡皮托利诺山是罗马城中一个设有防御工事的小丘，上面建有朱诺神殿。传说，公元前390年，高卢人进犯罗马，夜袭卡皮托利诺山，朱诺神殿的鹅被惊动，发出叫声，惊醒了守卫卡皮托利诺的士兵而使罗马城得救。——128。
马恩全集第一卷——《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一文新序言(片断)[36] 我献给公众的这篇论文，是一篇旧作，它当初本应包括在一篇综述伊壁鸠鲁主义、斯多亚主义和怀疑主义哲学的著作里［注：接着马克思删掉了下面这句话：“但是，由于从事目前更具有直接意义的政治和哲学方面的著作，暂时不允许我完成对那些哲学的综述，由于我不知道何时才有机会重新回到这一题目上来，我只好满足于……”——编者注］，鉴于我正在从事性质完全不同的政治和哲学方面的研究，目前我无法完成这一著作。［注：接着马克思删掉了下面这句话：“伊壁鸠鲁主义、斯多亚主义、怀疑主义哲学，即自我意识哲学，既被以前的哲学家当作非思辨哲学加以屏弃，也被那些同样在编写哲学史的有学识的学究当作……加以屏弃。”——编者注］ 只是现在，伊壁鸠鲁派、斯多亚派和怀疑派的体系为人们所理解的时代才算到来了。他们是自我意识的哲学家。这篇论文至少将表明，迄今为止这项任务解决得多么不够。 卡·马克思大约写于1841年7月—1842年3月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9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第2分册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 1930年5月上海《萌芽》月刊发表马克思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 和《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两篇文章中译文的片断 注释： [36]获得博士学位后，马克思再次试图发表他的博士论文，这篇新序言就是最重要的证明。因为马克思在新序言中谈到“旧作”，所以。他只有在1841年7月移居波恩后才能写这篇序言。而其中“自我意识的哲学家”的说法意味着这篇序言是在与布·鲍威尔密切合作的时期，即最晚到1842年为止写成的。此外，马克思对论文前面的给路·威斯特华伦的献词没有作任何改动，而后者于1842年3月2日去世，可见，新序言应在这个日期之前写成。——103。
马恩全集第一卷——附录评普卢塔克对伊壁鸠鲁神学的论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附录评普卢塔克对伊壁鸠鲁神学的论战 一、人同神的关系 1.恐惧和彼岸的存在物 (1)普卢塔克《论信从伊壁鸠鲁不可能有幸福的生活》(克西兰德版)第2卷第1100页：“关于快乐<伊壁鸠鲁>也许说过：……他们的学说以某种方式消除恐惧和迷信，但是，它不会给人以欢乐和神赐的愉快。” (2)[霍尔巴赫]《自然体系》(1770年伦敦版)[31]第2部分第9页：“关于这些无比强大的力量的观念永远是同恐惧的观念结合在一起的；这些力量的名字总是使人们回想起他们自己的灾难或者他们祖先的灾难。我们现在还害怕，因为数千年来我们的先辈就感到害怕。神的观念在我们心中总是引起令人压抑的念头……就是现在，每当我们听到有人提到神的名字时，恐惧和忧郁的想法就涌上心头。”参看第79页：“如果把道德建筑在一个行为变化不定的神的并不真正合乎道德的品格之上，那么人无论在他对于神的义务方面，在他自己对自己的义务方面，还是在他对别人的义务方面，都始终不可能知道他该遵循什么。因此，最有害的事莫过于劝人相信存在着一种超自然的存在物，在这种存在物面前，理性必须默不作声，为了成为一个幸福的人，你就必须为这个存在物牺牲尘世上的一切。” (3)普卢塔克，同上，第1101页：“他们[对神]感到畏惧，把他当作对好人仁慈、对坏人严厉的主宰，由于怀有这唯一的畏惧心理，他们不需要许多使他们不去做坏事的拯救者；他们仿佛使恶在自己身上逐渐消亡，因此，同那些正在作恶并敢于作恶，而事后又立即感到害怕和懊悔的人相比，他们较少感到不安。” 2.崇拜和个人 (4)普卢塔克，同上，第1101页：“相反，当它(即灵魂)最虔诚地相信并想象到神的降临时，它就会最容易驱散悲伤、恐惧和忧虑，并且沉醉于快乐，直到狂喜、戏谑和欢笑，在爱里面……” (5)普卢塔克，同上。 (6)普卢塔克，同上，第1102页：“因为在节日里使人兴高采烈的，不是丰盛的酒，也不是烤肉的香味，而是企盼神能赐惠降临并仁慈地接受礼拜的虔诚愿望和信念。” 3.天意和谪降了的神 (7)普卢塔克，同上，第1102页：“他们[即优秀的虔诚的人们]一想到神就感到多么大的真诚的喜悦呀，因为对他们来说，神是一切善的倡导者，是一切美好事物的父亲，神既不会做任何坏事，也不会容忍任何坏事！因为神是善良的，而善良者在任何情况下都既没有忌妒，没有恐惧，也没有愤怒，没有仇恨，因为热情者不会对人冷漠，正如善良者不会害人一样，但是就本性而论，愤怒离仁慈最远。凶恶离敦厚最远，忌妒和敌意离博爱和友善最远。其中一类品性是卓越超群和力量的标志，另一类则是软弱和邪恶的标志。因此，神不会集愤怒与仁慈于一身，而由于神按其本性来说就是仁慈的和乐于助人的，所以愤怒和害人是同它的本性不相容的。” (8)同上：“难道你们认为，对否定天意的人还[需要]进行别的惩罚，而他们自己使自己失去这种快乐和喜悦，这种惩罚还不够吗？” (9)［注：注(9)是马克思后来加进去的。——编者注］：“但是，软弱的理性不是那个不认识客观的神的理性，而是那个想要认识神的理性。”谢林《关于独断主义和批判主义的哲学通信》——见《哲学著作集》1809年兰茨胡特版第1卷第127页第2封信。 总之，可以奉劝谢林先生回想一Y他早期的著作。例如，在《论“自我”是哲学的原则》这一著作里，他写道： “譬如，我们假定被规定为客体的神是我们知识的现实基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既然神是客体，神本身就进入我们的知识范围之内，因而对于我们来说就不可能是这整个范围所赖以建立的最后根据了。”同上，第5页。 最后，我们提醒谢林先生注意上述他的那封信的结束语： “向优秀的人类宣布精神自由并且不能再容忍人类为失去身上的枷锁而悲泣的时候已经到来了。”同上，第129页。 如果早在1795年这样的时候就已到来，那么到了1841年又该怎样说呢？[32] 为了在这里顺便提一下一个几乎已经声名狼藉的题目，即关于神的存在的证明，必须指出，黑格尔曾经把这一神学的证明完全弄颠倒了，也就是说，他推翻了这一证明，以便替它作辩护。假如有这样一些诉讼委托人，辩护律师除非亲自把他们杀死，否则便无法使他们免于被判刑，那么这究竟应当算什么样的诉讼委托人呢？譬如，黑格尔就对由世界的存在到神的存在的推论作了这样的解释：“因为偶然的东西不存在，所以神或绝对者存在。”[33]但是，神学的证明恰恰相反：“因为偶然的东西有真实的存在，所以神存在。”神是偶然世界的保证。不言而喻，这样一来，相反的命题也被设定了。 或者，对神的存在的证明不外是空洞的同义反复，例如，本体论的证明无非是：“我现实地(实在地)想象的东西，对于我来说就是现实的表象”，这东西作用于我，就这种意义上说，一切神，无论异教的还是基督教的神，都曾具有一种实在的存在。古代的摩洛赫不是曾经主宰一切吗？德尔斐的阿波罗不曾经是希腊人生活中的一种现实的力量吗？在这里康德的批判[34]也毫无意义。如果有人想象自己有一百个塔勒［注：德国旧银币，根据普鲁士当时的币制，1塔勒等于30银格罗申，1银格罗申等于12分尼。——编者注］，如果这个表象对他来说不是任意的、主观的，如果他相信这个表象，那么对他来说这一百个想象出来的塔勒就与一百个现实的塔勒具有同等价值。譬如，他就会根据他的想象去借债，这个想象就会起这样的作用，正像整个人类曾经欠他们的神的债一样。与此相反，康德所举的例子反而会加强本体论的证明。现实的塔勒与想象中的众神具有同样的存在。难道一个现实的塔勒除了存在于人们的表象中，哪怕是人们的普遍的或者无宁说是共同的表象中之外，还存在于别的什么地方吗？[35]要是你把纸币带到一个不知道纸的这种用途的国家里去，那每个人都会嘲笑你的主观表象。要是你把你所信仰的神带到信仰另一些神的国家去，人们就会向你证明，你是受到幻想和抽象概念的支配。这是公正的。如果有人把温德人［注：斯拉夫人的古称。——编者注］的某个神带给古代希腊人，那他就会发现这个神不存在的证明。因为对希腊人来说，它是不存在的。一个特定的国家对于外来的特定的神来说，就同理性的国家对于一般的神来说一样，是神停止其存在的地方。 或者，对神的存在的证明不外是对人的本质的自我意识存在的证明，对自我意识存在的逻辑说明。例如，本体论的证明。当我们思索存在的时候，什么存在是直接的呢？自我意识。 在这个意义上说，对神的存在的一切证明都是对神不存在的证明，都是对一切关于神的观念的驳斥。现实的证明必须倒过来说：“因为自然安排得不好，所以神才存在。”“因为非理性的世界存在，所以神才存在。”“因为思想不存在，所以神才存在。”但这岂不是说：谁觉得世界是非理性的，因而谁本身也是非理性的，对他来说神就存在。换句话说，非理性就是神的存在。 “如果你们假定一个客观的神的观念，你们怎么能够谈理性从自身中产生出来的规律呢？因为只有绝对自由的存在物才能有自律。”谢林，同上，第198页[第10封信]。 “把可以普遍传授的基本原则加以隐瞒，这是一种对人类的犯罪行为。”谢林，同上，第199页。 注释： [31]《自然体系，或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规律》是法国唯物主义者保·昂·霍尔巴赫的著作。作者为了不暴露自己。署了1760年去世的法国科学院秘书J.B.米拉波的名字。——98。 [32]马克思引用的谢林《关于独断主义和批判主义的哲学通信》和《论“自我”是哲学的原则》都是1795年出版的。后来谢林放弃了进步观点，转到宗教神秘主义立场，1841年被普鲁士当局延聘到柏林大学去消除黑格尔学派特别是青年黑格尔学派代表人物的影响。——100。 [33]马克思引用的是黑格尔在1829年夏季学期开设的宗教哲学讲座的第13讲。——100。 [34]指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曾批判了证明神存在的各种方法。——100。 [35]指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就关于判断成份的逻辑意义的推论(主语、谓语、系词“是”)所说的一段话：“一百个真正的塔勒里包含的东西丝毫也不比一百个可能有的塔勒里包含的东西多。确实，因为可能有的塔勒意味着概念，而真正的塔勒意味着物体及其假设本身，那么如果物体所包含的东西比概念多，我的概念就不会表示整个物体，因而也就不会和物体相等。可是，当我有一百个真正的塔勒时，我的财产就比我光有一个它们的概念(即可能有的塔勒)时多。确实，在实际情况中物体不仅分析地包含在我的概念中，而且也被综合地加到我的概念(它是我的财产的规定)中，而一点也没有以我的概念之外的这一存在去增加这些想象中的一百塔勒。”——101。
马恩全集第一卷——第二部分论德谟克利特的物理学和伊壁鸠鲁的物理学的具体差别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第二部分论德谟克利特的物理学和伊壁鸠鲁的物理学的具体差别 第一章原子脱离直线而偏斜 第二章原子的质 第三章不可分的本原和不可分的元素 第四章时间 第五章天象 第一章原子脱离直线而偏斜 伊壁鸠鲁认为原子在虚空中有三种运动。(1)一种运动是直线式的下落；另一种运动起因于原子偏离直线；第三种运动是由于许多原子的互相排斥而引起的。承认第一种和第三种运动是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共同的；可是，原子脱离直线而偏斜却把伊壁鸠鲁同德谟克利特区别开来了。(2) 对于这种偏斜运动，很多人都加以嘲笑。西塞罗一接触到这个论题，尤其有说不完的意见。例如，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伊壁鸠鲁断言，原子由于自己的重量而作直线式的下落；照他的意见，这是物体的自然运动。后来，他又忽然想到，如果一切原子都从上往下坠落，那么一个原子就始终不会和另一个原子相碰。于是他就求助于谎言。他说，原子有一点点偏斜，但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据说由此就产生了原子之间的复合、结合和凝聚，结果就形成了世界、世界的一切部分和世界所包含的一切东西。且不说这一切都是幼稚的虚构，伊壁鸠鲁甚至没有达到他所要达到的目的。”(3)在西塞罗《论神之本性》一书的第1卷中，我们看到他的另一种说法：“由于伊壁鸠鲁懂得，如果原子由于它们本身的重量而下落，那么我们对什么都无能为力，因为原子的运动是被规定了的、是必然的，于是，他臆造出了一个逃避必然性的办法，这种办法是德谟克利特所没有想到的。伊壁鸠鲁说，虽然原子由于它们的重量和重力从上往下坠落，但还是有一点点偏斜。作出这种论断比不能为自己所主张的东西进行辩护还不光彩。”(4) 皮埃尔·培尔也同样地判断说： “在他〈即伊壁鸠鲁〉之前，人们只承认原子有由重力和排斥所引起的运动。伊壁鸠鲁设想，原子甚至在虚空中便稍微有点偏离直线，他说，因此便有了自由……必须附带指出，这并不是使他臆造出这个偏斜运动的唯一动机；偏斜运动还被他用来解释原子的碰撞，因为他当然看到，如果假定一切原子都以同一速度从上而下作直线运动，那就永远无法解释原子碰撞的可能性，这样一来，世界就不可能产生，所以，原子必然偏离直线。”(5) 这些论断究竟确实到什么程度，我暂且放下不提。但是，任何人一眼就可以看出，现代的一位伊壁鸠鲁批评者绍巴赫却错误地理解了西塞罗，因为他说： “一切原子由于重力，即根据物理的原因，平行地往下落，但是由于互相排斥而获得了另一种运动，按西塞罗的说法(《论神之本性》第1卷第25页)，这就是由偶然原因，而且是向来就起作用的偶然原因产生的一种倾斜的运动。”(6) 第一，在前面引证的那一段话里，西塞罗并未把排斥看作是倾斜方向的根据，相反，却认为倾斜方向是排斥的根据。第二，他并没有说到偶然原因，相反，他指责伊壁鸠鲁没有提到任何原因；可见，同时把排斥和偶然原因都看作是倾斜方向的根据，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所以，他说的至多只是排斥的偶然原因，而不是倾斜方向的偶然原因。 此外，在西塞罗和培尔的论断中，有一个极其显著的特点必须立即指出。这就是，他们给伊壁鸠鲁加上一些彼此互相排斥的动机：似乎伊壁鸠鲁承认原子的偏斜，有时是为了说明排斥，有时是为了说明自由。但是，如果原子没有偏斜就不会互相碰撞，那么用偏斜来论证自由就是多余的，因为正如我们在卢克莱修那里所看到的那样(7)，只有在原子的互相碰撞是决定论的和强制的时候，才开始有自由这个对立面。如果原子没有偏斜就互相碰撞，那么用偏斜来论证排斥就是多余的。我认为这种矛盾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像西塞罗和培尔那样，把原子偏离直线的原因理解得太表面化和太无内在联系了。一般说来，在所有古代人中，卢克莱修是唯一理解了伊壁鸠鲁的物理学的人，在他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较为深刻的阐述。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偏斜本身。 正如点在线中被扬弃一样，每一个下落的物体也在它所划出的直线中被扬弃。这与它所特有的质完全没有关系。一个苹果落下时所划出的垂直线和一块铁落下时所划出的一样。因此，每一个物体，就它处在下落运动中来看，不外是一个运动着的点，并且是一个没有独立性的点，一个在某种定在中——即在它自己所划出的直线中——丧失了个别性的点。所以，亚里士多德对毕达哥拉斯派正确地指出：“你们说，线的运动构成面，点的运动构成线，那么单子的运动也会构成线了。”(8)因此，从这种看法出发得出的结论是，无论就单子或原子来说，因为它们处在不断的运动中(9)，所以，它们两者都不存在，而是消失在直线中；因为只要我们把原子仅仅看成是沿直线下落的东西，那么原子的坚实性就还根本没有出现。首先，如果把虚空想象为空间的虚空，那么，原子就是抽象空间的直接否定，因而也就是一个空间的点。那个与空间的外在性相对立、维持自己于自身之中的坚实性即强度，只有通过这样一种原则才能达到，这种原则是否定空间的整个范围的，而这种原则在现实自然界中就是时间。此外，如果连这一点也不赞同的话，那么，既然原子的运动构成一条直线，原子就纯粹是由空间来规定的了，它就会被赋予一个相对的定在，而它的存在就是纯粹物质性的存在。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原子概念中所包含的一个环节便是纯粹的形式，即对一切相对性的否定，对与另一定在的任何关系的否定。同时我们曾指出，伊壁鸠鲁把两个环节客观化了，它们虽然是互相矛盾的，但是两者都包含在原子概念中。 在这种情况下，伊壁鸠鲁如何能实现原子的纯粹形式规定，即如何能实现把每一个被另一个定在所规定的定在都加以否定的纯粹个别性概念呢? 由于伊壁鸠鲁是在直接存在的范围内进行活动，所以一切规定都是直接的。因此，对立的规定就被当作直接现实性而互相对立起来。 但是，同原子相对立的相对的存在，即原子应该给予否定的定在，就是直线。这一运动的直接否定是另一种运动，因此，即使从空间的角度来看，也是脱离直线的偏斜。 原子是纯粹独立的物体，或者不如说是被设想为像天体那样的有绝对独立性的物体。所以，它们也像天体一样，不是按直线而是按斜线运动。下落运动是非独立性的运动。 因此，伊壁鸠鲁以原子的直线运动表述了原子的物质性，又以脱离直线的偏斜实现了原子的形式规定，而这些对立的规定又被看成是直接对立的运动。 所以，卢克莱修正确地断言，偏斜打破了“命运的束缚”(10)，并且正如他立即把这个思想运用于意识那样(11)，关于原子也可以这样说，偏斜正是它胸中能进行斗争和对抗的某种东西。 但是，西塞罗指责伊壁鸠鲁说：“他甚至没有达到他编造这一理论所要达到的目的；因为如果一切原子都作偏斜运动，那么原子就永远不会结合；或者一些原子作偏斜运动，而另一些原子则作直线运动。这就等于我们必须事先给原子指出一定的位置，即哪些原子作直线运动，哪些原子作偏斜运动。”(12) 这种指责是有道理的，因为原子概念中所包含的两个环节被看成是直接不同的运动，因而也就必须属于不同的个体，——这是不合逻辑的说法，但它也合乎逻辑，因为原子的范围是直接性。 伊壁鸠鲁很清楚地感觉到这里面所包含的矛盾。因此，他竭力把偏斜尽可能地说成是非感性的。偏斜是“既不在确定的地点，也不在确定的时间”(13)发生的，它发生在小得不能再小的空间里。(14) 其次，西塞罗(15)，据普卢塔克说，还有几个古代人(16)，责难伊壁鸠鲁，说按照他的学说，发生原子的偏斜是没有原因的；西塞罗并且说，对于一个物理学家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不光彩的事情了。(17)但是，首先，西塞罗所要求的物理的原因会把原子的偏斜拖回到决定论的范围里去，而偏斜正是应该超出这种决定论的。其次，在原子中未出现偏斜的规定之前，原子根本还没有完成。追问这种规定的原因，也就是追问使原子成为本原的原因，——这一问题，对于那认为原子是一切事物的原因，而它本身没有原因的人来说，显然是毫无意义的。 最后，如果说培尔(18)依据奥古斯丁(19)的权威(不过这个权威同亚里士多德和其他古代人相比，是无足轻重的，据奥古斯丁说，德谟克利特曾赋予原子以一个精神的原则)责备伊壁鸠鲁，说他想出了一个偏斜来代替这个精神的原则，那么可以反驳他说：原子的灵魂只是一句空话，而偏斜却表述了原子的真实的灵魂即抽象个别性的概念。 我们在考察原子脱离直线而偏斜的结论之前，还必须着重指出一个极其重要、至今完全被忽视的环节。 这就是，原子脱离直线而偏斜不是特殊的、偶然出现在伊壁鸠鲁物理学中的规定。相反，偏斜所表现的规律贯穿于整个伊壁鸠鲁哲学，因此，不言而喻，这一规律出现时的规定性，取决于它被应用的范围。 抽象的个别性只有从那个与它相对立的定在中抽象出来，才能实现它的概念——它的形式规定、纯粹的自为存在、不依赖于直接定在的独立性、一切相对性的扬弃。须知为了真正克服这种定在，抽象的个别性就应该把它观念化，而这只有普遍性才有可能做到。 因此，正像原子由于脱离直线，偏离直线，从而从自己的相对存在中，即从直线中解放出来那样，整个伊壁鸠鲁哲学在抽象的个别性概念，即独立性和对同他物的一切关系的否定，应该在它的存在中予以表述的地方，到处都脱离了限制性的定在。 因此，行为的目的就是脱离、离开痛苦和困惑，即获得心灵的宁静。(20)所以，善就是逃避恶(21)，而快乐就是脱离痛苦(22)。最后，在抽象的个别性以其最高的自由和独立性，以其总体性表现出来的地方，那里被摆脱了的定在，就合乎逻辑地是全部的定在，因此众神也避开世界，对世界漠不关心，并且居住在世界之外。(23) 人们曾经嘲笑伊壁鸠鲁的这些神，说它们和人相似，居住在现实世界的空隙中，它们没有躯体，但有近似躯体的东西，没有血，但有近似血的东西(24)[18]；它们处于幸福的宁静之中，不听任何祈求，不关心我们，不关心世界，人们崇敬它们是由于它们的美丽，它们的威严和完美的本性，并非为了谋取利益。 不过，这些神并不是伊壁鸠鲁的虚构。它们曾经存在过。这是希腊艺术塑造的众神。西塞罗，作为一个罗马人，有理由嘲笑它们(25)，但是，当普卢塔克说：这种关于神的学说能消除恐惧和迷信，但是并不给人以愉快和神的恩惠，而是使我们和神处于这样一种关系中，就像我们和希尔卡尼亚海的鱼[19]所处的关系一样，从这种鱼那里我们既不期望受到损害，也不期望得到好处(26)，——当他说这番话时，作为一个希腊人，他已完全忘记了希腊人的观点。理论上的宁静正是希腊众神性格上的主要因素。亚里士多德也说：“最好的东西不需要行动，因为它本身就是目的。”(27)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从原子的偏斜中直接产生出来的结论。这种结论表明，原子否定一切这样的运动和关系，在这些运动和关系中原子作为一个特殊的定在为另一定在所规定。这个意思可以这样来表达：原子脱离并且远离了与它相对立的定在。但是，这种偏斜中所包含的东西——即原子对同他物的一切关系的否定——必须予以实现，必须以肯定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一点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即与原子发生关系的定在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是它本身，因而也同样是一个原子，并且由于原子本身是直接地被规定的，所以就是众多的原子。于是，众多原子的排斥，就是卢克莱修称之为偏斜的那个“原子规律”[20]的必然实现。但是，由于这里每一个规定都被设定为特殊的定在，所以，除了前面两种运动以外，又增加了作为第三种运动的排斥。卢克莱修说得对，如果原子不是经常发生偏斜，就不会有原子的冲击，原子的碰撞，因而世界永远也不会创造出来。(28)因为原子本身就是它们的唯一客体，它们只能自己和自己发生关系；或者如果从空间的角度来表述，它们只能自己和自己相撞，因为当它们和他物发生关系时，它们在这种关系中的每一个相对存在都被否定了；而这种相对的存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就是它们的原始运动，即沿直线下落的运动。所以，它们只是由于偏离直线才相撞。这与单纯的物质分裂毫不相干。(29) 而事实上，直接存在的个别性，只有当它同他物发生关系，而这个他物就是它本身时，才按照它的概念得到实现，即使这个他物是以直接存在的形式同它相对立的。所以一个人，只有当他与之发生关系的他物不是一个不同于他的存在，相反，这个他物本身即使还不是精神，也是一个个别的人时，这个人才不再是自然的产物。但是，要使作为人的人成为他自己的唯一现实的客体，他就必须在他自身中打破他的相对的定在，即欲望的力量和纯粹自然的力量。排斥是自我意识的最初形式；因此，它是同那种把自己看作是直接存在的东西、抽象个别的东西的自我意识相适应的。 所以，在排斥中，原子概念实现了，按这个概念来看，原子是抽象的形式，但是其对立面同样也实现了，按其对立面来看，原子就是抽象的物质；因为那原子与之发生关系的东西虽然是原子，但是一些别的原子。但是，如果我同我自己发生关系，就像同直接的他物发生关系一样，那么我的这种关系就是物质的关系。这是可能设想的最极端的外在性。因此，在原予的排斥中，表现在直线下落中的原子的物质性和表现在偏斜中的原子的形式规定，都综合地结合起来了。 同伊壁鸠鲁相反，德谟克利特把那对于伊壁鸠鲁来说是原子概念的实现的东西，变成一种强制的运动，一种盲目必然性的行为。在上面我们已经看到，他把由原子的互相排斥和碰撞所产生的旋涡看作是必然性的实体。可见，他在排斥中只注意到物质方面，即分裂、变化，而没有注意到观念方面，按观念方面来说，在排斥中一切同他物的关系都被否定了，而运动被设定为自我规定。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下面的事实看得很清楚：他通过虚空的空间完全感性地把同一个物体想象成分裂为许多物体的东西，就像金子被碎成许多小块一样。(30)这样一来，他几乎没有把一理解为原子概念。 亚里士多德正确地反驳他说：“因此，应该对断言原初物体永远在虚空中和无限中运动的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说，这是哪一种运动，什么样的运动适合这些物体的本性。因为如果每一个元素都是被另一个元素强行推动的，那么，每一个元素除了强制的运动之外必然还有一种自然的运动；而这种最初的运动应该不是强制的运动，而是自然的运动。否则就会发生无止境的递进。”(31) 因此，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说就改变了原子王国的整个内部结构，因为通过偏斜，形式规定显现出来了，原子概念中所包含的矛盾也实现了。所以，伊壁鸠鲁最先理解了排斥的本质，虽然是在感性形式中，而德谟克利特则只认识到它的物质存在。 因此，我们还发现伊壁鸠鲁应用了排斥的一些更具体的形式。在政治领域里，那就是契约(32)，在社会领域里，那就是友谊(33)，友谊被称赞为最崇高的东西。［注：这一段是马克思亲笔加进去的。——编者注］ 第二章原子的质 说原子具有特性，那是同原子概念相矛盾的；因为正如伊壁鸠鲁所说，任何特性都是变化的，而原子却是不变的。(1)尽管如此，认为原子具有特性，仍然是必然的结论。因为被感性空间分离开来的互相排斥的众多原子彼此之间，它们与自己的纯本质必定是直接不同的，就是说，它们必定具有质。 因此，在下面的叙述中，我完全不考虑施奈德和纽伦贝格尔的说法：“伊壁鸠鲁不认为原子具有质，第欧根尼·拉尔修书中给希罗多德的信第44节和第54节是以后加进去的。”如果事情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怎样才能驳倒卢克莱修、普卢塔克以及所有谈到伊壁鸠鲁的著作家的证据呢?而且，第欧根尼·拉尔修提到原子的质的地方，并不只是两节，而是有十节之多，即第42、43、44、54、55、56、57、58、59和61节。这些批评家所提出的理由，说“他们不知道如何把原子的质和它的概念结合起来”，是很肤浅的。[21]斯宾诺莎说，无知不是论据［注：参看斯宾诺莎《伦理学》第1部分第36命题附录。——编者注］。如果每个人都把古代人著作中他所不理解的地方删去，我们很快就会得到一张白板！ 由于有了质，原子就获得同它的概念相矛盾的存在，就被设定为外化了的、与它自己的本质不同的定在。这个矛盾正是伊壁鸠鲁的主要兴趣所在。因此，在他设定原子有某种特性并由此得出原子的物质本性的结论时，他同时也设定了一些对立的规定，这些规定又在这种特性本身的范围内把它否定了，并且反过来又肯定了原子概念。因此，他把所有特性都规定成相互矛盾的。相反，德谟克利特无论在哪里都没有从原子本身来考察特性，也没有把包含在这些特性中的概念和存在之间的矛盾客观化。实际上，德谟克利特的整个兴趣在于，从质同应该由质构成的具体本性的关系来说明质。在他看来，质仅仅是用来说明表现出来的多样性的假设。因此，原子概念同质没有丝毫关系。 为了证明我们的论断，首先必须弄明白在这里显得相互矛盾的材料来源。 《论哲学家的见解》一书中说：“伊壁鸠鲁断言，原子具有三种特性：体积、形状、重力。德谟克利特只承认有两种：体积和形状；伊壁鸠鲁加上了第三种，即重力。”(2)在欧塞比乌斯的《福音之准备》里，这段话逐字逐句重复了一遍。(3) 这一段话为西姆普利齐乌斯(4)和斐洛波努斯(5)的证据所证实，据他们说，德谟克利特只认为原子有体积和形状的差别。亚里士多德的看法正相反，在他的《论产生和消灭》一书第1卷里，他认为德谟克利特的原子具有不同的重量。(6)在另一个地方(《天论》第1卷里)，亚里士多德又使德谟克利特是否认为原子具有重力这一问题成为悬案，因为他说：“如果一切物体都有重力，那么就没有一个物体会是绝对轻的；但是，如果一切物体都是轻的，那么就没有一个物体会是重的。”(7)李特尔在他的《古代哲学史》里，以亚里士多德的权威为依据，否定了普卢塔克、欧塞比乌斯、斯托贝的论述(8)；他对西姆普利齐乌斯和斐洛波努斯的证据未予考虑。 我们来看一看，这几个地方是不是真有那么严重的矛盾。在上面的引文里，亚里士多德并没有专门谈到原子的质。相反，在《形而上学》第7卷里说道：“德谟克利特认为原子有三种差别。因为作为基础的物体按质料来说是同样的东西，但是物体或者因外形不同而有形状的差别，或者因转向不同而有位置的差别，或者因相互接触不同而有次序的差别。”(9)从这一段话里，至少可以立刻得出一个结论。［注：接着马克思删掉了下面这句话：“德谟克利特没有提出原子的质同它的概念之间的矛盾。”——编者注］重力没有作为德谟克利特的原子的一个特性被提到。那分裂了的、彼此在虚空中分散开的物质微粒必定具有特殊的形式，而这些特殊的形式是根据对空间的考察完全外在地得到的。这一结论从亚里士多德的下面一段话中看得更明白：“留基伯和他的同事德谟克利特说，充实和虚空都是元素……这二者作为物质，就是一切存在物的根据。有些人认为，有一个唯一的基本实体，其他事物是从这种实体的变化中产生的，同时还把稀薄和稠密看作是一切质的原则，同这些人一样，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也同样教导说，原子的差别是其他事物的原因，因为作为基础的存在只是由于外形、相互接触和转向不同而有所差别……例如，A在形状上与N有差别，AN在次序上与NA有差别，Z在位置上与N有差别。”(10) 从这段话可以清楚地看出，德谟克利特只是从现象世界的差别的形成这个角度，而不是从原子本身来考察原子的特性的。此外还可以看出，德谟克利特并没有把重力作为原子的一种本质特性提出来。在他看来，重力是不言而喻的东西，因为一切物体都是有重量的。同样，在他看来，甚至体积也不是基本的质。它是原子在具有外形时即已具备了的一个偶然的规定。只有外形的差别使德谟克利特感兴趣，因为除了外形的差别以外，形状、位置、次序之中再也不包含任何东西了。由于体积、形状、重力在伊壁鸠鲁那里是被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它们是原子本身所具有的差别；而形状、位置、次序是原子对于某种他物所具有的差别。这样一来，我们在德谟克利特那里只看见一些用来解释现象世界的纯粹假设的规定，而伊壁鸠鲁则向我们说明了从原则本身得出来的结论。因此，我们要逐个地分别考察他对原子特性的规定。 第一，原子有体积。(11)另一方面，体积也被否定了。也就是说，原子并不具有随便任何体积(12)，而是认为原子之间只有一些体积上的变化。(13)应该说只否定原子的大，而承认原子的小(14)，但并不是最小限度，因为最小限度是一个纯粹的空间规定，而是表现矛盾的无限小。(15)因此，罗西尼在他为伊壁鸠鲁《残篇》所作的注释里把一段话译错了，完全忽视了另外的一面，他说： “但是，伊壁鸠鲁认定那些小得难以置信的原子是如此细微，根据拉尔修第10卷第44节提供的证据，伊壁鸠鲁说过，原子没有体积。”(16) 我现在不愿意去考虑欧塞比乌斯的说法，照他说，伊壁鸠鲁最先认为原子是无限小的(17)，而德谟克利特却承认有最大的原子，——按斯托贝的说法，甚至像世界那么大。(18) 一方面，这种说法同亚里士多德的证据相矛盾(19)，另一方面，欧塞比乌斯，或者不如说他所引证的亚历山大里亚的主教迪奥尼修斯，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在同一本书里宣称，德谟克利特承认不可分割的、用理性可以直观的物体是自然界的本原。(20)有一点是清楚的：德谟克利特并没有意识到这种矛盾，它没有引起他的注意，而这个矛盾却是伊壁鸠鲁的主要兴趣所在。 伊壁鸠鲁的原子的第二种特性是形状。(21)不过，这一规定也同原子概念相矛盾，并且必须设定它的对立面。抽象的个别性就是抽象的自身等同，因而是没有形状的。因此，原子形状的差别固然是无法确定的(22)，但是它们也不是绝对无限的(23)。相反，使原子互相区别开来的形状的数量是确定的和有限的(24)。由此自然而然就会得出结论说，不同的形状没有原子那么多(25)，然而，德谟克利特却认为形状有无限多(26)。如果每个原子都有一个特殊的形状，那么，就必定会有无限大的原子(27)，因为原子会有无限的差别，不同于其他一切原子的差别，像莱布尼茨的单子一样。因此，莱布尼茨关于天地间没有两个相同的东西的说法，就被颠倒过来了；天地间有无限多个具有同一形状的原子(28)，这样一来，形状的规定显然又被否定了，因为一个形状如果不再与他物相区别，就不是形状了。［注：接着马克思删掉了下面这段话：“因此，伊壁鸠鲁在这里也把矛盾客观化，而德谟克利特只坚持物质的方面，再也不让人在其他规定中看到从原则得出的结论。”——编者注］ 最后，极其重要的是，伊壁鸠鲁提出重力作为第三种质(29)，因为在重心里物质具有构成原子主要规定之一的观念上的个别性。所以，原子一旦被转移到表象的领域内，它们必定具有重力。 但是，重力也直接同原子概念相矛盾，因为重力是作为处于物质自身之外的观念上的点的物质个别性。然而，原子本身就是这种个别性，它像重心一样，被想象为个别的存在。因此在伊壁鸠鲁看来，重力只是作为不同的重量而存在，而原子本身是实体性的重心，就像天体那样。如果把这一点应用到具体东西上面，那自然而然就会得出老布鲁克尔认为是非常惊人的(30)、卢克莱修要我们相信的结论(31)：地球没有一切事物所趋向的中心，也不存在住在相对的两个半球上的对蹠者。其次，既然只有和他物有区别的、因而外化了的并且具有特性的原子才有重力，那么不言而喻，如果不把原子设想为互相不同的众多原子，而只就其对虚空的关系来设想原子，重量的规定就消失了，因此，不管原子在质量和形状上如何不同，它们都以同样的速度在虚空的空间中运动。(32)因此，伊壁鸠鲁也只在排斥和因排斥而产生的组合方面应用重力，这就使得他有理由［注：接着马克思删掉了“把重力看作排斥的原因并”。——编者注］断言，只是原子的聚集，而不是原子本身才有重力。(33) 伽桑狄就称赞伊壁鸠鲁，说他仅仅由于受理性的引导，就预见到了经验，按照经验，一切物体尽管重量和质量大不相同，当它们从上往下坠落的时候，速度却是一样的。(34)［注：接着马克思删掉了下面这句话：“对这一称赞，我们加上了根据伊壁鸠鲁的原则作出的说明。”——编者注］ 所以，对原子的特性的考察得出的结果同对偏斜的考察得出的结果是一样的，即伊壁鸠鲁把原子概念中本质和存在的矛盾客观化了，因而提供了原子论科学，而在德谟克利特那里，原则本身却没有得到实现，只是坚持了物质的方面，并提出了一些经验所需要的假设。 第三章不可分的本原和不可分的元素［注：这个标题马克思是用希腊文写的。——编者注］ 绍巴赫在上面已提到过的他关于伊壁鸠鲁的天文学概念的论文中说： “伊壁鸠鲁和亚里士多德一起把本原(不可分的本原，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第41节)和元素(不可分的元素，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第86节)加以区别，前者是通过理智可以认识的原子，它们不占有任何空间。(1)它们被称为原子，并非因为它们是最小的物体，而是因为它们在空间里不能被分割，按照这种看法应该认为，伊壁鸠鲁没有赋予原子以任何与空间有关的特性。(2)但是，他在给希罗多德的信中(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第44、54节)，不仅赋予原子以重力，而且还赋予它以体积和形状……因此，我把这些原子算作第二类，它们是从前一种原子中产生的，但又被看作物体的基本粒子。”(3) 让我们更仔细地研究一下绍巴赫从第欧根尼·拉尔修的书[第10卷第86节]中引证的一段话。这段话说：“例如，认为宇宙是物体和不可触摸的本质，或者认为存在着不可分的元素，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观点。”这里伊壁鸠鲁是在教导皮托克勒斯，他写信给他说，天象学说不同于其他一切物理学说，例如，认为一切都是物体和虚空，认为存在着不可分的基质的学说。很显然，这里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所谈到的是第二类的原子。［注：接着马克思删掉了下面这句话：“如果从‘这一切都没有本原，因为原子就是原因’(4)这句话，人们得出结论说，伊壁鸠鲁认为有第三类原子——‘作为原因的原子’，那么，这种结论既可以说是正确的，也可以说是错误的。”——编者注］也许“宇宙是物体和不可触摸的本质”和“存在着不可分的元素”这两个说法的不同，造成了“物体”和“不可分的元素”之间的差别，在这种情况下，“物体”也许就意味着与“不可分的元素”相对立的第一种原子。但这是完全不可设想的。“物体”是指与虚空相对立的有形体的东西，所以虚空又叫作“无形体的东西”。(5)因此，在“物体”这一概念里既包括原子又包括复合的物体。例如，在给希罗多德的信中说道：“宇宙是物体……如果没有我们称之为虚空、空间和不可触摸的本质的东西的话……在物体中，有一些是复合体，另外一些则是构成这些复合体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是不可分的和不可改变的……因此，本原必然是不可分的有形体的实体。”(6)可见，在上述这段话中，伊壁鸠鲁谈的首先是与虚空不同的一般有形体的东西，其次是特殊有形体的东西，即原子。［注：接着马克思删掉了下面这句话：“在这里不可分的元素除了作为不可分的物体之外别无任何意义，最后一段引文中在谈到这些不可分的物体时说，它们就是本原。”——编者注］ 绍巴赫引证亚里士多德的话也不能证明任何东西。斯多亚派所特别强调的“本原”和“元素”之间的差别(7)，诚然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也可以找到(8)，但是，亚里士多德也承认两种说法是等同的。(9)他甚至明确地说，“元素”主要是指原子。(10)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也同样称充实和虚空为“元素”。(11) 在卢克莱修那里，在第欧根尼·拉尔修书中所载伊壁鸠鲁的书信里，在普卢塔克的《科洛特》里(12)，在塞克斯都·恩披里柯那里(13)，都认为原子本身具有特性，因而这些特性也就被规定为自己扬弃自己。 但是，如果说只有靠理性才能感知的物体具有空间的质，可以被当作二律背反的话，那么说空间的质本身只有靠理智才能被感知，就将是一个更大得多的二律背反。(14) 最后，绍巴赫引用斯托贝的下面一段话来进一步论证他的见解：“伊壁鸠鲁说，……原初的东西(即物体)是简单的；而由它们所组成的复合体全都具有重力。”对斯托贝的这段话，其实还可以加上另外几段话，其中“不可分的元素”是作为一种特殊的原子而被提到：(普卢塔克)《论哲学家的见解》第1卷第246和249页和斯托贝《自然的牧歌》第1卷第5页。(15)此外，在这几段话里根本没有肯定地说，原始的原子没有体积、形状和重力。相反，只是提到重力是区别“不可分的本原”与“不可分的元素”的标志。但是，我们在前一章已经说过，重力只是在原子的排斥和由排斥而产生的聚集方面才得到应用。 臆想出“不可分的元素”也并没有得到什么结果。要从“不可分的本原”过渡到“不可分的元素”，就同想直接赋予它们以特性一样，是困难的。但是，我并不绝对否认这种区别。我只是否认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固定不变的原子罢了。确切地说，它们是同一种原子的不同规定。 在说明这个差别以前，我还要提醒大家注意伊壁鸠鲁的一种手法，即他喜欢把一个概念的不同的规定看作不同的独立的存在。正如原子是他的原则一样，他的认识方式本身也是原子论的。在他那里，发展的每一环节立即就悄悄地转变成固定的、仿佛被虚空的空间从与整体的联系中分离开来的现实。每个规定都采取了孤立的个别性的形式。 这种手法从下面一个例子来看就清楚了。 无限，或者像西塞罗译作的infinitio，有时被伊壁鸠鲁用来当作一种特殊的自然。而正是在“元素”被规定为固定的、作为基础的实体的地方，我们也发现，“无限”也变成一种独立存在的东西了。(16) 但是，无限，按照伊壁鸠鲁自己的规定，既不是一种特殊的实体，也不是存在于原子和虚空之外的某种东西，相反，无限是虚空的偶然的规定。因此，我们发现“无限”有三种意义。 首先，在伊壁鸠鲁看来，“无限”表示原子和虚空共同具有的一种质。在这个意义上它表示宇宙的无限性，宇宙之所以无限，是由于原子无限多，由于虚空无限大。(17) 其次，无限性是指原子的众多，所以，与虚空相对立的不是一个原子，而是无限多的原子。(18) 最后，如果我们可以从德谟克利特的学说来推断伊壁鸠鲁的话，则“无限”又恰恰意味着它的对立面，即与在自身中被规定的和为它自己所限定的原子相对立的无边无际的虚空。(19) 在所有这些意义——而它们是原子论中唯一的甚至是唯一可能有的意义——中，无限只不过是原子和虚空的一个规定。然而它却被独立化为一个特殊的存在，甚至被作为特殊的自然而与那些原则并列，它表现着那些原则的规定性。［注：接着马克思删掉了一句话：“这个例子是有说服力的。”——编者注］ 因此，也许是伊壁鸠鲁自己把原子变成“元素”这样一个规定确定为一种独立的、原始的原子，但是，根据历史上较可靠的材料来推断，情况并不是这样；或者也许，在我们看来更有可能的是，伊壁鸠鲁的学生梅特罗多罗斯[22]最先把不同的规定变成了不同的存在(20)，无论在上述哪一种情况下，我们都必须把个别环节的独立化归因于原子论意识的主观方法。由于人们赋予不同的规定以不同存在的形式，因而人们没有理解它们的差别。 在德谟克利特看来，原子仅仅具有一种“元素”，一种物质基质的意义。把作为“本原”即原则的原子同作为“元素”即基础的原子区别开来，这是伊壁鸠鲁的贡献。这种区别的重要性在下面就可以看清楚。 原子概念中所包含的存在与本质、物质与形式之间的矛盾，表现在单个的原子本身内，因为单个的原子具有了质。由于有了质，原子就同它的概念相背离，但同时又在它自己的结构中获得完成。于是，从具有质的原子的排斥及其与排斥相联系的聚集中，就产生出现象世界。 在这种从本质世界到现象世界的过渡里，原子概念中的矛盾显然达到自己的最尖锐的实现。因为原子按照它的概念是自然界的绝对的、本质的形式。这个绝对的形式现在降低为现象世界的绝对的物质、无定形的基质了。 原子诚然是自然界的实体(21)，一切都由这种实体产生，一切也分解为这种实体(22)，但是，现象世界的经常不断的毁灭并不会有任何结果。新的现象又在形成，但是作为一种固定的东西的原子本身却始终是基础。(23)所以，如果按照原子的纯粹概念来设想原子，它的存在就是虚空的空间，被毁灭了的自然；一旦原子转入了现实界，它就下降为物质的基础，这个物质基础，作为充满多种多样关系的世界的承担者，永远只是以对世界毫不相干的和外在的形式存在。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因为原子既被假定为抽象个别的和完成的东西，就不能表现为那种多样性所具有的起观念化作用和统摄作用的力量。 抽象的个别性是脱离定在的自由，而不是在定在中的自由。它不能在定在之光中发亮。定在是使得它失掉自己的性质而成为物质的东西的一个元素。因此，原子不会在现象领域显现出来(24)，或者在进入现象领域时会下降为物质的基础。原子作为原子只存在于虚空之中。所以，自然界的死亡就成为自然界的不死的实体，卢克莱修也就有理由高呼： “会死的生命被不死的死亡夺去了。”［注：卢克莱修《物性论》第3卷第869行。——编者注］ 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在哲学上的区别在于，伊壁鸠鲁在矛盾极端尖锐的情况下把握矛盾并使之对象化，因而把成为现象基础的、作为“元素”的原子同存在于虚空中的作为“本原”的原子区别开来；而德谟克利特则仅仅将其中的一个环节对象化。也正是这个差别，在本质世界中，在原子和虚空的领域中使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分手了。但是，因为只有具有质的原子才是完成的原子，因为现象世界只能从完成的并且同自己的概念相背离的原子中产生，所以，伊壁鸠鲁对这一点作了如下的表述：只有那具有质的原子才成为“元素”，或者说，只有“不可分的元素”才具有质。 第四章时间 既然在原子里，物质作为纯粹的与自身的关系没有任何变易性和相对性，那么由此可以直接得出结论，时间必须从原子概念中，从本质世界中排除掉。因为只有从物质中抽掉时间这个因素，物质才是永恒的和独立的。在这一点上，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也是一致的。但是在规定脱离了原子世界的时间的方式方法上，在把时间归入什么地方的问题上，他们又不同了。 在德谟克利特看来，时间对于体系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必要性。他解释时间，是为了取消时间。他把时间规定为永恒的东西，是为了像亚里士多德(1)和西姆普利齐乌斯(2)所说的，把产生和消灭，即时间性的东西，从原子中排除掉。据他说，时间本身就是一个证据，证明并非一切事物都必定有起源，有开始这一环节的。 必须承认，这里面有一个较为深刻的思想。那具有想象力的、不能理解实体的独立性的理智，提出了实体在时间中生成的问题。不过，它没有看到，当它把实体当成时间性的东西时，它同时也就把时间变成实体性的东西了，从而也就取消了时间概念，因为成为绝对时间的时间就不再是时间性的东西了。 但是另一方面，这种解决办法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从本质世界中排除掉的时间，被移置到进行哲学思考的主体的自我意识中，而与世界本身毫不相干了。 伊壁鸠鲁却不是这样。在他看来，从本质世界中排除掉的时间，就成为现象的绝对形式。也就是说，时间被规定为偶性的偶性。偶性是一般实体的变化。偶性的偶性是作为自身反映的变化，是作为变换的变换。现象世界的这种纯粹形式就是时间。(3) 组合仅仅是具体自然界的被动形式，时间则是它的主动形式。如果我按照组合的定在来考察组合，那么原子就存在于这种组合的背后，存在于虚空中、想象中，而如果我按照原子概念来考察原子，那么这种组合或者完全不存在，或者仅仅存在于主观表象之中；因为它是这样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独立的、自我封闭的、彼此似乎毫不相干的原子之间也同样不发生任何关系。相反，时间，即有限事物的变换，当它被设定为变换时，同样是现实的形式，这种现实的形式把现象同本质分离开来，把现象设定为现象，并且使现象作为现象返回到本质中。组合表示的只是原子的物质性以及由原子产生的自然界的物质性。相反，时间在现象世界中的地位，正如原子概念在本质世界中的地位一样，也就是说，时间是把一切确定的定在加以抽象、消灭并使之返回到自为存在之中。 从这些考察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伊壁鸠鲁把物质和形式之间的矛盾看成是现象自然界的性质，于是这个自然界就成了本质自然界即原子的映象。其所以如此，是由于把时间与空间、现象的主动形式与现象的被动形式对立起来了；第二，只有在伊壁鸠鲁那里，现象才被理解为现象，即被理解为本质的异化，这种异化本身是在它的现实性中作为这种异化表现出来的。相反，在把组合看成是现象自然界的唯一形式的德谟克利特那里，现象并没有自在地表明它是现象，是一种与本质有区别的东西。因此，如果按照现象的存在来考察现象，那么本质和现象就完全混淆起来了；如果按照现象的概念来考察现象，则本质和现象就完全分开了，因而现象便降低为主观的假象。组合对于现象的本质基础采取漠不关心的和物质的态度。相反，时间却是永恒地吞噬着现象、并给它打上依赖性和非本质性烙印的本质之火；最后，因为在伊壁鸠鲁看来，时间是作为变换的变换，是现象的自身反映，所以，现象自然界就可以正当地被当作客观的，感性知觉就可以正当地被当作具体自然的实在标准，虽然原子这个自然的基础只有靠理性才能观察到。 正因为时间是感性知觉的抽象形式，所以按照伊壁鸠鲁的意识的原子论方式，就产生了把时间规定为自然中的一个特殊存在着的自然的必然性。感性世界的变易性作为变易性，感性世界的变换作为变换，这种形成时间概念的现象的自身反映，都在被意识到的感性里有其单独的存在。因此，人的感性就是形体化的时间，就是感性世界的存在着的自身反映。 这可以从伊壁鸠鲁对时间概念的规定里直接得出来，也可以十分确定地用个别例证予以证明。在伊壁鸠鲁给希罗多德的信里(4)，时间是这样被规定的：当被感官所感知的物体的偶性被设想为偶性时，就产生了时间。因此，自身反映的感性知觉在这里就是时间的源泉和时间本身。所以，既不能用类比的方法规定时间，也不能用别的事物来表述时间，而是应该把握住直接的明显性本身；因为自身反映的感性知觉就是时间本身，所以不可能超出时间的界限。 另一方面，在卢克莱修、塞克斯都·恩披里柯和斯托贝那里(5)，偶性的偶性，自身反映的变化被规定为时间。因此，偶性在感性知觉中的反映以及偶性的自身反映被设定为同一个东西。 由于时间和感性之间的这种联系，在德谟克利特那里也可以找到的影象，也就获得更加合乎逻辑的地位。 影象是自然物体的形式，这些形式好像一层外壳，从自然物体上脱落下来，并把自然物体移到现象中来。(6)事物的这些形式不断地从它们中流出，侵入感官，从而使客体得以显现出来。因此，是自然在听的过程中听到它自己，在嗅的过程中嗅到它自己，在看的过程中看见它自己。(7)所以，人的感性是一个媒介，通过这个媒介，犹如通过一个焦点，自然的种种过程得到反映，燃烧起来形成现象之光。 在德谟克利特那里，这是首尾不一贯的地方，因为现象只是主观的东西，而在伊壁鸠鲁那里却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因为在伊壁鸠鲁那里感性是现象世界的自身反映，是它的形体化的时间。 最后，感性和时间的联系表现在：事物的时间性和事物对感官的显现，被设定为事物本身的同一个东西。因为正是由于物体显现在感官面前，它们便消失了。(8)由于影象不断从物体中分离出来并流入感官，由于影象在自身之外，而不是在自身之内有自己的感性作为另一种自然，因此，它们不能从这种分裂状态中回复过来，所以它们便解体并消失了。 因此，正如原子不外是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的自然形式一样，感性的自然也只是对象化了的、经验的、个别的自我意识，而这就是感性的自我意识。所以，感官是具体自然中的唯一标准，正如抽象的理性是原子世界中的唯一标准一样。 第五章天象 德谟克利特的天文学见解，从他那个时代来看，可能是有洞察力的，不过这些见解并不具有哲学的意义。它们既没有超出经验反思的范围，也没有同原子学说发生较为确定的内在联系。 相反，伊壁鸠鲁关于天体和与天体相联系的过程的理论，或者说关于天象的理论(他用天象这一名称来总括天体和与天体相联系的过程)，不仅与德谟克利特的意见相对立，而且与希腊哲学的意见相对立。对于天体的崇敬，是所有希腊哲学家遵从的一种崇拜。天体系统是现实理性的最初的、朴素的和为自然所规定的存在。希腊人的自我意识在精神领域内也占有同样的地位。它是精神的太阳系。因此，希腊哲学家在天体中崇拜的是他们自己的精神。 阿那克萨哥拉是第一个从物理学上解释天空的人，这样，他就在和苏格拉底不同的意义上使天接近了地。就是这个阿那克萨哥拉，当有人问他为何而生时，他回答说：“为了观察太阳、月亮和天空。”(1)而色诺芬尼则望着天空说：一就是神(2)。毕达哥拉斯派、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对天体所抱的宗教态度更是人所共知的。 确实，伊壁鸠鲁反对整个希腊民族的观点。 亚里士多德说，有时看起来是概念证实现象，而现象又证实概念。譬如，人人都有一个关于神的观念并把最高的处所划给神性的东西；无论异邦人还是希腊人，总之，凡是相信神的存在的人，莫不如此，他们显然把不死的东西和不死的东西联系起来了；因为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如果有神性的东西存在——就像它确实存在那样，那么我们关于天体的实体的论断也是正确的。但就人的信念而言，这种论断也是同感性知觉相符合的。因为在整个过去的时代中，根据人们辗转流传的回忆来看，无论整个天体或天体的任何部分看来都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就连名称，看来也是古代人流传下来直至今天的，因为他们所指的东西，同我们所说的东西是一回事。因为同样的看法传到我们现在，不是一次，也不是两次，而是无数次。正因为原初的物体是某种有别于土和火、空气和水的东西，他们就把最高的地方称为“以太”（由［注：永恒地流。——编者注］一词而来），并且给了它一个别名叫作“永恒的时间”(3)。但是，古代人把天和最高的地方划给神，因为唯有天是不死的。而现在的学说也证明，天是不可毁灭的、没有起始的、不遭受生灭世界的一切灾祸的。这样一来，我们的概念就同时符合关于神的预言。(4)至于说天只有一个，这是显然的。认为天体即是众神，而神性的东西包围着整个自然界的看法，是从祖先和古代人那里流传下来并以神话的形式在后人中间保存下来的。其余的东西则是为了引起群众的信仰，当作有利于法律和生活的东西而被披上神话的外衣添加进去的。因为群众把众神说成近似于人，近似于一些别的生物，从而虚构出许多与此有关和类似的东西。如果有人抛开其余的东西，只坚持原初的东西，即认为原初的实体是众神这一信仰，那么他必定会认为这是神的启示，并且认为，正如曾经发生过的那样，在各种各样的艺术和哲学被创造出来，随后又消失了以后，上述这些意见却像古董一样，流传到现在。(5) 与此相反，伊壁鸠鲁说： 除了这一切之外，还应当考虑到，人的心灵的最大迷乱起源于人们把天体看作是有福祉的和不可毁灭的，他们具有同这些天体相对立的愿望和行为，而且他们还由于神话而产生怀疑。(6)至于说到天象，应当认为，运动、位置、亏蚀、升起、降落以及诸如此类现象的发生，不是因为有一个享有一切福祉和不可毁灭的存在物在支配它们、安排它们——或已经安排好它们。因为行动与福祉不相一致，行动的发生大半与软弱、恐惧和需要有关。同样也不应当认为，有一些享有福祉的类似火的物体，能够任意地作出这些运动。如果人们不同意这种看法，那么这种矛盾本身就会引起心灵的最大迷乱。(7) 因此，如果说亚里士多德责备古代人，说他们认为天还需要阿特拉斯做它的支柱(8)，这个阿特拉斯 “站在遥远的西方， 用双肩支撑着天和地的柱石” (埃斯库罗斯《被锁链锁住的普罗米修斯》第348行及以下各行) ［注：这段引文马克思是用希腊文写的，以代替被他删去的拉丁文译文。——编者注］， 那么与此相反，伊壁鸠鲁则责备那些认为人需要天的人；并且他认为支撑着天的那个阿特拉斯本身就是人的愚昧和迷信造成的。愚昧和迷信也就是狄坦神族。 伊壁鸠鲁给皮托克勒斯的整封信，除了最后一节外，讲的都是天体理论。最后一节包含着一些伦理方面的格言。把一些道德准则附在关于天象的学说后面是适当的。这一学说对伊壁鸠鲁说来是有关良心的事。因此，我们的考察将主要依据给皮托克勒斯的这封信。我们将摘录他给希罗多德的信作为补充，伊壁鸠鲁本人在给皮托克勒斯的信中也援引了这封信。(9) 第一，不要认为，对天象的认识，无论就整体而言或就个别部分而言，除了和研究其余的自然科学一样能够获得心灵的宁静[16]和坚定的信心之外，还能达到别的目的。(10)我们的生活需要的不是玄想和空洞的假设，而是我们能够过没有迷乱的生活。正如自然哲学的任务一般是研究最主要的事物的原因一样，认识天象时的幸福感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关于星辰的升起和降落、星辰的位置和亏蚀的理论本身，并不包含有关幸福的特殊根据。不过，恐惧却支配着那些看见这些现象但不认识它们的性质及其主要原因的人。(11)直到今天，关于天象的理论据说对其他科学所拥有的优越地位才被否定了，这一理论才被置于和其他科学同等的地位。 但是，关于天象的理论不仅同伦理学的方法，而且同其余的物理学问题的方法也有着特殊的区别，例如存在着不可分的元素等等，这里只有一个唯一的解释与现象相符合。而天象却不会发生这种情况。(12)它们的产生不能归结于一个简单的原因，它们有一个以上的、同现象相符合的本质范畴。因为对自然哲学的研究不应依据空洞的公理和规律。(13)人们常常反复说，对天象的解释不应是简单的、绝对的，而应是多种多样的。这适用于日月的升起和降落(14)，月亮的盈亏(15)，月中人的映象(16)，昼夜长短的变化(17)，以及其他天象。 这一切到底应如何解释呢? 任何解释都可以接受。只是神话必须加以排除。但是，只有当人们通过追寻现象，从现象出发进而推断出不可见的东西时，神话才会被排除。(18)必须紧紧抓住现象，抓住感性知觉。因此，必须应用类比。这样就可以对天象以及其他经常发生并使其他人特别感到震惊的事物的根据作出说明，从而消除恐惧，使自己从恐惧中解放出来。(19) 这大量的解释、众多的可能性不仅要使意识平静下来，消除引起恐惧的原因，而且同时还要否定天体本身中的统一性，即与自身同一的和绝对的规律。各个天体可以时而这样时而那样地运行。这种没有规律的可能性就是它们的现实性的特性。在天体中一切都不是固定的、不变的。(20)解释的多样性同时就会取消客体的统一性。 所以，亚里士多德同其他希腊哲学家是一致的，他也认为天体是永恒的和不朽的，因为它们是永远按照同一方式运行的；亚里士多德甚至认为，它们具有特殊的、更高的、不受重力约束的元素，而伊壁鸠鲁与他直接对立，断言情况正好相反。他认为，关于天象的理论与其他一切物理学说的特殊区别在于：在天象中一切都是以多种多样的和没有秩序的方式发生的；在天象中一切都必须用多种多样的、数量不确定的许多理由来解释。伊壁鸠鲁愤怒地、措辞激烈地驳斥对立的意见说，那些坚持一种解释方式而排斥其他一切解释方式的人，那些在天象中只承认统一的、因而是永恒的和神性的东西的人，正在陷入虚妄的解说和占星术士的毫无创见的戏法之中；他们越出了自然科学的界限而投身于神话的怀抱；他们企图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为毫无意义的东西而枉费精力，他们甚至不知道，心灵的宁静本身在哪里会遭到危险。他们的空谈应该受到蔑视。(21)必须屏弃这样一种成见：认为只要对那些对象的研究的目的仅仅在于使我们得到心灵的宁静和幸福，这种研究似乎就是不够彻底、不够精细的。(22)相反，绝对的准则是：一切扰乱心灵的宁静、引起危险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不可毁灭的和永恒的自然。意识必须明白，这是一条绝对的规律。(23) 于是，伊壁鸠鲁得出结论说：因为天体的永恒性会扰乱自我意识的心灵的宁静，一个必然的、不可避免的结论就是，它们并不是永恒的。 伊壁鸠鲁的这种独特的见解究竟应该如何去理解呢? 所有论述伊壁鸠鲁哲学的作者，都把这一学说说成是同其他一切物理学，同原子学说不相容的。反对斯多亚派、反对迷信、反对占星术的斗争就被当成了充分的根据。 我们也曾看到，伊壁鸠鲁本人也把在关于天象的理论中运用的方法同其他物理学的方法区别开来。但是，他的原则的哪一条规定中存在着这种区别的必然性呢?他怎么会产生这种想法呢? 要知道，他不仅同占星术进行斗争，而且也同天文学本身，同天体系统中的永恒规律和理性进行斗争。最后，伊壁鸠鲁同斯多亚派的对立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当天体被说成是原子的偶然复合，天体中发生的过程被说成是这些原子的偶然运动时，斯多亚派的迷信和他们的整个观点就已经被驳倒了。天体的永恒本性因此就被否定了——德谟克利特只限于从上述前提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24)而且连天体的定在本身也因而取消了。(25)因此，原子论者就不需要新的方法了。 这还不是全部困难所在。这里产生了一个更加难于理解的二律背反。 原子是具有独立性、个别性形式的物质，好像是想象中的重力。但是，重力的最高现实性就是天体。在天体中一切构成原子发展的二律背反——形式和物质之间、概念和存在之间的二律背反都解决了；在天体中一切必要的规定都实现了。天体是永恒的和不变的；它们的重心是在它们自身之内，而不在它们自身之外；它们的唯一行动就是运动，被虚空的空间分隔开的各个天体偏离直线，形成一个排斥和吸引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它们同样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并且最后从它们自身中产生出时间，作为它们显现的形式。因此，天体就是成为现实的原子。在天体里，物质把个别性纳入它自身之中。因此，在这里伊壁鸠鲁必定会看见他的原则的最高存在，看见他的体系的最高峰和终结点。他声称，他假定有原子存在，是为了给自然奠定不朽的基础。他声称，对他来说重要的是物质的实体性的个别性。但是，只要他发现天体是他的自然的实在性(因为他除了机械的自然外不承认任何别的自然)，即独立的、不可毁灭的物质，而天体的永恒性和不变性又是为群众的信仰、哲学的判断、感官的见证所证明了的，那么，他的唯一的意图，就是要使天体降到地上的非永恒性中来，他就要激烈地反对那些崇拜自身中包含着个别性因素的独立的自然的人。这就是他最大的矛盾。 因此，伊壁鸠鲁感觉到，他以前的范畴在这里崩溃了，他的理论的方法［注：马克思作了修改，原来是：“他的方法的理论”。——编者注］正在变成另一种方法。而他感觉到这一点并有意识地说出这一点，这正是他的体系所达到的最深刻的认识，最透彻的结论。 我们已经看到了，整个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是如何贯穿着本质和存在、形式和物质的矛盾。但是，在天体中这个矛盾消除了，这些互相争斗的环节和解了。在天体系统里，物质把形式纳入自身之中，把个别性包括在自身之内，因而获得它的独立性。但是，在达到这一点后，它也就不再是对抽象自我意识的肯定。在原子世界里，就像在现象世界里一样，形式同物质进行斗争；一个规定取消另一个规定，正是在这种矛盾中，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感觉到它的本性对象化了。那在物质的形态下同抽象的物质作斗争的抽象形式，就是自我意识本身。但是现在，物质已经同形式和解并成为独立的东西，个别的自我意识便从它的蛹化中脱身而出，宣称它自己是真实的原则，并敌视那已经独立的自然。 另一方面，这一点可以这样来表达：由于物质把个别性、形式纳入它自身之中，像在天体中的情况那样，物质就不再是抽象的个别性了。它成为具体的个别性、普遍性了。因此，在天象中朝着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闪闪发光的，就是它的具有了物质形式的否定，就是变成了存在和自然的普遍的东西。所以，自我意识把天象看作它的死敌。于是，自我意识就像伊壁鸠鲁所做的那样，将人们的一切恐惧和迷乱都归咎于天象。因为恐惧，抽象的个别的东西的消亡，正是普遍的东西。因此，在这里伊壁鸠鲁的真实原则，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已经不再隐蔽了。它从它的隐蔽处走出来，摆脱了物质的外壳，力求通过按照抽象的可能性所作的解释，来消灭那已经独立的自然的现实性，——所谓抽象的可能性是说，可能的东西也可能以别的方式出现；也可能出现可能的东西的对立面。因此，他反对那些简单地，即用一种特定的方式来解释天体的人；因为一是必然的和在自身内独立的东西。 所以，只要作为原子和现象的自然表示的是个别的自我意识和它的矛盾，自我意识的主观性就只能以物质自身的形式出现；相反，当主观性成为独立的东西时，自我意识就在自身中反映自身，以它特有的形态作为独立的形式同物质相对立。 从一开始就可以说，在伊壁鸠鲁的原则将得到实现的地方，这个原则对他说来就不再具有现实性了。因为如果个别的自我意识事实上从属于自然界的规定性，或者自然界事实上从属于自我意识的规定性，那么个别的自我意识的规定性，即它的存在，便会停止，因为只有普遍的东西在它与自身自由地区别开来时，才能同时实现它的肯定。 因此，在关于天象的理论中表现了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灵魂。凡是消灭个别的自我意识的心灵的宁静的东西，都不是永恒的。天体扰乱自我意识的心灵的宁静，扰乱它与自身的同一，因为天体是存在着的普遍性，因为在天体中自然已经独立了。 因此，伊壁鸠鲁哲学的原则不是阿尔谢斯特拉图斯的美食学，像克里西普斯所认为的那样(26)，而是自我意识的绝对性和自由，尽管这个自我意识只是在个别性的形式上来理解的。 如果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被设定为绝对的原则，那么，由于在事物本身的本性中占统治地位的不是个别性，一切真正的和现实的科学当然就被取消了。可是，一切对于人的意识来说是超验的东西，因而属于想象的理智的东西，也就全都破灭了。相反，如果把那只在抽象的普遍性的形式下表现其自身的自我意识提升为绝对的原则，那么这就会为迷信的和不自由的神秘主义大开方便之门。关于这种情况的历史证明，可以在斯多亚派哲学中找到。抽象的普遍的自我意识本身具有一种在事物自身中肯定自己的欲望，而这种自我意识要在事物中得到肯定，就只有同时否定事物。 因此，伊壁鸠鲁是最伟大的希腊启蒙思想家，他是无愧于卢克莱修的称颂的(27)： 人们眼看尘世的生灵含垢忍辱， 在宗教的重压下备受煎熬， 而宗教却在天际昂然露出头来， 凶相毕露地威逼着人类， 这时，有一个希腊人敢于率先抬起凡人的目光 面对强暴，奋力抗争， 无论是神的传说，还是天上的闪电和滚滚雷鸣， 什么都不能使他畏惧…… …… 如今仿佛得到报应，宗教已被彻底战胜，跪倒在我们脚下， 而我们，我们则被胜利高举入云。 我们在概论部分［注：指本文第一部分。——编者注］的结尾所提出来的关于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在自然界的所有领域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证实。因此，在伊壁鸠鲁那里，包含种种矛盾的原子论作为自我意识的自然科学业已实现和完成，有了最后的结论，而这种具有抽象的个别性形式的自我意识对其自身来说是绝对的原则，是原子论的取消和普遍的东西的有意识的对立物。相反，对德谟克利特来说，原子只是一般的、经验的自然研究的普遍的客观的表现。因此，对他说来，原子仍然是纯粹的和抽象的范畴，是一种假设，这种假设是经验的结果，而不是经验的推动原则；所以，这种假设也仍然没有得到实现，正如现实的自然研究并没有进一步受到它的规定那样。 注释： [16]心灵的宁静(Ataraxy)是古希腊伦理学的概念，又译“不动心”。在伊壁鸠鲁的伦理学中，这是生活的最高理想，是通过认识自然、摆脱对神和死亡的恐惧而达到内心自由的哲人所处的至善状态。——28、57。 [18]马克思1837年秋读过约·约·温克尔曼的著作《古代艺术史》(1767年德累斯顿版)并作了摘录，该书第2册中有这样一段话：“雄浑伟岸的神灵的美就在于既有成年人的遒劲膂力，又有青年的欢快愉悦，而且还像如花少年那样肌肤致密，毫不突筋露腱。但是神灵显得恬淡知足，不需要常人为滋补身体所需要的东西；这就是伊壁鸠鲁对神的形象的看法，他让神没有躯体，但有近似躯体的东西，没有血，但有近似血的东西，这是西塞罗所茫然不解的。”——35。 [19]希尔卡尼亚海是里海的古称。这里指的显然不是希尔卡尼亚海的鱼，而是希尔卡尼亚人或吃这种鱼的人。——36、83。 [20]“原子规律”这一术语在卢克莱修的《物性论》中并未出现，显然是马克思自己提出来的。他在写《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时，为了给伊壁鸠鲁的“原子偏离直线”下定义，曾研究卢克莱修的观点，并使用了这个术语。——36。 [21]这些批评家可能指德国哲学家纽伦贝格尔和德国语言学家施奈德尔。他们的评论见《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论生平、见解和格言》(由卡·纽伦贝格尔分别以希腊文和拉丁文出版)1791年纽伦堡版和《伊壁鸠鲁的两封信里所包含的物理学和气象学方面的意见》(希腊文本由约·哥·施奈德尔根据手写本和印刷本校正和解释)1813年莱比锡版。——39。 [22]这里指的不是伊壁鸠鲁的学生朗普萨科斯的梅特罗多罗斯，而是德谟克利特的学生希沃斯的梅特罗多罗斯。后者在一些文献中被误称为伊壁鸠鲁的老师。在博士论文所附的注释中，在马克思引用的斯托贝的一段话里他也被误称为伊壁鸠鲁的老师。《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第六个笔记本中也有这段引文。——49、89、90。
马恩全集第一卷——第一部分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一般差别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第一部分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一般差别 一、论文的对象 二、对德谟克利特的物理学和伊壁鸠鲁的物理学的关系的判断 三、把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等同起来所产生的困难 一、论文的对象 希腊哲学看起来似乎遇到了一出好的悲剧所不应遇到的结局，即平淡的结局。在希腊，哲学的客观历史似乎在亚里士多德这个希腊哲学中的马其顿王亚历山大那里就停止了，甚至勇敢坚强的斯多亚派也没有取得像斯巴达人在他们的庙宇里所取得的那样的胜利：他们把雅典娜紧紧捆在海格立斯身旁，使她不能逃走。 伊壁鸠鲁派、斯多亚派、怀疑派几乎被看作一种不合适的附加物，同他们的巨大的前提很不相称。伊壁鸠鲁哲学似乎是德谟克利特的物理学和昔勒尼派[8]的道德思想的混合物；斯多亚主义好像是赫拉克利特的自然思辨和昔尼克派[9]的伦理世界观的结合，也许再加上一点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最后，怀疑主义则仿佛是同这两种独断主义相对立的必不可免的祸害。这样，人们在把这些哲学说成是更加片面而更具有倾向性的折衷主义时，也就不自觉地把它们同亚历山大里亚哲学[10]联系在一起。最后，亚历山大里亚哲学则被看成是一种完全的幻想和混乱——一种紊乱，在这种紊乱里据说最多只能承认意向的普遍性。 的确，有一种老生常谈的真理，说发生、繁荣和衰亡是一个铁环，一切与人有关的事物都注定包含于其中，并且必定要绕着它走一圈。所以，说希腊哲学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达到极盛之后，接着就衰落了，这也没有什么可惊奇之处。不过英雄之死与太阳落山相似，而和青蛙因胀破了肚皮致死不同。 此外，发生、繁荣和衰亡是极其一般、极其模糊的观念，要把一切东西都塞进去固然可以，但要借助这些观念去理解什么东西却办不到。死亡本身已预先包含在生物中，因此对死亡的形态也应像对生命的形态那样，在固有的特殊性中加以考察。 最后，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历史，难道伊壁鸠鲁主义、斯多亚主义和怀疑主义是一些特殊现象吗？难道它们不是罗马精神的原型，即希腊迁移到罗马去的那种形态吗？难道它们不具有性格十分刚毅的、强有力的、永恒的本质，以致连现代世界也不得不承认它们享有充分的精神上的公民权吗？ 我强调指出这一点，只是为了唤起对于这些体系的历史重要性的记忆。但是，这里要研究的并不是它们对于整个文化的一般意义；这里要研究的是它们同更古老的希腊哲学的联系。 有人认为，希腊哲学是以两类不同的折衷主义体系为终结的，其中一类是伊壁鸠鲁主义、斯多亚主义和怀疑主义这一组哲学，另一类统称为亚历山大里亚的思辨，难道这种看法不应促使人们至少联系这种关系去加以探讨吗？其次，在正在向总体发展的柏拉图哲学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之后，出现了一些新的体系，它们不以这两种丰富的精神形态为依据，而是进一步往上追溯到最简单的学派：在物理学方面转向自然哲学家，在伦理学方面转向苏格拉底学派，难道这不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吗？再者，在亚里士多德之后出现的体系，仿佛都可以在往昔找到它们现成的基础，这种说法有何根据呢？把德谟克利特和昔勒尼派、赫拉克利特和昔尼克派结合在一起，这又怎样予以说明呢？在伊壁鸠鲁派、斯多亚派和怀疑派那里，自我意识的一切环节都得到充分表现，不过每个环节都表现为一种特殊的存在，难道这是偶然的吗？这些体系合在一起形成自我意识的完整结构，这也是偶然的吗？最后，希腊哲学借以神话般地从七贤[11]开始，并且仿佛作为这一哲学的中心点，作为这一哲学的造物主体现在苏格拉底身上的形象，我指的是哲人——σοφοξ——的形象，这种形象被上述那些体系说成是真正科学的现实，难道这也是偶然的吗？ 在我看来，如果说那些较早的体系对于希腊哲学的内容较为重要、较有意义的话，那么亚里士多德以后的体系，主要是伊壁鸠鲁派、斯多亚派和怀疑派这一组学派则对希腊哲学的主观形式，对其性质较为重要、较有意义。然而正是这种主观形式，即这些哲学体系的精神承担者，由于它们的形而上学的规定，直到现在几乎完全被遗忘了。 关于伊壁鸠鲁派、斯多亚派和怀疑派哲学的全部概况，以及它们与较早的和较晚的希腊思辨的总体关系，我打算在一部更为详尽的著作里加以阐述。［注：马克思后来没有写出这部著作。——编者注］ 在这里，好像通过一个例子，并且也只从一个方面，即从它们与较早的思辨的联系方面，来阐述这种关系也就足够了。 我选择了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同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的关系作为这样一个例子。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最便当的出发点。因为，一方面人们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旧偏见，即把德谟克利特的物理学和伊壁鸠鲁的物理学等同起来，以致把伊壁鸠鲁所作的修改看作只是一些随心所欲的臆造；另一方面，就具体情况来说，我又不得不去研究一些看起来好像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但是，正因为这种偏见同哲学的历史一样古老，而二者之间的差别又极其隐蔽，好像只有用显微镜才能发现它们，所以，尽管德谟克利特的物理学和伊壁鸠鲁的物理学之间有着联系，但是证实存在于它们之间的贯穿到极其细微之处的本质差别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在细微之处可以证实的东西，当各种情况在更大范围表现出来的时候就更容易加以说明了，相反，如果只作极其一般的考察，就会令人怀疑所得出的结论究竟是否在每一个别场合都能得到证实。 二、对德谟克利特的物理学和伊壁鸠鲁的物理学的关系的判断 一般地说，我的见解和前人的见解关系怎样，只要粗略地考察一下古代人对德谟克利特的物理学和伊壁鸠鲁的物理学的关系的判断，就一目了然了。 斯多亚派的波西多尼乌斯、尼古拉和索蒂昂指责伊壁鸠鲁，说他把德谟克利特关于原子的学说和亚里斯提卜关于快乐的学说冒充为他自己的学说。(1)学院派的科塔问西塞罗：“在伊壁鸠鲁的物理学中究竟有什么东西不是属于德谟克利特的呢？伊壁鸠鲁诚然改变了一些地方，但大部分是重复德谟克利特的话。”(2)西塞罗自己也说：“伊壁鸠鲁在他特别夸耀的物理学中，是一个地道的门外汉，其中大部分是属于德谟克利特的；在伊壁鸠鲁离开德谟克利特的地方，在他想加以改进的地方，他都损害和败坏了德谟克利特。”(3)不过，虽然有许多人指责伊壁鸠鲁诽谤德谟克利特，但是，据普卢塔克说，莱昂泰乌斯断言，伊壁鸠鲁很尊敬德谟克利特，因为德谟克利特在他之前就宣示了正确的学说，因为德谟克利特更早发现了自然界的本原。(4)在《论哲学家的见解》[12]这一著作中，伊壁鸠鲁被称为按照德谟克利特的观点探究哲理的人。(5)普卢塔克在他的著作《科洛特》中走得更远。当他依次将伊壁鸠鲁同德谟克利特、恩培多克勒、巴门尼德、柏拉图、苏格拉底、斯蒂尔蓬、昔勒尼派和学院派加以比较时，他力求得出这样的结论：“伊壁鸠鲁从整个希腊哲学里吸收的是错误的东西，而对其中正确的东西他并不理解。”(6)《论信从伊壁鸠鲁不可能有幸福的生活》这篇论文也充满了类似的敌意的暗讽。 古代作家的这种不利的见解，在教父们那里仍然保留着。我在附注里只引证了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门斯这位教父的一句话(7)，在谈到伊壁鸠鲁时特别值得提到他，因为他把使徒保罗警告人们提防一般哲学的话说成是警告人们提防伊壁鸠鲁哲学的话，说这种哲学连天意之类的东西都没有幻想过。(8)但是，人们一般都倾向于指责伊壁鸠鲁有剽窃行为，在这方面塞克斯都·恩披里柯表现得最为突出，他企图把荷马和厄皮卡尔摩斯的一些完全不相干的语句，硬说成是伊壁鸠鲁哲学的主要来源。(9) 众所周知，近代作家大体上也同样认为，伊壁鸠鲁作为一个自然哲学家，仅仅是德谟克利特的剽窃者。莱布尼茨有一段话大致可以代表他们的见解： “关于这个伟大人物<德谟克利特>，我们所知道的东西，几乎只是伊壁鸠鲁从他那里抄袭来的，而伊壁鸠鲁又往往不能从他那里抄袭到最好的东西。”(10) 因此，如果说西塞罗认为，伊壁鸠鲁败坏了德谟克利特的学说，但他至少还承认伊壁鸠鲁有改进德谟克利特学说的愿望，还有看到这个学说的缺点的眼力；如果说普卢塔克认为他观点前后不一贯(11)，认为他对坏的东西有一种天生的偏爱，因而对他的愿望也表示怀疑，那么，莱布尼茨则甚至否认他具有善于摘录德谟克利特的能力。 不过，大家一致认为，伊壁鸠鲁的物理学是从德谟克利特那儿抄袭来的。 三、把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等同起来所产生的困难 除了历史的证据之外，许多情况也说明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物理学的同一性。原子和虚空这两个本原无可争辩地是相同的。只是在个别的规定中，任意的、因而是非本质的差别看来才占统治地位。 不过，这样就留下一个奇特的、无法解开的谜。两位哲学家讲授的是同一门科学，并且采用的是完全相同的方式，但是——多么不合逻辑啊！——在一切方面，无论涉及这门科学的真理性、可靠性及其应用，还是涉及思想和现实的一般关系，他们都是截然相反的。我说他们是截然相反的，现在我将尽力证明这一点。 (A)德谟克利特关于人类知识的真理性和可靠性的判断看来很难弄清楚。他有一些自相矛盾的语句，或者不如说，不是这些语句，而是德谟克利特的观点自相矛盾。特伦德伦堡在为亚里士多德心理学作的注释里说，知道这个矛盾的不是亚里士多德，而是晚近的作家，这个说法事实上是不正确的。在亚里士多德的心理学中有这样的话：“德谟克利特认为灵魂和理性是同一个东西，因为在他看来，现象是真实的东西。”(1)与此相反，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却说：“德谟克利特断言，或者没有东西是真实的，或者真实的东西对我们是隐蔽的。”(2)亚里士多德的这几段话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如果现象是真实的东西，那么真实的东西怎么会是隐蔽的呢？只有现象和真理互相分离的地方，才开始有隐蔽的东西。［注：这一句和上一句是马克思亲笔加进去的。——编者注］但是第欧根尼·拉尔修说，有人曾把德谟克利特算作怀疑主义者。他们引证了他的一句名言：“实际上，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因为真理隐藏在深渊里。”(3)类似的意见在塞克斯都·恩披里柯那里也可以看到。(4) 德谟克利特的这种怀疑主义的、不确定的和内部自相矛盾的观点，在他规定原子和感性的现象世界的相互关系的方式中不过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一方面，感性现象不是原子本身所固有的。它不是客观现象，而是主观的假象。“真实的本原是原子和虚空；其余的一切都是意见、假象。”(5)“只有按照意见才有冷，只有按照意见才有热，而实际上只有原子和虚空。”(6)因此，一实际上不是由若干原子组成，而是“任何一看起来都好像是由于原子的结合而形成的”(7)。因此，只有通过理性才能看见本原，由于本原微小到肉眼都无法看见，所以它们甚至被称为观念。(8)不过另一方面，感性现象是唯一真实的客体，并且“感性知觉”就是“理性”，而这种真实的东西是变化着的、不稳定的，它是现象。但是，说现象是真实的东西，这就自相矛盾了。(9)因此，时而把这一面，时而把另一面当作主观的或客观的东西。这样矛盾似乎就被消除了，因为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分别被分配给两个世界了。德谟克利特因而就把感性的现实变成主观的假象；不过，从客体的世界被驱逐出去的二律背反，却仍然存在于他自己的自我意识内，在自我意识里原子的概念和感性直观互相敌对地冲突着。 可见，德谟克利特并没有能摆脱二律背反。这里还不是阐明二律背反的地方，只要明白不能否认它的存在就够了。 让我们反过来听听伊壁鸠鲁是怎么说的。 他说：哲人对事物采取独断主义的态度，而不采取怀疑主义的态度。(10)是的，哲人比大家高明之处，正在于他对自己的认识深信不疑。(11)“一切感官都是真实东西的报道者。”(12)“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驳倒感性知觉；同类的感性知觉不能驳倒同类的感性知觉，因为它们有相同的效用，而不同类的感性知觉也不能驳倒不同类的感性知觉，因为它们并不是对同一个东西作出判断；概念也不能驳倒感性知觉，因为概念依赖于感性知觉”(13)，这是在《准则》中所说的话。当德谟克利特把感性世界变成主观假象时，伊壁鸠鲁却把它变成客观现象。而且在这里他是有意识地作出这种区别的，因为他断言，他赞成同样的原则，但是并不主张把感性的质看作是仅仅存在于意见中的东西。(14) 因此，既然对伊壁鸠鲁来说感性知觉是标准，客观现象又符合于感性知觉，那么只好承认那使西塞罗耸耸肩膀的话是正确的结论：“太阳在德谟克利特看来是很大的，因为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并且是对几何学有了完备知识的人；太阳在伊壁鸠鲁看来约莫有两英尺大，因为据他判断，太阳就是看起来那么大。”(15) (B)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关于科学的可靠性和科学对象的真实性的理论见解上的这种差别，体现在这两个人的不同的科学活动和实践中。 在德谟克利特那里，原则是不在现象中表现的，它始终是没有现实性和处于存在之外的，但是，他认为感性知觉的世界是实在的和富有内容的世界。这个世界虽然是主观的假象，但正因为如此，它才脱离原则而保持着自己的独立的现实性；同时作为唯一实在的客体，它本身具有价值和意义。因此，德谟克利特被迫进行经验的观察。他不满足于哲学，便投入实证知识的怀抱。我们已听说过，西塞罗称他为博学之士。他精通物理学、伦理学、数学，各个综合性科目[13]，各种技艺。(16)第欧根尼·拉尔修所列举的德谟克利特的著作的目录就足以证明他的博学。(17)而由于博学的特点是要努力扩大视野，搜集资料，到外部世界去探索，所以，我们就看见德谟克利特走遍半个世界，以便积累经验、知识和观感。德谟克利特自夸道：“在我的同时代人中，我游历的地球上的地方最多，考察了最遥远的东西；我到过的地区和国家最多，我听过的有学问的人的讲演也最多；而在勾画几何图形并加以证明方面，没有人超过我，就连埃及的所谓土地测量员也未能超过我。”(18) 德米特里在《同名作家传》中，安提西尼在《论哲学家的继承》中都说，德谟克利特曾游历埃及并向祭司学习几何学，曾游历波斯，拜访迦勒底人[14]，并且说他曾到达红海。有些人还说，他曾在印度会见过裸体智者[15]，并且到过埃塞俄比亚。(19)一方面求知欲使他不能平静，另一方面对真实的即哲学的知识的不满足，迫使他外出远行。他认为是真实的那种知识是没有内容的；而能向他提供内容的知识却没有真实性。古代人述说的关于德谟克利特的轶事可能是一种传闻，但是一种真实的传闻，因为它描述了德谟克利特的本质的矛盾。据说德谟克利特自己弄瞎了自己的眼睛，以使感性的目光不致蒙蔽他的理智的敏锐。(20)这就是那个照西塞罗的说法走遍了半个世界的人。但是他没有获得他所寻求的东西。 伊壁鸠鲁则以一个相反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 伊壁鸠鲁在哲学中感到满足和幸福。他说：“要得到真正的自由，你就必须为哲学服务。凡是倾心降志地献身于哲学的人，用不着久等，他立即就会获得解放，因为服务于哲学本身就是自由。”(21)因此，他教导说：“青年人不应该耽误了对哲学的研究，老年人也不应该放弃对哲学的研究。因为谁要使心灵健康，都不会为时尚早或者为时已晚。谁如果说研究哲学的时间尚未到来或者已经过去，那么他就像那个说享受幸福的时间尚未到来或者已经过去的人一样。”(22)德谟克利特不满足于哲学而投身于经验知识的怀抱，而伊壁鸠鲁却轻视实证科学，因为按照他的意见，这种科学丝毫无助于达到真正的完善。(23)他被称为科学的敌人，语言文学的轻视者。(24)人们甚至骂他无知。在西塞罗的书中曾提到，有一个伊壁鸠鲁派说：“但是，不是伊壁鸠鲁没有学识，而是那些以为直到老年还应去背诵那些连小孩不知道都觉得可耻的东西的人，才是无知的人。”(25) 可是，德谟克利特努力从埃及的祭司、波斯的迦勒底人和印度的裸体智者那里寻求知识，而伊壁鸠鲁却以他从未有过任何教师，他是一个自学者而自豪。(26)据塞涅卡叙述，伊壁鸠鲁曾经说过，有些人努力寻求真理而无需任何人的帮助。作为这种人当中的一个，他自己为自己开辟了道路。他最称赞那些自学者。其他的人在他看来是第二流的人物。(27)德谟克利特感觉到必须走遍世界各地，而伊壁鸠鲁却只有两三次离开他在雅典的花园到伊奥尼亚去，不是为了研究，而是为了访友。(28)最后，德谟克利特由于对知识感到绝望而弄瞎了自己的眼睛，伊壁鸠鲁却在感到死亡临近之时洗了一个热水澡，要求喝醇酒，并且嘱咐他的朋友们忠实于哲学。(29) (C)不能把刚才所指出的那些差别归因于两位哲学家的偶然的个性；它们所体现的是两个相反的方向。我们看到，前面表现为理论意识方面的差别的东西，现在表现为实践活动方面的差别了。 最后，我们来考察一下表现思想同存在的关系，两者的相互关系的反思形式。哲学家在他所规定的世界和思想之间的一般关系中，只是为自己把他的特殊意识同现实世界的关系客观化了。 德谟克利特把必然性看作现实性的反思形式。(30)关于他，亚里士多德说过，他把一切都归结为必然性。(31)第欧根尼·拉尔修报道说，一切事物所由以产生的那种原子旋涡就是德谟克利特的必然性。(32)《论哲学家的见解》的作者关于这点说得更为详细：“在德谟克利特看来，必然性是命运，是法，是天意，是世界的创造者。物质的抗击、运动和撞击就是这种必然性的实体。”(33)类似的说法也出现在斯托贝的《自然的牧歌》里(34)和欧塞比乌斯的《福音之准备》第6卷里(35)。在斯托贝的《伦理的牧歌》里还保存着德谟克利特的一句话(36)，在欧塞比乌斯的第14卷中这句话几乎被一字不差地重复了一遍(37)，即：人们给自己虚构出偶然这个幻影，——这正是他们自己束手无策的表现，因为偶然和强有力的思维是敌对的。同样，西姆普利齐乌斯认为，亚里士多德在一个地方谈到一种取消偶然的古代学说时，也就是指德谟克利特而言的。(38) 与此相反，伊壁鸠鲁说：“被某些人当作万物主宰的必然性，并不存在，无宁说有些事物是偶然的，另一些事物则取决于我们的任意性。必然性是不容劝说的，相反，偶然是不稳定的。所以，宁可听信关于神灵的神话，也比当物理学家所说的命运的奴隶要好些，因为神话还留下一点希望，即由于敬神将会得到神的保佑，而命运却是铁面无情的必然性。应该承认偶然，而不是像众人所认为的那样承认神。”(39)“在必然性中生活，是不幸的事，但是在必然性中生活，并不是一种必然性。通向自由的道路到处都敞开着，这种道路很多，它们是便捷易行的。因此，我们感谢上帝，因为在生活中谁也不会被束缚住。控制住必然性本身倒是许可的。”(40) 在西塞罗的书中曾提到过，伊壁鸠鲁派的韦莱关于斯多亚派哲学说过类似的话：“有一种哲学像年迈而又无知的妇人们一样认为，一切都由于命运而发生，我们应该怎样评价这种哲学呢？……伊壁鸠鲁拯救了我们，使我们获得了自由。”(41) 为了避免承认任何必然性，伊壁鸠鲁甚至否定了选言判断。(42) 不错，也有人断言，德谟克利特使用过偶然，但是，在西姆普利齐乌斯谈到这一点的两个地方(43)中，一个地方却使另一个地方变得可疑，因为它清楚地表明，不是德谟克利特使用了偶然这一范畴，而是西姆普利齐乌斯把这一范畴作为结论强加给德谟克利特。西姆普利齐乌斯是这样说的，德谟克利特并没有指出一般的创造世界的原因，因此看来他是把偶然当作原因。但是，这里问题并不在于内容的规定，而在于德谟克利特有意识地使用过的那种形式。欧塞比乌斯的报道也与此相似：德谟克利特把偶然当作一般的东西和神性的东西的主宰，并断言这里一切都由于偶然而发生，同时他又把偶然从人的生活和经验的自然中排除掉，并斥责它的宣扬者愚蠢无知。(44) 在这里，一方面我们看到，这纯粹是基督教主教迪奥尼修斯的臆断，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在一般的东西和神性的东西开始的地方，德谟克利特的必然性概念同偶然便没有差别了。 因此，从历史上看有一个事实是确实无疑的：德谟克利特使用必然性，伊壁鸠鲁使用偶然，并且每个人都以论战的激烈语调驳斥相反的观点。 这种差别的主要后果表现在对具体的物理现象的解释方式上。 在有限的自然里，必然性表现为相对的必然性，表现为决定论。而相对的必然性只能从实在的可能性中推演出来，这就是说，存在着一系列的条件、原因、根据等等，这种必然性是通过它们作为中介的。实在的可能性是相对必然性的展现。我们看到，德谟克利特曾使用过它。让我们从西姆普利齐乌斯那里引证一些材料来作证。 如果一个人感到口渴，喝了水并变得精神舒畅了，那么德谟克利特不会认为偶然是原因，而会认为渴是原因。因为尽管他讲到世界的创造时看来曾使用过偶然这一范畴，但他毕竟断言，在每个个别现象中偶然不是原因，而只是指出别的原因。例如，挖掘财宝是找到财宝的原因，或者种植橄榄树是橄榄树生长的原因。(45) 德谟克利特在采用这种解释方式来研究自然时所表现的热情和严肃性，以及他认为寻找根据的意图所具有的重要意义，都在他下面这句自白里坦率地表达了出来：“我发现一个新的因果联系比获得波斯国的王位还要高兴！”(46) 伊壁鸠鲁与德谟克利特又正相反。偶然是一种只具有可能性价值的现实性，而抽象的可能性则正是实在的可能性的反面。实在的可能性就像知性那样被限制在严格的限度里；而抽象的可能性却像幻想那样是没有限制的。实在的可能性力求证明它的客体的必然性和现实性；而抽象的可能性涉及的不是被说明的客体，而是作出说明的主体。只要对象是可能的，是可以想象的就行了。抽象可能的东西，可以想象的东西，不会妨碍思维着的主体，也不会成为这个主体的界限，不会成为障碍物。至于这种可能性是否会成为现实，那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这里感兴趣的不是对象本身。 因此，伊壁鸠鲁在解释具体的物理现象时表现出一种非常冷淡的态度。 这一点在他给皮托克勒斯的信中可以看得更清楚，这封信我们后面还要加以考察。这里只须注意一下伊壁鸠鲁对先前的物理学家的意见的态度就够了。在《论哲学家的见解》的作者及斯托贝引证哲学家们关于星球的实体、太阳的体积和形状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的不同观点的地方，他们谈到伊壁鸠鲁时总是说：他不反对这类意见中的任何一种意见；在他看来，所有的意见都可能是对的，他坚持可能的东西。(47)的确，伊壁鸠鲁甚至对那种从实在的可能性出发的、为理智所规定的、因而带有片面性的解释方法，也加以驳斥。 因此，塞涅卡在他的《自然问题》中说道：伊壁鸠鲁断言，所有这些原因都可能存在，除此之外他还力图提出一些别的解释，并斥责那些断言在这些原因中只存在某一种原因的人，因为要给只是根据推测推论出来的东西下一个必然的判断，是一种冒险。(48)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没有探讨客体的实在根据的兴趣。问题只在于使那作出说明的主体得到安慰。由于一切可能的东西都被看作是符合抽象可能性性质的可能的东西，于是很显然，存在的偶然就仅仅转化为思维的偶然了。伊壁鸠鲁所提出的唯一的规则，即“解释不应该同感性知觉相矛盾”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抽象可能的东西正在于摆脱矛盾，因此矛盾是应该防止的。(49)最后，伊壁鸠鲁承认，他的解释方法的目的在于求得自我意识的心灵的宁静[16]，而不在于对自然的认识本身。(50) 这里他的态度也是同德谟克利特完全对立的，这当然就不用再加以证明了。 因此，我们看到，这两个人在每一步骤上都是互相对立的。一个是怀疑主义者，另一个是独断主义者；一个把感性世界看作主观假象，另一个把感性世界看作客观现象。把感性世界看作主观假象的人注重经验的自然科学和实证的知识，他表现了进行实验、到处寻求知。识和外出远游进行观察的不安心情。另一个把现象世界看作实在东西的人，则轻视经验，在他身上体现了在自身中感到满足的思维的宁静和从内在原则中汲取自己知识的独立性。但是还有更深的矛盾。把感性自然看作主观假象的怀疑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从必然性的观点来考察自然，并力求解释和理解事物的实在的存在。相反，把现象看作实在东西的哲学家和独断主义者到处只看见偶然，而他的解释方法无宁说是倾向于否定自然的一切客观实在性。在这些对立中似乎存在着某种颠倒的情况。 但是很难设想的是，这两个处处彼此对立的人会主张同一种学说。而他们毕竟看起来是互相紧密联系着的。 说明他们两人之间的一般关系，是下一章的课题。[17] 注释： [8]昔勒尼派是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小苏格拉底学派之一，其创始人为苏格拉底的学生，昔勒尼的亚里斯提卜。这个学派接受并发展了苏格拉底关于善的概念，认为人们天生追求的快乐就是善，人不能被快乐所支配，应该主宰快乐。昔勒尼派的学说对伊壁鸠鲁的伦理学有一定的影响。——15。 [9]昔尼克派是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的一个主张自然主义的哲学学派，又译“犬儒学派”，由安提斯泰尼所创立。这个学派崇尚自然，但是把自然和社会绝对对立起来，认为一切人间的文明享受都是有害的，理想的生活应是极端简朴的原始生活，提出“德行本身就是幸福”，主张屏弃一切人间的享受。昔尼克派对后来的斯多亚派有一定的影响。——15。 [10]亚历山大里亚哲学指公元3—6世纪流行于古罗马的新柏拉图主义，是由亚历山大里亚的阿·萨卡创立的一个唯心主义哲学流派。亚历山大里亚哲学以柏拉图哲学为基础，吸收了亚里士多德学派、斯多亚派和毕达哥拉斯学派和东方宗教神秘主义的观点，反映了罗马帝国衰亡时期奴隶主贵族的思想。——15。 [11]七贤是指米利都的泰勒斯、米蒂利尼的皮达科斯、普林纳的比亚士、雅典的梭伦、斯巴达的奇仑、科林斯的柏连德、罗得岛的克莱奥布洛斯。——17。 [12]《论哲学家的见解》虽然以普卢塔克的名义流传下来，但并不是出自他的手笔，而是另一位不知名的作者写的。——19。 [13]各个综合性科目在古代是指语言文学、辩证法、论辩术、音乐、算术、几何、天文学。——23、69。 [14]迦勒底人是西亚的一个民族，在希腊罗马世界用以称呼东方的天文学家和占星术士。——23、69。 [15]裸体智者是古希腊人对古代印度的哲人和裸身独居深林冥思默祷、禁欲苦修的宗教信徒的称呼。——23、69。 [16]心灵的宁静(Ataraxy)是古希腊伦理学的概念，又译“不动心”。在伊壁鸠鲁的伦理学中，这是生活的最高理想，是通过认识自然、摆脱对神和死亡的恐惧而达到内心自由的哲人所处的至善状态。——28、57。 [17]按博士论文的目录，下面应该是第1部分第4章、第5章，但这两章的手稿没有找到。——29。
马恩全集第一卷——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序言 这篇论文如果当初不是预定作为博士论文，那么它一方面可能会具有更加严格的科学形式，另一方面在某些叙述上也许会少一点学究气。但是，由于一些外在的原因，我只能让它以这种形式付印。此外，我认为，在这篇论文里我已经解决了一个在希腊哲学史上至今尚未解决的问题。 专家们知道，关于这篇论文的对象没有任何先前的著作可供参考。西塞罗和普卢塔克所说过的废话，到现在人们一直在照样重复。伽桑狄虽然把伊壁鸠鲁从教父们和整个中世纪即实现了非理性的时代所加给他的禁锢中解救了出来，但是在自己的阐述［注：指皮·伽桑狄编的《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论伊壁鸠鲁的生平、习惯和见解>注释本》1649年里昂版。——编者注］里也只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方面。他竭力要使他的天主教的良心同他的异端知识相适应，使伊壁鸠鲁同教会相适应，这当然是白费气力。这就好比是想在希腊拉伊丝的姣美的身体上披上一件基督教修女的黑衣。确切地说，伽桑狄是自己在向伊壁鸠鲁学习哲学，他不能向我们讲授伊壁鸠鲁哲学。 不妨把这篇论文仅仅看作是一部更大著作［注：马克思后来没有写出这部著作。——编者注］的先导，在那部著作中我将联系整个希腊思辨详细地阐述伊壁鸠鲁主义[2]，斯多亚主义[3]和怀疑主义[4]这一组哲学。这篇论文在形式方面和其他方面的缺点在那里将被消除。 虽然黑格尔大体上正确地规定了上述各个体系的一般特点，但是一方面，由于他的哲学史——一般说来哲学史只能从它开始——的令人惊讶的庞大和大胆的计划，使他不能深入研究个别细节；另一方面，黑格尔对于他主要称之为思辨的东西的观点，也妨碍了这位巨人般的思想家认识上述那些体系对于希腊哲学史和整个希腊精神的重大意义。这些体系是理解希腊哲学的真正历史的钥匙。关于它们同希腊生活的联系，在我的朋友科本的著作《弗里德里希大帝和他的敌人》[5]中有较深刻的提示。 如果说这里以附录的形式增加了一篇评普卢塔克对伊壁鸠鲁神学的论战的文章，那么这样做，是因为这场论战不是什么个别的东西，而是代表着一定的方向，因为它本身就很恰当地表明了神学化的理智对哲学的态度。 此外，在这篇评论中，对于普卢塔克把哲学带上宗教法庭的立场是如何地错误，我还没有谈到。关于这点，无需任何论证，只要从大卫·休谟那里引证一段话就够了： “如果人们迫使哲学在每一场合为自己的结论辩护，并在对它不满的任何艺术和科学面前替自己申辩，对理应到处都承认享有最高权威的哲学来说，当然是一种侮辱。这就令人想起一个被指控犯了背叛自己臣民的叛国罪的国王。”［注：大·休谟《人性论》德文译本1790年哈雷版第1卷第485页。——编者注］ 只要哲学还有一滴血在自己那颗要征服世界的、绝对自由的心脏里跳动着，它就将永远用伊壁鸠鲁的话向它的反对者宣称： “渎神的并不是那抛弃众人所崇拜的众神的人，而是把众人的意见强加于众神的人。”[6] 哲学并不隐瞒这一点。普罗米修斯的自白 “总而言之，我痛恨所有的神”[7] 就是哲学自己的自白，是哲学自己的格言，表示它反对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是最高神性的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识相并列。 对于那些以为哲学在社会中的地位似乎已经恶化因而感到欢欣鼓舞的可怜的懦夫们，哲学又以普罗米修斯对众神的侍者海尔梅斯所说的话来回答他们： “我绝不愿像你那样甘受役使，来改变自己悲惨的命运， 你好好听着，我永不愿意！ 是的，宁可被缚在崖石上， 也不为父亲宙斯效忠，充当他的信使。”［注：埃斯库罗斯《被锁链锁住的普罗米修斯》。——编者注］ 普罗米修斯是哲学历书上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 1841年3月于柏林 注释： [2]伊壁鸠鲁主义是公元前4—3世纪产生于古希腊的一个哲学派别，因其创始人伊壁鸠鲁在雅典自家花园中宣讲他的原子说和无神论，也称为花园学派。 伊壁鸠鲁哲学包括物理学(关于自然界的学说)、准则学(关于认识的学说)和伦理学。伊壁鸠鲁对自然界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进一步发展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学说，认为原子有三种运动：直线式的下落运动、脱离直线的偏斜运动和由此产生的碰撞运动，从而提出了物质运动的内在源泉思想。在认识论上，他认为感觉是判断真理的标准。在伦理学方面，伊壁鸠鲁认为，由于组成人的灵魂的原子具有脱离直线作偏斜运动的倾向，因而人的行为有可能脱离命定的必然性，获得意志和行为的自由。他斥责对神的崇拜和迷信，蔑视命运，强调事在人为，认为人类行为的目的是从痛苦和恐惧中解放出来，求得快乐，快乐是幸福生活的目的，是善的唯一标准，人应当通过哲学认识自然和人生，用理性规划自己的生活。在社会政治观点方面。他首先提出了原始的社会契约说。——11、212、453。 [3]斯多亚主义是公元前4—3世纪产生于古希腊的一个哲学派别，因其创始人芝诺通常在雅典集市的画廊讲学，又称画廊学派(画廊的希腊文是“stoa”)。 斯多亚派哲学分为逻辑学、物理学和伦理学，以伦理学为中心，逻辑学和物理学只是为伦理学提供基础。这个学派主要宣扬服从命运并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泛神论思想，其中既有唯物主义倾向，又有唯心主义思想。早期斯多亚派认为认识来源于对外界事物的感觉，但又承认关于神、善恶、正义等的先天观念。他们把赫拉克利特的火和逻各斯看成一个东西，认为宇宙实体既是物质性的，同时又是创造一切并统治万物的世界理性，也是神、天命和命运，或称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也受天命支配，人应该顺应自然的规律而生活，即遵照理性和道德而生活。合乎理性的行为就是德行，只有德行才能使人幸福。人要有德行，成为善人，就必须用理性克制情欲，达到清心寡欲以至无情无欲的境界。中期斯多亚派强调社会责任、道德义务，加强了道德生活中的禁欲主义倾向。晚期斯多亚派宣扬安于命运，服从命运，认为人的一生注定是有罪的、痛苦的，只有忍耐和克制欲望，才能摆脱痛苦和罪恶，得到精神的安宁和幸福。晚期斯多亚派的伦理思想为基督教的兴起准备了思想条件。——11、212、452。 [4]怀疑主义是公元前4—3世纪产生于古希腊的一个哲学派别，代表人物有皮浪、阿克西劳、卡内亚德、埃奈西德穆及恩披里柯。 怀疑派哲学是对客观世界和客观真理是否存在、能否认识表示怀疑的哲学学说。它认为事物是不可认识的，因为对每一事物都可以有两种相互排斥的意见；既然人们什么也不能确定，就应该放弃判断，放弃认识，平心静气地求得精神的安宁。怀疑主义揭示了人们认识中的矛盾，在认识史上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它反对唯物主义，不相信理性的力量，否定科学知识，实际上为宗教迷信和神秘主义的传播提供了条件。——11、212。 [5]科本《弗里德里希大帝和他的敌人》是献给“朋友、特里尔的卡尔·马克思”的。科本在该书1840年版第39页上写道：“伊壁鸠鲁主义、斯多亚主义和怀疑主义是古代有机体的神经系统、肌肉系统和内脏系统，它们的直接的自然的统一决定了古代的美和道德，它们也随着古代的衰亡而瓦解。”——11。 [6]马克思根据第欧根尼·拉尔修《论哲学家的生平》第10卷第123页，引用了伊壁鸠鲁致梅诺伊凯乌斯的信中的一段话；这段引文以及下面引自埃斯库罗斯著作的引文，马克思是用希腊文摘抄的。——12。 [7]鲍威尔在1841年4月12日的信中建议马克思不要把超出“哲学发展”的埃斯库罗斯《被锁链锁住的普罗米修斯》中的诗句(即“我痛恨所有的神”)放进博士论文，认为这样将不利于马克思谋求波恩大学的教职。——12。
马恩全集第一卷——献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献词 谨将本文献给 敬爱的慈父般的朋友 政府枢密顾问 特里尔的 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先生 以表达子弟的敬爱之忱 作者 我敬爱的慈父般的朋友，请您原谅我把我所仰慕的您的名字放在一本微不足道的小册子的开头。我已完全没有耐心再等待另一个机会来向您略表我的敬爱之忱了。 但愿一切怀疑观念的人，都能像我一样幸运地景仰一位充满青春活力的老人。这位老人用真理所固有的热情和严肃性来欢迎时代的每一进步；他深怀着令人坚信不疑的、光明灿烂的唯心主义，唯有唯心主义才知道那能唤起世界上一切英才的真理；他从不在倒退着的幽灵所投下的阴影前面畏缩，也不被时代上空常见的浓云密雾所吓倒，相反，他始终以神一般的精力和刚毅坚定的目光，透过一切风云变幻，看到那在世人心中燃烧着的九重天。您，我的慈父般的朋友，对于我始终是一个活生生的明显证据，证明唯心主义不是幻想，而是真理。 身体的健康，我无需为您祈求。精神就是您所信赖的伟大神医。［注：这一段话原来是这样写的：“我希望随着我寄给您的这个表示敬爱之忱的献词来到您身边，同您一起再度漫游我们风景如画的山野和森林。身体的健康，我无需为您祈求。精神和自然就是您所信赖的伟大神医。”——编者注］
马恩全集第一卷——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1] 卡·马克思写于1840年下半年—1841年3月底 第一次经过删节用原文发表于《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斐迪南·拉萨尔的遗著》 1902年斯图加特版第1卷；全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7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第1分册 署名：哲学博士卡尔·亨利希·马克思 原文是德文、古希腊文和拉丁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 注释： [1]《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是马克思的博士论文。马克思于1841年3月底完稿，4月6日寄给耶拿大学哲学系，并于4月15日，在本人未到场的情况下，以这篇论文获得耶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马克思选择这个题目是为了阐述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19世纪30年代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首次提出了伊壁鸠鲁派、斯多亚派和怀疑派是古代的自我意识哲学家的观点。以布·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不仅接受了黑格尔的观点，而且超越了他们的老师，驳斥了当时的哲学史编纂学对这些体系的贬低和曲解，利用这些哲学体系表达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治要求，从而也论述了他们自己的哲学观点。 1839年初，马克思开始全面研究伊壁鸠鲁的哲学，作为研究的成果，最晚到1840年初产生了七本《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这七本笔记摘录了伊壁鸠鲁哲学的精髓，总结了19世纪30年代哲学界的争论，并提出了应该解决的问题，其中涉及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及其同黑格尔的自然哲学的关系，以及它同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的联系，但是二者的差别还没有像后来在博士论文中那样成为重点。在这七本笔记以后，马克思扼要地写了几条关于伊壁鸠鲁的原子学说的意见。另有一份手稿批判分析了普卢塔克对伊壁鸠鲁神学的论战，其中只有第三张流传下来了，这个片断以前是作为博士论文的《附录的片断》发表的，其实它在马克思尚未开始写博士论文时就已写成，它不属于博士论文，而可能是失传的一部研究古代哲学著作的一部分，因此未收入本卷。 1840年，马克思专门研究了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根据鲍威尔1839年底和1840年初的几封书信来看，这时马克思正在研究海尔梅斯主义，还打算出一本书对它进行哲学的批判。可见，马克思动笔撰写博士论文大概是在1840年下半年。 论文题目确定以后，马克思就深入钻研古代文献，以便首先分析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如果把博士论文中的直接引文和间接引文同《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的摘录加以比较，可以看出这些笔记只是为博士论文提供了必要的资料。论文中有些引文抄自笔记，有些引文则经过马克思重新研究。而关于德谟克利特的最重要资料的引文都是笔记中所没有的。马克思广泛地挖掘当时能找到的所有关于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资料。从而掌握了当时的全部学术资料。可惜在准备写作博士论文时所写的摘录笔记和草稿，都没有保存下来。 1841年3月底，博士论文完稿了。论文的题目是《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在保存下来的稿本的目录中也是这样写的，而获得博士学位后写在封面上的题目则是《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现存的博士论文本身是一份不知由何人抄录的、经马克思修改补充的不完整的稿本。这显然是在3月底以前就已写成准备付印的那个稿本。为此马克思写了献词和序，但这里缺少论文目录中所提到的第一部分第4章、第5章和附录第2章的注释。 这篇博士论文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发表，它第一次发表在弗·梅林编辑的《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斐迪南·拉萨尔的遗著》1902年斯图加特版第1卷，但是删掉了绝大部分附注。全文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7年历史考证版第Ⅰ部分第1卷第1分册。——3。
马恩全集第一卷——前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前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部分为著作卷(《资本论》及其手稿除外)，包括第1卷到第29卷。第1卷收入马克思从1833年到1843年3月所写的著作。全卷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博士论文和政论文章，第二部分为中学毕业作文和早年的文学习作。它们反映了马克思从中学时期直到《莱茵报》停刊为止的思想发展，他从唯心主义逐渐向唯物主义转变以及他的革命民主主义观点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马克思的童年和中学时期是在故乡特里尔市度过的。特里尔位于德国经济最发达而又深受法国革命影响的莱茵省，自由主义思想盛行。马克思在特里尔中学学习期间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收入本卷的马克思在中学毕业考试时写的三篇作文，是记述马克思当时思想状况的最早资料。这三篇作文反映了启蒙思想、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对他的影响，反映了他的智力发展水平和独立思考的能力。特别是德语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既表达了少年马克思卓越超群的抱负，又说明他对现实的社会环境抱有冷静客观的态度。他写道：“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见本卷第459页)。为人类工作这一崇高理想预示了马克思后来思想发展的方向。 1835年秋，马克思进入波恩大学，次年转入柏林大学，学习法学。在大学初期，他一度热中于诗歌写作。本卷收入了他主要在波恩和柏林上大学的最初年月里写的文学习作。在献给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的三本诗集中，他表达了自己对未婚妻的倾慕和思念之情，歌颂了坚贞不渝的爱情，表露了对两人的结合遭到阻难的焦虑和自己的崇高志向。从献给父亲的诗作以及录自他姐姐索菲亚的纪念册和笔记本的诗作中，我们看到了马克思如饥似渴的求知欲望和广博的文史知识，对腐朽旧势力的反抗精神和疾恶如仇的正直襟怀，对真理和美好事物的执着追求以及抨击邪恶、针砭时弊的战斗风格。尽管这些文学习作艺术价值不高，而且作者本人对它们也持批评态度，但是，它们为了解马克思早年所受思想影响的范围、他在成长时期对周围事物的感受和态度、他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特征、他的理想和追求，提供了可贵的材料。马克思很快认识到，诗歌创作不是他合适的发展方向，便转而专心致志地从事理论研究了。 马克思在柏林大学学习时期是他的思想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柏林大学是当时德国思想斗争的中心，黑格尔主义在这里占着支配地位。黑格尔学派的左翼——青年黑格尔派在柏林十分活跃，它站在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立场上批判宗教教条，捍卫信仰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并力图从黑格尔哲学中引出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革命结论。1837年起，马克思接近青年黑格尔派，并成为柏林青年黑格尔派的博士俱乐部的积极成员。1839年起，马克思开始研究古希腊哲学，特别是伊壁鸠鲁哲学。他曾计划撰写一部全面论述伊壁鸠鲁主义、斯多亚主义和怀疑主义的著作。他选择这个题目，显然同青年黑格尔派的政治理论需要相联系，他们想通过阐述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古希腊晚期哲学的三个派别伊壁鸠鲁主义、斯多亚主义和怀疑主义，来论证他们自己的要求个性自由的自我意识哲学、无神论观点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观点。1841年4月，马克思以《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这篇论文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这是他研究古希腊哲学取得的实际成果。 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分析并批判了对伊壁鸠鲁哲学的种种歪曲和贬低，纠正了把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这两位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的自然哲学等同起来的传统偏见，阐明了他们在自然哲学方面的差别，揭示了伊壁鸠鲁原子学说的独特的积极的意义。在马克思看来，重要的是伊壁鸠鲁用原子脱离直线作偏斜运动的论点纠正了德谟克利特的机械决定论，打破了命运的束缚，从而企图从自然的角度来阐明个人的意志自由、个性和独立性。马克思指出，原子脱离直线作偏斜运动不是伊壁鸠鲁物理学中的一个特殊的、偶然的规定，而是被赋予了普遍意义的原子运动规律，它贯穿于伊壁鸠鲁的整个哲学。伊壁鸠鲁使原子的所有特性的规定都具有矛盾的性质，他把原子概念中形式和物质、本质和存在的矛盾客观化了。马克思认为，这里包含着古希腊哲学家思想中所固有的辩证因素，伊壁鸠鲁实质上提出了事物自我运动的辩证思想。马克思对伊壁鸠鲁哲学的分析，说明他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历史学说已有深刻的理解，并能自觉地独立地加以运用。 马克思重视伊壁鸠鲁认为只有原子偏斜运动体现了自我意识的自由的观点，但并不赞成伊壁鸠鲁把自由理解为脱离现实世界的自我意识的心灵宁静的看法。马克思认为，不能抽象地理解自由，不能通过把人同周围环境分开并把二者绝对对立的办法来实现自由。只有当人不被看作是抽象的个别性，而是从人同周围环境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中来考察人的时候，自由问题才能得到解决。马克思深刻地分析了人和客观现实、哲学和世界的辩证关系，指出：“在自身中变得自由的理论精神成为实践力量，作为意志走出阿门塞斯冥国，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尘世的现实，——这是一条心理学规律。”(见本卷第75页)作为一种意志力量，哲学必然要同外部世界发生关系，变成一种实践力量。由于哲学和世界这样相互作用，相互融合，一方面哲学不断扬弃自身内在的缺点和缺陷，另一方面世界也不断合理化，其结果是，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诚然，马克思这时对问题的理解还没有超出唯心主义的立场，但是，以实践作为中介对主体和客体关系的辩证认识，却为正确理解主体的能动作用开辟了道路。 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还鲜明地阐述了坚定的无神论观点。他反对宗教，反对宗教对哲学和个人的压制，要求把人从宗教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他把普罗米修斯的自白“我痛恨所有的神”作为哲学的格言，并明确声称反对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他十分赞赏伊壁鸠鲁站在无神论的立场上反对整个希腊民族把天体神化的观点，称赞伊壁鸠鲁是“最伟大的希腊启蒙思想家”。马克思不仅驳倒了旧的理性主义的神学，而且批判了黑格尔调和哲学和宗教的对立的做法。他已经开始把目光投到宗教观念同现实世界的联系上来了。他在驳斥关于神的存在的证明时指出，因为自然安排得不好，所以神才存在；因为非理性的世界存在，所以神才存在(见本卷第101页)。哲学的任务就是要克服客观存在的非理性，使世界和人本身变得合乎理性。 从1842年初起，马克思直接参与现实政治问题的讨论，注意当时紧迫的政治问题。1842年5月，他开始为《莱茵报》撰稿，同年10月15日成了该报编辑。在他的影响下，《莱茵报》由一家自由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报纸变成具有鲜明革命民主主义倾向的人民喉舌。马克思在自己的政论文章中把矛头指向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要求新闻出版自由，批评普鲁士的书报检查立法，反对查禁进步报刊；批判封建等级代表制，要求建立人民代表制；剖析普鲁士的立法及其思想基础；维护区乡制度改革运动，揭露普鲁士政府想取消进步的城乡权利平等原则的企图；批判普鲁士国家及其社会基础，捍卫全体人民的民主权利。 马克思在第一篇政论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揭露了1841年12月24日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所颁布的书报检查令的伪善本质，论述了实行新闻出版自由的必要性。马克思运用哲学上的逻辑方法来分析政治问题，通过揭露普鲁士政府的行为在逻辑上的矛盾，证明普鲁士国家制度的不合理性，指出普鲁士警察国家及其书报检查立法的目的不是要保障国家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地位，而是要维护反动势力的利益，把反动统治者的观点和要求提升为法律，以压制广大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因此，这个国家是和人民根本对立的。马克思得出结论说：“整治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见本卷第134页)。这里批判的锋芒已经指向整个普鲁士国家。 马克思最先在《莱茵报》上发表的，是《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这一组文章中的第一篇《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在这里马克思已经不是像在评书报检查令的那篇文章中那样，从一般的理论观点出发，而是从具体的政治观点出发来看待新闻出版自由了，已经把新闻出版自由的问题同各个社会等级对这个问题的态度联系起来了。他认为，问题不在于新闻出版自由是否应当存在，而在于新闻出版自由是个别人物的特权还是人民应当享有的权利。他赞赏农民等级的代表在维护新闻出版自由时捍卫了普遍利益。马克思还提出自由报刊应具有人民性，代表人民精神的观点，认为自由报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表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世界联结起来的纽带，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镜子；自由报刊是观念的世界，它不断从现实世界中涌出，又作为越来越丰富的精神唤起新的生机，流回现实世界。这些观点实际上维护了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 马克思在《<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一文中，揭露了该报呼吁政府禁止在报刊上讨论宗教和哲学问题的反动主张，维护了哲学干预现实生活和探讨宗教问题的权利。他进一步发挥了自己在博士论文中提出的关于哲学和现实的关系的论点，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那时，哲学不再是同其他各特定体系相对的特定体系，而变成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各种外部表现证明，哲学正获得这样的意义，哲学正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哲学正在世界化，而世界正在哲学化”(见本卷第220页)。他还批驳了关于宗教是国家的自然基础的封建的国家观，但当时还没有摆脱黑格尔的国家观点的影响。 在《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中，马克思谴责了历史法学派和反动的浪漫主义的代表借口维护历史传统来为封建专制制度辩护的企图，指出人们有理由把康德的哲学看成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而自称是康德学生的历史法学派创始人胡果的自然法却是法国旧制度的德国理论。这样，马克思就清楚地表明，历史法学派的代表想通过修订普鲁士法律来恢复历史上已过时的制度。 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的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马克思第一次直接研究了贫苦劳动群众的物质生活条件，探讨了物质利益同国家和法的关系，公开捍卫贫苦群众的利益，抨击了普鲁士的国家和法律制度。针对普鲁士政府提交省议会通过的一项把未经林木占有者许可在森林中捡拾枯枝的行为以盗窃论罪的法案，马克思从法学角度为政治上和社会上一无所有的贫苦群众辩护。他大声疾呼地申明：“我们为穷人要求习惯法，而且要求的不是地方性的习惯法，而是一切国家的穷人的习惯法。我们还要进一步说明，这种习惯法按其本质来说只能是这些最底层的一无所有的基本群众的法。”(见本卷第248页)他揭露了贵族的习惯法按其内容来说是同普遍法律的形式相对立的，实际上是“习惯的不法行为”，指出封建专制社会的立法就是把贵族的特权变成法。 在分析习惯和特权的历史发展时，马克思已经觉察到了社会的贫富对立和阶级对立，认识到物质利益的差别使社会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对私人利益的考虑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也支配着国家官员和立法机关代表的决策行为。他认为，正是维护私人利益、私有财产的自私逻辑，使国家权威变成林木所有者的奴仆，使整个国家制度沦为林木所有者的工具。 在《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中，马克思对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持保留的态度，但是他认为共产主义在欧洲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共产主义思想，决不能根据肤浅的、片刻的想象去批判，只有在长期持续的、深入的研究之后才能加以批判。法国和英国工人的斗争以及关于共产主义的争论推动了马克思对现实的社会问题和理论问题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探讨。 马克思在反对封建的等级代表制度的同时，也努力探索一种适应历史要求、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治制度。在《莱茵报》编辑部为《评<汉诺威自由主义反对派的失误>》一文所加的按语中，针对汉诺威国王废除具有温和的自由主义性质的1833年宪法，使1819年宪法重新生效的事件，马克思指出：“汉诺威的真正的自由主义今后的任务，既不是维护1833年的国家基本法，也不是退回到1819年的法律。它应该争取实现一种同更深刻、更完善和更自由的人民意识相适应的崭新的国家形式。”(见本卷第306页) 在《评奥格斯堡<总汇报>第335号和第336号论普鲁士等级委员会的文章》、《本地省议会议员选举》中，马克思严厉批判了作为普鲁士政治制度基础并导致贵族政治统治的等级制原则。马克思要求实行人民代表制，建立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国家机构。他认为，人民代表机构不应该代表等级的特殊利益，而应该代表人民的普遍利益。他把人民代表制看作是人民精神力量的体现。 在《论离婚法草案》和《<莱茵报>编辑部为<论新婚姻法草案>一文所加的按语》中，马克思反对直接把新教的教义作为普鲁士立法基础的企图，揭露了普鲁士立法制度的落后性质。他指出，普鲁士邦法不是按照对象世界所固有的规律来对待世界，而是按照任意的主观臆想和与事物本身无关的意图来对待对象世界。他要求法律成为人民意志的自觉表现，同人民的意志一起产生并由人民的意志所创立，决不能要求人们盲目地服从超伦理的和超自然的权威。 以维护城市和农村权利平等为内容的区乡制度改革运动，是莱茵省的一场重要政治斗争。普鲁士政府企图利用地方行政机构改革的机会，废除原来的城市的区和农村的乡在法律上权利平等的制度，而实行普鲁士的等级原则，扩大封建贵族的特权。在《区乡制度改革 和<科隆日报>》、《<科隆日报>的一个通讯员和<莱茵报>》中，马克思维护了城市和农村权利平等的进步原则，用民主主义观点阐述了法国大革命的口号——“人人平等，市民和农民平等”。同时他提出法律的合理性在于同现实的一致性，这就使他的法律观点具有了更实际的因素。他说：“法律只能是现实在观念上的有意识的反映，只能是实际生命力在理论上的自我独立的表现。”(见本卷第314页) 马克思在评述《莱比锡总汇报》在普鲁士邦境内被查禁的一组文章中，严厉谴责了普鲁士政府迫害进步报纸的行径，同时热情地支持刚刚崛起的年轻的人民报刊，对它们寄予深切的期望。他指出，人民报刊生活在人民当中，真诚地同情人民的一切希望与忧患、热爱与憎恨、欢乐与痛苦，表达人民的思想和利益，只有通过斗争才能争得自己生存的权利。 《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一文是马克思根据广泛收集的大量文件和资料以及对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农民贫困的原因的深入考察写成的。马克思触摸到了隐藏在各种社会关系后面的客观本质，加深了对社会生活和国家问题的理解。他在文章中阐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人们在研究国家状况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既决定私人的行动，也决定个别行政当局的行动，而且就像呼吸的方式一样不以他们为转移。只要人们一开始就站在这种客观立场上，人们就不会违反常规地以这一方或那一方的善意或恶意为前提，而会在初看起来似乎只有人在起作用的地方看到这些关系在起作用。”(见本卷第363页) 马克思力图揭示摩泽尔地区农民贫困的社会原因，说明这种贫困状况同国家管理机构的联系。他明确指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同时也就是管理工作的贫困状况，这种贫困状况同时体现了现实和管理原则之间的矛盾。他剖析了普鲁士的官僚等级制度和把公民分为两类即管理机构中积极的、自觉的公民和作为被管理者的消极的、不自觉的公民的原则，揭示了既存在于管理机体自身内部、又存在于管理机体同被管理机体的联系中的官僚关系。马克思还认为，要正确地认识和解决重要的社会问题，需要有自由报刊的积极参与，而因为没有一个经济问题不同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相联系，所以，要能够坦率而公开地讨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状况，就先要能够坦率而公开地讨论一切对内对外政策。这些新的认识既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他在向唯物主义转变中的重要出发点。后来，马克思不止一次对恩格斯说，正是他对林木盗窃法和摩泽尔河地区农民处境的研究，推动他由纯政治转向研究经济关系，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见1895年4月15日恩格斯致理·费舍的信) 《莱茵报》的鲜明的革命民主主义方针，马克思的一篇篇犀利而深刻的政论文章，使政府当局越来越感到这家报纸对普鲁士国家是一个威胁。政府当局不断对《莱茵报》采取种种限制措施。针对政府的迫害，马克思在一系列文章中进行了坚决的抗争。他利用官方的伪自由主义的许诺来捍卫《莱茵报》的目标和存在的合法性。在《关于报刊的内阁指令》一文中，他现实地估量各种社会力量，力图在现行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联系具体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宗教批判和政治批判。这种策略遭到了以布·鲍威尔为核心的柏林“自由人”的指责。这些“自由人”企图用抽象地否定一切的绝对的批判来改变现存的政治制度，他们沉湎于激进的空谈，脱离现实的社会政治条件，完全无视政治斗争的现实可能性，因而在政治上陷于孤立。马克思根据海尔维格的一封信改写的短文《海尔维格和卢格对“自由人”的态度》中指出：“在我们的时代，胡闹、莽撞的行为应当受到公开而坚决的谴责；我们的时代需要严肃、刚毅和坚定的人来达到它的崇高目标。”(见本卷第946页)这篇短文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同“自由人”的决裂。 马克思清醒地认识到，普鲁士政府的反动政策同《莱茵报》的方针之间的对立是不可调和的，他对《莱茵报》继续存在的可能性作了非常现实的估计。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利用一切机会对政府的迫害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在《评部颁指令的指控》一文中，马克思逐条驳斥了政府当局为查封《莱茵报》而提出的种种论据，巧妙地利用现行的法律条文来维护《莱茵报》的正确立场。与此同时，马克思还要同那些为虎作伥、甘心为政府的倒行逆施辩护的保守乃至反动的报刊进行周旋。在《奥格斯堡报的论战术》、《<莱茵—摩泽尔日报>是宗教法庭的大法官》等文章中，马克思既严正批驳了这些报纸对进步报刊的诽谤和攻击，也揭露了它们的错误立场和观点。这就初步显示出马克思世界观的形成和发展是在同封建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实现的特点。 马克思反对普鲁士政府当局迫害《莱茵报》的坚韧不拔的斗争虽然使该报的存在延长了好几个月，但是，普鲁士反动当局最终还是在1843年4月1日查封了这家进步报纸。 参加《莱茵报》的工作，对马克思的政治和理论发展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他在这里第一次亲身接触各种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要对当时最紧迫的政治问题表明态度，要每天分析社会舆论对各阶级、各政治集团的主张和要求的不同反映，还要对付来自政府当局和书报检查机关的阻挠和迫害以及其他报刊对《莱茵报》的责难和攻击。这就为他提供了施展才干的舞台，使他能够积累社会政治经验，深入体察现实的社会状况，对资产阶级反对派和其他社会阶层提出的基本政治主张和经济要求有了直接的了解和切身的体会，推动他认真地研究社会经济问题，从而突破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局限，逐步确立他自己的政治和理论观点，并为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立场的彻底转变作好了准备。 本书的附录收入了马克思的一些传记性文献和有关他的活动的比较重要的资料，有关《莱茵报》被查封的资料可以使我们对普鲁士当局的这一专横措施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本卷收入的文献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相应时期有关卷次收入的文献增加8篇，其中政论文章2篇：《摩泽尔记者的辩护。C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种种主要弊端》、《<莱茵报>编辑部关于停止发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续篇的声明》；附录6篇：《卡尔·马克思的博士学位证书》、《对汉诺威一个囚犯的异端裁判所式的虐待》、《关于<莱茵报>遭到查封的备忘录》、《莱茵报社股东的备忘录》、《莱茵报社非常全体会议记录》、《莱茵报社例行全体会议记录》。原第1版中的《路德是施特劳斯和费尔巴哈的仲裁人》一文，经考证不是出自马克思的手笔，本卷不再收入。马克思的所有著作都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或重新作了校订。
马恩全集第一卷——编辑说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编辑说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的全部著述的汇集，第一版于1956年至1985年出版，共50卷。由于条件限制，第一版在翻译和编辑方面还存在一些缺点。为了适应我国读者当前以及长远需要，经中央批准，我们着手编译一套内容全、编译质量高、可供长期使用的新版本。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以第一版为基础，并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和德文版重新进行编辑和译校。全集收入了第一版未收的一些著作，删除了第一版误收的、不是出自马克思和恩格斯手笔的材料。全部著作除个别语种外，均按原文译校。 全集分为四个部分：第1—29卷为著作卷，第30—45卷为资本论及其手稿卷，第46—59卷为书信卷，第60卷以后为笔记卷。同第一版相比，文献篇数和收文字数有较大的增加。 《全集》各卷有《前言》，简介所收文献的写作背景和主要内容。卷末附有正文的注释、人名索引、文献索引等参考性资料。
马恩全集第一卷——凡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凡例 1.正文和附录中的文献分别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编排。在个别情况下，为了保持一部著作或一组文献的完整性和有机联系，编排顺序则作变通处理。 2.目录和正文中凡标有星花*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 3.在引文中尖括号<>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加的，引文中加圈点。处，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加着重号的地方。 4.在目录和正文中方括号[]内的文字是编者加的。 5.未说明是编者加的脚注为马克思或恩格斯的原注。 6.《人名索引》、《文献索引》、《报刊索引》、《地名索引》、《名目索引》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马恩全集第四十一卷——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1839年］12月9日—［1840年］2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一卷 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 ［1839年］12月9日—［1840年］2月5日［于不来梅］ 12月9日。最亲爱的，刚刚收到你的信；等你们这些家伙的信要这么久，真是令人吃惊。自从收到你和霍伊泽尔从爱北斐特来信后，柏林的情况一点也没有听到。如果确实证明有鬼的话，那么，恨可以使人变成鬼。可是你的信来了，这就很好。 我学你的做法，把神学问题留到最后去谈，以便名副其实地圆满完成我的书信的金字塔。我正在努力从事文学写作；我得到了谷兹科夫的保证，他表示欢迎我投稿，我就给他寄去了关于卡·倍克的文章［注：见本卷第24—30页。——编者注］；此外，我写了许多诗，但是还得仔细加工，我还在写各种散文以锤炼文风。前天我写了《不来梅情史》，昨天写了《不来梅的犹太人》，明天我想写《不来梅的当代文学》和《学徒》（指商行学徒）或这一类的东西。情绪好的时候，两个星期写出五大张纸是绰绰有余的，尔后润色修辞，间或穿插些诗，使形式多样化，然后以《不来梅之夜》为书名出版。我的inspe［注：直译是：希望中的；这里指：未来的。——编者注］出版商昨天来我处，我给他读了《OdysseusRedivivus》［注：《复活的奥德赛》。——编者注］，使他非常高兴；他有意要我的制造厂出品的第一部小说，昨天还说好一定要一本小诗集。可惜这些诗太少了，况且还有书报检查机关！谁会放过《奥德赛》？我可不让书报检查机关管制我，使我不能自由写作；以后它爱删多少就删多少，我自己不愿意扼杀本人的思想。被书报检查机关删减总是不愉快的，不过倒也是光荣的；一个年已三十或写了三本书的作者竟然没有同书报检查机关发生过冲突，那他就不值一提；伤痕斑斑的战士才是最优秀的战士。一本书，拿来一读就应当看出它是同书报检查机关作过斗争的。其实，汉堡的书报检查机关是自由主义的，我最近在《电讯》上发表的关于德国民间故事书的文章［注：见本卷第14—23页。——编者注］，就对联邦议会和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极其尖锐地挖苦了一番，可是文章一个字也没有被删去。 12月11日。——噢，弗里茨！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象现在这样懒惰了。哈，我忽然产生一个想法：我知道，我缺少什么！ 12月12日。——这些不来梅人都是些蠢驴，不，我的意思是说都是些好人！目前正是坏天气，街道很滑，他们就在市政厅酒家前撒了沙子，免得醉汉跌交。 旁边画的是一个悲伤厌世的小伙子；他在巴黎拜访过亨·海涅，受了海涅的感染，以后他又到泰奥多尔·蒙特那儿去，学会了蒙特的某些词句，没有这些词句，悲伤厌世的人是无法生活的。从那时起，他明显地消瘦了，正打算写一本书来论述悲伤厌世是预防肥胖的唯一有效方法。 1月20日［1840年］。我在没有解决在这里的去留问题以前，不想给你写信。现在终于可以告诉你，我暂时还是留在这里。 21日。我跟你实说吧，我对继续进行神学辩论没有特殊兴趣。在这些争论中，彼此都不太理解；当回答问题时，对所涉及的问题，早已忘了ipsissimaverba［注：自己的话。——编者注］；这样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要比较扎实地探讨一个问题，就得占更多的篇幅，而我常常不能在后一封信中再肯定前一封信中的看法，因为这种看法太接近于在此期间我已经放弃了的观点。由于施特劳斯，我现在走上了通向黑格尔主义的阳关大道。我当然不会成为象欣里克斯等人那样顽固的黑格尔主义者，但是我应当汲取这个精深博大的体系中最重要的要素。黑格尔关于神的观念已经成了我的观念，于是，我加入了莱奥和亨斯滕贝格所谓的“现代泛神论者”的行列，我很清楚，泛神论这个词本身就会引起不会思考的牧师们的大惊小怪。今天白天，《福音派教会报》反对梅尔克林的虔诚主义的冗长讲道稿[270]，使我很感兴趣。善良的《教会报》不仅认为把它归入虔诚主义者的营垒是极为奇怪的，而且还发现了其他一些希奇古怪的东西。现代泛神论，也就是说，黑格尔，在中国人和祆教徒那里已经可以找到，除此之外，它在加尔文与之斗争过的自由思想家宗派中也明显地表现出来。[271]这一发现确实是非常独特的。而更为独特的是对这一发现的论证。要从被《教会报》硬说成是黑格尔观点的那些东西中认清黑格尔，已经是很费劲的了，而这些东西又被牵强附会地说成是同加尔文关于自由思想家的那个措辞十分含糊的命题有相似之处。论证是非常可笑的，《不来梅教会信使》表现得更妙，它说黑格尔否定历史的真理！人们力求表明挡住自己的路而又无法避开的哲学是违背基督教的，这真是荒谬绝伦。有些人只是听说过黑格尔的名字，而且只读过莱奥的《黑格尔门徒》[48]的注释，就想破坏这种不用任何夹子夹紧而自成一体的体系。——这封信写得很不顺遂。天知道为什么，我一坐下来写信，鬼差使就来了——我总是有商行的工作要干。 这是两个傀儡，它们呆板的样子，并非我的本意。否则，它们就是人了！ 你读过施特劳斯的《鉴别和评述》[267]吗？你要尽力把书弄到手，那里所有的文章都很出色。论施莱艾尔马赫尔和道布的文章是篇杰作。在论述维尔腾堡的狂人那些文章里，有大量心理学的东西。其他神学的和美学的文章也很有意思。——此外，我正在钻研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一部巨著；这本书我每晚必读，它的宏伟思想完全把我吸引住了。——不久前托路克的播弄是非的老手《文献通报》愚蠢地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现代泛神论”不能产生抒情诗，可是古波斯泛神论等等却产生了抒情诗？[272]就请该杂志等一等吧，等我和其他一些人把这种泛神论弄清楚的时候，就会有抒情诗出现了。顺便说一下，《文献通报》承认道布，并且谴责思辨哲学，这倒是很好的。似乎道布不承认黑格尔关于人和上帝本质上是同一的这一原则。这种肤浅的见解令人讨厌；他们不太关心施特劳斯和道布的观点是否基本一致。但是，如果施特劳斯不相信迦拿的婚宴[273]，而道布却相信，那么，人们就会把一个捧上天，把另一个看作是入地狱的候补者。奥斯温特·马尔巴赫，民间故事书出版商，是个头脑最糊涂的人，特别是（cum—tum［注：既一般地是——又特别是。——编者注］）一个头脑最糊涂的黑格尔主义者。我简直不可理解，黑格尔的信徒怎么会说： 天堂也就在这大地上； 我清楚地感到上帝之成为人就体现在我身上， 因为黑格尔明显地把整体同不完善的单一的东西区别开来。——对黑格尔的损害莫过于他自己的学生；只有几个人，如甘斯，罗生克兰茨，卢格等才配称为黑格尔的学生。而某个奥斯渥特·马尔巴赫是所有糊涂人中nonplusulta［注：糊涂透顶的人。——编者注］。多么了不起的人物！——牧师马莱特先生在《不来梅教会信使》杂志上称黑格尔体系为“松散的语言”。[97]如果确实如此，牧师本人就糟了，因为要是这些大块大块的东西，这些花岗岩思想散落下来，哪怕是这座巨石建筑的一块石头都会不仅把牧师马莱特先生砸碎，而且能把整个不来梅砸碎。例如，要是把世界历史是自由概念的发展这一思想强加在某一个不来梅牧师的身上，他会发出什么样的悲鸣啊！ 2月1日。今天无论如何一定要把信发出去。 俄国人开始变得天真起来；他们宣称，似乎同切尔克斯人打这一仗而牺牲的人还没有拿破仑的一次不大的战役所牺牲的人多。我没有料到，象尼古拉这样野蛮的人竟会如此天真。 我听说，柏林人十分恨我。我在给他们的信中，把托路克和奈安德骂了几句，我也没有把兰克列入superos［注：伟人。——编者注］，这使他们气坏了。而且，我还写信给霍伊泽尔，大讲特讲贝多芬。——我读了维也纳的格里尔帕尔策写的很可爱的喜剧《谁撒谎，谁倒霉！》[274]，它比我们现在的老一套喜剧高明得多。深受奥地利书报检查机关的沉重压迫的善良而自由的精神处处可见。你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花了多少功夫把豪门贵族描写得不致有损贵族检查官的体面。Otempores，omoria，DonnerundDoria［注：著名的拉丁词语：“Otempora，omores”（“哦，时代，哦，风尚”）。这里，恩格斯为了同德语“DonnerundDoria”押韵，改变了拉丁语的词尾而写成：“哦，时代，哦，风尚，见鬼去吧”。——编者注］，今天是2月5日，很惭愧，我太懒了，butIcannothelpit［注：可是我没办法。——编者注］，上帝作证，我现在什么也不干。好几篇文章已经动笔写了，可是没有进展，每当我在晚上想写诗的时候，往往由于吃得太饱而无法抗拒睡意。——要是今年夏天我能去丹麦，霍尔施坦，日德兰半岛，西兰岛和吕根岛旅行，我会十分满意的。我要争取让我的老头儿把弟弟［注：海尔曼·恩格斯。——编者注］送到这里来，我将把他带在身边。我渴望看看大海，我会写出多有趣的旅行随笔呀！可以把这些随笔和一些诗一起出版。现在天气好极了，可是我不能出游，我十分想出去，多倒霉呀！ 这胖子是糖业经纪人，他刚从屋里出来，他的口头禅是：“根据我的意见。”当他在交易所和某人谈完话，要离开时一定要说：“祝你健康！”他的姓名是约·赫·贝格曼。 这里也有令人感动的人物。我这就给你描绘另一幅生活景象： 这个老头儿每天早晨喝得醉醺醺，站在自己家门口，捶着胸口大叫：“IckbinBorger！”［注：“我是一个公民！”——编者注］；这就是说，感谢你，上帝，我不象那些汉诺威人，奥登堡人，更不象那些法国人，我是一个不来梅BorgertågenbårenBremerKind！［注：公民，不来梅嫡亲的后裔。——编者注］ 本地各种类型老太婆的面部表情确实令人讨厌。特别是右面那个翘鼻子的面部表情，纯粹是不来梅式的。 艾勒特主教在授勋典礼[275]上的讲话有一大优点：现在任何一个人都知道应当怎样对待国王［注：指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编者注］，而且他的背誓罪行得到了正式的证明。就是这个国王，anno1815［注：于1815年。——编者注］，当他感到不安的时候，在他的内阁法令中许下诺言：如果臣民能使他摆脱困境，他将授予他们宪法，就是这个坏透了的、可恶的、受上帝诅咒的国王现在通过艾勒特宣告，谁也别想从他那里得到宪法，因为“大家为一人和一人为大家，这是普鲁士的国家原则”，“谁也不会用旧布补新衣”。你知道吗，为什么罗泰克的第四卷[276]在普鲁士被禁止？因为这卷书里谈到，1814年我们柏林的那位至高无上的没出息的人承认了1812年的西班牙宪法[120]，而1823年他竟派法国人到西班牙去消灭这部宪法，并且回送西班牙人一份厚礼——宗教裁判所和拷打。1826年，里波尔在瓦伦西亚被宗教裁判所烧死，他的血连同因自由主义的和异教的观点而在监牢被折磨至死的二万三千名高贵的西班牙人的血一起流淌在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公正大王”””的良心上。我憎恨他，除了他，我可能还憎恨两、三个人；我恨死了他；如果我不是对这个恶棍极端卑视，我会恨得更厉害。同他相比，拿破仑是一个天使，如果说，我们的国王是一个人，那么汉诺威国王［注：恩斯特-奥古斯特。——编者注］就是神。没有哪个时期比1816年到1830年这个时期更充满王室罪行了；几乎每一个在当时掌握统治权的国君都应处以死刑。笃信宗教的查理十世，阴险的西班牙斐迪南七世，奥地利的弗兰茨——一架机器，只会签署死刑判决书并且到处看到的都是烧炭党人[277]；唐·米格尔是一个比法国革命的全体英雄还要伟大的流氓，可是当他血洗优秀的葡萄牙人时，普鲁士、俄国和奥地利都高兴地承认了他；还有俄国的杀父犯亚历山大以及不愧为他的弟弟的尼古拉，要谈他们的骇人听闻的罪行，简直是多费口舌。啊，我可以给你讲一大堆关于国君爱自己臣民这一主题的滑稽故事。只有国君被人民打了耳光而脑袋嗡嗡响时，只有他的宫殿的窗户被革命的鹅卵石砸得粉碎时，我才能期待国君做些好事。祝你健康。 你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第一次摘要发表于1913年《新评论》杂志第10期（柏林）；全文发表于《恩格斯早期著作集》1920年柏林版 原文是德文 注释： [48]“黑格尔门徒”一词是在反动的历史学家和政论家亨·莱奥的著作《黑格尔门徒。所谓指控永恒真理的文献和论据》（《DieHegelingen．ActenstückeundBelegezuders．g．DenunciationderewigenWahrheit》）于1838年在哈雷出版以后才被使用的。该书是针对施特劳斯、卢格、米希勒和其他青年黑格尔派的，莱奥鄙薄他们，称他们为“黑格尔门徒”。——第53、212、301、313、370、498、545、591页。 [97]见弗·马莱特的《前言》（《Vorwort》），载于1840年1月12和19日《不来梅教会信使》第1期和第2期。——第105、547页。 [120]1812年的西班牙宪法是迎合自由贵族和自由资产阶级的利益通过的，它通过议会限制了国王的权力，消除了某些封建主义残余。1814年，由于封建贵族反动势力在西班牙取得胜利，1812年的宪法被废除。在十九世纪上半叶，这部宪法是西班牙和欧洲其他许多国家的自由主义立宪运动的一面旗帜。——第147、549页。 [267]大·弗·施特劳斯《鉴别和评述》（《CharakteristikenundKritiken》），神学、人类学和美学领域杂文集，1839年莱比锡版。这个集子的第一篇文章是献给施莱艾尔马赫尔和道布的，标题是《施莱艾尔马赫尔和道布对当代神学的意义》（《SchleiermacherundDaub，inihrerBedeutungfürdieTheologieunsererZeit》）。第六篇文章标题是《现代狂人故事》（《GeschichtenBesessenerneuererZeit》）。——第540、546页。 [270]在1840年1月1、4、8、11、15、18、22和25日《福音派教会报》第1—8号的题为《前言》（《Vorwort》）的文章中反驳了克·梅尔克林《现代虔诚主义述评》（《DarstellungundKritikdesmodernenPietismus》）—书（1839年斯图加特版）。 关于虔诚主义，见注9。——第544页。 [271]袄教徒是印度和伊朗的一种宗教教派的代表，奉火、空气、水和土为神，即琐罗亚斯德教的信徒。 自由思想家是十六世纪中叶具有民主性质并在法国和瑞士广泛传播的宗教泛神论教派的代表。自由思想家曾同加尔文及其信徒进行斗争，但遭到失败。（关于加尔文教，见注11）。——第545页。 [272]见1840年《基督教神学和一般科学问题文献通报》第1、2期中的《出版者关于出版十周年序》（《VorwortdesHerausgeberszumzehntenJahrgange》）一文。——第546页。 [273]根据福音传说，在巴勒斯坦迦拿城的一次婚宴上，基督把水变成了酒（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2章）。——第546页。 [274]F．Grilparzer．《Weh’dem，derlügt！》LustspielinfünfAufzügen．Wien，1840．——第547页。 [275]恩格斯指的是福音教派主教、宫廷传教士鲁·弗·艾勒特1840年1月19日在柏林王宫的骑士大厅发表的演说。演说辞载于1840年1月20日《普鲁士国家总汇报》第20期。——第549页。 [276]指卡·罗泰克《各等级的通史，自古代至1831年》（《AllgemeineWeltgeschichtefüralleStände，vondenfrühestenZeitenbiszumJahre1831》）1833年斯图加特版第4卷。通史于1831年开始出版。——第549页。 [277]烧炭党人（Carbonaro——直译是：烧木炭工人）是十九世纪前三十年存在于意大利、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存在于法国的密谋性团体的成员。意大利的烧炭党人包括城市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军官、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代表人物，他们所抱的目的是实现民族解放、恢复意大利的统一和实行政治改革。法国的烧炭党人包括各种政治派别的代表人物，其任务是推翻波旁王朝的专制制度。——第550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一卷——致威廉·格雷培1839年11月13—2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一卷 致威廉·格雷培 柏林 1839年11月13—20日［于不来梅］ 1839年11月13日。最亲爱的威廉，你为什么不写信？你们都属于偷懒的和无所事事的一类人。我可是另当别论！我不仅给你们写的信超过了你们应该得到的，我不仅认真地了解世界上的一切文学，我还不声不响地用短篇小说和诗歌为自己建造一座荣誉纪念碑，只要书报检查制度的气息不使锃亮的钢变成丑陋的铁锈，这座纪念碑将以璀璨的青春之光照耀着奥地利以外的所有德意志各邦。我心潮澎湃，我那有时不够冷静的头脑炽烈地燃烧；我竭力探求一种伟大的思想，以启迪我心灵中的纷扰，并使热情燃成熊熊的火焰。现在我正酝酿着一个宏伟的题材，同这个题材相比，我以前所写的一切东西不过是儿戏。我想用“童话故事”或类似的东西把这种中世纪就已显现的当代预兆表现出来；我想把那些埋没在教堂和地牢的基石下、但在坚硬的地壳下敲击着、力求解放的精灵揭示出来。我想争取完成谷兹科夫给他自己提出的任务，哪怕是一部分：《浮士德》的真正的第二部分还有待写出。在这里，浮士德不再是一个利己主义者，而是一个为人类牺牲自己的人。有《浮士德》，有《永世流浪的犹太人》，有《粗野的猎人》——这就是预期的精神自由的三个典型，它们之间可以很容易联系起来，并且同扬·胡斯相结合。对我来说，这是多么富有诗意的背景，而这三个恶魔就在这个背景下为所欲为！我过去着手写的《粗野的猎人》那首诗的想法已经溶化在这里面了。——我要独具一格地塑造这三个典型（你们这些家伙为什么不写信呢？要知道已经是11月14日了）；对亚哈随鲁和《粗野的猎人》的处理，我预计会收到特别的效果。为了使这篇东西诗意更浓、细节的刻画更深，我可以毫不费力地把德国传说中的其他一些成分编进去——我手头正好有一些东西。虽然我目前着手写的这篇短篇小说充其量不过是在风格和人物刻画上的一种学习研究，但这些才是我成名的希望之所在。 11月15日。今天也没有信来？我该怎么办呢？对于您，我该怎么想呢？我没法理解您。11月20日。如果您今天还不写信，我就从思想上把您处以宫刑，并且象您所做的那样，让您等信，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信还信。不过，您这个伪君子会说，不要以眼还眼，不要以牙还牙，不要以信还信，您要让我继续听您那一套该死的基督教的诡辩。不，宁可做一个好的异教徒，也不做一个坏的基督徒。 出现了一个年轻的犹太人，泰奥多尔·克赖策纳赫，他的长诗写得很好，短诗写得更出色。他写了一出喜剧[68]，沃·门采尔及其一伙在剧中遭到百般嘲笑。现在大家都向往新的学派，在伟大的时代观念的基础上建立房舍、宫殿或者茅屋。其余的一切正趋于没落，感伤的小曲逐渐消逝得无声无息；声音响亮的出猎号角正期待着猎人来吹奏，以猎取暴君；同时，上帝的暴风雨正掠过树梢，而德意志的青年在丛林中挥舞利剑，高举着斟满的酒杯，山上，燃烧着的城堡烈焰熊熊，王座摇摇欲坠，祭坛颤动不已，只要主号召我们冲向雷雨和风暴：前进！前进！——有谁胆敢阻挡我们？［注：下面复制了原稿中的一段戏言：“敝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不来梅市政厅酒家大诗人，享有特权的醉汉，向全体过去的、现在的、缺席的和未来的人们郑重宣布：你们都是蠢驴，懒虫，都是因自己本身存在的空虚而萎靡不振的家伙，不给我写信的坏蛋，如此等等。敝人酒醒时谨书于商行柜台。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柏林有一个青年诗人卡尔·格律恩，最近我读了他的《旅行札记》，一部很好的作品。[265]据说他有二十七岁了，因此他可以写得更好。有时他有很出色的思想，但常有一些黑格尔式的令人讨厌的词句。例如，这是什么意思： “索福克勒斯是道德高尚的希腊，它让自己巨大的激情撞在绝对必然性这堵墙上而迸发四射。莎士比亚身上出现了绝对性质的概念。” 前天傍晚我在小酒馆喝了两瓶啤酒和两瓶半1794年的吕德斯海姆酒，喝得酩酊大醉。同我在一起的有inspe［注：直译是：希望中的；这里指：未来的。——编者注］出版商和形形色色的庸人。下面是我和一个庸人就不来梅宪法问题进行辩论时的一段话。我：在不来梅，政府的反对派不是真正的反对派，因为他们是由金钱贵族、反对官僚贵族和议会的元老们组成的。他：您事实上并不能完全断定这一点。我：为什么不能？他：请证明您的论断。——在这里，这类事情就算作辩论！啊，庸人去学学希腊语，再来辩论吧。只有懂得希腊语的人，才能rite［注：按照规则。——编者注］进行辩论。这种家伙我一下子就可以驳倒六个，哪怕我喝得半醉，而他们很清醒。这些人没办法把前后必须一贯的某种思想坚持三秒钟，而是一切都是断断续续的；只要让他们谈上半个小时，向他们提几个似乎是很简单的问题，他们就splendidamente［注：大大地。——编者注］自相矛盾。这些庸人都是一些讨厌的刻板的人物；我刚开始唱歌他们就一致反对我，他们要先吃后唱。这时他们就吃牡蛎，我气得直抽烟，喝酒，大喊大叫，对他们视而不见，直到我舒舒服服地打起了瞌睡。我现在是给普鲁士大量输入禁书：白尔尼的《吞食法国人的人》[28]四册，他的《巴黎来信》[20]六卷本，遭到严禁的费奈迭《普鲁士和普鲁士制度》[264]五册，这些书都在我这里，准备送往巴门。《巴黎来信》的最后两卷我还没有读，这两卷书非常好。书中严厉地谴责了希腊的奥托王，例如，书中有一处写道： “如果我是上帝，我就要开个大玩笑：我要在一个夜晚，使所有伟大的希腊人都复活。”［注：路·白尔尼《巴黎来信》。第八十九封信。——编者注］ 接着出色地描写了伯里克利、亚里士多德等等这些希腊人在雅典游逛的情景。这时传来了奥托王驾到的消息。所有的人都准备前往，第欧根尼点起灯笼，所有的人都急忙奔向比里尤斯。奥托王一上岸，就发表演说如下： “希腊人，请往上看。上天具有了巴伐利亚的民族色彩。〈这篇演说太好了，我应该把它全抄下来。〉因为，希腊在远古时代属于巴伐利亚。皮拉斯基人居住在奥登林山，伊纳科斯生于兰德斯胡特。我到这里来是为了使你们幸福。你们那些蛊惑家、闹事者和报纸文人把你们美好的国家带到了灭亡的边缘。有害的出版自由把一切都搞乱了。你们只要看一看，橄榄树长成了什么样子。我早就应该到你们这里来，我所以不能早来是因为我来到人世还不久。现在你们是德意志联邦[77]的成员；我的大臣们会把联邦议会最近的决议[17]通知你们。我会懂得怎样维护我的王位的权利并且使你们逐渐成为幸福的人。作为我的皇室费〈立宪国家中国王的生活费用〉，你们每年要给我六百万披亚斯特，我允许你们付清我的债务。”［注：路·白尔尼《巴黎来信》。第八十九封信。——编者注］ 希腊人乱了起来，第欧根尼提着灯笼照国王的脸，希波克拉底则叫人去运六车藜芦来，如此等等。整个这一部讽刺作品是极尽挖苦之能事的杰作，而且有神来之笔。你不大喜欢白尔尼，大概是由于你读了他最早期的最蹩脚的作品之一《巴黎记述》[266]。他的《戏剧丛谈》[246]、批评论文、各种格言，尤其是《巴黎来信》和令人赞叹的《吞食法国人的人》更是高超绝伦。他把画廊写得很枯燥，这一点你是对的。但是优雅的风格，磅礴的气势，深刻的感情，《吞食法国人的人》那种辛辣的俏皮话真可叹为观止。希望我们在复活节或者秋天能在巴门见面，那时你对这个白尔尼就会另眼看待了。——关于托尔斯特里克决斗一事，你写的当然同他的说法不一致，不过，无论如何这使他非常不愉快。这是个很好的小伙子，但是他好走极端：有时喝得酩酊大醉，有时又有点迂腐。 续前。如果你认为德国文学已逐渐停滞下来，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别以为你象鸵鸟一样把头藏起来不看它，它就不复存在了。Aucontraire［注：相反。——编者注］，德国文学发展得并不坏；如果你对它多注意一点，如果你不是住在普鲁士——这里先得有特殊的、很难获得的许可才能看到谷兹科夫等人的作品，——你是会明白这一点的。——如果你认为我应该回到基督教的怀抱，那你同样也错了。我感到好笑的是，proprimo［注：第一。——编者注］，你已经不再把我看作是基督教徒；prosecundo［注：第二。——编者注］，你认为，仿佛一个为了观念而摆脱掉正统思想中幻想的东西的人还甘愿再穿上这件约束疯人的拘束衣。类似的情况只有在真正的唯理论者身上才有可能发生，因为他相信，他对奇迹所作的自然解释以及他的肤浅的道德说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但是神话论和思辨思维不可能再从它们的朝霞辉映的雪峰降临正统思想的雾霭迷茫的山谷。——我正处于要成为黑格尔主义者的时刻。我能否成为黑格尔主义者，当然还不知道，但施特劳斯帮助我了解黑格尔的思想，因而这对我来说是完全可信的。何况他的（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本来就写出了我的心里话。还请务必搞到施特劳斯的《鉴别和评述》，他的有关施莱艾尔马赫尔和道布的论著真是妙不可言。[267]文章写得如此透彻、明确和风趣，除施特劳斯外，别无他人。顺便说一句，他并不是毫无缺点的；即使他的整本《耶稣传》[162]被证实是一堆不折不扣的诡辩，那也无关紧要，因为这部著作之十分重要首先就在于作品的基础是基督教的神话起源的观念；揭露上述错误，丝毫无损于这个观念，因为它永远可以重新用来解释圣经史。但是施特劳斯更大的功绩是：他在提出这个观念的同时，还无可争辩地出色地运用了这个观念。一个好的圣经诠释家总是能发现施特劳斯的某些疏忽之处或者指出施特劳斯所陷入的绝境，正象路德在细节问题上也不是无可指摘的一样；然而这无关宏旨。如果托路克关于施特劳斯说的话言之有理[268]，那么，这或者是纯粹出于偶然，或者是成功地运用了回忆联想；托路克的学问太肤浅了，何况，他只不过是接受别人的东西而已，他没有做过任何批判，更不必说创造了。托路克曾经有一些好思想，这不难列举，可是，他自己早在十年前就由于同韦格沙伊德尔和盖泽尼乌斯的争吵而对自己论战的科学性丧失了信心。托路克的科学活动决不是持久的，他的时代早已成为往事。亨斯滕贝格至少有一次出现过别出心裁的、虽然是荒唐的思想：关于预测未来的思想。——我不明白您为什么对超越亨斯滕贝格和奈安德一点也不感兴趣。奈安德虽然值得多方面的尊敬，但他不是一个有科学性的人。他在自己的著作中不让悟性和理性有自由发挥的余地，即使是和圣经发生了冲突，而每当他担心要出现类似的情况时，就把科学撂在一边，企图借助于经验或者虔诚的感情。他太虔诚，太善良了，以致没法反驳施特劳斯。正是由于他的《耶稣传略》[269]洋溢着虔诚的感情，他甚至使自己的真正科学论证锋芒锐减。 Apropos［注：顺便说一下。——编者注］，几天前，我在报上读到，似乎黑格尔哲学在普鲁士被取缔，似乎哈雷一位著名的持黑格尔主义观点的讲师，由于大臣的一纸命令，被迫停止讲课，哈雷某些持同一观点的年轻讲师（大概是卢格等人）明白，他们不能指望得到任何委任。这一纸命令也使柏林《科学评论年鉴》最终被取缔。更多的消息，目前我还没有听到。我不能相信普鲁士政府竟采取如此闻所未闻的粗暴手段，虽然白尔尼在五年前已经预先指出了这一点，而亨斯滕贝格据说是王子［注：未来的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的密友，他同奈安德一样是黑格尔学派的死敌。如果你听到有关这件事的消息，请写信告诉我。现在我打算边喝潘趣酒边钻研黑格尔。Adios［注：再见。——编者注］，盼速回信。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第一次摘要发表于1913年《新评论》杂志第10期（柏林）；全文发表于《恩格斯早期著作集》1920年柏林版 原文是德文 注释： [17]指德意志联邦议会1835年12月10日的决议，决议禁止在德国出版“青年德意志”作家海涅、谷兹科夫、劳贝、文巴尔克、蒙特等人的作品，因为在这些作家的某些作品中，如谷兹科夫的长篇小说《瓦莉》，提出了妇女权利平等的问题。 联邦议会是1815年成立的德意志联邦的中央机构，由德意志各邦的代表组成；议会一直存在到1866年。——第20、81、295、539页。 [20]路·白尔尼《巴黎来信》（《BriefeausParis》），载于《白尔尼文集》1832年汉堡版第9—10分册；1833—1834年巴黎版第11—14分册。——第22、75、151、538页。 [28]指路·白尔尼于1837年在巴黎发表的一篇抨击性文章《吞食法国人的人门采尔》（《Menzel，derFranzosenfresser》）。——第26、144、524、534、538页。 [68]泰·克赖策纳赫《士瓦本的阿波罗》（《DerSchwäbischeApoll》）。独幕喜剧，载于《诗歌集》（《Dichtungen》）1839年曼海姆版。德国诗人和自由派文学史家克赖策纳赫的喜剧讽刺了“士瓦本派”的代表人物（沃·门采尔、古·普菲策尔、克尔纳等等）。 指的是卡·倍克的《匈牙利的文学》（《LiteraturinUngarn》）一文，该文刊登在1837年9月5、7—9、11、12、14—16日《雅士报》第173—181号上。——第75、536页。 [77]德意志联邦是1815年6月8日在维也纳会议上成立的德意志各邦的联盟，它最初包括保持着封建专制制度的三十四个邦和四个自由市。联邦加深了德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分散状态，阻碍了德国的进一步发展。——第82、323、533、539页。 [162]大·弗·施特劳斯《耶稣传》（《DasLebenJesu》）1835—1836年杜宾根版第1—2卷。——第242、503、540、590页。 [246]《路德维希·白尔尼文集》（《LudwigBörne．GesammelteSchriften．》），十四册本。1829—1832年汉堡、1833—1834年巴黎第1版；第1和第2分册：《戏剧丛谈》（《DramaturgischeBlätter》）1829年汉堡版。——第494、539页。 [264]J．Venedey．《PreussenundPreussenthum》．Mannheim，1839．——第534、538页。 [265]卡尔·格律恩《旅行札记。波罗的海和莱茵河》（《BuchderWanderungen．OstseeundRhein》）加塞尔和莱比锡版，1839年用笔名恩斯特·冯·德尔·海德（ErnstvonderHaide）出版。——第537页。 [266]路·白尔尼《巴黎记述》（《SchilderungenausParis》），载于《白尔尼文集》1829年汉堡版第五册。——第539页。 [267]大·弗·施特劳斯《鉴别和评述》（《CharakteristikenundKritiken》），神学、人类学和美学领域杂文集，1839年莱比锡版。这个集子的第一篇文章是献给施莱艾尔马赫尔和道布的，标题是《施莱艾尔马赫尔和道布对当代神学的意义》（《SchleiermacherundDaub，inihrerBedeutungfürdieTheologieunsererZeit》）。第六篇文章标题是《现代狂人故事》（《GeschichtenBesessenerneuererZeit》）。——第540、546页。 [268]恩格斯指的是奥·托路克《福音史的可靠性兼评施特劳斯〈耶稣传〉以飨神学家和非神学家读者》（《DieGlaubwürdigkeitderevangelischenGeschichte，zugleicheineKritikdesLebensJesuvonStrauβ，fürtheologischeundnichttheologischeLeserdargestellt》）。该书于1837年在汉堡出第1版。——第541页。 [269]奥·奈安德《耶稣基督传的历史联系及其历史发展》（《DasLebenJesuChristi，inseinemgeschichtlichenZusammenhangeundseinergeschichtlichenEntwickelungdargestellt》）1837年汉堡版。——第541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一卷——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1839年］10月2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一卷 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 ［1839年］10月29日［于不来梅］ 我亲爱的弗里茨，我的想法和施梯尔牧师的不同。——在欢度了集市期，付出巨大的、艰辛的劳动写出了一篇通讯报道（已托便人带往柏林），以及在给威·布兰克写了一封他盼望已久的信以后，今天，10月29日，我终于有暇可以和你友好地争论一番了。 你那篇有关圣灵启示的文章象是仓促间草草写成的，因为无法从字面上理解你所写的话：使徒宣讲的是纯粹的福音，他们死后也就没有人这样做了。在这种情况下，你应当把《使徒行传》和《希伯来书》的作者也算作使徒，并且证明福音书的确是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写的。其实，可以肯定前面三个人没有写。其次，你说：当使徒和先知们向民众讲道时已有圣灵启示，我不认为我们要在圣经中找出其他圣灵启示。好吧。那么，正确地记录这些讲道是否也需要圣灵启示呢？如此说来，你认为圣经中有不是圣灵启示的段落。那么，你在什么地方为它们划一条界线呢？你捧起圣经读下去，除非遇到真正有矛盾的地方，你是一行也不愿放过的。不过，这些矛盾会带来大量的后果，例如：以色列的子女在埃及只延续了四代，而保罗在致加拉太人书（nisierro［注：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编者注］）中说是四百三十年［注：圣经《新约·保罗达加拉太人书》第3章第17节。——编者注］。连我那位喜欢蒙蔽我的牧师［注：指格奥尔格·哥特弗里德·特雷维腊努斯。——译者注］也承认这是个矛盾。你不会对我说，别把保罗的话当作圣灵启示，你的根据是：保罗是偶然提到这一点的，他根本不是在写历史。既然有这种多余的、无用的东西，这还算什么启示呢？但是，如果认为存在着矛盾，那么——也许二者都不对——整部旧约史对我们来说就是模棱两可的。而且一般说来，除了不来梅附近的奥伯诺伊兰的蒂勒牧师，大家都公认：圣经年表无可挽回地失去圣灵启示的全部征兆。这就使旧约历史具有更加神秘的性质，并且很快会被所有的教坛承认。——至于约书亚使日头停留，您最有力的证据就是约书亚在讲这件事的时候，还没有得到圣灵启示，后来他得到圣灵启示而写书时，不过是叙述了事件而已。赎罪论。——“人是这样堕落，自然不能做任何好事了。”亲爱的弗里茨，请你抛弃这种超正统的、根本不是出自圣经的无稽之谈吧！白尔尼在巴黎的时候，只能勉强维持自己的生活，他却把自己的全部稿费散发给穷苦的德国人，他甚至没有因此得到报答。那么，应当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了吧？可是，白尔尼确实没有“再生”。——此外，既然你们现在信奉原罪说，这个命题对你们来说，根本无用。其实，基督也是不知道原罪说，正象他不知道使徒教义中的许多东西一样。——有关罪恶的教义，我是很少考虑的。但是我清楚，人的罪恶是不可避免的。正统派正确地看到了罪恶与尘世灾难、疾病等等之间的联系，但是它错就错在认为罪恶是这些灾难的原因，而这只有在个别情况下是正确的。罪恶和灾难，这两者是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但是既然人的力量不是神妙的，就必然有犯罪的可能性；说确实有罪恶发生，那是由于人类初期发展的低级阶段所致，而说从那以后罪恶并没有终止，则又有相当的心理基础。罪恶也不可能在地球上完全终止，因为罪恶是由尘世生活的各种条件引起的，否则，上帝应当把人造成另外一种样子。但是由于上帝把人造成这样，他就绝不可能要求人类绝对无罪，而只能同罪恶作斗争。只有过去若干世纪的肤浅心理学才会断言，这个斗争应当与死亡一起突然终止；一旦死亡，某种dolcefarniente［注：极乐无为。——编者注］的时刻便来到了。如果说，这些前提成立，那么，道德的完善只能同一切其他精神力量的完善，同宇宙灵魂的合为一体同时达成，瞧，我又回到莱奥疯狂攻击的黑格尔学说上来了。话又说回来，这最后一个形而上学的命题正是我自己也不知如何对待才好的一种结论。——其次，根据这些前提，亚当的故事只能是神话，因为亚当要么应当同上帝平等，如果他被创造得这样无罪；要么应当犯罪，如果当创造他的时候，赋予他的只是人的特征。——我的罪恶论就是这样，确实还不成熟，也不完整。在这种情况下，赎罪于我有什么用处呢？——“如果上帝想在惩罚性的正义同赎罪性的慈爱中找到一条出路，那么只有替罪是唯一的办法。”现在请看一看吧，你们是些什么人。你们谴责我们，说我们把批评的测深锤放入神的智慧的深处，而你们自己却在这里对神的智慧设置种种界限。甚至菲力皮教授先生最好也不要进行自我揭露。如果承认这唯一的办法是必要的，那么，难道替罪就不再是不正义的了吗？如果上帝对人们确实这样严格，那么他在这里也同样应当严格，而不是故作不知。只要把这个体系敏锐地、切实地考虑一下，它的弱点就不会被你忽视。——接着是强烈地反对“替罪是唯一的办法”，而恰恰是你说：“人即使由于上帝的无所不能的行动而从各种罪孽中解脱出来，也不能成为中介者。”那么，总还有另一条途径吧？是的，如果正统派在柏林没有比菲力皮教授更优秀的代表，那么，他们的处境确实不妙。——替罪的合理性这一原则悄悄地在整个推论中消逝了。这是你们为了自己的目的而雇用的、后来又置你们自己于死地的杀人凶手。其次，你们根本不想认真地证明，这个原则同神的公正裁判是不矛盾的，而且——只要你们老实承认——你们自己也会感到，你们不得不利用这个证据来反对你们自己的良心；因此，你们避开原则，默认事实是合理的，用怜悯的爱等等响亮词句来粉饰现实。——“三位一体是赎罪的条件。”这又是你们那个体系的半真不假的结论之一。显然，二位是应当接受的，但是第三位被接受，只是因为传统上就是这样。 “但是，为了受难和死，上帝不得不成为人，因为，且不说上帝本身有受难能力这一假设是形而上学的无稽之谈，还存在着为正义所制约的道德的必要性。”——但是，如果你们同意上帝能受难这种无稽之谈，那么，这就表明，不是上帝通过基督受难，而只是人受难——“人不能成为中介者”。你不象这里的许多人那样，还比较明智，没有抓住一个最极端的结论：“所以，上帝必须受难”，你坚持自己的见解。这同“为正义所制约的道德的必要性”有什么关系，也是模糊不清的。如果替罪原则被接受了，那么就没有必要认为受难者应当是人；即便他只是上帝。但是上帝不能受难，ergo［注：因此。——编者注］——我们的讨论没有前进一步。你们的演绎法就是这样，每一步我都要向你们作出新的让步。上面所谈的东西没有充分展开。这样一来，我又不得不在这里向你让步：中介者也应当是人，不过这一点还没有证实。但是，如果我不在这一点上让步，我就无法承认下面的东西。“上帝的人化是不能通过自然繁殖来实现的，既然上帝使自己和一个由父母所生、并且由于上帝的无所不能而摆脱了罪恶的人结合在一起，那么，他就只能和这个人而不是和人的本性结合在一起……只是在圣母马利亚的体内，基督才呈现人的本性，形成人这一力量就在于基督的神性。”——瞧，这纯粹是诡辩。对于超自然生育的必要性的攻击迫使你们采用这种诡辩。为了从另一方面说明问题，教授先生又塞进第三点：位。这同问题毫无关联。相反，和人的本性的结合越深，位就越是人的，而使之生气勃勃的精神就越是神的。在这里，背后还隐藏着第二个误解：你们把肉体和位混淆起来了。这从下面一段话中看得更明显：“另一方面，上帝不能象他创造第一个亚当那样，采取完全孤立的形式使自己具有人类的特点，因为这时他同我们堕落的本性的实体没有任何联系。”因此，问题就涉及到实体，涉及到可以触觉的、肉体的东西了吗？但最有趣的是，有利于超自然生育的最有力的论据，即关于基督身上的人的本性的非人格性的教义，不过是从超自然生育中得出的诺斯替派的结论而已（诺斯替派的，当然不是指教派，而是一般指γνωσιs［注：知识。——编者注］）。如果上帝不能通过基督受难，那么，非人格的人就更不能受难了。这一点是透过全部深奥的思想显露出来的。“所以，基督在我们面前出现时是没有特殊的人的特征的。”这是武断。四个福音书作者对耶稣都有确定的、与自己的本质特点相符合的描述。因此，我们有权肯定，使徒约翰按其特征来说最接近于基督；但是，如果基督没有任何人的特征，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约翰高于一切；而这样断言可能是冒险的。 这就是对你的推论的答复。这个答复对我来说并不是很成功的。我手头没有大学听讲的笔记本，只有发票和账簿。因此，有不清楚的地方，请你原谅。——你的哥哥［注：威廉·格雷培。——译者注］没有一点消息。——Dureste［注：此外。——编者注］，如果你们承认我的疑虑是诚实的，那么，你们如何说明这种现象呢？特别是现在，在我彻底迷惘的时候，你们的正统心理学不可能不认为我是最顽固不化的人。我是忠于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的旗帜的，并且我是第一流的神话学家；请你相信，施特劳斯是个极好的人，是个天才，比任何人都机敏。他使你们的观点丧失了一切基础；你们的观点的历史基础已经无可挽回地毁灭了，教条式的基础也将相继垮台。施特劳斯是根本不会被驳倒的，这就是为什么虔诚主义者如此疯狂地仇恨他。亨斯滕贝格在《教会报》上绞尽脑汁竭力从他的字里行间得出一些虚伪的结论，以恶毒地攻击他的性格。这就是我痛恨亨斯滕贝格及其喽罗的原因！施特劳斯的品格同他们毫无关系；但是他们无论如何都想给施特劳斯的品格抹黑，好让人们不敢同意他的观点。这就是他们无法驳倒施特劳斯的最好证明。 我已经对神学作了充分的阐述，现在想谈谈其他问题。德意志联邦[77]从“蛊惑宣传”和所谓的一切阴谋中作出的发现多么了不起，只看它用75［注：手稿上误为：85。——编者注］印刷页来刊载这个事件就明白了。[263]我还没有看到书，但是我在报上读了这本书的摘要，这向我们表明，我们的该死的当局在用什么样的卑鄙谎言款待德国人民。德意志联邦恬不知耻地说，政治犯已经由“合法的法官”判罪。然而，大家知道，到处都专门成立了委员会，特别是举行公审的地方。至于在暗中发生的事，谁也不知道，因为被告被迫保证不谈及任何有关审讯的情况。德意志现行的司法制度就是这样，我们无可抱怨，完全无可抱怨！六个星期前出了一本好书：雅·费奈迭《普鲁士和普鲁士制度》1839年曼海姆版[264]。书中详细地分析了普鲁士法律、国家管理机关、赋税的分配，等等；结果十分明显：靠牺牲贫民的利益来优待金钱贵族、追求一成不变的专制制度；实施的办法是：压制政治教育，使大多数人处于愚昧状态，利用宗教，华丽的外表，漫无边际的吹嘘；制造骗人的假象，仿佛当局在鼓励教育。德意志联邦立即下令禁书，没收尚未售出的存书。最后一个措施是不切实际的，因为书商们仅仅被询问，他们那里有没有存书。任何一个正人君子都会回答说：没有。——如果你能在那里搞到这本书，务必读一读：这不是罗多芒特说大话［注：来自阿里欧斯托《疯狂的罗兰》中骄傲的骑士的名字罗多芒特。——编者注］，而是从普鲁士邦法[188]中取得的证据。——特别希望你设法弄到白尔尼的《吞食法国人的人门采尔》[28]。这部作品，无论是风格还是思想的威力和丰富性，无疑都是现有德国散文中的佼佼者。这是一部出色的作品，谁不了解它，谁就不能想象我们的语言蕴藏着怎样的力量。［注：这封信的结尾部分已遗失。——编者注］ 第一次发表于《恩格斯早期著作集》1920年柏林版 原文是德文 注释： [28]指路·白尔尼于1837年在巴黎发表的一篇抨击性文章《吞食法国人的人门采尔》（《Menzel，derFranzosenfresser》）。——第26、144、524、534、538页。 [77]德意志联邦是1815年6月8日在维也纳会议上成立的德意志各邦的联盟，它最初包括保持着封建专制制度的三十四个邦和四个自由市。联邦加深了德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分散状态，阻碍了德国的进一步发展。——第82、323、533、539页。 [188]指1794年制定和颁布的《普鲁士邦法全书》（《AllgemeinesLandrechtfürdiePreuβischenStaaten》）。它包括刑法，教会法，国家法和行政法，它反映了封建普鲁士在司法领域内的落后性。——第323、534页。 [263]恩格斯指的是《1838年7月间对德国现代革命密谋进行侦查的主要结论》（《DarlegungderHaupt-ResultateausdenwegenderrevolutionärenComplottederneuerenZeitinDeutschlandgeführtenUntersuchungen．AufdenZeitabschnittmitEndeJuli1838》），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该书是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意志联邦中央侦查委员会对“蛊惑者”一案的侦查材料（见注116）。——第533页。 [264]J．Venedey．《PreussenundPreussenthum》．Mannheim，1839．——第534、538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一卷——致威廉·格雷培［1839年］10月20—2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一卷 致威廉·格雷培 柏林［注：信的背面写着：柏林中街四楼。威廉·格雷培先生收。——编者注］ ［1839年］10月20—21日［于不来梅］ 10月20日。致威廉·格雷培先生。我的心情十分惆怅，处境不佳。我留在这儿了，闷闷不乐地留在这儿。最后一点欢乐也将随着送信人阿道夫·托尔斯特里克离去。至于我是怎样欢度10月18日的，你可以在我最近给霍伊泽尔的一封信中看到。今天痛饮一番，明天寂寞无聊，后天托尔斯特里克离去，星期四，上述那封信中提到的大学生回来。接着是两天欢乐的日子，以后就是孤独可怕的冬天了。这里没有人可以与我对酌，他们都是些庸人，我哼着记忆犹新的学生时代的活泼歌曲，怀着傲慢不羁的大学生的自负心情，独自坐在广漠的荒野里，没有酒友，没有爱情，没有欢乐，只有烟酒和两个不善饮酒的熟人。我想引吭高歌：“儿子，接过我的矛，去喝酒吧！如果你喝得commeilfaut［注：适可而止。——编者注］，老父也会高兴！”[262]我想唱，可是，我把自己的矛给谁呢？再说，我的音调也不准确。我只剩下一线希望，一年后回家时，在巴门和你们见面。如果你、永豪斯和弗里茨还没有被牧师迷住心窍，就和你们在那里痛饮一场。 21日。——今天真是个烦闷极了的日子。商行的工作把我累得半死。后来到歌咏学校去，这是莫大的享受。应该想一想，再给你写点什么才好。诗，下次有机会再说吧，现在没有时间抄。连吃东西都提不起兴趣，一切都令人心烦。何况天气这么寒冷，在商行里都受不了。但是，上帝保佑，明天有希望生火了。我大约很快就会收到你哥哥海尔曼的来信。他想研究一下我的神学观点，并且击溃我的信仰。这都是怀疑论造成的，用来钩住旧事物的许许多多钩子已经松了，就抓住点别的东西，于是就争论起来了。武尔姆真该死。这个家伙毫无音信，他一天天变坏了。我觉得，他最终会毁于酗酒。请好好接待托尔斯特里克，如果你有兴趣，让他把我的情况告诉你，并望以好酒相待。 Farewell［注：再见。——编者注］． 你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第一次发表于《恩格斯早期著作集》1920年柏林版 原文是德文 注释： [262]恩格斯引用的是十八世纪德国作家弗里德里希·列奥波特·施托尔贝格伯爵描述一位士瓦本老骑士给自己儿子的歌《儿子，接过我的矛》（《Sohn,dahastdumeinenSpeer》）而写的讽刺诗。——第527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一卷——致威廉·格雷培1839年10月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一卷 致威廉·格雷培 柏林 1839年10月8日［于不来梅］ 威廉，威廉，威廉啊！终于有了你的消息！小伙子，你现在就听我说：我目前是一个热心的施特劳斯主义者了。你们这就来吧，现在我可有了武器，有了盾牌和盔甲，现在我有把握了；你们就来吧，别看你们有神学，我也能把你们打得落花流水，使你们不知该往哪儿逃。真的，威廉，jactaestalea［注：已成定局。——编者注］，我是施特劳斯主义者，我是个微不足道的诗人，在天才的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的羽翼下藏身。你听听，这是个多了不起的人啊！这里有芜杂和离奇的四福音书；神秘主义拜倒在它们面前，对它们顶礼膜拜——看，突然间大卫·施特劳斯象一位年轻的神一样出现了，他把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Adios［注：永别了。——编者注］宗教信仰！——它原来就象海绵一样漏洞百出。他在某些地方把什么都看成神话，但这只限于无足轻重的事情；不过，总的来说，他不失为一个天才。要是你能驳倒施特劳斯，——ehbien［注：那好吧。——编者注］，我将再度成为虔诚主义者。——其次，很可惜，如果我不幸长期以来不知道门格斯是位艺术巨匠，那我就能从你的信中了解到这一点了。对待《魔笛》（莫扎特的乐曲）也是这样。设一个阅览室——这好极了，我请你注意下列几部新的文学作品：《扫罗王》[59]，这是谷兹科夫的悲剧；《草稿集》[60]也是他的作品；泰·克赖策纳赫（一个犹太人）的《诗歌集》[258]；博伊尔曼的《德意志和德意志人》[145]；卢·文巴尔克的《当代剧作家》第一册[27]，以及其他作品，我切望听到你对《扫罗》的评价。在《德意志和德意志人》中，博伊尔曼在谈到乌培河谷的地方摘用了我在《电讯》上发表的文章。——可是我要提醒你注意斯米特的《波兰起义史（1830—1831）》1839年柏林版[259]，这无疑是直接奉普鲁士国王［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编者注］之命写的。关于革命开始的那一章引用了修昔的底斯的警句，大意如下：他们毫无理由地突然向我们这些毫无恶意的人宣战了！！！！！！[260]哦，荒谬，荒谬透顶！相反，关于这次光荣起义的历史，索尔蒂克伯爵写得很出色，这本书于1834年在斯图加特用德文出版[261]，——当然，在你们那里这本书也象其他一切好书一样将被禁止出版。还有一个重要消息，这就是我正在写一篇短篇小说，将在1月份发表，自然，这要看它能否通过书报检查，而这是十分困难的。 我一时不知道要不要再给你寄诗，但是我觉得最后一次寄给你的是《OdysseusRedivivus》［注：《复活的奥德赛》。——编者注］，请你对那次寄给你的东西提出批评。这里现在有一个从你们那里来的见习牧师，弥勒，他将作为随船传教士远航太平洋。他住在我们家里，他对基督教的看法非常放肆大胆；如果我告诉你，最近他是在戈斯纳的影响下消磨时间的，你就会理解了。对于祈祷的力量和上帝对生活直接作用的力量持比较激昂的看法，是不容易的。他不说人们可以使自己的感觉、听觉和视觉敏锐，而是说：如果上帝赋予我职责，那么他也必然会赋予我完成这个职责的力量，不言而喻，与此同时，还必须有至诚的祈祷，有本身的努力，否则是不行的。这样一来，他就把人所共有，众所周知的事实局限于教徒之中。即使是某个克鲁马赫尔也不得不向我承认，这样一种世界观实在是太天真幼稚了。——我很高兴，你现在对我在《电讯》上发表的那篇文章的意见有所改进。其实，这东西是一时冲动下写成的，因而采用了我只打算写小说时运用的笔法，不过也有些片面性，并且只有部分真实性。大概你也知道，克鲁马赫尔是在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同谷兹科夫结识的，据说，关于这一点他还讲了个mirabilia［注：奇迹。——编者注］——证明施特劳斯的神话观点的正确性。我正在专心研究现代风格，这无疑是整个修辞学的理想。海涅的作品，特别是奎纳和谷兹科夫的作品就是这种风格的典范。而文巴尔克则是这种风格的大师。以前的修辞学家中对他特别有影响的是莱辛、歌德、让·保尔，而以白尔尼为最。啊！白尔尼写作的风格高超绝伦。《吞食法国人的人门采尔》[28]，从风格的角度来看是第一部德国文学优秀作品，同时这又是第一部以彻底毁灭一个作者为已任的作品；它在你们那里被禁止，当然是为了不让人们用比皇室文牍体优胜的风格来写作。现代风格包括了文风的全部优点：言简意赅，一语中的，同长长的、平铺直叙的描写相互交织；简洁的语言同闪闪发光的形象和迸发出耀眼火花的妙语相互交织。总之，它就象是头戴玫瑰花、手执刺死皮顿的标枪的年轻力壮的加尼米德。同时，为发挥作者的个性开辟了最广阔的天地，所以尽管有近似的地方，但是谁也不是谁的模仿者。海涅写得光彩照人，文巴尔克热情明快，谷兹科夫贴切精练，不时闪现出一缕温暖宜人的阳光，奎纳则写得晓畅通达，有点明亮度过多而暗影过少。劳贝模仿海涅，现在又模仿歌德，但是方法不对头，因为他模仿的是崇拜歌德的万哈根，而蒙特也模仿万哈根。马格拉夫的写作还是过于一般化，象是使出了浑身解数，但是会好起来的。而倍克的散文还没有脱离习作阶段。——如果把让·保尔的华丽同白尔尼的精确结合起来，那就构成了现代风格的基本特点。谷兹科夫善于成功地撷取法国人明快的、轻松的、但是干巴巴的风格。这种法国风格好象蛛丝；而现代的德国风格恰如一束丝绸（可惜这个比喻不贴切）。我可不是喜新厌旧，我对歌德的神妙的诗歌的研究足以表明这一点。但是必须从音乐上，最好是从不同的乐曲方面加以研究。我想给你引用赖沙特为《联盟之歌》［注：下面是歌词的译文： ——朋友，爱情和酒把我们联在一起， 每当我们见面就唱起这支歌， 我们之间的联盟永存，因为上帝把我们联在一起。 紧握火把，它是上帝点燃的。 （歌德《联盟之歌》（《Bundeslied》）的第一节，作曲家赖沙特配曲）。——编者注］谱的曲子为例。 我又忘了画小节线，让霍伊泽尔替你填上吧。曲子是动人的，由于和声中始终保持着质朴的气息，没有任何一首歌曲能够同它相比。从E到D提高了六度，从B到A迅速降低了八度，这样处理是很出色的。关于对莱奥纳多·莱奥的《怜恤》［注：《怜恤》原文是《Miserere》。一般指圣经《旧约·诗篇》第51篇，因为该篇开头第一句是“Misereremei，Deus”。莱奥的作品也用这句话的第一个词作为标题。——译者注］的意见我将写信给霍伊泽尔。 日内我将派我的好朋友阿道夫·托尔斯特里克去找你们，他要在那里学习；他是一个快乐的小伙子，是个自由派，还精通希腊文。到那里去的其余的不来梅人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托尔斯特里克将把我的几封信带给你们。请好好接待他，我希望你们会喜欢他。弗里茨还没有给我来信，vermicul［注：Vermicul是拉丁文，意思是“蛆”，暗指武尔姆，因为武尔姆的德文是“Wurm”，意思是“蛆”。——编者注］打算从爱北斐特来信，但是因为懒，他没有这样做。为此请你训他一顿。我没有往爱北斐特去信给霍伊泽尔，怕他接不到信，要是他已经到达，请你让他相信，他很快就会收到一些东西的。 你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第一次摘要发表于1913年《新评论》杂志第10期（柏林）；全文发表于《恩格斯早期著作集》1920年柏林版 原文是德文 注释： [27]恩格斯指的是卢·文巴尔克的一篇文章《剧作家路德维希·乌朗特》（《LudwigUhland，alsDramatiker》），载于《当代剧作家》（《DieDramatikerderJetztzeit》）1839年阿尔托纳版第1册。——第25、65、75、523页。 [28]指路·白尔尼于1837年在巴黎发表的一篇抨击性文章《吞食法国人的人门采尔》（《Menzel，derFranzosenfresser》）。——第26、144、524、534、538页。 [59]卡·谷兹科夫《扫罗王》（《KlönigSaul》）。五幕悲剧，1839年汉堡版。——第61、523页。 [60]指的是卡·谷兹科夫的戏剧概述《马里诺·法利埃里》（《MarinoFalieri》）和《维滕贝格的哈姆雷特》（《HamletinWittenberg》），载于谷兹科夫未完成的作品集《草稿集》（《Skizzenbuch》）1839年加塞尔和莱比锡版。——第62、523页。 [145]爱·博伊尔曼《德意志和德意志人》（《DeutschlandunddieDeutschen》），四卷集，1838—1840年阿尔托纳版。——第181、523页。 [258]泰·克赖策纳赫《诗歌集》（《Dichtungen》）1839年曼哈姆版。——第523页。 [259]弗·冯·斯米特《1830年和1831年波兰起义和战争史》（《GeschichtedesPolnischenAufstandesundKriegesindenJahren1830und1831》）1839年柏林版第1—2部。该书第3部于1848年出版。——第523页。 [260]弗·冯·斯米特《1830年和1831年波兰起义和战争史》（《GeschichtedesPolnischenAufstandes…》）1839年柏林版第1部第237页。——第523页。 [261]指罗·索尔蒂克的《波兰。波兰革命的历史、政治和军事概况）（《LaPologne．Précishistorique，politiqueetmilitairedesarévolution》）1833年巴黎版第1—2卷。恩格斯引用的是1834年斯图加特出版的德译本，该书有两个书名：《波兰的地理和历史记述。1830年和1831年事件全貌。目击者撰》（《Polen，geographischundhistorischgeschildert．MiteinervollständigenGeschichtederJahre1830und1831．VoneinemAugenzeugen》）；《波兰及其为自由而决战的英雄们。兼论波兰建国以来至1830年的简史。索尔蒂克伯爵著》（《PolenundseineHeldenimletztenFreiheitskampfe．NebsteinemkurzenAbriβderpolnischenGeschichteseitihremBeginnebiszumJahre1830vondemGrafenSoltyk》）。——第523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一卷——致玛丽亚·恩格斯1839年9月2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一卷 致玛丽亚·恩格斯 巴门 1839年9月28日于不来梅 亲爱的玛丽亚： 阁下给我写信以来，已经很久了；这段时间拖得相当长啊，小姐！但是我原谅你的深重罪过，而且还告诉你一些情况。明天将是我们骑马去德尔门霍斯特的第十四天。这是奥登堡的一个不大的城镇，那里有动物展览，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不来梅人和奥登堡人总是上那儿去。总之，你以为我们在那里呆了一会儿，就往回走——回家了吧？是的，但是经历了很多奇遇。前一半路程，我一直乘坐轻便马车，当我来到应当再换乘自己的马的地方，马夫还没有到，我们只好停下来等待，喝劣质酒，拙劣质烟。后来，马夫来了，可是已经八点钟，天完全黑了。我换乘了自己的马，我们继续前进，缴了进城税，我们就穿越新城。在拐角处只见八个鼓手骑着马排成队伍，敲着归营鼓迎面向我们冲来。我们的马就东奔西窜。鼓敲得越来越响，善良的不来梅流浪青年高声叫嚷，我们只得各自骑马走了。理·罗特最先和我相会，我们就骑马到城镇的另一头去，在那里又缴了一次税，因为出租马匹的店主住在城外。我们在他那里遇到了其余随马走散的人。然后我们再步行回家，不得不第三次缴税。这难道不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吗？你不能否定这一点，至少当你知道下面这种情况时不能否定这一点，你知道，我因为回来迟了，没吃上晚饭，就到联谊会去，在那里吃了煎牛排和鸡蛋，而且亲耳听到了在离我不远的地方进行的一次很有趣的关于小狗和死猫的对话。Indeed，veryinteresting！Veryamusing！［注：真的，很有趣！很逗人！——编者注］此刻我正好在联谊会，这是象巴门的康科迪亚或者俱乐部那样的地方。这里最大的好处是有很多报纸，有荷兰的，英国的，美国的，法国的，德国的，土耳其的和日本的。利用这个机会，我学了土耳其语和日语，这样，我现在懂得二十五种语言。所有这一切，当然，对一个打算进曼海姆寄宿中学的年轻女士来说，又是很想知道的事。雅科布·施米特也来过这里，下星期他还要来，还要和我一起到酒馆去。这无疑是不来梅最好的场所。此外，我们这里又有了剧院，但是我还一次也没有去过。 Farewell，mydear， Yoursforever［注：再见，亲爱的，永远是你的。——编者注］弗里德里希 第一次发表于1920年《德意志评论》杂志第4卷（斯图加特和莱比锡） 原文是德文
马恩全集第四十一卷——致威廉·格雷培1839年7月3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一卷 致威廉·格雷培 1839年7月30日于不来梅 我亲爱的威廉： 你把我想象得很糟吗？这里既谈不上什么丑角演员，也谈不上什么忠实的埃卡尔特[119]（或如你信上所写的：埃卡尔德特），仅仅涉及逻辑、理性、连贯性、propositiomajoretminor［注：大前提和小前提。——编者注］等等。是的，你说得对，在这里用温良恭顺的态度是什么也办不成的，这些侏儒——奴性、贵族的统治、书报检查制度等等，必须用剑来铲除。我当然是要大发雷霆的，但是因为是和你打交道，所以我得对你温和些，这样当我这种杂乱无章的诗的散文象“野狗”一样跑过你身边时，你就用不着“画十字”了。首先，我反对你强加于我的这种看法，好象我连踢带踹地驱赶着时代精神，要它更好地向前走。可爱的人，你把我这副长着塌鼻子的可怜相想象成多么丑恶的嘴脸呵！不，我不会这样做，相反，当时代精神象暴风一样袭来，带动火车在铁轨上疾驰时，我会迅速地跳进车厢乘上一段路，是的，认为卡尔·倍克作为一个诗人似乎再也写不出东西了，这种荒唐想法很可能来自那个糟糕的维谢尔豪斯，他的情况，武尔姆已经相当详尽地告诉了我。认为一个曾经写过如此狂放的诗篇的二十二岁青年会突然不再从事创作了，这种想法，不，这种胡思乱想，我从来没有过。你能想象歌德在写了《葛兹》［注：戏剧《葛兹·冯·伯利欣根》。——编者注］以后，或者席勒在写了《强盗》以后就不再是天才诗人了吗？除此以外，你以为仿佛历史对“青年德意志”[5]进行了报复！上帝保佑！当然，如果以为世界历史被亲爱的上帝当作世袭采邑托付给联邦议会，那么它已经以判决谷兹科夫拘留三个月作为报复[255]；但是如果世界历史——我们不再怀疑——就在于公众舆论（就是说，在这里就在于文学界的舆论），那么它对“青年德意志”的报复就表现在让“青年德意志”拿起笔杆征服它自己，这样，“青年德意志”现在已作为女王登上了现代德国文学的宝座。白尔尼的命运如何呢？他作为一个英雄于1837年2月倒下了，他在自己生命的最终时日，欣慰地看到他培育的人——谷兹科夫、蒙特、文巴尔克、博伊尔曼——已经茁壮成长；不错，凶险的乌云还笼罩在他们头上，而且德国被一条很长很长的锁链紧紧捆住了，这根锁链在哪儿有可能被拉断，联邦议会就把那儿修补好。即使是现在，他还是嘲笑各邦君主，而且可能已知道窃取来的王冠什么时候会从他们头上掉下来。我不想为海涅的命运向你担保，说实在的，这家伙早就沉入泥沼了；我也不愿为倍克的命运担保，因为他热爱我们亲爱的德国并且为她担忧。这后一种感情我也有，此外，我还面临不少的冲突。但是仁慈的上帝赐给了我绝妙的幽默感，使我得到莫大的安慰。而你，小伙子，幸福吗？——你对圣灵启示的观点，暂且不要公开，否则你在乌培河谷就当不成牧师了。如果我不是受过极端的正统思想和虔诚主义[9]教育，如果教堂、主日学和家庭没有向我灌输要永远最盲目地、无条件地相信圣经，相信圣经教义、教会教义以至于每一个传教士的特殊教义之间的一致性，那我可能还会长时间地保持一些自由主义的超自然主义。教义中的矛盾相当多——圣经的作者有多少，矛盾就有多少，这样一来，乌培河谷的宗教信仰就汲取了十几个人对教义的解释。关于约瑟的家谱，大家知道，是奈安德把《马太福音》中的家谱硬加在把希伯来文原文翻译成希腊文的译者身上；如果我没有弄错，魏瑟在他写的耶稣传记中发表的看法，和你的一样，是反对路加的。[256]弗里茨所作的解释终究要归结为一些难以置信的假设，以致这种解释根本不能叫作解释。我当然是个πρóμαχοs［注：先锋战士。——编者注］，但不是唯理论者，而是自由主义者。对立观点之间正在划清界限，它们彼此是针锋相对的。四个自由主义者（同时也是唯理论者）、一个曾经转向我们、但是由于害怕破坏他从家庭继承下来的那些原则而立即跑回贵族阵营去的贵族、一个正如我们所希望的颇有前途的贵族，以及几个笨蛋，——这就是正在进行辩论的那伙人。我是以一个通晓古代、中世纪和现代生活的行家、以一个鲁莽人等等身份参加战斗的。但我进行的这场战斗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了，因为我的部下做出了好成绩。昨天我向他们解释了1789年至1839年那段历史的历史必然性，此外，使我感到惊奇的是，我发现我在这场辩论中远远优越于这里所有的毕业班学生。在我彻底战胜了他们中间的两个人——已经好久了——以后，他们决定非派一个最聪明的人来同我对阵，把我打败不可。不幸的是，当时他正醉心于贺雷西的作品，所以他照样被我打得落花流水。这时他们害怕极了。而这个从前的贺雷西崇拜者现在对我很好，昨天晚上他把这一点告诉了我。如果你读读我正在评论的几本书，你马上就会相信我的评语是正确的。卡·倍克有非凡的才华，何止于此，他是个天才。象这样的形象： “听雷霆大声宣告， 闪电在乌云上写了什么”[257]， 在他的诗里是大量的。听一听他对自己崇拜的白尔尼讲了些什么吧。他对席勒说： 你的波扎不是虚无飘缈的幻觉； 难道白尔尼不是为人类而牺牲？ 他为我们吹响了自由的号角， 是他，今天的退尔，向人类的高峰攀登。 在那里，他沉着地把箭削啊削， 他瞄准，射箭，自由之箭深深 射入苹果——射入了地球。 ［注：引自卡·倍克《席勒在戈利斯的旧居》一诗（《夜。披甲戴盔的歌》。第一个故事。第五夜）。——编者注］ 他对犹太人的贫困和大学生的生活描绘得多么出色，而《浪游诗人》[29]又如何呢？人啊，清醒一点，读读这篇诗吧！你听着，如果你能驳倒白尔尼论述席勒的“退尔”的文章[247]，我就把我翻译雪莱的作品所能得到的稿酬全都给你。你贬低我那篇乌培河谷的文章[244]，我原谅你，因为不久前我重读了这篇文章，对文章的风格大为惊讶。自那时以来我再没有写出这样好的文章。下次可别忘了谈谈莱奥和米希勒。我说过，如果你以为是我们青年德意志派在人为地吹起了时代精神，你就大错特错了。请你想想，既然这股πνευμα［注：风。——编者注］在吹，而且顺着我们吹，如果我们不扬帆，岂不就成了蠢驴吗？你们为甘斯送殡的事，是不会被忘掉的。我最近将在《雅士报》提及这件事。我觉得非常可笑的是，为了那么一点喧闹，你们事后全都那么恳切地请求原谅；你们还根本不会大声骂人，可是现在都干起来了：弗里茨打发我下地狱，送我到地狱门口，把我推进去以后鞠一大躬，好让自己重升天堂。你透过晶石眼镜看到一切东西都放大了一倍，你把我的三个伙伴看作来自女神维纳斯山的神灵。小伙子，你在忠实的埃卡尔特[119]问题上嚷什么？瞧，这就是他，小小的个子，侧面是一副严酷的犹太人的轮廓。他叫白尔尼。只要放手让他干，他就会赶走女神维纳斯所有的臣仆。然后你也会毕恭毕敬地告别。瞧，彼得先生［注：彼得·永豪斯。——编者注］也来了，他半边脸在笑，半边脸在发怒；他先是朝我发怒，后来又朝我笑。 在我们可爱的巴门，对文学的兴趣现在开始兴起。弗莱里格拉特成立了一个戏剧朗读协会；在协会里，自从弗莱里格拉特离开以后，施特吕克尔和诺伊堡（朗格维舍的店员）就是自由主义思想的πρóμαχοí［注：捍卫者。——编者注］。艾维希先生现在敏锐地发现：（1）协会里有“青年德意志”的精神在游荡；（2）协会inpleno［注：全体成员。——编者注］是《电讯》的乌培河谷来信的作者。他突然发现，弗莱里格拉特的诗仿佛是世界上最枯燥无味的，弗莱里格拉特本人远远不如拉莫特·富凯，在三年之内就会被人忘却。这恰恰象是卡·倍克的观点： 啊，席勒，席勒，你精神振奋， 伟大的心在火热的胸膛颤动， 没有忘记饱尝苦难的人民！ 你呀你是预言家，永葆青春， 高举自由的旗帜勇敢向前冲！ 当众人逃避斗争， 胆小鬼乞求上帝， 你在抛洒热血； 你把充满热情的生命，充满思想的生命 奉献给世界， 面对这种牺牲，它满心欢喜，态度却冷漠； 可是它对你的爱是否珍惜？ 因为你的深重苦难，它不理解， 当诗歌的波涛在它耳边涌现， 它听到的只是天上的旋律， 而这却是你的血泪诗篇。 ［注：卡·倍克《浪游诗人》第三首诗第52节。——编者注］ 这是谁的作品？是卡尔·倍克的《浪游诗人》的片断，他的诗句雄浑有力，形象美好动人，但意思含糊不清，叙述过分夸张，比喻太多。席勒是我们最伟大的自由主义诗人，这已是定论了。他预感到，法国大革命以后将开始一个新的时代，而歌德甚至在七月革命以后也感觉不到这一点；当事件已近在眼前以致他几乎不得不相信某种新事物正在到来时，他却走进内室，锁上了门，以求安逸。这对歌德十分有害；可是当革命爆发的时候，歌德四十岁了，已经是一个定型的人了，所以不能为此责备他。我想为你画一些东西［注：插图下的说明（自左至右）：Gemeinheit（低级趣味）；EineKarrikaturvonGoethe（歌德的漫画像）；L’homme（人）；K．Gutzkow（卡·谷兹科夫）；Kön．Preuß．Soldat（普鲁士王国士兵）；Nichts（子虚乌有）。——编者注］来结束这封信。 现寄上一束诗稿，你们可以分别读一读。 你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第一次摘要发表于1913年《新评论》杂志第10期（柏林）；全文发表于《恩格斯早期著作集》1920年柏林版 原文是德文 注释： [5]恩格斯指的是“青年德意志”（青年德意志派）——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产生于德国的一个文学团体，它受海涅和白尔尼的影响。“青年德意志”的作家（谷兹科夫、文巴尔克和蒙特等）在他们的文艺和政论作品中反映出小资产阶级的反抗情绪，他们起来捍卫信仰自由和出版自由。青年德意志派的观点的特点是思想上不成熟和政治上不坚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很快就堕落成庸俗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第9、20、25、35、78、286、312、444、456、488、496、509、515页。 [9]虔诚主义是十七世纪德国路德教派中形成的一个神秘主义派别。这个派别提出宗教感情高于宗教教义，并反对唯理论思维和启蒙时代的哲学。十九世纪的虔诚主义的特点是极端神秘主义和虚伪。虔诚主义反对表面的宗教仪式，虔诚派赋予激情的感受和祈祷以特殊的意义，宣称一切娱乐活动以及阅读非宗教的书籍都是犯罪。——第12、14、32、82、101、124、133、177、459、492、505、515页。 [29]指1838年在莱比锡出版的倍克诗集《浪游诗人》（《DerfahrendePoet》）。恩格斯对诗集的评价，见本卷第496页。——第26、62、496、517页。 [119]“忠实的埃卡尔特”是德国中世纪传说中的人物。在关于汤豪塞的传说中，他守卫在维纳斯山旁，警告一切走近它的人说，维纳斯的魔力是很危险的。——第144、514、518页。 [244]恩格斯指的是自己的《乌培河谷来信》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93—518页）。——第491、517页。 [247]恩格斯指的是路·白尔尼《论席勒剧作中威廉·退尔的性格》（《überdenCharakterdesWilhelmTellinSchillesDrama》）一文。文章对席勒的主人公作了十分尖锐的评述。白尔尼认为席勒的主人公是“十足的市侩”，他在性格上同小资产者共有的东西远远多于同“大胆的山地居民”共有的东西。——第495、517页。 [255]1835年11月30日，曼海姆市法院对小说《瓦莉，多疑的女人》的作者卡尔·谷兹科夫起诉。同一天，谷兹科夫遭到审前羁押，至1836年1月13日才因“犯有渎神罪，践踏基督教信仰和侵犯教会，描写猥亵情节”而被判处徒刑一个月，不包括审前羁押期。谷兹科夫服刑期为1836年1月14日至2月10日（见注17）。——第515页。 [256]恩格斯指的是克·海·魏瑟《批判地从哲理观点修订的福音史》（《DieevangelischeGeschichte，kritischundphilosophischbearbeitet》）一书，两卷集，1838年莱比锡版。——第516页。 [257]摘自卡·倍克诗作《莱比锡漫步》（诗集《夜，披甲戴盔的歌》。第一个故事。第三夜）。关于这本诗集，见注22。——第516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一卷——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1839年7月底或8月初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一卷 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 ［1839年7月底或8月初于不来梅］ 亲爱的弗里茨： Recepilitterastuashodie，etjamquetibiresponsurussum［注：今天收到你的信，立即给你回信。——编者注］．我不能给你写很多——你还欠我的债，我等你回我一封长信。你的哥哥威廉也在度假吗？武尔姆现在是不是同你们一起在波恩学习？愿上帝赐福给胖彼得［注：彼得·永豪斯。——编者注］，让他学好studiamilitaria［注：军事课。——编者注］。7月27日写的一首小诗，可以给你一个从事自由主义实践和阅读古希腊罗马诗韵的机会。诗中其他方面没什么东西。 德意志的七月的日子 1839年 狂风卷起千堆浪，暴风雨袭来，狂烈凶猛！ 怒海波涛如人立，小舟逐浪，起伏颤动。 旋风从莱茵河呼啸而来，把乌云聚集在天空， 它摧裂橡树，扬起尘柱，推波助澜澎湃奔腾。 我在颠簸的小舟中不由得想到你们——德意志各邦君主！ 忍辱负重的人民曾经肩负着你们高踞的黄金宝座， 胜利地走遍祖国大地，赶走了冒险的征服者； 就在那时，你们胆大妄为，你们背弃了一切诺言。 现在，暴风雨从法兰西向我们袭来，人民群众此伏彼起， 你们的宝座如小舟在暴风雨中飘摇，你们的权杖即将落地。 恩斯特-奥古斯特，你首当其冲，我愤怒的目光要盯住你： 你这愚顽的暴君践踏法律，听，暴风雨在咆哮！ 瞧，人民怒目相视，剑将出鞘。 你说！你能安坐黄金宝座，正象我稳坐小船中，任其飘摇？ 威悉河的风暴是事实，我在七月革命[254]的伟大日子里沿这条河巡礼也是事实。 请向武尔姆致意，要他多给我来信。 你的弗里德·恩格斯 第一次发表于《恩格斯早期著作集》1920年柏林版 原文是德文 注释： [254]法国的1830年七月革命开始于7月27日。——第513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一卷——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1839年］7月12—2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一卷 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 ［1839年］7月12—27日［于不来梅］ 弗里茨·格雷培。7月12日。你们总可以迁就一下，抽空给我来封信吧。自从接到你们上一封信以来已经快五个星期了。——我在上次信里向你摆了一大堆怀疑论的想法。如果当时我已经了解施莱艾尔马赫尔的学说，我对问题的看法会不同的。因为这毕竟还是一种合乎理性的基督教。任何人都能看懂，即使实际不接受它的内容，可以承认它的价值，而不参加这个教派。我已经接受了我在这个学说中发现的哲学原则。关于它的赎罪论，我还缺乏透彻的了解，我不愿匆匆接受这一理论，以免不久又被迫改变自己的观点。不过一有时间和可能，我将仔细研究它。要是我以前了解这个学说，我决不会成为一个唯理论者，然而在我们伪善的河谷［注：德文是“Muckertal”；“Mucker”——“伪善的”。这里暗指乌培河谷。——译者注］能够听到诸如此类的东西吗？这种岂有此理的事使我气愤极了，我要尽力同虔诚主义[9]，同相信字面意义作斗争。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凡被科学推翻了的东西，——现在整个教会史都包括在科学的发展中，——在生活中也不应当继续存在。我们可以设想，在神学的发展过程中，虔诚主义过去也曾经是一种历史地合理因素；它获得了自己的地位，它过时了，现在肯让位于思辨神学了。当前任何可靠的东西只有在思辨神学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发展。我不明白，怎么还想继续相信圣经的字面意义或者维护上帝的直接影响，要知道上帝的存在是任何地方也无法证实的。 7月26日。你们的信终于寄到了。现在就谈正题吧。你的信真是写得妙不可言：你坚持正统思想，同时又对唯理论倾向作了某些让步，这样，你就向我提供了一件武器。关于约瑟的家谱问题。对我的第一条异议，你的回答是：当我们读到圣经里的世系时，谁知道我们是否把女婿或侄子读成儿子？你这样说不是否定圣经里的世系的可靠性吗？这里怎么能证明某种规律呢——我简直不明白。——对我的第二条异议，你答复说：路加是写给泰奥菲卢斯的。亲爱的弗里茨，圣灵启示，如果从第一个偶然得到这本书的人的理解出发，这是一种什么东西呢？如果不把未来的读者考虑在内，我根本不能承认任何圣灵启示。而且总的说来，你自己显然还没有弄清楚圣灵启示这个概念。第三，我不明白约瑟的家谱怎么是预言的应验；相反，福音书作者最关心的是不把耶稣说成是约瑟的儿子，他们很想消除这样的看法，绝不愿通过这样描述约瑟的家谱而使约瑟享受这个荣誉。——“说耶稣是马利亚的儿子，而马利亚是以利亚的女儿，这完全同习惯相违背。”亲爱的弗里茨，难道习惯在这里有什么意义吗？你要想清楚，你这样讲是否又同你自己关于圣灵启示的概念相违背。真的，我觉得你的解释过于牵强，如果我处在你的地位，我倒认为论断中总有一个不对。——“这些无法解决的疑点必然会同基督教发生矛盾，而且凭借上帝的恩惠我们终究会做到深信无疑。”你设想的关于上帝的恩惠影响单个人的那种方式，我表示怀疑。我当然懂得幸福感，这是每一个使自己同上帝处于一种亲近的、至诚的关系的人，不管是唯理论者还是神秘主义者，都会体验到的感觉。但是，你对这种感觉弄清楚了，撇开圣经上的语句好好想一想，你就会发现，这种感觉是一种意识，即人类来源于上帝，你作为人类的一部分是不会死亡的，饱经人间和阴间的忧患以后，摆脱了全部尘世的和罪恶的东西，你应当回到上帝的怀抱中去。这就是我的信念，它使我得到安慰。从这一信念出发，我还可以告诉你，上帝的精神替我作证，我是上帝的孩子，而且，正象我对你讲过的那样，我不相信你对这个问题能有其他的说法。诚然，你要安静得多，而我还得同形形色色的意见厮杀，不能让自己的信念停留在这种不成形的状态中，不过我认为，这是量的而非质的差别。——我完全可以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的身上深深地隐藏着罪恶的倾向，因此我根本回避用德行来进行辩护。但我不同意这样一种意见，即认为这种罪恶存在于人的意志中。我愿意承认，犯罪的可能性虽然不是人类的思想中固有的，但是在实现这一思想时犯罪的可能性不可避免地会存在。所以我下定决心，尽量多做忏悔。但是，亲爱的弗里茨，没有一个有思想的人会相信，我的罪恶应当靠某个第三者的功劳而获得赦免。当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考虑任何权威的意见，我同现代神学都发现，人的罪恶就在于思想不可避免地没有完全实现；因此，每个人都应当努力通过自身来实现人类的思想，即象上帝那样在精神上完美无缺。这是一种完全主观的东西。以第三者即客观的东西为前提的正统的赎罪论是怎样产生出这种主观的东西的呢？我承认我应当受惩罚；如果上帝想惩罚我，就让他这样做吧，但是要我在精神上哪怕有那么一丝一毫永远脱离上帝，我是全然不能想象而且也不能相信的。当然，上帝宽容我们，这是他的恩赐；因为上帝无论做什么，都是恩赐，但同时也是一种必然性。这些矛盾的合一构成了上帝的本质的主要部分。你接下去说的那些话，如上帝不会否定自己等等，使我觉得你企图回避我的问题。一个竭力想同上帝合一的人，你能相信他会永远遭到上帝的拒绝吗？你能相信吗？不能，所以你是在兜圈子。认为上帝不满足于恶劣行为所受到的惩罚，还要对受罚者过去的罪恶给予惩罚，这种想法难道不是十分卑鄙的吗？你既然假定有永恒的惩罚，也就应当假定有永恒的罪恶；既有永恒的罪恶，就有永恒相信的可能，即永恒赎罪的可能。关于永恒堕入地狱的学说前后极不连贯，再者，按照你的看法，历史的信仰是信仰的最本质的要素，没有它，信仰就不可思议。但是你不能否认，有一些人要获得这种历史的信仰是完全不可能的。那么，上帝就应当要求他们去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事吗？亲爱的弗里茨，要知道这是一种荒谬的观点，上帝的理性当然高于我们，然而它也并不是另一种理性，否则它就不成其为理性。圣经的教义也应当用理性去领会。——你说，精神自由就在于没有任何怀疑的可能。可是这是最大的精神奴役。只有在自己的信念中战胜了一切怀疑的人才是自由的。我决不是要你驳倒我，我要向整个正统神学挑战，让它来驳倒我吧。已有整整一千八百年历史的基督教科学如果拿不出任何论据来驳斥唯理论，而只是对唯理论的进攻略加反击，如果它害怕纯科学舞台上的斗争而认为最好是给对手身上涂满污泥，那么，这个问题还有什么可谈的呢？正统的基督教学说是有能力进行纯科学的讨论吗？我说：否。它除了做点思想分类工作、做点解释、辩论辩论，还能做什么呢？我劝你翻翻克·梅尔克林博士的《现代虔诚主义述评》1839年斯图加特版。[253]如果你能驳倒这本书的论据（指的不是书中的肯定方面，而是它的否定方面），你就是世界上头号神学家。——“对一个普通的基督教徒来说，只要他知道自己是上帝的孩子就足够了，并不要求他能够解释一切似是而非的矛盾。”不论是普通的基督教徒还是亨斯滕贝格都无法回答这些“似是而非的矛盾”，因为这是些真实的矛盾。老实说，谁要是满足于这种状况并且炫耀自己的信仰，那他的信仰就没有任何基础。感觉当然可以证实，但决不能作为依据，正如耳朵不能辨别气味一样。我对亨斯滕贝格很反感，因为他编辑《教会报》［注：《福音派教会报》。——编者注］的手法实在卑劣。撰稿人几乎全是匿名的，因此，编辑应当替他们承担责任。如果某人在报上受到攻击而要求他作出解释时，这才发现亨斯滕贝格先生推说什么也不知道；他不说出作者是谁，但自己又不肯承担责任。已经不只一次发生过这样的事：《教会报》的某个居心叵测的人攻击一个不幸者，而当后者询问亨斯滕贝格时，得到的答复是：文章不是他写的。《教会报》所以还在虔诚派教士中间享有巨大的声誉，因为他们不读反对《教会报》的作品，所以该报得以维持下去。我没有看最近几号报纸，否则我可以给你举些例子。当与施特劳斯有关的苏黎世事件[150]发生后，你想象不到《教会报》是如何卑劣地对他进行造谣和诽谤的，而当时所有的报道都异口同声地说他在这一事件的整个过程中表现得十分高尚。例如，《教会报》作了极大的努力，非要把施特劳斯同“青年德意志”[5]连在一起，原因何在呢？可惜，“青年德意志”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是个怪物。——关于信仰的魅力问题，你曲解了我。我信教并不是由于魅力；我所以信教是因为我懂得了再也不能这样浑浑噩噩地过日子了，是因为我要悔罪，是因为我渴望同上帝通功。我甘愿牺牲自己最珍惜的东西，抛弃我最大的欢乐和至爱亲朋，我使自己在世人面前处处暴露自己的弱点。我发现在这个问题上普吕马赫尔是一个可以交谈的人而感到说不出的高兴。我情愿忍受他对先定说的狂热信仰；你自己知道，这对我说来是个严肃的、神圣的问题。我当时感到幸福——我意识到这点，——现在仍然感到很幸福；我祷告的时候充满信心，感到愉快；我现在仍然如此而且更甚于当时，因为我在斗争，需要支持。但我从来没有感受过经常从我们的教堂讲坛上听到的那种令人心醉神迷的极大幸福。我的宗教信仰曾经是而且现在仍然是平静的、幸福的安宁，如果我死后这种安宁还能保持，我将感到满意。我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上帝会夺去我的这种安宁。宗教信念是心灵的事情，它同教义相联系的程度，完全取决于感觉同教义有没有矛盾。上帝的精神通过你的感觉让你知道你是上帝的孩子，这是十分可能的；但肯定不会通过基督的死使你知道你是上帝的孩子。否则，就只好承认感觉能够思维，耳朵能够看东西。——我每天甚至整天都在祈求真理；自从我开始发生怀疑以后，我就这样做了，但是我始终不能转向你的信仰。可是圣经上却写得明明白白：“你们祈求，就给你们。”［注：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7章第7节。——编者注］我到处寻求真理，哪怕是有希望找到真理的影子；但是我始终不能承认你的真理是永恒真理。可是圣经上写得明明白白：“寻找，就寻见。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注：同上，第7、9和11节。——编者注］ 我写到这里，禁不住热泪盈眶，心情激动，但我觉得我不会毁灭；我会回到一心向往的上帝的身边。这是圣灵的又一证明，对此我愿以生命保证，尽管圣经上讲的相反的话有成千上万次。别再欺骗自己了，弗里茨；无论你多么有把握，你总有一个时候会突然怀疑起来，那时，极偶然的机会常常会影响你内心的决定。——可是我从经验得知，教条式的信仰对内心的安宁并无任何影响。 7月27日 如果你是照圣经办事，那就根本不必同我打交道。在约翰二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中讲道：不应当向不信神的人致意，哪怕是向他χαιρε［注：问安（圣经《新约·约翰二书》第10节）。——编者注］。这样的段落在圣经里是很多的，它们总使我感到生气。不过你决不会做到圣经里所讲的一切。附带说一下，当人们把正统的福音基督教称作爱的宗教时，我觉得这是莫大的讽刺。按照你们基督教的说法，人类有十分之九是会永远不幸的，只有十分之一会得到幸福。弗里茨，难道这一点能表明上帝的无穷无尽的爱吗？你想想，要是上帝的爱仅此而已，他会显得多么渺小啊？所以很明显，如果存在着一个启示的宗教，这个教的上帝就一定更伟大，比理性所理解的上帝更伟大，而不是有所不同。否则，整个哲学不仅空洞无物，而且有罪；没有哲学就没有教育，没有教育就没有人性，没有人性也就没有宗教。就连宗教狂热者莱奥都不敢如此蔑视哲学。这也是正统派前后不一致的证明之一。象施莱艾尔马赫尔和奈安德这样的人，我同他们是谈得来的，因为他们始终如一，心地纯洁。这正是我在《福音派教会报》和虔诚主义者的其他出版物上想找也找不到的东西。我尤其尊敬施莱艾尔马赫尔。如果你是始终如一的，当然就应当谴责他，因为他宣讲基督教不是按照你的精神，而是按照“青年德意志”、泰奥多尔·蒙特和卡尔·谷兹科夫的精神。但这是一个伟大的人，在目前活着的人当中，具有和他同样的精神、同样的力量和同样的勇气的人，我只知道一个，就是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 你有力地驳斥了我，我感到高兴，但有一点使我不痛快，我现在就照直跟你说吧。这就是你谈到唯理论者想同上帝合一以及谈到他们的宗教生活时所流露的轻蔑态度。当然，你在你的信仰中就象躺在温暖的被窝里那么舒适，你不了解我们这些人为了解决有无上帝这个问题而不得不进行的斗争；你不了解一个人随着最初的怀疑而开始感觉到的那种负担即旧信仰的负担是何等沉重，当时他必须决定对旧信仰是维护还是反对，是承担它还是将它抛弃；但是我再一次提醒你，你并不象自己所想象的那样保险不会产生怀疑，因而不要再对产生怀疑的人表示诧异。你自己也会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分子，到那时你也将要求公正。宗教是心灵的事情，谁有心灵，谁就虔诚；但是谁以推理甚至以理性作为自己虔诚的基础，谁就根本不会是虔诚的。宗教之树生长于心灵，它荫蔽着整个人，并从理性的呼吸中吸取养料。而它的果实，包含着最珍贵的心血的果实，是教义。除此以外的东西都来自魔鬼。这就是施莱艾尔马赫尔的学说，而我赞同的也正是这个学说。Adieu［注：再见。——编者注］，亲爱的弗里茨，请好好考虑一下，你是否真正想把我送进地狱，请尽快把你们的判决通知我。 你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第一次摘要发表于1913年《新评论》杂志第10期（柏林）；全文发表于《恩格斯早期著作集》1920年柏林版 原文是德文 注释： [5]恩格斯指的是“青年德意志”（青年德意志派）——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产生于德国的一个文学团体，它受海涅和白尔尼的影响。“青年德意志”的作家（谷兹科夫、文巴尔克和蒙特等）在他们的文艺和政论作品中反映出小资产阶级的反抗情绪，他们起来捍卫信仰自由和出版自由。青年德意志派的观点的特点是思想上不成熟和政治上不坚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很快就堕落成庸俗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第9、20、25、35、78、286、312、444、456、488、496、509、515页。 [9]虔诚主义是十七世纪德国路德教派中形成的一个神秘主义派别。这个派别提出宗教感情高于宗教教义，并反对唯理论思维和启蒙时代的哲学。十九世纪的虔诚主义的特点是极端神秘主义和虚伪。虔诚主义反对表面的宗教仪式，虔诚派赋予激情的感受和祈祷以特殊的意义，宣称一切娱乐活动以及阅读非宗教的书籍都是犯罪。——第12、14、32、82、101、124、133、177、459、492、505、515页。 [150]指1839年瑞士苏黎世州激进派政府聘请大·施特劳斯担任苏黎世大学教授一事。此事引起政府同保守派和反动宗教界之间的激烈的政治冲突。1839年9月6日，以来自普费菲康乡村的传教士伯恩哈德·希策尔为首的反对聘请施特劳斯的人（恩格斯嘲讽地称他们为锡安的卫士，即正统信仰的维护者）在苏黎世组织了武装示威。由于这些事件的发生，在示威之前政府就被迫撤销对施特劳斯的聘请，以后又被迫辞职。——第185、341、509页。 [253]Chr．Märklin．《DarstellungundKritikdesmodernenPietismus．EinwissenschaftlicherVersuch》．Stuttgart，1839．——第508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一卷——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1839年］6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一卷 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 柏林 ［1839年］6月15日［于不来梅］ 弗里茨·格雷培。仁慈的阁下，这里展现在你们面前的是当代种种人物和现状。［注：插图下的说明（自左至右）：悲伤厌世、当代的衣衫褴褛、科伦的混乱、高贵的现代唯物主义、妇女解放、时代精神、肉体解放。——编者注］ 6月15日。你们的信已于今天收到。我决定从今以后不再让武尔姆寄信了。谈正事吧。你来信提到约瑟的家谱一事，我已经知道了要点；对此我提出以下几点不同的看法。 1．圣经中有哪些世系把处于类似情况下的女婿也称作儿子，在你没有向我提出这样的例子以前，我认为这样的解释纯属牵强附会！ 2．路加用希腊文写的东西是给不熟悉这种犹太风俗的希腊人看的，为什么路加不直截了当地把情况说得象你讲的那样呢？ 3．约瑟的家谱有什么意义呢？这份东西完全是多余的，因为三部复类福音书不是明明说过约瑟不是耶稣的父亲吗？ 4．为什么象拉瓦特尔这样的人也不采用这种解释而听任矛盾存在呢？最后，为什么甚至比施特劳斯更有学问的奈安德本人，也说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而罪魁祸首就是用希腊文改写希伯来文马太福音的作者？ 而且，对于我的其他疑点，你所谓的“可怜的咬文嚼字”，你想撇开不谈，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在乌培河谷，词句中的圣灵启示被理解为：上帝甚至给每个字赋予了特别深刻的含意；这一点，我从教堂的讲坛上听得够多了。我相信亨斯滕贝格并不同意这种观点，从《教会报》上可以看出，他根本没有什么明确的观点：他一会儿赞同某个正统主义者的意见，一会儿又把这种意见归罪于某个唯理论者。但是，圣经的圣灵启示作用有多大呢？当然，还没有大到这样的程度：这个人可以迫使基督说：“这是我的血”［注：圣经《新约·马可福音》第14章第24节。——译者注］，那个人则可以迫使基督说：“这是我血所立的新约”。［注：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22章第20节。——译者注］确实预见到路德派同改革派之间这场争论的上帝，为什么不稍加干预，防止这场倒霉的争论呢？假定有圣灵启示，那就只有两种可能：要么上帝故意这样做，以便引起争论，但是这一点我不能怪罪于上帝；要么上帝没有发觉这个问题，但这样的念头同样是不容许的。不能说这场争论已产生了某种良好的结果，而设想这场争论在造成三百年的基督教分裂以后，将来会产生某种良好的结果，这同样没有任何根据，而且也毫无可能。有关圣餐的一段恰恰具有重要意义。如果这里有什么矛盾，那么，对圣经的全部信仰就将化为乌有。 我只能直率地告诉你，现在我已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能够经受理性检验的学说，才可以算作神的学说。是谁赋予我们盲目地信仰圣经的权利呢？不过是在我们以前就这样做的那些人的威望而已。是的，同圣经相比，可兰经是一部比较有机的作品，因为它要求人们相信它的完整的、有连续性的内容。但是，圣经是由许多作者写的许多片断组成的，而作者中很多人甚至自己也对神性无所要求。难道仅仅因为父母对我们讲过，我们就必须违背自己的理性而相信它吗？圣经教导说，唯理论者注定要永世遭到诅咒。但是，一个为了追求同上帝合一而奋斗了一生的人（白尔尼、斯宾诺莎、康德），或者象谷兹科夫这样的人，他生活的最高目的就是要在实证的基督教同当代文化水平之间找到一个交融点，你能想象这种人死后会永远永远离开上帝，并且应当无止境地在肉体上和精神上忍受上帝的愤怒所带来的最残酷的折磨吗？我们连在糖上叮了一口的苍蝇都不应当加以折磨，而上帝竟可以万倍残酷地、永无休止地惩罚一个同样是无意犯错误的人吗？再说，一个真诚的唯理论者，难道因为他有所怀疑就有罪吗？根本不是这样。可是他会终生遭到最可怕的良心谴责；如果他在寻求真理，基督教就应当用真理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去制服他。但是这样做了没有呢？再说，正统思想对待现代教育的立场又是何等模棱两可。据说基督教每到一处都有教育伴随着；可是，现在正统思想突然要求教育中途停止发展。如果我们相信圣经，相信它那套关于通过理性是不能认识上帝的教义，那么，整个哲学还有什么价值呢？可是，正统思想认为，有点哲学——只是不可太多——倒是很有用处的。如果地质学作出的结论不同于摩西的创世史，它就会遭到诽谤（见《福音派教会报》的无聊文章《自然研究的界限》[251]）；如果它作出的结论似乎和圣经所讲的相同，就会被引用。比方说，如果某个地质学家讲，地球和化石证明了曾经发过一次洪水，这就会被引用；但是如果另一个地质学家发现这些化石属于不同龄期，并证明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都发过洪水，那么，地质学就会遭到谴责。这样做难道正当吗？再说，这里有一本施特劳斯的《耶稣传》[162]，一部无可辩驳的著作；为什么不写篇有说服力的文章来反驳呢？对于这个真正可敬的人为什么要诽谤呢？有多少人象奈安德那样，本人并非正统派，却用基督教的口吻来反对施特劳斯？不错，确实有不少疑点，我所不能解决的重大疑点。再谈谈有关赎罪的教义吧。为什么人们不从这个教义中得出一条是非原则：如果有人志愿为别人担当责任，他应该受处分吗？你们全都会认为这样不公正；可是人们心目中认为是不公正的，在上帝面前就成了最大的公正吗？此外，基督教说过：我要使你们免罪。但这也是其他人即唯理论者所追求的。这时基督教进行干涉，不准唯理论者去追求这个目的，因为唯理论者的道路离开目的更远。如果基督教给我们提出哪怕一个人来表明它使此人在一生中那样自由，从来无罪，那么它倒还多少有权利这样讲，否则，它就无权这样说。还有，彼得提到福音的更有理性、更加纯净的灵奶。[252]这一点我不懂。人们告诉我，这是开明的理性。那就让明白这一点的人给我看看开明的理性吧。直到现在我还没有遇到一个这样的人，甚至对天使们说来这也是一个“巨大的秘密”。——我希望你对我的好感不致使你认为这一切都是亵渎神灵的怀疑和大话；我知道我会给自己惹来极大的麻烦，但是由于受信念的力量所驱使，尽管我做了最大的努力，还是不能让自己解脱出来。如果我的粗鲁的措辞触犯了你的信念，恳请原谅；我只是把我所想的和确信的东西讲了出来。我现在的处境同谷兹科夫一样；要是有人对实证的基督教采取傲慢态度，我就起来捍卫这个学说，因为它出自人的本性的最强烈的要求，出自想通过上帝的恩惠来赎罪的渴望。但是如果问题涉及维护理性的自由时，我将抗议任何强制。——我希望我能见到世界的宗教意识发生一场激进的变革。要是我自己把一切都弄清楚就好了！这一定能办到，只要我有足够的时间平静地、不受干扰地进一步探讨。 人生来是自由的，他就是自由的！ 你忠实的朋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第一次摘要发表于1913年《新评论》杂志第10期（柏林）；全文发表于《恩格斯早期著作集》1920年柏林版 原文是德文 注释： [162]大·弗·施特劳斯《耶稣传》（《DasLebenJesu》）1835—1836年杜宾根版第1—2卷。——第242、503、540、590页。 [251]《自然研究的界限》（《DieGränzenderNaturbetrachtung》）一文载于1839年3月20、23和27日《福音派教会报》第23—25号。——第503页。 [252]圣经《新约·彼得前书》第2章第2节。恩格斯把彼得误写为保罗。——第503页。